甲骨文·美国史（全5册） (甲骨文系列)
Author: 约瑟夫·J.埃利斯; 乔治·F.凯南; 约翰·J.米尔斯海默; 萧拉瑟; 于舒畅; 詹姆斯·Q.威尔逊
Date: 2021-01-07
Publisher: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总目录

- 世界中心的岛：曼哈顿传奇
- 奠基者：独立战争那一代
- 革命之夏：美国独立的起源
- 美国官僚体制：政府机构的行为及其动因
- 美国大外交（60周年增订版）

The Island 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The Epic Story of Dutch Manhattan and the Forgotten Colony That Shaped America

Copyright© 2004 by Russell Shorto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Anne Edelstein Literary Agency LLC，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共同孕育了纽约的“母”城：上图展现的是大约1616年的伦敦；下图是16世纪的阿姆斯特丹。（Library of Congress；Amsterdams Historisch Museum）

亨利·哈德逊（New York Public Library Picture Collection）

约翰·法雷的“弗吉尼亚”地图，它展示了当时的人们对北美的印象，这种印象在哈德逊航行数年后仍然普遍存在。此图中的方向是南在左，北在右。沿着最右边（北部）的哈德逊河向上行驶，冒险者会到达“中国海和印度群岛”。（Library of Congress）

荷兰政府官员彼得·沙根在1626年写给他上司的信，信中提及殖民者“以价值60荷兰盾的物品从印第安人手中买下了曼哈顿岛”。（National Archives，The Hague）

荷属曼哈顿最初的景象，时间大概是在彼得·米努伊特买下曼哈顿之后两年。这幅图描绘了堡垒、风车、一组房屋和被视为寻常存在的印第安人。（New York State Library）

1630年，西印度公司出版了这本小册子，为新尼德兰殖民地的殖民者打广告，将他们的行动描述为一场盛大且有利可图的冒险活动。（National Library of the Netherlands）

17世纪的莱顿大学

许霍·德赫罗特，即胡果·格劳秀斯，国际法之父，也是阿德里安·范·德·邓克那一代法学生的指引者。（Collection of the Historical Museum，Rotterdam，on loan from the Van der Mandele Foundation）

荷兰冒险家大卫·彼得斯·德·弗里斯，他努力说服威廉·基夫特取消对曼哈顿地区的印第安人发动战争的灾难性计划。（New York State Library）

荷兰人对莫霍克印第安人和莫霍克长屋的描绘，画中的情形可以追溯到范·德·邓克在莫霍克部落中穿梭的时期。

彼得·施托伊弗桑特（New York Public Library Picture Collection）

对于一个被历史彻底忽视的人物来说，阿德里安·范·德·邓克的形象现已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已经查明，在20世纪初期，这幅画在两个艺术品经销商处经手过，而这两个经销商正是因伪造一些艺术品的出处而为人们所知，因此此人是不是范·德·邓克，我们目前无法确定。（National Gallery of Art）

格拉尔德·特鲍赫画的阿德里安·保乌进入大教堂，进行1648年历史性和平谈判的场景。（Stadtmuseum Münster）

阿姆斯特丹水坝广场，大约就在那时，范·德·邓克抵达荷兰共和国，报告曼哈顿殖民地的居民情况。（Amsterdams Historisch Museum）

“扬松-菲斯海尔地图”，范·德·邓克于1650年前后在荷兰共和国印制。该图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一直是美洲东北部的精确地图，在其影响下，许多荷兰语地名能够在美洲许多地方留下印记。（Collection of Joep de Koning）

范·德·邓克向荷兰政府展示的新阿姆斯特丹的阴郁景象，他想说服后者接管这个殖民地。（Photographic Archive of the Austrian National Library，Vi enna）

这幅以较早期图像为基础的印刷品以更加明亮的视角展现了这座前景光明的城市，范·德·邓克将其出版以鼓励移民者们移居到此地来。（Collection of Joep de Koning）

《新尼德兰记述》一书的扉页，这本书是阿德里安·范·德·邓克在背井离乡的情况下写成的，其中倾注了他对第二故乡的热情。（New York State Library）

第二次英荷战争期间，英国舰船和荷兰舰船排成“战列线”。（National Maritime Museum，London）

这幅重制的1660年“新阿姆斯特丹”平面图是范·德·邓克前去劝说荷兰政府时使用并最终产生直接影响的图像证据。在他成功使曼哈顿有了市政府的七年后，这幅平面图展示出一座井井有条的，有着规整街道和地块、防御工事以及一门大炮的城镇。多亏了当时开展的一次人口普查，我们才得以知道这342座建筑物的居住者分别是谁。北部（平面图右方）边缘的那道墙（wall）最终成为“华尔街”（Wall Street）的名称来源，通往北面的那条宽阔（broad）大道则成了“百老汇”（Broadway）。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幅平面图是在20世纪初期佛罗伦萨一处美第奇宫殿中被发现的。（Collection of the New-York Historical Society）

小约翰·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 Jr.），这位康涅狄格殖民地的总督野心勃勃，施托伊弗桑特上当受骗了，还视他为自己的朋友。

约克公爵詹姆斯，纽约因其而得名。（National Maritime Museum，London）

此图展示了1673年的纽约，当时荷兰军队从英国人手中夺回了这座城市。如图所示，街道上有许多士兵，堡垒中的大炮蓄势待发。图右方远处是一道类似栅栏的“墙”（wall），“华尔街”因此得名。（Library of Congress）

17世纪，一幅扬·吕肯雕刻的描绘荷兰“bass”（或称“老板”，在这幅作品中是一名锡匠）和他年轻学徒的版画。美式英语中的“boss”一词就是在荷属曼哈顿创造出来的，这只是这个殖民地对这个国家产生的大大小小的影响中的一例。

12000页的以曼哈顿为中心的荷兰殖民地手稿记录之一，尽管这些手稿在数个世纪中一直为人们所忽视，但是它们依然得以被保存，如今正在被翻译且即将面世。这份尚未被翻译出版的文档写于1664年8月30日，撰写者是新阿姆斯特丹的领导人，当时多艘英国护卫舰正在港口中摆开阵势，所以他们在争论是战是降。

查尔斯·格林，他30年来一直致力于翻译以曼哈顿为中心的荷兰殖民地相关记录。

本书获誉

华盛顿·欧文奖获奖作品

纽约荷兰学会优秀文学金奖

精彩……这是殖民史领域的精选之作，它展现了一幅全新的画面，是一扇突然打开的窗户……通过再现一个活灵活现、血气方刚而又尚未为我们所熟知的美国爱国者形象，萧拉瑟做出了一份实实在在的贡献。

——《纽约观察家报》

实至名归的畅销作品……让人不忍释卷，发人深省，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

——《卫报》

（一部）让人目不转睛，愉悦感官，有时带有一点儿黄色幽默的叙事作品，书中刻画了妓女、海盗、探险家和学者的形象。萧拉瑟的文风清爽潇洒，富有生气，为读者展现了地理大发现时代错综复杂的历史。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正如萧拉瑟在这部让人过目难忘的著作中所展现的一样，那段我们不了解的故事甚至比我们所知的情况还要令人着迷……史学家们现在肯定要对他们过去所认为的纽约的起源重新认真思考一番了。

——《纽约邮报》

萧拉瑟在关于美国的起源的口水战中发射了一颗重磅炸弹……他抓住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事实，用萧拉瑟的话来说就是“曼哈顿是美国的起源”。读者们……发现自己都沉浸在一个秘密情节中，这个情节是围绕两个强人展开的，此二人对于荷属北美洲的未来有着相互矛盾的看法。

——乔伊丝·古德弗伦德，美国的《全国天主教周刊》

引人入胜……一幅内容丰富细致的画像，其背景是世界舞台上的一连串事件。

——《纽约生活志》

萧拉瑟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才能，他通过一丝不苟的研究和在一块巨大的画布上作画的方式再现了这座城市的历史里这一极富影响力的篇章，让它变得栩栩生动、激动人心……在文笔优雅、旁征博引的散文中，他捕捉到了上至国王、下至娼妓的不同历史人物的生活。

——《匹兹堡邮报》

了不起……饶有趣味，让人欲罢不能……萧拉瑟认为，曼哈顿在其作为荷兰殖民地的短短几十年间已经形成了它欢腾喧闹而又不拘一格的精神品格。

——《新政治家》

萧拉瑟用令人信服、引人入胜的方式刻画了这部非虚构的大戏中形形色色的人物。

——《沃斯堡明星电讯报》

一段生机勃勃、信息量大的历史……萧拉瑟提供了清晰易懂、全面的历史背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殖民地的前途和动荡……呈现出清晰、多姿多彩又趣味横生的内容。

——《西雅图时报》

萧拉瑟的著作用令人信服的方式证明了荷兰人不仅仅影响了这个作为美国的前身，相对开放、宽容、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他们还做出了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贡献。

——《美国历史》

萧拉瑟的散文内容丰富，读来饶有趣味，他讲述的故事——大量引用了最近才为人们所知的原始资料——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又一个惊喜。他对于彼得·施托伊弗桑特的死敌——阿德里安·范·德·邓克的再探索非常引人入胜。

——普利策历史奖得主，《哥谭镇：纽约的历史1898年》作者之一，爱德华·G.伯罗斯

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萧拉瑟以老练的笔法描绘出他书中的人物们的情绪和态度，并赋予每个人真实可信、栩栩如生的风采。

——《泰晤士报》

既是一部成功的学术著作，又是一部趣味盎然的叙事作品……一部激动人心的大戏，揭示了美国自由的根源。

——《富兰克林传：一个美国人的一生》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

- 致谢

- 序言 失踪的楼层

- 第一部分 “有个岛叫曼哈顿”

- 第一章 万物的尺度
- 第二章 传播者
- 第三章 这座岛
- 第四章 国王、外科医生、土耳其人和妓女

- 第二部分 意志的冲突

- 第五章 镇治安官
- 第六章 血腥委员会
- 第七章 源头
- 第八章 独腿人
- 第九章 将军与公主
- 第十章 人民的捍卫者
- 第十一章 一个在欧洲的美洲人
- 第十二章 危险分子

- 第三部分 传承

- 第十三章 繁荣
- 第十四章 纽约
- 第十五章 传承的特点

- 尾声 书面记录
- 参考文献
- 索引

致谢

没有查尔斯·格林（Charles Gehring），就没有这本书。这位“新尼德兰项目”（New Netherland Project）的主管耗费30年的时间翻译了“新尼德兰”殖民地的荷兰语手稿记录。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除了将译稿出版，他还欢迎我进入他的工作区，允许我利用他搜集的资料，给我提供建议、向我介绍许多情况，并通过其他各种途径为我提供帮助。从越南菜到微酿啤酒，在奥尔巴尼海滨和阿姆斯特丹运河边，他一直是我的向导。查理，我要向您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我还要感谢“新尼德兰项目”的珍妮·维尼玛（Janny Venema），她也为我提供了类似的帮助，我们之间建立了友谊。她花费数日为我誊写尚未出版的手稿，还给了我一本关于17世纪的荷兰语手抄文稿阅读方法的初级读本。她使长期以来被奥尔巴尼市淹没的贝弗韦克镇（Beverwyck）重现于我面前。

还有许多人曾帮助过我。我要感谢荷兰莱顿美国清教徒前辈移民博物馆（American Pilgrim Museum）的Jeremy Bangs和Carola de Muralt，他们让我了解到17世纪荷兰人的生活特点，还花了整整一个下午带我在他们独一无二的博物馆中参观，那真是一次美妙的经历。纽约大学历史学荣誉退休教授（Patricia Bonomi）在我启动这个项目时就为我提供指导，还在我向项目终点冲刺的过程中给予鼓励。纽约州立图书馆的彼得·克里斯托夫（Peter Christoph）与我分享了他发现这些荷兰语手稿并将它们翻译出来的辛劳往事。纽约地底博物馆、南街海港博物馆的考古学家Diane Dallal帮我将曼哈顿下城区的峡谷中的“新阿姆斯特丹”转换为可视化影像。史学家兼作家Firth Fabend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在了解北美洲的“荷兰特质”自17世纪以来的变迁以及评价这个殖民地的功过方面，给予我帮助。“新尼德兰”的朋友们邀请我在他们2003年的年会上发言，这给了我一个机会，使我得以表达对这个荷兰殖民地的一些观点。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的杰出史学家、研究“新尼德兰”及其居民方面的权威——威廉·弗里霍夫（Willem Frijhoff）为人慷慨大方，为我提供了绝妙、及时的建议，并鼓励我关注阿德里安·范·德·邓克（Adriaen van der Donck）。出生于荷兰的学者Elisabeth Paling Funk是研究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的权威，她帮助我解开历史的谜团，并为我翻译了一些17世纪的诗歌。纽约公共图书馆的Wayne Furman以及该图书馆的纽约史和系谱学部门的员工们在我的研究过程中为我提供了便利。我要向纽约早期历史领域的权威——丹佛大学的Joyce Goodfriend致谢，她与我就历史和史学家的观点进行了有益的谈话，为我提供了建议和忠告，还向我介绍了奥尔巴尼的一家餐馆——Jack’s Oyster House。美国国家美术馆的Anne Halpern在我研究阿德里安·范·德·邓克的肖像时为我提供了帮助。皇后学院的历史学教授Leo Hershkowitz曾用同样优美的文字描写过“新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和“特威德老大”，世界上很少有人像他一样了解纽约历史，他的观点令我获益良多。纽约州档案馆的管理员Maria Holden带我初步了解了如手工艺品般的，有关纸张、墨水及其保存方法的荷兰语文献。

7月4日上午，阳光灿烂得令人目眩，在莱顿市的Stadscafe的露台上，阿姆斯特丹大学的Jaap Jacobs拓宽了我在17世纪美国殖民史方面的视野，让我不仅将这段历史视为后来的美国历史的伏笔，更是欧洲历史以及英国与荷兰共和国之间的全球力量斗争的一部分；我还从他关于“新尼德兰”和17世纪的“宽容”概念的佳作中获益颇多，而且他正在撰写彼得·施托伊弗桑特（Peter Stuyvesant）的传记，我们讨论了这个暴躁易怒的人物。我还要感谢Joep de Koning，他可能是世界上最早收集“新尼德兰”地图的人，他与我交谈、分享见解，并且给我机会尽情参观他独一无二的收藏品。感谢纽约贝德福德Fox Lane高中的Dennis Maika，他关于1653年纽约市政章程的重要性，以及该殖民地后来发展壮大的论文和观点在塑造我自己的思想方面发挥了作用。感谢东英吉利亚大学的Simon Middleton，他为我提供了关于尼德兰现代共和主义的建议，而且同样热衷于研究范·德·邓克的他给了我很多鼓励。感谢南街海港博物馆的主管Peter Neil；感谢“半月号”（Half Moon）的船主Chip Reynolds带我登船并让我对这艘船有了感性认识；感谢17世纪荷兰食品方面的权威Peter Rose为我研究烹饪知识提供了帮助；感谢纽约波坎蒂科山区洛克菲勒档案馆的Thomas Rosenbaum给我机会参观该机构收藏的17世纪荷兰语公证记录，那些收藏品令人叹为观止。感谢Ada Louise Van Gastel在阿德里安·范·德·邓克研究方面付出的努力以及对我的鼓励；感谢纽约市尼德兰中心的Hanny Veenendaal传授我荷兰语的基础知识并帮助我翻译和阅读古老的荷兰语文献；感谢Greta Wagle欢迎我加入“新尼德兰迷之家”，让我接触其成员并进行了总体而言是很愉快的交往；感谢荷兰泰尔斯海灵岛贝豪登豪斯博物馆（’t Behouden Huys Museum）的馆长Gerald de Weerdt与我分享他对荷兰航海业的相关见解；感谢西康涅狄格州立大学的Laurie Weinstein帮助我了解荷兰人、英国人、印第安人之间的互动情况；感谢Thomas Wysmuller与我探讨荷兰历史并热心支持我。

特别感谢Firth Fabend、Charly Gehring、Leo Hershkowitz、Joep de Koning、Tim Paulson、Janny Venema以及Mark Zwonitzer阅读我的书稿并给出宝贵的评论和批评意见。本书经他们的指正有了很大的改进，当然，如有任何错误之处，责任在我。

我还要感谢Coen Blaauw，西密歇根大学的Jośe Brandão，纽约州立图书馆的Marilyn Douglas，Howard Funk，Dietrich Gehring，得克萨斯州农工大学的April Hatfield，纽约历史学会的L. J. Krizner，纽约大学的Karen Ordahl Kupperman，Hubert de Leeuw，《纽约系谱与传记记录》的编辑Harry Macy，从《纽约时报》编委会退休的Richard Mooney，纽约州立图书馆和档案馆的员工们，“新尼德兰之友”（Friends of New Netherlard）的Hennie Newhouse，Martha Shattuck，纽约市地标保护委员会的Amanda Sutphi，哈佛大学的Martine Julia van Ittersum，新罕布什尔大学的Cynthia van Zandt，Loet VeJmans，纽约荷兰学会会员兼de Halve Maen的主编David William Voorhees，“新尼德兰之友”的Charles Wendell，以及中田纳西州立大学的James Homer Williams。

我还要向我的团队致谢。我的经纪人也是我的朋友Anne Edelstein抓住了我脑海中一闪而过的念头，并让这一切成真。Laura Willams在选题策划初期提供了建议，Emilie Stewart在最后阶段协助过我。Anne Hollister和Elisabeth King核查了事实并以谨慎的态度和高雅的品位检查了书稿。在写作初期，我有一些不成熟的想法，Tim Paulson聆听我漫谈我的观点，推动我着手开展工作，而且一直为我提供明智的建议。双日出版社（Doubleday）编辑Bill Thomas从开始阶段就支持这一项目，并且始终以其饱满的热情和敏锐的批评眼光给予全力支持。我还要感谢双日出版社的Kendra Harpster、John Fontana和Christine Pride。此外，在伦敦，环球出版社（Transworld）编辑Marianne Velmans表达了她对于英荷问题的看法，并以深刻的洞察力评价了这部书稿。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Mamie Henricksson在这个项目进行的几年中包容我，她与我分享了美好的时光，并且陪我度过了一些确实不那么好的日子。她是我一生挚爱，我的一切都归功于她。

以上是对生者的感谢。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的脑海中曾闪过一个念头，那就是阿德里安·范·德·邓克和彼得·施托伊弗桑特的灵魂正在我身边的某个地方徘徊：前者也许是注意到有人打算将他从被淹没的历史中拽出来，后者也许是察觉到自己可能可以挽回形象，而不再是漫画式的历史人物。我还感觉到另一个灵魂的存在，只是它的存在感没有那么强烈——我要对已故的Barbara W. Tuchman表示感谢。首先，她树立了注重史实又强调叙述技巧的作家模范；其次，作为第一批受欢迎的历史学家之一，她在自己最后一本书《第一次敬礼》（The First Salute）中承认了为人们所忽视的，荷兰人对美国早期历史的贡献；最后，对我来说也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她为了纪念自己父亲而向纽约公共图书馆捐献遗物，这促成了韦尔特海姆研究室（Wertheim Study Room）的建立，本书的大部分研究工作都是在那里完成的。

序言 失踪的楼层

如果你走进奥尔巴尼的纽约州立图书馆的电梯间，你会发现，虽然这座建筑有十一层，但是没有到达八楼的按钮。要到不对公众开放的八楼去，你就要乘电梯到七楼，穿过一道安全门，向桌边的图书馆管理员说明来意，然后走进另外一部电梯，再坐一程。

当你走过默默朽坏的成架的书和期刊——自1923年以来堪萨斯州的预算案、澳大利亚人口调查记录、《北方矿业》（Northern Miner）全套装订本——可能先听到的是东南角的一个小房间中传来的德国歌剧声。在门口窥视，你可能会看到一个相当粗笨的男子在一张桌子旁边弓着腰，也许他正眯着眼透过一个钟表匠用的老式放大镜研究着什么。此处很隐蔽，这里的工作也是如此。查尔斯·格林正聚精会神地研究的也许是他照看的上千件手工艺品中的某一件——一旦这些手工艺品在他的努力下吐露出自己的秘密，它们就会令三个世纪以来为大多数人所遗忘的历史一瞬重见天日。

这本书述说的就是那一瞬间的故事。那是一个关于地理大发现时代的令人激动的冒险故事——当时，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亨利·哈德逊（Henry Hudson）和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船长正在全世界开疆扩土，而莎士比亚、伦勃朗、伽利略、笛卡尔、墨卡托、维米尔、哈维和培根正在彻底改变人类的思想和言论。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欧洲故事，但也是美利坚起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关于美国海滨地区的一块最初的欧洲殖民地的故事，它最终被其他殖民地吞没。

本书的中心是一座岛——一座在已知世界边缘的，细长的荒岛。在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全球化时代，当欧洲列强派出他们的海军和商业探险家在海上游弋时，这座岛将变成国际力量角力的支点，是控制一片大陆和一个新世界的关键所在。这个故事将围绕计划控制这块宝地的国王和将军展开，但是处在故事中心的是一群身份较为低下的人：来自欧洲不同地区的探险者、创业者，以及海盗、妓女等三教九流，他们都在这座荒岛上寻找财富。这个令人意想不到的组合构成了一个新的社会。他们是最早的纽约人，也是曼哈顿岛上的欧洲原住民。

过去我们常常认为美国建国初期是由十三块英国殖民地组成——认为美国历史发端于英国，而后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其他民族的文化嫁接到此根源上并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这种社会形态如今已变成世界各地多民族进步社会的典范。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谈到十三个最初的英国殖民地，我们就会忽略另一个欧洲殖民地，一个以曼哈顿为中心、先于纽约而存在的殖民地，而这一殖民地的历史却在英国人接手后被抹去了。

我们所说的这块殖民地占据了新形成的弗吉尼亚和新英格兰这两块英国领土之间的区域，它大致是从今天北方的纽约奥尔巴尼延伸至南方的特拉华湾，包括后来的纽约州、新泽西州、康涅狄格州、宾夕法尼亚州和特拉华州的全部或一部分。这块殖民地是由荷兰人建立的，他们将它称为“新尼德兰”（New Netherland），不过此地的居民有一半来自其他地方。它的首府由一小群粗糙的建筑组成，这些建筑坐落在无边无际的荒野边，然而这里泥泞的巷陌和水边穿梭着语言各异的人——挪威人、日耳曼人、意大利人、犹太人、非洲人（奴隶和自由人）、瓦隆人、波西米亚人、门西人（Munsees）、蒙托克人（Montauks）、莫霍克人（Mohawks）和许多其他民族的人，仿佛“通天塔”故事中的场景一般。他们都生活在帝国边缘，努力寻找共存的方式，在混乱与秩序、自由与压迫之间寻找一种平衡。海盗、娼妓、走私者、坑蒙拐骗的生意人在此当道。这里是“曼哈顿”，换言之，这里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无论是在北美殖民地还是在别处都是如此。

由于此处的地理位置、人口加上受荷兰人控制（即使是在当时，它的母城阿姆斯特丹也是欧洲最自由的城市）的缘故，在这座岛城上，美国海岸边蒸蒸日上的第一个多民族社会即将形成，而且这种社会形态将在美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被复制。2001年9月11日，那些打算向美国力量的中心发起一次象征性进攻的人选择了世界贸易中心，这并非巧合。如果说美国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对不同文化独树一帜的开放性，那么曼哈顿岛南端的这块小三角地就是这种理念在“新大陆”中的发源和成形之地。许多人——无论是住在中心地带还是“第五大道”上——都认为纽约市在文化融合方面显得非常狂野、极端，在美利坚合众国中，它是一个异类，几乎是一个异邦。本书对此提供了另一种观点：在神话、政治和崇高理想的层面之下，从现实生活中人们生活和互动的层面来看，曼哈顿就是美国起步的地方。

1664年，以曼哈顿为中心的原欧洲殖民地走到了尽头，变成了英国的殖民地。约克公爵、国王查理二世的兄弟詹姆斯将其重新命名为纽约，并将其纳入英国在美国的其他殖民地。在最早的美国史学家看来，那一天标志着这一地区在历史上的真正起点，而此前由荷兰人统治的殖民地几乎顿时就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了。当人们要纪念国家起源的时候，英国清教徒和新英格兰的清教徒的故事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模式。清教徒的故事更加简单，没有那么散乱，而且也没有那么多海盗和娼妓的成分，无需找理由就可以搪塞过去。这使人们可以很轻易地忽略一个事实：清教徒为了躲避宗教迫害，乘船抵达美国海岸，在站稳脚跟之后建立了一个残忍而偏狭的政权，一个冷酷的、神权统治的一元文化——这与这个国家未来的走向大相径庭。

仅有的几本早期的有关这块荷兰殖民地的书，读来都令人不快，这也无可厚非，因为甚至连这些书的作者都认为这块殖民地是一个与历史主流毫无关联而又闭塞落后的地方。华盛顿·欧文笔下的“尼克伯克”（knickerbocker）讲述了纽约的历史，那是一部历史题材的滑稽讽刺作品，作者从未打算将其当作事实看待——尽管人们曾尝试了解这块以曼哈顿为中心的殖民地上发生过的真实情况，但这部作品令一切变得模糊不清。在流行文化的影响下，有关这块殖民地的故事被简化为一些含糊随意的事实：这里曾被一个脾气暴躁、装着木头义肢的总督管辖，而最臭名昭著的事件是荷兰人竟以价值24美元的日用品从印第安人手里买下了这座岛。所有想要进一步探个究竟的人也许都会以为这个殖民地太过微不足道，以至于没有留下相关的记录。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关于曼哈顿岛上的早期荷兰殖民者的原始资料并不多，内容也不丰富（因为）……荷兰人的文字记录少得可怜，总之他们的记录总体而言十分贫乏。”[1]

然后，我们跳转到1973年的一天，35岁的学者查尔斯·格林被人领进奥尔巴尼的纽约州立图书馆的地下室，犹如海盗看到了满满一箱祖母绿宝石一样，他看到了令他赏心悦目的东西。格林是研究17世纪荷兰语（任谁都会觉得这是个晦涩难懂的研究议题）的专家，当时他刚刚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正在寻找相关的工作，而他自己也知道这工作不好找。这时，命运朝他露出了微笑。几年前，该图书馆的历史手稿管理人彼得·克里斯托夫在档案室中发现了很大一批焦黑色、布满霉点的文件。他知道这些东西是什么，也知道它们是研究美国史前史的巨大财富。它们从战争、大火、洪水和被人们遗忘了几个世纪的境地中幸存了下来。值得注意的是，他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让它们重见天日——那段历史在当时依然被人们认为是历史中奇怪的旁枝末节，人们对此几乎毫无兴趣。他拨不出资金去聘用翻译，而且，世界上也没有几个人能将这些文书解码。

终于，克里斯多夫接触到了一个有影响力的荷裔美国人，他是一位已退休的准将，而且名号很响亮：科兰特·凡·伦斯勒·斯凯勒（Cortlandt van Rensselaer Schuyler）[2]。斯凯勒将军当时刚刚替他的朋友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总督视察了奥尔巴尼的帝国广场建筑，这是州政府的中心建筑群。斯凯勒给洛克菲勒打了一通电话。洛克菲勒当时正是在野人士，他很快就会被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发掘并成为后者的副总统。在洛克菲勒打了几个电话后，图书馆得到了一小笔钱，项目可以启动了。克里斯多夫又给格林打了电话，告诉他，他有工作了。于是，就在这个国家正从“水门事件”这一中年危机中恢复过来时，一扇通往它诞生时期的窗户就要打开了。

查尔斯·格林1974年接收照看的是1.2万张粗纸，纸上满是17世纪荷兰人的字迹，一圈一圈的很潦草。在没学过这种文字的人看来，它们就像是我们的罗马字母与阿拉伯文或泰文交杂在一起的文字——今天，即便是说现代荷兰语的人也无法破译其中的大部分文字。在这些纸页上，350年前以墨水写就的文字如今有一部分已经模糊在棕色的腐烂纸张里，在这些文字中，一个由荷兰人、法国人、德国人、瑞典人、犹太人、波兰人、丹麦人、非洲人、美洲印第安人和英格兰人构成的不寻常的群体活了过来。自亨利·哈德逊1609年顺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河流上行后，这个定居点发展了起来，而由信件、契约、遗嘱、账簿、会议纪要和法庭审理文书组成的宝库成为这一定居点的官方记录。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这里住的就是最早的曼哈顿人。格林博士知道，破解并翻译这些文件，让它们重见天日，将是穷尽毕生之力才能完成的任务。

26年之后，查尔斯·格林已经是一位61岁的老爷爷，他微笑时嘴角上斜，有着像焦糖一样令人舒服的男中音。当我在2000年见到他的时候，他还在继续研究这个宝库。他译出了16卷文书，但是还有很多等着他完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是孤军奋战，州立图书馆大楼中的那个“失踪的楼层”就是他工作的地方，而这个楼层恰恰隐喻了历史上被人忽略的荷兰殖民地时期。然而在过去几年间，由于这一工作取得的成果数量已经着实不小，格林博士和他的译文集重新引起了人们对这一殖民地的历史的学术兴趣，而且变成了这方面的学术中心。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历史学家们正在利用这方面的材料构思博士论文，教学机构也在编写教学指南以将这块荷兰殖民地的历史纳入美国殖民地的历史记录。

格林博士不是尝试翻译这些档案的第一人。实际上，这些冗长、残破的殖民地历史记录反映的是历史对待这块殖民地本身的方式。很早之前，人们就意识到这些文件的重要性。1801年，一个委员会宣称：“我们应该采取措施出资聘请人来翻译。”[3]该委员会的领导不是别人，正是阿龙·伯尔[4]，不过最后他们还是没有采取任何行动。19世纪20年代，一个处于半失明状态、英语水平还是半吊子的荷兰人译出了一份有大量错误的手稿——在1911年烧毁纽约州立图书馆的那场大火中，这个译本被付之一炬。[5]20世纪初，一位高水平的译者开始翻译整个文集，然而两年辛劳的成果也在同一场大火中灰飞烟灭。他的精神崩溃了，最后放弃了这个任务。

许多意义更为重大的、关于这块殖民地的政治文件在19世纪被翻译了出来。这些文件变成了历史记录的一部分，但是，没有其余的部分——关于婚姻纠纷、生意失败、持剑决斗、贸易商将烟草和皮草装到单桅帆船上的情况以及邻里之间偷窃对方的猪的信件、报纸和法庭案件记录。简而言之，如果没有社会历史方面的素材，那么政治文件的这层虚饰只会加深这块殖民地给人的不稳定且无关紧要的印象。格林博士的著作纠正了这种印象，而且改变了人们对美国起源的理解。在过去20年间，正是由于他的著作，历史学家们如今才意识到以曼哈顿为中心的荷兰殖民地曾是一个充满活力、自给自足的社会——甚至到了英国人接管曼哈顿时，他们还是保留了这里不同寻常的自由社会架构，以确保早期殖民地的特征继续存在。

关于荷兰人对美国历史所做的贡献的观点乍看似乎新奇，但那是因为早期美国的历史是由英国人写就的，而英国人在整个17世纪都一直忙着和荷兰人斗个你死我活。不过，如果换一个角度想想，这种关联非常顺理成章。一直以来，人们公认在17世纪的欧洲国家中，荷兰共和国拥有最先进的、文化最为多元的社会制度。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曾就该国对思想文化史的影响写道：“说荷兰在17世纪有多重要都不为过，因为那是唯一一个有思辨自由的国家。”[6]这一时期的尼德兰是欧洲的大熔炉。荷兰共和国的宽容政策使这个国家变成了所有人——从笛卡尔和约翰·洛克（John Locke）到被流放的英国王室成员，再到来自欧洲各地的农民——的天堂。当这个社会建立起一个以曼哈顿岛为根据地的殖民地时，这块殖民地也就拥有了和母国一样的宽容、开放和贸易自由的特征。这些特征赋予纽约以独特性，而且渐渐地在一些很基本的方面对美国产生了影响。那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这正是本书要探讨的问题。

可以这么说，这个主题不是我想出来的，而是我亲身体验的。当时我住在曼哈顿东村，长期以来，人们把这个地区视为艺术和反主流文化的中心，它也是一个因夜生活和有许多民族特色的餐馆而闻名的地方。但在350年前，这是脏乱的新阿姆斯特丹大西洋沿岸港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经常带着年幼的女儿绕过我们所住的公寓楼的拐角，到包厘街圣马克教堂（St. Mark’s-in-the-Bowery）去。在那里，她会在教堂墓地的无花果树下跑来跑去，而我则会研究这座城市最早人家的墓碑上褪色的碑面。墓园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坟墓——实际上它已经嵌入教堂的一侧——是这块荷兰殖民地最著名的居民彼得·施托伊弗桑特的坟墓。17世纪中期，人们清理了这个地区的树林和草甸，种上作物，于是这里就变成了“一号农场”（Bouwerie Number One）——这块岛上最大的农场公地被施托伊弗桑特据为己有。圣马克教堂就建在他的家庭小教堂附近，他就被埋葬在那里。在整个19世纪，纽约人都坚持认为这个老男人的鬼魂在这个教堂中出没——夜里，你能听到他在教堂走廊中踱步时木腿踩在地上的咚咚声，他的殖民地被拱手让给了英国人，这让他永难安息。我从来没听到过这种咚咚声，但久而久之我开始好奇，不过我好奇的事情和施托伊弗桑特没有多大关系，因为他太令人生畏了，不适合好奇这个词，而我好奇的是最早的殖民地的情况。我想了解最早到来的欧洲人发现的那座岛屿是怎样的。

终于，我联系到了查尔斯·格林。我了解到他保管的那些特别的文件，了解到“新尼德兰项目”这个组织正是他为了提高人们对于这个被遗忘的历史时期的兴趣而建立的。2000年秋，我参加了一个由他赞助的关于该主题的研讨会，会上我遇到了数十位专家。他们正在探索这个被遗忘的世界，发掘这个几个世纪以来无缘得见天日的残片。从波士顿到安特卫普，他们一直在挖掘档案，而且找到了至今仍为人们所遗忘的报纸、航海日记和账簿。这些新的研究拓展了我们对于地理大发现时代的认识。在对格林博士和其他专家的采访中，我意识到史学家们正在打造一个关于美国史前时期的全新视角，而且还没有人尝试将所有不同的元素、人物和遗产融为一个故事。简而言之，没有人讲述最初的曼哈顿人的故事。

事实证明，这段历史由两个故事组成。一开始吸引我的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小故事，故事中的男男女女在偏远的荒野上开辟出一个生存之地，如今这个地方已经变成世界上最著名的城市景观之一。他们肩扛火枪到密林中进行狩猎探险，而这些密林如今变成了曼哈顿城中林立的摩天大楼群。但如果你追根究底，那么更为宏大的故事就开始展现在你的眼前了。纽约的起源与美国其他城市不同。那些最初的定居者不是与世隔绝的拓荒者，而是在一场席卷全球的戏剧中扮演各种角色的人，而这场戏剧正是贯穿整个17世纪、影响全球的帝国奋斗史。无论是好是坏，这段历史都造就了现代社会的架构。

从记录中详细记载的个人奋斗经历到当时的地缘政治事件，当你穿梭其中时，你能感受到一个观念，在这个观念的引导之下，曼哈顿即将转变为世界最强大城市的中心。人们大量开发新占领的地区——从拥有大量鳕鱼的纽芬兰沿岸，到广阔无垠的北美洲，再到巴西的甘蔗田——因此欧洲正在迅速转变。在所有这些新领地中，有一个狭长的岛坐落在辽阔的新荒地海岸边最大的自然港口里，而且就处在即将变成通向大陆的咽喉要道的河口上：它将是最有价值的新领地。它的位置和地势——“仿佛一个绝佳的天然码头，随时准备迎接世界各地的商贾”，[7]一位早期的作家在描述它时如是说——将令它变成欧洲人抵达宽广得不可思议的北美洲大陆的门户。拥有它，你就控制了通向上游的哈德逊河的通道，然后向西顺着莫霍克河谷（Mohawk River Alley）通向五大湖，再伸向大陆的正中心。后来的人口迁移模式证明这一判断丝毫不差！连接哈德逊河和五大湖的伊利运河（Erie Canal）令中西区飞速发展并巩固了纽约作为国内最强大的城市的地位。在17世纪，这一切还为时尚早，但是渐渐地，这个故事中的重量级人物在很多方面都感受到了这座岛的重要性，他们嗅到了它的价值。于是，当理查德·尼科尔斯（Richard Nicolls）——这位上校于1664年8月带领一支炮舰船队进入纽约港——从彼得·施托伊弗桑特手中夺下这座岛屿的控制权时，他立即将这座岛称为“国王陛下在美洲的最佳岛屿”[8]。

所以曼哈顿起源的故事也是17世纪欧洲探险和征服的故事。在这些素材的核心部分，我找到了一个叙事规模小得多的故事：两个男人为了殖民地的命运以及个人自由的意义和价值而爆发的私人争斗。他们的私人争斗令原先在英国人统治之下，后来又变成美国城市的纽约市得以发展为一个独特的地方。这里孕育出密集、杂糅的多元文化，同时也成为求知欲、艺术和商业的沃土。

这场争斗的其中一位主人公是彼得·施托伊弗桑特。历史描述中的他几乎就是一个卡通人物的形象：身上安着木腿、脾气暴躁，通常在正剧中插入的滑稽场面时出现，引来几句笑声，然后退出舞台。他退场后，美国历史的实质性内容才开始上演。然而，我们过去所了解的关于施托伊弗桑特的信息是从新英格兰殖民地的记录中得来的，而对于新英格兰来说，以新阿姆斯特丹为中心的荷兰殖民地是敌对势力，所以历史接受的是最爱诋毁施托伊弗桑特的那些人对他的描述。相比之下，在新尼德兰的记录中，他给人的印象是血统纯正、性格复杂：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独裁者，一个宠溺孩子和妻子的父亲和丈夫，一个在几乎没有胜算且被敌人（英国人、印第安人、瑞典人、他自己的殖民地中的反对者，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在阿姆斯特丹的公司董事们）重重包围的时候能够表现出钢铁般的意志和大胆的军事直觉的政治家。他是一个痛恨不公的人——公开惩罚在商业交易中欺骗印第安人的荷兰殖民者——但是，作为一位毫不妥协地奉行加尔文主义的大臣之子，他在阻止犹太人在新阿姆斯特丹定居的问题上表现严苛。他是一个悲剧人物，而毁掉他的正是他所拥有的最好的品质——坚定不移。然而施托伊弗桑特并非孤军奋战。这块殖民地的精神遗产在这一时期的另一个人物身上重现了。那是一个名叫阿德里安·范·德·邓克的男人，虽然历史已经将他遗忘，但是他最终成了故事的主角。而且，我认为他应当被视为早期美国的预言家、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先驱，这些称号他当之无愧。

但是如果说这块殖民地的终结指明了美国社会未来前进的方向，那么它的起源则是为另一个人物所主宰。这个人任性、幽怨、饱受苦难，他让人联想到更早的年代。他就是亨利·哈德逊，是属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因此，曼哈顿的诞生变成了这两个世界之间的一座桥梁。所以，故事的起源与美洲的荒野相去甚远，而是在文艺复兴晚期的欧洲中心。

说了这么多，那些荷兰的文档最初之所以令我着迷就在于它们提供了一种方式，让我们对还是一片荒野时的纽约市有了另一番想象——这个想法贯穿我整个研究。此外，最重要的是，本书将邀请读者去完成一件不可能的事：将所有关于权力、混凝土和玻璃的曼哈顿岛的联想从你脑海中剥去；让时间完全逆转，将那些巨大的垃圾填埋场清空，让那些范围广阔的平山填壑的工程回到原点；让被迫流入地下排水沟的溪流回到它们原来奔流或顺势蜿蜒的河道中。与此同时，见证瀑布再次出现，看淡水池塘代替沥青铺就的交叉路口；让高楼大厦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成片的针栎树、枫香树、椴树、霍桑树；想象盐沼、泥滩、草地、豹蛙、鸊鷉、鸬鹚、麻鸦重现眼前；再次探索纯净的河口，裹挟着扇贝、贻贝、牡蛎、圆蛤和蛤蜊；看枫树环抱的草甸上鹿儿成群，高丘变成狼群的天下。

然后停止时光机，让它在一个岛的南端徘徊片刻。岛的一头是欧洲文明和大西洋，另一头是一块未经开发的新大陆。让那一刻放大，聆听群鸥尖锐的叫声、海浪拍打的声音，想象同样的这些声音——海浪声、鸟鸣声，海浪声、鸟鸣声，破坏力巨大的风暴经常会打断它们，多少个世纪以来这一切从未改变。

然后让时间再次向前，地平线上好像有什么东西出现在我们眼前。起航。

[1] Bayard Tuckerman，Peter Stuyvesant，Director-General for the West India Company in New Netherland，preface.

[2] 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荷兰语讲师林霄霄对本书正文内的荷兰语人名、地名的翻译进行了审校，在此表示感谢。——编者注

[3] A.J.F.van Laer，“The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the Manuscript Dutch Records of New Netherland，with an Account of Previous Attempts at Translation，”9.

[4] 美国副总统阿龙·伯尔（Aaron Burr）在1801～1805年担任美国副总统，后因涉嫌计划在北美西部及南方成立帝国而被判叛国罪。——译者注

[5] 关于过往译本的资料来源详见本书“尾声”部分的注释。

[6] Bertrand Russell，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581.

[7] Mariana G. van Rensselaer，History of the City of New York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1：49.

[8] E.B.O’Callaghan and Berthold Fernow，trans Documents Relative to the Colonial History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3：106. Hereafter cited as Docs.Rel.

第一部分 “有个岛叫曼哈顿”

第一章 万物的尺度

1608年夏末的一天，一位绅士走过那座叫作伦敦的城市。他志向远大，恃才傲物，冲劲十足——一句话，就是他这个年纪的男子常有的样子。和我们一样，他身处一个人们的眼界扩大、世界迅速缩小的时代。在那个时代，追求个人梦想的举动带来了新发现，而新发现反过来又催生出更新、更大的梦想。他复杂的性格——包括时不时地因意志消沉而无力施展抱负的状态——是建立在非凡的自信心之上的。眼下，他几乎确信自己前去参加的会议具有历史性意义。[1]

他往西朝着圣保罗大教堂的方向走去，当时的大教堂和它现在一样独绝天际。但是，远处的建筑物却不是今天的圣保罗教堂。今天的圣保罗教堂是一座尊贵的皇家建筑，象征着秩序和人类理性，它那壮丽的穹顶闪耀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精神。而他所看到的圣保罗教堂有一座样式陈旧的塔楼而非穹顶（原来的塔尖在差不多半个世纪以前遭到雷击但没有被拆除重建）；那是一座黑暗的中世纪风格的教堂，它和17世纪初的伦敦倒是很相称——当时的伦敦还是一个中世纪的集镇。他走过的街道狭窄、幽暗，有种令人恐惧的幽闭感，向中央的污水沟倾斜。街道两旁的房屋都是木制建筑，围墙是抹灰篱笆墙，那是一座以木结构为主的城市。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他的目的地，也对他的住所有所了解，所以我们可以追踪到船长亨利·哈德逊在那年夏天去见莫斯科公司（Muscovy Company）的董事们时走过的大致路线。该公司就是他开启探险和发现之旅的资助者。[2]从塔街区（Tower Street Ward）通往考德维那街区（Cordwainer Street Ward）最宽的一条大道就是“塔街”。在他首先穿过的一个街区上，尽管人们由此可以看到伦敦塔上的绞刑台和绞刑架，但这里有相对较新的“许多比较气派的大房子”，正如同时代编年史家约翰·斯托（John Stow）所描述的那样，其中一些房子曾为地位显赫的贵族所有。

然后出现在他左手边的是东区高高耸立的圣邓斯坦教堂和一件能让他想起自己家族传统的物件。莫斯科公司先前不仅至少两次资助了亨利·哈德逊的航海旅行，回首该公司过去半个世纪的历史，其名册上至少包含了几位哈德逊家族人士。在1555年该公司的创办成员名单中还有一位亨利·哈德逊，他由卑微的皮革商或制革匠起家，后来变成富有阶层的一员和伦敦市的一名市政官，而且他应该就是这位探险家的祖父。[3]所以我们的亨利·哈德逊应该就是为海洋和这家公司而生的。在他现在经过的教堂中，那位在莫斯科公司名册中与他同名的人士就躺在一块镀金雪花石膏纪念碑下。碑上刻着如下一段墓志铭：

亨利·哈德逊之遗体长眠此地，

此石墓之中：

他将灵魂（全凭信仰基督之死）付予天上神明，

飞升上九重。

他生前乃市政官和制革匠，

美德乃其心之所向，

罪恶乃其心之所恶。[4]

如果这位航海家选择绕道走下山经过那座教堂，那么他应该会来到浩渺的泰晤士河河边。从那里望向西面河畔的下游风光，映入眼帘的是横跨河面的伦敦桥和它的20个石拱，以及摇摇欲坠地立在河道两旁的房屋。直接越过这条低声吟唱、令人神往的河就是萨瑟克区（Southwark），那是一片荒凉偏僻之地，因此也是寻欢作乐之所。妓院遍布大街小巷，而且这里能看到“耍狗熊”（bear bayting）的舞台，那曾是最受大众欢迎的消遣之一。过了萨瑟克区就是还保持着圆形木结构原样的“环球剧院”。那一刻，在萨瑟克区那边的某处，在住在这个自治区中的商人、娼妓、“身强力壮的乞丐”[5]和“跑龙套的普通演员”中，莎士比亚——他当时44岁，与哈德逊几乎处于同一时代，后来成为当时风头最劲、名望最高的戏剧家——很可能正忙着做他的生意，和他的演员朋友理查德·伯比奇（Richard Burbage）和约翰·赫明（John Heminge）在“美人鱼”酒馆中过夜，或者也许正对着大页纸苦思冥想《科利奥兰纳斯》（Coriolanus）的情节。此剧大约就是写于这个时代，而且是紧随着那些伟大的悲剧写成的，因此可能让人感觉有些空洞。

塔街变成了小东市场路（Little Eastcheap），然后并入坎德尔维克路（Candlewick），然后是布奇道（Budge Row）。哈德逊的公司就在这里，在一座名叫“莫斯科大楼”（Muscovy House）的壮观建筑中，那是莫斯科公司的总部。1608年的伦敦呈现出来的中世纪风貌掩盖了英国日渐崛起为全球帝国的实际情况，而这个国家崛起的其中一大动力就在这些门的后面。从这家公司虚张声势的正式名称——“探寻土地、领土、岛屿与未知领地的英格兰商人冒险家公司”（Merchants Adventurers of England for the Discovery of Lands，Territories，Iles，Dominions，and Seigniories Unknown）——来看，人们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它是靠着纯粹的、不可阻挡的旺盛精力建立起来的。[6]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组建了这家公司的商人和贵族团体包括16世纪中期伦敦许多最有名望的人——王室财政大臣、女王的王室总管、掌玺大臣、海军大臣，以及一些其他的骑士和绅士。不过，虽然全球大发现——当时的知识与商业的良机——将他们联系到了一起，但是没有人将这项事业视为惊心动魄的探险，是绝望的境地迫使他们开拓新的视野。16世纪40年代的英国已经是一潭死水，经济萧条、趋于保守，被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主要的海上帝国的阴影笼罩。羊毛是这个国家的主要商品，但是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英国商人们无法涉足欧洲的主要市场。[7]经济的停滞与思想的停滞紧密相连：当文艺复兴运动在欧洲大陆上正如火如荼时，英国对更广阔的世界却兴趣寥寥，而且为数不多的几个由英国发起的探险航行大部分都是由像威尼斯的约翰·卡伯特（John Cabot）[8]这样的外国人领军。谈起海上航行，英国人对此敬谢不敏。

按照传统看法，历史上英国在这一时期的崛起是与1558年伊丽莎白女王登上王位联系在一起的，但是这实际上可以追溯到1547年。当时，一个对知识如饥似渴的20岁年轻人——约翰·迪伊（John Dee）做了一件后来被无数学生效仿的事：他夏天出国游历，然后兴奋地带着新的知识和见解回国。他曾在剑桥大学做了一段时间的学问，并在那里显露出自己的数学天赋。在那之后，他又游历至今天比利时境内的鲁汶大学。也许布拉班地区充沛的夏日阳光本就足以启发人的心灵，但没过多久，迪伊发现自己走进了一个大讲堂，盯着一件东西看，对于他来说，那样东西是超出自己经验的。讲堂上的老师是伽玛·弗里修斯（Gemma Frisius），一位佛兰德数学家和未知乐土的描绘者。迪伊看到的是一幅地图，它巨细靡遗的程度、其上描绘的新土地，甚至连上面的字母都令人吃惊。他发现，低地国家在学习新事物方面领先于他的岛国。

许多个夜晚，迪伊在烛光中与一位名叫格哈德·克雷默尔（Gerhard Kremer）的佛兰德学者一起聚精会神地研究弗里修斯的地图。克雷默尔是一位训练有素的雕刻家，他在学术界的笔名是墨卡托（Mercator）。十年前他制作了一幅巴勒斯坦的地图，这幅地图所描绘的“圣地”比以往所有地图都准确得多，他也因此名声大噪。墨卡托是真正的“文艺复兴”式的人物——他是制图大师，能熟练使用望远镜、六分仪、勘测设备以及其他高敏度测量装置的工程师，福音书经文汇编的编者，可令地图印刷得更加清晰可辨的新斜体字型的推广者——他成了迪伊的知己。1569年，墨卡托的那幅令他流芳百世的地图即将出版，地图中的经纬线都是直线，经线等距均匀分布，而且越靠近两极，平行的纬线之间的距离就越大。它将解决海上航行过程中的一个棘手的问题：有了它，水手们就可以标绘并沿着一条直线航行而无须经常重新计算他们的位置。（墨卡托投影至今依然是航海图的一大特色，不过，即使在当时，有些水手也会像后世的学童们一样被墨卡托投影导致的尺寸扭曲弄糊涂。[9]）

低地国家与不列颠群岛之间错综复杂的纠缠将决定下一个世纪的走向，当迪伊带着墨卡托和弗里修斯制作的地图、测量设备和地球仪回到伦敦时，便已为这种关系埋下了奇妙的伏笔。这将带动英国崛起，并使它成为世界霸主。迪伊的英国同事们觉得这些地图和地球仪最吸引人的地方正是大部分人会忽略的一个区域：顶部的北极圈。弗里修斯的地图视角看起来像是从北极星往下看，上面显示出的一条明显的开放水道径直穿过北极，制图者自信地用拉丁文将它标为“Fretum trium fratrum”（三兄弟海峡）。看到地图上大胆标出的“三兄弟海峡”时，迪伊的英国朋友们肯定倒吸了一口气。所有饱学之士和爱冒险的人所追求的“圣杯”就是发现通往富饶的亚洲的一条短短的通道，找到它，投资者就将得到许多倍的回报。对于英国人来说，这一发现能让他们的经济跳出中世纪，使英国一跃成为欧洲的领军力量。不过即便在当时，人们也搞不清楚“三兄弟海峡”的传说是怎么回事，但它似乎是在科尔特·雷亚尔兄弟（Corte Real brothers）冒险故事的基础上诞生的。科尔特·雷亚尔兄弟是葡萄牙航海家。16世纪初，他们探索了纽芬兰周边区域，而且有些人认为，他们曾见到过也许甚至还航行穿过了这条传说中的海峡，抵达了亚洲，直到其中两人消失在茫茫的北极中。（讽刺的是，西班牙人对于这条神秘的海峡也有一番理论，只不过他们把它称为“英国人的海峡”。[10]）现在，它就在弗里修斯的地图上，这显然是托了与葡萄牙航海家们取得联系的弗里修斯的福。墨卡托的地球仪上也有这条海峡，不过他只是简单地将其标记为“fretum arcticum”，意为“北极海峡”[11]。无论如何，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看到它已经出现在印刷品上，看到制作者用精巧而又明确的方式将它的海岸和海湾呈现出来，这一点就已经证明了它的真实性。

似乎是命运让天时、地利、人和齐备。英国经济和精神的双重危机的解决方案就在“外面”。于是，这个国家的领导者们组成了一个商业圈，以每股25英镑的价格筹资，最后总共筹得了6000英镑。[12]

委托人们排成了长龙，资金也已准备就绪，剩下的事情就只是选择最有希望的路线了——要么是弗里修斯的地图上指明的那条路线，要么是其他几条同样由信心满满的人提出的线路。关键是要找到北方的通道，因为这样的捷径将终结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南半球的垄断地位，而且在这条路上遇到的北方人也可能会成为英国羊毛最有潜力的买家。每个人都对北冰洋路线的存在深信不疑。我们知道，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说，使用木制帆船来验证这一想法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但知识界的观点一致，而且这一观点是建立在几个论据基础上的。比如有一个观点是由荷兰大臣、地理学家彼得·普朗修斯（Peter Plancius）[13]提出的：“在极点附近，太阳会持续照耀五个月；尽管它的光线微弱，但由于持续日照的时间长，所以有足够的强度使地面变暖，使得气温变得适宜人类居住，而且会出产足够的草为动物提供养料。”[14]

这家鼎鼎大名的公司被它资助的第一次航行抢走了风头。一位勇敢的、名叫理查德·钱塞勒（Richard Chancellor）的航海家走了东北航线，尽管他没能发现通往东方的通道，但是他成了那个时代第一个登上俄国领土的英国人。所谓的莫斯科贸易也随之而来——在贸易过程中，英国人找到了羊毛的销路，而且还从伊凡大帝（Ivan the Terrible）的王国进口了大麻、鲸油和皮草——这些贸易带来的利润如此丰厚，以至于英国人基本上放弃对通往亚洲的北方路线的寻找。

公司扩大了，国家也随之扩大。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环游世界；莎士比亚写作。1588年，当时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派遣舰队入侵英国，意图将该岛纳入其帝国，迫使那里的人民回归罗马天主教，而相比之下规模很小的英国海军因击溃无敌舰队而震惊全球。胜利之后随之而来的是这个国家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英国伟大的诗人告知英国人民，他们到底不是一个黑暗而寒冷的岛屿，而是一块“银色海洋中的宝石”。

然而到了17世纪初，命运之轮又转了一圈。女王死了，俄国贸易量也下跌了。再次面对金融危机，该公司的董事们决定回归原来的目的——他们将重振文艺复兴时期的梦想，再次努力寻找通往亚洲的北方通道。

现在他们找的那个帮他们重启探索之旅的人，不是这个故事的主人公，而是一位先驱者，他将这个故事从不可能变为可能。在传奇探险家的行列中，亨利·哈德逊是被冷落的一员。在他所处的时代，他不像弗朗西斯·德雷克、马丁·弗罗比舍（Martin Frobisher）或约翰·卡伯特那样为英国公众所称道，而且比起对哥伦布或麦哲伦的描述，历史学家对他的事迹着墨不多。这其中有性格使然的逻辑：德雷克定义了一个时代的男儿气概；意大利人卡伯特虽然品格差些，但充满魅力（在他从“新大陆”归来一举成名之后，他就习惯于向自己在小酒馆中见到的人承诺他会用这些人的名字为岛屿命名）。但是，当我们谈到亨利·哈德逊时，我们会看到一个阴郁且喜怒无常的人物，他盘旋在这些历史记录的后面，似乎更享受藏在历史阴影之下的自在感。不过，要重新了解北美荷兰殖民地，我们就势必要重新评价这个男人，他时不时心血来潮做出的决定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我们对他早年的职业一无所知，但从他是一艘船的船长这一事实来看，到1608年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时，他已经在这一行做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有理由认为他曾经在20年前大败无敌舰队的战役中出过力，尽管我们并没有这方面的信息。莫斯科公司经常会让男孩们从学徒做起，好让他们设法了解一个或多个方面的业务：当行政员、当管理人（即代理人），或者当水手。因此，一个名叫克里斯托弗·哈德逊（Christopher Hudson）的人升到了公司主管负责人的位置，并在这个位置上从1601年做到了1607年。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他应该是亨利·哈德逊的叔伯。他从销售与营销部门做起，年轻时是公司的德国业务代表。走进历史的聚光灯下时，亨利·哈德逊已经40多岁了，他是一个经验老到的海员，有一个能干而又足智多谋的妻子，还有三个儿子。他不仅是为海洋而生、为海洋而长，而且注定是要探索通往亚洲的北方通道的人。从幼时起就对先辈们的传奇故事耳熟能详的他大概是不由自主地对此着了迷。

一位名叫理查德·哈克卢特（Richard Hakluyt）的英国同胞点燃了英国国内的狂热之火，当然他自己心中的狂热之火也被点燃了。哈克卢特是莫斯科公司的顾问，但更重要的一点是他是当时独一无二的人物：既是记者，又是大众明星，还爱结交名流，更是支持英国国际主义事业的狂热分子。16世纪80年代，他开始收集航海日志、日记以及其他航海记录，并将它们一拔接一拔地全部出版了——其中主体部分收录在《英吉利民族航海与发现大事记》（The Principle Navigations Voyages Traffiqu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中。这一部分内容出版得可谓恰逢其时——就在大败无敌舰队之后不久——因此使英国人对海上探险的热情越涨越高。结果就是，英国意识到了自己在国际背景下的地位，看到了欧洲国家都在地理大发现的新时代中将目光投向外面世界的事实。哈克卢特勉励他的同胞要为自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而感到自豪：“上帝让这片土地上每个年轻人的心中都燃起渴望，渴望了解地球上每个角落的面貌。”[15]

拜哈克卢特所赐，航海者们现在看到了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也因为哈克卢特，哈德逊——一个原本意志坚定、沉着冷静的人——公开表明自己渴望跻身哥伦布、麦哲伦、卡伯特、科尔特斯和达·伽马之列，而且对于哈德逊来说，荣誉的象征只有一种。在哥伦布、卡伯特、钱塞勒、弗罗比舍、卡蒂埃（Jacques Cartier）、韦拉扎诺（Verrazzano）等人接连失败之后（虽败犹荣，但终究还是失败了），他最终会成为找到传奇中如缎带一般的冰蓝水域的那个人——穿过那片水域，出现在充满肉豆蔻香气的中国大地之上，单枪匹马地开疆拓土。他相信自己就是那个人。

他想错了。然而，命运就是这么爱捉弄人。他成就一番事业的梦想终会实现，而且他的成果会很丰硕，只是成就梦想的方式比他所能想象到的要离奇得多。命运会让他变成一座大城市的主保圣人式的人物，这多少让人觉得有点儿啼笑皆非。这座大城市未来不但将崛起并获得世界之都的张扬名号，它还会在一个久远的年代中变成全世界的模范社会。一条摇晃但坚不可摧的链条会从哈德逊的身上伸向一个遥远的、大杂烩式的地方：那里有摩天大楼和酒庄、中式点心和嘻哈街舞、超市和地铁、豪华轿车、蛋蜜乳、金融和时尚——随着时间的推移，杂乱的配料炖到一起，融会成了一个具有21世纪风格的世界之都。（他将达到一个人所能达到的极限，成为历史转折的支点：木头和钢铁构成的世界将转变为硅和塑料构成的世界。）

他的首次海上之旅完全是个疯狂之举。当地理学家们还在为那条难以捉摸的通往亚洲的航道究竟是在西北方向经加拿大，还是东北方沿着俄罗斯而争论时，第一次指挥船只的哈德逊做出了比其中任何一种说法都要大胆得多、荒谬得多的尝试，一个从来没有人进行过的尝试：一直往上走，跨越世界的顶端。他依靠的是一种“由来已久”的理论——80年前，由罗伯特·索恩（Robert Thorne）首次提出。罗伯特·索恩是一个商业探险家，他声称幸运的海员在靠近极点的时候除了会发现融化的冰之外，还会在冒险跨越世界的顶端后得助于“永无黑夜的晴天”[16]。日光也许派得上用场，但这种勇气令人难以想象：特意驾驶一艘长70英尺、载有12名船员、仅靠风力供能的木船沿笔直的水道一直向北，朝世界的顶端而去，挑战600万平方英里的北极冰盖，而且计划直接破冰穿过，让船只倾斜地驶向这个星球的另一端。[17]无怪乎在1607年4月19日的早上，哈德逊和他的小船队——其中包括他的小儿子约翰，约翰应该和当年的他一样正在受训——会从微弱的春日阳光中走出，小心翼翼地走进了主教门（Bishopsgate）内的圣埃泽布加教堂（Church of St. Ethelburga）黑暗古老的内室（显然他们成功地忽略了教堂门口附近扎堆的酒馆：“天使”酒馆、“四天鹅”酒馆、“青龙”酒馆、“黑牛”酒馆），在会众中就座，恳求先祖之神保佑他们事业有成。[18]

哈德逊决定进行这样一次海上之旅本身就已经很了不起，更了不起的是他还在旅行中活下来了。划破浓雾和坚冰，靠吃熊和海豹维持生命（船员们一度因吃了腐坏的熊肉而生病），顶住来势汹汹的风暴和企图从他们船的龙骨下浮出水面的鲸鱼所带来的恐慌。他们走到了一个北纬80度以北，距离北极只有600英里的地方，这时哈德逊语气冷淡地记录道：“今天早晨我们被大量的冰包围了……现在我能确定……此路不通。”[19]

按照任何常理来衡量，这次航行都应该被认为是一个失败之举，但是常理不管用——现在是17世纪，一个广阔无垠的新世界正等着人们去探索。企业家和船长都知道，把一条错误的道路从名单中划掉就是一种进步。莫斯科公司不但没有将他的尝试看作失败之举［更何况，哈德逊的报告中提到了斯匹次卑尔根岛（Spitzbergen Island）附近有“许多鲸”，因此，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那里兴起了大规模捕鲸的热潮，为人们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可想而知，大批的鲸因此而被杀害］。在他1607年9月回来后，莫斯科公司马上与他签订合同，请他在下一年的这个季节再度攻坚克难。

哈德逊在他伦敦的家中度过了冬天。他一边在壁炉旁取暖，一边一头扎进自己的海图以及航海家同行和地理学家的来信中。他在家人的陪伴下制订计划，也许还和哈克卢特本人见了面——这时两人已经成为朋友——讨论有哪些可选方案。在接下来的季节到来时，他马上动身——1608年4月22日——还是在同一艘莫斯科公司的船“霍普韦尔号”（Hopewell）上，这一次他带了14名船员。当船从泰晤士河畔的码头离开时，他坐在壁橱大小的船长室里，心随着升高的肾上腺素而怦怦地跳着，他小心翼翼地在自己的航海日志上写道：“我们在圣凯瑟琳码头（Saint Katherines）起航，顺流而下至布莱克沃尔（Blackewall）。”[20]

这一次他选择了一条新路线：向东北走。其他人，包括他在莫斯科公司的前辈们，也曾尝试过走这条路线，但是董事们依然相信，在俄国东面有最有可能通往亚洲的通道。哈德逊本人也许对此半信半疑——他有理由相信朝西北方向更有可能成功——但是他愿意遂他们的愿，或者表面看来如此。他第二次航行的失败没有7月6日发生的事情那么有看头。在那一天之后，他就下了结论，不可能继续航行下去（他一进入那道他寄予希望的海峡就敬畏地写道：“到处都是冰，你想都想象不到”[21]）。在新地岛（Nova Zembla）［今天的新地岛（Novaya Zemlya）在俄罗斯北极地区］周边他找不到路，此时他觉得“向东北方找通道已是无望”[22]，因此他计划彻底改变航线，抛弃公司的任务指令而朝西北方走。在与北极的恶劣天气苦斗十周之后，直接绕道穿越大西洋、进入一个全新的荒凉世界的想法让头脑清醒的船员们畏缩了。接下来，一场近乎哗变的骚乱发生了；哈德逊被迫把眼光从他痴迷的远方收回，转而关注于甲板上在他面前的人们。他让步了，他们随后返回了伦敦。

然而，他一到家就开始忙着准备下一次冒险之旅。他现在干劲十足：连续两个季度的两次航行，让他排除了两条路线，现在还剩下一条。他坚信自己的目光正在渐渐对准这条通道，整个文艺复兴时期困扰着欧洲的谜团就要被解开。现在看来，答案很确定：它就在那片雾气蒙蒙，最近刚在地图上被标为美洲的未知区域。

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应该是1608年的航行之前——他收到了他的朋友和探险家同行、经历相当富有传奇色彩的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的来信。史密斯曾在匈牙利对土耳其人作战，在战斗中被俘并被卖到伊斯坦布尔做奴隶，但他赢得了俘虏他的女人的芳心，经俄罗斯逃往特兰西瓦尼亚，然后艰苦跋涉，穿越北非——这一切都发生在他25岁生日之前。有这样的履历，史密斯犹嫌不足。1607年，他作为先锋，带领人们在弗吉尼亚建立起了殖民地——北美海岸线上第一个永久性的欧洲殖民地［沃尔特·雷利（Walter Raleigh）于1587年建立起的罗阿诺克（Roanoke）殖民地在1590年援兵赶到之前就已经消失了］。在那里，他和他的同伴们过着人间炼狱般的生活（最初的150名殖民者中只有38人熬过了第一个冬天）。史密斯给哈德逊寄去了北美洲海岸线的地图，同时也介绍了自己一直致力发展的某些理论。这些正是哈德逊想要听到的内容，也正符合他自己的那套理论：弗吉尼亚北面某处的海或河会流向“中国海”（Sea of Cathay）。（史密斯似乎是从印第安人那里得到这个消息的，印第安人谈到经哈德逊河就可以到达一片海——那应该是五大湖，通过陆路经莫霍克河谷即可到达。）

于是我们就见到了本章开头部分出现的那个哈德逊。1608年8月底或9月初登陆后不久，他正要走进莫斯科大楼——身穿有浆洗过的绉领和刺绣的短上衣，应该是为了一次正式会面而如此打扮——他必须见见公司的董事们。他一直心绪难平。一方面，史密斯的消息支撑着他的信念，他相信自己正对着目标而去。可另一方面，该公司的一位董事，和哈克卢特一样倡导英国海上探险的塞缪尔·帕切斯（Samuel Purchas，我们对于哈德逊航行的大部分了解都来自他），在哈德逊刚回国后的某一天与他偶遇，并发现哈德逊再次“陷入了情绪的低谷，没有人能让他振作起来。虽然他靠毅力和勤奋完善的北方地图让英国变得更加富有，但这对他而言没有意义。我对他说，他的美名也将永世流芳，但是他不听我的”[23]。这完全是性格使然：哈德逊似乎就是那种典型的精力充沛、容易入迷，但时不时又因绝望而一蹶不振的人。当他走进莫斯科大楼时，刚刚经历失败的现实以及可能会到来的荣耀肯定从两个相反的方向敲打着他的心。他似乎就是在这样的压力、这样的矛盾中成长起来的：他沉浸在自然的虚空中，力图拓展人类文明；他在生活便利的文明与社会的中心漫步，可腐烂的熊肉带有的充满野性的刺鼻味道却依然在他的舌尖停留。

我们无法跟着他进去。这座建筑本身，以及莫斯科公司的所有记录都毁于那场大火[24]。就算曾经有关于这次会议的公司记录，记载了谁投票反对再次资助他以及反对的原因，那么这份记录也已经丢失了。我们只能想象，当他们拒绝了他，放弃了这场伟大的探险，抛弃了他们中的一员时，哈德逊内心有多么震惊。也许他们已经察觉到了他的偏执和容易引发哗变的性格，也可能是莫斯科公司已经日薄西山（该公司很快就要遭受17世纪企业收购的冲击，被更年轻、更富有活力的东印度公司收购）。

如果让心理医生诊断，哈德逊应该会被认为是情绪敏感之人，但他还没来得及继续消沉下去，一条让他意想不到的新的大道便已在他面前展开。刚走出公司大楼，走进夏日的耀眼阳光，他就发现有一位彬彬有礼、谨言慎行的72岁绅士前来搭讪。艾曼努尔·范·梅特伦（Emanuel van Meteren）出生于安特卫普，不过在他15岁时，全家搬到了伦敦，从那以后他就一直生活在这里，接受英国教育和英国人的文雅做派，但他骨子里依然是荷兰人。在过去30年间，他一直担任荷兰驻伦敦领事，与两国的许多声名显赫的商人、贵族和探险家关系密切。他早已发现莫斯科公司打算放弃哈德逊——凭他与公司董事的亲密关系，他也许比哈德逊还更早知道了这件事。

当气度不凡的范·梅特伦出现在哈德逊面前的那一刻，他发现了这位航海家真正心心念念的兴趣所在，那与船长的身份和他为之工作的公司无关。哈德逊追求的目标是与突然席卷欧洲列强的历史潮流联系在一起的，那是对摆脱贯穿各国中世纪历史的“地中海范式”，以及探索全球各个角落的自觉需要：他想要发现，开拓，扩张，做生意。范·梅特伦代表某些荷兰商人说话，这些怀有热切渴望的荷兰商人看到哈德逊的同胞失去了信心，便希望支持哈德逊施展抱负。总之，他们想聘请他。

这位航海家显然没有因为对他的出生国或培养过他的公司不忠而感到痛苦。哈德逊只是把行程推迟到了9月中旬，参加完一个孙女（他儿子奥利弗的孩子爱丽丝）的洗礼之后，他就登船，打算穿越海峡。当时他浑然不知自己对于历史的贡献并非发现通往东方的道路，而是命运的转折使其进行的一系列大胆、精彩、误入歧途却气势磅礴的曲折航行。

[1] 在刻画我心目中的哈德逊时，我使用了人们普遍接受的所有资料来源：Richard Hakluyt，The Principal Navigations Voyages Traffiqu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vol.3；Samuel Purchas，Hakluytus Posthumus or Purchas his Pilgrimes，vol.13；G.M. Asher，ed.，Henry Hudson the Navigator：The Original Documents in Which His Career Is Recorded；Henry Cruse Murphy，Henry Hudson in Holland；John Meredith Read，Jr.，A Historical Inquiry Concerning Henry Hudson，His Friends，Relatives，and Early Life，His Connection with the Muscovy Company，and Discovery of Delaware Bay；Llewelyn Powys，Henry Hudson；and Edgar Mayhew Bacon，Henry Hudson：His Times and His Voyages。我还查阅了Philip Edwards，ed.，Last Voyages：Cavendish，Hudson，Ralegh，The Original Narratives；Donald S. Johnson，Charting the Sea of Darkness：The Four Voyages of Henry Hudson；and Douglas McNaughton，“The Ghost of Henry Hudson”。

[2] Abacuk Pricket的日志载于Purchas，Hakluytus Posthumus or Purchas his Pilgrimes，vol.13，该日志证实哈德逊在伦敦有一所房子；Powys，Henry Hudson，1称这所房子在“伦敦塔附近”。莫斯科大楼原址位于希兴里（Seething Lane），但是，据Armand J. Gerson et al.，Studies in History of English Commerce During the Tudor Period，33（引自Husting Roll 341，29）记载，该公司在1570年之前“因为最近的一场大火搬到了圣安东尼（St. Antholin）伦敦教区内或附近的某条名为公爵街（Dukes Street）的街道上”。圣安东尼教堂位于考德维那街区的布奇道（Budge Row）。在还原哈德逊的路线时，我用到了Adrian Prockter and Robert Taylor，The A to Z of Elizabethan London中重印的“Agas地图”，John Wellsman，ed.，London Before the Fire中重印的Claes Jansz Visscher绘制的1616年前后的伦敦街景，以及John Stow的 A Survey of London Written in the Year 1598。

[3] 莫斯科公司中的哈德逊家族关系的主要论据是在Read，A Historical Inquiry Concerning Henry Hudson中提出的。

[4] Read，A Historical Inquiry Concerning Henry Hudson，41.

[5] Jessica A. Browner，“Wrong Side of the River：London’s disreputable South Bank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y”；and A. L. Beier，“Vagrants and the Social Order in Elizabethan England，”10-11.

[6] 有关莫斯科公司和都锋时代中期的史料来源为David Loades，The Mid-Tudor Crisis，1545-1565；Richard Hakluyt，The Discovery of Muscovy；Purchas，Hakluytus Posthumus；Charlotte Fell-Smith，John Dee；Raymond H.Fisher，The Russian Fur Trade，1550-1700；Peter J.French，John Dee：The World of an Elizabethan Magus；Armand Gerson，Earnest Vaughn，and Neva Ruth Deardorff，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English Commerce During the Tudor Period；Henry Harrisse，John Cabot，the Discoverer of North-America，and Sebastian His Son；Garrett Mattingly，The Armada；Samuel Eliot Morison，The European Discovery of America，vol.1，The Northern Voyages；Geraldine M. Phipps，Sir John Merrick：English Merchant-Diplomat in Seventeenth Century Russia；David B. Quinn and A. N. Ryan，England’s Sea Empire，1550-1642；E. G. R. Taylor，Tudor Geography；T. S. Willan，The Muscovy Merchants of 1555；and James A.Williamson，The Age of Drake。

[7] Loades，The Mid-Tudor Crisis，1545-1565，73.

[8] 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The Great Explorers，40-41）谈及此人的名字也可能被写作 Cabotto 和 Gabote。

[9] E.G.R.Taylor，Tudor Geography，86.

[10] E.G.R.Taylor，Tudor Geography，34.

[11] E.G.R.Taylor，Tudor Geography，81-85.

[12] Conyers Read，Mr. Secretary Walsing-ham，3：371.

[13] 即彼得勒斯·普朗修斯（Petrus Plancius）。——译者注

[14] Powys，Henry Hudson，26.

[15] Albert Gray，“An Address on the Occasion of the Tercentenary of the Death of Richard Hakluyt.”

[16] Donald Johnson，Charting the Sea of Darkness，20.

[17] “地球物理研究所地球物理学副研究员Martin Jeffries称，北极深冬时节，地表海冰覆盖范围达约1000万平方英里，夏季浮冰会缩减至600万平方公里，” Ned Rozell说，“海冰减少可能是气候变化的另一个线索。”参见Alaska Science Forum Article 1255（October 5，1995）。

[18] Hakluyt，Principal Navigations Voyages，3：567.

[19] Purchas，Hakluytus Posthumus，13：306-07.

[20] Purchas，Hakluytus Posthumus，313.

[21] Purchas，Hakluytus Posthumus，329.

[22] Purchas，Hakluytus Posthumus，328.

[23] Purchas，Hakluytus Posthumus，300.

[24] 伦敦大火（the Great Fire）发生于1666年，是英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火灾，烧毁了包括圣保罗大教堂在内的许多建筑物。——译者注

第二章 传播者

17世纪，走进阿姆斯特丹，你会受到轻微的感官冲击：盘旋着的海鸟的尖叫声和船桨的击水声；混杂在一起的各种气味：卷心菜味、油炸煎饼味、运河的臭气。走进运河构成的混浊的青蓝色格子，你会有种走进一个井然有序的密闭空间的感觉。细长的砖房造型典雅而不张扬，房子的尖顶框住了天空，让天空也显得温和了起来。铺满鹅卵石的码头上热闹非常，工人们推着手推车或者蹒跚着把压在身上的麻布袋装到驳船上。身穿短裙、露出臀部曲线的女人们擦洗着门廊，又往上撒了一大把沙子；狗、马和孩子到处可见。

当亨利·哈德逊于1608年秋天抵达阿姆斯特丹时，他身边的世界正在发生改变。一个多世纪以来善于处理南美和东印度事务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帝国正在衰落，两个新的强国先后崛起。荷兰和英国齐头并进，很快将达到巅峰，他们会为世界带来伦勃朗、维米尔、显微镜、郁金香、证券交易以及私密的现代家居概念。

荷兰人当然是为海洋而生的，保留这种特质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因此，水就是他们的心之所向；他们是欧洲大陆的造船者、水手、向导和非法买卖者，水是他们帝国的钥匙。当西班牙和葡萄牙联盟在1580年对荷兰贸易商关闭了里斯本口岸（荷兰人长期以来都在此接收亚洲商品，再将其转销全欧）时，荷兰商人们采取了激进的做法——在船上装满火药和加农炮弹，直接开赴伊比利亚货源地，即东印度群岛，经南路进行了一年多的航行。抵达后，他们火力全开，夺取了葡萄牙的军品交易站，将爪哇、苏门答腊和马来半岛变成了新帝国的前哨。1599年，当第一支成功的护航队返回故乡时，他们的船上载着60万磅辣椒和同样数量的肉豆蔻、丁香等其他香料，丰硕的成果令阿姆斯特丹人震惊了。全城的教堂都响起了钟声，世界强国开始崛起。

地理环境塑造城市性格。哈德逊走进的这座城市的性格和他刚刚离开的那座城市迥然不同。单凭这一点就能解释为什么曼哈顿，这座由哈德逊画出最初轮廓的城市，会变得和波士顿或费城非常不同。英国与荷兰共和国之间的一个不同点包含在一个抽象的，在我们听来显得软弱无力的名词之中：宽容。英国正濒临百年宗教战争的边缘，王室成员的头颅就要满地乱滚，成群的平民四处逃散。荷兰人——交易商和水手的目光总是聚焦于“外面的世界”，即别处的土地、别处的人和他们的产品——必须对分歧保持宽容的态度。在外国货物进出他们港口的同时，外来的思想和外来民族也在此进出。现在谈到“赞扬多样性”这种观点已经太过时了，但是在当时的欧洲，荷兰人在对外国事物、宗教分歧和异类的接纳程度方面表现突出。哈德逊的新雇主就是一个例子。这些“东印度公司阿姆斯特丹商会”的成员中有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其中许多人还是在南方或其他地方因宗教迫害而流亡的难民。他们来到这里，融入社会，力争上游。在整个17世纪，荷兰共和国成了笛卡尔、约翰·洛克和英国清教徒的知识或宗教的天堂，后者在莱顿住了12年之后才开始在新英格兰建立起一座新“耶路撒冷圣城”。哲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就出身于阿姆斯特丹活跃的犹太社区。时至今日，阿姆斯特丹人都在骄傲地用“Mokum”这个几世纪之久的犹太名字来称呼这座城市。（而且，在俚语中，阿姆斯特丹人是用意第绪语的“de mazzel”来表示“回头见”。）

地形还有政治层面的意义，低洼地区的省份——尼德兰这一个不折不扣的巨型河口三角洲——一直都很容易成为侵略者的目标。14世纪，法国人通过扩张活动入侵了这些省份，然后，在1495年，即哥伦布航行的3年之后，西班牙将低地国家纳入了自己的帝国版图。当哈德逊进入阿姆斯特丹的时候，尼德兰联合省已经为了从他们的西班牙领主手中获得独立而奋斗了近40年。长年累月的战争让他们变得坚强，变得团结，在军事和经济方面更加强大。在那之前，他们人心涣散，每个省都习惯于按自己的方式行事。西班牙天主教的专制统治——包括迫使清教徒们回归天主教会的血腥的宗教裁判策略——令他们团结了起来，还为他们带来了一位国父式的人物，即史称“沉默者威廉”（William the Silent）[1]的奥兰治亲王威廉一世（Willem I，the Prince of Orange）。这位英雄式的军事领袖遭到暗杀，给了格罗宁根（Groningen）的农民、弗利然的马贩子、泽兰（Zeeland）的造船工人、四海为家的艺术家和阿姆斯特丹的商人一个共同的焦点。他们也有自己的民兵组织，这个被称为“海上乞丐”（Sea Beggars）的组织是由一群罗宾汉式的水手组成的。这些水手克服重重困难，击败了训练有素的西班牙正规军，从他们手中夺下了海滨城镇布里尔（Briel）。这第一次给荷兰人带来了摆脱外国势力钳制的希望。

也许，尼德兰与英国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在奋斗中团结起来的荷兰七省在欧洲完全是个异类：从都铎王朝的伊丽莎白到路易十四，在君主制当道的时代中，荷兰人开创了一个共和国。它和启蒙运动全盛时代的共和国不是一个概念——它不属于理想主义式的，自以为是地称“我们认为这些真理不言而喻”[2]的模式，那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建国理念，而是在各个城镇团结在一起，捍卫它们的利益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共和国。但它是一个源自人民自上而下的体系。法国人有他们复杂的风尚与礼仪体系，西班牙王室有他们摇摇欲坠的“巨型喷泉式”[3]赞助模式，英国人有他们的阶级制度和根植于国民灵魂中的贵族政治。而17世纪的荷兰人独树一帜，他们要当“可靠的平民”。他们有蔑视君主制和华而不实的制度的文化传统——正如当时的一位作家所写，他们有着“对待专制政权强烈的反抗意识”[4]。他们信奉勤奋工作、生财有道，并且为人谦虚。他们认为英国人把精力都放在巫婆身上的做法是偏执的表现。

荷兰人穿着简朴，以至于外国人抱怨他们在阿姆斯特丹的街道上连市政长官和普通的店主都分不清。在17世纪初，阿姆斯特丹几乎没有豪华的房子，在绅士运河（Herengracht）和酿酒者运河（Brouwersgracht）岸边排开的房子依然是简朴的独门独户。荷兰人不提倡养成群的仆人，富贵人家也就只有一两个仆人，这在当时殊为奇怪。一位登上荷兰战舰的法国海军指挥官惊讶地发现舰长正在打扫自己船舱。这里也有贵族家族，但是他们不像其他欧洲贵族一样大权在握。相反地，权力归于那些成就事业的人之手，即商人和当地市政长官。人性使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人创造出了一个新的人群——商界贵族，有时候他们甚至会向手中缺钱的外国人买头衔，但是这种做法本身又突显了这种观点。[5]力争向上是荷兰人性格中的一部分：如果你卖力工作、头脑精明，那么你的地位就会提高。今天，这是健康社会的象征；但在17世纪，这却很奇怪。

国父，年轻而富有朝气的共和国，独立战争，精明务实、蔑视君主制、对差异抱有开明接纳心态的民众，这一切都令人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它们在下一个世纪的美国开创者身上保留了下来。正如第一位出访阿姆斯特丹的美国大使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在1782年所写：“这两个共和国（合众国）的源头是如此相似，其中一者的历史似乎就是另一者历史的翻版，因此每个了解美国革命这一话题的荷兰人都肯定会断言美国革命是正义之举、势在必行，或者对它永垂不朽的先辈们的伟大壮举有所非议。”[6]这些相似点之中有一些是不可避免的（所有的造反运动中不都有英雄和烈士吗？）但是，我希望本书能够说明，最本质的一点——文化的敏锐性，其中包括对分歧坦然接受的心态和相信个人成就比出身更加重要的观点——至少在部分程度上是由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的基因转移，是荷兰人的观念栽种于未来美国的一个重要地区的结果，这些观念将成为美国人品格的一部分。这一文化基因的传递者就在这里，就是此地的此人，尽管当时看来毫无征兆，他对此也毫不知情。

和英国人一样，荷兰人对寻找通往亚洲的北方航线的兴趣也由来已久。15年前，荷兰探险家威廉·巴伦支（Willem Barents）已经三次尝试寻找东北通道。虽然他在最后一次航行中冻死了，但是荷兰当地对这一项目热情不减。“荷兰东印度公司”最近刚冒出了头，他们在东南亚之旅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很快就要部署一支水手人数不下5000名的巨型舰队。比起莫斯科公司，这家公司的组织更加严密，而且可支配的资金更多。正如该公司的情报报告描述的那样，如果哈德逊马上就要发现他们寻找已久的、通往亚洲市场的北方通道，那么他们就要拿下哈德逊。

然而想拿下哈德逊的不只是他们。哈德逊抵达荷兰共和国时恰逢一个关键时刻，当时整个欧洲都在关注这些低地省份。两年前，荷兰舰船在雅克布·范·黑姆斯克尔克（Jacob van Heemskerck）的指挥下，发起了密集的舰船和火药攻势，大开杀戒，在停泊于直布罗陀海峡边的西班牙舰队中轰出一条血路。这为英国人20年前大败无敌舰队的壮举画上了句号，西班牙国王腓力三世终于被迫坐到谈判桌前。当哈德逊正着手与荷兰商人洽谈合约时，欧洲各国代表在距离海牙35英里处碰头，打算制定出一个与各方利益息息相关的停战协定。如果停战协议真能达成，那么这就相当于承认尼德兰联合省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哈德逊在荷兰如鱼得水，甚至他也许早年曾在这个国家生活过。[7]他在这里也有朋友——约斯特·德·洪特（Joost de Hondt），此人是一位雕塑家和制图师。约斯特在合约洽谈时充当了哈德逊的翻译，哈德逊还在他海牙的家中过了冬。哈德逊的另一位朋友是地理学家彼得·普朗修斯（就是提出极地太阳论的人），那年冬天，哈德逊和他一起度过漫漫长夜，聚精会神地研究地图和零零碎碎的信息或传闻。在整个荷兰，普朗修斯是最了解地球形貌的人。他是相信通往亚洲的航线在东北方的其中一人，但是哈德逊坚信最有可能存在的通道是在西北方。普朗修斯不知通过什么手段弄来了一件东西——它进一步坚定了哈德逊的这种看法，这件东西现在归他了：那是英国人乔治·韦茅斯（George Weymouth）的航海日志，七年前，此人尝试寻找西北航线并详细记录下了这一过程。

当哈德逊坐在可以俯瞰平静碧绿的乔德仕街运河（Geldersekade）的东印度公司大楼里与荷兰商人洽谈时，海牙停战协议代表团的探子正在监听这一切，因为这与他们有关。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停战，但其弦外之音则是荷兰国力正在提升。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代表们还在为荷兰在亚洲进行突袭的事情而感到恼火，他们想让这些荷兰舰船撤退，并将其作为和谈条件。英国也有同感。詹姆斯一世，这个取代伊丽莎白登上了王座的迂腐而又笨拙的苏格兰人，指示他的海牙谈判代表争取终止荷兰在东方的贸易。

VOC——即将闻名于世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荷兰名称“de 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的首字母，人们以纹章的形式将其装饰在世界所有港口的船只上——获得了特许状，但特许状也规定它只可以垄断南方航线的亚洲贸易。所以，如果有人能找到从北方通往亚洲的后门，那么他就能遏制该公司崛起。所以拿下哈德逊就是当务之急。然而，在VOC达成协议之前，其他人在百般引诱他。和谈中的法国代表团团长皮埃尔·让南（Pierre Jeannin）匆忙给国王亨利四世写了一封公函，告知他新的动向，这一动向会令“眼下为‘荷兰议会’（States General）争取停战的和谈”[8]横生枝节。让南报告，据说荷兰人将与英国航海家哈德逊达成协议，后者即将找到通往亚洲的近道。（让南听信普朗修斯的谬见，声称哈德逊“已经发现越往北走越不冷”[9]。）让南提到一个名叫艾萨克·勒·梅尔（Isaac Le Maire）的叛变的荷兰商人制订的计划，这个叛徒打算把哈德逊从VOC那里偷偷拉过来，让他和法国控制的财团签署协议。让南还补充道：“有许多富有的商人将欣然加入。”[10]

这时，英国已为自己放走哈德逊的事情大为光火。与此同时，荷兰商人们听到了法国人的风声，这促使他们加快速度与这位航海家签订协议。欧洲几大主要势力手忙脚乱的举动凸显了哈德逊作为历史支点的意义：他们都意识到这位海员即将去往某处——未来就在他要去的方向上，他们想要追随他的脚步。

那么就朝海洋进发。船从一个被称为“泪塔”（Schreierstoren）的低矮砖塔下水，这里的城墙面对着海水，世世代代的荷兰女人都曾站在这里，提心吊胆地凝视远方，等待她们的男人归来。哈德逊在1609年春天出发，当时正是航海的最佳季节。他有了一艘新船——88英尺长的“半月号”（“Halve Maen”），以及一支由16人组成的船员队伍，其中一半是英国人，一半是荷兰人。而且，他有命令在身：要找到东北方向的航线。他肯定强烈要求过往西北方向走，因为荷兰商人回绝了；他们在附加指示中警告他除了东北线“不要考虑其他任何路线”[11]。但他还是我行我素，完全违背了他们的意思。他往俄国的方向走，在沿着挪威的海岸线进行了一次冒险尝试之后，顺着一股强烈的西风继续前行。他计划往他许诺前往的目的地的反向航行3000英里，对于其他船长来说，这是不可想象的；可对于他来说，这是相当正常的做法。因此，他的历史之旅完全是他个人所为，尽管其结果也是在他意料之外的。

在海中央劝服自己的船员们逆转航向之后，他有两个选择：要么遵照乔治·韦茅斯航海日志中提到的一条真正的西北通道，航行穿过今天加拿大北部的岛屿和浮冰；要么根据约翰·史密斯的笔记中提到的那条实际上根本不在西北方向，而是在西南方向的通道，直接穿过北美大陆。他听了史密斯的建议。在靠近纽芬兰之后，他沿着海岸线向南走了6周，直到他进入距离弗吉尼亚的詹姆斯敦殖民地仅有10英里的地方，那里还有他的朋友。然后，突然之间，他停住了。他很清楚自己身在何处，他的英国大副在自己的航海日志中记录道：“这是弗吉尼亚‘国王河’（Kings River）的入口，我们的英国同胞就在这里。”[12]他们所在的地方是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 Bay）的河口，也就是现在架起切萨皮克湾桥的地方。哈德逊意识到自己是在为一家荷兰公司航行，因此如果他驶入英国殖民地，那里的人们可能不会欢迎他的到来。他把船开到这里来应该是想让自己确定方位。他转头向更南边走，在抵达哈特拉斯角岛（Cape Hatteras Island）之后，开始向北走。8月28日，他进入了特拉华湾（Delaware Bay），成为第一位发现此处的欧洲人。但他刚进入特拉华湾，船员就发现了危险的浅滩和沙洲。船长很快就下了结论，这条河不是通往中国的那条广阔的深水航道。

于是他们继续北上：几度晨雾迷蒙，几度残阳如血，海岸线如长而平滑的切口一般；海浪永不停止地拍打着沙丘；远处寂静荒凉。他们知道，自己背负着一个新的世界，那是一个黑暗得令人难以置信、完全未知的地方，是不可想象的维度的产物，而且他们还不清楚要怎么进入。

然后，他们感觉到有情况发生。在一个钩状的地点附近，他们惊讶地发现了三条河流，悬崖峭壁拔地而起——这片土地“非常宜人，海拔高，地势陡深，适合落脚”。他们在纽约港的外围地区沿史坦顿岛海岸线行进。密密麻麻的鱼群在他们身边涌现：鲑鱼、鲻鱼，还有幽灵般的鳐鱼。他们抛锚上岸，眼前的原始橡木和“大量蓝色的梅子”[13]让他们惊叹不已。

然后，就有人出现了。这些人坦诚地向他们走来。他们身穿兽皮，个性温和，带着几分高贵，他们给哈德逊一行人提供了玉米面包和青烟叶。1801年，摩拉维亚传教士约翰·赫克韦尔德（John Heckewelder）采访了长岛（Long Island）的一名印第安人，发表了一篇从印第安人的视角讲述哈德逊到来的文章。[14]这个在特拉华的印第安人中世代相传的故事与哈德逊的大副罗伯特·朱特（Robert Juet）对双方第一次相遇的描述是一致的：和平，谨慎，好奇。印第安人讲述他们看到了水面上浮着“一间色彩斑斓的大房子”（荷兰人的船上确实画着颜色鲜艳的几何图案）。在朱特讲述的关于印第安人的故事中，他们和几名包括其首领在内的来客在陆地上第一次见面，这些人是划船上岸的。这个有关印第安人的故事中还补充了来客首领身穿“带有金色蕾丝，闪闪发光的红外套”的细节——对于哈德逊肖像一个毫不违和的补充。

当地产品出场了。大麻、黑加仑干、牡蛎、豆子，刀子、短柄斧和玻璃珠。在接下来的三天，这艘船探索了星罗棋布的岛屿、海湾和河流，在布鲁克林、史坦顿岛和新泽西海岸上来回搜索时，他们有两次与印第安人兵戎相见的经历，朱特称是印第安人先挑起事端。结果有人丧生。说来讽刺，刚刚进入未来纽约市的周边水域，就发生了两件事：贸易和暴力。

然后，哈德逊驾着他的三桅小木船驶进竞技场一般的港口内部，它是“一个非常好的避风港”[15]。他站在高高的艉楼甲板上，俯瞰他的船员们，下令向上游行进。随着面前的景色次第展开，他的心跳肯定也加快了。朱特写道：“这条河宽1英里，看起来像是通往人们所向往的世界另一端的通道，它的两岸有很高的陆地。”在上游，他们遇到了更多当地人，“一个非常有爱心的族群……我们都受到了精心照顾”。哈德逊和他们一起上了岸，到他们用树皮搭建的圆屋中做客。“这是我有生之年曾踏足的最适宜耕种的土地，”他写道。他和他的手下记录了他们可以从当地人身上得到的更多馈赠：皮草。

然后一切就结束了。河面越来越窄浅：没有船能通过；亚洲并不在那里。他们再次向南，与河流南端的印第安人之间发生了更多小冲突。我们无法确定，哈德逊是否意识到他们在一个雨夜“驾船平静地”经过的一片土地是一座岛——在第一篇关于这座岛名字的文字记录中，朱特提到“这条河的这一面叫‘Manna-hata’”。不管怎样，哈德逊尽责地记下了此处有开展贸易的可能性——壮美的海港和河流、他们将在这片大陆上建立的立足点，但此时，他自己的目光从未离开他魂牵梦萦的地平线。他两手空空地回家了。

奇怪的是，哈德逊没有驾船直奔阿姆斯特丹，而是驶入英格兰达特茅斯的港口。他也许是要让他的几位英国船员下船——这趟航行又引来了诸多怨言；船员内部又起了争执，而船长还在神游天外。不管怎么样，当他到达的时候，一场国际冲突爆发了。合同中规定他的义务是把所有海图、航海日志和笔记提交给他在阿姆斯特丹的雇主，然而英国政府在想方设法阻止他。他们扣留了哈德逊本人，并且至少看了一部分他的记录。国际间谍还在跟踪他。“胡安·哈德逊，”一位西班牙间谍在“半月号”驶入达特茅斯之后不到一个月就给腓力三世写信，“已经……抵达伦敦此地并且没有向他的雇主提供完整的报告。”[16]最后，哈德逊设法将他的航海日志传到范·梅特伦手中，由梅特伦将日志连同一份报告送到了阿姆斯特丹。

哈德逊河上航行的消息通过了荷兰政界与商界的筛查。阿姆斯特丹港滨的赞德胡克（Zandhoek）和彼特坎特（Buitekant）那些一心向海的商人一边密切注视着满载西班牙塔夫绸、德国瓷器、瑞典铜和东印度香料的驳船卸货，一边寻找下一个商业机遇。当他们仔细研究范·梅特伦的报告时（该报告被发表了出来，向世界宣告这一发现属于荷兰人），寻找通往亚洲新通道的希望被抛在了脑后。在报告中，他们获悉了新发现的情况和通往尚未勘察过的大陆的水道的图纸。那条水道“宽广深邃，是人们所能找到的最佳水道，两岸有理想的锚泊地”[17]；此处还住着一小撮“友善有礼的人”，这是意外的收获。不过，一下子吸引住他们的是其他的字眼，那是几个清晰可辨，充满“钱”景的名词——“Vellen...Pelterijen...Maertens...Vossen...”[18]。这份报告明白无误地保证那里有“许多皮草和生皮、马丁鸟、狐狸，以及许多其他有价值的物品”。

于是故事回到了半个世纪前，英国和俄国建立皮草贸易的时候。这项贸易已经缩减了，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俄国人的屠杀效率超过了海狸的繁殖能力。而北美洲有新鲜的、似乎无穷无尽的供货源。有一段时间，荷兰贸易商曾试图迂回地插手法国在更北方的加拿大的皮草贸易，但是没能成功。他们再也不必如此了：现在他们在那片大陆上有了自己的据点。荷兰人宣示了他们对于哈德逊驾船驶过的这片领土的主权，随后探险家阿德里安·布洛克（Adriaen Block）把它绘在了地图上——那是一片由三个河道系统包围的狭长地带，这三个河道系统最后会变成特拉华河、哈德逊河和康涅狄格河，在北美东海岸占据一席之地，成为通往北方英国领土的通道。沃尔特·雷利以他的“童贞女王”[19]的名字为这片英国领土命名，以向女王致敬——他转眼就忘了这位航海者。

这也没什么，因为当哈德逊浪子回头时，英国人想把他要回去。他的眼睛一直盯着自己的目标，但这个目标现在已经偏离了历史的焦点。他痴心不改，最后，这份痴心让他变成了一个属于过去的人：他还怀揣着文艺复兴时期航海到中国的梦想。他哄骗了三个极其富有的年轻贵族，让他们相信自己马上就要有新发现了。在排除约翰·史密斯的航线之后，他现在把一切都押在了韦茅斯港上，有迹象表明，那里能通往冰天雪地的北方，不过要通过被人们称为“狂暴湍流”（the Furious Overfall）的地方（即通往“哈德逊湾”的海峡，如今此海峡被称为“哈德逊海峡”）。这三名贵族毫不迟疑地为他提供资金赞助，他召集到了一批船员就动身，一拍也没有落下，第二年春天就出发了。他的计算结果和他的预感都指向了一个不容置疑的结果：那条通道肯定就在那里。[20]他非去不可。如果这个世界要阻止他，就只能杀掉他。

后来发生的事情就是如此。哈德逊没料到他的船员们不像自己那样信念坚定，而且会为了自保而不择手段。他的傲慢无以复加，以至于他没有看到自己大限将至。即使在他双手被绑在身后，穿着一件“小丑似的袍子”，被船员们从他自己的船的甲板上弄到小船里——其中一个叛变者后来在证言中如是说道（他们是在破晓时分抓住了走出船长舱的哈德逊）——他依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21]“你们这是干什么？”他一头雾水地问道。他们把他绑了起来，并告诉他，他很快就会晓得的。他曾经月复一月地怂恿、哄骗、威逼这22个人前进，于是他们和浮冰展开了毫无胜算的搏斗。他们头顶的侧支索和帆冻住了，食物也耗尽了，他们再也看不到天边有熊和海豹出没的白色地带，沦落到爬上岸搜寻苔藓果腹。起初，他们的牙龈出血，然后牙齿松动了。从一个脚趾到另一个脚趾，冻疮腐蚀了他们的肉体，所以许多人再也无法忍受，他们简陋的小床塞满了船上每一处可用的空间。终于，他们坚持不下去了。

除了哈德逊之外，被装到小船上的那一小部分人中还有病入膏肓的和那些依然忠诚于他的人，其中包括其儿子约翰，他当时还是个孩子。在他们被放逐后的某一时刻——那时大船驶离他们，进入一个开阔水域，船的上桅帆在一阵清风中撑起满帆，哈德逊看着船体消失在清晨的白霜之中，只留他们在小船上，让他们独自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没有食物、生活用水或火源，只有身边30万平方英里浮冰拥塞的大海——他的钢铁意志最终肯定还是坍塌了。在寒冷侵入他的血液和心脏之前，他肯定还被迫承受了双重噩梦：眼见自己无辜的孩子因自己的愚蠢而受苦死去，他一生的雄心壮志全盘尽毁。在他的思绪停止之前，他应该会承认，他的探索之梦将在此破灭，正如他本人即将死去一样。

在他的结局中，具有讽刺意味的一幕是当生还的叛变者们一瘸一拐地回到伦敦，因叛变与谋杀受审时，他们无耻却很机智地声称实际上哈德逊“已经”找到了西北通道，而且他们知道这条通道在哪里，因此而被免罪。然后，这些生还者不但没有被绞死，反而与伦敦的一些最为声名显赫的人一道接受了国王詹姆斯的任命，成为一家新公司的成员，这家公司就是“西北通道商业探索者公司”（Company of the Merchants Discoverers of the Northwest Passage）。该公司获颁特许执照，可以通过他们新发现的海峡开始“向鞑靼、中国、日本、所罗门群岛、智利、菲律宾等伟大王国和其他国家”[22]开展贸易。

一度被哈德逊毫不费力地驾驭的历史浪潮，很快就吞没了他。他注定要扮演传播者的角色，将并非他自己母国文化的胚种带到一片新的土壤中，他在如今的“哈德逊湾”南端冻死之前，在阿姆斯特丹的海滨，一个名叫阿尔努·沃格思[23]（Arnout Vogels）的年轻人正忙得不可开交。30岁的沃格思出生于南部的安特卫普，充满冒险精神，干劲十足。许多人为了躲避欧洲其他地方的麻烦事而来到阿姆斯特丹这个避风港，他就是这些人中的一员，是在西班牙军队1585年入侵他的家乡之后来到这里的。他带着一个在战火中成长，知道人生何其短暂的人所特有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商业中去。在为一家贸易公司工作时，他成了一名皮草生意方面的学徒，但是他渴望着自立门户。当哈德逊发现新航线的消息传到码头边的阿姆斯特丹贸易商办事处时，沃格思迅速行动了起来。1610年7月26日，当哈德逊前往那个宽广结冰，即将送他走上末路的海湾时，沃格思与赛门·朗博茨·毛乌（Sijmen Lambertsz Mau）船长握手达成协议，决定在一片新的尚未开发的土地上开展贸易。在大部分欧洲人的脑海中，这个目的地依然模糊不清，因此，这份合同上关于目的地的陈述很宽泛：“西印度群岛以及邻近地区”。现在全美各地区依然在使用“西印度群岛”这个词。

一夜之间，时代变了。寻找通往亚洲的近路，这个曾经最为时尚的想法在沃格思这一代人看来，似乎突然变得过时和古老。未来在更近的地方，就在大西洋的另一端。英国人哈德逊已经为后来那些富有进取精神的荷兰人搜寻过这个地方了。时至今日没有人关注过英国自相矛盾的说法：英国人已经在弗吉尼亚建起了一个摇摇欲坠的桥头堡，但是他们的新英格兰定居点在未来许多年后才得以建立，而哈德逊代表荷兰人进行的探险比清教徒登陆早了十几年。所以，这片区域曾经畅通无阻，荷兰贸易商们的脑海中不断重复着一首歌：“许多皮草和生皮、马丁鸟、狐狸，以及许多其他有价值的物品”，“一个非常好的避风港”。一个画面在他们的脑海中成形，那是一个目标，一把钥匙，一条通向新大陆中心的道路，“是人们所能找到的最佳河流……有1英里宽”——那是一条通往无限可能的、闪闪发光的大道。

[1] 威廉·范·奥兰治（Willem van Oranje，1533—1584），尼德兰著名的爱国贵族，因听说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讲述把教徒逐出尼德兰的计划时大感震惊、缄默不语而被称为“沉默者”。——译者注

[2] 此句出自《美国独立宣言》。——译者注

[3] Harry Sieber，“The Magnificent Fountain：Literary Patronage in the Court of Philip III.”

[4] Simon Schama，The Embarrassment of Riches，53.

[5] H.F.K.van Nierop，The Nobility of Holland，212.

[6] John Adams，A collection of state papers ...，399.

[7] 阿德里安·范·德·邓克在他叙述有关哈德逊的故事时称，哈德逊曾在荷兰生活过。虽然史学家们认为这种说法是出于荷兰人将新尼德兰的所有权据为己有的私心，因而将其否定，但是哈德逊非常熟悉这个国家，而且他与普朗修斯和洪特有交情，所以哈德逊会不假思索地决定前往荷兰也是不难理解的。

[8] G. M. Asher，ed.，Henry Hudson the Navigator：The Original Documents in Which His Career Is Recorded，245.

[9] G. M. Asher，ed.，Henry Hudson the Navigator：The Original Documents in Which His Career Is Recorded，246.

[10] G. M. Asher，ed.，Henry Hudson the Navigator：The Original Documents in Which His Career Is Recorded，253.

[11] G. M. Asher，ed.，Henry Hudson the Navigator：The Original Documents in Which His Career Is Recorded，253. Llewelyn Powys，Henry Hudson，81.

[12] Purchas，Hakluytus Posthumus or Purchas his Pilgrimes，13：356.

[13] J.F.Jameson，Narratives of New Netherland，1609-1664，37.

[14] John Heckewelder，History，Manners，and Customs of the Indian Nations，71-75.

[15] 本处和接下来段落中的引用均来自Juet’s journal as reprinted in Purchas，Hakluytus Posthumus，vol.13。

[16] I.N.P.Stokes，ed.，Iconography of Manhattan Island，1498-1909，2：44.

[17] Van Meteren，in Asher，Henry Hudson，150.

[18] 英语版与荷兰语版来源同上。

[19]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称号。——译者注

[20] 据记载，哈德逊的想法是对的。1906年，罗尔德·阿蒙森（Roald Amundsen）终于通过了西北航道，但是到了那时，那完全就是一种个人冒险了，通过北方航线到亚洲经商的可能性基本上已经在海上航行的残酷现实面前消失殆尽了。

[21] 这一场面的所有细节皆来自Abacuk Prickett对于这场哗变的叙述，这一场景印在了帕切斯的Hakluytus Posthumus中。Prickett的描述是有失偏颇、不足采信的——他把他自己和与他一道生存下来的伙伴们描述为这场哗变中无可非议的旁观者，故意将那些在返航途中死去的船员指为罪魁祸首——但是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那些关于天气、着装等方面的细节。

[22] Asher，Henry Hudson，255. 这家新公司的特许状被制作的时间是在1612年。真正的考验从1618年开始，在那之前，他们曾尝试穿越那些叛变者声称他们发现的航道，但都无功而返。

[23] 关于Vogels 的信息取自Van Cleaf Bachman，Peltries or Plantations：The Economic Policies of the Dutch West India Company in New Netherland，1623-1639，3-6。

第三章 这座岛

卡特琳娜·特瑞科（Catalina Trico），一个说法语的少女。约里斯·拉帕里（Joris Rapalje），一名佛兰德纺织工人。巴斯蒂安·克罗尔（Bastiaen Krol），一个来自农业省弗里斯兰的带职信徒。1624年和1625年，十几二十岁的他们来到这里，驾着轻舟、双桅平底船、双桅纵帆船、带气窗的帆船和大舢板在狂暴的波涛之上颠来簸去。这些木船工艺精良，但依然脆弱，令人心惊胆战。他们在甲板下容易让人患上风湿病的狭窄空间中撞来撞去，每次摔得鼻青脸肿的时候都会被猪拱，饿着肚子的羊还在旁边咩咩地叫。动物的臭气和他们自己的呕吐物、酸臭的秽物散发出的臭味混杂在一起，每个人都抓着他或她的那包万灵丹，想避开黑死病、恶魔、海难和“要命的痢疾”。他们那些船的名字——“好运，亚伯拉罕的牺牲”——暗示着笼罩在他们头上的两种极端情绪：希望与恐惧。[1]

要花三个月的时间才能追上哈德逊的脚步，如果风向不利，那就要花四个月。从阿姆斯特丹出发，这些船穿越了被称为“IJ”的广阔内海和它危险的浅滩，抵达海风吹拂的泰瑟尔岛，然后进入白霜覆盖的北海。他们对葡萄牙海岸线敬而远之，又绕开北非沿岸的加那利群岛，他们的船长技术娴熟，运气也好，躲过了掠夺成性的私掠船和海盗（或者不是这样，有些船已被这两者俘获了）。然后，乘着信风[2]，他们征服了位于西南方向，横跨蓝灰色的茫茫大西洋的那条漫长而令人生畏的弧线。接着再次转向上行至巴哈马北面，沿着新世界、新大陆的海岸线行进，同时留心寻找哈德逊记录下的那个钩状的半岛，就这样进入那个大港口的怀抱。

哈德逊之旅已过去15年，莎士比亚写就《暴风雨》也已是10年前的事情了。这部剧中描写了一次美洲航行途中，在虚构的魔岛（百慕大）发生的一场海难。然而仍有人相信这可能是通往闷热潮湿，有着不同信仰和异国风情的东方文明的门户。在他们看来，50年后就要被命名为“新泽西”的西岸可能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后门，而湿气迷蒙，充斥着神和咖喱的印度就在那些断崖之后。但是这些人不是探险家而是定居者，他们更关注的是此处，即这条河，这个新家。在哈德逊有了新发现之后的15年间，侦察兵和贸易商已与住在当时被荷兰人称为“毛里求斯河”（River Mauritius）的印第安人有了充分的接触，这条河是以拿骚的毛里茨（Maurits of Nassau）的名字命名的，他是被刺杀的英雄“沉默者威廉”的儿子，还是当时反抗西班牙的起义军领袖［不过这条河已经有了一个新的名字：早在1614年，皮草贸易商就开始管这条河叫“哈德逊河”[3]（de rivière Hudson），以向他们的先驱致敬］。“河上印第安人”（贸易商这样叫他们，他们其实是马希坎和伦尼莱纳佩部落的人）划着瘦长、安静的独木舟，从北面、东面、西面，从未知的旷野来到他们面前，随身还带着数量可观的优质皮草。这里确实大有商机，贸易商们在报告中称。于是，几个规模较小的利益集团组成了一个财团，打算以系统的方式开发此地。

西班牙和荷兰共和国在哈德逊航行当年商定的停战协议维持了12年。这一协议很快就在1621年被撕毁，荷兰右翼分子旋即磨枪霍霍。一位名叫威廉·尤瑟林克斯（Willem Usselincx）的爱国商人，行动敏捷，心怀宗教热忱，多年来，他一直坚持一个观点，即荷兰诸省在“新大陆”中的动力将来自商业和加尔文教徒的热情。尤瑟林克斯在促成西印度公司（West Indin Company）成立的一连串会议上称，“如果一个人想要挣钱，他们就得提出方案，这样才能推动投资者进行投资。为了这一目的，上帝的荣耀将以某种方式帮助我们，而以其他方式，以有益于我们的祖国的方式令西班牙失利；但是首要的、最强大的诱因是每个人能使自己获利，这是显而易见的……”[4]他强调，新大陆上住着的不是狂暴的野人，而是聪明的原住民，荷兰人可以在他们中间建立起一个殖民地。那里有尚未开采的自然资源，其中可能有金、银和可作为“军费之源”[5]的原材料。

和西班牙重新开战与这一计划是一致的：荷兰私营公司的护卫舰既可以安上枪炮，突袭加勒比和南美水域中的西班牙船只，又可以在“新大陆”的口岸开展贸易。私掠巡航——被政府批准对敌人船只进行的海上掠夺——是一种可以接受的战时行为。

商人和政客突然都兴致勃发。富商们自己组织了五个地区的商会，每个商会都出了启动资金。国家的主管机构总议会又加了一小笔钱，到1623年10月，西印度公司已成为史上资金最充裕的新公司了，该公司的金库中有700万荷兰盾。东印度公司对亚洲的开发已经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果；如今，其新同行的脚步将遍及环大西洋地区——它的垄断地位延伸至西非、加勒比群岛和北美沿岸地区。那将是战争和贸易的产物，商人、船长、水手、会计、木匠、武器制造商和士兵形成了一个网络，以超乎寻常的速度渗透了这个新的利益属地。到了1626年，该公司向董事提供的财产清册上包括以下内容：

12艘去往非洲几内亚、贝宁、安哥拉、格列恩（Greyn）和阔夸（Quaqua）沿岸地区开展贸易的舰船和帆船，船上载有出口货物，预期可获得回报……

1艘由多德雷赫特开往佛得角的船，船上载着货物……

1艘开往亚马孙和圭亚那沿岸地区开展贸易的船……

1艘载重约130拉斯特的船，1艘装备精良的帆船，这两艘船将开往新尼德兰开展贸易并开拓殖民地……

33艘船……本公司的这些船还停泊在港内，船上配有金属与铁制枪支以及各种作战用的弹药物资、火药、火枪、武器、军刀以及各种可能需要用到的装备，可满足海上之需……

资金……金库中的资金将用于维持上述船只在海上的开支，这不仅是为了打击西班牙王室，而且是在上帝庇佑之下行使阁下的权威，开展本公司的各项业务，并为合伙人们赢得丰厚的利润。[6]

北美领地在这一计划中具有经济上的用途。该公司将开发这里的皮草和木材资源，而且会将其作为交通枢纽——船只从欧洲出发，先到南美洲和加勒比，然后抵达北美港口，最后返航。当然，必须有定居者，事实证明，养活这些人是创建大西洋帝国这项复杂的事业中最困难的部分之一。在故乡的时光是美好的，未来看起来更美好。阿姆斯特丹也许是世界上的穷人们最好的安身之所（一位英国领事以略带夸张的笔调写道，那里的救济院“不像穷人的住所，倒像王子的宫殿”[7]）。要让人们签字同意踏上征途，去往如今被称为新尼德兰的地方，他们就得找到那些足够愚昧或绝望或贫穷的人，只有这些人才会愿意离开高度文明的阿姆斯特丹的怀抱——离开那里铺平的街道，擦洗一新的地板，一车车的乳酪和一杯杯的优质啤酒，松软的枕头，贴有蓝白瓷砖的壁炉和温暖舒适的泥炭火——冒险到偏远地区，到绝对无情的荒凉之地去。

但是，和往常一样，这个国家到处都有难民。通过向人们许诺服务六年即可换得土地，该公司召集了一小撮强壮的瓦隆年轻人——从如今的比利时来的说法语的流亡者——公司确保他们像《圣经》中的诺亚一样，每个男人能有一个配对的女人，并抓紧时间把他们推到阿姆斯特丹会议室中，让他们在那里宣誓效忠于该公司和荷兰政府。

组织这次宣誓活动的议员克拉斯·皮特斯赞（Claes Peterszen）是著名的内外科医师。[8]如今我们知道这位医生是因为伦勃朗的名画《蒂尔普教授的解剖课》（The Anatomy Lesson of Dr. Tulp）（“Tulp”或“tulip”是这位医生的绰号，这个绰号来自画在他前门上的郁金香），而在当时，是因为他同意伦勃朗画这幅肖像画，才让伦勃朗有了名气，这位医生的名气之大由此可见一斑。于是这位身穿黑衣、仪表堂堂、神情严肃、脸上留着V字形黑色尖胡子的医生兼治安官的形象就在我们的脑海中变得生动了起来。在这位来自荷兰政治与科学机构的代表的面前，年轻的男男女女身穿乡村服饰，朝气蓬勃，他们因神经紧张和原始的青春活力而不断动来动去、轻轻颤抖，就是这群人要在被称为“曼哈顿”的蛮荒之地中开创一个新社会。

这个队伍中有许多青涩的年轻人，有四对夫妇在海上成婚，船长科内利斯·梅（Cornelis May，新泽西的“梅角”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是证婚人。另外一对——在本章开头处提到姓名的那两个人，卡特琳娜·特瑞科和约里斯·拉帕里[9]——则更加精明。也许他们知道船上的情形会是怎么样的，所以对于在那里完婚的想法不抱期望。他们同意加入这项极为危险的事业，条件是该公司首先为他们举行一场比常规更仓促的婚礼。这场婚礼在他们的船于1624年1月25日离开阿姆斯特丹的四天之前举行。“瓦朗谢讷的约里斯·拉珀别与卡特琳·特瑞科（Joris Raporbie de Valencenne，et Caterine triko），”阿姆斯特丹的瓦隆教堂牧师记录道，甚至没时间把名字写对，“1月21日成婚（Espousé le 21 de Janvier）”。这不识字的夫妇二人都在这一页上留下了印记。他19岁，她18岁；双方都没有父母在登记册上签字，这说明他们要么就是在世上无依无靠，要么就是在那块地方无依无靠，其结果都是一样的。和其他许多追随他们脚步的人一样，他们没什么好失去的。

考虑到先是在海上，然后是到达之后等待着他们的巨大危险，赌徒也不会愿意把钱押在这种情况下缔结的婚姻上。然而，60年后，当宾夕法尼亚和马里兰的英国殖民地卷入边界争端，而且需要证明“基督教徒”对东海岸某些地区的所有权时，威廉·佩恩（William Penn）的代表们找到了一个老妇人做证，因为人们知道她是第一批来自欧洲的定居者之一。卡特琳娜·特瑞科当时已是一个八十几岁的寡妇，但是她和约里斯的婚姻不但长久且硕果丰盛。[10]新尼德兰的记录中显示，作为第一批在荒凉的曼哈顿南部买下土地的人，他们在距离边界贸易站仅几步之遥的珍珠街（Pearl Street）上建了两座房子，买了一头奶牛，向行省政府借了钱，将他们的宅地搬到河对面布鲁克林（Breuckelen）新村的一大片农田中去，而且还生了11个孩子，并让这些孩子受洗。[11]人们认为，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莎拉（Sarah），是第一个在今日的纽约出生的欧洲人（1656年，30岁的她宣称自己是“第一个诞生于新尼德兰的基督徒的女儿”）。她出生于1625年，同一个记录显示她于1639年在后来的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嫁给了一个烟草种植园的监工，也记录了她8个孩子的出生。从短暂的新尼德兰时期到纽约时期，拉帕里一家的孩子和后代在这个地区遍地生根。18世纪70年代，约翰·拉帕里（John Rapalje）变成了纽约州议会议员（他反对革命，变成了保皇党）。他们的后代预计超过100万人。[12]而且，在纽约哈德逊河谷的菲什基尔镇有一条拉帕里路（Rapalje Road），这条静谧的郊区小路见证了多年前阿姆斯特丹海滨两个年轻的无名之辈仓促却持久的婚姻。和所有政治事件一样重要，他们的婚姻标志着移民的开始，标志着划地为界、宣示主权的文化的开始，这不仅仅是曼哈顿文化的一部分，也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13]

当因海上的旅程而变得残破不堪的船终于进入港口时，乘客们往外望去，那是一片全新的景象，比他们离开的平坦土地更加陌生、更加复杂。用现代科学词汇来形容，这个未来会变成他们新家园的地区由三种交叉的地貌景观组成：多沙的海岸平原、绵延起伏的山地丘陵和陡峭的变质岩山脊，山脊的大部分都在上一个冰河时期的冰川作用之下呈现刀削斧砍的形貌，裸露出星星点点的河床、凌乱的冰碛石和冰川湖。[14]这支船队静静地驶入内港，向曼哈顿岛的南端靠近，渐渐进入了一片宽阔的滩涂湿地，那里芦苇丛生，如沼泽一般（曼哈顿在莫霍克语中叫Gänóno，翻译过来就是“芦苇”[15]或“芦苇之地”）。这是一个复杂的淡水和海洋物种的交汇区，海湾、沼泽林和蛇纹岩荒地孕育出一飞冲天、鸣声四起的岸禽——鸻、矶鹞、半蹼鹬、黄足鹞，还有大量恋家的绿头鸭。这里还吸引了成群迁徙而来的长尾鸭、秋沙鸭和赤颈鸭，11月的灰色天空中黑压压的全是它们的身影。贻贝、海螺、蛤蚌和玉黍螺镶嵌在河口上，而且最重要的是，一位定居者写道，不少牡蛎“个头挺大而且有的里头还有小珍珠”，其他的牡蛎则又小又甜，还有另外一种“适合蒸煮和油煎。每一个都够装满一大勺，够你吃上一大口”[16]。在芦苇丛生的岛屿海岸线上，郁郁葱葱的丘陵拔地而起：对于此地印第安语名的来源猜测最可能的是特拉华的“mannahata”，意为“多山的岛屿”[17]。不过有些人提出，翻译为简单的“岛屿”或者“小岛”才更为准确。

当定居者们踏上坚实的地面时，他们就知道，自己喜欢上了眼前看到的一切。“能到这个国家来，我们非常心满意足，”有个人在家书中写道，“在这里，我们发现了美丽的河流，泉水冒着泡泡流入山谷；平原上有流淌的活水，林中还有可口的水果，比如草莓、鸽莓、胡桃，还有……野葡萄。林中的橡子累累，我们可以用它喂猪，这里还有野味。河中的鱼数目可观；土地适宜耕种；这里进出特别方便，无须惧怕赤身裸体的原住民。如果有牛、猪和其他供食用的牲畜（我们日夜期盼着第一批船上能有这些牲畜），那我们就不想回荷兰了，因为我们在荷兰梦想去往的天堂就在这里，等着我们去发现。”[18]在欧洲，像现在这样的报纸还没出现，定期发行的小册子是人们主要的消息来源。当新尼德兰的第一批定居者开始写家书时，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位名叫尼古拉斯·范·瓦塞纳尔（Nicolaes van Wassenaer）的医师开始发行半年一期的小册子，介绍远方的那片土地上的事情。“那里环境宜人，虽然荒芜，但物产丰美，”他在1624年12月写道，“葡萄非常美味，不过，今后我们的人民会将它培育得更好，但是那里找不到莓果。有各种飞禽，水里游的，天上飞的。天鹅、鹅、鸭、麻鸭，多得很。”[19]

一开始，该公司让他们为数不多的定居者在广阔的区域中分散而居。按照荷兰人的理解，要占有一块土地，人们就需要在那里居住（对于英国人来说，在一片土地上，只要原先没有被基督教徒宣示主权，那么他们只需要派一个官方代表踏足此地即可宣示占有这片土地，不过后来这成了一个问题）。而且，按照荷兰人的理解，水在任何一片土地上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该公司开始让它为数不多的殖民者分别在他们领土上的三条主要水道之间居住。英国人后来管这条河叫“特拉华河”，哈德逊曾想过探索这条河流，但是这里的港湾有许多浅滩，所以很快他就认为这不会是通往亚洲的通道，将其排除。荷兰人则称其为“南河”（South River），因为这里是他们领土的南端边界，所以这个名字顺理成章。在他们定居北美洲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将哈德逊河称为“北河”（North River）（以固守成规和抗拒变革而著称的水手们至今依然还这么叫它）。另外一条主要水道，也就是后来将其所在的州一分为二的康涅狄格河（Connecticut River），荷兰人将其称为“鲜河”（Fresh River）。

这些河道是该地区的交通要道，是印第安人带来毛皮的地方，是探索内地的必经之路。该公司派了为数不多的定居者在每条要道上安营扎寨——这些定居者的人数可是名副其实地少。两家人和6名单身男子扬帆向东抵达“鲜河”。两家人和8名男子顺海岸而下抵达“南河”。8名男子待在港口的小岛上。剩下的几家人乘船向上游150英里处的“北河”而去，穿过颜色如泥土般的碎浪，顺着西海岸沿岸雄伟的岩壁，经过两岸连绵起伏的高地，抵达交易商们所说的印第安人的咽喉要道。在这里，向东流的莫霍克河从五大湖区一路奔流而出，形成高达70英尺的瀑布，河水飞流直下，然后注入“北河”。新来的定居者们在此登陆上岸，站在高耸入云的松树前不知所措。一开始，为了有个栖身之所，他们在地上挖出方形的坑，用木头将坑围起来，然后盖上树皮做的屋顶（几年后，人们已经开始修建像样的房子了，一位大臣在到达此地时嘲笑第一批抵达此地的人“挤在而非住在”“茅舍和洞穴”[20]中）。

卡特琳娜和约里斯就在从曼哈顿向上游走到瀑布去的第一批人中，那里正在修建贸易要塞。在定居者们跌跌绊绊地上岸没多久之后，这个国家的原住民现身了，双方交换了礼物，原住民们向船长表示友好。初来乍到的定居者们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但是这里的阳光带着春日的温暖，疏松的黑土仿佛在告诉他们这里生机无限。拉帕里夫妇和其他夫妇在这个地方待了两年，秋天，他们收获的粮食堆得“有人那么高”[21]，当第二年春天悄声诉说着祷告者的感恩，该公司的三艘船——“牛号”、“羊号”、“马号”到这里出售他们的货物。晚年的卡特琳娜回忆道，在这段时间里，“像羊羔一样安静”的印第安人经常来这里和定居者们进行自由的贸易。

最初的计划是要将距离曼哈顿一百多米远的“南河”上的一个岛变成新省份的省会。这是因为人们误以为这个后来变成新泽西南部的地方的气候会像西班牙人发现的佛罗里达一样。报告中的温暖惬意在荷兰人听来很不错，他们不必应付冬天港口结冰导致贸易和通信中断的大麻烦。不过第一批到此定居的人还是觉得很灰心，因为他们没有发现棕榈树的踪迹。更糟糕的是，这个海湾在第一年冬天和接下来的冬天还是结冰了，所以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北方的海湾。由于地理上的特殊性，那里的海湾虽然处于高纬度，却很少结冰。

在250英里长的沿岸地区分散而居的殖民者们开始工作了——清理地面，伐树，修建防御用的栅栏，播种粮食。船来了。殖民者们和印第安人们交易并建立了交易体系：1625年，前者买下了5295张海狸毛皮和463张其他的兽皮并将它们装船运回。反过来，这些船也给他们捎来了消息。在英格兰，伊丽莎白的继任者詹姆斯一世去世了。他是一个糟糕的君主——经常说胡话且沉溺于一些怪异的癖好——从来不像伊丽莎白一样德高望重。他试图在英国民众对天主教恨之入骨的时候与西班牙结盟，以遏制荷兰的崛起，但是失败了。［不过，他也监督了世界文学名著之一《英皇詹姆斯钦定本圣经》（King James Bible）的编写。］当他的儿子——英俊、正派、高贵的查尔斯——继承王位时，整个国家都松了一口气。他们还不知道将来他们对查尔斯和这个国家的希望将会以最暴力的形式化为泡影，而且会对整个遥远的荷兰省份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联合省”也是如此，权力已经在兄弟之间移交。奥兰治亲王毛里茨，这个国家的总督，这位最有权势的贵族，自父亲“沉默者威廉”于1584年去世之后就一直领导人民进行抗击西班牙的斗争。但是近年来他的声望日渐衰落。六年前，他以将伟大的政治家约翰·范·奥尔登巴内费尔特（Johan van Oldenbarnevelt）斩首的方式解决与其之间的权力争斗，这削弱了他的正统地位。毛里茨的兄弟，即比他小17岁、时年41岁的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Frederik Hendrik）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官和军事战略家，他会继续将斗争进行到底，并带领这个国家看到独立的曙光。在这些新领袖的领导下，荷兰人民和英国人民在新教教义的指引下团结一致，签订合作条约，抗击他们共同的敌人——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这份条约规定，这两个国家可以进入对方的港口，各外省的港口也不例外。

胸口因剧烈的呼吸而起伏，脸上挂着一条条汗水的新尼德兰定居者们不得不停下手中的活计去消化这个消息。他们清楚地知道，一群英国清教徒们几年前已经在他们的北面安营扎寨——当时他们按照主张脱离国教的传教士罗伯特·勃朗（Robert Browne）的名字称这些人为“勃朗派”——而且他们希望双方能相安无事。实际上，相安无事是意料之中的事。值得注意的是，占荷兰殖民地早期人口大多数的瓦隆人都是来自莱顿（Leiden，在当时的拼写是Leyden）大学城的救济院，而那里也是英国清教徒们的栖身之所。为了躲避英国国内的宗教迫害，清教徒们接受了荷兰人12年的款待，然后才动身前往“新大陆”建立一个全新的神权政体。

接下来发生的一些事情很快就令荷兰省最初的殖民策略偏离了轨道。约里斯·拉帕里、他的妻子卡特琳娜和其他定居者们在如今被称为奥兰治堡（Fort Orange，在英国人统治下这里将变成奥尔巴尼）的地方眼见自己艰苦工作的成果在1626年春天戛然而止。他们在河岸上的定居点原来是马希坎人的猎场，马希坎人曾欢迎他们的到来。北面和西面是莫霍克人的地盘。这两个部族——前者是说阿尔冈昆语的民族，后者是易洛魁联盟五大部族之一——有着非常不同的背景和信仰。他们的语言就像英语和俄语那样不同，他们风俗各异而且对对方没什么敬意。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在断断续续地争斗着，出现在他们中间的欧洲交易商让他们的冲突再次升级。此外，在与欧洲人接触了十几年之后，这些部族的生活因获得的舶来品而发生了转变，比如鱼钩、斧头、水壶、玻璃器皿、针、锅、刀和粗呢［这种粗糙的羊毛布料源自佛兰德的迪弗尔镇（Duffel），“圆筒状的行李袋”（duffel bag）这个词就源于此］。[22]再往后，枪支和酒自然也出现在清单中。马希坎人甚至将他们的村庄搬到了离荷兰人更近的地方，好和他们结成贸易与防御联盟。说这是友谊也好，为了自身利益也罢，到了1626年，马希坎人和荷兰人已经建立了紧密的关系。

也许正是这种紧密的关系令奥兰治堡指挥官丹尼尔·范·克利肯彼克（Daniel van Crieckenbeeck）无视禁止干涉部族间事务的明令，才造成了后来的局面。正如一位作家所写的那样，1626年春，二十几个马希坎人——像荷兰人一样“仪表堂堂”，他们的头发“乌黑发亮，又滑又直，发丝粗得像马尾一样”，而且，从那个时期和季节看来，他们身上应该穿着宽松的鹿皮，腰间也系着鹿皮——走进粗糙原木围成的栅栏，请求范·克利肯彼克让荷兰人出手相助，帮他们对付莫霍克人。[23]这个前来求助的人应该是一个名叫莫尼敏（Monemin）的部族首领。范·克利肯彼克有命令在身：西印度公司曾明确指示该省总督威廉·费尔哈斯特（Willem Verhulst），“他应当谨慎行事，不可轻易卷入（印第安人之间的）争执或战争或者偏向某一边，应当保持中立……”[24]但范·克利肯彼克肯定觉得自己有责任确保那些随船而来的年轻夫妇能够在离家乡千里之外的林间安居乐业，其中包括不少孕妇，而且可能还有一些新生儿。帮助马希坎人情有可原，因为现在对他们的帮助能换来未来牢固的同盟关系。于是他同意了。马希坎人带路，他和6个手下跟随其后，他们的身影消失在松林之中。

在距离堡垒3英里远的地方，他们被箭雨淹没了。在一次迅速、血腥的袭击中，一群伏击的莫霍克人令荷兰大-马希坎联盟走向末路，而且在无意之间改变了世界历史。范·克利肯彼克及其3名手下和包括莫尼敏在内的24名马希坎人遭到致命创伤。这些莫霍克人炫耀了自己的胜利，而且为他们造成的这一恐怖事件画上了“圆满”的句点：一个名叫泰门·鲍文茨（Tymen Bouwensz）的荷兰人特别不走运，被莫霍克人们烤着吃了。

与此同时，“北河”边的另一个定居点也发生了骚乱。之前这个港口中的定居点是要建在一个泪珠状的小岛上的，殖民者们根据他们在这里找到的胡桃树和栗子树把这个岛称为“坚果岛（Noten Island）”。第一批到这里安营扎寨的定居者和他们的牲畜被赶到500码之外，海湾对面的“曼哈顿岛”上去。这块殖民地的临时主管威廉·费尔哈斯特从一开始就在制造麻烦。他实行的惩罚很严厉而且前后不一致，这激怒了殖民者们。他和他的妻子可能还挪用了公款或者——犯了更加恶劣的过错——欺骗了印第安人。一方面，信奉加尔文教义的殖民者们认为这是不正当的行为，另一方面，从现实角度来考虑，惹恼身边的原住民实在不是明智之举。于是西印度公司向费尔哈斯特下达了关于处理印第安人事务的明确指令：“他应当确保没有人以任何形式伤害或者以暴力对待、欺骗、嘲笑或侮辱印第安人，除了善待印第安人之外，还应当在所有合同、交易和交往中诚实、守信、真诚，不缺斤短两，维护好与他们之间的友谊……”[25]不管实际上费尔哈斯特和他的妻子犯下了什么罪行，他们都已令殖民者们愤怒咆哮，他们想让他走人。

正当这场危机愈演愈烈之时，一艘从上游定居点来的船捎来了该定居点遭到印第安人攻击的消息。那块殖民地建立起来还不到一年就已经陷入混乱，有瓦解的危险。那里需要一个领袖，有个人挺身而出了。

他在成长过程中说的是德语，荷兰语只是他的第二语言，但他的祖先是法国人，所以他的名字念起来像法语——“米努伊特”（Min-wee）。[26]我们对这个人了解得越多就越想了解他，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物——没有受过军事训练，但是一个具有领导才能的个人主义者，即将在多个方面影响历史进程。他的父亲是北上躲避西班牙军队和异端审判官的清教徒移民之一，他们在德国的小镇韦塞尔（Wesel）落脚，这个在荷兰边境附近的小镇正是彼得·米努伊特（Peter Minuit）[27]长大的地方。他之后变成了一个斗志旺盛，没有固定效忠对象且奋勇向前的商人，而且他娶了附近克列沃镇（Kleve）镇长的女儿，走出了人生中的第一步好棋，体面地向社会更高层流动。后来，他和妻子搬到了西边75英里之外的乌特勒支（Utrecht），这个荷兰城市更大一些。米努伊特在那里接受训练，成为钻石切割工。然而他觉得这个工作很乏味，并且听说了西印度公司成立的消息。通过向法语圈内的熟人打听，他进一步了解到一群瓦隆人正要签订合同，成为探索新大陆的先锋。1624年的一天，他出现在阿姆斯特丹酿酒者运河边上西印度公司富丽堂皇的大楼里，请求该公司派自己前往新尼德兰。显然，他不是以定居者或公司官员的身份去的，而是以一个私人“志愿”商人的身份去探索贸易机会。董事们肯定对他活力四射的表现印象深刻。米努伊特似乎是和第一批定居者一起乘船离开的，因为该公司在给费尔哈斯特的最初指令中写道：“他应当指示志愿者彼得·米努伊特及其他他认为有才干的人想方设法到河流上游的最远处去调察这块土地的情况……”[28]

因此，米努伊特加入了卡特琳娜·特瑞科和约里斯·拉帕里所在的队伍，一起乘船到河流上游去，而且，他似乎在早期就已经搜集到关于这块新大陆的大量信息。后来，他显然回到阿姆斯特丹待了一段时间，也许他是要递交公司指令中要求他提供的“染料、药物、树胶、草药、植物、树木和花的样本”。记录中显示，他于1626年1月再次离开荷兰共和国并于5月4日返回新尼德兰。所以他的确在殖民地度过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足以让他用自己的能力给定居者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然后再返回欧洲；如今，他又回来了。在他的“海鸥号”穿过史坦顿岛（Staten Eylandt，为了纪念联合省的总议会而以此命名）和长岛（Lange Eylandt，这个名字的由来显而易见）之间的峡口，在港口下锚之后没多久，他就要被坏消息淹没了。

新成立的移民委员会的成员们碰了头。他们对费尔哈斯特进行审判并投票决定将他和他的妻子逐出该省。费尔哈斯特没有心甘情愿地离开，他怒不可遏、怀恨在心，他发誓自己有一天会以外国军队首领的身份回到这里并凭借对这块领地和这里防御工事的了解做出一番作为——这番威胁的言论很有意思，因为12年后这么做的不是他，而是米努伊特。

然后，殖民者们投票选举米努伊特担任他们的新指挥官。在其角色从私人探险者变为该省的官员之后，米努伊特迅速采取了行动。他似乎已经做出了第一个决定，这是个影响至为深远的决定。阿姆斯特丹的主管们之前曾尝试远程监管这个定居点，但是这种做法十分不便、效率低下，而且费尔哈斯特这个在现场的人也没能看出明显的问题所在。定居者人数太少，而且他们被安排在数百英里的领地上分散而居；奥兰治堡传来的消息令米努伊特确信，安全是个大问题。坚果岛（也就是今天的总督岛）作为初期的集结地十分有用，但是如果要把这里作为定居点，就太小了。“南河”名不副实。任何一个头脑务实、对后勤有概念的人都清楚地知道，独立于坚果岛之外，与坚果岛之间仅隔着一条小小的河道，“子弹都能打到对岸”的曼哈顿岛能满足所有的需求。它既不会太小也不会太大，足以容纳一定人口，同时岛的最南端的堡垒又能够满足防御需求。岛上的林间有大量猎物；平原适宜耕种，又有淡水溪流。它位于河口，印第安皮毛商贩会从方圆数百英里之外的地方来到这里，而且与其他深入内陆的水道相连。它还是海湾的入口，坐落在宽广而又引人注目的海港中，那里似乎在冬季也不会结冰。简而言之，它是文明高度发达的欧洲大陆和蛮荒而又令人充满好奇的北美洲大陆之间的天然支点。这是一座完美的岛。

于是他把它买了下来。[29]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彼得·米努伊特以价值60荷兰盾的商品，或者根据19世纪历史学家埃德蒙·奥卡拉汉（Edmund O’Callaghan）计算的价值24美元的商品，从一群印第安原住民手中购得了曼哈顿岛。自17世纪到20世纪初，美洲原住民做了成千上万宗地产买卖——面积从小城镇到中西部的州不等——向英国、荷兰、法国、西班牙和其他欧洲定居者出售土地。但是只有一宗买卖是传奇式的，只有一宗买卖是人尽皆知的，只有一宗买卖是在百老汇的歌曲中被反复吟唱，经久不衰的［“把它还给印第安人”（“Give It Back to the Indians”），引自1939年罗杰斯与哈特的音乐剧《姑娘成群》］，而且，20世纪末，幽默作家戴夫·巴里（Dave Barry）在他的专栏中把这宗买卖作为笑料写出来（“……荷兰定居者彼得·米努伊特花了24美元外加每月16.7万美元的维护费，从印第安人手里购得曼哈顿”）。[30]

这宗买卖之所以停留在文化记忆中变成了传奇，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这宗买卖的价格和价值极不相称，太过荒谬。这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展现了从原住民手中夺取土地的漫长过程。世界贸易的中心，一座承载着价值数万亿美元房地产的岛，过去是被人以价值24美元的日用品从在人们想象中还生活在石器时代的倒霉蛋们手中买下的，这实在是个精彩绝伦、不能轻易放过的想法。它直指我们对美国早期历史的看法：那是懂行而又无情的欧洲人密谋、欺骗、奴役和威胁无辜又厚道的原住民们，让他们交出土地和生命的历史。这是即将展开的对这片大陆的全面征服的缩影。

除此之外，这个买卖片段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这是唯一一段与曼哈顿殖民地有关，且成为历史一部分的事件。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一事件值得我们探究。

那么，是什么让印第安人同意进行这笔交易的呢，他们认为这场交易意味着什么呢？那些被欧洲定居者习惯称为印第安人（这是因为哥伦布一开始以为自己到了印度外围）的祖先走过上一个冰河世纪，也就是一万两千多年前一直存在的陆桥，从西伯利亚到阿拉斯加，渐渐地分布在美洲大陆的各个地区。他们来自亚洲；他们的基因构成与西伯利亚人和蒙古人很接近。[31]他们稀稀落落地分布在宽广得超乎想象的美洲大陆上，造就出人类历史上空前丰富的语言：据估算，当哥伦布抵达“新大陆”时，全部人类语言中有25%都是北美的印第安语。[32]

有两种势均力敌、根深蒂固的成见阻碍了人们对这些民族的理解：一种是源自人们长久以来对美洲印第安人的文化蔑视，他们认为印第安人是“原始”人；而在另一种现代的固有观点中，他们则被视为高贵而手无寸铁的人。这两者都是漫画式的形象。近来的关于基因、考古学、人类学和语言学的著作都明确表述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马希坎人、莫霍克人、德拉瓦人、蒙淘克人、胡萨托尼克人和其他民族占领了一度被称为“新尼德兰”的土地，还有马萨诸塞人、万帕诺亚格人、索克吉人（Sokoki）、彭纳库克人、阿布纳基人、奥奈达人、奥内达加人、苏斯克汉诺克人、南蒂科克人和其他住在后来的纽约州、马萨诸塞州、宾夕法尼亚州、康涅狄格州、佛蒙特州、新罕布什尔州、缅因州、特拉华州、马里兰州和新泽西州的人，他们无论是从生物学、遗传学还是智力的角度上来说，都与17世纪初和他们打交道的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瑞典人和其他人毫无二致。印第安人和遇到他们的欧洲人一样有手段，懂得阳奉阴违，能够思考神学问题，也有巧妙的技术头脑，既机灵又固执，既好奇又残忍。在以曼哈顿为中心的殖民地上，了解他们的人们——那些在他们的村庄中待过一段时间，和他们一起打猎、做交易、学习其语言的人——对于这一点了然于心。直到后来，双方分裂为两大敌对阵营时，之前提到的成见才开始形成。17世纪初期是比未拓荒时的“狂野西部”年代有趣得多的时代，印第安人和欧洲人就像平等的参与者，他们和对方以盟友、竞争者和伙伴的身份相处。

但是，如果印第安人如此聪明而且处于这么有利的地位，那么为什么他们会卖掉自己的土地，即他们所拥有的最宝贵的东西呢？这么一问就引出了每个中学生都耳熟能详的观点：印第安人对于土地所有权的看法与欧洲人不同。东北部的印第安人没有永久财产转移的概念，他们把地产交易看作两个人群之间的租约与条约或联盟。印第安民族分裂并细分为部落、村庄和其他群落。他们经常交战，或者因担心受到其他群体的攻击而经常与某个群体结为防守同盟，这就涉及分享部落的某些土地以换取人数优势。这种想法影响到印第安人对于他们与荷兰人和英国人之间的土地交易的看法。他们要让新来的人使用一部分他们的土地，作为交换，他们会获得毯子、刀子、水壶等其他非常有用的商品，而且还能建立军事联盟。他们对于土地交易的看法在几个案例中都恰如其分地展现了出来，例如18世纪50年代在南卡罗来纳殖民地总督和切罗基人首领之间的一次土地交易中，印第安人卖出土地，但是拒绝任何回报。在他们看来，保护性的同盟就足够补偿这一切了。[33]

马希坎族的莫尼敏在接触倒霉的丹尼尔·范·克利肯彼克时心里应该就是这么想的：他要求荷兰人履行他认为是奥兰治堡土地交易的一部分责任，帮助他在一场战役中对敌作战。范·克利肯彼克应该清楚这是马希坎人关于财产转移的理念的一部分，他尽力去做了马希坎人期望他做的事情，尽管这是违抗命令之举。

印第安人的情况就是这样。至于荷兰人方面，人们之所以对购买曼哈顿的传奇故事记述得简单干脆，其中的原因与史学家对于荷兰殖民地缺乏关注以及他们所认为的信息缺乏不无关系。如果你希望了解这块以曼哈顿为中心的殖民地的历史，1821年发生的事件是一场巨大的灾难。这一年，尼德兰政府突发奇想——要打扫卫生（荷兰人向来在清洁卫生方面很挑剔），他们把1700年之前荷兰东印度和西印度公司的剩余档案当成废纸出售了，这实在是一件憾事。[34]18年后，一位名叫约翰·罗米恩·布罗德黑德（John Romeyn Brodhead）的美国代理人代表纽约州到尼德兰寻找关于这个荷兰殖民地的文件材料，结果，他感到“惊讶、窘迫而又遗憾”[35]，因为所有相关的文件材料——8万磅重的记录——已经杳无踪迹。

幸运的是，我们有另外一批相关文件，即关于该省的官方记录，这份记录的页数多达1.2万页。正如本书开头处描述的那样，这批记录在几个世纪中无人问津，直到如今才被负责“新尼德兰项目”的查尔斯·格林博士翻译出来，而这也是本书得以著成的基础。这些记录奇迹般地从战乱、大火、霉菌和啮齿类动物的摧残中保存下来。但是他们的起始日期是1638年，那一年之前的该省记录没有一条被保存下来，那应该是因为该省早期的总督就像费尔哈斯特一样被免职了，他们把行政记录随身带回阿姆斯特丹，好帮自己开脱罪责。于是，他们给我们留下了关于纽约史前历史早期阶段的一个缺口，这个缺口被19世纪的史学家尽可能地补上了。他们晓得彼得·米努伊特这个名字，知道他是该省的早期管理者，而且他们还找到了一张碎纸片，上面的说明令人浮想联翩：这座岛是以“60荷兰盾”从“印第安人”（Wilden）手中购得的。

如今我们了解得更多了，能够更加详细地描述出1626年春发生的事情。1610年，在阿姆斯特丹，一捆文件出现在一次善本与手稿拍卖中。一位图书管理员将其标为第1795号“新尼德兰文件，1624—1626”。该文件主人的名字如雷贯耳：亚历山大·卡尔·保罗·乔治·里德尔·范·拉帕德（Alexander Carel Paul George Ridder van Rappard）。他拿来拍卖的古印刷品应该是他的祖父即著名收藏家弗朗斯·亚历山大·里德尔·范·拉帕德（Frans Alexander Ridder van Rappard）的收藏品中的一部分。很多年之后这些文件才被其他收藏家（美国铁路大亨亨利·E.亨廷顿）买下，被翻译出版，为学者们所用。[36]这些文件——曾经是西印度公司档案中的一部分，不知为何在大规模的销毁中逃过了一劫——由5封信和一批指示文件组成，可以追溯到该殖民地建立初期。本章中的许多信息都出自这些文件，它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让我们能重新了解荷兰人对于自己在“新大陆”殖民地中的表现的看法。比如，长久以来，人们有一种看法，认为这个殖民地从建立之初就是无组织的临时定居点，那里管理不善，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在英国人到来并促使其正常运转之前，那里基本上就是一团糟。然而，那些所谓的“范·拉帕德文件”证明了这种看法是错的。[37]它们证明了荷兰人付出了许多心血打理这块殖民地，并为居民的福利做了许多事情。从这些文件中我们了解到，在米努伊特之前还有一位领导人，即倒霉的威廉·费尔哈斯特。在他离开荷兰共和国之前，费尔哈斯特被明确指示“仔细记录下所有可耕种或放牧，有矿藏或其他资源的土地的所在位置”，在土壤中钻孔，指明每一处瀑布、溪流和可供开锯木厂的地方，注明“河流的入口、深度、浅滩、礁石和宽度”，标明最适合建立堡垒的地点，“牢牢记住最适宜的、满足下列因素——河流狭窄，不会被人居高临下射击，大船无法靠得太近，远处景物一览无余、没有树或山丘遮蔽，护城河中能有水，没有沙子而只有黏土或其他坚实的土壤——的地点”。这些指示中对农耕的准备工作做出了详细说明：“……各种各样的树木、藤和种子被运送出去……应先后将各种水果的样本寄给我们……至于被寄出做试验的茴香和孜然籽，应当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播种，并观察其在什么时间和什么地点长得最好，结的果实最多。”

多亏了这批储备文件，我们看到一幅改进的图景：荷兰人的管理井然有序，米努伊特在殖民地建立这一方面拥有卓越的领导能力。这些文件中还出现了另一个人。1626年7月，商人之子、30岁的艾萨克·德·拉谢利（Isaack de Rasière）热衷探险，他走下“阿姆斯特丹徽章号”（Arms of Amsterdam），走上曼哈顿海滨，准备好履行自己作为该省秘书的职责。范·拉帕德的文件包含了德·拉谢利写给他在荷兰的上司们的信件。在一封信中，他称这座岛上住着一小群原住民，他把这些人称为“曼哈顿人”（Manhatesen），“大概有200～300个强壮的男女，他们跟随不同的酋长，称这些酋长为‘Sackimas’”。据推测，这一小群原住民，应该是伦尼德拉瓦印第安人的北部分支，就是和彼得·米努伊特达成地产交易的人。

诚然，没有任何在案的文字能证明有过这次买卖，但是许多其他关于这一时期的重要记录都没能保存到几个世纪之后。我们还掌握了一份17世纪70年代的记录，其中提到了曼哈顿被立契转让的事情，所以当时它是存在的。更有趣的是，我们还掌握了一份关于这次买卖的绝妙的、引起遐想的报告，而且其作者可没有兴趣欺骗读者。当将艾萨克·德·拉谢利带到新尼德兰的“阿姆斯特丹徽章号”离开曼哈顿回航时，船上整整齐齐地搭载着与这一历史关键时期相关的物品和人员：第一，被驱逐出境，颜面扫地、怒火中烧的费尔哈斯特本人以及他的妻子（不过，这趟冒险给他们带来的战利品稍微平息了他们的怒火——回到阿姆斯特丹时，他带着一件由16张海狸毛皮制作的塔巴德式外衣或者斗篷，他的妻子则得到了一件用32张水獭皮量身定做的毛外套[38]）；第二，一只装着倒霉的丹尼尔·范·克利肯彼克的私人财物的箱子，其中包括一件水獭皮外套和一枚戒指，这些东西都是要送还给他的妻子的；第三，德·拉谢利给西印度公司董事们写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对委员会驱逐费尔哈斯特的决定以及购买曼哈顿的信息做出了详细的解释。

这条信息也许就是地契本身，因此，这也许就随那些于1821年被当成废纸出售的西印度公司记录永远消失了。幸运的是，当这艘船驶入港口时，彼得·沙根（Pieter Schaghen），一位刚刚被任命为公司董事的代表政府的荷兰官员就在码头上。他给在海牙的上司写了一封信，详细描述了这艘船装载的东西和该省的消息。这是以荷兰语写成的最著名的历史文件之一，也是美国早期历史最重要的记录之一。实际上，它相当于是纽约市的出生证明。

致尊贵的大人们，海牙总议会的大人们

尊贵的大人们：

昨日，自新尼德兰起航的“阿姆斯特丹徽章号”已驶出毛里求斯河，于9月23日抵达此地。船上的人员称我们的人民在那里情绪高涨，和平共处；女人们还在那里生了孩子。他们以价值60荷兰盾的物品从印第安人手中买下了曼哈顿岛（Island Manhattes）；该岛面积为1.1万摩根（morgens）。5月中旬之前，他们的粮食已播种完毕，8月中旬就可收割。他们据此寄来了夏季粮食的样品，比如小麦、黑麦、大麦、燕麦、荞麦、加纳利籽、豆子和亚麻。上述船只运载的货物有：

7246张海狸皮

178.5张水獭皮

675张水獭皮

48张貂皮

36山猫皮

33只水貂

34张兔皮

巨大的橡树木材和山核桃。

随信附上，

尊贵的大人们，蒙主恩宠。

1626年11月5日，于阿姆斯特丹

忠实于您的

P.沙根（P.Schaghen）[39]

两天后，在堡垒一般的海牙议会大厦中的一间办公室内，总议会的一位办事员拿起笔，写下了一段简明扼要的备注：“沙根先生来信收悉，此信写于本月5日，阿姆斯特丹，其中包含来自新尼德兰的船只抵达的通知，无须据此采取行动。”[40]

正是当时的这封信让我们了解到那个购买价。虽然这可能会促使人们反省白人从印第安人手中夺取这片大陆的行为，但是如果要公平对待这场交易中的参与者，我们就要从他们的角度来看问题。首先，我们可以不去管那个24美元的数目，因为其所处的时间要追溯到19世纪中期，而且其与200年前的购买力之间没有关系。第二，米努伊特付出的不是60荷兰盾——印第安人们会觉得荷兰盾毫无用处，他付出的是“价值”60荷兰盾的东西，也就是货品。1626年，多少货品能值60荷兰盾呢？采取计算相对价值的方式只会让人徒增烦恼。一把钢刀在阿姆斯特丹或伦敦可能不值几个钱，但是对于在美洲“北河”沿岸的原始条件下生活的荷兰定居者来说，它就相当宝贵，而对于生活在被如今的人类学家们称为“晚期林地”的印第安人来说，这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正确看待这次买卖的一种方式是将这一数目与其他为购买成片的荒地而付出的代价相对比。比如，1630年，彼得·米努伊特代表西印度公司用“帆布、水壶、斧头、锄头、贝壳串珠（wampum）、钻探锥子、单簧口琴等多种其他的小物件”[41]从塔潘人（Tappans）手中买下了史坦顿岛。1664年，三个英国人用两件外套、两把枪、两个水壶、10块铅、20把火药、400英寻贝壳串珠和200英寻布料从印第安人手中买下新泽西的一大片耕地。我们也可以在荷兰居民之间的土地转让背景下来审视曼哈顿土地买卖的事情。在曼哈顿被转让三年之后，西印度公司授予一个荷兰人200英亩的土地，那里后来变成了格林威治村；作为交换，他必须将他在这片土地上的劳作所得的1/10上缴公司，而且要承诺“每年圣诞节给董事送来一对阉公鸡”[42]。1638年，安德里斯·哈德（Andries Hudde）向赫里特·沃尔佛岑（Gerrit Wolphertsen）出售100英亩的土地，售地所得为52荷兰盾。[43]

所以，曼哈顿土地的购买价基本上与其他支付给印第安人的购买价一致，虽然从每英亩均价的角度来讲，该价格远低于荷兰人之间的购地价格，但是它还是处于同样的价格区间之内。以西印度公司中的士兵收入为参照点，一名士兵每年的收入约为100荷兰盾，也就是曼哈顿购买价的两倍。[44]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那就是荒芜一片的新大陆土地价格是极低的。

另一方面，在了解到印第安人对于土地所有权的看法之后，我们就会知道，尽管印第安人“出售”了曼哈顿，但他们还是打算继续使用这片土地，而且他们也确实是这么做的。由于对曼哈顿殖民地进行的认真研究是个相对较新的领域，因此，新信息很有可能随时会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冒出来。美国史学家对于该殖民产生了兴趣，有些尼德兰史学家对此也有兴趣。因此，2000年，一个于1663年结案，并且在那之后在荷兰阿纳姆市档案中沉睡多年的法庭案例被荷兰史学家珍妮·维尼玛挖掘并写了出来。这个案例让我们注意到了17世纪的美洲印第安人对于地产交易的模糊概念。1648年，布兰特·范·斯里赫腾霍斯特（Brant van Slichtenhorst）受雇于该省最大的地主范·伦斯勒家族（Van Rensselaers），负责管理他们巨大的地产。[45]几年之后，他回到荷兰共和国，起诉追讨欠款，而且这场为期7年的官司充满了莫霍克人和马希坎人之间的生活细节。范·斯里赫腾霍斯特在荷兰殖民地期间代表他的老板从印第安人手中买下几处地产，但是这些买卖没有一桩是让人省心的。从这场买卖开始之前到买卖结束几年之后，范·斯里赫腾霍斯特不得不同时供养多达50名印第安人，还要保证酋长们的啤酒和白兰地的稳定供给。除了这些卖主和他们的随从，他还遇到过一个印第安地产经纪人，此人要求带着几个女人在范·斯里赫腾霍斯特家里住“8～10次”，以此作为佣金的一部分。范·斯里赫腾霍斯特投诉道：“与所有的印第安人之间总有大麻烦，总是争吵不休，他们脏污不堪、臭气熏天，目之所及的东西都被偷盗一空……”

这不是在买卖之后的几天或几周内持续发生的事情，而是好几年都如此。范·斯里赫腾霍斯特刚要出门调查地产的情况就遇到安营扎寨的印第安人。他不但不能因这些“入侵者”而感到愤怒，而且根据他们的习俗，他还有义务给他们送上更多的礼物并款待他们。“老实说，头三年里，我们没有半天是能摆脱印第安人的纠缠的。”他写道。当然，从长期来看，是欧洲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但印第安人也绝不是厚道的受骗者，从短期来看，他们从一场简单的土地交易中获得的远比购地价账面上看来的多得多，这在当时是很重要的。

我们可以假设在曼哈顿售地一事上情况也是相同的。1628年，也就是这座岛被买下两年之后，艾萨克·德·拉谢利致信阿姆斯特丹，他在信中用了一般现在时，报告曼哈顿岛上正住着曼哈顿印第安人，这就说明他们并没有去往别处。印第安人经常出现在荷兰人关于这块殖民地的记录中，定居者们依赖他们。而且那里有很多空间，在这块殖民地建立之后，这座岛自始至终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荒芜一片。直到1680年，人们才开始用一般过去时来描述曼哈顿印第安人，这时，这些印第安人出于某种原因，已经搬到北边的布朗克斯（Bronx）去了。

于是，我们只能想象，1626年初夏，在曼哈顿下城区肯定出现了这样的一幕：米努伊特及其副官、战士和定居者们，印第安酋长们和他们的侍从，举行正式仪式，在羊皮纸上做下标记，而且连续几个月都有人来访，吃吃喝喝，赠送礼物，在一场让双方都很满意的交易中，各方都对这一交易的结果各有看法。后续的一些仪式已经被历史遗忘，一份文件也随之丢失。不过，米努伊特应该会为给他这座正在成形的城市举行落成仪式，并且根据其荷兰母国——这个开放而又神气活现的国度——的某些文化和传统，为这个肮脏小岛上的村庄取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

当这件工作完成的时候，米努伊特应该会登上公司的帆船，驶向上游，处理在奥兰治堡的危机。他命令卡特琳娜·特瑞科、约里斯·拉帕里和其他定居者搬出这一地区；他还向“南河”定居者发出了信息。米努伊特在重新部署人手。曼哈顿——新阿姆斯特丹——从现在开始将变成中心之地。

然后他乘船回曼哈顿，在一个周五的夜晚到达港口，那是7月的最后一天。第二天早晨，他见到了后来变成他器重的助手的艾萨克·德·拉谢利，后者的船在米努伊特不在的时候已经到了。德·拉谢利递给他董事们写的一些信；然后二人开始讨论应该把谁送到北边去代替范·克利肯彼克，米努伊特已经决定让一支小分队留在堡垒中。他们决定提拔与拉帕里和特瑞科一起来此的那个弗利然带职信徒巴斯蒂安·克罗尔。克罗尔也已经在奥兰治堡待了两年，而且他与印第安人走得特别近。德·拉谢利写道，他们之所以选择他，是“因为他精通该部落的语言”[46]。于是，一个本想到这里来，在新省份的教堂任职的人反而得到了一把毛瑟枪和一个军事指挥的职务。没有人知道，当他接受这个职位时有多么诚惶诚恐，他看到了降临在他的前任们身上的命运。

一小队士兵立在一旁，大约200名定居者全部沿着平缓的曼哈顿东南翼集结在一起，眺望两条河中间较狭窄的部分。两条河流环绕着这座岛，通向水域对面500码之外的悬崖绝壁。在米努伊特的指挥之下，他们从露营者迅速成长为定居者。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他们在河滨（The Strand）沿岸建起了30座木屋，米努伊特和德·拉谢利共住其中一间木屋。他们建起了一座石头建筑，它的茅草屋顶是用河里的芦苇制成的，那就是西印度公司的总部。在这边领土上买来的毛皮都储存在这里，然后再经船运回到他们的家乡；这里也是艾萨克·德·拉谢利的办公室。在岛的最南端，一个名叫弗朗索瓦的男人正准备捕捉狂风，他是一个职业的风车工匠，造过两架风车，一个是磨粮食用的，另一个则是锯木材用的。

米努伊特还监督一座堡垒的建筑工程。这座堡垒位于岛的西南端，这个位置有利于防御进入海港的敌方舰艇。最初的计划是要建造一座巨大的建筑，所有的定居者都在其中生活，好远离这个国家中的野蛮人。但是野蛮人似乎也没那么野蛮，而且，考虑到人手紧缺的情况，要想建起非常宏伟的建筑显然也是不可能的。米努伊特下令重新设计。那个被派去为城镇设计布局并建造堡垒的荷兰工程师显然特别不专业：原来的建筑大部分是由土堆成的，甚至在还没完工之前就已经开始崩溃。这座建筑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被推倒重建；诚然，阿姆斯特丹堡摇摇欲坠的状态会一直持续到彼得·施托伊弗桑特站在不牢固的城墙上将其拱手让给英国人为止。这座堡垒的大致轮廓显然在如今旧海关大楼的“脚印”里，后者的位置也和原先差不多，就在炮台公园（Battery Park）对面。历史开了一个讽刺的玩笑，这个地方原先是为了将印第安人拒之门外，如今却成了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馆，这里大概是曼哈顿唯一一个能够看到明显的印第安文明标志的地方。

随着定居者们对他们所在的这座岛的不断探索，他们发现它有着不可思议的多重面貌：茂密的森林中镶嵌着棱角突出的岩石、绿草如茵的草地，高山从中心绵延到北部，有激流也有涓涓细流，还有芦苇丛生的大池塘。那些和他们交易的印第安人还扮演了向导的角色。维阔斯盖克（Wickquasgeck）部落居住在岛北面内陆的某些地区以及曼哈顿北部的一些森林中。曼哈顿印第安人用维阔斯盖克命名他们穿过岛屿中心，抵达北部地区的那条小道。沿着这条路向南走，各部落的印第安人就能抵达位于岛最南端的荷兰定居点。同样地，欧洲人可以沿路北上，到岛中央茂密的树林中打猎，在伸入东海岸的水湾打鱼。北上的路途中，他们会穿过大片的针栎树、栗树、杨树、松树，经过散落着野草莓的开阔地（“河流附近平原上的地面上长满了草莓，”他们当中的一个人记录道，“果实累累，你都可以躺下来直接吃了”），越过从高地——就位于如今的五十九街（Fifty-ninth Street）和第五大道（Fifth Avenue）所在的区域，差不多就在“广场酒店”的位置上——向东南方匆匆流去，最终注入“东河”（East River）上的小海湾中的小河。显然，这里注定要成为岛上最重要的航道。荷兰人在拓宽这条小道时将其称为“绅士街”（Gentlemen’s Street）或“高街”（High Street），或者直接叫作“大路”（Highway）。当然，英国人会将其称为“百老汇大街”[47]。

就这样继续走下去，为生存使出全身力气、绞尽脑汁，这片水域的边缘越来越近，潮水接近他们小小的群落，又一拔一拔退去，曼哈顿人可能几乎完全没有意识到接下来的几年间将会发生什么。港口中的帆船出现得越来越频繁，从下锚的船上驶出来（当时那里还没有码头）的小帆船带来了更多新的、不同的面孔——来自安哥拉中央高地，黑檀木般的面孔；在北非沙漠风暴中磨出皱纹的面孔；还有意大利人、波兰人、丹麦人。

这里发生的情况与北面两个英国殖民地展现的过程不同。古板的清教徒们于17世纪30年代抵达北面的殖民地，这些更加古板的早期移民信仰虔诚，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维持单一文化。而这个殖民地是一个商业定居点，是正在崛起的大西洋商圈的中转站。它存在的消息传向远方，传到巴西亚马孙丛林中的巴伊亚（Bahia）和伯南布哥（Pernambuco），传到在安哥拉的罗安达新建立的葡萄牙奴隶贸易港，传到斯德哥尔摩——在那里，精力充沛的君主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Gustavus Adolphus，即古斯塔夫·阿道夫）正着眼于将瑞典这个长久以来冰封雪飘、如穷乡僻壤一般的欧洲国家变成可与西班牙和正在崛起的英国和荷兰共和国匹敌的贸易强国。

涓涓细流开始汇聚。这座岛依偎在它诱人的港口中。通过这座岛，一小拨接一小拨的人开始从世界各地来到北美洲。虽然西印度公司带有强烈的加尔文主义色彩，而且试图将其强加在殖民地上，但是这个定居点的人口结构——本身就是在母城阿姆斯特丹的多民族影响之下形成的结果——保证了这里粗糙的、松散的社会结构。在远海中谋生的私营先锋——走私犯和海盗们——也自然而然地发现了这个地方并将其作为枢纽。所有这些吸引合法贸易的元素也适用于他们，此外，这里远离文明社会，实际上也就没有了官方的管制，这也是其诱人之处。

人们的日子变得更加充满生气；夜幕降临时，轻柔地拍打海岸的波浪声被饮酒歌和怒骂声压了下去。实际上，新阿姆斯特丹不是一个自治市，而是一个公司生活区；这里的居民不像市民，倒像雇员；而且这里没有真正的法律体系，所以人们就临时创造了一个。每周四，这里的“政府”会在粗糙的墙面围成的堡垒中办公。由米努伊特的执法人员，一个来自坎特伯雷、名叫扬·兰佩（Jan Lampe）[48]的英国人监督诉讼程序。他头戴一顶带有羽毛装饰的黑帽子，身配一把十字剑，一身伦勃朗风格的正装，打扮得十分华丽。米努伊特、德·拉谢利和一个由五名成员组成的委员会审理案件并发布命令，后来的委员会又反复重申这些命令并在其基础上增加内容，这样，一部边界法的主体就建立起来了。比如，1638年，一系列惩戒性的法令出台了：“所有航海人员必须在日落前修理好公司分配给他们的船舶或单桅帆船，如无许可，任何人不得在海滩上停留”[49]；“……从今往后严禁任何人售酒，任何人家中一旦发现酒品则处罚金25荷兰盾”；“严禁斗殴，严禁与异教徒、黑人或其他人种通婚；严禁参加暴动、偷窃、提供虚假证供、诽谤和其他不法行为……违者须接受改造以及惩罚，以儆效尤”[50]。

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男女同游之风日盛。西班牙人弗朗西斯科·德·波尔特（Francisco de Porte）在委员们面前做证：是的，那天晚上自己的确是在荷兰车轮修造工克拉斯·斯维茨（Claes Swits）家中，当时，英国人托马斯·比奇（Thomas Beech）的妻子娜恩（Nanne Beech）在酒兴正酣的时候，“当着她丈夫的面，乱摸在场大部分的人的马裤前裆”[51]，于是，她的丈夫勃然大怒，攻击了其中一个人。

米努伊特也许是一个能力出众的战略家，但是他不擅治人。局面越来越混乱。德·拉谢利在秘书任上费尽心力维持秩序，直到1628年。这一年，他回到阿姆斯特丹，不过他最后还是再次离开，变成西印度公司在巴西的糖业巨头。他曾向阿姆斯特丹的董事们投诉这里“相当缺乏法律约束”，而且他认为董事们应当对该公司定居者们的所作所为有所了解，“如果我们命令他们在谈到尊贵的大人时使用尊称而非他们一直以来惯于使用的不敬之词，（他们）就会认为这是对他们极大的不公”。一个名叫方戈茨（Fongersz）的粗人在偷偷与印第安人交易时被德·拉谢利抓住了，拉谢利告诉方戈茨，自己将不得不将其财产充公并对其处以罚款。对此，方戈茨的回答是：“我看你还不够格。”[52]德·拉谢利在他的小报告中无力地加了一笔：“尊敬的先生们可以看出，这样的一个人对于命令和指示是什么样的态度，不过，我不认为这是他的错，因为我很少看到他处于清醒的状态，而且我怀疑他是不是在过去三四周内都是这样的。”

董事们在收到这样的投诉时应该是心平气和的。西印度公司恰逢其时。它的首要目标是通过对抗西班牙人而谋取利润，而1628年正是他们赚得盆满钵满的时候。大半个世纪以来，西班牙人将他们从南美洲殖民地上搜刮得来的财富通过所谓的“运宝船队”的常规海上渠道运回母国。这支舰队由多达90艘船组成，每年航行两次。1628年5月，皮特·海因（Piet Heyn），一个个子矮小、脸庞扁平如哈巴狗，曾被西班牙人俘虏并被迫在一艘西班牙大帆船上当了四年桨手的海员，带着他的31艘私掠巡航炮艇潜伏在古巴附近海域。他们突袭了那支行驶缓慢、负载沉重的舰队，将其洗劫一空。他们获得了惊人的收获：价值1200万荷兰盾的金银财宝。这个数目令该公司投资者们付出的成本一下子就有了回报，而且为荷兰经济加了一把火，使其保持了多年的兴旺局面。对于尼德兰联合省的人们来说，几十年来，他们一直为摆脱曾经强大的西班牙帝国、取得独立而奋斗，而这就是一个如枪响一般的强烈信号，预示着历史性的变化。一本畅销的宣传册的标题直截了当地点明了这种变化：“帝制大国西班牙的天平倾斜；心有余而力不足。写于P.P.海因总司令征服‘银色舰队’之际。”[53]

大海在定居者们面前延伸，而在海的另一边，世界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海因的事迹似乎证明了西班牙帝国的主体已经衰败。在半个世界之外的爪哇岛上，荷兰人扬·彼得森·库恩（Jan Pieterszoon Coen）正在实施一项东方版的米努伊特式工程：在不毛之地上建造城市（巴达维亚，即现代的雅加达），而这座城市将变成荷兰在东南亚的贸易基地。与此同时，在法兰克福，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出版了他的代表作《心血运动论》（Exercitatio Anatomica De Motu Cordis et Sanguinis in Animalibus），此书详细说明了他关于血液循环的理论；在意大利，内科医师散克托留斯（Santorio Santorio）找到了使用体温计测量人体体温的技巧。有条不紊的荷兰通信系统（向不同的船发送一式两份或一式三份的公文）虽然速度慢，但能确保消息的送达。多亏了这种通信系统，曼哈顿人才了解到外面的大千世界，并且感觉到自己是其中的一部分。

在北面，清教徒们建立的殖民地举步维艰，而米努伊特却感觉手头阔绰，急于扩张，于是他认为是时候在两个殖民地之间建立联系了。他寄出了建交信，随信还附上了“一隆勒糖和两块荷兰奶酪”[54]。苦苦支撑的英国殖民地总督威廉·布拉德福德（William Bradford）回信致谢，并在信中表示歉意，因为他们“没有什么能作为体面的礼物送给您，只能改日再向您回礼”。没过多久，艾萨克·德·拉谢利以新尼德兰官方使节的身份亲自乘船至新普利茅斯，在“号角声”[55]中出现在清教徒的殖民地上（他需要一点曼哈顿人作秀的感觉），他还带来了“三种颜色样式的布料和一箱白糖”以及英国人没怎么见识过而新阿姆斯特丹贸易商们已经非常熟悉的一些东西：由海贝制成的珠串，阿尔冈昆人把它叫作“sewant”，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贝壳串珠。

大约也是在这个时候，一位神父来到了曼哈顿，他来得正是时候。但是，如果定居者们期望这片殖民地上的第一位牧师能够成为他们的领袖并鼓舞士气的话，那么他们就要大失所望了。如果要在新阿姆斯特丹举行比赛，选出最喜怒无常、最吹毛求疵的居民的话，那么乔纳斯·米迦勒教士（Reverend Jonas Michaelius）应该会是胜出者。在他言语刻薄的家书中，他抱怨海上航行、定居者（“粗鲁放纵”）、气候、原住民（“绝对野蛮，未开化，对所有礼仪一窍不通，对，就像花园里的杆子一样粗笨、愚蠢，擅长一切邪恶的、亵渎神明的勾当；像恶魔一样的人，他们敬奉的就只有魔鬼”）和食物（“少得可怜，难吃”）。“我不确定自己在三年（合同）期满之后还要不要在这里再待下去，”他在家书中补充道，“我们和穷人一样过得清苦，日子很艰难。”米迦勒的刻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情有可原的：去往新大陆的海上航行夺走了他有孕在身、体弱多病的妻子的生命，只留下他孤零零一人照顾两个年幼的女儿。

彼时，新阿姆斯特丹是一个自由的贸易港。该公司允许作为自由职业者的商人们与印第安人做生意，只要该公司本身扮演中间商的角色，将皮草转卖到欧洲即可。人们在交易时使用的语言多达六种；荷兰盾、海狸皮和印第安贝壳串珠是通用货币。在一个以奶酪与黄油为基础食物的社会中，奶牛也是备受珍视且可交易的商品。

不过，虽然不断有数以千计的海狸皮草运抵阿姆斯特丹海滨的西印度公司仓库，但是这个殖民地捞不到什么好处。董事们希望他们的北美殖民地像生产海盐的加勒比殖民地一样为他们的投资带来回报，在如何实现这一希望的问题上，董事局内部出现了意见分歧。有些董事认为，如果没有大量的定居者涌入这个殖民地，那么它就永远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而让人们到那里去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允许有钱人在那里建立种植园。作为回报，每位赞助人（在荷兰语中叫“patroon”）将可运送一批农民、工匠、石匠、车轮修造工、面包师、蜡烛制造商和其他工人到殖民地。赞成这一计划的董事们毛遂自荐，成为赞助人。其他董事则认为这是个愚蠢的想法，从本质上来说，这种做法就是将这个殖民地打造成小型的封地，这将让人更难应付海盗及背叛该公司的交易商。彼得·米努伊特加入了这场论战中，他支持赞助人一派。米迦勒牧师占到了另一方的阵营中，他寄出了一连串诋毁米努伊特的信件，称其是在欺骗董事们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黑暗势力。他成功地让董事们相信了这个殖民地已经危在旦夕。于是，1631年，他们将米努伊特和米迦勒召回荷兰。他们命令克罗尔——一位奉命管理奥兰治堡的带职信徒担任该殖民地的临时董事。

当米努伊特登上船时，他的心中充满了怒气，那艘船的名字也让人哭笑不得：“团结号”（Unity）。当他得知自己要紧挨着米迦勒，经历两个月的海上航行时，他心里的怨气更重了。自离开那个养育了自己的德国小镇，他已经走得很远，他不会轻易放过职业生涯中的这次中断。在五年的时间里，他已经在茫茫荒野的边缘建立了一个粗糙却真实存在的欧洲文明前哨战。在范·克利肯彼克的不幸事件之后，他与北部的莫霍克人已经言归于好，并缔结一个持续了整个殖民地时期的联盟。他从当地居民手中买下了从曼哈顿和斯塔顿到哈德逊河和“南河”（特拉华河）沿岸的大片土地，而且还与他们保持了良好的关系。通过这些做法，他勾勒出新大陆中的一个省份的边界，这个省份占据了大西洋沿岸北美洲的大片土地，其范围从今天位于南部的特拉华州延伸至北面的奥尔巴尼市，而且他还创立了一个向阿姆斯特丹提供了超过5.2万张毛皮的行业。最重要的是，他找准并开始开发这个殖民地的首府。当时，他和他的曼哈顿伙伴们对于这个地方的天然战略意义已经了然于胸，而西印度公司的董事们直到后来才认识到这一点——甚至连报复心重，对这个地方满口怨言的米迦勒也看到了这一点。“的确，”他在一封饱含怒气的家书写道，“这座岛是这个地区最重要、最关键的据点。”[56]

1632年初寒冷的一天，米努伊特站在甲板上，他搭乘的这艘船载着5000张毛皮和新大陆的水果，正要为欧洲带去温暖。他望向阴沉、寒冷的海洋，心里在计划如何为自己辩驳。命运的急转弯将降临到他身上，或是他一点一滴地打理好的殖民地身上，而他对此却还浑然不知。

[1] Van Cleaf Bachman，Peltries or Plantations：The Economic Policies of the Dutch West India Company in New Netherland，1623-1639，16.

[2] 表示信风的trades与表示贸易的trade拼写相同。——译者注

[3] I.N.P.Stokes，ed.，Iconography of Manhattan Island，1498-1909，4：41.

[4] Bachman，Peltries or Plantations，31.

[5] E.B.O’ Callaghan，The History of New Netherland，1：31.

[6] Docs.Rel.，1：35-36.

[7] K.H.D.Haley，The Dutch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158.

[8] A. J. F. van Laer，trans.，Documents Relating to New Netherland，1624-1626，in the Henry E. Huntington Library，“Provisional Regulations for the Colonists，” and Van Laer，Note，p.256。“克拉斯·皮特斯赞教授就是著名的内科医师尼古拉斯·彼得森·蒂尔普，他是伦勃朗的名画《蒂尔普教授的解剖课》的中心人物，这幅画如今被挂在海牙的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Mauritshuis）中。从1622年开始直到1674年去世，他一直是议会的成员，而且曾担任阿姆斯特丹市政委员和市长。Hans Bontemantel称其一直都自称为‘克拉斯·彼得斯（Claes Pieterss）’，‘蒂尔普’则是他的绰号，这个绰号来自画在他的前门上的花。”

[9] George Olin Zabriskie and Alice P. Kennedy，“The Founding Families of New Netherland，No.4—The Rapalje-Rapelje Family.”

[10] Joel Munsell，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3：32.

[11] 关于拉帕里和特瑞科的参考资料散落在许多殖民记录中，我们可以通过E. B. O’Callaghan，Calendar of Historical Manuscripts in the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State一书的索引追溯他们的生命轨迹。

[12] Patricia Bonomi，A Factious People，277.

[13] 请参见2003年4月2日采访The New York Genealogical and Biographical Record一书的编辑Harry Macy以及拉帕里的一位后人的报道。

[14] 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United States Fish and Wildlife Service）新英格兰南部和纽约沿海生态系统计划。“纽约湾流域的重要栖息地和栖息地综合体。”

[15] Robert Grumet，Native American Place Names in New York City，24.

[16] Adriaen van der Donck，A Description of New Netherland，trans. Diederik Goedhuys，74.

[17] Grumet，Native American Place Names，23-24.

[18] Stokes，Iconography，4：60.

[19] J.F. Jameson，Narratives of New Netherland，1609-1664，77.

[20] Van Laer，“Annals of New Netherland：The Essays of A. J. F. van Laer，” ed. and annot.Charles Gehring，12.

[21] Jameson，Narratives，76.

[22] Shirley Dunn，The Mohicans and Their Land 1609-1730，76.

[23] Van der Donck，Description，90-91.

[24] Van Laer，Documents Relating，55.

[25] Van Laer，Documents Relating，39.

[26] 关于米努伊特的家庭和早年生活的信息取自C.A.Weslager，A Man and His Ship：Peter Minuit and the Kalmar Nyckel，14-20。

[27] 即Pierre Minuyt。1626年，荷兰西印度公司总督彼得·米努伊特以布料、罐头、玻璃珠、短刀与印第安人换来曼哈顿岛。——译者注

[28] Van Laer，Documents Relating，44.

[29] 这些事件的时间顺序很难说清，史学家们也在争论到底是费尔哈斯特还是米努伊特买下了曼哈顿岛。我的叙述是以我自己阅读的所有相关原始资料，以及不同的史学家们提出的论据为依据的。我反对近几十年来否认米努伊特是买下这座岛的人，剥夺他传奇地位的说法，我赞成恢复其地位。原因如下：给费尔哈斯特的“进一步指示”的要点，以及米努伊特前往尼德兰和他返回的日期都说明，董事们已经受够了费尔哈斯特并且已经意识到，幸亏米努伊特带来该省需要一个新的中心基地的情报。一些史学家已经注意到关于1626年5月之前定居者的证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该公司已经买下了这座岛。更确切地说，通过这些事件的整体影响力，我们可以看出是米努伊特在控制并整顿该省。这是缺乏领导力、地位不稳的费尔哈斯特做不到的事情。

[30] Dave Barry，“A Certified Wacko Rewrites History’s GreatestHits”，Milwaukee Journal-Sentinel，26 December 1999.

[31] Bryan Sykes，The Seven Daughters of Eve：The Science That Reveals Our Genetic Ancestry，279-280.

[32] J.C.H.King，First People，First Contacts：Native Peoples of North America，8.

[33] Stuart Banner，“Manhattan for $24：American IndianLand Sales，1607-1763.”

[34] Docs.Rel.，1：xxv.

[35] John Romeyn Brodhead，An Address Delivered Before the New York Historical Society.

[36] 1924年A. J. F. 范·拉尔（A. J. F. van Laer）——查尔斯·格林的前辈，翻译了荷兰档案，将这些记录制作为限量版的《关于新尼德兰的文件，1624—1626，亨利·E. 亨廷顿图书馆藏书》（Documents Relating to New Netherland，1624-1626，in the Henry E. Huntington Library）出版发行。

[37] Van Laer，Documents Relating，45-59.

[38] Van Laer，Documents Relating，180.

[39] Translation from Van Laer，“Annals of New Netherland，”14.

[40] Docs.Rel.，1：38.

[41] Cornelis Melyn，“The Melyn Papers，1640-1699，”124.

[42] Charles Gehring，trans. and ed.，Land Papers 1630-1664，8.

[43] A.J.F.van Laer，New York Historical Manuscripts 1：45.Hereafter cited as NYHM.

[44] Bontemantel Papers包括从总督到下层人员在内的新尼德兰行政人员的薪酬记录。这些文件显示，一名士兵每月的收入是8～9荷兰盾。

[45] Janny Venema，“The Court Case of Brant Aertsz van Slichtenhorst Against Jan van Rensselaer，” paper read during the 2000 Rensselaerswijck Seminar in Albany，New York.

[46] Van Laer，Documents Relating，176.

[47] 百老汇并不是像某些史学家所说的那样与这条印第安人的小径完全重叠。如今，如果要追踪维阔斯盖克小径，我们就得走百老汇大街在海关大楼北面的部分，沿着公园路（Park Row）向东慢跑，然后顺着鲍厄里街走进二十三街。这条小径从那里迂回通向岛屿东侧，它穿过中央公园尽头向西延伸；百老汇小道与维阔斯盖克小径在岛屿远端再次汇合。这条小径继续延伸，进入布朗克斯；9号线顺着这条路向北延伸。

[48] 他原来的名字应该是约翰·兰佩（John Lamp）；和这片荷兰殖民地上的许多外国居民一样，他也把自己的名字“荷兰化”了。

[49] NYHM 4：8.

[50] NYHM，4.

[51] NYHM，1：55. 在同一系列的卷4：5中，托马斯·比奇（此处称为Tomas Bescher）被称为英国人。

[52] Van Laer，Documents Relating，188，198-199.

[53] G. M. Asher，Dutch Books and Pamphlets Relating to New-Netherland，122-123.

[54] Governour Bradford’s Letter Book，3：53-54，转载于Stokes，Iconography，4：70。

[55] Governour Bradford’s Letter Book，3：54-55，reprinted in Stokes，Iconography，4：71.

[56] Jameson，Narratives，122.

第四章 国王、外科医生、土耳其人和妓女

英格兰国王查理一世对马和荷兰人都很有感情，但这两种感情是截然相反的。[1]正如安东尼·凡·戴克（Anthony Van Dyck）为查理画的那幅著名的马上肖像和伦敦特拉法加广场上查理骑马的雕塑所示，他在马鞍上感觉最自在。他热衷于赛马，因此每年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会在纽马克特（Newmarket）度过，这里是该国最重要的赛马盛事的举办地点。1632年，他在2月中旬就早早地从伦敦动身，经过60英里的长途跋涉来到这里。（据说“艾克塞斯制英里”[2]比标准英里要长，因为英格兰那一隅的路面情况特别糟糕。）这可是一件大事，因为当国王去纽马克特的时候，其他人也会去，包括该国的政界、军界和经济界的领导人以及国王的家人［他的私人医生威廉·哈维就是在纽马克特侍奉查理时创作了那部史上著名的关于血液循环的著作[3]］。查理对于壮观的排场有种近乎宗教性质的狂热，他的纽马克特宴会已经名声在外，甚至是臭名昭著的：仅仅一个赛马季，86桌宴席上每天就要消耗7000只羊、6800只羊羔和1500头牛。在不看热闹或大摆宴席的时候，他就在休养地打猎、打网球，或者到马厩去看他最喜欢的马。[4]

对于荷兰人，他是持鄙视态度的。而且，他也受不了法国人（尽管他和一个法国人结了婚）[5]。尽管他生来就是一个苏格兰人，但是他认为苏格兰人让人恼火，于是他鼓励他们尽可能地移民到加拿大去[6]。但是荷兰人在某些方面令他特别苦恼：他们掀起了一场激烈的反抗，而且希望通过流血暴力摆脱君主制，以共和制取而代之。查理是君权神授的积极拥护者，他认为共和主义是一种全民癔症。当然，他也认为他的子民们享有自由，对此，他用一句名言解释过：“……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们，他们的解放和自由是存在于有政府管制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让他们成为政府的一分子进行管理，他们没这个资格。”[7]（他是在面对观看他被斩首的人群面前做出这一番解释的。）当时他正处于后来人们所说的“人治”的时期，在这11年里，他因为议会与他起争执而将其解散，自己一个人说了算。在这一时期，他渐渐与他的国民疏远，王室变得更加孤立，而且国王花钱越来越大手大脚，宴会也越来越奢靡浪费，议会大为愤怒，民众开始公开反抗。最终他最害怕的噩梦成真：民众揭竿而起，他人头落地。

虽然查理认为荷兰叛乱分子既疯狂又危险，但是眼下还有更让他恼火的事情，那就是在世界各地的港口中，荷兰商船队正在把他们的英国对手们打得屁股开花。荷兰人正在使劲儿把英国人挤出最富饶的商业源头——东印度，荷兰商船现在控制了世界上大部分的糖类、香料和纺织品贸易。讽刺的是，查理因自己独断专行的统治而对此无能为力：解散议会之后，他无力筹集与荷兰人抗衡所需的资金。

更让查理苦恼的是，尽管荷兰人这么令人讨厌，他还得被迫与之结盟。加尔文教在反抗西班牙人的荷兰诸省占据统治地位，从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开始，英国一直以新教的名义实行支持荷兰的政策。但是这个联盟渐渐发生动摇，英国的领导人查理和大批英国民众都对荷兰人反戈相向，开始将他们视为新的威胁。

正是在这样的局势之下，查理于1632年3月到纽马克特享受赛马季。嗒嗒的马蹄声重击在地面上，人声鼎沸，三角锦在天空中熠熠发光。这位国王感觉如鱼得水。他身着盛装，栗色的头发飘扬，还留着锥形的浅黄褐色胡须（原汁原味的凡·戴克风格），眼睛盯着他最喜爱的马，和彭布罗克伯爵（Earl of Pembroke）一起下赌注，后者的赌瘾有点重，这是众所周知的。这里还有一个骤然崛起的荷兰共和国派来的胡搅蛮缠、令人心烦意乱的使团，当然这是查理最不放在眼里的。当年事已高、德高望重的大使阿尔伯特·约阿希米（Albert Joachimi）骑着马进入纽马克特求见查理时，查理的第一反应或许就是厌恶，想打发他走。但是在当时的国际局势下，这样做是会酿成政治上的大错的。最终他还是同意见这个人了。

这位大使在会面开始就使用外交辞令，滔滔不绝，巨细无遗地详陈两国之间源远流长的友谊，他称最近这种友谊被企图“挑起某种误解”的“敌人”[8]所干扰。查理很清楚这个人的怨言背后的潜台词，而且肯定被这番怨言中故意使用的一个模糊的字眼——“敌人”给逗乐了。几十年来，英国人一直在帮助荷兰人对西班牙作战，这是事实。但是两年前，同样是在纽马克特，查理接见了另一位特使——他是被西班牙王室派来的。他欢迎这位特使的到来——事实上，他热切期盼着后者的到来，而这令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除了马之外，查理还一直对艺术十分热爱。他的私人收藏品包括拉斐尔（Raphael）、提香（Titian）、丁托列托（Tintoretto）、曼特尼亚（Mantegna）和科雷乔（Correggio）的作品。一方面，这彰显了他的王室风范；另一方面，这些巨大开支令民众中的某些社会阶层对他的仇恨一触即发。在收集艺术品的过程中，他已经变成教皇的亲密笔友，教皇还送给他梵蒂冈的画作，而这只会令清教徒们对他的疑虑更深。如今，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被荷兰起义弄得几乎筋疲力尽，故非常希望英国能停止对尼德兰联合省的支持。腓力选择让妻子担任自己的特使，劝说查理与欧洲最著名、最炙手可热的艺术家彼得·保罗·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签订和约，历史学家认为这是腓力妻子的灵机一动。鲁本斯也算是一位政客，他自认是一个忠诚的荷兰人，但是他来自安特卫普，那是由天主教占据统治地位且不愿与西班牙决裂的南方诸省中的一个。当鲁本斯与腓力在马德里会面共商出使大计时，他自己的想法是，如果查理不再对西班牙人抱有敌意，那么造反的荷兰诸省就会放弃造成毁灭性影响的叛乱，南北就能统一。于是他同意出使。

在英国，查理满怀欣喜地接见了鲁本斯，他委派这位艺术家在怀特霍尔宫宴会厅的天花板上作画。[9]这座刚刚建成的宫殿属于帕拉第奥风格，既现代又前卫，出自伊尼戈·琼斯（Inigo Jones）之手。建成后，天花板的中央嵌板（今天，鲁本斯这件唯一的作品依然在它应该在的位置）体现了查理对于君主政体的狂热信念：在旋转飞升的小天使的簇拥之下，他的父亲詹姆斯——神圣王权的化身——升入天国。查理的子民们后来正是在这个房间里处死了他，这证明了英国人在挖苦人方面的一贯才智。

鲁本斯还向查理引荐了他的学生安东尼·凡·戴克，此人成了查理的宫廷画师；多亏有他，我们才能见到一整个画廊的肖像画，这些画将这位国王的各种情绪和一举一动都捕捉了下来。查理将他们两人都封为骑士。他还和西班牙签订了和平条约——这让英国和荷兰共和国更加渐行渐远，转为敌对。然后，鲁本斯得意扬扬地去拜访他在伦敦的同胞约阿希米大使，他希望能说服后者，要想让荷兰共和国统一，最有希望的做法就是让叛军政府与西班牙进行和谈。但是，鲁本斯严重低估了北方诸省的决心。约阿希米和他效力的那些人一样反叛，他告诉这位画师，各省统一的唯一途径是南方人加入战争。（南方人没有这么做，最后，信奉天主教的南方诸省变成了比利时。）

约阿希米正是在英国刚与西班牙签订和约的背景之下，在纽马克特的马蹄声和嘶鸣声中求见查理的。他用的是英国和荷兰的“敌人”这个词，这暗示着抛开刚签订的和约不谈，新教徒们在面对共同的天主教仇敌时依然必须紧密团结在一起。（“我们不认为国王陛下对我们有敌意，”约阿希米在谒见之后给总议会的信中写道，“因为我们没有圣徒也没有斋戒日，而在这方面，西班牙国民是很迷信的。”[10]）这位大使尤其希望国王能叫停近来一种令人不安的做法——自从英国与西班牙签订和约之后，被荷兰私掠船缴获的西班牙船只在进入英国港口时会被查封，这与两国长期以来的约定是背道而驰的。

国王听这个人把话说完了，而且礼貌地回避了这个问题。约阿希米两手空空地离开了。

不过，在不到两周之后，刚刚回到怀特霍尔的查理不得不再次和这个人周旋。这一次，约阿希米的外交手段不再那么含蓄。局势有了新的变化。又有一艘船被查封，但是这艘船不是荷兰人俘获的西班牙船。这是一艘合法的荷兰船，约阿希米禀告国王，它是从“一个叫曼哈顿的岛”开往阿姆斯特丹的。报告表明这艘船上除了载有5000块皮草外还有新尼德兰省的前任管理人。

此时，在西南面200英里之外的地方，被英国人关押的彼得·米努伊特正气得七窍生烟。他（自己看来）无缘无故地被剥夺了职位，被迫放弃自己连哄带骗才建立起来的殖民地，还要长途跋涉，历经艰险回国为自己的作为辩护。这还不算完，在海上度过寒冷的两个月后，“团结号”在英国海岸边被一场风暴困住，被迫在普利茅斯紧急登陆。在那里，他们没有得到友好国家对落难船只伸出的礼仪之手。米努伊特遭遇了生平最痛苦的变故——被捕入狱。唯一让他感到安慰的事情是他的宿敌，即可恶的米迦勒教士也被英国人关押了起来。

这些人被捕的消息传到了联合省之后，正如一位官员所写，领导人起初还是倾向于认为“是西班牙大使在英国施展了这个诡计”[11]。但是，随着更多的消息传来，他们得知英国人扣押荷兰舰船的理由是荷兰舰船上的货物是在英国领土上的非法所得。荷兰人都被搞糊涂了，他们的贸易商不曾闯入荷兰殖民地北面的英国领土。约阿希米大使现在正向国王陛下陈情，其中必有误会。

但是这一次查理不会再给这位大使留下希望。这位国王用律师式的、准确而又微妙的语言告诉这个人，他认为这块殖民地的归属存在一些争议，在确定自己在这一议题中的权利之前，他不能释放这艘船。“国王陛下的回答，”约阿希米向自己的上司报告，“虽然措辞礼貌、态度友善，但依然令我们不满意……”

约阿希米当然知道两国邦交为何骤然降温。荷兰人掌握了东印度群岛贸易的统治地位。而查理也意识到了尽管充分利用“新大陆”殖民地是在更远的未来才会做的事，但是它代表了另一个财富之源。他最近刚刚将弗吉尼亚领土的很大一部分赐予父亲的朋友和顾问，即又称巴尔的摩男爵的乔治·卡尔弗特（George Calvert）——这是还了后者一个人情。乔治将他的儿子命名为马里兰（Maryland），这显然是在向查理的妻子亨利埃塔·玛利亚（Henrietta Maria）致敬。查理本人也支持弗吉尼亚的烟草贸易。

但是，眼下英国人出于一个特别的原因，要在此时扑向荷兰人在北美洲的领土。所有地缘政治行为中涉及两个刚刚崛起的强国的纷纷扰扰在一个事件中显露无遗——有些事情遥远，看似微不足道却会激起与它的规模不成比例的历史回音，这就是其中一件。在利润丰厚的东印度香料群岛（也就是今天印度尼西亚的一部分）之一的岛——安波那岛（Island of Amboyna）即安汶（Ambon）岛上，荷兰人和英国人刚刚发生了一场血腥的较量。荷兰人赢得了这座岛以及丁香贸易的控制权，但是殖民地上的英国商人都可以在那里生活和工作。也许是为了报复英国人最近在印度群岛袭击荷兰船只的行为，那里的荷兰士兵拷打并杀死了十个英国人和几个日本雇佣兵，这些人被指控密谋夺取这个要塞。幸存下来的英国人坚称这种密谋行为不存在，荷兰人的行为完全是残暴天性驱使所致。

无论英国当局实际上对于此事有多愤慨，他们都为了取得道德和政治上的优势而不遗余力地编造了事情的经过。英国出现了题为《安波那岛上发生的对英国人的不公、残酷、野蛮暴行实录》的宣传册和书籍，其中包括生动的、小说般的描述和栩栩如生的木刻插图，插图表现的是这些英国人所受到的种种折磨，其中包括水刑和火刑（“约翰逊又被带去拷问，”一段扣人心弦的描述提及，“博蒙特听到他有时会大声叫喊，然后安静下来，然后又是大声咆哮。最后，在经历了大约一个小时的两度审问之后，他在被带回来时大声哭号，全身湿透，身上各处都被残忍地烧伤了……”[12]）。这些描述引发的骚动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在为“团结号”被扣押而诉苦之余，约阿希米也在谒见查理时抒发了对于这些描述的满腹牢骚。这位大使希望国王了解，荷兰人认为这些书里写的都是诽谤之词，“其意在挑起一个民族对于另一个民族的怒气”。但是这位国王听任人们散发这些宣传册和书籍。于是，荷兰人也加入了英国公众舆论之争，他们印制并带着他们自己的英文宣传册涌入英国的集市，发表他们自己对于这一事件的见解。（他们拒不承认用火烧英国人的行为，但是他们承认使用了水刑，因为这是“最保险、最文明”也是“全欧洲最常见的做法”。[13]）

英国人从安波那岛事件中获得的好处多得惊人。几十年来，这一事件令英国人心目中荷兰商人无情、冷血的冤家形象更加根深蒂固。荷兰人在种种暴行方面的记录与英国人、葡萄牙人或者其他欧洲帝国铸造者们的记录相比当然不遑多让，但是夸大这一事件的野蛮性令英国人在面对这个微小、浸在水中的国家在全球竞赛中远远超过他们的事实时，感觉心中的痛苦有所减轻。直到1691年，这一事件发生60年之后，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还创作了剧作《安波那岛：一场悲剧》，剧中的全部角色都是真实事件中的人物，从骇人的荷兰总督哈尔蒙（Harmon）（“拿更多的蜡烛来，将他从手腕到手肘都烧一遍”）到英勇的英国人博蒙特（Beaumont）（“来吧；我会像草海桐一样享受火焰，一只手烤焦了，我就伸出另一只手”）。[14]

但是这也带来了负面后果。英国人成功地把荷兰商人和战士描绘得如此无情，以至于英国几乎将东印度群岛拱手让给了荷兰航运商，并重新聚焦于亚洲其他地区。因此，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安波那岛事件产生的一个深远影响就是英属印度的建立。

另一个影响是纽约的建立。没有哪个殖民地曾经存在的时间长达几十年，将来也不会有哪个殖民地存在这么长的时间。但是在17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在两个处于成形期的帝国的你推我搡之中，地球一端的事件会影响到地球的另一端。到了这时，英国的一些人已经意识到荷兰掌控的那部分北美土地是那块大陆的关键所在，而且他们决意不让荷兰人同时控制东印度群岛和广袤、丰饶的北美未知之境。法律智囊团们忙活了起来，他们设计出了一个计划，要剥夺荷兰对其领土的主权。

在约阿希米第二次觐见国王查理的一个月后，查理的正式回复传到了海牙。这位国王宣称他无意压制关于安波那大屠杀事件的出版物在英国出版（他用这样一句话回应荷兰人的怒火：“只有正义的药膏能够治愈溃烂的民心”）。对于荷兰人投诉的英国扣押从曼哈顿岛起航的船只一事，国王陛下的回应是他质疑荷兰人对这块领土的主权。查理警告道，那些荷兰人和他们的舰船是来自“他们从弗吉尼亚北部攫取来的某个大农场，而他们却说这个种植园是从该国的原住民手中获得的”。紧接着，他连珠炮似的抨击荷兰人，质疑他们对曼哈顿岛以及延伸至岛的南北两端一百多英里的领土的主权，其中的一些说法颇有新意。“首先，印第安人并非那些领土的‘善意占有人’（possessores bonae fidei），他们的居住地并不固定也不确定，因此他们不能通过销售或捐赠的方式安排这些领土……其次，实际上，无法证明该领土上的所有原住民曾与荷兰人在这一捏造出来的销售中签订了合同。”而且，英国人称自己才是这片土地的真正的主人，“先发现者先得，天经地义”。在这件事情上，英国人将当时普遍接受的合法性发挥到了荒谬的地步，而这种荒谬性是在帝国和大发现时代里，所有抢占土地的行为的基础。“先发现者”是约翰·卡伯特，他于1497年踏上纽芬兰的土地。按照“发现”概念的逻辑，当探险者踏上一片之前从未有来自欧洲人眼中像样的文明背景的人踏足的土地时，那片土地以及由此延伸出的理论上发现范围内的土地都归探险者的赞助国所有。不过，即使是奉行这种扩张领地的简易方法的人们也会感到惊讶，只因为一个意大利人曾踏足跨越北美的一部分土地（毕竟，纽芬兰也是一个岛）——更何况当时是卡伯特认为自己身处一个无人居住的亚洲地区——上至北极、西至太平洋、南至西班牙人控制领土的上百万平方英里的整片陆地都奇迹般地、无可争议地归英国所有了。

荷兰人不吃这一套。一方面，他们对于所有权的法律依据与英国人不同。在他们的法律体系中，发现者还必须占领并测绘这片土地；派遣定居者的决定就是这么来的，尽管人数不多，但是新尼德兰的三大流域都有他们定居者的身影。到了5月，这一事件结束，船被放出来了。英国人进了一步，而荷兰人——当时国力更加强盛——又把他们推了回去。查理表现出了英国人对这片土地的兴趣，但眼下他没有条件为自己的话提供支持。

没有人记录下彼得·米努伊特在5月3日说的话，当时他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进位于阿姆斯特丹的外观典雅的西印度公司，脸带怒色，心烦意乱。在各种事情中，他听说英国人现在要否定他建立这处殖民地的权利。也许因为荷兰董事们对待他的方式——他对此大概也不太生气。这场国际纠纷中让他最受打击的事情应该是世事竟如此无常——殖民地本身就是待价而沽的。在一场关于他作为新尼德兰总督的行为的听证会之后，他被正式解雇，而且听证会指控他在任期内运往殖民地的定居者不足（这项指控令人愤慨，因为米努伊特曾反复催促，要求运来更多定居者）。在这之后的某一时刻，他和威廉·尤瑟林克斯见面了，威廉是最早支持建立新尼德兰的人，但是如今也和米努伊特一样满腹牢骚。很快他们就会凭空构想出他们那既大胆又荒唐的秘密国际殖民计划。

在“团结号”把彼得·米努伊特带回欧洲并卷入一场国际事件的两年前，这艘船曾驶往另一个方向，将一个初出茅庐、意志坚强的18岁少年送到了曼哈顿海岸边，这个少年名叫哈门·曼德茨·范·登·博加特（Harmen Meyndersz van den Bogaert）。他来的时候已经有两年的学徒训练经历（无须书本指导），准备加入古老却并不特别受人尊敬的“理发师-外科医师”（barber-surgeon）[15]行会，因此他已经掌握了一些在边远定居点肯定能用得上的技能。他当时在殖民地做的事情显然不仅仅是为新尼德兰的居民们修剪胡子这么简单，他在截肢和放血时的勇气肯定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在与英国人就这块殖民地的命运进行争论之后，他被赋予了将这片土地从另一个欧洲势力的威胁中拯救出来的重大使命。

到这时，这块殖民地已经有了一个无可争议的附属城市——或者说是村庄。事实上，奥兰治堡——莫霍克和哈德逊河连接处的贸易站，也是约里斯·拉帕里和卡特琳娜·特瑞科度过最初两年的地方，已变成皮毛贸易中心。印第安人从遥远而未知的西面带着沉甸甸的毛皮来到莫霍克河谷；贸易商将它们买下，储藏在堡垒中，然后将它们用船运到下游的曼哈顿。他们现在已经与莫霍克人建立了牢固的关系，这一关系将在荷兰定居点存在的整个时间内一直存在，所以这种贸易似乎是十拿九稳的。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1634年末，莫霍克的毛皮贸易突然中断。世界观以水为根基的荷兰人了解他们领土上的水系，知道在他们未经勘察的西面有一连串的湖泊，那是供应海狸的印第安人们的主要猎场。如果印第安人不来了，那么理由只可能有一个：法国人。很久以前，法国人曾穿过北面遥远的水道，与加拿大的印第安人建立毛皮贸易联盟。如今，法国人已经南迁并与那里的印第安人有了新的协定。那时，毛皮贸易是殖民地存在的全部理由。在未来的几十年，在曼哈顿都是用海狸毛皮、荷兰盾、印第安贝壳串珠来当作硬通货还债的。虽然因皮毛而被珍视，但海狸因外皮下面那层可制成毡制品的皮而更受追捧。从清教徒们朴素的黑色无边帽到伦勃朗的画作《夜巡》（The Night Watch）中荷兰官员们戴的时髦帽子，再到英国人的高顶礼帽，毡帽在全欧洲都是地位的象征兼必需品。从海狸皮到帽子的整个制作过程十分奇妙。在生产阶段，制帽匠用水银将软毛从毡子上去掉，他们往往会因水银中毒而患上精神疾病，也许正应了那句习语“疯得像个帽匠”。这些帽子贵得离谱；英国日记作家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在1641年花了4镑5先令买了一顶帽子，这个数字大约是收入中等的劳工三个月的薪水。反过来说，这意味着印第安捕兽者们与竞相和他们进行贸易的法国人、英国人和荷兰人都能赚个盆满钵满（这也解释了纽约市的标志上为什么还会有海狸的图案）。海狸贸易受到干扰，此事非同小可。事实证明，很快，法国侧翼包抄的策略带来了致命的一击。荷兰人得采取行动了。

如今已22岁的哈门·曼德茨·范·登·博加特接受了一个令人绝望的任务，他要去做一件没有居民曾做过的事情：深入大陆腹地，找出村庄中的莫霍克人，并让他们相信荷兰人是更好的贸易伙伴。运气使然，他的航行日志留存了下来。其中详细记录了最早的欧洲人从西海岸进入北美大陆的过程，从中我们可以一睹兴旺的莫霍克村庄的风采。这是非常难得一见的，同时日志中还包括了第一本莫霍克词典。[16]这本日志在19世纪末就已被发现，但是最近人们才开始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它向人们展示了极其鲜活且内容充实的东部印第安人的生活图景，没有因后来的历史而掺入其他色彩。

形势极其严峻，因此这个任务不能等到春季再执行。范·登·博加特选了两个人——杰罗尼莫斯·德拉·克鲁瓦（Jeronimus dela Croix）和水手威廉·托马森（Willem Thomassen）跟随他一起在12月11日出发。他们在寒冷的季节离开了奥兰治堡，包裹中装满了食物、刀子、剪刀和其他打算用作礼物的物品，随行的还有五位莫霍克族向导。

事情起初是很有希望的，他们进入了原始松树林。但是第一天的夜里，范·登·博加特醒过来，发现那些向导准备扔下他们偷偷离开营地，这可是个凶兆。他和他的伙伴们都把东西扔下，赶紧去追人；后来，他们发现印第安人的狗已经把包裹中的肉和乳酪都吃掉了，剩下的就只有面包。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只能在2.5英尺深的雪地里，迎着猛烈的狂风、打着旋儿的雪花，看着在树缝间出没的熊和麋鹿，艰难行进。

20日，几乎冻僵的他们在一条小溪前停了下来。范·登·博加特写道，这条小溪里“流淌着许多大冰块……所以我们现在的情况非常危险。如果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掉下去，那就玩完了。但是蒙主保佑，我们过去了。我们腰部以下都湿透了”。他们瑟瑟发抖、步履艰难地前行，“衣服、长袜和鞋子都打湿结冰了”。然后，当他们走到一个小山顶上时，眼前出现了令人惊喜的景象：空地上有被搭建起来的32间房子，有些房子有200英尺长，每间房子上都盖着榆树皮，整片房子周围环绕着尖木栅栏。这一行人找到了他们的目标：一个莫霍克人的村庄，一个新的文明。

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探访了许多村庄，这些村庄的文明程度令范·登·博加特很吃惊。在一个村庄中有“36间房子，呈街道状成排并列”，每个房子中都有几户人家。有些房子已经带有与欧洲人接触的标志：铁铰链、螺栓、铰链。这一行人发现了用树皮制成的船和桶。他们见到了墓地，墓地外围是“整齐得惊人”的栅栏，墓穴被漆成了红色、白色和黑色。他们发现了一位酋长的坟墓，这个坟墓很大，甚至有入口，而且带有动物的雕刻和绘画装饰。在有些村庄里，熊被关进栅栏里圈养起来。每间长屋里都有几个灶台。他们在第一个村庄中受到人们的欢迎，并获得了烤南瓜、豆子和鹿肉。在当夜的火光照耀之下，范·登·博加特切开了托马森因长途跋涉而肿胀的腿，使其消肿，又将熊油涂抹在切口上。

人们是带着好奇或者恐惧的心理来见他们的。有些在森林里遇到他们的人扔下随身物品拔腿就跑。但是，在一个村庄里，“不论老少都对我们特别好奇；真的，我们几乎无法避开这里的印第安人。他们推推搡搡地到火堆旁来看我们，等他们离去的时候已经快半夜了。不管我们做什么，他们都会毫不害羞地在我们身边乱跑”。酋长送给范·登·博加特一张美洲狮皮，他就在上面睡觉，结果他发现“到了早上我身上至少有100只虱子”。

在某些地方，接待欧洲人的做法带来了充满讽刺意味的结果。在一个村庄中，一位酋长热情地把他们请进他的屋子，这间屋子被妥善安置在远离村庄的地方，因为他害怕染上开始在这一地区横行肆虐、折磨印第安人的天花。主客双方都没有意识到，这种在整个世纪中令大批东北部印第安人丧生的疾病正是源自与欧洲人的接触。这些欧洲人本身是对此免疫的，但是，在这种疾病面前，印第安人却毫无招架之力。

在每个村庄中，人们都冲他们喊“射”（“Allese rondade！”[17]）。当这一行人应邀表演并开枪时，人们感到非常兴奋——在这里，在范·登·博加特浅黄色的日志中，我们抓住了这样的一瞬间。印第安社群已经意识到火器的存在，但是还没有开始用它们。在平安夜里，范·登·博加特怀着敬畏之心观看他们的萨满巫师作法并记录下东海岸印第安人的治疗仪式，这应该是对此最详细、最戏剧化的一段描述。

他们一到场就开始唱歌，点燃一个大火堆，将整间房子的周围封盖起来，不让气流进入。然后，他们二人在头上围上蛇皮，清洗双手和脸。然后他们将病人放在大火堆前，将一些药放入一桶水中，清洗一根长度为1/2厄尔的棍子。他们将棍子插入自己的喉咙，使得其中一端看不见，随后吐在病人的头和全身上。随后他们高声叫喊，快速拍手，做了许多滑稽的动作。这是他们的风俗，他们展示了许多动作，先是这样，然后又是那样，汗水从他们身上的每一处滚落。[18]

终于，这几位旅人走到了最重要的村庄，他们要在那里谈判。范·登·博加特描述的开场犹如西部片的第三幕，白人终于按照印第安人的方式与他们见了面。这个村庄的居民在村子的门外排成了两队，这些欧洲人很有仪式性地从两个队列中走过，穿过精雕细琢的入口通道，进入最里面的房子。这里的房子有装饰着图案的山形墙。在摇曳的火光中，在高声呼喊和激动的人群中，这几个人受到了热情款待，大快朵颐了一番。

然后，艰苦的贸易谈判开始了。

一位部落首领的副手把他们训了一顿，说他们带的礼物不够分量。他让他们看了法国人送来的礼物，其中包括法国衬衫和外套。气氛变得紧张了起来。当这个人继续言语相激时，其他人“坐得离我们那么近，我们都快坐不下了”。范·登·博加特数了一下，房间里有46个人围坐在他们身边。然后，其中一个印第安人叫了起来，用范·登·博加特翻译的话来说，这个人喊他们“恶棍”。他长篇大论的指责之词令人难以压制怒火，连坚强的水手威廉·托马森都激愤得流下了眼泪。最后，范·登·博加特也冲着印第安人大叫了起来。

这时候，谈判策略改变了。这个印第安人大笑了起来，称这中间有误会，并且说“你不必生气。你们来到这里，我们很高兴”。一位老人走上前来，将自己的手放在范·登·博加特的胸膛上，感受其心跳；他郑重宣告，那个人并不可怕。这些荷兰人显然通过了一场测试。这些访客小心翼翼地分发了小刀、剪刀和其他礼物。村里的六名首领上前，送给范·登·博加特一件海狸皮外套。当他们坐下来谈生意的时候，范·登·博加特了解到这些莫霍克人更愿意和荷兰人维持关系，因为他们畏惧与法国人结盟的休伦人。莫霍克人提出了他们的条件：今后，每张海狸毛皮要以4把贝壳币和4匹布料交换（一把贝珠或者贝壳串珠都可以，只要是一串能达到从张开手的拇指到小指长度的珠子即可）。当范·登·博加特不做回应时，与莫霍克同属易洛魁五大部落联盟的另一个部落的老酋长走上前来。他要求有人给他翻译，因为他说的是奥内达加语，不是莫霍克语。他说道：“你还没说我们能不能获得4把珠子的价格呢。”范·登·博加特告诉他们，交易的最终决定权不在他的手里，但是他会在春季回来答复他们。他们接受了这个说法，但是这位老人警告他：“你可绝对不要说谎，春天来找我们，给我们所有人一个答案。如果我们收到4把珠子的价格，我们就不和其他人做毛皮交易了。”

一个临时协议就此达成。印第安人开始咏唱歌谣，这被范·登·博加特忠实地记录下来。他们咏唱的歌谣中包含易洛魁联盟五大部落的名称，荷兰人之前已走过其中的一些地方。这一联盟将在美国大革命中发挥作用，而范·登·博加特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这一联盟最早的书面记录。我从易洛魁语言学家巩特尔·米切尔森（Gunther Michelson）那里得到了这首歌谣的大致译文：“这个白人是个魔法师。他就要启程，把莫霍克、奥奈达、奥内达加、卡尤加、赛内卡都走遍，在它们中间安心地躺下。这对易洛魁联盟会有帮助。”[19]这首歌谣说明范·登·博加特成功地给易洛魁联盟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其中把他称为魔法师的说法也可以追溯到东海岸印第安人为白人的工具感到惊奇，认为他们有神奇力量的那个时代。

在达成这一协议之后，范·登·博加特得到了一座房子、一些礼物和大块的海狸肉。虽然他不曾提及，但是他可能还获得了其他的东西，因为他编纂的莫霍克词汇表中包括了男人、女人、妓女、阴道、阳具、睾丸、“性交”、“很美”、“你什么时候回来？”和“我不知道”。[20]

这三个旅人在道别之后开始了漫长的返乡之旅。他们在1月底回到了奥兰治堡，那里的人们担心他们已经死了。他们曾经去过奥奈达湖（Oneida Lake）——和安大略湖差不多远，顶着恶劣的天气回来，而且全靠他们自己的双脚。不出所料，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修建了伊利运河之后，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就是沿着他们的路线西行的，上百万吨货物也被运送到这里。这是连接大西洋海岸与大陆中心的自然通道，也是荷兰人将注意力放在哈德逊河上的原因，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从米努伊特开始，他们就把曼哈顿岛视为物流中心。事实将会证明，范·登·博加特的旅程绝对是一项创举。

春季，与莫霍克人的交易真的敲定了。皮草又来了。而范·登·博加特对这块殖民地的影响不会到此为止——他之后会在历史上做出一个具有终极意义的、令人悲喜交加的贡献。但是现在他已经做到了上级要求他做的事情：让这块殖民地能维持下去。

不过，我们不禁要问：何必呢？当年事已高的大使和年轻的外科医生-探险者在竭尽全力地保住这块殖民地时，它的父母，那些经营西印度公司的王公巨贾却将它弃之不顾。他们在如何管理这块殖民地的问题上意见不一，于是，这块殖民地在很大程度上是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他们选择了该公司阿姆斯特丹办事处的一个年轻职员来代替能干的彼得·米努伊特，这个职员的技能乏善可陈，没有什么值得推荐之处，只有对公司的一片忠心，以及与这块殖民地相关的一位重要人物是亲戚。一到曼哈顿，沃特·范·推勒（Wouter van Twiller）就证明了自己是个酒鬼，而不是当领导的料。有时候，在他的身上甚至同时表现出这两个特点。在他上任之后不久，在荷英两国刚因那艘载着他的前任回欧洲的船而惹出麻烦之后，一艘英国贸易商的船驶入了这个海港，在堡垒前下了锚。[21]这艘船的船长说明了来意，他要把船开到河的上游去，和印第安人进行交易。这是对荷兰主权的公开挑衅。范·推勒对此事的解决方式是登上这艘船，然后与船长把酒言欢。他喝得酩酊大醉，连刚刚驶进港口的荷兰探险家大卫·德·弗里斯（David de Vries）——此人曾经在东印度待过一段时间，现在希望与新阿姆斯特丹人共命运——都为他感到尴尬。那位英国船长明目张胆地称自己完全有权把船开到上游去，因为那周围的所有土地都是英国人的。德·弗里斯回应道，长久以来，荷兰人已安居新尼德兰，因此他们的主权不容侵犯。英国船长反击道，这个地区是由英国探险者大卫·哈德逊发现的。这已足以将德·弗里斯逼入死角，但是他反击了，而且说法相当合理，他称哈德逊是在荷兰人的支持下测绘出这条河的。范·推勒在这场对话中似乎一直置身事外。

这艘英国船在停泊数日之后起航，无视这位荷兰领导人，向上游进发。范·推勒迅速行动了起来。他下令将一桶红酒马上带到他在堡垒中的办公室，将自己和士兵们以及其他在那里集结的公司员工们的酒杯斟满，号令那些热爱奥兰治亲王的人和自己一起阻止英国人。于是，德·弗里斯记录道：“人们都开始嘲笑他。”

范·推勒撒手不管这件事了，英国船也驶向了北方。德·弗里斯被激怒了。他让这个男人坐下，并向后者解释，殖民地存亡在此一举。“我说，如果是我来办这件事，我会给他8磅豆子，送他离开奥兰治堡，不许他把船开到河的上游去，”德·弗里斯在他的日志中写道，他还补充了一句，“如果英国人在东印度对我们有越矩之举，我们就应该迎头反击，否则我们就制不住那个国家，因为他们骨子里是很骄傲的，认为一切都属于他们。”

显然，范·推勒在做决策方面有些软弱，但是我们也要记得一个事实，在这一时期，在官方记录中，这个荷兰殖民地几乎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只能依靠德·弗里斯的日志之类的断简残篇才能还原那个时代的历史。不过，在时下掀起的学术浪潮的推动下，新的证据不断浮现，令那一时代的形象日益丰满复杂了起来。历史学家亚普·雅各布斯（Jaap Jacobs）最近在海牙的荷兰国家档案馆中发现了范·推勒于1635年给公司董事们写的一封信，信中显示范·推勒在康涅狄格河上建了一座堡垒（这是关于这个定居点最早的史实，这里后来变成了哈特福德），把英国人挡在海湾处，并且努力和他那些不服管的群众打交道——换言之，他是像个殖民地管理者那样做事的。[22]

然而，即使范·推勒不是史书所说的彻头彻尾的无能之辈，他也显然无法应付自己治下吵吵嚷嚷、不断扩张的首府。新阿姆斯特丹的市中心如今有了一条拱廊街道，街上有五家店铺，还有几十座私家住宅。船舶从欧洲一路驶来时载着砖头作为压舱物，移民者们把这些砖头用在了他们最初的房子上，尤其是烟囱上——如今在曼哈顿下城区的房子里有时还能找到这种细长的荷兰黄砖。堡垒旁加上了城墙，还建起了船库和给修帆工住的阁楼、士兵的营房，还有教堂。[23]但是，没有几个居民能像大卫·德·弗里斯一样有干劲，有胆量，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很多人都是海盗或周游四方的皮草交易商。新阿姆斯特丹最出名的海盗——威廉·布劳维尔特[24]（Willem Blauvelt）——将这里作为基地，掠夺西班牙人管辖的水域（南美北部水域），他将海盗营生和私掠巡航相结合，他还是一个声誉良好的团体的成员，这个团体让该省的秘书将他的航行经历忠实地记录了下来。他的赞助人包括许多城中最有地位的市民。

海盗营生又带来了新一拨居民，因为从西班牙大帆船上偷来的“货”里不仅有成箱的靛蓝、成柜的糖、鼓鼓囊囊装满麻袋的西班牙钱币，还有送往加勒比盐田的奴隶。私掠船把其中的一些非洲人带到曼哈顿，于是他们变成了为西印度公司工作的奴隶；其他的一些非洲人则努力为赎回自由而工作或者从一开始就以自由民的身份受雇于人。在曼哈顿的非洲人们的名字——佩德罗·尼格列托（Pedro Negretto[25]）、安东尼·刚果（Antony Congo）、扬·内格罗（Jan Negvo[26]），曼努埃尔·德·西班牙（Manuel de Spanje）、葡萄牙的安东尼（Anthony the Portuguese）、安哥拉的巴斯蒂安（Bastiaen d’Angola）——都会让人想到他们经历过的暴风骤雨般的旅程，即在非洲被捕、被奴役，被葡萄牙贸易商买下并押送上西班牙船向西航行，最后却再次被荷兰海盗所俘。几十年后，奴隶制的条款在殖民地中已经基本标准化，但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形态自由、有点呈现无政府状态的岛上，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岛上更为稳定的居民，许多人将成为农夫、木匠、铁匠和理发师-外科医师。

如此不服管的人群需要宣泄欲望。卖淫变成了主要的职业［提曼·詹森（Tymen Jansen）的妻子据说就是“做皮肉生意的……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换取水獭皮和海狸皮”[27]］。这个岛以惊人的速度催生出小酒馆和酿酒厂——早年有一段时间，岛上的建筑中有四分之一都是用于酒类制造或销售的。当时的“酒吧盛景”似乎与如今纽约市引以为傲的“酒吧盛景”不相伯仲（而且巧的是，这种场景正好出现在如今市中心夜生活区的同样位置）：一个女人在酒水间撞见自己的丈夫，后来她怒火中烧地在法庭上质问：“他在和另一个人的老婆干什么？……摸她的胸，把他的嘴凑到她的胸上。”[28]一个名叫西蒙·鲁特[29]（Simon Root）的男子被人“用短剑”割下了耳朵的一部分，他请求法庭出示证明，以澄清这只是在相当常见的酒水间争吵过程中发生的事，不应与盗窃的标准刑罚混为一谈。历史记录中充斥着大量残忍的袭击行为，而且领导人们偏爱使用非常极端的惩罚形式——火烙、上枷示众、笞刑、棒打、绞刑、悬挂示众，这都是为了灌输秩序观念。各种冲击视觉的刑罚——削耳朵；用烧红的拨火棍在耳朵或舌头上钻洞；把作恶的人铐在木马上，手脚都加上重物，一铐好几天，这叫“骑马”——收到了震慑性的效果。

尽管惩罚往往很严厉，但是执行惩罚还是有一定灵活性的：人们有时候会在最后一刻得到宽恕，而且得到宽恕的方式有时还很离奇。1641年1月寒冷的一天，八名非洲奴隶被带入奥兰治堡，他们被指控在“他们房子附近树林中”（在城北面划分出来的，作为奴隶住处的一个区域——今天，那里是联合国的所在地）谋杀另一个奴隶扬·普列梅罗（Jan Premero）。[30]“没有动刑或上枷锁”，这些人就对罪行供认不讳。但是由于无法确定是哪个人犯了罪，法庭自作聪明地决定让这些人自己抽签来决定将谁判死刑，让“上帝指出罪犯”。上帝选择了绰号为“巨人”的曼努埃尔·赫里特（Manuel Gerrit）。一周之后，人群聚集在海岸边，观看绞刑示众来取乐。从理论上看，抽签也许是满足了法律需要；事实上，绞死一个可能是清白的人也许会令殖民地领导人犯难，他们也许会认为这是浪费好奴隶的愚蠢行为。没有证据显示有人干预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但是行刑的结果很可疑。刽子手将“两条完好的绳索”拴在这个人的脖子上，然后将他推下梯子，围观者们都倒吸了一口气，而此时，两条绳索都断了，这个人翻滚到地上，毫发无伤。人群高喊着要求对他法外开恩，法庭予以准许。“巨人”获释；体系奏效了。[31]

几年后的法庭文件中出现了当时的一幕，它是随意而又混乱的社会环境的缩影，反映了在这一时期大行其道的暴力现象在日常生活中的突然爆发：

皮尔·马朗方（Piere Malenfant），来自布列塔尼的雷恩，35岁，他称自己在昨晚9时许，天色渐暗时，在保卢斯·海曼（Paulus Heyman）及其妻子的陪同下从农场走来——他怀里抱着孩子，女人抱着枪。在达曼的房子附近，一个名叫安德里斯·涂默林（Andries Tummelyn）的哨兵喊道：“来者何人？”马朗方回答道：“一个朋友。”保卢斯·海曼说：“晚上好，尊敬的大人。”这个哨兵回了一句：“你想干什么，贩子？”海曼反击道：“让你给我舔菊。”[32]

这么一来，这个法国人和哨兵用剑对打了起来，马朗方的手臂和大腿被刺穿了，于是他一瘸一拐地走进了法庭，要求赔偿。

显然，新尼德兰的移民者们和在他们北面的拓荒者伙伴们迥然不同，北面虔诚的英国新教徒和清教徒正在努力地建立他们的“新耶路撒冷”，并以神的意志作为道德标准统治这个地方。无论是庆祝感恩节的新教徒，还是在遥远的未来成为真正国民楷模的清教徒都和此时的情况不是一回事：在这一时期内，清教徒们正忙于打着上帝的旗号对佩科特印第安人进行大屠杀并迫害内部的“异教徒”（也就是任何不支持他们的清教主义名号的人）。也许有人会说，英国和荷兰的殖民地代表了17世纪社会思潮中极端保守和开明的两翼。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加尔文主义的强硬派是在曼哈顿殖民地上发挥作用的道德力量，但是在有关这块殖民地的记录中，虔诚的话语却被其他描述盖了下去。比如一个女人在自己丈夫在旁边的椅子上打瞌睡的时候“做出了挑逗男性的不光彩举动”[33]，她挑逗的是某个爱尔兰人，当时有另外两个男人在旁观。新阿姆斯特丹居民是不会犯下（道德方面）过度严格的罪过的。

在这个时代的新阿姆斯特丹还有一种公爵和公爵夫人，他们在蛊惑人心这方面超过了他们的邻居。在欧洲的时候，格里耶·雷尼耶（Griet Reyniers）曾在阿姆斯特丹的“冬日喜鹊”（Pieter de Winter）酒馆里当酒吧女侍。实际上，她身兼两职——酒吧的女主人曾在里屋发现“她把衬裙撩到膝盖上”[34]，为一伙士兵提供性服务。年轻的沃特·范·推勒是否在某天晚上走进她的地盘，从此迷恋上她，这一点已不可考。我们所知的就只是当他乘“盐山号”（de Zoutberg）动身到曼哈顿去的时候，格里耶也在船上，已经准备好在新的土地上寻找财富了。[35]这是一次危险的渡海之旅：这艘船差点儿被“土耳其人”（Turks）俘获，但之后扭转了局势，并收获了一艘载满糖的西班牙三桅帆船。[36]这个过程中发生的事情并没有令格里耶感到担忧，她在海上继续做她的营生——乘客们注意到她“将一些水手的衬衣从马裤中扯了出来”[37]。在曼哈顿登陆后，这么说吧，她发现这里是一块处女地，于是她在这里开了店。她喜欢在海滩上走，拉起她的衬裙，向水手们展示她的货物。如果说她是以范·推勒情妇的身份来到这里的，那么最后他应该是把她给抛弃了。因为有一天，有人见到她走进奥兰治堡，大声地说：“我已经做了这么长时间的贵族妓女了。从现在开始，我要当贱民们的妓女！”[38]她在用噱头博人眼球方面很有一套；她最爱做的事就是用一根扫帚柄测量顾客的阳物。[39]

安东尼·范·萨利（Anthony van Salee），人称“土耳其人”（The Turk）。他是一名来自摩洛哥的海盗，他爸爸由荷兰海员变成海盗，后来变成了苏丹舰队的上将，而且还娶了一个摩洛哥女人。安东尼是一个肤色黝黑的壮汉，而且是个喜欢逞个人之勇的匪徒。从17世纪30年代来到曼哈顿的时候，他就开始惹麻烦：他带着上满子弹的手枪威胁人们；喝得酩酊大醉，满口污言秽语地在村里乱走；被指控盗窃。当裁缝亨德里克叫他“土耳其人、无赖、长着角的野兽”[40]时，亨德里克的愤怒显然代表了许多人的心声。甚至连安东尼的狗也是一害：有个名叫“波图格塞斯的安东尼”的黑人市民提起诉讼，称安东尼的狗“伤害”了他的狗。他胜诉了。

也许格里耶和安东尼是注定要走到一起的。他们结婚了，有了孩子，不过，由于她还在继续做她的营生，有时候她自己也搞不清楚这些孩子的父亲是谁。一次，当她以俯卧的姿势分娩的时候，她曾经问那个助产士，这个刚生出来的孩子长得像谁。这个女人答道：“如果连你都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我怎么会知道呢？不过，这孩子看着有点黑。”[41]这对夫妇在新阿姆斯特丹的名声相当地臭，但关键是，在普通人中，他们并不算特别出格。实际上，美国历史对于以曼哈顿为中心的荷兰殖民地的看法大概是这样的：形形色色的失败者和无赖聚到一起，这些无足轻重的人空等着命运之风把他们从这个地图上吹走。荷兰人已经成功拿下了一块价值无法估量的地产，然而，虽然他们擅长在世界的另一端以此扭转局势，但是在这一端——尽管范·登·博加特和约阿希米大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他们还是只能看着心血付诸东流。

不过，到此时其他人已经认识到在大西洋海岸线上北纬39度和北纬42度之间的这块土地的价值，而且在加紧争夺它。范·推勒给马萨诸塞的英国人写信，表明了他的希望：“我们可以是相安无事的好邻居，一起在这些未开化的地区生活。”[42]但是他们没把他放在眼里——英国移民们已经向南移动，进入归荷兰人所有的土地。“鲜河”（康涅狄格河）的魅力令人难以抵挡，1636年，一位名叫托马斯·胡克（Thomas Hooker）的传教士率领第一支英国宗教先锋队从马萨诸塞湾南下，在这条河的河边建立一个社区。他们把这个社区称为“哈特福德”（Hartford）。

然后这块殖民地上的一部分人闹起了内讧。基利安·范·伦斯勒（Kiliaen van Rensselaer）是阿姆斯特丹的一个钻石商人，他对土地开垦（这在联合省是很受欢迎且有利可图的工作）和农业创新很感兴趣。他还是西印度公司的创始董事之一，也是支持通过修建私人种植园或者大庄园的做法来建设新尼德兰的人之一。他干劲十足、不屈不挠，最终，董事会批准了他的殖民计划，然后他开始召集殖民者到这片土地上居住。他在选择自己的庄园管理者时很精明。巴斯蒂安·克罗尔，那个和约里斯·拉帕里和卡特琳娜·特瑞科一起远道而来，打算在这里做一名牧师的年轻人，他的计划如今已数次搁浅。首先，在丹尼尔·范·克利肯彼克因中了印第安人埋伏而死去之后，米努伊特要求他掌管奥兰治堡。然后，当米努伊特被召回时，克罗尔承担了殖民地临时总督的工作。任期结束之后，他回到了荷兰共和国。当时，范·伦斯勒见了他，并且意识到他的阅历非常丰富，于是给了他一份工作。克罗尔的第一份工作完成得很出色。回到新尼德兰后，他从马希坎人手中买下了奥兰治堡周边、沿河两岸的土地。范·伦斯勒写道，他的土地从这条河向西“无限”延伸，他有点儿夸大其词，[43]但是他的土地确实沿河绵延约9英里，外加要“走两天”才能走完的内陆。[44]换言之，这位创业者已经取得尼德兰至关重要的一大块地，而他的意图正是要把这块殖民地中的殖民地变成一块具有独立主权的封地。

但是最精彩的好戏莫过于彼得·米努伊特回归新尼德兰。就在任上的米努伊特被召回并乘坐命运多舛的“团结号”航行回国之前，瑞典国王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这个信奉路德教的战士，对德国新教与天主教30年战争进行大规模干预的人——正在寻找可以征服的新大陆。此时的瑞典正值盛世，古斯塔夫斯已经看够了法国、西班牙、英国和荷兰共和国在全球各地为所欲为。正当米努伊特在历经了英国的劫难之后，返回阿姆斯特丹时，古斯塔夫斯在一场战斗中战死。然后，王冠落到了他六岁的女儿克里斯蒂娜的头上，她后来成为欧洲历史上最有国际视野、思维敏捷的君主。但是，当时，这些事情都留给总理大臣阿克塞尔·奥克森谢纳（Axel Oxenstierna）去处理了，而他延续了古斯塔夫斯的政策。

长久以来，荷兰人一直是瑞典的主要贸易商，他们将世界各地的货物送到斯德哥尔摩。奥克森谢纳与一个名叫萨缪尔·布洛马特（Samuel Blommaert）的荷兰商人签订了合同，这个商人参与了瑞典的铜贸易。这位布洛马特和基利安·范·伦斯勒一样，是西印度公司的董事，也在为错失北美殖民地的商机而恼怒。范·伦斯勒逃避公司官僚机构的办法是资助他自己的小殖民地；而布洛马特的理念则有些滑稽可笑：他对抗他自己的公司和国家，并在新尼德兰境内某个地方建立瑞典殖民地。他密会米努伊特，于是一个计划成形了。米努伊特可能比任何一个在世的人都更了解荷兰殖民地，而且他深知他们选中的“南河”地区几乎无人把守。

于是，在1638年3月中旬的某一天，一支有史以来最奇怪的、企图接近美国海岸的侵略舰队从五月角和亨洛彭角之间驶过，驶入最终成为特拉华湾的地方，并在一个名叫明夸斯吉尔河（Minquas Kill）的支流中有岩石的地方下了锚。彼得·米努伊特一身戎装，他的船“卡尔马·尼克尔号”（Kalmer Nyckel）的主桅杆上飘扬着瑞典的蓝黄旗，他仿佛生活在近代的中世纪骑士，满世界寻找着要征服的地方，而今即将回归北美——一个有着法国血统，近年来与荷兰人过从甚密，又在德国土生土长的人代表瑞典在今后将变成特拉华州的荒凉地区宣告成立殖民地。在没有荷兰人抵抗的情况下，米努伊特开始在美洲迈出第二步。两艘船的甲板上，一支由几十名荷兰水手和瑞典士兵组成的中队集结在他的身边，长矛火枪在手，饰有羽毛的头盔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时至今日，在威尔明顿市——这个在米努伊特的登陆地点附近发展起来的城市中，有一条将海滨仓库连成一线的路，就叫瑞典登陆路（Swedes’ Larding），这是以一种坚毅的工业时代的方式在向那次奇怪的登陆致敬。

内忧加上外患，1640年左右曼哈顿殖民地已经无可挽回地走上了穷途末路。这个殖民地连个像样的政治实体都不算：这里没有政府；与其说这里的居民是共和国的公民，倒不如说他们是按照一家跨国公司的要求而工作的农奴。诚然，这块殖民地位于一片广阔的大陆边缘，即将被欧洲人渗透。随着伽利略、哈维、德雷克和哈德逊等人的脚步，欧洲人渴望开疆拓土，此外，他们也想逃离国内延续了数十年来的宗教战争。从地理学角度上来讲，这个地区是打开这片大陆的钥匙，总有一天，它将在全球势力中心转移的过程中发挥作用。有人会说，它将变成西方文明本身由文艺复兴时代转向现代世界，由欧洲中心主义转向全球视野的支点。尽管潜力无限，但当时的这个地区无非就是一个混乱又邋遢的地方，到处都是酒吧械斗，战士在站岗值勤时与印第安女人通奸，任性不羁的后来者源源不断地涌向这里——粗糙的汉子们从小艇上蹦下来，重重地踩在海滨压实了的沙子上，脖子上挂着钱包，里头沉甸甸的都是卡罗勒斯盾或西班牙钱币，他们拉开架势要在这里走私、喝酒、做生意、嫖妓，然后走人。亨利·哈德逊曾信誓旦旦地说这个殖民地是受荷兰政府保护的，但是事实证明，迄今为止，荷兰社会引以为豪的特点——多元化、包容的共和国——都是以负面的方式体现出来的。它也可以算是任何国家的渣滓在一个叫曼哈顿的荒岛南端的集中地。仿佛全世界都已经隐隐约约地把这片土地和新大陆边缘的水域视为一个支点，但尚未准备好接受它，于是就任凭其瓦解了。

换言之，这是一个必然会消亡的社区，一个可以在历史中被人们安心遗忘的社区。

[1] 我在刻画我心目中的查理时的主要资料来源为Charles Carlton，Charles I：The Personal Monarch；Pauline Gregg，King Charles I；Lucy Aikin，Memoirs of the Court of King Charles the First；以及 J. P. Kenyon，The Stuarts：A Study in English Kingship。

[2] J.P.Hore，The History of Newmarket and the Annals of the Turf，1：155.

[3] J.P.Hore，The History of Newmarket and the Annals of the Turf，2：18.

[4] R.C.Lyle，Royal Newmarket，11.

[5] C. V. Wedgwood，The Political Career of Peter Paul Rubens，45.

[6] Carlton，Charles I，184.

[7] Kenyon，The Stuarts，98-99.

[8] Docs.Rel.，1：55.

[9] Carlton，Charles I，125，144-145.

[10] Docs.Rel.，1：49.

[11] Docs.Rel.，1：45.

[12] East India Company，A True Relation Of The Uniust，Cruell，And Barbarous Proceedings against the English at Amboyna In the East-Indies …，E3.

[13] East India Company，A Remonstrance Of The Directors Of The Netherlands East India Company，presented to the Lords States Generall of the united Provinces，in defence of the said Companie，touching the bloudy proceedings against the English Merchants，executed at Amboyna，C2.

[14] John Dryden，Amboyna：A Tragedy. As it is Acted By Their Majesties Servants.

[15] Paul Zumthor，Daily Life in Rembrandt’s Holland，155-157.

[16] 我对范·登·博加特的旅行的描述取材自他的日志以及Harmen Meyndertsz van den Bogaert，trans. and ed. by Charles T.Gehring，William A.Starna，and Gunther Michelson，A Journey into Mohawk and Oneida Country，1634-1635中发表的相关评论，以及对查尔斯·格林和易洛魁学者巩特尔·米切尔森（Gunther Michelson）的采访。

[17] 这是范·登·博加特的说法；米切尔森称这句话的实际含义是“再发射”。

[18] Van den Bogaert，A Journey into Mohawk，10.

[19] 根据范·登·博加特的记录，这首歌谣的内容是：“ha assironi atsimachkoo kent oyakaying wee onneyatte onaondage koyockwe hoo senoto wanyagwegannehooschenehalaton kasten kanosoni yndicko.”“kaying wee，onneyatte，onaondage，koyockwe，hoo senotowany”这几个词指的分别是莫霍克、奥奈达、奥内达加、卡尤加、赛内卡。在2002年2月7日的访谈中，范·登·博加特的日志1988年译本的莫霍克语译者巩特尔·米切尔森给了我这首歌谣的译文。

[20] Van den Bogaert，Journey into Mohawk Country，52-63.

[21] 这一事件取材自David de Vries的日志，其发表于 J.F.Jameson，Narratives of New Netherland，1609-1664，186-234。

[22] Jaap Jacobs，“A Troubled Man：Director Wouter van Twiller and the Affairs of New Netherland in 1635.”

[23] NYHM，1：108-109.

[24] NYHM，2：162，267，323，373.

[25] Negretto源自黑人的贬称。——译者注

[26] Negro是黑人的贬称。——译者注

[27] NYHM，4：89.

[28] Charles Gehring，trans，Council Minutes，1655-1656，68-69.

[29] NYHM，4：360-361.

[30] NYHM，97-100.

[31] 感谢Firth Haring Fabend与我分享她的见解，她认为此案例是“宽大处理”的一种形式。

[32] NYHM，4：269.

[33] NYHM，49.

[34] NYHM，1：107.

[35] 关于雷尼耶和范·萨利的某些细节取材自Leo Hershkowitz，“The Troublesome Turk”。

[36] Mariana G. Van Rensselaer，History of the City of New York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1：119.

[37] NYHM，4：46.

[38] NYHM，1：70.

[39] NYHM，4：46.

[40] NYHM，1：11.

[41] NYHM，67.

[42] Docs.Rel.，3：18.

[43] A. J. F. van Laer trans.，Van Rensselaer BowierManuscripts，307.

[44] A. J. F. van Laer trans.，Van Rensselaer BowierManuscripts，166，181.

第二部分 意志的冲突

第五章 镇治安官

荷兰的9月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月份。北海的雨水透过底色炭黑的云层，顺势倾泻而下。宽广蔚蓝的天空一片片地浮现，世界顿时沐浴在如烟似雾的阳光中。纯净圆满的太阳倏地冒了出来，冲击着砖墙上描彩涂漆的百叶窗，眼看就要穿透碧绿深沉的运河河面，眼见此景，凡人们几乎欣喜若狂，不由自主地唱起歌来。还有风，无时不在的风，它仿佛一只急切地拍打着后背的手，引诱着、催促着居民们：“动起来，扬帆，出发。”

1638年9月，荷兰省[1]莱顿市来了一个新人。他来自他的家乡布雷达市（Breda）。布雷达市位于天主教盛行的地区布拉班特（Brabant）的南面，两地相距40英里。布拉班特虽然是荷兰共和国的一部分，但是并未享有完整省份的地位。如果他和其他初来乍到的人一样，那么在莱顿看到的一切就会令他深受触动。在这个以整洁著称的国家，这个以砖块砌成的秀美村庄在17世纪鹤立鸡群。村中的大街小巷和运河两岸都修得整整齐齐，人行道刷洗一新，黑色的横梁映衬着教堂内部高耸的白墙，显得干净利落。实际上，它根本不能算是一个村庄——到1622年时，它的人口已经达到4.5万人[2]——但是它依然保持着乡下特有的纯朴。巨大的风车臂上覆着帆布，框出一方方的天空，这并非在市郊才能见到，就是在城镇中心也是如此。这个年轻人走过的街道上挤满了玩耍的孩子——这在当时的欧洲是一大奇景。在这个以清教徒的严厉为特点的时代，其他地方的人们普遍认为童年是灵魂可能被混乱和邪恶迅速渗入的时期，因此孩子们应当被严加管教，要学会顺从，在长辈面前要举止有度、毕恭毕敬。而荷兰人的想法正好相反：他们会不顾外地人的嘲笑，听从他们自己专家的建议，拥抱并娇宠孩子们。“不能把孩子们管得太紧，要让他们舒展童心，这样我们才不会对他们脆弱的天性施以重压。”内科医师约翰·范·贝佛维克（Johan van Beverwijck）建议道。他是那个时代的斯波克博士或本杰明·维尔博士（Dr.Spock/Benjamin Weil），其著作《健康珍宝》（Treasure of Health）[3]是当时的畅销书。于是——正如扬·斯特恩（Jan Steen）的画作中展现出的喧闹街景所示——孩子们自在地奔跑，大街小巷也回响着他们玩乐的声音。

当一个人走近那条名叫“莱蓬伯格”（Rapenburg）的运河时，大都会熙熙攘攘的感觉渐浓——眼前是小酒馆和杂耍剧场，一缕缕烟草气袅袅升起。穿过运河上的一座小人行桥，这个新来者就会遇到他成群结队的同事们——其他的年轻人在铺着鹅卵石的码头边聚成一团，码头的后面是一幢气派的、镶有含铅玻璃窗格的两层楼，楼的入口是穿过北面砖墙的一道拱门。这是莱顿大学的主楼，莱顿大学是尼德兰的第一学府，也是欧洲知识的中心。1638年9月24日，这位年轻人走进了这幢大楼，写下他的名字，阿德里安·范·德·邓克；他的年龄，20；他的家乡所在的省份；还有他即将开始攻读的学位，法学。17年后，他将在一片遥远的土地上死去，而此时的他也许还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个地方。他将在美洲和欧洲引起轰动，但是最后一切会归于风平浪静。历史上很少有人会记得他，但是他将取得成功。他会将17世纪欧洲文明最美好和最高贵的一面像种子一样带到一个远方的世界、一片新鲜的土壤中，在那里，一种非凡的品质将逐渐形成。他将在创造一座伟大的城市和一个新社会的创举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他年轻，强壮，个性直率，既有对知识的浓厚兴趣，又有对闯荡冒险的渴望。他的家族在布雷达颇有名望——有一个亲戚曾在“沉默者威廉”的王庭中担任总管一职，还有一个亲戚曾在荷兰军队中身居高位——他是以名门之后的身份来到这所大学的。40年前，在对西班牙作战的早期阶段，他的家乡发生了一件大事，如今这一事件已变成了一个传奇。布雷达当时是西班牙占领者手中的诸多城镇之一。“荷兰起义”英雄“沉默者威廉”刚去世不久，西班牙人在低地国家的南部边陲长驱直入，攫取领土。这时，一个大胆的木马计扭转了乾坤。70名荷兰士兵组成了一支小分队，他们藏身于一艘运炭船层层叠叠的泥炭下，从守卫布雷达入口的西班牙部队身边漂过。一进入大门，他们就领导了一场起义，重新夺回了这座城镇。这次“布雷达泥炭船事件”（turfschip van Breda）背后的人就是阿德里安·范·贝尔根（Adriaen van Bergen），也就是范·德·邓克那位与自己同名的外祖父。几十年后，范·贝尔根在布雷达人心目中依然是英雄；这个家族也因他的爱国壮举而同享荣光，年轻的阿德里安·范·德·邓克把这一层关系视为荣誉的象征。

这所大学和起义的初期阶段也不无关联。莱顿城曾在1574年抵挡住西班牙人的猛攻，为了回报英勇的战士们，“沉默者威廉”选择了莱顿作为这所气派的大学的校址所在地，他认为荷兰诸省如果要成为一个国家，他们就需要这样的一所大学。正如威廉所设想的那样，在短短的时间内，这所大学就达到了可与博洛尼亚大学或者牛津大学相媲美的水平，这里是这个新国家顶级的科学家、政客、律师和宗教人物的繁衍地。

荷兰人的宽容精神充满了整座城市。欧洲各地的科学家和作家都到莱顿出版他们的著作，因为这里印刷工要价低廉，技术水平高，而且不受权威们的言论限制。诚然，最能说明荷兰在当时的思想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的，莫过于这样一个数据：据估算，在整个17世纪中，世界上出版的全部书籍中有一半出自尼德兰。[4]

在阿德里安·范·德·邓克到来的时候，莱顿的人口中有三分之一是战争难民和受宗教迫害的难民。在一个以宗教战争为标志的世纪中，布朗派[5]教徒、浸礼会教徒、瓦隆人、胡诺格派[6]教徒、第五王国派[7]教徒和阿什肯纳兹犹太人都来到这里以及荷兰共和国的其他城市生活、做礼拜。当威廉·布拉德福德和他的新教徒领袖同伴们在这个世纪初逃离英格兰的宗教迫害，致信莱顿城当局询问他们是否可以在这座城市落脚时，镇执法官们立即回信：“（我们）对于要来这座城市并在城中居住的诚实人士来者不拒，只要这类人士安分守己，诚实守信，服从这里的一切律令即可。”[8]新教徒们在1609年搬了进来——这一年，亨利·哈德逊开始了荷兰人对北美殖民地宣示主权的进程——他们占据了巨大的、哥特式风格的彼得教堂（Pieterskerk）周边狭窄、拥挤的街道，经商并实践他们的信仰。他们利用新闻自由，开始印刷攻击国王查理的宗教限制政策的宣传单页，并将这些单页偷运入英格兰。当查理的大使为此投诉时，镇执法官保护了他们的新居民，这让查理对荷兰人的印象更差了。讽刺的是，荷兰人对宗教差异的容忍态度让新教徒们聚到一起，最后又将某些新教徒赶到了新大陆。新教徒担心在不虔诚的信徒中间生活会令他们耽于玩乐。事实确实如此，1620年，当第一个40人的团队航行至科德角（Cape Cod）时，另有几百人选择了留在荷兰，其中许多人最终融入了荷兰社会的大熔炉。

在荷兰共和国，宽容并不仅仅是一种态度。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上千人在西班牙人手中遭受血腥的宗教迫害。在那之后，荷兰诸省又进行了一项创举，他们在1579年颁布了一部事实上的宪法（de facto constitution），以保证“每个人都享有自由，尤其是在个人的宗教方面，人们不应因自己的宗教信仰而遭受迫害或调查”[9]。这一句话变成了在17世纪建立起来的多元文化社会的基础。但是，正如许多社会中的情况一样——想想早期的美利坚合众国，那是一个以自由原则为建国之本，然而又允许蓄奴的国家，指导原则经常会被打破。17世纪20年代，一场关于宽容的意义和智慧的辩论席卷荷兰诸省。[10]这场辩论的中心正是此地——莱顿大学，两个偶像级的神学家之间爆发了一场冲突。作为一场广泛的加尔文教义辩论的一部分，强硬派戈马鲁斯（Gomarus）和他的追随者们在这个因宗教战争而伤痕累累的大陆中进行了调研，并认为它是多元化危险性的例证。他们称统一是力量之源，镇压非加尔文派的宗教于心灵于国家皆有利。戈马鲁斯的反对者亚米念（Arminius）和他的阵营反驳道，基督教的慈善原则决定了人们必须对宗教差异保持宽容，并且禁止迫害持异见者。亚米念有一位前辈叫作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Sebastian Castellio），他的话常被人引用，他用基督徒的优雅口吻说出了令人信服的观点：“许多人将因杀害无辜而在审判时遭到天谴，但是不会有人会因为没有杀害任何人而遭受天谴。”[11]除此之外，亚米念曾指出，多元化对商业有利。

这场斗争催生出关于对宗教多元化的宽容态度的详尽的书面依据。随着亚米念的追随者西蒙·伊皮斯科皮乌斯（Simon Episcopius）宣布一系列经过仔细推理得出的观点之后，这场斗争的高潮到来了，这确实是人类思想的一个分水岭。这些观点宣称，国家的力量并非如欧洲国家普遍认为的那样，源自维持单一、坚定的信仰，而是源自允许公民拥有信仰自由和理性探究的精神。我们无法想象，这个说法是多么具有革命性，多么令那些支持者欢欣鼓舞，对于阿德里安·范·德·邓克和他那一代的学者们产生了多么深远的影响。到范·德·邓克来到莱顿的时候，宽容精神的拥护者已占据统治地位，“黄金时代”中取得的巨大成功使他们的论据更加令人信服。[12]

宽容对于这所大学本身是一个福音，它为这所大学带来了欧洲其他学术中心所不具备的优势，帮助其在几十年间变成主要的国际学术中心。正如火被氧气所吸引一样，无论是在哪个年代，学者和科学家都会被自由所吸引。然而，在17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氧气在欧洲正变得稀薄。伽利略在五年前刚刚经历过宗教法庭的审判。他的《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Discourses and Mathematical Demonstrations Concerning Two New Sciences）[13]是艾萨克·牛顿建立物理定律的基础，而这一著作正是1638年在远离梵蒂冈审查的莱顿出版的，范·德·邓克也是在这一年来到这里。欧洲各地的顶级学者们受到自由氛围、高薪以及该大学提供的其他奖励的吸引，来到莱顿任教。这些奖励中包括免除他们的饮酒税，向他们供应每年最高40加仑的红酒和每月半桶啤酒。[14]

结果，17世纪30年代的莱顿在创造历史的活动中翻滚着。范·德·邓克沉浸在新知识带来的氛围中，这些新知识令医药、物理和数学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他的法律和政治课程应该也充满了荷兰人对于民主、君主政体和宽容的观点。这10年中的知识分子的灵魂人物——在莱顿和其他地方——是勒内·笛卡尔，这个法国人提倡的理性主义的探究方法将哲学和科学带入现代。为了追求学术自由，笛卡尔在1629年移居荷兰。在接下来的2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住在阿姆斯特丹西教堂（Westerkerk）对面的一栋联排别墅中。笛卡尔于1630年加入莱顿大学，并在那里生活了一段时间，又于1636年再次回到莱顿，为他的新书找了一个出版商，并在这里待了7年，自然而然地变成了城中人们最为津津乐道的知识分子。《方法论》（Discourse on Method）于1637年，也就是在范·德·邓克到来的前一年在莱顿出版，此著作轰动一时。

在这个时刻开始大学教育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当然，有人也许会说这是现代高等教育诞生的时刻。科学家、哲学家和神学家（这些头衔基本上都可以互换）就他们所在的领域中最基本的方面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遵循笛卡尔的思想，不以“权威”（亚里士多德或《圣经》）为基础，而是以思考者的思想以及笛卡尔所说的“良知”（good sense）为基础进行推理，这种做法意味着什么？《方法论》中的那句名言经历几个世纪依然余音绕梁，它影响着包括现代科学和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的启蒙政治思想在内的方方面面——“cogito ergo sum”（“我思故我在”）——笛卡尔就是在此时才刚说出这句话的。属于个人的时代即将到来，而年轻的阿德里安·范·德·邓克正处于这个时代巨变的中心。

这个地方因新的探究方式发出的能量而震荡。莱顿的解剖中心是世界上最早也是最著名的解剖中心之一，但是人们对于解剖过于狂热，以至于解剖课的预约人数总是爆满。1638年，一位学者写道，教授们不得不“在学术园地和其他地方”上解剖课。[15]有些人在自己的家中进行公开解剖，他们把家里布置成了“家庭阶梯教室”。莱顿街头上的狗都消失无踪了，因为直接观察和研究成了一股风潮，医学生们都为之而痴迷。约翰内斯·德·瓦勒（Johannes de Wale）将活狗开膛破肚并用泵往它们的静脉中输送液体以演示血液循环——威廉·哈维正是靠这项研究改进了自己的理论。人的尸体的需求量很大。赖尼尔·德·赫拉夫（Reinier de Graaf）迷上了一种理论，认为胰液是酸性的。[16]据了解，他曾刺激一具尸体的胰腺，使其产生液体，然后他尝了这种液体，并让聚到一起的观察者们也来尝尝，然后他满怀期望地问他们是否尝出了酸味。德·赫拉夫还对科学做出了更大的贡献，他解剖了怀孕的兔子，借此证明卵巢在生殖中是扮演着重要角色的，这种理论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不走运的是，他的发现被安东尼·范·列文虎克（Antoni van Leeuwenhoek）差不多同一时期的发现盖了风头。列文虎克在显微镜的帮助下发现了精子，这个发现令那个可以追溯至古代的理论——婴儿的诞生完全是精子的功劳，女性的子宫只是一个容器——续了最后一口气。

这所大学的植物园也是（货真价实的）创新精神的苗圃。化学和植物学在此取得进展，也正是在这里，杂交繁育的方法开启了荷兰人的郁金香热。[17]随着伽利略的脚步，天文台被学者们订满了，他们四处寻找夜空中太阳黑子的踪迹以及能够支持或推翻日心说的证据。

范·德·邓克在这股学术热潮中浸泡了三年。和科学界的情况一样，法律界也在发生变革。人们正在重新对国家这个概念下定义。“宗教改革”之后，中世纪认为国家依附于基督教而存在，它的法律也最终指向教派的观念都已土崩瓦解，作为独立政体而存在的现代国家概念即将诞生。这个时代的法律界领军人物是史称胡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的荷兰法学家许霍·德赫罗特（Hugo de Groot）。格劳秀斯被尊为国际法之父，在制定各国至今仍沿用的法规方面，他做得最多。（他的浅浮雕肖像与摩西、汉谟拉比和托马斯·杰斐逊的肖像一起令美国众议院会议厅增色不少，这足以说明他的历史地位。）在他的两大著作中，《海洋自由论》（Mare Liberum）创立了公海向所有国家开放的原则，而写于史无前例的战争年代中的《战争与和平法》（De Jure Belli ac Pacis）则为界定哪些战争属于合法，以及战争的方式制定了原则。

格劳秀斯的思想在莱顿的教学中，尤其是在年轻、务实的学者中占据主流地位。从范·德·邓克后来的行为来看，他肯定没有采取老一辈的纯理论教师们偏爱的“古代法”（antiquarian law），这种法律拘泥于查阅古罗马文献，将注意力集中于所谓的“优雅的法律”[18]，并将古代权威的推理应用到法庭实况中。在这方面，他应该是格劳秀斯的追随者。格劳秀斯的著作之所以影响广泛，其原因还在于它帮助欧洲强国——包括英格兰和荷兰共和国——在北美和其他地区日益激烈的对抗中建立起处理各项事务的框架。

除此之外，范·德·邓克会被格劳秀斯吸引的原因是他和笛卡尔一样，不是以《圣经》中的引文作为论点的基础，而是以“自然法则”作为基础，也就是对和错都通过人类的理性来判定——或者，用格劳秀斯的话来说，人们只能“从它是否符合理性本身”[19]来判断一种行为。传统观点认为，美国历史展示出的民主政体的本源来自18世纪的启蒙运动时代，这又源自17世纪末约翰·洛克的著作。但是，最近几十年来，史学家们揭示了民主脉动的近代根源。在格劳秀斯关于自然法则说法的基础之上，他的一些追随者们和美国大革命那一代人一样，将同样的激情注入了自己的著作。其中一位弟子——人称坎涅斯的皮特·范·德·坎（Piet van der Cun）——在他在莱顿大学的职业生涯中以一种激进的形式传授格劳秀斯的政治思想，一群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围绕在他身边，并将这种思想延续了下来。[20]坎涅斯的理念是：共和政体与君主政体相比在道德上更高一筹，而且像西印度公司这样的企业只是让少数人富起来，这对于国家和普通百姓都是有害的。范·德·邓克在莱顿的日子里，这些理念广为流传，并塑造了他那一代人。

范·德·邓克与一批国际学者们在莱顿一起学习了三年，这三年间，他加入了法学教授们组织的辩论群，也许也像其他学生一样，和同行们一起抱怨食堂里的食物（熏鱼、肉末胡萝卜、乳酪、面包黄油和啤酒）不好吃。夜晚，在小酒馆中，伴着长长的陶土烟管中冒出的袅袅青烟和白镴大水罐中流出的莱茵河产的葡萄酒，年轻人们应该会把他们的辩论技巧用到引人入胜的“伽利略对亚里士多德”和“亚米念对戈马鲁斯”式的问题上。然后，在1641年，他崭露头角，成为一名“法学家”，一个罗马-荷兰法律的权威人物。

接下来要做什么呢？他天生就是干法律行当的料。他出身显赫，是国内顶级大学的毕业生，而且国内经济兴旺，几乎是以爆炸式的速度在增长。他的面前肯定有许多的可能性——回家乡布雷达，留在阿姆斯特丹，或者待在海牙这个国家法律和政治权力的中心。但是，他选择了离开这个国家，不仅仅是离开这么简单，而是一头扎进一个无名的荒凉之境。他的国家正处于艺术和科学百花齐放、经济全面繁荣的局面之中，这是史上所有国家和所有时期都未曾出现过的。街道安全，房舍舒适，办公室人来人往。这里的食物肯定是乏善可陈，但是这里的啤酒新鲜质优；各种等级和形式的烟斗丝，只要人们能想出来的均有销售；[21]甚至连储存烟丝的盒子在材料和式样上都有无穷的变化。房屋里有来自土耳其的地毯、中国瓷器和代尔夫特的瓷砖作为装饰；玩具屋制造的需求很大，不是给孩子们，而是骄傲的屋主们想要为他们的住所制作缩微复制品。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由居住在城镇中的普通市民建立起复杂的世俗体系的社会。英国旅人们惊奇地发现，不只是富人，连普通面包师和店主都用绘画装点了自己房子的墙壁——这一时期的荷兰人是最早用地图装饰自己房子的人（如维米尔的内饰所示），这是他们外向性格的显著标志。这个世纪初的荷兰人也是首批将自己的房子分为公共区域（楼下）和私人居住区域（楼上）的人。到荷兰人家中做客的一个德国人发现“如果不先脱掉鞋子就不许上楼梯或进房间”[22]，这让他大感震惊。正是这个时代的荷兰人创造了将家庭作为个人的私密空间的理念；你也可以说，是他们创造了舒适的概念。

这一切与范·德·邓克的生命跨度大致重合。在全球贸易的推动之下，尼德兰已变成一个非常舒适的地方。难以想象，一个前途似锦的人居然想要离开。我们有理由认为范·德·邓克是受到了笛卡尔的启发。[23]这位知识界的名人自然而然地为这个年轻人做出了榜样。范·德·邓克在莱顿的日子里，笛卡尔就住在莱顿城内或其周边地区，而且他的所有特征都得到两极分化的评价：这所大学中的一些教授变成了他的追随者，而其他人则激烈反对他的“自然哲学”。他非常有魅力——深色的卷发、卷曲的小胡子、具有穿透力的目光——既是一个行动派又是一个思想家：他曾自愿加入“沉默者威廉”的儿子莫里茨的麾下，成为一名士兵，佩着剑在城中大摇大摆地行走，那是他日常行头的一部分。范·德·邓克应该在莱顿时就已经读过《方法论》。作为一本哲学著作，这本书非常口语化，自传性很突出。好动而又具有个人主义精神的年轻人应该会被差不多在卷首的一段文字所吸引，在这段文字中，笛卡尔谈到了自己出发历练的经历，他宣称“一到年龄容许我离开师长的管教，我就完全抛开了书本的研究。我下定决心，除了那种可以在自己心里或者在世界这本大书里找到的学问以外，不再研究别的学问”[24]。

如果范·德·邓克有志于海外贸易，那么通过东印度或西印度公司的办事处安排就是顺理成章的路子。但是，依他的本性，他是不会愿意受这两家公司的管制的。就和所有大企业一样，这里的晋升之路可能会走得很慢，尽管也很稳定。范·德·邓克想要的是更有意思、更野性的东西。他也许是从他的父母那里听说，或者是在作为报纸前身的宣传册子中看到有一个新大陆中的殖民地正在成形，这片原始的处女地正需要帮助。吸引他的不是西印度公司的新尼德兰殖民地，而是这块殖民地北端的那个“殖民地中的殖民地”，也就是阿姆斯特丹钻石商人基利安·范·伦斯勒的私人封地。他寄出了询问函。

他来得正好。在殖民地建立起的11年间，范·伦斯勒从马希坎人手中买下了大片土地，使殖民地稳步扩张；它如今囊括了哈德逊河两岸的数十万英亩的土地，围绕着西印度公司的上游基地奥兰治堡。虽然该公司以曼哈顿为中心的殖民地正在泥潭中挣扎，但是这位事必躬亲的大庄园主一直在悉心照料着自己的殖民地。他派出了农夫、木匠、铁匠、车轮修造工和砖瓦匠，还捎去了牲畜、种子、裸根树木和藤蔓植物；他从阿姆斯特丹的总部（范·伦斯勒没有活到看见他庄园的那一天）下达了大量的指令，要求清理森林，种植农作物。房子建起来了，路也铺好了。范·伦斯勒终于可以在1641年1月写道：“总体而言，殖民地各项事务进展顺利，感谢上帝。”[25]但是，他的成功也引发了一个问题。他的手里现在有了一个货真价实的殖民地了，它需要一个政府。虽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他的殖民地是在新尼德兰的地界之内，但是范·伦斯勒将其视为一个半独立的实体。这意味着他必须建立起自己的法律和秩序。盗贼和半途而废者（农夫们签订了为期数年的合约，然后逃走）越来越多。

当范·德·邓克给范·伦斯勒写信，希望后者能考虑给他在殖民地提供一个职位时，这个商人肯定乐意之至。无论是让哪一行的熟练工人漂洋过海在伦斯勒的殖民地上开始新生活都是一件难事：范·伦斯勒不得不付出比他们在尼德兰的工钱高出很多的价钱，即便如此，他还是会抱怨所能招揽到的人素质不够。[26]在一个力争上游的中产阶级商人的头脑中，范·德·邓克的莱顿大学法学家的资历应该是闪闪发光的。整个新尼德兰殖民地上没有一个律师，唯一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是新阿姆斯特丹的牧师。要吸引这样的人任职简直是太难了。范·伦斯勒快马加鞭地给他的殖民地的一个小股东寄了一封信，这名股东刚好住在莱顿：“请在方便的时候向德·拉特（de laet）先生或者其他人打听一个名叫范·德·邓克的年轻人的情况，此人来自布雷达男爵领地，曾在莱顿研习法律，他想谋一个和我们的殖民地农耕有关的差事；我们不是总能找到去那里的最佳人选的，如果没有人认为他的人品有什么特别可指摘之处，我们可以给他安排另一个差事。”[27]

这两人一见面，范·伦斯勒就知道自己要怎么安置这个年轻人了。他需要能够巡视他那片未经开发的荒地并追捕那些不法之徒的人，这个人还得有法律头脑，能够执法并处理殖民者之间的纠纷。他给了范·德·邓克一个名为“Schout”的职位，这个荷兰头衔结合了警长和公诉人的职责。这份差事很难做，但是凭着这个年轻人的资历，他无论是在大庄园的殖民者们中间，还是在新阿姆斯特丹那些刁民中间都是鹤立鸡群。

对于一个一直接受书本的教育而非现实世界中的教育的年轻人来说，这就像是一场乌托邦式的冒险：走进一片未开垦过的土地并创建一个司法体系，当一个全新社会的法律使者。范·德·邓克接受了这个职位。1641年5月，他登上了开往新大陆的“橡树号”（“Den Eyckenboom”）。他的口袋里装着厚厚一捆范·伦斯勒下达的指令，但是，无论这些指令有多详细，它们都无法涵盖他前方即将出现的一切。

这艘船比原定时间多走了10周才入港，比起过去的任何一个时期，今天的我们想到这个过程会觉得轻松许多。两个多世纪以来，这个港口一直是美洲的门户与连接北美和欧洲的商业枢纽，在这个交通拥堵的十字路口，各种张满了帆的护卫舰、帆船、蒸汽船、集装箱船和游艇穿越各个年代，在梳齿般的曼哈顿海岸线延伸出的码头边进进出出，在航道上擦肩而过。现在，这里异常平静。今天，乘船入港时，你只需转身背对如尖刺般隆起的曼哈顿，将自由女神像、总督岛和埃利斯岛上无声的庞然大物从你的脑海中抹去，你就能想象出它曾经的模样。水面翻起了美丽的涟漪，头顶的帆左右摇摆、噼啪作响，都市的喧嚣渐渐隐去。有那么几分钟的时间，这里只剩下了你一个人——这是领略这个地方连绵起伏的地形，形形色色的岛屿，以及范·德·邓克后来描述的“多种多样、各不相同的海港”[28]的好时机。

在开阔的海上颠簸了几周之后，可想而知，这个闲适恬静的避风港有多么诱人。这个海港的宽度和深度给范·德·邓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里承载着他的同胞，仿佛新大陆版的“IJ”——阿姆斯特丹海滨的那个大岛。在整整一个世纪里，那里的航线上桅杆林立。与其他民族对森林或山岳的了解一样，这些荷兰人对水路了如指掌，对于他们来说，无法经水路进入的土地是毫无用处的。反之，由适宜航行的河流雕刻而成，又带有锯齿般宽阔便利的海湾的富饶土地是他们的终极目标。这个海港是把他们吸引到这里来的其中一个因素：他们感觉到了它潜在的能量，嗅到了它的潜力，它可能会变成他们在大洋彼岸的母国的复制品。现在，它依然是千年以来的那个模样：一片由海水、风和土地雕刻而成的荒凉之境。英国人称它为“纽约港”。对于荷兰人来说，它太原始了，还不值得给它取个名字。正如范·德·邓克后来用文绉绉的拉丁文记录下来的那样，“人们给它起了个很棒且很省事的名字——‘海湾’”。

这艘船在距离曼哈顿南岸还有几百码的地方就下了锚，岸边是带有山形墙的房子、风车，堡垒的护墙沿着岸边挨在一起。乘客们步履蹒跚地走下船，坐上来接他们的一艘小船。小船划到了岸上。

范·德·邓克没有记录下他对新阿姆斯特丹的第一印象。虽然乍一看，这个地方不可能让人信心百倍，但是在过去的一年中，这个城镇和这个殖民地的事务经历了一场决定性的变革。历史对于以曼哈顿为中心的荷兰殖民地的简单解读——在英国人最终接管此地并开始将其变成一个欣欣向荣的殖民地之前，这里只是一个无名之辈群集、无足轻重的地方——是以西印度公司的记录为基础的。西印度公司经营过这个地方，但是西印度公司从来没能让这里实现财政独立，因此，新阿姆斯特丹从来没有真正腾飞过。但是这段推理忽略了事件的一个关键转折点。该公司曾在该地区实施贸易垄断政策，除了海盗和走私越来越猖獗之外，这种政策妨碍了所有领域的发展。1640年，该公司放弃了这种政策并宣布新尼德兰为一个自由贸易区。在这样一个新自由市场领域中，新阿姆斯特丹将成为“主要港口”，成为贸易船只和商船经过的航线上的枢纽，它们要缴税、报关方能通行。政策收效惊人。此后，阿姆斯特丹的那些勇于经历海上航行的千难万险的小企业家在曼哈顿有了一个可资利用的枢纽——一个可以作为大西洋贸易圈中转站的基地。吉里斯·费尔布鲁日（Gillis Verbrugge）和他的儿子赛思（Seth）合伙成立了一家企业，而且开始了第一次前往曼哈顿的贸易航行，这样的航行一共进行了27次。[29]这笔生意让赛斯变成了一个富人，他有能力支持他的妻子——一位富商千金——追求时髦。迪尔克·德·沃尔夫（Dirck de Wolff）成立了一家公司，将工业制成品运给曼哈顿的殖民者们并将皮草和烟草带回来；他用自己从这场商业冒险和其他的国际商业冒险中获得的回报，在富人专属的绅士运河边买了一栋高雅的阿姆斯特丹联排别墅，以及哈勒姆（Haarlem）围垦地上的一个巨大的乡村庄园。[30]

与此同时，这个小小的改变还对曼哈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几年的时间内，它催生了一个非常活跃的商人阶级——一个想要购买、销售、发展、消费的人群。在确信这里未来有前途之后，他们开始扎根于此。而且，曼哈顿的商人们没有类别之分，裁缝也会酿造啤酒，面包师也是船长。[31]范·德·邓克到曼哈顿的时候，约里斯·拉帕里已经在这个殖民地度过了18年，他当时为西印度公司工作，但是他也做一点小生意——代表范·伦斯勒殖民地上的农民卖粮食，还经营着一家属于他自己的小酒馆。曼哈顿松散的社会结构有其劣势，但是它也造就了比欧洲更强的社会流动性。[32]

新阿姆斯特丹的货物人人有份。“这里的每个人都是贸易商。”一个居民在1650年评论道。确实如此，而且这是前所未有的情况，也是进步的机遇。霍弗特·卢克曼斯（Govert Loockermans）比范·德·邓克早到7年，他是西印度公司船上的一个16岁的厨师助手，急切地想要抢占先机。[33]西印度公司的垄断政策一终止，他就离职了，并和费尔布鲁日签订了合同，担任他的代理人，监督船只和货物。几年之后，他学会了英语和几种印第安语，在“东河”买下一个农庄，开始出租船只并在新尼德兰和大西洋上运送货物，他还有几次被控走私。他有着相当卑劣的性格特点：他因一次与拉里坦印第安人的争执而臭名昭著，用一名证人的话来说，他“折磨酋长的兄弟，用裂开的木头弄伤他的私处”。[34]在以年轻人的脚步走进新纽约城的38年之后，他将死去。这时的他是这块殖民地上富甲一方的商人，此地最好的房子的主人［这些房子后来变成了海盗威廉·基德（William Kidd）的老窝，如今是一栋平凡的办公楼，地址是“汉诺威广场7号”[35]］，新大陆最富有的人之一，他也是向高层社会自由流动模式的纯正典范，后来的美国文化就是从这片被遗忘的殖民地继承这种社会流动模式的。

在新阿姆斯特丹当地，贸易开放的成果在范·德·邓克到来时就已初见成效。取消垄断政策之后土地租赁或购买量大增。房子建起来了，人们的房屋舒适程度有所提高。1640年10月，烟农雅克·德·维努伊思（Jacque de Vernuis）在签订了一个为期十年的租约后意外身故，给他的荷兰太太海斯特·西蒙斯（Hester Simons）留下了一份财产，其中包括一件灰色的骑手外套、一顶骑手帽、衬衫、围巾、头巾、长筒袜和手帕、白镴盘子、银器、铁罐子、铜水壶、松木箱子、窗帘、枕头和枕套、毯子、三头猪、一根鱼竿、一对钳子和“一个黄铜漏勺”。[36]这点儿家当挺寒酸的，但是和前几年的艰难日子相比，生活也是天差地别了。

抵达这里的时候，阿德里安·范·德·邓克穿着皮靴，在东河浅滩边卸客的地方走下单桅帆船（像样的码头在好几年后才建成），他转了个弯，穿过这个嘈杂、生机勃勃又粗野且正处于过渡阶段的城镇。这里大概有400个居民，而且已经是地球上文化最多元化的地方之一了；五年后，一位到此参观的耶稣会牧师记录道，此地的道路寥寥无几又布满灰尘，但路上的人们说着18种语言。[37]1641年夏，堡垒已摇摇欲坠，但是这里有了新的房子，有木造的也有石造的，还有砖砌的，有坡度很陡的屋顶和梯形的山形墙。一个新人将跨过架在名字响亮的“主运河”（这又是新大陆中对阿姆斯特丹的模仿之作，居民们觉得镇上需要一条绅士运河——实际上那只是一条散发着恶臭的沟渠）上的新的酿酒者桥（Brewer’s Bridge），走过由五间石头房子组成的购物区，经过面包房和助产所，绕过珍珠街上简陋的木教堂（大卫·德·弗里斯把它称为“恶心的畜棚”[38]），教堂后面是牧师的房子和马厩。[39]镇上的道路闹哄哄的，到处都是散养的猪和鸡，这一时期的养殖理念是让动物到处游荡觅食，人们把房子围起来把它们拦在外面，而不是圈在里面。

时值盛夏，一个还不适应高温潮湿气候的荷兰人在走到镇上的时候应该会出一身汗。无论是按逻辑还是风俗，他都会到几条主街道上的小酒馆里去歇歇脚——也许他还带了个伴儿，科内利斯·梅林（Cornelis Melyn），这个富有的佛兰芒农民和他一起旅行，在范·德·邓克在曼哈顿施政过程中，这个人帮了大忙。继续赶路的范·德·邓克可能还曾停下脚步，与一个名叫于里安（Juriaen）的德国木匠聊天，当时，这个人正在为一个名叫菲利普·热拉尔迪（Philip Geraerdy）的法国人造房子。[40]或者他还可能停下来观察英国木匠约翰·霍布森（John Hobson）和约翰·莫里斯（John Morris），他们正在履行自己与艾萨克·德·佛雷斯特（Isaac de Forest）的合约，修建“一栋住宅，它长30英尺、宽18英尺，有两扇四格窗和两扇三格窗、四条有支架的横梁和两条无支架的横梁，内外密封的一个隔断和一条走廊，整栋房子全部密闭”。[41]

如果范·德·邓克需要证据证明这个艰苦的社区正焕发出新的生机，他只需看看自己乘坐的那艘船卸货的场景就会明了，这些货都是各行各业的居民们从阿姆斯特丹订来的，毫无疑问，他们现在正在海边准备收货。船员们卸下了修帆工托尼斯·扬森（Tonis Jansen）订的一捆法国帆布、两捆篷盖布、一个装着200磅帆布缝线的小桶。锁匠亨德里克·扬森（Hendric Jansen）收到了他订的“4大锅铁匠用的煤炭、30块方铁条、60块瑞典扁铁、150块硬铁”。西印度公司商店的代表在他的货物收据上签了字，这些货物包括数桶白兰地、麻布袋、法国葡萄酒、油、牛肉干和猪肉干，“30大桶精盐”，一箱文具、290磅蜡烛以及“两个大板条箱，里面装着50个筛篮”[42]。船一入港，一个名叫阿伦特·科尔森·斯塔姆（Arent Corssen Stam）的哈勒姆商人就与“橡树号”的船长热兰·科内利森（Gelain Cornelissen）签订了合约，要求“立即运来一艘适合航行状态的船，此船应密封、补好漏洞，备齐船锚、绳索、滑车、帆、活动和固定索具、食物以及其他航行必需品，并在该船上安装6门大炮和等比例的其他弹药”。[43]他打算送一批新货到英国弗吉尼亚殖民地上，在那里收另一批货（应该是烟草），然后“趁上帝赐予的第一股从弗吉尼亚直接吹到伦敦的顺风将这艘船上的货物送给那些应该得到这批货物的人”[44]。

最后，范·德·邓克走过了一间网格状的警卫室，走进了总督的砖房。在这里，他抽出了一封介绍信，将它呈到威廉·基夫特（Willem Kieft）面前。三年前，威廉·基夫特接替范·推勒担任西印度公司在这块殖民地上的主管。这是一次简短而正式的会面。然后，范·德·邓克又向北走了，他走到150英里之外的河的上游地区，走到那个遥远的、即将成为他的新家的定居点。

当时，伦斯勒斯维克（Rensselaerswyck）殖民地上的居民大概有100人。寥寥无几的房屋、畜棚以及其他人类居住的痕迹在广阔得惊人的荒野衬托下显得那么渺小：这里有袅袅青烟，北面黑压压的群山，一棵棵高大的松树，宽广的河流和无边的天空。范·德·邓克遇到了一个和他年龄相仿的人，此人名叫阿伦特·范·科尔勒（Arent van Curler），是基利安·范·伦斯勒的侄子。他是这里的管理人，已经在这块殖民地上过了三年。然后，范·德·邓克走向河西岸边树木繁茂的小岛，那里紧挨着奥兰治堡，一部分的土地已被开辟为耕地。他决定在其中一个地方建立自己的家。没过多久，一个超现实版本的经典“狂野西部”场景出现了：范·德·邓克恢复了精力，蓄势待发，他因冒险带来的兴奋感激情高涨，也陶醉于异域的陌生感中。这时，他从他那简陋的茅草屋里冒了出来，闯进了8月明亮的早晨。他佩戴着“镀银十字剑，披着肩带，戴着一顶插着羽毛的黑帽子”[45]，那是象征他的官职的标志，向他辖区内的农夫、铁匠、车轮修造工、面包师，还有形形色色的莫霍克人、马希坎人和西印度公司的士兵们展现自己。当他故意大步流星地走在河边的路上，经过奥兰治堡的栅栏和殖民地上的农田和工坊时，居民们肯定都目瞪口呆了。他们面前这个穿着整齐华丽、装饰着羽毛的行头的人是1640年前后欧洲教育的顶级精英，是数百年法律体系的产物，但又经过了伽利略、笛卡尔和格劳秀斯以人为中心的现代理念的调和。他就是共和国最出类拔萃的人中的一位。他们有了一个治安官了。

[1] 确切来说，荷兰（Holland）指的不是荷兰共和国，而是以阿姆斯特丹为枢纽的主要省份。这个17世纪的国家中的另外六个省份是乌特勒支、格尔德兰（Gelderland）、上艾瑟尔（Overijssel）、泽兰、弗里斯兰和格罗宁根。

[2] A.T.van Deursen，Plain Lives in a Golden Age，11.

[3] Simon Schama，Embarrassment of Riches：An Interpretation of Dutch Culture in the Golden Age，557.

[4] Keith L. Sprunger，Trumpets from the Tower：English Puritan Printing in the Netherlands，1600-1640，29.

[5] Brownist，支持由罗伯特·布朗鼓吹的教会治理原则的人，独立派或公理会采纳了该原则并加以改良。——译者注

[6] Huguenot，又译雨格诺派、休京诺派，16～17世纪法国新教徒形成的一个派别。——译者注

[7] Fifth Monarchy，基督教清教徒中最激进的一派，出现于17世纪英国共和国时期和护国时期。——译者注

[8] K.H.D.Haley，The Dutch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167.

[9] Translated from E.H.Kossman and A.F.Mellink，eds.，Texts Concerning the Revolt of the Netherlands，165.

[10] 关于这场围绕荷兰宽容的辩论，我参考了下述资料：Jonathan Israel，“The Intellectual Debate About Toleration in the Dutch Republic”；Jonathan Israel，“Toleration in Seventeenth-Century Dutch and English Thought”；and James Homer Williams，“‘Abominable Religion’ and Dutch（In）tolerance：The Jews and PeterStuyvesant”。

[11] M.E.H.N.Mout，“Limits and Debates：A Comparative View of Dutch Toleration in the Sixteenth and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ies，”41.

[12] M.E.H.N.Mout，“Limits and Debates：A Comparative View of Dutch Toleration in the Sixteenth and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ies，”，46.

[13] Dava Sobel，Galileo’s Daughter：A Historical Memoir of Science，Faith，and Love，302.

[14] Haley，Dutch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118.

[15] T. H. Lunsingh Scheurleer and G. H. M. Posthumus Meyjes，Leiden Universit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280.

[16] T. H. Lunsingh Scheurleer and G. H. M. Posthumus Meyjes，Leiden Universit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283.

[17] 郁金香热就在范·德·邓克开始学习时达到了顶峰。一年前，要想换得一个郁金香的球茎，就要付出3头牛、8只猪、12只绵羊、160蒲式耳小麦、320蒲式耳黑麦、4木桶黄油、1000磅芝士、2牛头尊的酒，1个银质大水罐和1张床。荷兰省政府被迫制定法律结束这种投机活动，以免其摧毁经济。

[18] R.Feenstra and C.J.D.Waal，Seventeenth-Century Leyden Law Professor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vil Law，9-11.

[19] Edward Dumbauld，The Life and Legal Writings of Hugo Grotius，62.

[20] Richard Tuck，Philosophy and Government，1572-1651，166-69.

[21] Schama，Embarrassment of Riches，195.

[22] 这段关于荷兰人家居的话和分析引自Witold Rybczynski，Home：A Short History of an Idea，Chapter 3。

[23] 在描述关于笛卡尔在莱顿和周边地区度过的时光，包括他与那里的教授们的联系和论战时，我的资料来源是Stephen Gaukroger，Descartes：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321-386。

[24] René Descartes，Discourse on Method，44.

[25] A.J.F.van Laer，Van Rensselaer Bowier Manuscripts，520.

[26] Janny Venema，“Beverwijck：A Dutch Village on the American Frontier，1652-1664，”366-367；Oliver Rink，Holland on the Hudson，152.

[27] Van Laer，Van Rensselaer Bowier Manuscripts，524.

[28] Adriaen van der Donck，A Description of the New Netherlands，trans.Jeremias Johnson，ed. Thomas F.O’Donnell，7.

[29] Oliver Rink，“Unraveling a Secret Colonialism，Part I，”14.

[30] Oliver Rink，“Unraveling a Secret Colonialism，Part I，”，15.

[31] NYHM 3，81.

[32] 在描述新阿姆斯特丹居民“工作的多元化”时，我的资料来源是Dennis Maika，“Commerce and Community：Manhattan Merchant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38-59。

[33] David M. Riker，“Govert Loockermans：Free Merchant of New Amsterdam.”

[34] J. F. Jameson，Narratives of New Netherland，1609-1664，208.

[35] 卢克曼斯的家的所在地的相关资料提供者是纽约出土博物馆（New York Unearthed）的考古学家Diane Dallal。

[36] NYHM 1，320-322.

[37] 五年后到访此地的法国牧师Isaac Jogues估计这里的人口有400～500；18种语言这个数字就是根据他的说法得出的。Jameson，Narratives，259.

[38] Jameson，Narratives，212.

[39] I. N. P. Stokes，ed.，Iconography of Manhattan Island，1498-1909，4：78，79.

[40] NYHM 1，336-337.

[41] NYHM，338-339.

[42] NYHM，347-349.

[43] 评论者提到了这艘于1641年8月20日抵达的船。我认为他们的依据是德·弗里斯的日志，后者在日志中记录了这个日期（Jameson，Narratives，211）。但是，这与事实不符。这艘船的船长当时正在新阿姆斯特丹与一名商人签订合同，安排1641年6月30日的下一次运输。我猜是德·弗里斯弄错了月份，也许这艘船的抵达日期是6月20日。

[44] NYHM 1：341-342.

[45] Van Laer，Van Rensselaer Bowier Manuscripts，204.该描述涉及之前曾短暂任职的治安官；我假设范·德·邓克会得到同样的办公室徽章。

第六章 血腥委员会

命运的转折出人意料，一场悲剧即将吞没以曼哈顿为根基的新尼德兰殖民地，令它元气大伤，最终在与英国邻居的斗争中败下阵来。但是，这一事件也令这里的居民团结一致，将这块殖民地的传统保留至未来的几个世纪。命运之神还多做了一步安排，让那场噩梦在阿德里安·范·德·邓克抵达“新大陆”谋出路的当月发生，他即将领导人们进行一场保留传统的政治斗争。

那场灾难到来时，新阿姆斯特丹居民们和他们分散在围绕全省的长达数百英里的北大西洋海岸线上的伙伴们正对一切满怀希望。贸易突然开放，新居民蜂拥而来，商界精英集团正在形成，各个家族开始通婚，落地生根。一切都起源于一个看似随机的小事件。

曼哈顿岛上的每个人都认识克拉斯·斯维茨（Claes Swits）。这个车轮修造工是一个爱唠叨的老头子，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长大成人的儿子一起漂洋过海到“新大陆”来。在上船之前，他们都住在阿姆斯特丹的“冬日喜鹊”[1]酒馆中，那里也是格里耶·雷尼耶把目光投向曼哈顿之前，当酒吧女侍和妓女的地方。那家旅馆是来自德国的旅人们最喜欢的去处；从斯维茨的姓氏来看，他的原籍应该是瑞士。和在曼哈顿的其他人一样，他刚到的时候从事过好几份不同的职业。他租了一个200英亩的种植园，这个名叫奥特斯普尔（Otterspoor）的种植园占据了后来的哈莱姆[2]（Harlem）的很大一部分。他在这个种植园里种粮食，养奶牛［他同意每年向土地所有者雅各布·范·科尔勒（Jacob Van Curler）支付200磅黄油和“在上帝的庇佑下，这片土地出产的粮食的一半”[3]作为租金］。不久之后——也许是觉得这份工作对于像他这么大的年纪的人来说太过繁重——他雇用了一个合伙人。[4]就算是在当时，克拉斯也没有在打理农场这件事情上花多少时间；他太老了，或者，也许他只是渴望与人接触。他买下了维阔斯盖克小道上的一小块地，这块地的大概位置就在今天的四十七大街和第二大道上，他在那里盖了一座房子，然后做起了各种各样的买卖。这条小道——在二十三大街的位置从后来的百老汇上分出来，向东面延伸，然后在岛的北面与百老汇重新汇合——那时已是车水马龙。维阔斯盖克部落的一些村庄中的印第安人，还有更北边和河对岸的长岛的其他部落成员都在新阿姆斯特丹来来往往；欧洲人和非洲人的农庄扩张到了曼哈顿，他们也开始穿梭于这条小道上。新尼德兰的领土依然广袤荒凉，但是这座岛的中心正在迅速地被殖民化。这个老头子想到，这座岛的东边有一个地方适合做旅人们的歇脚处。

他位于都特尔湾[5]（Deutel Bay）的小酒店变成了人气很高的聚会地点。夜里，人们在舒适的火堆前聚到一起，饮酒、唱歌、咒骂、争论，也许他们还会走进依然有些荒凉的夜色，凝视这个形状像C的海湾上空的月亮。正是在这里，英国人托马斯·比奇的妻子娜恩·比奇“乱摸在场大部分人的马裤前裆”[6]，从而引发了一场小冲突。还有一次，乌尔里希·鲁珀尔德（Ulrich Lupoldt），西印度公司的一名官员一边在克拉斯的小酒馆中喝酒一边和住在北河对岸的扬·艾弗森·包特（Jan Evertsen Bout）大声争吵，他们争论的是包特和某个“黑婊子”[7]有一腿的传言。克拉斯似乎和那个在1634年的冬天长途跋涉到莫霍克人的村庄去重新协商皮草价格的年轻人哈门·曼德茨·范·登·博加特是很亲密的朋友或者是姻亲；范·登·博加特是克拉斯的家庭小酒馆的常客，而且还为他的债务提供经济担保。

从几条记录来看，这个车轮修造工是一个人畜无害、受人喜爱的老头。他能叫出很多印第安人的名字。1641年8月的一天——阿德里安·范·德·邓克也正是从那天开始适应他在伦斯勒斯维克殖民地的“郡治安官”（schout）一职——克拉斯发现一个27岁的维阔斯盖克印第安人站在他的门口，肩上还搭着一些皮草。这个印第安人说，他有意与他们交换一些粗呢布料。对于这一点，克拉斯应该一点儿也不觉得惊奇。克拉斯认识这个年轻人：他住在岛的东北面的一个村里，而且他曾经为克拉斯的儿子工作过一段时间。这个车轮修造工把这个站在8月的太阳底下的人请进屋，给他一些喝的和吃的。当这个老头俯身去开他保存贸易货物的箱子时，这个维阔斯盖克年轻人——他是这块殖民地即将发生的大事的中心人物，但是很遗憾，他的名字无据可考——做了一个看似毫无预谋的举动，他伸手拿起了克拉斯·斯维茨放在墙边的一把斧头，高举斧头，砍下了这个老头的脑袋。然后，他离开了。

虽然这场谋杀是偶然事件，但是其中包含必然性。这名印第安人不曾与斯维茨争吵。但是在15年前，也就是1626年，在彼得·米努伊特买下这座岛的时间前后，一小群冒险到南部进行皮草贸易的维阔斯盖克印第安人被一些欧洲人袭击、抢劫并谋杀了——所有人当中只有一个12岁的男孩幸免于难并逃走了。15年来，欧洲人的人数增长，他们在岛上慢慢扩张，与此同时，这个男孩一直怀着一颗复仇的心，然后，这种心理爆发了，也许连他自己都会感到惊讶。

于是，维阔斯盖克路上的这场谋杀就成了导致文化冲突事件的发条上的一环：一个事件会穿越时空，触发另一事件，引发更大规模、更血腥的报复行为。克拉斯·斯维茨之死余音未了。它首先也是必然地在威廉·基夫特的脑海中产生了回响。基夫特正大汗淋漓地闷在阿姆斯特丹堡的办公室里——他最近正是在那里迎接范·德·邓克并祝其北上就职一切顺利——当这位44岁的殖民地管理者听到这个糟糕的消息时，他的反应是有点儿兴奋。这种反应很奇怪，但他就是个怪人。他生于阿姆斯特丹，长于阿姆斯特丹，父亲是商人，母亲是政客的女儿。他的家族关系背景深厚——伦勃朗在《夜巡》这幅画中给他的表亲威廉·范·莱滕博什（Willem van Ruytenburch）画过像（他在画面中心偏右的地方，穿着华丽的黄色套装，手握刀鞘）。[8]但是，威廉·基夫特算得上是家里的害群之马。他一直在法国寻找商机，但全盘皆输，以至于他的照片被人钉在拉罗谢尔镇（La Rochelle）的绞刑架上，他也被迫逃走。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后来他接到了一个任务——在奥斯曼帝国的某地赎回被苏丹囚禁的基督教徒。不过，有人在安特卫普出版了一份攻击他行政能力的宣传册，这份宣传册称，基夫特将这个任务变成了以盈利为目的的投机活动，他只出钱要求释放那些人头价格最低的人质，而让其他人质在土耳其监狱中受尽折磨，以保持自己的利润。[9]

也许正是因为这种精明，有人向西印度公司的董事们举荐了他，作为替代倒霉的沃特·范·推勒的适当人选。不过，这更有可能是家族关系所致。他1638年到此，当时这个省一片混乱。他决心实施铁腕政策，认为这样才能扭转殖民点的局面——暂且不提在他到任后不久，因自由贸易的出现，殖民点的局面本身就已经开始好转。实际上，他的所有问题——所有管理者们在这个殖民地存在期间的问题——在于进退两难的形势。荷兰在其帝国统治的一个世纪中进行的全球扩张不是以殖民地为基础，而是以贸易基地为基础，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尽管这个帝国开拓的疆土远至印度、台湾岛、爪哇，而荷兰语却没有像英语一样传遍全球。作为最高统治者，英国人要么扶植殖民地，要么就像在印度一样，用他们自身文化的各种元素影响当地社会。而荷兰人则倾向于在战略据点设立军事贸易基地，并让当地人给他们带来贸易物资。贸易公司本身都不参与建立永久殖民地的事务。

但是，新尼德兰不愿只做一个贸易基地。在荷兰帝国的站点中，它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坚持要成为一方水土。[10]据一些人估计，在这一殖民地走到尽头之前，它所吸引的荷兰共和国移民者人数比其他荷兰贸易基地吸引的人数总和都多。[11]此地的人口并不全是由士兵和公司雇员构成，还有普通移民，他们喜欢自己所看到的，希望能留下。这里有街道和建筑，除此之外，到了17世纪40年代，它已经发展出了一种风格，一种过日子的方式，这当然与经营此地的公司之间有些关系，但是更多的是由克拉斯·斯维茨、霍弗特·卢克曼斯、约里斯·拉帕里、卡特琳娜·特瑞科、格里耶·雷尼耶和“土耳其人”安东尼·萨利决定的——这些在公司外缘活动的人，而非公司内部的人。

这个地方有了自己的生命。有了这个，自然就需要政治体制。事实上，当时那里没有司法制度，或者可以说，基夫特就是司法制度。那里没有判例法，他想怎么调停争执就怎么做。那里也没有申诉制度。基夫特和这个殖民地的其他管理者们未获授权，无法对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建立进行监督；公司只给他们送来了一种“工具”：军事独裁。如果他们是在巴达维亚和望加锡这些贸易基地，那么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工具，但是在一个迅速成长、羽翼即将丰满的社会中，这是一种障碍。

但是，他们却迟迟无法理解这种区别，迟迟不明白曼哈顿岛上的情况与其他异国基地是迥然不同的。领导新尼德兰经营事务的这批西印度公司雇员中无一人真正明白这一点——只有最后一人除外，但是，等他明白过来时，一切对于荷兰人来说已经为时过晚。

基夫特从来就没明白过这一点。他不是一个政客。他是受命来让一个即将失败的公司投机项目扭转局面，而且他装备了一只撒手锏：全权专断，生杀予夺。在他所辖区域内的那些人不是选民，而是臣民、农奴。在17世纪，这是被广为接受的商业模式。在东印度和西印度公司面对的大部分情况下，这种模式都奏效了。

基夫特一开始确实尝试过满足他治下的平民百姓的自然需求，让他们感觉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公司的决策。他成立了顾问委员会从旁协助。这个委员会由两个成员组成。一个是约翰内斯·拉·蒙塔尼（Johannes la Montagne），一位为人和善、深受人们喜爱，对任何人（包括基夫特在内）都不会构成威胁的瓦隆医师。（选他）还有个好处，他欠着公司的钱，所以不可能和公司作对。另一位顾问是基夫特本人。基夫特还补充了一个决定，即作为管理者，他在委员会中有两票，拉·蒙塔尼只有一票。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做决策。基夫特就这样建立了代议政府。

第二件事是解决迫在眉睫的外部威胁，这种威胁来自基夫特的一位前辈。1638年3月中旬，也就是基夫特踏上曼哈顿海滩的两周前，彼得·米努伊特已带着他自己的瑞典殖民军队在荷兰人口中的“南河”支流选定地点下锚。米努伊特已经巧妙地计算好如何安排他的殖民地。他对这个地区（今天的特拉华河和它两岸的土地，包括马里兰、特拉华、新泽西和宾夕法尼亚的部分地区）了如指掌，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他对荷兰人和英国人在那部分陆地上的所有权了解得非常透彻。他知道英国人依然坚持他们的“最先发现权”主张，据此，在他们眼中，整条海岸线——其实也就是整片大陆——都是他们的。但就实际情况而言，英属弗吉尼亚殖民地还远在南边，因此，米努伊特希望能避开他们，直到他的殖民地建立起来。

至于荷兰人，虽然“南河”领地因哈德逊的航程而归他们所有，但是米努伊特知道，西印度公司通过从居住于此的印第安人手中购买“南河”沿岸土地，断断续续地追踪土地所有权。他知道哪些土地已被买走，哪些还未被买走。具体而言，荷兰人已经买下“南河”东岸的土地（即新泽西），但是西岸还没买。于是，米努伊特一登陆就召集了该地区的部落首领，在他的旗舰“卡马尔·尼克尔号”（Kalmar Nyckel）上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并让他们在一份地契上画了押。当然，其意不在于满足部落的土地所有权概念，瑞典政府也不太在乎和当地人进行合法交易。米努伊特的眼光是放在了荷兰人身上，他想应用他们自己的财产转让规则，从而在对方可能提出任何法律论证之前先发制人。通过使用他在为荷兰人效力时学到的技巧，他代表12岁的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买下了河流西岸被荷兰人命名为“斯库尔基尔”（Schuylkill）的支流下游的土地——未来的特拉华州和马里兰州，以及宾夕法尼亚州的一角，也就是后来的费城。

一个月之后，在“南河”人迹罕至的荷兰基地，士兵们发现了米努伊特的船并给曼哈顿送去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肯定激怒了基夫特。这是一个本来应当是盟友的国家对荷兰主权发出的军事和外交挑战。而米努伊特在此事中扮演的中心角色肯定尤其让他恼怒。基夫特一刻也没耽误，直接给那个曾经担任他现在职位的人发了一份公报。5月，一艘荷兰舰船沿海岸航行至在荷兰统治时代得名且名称保留至今的两个海岬——亨洛彭（Henlopen）和五月角（May）之间，再进入海湾，顺“南河”而上，进入人称“明夸斯吉尔”的支流，然后在露出地面的岩石前面下锚。米努伊特的人正在这里挖着他们堡垒的防御带，在春风中挥汗如雨。一名士兵上岸，将一封信交给了“新瑞典”的领导人。

本人威廉·基夫特，新尼德兰总督，驻扎于曼哈顿岛及阿姆斯特丹堡。我奉尼德兰联邦议会议员阁下和西印度股份公司阿姆斯特丹分会之命知会你，自称司令、为瑞典女王陛下效命的彼得·米努伊特，新尼德兰“南河”流域全境多年来为我方所有，上游及下游有堡垒驻防，以我方鲜血为封印，这是在你治理新尼德兰时发生之事，你心知肚明。如今，你闯入我们的堡垒之间，开始在那里修建堡垒，这于我们不利，也侵犯了我方利益，我方绝不容忍此行径。而且我方非常肯定，瑞典女王陛下从未下令让你在我方的河上或海岸边修建堡垒，因此，假使你方继续修建防御工事，进行土地耕作，做生皮贸易，或试图以阴谋诡计侵犯我方，我方特此为未来可能由此造成的全部损害、代价和损失，以及灾祸、流血冲突和动乱而提出抗议，而且，我方将以我方认为最有利的方式维护管辖权。[12]

由于这份公报没有明确预示要进行军事进攻，米努伊特对此不予理睬。打从一开始，他就在这场冒险事业中下了赌注，他认为新尼德兰士兵人数太少，无法全面保护其领地。他完成了克里斯蒂娜堡的修建，然后，他留下25个人驻守这座堡垒，充满希望地出海航行，奔向斯德哥尔摩，他打算在那里为下一次远征新大陆拟订计划。这场探险的组成人员将不再是士兵，而是殖民地的居民。这时，米努伊特的计划已经扩展了。他不仅打算召集瑞典的“亚当”和“夏娃”，而且还要召集他本国莱茵地区的难民，他认为这些难民会迫不及待地抓住这个机会，以逃离延续了20多年的战乱，在新的土地上开始新的生活。作为一名殖民地开拓者，他在第一次尝试中那么努力、那么勤奋，结果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成果被夺走。这让他的志向变得更加明确，更加完善。他不再是为了冒险而踏上征途。现在的他是一名乌托邦主义者：他想建立一个新社会。[13]

但是米努伊特没能再返回欧洲。他的梦想随着他的逝去而消亡。1638年8月，他乘船前往加勒比海收购一批烟草，准备在欧洲转售，但海上的一场飓风夺走了他的生命。不过，米努伊特的决心和17世纪式的开拓精神成就了曼哈顿岛之外的另一个传奇。他在克里斯蒂娜堡留下的那一小批驻军在接下来的17年中成了一个规模可观的瑞典殖民地的基础。这个殖民地绵延100英里，直到特拉华河谷，环绕未来的费城和特伦顿。米努伊特为开拓这个富饶、荒凉的河谷而付出的努力——以及，后来荷兰人驱逐这个侵入的殖民地的决心——使得“新瑞典”，作为奇特的、罕为人知的历史花絮，即将为历史做出惊人的贡献。

正如米努伊特猜测的那样，威廉·基夫特当时选择了先不认真对付在他南翼的瑞典人。一方面，他正面临着财政危机。开放贸易为新尼德兰居民带来了瞬间的繁荣，而西印度公司并未获利。另一方面，在阿姆斯特丹的董事们看来，他们已经放弃了可能保证他们最终盈利的垄断，然而他们还要背负着管理殖民地和保护这里的居民们的包袱。他们和在他们领地上的印第安人签订了五花八门的协议，这要求该公司还要保护他们，以防敌对部落袭击。富商巨贾们对他们安插在公司内的董事施压，要他们想办法摆脱这种困境。

基夫特也尽力了。首先，他处理了四处开花的货币危机。弗罗林、达布隆、便士、八片币、先令、雷亚尔、卡罗吕斯盾以及佛兰德镑全在新阿姆斯特丹的小酒馆钱柜和城里居民们的钱包里叮当作响：货币种类的混乱与高度自由放任主义、自由贸易经济相伴而生。而钱币还远不是做生意的主要手段。毛皮可以用来交换包括从一杯法国白兰地到城里的一块土地在内的一切东西。但是，主要货币，也就是在教堂礼拜仪式中捐款时，人们最常扔到奉献盘中的是贝珠。这种现在通常被称为“贝壳串珠”的东西是东海岸印第安人广泛使用的货币，其用途比如今人们所知的要广得多。对于来自不同语言群体的各个部落，它成了一种通用符号，一种向共同仪式的致敬，签署条约、向显要人物致敬的方式。跟随亨利·哈德逊而来的第一批荷兰贸易商利用了这种交易媒介并将其推而广之。他们了解到哪种抛光贝珠的价格最高——产自长岛最东部海岸的一种紫色蛤壳的贝珠——而且，他们不仅在自己与印第安人做生意时用这种珠子，而且变成了部落间的贝珠投机商。随着自由贸易骤然增长，一大批品质低劣的贝珠涌入了曼哈顿，基夫特知道，随之而来的混乱局面将会导致财政方面的浩劫。因此，在每周四举行的“委员会例会”上，在他和拉·蒙塔尼医生都列席的情况下，他下达了一个指令：

鉴于如今此地流通的皆为质地极其低劣的贝珠，用于付款的皆为从其他地区来此地的肮脏且未经抛光之物，其进货价格相较于此地价格低50%。通常被称为曼哈顿贝壳串珠的经过抛光的优质贝珠，如今被出口，已全部消失，这会对本地区造成决定性的毁灭和破坏。因此，为了防患于未然，为公众利益考虑，我们特此封锁并禁止任何州、任何身份或地位的任何人，在即将到来的5月，以5兑1斯提弗[14]之外的价格（即6颗成串贝珠兑换1斯提弗），用任何未经抛光的贝珠收款或付款。违者付出的贝珠将被临时没收并处10盾罚款用于济贫，此规定同时适用于收款者与付款者。已抛光之贝珠价格维持不变，即4颗成串贝珠兑换1斯提弗。[15]

接下来，基夫特将他的注意力转向了印第安人问题。该公司的确为阿姆斯特丹堡、奥兰治堡和纳索堡派遣士兵而花费不菲，这些士兵在那里的任务是保护该公司的利益和雇员们，而且他们还受与印第安部落签订的土地条约的约束，有责任为那些人提供保护。由于该公司无法退出这项协定，基夫特突然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他自以为相当聪明的办法，即让印第安人为他们提供的这项服务缴税。这个点子油水太足了，令人无法拒绝。周四到来了，基夫特召开“委员会会议”并下达了他的指令：

鉴于该公司在修建防御工事以及支援士兵和水手方面开销巨大，我们决定要求在此地附近居住，且至今靠我们防御敌人的印第安人们以兽皮、玉米和贝珠形式进行捐款，如果有哪一族不愿意在此类捐款中合作，那么我们将以最恰当的方式敦促该族捐款。[16]

在场的有些居民在此居住已久，这些了解新阿姆斯特丹地区的部落族群——塔潘人、哈肯萨克人（Hackinsacks）、维阔斯盖克人、拉力坦人（Raritans）——提出了警告，告诉基夫特这事情基本上做不得。这些居民知道，印第安人对于自己和欧洲人达成的房地产交易的理解绝不简单。在他们眼中，每次土地所有权转让中涉及的那一大堆商品并不完全是买价，而是代表他们商定协议的信物。他们根据这份协议与“买家”分享土地，与此同时，双方还结成了防守同盟。

然而，尽管该殖民地上的一些欧洲居民对于生活在他们当中的原住民有着出人意料的微妙看法（从范·德·邓克的文章中就能找到一例：“他们的女人有种迷人的魅力……如果她们和我们的女人一样受教育，那么她们将和后者几乎完全无异”[17]），但是基夫特不是这些人中的一员。事实上，他的行动和指令说明了，他基本上是在采取斩草除根的策略。他收保护费的要求在受到几个酋长的抵制甚至是嘲笑之后，他抓住一件小事情——史坦顿岛上的荷兰农场的几头猪被盗——作为借口，兴师问罪。即使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大概也能看出，一连串的事件将由此展开。这件事从一开始就充满了讽刺意味：那些盗贼显然根本就不是印第安人，而是荷兰人。那座农场归大卫·德·弗里斯所有，这个商人曾使范·推勒羞愧不已而不得不拿出作为领导人的风范，他是许多印第安人的朋友，能讲好几种他们的方言，而且他曾在与基夫特在阿姆斯特丹堡的住处用餐期间，尽力制止即将发生的事情。“这些野蛮人就像意大利人，”德·弗里斯警告称，“他们报复心很强。”[18]

但是基夫特不为所动。他派了一个民防团到拉力坦人的村庄中，因为他的情报人员告诉他，那是盗贼的老窝。数名印第安人被杀。果然不出所料，拉力坦人袭击了德·弗里斯的农场，杀了四个农场工人，烧毁了他的房子。然后轮到基夫特出手了。他不想卷入战争，更愿意采取让自己的敌人与另一群敌人相斗的经典策略。周四到了（那天正好是7月4日），他在委员会中宣读了命令：

鉴于印第安拉力坦人的敌意日渐明显……我们认为最有利且最明智的办法就是诱导我们在这一带的印第安盟友都拿起武器……为了更好地鼓励他们，我们向他们承诺，每个人头悬赏10英寻贝珠，如果他们成功抓到任何残忍杀害在斯坦顿岛上的我方民众的印第安人，我们向他们承诺，每个人头悬赏20英寻贝珠。[19]

他给出的贿赂立竿见影。在这个命令公布后没多久，帕查姆（Pacham），一个来自与拉力坦人关系紧张的部族的印第安人，慢悠悠地走过哨亭，走进阿姆斯特丹堡，他高举着——以一种他认为合乎礼仪又骄傲的姿态——一根棒子，上面挂着一只人手。[20]在带着他的战利品面见基夫特时，他称这只手是命令进攻德·弗里斯农场的拉力坦酋长的。

基夫特的心头之火平息了。他的计划成功了，这让他觉得很快慰，而且这证明了自己是块当领导的料。“人生而平等”的观点还远没出现；17世纪和过去的时代一样，人人都认为不同种族、宗教和性别的人在生物链上所处的地位不同。在基夫特这样的人看来——他的想法与约翰·梅森（John Mason）船长和纳撒尼尔·培根（Nathaniel Bacon）没有太大的区别，前者四年前带领英国人对康涅狄格的佩克特人（Pequots）进行了一场大屠杀，后者是詹姆斯敦殖民地印第安种族灭绝政策的支持者——这个世界的野人们无论生活在哪一片大陆上，他们都明白权力是什么，面对权力，他们就会接受他们天经地义、低人一等的地位。拉力坦人没有报复的迹象，这就证明了这一点。

整件事情本该到此为止。然而，那个维阔斯盖克的无名印第安人却选择在此时为多年前被谋杀的叔叔复仇，虽然此事与那些事件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它们也许是潜意识中的导火索。在都特尔湾家中的年迈的克拉斯·斯维茨的脑袋还没着地，威廉·基夫特就发动了全面反击。这些原住民如今已证明了他们完全不可信任，斩草除根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作战之前需要政治动员，基夫特的第一步就是为他对付本地部落的行动争取民意支持。他要求居民们提名，成立一个由12个人组成的委员会，这些人将协助他制定行动方案。在未来将成为纽约州的地方，他创立了第一个由民众选出的组织，这在这片“新大陆”上还属首创，在这件事情上他该被记上一功，不过他还不知道这一步棋会怎么让他自食苦果。这12人自发集结并推选大卫·德·弗里斯为首领。同在委员之列的还有约里斯·拉帕里，他和他的妻子卡特琳娜·特瑞科一直坚守在这个殖民地上，由青年步入中年，而且近来有所成就。基夫特向这个委员会提了三个问题，而且，他还给它们编了号。

1.惩罚残忍杀害克拉斯·斯维茨的印第安人是否不义？而且，假如印第安人拒绝按我们的要求交出凶手，摧毁凶犯所属的整个村庄是否不正当？

2.上述行动应当如何实施，何时实施？

3.何人执行此行动？[21]

令基夫特恼火的是，这12个人不建议开战。他们赞同“根据尊敬的总督大人的提议，凶手当然要受到惩罚”，但是，他们坚持让“尊敬的总督大人再派单桅帆船前去，以友善而非威胁的方式要求交出凶手……”这12位顾问知道自己无权无势，于是他们只好想方设法给他们任性的领导人设障碍。他们声明，倘若需要对这些部落全面开战，则本殖民地应先派人前往母国索取200套甲胄，这显然是个拖延战术。而且，由于此时的基夫特已经名声在外，如大卫·德·弗里斯所写，在要求开战的同时“他自己躲在保卫森严的堡垒中，到那里之后他就从来没在堡垒之外睡过一个晚上”[22]，委员会补充了一项温和的规定，倘若需要武力讨伐，“鉴于我们不承认除总督之外的任何指挥官……因此……尊敬的总督大人应亲自领兵出征……”[23]

基夫特明确表示这个委员会应该就是走走过场；这个班子的任性固执让他大为光火，他决定再试一次，这次，他要和每位代表单独沟通，他相信，没有了抱团的安全感，这些头脑简单的农夫和商人会赞成自己的计划。但是，虽然水手雅各布·沃庭根（Jacob Waltingen）称他“愿意执行总督和委员会的任何命令”，西印度公司官员雅克·本顿（Jacques Bentyn）给了基夫特一个令他完全满意的答复，他说“最好就是杀了印第安人，好让他们满心恐惧”[24]，但是大部分顾问依然希望能慢慢来，按部就班地为这个已经犯下的具体罪行寻求正义。

更让基夫特恼火的是，这个12人委员会先是没有按照召集他们的目的支持他，然后又自作主张地开始在其他事情上对总督指手画脚。[25]这些顾问想“根据荷兰风俗”要求一定的个人权利。他们想禁止售牛。最重要的是，他们希望他们委员会或者其他类似的组织能成立一个常驻代表大会。在尼德兰联合省，即使是最小的村庄也有这样的组织。两周后，基夫特以命令的形式严正回复：

应我们的要求，此12人获得任命和指示，为印第安人谋杀已故的克拉斯·科内利森·斯维茨一事分享他们的忠告和建议；他们现已完成此任务，我们特此感谢他们为此付出的辛劳。而且，我们将在上帝的帮助下，适时采纳他们已提交的书面建议。上述12人自此以后不可再举行会议，因为此行为可能会造成危险后果，并对我国和当局极为不利。因此，我们特此声明，除非受命于我们，否则禁止他们召开任何形式的集会或会议，违者以违抗上命论处。1642年2月8日，新尼德兰，阿姆斯特丹堡。[26]

基夫特为他的军事行动赢取民众支持的企图适得其反，但他还是一意孤行，他命令西印度公司的士兵们进攻印第安村庄。于是，所谓的“基夫特之战”开始了，那是即将延续几年的一系列屠杀式袭击和反击。最丑陋的袭击发生于1643年2月25日的夜里。[27]大卫·德·弗里斯再次留在阿姆斯特丹堡的总督家中，他坐在基夫特餐桌对面，试图劝他放弃袭击。基夫特称，他“很想抽这些野人几个大嘴巴”，德·弗里斯回应说他无权自作主张，“这种事情未经12位顾问的批准断不可为；我是这12位顾问中的一员，我不赞成就办不到……他应当考虑他能从此事中得到什么好处……但是，我的话似乎于事无补。他和他的帮凶们视此事为英勇之举，决意实施谋杀，而且在行动时未警告开放地界中的居民自保，以免遭到原住民的报复。毕竟，他无法杀死所有的印第安人”。

这二人的饭现在是吃完了。基夫特没有直接回应德·弗里斯，而是让他到他在堡内新建的大会堂去。到了那里，德·弗里斯看到士兵们已经集结完毕，准备进攻。他们兵分两路：一路人马向西北行军2英里对一小群在克莱尔胡克（Corlaers Hook，即今天的曼哈顿下东区）安营扎寨的印第安人发动突袭，另一路人马到河对岸去进攻在一个叫“帕法尼亚”（Pavonia）的种植园所在区域，也就是在今天的新泽西州泽西市安营扎寨的更大一群印第安人。

德·弗里斯觉得这件事情令他难以接受。这些维阔斯盖克和塔班部落的印第安人为了躲避北方的莫霍克人而来寻求荷兰人的庇护，他们因为没有及时进贡而被莫霍克人袭击了村庄。“走着瞧吧，”德·弗里斯对基夫特说，“你会把我们的同胞也害死的，开放地区的居民们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士兵们还是动身去执行他们的任务了。那一夜，德·弗里斯待在总督的住处，他坐在厨房的壁炉边看着熊熊燃烧的火焰，等了一夜。大约在午夜时分，“我听到了一声响亮的尖叫，我跑到堡垒的城墙上，望向帕法尼亚。只见熊熊大火，只听得原住民尖叫着在睡梦中被杀死”。没过多久，一对和德·弗里斯认识的印第安人夫妇莫名其妙地出现在堡内。他们在大屠杀中死里逃生，混乱中，他们以为这一切都是莫霍克人所为。德·弗里斯告诉他们，是荷兰人要摧毁他们的临时村庄，而阿姆斯特丹堡是他们最不该来寻求庇护的地方。他帮他们逃到了树林中。早晨，德·弗里斯听到回来的士兵们在吹嘘他们“大举屠杀或谋杀了80名印第安人，而且他们还认为自己谋杀这么多尚在睡梦之中的人是英雄之举”。

然后，德·弗里斯在他的日记中再次描述了这场大屠杀的情况，这篇日记后来出现在了荷兰共和国内出版的一份宣传册上。这份宣传册是由殖民地中的匿名居民撰写，他们希望能唤起同胞们对北美殖民地上滥用职权的现象的注意：“他们把婴儿从他们的母亲胸前扯走，在他们的父母面前大卸八块，这些尸块被抛入火中和水中，其他未断奶的幼童被放在小木板上，被砍，被戳，被刺，在大屠杀中悲惨地死去，即使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会被这种行径触动。有些孩子被扔进河里，当父亲们和母亲们竭尽全力去救他们的时候，士兵们不会让他们上岸，而是让父母和孩子都溺死……有些来向我国同胞求救的人被砍下了手，有些人的腿被砍了下来，有些人的手臂中还兜着自己的内脏，还有些人身上的割伤和砍伤的严重程度超乎想象。这些可怜而单纯的生灵和我们的众多子民一样，只以为他们是被另一群印第安人——玛阔斯人袭击了。在完成此次壮举之后，这些士兵被论功行赏，基夫特总督握着他们的手，向他们致谢并祝贺他们。”

德·弗里斯印制的这份名为“广泛建议”的宣传册也许在描述恐怖场景时有所夸大，但是这种夸张的描述有助于证明一个观点，那就是殖民地居民们反对向印第安人开战，而且，实际上，一个人的心血来潮令他们的生活变得荒唐而危险，这令他们更迫切地想要建立某种形式的代议制政府。“基夫特之战”名副其实。基夫特越过了绝大多数居民，而最引人注意的是他的强硬立场和居民们对于改革的本能需求都是与这一时代相符的。荷兰人在建立一个帝国——从定义上来说，这是件丑陋的事情。在整个世纪的进程中，那些荷兰贸易公司、他们的总督和士兵都证明了，他们与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的统治者们一样血腥无情。基夫特与在马六甲和望加锡的荷兰行政官员们，在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总督们，或果阿邦的葡萄牙统治者们没多大区别。

然而，反对流血暴力的殖民地居民们的举动倒是彰显了他们的本色。那不是他们善良的天性使然，而是在荷兰各省几十年的冲突中得来的实用的智慧。在德·弗里斯的日记和反对基夫特的宣传册中，描述“帕法尼亚袭击”的恐怖景象的段落后都跟着一句话，这句话肯定曾在许多殖民地居民脑海中回荡：“尼德兰的阿尔瓦公爵的残忍行径能比得上这个吗？”[28]七年前，针对西班牙统治的反抗运动在低地国家就要爆发，西班牙摄政王派遣臭名昭著的阿尔瓦公爵费尔南多·阿尔瓦雷斯·德·托莱多（Fernando Álvarez de Toledo）前去镇压、改造异教徒——新教徒。这位公爵对持不同政见者滥施刑罚、大开杀戒，人称“血腥委员会”，造反贵族因此被斩首，成百上千的平民被屠杀。

“血腥委员会”在荷兰民族心里根深蒂固；它促使荷兰各省奋起反抗，公开宣战。它也增强了荷兰人对宽容的理解。这种观念的形成由来已久，而且随着越来越多来自欧洲其他地区的人来到荷兰诸省生活，这种观念将在17世纪继续发展。实际上，在这个时代用“荷兰”来指代某个民族有些用词不当。[29]17世纪的荷兰诸省是欧洲的大熔炉。随着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瑞典人和犹太移民来此定居，他们使用这里的语言，将他们的名字“巴达维亚化”[30]（例如，“Bridges”变成了“Van Brugge”），最后，他们采纳了一种基本的世界观框架，其主要特征之一就是人们需要接纳他人。随着“荷兰人”往他们的新大陆迁移，他们带来的不仅是业已成形的文化融合体，还有对于差异的宽容，那是多文化社会的先决条件。作为它播下的种子，曼哈顿也是一个大熔炉。[31]

不过，我们应弄清楚宽容的含义，那与“赞扬多样性”——这个概念在17世纪的人们看来太愚蠢了——毫无关系。“容忍”也许更贴切一些。如果你觉得这个说法听起来很苍白，那就想想当时的德国吧，造成40%的人口丧生的宗教偏执和政治引发了“三十年战争”[32]（仅马格德堡市在一天之内就有3万人丧生）。与此同时，在荷兰联合省，宽容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特质。荷兰作家们公开承认，了解如何相处、适应、接纳他人对生意有好处。到荷兰诸省来的外国游客们经常会注意到这一点，而且他们通常会觉得这很奇怪，这是一股打破稳定的力量，一种道德放纵的征兆。不过，随着荷兰人四处扩张，他们将宽容付诸实践，它以最平凡的方式呈现出来。

基夫特和其他为商人卖命的士兵们的冷酷无情掩盖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构成这个殖民地的农夫们和商人们学习了印第安语言，采用了印第安农耕技术，接受了贝珠贸易，而且，在一段时期内，他们曾尝试以多种方式与印第安人共存。因此，基夫特本人的“血腥委员会”引发了一部分曼哈顿人受欧洲经历的影响而产生的反应。殖民地居民们对这场战争感到不满，这完全是有现实根据的：印第安人的人数远超他们，而且，处于捕猎者地位的不是荷兰人；他们来到这里生活的全部理由——毛皮贸易，全依赖印第安人。和他们好好相处比对他们开战更行得通。

在双方你来我往地进攻反击，殖民地居民的怨气日增的同时，这些定居者依然努力维持他们的生活方式。[33]托马斯·钱伯斯（Thomas Chambers）签了一份合约，要为扬·舍普莫斯（Jan Schepmoes）建一座房子。威廉·德克森（Willem Dircksen）船长同意为约翰·特纳（John Turner）和威廉·霍尔默斯（Willem Holmers）运货并“趁涨潮”将其安全送往“加勒比群岛中的圣克里斯托弗岛海滩上”。艾萨克·阿勒顿（Isaac Allerton）对“土耳其人”安东尼·范·萨利提起诉讼。康涅狄格斯坦福的约翰和理查德·奥格登（Richard Ogden）签订合约，要为西印度公司在阿姆斯特丹堡围墙之内修建一座石头教堂。该公司在珍珠街边水手和乘客上岸的地方建起了一座石头小酒馆和旅馆。扬·哈斯（Jan Haes）说尼古拉斯·滕纳（Nicolaes Tenner）是“流氓加无赖”，滕纳向法院告他诽谤。倒霉的克拉斯·斯维茨在遗嘱中指定了哈门·范·登·博加特继承财产，此人几年前曾在冬天大胆前往莫霍克地区。在接受了老人的财产后，他转手将其卖给了詹姆斯·史密斯和威廉·布朗。后来范·登·博加特和克拉斯的儿子阿德里安及另一个人做证，他们曾在扬·斯耐迪哲（Jan Snediger）的小酒馆点过三次啤酒，第一次“不到3品脱的酒少了1品脱，第二次几乎倒不满量酒器，第三次3品脱的酒少了1及耳[34]”。安德里斯·胡德对“土耳其人”安东尼·范·萨利提起诉讼。卡特琳娜·特瑞科和她的女儿莎拉在一个监护权案子中做证，称荡妇娜恩·比奇告诉过她们“史密斯先生”是她怀着的孩子的父亲。亨德里克·詹森向威廉·阿德利安森（Willem Adriaensen）出售了他的“花园住宅和酿酒厂”。皮埃尔·皮亚（Pierre Pia）和让·圣热尔曼（Jean St.Germain）在一场猪遭枪击的案件中做证，他们不久前在那附近看到过一个持枪的英国人。科内利斯·胡格兰特（Cornelis Hooglandt）向威廉·托马森出售了他在河对岸的长岛上的房子以及渡船的经营权。这艘渡船最近定期开航，将曼哈顿人运到当时已经被称为“布鲁克林”的农田去。

但是，麻烦是躲不开的。此时，基夫特的行动已经促成一件在此之前一直无法实现的事情：当地部落结成了统一联盟，该联盟的目标就是屠杀欧洲人。深夜，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他们发起进攻，随之而来的是弓箭的呼啸声和火枪的爆破声，这些火枪是荷兰交易商卖给伦斯勒斯维克周边地区的印第安人的。阿彻寇尔（Achter Col，即今天的新泽西州纽瓦克市）种植园变成一片火海。正在萌芽的长岛社区受到重创。小股印第安人向曼哈顿远郊的农场发动突然袭击，他们砍死牲畜，焚烧庄稼，杀死任何有着白人面孔的人，有时还掳走妇女儿童，居民们被迫向阿姆斯特丹堡寻求庇护。

1642～1643年的几个月时间里，多年来费尽千辛万苦得来的成果——清理和翻耕土地，徒手搭建锯木工厂，然后用这些木材陆续建造出更加舒适的房屋——被抹杀了。许多家庭在阿姆斯特丹堡内仓促建成的茅草屋里挤成一团。阿姆斯特丹堡的大概位置就在今天的旧海关大厦。站在这座堡垒一般的建筑外，我们的眼前很容易浮现出这样的情景：那些男人、女人、孩子在1643年的严冬寒春，聚集在这座岛的最南端曾是他们家园的地方，它似乎曾对他们敞开过怀抱，呼唤他们留下，生根发芽。如今，它却仿佛打算把他们倒进海湾里。如今，这些在自己的家园被放逐的难民在露天中庭里蜷缩成一团，暴露于风雨之中，听任他们各自信仰的神们的摆布，他们想知道什么会降临在自己身上，却没想过谁是罪魁祸首。

[1] James Riker，Revised History of Harlem，132.

[2] 曼哈顿的黑人居住区。——译者注

[3] NYHM 1：19.

[4] NYHM，93-94.

[5] 海龟湾中的“海龟”（turtle）——位于这个地区的社区——是荷兰词语deutel或dowel的讹误；这个海湾在被填入前很久就因其形状而得此名。

[6] NYHM，55.

[7] NYHM，57-58.

[8] 威廉·弗里霍夫为我说明了基夫特的家族关系，他在其论文“Neglected Networks：New Netherlanders and Their Old Fatherland—The Kieft Case”对此进行了详细阐述。

[9] “Broad Advice，” H.C.Murphy，trans.，Vertoogh van Nieu Nederland，［by A. van der Donck］ and，Braeden raedt aende Vereenichde Nederlandsche provintien，［by I. A. G. W. C.，pseud. Of C. Melyn］，Two rare tracts，printed in 1649-50，Relating to the administration of affairs in New Netherland，139.

[10] 感谢亚普·雅各布斯对此提出的见解，他在其著作Een zegenrijk gewest：Nieuw-Nederland in de zeventiende eeuw中拓展了相关内容。

[11] Ernst van den Boogaart，“The Servant Migration to New Netherland，1624-1664”，55.

[12] Docs.Rel.，12：19.

[13] 关于米努伊特希望能建立一个新社会的观点来自Weslager，A Man and His Ship，第4～6章。

[14] 斯提弗，荷兰旧辅币，合1/20盾或5分。——译者注

[15] NYHM 4：107.

[16] NYHM，60.

[17] Adriaen van der Donck，A Description of New Netherland，Goedhuys，trans，92.

[18] J. F. Jameson，Narratives of New Netherland，1609-1664，213.

[19] NYHM 4：115-116.

[20] Jameson，Narratives，211.

[21] NYHM 4：124.

[22] Jameson，Narratives，214.

[23] NYHM 4：125.

[24] NYHM，126.

[25] Docs.Rel.，1：202-203.

[26] Docs.Rel.，203.

[27] Jameson，Narratives，226-229.

[28] Jameson，Narratives，228；“Broad Advice，” Murphy，trans.，Vertoogh van Nieu Nederland，149.

[29] 关于荷兰人性格中的宽容的发展轨迹，具体细节源自Jaap Jacobs，“Between Repression and Approval”。

[30] 巴达维亚共和国（荷兰语：Bataafse Republiek、法语：République batave）是1795～1806年，在现在的荷兰领土上建立的一个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傀儡国，其前身是荷兰共和国。

[31] 关于这个观点，我借鉴了Willem Frijhoff，“New Views on the Dutch Period of New York”。

[32] 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1618～1648），是由神圣罗马帝国的内战演变而成的全欧参与的一次大规模国际战争，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全欧大战。

[33] 这一段中的事件源自NYHM 2：32，33，34-35，39-40，70，87，88，96；4：119，197。

[34] 1及耳等于1/4品脱。——译者注

第七章 源头

与此同时，再往北的地方，空气依然带着美妙而甜蜜的天然香气，外加松针和葡萄花混合在一起的味道，而没有宅地被焚烧后产生的黑色尘埃和刺鼻气味。阿德里安·范·德·邓克，这位来自布雷达市的年轻人在几十平方英里早已被划分、修渠、造田、开垦的平原地区生活了二十几年。但在他刚到这里来的最初几个月里，这个新大陆上广袤而原始的自然风光令他着迷，而且它与可怕的南方是隔绝开的，这是一大幸事。伦斯勒斯维克殖民地北面的群山如梦境中的景象若隐若现。对于一个来自把木材当宝贝的地方的人来说，这些森林超出了他的想象——“太多了，”范·德·邓克写道，“实际上，森林把整个地区都覆盖了，对我们而言，森林太多了，都挡了我们的道了。”[1]他的小屋坐落在一条1/4英里宽的河流边，这里的冬天如此严酷，每年12月，整个地区基本上都会结冰，钻石商人基利安·范·伦斯勒的子民们于是与曼哈顿和南面的殖民点隔绝，只有群山和完全被白雪覆盖的松树陪伴着他们，直到春天。

范·德·邓克认定4月和5月是探索乡村地区的最佳月份。“此时的树正在开花，”他写道，“树林里充满甜蜜的香气。到了5月中旬，我们肯定能见到成熟的草莓，但不是在花园中，因为它们不是种在花园里的，而是在地里自然生长。”[2]但是，他觉得他最喜欢的还是这个新大陆的秋天：“高地之上，往北走，天气越发寒冷，淡水结冰，家畜都已入圈，厨房物资准备就绪，一切整理停当，等待冬天到来。人们宰杀肥牛和猪。野鹅、火鸡和鹿在这个季节最为肥美，最易捕得。”[3]他观察了这里的熊，“不像莫斯科大公国和格陵兰岛的灰熊和白毛熊”，而是“泛着光泽的黑色”，而且它们嗅觉灵敏，“当印第安人出发猎熊时……他们的身上会带着以扫[4]的气味，打扮成以扫的样子，也就是说，他们会在身上涂上旷野和森林的气味，这样他们就不会因反差巨大的气味而露出马脚”。[5]他为“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鹿惊叹不已；他研究过鹰，他观察到它们“在高空中，在人的视力所不能及的地方翱翔”，而且能“抓住鱼，把它活生生地从水里一把拽出来”。[6]他追寻树林中火鸡的踪迹，打到许多鹌鹑，惊叹于“山鹬、桦鹬、黑琴鸡、野鸡、林沙锥、水沙锥”的数量之多。[7]作为一名优秀的荷兰人，他还特别研究了新大陆的风——那是“轻快的，哺育万物的贸易信使”。[8]

他记录下这片土地的轮廓、不同地区的土壤特性、当地的树木和水果：“桑葚比我们的品质更好、更甜，熟得更早。”他数过“好几种李子、野生或小的樱桃、刺柏、几种苹果、许多榛子、黑加仑、醋栗、蓝色的印地安无花果、遍地的草莓（其中一些5月中旬成熟，而我们的7月才成熟）、蓝莓、覆盆子、树莓等，还有洋蓟、橡果、咖啡豆、野生洋葱和青葱，就和我们的一样……”[9]一种当地的水果令他着迷，他称之为“cicerullen，或者水柠檬”[10]（即西瓜），这种水果能长到“最粗大的莱顿卷心菜的个头”，而且“果肉疏松，就像嵌着籽的湿海绵。在完全良好成熟之后，它入口即化，除了籽没有其他需要吐出的残渣……它们十分爽口，通常我们会把它们当解渴的饮料”。

他询问了园丁、欧洲人和印第安人，而且带着对17世纪崇尚分析和归类的科学研究方法的热情制作了一份清单，记录下已经用欧洲分类法命名过的野生草本植物和可食用植物：“我们已知的植物如下（植物名皆用拉丁文表示）：铁线蕨属（Capilli veneris），瘤蕨属（scholopendria），白芷（angelica），水龙骨属（polypodium），verbascum（毛蕊花），album（藜科藜属），calteus sacerdotis，atriplex hortensis（滨藜属）和marina（海草），chortium，turrites（旗杆芥属），calamus aromaticus（省藤），sassafras（檫木），rois Virginianum（多足蕨），ranunculus（毛茛），plantago（车前属），bursa pastoris（荠菜），malva（锦葵属），origaenum（牛至），geranicum（鹳草），althea（蜀葵属），cinoroton pseudo，daphine（月桂），viola（三色堇），ireas，indigo silvestris（槐蓝属），sigillum，salamonis，sanguis draconum（龙血树），consolidae，millefolium（蓍草），noli me tangere（水金凤），cardo benedictus（藏掖花），agrimonium，serpentariae（马兜铃），香菜，韭菜，野韭菜，西班牙无花果，elatine（沟繁缕属），camperfolie，petum male and female以及其他许多植物。[11]

在接下来的14年里，范·德·邓克一直在写作，他的写作内容范围极广，主题基本上都是关于他的新家、这里的欧洲居民和印第安居民以及这里对有效的政府的需要。不过，他的文章中更引人注目的不是他的政治技巧或法律推理，而是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充沛的感情。这个人完全爱上了美洲。他看到了它的前途和壮丽。他深爱着它的天然质朴，以及它所蕴含的机遇。在他来到这儿的短短的时间里，他的头脑中掠过的事物远超过经营新尼德兰殖民地的西印度公司官员们单调乏味的重商主义思想；他不是将这块大陆视为简单的可开发的材料来源，而是将其视为一个新的家园，一块可以扩张养育了他的文明的处女地。他知道，这是一片广袤得令人难以想象的土地（他写到甚至连印第安人都“不知道这个地区”西面的“尽头在哪里”，而且他们“认为这种问题奇怪又荒唐”[12]），一个新的社会，一个欧洲的延伸体可以在此成长。他知道，这里将需要一个法律框架、一个司法体系，而且他大胆地认为自己能帮这里塑造出这样一个体系。这并不是说他已经预见到“新大陆”殖民地有朝一日将脱离它们的祖国。他是17世纪而非18世纪的产儿。但是，正如他的文章中明确表明的，他是最早的真正的美国人之一。之所以这么说，并非因为他来到这里生活，而是因为他一到此地，广阔的机遇就在他的心中敞开了——他不仅联想到了自己的机遇，还想到了他人的机遇。

很难说这种感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控制住他的。也许，在他没有陶醉于山水之间的最初几个月里，他把注意力放在他的工作的实际执行上。因为他有任务在身，他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很快，他的雇主就发现他的热忱非比寻常。从他触摸到他称之为“新美洲大陆”的土地那一刻起，范·德·邓克似乎就一直在不断地采取行动。他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在伦斯勒斯维克殖民地居民和新尼德兰及新英格兰殖民地居民之间进行的自由贸易——黑市贸易。在他抵达伦斯勒斯维克的数天内，他就穿上了全套骑士行头，在被召集到一起的殖民地农民和商人面前发表他的第一条法令，这条法令在当时肯定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我们——镇执法官阿德里安·范·德·邓克，携伦斯勒斯维克殖民地的行政长官及顾问们，向在场观看或聆听法令宣读的各位致敬。正如我们每日所见所知，严重冲突、骚动、争执，乃至相互抵牾时有发生，这些现象皆可导致一个秩序井然的社区毁灭，且皆由我们的居民与外来居民进行贸易而起……因此我们认为应当命令、嘱咐并指示本殖民地全体居民……不得从外来居民手中购买或与其交换任何货物，或者以任何方式使其得到海狸皮、水獭皮或其他毛皮，首次违反此法令者处三倍罚金或没收相当于首次购买货物价值三倍的货物……但是，如果本公司或其他人的任何小舟或船只沿河而上，且居民们意欲购买他们急需的任何物品，则应请求镇官员批准。[13]

无论范·德·邓克在离开阿姆斯特丹之前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的职责都和为新社区谋福利而执法的关系不大，更重要的是为大庄园主的利益而服务，这一点很快就显露了出来。范·伦斯勒虽然远在大洋彼岸，但是，通过他不厌其烦的书信指示，他证明了自己是一个专注于效率、坚定而无情的监工。范·德·邓克要全力以赴，打击黑市粮食交易，穷追猛打那些在契约到期之前擅自离开殖民地去做生意的人，而且要起诉暗中买卖海狸毛皮的居民。为了给范·伦斯勒办事，范·德·邓克骑马跑遍殖民地的山谷，又乘船通过“北河”往返于伦斯勒斯维克和曼哈顿之间。1642年11月，他正在新阿姆斯特丹寻找一个撕毁他在伦斯勒斯维克的服务契约，擅自逃走的年轻女人。[14]但当他找到她的时候，发现她已经有了身孕，而且马上就要分娩了。在阿姆斯特丹堡的法庭上，他尽自己的责任“命令”她回去履行她的职责，之后又决定允许这个女人留在原地，直到她把孩子生下来，等到孩子年龄够大，可以上路时再回去。那位老庄园主并不希望看到他的治安官性格中灵活的一面。“你的职责是为我谋求利益，以免我遭受损失。”[15]老庄园主在一封信中咆哮道。

即使是在遥远的阿姆斯特丹，范·伦斯勒也已经从多个季度的报告中察觉到他的治安官表现出的任性，这很危险。他开始后悔选择了范·德·邓克。“现在你令我感到快慰的就是你在迅速处理几件事情时表现出的热情和勤奋”，最初的时候，范·伦斯勒这样写道，但是，这些品质同样也是缺点。[16]这个年轻人对所有事务都大包大揽——他未请示范·伦斯勒或该殖民地的商务专员，即范·伦斯勒的侄子阿伦特·范·科尔勒，就用他认为恰当的方式处理纠纷，决定在殖民地上建砖厂，寻找锯木厂和磨粉厂的改进方法。当这位大庄园主命令自己的治安官向佃户们收缴逾期欠款时，范·德·邓克走访了他们住的棚户，看到他们没有钱，但他没有告诉这位大庄园主自己未按其意愿行事，而是直接不理睬此事。范·伦斯勒很快就在他的多封信件中唠叨：“你最大的错误就是企图压倒科尔勒，而且你行事太过我行我素。”[17]

范·伦斯勒直接下令，强迫殖民地上的农民们以他们本人和他们的雇工的名义发誓效忠于他。当范·德·邓克正式反抗这个命令时，他违反了这位大庄园主的商业准则。范·德·邓克似乎主张“中世纪”已经终结，因此雇工们应当为他们自己的行为负责——范·伦斯勒认为这种看法“不可接受”[18]。从其职业生涯中的这一节点和之后的事情来看，范·德·邓克的个性从几百年前的信件、法庭记录以及残存下来的该时期的文件中跃然而出。任性、正直、固执、傲慢、急躁，这种个性正适合于打理一片原始的大陆，并帮助建立起一个有生命力的新社区。这在他私下里待人接物时也有所体现。一次，有人将他告上法庭，指控他诽谤（双方当事人此前已经“和解”）；还有一次，他和伦斯勒斯维克的一名公职人员争吵起来，按照范·科尔勒事后向那位大庄园主打小报告时的说法，双方争吵升级，“持剑互相追逐”[19]，最后范·德·邓克给了那个人一拳。最重要的是，范·德·邓克桀骜不驯的本性在他与他的上司的关系中表露无遗。不同寻常的是，尽管才二十出头，在离开他所了解的唯一的世界、远渡重洋后，他立即劲头十足地和他的赞助人唱起了对台戏，而他的赞助人可是一个生活在近代的中世纪贵族式的人人敬畏的人物。“最可敬，明智、强大、公正谨慎的大人”，人们在致信范·伦斯勒时这样称呼他。而范·德·邓克则不然，他刚到伦斯勒斯维克就拒绝了专门留给他的农场，而选择了在这块殖民地远端的另一个农场，这第一个举动就惹恼了伦斯勒。然后他选中了这位大庄园主最宝贝的一匹黑色种马作为他的私人坐骑。[20]

而且他一直都在违抗命令，从范·伦斯勒在给他殖民地其他官员们去信时，只要提及这个名字就怒气冲冲的表现可见一斑（在这些信中，伦斯勒往往会给这个名字加上下划线）：“司法官范·德·邓克让我非常生气……，”“至于范·德·邓克……，”“这些年轻人，比如……范·德·邓克，完全没考虑过我的利益……”“……专门给我写写范·德·邓克在此事上做何表现……”[21]范·德·邓克与范·伦斯勒之间培养起来的关系——他先是在这位长者面前巧妙地将自己塑造为正直的模范子弟，然后再渐渐地用令人不快的、几乎明目张胆的方式反抗后者——将在他与新阿姆斯特丹的威廉·基夫特交往过程中，以及几年后与另一位父亲式的长者的交往过程中重演，这一次，这种关系将产生历史性的影响。他和自己的亲生父亲之间关系怎样可想而知。

有时候，范·伦斯勒似乎在怀疑他的法安官把殖民地居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他本人的利益。有时候伦斯勒担心这个年轻人是要发动政变。“从一开始，你就表现得不像个法安官，倒像个总督”，有一次他抱怨道，还酸溜溜地补充了一句，如果范·德·邓克有升职的一天，等到了那时，他希望“能有幸亲自拔擢”。[22]范·伦斯勒对于这个年轻人会以某种方式超过自己的担心似乎在1643年6月阿伦特·范·科尔勒给他打的一份小报告中得到了证实。范·德·邓克在大庄园主土地西面的卡茨基尔山（Catskill Mountains）待了很长时间，范·科尔勒告诉自己的舅舅，“大人，恐怕他打算找搭档在那里建一个殖民地”。[23]

范·德·邓克的确一直在群山中漫游。他对“新大陆”的迷恋以一点为中心，即原住民。南面的激战和恐怖主义冲突发生在欧洲人和哈德逊河谷下游的部落之间，这与伦斯勒斯维克周边地区的莫霍克和莫西干部落不同，那种混乱状态尚未波及北面此处。印第安人依然经常在贸易站点以及大庄园主领地上的民居和农场中出现。刚到这里不久，范·德·邓克就开始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交往，并且开始闯入他们的土地。当时的欧洲已经积累了大量关于美洲原住民的文献，尤其是荷兰人，因为渴望能大肆渲染他们的西班牙压迫者们的阴暗面，他们一直在关注西班牙征服者们手中的印第安人的悲惨命运。在莱顿这样的大学里，年轻人们都读过用流畅的拉丁文描述的印第安人的生活情景：他们“赤身裸体”，对“一切不幸的根源，即金钱”[24]一无所知。一些受过教育的欧洲人就这样拼凑出了这些“新大陆”居民的理想主义形象。这种形象在20世纪70年代依然恰当。也许正是这种想法吸引了范·德·邓克走进印第安社会。

他因此得以打破当时欧洲人在文化方面将原住民当成野人的偏见。通过后来他的著作中对印第安社会细致入微的观察记录，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期的他全身心地沉浸在莫霍克人和莫西干人的文化中。他和他们一道在树木繁茂的山坡和山谷中遨游，坐在他们家中，仔细研究女人们的烹饪方法，观察他们的仪式、捕鱼和种植技巧、性与婚嫁习俗，还有“他们的孩子吃奶的方式”。这两大主要部落群体的语言不同，文化迥异——莫霍克人更喜欢定居，他们住在以农耕需求为中心，用栅栏围起来的村庄中；而莫西干人则倾向于随狩猎季节而迁移——在范·德·邓克看来，这就是他们经常相互交战的原因。后来他对好奇的欧洲读者们这样描述这些原住民，他们“和尼德兰人一样身材适中，体型匀称”[25]。他还描绘了他们的房子：格局紧凑，这样它们就能“挡风遮雨，而且相当温暖，但是他们不懂得将房子分成房间、客厅、过道、衣橱或贮藏橱”[26]。

他学习了他们的几种语言，并将该地区的印第安人分为四个不同的语言群体，并仔细分析这些语言（“词的变格和变位与希腊语相似，因为他们的语言与希腊语一样，名词里有双数词，动词甚至有接头母音字母”[27]）。他亲身观察了他们的巫医并且惊叹于“他们知道如何在几乎不借助任何东西的情况下治愈新的伤口和危重损伤”，而且“他们能轻松治疗淋病和其他性病，这足以让许多意大利内科医生汗颜”。[28]然而，他对用于重病患者的“驱魔”方法有所质疑，这种方法“发出的噪声足以将一个临终之人吓死”。[29]

他研究了他们的宗教活动，而且在回应他们是否能皈依基督教的问题时，他明确表示怀疑，但是，在一个值得注意的段落中，他吁请他的国家为该殖民地的印第安人制订社会福利计划：“政府当局应参与其中，在当地的适当地点成立良好的学校，为他们的年轻人提供充分的教育，让他们学习我们的语言和基督教要素。这样，时机成熟后，他们就能够且愿意进一步教育他人，而且会乐在其中。这需要付出大量的努力和准备，但是，不用这种办法，我们就无法在他们那里做出什么成绩。忽视这一点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印第安人自己声称他们很高兴让他们的孩子接受用我们的语言和宗教开展的教育。”[30]

这些文字是引自范·德·邓克的重要著作《新尼德兰记述》（A Description of New Netherland，以下简称为《记述》），它被视为早期美国文学的经典之作，但是，由于此书不是以美洲殖民地最终得主的语言写就，而是以他们死敌的语言写就，此书被历史遗忘了。［史学家托马斯·奥唐奈（Thomas O’Donnell）称此书为“美国最古老的文学宝藏之一”，而且他称范·德·邓克“如果使用英语而非荷兰语写作，那么他的《记述》一书即使无法像布拉德福德的《普利茅斯垦殖记》（Of Plymouth Plantation）一样备受尊崇，至少也同样能赢得后世的尊重。”[31]］对范·德·邓克的书的忽略反映出美国历史对以曼哈顿为中心的荷兰殖民地的全部记录，以及对该殖民地本身的态度。《记述》一书只出了一个英语译本。该译本最早出现于1841年［译者杰里迈亚·约翰逊（Jeremiah Johnson）不仅是布鲁克林的前市长，而且认为自己是卡特琳娜·特瑞科和约里斯·拉帕里的后人］，史学家们一直依赖于这本书，因为书中包含着丰富的信息，讲述了这块殖民地本身——第一批欧洲人找到的美洲荒野——以及印第安人的故事。

但是历代史学家们显然都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研究所使用的译本错漏百出。这个译本中有的地方是准确的，并且确实抓住了原文的诗意和热情，但是在有些地方，约翰逊完全曲解了范·德·邓克说过的话。距今时间最近的1968版译本的主要错误是漏掉了范·德·邓克写的很大一部分内容。直到1990年，该书一个主要部分才出版面世，当时是荷兰学者艾达·露易丝·范·加斯特尔（Ada Louise Van Gastel）在一份学术期刊上发表了相应的译文。[32]在此之前一直为史学家们所忽略的这一部分内容说明了范·德·邓克一直在认真研究印第安人的协议、合同和“政府与公共政策”。鉴于范·德·邓克彼时刚刚完成法律培训，以及即将代表以曼哈顿为中心的殖民地着手开展工作，这一部分读起来引人入胜。[33]在那种语境下看这部分文字，我们能看到一个刚刚走出法学院，心中充满新的法律和政府运作实践理念的年轻人在实验性的研究中，将那些理念应用于一个陌生的社会。

格劳秀斯对于欧洲人如何处理原住民问题也有实践兴趣，作为他的好学生，范·德·邓克在他书中“缺失”的这个章节里平心静气地分析了他们的是非观。他发现，在这些人当中，欧洲国家普遍接受的“权利、法律和行为准则”没有什么用，起作用的是一种普遍的“自然法则或部落法则”。他说明了至少有一部分荷兰殖民地居民了解印第安人对于产权理解的微妙之处，他指出，对于原住民们来说，“风、溪流、灌木丛、原野、大海、海滩、河畔对没有与印第安人开启战端的部落的所有人免费开放。这些人都可以把这些地方当作他们的出生地一般，自由享受、到处移动”[34]。他确定了他们对于欧洲人也坚持的某些战争规则的尊重，例如让“来使”安全通行并履行条约。他指出，为了将来的使者们着想，在提出缔结土地条约等意向时，协议中要以口头形式表明请求，同时赠送恰当的礼物。“挂起礼物，提出请求，礼物和请求的对象会对该提议认真调查，深思熟虑。如果他们接受了礼物，则表示他们接受并且同意了该请求，但是，如果礼物被挂在那里超过三天，那么这件事情就依然待定，而请愿人将不得不更改条件或增加礼物或者双管齐下。”[35]

他似乎很欣赏印第安人“按民意决定的”政府，但是他发现这样的政府本身是有问题的。当整个村庄的人要集合起来讨论重要议题时，酋长会像政客一样动摇人们的思想，让他们接受他推荐的行动方针，这种民主就戛然而止了。如果有反对者依然固执己见，那么最后，“一个更年轻的首领会跳起来，在众目睽睽之下，用斧头一下子砍碎这个人的头盖骨”[36]。范·德·邓克不得不总结道，这种民意政府是“有缺陷的，站不住脚的”。

所以说，是的，阿伦特·范·科尔勒是对的——1643年，阿德里安·范·德·邓克确实在卡茨基尔山里待了很长时间。在他待在高地上的时候，他开始与各个部落谈判，打算购买一大片土地。他与范·伦斯勒的合同期限大概是三年，而在两年后，范·德·邓克开始焦躁不安——他在为未来做打算。他看到了之前在伦斯勒斯维克出现的情况，看到了那位长者如何违反常理地提出在大洋彼岸以经营中世纪封地的方式来经营他的殖民地，那里有农奴，而他本人则是法律的化身。此时的范·德·邓克在这片新大陆上已经脱胎换骨；和彼得·米努伊特一样，起初毫无经验的冒险想法在他心中成熟，变成了某些更加深刻的东西。他想在这里做出一番成绩，能留存于世的成绩。和米努伊特一样，他几乎不可避免地想到了建立他自己的殖民地。

一接到他侄子的这个线报，范·伦斯勒就派了一个人到该殖民地去，此人是奉命向印第安人购买那一大片被称为“卡茨基尔”的土地。他给范·科尔勒写了一封信，信中满是对范·德·邓克的谩骂之词。此人以“诡计”否认他的赞助人的权利，其中包括获得与他的殖民地毗邻的任何财产的权利。此人当“受到约束”，如果“事实证明他依然固执己见，那么他将被革去职务”。[37]

这位长者有他自己的办法：他的代理人凭智谋击败了范·德·邓克，买下卡茨基尔，又将他的殖民地拓宽了几千英亩。但是范·伦斯勒无福看到这一天了。我们很愿意推断是范·德·邓克的鲁莽大大地刺激了他，但是我们无法保证这种推断的真实性。无论原因是什么，钻石商、伦斯勒斯维克的大庄园主基利安·范·伦斯勒不久之后就去世了，将这份产业留给了他的儿子们。这块奇特的中世纪封地将在它自己的世界中继续存在，经过纽约的英国殖民地时期，进入美国历史（奥尔巴尼市，也就是后来的纽约州首府最终将不得不提交文件，澄清这块领地与将此领地团团围住的英王室直辖领地不同）。实际上，伦斯勒斯维克将在基利安的儿子耶利米亚（Jeremias）和后来管理者的现场照管下发展壮大，最终拓展为一片超过百万英亩，生活着10万佃农的土地。[38]

对于范·德·邓克来说，在伦斯勒斯维克周边建立殖民地的计划的失败给他带来了思维方式的转变。他将注意力投向南面。他的任期还有一年，但是他已经放弃了新尼德兰北面区域，开始把更多时间花在了另一个地方，那是荷兰在北美的所有权无可争议的神经中枢。

到了1644年，在曼哈顿发生的事件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反对基夫特和他发动的灾难性的印第安战争的人们开始联合起来，他们的领导人是科内利斯·梅林，这个农民曾是范·德·邓克在1641年乘船到新阿姆斯特丹途中的旅伴。梅林四十出头，是个正直的佛兰芒人，来自安特卫普周边地区。做皮匠行当的他在那次旅程中还带上了自己的妻子、孩子、一些雇农和动物，他打算在史坦顿岛上耕种一大片土地。他选的时机很糟糕。印第安人摧毁了他的种植园，梅林和他的家人被迫与其他大部分人一起渡过“北河”，到曼哈顿下游的堡垒去寻求庇护。他买下了“运河”，也就是通往“东河”的沟渠地区的土地，并在这块地上建了一座两层楼的房子。不久后，他有了一个邻居。德国人约赫姆·奎伊特（Jochem Kuyter）曾在东印度参加丹麦海军，然后为了在世界上寻找一个宁静的角落定居，他于1639年抵达曼哈顿。他开始在岛屿北面种植烟草，河对面是他的朋友乔纳斯·布朗克（Jonas Bronck）的种植园（纽约市的一个区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奎伊特的第一批作物种得很成功，正当他希望能从中获利的时候，维阔斯盖克部落发动的一场袭击破坏了他的计划，他被迫迁往南方。梅林和奎伊特彼此为邻，在就他们共同的悲惨遭遇交换意见之后，他们决定对基夫特和西印度公司发起进攻。

堡垒内，蜷缩在一起的群众已几乎陷入混乱。见此情形，为了重建秩序，基夫特提出任命新一届民意代表委员会来协助自己，这多少让人们的情绪平静了一点儿。在他亲手挑选八个成员时，人们没有吵吵闹闹。自然地，他选择了他认为会支持他的人。他选择梅林作为带头人，他认为这个从皮匠变成种植园主的人应该会感激公司给了他这样一个晋升的机会。考虑到当时该省人口中有20%是英国人，他还选择了两个英国人，其中一人是艾萨克·阿勒顿，这个老谋深算的商人与清教徒们一起乘坐“五月花号”来此，后来，他感觉自己在他们的社会中多受拘束，于是他从新英格兰搬到了环境更自由的新阿姆斯特丹。

基夫特于6月18日将委员会召集起来。陪同他的应该有既是他的秘书，又是他的心腹的科内利斯·范·廷霍芬（Cornelis Van Tienhoven），以及一小队士兵，以提醒众人尊重他的权威。[39]阿德里安·范·德·邓克当时还不是委员会的成员，但是他应该出席了这场会议。他经常经河道乘船从伦斯勒斯维克到新阿姆斯特丹，这次他也通过这一路线刚到此地。[40]在场的大概还有城里的牧师埃弗拉德斯·博加德斯（Everardus Bogardus），这个身材矮胖、嗜酒如命的加尔文教徒已经开始在他的布道坛上抨击基夫特了。

基夫特告诉这些人，这块殖民地现在缺钱。战事掏空了金库。他马上提议通过征收海狸皮税和啤酒税来筹集资金。委员会成员们对此表示十分不满。他提议征税的这些人已经因这次战争而失去了家园、财产和家庭成员。人们住在临时搭建的窝棚里，衣衫褴褛。他们出不起钱，而且就算他们有钱，他们也会拒绝。更何况，委员们争辩道，在没有获得阿姆斯特丹公司授权的情况下征收这样的税是违法的。基夫特气得面红耳赤。“我在这里的权力比公司大！”他冲委员们咆哮道，并宣布会采取任何他认为有必要的措施。于是，曾经当过水手的奎伊特气势汹汹地站了起来，用力指着这位总督发誓说，等哪天基夫特没有他的职位作为保护伞的时候，奎伊特“一定会要了他的命”。这场会议在混乱中不欢而散，几天之后，人们就看到了基夫特的士兵们在堡垒四周敲敲打打、张贴布告，通知居民们缴纳新税。

为了海狸皮而征税，人们或许还能忍受，但是，每一大杯啤酒要加5分钱的税就超出人们的忍耐限度了。民众起义随之而来。人们拒绝缴税，小酒馆的老板们拒绝收税。作为报复，基夫特派士兵到城里的小酒馆去逮捕了小酒馆的老板菲利普·格里森（Philip Gerritsen）。

然后，委员会也采取了行动。委员们之前已经给在阿姆斯特丹的西印度公司的董事们和在海牙的荷兰政府领导人们写信，为他们所处的困境提出抗议，但是这些请愿都没有章法，苍白无力。这些人都是农夫和商人，不是律师；之前的信应该都是由牧师博加德斯执笔，他和其他人一样憎恶基夫特。“万能的上帝，通过祂的公义的审判，今年在我们身边点燃了印第安战争之火”，第一封信的执笔者哀叹道，语气中带着教会腔，姿态卑微地不断重复着“我们，可怜的新尼德兰子民们”，“大人们，显而易见，我们这些苦难的民众处境有多么悲惨”。[41]

在这封信写成的时候，范·德·邓克正坐在遥远的北方的篝火旁，和莫霍克人和莫西干人玩着纸牌游戏。不过，此时反抗的性质改变了。在此之前，殖民地居民们一直在摸索，他们确信自己遭受了不公，但对申冤叫屈的机制毫无头绪，全然不解——这些机制在荷兰共和国由来已久，而范·德·邓克，这块殖民地上唯一的法学毕业生刚刚受过这方面的训练。

范·德·邓克也许是在6月和基夫特见面之后就回到了北方，但是他作为伦斯勒斯维克治安官的任期显然在8月就到期了。[42]10月初，他回到了新阿姆斯特丹，此时曼哈顿的活动分子们再次暗中碰面了。对于这位年轻的律师来说，日趋升温的政治活动的气味是他无法避免也难以抗拒的。他从莱顿到伦斯勒斯维克来历险，带着年轻人建功立业的梦想——梦想着自己能在一个美丽的新世界中帮助人们建立起一个新社会——然而他却发现自己的梦想和范·伦斯勒的商业计划并不一致。但是在这里，这个荷兰省份的首都，却有一番真正的事业正在酝酿之中，那是一场走在法律思想最前沿的政治斗争。在海外贸易基地，个人拥有哪些权利？他们和母国的公民们一样拥有选举代表的权利吗？在此之前，荷兰贸易公司还未有过任何一个贸易基地提出政治地位要求。范·德·邓克肯定认为，这是他扬名立万的机会。

范·德·邓克这次出现在阿姆斯特丹堡是为了处理一个与他在伦斯勒斯维克的职责相关的诉讼案件，从这里到科内利斯·梅林的家——反对基夫特和西印度公司的平民主义者们的中心——沿着珍珠街走只有三分钟的路程（今天你依然可以这么走），右边是河，左边是一小排砖房和教室。这块殖民地上的商店主和贸易商们都在这里，他们为自己死去的孩子、妻子和同伴而哀恸，为他们投入了积蓄但被烧毁的房子和耕地而愤怒，想要表达他们的愤慨却不太清楚该怎么做。然而，范·德·邓克知道该怎么做。他肯定是在这个时候毛遂自荐担任他们的律师的，在听取了他们的投诉之后，他开始写信。

从此之后，该殖民地的档案中就出现了一系列越来越复杂、态度强硬的法律请愿书和论据，这些文件都是由殖民地居民们寄给西印度公司或海牙的荷兰议会，目的是争取该殖民地的政治地位。这些信中有很多都出现了范·德·邓克的名字。还有很多信是匿名信件，或者是以其他殖民地居民的名义写的，这些人都是文盲，或者其教育水平和行文风格不相称。

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Free University of Amsterdam）的一位著名荷兰史学家威廉·弗里霍夫，是研究17世纪的荷兰语言和历史学，尤其是与新尼德兰殖民地有关的语言和历史学方面的权威，在其论点的基础上，我精选了一些我认为是范·德·邓克的或者是他参与完成的作品。弗里霍夫博士在一封电邮中告诉我，将这些信件和我们所知的、出自范·德·邓克笔下的信件放到一起，就构成了“从一位在旧世界受教育的学者的脑海中涌现出的一个新社会的清晰愿景”。作为该殖民地的官方档案的译者，查尔斯·格林博士比在世的任何人都更了解这些殖民地居民的语言和个性，他也认同范·德·邓克是唯一可能写出这些文件的人。“另一个有可能的作者范·廷霍芬”，格林博士告诉我，不过，尽管科利内斯·范·廷霍芬受过教育，有头脑又精明，但是，作为基夫特的左右手，他基本上不可能创作一系列公然违背当时的管理制度的文件。弗里霍夫博士觉得不可思议，在他之前，竟然没有任何一位史学家意识到范·德·邓克肯定是这些信件背后的推手，但是，人们对于这相当明显的一点的漠视只不过是美国史学界一直以来对这块荷兰殖民地的忽略态度的又一个例子。这大量的信件与范·德·邓克不久之后代表该殖民地采取的行动相吻合。如果把这些行动和信件放到一起，我们就能拼凑出范·德·邓克的形象，他正是该殖民地历史中的关键人物。这个人以如今已没有人注意到的方式，奠定了一个大城市的基石，他居功至伟。把他称为默默无闻的纽约市之父也许太过夸张，但是，他至少是被历史遗忘了的一位重要人物。[43]

到1644年10月28日，请愿书已经完成。这次的请愿书与之前的那些请愿书的语气截然不同。这份请愿书不是以对全能的权威拐弯抹角、卑躬屈膝地讨好的语言作为开场白，而是干净利落地直接说明了这块殖民地的问题的来龙去脉：“为了做门面功夫，总督于1641年11月以车轮修造工克拉斯谋杀案为由，召集12个人来此；总督问他们，我们难道不应该为前述的车轮修造工血案而复仇？于是，两方人对此看法不一……（但是）总督的头脑已经完全被战争的渴望占据了……前述12人再也不能会面……此禁令不得违抗，否则便会招致肉刑。不久之后，（总督）一意孤行地对维阔斯盖克人发动了战争……”[44]

这封信还继续描述了基夫特选定新委员会的事情，但那是在他发动的灾难性的战争早已一发不可收拾之后，而且他只是为了例行公事地通过征缴新税、为战争出资的方案——信中称，这件事情，本质上是无代表权的征税。然后，信中直接表示抗议：“此人……以其一己之意志，将我们的生命和财产弃于此地而不顾，即使是国王也不敢如此独断专行。”然后，信中大胆地请求撤销基夫特的职务，再派一位新总督上任，而且信中还预言“除非引进一个不同的体系，否则这个地区不可能有片刻的安宁”，这里的村民们将会“从他们大众中选举出执达官、郡治安官或市议员，这些人将被授权派出他们的代表并与总督和委员会一起为公共事务投票。如此一来，整个地区今后应该就不会再因一个人的心血来潮而陷入同样的危险”。

殖民地的居民们通过贸易商霍弗特·卢克曼斯偷偷地将请愿书带出曼哈顿。不久后，他就以他的赞助人费尔布鲁日家族的名义踏上了前往阿姆斯特丹的旅途。在阿姆斯特丹，在殖民地居民之前发出的语调哀伤的信件的基础之上，这封信起了作用，但不是积极分子们所期望的作用。西印度公司当时正焦头烂额，损失越来越多，各个地区的商会在互相指责。这个国家——再到这个公司——依然在与班牙人交战，而在巴西，公司雇用的士兵们刚刚在对西班牙的一场重大战役中落败，他们正在为糖业市场的控制权而斗争，因此分身乏术。他们在北美的贸易基地已经早已陷入泥沼。简报在阿姆斯特丹的公司办公室和位于海牙、被人们称为“议会大厦”（Binnenhof）的庭院建筑群之间穿梭往返。这封信令商人们和政府官员们的聚焦点都变得更加明确。他们开始明白，这个北美贸易基地是一个异类——它和在巴西、巴达维亚、台湾岛、香料群岛等其他任何一个荷兰殖民地都不同。其他殖民地有时也许会惹出点儿麻烦，比如在安波那岛上对英国人的那一场肮脏的大屠杀，但是他们其余的军事-贸易基地都没有问题，完全在该公司的控制之下。

在接到这封信之后，董事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他们要区别对待曼哈顿，不过，不是承认它是一个独立的殖民地，而是对其进行严厉打击。他们同意这些自命不凡的殖民地居民提出的基夫特必须走人这一点，但并不是出于殖民地居民们概述的理由。从亨利·哈德逊35年前为荷兰拿下那个地方以来，那里从来没有过一个强大、有能力的领导人。在此之前，董事们已经惊讶地发现，在发动战争之后，基夫特一直不愿上阵——实际上，他几乎没有离开过安全的堡垒。他们忽略了这份信中提出的新奇的权利主张，以及信中谈到的为本省成立代议制政府的说法。他们感受到了殖民地居民们的痛苦，但是他们的结论是，殖民地居民的困境并非缺乏民意代表所致，而是总督不知道如何行使权力。

于是他们开始物色新总督，这次，他们不想要倚仗裙带关系的无能之辈。他们需要一个效忠于该公司，拥有真正的领导才能，能够管束这些殖民地居民的人。一个管理者，对，一个能多一分优点——一个有能力的外交家——而少一分缺点的人。他们需要一个有勇气、有毅力、有头脑的人，一个不怕苦的人。他们需要一个老大。

[1] Adriaen van der Donck，A Description of New Netherland，Hanny Veenendaal and the author，15.

[2] Adriaen van der Donck，A Description of New Netherland，Hanny Veenendaal and the author，48.

[3] Van der Donck，Description，Johnson，trans.，63-64.

[4] 《圣经》中以撒和利百加的长子，身体强壮而多毛，善于打猎，心地直爽。

[5] Van der Donck，Description，Goedhuys，trans.，59.

[6] Van der Donck，Description，Johnson，trans.，49.

[7] Van der Donck，Description，Johnson，trans.，51.

[8] Van der Donck，Description，Johnson，trans.，58.

[9] Van der Donck，Description，Johnson，trans.，23.

[10] Van der Donck，Description，Goedhuys，trans.，37-38.

[11] Van der Donck，Description，Johnson，trans.，28.

[12] Van der Donck，Description，Johnson，trans.，5.

[13] A. J. F. van Laer，Van Rensselaer Bowier Manuscripts，573-574.

[14] NYHM 4：173.

[15] Van Laer，Van Rensselaer Bowier Manuscripts，636.

[16] Van Laer，Van Rensselaer Bowier Manuscripts，631.

[17] Van Laer，Van Rensselaer Bowier Manuscripts，636.

[18] Van Laer，Van Rensselaer Bowier Manuscripts，640.

[19] E.B.O’ Callaghan，The History of New Netherland，1：460.

[20] A. J. F. van Laer，trans. and ed.，Minutes of the Court of Rensselaerswyck，1：61，67-68，79.

[21] Van Laer，Van Rensselaer Bowier Manuscripts，616，649，650，666.

[22] Van Laer，Van Rensselaer Bowier Manuscripts，631.

[23] O’Callaghan，History of New Netherland，1：462.

[24] The Dutch Imagination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New World，c.1570-1670，”18.

[25] Van der Donck，Description，Goedhuys，trans.，90.

[26] Van der Donck，Description，Goedhuys，trans.，101.

[27] Van der Donck，Description，Goedhuys，trans.，115.

[28] Van der Donck，Description，Goedhuys，trans.，119.

[29] Van der Donck，Description，Johnson，trans，95.

[30] Van der Donck，Description，Goedhuys，trans，133.

[31] Thomas O’Donnell，Introduction，Van der Donck，Description，Johnson，trans，x.

[32] Ada Van Gastel，“Van der Donck’s Description of the Indians：Additions and Corrections，”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July 1990.

[33] 我要对迪耶德里克·威廉·古德海斯（Diederik Willem Goedhuys）深表谢意，他于1991年创作的新译本在很遗憾尚未能出版的约翰逊版译本的基础上做出了重大改进；我还要向艾达·露易丝·范·加斯特尔致谢，她于1985年完成的博士论文《阿德里安·范·德·邓克，新尼德兰与美洲》为我概述了早期译本中的许多问题；感谢纽约市尼德兰中心的汉尼·万尼黛尔（Hanny Veenendaal）为我重新翻译《新尼德兰记述》一书中的某些篇章提供的帮助。

[34] Van der Donck，Description，Goedhuys，trans，127.

[35] Van der Donck，Description，Goedhuys，trans，129.

[36] Van der Donck，Description，Goedhuys，trans，130.

[37] O’Callaghan，History of New Netherland，1：338-339.

[38] Shirley Dunn，“Enlarging Rensselaerswijck.” Dunn称在最兴盛时期，伦斯勒斯维克绵延“70多万英亩”。我把范·伦斯勒的那一大片被称为克拉弗拉克（Claverack）的土地也算了进去。

[39] Docs.Rel.，1：212-214.

[40] 1644年新尼德兰地方议会会议纪要（NYHM 4：190）显示6月6日范·德·邓克在阿姆斯特丹堡的法庭上。

[41] Docs.Rel.，1：190-191. 感谢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Vrije Universiteit Amsterdam）的威廉·弗里霍夫博士为我详细说明了他的观点，他认为那些殖民者的函件大部分是范·德·邓克所书，而博加德斯很有可能是1643年和1644年写的函件的作者。我就是在他的理论基础上进行推测的，他在以下著作中阐明了自己的观点：Wegen van Evert Willemsz.：Een Hollands weeskind op zoek naar zichzelf，1607-1647，735-738。

[42] A. F. A. van Laer，Minutes of the Court of Rensselaerswyck，1648-1652，1：10；Docs.Rel.1：431，532-533.

[43] 我确定范·德·邓克就是那些迄今为止人们从未认为与他有关的文件的参与者的方法相当简单。该殖民地的人很少。正如格林博士和弗里霍夫博士所见，范·德·邓克是唯一的法学毕业生，因此，他是唯一一个能够用拉丁文法律术语表达自己的观点，写就构思复杂的“书面质询”的人。我只不过是从这一时期有这些特点的文件档案中找到了突破口。然后我又前进了一步，我希望这一步能让我在我的猜测前面打个钩。在已知为范·德·邓克所写的一些文件中，我注意到了一个反复用到的不寻常词：American（美洲人）。在17世纪，用这个名词来形容一个人是很少见的。欧洲殖民者从未用这个词来称呼他们自己：荷兰殖民者认为他们自己是“新尼德兰人”，北面的英国人则是“新英格兰人”，而南面的那些人则认为自己是“弗吉尼亚人”。这一时期的人们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在提到印第安人时才会用到“American”这个说法。有史记载，这个词在英文中首次出现于1578年一份关于马丁·弗罗比舍（Martin Frobisher）的加拿大之旅的报告中：“美洲人……居住于昼夜平分线上。”这种用法在这一时期的荷兰文献中更为罕见。荷兰人通常在提到印第安人时使用的词是“wilden”，意思是原住民，或者用范·德·邓克本人的话来说，是指“看起来粗野并且不了解基督教”的人。范·德·邓克曾用这个词，或者“naturellen”，即属于自然的人，来称呼印第安人。但是，在某些地方，他也曾将印第安人称为美洲人。在注意到这个词也曾出现在我怀疑是由范·德·邓克所写的法律文件中之后，我搜索了19世纪尼德兰有关以曼哈顿为中心的殖民地的所有政治文件，我发现“American”这个词出现了九次，都是用来指代印第安人，而且这九条结果都出现在作者名为范·德·邓克或者弗里霍夫博士和我分别归入范·德·邓克的作品的文件中。于是，“American”这个异乎寻常的独特用词就成了辨认范·德·邓克的身份的线索。

[44] Docs.Rel.，1：211. 原件错将日期标注为1642年。

第八章 独腿人

一个严肃的年轻人——粗脖子，肥头大耳，目光冷漠，嘴唇肥厚——站在西印度公司的护卫舰高高的艉楼甲板上，目不转睛地望向加勒比海潮湿的空气。在下方的甲板上和周围的船只上，300名士兵等待着他发号施令。他是一个没有什么军事经验的代理管理人，但是，当西印度公司的官员们有了目标时，他们就希望能看到行动。那是1644年3月；九年前，他离开了阿姆斯特丹，先是在巴西，最近是在荷兰控制的库拉索岛（island of Curaçao）上顽强地挨过了湿热的疟疾季节。对于一个荷兰人来说，这家公司是主要的晋升途径。不久之前，这位年轻人还是一个办事员；现在，他正指挥着一支舰队，向敌人逼近。

海面呈祖母绿色，天空蔚蓝，圣马丁岛在地平面上出现了。[1]西班牙王国日渐衰弱，它在加勒比和南美占有的土地岌岌可危。这座小岛——从战略角度来讲，位于被荷兰人称为“安的列斯群岛链”的“拐角”（hoek）的地方——在欧洲两大势力之间几度易手。它目前由西班牙人掌控，西印度公司想把它要回来，而这位官员决心要为他们得到它。他得到情报，西班牙人在该岛上的堡垒人手很少，他的手下也确实平安无事地抵达海滩，挖好战壕，架起一门攻城炮。然后，堡垒里大炮齐发。情报有误。这座堡垒最近已经新增了驻军，西班牙人全副武装，严阵以待。但是，对于这位荷兰指挥官来说，这有一个好处：这将是他展现勇气的第一个机会。他命令手下还击，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火药味。这时，他抓起一面荷兰旗帜，纵身跳到土堆垒成的防御墙上。显然，在狂热中他靠得太近了，进入了敌人的射程。正当他要插上旗子的时候，西班牙人开始了第二轮射击。这个男人倒下了，他的右腿被直接打断——应该是被火器射出的弹丸击中。在失去意识之前，他命令攻城继续。

由于17世纪战事频繁、科学探索的浪潮日益高涨，医学专著中关于截肢术的内容越来越多。截肢有许多技巧，这些技巧全都很可怕。病人通常要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被放在一张椅子上，由两个人将其按住。医生会用自己的手将病人受伤肢体的“皮肤和肌肉连根拔起”[2]，然后，据一篇文章称，“我们会用剃刀或雕刻刀把肉切下来……直至骨头，我们会用这把刀的刀背尽力抹刮这块骨头，为达到效果刀背需特制，从而，在砍削这块骨头时，覆盖在这块骨头上的骨膜的痛感可能会降低。否则它同样要经过撕裂、接合，这样会非常痛苦……完成此步骤后，你必须用一把锋利的锯子锯断骨头……”在没有麻药或镇静剂的情况下，这种恐惧已经足以令病人在锯子完成工作之前死去。一本外科医生手册用直白的语言指导医生们如何劝解病人：“让他以最虔诚的祈祷者的心态，准备好将他的灵魂献给主……因为，要将按上帝自身的形象创造的人肢解实在是不敬之举。”[3]

不过，尽管自己的腿被截断了，而且在此之后的几周内他都神志不清，但是彼得·施托伊弗桑特，这位34岁的加尔文教派牧师之子没有死，而且在圣马丁岛攻城失败之后，他在与阿姆斯特丹公司的“可敬的、明智的、有先见之明的、最谨慎的领主”通信时勇于承认错误。他直截了当地解释，进攻该岛的行动“未能如我所愿大获成功，一颗来势汹汹的弹丸使我失去了右腿，这很碍事”。[4]他以强大的意志忽略了他愤怒的残肢中流淌的脓汁和疼痛，干劲十足地重新开始对该公司在加勒比地区的事务进行事无巨细的管理。[5]他之所以要到这片棕榈树遍布的蛮荒之地来，是为了监视那些盐湖，制定战略，从潜伏在四周的英国、法国和西班牙舰船以及海盗手中保住荷兰属地，他甚至还要操心如何将刚烤好的面包带到正在进行演习的船上。疼痛程度不断升级，伤口在厚重的空气中溃烂化脓，然而成捆的指示和决议纷至沓来。即使是在那个不缺胆量的时代和地区，他肯定也是出类拔萃的。

他来自平原地区。斯海彭泽尔村（Scherpenzeel）位于尼德兰北方边陲的弗里斯兰省的威斯特灵韦尔夫（Westsellingwerf）地区，此地没有任何出名之处，因为根本没有人知道这个地方。那是平坦的农田，围栏镶嵌其中，这里的地平线没有充塞着城堡、堡垒、大教堂或其他大规模的文明象征物，人烟稀少。村民们冷酷、虔诚、顽强、自力更生，而他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弗里斯兰人相信事物有其不变的自然秩序；农民生下来的孩子就是小农民；如果你是牧师之子，那么你的职业道路就已经注定了。不过，奇怪的是——这也许是理解他个性的关键，他没有走寻常路——彼得·施托伊弗桑特没有接他的父亲——斯海彭泽尔的弗里斯兰新教归正会牧师巴尔塔萨（Balthasar）的班。有一种可能是：1627年，在他母亲去世后不久，他虔诚的父亲再婚了，而且马上热情高涨地开始和新娘生儿育女，组成新的家庭。正值青春期的儿子对这类事情往往反应强烈，性情高傲又固执的儿子也许尤甚。大约在他父亲再婚的时候，彼得似乎已经离家了。他在稍大一些的多克姆城（Dokkum）的拉丁文学校学习，那里的海港恰好是西印度公司前往“新大陆”的船只中转站。当这些船开来的时候，他的视野（名副其实的）很狭窄：对于一个由上帝和平原塑造出来的年轻人来说，这些100英尺高的舰船高耸入云，比他见过的所有东西都高，不管是天然的、人造的，还是应许了现实世界救赎的木制尖顶教堂。这想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继续在他父亲的母校上学，但他是以哲学生而非神学生的身份入学的——这是他打算背离人们期望的信号。无论施托伊弗桑特在进入大学时有着什么样的事业观，他在两年后突然离开时都改变了主意。根据他的敌人们后来的说法，他是在忘恩负义地和他房东的女儿上床之后被撵走的。[6]无论这一说法有几分真实性，他都很为自己的大学经历而自豪：自那以后，他本人的签名都是Petrus，也就是彼得（Pieter）的拉丁文（因此有学者派头的）形式。

这个大学肄业生就这样在当时生意如日中天的一家公司谋得了一个职位，签订了最低等的行政级别合同。他对工作的热忱很快就给公司官员们留下了印象，他们给了他一个很模棱两可的奖励：他被派驻到遥远的费尔南多-迪诺罗尼亚岛（Fernando de Noronha），此地距离巴西海滩还有200英里，因老鼠数量众多而在公司中闻名。从那里开始，他很快拿到了沿海殖民地伯南布哥的一个职位，然后又到了库拉索。和古往今来天生的领导人们一样，他走到哪里，手下们都对他趋之若鹜，这些被他的干劲所吸引的人认为跟着他就能给自己找到机会。虽然从他职业生涯的终结来看这不太可能，但是他对英国人有几分好感，这一点终其一生都未曾改变。他的这批追随者当中至少有两个英国人。那个在荷兰人的记录中被称为“卡雷尔·范·布吕赫”（Carel Van Brugge）的人实际上是出生于坎特伯雷的查理斯·布里奇斯（Charles Bridges）；而布莱恩·牛顿（Brian Newton）已经为该公司工作了20年。[7]这些人将沾他的光，一路前往曼哈顿区，并在曼哈顿为了生存而挣扎奋斗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但是，在这些友谊中，最能说明问题的却是与一位并未陪同施托伊弗桑特前往曼哈顿的年轻人的友谊。约翰·法雷（John Farret）出生于阿姆斯特丹，父母都是英国人。[8]和施托伊弗桑特一样，他得到了西印度公司在库拉索的一个职位；这两人也许是在那里见面的，也许早在阿姆斯特丹的时候就见过面。他们很快就成为朋友，这种友谊是施托伊弗桑特的其他友谊的真实写照——施托伊弗桑特扮演更有权力的角色，法雷在他面前几乎卑躬屈膝。但是法雷在有些事情上超过了施托伊弗桑特：他完成了大学学业，获得了一个法学文凭，而且还是诗人兼画家。施托伊弗桑特钦羡所有这些文化的象征，而他们的友谊就建立在他的钦羡之情和法雷费力讨好的举动之上。历史中的施托伊弗桑特的形象是呆板的，但是一项研究进展揭示了这种形象背后的深层个性：他和法雷保持了长时间的通信往来……而且是以诗的形式。[9]一连串长长的诗歌详细记载了他们的命运起伏，这些诗歌目前保存在阿姆斯特丹的尼德兰航海博物馆（Netherlands Maritime Museum），据我所知，这些诗歌中除了一些小片段之外，从未被翻译或出版。

这批诗作的存在——于20世纪20年代在荷兰的一家档案馆被发现——本身就说明了他们之间的关系。[10]正是法雷本人将这些诗歌保存起来并将它们和他自己的插图用牛皮纸装订在一起，显然他很为自己与这个后来因担任曼哈顿殖民地领导人而闻名的人之间的交往而自豪。自始至终，法雷都称施托伊弗桑特为“阁下”和“我的施托伊弗桑特”。“能唯您马首是瞻，我不胜荣幸，这是莫大的奖赏”，他宣称，“我的意志与您的意志紧密相连，我的心与您的心紧紧相依”。有时候，这些信件隐约透露出同性恋的意味（即这两个男人写到从对方的“灵巧的手”那里得到“如此的欢愉”）；不过，将这些诗视为观察17世纪的荷兰商人-士兵之间的关系的入口倒是不无裨益，在这样的关系中，人们显然会对权力更大的一方俯首称臣，而且他们会用如弗兰斯·哈尔斯（Frans Hals）肖像画一般神采飞扬、巨细无遗的巴洛克式语言来表达这种友谊。在整个诗集中，法雷的韵文都生气勃勃；而施托伊弗桑特的文笔则相当笨拙。施托伊弗桑特承认自己没有能力用“丰富多彩的拉丁文或花哨的法文”表达自己的想法，但是法雷在自己的回信中坚称，如果施托伊弗桑特愿意，他是可以用那些语言作诗的，而且法雷还厚着脸皮将施托伊弗桑特的韵文称为“神作”（goddlijck）。

施托伊弗桑特在库拉索当了三年的供需员，他在工作上和谋求晋升方面都很卖力。不过在这个过程中，他树敌不少，其中有荷兰的加勒比地区政治和军事行动指挥官扬·克拉逊·范·坎彭（Jan Claeszoon van Campen）。施托伊弗桑特的处境本来会变得很艰难，但是他很走运，范·坎彭在1642年去世了，施托伊弗桑特得到了他的职位。施托伊弗桑特的朋友们举杯祝贺他；法雷为此写了一首诗，赞颂如今蓄势待发、准备建功立业的“勇敢的施托伊弗桑特”，而且诗中充满了对施托伊弗桑特的批评者们的尖言冷语——这说明了施托伊弗桑特从未因树敌而不安。

施托伊弗桑特也必定为自己的成功而沾沾自喜。作为一个在阴郁的天空下成长，以浓汤为主食的弗里斯兰人，他为人骄傲、古板。如今，他管辖着一个在西班牙战争中属于无人之境的地方，那里是热带天堂，但又疟疾横行。在那里，他主宰着荷兰在整个加勒比竞技场中的行动。这个地区展现了日渐衰落的西班牙帝国和挣脱它控制的敌人之间如火如荼的血腥战争。糖、盐、染料木、烟草、马匹、铜——开发加勒比和南美沿海地区的方法是如此之多，令人欣喜若狂。虽然荷兰人渴望能利用西班牙对这个地区管控薄弱的劣势，但是西班牙人不愿轻易放弃这样的一个财富源泉。除了打开一个通往曼哈顿的诞生的新窗口之外，几百页荷兰文件详细记载了施托伊弗桑特在加勒比的岁月并为我们打开了其他窗口，透过这些窗口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对奴隶、印第安人和这片土地无情压榨的同时与其他欧洲殖民者之间的交战情况，这些珍宝级的荷兰文献经查尔斯·格林博士翻译之后被储藏于纽约州立图书馆。更重要的是，这些文件将荷兰帝国在美洲支离破碎的版图都拼凑到一起，展示出施托伊弗桑特是如何以军国主义高效管理一支由供应商、私掠船、交易商和信使组成的军队的。在荷兰人努力巩固他们在新大陆的领地的过程中，这支军队往来于曼哈顿和库拉索之间。它们清楚地表明曼哈顿不是像纽约港一样，在18世纪才崛起为一个国际性的港口，而是崛起于17世纪30年代。它就像一个齿轮，串联起从荷兰到西非，到巴西和加勒比海，再到阿姆斯特丹，最后回到欧洲的贸易圈。

在他的加勒比地区贸易站点，施托伊弗桑特成了这个贸易圈的推动者之一。他被嵌入了一个贯穿全部节点的沟通网络，并由此开始参与以曼哈顿为中心的殖民地事务。他得知基夫特在那里遇到了麻烦，而且尝试伸出援手，然而那变成了一个更大的笑话。在经历圣马丁岛惨败之后，他乘船返回库拉索。夜里，他的船似乎和另一艘朝相反方向开的船擦身而过。那艘船上有450名从被西班牙人侵袭的巴西贸易站点逃回来的荷兰士兵。[11]在此之前，这些士兵突然出现在库拉索，寻找食物并待命。在那里，他们被告知可以协助圣马丁岛行动，但是他们来晚了，等待他们的就只有西班牙人的第二轮炮击。最后，他们逃回了库拉索。当身体欠安的施托伊弗桑特看到他们出现在那里的时候，应该觉得相当难受：第一，因为如果他们能早点出现，也许就能逆转圣马丁岛的局势了；第二，因为库拉索的食物配给少得可怜，他养不起他们。他决定命令他们到新阿姆斯特丹去，这是一石二鸟之计。在那里他希望他们能帮基夫特解决印第安人问题。他觉得这些人也只剩这个用途了。[12]

尽管阿德里安·范·德·邓克以及其他人无数次尝试向西印度公司的董事们说明曼哈顿的战略重要性，但后者只有到后来才意识到这一点。巴西有更容易管理、更有利可图的甘蔗田，它被视为该公司业务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因此才会出现他们与西班牙人拼得头破血流的场面。更添乱的是，在巴西沿海地区，荷兰人不是直接与西班牙人作战，而是与葡萄牙人。该国是西班牙的属国，而且也正在争取独立。这两个帝国就像重量级拳击手一样，轮流蓄力，好给对手一记重拳，然后准备迎接反击。有一次，葡萄牙从里斯本派出86艘船和12000名战斗人员跨越大西洋，连续攻击正在围攻巴西东部的巴伊亚省的荷兰舰船。[13]

虽然基夫特对曼哈顿周边地区的印第安人发起的战争很残酷，但是与加勒比海尤其是巴西海岸沿线的战斗规模相比，它几乎不值一提。在过去30年间，巴西沿海地区交火不下百次，欧洲人可怕的战术组合包括在与用弓箭作战的印第安人交战时使用火枪并让步兵扔长矛，大地因攻城的炮火而变得千疮百孔。同为欧洲人的双方士兵在他们可笑的重甲中闷得喘不过气，一边战斗，一边还要被雅司病、痢疾和肠道寄生虫折磨得体无完肤。[14]每次交战时，双方的老兵都会按照惯例默默溜出队伍，从死尸中找到他们半死不活的伙伴，帮他们在喉咙上痛快地来一刀。战斗之残酷和这些被围困的殖民地面对的局面之严酷——“皮革、狗、猫、老鼠”[15]在被荷兰人围攻的一座城镇中，都成了果腹的食物——证明了其中的危险，也证明了环境的恶劣。正是这种环境造就了那个后来被曼哈顿人称为“司令”的人。

在离开巴西地界，接管库拉索之后不久，施托伊弗桑特对委内瑞拉沿海一个西班牙贸易站点发起了一次成功的进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此举的目的无疑是考验自己的魄力。然后他就进入到管理者的角色中了，他决意要将荷兰人的秩序带到混乱、散漫的热带天地。他曾垂涎收复圣马丁岛的机会，而失败给他带来的愤怒令他在履行管理职责时更加投入。在工作期间，他一边与自己的伤痛搏斗，一边还花时间给当时已经回到尼德兰的法雷写了一封信，告诉后者自己遭遇不幸的消息。法雷赋诗一首作为回应，这首诗题为《高贵勇敢的主人施托伊弗桑特圣马丁岛断腿诗》：

我亲爱的施托伊弗桑特，

朝您的腿呼啸而来的是什么样的霹雳雷丸

令您不支倒地？

那曾是支撑您身体的右侧栋梁

就这样被一击而碎，无情截断……

您留下的印记太过深刻——噢！命运是如此残酷！

我的施托伊弗桑特，跌倒在他的防御墙上，

像一位恪尽职守的战士一样，他羞辱了敌人，

他们将他诱入阵地，在那圣马丁岛上。

子弹打中了他的腿；反弹伤在我的心上……[16]

但是无视这种痛苦是不行的——医生们告诉施托伊弗桑特，他被截断的残肢在那种气候里是好不了的；如果他还不离开，它会溃烂化脓。他开始拒绝了——他才当了18个月的荷兰加勒比海地区行动领导人——但最终，他在回家复健的想法面前让步了。

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带着这么折磨人的伤跨海总归是一件令人难以忍受的事。这种情况确实发生了，这是一场极其可怕的海上之旅。“挤奶女工号”（The Milkmaid）于1644年8月离开库拉索，但是这艘船直到12月才抵达荷兰港口。坐过船、运河中的驳船、马车，经过有山形墙的建筑，穿过一股股冬天特有的煤烟和炖菜散发出来的怡人气味，他被拖到了住在莱顿附近的姐姐安娜（Anna）的家里。生活立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过去九年在瘟疫横行的热带地区忍受的耐力测试突然结束了。他身在文明进步的荷兰农村，身边满是炖肉和熏鱼，有人照料他的残肢，给他上药。这是一个经典场景：受伤归乡的士兵受到人们照料。而且，故事的结局是，他爱上了他的护士。[17]朱迪斯·贝亚德（Judith Bayard）是安娜·施托伊弗桑特（Anna Stuyvesant）丈夫的姐姐，当这位伤残人士来到这里的时候，她正和这对夫妇一起生活。她不是放荡的年轻姑娘，而是一个意志坚定的老姑娘——37岁的她比施托伊弗桑特大3岁，之前她一直和自己的父亲（一位牧师，这无疑令两人有了一些共同话题）生活在一起。当她的父亲去世的时候，她刚进入这个家庭；她来照顾这位病人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朱迪斯来自南部的布雷达，也就是阿德里安·范·德·邓克出生的地方。她是一位加尔文教派中的胡格诺派教徒，她一家人是为了躲避天主教迫害而逃离法国的。

在他踏上返乡之旅的数周时间里，施托伊弗桑特花了一些时间，想出了他这次不得已而为之的旅行能够给他带来的附带利益：至少他能有机会给自己找个荷兰新娘。看来这肯定是天意，这个新娘并未让他踏破铁鞋无觅处，而是得来全不费工夫——虽然他的残肢是穿不上铁鞋了。但是他的求爱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实际上，他的姐夫，也就是我们谈到的这位女士的弟弟似乎用了好多瓶法国葡萄酒和他打赌，称施托伊弗桑特不会有胆量求婚，甚至连他忠诚的朋友约翰·法雷也表示怀疑。法雷在另一首诗中写道，施托伊弗桑特的这段关系绝对不会开花结果，因为“他体内的普里阿普斯[18]已经死去”。这让施托伊弗桑特动了怒。他马上回了一首诗，在这首辞藻比平时更加华而不实、情感更加热烈的诗中，他指责自己的朋友企图“让我在拿酒打赌的赌局中必输无疑”，并且宣称——作为曾经的男子汉——他全身心地希望这位女士能“上这张床”。不到一年之后，他们结婚了。[19]

伤口终于痊愈了，施托伊弗桑特宣布自己能胜任职务了。于是，有一天，他一瘸一拐地走进了该公司阿姆斯特丹总部的中庭（这座建筑依然存在，现在里面是一家餐饮企业，服务生们就在这个中庭里飞快地走来走去，完全没有注意到中间的施托伊弗桑特青铜塑像），炫耀着他的新木腿和凭勇气与效率而赢得的美名。几乎与此同时，一封信寄到了这些办公室。它来自曼哈顿。这封信以异常强硬的、律师用的术语陈述了这块北美殖民地上一塌糊涂的局势。它要求将基夫特革职，并任命一位能够引进代议制政府的新总督，“如此一来，整个地区今后应该就不会再因一个人的心血来潮而陷入同样的危险”[20]。这些董事局的领导肯定一会儿看看这封信，一会儿又看看这个从新大陆归来并且渴望回到他的加勒比海职位上去的年轻人。他们不喜欢基夫特莽撞愚蠢的管理风格，但是他们同样不喜欢从曼哈顿传来的这番关于代议制政府的说法。显然，他们面前的这位坚毅的弗里斯兰年轻人能给格劳秀斯或者笛卡尔一点儿颜色瞧瞧，对他来说，本公司的规矩就是唯一的“自然法则”。他不是喜欢思考那些过于复杂、没有用处的事情的人，而是一个身材矮胖、知道自己的职责和身份的牧师之子。总而言之，他就是一个优秀的年轻人。毫无疑问，没过多久，他就学会了用自己的木腿了。

与此同时，在苏格兰，1637年夏季的一天，一个名叫珍妮·格迪斯（Jenny Geddes）的女人启动了另一串连环事件。[21]据这个已经成为苏格兰传奇的故事称，她是一个爱丁堡的“卖甘蓝的妇人”，或者卷心菜贩。如果您赞成在历史学中运用混沌理论，那么她那一天的举动——怒掷板凳——就是那扇动而引发飓风的蝴蝶翅膀。

在那个礼拜日，她对准了苏格兰最有学识、最受尊敬的人群之首，圣吉尔斯大教堂教长汉纳博士（Dr.Hanna）。这位教长站在他的布道坛上，身穿长袍，神色庄严，手里拿着薄薄的一卷书，那卷刚刚印好的书的扉页有着素净而优雅的镶边，上面用红色和黑色墨水清楚写明了其用途：“教会会众、圣礼执行及苏格兰教会其他礼拜仪式部门祈祷书，国王陛下之印刷工罗伯特·扬印制，M.D.C.ⅩⅩⅩⅦ”。大教堂里坐满了地主和农民。每个人显然都知道麻烦要来了——他们来这里就是一心想看一场打斗。这位教长打开了那卷书，开始读里面的内容，这正中他们的下怀。接着，一个刺耳的声音打断了他——珍妮·格迪斯起劲地叫道：“你是在对着我的耳朵唱弥撒吗？”然后她抄起自己带来的板凳（靠背长凳是给男人坐的，女人们如果要坐下就得自己带板凳来），瞄准，然后把它扔到了教长的头上。整个现场沸腾了。

她扔出去的那个板凳相当于那“响彻全世界的枪声”[22]，这一事件将引发英国内战。从此以后，国王查理将被迫放下国王的威严，扮演起将军的角色，指挥效忠于他的军队对抗那些由议会集结起来的军队。围绕这场战争而发生的事件将对美国的建立，对曼哈顿以及英国殖民地产生多层面的影响。

英国内战大概首先是一场宗教战争。如果说17世纪的主线基本上就是对全球帝国的争夺，那么这条主线上充满了在宗教改革的余震中因各种阶层宗教世界观的冲突而引发的战事。英国国教在亨利八世统治时期脱离天主教会，从那时起，它就采纳了较为温和的新教形式，保留了教会神职人员等级制度和在罗马影响下对花哨的法衣、华丽的礼拜仪式的喜好。大部分的英国人对此都很满意，但是有些人觉得很恼火。清教主义不是源自英国的一场运动，而是从欧洲大陆移植而来的意识形态，是某种意义上的二次宗教改革，是继续革命的号召。英国清教徒们是通过神学的镜片观看广阔世界中发生的所有事件的。他们看到宗教冲突席卷欧洲大陆——“三十年战争”本质上是天主教势力为了扭转新教国家摆脱他们势力的势头而发动的一系列攻击——而且，除了他们的极简主义风格主张之外，他们还树立起了一种信念，那就是英格兰就是新以色列，上帝选定此地作为对抗教皇和他那些神气活现的红衣走狗的大堡垒。在查理统治期间，清教主义席卷英国社会，赢得了农民和贵族的支持。它告诉人们如何改善个人生活，还给了人们一个民族自豪感的聚焦点。当然了，还有你必须履行的责任。

清教主义还带有民主元素。先是马丁·路德，然后是约翰·加尔文，清教徒们将他们的愤怒对准了天主教人为创造的等级理念，这种理念在平民基督徒和他们的上帝之间横插一杠。以此类推，天主教的所有用具，即镶褶边的牧师服、华而不实的绘画、蜡烛和香妨碍了基督教生活中意义深刻的核心活动——研读《圣经》，遵循教义，因此都被禁止使用了。最后，对教会势力的怀疑反映到了政治中——清教徒们开始反对任何可能妨碍他们完成自己眼中的神圣使命的权威，即使那个权威是他们自己的国王也不例外。那些远渡重洋、移居北美的清教徒也许已经对让英格兰成为新以色列的想法不抱希望，但是他们带来了自己的上帝选民观。“新大陆”将成为“新耶路撒冷”。在反抗查理的过程中播下的民主种子将在130年后的美国独立战争中开花。这种直截了当的宗教热忱与政治改革紧密相连，这两者的结合正是清教徒为美国命运的塑造做出的伟大贡献；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史学家和领导人都在赞颂清教徒的筚路蓝缕之功，直到罗纳德·里根仍引用了“山巅上的光辉之城”[23]（shining city on a hill）的说法。本书提出的观点并不否认其影响，但是我们要给它加上另一个在美国国民性塑造中发挥了真正作用的因素。

令英格兰内战成为必然的人是查理，他任性地切断了自己与其子民们的联系。他的乡村住宅，他镶着蕾丝边的配饰，他娶了天主教徒为妻，他的大厅里还挂着凡·戴克和鲁本斯等人的画作，他存在于自己的天地中，与自己统治的那个社会之间的距离与日俱增。在他的鼓励下，神职人员在他们的服装中加入了华丽的元素，并且给教堂加上了装饰品——和罗马风格越来越像。（一位清教徒领袖将查理装饰圣保罗大教堂的工程描述为“为教士打造一个放屁股的座位”[24]。）查理认为清教徒们很迷信，就像他们所鄙视的对圣物过分迷恋的天主教徒们一样。他很高兴能颁布禁令，禁止印刷他们的宗教宣传册——于是，他们被迫去找莱顿和阿姆斯特丹的印刷商。

清教徒改革运动在苏格兰势头最盛，于是，缺乏政治常识的查理决定通过给他们的教堂引进新的祈祷书和祈祷文来让苏格兰人守规矩，而这本新的祈祷书在仪式和语言上无疑都更偏向于天主教。结果是珍妮·格迪斯扔出了她的板凳，最终，苏格兰公开叛乱爆发了。为了筹集资金镇压苏格兰起义，查理不得不召集议会开会，那是他11年来第一次这么做。一旦召集议会，清教徒领导人就有了开展活动、反抗国王的力量基础。

荷兰当局一直注视着这场愈演愈烈的危机的每一步进展。从1642年7月开始，荷兰驻伦敦大使阿尔伯特·约阿希米——此人10年前曾向查理请求释放“团结号”，这艘载着从曼哈顿归来的彼得·米努伊特的船曾被英国人扣押——给他在海牙的上司们写了一系列语言生动而又越来越尖锐的急件，读来仿佛前线发来的新闻报告：“更多骑兵现身此地，步兵们不断随着鼓声应征入伍”[25]，“舍伯恩城堡被围攻的消息已传到此地……那些被围攻者在两三百名议会支持者的夹困中被杀死……法国大使已经向英王告辞，计划于本周离开……一个品行良好的教会支持者告诉我，上个周六，埃塞克斯伯爵（Earl of Essex）带领一支军队驻扎在距离什鲁斯伯里12英里的地方；英王已经加强了那个地方的防御，他把他的主力军留在了那里”[26]。这位老外交官感觉到了即将发生的事情，他建议他的政府利用查理四面楚歌的局面，终结英国和荷兰在北美洲殖民地上愈演愈烈的摩擦。他写道，荷兰议会“应当致信英王，请求陛下同意下令在新英格兰的英国人不要惊扰在新尼德兰的荷兰人”。

约阿希米觉得有必要采取行动了，因为荷兰殖民地面对的来自北方的压力与日俱增。由于英格兰的这场动乱，新英格兰的人口大大膨胀，达到新尼德兰人口的十倍之多。两个在米努伊特的时代不成气候，正在死亡线上挣扎，靠在曼哈顿的荷兰代表们送来的零零散散的爱心包裹接济的移居点（普利茅斯和马萨诸塞湾）如今已经是四个功能齐全的殖民地。在荷兰人认为是他们自己的领地上，康涅狄格和纽黑文已经独立出来。这些殖民地都有它们自己的管理体系，几乎不受母国的干预，这一切都多亏了忙于降服对方的英王和议会。1643年，为了巩固自身，主要是为了对抗荷兰省份，他们组成了一个联盟：“新英格兰联合殖民地”（the United Colonies of New England）。

不过，奇怪的是，即使感觉到了北方人口带来的压力，以曼哈顿为中心的殖民地还是因从英格兰迁往新英格兰的难民潮而获益良多。英格兰清教徒叛乱尽管在民众中有广泛的基础，但是在意识形态方面极其狭隘。光是一个热情如火的新教徒还不够——你还得是站对边的新教徒，否则你那明亮的热情之火会将你标记为需要神学净化之人。“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Thou shalt not suffer a witch to live”），在查理的父亲指导下翻译的《出埃及记》如是说。[27]因此，浸礼会教徒、再洗礼派教徒、家庭主义派教徒和门诺派教徒都被打上了这种标记。这种荒唐的事情自然会令我们摇头，但是在一个充斥着咒语和药水的年代，决定让谁走入火堆可是件严肃的事情。[28]

于是人们一拔接一拔地离开了英格兰。但是在选择跟随早期清教徒们的脚步移居美洲之后，那些受鄙视的派别成员却恼怒地发现，在忍受辽阔的海洋上可怕的一切之后，新英格兰的大部分清教徒依然和在故国一样，强调派系有别。事实上，在新英格兰的开放空间，对于神字的回旋余地甚至更少，对巫术的癔症并不会在一段时间内达到顶点，但是各个社区都迅速采取行动，将不同教派的成员逐出教会并强迫他们离开。所以，17世纪40年代初期有两次反弹，失意的英国宗派主义者源源不断地从旧英格兰逃到新英格兰，然后，他们在绝望中想起了荷兰人引以自夸的宽容，于是又迁往南方以曼哈顿为中心的殖民地去寻找避难所。他们零零散散地穿过阿姆斯特丹堡的格栅门房，威廉·基夫特很高兴收留他们。此时他已经四面楚歌，并且意识到他必须增加在他管理之下的人口才能生存下来。17世纪荷兰国民性的不可思议之处在于，除了给他们定居的土地，他还给了他们随心所欲地奉行信仰的自由，这在那个时代可真是件稀罕事。在禁止他自己的同胞拥有半点儿代表权的同时，他却基本上坚持给这些初来乍到的人披上一张宗教自由之毯，而宗教自由是他引以为豪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这显然不难推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这些殖民地居民自己很清楚他们这里被当成了避难所，而且他们为此而自豪。范·德·邓克在写到其中一个英国难民时，用像是来自遥远未来的史学家的视角对这种情况做了一番总结：“（他）在英格兰风波乍起时来到新英格兰躲避风头，却发现他是刚出狼窝又入虎口。于是，他投身于尼德兰人的保护伞下，为的是能顺荷兰宗教改革之势，享受他没想到在新英格兰得不到的信仰自由。”[29]

基夫特让英国移民们宣誓效忠荷兰议会并给他们定居的土地，他们在奠定后来的纽约市的基础方面出了一份力。这些人中有几位出类拔萃的人物。一位稳重的伦敦贵族德博拉·穆迪夫人（Lady Deborah Moody）皈依了再洗礼派，她声明自己愿意为该教派的惊人观点而献身，即受洗者必须长大成人，明白受洗的意义之后方可受洗。[30]伦敦人都被震惊了：50出头、身份尊贵的她与农民和更下等的人一起挤进一艘臭气熏天的木船，逃往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在那里，塞勒姆法院威胁她，除非她宣布停止她的疯狂行径，否则就要将她驱逐出境。清教徒首领约翰·恩迪科特（John Endecott）为此还说了一句名言，“她是个危险的女人”。基夫特给了她和她的追随者们长岛西南端的所有权。这个管事的女人为自己的社区自行草拟了一个计划，这个社区叫“格雷夫森德”（Gravesend）［人们现在依然可以在麦当劳大道和格雷夫森德涅克路（Gravesend Neck Road）的交界处看到她最初计划的框架］。然后，她开始着手安置她的那些对洗礼很在意的追随者们。于是，他们在布鲁克林的一角，即包括今天的本森赫斯特、科尼岛、布莱顿海滩和羊头湾在内的地区，建立了第一个由女性创立的新大陆殖民点。

安妮·哈钦森（Anne Hutchinson）也从英格兰到马萨诸塞，再到曼哈顿寻找奉行信仰的自由。[31]她信奉的理念是个人完全无须借助宗教组织的帮助也可与神沟通。新英格兰的领导人将她视为17世纪的无政府主义者——哈钦森想废除原罪，而清教徒政客们认为这是维持法律和秩序不可缺少的一种道德刑罚。特别令人担忧的是，她在波士顿很快就获得了一批追随者。基夫特不介意——或者也许他感觉到了她待不长，不会闹出什么乱子：当她出现在他的地盘上时，他在印第安人闹得最凶的当口把她安置在一个无人之地。她和她的一小撮追随者在他给的土地（在布朗克斯的佩勒姆湾，现在以她的名字命名的河岸边）上安家不到一年之后，哈钦森、她的六个孩子和其他九个人在印第安人发起的一场袭击中丧生。

前往荷兰殖民地的清教徒难民领袖有三人，在这近乎传奇的三个人中，教士弗朗西斯·道蒂（Francis Doughty）是第三个。他曾因“不信奉国教”而被驱逐出格洛斯特郡的教区牧师住所，当他在马萨诸塞湾宣讲“亚伯拉罕的孩子们本该受洗”[32]时，人群一片哗然，然后他就前往曼哈顿了。他也得到了基夫特慷慨的馈赠，并开始在未来的皇后区建立第一个欧洲殖民点，直到印第安人发起的一场恶意攻击改变了一切。道蒂活了下来，他放弃了荒凉的长岛。为了寻找新的机会，他安顿了下来，成为曼哈顿日益膨胀的英格兰信众的牧师。但基夫特未予批准；他设想在新阿姆斯特丹周边的社区建立一个缓冲地带，而且他坚持要道蒂将那些残存的英国信众带回到自己的长岛居民点去。[33]结果，道蒂也是个倔脾气，他断然拒绝了这位总督，用近乎争执的口吻说，如果基夫特认为现在在那片荒地上安营扎寨很安全，那他可以自己去试试看。基夫特收回了赠地，而且还让道蒂在堡垒中的单人牢房里蹲了24小时。

因此，道蒂理所当然地加入了这个殖民地方兴未艾的反基夫特运动。他也是天生就好与人争论的人。1645年6月，他指控另一位英国人威廉·格里森（William Gerritson）唱的歌中伤了他和他的女儿玛丽。也许正是在这里，他吸引了某位年轻律师的眼球——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18岁的女儿吸引了这位律师的眼球。我们不知道阿德里安·范·德·邓克和玛丽·道蒂第一次见面是在哪里，但是看来范·德·邓克当时就在法庭上。[34]如果说这个一副贵族派头的荷兰人和这位年轻的英国女性之间最初存在语言障碍，那么这位有着一个作风强硬、思想独立的父亲的女孩将证明自己是个足智多谋的前卫女性，他们很快就克服了这种障碍，在年底之前就完婚了。

不过，这段浪漫爱情却只能暂时告一段落。在这对夫妇邂逅之前，西印度公司的19位董事在阿姆斯特丹碰头，审查他们各个贸易站点的事务。他们宣称对于安哥拉和巴西协作增效一事乐见其成：让奴隶从西非远渡重洋到该公司在南美洲的地里去干活，一开始这只是个试验性的概念，如今却是大有可为。“蒙主恩典，一切情况良好，”他们向海牙的政府大臣们报告，听起来，他们对于自己在人类史上其中一个最令人心痛、最丑陋的行径中扮演的角色有种怪异的兴奋感，“由于不时地将黑人从安哥拉引入巴西，雇用他们种粮食，谷物产量大大提高，过去要价8～10盾的面粉，如今以6个斯提弗的低价售出……”[35]

至于曼哈顿，虽然他们私底下正在安排基夫特的继任者，但是董事们决定命令他制定一份和平协议，以终结那场灾难性的印第安战争。基夫特接到这些指示的时候已是仲夏，也许是感觉到自己的任期可能快到头了，他在执行这些指示的时候格外卖力。他知道这些部落的力量中心在北方。莫霍克人和莫西干人控制着下游河谷地区说门西语（Munsee-speaking）的部落，他们经常派出代表要求那些部落进贡。所以，虽然基夫特与较南端的印第安人保持敌对，但他还是断定最明智的做法是先与更强大的部落达成正式的和平协议，从而确保拉力坦人、塔潘人和其他与曼哈顿更接近的群体能效仿。不过，这意味着他要深入北方黑暗的心脏地区，让自己置身于野蛮人之中。基夫特还是几乎从不走出新阿姆斯特丹。他需要一个了解北方印第安人，能说他们的语言，被他们认识而且信任的人。他求助于阿德里安·范·德·邓克。

基夫特对于那封写于上一年秋天，要求将他撤职的信依然一无所知。他肯定不知道范·德·邓克一直在和那些满腹牢骚的殖民地居民会面。范·德·邓克似乎又开始扮演模范儿子的角色了——就像他开始公然反抗老人家基利安·范·伦斯勒之前的做法一样，他一直颇得这位总督的欢心。他同意帮助基夫特。

基夫特还带着他两人委员会中的另一成员约翰内斯·拉·蒙塔尼——当然，还有一批士兵——沿河而上，走了150英里。印第安人同意在奥兰治堡边界内和他们见面。伦斯勒斯维克的官员们也参加了会面，其中一个担任官职的是名叫阿格洛恩斯（Agheroense）的莫霍克人，他会说易洛魁联盟的所有语言以及莫西干语，将从旁协助，为范·德·邓克进行口译。阿格洛恩斯——应该还有范·德·邓克和基夫特总督——当晚在“大庄园主宅”，也就是伦斯勒斯维克总督的住所过夜。那天早上，他从楼梯上下来，和范·德·邓克打招呼，范·德·邓克向他介绍了基夫特，然后这三个人在早餐桌边坐下聊天。[36]与此同时，阿格洛恩斯在给自己的脸上涂礼仪性的彩绘。在坐着看他涂脸的时候，基夫特明显兴奋了起来，因为这个人用来涂脸的是一种闪闪发光的金色物质。他让范·德·邓克问问那是什么；在他的脑海中休眠许久的希望——最初，西班牙人在南美洲发现金子的事实点燃了所有欧洲人心中的希望——又复苏了。这会不会是解决他的殖民地财政问题的答案呢？如果是这样，他的事业不也就得救了吗？阿格洛恩斯把那个罐子递给了范·德·邓克，范·邓克又把它递给了基夫特，基夫特问自己能否买下这个罐子，好好研究一番。

在和谈期间，一定有一种讽刺的感觉在范·德·邓克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作为一名法学和府际关系学的学生，他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观察机会。一边是曾和他一起生活过的印第安人，他研究过他们的社会，而且在很多方面都很欣赏他们；另一边他自己民族的代表却是一个缺乏诚信、让他鄙视的人。在谈判的过程中，范·德·邓克清楚地意识到基夫特此番前来并未准备好。在他后来写的关于该地印第安人的著作中，范·德·邓克描述了谈判礼节，根据他的记录，这些礼仪包括一方口头陈述自己的提议，同时献上适当的礼物。在协商开始时，这份礼物会被悬挂起来；另一方有三天的时间接受这份礼物，如接受则标志着协议达成。[37]而基夫特没有带来任何可以悬挂起来的礼物。与莫霍克人和莫西干人订立如此重要的协议需要一些重要的物件方能成事，否则酋长们会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基夫特开口向范·德·邓克借礼物，并许诺会给他一笔可观的报酬，以答谢他为殖民地做出的贡献。

范·德·邓克提供了必要的东西——显然，那就是一大批贝壳串珠。1645年7月下旬回到新阿姆斯特丹后，基夫特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他给了范·德·邓克最想要的东西：属于后者自己的领地，一大片土地的专有权。而且这个地方的位置也很理想：不是遥远的北方内陆地区，而是毗邻曼哈顿。范·德·邓克得到的授权地从内地直接延伸至岛屿的北方，顺着河岸绵延12英里，东至布朗克斯河（Bronx River）——共计2.4万英亩[38]。然后，因为他帮忙办了事，也因为他把对于基夫特的看法存在了心里，他成了今天的布朗克斯和威彻斯特县南部的地主。他立刻搬过去向印第安人购买土地，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他和玛丽开始工作，他们雇了佃农来清理土地，雇了木匠来建房子和锯木厂。（锯木厂对于后来在其所在的河流地区发展起来的社区非常重要——后来，旁边延伸出了一条林荫大道——这条河就是以该锯木厂命名的。）这一大块地带来了一个非官方头衔。在尼德兰，“Jonker”（或者“Yonkheer”）的意思是年轻的乡绅或者地主。从那时起，荷兰的文献记录中就把范·德·邓克称为“the Jonker”。在他去世很久之后，这块土地的通俗叫法依然和这个头衔联系在一起——“年轻地主的土地”（“the Jonker’s land”），人们会这么说。在英国人统治时期，这个叫法被简化为“Yonkers”，它镶嵌在下威彻斯特县的一个区名里，这就是美国历史向阿德里安·范·德·邓克表示的微不足道的敬意。

一回到曼哈顿，基夫特马上就埋头安排和该地区的印第安人签订和约。1645年8月30日，在“蓝天华盖之下”，整个城镇的人都聚集在阿姆斯特丹堡前。[39]酋长们——哈肯萨克部落的奥勒塔尼（Oratany）、塔潘部落的瑟瑟科姆（Sesekemu）、雷士嘎瓦旺克部落（Rechgawawanck）的威廉（Willem）、奈亚克部落（Nyack）的玛雅乌唯亭内敏（Mayauwetinnemin）、维阔斯盖克部落的埃皮安（Aepjen）威风凛凛，整齐划一地聚集于此，他们各自代表自己的部落或者有些人“以邻近部落酋长的法定代理人身份”前来。双方达成“坚定且不可违背的和约”，并且同意不再以暴力形式，而是以商讨的形式解决未来的争论。双方派出的20人在和约底部做了标记或者签字。阿德里安·范·德·邓克不在场，但是他未来的岳父道蒂教士是签名人之一。第二天，基夫特发布了两个公告：一个是将某一天定为全民感恩日，第二个是下令调查那个出产莫霍克人令人着迷的金色物质的矿藏。他相信他想到的是一石三鸟的妙计：保住他的工作，停止战争，而且——如果对那些金色物质的初步试验结果无误——找到能让这个殖民地繁荣兴旺的东西。那么，也许这些居民就不会再有不满了。

他对于和印第安人休战的想法是对的，但是对于其他事情的看法就并非如此了。他身边的一切都已经开始崩塌。6月的一个早晨，英格兰内战在北安普敦郡绿草如茵的高地上达到了顶点，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领导下的骑兵侧翼高喊着“上帝赐予我们力量！”，终结了手执长矛的议会军队和英王的骑士们之间的大规模冲突——保皇党军队溃不成军，4000人的部队就此投降。[40]英国的动乱给新英格兰的清教徒们壮了胆。他们已经在荷兰人的领地上凿出了两块（康涅狄格和纽黑文），并且还在继续推进，成船的新教徒跨过海峡从大陆来到了长岛最东端，并在荷兰人的土地上建起了临时社区。在南面，彼得·米努伊特带来的瑞典人入侵“南河”，基夫特追击无果，损失惨重。新瑞典殖民地如今有三座堡垒和大约300名殖民地居民。瑞典军事指挥官很有才干，他从侧翼包抄了这条河边的荷兰贸易站点，并且说服该地区的印第安人只与瑞典代表进行交易。至于那些金色的物质，事实证明那是黄铁矿——俗称“愚人金”。

至于那些殖民地居民以及他们的不满，梅林和奎伊特才正要发动攻势，以反对西印度公司及其对他们的封建统治。他们如今有了一个盟友，一个在这个社区有既得权利的地主，一个有着他们所需的技能、认识到这个殖民地的外部和内部问题只能通过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才能解决的人，一个私底下已经决心斗争到底的人——直到海牙政府办公大厅内庭方肯罢休。范·德·邓克已经蓄势待发。他走到了人生的一个新阶段，从学生到观察者，再到如今的行动者。到1647年时，他有了一个妻子，还有他梦寐以求的大片地产。讽刺的是，他如今却几乎没有时间享受这一切了。这场斗争将吞噬一切，它是一根导火索，一个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运用正义原则的机会。

撤换基夫特的日子终于到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基夫特肯定已经准备好了：这种事情之前就发生过一次，当时他被迫从法国拉罗谢尔港逃走。是他的命令带来了死亡，令人们饱受折磨、身首异处，如今他是背负着这一切的罪人。1647年5月11日，当他站在海滨，看着一条从四艘刚刚下锚的船上下来的小艇向他驶来，压力和黑暗从他的眼睛里和脸上不由自主地浮现了出来；他的呼吸肯定随之变得浊臭。那是一个天色蔚蓝的春日，就像一幕戏剧终了时角色谢幕一样。社区里的所有居民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都聚在了他的身边：约里斯·拉帕里和卡特琳娜·特瑞科，以及他们的孩子和孙子；外号“土耳其人”的安东尼·范·萨利和他的妻子格里耶·雷尼耶——如今他俩都是体面人了，不过依然很难相处——还有他们的四个女儿；一个刚刚拿到曼哈顿一家农场所有权的非洲寡妇安娜·范·安哥拉（Anna van Angola），还有安东尼·刚果、扬·内格罗和其他拥有奴隶身份和自由民身份的黑人居民；肤色各异的丹麦人、巴伐利亚人、意大利人和一些本地的印第安人；被谋杀的克拉斯·斯维茨的儿子科内利斯·斯维茨；英国难民领袖德博拉·穆迪夫人和弗朗西斯·道蒂教士；嗜酒如命，曾在布道坛上抨击基夫特、帮助殖民地居民反抗他的牧师弗拉德斯·博加德斯；活动家奎伊特和梅林；西印度公司的走狗科内利斯·范·廷霍芬，在为基夫特做事期间，他曾屠杀、折磨印第安人，如今他还希望自己能在新一届政府中保留一官半职。在场的还有站在铺着鹅卵石的码头区的阿德里安·范·德·邓克和他的妻子玛丽，现存于世的描述这一幕的文字正是出自范·德·邓克的手笔。现场充满了节日的气氛，叫声此起彼伏，庆祝的炮声响起。解放的时候到了。[41]

然后，慢慢地，一种仿佛灰色雨滴的沉默气氛笼罩了他们。远远地，他们先是看见了一双小眼睛，仿佛尖锐的鹅卵石镶嵌在宽大的脸盘上，那双眼睛透出了冷酷。然后，他的胸甲折射出的那道阳光，还有他腰间的那把剑肯定引起了他们的注意，那是展示他有能力、谨小慎微、军事化风格的重要部分。最后，他们会看到他下船，而且马上会注意到一些不同寻常之处——他的动作很奇怪，透着一种不自然的僵硬，但脸上没有伴着痛苦或退缩的表情，仿佛是在挑战痛苦本身。然后，所有人的目光自然而然地往下移动，他们看到了，他少了一条腿。

[1] 关于对圣马丁岛的进攻细节请见Charles T. Gehring and J. A. Schiltkamp，trans. and ed.，Curaçao Papers，1640-1665，32-35，以及册子“Broad Advice”。

[2] Peter Lowe，Discourse on the Whole Art of Chyrurgerie（1596），as quoted in Richard A.Leonardo，History of Surgery，153.

[3] John Woodall，The Surgeon’s Mate（1617），as quoted in Henry H. Kessler and Eugene Rachlis，Peter Stuyvesant and His New York，48.

[4] Martha Eerdmans，Pieter Stuyvesant：An Historical Documentation，52-55.

[5] Gehring and Schiltkamp，Curaçao Papers，37-48.

[6] “Broad Advice”，H.C.Murphy trans.，160称施托伊弗桑特“先前拐走了他在弗拉讷克（Franiker）的房东的女儿，而且被抓个正着，因为他父亲的缘故，他被释放了，否则他本来是要颜面扫地的”。

[7] Charles T. Gehring，Council Minutes，1652-1654，223.

[8] 传记信息源自 J.D.Uhlenbeck，“Genaelogie van het geslacht Farret”。在大部分的资料中他都被称为Johan，但是家谱显示他出生时名叫John。

[9] 法雷和施托伊弗桑特之间的书信往来保存于阿姆斯特丹的荷兰海事博物馆（Nederlands Scheepvaart Museum）。我是以由该博物馆的图书管理员J. P. Puype誊写，查尔斯·格林的“新尼德兰计划”收藏的抄本为基础进行创作的。尼德兰中心（Netherlands Center）的Hanny Veenendaal 为我提供了通俗译文。

[10] I. N. P. Stokes，ed.，Iconography of Manhattan Island，1498-1909，4：Supplementary Addenda for 1645.

[11] Gehring and Schiltkamp，Curaçao Papers，36-39.

[12] 感谢查尔斯·格林建议我跟随这450名随着施托伊弗桑特走街串巷的士兵的脚步。

[13] Joao Capistrano de Abreu，Chapters of Brazil’s Colonial History，1500-1800，83.

[14] 关于在巴西的医疗和战斗情况，请参考F. Guerra，“Medicine in Dutch Brazil”。

[15] Duarte de Albuquerque Coelho，Memorias diarias de la guerra del Brasil，quoted in Abreu，Chapters of Brazil’s Colonial History，82.

[16] 感谢Elisabeth Paling Funk为我翻译这首诗。

[17] 关于施托伊弗桑特返回尼德兰的旅程的一些信息，我参考了Alma R. VanHoevenberg，“he Stuyvesants in the Netherlands and New Netherland”。

[18] 希腊神话中的男性生殖力之神，园艺和葡萄种植业的保护神。——译者注

[19] 这对夫妇前往南方的布雷达成婚。瓦隆（Walloon，法语区）教堂在1645年8月13日记录到：“皮埃尔·施托伊弗桑特先生，新尼德兰乌斯廷德（Oestinde）公司的经理，朱迪斯·贝亚德，贝亚德先生的幼女，贝亚德先生终生担任布雷达的法兰克教堂的牧师。”

[20] Docs.Rel.，1：213.

[21] 许多著作描写过这一幕。我参考的是J.Cameron Lees，St. Giles’，Edinburgh：Church，College，and Cathedral，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第21章中对那些最早描述的综述。

[22] 这里指莱克星顿的枪声，它象征着美国独立革命的开始。——译者注

[23] 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最初的统治者约翰·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发表过一篇著名的布道词，题为《基督教仁爱的典范》（A 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其中引用了《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登山宝训”中关于盐和光的隐喻：“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意在提醒在新英格兰建立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清教徒殖民者，他们的新社区将成为一座“山巅之城”，被整个世界所注视。——译者注

[24] Charles Carlton，Charles I：The Personal Monarch，166.

[25] Docs.Rel.，1：127.

[26] Docs.Rel.，1：127，133，134.

[27] Exodus 22：18，King James Version.

[28] 我参考了Barbara Mowat的“Prospero’s Book”中对于16～17世纪的英格兰神学与巫术鱼龙混杂的情况的阐释。

[29] Docs.Rel.，1：305.

[30] John Winthrop，Journal of John Winthrop，Richard Dunn，James Savage，and Laetitia Yaendle，ed.，462-463.

[31] 关于哈钦森的事迹，我参考了John Winthrop，Journal of John Winthrop，Richard Dunn，James Savage，and Laetitia Yaendle，ed.，473-446，and Selma R.Williams，Divine Rebel：The Life of Anne Marbury Hutchinson，chapters 1，9，and 14。

[32] E.B.O’Callaghan，The History of New Netherland，1：257.

[33] 关于道蒂和基夫特的冲突的信息来自Adriaen van der Donck Remonstrance of New Netherland，Docs. Rel.，1：305以及宣传册“Broad Advice”，159。

[34] 道蒂和范·德·邓克都在新阿姆斯特丹法庭上的日期详见 NYHM 4，266-274。可能只有范·德·邓克的对手西蒙·波斯（Simon Pos）本人在这些记录中提及的日期到场，范·德·邓克和玛丽·道蒂后来应该是在7月见面，范·德·邓克当时从北方回来了。

[35] Docs.Rel.，1：157.

[36] 阿格洛恩斯、范·德·邓克和基夫特的这一幕取自Adriaen van der Donck，A Description of New Netherland，Diederik Willem Goedhuys，trans.，48-49。

[37] Adriaen van der Donck，A Description of New Netherland，Diederik Willem Goedhuys，trans.，129.

[38] Van der Donck，Description，trans.，Jeremias Johnson，ed. Thomas F.O’Donnell，xxvii.

[39] 关于《阿姆斯特丹堡和约》的详情来自NYHM 4，232-234。

[40] 在对纳斯比战役（Battle of Naseby）进行简略描述的时候，我参考了Joshua Sprigge，Anglia rediviva；Mark Kishlansky，A Monarchy Transformed，165-166；After the Battle of Naseby（画的作者为Sir John Gilbert）；以及询问了Naseby Website上的村民（www.hillyer.demon.co.uk）。

[41] 关于施托伊弗桑特抵达的情况取自“Broad Advice”，162-164，以及Van der Donck，Remonstrance，Docs.Rel.，1：309-310。

第九章 将军与公主

他带着一群随从来到这里：四艘船的士兵，他的一批“顾问”，还有一个妻子。他不苟言笑的做派及其军人政客的神态给聚集在码头区的殖民地居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像孔雀一般，趾高气扬、妄自尊大”，范·德·邓克对于他们新领导人的登场方式如是总结道。[1]人们也穿上了他们最好的衣服：我们能想象到，在1647年的那个春日，许多顶松软的宽边帽、花边领、紧身裤或者膝盖上打着结的长筒袜，还有宽筒靴——下曼哈顿一派伦勃朗画中的景象。

在风车的帆叶和阿姆斯特丹堡的断壁残垣下，在广阔的海港的映衬下，他们举行了一场正式的仪式——象征着领导权更替的火炬交接。在他的演说词中，施托伊弗桑特宣誓自己的做事方式会“像父亲对待他的孩子一般”[2]。他释放出来的权力信号清清楚楚：当整个社区的人向他脱帽致敬的时候，他的帽子却纹丝不动。在殖民地居民们还站着的时候，他却坐下了。

基夫特发表了讲话，他感谢殖民地居民对他的忠诚和信任。那完全是言不由衷，是每个地方的政客都会用的空洞说辞，而在一个典型的荷兰贸易站点中，这番说辞换来的是一片沉默。但是他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礼节性地停下来，给社区居民一个机会向他回谢。约赫姆·奎伊特抓住了这个停顿的时机，宣泄了一个水手的满腹嘲讽，大意就是基夫特应得的不是感谢，而是别的东西。科内利斯·梅林补充了几句大胆的评论。其他人开始插话。这场仪式眼看又要陷入人们熟悉的乱糟糟的局面。

然后，不知何故，大家都看着施托伊弗桑特。他在现场，人们感觉到了，注意到了他的影响力。现在，他们闭嘴了。施托伊弗桑特当然已经知晓了整个情况；实际上，因为在阿姆斯特丹看过那份记载着殖民地居民的抱怨之辞的文件，所以他比基夫特还了解情况。他肯定对基夫特非常不屑，那是一位军官对于未能赢得下属尊敬的人的情感。但是，站在那些反抗权威的乌合之众一边又是完全违背他本性的事情。至少，他认识了激进分子阵营中的一些领头人，知道了梅林和奎伊特的名字。他向社区居民们郑重宣告，在他的管治之下，人们可以快速平等地获得正义。然后他很快结束了讲话。

施托伊弗桑特肯定被这个殖民地所展现出的混乱和居民目无尊长的程度深深震惊。他以军事独裁方式经营库拉索，结果皆大欢喜；他在巴西看到的情况也是一样。这些贸易站点都是荒凉之境，人们注定要抛弃所有的文明理性，如果不严格维持秩序，他们就会被梅毒搞得精神错乱，身不由己地被野蛮人、疾病和潜伏的欧洲敌人掠走。任何来到这样一个地方生活的人都清楚，这是一个以军事管制方式统治的地方，他们没资格要求话语权或者对公共事务管理方式表示不满——他有必要提醒他们这一点。一旦他这么做，他们就会看到其中的好处，在遵循加尔文教义的政府机构的管制之下，和谐社会成为可能。这样，他们很快就会乖乖听话了。

他和他的子民们（他就是这么称呼他们的）之间没有蜜月期。由此，从他刚到此地起，他就浸入了在这个殖民地独有的政治激流之中。在欢迎仪式草草收场之后，他和他的妻子匆匆转身前往他们的私人天地——他们的新家就在他们的身后。阿姆斯特丹堡是四边形的建筑，每个角落都有棱堡形的岗楼。穿过前门，经过秘书办公室，施托伊弗桑特夫妇走进了中庭。这个地方就像个难民营。中庭右边一路都是西印度公司士兵的营房，士兵们是这位总督在这个殖民地的权力支柱。但是士兵们涌出了营房，他们在院子里和城里的其他地方露宿。施托伊弗桑特应该已经认出了他们当中的一些熟悉面孔，因为正是他让这座城镇人满为患。那一船士兵从巴西逃到库拉索，然后又被施托伊弗桑特派到新尼德兰帮基夫特，如今他们依然在这里。他们是在印第安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来到这里的，基夫特不知道要拿他们怎么办。他们如今虚弱无力、食不果腹，要求拿回欠饷，在街上醉醺醺地到处乱逛，寻衅斗殴，破坏财产——这是施托伊弗桑特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

院子左边是礼拜堂，旁边的山形墙砖房就是给这位总督留的住处。这对初到此地的夫妇花了一些时间才安顿好。施托伊弗桑特让他疼痛的假肢稍事休息。朱迪斯开始从这场历经劫难的旅程中慢慢恢复元气。她到此地的时候已经有四个月的身孕，这意味着她怀孕的头三个月基本都是在大西洋的颠簸中度过的，从这一点来说，她的勇气可与她的丈夫媲美。

然后他的统治时期就开始了。旧秩序发生的变化立刻显现了出来。松散的周四委员会议程一去不复返了。新总督每天都会亲自上阵。科内利斯·范·廷霍芬遂了愿——施托伊弗桑特留他当了秘书——但是他可能后悔了：这位秘书手上的文书工作量——公告、提案、决议、判决书、委任状、传票——突然大增。

施托伊弗桑特甚至在他还没来之前就已经知道这个地方需要什么；他到这里的几小时内发生的事情只是更加坚定了他重整秩序的决心——他所能带来的那种结合了军事体制和企业效率的秩序，掺杂着一个虔诚的加尔文教徒的心理，强调罪人要在严厉的神明面前卑躬屈膝——他认为这就是解决之道。在他到来之后的那个礼拜日下午爆发了一场酒后械斗。[3]在得知此类事情是家常便饭之后，他立刻发布了两道戒律：第一条是禁止小酒馆老板在礼拜日出售烈酒（直到当天下午两点）；第二条戒律规定任何“在激动或愤怒”情形下拔刀的人都可能面临六个月的监禁，并且只能吃面包、喝水，如果他持刀伤人，则刑期将跃升为八个月。

在面对殖民地居民和西印度公司的水手和士兵时，他一视同仁。没有人能像指责基夫特一样指责他偏袒公司雇员。当和他一同到来的两名水手被发现违反禁令，未经许可私自上岸的时候，他下了判决，将他们“连续三个月绑在独轮车或者手推车上，干最重的活，绝对不许吃面包和水之外的东西”[4]。

但这些都是装装门面的——这种简单的“生活品质”方面的指令很容易被大众接受。真正需要解决的是正在酝酿中的暴动。在最初的几天里，他绕着这个小城镇走了一圈，随身带着一张纸，这张纸可真扰人心神：那是1644年10月殖民地居民们以约赫姆·奎伊特和科内利斯·梅林的名义寄出的那封信的副本，信里要求将基夫特撤职。讽刺的是，这封信确实达到了它的目的，但它也因此为这个殖民地带来了一个将此类举动视为叛国的人。曼哈顿殖民地的文件显示出了施托伊弗桑特心思缜密的一面：一方面，和人们通常对他的看法不同，他能明察秋毫，具有扳倒对手的政客资质，以及权衡考量的能力。比如，史学家们一直对施托伊弗桑特选择留下基夫特的秘书一举感到困惑，因为科内利斯·范·廷霍芬贪婪、不诚实，而且出了名的好色，这些都是会让古板的施托伊弗桑特——这个被历史铭记的人——憎恶的特点。但是，范·廷霍芬也是这个殖民地上最聪明的人，是博闻强记而又像狗一样忠于西印度公司的辩论家，是能用本地部落的语言与他们谈判，转头又能带人到同一个村庄去进行一场无情的军事袭击的人。显然，施托伊弗桑特能权衡此人的多种特点，并且选择有利于他自己的方面。不过，平时更具本色的施托伊弗桑特会占据上风，他会用正统加尔文主义的眼光看世界，认为世界非黑即白。他从阿姆斯特丹带来的这封信令他深受震动。信的作者违背了荷兰帝国的建国原则，这种有着神学根基的秩序原则创造出了一个成功的文明社会。这种赤裸裸的僭越之举本身就已经能说明问题。他会用果断的手腕处理这个问题，这是他们罪有应得。

与此同时，在距他几步之遥、尘土飞扬的河畔街道上，有人正在举行秘密会议。这位新总督曾许诺正式审理新尼德兰居民诉基夫特案，而奎伊特，梅林，法学生阿德里安·范·德·邓克，贸易商霍弗特·卢克曼斯，英国人托马斯·霍尔（Thomas Hall），来自布拉格、聪颖又多才的波希米亚人奥古斯丁·赫尔曼（Augustin Herman），以及其他几名新阿姆斯特丹居民相信了施托伊弗桑特的话，并正在为他们的案子做准备。施托伊弗桑特不知道他们的意图，也不知道他们有多么较真。随意看看这一部分的记录，其页数之多足以让人的脑子里乱成一团，其中充满慷慨激昂的抨击和争辩之辞，而其议论的事情在1647年已是陈年往事。他们抗议那位总督并且成功地把他赶下台；战争结束了。他们就不能好好过日子吗？

他们正在好好过日子。印第安人进攻的威胁已经解除，繁荣景象渐渐重现。锤子敲击钉子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不时传来；人们开始建房子；田地都被清理干净，耕好准备播种；海港的航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繁忙。这些人不希望那种突然陷入混乱的情况再次发生。他们再次投入建设，现在他们希望能有决策发言权。史书对此关注不多，但是曼哈顿岛上的这个小群体体现了最早的现代政治冲动：该群体的成员们坚持要在他们自己的政府中占据一席之地。荷兰共和国有两股活跃势力，他们狭路相逢，正面交锋。第一股势力是帝国的缔造者、富商巨贾及其军事贸易指挥官、奴隶主和屠夫，以及贸易站点建造者，他们留下的石头残骸变成了遥远的国度——加纳、巴西和斯里兰卡——荒烟蔓草中的旅游景点。另一股势力是知识分子和政治家：源起于文艺复兴时期；体现在伊拉斯谟、斯宾诺莎、格劳秀斯和其养子笛卡尔的哲学思想中；植根于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安特卫普和莱顿等以贸易为导向的外向型城市中；经奎伊特、梅林，尤其是范·德·邓克之手输出到美洲土地上。这些人从两个角度审视了他们的处境。首先，他们要考虑家庭因素。但是在人类简单的保护欲之上，他们的头脑中还有一些理念，与他们的命运自主息息相关——这些理念在下一个世纪会如何发展尚未可知，它们依然是模糊的、不成熟的，但也是新鲜的、至关重要的。他们有的是激情。

而施托伊弗桑特人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与世隔绝的农业省或军事站点度过的，这些地方的生活是由下达的一连串指令和需要遵守的指令组成的。他很聪明、严肃、诚实，但也很狭隘。他对于更大范围内的荷兰思想潮流几乎一无所知，更别说范围更大的欧洲思想潮流了。这种情况决定了双方必须一较高下。

然后，在6月初，在私人住宅中或者后来被施托伊弗桑特蔑称为“密谋酒馆”的地方，活跃分子们用绿色粗制玻璃大酒杯喝着麦芽酒，他们身边的人玩着西洋双陆棋和克里比奇纸牌等无伤大雅的游戏。[5]这些人提出了一个针对他们前领导人的法律案例，他们认为这个案例会成为一个可以帮这个殖民地赢得某种形式的代议制政府的媒介。这份案例的执笔人显然是范·德·邓克，他将他们的愤怒转化为论据。首先，他用非常专业的法律词汇，向多个在这场与印第安战争密切相关的危机中发挥作用的人提出了一长串的“书面质询”。这份言辞严厉的质询书被张贴了出来，宣誓人是亨德里克·凡·戴克（Handrick van Dyck），他是西印度公司的一名曾经向印第安人发起进攻的士兵，直指这场冲突的核心和基夫特对此的责任：

1.前任总督基夫特在1643年24～25日晚间派出一队士兵到扬·艾弗逊（Jan Evartzoon）种植园旁的帕法尼亚和曼哈顿岛上的科勒种植园后面，并让他们杀死一群印第安人，包括睡在那里的妇孺，他对此事不是心知肚明吗？

2.基夫特先生之前是否曾向委员会提议进行此次远征，然后向时任士兵长官的他传达此命令；他是否曾为此投票？

3.此举难道不是大大激怒了印第安人？次日我们的基督徒和这些美洲人[6]之间难道不是爆发了全面战争，而且战争不正是从当时开始的吗？

4.那些印第安人日前已经因惧怕莫西干人（Maicanders）而逃到上述地点，希望能得到我们的保护，免遭敌人毒手，这不也是事实吗？

5.我们荷兰人在帕法尼亚和曼哈顿岛上这件残忍的事情发生之前，在这个地区难道不是一直与这些印第安人和平共处吗？[7]

对基夫特的秘书兼打手范·廷霍芬的质询从他不遗余力地强迫当地部落向该公司缴纳税收充当保护费的事情开始，然后再以上庭律师的口吻，将这些事情织成一张让他无所遁形的控诉之网。

1.他，秘书本人的曼哈顿语，也就是这一带印第安人的语言，不是说得很流利吗？

2.他不是因此在前任总督基夫特和那些印第安人的交流过程中担任了口译员吗？

3.他是哪一年被派去向那些原住民征缴玉米的？如果去的不是他，那是谁？

4.向几个部落做过这种事情？他们叫什么？

5.那些印第安人是心甘情愿地缴纳玉米吗？他们是否对此进行了抗议，他们的反对意见是什么？

6.他能以书面形式汇报——如果不能的话，以口头形式——基夫特先生交付给他的这次任务的结果吗？

7.他做过哪些方面的努力，劝说印第安人同意缴纳玉米？

8.作为宣誓证人，他在哪一年被基夫特先生派去见拉力坦人；他去那里的时候不是带着“海王号”（Neptunus）船长海因德里希（Heindrich）麾下的一帮荷枪实弹的士兵吗？

9.总督对他，秘书本人，在此事中下达了什么命令，且他是如何执行的？

10.总体而言，他们在出发前，站在总督府前时，基夫特先生是否曾向这些士兵下达过任何不同的命令？

11.在同一年，他们不是也曾以类似的方式远征拉力坦人吗？他知道这些远征行动的原因和目的吗，当时得到了什么结果？

12.拉力坦人次年不是报复过他们吗；四名基督教徒在史坦顿岛被杀；他们后来不是摧毁了大卫·彼得森（David Pietersen）[8]的房子吗？[9]

1647年6月中旬，施托伊弗桑特召集双方——基夫特是一方，梅林和奎伊特是另一方——会面，他希望这次会面能做到快刀斩乱麻。在会面过程中，反对派将安静地坐着听他说明局势，做出判决。这些质询清单的长度，其中暗含的对各方的需求以及重组该殖民地政府的要求，令他大感震惊。他的脾气和粗俗的语言是出了名的——在士兵群里的历练盖过了他在加尔文教家庭中获得的教养，此时正是他出口成“脏”的最佳时机。他匆忙结束了会议，当晚从头到尾将这些文件读了一遍，然后第二天重新召集他的顾问团——由基夫特当政时的上一届政府的支持者和他从库拉索带来的人组成——让他们帮他裁决此事。不过，他已经打定主意——那些长篇大论的质询书令他的信念更加坚定——并给他的顾问们列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让他们在阅读材料时思考。透过这些问题，我们能清楚地窥见他对于民选政府问题的想法，以及所谓的“荷兰帝国”对此事的思维模式。

1.你们可曾听闻或见过哪个共和国的臣民未经他们的上级许可，构思、起草并向地方长官提交他们自行编写的质询书，并让长官据此进行审查的？

2.两名居心险恶、自作主张，在未获得他们的上级许可和民众团体决议的情况下，妄想让委员会全体成员在审查上届委员会的质询条款上签字的刁民，是否会招致极其恶劣的后果，并导致更恶性的事情发生？我称其为居心险恶的刁民是考虑到他们与上届总督和委员会之间存在强烈敌意，他们被认为扰乱人心，事实证明确实如此……

3.如果这些狡猾的家伙获得这一权利，他们难道不会从此更加自作主张，与我们和我们任命的顾问们作对，以篡取类似，对，更大的权力来对抗我们，我们的政府是否不应让他们如愿？[10]

施托伊弗桑特的拍手党连连称是——他们全心全意地认同他的意见，用英国人布莱恩·牛顿的话来说，如果这些殖民地居民获准继续网罗完整的法律论据，与该殖民地的合法政府作对，那将“后患无穷”。借助当初基夫特召集起来的八个人组成的班子，施托伊弗桑特立即否认了奎伊特、梅林和其他人代表了该殖民地民意的说法。这些人代表不了任何人，他们只能代表他们自己。

此时有几件事情几乎同时发生。奎伊特和梅林抗议称施托伊弗桑特和他的委员会偏向基夫特和西印度公司一方（他们也许已经注意到了，正等着启程回荷兰的基夫特如今也成了委员会成员），因此，他们提请裁决的所有事情都会落空。与此同时，施托伊弗桑特显然已经让基夫特看过这封三年前写的信了，在这封信里，就是这帮人，声称他们代表该殖民地的选民，要求将基夫特撤职。阿姆斯特丹的董事们从未让基夫特看过这份文件，他仔细读了这封信，越看越怒火中烧，他意识到自己不光彩的职业结局并非阿姆斯特丹董事们的意见所致，而是出自他自己的殖民地居民们之手。

施托伊弗桑特要的就是这个反应：这和施托伊弗桑特的期望是基本吻合的。然后，基夫特写了一份正式的控诉书，称这些人处心积虑地“捏造事实，用心恶毒，诬蔑、为难他们的长官”，抱怨他们“鬼鬼祟祟，暗中寄出诋毁他人名誉的信件”，[11]并要求起诉他们，还自己一个清白。

施托伊弗桑特的下一步正需要这个。他派一位信差带着基夫特的信的副本，从珍珠街跑到梅林和奎伊特家中，并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回应。这个很快已经颇具政治团体雏形的群体的几位领导人聚到一起，准备他们的答复。这件事情必须秘密进行：科内利斯·范·廷霍芬的房子紧挨着“东河”沿岸奎伊特和梅林的房子，而且施托伊弗桑特急欲收集其他同谋者的信息。如果他们还有一个时机做出让步，小心翼翼地回复请求新任总督大发慈悲原谅他们，那就是现在了。然而他们选择了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在6月22日起草的那封信很长，充满法律色彩，用词文雅、精准，毫不退缩。那也完全是范·德·邓克的手笔。

在三年的时间里，尤其在他新婚后，搬到这座岛的北面之后，这个人一步步地卷入了新阿姆斯特丹的事务。作为一名上庭律师，他曾在施托伊弗桑特和他的委员会面前露面。和他当初对基利安·范·伦斯勒和威廉·基夫特一样，从施托伊弗桑特到来那一刻开始，他就对施托伊弗桑特虚与委蛇。在他们结识初期，施托伊弗桑特曾向他示好。我们不难想象，施托伊弗桑特曾邀请范·德·邓克和他的英国妻子玛丽·道蒂（根据荷兰风俗，女子出嫁后依然保留娘家姓）进入总督府。范·德·邓克和施托伊弗桑特的妻子朱迪斯·贝亚德肯定一起回忆并谈起过他们在家乡布雷达都认识的人。当施托伊弗桑特和范·德·邓克在一起的时候——后者29岁，比前者小8岁——他发现范·德·邓克很能干，志向远大，是可以培养为西印度公司办事人员的可造之才，也是能够帮助他管理这个殖民地的人。和他与其他父亲式的人物打交道时一样，范·德·邓克煞费苦心地在施托伊弗桑特面前展示出模范儿子的形象。在他准备回复基夫特之前的那一周，范·德·邓克大方地自掏腰包，让伦斯勒斯维克的农民们用船送来了350蒲式耳的小麦和燕麦，以备新任总督的家庭和禽畜来年之用。施托伊弗桑特接受了这份礼物。[12]

与此同时，范·德·邓克也代表水手、商人、寡妇和农民上庭，并结交该殖民地的牧师——社区中具有天然影响力的人物。[13]这样，他参与了更广泛的社区事务。在这一时期的文献记录中，范·德·邓克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个崭露头角的政客，一个努力结交上流和底层人物的人。在为总督办事的同时，他也在帮助他的朋友梅林——他们六年前有了交集，从那时起，他们就成了朋友——和他的“同谋们”。显然，他对他们有同情之心——确实如此，很快，事实就证明了，他建立政治基础完全是为了将其作为平台，在此之上为正义事业在他体内燃起的激情之火而奋斗。

那封用来回复基夫特的信以滴水不漏的法律语言为框架，其中却流淌着汹涌澎湃的情绪。它是写给施托伊弗桑特和他的委员会的，信的开头就以华丽辞藻简洁明快地写道：

尊敬的先生们！

法庭信差于本年度即1647年6月19日约9点将前任总督基夫特的书面要求送给我们，并转达了一份命令，要求我们在48小时内给出答复。现回复如下——[14]

基夫特之前在给阿姆斯特丹的董事们的信中曾控诉他们对于他代理地区事务进行诽谤，于是，信中一条接一条地反驳了基夫特的控诉。在某些例子中，我们能透过信中辛辣的讽刺意味感受到其中的感情。

房子、谷仓、营房和其他建筑烧毁后剩下的成堆灰烬，还有牛的骨头，都充分展示了这个地区在这场战争中受到的关照，感谢上帝。

在其他例子中，例如在质疑基夫特对委员会同意其向印第安人征税一事，信里只是就事论事：

法令称委员会同意收税一事在三封信E.、F.、G.和1644年6月18、21、22日的行动中都可见，因此，我们无须再对此事做进一步的声明。

在评价对周边的印第安村庄屠村一事时，信中又流露出了真情实感：

印第安人自己的举动表明，他们把自己当成了羔羊，在1643年帕法尼亚和曼哈顿岛上发生的那悲惨景象中，我们都能看到，他们是受害者。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当时任凭他们自己、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如羔羊般任人宰割，而且（可以这么说）像羊羔一样来寻找我们，想依偎在我们的怀抱中。我们恳请全体民众，每一个当时幸免于难的人都说出印第安人当时受到了多么残忍的对待。向上帝发誓，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撒谎。

这封信没有回避殖民地居民是否有权利参与他们的政府事务，它选择直面此事。前任总督权势滔天，“有如王侯”，而那个由八人组成的委员会几乎成了殖民地的代表机构，在面对向印第安人发动战争的离谱决定时，该委员会以恰当的方式表示了抗议。以范·德·邓克在莱顿大学学习的“典雅法律”的表达方式，这封信列出了古代先贤们对此类事务的看法：第欧根尼（Diogenes）、安波罗修（Ambrose）、阿里斯提得斯（Aristides）以及色诺芬（Xenophon）都曾对统治者在参战决议方面的权利和限制有过一番高论。基夫特曾在施托伊弗桑特及其委员会面前要求将梅林和奎伊特这两个“扰乱治安的害虫”送到阿姆斯特丹受审。如今这封信主动请求让这二人前去，但不是以基夫特所说的身份，而是以“热爱新尼德兰的主人翁”的身份前去。这个案件应当交由国家最高主管部门裁决；问题不在于这场战争，或者这个殖民地管理者，而是关乎一个遥远的贸易站点的公民权利。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一个判例案件。“到时，我们来看看国际法如何裁决此事”，这封信援引格劳秀斯刚刚总结出的法律原则，提出了这一要求。

施托伊弗桑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用不同寻常的长篇大论的法律分析方式，分析了这一局面，并指出他也认为此事体现出了两种相互抵触的法律观的对决。他也援引了他所熟知的古代权威的话，其中包括《圣经》中的先贤，这番论述揭示了他的统治观：“不可毁谤神，亦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Thou shalt not revile the gods，nor Curse the ruler of thy people）（《出埃及记》22：28）；“你不可诅咒君王，亦不可心怀此念”（curse not the king，no not even in thy thought）（《传道书》10：20）；“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Be subject unto the higher powers）（《罗马书》13：1）。[15]最后，作为一名军人，他援引了《海陆军法规》中的规定：“出言有意发动兵变和叛乱者其罪当诛。”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荷兰共和国与西班牙依然处于交战状态，曼哈顿是那场战争的前哨。既是为了让殖民地居民见识一下杀鸡儆猴，也是为了执行法律，他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作为叛乱组织公认的领袖，科内利斯·梅林应当被处以死刑；约赫姆·奎伊特则应被驱逐出境，其财产应当充公。梅林表达了到荷兰上诉的意愿，施托伊弗桑特（据范·德·邓克引述）用黑色幽默还击：“在我管治期间，人们可以考虑上诉——任何人只要想这么做，我都会打断他的腿，把这个缺胳膊少腿的人送到荷兰去，让他这样上诉。”[16]

然而，在他的委员会的劝说下，施托伊弗桑特将对这两个殖民地居民的判决修改为逐出殖民地——实际上给了他们一个上诉的机会——并且命令他们搭第一艘船离开。[17]

当时，多条航线都瞄准了同一个目标——“艾美莉亚公主号”（Princess Amelia）。[18]这艘重达600吨、载有38门咣当作响的火炮的船抛锚停泊在港口，它的船体上整齐码放着重达20万磅从库拉索装载的红色燃料木材。正是这艘船将施托伊弗桑特带到这里，它现在已经准备好返回阿姆斯特丹了。它的指挥官——28岁的年轻人扬·克拉森·博尔（Jan Claesen Bol）和约翰·法雷一样，都是施托伊弗桑特的仰慕者，他此次在曼哈顿停留了三个月，在这段时间里，他也担任了施托伊弗桑特的委员会成员，监督基夫特诉梅林和奎伊特案。到9月中旬，又有一批货——约1.4万张海狸皮——被收到这艘船上，它已准备就绪，恭候乘客到来。

于是，他们来了。急不可耐的基夫特——如今他身边有了施托伊弗桑特这个强大的盟友——要赶回家乡去为自己辩护，还自己一个清白，而且要看指控他的人受到惩罚。奎伊特和梅林备好了成捆的文件，准备在海牙总议会面前对施托伊弗桑特的判决提出上诉。也曾与基夫特有过节的牧师埃弗拉德斯·博加德斯，还有许多在巴西、库拉索和曼哈顿之间奔波，衣衫褴褛，一再挡施托伊弗桑特的道的散兵游勇也在船上，这位总督命令他们返回家乡，好把他们甩掉。

他们于8月16日启程了。这次横渡大洋的旅程平安无事。然后，整件事情的高潮部分来了，而且让人匪夷所思——博尔船长犯了航海者的一个经典错误，他把布里斯托海峡［又称“错误海峡”（False Channel）］错当成了英吉利海峡。这艘船在威尔士的海岸边搁浅了。大浪将它三次抛起又重重甩下，它被海底的岩石撞得四分五裂。数日后，威尔士农夫们都在海滩上到处翻找海狸皮和其他值钱的东西，曾经被视若珍宝的生命如今成了漂浮的残骸。

“艾美莉亚公主号”失事的消息一传出，新阿姆斯特丹的居民们肯定都惊呆了。从最初的震惊中回过神之后，公众的看法是上帝用不同寻常的直接手段惩罚了罪孽深重的基夫特，而其他乘客是不走运，离上帝降下的雷霆闪电太近。总议会应该也没有举行风光的葬礼哀悼任何一方。施托伊弗桑特一直碍于他的职位而忍让基夫特；他支持的不是这个人，而是他的官职。至于梅林和奎伊特，他们是误入歧途，错信了一种危险且不道德的谬论。上帝肯定完全把这次船难看作上天纯粹而可怕的手段，伸张正义，以儆效尤。双方都做了邪恶之事；和所多玛城与蛾摩拉城的下场，还有“大洪水”时期的情况一样，主选择了将这些恩怨一笔勾销。但是，即使在最可怕的时期，上帝依然对他的子民有信心，留下了一个领袖。诺亚在“大洪水”中幸免于难，摩西选择了带领他的子民远离邪道。如今，施托伊弗桑特可以成为领袖了。他可以将注意力转向真正重要的事情了。

他确实这么做了，而且他在行动中表现出了惊人的才能。如果振兴荷兰在北美领地的任务是交给了一个才华稍逊的人来承担，那么英国人应该会提前几十年横扫这片大陆，而荷兰人在曼哈顿岛上留下的印记将会太过微不足道，无法影响历史进程。这块殖民地周围确实存在大问题，而且荷兰人一直任由它们滋长。施托伊弗桑特走进了一个棋局，在这场棋局中，他的前任一直下得很糟糕：将资源尽数投入了一次计划不周的袭击，却忽略了来自其他领域的攻击。施托伊弗桑特评估了这些威胁因素，按照优先级排序，并且开始行动。他一下就看出了后来的史学家们没注意到的一点：新英格兰不是铁板一块，它是由四个独立的殖民地组成的，每个殖民地都各行其是，而且他们相处得并不融洽。南面的两块殖民地，即康涅狄格和纽黑文，对荷兰人的态度不友好。而施托伊弗桑特注意到，其他两个殖民地是想找办法与他们的邻居和平共处的。毕竟，新普利茅斯的建立者是多年来在荷兰殖民地寄人篱下的英国清教徒，因此他们后来比较亲近荷兰人。马萨诸塞也比较服管；它是新英格兰殖民地中面积最大、最有势力的殖民地，而且，这里的老总督——花了近20年时间在“新大陆”打造出一个清教徒乌托邦社会（正是他创造了“山巅之城”这个词）——约翰·温斯罗普[19]虽然年老体衰，但依然是新英格兰最有影响力的人。（尽管和波士顿同时建立的村庄有很多，但是它成了首府，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温斯罗普选择生活在那里。[20]）

所以，施托伊弗桑特盯准了温斯罗普。“尊敬的先生，”在给温斯罗普的信中，他是这样开头的［执笔将此信译为英文的人是施托伊弗桑特的跟班、英国人乔治·巴克斯特（George Baxter）］，“我斗胆向您提议，请您本人及您的同胞中的中立之士雅鉴……是否愿意约定时间及地点，您本人和他们赏光与我一见……”[21]

施托伊弗桑特知道，虽然英格兰的强大势力想夺取他对殖民地的控制权，但是在内战引起的混乱中，新英格兰殖民地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可以按照他们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自治的。如果他能与四个边界地区的领导人缔结条约，那么这将为他的殖民地和他们的殖民地奠定一个永久性的基础。于是，巴克斯特在四个新英格兰殖民地的领导人齐聚波士顿会面时，亲自送信到那里，温斯罗普把信给他们看了。然后，温斯罗普在回信中写道，虽然自己体弱多病、“头脑昏聩”[22]，但依然能够与他的新英格兰同胞们达成共识，所有人都同样希望与荷兰殖民地和平共处，而且所有人都“乐意接受您提出的会面请求”。这些领导人还联名向施托伊弗桑特寄出了一封类似的信，欢迎他来到美洲，“希望所有英国殖民地能在您的属地内自在共处，友好交流”，并且列出了许多需要经充分协商后解决的事宜，其中包括非法贸易活动和曼哈顿征收的高额航运税费。施托伊弗桑特知道，英格兰内战令新英格兰居民更加依赖作为航运枢纽的曼哈顿。当他看到他们马上就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肯定很高兴——他可以将其作为讨价还价的砝码，以商定边界协议。新英格兰人们在信的署名处自称“您亲爱的朋友，联合殖民地行政长官”[23]。

接下来，施托伊弗桑特的重心南移了。他命人撰写了一份详尽的报告，以了解那个被荷兰人称为“南河”的地区发生的事件。[24]荷兰人将这条水道视为他们在北美领地的关键部分，而自彼得·米努伊特带领瑞典探险队沿这条水道而上至今已有十年。费城、特伦顿、卡姆登和威明顿未来将在这个地区拔地而起，这绝非偶然。施托伊弗桑特和在他之前的米努伊特以及后来的威廉·佩恩一样，都看出了水力、水路运输、海洋门户，以及成百上千平方英里开发潜力巨大的荒野都能直接转化为工业和商业。

基夫特忽略了这块南方领地上存在的外国势力，而瑞典人已经利用那段时间站稳脚跟。新瑞典如今的领导人是约翰·普林斯（Johan Printz），一个体重400磅、像猪一样的男人，当他拖着沉重的身躯在他的中央堡垒的栅栏内行走时，与其说他穿着瑞典军用护甲，不如说是他身上的护甲支撑着他。在“三十年战争”中，普林斯是一名军官，带领部队在德国和波兰作战，后来因使开姆尼茨城（Chemnitz）落入一支撒克逊军队之手而被免职。他在“新大陆”任职，将这片荒野变成能正常运转、有利可图的殖民地，这是他将功赎罪的机会。这个地区的印第安人给他安了一个昵称——“大肚王”。他在军事方面的诡计多端和他的体格一样令人闻风丧胆。荷兰人在这条河上建立了他们最初的贸易站点，如今看来那已是遥远的过去：那是在1624年，当时他们还在考虑将这个地区作为他们的殖民地首府。他们在“南河”和被他们称为“斯库尔基尔河”[25]或者“隐秘之河”（Hidden River）的交汇处修建了拿骚堡（Fort Nassau）——他们认为，这样能便于印第安人将毛皮从西部送到下游。

但是，这个安排有个漏洞。这个贸易站点是在河的东侧，印第安人得涉水而过才能到他们那里。彼得·米努伊特从一开始就看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当他杀了个回马枪，到美洲建立新瑞典的时候，他在河的西侧修建了克里斯蒂娜堡，从侧翼包抄了荷兰人，并让瑞典人对明夸斯［又称瑟斯昆汉诺克（Susquehannocks）］族人更有吸引力，后者在这个流域的毛皮贸易中占据主要地位。当约翰·普林斯接管这个瑞典殖民地的时候，他的第一步是在河下游更远处、更接近海湾的地方再修建一座堡垒，以进一步阻挠荷兰人，从而让瑞典人有效控制“南河”。基夫特没有对此进行任何反击，但是，一位出人意料的“盟友”帮助了荷兰人：蚊子。瑞典人在一片沼泽地上建了堡垒。很快，一位指挥官写道，这些肤色白皙的士兵看起来“仿佛感染了某种可怕的疾病”。士兵们把这个地方叫作“Fort Myggenborgh”——“蚊子堡”（Fort Mosquito）；这些小虫赢了，很快这座堡垒就废弃了。

但是普林斯不会善罢甘休。他开始在印第安人中散布谣言，称荷兰人打算屠杀他们；与此同时，他降低了瑞典交易商与他们的交易价格。然后，各种怨言纷纷开始从驻扎在“南河”的士兵和公司职员那里涌入施托伊弗桑特的曼哈顿总部。荷兰人最近在河上建了另一座贸易站点，但是就在它快完工之前，普林斯在那里建了一座瑞典人的堡垒，两座建筑物之间隔得如此之近，几乎贴到一块儿去了。这个瑞典大块头又狡猾又卑鄙，荷兰人知道他是故意要触他们的霉头。一个职员在给施托伊弗桑特的报告中抱怨说，瑞典人的这个堡垒是“天底下最严重的侮辱……他们把房子建造在距离我们的栅栏12～13英尺远的地方，我们都看不到那条小溪了”[26]。“大人，”另外一位官员写道，“我非常肯定，他（普林斯）把堡垒建在那里是要嘲笑我们的大人，而不是因为对他有利可图，因为我们房子旁边的空间足够修建20座这样的房子……”[27]现在，坐在曼哈顿的办公室里，施托伊弗桑特的脑海中清晰地浮现出他的南方领地的情景：地形平坦；河流平静；一艘艘战舰的桅杆上挂着的不是尼德兰联合省的橙、白、蓝三色旗[28]，而是瑞典的蓝黄十字旗；隐秘的水湾发出的声音应和着瑞典语的韵律，这是那群金头发的北欧人在和印第安人一边做实物交易，一边努力了解他们效忠的对象和商业策略。

施托伊弗桑特从一开始就知道，真正的威胁是英国人，而非瑞典人。荷兰军队已将从纽黑文殖民地偷偷潜入南方的英国移民赶走，并且想办法在斯库尔基尔河上立界标以宣示主权。对于荷兰人来说，终止英国人在该地区的活动是头等大事，他们关注的是水道，因为他们了解英国人当时还不知道的一点，那就是“南河”即特拉华河的源头不是在南面而是远在曼哈顿的北面，它向南蜿蜒而行300英里（它将成为未来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边界），最后流入特拉华湾。因此，如果英国人控制住了它，他们就可以压制曼哈顿，这块荷兰殖民地就会消亡。

不过，施托伊弗桑特也深知他们需要解决瑞典人的问题，以免伤了他的殖民地的元气。正如他对马萨诸塞的约翰·温斯罗普所做的那样，他手头上肯定有他胖乎乎的新瑞典对手的全套档案。这三个人颇有几分共同点。他们都是专制的、是非观念坚定的新教徒。普林斯和施托伊弗桑特一样，都是牧师之子，准备担任牧师职位，但最后转而从军了。施托伊弗桑特也许已经听闻普林斯在战场上的败绩；无论如何，他开始规划行动方案了，要将新瑞典扫进历史的垃圾桶中。最后，他要亲自到那个地区走一遭。不过，当时他只是发出了一捆接一捆的指示。他命令他的代表们尽其所能向特拉华族和明夸斯族买下土地。他要求修复那条河上的荷兰堡垒。他要求在这些堡垒中备足货物，因为明夸斯人曾抱怨他们带着毛皮远道而来，而荷兰贸易商的货物却供应短缺。这一点特别重要，他写道，因为瑞典给普林斯运送货物是不定时的。

还有一个问题：明夸斯族印第安人向他投诉，新阿姆斯特丹的主要贸易商霍弗特·卢克曼斯在对“南河”发动突然袭击时杀了他们的酋长。卢克曼斯对此予以否认，称他只是把这位酋长打了一顿。作为施托伊弗桑特的政治直觉盖过了加尔文教家庭对他的影响的例证之一，他指示他的官员到那条河去“仔细调查此事的真相及其造成的后果，如果你发现霍弗特·卢克曼斯有过错，那就把这件事情掩盖过去，这样我们就不会给印第安人生出新的不满的机会”[29]。然后，他兴高采烈地补充了一句，“非常感谢你给我送来鳗鱼”。

他的前门外正在发生的事情同样迫在眉睫。这座堡垒本身已是摇摇欲坠，需要从底部开始修复。除此之外，施托伊弗桑特告诉委员会，这个地方需要“一所学校、一间教堂、板桩、码头和类似的必不可少的公共设施和公用建筑”。在他看来，这一切基本上都得马上启动。他对这个地方有一份责任，除此之外，这里还是他的家，他在乎这个地方。如果要让它从危机四伏的局面中生存下来，那么，“这里，我们的首府”就必须变得强大起来。他让约翰内斯·拉·蒙塔尼继续担任他的委员会成员，这位瓦隆医师曾经是基夫特政府的两名委员会成员之一。拉·蒙塔尼认为，要开展这些项目就必须筹集资金，而这只有在殖民地居民都站在他这边时才有可能做到。而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全体居民选出一个代表委员会，为他建言献策。施托伊弗桑特同意了。根据荷兰城市的风俗，居民们将从他们“最有名望、最通情达理、最值得敬仰、最杰出”[30]的人当中选出“两个九人组合”，然后施托伊弗桑特会从中选出“一个九人组合”任职。第一届委员会成员包括波希米亚人奥古斯丁·赫尔曼、荷兰贸易商霍弗特·卢克曼斯、英国烟农托马斯·霍尔，以及阿德里安·范·德·邓克的好友迈克尔·扬森（Michael Janszen），前者在新阿姆斯特丹时就是在他家过的夜。

范·德·邓克本人并没有在第一次的“两个九人组合”当中，但是这个选举方式能让我们知道他当时强大的人际关系网。这个委员会将成为这个殖民地政治变革的媒介，而且它变成了政府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赢得了居民们的支持，也赢得了施托伊弗桑特本人的支持。考虑到范·德·邓克在这一时期协助施托伊弗桑特时一心一意、卑躬屈膝的姿态，我们难免要认为他是个工于心计的人。得益于他的婚姻，范·德·邓克如今已经精通英语，他自告奋勇地承担了一个新奇的任务。1647年9月，一个名叫安德鲁·福里斯特（Andrew Forrester）的苏格兰人挥舞着一大张羊皮纸，在荷兰人统治下的长岛诸镇——弗利辛恩（Vlissingen）［也就是后来的法拉盛（Flushing）］、海姆斯泰德（Heemsteede）、格雷夫森德和新阿默斯福特（New Amersfoort）走街串巷，这张羊皮纸上还有字迹和封蜡。[31]他对那些被吓了一跳的居民们称，根据这张羊皮纸上的内容，他被英王任命为整个地区的总督。最后，他抵达了新阿姆斯特丹，在暗自窃笑的人群面前，他要求施托伊弗桑特向他投降。“因此我将他收监并于次日在城市酒馆（City Tavern）用公费将他逮捕”，施托伊弗桑特后来向他的委员会如是解释道。

事态的变化着实令人摸不着头脑。“该如何处置这个假冒的总督？”施托伊弗桑特疑惑地询问委员会。此人是疯子，还是英国方面安排好的策略的一部分？如果是后者，他们就需要用适当、微妙的外交手段来处理此事。施托伊弗桑特接受了范·德·邓克和另外两个会说英语的人的帮助，让他们着手调查。他们研究了那份委任状，审问了福里斯特，最后得出结论：此人是个傻里傻气的房地产代理人，他为一位英国贵族做事，这位英国贵族声称长岛及周边的土地归自己所有。在范·德·邓克和其他人的同意下，施托伊弗桑特决定将此人戴上镣铐并将其运回阿姆斯特丹，那里的政府官员会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

福里斯特案匪夷所思，但绝非孤例。北美大陆的殖民活动已经进行了很久，如今，它点燃了许多欧洲怪人的兴趣。有一类人对此尤其感兴趣，那就是家道中落的英国贵族。有人亲眼见到国王查理赐予巴尔的摩勋爵那张纸，有了那张纸，他就成了他在新大陆的私人领地的主人。这类人中的一些梦想着回到中世纪去，他们将美洲这块处女地视为一片能够令他们梦想成真的机会之地。但是，他们那堂吉诃德式的梦想是与历史的走向背道而驰的，那些梦想属于过去，属于骑士与窈窕淑女的和平年代，那时候他们的祖先们还是阔佬。费迪南多·戈杰斯（Ferdinando Gorges）爵士就是此类贵族中的一个，早在国王詹姆斯统治时期，他确实曾获得北美洲的一大块封地。他本希望将这块封地分成中世纪式的领地并分配给他的至亲好友——这些人会在领地上修建城堡，召集侍从和皇室人员，喝蜂蜜酒，大搞排场，互相攀比——但戈杰斯还未踏上新大陆的土地就死了。他的梦想在英国内战的混乱中消逝，属于他的那一大片土地最终变成了缅因州。［200年后，美国政府在本国内战期间，在波特兰港的一个岛上修建了一座军事设施，有人突发奇想用戈杰斯的名字为其命名，以向这位无意间建立了这个州的古怪梦想家致敬，所以这座军事设施依然叫作“戈杰斯堡”（Fort Gorges）。］

在福里斯特出现之后不久，又有一个来自不列颠群岛的怪人在新阿姆斯特丹的海滨高声叫喊，同样宣称自己是这片土地的所有者。实际上，这是艾德蒙·普洛登爵士（Sir Edmund Plowden）第二次到访，在基夫特任期内，他也曾挥舞着一份有爱尔兰副将签名的文件现身，称这位副将授予他从长岛往西直到哈德逊河另一边的土地，包括今天的整个新泽西州以及特拉华州和马里兰州的一部分。[32]普洛登已经全都设计好了。整个王国将被称为“新阿尔比恩”（New Albion）[33]，而他，这里的主人，将被称为“新阿尔比恩的巴拉丁伯爵”，长岛今后将被称为“普洛登岛”。新阿姆斯特丹堡显然又传讯了他，范·德·邓克似乎又负责审讯。普洛登宣称，在他抵达新阿姆斯特丹前，他已经去过新瑞典，通知那里的总督关于他的土地所有权的事情，那边对待他的方式令其十分恼火。施托伊弗桑特如今似乎已经习惯了这套规定程序，他大概也唯一一次和约翰·普林斯有了同感，直接叫普洛登离开这个殖民地。回到英格兰后，普洛登出版了一本名叫《新阿尔比恩省记述》的小书，他用的笔名也很令人目眩，叫“金雀花王朝的博尚”（Beauchamp Plantagenet）。在这本书里，他赞颂了那个新王国，特别是巴拉丁伯爵本人的美好。最后他落入了债务人监狱。[34]

还有一位鲁莽的狂人，在1647年末福里斯特事件时期获得了悲惨的结局——范·德·邓克也许协助施托伊弗桑特促成了这出悲剧。[35]哈门·范·登·博加特，这位曾经的理发师-外科医师13年前大胆前往西部，深入易洛魁领地，自那以后，他就成了这个殖民地的积极分子。他已经结婚，还是四个孩子的父亲，还入股一艘名叫“拉·加尔斯号”（La Garce）的私掠船，后来他跟着这艘船一路劫掠到加勒比海，然后成了西印度公司的供给管事，先后在新阿姆斯特丹和奥兰治堡做事。他还和车轮修造工克拉斯·斯维茨的谋杀案有瓜葛，他显然和被害者有关联。

除了这一切之外，范·登·博加特还有一个秘密，他对此一直守口如瓶，因为如果这件事情被别人发现，肯定会给他招致杀身之祸。他喜欢男人。

在这个以加尔文教为主的荷兰殖民地和清教徒统治的英国殖民地一样，同性恋等同于谋杀的罪行。范·登·博加特觉得他在他年轻的黑用人托拜厄斯（Tobias）身上找到了隐秘的宣泄途径；托拜厄斯对这段关系做何感想，我们不得而知，不过，这两个人不知怎么搞的，还是被抓了个现行。范·登·博加特逃走了。不过，在1647年的新尼德兰，他几乎无处藏身。你甚至在人群中都无所遁形——所有人都认识对方。他也许曾经试过把自己藏在要离港的船上，但是一旦被发现，他就会被载回来接受惩罚。于是，他转而回到了一个他知道但很少有其他欧洲人去过的地方——莫霍克人的领地，重走他的老路。现在是秋天，不是冬天，所以行路应该会没那么困难，但这次他是孤身一人在没有向导的情况下穿越几十英里的原始林地。

他到了多年前曾帮助过他的一个村庄，大概得到了当地居民的欢迎。与此同时，从范·德·邓克手中接过独立封地伦斯勒斯维克治安官一职的尼古拉斯·库恩（Nicolaes Coorn）进行了一些夏洛克·福尔摩斯式的推理，他派出了一个名叫汉斯·福斯（Hans Vos）[36]的樵夫前往西部的同一片森林，这也许是美洲最早的赏金猎人探险之旅。[37]接下来发生的一连串事情是200年“狂野西部”场景的预演，福斯在一间易洛魁人储藏粮食的长屋里把范·登·博加特逼得走投无路，枪战开始了。范·登·博加特，曾经的殖民地英雄，如今却因性取向而被击倒，为了转移对方的注意力，他尝试放火烧了那个地方。无论如何，福斯抓到了人，把他带回了奥兰治堡。然后，库恩给施托伊弗桑特写了封信，告知此事并询问应当如何处置此人。

施托伊弗桑特回信称他本人将出席范·登·博加特的审判会，但是要到春天才能成行，到时，河北端的冰已经消融，船只就能够通行。然而，在那之前，范·登·博加特确信施托伊弗桑特的判决会对自己不利，绝望中他只好孤注一掷，从堡垒的牢里逃了出来。当他跑过结冰的河面时，他掉到了一个冰窟里淹死了。[38]

这位理发师-外科医师出身的探险家的生命就此终结，但是这件事情并未结束。没过多久，事情峰回路转——莫霍克人此时似乎已经对欧洲人的做事方式了然于心，他们派了一个代表团前往曼哈顿提起控诉，要求西印度公司赔偿他们的建筑以及其中储藏的物资遭受的损失。在这件事的决议上，施托伊弗桑特也许征求过阿德里安·范·德·邓克的意见，后者比殖民地的任何一个人都更了解莫霍克人和他们申诉冤情的方式。施托伊弗桑特裁定印第安人有理，并下令将范·登·博加特在曼哈顿的财产出售，并用所得的钱偿还他认可的西印度公司欠印第安人的债。

大约与此同一时间，范·德·邓克似乎还协助施托伊弗桑特处理了另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对施托伊弗桑特的领导地位和整个殖民地都至关重要。除了来自英国人、瑞典人和印第安人的威胁，半私有化的领地伦斯勒斯维克还有不服从管理的人。基利安·范·伦斯勒去世后，这片土地如今归这位钻石商的儿子所有。1648年3月，新任总督走马上任，开始经营这个地方。施托伊弗桑特很不走运，59岁的布兰特·范·斯里赫腾霍斯特是一位直率且经验丰富的荷兰共和国行政官员，他的勇气和决心与施托伊弗桑特几乎不相上下。他认为范·伦斯勒从西印度公司得到的那份特许状仿佛能让他回归艾德蒙·普洛登之流梦寐以求的中世纪的光辉岁月，给予他几乎可以独裁的权力。施托伊弗桑特对此的解读却完全不同：根据他获得的委任状，他有责任管辖整个新尼德兰殖民地，其中包括伦斯勒斯维克的领地。这是一场政治管辖权之争，范·斯里赫腾霍斯特刚上任几周就把这个问题摆上了台面。

施托伊弗桑特送了一份看似无关痛痒的公告到伦斯勒斯维克去，这份公告宣布5月的第一个周三为全殖民地公众斋戒、感恩的日子，所有荷兰社区的领导人在风暴、大火、敌人入侵或严冬之后都会抽出一天，正式感谢全能的神帮助居民们渡过难关。但是，当这份公告在伦斯勒斯维克的教堂礼拜仪式期间分发出去的时候，范·斯里赫腾霍斯特看出了其中的象征意义，他认为这是对他权威地位的一种侵犯。他跺着脚走回他的总部，发出了一串连珠炮般的抗议。

施托伊弗桑特也了解权力象征的重要性，也知道自己需要为这些象征撑腰。他随即在一整支军队的护送下，从新阿姆斯特丹扬帆起航。数日后，西印度公司的单桅帆船就驶进了伦斯勒斯维克。范·斯里赫腾霍斯特鸣放该领地的礼炮对其表示欢迎，但是当他们见面的时候，施托伊弗桑特命令他退职并服从荷兰殖民地的更高权威。范·斯里赫腾霍斯特厉声答道：“你的抗议是不正当的，我更有理由代表我的大庄园主向你表示抗议。”[39]

这只是此二人之间激烈的领地争夺战的开始，其所导致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奥尔巴尼市的建立。更重要的是，我们能看到施托伊弗桑特和范·德·邓克的下一步动作，后者似乎陪施托伊弗桑特一起走了这一趟。施托伊弗桑特需要借鉴他的经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范·德·邓克到此最初三年曾担任伦斯勒斯维克的治安官，他了解这块封地和西印度公司的奥兰治堡的政治局势和风格。而且，伦斯勒斯维克的法庭记录显示，在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后，阿德里安·范·德·邓克于1648年7月再次出现在该封地的法庭上——这正是彼得·施托伊弗桑特北上的时间。[40]

于是，一副清晰的画面浮现在我们面前，在画面中我们能看到这位行为端正、满腔热情、崇尚武力的38岁殖民地领导人充满干劲，极富创造力地着手控制其领地并捍卫它的地位。在评价他身边的人的时候，他开始越来越依赖这位年方30，熟知法律、这片土地、原住民而且尽心竭力为他办事的律师。

12月到了。一年中的最后一天即将到来，港口边无时不在的风变得冰冷，新阿姆斯特丹的居民们要选择九人代表委员会的换届人选了。范·德·邓克在这个社区精心经营的政治活动有了回报——他被选为候选代表之一。在从这一组人中选择一半人的时候，施托伊弗桑特选中这个曾经这样为他服务的年轻人也就是意料中之事了。在这个委员会的首次会议上，已经和其中几个人一起做过许多幕后工作的范·德·邓克在代表们和总督眼前脱颖而出。其他人让他担任他们的领袖并给他安了一个头衔——“平民主席”。在一小段时间内——短短数日内——施托伊弗桑特确实感到心满意足。他肯定认为，只要众人携手，他们就能办成大事。

[1] Docs.Rel.，1：310.

[2] Docs.Rel.，1：446.

[3] NYHM 4，365-67.

[4] NYHM，369.

[5] 这些在当时的荷兰共和国是平常之物的玻璃残片是从这一时期的新阿姆斯特丹的城镇发掘出来的。被挖掘出来的还有西洋双陆棋和克里比奇纸牌。资料来源：Joyce Goodfriend，“The Sabbath Keeper”；Anne-Marie Cantwell and Diana di Zerega Wall，Unearthing Gotham：The Archaeology of New York City，Introduction；Nan Rothschild et al.，“The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Stadt Huys Block”。

[6] 请注意“美洲人”指的是印第安人。

[7] Docs.Rel.，1：195-196.

[8] 即大卫·德·弗里斯。

[9] Docs.Rel.，1：198-199.

[10] NYHM 4，370-371.

[11] Docs.Rel.，1：203-204.

[12] NYHM 2，407.这份合同的价值是450 schepels；1 schepel等于0.764蒲式耳。

[13] 关于将范·德·邓克视为政坛新秀的政客的看法，我借鉴了Ada Louise Van Gastel博士的观点，他在博士论文的第四章“Adriaen van der Donck，New Netherland，and America”中刻画过这个形象。

[14] 这封信是在Docs. Rel.，1：205-209中。感谢威廉·弗里霍夫博士与我分享他关于范·德·邓克是此信作者的观点。

[15] NYHM 4，406-407.

[16] “Remonstrance，” Docs.Rel.，1：310.

[17] NYHM 4，417-422.

[18] 关于“艾美莉亚公主号”的货物详情出自Charles Gehring，“Wringing Information from a Drowned Princess，” and Simon Groenveld，“New Light on a Drowned Princess—Information from London”。

[19] 英国殖民者，曾为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总督。作为马萨诸塞湾公司成员，1629年领导该组织建立波士顿殖民地。——译者注

[20] Edmund S.Morgan，The Puritan Dilemma，59-61，103-104.

[21] Charles Gehring，trans. and ed.，Correspondence，1647-1653，6-7；Baxter：Edmund S.Morgan，The Puritan Dilemma，8.

[22] Baxter：Edmund S.Morgan，The Puritan Dilemma，8.

[23] Baxter：Edmund S.Morgan，The Puritan Dilemma，9.

[24] Charles Gehring，trans. and ed.，Delaware Papers：Dutch Period，1648-1664，1-12，and endnote 1.

[25]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Schuylkill River”中的“River”是多余的，因为“kill”的意思就是河或水道。

[26] Charles Gehring，trans. and ed.，Delaware Papers：Dutch Period，18.

[27] Charles Gehring，trans. and ed.，Delaware Papers：Dutch Period，12.

[28] 1915年，纽约采用了17世纪荷兰国旗的颜色以纪念该城市的起源。因此如今纽约大都会棒球队和尼克斯篮球队的球衣颜色与350年前在西班牙美洲大陆上搜刮战利品的荷兰私掠船的颜色诡异地相似。

[29] Charles Gehring，trans. and ed.，Delaware Papers：Dutch Period，22.

[30] NYHM 4，338-341.

[31] 福里斯特事件详情出自NYHM，442-445。

[32] 普洛登事件记载在 Van der Donck’s “Remonstrance，” Docs. Rel. 1：289 中，更完整的情况记述于Murphy，“Representation of New Netherland，” in Coll. New-York Historical Society，2nd series，vol. 11，1849，322-326。普洛登在1632年致国王查理的请愿书原件——称他和他的同胞们“愿意自行出资”“在一个被称为马纳蒂（Manati）或长岛的偏远之地”建立一个殖民地——载于Public Records Office，Calendar of State Papers，Colonial Series，1574-1660，6：154。此处我还参考了John Pennington，“An Examination of Beauchamp Plantagenet’s Description of the Province of New Albion”。

[33] 英格兰或不列颠的雅称。——译者注

[34] 普洛登事件不会就此结束，它会不停上演，仿佛美国殖民地历史上滑稽的次要情节。1784年，在美国独立战争进入尾声、时局一片混乱时，一位名叫查尔斯·瓦洛（Charles Varlo）的英国人出现在这个新国家，手里还挥舞着他不知怎么买到的普洛登的特许状。瓦洛给很多美国人发了传单，这些传单中列举了他对他们刚刚赢来的一大块土地的权利，而且他显然在好几个地方“对‘新阿尔比恩’的人民”发表了演说。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到，当他抵达被认为是“新阿尔比恩”所在的马里兰州圣玛丽的时候，他有多么惊讶。在那里，他找到了一个名叫艾德蒙·普洛登的人——原来的艾德蒙·普洛登的后人，延续了他的祖先的梦想，来到“新大陆”认领他的巴拉丁领地。这位普洛登定居于马里兰州一处名叫“布什伍德”（Bushwood）的庄园中，普洛登家族很多代人都一直在那里生活。查尔斯·瓦洛回到英国后出版了他的回忆录，将其命名为《流动的自然观》。

[35] 范·登·博加特的结局载于 NYHM 4，480-481，and A. F. A. van Laer，Minutes of the Court of Rensselaerswyck，1648-1652，105。我还参考了Charles Gehring et al.，trans. and eds.，of Harmen Meyndertz van den Bogaert’s A Journey into Mohawk Country and Oneida Country，1634-1635，xxi。

[36] 这个荷兰殖民地的世界很小，福斯后来需要法律援助，还聘请范·德·邓克作为他的代表。

[37] NYHM 4，255 and Van Laer，Minutes of the Court，11.

[38] Charles Gehring，“Totidem Verbis，” De Nieu Nederlanse Marcurius，4，1988.

[39] E.B.O’Callaghan，The History of New Netherland，2：71-78.

[40] Van Laer，Minutes of the Court（July 23，1648 entry）.

第十章 人民的捍卫者

1647年9月28日，太阳升起，威尔士海岸边粗糙的石灰岩海岬曼布尔斯角（Mumbles Point）处的海水泛着钢铁般的颜色，阳光在水面上跳动，映出了一个孤单的身影，他奄奄一息地紧抓着一块圆木头。整个早晨直到下午，这个人都在海浪中漂浮，直到最后，海浪将他抛到距离岸边2英里的一片沙洲上。慢慢苏醒过来之后，他说出了更多信息：这里还有其他人，也是被暴风雨甩到岸上来的。他们一起用残骸碎片造出了一个救生筏，挣扎着划到了岸上。

在那里，科内利斯·梅林发现他的朋友、彼得·施托伊弗桑特法庭监狱里的狱友约赫姆·奎伊特也还活着。当“艾美莉亚公主号”被击碎的时候，奎伊特在船尾，一大块船体脱落了下来，漂浮在海面上，托着他，漂向那些正在岸上捡破烂的威尔士人。[1]107名乘客和船员中总共有21人在这次海难中活了下来。基夫特死了，博加德斯牧师死了，被施托伊弗桑特送回尼德兰的大部分西印度公司士兵也都死了。

然而，没在海里淹死只是从命运掌控中传奇逃亡的第一个篇章。这两个荷兰人想办法讨到了漂浮的货物残骸中的一些海狸皮，他们在附近的城镇——可能是斯旺西——把这些海狸皮卖掉了。然后他们用这些钱穿过覆满车辙，在英国内战中变得伤痕累累的乡村，取道布里斯托，然后在大约三周后抵达伦敦。

在我们看来，17世纪似乎是古代和现代的奇异组合。一方面，当时没有帮助船难受害者们生存的基础设施，无论是在陆地上还是与海浪搏斗，你都得为生存而战。但另一方面，今天我们觉得十分常见的一些机构当时已开始运作了。当形形色色的“艾美莉亚公主号”船难幸存者踉踉跄跄地进入伦敦时，保险公司已经排队等着处理索赔，已经有人提起诉讼，公诉人拿起了他们的鹅毛笔，把它们放到黑色铁胆墨水瓶中蘸一蘸，记下幸存者和目击证人的证词。这些来来回回的诉讼和索赔要过好几年才能结束。

梅林和奎伊特希望能在伦敦找到任职多年的荷兰大使阿尔伯特·约阿希米，让他帮助他们回家，但是大使当时正在荷兰。这场战争令外交关系变得错综复杂：国王查理被捕入狱，欧洲各国都还未承认英国议会成立的新政府。这两个愤愤不平的新大陆公民在英格兰受了几个月的折磨才终于有机会回到荷兰，当他们抵达荷兰时已是年底。但是，这场灾难并没有削弱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的决心，这场海难及其结果——基夫特溺亡，而他们二人都死里逃生——只会令他们更加坚信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是正义的。在接下来的岁月中，他们甚至会告诉人们这样一个故事，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曾经见到在波涛中即将没顶的基夫特，这位前任领导人在临终时承认他对殖民地管理不当，而且不应该反对他们的意见，并请求他们的原谅。这种话虽然法官不会买账，但说明了在“艾美莉亚公主号”失事后，这两个曼哈顿人感觉自己有多么无辜、多么正义，也为重获新生和新目标而倍感振奋。

从新阿姆斯特丹海滨的城市酒馆走到岛屿南端的阿姆斯特丹堡只有两分钟左右的路程。这段路让人感觉很惬意：走出酒馆——人们经常在这里做交易，所以它现在已经变成了许多商人和交易者的半官方总部——你会发现自己恰好就在“东河”岸上，望向停泊的船只和对面布鲁克林村里的农庄。向右转，朝南面走去，你的左手边是河，右手边是一排带山形墙的房舍。走过运河上的小桥，沿着小桥尽头的狭窄小巷——这条小巷的名字起得好，就叫“大桥街”（Bridge Street）——继续向前走，矗立在你面前的就是破旧的阿姆斯特丹堡，这座城镇的心脏。1649年1月初，有人走过这段平淡无奇的路，给总督施托伊弗桑特送了一封信。[2]这封信来自该殖民地新成立的人民代表大会，而且从此以后，这个组织将和代表西印度公司的施托伊弗桑特的委员会区分开来。新阿姆斯特丹的人民和周边城镇把这个大会称为“九人委员会”（Board of Nine）[3]。这位总督被告知，委员会想送一名或多名代表前往海牙，请求荷兰政府接管本殖民地。

这个请求——无异于要求他同意自己的势力被他人削弱——激怒了施托伊弗桑特，肯定也让他摸不着头脑。实际上，他曾在委员会成立第一年对其所做的许多事情表示嘉许。这些成员认真履行了他们作为人民代表的职责，并且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当居民们向他们投诉商人们给面包和酒改价时，委员会曾请求施托伊弗桑特制止这种行为，他照办了。然后，他们越来越大胆了，在他面前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称这些措施能改善经济。他曾为这样的冒犯之举而稍微呵斥过他们，后来，他转念一想，决定“更加仔细地考虑并审议这九位民选行政委员，我们亲爱的好子民所写的请求和谏书”[4]，并且按照他们的建议做了改变。可如今，这些人的尾巴翘上了天。他的忠实门客范·德·邓克如今是这个委员会的负责人，这么看来，事情似乎就更蹊跷了。

当时，他没有多少时间细想这件事情。还有另一件乍看之下似乎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悬而未决。施托伊弗桑特得安排一场庆祝活动，纪念上一年度在欧洲发生的一件事情。1648年，在德国的明斯特市（Münster），来自欧洲各国的代表们进行了多轮谈判，最终，西班牙与荷兰共和国签订了和约。八年战争正式结束了。这件大事甚至在曼哈顿岛也产生了回响。毕竟，西印度公司殖民地的建立初衷就是为了这场战争。多年前，曼哈顿在尼德兰的军事战略家们眼中是对往来于南美和加勒比海的西班牙舰船发动突袭的集结区，就像威廉·布劳维尔特做的那样。如今，这一切都已成了往事。阿姆斯特丹的西印度公司董事们得重新思考他们在北美的领地的地位和未来了。

实际上，《明斯特和约》和九人委员会的请愿书是相互联系的。二者都是历史的力量给彼得·施托伊弗桑特肚腩的一记肘击，催促他面向未来，面向这个殖民的新愿景。他要学着适应那个和约。但是他选择忽略这份请愿书，称他首先必须通知几个英国人村庄中的居民，这些村庄从基夫特统治时就存在，而且一直是忠诚于荷兰殖民地的组成部分。然后他就把请愿事宜搁到一边了。

但是委员会没有这么做。在城市酒馆，阿德里安·范·德·邓克正忙着跟所有人打招呼，并与他们共同密谋。这些人当中有船长、毛皮贸易商、面包师、酿酒商，他们都对该殖民地的未来很感兴趣，而且他们都有话要说。自从基夫特和印第安人的战争结束之后，尼德兰的商人们又重新参与到曼哈顿的事务中来。与世界上最强大的贸易强国联系紧密的新阿姆斯特丹贸易商是地球上最老谋深算的一群人。范·德·邓克和他的委员会同僚们与他们见面并听他们说明维持贸易稳定的必需条件。他将他们的谈话成果记录下来，并计算出每年有8万块海狸皮经曼哈顿运往欧洲的毛皮市场。[5]由于毛皮贸易对该殖民地的重要性，他本人已经变成了海狸专家。他养过这种动物，研究过它们的生命周期，阅读过古罗马专家们写的所有关于海狸的资料。［因为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Pliny）和其他专家的著作，欧洲人对海狸有一些错误认识，尤其是他们相信海狸睾丸具有神奇的力量。后来，他把消除欧洲人的这种错误认识视为己任。“这些人，”在谈到这些用拉丁语写作的人时，他信心满满地总结道，“全都没见过海狸。”[6]］

与此同时，按照范·德·邓克的说法，他意识到海狸贸易只是“欧洲人移居这个美丽的地方的最初的殖民手段”[7]。烟草同样是举足轻重的商品，而且前景光明。阿姆斯特丹已经是欧洲的烟草之都；加上荷兰航运和贸易做法在节省成本方面很有一套（他们是批发购买的先行者），因此，弗吉尼亚的英国烟农都要依赖曼哈顿这个航运中心。[8]风靡世界几个世纪的烟草贸易此时还处于起步阶段，即使是在这么早的阶段，荷兰人也已经深谙营销之道，就连菲利普·莫里斯（Philip Morris）、宝洁或者菲多利（Frito-Lay）这样的大公司也会钦佩他们的营销才能。他们将弗吉尼亚生产的优质烟草和产自曼哈顿、品质较低的烟草和荷兰种植的烟草混到一起，创造出了各种各样的调制烟草，以适应多种口味和价位，还添加各种口味（薰衣草、肉豆蔻、迷迭香、芫荽、荔枝螺、醋），而且特别注意包装。[9]当时甚至还有一种烟草主题的广告，以通俗静物画形式呈现。[10]

英格兰动荡的局面只会令弗吉尼亚对曼哈顿这个航运中心更加依赖。上一年，英格兰看似要阻止其北美殖民地使用外国航运商，当时，弗吉尼亚的管理机构嘲笑他们自己的航运商价格太高，而且宣称曼哈顿在弗吉尼亚的经济生存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11]最近，在发掘詹姆斯敦殖民地时，人们发现了代尔夫特陶器[12]、荷兰钱币和烟斗，还有荷兰航运商运来的中国陶瓷——这一切都表明弗吉尼亚很依赖曼哈顿和荷兰共和国的力量。当时的荷兰共和国不仅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航运业大国，而且还是最大的商品制造国。

这一切都证明了一点——按照美国历史上的描述，曼哈顿是在被英国接管之后才变成了一个成功的商业中心——但是事实上，在17世纪40年代末，新阿姆斯特丹市就已经开始崛起为北美航运枢纽。[13]而且，当时——从1649年1月1日开始，当范·德·邓克成为九人委员会之一时——他就开始郑重其事地组织那些令这个港口能够顺利运转的商人了。

与此同时，他和他的妻子正要开始一项任务，那就是在河边开发他们巨大的种植园，这个种植园距离曼哈顿岛的北岸只有一箭之遥。范·德·邓克给他的种植园起了一个和他偌大的梦想很相称的名字“Colen Donck”，也就是“范·德·邓克的殖民地”（Van der Donck’s Colony）的精简形式。他已经拟订了计划：他知道他想种植什么农作物；他列出了需要招募人手的工作和他想从家乡招聘的各类工人。考古证据表明，他和玛丽可能已经在南端一个长长的平坦开阔地选了一个地方作为他们的家，这块地是进行大规模农业生产的理想地点。1910年，纽约市的工人们在挖掘今天的布朗克斯区的沟渠时偶然发现了一处17世纪农舍的地基。这一地区1667年的地图显示，有一座标记为“范·邓克宅”（Van Dunks）的房子。这个地点的唯一一次考古发掘是在1990年，当时，虽然考古学家发现这个地点的完整性已经被沟渠破坏了，导致他们无法从中获得进一步的信息，但下水道挖掘工找到了荷兰砖块（这种砖比美国或英国标准的砖块狭长，而且是黄色的）、代尔夫特陶器的碎片、梳子、镜子、铅制的窗框、烟筒杆，甚至贝壳串珠。把这些东西和这一地区早期的地图放到一起来看，这一切都支持了一种猜想：这里就是阿德里安·范·德·邓克决定追求他的美洲梦的地方。[14]如果这里确实是范·德·邓克家的所在地，那么这里的名字就很恰如其分了：今天，这个地区就是布朗克斯区的范·科特兰公园（Van Cortlandt Park），这片宽阔的、杂草丛生的地带被分成了各种比赛场地，孟加拉裔和圭亚那裔板球队员、爱尔兰裔棒球投手和日裔垒球队员们都在这里比赛，他们肯定都不曾听说过这个曾经管辖这个地区，并且帮助纽约市成为一个多元文化飞地的人。

这个地方大有可为。这里的土壤肥沃，从维阔斯盖克印第安人手里买下这片土地所有权的范·德·邓克应该是从他们那里发现了这一点——他们当时在这里还留下了一个村庄，在范·德·邓克管辖时期这个村庄可能依然存在。[15]一条长长的小溪从这片农田边缓缓流过，绕着这座宅邸，蜿蜒流入那个将曼哈顿和大陆分开的小湾。这里会因潮汐而形成危险的漩涡，所以荷兰人将这个小湾命名为“Spuyten Duyvil”，意为“恶魔壶口”。乘坐单桅小帆船，甚至从印第安人那里买来的独木舟[16]，顺着这个壶口航行，这位九人委员会的领导人期待着数以百万的人会来到曼哈顿，他应该曾经进入哈莱姆河（Harlem River），然后顺着潮水，沿着这座岛的岸边向南边驶去，然后在城市酒馆前面的小码头边靠岸。

1649年1月的一天，也是在这条海岸线边，镇上躁动不安的居民们自发聚集在这里，等着看惊喜的一幕：一艘载着鬼魂的船划向了码头。人们并没有大吃一惊——科内利斯·梅林已经从布里斯托给他的同胞们写了信，告诉他们他和奎伊特还活着——但是，看到这个人活生生地出现还是比听说他们还活着而基夫特已经死去的事实更加强了人们的感受：他们身负重任，而且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

梅林避人耳目，和霍弗特·卢克曼斯、奥古斯丁·赫尔曼、雅各布·考文霍芬（Jacob Couwenhoven）、托马斯·霍尔、扬·艾弗森·包特、包迈克尔·扬森及其他将自己视为这个新政党的一分子的人进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也许是他自己的家——码头右边的海岸往上走几步就到）。一进去，他就打开了自己的小背包，在他们面前展示了他此番在家乡收获的成果——好多文件。这些文件生动地体现了政府事务的繁忙程度，而且上面还系着丝带，盖着密密麻麻的公章。

从他们抵达尼德兰联合省那一刻起，梅林和奎伊特就开始为自己辩护，努力撤销施托伊弗桑特对他们的判决，并且在此过程中，让母国的权贵们认识到他们的北美殖民地的价值。他们发现，随着该国与西班牙签订和约，国内政治暗波涌动，旧同盟正在发生变动。过去，支持掠夺西班牙船只并从中谋利的西印度公司一直是爱国的行为。如今人们可以自由地为北美殖民地的未来考虑其他出路了。整个过程花了几个月，不过梅林和奎伊特从政府机构那里得到了不同寻常的特许权，如今，这个特许权被放在了桌面上：那是一份执行令，由荷兰共和国政府向新尼德兰殖民地总督下达的命令。[17]九人委员会的成员们读到这份文件时肯定倒吸了一口气——其语气和语言完全证明了他们的合法地位。这份文件谴责了“基夫特总督违背所有公法，对印第安人发动的这场非法战争”以及“基督徒听闻必然会大感震惊”的种种暴行；认可了人民选举的代表是杜绝此类灾难再次发生的保障，还指出基夫特以及在他之后的施托伊弗桑特束缚了这些代表。施托伊弗桑特对此二人的判决被撤销，二人候审，而施托伊弗桑特本人或一名代表要回母国为他的所作所为做出解释。

这还不算完。奥兰治亲王威廉——军队领袖和荷兰象征性的国家元首——觉得兹事体大，他也想出面干预。他写了一封私人信件，由梅林随身带回。

致彼得·施托伊弗桑特，新尼德兰总督，1648年5月19日

尊敬的、明智、谨慎的，最亲爱的人，

两位送信人，约赫姆·彼得森·奎伊特和科内利斯·梅林，将带去总议会尊贵的大人们决定向你传达的命令，为了让你允许这些人在那里自由地、不受干扰地享用他们的财产……我们特此真诚告诫你，并且明确通知你，你应当允许上述请愿者们安稳地、不受阻碍地享受他们尊贵的阁下前述的决议生效后的成果。

此致，

尊敬的奥兰治亲王，

威廉[18]

九人委员会和他们的支持者的眼睛都离不开这一切。他们第一次知道，在母国，一个新时代正在到来。这种新的形势给了他们阐明情况、建立一个会让这个殖民地站稳脚跟的政府的机会。

在他回复委员会关于允许派出代表们前往海牙的请求时，施托伊弗桑特借故推脱，提出作为人民的代表，该委员会应当确保他们提议之事确实是出于人民的意愿。如今，有了来自荷兰方面的支持，委员会成员们有了底气，他们决定接受他的提议。他们将逐个询问人民，认为是否有必要对政府进行改革。范·德·邓克、卢克曼斯、扬森、赫尔曼及委员会的其他成员用了一个十分直接的民主方式，他们走出了酒馆的前门，将新阿姆斯特丹的街道分配给个人，然后开始挨家挨户地敲门。[19]人们肯定有很多话要说，因为拉票活动一结束，委员会就决定汇编一份档案。范·德·邓克承担了整理这些投诉，并将全民的想法提炼为一份文件的任务。

施托伊弗桑特看着这些拉票的人在镇上走街串巷，在他看来，这是公然煽动人心的反叛之举。他怒气冲冲地坐了一阵子，然后，这股怒气爆发了。1649年1月和2月里的某个时刻，当范·德·邓克正在整理文件时，这位领导人和他曾经的追随者之间起了一场冲突。施托伊弗桑特在这次冲突中试图理解这个后生何以对自己倒戈相向，也许，他甚至给了后者打退堂鼓，然后恢复私交的机会。遗憾的是，范·德·邓克没有记录下这次会面的细节，他只说“总督”从挨家挨户拉票活动开始时就“怒火中烧”[20]了。

这时候，范·德·邓克终于摊牌了。如今，他已经在和当权者周旋时用了三次这样的计谋了——他先是讨好对方，慢慢爬上高位，然后突然翻脸，变得无礼、挑衅、任性。如今，他释放出了他的真实感受，他的爱国热情。施托伊弗桑特肯定会反驳道自己才是代表该殖民地最高利益的人，并且指出他们正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他会直话直说，称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试图削弱他势力的行为都等同于叛国。双方各有各的道理。施托伊弗桑特确实在努力令这个殖民地团结一致。但是，与此同时，他却对范·德·邓克看到的一切视而不见：对英国人、瑞典人和印第安人的军事和外交策略只能在短时间内有效，如果该殖民地的整体结构得不到改善，则它会从内部瓦解消亡。

任何一方都不可能让步。为了最后一次尝试达成谅解，据说施托伊弗桑特提出合作：委员会与他分享他们已经收集到的信息，而他将考虑他们的建议。但是，这样一来，代表团脱离西印度公司、争取独立的目标就完全落空了。范·德·邓克后来写道，当时他告诉施托伊弗桑特，委员会“不会与他沟通与此事相关的任何内容或者听从他的指示”。

这条路断了。这场对峙在施托伊弗桑特表现出的，如范·德·邓克所说的，对委员会成员们“不可抑制的切骨之仇”的情况下完结。“不过这种仇恨主要是针对那些他认为是”在削弱他势力的行动中“的始作俑者”[21]。虽然范·德·邓克是为了向尼德兰的官员们描述这场冲突，并描绘施托伊弗桑特对于某些他曾经信任的同志的看法的转变，但是这种一板一眼的文风实际上似乎反而突出了其中的情感，令人认为这两人之间确实曾经有过温暖的情谊。“这些人一直都是他亲爱的好朋友，而他，在不久之前还认为他们是这个地区最光荣、最有能力、最聪明、最尽责的人，然而，当他们不愿意听从总督的旨意时，他们就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有些人就被他说成了流氓、骗子、叛党、放高利贷的人和败家子，总而言之，把他们绞死还是便宜了他们。”

施托伊弗桑特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每一次当他决定采取行动的时候，他都会大刀阔斧地干一场。3月初的一天，在一队西印度公司士兵的陪同下，他绕过阿姆斯特丹堡的一角，杀到迈克尔·扬森的家，从在伦斯勒斯维克生活的时候起，这位委员会成员和范·德·邓克就一直是朋友。和往常一样，范·德·邓克一直待在这里，但是此时家中无人。他们搜查了这个地方，找到了那捆包含着居民们对这个殖民地及其管理方式的怨言和悲叹的文件，还有范·德·邓克一直在准备的文件草稿。施托伊弗桑特把它拿走了，他在其中发现的内容让他得以进行下一步。第二天，他命人逮捕范·德·邓克并将其关押起来。然后，他急匆匆地派他的“宫廷信使”菲利普·德·楚伊（Philip de Truy）去找他的政务委员会成员和几位九人委员会成员，要求他们出席一场紧急“最高议事会”。

这些人——总共15人——在紧张的气氛中聚集到一起。即使是在轻松的时刻，施托伊弗桑特也是一脸严肃，绷着双下巴；此时，面对正等着他宣布此次非常集会的原因的众人，他更是面色铁青。然后，他告诉他们，范·德·邓克已经被捕，并且被控告犯有“crimen laesae majestatis”——叛国罪。他找到并掌握的文件“赤裸裸地诽谤”了总督并且包含“严重诋毁”海牙政府领导人的内容。[22]

此时，施托伊弗桑特的副总督鲁伯特·范·丁克拉根（Lubbert van Dinklagen），该殖民地除范·德·邓克之外的唯一一位法学家，突然做出了令他的上司非常惊讶的举动。范·丁克拉根打断了他，正式表示抗议，指控“尊敬的总督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我行我素，未曾通知他的政务委员会，抗议的原因“还有他”在未征求他的政务委员会意见的情况下就“将阿德里安·范·德·邓克拘禁起来”。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时刻。如今，在施托伊弗桑特一手挑选的政务委员会成员中也有人不服从他的命令了——不服从他的人还是他的二把手——这一点肯定令他大为震动，也给了在场的九人委员会成员们新的希望。他们所有人肯定已经在担心自己和范·德·邓克性命不保了。

施托伊弗桑特强装镇定，改变策略，把矛头对准范·丁克拉根。他从被没收的那些文书中选了一个片段宣读，据这个片段称，丁克拉根曾谤议荷兰政府。此时愤愤不平的范·丁克拉根否认自己发表过这种言论并且要求查看写有这些内容的那几页文书。施托伊弗桑特拒绝了，然后他要求在场的每一个人陈述他对于范·德·邓克的处理意见，并将其记录在案。范·丁克拉根先开口了，他坚称根据荷兰法律，他们应就此事对范·德·邓克进行审查，然后准许其保释出狱。但是，从驻扎库拉索时就一直忠心侍奉施托伊弗桑特，而且在施托伊弗桑特失去自己的腿的时候也在其边上的布莱恩·牛顿宣称此人应当继续坐牢并在狱中接受审问。其他大部分人都同意了。奥古斯丁·赫尔曼拒绝发表意见，以示对整个过程的抗议。

在这次特别议事会中，施托伊弗桑特只召见了六名委员会成员——他似乎担心如果全员到齐，他们就会投票反对他。有了其中的六个人和八个他信得过的顾问，再加上他自己，他就能更有把握地得到一个理想的结果了。然而，如今，范·丁克拉根和另外的一两个人似乎是要倒向另外一边了，于是他选择休会而不要求投票。两天后，他召集了他的政务委员会的原班人马，在九人委员会成员不在场的情况下，“按照多数投票”决定继续关押范·德·邓克，直到一名委员将这宗案件调查清楚为止。两天之后的3月8日，范·德·邓克依然在押，曼哈顿地区附近的所有村民都按照施托伊弗桑特的吩咐，在教堂集会以讨论一项将和该殖民地有重大关系的议题。[23]在此次公众大会之前不久，施托伊弗桑特已经召集了他的政务委员会，并且宣布他将对民众宣读一份“文书”，其中应该包括对范·德·邓克的叛国行径的描述以及施托伊弗桑特对此的处罚决定。[24]

但是，他没有机会把它读出来了。在范·德·邓克被捕和特殊会议落得一场空之后，他的同胞们已经和科林内斯·梅林聚到一起谋划一次大胆的反击活动。如今，在教堂前，在新阿姆斯特丹和附近村庄的几乎所有民众面前，正当施托伊弗桑特准备讲话时，梅林冲向了演讲台。总议会交给了他把他们的执行令带到新阿姆斯特丹并呈交总督本人，或者指定其他官员代传此执行令的任务。派送传票是一个法律行为，但是颇有舞台表演天赋的梅林想物尽其用。他用响亮的声音当场宣布了自己的意图：奉总议会之命，九人代表团向施托伊弗桑特呈交执行令。然后，他将它交到委员会的一名成员阿诺德·范·哈登伯格（Arnold van Hardenbergh）手里，请他宣读。

施托伊弗桑特知道这份文件里包含了什么内容，他绝不希望在他的选民耳边播放这份语言如同训斥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一样命令他返回欧洲的文件。他宣布，无须宣读此文件，他已准备好收下它了。“我肯定已经有了一份副本了。”他一边咆哮，一边伸出手去抓这件东西。扭打之中，文件被撕碎了，同时标志着其为荷兰政府的官方命令的密实蜡封脱落了。所有观众都惊呆了，看着蜡片掉落下来，摇摇欲坠，然后在一缕羊皮纸上晃荡着。这其中的象征意义已经昭然若揭：这些人站在这里，这个殖民地上最神圣的建筑中，扯开嗓门，玷污圣地，且政府的印章就在他们中间晃荡。在接下来的一片沉默中，梅林告诉施托伊弗桑特，如果他想要一份文件副本，那么有一份是给他准备的，而另一份是用来向民众宣读的。

人群当时就炸了锅。施托伊弗桑特手里当然手握兵力，场面马上就没那么好看了。他是个天生的领导人，从来不曾忍受如此威严扫地的情况。他的第一反应就是用严厉的手段镇压，但是他也看到了这个地方已经处于混乱边缘。他在后来给总议会写的信中说，这一事件“早有预谋，如果我们不纡尊降贵，允许他们以不得体的方式呈交传票，那么屠杀流血也许在所难免”[25]。意识到他的敌人们给他设了圈套，他恢复人群秩序之后，指示此人宣读那份训斥口吻的文件。

宣读完毕之后，所有人的眼睛都齐刷刷地盯着施托伊弗桑特，他愤怒地挤出几句话：

我尊重总议会及其委员会，我将服从他们的指挥，派出一名代表维持判决，因为该判决是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宣判的。

然后他就离开了。

这肯定是施托伊弗桑特人生中最羞辱的时刻。“这是要造反，是奇耻大辱。”他后来在描述那一幕时说道。他作为军人的骄傲，他简单的、在乡村培养出来的自尊心，被践踏了。他对自己的职权深信不疑，对这个殖民地赤胆忠心，而且在有关北方的英国人的问题上也即将取得成果，但是，在貌似决心要自毁长城的人们看来，这些都无足轻重。

梅林当然是富于激情的，但即使是在他的鼓动家同伴看来，他也太过夸张了。施托伊弗桑特对此人的抱怨是情有可原的，他还没到曼哈顿就在波士顿下船，向英国人吹嘘他有一项任务在身，那就是让施托伊弗桑特回荷兰蹲大牢。[26]此等行为对正在和新英格兰总督们打交道的施托伊弗桑特并无帮助。不过话说回来，施托伊弗桑特也激怒了对方。如果施托伊弗桑特没有拘捕范·德·邓克，那么九人委员会恐怕也不会搞出教堂那一出戏。叛国当然是可以处以死刑的罪行。他们的头颅都危在旦夕。他已经在赌局中加码，逼着他们也要加码。

此刻，在他状况不佳的时候，施托伊弗桑特陷入了一场政治丑闻。[27]这时，恰巧有一箱火枪运抵港口。当人们发现这是施托伊弗桑特本人订的，而且他打算将它们卖给印第安人以示善意的时候，这件事情成了城中热议的话题。居民们被禁止向印第安人出售火器，而总督本人却为一己私利正做着这件事，而且是在殖民地居民本身的火器都短缺的情况下。施托伊弗桑特被迫向他自己的政务委员会解释他的行为。但是，无论他是否犯罪，他都违反了政客的第一原则：不要让人看出你做了坏事。他被迫转攻为守。

在疑云笼罩的情况下，施托伊弗桑特不得不决定如何处置范·德·邓克。如果能得到他的政务委员会和人民的支持，他可能已经处决此人了。然而，曾经忠诚于他的副手范·丁克拉根现在决心要跟他对着干，注意着他的一举一动，看他是否依据荷兰法律行事。也许正是在范·丁克拉根的坚持下，施托伊弗桑特才意识到他不能仅凭从那个人那里搜到的几张纸就审判并惩罚那个人——被关押的范·德·邓克承认那几页中的一些内容可能有误，因为那是从居民那里收集到的原始数据，在这种情况下，尤其不可那样处置他。于是，施托伊弗桑特命令范·德·邓克“证实或收回他所写的中伤他人的内容”。范·德·邓克被暂时释放了。不过，此时的他已被禁止担任九人委员会成员。[28]

当范·德·邓克走出来，走进深冬的日光下时，他已经脱胎换骨。被施托伊弗桑特囚禁的经历让他变成了人民的斗士。如果施托伊弗桑特现在是处于守势，那么背上了刑事指控的范·德·邓克则充满了冲劲。施托伊弗桑特命他证明他所写的内容属实，这实际上就给了他追求政府改革事业的通行证。

他照办了。走在这个年轻、原始、充满生气的带山形墙街道城镇里，早春粗粝的风吹在他的背上，居民们跟他打招呼，用他们各种各样的独特口音和语言祝贺他，他肯定觉得是自己所做的一切——从他在莱顿大学的日子，到他在伦斯勒斯维克担任治安官，再到他积极参与曼哈顿人的政治活动的日子——成就了这个时刻。人们把他视为一个庄园主——街上的所有人都管他叫“Jonker”（“年轻的大地主”）。而这个身份又凸显了他的活动家形象：他有地主的身份，然而他显然没有走上基利安·范·伦斯勒这样的人的道路——一直在他荷兰的家中一边过着舒服日子，一边努力从新大陆的榨取利益。范·德·邓克把自己投资于这个殖民地，投身于这里的人民和这里的未来。

如今，所有人都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向荷兰共和国派出代表团。从法律上来讲，所有主要参与者都应该被包含在内，因此，在范·德·邓克从牢里被放出来的那天起，他就发出了一连串的传票——给范·丁克拉根、拉·蒙塔尼、布莱恩·牛顿和其他政务委员和官员——请求他们每个人“尽快到海牙的大人们面前出庭做证”。他送出了这些传票，收到了他们的答复（大部分都是变着法子说“我当然不会去”），并奋笔疾书，记录下整件事情。[29]他不可能指望这个殖民地的整个政府乘船前往荷兰为其辩护，但是，把这些事情记录在案，对于他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步骤。

这种做法让施托伊弗桑特烦透了，以至于5月8日他发布了一个新条例：

鉴于连日来……时有未曾宣誓且未经官方权威认证之个人在文书中大肆毁谤他人，想方设法骗取口供，借此撰写诸多有利于起草此类文书之人之内容，其中夹杂大量用心险恶、含糊晦涩、模棱两可之词……有损文书中所涉各方利益。因此，为了避免此后果危及共和国……现废除并宣告……所有私人撰写之宣誓书、质询书或其他用做证据之手段……无效……[30]

范·德·邓克没有被吓倒，整个5月和6月，他像着了魔一样，将他和他的同伴们从居民们那里收集来的所有信息整理到一起，编成了一份名叫《新尼德兰陈情书》（Remonstrance of New Netherland）的文献，这份长达83页的正式抗议书可能是出自这个以曼哈顿为中心的殖民地的最著名的文献。他打算将它呈给海牙政府当局，它最终将令曼哈顿殖民地的政治体制植根于荷兰法律，并且赋予纽约市独特的形态和品格。它的开场白充溢着范·德·邓克的想法和感情。他成功地以寥寥数语表达出了他对荷兰地理探索发现的骄傲之情、对于第二故乡的热情，甚至对当地印第安人的熟悉程度。与此同时，为了方便对该殖民地知之甚少的政府官员理解，他以简洁、准确的方式将该殖民地未来的发展置于历史语境中，直接追本溯源。

在世界上所有开拓进取、勇于探索异域、远渡重洋、开展贸易的人当中，尼德兰人一马当先，这一点已为所有以各种方式向历史的入口致敬的人所熟知。我们接下来所叙述的也将证明这一点。我们现在要谈到的这个地区被发现并开发于耶稣纪元1609年，由东印度公司出资——他们的目标和计划并非如此——派出的“半月号”发现，这艘船的船长和代理人是亨利·哈德逊。后来，此地被我们的人民命名为“新尼德兰”，这是名副其实的，因为此地是由尼德兰人首先出资、发现并占领的。所以，直至今天，该地区的原住民（能记得此事的人都已经年长）还能证明，当看到荷兰船只第一次来到此地时，他们不知道这是些什么人……我们经常听到印第安人说，在尼德兰人到此之前，他们对外面的世界或者民族一无所知。出于这些原因，再考虑到气候、位置和丰饶程度的相似性，这个地方被称为“新尼德兰”是恰如其分的。其位于美洲北海岸，纬度为38、39、40、41、42度左右……此地本身就土壤肥沃，在人手充裕的情况下可以被全面开垦……[31]

许多其他支撑性的文献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份要求总议会接管该殖民地的正式请愿书，还有几十页附有大量注释的“附加观察评论”，其中涉及殖民地事态、西印度公司的“暴政”以及对“合适的市政府”的需求。鉴于此地位置的重要性，以及范·德·邓克及其同伴看到的曼哈顿岛及其所在河流乃至以曼哈顿岛为门户的这片大陆的潜力，这件法律任务意义重大。

与此同时，施托伊弗桑特已经认定自己无法阻止九人委员会派出代表团，但是他要反击他们。他不可能亲身前去回应那份执行令；他和新英格兰的总督们以及拉力坦人、奈亚克人和其他地方部落的酋长们[32]陷入了微妙的外交局面。[33]如果亲身前去，他向总议会解释道，那么“荣誉和誓言难以两全”，所以他将派出科内利斯·范·廷霍芬代表他回应梅林的指控，并代表他的政府争取该殖民地的控制权。但是，就在施托伊弗桑特还在忙于应付该殖民地事务的时候，6月14日发生的一件事情表明他显然一直怀恨在心。那天，一位名叫雅各布·洛佩尔的贸易商到他面前申请在“南河”经商的执照。“然而，这个名叫洛佩尔的人娶了科内利斯·梅林的女儿”，施托伊弗桑特的决定被记录在案，所有人有目共睹，“尊敬的总督认为不可批准此请求”。[34]

这时，九人委员会选择了两名成员——贸易商雅各布·考文霍芬和农民扬·艾弗森·包特——以及该代表团的前领导人范·德·邓克组成代表团。施托伊弗桑特是否曾抗议他在将范·德·邓克释放出狱时就已经明令禁止其不许参与官方事务，这已经无据可考。范·德·邓克肯定会反驳称自己只是在遵照命令“证实或收回他所写的中伤他人的内容”。

一行人整装待发。范·德·邓克和他的妻子待在他们的庄园里忙着列出必需品和他要在欧洲雇的技术工人清单。他答应代表一位住在长岛弗利辛恩村（即法拉盛），名叫安妮蒂·范·贝叶林（Annetie van Beyeren）的女士处理其在母国的事务。在临行前的最后几天内，他还承担了另一项法律工作。有时候干些海盗勾当的威廉·布劳维尔特已经在这座岛上耀武扬威了许多年，他那艘名叫“拉·加尔斯号”的私掠船涉及新阿姆斯特丹的许多重要人物的经济利益，其中包括即将陪范·德·邓克前往荷兰的奥古斯丁·赫尔曼、雅各布·范·考文霍芬，以及前总督基夫特。在殖民地政府的全力支持下，这艘私掠船在过去几年中为西印度公司出航，然后满载着从西班牙人那里得来的战利品返航——船上载着烟草、糖、黑檀木和酒。这个风险投资中的所有合伙人都从这些劫掠行动中获利了，这种活动一直是西印度公司在新大陆的核心活动。

不过，两国停战之后，私掠就变成了违法行为。但是，布劳维尔特船长很难接受这个消息。[35]最近，和过去一样，人群聚集在码头区翘首以盼，看到桅杆上的荷兰国旗呼啦作响和拖着丰厚战利品的“拉·加尔斯号”，他们欢欣雀跃。问题是，布劳维尔特在和约签订五个月之后，断了西班牙人“在坎佩切湾（Campeachy Bay）塔巴斯科河（Tobasco）”［位于尤卡坦半岛（Yucatan Peninsula）西海岸］的财路，引发了一连串的官司。布劳维尔特舰船的主人之一请了范·德·邓克，直到他启程前往欧洲的前一天，他还在为这件事情解围。把它作为走之前做的最后一件事很合适，因为这象征着曼哈顿旧秩序的终结。

范·德·邓克和施托伊弗桑特的妻子朱迪斯·贝亚德见了最后一面。7月29日，他在街上遇到了她。他们是否交谈过并且保持融洽的关系，这一点我们无从知晓。也许她无暇分神：施托伊弗桑特的大儿子巴尔塔萨，如今21个月大，二儿子尼古拉斯还只是个7个月大的婴儿。不管怎么说，范·德·邓克都把梅林致施托伊弗桑特的一封信交给了她——这封信肯定是他本人帮忙写的。[36]施托伊弗桑特依然不允许梅林按照那份执行令上的命令，使用他的土地和财产。这封信要求他遵守命令并让代表们拿到他们陈情需要用到的文件，并且要尽快办理，因为“时间紧迫，船已经整装待发了”。

朱迪斯将这封信交给了施托伊弗桑特，施托伊弗桑特大笔一挥，很快就写好了回复，标题是“对科内利斯·梅林交予我妻子的无礼抗议的答复，据她称，经手人是阿德里安·范·德·邓克和阿诺德·范·哈登伯格”。在这封回复信里，他咬牙切齿地批准了此人使用他的财产，并称“谁是流氓自有上帝和法律裁决”。

从这封信中我们了解到，施托伊弗桑特打算派他的代表范·廷霍芬坐上那艘即将出发的船，这意味着范·德·邓克和范·廷霍芬——这个满身是汗、身体肥胖、诡计多端的人是施托伊弗桑特和西印度公司的辩护人——肯定站在同一艘船的甲板上，看着这个村庄低矮的农场渐渐变得模糊不清。前方等待着范·德·邓克的是那片遥远的大陆，他的出生之地。

[1] “艾美莉亚公主号”残骸的相关信息以及梅林与奎伊特的生还事迹载于Charles Gehring，“Wringing Information from a Drowned Princess”。Simon Groenveld，“New Light on a Drowned Princess——Information from London”；以及同时期的宣传册“Broad Advice”。

[2] 这封请愿书现已不存于世，但施托伊弗桑特在NYHM 4：580中引用了其内容。

[3] 从官方来讲，这个委员会代表新阿姆斯特丹村、布鲁克林村（Breuckelen）（也就是后来的布鲁克林）、新阿默斯福特村（未来的布鲁克林的平原地区）和 帕法尼亚（即新泽西州的泽西市）的居民。

[4] NYHM，489.

[5] Adriaen van der Donck，A Description of New Netherland，trans. Diederik Willem Goedhuys，142.

[6] Adriaen van der Donck，A Description of New Netherland，trans. Diederik Willem Goedhuys，141.

[7] Adriaen van der Donck，A Description of New Netherland，trans. Diederik Willem Goedhuys，140.

[8] Jan Kupp，“Dutch Notarial Acts Relating to the Tobacco Trade of Virginia，1608-1653”.

[9] Simon Schama，The Embarrassment of Riches：An Interpretation of Dutch Culture in the Golden Age，196-197.

[10] 尼德兰如今依然以烟草行家的身份闻名于世，而且，荷兰有一个重要的香烟品牌就叫“彼得·施托伊弗桑特”，这并不完全是种巧合。

[11] Maika，“Commerce and Community：Manhattan Merchant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31-36；Kupp，“Dutch Notarial Acts”.

[12] 产自荷兰。——译者注

[13] Oliver Rink的Holland on the Hudson在1986年首次提出这一观点，自那以后，历史学家就开始对以英国人的视角出发将曼哈顿视为一片混乱的看法进行了修正。例如，Wayne Bodle，“Themes and Directions in Middle Colonies Historiography，1980-1994”（1994年7月）中提到了这个新观点，作者认为这个荷兰殖民地“并未在1664年前的十年中凋敝，而是与许多同时代的英国殖民地一样有着长期发展轨迹”且其“以自由企业制度为特征”。

[14] 关于范·德·邓克居所的考古证据载于Nan A.Rothschild and Christopher N.Matthews，“Phase 1A-1B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Proposed Area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ix Tennis Courts on the Parade Grounds of Van Cortlandt Park”，13-14；William Tieck，Riverdale，Kingsbridge，Spuyten Duyvil：New York City；a Historical Epitome of the Northwest Bronx，4，9；Christopher Ricciardi，“From Private to Public：The Changing Landscape of Van Cortlandt Park；Bronx，New York，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16；and Anne-Marie Cantwell and Diana diZerega Wall，Unearthing Gotham，264。

[15] 这个被认为是范·德·邓克的房子所在地就在范·科特兰特大宅博物馆（Van Cortlandt House）花园后面。那个被称为“莫苏鲁”（Mosholu）或“克斯克思奇克”（Keskeskick）的印第安村坐落于如今的阅兵场（Parade Ground）。

[16] 在这些记录中有几处提到移民者使用了印第安人制造的独木舟，而且用了很长时间独木舟的人应该已经发现了独木舟有多么便利。

[17] Docs.Rel.，1：250-252.

[18] Docs.Rel.，351-352.

[19] “Remonstrance”，J. F. Jameson，Narratives of New Netherland，1609-1664，349-351.

[20] “Remonstrance”，J. F. Jameson，Narratives of New Netherland，1609-1664，350.

[21] “Remonstrance”，J. F. Jameson，Narratives of New Netherland，1609-1664，350.

[22] 逮捕范·德·邓克和之后的议会会议详情出处同上，Van der Donck，“Remonstrance”，350-352，and Van Laer，NYHM 4：580-584。

[23] Docs.Rel.，1：321-322，352-353.

[24] Docs.Rel.，4：584.

[25] Docs.Rel.，NYHM 1：322.

[26] Docs.Rel.，NYHM，3：85-86；Docs.Rel.，1：321-322.

[27] “Remonstrance” in Jameson，Narratives；Docs. Rel.，1：311；NYHM 4：595-597.

[28] NYHM 4：587.

[29] Docs.Rel.，1：355-358.

[30] NYHM 4：600-601.

[31] Docs.Rel.，1：275.

[32] NYHM 4：607-609.

[33] Charles Gehring，Correspondence，1647-1653，44-53.

[34] Charles Gehring，Correspondence，1647-1653，601.

[35] Charles Gehring，Correspondence，1647-1653，219，603，605；Charles Gehring，Correspondence，1647-1653，3：114，121，151.

[36] Docs.Rel.，1：354-355.

第十一章 一个在欧洲的美洲人

1646年1月，一辆马车在六匹马的拉动下，费力地在德国乡村道路上结冰的车辙间行进。车上的木头部件是镀金的，随从们披着深红色斗篷，戴着帽子，这一切和一片死灰的景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两排家臣骑马在前方开道，他们的腰间还佩着剑。当这些随从经过的时候，路边的农民们都只能呆呆地看着。

马车内坐着的是一个61岁的男人，他稳重的打扮和这辆交通工具的华贵形成了反差。他留着锥形的胡子，眼神锐利，表情哀伤、严肃而庄重。和他同在车内的是他的妻子和他们的女儿。他们即将抵达这次长达120英里的旅程的终点，三人都已经非常疲惫。此刻，正当他们觉得累得要发疯了的时候，明斯特市地平线上的尖顶映入了他们的眼帘。

这个男人名叫阿德里安·保乌（Adriaen Pauw）。他一直是荷兰共和国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如今他正在努力做一件事情，如果此事能够实现，它将改变欧洲的历史。他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请人画出了他抵达目的地那一刻的场面，以记录他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1]他认为他和与他志同道合的同伴们有机会改写各国管理本国的规则，为政治和人类事务开辟新的道路。

当保乌的四轮马车隆隆前行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还在交战，大部分的居民一生都在战火中度过。回顾中世纪，人们普遍认为，战争是各国交往的自然状态，一个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对敌作战和结交盟友来证明自身。不过，在17世纪40年代初期，来自不同国家、秉承不同传统的人们，其思想开始发生了划时代的转变。[2]其中一种新的思想倾向是在知识分子当中兴起的，这当中最著名的人物是荷兰法学家胡果·格劳秀斯，这个人是阿德里安·范·德·邓克和这个时代其他法学生们的指路明灯。20年前，格劳秀斯已经提出了独树一帜的观点，他主张和平才是成熟、文明的国家之间交往的自然状态，战争应当被视为最后手段，而且，即使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战争也应当受到各方认同的规则的制约。值得注意的是，君主们在忙着派兵冲杀对方的过程中停了下来，阅读格劳秀斯的著作。据说，瑞典国王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在领军作战时就随身带着《战争与和平法》。[3]

格劳秀斯的激进概念在各国斡旋的数年间日渐发展，显然在当时流行开来。明斯特和谈不同于世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任何情况。为了表明自己政府对这项任务的重要性的认识，每位公使都带上了浩浩荡荡的随从队伍，其中有骑士、戟兵、吹鼓手、弓箭手、步兵和一大群家臣，法国代表团的人数更是多达1000人。[4]局势逐渐明朗，条约即将签署，于是每位公使都委托画家画了一系列的肖像画，以记录下所有高官显贵的风采——藏于斯德哥尔摩附近的格利普霍姆堡（Gripsholm Castle）的这一系列包含多达74幅画作，如今依然完好无损。

和谈实际上在两个地方同时进行——明斯特和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将西班牙与荷兰诸省之间长达80年的对战和欧洲其他大部分地区30年来的残忍杀戮联系在一起。毋庸赘言，“三十年战争”和“八十年战争”是根据事实而定的名称，而在当时那不过是无穷无尽的各种冲突。

与会者本身都很清楚此次和谈意义深远，因为这是欧洲各国的代表们第一次以独立的政治实体，而非梵蒂冈或“神圣罗马帝国”羽翼下的组成部分的身份聚到一起，他们承认彼此的主权地位，并且尝试靠他们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世俗政治，凡尔赛、巴黎、“戴维营”（Camp David）和联合国的前身，以及延续至21世纪的欧洲政治地图，就此诞生。从政治意义上来说，这是有一天将被史学家们称为近代时期的肇始。

阿德里安·保乌在明斯特显得很与众不同。“巴洛克”这个词和这个时代很相衬，它体现在个人时尚和艺术中：大使们自然是把自己当成外交界的孔雀，用个人的华丽服饰向他人宣示他们的国家有多么壮丽。[5]作为与其他国家格格不入的荷兰共和国代表，保乌是与会者中为数不多的几个不是贵族出身的人，而他那一身沉闷的加尔文教徒服装——典型的灰、黑、白三色——象征着这番和谈对于荷兰的全部意义。此次聚会的目的是让西班牙——这个有着最野心勃勃的王室的欧洲国家——不仅要承认长期反抗它的受保护国的独立，还要承认一个提出取消君主政体的国家的地位。几乎所有参加此次和谈的、有贵族头衔的公使——隆格维尔公爵（Duke of Longueville）、佩尼亚兰达伯爵（Count of Peñaranda）、罗马教廷大使法比奥·基吉（Papal Nuncio Fabio Chigi）、胡戈·埃伯哈德·克拉茨·冯·沙尔芬施泰因伯爵（Count Hugo Eberhard Kratz von Scharfenstein）、约翰·路德维希（Johan Ludwig）、纳塞-哈达马尔伯爵（Count of Nassau-Hadamar）、巴拉丁伯爵卡尔·古斯塔夫（Count Palatine Charles Gustav）——都难以接受这个提议；“大使”这个词总是与宫廷相伴的。保乌不是生活简朴的斯巴达式的人物——他住在一座城堡内，外面有护城河，周围是红白相间的郁金香田，这种郁金香是他私人培育的杂交品种——但是他必须表明观点。[6]

和平的力量终于在明斯特和奥斯纳布吕克占了上风。马拉松式的和谈后紧接着的是花样繁多的条约准备工作，用巴洛克式来形容这一阶段恰如其分，然后是1648年签订条约［历史已经将这两个条约联系在一起，将它们合称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然后，铺天盖地的欢乐派对开始了。这种情况持续了许多年，在中欧如林火一般循环往复。对于欧洲的大部分地区，这种庆典宣告了几十年来的杀戮的结束。在尼德兰联合省，这种感觉更加强烈。独立、认可、正名——和约的成果在社会层面上发展出了一系列的心理权力关系。当保乌、他的荷兰公使同僚们和西班牙代表们在一张纸上签下他们的大名并盖章时，这象征着这个重要时刻——“黄金时代”就此点燃。印刷商们纷纷复印出这份和约，一时间，它成了最畅销的商品。庆典的火光照亮了七省的每一个城市和村庄。戏剧、诗歌、礼炮鸣响、庆祝游行、瓷砖、布道、酒宴、妓院里的寻欢作乐、作画委托、公共工程项目——荷兰人通过人类活动所有可能的表现形式赞颂新时代的到来。在和约签订后的几个月内，人们都沉浸在兴奋的状态中。

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在一个意识到未来充满繁荣、和平和力量，认识到世俗政治的可能性的社会中——1649年10月初，阿德里安·范·德·邓克的船来了。他发现自己的家乡焕发了新生，他的外祖父为之奋斗并且成为英雄的事业已经得到了证明。从他出生到成长过程中的战争已经结束。这是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新的国家。

但是，这不是阿德里安·范·德·邓克的祖国——不再是了。无论他有多么喜悦，参加了多少次庆祝活动，他对他的第二故乡的承诺似乎都从未动摇。他是在未来的几个世纪中数以百万计的一类人——那些远渡重洋，在大洋彼岸的辽阔大陆上找到新的家和新的目标的欧洲人——的典型。他是一个美洲人。

船驶入特塞尔海港，这个绿草如茵、海风吹拂的北海岛屿就是亨利·哈德逊40年前出发的地方。在那里，范·德·邓克和他的同伴雅各布·范·考文霍芬和扬·艾弗森·包特应该会登上一艘公共渡船，然后乘船南下，进入举世闻名的桅杆森林——世界上最重要的城市阿姆斯特丹的港畔。

当然，这座城市并没有等着以这份文件签订为信号，才开始它的黄金时代。如今的繁荣景象是在几十年间发展起来的，阿姆斯特丹也是如此。这座城市的规模是亨利·哈德逊生活的年代的两倍，而且，它善于经商的统治者们在过去30年——怀着对这座城市未来发展的十足信心——已经构思出了一个规模惊人的都市开发计划，如今该计划即将完工，那是一系列的同心圆型运河圈。阿姆斯特丹的运河是一个象征性的符号，以至于许多人以为它们本来就存在，但其实它们是人们手工挖掘而成的——成千上百吨的土被移出，再填入沙子；一片片森林被用作桩材，运到岸上——这是一项真正的工程建设和城市规划壮举。一些最早的郊区因此诞生，因为其设计理念是要让城市的核心——充斥着商业活动、性交易和饮酒作乐——被一大群新晋暴发户的豪宅社区围绕着，每座房子后都有宽大的花园，而且前门外就设有通往最先进的都市交通系统的通道。在这里，除了建筑施工发出的敲敲打打的声音之外，一切都宁静而优雅。这些运河本身被命名显然是为了吸引他们那些社会地位上升的客户，这为现代房地产营销埋下了伏笔：您可以根据您要攀附的阶层来选择住在“绅士运河”、“王子运河”（Prinsengracht），或者“皇帝运河”（Keizersgracht）。

范·德·邓克已经离开了将近十年。而他的同僚们，三十几岁的雅各布·范·考文霍芬在年少时就跟随自己的父亲前往曼哈顿，扬·艾弗森·包特则是从1634年起就一直待在新大陆。对于这三个人来说，在这座城市的中心漫游，沿着被称为“水坝大道”（Damrak）的水道到水坝中心广场去，应该是对感官的一种正面冲击。

这也预示着他们要在大洋彼岸帮助建立的城市的形态。在水坝——这座城市的中心广场——阿姆斯特丹多年来接受外来人口的结果已经显现出来，那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穆斯林头巾、印度莎丽、无檐帽和火枪手打扮混在一起；一位被搞得晕头转向的法国游客评论道：“这里第一眼看上去似乎不是任何特定民族的城市，而是所有人共有的商业中心。”[7]这番评论在未来的数个世纪中回响在大西洋彼岸纽约市的阿姆斯特丹的后代中。那些街头小贩——广东人、法兰克尼亚人、古吉拉特人、立沃尼亚人、洛林人、德系犹太人——虽然构成了视觉上的不和谐景象，但也带来了此地排得整整齐齐的柱子底下摆得像金字塔一样的货物。充满异域风情的外国人、荷兰卫兵、矮胖的家庭妇女被长笛手、小提琴手、风笛手和拉着手风琴的男孩们编进了音乐；每个人都在街角的煎饼贩子那里补充能量。勒内·笛卡尔在莱顿待了数年之后回到了阿姆斯特丹，他很享受这种大隐于市的感觉。“每天，我可以出门走到喧闹的人群中，这种感觉和漫步小道时一样地自由自在”，他在给一个住在乡村的朋友的信中写道。[8]（然后，他最终还是厌烦了这一切：在和平年代到来后，正当范·德·邓克快要抵达阿姆斯特丹时，他动身前往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的王宫，再也没回来。[9]）

这里能得到的商品和服务的花样之多足以令新来的人目瞪口呆：一麻袋一麻袋的辣椒依然散发着东南亚的芳香，从巴西气候湿润的三角洲地区运来的糖砖，一木桶一木桶的弗吉尼亚烟草，土耳其地毯，更不用说前往热那亚、士麦那和苏门答腊的船的舱位，以及在尚未完成的运河圈南段或者西面的新约旦区的商品房。你可以买到各种科学测量仪器、解剖尸体的工具，或者，如果你够愚蠢的话，你还可以买一副眼镜，人们当时把这个和智商低联系在一起（“把眼镜卖给某人”[10]在荷兰俚语里是“欺骗”的意思）。性，当然也是琳琅满目的商品之一——游客们可以拿上一份城里的红灯区地图，各个红灯区各有特色，女人们的莺声燕语里夹杂着法国、瑞典和德国口音。[11]如果这些初来乍到的人没有被有些姑娘迷人的昵称吓倒的话［例如，“醋栗屄”（Krentecut）］，那么这里的花样之多肯定令他们无法抗拒。

艺术品和绘画也是可供出售的商品。艺术品中间商摆出的摊档会销售为家庭市场而创作的画作，这些画作的重点是荷兰的两大标志性体裁——风景和静物——它们实际上展现了一个精神生活挣脱了宗教统治的社会，而且满足了世俗消费者对于能够引起共鸣的场景，以及对于此时此地的寻常物体精确的、近乎东方式的迷恋之情（这些术语本身就是通过荷兰语的“landschap”和“stilleven”进入英语的）。印刷品也很普遍：此时，那些描绘《明斯特条约》签订场面的印刷品随处可见，不过，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找到谴责这些条约的教皇敕令的复印件（很多梵蒂冈的财产在条约中都被“世俗化”了）。市面上还有条约签订者们的头像雕刻品，以及各种描绘荷兰各城镇得知条约签订时的反应、士兵们结伴狂饮啤酒来庆祝条约签订的场景的画作。

除了日益增多的文化活动，自范·德·邓克1641年离开这里前往伦斯勒斯维克殖民地，阿姆斯特丹的中心广场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广场的一整面起初是随意扩张的居住区，如今已经被推平，这座取得了支配地位的城市为自己竖立了一座丰碑——一座新的市政厅，此处矗立的桩材和地基就是为修建这座丰碑做准备的。这座市政厅的外形堪称典范，其中充满各种将荷兰共和国与罗马和希腊相媲美的艺术品和标语。它并不只是给1648年和约的献礼，还是给和平本身的献礼，因为在外交语言中出现了“永久和平”这种字眼之后，沉浸在第一波理想主义中的人似乎真的相信在他们经历了这场战争之后，所有战争都将结束。当以游客身份到此的范·德·邓克看着人们铺上第一层砖石时，人们依然相信这种想法。[12]

但是这几个曼哈顿人没有在这座大城市流连忘返。他们的任务很紧急，稍事休息之后，他们很快就动身前往西南部了。

三个世纪以前，这个被他们视为最终目的地的荷兰一角是荷兰伯爵威廉的乡村花园住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宽敞便利的地点变成了该地区中世纪的军事领袖们会面、商讨、解决分歧的地方。四周环绕着的灌木篱墙肯定是这里独特的景观特色，因为当地的人们喜欢将这座花园住宅本身称为“伯爵的篱笆”（’s Gravenhage）。即使是在这个会面地点变成了正式的法院，而且周边发展出了一个城镇之后，这个名称依然保留了下来，不过，通常它会被简缩写为“Den Haag”。英国使者们将其按字母直译为“The Hague”（海牙）。它从一个省级法院成长为国都，争取独立的战争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范·德·邓克和他的同事们在1649年10月进入的这座城市规模很小，但井然有序——人们喜欢叫它“欧洲最大的村庄”[13]——这里一边是草地，另一边是一片橡木林，不远处是海岸边的沙丘。按照计划，它被建设为一个政府办公用的城市，所以它有宽阔的林荫大道，夜晚，有名望的人会和他们的家人一起在这里散步或者乘马车经过。一切都紧紧环绕在被称为“议会大厦”的中心政府广场周围，这是一个四边形的如堡垒一般的建筑群，其特色是各边的政府办公室和中间建于13世纪的骑士厅（Knights’ Hall），那就是原来中世纪的贵族们的会面地点。

荷兰人构思出的是笨拙的、拜占庭风格的治理方式，但是实际上，七省都向总议会派出了规模不等的代表团，不过，每个省都只能投一票。这几十人一起围坐在一张桌子旁，议长头衔每周会在各省的首席代表之间轮换。棘手的部分在于所有的决定都需要全票通过，这导致人们都忙于拉票，很少能达成决议。不过荷兰人似乎并不怎么在意这一点，他们觉得谚语说得好，政府干预越少效果越好。

10月13日，范·德·邓克和他的同僚们刚到没几天就争取到了总议会公务日历上的一点儿时间，并且抓住机会呈上了范·德·邓克精心撰写的有关曼哈顿的文件，即“新尼德兰陈情书及事件实录，致尼德兰联合省总议会大人们，新尼德兰人民敬上”[14]。三十出头的法学生范·德·邓克独占鳌头。经过多年来和基夫特以及施托伊弗桑特的斗争——在代表团体中赢得了一席之地，到处游说曼哈顿人，被囚禁后又被释放，最后远渡重洋、回到故里——才有了这番局面。除了上述那份陈情书，他还在政府机构面前摊出了几份证明文件，其中包括九人代表团介绍他和他的同事们的一封信，最妙的是，他还想办法从施托伊弗桑特满腹牢骚的副总督范·丁克拉根那里弄到了一封信。[15]“这些人对本地区的情况了解得很透彻，”范·丁克拉根在介绍范·德·邓克和他的同事们时写道，“我希望大人们能欣然聆听他们的意见……”[16]

曼哈顿代表团呈上请愿书的时机已经成熟。这个国家还忙于庆祝它的独立，而且统治者们着手处理这个问题的速度表明他们愿意给予反馈。他们现在都知道了“曼哈顿”这个名字，都听说了西印度公司对这块殖民地管理不善，而且准备就此采取一些措施。这个代表团自报家门的方式清晰而充满锐气。最重要的是他们要求为新阿姆斯特丹建立“合适的市政府”。范·德·邓克首先用语言为他们描绘了一幅田园牧歌般的画面，请他们想象这座岛的样子，“曼哈顿……新尼德兰的首府”[17]，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得河流之便，非常适宜居住”，而且在这个理想的根据地的基础上，“我们可以从事我国贸易……从特拉诺瓦湾（Terra Nova）到佛罗里达海角（Cape Florida）……到西印度群岛，再到欧洲，所有耶和华我们的神欣然应许之境皆可”[18]。然后是潜在的威胁，他补充道，新英格兰人“完全了解我们占领的地区是优于他们的”，因此，总议会必须快点动手，增加贸易和殖民地，否则，英国人肯定会取而代之，而且“它甚至会失去‘新尼德兰’之名，而且荷兰人在那里将没有任何话语权”[19]。

范·德·邓克的个人风格很明显，这不仅体现在这番陈述的个别元素上，还体现在它的翔实程度上，长篇大论的陈情书本身还不能让他满足，他还加上了“新尼德兰公众致总议会请愿书”。然后，为了方便理事会成员仔细研究这一问题，他加上了长长一节“关于前述情愿的附加观察资料”。另外，他依次巨细无遗地加上了脚注，这样，代表们提交的案例的每一个方面——该殖民地的无限潜力、荷兰人对该领地的合法所有权、在此居住的人民的权利——都被囊括在内，记录在案，有据可查，可以交叉引证。他充沛的激情体现在他提供引证注释时的狂热劲头中，这些证据中的有些部分读起来仿佛出自一个服用了安非他命的法官助理之手。在本来已经是“附加观察资料”的部分，一句话下面可能就有八条注释。在其中某一处，范·德·邓克称他和他的同事们推测并列举了该殖民地管理不善的原因。他给“推测”这个词加上了注释：“这个推测是毋庸置疑的，因为这和太阳会发光一样，是清清楚楚、众所周知的。”[20]

然后是一些小道具——一些能形象地提醒统治者们，他们的海外行省所具有的丰厚潜力的支撑材料。他把海狸毛皮放到了这些大人面前，这些毛皮还散发着美洲森林的气味，其毛茸茸的质感在这种文明的背景下让人感觉简直就像犯罪。还有那片土地上出产的一些说不上名字的“产物”[21]样本，考虑到这趟旅行的季节和时间，这些产物应该指的是烟草、大果南瓜、小果南瓜、甜菜、苹果、坚果、玉米，当然，还有好几袋粮食，殖民地居民们以它们为傲（“我见过黑麦，”范·德·邓克后来在别的地方写道，“它们长得好高，体格中等的男子会在他的头上方把麦穗捆到一起”[22]）。

考虑到这些统治者十有八九不清楚上述的地理情况，范·德·邓克还给出了一幅精细的手绘地图——这应该是技术娴熟的制图师奥古斯丁·赫尔曼制作的，它展示了这个省份的全貌，涵盖从缅因到弗吉尼亚的海岸线，西至宾夕法尼亚中部的土地。[23]

当时的文件证据也许还有一件，这份文件的原件最近刚刚重见天日。1992年，奥地利国家图书馆（Austrian National Library）的一位研究人员无意中发现了两张彩色钢笔城镇风景画，几十年来，这两张画被分别放在不同的架子上。当将它们拼到一起时，这位研究人员意识到自己看到了新阿姆斯特丹的早期景象——恰恰与当时的荷兰殖民地的历史相符。这幅“命运无常”的精致插图（本书英文版封面图片用的就是这幅插图）展示了一片杂七杂八的房屋——有些是木屋，有些是带有山形墙的砖房，它们紧靠着海岸线，还有一座粗糙的堡垒，荷兰旗帜在迎风招展。[24]画面中没有人。我们有理由相信，范·德·邓克曾用这幅几乎令人难以忘怀的殖民地画像来结束他的陈述——个中缘由我们会在下文中探讨。

一切工作都已完成——代表们自己和其他在曼哈顿支持他们的人都下足了工夫。范·德·邓克用官方沟通中显然很不常见的语调宣布：“为了我们热爱的新尼德兰。”[25]然后，在将这些层层堆叠的详细信息和一筐筐的礼物放到政府官员们面前之后，他像跳芭蕾舞一样，优雅地转身离去，临了还补充了一句，他希望伟大的统治者们“能充分理解我们的推测”。

“推测”这个词用对了。我们需要进行一些解构，才能让人们明白曼哈顿激进分子的胆量究竟有多大。17世纪的荷兰政治体系是通过陈腐的渠道进行权力分配的。总议会是一个相当弱势的国家机构，它和美国独立后头八年里最初的邦联颇为相似（“大人们”这个习惯称谓相当于一种心理补偿），它对海外问题，例如监督殖民地事务，有影响力，但是大部分的权力还是掌握在各省和形同政府分支的大型海外贸易公司手中。这些公司对海外贸易站点的维持，以及他们从中谋利的权利，都是在这个体系中根深蒂固的。然而，范·德·邓克却相当明确地要求领导人们：“我们认为这一地区在西印度公司的管制下永远不会繁荣发展……因此如果这些公司能脱离这一地区并将其财产搬离此地，这对于该地区和这些公司本身都会更好、更有利。”[26]如果把那些礼貌用语去掉，那么这个请求就是：“让他们离开这里，把他们相关的东西也带走。”这是在要求改革这个体系，剥夺西印度公司股东的财产所有权——尽管他们曾为这份财产投入了极其大量的金钱——让中央政府直接接管这个地方并在荷兰政治体系中赋予其政治地位。

对于范·德·邓克、梅林、霍弗特·卢克曼斯、奥古斯丁·赫尔曼和他们的同伴们来说，期望总议会为了聚居在一个遥远的岛上的几个商人和定居者们削弱整个政治经济体系的地位，当然是大胆之举。事实上，在一些史学家看来，他们的任务的大胆程度不啻天方夜谭，或者就是一场白日梦——也许还称得上很前卫，它预见到了美国独立战争中人们的政治诉求，但这是与当时那个时代格格不入的。

然而，这不是白日梦。范·德·邓克的艰巨任务与其他事件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在这些代表从曼哈顿启程之前不久，国王查理被斩首的消息就传到了这个殖民地，从这一点就可见一斑。当范·德·邓克抵达荷兰时，一场宣传册上的论战——在报纸面世之前的时代，宣传册就是国民的临时演讲台——正在进行中，主题就是人民的权利和君主制的局限性。荷兰共和国的出现引发了这场论战——准确地说，这场论战发生在海牙附近的洪斯拉尔宫（Honselaardijk Palace），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在这里过着精彩的生活，占尽荷兰的天时地利，与此同时，一拨拨身份更低下的难民从欧洲各地涌到这里，其中有一位不是别人，正是查理之子即他的继承者，后来的查理二世。一位声名显赫的知识分子以守旧派的论调称，即使国王查理犯下了理应被处决的罪行，但是长子继承制——在世袭君主政体中权力转移的依据——要求他那未曾参与这些罪行的儿子应当成为新国王，因此，本国应当为其提供庇护直到克伦威尔的疯狂时期过去。然而，其他人为庇护一个逃亡的王室成员感到不安。在荷兰共和国无拘无束的公共讨论“场所”上，一个来自乌特勒支大学，颇有范·德·邓克之风的荷兰年轻法学生抛出了一份宣传册，对此做出了回应。这份被到处印刷、人人阅读的宣传册宣称，在新欧洲，在一个刚刚独立的共和国，如此依附于皇权之举是跟不上时代的步伐的。[27]他宣称，君主们的权力并非神授，而是人民授予的。当然，范·德·邓克提出的要求并非体现了国王与人民之间的对抗。但是这场关于国王的权力局限的辩论说明，在曼哈顿的代表们呈上他们的案件时，他们的奋斗目标——一个民族在他们的政府中应当拥有发言权——正是人们热议的话题。

当时同样流行的还有彻底的政治行动主义。当范·德·邓克开始在海牙代表曼哈顿殖民地履行他的使命时，一位名叫弗朗西斯库斯·范·丹·恩登（Franciscus van den Enden）的耶稣会信徒正在阿姆斯特丹组织一个苏格拉底式的学会，鼓励年轻人自由体验民主和社会平等理念。[28]从范·丹·恩登的小团体中崭露头角的最有名的学生是巴鲁赫·斯宾诺莎，这个生活在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在世时声名狼藉，但后来他因继续发展笛卡尔制定的现代哲学原则而成为历史上的一个传奇人物。从这个圈子中涌现的一些理念——民主政府、公共生活、财产共有权、质疑将《圣经》逐字逐句当作真理的做法、公立学校体系——听起来异乎寻常地现代，这说明了现代世界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比我们通常理解的更早的时间。

范·丹·恩登的圈子对范·德·邓克和他为他的殖民地制订的理想主义计划有一种天然的喜爱。范·德·邓克可能就是在荷兰逗留期间认识他们的。当然，或许是范·德·邓克努力的结果，他们终于开始了解这个荷兰殖民地，而且这将会成为他们其中一个计划的焦点——一个怪异，具有共产主义雏形的乌托邦式的生活实验。在范·德·邓克执行这项使命的十年后，范·丹·恩登将为美洲殖民地的这样一个社区起草一份宪法草案。实际上，这个团体为这个冒险活动获得了一份特许状。1663年，41位后期清教徒在皮特·普洛克霍伊（Pieter Plockhoy，此人后来成为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的带领下，在特拉华湾，也就是施托伊弗桑特从瑞典人手中赢回来的土地上定居。但是这个时机很糟糕。不过几个月之后，英国人就占领了荷兰人的整个新尼德兰殖民地，同时摧毁了这个乌托邦式的定居点。普洛克霍伊本人活了下来，而且在新大陆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30年，作为新城市费城的居民在河流上游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岁月。

和范·德·邓克的使命一样，这些计划可能都太过于理想化了，它们是紧随笛卡尔和格劳秀斯等人而出现的第一拨思想者的成果，他们立志要让人类活动的中心从教堂向人类心智转移。但是，如果最后范·德·邓克和他的同伴们未能获得他们想要的所有结果，那么他们会改变这个体系并为一个新型社会的创建铺平道路。美国历史忽略了他们的成就，这在某种程度上与盎格鲁中心主义有关系，而且可能与一些人们习以为常的现象有关。[29]比如美国大学中的殖民研究通常都是被割裂的，英语系专门研究英国殖民地，西班牙殖民地则是由西班牙语系负责，等等。这意味着荷兰殖民地被边缘化了（美国大学里鲜有荷兰语系），而且对于殖民地整体研究的方法太狭隘了。近年来，历史学科已经打破了一些这样的藩篱，因为人们开始清晰地意识到17世纪受过教育的欧洲人已经对世界和他们在其中的位置有所认识，而且他们受到许多在远方发生的事件的影响。如果要了解一个地区的事件，我们就要对其他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有充分的认识。有一卷第一手史料对于理解荷兰人在曼哈顿岛做的事情至关重要，这份题为《库拉索文集》（Curaçao Papers）的著作可以证实这一点。那个时候就已经形成了全球网络。

因此，将范·德·邓克的使命置于这一背景中，我们会顿时感觉释然。一方面，人们依然在翻译和出版这个殖民地的记录，这些记录展示了一个如旋涡般动荡的殖民点，住在这里的是一群不屈不挠的人，他们看到了这个地方的可能性，而且想探索这些可能性。那是一个社会，一个值得为之奋斗的社会，而且殖民地居民们与广阔的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时代的精神激励着范·德·邓克和他的同伴们，驱动着他们追求他们的理想主义。一些非同寻常的事情正在欧洲发生，而且他们知道这一点。他们斟酌了《明斯特和约》和范围更广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与参与和谈的代表们以及范·丹·恩登圈子中的成员们一样，他们也在追随胡果·格劳秀斯的脚步，将他的法律原则应用于新大陆殖民地。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尽管殖民地居民们的请愿书内容很激进，但它得到了政府的认真对待。在最初的报告后，政府官员们坐立不安，他们翻动着书页，讨论着问题，选派了一个委员会深入研究此事。[30]这个问题一直让他们心神不宁，现在到了解决它的时候了。

那天晚上，这三个美洲人肯定在海牙庆祝了一番。他们肯定为他们在政府机构面前的首次登场感到高兴。但是，如果他们期望自己的事情能很快得到解决的话，那么他们很快就会失望的。没过几天，总议会发现自己本身正处于一场保皇主义危机中，这场危机已经积累多时，如今将所有次要问题都挤到了一边去。英格兰内战并非一个孤立事件。荷兰政府不是建立在习惯法之上的，而是一些制度和法律拼凑而成的产物，有一些部分很具有前瞻性，但是也有一些封建残余。它是一个共和国，但是它也有贵族世家，也有第一家族奥兰治-拿骚家族（House of Orange and Nassau）。根据长久以来的传统，奥兰治亲王被选为“执政长官”（Stadtholder）——一个类似于总统的官职，但是其职责非常模糊不清。这种模糊不清的状态激怒了曾经的奥兰治亲王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他从1625年起担任执政长官一职，带领军队在对西班牙的战争取得胜利，在有生之年逐步巧妙地扩大了自己的权力。他的终极目标是让他的家族得到王室地位，但是他朝这个方向迈出的一大步非常不合时宜：1641年，他让自己15岁的儿子威廉（Willem）与英格兰查理一世9岁的女儿玛丽·斯图亚特（Mary Stuart）成婚。几乎就在这个时候，英国内战开始了。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将他的运气都押在查理身上，但是十年后，查理已经人头落地。

从一开始，荷兰人就为他们的贵族世家和注定失败的王室成员勾勾搭搭的做法感到不满。弗雷德里克·亨德里犯的第二个大错是试图阻挠明斯特和谈。“八十年战争”对他的家族十分有利，它令其父亲“沉默者威廉”成了一个人们崇拜的偶像，成了“国父”。除此之外，执政长官是军队的首领；与西班牙和平相处意味着他的重要性将骤然降低。但是荷兰省商人出身的统治者们，特别是阿姆斯特丹市的统治者们却认定和平才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历史朝他们的方向而动。和约签订了，当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的失败愈发清晰时，他本人去世了。

不过，这个问题还远没有结束。新的执政长官威廉年方21，性情反复无常，骄傲自大，对他的顾问们和他那还是个孩子的英格兰妻子漠不关心。他很机灵，但是也很狂野，很快事实就证明了他是比他的父亲更危险的一股力量。在曼哈顿的代表们呈上他们的请愿书的几天后，荷兰议会——荷兰省的地区议会，也在海牙开会——投票出资遣散许多士兵。这本来是很寻常的战后措施，全世界都是这样，战争一结束，军队就要精简。但是，每走一个士兵，执政长官的权力就少了一份，这刺痛了威廉，于是他做出了反应。他以个人名义向军队官员发出了命令，指令他们维持军备。这些军官听从了亲王的命令。弥漫整个海牙的欢乐气氛登时被乌云笼罩。总议会连忙安排与亲王协商相关事宜。他同意减少军队总人数，但走的只能是荷兰士兵。这让这个国家好议时政的知识分子阶层感到了一阵寒意：所有人都知道，军队的很大一部分是由雇佣兵组成，而且，在这场亲王与总议会之间形成派系分裂的事件中，这些人更倾向于站在他那一边，不太可能屈服于爱国主义。人们突然明白，感觉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的威廉正在考虑对这个刚刚宣告独立的国家发动一场军事行动。实际上，威廉比他的父亲更急切地想要将执政长官的头衔换成一顶王冠。在他与法国大使的秘密会议中，他已经接受法国人开出的条件，这位大使在一份报告中提到，他们会助他得到“远比他的前任更显赫的地位”。[31]

随着政府陷入危机状态，所有次要的问题都被搁置。不过，范·德·邓克不愿这样坐着不动，他利用这个时间打通了另一个方向的道路。这个殖民地并不仅仅是一份政治事业，它还需要移民者、交易商、航运商。也许，它最需要的是宣传。于是他从一名政客变成了一位公共关系代理人，他要去找一位愿意出版他的陈情书的印刷商。这不会是易事，因为这份文件一直在攻击这个国家中最有权势的公司之一。想要找的这位印刷商必须无惧争议。

他找到了他要的人。24岁的米希尔·斯特尔（Michiel Stael）是一位面包师的儿子，在和约签订之后，他离开了他的家乡代尔夫特，来到首都开始创业，成了一名书籍和宣传册的印刷商。[32]他做这一行恰逢其时：欧洲正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余波中动荡，荷兰共和国成了欧洲大陆的出版之都。在世纪之交时，海牙的出版商只有4家，如今却有了39家。[33]斯特尔渴望成名。当范·德·邓克找到他的时候，他才刚刚起步，正在为法国市场印刷一些宣传册。他即将开始的工作体现出他对于有争议的话题的敏锐判断力。他在1649～1650年的出版物几乎全都围绕着政治话题，而且那些标题反映了他所从事的行业的国际性和这些新鲜出炉的出版物的时效性：《克伦威尔将军的两封信：英格兰与苏格兰军队邓巴之战内情》《西班牙大使致总议会商院议员们的提案》《个人就扣留孔代亲王、孔蒂亲王和隆格维尔公爵（Princes Conde，de Conty and Longuevill）致巴黎议会的信》。[34]他特别喜欢激进的政治观点：在接下来的一年中，他将会因出版批评荷兰一些领导人的出版物而摊上官司——这证明了即使是在最开明的出版环境里也有限制。有一次，他差一点儿就被带上足枷。他在海牙的大街上被执法人员追着躲进了一家旅馆［这家店叫“狂欢荷兰鼠”（Bend of Guinea）］，从窗户逃走了。数年后，他在鹿特丹露面，继续做出版业。

范·德·邓克在狭小的公寓中找到了斯特尔，斯特尔和他的妻子、孩子及他的商业伙伴一起住在这间公寓里。那家印刷店也在这座建筑里，而且它很适合铤而走险的人——从这个地方向外望就能透过海牙法庭的外院看到监狱门（Gevangenpoort），这座矮矮宽宽的砖砌建筑有一个通向政府大楼的拱形门，而且它还是市监狱。[35]按照他爱批判有势力的人的倾向，斯特尔肯定为范·德·邓克的文件和其中夺走西印度公司掌握的一个省份的激进提议而感到欣喜。作为一个商人，他肯定觉察到这部著作很有市场，因为很多人都把西印度公司看作一个失败——它那曾经高达206荷兰盾的股价已经跌到了14荷兰盾——和一个可以嘲讽的成熟对象。他同意出版陈情书。[36]

斯特尔看样子是将范·德·邓克介绍给了一位名叫亨德里克·洪迪厄斯（Hendrik Hondius）的镌版工，此人住在仅几道门之隔的外庭（Buitenhof）。[37]范·德·邓克希望能将他的新尼德兰地图和陈情书一起出版，而且洪迪厄斯似乎让自己在阿姆斯特丹的内弟约翰内斯·扬松（Johannes Jansson）[38]和范·德·邓克联系，为它镌版。[39]即便范·德·邓克没有做其他的事情，他出版这份地图的事迹就足以名留青史。从1650年至18世纪中期，这份所谓的“扬松-菲斯海尔地图”（Jansson-Visscher map）［克拉斯·菲斯海尔（Claes Visscher）制作了一个修订版］重印了31次，而且成为荷兰人以及英国人眼中最权威的地图，如今人们仍在复制这份地图，将其作为殖民地时期北美东北部最准确的透视图和早期制图最精美的范例。[40]它将出现在全欧洲的绘图室、运输事务所和图书馆中，给美洲东北部的大部分地区——从五月角（Cape May）到长岛再到罗得岛（Roode Eylandt）永远地安上荷兰语的名字。它还是少有人研究的将地图作为政治宣传手段的绝佳范例：人们有意地使用地图，特别是荷兰人和英国人将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掌控印在欧洲人的头脑中。“扬松-菲斯海尔地图”意在不偏不倚地展示北美东北部的情况，但是，实际上荷兰殖民地占据了中心位置。而且，更重要的是，这幅图将“新尼德兰”这个名字与地球仪上一个值得注意的部分联系在一起，也就是在这片大陆上，从科德角（Cape Cod）到特拉华的地区构成的一个弧形。这是因为范·德·邓克坚守由亨利·哈德逊和他的追随者——探险家阿德里安·布洛克最初划定的边界线。

这幅图还体现出了另一个宣传手段。这幅用钢笔画的方式展示出新阿姆斯特丹风景的小图除了被范·德·邓克带来向总议会展示这个殖民地愁苦的面容外，还有第二个功能。正如他将陈情书这个词用了两次一样——一方面是用来让统治者们了解这个殖民地悲惨的处境，另一方面是将其作为吸引定居者的公共关系工具——范·德·邓克似乎将这件艺术品带给了镌版工约翰内斯·布劳（Johannes Blaeu）并让他用它制作了一个适合出版的版本。完工后的彩色雕版标题为“曼哈顿岛上的新阿姆斯特丹”（NIEUW AMSTERDAM op’t Eylant Manhattans），它不但有独立版本，而且在其后版本的地图中作为插图出现；它的每个细节都和钢笔画版的插图分毫不差，只不过原来的插图展示的是一个人烟稀少、破败不堪的村庄，而布劳的雕版印刷地图中的曼哈顿城镇则小巧玲珑、井然有序，那里有烟囱、山形墙、风向标，生机盎然。范·德·邓克的个性——不屈不挠地推销他的新大陆，而且愿意扭曲真相以迎合他的受众——铭刻在这些道具中，如今它们被藏于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和图书馆中。

大约在此时，在总议会无暇分神，斯特尔准备出版陈情书时，范·德·邓克向南做了一次长途旅行，去家乡布雷达看望他的家人。[41]他的两个姐妹、三个兄弟以及他们的配偶和孩子此时似乎大部分都住在布雷达。他的姐姐阿加莎曾陪着她的丈夫——东印度公司的一位官员——到安波那岛去，丈夫去世后，她又回来了；他的妹妹乔安娜很快就要和当地的一名商人结婚。所以我们能想象他此次返乡，回到那个（相对）阳光明媚，一栋栋建筑像中世纪时一样簇拥着哥特式教堂的南部城市时，场面会有多热闹。不过，尽管范·德·邓克的父母生活在欧洲最进步的社会中，但是他们一年前做的一件事情在这个时代还是很不同寻常：合法分居。更值得注意的是，是范·德·邓克的母亲阿加莎·范·卑尔根同意向她的丈夫支付赡养费。我们对范·德·邓克的父亲科内利斯的情况知之甚少，显然，这个家庭的财富和名望都是从范·卑尔根一方得来的。正是阿德里安·范·卑尔根——阿德里安·范·德·邓克的外祖父，与其同名——将布雷达从西班牙人手中解放出来，他也因此成了一个传奇人物。而且，阿加莎·范·卑尔根愿意每年向她的丈夫支付100荷兰盾，这也说明了这些钱是她继承而来的。[42]

这个家庭向这个离家已久的儿子表示欢迎。如今站到他们面前的已经是另一个人了，那个带着书卷气的男孩已经变成了一个男人，他的步伐迈得更大，握手时也握得更紧了。他曾徒步走过那些紫色的山峰，在林间席地而睡，在原住民的长屋里和他们一起进餐。九年来，他一直呼吸着不同的空气。他的眼神、他的声音都体现了这一点：范·德·邓克激情四射地回到了布雷达——无论父母分居让他有什么样的感觉，都不足以抑制他的这股激情。他在所有亲戚面前大肆宣传美洲殖民地，那是他的家，他的事业，一个机会之地。这个未来的天堂只缺一样东西，即健全的政府，而他本人正在为此筹备中。他的激情以及人们对他的敬佩之情——他前往这样一片蛮荒之地，回来时已经是众人的领袖，又作为一位政治家，向本国政府呈递了状词——令他的家人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的双亲分别把他们的资产变现，打点行装，坐上了前往曼哈顿的船。他的一个弟弟及其妻子、他们的儿子和几名仆人也去了曼哈顿。他的热忱所到之处似乎感染了每个人。

此时，在海牙，这个殖民地的请愿书在政府的日程表上被搁置了。科内利斯·范·廷霍芬——这个一直在背后拉曼哈顿代表团后腿的人——出现了几次，他给议会的大人们提供了一些信息，意在证明这个殖民地的情况并没有那么糟糕。他称，曼哈顿征收的税款相比于新英格兰人缴的税已经算优惠了。定居者们有良田可耕种。而且，他制作了一个新尼德兰和新英格兰的耕畜现行价格对比图，这也许是最早的、关于曼哈顿的生活高成本的记录：曼哈顿的一个农夫卖出一头一岁大的母猪可以换得20荷兰盾，而在波士顿他只能换回12荷兰盾。[43]

范·德·邓克和范·廷霍芬这两个死对头展现的截然不同的殖民地景象中有一层讽刺意味。范·德·邓克认为这个海外殖民地创造的利益总有一天会比他的整个祖国还多，为了尽量为它争取支持，范·德·邓克强调了那里黯淡的境况，处处将情况往绝路上写，很多时候他都把数年前，印第安战争之后的情况当成目前的情况来描述。而范·廷霍芬描述的充满生机的景象也许更能准确地反映当时的状况。讽刺的是，范·德·邓克更有说服力、更优雅的陈述——其终极目的毕竟是为了巩固这个殖民地——对史学家们产生了长远的影响，令他们认为荷兰统治下的殖民地自其诞生时起就有缺陷。

尽管范·廷霍芬在委员会面前做了陈述，但是当范·德·邓克回到海牙的时候，政府议事厅外已经陷入了真正的骚动。米希尔·斯特尔的宣传册版陈情书——被重新安上了一个更富戏剧效果的标题《新尼德兰陈情书，其地理位置、丰饶程度和悲惨境遇》（后文简称《新尼德兰陈情书》）——已经传遍街头巷尾，它不仅轰动了海牙，还轰动了阿姆斯特丹、哈勒姆和其他地方，陈情书展示了一幅惨淡图景，描述了最近发生的事件和殖民地居民们的挣扎，但是范·德·邓克描述了广阔、富饶的土地，“在人手充裕的情况下可以全面开垦……有许多非常平坦的土地和玉米地”和“非常好的牧场”，“不费什么力气就能改造成优良的耕地”，肥沃的土壤能产出粮食，而且“比尼德兰的土壤耕种起来更不费力”，这些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范·德·邓克在写作中突然扯出一段题外话，用诗意的语言列出一连串的事物，这是他的标志（这个殖民地的树：“星毛栎……黄油橡树……油用坚果……山核桃木……水山毛榉……树篱山毛榉……斧柄木……两种舟木、白蜡木、桦木、松树、板条木或野生雪松、椴树、桤木、柳树、荆山楂树、接骨木”），这一切点燃了那些一生都住在森林稀少的平原和围垦地的人的想象力，令曼哈顿更具诱惑力。

这份出版物——以及附带的新阿姆斯特丹的地图和插图——立即得到了反馈。也许是通过斯特尔——他的地址被放在了书名页——人们联系到了曼哈顿的代表们并表示他们已经准备好搬家，到曼哈顿去寻找财富。西印度公司的董事们都大吃一惊。“以前从来没人提过新尼德兰”，他们给施托伊弗桑特写信，“如今它好像把这里搅得天翻地覆，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第一个到那里去选择最好的（地）。”[44]范·德·邓克和他的同伴们很快就采取了行动，他们找到了一位在阿姆斯特丹的船长，此人愿意将定居者送到曼哈顿去。大批人群涌入这个海港；140名自费登船的移民被接受，船长威廉·托马森宣布这艘船已经满员了。另外几百人吃了闭门羹。

然后，范·德·邓克开始利用人们对这个殖民地表现出的巨大兴趣。他给总议会委员会写了一份扣人心弦的请愿书——特别点了委员会主席的名，亚历山大·范·德·卡佩伦（Alexander van der Cappellen），范·德·邓克知道此人是西印度公司的敌人——其中他生动地说明了形势的变化[45]：船只如今蓄势待发，船长和船主们都可以证明，如果他们再有六艘这样的船，上面也会坐满人的。[46]“带着对更好的政府的期盼，”范·德·邓克希望总议会能看到，“更多乘客开始面向新尼德兰，如果有途径、有机会，他们都想去。”然后，凭借他一贯以来对细节的关注，他让那位船长像在公证人面前一样为他作证。

这似乎是利用民众意愿给政客们突然施压的经典案例。就在范·德·邓克展示公众对这个殖民地感兴趣的证据这一天，总议会给西印度公司的各个分部发出了一连串的信，要求它们向海牙派出代表，和来自曼哈顿的代表们一起出席为期两周的联席会议，商议“关于新尼德兰的全部议题”，[47]最后还来了一句：“不得有误。”一周后，范·德·邓克让该公司的阿姆斯特丹分部和他的签了一份合同，其他代表们租了一艘船，这艘船足以将另外200名移民运往曼哈顿。该公司将负责这些开销，而代表们则要做细节安排。这艘船将在6月的第一天前起航。

现在的他是一个技术炉火纯青的推销者了，他面面俱到，而且取得了成果。如今，他和被指派处理该殖民地事宜的总议会委员会成员们结成了密切的工作关系，他们显然都倾向于他这一边——每个人都收到了范·廷霍芬的抗议。根据委员会的建议，总议会决定从海牙派出一名公证人到这个殖民地去；范·廷霍芬之所以生气是因为如果这样做，这些领导人就会剥夺施托伊弗桑特及其顾问班子的一些政治权力——剥夺西印度公司的一些政治权力——并将它们赋予一位政府官员。在范·德·邓克看来，这是向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步。

然后，在1650年4月，决定性的裁决出来了。在所有委托人——范·德·邓克和他的同伴们，以及来自西印度公司大部分地区分部的代表们——齐聚阿姆斯特丹分部的情况下，委员会发布了“关于新尼德兰政府、维护和居住的临时命令”。[48]当一位委员会委员费力地念着一行行密密麻麻的法律用语的时候，所有人无疑都在椅子上伸长了脖子等他宣布：委员会“通过调查新尼德兰迄今为止维持的政府体系”，现做出结论，总议会成员们“不可、不应再准许西印度公司股东们凭借特许状赋予之特权和利益，无视或反对为了地区边界安全和人口增长向委员会递交之良好计划和提议，进行不当管理”。这就是——委员会的明确定论。

然后是要付诸实施的具体命令。首先，最重要的是，“在新阿姆斯特丹市内成立一个市政府”，在这样的政府成形之前，九人委员会将继续“享有对于人和人之间发生的小案件的司法管辖权……”委员会还提到了公众对于向这个殖民地移民突然产生的兴趣：“前往北美洲和附近岛屿的私人船只有义务运送所有愿意被带往新尼德兰的乘客……”而且委员会建议将总计15000荷兰盾的资金放入一个账户，作为无法承担旅费的未来定居者们的福利金。

除了这份没有加上主观评论的命令，委员会还发布了一个命令：“现任总督彼得·施托伊弗桑特当奉命回国述职。”

就这么多。会议结束了——政府已经明确表示支持曼哈顿代表们的事业。西印度公司的代表们都很气愤，阿姆斯特丹分部迅速准备反驳。此时，范·德·邓克准备使出撒手锏。即使是他的陈述得到了这样掷地有声的支持，他也并未感到满足，因为这些命令放过了西印度公司，它还掌握着这个殖民地。他到委员会演讲。他不再是一个没有把握的局外人；六个月来在海牙进进出出的经历给了他信心。

“尊贵的、伟大的大人们，”他开始说道，那溢于言表的得意之情令他乏味的话语也变得色彩缤纷，“诸位高贵的阁下和您，尊贵的大人，能欣然保护虽然遭受破坏，但蒙主恩宠得以残存的新尼德兰，为那些令人悲伤的事件拨乱反正，此举令人佩服。因此，鄙人斗胆向高贵的大人提议一些十分必要的方法，而且，经过全方位的思考，对于其中牵涉的诸位高贵的阁下有益、有利……”[49]

他不希望总议会忘记曼哈顿殖民地的定居者们遭受的痛苦是西印度公司某些官员采取的灾难性行动所致——“野蛮人、基督教徒甚至尚未断奶的婴孩因那些毫无必要的野蛮行径流了多少鲜血？”他要求委员会将自己在曼哈顿起草的对范·廷霍芬的质询书清单加入记录。他声称，廷霍芬和其他要为印第安之战担责的人应被处决。

范·德·邓克已经确定范·廷霍芬在海牙是不受欢迎的人，他希望能在这种反感的基础上扩大那几个临时命令的影响力，直接将西印度公司从曼哈顿殖民地扫地出门。但是委员会在那方面没有采取行动。不过，它确实批准了一个计划，派曼哈顿代表团中的两个人——包特和范·考文霍芬——带领一众定居者回曼哈顿，此二人要向施托伊弗桑特传达裁决并带一船的枪回去保卫该殖民地。他们欢欣雀跃地和范·德·邓克道别后就立即动身了，而范·德·邓克将留下来确认委员会的命令被总议会采纳。

在他们离开之前，范·德·邓克写了一封密信，让他们送出去。这封信是写给拉·蒙塔尼医师的，他在基夫特和施托伊弗桑特手下都做过事，范·德·邓克瞄准了此人，认为他在这场强权政治游戏中是举足轻重的人物。这封信直到1997年才被人发现——发现者是亚普·雅各布斯博士，一位研究新尼德兰殖民地的杰出的荷兰史学家——此信藏于阿姆斯特丹市档案馆中；它仿佛一道亮光，穿透因几个世纪的时光而变得昏暗不明的房间，说明阿德里安·范·德·邓克在其出使海牙过程中最关键的时刻觉察到了更为广阔的时代背景下的潮流，饶有兴致地、巧妙地玩着这场政治游戏。[50]它还说明了他将自己视为领导这些活动家开展这项事业的人。“出于老交情，我给您匆忙写下这几句话，希望您依然坚信我们对您的善意”，这个人曾经在施托伊弗桑特囚禁他的时候参与审判他，但是似乎尽力在当时和其他时候的讨论中保持中立。在给他的信中，范·德·邓克是这样开场的：“我提过很多事情，口头警告并向雅各布·范·考文霍芬强调您和我不同。”然后，范·德·邓克开始用每个时代的政客都会用的经典手段安抚拉·蒙塔尼。他确信自己会成功，并向拉·蒙塔尼保证“我们相信在很快就要成立的下一届政府中，您将会担任一个不错的职位”。然后他言归正传：“如果您能加入起诉方，那是再好不过了。我请求您尽可能地提供建议并采取行动，协助九人委员会……”然后他改变策略，让拉·蒙塔尼了解风向已经改变，以及继续与西印度公司代表们为伍并非明智之举：“这里人人都知道那场战争的始作俑者还未受到应有的惩罚……廷霍芬在这里不太受宠……他和基夫特总督在那场战争中的所作所为在这里受千夫所指。公司董事们尽力为施托伊弗桑特、他的秘书和他们的支持者们辩护，但是除了少数几个人，董事们本身在这里就不太受宠，而且人们觉得他们也有嫌疑……”

显然，范·德·邓克已经预见到，在不远的将来，新阿姆斯特丹和整个荷兰殖民地将被政府接管，被赋予正常的政治地位，并且成为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在给总议会的一份请愿书中，强调了这个殖民地对于这个刚刚独立的国家的未来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这个州……自己就比17个荷兰省份都大[51]……在危急关头，它会变成一个坚强的臂膀，提供人员和给养；等人口增加之后，高贵的大人们将可以在你们自己的领地之间开展巨额贸易——大人们对此享有绝对的控制权和权威。”[52]这样的安排是前所未有的——新尼德兰仿佛是荷兰共和国的第八个省份，一个与母国不相邻，与阿拉斯加或夏威夷类似的州。如果这一切成真，当然，历史——美国人、英国人和荷兰人——的结局会大不相同。1650年春，至少在范·德·邓克的心里，这是真的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政府站在殖民地居民们这一边，施托伊弗桑特被召回，而范·德·邓克在远离曼哈顿的大洋彼岸，正在筹建一个新的行政机关。

[1] 我对阿德里安·保乌乘马车到明斯特的旅途的描写是以格拉尔德·特鲍赫（Gerard ter Borch）的画作 Entry of Adriaen Pauw and Anna van Ruyten-burgh into Münster、艾莉森·麦克尼尔·凯特林（Alison McNeil Kettering）在Gerard ter Borch and the Treaty of Münster中对此画作的分析，以及Jonathan Israel，“Art and Diplomacy：Gerard Ter Borch and the Münster Peace Negotiations，1646-1648”为基础的。保乌于1月抵达，但是这幅画将他正式抵达的时间描绘为绿草如茵的春天，据凯特林称这是特鲍赫自作主张之举，因为这能让画面更好看。

[2] 我在描写《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及其重要性时参考了Heinz Schilling，“War and Peace at the Emergence of Modernity”；John Elliott，“War and Peace in Europe：1618-1648”；Anja Stiglic，“Ceremonial and Status Hierarchy on the European Diplomatic Stage：The Diplomats’ Solemn Entries into the Congressional City of Münster”；and Volker Gerhardt，“On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Peace of Westphalia：Twelve Theses”——all in Klaus Bussman and Heinz Schilling，1648：War and Peace in Europe。

[3] Volker Gerhardt，“On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Peace of Westphalia：Twelve Theses，” footnote 6.

[4] Israel，“Art and Diplomacy，”94.

[5] 这也是对保乌毫无生气的外貌的一种语言学上的讽刺，因为他的姓氏的意思就是“孔雀”。

[6] J. G. N. Renaud，Het Huis en de Heren van Heemstede Tijdens de Middeleeuwen；tulips：Simon Schama，Embarrassment of Riches：An Interpretation of Dutch Culture in the Golden Age，354.

[7] 这句话出自法国诗人弗朗索瓦·芬乃伦，引自François Fénelon，in Christopher White，Rembrandt，27。

[8] Stephen Gaukroger，Descartes：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188.

[9] Stephen Gaukroger，Descartes：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412-413.

[10] Peter van der Coelen，Everyday Life in Holland’s Golden Age：The Complete Etchings of Adriaen van Ostade，130.

[11] Schama，Embarrassment of Riches，472-478.

[12] 完工后的建筑现在依然是一个旅游景点，但在19世纪被路易·拿破仑（Louis Napoleon）改造为宫殿之后，其作为市政厅的功能就已经被废除，所以现在人们都将其称为“王宫”。

[13] K.H.D.Haley，The Dutch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64.

[14] Docs.Rel.，1：259.

[15] Docs.Rel.，1：258.

[16] Docs.Rel.，319.

[17] Docs.Rel.，265.

[18] Docs.Rel.，260-261.

[19] Docs.Rel.，264.

[20] Docs.Rel.，262.

[21] Docs.Rel.，346：“……以及那里出产的水果和毛皮的一些样品……”

[22] Adriaen van der Donck，Description of New Netherland，trans. Jeremias Johnson，ed. Thomas F.O’Donnell，31-32.

[23] Docs.Rel.，1：346：“… a perfect map of the country …”

[24] Joep de Koning，“From Van der Donck to Visscher”；Robert R.Macdonald，“The City of New Amsterdam Located on the Island of Manhattan in New Netherland.”

[25] Docs.Rel.，1：261.

[26] Docs.Rel.，317.

[27] 这些探讨君主政体的宣传册藏于海牙的洪塞拉尔图书馆（Knuttel目录编号6377-6383），关于它们的重要性的资料出处为Pieter Geyl，Orange and Stuart，47-48。

[28] Jonathan Israel，Radical Enlightenment：Philosophy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ity，1650-1750，168-80；Plockhoy and Van den Enden：ibid.，176-179；Wim Klever，“Conflicting‘Considerations of State’. Van den Enden’s Opposition Against de la Court’s Aristocratic Republicanism and Its Follow-Up in Spinoza’s Work”；Plockhoy：Bart Plantenga，“The Mystery of the Plockhoy Settlement in the Valley of Swans.”

[29] 许多史学家帮助我理解这一影响历史的改变。我要感谢与我就此话题进行对话的丹佛大学的Joyce Goodfriend和新罕布什尔大学的Cynthia van Zandt；我还要感谢纽约大学的Karen Ordahl Kupperman 和中田纳西州大学的James Homer Williams，感谢他们在纽约哥谭中心（Gotham Center）的2001年哥谭历史盛会（2001 Gotham History Festival）上就此话题发表的讲话。

[30] Docs.Rel.，1：319-320.

[31] Herbert H. Rowen，Princes of Orange：The Stadtholders in the Dutch Republic，82.

[32] E.F.Kossmann，De boekhandel te’s-Gravenhage tot het eind van de 18de eeuw，365-66；Marika Keblusek，Boeken in de hofstad：Haagse boekcultuur in de Gouden Eeuw；Craig E.Harline，Pamphlets，Printing，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arly Dutch Republic，126.

[33] Craig E. Harline，Pamphlets，Printing，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arly Dutch Republic，73.

[34] Kossmann，De boekhandel te’s-Gravenhage；online catalogue of the Koninklijke Bibliotheek，The Hague.

[35] 监狱门如今依然矗立，如今它是一家展示酷刑和惩罚的博物馆。

[36] Jonathan Israel，Dutch Primacy in World Trade 1585-1740，163.

[37] Joan Vinckeboons，Gunter Schilder，and Jan van Bracht，The Origins of New York，18.

[38] 即约翰内斯·扬松纽斯（Johannes Janssonius）。——译者注

[39] Benjamin Schmidt，“Mapping an Empire：Cartographic and Colonial Rivalry in Seventeenth-Century Dutch and English North America”；Joep de Koning，“From Van der Donck to Visscher”；Vinkeboons，Schilder and Van Bracht，Origins of New York.

[40] Robert T. Augustyn and Paul E.Cohen. Manhattan in Maps，32-33.

[41] William Hoffman，“Van der Donck-Van Bergen”；Ada Van Gastel，“Adriaen van der Donck als woordvoerder van de Nieuw-Nederlandse bevolking.”

[42] 在英格兰和英国殖民地，财产要传给长子，而按照荷兰制度，财产要传给所有孩子，不分性别。

[43] Docs.Rel.，1：369.

[44] Charles Gehring，Correspondence，1647-1653，83-84. Vinckeboons，et al.，The Origins of New York，17-18 虽然承认这块殖民地在1650年2月和3月兴起的热潮表明陈情书是在当时发表的，但其最终的结论还是此抗议书应该是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发表的，因为斯特尔在扉页上写的地址是“on the Buitenhof”，但是他是直到3月10日才搬到那里的。然而殖民地民众中的热潮为何会兴起？唯一的解释就是陈情书发表了。对于扉页上的信息有几种解释。一方面，我们知道斯特尔后来会搬到Buitenhof的另一个地方，所以，他可能为了对此社区表示支持，将他更早的地址也写成那里。另外一种可能性是斯特尔知道他将搬到一个有名的地点，考虑到他大概是在此抗议书发表的时间前后就搬去了那里，所以他在实际在那里生活之前就印上了那里的地址。斯特尔也没有理由将发表时间推延数月。西印度公司给施托伊弗桑特的信中称“如今全天下”都对这个殖民地感兴趣，此信的日期是2月16日。Craig E. Harline，Pamphlets，Printing，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arly Dutch Republic，92称制作出版宣传册通常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因此与2月的日期吻合，并且提出陈情书是在1650年初面世的。

[45] Jaap Jacobs，“A Hitherto Unknown Letter of Adriaen van der Donck”，4-5.

[46] Docs.Rel.，1：376-377.

[47] Docs.Rel.，1：377-381.

[48] Docs.Rel.，387-391. 我从这段似乎是向当时房间里的人们传达的话中推断出这道命令是被念出来，这段话的开头是这样的：“因此，我们认为阁下会按照西印度公司各分部召集的董事提出的建议和沟通信息行事，他们中的主要人物均有出席……”

[49] Docs.Rel.，395.

[50] Jacobs，“A Hitherto Unknown Letter”. 感谢雅各布斯博士与我探讨了这封信及其重要性，并允许我转载其译文。

[51] 他在这里提到的是荷兰人传统上认为是他们领土一部分的所有省份，其中包括那些没有成为这个共和国的一部分却在将来组成新的国家比利时的省份。

[52] Docs.Rel.，1：347.

第十二章 危险分子

毕竟，彼得·施托伊弗桑特是在乡下长大的。而且，军事基地不是让孩子学走路的地方，也不是女人该待的地方。于是，在1650年左右，施托伊弗桑特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儿子坐上一辆马车，沿着大路北上。五分钟后他们就来到了一片旷野，草地和牧场上零零星星点缀着几片树林。路突然往右一拐，拐进他的秘书范·廷霍芬经营的鲍威利农场的边缘，然后向北，转弯穿过一片荒地，左面的空地前方是一大片耕地，一群获释的奴隶在这里耕种。不久之后，这里就会形成一个叫“诺德韦克”（Noortwyck）或者“北区”（North Distint）的村庄，后来长岛的格林韦克村（松区）的一名移民搬到了这里，并据此给他的这块地取了名。（由此，我们似乎看出，格林威治村的名字来源于此，和英国并无关系。）

从当时被称为鲍威利路的这条小径右转，施托伊弗桑特带着他的家人踏上了一条小路，这条小路通往岛上的一片他正在开垦并打算收为己用的土地。这里有一大片湿地，四周静悄悄的——鹬和野鸭子飞落在湿软的池塘边。强风向河面袭来，水草纷纷压低了腰。青紫色的天空下，一群奶牛静静地匍匐在岸边——此情此景也许令他想起了自己的家乡。这里离他那问题不断的领地首府不过2英里，但那似乎是远在天边的事情了。西印度公司把这块地划给殖民地的总督，让其工人来耕种，因此基夫特和他前面的几任总督都用过这块地。施托伊弗桑特有其他的想法。他现在有了家室，他想在这里扎根。因此，他计划年内就从公司手中买下整个“鲍威利一号”农场，然后再买下农场两侧的土地，这样他的种植园面积将达到近300英亩，从“东河”西岸一直延伸到曼哈顿岛的中心。[1]他在这里建了一座庄园和一座小礼拜堂。他将在这里度过余生，并于此地长眠。在未来几个世纪的变幻中，摩登女郎、犹太难民、嬉皮士和朋克族——托洛茨基（Trotsky）、奥登（Auden）、查利·帕克（Charlie Parker）、乔伊·雷蒙（Joey Ramone）等人都曾在此居住——都将从他的墓前[2]经过。

每天，施托伊弗桑特把两个淘气的孩子（巴尔塔萨和尼古拉斯）留给朱迪斯后，就会骑马离开这个世外桃源，进入纷乱的尘世。他一路上经过公司的果园和墓地，一边走进镇上纵横交错的街道，一边向人们挥手示意，这些人里有家庭主妇、印第安人、酒保、走私者、水手、非洲人、恶棍、野孩子、难民、行为端正的市民，也有斜着肩膀、蒙着眼罩的不法分子，他们都是他的子民。人们一眼就会认出他，他身穿铁甲，手持长剑，在马上一副威风凛凛的贵族派头。人们因为自己的政见要么诚挚地问候他，要么低声咒骂他。然后，他那如橡木般坚实的身影消失在堡垒中，准备开始工作。他已是不惑之年，这些年来，来自各个方面的灾难与挫折困扰着他，但他一直拥有不屈不挠的品性。

不过外界对施托伊弗桑特的中伤并未停止，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压力来自范·德·邓克，即便他还在海外。事实上，这段时间以来，每次有挂着荷兰国旗的船只进港时，总会带来新的消息，其中有不少就是关于施托伊弗桑特的负面新闻。1650年2月，西印度公司的董事们在给施托伊弗桑特的信中提及：“科内利斯·梅林和阿德里安·范·德·邓克这群煽风点火的人真是无所不用其极，要让每一届政府不得安生！”[3]到了4月，这些董事显然得知了施托伊弗桑特以前曾和范·德·邓克交好一事，他们大为光火，认为是他与此人走得太近，导致范·德·邓克利用这种亲密关系达到了一些政治目的。“我们认为你过去太信任这群罪魁祸首，和他们太熟了，”他们写道，“现在这些人终于露出了他们忘恩负义、奸险狡诈的本性，对付他们你得像狐狸一样狡猾……”[4]

听到董事们如此责备自己，施托伊弗桑特觉得十分气恼，但更令他愤怒的是，范·德·邓克不知用了什么方法说服了荷兰议会，让他们转而支持此人及其盟友。他还听说议会已经为殖民地重组一事发布了几条临时命令，不过他还未接到执行的命令。不仅如此，对范·德·邓克造成的威胁，他并没有尽力去调和缓解，反而选择了快刀斩乱麻。施托伊弗桑特终于受够了不服管的副总督范·丁克拉根。把他送进了监狱。此外，施托伊弗桑特还在九人委员会和他们的同伙中安插了眼线。他几乎已经放弃了允许人们在他们的政府机构中拥有发言权的新奇理念，越来越独断专行。奥古斯丁·赫尔曼和其他反对派的领导人一直在与范·德·邓克通信，让他可以随时了解事态进展。其中有一份急件如此写道：“我们现在的处境就像落入狼群的绵羊，同伴之间无论说什么都会引起别人的猜疑。”[5]另一份文件则说：“施托伊弗桑特现在根本不用语言或文字治理，而是用逮捕和刑罚。”[6]看到一封封批评施托伊弗桑特的信件，可以感受到他严酷的背后如同开闸泄洪般的愤怒，这并非没有缘由的。曾经有个孝顺的儿子眼睁睁地看着他那正直的、对神十分虔诚的牧师父亲再婚并急不可耐地投入新婚妻子的怀抱；曾经有个年轻人太过压抑自己的感情，一直不敢向心上人求婚，以至于那女子的兄长断定他没有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勇气；最终，这位管理者完全信任一位年轻的门徒，结果遭到背叛，在经历天翻地覆的变化后，他遭到驱逐。

在此期间，施托伊弗桑特还得处理一些其他的问题，因为新来的船里装满了乘客，他们在长途旅途中忍受了晕船、无法洗漱的问题，但还是准备好在这里住下了。这也是代表团带来的结果：“会有许多人乘这艘船来到新大陆……许多人乘这两艘船……似乎每艘船都会装满人……”[7]不过从董事们的信中，施托伊弗桑特读出了一丝烦恼的意味：“这些新来的人都做着不切实际的贵族梦，以此来激励自己。”不过他们也不得不承认，“抱着这样的想法也未必是一件坏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范·德·邓克满腔热忱想要罢免施托伊弗桑特的总督一职时，后者做出了一些绝妙的外交工作——抵御北部英国人的进攻，从而保证了殖民地的稳定。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两个死对头的努力，纽约才会成为如今的模样。倘若两人中有任何一方失败了，也许在荷兰人建立自己的机构前，英国人就占领了这里，纽约会成为像新英格兰的波士顿那样的港口城市，而美国的文化也将不会是今日形态。

在曼哈顿的三年间，施托伊弗桑特多次催促新英格兰的总督们协同解决边界争端问题，后者虽表示愿意会面磋商，但每次谈到正题时就东拉西扯，不愿深谈。更糟糕的是，1649年，这些清教徒中他最依赖的支持者——年迈的约翰·温斯罗普去世了。不过施托伊弗桑特的一大法宝就是厚颜无耻，他一直认可这样一条准则，即武力可以令顽固不化的对手妥协，事实上他也将此法付诸实践。施托伊弗桑特偶然发现一位长居阿姆斯特丹的意大利商人将他的荷兰商船开进了纽黑文港口。他断定这艘船——“圣伯尼尼奥号”（St. Benini）在从事走私活动。在荷兰人看来，纽黑文市本是荷兰领土，现在却有许多英国人来此定居，这实在是不成体统。不过这艘船出现的时机正好，这样他接下来引人注目的行动就有了理由。之前施托伊弗桑特曾经卖了一艘西印度公司的船给纽黑文的副总督，并承诺会交付。现在施托伊弗桑特想出了一个大胆的计谋——一面给总督送去外交信函以示友好，一面暗地筹划将“圣伯尼尼奥号”劫出港口——这个计划颇有战时的勇猛风格。在船出发之前，他安排了许多士兵如特洛伊木马般藏在船舱内，并将船驶进了纽黑文港。当船长将船开进纽黑文港口时，施托伊弗桑特事先埋伏在“圣伯尼尼奥号”附近，他的士兵一跃而出，登上船，切断了“圣伯尼尼奥号”的绳索，迅速占领了这艘船，并将其开回了新阿姆斯特丹。

果然不出所料，性格暴躁的纽黑文总督、清教徒西奥菲勒斯·伊顿（Theophilus Eaton）一听说这个消息就暴跳如雷，火速发函宣称施托伊弗桑特侵犯了他殖民地的领土并劫走了一艘从事非军事营运的商船，怒火让他的信语句不通[8]。[9]对于西奥菲勒斯·伊顿的指责，施托伊弗桑特假装无辜（“也许是我在信中的言辞，或者是我的行为有一点儿冒犯到了您……”）。但与此同时他又据理力争声称“圣伯尼尼奥号”是荷兰船只，他们的行为违反了荷兰法律，至于这块有争议的土地，鉴于荷兰人最先发现，理应视为荷兰的领土。[10]在接下来的信件中，他还友善提醒新英格兰的总督们，荷兰海军的力量是如何强大，但他没有提及事实上没有一支海军队伍是归他指挥。

与此同时，施托伊弗桑特还安抚了马萨诸塞的行政长官、温斯普罗的继任者约翰·恩迪科特（John Endecote）（我们“向您致以衷心的祝贺，我们认为英国选您是一个十分明智的决定”[11]），他希望约翰·恩迪科特在处理与曼哈顿有关的问题上可以沿袭温斯普罗的作风。施托伊弗桑特的努力确实获得了回报——他和约翰·恩迪科特之间建立了关系。其实，施托伊弗桑特在任期间的一个谜就是经常向潜在的敌人示好，甚至和他们交朋友，尤其是和英国人，但对自己殖民地的人民不闻不问。纽黑文的伊顿和康涅狄格的爱德华·霍普金斯对荷兰人仍然很恼火，但施托伊弗桑特极力讨好约翰·恩迪科特，对新英格兰南部实施边缘化政策——抢劫别国的船只，占领土地，吹嘘荷兰海军的战斗力——收到了效果。恩迪科特和马萨诸塞的其他官员都希望能维持和平局面，于是他们催促新英格兰的其他官员，让他们同意施托伊弗桑特的建议——进行会谈，并商讨领土划分的问题，此外他们还劝告代表们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纽黑文、康涅狄格和荷兰人之间达成协议，除非各方之间爆发战争或冲突，而我们又被迫卷入其中”。[12]

新英格兰的总督们希望在波士顿会面，施托伊弗桑特则建议在曼哈顿，最后双方各退一步，选择了哈特福德，一个离“鲜河”只有几英里的地方。这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小社区，和其他新英格兰领地分离开来，但其中部地带有一处废弃的岗哨，现在被一群荷兰士兵占领了。27年前，一群从曼哈顿来的商人在此定居，成为最早来到这里的欧洲人，不过荷兰殖民地的人口太少了，没办法将这个地方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只能眼睁睁看着英国人入侵。1650年9月，施托伊弗桑特乘船到了这里，一进港口他就忙着和指挥官吉斯伯特·欧普·戴克（Gysbert op Dyck）打招呼，并向其他的四名行政官员问好。陪同他前来的还有他的秘书和翻译——两个英国人，乔治·巴克斯特和托马斯·威利特（Thomas Willett）。倘若不是当时情况有变，他肯定会依靠范·德·邓克。

这场谈判气氛紧张而热烈。[13]新英格兰人拿出了最好的美酒，像招待国家元首一样招待了施托伊弗桑特。伊顿和霍普金斯并不想让步，但在会前施托伊弗桑特和恩迪科特就做了手脚，他们只请了马萨诸塞和新普利茅斯的代表，这些殖民地的人对荷兰人敌意不那么强。而谈判的结果是，施托伊弗桑特放弃了一块原本就已经失去的东西：早就被纽黑文和康涅狄格占据的土地。作为交换，他达成了在英国和荷兰之间划出一道“永久性”边界的目的。协商者划了一条南北走向穿过长岛和北美大陆的边界线：长岛东部三分之二的土地以及大陆东部如今格林威治和康涅狄格的土地归新英格兰所有；长岛以西和大陆其他地方归荷兰所有。如今的长岛被分为两个有明显荷兰语和英语名字的县——纳苏县（Nassau）和苏福克县（Suffolk），这反映了当时的协议，虽然如今两县的边界位于《哈特福德条约》中划定的分界线以东10英里处。荷兰人在哈特福德的贸易站被允许保留了下来，他们称其为“希望之屋”（House of Hope）[14]。

对于施托伊弗桑特而言，此次谈判可谓大获全胜，他只用了一点儿外交手段，再加上哄骗的伎俩，就成功掣肘了军事力量比他更为强大的对手；而且他仅放弃了原本就已不属于他们的领地，就换取了英国人对荷兰殖民地的认可。新英格兰南部的两个殖民地对谈判结果十分不满，却也无可奈何：从那之后荷兰在北美殖民期间，就没有再受到英国人从北部的入侵。

与此同时，在海牙，范·德·邓克的工作也取得了进展。但之后，奥兰治亲王再次惹出事端。6月5日，仍为荷兰省要裁减他军队的命令怒火中烧的威廉亲王，打乱了议会的常规工作[15]。他亲自出面称他会带兵到荷兰各个城市，向部队的指挥官说明只有他才有权解散部队，其他人不得干涉。三天后，范·德·邓克就在海牙市聚集的人群中，看着奥兰治亲王威风凛凛地领头集结一支400名士兵的队伍，朝多德雷赫特（Dordrecht）进发。

不过这次任务失败了。眼看奥兰治亲王和荷兰最强大省份的权力角逐即将展开，荷兰省内的各个城镇纷纷行动起来，听命于地方官员的指挥，有些城镇甚至拒绝奥兰治亲王入境。结果奥兰治亲王一怒之下就闯进了海牙的荷兰议会，要求阿姆斯特丹的官员撤回裁军的命令。这些官员也左右为难，只能从合法性的角度给出回应。就事论事般，他们给出一个冰冷的回答，说在这种重大问题上，荷兰省督只会服务于省议会，不会反过来，如果非要说谁有资格做出这个决策，那只有议会。现在是和平时期，而军队数量却相当于战时水平，这实在是没有道理。而且如果这些士兵无所事事，就很容易引起动乱，因此现在裁军是势在必行的。

面临这种形势，奥兰治亲王做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胆决定：他下令逮捕了几名荷兰省议会的主要成员，将他们带到附近的洛维斯坦（Loevestein）城堡软禁起来。

没过多久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就传遍了海牙的大街小巷。人们自发走上街头，聚集在海牙议会大厦附近的广场和街道上，交头接耳谈论着这个消息，也因大批骑兵在周围巡逻的场面而担惊受怕。范·德·邓克那位血气方刚的印刷工米希尔·斯特尔在街头散发有关此事的小册子，结果被判处了诽谤罪，还受了鞭刑。[16]

一决胜负的时刻到来了。7月底，奥兰治亲王的堂兄弟威廉·弗雷德里克率领了一支10000人的队伍连夜行军穿过荷兰省，他们准备以武力控制阿姆斯特丹。听到这个消息，所有的荷兰人都陷入了恐慌之中，威廉·弗雷德里克此举无异于重演英国的历史，这会让他们付出惨重的代价。一场政变正在酝酿当中。

然而，天公不作美，由于夜晚行军时遇到了暴风雨，威廉的抢攻计划受到了阻碍，当部队抵达阿姆斯特丹时，天色已经大亮，城内的官员已经接到了通知，并布置好了防线。由于没能出其不意，威廉·弗雷德里克暂停了攻城计划。荷兰议会闻讯随即派出了代表团来和他谈判。信使将威廉遇挫的消息传给了正在吃晚餐的奥兰治亲王。

得知自己振兴皇室的梦想就此断送，奥兰治亲王大步走进私人寓所。关于当时的情形，一位作家这样写道：“有人听到他用力跺脚，还把帽子扔到地上。”[17]没过多久，奥兰治亲王就妥协了，和政府达成了裁军的协定。一场危机就此消散。

威廉在夺权失败不久之后便去世，这帮了历史一个大忙。当时为了摆脱烦恼，他和堂哥一同去狩猎散心，没想到一回来他就病倒了，染上了致命的天花。11月6日当晚，荷兰议会召开紧急会议，宣布24岁的威廉亲王去世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威廉二世（奥兰治亲王）激进的夺权运动使得荷兰在曼哈顿的殖民计划搁置了几个月，这段时间内各个政党都持观望态度，等待荷兰最有权势的贵族和荷兰最强大城市的斗争结果。1650年那个疯狂的夏季发生的事肯定让范·德·邓克十分震惊，他意识到远在万里之外的殖民地尽管看似没有法律体系，但情况并没有比荷兰更混乱或更脆弱。范·德·邓克并没有想着争权夺利，他和同伴只是按章程办事——实际上，他们在北美殖民地以及后来的国家最早行使了一项几乎是神圣的权利：向政府请愿申冤。

在这段疯狂的插曲过后，政府的各项工作又回归了正常。范·德·邓克的计划并没有因延迟而受到影响。威廉去世还不到两周，范·德·邓克就又一次来到了荷兰议会，范·廷霍芬也来了。从冬天一直到春天，这两个人不遗余力地轮流游说议会的政府官员，范·德·邓克希望议会对殖民地政府进行重组的指示得到落实，而范·廷霍芬却想方设法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不过，范·德·邓克更胜一筹，他成功地将对手逼到了绝境，他向议会提交了范·廷霍芬在印第安战争期间不当行为的书面质询。议会多次要求范·廷霍芬做出合理解释，但他每次都成功地回避了这个问题。

之后，出人意料的是，在这个对范·廷霍芬来说极为重要的政治关头面前，他神秘失踪了。[18]议会得到消息称他计划逃离荷兰，随即罕见地发布了一项命令，禁止范·廷霍芬离境，不过这个命令似乎没有什么效果。范·廷霍芬失踪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施托伊弗桑特和西印度公司的官员听说后既震惊又尴尬。据说范·廷霍芬“身材肥胖，脸又红又肿”，还长着一个鼓鼓的肉瘤，而且他在新阿姆斯特丹早已成家立业，有妻儿，但他成天幻想着要找年轻女子做情人。他之所以要外逃，一方面是因为他在海牙的任务遭受的质疑日渐增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卷入了一段见不得光的恋情——女孩名叫莉丝贝特·克泷（Lysbeth Croon），是阿姆斯特丹一个编织工的女儿。范·廷霍芬欺骗女孩说他还是单身一人，想带她回曼哈顿结婚。这些事渐渐演变成了一桩完完全全的性丑闻。公证人在搜集证据时，有证人出来做证。［一名旅馆承包人的妻子证实说范·廷霍芬曾给她三个荷兰盾，让她给他和他的情人找一个房间，她把他们带到杂货铺里……就在“四海之友”（Universal Friend）标牌那边；此外，一位酒馆店主的妻子还披露范·廷霍芬曾向她展现强烈的友情和爱意，老是叫她“亲爱的”，和她做尽夫妻之事，同床共寝。］后来，范·廷霍芬被海牙的治安官逮捕、罚款，但不久之后他就带着那个女孩逃离了荷兰，登上了一艘开往曼哈顿的船。

1652年2月10日，范·德·邓克心情激动地又来到了议会，为他代表的殖民地做最后的陈述。这时候他的对手已经仓皇逃离了荷兰，会议厅里坐的都是整个国家最有名望的人。阿德里安·保乌原本计划在《明斯特和约》谈成后就退休，但在威廉政变失败后，政府又出面请他回来为国效力，现在由他领导荷兰代表团。保乌其实一直都对美洲殖民地很感兴趣，这是因为在二十多年前，他的哥哥（西印度公司的董事之一）曾在哈德逊河边建立了几座大型的庄园，并用自己的拉丁文姓氏“帕弗尼亚”（Pavonia）为其命名。（但是后来没过多久他就放弃了这个项目，把地卖回给了西印度公司。但这块地是荷兰在如今的新泽西州的第一个永久定居点，也就是后来的霍伯肯市和泽西城。）一同出席这个会议的还有扬·德·维特（Jan de Witt），没过多久他就成了荷兰的主要领导人，并成了当时欧洲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19]

在这些知名人士面前，范·德·邓克详尽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向他们表达了这样一种他和同伴们的理念：曼哈顿及其周围的领地是北美大陆上未经探索的世界中至关重要的据点，但西印度公司浪费了一个绝佳的机会，不过现在要改变还来得及。我们需要注入新的思维，有些领导人在公司内部大行官僚政治，将这里当作封建领地，这种想法需要被抛弃了。我们应当将荷兰的法律体制引入大洋彼岸，赋予那里的居民荷兰公民的权利，使其首府享有和荷兰城市一样的各项权利和保护。施以此政策，殖民地必能繁荣发展，而共和国也能从中获得好处。

预感到自己的游说会获得成功，范·德·邓克趁热打铁，力陈旧政策的种种弊端，并总结了反对西印度公司和施托伊弗桑特的案例，以他典型的做派拿出了支持这些说法的证据——各类信件、分类账目、九人委员会的决议书，以及前几个月他的同伴从新阿姆斯特丹寄回的宣誓声明。[20]这些证据都指向施托伊弗桑特，证明他非但没有执行委员会关于改革的投票决议，还以强权命令进行统治。施托伊弗桑特所谓的正义不过是空泛的、残酷的，尤其是在对待九人委员会的问题上（他没收了这些人的财产，威胁将他们流放或监禁，除非他们发誓说“他和他的政府值得尊敬”[21]）。他甚至还阻挠议会派来的公证人，禁止后者开展工作，后来这个人也加入了反对派，他的信也被收入范·德·邓克所展示的成堆投诉信中。

从这些信件来看，范·德·邓克的计划很有可能会获得成功。“当听到大人们已经开始认真考虑新尼德兰事务时，这里的人们多少有几分欣慰，不过他们还是更急切地希望政府可以尽快采取措施。”[22]有一封信如是说。奥古斯丁·赫尔曼在给范·德·邓克的信中写道：“不管你在那里为了公众利益做了什么，我个人都完全支持你。我们现在急切地等待上面批准拨乱反正。”[23]

新尼德兰的变化对荷兰议会产生了一定影响。其中之一是议会的官员意识到曼哈顿社区不再是一个士兵、皮草商人、妓女等三教九流临时聚集的地方，一个只靠军事管制就能管理的地方。事实上，这些民众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他们为了北美家园的未来赴汤蹈火，因此他们的政府也应该对民众承担一定的责任。

接下来，范·德·邓克参与了《哈特福德条约》问题的讨论，这让他感到十分震惊。由于没有处在施托伊弗桑特的前线立场上，他可以轻而易举诋毁施托伊弗桑特向英国人割让领土的做法。在范·德·邓克看来，所谓谈判不过是新英格兰总督“欺骗、蒙蔽公司董事的伎俩而已”[24]。对于签订此条约付出的代价，范·德·邓克感到十分痛心，“如此多优良的港湾、动物、美丽的河流和岛屿，还有风景优美的‘鲜河’（即康涅狄格河），在这些地方可以开发50个或更多的殖民地……”

报告十分详尽，也没有人替施托伊弗桑特反驳。政府要求西印度公司的董事会就这个问题做出解释，结果董事会内部出现了分歧，分成了不同的派别。泽兰省的代表们宣称，荷兰位于曼哈顿的殖民地被阿姆斯特丹的商会一手操控，因此殖民地出现管理混乱的问题，阿姆斯特丹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于这一说法，多德雷赫特的代表表示赞同，并建议对殖民地政府进行重组。这时候，在运河边上一幢漂亮的小房子里，来自代尔夫特的代表们也赞同政府尽快采取行动，“以免这个伟大的国家由于政府无能、管理混乱而毁于一旦”[25]。就在沿路离此不远的地方，扬·维米尔正静静地开始创作自己的绘画杰作。

范·德·邓克的提议获得了议会的认可，他由此开始了对殖民地大规模重组工作的第一步。在政府的压力下，阿姆斯特丹的董事们给施托伊弗桑特下达了一条强制性的命令，要求他“尽快堵住悠悠众口”[26]，为此他要在新阿姆斯特丹建立一个市政府，并设立“尽可能依法治市的法官席”。尽管这个命令在层层传达过程中丢失了其本意，不过还是被执行了，并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但问题是施托伊弗桑特未必来得及制定市政府宪章，因为在4月底，议会就起草了一封范·德·邓克参与并期盼已久的信。内容如电报般简短生硬：

致新尼德兰总督彼得·施托伊弗桑特：

尊敬的先生，出于服务公众的目的，我们认为有必要写信给您，望您到现场详尽地告知我们殖民地的相关情况，以及与英国边界线的划分问题。

1652年4月27日[27]

这封要求召回施托伊弗桑特的信被交给了范·德·邓克，要他亲自交到施托伊弗桑特手中。范·德·邓克捧着这封信，肯定是欢天喜地走出了房间，来到议会建筑群的院子，他心情舒畅，为自己的成就感到沉醉。范·德·邓克穿过议会大厦前立满柱廊的广场——七十余年前，荷兰下属七个省的领导人在这里会面，签订了荷兰独立宣言，从此荷兰摆脱了西班牙的统治——更加强化了这件事的历史意义。

倘若范·德·邓克是一名日记作家，像比他稍年轻的同时代作家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一样，那他一定会把这一天的日记标上星号，还会记录下之后在海牙酒馆的狂欢场面：那天来了一大群官员，他们衣着光鲜，戴着黑色的礼帽，穿着长筒靴，披着披风，精致的西装袖口装饰着蕾丝花边。这些人在和从殖民地远道而来的胜利代表聚会时，仿佛突然对平时的生活和日常的政府工作有了认识，吸着鼻烟和畅饮莱茵葡萄酒，并表达自己对范·德·邓克殖民地的一切都很感兴趣，从那里奇特的动植物品种，到地理位置优越、成为探索美洲大陆前哨的岛上首府，再到当地女性的风情万种（在日记中范·德·邓克会如此写道，“这里的人不在意美德”，他们不屑于“亲吻、嬉戏”等情爱游戏，“但在合适的时候，他们又不会拒绝别人的邀请，所有人都做好了恣意放纵的准备”）[28]。毫无疑问，政府官员被范·德·邓克的讲述吸引住了。在范·德·邓克胜利的前一天，议会投票通过一项决议，允许他将自己在新尼德兰的土地传给继承人——这是一项给譬如基利安·范·伦斯勒这样的继承人保留的权力，这表明范·德·邓克十分期待重返他殖民地的家（并拥有继承人），而他以及他的曼哈顿蓝图也已经赢得了官员们的认可。[29]

正是他的设想让他拥有了这些尊贵的倾听者。新政府一定会将曼哈顿打造成大西洋上的自由贸易中心、一代又一代欧洲人进入北美大陆的门户，而这一届祖国的新政府也会赢得“模范政府”的称号。公民将拥有信仰自由，这一点源于乌特勒支同盟（“人人皆享有自由，尤其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30]）。而成文于独立战争之初，实际上的荷兰宪法也将坚持“宽容”的理念收入其中。而且，根据脱离西班牙的荷兰独立宣言，国家将建立在人与生俱来的一定权利的基础上，公民在受到压迫时可以反抗乃至推翻统治者。[31]

范·德·邓克当然喜不自胜，他以为在欧洲的工作结束了，并为返程做了一系列的准备。他这一走已经两年半了，尽管他为自己的庄园雇了几名帮工（工期六年），但他的产业由于他的缺席还是亏损了不少。[32]就在上一年，他的妻子来到尼德兰和他会合，现在他们为返程购买了一些必需的物品并把东西装船。[33]此外，范·德·邓克还帮他的母亲卖掉了一些家当，如今他的母亲、弟弟、弟媳，还有家里的仆人准备一起移民到曼哈顿去。这时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春风拂过，万物复苏。范·德·邓克这位凯旋的使者不久之后就要起航归家了。

到了5月，范·德·邓克来到政府委员会，正式提出返回曼哈顿的申请，并要求恢复他的职位——“新阿姆斯特丹下议院主席”[34]，他计划不仅要参与殖民地的行政改革，将施托伊弗桑特的免职书亲手交给他，还要领导这一届的新政府。

当然，他期望的这一切并未发生，一件出乎意料的事发生了，夺走了范·德·邓克本来会实现的历史性成就，让他从历史舞台上退居幕后，他做的历史贡献迄今为止依然让人觉得了不起但不甚明了。这件事的始作俑者并不是施托伊弗桑特——事实上施托伊弗桑特自己的计划也因这件事被打乱了，也不是新英格兰人或新尼德兰的印第安人，更不是沿特拉华河南安营扎寨的瑞典人，而是一个性情残暴冷酷的人。此人53年前出生在东英格兰遍布沼泽的地区，名叫奥利弗·克伦威尔，跟施托伊弗桑特一样，他也是让人爱不起来的人物——他们性格复杂、精力充沛，而且一直让人讨厌。历史上研究克伦威尔的人很多，但按丘吉尔的话说他一直都是一个“模糊不清的人物”。[35]

像施托伊弗桑特一样，历史也给克伦威尔蒙上了一层不真实的面纱。没错，两个都是冷酷顽固型的人。从另一方面来看，克伦威尔不仅是大英帝国的奠基人，也是英国在北美殖民地的缔造者之一。斯图亚特王朝将北美殖民地视为重要的收入来源，而克伦威尔则从宗教的角度帮忙种下了美利坚起源的神话。30岁时，克伦威尔的信仰发生了巨大转变（“噢，我曾欣然藏身于黑暗之中，厌恶光明……”[36]），他推崇注重男子气概和实用的清教主义。与约翰·温斯罗普一样，他也将新英格兰看成“山巅上的光辉之城”，是充满希望的土地。他甚至一度想要移民新英格兰。

克伦威尔少年时便体格强壮，毫无“柔弱之气”[37]，一位编年史家忍不住说道。在查理一世解散议会之前，克伦威尔当选为议会议员，后来因批评国王而声名鹊起。内战爆发时，克伦威尔担任将军，擅长激励人们为国献身。他的做派在军政府中成了主导。那时他还没有成为护国公，但每当军队无人指挥时，他总能很好地发挥领导才能。他可不像现代心理医生，在英国内乱之后他并没有抚慰百姓，让他们身心恢复。真正能带领英国走出废墟的唯一途径就是称霸海外。因此，在英国商人的支持下，克伦威尔提高税收，并下令建造新的军舰，在他的领导下，现代英国海军从无到有。走出内战的阴霾后，克伦威尔成了整个国家的建筑师。

克伦威尔的热情是原始的，他计划将英国的清教运动向国外输出，并且打算让欧洲大陆的王族也人头落地，尽管没有实现，但清教徒的使命感被传播到了新英格兰。[38]清教徒宣扬拥有上帝选民的身份，种下了美国天命论思想的种子。清教徒注定要征服北美洲这片土地，然后领导世界。

在克伦威尔提出的计划中，引人注意的是取代荷兰成为新的贸易帝国的设想，他认为在英荷两国的博弈中，英国的实力已经逐渐赶超荷兰。克伦威尔的“西方设计”由几部分组成：在美洲，他想助新英格兰一臂之力，将荷兰人赶出曼哈顿岛，而英国商人也已经意识到想要获得整个大陆控制权，这个岛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在加勒比海，克伦威尔对一个重要据点——牙买加岛垂涎已久。1655年，他从西班牙人手中夺取了这个岛，把它变成一个奴隶贸易基地。尽管占领曼哈顿的计划没有成功，但获得牙买加岛后，英国在未来的几百年从加勒比地区的甘蔗地以及北美南部的棉花田获得的利润还是很可观的，当然也产生了无数悲剧。

英国内战期间，英国本土和北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往来中断了，而曼哈顿的商业却因此蓬勃发展。如今，克伦威尔希望以法律手段打破荷兰在欧洲、亚洲和北美贸易上的垄断地位。这种历史上多次应用的战术的问题在于，指望敌国遵守本国的法律是不现实的，荷兰自然也没有遵守。英国首次对荷兰的贸易帝国发动袭击，正是范·德·邓克在议会为自己辩护成功的时候。当范·德·邓克趁热打铁，提出申请，要求返回曼哈顿时，在距离海牙西南方150英里的多佛海峡，英荷双方的舰队遭遇了。当时的天气很糟，海上刮起了很强的东北风，由于当时的旗语通信和航海定位技术都还未得到发展，双方舰队都摸不清彼此的意图。当时双方指挥官满脑子想的都是所谓的《航海法案》——英国议会最近新颁布的一项保护英国贸易权利的法律，专门针对荷兰。有了这条法案，非英国船只不得进入英国港口装卸货物，途经多佛海峡的外国船必须降半旗表示对英国主权的尊重。当这个消息传到欧洲大陆时，荷兰指挥官还是拒绝执行。

双方的指挥官站在军舰的甲板上，甲板随海浪剧烈地晃动，但他们岿然不动，目不转睛地盯着对方的舰队，思考着下一步的部署，他们注定会成为传奇人物，两人组成的画面可以说概括了时代的奇妙冲突。英国的海军统帅是有一头波浪般卷发的罗伯特·布莱克（Robert Blake）。出生于富贵之家的布莱克是牛津大学的高才生，但他直到最近才被派遣出海，这时他已经50岁了。而荷兰坚韧好斗的指挥官马尔滕·特龙普（Maarten Tromp）9岁就跟随自己的父亲出海，12岁时遭遇了海盗，他的父亲因此丧命，而他也被迫做了海盗的奴仆。后来他从荷兰海军中脱颖而出，现在已是海军上将和在世的最伟大的水手。两人个性的反转代表了这个时代特征——出身寒微的特罗普，是荷兰奥兰治王室和英国斯图尔特王室的支持者（因帮助王室对抗议会，查理一世曾授予他骑士爵位），而出身富贵的布莱克则是反对王室的议员。

各方对多佛发生的事的描述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战争爆发的导火索是荷兰将领特罗普拒绝降半旗来承认英格兰的主权。[39]从下午4点到晚上9点，42艘荷兰军舰与12艘载有重型武器的英国大型军舰在多佛海峡不期而遇，双方的距离有时近到了火炮平射的射程之内。这次遭遇战的残酷令两国震惊。事实上，过去几十年间两国逐渐累积的矛盾最终导致了这一天，不少荷兰官员早已预料到这一天会到来。几个月前，一名信使带着一个神秘的文件来到了海牙，文件以英文印刷，但即使是不懂英语的人也能轻易辨认出扉页上的标题——一个用大大的红色字体写的单词“AMBOYNA”。这本小册子在28年前就出现了，讲的是荷兰人在东印度群岛上对英国人的种种暴行，现在被英国的出版商重新印刷。在荷兰政府的两位伟大政治家中，当时年仅27岁的扬·德·维特倾向于相信，这些沙文主义思想的复兴只是英国下层社会的偶然活动；而机智老练的阿德里安·保乌则看出这本小册子意味着英国政府正煽动民众的敌对情绪，为战争做准备。[40]

接下来事态快速朝战争方向发展，阿德里安·保乌迅速动身前往伦敦与克伦威尔的国务委员会（Council of State）进行紧急磋商（顺便一说，他要谈判的对象——克伦威尔的翻译兼外交讲稿撰稿人竟是大名鼎鼎的诗人约翰·弥尔顿[41]）。而在海牙，自1648年签订“永久性”和约后，整座城市弥漫着的宽松的乐观主义情绪消失了。与此同时，荷兰政府也加紧了战争的筹备，一道又一道要求加强防御的命令传达到了海上的舰队，也传到了世界各地的前哨。

战争的爆发对范·德·邓克可谓打击不小。近年来西印度公司的情形每况愈下，而范·德·邓克的政治攻击更令其受到重创。不过随着要与英国开战的传言一出，原本是准军事组织的西印度公司又重新振作起来。公司里曾经手握大权的董事们再次趾高气扬起来。迫于西印度公司董事会的压力，同时担心现在不是进行体制改革的好时机，荷兰议会因此收回了对曼哈顿殖民地下达的一系列命令，取消了对施托伊弗桑特的罢免，并要求范·德·邓克上交之前下发的召回施托伊弗桑特的公文。此外，几周前荷兰政府还对范·德·邓克的活动大加称赞，说这是在荷兰海外省份对荷兰法律全面进步的试点性实践，但转眼间他们又认为这一提议极为危险。因此，议会驳回了他的申请，将他扣留下来。而载着他家人和财物的船只能先行离开。一夜之间，事情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从爱国者变成了一名需要严加看管的激进分子。

1652年7月，荷兰共和国对英国宣战，这对两国而言都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这两个国家近代史中的关系错综复杂如兄弟一般，在争吵、合作、势不两立之间变动。在第一次全球化的浪潮中，这两个国家为了争夺利润丰厚的国际贸易的控制权而在多佛海峡大打出手，说明他们将彼此看作唯一的竞争对手。英荷两国的斗争贯穿了整个17世纪，并且影响了美洲殖民地最初的模样。

正如历史所记载的，第一次“英荷战争”是一场真正的贸易战，但普通民众并没有体会到战争有多激烈——这不能怪他们，因为在这场战争并没有发生火烧民房、掳掠村庄的暴行，所有的战斗都发生在海上。英国海军先追击了荷兰运输鲱鱼的船队以及运输香料和皮草的商船，荷兰人被迫反击，以保卫其贸易帝国。（“英国人要攻击的是一座金山，”保乌一开始讽刺地说道，“而我们要攻击的是一座铁山。”[42]）

但这并不意味着战事不激烈。双方长期压抑的怒火充分爆发了出来，改写了世界海战史，还使得战术、规则的制定以及技术的创新达到了顶峰，甚至超过了一个世纪后的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时代。在这个残暴的夏天，多佛海峡和北海爆发的一次又一次冲突，标志着海战开启了“战列线”模式——军舰首尾相连，装有火炮的侧舷向外，组成一个长链，能够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在世界历史上，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海战，参战军舰有200多艘，它们连成了一条长达16英里的长廊，船体之间相互摩擦碰撞，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火炮的发射惨无人道（这个时代还没有爆炸型炮弹，而是用铁链将炮弹相连这样的低技术创新，被射出去的炮弹割穿绳索并将人体切成碎片）。被击中的船只在剧烈爆炸后，只剩下一些残骸漂浮在海面上。一名在英国船上随行的记者描述道：“船只的桅杆和索具上面沾着脑浆、头发和头骨碎片。”[43]

克伦威尔将荷兰的领导人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当他设计建造了新一代大型军舰时，荷兰议会在差点儿因为裁军的问题陷入和奥兰治亲王的内战后，自1648年和平条约缔结起大力裁军。结果，现在无论是荷兰议会，还是东、西印度公司的地区性董事会都不得不将其他问题暂时抛至脑后，全身心捍卫荷兰的贸易航线，并调动更多的船只参战。

至于范·德·邓克，他不仅事业被搁置，还在自己的国家遭到流放，这些让他像囚于笼中的动物一样暴躁。这几个月里，他坐立不安，多次往返于海牙、阿姆斯特丹、莱顿和布雷达之间。在莱顿，他回到以前的大学，拿到了最高法律学位，这使他能够重新出现在荷兰最高法院前。到达阿姆斯特丹后，他又一次来到议会并提出申请，要求允许他出境，但他听说西印度公司给开往北美的所有船长下了命令，禁止让他登船，否则将面临严厉的处罚。[44]在阿姆斯特丹，范·德·邓克组织了一帮有影响力的朋友，带着他们一起来到富丽堂皇的西印度公司总部，会见公司的官员们。但此举只是给了官员们一个机会，发泄他们对范·德·邓克将殖民地夺走的愤怒。他是一个危险分子，一个“臭名昭著的头目”，“无法无天的暴民们”的非法代表。范·德·邓克将此事报告给议会，并竭尽全力地恳求解释说自己的农场“濒临荒废”[45]，说自己等于遭遇了“一次离奇的民事流放”，他甚至还提醒议会自己是爱国英雄的后代，他的先辈在独立战争中率兵解放了布雷达城。但他的努力并没有什么效果，这些官员还是不为所动。

不过，范·德·邓克并没有因此气馁，他突然想出了另一个发展他殖民地的点子。他的使馆陷入停顿状态，家人已经去了曼哈顿。他感到十分孤独，不知所措。在这段空暇时间里，他的脑海中不断浮现新尼德兰的景象：充满野性的原始山脉，环绕着如画风景奔腾向前的宽阔河流。某个秋日的午后，在连续几天的阴雨过后，天气终于放晴了，和煦的阳光照耀大地，草场上的奶牛沐浴在阳光下，草场被照耀得仿佛带着一层光晕，草叶也被太阳照得闪闪发亮。10年，还是12年前，那时范·德·邓克坐在莫霍克长屋的篝火前，和当地人一起讨论神学问题，周围聚集了几百名居民。部落中那个有着黑眼珠的酋长和范·德·邓克都认同在各自的信仰中神是全能善良的。但他们又争辩说上帝太过沉迷于他跟前永远迷人的女神而疏忽了人间的福祉，任凭恶魔支配烟雾弥漫的住所里的印第安人、岛上要塞里的欧洲人，还有那些肤色各异、说着不同语言的人，所有这些，在印第安人的世界观里，都是邪恶的。

在战事紧张的这几个月里，他的脑海中一直回放着这些画面，于是他拿起笔和纸，将这些东西记录下来，写成一部书，书名就是《新尼德兰记述》。他想以感性的、人文的，却又不失科学性的笔触向读者介绍新尼德兰这块他深爱着的土地。这本书我们在之前的章节也有引用，毫不夸张地说，这部书是范·德·邓克对北美大陆的礼赞。此书的章节分为不同的主题，详细地讲述了那里的河流、森林、野生植物、矿产、风向、季节，当然还有印第安人。所有这一切如今都得到了范·德·邓克这位离开太久的人宠溺般的关注。

在这部书的末尾，为了让读者对北美有更直观的感受，他使用了当时流行的一种文学形式——对话，对新尼德兰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深入的剖析。[46]他将对话的双方设定为一名“荷兰爱国者”和一名新尼德兰人，前者已经读过此书，站在读者的立场上提出问题。范·德·邓克并没有费力地将自己伪装成一个匿名的新尼德兰人，而是像之前一样，直接地提出自己的观点，正如之前在《新尼德兰陈情书》和其他地方一样，范·德·邓克展示出一种几乎诡异的远见。他向读者保证，曼哈顿及其周围地区在未来人口将以指数方式增长，但这倒不是因为荷兰人会移民过去，而是因为荷兰历来就有欢迎来自欧洲其他地方的难民定居的传统。受荷兰人宽容习惯的影响，“来自东欧、德国、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斯堪的纳维亚、瓦隆（Wallonia）等地的人”将在此定居并为这片土地增加多样的民族风情与活力。

在这一系列的幻想中，范·德·邓克似乎实际上预见了未来延续了几个世纪之久的移民潮，预见了大拔移民涌入埃利斯岛[47]的盛况，也预见了贫民区和犹太社区的形成。他看到让这一切在未来成为可能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凝聚力——“荷兰人善良真诚，对待外国人就像对本地人一样”，因此“准备来此定居的人”都能融入当地的文化。而范·德·邓克突然爆发出的这种诡异的历史性远见有一个他坚信不疑的基础，就是这个殖民地会一直归荷兰所有，未来的移民不用担心英国人在“未来50年”间接管这里。

范·德·邓克的这部书获得了出版许可，但出版被取消，因为战争仍肆虐，政府不希望殖民地获得关注，他们害怕英国人会因此入侵。

最终，在1653年末，即范·德·邓回到荷兰四年后，议会终于批准了他的申请，允许他返回曼哈顿，不过他也因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将他列为危险分子的各方势力没有放过他。阿姆斯特丹董事会的头脑们为他的事业已经支离破碎而倍感高兴。最终，他意识到这么多年来自己一直与之抗争的势力，早就深深植根于荷兰帝国的各处。他太过超前——如今他才认识到这一点。他生平第一次说自己“意志消沉，万念俱灰”。怀着这样的心情，他又写了另一封请愿书，但语气与他之前所写过的所有东西都不同了：

署名人范·德·邓克谦卑地请求董事会批准本人返回新尼德兰的申请，我愿意主动请辞委员会任命的社区主席代表一职，并许诺到达新尼德兰后不再接受任何政府职位。我只想做一名普通居民，享受平静安逸的生活，会服从西印度公司或其董事制定的各项指示和要求。[48]

范·德·邓克的请求终于得到了批准，但他被禁止参与公共政治生活，也不得在殖民地从事法律工作。这样一来新尼德兰就再也没有律师了，也再也没有人能在法庭上维护他了（事实上，施托伊弗桑特的前任副总督鲁伯特·范·丁克拉根也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律师，他依然在新尼德兰，但由于他支持范·德·邓克的行动，被施托伊弗桑特禁言了，此时他在史坦顿岛安享退休生活）。

在出发前几周，范·德·邓克多次去公证员雅克布·德·温特（Jacob de Winter）的办公室，每次都带着一个或几个男女同伴。他们坐在一起，待公证员仔细草拟了合同的期限和条款，然后各方签字画押。

1653年6月4日，新尼德兰大庄园主阿德里安·范·德·邓克聘请亨德里克·科内利斯·布洛克（Hendrik Cornelisz Broeck）为木匠，工期三年，受雇用人需自行携带工具前往新尼德兰，旅费由范·德·邓克支付……

1653年6月13日，新尼德兰大庄园主阿德里安·范·德·邓克聘请斯滕韦克的扬·莫威兹（Jan Mewesz）和埃弗特·扬兹（Evert Jansz）为木匠……

1653年6月16日，阿德里安·范·德·邓克聘请海伦娜·万德（Helena Wand），工期六年，受雇佣人作为女佣需负责雇主家中的各项家务工作并协助他的家庭成员。除提供食宿外，受雇佣人每年将获得36荷兰盾的工资。

1653年7月26日，居住于新尼德兰的阿德里安·范·德·邓克，兹聘请鹿特丹市的制陶匠亨里克·克拉兹（Henrik Claasz）为其庄园服务……

1653年7月28日，新尼德兰的自由人阿德里安·范·德·邓克聘请安特卫普省的霍玛特·保鲁兹（Gommaart Paulusz）为园丁，工期三年，为范·德·邓克打理花园，负责种植、修剪等工作……

很明显，范·德·邓克最后还是屈服了，他放弃了自己的政治虚荣，但他没有放弃自己的家园，也没有放弃美洲的理想。即便在这场政治斗争中他被打败了，但还是留下了自己坚持理想的证据：一部预示了未来几个世纪进程的著作，短暂地将历史的光辉照耀在几个人的身上，他们被书中描述的大洋彼岸、充满机会之地所吸引，跟随着他的脚步来到了美洲。[49]

[1] I.N.P.Stokes，ed.，Iconography of Manhattan Island，1498-1909，6：142.

[2] 历史模糊了曼哈顿的荷兰时期，施托伊弗桑特墓碑的遭遇就像对这一情况的暗喻。他那嵌入了包厘街圣马克教堂地基的墓碑上的年龄和头衔全都是错的。

[3] Charles Gehring，Correspondence，1647-1653，82.

[4] Charles Gehring，Correspondence，1647-1653，88.

[5] Docs.Rel.，1：452.

[6] Docs.Rel.，453.

[7] Gehring，Correspondence，1647-1653，90，92.

[8] “现在最近有一艘被古德伊尔先生购得、属于纽黑文的船，你却派带有武器的士兵（既没有执照，也没有知会该辖区地方执法官原由）就在我们的港口内劫了船……”

[9] Gehring，Correspondence，1647-1653，13-14.

[10] Gehring，Correspondence，1647-1653，18-19.

[11] 详见伊顿与旋托伊弗桑特之间的通信，Gehring，Correspondence，1647-1653，21。

[12] Gehring，Correspondence，1647-1653，49-50.

[13] Ronald Cohen，“The Hartford Treaty of 1650，”328.

[14] 这个房子现在还在，它位于哈特福德市区的惠硕普（Huyshope）大道。

[15] 关于《哈特福德条约》，我参考了Jaap Jacobs，“The Hartford Treaty”；Ronald Cohen，“The Hartford Treaty of 1650：Anglo-Dutch Cooperati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and Charles Gehring，Correspondence，1647-1653。

[16] Herbert H.Rowen，John de Witt，Grand Pensionary of Holland，28-29.

[17] E.F.Kossmann，De boekhandel te’s-Gravenhage tot het eind van de 18de eeuw，366.

[18] Rowen，John de Witt，Grand Pensionary，36.

[19] 范·廷霍芬的性丑闻载于Docs. Rel.，1：514-517。

[20] Rowen，John de Witt，Grand Pensionary，57-60.

[21] 范·德·邓克致总议会的请愿书和证明文件载于Docs.Rel.，1：438-457。

[22] Docs.Rel.，453.

[23] Docs.Rel.，446.

[24] Docs.Rel.，444.

[25] Docs.Rel.，458.

[26] Docs.Rel.，464-465.

[27] Gehring，Correspondence，1647-1653，149.

[28] Docs.Rel.，1：472.

[29] Adriaen van der Donck，Description of New Netherland，trans. Diederik Willem Goedhuys，108.

[30] Docs.Rel.，1：470.

[31] M.E.H.N.Mout，“Limits and Debates：A Comparative View of Dutch Toleration in the Sixteenth and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ies，”40-41.

[32] Stephen E. Lucas，“The Plakkaat van Verlatinge：A Neglected Model for the American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192.

[33] 当年范·德·邓克的装船清单仍保存完好，从这份清单上我们可以看出早期的移民需要的物品：磨石、磨盘、盛放钉子的篮子、“农民穿的长袜”、鞋子、亚麻布、“粗羊毛布”、帽子、水壶、丝带、线、书、纸张、“两个盒子、两桶钢”，“8桶黏鸟胶”、“10桶白兰地”、“32块肥皂”、以及“300磅辣椒、20磅肉桂”。从这个清单我们可以看出范·德·邓克当时可能想在曼哈顿做一些香料之类的生意。

[34] Rockefeller Archives，Amsterdam Notarial Records Related to New Netherland，No.2279 V，page 24. Notary Jacob de Winter. 1652 May 15.

[35] Docs.Rel.，1：473.

[36] 我关于克伦威尔的主要资料来源是：Christopher Hill，God’s English-man；Maurice Ashley，The Greatness of Oliver Cromwell；and Antonia Fraser，Cromwell，the Lord Protector。

[37] Fraser，Cromwell，the Lord Protector，38.

[38] Christopher Hill，God’s Englishman：Oliver Cromwell and the English Revolution，39.

[39] Anders Stephanson，Manifest Destiny：American Expansion and the Empire of Right，Chapter 1.

[40] 我对多佛岸边的情节描写是以下列宣传册为依据的：“A Declaration of the Parliament of the Commonwealth of England，Relating to the Affairs and Proceedings…” and “Nootwendige Observatien op het Antwoort van H. Staten Generael…，”41-43；Roger Hainsworth and Christine Churches，The Anglo-Dutch Naval Wars，chapter 1；and David Howarth，The Men-of-War，48-67。

[41] Rowen，John de Witt，Grand Pensionary，65，以及宣传册“De Rechte Beschryvingh van alle het gene den Heer Adriaen Paau Ambassadeur Extraordinary”。保乌的思想状态在1652年6月11日面对议会的讲话中已经显露无遗，该宣传册与“A Declaration of the Parliament of the Commonwealth of England …”合订在一起。

[42] Leo Miller，John Milton’s Writings in the Anglo-Dutch Negotiations，1651-1654，3-13.

[43] Hainsworth and Churches，Anglo-Dutch Naval Wars，17.

[44] Howarth，The Men-of-War，60.

[45] Docs.Rel.，1：476.

[46] Docs.Rel.，477.

[47] 埃利斯岛，纽约市曼哈顿区（Manhattan，New York）西南上纽约湾（Upper New York Bay）中的一个岛。它是1892～1943年美国的主要移民检查站，于1954年关闭，现为博物馆，成了现代美国人的寻根处。

[48] Van der Donck，Description，trans. Goedhuys，156-162.

[49] Gehring，Correspondence，1647-1653，203.

第三部分 传承

第十三章 繁荣

那是1653年的寒冬，一个周四的清晨，在局促又低矮的小屋里，铺着代尔夫特瓷砖的壁炉暖烘烘的，七个男人出了门。他们大步走过下曼哈顿的街巷，走进阿姆斯特丹堡的大门。他们聚集在议事厅里，宣誓永远效忠荷兰议会。尔后，他们一个个低下头，虔诚地聆听牧师的祷告：“……主接纳了我们……沐浴着主的恩泽，我们必将完成主交给我们的任务……”[1]这一情景透露出的最重要的信息是当时与政教分离的年代还相距甚远。

阿德里安·范·德·邓克还留在荷兰，同那条禁止他回美洲的政治裁决苦苦斗争着。而在刚刚组建的城市新阿姆斯特丹，地方执法官已经处理好了第一件公事，在一份声明上签了字。声明里这样写道：“在此通知各位，每周一9点开始的工作例会照常进行，地点是我们一直称作‘城市酒馆’的地方，但从此以后，改称其为‘市政厅’。会上，我们要听取诉讼当事人提出的不同问题，努力给出最好的解决方案。”[2]两周半以后，真正脱离了彼得·施托伊弗桑特政府和西印度公司，他们在海滨一座三层小楼里召开会议，这里长久以来是该镇的活动中心。要是有人不了解这次集会的意义，回荡在庭院里的钟声则向人们宣告了政府的更替。

这次集会看起来平淡无奇，但对与会者来说意义非凡。多少年来，曼哈顿岛的居民都坚持一个观点：他们的社区不仅仅是一个军事或贸易基地，他们也不是为远方的奴隶主做苦工的农奴，他们是一个近代共和国的公民，有权受到本国法律的保护。自1653年2月2日起，随着城市宪章的签署，新阿姆斯特丹俨然成为一座城市。地方执法官们充分继承了已往的政治遗产和法律传统。他们新组建的市政府已经成形，领导班子包括两名市长和一个法官小组，他们联合在一起便组成了立法机关——借鉴于阿姆斯特丹，以罗马-荷兰法为基础。[3]其中涉及的罗马法的部分还是当年神圣罗马帝国传到荷兰的，其来源可追溯到恺撒大帝和《査士丁尼法典》。2003年2月，纽约市政厅发言人切蛋糕、举杯庆祝该城的宪章颁布350周年，他正是在向过去那些小酒馆里的集会致敬。[4]这个城市坚实的政治基础并非得益于当年英国将其占领并改名为纽约的日子，而应该归功于这一时刻。

那么，可能有人又会问了：“那又能怎样呢？”纽约的法律源头是古罗马，这确实让它在美国众多城市中独树一帜，但这除了能给它增添些许神秘感以外，还有什么其他意义吗？除了历史学家这个小群体会对一个城市的政治基础感兴趣之外，世人通常对此漠不关心。就此而言，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施托伊弗桑特一开始就反对采用普选制，自行任命了第一届政府官员，以此来削弱市政府的权力。

重要的是曼哈顿市政府的建立带来了什么。本书开篇就提到，纽约的起源不同于波士顿、哈特福德和其他早期在东海岸建立的城市。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一位郁郁寡欢但品格坚韧的英国探险家哈德逊偶然为荷兰人绘制了这个地区的地图，这才让纽约有了独特的起源。但是它的重要性要在很久以后才能体现出来——并延续下去——前提是要先有一个真正的体制。市政府的建立恰好提供了这种体制，它是众人长久以来的经验的结晶，能够使多种文化和谐共生。由于范·德·邓克的不懈努力，施托伊弗桑特的长官迫使他发布了一份公告，宣布“根据命名此市的阿姆斯特丹市的风俗，在国家大局稳定的情况下，允许不断发展的‘新阿姆斯特丹’尽快建立市政府……”[5]以上就是阿德里安·范·德·邓克的功绩。纽约市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随后向四面扩展的，它将影响并塑造美洲大陆和美国人的品格。

头几周里，让新政府应接不暇的两件事构成了移民关注问题——在历史问题和荒谬问题间游移——的两面。第一个忙碌的工作日里，一群本地人吵吵嚷嚷地涌进新装潢的会议室，一个个暴跳如雷。当事人约斯特·高德瑞斯（Joost Goderis）一直饱受精神折磨。他娶了个歪眼老婆的事全镇都知道了，这让他忍不了了。前段时间，他外出去“牡蛎岛”（即埃利斯岛）采牡蛎，回到曼哈顿的时候，碰见他所谓的朋友古里安·德威斯（Gulyam d’Wys）正和一群小混混在海岸上晃荡。德威斯想给他的狐朋狗友找些笑料，便让高德瑞斯“再给他一次机会，让他和其妻子再发生一次性关系”（法庭是这么记录的）。高德瑞斯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装作听不懂。但是德威斯不依不饶地告诉他，“阿拉德·安东尼（Allard Anthony）早就睡过你老婆了”。跟着德威斯的小混混都哈哈大笑起来，说高德瑞斯被戴了绿帽子，还说他“应该学树林里的牛，在头上戴两个犄角”。[6]高德瑞斯忍无可忍，将这件事告到了地方执法官那里。他希望新成立的市政委员会能够将他从精神痛苦中解救出来。

与此同时，在暗无天日的前线，地方执法官们每天都在处理英国和荷兰共和国之间发生的战争带来的副作用。施托伊弗桑特过去反对成立市政府，现在倒乐于借这个机会分出去一些负担，他目前的工作主要是拿着三个月前从荷兰得来的消息做巡回演讲。和任何一场战争一样，报告都充斥着无端的恐惧、谣言和让人无法理解的行为。从一封信里，施托伊弗桑特得知“英国政府最近的举动很奇怪”。据知情人士透露，英国要求“所有的学徒必须重新戴上蓝色帽子”[7]，而荷兰的领导人还在考虑要不要这么做。很明显，这让这两个国家的美洲殖民地夹在中间左右为难。西印度公司像过去对西班牙一样，又开始张罗着劫掠商船。[8]该公司建议以曼哈顿为基地，用“5～6艘常规但是人员配备齐全的护卫舰”[9]进攻英国的殖民地。与此同时，议会担心会遭到突然袭击，于是对外报道说“他们得到消息，新尼德兰面临巨大的危机，马上就会遭到侵略”[10]，又命令施托伊弗桑特和地方执法官加强防御工作。

地方执法官们和施托伊弗桑特一起开会讨论，然后开始采取行动。他们做出的第一个决定是“用高高的栅栏和矮防护墙将城市的大部分区域围起来”。为了给这项工程集资，地方执法官请城镇上富有的居民募捐。施托伊弗桑特捐了150荷兰盾，成为捐款数额最高的人。随后，他们便投入了对细节问题的讨论：在该城市北部边界每隔18英寸就插上一根高12英尺的橡树原木，并将其顶部削尖，以构成一个巨大的栅栏。这些原木要钉到地下3英尺的地方，为加强防御，四周再围上高4英尺的矮防护墙。市政府宣称“工人的工钱每周一结，待遇可观”，并派出一名传令员告诉众人，市议会正在为这个工程招标。英国人托马斯·巴克斯特（Thomas Baxter）签署了一份协议，为该工程提供木材，工程预计到7月初能够完工。从长远来看，这个由市政府精心策划的第一个公共工程项目的引人注目之处不在于围墙本身，而在于绕着围墙的那些街道。几乎能百分之百确定的是，地方执法官们就算是想破了脑袋，也想不到这些高低不平的道路有一天会取代阿姆斯特丹稳固又豪华的交易所，成为全球金融中心。[11]还有一点也值得注意，按照民间的说法，在华尔街外围建造围墙不是为了阻挡印第安人，而是为了隔绝英国人。[12]

曼哈顿居民担心会遭到新英格兰的攻击，康涅狄格、纽黑文、马萨诸塞和普利茅斯的居民也不断听到谣言，说荷兰人会从北部进攻他们。其中一则谣言甚至说荷兰人雇用了印第安人要屠杀正在教堂做礼拜的新英格兰居民。这个消息传到了伦敦，被一个野心勃勃的印刷商恶意扭曲，做成了爆炸性的新闻。三十多年前，在遥远的东南亚的安汶岛即安波那岛上，荷兰士兵屠杀了十名英格兰商人。这件事并没有被英格兰人彻底遗忘，一年前报道该事件的煽动性小册子的再次印刷又唤起了人们对这件事的记忆。现在，在英国的殖民地，似乎有人与康涅狄格或纽黑文地方政府联合在一起，巧妙地利用安波那岛事件煽动新英格兰人进攻他们南面多民族的荷兰殖民地。新的宣传册在英格兰广为传播，甚至被运到了美洲，它的标题为：《安波那岛的悲剧第二部：荷兰人在美洲新尼德兰地区最血腥、最奸诈、最残忍的计划。英国在新英格兰地区的殖民地遭到了彻底的破坏》。它使得民族仇恨成倍地宣泄出来，英国人谴责“印第安人是血腥的民族”，说他们“是执行这项残忍计划的工具”，同时又赞美一位英国的殖民者，因为“他在一夜之间就消灭了1400名印第安人”。此外，英国人还认为这场阴谋反映了荷兰人与生俱来的邪恶，“安波那岛上的残忍行径从东印度群岛蔓延到西印度群岛，这是在荷兰人骨子里的……”

那本宣传册就是战时虚假情报的典型例子，既能迫使荷兰政府展开调查，否认自己遭到的指控，又能让英国公众舆论的火焰越烧越旺。几个月以前，新英格兰的几位领导登陆新阿姆斯特丹，就此事和施托伊弗桑特会面。施托伊弗桑特向他们保证，荷兰人对英国的殖民地真的没有什么企图。而在曼哈顿，清教徒满眼看到的都是这个港口城市的原始、喧闹和不断发展。看到这些景象，他们深知，他们过去大部分的区域贸易已经成为历史了。如果英国想要算计荷兰的殖民地，并控制内陆和整个海岸的航运中心，那最好要加快行动。贸易战也是一个很好的借口，整个计划天衣无缝，不执行就太可惜了。除了把这些材料写到“安波那计划第二部”[13]的宣传册里，新英格兰地区的殖民总督们还亲自写信给克伦威尔，他们预测，如果能够占领哈德逊河河口的小岛，所谓的“西部计划”（通过该计划，英国就能将太平洋沿岸的平原连到一起，使之成为大英帝国的开端）就能够成功执行。克伦威尔刚被封为护国公，有了这个头衔，他就掌握了国王的生杀大权。[14]他很欣赏这个宏伟的计划，认为是时候实行了。于是他回信说，他会派出由四艘护卫舰组成的小型舰队和一支军队去波士顿，它们会给“征服曼哈顿人带来极大的帮助”。[15]

在这个节骨眼上，阿德里安·范·德·邓克终于回到了曼哈顿。我们找不到他回国的任何记录，这虽然让人失望，但是一点也不奇怪。大家视他为英雄，他代表曼哈顿居民在海牙的各种行为大家也一一效仿。新上任的地方执法官把自己的工作归功于他，还视他为革新党的领袖。但是大家都不敢公然表现出这种情感，因为谁也不想触怒施托伊弗桑特。尤其让人心烦的是，我们只能想象阿德里安·范·德·邓克和施托伊弗桑特碰面的场景，其中肯定包含了各种复杂的情感。上一次他俩在一块儿的时候，施托伊弗桑特以叛国罪为由，监禁了阿德里安·范·德·邓克。从那以后，这个受庇护者在荷兰共和国待了四年。在这四年里，他一直威胁政府免去施托伊弗桑特的职务，并获得了成功，只不过这个决定最后又被撤销了。孤注一掷却满盘皆输的阿德里安·范·德·邓克只好回来，任凭施托伊弗桑特处置。唯一一条记录显示，他回来后不久曾请求施托伊弗桑特让他查阅殖民地的记录，因为他想把有些内容添加进他写的书里。那本书还等着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呢。施托伊弗桑特以公司董事的建议为由，拒绝了阿德里安·范·德·邓克。这些董事警告来自“梅斯特·阿德里安·范·德·邓克”的“新的麻烦”，害怕他“会用公司的武器来对付他们”。[16]施托伊弗桑特是个极度危险的敌人，阿德里安·范·德·邓克每走一步都不得不十分谨慎。这时候他没有被写进官方记录就说明了这一点。

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他已经远离政治。当然，他一回来就忙于处理各种家事，比如重新熟悉自己的房产，帮刚来美洲的亲戚尽快适应这里的生活等。他的母亲搬进了珍珠街的一幢房子里，那里可以越过“东河”看到布鲁克林牧场。[17]他的嫂子也需要人帮她管教一下她那个正处在青春期的儿子。那个家伙确实让人头疼［他名叫吉斯伯特·范·德·邓克（Gysbert van der Donck），经常和科内利斯·梅林的儿子混在一起。他们加入了黑帮，也就是之前嘲笑约斯特·高德瑞斯被戴绿帽子的那一伙人[18]］。但是按阿德里安·范·德·邓克的性格，他确实不会满足于处理这些家庭琐事。

事实上，他似乎重新开始了在海牙中断的事业，只不过现在转为幕后工作罢了。他回来的前几个星期里，又爆发了一场反对施托伊弗桑特的政治起义。随着殖民地不断扩大，邻近曼哈顿的城镇（后来都被并入布鲁克林区和皇后区）也在不断发展。其中有些城镇，比如格雷夫森德（Gravesende，今格雷夫森德）、弗利辛恩（今法拉盛）、米德尔伯格（Middel-burgh，今纽敦）、亨姆斯特德（Heemsteede，今亨普斯特德）、新阿默斯福特（New Amersfoort，今弗雷特兰斯）、布鲁克林（今布鲁克林）、米德渥（Midwout，又称弗拉克博斯，今弗雷特布希）的领导者们开始叫嚣着要获得他们应有的权利。海盗活动也引发了争议。这在殖民地时有发生，是源于当地人的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这些人没办法通过正当的业务获得成功，所以就去做海盗了。最近臭名昭著的恶人是为“围墙工程”提供橡树桩的托马斯·巴克斯特，他在长岛湾一带抢劫，偷马匹。[19]偏远城镇的居民聚集到一起发表声明说，如果西印度公司保护不了他们，他们就不会再交税。

一些历史学家将施托伊弗桑特和长岛城镇之间关系的裂痕解释为英国和荷兰的较量。这些城镇里有许多居民是英国人，而当时荷兰和英国正在交战当中。根据推理，他们认为这种动乱其实相当于一种内部反抗，是一种协助英国取得战争胜利的方式。这一段小插曲也助长了一种普遍的观点：在荷兰殖民地，所有要求获得政治权利的呼声都来自英国居民。[20]这是对整个事件的一种误读。人们之所以有这样的困惑，大概是因为12月交给施托伊弗桑特的请愿书是用英文写后再翻译成荷兰语的。在这封题为《来自新尼德兰省殖民地和村庄的抗议及请愿书》里，殖民地居民控诉了施托伊弗桑特的“专制政府”，而且请愿书虽然是用英文写的，但遵循的是荷兰的法律形式。19世纪的历史学家约翰·布罗德黑德（John Brodhead）一直在搜集有关范·德·邓克在海牙事迹的记录，而且他对范·德·邓克的写作手法非常熟悉。[21]他注意到当前这封请愿书与范·德·邓克的《新尼德兰请愿书》在语气上极为相似，都勇敢地反抗施托伊弗桑特依靠法令维持的统治。研究这个时期的另一位早期的历史学家也注意到这封请愿书和基夫特时期的一些控诉书在风格上相似。[22]本书的第七章和第九章详细讨论过这些控诉书，它们充分证明了范·德·邓克的参与。

长岛城镇的英国和荷兰居民要求在与他们相关的事务上享有发言权，他们有这样的反应并不是因为英荷战争，而是因为新阿姆斯特丹直辖市的成立。事实上，新阿姆斯特丹的执法官不仅支持他们给西印度公司写请愿书，还号召那些领导者穿过树木茂盛的平原和山谷，渡过布鲁克林渡口，在省会和他们集合，以起草一份正式的请愿书。换言之，施托伊弗桑特在1653年底将要面对的这场小规模叛乱是由范·德·邓克在海牙取得的成果直接导致的。[23]这也是这项工作的延续，将施托伊弗桑特和西印度公司进一步推向政治改革。该事件在范·德·邓克刚回来的几周内就发生了。他非常适合当英国和荷兰领导人之间的调解人：他的妻子是英国人，他的岳父弗朗西斯·道蒂——煽动了这场叛乱的英国牧师——现在是法拉盛的执行牧师，而法拉盛是联名写控诉书的城镇之一。[24]请愿书的执笔人也是范·德·邓克的熟人——乔治·巴克斯特，他同范·德·邓克一样，从基夫特时期开始就是施托伊弗桑特的英文译员。在范·德·邓克接受审讯期间，他还为施托伊弗桑特的委员会服务。尽管他曾和施托伊弗桑特关系密切，但后来也像范·德·邓克一样，同施托伊弗桑特分道扬镳了。

最后一份证据显示，施托伊弗桑特曾向他的长官抱怨过，说范·德·邓克有可能就是最近这次叛乱的幕后操纵者。在一封如今已经丢失的回信中，董事们说：“我们不知道你这样怀疑阿德里安·范·德·邓克是否有充分的理由，因为对他所有的指控都没有任何依据，全都只是怀疑和臆测。但是我们也不会偏袒他，我们只是说，鉴于他以前的良好表现，我们才把他推荐给你。如果他违背自己的诺言，有什么不端的行为，我们照样会谴责并惩罚他的。”[25]

眼前浮现的画面并不是英国人入侵殖民地，潜伏数年，然后像特洛伊木马计一样，在交战的时候突然冲出来打得荷兰措手不及。的确，与英国居民的接触中，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渴望英国政府的领导。就像他们在控诉书里说的那样，他们逃到这些地区来就是为了躲避英国政府。他们希望能够在曼哈顿周边的地区扎根，享受荷兰共和国更为自由的司法体系。他们写道，荷兰政府是“由全球不同地区的多个国家组成的”[26]。他们想要的就是范·德·邓克为之奋斗多年的东西，即终结西印度公司的统治，通过殖民地城镇的发展让居民都能享受到广泛的权利。用范·德·邓克欣赏的格劳秀斯的话来说，抗议书声明的这些权利是建立在“自然法”[27]的基础上的。

因此，范·德·邓克发起的这场运动至此时仍鼓舞着殖民地的人们，事实上，这场运动还在蔓延。进行政治改革这种长期存在、持续不断且有理有据的呼吁，并非来自英国，而是来自近代欧洲大陆的中心。

然而，此次运动收效甚微。施托伊弗桑特用他一贯的手法来处理这次抗议。他宣称西印度公司的董事就是“该省绝对的主人”。请愿被拒绝了。施托伊弗桑特非常顽固。

施托伊弗桑特也承担着失败的风险：这种剧变不断地给殖民地施加压力，同时争论也还没有平息下来。没有人知道，克伦威尔派出的舰队已在1654年2月从英国启航。新阿姆斯特丹很快就会被征服，因为西印度公司在该殖民地部署的守军过于分散，而由于荷兰的入侵威胁，成百上千的新英格兰居民早已成为惊弓之鸟。他们宣布他们准备服从一名英国军事首领的领导，先发制人。

但偏偏天公不作美。由于受到暴风雨的影响，舰队6月才到达波士顿港。舰队的指挥官罗伯特·塞奇威克（Robert Sedgwicke）带着“900名步兵”和“一队骑兵”在波士顿登陆，准备进攻曼哈顿。当天，他在写给克伦威尔的信里这样说道：“一艘英国船驶来，带来了各种印刷好的英国和荷兰间的和平宣言。”扬·德·维特和克伦威尔达成了一项协议，把英吉利海峡的控制权交给了英国，但保留了在地中海和亚洲的贸易霸权。第一次英荷战争结束了，北美地区情势未变。入侵舰队也被召回国了。[28]

有些人或许会说，就是在这个历史时刻，曼哈顿才成为曼哈顿。[29]有了一个初步的代议制政府，这个小岛快速繁荣起来。虽然该岛还是在施托伊弗桑特和西印度政府的官方管辖之下，但是那些商人，包括皮货商、烟农以及法国红酒、代尔夫特瓷砖、盐、马匹、染料木和其他各种商品的托运商，不管他们是英国人、荷兰人还是其他国家在殖民地的代表，都已经如愿以偿做起了生意。商业领袖在市政府当中谋得了职务，成了政治领导，其他行业的人，比如面包师、餐馆老板、教师、牧师就跑过来投靠他们。这些联盟巩固了新阿姆斯特丹市政府，反过来，市政府也进行了一系列大动作。[30]道路全部铺上了鹅卵石；砖房代替了木质房屋；瓦质屋顶投入使用（大部分是红色和黑色，让小镇看起来干净整齐[31]），而茅草屋顶被禁止使用，因为它可能会引发火灾[32]；珍珠街那边还建了一个正规的码头；一个道路交通调查委员会被任命。这个城镇在重新发展起来的过程中沿袭了一个典型的荷兰特征——整洁。街道和门廊被扫得干干净净，树木被修剪得很有美感，公园都是规整的菱形、椭圆形和正方形。政府还下令让农民拆除占据路边重要位置的猪舍和鸡舍。[33]对在主要街道上有空置土地的人，政府征收额外的税费，鼓励他们开发房产。经过城市中心开挖的沟渠被适当加宽，形成一条运河；河堤用木桩加固，河上又架起了漂亮的石桥，加上有山形墙的建筑，整个画面让人联想到小镇的名字。镇上小酒馆的数量比以前多了，但是那种喝得酩酊大醉的人少了。现在酒馆是商人们会面的俱乐部，是他们交换信息的地方，当然也可能是某些人尝试新灵药——咖啡——的聚集地。

这里仍然是一个港口城市，它的触角遍及全球。在这里，海盗、嫖娼、梅毒疤和刀疤是很常见的事。但你也可以瞥见任何社会都向往的平凡生活的美好一面，以及其安静、虔诚的被官方记录忽略的日常。傍晚，一家人围坐在火炉旁，父亲在读《圣经》，认真地把里面的重要事件记录在封面上；一个牧师给欧洲的家人写信，描述自己每天经过布鲁克林渡口，穿梭于新阿姆斯特丹、长岛和“施托伊弗桑特的鲍威利”的教堂之间的情形；孤儿院的院长也描述了自己管理上的进步。

曼哈顿还在不断发展成熟，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市政府的领导。它让人们感觉到这个位于荒野边缘的小岛虽然曾经总在没有法纪和过于专制这两种情况之间左右摇摆，但现在它是可以让每个家庭实现梦想的地方。

殖民地最狡猾的一个居民，也是基夫特和施托伊弗桑特长期以来的亲信科内利斯·范·廷霍芬在这个时候突然消失了，这还挺引人注目的，或许是一个很好的预兆。他曾在海牙反对范·德·邓克，然后又从那里逃走，后来又带着一个年轻的情妇在曼哈顿露面，成了大家的笑料。我们只能想象他的太太会怎么“招呼”他。施托伊弗桑特雇用了他一段时间，但是很快他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麻烦。他常年欺压殖民地的居民，有人还觉察到他在公司的账目上做手脚。随着麻烦事达到了一个高潮，1656年的一天，他突然就消失了。人们在岸边找到他的帽子和手杖。施托伊弗桑特急切地想要掩盖这件事，好让人们忘记他和这个人之间的联系。所以他很快就宣布科内利斯·范·廷霍芬淹死了。但是大家觉得这件事没这么简单，因为还有另外一件事发生——同样卷入了金融违法事件当中的范·廷霍芬的哥哥，也几乎在同一时间消失了，但之后他又在巴巴多斯（Barbados）出现了。究竟科内利斯·范·廷霍芬身上发生了什么，到现在还是新尼德兰史上的一个未解之谜。

然而，曼哈顿并不是殖民地里唯一一个多事之地，1653年之后迅速发展起来的不止这个岛的首府。在市政府成立的前一年，为了平息与上游直辖领地伦斯勒斯维克的争端，施托伊弗桑特按照规章，在奥兰治堡附近打桩标出了一个区域，创造了一个新的小镇——贝弗韦克。这个名字来源于这里的海狸贸易，这个行业现在还很兴盛，整个社区仿佛一夜之间就出现了。镇上分布着磨坊、砖厂和瓦厂，为小镇的建设生产原料。虽是小镇，但是这里的人很有城市居民的意识，他们建造了一座救济院，作为社区的第一个工程。[34]到1660年，这个小镇成为殖民地的第二个城市，有1000位居民。[35]与新阿姆斯特丹相比，这个城市保持了遥远的、荒蛮的美洲西部的感觉。查阅记录，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印第安人作为城市生活的普通参与者的痕迹。他们寄宿在居民的家里，傍晚的时候拿青灰色的杯子装满啤酒，坐在炉火边；[36]有时候又会手拿钱包，出现在面包店买面包。[37]1659年，莫霍克族的两位酋长曾成功请求法院开庭审理一个不同寻常的案件——他们控诉荷兰人虐待他们的族人。[38]在演变为奥尔巴尼镇之前的12年里，贝弗韦克一直是一个贫瘠的地方，处在阴森森的群山和宽阔的河流之间，工作台上“咚咚”的加工海狸皮的声音就是商业的先声。但它也是一个秩序井然的社区，这里的法院和新阿姆斯特丹及荷兰的法院一样有效地运行着。就人口成分来说，荷兰人多于新阿姆斯特丹人，还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来自联合省份以外的地区。相比新英格兰城镇，这里的人口更混杂，有德国人、瑞典人、法国人、英格兰人、爱尔兰人、挪威人和非洲人等。

与此同时，在阿姆斯特丹，像赛思·费尔布鲁日（Seth Verbrugge）和迪尔克·德·沃尔夫这样的商业巨头开始利用曼哈顿刚刚形成的稳定局面。他们发型整齐，衣着考究，坐着红皮椅子，伏在精致的雕花桌子上，经营着他们在欧洲的生意；墙上挂着的镶有边框的地图，显示着他们在全球的商业版图；他们的妻子穿着领子上镶着花边的衣服，上面还嵌着宝石。代理商从他们那里获得了更大的支配和采购权力。[39]这些代理商还利用英国和荷兰商人在加拿大、弗吉尼亚、牙买加及巴西的商业关系，将他们的岛港发展成为大西洋贸易的中心。药物、测量设备、锦缎、优质书写纸张、橘子、柠檬、长尾小鹦鹉、鹦鹉、藏红花、黄樟、撒尔沙植物等出现在新阿姆斯特丹商店里的新产品，反映出居民的生活变得更精致了。[40]

曼哈顿市政府进行了一项革新，其产生的影响之深远超过了殖民地本身存在的时间，同时也让这个小岛的遗产印在了美国人的性格中。回想中世纪，欧洲城市的居民享有一种地方性的公民权：英国的城市称其为自由民，荷兰的城镇称其为市民。阿姆斯特丹最近在实行一种新的双层级的体系，曼哈顿市政府马上就开始效仿。[41]所谓的大市民是指为城市的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的且有影响力的商人，作为交换，他能获得贸易权，在政府制定政策的时候，还有发言权。不同的是它所提供的小市民的身份。[42]几乎每一个新阿姆斯特丹的居民都会申请获得这种身份，即使是身份最卑微的人，比如鞋匠、烟囱清扫工、裁缝、铁匠、帽商、修桶匠、碾磨工、石匠等都能在社区中获得股份，这其实就是一种为少数人提供的股东身份。[43]这个体系鼓励居民相互扶持，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流动商人。[44]这些流动商人总是蜂拥而至，快速获取利润之后就马上离开。这也让新阿姆斯特丹成为一个比新英格兰更平等的地方。在新英格兰，自由民或市民的数量从来没有超过总人口的20%。而在新阿姆斯特丹，无论贫穷还是富贵，无论是衣冠楚楚还是衣衫褴褛，几乎每个人都是同一个俱乐部的成员。当港口的运输量增加时，所有的人都能从中获益。再补充一点，从中世纪起，殖民地的工人就从未团结起来组成公会在欧洲形成影响力。这也许是因为西印度公司竭尽全力设置各种障碍，它害怕工人的力量。但是用这种形式来打击公会带来了一定的好处。手艺人拓展了他们的业务：面包师可能会拥有土地，投资烟草运输，能像军人一样有额外的收入。以卑微的手艺人的身份进入殖民地的年轻人可以进入更高的阶层，向更高层社会流动的通道就此产生。弗雷德里克·弗利普森（Frederick Flipsen，又称菲利普斯）从弗里斯兰省来到曼哈顿。1657年，成为一个普通市民之后他就签约成了一名卑微的木匠。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他通过各种渠道钻营取巧，到1702年去世的时候，他已经成为美国最富有的人之一了。他在上游的房产，著名的菲利普斯堡庄园占了韦斯切斯特县的9.2万英亩土地（恰好也包括了阿德里安·范·德·邓克之前拥有的全部土地）。

这种新的工作关系也伴随着对语言的继承。相比传统公会中的工人，弗雷德里克·弗利普森的工人和殖民地的铁匠、车轮制造商、面包师、枪托制造商等人的助手与他们上级的关系更为松散。[45]一个车轮制造商的学徒也可能会在酒馆里倒酒或是在面包房里帮忙烘烤面包。那时候，一个典型的荷兰单词“baas”指的是“主人”，但是在新世界，这个词有了不同的内涵，美国主义开始形成。没有哪个词比“boss”这个词更具美国风格，甚至是纽约风格了。从特威德到科里昂再到斯普林斯汀[46]，早期的老板都是美国人，而且都是纽约人。随着新阿姆斯特丹改名为纽约，这个词对英国殖民地居民也有了一种自然的吸引力，因为改编之后的用法很坦白地将其从古老的英国权力系统中区分开来，并阐明了一套不同的权力关系。它仿佛在说：“不，我们这里没有阶级制度，但是有人负责。我不是你的主人，也不是你的统治者，我是你的老板。去工作吧。”

在这个发展期和活动期，还出现了其他的风俗和惯例影响着美国文化。它们本来都是微不足道、本身毫无意义的，但其表明荷兰殖民地从来没有真正消失，反而变得更广大了。1661年10月，该城市出现了粮食短缺的情况，市政府发布命令，限制城中的面包师烘烤面包，禁止他们做“小蛋糕（koeckjes）、小糕点（jumbles）和甜蛋糕（sweet cake）”。[47]这本是一件小事，但是请注意这个荷兰单词“koeckjes”[48]，它的发音是“cook-yehs”，字面意思是“小蛋糕”。一个多世纪以后的1796年，随着第一本美国烹调书《美式烹饪法》的出版，阿梅莉亚·西蒙斯（Amelia Simmons）将当时的标准用法印成铅字。因为第一批曼哈顿人是这么命名的，所以美国人吃的不是饼干（biscuits），而是曲奇（cookies）。

人们还在等面包师烘焙甜品的时候，新阿姆斯特丹的主妇们会拿起一棵卷心菜，把它切得很细，然后蘸上醋和熔化的黄油，旁边再配上一盘有熏肉或小牛肉丸的梭子鱼。她们直截了当地为这道菜取名为“卷心菜沙拉”（Kool-sla）。[49]一个世纪后的1751年，一个瑞典的游客来到哈德逊谷，他描述了他的荷兰女房东为他做过的一道菜。从此，书面语当中又多了一个词，虽然保留了原始的荷兰读音，但是在语音方面遵循了美式的拼写：cole slaw（菜丝沙拉）。

随着城镇的扩张，一些周期性的惯例和仪式也发展起来，主流文化也开始盛行。我们可以想象，殖民地最具标志性的遗产是怎么确立的：每年的12月初，在新阿姆斯特丹非荷兰籍的家庭里，孩子们会因错过了好玩的而噘嘴生气。因为在荷兰，孩子们放声高歌：

圣尼古拉斯，善良又圣洁的人

披上你最华丽的外套

然后奔向阿姆斯特丹吧！[50]

12月的第六天，也就是圣餐日这天，这些孩子一睁眼就会发现圣尼古拉斯给他们留了礼物。这在有些人看来是无法忍受的；在曼哈顿的英国、法国、德国和瑞典家庭里，父母都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于是他们也继承了荷兰的传统，但还是将这个节日往后推了几周，和被广为庆祝的圣诞节连到了一起。所以圣尼古拉斯开始了他在美洲的旅程。

孩子们在打闹，面包师们在烘焙面包，商人们在尽力往社会上层爬——在荷兰统治的最后十年里，曼哈顿进入成熟期，各种活动愈发频繁。关于曼哈顿在市政府成立后的几年里是如何繁荣兴盛的，直到最近才有人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这还多亏了有查尔斯·格林的翻译作品。但讽刺的是，正是这个时期的殖民地生活活动繁多，使得翻译的工作放缓。2002年的某天，在纽约州立图书馆格林博士的办公室里，我坐在一边看着他工作。这时候他对我说：“17世纪50年代后期，我所翻译的法律书更加复杂。”他的桌上堆满了书，都是18世纪对荷兰语、拉丁语和法语法律术语进行入门指导的书。他身后的书架上摆着厚厚的40卷《荷兰语词典》（Het Woordenboek der Nederlandsche Taal）、关于1500年荷兰语的权威历史词典，以及10卷本的聚焦16世纪的《中世纪荷兰语词典》（Middelnederlandsch Woorden-boek）。“因为人口越来越多，法律活动也越来越多，”他说，“而且争端也会越来越多。早期土地资源充足，所以土地的界限很模糊。但是现在，人们的居住环境越来越拥挤，他们会为了界线争吵。所以施托伊弗桑特不得不聘请测量人员。然后你可以看到，市政府画了一幅街道图，标明了所有建筑的位置。”[51]

从以上描绘的画面来看，荷兰统治时期的曼哈顿并不像人们以往听说的那样是个杂乱无章的居住地。尽管贸易和航运细节显示该地区在不断繁荣发展，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一点。有哪些人住在这里，他们是如何相处的，又是怎么融合的，这些才是殖民地被埋没的遗产。他们从法国大西洋沿岸，丹麦的松树林、伦敦的大街来到曼哈顿。由于市领导发起了一项颇有远见的计划，他们一下船就发现有人主动为自己提供“市民”的身份。如果交不起会费（“价值20个荷兰盾的海狸皮”），他们可以分期付款。最终，他们或许会找到一条致富之路，赚取足够的荷兰盾、海狸和贝壳串珠，然后就能说服自己，留下来是值得的。[52]

这个时候建立的哈莱姆村（新哈勒姆，以荷兰的哈勒姆市命名）位于曼哈顿的北端，是未来美国社会的缩影。这个社区最初的32户人家居住在两条小路的两边，他们来自欧洲六个不同的地区——丹麦、瑞典、德国、法国、荷兰以及现在的比利时南部，说五种不同的语言。[53]在这个荒凉的大陆上，他们家家户户挨在一起，比邻而居。在欧洲，这些家庭会分散在不同街区，而在这里他们聚在一起，学会一门通用语言。

没有什么比异族通婚更能体现定居过程中的融合的了，这种现象在各个殖民地都是史无前例的。浏览一下新阿姆斯特丹归正会的婚姻记录，你会发现在这个小地方发生的文化融合的程度在当时来说是非常惊人的。一个德国男人娶了一个丹麦女人。一个来自威尼斯的男人娶了一个阿姆斯特丹的女人。来自“弗兰克瑞克（Vranckryck）的卡利斯（Calis，也就是法国的加来）”的艾萨克·贝斯卢（Isaac Bethloo）和来自“东印度群岛巴达维亚（Batavia）”的莉丝贝特·博特斯（Lysbeth Potters）结了婚。在英国雷丁（Reading）附近的乡村长大的塞缪尔·艾德萨尔（Samuel Edsall）来到曼哈顿，追到了一个名叫珍妮特·韦塞尔斯（Jannetje Wessels）的姑娘，而她的童年则是在德国边境的格尔德兰一个荒凉的乡村度过的。挪威人和德国人结婚，瑞典人和英国人结婚，丹麦人和瑞典人通婚，普鲁士人和德意志人联姻，德国人和丹麦人结婚，法国人和荷兰人结婚。总之，在新阿姆斯特丹教堂举行的婚礼当中有四分之一都是异族通婚。[54]异族通婚在非洲居民当中也时有发生，比如说来自圣托马斯岛（St. Thomas）的男人和来自西非的女人结合。还有黑人和白人通婚的例子。[55]

很容易想象到，范·德·邓克刚从欧洲回来，在新阿姆斯特丹四处走动，一定会把新阿姆斯特丹街道上的各种文化碰撞跟他在阿姆斯特丹的水坝广场上发现的文化融合相比较的。他回来见证了一个他自己促成的东西：美洲第一个文化大熔炉的形成。恰巧在这个大熔炉里，每个人默认的通用语言是荷兰语。17世纪荷兰人感性的一面——坦率、虔诚、热衷商业、眼界开阔且尊重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成了社会的黏合剂。一种社会形态正在形成，外来客对它的评价是：世俗、傲慢、自信、喧嚣。当然，平等并不是这个多元社会的组成部分，也算不上它的理想。包容（或者称之为“勉强接受”）是近来人类文明的重大飞跃，影响了荷兰共和国和曼哈顿殖民地这两个社会的形成。但是在17世纪，没有人会认为白人和黑人、男人和女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是平等的，或是应该平等地对待他们。生活在不平等的底层的是非洲人。殖民地的奴隶就是牲口一样的人。为了弄清楚非洲籍曼哈顿人的生活状况，有必要将你脑中成熟的奴隶制度清除掉，因为那是19世纪早期存在于美国南部的事情。当时奴隶制刚开始，荷兰人坚决认为，买卖人口是不道德的。所以，在殖民地的记录中，你会很惊讶地发现有一系列对非洲人和他们的生活状况的看法。虔诚的教士乔纳斯·米迦勒形容在他家工作过的妇女“是偷偷摸摸、懒惰又无用的垃圾”[56]；还有就是施托伊弗桑特这个典型的奴隶贩子，他曾控告一个女奴是小偷，又谴责一名男性奴隶“懒惰又不听话”[57]，并下令将这两人贩卖，“好为公司争取最大的利益”。但是也有不少的例子显示，奴隶主们在数年之后重新归还了奴隶自由，因为他们认为奴隶已经尽了自己的本分。个别情况下，还有记录显示欧洲人曾为重获自由的非洲人工作。[58]一些非洲人有地产，而且施托伊弗桑特在一份尚未发布的文件中宣称：“他们的所有权是真实而自由的，他们也享有这种特权，因为大片的土地本来就是要赋予这个省的居民的。”[59]奴隶也享有一些合法的权利，他们多次出现在法庭上，状告欧洲人。

需要牢记的还有殖民地奴隶制度的规模。曼哈顿远离巴西和加勒比海的甘蔗地。在那些地方，劳动力非常重要。奴隶制刚开始的十年里，同一时期不过才几十个奴隶零星地分布在殖民地；[60]等到英国占领该地时，奴隶的数量已经多达300人。[61]记录中更值得注意的，不是曼哈顿的奴隶，而是西印度公司奴隶贸易的发展。一开始，该公司拒绝奴隶贸易，怕被玷污了名声，但是后来由于在进行其他的商业投机活动时失利，又看到贩卖人口带来的利益，便转头加入了这一行列，成为历史上最丑恶一幕的重要参与者。

库拉索岛变成了成千上万被束缚的、疾病缠身又晕船的西非人的处理站。记录显示，在管理北美殖民地的过程当中，施托伊弗桑特的头衔一直是新尼德兰、库拉索岛、博内尔岛（Bonaire）和阿鲁巴岛（Aruba）的总督，他通过在库拉索岛的副总督马塞斯·贝克（Matthais Beck）来进行管理。阅读他们信件的过程中会引起争论的是那些在大西洋周围匆匆忙忙搬来搬去的各种货物。1660年8月，一艘到达库拉索岛的船上装载了“724块松树木板，1245磅的英国压缩饼干，2桶烟熏肉，价值75金币的豌豆”和“10个”价值“130枚八片币”的黑人。[62]

非洲人并不是唯一一个处在不平等地位的群体。对多样的文化进行管理是彼得·施托伊弗桑特最缺乏的工作技能。可以肯定地说，看到曼哈顿的街道变成民族文化的万花筒，施托伊弗桑特并没有多兴奋。宗教是其根源：施托伊弗桑特鄙视犹太教徒，厌恶天主教徒，对贵格会信徒敬而远之，又暗暗讨厌路德教会教徒。也就是说，他是典型的受过良好教育的17世纪中期的欧洲人。宗教偏见是社会的主流，新英格兰北部的四个殖民地就是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纵观整个欧洲，人们都认为多样性会削弱一个民族。当然，人们认为荷兰的联合省份是个例外，但是他们对横跨大西洋的航行就没那么宽容了。这个以曼哈顿为基础的殖民地是早期美洲宗教自由的摇篮，然而奇怪的是历史赋予它的唯一认可却是有偏差的。当然，也并不是说它完全错误，只是需要好好梳理一番。

荷兰的包容性在整个欧洲是出了名的，但是这种包容性在他们本国内不断引起争议，且每十年左右就会给主流文化风潮带来一次转变。其中一次转变发生在1651年。[63]当时荷兰的总督威廉二世意图发动政变，结果未遂，尔后身亡。此后，荷兰各省的领导在海牙举行了一次大集会。这是继1579年之后第一次举行这样的集会，当时是独立的各省的代表为创建一个共同的国家而聚在一起。集会的主题本应和总督之职的空缺有关，却变成了对包容性的辩论。正统加尔文教的一派教徒选择利用这次集会施压，他们认为荷兰的包容性已经失去控制了。事实上，在人们意识到这一点之前，毒品窝点早就遍布荷兰的大街小巷了，甚至连卖淫都合法化了。一股强硬的情绪在荷兰弥漫开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天主教徒、路德教徒和犹太教徒的镇压非常盛行。

在这种氛围下，内心强烈反对多元化的施托伊弗桑特开始采取行动反对这些因殖民地发展而增加的宗教团体。当时，荷兰归正会的牧师们请求他阻止路德教做礼拜，理由是这样的仪式是在“给其他教派铺路”，这样下去荷兰最终会“成为异教徒和宗教狂热分子的庇护所”。[64]施托伊弗桑特欣然应允。1654年，23个犹太教徒来到这里寻求庇护，他们当中一些人是从荷属巴西殖民地逃出来的。[65]你几乎可以想象到施托伊弗桑特摇头的情景。他每天都有成堆的事务需要处理，现在又来了一群犹太人。他的反应很冷淡，但这很符合他的个性。他认为犹太人是个“奸诈虚伪的民族”，如果不加以阻止的话，这些人会把这种奸诈虚伪“传染”给殖民地的人。“出于一些重要的原因”，[66]施托伊弗桑特还禁止其中一个犹太人购置土地。他甚至不准犹太人和市民自卫队一起轮流站岗，理由是“自卫队的市民因要和犹太人成为战友而感到厌恶和不满”[67]。他在一则简短的命令中告诉雅各布·巴西蒙（Jacob Barsimon）和阿塞尔·莱维（Asser Levy）：“如果他们不满这种待遇，随时都可以离开，去哪都可以，我们绝不会阻拦，只要他们高兴。”[68]但是犹太教的领袖亚伯拉罕·德·卢塞纳（Abraham de Lucena）和萨尔瓦多·丹卓达（Salvador Dandrada）熟知他们在荷兰法系里应享有的权利，于是向荷兰共和国求助。阿姆斯特丹的犹太社区向历史悠久的政治传统施压，最终成功维护了自己的权利。[69]施托伊弗桑特的上级高傲地提醒他，法律规定“任何人都有宗教信仰的自由”（还告诉他，一些有势力的犹太人给西印度公司投资了大量资金），命令他不要再插手此事。

逼得荷兰人将这种包容性发挥到了极限的是英国贵格会的教徒。他们跟随其他教派从旧英格兰逃到新英格兰，然后向南进入荷兰的领地。在占长岛大部分说英语的城镇中，他们开始劝服居民改变宗教信仰。正因为他们处处说教，又爱嘲弄别人，还时不时疯疯癫癫（人们常叫他们疯子），这些行为都招致了施托伊弗桑特的鄙视。在他的印象中，这些人会威胁到殖民地的和平和稳定，也许他们就是疯子。施托伊弗桑特觉得自己算是宽宏大量了，因为他没有驱逐这些人，只是派了位英国的牧师过去。此人正是阿德里安·范·德·邓克的岳父弗朗西斯·道蒂。但是他们并不买施托伊弗桑特的账，依旧我行我素，继续保持他们前卫的行事方式。当施托伊弗桑特禁止弗利辛恩镇支持这些人时，31位英国籍的村民依照荷兰抗议书的格式写了封陈情书给施托伊弗桑特。他们提醒施托伊弗桑特，宣扬“爱、和平和自由”[70]的法律是荷兰外省的骄傲，它同样适用于“犹太人、土耳其人和埃及人”。因此，他们恭敬地拒绝遵从施托伊弗桑特的要求。所谓的《法拉盛宗教自由陈情书》被认为是美国自由的基础文件之一，是《权利法案》（第一修正案）的前身。它确保了政府“不会为任何宗教机构制定法律，也不会干涉这些机构的自由运作”。但是历史将它写成了一个关于荷兰和英国的故事。[71]英国扮演的角色热爱自由，而施托伊弗桑特代表着非英国殖民地，成为反动的傻瓜。事实上，殖民地暗潮汹涌，真实形势更为复杂。荷兰既是这种极具包容性的法典的源头，有时候又无法实行这一法典。如果说第一修正案可以追溯到《法拉盛宗教自由陈情书》，那么这封陈情书明显是建立在荷兰宪法文件中的宗教自由的保证之上的。

同往常一样，施托伊弗桑特对这封英文陈情书的反应是逮捕并监禁了许多人。他的正统思想在这些行为中表露无遗：为了让自己视为家园的殖民地和岛屿最终变得纯粹，他在拼命抵抗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如果有办法，他或许早就把这些外来的宗教流派一一拔除，把它们一个个全都吓跑，直到殖民地变得和他所欣赏的新英格兰一样——拥有单一的宗教文化，成为加尔文教徒在新世界的一片绿洲。

但是这个地方有它自己的个性，并且在迅速地进化。三十年后，施托伊弗桑特的一位继任者托马斯·唐根（Thomas Dongan）总督无意中提及当时在纽约殖民地迅速发展的各宗教流派——除了英国国教人员、荷兰加尔文教徒、法国加尔文教徒、荷兰路德教教徒、罗马天主教徒以外，还有“吟咏的贵格会教徒、演说的贵格会教徒、严守安息日的人、反对守安息日的人、再洗礼教派的教徒、无教派人士和犹太教徒”。[72]为了让自己的观点更清晰，他又补充说：“总之，在各种观点当中，一些观点或者大部分观点根本言之无物。”要是施托伊弗桑特听到了，恐怕要气得从坟墓里跳出来。

殖民地发展的过程中，常常会出现让施托伊弗桑特头疼的事，但是也会给他原本就不平静的生活带来机会甚至快乐。1655年夏末的一天，艳阳高照，脚下的甲板在摇晃，风刚好鼓起了船帆，施托伊弗桑特的发丝也在随风飘动。他又想起了自己在加勒比海那段辉煌的日子。那时候他整天在海上，率领一支有7艘炮舰和300名军人的小型舰队袭击敌人。后来，他在34岁那年进攻西班牙圣马丁，敌方的炮火太过猛烈，他们被击败，他还被炸掉了一条腿。现在他已经45岁了，掌管着这个繁荣的省份，他决心要找回昔日的风光。

沿着船的右舷望去，是一片狭长的背靠森林的海滩。50年前，亨利·哈德逊正是在这片海滩沿着相反的方向航行的。这里的一切都没有变，还是和当年一样荒凉。绕着五月角前进，进入一个多浅滩的海湾，尔后逆流而上，就来到领地当中最容易被忽略的区域。他在西岸两个瑞典堡垒之间抛了锚。施托伊弗桑特在此处精密部署，将他手下的人马分成五队，派出其中一支50人的分遣队出发去占领该区的唯一一条道路，好切断敌人在两个堡垒之间的联系。[73]剩下四支队伍留下来修建一堵高6英尺，离较近堡垒有投石之距的低矮防护墙。他派了一位名叫迪尔克·史密斯（Dirck Smith）的海军少尉进入该堡垒，由一名鼓手陪同。少尉带来的信息是一条直截了当的命令：无条件投降。

英荷战争结束了。整个殖民地迎来了又一拔的繁荣。近期，随着巴西落入葡萄牙人手里，西印度公司最终才姗姗来迟地致力于经营以曼哈顿为大本营的殖民地，派遣军队和船只前往那里。施托伊弗桑特终于可以密切关注南部地区了。迄今为止，瑞典人在这里生活了17年，他们零星地分布在该区域，其中一部分是他们带来的“森林芬兰人”（forest Finns）[74]。几十年前，这个特殊的芬兰人群体住在俄罗斯的边境地带，后来瑞典人鼓励他们到瑞典中部的一个边远地区居住，因为瑞典政府想要在这个地区开荒。芬兰人的生活方式就是“刀耕火种”，就是用火烧的办法清除一片森林，然后在此基础上耕种，所以这个小群体非常擅长于开垦茂密的原始林地。结果他们把这项工作做得“太好了”，当他们拒绝对这种生活方式加以节制，不愿意停止对森林的破坏时，瑞典人只好把他们送到美洲。瑞典人和“森林芬兰人”一起定居在“南河”，和该地区的印第安人发展起了稳定的皮毛贸易，这激怒了基夫特和施托伊弗桑特。瑞典人还控制了“南河”上的一个荷兰堡垒。现在，施托伊弗桑特开始提要求了，他的原话是“归还我们的财产”[75]。

等待了片刻，瑞典的指挥官出来查看列队的敌军有多少，随后他请求施托伊弗桑特允许自己跟另一座堡垒里的长官沟通一下。后来施托伊弗桑特带着得意这样记录道：“我们断然拒绝了他的请求，他很不满地离开了。”最后，瑞典方面的代理人冯·埃尔斯维克（Von Elswick）到场谈判，他和施托伊弗桑特在堡垒下的一块沼泽地碰面。盛夏时节，蚊虫围着他们嗡嗡乱叫，施托伊弗桑特的铠甲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他自信的肢体语言表明他身后有成百上千名士兵的支持。很明显，他们的交谈中掺杂了好几种语言。为了准确表达意思，他们开始用外交官惯用的拉丁语交谈。他们都知道施托伊弗桑特集结了强大的军队。现在，事情变得很简单：瑞典人是要战斗到底、白白送死，还是向荷兰人投降，然后将德拉瓦河地区拱手相让？

冯·埃尔斯维克别无选择，只能妥协。但在投降之际，他还不忘在言语上攻击一下施托伊弗桑特。他用拉丁语预言“Hodiemihi，eras tibi”，[76]意思是“今天是我们倒霉，但早晚会轮到你们”。他意在立下誓言，瑞典有朝一日定会卷土重来。事实上，这是另一种形式的预言，因为九年后，另一个政权以更强大的身份出现了。就像施托伊弗桑特对待瑞典人那样，它到时候也同样会给施托伊弗桑特下最后通牒。

施托伊弗桑特回避了他的嘲讽，将那两个堡垒占为己有。新瑞典在历史上消失了。他立即采取行动，让人到这个地区定居下来，因为他知道只有这样才有希望继续控制这个地区。当年瑞典人将芬兰人带进来当劳工使用，施托伊弗桑特也准备从这群芬兰人入手。他决定邀请芬兰人在此居住，实际上，他是用奖励的手段鼓励他们继续开荒。[77]这个决定就跟曼哈顿殖民地其他方面的事务一样，扰乱了几个世纪的平静，就像奇怪的回声一样，对美国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芬兰人真的在这里扎了根，在荷兰统治的最后十年里，随着定居的消息在这个古老的国家广为传播，有更多的芬兰人加入他们的行列。从18世纪早期到19世纪早期，他们的后代沿着阿巴拉契亚山谷迁徙，穿过南部，来到这个新国度的中心地带。他们带来了开垦丛林地带的技术，毫不夸张地说，这项技术开拓了美国的边疆，事实上，它的意义还远不止如此。芬兰人凭借他们处理丛林的方式在欧洲北部闻名遐迩。他们走到哪儿，就把技术带到哪儿，而且大受欢迎。一长串证据——V型切口、屋顶构造，以及一种模块式房间布局——都显示根植在阿巴拉契亚地区、塑造了亚伯拉罕·林肯在印第安纳州童年生活的小木屋，出自瑞典中部的芬兰人之手；在施托伊弗桑特和冯·埃尔斯维克在德拉瓦河蚊虫乱飞的沼泽地进行了拉丁语-荷兰语-瑞典语的谈判之后，这种小木屋就被人们广为利用了。[78]

准备返回曼哈顿的时候，施托伊弗桑特得意扬扬。他的殖民地一片欣欣向荣。（很大程度上这是他奋力抗争的半代议制政府的功劳，但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他和新英格兰人签署的边界协议开始生效。最终，他不费一炮一弹又再次控制了南部地区。他准备登上旗舰的时候，假肢带来的疼痛肯定也减轻了几分。

如果说施托伊弗桑特此刻正享受着难得的高枕无忧的日子，那么，这样的日子很快就要到头了。在离北部150英里的水域，从黎明前开始就有独木舟快速前进，船桨划破了平静的水面。1655年9月15日，600名印第安人在曼哈顿岛的最南端、堡垒的下方登陆，然后涌入曼哈顿的街道。他们射出利箭，挥舞着斧头，所到之处，人们无不惨叫连连，惊恐万状。本土和史坦顿岛北部也遭受了类似的袭击。印第安人烧毁了房屋，杀害了数十名欧洲人，还挟持了大量人质。

这场短暂的“战争”发生的时候，施托伊弗桑特恰好到南方去对付瑞典人了。历史学家们一直认为这是个奇怪的巧合。为了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些史学家翻出了一桩事故：一个印第安妇女因偷桃子被一个荷兰人杀死，这则事故被认为引起了那次袭击，于是后者被命名为“桃子战争”。但究竟是什么引起了突袭，从记录当中可以找到证据。新阿姆斯特丹的欧洲居民可以区分该地区不同的部落，在报告1655年9月的事件时，他们注意到袭击者来自四面八方，比如“麦库阿斯（Maquas）和马肯德斯（Mahikan-ders），来自“北河”上下游的印第安人”[79]，他们写信给施托伊弗桑特。奇怪的是，他们注意到明夸斯吉尔或者瑟斯昆汉诺克斯一族（“南河”地区，准确地说是施托伊弗桑特起航处的一个部落）的酋长也在出现在该事件中。这样一个多文化的印第安人集会毫无道理可言，除非你能像最近那些历史学家那样，换个视角，从印第安人的角度看问题。[80]

我们总是习惯透过随后几个世纪的层层迷雾来看白人和印第安人之间的遭遇，所以我们很难理解17世纪印第安人把他们自己看作主导者的情况。在“南河”的明夸斯吉尔一族看来，他们花了17年时间和瑞典人建立了贸易关系，不料却被施托伊弗桑特和他的士兵破坏了。所以这些印第安人进行了报复。他们这么做实际上是在保护瑞典人，因为瑞典人给他们带来了宝贵的物资，而且他们比印第安人弱，应该受到保护。而且近些年来搞清楚的一点是，东海岸的印第安人定期和边远的部落结成联盟。如果我们把他们想得复杂一点，那么曼哈顿人的报告就说得通了：这一突袭是明夸斯吉尔一族的酋长精心策划的，这也是施托伊弗桑特遣散新瑞典人直接导致的后果。

这个被误称为“桃子战争”的事件在曼哈顿殖民地的生活当中只是一个小波折，几个星期之内这个风头就过去了。但在这个故事当中，它的意义却远不止如此。像在其他地方一样，这里我们又得靠猜测来填补其中的空白。我们必须想象，一群印第安人从远方来，袭击了欧洲人。在曼哈顿北部一个狭长的山谷里，他们瞥见了文明社会的一角：一间农舍、一个锯木厂和耕作中的土地。他们袭击了这个房屋，屋子的男主人站出来保护家人。他一直都和本地区的印第安人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但是这些印第安人从别处来，他们也不会去区分白人当中哪些是朋友，哪些是敌人。男主人被杀害了。他的妻子逃了出去，也许被囚禁了一段时间。很快，一切都结束了，昭示着生命的终结的喊叫声和反抗的哭声，都被茂密的山林吞没了。

这个被杀害的男人就是阿德里安·范·德·邓克。在人生的某些阶段中，他的存在感极强，性格非常生动鲜明，他就像是从历史文献中走出来的三维立体人物。但从欧洲回来以后，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的形象就变得单调又黯淡无光了。关于他的死，相关记录也很简略，甚至可以说没有记录。我们只知道，1655年夏天范·德·邓克还活着，但是在1656年1月之前，他就不在世了。1655年9月的多部落袭击当中，他的房子被印第安人洗劫一空。我们只能把这些残存的记录拼凑到一起，然后加以推测。有趣的是，我们竟然是从施托伊弗桑特口中才得知范·德·邓克死亡的消息，因为他间接地提到了此事。就在曼哈顿人想弄清楚印第安人的袭击事件时，施托伊弗桑特告诉理事会成员，有一个维阔斯盖克族的印第安人会从范·德·邓克家附近赶来，跟他们说一下他了解的情况。施托伊弗桑特提道，这个印第安人“曾是范·德·邓克的好朋友，已经帮范·德·邓克照看牛群有段时间了”[81]。话里动词的时态充当了范·德·邓克的死亡通知，而且他的名字是和袭击联系在一起的，这又成了证明他死亡原因的另一份证据。施托伊弗桑特并不理解自己在“南河”的军事行动和曼哈顿附近的袭击可能有关系，所以他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应该为他曾经对手的死承担间接的责任。

范·德·邓克的妻子玛丽幸存下来了。[82]她的父亲弗朗西斯·道蒂教士此时供职于弗吉尼亚的一座教堂。丈夫死后，玛丽搬到了她父亲那里。她找到了一份执业医师的常规工作，帮助病人清洗、发汗、正骨、接生等。最终，她和一个叫休·奥尼尔（Hugh O’Neale）的英国人结了婚。但奇怪的是，在之后的记录里，人们还是继续称呼她为范·德·邓克夫人（别名奥尼尔夫人）。放弃了范·德·邓克名下曾有规划的大片地产，玛丽把它转赠给了自己的弟弟，她弟弟又把土地都卖了出去。所以，享年37岁的阿德里安·范·德·邓克身后没有子孙，也没有财产可供人们回忆他的生平，他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

但这话也不完全正确。这里又出现了一个奇特的转折。他写了本叫作《新尼德兰实录》的书，本来已经批准出版了，但由于战争又耽搁了。最后，大约在他离世的那段时间，这本书终于在荷兰出版了。范·德·邓克将自己在殖民地的见闻都记录到了这本书中，书中描绘了那里的风土人情、草木鱼虫、山川河流、微风细雨、皑皑雪景，也讲述了那里的重重危机和不灭的希望。该书成为当时的畅销书，第二年又再版。范·德·邓克死后又激起了人们对于一个名叫曼哈顿的遥远小岛的兴趣。在那里，普通的欧洲人可以摆脱社会等级、公会和教派的陈旧枷锁；在那里，各色各样的人（克罗地亚人、普鲁士人、佛兰芒人、林堡人、哥本哈根人和迪耶普人）可以牢牢地坚守自己的梦想。[83]

这本书再版的时候，出版商在前面附了首诗，来歌颂作者和他的书的主题：

亲爱的读者，若对此地心生向往，不妨怀着愉快的心情前来。

尽管它也被称作荷兰，却远胜于荷兰。

这样的旅行难道不吸引人吗？看看范·德·邓克的书吧，

它像一颗明星，照亮了那里的土地和人们，

还会告诉你，荷兰通过关怀可以统治新尼德兰。[84]

这首诗虽写得并不怎么样，但最为准确地表达了人们对范·德·邓克的纪念：他是第一个看到曼哈顿岛的希望，梦想曼哈顿的未来并且一生致力于实现这个梦想的人。

范·德·邓克对新世界殖民地的热爱没有随他的去世而消失。他死后还不到一年，紧接着那本书的出版，阿姆斯特丹市政府整合了一份详细的殖民地计划。300位居民签署了移民协议，市政府还起草了一份很长的启动时期的物资清单：400双鞋、“50双普鲁士蓝色长筒袜”、“100顶红色鲁昂帽”、“8桶食醋”、250磅奶酪、15只火腿、30条烟熏猪舌头，[85]这些都是他们的装备。受到施托伊弗桑特征服瑞典人的鼓舞，他们决定在“南河”施托伊弗桑特的一个堡垒附近安置一个新的定居点。一切都重新开始了：一批新居民来了，带来了新的希望。“在丛林中待了五六个小时，我就觉得内心充盈，”一个新移民，也是一位校长在登陆之后不久这样写道，“我看到美丽的橡树和山核桃树，还有适合耕种的良田……我已经开始办学了，目前招了25个学生。”[86]他们把这个定居地称作新阿姆斯特尔。这就是如今特拉华州的纽卡斯尔市。在市中心的广场上，有一座17世纪晚期荷兰风格的小房子，它是用坚固的砖块建成的，还装着红色的百叶窗。这座房子见证了人们为了向范·德·邓克致敬所做的迟来的努力。人们现在的愿望是开发殖民地的潜力，然后跟上英国在北美地区的扩张步伐——前者可以实现，后者则不然。

[1] Rockefeller Archives，Amsterdam Notarial Records Related to New Netherland，No.2280，pages 18-65. Notary Jacob de Winter.

[2] Berthold Fernow，trans. and ed.，The Records of New Amsterdam 1653-1674. Hereafter cited as RNA.

[3] Berthold Fernow，trans. and ed.，The Records of New Amsterdam 1653-1674. Hereafter cited as RNA，49.

[4] 庆典在美国印第安博物馆举行，也就是阿姆斯特丹堡的旧址。在珍珠街和昆提斯街（Coenties Slip）拐角的人行道上，市政厅的原址的砖砌轮廓被保留了下来，以为致敬。

[5] J.W.Wessels，History of the Roman-Dutch Law，22-25，124-129.

[6] Jerrold Seymann，Colonial Charters，Patents and Grants to the Communities Comprising the City of New York，14-19.

[7] RNA，1：51，53，58，59-61.

[8] Charles Gehring，Correspondence，1647-1653，232.

[9] Charles Gehring，Correspondence，1647-1653，226.

[10] Docs.Rel.，1：484.

[11] Docs.Rel.，487.

[12] RNA，1：65-67，69，72-74，90.

[13] Simon Schama，The Embarrassment of Riches：An Interpretation of Dutch Culture in the Golden Age，348.

[14] “安波那岛惨案第二部，或真实关系……”

[15] Antonia Fraser，Cromwell：The Lord Protector，450-458.

[16] John Thurloe，A Collection of the State Papers…，1：721-722.

[17] Gehring，Correspondence，1647-1653，220-221.

[18] William Hoffman，“Van der Donck-Van Bergen，”233.

[19] RNA，1：51，61，65.

[20] Charles Gehring，Council Minutes，1652-1654，91-93.

[21] 这是对这个荷兰殖民地典型的鄙视。著名史学家Dixon Ryan Fox在1940年写道，他重申了人们普遍接受的看法，即“在新尼德兰，我们不认为荷兰人群体会和在新英格兰的人一样坚决要求公共特权……”而且“……新尼德兰当地的自治政府体制是由于新英格兰清教徒入侵而建立并发展起来的”。荷兰殖民地居民长久以来的请愿行动在范·德·邓克精心策划、慷慨激昂地代表自治政府前往海牙请愿时达到了高潮，然而史学家对此都略过不提，这种视而不见的做法的唯一解释就是英格兰中心主义。（Dixon Ryan Fox，Yankees and Yorkers，71-75.）

[22] John Romeyn Brodhead，The History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1609-1691，2：571.

[23] Mariana van Rensselaer，History of the City of New York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1：349.

[24] 感谢威廉·弗里霍夫博士，他的帮助使我得以系统地阐述出自己的观点，即范·德·邓克在1653年12月的抗议书中发挥了作用。

[25] Brodhead，History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1：411，555，615.

[26] Gehring，Correspondence，1654-1658，11.

[27] Gehring，Correspondence，1654-1658，92.

[28] 这个新阿姆斯特丹治安官的请愿书的配套文件是这样表述的：“……因为自然法则赋予所有人为福利以及保障自由和财产而集合的权力……”（Gehring，Correspondence，1654-1658，100）；施托伊弗桑特在他的回复中反驳道：“自然法则并没有赋予所有人这样的权利。”（Gehring，Correspondence，1654-1658，102.）

[29] Thurloe，State Papers，2：418-419.

[30] 我要特别感谢Dennis Maika，其于1995年发表的博士论文“Commerce and Community：Manhattan Merchant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改变了史学家们对荷兰统治时期的曼哈顿的看法。通过将焦点从西印度公司转向曼哈顿出现的新型商人-企业家，Maika说明了该殖民地崛起的关键时间并非1664年，即接管该地区的时间，而是1653年城市宪章签署的年份。

[31] 关于这个见解，我参考并概述了东安格利亚大学的Simon Middleton于纽约市2001年“伦斯勒斯维克研讨会”上发表的讲话“Artisans and Trade Privileges in New Amsterdam”。

[32] Van Rensselaer，History of the City of New York，2：138；I. N. P. Stokes，ed.，Iconography of Manhattan Island，1498-1909，4：129.

[33] Gehring，Council Minutes，1655-1656，186.

[34] Stokes，Iconography，4：129，引用范·伦斯勒的原话。

[35] Janny Venema，“Beverwijck：A Dutch Village on the American Frontier，1652-1664，”75-81.

[36] Martha Shattuck，“A Civil Society：Court and Community in Beverwijck，New Netherland，1652-1664，”9-11.

[37] Charles Gehring，ed. and trans.，Fort Orange Court Minutes，1652-1660，354.

[38] Charles Gehring，ed. and trans.，Fort Orange Court Minutes，1652-1660，355.

[39] Charles Gehring，ed. and trans.，Fort Orange Court Minutes，1652-1660，463-464.

[40] Schama，The Embarrassment of Riches，313，320-321.

[41] Maika，“Commerce and Community，”128-129；Gehring，Council Minutes，1652-1654，162.

[42] RNA，7：150.

[43] RNA，150-153.

[44] RNA，149-154. 我对新阿姆斯特丹的“公民权利”（burgherright）体系的概述参考了Maika，“Commerce and Community”，特别是第三章。

[45] Venema，“Beverwijck，”304.

[46] 是的，斯普林斯汀是新泽西人人崇拜的偶像。但新泽西毕竟是荷兰殖民地的一部分，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是曼哈顿势力范围的中心。顺便多说一句，斯普林斯汀是最早在新尼德兰定居的荷兰人之一。

[47] RNA，3：391.

[48] Peter Rose，The Sensible Cook：Dutch Foodways in the Old and New World，34-35.

[49] Peter Rose，The Sensible Cook：Dutch Foodways in the Old and New World，34-35，Pehr Kalm，The America of 1750：Peter Kalm’s Travels in North America；the English Version of 1770，28. 新阿姆斯特丹菜式样例（梭子鱼、肉丸）来自The Sensible Cook。

[50] Paul Zumthor，Daily Life in Rembrandt’s Holland，185.

[51] Personal interview，Albany，New York，June 18，2002.

[52] RNA，7：200；Maika，“Commerce and Community，”224.

[53] James Riker，Revised History of Harlem：Its Origin and Early Annals，183.

[54] Joyce Goodfriend，Before the Melting Pot：Society and Culture in Colonial New York City，1664-1730，17.

[55] Samuel Purple，ed.，Collections of the New-York Genealogical and Biographical Society，vol.1，Marriages from 1639-1801 in the Reformed Dutch Church，New York.

[56] Stokes，Iconography，4：74.

[57] Gehring，Council Minutes，1655-1656，267-268.

[58] Peter Christoph，“The Freedmen of New Amsterdam，” de Halve Maen，161.

[59] Charles Gehring，unpublished translation of New Netherland document no.10（3）. 332.

[60] Robert Swan，“The Black Presen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Brooklyn，” de Halve Maen，1. 某些史学家称施托伊弗桑特本人拥有40名奴隶，但是我认为这一数字过高。这是根据1660年一位牧师的报告得出的数字，该牧师称在“该种植园”有“40个黑人”，但是当时“该种植园”已经变成了一个村庄，而且我们知道有几个获得自由的黑人家庭也在那里，就在如今第四大道的附近置下了房产。所以这“40个黑人”的数字肯定是既包括奴隶也包括黑人自由民。

[61] Goodfriend，Before the Melting Pot，13.

[62] Charles Gehring and J. A. Schiltkamp，eds.，Curaçao Papers，1640-1665，175.

[63] 关于1651年发生的事件，我参考了Jonathan Israel，“The Intellectual Debate”；Jonathan Israel，The Dutch Republic，706-709；and James Williams，“‘Abominable Religion’ and Dutch（In）tolerance：The Jews and Petrus Stuyvesant”。

[64] Stokes，Iconography，142.

[65] Leo Hershkowitz，“New Amsterdam’s Twenty-Three Jews—Myth or Reality？”

[66] Gehring，Council Minutes，1655-1656，166.

[67] Gehring，Council Minutes，1655-1656，81.

[68] Gehring，Council Minutes，1655-1656，128.

[69] Gehring，Council Minutes，1655-1656，261-262；Gehring，Correspondence，1654-1658，83.

[70] Docs.Rel.，14：402-403.

[71] 关于《法拉盛宗教自由陈情书》的历史重要性，我参考了Haynes Trebor，“The Flushing Remonstrance”；and David Voorhees，“The 1657 Flushing Remonstrance…”。

[72] Docs.Rel.，3：415.

[73] 这一场景细节来自Charles Gehring，Delaware Papers，1：37-47，以及Charles Gehring，“Hodie Mihi，Cras Tibi： Swedish-Dutch Relations in the Delaware Valley”。

[74] 关于森林芬兰人，我的参考资料是Terry Jordan and Matti Kaups，The American Backwoods Frontier：An Ethnic and Ecological Interpretation；Terry Jordan，“The Material Cultural Legacy of New Sweden on the American Frontier”；Per Martin Tvengsberg，“Finns in Seventeenth-Century Sweden and Their Contributions to the New Sweden Colony”；以及Juha Pentikainen，“The Forest Finns as Transmitters of Finnish Culture from Savo Via Central Scandinavia to Delaware”。

[75] Charles Gehring，Delaware Papers，1648-1664，39.

[76] Charles Gehring，Delaware Papers，1648-1664，39.

[77] Charles Gehring，Delaware Papers，1648-1664，46，54.

[78] 插入一则逸事：我那有瑞典和挪威血统的岳父在明尼苏达州北部传统的斯堪的纳维亚乡村有一间小木屋。我告诉他，美国的小木屋起源于芬兰人，他的反应是：“在这里，每个人都知道，如果你想建一座木屋，你就得找芬兰人。”

[79] Charles Gehring，Delaware Papers，1648-1664，35.

[80] 感谢新罕布什尔大学的 Cynthia J. van Zandt 与我分享这一看法。在其于美国历史学会1998年年会上提交的一篇题为“‘…our river savages…betook themselves（unknown to us）and went to Manhattan City，in New Holland，to exact revenge on our behalf’：Cross-Cultural and Multi-Ethnic Alliances in the 17th-Century Mid-Atlantic”的论文中，她曾对此看法进行概述。

[81] Gehring，Council Minutes，1655-1656，204.

[82] William Hoffman，“Van der Donck-Van Bergen，”340-341.

[83] 这些国籍信息来自1656年这个殖民地公布的婚姻记录。

[84] 感谢Elisabeth Paling Funk翻译这首诗。

[85] “300位居民”这一数字来自Docs.Rel.，2：4；物资清单来自Docs. Rel.，1：643-644。

[86] Docs.Rel.，2：17.

第十四章 纽约

除非你是“死海古卷”（Dead Sea Scrolls）派的成员或者哲学家黑格尔的追随者，否则，认为英国人必然夺取曼哈顿岛的看法就很可能是错的。罗马的衰落、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战败、美洲殖民者赢得独立战争、协约国打败希特勒——我们往往会认为过去的事情，尤其是那些大事件，必然会按照历史上的情况发生。但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这一点，那就是认同了这样一种理论，即我们的行为并非出于己愿，我们只是机器中按照预设指定行事的齿轮。

然而，回头来看，英国人夺取曼哈顿岛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史书就是以这种方式来描述这一事件的，因此我们就有了这样一种印象：新英格兰人有如一股无法阻挡的自然之力，就像杯子里漫溢出来的水，在不知不觉中涌向南方的荷兰殖民地。但是，从另一种角度来看，你可能会说是殖民地抛弃了它的荷兰开拓者。亨利·哈德逊播向遥远岛屿的那颗种子已然生根发芽，而且其成长速度确实超过了母株。英国人是那么渴望得到这座岛，这对于曼哈顿岛——对于美洲——来说是再幸运不过的事，尽管当时人们还看不到这一点，但荷兰帝国已经江河日下，而大英帝国才刚刚崛起。范·德·邓克的使命就是揭示历史的力量，他的呼吁是为了让荷兰政府的领导者们留意这一点。然而，维持荷兰黄金时代运作的体系并不能绵延长存。与此同时，英国人，尤其是那些在美洲的英国人，却在尝试用华丽的辞藻阐述自由主义、自由理性和人权思想，并且乐此不疲。将两大要素——17世纪荷兰人的宽容和自由贸易原则与18世纪英国人的民主自治思想——相结合，就是建立新型社会的方法。我们几乎能够看到指挥棒从一个17世纪的强国手中交到了另一个强国手中，而权力转移的中心就是曼哈顿。

但在这件事上，在荷兰殖民地——乃至新英格兰——都无人能预见结局。这并非新英格兰人浩浩荡荡、横扫南方所致。当时发生的一切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是全球范围内的人们共同参与的结果，而且，就像所有戏剧中精彩的最后一幕一样，来了几次大逆转。

当然，整个事件的核心人物是彼得·施托伊弗桑特。施托伊弗桑特的主要对手是一个他永远不会见到的人——此人早几年曾在史书上首次亮相，但那只是惊鸿一瞥。1642年，施托伊弗桑特还在库拉索岛炙热的太阳下发号施令，基夫特掌管着曼哈顿，在北部担任治安官的范·德·邓克还在属于阿姆斯特丹钻石商基利安·范·伦斯勒的大庄园里四处漫游。与此同时，在波士顿村外，九个年轻人从一栋简易的隔板建筑中走了出来，踏上了杂草丛生的漫长道路。[1]四周是奶牛牧场和苹果树，再往外就是广袤无垠的荒野，但在几个世纪的英国传统的影响下，他们和聚在他们身边的那群人透过文明的透镜预见了事件的走向。这九个年轻人是由一位清教徒牧师拨款建造的大学的第一批毕业生，这位牧师名叫约翰·哈佛（John Harvard）。

主持毕业典礼的是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总督约翰·温斯罗普，彼得·施托伊弗桑特将会和他有密切的关系。但有个人在设计夺取曼哈顿中发挥的作用比其他人都大，此人也是那九个在初秋的早晨来到新英格兰的年轻学者之一。他的名字叫乔治·唐宁（George Downing），是一个表情冷酷、体格健壮，有着侵略野心的19岁少年，而且，他恰巧是温斯罗普总督的外甥。

跟哈佛大学第一批毕业生中的大多数人一样，唐宁也十分向往伦敦。在典礼结束不久之后，他就乘船抵达伦敦。在那里，他看到内战初露端倪，宣称自己是一名清教徒革命者，和议会党人们并肩作战。新政府成立时，奥利弗·克伦威尔发现这个年轻人才智过人，而且像斗牛犬一样气势汹汹，于是派他出使海牙。在海牙，唐宁将自己身为英国人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对荷兰人深恶痛绝。确实，除非你是打算刁难这个国家而不是平息事态，否则让他担任外交官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在外交上，温文尔雅的举止通常是很有必要的，但唐宁唐突无礼，固执己见。扬·德·维特和其他荷兰政府的领导都觉得他令人厌恶，而且他在英国政府的同僚也不待见他。在他手下工作的日记作家塞缪尔·佩皮斯也坦承（尽管是在日记里）他是一个“背信弃义的无赖”[2]。

但是，唐宁拥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的外交手腕。在1658年克伦威尔去世，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查理二世登上王位之后，他对于自己命运的掌控能力体现得淋漓尽致。一直以来，唐宁反对王室的态度最为强硬。他曾大力追捕斯图亚特家族的朋友，而如今皇室却已再度执政。为此，他赌了一把。他壮着胆子投靠新任国王，请求他原谅自己当年支持克伦威尔的任性之举，并且将错误归咎于自己在局势动荡的新世界的成长经历。[3]接着，为了向国王表明忠诚，他设陷逮捕了自己的三个朋友，他们曾判处查理的父亲死刑。唐宁的无耻行径得到了国王查理的重赏，他不仅再次被任命为荷兰大使，后来还受封爵位，最后，伦敦的唐宁街也以他的名字命名。（剑桥大学唐宁学院是他的遗赠，因此也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于是唐宁又在海牙待了下来。他又开始强烈反对荷兰人及其贸易霸权，并因职责所在从中找寻漏洞。与此同时，在新英格兰，那些在神学思想方面比母国清教徒还要严厉的领导人跟唐宁一样被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搞得晕头转向，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像唐宁一般擅长见风使舵。60年代早期英国殖民地领导人之所以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在美国历史上因多种原因赫赫有名），正是他们在权力和领地上相互争斗的结果。马萨诸塞湾长久以来有皇家特许状保护，根基最为牢固；而康涅狄格和纽黑文这两个南方殖民地则是因移民者们向南涌向荷兰人已经宣示主权的领地而偶然形成的，当时他们还未获得英格兰的正式认可。如今，他们必须向他们一直看不起的皇室低头请愿。对于纽黑文这样一个清教思想最纯粹的地方来说，这是很难堪的，所以领导人们都犹豫不前。

然而，美国康乃迪克却有个人处事更灵活。这个人便是该殖民地长官约翰·温思罗普。他是马萨诸塞湾总督，新英格兰全境清教徒的长老，老约翰·温思罗普的儿子，也就是乔治·唐宁的表兄。老约翰·温思罗普早已去世，这让曾经指望他在荷兰与新英格兰领导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提供支持的彼德·施托伊弗桑特懊恼不已。如今，带着重大的判断失误，施托伊弗桑特将希望寄托于小温思罗普，希望他能在领导头脑发热的清教徒时保持冷静。小温思罗普在历史上的形象一直是个安静、谦逊的成功者，他永远活在父亲的阴影下。这个男人仿佛一把黑色小刀，他的成就和政治谋略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

1661年，温思罗普强压住反对保皇党的冲动事件，提议前往伦敦为该殖民特许状向查理请愿。从他急于出发的表现和告辞的方式就能看出他的狡黠之处。在向纽黑文总督威廉·利特（William Leete）许诺，他也会为这个临时拼凑起来的殖民地递交请愿书、申请特许状之后，他马上乘船出发了，把手里还握着相关文件的威廉·利特一个人留在岸上。[4]接着，他没有选择从波士顿离开，而是与他的朋友彼得·施托伊弗桑特计划好从曼哈顿乘船出发。当然，这座岛是重要的交通枢纽，然而乘荷兰的船只出发便意味着要先到达荷兰，然后必须穿过荷兰到达英格兰。施托伊弗桑特似乎不觉得这有什么奇怪的。

7月8日，温思罗普乘船抵达荷兰港口。一到港口，堡垒发出的炮火声就把他吓了一跳。不过他很快转惊为喜，原来这是他的朋友施托伊弗桑特在以地方长官之礼接见他。（据荷兰语的记录记载，当时为了“向温思罗普总督致敬”而花费的火药不少于27磅。[5]）施托伊弗桑特很喜欢温斯罗普，他似乎对所有的英国人都颇有好感。哈特福德虽然发展很快，但杂乱无序。施托伊弗桑特自豪地带着温思罗普参观了在他的治理下井井有条的小省会：这里是堡垒，这里是用砖砌成的施托伊弗桑特新私邸（施托伊弗桑特认为他在堡垒外和远方的农场都应该有房子），这里是北部防御带沿线新建的加固墙，如今还加上了保卫塔和大路上的中心大门。温思罗普显然很兴奋，他一直滔滔不绝，不断发问，称赞着这位总督在治理其城镇方面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温思罗普在新阿姆斯特丹待了13天，到临走的时候，他已经在笔记上对该地做了详细的记录，其中包括它的防御工事和军队数量。[6]

想到施托伊弗桑特此时的困境，人们不由得对他生出了几分同情。他清楚英国人正在打他的殖民地的算盘，他也一定对西印度公司未能派遣军队前来守城而感到十分气愤。然而，当他的同胞也同样因被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而感到愤怒时，他只能维护上司们的决定了。

虽然施托伊弗桑特对英国人有所提防，但他还是忍不住想要和温斯罗普就他们各自殖民地的情况互相交流。[7]他丝毫不掩饰自己对新英格兰那种单一文化社会形态的羡慕之情，同时还抱怨他自己所管辖的人都是来自不同国家，鱼龙混杂。压力越大，他似乎就越来越喜欢孤独，说到这，很容易想到他的一个怪癖。热带鸟类是他的一大快乐源泉，这是他在加勒比海地区时养成的爱好。几年间，他命令库拉索岛上的官员们给他寄来各种鸟（其中一个装箱单上写着“致尊敬的P. 施托伊弗桑特总督大人”，“两笼鹦鹉共4只”，“24只长尾小鹦鹉”），所以那个时候他一定给这些鸟儿造了一个大鸟笼。[8]在他的农场里，伴随着鸟儿们清亮的鸣叫声，他一定也在苦思冥想该如何对付那帮英国人，权衡是该相信他们还是该持怀疑态度。

施托伊弗桑特对温斯罗普的友好招待一直持续到后者离开：后者的船驶向大海时，55名士兵排列在港口旁以全套军礼恭送他。而在旅程的另一端，温斯罗普安排了一次与西印度公司总督们的会面。他以新教徒的身份与这些总督攀扯关系，于是这帮一直比较保守的生意人都被他说服了。“温斯罗普一直都是我们国家的好友”，这些总督在写给施托伊弗桑特的信中这样说道，并希望他能相信温斯罗普。[9]

温斯罗普提议接下来要从阿姆斯特丹去海牙，如果有人觉得这一行程安排有可疑之处的话，那可能温斯罗普将其解释为家事就糊弄过去了。乔治·唐宁，这位驻海牙的英国外交官毕竟是他的表兄。他们上一次见面是在新英格兰，两人之间还有些交情。唐宁的一毛不拔是众所周知的，后来温斯罗普还给唐宁写过几封信，斥责他一直让自己的母亲生活在贫困中。[10]由于这次协商是秘密进行的，我们也不知道这两个人于1661年9月见面时的具体情况，但温斯罗普所画的那幅新阿姆斯特丹的防御工事图很快就在政府中流传开来。[11]因此，从逻辑上来推断，荷兰殖民地当时的军事状况信息就是在那个时候被泄露给英国当局的。

接着——这一具有历史重要性的行程进入了下一阶段——温斯罗普来到了伦敦。查理二世的加冕礼刚刚在五个月之前举行，这座城市刚刚摆脱了清教统治的沉重枷锁，沉浸在复辟的狂欢之中：喧嚣的酒馆，俏丽的女仆，剧院中挤满了观看戏剧《哈姆雷特》《可惜她是个娼妓》以及嘲讽清教主义的木偶剧的人群。[12]在这一片欢庆的氛围之下，温斯罗普却悄悄地将视线移开，开始谋算该怎么赢得皇室的宠幸。

温斯罗普——这个身形矮小，单调乏味，长着鹰钩鼻，一副弯弯的眉毛看起来颇具讽刺意味的男子，跟富丽堂皇的会晤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个秋冬他经常卑躬屈膝，对于微小的侮辱一笑而过（还老是被人当成普利茅斯殖民地的约西亚·温斯洛，在讨论的半途中发现国王竟然认为“马萨诸塞湾”和“新英格兰”是同一个地方[13]）。他带来了一份包含着他全部愿望的文件，这些愿望他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尤其是他新英格兰的同僚们。当特许状最终被授予他们时，这帮人都吃了一惊。查理国王同意将康涅狄格的范围从马萨诸塞湾的南部边界开始拓展，其中还包括荷兰的领地以及西边一直到“太平洋地区”的土地。[14]温斯罗普秘不告人、谦虚低调的野心现在总算是露出真面目了。他想要的是马萨诸塞和弗吉尼亚之间的全部土地，他想要自己的土地能一直延伸到太平洋——即便没人明白这有多远。他想要一切，并都得到了。

温斯罗普提议吞并纽黑文殖民地，这让当地的官员们怒火中烧。但是木已成舟，因为温斯罗普拿到了国王的签字。而且的确，他在处理这件事上面态度很好，十分耐心地解释了为什么这样做对所有人都有好处，以至于跟他持相反态度的利特总督也很快屈服了，这就让将来的美国没有一个叫纽黑文的州。该殖民地的那帮饱受痛苦的清教徒叫嚷着要孤注一掷逃向荷兰人的领地，因为他们知道在那里他们是受欢迎的，但他们的领导者也清楚那里正是温斯罗普的下一个目标。

与此同时，施托伊弗桑特也听闻温斯罗普已经获批特许状。于是他就写信给温斯罗普，请他确认是否会遵守十几年前他们在《哈特福德条约》（Hartford Treaty）中划定的边界。然而，温斯罗普的回复却闪烁其词。[15]西印度公司向施托伊弗桑特建议，鉴于“您对温斯罗普总督近期所获批特许状心生焦虑”[16]，所以他应该加强防御。尽管他向公司请求予以增援，但是他们并没有给他军队和船只。

除了温斯罗普所带来的麻烦，施托伊弗桑特还有其他烦恼。自新阿姆斯特丹市的特许状颁布以来，八年间这座城市迅速繁荣起来，但施托伊弗桑特和西印度公司对掌管这座城市越来越没有信心了。在范·德·邓克回来后的几个月中，施托伊弗桑特本有机会支持人们所要求的改革，在整个殖民地上营造一种尊重民意的表象，即便如此，西印度公司也未必会允许这样做。但无论如何，那是他获得民心的最后希望。很快，在长岛和大陆上的那些曾经发誓忠于新尼德兰的英国殖民者开始背弃他们的誓言并宣称自己是康涅狄格的居民。温斯罗普对此持鼓励的态度并且参与策划了这一举动。施托伊弗桑特向总督们抱怨长岛和“西彻斯特”正成为英国人的土地，而且已经侵犯到了乔纳斯·布朗克（Jonas Bronck）和阿德里安·范·德·邓克曾经的地盘。[17]虽然这座城市正在欣欣向荣地发展，但整个殖民地，他写道，正处于“令人悲伤且岌岌可危的境地”[18]。

现在温斯罗普准备开始大动作了，他要将整个荷兰殖民地纳入自己的统辖之下。大陆上的城镇一个接一个地都被命令向康涅狄格“俯首称臣”[19]，并且开始向哈特福德交税。温斯罗普与施托伊弗桑特之间的友谊也不复存在了；现在他以及他在康涅狄格的同僚们就是一副“不仁不义、厚颜无耻、固执己见”[20]的嘴脸。新尼德兰正在土崩瓦解，而施托伊弗桑特却束手无策。

但结局并不是这样，新尼德兰并非死于来自北边的入侵。在参与这场最终角逐的人当中，温斯罗普是最狡猾的那个，只有一个人能出其右，那就是他的表兄——乔治·唐宁。唐宁从温斯罗普处得到了曼哈顿岛的消息，但将这一消息用作他用。身在海牙市的外交办公室，唐宁看待事情的视野更加开阔。他看到了荷兰的贸易路线交叉相错遍布全世界。散落于印尼群岛上的荷兰哨站像胡须般点缀在印度海岸。当时的日本列岛闭关锁国，荷兰是世界上他们唯一愿意与之交易的国家。[21]荷兰控制了香料、棉花、靛蓝染料、丝绸、蔗糖、铜矿、咖啡以及其他几十种商品的交易。而现在，随着荷兰人向西非进发，唐宁发现他们即将在一个会打破未来几十年平衡的商品上抢占先机：人类。

1661年6月，唐宁出现在荷兰议会前，代表其国家请求拓展版图。他巧言说道，英格兰和荷兰共和国必须“精诚合作，互不伤害”[22]。贸易问题确实十分棘手，但他以一副圣人的模样建议道：“世界很大，足够我们两国做生意了。”这简直都是废话。在与扬·德·威特协商了一份贸易协定之后，他又去了伦敦，立即不屈不挠地劝说国王如今正是攻打荷兰的好时机，可以派遣军队、战船和大炮全力攻打。亲身经历过荷兰的黄金时代，他看到了一拨拨财富给荷兰带来的变化——原本庄严肃穆的加尔文教派服饰换成了绫罗绸缎和法国花枝招展的潮流服饰，田庄里立着人造的罗马式圆柱，有钱的商人家的孩子跟小猪一样长得白胖粉嫩（许多肖像都可佐证）——他认为荷兰人已经变得软弱了。夺取他们位于环大西洋地区的领地的时机已到，可以从其西非的奴隶港口突破。“向几内亚进发吧，”他歇斯底里地怂恿国王的议会，“如果您在那儿重击他们，他们就会向您俯首称臣的。”[23]

据塞缪尔·佩皮斯记载，唐宁巧舌如簧，让整个王廷都陷入“向荷兰开战”的狂热。然而，真正起关键作用的那个人却踌躇不决。登上英国皇位的第二个查理·斯图亚特是一个有着广泛兴趣爱好的人。[24]他着迷于钟表，喜欢重新设计皇家园林，而且经常会把玩他的“皇家御管”（他的望远镜）直到深夜。他喜欢狗、马、唱意大利歌曲、打网球（他每天都会打）以及性爱［可能每天都会做——臭名昭著的内尔·格温（Nell Gwynn）是他众多情人之一，而且宫廷中还有一类开销就叫“皇家私生子”］。他的宫廷是皇室们放浪形骸的缩影，这么多年来一直如此。他还是个少年时，反皇势力就以重金悬赏其人头。之后的许多年里他一直在畜棚、森林和他国的宫殿里躲躲藏藏，现在他终于回到他该待的地方了，准备尽情享受了。他也关注着外交政策，但似乎没有一套总的指导方针去领导这个国家该何去何从。他并不是非常喜欢荷兰人，但崇敬他们，而且对于他们曾经愿意在海牙收留他还心怀一点儿感激之情。对于是否要发动军事突袭，他还是犹豫不决。

但他的兄弟已经拿定了主意。28岁的詹姆士·斯图亚特不仅在身形上要比国王强壮，而且比国王还要会唬人。[25]他是个彻头彻尾的运动健将，一生戎马，喜爱打猎，富有侵略性，堪称男人中的男人。人民并不是很拥戴他，而且一些历史学家还将他冠以丑角之名，但他身上有一样他兄弟没有的精神——不屈不挠。即便他后来开始转信天主教，那也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他仅在位三年就因信奉天主教而被罢黜，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再次改变宗教信仰。克伦威尔曾提出要缔造一个英吉利帝国，而正是詹姆斯看到了这一想法中的魅力所在。他的兄弟任命他为海军总司令，上任后他就下定决心要实现克伦威尔所提出的梦想。

1661年，计划初见端倪。第一步，政客、皇室以及商人等处于伦敦权力中心的人物，都认为因国家将注意力转移到内战上而被放任自流的美洲殖民地需要重新整顿了。查理和詹姆斯并不信任那边的清教徒领导们，而且就在国王用特许令打发走温斯罗普不久，他们就发现让新英格兰人掌管曼哈顿岛和哈德逊河廊道是一个错误，因为通过这两个地方能够进入大陆内部。

接着，唐宁就率先提出要制订一个涵盖整个环大西洋地区的总体规划。通过阅读与之相关的文字、备忘录以及军事指令，我们惊讶地发现这么多的历史事件——曼哈顿岛的转变，美洲殖民地的合并，奴隶贩卖兴起成为一个划时代的产业，西非、加勒比海、南美洲以及北美洲的变革——都是通过在1661～1662年由一小群人在伦敦召开的一系列会议精心策划并发动的。[26]

詹姆斯支持这一计划并催促国王签署批令。战争是这位亲王的看家本领，也正中其怀。在其多年的流亡生涯里，他自告奋勇在法国对抗西班牙的战争中帮助法国人英勇奋战，带领骑兵们在法国北部白雪皑皑的高原上冲锋陷阵，还获得了将军的军衔。[27]然而世事弄人，当这位被流放的英国皇室成员被要求为西班牙而战时，他也毫不犹豫地改变自己的立场又以同样的英勇为西班牙而战。他曾为了一些无关紧要的目的多次冒生命危险，而面对眼前的这件前所未有的大事，他已做好了充分准备。第一个目标就是从荷兰人手中攻占其位于西非的奴隶港口。詹姆斯亲王组建了一个公司为这次行动提供经费，公司起了一个十分花哨的名字“皇家冒险队非洲贸易公司”。（为了纪念詹姆斯开拓几内亚海岸的壮举，皇家铸币厂铸造了一种广为人知的名为“基尼”的新型货币，在贸易结束之后依然流通了很久。[28]）以“英国皇家非洲公司”的名字重组后，这个企业成了从非洲向美洲运输奴隶最多的供应商。[29]（这家公司1667年平淡无奇的上市宣言与其带来的绵延几世纪的影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英国皇家非洲公司清楚地认识到，为了满足种植之需，给英国在非洲的种植园供给充足稳定的黑人奴隶这一点有多么重要。而且他们也已经在向海外输送黑人奴隶了，在上帝的允许下，按照一个平稳的速度，在八天之内驶向非洲海岸的船只至少能给这些种植园提供3000名黑人奴隶，而且不时还会继续向这些种植园提供一批又一批奴隶……”[30]）

在执行该公司的首次任务时，詹姆斯选了一个名叫罗伯特·霍姆斯（Robert Holmes）、浑身流氓习气的爱尔兰人。詹姆斯命他带领两艘船突袭佛得角（Cape Verde）群岛并沿着几内亚海岸而下。霍姆斯完成了所有任务：詹姆斯的首次企业探险以荷兰奴隶哨岗的溃败而告终。荷兰大使向查理国王表达了其政府的强烈愤怒（毕竟这两个国家当时还处于和平状态），而国王则试图顾左右而言他：“拜托，佛得角是什么地方？那是个肮脏之地。这样一个地方难道如此重要，需要引起这么多纷扰吗？”[31]同时，这场漂亮的胜仗鼓舞了詹姆斯亲王和外交官的士气，让他们着手实施下一阶段的计划。唐宁此时还确信他光凭一张嘴能开脱一切。“不管荷兰如何攻击他们，”在写到詹姆斯的战舰时，他这样写道，“让他们加倍回击，剩下的事交给我从中调解……”[32]

查理现在对地缘政治这一张开局牌有了一些信心，接着他给了唐宁和他的兄弟詹姆斯第二张牌去打。解决北美事端早已成为一项主要的长期目标，奴隶贸易也跟这一目标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1664年3月，查理国王签署了一份十分特别的文件，慷慨地将北美洲大片土地赠予“我们最亲爱的兄弟詹姆斯约克公爵以及他的后代和财产继承人”。（“……一并赠予的还有所有的土地、岛屿、土壤、河流、港口、矿山、矿物、采石场、树林、沼泽、水域、湖泊、鱼类以及猎鹰、狩猎和捕鸟等权力，再加上以上所说几处岛屿、土地和房产的赋税、利润、商品和地产等……”[33]）那份文件中提到的土地——从缅因延伸到特拉华——是他最近才赐予温斯罗普的康涅狄格殖民地的。赠予他的兄弟这份大礼是为了消除那个过错。这份“公爵特许令”是为了将那条“哈德逊河”单独分出来，而正是由于这样，那些白厅里处理惯全球经济大事的人才会特别感兴趣。

就像一头大象站在黎明中一样，欧洲殖民地依附了40年的这块大陆的全部轮廓逐渐明朗。同样明显的是，到目前为止，新英格兰殖民地的处境就像被置于架子之上，四周都是陆地，未来发展的潜力形禁势格。东北部的海狸正濒临灭绝；未来的希望就在西边，这意味着，首先要沿哈德逊河而上。而其中的关键就是曼哈顿岛。事实证明，他们自己的大量贸易都要经由曼哈顿岛，英国的领导者计算了一下，每年单单运送烟草都要花费他们10000英镑。认识到曼哈顿岛是美洲殖民地的关键所在，1664年1月白厅的一个委员会决定有必要迅速拿下曼哈顿岛。[34]而且，他们希望这座岛能落入到自己人的手中，而不是新英格兰人手中。

一旦做好决定，委员会就立刻行动起来。3月，签署特许令；4月，詹姆斯召见一名叫作理查德·尼科尔斯的人。[35]尼科尔斯40岁，做了一辈子的保皇党人，在詹姆斯王子被流放期间也伴其左右并和他在法国并肩作战。此人精明能干，正是合适的人选。詹姆斯将北美洲殖民地的事项委托给他，他将带领4艘炮艇和450名士兵在当月内出发。[36]不久之后，詹姆斯亲自下海，在一次海军演习中巡航了英吉利海峡，从大海的气息中嗅到了今后战火的所向，充分意识到在曼哈顿岛这一战之后，更多对荷兰人的攻击必须跟上。[37]

与此同时，尼科尔斯向西行驶。这支分遣队出发时状态良好。到第16天时，他们遭遇“漫天大雾”，被侧风和恶劣的天气状况侵袭。尼科尔斯站在他那艘配有36门炮的“几内亚号”舰船上根本看不到另外两艘船。从朴次茅斯（Portsmouth）出发十周之后，这支船队登岸，其中两艘从科德角登岸，另外两艘船则在南边的皮斯卡特维（Piscataway）登岸。

尼科尔斯在波士顿登岸时，派人骑马将查理国王的信件递送给新英格兰的总督们，通知他们准备为“我们在美洲的种植园的福利和发展”[38]采取行动。据说，当中对尼科尔斯的到来最为震惊的不是施托伊弗桑特而是约翰·温斯罗普。詹姆斯已经命令尼科尔斯“要旁敲侧击试探温斯罗普先生……要注意有没有什么不同之处”[39]——因为国王已经违反自己的承诺了。温斯罗普心中那个坐拥整个跨大陆的康涅狄格殖民地的梦想就这样被一击而碎。但是，温斯罗普是一位精明的政客，他很快就调整了其目标。当时马萨诸塞湾的领导们对于将权力上交给皇室一直辗转推托、怨声载道、心有不满，而温斯罗普却愿意代劳与施托伊弗桑特进行交涉。对此，尼科尔斯同意了。

此时，施托伊弗桑特正在位于曼哈顿岛北部150英里的奥伦治堡，那里正有莫霍克人侵扰。这支分遣队的到来并没有使他猝不及防，但他被误导了。其实通过他的一个英国朋友，在这支英国分遣队抵岸之前他就已经知道了并准备掘壕固守城池，做了一系列的防御工作——安排看守侍卫、准备防御工事、派人沿着长岛海峡（Long Island Sound）打探船队抵达的消息。接着从阿姆斯特丹来了一封非比寻常的信。在这支分遣队出发之前，唐宁出人意料地通知荷兰政府这支分遣队的存在——他称这是为了让荷兰人放下戒心，觉得他们的殖民地没什么可担心的，英国只是派了一名指挥官来盘查新英格兰殖民地的政务而已。

荷兰领导者们完全上了当，董事会让施托伊弗桑特不必有所警戒，尼科尔斯的任务不会影响到他，而且至于那些荷兰殖民地上的英国居民，他们“今后不会再给我们带来这么多麻烦了”，因为与其冒着被“他们之前逃离的政府”迫害的风险，他们宁愿“在我们的管辖下过着和平、自由、充满良知的生活”。所以施托伊弗桑特放松了防卫的警惕，按照计划沿着哈德逊河而上，但刚到达他北部的前哨，他就听到了这个灾难般的消息。当他回到曼哈顿岛时，发现整个岛已经一片混乱。英国的炮艇就泊在下游港口的入口处，将哈德逊河和曼哈顿岛隔断。从布鲁克林来的船只上下来的人们说那些英国城镇的居民已经自发组成了步兵队。在格雷夫森德海湾（Gravesend Bay）抛锚的一艘荷兰船上的水手们报道称，英国的舰队已经向他们开火。

施托伊弗桑特步履沉重地走进奥伦治堡，给殖民地大臣尼科尔斯传去口信，质问他到底有何目的，而且义正词严地告知他，说自己绝不会“姑息任何针对他们的不公正行为”[40]。尼科尔斯的回复第二天早上就到了，信使递交给施托伊弗桑特的信上写道：“以国王陛下的名义，我要求将被称作曼哈顿的岛上的港市锡楚埃特（Scituate）以及全部所属要塞归服国王陛下统领，并由我代为守护。”国王陛下并不想见到“基督徒们鲜血横流”的场景，但如果荷兰人冥顽不灵的话，那他们将“诉诸战争”[41]。

虽然这封来信有如当头一棒，但施托伊弗桑特的反应相当高明：他以这封信没有署名为由将信退了回去。于是尼科尔斯又写了另一封：

致尊敬的曼哈顿岛总督

尊敬的总督大人：

先前由杰奥上校（Colonell Geo）递交给您的那封未署名的密封信函是在下的疏忽，如今在下已经绳愆纠谬。但首先在下想要声明的是之所以产生这一过失，是因为急切地想回复您19号和26号的来信。除此之外，在下没有别的要说了，因为在上封信中已有所提及。所以请您迅速予以回复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感激之至。

您恭敬谦卑的仆人

尼科尔斯敬上[42]

一时之间，谣言四起，市民们在大街上奔走相告。在这种情形之下施托伊弗桑特反而很镇静。他分析了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相关情报：在新阿姆斯特丹大概有500人能持枪上阵；而尼科尔斯的兵力却将近1000，还有聚在长岛上一共1000多人的兵力，再加上其战舰上的火力。虽然堡垒上配有大炮，但火药不足，所以这些大炮就无用武之地了。情势大概已没有什么希望了，但施托伊弗桑特似乎已下定决心要至死相抗。他告知市政府的领导者们，除了奋死抵抗之外的任何行为都会被祖国“不齿”[43]。

就在这个关头，一艘挂着白旗的小艇划向了岸边。船上的不是别人，偏偏就是温斯罗普还有其他几个新英格兰人。他们请求会面，于是施托伊弗桑特就带他们到了一家酒馆。温斯罗普极力怂恿他的“朋友”投降，并且将一封写着尼科尔斯条件的信交给了他。这些条件十分慷慨——几乎奢侈——然而施托伊弗桑特依然丝毫不为所动。接下来，在市政大厅，新阿姆斯特丹的官员们要求看这封信并且要将这封信公之于众。但施托伊弗桑特了解这帮人：一旦他们听闻这些有利于他们的条件，抵抗就会瞬间瓦解。所以他将那封信撕成了碎片。

此时，大厅里的人们都开始沸腾了。一直被压抑的不满情绪爆发了。西印度公司、施托伊弗桑特自己还有殖民政府——所有这一切都是虚假的，自始至终都是这样。这么多年来，他们一再递交申请，要求在政府中得到话语权，但每次施托伊弗桑特都轻蔑地拒绝了他们，骂他们都是一群无知的蠢货，根本不明白政府的复杂性。而且一直以来，施托伊弗桑特就像一名言听计从的士兵，盲目地执行这个腐败的官僚机构下达的命令。现在他又希望他们能按照他自己的指令去奋死抵抗了。但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明知道西印度公司对他的请求置若罔闻，拒绝派兵增援，那么为什么他们要去抛头颅洒热血，抵御侵略者呢？如果西印度公司拒绝他们要求整改的请愿是因为它的办法要更好，那是另一码事，但事实上它从未拿出任何方案。

最后，市领导者们再次要求查看信件。滑稽的是，施托伊弗桑特把碎片给了他们，而尼卡西斯·德·西勒（Nicasius de Sille）则小心翼翼地将这些碎片粘了回去。[44]

同时，没有得到施托伊弗桑特回复的尼科尔斯命令其战船前进，进入这座城市的射程。长岛上的英国居民们，一个个扛着步枪和长矛，聚集在布鲁克林岸边。这一区域的法国武装民船听闻这一消息也立马赶到了现场。

接下来的一幕几乎就像是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一样，施托伊弗桑特步履沉重地爬上了堡垒上的城垛，他站在那儿，凝视着那一门门向他的城市瞄准的大炮，其长发随风飘扬。[45]这一刻，他似乎将永远被定格在历史中，离悲剧英雄的形象几乎只有一步之隔。他的领导力以及他性格中的长处和短板，一方面使这座城市的发展令人惊叹，另一方面也导致他自己的人民对他倒戈相向（其中还有家族背叛的情节，他17岁的儿子巴尔塔萨也站到了城市领导者们这一边。）他的身边只剩下一名炮手，正等着他下令点火放炮。当时他一定很想下令吧。敌军的船只就停在城墙之外，虽然只有一门大炮但也足够了。只要一发炮弹，敌人就会万炮齐发，整座城市就会被战火吞噬，结束这一切折磨，按照它原本就该结束的方式去结束这一切，一劳永逸，来终止流血和战火。

就在他最悲壮的这一刻，教会的人给他带来了安慰。城里的两名牧师来到了他的身边。这两名牧师是一对姓梅格普兰斯（Megapolensis）的父子，这个超长的姓氏读起来铿锵有力。这个时候很难不去想到施托伊弗桑特的父亲，想象一直以来在他的内心里有两种极端的信念在交战：一方面，由于他的父亲是牧师，他对教会有着坚定的虔诚之心；另一方面，他的骨子里又有一股桀骜不驯的反叛精神。但也许是教会动摇了他，也许是从军事考量上来看，对岸的那些战舰、大炮、法国武装民船，以及闪闪发光、排成一排的武器也让他有所动摇。他明白那些入侵者的长矛和虎视眈眈的目光意味着什么。长久以来在战争中有这样一条规定，如果被包围的堡垒开炮的话，那攻击它的敌军们就能肆意烧杀抢掠，这样一来，整座城池就会被踏为废墟。他已经与这些人共同生活了17年之久，他真的愿意让他们身处水深火热之中吗？

牧师们低声跟他交谈了一会儿，接着这三个人就走了下来。[46]

但他还是没有妥协。他又费尽心机向尼科尔斯写了另一封信，信中提到了荷兰人统领这片土地的历史，声称“我们有义务捍卫我们的领地”[47]，他还告知尼科尔斯自己已经得到从荷兰发来的关于两国之间缔结条约的消息，并建议尼科尔斯在做出最终决定之前先与其内政部进行核实。也许这只是他虚张声势的恫吓，但施托伊弗桑特认为英国的这一步棋走得很草率，这一点是正确的。与大使唐宁向查理国王保证的恰恰相反，荷兰人将奋战以保卫他们的权益。而此时，伟大的荷兰海军上将米歇尔·德·勒伊特（Michiel de Ruyter）正准备远征西非。当他的大军横扫西非之后，被詹姆斯抢占的那些荷兰前哨除一个之外其余所有又将重新回到荷兰人手中。全面大战一触即发，而且所有人都认为荷兰人将赢得第二次英荷战争，阻止英国走向霸权之路。

但我们将镜头转回到大视角来看的话，其实英国那时正进入如日中天的历史阶段。1664年夏末所发生的这些事件使得曼哈顿岛即将成为时代运转的中心轴。那些象征荷兰人的宽檐帽、维米尔的室内设计、“享乐人群”的肖像以及蓝白相间的代尔夫特瓷砖都会成为过去式，而站在前方的则是英国对印度的统治、英国军队以及拨弄历史潮流的大不列颠帝国。

到了最后，施托伊弗桑特的处境真的是孤立无援了，所有人都背弃了他。新阿姆斯特丹的那些主要人物中一共有93人（其中还有他自己的儿子）联名请愿要求他避免由战争所带来的“苦难、悲伤、冲突、对妇女们的羞辱以及对尚在襁褓中的孩子们的扼杀，总之一句话，不能让这1500名无辜的人家破人亡、死于非命”。[48]读到这份请愿书的施托伊弗桑特也许意识到，这证明了他一直以来都是对的：这是个多种族的杂乱社会，所以人们才会毫无骨气，缺乏爱国精神，迫不及待地想要摇旗投降。不同宗教、不同种族的人混在一起削弱了大众的意志，而这就是证据。我们不能去认为这座城里都是一帮毫无忠心的人，但他们确实又很实际，而且不管怎样，他们也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他们在向施托伊弗桑特递交的最后一份请愿书中清楚地表示他们愿意支持他们的邻居和殖民地，但西印度公司让他们孤立无援，所以抛弃公司对他们来说不会有任何良心上的不安。

于是他们就这么做了。新阿姆斯特丹的1500名居民以及新尼德兰殖民地的10000名居民纷纷向一直忽视他们的西印度公司倒戈相向。就连格里耶·雷尼耶曾经阿姆斯特丹的酒吧侍女，后来曼哈顿岛上的第一个妓女，也抛弃了西印度公司。连同一起的还有她的丈夫“土耳其人”安东尼·范·萨利，他有一半的摩洛哥血统，曾经是海盗。现在他们生活在长岛上，是有钱的地主了，而且他们的四个女儿也都嫁给了新阿姆斯特丹中一些有前途的商人。[49]约里斯·拉帕里和他的妻子卡特琳娜·特瑞科曾经是这片殖民地上的金童玉女，而丈夫拉帕里此时刚去世不久，留下他的妻子，他们的孩子也都已经长大成人，有了各自的家庭，一家人宁愿同意抛弃西印度公司也不愿就这样死去。曾经为犹太人的权利而向施托伊弗桑特抗争的波兰籍犹太人阿塞尔·莱维也是如此，而且现在他在曼哈顿岛上开了第一家犹太洁食肉店。[50]不愿意就这样死去的还有“巨人”曼努埃尔·赫里特，这位曾在1641年从绞刑架上逃脱一死的非洲人在过去五年里一直在施托伊弗桑特的农场旁做一个自由的小农场主。[51]对于所有这些人来说，英国的亲王向他们许诺可以按照他们原来的方式平静地生活，在他的统治下比战死要好得多。

于是施托伊弗桑特妥协了。他说“我宁愿你们抬着我的尸体出去”[52]，而大家确实都相信了他。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钦点了六名使从跟英国人见面讨论投降条件。他们在施托伊弗桑特的农场会面。于是第二周的星期一上午8点，施托伊弗桑特穿戴着胸甲，带领着一支军队跛行而出。尽管已经54岁了，但他的体格依旧壮实，他的那双小眼睛透着悍光。一旁的鼓手敲着锣鼓，投降的旗子飘扬着。

接着，当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转向了海滨，看着尼科尔斯带领他的主力军队靠岸时，一小部分英国士兵进入了弃堡。堡垒外面，站满了混杂着不同民族的人群，海港凉风习习，英国的国旗顺着旗杆飘然而上。尼科尔斯宣布以赞助人约克和奥尔巴尼公爵的名义重新命名这座城市。与此同时，在堡垒内，几名士兵爬到了位于大门上方的殖民大臣的办公室内。在历代政府的更迭中，获取执政记录是第一步，因为掌握了一个社会的重要文件就是把握了它的过去和未来。士兵们发现了他们要找的东西：一排排用牛皮订好的笨重书卷，一共48本，其书脊上的字母按照从A到Z再从AA到PP依次编号。所有的遗嘱、契约、会议记录、通信、投诉书、请愿书、对证书以及协议都被小心翼翼地保存在这里，上面记录着美洲的第一个混杂社会的每一日及每一年的情况。

[1] Samuel Eliot Morison，The Founding of Harvard College，257-258；F.O.Vaille and H.A.Clarke，eds.，The Harvard Book…，25-32.

[2] John Beresford，Godfather of Downing Street，150.

[3] John Beresford，Godfather of Downing Street，29.

[4] John Romeyn Brodhead，The History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1：695；Robert Black，Younger John Winthrop，209-210.

[5] Docs.Rel.，2：460.

[6] Black，Younger John Winthrop，210；Brodhead，History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1：695. Detailed notes：Doris Quinn，“Theft of the Manhattans.”

[7] E. B. O’Callaghan，Calendar of Historical Manuscripts in the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State，296.

[8] Charles Gehring and J. A. Schiltkamp，Curaçao Papers，1640-1665，115.

[9] Docs.Rel.，14：525.

[10] John Beresford，Godfather of Downing Street：Sir George Downing，128.

[11] Doris C.Quinn，“Theft of the Manhattans，”29.

[12] 请参见塞缪尔·佩皮斯1661年7～10月的日记；以及Robert C. Black III，The Younger John Winthrop，212。

[13] Black，Younger John Winthrop，244.

[14] Black，Younger John Winthrop，225.

[15] Black，Younger John Winthrop，264.

[16] Docs.Rel.，14：551.

[17] Docs.Rel.，2：230，484-88；O’Callaghan，Calendar of Historical Manuscripts，307.

[18] Docs.Rel.，2：484.

[19] Black，Younger John Winthrop，268.

[20] Docs.Rel.，2：484.

[21] Jonathan I. Israel，Dutch Primacy in World Trade，1585-1740，172；other products：Israel，chapters 5 and 6.

[22] Beresford，Godfather of Downing Street，155；Downing’s attitude and convictions：Pieter Geyl，Orange and Stuart，191.

[23] Keith Feiling，British Foreign Policy 1660-1672，130-131.

[24] 我对查理的描述的依据是Antonia Fraser，Royal Charles：Charles II and the Restoration；John Macleod，Dynasty：The Stuarts，1560-1807，chapters 8 and 9；and Arthur Bryant，ed.，The Letters，Speeches，and Declarations of King Charles II。

[25] 我对詹姆斯的描述部分参考了Maurice Ashley，James II；Jock Haswell，James II，Soldier and Sailor；and J. S. Clarke，The Life of James the Second…。

[26] Feiling，British Foreign Policy，97-131；Docs. Rel.，3：51-66；Royal African Company，“The several declarations of the Company of Royal Adventurers of England Trading into Africa…”

[27] Haswell，James II，104-120.

[28] K.G.Davies，The Royal African Company，181.

[29] K.G.Davies，The Royal African Company，346.

[30] Royal African Company，“The several declarations of the Company of Royal Adventurers of England Trading into Africa…”

[31] Feiling，British Foreign Policy，125.

[32] Beresford，Godfather of Downing Street，170.

[33] Peter Christoph and Florence Christoph，eds.，Books of General Entries of the Colony of New York，1664-1673，1-4.

[34] Feiling，British Foreign Policy，124.

[35] Brodhead，History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1：736.

[36] Black，Younger John Winthrop，272.

[37] Ashley，James II，80.

[38] Docs.Rel.，3：61.

[39] Docs.Rel.，55.

[40] Christoph，General Entries，25.

[41] Christoph，General Entries，26.

[42] Christoph，General Entries，27.

[43] Brodhead，History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I，739.

[44] Docs.Rel.，2：445-447.

[45] E.B.O’Callaghan，History of New Netherland，2：525-526.

[46] Docs. Rel.，2：509；O’Callaghan，History of New Netherland，2：525-526；Brodhead，History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1：740.

[47] Christoph，General Entries，29.

[48] Docs.Rel.，2：248.

[49] Leo Hershkowitz，“The Troublesome Turk：An Illustration of Judicial Process in New Amsterdam.”

[50] Leo Hershkowitz，“New Amsterdam’s Twenty-Three Jews—Myth or Reality？”

[51] Charles Gehring，unpublished translation of New Netherland documents no.10（3）：329 and 10（3）：330.

[52] Brodhead，History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1：741-742.

第十五章 传承的特点

当施托伊弗桑特交出曼哈顿殖民地的时候，美利坚起源的神话已经逐渐成形。从17世纪60年代起，一小部分新英格兰牧师便开始吟唱父辈、祖父辈的赞歌：先驱们勇敢地乘风破浪而来，穿越荒野，开始新的生活。[1]从始至终，牧师们创作的故事都充满了《圣经》的特色。在他们谦逊的叙述中，他们的祖先正是上帝的选民，而美利坚（即新英格兰）正是上帝的应许之地。一个世纪之后，到了革命者这代人，故事就成了神话。约翰·亚当斯就是第一批清教徒的后代，他也崇敬清教徒，将他们视为美利坚神话的始祖。[2]

当然，清教徒将许多特点传给了美利坚民族。他们务实、坦率、认真、虔诚。从亚当斯开始，美利坚人就十分推崇并努力效仿所有这些特征。但是许多人都注意到，在近几十年，人们已经不再推崇清教徒精神，他们也是一些妄自尊大的狂热者。他们的政府是神权的。政府根植狭隘的土壤中。用一名杰出的新英格兰牧师（曾为哈佛大学的校长）的话来说，信仰自由是“万恶之首”[3]。也有人说，“这是撒旦骗取无限宽容的诡计”[4]。清教徒对异见的系统化打压十分残酷、不同寻常且致命。[5]人们因是施洗者圣会或者贵格会的信徒，或者其他新教徒教派的成员而被认为是有罪的，经受结绳的抽打（“撕裂他们的肉体，让他们饱受折磨”），带上铁“马锁”，被砍下耳朵。他们被抽打后又被绑在马车上，从厚厚的积雪中拖行而过。“白雪和鲜血”汇成一幅生动的织锦。然后他们被吊死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些人被吊死之后，裸露的尸体被拿到大街上拖行。这些都不是大规模的“滥用私刑”，而是在官方零宽容的政体下法官下达的判决。之后，在17世纪80年代，出现了巫术狂热，这正是历史上最生动的因政教结合而产生危险的例子。

清教徒相信旧世界已经向邪恶投降，他们是上帝派来拯救人类的，在一个新的国度里建立新的社会，在这样的例外论中诞生了美利坚人的信仰，他们认为美利坚社会类似于被傅油圣化了。在1845年，记者约翰·奥沙利文（John O’Sullivan）宣称“据吾等昭昭天命之义，尽取并支配神赐之洲，以大行托付于我之自由权利与联邦自治”[6]，他首创的这句话将被用于在整片大陆上传播“天命论”。在20世纪初，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拓展了“天命论”的内涵，将其传播至整个世界。[7]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威尔逊宣布美利坚因“其人民的才智和国力的上升”以及“有其他国家没有的远见”，已经不仅成为“人类历史上的决定性因素”，还成了“世界之光”。

直到今天，他们依旧坚信的这一信仰，可以直接追溯到第一批清教徒。当第一批领导者的儿子——特顿·马瑟、托马斯·哈钦森、杰里米·贝尔纳普、汤姆斯·普林斯——将他们的信仰写成文字时，他们的故事马上就有了读者。当然，在这一种美利坚历史起源的版本中，陈述者是英国人，听者也是英国人。后来代代美利坚人都相信美利坚的起源是英国，而其他传统是之后穿插进来的。历史正是这样呈现的，不是吗？刚开始的13个殖民地是英国殖民地，证据确凿：我们说的语言，我们的政治传统，我们的许多风俗，这一切太显而易见了，我们都没有提出过疑问。

但是我们应该提出疑问。刚开始的殖民地并不都是英国殖民地，曼哈顿殖民地的多民族构成证明了这一点。众所周知，荷兰曾经在北美建立据点。但是在注意到这一点后，国家起源的神话立即将其视为不相关的部分而忽略掉了。它很小，它存在的时间很短，它并不重要。那不是我们，潜台词如是说，而是别人，那些和我们不同的人的集合，他们有奇特的风俗和不同的语言，他们短暂地出现之后就消失了，只留下了痕迹。

这是不对的。首先，虽然在人口数量上，殖民地很快被新英格兰超过，但它不是一个小地方。它覆盖了东海岸整个中部地区，并包含一开始13个州中的5个。多亏了现在正在进行的翻译和出版工作，我们所拥有的历史性证据——书面记录——稳步增加。但是我们如此重视荷兰殖民地，很明显是因为我们现在谈论的不是藏在某个隐蔽角落、隐蔽山谷的或者在难以到达的峭壁上的殖民地，我们说的是曼哈顿。奇怪的是，为什么曼哈顿作为大陆上具有重要地理位置的地方，充当欧洲和美洲大门的地方，它的殖民者却没有在未来成立的国家的历史上留下记录？

如果想要故事不仅仅局限在英国人占领了美洲，就需要首先意识到“荷兰人”没有离开。之前来自欧洲各地的人在曼哈顿、长岛、德拉瓦河南岸，被英国人先命名为“阿尔巴尼亚”［原文如此］后叫新泽西的曼哈顿河流那边安家糊口，当地人没有任何理由在施托伊弗桑特交出他的殖民地后离开他们的地盘。实际上，在纽约港口，来自荷兰共和国的载满各种各样欧洲殖民者的船络绎不绝[8]（直到17世纪80年代，阿姆斯特丹的司法人员还是会漫不经心地忽视政权交替，在移民文件上继续使用“新尼德兰”或“新尼德兰的纽约”[9]这种用语）。在接受施托伊弗桑特的投降后，理查德·尼科尔斯成了纽约的第一任地方长官，他和他的继任者实际上鼓励人们与他们长期以来的敌人进行贸易。他们甚至通过任命知名的荷兰商人在他们的经济议会就职来加强联系。那是因为这些第一批英国地方长官很快发现自己的处境很尴尬，但是也发现这个令人如坐针毡的地方在世界贸易中所处的位置甚至比伦敦还重要。纽约被英国占领后很快就成了全球一个独特的地方：它是唯一直接与世界两大贸易帝国对接的城市。切断和阿姆斯特丹大贸易公司的联系如同断送他们长期以来追求且正在迅速积累的财富。城镇里面的贸易商、面包师、酿酒者、酒吧老板、走私者和骗子与地方长官不谋而合，他们感受到了其中的力量：他们的岛不再是荷兰的殖民地，也不是英国殖民地。它有自己的未来。

英国的接手让人们脑海中出现了这样一幅画面：人们将迎接新的开始，旧人的东西被全部清走，房子里又堆满新人完全不同的东西。但事实上这是一种自然的共存状态。荷兰和英国时代之间的延续是在1664年9月6日那个周六早上确立的。我们可以想象干燥的大地上响起马蹄的振动声，12名骑马者飞驰而来，向北到达大路，然后向西沿着鲍威利路，在彼得·施托伊弗桑特农场前面停下马。也许他们停了一下，好呼吸郊区的空气：这里都是耕地，边上是森林，其间有几片盐沼。（今天，同一片地方上有一个阿拉伯书报摊、一间也门以色列餐厅、一个披萨店、一间日本料理店和一间犹太熟食店。）根据这种场合的先例，施托伊弗桑特和尼科尔斯都没有出席之后的会议，但是每一个人都选择了一些特派员去谈殖民地交接的问题。施托伊弗桑特的特派员包括四个荷兰人、一个英国人和一个法国人；尼科尔斯的特派员包括他的两个助手和四个新英格兰人，包括约翰·温思罗普。

很遗憾，我们不知道谈判的细节，因为彼得·施托伊弗桑特方的一个举动——如果是真的——可能表明他和殖民者，特别是和阿德里安·范·德·邓克漫长斗争中的一个逆转。国王亲自给尼科尔斯下达了密旨，授权他告知荷兰殖民者“他们可以继续享受他们所有的财富（除了堡垒），享受他们在和我们进行商品交易时候的自由”[10]。但是施托伊弗桑特似乎指示他的人向对方施压以获得明确的保证，并如愿得到了。谈判的结果被称为投降协定，是一份了不起的文件，其中还包含——后来被《纽约市宪章》拓展——在任何其他英国殖民地都没有的权利保证。“这里的荷兰人应享受宗教信仰自由”，其中写到。[11]人们可以自由来去。贸易将不受限制：在任何情况下，“荷兰的船只可以自由驶到这里”。最了不起的是，只要殖民地的政治领导人发誓对国王效忠，就可以“留任原职”[12]。将来“曼哈顿镇”还选出代表，而这些代表，将在公共事务中拥有自由发言权。它预示了《权利法案》的出台，甚至规定“曼哈顿居民区附近不驻扎军队”。

有可能这种不同寻常的自由是约克公爵亲自授权的，他之前宣称他希望曼哈顿所拥有的“豁免权和特权要超越我其他的领地”[13]。如果詹姆斯确实是这些条款的幕后推手，那么他确实配得上用他的头衔命名这个地方。他的想法是，岛上的居民应该被允许维持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正是因为这样当地的事务可以正常运转。人们必须明白对于17世纪的人来说，纽约这个新城市是多么奇特，它的居民有着各种各样肤色、说着各种各样的语言，以各种方式祈祷的人们也并存。白厅的英国领导者肯定意识到了这个一水之隔的岛屿的独特性，他们可能对它感到疑惑，但同时也明白这是使当地得以正常运转的原因之一。

当然没有任何记录显示英国将具体的承诺写进了他们签订的投降协定。推测荷兰的代表人根据施托伊弗桑特的命令推动了部分条件的敲定，这是具有合理性的。如果真的是这样，这里就有充满讽刺的转折。保护在殖民地出现的独特社会的个人权利和自由，这正是范·德·邓克要争取的也正是施托伊弗桑特在职17年间所反对的。现在，面对着他曾坚决、顽固地支持的西印度公司管理的终结，施托伊弗桑特似乎有了转变。如果他自己的领导风格不能够拯救这个地方，那么范·德·邓克的远见——政府致力于支持自由贸易、宗教自由和地方政治代表形式——在未知的未来为这个地方的居民提供了最好的保护。如果这是施托伊弗桑特在最后时刻思考的，那么问题就是：为什么？答案的一部分可能是，虽然殖民地在他担任领导人的这段时间一直十分混乱，但他关心这个地方和这里的人民。他的一些殖民者可能对提案产生了异议，但他显然是有感情的。答案的第二部分是，施托伊弗桑特了解权力。如果他必须放弃殖民地，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殖民地有多种发展方式，让其中一些地方遵循殖民地人们的意愿，而不是让英国人决定殖民地的发展方式。这个结果既不是他个性的反转，也不是完全的割裂，而是一种妥协，为施托伊弗桑特与殖民者长期以来的斗争画上了一个充满讽刺意味的句号。

也许施托伊弗桑特离开谈判桌的时候，心中还是得到了某些程度的满足。但即便如此，也没有什么价值。他已经失去了他的殖民地，而且西印度公司还在他伤口上撒盐，要求他回到阿姆斯特丹面对在投降过程中“玩忽职守”[14]的指控。在船上经历了艰辛的航行后（那艘船充满讽刺意味的名字——“穿心号”——一定让他暗暗地冷笑），施托伊弗桑特发现他的境遇或多或少和范·德·邓克十多年前相似：在国会面前陈诉自己的案件，同时西印度公司对他进行侮辱谩骂（“玩忽职守或者背叛变节……可耻的投降”），不让他返回美利坚，让他一直在荷兰被流放，使他和家人分离。施托伊弗桑特在失去殖民地后经历了转变的另一证据是，一些曾经谴责他专制统治的曼哈顿人为他辩护，现在说他是在竭尽全力保证殖民地的完整。

施托伊弗桑特请求获得同意返回殖民地这个事实不能忽视。和范·德·邓克一样，但是通过一条完全不同的途径，他也成了一名美利坚人。在英国占领几周后，他可能已经将儿子送走，让儿子在加勒比海自己讨生活（到库拉索后，巴尔塔萨·施托伊弗桑特写信回家，询问家事并请求他的堂兄“照顾在曼哈顿的女儿们”并且“代我亲吻、问候她们”[15]）。但是美利坚是施托伊弗桑特的家，最终议会同意他回去了。他在剩下的日子里成了快速发展的殖民地的一名居民，一个有身份的农场主，一名祖父，一位被当地人称作“将军”的知名人士，他对于源源不断来到的人来说是一个历史之谜。他人生最大的讽刺就是在交出殖民地后，他终于获得了其他殖民者的欢迎。他终于加入了他们，但不是作为一名新尼德兰的居民。他死于1672年，享年62岁，身份是纽约人。[16]

与此同时，尼科尔斯对于自己敲定的协议感到很高兴。他没有开一枪就获得了眼下具有巨大价值且在未来也拥有难以估量的价值的东西。所有英国的领导人似乎都意识到了这项成就的前景。“我看到曼哈顿岛上的城镇居民对我们的国王俯首称臣，”在签署了协定之后，约翰·温思罗普说道，“通过在荒蛮处安置陛下的臣民，陛下的国土得以扩展。”[17]尼科尔斯迅速寄了一封信给公爵，基本上是在夸耀自己的成就，宣称纽约是“公爵在美利坚城镇中最好的一个镇子”[18]，并且预测在五年内，它将成为英国和北美贸易流中的一个主要港口。

当占领的消息传到查理国王那里的时候，他立即写了一封信给法国。他的姐姐亨利埃塔是奥尔良公爵夫人，路易十四的小姨子（有时是情人）是他最亲密的知己。“您将听到我们占领新阿姆斯特丹的消息，新阿姆斯特丹就位于新英格兰附近，”他欢快地写道，“这个地方对于贸易来说十分重要，是一个非常好的镇子。”[19]荷兰人对这个荒凉的小岛进行了不起的改造，国王写道，“但是我们胜过了他们，现在这里叫作纽约”。

但是1664年的投降不是两个帝国在殖民地争夺上的终结。曼哈顿易主点燃了第二次英荷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荷兰占领了英国从苏里南的前哨至巴西北部地区（其糖料种植园十分具有价值），还有东印度群岛的香料岛如恩（Ran），而其他船沿着泰晤士支流麦德威河而上，让英国舰队大吃一惊。他们烧毁了英国一些最好的船，强迫英国白厅求和，通过这些方式，荷兰报复了英国。在条约谈判上，荷兰政府在占领地区上放了英国一马：每一个国家保留自己的战利品，而不是交换回来，如果范·德·邓克知道荷兰政府如此目光短浅，一定会悲伤地摇头。[20]

然而，一些荷兰的领导人，明显认为这是一桩糟糕的交易。在签署和平协议后才过了五年，就爆发了第三次英荷战争，荷兰舰队跨越大西洋开始炮轰英国的地盘。它攻击了英国控制下的加勒比港口，潜入切萨皮克，烧毁即将驶入英格兰的烟草舰队。鲜为人知的是，1673年8月，荷兰的船驶入了纽约的港口，正好是在施托伊弗桑特投降九年之后，夺回了曼哈顿。之后发生的事情发生了反转：小型炮艇舰队的荷兰指挥官威胁要消灭城镇，而在堡垒里，一个执掌大权的英国人焦虑地不知所措，因为他的武器和人手都不如荷兰。英国投降了，荷兰领导下的新政权成立了。英国军队排队走出堡垒，就像当初施托伊弗桑特手下的荷兰人一样，那个曾经叫作新阿姆斯特丹后来又叫作纽约的城镇现在获得了第三个名字：新奥兰治。整个殖民地被转手了：之前被荷兰人叫作贝弗维克，后来尼科尔斯就职后更名为奥尔巴尼的上游贸易小镇现在叫作威廉斯塔德。文书工作还没完成，整个事件又发生了反转。重新执掌殖民地15个月后，荷兰签署了另外一份和平协议，将这块地又还回去了。

但即使是这次，也还不是对这个岛和它的贸易城市争夺战争的终结。纽约名字的由来——约克公爵，在他哥哥的阴影下做牛做马了25年，等到1685年查理去世，约克公爵继承王位，终于获得机会真正施行自己对帝国未来的建设蓝图。但是詹姆斯二世的统治几乎即刻崩塌。因为他之前转信罗马天主教，英国领导者和大多数人怀疑他是天主教的傀儡；当他将天主教徒安排到重要职位上的时候，反抗爆发了。当传出消息说王后怀孕的时候——这意味着天主教的后代正在孕育中——詹姆斯的统治变得岌岌可危。

英国历史将光荣革命描述成一场“邀请”[21]，在这次事件中，詹姆斯被驱逐，荷兰的总督——奥兰治的威廉和他的妻子取代了他的王位。其中有政治粉饰的因素。实际上，荷兰的领导者——上述威廉的儿子，在范·德·邓克身处海牙的时候尝试发动一场政变的人——通过对英国诸岛发动全面入侵结束了荷兰英国的世纪之争。超过20000人的军队袭击了德文郡海岸的图尔巴伊，一个月后，威廉高歌凯旋进入伦敦。荷兰军队控制了白厅和所有其他权力中心，荷兰总督登上英国王位。当时许多英国人认为所谓的“邀请”是彻头彻尾的丢人，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说，玛丽（詹姆斯的女儿）是英国王位的假定继承人，而对于威廉，他们再次得到了一个新教徒的国王，这使得事情变得情有可原了。

当出生在德国的纽约人雅各布·莱斯勒（Jacob Leisler，30年前，在施托伊弗桑特手下当了西印度公司的士兵）明显认为会得到出生于荷兰的英国国王的同意，于是领导了一小部分加尔文主义激进分子占领了城市时，两个长期对立的国家王室之间的跨政治关系在曼哈顿产生了回响。[22]结果威廉并不感兴趣，莱斯勒的叛乱安静地结束了，据历史记载，莱斯勒和一个伙伴因为叛国受到绞刑并被斩了首。

也许这段非凡历史——30年里，岛屿和周围的殖民地五次易主的主要结果是它迫使它的居民固化了他们的身份。哪一个欧洲势力掌握最终的控制对于曼哈顿居民来说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们自己种族群体之间的关系和他们与贸易者、运货商以及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亲人之间的关系；[23]重要的是他们的权利，无论是谁获得了对这块地方的控制权，他们都要发出声音，坚持获得相应的尊重，这确保了各个小群体得以繁荣起来。[24]

所以阿德里安·范·德·邓克的梦想以一种他从来没有想象过的方式变成了现实。正如他所希望的，他为这个地方争取到的社会结构融入了荷兰的宽容和多样性，而作为回报，岛屿如他预言一般快速发展，来自欧洲的殖民者源源不断地融入。但他没有预言到的是，英国人很喜欢这个现实并保留了这个社会结构，这为未来产生空前的能量、活力和创造力提供了支持。

因此，作为英国北美财富中的明珠，殖民地和纽约沿着历史的轨迹盘旋上升。很自然地，更多的英国殖民者纷至沓来，关于这里多元化的人口构成和具有出人头地机会的消息传遍开来，法国人、德国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移民也纷纷到来，[25]以至于到1692年的时候，一个刚到来的英国军官向他在英国的叔叔抱怨说：“我们在这里最不开心的事就是这里来自各个国家的人太多了，英国人是最小的一部分。”[26]

新到来的人清醒地意识到小岛的荷兰渊源，也注意到它对岛上的一切继续施加的影响——从门前有台阶的三角房子到占优势的荷兰语。但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随着时间推移，荷兰人的外在标志成了区域渊源的同义词。按照这个思路，当这些特征随着时间越来越弱化的时候，殖民地的重要性也弱化了。

这个想法存在误区，并且一直存在了几个世纪。过去有些人通过测试哈德逊河谷的荷兰亚文化来确定殖民地的持续性。他们发现直到19世纪人们依旧在说荷兰语，荷兰归正会依旧很强大。至今，奥尔巴尼周围区域布满的城镇的名字——鹿特丹、阿姆斯特丹、瓦特弗利特、伦勒斯（以之前的伦斯勒斯维克殖民地命名，那是范·德·邓克开始工作的地方）、科隆尼（也以伦斯勒斯维克命名，保持荷兰语的拼写方式）——加强了与荷兰的联系。直到18世纪50年代，在那个区域的英国行政人员还需要找到说荷兰语的人帮助他们和印第安人打交道，因为那依旧是部落居民唯一会说的欧洲语言。[27]当然，还有伟大的美利坚殖民地家族——范布伦家族、罗斯福家族、范德比尔特家族，他们也可以根据他们的荷兰祖先追溯到新尼德兰时期。

但所有这些都没有说到关键点上。荷兰殖民地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在航线上设立了曼哈顿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开放和自由贸易的地区。一种新的精神盘旋在岛屿上空，这是与新英格兰和弗吉尼亚完全不相容的精神，可以直接追溯荷兰在16～17世纪进行的宽容辩论以及笛卡尔、格劳秀斯和斯宾诺莎的心智世界。是的，在哈德逊河谷的城镇有人保留着荷兰传统，但那大多是对英国占领的反抗：和任何地方的少数族裔一样，他们巩固根基，产生自我意识，保卫和发扬自己的传统，甚至在19世纪的时候，来自尼德兰的游客到了美国说“低地荷兰语”的地方，却不能理解他们在说什么，那是在两个世纪之前黄金时代遗留下来的口语。实际上，荷兰最早殖民者的后代身上最具有讽刺意味的一点就是，他们通过最终融入美利坚文化，向他们的遗产表达了最真诚的敬意。[28]

关于荷兰殖民地对美利坚做出重大贡献的这个观点早已说过了。E.B.奥卡拉汉和约翰·布罗德黑德这两位19世纪纽约的历史学家，对荷兰渊源十分熟悉，他们看到了这段被忽略的历史的意义，但是他们的观点被无视了，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美利坚当时正沉浸在对清教徒起源的怀念中。布罗德黑德代表纽约州在欧洲待了四年，其间他在荷兰和英格兰收集了成千上万份关于纽约起源的文件（关于阿德里安·范·德·邓克的海牙任务就是从中发掘的）。在这之后，布罗德黑德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纽约的上流社会发表了一系列讲话，讲话中他列举了被遗忘的荷兰殖民地传奇。在报刊上，他被严厉地责难，而且他提出国家除了新英格兰清教徒以外还有其他祖先的观点也被嘲笑。在回应布罗德黑德的观点时，一名新闻记者的态度表明美利坚人从17世纪英格兰所继承的反荷兰的偏见在19世纪依旧存在。他认为这实在是荒唐，像美利坚这样一个伟大、强大的国家竟然是通过“学习荷兰省这样一个只有风车、土地贫瘠得只适合当燃料的狭隘的地方的政策……”[29]布罗德黑德写了一篇强硬的回应，但似乎没有被发表。文章开头是这样的：

怀着对清教主义毋庸置疑的尊敬，“当然这是应当的”，以及对清教主义对美利坚命运的影响的估计上，我依旧要冒风险坦率地表达我的不同观点。那些自以为是的人在一切场合都坚称我们社会和政治机构中所有值得称赞的特点都要追溯到“清教徒祖先”和他们的后代身上，甚至到了令人作呕的程度。对杰出的英格兰殖民先锋的溢美之词已经成为风尚。在这种情况下，了解其他美利坚殖民者的历史，发现还有其他人的行为和产生的影响值得在我们国家历史上书写一笔，这其实几乎是一种解脱。对弗吉尼亚的“老自治领”，这样一个比新普利茅斯还要早12年的殖民地方只字不提，在我看来，为了还原历史真相，关于荷兰产生的影响及其特征应该被公正地提出来，他们是最早探索并对纽约和新泽西海岸进行殖民的人。[30]

然而，没有人听到布罗德黑德的声音。要使这样的说法成立的部分困难来自记录殖民地的大量文件没有被翻译出来。在20世纪70年代，有两件事发生了改变。第一件事是历史学科走下了神坛。人们突然间对社会历史和“多元文化主义”感兴趣。另外一件事是荷兰殖民地的记录开始被翻译。历史学家开始呼吁重新评价美利坚起源这一块内容。此时出现的一些学术论文的题目——“书写与纠正荷兰殖民地历史”、“考虑荷兰因素的早期美利坚历史”——显示了这一变化。这次重新评价涉及的许多历史学家的名字可以在这本书的尾注、参考文献和致谢中看到，他们的作品也给了我许多参考。斯克里布纳（Scribner）1993年出版了重要的三卷本《北美殖民地百科全书》（Encylopedia of the North American），这部著作不仅特别关注了新尼德兰，还特别关注了新瑞典。这标志着学术上关于殖民地和美利坚起源的观点发生了变化。2001年8月，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纽约时报》出版专栏关注荷兰文件翻译项目，其中写到在荷兰殖民地学家“吵了很长一段时间，要求得到学术肯定后”[31]，风水轮流转，现在“被击败的新尼德兰所产生的影响获得空前的关注”。

将殖民地视为美利坚熔炉的诞生地的观点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科学家一直在关注新英格兰和弗吉尼亚之间的一大块地方，并将这个地方称为“中部殖民地”（The Middle Colonies）。随关注而来的是人们对于这个地区给予国家的一切的感谢，帕特里夏·博诺米（Patricia Bonomi）是美利坚近几十年来顶级的历史学家之一，她写到中殖民地是“美利坚宗教多元主义的诞生地”，“这里的宗教多元主义是西方世界中最复杂的”。宗教多元主义引发了17世纪文化多元主义，来自不同背景的人聚集在一起琢磨出了一些新东西，在新尼德兰消失一个世纪后，它又引发人们的讨论。1782年，法国出生的让·埃克托尔·圣·约翰·德克雷弗克（J.Hector st.John de Crèvecoeur）写了《来自一位美利坚农民的信札》（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这是最早描述美利坚社会和文化的作品，在他发问的时候，他脑海里想的正是这个地区。

什么是美利坚人，这是个新兴的民族？他要么是欧洲人，要么是欧洲人的后代，他们血脉中那种奇怪的混杂，你在别的国家是找不到的。我可以告诉你，在一个家庭里，祖父是英国人，祖母是荷兰人，他们的儿子娶了一个法国女人，他们的四个孙子娶的妻子也来自不同的国家。这样的人就是一个美利坚人，摒弃了他所有古老的偏见和习惯，并从他所拥抱的新生活模式、他服从的新政府以及他掌握的新等级中获得了新的观念和习惯。他被接纳进我们伟大母亲宽广的怀抱，成了一个美利坚人。在这里，来自各个国家的人被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新的种族，他们的努力和后代将有一天在这个世界引起巨大的改变。[32]

我们在“中殖民地”这个标签下所发现的，以及促使德克雷弗克写下这些话的动力，正是荷兰殖民地。此外，还有其他发挥作用的力量：宾夕法尼亚和罗得岛殖民地也因宗教宽容而出名。但是荷兰殖民地的影响更加广泛，这样的影响不是通过推理证明出来，而是从各个方面用证据来证明的。最简单的一点是，美国最先形成多种族社会的地区正是荷兰殖民地的所在地。

我们可以用在此地区首先生根的传奇来支持这种联系。比如，在理查德·尼科尔斯占领纽约并且熟悉了他允许居民所维持的荷兰风俗后，他发现有一种公务员特别有用。殖民地有一种法律公务员，他的工作是代表政府公诉。英国系统中没有这样的官员，在那个时候，罪案受害者或者其亲戚负责上诉。这种荷兰公务员可以使司法系统运行得更加有效。尼科尔斯也设置了这种职务——最初的英文记载中叫这种法律工作者为schout——而且它很快传播到其他殖民地。这一职业最后被称为地方检察官，成为美利坚地方政府的标配。（阿德里安·范·德·邓克刚好是美利坚第一批“地方检察官”之一，他原来的职位就是伦斯勒斯维克殖民地的治安官。）1975年，耶鲁法学教授A.J.赖斯（A.J.Reiss）在关于公务员历史的一篇文章中说道，“美利坚公共起诉人第一次出现是在荷兰建立新尼德兰的时候”，“历史证据十分清楚地显示，1664年，在这片区域被约克公爵占领时……已经稳固确立的荷兰公共起诉系统被保留下来”，“历史纪录显示，‘schout’这一职位在美利坚最初13个殖民地中的5个殖民地确立了下来”。[33]

还有许多如同故事一般的传奇。风俗、传统和惯例伴随着美利坚多元化现象，从原来荷兰的领地传播开来。正是在荷兰的殖民地上，美利坚的工人第一次抱怨“老板”；正是在这里，美利坚儿童第一次期待“圣诞老人”[34]（St.a Claus，18世纪70年代早期，《里温顿的纽约地名词典》上是这样拼写圣诞老人的，上面记录了这个圣人的节日被古代荷兰家庭的后代庆祝，就像庆祝他们平常的节日一样）的到来；正是在这里，美利坚人第一次吃“曲奇”和“卷心菜沙拉”。当然，没有什么比曲奇更没有意义的了，但之所以提到它是因为它无处不在。从大萧条到艾森豪威尔时期，蓝色碟子上的卷心菜沙拉都是一道特色菜。在数不清的烤肉野餐中，它经常被放在烤豆子旁边，被打包放进小塑料碗里，解除汉堡和薯条快餐的腻味，虽然它经常被忽略或者被默默地吃掉，但它显示了曼哈顿殖民地无处不在的存在感。在考虑曼哈顿的贡献时，我们不应该看隐蔽的角落，而是应该看眼前的东西。我们不可能在后院埋着的荷兰蒸汽管中找到它，但是可以在任何城市的电话本上，Singh，Singer，Singletm，Sinkiewicz那页找到它。

许多遗产不见踪影，因为经过几个世纪的混杂和喧嚣，他们已经被掩盖、改造、嵌入其他更大的系统了。这是合乎道理的：我们不能期待它们在近三个世纪中依然保持原始的模样。相反，我们应该这样认为：如果一样东西是有用的、大家需要的，它就会成为融合的一部分。圣诞老人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他是一个戴着主教帽子的苗条家伙，荷属曼哈顿的儿童在圣尼古拉斯节的前夜都会期盼他的到来。按照惯例，他在孩子们的鞋子里留下糖果，但是有时候［正像近一个世纪的绘画里，科内利斯·杜萨尔特（Cornelis Dusart）的“圣尼古拉斯庆典”中那样］也将糖果放在挂在壁炉架的袜子里。当非荷兰裔家庭接纳他时，他的影响力变大，其他文化传统也一点点地嵌入庆祝仪式；媒体［在《哈伯斯周刊》汤姆斯·纳斯特（Thomas Nast）的动画里，圣诞老人变胖了，他的胡子变白了］和公司的广告（白边红衫与可口可乐20世纪30年代标志性的广告宣传相呼应）改造了他的形象，而他最终的模样是复杂的拼接，完全变成美利坚人的样子，他生根于施托伊弗桑特和范·德·邓克的曼哈顿。

殖民地也对政治历史的格局产生了影响。在范·德·邓克的政治改革运动帮助巩固了荷兰殖民地社会的独特特征后，尼科尔斯的投降协定保证了英国将保持居民想要的权利和特权。1686年，签署《纽约市宪章》（一些人认为这是现代城市的开端）的时候，它不仅将权利和特权说清楚了，而且还说清楚了他们的起源，承认了“古老城市的居民……享受……各种权利，自由特权和公民权”，这不仅来自它的英国统治者，还来自“荷兰的政府领导者、将军以及总司令”[35]。

你可以将目光从这个宪章上移开，从它背后粗鲁的、好争斗的，大多数人依旧说荷兰语的社会移开，直接看改革及之后的时期。1787年费城，在制宪会议上，纽约代表团是对给予联邦政府巨大权力的文件最不屑的。之后在奥尔巴尼的会议上，纽约州领导人决定只有将一个关于个人权利的具体法案附在宪法上，他们才会认可这个宪法。26个坚持这一点的人中一半是英国人，一半是荷兰人；新成立的州已经成为一个远近闻名、招惹争议的地方，它多元化的代表团争取个人权利的悠久历史足以说明该州的坚持不懈。[36]

当然，1791年颁布《权利法案》的时候，没有人注意到一个世纪前占统治地位的荷兰领导的殖民地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当时没有任何荷兰时期的书面历史——距离发掘出仔细记录着范·德·邓克为曼哈顿人民的利益发声的文件还有几十年的时间。

殖民地影响传播的路径也部分证明了其深远的意义。从他们在德拉瓦河的定居点开始，“森林芬兰人”清理了到达阿巴拉契亚山脉的道路，芬兰人、瑞典人、荷兰人和其他先驱者沿着这条路旅行，一路上他们将小木屋增添到美利坚的文化传奇中。但是扩张的主要道路是向北的。曼哈顿岛成了一代代移民通向美利坚的大门，正因如此，荷兰殖民地的传奇被放大。走下小船，人群熙熙攘攘，他们从那不勒斯、汉堡、勒阿弗尔或者利物浦到来，每个人呼吸的空气和他们启程前呼吸的完全不一样。空气中的味道正符合他们的希望，有一种复杂的、令人兴奋的香水味，其中还有浓重的、强劲的、新鲜的、席卷了整个大陆的味道，预示着满是富有希望的未来。这种气味被工厂油料和汗水味加重，又因波兰熏肠和意大利面酱以及马粪、锯屑、屠宰场的味道而变得浓重起来。新来的人浸泡其中，这种前途光明的味道，这种将各族人民融合到新世界的味道，他们将其称为美利坚的味道。之后他们四散开来，而这种味道一直伴随着他们。他们去了哈德逊河上游，那里于17～18世纪的意义，正如同密西西比河于后来时代的意义：生命线、商业和旅行的大道。

在曾经是奥兰治堡皮草交易站的奥尔巴尼，他们一路向西，进入莫霍克河谷。19世纪早期，在那里，工业时代的政治家们发现了荷兰先驱者两个世纪前就知道的事情：未来和发展就在河谷的西边。1825年，在历时八年的大型工程完成后，一条长360英里的沟渠被开凿了出来，穿越了整个荒原。早在1634年的冬天，哈门·曼德茨·范·登·博加特在他首次进入易洛魁地区，进行那场充满危险的探索时，就已经探索过这片荒原。伊利运河对国家的改造是美利坚历史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它开放了大陆内部，增加了人口，将重心由农村转到了城市，帮助美利坚成为工业强国。美利坚得到了改造，第一代曼哈顿人从他们岛上看到的未来在一路高歌中成为现实，无数的人和商品如洪水般涌入曼哈顿。来自欧洲和其他世界各地的人集中到这个岛上，然后沿河而上，向西到达运河。随着商业之路扩展到大陆的核心地带，十字路口的居民点变成了城市，在漫无边际的黄昏风景中，城市的灯光一闪一闪，每一处——托莱多、克利夫兰、底特律、布法罗、密尔沃基、芝加哥、格林湾——都聚集着建立这个城市的种族群体。

这就是为什么曼哈顿殖民地起源的故事这么重要。它的影响面是如此之广，对它做过于具体的断言或定义都是具有风险的，所以才有了我在这里的谨慎尝试：在曼哈顿的帮助下，全局才能调动起来。这当然不是显而易见的：施托伊弗桑特统治的小镇子和大都市没有相似之处，更别说现在这个爆发成大国的国家——说他们有相似之处就如同说橡子和橡树有相似之处一样——但是原始的殖民地做出了贡献，并且这些贡献依旧在那，融入了曼哈顿和美国。

曼哈顿岛定居者的传奇在神话和政治的层面之下，这些定居者将人们生活中长期存在的固有框架重新修改，创造出一个空间更广阔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任何人都有上升的渠道。但是他们并非有意要做这些事情。这里有促成殖民地形成的国家的宽容政策，但也有对它的无视或拒绝。这是一个既偶然又有计划的社会。美利坚并没有一个像清教徒神话的形成那般清晰的框架。同时，神话也有不好的一面：建立“山巅上的光辉之城”变成了“天命论”，它很容易就变成廉价的战争口号。第一批曼哈顿人到达这里的时候，并没有崇高的理想。不论是农民、制革工人、妓女、车轮制造人、酒吧女侍、啤酒酿造者或商人，这些人来这里是希望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们创造的地方有一种独特的混乱，但是很真实，从某些方面来说，很现代。

直到1908年，一位犹太移民被国家的可能性、力量、先进性以及他在美利坚大熔炉般的社会中看到的打破旧恨的希望所陶醉，写下了一个剧本，这个被叫作《大熔炉》的剧目连续上演了136周（当然是在百老汇上演）。“大熔炉”这个词在那时才被纳入词典，但剧本的作者伊斯雷尔·赞格威尔（Israel Zangwill）描述的是一些已经酝酿了很久的东西。当然，像“熔炉”和“多元化主义”这样的词语从很久以前就变得名过其实并且广受争议。移民是应该抛弃他们旧的种族划分，还是将这种种族性保留下来，和主流文化保持一定距离？很快，问题就变成了“什么是美利坚人？”或者就此而言，“什么是英国人？”“什么是德国人？”或者“什么是意大利人、以色列人、土耳其人？”在多元主义的社会，争论是普遍存在的。

不过，长时间以来，多元文化观点的力量不可否认。而它的内涵——宽容在如今的重要性更甚之前。2001年9月，恐怖袭击摧毁世贸中心，震惊全世界，它不仅打击了美国的金融中心，而且还影响到了下曼哈顿那数平方英亩，曾经被称为新阿姆斯特丹的地区。一种事物从另一种事物中发展出来，这个事实证明宽容依旧是一种力量。但愿，它依旧是进步社会的基石。让宽容发展，证明宽容可以发挥作用，这是第一批曼哈顿人集体才智的产物。

[1] Harry M.Ward，“The Search for American Identity：Early Histories of New England.”

[2] David McCullough，John Adams，245，254.

[3] 引用尤里安·奥克斯（Urian Oakes）的原话，出自Thomas Jefferson Wertenbaker，The Puritan Oligarchy：The Founding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33。

[4] Thomas Jefferson Wertenbaker，The Puritan Oligarchy：The Founding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32.

[5] 本段中的例子出处Thomas Jefferson Wertenbaker，The Puritan Oligarchy：The Founding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224-240。

[6] Stephanson，Manifest Destiny：American Expansion and the Empire of Right，42.

[7] 关于威尔逊对于这一说法的阐述以及他的原话，我参考的资料是Stephanson，Manifest Destiny：American Expansion and the Empire of Right，chapter 4。

[8] Christian Koot，“In Pursuit of Profit：The Netherlands’ Trade in Colonial New York，1664-1688，” talk given at Conference on New York City History，CUNY Graduate Center，October 2001.

[9] Rockefeller Notarial archives，Jacob de Winter，Notary，nos. 2309，2313，2326.

[10] Docs.Rel.，3：57.

[11] “The Dutch here”：Peter Christoph and Florence Christoph，eds.，Books of General Entries of the Colony of New York，1664-1673，36-37.

[12] “The Dutch here”：Peter Christoph and Florence Christoph，eds.，Books of General Entries of the Colony of New York，1664-1673，35-37.

[13] Leo Hershkowitz，“The New York City Charter，1686.”

[14] Docs.Rel.，2：420，491.

[15] Charles Gehring and J. A. Schiltkamp，trans. and eds.，Curaçao Papers，1640-1665，220.

[16] Docs.Rel.，3：363-379，419-510；John Romeyn Brodhead，The History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1609-1691，2：131-132.

[17] 约翰·温斯罗普写给克拉伦登伯爵的信，“The Clarendon Papers，” Collections，New-York Historical Society（1869），58。

[18] Docs.Rel.，3：106.

[19] Arthur Bryant，ed.，The Letters，Speeches，and Declarations of King Charles II，168.

[20] Docs.Rel.，2：516-517.

[21] Jonathan Israel，The Anglo-Dutch Moment，chapter 3，“The Dutch Role in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especially 124-129.

[22] David Voorhees，“The‘fervent Zeale’of Jacob Leisler”；Firth Haring Fabend，“The Pro-Leislerian Dutch Farmers in New York：A‘Mad Rabble，’or‘Gentlemen Standing Up for Their Rights’？”

[23] Joyce D. Goodfriend，Before the Melting Pot：Society and Culture in Colonial New York City，chapter 4 and 5.

[24] Milton Klein，“Origins of the Bill of Rights in Colonial New York，”391.

[25] Goodfriend，Before the Melting Pot，16，56-60.

[26] Charles Lodwick，“New York in 1692 …，”244.371.

[27] James Tanis，“The Dutch-American Connection …，”24.

[28] Firth Haring Fabend，Zion on the Hudson：Dutch New York and New Jersey in the Age of Revivals，especially chapter 10.

[29] Newark Daily Advertiser，December 6，1850.

[30] John Romeyn Brodhead，unpublished manuscript，Brodhead Collection，the Rutgers University.

[31] Editorial，New York Times，7 August 2001.

[32] J. Hector St. John de Crèvecoeur，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46-47.

[33] W. Scott van Alstyne，Jr.，“The District Attorney—An Historical Puzzle”；A.J.Reiss，“Public Prosecutors and Criminal Prosecu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和历史上的几乎所有事物一样，关于地区检察官职务的起源仍然存在争议，但是Reiss 和van Alstyne提出的论点直截了当地说明了具有影响力的一连串事件。关于地区检察官职务起源于“schout”职务的说法，最强有力的反面论点很有意思，因为其带有经典的美国英格兰中心主义特征。Jack Kress（“Progress and Prosecution”）指出，英格兰没有荷兰这样的地区检察官职务，英属美洲殖民地的首批地区检察官正是出现在这个荷兰殖民地的所在地，第一批地区检察官被英国人称为“scout”，这似乎清晰地表明了他们的职务起源于荷兰。但是，随后他又否定了这个论点，因为他认为荷兰人的影响力不可能那么持久，因为这个荷兰殖民地很小，而且荷兰人统治的时期“很短，仅从1653年持续到1664年，而且schout制度是否有足够的时间生根发芽还是个问题……”除了把这个殖民地的建立时间弄错了30年，Kress 还采用了美国历史学家们一直以来对这个荷兰殖民地采用的经典推理模式：假设这个殖民地并未真实存在过，然后根据这一假设，否定反面的证据。

[34] Elisabeth Paling Funk，“Washington Irving and the Dutch Heritage，” manuscript in progress，chapter 3：“The Popular Culture of New Netherland.”感谢作者寄给我这一作品的一部分。

[35] 该宪章刊登于Stephen Schechter，Roots of the Republic：American Founding Documents Interpreted，91。我对于该殖民地的政治遗赠的一部分理解来自Leo Hershkowitz，“The New York City Charter，1686”；Robert C. Ritchie，The Duke’s Province：A Study of New York Politics and Society，1664-1691，chapter 1；Paul Finkelman，“The Soul and the State：Religious Freedom in New York and the Origin of the First Amendment”；Milton M.Klein，“Origins of the Bill of Rights in Colonial New York”；Betsy Rosenblatt，“New York State’s Role in the Creation and Adoption of the Bill of Rights”。

[36] Rosenblatt，“New York State’s Role in the Creation and Adoption of the Bill of Rights”；“Albany Committee，” New York Journal and Weekly Register，April 26，1788.

尾声 书面记录

经历了这个故事中的所有风风雨雨，在阿姆斯特丹堡的议事厅和楼上的行政办公室里，以曼哈顿为中心的新尼德兰殖民地的历任秘书都尽了他们的本分：做记录并归档文件。土地买卖、房屋建设、牲畜被盗、打架斗殴、酒精税征收以及财产损失等，事无巨细，全都被记录在案。鹅毛笔在进口的粗纸上书写时发出沙沙的声音。西印度公司的董事们发布了他们的命令，殖民地的领袖们写下了他们的抗议。一封封书信流向库拉索岛、弗吉尼亚、波士顿、阿姆斯特丹。鹅毛笔被放进墨水瓶里蘸了蘸，又开始书写，纸上出现了一行又一行异常卷曲的荷兰语字母。

理查德·尼科尔斯的军队占有这些资料之后，它们的下落如何？这里不得不用一句老生常谈的话来总结：历史往往是由成功者写就的。英国人没有将荷兰殖民地的相关记录载入美国早期历史，其中或许掺杂了英国人对荷兰人的怨恨。17世纪爆发的三次英荷战争让这两个互为对手的国家嫌隙更深。用英文发表的冗长文章中，有一篇的标题是这样的：“荷兰人的家谱或亲属关系显示他们是靠装在黄油盒子里的马粪喂养大的”。这足以提醒我们，英国人对荷兰人的憎恶简直已经到了一种近乎荒唐的地步。这种厌恶还体现在英语中一系列与“荷兰”（Dutch）有关的短语上，比如“各付己账的聚餐或娱乐活动”（Dutch treat）、“酒后之勇”（Dutch courage）、“莫名其妙的话”（double Dutch）、“不公平的交易”（a Dutch bargain）、“AA制”（going Dutch）和“得不到感激的安慰”（Dutch comfort）等。这些短语都有贬损之意，而且都是17世纪流传下来的，后来又从英国传到美国。

其他早期殖民地的书面记录都得以保存并用来创作美国的起源故事，但那些非英属殖民地的资料被随意对待，遭人驳斥，最终被人遗忘。[1]接下来的三个世纪里，那些断断续续的记录讽刺又戏剧性地反映了这个殖民地本身是多么不受重视。就像电影《变色龙》里多变的主人公一样，这个档案总是和美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685年，詹姆斯国王下令整顿殖民地，于是，这些资料被扔到马车上运往波士顿。三年后，新国王威廉和玛丽推翻詹姆斯的统治，这些资料又被送回纽约。也许就是在往返途中，一些卷宗遗失了（1638年以前的资料全都不复存在，1649～1652年范·德·邓克向总议会陈述殖民地案件这一重要时期的资料也都不见了）。1741年，保存这些资料的阿姆斯特丹堡（现称乔治堡）被人付之一炬，多数人认为这是奴隶策划的一起阴谋事件。尽管门房被烧毁了，但是卷宗被一位有心的秘书扔到窗外，得以幸存。那天刮着大风，许多书页被吹走了，但是大多数资料仍保存完好。

革命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纽约市一片混乱。成群的激进分子无所不用其极，妄图扰乱英国政府的管理。有人甚至以殖民地的皇家总督威廉·特赖恩（William Tryon）的性命相要挟。1775年12月1日早晨，威廉·特赖恩准备处理公事的时候发现自己在纽约港“戈登公爵夫人号”摇摇晃晃的甲板上，离本该在他管辖之下的民众已经有几百码的距离了。[2]当天，还有一个新麻烦同样引起了威廉·特赖恩的注意，而且当时威胁他性命的那个激进分子也牵涉其中。于是，他给该省的副部长写了封紧急信件：

阁下：

我得到可靠消息，康涅狄格一个民众组织的头目艾萨克·西尔斯（Isaac Sears）很快就要闯入纽约城，想要依靠暴力抢夺秘书办公室里的公共档案。[3]因此，在我和议会商议出如何更好地保护这些资料之前，为了国王的利益考虑，我要求你立即将你管理的法案和记录放到“戈登公爵夫人号”上去。其中，有关土地专利权和公共委员会的档案是重中之重，应该被最先转移到船上。

您忠实的仆人

威廉·特赖恩

泰伦急于保护的不仅有英国殖民地纽约的文献资料，还有早期荷兰殖民地的文献资料。战争期间，这些资料一直留在泰伦潮湿的船舱里，长了很多霉菌，现在还能明显看到书页上有发霉的痕迹。[4]从法国作家让·埃克托尔·圣·约翰·德克雷弗克写给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信来看，当关乎纽约市和各殖民地命运的战斗达到高潮时，这些资料又被转移到伦敦塔里了。[5]最后，获胜的殖民者又把它们要了回来。不可思议的是，这些文件在动乱的战争中居然能保留下来。虽然最后纽约州的首席部长报告说，许多书页都“发霉得很厉害，而且严重损毁”[6]了，但他补充说，自己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来保护这些资料，经常把它们拿出来晒太阳、通风，有几次还一页页地擦拭过”。

下个世纪之交，这些文件里的信息看起来似乎能够载入史册了。1801年，纽约州议会委员会宣布“应该立即采取行动，翻译部长办公室里那些用荷兰语写的纽约州的文献资料”[7]。众人或许都认为这个法令能被认真对待，因为它是立法部的掌权人阿龙·伯尔颁布的。当时阿龙·伯尔马上要离开纽约，去担任托马斯·杰斐逊的副总统（三年后却因在一次决斗中杀死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而变得声名狼藉）。但直到1818年，这些资料的全面翻译工作才开始。被选拔出来进行这项工作的是弗朗西斯·阿德里安·范·德·肯普（Francis Adrian van der Kemp），他是个上了年纪的荷兰牧师，当过兵，曾移民到纽约。四年后，他完成了整整12000页的译本。

事实上，这个小插曲在殖民地记录的历史中类似于一出闹剧。单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成书速度的。此外，范·德·肯普的英文水平有限，而且那时候他快要双目失明了。为了在飞速翻译时保住眼睛，他只是匆匆浏览了一下那些文件，还时不时地中断翻译工作，服用颠茄制剂（一种致命毒药）。范·德·肯普最终的“杰作”就是24卷的翻译手稿，这些手稿完全是败笔——集合了大错小错[8]以及大量无法解释的空缺。这样的结果远比翻译手稿没有价值还要糟糕，因为所有人都以为这些手稿翻译得很精准，于是把它们收藏在奥尔巴尼的州立图书馆里，准备供历史学家使用。上天有时候还是很仁慈的，最终，这一整套手稿（从未出版过，只有原稿）在一场大火中付之一炬，没能进一步混淆历史。

20世纪早期，再次有人试图让美国的这段历史重见光明。他们极力寻找一名能够准确理解17世纪荷兰语的译者。最终，他们找到一个腼腆、敦实、在荷兰出生的工程师，他有语言天赋，而且在译文的准确性方面非常执着。可惜的是，范·拉尔的翻译工作刚开始两年，1911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席卷了纽约大厦，而纽约州立图书馆也在这座大厦里。大量的书卷被烧毁。不过所幸这些关于荷兰的记录再次逃过一劫。原因有些讽刺：这些记录被认为不太重要，于是被放在底层的书架上，所以书架倒下的时候，上层的英国殖民地记录恰好护住了它们，这才没有被烧毁。尽管如此，经过火灾和水淋，有些文件还是被毁了，另外一些也严重受损，范·拉尔两年的工作成果也付诸东流了。就像小说人物的反应一样，他看似陷入了极度的惊愕，但火灾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像往常一样继续去工作。不过他的工作地点变成了一堆烟熏火燎的废墟，还是露天的，而他就在这堆废墟中翻翻找找，看有没有残存的书页。之后，他继续受雇于纽约州档案馆，最终译出了四卷本的荷兰语资料（这些资料半个世纪里都没有被出版）。但是那次火灾让他精神崩溃，于是就慢慢退出了这个庞大而且厄运连连的项目。

到了20世纪70年代，也就是水门事件发生时期，人们再次开始努力破解这些荷兰语手稿中的秘密。当时，杰拉尔德·福特战胜理查德·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他任命刚刚完成第四个任期的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为副总统。前往华盛顿之前，洛克菲勒投了一小笔资金到该项目中。随后，寻找译员的工作又开始了。

整个翻译工作远比想象的要困难得多。荷兰语在300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8世纪，荷兰语的书写风格也有了转变，因此，现代说荷兰语的人经常看不懂18世纪以前写就的文件。那么，这项翻译工作需要大量的技术性知识，比如度量衡方面的问题，一个aam里有多少mengelen，一个daelder实际上和一个Carolus guilder等值，但又低于一个rijksdaelder。[9]由此看来，这份工作简直是难上加难。

当负责寻找译员的资深的图书管理员彼得·克里斯托夫在一次会议上遇到查尔斯·格林的时候，两人都十分震惊。当时格林已经完成了日耳曼语言学的博士论文，主要集中研究荷兰语。回忆起他们见面时的情景，克里斯托夫告诉我说：“我还没来得及开口说话，他就问我，‘在你这个圈子里，有没有工作机会给研究17世纪荷兰语文件的人？’我回答说：‘天啊，巧了。’”

那是1974年。从那以后，格林只有一份工作，就是翻译殖民地的档案。与其他所有非营利事业发展遇到的阻碍类似，这项工作每年都会出现资金不足的状况。意料之内，该项目的大部分资金都是由有荷兰血统的美国人捐赠的。另外，国家人文基金会也有一项相匹配的拨款。随着格林的翻译成果相继出版（迄今已出版18卷），他也成了美国殖民研究的一位核心人物。格林不仅成功地将美国在非英国殖民时期的历史记录展现给研究者们，而且还拓宽了殖民研究的范围，使其不再局限于仅以英格兰为研究中心。为了对他的努力表示敬意，1999年，美国国家内务部宣布将这12000页的荷兰殖民地手稿列为国家珍宝。除了给这些烧焦的书卷一份迟来的尊严，国家还拨款用于书卷的保存。

近年来，撰写有关荷兰殖民地的博士论文和学术论文的历史学家们越来越意识到这一课题的重要性。他们的成果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格林和珍妮·维尼玛（荷兰历史学家，过去的18年都在给格林当助手）。我同样十分感激他们，不仅因为他们的翻译让这些记录变得能够理解，而且他们还允许我在他们身旁工作，耐心回答我的各种问题，为我指引探索的方向，甚至允许我自由查看书架和文件柜里的资料，饱览他们花费多年才搜集来的奥秘。同样有价值的是，相比仅从书上汲取的那些信息，跟他们在一起让我能够更深切地感受到殖民地人民的存在。纽约州立图书馆坐落在奥尔巴尼市中心，在一座20世纪70年代的死气沉沉的建筑里。但是他们所在的拐角处的办公室的一隅处于伦勃朗和维米尔时期。待在那里的时候，我反而觉得自己过得更充实、更疯狂。当查理·格林滔滔不绝地讲述17世纪的航海风险时，他口中那些荷兰的航海术语已经几百年没有在荷兰出现过了。他有个很动人的习惯，总是用现在时来谈论人物：“范·廷霍芬有很多肮脏的秘密，但他也是曼哈顿岛上最狡猾的人。”他这样描述一个在1656年最后一次在曼哈顿出现的人。

受到他们的感染，我觉得这些文件就是珍贵的工艺品，上面承载着无法言说的故事。坐在珍妮·维尼玛身边，浏览着那些英国占领曼哈顿之前写成的、发黄的、布满霉点的书页时，我发现其中有一页和其他的截然不同。典型的书写员的字体比较圆润，还带一些复杂的小花饰。而这一页上的字体笔画很粗、参差不齐且上下起伏。“哦，这肯定是施托伊弗桑特写的，”珍妮不假思索地说，“他当时肯定写得很匆忙，又没有秘书在身边。”此人的字迹和他的性格之吻合令人惊讶，而且这封还未公布的信确实显得很紧急。他是写给西印度公司的董事们的，目的是告诉他们英国的护卫舰已经到达港口了，后者的大炮已经瞄准了这座城市。在信的末尾，施托伊弗桑特补充说，他会把信交给一位船长，此人会神不知鬼不觉地穿过“地狱之门”，然后出海。但是如今这封信在我手中，这就证明此人并未出海。长岛失守了，施托伊弗桑特通知他的上司说，新英格兰人大举跨过河流，准备进攻曼哈顿岛。而曼哈顿城里此时粮食短缺，弹药不足，士兵纷纷表示不愿意为一个不肯援助他们的公司冲锋陷阵。从信中可以明显感觉到施托伊弗桑特的愤怒：他不停地在寻求援助，可是公司那些头目对此视若无睹，使他陷入绝望的境地。这时的施托伊弗桑特已经不是过去那个固执的、挺过各种残酷打击的殖民地管理人了，他只是个被无能的官僚机构困住的可怜人。

另外，还有一件小事表明这些饱经风雨的卷册如何揭示了人类生活的片段。奥兰治堡（奥尔巴尼）的前哨有自己的行政部门。多年来，一个名为约翰内斯·迪克曼（Johannes Dijckman）的人一直担任秘书，负责做会议记录。关于此人，我们知道的并不多，他只是个普通人，没在历史上留名。但是别的地方提到了他酗酒的问题。[10]“随着时间流逝，你会发现他的字迹越来越难辨认，”格林说，“之后，1655年的一天，在会议中途，会议记录上的字迹变了。一个新人接手了这份工作，从此就再也没见到原来的字迹了。”[11]不久之后，迪克曼出现在执事的账簿上。他在领贫困救济金，而且余生都在领取这些救济。“迪克曼做的最后几页记录上面全是污渍和斑点，”维尼玛说，“没人知道那是什么，也许只是水，也许是酒，还有可能是他的眼泪。”

去新尼德兰旅行

这本书部分参考了“新尼德兰项目”的翻译资料，这个项目设在纽约州立图书馆。对这个项目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登录这个机构的网站（www.nnp.orglai）了解到更多相关情况，上面有这个殖民地历史的信息，并可以虚拟化地游览新尼德兰（也可以了解到我写的这本书）。同时，那些想要支持这个重要的非营利事业的人也可以通过“新尼德兰的朋友”（a Friend of New Netherland）在线做一些事情。

[1] 关于殖民地记录的历史、状态和保存，我的资料来源是：The A.J.F.van Laer Papers，New York State Library；the John Romeyn Brodhead Papers，Rutgers University；the Andrew Elliot Papers，New York State Library；A. J. F. van Laer，“The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the Manuscript Dutch Records of New Netherland，with an Account of Previous Attempts at Translation，” New York State Library Education Department Bulletin，January 1，1910；Vivian C. Hopkins，“The Dutch Records of New York：Francis Adrian van der Kemp and De Witt Clinton，” New York History，October 1962；New York Secretary of State，“Inventory of Dutch and English Colonial Papers”；Hugh Hastings，ed.，Public Papers of George Clinton，1：7-10；Charles Gehring，“New Netherland Manuscripts in United States Repositories，” de Halve Maen 57（August 1983）；Charles Gehring，“New Netherland Translating New York’s Dutch Past，” Humanities（November/December 1993）；Ronald Howard，“John Romeyn Brodhead，” de Halve Maen 59（July 1985）；Peter Christoph，“Story of the New Netherland Project，” de Halve Maen 61（September 1988）；Charles K.Winne，Jr.，“Arnold J. F. van Laer（1869-1955），An Appreciation，” in A. J. F. van Laer，trans.，New York Historical Manuscripts：Dutch，vol. 1；Application Form，U. S.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Save America’s Treasures” Program，Project：Dutch Colonial Manuscripts，1638-1670；and interviews with Charles Gehring，Peter Christoph，Christina Holden，Janny Venema。

[2] 关于泰伦的信息主要来自 Paul David Nelson，William Tryon and the Course of Empire，and from original documents in the Andrew Elliot Papers at the New York State Library。

[3] J. V. N. Yates，“Report of the Secretary of State，relative to the records &c. in his office，” 44.

[4] Interview（August 27，2002）with Maria Holden，conservator，New York State Archives.

[5] 一般认为，这些被保护的文献记录在整个战争期间都是被放在“戈登公爵夫人号”和“沃里克号”（Warwick）上，但是让·埃克托尔·德克雷弗克在1783年写给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信显示，这些文献记录是在冲突中被移到了伦敦塔中。请参见 J. Hector St. John de Crèvecoeur，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341。

[6] Yates，“Report of the Secretary of State” 46.

[7] Van Laer，“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the Manuscript Dutch Records of New Netherland.”

[8] 历史学家们始终怀疑范·德·肯普的翻译是有问题的。查尔斯·格林也给出了公正的评估，他在发现尚未被大火毁灭的其中的两卷本后，也认为译文非常糟糕。

[9] aam和mengelen都是旧式液体单位，一般常用来计量葡萄酒。daelder、Carolus guider 和 rijksdaelder为17世纪钱币。如想进一步了解此处度量衡的换算方式，请参考https：//www.newnetherlandinstitute.org/research/online-publications/guide-to-seventeenth-century-dutch-coins-weights-and-measures/。——编者注

[10] 实际上，施托伊弗桑特在写给西印度公司董事的信中都称呼他为“酒鬼约翰内斯·迪克曼”。

[11] 字迹的改变出现在1655年5月9日，也出现在Charles Gehring，Fort Orange Court Minutes，1652-1660的第193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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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索引中的页码为本书页边码）

Abraham’s Sacrifice（ship），37

Adams，John，28，301

Adriaensen，Willem，127

Allerton，Isaac，126，140

Amboyna（Ambon），72-73，248，260-61

Amboyna：A Tragedy（Dryden），73

America：Anglocentrism of history，220，302-3，311-12，339n.196，344n.263，349-50n.314；anti-Dutch bias，311，319，349-50n.314；Articles of Capitulation and Bill of Rights，304-5，315；democratic government，Dutch influence，28，100，198-208，220-21，244-45；as divinely anointed，302；Dutch colonies and settlers （see Manhattan；New Netherland）；Dutch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legacy，2，269-71，310-18，349-50n.314；English colonies and settlers，35，71-72，87，115，157-61；English land grants and bogus claims，185-87；English roots，2，157，284；first bounty hunter，188；first district attorney or public prosecutor，313-14，349-50n.314；first permanent European settlement，23；first New World settlement founded by a woman，160；Flushing Remonstrance and First Amendment，276；“forest Finns，” 277-79，279n.，316；fur trade，33，35，75-81，126，179，182，194；homosexuality，187-89；ideas of liberty，284-85，304-5；immigration，seventeenth-century，37-38，40-49，61；Jansson-Visscher map，217，224-25；log cabin building，279，279n.；Manifest Destiny，302，317；melting pot，Dutch colony and，312，313；merchant and trade groups （see West India Company）；multiculturalism and revival of interest in Dutch colonial history，312；myth of origin，301，302-3，317；national character，Dutch influence，28；“natural law，” 264，345n.264；religious freedom，Dutch influence，96-97，274-76；religious pluralism，276-77，312-13；slavery and Royal African Company，293；Swedish colony，88-89，114-17；tobacco，194-95；transatlantic crossing，37；utopian community，220. See also Manhattan；New England；New Netherland

American Cookery（Simmons），270

American Revolution，80，100，156，320
amputation，147

Amsterdam：amenities，40，212-13；art and printing，214；creation of American colony，New Amstel，282-83；Descartes in，97，213；discovery of Van Rappard documents，53，53n.；Free University of，142；fur trading and，35；harborfront，33；inn of Pieter de Winter，85，110；Jewish community，275；letter by Van der Donck to Dr. La Montagne，in Municipal Archives，231；liberality and tolerance，2-3，26，61；Netherlands Maritime Museum，149；populace，melting pot，213；prosperity and Golden Age，212-13；prostitution，214；seventeenth-century，25；tobacco trade and，194-95，195n.；Town Hall，214-15，215n.；Walloon Church，41；West India House，48，75，154

Amundsen，Roald，34n.

Anatomy Lesson of Dr. Tulp，The（Rembrandt），40，328n.35

Arminius，96，97

Arms of Amsterdam，54

Articles of Capitulation，304-5，307，315

Austrian National Library，217-18

Bacon，Nathaniel，120

Barents，Willem，28-29

Barsimon，Jacob，275

Baxter，George，181，237，264

Baxter，Thomas，260，263

Bayard，Judith，153-54，154n.，168，169，176，208，233，234

Beck，Matthais，274

Beech，Nan，111，127

Belgium，16，40，70，232n.

Bentyn，Jacques，122

Bermuda，37-38

Blaeu，Johannes，225

Blake，Robert，248

Blauvelt，Willem，83，187，194，207-8

Block，Adriaen，34，225

Blommaert，Samuel，88

Bogardus，Everadus，140，141，165，179，191，335n.141

Bol，Jan Claesen，179

Bonomi，Patricia，312

Bout，Jan Evertsen，111，197，207，212，213，231

Bradford，William，95，136

Brazil，144，149，150-52，277

Breda，Holland，93，94-95，153，154n.，176，225-26

“Broad Advice，” 124，336n.148

Brodhead，John Romeyn，52，263，311

Bronck，Jonas，140，290

Bronx（Bronck），140；Anne Hutchinson in Pelham Bay，160；River，163

Brooklyn（Breuckelen），127，192，262；Ferry 263，296；Flatbush（Vlackebos），262；Lady Deborah Moody’s Gravesend，160，262

Brown，William，126

Browne，Robert，45

Burr，Aaron，5，321

Cabot，John，15-16，18-19，74

Calvin，John，156

Calvinism，61，68，85，96，153，168，169，170，187，274-75

Camden，New Jersey，181

Cape Henlopen，88，115

Cape May，40，88，115，277

Castellio，Sebastian，96-97

Catskill Mountains，134，138-39

Chambers，Thomas，126

Chancellor，Richard，18

Charles Ⅰ，45，67-74，96，219，222；art and artists and，69-70；Civil War and，155-58，219；daughter’s marriage to Willem Ⅱ，222

Charles Ⅱ，King of England，3，219，286；takeover of Dutch colonies，289，291-300，307

Christina，Queen of Sweden，88，115，213

Christoph，Peter，4，323

Coen，Jan Pieterszoon，63

Congo，Antony，83，165

Connecticut，158，164，180，237-38，260，286-90

Connecticut River（Fresh River），34，43，87，237

Coorn，Nicolaes，188

Coriolanus（Shakespeare），15

Cornelissen，Gelain，108

Crèvecoeur，J.Hector St.John de，313，321，351n.321

Cromwell，Oliver，164，219，245-47；Anglo-Dutch Wars and，247-50，261，265；capture of Jamaica，247；George Downing and，285-86；Western Design，261，265

Croon，Lysbeth，241

Crossed Heart，The（ship），306

Cunaeus（Piet van der Cun），100

Curaçao，146，149，150，151，152，168，179，274，288，306

Curaçao Papers，221

Dandrada，Salvador，275

Dee，John，16-17

De Forest，Isaac，107

De Graaf，Reinier，98

De Hondt，Joost，29

De Jure Bellli ac Pacis（Grotius），210

Dela Croix，Jeronimus，77

Delaware Bay，31，88-89，183

Delaware Indians，32，42，184

Delaware River（South River），34，43，44，58，88；English threat to Dutch control，183；New Amstel settlement，282-83；New Sweden and，114-17，164-65，181-184，277-79

De Lucena，Abraham，275
democracy，100；American Revolution and，156；English Civil War and，156-57，219；forerunner，Peace of Westphalia，210；Manhattan a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198-208，229，244-45；political activism，seventeenth-century and，219；Van den Enden’s coterie，220

De Rasière，Isaack，54，55，58，59，62-63，64

De Ruyter，Michiel，299

Descartes，René，97-98，100，101-2，154，171，213，310

Description of New Netherland，A（Van der Donck），136-38，137n.，251-52；second edition，281-82

Description of the Province of New Albion，A（Plantagenet），187

De Sille，Nicasius，297

De Truy，Philip，200

De Vernuis，Jacque，106-7

De Vries，David，81-82，83，107，119-20，121-22，123-24，125，173，173n，333n.108

De Wale，Johannes，98

De Winter，Jacob，253

De Witt，Jan，241，248，265，286，291

De Wolff，Dirck，268

Dijckman，Johannes，325，351n.325

Dircksen，Willem，126

Discourse on Method（Descartes），98，102

Discourses and Mathematical

Demonstrations Concerning Two Sciences（Galileo），97

Documents Relating to New Netherland，1624-1626，in the Henry E. Huntington Library，53n.

Dokkum，Netherlands，148

Dongan，Thomas，276-77

Doughty，Francis，160-61，164，165，264，281

Doughty，Mary，161，166，176，195-96，207，245，281

Downing，George，285-88，290，291，295，299

Drake，Sir Francis，18

Dryden，John，73

Dutch Antilles，146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VOC），24，26，29-30，52，102

Dutch Republic. See Netherlands

Dutch West India Company，39-40，47，48，52，53，55，56，61，62，63，75，81，87，88，100，102，105，106，108，113，117，122，140，141，144-45，151，189，193，228，275；American appeal to be separate from，165，193-98，206-8，216-31，240-45；Anglo-Dutch Wars and resurgence of power，249，259-60；English takeover of American colonies and，288，299-300；failure of，224，242；Long Island towns and，264；Manhattan focus of（1655），277；Manhattan purchased for，3，49-50，53，54，56，57，58，65，329-30n.49；peace treaty with Indians ordered，161；Peter Stuyvesant and，146-55，161，165，306，324，341-42n.228；reversal of ruling against，245，249；slave trade，273-74，291；soldier’s pay，57，330n.57

D’Wys，Gulyam，259

East Indies，25-26，63，68，71，72-73，248

Eaton，Theophilus，236，236n.，237，238

Eighty Years’War，210

Elizabeth Ⅰ，Queen of England，16，18，68

Encyclopedia of the North American Colonies，312

Endecott，John，160，237-38

England：American colonies and settlers，2，3，35，87，115；Anglo-Dutch Wars，247-50，259-61，265，307-8；Charles Ⅰ and Personal Rule，67-74；Church of England，156；Civil War，155-58，164，246-47，337n.164；as colonial power，113；Cromwell’s Western Design，261，265；defeat of the Spanish Armada，18，29；disputation of Dutch claims to New York，73-75，81-82，115，181；Dutch alliance，45，67-74；Dutch Republic，contrast with，26，27；Dutch Republic，politics and，30；economy and trade，15，17，18，34，247；East Indies and，71，72-73；exploration，13-14，15-16，17-24；Glorious Revolution，308-9；Henry Hudson，desire for return of，30，33-34；India and，73，113；invasion of New Netherland，aborted，261，265；land grants in colonies，186；merchant and shipping companies，13-15，23-24，35-36；Navigation Act，247；Protestantism and Cromwell，155-58，246；religious persecution，158-59；Restoration，286，289；seizure of Unity，71-72，73-74；Spain and，69-70；takeover of Manhattan and New Netherlands，3，8，216，284-300；Whitehall Palace，70

Episcopius，Simon，97

Erasmus，Desiderius，171

Erie Canal，8，81，316-17

Exercitatio Anatomica De Motu Cordis et Sanguinis in Animalibus（Harvey），63
exploration：America and Canada，by Henry Hudson，31-35；Arctic，17-22，327n.21；circumnavigation of the globe，18；Dutch，28-30；English，15-24；“established theory，”20，327n.21；maps and mapmakers，16，17，29；search for a northern passage to Asia，17-24，28-30，34-35，34n.；Spanish，17；Strait of the Three Brothers，17. See also Hudson，Henry

Eyckenboom，Den（“The Oak Tree”），103，108，333n.108

Farret，John，149-50，152-53，154，179

Fernando de Noronha Island，149

Finns，277-79，279n.，316

Fishkill，New York，41-42

Flipsen（Philipse），Frederick，269

Flushing（Vlissingen），New York，207，262，264

Flushing Remonstrance，276

Forrester，Andrew，185-86

Fort Orange（Albany），46-47，49，52，58，59，65，75-76，87，102，109，139，162，188，190，295，308，316；Beverwyck，267-68，308；Dutch legacy in place names，310；as Willemstad，308

Fortune（ship），37

Fox，Dixon Ryan，344n.263

France：fur trade in America and Indian alliances，76，79；Henry Hudson and，30

Franklin，Benjamin，321，351n.321

Frederik Hendrik，Prince of Orange，45，222

Frijhoff，Willem，142-43，143n.

Frisius，Gemma，16，17
for trade，33，35，39，44-45，75-81，126，182；beaver hats，76；beaver pelts per year passing through Manhattan，194；wreck of the Princess and，179，191

Galileo，97，99

Geddes，Jenny，155，157

Gehring，Charles，1，4-6，7，52，53n.，142-43，151，271，323-25，35 In.322

Geraerdy，Philip，107

Gerrit，Manuel “The Giant，” 84，300

Gerritsen，Philip，141

Gerritson，William，161

Goderis，Joost，259

Goedhuys，Diederik Willem，137n.

Gomarus，96

Gorges，Sir Ferdinando，186

Grotius，Hugo，99-100，137，154，171，178，210，264，310，345n.264

Gustavus Adolphus，King of Sweden，61，88，210

Hackinsack Indians，119，164

Hakluyt，Richard，19-20

Hall，Thomas，171，185，197

Halve Maen（ship），31，206

Hartford，Connecticut，82，87，237，287，290；Hartford Treaty，237-38，243；Huyshope Avenue and Dutch origins，238，238n.

Harvard，John，285

Harvey，William，63，67，98

Heckewelder，John，32

Hempstead（Heemsteede），New York，262-63

Hendricksz，Jeuriaen，126

Henrietta，Duchess of Orleans，307

Henri Ⅳ，King of France，30

Herman，Augustin，171，185，197，198，201，207，219，235，242；Jansson-Visscher map，217，224-25

Heyn，Piet，63

Hoboken，New Jersey，241

Holland，93，93n. See also Netherlands

Holmers，Willem，126

Holmes，Robert，295
homosexuality，187-89

Hooglandt，Cornelis，127

Hooker，Thomas，87

Hopewell（ship），20，21-22

Hopkins，Edward，237，238

Hudde，Andries，127

Hudson，Henry，5，9；American exploration，31-35，96，206，225；background，19；crew mutinies，22，35，328n.35；death，35，328n.35；discovery of Manhattan and Hudson River，32-33；Dutch sponsorship，24，26，29，81，96，206，328n.29；first voyage，20-21；Indian encounters，32，33；influence，35；lack of historical recognition，18-19；London house，326-27n.13；Muscovy Company and，13-14，19-24，327n.14；political intrigue，29-30；search for northern passage，19-22，34-35，34n.；second voyage，21-22；ships，20，21-22，31

Hudson，John，21，35

Hudson Bay and Hudson Strait，34，35

Hudson River，5，8，32-33，34，38；Dutch settlements on，46-47，58，75-81，102-4；Indians of，38；as North River，43；as River Mauritius，38. See also Manhattan

Huguenots，153

Huntington，Henry E.，53

Huron Indians，79

Hutchinson，Anne，160

India，73，113

Indians. See Native Americans

Iroquois League，80

Irving，Washington，3

Ivan the Terrible，18

Jacobs，Jaap，82

James Ⅰ，King of England，30，35，45，186

James Ⅱ，Duke of York，3，292-93，294；American land grant，294；as King James Ⅱ，308，320；Manhattanites’freedoms and，305

Jansen，Hendric，108，127

Jansen，Tonis，108

Janszen，Michael，185，197，198，200

Japan，291

Java，63

Jeannin，Pierre，30

Jefferson，Thomas，98

Jersey City，New Jersey，123，241

Jews：in America，9，275；in Dutch Republic，26，95，275；Stuyvesant and，275

Joachimi，Albert，70-71，87，157-58，192

Jogues，Isaac，333n.107

Johnson，Jeremiah，136

Juet，Robert，32，33

Kalmar Nyckel（ship），88，115

Kidd，William，106

Kieft，Willem，108，112-28，181，207；case against，170-71，172-79，180；currency crisis and directive，117-18；death in shipwreck，179，191，192；directive on Indian tax，118-19，173，177；edict against Raritan Indians，120，173；English refugees to Manhattan and，159-60；letter to Minuit，116；opposition to，139-45，151，154，161，168，170-71，172-79；peace treaty with Indians，161-64；replacement，154-55，165-66，167；tax on beavers and beer，140-41；Van der Donck and，134；War against the Indians and Pavonia massacre，121-28，151，152，172

“Knickerbocker” history（Irving），3

Kremer，Gerhard（Mercator），16，17

Kress，Jack，349-50n.314

Krol，Bastiaen，37，59，65，87

Kuyter，Jochem，139-40；banishment and exile，178-79；case against Kieft，140-41，165，167，168，170-71，172-79；return to Manhattan and decision against Kieft，197-203；wreck of the Princess，survival，179，191-92

Lake Ontario，80

La Montagne，Johannes，114，118，162，184-85，204；Van der Donck’s letter to，231

Lampe，Jan，62，62n.

law：first district attorney（schout）or public prosecutor，313-14，349-50n.314；Grotius and international，99；Manhattan，legal system and punishment，61-63，84；“natural law，” concept of，264，345n.264；Van der Donck and American，99-100，103-4

Leete，William，287，289

Leiden，Holland，45，93-102；University of，94，95，97-100，135，178，250

Leisler’s Rebellion，309

Le Maire，Isaac，30

Lenni Lenape Indians，38，54

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Crèvecoeur），313

Levy，Asser，275，300

Locke，John，100

London：Downing Street，286；Great Fire，23；Henry Hudson house，326-27n.13；Muscovy House，15，23；seventeenth-century，13-15，21

Long Island，127；division between Dutch and English，238；English takeover，290；Gravesend，160，262-63；New Albion and claims of Plowden，186-87，338n.186；“Remonstrance and Petition of the Colonies and Villages in this New Netherland Province，” and breach with Stuyvesant，262-64

Loockermans，Govert，106，113，144，170，184，185，197，198，219

Loper，Jacob，207

Lupoldt，Ulrich，111

Luther，Martin，156

Mahican Indians，38，46，52，57-58，87，135-36，141，161

Maine，186；Fort Gorges，186

Manhattan（New Amsterdam，New York City），2；African settlers and slaves，83，84，165，233，273-74，346n.273；as American beginning，3，303；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196，196n.，337n.172，339n.196；Battery Park，60；beaver on seal，76；“birth certificate，” 55-56；Board of Nine，185，190，193，193n.，194，196，198，199，201，204，207，229，235；Brewer’s Bridge，107；British invasion，aborted，261，265；Broadway，60，60n.；burgher status，268，271；canal，266；case of Kieft vs. Kuyter，Melyn，et al，172-79，191-92；chosen as capital of New Netherlands，49，58，81；City Tavern（City Hall），192，196，257，258n.，297；claims of Andrew Forrester，185-86；as company town（West India Company），61-62，81，105，108，113，143-45，233；Corlaer’s Hook（Lower East Side），123；cost of living，227；culture，society，lawlessness，prostitution，61，62，64-65，83-85，89，106，111，167；currencies，64，65，76，117-18；Customs Building，60；decision-making，people’s demand for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171，172，197-208，221，229，244-45，257-64，265，305；decline（1640），89；deed to，54，55，58；Deutel Bay（Turtle Bay），111，111n.，121；disputation of Dutch claims to by English，73-75，81-82；Dutch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legacy，269-71，310-18；Dutch retaking（1673）and subsequent to return to British，308，309；early construction，59-60，82-83，104-5，107，126，171；Ellis Island，259；English religious refugees in，158-61；English takeover，3，8，284-300；first kosher butcher shop，300；first minister，64；flag of United Provinces，colors and New York sports teams，183；Fort Amsterdam，59-60，62，122，124，126，127-28，132，140，159，168-69，184，193；fortification，Anglo-Dutch Wars，260，287-88；as free port，64，105-6，107，110，117，194；government，postincorporation，257-64，265-66；Greenwich Village，56-57，233-34；growth，61，82，149-60，171，266，269-70；harbor，104-5，107；Harlem，110，271-72；Harlem River，196；Henry Hudson and，33；immigrants，as landing for，61，309-10，316，317；incorporation as city（1653），257-58，258n.，345n.265；inhabitants，2，5，8，58，61，83-85，86，107，165，234，333n.107；as international port and shipping hub，151，194，195，266，268，303-4，339n.196；Jews in，275，300；Kieft’s directive on taxing Indians，118-19，173，177；Kieft’s War against the Indians，121-28，151，152；legal disputes and land transfers，126-27，259，271；legal system and punishment，61-63，84，132，169-70，258，264；Leisler’s Rebellion，309；lifestyle and rise in comfort，106-8，266，337n.172；location and topography，8，9-10，42，60；merchant class，rise of，105-6，108，126；Mohawk name，Gänóno，42；multiethnic society，melting pot，107，125，258，272，300，302，305，309-10，312，313；murder of Claes Swits，110-12，121，122；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60，258n.；Native Americans on，54，58，60，110-12，118-19；New Albion and claims of Plowden，186-87，338n.186；New York City Charter，304-5，315；Noten（Nut）Island（Governor’s Island），47，49；opposition to Kieft and Indian policies，124-25，126，139-45，151，154，161，167-68，170-71，172-79；origins of name，33，42；paths，roads，thoroughfares，60，60n.，107，192-93，233；peace treaty with Indians，161-64；Peach War，279-81；people’s grievances about rule of West India Company，198-99；petition for political status to The Hague，142-45，143n.，154，170，175，206-8，216-31；political structure，city council，107，114，118，121-22，139-45，176，178-79，193，201，257-64（see also Board of Nine，above）；portrait（Van der Donck’s），217-18，225；post-English takeover，303；as prototype for America，3，6，258-59，272；publicity in Europe and immigration，228，229-30，235，341-42n.228；purchase of，3，49-50，53，54，56，57，58，65，329-30n.49；renamed New York，300；St. Mark’s-in-the-Bowery，6-7，234n.；“Stuyvesant’s Bouwerie，” 233-34，266，346n.273；Stuyvesant’s directives and laws，169；taverns and breweries，83，106，107，110，111，121，126，127，141，169，172，192，337n.172；tax on beavers and beer，140-41；tobacco trade，194-95；tolerance，policy of，125，159，258-59，273，317；transfer of colony，304-5；uniqueness of peoples，culture，and structure，2，6，8，113，258；upward mobility and entrepreneurs，268-69；Van der Donck as father of，143；Van Rappard documents，53-54；Wall Street，260；wildlife of，42，43. See also Stuyvesant，Peter

Manifest Destiny，302，317
maps and mapmakers，16，17，29；Jansson-Visscher map of colonial America，217，224-25；Mercator projection，16；view of Manhattan，217-18

Maryland，186，187n.

Mason，John，120

Mau，Sijmen Lambertsz，36

Maurits，Prince of Orange，45，101-2

May，Cornelis，40

Mayflower（ship），140

Melting Pot，The（Zangwill），317-18

Melyn，Cornelius，107，139-40，207，219，262；banishment and exile，178-79；case against Kieft，165，167，168，170-71，172-79；return to Manhattan and Prince of Orange’s decision，197-203；wreck of the Princess，survival，179，191-92

Mercator. See Kremer，Gerhard

Michaelius，Jonas，64，65，66，71，273

Milkmaid，The（ship），153

Milton，John，249

Minqua Indians（Susquehannocks），182，184，280

Minuit，Peter，48-50，53，54，58-59，62，64，65-66，71，75，81，112，114，157；death，117；letter from Willem Kieft，116；New Sweden and，88-89，114-17，164，181；purchase of land，Atlantic coast，65-66；purchase of Manhattan，49-50，53，54，56，57，58，65，329-30n.49；purchase of Staten Island，56，65

Mohawk Indians，46，57，65，75-81，135-36，141，188-89，295；Agheroense and Kieft’s peace treaty，162-63；lawsuit against West India Company，189；Van der Bogaert’s journey and，80，331n.80

Mohawk River，8，43，75，76

Moody，Lady Deborah，159-60，165

Muscovy Company，13-15，18，19，23-24，29，327n.14

Native Americans：alliances with Dutch，46-47，59，75-81；alliances with French，76，79；British prejudice against，261；burial of dead，77；cannibalism，47；canoes，196，196n.；Dutch language and，310；encounters with European settlers，42-43，44，75-81，85，106；encounters with Henry Hudson，32，33；fur and other trade items，44-45，75-81，126，179，182，280；Kieft’s directive on taxing，118-19，173，177；Kieft’s peace treaty with，161-64；Kieft’s War，121-28，173；languages，character，culture，50-51，57-58，76-81，119，135-36，331n.80；Manhatesen（or Manhattan）Indians，54，58，60；Mahican and Mohawk conflicts，46-47，52；massacres by，160；massacres of，85，120，123-24，172，177；murder of Claes Swits，110-12，121，122；Peach War，279-81；purchase of Manhattan from，3-4，49-50，53，54，56，57，58，329-30n.49；real estate transactions，49-50，51-52，57-58，65-66，87，115，119，137-38，184；“River Indians，” 38；shaman healing ceremony，78-79；smallpox and other diseases，78；stereotypes，135；unification of，127；Van der Donck and，131，135-36，137-38，141，162-63；violence against and retaliation，112，120，123-28，173；wampum（sewant），64，76，79，117-18，163. See also specific tribes

Negro，Jan，83，165

Netherlands（United Provinces）：Act of Abjuration，245；American appeal to take over New Netherland from West India Company，193-98，206-8，216-31，240-45；American colony（see New Netherland）；Anglo-Dutch Wars，247-50，259-61，265，307-8；“Batavianized” names，125；Binnenhof，145，215，239；Catholic provinces，69；child-raising，94；colonies，empire builders，merchant princes，113，124-25，144，145，146-55，171，212，268；communication system，63-64；coup attempt by Willem Ⅱ，238-40；cultural innovations，25；domination of trade，291；dress，27，211，211n.；Dutch National Archives，Van Twiller letter，82；Dutch Republic，6，26，27-28，70，93，93n.，232n.；economic and political power，25-26；East Indies and，25-26，63，68，71-72，291；England，alliance with，45，67-74；England contrasted with，26，27；English disputation of Dutch claims to North America，73-75，81-82；English political intrigue in，29-30；English seizure of Dutch vessel，71-72，73-74；English takeover of American colonies，294-300；English takeover of slave-trading posts，291-94，299；exploration and discovery，16；flag of United Provinces，183；fur trade，34，35，65，179；geography，26；Gevangenpoort，224，224n.；Golden Age，101，211-13，284，291，310；government，215-16，218-19，221-22，244-45；The Hague，29，56，73，141，145，157，179，215，221，227，230，239；home as personal space，coziness，101；House of Orange and Nassau，222；Indian policy，46-47；inheritance laws，226n.；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ideas，171，210，219-21；Jewish community in，26，95，275；language，seventeenth-century，4-5，323；lifestyle，101，212-13；loss of archives of Dutch East and West India Companies，52，55；as melting pot，125；merchant and trade groups（se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West India Company）；merchant support of Henry Hudson，24；national character，28，126，171；peace treaty with Spain（Munster Treaty，Peace of Westphalia），193，194，207，209-12，340n.209；policy of tolerance，6，26，95，96-97，125-26，274，310；political and religious refugees，6，26，35，45-46，95，125；Protestantism of，45，61，69；religious freedom，96-97，245，274-75；royalist crisis，221-23；settlers for New Netherland from，223，226，228，341-42n.228；slave trade，273-74，291，293；social class and upward mobility，27-28；Spain and Spanish wars，27，29，38-39，45，63，68，94-95，125，144；tulip frenzy，99，99n.；Union of Utrecht（de facto constitution），245；voyage and report of Henry Hudson，31-33；waning of Empire and British takeover，284-300. See also Amsterdam

New Albion，186-87

New Amsterdam. See Manhattan

Newark，New Jersey（Achter Col），127

New Castle，Delaware，282-83

New England：anti-Dutch propaganda in，260-61；Boston as capital，180，181；Brownists，45；emigration from，to Manhattan，158-61；Hartford Treaty，237-38，243，290；Massachusetts，158，160，260，286；New Plymouth，158，260，289；Pilgrims and Puritans，3，61，64，85，96，140；population growth，158；religious persecution and persecution of witches，159-60；Restoration and Winthrop’s charter for Connecticut，286-90；Stuyvesant and，179-81，206，235-38，290；United Colonies，158

Newfoundland，17，31，74

New Haven，158，164，180，183，236，236n.，260，286-87，289-90

New Jersey，38，115，269n.，303

New Netherland：accounts of，3-4；Catskills，134，138-39；description，Van der Donck，129-31；Dutch claims to settlement，35，40，43，96；Dutch retaking（1673）and subsequent to return to British，308；early contact with Pilgrims，64；early leaders of，47-50，53，54，58-59，62，64，81-82，108，112-27（see also Manhattan；Stuyvesant，Peter）；English takeover，284-300；English threat to，216；first European child born in，41；fur and timber trade，33，34，35，39，44-45，75-81，126，179，182，191；194；geography，8；Hartford Treaty，237-38，243，290；history，recap by Van der Donck，205-6，328n.29；Indian attacks，127-28，160；law and order，103-4；linguistic and cultural legacy，269-71；Mohawk River Valley，8，43，75；populace，2；Rensselaerswyck，102-4，106，108-9，127，129，132，139，189-90，267，310，335n.139；settlement，38，40-49，58，75；size，2，303；transfer of colony to English，304-5. See also Fort Orange；Manhattan；specific governors

New Netherland Project，7，52，312，322-25

New Sweden，88-89，114-17，164-65；flag colors，183；“forest Finns，” 277-79，279n.，316；Fort Christina，116，117，182；Fort Mosquito，182；Fort Nassau，182；fur trade and，182；Johan Printz leadership，182-84；Peach War and，279-81；Stuyvesant and，181-84；Stuyvesant and recapture of，277-79

Newton，Brian，149，174，201，204

Newton，Isaac，97

Newtown（Middelburgh），New York，262

New York，3；archives on Dutch New Netherland，1，4，5-6，9，151，300，319-25，351n.321；Dutch trade under English rule，303；loss of early records，52-53，55，300，319-20；named after Duke of York，300；Netherlands Center，137n.；origins，uniqueness，7-8，300；religious pluralism，276-77；Saw River Parkway，163；State Library，Albany，1；Van Rappard documents，53-54，53n.

New York Harbor，32，104，303

Nicolls，Richard，8，294-300，303，306，313

Night Watch，The（Rembrant），76，112

Nyack Indians，164，206

O’Callaghan，Edmund，49，311

O’Donnell，Thomas，136

Of Plymouth Plantation（Bradford），136

Ogden，John and Richard，126

Oneida Lake，80

Op Dyck，Gysbert，237

O’Sullivan，John，302

Oxenstierna，Axel，88

Pauw，Adriaen，209-11，211n.，241，248，340n.209，343n.248

Pavonia，241；massacre，123-24，125，172，177

Peace of Westphalia，193，194，207，209-11

Penn，William，41，181

Pepys，Samuel，76，286，291

Pequot Indians，85，120

Peterszen，Claes（Dr.Nicolaes Pietersen Tulp），40，328n.35

Philadelphia，181，220

Philip Ⅱ，King of Spain，18

Philip Ⅲ，King of Spain，29

Philip Ⅳ，King of Spain，69

Pia，Pierre，127

Pilgrims，3，61，85，140，301；Brownists，45；early contact with Dutch in Manhattan，64；in Leiden，45-46，95-96；See also Connecticut；New England；New Haven

Plancius，Peter，18，29

Plockhoy，Pieter，220

Plowden，Sir Edmund，186-87，187n.，189，338n.186

Portugal：Brazil and，152，277；exploration and colonization，17，25；loss of East Indies to the Dutch，26；slave trade，61 Princess Amelia（ship），179，191-92

Principle Navigations Voyages Traffiqu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The（Hakluyt），19

Printz，Johan，182
privateering and piracy，39，63，83，86，106，183，187，194，263；Anglo-Dutch Wars and，259-60；La Garce（ship），187，207；outlawing of privateering，207-8

Purchas，Samuel，23

Puritans，3，61，85，94；America’s myth of origin and，301-3，317；English Civil War and，156-58；incursions into Dutch territory，158，164；massacre of the Pequots，85；Oliver Cromwell and，246；theocracy and intolerance，301-2. See also Connecticut；New England；New Haven

Quakers，275-76

Queens，New York，160

Raleigh，Sir Walter，23，34

Rapalje，John，41

Rapalje，Joris，37，40-41，43，44，46，48，58，75，87，105-6，113，121，136，165，299

Rapalje，Sarah，41，127

Raritan Indians，106，119，120，173，206

Reagan，Ronald，157

Rechgawawanck Indians，164

Reformed Dutch Church，275，310

Reiss，A.J.，314
religious freedom，96-97，245，274-75；Rembrandt，40，76，112，328n.35

Remonstrance of New Netherland（Van der Donck），205-6，216，223-25，227-28，263，341-42n.228
republicanism，27，100. See also democracy

Reyniers，Griet，85-86，113，165，299

Rockefeller，Nelson，4，322

Roman Catholicism，156. See also Netherlands；Spain

Rubens，Peter Paul，69-70，157

Russell，Bertrand，6

Russia，English trade，18，34. See also Muscovy Company

St. Beninio（ship），236

St. Germain，Jean，127

St. Martin（island），146-47，151，152

Santa Claus，270-71，314-15

Santorio，Santorio，63

Schaghen，Pieter，55-56

Schepmoes，Jan，126

Schuyler，Cortlandt van Rensselaer，4

Schuylkill River，115，182，182n.

Scotland，157

Sea-Mew（ship），48

Sears，Isaac，320

Sedgwicke，Robert，265

Shakespeare，William，15，18，37

Simmons，Amelia，270
slavery and slave trade，61，83，84，151，165，273-74；English takeover of，293；Royal African Company，293

Smith，Dirck，277

Smith，James，126

Smith，John，22-23，31

Snediger，Jan，127

South America，25，61，63，83；Spanish，Portuguese，and Dutch fight for，144，150-52，277

Spain：colonial empires，25，65，146-47，150-51，277；decline of empire，63；Duke of Alva，attack on Dutch Protestants，125；English-Dutch alliance against，45；English peace treaty with，69-70；exploration by，17；invasion fleet against England（Spanish Armada），18，29；Netherlands and，27，29，38-39，63，68，69，94-95，125，146-47；peace treaty with Dutch Republic（Münster Treaty），193，194，207，340n. 209；Roman Catholicism and，18，27；Spanish Main，83，183；treasure fleet，63

Spinoza，Baruch，26，171，220，310

Springsteen，Bruce，269，269n.

Stael，Michiel，223-24，227，239，341-42n. 228

Stam，Arent Corssen，108

Staten Island（Staten Eylandt），32，48-49；David de Vries farm，119-20，173，173n.；purchase，56

Steen，Jan，94

Stow，John，14

Stuyvesant，Balthasar，208，234，298，306

Stuyvesant，Peter，3，8，9，60；arrival in Manhattan，165-66，167-68；Articles of Capitulation and individual freedoms，305-6，307；aviary，288；Board of Nine and，185，190，193，193n.，194，195，199-200，201，207，235；breach with Long Island towns，262-63；Calvinism and religious intolerance，153，168，169，170，275-76；change of city government and，257；charges of homosexuality against Van den Bogaert，187-89；children，208，234，298；claims of Andrew Forrester，185-86；claims of Plowden and New Albion，186-87，338n. 186；death，306；English comrades，149，174，181，201；English takeover and，287-88，295-300，304-5，324；English threat to Dutch colony and，183；estate in Greenwich Village，233-34；family and background，Friesland，147，148，171-72，233；Farret and poetry exchanged，149-50，152-53，154，336n. 149；Flushing Remonstrance，276；governor of Manhattan，154-55，168-90，199-208，235-38，257，258，265，273-74，275-76，287-88，295-300，324；handwriting，324；Indians，negotiations with，206；justice administered by，169-70，178-79；Kieft vs. Melyn，Kuyter，et al.，170-71，172-79，208；loss of leg，146-48，152-53；mandamus served on，202-3，206；New England and，180-81，206，235-38；New Sweden and，181-84，277-79；ordered back to Dutch Republic and return to America，306；ordinance against depositions，205；political acumen，170，180，184，235-38；political scandal，sale of guns to Indians，203；Rensselaerswyck and，189-90；representative（popular）government，position on，174，199-208，258，265；return of Melyn and Kuyter and case against rule of，197-203；return to Netherlands，recuperation，and marriage，153-55，154n.；St. Beninio affair，236；slavery and freed Africans，273-74，346n.273；States General reversal of ruling against，245，249；States General ruling against，230，234-35，243-45；tomb，7，234，234n.；transformation after loss of colony，306；Van der Donck and，166，175-76，185，189，190，199-204，208，234，243-45，338n. 176；West India Company，service in Caribbean and South America，146-55，168；wife，153-54，154n.，168，169，176，208，233，234；Winthrop（younger）and，287-88，297；wooden leg，154，166

Sweden，61，87-89；claims in America，88-89，114-17

Swits，Adriaen，126

Swits，Claes，110-12，113，121，122，126，165

Swits，Comelis，165

Tappan Indians，56，119，123，164

Tekel or Balance of the great monarchy of Spain...，63

Tempest，The（Shakespeare），37

Tenner，Nicolaes，126

Thirty Years’War，88，125-26，181，210

Thomassen（Tomassen），Willem，77，79，127

Thorne，Robert，20
tobacco trade and markets，194；Amsterdam and，194-95，195n.

Treasure of Health（Van Beverwijck），94

Trenton，New Jersey，181

Trico，Catalina，37，40-41，43，44，46，48，58，75，87，113，121，127，136，165，299-300

Tromp，Maarten，248

True Relation of the Unjust，Cruel，and Barbarous Proceedings against the English at Amboyna，A，72，260-61

Tryon，William，320-21

Turner，John，126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and Bill of Rights，315-16；Flushing Remonstrance and First Amendment，276；

Unity（ship），65，71，72，73-74，88，157

Usselincx，Willem，38，75
utopian community，220

Van Angola，Anna，165

Van Bergen，Adriaen，95，226

Van Bergen，Agatha，226，226n.，262

Van Beverwijck，Johan，94

Van Brugge，Carel（Charles Bridges），149

Van Gampen，Jan Claeszoon，150

Van Couwenhoven，Jacob，197，207，212，213，231

Van Crieckenbeeck，Daniel，46-47，52，54，59，65，87

Van Curler，Arent，108，133，134，138

Van Curler，Jacob，110-11

Van den Bogaert，Harmen，75，76-81，87，111，126-27，187-89，316，331n. 80

Van den Enden，Franciscus，220

Van der Cappellen，Alexander，228

Van der Donck，Adriaen，9；American democratic cause of，131，142-45，143n.，165，198-208，216-31，243-45，258，259，305，309；American，use of word，143n.，172；arrival in America，104-9，112；background and education，intellectual mentors，94-102，210；beaver expertise，194；Board of Nine and，190，195，196，199，201，204，207；case of Kieft vs. Kuyter，Melyn，etal.，170，172-79；Catskill purchase attempted，138；claims of Andrew Forrester and，185-86；death，281；defeat and return to Manhattan（1653），252-54；depositions written by，and Stuyvesant response，204-5；Description of Mew Netherland，136-38，137n.，251-52，281-82；family in Breda，and immigration of，225-26，245，245n.，262；as father of New York，143；in Holland presenting case to The Hague，209-32；house excavated，196，196n.，339n. 196；imprisonment，200-4；Indians and，131，135-38，141，162-63；on Indian women，119；Jansson-Visscher map，217，224-25；land grant（Colen Donck），saw mill，title of Jonker，and naming of Yonkers，163-64，176，195-96，245，290；as lawman（schout）and lawyer，109，110，112，131-32，178，188n.，207，250，253，314，333n. 109；letter to Dr. La Montagne，231；Manhattan activists and，140，141-45，143n.，335n.140；marries Mary Doughty，161，176，337n.161；Melyn’s return and decision against Kieft and Stuyvesant，197-203；politics and，176，185，190，195，199，231，264；portrait of New Amsterdam and，217-18，225；as “President of the Commonalty，”190；as promoter of immigration to Manhattan，226-29，253-54，341-42n. 228；release from prison，204；Remonstrance of New Netherland，205-6，216，223-25，227-28，263，341-42n. 228；return to Manhattan and final years，261-65；ship’s manifest listing supplies for，245n.；States General presentations，216-18，240-45；States General reversal of ruling and detention in Holland，245，249，250-53；States General victory and recall of Stuyvesant letter，243-45；Stuyvesant and，166，175-76，185，189，190，199-204，208，262，338n.176；Van Rensselaer and，102-3，129，131-34，138-39，141，204；writings，129-31，136-38，137n.，159，163，165-66，167，244，263，281-82，335n. 141

Van der Donck，Gysbert，262

Van der Kemp，Francis Adrian，321-22，35ln. 322

Van Dinklagen，Lubbert，200-1，204，216，235，253

Van Dyck，Anthony，70，157

Van Dyck，Hendrick，172

Van Gastel，Ada Louise，137，137n.

Van Heemskerck，Jacob，29

Van Laer，A. J. F.，53n.，322

Van Leeuwenhoek，Antoni，98-99

Van Meteren，Emanuel，24，33

Van Oldenbarnevelt，Jan，45

Van Rappard，Alexander Ridder，53

Van Rappard，Frans Alexander Ridder，53，53n.

Van Rensselaer，Jeremias，139

Van Rensselaer，Kiliaen，87，88，102-3，108，129，131-34，138-39，141，189，204

Van Rensselaer family，57

Van Ruytenburch，Willem，112

Van Salee，Anthony “The Turk，”86，113，126，127，165，299

Van Slichtenhorst，Brant，57，189-90

Van Tienhoven，Comelis，140，143，166，169，170，173，233；disappearance，266-67；representative to States General，206，227，230-32，240-41；sex scandal，241

Van Twiller，Wouter，82，85，108，113

Van Wassenaer，Nicolaes，43

Varlo，Charles，187n.

Veenendaal，Hanny，137n.

Venema，Janny，57，323-25

Verbrugge，Seth，286

Verbrugge family，106，144

Verhulst，Willem，46，47，49，52，53，54-55，329-30n. 49

Virginia colony，23，31，34，35，72，108，120；Jamestown settlement，195；Manhattan and，195

Vogels，Arnout，36 Vos，Hans，188，188n.

Walloons，40，45，95，114

Waltingen，Jacob，122 Westchester County，269，290

West Indies，35

Weymouth，George，29，31，34
whaling，21

Wickquasgeck Indians，60，111，119，196，196n.；account of death of Adriaen van der Donck，281；murder of，by Europeans，112，123；murder of Claes Swits，110-12，121；peace treaty with，164；trail，60n.，111

Willem Ⅰ，Prince of Orange（William the Silent），27，45，94，95，222

Willem Ⅱ，Prince of Orange，198，222-23，238-40，274

Willem Frederik，239，240

Willett，Thomas，237

William and Mary，King and Queen of England，308-9，320

Wilmington，Delaware，181；Swede’s Landing，89

Wilson，Woodrow，302

Winslow，Josiah，289

Winthrop，John（elder），180，181，236，246，285

Winthrop，John（younger），287-90，295，297，304，307

Yonkers，New York，163

Zangwill，Israel，318

Zoutberg（“Salt Mountain”），8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中心的岛：曼哈顿传奇/（美）萧拉瑟（Russell Shorto）著；陈丽丽，吴奕俊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9

书名原文：The Island 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The Epic Story of Dutch Manhattan and the Forgotten Colony That Shaped America

ISBN 978-7-5201-4594-7

Ⅰ.①世… Ⅱ.①萧…②陈…③吴… Ⅲ.①美国-历史 Ⅳ.①K7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54872号

世界中心的岛

——曼哈顿传奇

著者/〔美〕萧拉瑟（Russell Shorto）

译者/陈丽丽 吴奕俊

校者/于舒畅

出版人/谢寿光

责任编辑/李洋 沈艺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分社）（010）59366527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16.125 插页：0.625 字数：361千字

版次/2019年9月第1版 2019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4594-7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4-4058号

定价/8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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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Founding Brothers：The Revolutionary Generation

Copyright © 2000 by Joseph E. Ellis

First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Vintage Books，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Inc，

New York，New York.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the author，c/o Baror International，Inc，Armonk，New York，U.S.A.

through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a Division of the Yao Enterprises，LLC.

本中文版根据Vintage Books 2000年版译出。

托马斯·杰斐逊、本杰明·富兰克林和约翰·亚当斯聚集在杰斐逊位于费城的住所，起草《独立宣言》。（图片由universal images提供。）

杰斐逊撰写的《独立宣言》草稿复制版本。在1790年，《独立宣言》被认为是整个大陆会议的杰作，几乎没有人知道杰斐逊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图片由Bridgeman Images提供。）

被称为“费城奇迹”的1787年制宪会议制定了美国宪法，它旨在创立有实权的联邦政府，同时又无法违背1776年精神。这一点后来成为分裂美国奠基者们的主要原因。（图片由AGE提供。）

阿伦·伯尔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决斗发生于1804年7月11日早晨，汉密尔顿被击中右肋，第二天就逝世了。伯尔没有受伤，但从此声名不振。（图片由Bridgeman Images提供。）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出身卑贱，从攻打英军据点到推销自己的全国财政计划，以及最后同意与伯尔决斗，汉密尔顿总是极力证明自己的卓越能力。（图片由Stocktrek Images提供。）

阿伦·伯尔血统高贵，其一生可谓一只精明的蜘蛛，在忠诚于谁上往往顺势而为，他可以让自己跳出地狱，同时编织好罗网让其他人入网。（图片由Bridgeman Images提供。）

詹姆斯·麦迪逊享有国家主义者、弗吉尼亚天赋之子和宪法之父的盛誉，与汉密尔顿、杰斐逊均有过“伟大的合作”。在国家主义信仰和弗吉尼亚传统的革命信念之间，他摇摆不定。（图片由universal images提供。）

托马斯·杰斐逊以写反对不列颠侵略的文章而闻名，与麦迪逊在“1790年妥协”、反对汉密尔顿金融计划，以及后来反对华盛顿签署《杰伊条约》上密切合作；与约翰·亚当斯有着终生的友谊。（图片由Stocktrek Images提供。）

蒙蒂塞洛，弗吉尼亚州中部的一个庄园，在长达56年的时间中，一直都是杰斐逊的宅邸。（图片由Photoshot.com提供。）

19世纪末，从波托马克河向北俯瞰华盛顿特区。建都波托马克河归功于“1790年妥协”，即麦迪逊同意让国会通过汉密尔顿财政计划的核心条款，作为回报，汉密尔顿同意将首都建在波托马克河。（图片由Bridgeman Images提供。）

弗农山庄是乔治·华盛顿的宅邸。华盛顿退休后，一直居住于此。图中右上方为居住区域，左下方为华盛顿之墓，右下方为波托马克河。（图片由AGE提供。）

本杰明·富兰克林1787年担任宾夕法尼亚州废奴协会主席，并在提交国会的废奴请愿书上签字，反对奴隶制成为他生命中最后一项事业。（图片由heritage提供。）

制宪会议代表们在宪法上签字时，本杰明·富兰克林诙谐地说，刻在屋内前面那把椅子上的太阳现在似乎确实在冉冉升起。（图片由Stock Connection提供。）

乔治·华盛顿的告别演说，表达了华盛顿“对内团结、对外独立”的政策理念。与《独立宣言》和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一道成为对美国永久遵循的原则的基本宣言。（图片由Bridgeman Images提供。）

乔治·华盛顿在整个第二任期，一直渴望在弗农山庄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享受“光荣的孤立感”。（图片由Bridgeman Images提供。）

约翰·杰伊受华盛顿指派，于1794年与英国签订《杰伊条约》。该条约的签订造成了华盛顿总统任期内的最大危机，引发了对其君主倾向的最恶毒攻击。（图片由AGE提供。）

约翰·亚当斯是美国第一位副总统，是被他描述为“人类曾经发明或想象过的最不重要职位”的第一个占据者。后与托马斯·杰斐逊争夺总统之位，伟大的合作逐渐走向伟大的对抗。（图片由Photo researcher提供。）

阿比盖尔·亚当斯是约翰·亚当斯的红颜知己，有着非凡的政治直觉。在亚当斯尽力回避与杰斐逊交往期间，她成了亚当斯的主心骨和合作伙伴。（图片由Bridgeman Images提供。）

约翰·昆西·亚当斯一直是他父亲在欧洲的消息前哨，约翰·亚当斯宁愿相信儿子对欧洲事务的深刻了解，而不是官方报告。（图片由superstock提供。）

亚当斯位于昆西市的宅邸。他曾诙谐地称它为“蒙蒂奇洛”，意为“非常小的山峰”，以示对杰斐逊“蒙蒂塞洛”（意为“小山峰”）的尊重。（图片由superstock提供。）

本杰明·拉什是亚当斯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是亚当斯和杰斐逊之间友谊得以恢复的中间人。（图片由universal images提供。）

本书获誉

生动而富有启发性……让读者对美国建国阶段有了深刻的了解……一部一针见血的、富有洞察力的著作。

——《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

大师级的……引人入胜的……埃利斯是一个行文优雅的作家……他抓住了革命事业的奠基者们的激情……一部非常精妙的著作。

——《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

绚丽……富有启发性……一部杰作。它那富有洞见的结论是建立在广泛研究基础上的，作者行文生动、简洁。

——《圣路易斯快邮报》（St.Louis Post-Dispatch）

埃利斯在这部著作中展示了他渊博的知识……他为读者将问题抽丝剥茧，揭示了美国人民第一次遭遇“党派”这种有组织的意识形态和利益集团时所面临的各种核心假设和主要担忧。

——《华盛顿邮报书评世界》（The Washington Post Book World）

简明扼要……活泼生动的故事……揭示了我们共和国早期“看起来和感觉起来”是怎么样的……《奠基者》对耳熟能详的话题翻陈出新，并补充了许多启发性的细节……埃利斯对这个主题有着独到的把握能力，使得它看起来非常新鲜，从心理学到政治学，甚至再到身体状态分析……埃利斯的叙述帮助我们更清晰地听到了建国之父们的声音。

——《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

壮丽……埃利斯生动地展现了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重要问题，这种关系和问题塑造了国家的进程……严谨的研究，优雅的行文。

——《书评月刊》（BookPage）

简洁明快又富有启发性的描述……即便是那些对独立战争那一代了然于胸的人，也会……发现这本书不仅把握了他们对这个国家早期阶段的认知，而且极大丰富了这种认知。

——《纽约时报书评》（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精巧……喜爱侦探故事的读者……会满心欢喜地跟随埃利斯提出的线索……喜欢解剖思考过程的读者，会欣喜地看到埃利斯是如何剖析其笔下人物言辞背后的深刻含义……杰出的作品。

——《新闻与观察者》（The News & Observer）

渊博、杰出且富有洞察力……埃利斯不仅在展现美国独立战争核心人物的历史面貌方面无与伦比，在展现这些人物的悲喜、妥协、遗憾、释怀、家庭悲剧以及他们对其他人和独立战争的最终评价方面，同样无出其右。从头至尾，埃利斯很好地处理了历史上罕见的，写作上同样罕见的主题：他把握住了友谊那不可言喻的特质。

——《俄勒冈人报》（The Oregonian）

埃利斯一直以来都是研究独立战争年代以及共和国早期历史的人的指路明灯……他的结论是平衡的，他的行文不留痕迹，每一页都值得细读。

——《休斯敦纪事报》（Houston Chronicle）

壮丽……一部杰出的作品……埃利斯触动人心的描绘可谓精美绝伦……埃利斯拥有学者的头脑，却有一个作家的心灵……他简明扼要地对这些英雄人物进行了人性化描绘，每一章都可以独立成篇，他拥有选取最好的细节来展示一个重要特征或事件的天赋。

——《亚特兰大新闻宪政报》（The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

生动、令人难忘……一部传世之作。

——《波士顿环球报》（The Boston Globe）

《奠基者》是一部优秀著作，是有关建国之父的作品中的最佳作品之一……埃利斯确立了在建国历史研究方面的当代权威历史学家的地位。

——戈登·S.伍德，《纽约时报书评》

这是一本杰出的著作，它显得文雅而精深，不仅文笔优美，而且充满冷静的智慧。甚至那些熟悉“独立战争那一代”的人会发现……其中有不少篇幅会让他们着迷，会让他们对我们国家早期岁月的理解更加深刻。

——本森·鲍布里克，《纽约时报书评》

这本书能够激发人们的浓厚兴趣……活泼而富有启发意义……埃利斯写下了一本精深的、富有洞察力的著作。

——米契克·卡图坦尼，《纽约时报》

这真是一种奇迹：独立战争那一代人能够以他们的个人品格为原材料，塑造出比他们自己还要宏大的东西：一种不朽的思想。……约瑟夫·J.埃利斯将这个几乎不可能的过程描写得生动活泼，令人废寝忘食，这算得上他本人的一项能够不朽的成就。

——大卫·M.施利布曼，《波士顿环球报》

埃利斯最突出的地方，就是他有一个历史学家的热诚。这种热诚是具有感染力的。就像一个精力充沛的导游或者一个富有敬业精神的侦探，他毫无疑问热爱那种搜寻出枯燥的事实并将它们组织成一个活生生的故事的工作……他为……我们富有激情却不感情用事、质朴却深刻地描述了独立战争那一代人：这种描述不仅从现代人的角度展开，而且同样重要的，也是从他们那一代人的角度展开。

——杰伊·维尼克，《华尔街日报》

作为杰斐逊和亚当斯的杰出传记作家……埃利斯在这里不再只描述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他眼光独到地选择了那一群人职业生涯中的几个生动时刻，对这些爱国者进行了灵巧而深刻的描述……若在一个平庸一点的人手中，这些国家创立者之间的宗派式分歧和歇斯底里的论辩，可能会被描述为一种夸张的卑鄙行为。埃利斯无疑要比这些人强出不知多少倍，他将真正的问题展现在读者眼前，并揭示了那一代人种种强烈的假设和令人不可思议的恐惧感：正是这些假设与恐惧感，推动了美国人第一次与被我们称为政党的那种有组织的意识形态和利益集团发生冲突。

——乔伊斯·阿普尔比，《华盛顿邮报书评世界》

致谢

让本书以现在的面貌呈现给读者的灵感，最初源于我重读利顿·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诙谐又机智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四名人传》（Eminent Victorians）。当时我面临的问题，至少就我个人的理解而言，是如何把握本书的范围和规模。我想做的是，写一本篇幅适中的书来描述一个重大的历史主题。我希望我能够把握好美国开国之初的关键历史阶段，同时力争不落入先辈们的窠臼之中。我希望这本书能够让已经被后人神化并被定位为“开国之父”的那一代政治领袖们的生活，重新活生生地回到读者中间。

斯特雷奇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四名人传》透露出作者的诸多偏见，该书的题目本身就颇具讽刺意味。但是，我要感谢他给了我写作本书的勇气。他的一个富有启发意义的思想（这种思想认为应当将悬念和素材选择结合起来）是，写得越少，可能意味越多。斯特雷奇写道：“致力于探究过去的人，是不能指望通过战战兢兢地平铺直叙，来描述一个非同寻常的时代的。若他足够明智的话，就应当采取一种更为微妙的策略。他应当从出其不意的角度来叙述主题。他会从这个主题的侧翼和后翼着手。他会将探照灯突然打到某个模糊不清的角落中去，让尚未神化的一切大白于天下。他会划着小船来到资料的海洋上，时不时地将小水桶放下去，用它从深不见底的海水中汲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水样，然后进行仔细而深入的考察。”

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我才驾着小舟，出没在美国建国时代那由无数资料构成的汪洋大海之上。我尽力将我的小水桶放到水下去，绳子能放多长就放多长。然后，依凭我掌握的全部讲故事技巧，同时尽力发挥想象力，对我汲取上来的水样进行分析，并力争做出简明生动的叙述。

那些水样是从过去半个世纪中编辑们发表的大量信件和文件中汲取出来的。就像任何曾经试图理解美国革命历史的人一样，我要感谢这些现代编者们的辛勤劳作。我主要参考了某些作品，不过，我要在这里说明的是，我深深得益于由联邦和私人出版资金支持的美国文献保存和出版事业，正是这项事业使我们今天仍然能够领略美国建国时期有些混乱却宏大非凡的图景。

刚刚写完第一章的草稿时，我就将它发给对其中叙述的具体故事有专门研究的学界同仁，让他们提出批评意见。下面这些同事让我避免了无数的错误：理查德·布-鲁克海泽、安德鲁·伯斯坦、罗伯特·达尔泽尔、大卫·布赖恩·戴维斯、乔安·弗利曼、唐纳德·希金波萨姆、波林·梅尔、路易斯·马祖、菲利普·摩根、彼得·昂纳夫和戈登·伍德。正如任何熟悉历史学界的人所能证实的一样，我从历史学界最优秀学者的批评中获益匪浅。

我的三位良师益友阅读了全书并提出了一些内容或者结构上的整体性意见。一位是艾里克·麦克吉特里克，他对美国早期历史的了解无人能敌。另一位是埃德蒙·摩根，是他将我引导到美国历史的研究上来，而且他在这方面依然是最杰出的。最后一位是史迪芬·史密斯，他目前担任《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的主编，这个职位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他作为历史学界最佳作者的声望。

整部书是手写的，我使用的不是鹅毛笔，而是中号的圆珠笔。辨认我的潦草笔迹并将它们录入电脑的工作，最初由海伦·康尼承担。我与她在此前的三本书上进行了良好的合作，但在本书工作的早期阶段，她就被调走了。霍利·沙拉克接替了她的工作，而且毫不逊色。

我的代理人杰罗德·麦考利负责处理了出版合同事宜，并且成了我的“一人啦啦队”。阿士贝尔·格林则是诺普夫出版社负责本书的编辑，他的工作没有辱没他的高尚声名。他那能干的助手阿西亚·马契尼克则尽心尽责地监督了整个编辑出版过程。

当我正在为这本书爬格子的时候，我的两个儿子，彼得和司科特，都各自漂流到世界不同的角落。我最小的儿子亚历山大则在其中几页手稿上乱涂乱画，他当时正在练习书法。总的来说，我的孩子们之间的关系算得上相互竞争、相互爱护的兄弟关系的典范。

我当时就像一个身在现今但心在十八世纪的人，但我的妻子任劳任怨地忍受了这一切。为了这一点，但不仅仅是这一点，我将这本书献给她。

约瑟夫·J.埃利斯

阿默斯特，马萨诸塞州

- 前言 那一代
- 1 决斗
- 2 晚宴
- 3 沉默
- 4 告别
- 5 合作
- 6 友谊
- 注释
- 索引

前言 那一代

美国历史上，除了美国独立战争之外，再没有哪个事件在当时看起来是如此不可能，但事后却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了。就美国独立战争的必然性而言，当时确实有人鼓动那些爱国者将美国独立看作美国服从天定命运的第一步。例如，托马斯·潘恩就宣称，一个岛国不可能统治一片大陆，这不过是个常识问题。而托马斯·杰斐逊富有激情地为整个独立运动抒写理由，强调有关原理是不证自明的。

其他几位著名的美国独立人物谈到独立战争时的口气，好像他们不过是根据某种神授剧本上演历史剧的演员而已。约翰·亚当斯晚年时回忆，很早他就意识到某种神秘力量在起作用。“在我的记忆中，没有什么东西……”他在1807年这样写道，“比我通过观察得出的这个结论更古老了：艺术、科学和帝国总是在向西前进。而且在平日交谈中，从我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孩子起，我就总是强调，历史将越过大西洋来到美利坚。”亚当斯甚至在独立战争开始以前，就让妻子阿比盖尔仔细保管他的所有信件。后来在1776年6月，他购买了“文件夹”来保存所有的往来信函。正如他自己所言，这样做的目的是记录“已经发生的伟大事件以及正在发生的更为伟大的事件”。当然，我们总是倾向于记住那些被证明做出了正确预言的预言家，但在独立战争时期，人们确实有一种广泛的共识：他们处在“创造历史的现场”。[1]

这些对美国命运的早期预言因美国独立战争实现了“一个真实的世界”（用杰斐逊的话来说）的政治理想而得以强化，并且已经封存在我们的集体记忆之中。整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欧洲强权的前殖民地都纷纷赢得了独立。它们独立的过程如此一致，以至于其殖民地地位不过是往昔遗留下来的一点奇怪遗迹，不过是国家兴起过程中的一个小小驿站而已。美国独立战争那一代人大胆开创的共和政府实践，在随后的两个世纪中遇到了顽固的抵抗，但这一实践完全击溃了19世纪的君主王朝，以及如杰斐逊预言的那样，击溃了之后20世纪的极权专制政体。当代某位政治哲学家宣称“历史的终结点”已经到来，这虽然听起来有点极端，但至少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所有其他的政治组织形态，看起来都不过是在与美利坚合众国于18世纪初次开创的自由制度和思想，做着徒劳无益的对抗。至少可以这样说，建立在人民主权原则之上的某种代议制政府，以及由公民积极推动的某种市场经济形态，已经成了全世界成功国家普遍接受的真理。这些遗产对我们来说是如此熟悉，我们习惯于将它们的成功视为理所当然，以至于不可避免地认为，成就这些遗产的年代，不过是预料之中的一环而已。[2]

尽管潘恩、杰斐逊和亚当斯等领袖做出了自信的、顺应天意的宣言，但是这个在我们看来结局已定的年代，对他们而言，却是茫然未知的。如古谚云：人类创造历史，独立战争那一代的领袖人物意识到了他们正在创造着历史，然而他们不可能知道他们正在创造怎样的历史。我们可以往回看并认定美国独立战争是历史的中间点，从这一点我们既可以回溯历史，也可以展望历史，但是他们却只知道此前的历史。费城医生、《独立宣言》签署人之一本杰明·拉什晚年喜欢讲的一则轶闻，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1776年7月4日，当时大陆会议已经修改完成《独立宣言》并送交印刷，拉什无意间听到了弗吉尼亚的本杰明·哈里森和马萨诸塞的格里之间的对话。“到时候我的情况会比你有利多了，格里先生，”哈里森这样说道，“若我们都因为我们现在从事的事业而被绞死的话。我身躯庞大，在几分钟之内就会咽气。而你身躯轻盈，到时候你非得在空中晃荡上一两个钟头才会死去。”拉什回忆说，这句话“让格里微微笑了一下，但马上又恢复了修改《独立宣言》时那种庄严肃穆的神色”。[3]

根据我们目前对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军事历史的了解，若英国指挥官在早期更有魄力地作战，大陆军可能早早地就被摧毁，美国独立运动也就可能被扼杀在摇篮之中。那些《独立宣言》的签署人就会遭到追捕、审讯，然后以叛国罪处死，这样美国历史就可能朝完全不同的方向前进了。[4]

长远来看，在大英帝国的保护之下，美国在19世纪将逐步发展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从而演化成一个独立的美洲国家，这看起来似乎也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潘恩的观点。但是，历史并不是这样演进的。一个独立的美国是突然之间被创造出来的，不是缓慢形成的，美国脱胎于革命而不是演化：塑造这个新兴国家的政治思想和制度的决定性事件，全都惊心动魄地发生在18世纪的最后25年。当时没有人知道历史最终会如何。事后看来不过是顺应上帝意志、注定要发生的美国独立战争，实际上只是一个即兴事件而已：纯粹的偶然和运气（有好有坏），以及那一代人在特定的军事和政治危机下做出的具体决定，决定了历史的最终结果。新世纪或者更确切地说新千年的曙光到来之时，美利坚合众国已经成了世界历史上现存最古老的共和国了，它有着一整套经过时间检验的政治制度和传统。所有这些制度和传统的基本框架，都是在18世纪最后几十年中，在灵感和权宜之计下，带着阵痛突然冒出来的。

如果说后见之明让我们能够更好地体会共和国遗产的殷实和稳定的话，它同样也蒙蔽了我们，使我们无法真正了解取得这一成就的极端不可能性。所有的重大成就都是史无前例的。尽管自美国独立战争以来，发生了许多成功反抗帝国主义统治的殖民地起义，但没有任何此类成功的先例。总体而言，英国的陆军和海军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这种力量注定使英国要在随后的一个世纪中击败所有的竞争对手，成为当代历史上第一个霸权国家。尽管共和政府——建立在人民主权基础上的代议制政府——已经成了20世纪的政治标准，但美国独立战争以前，除了瑞士的几个州和古代希腊的城邦国家之外，没有哪个共和政府长期存续，更没有哪个共和政府在拥有十三个殖民地的广袤土地上实践过。（只有一个例外，但是这一例外证明了上述结论的正确性：短命的西塞罗罗马共和国，屈服于尤利乌斯·恺撒的帝国统治之下。）而且，这十三个殖民地——从东部沿海延伸至阿勒格尼山脉，以及居住着充满敌意的印第安部落的原始森林——以前也没有长期而稳固的合作历史。“美国独立战争”这个词传达了一种当时完全不存在的所谓国家凝聚力的虚假信息：后来研究美国独立战争、探明其美好结局的历史学家所隐约看到的，也只不过是这种国家凝聚力的潜在形态而已。

因此，后见之明是一种很微妙的东西。一方面，我们若过于依赖它，就会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偶然性是无所不在的，而且独立战争那一代人所面临的选择都是不确定的；另一方面，我们若没有后见之明的帮助，若丧失从当前位置全景式观察过去的能力，就会失去历史学所能提供给我们的一个重大优势——或许是唯一优势，进而像深嵌于时代中的历史事件参与者一样，陷入毫无章法的事件旋涡之中。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后见之明，它不会让我们对独立战争那一代人的精神状态武断地做出评价，同时也不假定我们所见证的是一个美洲强权的不可避免的诞生。我们需要这样一种历史视角，这种视角既让我们关注当时微妙的可能性，又不至于让我们忽略各种历史事件的扩张性后果：局囿在彼时彼地的人们只能隐约地看到这种后果。

从长远视角看，独立战争中少数几位领袖人物所持有的一个核心见解是，北美大陆与其他大陆的地理隔离及其丰富的自然资源，为这个蹒跚学步的国家提供了巨大优势，使其具有无限的发展潜力。1783年，当时对大英帝国的军事胜利刚刚在《巴黎条约》中得到确认，乔治·华盛顿以最雄辩的词语描绘了这个大陆的美好前景。“美国公民，”他这样写道，“正置身于最令人嫉妒的良好条件之下。他们作为这一整片物资丰富、生活便利的大陆的唯一所有人，现在已经被刚刚签订的和约承认，拥有绝对的自由和独立。从现在开始，他们就是这个世界中最引人注目的舞台上的演员。上帝让这个舞台成为展示人类伟大和幸福的特别存在。”如果初生的共和国能够避免夭折，如果它能够在足够长的时间内作为一个团结的国家实体，将自己的各种自然优势整合起来，那么它就具有成为世界上一支主导力量的潜力。[5]

从当时短期视角看，独立战争那一代中的大部分先锋成员都赞同一个核心观点：那些用来证明美国独立于大英帝国的合理性的理由，破坏了任何一个能够管理如此分散的人口的全国政府的合法性；破坏了任何能够制定统一法律，将十三个殖民地和三四个独特的地理及经济区域整合起来的全国政府的合法性。因为当时人们用来否定英国议会和君主对美国的权力的核心理由——这个理由是“辉格原则”的主要来源——是人们对任何远程运作、无法接受公民直接监督的中央政治力量的过度怀疑。独立战争中根据《邦联条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成立的全国政府，就完全体现了独立战争时代的共和主义主流思潮。这种共和主义认为，不能允许任何有权力强迫或惩罚其公民的中央权威的存在，因为这样的中央权威不过是独立战争中人们努力要逃脱的君主和贵族政治原则的简单复制而已。[6]

这种长远和短期视角的结合，构成了独立战争时代的核心悖论，而这个悖论显然也是那一代人所面临的两难境地。简言之，这个刚刚独立的美洲共和国的长远前景是充满希望的，而且这种前景几乎是无限的。但是，其短期前景却是极端困窘、黯淡的，因为给这个国家的未来带来勃勃生机的地理范围和规模，恰恰超越了独立战争所认可的共和机构的管理能力。除了詹姆斯·麦迪逊之外，最关注这个问题的约翰·亚当斯时不时地就想举手投降，宣布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古代的立法者……都是为单个城市立法，”亚当斯这样说道，“谁能够为二三十个州立法呢？更何况每个州都大过希腊或罗马。”由于取得长远辉煌的唯一路径就是要突破这个短期瓶颈，因此最合理的可能性是，这个新成立的美洲共和国分解为由一群州或地区主权构成的松散结构，共和国将像此前的所有共和政体一样，在充满希望的土地上早早消亡。[7]

至少从纯粹的法律和制度角度来看，这种糟糕的情况没有发生的主要原因是，1787年几个核心州的少数政治领袖密谋要制定并批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的目的是将共和原则应用于全国范围之内。随后的两个世纪中，制宪会议的批评者呼吁人们注意这次会议的几个很不得体的特征。首先，这次会议是违法的，因为原来明确授予它的任务是修改《邦联条例》，而不是取而代之；其次，历次会议都是在秘密情况下举行的，55位与会代表是一群有产精英人物，很难代表全体人民；再次，南方代表利用这次会议赢得了多个保障，其中包括波托马克河（Potomac）以南的奴隶制不会被取消；最后，批准制宪会议制定的联邦宪法的机制并不是《邦联条例》所要求的全体一致同意。所有这些指责都是有理有据的。

然而，与之对立的说法也同样是真实的：制宪会议应当被称作“费城奇迹”。这里并不是说一群半神半人的英雄集聚在一起，得到了神启，从而产成了习惯性的、准宗教意义上的奇迹。相反，之所以称它为奇迹，更多是出于世俗原因：制宪会议制定了旨在解决政治难题的宪法。宪法既要创立一个强化的联邦政府，让它有足够的权力来迫使各州服从全国性法律——实际上就是有权管理一个真正的大陆联盟，同时又没有违背1776年的共和主义原则。至少从逻辑上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共和主义原则的核心脉络，即最初的“1776年精神”，是对任何形式的强制性政治权力的本能厌恶，是对政府因得不到监督和制衡而导致腐败的异常恐惧。反对宪法的反联邦主义者明确指出了这些，但是他们在策略上失败了，又在辩论中落入下风，最终被批准宪法的九个州内的联邦主义支持者击败。

这样，美国独立战争就进入了第二阶段，1787～1788年的制宪阶段成了第二个“国家缔造时刻”，第一个国家缔造时刻是1776年。第一个时刻宣布了美国独立，第二个时刻则宣布美国真正成为一个国家。这两个时刻的不相容性体现在宪法学者们的分歧上。不论是现在的还是过去的宪法批评者，都认为宪法是对美国独立战争核心原则的背叛，是法国“热月政变”的美国版本。严格地说，就历史角度而言，过去和现在的批评者都是正确的。然而，不论是现在的还是过去的宪法辩护者，都认为宪法是自由与权力的良好结合，是自由与国家统治的现实妥协。历史长河已经证明宪法是正确的，尽管在当时，即使是鼓吹宪法的人也并不确定自己是否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实际上，不确定是当时人们的普遍心态。历史学家们强调，聚集在费城的代表们为在宪法问题上取得一致而做出了几个妥协：大州和小州利益之间的妥协；联邦管辖权和州管辖权之间的妥协；对实行奴隶制区域的谈判。这种妥协最具启发意义的特征是，就每个问题而言，双方都有理由认为自己获得了最好的交易结果。就国家主权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而言，与会者同样进行了巧妙的模糊处理：国家主权既不在联邦政府，亦不在各州政府，而是由“人民”享有。这所指为何，可以尽由人们自己猜测，因为在美国的国家形成阶段，是不存在所谓的美国“人民”的。实际上，宪法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一种框架，将分散的人口集合成一个更团结的、配得上“美国”这一称谓的集体。

关于后一点，有必要回顾一下学术界对美国复杂起源的研究成果。就我们现在知道的独立战争以前英美之间的联系（也就是在这种联系被切断以前）而言，最初将殖民地人民称作“美国人”的是英国作家。他们在负面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语，意指一种边缘人群，他们不配与生长在大英帝国本土的纯种英国人享有同等地位。这个词语在说者和听者看来，都是对某种下等或从属民族的辱骂。殖民地人民为自己的独立所找到的正当理由，全部来源于他们对这种称谓的拒斥：他们认为自己享有英国公民的所有权利。而且，这些权利的终极渊源，并不是美国本土，而是一个据称是由全人类共享的自然权利所组成的超验王国。至少从语言层面，我们需要站在18世纪的语境上，而不是将这些词语在随后一个世纪中逐步获得的神圣意味强加给它们。“美国人”一词就像“民主人士”一样，起初都是侮辱性词语。前者指代一个下等而粗俗的民族，后者指代任何试图迎合粗俗而无知的大众幻想的人。总而言之，让美国成为一个国家还是一项非常不稳定、前途未卜的事业，至多也只能算是一项尚在进行中的事业而已。[8]

1789年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如此，当时新当选的联邦政府成员汇集在纽约市，开始检验这样一个命题，用亚伯拉罕·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说中的话来说，就是“这样构想并依此构想成立的国家是否可以存续久远”。我们已经提到他们所拥有的一些“资产”和“负债”。就当时历史资产负债表的资产一栏来说，全部内容如下：与欧洲隔着大洋、免受欧洲干预的一片资源丰富的大陆；近四百万人口，其中大约一半是16岁及以下的年轻人，整个人口将在随后的几十年之中发生大规模增长；白人享有广泛的财产权，且都是建立在可以自由买卖的可用土地之上；人们对植根于殖民地议会的权威和实践的共和制度有着明确的遵从，这种共和制度在独立战争胜利后就被奉为唯一的政治模式，而且在各州宪法中得以确认；人们在选举乔治·华盛顿为首任行政首脑这一点上，几乎达成了一致共识。没错，华盛顿不过是一个人而已，但毫无疑问，他是无价的资产。

就当时历史资产负债表的负债一栏来说，最主要的内容有四项：其一，以前从来没有人在如此广袤的美国建立过共和政府，而且大部分受人尊敬的权威人士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其二，体现在《独立宣言》中的革命智慧遗产是，所有集中的政治权力都是令人厌恶的，甚至将政府权威描述为一种异己力量：所有负责任的公民都应当唾弃之，而且若可能就应当竭力推翻之。其三，除了各州在独立战争中都支持了大陆军（大陆军本身是松散的、不稳定的，不足以确保战争胜利）之外，构成这个新生国家的各州和各地区之间从来没有作为一个国家的共同历史，也没有作为一个团结集体共同行动的经历（例如，1776年在费城撰写《独立宣言》时，杰斐逊就给弗吉尼亚的朋友写信说，在他置身于那个受到上帝垂爱的时刻，却离“我的国家”有三百英里之远，这让他觉得非常不安）。其四，根据1790年大陆会议进行的第一次人口调查，共和国人口中有近70万人是黑人奴隶，其中90%集中在切萨皮克及其以南地带，而且人数仍然在迅速增长。可以说，这是从人口上对自1776年人们就不断鼓吹的全部共和理论发起的挑战。[9]

若允许我不太严谨地定义一个年代的话，那么接下来的十年就是美国历史上最关键、最具影响力的年代。其他年代，包括1855～1865年和1940年代，确实是这个称谓最强有力的竞争者，但美国历史的第一个年代，凭借自身的开创性，总是能在此种竞争中获得一定的优势地位。它为后来者开创了先例，明确了宪法故意含混设计的理论架构，从而既为此后的全部历史提供了诸多选择，又关上了诸多选择。例如，美国内战就是共和国最脆弱的年代中，人们故意避开并拖延奴隶制问题的一个直接后果。同样，若美国没有在早期就建立稳定的国家制度，从而得以巩固并扩张其在美洲大陆的统治，那么它要在1940年代成为世界性支配力量，是不可能的。（当然，从美洲原住民的角度看，这种扩张就是征服。）大张旗鼓地宣扬这个国家形成阶段中的著名人物，并将他们神化为“开国之父”，这是一种显而易见且无法抵制的强烈欲求。这种欲求既有历史根基，也有心理基础，因为从最现实的角度来说，我们至今仍然生活在这些人的遗产之下。同样，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渴望将他们妖魔化，因为对他们丰功伟绩的任何讨论，都隐含了美国在国内外推行帝国主义的鲜明特征。

因此，本书的主题就好像被某种电磁场围绕着，对绝大部分当代美国人而言，这个主题犹如一层金色薄雾或者一个金色光环。然而，对美国的建国历程和结果颇为不满的批评家（他们为数不多但声音洪亮）来说，这个主题仿佛是一朵污染性放射云。近年来学术界的主要趋向是后一种，或者以完全忽略主流政治的方式回避围绕这段历史的争论。大部分好作品都是在全力再现独立战争那一代中失落的声音，比如马莎·巴拉德在缅因边境地区相夫教子并帮人接生，默默无闻地生活；温彻·史密斯——之前是一名奴隶——一直牢记自己在非洲的经历，并于1798年将这些经历写成回忆录。这种趋向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任何初露头角的历史学家若宣称自己要集中研究共和国的早期政治及其最重要的实践者，都会被认为是不经意间承认了自己智识上的贫乏。[10]

尽管我已经不再是什么初露头角的历史学家，我还是希望自己近些年的努力，包括本书此后的篇什，算得上对这种历史学术陈规的一种礼貌反驳。这种学术陈规建立在一套早已过时的假设之上，正因如此，它们在当代看上去似乎还有些许新意。在我看来，独立战争年代和共和国早期阶段的主要事件和成就都是政治性的。这些事件和成就之所以具有显著的历史意义，是因为它们塑造了美国后来的历史，包括我们自己的当代史。这部历史剧中的主要演员并不是那些边缘或者外围的平凡人物（他们的生活在当时是很普通的），而是那些处于全国政治中心、手握权力的政治领袖。更重要的是，政治制度的形态和特征是由少数政治领袖决定的，他们相互熟识、相互合作又相互冲突，这种合作与冲突在个人性格和理念层面上，塑造了宪法中的制衡原则。

这些公众人物大部分是男士，而且全部是白人，根本无法代表当时的全体人民。同样，这些人也算不上英格兰或者欧洲的那种政治精英阶层。不仅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这样出身贫寒的著名人物，实际上，这些人若在英格兰或者法国，都会黯然失色。是美国独立战争带来的压力和危急局势，将这些人的才智汇集在一起。当时既不存在什么有头衔的世袭贵族身份来阻碍他们的晋升，也不存在什么充分发展的民主文化使这些精英人物的勇气显得黯淡无光。他们是美国的第一批贵族，而且在许多方面是美国唯一的天然贵族阶层。他们都算得上美国历史上最具政治才能的一代，尽管近些年人们试图将这个头衔安在20世纪的政治家们头上。他们创造了美国这个共和国，并且让共和国安然无恙地度过了动荡、脆弱的早期年代。用前文所做的区分来说，他们让我们从短期的成功迈入了长远的成功。

有两种为人熟知的方法来讲述那一辈人的故事。这两种方法都是从独立战争年代的政治派别和意识形态阵营展开叙述，均出现于独立战争年代早期，而且相关作品写成之时，独立战争中的一些著名人物依然健在。莫西·奥蒂斯·沃伦的《美国革命史》（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1805年）提出了一种“纯粹的共和主义”历史观，这也是当时共和党所推崇的，后来又被称作“杰斐逊式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将美国独立战争描述为一种自由主义运动，称其不仅与英格兰统治完全决裂，而且与欧洲腐朽的君主和贵族政体彻底分道扬镳。因此，联邦党人在1790年代获取权力，就成了腐朽朝臣和财阀们篡夺独立战争果实的反动行动，而汉密尔顿就是这次反动行动的元凶。这次敌对行动最终被挫败了，独立战争的真正精神终于在1800年选举中借助共和党人的获胜而重振。这种历史解释路径认为，独立战争的核心原则是个人自由。这个原则具有激进的、自由主义的意味，因为它认为任何让个人自由服从政府规制的行为都是危险的。这项原则的极端形态就是无政府主义原则，它对任何明确的政治权力集中化的表达，都可能进行偏执狂般的抵制。

另一种解释路径的完整形态则首先出现在约翰·马歇尔撰写的五卷本《乔治·华盛顿生平》（The Life of George Washington）中。这种解释路径认为，美国独立战争是一次有着深刻但隐含的殖民地时代渊源的初步国民运动。因此，1787～1788年制定的宪法就成了独立战争的自然成就，而联邦党人中的领袖人物，包括亚当斯、汉密尔顿以及更重要的华盛顿等，就成了独立战争遗产的真正继承人。（这里杰斐逊就成了元凶。）依据这种观点，独立战争的核心原则是集体主义原则，而不是个人主义原则，因为真正的“1776年精神”是使个人利益、州利益和宗派利益服从让美国成为一个国家的更宏大目标。美国的国家形态首先体现在大陆军上，后来又体现在新成立的联邦政府上。这种观点既有保守的一面，又有典型社会主义的一面，因为它并不认为个体是政治等式中的主权因素，相反，它认为政府规制是一种促进国家发展的集中式导向工具。就其极端形态而言，它让个人权利和自由屈从于国家的更高权威——国家是“我们”而不是“他们”，因此它既带有公社意味，也带有专制意味。[11]

关于独立战争年代和共和国早期的历史争论不过是重复了当时的意识形态争论，历史学家们一直以来都在一次次进行同样的战斗，即最初发生在独立战争那一代人之间的战斗。这真是让人汗颜，甚至让人气馁。尽管许多历史学家在之后的年代中都采取了一种妥协或折中的立场，但他们的基本选择还是一样的，历史学家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与当时的人们做着相同的事情：要么宣称自己是杰斐逊主义者，要么宣称自己是汉密尔顿主义者；要么宣称自己是个人主义者，要么宣称自己是虔诚的国家主义者；要么宣称自己是自由主义者，要么宣称自己是保守主义者。然后，他们著书立说偏袒其中一个阵营而贬低另一个阵营，或者从一个阵营的角度来丑化另一个阵营。尽管我们可以预先宣称，潜在价值不受时空局限和最重要的问题往往都是经典的，以避免陷入知识上的尴尬境地，但是这个真相仍然令人难堪：我们一直都在循着党派主义线路，徒劳无益地追逐着自己的尾巴。或许这是由于我们现在仍然生活在他们的遗产之下，还无法以一种真正的历史视角来看待独立战争那一代的风云人物。[12]

但是，就潘恩所谓的常识或杰斐逊所谓的不证自明的意义而言，争论双方都可以合理地宣称自己把握了历史真相，触及了独立战争的真正脉搏。美国独立战争就像任何革命一样，不同的派别为了推翻统治阶级这个共同事业而捐弃前嫌、通力合作，然而在获胜之后发现，在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之上，他们有着根本不同且互不相容的政治观念。在由一系列令人眩目的事件构成的1790年代政治史中，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完全暴露出来，他们为美国设计的不同进程迎面相撞。在这场争论中选定自己的立场，就好像是在美国独立战争的歌词和音乐之间做出选择一样。

让美国独立战争有别于之后大部分（若不是全部的话）名副其实的革命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争夺优势的战场上，在争夺美国独立战争“真义”到底为何的战斗中，没有哪一方取得了完全胜利。这里我不是指美国独立战争没有“吞食自己的孩子”，没有出现断头台和行刑队，尽管这确实是真实的。相反，我指的是，独立战争那一代人找到了持续辩论或对话的方式，以这种方式包容了他们之间争吵的爆炸性能量，而且这种辩论或对话最终因政党的创建而被制度化，变得安全了。美国后来的历史都不过是在独立战争那一代旧有紧张关系的各种新版本之间左右摇摆而已，这种摇摆只在美国内战中才以暴力形式呈现出来。这种紧张关系最为人熟知的形态，即主导19世纪的形态是，宪法作为州主权与联邦主权间冲突的结果出现。然而，这种意见冲突有着更深层的根源，涉及人们对政府本身的相互敌对的态度、对公民权的不同理解和对自由与平等这两大目标的不同立场。

但关键的一点是，这场争论并没有得到解决，而是深深植入了美国的身份构造之中。如果这意味着美国是建立在矛盾之上的话，那么，确实如此。除了历史上那场流血冲突之外，我们已经成功地与这一矛盾和平共处了两百多年。林肯曾经说，美国建立在杰斐逊于1776年写下的一个命题之上。而实际上，我们是建立在关于这个命题到底所指为何的争论之上。

这并不意味着共和国早期的政治历史可以这样理解：一群举止良好的半神半人进行着一场彬彬有礼的辩论。我们也不能称他们是一个交响乐团，或者考虑到参与最高政治活动的人数是有限的，称他们是一个室内合奏乐团：每位建国之父都弹奏着自己的乐器，而且各自的演奏都和谐融合成共同的曲谱。实际情况是，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共同曲谱，不存在什么指定的乐器，更不存在什么融汇一体的和谐。1790年代的政治实际上是一场失谐演奏。以前的历史学家曾将之称为“激情年代”（the Age of Passion），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就那时出现的尖刻指控、意识形态冲突、个人对抗和大难临头的夸张言论而言，美国历史上没有哪个阶段可以望其项背。独立战争那一代最高层人物之间的政治对话，实际上是一场长达十年之久的相互谩骂。[13]

那么，他们最后是如何成功的呢？为什么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观点很可能是正确的？怀特海认为，新兴帝国的领导层，就事后看来，达到了人们合理期望的程度，历史上只出现过两次这样的情况。第一次是恺撒·奥古斯都统治下的罗马帝国，第二次就是18世纪末的美利坚合众国。为什么人们对美国独立战争的描绘不是大规模屠杀的恐怖场景，而是一群衣着体面、姿态优雅的人物形象呢？[14]

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包含在后文讲述的故事之中，这些故事将竭力再现共和国早期八位杰出的政治领袖眼中的紧迫和仓促，以及他们的所见所感。他们是阿比盖尔和约翰·亚当斯、阿伦·伯尔、本杰明·富兰克林、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和乔治·华盛顿。后面的每个章节都算得上展现一个受上帝垂爱的历史时刻的独立故事，我尽己所能将它们写得生动有趣。总的来看，这些故事具有以下几个共同主题。

其一，独立战争那一代人取得的成就是一项集体事业，这项事业的成功缘于他们个性和意识形态的多样性。他们的交往和相处产生了一种动态平衡。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完美的或者一贯正确的，而是因为各自的不完美和瑕疵，以及古怪之处和过分行为，使他们相互之间产生了制约，就像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中所写的，一个大共和国中可以存在多个政治派别。

其二，他们相互之间都很熟悉，这意味着他们一同进餐，在无数会议中并肩而坐，就私人和公共问题通信。当时的政治，哪怕是在早期共和国的最高层，都是面对面进行的。政治上的竞争对手们都不得不处理这种频繁的人际交往所带来的亲密情感和关系。这里，亚当斯和杰斐逊之间的对立与友谊是最合适的例证。在其他几个关键时刻，重要的妥协之所以得以达成，就是因为他们之间的信任。尽管美国早已成长为一个法治国家，但在早期阶段，它还是一片人治之土。

其三，他们成功将那个最具威胁性、最有争议的问题排除在政治议程之外。显然，这个问题就是奴隶制。不论我们认为美国独立战争的原则是什么，它显然都与这些原则水火不容。奴隶制问题在这个新生国家有着深刻的社会和经济根源；消灭奴隶制，可能会打乱这个国家刚刚开始形成的脆弱融合。让奴隶制自行消亡是否会导致这个国家的灭亡，这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也是书中一则故事的主旨。不论人们以事后之明和现代种族观念为道德指导，对这个假设问题最终做出何种结论，独立战争那一代人都认为，解决奴隶制问题的风险远远高于成功的可能性。因此，他们拒绝在国家或联邦层面上讨论这个问题，刻意将解决奴隶制问题推迟了。

其四，在约翰·特朗布尔、吉尔伯特·斯图尔特和查尔斯·威尔逊·皮尔完成的肖像画中，那些注视着我们的人，是如此庄严、高贵；那些穿越历史长河到达我们耳际的声音，是如此抑扬顿挫、具有英雄气概。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会来瞻仰他们，聆听教诲。独立战争那一代人中的所有先锋人物，都敏锐地觉察到他们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尽管他们当时正在创造着能让他们流芳百世的历史。他们开始为后代做出姿态，给我们写信，就好像他们之间相互通信一样，尤其在各自职业生涯的后期。若他们有时候看起来像大理石雕像，这正是他们所期望的样子。（约翰·亚当斯是我最喜欢的人物之一，因为他生来就没有能力一直保持那种尊贵的姿态。他那醍醐灌顶但有些无礼的坦率，为我们提供了最明亮的窗口，使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窥探这些人深藏的野心和骚动不安的空虚。）若他们有时候看起来像历史剧中的演员，这正是他们经常自认的形象。实际上，我们是他们取得成就的同谋，因为我们正是观看他们表演的观众。知道我们一定会来观看表演，这促使他们展现自己行为最好的一面。[15]

编年史，正如谚语所说，是心灵脆弱者的最后避难所，是历史学家的唯一招数。我的叙述尽管故意编排得像一个个插曲——它们不是对全部事件的完整记录，但依然遵循了编年史路径。其中只有第一则故事，即阿伦·伯尔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之间的决斗，不是按照年代顺序叙述。它不仅是一个令人着迷的故事，还引入了在之后所有故事中回荡的主题，可谓例外恰恰证明了规则的存在。这是独立战争年代因政见不一而最终导致暴力和死亡的唯一事例。对于伯尔，若我说得没错，是共和国早期精英阶层中唯一一位与整体格格不入的人物。他是一位丰富多彩、迷人的人物，这没有错，但是他的品性不够格。

为这段历史涂光抹彩和定调定性的著作已经很多了。若后文中的故事确实汇聚为某个更宏大意义的话，那么把握这个意义最可靠的方法，就是阅读这些故事本身。那是1804年夏季一个炎热的早晨。阿伦·伯尔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正各自划着船穿过哈德逊河，前往他们约好的地点——维霍肯（Weehawken）[16]的平原。河水显得格外宁静，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雾气……

[1] Adams to Nathan Webb，12 October 1755，Works，vol.1，23-34；Adams to Abigail Adams，2 June 1776，Lyman Butterfield，ed.，Adams Family Correspondence，3 vols.（Cambridge，1963），vol.2，3；Adams to Benjamin Rush，21 May 1807，Spur，89.

[2] 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New York，1993）.

[3] Benjamin Rush to Adams，20 July 1811，Spur，183.

[4] Ira Gruber，The Home Brothers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Willaimsburg，1972）；Kevin Phillips，The Cousins’ War：Religion，Politics，and the Triumph of Anglo-America（New York，1999），291-299.

[5] Writings，517.

[6] 有关共和理念（一种坚决反对权力集中的理念）的影响深远的一项研究，见Bernard Bailyn，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Cambridge，1967）；对1780年代的经典研究，见Gordon Wood，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Chapel Hill，1969）；对1790年代的经典研究，见Lance Banning，The Jeffersonian Persuasion：Evolution of the Party Ideology（Ithaca，N.Y.，1978）。

[7] Adams to Benjamin Rush，10 July 1812，Spur，231-232.

[8] T.H.Breen，“Ideology and Nationalism on the Ev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Revisions Once More in Need of Revising，” JAH 84（June 1997）；13-39；John Murrin，“A Roof Without Walls：The Dilemma of American National Identity，”in Richard Beeman，Stephen Botein，Edward Carter，eds.，Beyond Confederation：Origins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American National Identity（Chapel Hill，1987），334-38.

[9] Jefferson to William Fleming，1 July 1776，Boyd，vol.1，411-12；U.S.Bureau of Census，First Census（Baltimore，1966），6-8.

[10] Laurel Thatcher Ulrich，A Midwife’s Tale：The Life of Martha Ballard Based on Her Diary，1785-1812（New York，1990）；Robert E.Desrochers，Jr.，“‘Not Fade Away’：The Narrative of Venture Smith，an African American in the Early Republic，” JAH 84（June 1997）：40-66.另外一个研究路径是研究“底层”政治文化，也就是研究在公共仪式中本地人的态度是如何被塑造的。从这个角度研究民族主义兴起的一个最佳范例是 David Waldstreicher，In the Midst of Perpetual Fêtes：The Making of American Nationalism，1776-1820（Chapel Hill，1997）。

[11] Mercy Otis Warren，History of the Rise，Progress，and Termination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3 vols.（Boston，1805）；John Marshall，The Life of George Washington，5 vols.（Philadelphia，1804-1807）.

[12] 我这种有关美国独立战争的辩论实际上是一种循环论证的想法，受到了Francois Furet对法国大革命的类似分析的影响：Interpre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trans.Elburg Foster（Cambridge，England，1981）。

[13] Martin Smelser，“The Federalist Period as an Age of Passion，”American Quarterly 10（Winter 1958）：391-419；参见 John R.Howe，Jr.，“Republican Thought and the Political Violence of the 1790s，” American Quarterly 19（Summer 1967）：147-165.

[14] 有关怀特海的观点，根据佩里·米勒的论文集，是他在与佩里·米勒的一次谈话中提出的，见Perry Miller，Nature’s Nation（Cambridge，1967），3-4。若想对签署了《独立宣言》和宪法的九十九人有一个大概了解，请见Richard D.Brown，“The Founding Fathers of 1776 and 1787：A Collective View，” WMQ 33（July 1976）：465-480.

[15] Douglass Adair，“Fame and the Founding Fathers，”in Trevor Colbourn，ed.，Fame and the Founding Fathers：Essays by Douglass Adair（New York，1974），3-26.

[16] 与纽约市隔着哈德逊河相望的一座小镇。（本文脚注均为译者注）

1 决斗

这个故事最简明的叙述是这样的：

1804年7月11日早晨，阿伦·伯尔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当时正乘着不同的划艇，横穿哈德逊河，他们要去的是新泽西州维霍肯镇附近的一个隐秘地点。就在河岸上某处，根据决斗规则，他们在相隔十步远的地方相互用手枪射击。汉密尔顿被击中右肋，第二天就死掉了。伯尔尽管没有受伤，却发现自己的声名受到了致命损害。在这场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决斗中，汉密尔顿和伯尔都成了牺牲品。

尽管这段叙述的全部信息都是正确的，但它那令人敬佩的精练导致了不幸的历史错误。不论如何，若伯尔和汉密尔顿之间的决斗算得上美国历史上类似交锋中最著名的一例，那么我们就应当能够想象出这个戏剧性的时刻，想象出一个文字内容更加丰富的“决斗”图景。只有更详细的描述，才能让这个被称为“维霍肯见面”的事件，在诸如《O.K.镇大决斗》（Gunfight at the O.K.Corral）或者经典电影《正午》（High Noon）这样备受吹捧的竞争对手面前，获得其应有的地位。对这种事件而言，简洁的叙述是绝对不行的。因此，为了让这段历史插曲呈现出必要的细节，为了再现当时的场景，我在下文对其进行了全面描述，并试图将所有留存下来与之相关的、无可争议的证据囊括其中。[1]

1804年7月11日，第一道曙光刚刚划破天际，阿伦·伯尔就离开了他靠近曼哈顿南部、位于里士满山（Richmond Hill）上的住所。那天晚上他和衣睡在长沙发上，这位美利坚合众国的副总统毕生都是切斯特菲尔德勋爵[2]如下这句格言的忠实信徒：绅士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只要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有自己的风度。因此，伯尔上校——这个军衔是他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的骄傲象征——就这样体面地穿着类似丝绸的衣服（实际上是羽绸做的），带着冷淡沉静的表情来到了哈德逊河岸边，就好像一位天生的贵族正在赶赴一次与命运的约会一样。

他的祖父、著名的神学家乔纳森·爱德华兹曾经说过，我们都是可怜的动物，都不过是悬在永不熄灭的火焰上面不断挣扎的蜘蛛而已。但是，伯尔的一生可谓是一只精明的蜘蛛，他可以让自己跳出地狱般的困境，同时编织好罗网让其他人落网。没有人确切知道，当桨手划着小船，送伯尔及其追随者威廉·范·内斯去对岸时，伯尔心里到底想了什么。后人的判断是，伯尔终于用自己的恶魔之网捉到了汉密尔顿，现在他开始行动，准备杀死自己的猎物了。[3]

与此同时，里士满山北部、靠近如今华尔街的地方，汉密尔顿登上了一艘小船，船上有两个桨手，其中一位是他的医生大卫·霍萨克，另一位则是他的忠实朋友纳撒尼尔·潘德尔顿。与伯尔一样，汉密尔顿穿着得体，脸上带着绅士般的冷傲。他也有自己的荣誉军衔——“汉密尔顿将军”。这个称呼得于他的最后一次任命，即1799年他被任命为新军“督察将军”，这样他的军衔就高于伯尔的军衔。他已经四十九岁了，比伯尔年长一岁。同时，和伯尔一样，他身材矮小，身高为五英尺七英寸，只比伯尔高一英寸，手脚都不大，骨架有些柔弱，但头部和面部非同寻常。他被称作“联邦主义的小狮子”，就是因为他的确比较矮小。

然而，上帝认为按他俩的头颅把他们区分成对立的两极，再合适不过了。伯尔遗传了爱德华兹家族的特点，肤色较深，黑发从前额向后生长，眼睛的黑褐色看起来就像鹰眼和乌鸦眼的混合色。汉密尔顿的肤色则是淡黄色的，眼睛是紫蓝色的，头发是红褐色的，所有这些合在一起就像一团摇曳的火焰，伯尔却像一个固定不动的影子。如果说伯尔的整体仪态是压抑的，就好像新英格兰清教主义正挤压、盘绕着他的内心，那么汉密尔顿则好似一股活力四射的能量，这股能量不断地以一次次色彩明亮的爆发来展示自己。

他们不同的家族背景也造就了气质上和风度上的反差。伯尔血统高贵，这让他的贵族式举止显得底蕴深厚、与生俱来。相反，汉密尔顿那种锐气、无畏的风度，是他有意识培养出来以克服自己的贫贱出身。看不起汉密尔顿的约翰·亚当斯曾说他是“一个苏格兰小贩的乳臭未干的私生子”。尽管亚当斯这句话的目的是要侮辱他，但从字面上看，亚当斯的确是正确的。

汉密尔顿出生在西印度群岛的尼维斯岛，是一个运气不佳的、具有法国血统的美女和一个嗜酒成性、破产的苏格兰商人的私生子。可能是因为他的卑贱出身，汉密尔顿似乎总是要证明自己，他需要向上司证明自己的卓越能力。不论是带领一队步兵攻打约克镇的英军据点（当时他第一个跨过矮墙与英军展开刺刀搏斗），还是向不那么情愿的联邦政府推销自己设计的全国财政计划，汉密尔顿都将现实问题看作个人挑战，看作可以一展身手的目标。这时，他往往会做出略显浮夸的勇敢举动。尽管并不是他提议要与伯尔决斗，但是，汉密尔顿一生中没有什么东西会让他以冷静而极度优越的姿态拒绝这种挑战。因此，他之所以默默地穿过哈德逊河沉寂无言的河水，是因为他不认为自己能够拒绝伯尔发出的挑战。[4]

关于汉密尔顿这个时候的所思所想，我们确实知道很多。前一天晚上他草拟了一份个人声明，并将它和自己的遗嘱放在一起。在这份个人声明中，他说自己诚心希望避开这次交锋。他还宣称自己“除了政治分歧之外，对伯尔上校并无任何恶意；而且，政治意见上的不一致，我相信也完全是出于纯粹的、正当的动机”。另外，他决定让自己置身于伯尔的射击之下而不予还击：“我已经下定决心，若我们之间的交锋是按通常方式进行，我相信上帝会很高兴给我一个机会，让我保留或射偏自己的第一枪，我甚至打算放弃自己的第二枪，这样就可以给伯尔上校一次冷静思考的机会。”他并不认为这种行为等同于自杀，而是认为这不过又是一场他一定能获胜的、勇敢的赌博而已。[5]

人们通常认为的决斗地点，即维霍肯平原，是具有误导性的。实际上，人们若沿着伯尔和汉密尔顿的路线前进穿过哈德逊河，然后在现在的林肯隧道上游不远处登陆的话，人们将看到一座高150英尺的悬崖峭壁。任何试图翻过这座峭壁的人，到达顶部后都不可能再进行什么决斗了。决斗的真实地点是一个狭窄的平台，大约10英尺宽、40英尺长，离水面只有20英尺。这是个经常发生决斗的地点，因为它相对来说与外界隔绝，而且要到达这里也比较困难。根据事先约定，伯尔一方于早上将近7点时先到。他们一到达就开始清除平台上那些杂乱的灌木和石块。[6]

不久之后，汉密尔顿一方也到了。伯尔和汉密尔顿双方的助手，也就是范·内斯和潘德尔顿一起重新审查了事先约定的见面规则。之所以称作“见面”，是因为决斗在许多州都是非法的，纽约州也是如此。因此，除了早已确定的决斗礼仪之外，那些资深决斗者还发展出了一套难懂的术语，现在我们称之为“否认之语”。这样一来，所有的决斗参与者若事后被法院审判的话，都可以宣称对决斗并不知情。例如，桨手们当时就不被允许走到这个平台上来观看决斗。汉密尔顿的医生大卫·霍萨克，也被要求不得知晓此次决斗的程序。[7]

由于是伯尔向汉密尔顿提出决斗的，因此由汉密尔顿来选择武器。他选择了一对定制的、装饰精美的手枪，这对手枪的主人是他的妹夫约翰·丘奇。除了华丽的外表之外，它们还有两个特别之处。第一，它们已经在两次决斗中使用过了，其中一次发生在1799年，当时丘奇射落了伯尔外套上的一枚纽扣；另一次发生在1801年，当时汉密尔顿的大儿子菲利普，就是在离维霍肯决斗点只有几码远的地方，为了捍卫他父亲的尊严，受了致命伤。第二，它们都内设了一种秘密装置，即可以扣动的微力扳机。若没有微力扳机，要大约20磅的压力才能扣动并射击。配以微力扳机后，就只需要1磅的压力了。汉密尔顿知道微力扳机的存在，但是伯尔并不知情。

这两把手枪是滑膛枪，用的是很大的点54口径子弹。潘德尔顿和范·内斯给它们上膛之后，潘德尔顿对汉密尔顿耳语道：“我是否要设置好微力扳机呢？”汉密尔顿回答说：“这次就不必了。”因此，在伯尔和汉密尔顿准备好去各自的指定地点之前，他俩都带着火力十足却极易走火的武器。若被这样的武器在近距离击中要害，受重伤甚至丧命的可能性极大。但是，滑膛枪固有的射击不精确性，以及启动击锤、点燃火药以将子弹推向目标所产生的强烈震动，都意味着与当时的大部分决斗一样，决斗双方即使受伤，也不可能是重伤。[8]

接着，伯尔和汉密尔顿来到平台中央，听取对他们的最后指示。汉密尔顿作为被挑战方，优先选择位置。他选择了上游方向或者说靠北的那边。这可是一个糟糕的选择，因为早晨的阳光和河面反射的阳光会正面照射在他的脸上。按规定决斗双方必须相隔十步远，因此他俩几乎都到了这个平台的边缘。根据事先约定，当两个决斗者都准备好时，潘德尔顿会说“举枪！”，接着两个人都可以举起手枪，朝对方射击。若其中一人开枪先于另外一人，那么未开枪一方的助手会说“一、二、三，射击！”若决斗者在这之后还是没有开枪，那么就丧失了一次机会。当出现这种情况或者双方都射击但均未击中对方时，双方则要开会决定，是继续下一轮决斗，还是认定决斗的光荣义务已经完成。[9]

在到达指定位置之后、发出最后命令之前，汉密尔顿要求先暂停一会儿。他从胸前的口袋中掏出了眼镜，调了调后戴上。然后，他逆着炫目的阳光，眯起眼睛，举起手枪，对着几个假想目标做瞄准动作。最后，他说自己已经准备好了。整个过程中，伯尔都耐心、冷静地等待着。没有证据表明，伯尔知道汉密尔顿放弃第一次射击或故意射偏的意图，而且，汉密尔顿在这个最后时刻的举动，显然似乎并非出于善意。若他不想击中伯尔，为什么要戴眼镜呢？这一直是一个难解之谜。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则是一个更难解的谜。实际上，关于之后四五秒时间的各种矛盾的叙述，可以作为后现代主义观点的证据：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客观真实，历史真实不过是一系列不可思议的谜和无数不确定的观念。为了让我们的叙述沿着一开始就确立的无可争议的路线继续下去，我们现在必须跳过这个最关键的时刻，在叙述完这段历史插曲之后，再回过头来探讨这四五秒钟的情况。

人们听到了两声枪响，汉密尔顿被击中了。那颗一盎司重的子弹击中了他的右肋，形成了一个直径两英寸的洞，这个洞离臀部四英寸。子弹击毁了他的胸腔，从肋骨上弹离，接着向上穿过肝脏和横膈膜，击裂了第二节腰椎，并最终停留在那里。即使利用现代医学的全部知识，汉密尔顿体内受到的伤害也足以让他死亡，最乐观的情况也不过是终身残疾。考虑到当时医学的局限，汉密尔顿根本没有任何生还的希望。汉密尔顿也立即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当霍萨克医生冲过来检查他的伤势时，他平静地说道：“这是个致命伤，医生。”然后，就不省人事了。[10]

与此同时，伯尔似乎有些惊讶，并对自己开枪射击造成的后果感到懊悔。他冲向倒下的汉密尔顿，但是范·内斯拦住了他，并且引领他离开现场，向划艇走去。整个过程中，内斯都用一把伞遮住伯尔，这显然是出于否认知悉决斗的目的，以使汉密尔顿一方可以在法庭上宣称他们根本就没有见过他。沿着那条通往河边的路走到一半的时候，伯尔停了下来，坚持要回去看一下。他央求道：“我必须回去，和他说上几句话。”但是范·内斯拒绝了他的要求，继续领着他上了船，穿过河面，回到了纽约市。[11]

霍萨克几乎认为汉密尔顿就要死在现场。然而，经过几分钟的抢救之后，失去意识的汉密尔顿开始正常呼吸了。因此，他们抬着他来到了河边。在回去的途中，汉密尔顿曾经醒过来一次，对霍萨克咕哝着：“潘德尔顿知道我第一次并不想射中伯尔上校。”当一个桨手想移开汉密尔顿的手枪时（当时手枪放在椅子上），汉密尔顿警告他说：“小心这把手枪。它还没有退膛，扳机还没有扣下去。它可能会走火伤人。”这显然意味着汉密尔顿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把枪已经开过火了。到达靠近纽约市那边的河岸后，他们抬着汉密尔顿来到附近的詹姆斯·贝阿德家中。贝阿德是汉密尔顿的老朋友，也是他的政治追随者。在那里，霍萨克给他用了大量的鸦片酊，然后就只能束手无策地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汉密尔顿在1804年7月12日下午两点溘逝，当时他的周围有纽约市大主教本杰明·摩尔、大卫·霍萨克、妻子伊丽莎白和七个不幸丧父的孩子。[12]

两天后的葬礼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哀悼活动。红木棺材由汉密尔顿的那匹灰马拉着，空荡荡的马鞍上横放着汉密尔顿的靴子和马刺。棺材后面是他的妻子和孩子、纽约市的政治和法律领袖、哥伦比亚学院师生、银行总裁、陆海军军官、地方神职人员和外国显要人物。此外，还有几百名普通市民跟随在他们身后。汉密尔顿一家的老朋友、联邦党人加瓦尼尔·莫里斯，在人潮涌动的三一教堂发表了葬礼演说。[13]

公众的普遍看法是，伯尔残酷无情地谋杀了汉密尔顿。报纸上充斥着反伯尔论调，激起了民众的愤怒。新闻文章编造出各种看法（比如伯尔当时为这次决斗特别制作了一套衣服，这套衣服的布料可以使子弹发生偏转），还添油加醋地讲述了一些戏剧化的阴谋情节（例如，当汉密尔顿的遗孀和孩子为汉密尔顿的死而悲痛欲绝时，伯尔所表达的唯一遗憾就是，他当时没有击中汉密尔顿的心脏）。一幅决斗的蜡制品将当时的场景刻画成汉密尔顿遭到了伯尔和一个躲藏起来的共犯的伏击，中弹身亡。蜡制品底部的说明文字是这样的：

哦，伯尔。哦，伯尔。你到底做了什么？

你开枪打死了伟大的汉密尔顿。

你躲在一片蓟丛后面，

鬼鬼祟祟地伸出一支大口径手枪，

置他于死地。

由于当时面临着因决斗和谋杀而定罪的危险，由于报纸编辑们将他比作本尼迪克特·阿诺德[14]这样的叛国贼典范，由于牧师们都在布道中称他的行为是中世纪正义观念的粗暴再现，伯尔灰溜溜地逃离了纽约，声名扫地，马不停蹄地逃往佐治亚州。[15]

因此，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汉密尔顿得到了安葬，而且变成了具有传奇色彩的烈士；伯尔偷偷溜出纽约，最终在美国西部有了一番奇异经历，然而在政治上已经被人遗忘了。这似乎是我们试图再现“决斗”这幅著名历史图景的最恰当结局了。

当然，前面叙述中缺漏了两次枪响之间的四五秒钟时间。推迟对这个最重要时刻的分析，不仅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根本就没有一致意见，而且也与我们的叙述所基于的唯一证据——那场辩论——的历史时间相符。也就是说，在决斗发生不久之后，决斗现场的目击证人之间发生了一场言语决斗。这种决斗起初主要发生在潘德尔顿和范·内斯之间，然后就不可避免地扩大到支持汉密尔顿和支持伯尔的人之间了。这些人的叙述充斥着当时的报纸和传单，他们各自都找出证据来佐证己方观点。

然而，就在事后对决斗的不同叙述最终变成另一场决斗之前，两位目击证人潘德尔顿和范·内斯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这份声明的主要目的是要说明汉密尔顿和伯尔都严格遵照决斗规则行事，因此尽管决斗本身是违法的，但是他们的行为完全符合正人君子之道。在说明这一点的过程中，潘德尔顿和范·内斯在几个重要细节上达成了一致意见。这几个细节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它们给我们理解具体事实经过带来了一丝光亮。

首先，潘德尔顿和范·内斯同意，两个人都开枪了。有两次枪响，而不是一次。这是一个需要确立的重要事实，因为汉密尔顿的朋友对这次决斗的多种叙述，都想当然地认为汉密尔顿根本就没有开枪。这很显然受到了汉密尔顿在决斗之前写下的决定不向伯尔开枪的影响。由于霍萨克和桨手们都听得到枪响，即使他们看不到，因此这一点是不大可能错的，除非当时两次射击是同时发生的。而潘德尔顿和范·内斯都认为，两声枪响并不同步。

这就将我们引到了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共识上——两声枪响之间的确间隔了“几秒钟”。至于到底是几秒钟，他俩意见不一。然而，他们确实一致认为，两声枪响之间的时间间隔是可以明显辨别的。其中一个人先开了枪，而另一人则故意等了一点时间，然后再开枪。这两声枪响不是在瞬间同时发出的。[16]

就这些达成一致意见的方面来看，要完全解释汉密尔顿一方对决斗的叙述，并不那么容易。汉密尔顿一方的关键点是，伯尔先开了枪。如果我们赞同这个假设前提（潘德尔顿和汉密尔顿的追随者认为事实就是这样的），那么，既然汉密尔顿来维霍肯决斗时已经下定决心不向伯尔射击，他就不可能先开枪。相反，是伯尔在汉密尔顿还举着手枪的时候，开了枪。接着，伯尔射来的子弹给汉密尔顿带来的冲击让他扣在扳机上的手指不由自主地抖动了一下，从而射出了子弹。但是，子弹却越过了伯尔的头顶，没入了树丛中。范·内斯宣称，自己曾在第二天重返那个决斗平台，发现伯尔站立点后方约4英尺远、12英尺高的地方，一棵雪松的一根树枝被打断了。这种叙述和汉密尔顿后来在船上说的话相吻合，当时他似乎认为自己的手枪中还有子弹。显然他没有意识到伯尔的射击已经让他不经意间也开了枪。然而，若我们接受汉密尔顿一方的叙述，又应该怎样解释两次枪响的时间间隔呢？如果汉密尔顿一方的说法是正确的，两次枪响就应当几乎是瞬时同步发生的。

尽管伯尔一方的叙述也有问题，但与前文提到的目击证人达成一致的内容更相容。根据范·内斯的说法，汉密尔顿瞄准了伯尔并先开枪射击，但是射偏了。接下来伯尔停了大约“四五秒钟”，让汉密尔顿周围的烟雾消散，同时他也在等潘德尔顿开始说“一、二、三，射击”。但是，潘德尔顿当时只关注汉密尔顿的情况了，根本就不记得要在这个时间里说什么。这样，伯尔自作主张地开枪射击，而不是放弃射击。汉密尔顿应声倒下。范·内斯坚持自己对事情经过的看法：“我认为，当时能听到枪响的人都认同，两声枪响之间有时间间隔。大家还认同的是，汉密尔顿将军在伯尔先生开枪的瞬间就倒下了。这与那种称伯尔先开枪的说法相矛盾。”范·内斯继续说道：

就谁开了第一枪而言……我是最有信心的。若人们还存有任何疑问的话，那么这种疑问也将因下面的情况而烟消云散：当汉密尔顿将军开枪时，我注意到伯尔先生的身体抖动了一下，或者说轻微晃动了一下，我当时认为他肯定被击中了。但当我马上看到他仍岿然不动地站在原地时，我想他受的伤可能不是那么严重。带着他已经受伤的印象，后来我有机会问他被击中了哪里。当我向他解释我认为他受伤的原因时，他说当时站在了一颗石子或者一块木头上，让他感觉痛，脚踝也扭伤了。

换言之，伯尔对汉密尔顿射击的反应是向后退缩和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事后他为了表明自己当时并没有丧失镇定，于是就将之怪罪于脚下的一颗石子或者一块木头。[17]

尽管伯尔一方的描述听起来颇有道理，尽管更符合两次射击间有短暂间隔的判断，但还是存在两个问题。其一，如何解释后来上船之后，汉密尔顿对潘德尔顿和霍萨克说他根本就没有开枪，而且当时他显然是出于诚挚的信念呢？其二，若汉密尔顿确实向伯尔射击了，如何解释伯尔后方的一根雪松树枝被打断了呢？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合理且非常有说服力的答案，而这个答案将使我们能够合理但更具猜测性地回答第一个问题。这个可能解开决斗谜团的关键答案是，双方都在利用对自己有利、具有误导性的假设来组织叙述。汉密尔顿一方需要将倒下的汉密尔顿塑造成一名烈士：到达维霍肯时，汉密尔顿已经下定决心吃伯尔的子弹而不回击。伯尔一方则需要宣称他们的英雄在当时的举动是体面的，是完全符合决斗规则的，而且在差点丧命于汉密尔顿的子弹的情况下，他不过是以眼还眼，瞄得更准罢了。汉密尔顿一方需要歪曲交火过程，以维护汉密尔顿死后的显赫声名。而伯尔一方则需要歪曲汉密尔顿那令人起敬的意图，为伯尔做出的致命反击提供正当性。极有可能的是，两方都曲解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汉密尔顿确实是有意识地开了枪，而且是先开枪的。但他故意不瞄准伯尔，让子弹射向伯尔身后上方的雪松。这样，虽然他没有保留自己的第一枪，但确实故意射偏了，从而遵守了他在决斗之前写下的决心。同时，不了解汉密尔顿想法的伯尔，确实知道汉密尔顿的子弹已经呼啸地从他的头顶飞过，击中了他身后的雪松。根据决斗规则，伯尔此时做出反应，瞄准汉密尔顿的要害并开枪射击，是完全合理的。[18]

但他真的是这样做的吗？这是一个我们永远无法明确回答的问题。可以说，在那个重要时刻，这个秘密就已经永远锁在伯尔那谜一般的心里了。但还要考虑以下一些间接证据：杀死汉密尔顿，伯尔不仅得不到任何东西，反而会丧失一切。当时他肯定知道这一点，而且事后发展也完全证实了这一点。伯尔对汉密尔顿应声倒下的主要反应，如潘德尔顿和范·内斯描述的那样，明显是惊讶和后悔，后来还坚持要和负伤的汉密尔顿说话。此外，在决斗前协商时，当汉密尔顿一方提议让大卫·霍萨克担当双方的医生时，伯尔同意了，说一个医生就足够，随后又补充道：“甚至连医生都不必要。”当决斗者希望让对方轻微受伤时，他们最经常瞄准的是臀部和腿部。因为偏离了大约二三英寸，伯尔的子弹未能仅造成汉密尔顿臀部的皮肉之伤，而是击中汉密尔顿的肋骨后反弹，从而击伤了他的要害器官。[19]

到了最后，我们还是无法下定论。极有可能的情况是，伯尔内心郁积的对汉密尔顿的憎恨当时已经达到极点，以至于当那个人站在自己的视野之内时，伯尔根本就无法理性计算自己的得失。几乎可以肯定，也与所有可以获得的证据相吻合的是，汉密尔顿先开枪了，但故意射偏。他在船上说手枪中依然有子弹的唯一合理解释是，他当时处于半昏迷状态，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或者，可能性更小一些的是，这是潘德尔顿和霍萨克编造出来支撑他们对决斗的叙述。有可能但无法获得相关证据的是，伯尔自己也射偏了。也就是说，他那致命的一枪是一次意外。实际上，伯尔一方的叙述最能解释疑问的特征之一是（这个特征提高了该方叙述的总体可信度），该方认为伯尔是经过思考之后才有意识地开枪。（若想减轻伯尔的罪责，为什么要强调两次射击之间的时间间隔呢？）在瞬时即逝但致命的几秒钟，伯尔脑海中的想法能够解开人们对其个人品格的全部疑问。但是，这些想法和伯尔的大部分隐秘想法一样，永远地遗失了。

我们集中精力讨论决斗平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因为汉密尔顿一方的叙述在历史记载中占据了统治地位，而这种叙述却极可能是错误的。当我们顺藤摸瓜地来挖掘这个历史插曲中的事实因素时，不经意间忽略了一个最明显的问题。这两位美国著名政治家为什么要到那个平台上来？没错，他们之所以到了那里，是因为伯尔向汉密尔顿发起挑战，而汉密尔顿认为，若拒绝伯尔，自己的名誉将会受损。问题是，汉密尔顿到底做了什么而激怒了伯尔？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两个人都甘愿冒这么大的风险？

对此，最简明的答案是，正如真正决斗之后发生了言语决斗一样（这场决斗的最终获胜者是汉密尔顿的追随者），决斗之前也发生过言语决斗，而在这次决斗中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则是伯尔。更详细一些的答案是，两人在决斗之前进行的言语交锋是长期个人敌意和政治分歧的高潮。这种敌意和分歧是共和国早期那种超动力政治文化的自然产物，而且事后看来，几乎是必然产物。

毫无疑问，决斗之前的那场言语交锋是伯尔先开火。1804年6月18日，伯尔让汉密尔顿注意两个月前发表在《奥尔巴尼快报》（Albany Register）上的一封信。这封信的作者是查尔斯·库珀博士，他回忆了汉密尔顿在1803年2月的一次指责伯尔的演说。伯尔当时正在竞选纽约州州长，汉密尔顿攻击他不够资格。汉密尔顿到底说了些什么，库珀并没有细说。然而，信的结尾这样写道：“我可以细谈汉密尔顿将军表达过的认为伯尔先生更卑劣的看法。”让伯尔感觉被冒犯的是“卑劣”这个词。伯尔要求汉密尔顿解释或者否认这个词：“尊贵的先生，你可能也认为有必要马上不附任何条件地确认或者否认，曾经使用过任何足以让库珀博士提出此种说法的任何言语。”[20]

接下来发生的事我们都知道，伯尔的要求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导致了那场致命决斗。然而，具有启发意义的是，库珀的信和伯尔的要求中，都没有提到汉密尔顿到底说过哪些中伤之语。毫无疑问，“卑劣”绝不是什么恭维之词。它到底所指何物，或者汉密尔顿到底说了伯尔什么，却是不清楚的。这种指控的核心完全是空洞的。因此，在这个时刻，汉密尔顿必须做的就是否认说过任何关于伯尔的、可以被称作“卑劣”的话。汉密尔顿还可以说，新闻界将这种可鄙的暗示归咎于他，他个人表示万分遗憾。这样，伯尔除了接受这种解释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选择了。

然而，汉密尔顿却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实际上，他利用这种冒犯性言论的内在模糊性，来回避对伯尔做出任何正面回答。他解释道：“我做出任何在您看来必要的承认或者否认，都会显得不合时宜。”而且，那个关键词“有无数含义，从最光明正大的到最黑暗可耻的，应有尽有。我们如何能判断该词所指的程度呢？”在对语法和句法的多样性进行简要论述之后（这种论述就是为了激怒伯尔），汉密尔顿开始进攻。他感到自己必须“从原则上”反对“接受因别人推断或引申我说的话而进行的调查。此种推断或引申可能是他人在我十五年的政治生涯中，从对任何一个政治对手所说的任何话中摘录出来的”。因此，伯尔写给他的信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的侮辱，因为信中提出傲慢要求的理由“含混不堪，您居然据此给我写了这封信”。汉密尔顿确信，若伯尔恢复了理智，“您将以和我一样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事件”。如果伯尔无法恢复理智，那么“我只能对此表示遗憾，并甘愿接受任何后果”。假如伯尔的目的是要以决斗来威胁汉密尔顿，那么，汉密尔顿可不是那种会消极屈从于这种威胁的人。他会发出自己的威胁。[21]

在汉密尔顿寄出这封信的一瞬间，他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他不仅错过了否认自己对伯尔说过冒犯性话语的机会，还以轻蔑的语调和毫无必要的挑衅性威胁，加剧了言语攻讦。伯尔的回复简洁锋利。“经过认真的考虑，”他写道，“我发现您坦言珍视的诚实与优雅风范，在您的信中没有丝毫的体现。”然后，他将这种攻讦提升到更激烈的层面：“我原来相信，军人的坦率和绅士的真诚会让我看到一份直率的声明。”但是，将此种希望寄托于汉密尔顿这样一个口是心非的人身上，无异于与虎谋皮。汉密尔顿缺乏“敢做敢当的精神和宽宏大量的胸怀”。[22]

此外，汉密尔顿的抱怨——他不可能记住在“过去十五年的政治斗争生涯”中说过的每一句话——不经意间又打开了另一个新的、更大的冲突领域。在给范·内斯的指示中（这次决斗中范·内斯是伯尔的代表），伯尔解释道，库珀那封信是汉密尔顿诽谤他的最近事例。伯尔宣称，尽管被政敌攻击时，他总是尽力保持克制，然而“汉密尔顿先生却从来没有任何友好的表示。几年中，他的名字总是被用来支持对我的恶意诽谤”。实际上，两年前，伯尔称自己曾因为汉密尔顿不断污蔑自己的人格而与他交涉过，当时汉密尔顿承认自己言语不慎。尽管汉密尔顿道了歉，而且明确承诺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但不久后他又重新开始了对伯尔的诬陷。根据伯尔的说法，最近这次事件只是表明，汉密尔顿的诽谤行径已经无可救药。现在，“这些事情必须有个了结”。[23]

结果是，伯尔此时要求汉密尔顿做出的补偿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让汉密尔顿在报纸上发表简单声明了。范·内斯于1804年6月25日转达了伯尔提出的新条件：“伯尔上校要求汉密尔顿将军公开否认，在他的各种谈话中，曾经有过任何损害伯尔先生的意图。”伯尔现在已经要求汉密尔顿对此前所有的轻率言词做出全面道歉。他承认自己提高了要求，但是考虑到汉密尔顿傲慢的回避态度，“现在必须比最初做出更多要求”。[24]

这时，潘德尔顿已经作为汉密尔顿的代理人介入了谈判。他试图利用自己的影响——事实上，这也是决斗规矩所要求的——来找到一个打破僵局的办法。在潘德尔顿的敦促下，汉密尔顿同意发表一份声明，否认记得库珀在信中提及的任何针对伯尔品格的谈话。那次谈话，按照他现在的记忆，“纯粹是对政治原则和伯尔上校观点的一些评论……根本就没有提及伯尔先生过去的任何行为或个人品格”。汉密尔顿认为强调一下他的核心意思是必要的，“库珀博士提到的那次谈话完全是关于政治话题的讨论，我并未谈及伯尔上校有过任何不体面的行为，更未提及其个人品格”。[25]

严格说来，汉密尔顿的退让应当让整个事件平息下来。当时，名誉纷争应当只包含人身攻击。至于政治或者意识形态上的歧见，不论分歧有多深，也完全落在一个绅士可以要求对方做出补偿的范围之外。汉密尔顿对人身攻击和政治批评做出区分，目的就是要让他与伯尔之间的争议由一个荣誉问题转变为一个政见分歧问题。从技术上来说，根据决斗规则，伯尔应当接受汉密尔顿相当于道歉的解释。

现在伯尔已经气血上涌了。若汉密尔顿早些时候对人身攻击和政治批评做出区分，这个事件可能会被扼杀在摇篮之中。然而，现在除了全面、无条件地对此前关于其个人品格和政治观点的所有言论道歉之外，伯尔是不会满意的。“现在，单纯的否认或者声明已经不顶用了，”范·内斯解释道，“除非这种否认或声明是全面的，可以完全打消人们的这种观念：那些有损伯尔上校名誉的谣言是从汉密尔顿将军那里开始的，或者是从他所说的话正当引申出来的。”汉密尔顿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了。他必须进行一揽子道歉。“以不具体指明时间和地点的方式，撤回或者否认所有此类声明，或者否认有任何指责伯尔上校的意图，”范·内斯最后说道，“是汉密尔顿将军可以做的唯一补偿。”此后，当双方通信中的这部分内容被公开时，脾气古怪的弗吉尼亚州政治家、决斗老手约翰·伦道夫评论道，汉密尔顿当时已经成了“一只垂死挣扎的狐狸”，伯尔则是“一只健壮的老猎犬”，坚决要捕获它的猎物，“要坚定不移地追捕下去……绝不让自己被引开或者迷惑”。[26]

正如那个年代的大部分决斗最终都不是以死亡或严重受伤结束的那样，那个年代中大部分荣誉问题的谈判，最终也不是以决斗结束的。伯尔和汉密尔顿之间的争论注定要在这两个方面都成为例外。当伯尔将要求扩展到他的整个政治生涯，接着又拒绝接受汉密尔顿对人身攻击和政治批评的传统区分时，汉密尔顿实际上已经陷入了困境。双方又交换了更多信件，这个过程中潘德尔顿一直在寻找一个体面的退出途径。他抗议说，伯尔的要求“已经改变很多了，并扩大了原来提出要求的基础”，实际上是要求汉密尔顿为“自他与伯尔认识之日起出现的任何谣言负责”。但是伯尔没有退让，反而再三强调汉密尔顿十多年里“说的那些有损他名誉和荣誉的话”，要求他做出无条件的道歉，而汉密尔顿所坚持的区分和限定“就是他确实给我造成了那些伤害的证据”。1804年6月27日，伯尔的耐心已经耗尽。“双方往来通信的时间已久，这就证明令我方满意的补偿……是不可能获得的，”范·内斯解释道，“他认为除了我在这里有幸传达的简单信息之外，再提出任何其他建议都是徒劳无功的。”这个简单的信息是：“到维霍肯见面。”[27]

汉密尔顿要求推迟这次见面，这样他可以完成一些尚未完成的法律事务，并且安排好个人事务。两个人都立下了遗嘱，留下了让我们看到当时他们内心图景的足够证据，尽管这种图景上弥漫着一层迷雾。伯尔给他心爱的女儿西奥多西娅和她丈夫写了信，并让女儿承诺会继续学习拉丁文、希腊文和古典文学。接着，伯尔又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若发生了任何未预见的事情，他的女儿和女婿一定要将他的敬意转达给他以前的情人——当时她已婚，住在古巴。[28]

7月4日，在辛辛那提协会举办的一年一度的独立日宴会上，伯尔和汉密尔顿坐在同一桌。艺术家约翰·特朗布尔也在场，他叙述了当时的情景：“他们奇怪的举止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但是几乎没有人知道这到底是为什么。伯尔一反常态，一直沉默不语，脸色阴暗、愁眉不展。而汉密尔顿则兴致盎然地加入宴会中来，甚至还唱了一支老军歌。”汉密尔顿唱的是《沃尔夫将军之歌》，据称这支歌是沃尔夫这位杰出的不列颠将军于1759年光荣战死在魁北克外的亚伯拉罕平原的前一天写下的。因此，这支歌就成了一支不祥的预言之歌，特别是如下一节：

为什么，士兵们，为什么

我们忧郁伤怀，朋友们？

为什么，士兵们，为什么？

我们的使命就是死亡！

什么！叹气？呸！

去他妈的害怕，继续饮酒作乐吧，朋友们！

不是他，就是你，要么就是我。[29]

汉密尔顿生命的最后几天还发生了几件同样让人感到辛酸的事情，尽管在决斗马上就要到来时人们才意识到这一点。7月3日，也就是辛辛那提协会举行宴会的前一天，汉密尔顿在自己的新农庄举行了一次宴会。赴宴的客人包括威廉·肖特，他曾在巴黎担任托马斯·杰斐逊的私人秘书，是杰斐逊的终身门生。被邀请的人还包括阿比盖尔·亚当斯·史密斯及其丈夫，他们是约翰和阿比盖尔·亚当斯夫妇的女儿和女婿。杰斐逊是汉密尔顿的主要政敌，亚当斯则是他在联邦党内的最主要反对者，汉密尔顿曾经公开宣称亚当斯精神错乱，根本就不适合担任总统。从对客人的选择上可以看出，汉密尔顿以这种方式向人们声明个人攻击和政治批评并不等同。大约同一时间，他还为长子写下了《论谨慎》一文。这篇文章说，若谨慎“算不上什么杰出的美德……它至少也是一种非常有用的美德”。接着，他写下了自传式的警告：“有时候最杰出的人就是因为缺乏这种美德而黯然失色，或者无法获得他们本应获得的成功。有待养成这种美德的人，还易于结下众多敌人，而且有时候还会陷入……莫大的困境和险境之中。”[30]

所有这些都表明，就要到来的决斗让汉密尔顿重新思考自己过去秉持政治异见的激烈程度，以及在高度个人化的辩论中所表现出的不谨慎。那些倾向于从汉密尔顿的最后一些日子中寻找自杀意图的人，可能会对此类花絮大做文章。然而，外人可见的、可获得的主要证据，不过表明了汉密尔顿正在质疑自己那种过分张扬的个性，这种个性在一定程度上让他陷入了今天的僵局。汉密尔顿并不认为去维霍肯与伯尔见面就意味着他要见上帝了。但是隐约迫近的受伤甚至死亡的危险，使他将注意力放在了自己那种好挑起事端的处世风格之上。他并不是想自杀，而是感到后悔；他脑海中出现的不是死亡，更多的是反省。

然而，这种后悔和反省并没有出现在阿伦·伯尔身上。这里我要列举的证据，根本就不需要人们做出什么猜测或者费尽心思的细致分析。汉密尔顿写下了《关于即将到来的决斗的声明》来回答人们提出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成熟而杰出的政治家，怎么会受伯尔驱使，最终与其相距十步之遥玩相互射击的幼稚游戏呢？“这个事件具有内在困难性，”汉密尔顿在他的声明中写道，“这种困难根植于现实。不可否认，我对伯尔上校的政治原则、个人品格和观点的指责一直都是非常严厉的，以至于对这位绅士的某些具体私人行为也进行了非常不受欢迎的批评。”换言之，伯尔称汉密尔顿多年以来一直在诽谤他，基本上是正确的。因此，“伯尔上校要求我做出全面的、无条件的否认声明，我是无法做到的”。他若道歉，就势必撒谎。最终，让汉密尔顿无法道歉或者收回以前说过的话的原因是，汉密尔顿坚信自己对伯尔的全部指责都是正确的。“我并没有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或者不可靠的推断而责难他，”汉密尔顿最后写道，“我所说的一切，都是有理有据的。”[31]

这么一来，那个重要问题——这两位著名政治家为什么要到维霍肯见面呢——的答案就比较清楚了。伯尔之所以到达决斗地点，是因为汉密尔顿在他们重叠交叉的职业生涯中一直诽谤他。尽管此前承诺不再进行类似的诽谤，但汉密尔顿还是本性难移。伯尔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

汉密尔顿之所以到那里，是因为他无法真正否认伯尔的指控，他相信自己的言论把握了这个人的品格核心。而且，汉密尔顿还相信，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他“要在未来的公共事务危机（这种危机看起来是很可能发生的）中发挥自己的能力。不论是以这种能力来抵御伤害还是从事善行，都很可能受到社会公众对决斗这件事的偏见的影响”。换句话说，他如果不回应伯尔的挑战，就相当于否认自己已经广为人知的信念，进而可能会丧失他所仰仗的那些政治同僚的尊敬。这无异于要他退出公共生活，而他还没有打算这样做。如果说伯尔是带着沮丧去维霍根，那么汉密尔顿则是带着雄心和不安全感。[32]

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这意味着汉密尔顿变成了日渐衰微的联邦主义事业的烈士，伯尔则成了自本尼迪克特·阿诺德以来最为人不齿的全国政治领袖。实际上，决斗后不到一年，伯尔就与不列颠官员进行了秘密接触，这种接触的目的是要占据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大部分，使其落入不列颠的控制之中，并由伯尔担任这片土地的总督。或许伯尔这样做的理由是，既然他已经被人们看作又一个本尼迪克特·阿诺德了，何不好好享受一下类似叛国行为所能带来的丰厚果实。[33]

同时，牧师、大学校长以及其他一些自封的公共道德代言人，利用伯尔和汉密尔顿之间的决斗，在北部各州发动了一场反对决斗行为的运动。曾经虽然非法但很光荣的决斗，不久前还萦绕着贵族式魅力，披着中世纪武士的盔甲，现在却被人们看作一种病态的仪式：那些所谓的绅士在这种仪式中相互开枪射击，双方的幼稚与不成熟尽显其中。尽管当时决斗在南方被保留下来，而且还以更加平民化的连续射击形态存在于西部边疆，但伯尔与汉密尔顿决斗的污名，让决斗行为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局面。这并不是说决斗会完全消失，决斗还会因某些非理性的欲求而苟延残喘：这些非理性欲求藐视任何文明的约束，在边疆地带、地下犯罪世界和少数民族聚集区盛行不衰，这些地方的法律权威根本就不名一文。然而，伯尔和汉密尔顿的决斗，确实使潮流转到了反决斗的一边，因为这次决斗为决斗反对者们提供了一个聚焦点，并且提供了决斗是自我毁灭的生动教训。伯尔和汉密尔顿的决斗之所以成为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决斗并蒙上传奇色彩，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是警告人们不要进行决斗的最难忘的事例。[34]

然而，它的传奇地位的主要原因，也就是我们可以直接将此次事件称为“决斗”而不用担心别人会混淆、误解的主要原因，则在于决斗双方的显赫地位。伯尔是联邦政府的第二号人物，汉密尔顿则是继乔治·华盛顿之后，联邦党人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此外，汉密尔顿的拥护者还会加上一点：他是以华盛顿为象征的政治能量的知识源泉。他们之间的交锋，代表着美国独立战争那一代中非暴力对抗模式的一次短暂崩溃。

其他国家在民族主义运动之后，比如法国、俄国的革命运动及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独立运动，取得成功的革命领导层都开始以大规模杀戮来打击报复，而且这种杀戮往往达到了种族大屠杀的程度。但是美国独立战争那一代人的冲突，尽管激烈却并未流血，国家独立所释放出来的能量并没有使它将自己的孩子吞食掉。伯尔和汉密尔顿的决斗构成了这个一般规则的唯一例外。或许这就是亨利·亚当斯以其独特的风格描述这次事件时的所思所想：“夏日早晨的阳光照射在岩石堆叠、树木散布的高地之上，河水宁静安详，天空淡泊遥远，隐藏着所有的……道德阴暗、双重背叛和政治绝望。”他将这个时刻称为“合众国早期政治最引人注目的时刻”。[35]

在亨利·亚当斯看来，使决斗如此引人注目的并不是纯粹私人争执所带来的沉痛后果，而是其政治文化背后的价值观念，它们让这次交锋显得那么沉重，那么具有象征性。除非能够恢复合众国早期遗失的价值观念，正是这些观念的遗失使伯尔和汉密尔顿互不信任、相互憎恨，否则人们不可能把握这次决斗的全部意义。这次决斗牵扯了更多东西，远不止这两位争夺个人荣誉的野心政治家那悸动的自我。汉密尔顿认为——他有大量的理由来支持自己的这个观点——这关涉尚在襁褓之中的合众国的生死存亡。理解他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想法，是理解这次决斗的核心意义的关键所在。

当伯尔最初要求道歉时，汉密尔顿拒绝道歉，称自己不可能记住过去十五年中说过的每一句关于伯尔的话。实际上，从年轻时担任大陆军军官算起，伯尔和汉密尔顿相识几乎有三十年了。汉密尔顿所说的“十五年”是对他们成为政敌的历史的精确估算。两人之间的敌意产生于1789年，当时伯尔在协助汉密尔顿竞选纽约州州长之后（汉密尔顿失败了），从新任纽约州州长乔治·克林顿那里接受了纽约州司法部长的职务。伯尔在忠诚于谁这个问题上的快速转变——这是伯尔政治生涯中多次类似行为的第一次——引起了汉密尔顿的注意，致使他发表了第一次有记录的斥责伯尔的言论，他认为伯尔是个缺乏政治原则的人。

若说第一次关系破裂发生于1789年的话，那么真正的决裂则在两年之后。1791年，在竞选美国参议员的过程中，伯尔击败了汉密尔顿富有的岳父菲利普·斯凯勒——他通常被人们视为汉密尔顿的支持者。当时纽约州宗派式、准封建式的政治生活中派别林立，各个派别联合起来将在任的菲利普·斯凯勒赶下了台。两人的关系自此就每况愈下了。伯尔利用自己在参议院的地位来反对汉密尔顿的财政计划，然后又对纽约州内一次有争议的（可能是非法操纵的）州长选举做出了对汉密尔顿支持的候选人不利的决定。因此，汉密尔顿于1792年反对伯尔竞选副总统，两年之后又成功阻止他被提名为美国驻法国大使。最具戏剧性的冲突发生在1800年，当时伯尔与杰斐逊共同参加总统竞选。伯尔作为杰斐逊的竞选搭档，拉来了纽约州选举团的大多数选票，最终使杰斐逊竞选获胜成为可能。由于选举团选举出现了巧合（这种巧合已经被第十二修正案修正），伯尔和杰斐逊得到了相同数量的选举团票，这样就无法确定到底是谁获胜，致使选战最后打到了众议院。汉密尔顿游说众议院的联邦党人议员，让他们支持杰斐逊而不是伯尔。这个举动可能对最终结果有着决定性影响。最后，1804年，在纽约州州长竞选中，汉密尔顿又成功阻止伯尔竞选一个他本来就没有希望获得的职位。[36]

简要回顾伯尔和汉密尔顿之间的敌对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背景知识，但是要充分明白伯尔最后为什么会提出那些指控，以及汉密尔顿为什么私下承认这些指控是正当的，我们就必须知道，汉密尔顿究竟具体说了伯尔些什么。这整个期间，汉密尔顿结下了大量政敌，他对他们提出了极端严厉的批评（反之亦然）。实际上，汉密尔顿的主要政敌是杰斐逊而非伯尔，其次是约翰·亚当斯。这不仅符合逻辑，也符合政治，因为杰斐逊是当时处于反对党位置的共和党的名义领袖，而亚当斯则是联邦党内温和派的领袖。这些人认为汉密尔顿的政策有时候过分了，而且他那种好炫耀卖弄的处世风格总是令人不快。但是在汉密尔顿的无赖名册中，伯尔总是占据着头号位置；汉密尔顿对他的评价，确实非同一般。

汉密尔顿对杰斐逊的主要指责是，他是一个秉持一套误导民众的政治原则的空想政治家；对伯尔的主要批评是，他根本就没有任何原则。伯尔是“毫无原则的，不论是作为一个公众人物还是私下里，都是如此”。汉密尔顿宣称：“这个人唯一的政治原则是，利用一切机会爬上全国政治的最高层，现实能让他爬多高，他就会爬多高。”汉密尔顿对伯尔品格的零星指控几乎也是同一腔调：“在私人生活中毫无原则，在经济上陷入绝望之境”“日常举止是暴君式的”“已经无可救药了”。这些言论都散见于汉密尔顿1790年代的书信中，而且它们可能不过是他向联邦党同僚表达的、未记录的对伯尔全部评论的一小部分。[37]

汉密尔顿对伯尔全面且记录更完整的指责发生在1800年末和1801年初，当时众议院正在就伯尔和杰斐逊的总统竞选僵局进行辩论。每个人都知道杰斐逊是汉密尔顿不共戴天的政敌；杰斐逊简直就是上帝安排的让汉密尔顿难以捉摸的人物，其使命就是颠覆汉密尔顿旨在建立一个强大联邦政府的宏大计划。因此，汉密尔顿对杰斐逊的强烈支持，并称“目前来看并不是一个那么危险的人”，而且拥有“还算正直的品格”，都不过是他蔑视伯尔的潜台词。“至于伯尔，则几乎一无是处，”汉密尔顿这样说道，“甚至他最亲密的朋友也对他的个人品格不敢苟同。除了打劫国家，他无法在经济上翻身。除了个人扩张之外，他的政治原则没有任何其他源泉或目标……只要可能，他肯定会搅乱我们的制度，以获得永久权力和随之而来的财富。他就是美国的喀提林。”[38]

我们有必要在汉密尔顿提到喀提林的地方做个短暂停留。一方面是因为当代读者可能对这个名字不熟悉，以至于无法把握他的意思；另一方面在于独立战争那一代的政治领袖们对这个词是如此熟悉，以至于根本就不需要做什么解释。将伯尔比作喀提林，汉密尔顿实际上已经提出了终极指控。喀提林腐化堕落、奸诈阴险，几乎颠覆了罗马共和国；其举止作风放肆、浪荡，致使西塞罗发表关于美德的演说，这次演说被数代美国学生熟记于心。共和国早期的政治领袖中，没有人需要被提醒喀提林到底是什么人。他才华出众，却是共和政府的恶意颠覆者。如果独立战争那一代的每位政治领袖都自认为是古代希腊或罗马英雄的当代化身，那么华盛顿会是加图或辛辛纳图斯，亚当斯会是梭伦或西塞罗，但是绝没有人会希望自己是喀提林。

伯尔符合喀提林这一角色吗？汉密尔顿对伯尔的指控是真实的吗？这是一个令人着迷的问题，然而考虑到伯尔那无与伦比的掩盖动机、隐蔽路线和销毁私人信件的技能，要清楚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是不现实的。但引起汉密尔顿注意的伯尔的政治行为，绝对容易让他被人指责为美国的喀提林。不论是在纽约州的政治迷宫中，还是全国层面上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的党争中，伯尔都有着让自己处在敌对派别中间位置的绝对天才：这样他就可以随时投靠最需要他的那一边了。

1800年的总统选举是伯尔此种行为最显著也最具政治意义的例子。伯尔让众议院对选他还是杰斐逊为总统进行了三十六次投票，但在整个过程中，选举团的大多数人早已明确表明倾向于选择杰斐逊。伯尔可能以没有积极寻求联邦党的帮助来为自己辩护。然而，他也从来没有拒绝这种帮助。毫无疑问，他这种难以理解的沉默带来了不良后果，因为这使众议院做出安排的时间延长了，而且也使杰斐逊确信伯尔是永远不可信任的。[39]

他将自己置于政治派别斗争的中间地带，可以说这是他具有独立性的迹象。就像华盛顿一样，为伯尔辩护的人可能这样说，伯尔拒绝让自己的政治信念为任何党派服务。然而，当华盛顿试图超越1790年代的意识形态战争时，伯尔似乎倾向于在敌对阵营幕后活动，然后突然出现在承诺给他更多好处的一方中。若华盛顿是那种将公共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道德典范式领袖，那么在某种程度上，伯尔就是华盛顿的对立面：他利用公共利益来为自己高深莫测的目的服务。[40]

至少在汉密尔顿看来是这样。好像是为了证明他在1801年总统选举危机中的可疑行为并无任何不妥，伯尔在1804年竞选纽约州州长时又重复了这种行为。尽管当时还是杰斐逊的副总统，伯尔已经意识到，共和党人打算在杰斐逊竞选总统连任时甩掉他。因此，当纽约州的联邦党领袖找到他，希望他能够成为纽约州州长竞选的候选人时，他表示愿意改变党派关系、以联邦党人的身份参加竞选。就是这个决定让汉密尔顿再一次将伯尔比作美国无原则的喀提林，而这番话又导致了含有“卑劣”这一冒犯性词语的报纸文章。

但是，这不过是这个故事的一半而已。那些新英格兰的联邦党领袖之所以愿意招纳伯尔，是将伯尔当作他们一个更大计划的一部分，其目标无异于要瓦解美利坚合众国。（当亨利·亚当斯说“合众国早期政治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时刻”时，他指的就是这个计划。）他们计划让新英格兰在杰斐逊连任之后脱离出去，同时占领纽约；接着与分离主义运动联合起来，建立一个联邦党控制的、由北部诸州组成的邦联。伯尔在形式上的确拒绝做出将纽约交给分离主义者的任何承诺，但他同样也不会拒绝这种阴谋。[41]

汉密尔顿知道这些联邦党人的计划。这个计划可不是什么由边缘人物炮制的半生不熟的计划。实际上其参加者包括新英格兰的几位联邦党参议员，而且前任国务卿蒂莫西·皮克林也卷入其中。“我这里要表达的只有一个观点，”汉密尔顿警告那些联邦党同僚，“这个观点是，分化我们的帝国将是一个重大损失……不会有任何可以抵消这种损失的好处。”当汉密尔顿被告知，新英格兰的联邦党人正在等待他这位老牌领袖做出支持这个分离主义计划的表示时，汉密尔顿清楚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告诉他们，这是我说的，也是我请求的。看在上帝的份上，请停止这方面的讨论，停止分裂国家的威胁。只要可能，联邦就必须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以联合整体的形式存在。”决斗前一天晚上，汉密尔顿写了最后一封信，这封信的目的是要驳斥那种萦绕在那些联邦党人脑海的组建独立北部邦联的妄想。事实上，这个妄想直到1815年哈特福德会议使之暴露无遗，才彻底失败。[42]

因此，汉密尔顿似乎认为伯尔在很多方面都和自己很像：野心勃勃、精力充沛，具有一种天生的战略直觉，而且愿意冒政治风险。汉密尔顿清楚伯尔的影响力，因为他感到自己体内悸动着相同的个人品质。两个人都对这个刚刚建立的共和国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有着敏锐的把握。汉密尔顿反对伯尔时使用的夸张语调，很大程度上不是来自对伯尔的强烈厌恶本身，而是源于这种担忧：这个不稳定的襁褓国家可能无法抵御伯尔的聪明才智。在这个向一个稳定形态摸索前进的政治文化中，伯尔呈现出汉密尔顿那样肆意的勇气和能量。

汉密尔顿区分人身攻击和政治批评的核心原因就在于此。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对汉密尔顿意图的精确表达。伯尔好色之徒的名声和总比债权人早一步、大手大脚花钱的风范，并不让汉密尔顿感到忧虑。而让汉密尔顿无尽担忧的是伯尔的政治手腕，这种手腕与一个法律和制度尚未健全的国家简直是天作之合，因为国家为它提供了为非作歹的温床。[43]

然而，汉密尔顿的区分是有问题的，因为那种假定的人身攻击和政治批评或者私人行为和公共行为之间的界限，总会被现实选择所超越。要抵御公共生活中的各种迷惑，个人品格是至关重要的。例如，就伯尔而言，政治生活中的诱惑包括：1801年，支持还是背叛杰斐逊；1804年，决定与其他联邦党人密谋促成北部邦联；或者几年之后，将美国西南部从美国分离出去。在这些选择之中，个人品格都发挥了作用，因为共和国形成时期的政治形势所造就的种种诱惑，让国家领袖的道德素质接受了真正的考验。

至少，在汉密尔顿看来，是伯尔的独特之处才让他每次都未能经受住考验。尽管独立战争那一代中没有人希望扮演喀提林的角色，然而，伯尔似乎在每个机遇到来之时都试着扮演了这个角色。换句话说，若伯尔和汉密尔顿之间的纠纷在法院而不是在决斗场上解决的话，若人们承认这一法律原则，即所言为实就能成为对诽谤指控的合法抗辩（有趣的是，这个原则正是汉密尔顿在生前最后一个案件中坚决主张的），汉密尔顿几乎肯定会取得胜利。[44]

我们要完全理解在汉密尔顿眼中伯尔到底带来了多大危险，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知道，美国人的共和政府实践是注定要成功的。我们知道，这样设想和建设的国家可以而且确实存活了下来，并且日益繁荣，成了世界历史上存活时间最长的共和国。汉密尔顿及其同时代人不仅不知道这些，而且他们眼前的政治图景是一片危险的流变地带，国家法律和制度都没有形成稳固的架构。或者，如果人们愿意从生物学角度而不是建筑学角度来思考的话，政治机体还需要发展自己的免疫系统，以抵御会侵害所有新成立国家的各种政治疾病。因此，汉密尔顿对伯尔的批评若显得过分夸张，这并不是因为汉密尔顿是个妄想狂，而是汉密尔顿对这个被称作美利坚合众国的幼小植物的真实脆弱性所做的切实反应。这场决斗确实关涉良多。[45]

探索这场决斗的全部意义引导我们回溯历史，超越了纯粹的个人嫉恨，穿过了许多在那个致命之日、在维霍肯平原上发生的不解之谜（这些不解之谜只能得到部分解答），并最终超出了决斗这一奄奄一息的制度的历史。我们游历了早期美利坚合众国问题重重的政治世界：当时这个国家盛行种种真实的而不仅仅是想象的阴谋，这个政治实体的生命力还处在飘忽不定的状态。就深深植根于某个特定历史时空的任何事件而言，或多或少正确的是，这次决斗的真实意义超出了事件本身，超出了俯瞰着哈德逊河的那个平台。它延伸至伯尔威胁的但汉密尔顿认为自己正在保卫的整个新兴世界。

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曾说：“一个伟大人物就是一次历史运动中的战略要点，而他的伟大部分缘于他适时出现在了彼时彼地。”伯尔与汉密尔顿都认为他们是这样的伟人：正好在那场被称为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运动中成年并成为战略要点之一。到1804年夏天，历史已经离他们远去。伯尔这位副总统背离了杰斐逊及获胜的共和党，他以联邦党人身份竞选纽约州州长时遭受了大溃败。汉密尔顿当时已经九年没有担任国家职务了，他领导的联邦党人事业已经深深陷入了被人遗忘的境地。即使在他的家乡纽约州，如约翰·昆西·亚当斯所言，联邦党人都只算“少数派，而且这个少数派中，只有少数人是汉密尔顿先生真实的崇拜者和追随者”。两个人都没有太多的政治前景了。[46]

但是到维霍肯平原下见面的时候，他们都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时势做了最后声明。荣誉之所以是重要的，是因为品格是重要的。而品格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美国共和政府实践的命运还依赖于有道德风范的领袖能够存活下去。最终，美利坚合众国会发展成为一个法治之邦，并确立能够抵御腐败或无能政府官员的制度。但是，当时还没有到达这种地步。它需要可敬的、尚德的政治领袖。伯尔和汉密尔顿之所以到那里见面，都是因为他们希望自己能够被后人视为这些人中的一员。

[1] 对此次决斗最具原创性的最新解读，见Joanne Freeman，“Duelling as Politics：Reinterpreting the Burr-Hamilton Duel，” WMQ 53（April 1996）：289-318。对该次决斗最完整的叙述，见W.J.Rorabaugh，“The Political Duel in the Early Republic，” JER 15（Spring 1995）：1-23。所有伯尔和汉密尔顿的传记作家都记载了这次决斗。有关该次决斗的公认的文件汇编见Harold C.Syrett和 Jean G.Cooke，eds.，Interview at Weehawken（Middletown，Conn.，1960）。有关这次决斗的权威资料汇编，见Syrett，vol.26，235-349。

[2] 英国政治家和作家，最有名的著作为《致儿书信》（1774年），书中描绘了18世纪的理想绅士。

[3] 获得普遍认可的伯尔传记见Milton Lomask，Aaron Burr，2 vols.（New York，1979-1982）。依据一手资料而颇有助益的传记则见James Parton，The Life and Times of Aaron Burr（New York，1864）。

[4] 几部有关汉密尔顿的优秀传记。获得普遍认可的传记见Broadus Mitchell，Alenxander Hamilton，2 vols.（New York，1957-1962）。就可读性而言，John C.Miller，Alexander Hamilton and the Growth of the New Nation（New York，1964）非常不错，Richard Brookhiser，Alexander Hamilton，American（New York，1999）同样如此。最尖锐深刻的传记则是Jacob Earnest Cooke，Alexander Hamilton：A Biography（New York，1979）。对此次决斗可靠的较早记录，见Nathan Schachner，Alexander Hamilton（New York，1946）。

[5] “Statement on Impending Duel with Aaron Burr，”Syrett，vol.26，278-281.

[6] Parton，The Life and Times of Aaron Burr，349-355，对决斗地点在决斗发生五十年之后的场景进行了细致描述。

[7] 有关决斗作为一种制度的历史，我发现最有帮助的文献如下：Edward L.Ayers，Vengeance and Justice：Crime and Punishment in the 19th Century American South（New York，1984）；V.G.Kiernan，The Dual in European History：Honor and the Reign of Aristocracy（Oxford，1986）；Lorenzo Sabine，Notes on Duels and Dueling…（Boston，1855）；Bertram Wyatt-Brown，Southern Honor：Ethics and Behavior in the Old South（New York，1982）。

[8] Merril Lindsay，“Pistols Shed Light on Famed Duel，” Smithsonian，November 1971，94-98；参见Virginius Dabney，“The Mystery of the Hamilton-Burr Duel，” New York，March 29，1976，37-41。

[9] Syrett，vol.26，306-308.

[10] David Hosack to William Coleman，17 August 1804，ibid.，344-347.

[11] Joint Statement by William P.Van Ness and Nathaniel Pendelton on the Duel Between Alexander Hamilton and Aaron Burr，17 July 1804，ibid.，333-336.

[12] Benjamin Moore to Coleman，12 July 1804，ibid.，314-317.

[13] Benjamin Moore to Coleman，12 July 1804，ibid.，322-329.

[14] 美国独立战争时的将领和叛徒，他试图以20000英镑将西点要塞出卖给英方，后遭到挫败，逃往纽约，接着逃往英国。

[15] William Coleman，A Collection of the Facts and Documents，Relative to the Death of Major-General Hamilton（New York，1804），回顾了当时的新闻报道及对汉密尔顿的一些颂词。我还查阅了1804年7月和8月James Cheetham在American Citizen上对伯尔的攻击文章，以及同时期为伯尔辩护的Morning Chronicle上的评论文章。有关伯尔对汉密尔顿进行伏击的蜡像，则取材于Parton，The Life and Times of Aaron Burr，616。

[16] 见Ven Ness和Pendleton的通信往来，以及“Joint Statement”，Syrett，vol.26，329-336。

[17] 见前注提及的相关文件及笔记，35-340。

[18] 学术界普遍接受了汉密尔顿对此次决斗的描述，主要是因为这种描述充斥着当代文献，还因为这种描述是符合汉密尔顿关于手枪还处在上膛状态之话的唯一版本。尽管我们无法做到绝对准确，但两声枪响之间的“时间间隔”问题，则是汉密尔顿版本面临的一个无法逾越的问题。因此，尽管在任何意义上，这将永远是一个谜，本书对这一事件的叙述，应该是最合理的，也最符合律师所谓的“多数证据的指向”原则。而且，本书的描述也保留了汉密尔顿最在意的事情，即他自己所说的不愿意向伯尔开枪这一点。有为伯尔辩护的另一叙述版本，则不同意本书的叙述，见Samuel Engle Burr，The Burr-Hamilton Duel and Related Matters（San Antonio，1971）。

[19] Burr to Van Ness，9 July 1804，Syrett，vol.26，295-296.有关瞄准但目的是为了让对方受伤而不是要对方命的传统，见Hamilton Cochrane，Noted American Duels and Hostile Encounters（Philadelphia，1963）；Don C.Seitz，Famous American Duels（New York，1919）；以及 Evarts B.Greene，“The Code of Honor in Colonial and Revolutionary Times，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New England，” Publications of the Colonial Society of Massachusetts 26（1927）：367-368。

[20] Charles D.Cooper to Philip Schuyler，23 April 1804，Syrett，vol.26，243-246；参见Burr to Hamilton，18 June 1804，ibid.，241-243。

[21] Hamilton to Burr，20 June 1804，ibid.，247-249.

[22] Burr to Hamilton，21，22 June 1804，ibid.，249-250，255.

[23] Burr to Van Ness，25 June 1804；“Instructions to Van Ness，”22-23 June 1804；Van Ness to Pendleton，26 June 1804，ibid.，256-269.

[24] Burr to Van Ness，25 June 1804，ibid.，265.

[25] Pendleton to Van Ness，26 June 1804，ibid.，270-271.

[26] Burr to Van Ness，26 June 1804；Van Ness to Pendleton，27 June 1804，ibid.，266-267，272-273.伦道夫的话记载于Syrett和Cooke，eds.，Interview at Weehawken，171。

[27] Burr’s “Instructions to Van Ness”，26 June 1804；Van Ness to Pendleton，27 June 1804，ibid.，266-267，272-273.

[28] Mary-Jo Kline，ed.，Political Correspondence and Public Papers of Aaron Burr 2 vols.（Princeton，1983），vol.2，876-883，对伯尔及这次决斗有一些评论。Parton，The Life and Times of Aaron Burr，352-353，对伯尔当时对此次决斗的心态进行了描述。

[29] Douglass Adair，“What Was Hamilton’s ‘Favorite Song’？” WMQ 12（April 1955）：298-307，记载了特朗布尔的观察，以及汉密尔顿可能唱的歌。

[30] 见Syrett，vol.26，292-293中的编者评论；Hamilton to James A.Hamilton，June 1804，ibid.，281-282。

[31] 见Syrett，vol.26，292-293中的编者评论；Hamilton to James A.Hamilton，June 1804，ibid.，279-281.

[32] 见Syrett，vol.26，292-293中的编者评论；Hamilton to James A.Hamilton，June 1804，ibid.，280.

[33] Anthony Merry to Lord Harroby，6 August 1804，Kline，ed.，Burr Papers，vol.2，891-893.

[34] Ayers，Vengeance and Justice，8-15，275；Bertram Wyatt-Brown，“Andrew Jackson’s Honor，” JER 17（1997）：7-8；Kenneth S.Greenberg，“The Nose，the lie，and the Duel in the Antebellum South，” AHR 95（1990）：57-74.

[35] Henry Adams，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uring the Administrations of Thomas Jefferson and James Madison，2 vols.（New York，1986），vol.1，429-430.

[36] 这里对此种政治敌对的描述，参考了多种资料，但最简明扼要的总结见Syrett，vol.26，238-239。

[37] Syrett及Cooke，eds.，Interview at Weehawken，16-17.

[38] Hamilton to Oliver Wolcott，Jr.，16 December 1800，Syrett，vol.25，257-258.

[39] 对伯尔在1801年总统选举中的所作所为最有利解释，见Lomask，Aaron Burr，vol.2.268-295，不过，尽管作者认为伯尔没有犯什么罪，但也没有确信伯尔是无辜的。

[40] 对伯尔性格简明扼要、公平同时也提出质疑的描述，见Stanley Elkins and Eric McKitrick，The Age of Federalism：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1787-1800（New York，1993），743-746。

[41] Adams，History，vol.1，409-430；参见 Henry Adams，ed.，Documents Relating to New England Federalsim，1800-1815（Boston，1905），46-63，107-330，338-365。

[42] Hamilton to Theodore Sedgwick，10 July 1804，Syrett，vol.26，309；参见编者的详细评论，310。

[43] 有关这个时期美国政治内在脆弱性的最佳著作，是James Roger Sharp，American Politics in the Early Republic：The New Nation in Crisis（New Haven，1993）。

[44] 这里提到的案例是People v.Croswell，是在1804年庭审辩论的，在这个案例中汉密尔顿为The Wasp的编辑辩护，这份报纸发表了针对亚当斯、杰斐逊和华盛顿的诽谤性言论。汉密尔顿的辩论意见是（尽管下级法院的判决违反了这个原则）：如果说的是事实，则这是对诽谤指控的合法辩护理由。汉密尔顿输了，但纽约州议会颁布了一项有关诽谤罪的法律，该法律将汉密尔顿的观点纳入其中。有关对该事件的描述，见Cooke，Alexander Hamilton，359。

[45] John R.Howe，Jr.，“Republican Thought and the Political Violance of the 1790s，” American Quarterly 19（Spring 1967）：148-165 是有关共和国早期政治生态脆弱性的最佳论文。在Elkins and McKitrick，The Age of Federalism这一权威政治文化历史著作中，这一点也是主要线索之一，特别是3-50页。

[46] 对伯尔暗淡政治前景的描述，见Lomask，Aaron Burr，vol.1，302；有关汉密尔顿的政治前景，见 Cooke，Alexander Hamilton，238.见Adams，ed.，Documents，167中对约翰·昆西·亚当斯原话的记载。霍姆斯的话，则见Leonard Levy，ed.，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Historical Essays（New York，1966），57。

2 晚宴

托马斯·杰斐逊对这则故事的叙述证明了在一个理想的杰斐逊世界中，历史是以自然、平淡的方式展开的。1790年6月中旬的某天，他与汉密尔顿不期而遇。他们都是华盛顿政府的内阁成员，杰斐逊是国务卿，汉密尔顿是财政部长。两人当时都在总统办公室外面等候华盛顿。汉密尔顿不像平日那样自信和光彩照人。杰斐逊认为，他看起来“阴暗、消瘦，而且极度沮丧”。至少按照杰斐逊的描述，汉密尔顿是一个失魂落魄的人。

他们站在华盛顿寓所外面的大街上时，汉密尔顿对杰斐逊说，他为恢复公共信用而提出的整个金融计划陷入了国会僵局之中。这份计划于当年1月提交至国会。以詹姆斯·麦迪逊为首的南部议员，竭力阻挠汉密尔顿计划中关键一条的通过，这条规定由联邦政府来接管州债务。这几乎瓦解了汉密尔顿的整个财政改革计划。汉密尔顿显得既消极又情绪化。若他的财政计划最终被拒绝，当时看来这几乎是确定无疑的，那么“他将没有什么用处了，并且下定决心辞职”。没有他的改革计划和领导——这两样东西在他心中似乎难解难分——联邦政府和整个国家就必定会崩溃。

杰斐逊提议或许他能帮上什么忙。“考虑到这件事情当时面临的局面，”杰斐逊回忆道，“我认为达成某种观念调和的第一步是，让麦迪逊先生和汉密尔顿上校对这个问题进行一次友好的讨论。”尽管当时杰斐逊还忍受着一个多月的偏头痛所造成的经久不消的后遗症，尽管他不久前才搬到位于纽约市少女巷57号的新寓所中，杰斐逊依旧提出在家里举行一次私人晚宴，以便让几位主要局中人单独会面，试着让那些棘手的政治障碍在酒精和绅士般谈话的温和影响下，被化解于无形。

杰斐逊对那天晚上（最可能是6月20日，星期天）真实情况的叙述，具有某些误导性和为自我服务的特征，但由于这是唯一留传下来的历史记录，再加上杰斐逊那简洁迷人的用词，呈现出晚宴本身的优雅情调，因此值得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注：

他们如约而至。我向他们摊开了这个话题，承认自己由于生病，还没有完全理解这件事情，但是鼓励他们一起来讨论。他们确实这样做了。最后的结果是，麦迪逊先生默认了这样一个建议，那个问题（由联邦政府接管州债务的问题）可以重新以参议院提出的修正案的方式提交众议院审议，然而他不会投赞成票，不会完全撤回他的反对意见，但也不会在这一点上过于执着，而是采取一种听之任之的态度。其间他们中有人说道，我忘记到底是谁了，由于这个法案对于南部诸州来说有些严苛，所以应当做点什么来安抚它们。将联邦政府驻地迁移到波托马克河，应该是一个正当的补偿措施，而且很可能受到南部诸州的欢迎，是可以在联邦政府接管州债务之后提出的一个适当措施。

换言之，杰斐逊促成了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政治交易：麦迪逊同意让汉密尔顿财政计划的核心条款通过，作为回报，汉密尔顿则同意让国家首都建在波托马克河。若真实情况的确如此的话，那么这个故事就应当和《密苏里妥协案》和《1850年妥协案》平起平坐，可算作美国政治上标志性的政治和解之一了。而且，几乎确定的是，被我们称为“1790年妥协”的这次事件，也算得上美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晚宴了。[1]

但是否真的如此？历史的结论或至少大部分历史学家的主要观点是，这个故事基本上是真实的。汉密尔顿和麦迪逊确实在1790年6月末在杰斐逊的寓所中见了面。7月9日，众议院通过了《建都法案》，该法案在建都于费城达十年之久之后，将国家首都定在波托马克河地带，这是以32票对29票通过的。7月26日，众议院以34票对28票通过了联邦接管州债务的法案。麦迪逊投了反对票，但是，与杰斐逊描述的一致，他没有以之前表现出的“执着”来领导该法案的反对派。当时一些政治观察家和新闻编辑都明确认为，一定做了什么秘密交易，才使投票发生逆转，从而打破在这两个问题上的长时间僵局。例如，一位对此不满的纽约编辑说得非常明白：“让国会从这座城市迁移出去的真正原因，只需凭借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就可以向人们解释清楚了。我们看到，将永远让参众两院多数派感到耻辱的是，宾夕法尼亚和波托马克河利益集团已经被2150万美元收买了。”这个数目恰巧是被联邦政府接管的州债务总额。[2]

而且，达成交易当天，杰斐逊给他弗吉尼亚州的忠实追随者詹姆斯·门罗写了一封长信，提前告诉他这个与后来发生的妥协精确一致的消息。就像麦迪逊和大部分弗吉尼亚人一样，门罗坚决反对债务接管。杰斐逊让门罗相信，他同样认为这个措施是令人厌恶的，“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我看到了屈服的必要……这是为了整个联邦，为了让我们免遭所有灾难中的最大灾难”。他甚至清楚说明了自己为什么使用这些预警词语。国会对汉密尔顿的财政计划和国家首都选址的辩论导致了全面的立法瘫痪。如果这是对宪法下新联邦政府的第一次检验，那么政府实际上已经悲惨地失败了。除非出现突破性进展，否则整个国家层面上的共和政府实践都会“溃决并消失，各州又将各行其是”。美利坚合众国要么和平瓦解，要么发生内战，除非能够达成某种政治交易。“这里，我们不必屈尊去谈论那些交易。”杰斐逊这样写道（暗示要让此种交易奏效，就不能公开讨论）。正在秘密进行的谈判，将让债务接管对持门罗那种观点的弗吉尼亚人觉得更可口一些：债务接管与永久建都波托马克河进行交换。“若不做出这种妥协的话，”杰斐逊警告说，“我担心我们就必须做出一个比这更糟糕的妥协。”收到杰斐逊的信之后，门罗立即回了一封信，提出了警告。杰斐逊描述的政治交易不可能被弗吉尼亚州接受。在弗吉尼亚州，债务接管被认为是一剂“致命毒药”，建都波托马克河则“重要意义甚少”。[3]

两年之后，杰斐逊得出结论，门罗是正确的。1792年他告诉华盛顿，那天晚上与汉密尔顿达成的交易，是他一生中犯下的最大政治错误。事实上，前文引述的杰斐逊对那次餐桌交易的描述，就是他向华盛顿表达悔意后写下的，或许就是在1792年。当时他对自己卷入其中表达了深深的忏悔。“那是不公正的，”他终于认为，“只是出于一种纯粹的对联邦瓦解的担忧才默认的，当时我们的政府还处在婴幼期。”那位从来都动作敏捷的汉密尔顿成功地让杰斐逊支持了债务接管，而这种接管当时已经成了“那个投机集团赖以成长的主要基础”。用杰斐逊的话来说，这个投机集团后来还实施了险恶的阴谋，“试图改变美国政府的政治局面”。因此，或许我们承认杰斐逊对这个故事的描述具有可信性的最后一个理由是，他写这些话的时候不是在吹嘘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而是在坦露自己的深深悔意。当一个人最终自认为是傻瓜时，还有什么必要去编造故事吗？[4]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进入杰斐逊那难以捉摸、迷宫一般的头脑走廊中。我们足以认为，杰斐逊描述餐桌交易的核心是真实的，尽管这种描述过分简化了那个关键时刻所发生的历史。也就是说，当时还同时进行着好几个秘密会议，而且政治关系网络甚至比杰斐逊的不完美记忆还要错综复杂。最重要的是，杰斐逊寓所中的讨论，只不过是正在进行的更大讨论的一部分而已。而这场更大的讨论似乎关系到共和国的生死存亡及其后来的政治形态。我们对这个场景中的人物观察得越久，对他们的声音聆听得越多，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的变化就越大。这个问题不是杰斐逊说的是否为真话，而是为什么杰斐逊、麦迪逊和汉密尔顿这样比较明智的政治家，都确信这个刚刚成立的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是不稳定的、成问题的。为什么批准债务接管法案具有威胁性？为什么波托马克河具有象征性？尽管杰斐逊对这个故事有相反的描述，我们还是要问：到底发生了什么？

如我们所料，这几位历史当事人对这个决定性问题的回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所选择的立场。这反过来又意味着，汉密尔顿、杰斐逊和麦迪逊是带着不同议程、不同经验和不同故事来赴宴的。从麦迪逊开始述讲这三位令人敬畏的巨头，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麦迪逊当时处在最核心的位置，领导了众议院对债务接管和建都地点这两个问题的辩论。他享有著名的国家主义者和弗吉尼亚天赋之子的盛誉，在三十九岁时，就作为1780年代宪法混战中最精明、最有见识的老手而声名远播。实际上，1790年麦迪逊已经度过了其美国政治家生涯中最具创造力的时期。诸多后世历史学家认为，麦迪逊在那一时期对美国历史上的政治科学做出了最具创造力的贡献。[5]

失望于1780年代州政府的政治混乱和《邦联条例》的先天脆弱，麦迪逊着力推动要求召开“制宪会议”的运动。他对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政府的论证，成了所有妥协和最终宪法文件全部修正意见的核心，这使麦迪逊当仁不让地享有了“宪法之父”的荣誉。然后，在约翰·杰伊的适当推动下，他与汉密尔顿联合起来，撰写了《联邦党人文集》，这本著作当即被认定为美国的经典之作，尤其是书中坚持的共和政府若扩展到广阔的疆域和多样化人口之上，会比其他政府形式更稳定的观点。在弗吉尼亚州宪法批准会议上，他战胜了由帕特里克·亨利领导的、似乎是不可战胜的反对派。这让弗吉尼亚联邦党人约翰·马歇尔认定，亨利可能是历史上最雄辩的、最具说服力的斗士，但麦迪逊在使人信服的能力上更胜一筹。接着，麦迪逊起草了《权利法案》并提交至第一届国会。总之，在1790年，麦迪逊处在自己的权力巅峰，人们普遍认为他是继乔治·华盛顿和本杰明·富兰克林（于当年逝世）之后，这个新生国家中最有影响力的政治领袖。[6]

他长得可不像个领袖。身高只有五英尺六英寸，体重不足140磅，“矮小的杰米·麦迪逊”具有图书管理员或学校校长那种单薄虚弱的外表，永远挣扎在某种致命疾病的边缘，没有能力过日常生活。他于1769年离开他父亲在弗吉尼亚蒙彼利埃市的中等规模种植园，到普林斯顿读书（阿伦·伯尔是他的同班同学）。年轻的麦迪逊曾经暗示自己可能马上就要死了。（事实证明，他比所有独立战争那一代的领袖都长寿。他在生命晚期这样说道：“我比这么多同时代人活得更久，因此，我不应当忘记，我可能被人认为活过了天命。”）他不仅看起来像那种无足轻重的人——身材矮小、面无血色、体弱多病——还极度害羞，就像在聚会场合总是本能地要躲在房屋角落里的客人。[7]

麦迪逊的外表不仅具有欺骗性，而且实际上帮助他获得了权力。在弗吉尼亚王朝那些张扬的演说家中，他是不起眼的，不具有威胁性的，但也是公认的不会恶意伤人的辩论大师；这种论辩一次次地被证明具有决定性作用。他似乎没什么个人议程安排，他看起来也没什么个性，然而当开始统计选票时，他那一方几乎总会获胜。他在论辩中表现出来的羞怯会让人在几个方面放松警觉：他是如此温文尔雅，如此愿意赞扬他人，尤其是他的对手，因此任何人都不可能将自己的全部怒气发泄在他的身上，除非这个人想被人当作一个好斗的大傻瓜；他是如此克制，以至于给人留下内心隐藏着无尽信息的印象，让人觉得这个演说者不会以他的博学来压得你喘不过气来；然而，若你允许，他完全能够再说上好几个小时，或者直到你方投降为止。他的身体缺陷意味着，麦迪逊式论辩没有任何常见的情绪上的矫揉造作，但以其纯粹的、流畅的思路沁人心脾。或者，如一位观察家后来所言：“我从未见过如此弱小的身体内隐藏着如此博大的心灵。”实际上，他的风格就是没有什么风格。[8]

人们都习惯性地认为麦迪逊是杰斐逊的忠实副手，是那个被称为“伟大的合作”中年幼的一方。的确，在1790年代的政党斗争中，麦迪逊成为杰斐逊的政治先头兵，接着担任了杰斐逊的国务卿，后来又继任杰斐逊的总统职位，这些都与麦迪逊的性格有着很大关系。他们之后的关系模式是，杰斐逊提供宏大设想，麦迪逊则处理那些混乱的细节问题。（正如当时的俗语所言，若上帝被包括在麦迪逊要处理的细节之内，他也总是能够在上帝莅临地球时前往迎接。）然而，即使是那个时候，麦迪逊习惯性的害羞和躲在杰斐逊影子下的意愿，可能也掩盖了他对二人合作关系的独立影响。最公正的说法应当是，两人的合作之所以如此顺利，就是因为麦迪逊从未想过到底谁占主导这个问题。或者，如约翰·昆西·亚当斯在描述这种亲密无间的伙伴关系时所说的，这是“一种奇特的现象，就像磁性物质在物理世界中隐形的神秘运动一样”。[9]

然而在1790年，若人们要谈论“伟大的合作”，肯定指的是麦迪逊和汉密尔顿之间的合作。毕竟，杰斐逊在1784～1789年担任美国驻法国公使期间，是麦迪逊和汉密尔顿二人领导了一场旨在扩大联邦政府对州政府的主权权力的斗争。他们以“普布利乌斯”为笔名共同完成《联邦党人文集》，这两位弗吉尼亚政治家后来的完美联合可谓天衣无缝。当汉密尔顿于1789年9月开始撰写《关于公共信用的报告》时，他首先征询意见的人之中就有麦迪逊。就是在那个时候，杰斐逊从法国给麦迪逊写信，对联邦政府获得的处理国内事务的权力表示了极大怀疑，制宪会议上麦迪逊比任何人都更强烈地支持联邦政府享有这些权力。[10]

杰斐逊还将自己的一个极端乌托邦的建议告诉了麦迪逊，说每一代人都是一个主权体，因此为一代人制定的法律可能在大约二十年之后就失效了。麦迪逊以其温文尔雅、不装腔作势、逻辑性极强的方式指出，这个建议确实不错，确实是一个令人神往的概念。但是若认真思考，它就不过是一副无政府主义药方，与麦迪逊个人努力建立一个稳定的宪法架构的政治方向完全背道而驰了，这个架构将被当代和未来的美国人民持久地信任和尊崇。由于我们知道麦迪逊不久就要成为历史上最热诚、最强大的杰斐逊主义者，因此如下一点就更富启发意义了：1790年以前，他们在宪法问题上走向了不同的立场。[11]

在杰斐逊晚宴前的六个月中，麦迪逊经历了一次转变，或者说是再转变，从国家主义的信仰转变为弗吉尼亚传统的革命信念。我们很容易纯粹从个人角度来解释他的转变：杰斐逊从法国返回美国，并让他的老同事回想起了真正事业的色彩，接着就一同向历史进军。只是事情并不这么简单。麦迪逊对这个新生共和国所面临的选择的理解，比独立战争那一代中的任何人，都更加精妙、更加成熟。任何对其抉择的粗糙解释，都无法恰当说明他的多重忠诚问题，也无法理解他思考和解决它们的“麦迪逊方式”。[12]

若我们对历史的时间顺序给予适当的尊重，麦迪逊的思想在杰斐逊回到美国政治舞台之前，就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这一点是很清楚的。促使麦迪逊思想发生变化的因素是汉密尔顿的《关于公共信用的报告》，这份报告于1790年1月提交给国会。（杰斐逊直到3月才回到纽约。）汉密尔顿的财政目标与麦迪逊在制宪会议和《联邦党人文集》中极力提倡的国家观点是一致的。根据汉密尔顿的计算，美利坚合众国的总债务已经达到了令人生畏的（至少就当时情况来说是这样的）7710万美元。其中，外国政府债务为1170万美元；国内债务为4040万美元，这些国内债务主要发生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另外2500万美元是州债务，这些债务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独立战争遗留下来的。让麦迪逊开始担忧，接着又害怕的，不是汉密尔顿恢复公共信用的目标，而是他实现这个目标的方式。[13]

当麦迪逊开始研究汉密尔顿提出的偿付国内债务的建议时，第一个让他担忧的问题出现了。一方面，汉密尔顿的建议看起来非常直接：所有持有政府债券的公民都应当得到政府以债券面额做出的补偿，也就是得到政府最初承诺的全额补偿。但是许多政府债券的原始持有人（这些人大部分是美国独立战争的老兵，债券是对他们在战争中服役的补偿）已经将债券以部分面值的价钱卖给了投机者。而且，汉密尔顿计划的公布导致了一阵购买政府债券狂潮，当时知悉这个计划的银行家和投资者全力买进，希望能够获得可观的利润。麦迪逊注意到了这次购买狂潮，并抱怨说，那些肆无忌惮的投机者“依然在联邦内部和边远地带搜索，希望能够将政府债券从那些原始持有人手中购买过来”。因此，这幅图景在他心目中就凝固成一种本质上的不公正：那些在独立战争中身经百战的老兵，被金融家骗走了他们应当获得的公正报偿。著名的费城医生、杰出的革命家本杰明·拉什则敦促麦迪逊阻止这种对“1776年精神”的出卖。“独立战争中，我所看到的人们对压迫者的愤怒，”拉什愤怒地说道，“都不及现在我每天听到的对这些人的愤怒……这些人马上就要收获独立战争的全部利益了，而这一切都是以丧失独立战争获胜的勇气和财产为代价。”[14]

当麦迪逊站出来反对他的偿付计划时，汉密尔顿感到惊讶又迷惑。2月11日，麦迪逊在众议院发表了长篇演讲，认为汉密尔顿的计划是对独立战争的否认，并提出了自己的偿付计划，称之为“区别偿付”。这是一个典型的麦迪逊式表演：完全是理性的，在逻辑上无懈可击，而且带着那种让人放松戒备的温和。他指出，正义在政府债券的原始持有人一边，而且正义是必须实现的。当前的持券人有契约义务的理据，这种义务也是必须遵守的。因此，麦迪逊以律师般的精确提出了选择方案：“我们必须从以下三种方案中选择一种。同时偿付两类人；偿付一类人，而拒绝偿付另一类人；依据某种平等原则在他们之间做出妥协。”（20世纪研究这种推理模式的人称之为“金发姑娘原则”，后来称为“三角分析原则”。）当然，麦迪逊倾向于第三种方案。但是，众议院以36票对13票否决了他的动议。这是他在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之后，第一次遭遇的重大立法失败。[15]

问题并不在于麦迪逊不愿意失败。（与杰斐逊不同的是，麦迪逊能够真正从容地接受失败。）相反，是因为麦迪逊内心形成了这样一幅不祥图景：爱国的士兵们遭到了一群只关心利润的投机者的巧取豪夺。或者说，他内心形成了一幅与此略微不同的图景，这幅图景关于这个初生的全国政府。按照麦迪逊的设想，全国政府应当是汇聚最能干、智力上最杰出的官员的高贵竞技场，这些人是从鱼龙混杂的州政府中挑选出来的最优秀者。然而，现在却被一群可憎的金融家和银行家占据了。耶稣曾经将这些人视为社会蛀虫，从神庙中赶走。美国独立战争的果实，至少在麦迪逊看来，正在落入敌人之手。

在投票决定政府债券偿付办法之后，是对债务接管的辩论。这场辩论加强了那种被出卖感，从而使事情变得更糟了。同样，表面上看来，汉密尔顿的建议是简单、诱人的。联邦政府将承担，或者说接管，各州政府的全部债务，其中大部分都源自独立战争年代。美国不再有十三个不同的债务账簿了，现在只有一个；这将使这个新生国家的财政政策能够依凭对金融债务和解除债务所需税收的整体把握而推行下去。2月24日，麦迪逊从自己在众议院的席位上站了起来，指出这个问题比乍看起来要复杂得多，而且这个表面上合理的“债务接管”建议，在他看来，是一个非常不祥的主意。[16]

如果读者们读过麦迪逊于1790年春天在众议院发表的反对债务接管的演讲，那么你们可能会产生这样的印象：他主要的反对意见都是经济上的。大部分南部各州，也包括弗吉尼亚州，已经偿还了大部分战时债务。因此，债务接管计划就给它们带来了不公正，因为“迫使它们在已经履行责任之后，承担那些尚未履行责任的其他州的债务”。麦迪逊顺带提出了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是经济性质的，但显示了麦迪逊内心更大的怀疑），呼吁在债务接管之前进行“结算”。正如麦迪逊所言：“我真诚地认为，只有当我们先以我们掌握的方式和手段，尽最大可能地处理好债务问题，然后再开始接管，这才是正确的和公正的。”换句话说，首先需要对各州应当被“接管的”具体债务数额进行官方估算，然后各州就必须向联邦缴纳相应的税款以偿还债务，最后才应就债务接管进行投票。根据他自己的粗略估计，弗吉尼亚州大约会将300万美元的债务转给联邦政府，然后要通过缴纳新税种的方式向联邦政府支付大约500万美元。就像未能公正地补偿政府债券的原始持有人一样，这也是不公正的。

如果读者们读过麦迪逊同一时期的通信，你们肯定会产生一个很强烈的印象：这里的问题比账簿清理要深刻得多。让弗吉尼亚州和南部大部分州遭受如此的经济不公正——南卡罗来纳州是个例外，因为它还未偿还大部分债务——是非常糟糕的。债务接管是一种超越了纯粹金钱问题的邪恶征兆，它涉及的是权力。联邦政府打着承担各州债务、为各州做好事的幌子，隐晦地甚至是偷偷摸摸地享有了对所有州的经济主权。正如麦迪逊以其典型的含蓄方式向杰斐逊所说的那样，债务接管“将给弗吉尼亚州造成特别的困难”，而且“由于债务接管增加了对联邦立法机构的力量及其人员的信任，该措施就更应遭到反对”。简而言之，弗吉尼亚州实际是被要求将自己的命运托付给联邦政府的集体智慧和美德。按照麦迪逊的看法，债务接管主要关涉的并不是金钱，而是控制、信任和独立。[17]

这些都是大部分弗吉尼亚人牢记于心的独立战争时的信念。例如，亨利·李就告诉麦迪逊，有关债务接管的辩论让他想起不久前那些光荣的日子：当时弗吉尼亚议会拒绝承认英国议会对殖民地征税的权力。“在我看来，”亨利·李写道，“我们南部人民将必定成为奴隶，除非我们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因独立战争的胜利而被神圣化的1760年代和1770年代的激进思潮，现在从与麦迪逊通信的弗吉尼亚人口中奔涌而出。他们将债务接管等同于《印花税法案》[18]，将联邦国会等同于英国议会，将所谓的“固执、傲慢的北方多数派”等同于大不列颠。“您的感受如何呢？”李这样煽情地问麦迪逊，“难道您对宪法的热爱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它应当给您的祖国带来毁灭吗？”李所谓的“祖国”，指的是弗吉尼亚州。[19]

债务接管辩论的整个氛围变得具有电磁一般的吸引力。以让自己成为所有政治风暴的平静中心而闻名的麦迪逊，不断受到双方厉声指责的夹击。以马萨诸塞州的菲舍·艾姆斯为首的北方国会议员，指责麦迪逊阻挠汉密尔顿财政计划的核心内容，威胁了共和国的生存。他们认为，若丧失这部分核心内容，联邦就会瓦解。南部国会议员主要来自弗吉尼亚州，他们告诉麦迪逊，债务接管计划证明了那些联邦党人的反对者、宪法的反对者，现在看来是多么具有预见性，而他此前在批准宪法会议上做出的种种保证，以及《联邦党人文集》中关于联邦宪法将被证明是美国独立战争的顶峰而不是背叛的腔调，现在看来多么像虚假的承诺。

抓住弗吉尼亚人政治情结的核心词是“合并”：“新政府的朋友们否认要进行合并时，实际上却正在考虑合并。”这个词表达了一种政治恐惧，这种恐惧感在反对1788年宪法和解的反联邦主义者中间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们认为，各州会被新成立的联邦政府无形吸收。这个词还与意识形态上的恐惧感遥相呼应。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恐惧感，是反对英国议会和乔治三世政令强行收缴税款的一种有效武器，使人们认识到一旦存在专制权力，那么所有的自由将烟消云散。最主要的是，这个词代表了一种对被大怪物吞噬、被生吞活剥、最后被彻底消化的潜意识恐惧。若麦迪逊曾劝说自己相信，这些有历史根据的恐惧感已经因为新政府的建立而被消除了的话，那么债务接管辩论则表明，它们依然非常鲜活地存于人们心间。实际上，因为这些恐惧感与那场成功的反英战争具有历史和修辞上的关联，所以它们成为整个政治文化中一支最强大的力量。[20]

麦迪逊对弗吉尼亚人不信任情绪的狂热表达到底做何感想，我们很难知道。和约翰·亚当斯一样，在把握热情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作用方面，麦迪逊是美国国内最在行的。然而，与亚当斯不同的是，麦迪逊对自己的热情采取了一种完全压制的方式。他寄回老家弗吉尼亚州的那些信，都倾向于承认债务接管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但同时仍建议人们要有耐心。而且，它们从内容和形式上都敦促人们放弃那种认为末日即将到来的态度。汉密尔顿的财政计划确实是笼罩在新落成的联邦大楼之上的不祥阴云。但是现在就谈论从联邦中分离出去，不仅为时尚早，而且还会产生反作用。毕竟，当华盛顿担任总统，杰斐逊担任国务卿，而埃德蒙·伦道夫担任司法部长（麦迪逊或许还应当将自己在国会的显著存在加上去），弗吉尼亚州的利益就不大可能被忽视。至于联邦政府中北方同僚们的威胁性辱骂，就听之任之吧。“若我们要继续成为多数，”麦迪逊自信地写道，“我们就应当甘冒他们预言的那种危险。”与此前关于偿还政府债券的辩论不同，这次在州债务接管问题上，麦迪逊有足够的票数。债务接管的法案永远不会通过。[21]

毫无疑问的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对财政计划所引发问题的理解，以及对弗吉尼亚州强大的政治编队为反对他的财政计划而在波托马克河以南集结的理解，完全没有麦迪逊式的模棱两可。一旦汉密尔顿在自己信仰的前进道路上碰到了重大障碍，他会本能地让自己进入攻势状态，而且从来不会回头，也从不等候落伍者。不论目标是约克镇的英军据点、纽约州法律界和商界精英对自己的崇拜，还是批准宪法，汉密尔顿采取的模式都是一样的：以高效率的爆发来释放自己的强大能量；以那种张扬的、别挡我的路的方式（这种方式恰巧与麦迪逊偏好的秘密行动相悖）将自己的个性强加于相关事件之上；以那种认为自己的总体设想和细节把握都更优秀的态度，来激怒温和谨慎的同僚们；当事情发展证明他是正确的时候，就更加激怒他们。

批评他这种攻击性脾性和“救世主汉密尔顿”般鲁莽举止的人，或许可以合理地宣称，这些都是汉密尔顿对自己低贱出身（实际上是私生子）的过度补偿。一些采取相同解释路径的传记作家曾提出，那种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驱使着他来到维霍肯，与阿伦·伯尔进行了致命决斗。然而，如果说不安全感是汉密尔顿那令人难以置信的能量的主要来源的话，那么我们的结论就必须是，美国历史上这种最具创造力的缺点，是上帝在最恰当的时刻谋划制造出来的。[22]

就像1790年的麦迪逊一样，汉密尔顿当时也处在权力巅峰。他在三个月内一口气完成了《关于公共信用的报告》中的四万字，而且又以同样的速度撰写了《联邦党人文集》中的五十一篇论文。探索汉密尔顿思想渊源的学者们总会发现这种渊源的多样性：亚当·斯密、雅克·内克尔、马拉奇·波斯尔思韦特和大卫·休谟是最主要的影响者。其中，休谟又对他关于经济增长的思想有着尤为深刻的影响（这与休谟影响了麦迪逊关于政治稳定的思想如出一辙）。另外，汉密尔顿喜欢对新政府面临的财政问题提出集中化解决方案，这又与麦迪逊一样，是缘于他在1780年代前途渺茫、四分五裂的邦联权威下那沮丧不堪的经历。最后，汉密尔顿《关于公共信用的报告》的历史意义已经吸引了足够多的专家的注意，这些专家将某种技术维度加进对报告的评价之中。从而，对诸如偿债基金、联合养老金制、浮动利率和流动性这些术语的掌握，已经成了充分理解其经济学素养的关键。[23]

这一切都不错，但就我们的目的而言，这些极有价值的洞察不过是一些次要情节，我们千万不要被它们引入歧途，自得其乐地认为眼前的树木就是森林。汉密尔顿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本质上是很简单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经济陷入了外债和内债纠缠在一起的混乱局面，他决心处理这种局面，并通过恢复政府信用的方式来打下坚实的财政基石。他会依凭自己对美国商业潜力敏锐而精准的把握，来实现这一切。但是，他没有考虑那些反对他的国家主义观点的人会对因此出现的体系抱有何种看法。

例如，在有关偿付国内债务的问题上，汉密尔顿认为，麦迪逊关于区分政府债券原始持有人和当前持有人的建议，是天真且有害的。确实，对于战争时代的老兵来说，这会造成某些不公正。但是，麦迪逊有什么资格来向汉密尔顿宣讲老兵们所做出的可敬牺牲呢？麦迪逊从来没有在愤怒之下射出一颗子弹，现在却要装模作样地将自己包裹在他从来没有穿过的、血迹斑斑的军服之中？更关键的是，原始持券人不是被迫出售他们手中的债券，他们是自由出售。而且，他们出售债券的理由多种多样。对如此多的交易、价格和动机进行分类，无异于一场行政上的噩梦。实际上，任何提议要采取这种措施的人，都必定会被人们怀疑为一个乐见政府瘫痪的人。政府债券偿付计划的整体要义在于，超越重重含混不清的纠缠，从而确立一种能够提升信用的、明确且易于识别的补偿政策，并使这些债务集中在那些最有可能用它们为社会生产和发展服务的人手中。[24]

就接管州债务这个问题而言，在汉密尔顿看来，麦迪逊的反对意见不仅是不合乎逻辑的，而且会产生灾难性后果。麦迪逊本人在1780年代不是在多个场合鼓吹由联邦政府接管州政府债务吗？他俩不是以“普布利乌斯”的名义一起论证，需要建立一个对各州享有主权的全国政府吗？制宪会议上麦迪逊本人不是要求明确承认联邦主权的最热诚鼓吹者吗？要计算出不同的州债务数额，必然会出现大规模的计算问题。由于以弗吉尼亚州为代表的南部各州行政管理混乱，账务记录马虎，因此困难确实不可小觑。但是，最后的数据并不是已经刻在石头上无法改变了。若弗吉尼亚州希望对这些计算结果进行协商，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可以在朋友之间解决的问题。

但是，作为朋友就不应当提出这种威胁性的指控，说整个债务接管计划是一场阴谋，这场阴谋旨在诱惑各州参加某种浮士德式的向魔鬼出卖自己灵魂的交易：如果进行此种交易，各州就会丧失如孩童般清白的政治外表。实际上，当宪法被批准时，这种想法已经被明智地抛弃了。债务接管并不是一场旨在摧毁各州政治完整性的阴谋，它不过是一个为了所有人的利益，合并各州债务，使经济生活国家化的计划。汉密尔顿想当然地认为，宪法所创造的新政府正如他在报告中写的一样，“具有能够调动社会资源的权力”。而他作为负责财政政策的官员，就是上帝选择的用以实施这种集体措施的工具。[25]

问题就在于此。之所以这样说，并不仅仅因为麦迪逊及弗吉尼亚州的选民听到“合并”和“国家化”这类词语，就好像夜间听到警报一样；或者如汉密尔顿最欣赏的一位传记作家所言，并不仅仅因为这位财政部长“更善于解决财政危机，而不是修补政治利益”。真正的困难在于，汉密尔顿的计划是其无畏而鲁莽的个性的切实体现。实际上，如果人们能抛开计算和偿付各州与联邦债务的具体条款，往后退几步，那么理解汉密尔顿报告的宏大设想，以及其中决定美国发展走向的隐含假想的最好方法，或许是将它看作汉密尔顿把自己独特的个性和思维模式，强加在这个新兴国家不稳定形势之上的具体体现而已。[26]

首先，整份报告的字里行间透露着这种暗示：一个新权威出现，而且已经开始掌权。它主要的精神特质已经超越了人的个性问题（尽管一定存在汉密尔顿的个性因素），甚至还超越了这个报告是否合宪的问题（尽管这份报告明确宣称联邦政府主权是不容置疑的）。更彻底的是，这份报告指出，美国暗藏的巨大经济能量，要完全发挥其潜能，不仅仅需要放任自流。显然，汉密尔顿并不是第一个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北美大陆是一个巨大宝藏，这个宝藏一旦被打开，就能够带来无与伦比的繁荣。然而，他在这方面是独特的：他认为要调动这些资源，就需要在国家层面进行一致管理和战略协调。麦迪逊似乎认为，杰斐逊则在更大程度上认为，国家的经济政策不应当成为经济复苏和增长的自然运转的障碍。但是汉密尔顿认为，经济发展的条件是需要人为创造出来的，而且还需要对其进行持续监督。他的模型是英格兰：建立国家性银行，商业受到政府规制，有权倾朝野的财政大臣。当然，从波托马克河以南民众的视角来看，这些正是美国独立战争要永久抛弃的制度和象征。

其次，报告中还洋溢着汉密尔顿的信心：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集中是一种动力；它不是一种给国家带来侵略性腐败的集合，而是各种国家发展能量以相互促进的方式进行的融合。汉密尔顿对共和主义教条“集中的权力有固有的恶”的腔调充耳不闻，而这个调子正被弗吉尼亚州的异议者在新的“合并”标签下尽情地重新演绎着。对汉密尔顿而言，债务合并简直妙不可言。麦迪逊的参照系完全是政治的，是这样一种理想化观念：国家权力应当是分散的，受到许多分散而多样的利益集团的自然制约。汉密尔顿的思维模式则完全是经济的。他认为，让资本集中在少数精挑细选出来的人手中，是商业投资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前提条件。他对政府债券原始持有人将债券卖给投机者这一点并不在意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更愿意看到金钱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当金钱被分散出去，金钱就只是金钱而已；当金钱被集中起来，金钱就变成了资本。而他对接管各州债务、扩大联邦债务表示欢迎的主要理由是，一旦这些债务被偿还，国内外资产者就会信任联邦政府，进而吸引新的投资。至少在这种有限的意义上，汉密尔顿认为国家债务是“国家的幸福”，因为它使资源能够集中在富有企业精神、愿意投资而不仅仅是消费的少数人手中。相反，对于麦迪逊而言，“国家债务就是国家的灾祸”，而且“在代议制政府中，尤其如此”。[27]

最后，汉密尔顿的报告还充满着对包括商人、银行家和商业领袖在内的城市精英阶层的尊奉，认为他们这些人是美国新兴社会的核心人物。正是这些人将年轻时的他从热带地区的低贱生活中拯救出来，而且在他展现出自己的杰出才能时，他们就将他纳入纽约的核心圈之中。汉密尔顿本人是追求名誉而不是财富的霍雷肖·阿尔杰[28]式的英雄人物，但是他懂得银行业、投资业和其中的投机。他可没有像杰斐逊为自耕农写下田园生活颂歌那样，为商人和金融家唱田园诗式的礼赞。他的整个财政计划实际上含蓄地承认了，商业是美国的经济命脉，商人既是美国经济的主要受惠者，也是美国经济默默无闻的英雄。汉密尔顿并不像批评者经常宣称的那样，为了增加商人精英阶层的财富而刻意制订计划。他制订计划的目的在于将他们的才能和资源引导到有利于公共利益的生产活动中去。作为知情人士他并没有利用自己掌握的内部利率消息为个人谋取什么利益。“但是您肯定记得关于恺撒妻子的那句格言，”汉密尔顿向亨利·李写信时这样写道，“我认为这句格言适用于任何参与国家金融管理的人。”尽管如此，他过分信赖自己的某些投机者朋友；直到他在财政部的助手威廉·杜尔将个人资金和国家资金混合运作并构成犯罪时，他才解雇了杜尔。杜尔是他所信任的具有企业精神的投机者典型，但最终被证明是不值得信赖的。[29]

然而，对于像麦迪逊和杰斐逊这样的弗吉尼亚人来说，杜尔并不是一个例外，而是一般情况。弗吉尼亚州的绅士们在心理上无法认同汉密尔顿对以操控利率谋生的投机者所表现出来的亲近。他们衡量财富的最终标准是土地，而不是什么流动形态的资本。在他们看来，投资银行家们和投机者们根本就没有为社会做出什么生产性贡献。这些人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将证券倒来倒去，并调整一些数字而已。在这里，问题的核心既不是富人和穷人的对抗，也不是少数人和多数人的对抗，因为弗吉尼亚州的种植园主们就像纽约或者波士顿的富裕商人一样，也是少数精英人物。真正的问题是农业财富和商业财富的对抗。

即便是如下这个事实，对解决债务接管问题也没有什么帮助：弗吉尼亚州地主阶层中有相当比例的人，包括杰斐逊本人在内，都对不列颠和苏格兰债权人欠下了沉重的债务。那些债权人提高利率的速度，超过了他们从烟草和小麦中获得的利润的增长速度。因此我们不得不猜测，那些受困的弗吉尼亚贵族阶层会将汉密尔顿及北部城市商业精英视为要榨干他们血液的不列颠银行家的翻版。我们对弗吉尼亚种植园主的精神状态（拒绝让他们的消费习惯受制于他们所处的经济困境；大多数人都不承认他们马上就到了要宣布破产的境地）思考得越多，我们就越可能看到，对规制债权债务关系的经济原则的故意忽视，已经成了他们那个世界中引以为荣的事情；这些事情根本就不是一个有产绅士应当认真对待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为自己听不懂汉密尔顿到底在谈论些什么而感到相当骄傲。[30]

那次餐桌交易的第三方，即晚宴的主人，是托马斯·杰斐逊。当他称麦迪逊和汉密尔顿两人都比他更了解这个问题时，他并不是在摆他那种典型的外交姿态。毕竟，他结束五年的法国大使生活回到美国才短短六个月，而且3月才开始担任国务卿。另外，他当时还想着其他一些事情：大女儿马莎的婚事，在纽约找到合适的寓所，撰写有关度量衡的长篇报告，阅读巴黎寄过来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新闻报道。慢性偏头痛的发作也使他在5月的大部分时间中都无力从事任何事情。事实上，杰斐逊的头痛与弗吉尼亚王朝领袖们的集体生病几乎同时发生。当时麦迪逊患了痢疾；埃德蒙·伦道夫滞留在弗吉尼亚州，照顾差点因难产而死的妻子；最具不祥意味的是，乔治·华盛顿染上了流感，而且后来还出现了医生认为有生命危险的肺部感染。“你无法理解这种情况下国家所面临的危险。”杰斐逊在给他以前在巴黎的秘书威廉·肖特的信中这样写道。而且还补充说，华盛顿的去世极有可能意味着整个国家实验的突然终止。[31]

杰斐逊高约六英尺二英寸，比麦迪逊和汉密尔顿都要高一些。而且，他当时已经四十七岁了，足以算得上他们的前辈，有资格得到他们对长兄般的尊重。然而，他的身高和年龄都不能弥补他因在国外待得太久而错过1780年代末期宪法变革的缺陷。麦迪逊一直写信告诉他制宪会议上的辩论（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好的消息来源了），而且麦迪逊还澄清了当时在弗吉尼亚州宪法批准大会上流传的、关于杰斐逊对宪法持冷淡态度的种种流言。这些流言事实上是真实的，尽管在所有的宪法问题上，杰斐逊从来都遵从麦迪逊更加出色的判断。正因为这样，他才会毫无政治保留地接受华盛顿政府发出的担任第一任国务卿的邀请。此外，他认为在外交政策上美国应当用一个声音说话，这也促使他接受这个职务。除了这些基本层面上的事实之外，杰斐逊对联邦权力的观点是不为人知的，这部分是因为他没有参与1787～1788年的大辩论，部分是因为他自己的思想尚未达到麦迪逊那种专业性和法律上的明确性。“我不是一个联邦主义者，”他在1789年宣称，“因为我从来没有将我的全部意见交由任何党派的纲领裁判……若我不参加党派就不能进入天堂的话，那么我宁愿不去天堂。”临时首都纽约可不是什么天堂，但是他同意于1790年春天去那里，带着自己没有公开的政治忠诚和崇高的政治原则，它们还未受到已经被麦迪逊和汉密尔顿发展成为一门艺术的内部斗争的浸染。[32]

他是很不情愿地来的，部分原因在于他一生都沉默寡言。这可以追溯到独立战争年代以前他在弗吉尼亚的生活，当时他第一次走出蓝岭的层层薄雾，到威廉和玛丽学院求学，师从乔治·威思[33]学习法律，而且赢得了弗吉尼亚东部精英阶层的有限度接纳。他以写反对不列颠侵略的文章而闻名，但是在辩论中往往找不到他的踪影。大陆会议上，约翰·亚当斯说他是美国独立的忠诚斗士，说话却很少超过两三句，即使是在委员会会议中。他持久且不朽的声名源于他在1776年6月起草的《独立宣言》，但是在1790年时几乎没有人知道杰斐逊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当时《独立宣言》还被认为是整个大陆会议的杰作，而不是某个人的作品，当时它还未获得19世纪时的象征性意义。[34]

他在战时担任弗吉尼亚州州长的那段经历，是以非常糟糕的方式结束的：英军放火焚烧弗吉尼亚州首府时，他却骑着马逃离了，丢尽了脸面。尽管后来被认为没有犯下什么过错，但他还是发誓再也不担任公职了。喧嚣的政治不合他的脾性；只有当他隐居在山顶或者重新设计蒙蒂塞洛[35]的宅邸时，他才会感到怡然自得。他总是为退休做好准备，为了避开妻子早逝给他带来的痛苦记忆，他接受了在巴黎的外交职位。他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作为富兰克林的继任者，他赢得了类似富兰克林的法国化身的声名。1789年当他被邀请在新政府中担任职务的时候，他的反抗完全是发自肺腑的，但是麦迪逊一直都能够说服他。更重要的是，华盛顿，美国唯一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也将他视为必不可少之人。杰弗逊没有拒绝乔治·华盛顿的邀请。

他向战痕累累的麦迪逊和汉密尔顿发出晚宴邀请，完全符合他的性格。简单说来，杰斐逊不能容忍人际冲突。他总在辩论中不力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辩论本身让他感到不快。他听到自己内心发出的都是按上帝法则运转的世界的和谐、惬意与可靠之音，因此，辩论在他眼中就成了蔑视自然秩序的杂音。麦迪逊比当时任何人都更了解杰斐逊，他知道杰斐逊思想中的某个地方有一条看不见的底线，这条底线上存放着杰斐逊极其珍爱的个人和政治理想。若越过这条底线，你就会引发脱缰野马般的愤怒，就像《独立宣言》中对乔治三世的控诉。（杰斐逊不认为这些场合是在辩论，而认为是在进行至死不渝的圣战。）若不越过那条底线，他就会显得非常礼貌、通融，对党派政治的存在感到发自内心地悲痛。这毫无疑问是他1790年6月时的立场。

他之所以希望达成妥协，还有一些现实原因。作为之前担任过外交公使的现任国务卿，杰斐逊不需要别人来教导他美国债务情况的国际影响。只有偿还了外债，在阿姆斯特丹的荷兰银行家们那里恢复信用，美国才能在欧洲的资本市场得到认真对待。杰斐逊在巴黎生活期间，经历了不少事情才明白这一点。因此，他比麦迪逊更敏锐地认识到，汉密尔顿的财政目标是至关重要的。若没有信用，新政府就会成为外国人眼中的笑柄。于是，当那些给麦迪逊写信谴责债务接管的弗吉尼亚人也给他寄来信件时，他并不像麦迪逊那样给予明确支持，只不过在言词上更难以捉摸罢了：“在我看来，不论这个问题最终以何种方式解决，它都将是那些给我们带来最大困难的问题之一。”他在给自己的女婿的信中这样写道。在亨利·李极力向他抛出债务接管法案通过后的末日灾难式预言时，他劝说亨利·李要有耐心，要相信国会的智慧。“而且，”他非常圆滑地写道，“国民的声音或许将会被听取。”尽管这些话含糊不清，杰斐逊这样写的目的是为了抚慰他的弗吉尼亚同僚们。“我的职责让我不能介入这些问题之中，”他在举行那次晚宴前的一个星期还曾向乔治·梅森这样解释道，“我不想假装自己有能力决定这些问题。总而言之，我认为在一个像我们这样的政府之下，互相妥协和让步是十分必要的。”[36]

建都问题自从1789年被国会首次提出以来，就讨论得十分激烈。宪法规定国会要确定“政府所在地”，这个地方面积不得超过一百平方英里，从临近各州购置。问题在于首都应该定在哪里。从一开始，国会代表们在定都地点问题上轻易达成一致的可能性就非常小。一位报纸编辑曾冷嘲热讽地写道：“为新帝国选择建都地点的通常习惯是，听任专制君主做出任意的、突然的决定。”尽管这显然不是共和制方式，但或许因此可以允许有一个例外。这位编辑写道，既然乔治·华盛顿“从来没有给他的国家提过什么糟糕的建议”，“让他指着一幅地图说‘这里’”不是很切实可行吗？[37]

后来这个“建都问题”变成了国内政治的一场噩梦。所有的地方选举团——新英格兰地区、中大西洋地区以及南部地区——都为己方选择的地点提出了各种合乎情理的理由。十二个州——罗得岛直到1790年6月才在国会中出现——都提出了建都于自己州内的计划，或者支持将首都建在其他许诺可以以商定的价格给它一些间接利益的地点。各州之间的讨价还价因另外两个政治因素而进一步复杂化了，这基本决定了国会无法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一致。其一，立法必须先后获得参众两院的通过，因此一旦某个方案在国会某院获得进展时，另外一院中的反对力量就已经动员起来了。其二，国会必须先选择一个临时建都地点在十至二十年内承担首都职能，然后再决定永久建都地点并用这些额外时间做好接纳联邦政府的准备。这种区分使国会辩论出现了大混乱，引起了议员们的疑惑：一旦临时建都地点被确定下来，以后是否可能被放弃？因此，当杰斐逊到达纽约时，十六个候选地点已经被提出，但是没有哪个地点获得了多数票。它们是安纳波利斯、巴尔的摩、卡莱尔、弗雷德里克、日耳曼城[38]、纽约、费城、波托马克河、萨斯奎哈纳河和特伦顿。由于宾夕法尼亚州位于中部地带，该州内的某些地点略占优势。[39]

“政府所在地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迷宫了，”麦迪逊在给一位弗吉尼亚同乡的信中这样写道，“在这个问题上，选票没有带来任何线索，而且根本就没有办法在一封信中为你讲清楚。”国会内外的政治手段和花样已经十分猖獗，以至于麦迪逊被加封了决案“大刀”这个非正式头衔。“若大刀愿意放弃波托马克河，那么这个问题就很容易解决了。”一位宾夕法尼亚人写信给杰斐逊时这样写道，“然而，您肯定会说，那就好像让宾夕法尼亚人向纽约人投降一样，是不可能的。因此，当我看到那些一本正经的政治家提出种种理由时，我就感到好笑；因为我知道，对这个问题有最终决定权的是地方利益。”尽管弗吉尼亚人不认为他们的利益只是地方利益，到杰斐逊晚宴前夜，在波托马克河建都的前景都已经暗淡，麦迪逊高超的政治谈判技巧，只能做防守之用了——协调足以反对宾夕法尼亚州获胜的力量。[40]

麦迪逊之所以希望选在波托马克河，既出于一种巧妙的精心算计，也出于一种带有浪漫色彩的错觉；杰斐逊、华盛顿和弗吉尼亚王朝的大部分成员都有这种错觉，他们一致认为波托马克河有着非凡的威力。就麦迪逊的巧妙算计而言，他足智多谋地反驳了在宾夕法尼亚州建都的优势理由——宾夕法尼亚州在地理上位于中心地带。（宾夕法尼亚人同样也不乏智谋，他们说萨斯奎哈纳河注定要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中心，因为密西西比河西部地带不可能加入联邦，而加拿大东部则几乎肯定会加入联邦。）麦迪逊对这种宾夕法尼亚州地理中心论提出了质疑，他说判断是否处于中心，既可以以人口分布来计算，也可以以地理位置为依据，因此这必须等到1790年人口普查结果出来之后再做决定。接着，麦迪逊又指出，若单纯按南北轴进行地理测量，从北部的缅因州到南部的佐治亚州的轴线中间点恰巧就落在波托马克河上，而且恰巧就是乔治·华盛顿的宅邸弗农山庄。麦迪逊要让自己选择的建都地点带有上帝选定的意味。[41]

麦迪逊第一次发表反对建都萨斯奎哈纳河的演说时，波托马克河更浪漫的一面进入了辩论。他当时似乎争辩说，与人们的常识和地图上显示的情况相反的是，波托马克河源头实际位于萨斯奎哈纳河源头的西边。他的意思似乎是，波托马克河上游靠近马里兰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之间的边界。一条名叫康纳科契克的小河在那里注入了波托马克河；而且，那里几乎和萨斯奎哈纳河源头的地理位置是一样的。这个弗吉尼亚大人物的幻想开始了：它是到达俄亥俄山谷的唯一直接水道，接着利用俄亥俄山谷的水系，可以到达密西西比河。麦迪逊提到的康纳科契克小河，引发了一些国会议员的怀疑和讥讽。“必须对此进行调查，”一位马萨诸塞州议员说道，“看在常识的份上，请告诉我们康纳科契克小河到底在哪里？”（或许他应当再加上这句话：这条小河的名字是如何拼写的？）弗吉尼亚州以外的人一致认为：“在美国知道地球上还有这样一条河流的人，简直是大海捞针。”那些的确知道这条河存在的极少数人全都是印第安人。因此，麦迪逊偏爱的建都地点是一片只适合于打猎者和隐居者生活的“印第安人棚屋地带”。[42]

尽管麦迪逊为了建都波托马克河的政治目的，可能确实有扭曲事实的嫌疑，然而，这确实是他和许多弗吉尼亚人都相信的事实。在最近十年中，杰斐逊和华盛顿一直通信讨论改善波托马克河的航运状况。这种讨论基于这样一种前提：波托马克河可以将广阔的美洲内陆和切萨皮克湾[43]连接起来。这是一种被高涨的期望和地理的无知激发出来的错误观念。它后来更让杰斐逊相信，刘易斯和克拉克[44]的探险会发现一条贯穿北美大陆的水路，但实际上这种水路根本不存在。我们可以将有关波托马克河的幻想一直追溯到约翰·史密斯，他于1608年第一次考察了被阿尔冈昆印第安人称作“波托马克”的河口，“波托马克”的意思是“贸易区”。对独立战争年代的弗吉尼亚人来说，波托马克河的神话从殖民地时代开始被人们相信，当时弗吉尼亚西部地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边界——从理论上和法律上来说，弗吉尼亚的西部边界不是密西西比河，就是太平洋，这就使弗吉尼亚人习惯认为，波托马克河就是美国通往西部的大门。神话一旦确立之后，其自身就获得了一种更有趣的生命力，这包括人们出版《波托马克河杂志》（Potomac Magazine）这样的出版物。在这本杂志中，波托马克河被说成是由泰晤士河、塞纳河和莱茵河汇聚而成的大河流；它与阿纳卡斯蒂亚河的交汇处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完美的港湾，那里可容纳“一万艘像挪亚方舟那么大的船”。[45]

对于麦迪逊来说不幸的是，波托马克河神话在很大程度上只局限在弗吉尼亚人之间。马萨诸塞州的费希尔·艾姆斯说，一贯明智的麦迪逊显然中了什么圣经式符咒，才将波托马克河与“横穿天堂的幼发拉底河”搞混。这些话说出了那些不认可麦迪逊式幻想的国会议员的心声。弗吉尼亚人当然可以自由地继续他们那些有关波托马克河的梦想，可是与此同时，国会还必须完成这样一个严肃的任务：在这个世界上而不是在麦迪逊想象中的某个地方，选择一个建设国家首都的地址。到了1790年6月，麦迪逊本人几乎不抱任何希望了。“若国会做出的任何安排正好遂了我们的心愿，”他坦白地说道，“那么这必定是多种既幸运又吉利的原因共同造成的结果。”当然就是在这里，进行某种交易的偶然希望走进了历史图景之中。[46]

我们不知道在1790年春夏之交，纽约到底进行了多少场秘密会议，举办了多少场政治晚宴。然而，我们确实知道，杰斐逊家里的那次著名晚宴并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是唯一一个此类事件。首先，汉密尔顿在财政部的首席助理坦奇·考克斯与杰斐逊和麦迪逊于6月6日会面，应当是讨论了弗吉尼亚州的债务，以及债务接管对该州应当向联邦政府支付余额的影响。其次，大约与此同时，汉密尔顿会见了宾夕法尼亚州代表团的成员，希望他们支持债务接管（这是汉密尔顿最优先考虑的事情），作为交换，汉密尔顿将促使临时首都和永久首都都设在宾夕法尼亚州境内。这项交易没有实现，因为汉密尔顿没有能力拉到足够多的票数，以确保宾夕法尼亚州能够在建都地址的拉锯战中获胜。最后，且最为重要的是，来自弗吉尼亚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代表于6月15日见面，双方同意达成一种政治联盟：让费城成为临时首都，同时重新提名波托马克河作为永久首都的所在地（这是弗吉尼亚人取得的一项重大胜利）。宾夕法尼亚代表之所以接受这种妥协，可能是出于这种想法：一旦首都从纽约搬到费城，那么就不大可能再搬迁了。毫无疑问，还有更多的晚宴、秘密会议和秘密讨论，只不过它们未被历史记录罢了。但是，我们确切知道的那些场合则确凿地证明，在杰斐逊晚宴上达成的妥协，不过是一场持续谈判的最后一章而已，这时分歧之所以得以消除，不过是因为基础已经打好的缘故。[47]

更具体说来，杰斐逊为了方便叙述而将餐桌谈判的前期谈判排除在外，从而歪曲了整个事实，因而给这则故事穿上了浪漫外衣：只要能够维持适当的气氛，三位著名的政治领袖就可以解决一个非常棘手的全国性问题。实际上，当时永久建都波托马克河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在这方面，汉密尔顿根本不需要拉什么选票，尽管一些证据表明，他本人同意促成这个交易，因而敦促他在纽约州和马萨诸塞州的朋友不要破坏它。麦迪逊需要再拉到三票才能够确保债务接管得以通过——这里，杰斐逊的计算是精确的——而最终有四个人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这四个人都是来自靠近波托马克河地区的国会议员。那天晚上完成的主要事情最可能的是，达成了一项重新计算弗吉尼亚州债务及其应当承担的联邦债务份额的协议。实际上，麦迪逊获得了他一直要求的东西：在进行债务接管之前先对债务进行清理结算。汉密尔顿则做了他曾非正式暗示过的事情：巧妙地处理数据，让弗吉尼亚人对债务接管感觉更加舒服一些。[48]

这场交易最后的这个方面，并不具有太大的吸引力，因此杰斐逊在自己的叙述中将之完全省略了。但他当时立即写信给弗吉尼亚州的朋友，认为新的债务接管法案将减少该州的总体责任，因此被接管的债务和要向联邦政府缴纳的税额，最后将被奇迹般地证明是完全相等的（3500万美元）。“因此她付出的就和得到的一样多，”他洋洋得意地说道，“这个法案虽没让她赢得什么，但也没有让她失去什么。”也就是说，债务接管实际上不过是一句废话。而且，若将永久建都波托马克河这个因素加到这个等式中，整个金融计划就应当让大部分弗吉尼亚人笑逐颜开了。杰斐逊这样预测道：“我们的农业和商业将更具活力，因为靠近新首都将使每年流经我们州的总数额增加50万美元。”杰斐逊当然不过是在猜测而已，而且永久定都波托马克河的更大意义实际上超越了任何纯粹的经济预测，但是他给这项交易添加了光泽，确实是有道理的：这是三个层面上的交易——永久建都地点、修改后的债务接管方案和债务结算，而弗吉尼亚州在每一个层面上都取得了胜利。[49]

但是这项交易真的能成功吗？杰斐逊和麦迪逊竭尽全力，不仅在当晚的晚宴上，而且在此后的数月之中都是如此：当时他们担保，这个问题的答案绝对是正面的。波托马克河突然之间胜出，这几乎让每个人都惊讶不已，因为自1790年春天开始，它就落到了候选地址的最后一名了，然后在未经任何国会辩论的情况下，又突然以某种方式冒了出来。尽管7月通过了《建都法案》，但人们普遍对能否建成这个新首都存有怀疑。正如纽约一位诙谐的作者所说的：“房屋和厨房还远未建成，还需要种植树木，而且街道尚需命名。”费城新闻界尤其不敢相信这一切，宣称：“让人们在岩石层叠的荒蛮之地清理出一块地方，供国会每年只使用四个月，而在剩余的时间中让野兽横行，这绝对是有悖于常理的事情。”国会的一致意见显然是，一旦定在费城，首都是不可能再次搬到某个荒无人烟、完全假想出来的地方去的。“这将被普遍认为……不过是一次纯粹的政治花招罢了，”一位国会议员这样说道，“可能还诱使人们做出这种推断：你们现在正虔诚地将密西西比河、底特律河或者威尼皮普洛克池塘硬说成是康纳科契克河。”[50]

杰斐逊和麦迪逊采取的策略是非常有效的，而且完全是帝国主义式的。人们可以感觉到，麦迪逊无与伦比的政治能力在整个过程中发挥着作用，同时还可以预见到十三年后杰斐逊力促购买路易斯安那地区时那种毫无畏惧的大胆行为。关键的策略是，不能让建都问题再次回到国会，否则波托马克河将会在政治上遭受被千刀万剐的凌迟之刑。杰斐逊对这一点尤其明确：“如果失去了确保定都波托马克河的当前局面，我们就不可能再将之争取回来，（因而）依赖国会、弗吉尼亚州或者马里兰州议会的任何帮助都是危险的。所以，应当采取措施，在不求助那些机构的情况下，马上执行建都法案。”然而，购买土地的款项、具体地址的选定、建筑师的任命以及大量不可预见但不可避免的实际情况似乎都需要立法批准，这怎么可能做到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使我们回忆起建都问题第一次出现在国家议程上时，那位报纸编辑以半开玩笑的方式提出的建议：让乔治·华盛顿来决定吧。杰斐逊在1790年8月提出，关于首都地址、规模和构造等一系列决定，应当被完全纳入行政自由裁量的范围之中，即“在任何一点上，都必须服从总统的自由裁量”。[51]

当国会议员们继续对理论上的波托马克河建都地址进行尖刻的嘲讽时（为什么不将新首都建在车轮上，这样就可以推着它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杰斐逊和麦迪逊已经在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的乡间估测地形了。华盛顿听取了他们的报告，在1791年1月做出决定：将首都建在从乔治敦开始向东一直延伸到波托马克河河口的一百平方英里的土地上。杰斐逊注意到，华盛顿似乎对自己的选择保持着“不同寻常的沉默”，或许是因为华盛顿的弗农山庄靠近这片地域，而且在这片地域内，他拥有面积可观的土地。他可能还感到些许的不自在，因为这个靠东边的选址与麦迪逊在之前辩论中所论述的相矛盾。当时麦迪逊给人的印象是，他会优先选择靠近宾夕法尼亚州边界的更西边的地点。（那些带着首都会靠近宾夕法尼亚州的想法而认可建都波托马克河的宾夕法尼亚人，彻底失望了。或许将新首都的中央大道命名为宾夕法尼亚大街，是华盛顿做出的弥补姿态吧。）无论如何，决定已经做出了，而且这个决定不会再更改。没有哪个美国人准备质疑华盛顿如此迅速的决定，至少不敢公开这样做。[52]

在之后的十年时间里，设计和建设这座将以华盛顿命名的城市的每一步，都是华盛顿监督完成的。就像一次军事行动一样，虽然有许多军队，但是指挥官只有一个。1790年秋末，杰斐逊给华盛顿写信，说尽可能早地开始建设该城具有政治上的紧迫性：“麦迪逊先生和我本人都努力敦促……在十年时间里，他们每年都在这座新城市中建设十所优良的私人住宅……如果他们真这样做的话……这就成为确保将政府搬迁到新城的一种手段。”一旦建筑物拔地而起，费城的希望就会破灭。当众议院通过《建都法案》之后，麦迪逊在演说中指出，许多观察家都预测，建都波托马克河的方案会被撤销，首都将继续留在费城。他诘问道：既然“无法制定条款来规定法令不得被撤销”，“但为了这个目的，我们除了通过一部法律之外，还能够做些什么？”他得出结论：“但是我以为，公共利益会得到某种尊重，政府在这件事情的绝对信心不会落空。”将执行该法案的行为变成由华盛顿、杰斐逊和麦迪逊领导的行政行为，这表明尽管政府在这件事情上有“绝对信心”，他们也绝不会冒任何风险。[53]

然而，就餐桌交易的另一面而言，他们已经冒了一种经过精心计算的风险：更为有利的财政条款，再加上在永久首都问题上的获胜，会瓦解弗吉尼亚州对债务接管的强烈抵制。波托马克河南部的几个朋友已经警告他们，弗吉尼亚州对汉密尔顿金融计划的广泛敌意是任何形式的妥协都不能平息的。“不论经过何种修改，我担心债务接管还是会被弗吉尼亚州认为是难以忍受的，”一篇典型的报道这样写道，“有关债务接管的论辩亦将是毫无助益的。”曾于1788年在弗吉尼亚州的批准宪法大会上被麦迪逊有力击败的反联邦联盟，有某种理由认定自己的事业并没有被真正击败，只不过是在谋略上输了罢了。联盟新领导人帕特里克·亨利在亨利·李的大力帮助下，于1790年开始动员联盟反对债务接管，而且在12月成功让弗吉尼亚州立法机构通过了一项决议。弗吉尼亚州议会全面复苏了独立战争中的豪言壮语，甚至还使用了为人熟悉的杰斐逊式语言，并以辉格党传统的反对英国的巨大力量，凭借这项决议大力指责债务接管，认定债务接管是外国统治的新化身。就像英国以前的种种企图，债务接管被描述成对弗吉尼亚州独立的威胁。“在人类事务的发展过程中必定会带来罪恶：它要么让农业对商业俯首称臣，要么改变联邦政府的当前形态，对美国自由造成致命威胁。”[54]

当杰斐逊和麦迪逊来到费城，参加国会在这个临时性首都举行的第一次会议时，当地报纸充斥着对弗吉尼亚州的刻薄评论。

弗吉尼亚州议会针对接管各州债务的法案做出的决议……算得上美利坚合众国历史上最奇特的一种现象。看来，投票赞成这项决议的大多数人，在1787年9月（美国制宪会议）时都在睡觉，直到几个星期以前，才清醒过来。这段时间里，联邦政府在美国各州得到承认并广泛建立起来。因此，他们的投票必须归因于他们的长时间沉睡和对所发生一切的无知。这项决议只适合于无政府主义年代，而这种年代只存在于当前这个神情愉悦的联邦政府被普遍批准之前。因此，现在这项决议就显得毫无价值、荒诞不经了。[55]

汉密尔顿也注意到弗吉尼亚州声明中潜伏的分离主义威胁。他警告说，这是“那种必须被扼杀的精神的第一次表现，否则它就会扼杀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回到1787年9月，当时制宪会议即将完成它的使命，汉密尔顿做了一个预测：新创设的联邦政府要么“完全战胜州政府，并将它们的地位降到完全从属的程度”，否则“在几年的时间中……针对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之间权力边界的斗争……将使联邦瓦解”。弗吉尼亚州对待债务接管的态度，使他的预言看起来真是一种先见之明。约翰·杰伊和汉密尔顿持有相同的看法，杰伊是《联邦党人文集》以“普布利乌斯”为笔名的合著者之一。但是他没有向麦迪逊表露过任何东西，因为麦迪逊到底持何种立场，当时已经看不清了。他到底是一个弗吉尼亚人，还是一个美国人？他认为这个新国家的奠基时刻是1776年，还是1787年？这些重大问题正如将首都建在波托马克河上一样，都是杰斐逊寓所中那次晚宴留下来的遗产。[56]

接下来的七十年中，直到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之前，这个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的核心政治智慧是：没有必要刻意做出这些选择。但是，承认这些不过是相互竞争的方案，不过是美国独立战争核心遗产的不同版本的观点，早在1790年夏天就第一次出现了。宪法并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它只是提供了一个有序的总体框架，在这种框架之下辩论才得以继续下去。而且，若认为这些问题完全是或主要是宪法问题，这从历史角度来说是不正确的。针对联邦主权与州主权的法律辩论，不过是讨论其他形式的国家前景时最容易把握的着手点、在政治上最安全也最适合的方式罢了。

1790年妥协的最显著之处是，它规避了一次当时许多政治家都认为对新生共和国构成了威胁的政治危机。但是它也使推动这些政治家行动的各种关于美国未来的互不相容的设想，暴露于青天白日之下。就某种意义而言，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故事，现代新生国家中革命政权的暴力瓦解使人们对这个故事再熟悉不过了：团结一致地对付帝国主义敌人，消灭共同敌人之后，领导层就分化瓦解了，人们为建设新生国家提出的不同议程必定会相互竞争和排斥。历史已经证明，确保革命果实比获得革命胜利要艰难得多。在杰斐逊家晚餐桌上达成的协议可谓是政治和解的极致，而且它也暴露了使独立战争那一代的领袖们分成不同阵营的尖锐差异：忠于地区还是忠于国家，农业经济优先还是商业经济优先，秉持分散的社会理想还是统一的社会理想，建立一个无能的联邦政府还是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人们之间的妥协防止了这些冲突在联邦政府初生脆弱之时爆发，但是没有解决这些冲突。这种妥协不过是赢得了时间，使辩论可以继续下去。[57]

由于杰斐逊和麦迪逊的共同努力，后来的辩论将主要是南方人的声音。他们大致明白将哥伦比亚特区建在波托马克河上，是弗吉尼亚州对联邦政府具有持久影响力的一种声明。尽管他们内心那种鲜明的弗吉尼亚式美国观有着傲慢和地区性的味道，但他们的自以为是确实反映了某种人口和经济现实：弗吉尼亚州拥有整个国家1/5的人口，而且创造了整个国家1/3的商业。更重要的是，正如约翰·亚当斯所言：“弗吉尼亚人认为自己所有的鹅都是天鹅。”这句话的意思是，弗吉尼亚州精英阶层的确相信，几乎是它一手发动并领导了争取独立的革命战争。弗吉尼亚人习惯认为自己必须是任何形式的各州联合的主导者。新首都的选址向这种自负献了殷勤：它在地理上是弗吉尼亚州的投影。那种鲜明的弗吉尼亚式美国观不过是一种幻觉，这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对它深信不疑，而且新首都的地理位置在一定程度上取悦了这种幻觉。[58]

尽管这从来不是杰斐逊或麦迪逊的主观意图，但是国家首都孤立的地理位置和它完全是一座新城的特点，具有更深刻的政治意义。最初及随后的几十年之中，它不过是一片空旷土地而已。那些停下来询问如何去美国首都的早期观光客，经常因被告知他正站在首都的中心而感到惊诧。对联邦政府的侵蚀性权力感到恐惧的任何人，肯定会产生一种明显的踏实感：权力中心几乎是不为人所见的。或者，若像杰斐逊那样将城市视为国家的病痛，将农业价值观念看作美国的主流美德，那么华盛顿（特区）似乎就是这个新生共和国完美的首都了。若政治权力的集中或者合并会触动人们的主神经，会让人们想起伦敦或巴黎的宫廷官员正在谋划剥夺普通公民权利的恐怖场景，那么美国首都就又一次成为针对这种恐惧感的视觉治疗术：它没有法院，没有走廊，更没有什么公共建筑。它象征权力分散的胜利，而不是权力合并的凯旋。[59]

汉密尔顿身边那些令人恐惧的金融家不大可能认为这是一处特别友好之地。空旷和夏季的热浪，与金融和商业机构所在的其他地方（主要是费城和纽约）比起来，都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制约因素罢了。通过选择建都波托马克河，国会不经意间将美利坚合众国的政治首都和经济首都分离开来。欧洲各大首都——柏林、伦敦、巴黎、罗马和维也纳——都是集政治、经济和文化于一身的都市中心。美利坚合众国几乎是无意中做出将它们分离开来的决定。全功能国家首都中那种令人兴奋的制度协同，比起那种极有可能侵蚀政客和金融家的腐败，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60]

因此，当汉密尔顿及其追随者宣称，这次妥协使其金融计划的核心内容获得国会批准，即那种带有集中化意味的财政改革制度化将难以移除的时候，将波托马克河作为永久建都地点则使那些旨在带领国家朝完全相反方向前进的政治观念被制度化了。而且，对杰斐逊和麦迪逊个人而言，这也具有象征意义。因为1790年妥协标志着他们的政治伙伴关系在中断了五年之后，又开始恢复了。现在，“伟大的合作”才真正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联盟。

杰弗逊和麦迪逊两人在弗吉尼亚州的许多朋友和同事，都敦促他们将汉密尔顿的计划看作外国人占领全国政府的确凿证据，这个计划给了他们足够多的正当理由退出联邦。杰斐逊和麦迪逊称同他们一样感到担忧，而且认同他们的政治原则，但并不认同他们的分离主义冲动。他们两人的战略与此不同：不会抛弃联邦政府，而是占领它。就像新首都一样，这也将成为弗吉尼亚州的一种扩展，或者至少是弗吉尼亚人对独立战争的意义及美利坚合众国的意义所持观念的一种延伸。杰斐逊将监督并协调这次作战，并为之提供言论基础：这种言论基础与“1776年精神”有着独特的联系。而麦迪逊将实际领导军队前进，并亲自参与必要的政治斗争。尽管这并不容易，而且需要十年时间才能够完成，但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就是如此。

[1] 见Boyd，vol.17，205-207中杰斐逊对晚宴的描述。三篇学术论文则对如何解读此次晚宴进行了论述：Jacob E.Cooke，“The Compromise of 1790”，WMQ 27（1970）：523-545；Kenneth Bowling，“Dinner at Jefferson’s：A Note on Jacob E.Cooke’s ‘The Compromise of 1790，’” WMQ 28（1971）：629-648；Norman K.Risjord，“The Compromise of 1790：New Evidence on the Dinner Table Bargain，” WMQ 33（1976）：309-314.

[2] New York Journal，27 July 1790，载于Boyd，vol.17，182。

[3] Jefferson to James Monroe，20 June 1790，Boyd，vol.16，536-538.参见Monroe to Jefferson，3 July 1790，ibid.，596-597。

[4] Boyd，vol.17，207.

[5] 有关麦迪逊是一个重要政治思想家的观点，见Lance Banning，The Sacred Fire of Liberty：James Madison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Federal Republic（Ithaca，N.Y.，1995）；Drew McCoy，The Last of the Fathers：James Madison and the Republican Legacy（Cambridge，1989）；及 Marvin Meyers，ed.，The Mind of the Founder：Sources of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James Madison（Hanover，N.H. 1981）。

[6] 有关麦迪逊1780年代职业生涯最深入、最简洁的描述，见Smith，vol.1，204-661中对他与杰斐逊通信的介绍性叙述。

[7] Irving Brant，James Madison，6 vols.（Indianapolis，1941-1961）是公认的麦迪逊传记。参见Ralph Ketcham，James Madison：A Biography（New York 1971），及Jack N.Rakove，James Madison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Glenviw，Ill.，1990）。这些话摘自Madison to Jared Sparks，1 June 1831，Gaillard Hunt，ed.，The Writings of James Madison，10 vols.（New York，1890-1910），vol.9，460。

[8] 摘自McCoy，The Last of the Fathers，xiii。

[9] Adrienne Koch，Jefferson and Madison：The Great Collaboration（New York，1950）.

[10] Hamilton to Madison，12 October 1789，Rutland，vol.12，434-435；有关杰斐逊在巴黎期间对宪法的看法，见Joseph J.Ellis，American Sphinx：The Character of Thomas Jefferson（New York，1997），97-105。

[11] 有关杰斐逊这种每一代人均是自己主权者的观点的权威作品，见Herbert E.Sloan，Principle and Interest：Thomas Jefferson and the Problem of Debt（New York，1995）。

[12] 另一个比较好的对麦迪逊谈话的描述，见Stanley Elkins and Eric McKitrick，The Age of Federalism：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1787-1800（New York，1993），77-92。

[13] Report Relative to a Provision for the Support of Public Credit，in Syrett，vol.6，52-168，其中对汉密尔顿计划的主要内容进行了颇有助益的介绍。

[14] 见麦迪逊1790年2月11日在众议院的演讲，in Rutland，vol.13，34-39；参见Madison to Jefferson，24 January 1790，ibid.3-4.Benjamin Rush to Madison，18 February 1790，ibid.，45-47。

[15] 见麦迪逊1790年2月11日在众议院的演讲，in Rutland，vol.13，34-39；参见Madison to Jefferson，24 January 1790，ibid.3-4.Benjamin Rush to Madison，18 February 1790，ibid.，36-37，47-56，58-59.

[16] 见麦迪逊1790年2月11日在众议院的演讲，in Rutland，vol.13，34-39；参见Madison to Jefferson，24 January 1790，ibid.3-4.Benjamin Rush to Madison，18 February 1790，ibid.，60-62，65-66，81-82，163-174记载了麦迪逊反对债务接管的主要演说。

[17] Madison to Jefferson，8 March 1790；Madison to Edmund Randolph，21 March 1790；Madison to Henry Lee，13 April 1790，ibid.，95，110，147-148.

[18] 英国政府于1765年强加于美洲殖民地的一个法案。

[19] Lee to Madison，4 March，3 April 1790，ibid.，87-91，136-137.

[20] Madison to Edmund Pendelton，2 May 1790；George Nicholas to Madison，3 May 1790；Edward Carrington to Madison，7 April 1790，ibid.，184-185，187，142.

[21] Madison to Jefferson，17 April 1790，ibid.，151.

[22] 这里对汉密尔顿性格的描述，与我参考了多种传记之后形成的观点一致。不安全感这一主题，是贯穿Jacob Ernest Cooke，Alexander Hamilton：A Biography（New York，1979），v-vi的主线。

[23] 无数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对此进行了反复描述。在所有传记中，我发现Forrest McDonald，Alexander Hamilton（New York，1979），117-188对这些主题进行了最具开创性的描述，而Cooke，Alexander Hamilton，73-84则是最为可靠合理的。Report on the Public Credit的背景，则在Syrett，vol.6，51-65中进行了简明扼要的合理描述。

[24] 有关汉密尔顿反对“歧视”的论述，见Syrett，vol.6，70-78，以及该书中的编者评论，ibid.，58-59。

[25] 有关汉密尔顿反对“歧视”的论述，见Syrett，vol.6，70-78，以及该书中的编者评论，ibid.，70，80-82.

[26] 有关“修补篱笆”的言论，见Cooke，Alexander Hamilton，94。本书这里及后续段落中做出的解释，主要参考了一些公认的作品。我所见过的最具影响力的二次描述，是Jacob E Cooke，ed.，The Reports of Alexander Hamilton，vii-xxiii，以及Elkins and McKitrick，The Age of Federalism，93-136.后者还讨论了汉密尔顿“预测”能力，即作者认为具有预测经济趋势的能力。我这里想说的是，汉密尔顿“预测”的前景，很大程度上是他个人独特性格的投射。

[27] Madison to Lee，13 April 1790，Rutland，vol.22，147-148.

[28] 美国儿童作家，代表作《衣衫褴褛的迪克》，写的是赤贫的男孩们通过勤奋工作，最终获得巨大财富和尊重的故事。

[29] Hamilton to Lee，1 December 1789，Syrett，vi，i；Hamilton to William Duer，4-7 April 1790，ibid.，346-347，编者对杜尔的辞职及其犯了偷窃罪的无可争辩的事实进行了描述。我们现在估计，被他以个人目的挪用的联邦资金有30万美元。

[30] Bruce A.Ragsdale，A Planter’s Republic：The Search for Economic Independence in Revolutionary Virginia（Madison，1994）对弗吉尼亚农场主的经济困境做了最好的研究。更早一些但依旧有益的研究包括T.H.Breen，Tobacco Culture：The Mentality of the Great Tidewater Planters on the Ev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Princeton，1985），以及Norman Risjord，Chesapeake Politics，1781-1800（New York，1978），84-123。有关杰斐逊的经济处境以及给他带来的心理影响，见Sloan，Principle and Interst，86-124。

[31] 有关这年春天杰斐逊的处境，见Jefferson to Thomas Mann Randolph，9 May 1790，Boyd，vol.16，416.华盛顿的健康问题，见Jefferson to Randolph，16 May 1790；Jefferson to William Short，27 May 1790，ibid.，429，444.杰斐逊主要关注的是他的Report on Weights and Measures，ibid.，602-675。

[32] 有关杰斐逊在巴黎的时光，见Dumas Malone，Jefferson and His Time，6 vols.（Boston，1948-1981），vol.2，and Ellis，American Sphinx，64-117。此处引用文字记载于Jefferson to Francis Hopkinson，13 March 1789，Boyd，vol.14，650。

[33] 美国法学家，《独立宣言》签署人之一，他是美国第一位法学教授。

[34] Pauline Maier，American Scripture：Making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New York，1997），154-208.

[35] 弗吉尼亚州中部的一个庄园，由杰斐逊设计，在长达五十六年的时间中，一直都是杰斐逊的宅邸。

[36] Jefferson to Randolph，18 April 1790；Jefferson to Lee，26 April 1790；Jefferson to Randolph，30 May 1790；Jefferson to George Mason，13 June 1790，Boyd，vol.16，351，385-386，449，493.

[37] Kenneth Bowling，The Creation of Washington，D.C.：The Ida and Location of the American Capital（Fairfax，/va.，1991），x-xi，148.

[38] 独立战争中乔治·华盛顿曾在这里对英军营地展开了一次不成功的进攻。1854年被纳入费城，成为一个居住区。

[39] Kenneth Bowling，The Creation of Washington，D.C.：The Ida and Location of the American Capital（Fairfax，/va.，1991），x-xi，129-138，161-181.

[40] Madison to Pendleton，20 June 1790，Rutland，vol.13，252-253；Richard Peters to Jefferson，20 June 1790，Boyd，vol.16，539.

[41] Rutland，vol.12，369-370，396，416-417中记载麦迪逊在众议院的演说。

[42] Bowling，The Creation of Washington，190-191.我非常崇拜C.M.Harris的“Wahsington’s Gamble，L’Enfant’s Dream：Politics，Design，and the Founding of the National Capital，” WMQ 56（July 1999）：527-564，但我看到时已经晚了，不再有机会改变本书中的叙述。

[43] 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东南部。

[44] 两人都是美国探险家，他们率领探险队首次进行直达太平洋西北岸的横穿美国的远征考察。

[45] Bowling，The Creation of Washington，106-126，164-166.

[46] Madison to Pendleton，20 June 1790，Rutland，vol.13，252-253.

[47] Risjord，“The Compromise of 1790，”309；Bowling，The Creation of Washington，179-185；Rutland，vol.13，243-246中的编者评论。

[48] Cooke，“The Compromise of 1790，”523-545强调两个问题——债务接管问题和首都选址问题——之间是没有直接关联的。他认为，相关交易是在杰斐逊家那次晚宴之前的多次会议中达成的。我的观点是，最后这次晚宴敲定了交易，就弗吉尼亚债务问题达成了协议。如果不将首都选址问题联系在一起，不论是杰斐逊还是麦迪逊，都不会愿意就弗吉尼亚债务问题达成协议。

[49] Jefferson to George Gilmer，27 June，25 July 1790，Boyd，vol.16，269，575.有关州及联邦债务问题的公认著作是E.James.Ferguson，The Power of the Purse：A History of American Public Finance（Chapel Hill，1961）。William G.Anderson，Price of Liberty：the Public Debt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Charlottesville，1983）则进行了一些细节更正。

[50] Daily Advertiser中的原话，收录于Boyd，vol.17，452，460。参见Bowling，The Creation of Washington，201。

[51] “Jefferson’s Report to Washington on Meeting Held at Georgetown，”14 September 1790，Boyd，vol.17，461-462.

[52] Thomas Lee Shippen to William Shippen，15 September 1790，ibid.，464-465记载了杰斐逊9月在这一地区逗留的情况。Jefferson to Washington，17 September 1790，ibid.，466-467记载了这次弗农山庄谈话。“Memorandum on the Residence Act，”29 August 1790，Rutland，vol.13，294-296记录了麦迪逊赞同与其争论不如着手测量的战略是一个更好选择的观点。Bowling，The Creation of Washington，212-213则记载了华盛顿在这一地区持有土地的情况。

[53] Jefferson to Washington，27 October 1790，Boyd，vol.17，643-644；麦迪逊在众议院的演说，见Rutland，vol. 12，264-266。

[54] John Harvie，Jr.to Jefferson，3 August 1790，Boyd，vol.17，296；Carrington to Madison，24 December 1790，Rutland，vol.13，331-332中记载了这里引述的弗吉尼亚决议的相关文字。

[55] Federal Gazette，20 November 1790，在Boyd，vol.17，459中引述。

[56] “Conjectures About the New Constitution，”17-30 September 1787，Syrett，vol.6，59；Hamilton to John Jay，13 November 13790，Syrett，vol.7，149-150.

[57] 三本学术著作以不同方式讨论了这个主题：Richard Buel，Jr.，Securing the Revolution：Ideology in American Politics，1789-1815（Ithaca，N.Y.1972）；Roger Sharp，American Politics in the Early Republic：The New Nation in Crisis（New Haven，1993）对宪法妥协的临时性进行了特别好的阐释；Elkins and McKitrick，The Age of Federalism，则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全面探究。

[58] Adams to Francis Venderkemp，24 November 1818，Adams，reel 122.

[59] 有关1790年代华盛顿特区建设情况，见Bob Arnebeck，Through a Fiery Trial：Building Washington，1790-1800（Lanham，Md.，1991）.James Sterling Young，The Washington Community，1800-1828（New York，1966）则对新首都选址对政治生态的影响，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分析。

[60] Elkins and McKitrick，The Age of Federalism，163-193对将新首都设立在某个乡村地区对国家及文化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思考。

3 沉默

就在杰斐逊举行历史性晚宴的几个月之前，美国国会发生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实际上，大部分政治领袖都认为这是一件妨碍国会工作的尴尬事件。1790年2月11日，两个贵格会代表团（一个来自纽约，另一个来自费城）向国会提交了请愿书，呼吁联邦政府立即结束非洲奴隶贸易。这被视为一个糟糕的干扰事件，因为它的煽动性提议打乱了国会对债务接管和建都地址的讨论。几个南方议员立即宣称，贵格会这种多管闲事的做法是非常有害的。佐治亚州议员詹姆斯·杰克逊对这样的请愿居然被严肃的议事机构讨论，感到极为恼火。他说，贵格会教徒都是一些无知之人，这些人试图用他们那种珍贵的极为纯净的圣水，来净化每个人的罪恶灵魂。而且，他们的爱国之心是值得高度怀疑的。他们在刚刚过去的反对英国残暴统治的战争中，以尊重他们极为珍爱的良知为由，一直袖手旁观。这些顽固的绥靖主义者在那些独立战争的老兵中间，配享有什么地位吗？用杰克逊的话说，这些老兵“冒着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危险，为国家争来了自由和财产”。[1]

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威廉·劳顿·史密斯马上站起来支持杰克逊的反对意见。史密斯同意，贵格会请愿者的爱国心极成问题，是应当遭到谴责的。但是他认为，这位佐治亚州同僚根本没必要拿这些可悲怪异之人的可信度做文章。刚刚获得批准的宪法已经明确禁止国会在1808年以前，通过任何废除或者限制奴隶贸易的法律。（美国《联邦宪法》第一条第九款第一项规定：“对于现有任何一州所认为的应准其移民或入境的人，于1808年以前，国会不得加以禁止。”）当前国会里的几个成员恰巧也曾担任过制宪会议代表，他们都可以证明，若无该条款，费城或其他几个南方州是不可能批准宪法的。除了这些依然温热的记忆之外，宪法语言是毫不含混的：联邦政府不得在建国后的二十年内，干预奴隶贸易。因此，这些贵格会请愿者就是在要求获得早已被宣布不可得到的东西。[2]

然而，杰克逊并不因有宪法保障而感到安慰。他指出，这个名不副实的“公谊会”温和笑容后面，隐藏着更阴毒的动机。“若借助联邦政府的干预，整个奴隶贸易被废除了，”他这样说道，“我担心这会让人们相信，这是政府要彻底解放奴隶的前奏。”简而言之，贵格会教徒提出的结束奴隶贸易请愿，实际上是一种障眼法，他们的整个计划是要废除奴隶制度本身。

詹姆斯·麦迪逊也站起来，发出了他经过冷静推理后的警告。他的佐治亚州同僚实际上是有些反应过度了，这位同僚充满激情的论辩尽管无疑是发自肺腑的，但确实既会让人误入歧途又会起反作用。贵格会教徒的请愿“照例”是要被听取，然后再交由一个委员会来审议。换言之，若这个问题被国会以例行公事的方式处理，而且国会没有为此产生无谓的纷扰，那么它很快就会从人间蒸发掉。按照麦迪逊所言，“人们不会注意，因此这个问题根本就不会扩散到国会大门之外”。然而，杰克逊那种过激的反对意见就好像在夜间战斗中发生的空中爆炸一样，会使人们都注意这个问题，而这正是贵格会教徒们所希望的。若杰克逊能够克制自己，那么这次请愿就会自然消退，而且“绝不会发展到必须就阻止非洲奴隶贸易做出任何决定的地步，也不会让那些奴隶主因猜测联邦政府打算在全部州内废除奴隶制而感到恐慌”。麦迪逊让杰克逊放心，因为“国会中的绅士是不会考虑这样的问题的”。[3]

然而，第二天，也就是2月12日，杰克逊那令人害怕的预言似乎马上就要成为现实了。因为就在那天，众议院接到了另一份请愿书，这份请愿书是宾夕法尼亚州废奴协会提交上来的。它敦促国会“以其贤明，采取为其权力所允许的措施，推动奴隶制之废除，并阻止任何形式的奴隶贸易”。正如杰克逊警告的那样，反奴隶贸易的人现在已经联合起来了，要结束整个奴隶制。而且，这份新请愿书还提出了另外两点，这两点加剧了诸如杰克逊这样的人的恐惧感。第一，它宣称奴隶制和奴隶贸易与美国独立战争所追求的价值观不相容，它甚至建议国会，履行政治职责，“制订从美国国民性中消除此种不相容性的措施”。第二，它对那种认为《联邦宪法》禁止联邦政府在二十年内制定任何反对奴隶贸易的法律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它认为，宪法中的“普遍福利”条款，授权国会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且正当的”行动，来消除人口交易的耻辱，并“支持让所有黑人恢复自由”。最后，让它更具有煽动性的是，这份请愿书上有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签名。富兰克林的爱国心和国际声誉是毫无争议的；实际上，如果美国有伟人祠或万神殿的话，只有华盛顿才可能与他并列其中。[4]

富兰克林在这份由宾夕法尼亚州废奴协会提交的请愿书上签名有力证明了，麦迪逊更为钟爱的战略——平静地接受这些要求，然后让它们被遗忘在国会之中——是不起作用的。事实上，整整一天中，为了以全体会议形式讨论这些请愿书，众议院只好将有关债务接管和定都地址的辩论搁置一旁。在持续了四至六小时的辩论中，国会议员们说了一些以前不曾在任何全国性论坛上说过的东西。

不错，制宪会议代表们曾就奴隶贸易及在征税与选举上如何计算奴隶人口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但是这些讨论都是闭门进行的，而且受严格的保密规定约束。（麦迪逊对这些讨论的非正式记录，也是最完整的记录，没有在他生前发表。）另外，奴隶制在这个新国家秩序中的地位问题，也曾于1788年在几个州的宪法批准大会上出现过。但是这些在州层面上进行的讨论，通常都集中在各州对宪法的解释上，而不是宪法中对这个禁忌问题的模糊处理上。（诸如“奴隶制”“奴隶”“黑人”这样的字眼，没有被写入最后的宪法草案之中。）如果推动了1787～1788年宪法和解的政治领袖们当时被允许就这个问题发表言论，他们肯定会说，这个问题过于重要，过于具有争议性，不适合公开谈论。[5]

这解释了几个南卡罗来纳州议员的初步反应，他们反对将这些请愿书在国会大厅内大声朗读出来。例如，阿迪内斯·伯克就警告说，那些请愿者已经“吹响了煽动骚乱的号角”，因此他要求清除走廊中所有的旁听者和记者。杰克逊认为自己也听到了号角声，不过是“内战的号角”。来自南方腹地[6]的所有发言者的立场似乎都是，宪法不仅禁止国会就奴隶制或奴隶贸易立法，而且它还禁止国会中的任何人公开提及这些问题。若这就是他们的立场的话，那么事态发展马上就证明，这是一种注定要失败的观点。[7]

当代表请愿者发言的宾夕法尼亚州议员托马斯·斯科特承认，宪法确实限制了国会终止奴隶贸易的权力，但对奴隶制本身未置一词时，辩论就开始了。正如斯科特所言，“若我是美利坚合众国的一名法官，当这些人来到我的面前要求获得解放时，我不知道我到底能够走多远。但是，我确信我会尽力走到最远。”这时，杰克逊评论道，如果佐治亚州的哪个法官也持相同态度，那么这位法官的“任期肯定是短暂的”。[8]

接着，杰克逊开始长篇大论地谈起了上帝的意志。按照他的描述，上帝明显是赞成奴隶制的，不仅有圣经中的多处文字作证，还有佐治亚州每位牧师的声明作证。除了上帝的偏向之外，几乎每一位可敬的佐治亚州公民——这些人的生计依赖奴隶劳动——都承认，用杰克逊的话来说，“没有这些奴隶的劳动，大米就不可能进入市场”。威廉·劳顿·史密斯倾向于让其他人来解释所谓的上帝意志，但是他支持了这位佐治亚州同僚，认为奴隶制是让选民享有繁荣经济的前提条件之一。他指出：“这就是那片土地上的农业状况，没有哪个白人有能力完成诸如排干沼泽和清理农田这样的任务，因此如果没有奴隶，这片土地上的人口就会减少。”[9]

史密斯还领导了南方腹地就另一个重大文本所展开的辩论，这个文本不是圣经，而是宪法。按照史密斯的说法，宪法制定者们早就意识到，各州代表团之间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依赖奴隶的人和不依赖奴隶的人之间。后来会议上达成了部分谅解：北方各州同意不干涉南方各州的财产权利。除了宪法中的具体条文之外（宪法规定在计算国会代表席位时，奴隶人口至少应当部分计算，而且规定要在宪法获得批准之后继续保护奴隶贸易二十年），当时会议上还达成了一个默示但被广泛接受的谅解：新成立的联邦政府不能从事任何干涉南方奴隶制的行为。南方各州均是在达成这种谅解的前提下才通过了宪法。“正因如此，它们才批准了宪法，”史密斯宣称，“除非那部分内容得到承认，否则它们是不会加入联邦的。”他对这些贵格会教徒提交的请愿书所表现出来的不安，根植于他的这种信念：当前对这些请愿书的辩论就是对那种谅解的违背。[10]

佐治亚州众议员亚伯拉罕·鲍德温插进来表示支持史密斯对美国宪法的理解。“那些亲历了制定宪法的绅士们”——鲍德温本人也是其中一员——“不可能不记得这个问题给那次会议带来的痛苦和困难。”鲍德温宣称，1787年在费城达成的主要协议是，排除北方各州对南方各州奴隶制的任何影响。“若绅士们回顾一下那次会议所走过的路程，”鲍德温说道，“他们将发现当时是以极大的谨慎写下这些文字的，目的是为了它们不会被轻易抹除。”当前国会任何重新讨论那部分谅解协议的企图，都会导致这个国家在刚刚诞生之时就不幸夭折。[11]

几个北方国会议员站起来反对那种认为圣经和宪法支持奴隶制的说法。纽约州的约翰·劳伦斯说，如果基督徒一边读着“山上宝训”，一边还认为这种布道与奴隶制一致，那才奇怪呢。就宪法而言，劳伦斯认可其中的某些条款承认了奴隶制的存在，并且规定对那些愿意继续输入更多非洲人的南方各州提供暂时保护。但是，以劳伦斯的观点来看，人们达成的更大谅解是，奴隶制是美利坚合众国的一种异常现象，它之所以在短期内是可以被容忍的，完全是因为人们达成了这样一种明确的共识：从长远来看，它终究是要被终结的。宾夕法尼亚州的斯科特赞同这些观点，指出这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文件不是宪法而是《独立宣言》，后者明确宣布“一个人将另外一人视为私人财产是不可能的”。[12]

马萨诸塞州的埃尔布里奇·格里试着对南方同僚们说一些调和的话，尽管带着浓重的北方腔调。他在冗长、散漫的演说中认为，奴隶主们现在面临的困境确实是悲剧性的，而且这种悲剧不是他们自身的过错，他们是“被第一代殖民者拉入了奴隶贸易”。但是，避免了此种命运的北方各州的主要使命，并不是对南方各州的处境听之任之，而是要将它们拯救出来。这不仅是一种政治责任，而且对奴隶主和奴隶来说都是“人道的”。因此，贵格会教徒提交请愿书就不是叛逆的或不当的行为。这些请愿书“就像任何其他提交国会的文件一样有价值”。接着，格里指出，如果以当时的市场价格来购买奴隶，那么，他个人估计国家需要向奴隶主支付1000万美元的补偿金。至于他是如何做出这种估算，我们并不清楚——他的估算比现实要低很多，但是他提出的资金来源却是非常清楚的：选民不会接受交纳足以支付这些费用的税额，因此唯一可行的方式是，利用出售西部土地所得的收入来设立一个国家专项基金。至于奴隶贸易，这种可鄙的贸易结束得越早，对每个人就越有好处。[13]

尽管辩论过程中国会议员之间的分野泾渭分明，但是弗吉尼亚州代表们的立场却模棱两可。例如，约翰·佩奇似乎对这些请愿书表示出最响亮的支持。他警告那些南方腹地的同僚们，他们对终止奴隶制和奴隶贸易的反对具有误导性。真正的威胁是沉默不语。当时，佩奇解释了自己的想法。在他看来，有关这次辩论的报道最终肯定会被南方奴隶们知道，当奴隶们了解到国会不愿意考虑如何改善他们的状况或结束他们的悲惨命运时，他们就会失去任何希望。后果将是奴隶起义，因为“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诱使他（奴隶）起来造反的话，这样的打击肯定是其中之一”。[14]

麦迪逊的想法明显不那么古怪离奇，尽管也是有问题的。作为制宪会议的核心人物，麦迪逊强调，1787年宪法为各州明确了多种法律义务。尽管宪法确实规定国会在1808年以前不得限制或结束奴隶贸易，但是它并没有禁止众议院谈论这个问题。他们可以讨论他们愿意讨论的包括逐步废除奴隶制在内的任何问题，尽管他认为，国会不可能采取任何“意在解放奴隶”的重大行动。然而，国会可以“对将他们（奴隶）引入西部地区的行为，进行某种规制”。麦迪逊说，这是一个他认为“绝对值得考虑的思路”。至于就奴隶制的未来所达成的默示谅解，是建立在废除奴隶制这个前提之上，还是建立在永久保护奴隶制这个前提之上，麦迪逊则未置一词，尽管这是个关乎全局的重要问题。[15]

考虑到辩论过程中议员之间的明显分野，最后43票对11票一边倒的投票结果就显得有些奇怪了，多数议员赞成将这些请愿书交给一个委员会审议。反对票中有7票来自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的议员。这两个州的议员们没有哪个愿意成为该委员会的成员。最后，该委员会得到指示，在本次国会开会期结束之前，委员会需向全体众议员提交调查结果。众议院对新生美国所面临的这个根深蒂固的难题的公开探讨，就这样结束了，至少是暂时结束了。[16]

我们可以带着当时议员们都未掌握的知识，来聆听这场发生于1790年的辩论。因为我们今天已经充分了解他们在当时只能隐约感觉到的东西（若他们能够感觉到的话）：奴隶制将成为美国历史随后七十年中的核心问题；美国独立战争之后的几十年中，由于未能对解决奴隶制问题采取决定性行动，致使奴隶人口出现了大规模增长，而美国政府的法律和政治原则也在不断妥协之中，与奴隶制盘根错节地纠缠在了一起；最终有超过60万的美国人，将在这个国家历史上流血最多的战争中死去，而且这场战争对社会造成的冲击和创伤，将在之后至少一个世纪中都无法平息。

对于我们来说这是熟知的历史，然而对于他们却是未知的未来。尽管1790年的辩论表明，他们对未来会如何有着浓厚的兴趣，但辩论却根植于他们最熟悉的过去，即根植于刚刚结束的成功推翻大不列颠暴政的独立战争，根植于将十三个州团结为一个更有凝聚力的联邦制国家的创举。1790年辩论的全部分歧的核心在于，人们对后来被称作美国的“最初意图”有着不同的理解。具体来说，就是独立战争对于奴隶制到底意味着什么。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他们看来，1776年和1787年这两个奠基性时刻哪个具有更深远的影响。而且，他们的观点也几乎完全取决于他们的地理位置和人口情况。

至少在辩论层面上，美国独立战争的基础是平等主义原则，这种原则使奴隶制永久地畏缩在防御位置。而且，就当时来看，这些原则似乎还使任何辩论中的反奴隶制观点，具有决定性优势。杰斐逊在最初起草的《独立宣言》中，就将奴隶贸易描述成罪恶的英国君主设计的旨在玷污无辜殖民地人民的阴谋。尽管大陆会议在确定《独立宣言》终稿时，将这个段落删除了，但还是表达了一种近乎狂想的意识：美国独立战争是伟大的胜利时刻，也是世界历史上重大的变革时刻，所有建立在人压迫人基础之上的法律和人类关系都将被永久废除。而且，不论《独立宣言》中天赋权利部分（“我们认为这些都是不证自明的真理。”）在后来显得多么不合实际和过犹不及，在独立战争的大熔炉中，它的确热情地表达了一种广泛的信念：奴隶的完全解放不仅马上就要到来，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解放奴隶是这次光荣革命的自然结果，它让美国人民从与大不列颠政府相关联的中世纪道德中解脱出来。如果在奴隶制这个问题上，圣经是一种与此矛盾的理论渊源的话，那么《独立宣言》这份世俗的美国圣经，则毫不含糊地要求废除奴隶制。[17]

从长远来看，《独立宣言》的自由主义价值观确实获胜了。但是我们还需要认识到一点：从短期看，在独立战争期间及其刚刚结束后的时间中，人们普遍认为奴隶制已经开始走向灭亡。例如，在1776年，当大陆会议投票表决废除1774年不从英国进口的协议之时，它保留了禁止输入非洲奴隶，这是反对重启奴隶贸易的明确声明。六年战争造成的人力匮乏催生了数种解放奴隶计划的出现。根据这些计划，奴隶们能够获得解放，奴隶主会因这些奴隶在战争期间服兵役而得到补偿。尽管这是军事危机催生的紧急计划，而且最终被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的种植园主阶层拒绝，但是这些计划似乎都是对未来的预言。战争行将结束时，美法联盟中的杰出人物拉法耶特将军，敦促华盛顿宣布解放弗吉尼亚的全部奴隶，而且让这些人以佃农身份在该州西部定居。[18]

但这些不过是一些短暂插曲而已，插曲中的种种许诺从来没有实现过。独立战争精神中最可见的、最持久的反奴隶制思潮，也仅局限在战争期间及其结束后不久的北方各州。佛蒙特州（1777年）和新罕布什尔州（1779年）在州宪法中规定奴隶制非法。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在一次判决中宣布奴隶制违宪（1783年）。宾夕法尼亚州（1780年）和罗得岛州（1784年）通过了在各自辖区内立即终止奴隶制的法律。康涅狄格州（1784年）也紧随其后，实施了逐步解放奴隶计划。切萨皮克湾以北、奴隶人口最多的两个州，即纽约州和新泽西州，因奴隶众多而负隅顽抗。尽管1780年代的多个逐步解放奴隶计划被挫败了，但北方各州的奴隶制辩护者也只是在一场就要失败的战斗中挣扎而已。对北方各州而言，废奴问题在更大程度上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不是是否废奴的问题。[19]

而且还不止于此。1782年弗吉尼亚州议会通过了一部法律，这部法律允许奴隶主自行决定解放他们的奴隶。到了1780年代末，该州获得解放的奴隶人数已达到了12000人。与此同时，托马斯·杰斐逊正在撰写《弗吉尼亚笔记》（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这是他一生中出版的唯一一本著作。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一项计划，让所有于1800年以后出生的奴隶最终都能够获得自由。1784年，杰斐逊还向联邦国会提交了一项议案，要求在美国西部地区禁止奴隶制。这份议案只差一票而未获通过。人们无须成为一个无可救药的空想家，就能够看到美国独立战争所带来的思想大爆炸，这次爆炸摧毁了奴隶制赖以存在的整个根基，而且它的冲击波以不可阻挡之势将废奴能量扩散出去：奴隶贸易被普遍认为是一种犯罪行为；奴隶制在北方各州彻底灭亡；奴隶制是否向西部地区扩张看起来是不确定的；弗吉尼亚州看起来是废奴思潮的滩头阵地，这种思潮终将横扫南方；让美国共和精神与独立战争后的现实状况相协调的时机，已经成熟了。[20]

然而，事实证明，这种令人振奋的愿景不过是一种幻想。事实上，独立战争口号的假定前提混淆了真正的现实：不论奴隶制在纯粹的意识形态上看起来是多么反常，它们深嵌在美国社会结构的多个层次或层面之中，这些层次或层面完全不受任何空想愿景和革命预期的影响。

那种认为独立战争是一股强大潮流，注定要将奴隶制从美国大地上清扫出去的狂热想法，实际上带来了错误的乐观精神，并且催生了一种误导性的、废奴势在必行的感觉，这种感觉让人们的主观能动性都显得多余。（当历史马上就要揭晓全部答案时，为什么还费尽心思地制订计划呢？）而且，独立战争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在于，它的直接或短期目标都是政治性的：赶走皇家总督，重写各州宪法，实际上这些宪法当时已经具备独立战争认可的许多共和特征。然而，废除奴隶制与赶走大不列颠官员或修改州宪法是不同的。在纽约州和新泽西州，或者说在整个波托马克河以南地区，奴隶制已经以足以抵挡任何逻辑或道德诉求的方式，嵌入了美国社会结构。与此同时，它还得到了独立战争强大精神遗产的保护：人们有权在不受他人武断干涉的情况下处理自己的财产，尤其是在他人居住在遥远之地，或者宣称具有某个甚为遥远的政府权威之时。没错，“1776年精神”中确实有一些激进暗示，这些暗示能够对财产权的不可侵犯性提出挑战，但是这些原则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它们只是一些潜在的暗示而已。也就是说，它们成功的秘诀在于，它们是以隐晦的方式在整个19世纪逐步揭开自己的平等主义含义。若要遏制奴隶制的疯狂扩张，若要切除这个危险的毒瘤，就必须立即行动。只要它们依旧只是暗示而已，就根本不会有任何助益。[21]

这个问题非常棘手，这在关于宪法起草和批准的辩论中显得更加清楚。尽管宪法的最终定稿对奴隶制讳莫如深，这个问题却总是出现在闭门辩论之中。麦迪逊认为奴隶制是制宪会议上最根本的分歧之源，这绝非言过其实。“各州组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这不是由于它们大小不一，”麦迪逊这样说道，“而主要是因为它们是否有奴隶……这种分歧并不存在于大州和小州之间，而是存在于北方各州和南方各州之间。”[22]

新英格兰地区及中大西洋地区的大部分代表，直接利用革命遗产中鼓舞人心的思想，论证奴隶制与共和价值观互不相容，这种价值观正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基础。他们要求立即终止奴隶贸易，要求明确声明各州加入联邦的条件之一为禁止将奴隶制扩展至西部地区，而且要制订与北方各州已开展计划相类似的全国计划，逐步解放黑奴。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对北方在奴隶贸易上的立场的最强有力说明，来自马里兰州的路德·马丁。他认为奴隶制是“一种与恶魔进行的可鄙交易”，与“独立战争的原则不一致，而且与美国人民的品格不相称”。对北方在废奴问题上的立场的最充分表达，则是由古弗尼尔·莫里斯提出。莫里斯是个纽约人，但以宾夕法尼亚州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他将奴隶制描述为一种实际上阻碍了南方经济发展的“祸根”，而且是“受贵族欢迎的宪法的最显著特征”。莫里斯甚至提议为补偿奴隶主而向全国征税，称自己宁愿交税为美国的全部黑奴赎身，也不愿让这样一部宪法拖累子孙后代。从马丁和莫里斯的演讲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最清晰雄辩的观点表达（这种观点后来被废奴运动的领袖们采纳）：奴隶制是一个不容讨论的问题，现在是开始彻底废除奴隶制的适当且幸运的时机，而且在这一长远目标上做出的任何妥协都是一种“死亡契约”。[23]

将南方立场描述为南方腹地的立场可能更恰当一些，因为弗吉尼亚州不持这种立场。这种立场的最主要鼓吹者是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而证明立场正确性的任务则几乎完全落在了南卡罗来纳州代表团身上。南方立场的确立基础得到了南卡罗来纳州代表查尔斯·平克尼的公开阐释。他说：“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不能没有奴隶。”南方腹地代表们需要的是，自由输入非洲奴隶来耕作种植园。他们还需要自由地将奴隶制扩展到西部地区，联邦法律不得禁止在这些地区推行奴隶制。最后，他们需要在宪法中添加一个具体条款，禁止联邦立法限制奴隶主的财产权。也就是说，他们需要一种宪法保障，让奴隶制在南方腹地继续繁荣兴旺下去。南卡罗来纳州的皮尔斯·巴特勒和约翰·拉特利奇最清楚地表达了南方各州的忧虑。巴特勒解释说：“南方各州希望得到的保障是，它们的黑人不会被夺走。”拉特利奇补充说：“南方各州人民不可能当那种放弃重要利益的大傻瓜。”隐藏于他们立场之中但清楚无误的主旨（这一主旨后来成为南卡罗来纳人在1832年“拒行联邦法危机”中打出的一张王牌，而且这张王牌后来还被1861年的分离主义者更大胆地使用）是，若联邦政府有任何推行全国性废奴政策的意图，他们就会脱离联邦。[24]

1787年南北双方在费城都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一方面，宪法没有包含任何让新成立的联邦政府采取逐步废奴政策的条款，也没有明确将奴隶制置于通向毁灭的道路上。另一方面，宪法也没有具体、明确地规定，奴隶制是波托马克河以南或其他任何地方的一种永久性的、受保障的制度。就奴隶制而言，宪法的显著特征就是对它的回避。宪法既不是一份“废奴契约”，也不是什么“死亡契约”，而是一种谨慎的模棱两可。当规定限制奴隶贸易的起始年份或者为选举国会议员而将每个奴隶当作3/5人时，宪法用词的曲折委婉——它从来没有提及那个禁忌词语——彻底暴露了其刻意回避的态度。精心制定这种不做任何明确承诺的条款的潜在原因，是再明显不过的：对奴隶制问题做出任何非此即彼的明确规定，都将使宪法无法获得批准。

两项具体的妥协很好地说明了这一趋势：用既能够掩盖制宪会议上深刻的道德分裂，又能够使双方都宣称己方获胜的词语，来精心打造关于奴隶制问题的政治交易。第一个扑朔迷离的交易，涉及奴隶制向西部扩散的问题，而且实际上这项交易是在费城举行的邦联国会上达成的。邦联国会最后通过的、最具影响力的法案之一是1787年7月的《西北条例》（Northwest Ordinance）。该条例第六条禁止将奴隶制扩展到俄亥俄河以北地带——这个决定可以被合理地解释为实现在即将加入联邦的各州中全面废奴（1784年杰斐逊提议的法案内容）的第一步。然而，该条例还可以被理解为对西南部奴隶制的默示支持（事实证明正是如此）。无论如何，《西北条例》的通过，对制宪会议的代表们来说是一个福音，这不仅因为它将一个可能导致分裂的问题从议事日程上排除出去，还因为它提出来的解决方案既可以被理解成对北方有利，也可以被理解成对南方有利。[25]

公正地说，第二项交易可以被称作制宪会议上达成的最重要的妥协，它甚至比大州和小州之间在参众两院代表席位分配上所达成的“伟大妥协”还要重要。我们可以将此次妥协描述为“地方间妥协”。麦迪逊认为这是在费城达成的所有秘密交易中最重要的一个，这是丝毫不为过的。“在航运和奴隶制这两个问题上达成的谅解，”麦迪逊说道，“已经在联邦的不同地区之间达成了。”这项交易包括了选票交易：新英格兰地区同意支持将奴隶制再延续二十年，来换取南方腹地的支持，以使国会投票批准联邦商业法规时，只获得简单多数的赞成票，而不是2/3以上的绝对多数。就《西北条例》而言，双方都可以宣称自己获胜了。而到底哪方才是真正的获胜者，只有时间才能给出证明。（约翰·C.卡尔霍恩后来的结论是，若南方腹地认为这次交易是对未来下的赌注的话，那么南方腹地就输了这场赌局。）[26]

各州批准宪法大会上的辩论更加表明，被宪法捆绑在一起的各种不同观念的不可调和性。例如，在马萨诸塞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反对宪法的人对宪法默示接受奴隶制的继续存在提出了反对意见。（这种默示接受体现在两个条款上：一个条款规定，当分配国会众议员席位时，奴隶人口按其实际人口的3/5计算；另一个条款规定，允许奴隶贸易再持续二十年。）然而，支持宪法的人向他们保证，这种部分的、有限的妥协恰恰反映了这种行将消亡的制度不过是在苟延残喘而已。宾夕法尼亚州的詹姆斯·威尔逊预言，解放奴隶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尽管时间比我希望的要更长一些，但是将照样给整个国家带来宾夕法尼亚州所追求的那种逐步变革”。至于西部地区，威尔逊确信，国会“绝不会允许在这些新州中存在任何奴隶”。另外，路德·马丁站出来反对宪法，理由是宪法中对奴隶制的保护“致使我们在世界上每一个真正自由的友邦面前显得卑鄙可耻”。马丁或许是第一个公开认为宪法是“死亡契约”的人，同样也是之前制宪会议代表中第一个将“地方间妥协”鄙视为一种腐败交易的人。但是在胜负难辨的投票中，他的马里兰州同僚们拒绝了他对宪法的解读，认为这种解读过于悲观主义了。[27]

同时，在南卡罗来纳州，宪法对奴隶制做出的那些让马丁忧虑的保障，却被该州许多代表认为是不充分的。查尔斯·平克尼凭借自己对宪法真义的解释，推动了该州批准宪法：

我们已经得到了一项保障：联邦政府永远不可能解放那些黑奴，因为此种权力既未被授予亦未被承认。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除了那些被宪法明确授予的权力之外，联邦政府别无任何其他权力，而任何未明确授予其之权力都由各州保留……简而言之，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我们已经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为这一类别的财产赢得了最佳条款。或许若当时能够的话，我们还能争得更好的条款。但总体而言，我不认为它们是糟糕的。[28]

最彻底、最引人注目的辩论发生在弗吉尼亚州。作为拥有最多奴隶人口（29.2万）和最多自由黑人人口（1.2万）的州，弗吉尼亚州的人口结构看起来是绝对南方式的。只有南卡罗来纳州的黑人人口密度超过了它（南卡罗来纳州是60%，而弗吉尼亚州是40%）。然而，弗吉尼亚州的观念立场听起来却是非常北方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弗吉尼亚州的政治领导层欣赏弗吉尼亚所扮演的“1776年原则”的主要代言人，这些原则将奴隶制永远置于阴影之下，并似乎让弗吉尼亚州处于与南方腹地对立的境地。我们必须记住，是杰斐逊建议在整个西部地区禁止奴隶制。麦迪逊尽管最终支持了那个3/5条款，却承认他因这个规定而感到不安，并坦言“在某些方面，它看起来有些不伦不类”。最值得注意的是，弗吉尼亚人执着地反对奴隶贸易。麦迪逊及其同僚乔治·梅森都因为制宪会议上达成的“地方间妥协”延长了奴隶贸易而谴责这种妥协，而且梅森最终还因此而投了宪法的反对票。至少从表面上看来，弗吉尼亚州似乎是唯一一个美国革命意识依旧强大得足以摧毁奴隶制的南方州。[29]

然而，若进行更仔细的考察，弗吉尼亚州不过是一幅更加模糊不清的图景，这幅图景正是当时整个国家的真实写照，而且也是宪法所竭力体现的。因为在弗吉尼亚人的反奴面目，以及在捍卫独立战争原则中的先锋角色之下，他们反对将自己对奴隶的控制权让渡给任何联邦机构，哪怕只是极其微小的部分。他们到底是生活在矛盾之中还是谎言之中，这真是个有趣的问题。不可否认的是，弗吉尼亚州领导层发现自己处在这样一种特殊境地之中：一方面承认奴隶制是一种恶，另一方面又坚持认为联邦政府不能在奴隶制问题上有任何作为。梅森对奴隶贸易的强烈反对，实际上与他提出的宪法必须保障“那种我们已经拥有的财产权”互相应和。

弗吉尼亚州的真正立场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具有原则性。它的种植园中已经有足够多的奴隶了，因此反对奴隶贸易有经济上的道理，正如反对解放奴隶一样。梅森认为，宪法在这个问题上大错特错：“他们已经做了他们本不应当做的事情”（延长奴隶贸易），“却没有做他们本应做的事情”（明确禁止联邦干涉他所谓的“我们的内部利益”）。埃德蒙·伦道夫在弗吉尼亚州宪法批准大会上，清楚说明了梅森所指的“内部利益”到底为何。伦道夫以他那种转弯抹角的方式支持批准宪法，因此他有必要反驳梅森对奴隶制的担忧。“我会告诉你们，”他对弗吉尼亚同僚们说，“南方诸州，甚至是南卡罗来纳州，都认为这项财产是安全的。”而且，除了梅森之外，“弗吉尼亚州代表团中没有哪个人对废奴有过丝毫的怀疑”。一句话，弗吉尼亚人嘴上说的是北方论调，可是脑袋里装的却是南方思想。[30]

如果我们对1790年国会辩论贵格会教徒请愿书时的美国总体局势做出概括的话，那么在奴隶制这个问题上看似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根本没有什么东西是清楚的。实际上，2月的初步辩论只不过精确反映了美国国内人们对奴隶制命运的不同的、对立的思想状态：一方强调的是据称在1776年就已经签发的废除奴隶制的期票；另一方则强调1787年达成了允许奴隶制继续存在的君子协定，而以弗吉尼亚人为首的中间派别，则采取了骑墙策略，建议对奴隶制采取温和的方针，以免这种分歧致使国家出现地区分裂。各方都可以合理地宣称，他们以独立战争的精神遗产作为自己的立场支撑。而且，各方似乎都认为，历史和未来都站在他们那一边。

就像划破夜空的一道闪电，1790年2月国会大厅内的初步交锋，第一次在全国人民面前暴露了这种意见分歧。委员会3月8日时已经基本完成调查报告工作，因此这个问题不会无声无息地消失，也不会被埋没在议会的某个坟墓之中。南方腹地代表们站起来表达他们的愤怒之情，对这个禁忌话题又一次被许可进入公共视野表示不满。威廉·劳顿·史密斯指着那些站在走廊里的废奴主义者说，他们就像“盘旋在我们头顶上的恶魔”。詹姆斯·杰克逊甚至还向走廊中的贵格会教徒展示他那带着威胁的面容，咒骂他们是彻头彻尾的疯子，接着发表了一通情绪化、不连贯的长篇演说，以至于记者们根本无法记录下他说的话。他的主要论点似乎是，任何接受那个委员会的报告的决定，都将无异于瓦解联邦。[31]

这些具有威胁性的猛烈攻击确实拖延了时间，但南方腹地仍然缺少票数。3月16日，该委员会已经准备好向国会提交报告了。杰克逊和史密斯也已经先后准备好对此做出回应，他们的回答是美国历史上对赞成奴隶制立场的最彻底的公开表达。事实上，直到美国内战爆发前夕，南方那些为奴隶制辩护的人在之后七十年中为奴隶制说的每一句辩词，都会在随后两天内如汹涌波涛一般奔涌而出。[32]

杰克逊首先发言，长约两个小时。他始终不敢相信，这个由头脑冷静的立法者组成的高贵机构，居然会允许这些“不可靠的贵格会教徒”以他们那颤抖的良知来控制国家议事日程。其中一个请愿者——不切实际的社会改良家沃纳·米福林——承认他是在一次暴风雨中被闪电击中后才接受反奴隶制思想。国会之所以被选举出来，是要做国家这艘船的掌舵人，使之穿越险恶的未知水域，而不是将一群一心想抵达希望之乡但注定会让这艘船沉没的空想家带上甲板。

谈到承诺，在1787年国家建立之时，就已经制定了一份“神圣协议”，“将大家汇聚到一起，各自放弃一部分自身利益以保留其他利益”。接着，杰克逊就畅谈在制宪会议上达成的“地方间妥协”，“正是因为这个原则，南方各州才同意了几乎可以被称作东西部各州航行法的那部法律”。南方各州做出此种妥协的条件是，保留奴隶贸易二十年。贵格会教徒现在却要国会撕毁这份协议，违背了作为南方腹地加入联邦的基础的那份谅解。

而且，在举行制宪会议的许多年前，一份更根本的谅解在费城达成，当时这一谅解被写入法律。此种谅解根植于这样一个事实：殖民地时代的奴隶制已经成为南方各州的特征，成了波托马克河以南的美国社会的永久组成部分。“如果正如某些人所宣称的那样，这是一项犯罪的话（我否认这种说法），”杰克逊解释道，“那么应当为此负责的是大不列颠，而不是那些现在拥有这些财产的美国居民。”在杰克逊看来，北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令人难以容忍的，因为北方佬的论辩将地理上的偶然事件和历史情势的产物，说成一种故意罪恶。无可争议的事实是，奴隶制不过是“在宪法批准之前就已经确立的、现在已经无法修正的诸多习惯之一”。当十三个殖民地联合起来反抗大不列颠时，“没有人提过这个问题”。而且，当国家于1787年成为一个更团结的整体时，“联邦也全盘接纳了与各州联系在一起的坏习惯”。这个默示的却得到充分理解的地区间协议（费城达成的“地方间妥协”不过是强调了这一协议）说明奴隶制是一种不证自明的现实，尽管在共和国意识形态框架里看起来比较异常。这种现实与杰斐逊那不证自明的真理共同存在。杰克逊说道，“这个习惯，这个奴隶制习惯已经被确立了”，而且所有负责任的美国政治家都同意“让南方各州自行决定这个问题”。反奴隶制的理想主义者可能更喜欢生活在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而在这个世界，那些太美好的东西反而无法实现。1790年的美国是一个现实中的世界，负载着诸如奴隶制这样的历史遗产。因此，它是一个过于真实而不可能美好的世界。杰克逊并没有像两三代以后的南方辩护者那样，再进一步苦心论证奴隶制实际上是一种“积极的善”，但他确实以无可置疑的语气强调，奴隶制是一种“必要的恶”。

当时杰克逊手边有好几本书，于是他就为同僚们朗读了起来，目的是要证明权威人士也与他持相同观点。所有权威中最受人尊敬的——圣经中的上帝——在《旧约》的好几个段落都支持了奴隶制。而且，最近对非洲部落文化的可靠研究也表明，奴隶制是非洲人的一个长期传统，因此那些在美国的非洲奴隶，只不过是在这个国家经历他们本来就要经历的状况而已。或许，他们若在自己的祖国，会比这里更受压迫。

接着，杰克逊让同僚们来看看“我们的国务卿杰斐逊先生”的观点，并开始阅读杰斐逊的《弗吉尼亚笔记》中关于“当奴隶们被解放时，到底该做些什么”的段落。他们要么被就地融合，要么必须迁移到其他地方。杰克逊宣称，由于杰斐逊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如此著名，他可以轻松背诵出来。这两个种族是不可能平等地生活在一起的，因为“白人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黑人有着成千上万的伤痛记忆；白人的偏见、两个种族之间的自然差异，以及其他许多将我们划分成派别的因素，都决定了除非消灭其中一个种族，否则冲突就永不会消失”。或许北方佬中有几个人也不同意杰斐逊的观点。或许那些贵格会教徒同意种族混合并希望“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黑人的儿子，或为自己的儿子迎娶黑人的女儿”。尽管北方的黑人人口相对要少一些，然而那里的种族隔离模式表明，大部分北方白人都赞同杰斐逊观点——“融合”是不可能的。在黑人人口比北方多得多的南方，“融合”更不可想象的。

因此，那些鼓吹解放奴隶的人必须面对非洲奴隶人口规模所带来的棘手困境，即这些人一旦获得自由，就必须被迁移到其他地方。除了天文数字般的成本之外，这些被解放的奴隶要被安置到哪里去呢？那些鼓吹将他们送回非洲的人，最好去研究一下英格兰最近为在塞拉利昂建设一块黑人殖民地所付出的努力：在那里，大部分获得自由的奴隶不是死亡，就是遭到当地非洲部落的重新奴役。那些鼓吹将他们送到美国西部的人同样需要三思：“美利坚民族就像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正在快速覆盖地球上更多的地方，在这片广阔大陆上拓展他们的定居点，不论多么偏僻、遥远，只需短短的时间，美利坚民族就会在那里定居。”再者，广阔的西部土地已经许诺给印第安人了，这些人对黑人邻居的反应极有可能是不仁慈的。如果任何人能够对这个问题提出一个负责任的解决方案，杰克逊宣称自己定会采纳。但在敲定解决方案之前，所有有关解放奴隶的讨论都必须停止。[33]

除南方腹地代表之外，没有人站起来回应杰克逊的发言。第二天，即3月17日，威廉·劳顿·史密斯又站在演讲台上说了两个多小时，重复了杰克逊的大部分观点，这中间从未被人打断过。若说杰克逊倾向于一种手舞足蹈式的、不断击打讲台的讲话方式（这种方式让人联想起宗教复兴运动中做巡回演说的长老会教徒的风格），那么史密斯则更喜欢像南卡罗来纳州的贵族那样，以西塞罗式从容不迫和抑扬顿挫的语调说话。尽管风格不同，但他们的论点是完全一样的：宪法已经明确规定，奴隶贸易在1808年以前不得终止；地方间协议认可了早已扎根于波托马克河以南地区的奴隶制；任何企图重新讨论这个协议的行为都意味着联邦的瓦解；人口和种族现实使任何解放黑奴的计划都是不可行的，对于那些居住在大量黑人中间的南方白人来说，更是如此。史密斯也引用了杰斐逊《弗吉尼亚笔记》中的话，开始预测美国出现大量自由黑人的种族影响：“若黑人不与白人通婚，他们将永远都是黑人；解放他们并不会将他们洗刷白净，这是不容争议的。若他们与白人通婚，那么白人种族就要灭绝，美国人民将成为黑白混血儿。因此，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解放黑人奴隶这种想法都是愚蠢的。”[34]

到此为止，支持奴隶制的全部主张已经完全展现出来了。从这个重大时刻向后看，杰克逊和史密斯的演说后来在19世纪成了南方为奴隶制辩护的老生常谈，这种辩护最终输在了美国内战的战场上。从此刻向前看则会发现，以前从来没有人提过如此大胆或如此系统的观点。的确，他们以宪法为依据进行的论辩，是对1787年制宪会议和几个州宪法批准大会提出的观点的总结。但是，这种认为奴隶制必须被无条件接受为联邦国家的永久特征之一的无耻观点，若不是全新的话，至少以前从来没有在国家论坛上被充分解释过。另外，以种族为基础的论证，将美国社会变成一个种族混合的社会表述为奴隶解放的后果之一。由于它试图将南方和北方之间的地域歧见，转变成一种全国性的白人联盟对黑人联盟的斗争，从而为这场辩论开启了一个新的维度。[35]

南方腹地议员们论辩的新奇性，应该放在当时的环境下来理解。论辩中提及的具体问题是新的，但他们的态度却是为人熟悉的。在独立战争年代，没有哪个负责任的政治家曾考虑过（更不用说支持了）两个种族共存的美国社会。例如，1776年，当大陆会议委派约翰·亚当斯、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托马斯·杰斐逊设计美利坚合众国国印的时候，他们制作了一个图案来描绘美国人的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法国、德国和荷兰血统。图案中根本就没有非洲人或者印第安人。因此，这次支持奴隶制的论辩，利用了这种前提假设：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特质尽管是潜在的，却是长久存在的。在1790年以前，根本就没有必要在国家论坛上明确陈述这些假设，因为当时没有人对奴隶制进行正面攻击，从而也不需要直接或者系统地回应。

那些认为这是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第一次登台亮相的历史学家，将这种意识形态描述成一种全新的“解释”或者“发明”，这种解释和发明的目的是将关于奴隶的辩论局限在一个更加具有偏向性的框架内。这些历史学家的观点是，挑战奴隶制促使种族（或种族主义）观念第一次在辩论中被明确提及出来。然而，这些观念一直都潜伏在独立战争那一代人的心智之中。美国独立战争留下的关于奴隶制的遗产，不是一份要将之终止的默示协定，或者两个地区之间达成的继续容忍奴隶制的君子协定，而是一种经过精心计划的戒律：这个问题根本就不能被讨论。奴隶制是不得向外人张扬的家丑，或者是房间里的大象。支持奴隶制的论辩中真正让人感到新鲜的，不是那些被表达出来的观念或者态度，而是这种表达本身。[36]

同样还有一个新因素马上就要进入1790年的国会辩论之中，这个因素同样使原来隐藏在模糊地带、心照不宣的东西，开始为人所见、为人所知。或许，第一届国会最不具争议性的立法是关于进行1790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的立法。这是一项关键立法，因为必须掌握精确的人口数据，才能够决定各州在众议院中的代表名额。在贵格会请愿的辩论进行之时，当时人口普查收集到的信息如下：

美利坚合众国1790年人口普查结果*

最明显不过的是，这些数字更精确地确认了一个不证自明的事实：奴隶制是一种正在北方死亡、正在南方繁荣的区域现象。纽约州和新泽西州则是例外：这两个州是北方唯一继续抵制任何关于逐步解放奴隶立法的州，这并非偶然。总体来说，人口分布情况和意识形态之间——黑人人口与白人人口的比例和对废除奴隶制的态度之间——存在直接且几乎是完全的对应关系。当南方腹地支持奴隶制的众议员们提出种族论辩（黑奴解放之后两个种族之间的关系到底会怎样？）时，1790年的人口普查则让人们几乎能够准确预测出这个问题的答案。在黑人人口达到了一定比例的任何地方，奴隶制都是一种确保种族隔离的优先选择方案。

这个规则的唯一例外是上南方地区，包括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那里的奴隶人口众多，尤其是弗吉尼亚州有着庞大的黑人奴隶人口，但是自由黑人人数也是如此（“所有其他自由人”）。从严格的人口分布角度来看，弗吉尼亚州对解放奴隶所带来的种族恶果的恐惧，应当与南卡罗来纳州相同。然而，该州自由黑人的不断增多也准确反映了该州种植园主阶层推行的各种逐步解放奴隶计划，以及至少有一部分奴隶主愿意以美国独立战争的逻辑行事。弗吉尼亚州庞大的人口总数，因让人生畏的种族人口比例和在联邦政府中的政治权势，而显得更加突出，这一切都使弗吉尼亚州成为一个关键州。任何废除奴隶制的全国计划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让弗吉尼亚州充当排头兵。

最后，1790年的人口普查明确无误地证明了那些认为未来站在他们那边的废奴主义者实际上是在自己迷惑自己。因为这时奴隶人口总数已经接近70万，而发表《独立宣言》时只有50万。尽管独立战争期间暂时停止了奴隶贸易，尽管北方的废奴行动正在稳步推进，南方的奴隶人口却依然以与美国总人口相同的极高速度增长，这意味着每二十至二十五年就会翻一番。考虑到任何制约全面解放奴隶计划的政治现实，即对奴隶主的补偿、被解放奴隶的重新安置以及足够进行经济和社会调整的实施时间等，奴隶人口变得越多，奴隶解放计划在政治和经济上就会越棘手。（南方腹地在1790年提出的论辩理由之一是，奴隶人口已经使解放奴隶变得不可能了。）1790年的人口普查表明，废除奴隶制的机会之窗不是正在打开，而是正在关闭。不仅奴隶人口变得难以处理，而且与1776年相隔越久，独立战争之火就会变得越小，变革思想就越不重要了。历史学家所谓的“独立战争时代也会死亡”指的就是，废奴行动的政治意愿必须与时间赛跑。实际上，独立战争时代的意识形态的逐渐消隐，以及逐步扩张的奴隶人口，这两个因素正合力缩小政治选择的余地。我们现在有了后见之明，因此可以提出一个具有说服力的主张：贵格会教徒当时正是在呼吁，在逐步解放奴隶事业可能还有一丝成功希望的最后时刻（如果存在这样一个时刻的话），果断采取行动。[37]

3月16～17日的众议院辩论中，南方腹地支持奴隶制的论辩核心，主要在于不屈不挠地将注意力集中在废奴计划的不现实方面。的确，他们的论辩揭示了废奴主义者的两个主要弱点：其一，那些认定奴隶制将在独立战争之后自然死亡的空想家，都是一些天真幼稚的乌托邦主义者，1790年人口普查体现出来的南方现实状况证明了他们是多么荒谬；其二，北方各州推行的逐步解放奴隶计划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是行不通的，因为北方各州的奴隶人口只占全国奴隶人口的10%左右，而且对于马里兰州以南各州而言，解放奴隶的成本以及后期安置他们的困难是难以克服的，简单地说，黑奴数量让解放他们的计划行不通。

这些结论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呢？从一种严格的历史视角来说，我们永远无法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由于北方或上南方地带没有一个人站起来回应南方腹地议员们的观点，再加上以前从来没有任何逐步解放奴隶的全国性计划被提交国会进行严肃讨论，因此我们得到的只是一种高度的沉默，这种沉默本身也成了一个有待人们解释的重要历史证据之一。对这种沉默的两种解释互为补充，且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其一，很难对南方腹地的论辩做出回应，因为他们那种致命的分析之中带着足够的真实性，让众议院其他成员相信，奴隶制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其二，任何对奴隶制采取一致行动的可能性，都被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脱离联邦的威胁压倒了，因为若连实施解决方案的国家都不复存在，又谈何全国奴隶解放计划？或许，正如某些历史学家所说，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但是，这个引人注目的历史事实是无法回避的：没有人敢走上前去揭穿它们的虚张声势。

尽管我们希望事实不是如此，但“若怎样历史就会怎样”的想法往往根本就不是真实的历史：这种历史总是将过去的经验和人们当前偏好的信念纠缠在一起。然而，虽然1790年没有任何逐步解放奴隶的计划被提交至国会，但这样一个计划涉及的所有要素都已经在辩论中出现了。而且，1790年3月，当国会正在激烈辩论之时，一位名叫费尔南多·费尔法克斯的杰出弗吉尼亚人起草了《美利坚合众国黑人解放计划》，并最终于12月在费城发表。费尔法克斯的计划充实了杰斐逊在《弗吉尼亚笔记》中提出的粗略框架。六年后，另一位弗吉尼亚人圣乔治·塔克甚至提出了一份更详尽的计划。总之，是历史记录本身而不是我们那种似乎无所不知的想象，提供了必要的证据，使我们可以重构对支持奴隶制论调的回应。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痴心妄想，而是试图评估在1790年推行全国奴隶解放计划的历史可行性。在那个历史时刻，将奴隶制推上灭亡道路的概率有多大（如果存在这种概率的话）？[38]

所有逐步解放奴隶计划都假定，奴隶制是一个需要政治解决方案的道德和经济问题。而且，它们还认为，实施这个方案必须综合考虑速度和节奏两个方面，即计划必须尽快付诸实施，以免不断膨胀的奴隶人口使之变得更加不可能，但也应当逐步实施，以便更容易地消化解放奴隶的成本。每一个鼓吹逐步解放的人还做出了另外两个假设。其一，奴隶主会得到补偿，补偿资金部分来自某种国家税收，部分来自出售西部土地的收入。其二，绝大多数被解放的奴隶要安置在其他地方：费尔法克斯计划倾向于仿照不列颠建立塞拉利昂殖民地的模式，在非洲建立一个类似殖民地；另有计划提议“本土”地点，即在美国西部某个地带；其他计划则更倾向于在加勒比地区选择安置点。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预估的补偿费用是反对逐步解放奴隶的强大理由，而且这个理由得到了之后绝大多数相关学术文献的支持。由于每一个被解放奴隶的估价不同（从100美元到200美元不等），人们对补偿费用的估算也不尽相同。最高的估计是，若要解放1790年全部的奴隶人口，需要支付的总成本是1.4亿美元。由于当年联邦预算还不足700万美元，因此以成本高昂为由反对解放奴隶似乎是正确的。实际上，对这些数字思考得越多，就越能意识到任何进一步的思考都是徒劳的。某种证据表明，当时杰斐逊内心的推理正属此类，这使他从解放奴隶的倡导者转变为一个沉默的、听天由命的、主张拖延奴隶问题的人。[39]

然而，这种推理中的错误，对于任何稍稍具有汉密尔顿智慧的会计师或投资银行家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逐步解放计划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将成本分摊在数十年之内，从而使全部成本无须一次付清甚至也不会落在一代人身上。例如，在圣乔治·塔克的计划中，政府购买奴隶和付款的过程要持续到下一个世纪，这无疑会拖延解放全部奴隶的日期，但是由于将成本分摊给了遥远的未来，因此大幅度减小了当前成本的冲击力。1790年的重要问题并不是总成本，而是在分摊成本的情况下，为解放奴隶启动一个全国基金（经常被称为“偿债基金”）的初期成本。当时各州和联邦政府的债务总额是7710万美元。据合理估计，启动逐步解放奴隶计划将使国家债务总额达到1.25亿美元。尽管这个数字让人畏惧，但是在财政上并不是不可能的。而且若将之合并到独立战争所导致的总债务额之中，这个数字就更可接受了。[40]

另一个主要障碍是如何安置获得自由的奴隶，这个问题乍看起来和补偿费用一样令人生畏，而且思考过后可能更是如此。历史学家对这个问题的可行性研究不及对补偿问题的研究深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致使这个问题成为解决奴隶的障碍之一的种族偏见。他们担心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本身，可能会被解释成对当时流行的种族主义和隔离主义的支持。两个让人不快却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是：其一，不涉及此类内容的任何解放奴隶计划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性；其二，当时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存在真实的、双种族的社会模式，而且之前的历史记载中也找不到此种模式。[41]

北方各州采取的逐步解放奴隶计划无须应对安置问题，因为那里的黑人人口一直相对较少。波托马克河以南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因为约90%的黑人人口居住在那里。任何解放计划都需要改变这种种族人口结构，至少需要将相当比例的黑人迁移到其他地方。但是，到底往哪里迁移呢？美国殖民协会后来的失败以及利比里亚殖民地的后勤和经济困难表明，任何将黑奴大规模遣返非洲的计划都是不切实际的。更可行的选择是，按照四十年后印第安人迁移计划中的路线，将他们迁移到美国西部。然而，在1790年，尽管人们有一种建立大陆帝国的幻想，但路易斯安那地带尚未被购买过来，而且密西西比河地区依然在西班牙人手中。尽管在密西西比河东部建立几个黑人“家园”并不是不可能的（不少反奴隶制斗士的私人通信中曾提到这种方法），但是这种规划在当时和现在都是难以想象的。[42]

因此，重新安置问题相比于补偿问题似乎更难以解决。雪上加霜的是，任何全面的逐步解放奴隶计划都只能在国家层面上，由有权力为整个国家的长期利益采取行动的联邦政府执行，这就使奴隶制多了一把保护伞。与汉密尔顿的金融计划非常相似的是，任何有效的解放计划都会引来对类似于“权力合并”的极度担忧，弗吉尼亚人比任何其他州的居民都更认为这种“合并”是一种极大威胁。（实际上，至少对于某些弗吉尼亚人来说，他们最害怕的就是，联邦权力被以这种方式运用。）这样，所有以宪法为依据反对联邦政府过度行使权力的理由，也将破门而入，使任何塑造公共政策的努力显得更有问题。

在1790年要对奴隶制采取任何决定性行动，都会因以上这些因素，遭遇巨大甚至是不可能逾越的障碍。成功的可能性简直微乎其微。然而在1776年战胜世界上最强大的陆海军的可能性，以及在1787年十三个独立州联合起来建立一个统一的共和政府的可能性，同样渺茫。可是，伟大领袖们在这两件事中披荆斩棘，化腐朽为神奇。废除奴隶制也同样是与这些成就处于同一水平的巨大挑战。即使是英雄式领袖，能否在这件事上获得成功也都是不确定的。因为（也是最具讽刺意味的）使独立战争真正完成的努力，看起来完全悖于将各州团结为一个统一国家的努力。

有一个人站出来回应此种挑战。这个人无疑是独立战争那一代中最年长，或许也是最智慧的人。事实上，他应当算是独立战争之前那一代，是对诸位建国之父产生重要影响的祖师级人物。1790年3月，本杰明·富兰克林已经非常年迈，而且疾病缠身。他在如此长的时间中都是美国历史图景上的必然风景，而且比很多同时代人长寿（他曾与科顿·马瑟交换过奇闻轶事，是乔纳森·爱德华兹的同时代人），以至于任何有关他马上就要不久于人世的报道都显得不可信。他的最后一出戏似乎注定要永久地演下去，他是美国的不朽伟人。若20世纪的摄影师能够驾着时间机器回到从前，拍摄下独立战争年代的历史图景，富兰克林将出现在几乎每一幅图景之中：在费城大陆会议期间签署《独立宣言》；在巴黎起草与法国的战时条约，接着几乎独自一人（协助约翰·亚当斯）与大不列颠达成了和平条约；到费城参加制宪会议，并在宪法文本上签字。即使当时没有高超的摄影技术，富兰克林的形象（带着一丝冷淡的沉思之笑，眼镜后面炯炯有神的双眼，秃顶，灰白头发搭落在肩头）也比任何一个美国人的面容更出名、更为人熟知。

富兰克林之于美利坚，正如伏尔泰之于法兰西，都是人类成功到达现代社会的标志。（当这两位著名的哲学王在巴黎的集会民众之中拥抱时，场景可谓轰动一时，就好像诸神来到地球并宣布启蒙时代已经到来一样。）作为美国最伟大的科学家、最灵活的外交家、最有成就的散文作家、最有智慧的伟人，富兰克林以其无与伦比的气质和风范，超越了所有的凡夫俗子。在霍雷肖·阿尔杰之前一个多世纪，他就创造了阿尔杰所描述的那种角色，并将之称为“贫穷的理查德”：一个自始至终都自学成才的、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他总是能够及时地出现在历史前进的潮流之中，并且总是能够以其独特的随和姿态永久地渲染彼时彼刻：在电闪雷鸣之际握住风筝线；当大陆会议将杰斐逊最珍爱的几个段落删除之时，他陪伴杰斐逊散步，以其机智不停地安慰杰斐逊；在巴黎戴着浣熊皮帽让人为自己画肖像；当代表们在宪法上签字时，他诙谐地说，是的，刻在屋内前面那把椅子上的太阳现在似乎确实在冉冉升起。[43]

除了永恒不朽、无所不在、多才多艺而且永久值得被视为榜样之外，富兰克林还是独立战争时代所有著名政治家中拥有最敏锐时机感的人。他在1776年的决定性时刻所扮演的关键角色，致使大部分观察家都忘记了这一点：事实上富兰克林是爱国事业的后来者，他在17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伦敦，试图为宾夕法尼亚州争得一个皇家特许状。而且，他在1765年支持了《印花税法案》，并在1771年的时候还主张继续留在英国政府的框架之内。但是此时他已经穿越大西洋回来了，并在那场重大辩论中站在了美利坚一方。他是一位刚刚投身于这项事业的人，并凭借自己杰出的国际声望，迅速跃入了政治领导最高层。他被派到法国就战时联盟进行谈判，并在法国内阁已经准备接受这种想法之时，及时出现。他在足够长的时间中领导了美国与英格兰就缔结和平条约所进行的谈判，然后于1784年将其职责交给杰斐逊，当时正逢美国在欧洲的外交活动陷入困境、徒劳无功之时。（当杰斐逊被问及他是不是来替代富兰克林的时候，杰斐逊回答说，他是富兰克林的继任者，因为富兰克林是不可替代的。）富兰克林以一个征服者的身份返回费城，而且他的返回可谓恰逢其时，成功获选为出席制宪会议的代表。[44]

直到最后，这种把握时机的独特天赋都在发挥作用。1787年4月，富兰克林答应担任改革后的宾夕法尼亚州废奴协会的新任主席，让反对奴隶制成为他生命中最后一项事业。几乎在六十年前，即1729年，当他还是费城的一个年轻印刷商之时，就开始出版贵格会反对奴隶制和奴隶贸易的宣传品了。从18世纪中期直至独立战争年代，他都一直支持安东尼·贝内泽特和贵格会的其他废奴主义者，而且他还不时地公开反对那种认为黑人天生就要低人一等或者种族差异是不可改变的说法。然而，尽管富兰克林的反奴隶制立场是清晰明确的，但是他曾一度拥有几个家务奴隶，而且他从来没有让废除奴隶制成为自己的优先目标，或者以自己全部的卓著声望来反对奴隶制。

从1787年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制宪会议上，他试图提出一项建议，呼吁将一项原则声明写入宪法，谴责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并毫不含糊地表示：新美利坚合众国的宪章要求政府致力于最终解放奴隶的事业。但是一些北方代表连同几位宾夕法尼亚州废奴协会成员，劝说富兰克林撤销他的提议，理由是这将使脆弱的地区间妥协处于危险之境，进而也将使宪法处于危险之境。因此，提交给第一届国会的印有富兰克林签名的请愿书，基本上是他曾试图在制宪会议上提出的建议的翻版。现在，宪法已经得到了批准，新的联邦政府也已经成立，富兰克林就再次要求宣布，奴隶制与奠定建国基础的独立战争原则不相容。这位善于把握时机的伟人，向他的祖国献上的最后一条建议是，宣布奴隶制是美国社会的异物。[45]

尽管富兰克林的健康状况正在迅速恶化，关于国会内支持奴隶制辩论的新闻报道还是引起了他的注意，并使他最后一次在新闻界出现。他以笔名“希斯托里克斯”（Historicus）发表了一篇模仿佐治亚州议员詹姆斯·杰克逊的演说的讽刺文章。这是一种典型的富兰克林风格，让人想起他当年面带微笑却极具杀伤力地提出摧毁大英帝国的最可靠手段的情景。这次，他宣称自己注意到，杰克逊为奴隶制的辩护与一个世纪前一位名叫西迪·穆罕默德·易卜拉辛的阿尔及利亚海盗的演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他说，毫无疑问，这种相似性一定是一种巧合，因为杰克逊明显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不可能做出什么剽窃之举。但是，杰克逊的论辩和措辞几乎与海盗一模一样，只不过杰克逊是用基督教为奴役非洲人辩护，而那位非洲人是用伊斯兰教为奴役基督教徒辩护而已。据说那位阿尔及利亚海盗曾这样写道：“这个原则，即烧杀掳掠和奴役基督教徒是不公正的，是绝对有问题的。”当接到一份要求他停止抓捕欧洲人的请愿书时，他在阿尔及尔的国务会议上辩论道：“继续抓捕欧洲人乃国家利益之所在，因此请拒绝这份请愿书。”而且，这位海盗先生也提出了所有用来反对废除奴隶制的理由：“但是，谁来补偿那些奴隶主的损失呢？我们国家会这样做吗？我们的国库资金是否足够……而且如果解放了奴隶，我们该怎么处理他们呢……我们的人民不会与他们通婚，否则就会受到玷污。”富兰克林继续写道，这位阿尔及利亚海盗还说，那些当奴隶的基督教徒“与我们生活在一起会更好，若让他们留在欧洲，他们会陷入你死我活的宗教战争之中”。富兰克林的这篇具有明显指向的讽刺文章被从波士顿到费城的数家报纸转载，尽管没有被波托马克河以南的任何报纸转载。这是他的最后一次公开行动。三个星期之后，即4月17日，这位建国元勋终于与世长辞。[46]

然而，在他去世之前，富兰克林对废除奴隶制的坚定支持影响了国会辩论，而且激励了几个北方代表鼓起勇气去回应南方腹地支持奴隶制的主张。富兰克林的声望在交锋中成了催化剂，当时南卡罗来纳州议员史密斯试图贬低富兰克林的观点，说“即使是伟人也有老迈之时”。这促使宾夕法尼亚州议员们反驳道：富兰克林的反奴隶制观点“并没有证明他已经落后于时代，而是证明了他的心灵和思想依旧充满活力”；只有富兰克林看起来依然能够“说美利坚的语言，并号召我们回到我们的第一原则上去”；他们指出，富兰克林的批评者们不过是暴露了自己支持奴隶制立场的荒唐性，这清楚地表明，“在世界舞台和美国国会的讲坛上，奴隶制的最坚定鼓吹者，是一种政治现象……他们公然藐视和嘲笑所有信念”。宾夕法尼亚州的威廉·斯科特也因为富兰克林辩护而变得热血沸腾起来，他对南方腹地在宪法问题上的立场进行正面进攻。“我认为，仅仅说制宪会议上北方和南方之间达成了一种谅解，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宪法是一份正式文件，不是一堆不成文的谅解；宪法中曾经提到过奴隶制吗？这些南卡罗来纳人有什么资格告诉国会可以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呢？“我认为，”斯科特最后说道，“无论何时，只要国会认为奴隶制是一种美国社会不可容忍的特征，那么国会在禁止这种耻辱的特征时，……就不应当受到任何阻拦。”他大约连续说了一小时。后来证明，他的发言是在众议院中发表的反奴隶制言论的高潮。[47]

回过头来看，富兰克林最后的领导姿态，巩固了他作为一个对未来有着深刻把握的伟人的历史声誉。但在那时，另一种对领导能力的合理诠释也流行于政府最高层。例如，约翰·亚当斯尽管公开反对奴隶制，而且其独立战争功绩毫不逊于任何其他人，但当参议院拒绝审议贵格会教徒的请愿书时，他作为参议院主席，还是赞同了参议院的决定。作为纽约奴隶解放协会创始人之一、反奴隶制倡导者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也对众议院辩论表示遗憾，因为这次辩论扰乱了他的最优先事项，也就是让他的金融计划获得批准。而至高无上的开国之父乔治·华盛顿也认为，众议院中的辩论是令人尴尬而危险的，必须阻止；尽管他个人曾经发誓不再购买任何奴隶，而且让世人知道他的最大心愿就是“采取某种计划，以渐进、可靠、不知不觉的方式废除这个国家的奴隶制”。杰斐逊或许同意参议院的结论，尽管他在私人通信中还是像往常一样对这个问题缄默不语。这些杰出的领袖人物敏锐地察觉到，任何关于奴隶制的直接讨论，对这个依旧脆弱的美利坚合众国来说，都意味着巨大的政治威胁。正是詹姆斯·麦迪逊首次对奴隶制表达了这种态度。[48]

若说富兰克林的非凡天赋在于他能够巧妙地超越政治阵营，使自己到达一定高度，从而看清地表的主要生态并对那些爬行者的行为进行机智诙谐的评论，那么詹姆斯·麦迪逊的优势则恰恰相反。他生活在细节之中，在具体的时代背景中创造自己的奇迹，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具备战术素养，从而能够更加灵敏地动员地面力量。如果富兰克林和麦迪逊站在同一战线，两人就是一个所向披靡的梦幻组合。但在1790年，他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上。

麦迪逊在奴隶制问题上抓住了“弗吉尼亚人骑墙态度”的核心。一方面，他认为那些支持奴隶制的胆大妄为的论辩是“不恰当且令人羞耻的”，说那些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同僚们的“放纵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失礼行为”。就像大部分弗吉尼亚州同僚一样，他希望人们知道，他更希望奴隶贸易能够尽早结束，并认为奴隶制“是一种深刻的弊端”。他称自己为南方腹地代表们支持奴隶制的言论感到不安，同时对北方朋友们的高尚立场深表赞赏。[49]

另一方面，他的思想出现了一个断层。这是一片神秘地带，他的想法从一个方向进入，最后却从相反方向出来。例如，当费城医生、废奴主义者本杰明·拉什敦促他支持贵格会请愿时，麦迪逊回答道：“尽管我感受到了你们的论辩力量，可是我不能接受这种论辩所指向的观念。”当被要求解释他那种理论上的反奴立场和实际中深陷自我强加的废奴障碍之间的矛盾时，麦迪逊提供了几种不同回答。有时候，他说这涉及弗吉尼亚州的选民。“作为授予我目前享有的地位的那些人，”他解释道，“据我所知，在那种类型的财产上有巨大利益，并从这个角度来看待此问题。”有时候他又说这是个时机问题。他以弗吉尼亚州种植园主阶层那种激进但断裂的方式表示：“奴隶制是一种道德和政治的恶。无论是谁，若能够在自己州内提出某种总体的、理性的且开明的计划，来逐步解放黑人奴隶，他都会赢得祖国的高度赞扬。然而，我认为目前将这个问题提交国会是非常不恰当的。”[50]

因此，任何试图把握麦迪逊在奴隶制上的核心立场的努力，都是徒劳的。除了他将整个问题本身视为一种禁忌的信念之外，根本就不存在此种核心。一方面，就像杰斐逊和弗吉尼亚王朝的其他成员一样，麦迪逊认为像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那样为奴隶制进行公开辩护，是一种道德上的尴尬。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任何试图废除奴隶制的努力在时机上都是不成熟的，在政治上都是不现实的，而且会起反作用。因此，他就这个问题的谈话和写作方式可以被称为一种“开明的模糊策略”。例如，我们不妨来看看麦迪逊在众议院辩论高潮写下的文字：“若这一荒唐事并不让国家代表们感到羞耻的话，那么那些追求自由和人道精神的人也不要为此感到遗憾。没有任何其他东西能更有效地推进这些想法和情绪的扩散。这些想法和情绪正在秘密地瓦解奴隶制，而那种错误的狂热正竭力要让奴隶制躲避尚未到来的危险。”拐弯抹角的句法、否定词、大量修饰语以及炉火纯青的委婉，让人不知所云。乍看像是谴责奴隶制辩护者的文字，不知怎么就折了回来，最终成了对“这个问题居然进入了国会辩论”的担忧与困惑。本来似乎是反奴隶制的论辩，中途却转成了一团语言迷雾，像乌云一样遮盖了整个问题。[51]

在这种故意的模糊含混之中，麦迪逊的一个信念却体现了他一贯的清晰性：奴隶制是一个爆炸性话题，必须将之从这个新生国家的政治议程中排除。这是一个禁忌，是因为它暴露了弗吉尼亚州立场的内在矛盾性，这种立场更接近于南方腹地的立场；这是一个禁忌话题，还因为它比任何其他争议都更具摧毁整个联邦的政治潜能。富兰克林希望在一切变得太晚、无法采取决定性行动之前，根据独立战争的原则将奴隶制纳入国家议程。麦迪逊则希望将奴隶制从国家议程中排除出去，因为他坚信这种决定性行动不是带来弗吉尼亚州种植园主阶层的毁灭，就是造成整个国家的毁灭。（在许多弗吉尼亚人看来，这两种情况根本就是一回事。）“南方各州的真正策略是，”他向一位弗吉尼亚州同僚解释道，“尽量让奴隶制悄无声息地存在下去。”然而，那些弄巧成拙的南方腹地议员却破坏了这种战略。现在麦迪逊已经下定决心，抓住这些人威胁脱离联邦所创造的机会，让国会清楚地表明如下立场：拒绝承认联邦政府有废除奴隶制的任何宪法赋予的权力。这可谓以弗吉尼亚州的方式成就了南卡罗来纳式的解决方案。[52]

这种方式的核心要素就是间接迂回。麦迪逊是这方面的大师，他深谙隐于幕后和非正式谈话的策略，以至于他最显著的政治成就——包括他对宪法的影响和对托马斯·杰斐逊思想的持久影响——永远都是深藏不露的，我们看到的只是铁屑在磁场内的无声移动。麦迪逊的影响力在3月23日众议院辩论中体现了出来，当时委员会已经提交了报告，众议院要对其进行投票。

事情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几个之前站在贵格会请愿者一边的北方众议员，现在则对局面超出了他们的控制而表示遗憾。马萨诸塞州的菲舍·艾姆斯则对众议院卷入“抽象命题”的争论之中感到奇怪，并敦促搁置委员会报告。杰克逊站起来感谢艾姆斯及其他北方同僚们，说他们终于看清了局面，重新回到了曾使北方和南方合作的和解精神上来。走廊中的贵格会请愿者之一约翰·彭伯顿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众议院内的不同派别很明显达成了某种交易，“这是一个投桃报李的问题”。（彭伯顿推测已经达成了一项秘密交易，马萨诸塞州会在奴隶制问题上支持南方腹地，而南方腹地则以支持债务接管作为交换。若确实如此，那么杰斐逊在6月举行的晚宴，就成了比我们先前认识到的更复杂的地区间谈判的高潮了。）但是，所有关于幕后交易的说法，不过都是猜测而已。麦迪逊极少留下什么蛛丝马迹。[53]

南方腹地的目标（现在已经得到了马萨诸塞州和弗吉尼亚州的支持）是，搁置委员会报告，并再一次威胁任何进一步的讨论都将意味着联邦瓦解，威廉·劳顿·史密斯将之比作“起锚让联邦随风漂流”。然而，麦迪逊需要的不仅仅是终止辩论。他希望确立一个先例，以明确宪法在奴隶制问题上对国会权力的模糊界定。因此，他对众议院最终接受委员会报告（我们马上就要谈到报告细节）的决定（29票对25票）表示了欢迎，因为他已经决心利用这次机会来确立宪法先例。若在20世纪，麦迪逊希望成就的东西可能必须通过最高法院的判决才能够实现。但是1790年的最高法院不幸成为联邦政府中无权无势的第三部门，而且司法审查原则尚未确立。麦迪逊希望利用众议院对委员会报告的投票，来确立一个里程碑式的先例，以禁止任何全国性奴隶解放计划。[54]

事实正如他所愿。该委员会报告包含了七项解决这个突出问题——根据当前宪法，国会在废除奴隶制问题上，被赋予了什么权力？——的决议。第一个决议让南方腹地感到高兴，因为它确认了宪法禁止任何在1808年以前限制或禁止奴隶贸易的联邦立法。第四个决议则是向北方利益做出一种姿态，它确认国会可以对奴隶输入征税，以在不禁止奴隶贸易的情况下为奴隶贸易设置障碍。第七个决议是对贵格会请愿者的一种肯定表示，它宣布“在任何情况下，在国会权力所及之处，国会都会实现这些请愿者的高尚目标，只要这些目标是可以依据正义、人道和善政等原则推进的”。但是，这种故意模糊的许诺到底意味着什么？具体说来，国会的权力到底有多大呢？这个问题的答案隐含在第二个决议中：“根据对宪法的公正解释，国会同样被禁止干涉奴隶解放，不论这些奴隶是已经生活在各州的、在上述期限内将要输入各州的，还是将要在各州出生的。”[55]

这是关键条款。与委员会报告的妥协性相一致的是，它通过否认国会有权通过任何逐步解放奴隶的立法，给了南方腹地所要求的保障。但是它还对国会立法的禁止附一个期限——只“在前述期限内有效”，也就是说，在1808年以前才有效。实际上，委员会报告将考虑奴隶解放的日期推迟了，使之与禁止奴隶贸易的日期一致。南方腹地可以随心所欲，但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这样做。1808年之后，可以随心所欲的就是国会了，届时所有的宪法限制都将过期失效。

在这个决定性时刻，麦迪逊式魔法让他如愿以偿。国会组成了一个全体委员会，来修改这份报告的措辞。在操控议会运作上，麦迪逊是无与伦比的。弗吉尼亚州代表们已经得到了指示，动员足够多的力量支持对这份报告进行修改。不少北方代表，主要是马萨诸塞州和纽约州的众议员，明显已经被说服支持这些修改，尽管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被许诺了什么。最后，上面那七个决议被减少到三个。对奴隶贸易征税被放弃了，第七项决议及其关于贵格会请愿者的高尚目标的模糊宣言，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之所以将其删掉，是因为修改了第二项决议。现在它规定：“国会无权干涉奴隶的解放，亦无权干涉任何州对他们的处置。在这个问题上任何人道且正确的政策所要求的任何规制，完全由各州决定。”在对这些措辞进行辩论的过程中，麦迪逊对它们所表达的全新意思做了最清晰的注释，他解释道，这种修正抛弃了对国会反奴隶制行动的十八年限制，使“任何时候解放奴隶的任何企图”都是违宪的。实际上，众议院最终通过的报告，已经使任何有关奴隶制的辩论，变得永远违禁。最初将奴隶制置于毁灭之路的努力，已经转化成毁灭任何企图解放奴隶的联邦计划的决定。众议院以29票对25票决定使这个修改稿永久有效。当时乔治·华盛顿大松了一口气，在寄往家乡弗吉尼亚州的信中写道：“奴隶制问题终于被平息，而且不大可能再死灰复燃了。”[56]

和往常一样，华盛顿是对的。国会已经将逐步解放奴隶从政治议程中排除出去了，而且1790年春季的这个决定已经成了具有普通法效力的先例。例如，1792年11月，当另一份贵格会请愿书在菲舍·艾姆斯的支持下被提交国会时，威廉·劳顿·史密斯让他的同僚们注意1790年的那次辩论。众议院已经决定不再让自己卷入“一群好管闲事的狂热者的狂言乱语”之中，而且决定“这个问题不能再被提及”。这份请愿书后来被撤回了。四十多年后，即1833年，丹尼尔·韦伯斯特同样引述了这个先例：“我对国会在奴隶和奴隶制这两个问题上到底拥有什么权力的观点是，国会无权干涉奴隶的解放问题。1790年众议院就是这样决定的……而我不知道自那以后众议院还有过什么与此不同的观点。”[57]

当时任何可完成独立战争年代遗留下的一项伟大事业的机会之窗，现在都已经关紧了。正如前文所述，或许这个窗口（如果确实存在过这样一个窗口的话）到了1790年就已经被关闭了，因此众议院的辩论和决定，不过是给已经被种族人口结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假想和既得经济利益关闭的窗口，再加上封条而已。在两百多年之后，我们依然不大可能彻底地证明，麦迪逊那种对政治优先事项的理解是错误的，也无法证明富兰克林的优先考虑不会将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瓦解于无形。或许，将辐射全国的奴隶制问题从国会转移到教堂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更为可取的。在教堂之中，奴隶制可以作为一种国家应当清除的罪恶，而不是一个需要政治解决的社会难题来受到谴责。无论如何，这就是所发生的一切。

我们只能猜测，在这个短暂时刻过去之后，詹姆斯·麦迪逊的良心上到底掠过了一些什么样的想法和感受。麦迪逊比任何人都清楚有关奴隶制的辩论到底将什么东西置于危险之境。他知道，美国独立战争到底许诺了些什么，而且奴隶制违反了此种许诺；富兰克林在去世之前，提醒所有相关人士，对奴隶制的沉默就是对独立战争遗产的背叛。在4月22日举行的纪念富兰克林的活动上，麦迪逊站起来发表了众议院对这位伟人的最后颂词：

众议院得到了本杰明·富兰克林逝世的消息。富兰克林的天才不仅为人性增光添彩，而且他对这种天才的无尽发挥，是科学、自由和祖国最为珍贵的财富。为此，众议院决定，众议员们要佩戴哀悼徽章一个月，以示对他的尊敬和纪念。[58]

这个场景的象征意义是尖锐而辛辣的，它深刻渲染了一位典型美国人及其追求的逐步解放奴隶事业的逝去。不论众议员们当时是否知道，他们同意佩戴的哀悼徽章表明，即使独立战争那一代人以其全部的杰出才能，也不能直面或者解决这个悲剧性的难题。

[1] Linda Grant De Pauw et al.，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First Federal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15 vols.（Baltimore，1972），vol.12，277-87.有关贵格会请愿的辩论则在对该时期的描述中顺带提及。例如，可参见 Stanley Elkins and Eric McKitrick，The Age of Federalism：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1787-1800（New York，1993），151-152.Richard S.Newman，“Prelude to the Gag Rule：Southern Reaction to Antislavery Petitions in the First Federal Congress，” JER 17（1996）则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最全面、最具学术价值的最新探讨。参见Howard Ohline，“Slavery，Economics，and Congressional Politics，” JSH 46（1980）：355-360。

[2] First Congress，vol.12，287-288.

[3] First Congress，vol.12，289-290.

[4] First Congress，vol.3，294.请愿书全文，请见Alfred Zilversmit，The First Emancipation：The Abolition of Slavery in the North（Chicago，1967），159-160。

[5] 后文马上会对这个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就目前而言，关于这个问题的最佳作品是Donald L.Robinson，Slavery in the Structure of American Politics（New York，1971），201-247；David Brion Davis，The Problem of Slavery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Ithaca，N.Y.，1975），122-131；Duncan J.MacLeod，Slavery，Race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Cambridge，1974），37-39；Paul Finkelman，Slavery and the Founders：Race and Liberty in the Age of Jefferson（London，1996），1-33。参见Sylvia R.Frey，Water from the Rock：Black Resistance in a Revolutionary Age（Princeton，1991）。

[6] 指美国最具南方特点的保守地区，尤指南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亚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等。

[7] First Congress，vol.12，296.

[8] First Congress，vol.12，307-308.

[9] First Congress，vol.12，308-310.

[10] First Congress，vol.12，297-298.根据当时多份报纸的记载以及Congressional Register中的官方记载，First Congress中记载了这个辩论的多个版本。这些不同版本的基本内容都是一样的，只是长度和细节不同而已。

[11] First Congress，vol.12，308.

[12] First Congress，vol.12，296-297，307.

[13] First Congress，vol.12，298-299，305-306.

[14] First Congress，vol.12，311.

[15] First Congress，vol.12，312.

[16] First Congress，vol.3，295-296.

[17] Gary B.Nash，Race and Revolution（Madison，1990），3-24对独立战争年代进行了最有力的新解放主义解读。所有有关这个问题的主要文献，都强调了革命理念所激发的美好预期：Davis，The Problem of Slavery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48-55；Robinson，Slavery in the Structure of American Politics，98-130；Winthrop Jordan，White Over Black：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 the Negro，550-1812（Chapel Hill，1968），269-314。有关《独立宣言》准宗教力量的论述，见Pauline Maier，American Scripture：Making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New York，1997）。参见相关论文，这些论文收录于Ira Berlin and Ronald Hoffman，eds.，Slavery and Freedom in the Ag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Charlottesville，1983）。

[18] Robinson，Slavery in the Structure of American Politics，124-129；MacLeod，Slavery，Race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21-29；Quaker Petition to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4 October 1783，Record Group 360，National Archives，Washington，D.C.这一时期废奴运动文献的最佳汇编，则是Roger Burns，ed.，Am I not a Man and a Brother：The Antislavery Crusade of Revolutionary America，1688-1788（New York，1977），397-490。有关奴隶制这一制度的权威著作，则是Philip Morgan，Slave Counterpoint：Black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Chesapeake and Low Country（Chapel Hill，1998）。

[19] Zilversmit，The First Emancipation，109-138.

[20] Robert McColley，Slavery in Jeffersonian Virginia（Urbana，Ill.，1964），141-162.有关杰斐逊早期领导作用，见Joseph J.Ellis，American Sphinx：The Character of Thomas Jefferson（New York，1997），144-146。

[21] 这里，我努力调和有关奴隶制问题的文献。Davis，The Problem of Slavery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是这方面的基本文献，它在处理这个问题的矛盾及理论与现实脱节方面，至今给人以深刻印象。有关革命理念的激进影响方面的最有力理论，则见Gordon S.Wood，The 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New York，1992），这部著作强调了平等主义理念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取胜，从而最终建立了一个托克维尔在1830年代所描述的民主社会。然而，如果我们以奴隶制来作为独立战争革命理念的试金石，就会发现，独立战争的革命遗产并不那么激进。这方面最好的论述，见William W.Freehling，“The Founding Fathers，Conditional Antislavery，and the Non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载于William W.Freehling，ed.，The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History：Slavery and the Civil War（New York，1994），76-84。

[22] 麦迪逊这番话，是在1787年6月28日的制宪会议辩论中说的，收录于Max Farrand，ed.，The Records of the Federal Convention of 1787，4 vols.（New Haven，1937），vol.1，486-487.当代对奴隶制在制宪会议上的地位的最简明研究，则是Finkelman，Slavery and the Founders，1-33.开创性的学术研究则是Staughton Lynd，ed.，Class Conflict，Slavery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Ten Essays（Indianopolis，1867）。根据“最初意图”来对这个问题进行最全面分析的则是Jack N.Rakove，Original Meanings：Politics and Ideas in the Making of the Constitution（New York，1996），58，70-74，90-93。

[23] Records，vol，2，21-223，364-365，396-403.

[24] Records，vol.1，605；vol.2，306.

[25] Finkelman，Slavery and the Founders，34-57强调了《西北条例》内在的模糊性。另一个较为乐观的分析，则是William W.Freehling，“The Founding Fathers and Slavery，” AHR 77（1972）：81-93.参见Peter Onuf，“From Constitution of Higher Law：The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Northwest Ordinance，” Ohio History，94（1985）：5-33。

[26] Finkelman，Slavery and the Founders，19-31；Rakove，Original Meanings，85-89.

[27] Jonathan Elliot，ed.，The Debates in the Several Sate Conventions on the Adoption of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5 vols.（Philadelphia，1896），vol.2，41，149，484.

[28] Elliot，ed.，Debates，vol.4，286.

[29] McColley，Slavery and Jeffersonian Virginia，120，163-190.有关麦迪逊在3/5这个条款上的意见，见Clinton Rossiter，ed.，The Federalist Papers（New York，1961），338-339。

[30] Elliot，ed.，Debates，vol.3，273，452-453，598-599.对宪法在奴隶制问题上的模棱两可这一问题在更大背景内进行分析，见William Wiecek，The Sources of Antislavery Constitutionalism in America，1760-1840（Ithaca，N.Y.，1977）。

[31] First Congress，vol.12，649-662.

[32] 这是一个很大胆的主张，但是建立在证据之上（后文将马上分析），而且与下述学术研究一致：Larry Tise，Proslavery：A History of the Defense of Slavery in America，1701-1840（Athens，Ga.，1987）。

[33] First Congress，vol.12，719-721，725-735.

[34] First Congress，vol.12，750-761.

[35] Tise，Proslavery，97-123主张即使是“积极的善”这种观点，也是美国南部腹地在独立战争年代立场的一部分。我不大认同这一点，虽然南部腹地确实主张，相较于贫穷的自由和在非洲生活，非洲人确实更愿意选择当奴隶。然而，独立战争年代没有提出的主张是，南部奴隶生活境况要比北部工厂内奴隶的生活境况好一些，因为这从历史上看是不大可能的，因为当时工厂还没有出现。18世纪末赞同奴隶制的观点，我相信，更站得住脚。例如，请见Eric R.Papenfuse，The Evils of Necessity：Robert Goodloe Harper and the Moral Dilemma of Slavery（Philadelphia，1997），及John P.Kaminski，ed.，A Necessary Evil？Slavery and the Debate Over the Constitution（Madison，1994）。

[36] 这个时期有关应建立一个独特种族意识形态的最优雅论调，见Barbara Jeanne Fields，“Slavery，Race and Ideology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New Left Review 181（1990）：95-118。种族主义态度和信念是长期存在的这一观点的权威论述，见Jordan，White Over Black。我这里试图说明的是，在这个时期之前，一个逻辑连贯或明确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奴隶制已经将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更优越这一观念制度化了，使得一个明确或系统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没有存在的必要。正如美国历史上最为恶劣的种族主义立法出现在19世纪末废除奴隶制之后一样，奴隶制在18世纪受到威胁的时候，最强有力的种族主义言论才开始浮现。但作为所有正式辩论和立法基础的潜在价值观，一直都是存在的。有关美国国徽的种族主义含义讨论，请见Robinson，Slavery in the Structure of American Politics，135。

[37] 这段有关“革命年代”的话，摘自Davis，The Problem of Slavery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306。一方面，Davis的著作，在分析独立战争之后的奴隶制命运方面，依旧是最为系统的著作。另一方面，由于它将五十年作为一个时间单位整体讨论，这使得这个时期的发展变化，被纳入更大的整体之中，从而不可避免地使整个探讨失去了应有的章法。认为应有一项国家废奴计划的主张，见Nash，Race and Revolution，该书强调这是一个历史机会，但并没有过于强调应抓住该机会的具体日期。它忽略了任何废奴计划所要面临的强大反对力量，进而提出了一个颇为奇怪的主张：当时废奴失败的主要责任承担者，甚至是罪魁祸首，就是北方。本书中的主张，我认为是无可争议的，废奴的关键是弗吉尼亚州。

[38] 费尔法克斯和塔克的计划，收录于Nash，Race and Revolution，146-165。对弗吉尼亚州流传出来的逐步解放黑人奴隶计划的每一个要点进行的最好分析，见Jordan，White Over Black，555-567。

[39] Robinson，Slavery in the Structure of American Politics，6-8提出了最具体的经济估计以及最清晰的负面判断，其结论是“奴隶制不可能在建国阶段的政治进程中被废除”。Nash，Race and Revolutions，5-6，20，则没有提出奴隶解放是可行的经济证据，但假定未能采取解放奴隶的措施是由于道德上或政治上的原因，并强调北方没有发挥领导力，从而暗示解放奴隶的经济代价并不是不可克服的。Freehling，“The Founding Fathers，Conditional Antislavery，and the Non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76-84则采取了一种较为谨慎的、中立的立场，它没有进行经济分析，但提出政治、经济、种族因素结合在一起，限制了选项，并基本上使得奴隶制会存续下去。有关杰斐逊从废奴运动先锋倒退到废奴运动拖后腿者的论述，见Ellis，American Sphinx，146-152。

[40] 例如，塔克计划只会解放二十八岁以上的女奴，之后当他们的孩子到达相同年龄时，也会获得解放。（纽约州和新泽西州通过的逐步解放法案有类似的规定，主要是为了处理奴隶解放的影响及相关成本。）塔克强调他的解放奴隶计划是逐步实现，从而对于当代人来说，基本是零成本。他没有明确说明补偿的具体水平，我自己的估计是大约五千万美元，当然，这不过是我的一个合理猜测罢了。无论如何，我进行这种估计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理解，当时相关计划所带来的现实经济代价。或许应该建立一个数额逐步减少的补贴计划，从而鼓励奴隶主在法定期限之内尽早解放奴隶。

[41] Freehling，“The Founding Fathers，Conditional Antislavery，and the Non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83则更有力地提出了相同观点：“从来都不存在不论肤色、种族、性别的社会秩序，不仅在这里没有，其他地方也没有。”

[42] P.J.Staudenraus，The African Colonization Movement，1816-1865（New York，1961）是这方面的权威。参见George M.Fredrickson，The Black Image in the White Mind：The Debate on Afro-American Character and Destiny，1817-1914（New York，1971）。在当时的全部主要政治家中，麦迪逊对返回非洲这一选项进行了最多的思考。有关这一思想的总结，请见Drew McCoy，The Last of the Fathers：James Madison and the Republican Legacy（Cambridge，1989），279-283。

[43] 最好的富兰克林传记，依旧是Carl Van Doren，Benjamin Franklin（New York，1938）。当代最好的传记则是Esmond Wright，Franklin of Philadelphia（Cambridge，1986）。有关富兰克林作为科学家的贡献，请见I.Bernad Cohen，Science and the Founding Fathers（New York，1995），135-195。试图抹杀富兰克林历史功绩的经典著作是，D.H.Lawrance，Studies in Classic American Literature（New York，1924），15-27。有关富兰克林不断变化的历史形象，请见Nian-Sheng Huang，Benjamin Franklin in American Thought and Culture（Philadelphia，1994）。有关富兰克林性格的深入分析，见Robert Middlekauf，Benjamin Franklin and His Enemies（Berkeley，1996）。这些学术作品不过是冰山一角。有关杰斐逊将富兰克林排在华盛顿后面，其他人都是“二等人物”的观点，请见Jefferson to William Carmichael，12 August 1788，Boyd，vol.13，502。

[44] 富兰克林在费城政界的早期经历，将William Hanna，Benjamin Franklin and Pennsylvania Politics（Stanford，1964）。在英国生活的时光，请见Verner W.Crane，Benjamin Franklin’s Letters to the Press，1758-1775（Chapel Hill，1950）。他在巴黎的生活时光，请见Claude-Ann Lopez，Mon Cher Papa：Franklin and the Ladies of Paris（New Haven，1990）。

[45] Records，vol.3，361记载了富兰克林向制宪会议提交的废奴请愿书。登什·考克斯当时是宾夕法尼亚州废奴协会的成员，他敦促富兰克林撤回请愿书，理由是“这不是一个恰当的时机和地点，会阻碍废奴运动”（摘自Davis，The Problem of Slavery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321）。

[46] Albert H.Smyth，ed.，The Writings of Benjamin Franklin，10 vols.（New York，1907），vol.10，87-91.

[47] First Congress，vol.12，809-810，812-822，825-827.

[48] 在所有认为沉默是最高领导形式的主要政治家中，华盛顿是最令人着迷的，这部分是因为他是最大的奴隶主（他的几个庄园总共有三百多个奴隶），部分是因为他，或许也只有他，有能力改变政治语境，如果他选择这么做的话。华盛顿的话摘自Washington to John Mercer，9 September 1786，John C.Fitzpatrick，ed.，The Writings of George Washington，39 vols.（Washington，D.C.，1931-1944），vol.29，5。参见Fritz Hirschfeld，George Washington and Slavery：A Documentary Portrayal（St.Louis，1997）。有关与华盛顿文集的编辑就这一问题的对话，请见Sarah Booth Conroy，Washington Post，February 16，1998。当然，华盛顿是约翰·亚当所谓有“沉默天赋”的那一代中最为突出的人物。事后来看，这可能是我们希望他这种天赋不发生作用的唯一场合。

[49] Madison to Edmund Randolph，21 March 1790；Madison to Benjamin Rush，20 March 1790，Rutland，vol.13，109-110.

[50] Madison to Rush，20 March 1790；Thomas Pleasants，Jr.，to Madison，10 July 1790；Madison to Robert Pleasants，30 October 1791，Rutland，vol.13，109，271，vol.14，117.参见McColley，Slavery in Jeffersonian Virginia，182。

[51] Madison to Rush，20 March 1790，Rutland，vol.13，109.对麦迪逊在奴隶制问题上一贯模棱两可的立场的最精确分析，见McCoy，The Last of the Fathers，217-322。

[52] Madison to Randolph，21 March 1790，Rutland，vol.13，110.

[53] First Congress，vol.12，832-844.John Pemberton to James Pemberton，16 March 1790，收录于 Nash，Race and Revolution，41。

[54] First Congress，vol.3，338-339记载了就该委员会报告进行辩论及投票的情况。

[55] First Congress，vol.3，340-341.

[56] First Congress，vol.3，341有该决议的最终版本。麦迪逊的话，见First Congress，vol.12，842.华盛顿的话则记载于Washington to David Stuart，28 March 1790，Fitzpatrick，vol.31，28-30。

[57] 见1792年请愿书，收录于Annals of Congress，2d Congress，2d Session，728-731。韦伯斯特的话，见Daniel Webster to John Bolton，17 May 1833，Charles Wiltse，ed.，The Papers of Daniel Webster，7 vols.（Hanover，N.H.，1974-1986），vol.3，252-253。

[58] First Congress，vol.3，375.

4 告别

在1790年代上半叶，美国政治生活中最接近不证自明的真理的人物，只有乔治·华盛顿。作为那个时代的传奇，美国人自1776年（也就是说在国家尚未成立之时）就将他视为“国父”了。在他1789年担任总统之时（让其他任何人担任总统在当时都是不可想象的），关于华盛顿声望的各种神话已经如雕像上的常春藤一般疯狂生长起来，华盛顿本人完全被笼罩在一种无所不能的光环之下，使区分他作为凡人所拥有的才能和他的那些英雄主义成就变得几乎不可能。[1]

在那些难以置信的故事中，某些恰巧是真实的。爱德华·布雷多克将军1775年在匹兹堡外对法国军队的进攻以失败告终，年轻的华盛顿与丹尼尔·布恩一道将幸存者召集起来，尽管这个过程中他先后从两匹马上跌落下来，外套上有多处弹孔，裤子上也多处被擦破。1781年在约克镇，在一次炮火攻击的枪林弹雨之中，他站在一堵矮墙上达15分钟之久，完全不理会那些试图拉他下来的助手，直到他完全探清战场形势为止。当华盛顿开口谈论国家命运之时，人们洗耳恭听。[2]

如果这个新生国家有一座奥林匹斯山的话，所有那些次要的神都只能远远站在山坡下。唯一能够和华盛顿争夺最高地位的只有本杰明·富兰克林，但是在1790年去世之前，富兰克林本人已经承认了华盛顿的至高地位。富兰克林以其典型的姿态，将自己的手杖遗赠给了华盛顿，好像是要帮助这位将军迈向不朽之路一样。“若说这是根权杖的话，”富兰克林说道，“他应当得到它，而且完全与之相称。”[3]

在1790年代的美国，华盛顿的形象无处不在，在绘画中、报纸中、纪念盒中，在硬币上、银器上、碟子上、家庭小摆设上。人们对他的亲密情感似乎会永存下去。他的指挥官身份已经成了独立战争年代每一个重大事件的核心特征：1775～1783年大陆军的关键人物、1787年制宪会议主席，以及自1789年以来担任这个羽翼未丰的联邦政府的第一任最高行政首脑。他让独立战争时代的狂想曲变成了有血有肉的可感知的现实，是美国唯一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华盛顿是引力核心，防止美国独立战争步入混乱轨道；他是稳定的中心，围绕在他的周围，独立战争的能量才能得以形成。正如当时一句流行的祝酒词，他是“将所有的心灵团结起来的人”。他是宙斯、摩西和辛辛纳图斯三者合一的美国伟人。[4]

1796年9月19日，一篇致美利坚合众国人民的文章出现在了费城的重要报纸《美国广告者日报》的内版上。这份声明非常简单，体现出作者精心设计的平易措辞。它是这样开始的：“朋友们，公民们：重新选举一个公民来主持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的行政工作，已经为期不远了……我认为此时将我的决定告知诸位是恰当的，尤其是考虑到这将有助于公众意见的更明确表达。这个决定就是我将不再接受进入候选人名单。”这份声明以未加任何头衔的签名结束，表现出作者的自谦姿态——“乔治·华盛顿，美利坚合众国”。[5]

随后的几个星期中，国内所有主要的报纸都转载了这篇文章，尽管只有《新罕布什尔快报》给它加上了将永载史册的标题——“华盛顿的告别演说”。当时人们几乎马上就开始对文章内容展开了辩论，一个生动而愚蠢的论辩出现了：它到底是华盛顿写的，还是汉密尔顿写的。在之后更长的时间里，这份告别演说获得了超越一切的不凡地位，与《独立宣言》和林肯葛底斯堡演说一道成为对美国必须永久遵循的原则的基本宣言，庄严的语调也使它成为充满陈腐智慧的政治场景中的永久试金石。19世纪末，国会让在华盛顿诞辰日朗读这份演说成为一项强制性仪式。同时，几代历史学家在美国外交研究者的带领下，将解释这份告别演说变成了一种专门研究，并对蕴含其中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和美国两党政治做了无数评论。[6]

但在当时，这些矫揉造作的姿态或解释根本就没有多大意义（如果存在意义的话）。真正有意义的而且大多数读者认为真正重要的事情是，乔治·华盛顿要退休了。当然，人们也马上领悟到这个决定在宪法上的意义：华盛顿在连任两届总统之后自动放弃了总统职位，确立了一个直到1940年才被富兰克林·罗斯福打破的先例。（这个先例于1951年被宪法第二十二修正案重新确认。）但是，即使是这个在确立总统轮换制的共和原则上发挥关键作用的里程碑式先例，相比于另一个更为根本的政治和心理认知，还是显得黯然失色。

二十年来，在独立战争和共和政府实践的整个期间，华盛顿一直都是这个国家的舵手。现在他正航向自己的迟暮之年。他确立的这个先例现在看来可能是令人振奋的，可是在当时，最为耀眼和最令人难过的现实是，没有华盛顿的美利坚合众国这个事实本身是前所未有的。这份告别演说，正如几位评论家所指出的，显得有点奇怪，因为它并不是一份真正的告别演说，它从来就不是以口头演说的形式发布的。因此，最恰当的说法是一封“告别信”，因为它在形式和语调上都像是写给美国人民的一封公开信，告诉他们现在他们需要独立前行了。[7]

内幕人士在六个月以前就觉察到这一天快要到来了。1796年2月时，华盛顿曾就起草某种形式的告别声明找过汉密尔顿。不久之后，政府内部的消息网络嗅到了气味。当月末，詹姆斯·麦迪逊写信给正在巴黎的詹姆斯·门罗：“非常肯定的是，华盛顿总统不会在此次任期结束之后继续担任总统。”发表告别演说前夕，马萨诸塞州的联邦党人领袖菲舍·艾姆斯预言，华盛顿即将发表的声明将成为“开启党派竞争的信号”，但是实际上这种竞赛已经在此前的春季和夏季非正式地、如火如荼地展开了。例如，在5月，麦迪逊就猜测（事实证明他的猜测是正确的）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总统竞选，“杰斐逊可能是一方，亚当斯明显是另一方”。仲夏之时，华盛顿本人已经开始向朋友们透露自己任期结束之时离开政府的强烈愿望，“自此之后，天底下没有什么我能预见到的东西能够再次将我从私人生活中拉回来了”。实际上，在整个第二任期期间，他就已经做出种种暗示，说自己“已经到了人生转折期”，过于年迈无法胜任这项工作，并多次重复他的口头禅：他渴望在弗农山庄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享受“光荣的孤立感”。[8]

他是认真的吗？对劳累的政治生活的哀叹和对退隐田园的大力赞美，已经成了独立战争那一代（特别是弗吉尼亚王朝）领导人惯常的甚至是程式化的姿态。每个人都知道西塞罗和维吉尔描述的、以辛辛纳图斯为代表的晚年隐居经典模式。宣布自己要脱离喧闹的政治生活，回到原野或者农场的自然节奏之中，这几乎成了一种修辞惯例。如果说华盛顿的退休之歌以“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为特征，那么杰斐逊的告别则以偶像化的“我的家庭、我的农场和我的书籍”为特征。这种特征后来变得如此普通，以至于如西塞罗般充满抱负的约翰·亚当斯宣称，弗吉尼亚人已经用尽了西塞罗式的行为表现。“看起来让自己变得伟大的方式就是退休，”他在1796年给阿比盖尔的信中这样写道，“政治植物是如何在阴影之中生长起来的，这真是令人感到惊奇。”华盛顿甚至在1789年就任总统之前就威胁称自己要退休了，而且在1792年第二次当选之前也重复着同样的威胁。尽管在这些情况下华盛顿都是真诚的，但他对体面退休的偏好总是被另一种更公开的美德压倒，这种美德本身被其他政界人士的一致判断强化了：华盛顿，也只有华盛顿，才是不可或缺的。为什么在1796年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呢？[9]

答案很简单：年龄。在华盛顿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身体强健一直都是他的无价财富。身高接近6英尺4英寸、体重略超200磅的他，比同时代男性整整高出了一个头。（约翰·亚当斯称，华盛顿每次都被选为国家行动领导人的原因，就在于他总是屋子里面个子最高的。）若对他的身体特征进行客观描述的话，他几乎就像一个丑陋的畸形人：脸上布满麻点、龋齿严重、眼窝深陷、鼻子过大、臀部肥厚、手脚大得惊人。然而，当这些东西被放在一起并运动起来时，整个形象却放射出庄严的光辉。正如一位传记作家所言，他的身体不只是占据空间而已，似乎还将周围的空间重新组织了一遍。他不仅以其庞大的身躯在屋内占据了主导，而且几乎就是一种电磁式存在。“他的举止是如此庄重和威武，”本杰明·拉什说道，“以至于欧洲任何一个国王站在他身边，都好像是他的男侍从。”[10]

华盛顿似乎能让战斗中的子弹和炮弹碎片绕道飞行；他曾经将石头扔过了舍南多瓦山谷中高达215英尺的天然桥；他被普遍认为是弗吉尼亚最好的骑手，在大多数猎狐行动中都居于领导地位。除此之外，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直拥有似乎免疫于任何疾病或者伤害的体格。其他士兵在游过浮冰拥塞的河流之后，都会出现冻疮。其他政治家倒在路旁，因为他们缺乏应对政治压力的非凡毅力。华盛顿不曾受过此类病痛之苦。亚当斯说，华盛顿拥有“沉默寡言的天赋”，指的是他有一种化沉默为雄辩的本能。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他的身体状况，他的医疗记录也呈现出一种雄辩式的空白。[11]

他那钢铁般体格中的裂缝，随着年龄增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他在1787年制宪会议开始之前病倒了，差点错过了这个重大的历史时刻。接着在1790年，就任总统之后不久，他染上了流感，当时这种病正在纽约州肆虐，差点因为肺部感染而死去。杰斐逊关于华盛顿的言论是充满矛盾、极不可靠的，但正是他记录了华盛顿身体状况开始下滑的时刻：“他那种不同寻常的坚定语调，已经开始松弛了；对工作的倦怠，对宁静的渴望，还有那种让其他人替他采取行动甚至思考的意愿，已经悄悄侵袭了他的心灵。”1794年，当他骑着马在新首都地区游荡时，他的背部被严重扭伤了。骑马打猎的生涯结束了，美国最佳骑手的历史盛名也随之烟消云散，华盛顿再也不能以同样的自信安坐在马鞍之上。年过花甲之后，他结实的肌肉开始松弛；笔直的站姿也开始向前倾斜，就好像他总是被风推着似的；他的精力也在漫长的一天结束之时开始衰退枯萎。敌对的报纸含沙射影地谈到了华盛顿的老态。即使副总统约翰·亚当斯也承认，华盛顿在某些公共仪式上显得迷离茫然，完全需要照稿宣读了，就好像演员不是在表演，而只是在念台词一样。[12]

或许，年龄本身就足以让华盛顿义无反顾地回到弗农山庄。毫无疑问，如果说有人应当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安度晚年，那么这个人就是华盛顿。或许，正是这种奇特的直觉让他总是能够抓住主要和次要之间的差别，让他从骨子里认识到，再担任一届总统意味着他将死在任上。退休使他避开了让生物规律结束任期的命运，也避免了开创带有终身君主制意味的先例。对他两届总统任期先例的过度沉迷，使我们忽略了他自动退休所确立的另一项更为根本的原则，即政府职位应当超越任职者的寿命，美国总统制与欧洲君主制有着根本区别：不论总统是多么不可或缺，在本质上他们都是用完可抛的。

然而，年龄和身体疲惫仅仅是整个答案的一部分。或许最简单明了的说法是，华盛顿离职不仅是因为他听到了死神的耳语，还因为他受到了伤害。他未曾被独立战争中的子弹伤害，却在第二任期内被反对派言论伤害了。例如，在他的告别演说发表之后，本杰明·富兰克林·贝奇的《曙光报》（Aurora）上出现了一封公开信。在这封信中，那位总是惹事的托马斯·潘恩庆祝华盛顿的离去，实际上也是祷告他立即死去，接着又预言“整个世界将为决定您到底是个叛国者还是一个骗子，您到底是放弃了好原则还是从未坚持过什么好原则而感到为难”。[13]

还有些文章完全是荒谬的，也出现在《曙光报》上。它们称最近获得的大不列颠战时文件表明，华盛顿是一个秘密的叛国者，在本尼迪克特·阿诺德与英军狼狈为奸之前，他都一直打算出卖美国人的事业。但有必要指出的是，华盛顿的批评者属于少数派，其支持者远远多于这些人。例如，对潘恩的反驳立即纷纷出现了，这些反驳将潘恩说成“那个著名的酒鬼和异端”，他诋毁华盛顿声誉的行为“就好像一只爬虫将自己的毒液喷向大西洋或将它那肮脏的涎水喷向太阳一样徒劳无益”。事实上，潘恩当时那已频遭质疑的声誉，再也没有从这次事件中恢复过来。在独立战争年代，攻击华盛顿是政治自杀最快捷的方式。[14]

尽管如此，这类攻击仍然在华盛顿的第二个任期屡见不鲜。虽然华盛顿总是摆出那种惯常的、不为所动的姿态，但他还是被这些攻击深深地伤害了。“然而这些攻击，这些不公正且令人不快的攻击，将不会使我的行为有任何变化，而且它们也不会对我的心灵产成丝毫影响。”尽管华盛顿不像亚当斯或者杰斐逊那样，读了数量惊人的著作，但他绝对是个酷爱读报纸的人。（他在弗农山庄订阅了10份报纸。）他那种完全不理会的姿态只是一种姿态而已。“因此，狠毒尽情地投出它的飞镖，”他解释道，“但任何世俗的力量都无法剥夺我因清楚知道自己从未蓄意犯下任何错误而得到的安慰，不论我曾出于其他原因而犯下的错误是多么不可计数。”这种超然却大胆的自我辩护，似乎是在以间接的方式确认，批评者已经触动了他的神经。[15]

对华盛顿的主要指控是，他让自己变成了一个准国王。“我们给了他一个国王才能享有的权力和特权，”纽约一家报纸这样写道，“他就像国王一样主持早朝，他像国王一样接受生日祝福，他像国王一样雇用他的旧敌，他像国王一样把自己封闭起来，他像国王一样把其他人也封闭起来，他像国王一样接受顾问们的意见或者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这其中几项指控完全是别出心裁的错误指控，而这些指控中的真实成分就是华盛顿成为权力化身的事实。他曾乘坐由六匹淡黄色的马拉着的华丽马车巡游费城；骑马时，他的白色种马身上常搭着美洲豹皮、安着金边马鞍；他曾在在公共典礼上接受桂冠，如加冕礼一般，等等。他对以上这些事实没有丝毫的后悔之意。而且，当纽约市民寻找另一尊雕像来替代被推翻的乔治三世的雕像时，他们选择了华盛顿的木制雕像，这让某些批评者把他称作“乔治四世”。[16]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语言问题。以前从来没有过什么共和国行政首脑，因此除了那些欧洲宫廷和国王建立起来的口头传统之外，就没有其他词汇来描述这样一种新事物了。在另一种意义上，这是一个个性问题。华盛顿骨子里是一个倔强而拘谨的人，他总是呈现出一种超然的姿态，而且习得无可匹敌的维持距离感的技巧。这的确强化了他的威严，但是有点过头，这位威严的人几乎成了“国王陛下”。

除了外表、语言和个性之外，更大的问题其实深嵌在独立战争之后的美国政治文化中。实际上，美国独立战争的要求很快就显出利弊。捍卫独立战争成果及其遗产需要一位超群出众的领袖，他能够将全国政府的能量集中在“非凡人格”之中。华盛顿投身于这项事业，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他变成了政治规则的受益者，最终被赋予了“共和国王”的角色；他所代表的国家权威，比任何诸如国会这样的集体机构可能传达的权威都要更有力、更直观。[17]

然而，独立战争的核心遗产恰恰包含着对君主制的痛恨和对任何集中化政治权威的怀疑。美国独立战争的一个主要信条是——杰斐逊将它写进了《独立宣言》——所有国王，而不仅仅是乔治三世，本质上都是邪恶的。因此，共和国王这种概念本身就是对“1776年精神”的违背，就是一种词语上的矛盾。华盛顿的总统任期恰恰就陷入了这种矛盾之中。他生活在早期美利坚合众国的巨大矛盾之中：政治上对这个新生国家至关重要的东西，却在意识形态上与这个国家想要代表的东西相悖。他如此干练地履行了自己作为“非凡人格”的职责，以至于似乎违抗了共和传统本身；他如此成功地成为国家权威的化身，以至于任何对政府政策的攻击似乎都是对他个人的攻击。

这是把握华盛顿在1796年离开公职的动机的核心背景。他实际上是在通过主动辞职宣称，自己内心最忠诚的信念和那些批评者一样，都是共和的。他实际上是在向他们做出回答，不是用语言，而是用决定性的行动。而且，这也是理解他的告别演说的适当起点。华盛顿实际上是在以美国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仁慈君主的身份发表最后声明。不论告别演说经过两个世纪的不断解释已经具备了何种意味，华盛顿希望用它告诉国人，如何在没有他、没有国王的情况下，维护国家的团结和意志。

我们可以轻松而简洁地表达出告别演说的主题，却难以充分理解它。在宣布自己的退休打算之后，华盛顿用几个段落来论述国家团结的必要性。他谴责过度的党派主义，尤其是政党旨在维护既得利益的意识形态和区域利益集团漠视合作、对立斗争的情况。接着，华盛顿开始讨论外交政策，呼吁严格保持中立，让美国外交独立于欧洲的复杂事务。华盛顿并没有使用常被认为是他开创的“纠缠不清的联盟”一词［实际上，杰斐逊在他的第一次就职演说（1801年）中首次提出这种说法］，但他表达的独立于欧洲的外交要旨，确实早于杰斐逊具有相同意义的提法。整体而言，他要表达的主题总结起来是：对内团结、对外独立。就这么简单。

这种不经意的简单，加上神谕般的特点，已经使告别演说成了历史评论的永久对象。整个19世纪以及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人们关注的主要是有关外交政策的部分。美国孤立主义的支持者，将华盛顿的告别演说奉为圭臬，而其他一些人则辩称严格的孤立从来不是华盛顿的本意，或者美国的强势崛起已经使华盛顿的智慧不再重要了。更晚近的时候，告别演说的前半部分内容被重新发现，这部分呼吁要保持一种共识政治，排斥那种针对单一问题的政治运动，反对将美国划分为多个以种族、民族或性别为基础的选区。告别演说已经证明，它能够在不同的时代披上不同颜色的外衣，而且只要您愿意，它还可以让颜色的深浅明暗变化不停。[18]

尽管华盛顿的眼睛从来没有变过颜色，而且具有前瞻性，但他无从知晓（这并没有多大影响）未来的人们会从他的文字中领会多种意思。正确理解告别演说的起点是，华盛顿的核心思想是牢固建立在自己担任美国最高军事和行政首脑的经验教训之上。除非人们相信思想就像候鸟一样可以从一个世纪飞向另一个世纪而不发生任何变化，否则理解他的真实意思的唯一方法，就是再现当时的具体环境。华盛顿并没有宣称自己是根据对哲学论文或著作的独到见解而向国人开出新颖的处方，他不过是在提醒国人记住他从个人经验中习得的那些神圣原则。这些原则是如此常见和根本，以至于它们正处在被同时代人忽略的危险之中；它们又是如此彻底地扎根于美国独立战争，以至于更久远的后代几乎完全看不到它们。

第一，承认华盛顿的巨大声誉并不完全依靠其谨慎的权力实践，而更多的是建立在他放弃权力的非凡才能之上，这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他是一个懂得退出的大师。几乎每个人都把他1796年的退休看作其1783年辞去大陆军总司令情景的重现。当时，大陆军已经获得胜利，但驻扎在纽约州纽堡的官兵因未获得薪俸而蠢蠢欲动，很难控制。在军官策谋叛乱的会议上，华盛顿突然现身。他们的险恶阴谋包括进攻国会、在西部为自己划一片土地，所有这一切据称都要由华盛顿领导。[19]

华盛顿立即拒绝了他们让他成为“美国恺撒”的提议，并谴责整个计划是对他们曾为之浴血奋战的事业的背叛。接着，他以戏剧化的姿态，从口袋中拿出了一副眼镜。“先生们，请允许我戴上眼镜，”他大声说道，“因为我的头发已经花白，我现在只知盲目地服务于自己的祖国了。”据称，当获悉华盛顿打算拒绝成为“美国恺撒”时，不是别人，正是乔治三世本人说道：“如果他真的这样做了，他将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言出必行。1783年12月22日，华盛顿将权力交给了国会，当时国会正在安纳波利斯市开会。“既然我已经完成了赋予我的使命，”他宣布，“我将退出这个伟大的舞台。”由此，他成为被授予了权力的领袖的最高典范，因为他是如此愿意放弃权力。[20]

第二，当1796年华盛顿谈论国家团结之时，他说的那些话正是他在独立战争中所作所为的回响。尽管他输掉的战斗比他打赢的战斗要多，尽管他在战争的头两年不停地犯下代价惨重的战术错误（这些错误差点断送了整个独立战争），但到了1778年，他已经对自己要推行的军事战略有了基本理解。在他看来，占领土地——他将之说成“据点之战”——是毫无意义的，战略的关键在于大陆军本身。如果大陆军始终是一支团结而高效的作战力量，那么美国独立战争事业就能够继续下去。英军可以占领波士顿、纽约和费城，实际上也确实如此。英国海军可以毫发无伤地封锁并轰炸美国的海港，事实上也的确是这样。大陆会议可以像一群鸽子一样被从一个地方赶到另一个地方，正如实际发生的那样。但是，只要华盛顿可以让大陆军团结一致，英国人就不能赢得这场战争，就意味着英国人最终会认输。[21]

和华盛顿所有的基本设想一样，这一点也是事后看来才显得如此显而易见。许多同样面对更强大敌军的杰出军事领袖——汉尼拔、罗伯特·E.李和拿破仑——最终都被打败了，这正是因为他们认为胜利就是赢得战斗。华盛顿认识到，胜利意味着让体现在大陆军之中的国家目标延续下去。如果他能够在英军最终崩溃之前保持军队团结，那么空间和时间就都会在他这一边。历史正是这样发生的。

第三，当华盛顿谈起要独立于外国事务时，他对美国独立到底意味着什么的理解，比这个词组惯常体现的那种爱国精神要深刻得多。同样，又是战争年代塑造并且坚定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信念，尽管产生这种信念的基础在他领导大陆军之前就已经存在了。简单说来，华盛顿已经形成个人独立观和国家独立观，这种独立观与那种感情用事的忠诚或者转瞬即逝的意识形态热情毫不相干。他是一个坚定的现实主义者，对那种建立在人们梦想中的远大前景有着本能的不信任，而且更钟爱那种平淡无奇却可触知的现实，正是这种现实决定了胜利与失败之间的分野。就其意识形态核心而言，华盛顿那种根深蒂固的现实主义，扎根于他对控制的敬奉：控制自己、控制所有能够决定其命运的事件。就其智识核心而言，这种现实主义意味着他站在了杰斐逊的对立面。在杰斐逊看来，理想就是最高的现实，而且杰斐逊那种鼓舞人心的力量来自他对世界最终会符合他头脑中的图景的自信。然而，华盛顿认为所有此类图景都是危险的幻梦。

例如，在1778年，当爱国宣传者热情地歌颂美国独立事业具有更高的道德性时，华盛顿私下对一个朋友说，尽管道德确实是一个神奇且必要的术语，但它远不足以赢得这场战争。“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这样想，”他写道，“他们可以从古老的故事中，找到在道德影响下取得伟大成就的例证；但不论是谁，若将道德力量看作进行一场漫长而血腥的战斗的充分基础，最终都会发现自己被欺骗了……有时候道德可能足以促使人们去行动，去忍受许多困苦，去面对许多困苦；但是，若没有利益的驱动，道德是不会持久的。”[22]

另外一个例子是，1780年，约翰·安德鲁少校与本尼迪克特·阿诺德合作向英国提供情报，试图制造大陆军在哈德逊河附近西点的战略大溃败时，被抓住了。从任何方面来说，安德鲁都是一个行为举止无可挑剔的模范英国军官，不过不走运，在履行自己职责的时候被抓住了。包括汉密尔顿在内的几位参谋，都恳请看在安德鲁出色的人格上，饶他一命；华盛顿拒绝了这种请求，认为他们是感情用事，并指出如果安德鲁成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那么战争极有可能发生大逆转。接着，参谋们又支持安德鲁提出的要求，希望作为一名军官被枪毙，而不是像对待间谍那样被绞死。华盛顿同样拒绝了这个要求并解释说，不论安德鲁的个人品行是多么有吸引力，他还是一个间谍。第二天安德鲁被绞死了。[23]

最后再举一个例子。1778年法国参战后不久，大陆会议的几个成员就开始游说法国入侵加拿大，说加拿大主要是法国人，因此法国在那里取得军事胜利的可能性更大。华盛顿提出一些理由来反对这种计划，但将反对这个计划的最深刻原因私下透露给了大陆会议主席亨利·劳伦斯。他担心“大量法国军队进入加拿大，并占据该地的首府，当地人民会出于血缘、习惯、礼仪、宗教以及以前的政治联系等因素而忠于这些军队”。法国是美国的天然盟友，可是一旦他们在加拿大安顿下来，就很难指望他们会离开。“我担心这将是一个过大的诱惑，任何依据通行政策行事的国家都难以抵住这种诱惑。”他接着向大陆会议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这是他对各个国家的动机的最清楚表达。“人们总是倾向于走极端，”他解释道，“对英格兰的憎恨可能让某些人陷入对法国的过度信任之中……我个人衷心接受新盟友对我们的善意情感，而且合理地珍视其他盟友的这种情感。但是，这是一个建立在人类普遍经验之上的公理：在利益约束范围之外，没有哪个国家是可以被信任的，而且没有哪个谨慎的政治家或者政客敢置这个公理于不顾。”根本就不存在永远的国际盟友，只有永恒的国家利益。[24]

华盛顿对美国国家利益的最清晰描述，出现在他于1783年写的“通函”之中，这是他作为总司令写给各州政府的最后一封年度信函。他描述了一个全景式的、横跨整个大陆的美利坚帝国前景，并且以超越他通常那种平淡、朴实、柔和的语气（至少这一次）表达了一种设想：“置身于最让人嫉妒的条件之下的美利坚公民，作为这片囊括了世界上全部种类的土壤和气候、物产丰盈、生活便利的大陆的唯一主人，现在依据最近达成的令人满意的和解，享有绝对的自由和独立；自此以往，他们都将被看作这个最引人注目的舞台上的演员，这个舞台似乎是上帝格外挑选出来的，以展示人类的伟大和幸福。”[25]

这种设想的视野是不同凡响的。华盛顿在年轻时代曾与英国人并肩作战，将法国人赶出北美。美国独立战争取得胜利后，英国人也被赶了出去。整个大陆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幅员辽阔的美利坚庄园，人们可以在不受外国势力限制的情况下自由扩张。（毫无疑问印第安人要么被同化，要么被征服。西班牙人占据了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带，但西班牙人不过是在美利坚人口压倒他们之前暂时掌管这一地区罢了。）在独立战争那一代的领导层中，华盛顿从来没有在欧洲旅行或生活过，如果说这不是独一无二的，至少也是非同寻常的。（他唯一一次离开美洲大陆就是他年轻时去巴巴多斯岛。）因此，他对新生美利坚国家的设想完全是西方化的。之后几代人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巩固美国对北美大陆的控制，不惜代价地排除任何阻碍或者偏离这个中心任务的事物。

同样是在这封“通函”中，他奠定了隐含于其国家设想中的责任和机会，并用最具诗意的语言写成。“我们帝国的基础并不是建立在蒙昧时代或怀疑时代，而是建立在一个伟大时代：与此前任何时代相比，这个时代中人类的权利得到了更好的理解和更清晰的界定。”接着，他开始具体说明在过去两个多世纪里——后来这段时期被称作“启蒙时代”——积累起来的人类知识宝库，并认为在某种意义上，那是西部尚待开发的无尽自然资源在智识或哲学上的对等物。正是这两种丰富的哲学和物质财富宝库的偶然结合，决定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并使之与众不同。“在这个幸运的时期，”他写道，“美利坚合众国作为一个国家出现了。如果公民无法得到完全的自由和幸福的话，那就是美利坚合众国自己的过错了。”[26]

现代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曾经根据政治领袖管理世俗事务的不同视角，将他们区分为刺猬与狐狸：刺猬知道一件大事情，而狐狸知道许多小事情。华盛顿就是一只典型的刺猬。他知道的那件大事情是，作为一个国家的美国，它的未来在于西部，在于其在随后的一个世纪中要发展成为大陆帝国。他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建设运河上，而且与那些弗吉尼亚老乡们一样错误地相信，波托马克河是通达内陆水系的直接通道。他从骨子里认定美国人民的能量必须沿着那个方向奔流而去。欧洲可能囊括了世界上全部的文化中心和当前强大的国家，但就美国的国家利益而言，这一切不过是一时杂耍和偶尔消遣而已。未来就在于他年轻时曾经探索过的那些森林之中。当他于1783年第一次辞职时，他就已经本能地认识到了所有这一切。[27]

伟大的设想，即使是华盛顿的那些已经被证明是先见之明的设想，也必须与短期历史内的各种可恶细节相调和，直至长远的历史将这种设想变为现实。就华盛顿而言，其国家利益观的最明显推论是，在国家发展的酝酿时期要避免大规模战争。然而，问题恰恰在于为争夺对欧洲乃至世界的主导权，英格兰和法兰西正在进行一场长达一个世纪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法印战争和美国独立战争不过是次要表演而已，这场斗争直至拿破仑在1815年滑铁卢大败才结束。华盛顿对美国应该如何理解这场全球范围内的冲突有着非常清晰的认识。“我认为我们都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因此不可能挑起任何事由，使我们卷入其中，”1794年他这样写道，“而且我衷心希望，我们不会因为其他国家的行为而被迫卷入其中。若我们能够在不被打断的情况下发展，这将是大自然和命运给我们的最大优势，不需要很多年时间，我们就不仅能够屹立于最受尊敬的国家之林，而且将成为地球上最幸福的人民。”[28]

因此，他在担任总统期间的外交政策核心，自然而然就是《中立宣言》（1793年）了。这份宣言称，美国将只作为正在进行的欧洲冲突的见证人。他在担任总统时经常说的一段话也强调了同样的观点，甚至还对美国这种主动远离欧洲政治的可能期限做了估计：“这个国家的每一个真正朋友都必须看到和认识到，其政策不是卷入任何国家的冲突，而是避开它们的争议和政治。若这些国家相互侵扰的话，我们将遵守中立原则。二十年的和平时光，加上我们可合理预期的人口和资源增长，再加上我们远离强权的地理位置，将极有可能让我们有能力在一项正义事业中，反抗地球上的任何强权。”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他在担任大陆军总司令期间习得的战略教训的全新应用。这种战略教训是，在获胜成为可能之前，尽力避开与更强大的军队进行正面交锋。我们可以称之为“明智的拖延战略”。在拥有后见之明的优势条件下再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发现，担任总统的华盛顿的战略眼光和他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担任总司令的战略眼光一样深谋远虑、高瞻远瞩。他的“二十年”预估就体现了这一点，几乎准确预言了1812年战争的爆发。[29]

由于华盛顿的战略思想就是告别演说中提到的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由于那个时代的每一位美国政治家都认为中立原则是一个无可辩驳的公理，因此告别演说似乎就是无可争议的，其传达的主旨也是不容置疑的。但当时的人们并不是这样认为的，部分是因为在美国中立政策应当是怎样的问题上，独立战争那一代人中存在一种深刻的分裂（华盛顿试图超越这种分裂）；还有部分原因是当时的政治高层中，流行着另一种对国家利益的设想，而且这种设想也可以被认为是美国独立战争的遗产之一。所有这些都在华盛顿的第二任期内有关《杰伊条约》的辩论中，发生了正面冲突。冲突造成华盛顿担任总统期间的最大危机，造成对其君主倾向的最恶毒攻击，而且也是我们理解告别演说中每一词句的直接背景。[30]

《杰伊条约》在塑造美国外交政策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794年，华盛顿派首席大法官约翰·杰伊到伦敦，希望与英国达成一项现实交易，以避免在美利坚合众国还没有准备的时候，再次与英国发生战争。1795年杰伊带回来的条约，承认了英格兰海军和商业的霸主地位，并且隐含支持了一种亲英的美国中立政策。这份条约认可英国享有对从美国进口的商品继续征收关税的权利，同时给予英国商品最惠国待遇，它还含蓄地接受了英格兰可以强行征募美国水手。另外，它要求美利坚合众国就独立战争前的剩余债务对英国债权人进行补偿，这些债务的大部分是弗吉尼亚种植园主阶层欠下的。作为交换，英国人同意将美国商人关于被没收货物的要求提交仲裁，并且遵守他们在1783年《巴黎和约》中做出的从西部边疆据点撤走军队的承诺。总而言之，《杰伊条约》是对1778年法美联盟的背离，而这一联盟在获得法国的军事帮助、赢得美国独立战争上发挥了巨大作用。[31]

尽管这份条约的一些具体条款对英国有利，但研究这个问题的大部分历史学家所达成的共识是，《杰伊条约》是有利于美利坚合众国的一项精明交易。它实际上是赌英格兰而不是法国将成为未来的欧洲霸主，这在后来被证明是有先见之明的。它认识到美国经济对英国的严重依赖。在某种意义上，它是“门罗主义”（1823年）出台的早期预告，因为它将美国的安全和经济发展与大不列颠舰队连在一起：后者在整个19世纪为前者提供了价值无法估量的保障。更重要的是，它将美国与英格兰作战的时间推迟到美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有能力作战之时。

然而，《杰伊条约》带来的长远利益对于身在局中的大部分美国人来说，是完全不可见的。华盛顿觉察到这份条约将不受欢迎，因而试图在参议院投票表决之后公开它的具体条款。但1795年夏天时消息走漏了，并且迅速传播开来，正如麦迪逊所言，“以电的速度到达了美国每一个角落”。杰伊后来称，每天晚上整个东海岸都被抗议者烧毁他的画像的大火照亮了。在纽约，汉密尔顿试图向人们解释条约时，被一颗石头击中了头部。约翰·亚当斯回忆说，华盛顿在费城的住所被“无数群众围困起来了，这些人日复一日地喧闹着，要求与英格兰开战，并诅咒华盛顿，还大声叫嚷着法国爱国者和高尚的共和者终会胜利”。任何对不列颠经济和军事力量的让步，不论在战略上是多么精明，看起来都是对独立战争的背叛。华盛顿预言，经过几个月的冷静思考，“当激情最终屈从于理性，风向可能会发生转变”，但与此同时，“这个政府在与法国和英国的关系上，就好比一艘夹在卡力布狄斯漩涡和锡拉岩礁之间的船，腹背受敌”。[32]

更糟糕的是，有关这个条约的辩论引发了一次宪法危机。或许，能够说明华盛顿当时独特地位的最生动例证是，制宪会议决定让华盛顿保管秘密讨论的会议记录。因此，只有华盛顿一人能够完全接触到制宪会议的正式记录，并且利用这些记录来辩称，制宪者的明确意图是，将签订条约的权力授予政府行政部门，只要得到参议院2/3的多数同意即可。然而，麦迪逊本人保留了自己详细的“制宪会议辩论记录”，并将它带给当时归隐于蒙蒂塞洛的杰斐逊。

尽管仔细阅读麦迪逊的“制宪会议辩论记录”会发现华盛顿是正确的，而且实际上在制宪会议上，麦迪逊本人也坚定地反对侵蚀行政部门的外交权力，但杰斐逊还是得出结论，认定制宪会议希望众议院在批准条约上拥有同等权力；众议院是政府中拥有至高权力的部门，有权否决任何想要否决的条约，从而使行政部门“签订条约的权力彻底消失”。“我相信立法机关中的民选部门不会批准这份条约，”杰斐逊在信中这样写道，“从而让我们摆脱这种臭名昭著的行为，这种行为实际上就是我们国家内的盎格鲁人与英格兰缔结的旨在反对美国立法机关和人民的联盟。”[33]

众议院在1795年秋冬两季进行的辩论实际上是在麦迪逊更谨慎的领导和对宪法更狭隘的解释之下展开的。（若按杰斐逊的立场行事，很可能会再次导致他本人担任驻法公使期间所批评的由《邦联条例》造成的不幸僵局，《邦联条例》实质上是听任国会的宗派斗争和国内政治的分离主义力量来左右美国的外交政策。）相反，麦迪逊说，《杰伊条约》的实施必须得到众议院的批准，因为其中的全部条款都涉及资金问题。这样做就能达到期望的结果：阻止该条约，同时避免对行政权力的正面攻击。[34]

麦迪逊在1795年冬季和1796年春季国会的激烈辩论中，一直是这个条约的反对派领袖。起初，他得到了绝大多数支持，并认为自己的立场是牢不可破的。但随着时间一周周地过去，他直接体会到了1790年代美国政治生活的最重要原则：不论是谁与华盛顿针锋相对，他都注定要失败。到3月时，麦迪逊的多数已经瓦解了。约翰·亚当斯曾充满困惑地说：“麦迪逊先生看起来担心得要死。他脸色苍白，形容枯槁，憔悴不堪。”当4月众议院进行决定性投票时，麦迪逊将自己的失败归咎于由“银行、英国商人和保险公司”牵头的“贵族政治、盎格鲁主义和重商主义的作用和影响”。杰斐逊则更加直白。他的结论是，《杰伊条约》之所以获得通过，是因为华盛顿的巨大威望——“他一个人压倒了他们所有人的影响”。杰斐逊的沮丧感在几个星期之前就达到了崩溃的顶点，当时他写信给麦迪逊，引用了华盛顿最喜欢的约瑟夫·阿狄森戏剧《加图》（Cato）中一句著名台词，并将它用在华盛顿身上：“作为对他德行的一种诅咒，他们已经毁灭了他的国家。”[35]

杰斐逊这种极端反应到底可能意味着什么呢？毕竟，从我们现代人的角度来说，华盛顿在针对《杰伊条约》的辩论中所发挥的行政领导作用，不过就是我们期待的一位强有力的总统所能发挥的作用，这样一位总统在塑造外交政策方面的权力被视为理所当然。我们还知道华盛顿试图走的路线是一条在英格兰和法兰西之间的中间路线，这条路线要求采取往返迂回策略，以保持美国中立并避免战争。这条路线最终被证明是一种正确的政策选择。但是，在这次事件中，后见之明并没有让我们看清楚悬浮在1790年代政治图景上方的幽灵和鬼怪，而是让我们看不到它们了。现在被我们描述为强有力的行政领导，在杰斐逊及其共和党追随者看来，不过就是一个君主的专断行为。而且，事后看来是对国家利益的谨慎且有远见的预测，在杰斐逊看来，就是对美国独立战争的背叛。

因为杰斐逊有自己的国家设想，而且对美国历史到底将朝何处去或者至少应当朝何处去，有一种坚定的信念。他从骨子里体悟到的未来告诉他，1776年的真正精神——这种精神已经在他起草的《独立宣言》中得到了最充分表达——就是与过去所有形式的政治权威彻底决裂。像伏尔泰一样，杰斐逊渴求这一天的到来：最后一个国王被最后一个祭司的大肠绞死。他内心看到的政治图景上散布着暴君和腐朽朝臣的尸体，扫除了一切能够压迫美国人民，使他们无法追求正当幸福的制度障碍。托马斯·潘恩的《人的权利》（1791年）比那个时代的任何一本书都抓住了他这种设想的核心。这本书描述了如下场景：封建主义的最后残余一被肃清，社会就发生了急剧转型，一个乌托邦世界就会出现，这个世界中政府的主要管制已经内化于公民之中。最终，唯一合法的政府形式就是自治。[36]

1790年返回美国后不久，杰斐逊就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美国独立战争，至少是他所理解的美国独立战争，已经被国外势力僭取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杰斐逊眼中这一切的元凶和反独立战争的核心人物，就是汉密尔顿；而且，在这幅政治图景上，最让人担心的就是汉密尔顿的金融计划。这个计划的前提就是要建立一个更加强大的联邦政府，这个政府将拥有英国议会曾经对各个殖民地行使的许多权力。在汉密尔顿恶魔般的领导之下，美利坚合众国似乎又重新创立了独立战争所摧毁的那种政治和经济制度——国家银行就是这种逐步加剧的腐朽的最明显象征。杰斐逊看到了一场彻头彻尾的阴谋。在这场阴谋中，那些彻底疏远了作为主体的农业利益（他这样写道：“他们都居住在城市之中。”）的银行家、投机者、联邦官员以及少数有权势却只知空谈的保王派，已经窃取了独立战争精神，现在正准备在纽约和费城的联邦政府走廊内和投资公司紧闭的大门后面，将它绞死。[37]

华盛顿在这个恐怖场景中到底处于什么位置，这是很难决定的。毕竟，他应当对独立战争的意义和目的有所了解，而且为确保其成功，他做的事情比任何人都多。（正如杰斐逊的批评者马上要说的那样，这个归隐于蒙蒂塞洛的人在独立战争期间没有射出过一颗子弹。）起初，杰斐逊并不认为华盛顿应当为联邦党人的阴谋承担什么罪责，说这个身居政府中心的人对围绕着他的各种阴谋浑然不知。尽管他没有明说，但杰斐逊认识到华盛顿是美国唯一一个不可触碰的人，任何试图将他纳入这种罪行之中的努力，马上就会使杰斐逊本人在联邦党人的指责中陷入永远的被动防御状态。

杰斐逊对华盛顿的态度在1794年发生了明显变化。促成这种变化的催化剂是“威士忌暴动”，这是一次发生在西宾夕法尼亚州四个县内的民间起义，目的是反抗对威士忌酒征收消费税。华盛顿将此次起义看作对联邦政府权威的直接威胁，并召集了多达1.3万名民兵进行镇压。杰斐逊认为，整个事件是大约发生在十年前的“谢司起义”的可耻翻版；这次起义中，美国农民以健康的、基本上无害的方式表达不满，却引发了过分的、没有必要的军事反应。尽管杰斐逊的本能反应是将整个令人悲痛的混乱局面归罪于汉密尔顿，但是华盛顿为军事行动提供正当性的演说，可不是那么容易忽略的。[38]

杰斐逊谴责华盛顿的演说，认为那是“从《伊索寓言》和《大拇指汤姆》之类的东西中抽取出来的碎片”。在杰斐逊对联邦党人阴谋的新认识中，华盛顿是一个自己无意识的、有些可悲的同谋，就好像一个上了年纪的、已经熟睡的“船舱里的船长”一样，毫不知晓“一个无赖领航员（也就是汉密尔顿）已经将船引入了敌人的港口”。华盛顿当然是美国独立战争中伟大的老人，但是现在他的伟大已经被年龄侵蚀，从而使汉密尔顿得以“假借一个已经做了许多善事而足以掩盖恶行的名字”行事。华盛顿对政府根本就没有控制权，而且不经意间还对围绕在他身边的背叛行为提供了支持。事实上，华盛顿已经老迈不堪了。[39]

尽管这很难说是真实的，但这种解释有一种明显的好处，即它可以让杰斐逊提出联邦党人的阴谋正在华盛顿身边有声有色地进行着，同时却不直接触及华盛顿本人。杰斐逊在公开场合也很谨慎，从来没有表达过对华盛顿的不满。但是在私人通信中，他说华盛顿是一个已经度过了盛年的老迈士兵，只知宣读不是自己亲笔撰写而且也不能完全理解的讲稿，正在无能的模糊边缘徘徊着，往昔的伟大已经随风而去，剩下的只是马上就要腐朽的空壳。这类信件中最著名的一封（之所以著名是因为非杰斐逊所愿，这封信最终出现在新闻报纸上），就是《杰伊条约》被通过时写的。杰斐逊在给他的意大利朋友菲利普·马泽的信中写道：“若我告诉你那些走到异端的变节者、战场上的参孙们和议事会中的所罗门们（但他们的大脑现在已被英格兰娼妓吸引住了）的名字，可能会使你惊奇不已。”由于只有一个人配得上美国的参孙或所罗门这种称号，因此杰斐逊凭借那一贯的谨慎，使他在不提及名字的情况下表明了意思。任何人都清楚他意指何人。[40]

杰斐逊设想中的最后一个更重要的内容，完全超越了国内政治中问题重重的现实情况。在杰斐逊看来，美国独立战争不过是全球反暴政斗争的第一枪而已，这种斗争注定要席卷全世界。“这个自由之球，我极为虔诚地相信，”杰斐逊预言道，“现在正运转得如此之好，它最终将席卷整个地球。”华盛顿认为，政治和经济环境塑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国家政策，也界定了一国的国家利益。与这种观点不同，杰斐逊看到的是一个范围更广的全球意识形态冲突：在冲突中，所有国家要么支持要么反对美国于1776年宣告的那些原则。杰斐逊把他在美国国内看到的英雄和坏人之间的道德分裂，投射到国际舞台上。对杰斐逊而言，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的所有具体决定都发生在这个范围巨大、几乎是整个宇宙的模式之中。[41]

因此，尽管杰斐逊可以带着真诚的信念谈论美国的中立和避开欧洲争斗的必要性，从而听起来与华盛顿很相似，但是他的美国中立概念是明显不同的。他并不认为英格兰和法兰西之间为争夺欧洲霸权而发生的冲突，与美国的长远利益是毫不相关的。相反，他认为法国大革命正是“1776年精神”在欧洲大陆的延续。他承认，法国大革命中偶然出现的暴力和误入歧途是一些可悲的变化；但是他坚持认为，这不过是将在全球取得胜利的革命斗争的短暂一章而已。“我相信，他们（法国人）将取得完全的胜利，”他在1794年写道，“而且那些入侵法国的暴君将颜面扫地，随着事态发展，注定要点燃欧洲人民的怒火，欧洲人民将起来反抗那些胆敢让他们卷入这种不道德行为的人，并最终将让国王、贵族和祭司走向他们曾长期以别人的鲜血浸染的断头台。”法国大革命一度出现了狂热情绪，他认为所有批评法国大规模屠杀的人，都对其中涉及的历史问题茫然不知。“整个地球能否自由正取决于那场斗争，”他在1793年说道，“请问曾经有什么时期能以如此少的鲜血，换来如此丰厚的奖品吗？我自己也为献身这项事业的烈士而深感悲恸。然而，我并不希望它失败，相反我更愿意看到半个地球都因之而人烟荒芜。即使每个国家中只剩下一个亚当和一个夏娃——自由的亚当和夏娃——也比现在的状况要好。”[42]

如果说法兰西在这场国际戏剧中是革命英雄的话，那么英格兰就是反革命坏蛋。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谴责乔治三世和英国政府的高度道德化语言，至少对杰斐逊而言，并不仅仅是宣传。它们反映了他真诚的信念：英格兰是一个本质上腐化的社会，是君主权力、贵族特权和宫廷阴谋的堡垒。由于华盛顿曾在八年时间中将美国士兵送上与不列颠生死决斗的战场，因此我们或许会认为，华盛顿应当对他从前的敌人持更敌对的态度。但是，他没有。杰斐逊的“反英情绪”之所以更加强烈，部分是因为这种情绪更加道德化，是他脑海中的道德范畴所自然得出的道德结论。（如果他想诬蔑一个政治对手，他可以用在这个对手身上的最糟糕称呼就是“盎格鲁人”了。）对杰斐逊而言，法兰西代表着最明亮的未来，英格兰代表着“过去的死亡之手”。因此，他反对《杰伊条约》的核心理由是，他确信这个条约将使美利坚合众国站在错误的历史一边。“盎格鲁人最终获得了他们想要的条约，”1796年他还待在山顶上时就这样说道，“而且目前来看，也已经战胜了共和主义事业。”他们的胜利尽管让人心痛，但已经暴露出弱点。现在很明显的是，“除了总统对人民的巨大吸引力外，没有任何其他东西能够支撑他们，而总统的继任者如果是一个独裁者的话，将被共和主义意识推翻……与此同时，我们请保持耐心”。[43]

在写下这些话的几个星期之前，杰斐逊已经感到有必要让华盛顿放心，不同于费城街头巷尾的流言，他不应当对各种有关总统的流言负责，这些流言认为总统支持联邦党人反对绝大多美国人民的阴谋，总统只是一个老迈的挂名人物。毫无疑问，历史记录已经清楚表明，杰斐逊确实组织了这场污蔑总统的运动，主要作战基地就在弗吉尼亚州，总部就是蒙蒂塞洛。但杰斐逊是那种能够通过测谎仪测试而被认定为诚实的人，因为他真诚地相信，他那更伟大事业的至高无上性，已经使对真实和谎言的传统区分变得多余了。

华盛顿的回答就是为了让杰斐逊知道，杰斐逊宣称自己无辜就好像是有罪的人在为自己辩护一样，而且对于谁在他背后说各种坏话，华盛顿知道的比杰斐逊认为的要多得多。“若我以前曾经对你有过什么怀疑的话，”华盛顿这样写道，“那么你说的那些保证，就已经将我的这种怀疑赶到九霄云外去了。但事实是，我从未对你有过任何怀疑。”（你的辩解本身就肯定了我对你的怀疑。）接着，华盛顿将遮盖他心灵的那块帘子掀开了，好让杰斐逊看到他内心的真正感觉：“既然你提到了这个问题，因此如果我们还掩饰这一点——你的所作所为对我而言是一种侮辱——就显得不坦白、不真诚或者不友好了。”（我已经识破你的花招了。）“你对你那些朋友和故交将我描述成，而且他们也将我描述成，一个处在危险影响下的人物。”（我的消息来源是无懈可击的。）“我对此的回答从来都是，我从来没有发现杰斐逊先生的行为之中，有什么能够让我内心产生认为他不真诚的怀疑。”（我没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华盛顿最后平静地表达了他对《杰伊条约》的支持。“我在用自己的最大能力，来确立我们的国家特性，它将在我们的责任和正义所允许的范围内，尽力独立于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已经“被指责为一个国家（法兰西）的敌人，处在另一个国家（英格兰）的影响之下。而且，为了证明这一点，我的政府的每一个行为都被攻击得遍体鳞伤，遭到了最恶毒的曲解。他们只说一个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且用的是最夸张、不体面的词语，这些言词甚至都不曾用在臭名昭著的古罗马暴君尼禄身上，也很少用在一个普通的扒手身上。但是，写到这里已经够了。在表达我的感受上，我已经超出了原来的打算，走得太远了”。（言外之意是，即使瞥一眼我的灵魂，也是你——我以前的朋友——所不配的。）

第二年，杰斐逊试图与华盛顿维持表面上的友谊，因此以弗吉尼亚绅士的口吻给他写信，对政治和外交政策避而不谈，只集中讨论诸如他在蒙蒂塞洛的农作物轮作计划、天气的反复无常、种植的野豌豆和小麦，以及施肥的最好方法（这是一种强有力的隐喻）。华盛顿以同样的方式回信，直到杰斐逊写给菲利普·马泽的那封信（那封谈到了美国的参孙和所罗门的信）在报纸上发表出来为止。自此以后，弗农山庄与蒙蒂塞洛之间的所有通信永久停止了。[44]

除了二人断绝纯粹的私人关系之外，除了华盛顿的被背叛感和杰斐逊的口是心非腔调之外，这个故事还提供了一条价值不可估量的线索：理解华盛顿坐下来写告别演说词时，脑中思考的更宏大、更客观的政治问题。这些问题已经超越了他失去杰斐逊的友谊这件事（尽管这种友谊很重要），因为杰斐逊的行为不仅是对信任的背叛，也反映了独立战争那一代人在独立战争真义上的根本分歧，以及分歧所导致的对美国永恒的国家利益的不同看法。当时使用的那些词语，或者说后来的历史学家为把握这次辩论的核心而使用的词语，不过是一些标签而已：联邦党人对共和党人、亲英的美国中立政策对亲法的美国中立政策。隐藏在《杰伊条约》辩论背后的是，那些将美国独立战争的能量用于实现国家建设的更高目标的人，与那些认为这种做法无异于背叛独立战争的人之间的深刻冲突。

一方面，从华盛顿的角度来说，宪法创立的共和国创造了一个法治政府，一旦经正当选举产生的代表们做出了决定，这个决定就必须得到遵守。这就是为什么他采取如此坚决的行动去镇压“威士忌暴动”，为什么他希望《杰伊条约》一旦被国会通过就必须执行的原因所在。另一方面，从杰斐逊的角度来说，所有抑制独立战争自由脉搏的法律和条约，都是不合法的。这就是为什么他认为对“威士忌暴动”的镇压是应当谴责的。难道这些宾夕法尼亚州的农民不是在抗议他们不同意的税收吗？至于《杰伊条约》，哪个心智正常的人会接受作为大英帝国新殖民地的地位呢？不遵守和反抗不公正的法律条约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难道这不是美国人民应当遵从的更高级法律吗？难道不应当再一次与那些值得信任的法国兄弟手挽手勇敢前进吗？在这种规则下，那些严格意义上不忠的、背叛性的政治行为，就成了唯一能够得到美国最神圣的独立战争原则支持的行为。

或许，以行动体现共和党人思想的最极端例子就是詹姆斯·门罗。他是一名狂热的杰斐逊追随者，当时担任驻法国公使。尽管在杰斐逊的联盟中，他不是什么思想家或者政治战略家，但是门罗以其几近狂热的方式接纳了共和党人信仰的核心内容，这弥补了他在思想方面的缺陷。他让法国人放心，《杰伊条约》是不可能被国会批准的，而且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渴望同法国人一道与英国人斗争，美国政府随时准备向法兰西政府贷款500万美元以支付其军事开支。而当这些疯狂的预言都落空时，他却告诉他们说，法国政府应当冷静而坚决地拒绝所有来自美国总统的讯息，因为总统显然是代表贵族盎格鲁人的，而且马上就会被人民赶下台。与此同时，法国应当在公海上对美国船只进行报复。当法国人在1796年春季真正开始这样做，而且没收的第一艘船名叫“弗农山庄”时，门罗认为这是富有诗意的正义向人间宣示的神谕。而且，他希望本杰明·富兰克林·贝奇的《曙光报》能够发表他从巴黎寄回来的一些抗议《杰伊条约》中最令人愤怒条款的秘密公报（当然是以假名）。所有这一切都是美国派往法国政府的正式使节做出来的！[45]

极端程度稍弱一些却更能体现这种精神的另一个例子，在1795年8月华盛顿决定将《杰伊条约》提交参议院审议时，浮出了水面。在杰斐逊之后担任国务卿的是埃德蒙·伦道夫，就像门罗一样，他是弗吉尼亚王朝的第二梯队成员之一。他之所以能够被委以此种职位，是因为他对华盛顿有着毫不动摇的忠诚。然而，他的主要政治习惯却是在需要他明确表达自己对某一项决定的信念时，都会摇摆不定。可怜的伦道夫，一个本来很体面的人，居然昏了头，同意与即将离开美国的法国公使约瑟夫·福契特会面。福契特将这次交谈的要点记录在一份急件中，这份急件后来在海上被一艘英国巡洋舰截获了。英国人迫不及待地将它转给了美国政府。在华盛顿向全体内阁成员大声朗读这份急件之后的第二天，伦道夫就提交了辞呈。[46]

福契特急件中所记载的内容与我们根据学术研究所知道的内容，并不完全一致。根据福契特的说法，伦道夫索取了贿赂，从而参与了支持“威士忌暴动”的神秘计划。尽管在这项指控上伦道夫肯定是无辜的，但是福契特急件的总体意思和语调都表明，伦道夫表露了自己对华盛顿政府的内政外交持反对态度，对旨在复辟君主制的“金融家阶层”的崛起表达了悲痛，谴责了将美国贸易置于“英格兰厚颜无耻”的奴役之下的行为，并且还说自己是政府内“爱国人士”的唯一喉舌，是将头眼昏花、令人悲哀、完全处于困惑之中的华盛顿拉回理智的最后一线希望。伦道夫这些不幸的话语并不完全是一种背叛行为，正如他在余生徒劳无益、含混不清地解释的那样。实际上，他不过是在说杰斐逊向朋友们说的、门罗在巴黎向任何人说的那些话时，被抓住了而已。那种认为金融家和君主主义者策划的险恶阴谋已经在华盛顿的眼皮底下控制了联邦政府的观点，在弗吉尼亚州精英阶层中流传得十分广泛，以至于他们自己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那些话在反对这种观点的人看来，是多么具有阴谋性质。[47]

因此，当华盛顿坐下来撰写他的告别词时，三个主题马上就从政治图景之中浮现出来，抓住了他的注意力：第一，他需要证明，尽管即将退休，但他依然掌握着国家，那些关于他已年迈不堪、无法处理政务的谣言是明显错误的；第二，他希望为国家铺设一条中间道路，而且以一种温和方式，把最激烈的批评者推向辩论的边缘——在那里，他们歇斯底里的指控、火药味十足的语言和悸动不已的道德确定感，将随风飘逝；第三，这位自愿走下政坛的伟人，希望利用最后这次从公共舞台退下去的机会，解释自己对美国独立战争真义的看法。总而言之，它意味着人民团结一致，正如以前的大陆军那样，因此那些利用外交政策对国内政治搞分裂活动的人，尽管打着美国独立战争原则的旗号，但都在无意之中颠覆了他们宣称要为之战斗的事业。这是他最后一次走上战场战斗，他要将自己的标准树立在战场中央，让军队在他周围集结起来，而不是在对边缘地带不切实际的冲锋中迷失方向，他还要以身作则地告诉他们，他们只有坚守他划定的阵地，才能再一次大获全胜。

“告别演说”的写作方式，正如事后证明的那样，几乎是其核心主旨——必须让狭隘的利益屈从于更伟大的事业——的最完美证明。几代学者花费了大量笔墨，试图确定到底是谁撰写了进入新闻界并最终走入历史书的那些语句。就像一个错误线索一样，“告别演说”的作者问题让历史学家们陷入各种证据的迷宫之中，试图发现谁才是真正的作者。同时，这次被追猎的对象却安坐在证据网络中央，他们是如此的显而易见，以至于被人们完全忽略了。换句话说，“告别演说”根本就是一次合作过程的产物。其中某些语句是麦迪逊写的，大部分则出自汉密尔顿之手，而其中的所有观点都是华盛顿的。实际上，“告别演说”的起草和编辑，是华盛顿敦促全体美国人民团结一致、集体前进的隐喻。[48]

这个合作过程在四年前，即1792年5月，就开始了。当时华盛顿找到麦迪逊，要他帮忙撰写一份告别演说词。当时确信自己在一任届满后肯定要退位的华盛顿，之所以选择麦迪逊，是因为他最信任的两个朋友汉密尔顿和杰斐逊，正因党派斗争而忙得不可开交。麦迪逊为自己与华盛顿的三次谈话做了大量记录，然后起草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的许多关键语句都是以总统的语气写成的——“政府中的党派精神正成为新的困难之源”，“我们都是同一个国家的孩子”，国家的“主要利益是一致的……气候和土地的多样性自然地形成了不同地区之间的双向关系”，并形成了“一个亲密的、永久的联盟”。麦迪逊建议不要向国会以口头演说的形式发表“告别演说”，而是以“向人民直接发表演说”的形式在报纸上刊登出来。后来，华盛顿听从其全部内阁成员的劝告，不情愿地答应再担任一届总统。因此，他就将麦迪逊起草的告别演说收起来，以备他日使用。[49]

正好四年之后，这一天到来了。1796年5月15日，华盛顿将退休演说的第一稿寄给了汉密尔顿，这次无论怎么劝说都不能改变他的决定了，他决定宣布自己将离开公共生活。这份文件的一部分重复了麦迪逊在1792年起草的内容，这是具有高度讽刺意味的，因为当时麦迪逊已经成了国会中反对华盛顿政策的主要领袖，成了他以前反对的党派精神的最生动实践者了。（联邦党人称麦迪逊是反对派的“将军”，称麦迪逊的导师、隐居在蒙蒂塞洛的杰斐逊为“大元帅”。）华盛顿将麦迪逊之前起草的内容加进来的原因有二。其一，它以清楚而强有力的语言表达了一个他现在还想说明的主要观点：让宗派和意识形态差异服从于更大的国家目的，由于这种观点是某个似乎已经忘记了这个训诫的人写的，从而显得更能唤醒糊涂麻木之人；其二，将之包括在内相当于公开说明他四年前就想退休，因此他现在的决定不过是实现了他长久以来的一个愿望而已。[50]

对于华盛顿来说，第一点是十分重要的。那些激烈的批评者当时正叫嚣着，华盛顿对不受欢迎的《杰伊条约》的支持将使他在1796年不可能当选，因此他决定退休并不是一种真正自愿的行为，而是对政治现实的被动认识。汉密尔顿试图让华盛顿相信，他在这一点上可能过于敏感了，他若确实想参加第三次竞选，肯定能够轻松获胜。（汉密尔顿显然是正确的。）但是，华盛顿不希望人们对他自愿的退出决定有丝毫的怀疑。这既是个人尊严问题，也是重要的政治先例。通过将麦迪逊在1792年起草的内容包括在内，他相当于告知世人他甚至不想担任第二届总统，这样就增加了他自愿拒绝第三个总统任期的可信度。正如华盛顿所言：“它即使不会将某些攻击完全化解，也将让攻击变得乏力……那些确信我已不再受欢迎、毫无再次当选总统希望的人，会毫不客气地对我进行狂轰滥炸。”[51]

华盛顿发给汉密尔顿的告别演说第一稿的第二部分集中谈论了外交政策问题，这些问题主导着他的第二个任期。他完全知道汉密尔顿支持《杰伊条约》。（他甚至还建议汉密尔顿在为他撰写辩护词之前先咨询一下杰伊。）但他还是希望汉密尔顿知道，他或杰伊的亲英偏向不得在任何程度上溜进这份文件之中：它应当强调美国的中立，并“促进这个国家真正的、永久的利益”。字里行间表露的必须是华盛顿的观点，而不是汉密尔顿的观点。汉密尔顿可以是起草人，但作者必须是华盛顿。“我总是急于比较与我交换意见的那些人的观点，”华盛顿这样解释道，“并再将这些观点（不受这些观点约束）与我自己的观点相比较，尽力从中汲取全部有益的内容。”汉密尔顿根本不需要得到有关这个过程的详细指示。这个过程与华盛顿担任大陆军总司令期间和参谋们发展出来的，后来被他运用于内阁之中的那个过程别无二致。所有重大决定都是集体行为，其中顾问们就像车轮辐条一样，通常以书面形式做出各自的贡献。但最终的决定、最终的语词选择，却是由车轮中心决定的，这个中心总是华盛顿。[52]

汉密尔顿还意识到，他不仅被要求为当时的人而写，而且也要为后代而写。“我的目标是，让这份文件重要且持久有益，”他这样向华盛顿说道，“避免所有只属于当前的例外，包含将持久生辉、经得住时间检验的思想和精神。”他花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修改华盛顿的草稿，扩充并强化了麦迪逊关于超越党派分歧、团结在全国政府的民选代表周围的那部分内容。[53]

7月30日，他将自己的劳动成果送给了华盛顿。华盛顿认为，汉密尔顿的草稿“非常公正，以至于应该向人民反复灌输”。他唯一有保留的地方就是这份文件的长度。“我想，即使是一份大报的所有栏目，也会很难容下当前草稿的全部内容。”华盛顿这样说道。他最后又补充说：“要么就是我可能错了。”（他确实错了。）汉密尔顿并不像华盛顿那样相信自己已经出色完成了工作，于是马上重新起草文件，两个星期之后他将新稿送交华盛顿。但是，华盛顿更喜欢最初的那一稿。[54]

随后的一个月中，那一稿的多个修订本在二人之间来来回回好多次，华盛顿敦促汉密尔顿要说得透彻明白，并要他做一些增删。“我要将这份文件中所有被标记为不重要的段落删除，”他在8月25日写道，“而且，正如你所看到的，我用铅笔写了一些旁注，我请你对这些旁注进行更深入成熟的思考。”如果汉密尔顿认为有必要做其他一些修改，那么他应当“清楚地使用插入、删除标记，或者在旁注中说明，以免发生任何错误”。华盛顿要求，未经他的许可，不得在最后一刻对文稿偷偷进行修改。当定稿准备在9月交付印刷时，他还亲自修改了1086行中的174行，并从头至尾复查了标点符号——这是他最后的审查。正如印刷商亲眼观察到的：“他简直是字斟句酌。”因此，这样的结论似乎是公平的：这份“华盛顿告别演说”，并非徒有虚名。[55]

那么，汉密尔顿的贡献在哪里呢？其主要是，确保对华盛顿思想的详细论述能够在一个强有力的修辞框架中展开，这个框架从头至尾都将保持一种庄严而尊贵的语调；确保在论述华盛顿观点的过程中，保持恳切和恰当的轻重缓急，体现十足的自信与从容：这种自信与从容对华盛顿关于国家本身的论述来说，具有核心意义。汉密尔顿对华盛顿的语调有着几乎完美的把握，他的政治生涯就是从独立战争中（作为一个参谋官）为华盛顿撰写信件和备忘录开始的。因此，他在让自己的倾向和风格屈从于华盛顿的更大目标方面，可谓手到擒来。尽管整个起草过程是一个合作过程，但是要区分哪部分是汉密尔顿完成的，哪部分出自华盛顿之手，几乎是不可能的。

汉密尔顿本人也算得上一位艺术大师，他能够在时间紧迫的条件下写出气势恢宏的散文。这一点在整个独立战争那一代人中，无人可与其比肩。即使在“告别演说”中，我们还是可以领略到汉密尔顿的独特文笔。例如，尽管华盛顿同意汉密尔顿对1787～1788年宪法和解的看法，但是只有汉密尔顿才能够以如下方式将它写出来：

联邦政府，是我们自己选择的，不曾受他人的影响或威胁，是经过充分研究和缜密思考之后建立起来的，其原则和权力之分配完全遵循自由之精神，它将安全与活力紧密结合，其自身内部还具备自我修正机制，有充分且正当的理由要求得到你们的信任和支持……人民有建立政府的权力和权利，这个观念本身就预先假定了，每个人都有义务和责任服从一个如此成立的政府。[56]

或者在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外交政策问题上，思想依然是华盛顿的，但是以汉密尔顿的语言写出来：

我们处理外国事务的最重要原则，就是在与它们发展商务关系时，尽量避免涉及政治……欧洲有一些主要利益，这些利益与我们毫无或甚少有关系。因此欧洲必定卷入纠纷之中，这些纠纷之缘起基本上与我们毫不相干……完全避免与外部世界建立永久联盟，是我们真正的政策……一个国家若希望得到另一个国家不带任何私利的帮助，这种想法愚蠢至极……期待或指望国与国之间存在真正的恩惠，实乃最严重的错误。这是一种幻想，经验会弃之如敝屣，而自重之国应视若无物。[57]

当汉密尔顿将这一段的草稿交给约翰·杰伊，让他提意见时，杰伊表达了对这种写作风格的崇拜，但认为论点有些许不妥。“我认为，”他在给华盛顿的信中这样写道，“说我们从来不应当指望得到其他国家的帮助，可能并不十分严谨，因为这种断言似乎意味着，国家总是循着或者总是应当循着利益动机行事。”杰伊的意见来得太晚了——“告别演说”已经交到了印刷商手中——而且可能也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华盛顿的意思完全就是汉密尔顿所表达的意思。杰伊认为英格兰未来对美国会有善行，就好像杰斐逊认为法国会与美国团结一致一样，都不过是多愁善感，是国际关系真实世界中的幼稚幻想而已。[58]

除了措辞严谨、节律恰当之外，汉密尔顿的主要贡献是让华盛顿免于陷入个人情绪之中。5月的草稿中，华盛顿将下面这段文字放到了靠近开头的地方：

我并不寻求你们赐予我的职位……（现在已经有了）花白头发的这个人，除了从独立战争结束到新政府组建的短暂间隔外，不论是以军官身份还是文官身份，已经将四十五年的时间——他一生中最精华的时期——献给了服务祖国的事业；希望他的过失，无论数量多大，会随着他不久之后的与世长辞而湮没；如果这些过失没有造成什么恶果，愿它们被寄存在遗忘之墓中，因为他马上就要步入退休阶段了。[59]

汉密尔顿删掉了“花白头发”“他一生中最精华的时期”以及“他的过失，不论数量多大”；他将这段文字调到了“告别演说”的最后而不是开头，这样就显得不那么悲天悯人，而更像是不卑不亢的最后表白。华盛顿意识到了这种变化，并对汉密尔顿让他“显得不那么自我”表示感谢。也就是说，汉密尔顿的草稿掩盖了总统的伤口，或至少阻止总统过于张扬地显露它们。[60]

汉密尔顿对华盛顿思想状态的敏锐把握，只有一次让华盛顿感到失望。然而这次辜负和它所导致的“告别演说”缺失的那部分，打开了一个更大的窗口，通过这个窗口我们可以看到华盛顿试图描绘的整个国家设想。1796年起草告别词的过程中，华盛顿一直催促汉密尔顿加上一段在波托马克河新首都里建立一所国立大学的内容。汉密尔顿不同意添加这样的内容，他合理地论辩道，这样一个具体建议不适合出现在要在更高层面上发挥作用的演说之中。汉密尔顿提议将这个建议放在秋天向国会提交的最后咨文中，可能会更好一些。但是华盛顿坚持说，他希望这个想法是“告别演说”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坦白地说，”他解释道，“我对将这个建议提交立法机构的效用深表怀疑。国会可能会歪曲我赋予它的重要性，而这一点足以促使我在退出政治舞台的最后时刻，以某种方式，将这个问题告知公众……好让人民思考这个措施的重要性。”[61]

汉密尔顿最终屈服了，不过是很勉强地屈服。最后，他将一个只有两句话的段落不协调地插在“告别演说”的中间部分，它呼吁“建立传播知识的机构”，并无关痛痒地敦促“公众意识启蒙”。华盛顿表示不满意，但决定略过这个问题。然而，他要让汉密尔顿知道，有些东西丧失了，他建立国立大学的想法是与某个更大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通常，在青少年时代，友谊已经形成，习惯也已确立并将长久坚持，”他解释道，“来自美利坚合众国四面八方的青年人被联系到一起，而且会不同程度地发现，世界上并不是只存在让联邦内不同地区之间产生嫉妒和偏见的理由……除了独立战争让美国不同地区的人们聚集起来一起，进而消除了这种印象，还有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一个世纪的交流往来都无法实现七年战争所成就的东西。”[62]

这是一个典型的华盛顿式思想：它植根于战争年代的经历，简单却十分必要，它以当时尚在形成过程中的模式为基础，试图为未来增添发展动力。就像对波托马克河的执迷一样，他发起的建立国立大学的运动，从来没有产生什么结果。但是，这两个计划都是与更大期望联系在一起的设想。就国立大学而言，华盛顿意识到美利坚合众国之所以还是一个形成中的国家，是因为其人民尚在形成之中。将庞大的、极度分散的、多样化的人口凝聚在一起，确实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然而，致力于实现国家目标的机构就好像独立战争中的大陆军一样，能够缩短时间进程，推动美国走过发展必经的脆弱且问题重重的阶段；这个阶段中，分裂甚至内战都存在很大的可能性。

在整个“告别演说”中，华盛顿一直在劝诫美国人民，要将自己视为一个有着共同命运的整体。对我们而言，它听起来毫无新意，这是因为我们就站在华盛顿设想的未来场景之中。但是，他关于国家团结的劝诫，与其说是一种描述，毋宁说是一种期望；与其说是提醒了我们曾经的状态，毋宁说是预测了我们可能变成的样子。实际上，华盛顿在进行这种劝诫时，刻意使用了国家团结已成为既定事实的语气，目的是让国家团结听起来更容易实现。尽管华盛顿清楚地知道，事实绝非如此。最终，“告别演说”主要是一个对未来的预言，以及如何将它变成现实的谆谆教诲。

另外，它也是对华盛顿在1790年代被污蔑为君主复辟的辩护。他说的是，如果最初没有一个共和国王，那么这个新生的准国家，可能不会有机会完成它的长远使命，可能在短期内就会消亡。在某种意义上，华盛顿是在为他的总统生涯辩护，说这是共和主义原则的关键例外。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当征服这片大陆的共同经历和纯粹的时间流逝使美国人民成为一个更具凝聚力的民族时，居于共和主义精神核心的自由主义习惯就可以被充分地表达出来。然而，就目前而言，中心必须坚持住。这里的中心是指一个拥有充分权力迫使公民缴税和服从法律的强大联邦政府。大陆军的老兵，比如汉密尔顿和约翰·马歇尔，完全能够理解这个关键点。有趣的是，作为反对派共和党的主要领袖——杰斐逊和麦迪逊——却从来没有在大陆军中服役，他们显然无法理解。

这个新生国家如何顺利度过发展过程的第一个后华盛顿时期呢？在“告别演说”中，华盛顿大致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将你们自己看作一个国家；让地区和政治差异服从于美国人这个共同的身份；将联邦政府看作一个代表了你们的集体利益的盟友而不是敌人（若你们愿意，将联邦政府称为“我们”而不是“他们”）。随后的12月，在国会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发表咨文时，华盛顿给出了一个更具体的指示。批评他的共和党人将《杰伊条约》说成一份与魔鬼达成的协议，认为它必将导致内政与外交上的大灾难。然而，审视美国政治全景后，华盛顿看到一切已经开始平静下来：与南部和西部边疆印第安部落的条约正在商谈之中；英国人正根据《杰伊条约》从西部驻地撤军；由于与大不列颠恢复了贸易，美国经济发展势头迅猛，贸易带来的财政收入使国家债务的偿还速度大大快于预期。政治全景上的唯一暗点就是法兰西了，其巡洋舰正在阻拦美国在西印度群岛的航运活动。华盛顿建议对与法兰西共和国的“准战争”局面保持耐心，并预言（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正义、坦率和友谊的精神……将最终确保胜利”。他似乎是在说，信心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在这种信心被正当化后，更是如此。[63]

更为具体的是，华盛顿指出在他离开国家舞台后，为了弥补他不在的缺陷，要扩大而不是缩小联邦政府的权力。他建议，国会开展新一轮的联邦计划：制订新计划以鼓励国内制造商；补贴农业改良；建立一所国立大学（这是他不断重复的观点）和一所国立军事学院；扩建海军以保护美国在地中海和加勒比海的航运；增加联邦官员的薪资，以确保担任政府公职并不取决于私人财富。直到1825年约翰·昆西·亚当斯在就职演说中提出类似的计划，这个计划一直都是涉及内容最广泛的扩大联邦政府权力的总统计划。在1796年的环境下，华盛顿似乎在说，美国唯一共和国王的离任，使创建于联邦层次上、被制度化的中心力量变得有必要，以此替代他个人的凝聚作用。[64]

最后，这些被联系在一起的美国人民指的是什么人呢？若华盛顿希望联邦政府被视为“我们”而不是“他们”，那么他是如何界定“我们”一词呢？他将“告别演说”说给“朋友们和公民们”听。尽管他认为这种称谓将构成一个巨大的、无所不包的网，将美利坚合众国不同地区的人们包括在内，但这个称谓并不包括所有居民。他内心看到的大部分听众，是那些有足够多的财产、有资格投票的白人成年男子。严格地说，只有这些男子才是公民。他告诉汉密尔顿，说他的“告别演说”是特别针对“这个国家的自由民阶级”，这些人是指那些在小片土地上劳作并在家中生活的普通农民。这将妇女和孩子都带到了政治图景之中，当然，他们不是完全的公民，是美国人民的组成部分；他们的政治身份包含在家庭之中，并且由家庭的男性家长体现出来。妇女和孩子是二等公民，但毫无疑问是美国人。无土地的乡下居民和贫穷的城市居民显然在这幅图景之外，尽管他们（更可能是他们的后代）随着时间流逝最终能够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因此，从未来的角度上看，他们也被包括在内。[65]

没有被提及而且理论上应当被排除在外的最大群体就是黑人了，黑人中约90%是奴隶。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对奴隶制只字未提，从而维护了国会在他担任总统早期就已经采纳的正式立场：沉默。当然，沉默可能表达出许多东西。但对华盛顿而言，未明说的信息是，已经为这个最具争议性的问题设置了延缓期限；这个问题比任何其他问题都更可能将脆弱的联邦摧毁，而他认为联邦是他一生的成就和主要的政治遗产。由于“告别演说”的主要目的是确认这种遗产并推动实现他的国家设想，因此华盛顿最不想提的事情，就是这个可能对整个事业造成最明显威胁的问题。就像1790年的麦迪逊一样，他希望奴隶制被排除在美国的政治议程之外。然而，与麦迪逊不同的是，而且与大多数弗吉尼亚人不同的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华盛顿看来，延缓解决奴隶制这一政治问题的期限在1808年就应当结束，届时宪法将允许禁止奴隶贸易。

他在奴隶制问题上的沉默是战略性的，因为他相信奴隶制是这个国家身上的一个毒瘤，目前要在不杀死病人的情况下将之切除是不可能的。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华盛顿设想的美国未来图景是否包括了废除奴隶制后将成为美国公民的非洲裔美国人？对于弗吉尼亚王朝的大部分领导人来说，答案是明显的，而且是否定的。即使像杰斐逊和麦迪逊这样希望废除奴隶制的人，也都想当然地认为被解放的奴隶必须被迁移到其他地方。华盛顿从来没有赞成过这种结论，他也从来没有接受杰斐逊在《弗吉尼亚笔记》中提出的黑人低人一等的种族主义理论。他倾向于认为造成黑人当前悲惨处境的不是自然而是教育；也就是说，他认为奴隶制是罪魁祸首，它阻碍了黑人智慧和责任感的养成：而在他们获得解放之后，这些最终会逐步且自然地出现。[66]

到了1796年，他已经开始起草最终遗愿和遗嘱了，他详细写清各项条款，确保在其妻子逝世之时，他的所有奴隶都将获得解放。他甚至还写下了更为详细的设想：弗农山庄那时将被划分成一块块土地卖出去，所得收益的一部分将被用来在未来几十年中帮助他那些获得解放的奴隶及他们的孩子。他在这一点上的行为就像往常一样，比他的话语更具有说服力，因为这些行为表明，他甚至在自己死后揽了一个责任：帮助他生前的那些奴隶在美利坚合众国的边界内向自由过渡。他是否还设想过，黑人和白人在未来某个时刻会和谐地生活在一起，这是不清楚的。但是，他将这个问题置于悬而未决的做法，在弗吉尼亚州的政治精英中都是非常罕见的。

他可能而且也确实设想了将印第安人包括在内。1796年8月末，在他对“告别演说”做最后修改之时，华盛顿写下了“致切罗基族”。从严格的法律角度来说，密西西比河以东每个印第安部落都算得上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由土著居民组成的、位于不断扩张的美利坚合众国境内的准国家。当然，那里正是问题所在，而且无法避免的悲剧也正是在那里上演。在华盛顿的设想中，美国人民的西进是义无反顾、不可阻挡的。“我同样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大量思考，”他向切罗基族宣布，“而且衷心希望各印第安部落和他们的白人邻居，能够尽情地享受让生活舒适幸福的所有美好事物。我还考虑了如何做到这一点，并发现只有一条道路可以让他们最终到达这个理想结局。我希望所有的印第安部族都能够走上这条道路。”[67]

华盛顿指出的“一条道路”要求印第安人认识到，反抗白人的人口扩张无异于自杀。唯一现实的解决方法是，印第安人接受不可避免的结局，放弃他们那种需要占据大片土地的狩猎和采集经济，将农业作为首选的生活模式，并最终经过数代以后逐步融入更大的美国社会之中。华盛顿承认他要求得可能太多了，“要走上这条道路似乎有些困难”，因为它意味着压抑印第安人本能的抵抗欲望，并放弃为他们所珍视的部落价值观。正如他已准备好退休一样，华盛顿实际上是在催促印第安部落退出印第安生活方式。“我给你们提的建议，”他带着某种悲伤情绪写道，“也正是我自己马上就要做的。几个月之后，我将离开这个伟大的城市，退隐于农田。在那里我将采取措施增加牛、羊和其他有用牲口的数量。”如果印第安人能够沿着他的足迹，那么印第安人与白人和平共处的局面就会自然到来，而他们逐步融为单一美利坚民族的愿望也将在下个世纪实现。不论现代美国人认为华盛顿的建议中有多少道德缺陷和文化强权因素，这个建议的两个主要特点是很清楚的：其一，它符合他那种认为历史只能提供有限选择的毫不妥协的现实主义精神；其二，它将印第安人放到了被称作美国人的民族大家庭之中。[68]

人们对“告别演说”的反应也遵循了往常熟悉的模式。绝大多数公众饱含热泪、激动不已，为美国政治的核心人物离开政治感到遗憾，但同时也认为他的训导正如某个内阁成员所言，“是美利坚合众国人民心声的最全面记录与表达”。共和党人则将他反对国内政治分裂、避免卷入外国事务的警告，斥为“一颗病态心灵的恶毒之语”。在《曙光报》中，本杰明·富兰克林·贝奇重新发表了以前对华盛顿的指控：华盛顿是一个叛国贼，在独立战争中曾与英国人一起搞阴谋活动。“在某种意义上这个人确实是无与伦比的，”华盛顿谈到贝奇时说道，“他诽谤中伤的本领只逊于其厚颜无耻的个性，而且二者都是无人能敌的。”华盛顿总统最后所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将自己对贝奇指控的反驳存放在国务院。历史学家很久之前就发现，贝奇的指控是基于伪造的英国政府文件。1797年3月，华盛顿离职了，当时在他耳畔回荡的是无数支持者的欢呼，当然还有极少数批评者的吼叫。[69]

在去往弗农山庄的路上，他在亚历山大市停留下来，发表了一次演讲，强调他将忠于“告别演说”所阐明的那些原则。“乌云会——毫无疑问会经常——出现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之中，悬浮在我们的政治利害之上，”华盛顿讲道，“但是，对这些原则的坚定遵守，不仅能驱散乌云，而且会在经历这些短暂的阴暗之后，让我们的未来变得更加明亮。”他绝对相信自己将永远是正确的，尽管共和党媒体制造的这些“短暂的阴暗”——法兰西是美国的国际盟友，联邦政府是美国的国内敌人——曾多次使华盛顿感到绝望，并不时暴跳如雷，这也是华盛顿的典型脾气。（即使隐居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华盛顿还是继续订阅了10份报纸。）他比美国历史上任何一位领袖，都更坚定地走自己的道路，更习惯于让历史证明他是多么正确。但是他在弗农山庄最后两年半的生活一直是阴云密布，因为他担心自己最后的忠告会被忽略，与之伴随的是，他在历史中的位置也将被人唾弃。[70]

这种担心的部分原因在于他的居住地点。弗农山庄位于弗吉尼亚州境内，而弗吉尼亚州已经成了共和党反对派的大本营，共和党人的目标就是颠覆华盛顿所代表的外交立场和整个联邦政府的正面形象。实际上，弗农山庄成了敌对区内的一块飞地，被忠实于弗吉尼亚模式的邻居包围着。曾经是最杰出的弗吉尼亚人的华盛顿，在他们眼中，已经站到了对立面。尽管华盛顿以前是全能的解决问题之神，现在他却成为棘手的问题，是被安放在弗吉尼亚城堡中央的特洛伊木马。华盛顿将余生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放在监督建设新首都——此时早已决定新首都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事实，更加证实了他们最强烈的担忧。因为那座城市和它注定要拥有的名字，正如杰斐逊及其追随者所认为的，象征着一场威胁弗吉尼亚所捍卫的一切的阴谋。就华盛顿而言，他催促自己的后辈到哈佛读书，避开弗吉尼亚州甚嚣尘上的地区主义教育，从而以这种方式回应他的弗吉尼亚批评者。他似乎越来越以在“致切罗基族”信中看待印第安部落的方式，来看待弗吉尼亚州了。美国的命运正指向一个方向，若弗吉尼亚州的部落领袖们决心背道而行的话，那就由他们去吧；他们显然站在了历史发展的错误一边。[71]

生命的终点在1799年12月14日到来了。前一天，医生针对他的肺炎实施的放血和水疱疗法已经无济于事，华盛顿让医生停止了这些野蛮治疗，好让他在平静中死去。“我就要走了，”他告诉站在床边的那些人，“将我体面地安葬，而且不要在我死还不到三天的时候，就将我的尸体放到墓穴中去……你们明白我的话吗？”尽管他并没有什么永生的幻想，但他显然害怕自己在还活着的时候被埋葬，或许他真的相信耶稣就是如此。他的最后一句话是：“脉搏很好。”他以惯有的自信，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感受着自己的脉搏。[72]

[1] 关于华盛顿的神化，有三本著作进行了系统研究：Marcus Cunliffe，George Washington，Man and Monument（Boston，1958）；Paul Longmore，The Invention of George Washington（Berkeley，1988）；Barry Schwartz，The Making of an American Symbol（New York，1987）。

[2] Longmore，The Invention，24；Schwartz，The Making of an American Symbol，127；Richard Brookhiser，Founding Father：Rediscovering George Washington（New York，1996），22-23.

[3] Albert H.Symbol，ed.，The Writings of Benjamin Franklin，10 vols.（New York，1907），vol.10，111-112.

[4] Jefferson to Washington，23 May 1792，Boyd，vol.22，123；Schwartz，The Making of an American Symbol，38-39；Gary Wills，Cincinnatus：George Washington and the Enlightenment（New York，1984）.

[5] Victor H.Paltsits，ed.，Washington’s Farewell Address（New York，1935），2-3.

[6] Matthew Spalding and Patrick J.Garrity，A Sacred Union of Citizens：George Washington’s Farewell Address and the American Character（Lanham，Md.，1996）是最新、最全面的一本研究著作。相关历史学研究，请见Burton J.Kaufman，Washington’s Farewell Address：The View from the Twentieth Century（Chicago，1969）。Stanley Elkins and Eric McKitrick，The Age of Federalism：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1787-1800（New York，1993），489-528对华盛顿退休对1790年代政治文化的重大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

[7] Spalding and Garrity，A Sacred Union，45-48；Paltsits，ed.，Washington’s Farewell Adress，308-309.

[8] Syrett，vol.20，169-173对汉密尔顿的角色进行了优秀的分析；Paltsits，ed.，Washington’s Farewell Address，30-31；Smith，vol.2，940记载了艾姆斯的话；Madison to Monroe，14 May 1796，vol.2，941.James Thomas Flexner，George Washington：Anguish and Farewell，1793-1799（Boston，1972），292-307。

[9] John Adams to Abigail Adams，14 January 1797，收录于Smith，vol.2，895.有关杰斐逊版本的西塞罗式姿态，见Joseph J.Ellis，American Sphinx：The Character of Thomas Jefferson（New York，1997），139-141。

[10] Schwartz，The Making of an American Symbol，18-19对华盛顿的身体特征进行了很好说明，而且还提到了拉什的话。Brookhiser，Founding Father，114-115也对华盛顿的身体特征进行了很好的说明。Mantle Fielding，Gilbert Stuart’s Portraits of Washington（Philadelphia，1933），77-80则是当代对有敏锐艺术视觉的艺术家所描绘的华盛顿身体特征的最优秀分析。Washington to Robert Lewis，26 June 1796，Fitzpatrick，vol.35，99，华盛顿说自己已经衰老了。

[11] Adams to Benjamin Rush，22 April 1812，Alexander Biddle，ed.，Old Family Letters（Philadelphia，1892），161-173，375-381则记载了亚当斯对华盛顿的评论，以及华盛顿“沉默的天赋”。

[12] 杰斐逊的话在他自己的“Anas”之中，收录于Ford，vol.1，168。同理，见Jefferson to Madison，9 June 1793，Smith，vol.2，780-782.有关华盛顿身体已经衰老的证据，见Flexner，George Washington，156-157。

[13] Aurora，17 October 1796.

[14] Aurora，6 March 1796；Schwartz，The Making of an American Symbol，68，99；John Keane，Tom Paine：A Political Life（Boston，1995），430-452.

[15] Washington to David Humphreys，12 June 1796，Fitzpatrick，vol.35，91-92.

[16] 该段报纸评论，收录于Douglas S.Freeman，George Washington：A Biography，7 vols.（New York，1948-1957），vol.7，321。有关华盛顿的君主做派，请着重参考Schwartz，The Making of an American Symbol，48-61。

[17] 那个年代中，对华盛顿的独特而又高度矛盾的地位，有最深刻理解的人，非亚当斯莫属。亚当斯认识到有一个核心领导对于联邦政府保持团结的绝对重要性，同时又认识到将华盛顿神化为超人，是危险的。亚当斯在退休之后给本杰明·拉什的信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明确的探讨。见Spur，185-186。

[18] 对华盛顿告别演说不同解读的最好总结，见Arthur A.Markowitz，“Washington’s Farewell and the Historians，” Pennsylva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94（1970）：173-191。着重参见Felix Gilbert，To the Farewell Address：Ideas of Earl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Princeton，1961）。

[19] Wills，Cincinnatus，3-16中对华盛顿强烈的告别情绪进行了深入描述。

[20] 有关他在军队有关退休的演说，以及后续在国会有关退休的演说，见Writings，542-545，547-550。乔治三世的话，见Wills，Cincinnatus，13。

[21] 关于这个问题的两本优秀著作是Don Higginbotham，George Washington and the American Military Tradition（Athens，Ga.，1985），以及Charles Royster，A Revolutionary People at War：The Continental Army and American Character（Chapel Hill，1979）。

[22] Washington to John Barrister，21 April 1778，Fitzpatrick，vol.6，107-108.

[23] 对安德鲁执行死刑是华盛顿在独立战争年代做出的最不受欢迎的决定，并因此引发了言辞激烈的通信。见Writings，387-390。

[24] Washington to Henry Laurens，14 November 1778，Fitzpatrick，vol.13，254-257.这一观点的重要性在Edmund S.Morgan有关华盛顿生平的文章The Meaning of Idenpendence（New York，1976），47-48中被强调。

[25] Writings，516-517.

[26] Writings，517.

[27] Isaiah Berlin，The Hedgehog and the Fox：An Essay on Tolstoy’s View of History（London，1954）.

[28] Washington to Humphreys，3 March 1794，Fitzpatrick，vol.32，398-399.

[29] Writings，840；Washington to Charles Carroll，1 May 1796，Fitzpatrick，vol.37，29-31.

[30] Lawrence Kaplan，Entangling Alliances with None：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he Age of Jefferson（Kent，Ohio，1987）强调了美国政治领袖们的共识。Elkins and McKitrick，The Age of Federalism，375-450则认为政党争执是当时深刻分裂的一种严肃表达方式。我比较赞同这种观点。

[31] 有三本学术著作非常重要：Samuel Flagg Bemis，Jay’s Treaty：A Study in Commerce and Diplomacy（New Haven，1962）；Jerald A.Combs，The Jay Treaty：Political Background of the Founding Fathers（Berkeley，1970）；Elkins and McKitrick，The Age of Federalism，375-450。

[32] Smith，vol.2，882-883；Adams to William Cunningham，15 October 1808，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Honorable John Adams… and William Cunningham，Esq.（Boston，1823），34；Washington to Edmund Randolph，31 July 1795，Fitzpatrick，vol.34，266.

[33] Madison to Jefferson，4 April 1796，Smith，vol.2，929-930；Jefferson to Edward Rutledge，30 November 1795，Ford，vol.7，39-40.

[34] Smith，vol.2，887-888；Jefferson to Monroe，21 March 1796，Ford，vol.7，67-68.

[35] Jefferson to Madison，27 March 1796；Madison to Jefferson，9 May 1796，Smith，vol.2，928，937；Jefferson to Monroe，12 June 1796，Ford，vol.7，80.杰斐逊对《杰伊条约》获得通过的原因的分析是非常精确的，但华盛顿的影响尽管非常重要，也得益于关心获得西部土地的议员的态度转变。英国从军事堡垒中退出的承诺，实际上是为了执行《巴黎条约》（1783年）中的承诺。这是造成这种转变的重要原因。同样重要的是有关《平克尼条约》的消息，在这个条约中，西班牙获得了进入密西西比河的许可，这使得在美国大西部内陆地区建立居住区并开展商业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

[36] 有关杰斐逊更为完整的分析，见Ellis，American Sphinx，特别是151-152页。

[37] 这是杰斐逊在他的“Anas”中采取的阴谋论，这本书是杰斐逊在退休期间收集并拟最终出版的各种奇闻轶事和谣言的合集。有关奇闻轶事，见Ford，vol.1，168-178.对“Anas”的最佳分析，见Joanne Freeman，“Slander，Poison，Whispers and Fame：Jefferson ‘Anas’ and Political Gossip in Early Republic，” JER 15（1995）：25-58。杰斐逊最能说明问题的话，包括他所说的“他们都住在城里面”，见“Notes on Professor Ebeling’s Letter of July 30，1785，”Ford，vo.7，44-49。

[38] 有关威士忌暴动，见Thomas P.Slaughter，The Whiskey Rebellion（New York，1986）。有关华盛顿对这次暴动的反应，见Richard H.Kohn，“The Washington Administration’s Decision to Crush the Whiskey Rebellion，” JAH 59（1972）：567-574。

[39] Jefferson to Mann Page，30 August 1795，Ford，vol.7，24-25.参见Jefferson to Monroe，26 May 1795，Ford，vol.7，16-17；Jefferson to Madison，30 October 1794，Smith，vol.2，858。对杰斐逊阴谋论进行的分析是Lance Banning，The Jeffersonian Persuasion：Evolution of a Party Ideology（Ithaca，N.Y.，1978）。

[40] Jefferson to Phillip Mazzei，24 April 1796，Ford，vol.7，72-78.这封信最终在1797年3月14日纽约的一份报纸The Minerva上发表了。发表之后，弗农山庄和蒙蒂塞洛之间的通信终止了。

[41] 摘自Jefferson to Tench Coxe，1 June 1795，Ford，vol.7，22。

[42] Jefferson to Coxe，1 May 1794；Jefferson to William Short，3 January 1793，Ford，vol.6，507-508，153-156.

[43] Jefferson to Monroe，16 July 1796，Ford，vol.7，89.

[44] Washington to Jefferson，6 July 1794，Writings，951-954.有关支持杰斐逊一方的叙述，见Dumas Malone，Jefferson and His Times，6 vols.（Boston，1948-1981），vol.3，307-311。

[45] 有关门罗作为驻法公使的行为的最佳分析，见Elkins and McKitrick，The Age of Federalism，497-504。华盛顿试图理解门罗的有关通信包括：Washington to Hamilton，26 June 1796，Syrett，vol.20，239；Washington to Secretary of State，25 July and 27 July，1796；Washington to Monroe，26 August 1796，Fitzpatrick，vol.35，155，157，187-190。有关门罗支持法国扣押美国货物的评论，请见Fitzpatrick，vol.35，155，157，187-190，请见Syrett，vol.20，227。

[46] 对伦道夫在当代学术研究中彻底失败的总结，见Elkins and McKitrick，The Age of Federalism，424-431。还可参见两个比较早但有助益的记述：W.C.Ford，“Edmund Randolph on the British Treaty，1795，” AHR 12（1907）：587-599；Moncure D.Conway，Omitted Chapters in the History Disclosed in the Life and Papers of Edmund Randolph（New York，1988）。

[47] 与这一事件有关的通信包括：Randolph to Washington，20，29，31 July 1795；Washington to Randolph，22 July，3 August 1795，Fitzpatrick，vol.34，244-255；参见Washington to Hamilton，29 July 1795，Syrett，vol.18，525.伦道夫的声名在Irving Brant，“Edmund Randolph.Not Guilty！” WMQ 7（1950）：179-198中得到了过度辩护。

[48] 有关作者是谁的争论，见Spalding and Garrity，A Sacred Union，55-58。

[49] Paltsits，ed.，Washington’s Farewell Address，160-163，212-217，227.

[50] Paltsits，ed.，Washington’s Farewell Address，14-15，241-243.这个故事比较好的总结见Spalding and Garrity，A Sacred Uninion，46-49。

[51] Paltsits，ed.，Washington’s Farewell Address，242.

[52] Paltsits，ed.，Washington’s Farewell Address，246-247；华盛顿发给汉密尔顿的第一稿收录于ibid.，164-173。

[53] Paltsits，ed.，Washington’s Farewell Address，249-250.

[54] Paltsits，ed.，Washington’s Farewell Address，250-253，257.参见Syrett，vol.20，265-268，292-293。

[55] Washington to Hamilton，25 August 1796，Syrett，vol.20，307-309.相关段落版本收录于ibid.，294-303。有关华盛顿编辑和修改的过程，见Spalding and Garrity，A Sacred Union，53-54。

[56] Writings，968.

[57] Writings，974-975.

[58] Paltsits，ed.，Washington’s Farewell Address，260.

[59] Paltsits，ed.，Washington’s Farewell Address，172.

[60] Paltsits，ed.，Washington’s Farewell Address，252-253.

[61] Paltsits，ed.，Washington’s Farewell Address，258-259.

[62] Paltsits，ed.，Washington’s Farewell Address，245-257；Writings，972.

[63] 华盛顿第八个年度演说，见Writings，978-985。汉密尔顿的草稿，见Syrett，vol.20，382-388。

[64] Flexner，George Washington，324-327，以及Elkins and McKitrick，The Age of Federalism，495-496特别强调了华盛顿的国家主义理念。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这不过是汉密尔顿的作品，因此在他最后一个总统年度演说中，倒向了汉密尔顿派别。在我看来，这种解读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实际上华盛顿并不需要汉密尔顿在这些问题上给他什么指示，而且他有自己的理由认为联邦政府作为一个独立机构应有更大的权力。核心理由是，联邦政府需要弥补他离开所带来的真空。即使是杰斐逊，他在1801年当选总统之后的主要目标就是瓦解而不是强化联邦政府和政策，也在第一任期内发现，华盛顿的预测（尽管当时华盛顿已经过世）依旧对政治生态有着影响。即便是19世纪早期杰斐逊获得了胜利，而联邦党人作为一个全国性力量被挫败，华盛顿的核心理念依旧存续下来，因为没有这种理念，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将不复存在。我认为，如果华盛顿复活的话，他在1861年会站在林肯和联邦政府一边。

[65] Paltsits，ed.，Washngton’s Farewell Address，252-253.

[66] 研究这个问题的专著（尽管不那么充分），是Fritz Hirschfeld，George Washington and Slavery：A Documentary Portrayal（St.Louis，1997）。另一个对华盛顿作为奴隶主地位的有益讨论，见Flexner，George Washington，432-448。当代作品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最深入探讨的则是Robert E.Dalzell，Jr. and Lee Baldwin Dalzell，George Washington’s Mount Vernon：At Home in Revolutionary America（New York，1998），112，211-219。

[67] Writings，956-957.

[68] Writings，957-960.

[69] Paltsits，ed.，Washington’s Farewell Address，261-262；William Duane，A Letter to George Washington…Containing Strictures of His Address（Philadelphia，1786），11-12；Aurora，17 October 1796；Washington to Benjamin Walker，12 January 1797，Fitzpatrick，vol.35，363-365.

[70] Washington to Citizens of Alexandria，23 March 1797，Fitzpatrick，vol.35，423.

[71] 华盛顿对弗吉尼亚州政治现状的担忧，在Washington to Patrick Henry，9 October 1795，ibid.，335中体现得最为清楚。他对退休后共和党人在弗吉尼亚州的看法，则体现在Washington to Henry Knox，2 March 1797，Writings，986-987，以及Washington to Lafayette，25 December 1798，Fitzpatrick，vol.37，66中。杰斐逊当时对华盛顿的观点同样是批判性的：“总统在泡沫马上就要破裂的时候撒手不干，留给其他人努力让泡沫不破裂，对他来说真是幸运啊……他将继续拥有一贯的好运气，就是收获别人努力获得的果实，并将他自己的错误留给其他人。”见Jefferson to Madison，8 January 1797，Smith，vol.2.，955以及Malone，Jefferson and His Times，vol.3，307-311。作者试图对二者之间的分歧轻描淡写。有关华盛顿在首都建设中的作用，以及他考虑国家而不是弗吉尼亚的利益，见C.M.Harris，“Washington’s Gamble，L’Enfant’s Dream：Politics，Design，and the Founding of the National Capital，” WMQ 56（July 1999）：527-564。

[72] Flexner，George Washington，456-462.

5 合作

由于华盛顿所享有的崇高地位，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在1796年之前成功避免了真正竞争性的总统选举。如果当时出现了竞争性总统选举，如何让它不导致国家分裂，直到今天还是人们不断猜测与思考的话题。尽管在关于《杰伊条约》的辩论中已经出现了少量的、常规化的政党机制，但当时还不存在任何类似于现代政党的有组织的运作结构。选出选举人以组成选举团，各州采用的方法大不相同。而且，候选人可以公开拉选票的观念本身就违背了一种原则假设：这种行为本身就代表候选人承认自己不配担任联邦职务。

尽管在华盛顿第二任期内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政治分野，而且新闻界里那些狂热的评论者也以党派主义的方式相互猛烈攻击，但是政党标签和以具体问题为导向的公共平台的重要性，仍然比不上候选人的独立战争资历。二十年过去了，对“1776年精神”的记忆依旧清晰，担任总统的主要条件依旧是个人在1776～1789年独立斗争中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只有那些在这项事业风雨飘摇之际，勇敢站出来并在全国范围内推进这项事业的政治领袖，才有资格成为美国总统。

有希望担任总统的有二三十人，其中塞缪尔·亚当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帕特里克·亨利和詹姆斯·麦迪逊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支持。但是，任何人列出的名单中，占据头四名的名字几乎都是一样的：乔治·华盛顿、本杰明·富兰克林、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当然，到1796年时，华盛顿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总统使命，富兰克林也已经与世长辞，只剩下亚当斯和杰斐逊这两个选择了。到1796年春，总统将在两人之间诞生。

他俩是不谐和的一对，但是每个人似乎都认为历史将他们联结到一起。所有人一眼就能看出两人之间的不谐和：亚当斯是一个又矮又胖、勇于承认错误的新英格兰人，而杰斐逊则是一个又高又瘦、端庄寡言的弗吉尼亚人；亚当斯易怒、好斗，而且能言善辩，他最喜爱的交谈形式就是辩论，而杰斐逊则总是冷静、自我克制和谜一样的人，他认为辩论是对他自己脑海中自然和谐之音的违背。我们可以继续罗列下去：一个是北方佬，另一个是南方种植园主；一个是辩论家，另一个是作家；一个是一只牛头犬，另一个是一只灰狗。他俩是美国独立战争那一代中最奇怪的一对。[1]

正是独立战争将他俩拉到一起。他们在大陆会议期间曾肩并肩地工作，二人都坚定地反对与英格兰讲和，都是起草《独立宣言》委员会的成员。1784年，他们又在巴黎相聚。在那里，杰斐逊成了亚当斯家中的非正式成员，而且正如阿比盖尔·亚当斯所言，“杰斐逊是我的另一半能够以完全自由和自我保留的方式进行交往的唯一一人”。第二年，杰斐逊又到伦敦并在亚当斯夫妇家待了数星期之久。在那里，这两位美国公使，一起忍受了乔治三世对他们的侮辱：当时在一次正式的宫廷仪式上，乔治三世故作卖弄地不理睬他们。亚当斯从来没有忘记那个场景，他也从来没有忘记当时站在他旁边的朋友。[2]

毫无疑问，两人之间存在重要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差异，这种差异构成了他们1790年代站在对立的党派立场上的基础。然而，两人意气相投，曾共同经历过独立战争和对他们的人生产生重要影响的事件，因此亚当斯和杰斐逊在个人情感层面的紧密关系超越了纯粹的哲学思想上的差异。他们是经历了1776年痛苦与欢欣的“兄弟会”成员。不管后来有什么分歧，都不可能动摇这种根深蒂固的亲密关系。他们了解、信任甚至热爱对方的理由是不言而喻的。

因此，这两个1796年总统竞选的主要对手，不仅都拥有无可挑剔的独立战争资历，而且作为一个团队而赢得荣誉。在独立战争那一代中，有几个推动了历史发展的合作典型：华盛顿和汉密尔顿在独立战争中的合作，以及后来在华盛顿第二任期内的合作；汉密尔顿和麦迪逊在撰写《联邦党人文集》上的合作；麦迪逊和杰斐逊在协调共和党反对汉密尔顿金融计划和后来反对《杰伊条约》上的合作。但亚当斯-杰斐逊合作是所有合作中最伟大的一例，这部分因为他们两人的重要影响力和相互对立的政治立场。在他们二人之间做出选择，就好像是在美国独立战争的大脑和心灵之间做出选择一样。

如果独立战争资历是评判的主要标准，那么亚当斯几乎是不可击败的。他的职业生涯（实际上他的一生）都是美国独立战争造就的。反过来他也将美国独立当作自己毕生的事业。或许富兰克林和汉密尔顿可以算得上这群人中最没有背景的，但是亚当斯如果出生在英国或者欧洲的话，终其一生都会是默默无闻的那种人。

还好，1735年，他出生在波士顿以南12英里的布雷茵特里，父亲是农夫和鞋匠，他将亚当斯送到哈佛读书，希望他将来能够成为牧师。大学毕业后的十年中，他一直都在探索自己的灵魂，期望获得神启；与此同时，他先是当乡村教师，然后成为实习律师来维持生计。1760年代中期，两个重大事件决定了他的命运：其一，1764年他与阿比盖尔·史密斯成婚，二人发展了一种平等而亲密的合作关系；其二，他站出来领导了反对《印花税法案》和反对不列颠对美洲殖民地实施的任何政策的运动。美国独立成了神对他的召唤，成了他以近代清教徒般的热忱来追求的使命：这个牧师的会众就是美国人民。

尽管亚当斯因对自己的怀疑而深感苦恼，但他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事业。到1774年召开大陆会议时，他和他的表哥塞缪尔已经成了新英格兰反对不列颠权威的著名人物。在大陆会议内部的辩论中，由于约翰·亚当斯谴责与英格兰达成任何妥协，由于他的《政府论》（这篇文章后来成了数个州制定宪法的指导文件），他获得了“独立事业的阿特拉斯”美誉。当大陆会议的其他代表还在继续寻找避免与不列颠决裂的途径时，亚当斯就坚持认为独立战争已经开始了。他成功说服华盛顿担任大陆军总司令，并亲自选择杰斐逊来起草《独立宣言》，这是旨在赢得弗吉尼亚对独立战争的支持的两个战略决定。他担任战争和法令委员会主席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并在战斗最激烈、最不确定的时候，扮演了战争部长的角色。

1777年大陆会议决定让他到巴黎与富兰克林会合，同法国就联盟事宜进行谈判。他在1779年回国了几个月，刚好让他有时间几乎是单独起草马萨诸塞州州宪法。接着他就回到了巴黎，继续就结束这场战争的和平条约进行谈判。这次经历造成了他对富兰克林的终生敌意：富兰克林发现约翰·亚当斯有着令人不可忍受的严厉，而且过于勤奋。（亚当斯认为，富兰克林对法国动机的看法过于天真：法国当然是反英国的，但是它并不亲美；他还认为富兰克林过于陶醉于自己作为在巴黎的终极美国人的地位。）直到1788年，他都待在欧洲，首先是与杰斐逊共同就新生美国的法律承认问题以及从阿姆斯特丹的荷兰银行那里贷款等事宜进行谈判，接着作为美国派驻圣詹姆斯王朝的第一任公使来到伦敦。正是在这里，他的这个长久信念得到了确认：英格兰“对我们的在乎还不如其对塞米诺尔族印第安人的在乎”。他无法出席制宪会议，这让所有人都感到遗憾，因为他和麦迪逊被认为是美国国内在政府问题上最有学问的两个人。他利用自己在伦敦的闲暇时光写下了长达三卷的政治哲学著作，题目是“为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辩护”，该书强调了强势行政部门、两院制立法机构和制衡原则的优点。他及时回到了美国，从而被选举为美利坚合众国第一任副总统，这被大部分观察家，包括亚当斯本人在内，解释为民众对他为美国独立做出的历史贡献的承认。美国那些伟人中，富兰克林已经年迈体衰，因而亚当斯此时得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3]

他的声誉被两个几乎是灾难性的挫折损害了，其中一个是他无法控制的，另一个则要归咎于他自己的反复无常。前一个挫折是，亚当斯不幸成了他所描述的“人类曾经发明或者想象过的最不重要职位”的第一个占据者。后来担任副总统的那些人不断补充和延长着那种半幽默式的抱怨：副总统就是被囚禁在了肃穆庄严的政治监狱之中（例如，“这个职位连一桶唾沫都不值”），然而是亚当斯最先编造出那些笑话的，因为他是第一个经历这种矛盾的美国著名政治家：尽管离最高权力只有一个心跳的距离，却只能在政治的死胡同中憔悴凋萎。[4]

根据宪法，副总统的职责有二：在总统死亡、生病或者被剥夺职位之时，执掌总统之位；在参议院中担任临时总统，只在需要打破参议院投票僵局时投票。在担任副总统的八年中，亚当斯所投票数——至少三十一次，甚至可能多达三十八次——比之后任何一位副总统所投票数都要多。这部分是因为当时参议院的规模比较小，更容易出现僵局。但是，在亚当斯初次试图参加辩论之后，参议员们决定副总统是不能被允许说话的。亚当斯在给阿比盖尔的信中写道：“每天都要听别人说话达五个钟头，而且我还不能自由开口说话，这绝对是一种惩罚；特别是当我听到的内容在我看来都是过于幼稚的、轻率的、没有经验的时候，就更是如此了。”这是一个巨大的讽刺：这个在大陆会议上不知疲倦地呼吁独立的演说家，在新政府的立法机构中却必须保持沉默。“我的职位，”他抱怨道，“对于一个自由之子来说，是一种过于严重的限制。”美国政治辩论的最大火山被要求只能私下里爆发几下。[5]

这些话不时地出现在他写给阿比盖尔的信中。当时阿比盖尔待在位于马萨诸塞州昆西市的家中，与像本杰明·拉什这样独立战争年代的老战友在一起。亚当斯对自己被参议院放逐以及自己的声音被压制，感到深恶痛绝，就好像一匹充满战斗激情的老战马，现在却在关乎共和国将朝何处去的紧要关头，被放到牧场上吃草一样。亚当斯就是亚当斯，他的苦恼在他对这种不公局面的激烈言词中得到了多彩却弄巧成拙的发泄。“我们独立战争的历史从头至尾都是一个谎言，”他在1790年给拉什的信中这样写道，“整个事情的核心就是，富兰克林博士的避雷针重击了地球，接着就蹦出了一个华盛顿将军。富兰克林给他充上电，自此以后所有的政策、所有的谈判、全部的立法机关和战争都由这两个人掌控。”按照亚当斯自己的观点，经验和训练已经让他准备好了在赢得独立战争并巩固胜利果实的长剧中扮演核心角色。然而，他却被驱逐到旁边担当个小角色，而那些迟来的人，比如汉密尔顿和麦迪逊，却占据着舞台中央。[6]

让事情变得更糟糕的是，他在参议院的职责还使他远离了内阁讨论。华盛顿很少就政策问题咨询他，明显是认为副总统职位是参议院中的职位，因此让亚当斯参与行政决策过程，就违反了权力分立原则。当被朋友们问及他遭到总统内阁孤立的情况时，亚当斯往往敷衍地以宪法原则回应。“行政权力完全不在我的职权范围之内，”他说道，“因此若我卷入其中的话，将让局面变得非常微妙，因此我尽力避开它。”他十分渴望被内阁咨询，但是也过于自傲，不愿意把自己往前推。他坚定地支持了华盛顿政府的所有主要计划，包括汉密尔顿的金融计划、镇压威士忌暴动、《中立宣言》以及《杰伊条约》，尽管他对这些计划的制订几乎没有任何影响，而且私下里还对汉密尔顿与银行家和投机者的关系颇有保留。很难想象，这个从来都富有战斗精神的、极易冲动的美国独立斗士变得无关紧要、不为人注意，然而，这就是副总统职位使他陷入的困境。[7]

由于亚当斯在参议院第一次会议时说的那些话——当时还没有决定副总统不得参加参议院辩论，亚当斯本人也要对使自己变成边缘人物的局面负一定责任，这个问题只不过是一个小的礼仪问题：国会议员们应当如何称呼总统。尽管这根本不是什么翻天覆地的问题，但由于美国人对君主制的过度怀疑——此种怀疑弥漫在任何有关总统在刚刚批准的宪法下有多少权力的谈话之中，因此它依然具有象征意义。任何支持建立强有力的行政部门的人，都极易招致这样的指控：这个人是个准君主主义者，是美国独立战争中共和原则的背叛者。

亚当斯对自己在独立战争中的资历是如此自信，以至于他认为自己不会招致这样的指控。但是，当他就官员服饰在参议院进行演说，并建议以“陛下”或者“国王”来称呼华盛顿时，他的话马上就成了不少尖刻笑话的笑柄。其中就有人说，他曾长期滞留在英格兰，染上了“贵族病”，可能更愿意被人称作“圆胖老爷”或者“布雷茵特里公爵”。杰斐逊对亚当斯万分愚蠢的建议深表绝望，说这是“我听到过的最荒唐的事情”。[8]

亚当斯试图以自嘲的方式，让自己从君主制的沼泽中脱身，宣称他只不过是想让行政部门拥有与立法机关的可怕权力相抗衡的机会。“许多小鱼一起会吃掉大鱼，”他开玩笑地说道，“除非大鱼能够将所有小鱼都吃光。”他写信给本杰明·拉什时说，若所有正式头衔都要被丑化，那么或许拉什的孩子应当开始以“本”（Ben.）来称呼他们的父亲。[9]

然而总体上，亚当斯的内心是非常愤懑的，并试图为自己辩护。作为一个从来就认为自己有责任对拳击场上的每一次铃声都做出回应的拳击手，亚当斯拒绝放弃这个信念：新的美国政府需要强大的行政力量。在发表于《美利坚合众国公报》上的三十一篇论文中——这些论文后来被收录进《与戴维拉对话集》（Discourses on Davila）并出版——他论辩道，所有稳定的政府都必须坚持他所谓的“君主制原则”，即要有一个核心人物，这个人被授权体现国家意志，并保护普通公民免受更加富有、出身更好的那些人的权力欺压。他继续论述道，大部分欧洲国家在可预见的未来内，可能依然需要保持君主世袭制，以使这些国家能够逐渐转向完全的共和体制。

这种论述似乎是为了让自己招致误解，事实情况也正是如此。终其余生，亚当斯生活在阴云之中，人们怀疑他要在美国复辟君主世袭制，并且一旦被选为总统，他完全可以封自己为终身国王并让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继承王位。他可以在末日审判到来之前一直辩称这样的指责是荒谬的——它们确实荒谬，而且他也确实一直在如此辩论。然而，亚当斯已经为自己贴上了“君主主义者”的标签，这个标签将在长久的时间中、在历史书籍中聒噪不已。由于华盛顿自己没有孩子（国父华盛顿几乎肯定是不能生育的），他就不那么容易遭到此种要让儿子继承职位的指控了。（有趣的是，在美国前六位总统中，只有亚当斯有男性继承人。）如果说华盛顿是一个尚可信赖的准君主式总统的话，那么亚当斯就是不可信任的秘密君主。[10]

事实上，《与戴维拉对话集》中的文章成了他与杰斐逊的友谊出现第一道严重裂痕的起因。托马斯·潘恩《人的权利》（美国版）的出版商印刷了在今天会被称作“新书推荐短评”的宣传材料，上面引用了杰斐逊的话（杰斐逊原以为没有人知道他就是作者）。在这个短评中，杰斐逊顺便提了《与戴维拉对话集》中的“政治异端理论”。每个人都知道这本书是亚当斯写的。亚当斯极度愤怒，称在所有人中，杰斐逊应当最清楚他在欧洲时并没有皈依君主制。杰斐逊表达了自己的遗憾，并向华盛顿解释道：“我担心，出版商的不谨慎已经使我和这个朋友的友谊遭到了损害。对现今世界上最诚实、最大公无私的亚当斯先生，我有着无比衷心的尊敬。”之后，二人之间进行了让人光火的通信。杰斐逊试图提醒亚当斯，他们二人的珍贵友谊并不取决于他们对政府形式是否持有完全一致的看法。然而，明显感到被伤害的亚当斯，则以其典型的好斗风格回信称：“我并不知道，你认为哪种政府形式是最好的形式。在我们的严肃交谈中，我想不起来有哪一次涉及什么政府形式问题。即使我们曾经偶尔提到这个问题，也是浅尝辄止，没有什么深刻解释。”在表达完自己的观点之后，亚当斯退回到了更为安全的地带：“我们之间长达十五年的友谊，从未有过哪怕最短暂的中断，而且在这次事件之前，我们也从来没有对此表示过丝毫怀疑。这份友谊从来且现在依旧是我最为珍视的。”[11]

杰斐逊同样非常珍视这份友谊，以至于他宁愿否认自己正在逐步形成如下信念：亚当斯不幸“上了君主主义联邦党人的当”，而且——尽管不是有意的——把自己的巨大威望给了反对独立战争原则的、愈演愈烈的阴谋，而这些原则正是亚当斯和杰斐逊曾竭尽全力创造的。至少杰斐逊写信给其他人时是这样说的。给亚当斯写信时，他宣称自己对《与戴维拉对话集》的评论被曲解了，他当时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指向你的任何文章”。这绝对不是真话，然而，在杰斐逊的观念中这是一种可以被原谅的事实歪曲，因为他这样做的目的是维护他与亚当斯的友谊。亚当斯的风格是针锋相对、大声呐喊、激昂论辩，然后再拥抱对方；而杰斐逊的风格是尽力回避、制造借口，然后让自己相信一切如故。[12]

曾经，这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确实磨合得不错。亚当斯和杰斐逊在华盛顿的第一个任期内保持着真诚的关系，尽管几乎所有人都清楚地看到，他们站在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正逐步扩大的裂缝两端。亚当斯因居副总统之位而几乎被封住了口，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杰斐逊尽管私下建议麦迪逊如何能最好地对抗汉密尔顿的金融计划，但他同时是华盛顿政府的一员，这种局面对维持他们的友谊也有所帮助。1793年，亚当斯加入美国哲学学会时，是杰斐逊陪他去的。亚当斯对阿比盖尔说“我们依然关系很好”，意思是他们之间的友谊维持下来了。不过，只是勉强维持下来。[13]

杰斐逊对法国大革命的激情——尽管法国大革命过于疯狂、过于血腥——让亚当斯忍受不了。杰斐逊认为法国大革命的一系列事件与美国独立战争相联系的看法，在亚当斯看来，简直是疯了。（“丹东、罗伯斯庇尔、马拉等都是一些狂暴之徒，”他在1793年写信给约翰·昆西·亚当斯时称，“毁灭的种子已经被播种进了法兰西的土地，它们都会发芽长成巨大的怪物。”）他开始将杰斐逊说成一个危险的梦想者，他就像大部分弗吉尼亚人一样，由于欠下英国债权人的债务，以至于他对欧洲事务的判断都被一种充满极端敌意的反英国病误导了，这种反英国病已经使他无法对美国的海外利益进行客观估计。他需要“从他的债务中脱身……并且按照自己的收入来安排生活”。事实上，杰斐逊已经“被自己的梦想和因反对宪法和本届政府而变得酸刻的脾性给毒害了”。[14]

到1793年杰斐逊从国务卿的职位退下来的时候，二人的友谊在亚当斯的记忆中，就只剩下一些怀旧的模糊踪迹了。“我在如此长的时间中习惯于对他的能力和良好脾性做出积极评价，”亚当斯向阿比盖尔倾诉道，“以至于我无法对这次事件（杰斐逊退休）没有丝毫的遗憾……但是，他不够坦率，他固执地反对所有形式的政府权力，以及隐藏在外表之下的偏见……已经几乎让我对这件事无动于衷了，我不会为之伤心落泪……他的心灵现在已经被激情、偏见和派系斗争毒害了。”[15]

作为一个资深的杰斐逊观察家，亚当斯对这位朋友离开公共生活的决定表示了怀疑。“杰斐逊认为这样做就可以获得一种谦虚、温和、恭顺的美名，完全没有任何野心或虚荣心，”他向约翰·昆西·亚当斯解释道，“他自己甚至可能自欺欺人地相信了这一点。但是若有机会到来，整个世界将会看到，他自己也会感到，他实际上像奥利弗·克伦威尔一样野心勃勃，尽管没有能力成为军人。”在某种意义上，亚当斯所表达的意思是，他比杰斐逊本人还明白是什么样的心理力量促使杰斐逊归隐蒙蒂塞洛。尽管杰斐逊穷尽复杂的推诿手法使人们无法看清他的内心对话，但亚当斯已经感觉到杰斐逊的退出只是暂时的，这两个老同事不久之后就要展开争夺总统职位的战斗了。伟大的合作注定要成为伟大的对抗。[16]

最了解杰斐逊的观察家是詹姆斯·麦迪逊，至少就他们各自的职业生涯而言是这样的。在与亚当斯的合作关系中，杰斐逊是年轻的一方，而在与麦迪逊的关系中，他是年长的一方。由于年龄和政治经验，杰斐逊总是倾向于尊重亚当斯，同样出于年龄和政治经验的考虑，杰斐逊主导了他与麦迪逊的关系。他们二人的合作早在独立战争年代就在弗吉尼亚开始了，并且在1780年代得到巩固：当时杰斐逊居于巴黎，麦迪逊则成为他关于国内政治事件的最可靠的消息来源，特别体现在宪法的起草和批准上。后来证明，这是麦迪逊最具创造力的时期，也是他唯一一段完全脱离杰斐逊影响而独立行事的时期。

尽管到了1790年代他们两人之间已经到了无条件信任对方的地步——1790年代他们共同领导了共和党人反对联邦党人的内政和外交政策，但是他们的合作关系缺乏亚当斯-杰斐逊合作关系的戏剧性：亚当斯与杰斐逊的合作关系似乎象征着新英格兰和弗吉尼亚之间的紧张关系，象征着对立的意识形态和脾性为了共同事业而结合。麦迪逊在脾性上站在杰斐逊的对立面——他不会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扫无遗，会更加细致和精确，是散文而不是杰斐逊式的诗歌。但是，由于他总是屈从于杰斐逊的意志，因此他们之间从来就没有发生过那种能够透露内情的冲突，而正是这种冲突使亚当斯和杰斐逊的合作显得生动。如果说亚当斯与杰斐逊之间的裂痕，是他们合作的魔力之源，那么杰斐逊和麦迪逊的联盟则好似流水无痕，虽然不那么具有魔力，却更加流畅，默默地发挥着效用。

若说亚当斯和杰斐逊是作为美国人——1776年作为美国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早期斗士，1780年代作为美国驻欧洲的两位主要使者——而走到一起，那么杰斐逊和麦迪逊则是作为弗吉尼亚人而结盟，两人都致力于确保弗吉尼亚州的利益在全国政府中获得胜利。尽管这是一项更为狭隘的事业，但它具有一个更协调、更集中的政治议程的全部优势，在这种议程中两人都扮演着清晰的角色。

杰斐逊是伟大的战略家，麦迪逊是灵活的战术家。“我将一直心甘情愿地听从你的命令，”1794年麦迪逊这样写信给杰斐逊称，“而且，若情况需要我会继续给你写信。”杰斐逊当时刚刚开始在蒙蒂塞洛隐居，沉醉于自己的退休生活，而麦迪逊则刚刚回到费城的政治战争之中。麦迪逊的信重新开启了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政治合作。而且，它还象征着杰斐逊竞选总统活动的开始，尽管杰斐逊本人并不知情，甚至还特意进行自我否认。[17]

隐居期间，一方面，杰斐逊的信件对政治避而不谈，总是强调他对翻修蒙蒂塞洛的种种设计、作物轮作计划、将日内瓦大学迁移到弗吉尼亚州的奇怪建议，以及制造肥料的最佳流程等。他写给麦迪逊的信也是以“蒙蒂塞洛的杰斐逊”——从政治家转为农民、隐居在“我那偏僻的故乡”的杰斐逊——为特征。政治问题偶尔也溜进他们的对话之中，就好像一株异国植物出现在各种野豌豆之中。另一方面，麦迪逊的信充满了来自首都的政治新闻——汉密尔顿的背叛行为和据称他在财政部伪造财政簿记的行为、华盛顿对“威士忌暴动”不祥的过激反应、反对《杰伊条约》的社会风潮，其中很多信是用暗语写的，目的是防备到邮局刺探消息的人。[18]

麦迪逊不声不响地组织着共和党人旨在让杰斐逊接替华盛顿的活动。1795年10月阿伦·伯尔造访蒙蒂塞洛，目的是讨论将纽约的选举人票拉到杰斐逊一边，并以此作为让他竞选副总统的交换条件。其他一些共和党活跃人物，比如众议院发言人约翰·贝克利，则集中处理另一个关键州——宾夕法尼亚州——的各个政治派别。另一边，联邦党人的编辑和辩论家则开始对抗这场为杰斐逊开展的竞选运动，并大力进行反杰斐逊的舆论宣传：担任弗吉尼亚州州长时，面对不列颠军队他没命地逃亡，颜面扫地；他是一个顽固的亲法派；他是一个理论梦想家，“更适合于在大学里做教授，当哲学社团的主席……但显然不适合担任一个伟大国家的第一号人物”。当这一切在杰斐逊身边如火如荼地进行时，他却坦言自己对参加总统竞选毫不知情。他可以将手放在圣经上发誓自己从来没有被告知这些计划中的任何一个。[19]

麦迪逊秘密地安排着具体事务。他明白——实际上这是他们二人合作的一个关键方面——若要杰斐逊重返政坛，就必须让这位良师益友在内心维持这种幻觉：自己根本不可能重返政坛。杰斐逊需要我们现在所称的“推诿”，这不仅是为了他的政治生涯，而且是为了他私人生活的宁静。在杰斐逊与麦迪逊的合作中，麦迪逊不仅负责处理琐碎的具体细节，还负责将杰斐逊与他本人灵魂深处悸动不已的政治野心隔离开来。

最迟到1796年夏季，当华盛顿退休已成定局，杰斐逊竞选总统一事人尽皆知、满城风雨之时，杰斐逊还宣称对竞选计划毫不知情。麦迪逊曾在蒙彼利埃逗留了四个月，而尽管蒙彼利埃离蒙蒂塞洛只有几英里远，麦迪逊还是没有去看望杰斐逊，因为他担心自己会被迫进行可能打乱杰斐逊推诿手法的谈话。“我没有见过杰斐逊，”他在给门罗的信中用暗语写道，“而且，我认为这是让他不必向他的朋友解释自己根本就没有参加这次争夺的最好方式。”因此，杰斐逊成了美国最后一个认识到这一事实的人：他正在与他那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老朋友争夺总统之位。[20]

与此同时在昆西市，这个朋友正带着自己的政治野心玩着策略。亚当斯的伙伴是阿比盖尔，她的政治直觉能够与麦迪逊的非凡技巧比肩，而且她对丈夫情绪化天性的了解超过其他任何人。她是他的红颜知己，是他可以将自我怀疑、虚荣心和内心想法和盘托出的唯一对象。然而现在，杰斐逊已经走到了对立面，而且他们的友谊已经弱化到礼貌地尽力回避交往的地步，阿比盖尔成了亚当斯的主心骨，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成了他唯一的合作伙伴。亚当斯每年都有长达九个月的时间离开费城，除了费城夏季令人窒息的热浪、每年的黄热病以及让他感到厌恶的工作等原因之外，还因为他需要到她的身边去。

不幸的是，除了他们二人分开时的通信之外，我们对他们在一起时说了些什么，毫不知情。在国会开会的那几个月中，他们每周通信两到三次，其中大部分内容都是轻松的私人内容。“任何男人，哪怕他已经六十岁了，都不应当一次离家超过三个月。”阿比盖尔在他离开她回到费城后不久就写信抱怨道。“哦，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将自己的头靠在你的怀中了，”亚当斯回信时写道，“但是你怎么能提什么‘六十岁’呢？若我此刻就在你身边的话，我马上就可以向你证明我还没到四十岁呢。”[21]

然而同样经常的是，亚当斯也利用二人的通信将自己的想法记录下来，在参议院中沉默不语的处境妨碍了他公开交流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他抱怨道，参议院中辩论的质量比大陆会议差多了，尽管他个人对阿伦·伯尔流畅而冷静的风格颇为着迷——他将阿伦·伯尔说成“像鸭子一样肥胖，像烤鸡一样红润”。他很孤单，渴望妻子的陪伴，也渴望得到她的政治建议。“我希望坐在你身边，每天晚上与你讨论参议院中的辩论。现在我却一个人坐在这里，对各种政治可能性冥思苦想。”阿比盖尔耐心听完了亚当斯关于法国大革命注定要失败的话，但比亚当斯更加乐观一些。“我在天亮之前的几个小时里都清醒地躺在那里，反复思考着法兰西问题，”她写道，“我目前的想法是，尽管他们有那么多的陈规陋俗，他们勇敢的军队最终会为他们建立一个政府，尽管这个政府的性质到底是怎样的，还很难预测。”[22]

阿比盖尔对批评《杰伊条约》的共和党人做出尖锐的回应，称他们是“没有任何头脑的雅各宾党人和党派主义的傀儡”。亚当斯表示同意，尽管他同时还认为，那些“极端的”或者过分的联邦党人对英格兰的热爱和共和党人对法兰西的迷恋一样，都是误入歧途的。“我希望不幸和敌对会让约翰牛[23]的脾气变得缓和一些，并且让他们为自己的傲慢吃点苦头，他们现在还不够谦虚。如果我没有错的话，将他们的嚣张气焰打下去将注定是美国的命运。然而，我同样希望，这个令人厌恶的任务不要马上强加到我们头上。”与华盛顿一样，他也认为《杰伊条约》是一次精明的（若说是苦乐参半的话）交易，它或许能够将与英格兰的战争推迟一代人之久。同时，他希望英格兰和法兰西拼死战斗。至于乔治三世，则是个“永远不可能恢复常态的疯狂的傻瓜”，然而在独立战争年代，“他的呆傻正是我们获得解救的良方”。[24]

当亚当斯对华盛顿没有受过什么正式教育且对经典著作缺乏了解进行严厉评论时，阿比盖尔斥责了他：华盛顿是除了她丈夫以外唯一能够保持客观的人，因此不应当在他背后说三道四。若是其他人如此直接地纠正他的错误，亚当斯肯定会像维苏威火山一样爆发了。然而，由于这种政治建议来自阿比盖尔，他打心底里表示欢迎。“将更多的建议告诉我，”亚当斯恳求道，“这比我在整个星期听到的国会辩论都更富有成熟的思想、优雅的风格和杰出的智慧。”阿比盖尔认为此种赞扬完全是为了取悦她。“我的信是多么混杂不堪啊——政治、家里的琐事和农业上的趣闻——请你用它们来点燃你的雪茄烟吧。”然而，他尽情品尝它们，并将它们全部保存了下来。[25]

接着，他们还谈到了有关总统选举的敏感问题。尽管没有明说，亚当斯知道——这意味着阿比盖尔也知道——总统职位是对他在独立战争中的贡献的正当奖励。没有其他任何人（或许除了杰斐逊以外）能够与他对独立事业的贡献相提并论。如果他不是将副总统之位作为获得总统职位的垫脚石，他凭什么愿意在那黄金般的年代沉寂于副总统职位的阴影之中呢？就像杰斐逊一样——实际上，就像那个时代每一位自尊自重的政治家（或许伯尔除外）一样，亚当斯根本就没有竞选这个职位的意图。（伯尔有这种意图，而且采取了行动。）“我决心在这个愚蠢而邪恶游戏中，做一个沉默的旁观者，”亚当斯向阿比盖尔解释道，“并且将它当作一出喜剧、闹剧或者一次体操表演来欣赏。”接着，他补充说明了自己的一个坦率想法：“但我不知道不担任总统我该怎么生活下去。”[26]

这就是亚当斯的行为模式：首先，否认自己有什么政治野心，这和杰斐逊很像；接着，直面这种野心，因为它们而产生负罪感，因为它们而坐立不安；最后，很不情愿地承认它们是他的一部分。华盛顿的继任者将会面临“过度的压力……而且极易踉跄地摔倒”。哪个心智正常的人会希望得到这样的职位呢？而且，他并不适合承担所有的礼仪性责任：“我憎恨举行招待会、发表演说、致辞、回答提问、宣言等诸如此类做作的、刻意安排的、违反常理的东西。”他对阿比盖尔很阴郁地说道。然而，他又揭示了对内心想法的再思考：“但这一切我都能够做到。”[27]

阿比盖尔让自己的回信与丈夫内心对注定之事的漫长求索契合起来。没有错，总统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一个最令人不快的位置：充满了荆棘，到处都是牢骚，总有人来挑你的错，对你诽谤中伤、谩骂诋毁”。但是（她迎合亚当斯内心的反转），“上帝之手必须有人去接纳，注定之事必须有人去完成”。这是否意味着，她愿意让亚当斯成为总统候选人，并且若他当选，她也乐意接受呢？阿比盖尔拒绝回答这个问题，直到1796年冬末才松口。“我的雄心是不要做罗马的头号人物。”她略带羞怯地说道。她唯一的政治雄心就是“统治我丈夫的心灵。那是我的王位所在，而且在那里我可以拥有绝对权威”。若亚当斯被选为总统，那么这是对他一生为国家服务的“过度却光荣的奖赏”，而他自然需要一个“会围绕着你，打理你的鬓角，照料你的咳嗽，并为你冲一杯热咖啡的妻子”。亚当斯的回信简直是狂喜不已：“嗨！嗬！哦，亲爱的！我愿永远做你最贴心的朋友。”有她站在自己身边，亚当斯就根本不需要什么内阁了。[28]

既然他个人的雄心壮志已经为人所知，既然阿比盖尔已经上船，二人的合作就开始高速运转起来了。1796年3月和4月，亚当斯夫妇开始评估各州可能出现的选举团投票情况。他担心新英格兰可能不会支持他担任总统，她却相信新英格兰肯定会坚定地支持他。（她是对的。）来自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报告表明，亚当斯的主要威胁——杰斐逊——在那里的人气直升。亚当斯预见到他们二人在选举团投票中的争夺将非常激烈，甚至可能与杰斐逊打成平局，这将使整个选举过程进入众议院。或者，假设杰斐逊以非常接近的票数位列第二，这样杰斐逊岂不就成了副总统？（直到宪法第十二修正案通过之前，选举人一直都是分别对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进行投票，而不是对由两个候选人组成的竞选搭档进行投票。）难道这种局面不会将总统和副总统置于“对立的阵营”，从而导致“国家事务危机”吗？阿比盖尔认为这种猜测只是一种没有必要担心的假想而已。（事实证明她错了。）而且，她依旧对杰斐逊心存一点幻想，认为杰斐逊完全能够加入亚当斯这边。“尽管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尽管他以前曾经是托马斯·潘恩《人的权利》的支持者，尽管他经常在为人处世上犯错误，我并不认为他是一个不真诚或者腐朽的人物。”而且，所有这些对未来不幸和危机的不安猜测，她批评道，都有悖于一个要成为国家最高官员之人的身份。阿比盖尔还说，最近她做了个梦，梦中她正坐在一辆马车上，突然有几个很大的炮弹向她飞过来。但是，炮弹都在到达她的马车之前在空中爆炸了，爆炸所产生的金属碎片也在中途落到了地面，没有任何危险。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停止无用的担忧。选举人和上帝站在他们一边。[29]

事实证明阿比盖尔只对了一半。选举人投票情况是按照地区界限进行的，亚当斯得到了新英格兰，而杰斐逊得到了南方。12月各州的统计结果纷纷出来，亚当斯多次发脾气，阿比盖尔劝慰他保持镇静。联邦党人选择了亚当斯和南卡罗来纳州的托马斯·平克尼分别竞选总统和副总统。汉密尔顿的幕后操作有让平克尼胜过亚当斯的危险，尽管汉密尔顿宣称，他的主要目标是将杰斐逊完全踢出局。曾经一度，当平克尼似乎就要获胜，亚当斯将位列第二时，这个昆西市圣人爆发了：平克尼是一个“无名小卒”，在“无名小卒”手下服务的那种耻辱是他所不能忍受的；若他最后还是位列第二，他将辞去副总统职务。然而，12月30日，弗吉尼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选举结果表明，亚当斯在这两个州都得到了1张选举人票。亚当斯停止了愤怒，开始庆祝。“约翰·亚当斯一生中从来没有感到如此平静。”他在给阿比盖尔的信中写道。这是一次险胜，他以71票对68票战胜了杰斐逊，平克尼紧跟杰斐逊之后，而杰斐逊的竞选拍档伯尔则被远远甩在了后面。[30]

在整个统计选举人票的过程当中，杰斐逊一直刻意保持着无动于衷和不知情的姿态。很明显，他意识到自己是候选人之一。麦迪逊将对各州的选票估计送到蒙蒂塞洛，而且这种选票估计在当地报纸上也有报道。尽管杰斐逊宣称自己正忙于对蒙蒂塞洛的改造和作物轮作计划，无暇顾及此类事情，然而他内心的某个隐秘处肯定正密切关注着一切，因为他在正式结果出来的两个月之前，就曾经预测亚当斯将以3票优势取胜——最终结果正是如此。

12月28日，杰斐逊给亚当斯写了封祝贺信，对“曾经发生的或被人设计好的各种旨在分裂我们的小事情”表示遗憾，并且否认自己有任何卷入总统竞选的意愿。“我没有统治人的野心，”他解释道，“这是一件痛苦且不讨好的差事。”他还不厌其烦地驳斥那些有关他不愿意在老朋友兼对手的手下供职的谣言。“我可以明确地说，我没有任何拒绝担任亚当斯先生副手的情绪。我一生之中都是他的副手，在大陆会议上是他的副手，在外交战线上是他的副手，而且在我们的文官政府中也是他的副手。”昆西市内，阿比盖尔正反复强调她的持久信念：相信杰斐逊会重新和她的丈夫交好。“你知道，”她对亚当斯说道，“我和那位先生的友谊已经经历了他的错误和缺点的考验——我对他的缺点和错误并非视而不见。我相信他还是我们的朋友。”[31]

随后的几个星期中，亚当斯和杰斐逊采取了两种恰到好处却完全不同的政治战略，以应对他们在政治上有点尴尬的重修旧好。这两种战略都承认，不论谁继任华盛顿的总统之位，都可能面临无数问题，这部分是因为华盛顿第二任期内外交政策上的深刻分歧，但更重要的是因为上天注定了华盛顿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美国人，是无法替代的。虽然始于这个共同的起点，但这两种战略之后却走上了完全对立的行为路线。

亚当斯战略的核心特征是，把杰斐逊奉为心腹，并让他进入自己的政务会议。也就是说，建立一个两党政府，其中杰斐逊可以享受被总统咨询并发挥自己的影响力，而这是亚当斯本人担任华盛顿政府的副总统时所没有享受到的。亚当斯开始在他知道肯定能传到杰斐逊那里的私人交谈中透露这种想法。这个想法确实传到了杰斐逊那里。“我的朋友们告诉我，亚当斯先生谈论了我们之间的伟大友谊，”杰斐逊说道，“而且对与我共同主持政府的前景表示满意。”亚当斯传达的信号是，1776年的合作已经复活了。若说没有哪个领袖能够独自填补华盛顿离任所留下的巨大真空的话，那么亚当斯和杰斐逊二人的重新组合——这种组合在完成以前的政治任务中表现得不同凡响——可能至少有机会维护华盛顿已经确立的领导国家的传统。阿比盖尔支持这样的想法；而且，这可能是她首先提出来的主意，因为她相信杰斐逊和她丈夫之间的政治分歧，并没有摧毁两人在过去二十年的交往中建立起来的好感和信任。[32]

信任是至关重要的。在1790年所有有关内政外交的争议中，亚当斯和杰斐逊都站在不同的立场上。而且，他们都对对方做出了非常苛刻的评价，这种评价植根于他们在美国独立战争应当采取什么路线上所秉持的对立信念。然而，亚当斯的这种倾向是独一无二的：只要建立了个人信任和友好的基本关系，那么政治及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分歧都是可以商量的。在亚当斯的思维体系中，亲密关系胜于意识形态。

亚当斯的几个最亲密朋友——塞缪尔·亚当斯、埃尔布里奇·格里、本杰明·拉什、莫西·奥蒂斯·沃伦——都是热诚的共和党人，却依旧被他信任。他特别愿意宽恕或者忽略政治分歧，只要对方是1776年“兄弟会”的成员之一。正如菲舍·艾姆斯所言，他“内心有一种独立战争情结，而且崇拜被独立战争……合法化的人格、原则和方式，并且……对任何在独立战争年代找不到基础且不在当时就已赢得的声望嗤之以鼻”。根据这个标准，比起那些只不过是这出独立战争历史剧勉强的或边缘的参与者（坚定的联邦党人），杰斐逊是一个更可靠的同事。“他（杰斐逊）的才能我非常了解，”亚当斯在给格里的信（他知道这封信肯定会传到蒙蒂塞洛）中写道，“而且，我从来都相信他的荣誉和真诚，他对祖国和朋友的热爱。”[33]

由于当时不存在任何组织完整、充分的现代政党体系，亚当斯就将自己的两党政府计划以肯定会被媒体挖出来的信件和谈话的方式，非正式地透露出来。杰斐逊就是这样知道了亚当斯正考虑采用一种大胆的策略，来应对总统任期内最为严峻的问题。比如，派一个类似杰伊使团的代表团到法兰西，这次是商谈一个旨在避免与另外一个欧洲强权发生战争的条约。而且，亚当斯也让人们知道，他正考虑让杰斐逊或麦迪逊来领导这个代表团，即将共和党的领导层纳入外交政策的制定程序中来。当麦迪逊听说了这个传言时，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报纸上说，要派一个特派公使到法兰西去，”他写信给杰斐逊，“而且那个人就是我。我没有理由认为这个故事的前半部分有什么真实性，而后半部分也纯粹是天方夜谭。”[34]

但是，这个传言是真实的。阿比盖尔支持这个计划，而且这个想法可能又是她首先提出来的，尽管亚当斯夫妇之间的通信内容十分亲密无间、重叠交叉，使我们根本无法确定谁是这个计划的主导者。当这个试探气球飘到另外几个忠实的联邦党人那里时，他们也不相信；因为在他们看来，它就好像故意将特洛伊木马放入联邦党人的城堡中一样。亚当斯听到了联邦党人的反应并告诉阿比盖尔，若这种反应太过顽固，那么他将威胁“辞去总统职位，并让杰斐逊来领导人民走向和平、富裕和强大，只要他愿意”。无论如何，他确信两党协作将使制定完全中立的外交政策更具可能性，这种政策正是华盛顿试图确立而且也是美国人民所需要的。“我们将既没有约翰牛，也没有路易狒狒。”他向阿比盖尔开玩笑地说道。他对两党中不赞同其想法的那些人的回答是一个蔑视群雄的词组：“闭嘴”。[35]

杰斐逊在沉默寡言方面是个大师，特别是当他有不同意见的时候。但早期从蒙蒂塞洛发出或者泄露的信件表明，他事实上愿意考虑并同意以之前伟大合作中的个人信任为基础，建立两党政治联盟。他多次强调自己的说法（这种说法既是真诚的，又是具有误导性的）：当他知道自己成了总统候选人，感到无比尴尬。“直到我发现我的名字被一致推举了出来，与亚当斯先生的名字竞争为止，”他写道，“我一生中都从来没有与任何人就这个问题交换过哪怕一个单词。”事实上，他之所以宣称自己感觉很尴尬，是因为他被迫与这样一个人竞争：他认为这个人更像是自己的兄长，而且也因为年龄和经验，更有资格担任总统。“几乎没有人相信我真正的想法，”他写信给自己的女婿称，“然而，这丝毫不影响我希望自己位列第二而不是第一的想法的真实性。”当佛蒙特州选举人票的争议可能导致最终出现平局并使选举进入众议院时，杰斐逊放出话来，说他愿意将佛蒙特州的选举人票计算到亚当斯头上，“以避免在如此早的时候就出现什么假总统现象”。他的这种姿态看起来是大度与宽容的典范。[36]

这绝不是什么表面文章，它是杰斐逊思想的最高一层。在这个外表之下，他与亚当斯一样，一直执着地关注乔治·华盛顿留下来的巨大阴影。他以不属于自己典型风格的隐喻向麦迪逊坦白：“总统（华盛顿）在泡沫马上就要破裂之时离开是很幸运的，这样只能由其他人收拾残局了。然而，尽管他的离开发生在各种困难开始出现的时刻，但你将看到这些困难将被归咎于新一届政府。华盛顿还像往常一样，有凭借别人的良好作为而获得赞誉和将困难留给后来者的绝好运气。”他确信“没有哪个人离开总统之位时的声名，会比得上他登上总统之位时的声名”。当与一个法国朋友在蒙蒂塞洛散步时，他更详细地说到了自己对棘手的政治形势的战略把握：“在美利坚合众国目前的局面下——已经出现了两党分裂，而且两党相互指责对方背信弃义和叛国……这个高高在上的职位（总统位）被危险的礁石环绕着，而且最杰出的人也未必能够完全避开它们。”尽管华盛顿能够超越党派，但“美利坚合众国的下一任总统只能是属于某个党派的总统”。根本就没有什么安全的中间路线，只有一片注定要被双方的交叉火力扫荡的无人区域。[37]

因此，从杰斐逊的角度来说，亚当斯建议的实质就是他俩联合起来，背靠背地站在那片死亡区域内。杰斐逊的第一直觉就是接受亚当斯的邀请。在祝贺亚当斯获得选举胜利并明确告知他“我从来没有在任何时候希望出现与此不同的结果”之后，杰斐逊对政府必须妥善协调党派纷争提出了警示。“自你在《巴黎条约》上签字以来，”杰斐逊以不祥的口吻指出，“我们的视野之内从来没有如此阴霾密布。”然而，他感到很高兴，也很荣幸自己能够发挥建设性作用，以推动国家度过这段困难时期并复兴“1776年精神”——“当时我们正在为祖国的独立而战”。他结尾处做了一个模糊的许诺，表示要再续从前的合作关系。[38]

若收到这样一封信，亚当斯肯定会异常兴奋（因为他们最近非常不自然的通信中充满了虚饰语言，而且这封信看起来是在向他妥协），但是，这封信从来没有寄出。相反，杰斐逊决心将它先交给麦迪逊，以确保措辞没有任何不妥。麦迪逊提出了六个理由，来说明杰斐逊的姿态为什么可能导致无法承受的政治风险。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理由是一个无可争辩的结论：“考虑到亚当斯先生的政治举措有可能迫使共和党持反对立场，以及我们所处局势的极端不确定性，让他持有这样的书面文字——其中你个人的敏锐和情谊体现出对他的赞扬和信心——将有可能导致极端尴尬的场面出现。”简言之，杰斐逊必须在他对亚当斯的个人友情——这种友情是显而易见、广为人知的——和他对共和党的领导之间做出选择。若杰斐逊的主要目的是向亚当斯表示一种怀旧的友好之情，那么麦迪逊建议，通过将这封信的部分内容透露给他和亚当斯的共同朋友就可以做到。（事实上，麦迪逊已经处理了这方面事宜，他将杰斐逊的这些话告诉了本杰明·拉什，按道理拉什肯定会将它们转达给亚当斯，他也确实这么做了。）但是，杰斐逊不能让自己卷入亚当斯政府的政策制定过程中，以免影响他在作为反对党的共和党中所扮演的领袖角色。[39]

每当麦迪逊提出这样的战术性建议，杰斐逊几乎总是言听计从。然而，他希望麦迪逊知道，这是有代价的。“亚当斯先生和我本人从独立战争开始就是真挚的朋友，”他解释道，“我们远离了曾经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政治链条的事实，并没有让我对他内心的正直有过丝毫的怀疑。我希望他知道这一点。”说过这些话并将它们恰当地记录在自己的灵魂深处后，杰斐逊同意泄露这封信的部分内容，这就足够让他问心无愧了。“至于让我参与亚当斯政府，”他接着说道，“若他指的是内阁的话，我的责任和个人倾向已经为我关上了进入内阁的大门。”所谓“责任”，杰斐逊指的是领导反对亚当斯总统的共和党的责任；而所谓“个人倾向”，杰斐逊指的是他个人对亚当斯提议的那种内阁讨论和政策辩论的厌恶。杰斐逊最后说道：“我不可能愿意每天都像一名角斗士一样到角斗场上去，并在每一次对抗中殉难。”杰斐逊并没有承认自己选择将对党派的忠诚置于高于对亚当斯的忠诚的位置（对于杰斐逊而言，意识形态是建立密切关系的最好基础）。相反，他倾向于从个人角度来做出决定。他根本就不愿意也没有精力在担任政府职务的同时，还为共和党的政治议程辩护。尽管从心理上他无法把自己当作一个政党领袖，但事实上他已经是政党领袖了。[40]

这是一个痛苦的个人决定，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决定。亚当斯在几个星期里都对此一无所知。他从他们的共同朋友那里得到的消息，都是强调杰斐逊接受失败的大度。这听起来不错。阿比盖尔依旧相信，杰斐逊应当是可以被信任的，而且两党联合是一条正确路线，将一位著名的共和党领袖（这个人可能是麦迪逊）包括在派往法国的和谈使团之中也是一个精明的决定。另外，那些被亚当斯选来加入内阁的联邦党人（他保留了华盛顿的顾问们，这是他最大的错误）却威胁称，只要亚当斯试图推行两党路线，他们就要全体辞职。（事后看来，这对亚当斯来说可能再好不过了。）假如杰斐逊同意恢复合作，这位即将就任的总统如何才能打破僵局，我们无从知晓。

事实情况是，一场非常戏剧化的面对面遭遇战推动了情节发展。1797年3月6日，亚当斯和杰斐逊与华盛顿一道在费城的总统府进餐。亚当斯了解到，杰斐逊不愿意加入内阁，而且杰斐逊和麦迪逊都不愿意加入去往法国的和谈使团。杰斐逊了解到，亚当斯正在与那些联邦党人顾问搏斗，那些人反对杰斐逊在政府中发挥任何显著有力的作用。吃完饭之后，他们一起沿着市场街走到第五大街，那里与杰斐逊起草《独立宣言》的地点只隔了两个街区：大约在二十一年前，亚当斯在大陆会议上曾激烈地为之辩护。正如杰斐逊后来回忆的那样：“我们相互告别，自此以后他从来没有就这个问题说过哪怕一个字，也从来没有就政府准备采取的任何措施咨询过我。”但是，杰斐逊本人当然早已决定，他更愿意扮演一种反派角色：反对他正式供职的政府。[41]

几天之后在宣誓就任副总统的仪式上，杰斐逊开玩笑说自己对议会程序的记忆已经生锈了，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他打算将自己的时间花在观看参议院辩论这种没有什么损害的事情上。在亚当斯于3月13日宣誓就任总统之后，亚当斯写信告诉阿比盖尔，华盛顿当时曾低声嗫嚅道：“啊！我现在已经完全退出，你却完全进去了！看看我俩之中谁会是最快乐的人。”毫无疑问，华盛顿离职的场景占据了媒体报道的主要篇幅。亚当斯告诉阿比盖尔，这就好像“一个太阳已经完全降落，而另一个正在升起一样（尽管不那么绚丽多彩）”。有着更敏锐历史直觉的评论家则注意到，行政权力的第一次交接进行得很顺利，几乎可以说是平淡无奇。杰斐逊在就职仪式结束之后马上启程返回蒙蒂塞洛，去组织他的“共和党流亡政府”，并等待不可避免的灾难落在他的老朋友亚当斯总统头上。对亚当斯来说，他现在已经失去了杰斐逊这样一位同事，而且联邦党人的内阁成员全都忠于汉密尔顿，他只剩下阿比盖尔了：她是他可以真正信赖的唯一合作伙伴。他对她发出的带有强烈爱意的呼喊之中，混杂着某种绝望成分。“我一生之中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你的建议和帮助，”他恳求道，“时局关键而危险，你必须在我身边帮助我……你只能让我们的农场随风而去了。没有你，我将一事无成。”[42]

顺着美国历史回头望去，我们很难发现还有哪个总统像亚当斯总统那样，被一个外交政策问题以及国内对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巨大分歧所主导。实际上，亚当斯的总统任期可能是下面这种真实历史现象的最经典例证：前任总统遗留下来的政治情况决定了后一任总统领导力的具体参数。也就是说，是历史塑造了总统，而不是总统塑造了历史。凭借后见之明来看，杰斐逊对1796年的战略估计越来越像一种真知灼见：不论是谁接任华盛顿的总统职位，他都注定要失败。

除了追随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这个极为艰巨的任务之外，亚当斯还面临双重的两难境地。一方面，国家已经在大西洋和加勒比海上与法国私掠船展开了一场未公开宣布的战争。最主要的政策问题是显而易见的：美利坚合众国到底应当宣布与法兰西开战，还是寻求外交解决？亚当斯选择了后一种路线，就像华盛顿一样，他愿意以任何代价来维持美国的中立。除此之外，他还开始建立海军，这将使美利坚合众国有能力进行防御战争——如果与法兰西的谈判以失败告终。

现在看来，这是唯一正确且现实的政策。然而，谈判要想成功，法国就必须有一个足够稳定的政府，而且它还要充分相信美国的力量，才会与美国进行严肃的和谈。这些条件在亚当斯担任总统期间都不具备。直到拿破仑作为独裁者出现为止，法国政府——最终被称为“督政府”——一直都不过是由不断变化的政治派别组成的徒有虚名的联合政府，它根本就不可能保持什么连贯一致的政策或者方向。而且，从法国人的角度来说（从英国人的角度来说情况也一样），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在涉及面甚广的英法争霸战中，至多不过是一个扰人心烦的小因素而已，更多情况下根本就没有任何重要性。总之，国际层面上根本就不具备解决亚当斯总统任期内核心问题的重要条件。因此，这个问题是不可解决的。[43]

另一方面，让已经足够糟糕的局面变得更加糟糕的是，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之间的辩论已经堕落成一种意识形态战争。每一方都真诚地认为对方是美国独立战争核心原则的背叛者。曾存在于华盛顿第一个总统任期内的政治共识，已经被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在“威士忌暴动”和《杰伊条约》上的争执打得支离破碎，到1797年则已经瓦解得荡然无存了。当杰斐逊将这种崩溃描述成旧交故友之间的信任丧失时，他道出了卷入这种极端党派主义、如粪便一般恶臭的政治文化中的许多人的心声。“那些一生都很亲密的朋友，”杰斐逊说道，“为了避开见面而走到街道两边，并将头扭到另外一侧，生怕可能要不得已手碰一下帽檐相互致礼。”他第一次使用了“隔离之墙”这个短语，这个短语后来因被他用于描述政治与宗教之间的适当关系而闻名。然而在这里，这个短语指代的是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之间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歧。“政治和政党仇视摧毁了这里每一个人的幸福，”他在给女儿的信中写道，“他们似乎认为自己就好像火蛇一样，火是构成他们的基本元素。”[44]

杰斐逊对这种不断升级的政党战争的解释，是极富讽刺意味的，因为正是他推动了个人信任的最终崩溃，而且也正是他拒绝了亚当斯伸出的再续旧好的橄榄枝，从而彻底抛弃了党派合作。但是，杰斐逊在这个方面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边哀叹长久以来一起共事之人的分裂，一边亲自筑起加剧这种分裂的隔离之墙。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一样，都指责对方是心胸狭隘的党派主义者，从来没有承认也从来没有明确意识到，他们自己的行为也符合他们贴在敌人身上的党派主义标签。

1790年代，那种可以存在合法的反对党的观念尚未在政治文化中形成，因此政党的演化发展是在将“政党”视为污辱性词语的环境下进行的。实际上，独立战争的领袖们缺少适当的词汇来描述他们正在创造的政治现象。而他们所继承的语言却将真正的政治差异和分歧固定在夸大和凸显两党的不可调和性的框架之中。就像杰斐逊一样，亚当斯认为这种僵局是一种相互信任的瓦解。“你可以为我作证，”他写信给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谈论杰斐逊的反对党时说道，“我是多么不希望放弃他。带着同样的不愿意，我不得不将他看作一个心灵已经被偏见拘囿的人……不论作为一个哲学家他是多么的明智和科学，但作为一个政治家，他不过是一个孩子，不过是政党的玩偶。”[45]

在国内事务上，亚当斯继承了一种过度紧张的政治气氛，其与国际层面上混乱争斗的不祥和棘手相比，可谓毫无二致。在多个意义上，这确实是一种史无前例的局面：他的副总统实际上是反对党领袖；他的内阁只忠于对华盛顿的记忆，其中几个成员认为此种记忆就体现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身上——当时汉密尔顿已经正式退出政府；政治党派正逐步固化成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阵营，可是任何一方都没有将对方视为除背叛者之外任何其他东西的语言力量或精神力量；整个共和政府实验的核心信念——这种信念认为内政外交政策的权威性源于公共舆论——将一种全新的影响力赋予媒体，而媒体当时却还没有发展出任何稳定的行为规则，以区分谣言和真实报道。这是一剂制造政治混乱的药方，像华盛顿那样的坚韧不拔者要控制这种混乱都必须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任何其他人，包括亚当斯在内，都根本没有多大的成功机会。

若后见之明让我们可以客观描述当时的历史环境（这种历史环境反过来又决定了限制亚当斯总统政策的历史参数）的话，那么它还要求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历史环境的主要参与者中，没有哪个人拥有超凡的洞察力，从而能够让他们看清楚历史到底为他们准备了什么。（他们相信自己正在创造历史，没有任何其他道路可走。）实际上，联邦政府的政治制度和权威性还太幼嫩、不成形，根本无法有效应对这个新生国家内政外交方面的种种挑战。

因此，发生的一切都是高度即兴的、高度个人化的。亚当斯基本上不理会他的内阁——反正其中大部分成员都忠于汉密尔顿，而是向自己的家庭寻求建议，这实际上就使阿比盖尔成了他非正式的女性内阁成员。杰斐逊恢复了与麦迪逊的合作关系，不过现在调换了角色：杰斐逊开始在费城的联邦政府中指挥作为反对党的共和党，而麦迪逊则从自己隐居的蒙彼利埃往外传递政治智慧。尽管联邦政府的中心是费城的总统办公室和国会办公室，但真正发挥作用的权力中心却是两个以信任为基础所建立起来的政治合作关系。在未能复兴独立战争年代的伟大合作之后，亚当斯和杰斐逊带着各自的亲密朋友，分道扬镳了。

亚当斯这一方的合作几乎带有部落合作性质。尽管亚当斯本人作为一名政治家和外交家经验丰富，但是他没有任何担任行政领导的经验。他从来没有担任过州长，杰斐逊却担任过。他从来没有担任过军事指挥官，而华盛顿担任过。他认为联邦党人领袖的身份不仅不合乎体统，而且与他作为总统的责任完全不兼容：总统应当像华盛顿那样超越党派争议，并像一位只关注国家长期利益的“爱国的国王”那样做出决定。结果是，协调国会或内阁内部政治派别的念头，从来就没有在他的脑海中出现过。相反，他宁愿依赖于自己的判断以及家人和值得信赖的朋友的建议。

这解释了他最早做出的也是最具争议的两个决定。第一个决定是，他坚持让埃尔布里奇·格里加入派往法兰西的和谈使团。格里在某种意义上是新英格兰版本的本杰明·拉什，是一只与亚当斯夫妇关系密切的可爱的牛虻，但是他的意识信念却以不可预测的形态悬浮于整个政治图景之上。最近的风向将他带入了共和党阵营，使他成了法国大革命的坚定辩护者。这就是阿比盖尔认为格里“脑袋里有根歪筋”的主要原因。亚当斯本人也警告格里不要将法兰西此时发生的一切与美国独立战争混淆。“法国人推行共和政府的能力，”亚当斯坚持认为，“还比不上费城街头烈日曝晒下的雪球，连一个星期的时间都坚持不了。”尽管阿比盖尔对格里有所保留，亚当斯还是希望让格里加入和谈代表团，以证明他的两党合作原则，同时也为了确保他能够从自己信任的朋友那里得到坦率的报告。[46]

第二个决定是，他任命约翰·昆西·亚当斯担任美国驻普鲁士公使。他儿子对此表示反对，说亚当斯对自己的任命肯定会被批评为一种任人唯亲的做法，而且会激起类似于亚当斯正在培养他为总统接班人的指控。“你的理由根本就经不起任何考察，”亚当斯回击道，“这是我所知道的你那些观点里面基础最不稳固的一个。”这是一种典型的亚当斯式的虚张声势，对自己明知是正确的政治意见大声否认，因为这个建议是完全政治性的、纯粹自我保护性的而拒绝听取。最重要的是，他希望儿子能作为他个人在欧洲外交中心的消息前哨。“我希望你继续无所拘束地给我写信，”他写信补充道，“但写给其他部门时，可要更加小心谨慎一些。”他将是自己的国务卿，而且宁愿相信儿子对欧洲事务的深刻了解，而不是什么官方报告。[47]

这两个决定在第二年都带来了好处，当时直接宣布与法国开战几乎是毫无疑问的。那个灵活且肆无忌惮的法国外交部部长塔列朗拒绝接待美国和谈使团，并接着派来三个代理人索取五万英镑的贿赂，作为开展任何进一步谈判的前提条件。当亚当斯知悉了这个蛮横无理的要求时，他马上命令代表团返回美国，不过他并没有向国会和公众公开那些谈及索贿行为的官方公文。阿比盖尔说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决定”，因为“总统知道他无法打出自己最强有力的牌”。但是，亚当斯知道公众对这个后来被称作“XYZ事件”（得名于那三个法国代理人）的反应，肯定是极端爱国主义的、绝对好战的。通过推迟公开这些公文，他赢得了时间。在这段时间中，特立独行的格里则选择留在巴黎，与法国外交家们就如何避免这场马上就要到来的战争进行非正式讨论。他送回来的报告要人们保持耐心，因为法国督政府内部越来越认识到索贿是一次严重的失算。约翰·昆西·亚当斯的欧洲消息网络也敦促应明智地拖延时间。尽管国会内部联邦党人不断施压和公开“XYZ事件”之后战争狂热情绪不断加剧，亚当斯依然想根据这些报告坚守着与法国和解的希望。[48]

阿比盖尔是亚当斯没有正式头衔的内政部长。从最实际的角度来说，亚当斯根本就没有什么内政政策，因为他相信将注意力放在流变的公众舆论以及新闻界中如火如荼的党派斗争上，是与他作为总统的正确姿态不相符的：总统应当对摇摆的国民心态保持不闻不问。阿比盖尔倾向于强化行政独立的信念。她解释道，杰斐逊就像一棵柳树，枝条会随着任何政治风向而弯曲摇摆；而她的丈夫却像一棵橡树：“他可能被连根拔起，他可能被砍倒，但是他从不弯腰。”[49]

尽管如此，她还是密切关注着共和党报纸上高度党派主义的对话，并且定期向丈夫汇报反对党的诡计和指控。当《曙光报》的一篇文章说亚当斯“老迈、丑陋、秃顶、瞎眼而且跛脚”时，她开玩笑说只有她一个人拥有这方面的私人知识，可以为他的身体状况作证。公众对“XYZ事件”的反应致使美国国内对法国支持者的敌意骤然升温。阿比盖尔高兴地注意到威廉·科贝特的反杰斐逊社论出现在了《箭猪公报》上。这些社论将杰斐逊描述成“这个国家内部法国化那一派”的总头目，而且是“美国督政府”的主要成员之一。她很高兴地报告了人们在7月4日的祝酒词：“愿约翰·亚当斯能够像参孙一样，用杰斐逊的颚骨杀死成千上万的法国人。”她告诉亚当斯在费城街头流传的举行支持法国的游行示威计划，据说组织者正是“所有大恶棍中的超级恶棍，背叛祖国的卖国贼——阴间的卑劣之徒杰斐逊”。她预测，共和党领袖们“将……最终在公众眼中获得类似于独立战争亲英分子的地位”。[50]

尽管我们并不能肯定，但确实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在说服亚当斯支持被统称为“外侨和叛乱法”的四项立法上，阿比盖尔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些臭名昭著的立法无疑是亚当斯担任总统期间犯下的最为严重的错误。它们的目的是要将在国外出生的居民驱逐出境或者剥夺他们的公民权。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都是法国人，他们倾向于支持共和党人。而且，它们还规定发表“反对美利坚合众国的任何虚假的、诽谤性的、恶毒的作品”的行为将构成犯罪。亚当斯直到临终之际还在宣称这些法律从来没有得到他的支持，它们的主要支持者是国会中的联邦党人激进分子，他很不情愿地在这些法律上签了字。[51]

所有这些都是非常真实的，然而尽管他自己有所保留，却没有听从像约翰·马歇尔这样温和联邦党人的建议，最终仍然签署了这些法律。（甚至最终对这些法律表示了支持的汉密尔顿，也对《惩治叛乱法》所开创的危险先例感到极端害怕和心寒。）然而，阿比盖尔却没有什么反悔的表示。“没有任何东西会起作用，除非国会通过一个有关惩治煽动叛乱的法案。”她在1798年春天写信给自己的姐姐时写道。只要通过了这样的法案，“公众的愤怒就可以落到他们（共和党编辑们）忠实的头脑上……在其他任何国家，贝奇及其所有的报纸可能在很久以前就已经被查封了”。她对丈夫的爱，她作为总统保护人的角色，使她已经不再有任何疑虑。她甚至敦促根据《客籍法》将在瑞士出生的当时担任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的阿尔伯特·加勒廷驱逐出境。她说，加勒廷“这个表里不一、狡猾、多余的卡西乌[52]，这个被输送到美国的外国人”，由于发表了“妨碍他们的事业且阻止他们实现伟大目标”的演说或者提出了此类宪法修正案而犯下叛国罪行。加勒廷和杰斐逊阵营中的其他成员一样，应当被看作“背叛国家的叛国贼”。[53]

当然，亚当斯本人必须为批准这种党派主义立法成为法律而承担责任，这些立法后来损害了他的历史声誉。然而，即使如他一直所坚持的那样——“外侨和叛乱法”从来都没有得到他的热情支持，阿比盖尔对这些立法毫不含糊的支持也肯定会让他签署这些立法。换言之，如果她曾经反对过这些立法，我们就很难想象亚当斯会采取他后来的那种行为。这一次，信念和亲密关系使他误入歧途。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亚当斯担任总统期间做出的最为重要的（也是最为成功的）决定，是当阿比盖尔在昆西市时做出的。当时阿比盖尔正逐渐从风湿热中康复，而那些反对这个决定的联邦党人却将这个决定归咎于她。这明显是亚当斯一时冲动而做出的决定，他于1799年2月18日宣布派另外一个和谈使团到法兰西。国会中的一位联邦党领袖西奥多·塞奇维克称自己当时就好像“被雷击了一样”，并总结了其他同僚的反应：“若让世界上最恶毒的心灵和最杰出的头脑来选择一个最具毁灭性的措施，必定是亚当斯所采取的那个措施。”时任国务卿但不忠于亚当斯政府的蒂莫西·皮克林（亚当斯后来对他深恶痛绝）也说自己像“被雷击了一样”，并且敏锐地对亚当斯的动机进行了一番描述：“亚当斯做出这个决定根本就没有征求政府内部任何人的意见，而且正是因为他知道我们肯定都会反对这个措施。”阿比盖尔本人则称，新英格兰的所有联邦党人都为之惊奇不已：“他们就像一群受到惊吓的鸽子，根本没有人做好响应这一举措的准备。”[54]

费城新闻界流传的说法表明，亚当斯之所以会如此冲动地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那位机敏非凡的妻子当时不在他身边，无法劝说他不要做出这个决定。决定前的两个月中，不论是在公开的还是私下的场合，亚当斯都一直抱怨自己比一个“遁世者”强不了多少，而且他“很希望健谈的妻子能在身边”。阿比盖尔注意到《箭猪公报》上有一篇社论对她不在亚当斯身边表示遗憾。“我想，”她写信给亚当斯时说道，“他们将希望利用某个人来保持公共对你的兴趣。”亚当斯宣布派遣新和平使团的行为再次证实了若没有阿比盖尔，亚当斯不是丧失了心态平衡，就是完全失去理智。亚当斯拿这些说法开起了玩笑。“它们应当能够满足你的虚荣心，”他写信给阿比盖尔时说道，“这样你就可以安心养病，重回我的身边。”阿比盖尔也同样以开玩笑的口吻回信，但是发出了支持亚当斯决定的明显信号：“若真这样的话就好极了。可是，这位老妇人会告诉他们，他们错了，因为她认为这个措施是政策上的大手笔。”[55]

历史正是如此，因为亚当斯派出的那个代表团最终与法国达成了终止美法“准战争”的外交协议，亚当斯的决定成了华盛顿外交思想的第一次实质性行动。而且，它也成了美国独立于欧洲战争的先例，而这个先例将在随后的一个多世纪中影响着美国的外交政策。然而，在当时党派战争如火如荼的环境下，亚当斯的单方面行为无异于一种政治自杀。“他承受了一个不受欢迎的措施给他带来的全部压力，”阿比盖尔说道，“他知道这种压力……会以连珠炮一样的谩骂落在他的头上。正如他预想到的，他被政敌辱骂、诽谤。这种局面在当时就已经想到了。然而，对他这一决定的最大反对声却来自他的朋友圈。”阿比盖尔的意思是，亚当斯选择了疏远联邦党人的主流政策，联邦党人的主流派也将其政策看作亲法之举，而且只有杰斐逊及其共和党人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箭猪公报》的社论也已经转向反对亚当斯了。联邦党人中盛传的流言说，他们这位昔日党派领袖已经完全心智失衡了。（亚当斯得意扬扬地写信给阿比盖尔说，他现在可以用《惩治叛乱法》来查封联邦党人的新闻机构了。）他是那种不归属于任何党派的总统。[56]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亚当斯内心似乎同时考虑了三个原因，正是这三个原因决定了其外交政策方向。直到当时，外交政策还在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水火不容的政治议程之间左右摇摆。

第一，他对汉密尔顿挥之不去的怀疑已经发展成完全的不信任，接着又演化成强烈的个人愤怒。两年来，汉密尔顿一直躲在幕后向亚当斯的内阁发出各种指示。尽管亚当斯对这些东西有着模糊的认识，他却并没有太在意。毕竟，他从来就没有怎么注意自己的内阁。然而，1798年夏季，汉密尔顿劝说国会内的联邦党人授权建立一支数量庞大的“临时军队”（后来被称为“新军”），规模在1万～3万士兵，以应对可能马上就要到来的对法战争。亚当斯支持军事准备的原因在于将它当作让法国人看到美国政府坚定决心的外交手段。而且他强烈倾向于建立一支海军，他认为海军是“浮动的炮台和防卫屏障”。建立常备军对他来说是一件具有内在危险性且非常昂贵的事情。“陆军在任何地方都是昂贵的，”他向国防部长解释道，“而在我们这个国家显得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加昂贵。”既然与法国的冲突发生在公海之上，有什么必要的理由建立陆军吗？“目前来看，”他说，“法国陆军到达美国本土的可能性比法国陆军登陆天堂的可能性都要小。”[57]

接着，亚当斯心中看到了整幅恐怖的图景。汉密尔顿的目的是让“新军”成为他个人的权力工具。毫无疑问，要请华盛顿出山来担任这支军队的总司令，然而同样可以预见的是，已经年迈的华盛顿将军肯定会将实际的指挥权交给他以前的副官。亚当斯怀疑，这个他以前不信任、现在极端厌恶的汉密尔顿，认为自己就是美国的拿破仑，准备宣布军事管制法律，并且以国家的唯一拯救者的面目出现。阿比盖尔赞成亚当斯的想法，并称汉密尔顿是“波拿巴第二”，怀揣着不可告人的建立帝国的野心。（若他们能够读到汉密尔顿的私人通信，他们可能会发现，汉密尔顿的计划是非常宏大的：他计划让自己的远征军挺进弗吉尼亚，像对待“威士忌暴动”一样镇压在那里负隅顽抗的共和党人；接着军队取道路易斯安那地区，进入墨西哥和秘鲁，将所有居民从法国人和西班牙人的统治之下解救出来，并让他们成为不断扩大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尽管亚当斯赞同“外侨和叛乱法”，但汉密尔顿带领这样一支军队的可能性将使整个共和政府完全被一种经典的终结行为扼杀，也就是军事独裁。没有人比亚当斯更清楚这种历史发展模式，也没有人，甚至是杰斐逊，比亚当斯更加痛恨汉密尔顿。阿比盖尔说亚当斯决定与法国政府重启谈判是“政策上的大手笔”，因为这个决定避免了与法国的战争，从而一举瓦解了汉密尔顿建立陆军的理由。[58]

第二，亚当斯从身处普鲁士的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的报告（这些报告是建立在约翰·昆西·亚当斯在巴黎和阿姆斯特丹的关系网络之上）中发现了新证据，这些证据表明塔列朗现在渴望与美利坚合众国维持和平。1799年1月亚当斯的次子托马斯·波尔斯顿·亚当斯从欧洲返回美国，带来了约翰·昆西·亚当斯提供的最新文件，这些文件表明塔列朗不仅会接待美国和平代表团，而且还可能对美国在过去三年中损失的船只货物进行赔偿。不论亚当斯2月做出的决定在外人看来是多么冲动，该决定实际上是亚当斯以自己的亲儿子——具有战略意义的、最值得信赖的心腹——提供的外交建议为基础，并经过认真思考而得出的结果。

第三，从蔑视两党政治议程的独特行为原则中，亚当斯获得了深刻的个人满足。再次向法国派遣和谈使团使他不再受民众欢迎，使大多数观察家认为这是一种政治自杀。这些反而让他坚信：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在他看来，设计总统职位的目的就是要让总统超越政党争吵，并超越各个政党所认定的所谓的国家利益。更具说服力的是，其最大能量的最充分展示总是发生在（他所理解的）长远公共利益与眼前政治情势相冲突的时候。

亚当斯的这种风格或许可以被称为“开明的刚愎自用”，这种风格实际上是寻求各种机会来展示（往往是以惹眼的方式）他做出自我牺牲的高风亮节。他为被指控犯下“波士顿大屠杀”之罪的英军辩护，并在离美国独立尚有一年时召开的大陆会议上坚持认为美国已经独立，而且还要求人们对总统职位持有一种更为尊崇的态度——尽管人们因此而指控他是一个君主主义者。这些全都是亚当斯风格的一部分，一种藐视传统、充满敌对意识的脾性，这种脾性使他易于被他人疏远。（约翰·昆西·亚当斯以及亚当斯的曾孙亨利·亚当斯在下一个世纪中都表现出了这种风格，这表明这种脾性源于亚当斯家族血统之中。）亚当斯总统在1798年面临的政治局势恰好激起了他心中那种过度的道德感。尽管阿比盖尔在整个过程中都伴随他左右，但对亚当斯本人而言，这个过程是他与自己内心的魔鬼和怀疑情绪合作的过程，是他个人的独立宣言。

亚当斯总统面临的所有内政外交挑战，在杰斐逊和麦迪逊眼中，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他们在拒绝亚当斯抛过来的橄榄枝、承担起领导反对党的职责之后，马上就将队伍紧密团结在他们的信念之下，并将亚当斯所遭遇的几次危机都看作瓦解联邦党人的绝好机会。他们真诚地认为，联邦党是一种有组织的、反对美国独立战争真义的阴谋。“就什么也不做、只争取时间而言，我们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杰斐逊写信给麦迪逊时说道，如何与法国交往，以及汉密尔顿派和杰斐逊所称的“亚当斯派”在“联邦党阵营内的深刻分裂”，给共和党带来了政治优势。共和党的政治议程要想获得胜利，联邦党人的政治议程就必须失败。尽管亚当斯从来没有完全属于任何一个党派范畴，而且最终决心让自己与双方都保持距离，但是作为联邦党内当选总统的领袖，他不可避免地成了共和党有组织的反对行动的目标。[59]

麦迪逊从来没有像杰斐逊那样对亚当斯有过什么个人好感，因此让他来领导丑化亚当斯动机和品格的行动，会容易一些：

或许，现任总统与前任总统在人格上可谓天壤之别……一个冷静、周全而且谨慎，另一个的情绪则会被任何一个小火花点着，并燃成熊熊大火。一个总是关注着公共舆论，随时准备在无法引导舆论的时候追随公共舆论，另一个则以最为恶毒的情绪和指控来侮辱公共舆论。华盛顿是战场上的英雄，克服了内阁内部的任何危险。而亚当斯却没有哪怕一丁点儿的军人品格，作为政治家他也是一个十足的堂吉诃德。前一任最高行政首脑以其真挚之情在任何地方都寻求和平，尽管采取了错误的方法；而后一任最高行政首脑却竭力要进入战争，这正是前一任所竭力避免的。

后一点成了杰斐逊-麦迪逊合作关系中的一种信念，即亚当斯实际上是希望与法国开战的。麦迪逊宣称，亚当斯是“两国和解的唯一障碍，而且如果战争确实爆发，他就是战争唯一真实的起因”。[60]

杰斐逊和麦迪逊甚至试图让自己相信，亚当斯虚构了所谓的“XYZ事件”，目的是要动员群众支持他宣布与法国开战。杰斐逊和麦迪逊两人还相互告知，塔列朗并没有那么愚蠢，也没有那么寡廉鲜耻，以至于会试图从美国和谈代表团那里索取贿赂。亚当斯组织了“一次对法国政府的诽谤”，这是其“诈骗伎俩”的一部分。麦迪逊不认为亚当斯拖延公布关于索贿事件的文件是为了避免出现公愤而要求开战的混乱局面，更不认为这是谨慎明智、富有政治家风范的决定。相反，他认为这是亚当斯为了制造最大杀伤力而精心设计的。“亚当斯先生愿意与法兰西和解的声名确实是绝妙非凡的。”麦迪逊挖苦道。他的意思是，亚当斯完全不配享有这种声名。当杰斐逊虚情假意地说，他的这位老朋友曾是独立战争原则的忠实追随者时，麦迪逊反驳道：“他在历次演说中给出的每一个答案，都越来越暴露出他所真实追随的原则……废除英国王权看起来并不是他的独立战争原则之一。至于他是否总是这样坦白，只有那些在1776年了解他的人才最为清楚。”一句话，杰斐逊应当从怀旧的记忆中脱离出来。亚当斯就是个叛国贼。[61]

尽管杰斐逊更了解实情，但他还是附和了麦迪逊的观点。他将流传在国会走廊中的谣言告诉了麦迪逊，这个谣言的大意为曾经有人听见亚当斯宣布，“这就是我对法国的不信任之所在，他们一旦同意与我们达成一项对我们如此有利的条约，我认为拒绝这个条约就是我的责任所在”。（实际上，亚当斯当时正在听取格里关于与法国重启和谈的恳求。）流传在费城街头的另一个谣言也没有逃过杰斐逊的耳朵：华盛顿已经放出话来，说他不赞成亚当斯的外交政策。（实际上恰恰相反，华盛顿认为亚当斯的外交政策有效实践了他长期遵循的美国中立原则。）另一个谣言又说，亚当斯正暗中破坏将首都迁到波托马克河的计划（这同样是不真实的）。接着，当1799年2月亚当斯出人意料地宣布要向法国再派一个和谈代表团时，杰斐逊告诉麦迪逊，这个“千里挑一的决定”是亚当斯迫不得已而做出的。杰斐逊掌握的可靠证据表明，塔列朗已经威胁泄露亚当斯此前的和谈计划细节，并以此要挟亚当斯就范。“请注意，我说的这一点不过是猜测而已，”杰斐逊告诉麦迪逊，“但是这种猜测是以我们眼皮底下的众多文件和种种迹象为依据的。”（其实，所有文件和迹象都是虚构的。）[62]

如果说亚当斯家庭内合作所发挥的主要作用是将他隔离起来，并最终让他远离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战争，那么杰斐逊和麦迪逊之间的合作所发挥的主要作用是，制造一些东西来强化各自对亚当斯总统的攻击，这种攻击往往不惜放弃最基本的事实准确性。在他们心目中，国家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危险，联邦党人带来的威胁已经使整个共和政府实验处于危险之境，这场战斗是一场殊死搏斗，仅将对方当作俘虏关押起来是不行的。他们让自己相信，亚当斯就是敌人，并用所有的证据来证明这个顽固不化的、极端成问题的信念。

杰斐逊那种无与伦比的自我否定能力也有助于让他们的事业保持纯洁，至少在他内心深处是这样认为的。1798年，他委托詹姆斯·卡伦德撰文诽谤亚当斯。此人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专事诽谤和揭丑之徒，当时他刚刚泄露了汉密尔顿与玛利亚·雷诺兹的通奸事件。在《我们面临的未来》中，卡伦德不负杰斐逊所望。他将亚当斯描写为“一个头发灰白的纵火犯”，并说他不仅决心与法国开战，而且决心宣布自己为终身总统，并让约翰·昆西·亚当斯成为他的接班人。当杰斐逊面对指控——位居副总统，却还向卡伦德付钱，让他撰写诽谤总统的文章——时，杰斐逊宣称自己对此一无所知。卡伦德随后将杰斐逊写给他的那些信件公开以证明他们的同谋关系，杰斐逊看起来惊讶不已，并称这些东西表明，他隐藏得最深的秘密并不是那些他不让自己的政敌知道的秘密，而是那些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的秘密。[63]

1798年春，国会开始就《惩治叛乱法》进行辩论，杰斐逊最担心的是这个法案可能是专门针对他的。他向詹姆斯·门罗抱怨说：“因为我被发现与法国督政府有着罪恶的通信往来，因此我的名字在整个城市流传。”联邦党人的报纸文章指控杰斐逊通过在美国的亲法机构将信息传递给法国政府，并且与《曙光报》——共和党的主要舆论阵地——的主编本杰明·富兰克林·贝奇经常会面。杰斐逊私下向麦迪逊承认这些指控基本上都是真实的。尽管他是亚当斯政府的第二号人物，但正如国会中的联邦党人领袖所描述的那样，他还是“反对党的生命与灵魂所在”。杰斐逊为自己辩护，宣称他与贝奇的会面并不是秘密进行的，他确实与贝奇见过很多次，但他并不像联邦党人所指责的那样，是与他“关起门来”秘密会面的。而且更为基本的是，杰斐逊根本就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煽动叛乱或者叛国。相反，他指控说，实际上是那个经过正当选举程序而成立的联邦党人政府犯下了叛国罪行。[64]

这就是问题的核心所在。杰斐逊真诚地认为——麦迪逊也强化了他的这种信念——联邦党人正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政策和计划（它们构成了联邦政府的庞大议程，这个议程让美利坚合众国与英格兰而不是法国更接近）代表了对“1776年精神”的背叛。“外侨与叛乱法”的通过以及新军的建立，更加确认了联邦党人的政治议程违反了美国独立战争的主要信条这一事实，这些使人们联想起英国议会对殖民地新闻界所施加的限制，以及当年驻扎在各个殖民地大城市内的英国军队。对这些措施的反对，在以前被视为美国人民合法表达异议，现在怎么可能是叛国行为呢？

能够为这个问题提供一个清晰答案的法律框架当时还不存在。就现代标准而言，杰斐逊积极参与发动反亚当斯舆论的行为，以及向诸如贝奇这样的亲法激进分子泄露情报的做法，几乎已经构成可以弹劾的叛国罪行了。然而在讨论《杰伊条约》期间，汉密尔顿也对亲英分子有过不谨慎的信息泄露行为。而且，他在幕后秘密指示亚当斯内阁的行为也瓦解了行政部门的权威，若在现代这种行为可能早已让他进监狱了。然而，当时距离宪法的通过和批准才十年的时间，到底什么是叛国或者煽动叛乱还是模糊不清的；而且，在没有得到历史认可的情况下，关于这方面的判断就更成问题了。由于在美国独立战争宗旨和宪法所确立的原则上缺乏一致意见，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都不过是漂浮在一片相互指控和党派偏见的海洋之上而已。中心之所以不能控制局势，是因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中心。

杰斐逊与麦迪逊的合作在这个极度不稳定的时期达到顶峰。这个顶峰就是他们一唱一和地起草了《肯塔基决议案》和《弗吉尼亚决议案》。杰斐逊于7月2日和3日到蒙彼利埃拜访麦迪逊，讨论如何应对《惩治叛乱法》（第二天参议院就通过了这部法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联邦党人认为这是庆祝7月4日独立日的最佳方式。）他们一致认为必须发动一次宣传攻势，反对杰斐逊所称的“巫婆的统治”。当年8月和9月，杰斐逊一个人在蒙蒂塞洛撰写了后来人们所称的《肯塔基决议案》。其中的主要观点是，《惩治叛乱法》是违宪的，因为它侵犯了各州公民控制自己内部事务的天赋权利；每个州“在这份协议规定的情况之外都有一种天赋权利”——在宪法没有特别指明属于联邦政府管辖范围的那些情形下——“来推翻其他人对属于它们的权力的僭夺”。这是关于州权的最为经典的表述方式。此外，他还提出了一个总观点：联邦法律可以被各州宣布为无效，而且若联邦国会或者法院蔑视它们的决定的话，它们还拥有退出（杰斐逊称之为“分离出”）联邦的合法权利。如果说《惩治叛乱法》是对公民自由的严重威胁，那么杰斐逊的响应则是对联邦政府统治权以及整个联邦命运的严重威胁。[65]

对杰斐逊来说幸运的是，肯塔基州立法机关决定删除他的草稿中有关宣布联邦立法无效的那部分，因为这种对联邦法律的公开蔑视似乎是过度的，而且带有不必要的危险性。麦迪逊更为理智一些的最终作为《弗吉尼亚决议案》发表的观点，也在全国新闻界流传，并努力实现着同一个目标——谴责《惩治叛乱法》。不过，麦迪逊并没有宣布联邦立法无效这样的观点。事实上，《弗吉尼亚决议案》将“外侨与叛乱法”描述为对宪法“令人担忧的背离”，它们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中的言论自由保障。麦迪逊没有挑战联邦政府的权威，相反，他诉诸联邦政府所提供的保障，并含蓄地表明，是联邦法院而不是各州是宪法的最终裁判者。可以说，杰斐逊的思想路线从逻辑上是最终被南方邦联于1861年采纳的“宪法的契约理论”的开端，而麦迪逊的观点则是现代司法审查原则以及宪法保障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原则的滥觞。[66]

当麦迪逊就宪法问题发表言论或者写下文字时，杰斐逊总是言听计从。他向弗吉尼亚州的共和党人一再强调，他坚信“我们联邦契约中的真正原则”将所有内政问题留给了各州；若联邦国会未能废除《惩治叛乱法》，“我们就应当从那个我们如此珍视的联盟退出来，而不是放弃我们所保留的自治权利”。然而，杰斐逊于1799年9月造访麦迪逊之后，他同意软化自己在退出联邦上的立场。“这不仅是因为我尊重他的判断，”正如他自己所言，“还是因为除了出现大量严重侵犯州权的情况之外，我们不应当说什么从联邦分离出去的话。”或者，按照他写在《独立宣言》中的文字，只有在发生“一系列滥用职权和强取豪夺的行为”之后，才可以谈论退出联邦的问题。麦迪逊谨慎且不声不响的干涉将杰斐逊从那些革命式分离主义的暗示中解救出来，并且巧妙掩盖了他们在宪法上的巨大分歧。他们合作的需要和团结一致对付联邦党人的需要，战胜了他们在美利坚合众国联邦主权范围上的水火不容。[67]

政治生活中只有几个普适法则，其中一个法则指导了共和党人在亚当斯总统任期最后一年的行为。这个法则就是，当你的敌人正在忙于自我毁灭的活动时，不要去干涉他们。在联邦党人开始根据《惩治叛乱法》对共和党人的编辑和作家发起控诉时（当时一共提起了十八项指控），这一点就已经非常明显了：人们普遍认为这种起诉就是一种政治迫害。大部分被告人成了当地的英雄人物或者国家的烈士。麦迪逊马上总结说：“我们的公共疾病可能会不治自愈。”意思就是，联邦党人的律师以如此厚颜无耻的党派主义指控和袭击共和党人的历史观，只能促使人们转向他们所试图扼杀的事业。而且，对外国人的指控也使得联邦党人后院起火：原来坚定支持联邦党人的纽约州爱尔兰移民和宾夕法尼亚州德国移民，现在大规模地转向支持共和党人。[68]

杰斐逊所称的“巫婆的统治”甚至已经开始呈现政治喜剧的形态，这部喜剧中遭到取笑的反而是联邦党人。例如在新泽西州，当一个喝醉酒的共和党编辑被指控曾淫秽地提及总统臀部时，陪审团做出了无罪判决，理由为只要说的是事实，就可以作为一个合法成立的辩护理由。讽刺并不仅限于此。当詹姆斯·卡伦德因诽谤罪而在里士满的监狱服刑时，他听说了杰斐逊与一个名叫萨利·海明斯的黑人混血奴隶有性关系的流言。后来，他认定杰斐逊没有为他攻击亚当斯的工作而支付足够多的金钱之后，便将这个故事昭告天下了。[69]

但是，这个让人欢欣不已的绯闻（到了1998年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才借助DNA技术得以确认）并没有帮助亚当斯总统赢得1800年的选举。实际上，亚当斯总统的坏运气或糟糕的时机选择一直持续到了最后。他派往法国的和平使团与法国达成了结束美法“准战争”的条约，但是好消息来得太晚，没有对选举产生什么影响。而且，起初遭到亚当斯反对、最后被亚当斯视为多余之物的新军耗费联邦预算的程度，已经迫使联邦政府寻找新的收入来源。即使新军被解散了（这是亚当斯的功劳，让亚当斯感到安心不少），维持这支军队的花费也已经落在了选民头上。亚当斯似乎不知怎么回事，不但没有得到他应得的政治奖赏，反而领受了完全应属于他人的批评。

阿比盖尔早期对亚当斯和杰斐逊之间竞争——橡树对柳树——的描述，被证明是对未来的正确预言。或许，最能体现杰斐逊更具灵活性的事例发生在外交战线上。在整个亚当斯主政时期，杰斐逊及其共和党追随者一直认为，法国大革命就是欧洲大地上的美国独立战争，因此法兰西就是美国的主要国际盟友。但是，当拿破仑推翻了法兰西共和国并宣布自己是全权的军事独裁者时，杰斐逊马上顺应时势转变了自己的立场——正如亚当斯预测的那样。“让……（美国人民）认识到他们自己的性格和所处局势与法国人有着本质的差异，”他在1800年说道，“而且，不论共和主义在那里的命运如何，我们都有能力让共和主义在这里神圣不可侵犯，这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华盛顿和亚当斯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一直竭力推行的外交中立政策，杰斐逊曾将它谴责为对“1776年精神”的背叛。杰斐逊的转变是如此迅速，以至于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是如何敏捷地放弃共和党人对抗两届联邦党人政府的最主要武器的。现在，杰斐逊和麦迪逊都清楚，这个武器已经没有必要了，因为共和党在州一级的更出色组织，几乎确保了他们在马上就要到来的总统选举中获得胜利。[70]

由于一连串的坏运气、糟糕的时机把握及其共和党敌人高度集中的政治战略，亚当斯却意外获得了不错的选票统计结果。他的表现远胜于联邦党人在国会议员选举中的表现，那些联邦党人在共和党人取得压倒性胜利的情况下失去了众议院中的席位。除去纽约州，他赢得的选票数实际上比他在1796年赢得的多。由于阿伦·伯尔精明的政治操作，纽约州的12张选举人票全部投给了杰斐逊。早在1800年5月，阿比盖尔（她是亚当斯一方选定的计票人）就曾预言“纽约州将是决定选举天平倾向的关键”。根据最后的统计结果，她的丈夫以65票比73票落在了杰斐逊和伯尔之后。[71]

选举过程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是由汉密尔顿提供的，尽管它发生得太晚，对选举结果没有什么影响。10月，汉密尔顿撰写并私下印刷了一本长达54页的手册，对亚当斯的品格进行攻击，将他描述成一个本质上就不沉稳的动物，一个受虚荣心和自己对独立的理解驱使的人，一个由抽搐和暴怒组合而成的人，根本“不适合享有最高行政首脑之位”。亚当斯以与自己典型的冷静态度不相符的方式对这种人身攻击做出了回应。“我相信，”他说道，“这对汉密尔顿的伤害比对我的伤害还要大。”他是对的。由于这本册子出来得太晚，根本没有影响太多的投票者，而其中的诽谤谩骂倒是让所有人看到了联邦党内部的深刻分裂，而且大部分读者也都认为汉密尔顿本人失去了理智。就政治角度而言，汉密尔顿的小册子纯粹是政治上的致命行为，或许是一种自杀行为，和他后来决定在维霍肯与阿伦·伯尔决斗的行为，没有什么两样。他的声誉自此再也没有恢复到原来的状态。[72]

联邦党的情况也是如此。杰斐逊和麦迪逊的合作不仅要让共和党人夺得总统宝座，而且正如杰斐逊所形象描述的那样，他们更大的目标是“让联邦主义陷入无底深渊，永无翻身之日”。当麦迪逊宣布共和党人的事业已经“完全获胜”时，他不仅是指共和党人已经赢得了总统选举而且控制了国会，还是指联邦党已经完全陷入混乱之中了。尽管此后的十多年时间里，联邦党人在新英格兰依然保留了一些孤立的权力据点，但作为曾经主导了何为美国正确道路之辩的全国性运动，它已经成了强弩之末。杰斐逊当时并没有发明“1800年革命”这个术语来表达共和党人的节节攀升；历史学家也没有将这个术语解释成一个更加尊奉民主的政治派别的兴起，这种解释杰斐逊可能也只能非常模糊地理解，如果说他能够理解的话。（实际上杰斐逊认为共和党的胜利代表了“1776年精神”的复兴而不是什么革新，代表了对联邦党人试图界定的1787年宪法和解的拒斥。）但是，更符合历史真实情况的是，当时没有人知道共和党人的胜利意味着联邦政府将取得积极的进步。然而，有一点是清楚的：华盛顿和亚当斯政府所呈现的某种特定形态的政治和政治领导方式，已经被成功推翻并遭受了决定性失败。杰斐逊和麦迪逊之间的合作是未来的政治生活形态，而亚当斯夫妇的合作则是过去的政治生活形态。[73]

死去的是亚当斯的政治观和自我认知。这种政治观和自我认知认为，共和国有一种长远的集体利益，这种利益应当与党派主义分离开来，而且应当让它完全不受政治的影响；而美国政治家的责任就是要让公共利益获得神圣地位，同时还要有意识地忽略和愉快地遗忘特定选区的党派主义诉求。1800年以后，亚当斯所谓的“君主主义原则”已经在美国政治文化中消亡了，与之一同逝去的还有华盛顿和亚当斯对“党派主义道德”的强烈蔑视。这种蔑视从来都取决于在独立战争年代的资历（那些亲自参与了国家创建过程的人被视为可被信赖的或会以负责任的方式行事），但随着人们对独立战争的记忆逐步淡化，那些信任光环也逐渐褪色了。当然，杰斐逊可以而且的确是那个“兄弟会”中的一员，然而他被选为总统却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人民”已经取代“公众”，成了政治智慧的主要来源。没有哪个领袖能够可信地宣称自己将超越党派争议。正如杰斐逊在华盛顿下台时所领悟到的，美国总统自此以后必须永远是某个政党的领袖。

在亚当斯阵营中，没有哪个人能够认识到这是一次历史的转折，相反他们都认为这是一种道德堕落的不祥征兆。亚当斯尖刻地说道：“杰斐逊有一个政党，汉密尔顿也有一个政党，而国家却没有。”如果道德本身不再是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一种理想，那么它在公共生活中也就失去了安身立命之地。如果亚当斯式的政治家是一种时代错误（实际上正是如此），那么亚当斯的总统任期正好是这种错误逐渐消逝的纪念碑。1800年2月，亚当斯签署了《孟特芳丹条约》，正式结束了与法国的敌对状态。让他失去民心的政策和自己独特的风格确实发挥了作用。现在，他带着这种信念解甲归田了。正如他自己所言，他已经“驾着船……进入了一个和平安全的港口”。[74]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亚当斯夫妇合作的最后一项重要责任是，监督将联邦政府迁移到波托马克河的整个过程。尽管行政部门的全部资料不过就7个箱子，但阿比盖尔还是对最后这件杂事所带来的身体负担十分不满。她同样对总统府内寒冷的、幽暗的、尚未完工的房间深感不满。此后的几个星期中，杰斐逊能否成为下一位长期住户尚不清楚，因为最后的选举人票统计结果表明，杰斐逊和伯尔所得票数相同。有谣言称，亚当斯当时打算马上辞职，好让仍然是他的副总统的杰斐逊接任他，从而阻止一场宪法危机。亚当斯放出话来，说选举人选择的明显是杰斐逊，而且杰斐逊也明显更加优秀一些，而伯尔“就像一只气球，里面充满着可燃气体”。最终，众议院在第36次投票中选择了杰斐逊担任总统，危机过去了。[75]

尽管过去八年中杰斐逊和亚当斯之间的怨恨不断累积，尽管杰斐逊在过去四年中对亚当斯总统造成了很多伤害，但阿比盖尔依然坚持让她的丈夫在她动身前往昆西市之前，邀请“以前的朋友”来吃点蛋糕、喝点茶。他们的这次谈话没有留下什么记录，尽管杰斐逊告诉麦迪逊，他对亚当斯夫妇十分了解，因此确信“气氛将是自由而宽松的”。然而，在总统就职仪式当天，当杰斐逊沿着仍然满是木桩的宾夕法尼亚大街走向尚未完工的国会大厦时，亚当斯并没有出现在他身边。亚当斯不愿意出现在就职仪式上，他搭乘那天早上四点钟的马车出城去与阿比盖尔会合了。此后的十二年中，他没有与杰斐逊说过哪怕一个字。[76]

[1] Merrill Peterson，Adams and Jefferson：A Revolutionary Dialogue（Oxford，1978）从杰斐逊的角度来看待二人合作。我自己对亚当斯-杰斐逊的伙伴关系进行了两种解读：Passionate Sage：The Character and Legacy of John Adams（New York，1993），113-142；以及American Sphinx：The Character of Thomas Jefferson（New York，1997），235-251。

[2] Abigail Adams to Jefferson，6 June 1785，Cappon，vol.1，28.

[3] 有关亚当斯职业生涯的概要介绍，取材于下列传记：Gilbert Chinard，Honest John Adams（Boston，1933）；Page Smith，John Adams，2 vols.（New York，1962）；Peter Shaw，The Character of John Adams（Chapel Hill，1976）。从历史角度描述他公共职业生涯最好的一卷本传记，见John Ferling，John Adams：A Life（Knoxville，Tenn.，1992）。有关亚当斯脾性的精准分析，见Bernard Bailyn，Faces of Revolution：Personalities and Themes in the Struggle for American Independence（New York，1990），3-21；以及Edmund S.Morgan，“John Adams and the Puritan Tradition，” NEQ 34（1961）：518-529。对亚当斯这位政治思想家最新、最全面的研究，见C.Bradley Thompson，John Adams and the Spirit of Liberty（Lawrence，Kans.，1998）。

[4] Adams to Abigail Adams，19 December 1793，Charles Francis Adams，ed.，Letters of John Adams，Addressed to His Wife，2 vols.（Boston，1841），vol.2，133。没有著作对亚当斯当副总统期间有令人满意的记述。Ferling，John Adams，185-217是全部传记作品中最完整的。参见Linda Dudek Guerror，John Adams’s Vice-Presidency 1789-97：The Neglected Man in the Forgotten Office（New York，1982）。

[5] Adams to Abigail Adams，19 December 1793，12 March 1794，Adams，reel 377；Adams to Thomas Brand-Hollis，19 February 1792，Adams，reel 375.

[6] 请见亚当斯和阿比盖尔之间的通信，特别是1794～1796年的通信，Adams，reels，378-381.Adams to Benjamin Rush，4 April 1790，Alexander Biddle，ed.，Old Family Letters（Philadelphia，1892），168-170。

[7] Adams to Ebenezer Stokes，20 March 1790，Adams，reel 115.

[8] James H.Hutson，“John Adams’s Title Campaign，” NEQ 41（1968）：30-39；Jefferson to Madison，29 July 1789，Boyd，vol.15，315-316.

[9] Adams to William Tudor，28 June 1789；Adams to Rush，5 July 1789，Adams，reel 115.

[10] 对体现在《与戴维拉对话集》中亚当斯思想的分析，见Ellis，Passionate Sage，143-173以及Thompson，John Adams，149-173.有关将亚当斯当作一个君主主义者的新闻报道，见Dumas Malone，Jefferson and His Times，6 vols.（Boston，1948-1981），vol.3，238-285。

[11] 《与戴维拉对话集》最早是三十一篇文章构成的一个系列，从1790年4月开始发表在《美利坚合众国公报》上。Jefferson to Washington，8 May 1791，Ford，vol.5，328-330；参见Jefferson在“Anas”中的记载，见Ford，vol.1，166-167；Jefferson to Adams，30 August 1791；Adams to Jefferson，39 July 1791，Cappon，vol.1，245-250。

[12] Jefferson to Adams，30 August 1791，Cappon，vol.1，250.有关杰斐逊后来对这个事情的回忆，他在回忆中强调了亚当斯是共和事业的背叛者这一点，见Jefferson to William Short，3 Janury 1825，Ford，vol.10，328-335。杰斐逊和亚当斯说的是一回事，和所有其他人说的完全是另一回事。

[13] Adams to Abigail Adams，3 February 1793，Adams，reel 376.

[14] 有关亚当斯强烈反对法国大革命的介绍，见Ellis，Passionate Sage，91-98.有关杰斐逊为什么支持法国大革命的分析，见Adams to Abigail Adams，3 February，26 December 1793，Adams，reel 376。

[15] Adams to Abigail Adams，6 January 1794，Adams，reel 377.

[16] Adams to John Quincy Adams，3 January 1794，ibid.

[17] 有关杰斐逊和麦迪逊合作的研究著作，是Adrienne Koch，Jefferson and Madison：The Great Collaboration（New York，1950）。Madison to Jefferson，5 October 1794，Smith，vol.2，857.

[18] Jefferson to Madison，5 October 1794，27 April 1795，Smith，vol.2，857，897-898；Jefferson to Adams，25 April 1794，Cappon，vol.1，254；Jefferson to Washington，14 May 1794，Ford，vol.6，509-510.这些不过是关于这个主题的大量通信中很小一部分而已。

[19] Malone，Jefferson and His Times，vol.3，276-283中对伯尔的来访以及弗吉尼亚当时政治环境有深入分析。见Ellis，American Sphinx，121-133，其中有杰斐逊一方面能够隐居在蒙蒂塞洛，另一方面又能够暗地发动总统选举攻势的分析。

[20] Madison to Monroe，26 February 1796，Smith，vol.2，940-941；Jefferson to Archibald Stuart，4 January 1797，Ford，vol.7 103.

[21] 关于阿比盖尔·亚当斯非常有用的当代传记有三本：Charles W.Akers，Abigail Adams：An American Woman（Boston，1980）；Lynne Withey，Dearest Friend：A Life of Abigail Adams（New York，1981）；Phyllis Lee Levin，Abigail Adams：A Biography（New York，1987）。尽管没有对她的一生进行介绍，但对其性格的最好分析是Edith B.Gelles，Portia：The World of Abigail Adams（Bloomington，IL，1992）。相关引文引自Adams to Abigail Adams，5 December，16 December 1794，Adams，reel 378；Abigail Adams to Adams，5 January 1795，Adams，reel 379。

[22] Adams to Abigail Adams，2 December 1793，12 March 1794；Abigail Adams，6 December 1794，Adams，reel 378.

[23] 英国或英国人的拟人化称呼，指典型的英国人。

[24] Abigail Adams to Adams，4 January 1795；Adams to John Quincy Adams，25 August 1795，Adams，reel 379.

[25] Adams to Abigail Adams，2，6 December 1794，Adams，reel 378；Abigail Adams to Adams，10 April 1796，Adams，reel 381.

[26] Adams to Abigail Adams，10 February 1796，Adams，reel 381.

[27] Adams to Abigail Adams，14 February 1796，Adams，ibid.

[28] Abigail Adams to Adams，21 January，20 February 1796；Adams to Abigail Adams，15，19 March 1796，ibid.

[29] Adams to Abigail Adams，7 January 1796，ibid.；Abigail to Adams，31 December 1796，1 January 1797，Adams，reel 382.

[30] Adams to Abigail Adams，8 April，8，12 December 1796，Adams，reels 381，382.

[31] Jefferson to Madison，1 January 1797，Smith，vol.2，953；Jefferson to Stuart，4 January 1797，Ford，vol.7，102-103；Abigail Adams to Adams，31 December 1796，Adams，reel 382.

[32] Jefferson to Madison，22 January 1797，Smith，vol.2，959-960；Abigail Adams to Adams，15 January 1797，Adams，reel 382.

[33] Fisher Ames to Rufus King，24 September 1800，Charles R.King，ed.，The Life and Correspondence of Rufus King，6 vols.（New York，1895），vol.3，304；Adams to Elbridge Gerry，20 February 1797，Adams，reel 117.

[34] Madison to Jefferson，22 January 1797，Smith，vol.2，961.

[35] Adams to Abigail Adams，15 March 1797，Adams，reel 382.

[36] Jefferson to Edward Rutledge，27 Demceber 1796，Ford，vol.7，93-95；Jefferson to Thomas Mann Randolph，28 November 1796，收录于Malone，Jefferson and His Times，vol.3，290-291；Jefferson to Madison，16 January 1797，Smith，vol.2，958-959。

[37] Jefferson to Madison，8 January 1797，Smith，vol.2，955；Merrill D. Peterson，Visitors to Monticello（Charlottesville，1989），31.

[38] Jefferson to Adams，28 December 1796，Smith，vol.2，954-955.

[39] Madison to Jefferson，15 January 1797，ibid.，956-958.

[40] Jefferson to Madison，30 January 1797，ibid.，962-963.

[41] Ford，vol.1，272-273；Smith，vol.2，966-997.

[42] Adams to Abigail Adams，9，17，27 March 1797，Adams，reel 383.

[43] 这是我根据下列作品总结的：Stephen G.Kurtz，The Presidency of John Adams：The Collapse of Federalism，1795-1800（Philadelphia，1957）；Manning Dauer，The Adams Federalists（Baltimore，1953）；Ralph A.Brown，The Presidency of John Adams（Lawrence，KS，1975）。有关美国政治上这一段错综复杂的历史时期的最权威作品，见Stanley Elkins and Eric McKitrick，The Age of Federalism：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1787-1800（New York，1993），513-528。

[44] Jefferson to Rutledge，24 June 1797，Ford，vol.7，154-155；Jefferson to John Wise，12 February 1798；Jefferson to Martha Jefferson Randolph，17 May 1798，Smith，vol.2，996，1063.

[45] Adams to John Quincy Adams，3 November 1797，Adams，reel 117.

[46] Abigail Adams to Cotton Tufts，8 June 1798，Adams，reel 392；Smith，John Adams，vol.2，933.

[47] Adams to John Quincy Adams，2 June 1797，Adams，reel 119.

[48] Abigail Adams to Marcy Cranch，20 March 1798，Stewart Mitchell，ed.，New Letters of Abigail Adams，1788-1801（Boston，1947），146-147.

[49] Smith，John Adams，vol.2，937.

[50] Smith，John Adams，vol.2，958；Abigail Adams to William Smith，20，30 March 1798，Adams，reel 392；Smith，vol.2，1010.

[51] 关于“外侨和叛乱法”研究的作品是James Morton Smith，Freedom’s Letters：The Alien and Sedition Laws and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Ithaca，N.Y.，1956）.在亚当斯的传记作品中，Smith，John Adams，vol.2，957-978倾向于为亚当斯辩护，认为对公民自由的威胁没有那么严重；Ferling，John Adams，365-368则认为这个事件是亚当斯的一个重大失误。Elkins and McKitrick，The Age of Federalism，590-593中，则保持了一种平衡分析，并强调我们不能将当今的公民自由观念强加在那个还在朝一个广泛的第一修正案的路途上摸索前进的时代。这种警告，我认为在历史学上（如果不是在政治学上）是正确的，尤其值得强调。有关如何犯下这种以当今标准衡量过去的错误的很好例子，可见Richard Rosenfeld，American Aurora：A Democratic-Republican Returns（New York，1997）。

[52] 古罗马将领，刺杀恺撒的主谋之一。曾组织军队反对古罗马当权者，战败后自杀。

[53] Abigail Adams to Mercy Otis Warren，25 April 1798，收录于Ferling，John Adams，365；Abigail Adams to Cranch，26 April 1798，Mitchell，ed.，New Letters，165；Smith，vol.2，1003-1005。

[54] Richard Welch，Theodore Segwick，Federalist，A Political Portrait（Middletown，Conn.，1965），185-186；Syrett，vol.22，494-495；Abigail Adams to Adams，3 March 1799，Adams，reel 393.

[55] Adams to Abigail Adams，31 December 1798，1 January 1799；Abigail Adams to Adams，27 February 1799，Adams，reels 392，393.

[56] Abigail Adams to Elizabeth Peabody，7 April 1799，Adams，reel 393.

[57] Adams to James McHenry，22 October 1798，Adams，reel 119.研究新军威胁的公认作品是Richard W.Kohn，Eagle and Sword：The Beginnings of th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in America（New York，1975）。参见Syrett，vol.22，452-454。

[58] Abigail Adams to William Smith，7 July 1798，Adams，reel 392.

[59] Jefferson to Madison，2，21，22 March 1798，Smith，vol.2，1024，1029.

[60] Madison to Jefferson，18 February 1798，ibid.，1021.

[61] Jefferson to Madison，6 April 1798；Madison to Jefferson，15 April 1798，13，20 May 1798，ibid.，1002，1036-1038，1048-1049，1051.

[62] Jefferson to Madison，24 May 1798，3 January，19，26 February 1799，ibid.，1053，1056，1085，1086.

[63] 有关卡伦德的职业生涯，参见Michael Durey，With the Hammer of Truth：James Thomas Callender and America’s Early National Heroes（Charlottesville，1990）。Jefferson to Monroe，26 May 1801，15 July 1802，Ford，vol.8，57-58，164-168.有关共和党人试图抹黑亚当斯的最好研究，见C.O.Lerche，Jr.，“Jefferson and the Election of 1800：A Case Study in the Political Smear，” WMQ 8（1948）：467-491。

[64] Jefferson to Monroe，5 April 1798，Ford，vol.7，233；Madison to Jefferson，18 February 1798；Theodore Sedgwick to Rufus King，9 April 1798，Smith，vol.2，997，1021.

[65] 杰斐逊起草的《肯塔基决议案》，收录于Smith，vol.2，1080-1084。该决议之前的介绍性文字，ibid.，1063-1075，清楚完整地说明了当时的环境。前一种更同情杰斐逊的说法，见Adrienne Koch and Harry Ammon，“The Virginia and Kentucky Resolutions：An Episode in Jefferson’s and Madison’s Defense of Civil Liberties，” WMQ 5（1945）；170-189。

[66] Smith，vol.2，1108-1112；参见Rutland，vol.17，199-206，303-307中的编者分析。

[67] Jefferson to Madison，23 August 1799.Smith，vol.2，1118-1119；Jefferson to Wilson Cary Nicholas，5 September 1799，Ford，vol.7，389-392.有关麦迪逊对杰斐逊的影响以及两个人努力超越宪法裂痕的精妙分析，见Drew R.McCoy，The Last of the Fathers：James Madison and the Republican Legacy（Cambridge，1989）。参见Leonard Levy，The Emergency of a Free Press（New York，1985），315-325。

[68] Madison to Jefferson，4 April 1800，Smith，vol.2，1131-1132.有关《惩治叛乱法》的执行，见Smith，Freedom’s Letters，176-187。

[69] Smith，Freedom’s Letters，270-274；Elkins and McKitrick，The Age of Federalism，694-713；Ellis，American Sphinx，217-219.有关杰斐逊是萨利一个孩子的父亲的科学证据，公布在Nature，November 1998，27-28上。还可见Eric S.Lander and Joseph J.Ellis，“DNA Analysis：Founding Father”，Nature，November 1998，13-14中的分析。

[70] Jefferson to John Breckenridge，29 January 1800，Ford，vol.7，417-418；Jefferson to Madison，4 March 1800，Smith，vol.2，1128-1130.杰斐逊眼中的选举情况，请见Daniel Sisson，The American Revolution of 1800（New York，1974）。

[71] Ferling，John Adams，403-404；Abigail Adams to Cranch，5 May 1800，Mitchell，ed.，New Letters，251，265.

[72] Syrett，vol.25，178-202收录了汉密尔顿的宣传册以及亚当斯及其他联邦党人因此而进行的通信。

[73] Jefferson to Levi Lincoln，25 October 1802，Ford，vol.8，175-176；还可见Elkins and McKitrick，The Age of Federalism，750-754中的结论性分析。

[74] 亚当斯的第一段话，摘自Zoltan Haraszti，John Adams and the Prophets of Progress（Cambridge，1953），57；Adams to Thomas Boylston Adams，24，26 January 1801，Adams，reel 400；Ferling，John Adams，405-413则对亚当斯对于辞职意味着什么做了很好的总结。

[75] Adams to Gerry，30 December 1800，Adams，reel 399.这是一个非常精简的有关众议院在杰斐逊和伯尔之间投票的介绍。现在公认的是Elkins and McKitrick，The Age of Federalism，743-750。

[76] Jefferson to Madison，19 December 1800，Smith，vol.2，1154，对杰斐逊有关文明的预期进行了说明。我在Passionate Sage，19-25中更详细介绍了亚当斯总统任期最后岁月的情况。

6 友谊

亚当斯认为他跋涉500英里回到昆西市，意味着他最终退出了政治舞台，这再正确不过了。到家的时候，他注意到谷仓旁边的空地已经长满了野草，这让他随口说了一句轻率的话：他“成功地用……荣誉和美德换来了肥料”。他返回家里的那天，下了一场暴风雨，他认为这是上天的一个预兆，预示麻烦将紧跟着步入他的退休生活——这种生活正如他自己所言：“以自然元素的发酵来替代道德、智识和政治世界的革命。”作为一个曾经推动那些政治革命的人，他曾宣称自己在暴风雨中也会从容不迫。然而现在，在他六十六岁高龄的时候，渴望一点安宁难道有什么不自然吗？“现在已经远离了所有的阴谋，而且已经摆脱了搅动这个世界的所有或大或小的激情，”他解释道，“我希望我能够享受到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多的宁静。”[1]

追随亚当斯的麻烦并不是那场似乎伴他而来的暴风雨，而是那些藏在他内心深处的、始终与他如影随形的东西。阿比盖尔在1801年7月发现，他在田间与其他雇佣工人一起工作，一边挥动镰刀，一边念念有词，咒骂着他的政治对手。从我们所知道的他的私人信件中，我们了解到汉密尔顿是其敌人名单上的第一名。他说汉密尔顿是“一个苏格兰小贩乳臭未干的私生子”，“像波拿巴一样有野心，却没有波拿巴勇敢，而且要不是我，他肯定将让美国卷入一场与法兰西的战争以及一场自己人打自己人的内战之中”。[2]

名单下面离汉密尔顿不远的就是他以前的朋友兼总统职位继任者杰斐逊了。尽管他对杰斐逊的憎恨要少很多，然而他所受的伤害可要多很多。他们曾经一起完成了那么多成就。1776年一起与时局抗争，1780年代在欧洲代表美国，华盛顿掌权期间超越了政治上的不同见解。然而，在他自己担任总统期间，亚当斯相信杰斐逊出卖了他以及他们之间的友谊。然而，杰斐逊是以如此间接、如此狡猾的方式完成这一切的，就好像一个入室抢劫者没有留下任何指纹一样。杰斐逊是“一个如影子一般的人”，亚当斯现在这样认为，这个人的性格“就像大河一样，深不见底、无声无息”。当评论其他政敌时，亚当斯表现得相当有“文采”。例如，托马斯·潘恩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森林之神[3]……是一只介于猪和狗之间、野猪骑在母狼身上而最终生产出来的杂种”。然而，谈到杰斐逊的时候，这种“有声有色”的诨名以及不相关的形象就不那么容易出现了。当一个人的核心品格难以捉摸时，就很难具体地谈论这个人了。[4]

亚当斯本人对杰斐逊的复杂情感最终通过阿比盖尔表露出来。这是一段心酸痛苦的经历。1804年，杰斐逊的次女玛丽亚·杰斐逊·埃普斯在分娩期间死于并发症。阿比盖尔决定写一封慰问信，并解释说：“各种原因让我一直没有执笔写信，然而现在我心灵上的强烈情感冲破了种种羁绊。”她在信中回忆了自己当时照顾刚刚到达伦敦的九岁玛丽亚的情景。阿比盖尔向杰斐逊坦言道：“一段时间以来，我以为这一生不会有什么事情会再激起我们相互之间的同情了。”然而失去一个孩子的痛苦超越了她理性上的克制。她希望杰斐逊知道，此时她的心与他在一起。[5]

杰斐逊在理解一封信的语气语调上通常都有着非常敏锐的感觉，然而这一次，他没有注意到阿比盖尔写下的明显的警示，认为她的来信是一种恢复友谊的邀请。他抓住机会回忆了一下他和亚当斯长久的政治合作历程。“友好之情陪伴我们度过了许多漫长的、重要的历史时刻，”他写道，“我们从政治经历和反思中得出的不同结论，从来没有影响过我们相互之间的敬意。”尽管他俩曾两次同台竞选总统，然而杰斐逊坚持认为“我们从来没有成为对方的障碍”。政治对立从来没有销蚀他们之间的尊重之情。

杰斐逊坦承，他只有一次认为亚当斯的决定是“针对个人的不友好行为”。这个不友好行为是，亚当斯在担任总统的最后几个星期任命了许多联邦党人来填补法官职位空缺。这些法官——被带着某种误导性说成“午夜法官”——是在总统选举之后任命的，因此就让杰斐逊没有机会来自己选择法官。（最主要的不友好行为是，任命约翰·马歇尔担任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可以说约翰·马歇尔是亚当斯最持久的反杰斐逊遗产，这部分是因为马歇尔在法官之中享有权威，部分是因为杰斐逊和马歇尔相互鄙视。）但是这种不友好行为，正如杰斐逊所言，“为友谊留下了一些可以被原谅的东西”，因此“在思考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衷心地原谅了这一点，又回到以前那种对他（亚当斯）的尊重上来”。[6]

杰斐逊的信让阿比盖尔愤怒不已，尽管她保持了克制。“你高兴地谈到了一些让我必须回信的话题。”她这样开了一个带着不祥意味的头。杰斐逊认为自己是受害方，有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因此可以原谅她丈夫。这种想法本身，就是荒谬的。既然杰斐逊谈到了政治背叛问题，那就请杰斐逊先生“原谅我在这里自由讨论……这种讨论打碎了之前让我感觉尴尬的枷锁”。郁积已久的愤怒喷涌而出：“现在，先生，我完全坦白地告诉你，到底是什么切断了以前的友谊纽带，而且我要让你看到，我现在对你的看法已经与我曾经的看法非常不同了。”

在对亚当斯离任之前任命法官的做法进行了猛烈辩护之后，阿比盖尔直接攻击了杰斐逊的品格。她宣称，在亚当斯的整个总统任期内，杰斐逊一直利用自己的副总统职位，来破坏杰斐逊被选民选来辅佐的那个人的政策。这已经坏透了。然而，最严重的冒犯行为发生在1800年选举期间。杰斐逊在那次痛苦而激烈的竞选中，犯下了“最黑暗的诽谤罪，并说了最严重的谎言”。表面上看似冷淡、超然的杰斐逊，暗中却雇用了诸如詹姆斯·卡伦德这样的造谣中伤专家，对亚当斯进行最为蛮横无耻的诽谤：亚当斯精神失常，亚当斯试图加冕称王，亚当斯计划让约翰·昆西·亚当斯接替自己的总统职位。“这些，先生，我认为是对个人的伤害，”阿比盖尔说道，“是砍掉戈耳迪之结的那把利剑。”臭名昭著的卡伦德后来转而攻击杰斐逊，并指控他与他的家务奴隶萨利·海明斯有性关系，这是极富讽刺意味的，而且也是完全罪有应得的。“你所珍爱的毒蛇，”她心满意足地说道，“最终反过头来咬了养育它的那只手。”因此，若有什么需要原谅的话，这种原谅应当都是由亚当斯所赐。同时，杰斐逊应当搜寻一下自己的灵魂。她最后用文字掴了杰斐逊一个耳光：“朋友之伤，源于忠诚。”[7]

在杰斐逊众多的通信之中，他从来没有收到过这样的信。没错，他有自己的诽谤者，然而联邦党人通常是在公共媒体上攻击他，他可以而且确实将这种攻击当作党派主义的舆论宣传，并对它们嗤之以鼻。然而，阿比盖尔的指控却是私下的、个人的，是来自他所尊重的亲密朋友的。而且，这些指控完全超出了政治上的党派主义，关涉荣誉和信任问题。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明确指出共和党和联邦党双方都在1800年选举中说谎并歪曲事实，他遭受的“诽谤与谎言”和亚当斯所遭受的是等同的。（这完全是真实的。）接着，他认为“了解我们的任何人，都不大可能相信我们曾经卷入那种肮脏的事情”。实际上，在让卡伦德诽谤亚当斯一事上，他没有发挥过任何作用。（这是谎话。）“不论那些人如何挑我的毛病，”杰斐逊恳求道，“我都已经学会了置之不理。”然而对像阿比盖尔这样的朋友而言，“我知道这些朋友的心灵充满智慧，只需要指出事实，就可以使他们的心灵恢复常态，我无法无动于衷”。[8]

阿比盖尔对杰斐逊的辩解充耳不闻。在她看来，杰斐逊的否认正好证明了他的口是心非。他卷入幕后的政治阴谋是众所周知的。阿比盖尔最初不肯承认这一事实，因为如她所言：“我的心在接受那些被理性强加的信念方面，是比较迟缓的。”即使现在，她承认：“我心中还留存着对你的友爱之情，哪怕现在对你的尊重已经烟消云散了。”但不容否认的是，为了赢得选举，杰斐逊将自己的荣誉都抵押出去了。批评他的那些联邦党人一直指控他是一个只有党派而没有原则的人。“请原谅我，先生，”阿比盖尔最后说道，“我担心你确实如此。”[9]

我们可以合理地肯定，在这简短的连珠炮中，阿比盖尔不仅是在为自己说话，也是代表她丈夫说话。亚当斯夫妇指责杰斐逊犯下了两桩严重罪行，这两桩罪行违反了约束独立战争那一代领导层的不成文的政治荣誉法则。杰斐逊的第一桩罪行（这桩罪行在我们今天听来可能既离奇又不合时宜）是，他亲自卷入了自己的总统竞选运动，而且是只带着一个目标来开展选举活动的：赢得总统选举。这就是控诉杰斐逊是一个只有党派的人的核心之义。这种行为在19世纪中叶变成了政治生活中一种可接受的甚至为人所期望的特征，而且至今仍是如此。然而，在独立战争那一代人的历史环境下，让自己忠诚于某个政党是不合法的。这种行为违反了当时人们认定的拥有管理公共事务资格之人所必须具备的两个素质：美德与公正无私。华盛顿和亚当斯都没有在他们自己的总统竞选中发挥直接作用。甚至连杰斐逊本人，作为打破这个传统的第一位总统，也感觉到有必要隐晦行事。接着，当遭到阿比盖尔的责难时，他马上就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了全盘否认。根据历史记录，杰斐逊实际上是那个年代最强烈反对政党影响力的人。他认为党派忠诚是“一个自由且道德的官员的最终堕落”，并宣称“若我必须属于什么党派才能进入天堂的话，那么我宁愿不进天堂”。[10]

杰斐逊在政党问题上的立场与他在奴隶制问题上的立场一样，似乎包含着一种非常深刻的矛盾。在两个问题上，他那种对外显得正直无比的立场——奴隶制必须被废除，政党是腐化共和主义价值的罪恶力量——都与其个人行为和政治利益相悖。而且在这两个问题上，杰斐逊都努力让自己相信，这种明显的矛盾不过是表面现象而已。就他积极在幕后参与1800年总统选举而言，杰斐逊真诚地相信，联邦党人的胜利就意味着“1776年精神”的消泯。任何可以避免这种可怕结局的东西都应当是合理的。他之后多次否认了自己曾直接参与总统选举活动，以至于他自己都开始相信自己的谎言了。这就是为什么阿比盖尔毫不留情地拒绝他个人关于这个问题的说法会触动他的神经的原因所在。他不习惯于让自己的话受到质疑，让自己的种种借口被揭穿，哪怕由他自己来质疑和揭穿都不行。

他的第二桩罪行则更加针对个人了。这桩罪行就是，他诽谤了一个被他视为长期朋友的人。他提供金钱给卡伦德，让他对亚当斯政府进行抨击，尽管他知道这些抨击都是对事实的严重歪曲。亚当斯没有什么当国王的野心，尽管他确实信仰一种强有力的总统形象。他并不希望与法国开战，尽管他确实认为美国的中立应当优先于法美之间的联盟。亚当斯在这两个问题上的立场都与华盛顿的政策偏好相一致。然而，与华盛顿不同的是，亚当斯有自己的政治弱点，杰斐逊利用了这些弱点来为自己争取政治上的优势。即使严重歪曲事实是由麦迪逊或者共和党内某个次要人物鼓动，那也足够恶毒了。但实际上是杰斐逊本人发动诽谤和扭曲事实的，因此这就不仅是恶毒，而且是彻底的背叛了。就好像汉密尔顿躲在幕后辱骂攻击伯尔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就亚当斯的情况而言，那些诽谤完全是不实之词，这使他可鄙可恶的程度更深了。若亚当斯是一个决斗规则的信仰者（实际上他不是，杰斐逊也不是），那么对他人格的诽谤可能就是促使他寻求在决斗场上用子弹说话的最好理由了。对合众国早期的高层政治人物来说，他们之间的关系完全是个人关系，这种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之上。因此，只要公共问题和私人问题纠缠在一起，这种关系就极易导致背叛。

杰斐逊或许认为阿比盖尔会将他们之间的通信给她丈夫看，然而亚当斯本人直到几个月之后才看到了这些信。看完，他写下了自己的评价：“整个通信过程是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开始并持续的，今天早上在亚当斯夫人的请求下，我看了全部信件。此时此刻，我对它们没有任何评论意见。”此后八年，昆西和蒙蒂塞洛之间变得死一般的寂静。[11]

这段时间杰斐逊太忙了，根本无暇为失去一个朋友而感到忧伤。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总统任期，其顶点是购买了路易斯安那地区（1803年），这让美国领土面积实际上扩大了一倍。然而，他的第二任期却是由一系列内政灾难和外交失败组成，其顶点是臭名昭著的《禁运法案》（1807年），它给国内经济带来了重创，也没有最终避免迫在眉睫的与英格兰交战。亚当斯对杰斐逊总统的评价混合了对其政策的公正批评和对其个人品格的偏见：

杰斐逊先生有理由进行自我反思了。他将如何在自己的退休生活中排遣懊悔之情，我不知道。他必须知道，他离开时政府的情况比其上一任离开时要糟糕得多，而且这都是拜他个人的错误与疏忽所赐。然而，我希望他的望远镜和数学仪器能够给他带来幸福。但是若我对他的野心没有估计错的话……他肯定会破釜沉舟……我对他没有什么个人怨恨，尽管他让自己能够找到的每一个我的敌人都获得了荣誉与薪资。[12]

尽管他勇敢做出了漠不关心、毫不在意的姿态，然而事实上，亚当斯对杰斐逊逐步成为那个年代的主要人物之一的事实耿耿于怀。根据亚当斯的记忆，杰斐逊在大陆会议上扮演的是一个非常小的角色。而他，约翰·亚当斯，则发表了那么多振奋人心的演说，这些演说最终让犹疑不决的同僚们决心与英格兰决裂。但与此同时，杰斐逊就像一个害羞的中学生一样躲在黑暗角落，完全被慑服了，“以至于在整个大陆会议过程中，我从来没有听到他一次连续说三句话”。然而，现在每年的独立日却使《独立宣言》的象征性意义在公众记忆中变得越来越重要，遮盖了更加混乱却更具历史真实性的事实，并让杰斐逊这个配角摇身一变，成了这出历史剧的主演明星。“如果历史上曾经有过什么非常事件，”亚当斯抱怨道，“有哪一次非常事件的效果能比得上杰斐逊撰写的《独立宣言》呢？”没错，杰斐逊是一流作家，这也是他——约翰·亚当斯——最终选择杰斐逊来负责起草这份著名文件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杰斐逊并不是什么有权势之人，只不过是个起草人而已；他写下的那些文字，不过是让在大陆会议以及各殖民地立法机关盛行不衰的观念以一种热情奔放的方式表达出来而已。亚当斯实际上领导了大陆会议的辩论，最终促使这些文字得以通过。而当代表们修改他的文字时，杰斐逊只是沉默不语、表情阴郁地坐在那里。实际上不过是“舞台穿插表演”的东西，现在却在人们的记忆中神圣化了，并且俨然成了独立战争历史剧中的决定性时刻。“杰斐逊偷了舞台效果之后逃跑了，”亚当斯悲叹道，“整个舞台的辉煌也被他窃取了。”[13]

亚当斯不是那种默默忍受一切的人。他对杰斐逊的嫉妒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当他回忆过去的战斗岁月时，他那悸动的虚荣心就变得非常明显了。这种虚荣心让他将自己那些自吹自擂的结论告诉像本杰明·拉什这样的心腹知己。最简单的事实是，除此之外，这位老迈的“昆西市圣人”已经别无他事可做了。杰斐逊忙于履行总统的一切职责，而且在退休期间还要完成两个主要计划——改造蒙蒂塞洛和建立弗吉尼亚大学。然而，亚当斯唯一的计划则深藏于自己的内心。他的关注点（实际上是迷恋）在于，把握自己记忆的内部结构，撰写一部亚当斯版本的美国历史，并让自己在美国的伟人祠内拥有一大片宽敞空间。

他正在进行我们现在所谓的心理疗法：安坐在壁炉旁、被他自嘲地称为“我的王座”的椅子上，与内心的魔鬼进行无休止的辩论。在努力撰写自传时，他不时地失去控制，使自传完全成了对政敌连篇累牍的猛烈攻击（毫不奇怪，汉密尔顿是主要攻击目标），而且当他意识到他写的东西不过是情感宣泄、缺乏一贯性的时候，这部自传已经结束了（严格说来是写到一半就结束了）。由于他的老朋友莫西·奥蒂斯·沃伦的三卷本《美国革命史》（1805年）没有将他作为其中的主要人物，亚当斯对她大发脾气。沃伦也以牙还牙。“我是如此难以把握你写的那些段落的意思，对你杂乱无章地提到的愤怒、未经整理的信件也是如此迷茫，”她解释道，“以至于我根本不知道如何写下评论。”沃伦最后以一种非常严厉无情的结论结尾，说亚当斯与她的通信完全是一些散漫的言语冲动，是“我曾经见过的最为强词夺理、最为恶毒、最不切题的文字”。

亚当斯并没有因此而气馁，反而在《波士顿爱国者报》（Boston Patriot）上发动了另一轮回忆录攻势，目的是要“让历史记录恢复本来面貌”。这马上又让他陷入一连串的情感爆发之中。“让那些蠢驴对这些东西嘶叫或者大笑不已吧，”他忤逆地宣称，“我已经准备好给我的批评者和敌人奉上足够的食物，满足他们那贪婪的胃口……我对他们的谩骂充耳不闻。”在为《波士顿爱国者报》撰写冗长的回忆文章时，他还将自己比作一只野兽，这只野兽“用自己的牙齿咬住了一根绳索的一端，滑轮转动将它慢慢往上拉，穿过爆竹和焰火风暴。它们不停地从它身边呼啸而过，发出耀眼的光亮”，然而，尽管“那令皮肤焦灼的火焰让它呻吟、悲痛、吼叫，它也绝不会放开绳索”。坦白讲，他在忙乱却徒劳无益的自我辩护中，已经让自己处于半疯狂状态了。他每一次恢复自己声誉的努力，都不过是肯定了汉密尔顿出版于1800年总统竞选期间那个臭名昭著的册子的真实性：亚当斯有着飘忽不定的本性，他往往无法控制自己的冲动情绪。[14]

1805年亚当斯与本杰明·拉什恢复通信，他实际上在信中几乎承认了汉密尔顿的结论。“我的一生中，许多时候我的内心是如此焦躁不安，”亚当斯忏悔道，“以至于我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别人会从什么角度来看待我说的话、我的行为甚至我的文字……当生命终结时，我留下来的那些踪迹，我认为，肯定会让后代感到非常困惑和迷茫。”与拉什的通信持续了八年之久，这让亚当斯能够直面自己内心的魔鬼，并且在一系列通信往来中将它们驱逐。总体来看，这些通信是他所有信件中最富有文采、最轻松愉快、最具有启示力量的。拉什建议，他们不要讨论那些俗套的话题，而要交流各自做的梦。[15]

亚当斯欣然接受了拉什的建议，并且宣布自己随时准备“以梦还梦”，与老朋友展开竞赛。拉什最初讲了他在1790年做的一个“奇怪的梦”，梦中一个疯狂的流浪汉向群众许诺，他可以“唤来雨水和阳光，并可以让风从任何一个他喜欢的角落吹来”。拉什将这个雄辩的疯子解释为一个象征性形象，代表了这个新生国家中所有宣称能够塑造公众舆论的政治领袖。亚当斯随后写信回应：“我梦见，我站在凡尔赛市旷野中心的断头台上，周围是两亿五千万集会者。”但这些集会者不是人，它们都是“皇家动物园中的居民”，包括狮子、大象、野猫、老鼠、松鼠、鲸鱼、鲨鱼等。当他开始向它们宣讲“所有生物都应当遵循自由、平等和友爱原则时”，它们却开始相互厮杀。最后，他被迫逃离现场，“背部的衣服被扯下来了，而且从头到脚都可谓体无完肤”。[16]

与这种关于潜意识的谈话相契合的是，亚当斯和拉什的通信倾向于强调非理性者的力量。亚当斯回忆道，波士顿有一个法国理发师，他用“轻微分裂”这个短语来表示有一点疯狂的状态。“长久以来我都认为18世纪的哲学家以及几乎所有的科学家和文学家都有一点‘分裂’……而且太阳、月亮和星星将它们那里的疯子送到这里来了。”亚当斯以他对拉什一贯的轻松态度，写了一段自嘲的笑话结束了信件：“我必须告诉你，我的妻子看了放在我桌子上的这封信后，命令我告诉你，她‘认为我的大脑也有点分裂’，我自己也几近于半癫半狂了。”[17]

亚当斯一生中都倾向于认为，世界是他内心纷扰的情感投射在“那里的存在”。与拉什诚实而亲密的通信，使这种投射得以无拘无束地展现出来。他向其他人提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既尖锐又引人同情——似乎是一声发自内心的痛苦呐喊：“我，可怜而无知的我，为什么偏要以不同于这个时代其他伟人的面目，站在后代面前呢？”在他与拉什每月一次的通信中，亚当斯自己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亚当斯和拉什的通信也有类似于《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疯帽子的特点，两个人交换着自己的故事，分享各自知晓的奇闻轶事，看起来就好像是“亚当斯和拉什漫游奇境记”一样。然而，这出喜剧的背后却掩藏着极为严肃认真的洞识。[18]

这种洞识在很早之前就被发掘和详述，它对被人们经历的历史和被人们记忆的历史进行了区分，这种区分在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得到了最为著名的描写刻画。（这个核心洞见是：所有毫无裂缝的历史叙述都不过是后来建构而已，这种观念是对传统历史解释的后现代主义批判的核心。）在拉什的影响下和回应拉什梦中灵感的过程中，亚当斯认识到，那些将美国独立战争写成历史的人，优先考虑的是选择与戏剧模式完全契合的事件和英雄，从而歪曲了那些真正参与创造历史的人在彼时彼刻更混乱、更不连贯的体验。杰斐逊起草《独立宣言》一事就是此种戏剧化歪曲的一个完美例证。在这些浪漫的文字之中，美国独立战争成了魔术般的灵感时刻，它不可逆转地将人们带向美国独立这一必然结论。

然而，按照亚当斯的记忆，“1774～1778年所有关于人与事的最为严峻的问题”都是极具争议性和高度不确定的，通常“都是由某一个州的投票决定，而且这一票往往也是被个人决定的”。对于萨拉托加战场上的士兵和费城走廊中的政治家来说，没有任何东西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可以理解的：“当时的政策是碎裂斑驳的；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也如此。”现实中的美国独立战争与亚当斯的记忆以及他灵魂深处的激荡不安完全一样，它们的实质都是混乱不堪的。这就意味着再现当时所有主要人物心中兴奋的恐惧感，即他们不过是摸着石头过河，在毁灭的边缘跳着即席创作的生死舞蹈。[19]

亚当斯在被解构的美国革命史上的权威源于这个无可争议的事实：他当时“身处缔造国家的现场”。从1765年的《印花税法案》到1801年从总统之位上退休，亚当斯一直都是其间大部分（若不是全部的话）关键时刻的参与者，而且他与所有的主要人物都有过亲身接触。这马上就让他所喜爱的天定真相揭露者的身份获得了高度的可信性，他已经准备好揭开隐藏在所有关于独立战争的激情描述背后的混乱现实。例如，对美国独立的支持从来都是脆弱的，它随着战场上的每一次成败左摇右摆，而这种成败往往纯粹是运气问题。又如，将国家首都建在波托马克河的决定实际上是一次密室交易，其中隐藏的讨价还价和贿赂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没有哪个人能够彻底披露整个事情的真相。[20]

同样，对所有这些伟人的英雄主义描绘都是一种浪漫主义歪曲。例如，富兰克林确实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和散文大师，然而他同时也是一个思想空洞的政治家和冒牌的外交家：在巴黎时他将大部分时间用在去各种沙龙与年轻女士调情上。华盛顿是美国无可争议的鼻祖，然而他更像一名演员而不是领袖，他擅长于“以莎士比亚式的……优秀来进行富有戏剧性的表演”，摆出令人印象深刻的姿态。而且他读书少，很少亲自撰写讲稿，根据他的一位内阁成员的说法，他“不可能在不拼错单词的情况下写成一个完整的句子”。总而言之，那些弗吉尼亚人是高度理想化的历史叙事的主要受益者，尽管亚当斯曾说：“高地上没有哪个家伙会比我所认识的每一个弗吉尼亚人更具排外情结了。”这些弗吉尼亚人同样也擅长利用亚当斯所谓的“吹嘘者”，或者按我们的话来说，“左右逢源者”或公关专家。“拉什，这些吹嘘者是唯一能够扼杀丑闻的人，”亚当斯这样写道，“你和我从来没有雇用他们，因此丑闻总是围绕在我们身边。”当拉什带着某种顽皮的口吻说，亚当斯本人享受到了联邦党内“吹嘘者”的支持，并特别提到了威廉·科贝特的时候，亚当斯说自己当时完全不知情。“现在我以我的荣誉和我们两人的真诚友谊做担保，我从来没有见过科贝特这个人的脸，而且即使我在我那只喝粥的碗里遇见他，我也不认识他。”[21]

最后这句话，不仅是亚当斯和拉什之间的典型逗笑，而且也暴露了潜伏在整个亚当斯阵营中的自我本位动机：要确立一种更为现实的、非神化的美国独立战争历史。尽管亚当斯对这种被解构的历史的坚持，毫无疑问是一种智识上早熟的体现，然而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亚当斯打破戏剧化描述独立战争年代的动机在于他那受到伤害的虚荣心。直接说来，那种历史叙述没有让他在其中扮演主要角色。从本质上说，他对那些已被人们知晓和认作史实的虚构历史的批判，就像一次打碎所有雕像的运动；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雕刻家未能把他的雕像刻画得惟妙惟肖。

此外，亚当斯天生就能够对历史、对自己的生活，甚至对任何东西进行解构主义阐释。他就是以这种方式来看待世界的。从脾性上说，他是冲动的、易怒的，在本质上就喜欢挖苦讽刺。他发表的所有政治哲学类著作，包括《为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辩护》和《与戴维拉对话集》，以及他未出版的自传，都缺乏连续一贯的形式。它们不像是著作，而更像是笔记，里面充满了对自己内心对话的散漫叙述，这些对话都会从难以预料的角度引出另外的对话。他最坚定的敌人——主要是富兰克林和汉密尔顿——称他思想上的飘忽不定是他患有心理疾病的表现。最近一些研究表明，亚当斯的问题出在身体上：他可能患有甲状腺功能亢进。然而，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分析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的重要性不及系统说明这种状况：他天生就没有能力将自己的思想与他对这些思想的感受分割开来，这致使他不信任任何对人类行为的纯粹理性描述，因为这种描述与他内心更热情躁动的情绪是不相容的。正如他对拉什所说的那样：“不要自己欺骗自己了，法国乃至整个欧洲都没有什么老修道士能够无动于衷地看着一朵正在盛开的鲜花般的年轻处女。”正是这种内心的躁动让他更倾向于认为，所有宣扬某种道德的且充满着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的完美叙述或故事，都不过是彻底的虚构。就像自然界不存在绝对直线一样，此类东西对他而言也是根本不存在的。[22]

然而，对于他以前的朋友、居住在蒙蒂塞洛的杰斐逊来说，这些东西确实是存在的。在成年生活的大部分时间中，杰斐逊一直致力于让自己的头脑和心灵处于其个性的不同区域。自1807年开始，杰斐逊的名字开始不时出现在亚当斯写给拉什的信件中。在此之前，杰斐逊一直是一个不可涉及的禁忌话题。当拉什让亚当斯谈谈他与杰斐逊在独立战争早期的合作关系时，亚当斯说了一个经典的否定句。“当你说现今世界上没有哪个人比我更了解杰斐逊时，你真的是大错特错了，”亚当斯强调道，“我几乎对他一无所知。”然而，亚当斯逐渐让杰斐逊溜进了他们的对话之中，并说杰斐逊谜一般的性格注定要让他占据历史书的很大篇幅。[23]

他回忆了1793年杰斐逊从华盛顿政府退休的情景，说这明显是一次非常精明的战术撤退，目的是要为自己最终登上“金字塔的顶端”（也就是担任总统）做好准备。然而，共和党人的新闻报纸却将之描述成一种“毫无野心、毫不贪婪、大公无私的”举动。不知何故，杰斐逊甚至能够劝说自己真心相信，他不仅可以不受任何诱惑影响，而且能够幸福地隐居于蒙蒂塞洛的山顶之上。“当一个人拥有两个庞大政党之一，而且他所属政党竭力宣称他为人大公无私时，”亚当斯惊奇地说道，“甚至那些认为这种说法不过是一种谎言的人，也会因为他们如此频繁地重复这种观点而最终相信它是真的了。”[24]

1790年代末，同一种模式又奏效了，当时杰斐逊接受了关于欧洲事务的两个错误观念。其中之一是，杰斐逊认为英格兰正在“摇摇晃晃地衰落下去”，它的经济正在崩溃，而且“肯定马上就会陷入破产，从而无法保持其海军优势”。第二个错误观念是——“这个观念更加错误也更加致命”——法兰西代表未来的发展趋势，它“会建立一个自由的共和政府，甚至一种堪为典范的民主制，君主制和贵族制将被永远废除”，所有这些都将和平地、不流血地发生。事实证明，在这两个问题上杰斐逊都犯了错。而且，亚当斯对杰斐逊的两种观点均表示了不赞同，并被证明是正确的。然而，尽管杰斐逊过分低估了英格兰，同时过分高估了法兰西，他的声誉和受欢迎度却与日俱增。“我肯定会记得这一点的，”亚当斯回忆道，“因为我对法国大革命的观点使我遭到了在独立战争年代结识的所有朋友的冷遇，他们都倾向于站在杰斐逊那边。我的观点使人们对我攻击谩骂，竭尽诋毁之能事，但同时对杰斐逊先生赞颂有加。”

看起来，杰斐逊再一次成为理想化历史的主要受益人了。这部分是因为他的自我欺骗能力能让他以绝对的真诚否认其灵魂深处潜伏的虚荣心和野心，部分是因为塑造了他所有政治思想的道德范畴与历史写作所要求的浪漫化笔法完美契合。这些道德范畴是彻头彻尾的幻觉——比如，法国大革命并不是美国独立战争在欧洲大陆的翻版——这个事实，似乎并没有另一个事实重要：这些范畴确立了一种强大的、极具诱惑力的神话，这种神话比混乱的现实更有吸引力。两面手腕与自己性情的复杂结合让杰斐逊成了信仰意志的化身。他逐渐开始相信自己的意念，因此他并不是活在谎言之中，而是活在虚构之中。[25]

亚当斯已经开始认定自己正好就是杰斐逊的对立面。“没有人会为我建陵墓或者纪念雕像，”他无可奈何地写道，“没有人会为我撰写歌功颂德的传奇历史，或者说些谄媚颂扬的话语，让我能够以光彩夺目的面貌示于后人。而且，我也无法以我的真实面目示于后人。所有这些，除了最后一点之外，都是我所深恶痛绝的。”要直面不具吸引力的现实是需要时间的，亚当斯在整整嚷叫了十年之后才认识到这一点。现在，亚当斯因与拉什共同将绝望编织成喜剧而感到如释重负。然而，亚当斯认识到这一点也是自然而然之事，因为他将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用来向所有人宣讲那种不吸引人的现实。如果说杰斐逊似乎注定要向人们讲述他们希望听到的甜言蜜语，那么亚当斯现在承认自己担负着与之相反的使命：将他们应当知道的东西告诉他们。[26]

这就是亚当斯在1809年听天由命却苦乐参半的心情，当时拉什还没有向他报告自己最为奇异的梦。他梦见亚当斯给杰斐逊写了一封短信，祝贺他最近离开了公共生活。杰斐逊也以同样的大度回应了亚当斯的宽宏大量。这两位伟大的政治家在最后几年中又恢复了通信，坦承他们各自都有错误与缺点，并交流了他们各自对美国独立战争的理解，最终修复了曾经辉煌的伟大友谊。接着这两个哲学王“几乎同时步入坟墓，他们都很长寿，一同享受着祖国对他们的感激和赞誉……在他们无数的功绩和荣誉之上，后人又加上了一点：他们既是对手，也是朋友”。[27]

亚当斯马上回了信。“又是一场梦！我对你做这样的梦没有反对意见，只不过这不是历史。或许它会是一种预言。”接着他以挖苦讽刺的态度开始陈述他与杰斐逊的关系，并宣称“我与我所了解的杰斐逊之间的友谊从来没有过哪怕极为短暂的中断”。不失时机地说了这个谎之后，亚当斯又滑稽地逞强起来：“你应当记得，杰斐逊对我来说不过是个孩子。我比他至少年长十岁，在政治生活上比他至少年长二十岁。我敢说，我是他的政治导师，而且他整个政治生活中的全部善行都是我教给他的。”有谁会记自己学生的仇呢？另外，考虑到杰斐逊的晚辈地位，由杰斐逊来主动做出和解姿态，难道不是更合适吗？“若我收到他寄过来的信，”亚当斯最后尖刻地说道，“我肯定会确认我收到了这样一封信，并给他回信。”总而言之，杰斐逊必须先伸出和解之手。[28]

这种情况不会发生。拉什同时也与杰斐逊保持通信联络，以某种带有误导性的方式对杰斐逊说，亚当斯表示渴求与他和解，而且所剩时日已经不多了。“我敢肯定，如果你能够先做出表示，亚当斯先生的心一定会为之感动，”拉什解释道，“现在他已经摇摇晃晃地走到了坟墓边上，他希望倚靠在自己的革命朋友的肩膀上。”但是，杰斐逊不会上钩，他认定这次如果与亚当斯通信，结果肯定会和上次与阿比盖尔通信一样：当时他恢复友谊的努力遭到了阿比盖尔的断然拒绝。现在是轮到亚当斯来消除隔阂的时候了。随后两年的情形一直如此：这两位圣人都绕着圈子，像老迈的狗一样在他们自己的土地边缘吠个不停，用鼻子嗅着和解的可能性，但就是不愿意主动缩短他们之间的距离。[29]

1811年二人之间的距离缩短了：当时爱德华·科尔斯（杰斐逊的一个门徒）试图劝说他的导师采取一种更直接和更坚定的废奴立场，结果证明这是徒劳无益的，于是他就到昆西市拜访亚当斯。亚当斯放出话来让人知道，他与杰斐逊先生的政治分歧从来没有影响过他对杰斐逊的友情。“我过去一直都喜爱杰斐逊，”他告诉科尔斯，“而且依然喜爱他。”当关于此次会面的消息传到杰斐逊耳朵里的时候（不出亚当斯所料），杰斐逊就宣布自己已经转变了。“这对我而言已经足够了。”他在给拉什的信中这样写道。他又补充说，他知道亚当斯“从来都是一个诚实的人，而且许多情况下都是一个伟大的人，只是在某些做出判断的时候有些仓促并犯下错误”。后面这句转折将前面那句话缩小的隔阂又扩大了一些。杰斐逊继续说道，“除了政治观点这个唯一例外之外”，他总是看重亚当斯的判断——此时，他们之间的隔阂就变成了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这句话无异于说，教皇在其他方面是从来不会错的，不过在道德和宗教信仰问题上是个例外。[30]

在1811年圣诞节，亚当斯写信给拉什，说他完全清楚拉什正在好心充当他和杰斐逊的中间人。“我清楚知道，拉什，你正在恳求杰斐逊给我写信，就像你正在恳求我向他写信一样。”亚当斯还知道拉什会将自己的信编辑之后再发给杰斐逊，删去了其中可能具有冒犯性的段落。在这封圣诞节信件中，亚当斯回顾了他与杰斐逊的全部政治分歧，谈到了几个严重的争论（比如，“客籍法和煽动叛乱法案”、法国大革命、美国海军等），还轻松谈论了他们两人的差别（例如，亚当斯担任总统时每周只举行一次招待会，而杰斐逊总统的整个任期就是一个大招待会；杰斐逊认为自由偏爱直发，而亚当斯则认为卷发“和直发一样都是共和主义的”。）这就是亚当斯希望转达给杰斐逊的基调：依然对杰斐逊的原则和政策持有怀疑和异议，但是完全能够以幽默和外交家式的冷静来控制自己的对话；火依然在燃烧，但独立战争那一代人的大火山至少已经平息下来了。[31]

最终，走出决定性一步的是亚当斯。1812年1月1日，一封简短但真诚的信从昆西市飞到蒙蒂塞洛，转达了一些关于亚当斯家庭的消息，并提到另外寄来的包着“两件家庭手工品”的包裹。拉什当时异常兴奋，而且完全相信他已经成功促成了一次伟大的和解。“我对你和你的老朋友杰斐逊之间的通信感到十分欣喜，”他带着胜利的骄傲向亚当斯宣布，“我认为你和他是美国独立战争一北一南两大支柱。有人发表演说，有人撰写文章，有人投入战斗来推动独立战争，然而你和杰斐逊却为我们所有人而思考着。”亚当斯以祝贺的口吻回信，将自己的自豪掩盖在笑话面具和非常具有欺骗性的伪装之下：“你的梦已经结束了……然而你的预言却已经实现了！你创造了奇迹！你让从来就没有相互仇恨的两大力量和解了……简而言之，拜你的魔法所赐，居住在昆西市和蒙蒂塞洛的两个强大的、颓败的君主，现在又复活了。”之后，亚当斯又故意以同样诙谐的口吻开始将他在昆西市的住所称为“蒙蒂奇洛”，他说它的意思是“非常小的山峰”，这样称呼的目的是尊重杰斐逊的“蒙蒂塞洛”，因为其意为“小山峰”。他坚持认为，拉什在让他和杰斐逊复合上实际并不需要做那么多。没有任何重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东西处在危险之中。“它不过是一个水手遇见了自己失踪了二十五年的水手兄弟，”亚当斯开玩笑地说道，“于是打了一声招呼：‘你最近如何，杰克？’”[32]

再没有什么东西比这更远离真实情况了。亚当斯生生不息的虚荣心，没错，现在已经得到了某种控制。但是，他对他们二人友谊出现过裂痕的否认（难道有过什么破裂和背叛吗？），明显是一种虚张声势的姿态。甚至在他们恢复通信往来初期，就已经暴露了他们掩藏在表面之下的紧张关系。杰斐逊原以为——这是合情合理的——所谓的“两件家庭手工品”指的是亚当斯家里自己织的两块布料，既是美国经济应对英格兰封锁的象征，也是对他们过去一起加入美国独立运动的美好时光的恰当暗示。因此，杰斐逊在回信中就大谈特谈家庭手工业的好处，以及对1760年代抵制英货运动的美好回忆，可是最后他却发现亚当斯所谓的“家庭手工品”不过是一个隐喻而已。他送来的礼物原来是约翰·昆西·亚当斯最近完成的两卷本著作《论修辞与辩论》。

那么，为什么亚当斯最后会迈出这么重大的一步呢？这一步使他和杰斐逊在此后的十四年间一共写了158封信，它们被普遍认为代表着独立战争那一代人最高的智识水平，同时也是著名美国政治家通信中最令人难忘的信件。这些通信往来所依赖的友谊和信任实际上到1812年还尚未恢复。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亚当斯将自己的手伸过昆西市和蒙蒂塞洛之间的裂缝，而且针对杰斐逊的每封信，亚当斯都会写两封以上的信来回应？

我们能够想到两个有所交叠却又相互冲突的答案。第一，两人之间还有许多事情没有了结，而且两人都认识到，他们对何为美国独立战争真义这一问题有着完全不同的结论。亚当斯认为，杰斐逊版本的历史尽管是误入歧途的，但注定要主导历史书籍。与杰斐逊恢复通信就使他有机会对杰斐逊的观点提出挑战，并且用几乎肯定也会成为历史资料的书面文字来提出挑战。亚当斯在早期一封信中写道：“在各自向对方完全清楚解释了自己之前，你和我都不应当死去。”但是两个人都知道，他们不仅是在给对方写信，也是在给后代写信。[33]

第二，这种和解以及之后的通信让亚当斯可以与杰斐逊一道，成为独立战争这部历史剧最后一幕的明星。亚当斯在退休后的大部分时间中都对这种计谋谴责不已，认为这是对历史的巨大歪曲。然而，也是在同一时期，他对这种计谋能给愿以神秘姿态示于后人的任何人所带来的巨大好处，惊讶不已。只要他能克制自己，只要他可以说一些历史希望听到的话，只要他可以像一尊活雕像一样让自己融入这种历史模式之中，那么他就还有可能赢得通向不朽的门票。

亚当斯和杰斐逊内心都知道他们各自所扮演的角色，而且清楚他们是一对已经退休、没有野心、无可争议的西塞罗式元老。我们可以从多个层次来解释他们在1812～1826年的对话，然而它们在现代之所以还有吸引力，主要是因为这种对话的挽歌式语调：两位伟人以老练的宁静回望着他们缔造的美国独立战争，传达他们对所有永恒话题的内心独白，超越二人的政治分歧进行对话，超越时代向我们说话。如果我们在内心勾勒出一幅图景来展示这种对话，那么杰斐逊肯定以他雕像般的姿态挺拔地站在那里，双臂习惯性地交叉在胸前，而比他矮得多的亚当斯则在他身边不停地踱来踱去，情绪紧张而动作丰富，仰着头对天空说个不停，偶尔停下脚步，抓住杰斐逊的衣领，向他表达一个不相关、不切题的观点。

当然，这种虚构的场景马上就会招致我们的批评。（以亚当斯的话来说，这不是历史，而是神话传奇。）然而，出于几个原因，我们无法断然否定这种略带消遣意味的描述。首先，他们之间的友谊确实恢复了，而且在通信往来的过程中，他们也确实达成了和解。这方面的关键证据来得比较晚，出现于1823年，当时杰斐逊就报纸上的一系列信件做出了回应。这些信是亚当斯很早之前写的，它们将杰斐逊说成一个口是心非的党派主义政客。“请放心，我亲爱的先生，”杰斐逊写信给亚当斯，“我现在对那种试图将荆棘种在年龄、价值和智慧之上，将毒麦种在两个已经交往了近半个世纪的人之间的卑劣做法，已经不会有哪怕最肤浅的印象了。恳求你也不要让你的心灵被破坏安宁的邪恶行为所打扰，请你将之抛在脑后吧。”亚当斯当时异常欣喜。他坚持要在早餐桌前将杰斐逊的来信大声念给所有家人听，并称“这是写得最好的一封信……我期望收到的就是这样一封信，只不过它比我所期望的表达还要好”。他以亚当斯式的结尾结束了回信，说要“抵制政治家那种喜好抱怨的、焦躁不安的情感迸发”。最后，他签下：“J.A.。现在已经八十九岁高龄了，他太胖了，因此不大可能再活多久了。”很明显，这可不是什么精心安排的伎俩。以前的相互信任已经完全恢复了。[34]

其次，这种对话是以几乎不可能的对等方式结束的，这使得整个故事以及讲述故事的方式，笼罩在一种戏剧性的奇特效果之下。拉什曾预言，这两位国家元老会达成和解，最后“几乎同时”步入坟墓。然而，他们两个人离去的时间比拉什所想的还要一致。（没有哪个严肃的小说家敢于设想这样的结局。）实际上，他们在相隔不到五小时的时间内相继去世，那天是1776年向全世界宣布《独立宣言》的五十周年纪念日，而且他们去世的时刻几乎就是《独立宣言》被宣布的时刻。你可以称这是一个奇迹，是一个意外，或者说这是两颗强大的心灵刻意按照戏剧脚本规定的时间同时死去。无论如何，历史就这样发生了。

最后，他们之间的通信可以被看作两个端坐在奥林匹斯山上的神之间的漫长对话，因为他们都决心给人以这种印象。“年老之后的喋喋不休到底要将我带到哪里去呢？”杰斐逊带着修辞色彩地问道，“带到政治之中，可是我已经彻底离开了它……我已经放弃报纸，代之以塔西佗和修昔底德、牛顿和欧几里得；我发现自己现在更加幸福了。”亚当斯后来以展示自己的经典作品阅读史和文学天赋的方式回信道：“我经常阅读修昔底德和塔西佗，而且是从很早就开始（这些作品的风格是那么典雅、深刻而迷人），现在我已经厌倦了它们。”接着，亚当斯开玩笑说：“我的‘老年絮叨多话’狠狠地报复了你的‘老年喋喋不休’。”[35]

他们之间许多最令人难忘的通信没有任何刻意表演或做作的痕迹，因为有很多话题可以让这两位圣人安全谈论而不发生冲突，并且让他们充分展示自己的语言才能。毕竟，他们是那个时代最有成就的写信人；他们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已经在写字桌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行文风格，而且这种风格可以完美地表现他们不同的个性。因此，杰斐逊以华丽的方式描述了人的老化过程以及消殒。“但是我们这两台机器已经运行了七十年或者八十年之久，”他这样恬淡地写道，“而且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两台机器已经损耗很大，这一个中轴，那一个轮子；现在一个齿轮，待会儿一个弹簧就会脱落。不论我们能够怎样修补它们以再坚持一会儿，我们两个人最后都会停止运转。”亚当斯以类似的方式回了信，不过另外加了一些说明。“我有时候担心‘我这台机器’不会足够快地‘停止运转’，因为我最害怕的就是‘死在后面’。”这句话的意思是，他害怕自己变得年老糊涂，从而成为家庭的负担。他接着开始“斥骂”杰斐逊，说他现在已经像老头那样说话了。所有在《独立宣言》上签字的人中，“你是最年轻的，而且在心力和体力上都是最具活力的”，因此最有可能成为最后的幸存者。就像家里最后一个上床睡觉的人一样，杰斐逊必须负责将炉火熄灭，“并用壁炉中的灰盖住木炭”。[36]

大部分现代读者通过阅读这些信件，能够充分感受到杰斐逊的笔杆子才能，因此当他们发现亚当斯实际上更加善辩，说出了一些最可引用的话时，未免会有些吃惊。例如，在杰斐逊长篇叙述了北美大陆印第安人的起源之后，亚当斯否认了有关这片大陆最初居民的所有理论：“我认为是一个回头浪子在与他的女友欢闹嬉戏的过程中，搭乘海燕蛋壳船来到了美利坚，自此将他们的恋情之果在这里散播开来。”当杰斐逊认为应当发展一种本土语言，并认为它应该源于田野乡间，而不是像塞缪尔·约翰逊这样的人编纂的英文词典时，亚当斯的回信可谓火花四溅。在他看来，所有英国人编纂的字典都是美国独立战争彻底摧毁的不列颠暴政的遗迹。“我们不再受约翰逊编纂的词典的约束，”他宣称，“正如我们已经不受英格兰教会法的约束一样。”塞缪尔·约翰逊有什么权利来否定约翰·亚当斯拥有创造词汇的自由呢？他坚持认为：“就像这个学究式的犬儒学者兼僧侣一样，我同样有权发明新单词。”[37]

就措辞而言，亚当斯的辛辣在二人通信中更加令人印象深刻，这部分是因为亚当斯本人在这种交流的投入比杰斐逊要多。他之所以写下了更多值得传诵的段落，是因为他写得更多。当来自昆西市的信件洪水似乎要淹没蒙蒂塞洛时，他为如此频繁、高产地写信而向杰斐逊道歉。杰斐逊反过来也道歉说，他每年收到的信件超过1.2万封，而且所有信件都要求他回复，因此要让他跟上亚当斯的步伐是很困难的。亚当斯回信说，他收到的信件只是杰斐逊收到的一小部分，而且他对大部分信都不会回复，这使得他可以将自己那日益衰弱的精力集中在杰斐逊这边。

除了纯粹的信件数量之外，亚当斯的信中所表露出来的活力反映了他更好斗也更敢于对抗的脾性。杰斐逊的风格是流畅、抒情、抑扬顿挫而且节奏优美的。对他而言，词语就像掠过纸面让自己冷静下来的微风。然而，亚当斯的风格却是兴奋、跳跃、大喊大叫而且淘气顽皮的。对他来说，词语就像被用来刺穿纸张或者在它们上方绚烂引爆的武器一样。尽管亚当斯写出了许多广为传颂的警句式段落，然而他的风格对于保持外交礼节来说，再糟糕不过了。杰斐逊则能够保持克制，直到最后也坚持了自己的哲学王角色。如果一切由杰斐逊来设计，那么他们二人之间半神半人式的对话肯定能够完美诠释为后代表演一出舞台剧的核心要义。然而，尽管亚当斯也发誓要保持西塞罗式的平静心态，但从天性上来说，他没有能力扮演这种角色。对他而言，唯一有意义的对话就是辩论，最终他和杰斐逊的对话也变成了一种辩论。这一点是理解这次对话的历史意义的最佳途径。

亚当斯在一年多的时间中一直表现良好。不过也有一些小风暴，主要是他讥讽杰斐逊未能让国家为1812年的战争做好准备，特别是在建设海军上过于疏忽大意。建设强大的海军一直是亚当斯最大的心愿。杰斐逊永远都保持着外交风范，他从来没有明确承认亚当斯建立强大海军的观点是正确的。但当战争早期美国舰队在海上打赢了一些战斗时，杰斐逊客气地说：“我们小规模海军所取得的胜利……更应该归功于你而不是其他大多数人，因为你是最早也是坚持提倡建立海防力量的人。”那些带有火药味的问题已经被过去的岁月尘封。两个人都知道，触动它们会让好不容易达成的和解又陷入危险之境。[38]

亚当斯第一次生气爆发是在1813年6月，而且在之后的六个月中不断地爆发。（亚当斯写了36封信，而杰斐逊只写了5封信。）使亚当斯爆发的导火线，是杰斐逊于1801年写给约瑟夫·普里斯特利的一封信被公开发表。约瑟夫·普里斯特利是英国科学家、著名的神学家。那封信中，杰斐逊顺便提到了亚当斯，说他思想落后，反对任何形式的进步，是“古董”而不是“现代人”。“你在那封写给普里斯特利博士的信中提到的你对我的看法，我表示完全不赞同，”亚当斯抗议道，“而且我强烈要求你提供证据。”杰斐逊察觉到亚当斯已经处在爆发边缘，并给他写了一封很长的回信。那封给普里斯特利的信是“一封秘密信件”，“我从来没有打算以它来扰乱公众的心神”。他提醒亚当斯，当时党派间战斗如火如荼，二人都曾过激地贬低对方。而且，当时他的真正指向是联邦党人，那些人将他关于政府的思想污蔑为危险的妄想。[39]

接着，杰斐逊做了一次至关重要的坦白，并说了几句类似道歉的话。亚当斯之所以成为批评的目标，是因为他是联邦党人的领袖。然而，杰斐逊从来都清楚，不能将老套的党派思路套在亚当斯头上。“我恰巧把你点了出来，尽管整封信表明我心中想的只是那些联邦党人，”杰斐逊这样解释道，“事实上，我亲爱的先生，我们从来都没有认为你是我们所指责的那些措施的始作俑者。这些措施被放在你名字的保护伞下，而我们当时确信他们这些人非常需要得到你的认可。”（请注意这里用了“我们”，相当于间接承认这是共和党有组织的一次运动。）实际上，亚当斯不过是恰巧出现在共和党的火力之中罢了，而这些火力本来是指向联邦党人的汉密尔顿派系。“因此，你将会极大地冤枉我，”杰斐逊最后说道，“如果你认定那些针对你之前的秘密敌人和现在的公开敌人的攻击，是对你的攻击。”[40]

杰斐逊的解释简直精巧机敏至极。这种解释将他们友谊的破裂归咎于汉密尔顿一派，杰斐逊很清楚亚当斯对这些人是深恶痛绝的；接着，他让亚当斯与他一起，至少是事后一起，站到那次辩论的共和党人一边。当然，亚当斯的问题是，他从来不愿意与任何党派站在一起。实际上，他从来都以道德楷模自居，认为自己是华盛顿那种半君主式的行政首脑，超越任何党派。杰斐逊这封信的明显（若说未明说的话）意思是，这种令人羡慕的姿态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已经没有立身之所了。亚当斯让自己陷入了新情况下党派主义火力交锋之中。最重要的是，从友谊角度来说，杰斐逊承认他对亚当斯的幕后批评确实是一种刻意歪曲。尽管这并不能算作真正的道歉（实际上，是他无法控制的力量命令他做出了这种歪曲行为），但至少是一次重大的让步。

亚当斯的本能反应是，马上发射几轮能够阐明真相的炮弹，揭露杰斐逊对他担任总统期间的不实描述（这些不实之处已经被杰斐逊承认了）。亚当斯写道：“在这封信中，除了让你我满足之外，我没有其他什么想法。”他又补充说：“我的声誉在过去五十年中，已经成了公众嘲笑的对象，而且也将成为后代人嘲笑的对象，我已经认定我的声誉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气泡，飘荡在夏日变幻无常的空气之中。”杰斐逊曾提到，“外侨和叛乱法”是两个党派相互憎恨的元凶。“由于你的名字要作为副总统出现在那些法律中，”亚当斯说道，“我的名字则是作为总统出现，因此，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不应当像我那样对它们承担责任。”杰斐逊用了“恐怖主义”这个词来表述1790年代末高度紧张的氛围。亚当斯于是疯狂地回忆起当时围住其住所的群众，抗议他向法国派遣和谈使团。“我毫不怀疑当时你已经熟睡在哲学的宁静中了，”亚当斯尖刻地写道，“可当时有1万人（甚至比这更多）正在费城街头游行……你认为到底什么是恐怖主义呢，杰斐逊先生？”杰斐逊将党派争斗的主要责任推到了汉密尔顿一派头上，然而亚当斯则认为双方应当各打五十大板。“两党都人为地挑起了恐怖行为，”他最后写道，“而且若我被当作一名证人传唤并宣誓作证的话，那么除了以这种粗俗的话——‘将他们都装进袋子里，然后不停地摇晃袋子，看看谁能先出来’——来回答之外，我无法再给出更真诚的回答了。”不论对杰斐逊而言这看起来是多么不合时宜，约翰·亚当斯已经决定以藐视一切政党政治的态度步入坟墓。[41]

这是他们之间通信的决定性时刻。1813年夏季，对话已经不再是两位国家元老之间的静态图景，而变成了对独立战争遗产的两种不同理解之间的竞争。所有以前不可讨论的话题现在都已经摆到桌面上来，因为他们之间的信任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得以恢复。亚当斯灵魂的最佳引导者永远是阿比盖尔。7月15日，她将一个短笺附在了丈夫的信中，这是自她九年前与杰斐逊关系破裂之后，第一次与杰斐逊通信。“已经有好些日子了，我都一直希望在我丈夫的信中找个地方附上一个老朋友的问候，”她这样写道，“自我们相识以来，不论经历了什么变化和曲折，我一直都珍视并保存着我们之间的友谊。我将永远是你真诚的阿·亚当斯。”阿比盖尔的话像以往一样，是最为可靠的信号。杰斐逊已经被宽恕了。二人之间的友谊尽管已经封存了很久，却从来没有完全死去。这种已经恢复过来的友爱和信任之感，已经使他们可以按照亚当斯之前的那句宣言行事了：在向对方完全清楚地解释了自己之前，你和我都不应当死去。[42]

尽管亚当斯确定了之后对话的基调，然而是杰斐逊在不经意间为对话提供了一个更大范围的框架，辩论就是在这种大框架下展开的。他实际上一直在修正自己在给普里斯特利的信中将亚当斯说成“古董”的不公正评价。现在他希望向世人表明，他同意亚当斯的观点：尽管科学的进步是无可争议的，然而某些政治原则却是永恒的真理，这种真理不仅古人明白，而且现代人也清楚。“现在搅动美利坚合众国的政治党派，亘古以来就已经存在了，”他这样写道，“而且事实上，辉格党和托利党这两个术语不仅适合于人类文明史，而且也适用于自然。这两个词指明了不同个体的不同脾性、特质和心灵。”这是不是杰斐逊在迂回曲折地表明，他和亚当斯实际上是在进行一种永恒的政治辩论呢？我们顺着这封长信往下看就会清楚，杰斐逊实际上是试图将他与亚当斯的友谊和最后一次对抗置于一个更大的背景之中，用更为客观的历史透镜来审视它们。[43]

按照杰斐逊的说法，亚当斯和杰斐逊过去是肩并肩地与亲英分子战斗，并且作为一个有活力的团队共同在欧洲为美国服务，接着又返回美国，共同在新的联邦政府中供职。之后，那种经典的分化又出现了：

分歧又一次出现了，我们分裂成两个不同的政党，每一方都希望让政府沿着不同的方向前进。其中一个方向是加强最平民化的那个部门，另一个则是加强那些更贵族化的部门，并扩大它们的管辖权。在这里，你我第一次分裂了。而且，由于你我进入公共生活的时间比大部分人都要长，由于我们的名字对于国人来说更为熟悉，那个认为你的思想与他们一致的政党就将你的名字写在了最上方，另一个政党则出于同样的原因选择了我的名字……由于我们消极地成为公众讨论的对象，我们自己受了伤害（这一点你已经表达得淋漓尽致了）。而这些讨论，不论是关于人、事或者观点，都是两党以仇视、尖刻、不体面的方式进行的，目前为止还没有比这更恶劣的情况出现……对我而言，从政府第一次在世界上出现到目前为止，意见的不同以及政党的分歧就一直存在。这种不同与分歧目前已经将我们的国家在同一个问题上分裂成不同的派别，这种不同与分歧在未来也将永远存在——每个人都是根据自身的特质和所处的具体环境，来决定是站在多数人一边，还是少数人一边。[44]

这就是杰斐逊的经典看法。他质朴优美的叙述结构使这一点变得更加清楚了：亚当斯佩服杰斐逊让自己融入对未来历史学家来说具有无限吸引力的历史路线之中，是绝对正确的。杰斐逊从来都是以二分法来看待这个世界：辉格党对托利党，现代人对古代人，美国对欧洲，乡村对城市，白人对黑人。我们可以继续列举下去，但均为非黑即白，没有任何其他中间形态。亚当斯所谓的喜剧实际上是一出情节剧。杰斐逊现在告诉亚当斯的那个版本则将联邦党人刻画成现代亲英的托利党人，是他们出卖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巨大遗产，他们就是“少数”特权者的腐朽保护人，联合起来公然对抗杰斐逊领导的“多数”。

但是这怎么可能呢？甚至杰斐逊自己也承认亚当斯并不契合这种严格的分析公式。“若你的目标和观点被误解了，”杰斐逊指出，“若其他人的措施和原则被错误地归咎于你的身上——我认为确实如此——那么你应当对它们做出解释，你应当为自己讨回公道。”一言以蔽之，若亚当斯有不同的话要说，若他从他们共同经历的历史旋涡中看到了不同的模式，那么他应当将之记录下来，留给后人去评判。[45]

当然，亚当斯过去十多年来试图做的正是这些。而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他努力的成果是无数让人迷惑不解、充满痛苦的抗议，永无止境的长篇斥骂，以及受损自尊的无畏展示，所有这些都导向一个非常让人不安的结论：除了由伪装成历史学家的小说家虚构出来的模式之外，根本就没有什么其他模式。亚当斯那种与杰斐逊不同的叙述，在他用无数词语叠砌的云雾之中若隐若现。泾渭分明的辉格党和托利党与亚当斯对1770年代政治形势的理解是不相符的。根据他的猜测，大约有1/3到1/2的美国人对政治是漠不关心的，只知道随波逐流。1790年代的分裂也与杰斐逊所言不同，因为那些支持和反对建立一个更为强大的联邦政府的人实际上都是辉格党人。毫无疑问，华盛顿和他都没有认为自己是独立事业的背叛者。他们认为联邦党人的计划是切实实现美国独立而不是背叛。杰斐逊对“少数”和“多数”的区分除了具有讽刺意义之外——只有少数弗吉尼亚人愿意触碰那个塑造了他们的生活、创造了他们的财富，并将一条漫长的阴影投射在他们神圣荣誉之上的禁忌话题——在波托马克河以南完全行不通。

然而，若隐若现的光芒能够做到一个完整故事所不能做到的。杰斐逊已经讲述了自己的故事。由于不存在能够与之比肩的、具有同样吸引力的故事，因此他的故事注定要主导历史书籍。亚当斯认为，杰斐逊的故事不是真实的，甚至怀疑是否存在什么真实的故事。但是既然1813年夏季杰斐逊已经将自己的故事如此优雅地摆在了他的面前，亚当斯终于有了一个可以集中强大火力进行攻击的目标。他知道自己在宏大叙事方面可谓无可救药。创作重大历史或者哲学著作所需要的才能，他也没有。然而，他是一个天生的反对派，是一个天才的批判者，他的全部能量都体现在对其他人观念中的固定目标进行智识对抗上。杰斐逊现在已经成了他要奋力攻击的固定目标了。

与杰斐逊通信的对话方式也与他的天性完美契合，因为这种方式使话题可以突然出现，突然消失，然后又突然插进来，没有任何刻意安排的伪装。这种平等随意的交谈节奏与他内心时断时续的情绪波涛再契合不过了。因此，亚当斯与杰斐逊在1813年之后争辩的动态特性，是任何精心安排的体系都无法实现的。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从中找出主要的争论点，找出主要的顺序结构，以理解这种辩论更为深刻的含义。同时，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都清楚即使找到了连贯一致的顺序结构，它也不过是我们自己的一种建构。

他们在社会平等以及精英在领导和统治美国的作用方面一直存在重大争论，此种争论贯穿于他们1813～1814年的通信之中。虽然他俩从来没有明确说过，但是他们谈论的显然是他们自己和独立战争那一代其他显赫人物。杰斐逊那封关于“少数”与“多数”的长信，以及信中“人民权力还是贵族权力应占统治地位是一个永恒的政治问题”的论断引发了这场争论。连一向好斗的亚当斯也意识到这是一个雷区，因此他小心翼翼地从大家容易达成一致的一点开始讨论。“确实如此，”他对杰斐逊说道，“少数人与多数人的划分是一个和亚里士多德一样古老的问题。”而且在亚当斯看来，它们之间永不止息的冲突，正是现代人在政治方面还要多多请教于古人的主要原因。在建立起某种争论的共同基础之后，亚当斯转向一个曾常常使他陷入政治困境的方向——在创造历史方面，精英们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他回忆道，三十年前当他和杰斐逊都在伦敦的时候，第一个鼓励他“写一点有关贵族政治的东西”的人，正是杰斐逊。“不久之后我就动笔了，而且自那以后我一直在写这个方面的文章。但我是如此不幸，以至于从来没有人能够真正了解我。”[46]

“你提到的贵族，”他对杰斐逊说，“偏偏是全部统治理论与实践中最难伺候的动物。”在《为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辩护》一书中，亚当斯不惜用三卷的篇幅坚持不懈、不厌其烦地说明，政治权力总是会落入少数杰出个人和家族的掌控之中。无论是中世纪法国的封建贵族、伊丽莎白时代英格兰的贵族大土地所有者、新英格兰殖民地的商人阶层，还是弗吉尼亚切萨皮克的大种植园主家族，历史都无一例外地证明多数总是屈从于少数。为什么呢？“我认为这是万能的上帝在人类天性构造中的安排，并且让这种安排成为宇宙的一部分，”亚当斯回答道，“哲学家和政客可能对此嘟嘟囔囔、冷嘲热讽，但是他们永远不能摆脱它。他们的唯一办法是想办法控制它。”根据亚当斯简单明了的陈述，贵族之于社会正如激情之于人的个性，尽管易受规则的遏制，也可被巧妙地引导，却是不可能完全拆除的永久性装置。“你可能认为你能够清除它，”亚当斯警告说，“但是贵族就像潜水多时的水鸟再次起来时它的羽毛会更亮一样。”杰斐逊所有关于人类平等的赞歌，无非是一场骗局，这场骗局迎合了人类对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的强烈渴望。“精神与肉体的不平等，已被万能的上帝安排在了人类天性之中，”亚当斯郑重地说道，“因此，任何手段或者政策都不能使它们平等。”[47]

杰斐逊对亚当斯的回应主要是做出两种区分，这两种区分都明显指向更为乐观的方向。其一，他认同存在一种以“美德和天分”为基础的“人间的天赋贵族”。另外也有一种人为的或者说“冒充建立在财富与出身之上的贵族，这些贵族没有丝毫的美德或天分”。他们之所以致力于在美国建立共和政体，不就是想选出天赋贵族，阻止虚假贵族的权势，从而“从谷壳中筛选出谷粒来”吗？而且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及之后，当以他和亚当斯为象征的“兄弟会”最终成为共和选举程序的受益者时，这所发生的一切不正是一种筛选过程吗？[48]

其二，杰斐逊认为，亚当斯关于贵族权力的描述是适用于欧洲的。在那里，封建特权、家族爵位和更为有限的经济机会，使等级制度得以维系。而在美国，没有什么封建侯爵，也没有什么家族盾形徽章，而且“只要愿意，人人都可能拥有土地，自创家业”。因此，美国不可能容忍虚假贵族的存在。杰斐逊指出（其实这是没有根据的），也许由于新英格兰仍保留封建主义残余，从而误导了亚当斯。马萨诸塞州和康涅狄格州仍苟延残喘着“某种对特定家族的尊敬，而这些家族几乎将政府公职变成由他们的家族成员世袭的职位”。而在弗吉尼亚州，独立战争期间就通过了废止长子继承制的法律。杰斐逊称“这些法律，由我自己起草，将斧头砍向了虚假贵族的根基”，从而为发展以个人功绩和此时确实不完善的机会平等机制为基础的政治制度，扫清了道路。杰斐逊最后得体地给这封信结了尾。“现在，我已经就一个我们有分歧的问题陈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道，“这不是为了争辩，因为我们的年纪已经太大了，以至于都不能再改变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都是我们长期探索与反思的结果，而是为了你在以前的信中写的那句话：在向对方完全清楚地解释了自己之前，你和我都不应当死去。”[49]

亚当斯反驳了杰斐逊以上两个区分。欧洲确实受累于贵族传统和财富分配不均，美国没有达到如此程度。但是，除非你相信从欧洲迁入美国之后，人性会发生某种神秘的变异，或者相信美国独立战争带来了人性的根本转变，否则财富和权力竞争在美国同样会带来不平等的结果。“毕竟，”亚当斯说道，“只要存在财富，个人和家庭就会努力积聚财富……我还要强调，只要财富及积聚财富的理想被社会承认和接受，财富的积聚就会发生，并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因此，杰斐逊关于美国无阶级的看法就是一个肥皂泡似的梦，因为问题的根源不在欧洲封建主义，而在于人性本身。就拿杰斐逊口中弗吉尼亚州的平等主义情形来说，“没有哪部喜剧比这更有趣了”。在这里，亚当斯将自己局限在切萨皮克地区仍占统治地位的种植园主阶级，而没有提及那里40%的人口遭受奴役的事实——一种可怕且不祥的封建残留。[50]

最后，亚当斯告诉杰斐逊：“对我而言，你将贵族分为天赋贵族与虚假贵族是缺乏根据的。”在理论上，人们可能能够区分财富与天赋，但在实践和一切社会当中，它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纠缠不清。“贵族的五大支柱，”他指出，“是美貌、财富、出身、天赋和美德。前三个支柱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压倒后两个或其中的任何一个。”可是，根本就不存在所谓前三个支柱压倒后两个的问题，因为杰斐逊所谓“虚假的”和“天赋的”品质在人性中是被混合在一起的，而且这种品质又融于社会之中，人们根本就不可能做出杰斐逊那种明确的区分。[51]

同一时期，在给约翰·泰勒——著名的弗吉尼亚州种植园主和政治思想家，当时他也对亚当斯的“贵族”观点提出了质疑——的信中，亚当斯让约翰·泰勒注意当下情形的讽刺意味。我这个新英格兰农场主兼制鞋商的儿子，却要受你这个拥有大量地产的奴隶主（大部分财产都是约翰·泰勒从他妻子那边继承而来的）的指控：你满脑子只有贵族思想。“如果你认为我这样说过于针对你个人了，”亚当斯向泰勒解释道，“那我承认也希望它是针对你个人的。因为这样对你来说更有冲击力。”尽管确切地说，杰斐逊的情况也是如此（他拥有约200个奴隶和1万英亩土地，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从他岳父那里继承下来的），可是亚当斯从来没有如此直接地拿这个问题质问杰斐逊。（他最多不过是拿“蒙蒂塞洛”和“蒙蒂奇洛”之间的区别开玩笑。）亚当斯完全打算将杰斐逊看作发动并保全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天赋贵族阶层中的一位国家缔造者。然而与弗吉尼亚王朝中的大多数人一样，他之所以成功挤入美国独立战争的精英阶层，并不仅仅因为他的天赋与美德。[52]

亚当斯不能彻底地看穿的和杰斐逊凭直觉理解的，是“贵族”这个词在独立战争后的美国政治文化中已成为一个“侮辱性词语”。纵使亚当斯的观点——精英在整个历史过程中掌握了过大权力——是正确的，纵使美国独立战争那一代人之所以成功建立了一个共和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小群天才政治家在共和事业最早、最为脆弱的阶段掌控了权力，“共和贵族”与“共和国王”一样都是自相矛盾的短语。它违反了独立战争精神遗产的核心——人民是所有政治权力至高无上的根源。因此，拒绝精英身份、为“多数”而不是“少数”说话的政治精英，是可容许存在的唯一一类政治精英。共和党人在1790年代最先抓住了美国政治文化的这一基本事实。而与共和党人同属社会或经济精英阶层的联邦党人却败下阵来，因为他们没有抓住这一点。亚当斯可以至死都坚信，美国的共和主义实验之所以取得成功，就是因为它成功利用了最优秀、最杰出公民的才能和能量（这些公民就是以他和杰斐逊为代表的“兄弟会”）。但是，只要他将他们称为“贵族”，无论是天赋的贵族还是虚假的贵族，他似乎就是在公然蔑视共和精神本身。

另一个始于1815年并贯穿余下所有信件的争论，则与法国大革命有关。亚当斯喜欢在信中对别人提及这个话题，特别是本杰明·拉什，因为整个事件证实了他原来的担忧，而且正是这件事情在1790年代给他和杰斐逊的友谊带来了最初的裂痕，也是后来1800年总统选举中亚当斯遭受共和党人抨击的核心理由。然而，是杰斐逊最先在信中提起这个话题的，而且完全以一种和解的语调：“你的预言……最终被证明比我的预言正确，但在对事实的具体估计上并不准确，因为这一系列的动荡所造成的不是100万人而可能是800万～1000万人的毁灭。在1789年，我没有想到动乱会持续如此之久，更没有想到它会造成如此多的流血牺牲。”杰斐逊接着承认，亚当斯对法国大革命所持的批评态度，是他不受欢迎的主要根源。既然拿破仑最终被打败了——当时“滑铁卢”一词刚刚到达美国——而且结果已经特别清楚，因此杰斐逊可以大度地说，“因为那种你有理由抱怨的——而我又比任何其他人都更有机会深刻体悟到的——对信任的背叛”，亚当斯理应得到道歉。[53]

只有熟谙1790年代历史的人，才能够认识到杰斐逊在此做了一个多么大的让步和多么深刻的个人忏悔。亚当斯立即捕捉到了这一点。“我不知道如何回复你的信，”他写道，“但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安慰。”因为杰斐逊不仅承认他对法国大革命的乐观估计是错误的，而且他也承认为了削弱亚当斯的总统职权，共和党——包括他自己在内——确实利用法国大革命大耍手腕。杰斐逊正在努力修补那种被亚当斯家族合理看作背叛的“异常行为”。最终，他说了，对不起。[54]

亚当斯指出，杰斐逊之所以误解了法国大革命的意义（是真正误解了，并不是出于政治目的而利用法国大革命做文章），是因为一种错误的思考方式，这种思考方式被一个新法语单词恰当地表达出来：意识形态。是拿破仑让这个词流行起来的，而最初使用它的则是法国哲学家德崔希伯爵。杰斐逊读了他的许多著作，并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亚当斯坦言，他之所以对这个单词着迷，是因为“这个普遍原则，我们能够从我们不能理解的事情上获得快乐”。到底什么是“意识形态”？他开玩笑地问道：“它是否意味着白痴？精神失常科学？精神病学？谵妄之学？”按照亚当斯的解释，这个词是法国哲学家发明的，而且这个词不但成了他们那种乌托邦式思考方式的核心，也成了他们“蠢蛋学派”的主要信条。这个词指的是像完善人性、社会平等这样的理想和愿望；那些哲学家错误地相信，因为这些理想和愿望存于他们的脑海之中，所以它们是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实现的。亚当斯声称，杰斐逊就是以这种法国式方式思考的，并将他想象中的诱人前景与历史条件所允许的非常有限的可能性混淆了。然而，对杰斐逊思想中幻想成分的批评者们，比如亚当斯，当在事实上暴露他们的幻想本性时，反过来却被指控为拒绝了理想本身。[55]

于是，“意识形态”给杰斐逊提供了一个政治上极具诱惑力的亲法政纲。这一政纲具有强大的理论优势，而不论在现实中它已被证明是多么错误。杰斐逊曾认为，法国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潮流，而英国不过是过去的遗迹。“我为你推理时的雄辩和敏捷而折服，”亚当斯说道，“然而，我怀疑你的结论。”是英国，而不是法国，注定要成为19世纪欧洲的权力中心。亚当斯的预言成真了，尽管他和杰斐逊一样，怀疑英国打美国的算盘——这种怀疑是他们共同经历美国独立战争的永恒遗产。“从尚在摇篮时起，英国人就被教导要轻视、嘲弄、凌辱和污蔑我们。”亚当斯这样描述英国人，并以他最无情的、最现实的语气补充道：“不列颠永远不是我们的朋友，直到有一天我们成为它的主人。”事实证明，亚当斯和杰斐逊都如此强烈地反对英国，以至于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从而没有预见英美两国会在整个维多利亚时代及此后的岁月中结成联盟。[56]

然而，他们都预料到北方和南方之间存在着迫在眉睫的地区对立危机——他们的合作所代表的正是南北合作。“将来捍卫联邦的困难，”亚当斯警告道，“恐怕将比你和我、我们的父辈兄弟建立联邦时遇到的困难还要大。”杰斐逊表示赞同，尽管这个话题触及了一切问题中最具爆炸性的一点——未被明确提及的奴隶制。纵使一向直率的亚当斯也承认，这是个禁忌话题，是双方共同确认的禁区的一部分。除了一次引人注目的例外情况，亚当斯和杰斐逊之间的对话，不仅深刻揭示了塑造美国独立战争历史的相互冲突的观念和意识，而且也象征着美国独立战争一代人对所有分歧中最刺眼的一个所采取的沉默政策。[57]

这个例外情况发生在1819年，当时《密苏里妥协案》的通过引发了激烈辩论。此前，亚当斯与杰斐逊不仅在通信中回避这个话题，而且他们也都曾宣称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五十多年来它一直促使我思考，并带给我巨大的忧虑，”亚当斯在1817年承认道，“一卷对开本也不能容下我对这个问题的苦思冥想。而且，结尾就像开头时那样，我的读者和我自己依然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它。”然而，杰斐逊则不断地强调他在1805年形成的有关回避这个话题的观点。“我一直非常谨慎地确保每一次公开行为或公开声明都回避那个话题，”他宣布并解释说废除奴隶制是下一代的任务，“他们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让它走向终结。”[58]

尽管国会在密苏里问题上的论争，从本质上看，是对是否将奴隶制扩展到全国的论争，但是沉默原则左右了整个众议院的意见交锋。众议院只将注意力集中于联邦权力与州权这一宪法问题上，而不是奴隶制问题本身。对杰斐逊来说，他对这个问题居然正在被讨论而感到愤慨。“但是，密苏里问题是一个会让国家分裂的问题，它会让我们因为发生叛乱而失去密苏里地区。而且，我们还会失去什么，这只有上帝才知道，”他向亚当斯如此抱怨道，“从邦克山战役到《巴黎条约》，我们从来没有面临过如此不祥的问题。”杰斐逊完全清楚，关于联邦权限问题的宪法论争仅仅是为了掩盖迫在眉睫的、更为深刻的问题而已，并这样对亚当斯说：

正如我们在那些不幸拥有了这些人口的州内所看到的，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的奴隶是否应当被赋予自由？因为如果国会有权规制各州居民在州内的社会地位，那么国会宣布所有奴隶都应该是自由的就不过是再一次行使这种权力而已。那么难道我们要……发动一场伯罗奔尼撒战争来决定谁更优吗？解决这个问题尚需时日：然而我不希望你或我能够看到答案。毫无疑问，他们会相互争夺好一会儿，从而给了我们离开人世的足够时间。[59]

亚当斯通常是那一群人中末日情绪较重的一个，然而这次他却表现出杰斐逊式较为乐观的姿态。“我希望找到某种和善的或别的方式，来解开这个错综复杂的结。”他这样建议道。他对和他通信的其他人则更加直截了当，尽管对杰斐逊并不如此。“黑人奴隶制是个非常巨大的罪恶，”他在给威廉·都铎的信中写道，“并且我完全反对允许奴隶制进入密苏里地区。”而且，他欢迎杰斐逊所憎恨的那种论争。“现在我们必须解决奴隶制的扩散问题，”他对自己的儿媳说道，“否则即使不导致分裂，也将磨灭我们的民族性，并种下灾祸的种子。”至于那个宪法问题，他认为联邦对西部地区的权力已经被一个明确的先例规定下来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先例正是杰斐逊购买路易斯安那地区。[60]

在接下来的四十年中，关于奴隶制及其向西部扩展问题的论争经常以争论建国者意图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两位毋庸置疑的建国元老都宣称他们对独立战争精神遗产中有关奴隶制的理解是根本不同的。杰斐逊的观点直接促成了后来被史蒂芬·道格拉斯信奉的“人民主权”原则、约翰·C.卡尔霍恩的州权主张，以及最终南方邦联的成立。亚当斯的观点则直接导致亚伯拉罕·林肯形成了“国家被奴隶制分裂”的主张；使人们相信，废除奴隶制是美国独立战争那一代人遗留给后代的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道德问题，也让北方联盟凭借内战中的胜利确立了联邦主权至上的信条。谈及奴隶制时，似乎没有任何单一的说法，有的只是一些相互矛盾的原初意图。

独立战争在这一点上最主要的精神遗产当然是回避和沉默。杰斐逊之所以拼命反对就密苏里问题展开争论，正是因为它有悖于这一精神遗产。“在独立战争最黑暗的时刻，”他在1820年写道，“我的忧虑都不及我为此担忧之深切。”在他们就这个问题进行的最后交流中，亚当斯暗示自己也会遵守这种心照不宣的沉默法则，将担忧带入坟墓：“我已经看到，奴隶制就像乌云一样笼罩着这个国家长达半个世纪之久……我可能会说我已看见黑人军队在空中来回行进，身上披着闪闪发亮的铠甲。我对这个现象感到如此恐惧，以至于我以前不断地对南方绅士们说我无法理解这个问题；我必须将它留给你们处理。我决定不赞成那种违背你们的判断而将任何措施强加在你们身上的做法。”无论是独立战争还是初生的共和国，若没有南方各州的支持，都不可能取得成功，因此亚当斯就只能听任弗吉尼亚人担任反奴运动的领袖。到了1820年，他们还是未能完成使命，杰斐逊自己就是这一失败最明显的象征。然而，亚当斯选择了继续遵守他保持沉默的誓言，至少他对杰斐逊是如此，从而让友谊超越了他在道德上的保留，并同时使昆西市与蒙蒂塞洛之间的对话，成为独立战争那一代留下来的那个最成问题的精神遗产的最后证明。[61]

1820年之后，他们之间的通信已经失去了争论的锋芒，重新回到那种挽歌似的、静物画般的模式。1819年发生了最后一次小风波，当时报纸上登载了据称是北卡罗来纳州梅克伦堡县一小群市民于1775年5月起草的一份文件，而且该文件的语言风格与后来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十分相似。亚当斯让杰斐逊注意这一情况，并指出他要是早知道这件事就好了：“我本可以在《独立宣言》发表前的十五个月，让这份文件在大陆会议中不停地回响。”没有别的事比这件事更能触动杰斐逊的内心了，因为其“《独立宣言》之父”的身份是让他流芳千古的主要功绩。他迅速给亚当斯回了信，并坚决认为“那份文件完全是伪造的”。同时他强烈要求亚当斯对之保持怀疑，“直到有确切且严肃的证据证明它是真实的”。亚当斯很快向杰斐逊保证他现在相信“梅克伦堡文件不过是杜撰之物”。然而，他在同别人通信中的说法却与此相反。“若说梅克伦堡文件和杰斐逊的《独立宣言》之间不存在什么渊源的话，”他调侃地说，“现在我可能马上就会相信，我眼前这一簇美丽的绣球花不过是一件偶然的作品。”[62]

亚当斯从梅克伦堡事件中获得了巨大的满足，而他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他相信杰斐逊是一个剽窃者，而是因为他认为将整个重心都置于一个人、一个时刻和一个文件上的做法，扭曲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真实历史。尽管《梅克伦堡宣言》后来被证实是伪造的，但它还是准确反映了亚当斯的判断力——有许多舞台或者剧院正在上演着独立运动剧目，而且除了1776年7月4日那天之外，还出现了其他许多高潮。在自传中，他选择了将1776年5月15日认定为最具决定性意义的时刻，因为正是这一天大陆会议通过了每个州都需要制定新宪法的决议。（巧合的是，正是亚当斯起草并推动大陆会议通过了这一决议。）在亚当斯看来，这一决议才真正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它创立了独立又中立的美国政府体系。它也意味着，独立战争是对植根于旧殖民地经验的新政治原则的积极且负责任的承诺，而不仅仅是脱离英格兰的消极声明和与过去的彻底决裂，这似乎是杰斐逊的《独立宣言》想要说明的。根据亚当斯的观点，这个决议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它与过去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在杰斐逊看来，则意味着它完全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63]

尽管针对《梅克伦堡宣言》的简单交流触及了这些重要的意见分歧，然而外交式对话还是阻碍了他们开诚布公。到1820年，亚当斯也停止他那种振聋发聩的方式，采用了杰斐逊式温和的两面派姿态，宁愿冒虚伪之险，也不愿失去友谊。尽管他的文章依旧辛辣，但爆炸般的直率已经偃旗息鼓，尤其是在1818年10月阿比盖尔逝世之后。（当她躺在床上弥留之际，亚当斯保持了镇静，但对身边的亲戚说：“我希望我能够躺在她身旁与她一起死去。”）杰斐逊总是声称，每一代人都不可能超越他们的天年而继续徜徉人间，几乎每个人都有将自己埋于地下、为下一代人扫清道路的道德义务。如今两位元老似乎都意识到他们已经活过了天年。回首一生，杰斐逊写道：“就像视察战场一样，所有人，所有人都死了：唯独我们自己仍徘徊在新一代中，而我们不了解这一代，这一代也不了解我们。”[64]

人生的沧桑变迁又一次开始挤掉那些更具争论性的话题。“不听使唤的手腕和手指让写信变得缓慢又费力，”杰斐逊抱怨道，“但给你写信时，我就沉湎于对久远时光的回忆，那时我们年轻、健康，能从一切事物中获得快乐，于是我就忘了残废般的手给写信带来的不便，写起来流畅又欢快。我一度忘了我们正处于生命的冬天，忘了我们的鬓发已经雪白，只能思考如何保持身体温暖，如何打发我们那如重负一般的时光，直到死神用仁慈的手将我们都带走的那一刻。”亚当斯表示赞同，他认为对过去的回忆是他们所遗留下来的一切，而且他喜欢只回忆那些美好的旧时光。“我怀着一种狂喜回忆那些黄金般的日子，那时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就像兄弟一样一起生活和行动，”他回忆着并以颇为亲密的口吻结束了这封信，“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是你的朋友。”[65]

他们谈到来世，与其说是一个面见上帝的机会，毋宁说是他们与“兄弟会”成员交谈的机会。正如杰斐逊所说：“也许我们能够再次相遇……与我们的旧同僚相遇，并从他们那里收到赞扬的印玺。”亚当斯同样认为，天堂重聚会让他们嘲笑各自人性中的荒诞和弱点，尽管他只有在富兰克林对自己的罪行做了适当忏悔之后，才会同这个伟人谈话。天堂只是一个隐喻而已。有据可查的是，亚当斯认为对生命永恒的信仰比生命是否永恒更重要。“若被揭示或者被证实没有来世的话，”他告知一个朋友，“我给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的建议就是，在我们还能自主决定自己的生活时，去吸食鸦片。”或者如他对杰斐逊所说：“（若没有来生）即使我们曾遭受朋友的失信，我们也要永不知情。”他俩将赌注压在来世，将自己的信件准备好留给后世，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不朽只有在那里才可能成真。而且两个人都认为，他们写给对方的信正是这一最后安排的顶石。[66]

毫无疑问，两位元老之间的情感纽带被修复了，最终友谊也恢复了。他们用不着再摆出伙伴的姿态了；或者换言之，他们摆出的姿态反映了他们内心对彼此的亲密感。从某种意义上讲，感情的弥合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他们垂暮之年的通信使两位圣人得以直面和讨论对他们共同经历和创造的历史的不同看法。杰斐逊做出了不少修正和一些至关重要的让步。在最后一次宣泄中，亚当斯则火药味十足地、激动地表达了对杰斐逊式历史建构的强烈反对。人们可能愿意相信，而且这也是有一定依据的：他俩都在对方身上看到自己在智识和气质上的不足之处；实际上，他们具有互补性；只有当两个人结合在一起时，美国独立战争历史的碎片才能够拼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但更世俗的事实是，他们从来都没有正视，也从来没有充分解决他们之间所有的政治分歧；他们只是命长，从而超越了这种分歧。

刚开始通信时，亚当斯对杰斐逊还有强烈的憎恨之感，因为杰斐逊在他当总统期间，发起了对他的诽谤。到1823年，整个诽谤丑闻已经成了一种怀旧的笑话。亚当斯在报纸上读到，杰斐逊编辑了“一本杂志，里面收集了许多诽谤、中伤和诋毁你的报道和宣传手册”。这是一个富有灵感的主意，亚当斯觉得要是他先想到这个主意该多好：“这辈子我是一个多么傻的人啊！而且我的孩子们和孙子们是多么笨的人啊！我们中没有一个人曾想到，要做一本类似的集子。若我们想到了的话，我相信我做的集子可能比你做的更为精彩。”杰斐逊很遗憾地告诉亚当斯，那则传闻不是真的，他并没有编辑这样一本关于诽谤的集子。然而，若他真这样做了，“它当然不可能是简单的一卷本了，而应该是一部百科全书”。[67]

他们已然成了活着的纪念物了！1824年，法国人马奎斯·德·拉法耶特——美国独立的一位重要支持者——最后一次访问美国。蒙蒂塞洛与昆西是他此次访问的必经之地。每到一处（他们的）重聚都会吸引众多的围观者，其中有人声称看到了两个鬼魂跨越时代飘然而至，这是他们为了当代人的福祉而最后一次显灵。美国雕刻家约翰·亨利·布罗维尔（John Henri Browere）也拜访了这两位圣人，并要求他俩坐姿端正，以便从他们面部套取模型，目的是为了设计并制造逼真的头像——制造偶像的现实头像。（杰斐逊发现，这个要不间断地将石膏般热热的液体从头上浇下去的过程，是如此不舒服，以至于他发誓要“和各种半身像以及肖像永别”。）他向亚当斯的最后道别，也表达出那种觉得自己如同活雕像般的奇怪感觉。他将写给亚当斯的最后一封信，交给了他的孙子托马斯·杰斐逊·伦道夫，当时他正在去往波士顿的途中，会在昆西市停留。“像其他年轻人一样，他希望在暮年的冬夜，能够对他身边的人讲述自己从生前的英雄岁月学到了什么，以及他有幸目睹了哪位著名的阿尔戈式英雄。”对大多数出生于1820年代的美国人来说，美国独立战争早已作为神圣的历史时刻而被人们铭记许久，那个时候的许多英雄人物已经享受了面见上帝的特权。因此，当想到他们之中还有少数几个人健在，真是一件令人尴尬的事情。[68]

然而，他们确实健在。并且在美国独立五十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邀请函从四面八方雪片般地飞向蒙蒂塞洛与昆西市，人们邀请这两位元老与世人共同分享他们拥有的与美国独立战争有关的全部智慧和经历。虽然正患有严重的肠道功能紊乱（最后证明这是致命的），杰斐逊还是倾尽全力，为生命中最后一次富有激情和雄辩的演讲做准备。几天来他忙于起草一封致华盛顿市美国独立日纪念活动筹备委员会的信，不断删删改改，认真程度不亚于当年起草《独立宣言》。

让他感到遗憾的是，由于身体状况不断恶化，他不能亲自参加庆祝活动，无法加入“那一小帮人，当时与我们在一起的那群杰出人士中还健在的人”。（《独立宣言》的签署人中只有三人健在：亚当斯、杰斐逊和马里兰州的查尔斯·卡罗尔。）于是，他提供了关于“那群杰出人士”事迹的杰斐逊式描述：

愿它在整个世界，我相信必将如此，（先是在一些地区，随后在另一些地区，最终将在整个世界），成为一个警世号角：唤醒世人打碎一切枷锁——僧侣式的无知和迷信使他们甘愿置身于这些枷锁之中，并呼吁世人夺取自治的幸福与安全……所有眼睛都已经看到或正在看到人的权利。科学之光的全面播散，已经让人人都明白了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人类的大多数并非生来就背负着马鞍，而人类之中穿着马靴、配着马刺、准备驾驭大多数的少数幸运者，也并非上天选定的。对别人来说，这些都是对未来保持希望的依据所在；而对我们自己来说，则要让这一天不断唤醒我们对这些权利的回忆，并让我们对它们保持永不衰减的热爱与忠诚。[69]

这是一种典型的杰斐逊式视角。这种视角认为，美国独立战争就像一次爆炸，它使美国脱离了英国，脱离了欧洲，也脱离了过去的自己；而且，美国独立战争打响了注定要席卷全世界的摆脱压迫、争取自由的全球性斗争的第一枪。在他的表述中，所有形式的权威若不是源于其自身内部，就注定要受到指责，注定要处于永远的守势。美国独立战争不仅将英王和英国议会的暴政拒之门外，它还公开反对一切手握任何强权的政治机构，包括1790年代由联邦主义者建立的联邦政府。

这一声明中催人上进的豪言壮语并非杰斐逊首创。“背负着马鞍”和“穿着马靴、配着马刺、准备驾驭大多数的少数幸运者”是从理查德·兰波（Richard Rumbold）上校——一位1685年被判犯有叛国罪的清教徒军人——所发表的一篇著名演说中摘取出来的，当时他是在绞刑架上进行演说的。杰斐逊有好几本英国历史书，这些书都转载了兰波的演说。（或许作为将死之人，像兰波一样，杰斐逊认为他完全有权声称这些豪言壮语是他自己独创的。）然而，借来的雄辩文辞只是杰斐逊本来就很具感染力的演说的一个小方面而已。总而言之，它将问题置于极其崇高的高度：在那里，所有答案都是不证自明的，而且根本不需要做出什么真正的选择。这正是这篇演说散发着令人陶醉的魅力的根源所在。杰斐逊的伟大设想浮现了。它超越了纠缠不清的具体细节，激励着人们前进，就好像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大爆炸理论一样，现在它将自然而然地、不可避免地传播到整个世界，它已不再为任何人所怀疑，而且也不再被操控在哪个人的手中。[70]

亚当斯也收到了来自联邦和州委员会关于独立五十周年纪念活动的邀请函。直到最后，他都有些不情愿，而且还一度抵触；他坚持认为，7月4号不是真正的独立日，确切地说没有什么正确的独立日。《独立宣言》的通过，只是一件没有任何重大历史意义的装饰性事件。当昆西市的一个代表团前来拜访他，并邀请他为当地庆典说几句话时，他却敷衍了事。“我将让你们独立到永远。”他回答道。当被要求对这句话做具体解释时，他拒绝了。“无可奉告。”他坚决地说道。

最后，亚当斯家族的几个朋友，终于从这个在其他方面颇饶舌多嘴的元老身上，得到了一点回报。他承认，美国独立战争时代已成为“人类编年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新开始”，但是它的意义还有待评判。他不确定由建国一代确立的共和原则能否在外国土地上生根发芽。无论是欧洲还是拉丁美洲都没有做好这种准备。即使在美国国内，那些原则的命运也成问题。他警告说，美国“注定要在未来历史中留下最光彩或最黑暗的一页，这取决于一点：那种最终将会被凡俗心灵塑造的政治制度，到底是被正确利用了，还是被滥用了”。当被要求为子孙后代摆个姿态时，他却选择了丢给他们一个挑战。[71]

确切地说，亚当斯的观点是与杰斐逊相反的。它缺乏杰斐逊式叙述所具有的激情雄辩和乐观，这是因为亚当斯的观点是建立在其漫长职业生涯中逐渐内化的偶然感之上。对亚当斯来说，美国独立战争依然是一个实验，就好像一艘船扬帆驶入了其他船从未成功穿过的未知海域一样。没有地图或者航海图来指导共和政府如何从民意中获得权威与合法性：民意这种模糊不清的权力之源，就像海洋中的波涛一般起伏不断、变幻莫测。而他是首航船员中的一员，甚至最后也曾掌舵，因此他和其他船员一样，比大多数人都更清楚地知道，这艘船好几次都差点被撞毁、沉没。而且，在整个1790年代，船员们一直都在就什么才是正确的航线这个问题激烈地争论。杰斐逊似乎认为，一旦船在英国码头起锚并卸下了欧洲行李，它就会自动驶进康庄航道。亚当斯认为他比杰斐逊知道的更多，而且他将带着这样的信念走向坟墓，即一个按照联邦主义模式建立起来的握有实权的联邦政府，是他们沿最初航线行进而取得的一项成就，而不是对这种航线的背叛。若没有一个权力强大的中央政府来驾驶这艘依然脆弱的美利坚合众国巨轮，新一代船员必然会驾着这艘巨轮，撞上那个巨大的奴隶制暗礁，最后沉没。这一暗礁正如死神一般地潜伏在不远处，甚至杰斐逊也承认，这是“一个会让国家分裂的问题”。

杰斐逊那种更为祥和的历史观点，正如亚当斯所预料的，在历史书中取得了胜利，而且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是杰斐逊得到了神助。所有人，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的人，都毫不怀疑地认为这是上帝之声。1826年7月3日傍晚，杰斐逊陷入了昏迷。他对围在床边的医生和家人说的最后几句可辨听的话表明，他希望以戏剧性的方式安排好他离开人世的时间。“今天是7月4号吗？”那天不是7月4号，但是他一直处于半昏迷状态，久久不肯离去。直到那个魔术般的7月4日午后不久，他才撒手人寰。同一天早上，亚当斯突然病倒在自己最钟爱的书椅上。他几乎是在杰斐逊离开人世的那一刻陷入昏迷的。死亡很快就来临了，大约是在那天下午五点半。昏迷期间有短暂的一瞬，他醒了过来，暗示再也没有什么能够延缓这不可避免的最后一刻，但很明显他在努力地拖延。他想对他的老朋友说最后几句话，以示他最后的敬意：“托马斯·杰斐逊成了最后的幸存者”，或者按照另外一种说法，“托马斯·杰斐逊仍然活着”。不管是哪种说法，就那一刻而言，他错了。然而，对整个时代而言，他无疑是正确的。[72]

[1] Adams to Samuel Dexter，23 March 1801；Adams to Benjamin Stoddert，31 March 1801，Works，vol.10，580-582.

[2] Abigail Adams to Thomas Boylston Adams，12 July 1801，Adams，reel 400；Adams to Francis Vanderkemp，25 January 1806，Adams，reel 118.

[3] 源自希腊神话，森林之神淫逸放纵、好色成性。

[4] Adams to William Cranch，23 May 1801，Adams，reel 118；Adams to Benjamin Waterhouse，29 October 1805，Worthington C.Ford，ed.，Statesman and Friend：The Correspondence of John Adams and Benjamin Waterhouse，1784-1822（Boston，1927），31.

[5] Abigail Adams to Jefferson，20 May 1804，Cappon，vol.1，268-269.

[6] Jefferson to Abigail Adams，14 June 1804，ibid.，270-271.

[7] Abigail Adams to Jefferson，1 July 1804，ibid.，271-274.

[8] Jefferson to Abigail Adams，22 July，11 September 1804，ibid.，274-276，279-280.

[9] Abigail Adams to Jefferson，25 October 1804，ibid.，280-282.

[10] Jefferson to Francis Hopkinson，13 March 1789，Boyd，vol.14，650.

[11] Adams postscript，19 November 1804，Cappon，vol.1，282.

[12] Adams to Benjamin Rush，18 April 1808，Spur，107.

[13] Adams to Rush，30 September 1805，Alexander Biddle，ed.，Old Family Letters（Philadelphia，1892），86；Lyman H.Butterfield，ed.，The Diary and Autobiography of John Adams，4 vols.（Cambridge，1961），vol.3，335-336；Adams to Rush，21 June 1811，Spur，182.

[14] 我对亚当斯早年生涯进行了更详细的介绍，见Passionate Sage：The Character and Legacy of John Adams（New York，1993），57-83.Mercy Otis Warren to Adams，7，15 August 1807，Charles Francis Adams，ed.，Correspondence Between John Adams and Mercy Otis Warren，收录于Collections of the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vol.4（1878），422-423，449；Adams to William Cunningham，22 February，31 July 1809，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Honorable John Adams…and William Cunningham，Esq.（Boston，1823），93，151；Adams to Nicholas Boylston，3 November 1819，Adams，reel 124.

[15] Adams to Rush，23 July 1806，Spur，61.

[16] Rush to Adams，23 March 1805；Adams to Rush，29 November 1812，ibid.，25，254-255.

[17] Adams to Rush，22 December 1806，ibid.，72-73.

[18] Adams to Rush，17 August 1812，Biddle，ed.，Old Family Letters，420.

[19] Adams to Rush，12 June，17 August 1812，Spur，225，242.

[20] Adams to Rush，20 June 1808，14 November 1812，ibid.，110，252.

[21] Adams to Rush，30 September 1805，14 March 1809，21 June 1811，11 November 1807，8 January，14 May 1812，Spur，34-42，97-99，181，204，216-217.

[22] Ellis，Passionate Sage，143-173；Adams to Rush，27 September 1809，Spur，155；John Ferling and Lewis Braverman，“John Adams’s Health Reconsidered，” WMQ 55（1998）：83-104.

[23] Adams to Cunningham，16 January 1804，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Honorable John Adams…and William Cunningham，Esq.，7-9；Adams to Rush，18 April 1808，Spur，107-108.

[24] Adams to Rush，September 1807，Spur，93.

[25] Adams to Rush，10 October 1808，ibid.，122-123.

[26] Adams to Rush，23 March 1809，ibid.，139.

[27] Rush to Adams，16 October 1809，ibid.，156-157.

[28] Adams to Rush，25 October 1809，ibid.，158-159.

[29] Rush to Jefferson，2 January 1811，记载于Spur，157-158。

[30] Jefferson to Rush，5 December 1811，Ford，vol.9，300.参见Lyman H.Butterfield，“The Dream of Benjamin Rush：The Reconciliation of John Adams and Thomas Jefferson，” Yale Review 40（1950-1951）：297-319.

[31] Adams to Rush，25 December 1811，Spur，200-202.

[32] Adams to Jefferson，1 January 1812，Cappon，vol.2，290；Adams to Rush，10 February 1812，Adams，reel 118；Rush to Adams，17 February 1812，Spur，211；有关“舵手兄弟”的话，载于Donald Stewart and George Clark，“Misanthrope or Humanitarian？John Adams in Retirement，” NEQ 28（1955）：132。

[33] 这段话摘自Adams to Jefferson，15 July 1813，Cappon，vol.2，357.我在之前两本著作中探讨了杰斐逊和亚当斯的通信，从亚当斯角度的是Passionate Sage，113-142；从杰斐逊角度的是American Sphinx：The Character of Thomas Jefferson（New York，1997），281-300。我在这里则试图将两个人的角度结合起来，并将二人通信作为独立战争年代人物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自我认识的顶点来对待。

[34] Jefferson to Adams，12 October 1823；Adams to Jefferson，10 November 1823，Cappon，vol.2，600-602.通常，一封信从昆西邮寄到蒙蒂塞洛需要一周到十天的时间。两个人都对信能够这么快到达感到惊讶，将这看作进步的表现，而且是不同于他们自己所处时代的“新时代”已经到来的标志。

[35] Jefferson to Adams，21 January 1812；Adams to Jefferson，3 February 1812，ibid.，291-292，295.

[36] Jefferson to Adams，5 July 1814；Adams to Jefferson，16 July 1814，ibid.，430-431，435.

[37] Jefferson to Adams，11 June 1812；Adams to Jefferson 11 June 1813；Jefferson to Adams，12 September 1820，ibid.，305-307，328，566-567.亚当斯对塞缪尔·约翰逊的评论，摘自他与凯瑟琳·拉什在1815年2月23日的通信，Adams，reel，118.

[38] Adams to Jefferson，1 May 1812；Jefferson to Adams，27 May 1813，Cappon，vol.2，301，324.

[39] Adams to Jefferson，10 June 1813；Jefferson to Adams，15 June 1813，ibid.，326-327，331-332.

[40] Jefferson to Adams，15 June 1813，ibid.，331-332.

[41] Adams to Jefferson，14，25，28，30 June 1813，ibid.，329-330，333-335，338-340，346-348.

[42] Adams to Jefferson，15 July 1813，ibid.，358.

[43] Jefferson to Adams，27 June 1813，ibid.，335-336.

[44] Jefferson to Adams，27 June 1813，ibid.，336-338.

[45] Jefferson to Adams，27 June 1813，ibid.，337.

[46] Adams to Jefferson，9 July 1813，ibid.，350-352.

[47] Adams to Jefferson，9，13 July，14 August，19 December 1813，ibid.，351-352，355，365，409.

[48] Jefferson to Adams，28 October 1813，ibid.，387-392.

[49] Jefferson to Adams，24 January 1814，ibid.，421-425.

[50] Adams to Jefferson，15 November 1813，16 July 1814，ibid.，397-402，438.

[51] Adams to Jefferson，15 September，15 November 1813，ibid.371-372，376，398.

[52] Works，vol.6，461-462.

[53] Jefferson to Adams，11 January 1816，Cappon，vol.2，458-461.

[54] Adams to Jefferson，2 February 1816，ibid.，461-462.

[55] Adams to Jefferson，16 December 1816，ibid.，500-501.

[56] Adams to Jefferson，16 December 1816，ibid.，501-503.

[57] Adams to Jefferson，2 February 1816，ibid.，462.

[58] Adams to Reverend Coleman，13 January 1817，Adams，reel 124；Jefferson to George Logan，11 May 1805，Ford，vol.9，141.

[59] Jefferson to Adams，10 December 1819，20 January 1821，Cappon，vol.2，448-450，569-570.杰斐逊对密苏里危机的极端反应，对于比较偏向于他的传记作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见Dumas Malone，Jefferson and His Times，6 vols.（Boston，1948-1981），vol.6，328-344。更为综合的批判分析，包括Robert Shalhope，“Thomas Jefferson’s Republicanism and Antebellum Southern Thought，” JSH 72（1976）：529-556，以及Donald S.Fehrenbacher，“The Missouri Controversy and the Sources of Southern Separatism，” Southern Review 14（1978）：653-667。我自己的评价则见American Sphinx，314-334。

[60] Adams to Jefferson，23 November 1819，Cappon，vol.2，547-548；Adams to William Tudor，20 November 1819；Adams to Louisa Catherine Adams，29 January 1820，Adams，reel 124.

[61] Jefferson to John Holmes，22 April 1820，Ford，vo.10，157-158；Adams to Jefferson，3 February 1821，Cappon，vol.2，571-572.如果人们严格对待这种代际观点的话，亚当斯一家提供了一个这种不成文规范的范例。约翰·亚当斯一直保持着沉默和回避的姿态，而他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则成为废奴运动的领袖。另外，约翰·昆西·亚当斯的领导是建立在他父亲对这种种族隔离的默许以及他个人的如下强烈感觉之上：南部，尤其是弗吉尼亚，没有在这个交易中遵守诺言。

[62] Adams to Jefferson，22 June 1819；Jefferson to Adams，9 July 1819；Adams to Jefferson，21 July 1819，Cappon，vol.2，542-546；Adams to Vanderkemp，21 August 1819，Adams，reel 124.最近对梅克伦堡事件最好的研究，见Pauline Maier，American Scripture：Making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New York，1997），172-177.

[63] Butterfield，ed.，The Diary and Autobiography，vol.3，335-352.

[64] 阿比盖尔临终场景，见Paul C.Nagel，Descent from Glory：Four Generations of the John Adams Family（New York，1983），129-130；Jefferson to Adams，1 June 1822，Cappon，vol.2，578-579。

[65] Jefferson to Adams，12 October 1823；Adams to Jefferson，25 February 1825，Cappon，vol.2，599-601，610.

[66] Jefferson to Adams，11 April 1823；Adams to Jefferson，25 February 1825，ibid.，591-594，610；Adams to Vanderkemp，27 Demceber 1816，Works，vol.10，235.

[67] Adams to Jefferson，10 February 1823；Jefferson to Adams，25 February 1823，Cappon，vol.2，587-589.

[68] Bennett Nolan，ed.，Lafayette in America：Day by Day（Baltimore，1934），247-257；Jefferson to Madison，18 October 1825，Smith，vol.2，1942对布罗维尔的来访有记述。Jefferson to Adams，25 March 1826，Cappon，vol.2，613-614.

[69] Jefferson to Roger C.Weightman，24 June 1826，Ford，vol.10，390-392.有增删记录的手写稿，收录于Ellis，Passionate Sage，207。

[70] Douglass Adair，“Rumbold’s Dying Speech，1685，and Jefferson’s Last Words on Democracy，1826，”收录于Trevor Colbourn，ed.，Fame and the Founding Fathers：Essays by Douglass Adair（New York，1974），192-202。

[71] Adams to John Whitney，7 June 1826，Works，vol.10，416-417；Lyman H.Butterfield，“The Jubilee of Independence，July 4，1826，” VMHB 61（1953）：119-140.

[72] Sarah N.Randolph，The Domestic Life of Thomas Jefferson（Charlottesville，1978），422-432中记载了杰斐逊最后时光以及留言；参见Ellis，American Sphinx，280-281，昆西那边的弥留场景，见Eliza Quincy，Memoirs of the Life of Eliza S.M.Quincy（Boston，1861）；参见Ellis，Passionate Sage，209-210。

注释

我在下面所做的注释，采用了一种比通常的学术引用规则更为合理的方式。如果对我参考过的所有书籍和文章都进行详细引用，相关注释的长度可能和本书正文一样长。我认为这不合理，读者也不需要这么多注释，是掉书袋的一种表现。我对本书正文中做了引用的全部一手资料，以及在我看来非常重要、对我有重大启发意义的二手资料，都进行了注释。有些棘手的是，这本书是我过去三十年披览有关建国年代历史文献的结晶。如果将全部相关学术著作都列出来，单子不仅会非常长，而且也并不能全面反映这些著作对我对这一历史时期的解读所产生的学术影响。作为一个不完全的弥补方案，我在下面添加了相关注释，并对有关资料源加上了自己的评论，这使得这些注释看起来像是一个有关参考文献的介绍性文字。

缩写词

Adams　　The Microfilm Edition of the Adams Papers，608 reels（Boston，1954-1959）.

AHR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Boyd　Julian P. Boyd et al.，eds.，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26 vols.to date（Princeton，1950-）.

Cappon　Lester G. Cappon，ed.，The Adams-Jefferson Letters：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omas Jefferson and Abigail and John Adams，2 vols.（Chapel Hill，1959）.

Fitzpatrick　John C. Fitzpatrick，ed.，Writings of George Washington，39 vols.（Washington，D.C.，1931-1939）.

Paul Leicester Ford，ed.，The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10 vols.（New York，1892-1899）.

JAH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JER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JSH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NEQ　New England Quarterly.

Rutland　Robert A. Rutland et al.，The Papers of James Madison，22 vols. to date（Charlottesville，1962-）.

Smith　James Morton Smith，ed.，The Republic of Letters：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omas Jefferson and James Madison，1776-1826，3 vols.（New York，1995）.

Spur　John A. Schutz and Douglass Adair，eds.，The Spur of Fame：Dia-logues of John Adams and Benjamin Rush，1805-1813（San Marino，1966）.

Syrett　Harold Syrett，ed.，The Papers of Alexander Hamilton，26 vols，（New York，1974-1992）.

VMHB　Virgi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WMQ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3d ser.

Works　Charles Francis Adams，ed.，The Works of John Adams，Second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10 vols.（Boston，1850-1856）.

Writings　George Washington，Writings，John Rhodehamel，ed.，Library of America（New York，1997）.

索引
abolitionist movement，see slavery debate Adams，Abigail，3，17，163，164，206

Adams’s correspondence with，123-4，166，170，171，174-5，176-7，178，181，184，185，192，193
as Adams’s presidential adviser，188，190

Adams’s relationship with，174，185

Alien and Sedition Acts，190，191
bipartisan effort regarding Adams presidency，179，183
death of，243
federal governments transition to permanent location，205
on Gerry，188
on Hamilton，194

Jefferson and，177，178，207-10，211，230
peace delegations to France，180，183，189，192-3，194
presidential election of 1796，175，176-7
presidential election of 1800，203，208-10 Adams，Henry，40，44，195

Adams，John，3，14，17，59，67，79，101，109，123

Abigail Adams and，see under Adorns，Abigail

Alien and Sedition Acts，190-1，193，201

American Revolution，account of，215-18，242-3，247-8
background，164
candor of，18
death of，225，248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composition of，212-13，216，242
dreams，reports on，214-15

“enlightened perversity” style，195 erratic habits，214，218
executive leadership，approach to，188，190，194-5

Federalists，alienation from，193

Franklin and，165，217，218
on frustration of governing，8

Great Britain，attitude toward，239

Hamilton and，22，37，41，193-4，203，206-7，214，218
historical explanation，realistic approach to，215-20
historical vindication，desire for，213-14，224
inauguration of，184

Independence Day comments（1826），247-8

Jays Treaty，157，138，175

Jefferson-Madison campaign against，195-201，228-30
judicial appointments，208

Madison’s attitude toward，196-7
memoir projects，213-14

“monarchist” label，167-9 nepotism charge against，189

Adams，John（cont’d）

New Army，193-4，202
peace delegations to France，180，185-6，188-90，191-5，197，202
political foes，attitude toward，179-80
presidency of，185-201，204-5
presidential election of 1796，163，175-8
presidential election of 1800，202-3，205
presidential form of address，167-8
on retirement by politicians，123-4
retirement from public life，206
revolutionary career，164-5

Rush’s correspondence with，214-22
slavery debate，112-13，240-1
vice presidency of，166-7

Washington and，124，125，175，217
see also Adams-Jefferson correspondence；Adams-Jefferson relationship

Adams，John Quincy，47，54，156，169，170，171，187，194，195，223
diplomatic appointment，189
slavery debate，278n 60

Adams，Samuel，163，165，180

Adams，Thomas Boylston，194

Adams-Jefferson correspondence，169，170

Adams’s motives，223-4
on aging and death，226，243-4
as argument between competing versions of the revolutionary legacy，227-42
beginning of retirement correspondence，220-3
delivery of letters，277n 33
elegiac tone，224，242-5
on French Revolution，237-9
friendship recovered through，224-5，230，244
as historical record，223，244

Jefferson’s apology，238
on presidential election of 1796，178
on slavery，239-42
on social equality and the role of elites，231，233-7
verbal prowess，225-7

Adams-Jefferson relationship，17

Adams’s criticisms of Jefferson，171，187，212

Adams’s jealousy of Jefferson’s revolutionary reputation，212-13

Adams’s satirical account of，220

Adams’s sense of betrayal，207
bipartisan effort regarding Adams presidency，178-85
bonding during revolutionary period，163-4，180
breakdown of，169-71，188

Jefferson-Madison collaboration，comparison with，171-2

Jefferson’s defamation of Adams，198，211，228

Jefferson’s failed attempt at reconciliation，207-10
odd-couple status，163
reconciliation under Rush’s influence，218，220-2
silence following Jefferson’s election，205，211
see also Adams-Jefferson correspondence Addison，Joseph，139 African Americans，see blacks

Alien and Sedition Acts，190-1，193，199-200，201，229，273n 50

American Colonization Society，107

American Daily Advertiser，121

American nationhood，origins of，10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170

American Revolution，134

Adams’s nonmythologized account of，215-18，242-3，247-8
alternate possible outcomes，5
factionalism of revolutionaries，15
improbability of，5-6
as improvisational affair，5，216
inevitability of，3-4，5

Jefferson’s vision of，246-7
most decisive moment，242-3
participants’ historical perspective，4-5
slavery debate and，89

Washington’s realist approach to command，131-3，135

Ames，Fisher，59，72，116，118，123，180

André，Maj. John，132

Antifederalists，9，59
aristocracy，231，233-7

Arnold，Benedict，27，38，126，132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7，8，52，138
assumption of state debts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48
consolidation issue，58，59，63-4

Hamilton’s answer to objections，62

Hamilton’s proposal，57

Jefferson’s views on，51，68-9
long-term effects，80

Madison’s views on，57-60，62，64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62-5
recalculation of Virginia’s debt，73
secession issue and，77，80

Virginians’objections，58-9，65，76-7
see also Compromise of 1790

Augustus，Caesar，16

Aurora（newspaper），126，146，160，190，198

Bache，Benjamin Franklin，126，146，160，191，198

Baldwin，Abraham，85-6

Ballard，Martha，12

Bayard，James，26

Beckley，John，173

Benezet，Anthony，110

Berlin，Isaiah，134

Bill of Rights，53
blacks Washington’s attitude toward，158
see also slavery debate

Boone，Daniel，120

Braddock，Gen. Edward，120

Browere，John Henri，245

Burke，Aedanus，84

Burr，Aaron，17，18-19，53，175
physical appearance，21，22
political career，40-1，43-4
presidential election of 1796，173，176，178
presidential election of 1800，41，42，43，203，205
as threat to American nation，44，45-6
western adventure，38-9
see also Burr—Hamilton duel

Burr，Theodosia，36

Burr-Hamilton duel，18-19，20-1，60
anti-dueling crusade following，39

Burrs challenge to Hamilton，35-6

Burrs disgrace，27，38-9

Burr’s intentions，30-1

Burr’s surprise and regret at outcome，2，5-6，30-1 contradictory accounts，27，30，31
core meaning，40，45-7
eyewitness，statement about，27-9
feud immediately preceding the duel，31-8
firing of weapons，25，26，27-31，253n 16

Hamilton’s alleged suicidal intentions，37

Hamilton’s derogatory comments about Burr，32，41-3，44，45

Hamilton’s final hours，26

Hamilton’s thoughts about，22-3，25，26，37-8

Hamilton’s wound，25
legendary status，39-40 location of，23
long-standing conflict between Burr and Hamilton，40-6
motives of participants，38
public’s perception of，26-7 rules of，23，24
scholarly consensus on，253n 16
serious or mortal injury，unlikelihood of，24
weapons for，24

Butler，Pierce，92

Caesar，Julius，6

Calhoun，John C.，94，241

Callender，James，198，201，208-9

Canada，132 Carroll，Charles，246

Catiline，42-3

Cato（Addison），139
census of 1790，102-4
centralized political power，Americans’ suspicion of，7-8，9

Church，John，24

Cicero，6，42，123

Cincinnatus，123

Civil War，12，16，101，241

Clay，Henry，156

Clinton，George，40

Cobbett，William，190，217

Coles，Edward，221

Compromise of 1790
congressional approval，50

Compromise of 1790（cont’d）
dinner-table bargain，48-50，51，73
direct link between two issues，257n 41

Jefferson-Madison collaboration and，80

Jefferson’s views on，50-1，73-4
preliminary negotiations，72-3
slavery debate and，116
survival of American nation and，50-2，78

Confederation Congress，93

Congress，U.S.，se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Senate
consolidation assumption issue and，58，59，63-4
slavery debate and，108

Constitution，13
criticisms of，9
ratification of，52-3
slavery debate and，82，83，84，85-6，87，91-6，112，116-18

Washington’s retirement and，122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52，121，130，132，165，212，213
compromises to produce consensus，9-10
extralegal nature，8
minutes of secret deliberations，137

“miraculous” quality，8-9
slavery debate，85-6，91-4，110-11

Continental Army，11，121，130-1，165

Continental Congress，67，89，101，165

Cooper，Charles，32

Courier of New Hampshire，121

Coxe，Tench，72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11，67，68，122，127-8，139，143，163，165，247
composition of，212-13，216，2.42
slavery debate and，86，88-9

Defence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Adams），165，218，234

Destutt de Tracy，Antoine，238

Discourses on Davila（Adams），168，169，170，218

Douglas，Stephen，241

Duer，William，65，256n 27
early republic，see revolutionary era and the early republic
economic philosophy，60-5

Edwards，Jonathan，21，109

Embargo Act of 1807，212

England，see Great Britain

Eppes，Maria Jefferson，207

Fairfax，Fernando，105，106

Fauchet，Joseph，147

Federalist Papers，The，17，52，54，55，61，164 Federalists，149，162

Adams’s alienation from，193
downfall of，202-4
ideological warfare，186-7
interpretation of revolutionary era and the early republic，14

Jefferson-Madison campaign against，195-201，228-30

Jefferson’s conspiracy theory regarding，139-41，147
political elitism and，237
presidential election of 1796，173
secession conspiracy，44
fiscal policy，see assumption of state debts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funding of the domestic debt

“Founding Fathers” myth，12

France，165，219
invasion of Canada during American Revolution，proposed，132

Monroe’s assurances to，146
peace delegations to，180，183，184，185-6，188-90，191-5，197，202，229

“quasi-war” with United States，156，185，192，202，205

XYZ Affair，189-90，196
see also French headings

Franklin，Benjamin，13，17，53，101，163，164

Adams and，165，217，218
memorial service for，119
slavery debate，83，109，110-13
stature of，108-10
timing，sense of，109

Washington and，120-1

French and Indian War，120，134

French Revolution，142-3，170，175，202，219

Adams-Jefferson argument about，237-9
funding of the domestic debt，55-7，61-2，64

Gallatin，Albert，191

“General Wolfe’s Song，”36

George Ⅲ of Great Britain，68，130，163，175

Gerry，Elbridge，5，86-7，180
peace delegations to France，188—9，197

Gettysburg Address，10，122

Great Britain（England），156，219

Adams’s attitude toward，239

Jays Treaty agreement，136-7

Jefferson’s condemnation of，143

Hamilton，Alexander，13，14，17，52，132，155，163，164，187，198

Adams and，22，37，41，193-4，203，206-7，214，218

Alien and Sedition Acts，191
assumption issue，57，62-5，77；

Compromise of 1790，48-50，72，73
background，22
death and funeral，26
economic philosophy，60-5
funding of the domestic debt，55-6，61-2，64

Jays Treaty，137，150

Jefferson and，37，41

Jefferson’s conspiracy theory and，140，141
libel case，45，254n 42

Madison and，54

New Army，21，193-4
personal qualities，22，60
physical appearance，21
political downfall，203
presidential election of 1796，177-8
presidential election of 1800，41，42
secession conspiracy of New England Federalists，44
slavery debate，113
treasonable activities，199
trusting nature，64-5

Washington’s Farewell Address，123，148，149，150-4，157
see also Burr-Hamilton duel

Hamilton，Elizabeth，26

Hamilton，Philip，24

Hannibal，131

Harrison，Benjamin，5

Hartford Convention of 1815，44

Hemings，Sally，201-2，209

Henry，Patrick，52-3，76，163
historical explanation，13-14

Adams-Jefferson argument，227-42

Adams’s realistic approach，215-20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Warren），13，213

Holmes，Oliver Wendell，46

Hosack，David，21，23，25，26，28，29，31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ssumption issue，50，57

Franklins memorial service，119
funding of the domestic debt，56

Jay’s Treaty，138

Missouri Compromise，240
presidential election of 1800，42，43
residency issue，50，69-71，72 slavery debate，81-8，96-101，112-13，116-18
treaty-making powers，138

Hume，David，61

“ideology，” 238-9
imperialism，12

Indians，see Native Americans isolationism，129

Jackson，Andrew，156

Jackson，James，81，82，84-5，97-100，111，116

Jay，John，52，77，136’ 137，152-3

Jay’s Treaty，136-9，141，143，144，145-6，149，150，156，167，175，186，267n 35

Jefferson，Thomas，3，4，11，14，16，17，57，58，60，70，71，101，123，127，128，155，165

Abigail Adams and，177，178，207-10，211，230

Alien and Sedition Acts，199-200

American Revolution，vision of，246-7
assumption issue，51，68—9；Compromise of 1790，48-51，72，73-4
conspiracy theory regarding Federalist takeover of government，139-41，147

Jefferson，Thomas，（cont’d） death of，225，248
debt problem，170-1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composition of，212-13，242
detachment from American developments while in Paris，65-7
dichotomous world view，231
dishonorable behavior，accusations of，208-11
economic philosophy，65

European affairs，misunderstanding of，219

Federalists’ attitude toward，149

First Inaugural Address，128
foreign policy，142-3，202

Franklin and，109，110
global revolution，belief in，141-3

Great Britain，condemnation of，143

Hamilton and，37，41

Hemings affair，201-2，209

Independence Day letter（1826），245-7

Jay’s Treaty，138，139，143，145-6
party leadership role，183
peace delegations to France，184
personal and political ideals，68
on political parties，186，210，230-1
politics，distaste for，67-8
presidency after Washington，perspective on，181-2
presidency of，212
presidential election of 1796，163，173-4，177，178，181
presidential election of 1800，41，42，43，203，205，208-11
presidential form of address，168
press criticism of，190
reclusive period in mid-1790s，172-3
residency issue，74-6；Compromise of 1790，48-51，72，73-4
reticent nature，67
retirement in 1793，171，218-19
romanticized versions of history，beneficiary of，212-13，219-20
secession issue，200-1
self-deception，capacity for，197-8，210-11，219-20
slavery debate，90，95，99，100，105，106，113，158

“sovereignty of each generation” idea，54-5
treasonable action，defense of，145-6
treasonable activities，198-9
on treaty-making powers，138
vice presidency of，184
vision for American nation，139-42
on Washington’s physical decline，125

Washington’s relationship with，138-9，140-1，143-5，2-69n 71

Whiskey Rebellion，140-1，145
see also Adams-Jefferson correspondence；Adams-Jefferson relationship；Jefferson-Madison collaboration

Jefferson-Madison collaboration，164，188

Adams-Jefferson relationship，comparison with，171-2 bipartisan effort regarding Adams presidency and，182-3
character of，54，171-2

Compromise of 1790 and，80
constitutional questions and，66，200-1
correspondence，172-3

Kentucky and Virginia Resolutions，199-201
partisan campaign against Adams presidency，195-201，228-30
presidential election of 1796，173-4，178

Republican triumph over Federalists，202-4

Virginian perspective，172

Johnson，Samuel，226

Kentucky and Virginia Resolutions，199-201

Lafayette，Marquis de，89，245

Laurance，John，86

Laurens，Henry，132

Lectures on Rhetoric and Oratory（Adams），223

Lee，Henry，58，64，68，76

Lee，Robert E.，131

Lewis and Clark expedition，71
libel law，45，254n 42

Liberia，107

Life of George Washington，The（Marshall），14

Lincoln，Abraham，10，16，156，241

Louisiana Purchase，74，212，241

Madison，James，8，17，66，68，155，163，164

Adams，attitude toward，196-7

Alien and Sedition Acts，200
assumption issue，57-60，62，64；Compromise of 1790，48，49-50，72，73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efforts on behalf of，52-3
economic philosophy，65

Federalist orientation prior to 1790，54-5

Federalists’ attitude toward，149

Franklins memorial service，119
funding of the domestic debt，55-7，61

Hamilton and，54

Jay’s Treaty，137，138
peace delegations to France，180，183，184
personal qualities，53
political skills，53-4，113

Republican conversion，55
residency issue，70-1，72，74，75-6；Compromise of 1790，48，49-50，72，73

Sectional Compromise，94
slavery debate，82-3，87，91，94，95，113-18，119，158
on treaty-making powers，137-8

Washington’s Farewell Address，123，148-9
see also Jefferson-Madison collaboration Marshall，John，14，53，155，191

Supreme Court appointment，208

Martin，Luther，92，94-5

Mason，George，68，95，96

Massachusetts Constitution，165

Mather，Cotton，109

Mazzei，Phillip，141，145

Mecklenburg Declaration，242

Mifflin，Warner，97-8

Missouri Compromise，239-40，241
monarchical principle，168-9，204

Monroe，James，50，51，123，174，198
extreme Republican mentality，146

Monroe Doctrine，136

Moore，Benjamin，26

Morris，Gouverneur，26，92

Napoleon I of France，131，135，185，202，237，238
national capital，permanent residence for，see residency issue national university，proposal for，153-4

Native Americans，12，100，133，226

Washington’s policy toward，158-9
natural rights，10
navy，185，193，227

Necker，Jacques，61
neutrality policy，134-6

New Army，21，193-4，199，202

New York Manumission Society，113

Northwest Ordinance of 1787，93-4

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Jefferson），90，99，100，105，158
nullification issue，93，199-200

Page，John，87

Paine，Tom，3，5，126，139，169，207

Peale，Charles Willson，18

Pemberton，John，116

Pendleton，Nathaniel，21，23，24，26，27-9，31，34，35

Pennsylvania Abolition Society，83，110

Pennsylvania Avenue，75

People v. Croswell，254n 42

Pickering，Timothy，44，192

Pinckney，Charles Cotesworth，92，95

Pinckney，Thomas，177-8

Pinckney’s Treaty，267n 35
political parties，15，162，186-7，204，210，230-1
see also Federalists；Republicans

Porcupines Gazette，190，192，193

Postlethwayt，Malachai，61

Potomac Magazine，71

Potomac mythology，70-2
presidential election of 1796

Adams’s candidacy，175-7
electoral vote，177-8，181

Jefferson’s candidacy，173-4，181

Jefferson’s congratulatory letter to Adams，178
prospective candidates，163
qualifications for presidency，162
uncertainty about，162，177
presidential election of 1800，41，42，43，202-3，205

Jefferson’s “dishonorable”behavior，208-11
presidential form of address，167-8
press，the，187

Priestley，Joseph，228

Proclamation of Neutrality（1793），135
property rights，91

Prospect Before Us，The（Callender），198

Quakers，81，97，110，117

Randolph，Edmund，60，66，96，146-7

Randolph，John，35

Randolph，Thomas Jefferson，245
recovery of public debt，see assumption of state debts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funding of the domestic debt

Report on the Public Credit（Hamilton），54，55，60-1，62，63
republican paradigm，6

Republicans，162

Alien and Sedition Acts and，190-1
ideological warfare，186-7
interpretation of revolutionary era and the early republic，13-14

Jefferson’s leadership role，183
partisan campaign against Adams presidency，195-201，228-30
political elitism and，237
presidential election of 1796，173
rise to political domination，202-4

Washington，rejection of，160-1
residency issue congressional debate，69-71，72
diffusions victory over consolidation，79-80
as executive concern following congressional passage，74-6
federal government’s transition to permanent location，205 Philadelphia’s status as likely permanent capital，74，76

Potomac site，case for，70-2

Virginia-writ-large myth and，78-9

Washington’s site selection，75
see also Compromise of 1790
revolutionary era and the early republic American nationhood，origins of，10 assets of the new nation，10-11
common themes regarding revolutionary generation，17-18
constitutional settlement，importance of，8-10
dissolution of American nation，potential for，8
historical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6-8
ideological debate over，13-15，145-6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ongoing national debate，15-16
liabilities of the new nation，11 as most crucial period in American history，11-12
nonviolent conflict within revolutionary generation，39-40
paradox of，7-8
political cacophony of，16 political leaders’ central role，12-13
see also American Revolution Reynolds，Maria，198

Rights of Man，The（Paine），139，169

Roman Republic，6

Roosevelt，Franklin Delano，122

Rumbold，Col. Richard，246-7

Rush，Benjamin，4-5，114，124，167，168，180，183，188，213，237

Adams-Jefferson reconciliation，218，220-2

Adams’s correspondence with，214-22
funding of the domestic debt，56

Rutledge，John，92-3

Schuyler，Philip，40

Scott，Thomas，84，86

Scott，William，112-13
seal for the United States，101
secession assumption issue and，77，80

Federalist conspiracy，44

Jefferson’s advocacy of，200-1
slavery debate and，93，97，105，115

Sectional Compromise，94，95，98，111

Sedgwick，Theodore，191-2

Senate，69，137
oratory in，174
president pro tem position，166-7
slavery debate，113

Shays’s Rebellion，141

Short，William，36-7，66

Sidi Mehemet Ibrahim，111-12
slavery debate，8，11，12，17-18，248
abolition in northern states，89-90
abolitionist position，91-2
in Adams-Jefferson correspondence，239-42

J.Q.Adams’s leadership of abolitionist movement，278n 60

American Revolution and，89

Compromise of 1790 and，116 congressional debate，83-8，96-101，112-13；rejection of right to end slavery，115-18
consolidation issue，108
constitutionality issue，82，83，84，85-6，87，91-6，112，116-18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nd，86，88-9
demographic dimension，102-4
expansion of slavery into the West，87，90，91，92，93-4

Franklins involvement in abolitionist movement，83，109，110-13
gradual emancipation plans，103，103-8，262n 39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88

“inevitable extinction” viewpoint，89，90-1，94，103-4
insurrections，fears about，87
intractability of slavery problem，91，98，105

Islam’s enslavement of Christians and，111-12

Jefferson’s views，90，99，106

Madison’s views，113-15
national leadership’s attitude toward，113

“original intentions”issue，88-97
owner compensation plans，86-7，89，92，106-7，262nn 38，39 petitions for abolition presented to Congress，81-3，118
proslavery argument，85，92-3，97-102，261n 34
racial dimension，99-101，102-3，261n 35
relocation of freed slaves，100，106，107-8
secession issue，93，97，105，115

Sectional Compromise，94，95，98，111
silence about slavery，84，87，93，102，115，157-8，239，241-2
in state legislatures，84，94-6
total emancipation，southern concerns about，82
viability of a national emancipation policy in 1790，105-8，118-19，262n 36

Virginia’s paradoxical position，95-6，103

Washington’s Farewell Address and，157-8

Smith，Abigail Adams，37

Smith，Adam，61

Smith，John，71

Smith，Venture，12

Smith，William Loughton，81-2，85，97，100-1，112，116，118
social equality and the role of elites，231，233-7

“Statement on the Impending Duel”（Hamilton），37-8

Stuart，Gilbert，18

Supreme Court，116，208

Talleyrand，Charles，189，194，196，197

Taylor，John，236

“Thesis on Discretion”（Hamilton），37

Thoughts on Government（Adams），165

Tolstoy，Leo，216
treaty-making powers，137-8

Treaty of Mortefontaine（1800），205

Treaty of Paris（1783），136

Trumbull，John，18，36

Tucker，St. George，105，106，262n 39

Tudor，William，240

Twenty-second Amendment，122

Van Ness，William，21，23，24，25，27-9，33，34，35
vice presidency，166-7

Virgil，123

Virginia-writ-large myth，78-9，161 Voltaire，109，139

War and Peace（Tolstoy），216

War of 1812，135，227

Warren，Mercy Otis，13，180，213-14

Washington，D.C.，75-6，79，161
see also residency issue

Washington，George，11，14，17，43，51，53，60，70，71，89，163，164，165，184，197

Adams and，124，125，175，217

“Address to the Cherokee Nation，”158-9

American Revolution military command，130-3，135
blacks，attitude toward，158
childlessness of，169

Circular Letter of 1783，133-4
courage under fire，120
decision-making process，150
enlarged federal power，program for，156-7，269n 64 final message to Congress，156-7，269n 64 final years at Mount Vernon，160-1

Franklin and，120-1
illness of 1790，66，124-5

Jay’s Treaty，136-9，144，149

Jefferson’s relationship with，138-9，140-1，143-5，269n 71
last will and testament，158
monarchical tendencies，127，139
mythology surrounding，120-1

Native American policy，158-9
neutrality policy，134-6
physical appearance，124
realist outlook in political and military matters，131-3

Republican opposition，160-1
residency issue，69，75-6
slavery debate，113，118，263n 47
surrendering power，flair for，129-30
vice presidency，views on，167
vision for American nation，7，133-4

Whiskey Rebellion，140-1，145
see also Washington’s Farewell Address；Washington’s retirement

Washington’s Farewell Address，123 authentic meaning，means for understanding，129
composition of，148-53
foreign policy message，128-9，131-6，148，150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129
as justification for strong executive leadership，155
misnaming of，122
national unity message，128，130—1，148-9，154-6
national university proposal，omission of，153-4
as prophecy accompanied by advice，155 publication of，121
reactions to，159-60
slavery，silence about，157-8
target audience，157
transcendental status，122

Washington’s intentions，128，147-8

Washington’s retirement age and health reasons，124-5
as confirmation of republican government，127-8
consitutional significance，122
departure from office，160

“disposable president” principle and，125
first indications of，123
press attacks and，125-7
tradition of retirement and，123-4
voluntary nature，149-50
see also Washington’s Farewell Address

Webster，Daniel，118

Whiskey Rebellion，140-1，145，147，167，186

Whitehead，Alfred North，16

Wilson，James，94

Wythe，George，67

XYZ Affair，189-90，19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奠基者：独立战争那一代/（美）埃利斯（Ellis，J.J.）著；邓海平，邓友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1

ISBN 978-7-5097-8326-9

Ⅰ.①奠… Ⅱ.①埃…②邓…③邓… Ⅲ.①政治人物-生平事迹-美国-近代 Ⅳ.①K837.12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61656号

奠基者：独立战争那一代

著者/〔美〕约瑟夫·J.埃利斯

译者/邓海平 邓友平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段其刚 董风云

责任编辑/张金勇 周方茹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010）59366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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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次/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8326-9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4-2444号

定价/5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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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olutionary Summer

Copyright©2013 by Joseph J.Ellis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fred A.Knopf，an imprint of The Knopf

Doubleday Group，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LL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2015 by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SSAP）

约翰·亚当斯在1776年春夏之际在大陆会议中组织了一场关于北美独立的讨论，然后在这场冲突的最初两年里担任着事实上的战争部长。
Harvard Art Museum/Fogg Museum，Harvard University Portrait Collection，Bequest of Ward Nicholas Boylston to Havard College，1828，H74

约翰·迪金森是大陆会议中温和派的领袖，他相信，与英国的陆军及海军开战是自取灭亡。
Independence National Historical Park

本杰明·富兰克林是稍后才加入北美独立这项事业中来的，但是刚一加入，他就发挥了作为该时代最著名的北美人的巨大威望。富兰克林坚持认为，英国的所作所为是错误又无望的。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托马斯·潘恩是《常识》一书的作者，由于在书中将乔治三世与君主制谴责为黑暗时代的残余，他让北美与大英帝国的最后一丝联系也变得岌岌可危。
Courtesy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托马斯·杰斐逊是1776年夏天美国革命的诗人，他起草的那些句子在随后的时代里也一直持续回响。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五人委员会——约翰·亚当斯、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斐逊、罗伯特·利文斯顿和罗杰·舍曼——在1776年6月28日将《独立宣言》草案提交给约翰·汉考克，这个场面常常被误认为发生在7月4日。
Yale University Art Gallery，Trumbull Collection

在得知独立已经得到宣布之后，1776年7月9日这天，纽约的人们推倒了位于下曼哈顿鲍灵格林的乔治三世的巨大雕塑，以示庆祝。
Lafayette College Art Collection，Easton，Pennsylvania

乔治·华盛顿犯下的最根本的战略错误就是，与实力远胜自己的英国陆军及海军开战，试图守住纽约。随之而来的惨败差点导致北美在一开始就输掉这场战争。
U.S.Senate Collection

乔治·杰曼是英国国务大臣，他策划了对纽约的水陆两路袭击，意在发出致命一击，以粉碎北美的叛乱。
Crown Copyright

纳瑟内尔·格林是华盛顿最有能力、最受信任的中尉。正是格林劝说华盛顿放弃了对纽约的守卫，使大陆军躲过了全军覆没的危险。
Independence National Historical Park

威廉·豪是英军的总指挥，他采取了一种节制而谨慎的战术策略，这是由于他错误地以为，北美方面对于战争的支持只是浮于表面。
Anne S.Brown Military Collection，Brown University Library

理查德·豪被公认为英国皇家海军最优秀的军官，但他最热切的期望是实现北美叛乱的政治解决，以使北美殖民地留在大英帝国版图之内。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Greenwich，London

亨利·克林顿至死都相信，如果在纽约战役中是由他担任英军司令的话，美国革命早在1776年夏天就已经终止了。
Courtesy of the Council of the National Army Museum，London

一名英国海军军官的画，描绘的是1776年7月12日豪勋爵的舰队抵达斯塔滕岛的景象。
Spencer Collection，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Astor，Lenox and Tilden Foundations

斯塔滕岛上的毕洛普庄园，也被称作会议庄园，因1776年9月11日在该地举行的会谈而知名。当时北美代表团拒绝了理查德·豪勋爵的和谈请求。
Courtesy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斯特林勋爵带领一队北美士兵以自杀式方式抗击着英军，成功掩护北美主力军队撤离到了布鲁克林高地。
Wikimedia Commons

描绘纽约大火的画作，那场发生在1776年9月20日晚上的大火摧毁了三分之一的纽约城。
Eno Collection，Miriam and Ira D.Wallach Division of Art，Prints and Photographs，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Astor，Lenox and Tilden Foundations

最早的潜水艇『海龟号』的复制品，原物已于1776年9月初在试图摧毁海军上将豪的旗舰『雄鹰号』未遂之后沉入哈德逊河。
Wikimedia Commons

莫里斯-朱梅尔庄园，它在曼哈顿的战役中充当着华盛顿的指挥总部。
Courtesy Tom Stoelker

本书获誉

一流的历史著作……[埃利斯的]书总是充满了一针见血的分析，从常常别出心裁的结构布局到交织于叙事中的那些令人兴奋的见解。《革命之夏》亦是如此……埃利斯对亚当斯的尊崇颇具感染力。

——《华盛顿邮报》

通俗易懂、引人入胜……[埃利斯]简洁生动地讲述了1776年那些难以置信的关键事件……[一块]充满戏剧性的历史切片……思想性与趣味性兼具的历史著作。

——《今日美国》（USA Today）

通过这部著作，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历史学家的卓越能力，他能够敏锐地提炼出一个将会激发持续数个时代冲突的历史时刻。

——《波士顿环球报》（The Boston Globe）

精彩而充满戏剧性……比神化华盛顿的陈腐叙事更为深刻的作品，它再次展现了埃利斯先生对于人类本性的贴切把握。

——《华尔街日报》

埃利斯凭借《奠基者》一书荣获普利策奖，他一直是带领我们认识这个新生国家早期历史的可靠向导……[他]让我们感受到了人们开始追寻自由的年代。

——《华盛顿独立书评》（Washington Independent Review of Books）

约瑟夫·埃利斯关于早期美国的著作的最出色之处在于，他有能力创作出简洁有力的原创性叙事，剥离历史的神话外衣，却依然能让读者感受到生动、反讽、幽默以及……存在于我们国家的历史中的巨大好运。

——《西雅图时报》（The Seattle Times）

约瑟夫·J.埃利斯的第十部著作没有令人失望……《革命之夏》读起来像是某位亲切的叔叔讲述的精彩故事，听的人会觉得，也许自己亲身参与到了他所讲述的故事中……[埃利斯]描绘了我们历史中的这个重要时刻，他的笔触简洁有力，那种娓娓道来的感觉也令人倍感亲切。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流畅紧凑……埃利斯的著作充满了热情，还有对这个时代及其卓越领袖的深刻理解，所以任何对简洁地……讲述了美国历史这个关键时刻的著作感兴趣的人，都会迫不及待地捧起这本书。

——《纽约时报》

相当不错……几乎没用多少篇幅，作者就讲清楚了北美当年的反叛曾一度多么接近失败。

——《里士满时讯》（Richmond Times-Dispatch）

富于启迪……埃利斯在《革命之夏》中明确指出，在这关键的几个月里，政治事件和军事行动是交织在一起的。

——《信使日报》（The Courier-Journal）

一部重点明确的考察著作……埃利斯采用了亲切生动的语言来写作，避免了某些历史事实的枯燥无趣。

——《休斯敦纪事报》（Houston Chronicle）

埃利斯写下的关于美国革命的诸多优秀著作中卓有价值的一部。

——史密森尼博物馆网站（Smithsonian.com）

埃利斯有着对美国革命时期的深入研究，以及对美国建国者的广泛了解。他坚持认为，美国的独立是在这个“漫长的夏天”中诞生的……这本引人深思、史料翔实的历史著作充满了富于远见卓识的分析。

——《图书馆杂志》（Library Journal）

这是一部讲述1776年夏天革命性事件的专著。埃利斯的文笔独具魅力，他在书中频发见解，他对人物和事件的刻画令人着迷，他的批评意识始终富于活力……这本书讲述的是又一个精彩的故事，它的铺展有着扎实的阐释基础，它的作者是我们最优秀的早期美国研究者之一。

——《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 Weekly），重点评论

一部颇具见解的历史著作。

——《科克斯书评》（Kirkus Reviews），重点评论

通常，约瑟夫·J.埃利斯会将生动的叙述和令人信服的分析结合起来。他对1776年关键的夏天的讲述向我们展示了政治事件和军事事件是如何交织在一起并缔造了一个新的国家。阅读这本书会让你理解美国如何诞生。

——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作者

埃利斯再一次将美国革命这个话题从造作粉饰和虚伪的爱国说辞中解放了出来。他在1776年夏天这个话题里纵横驰骋，他所描绘的独立的诞生过程是纷乱的、权宜的，有时甚至是凭借奇迹的。不论是对新入门的读者还是行家来说，这都是一本清晰明白、富有启发的读物。

——托尼·霍维茨（Tony Horwitz），《阁楼上的同谋者》（Confederates in the Attic）作者

在《革命之夏》中，埃利斯凭借生动的叙述，清楚的分析，以及对华盛顿、杰斐逊、富兰克林和亚当斯的精彩的描绘，为我们呈现了1776年的精神。最出彩的是，他抓住了大陆会议在费城滔滔不绝的崇高言辞和大陆军在纽约九死一生的险境之间那种微妙而复杂的互动关系。这本书是对美国革命战争丰富文献的珍贵补充，值得我们品味、思考和欣赏。

——若恩·切尔诺（Ron Chernow），《华盛顿的一生》（Washington：A Life）作者

埃利斯又一次向我们展示出，对那些广为人知、清晰无误的事件所作出的适当叙述，能够展示出这场迫使人们兵戎相见的冲突的深层原因。他的洞见和深思让他成为讲述美国革命的大师。

——埃德蒙·S.摩根（Edmund S.Morgan），《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作者

人物表

北美

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1735～1826） 美国政治家，《独立宣言》起草者之一，美国第一任副总统，第二任总统。原为一名律师，后加入争取北美独立的事业中，并成为大陆议会的重要代表。

约翰·迪金森（John Dickinson，1732～1808） 宾夕法尼亚出席大陆会议的代表，但他属于温和派，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北美与英国的争端。

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 美国著名政治家、外交家、科学家，也身兼出版商、记者、作家等多重身份；大陆会议重要领导人之一，《独立宣言》起草者之一，并成功帮助北美的独立事业获得法国的支持。

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1737～1809） 出生于英国的美国思想家、作家、政治活动家；生于英国诺福克郡，37岁移居英属北美殖民地，他撰写的小册子《常识》在思想上极大地推动了北美独立的进程。

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 美国政治家，美国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起草者之一，也是主要执笔人。

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1732～1799） 美国首任总统，独立战争时期大陆军总司令，在北美独立与建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被人们尊为“美国国父”。

纳瑟内尔·格林（Nathanael Greene，1742～1786） 大陆军著名将领，华盛顿手下得力干将之一。

英国

乔治三世（George III，1738～1820） 英国国王，于1760年登基，他对北美采取的压迫性政策加速了北美独立的进程。

乔治·杰曼（George Germain，1716～1785） 英国政治家，北美独立战争期间处理北美事务的国务大臣，对于英国失去北美十三州负有很大责任。

威廉·豪（William Howe，1729～1814） 英国陆军军官，著名的豪氏三兄弟中的老三，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担任在北美的英国陆军第二任总司令。

理查德·豪（Richard Howe，1726～1799） 英国海军上将，著名的豪氏三兄弟中的老二，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担任在北美的英国海军总司令。

亨利·克林顿（Henry Clinton，1730～1795） 英国陆军军官及政治家，北美独立战争期间先后担任在北美的英国陆军副司令和总司令。

- 前言
- 1 谨慎要求
- 2 武器与兵力
- 3 不吠之犬
- 4 诸如此类
- 5 追寻美德
- 6 战争之雾
- 7 民心所在
- 8 漫长的战争
- 9 后记：必要的虚构
- 致谢
- 注释
- 索引

前言

如果赋予夏天以更为宽泛的定义，那么1776年的夏天可以说正是美国历史即将展开的时刻。在那一年5月到10月这段时间里，人们达成了对于北美[1]独立的一致意见并正式宣布了这一决定。他们首次提出关于美利坚共和国的蓝图设想，直面并巧妙应对了足以影响这个国家未来的那些难题。而有史以来最庞大的海上舰队也不远千里跨越大西洋来到这个地方，打算将北美的叛乱扼杀在摇篮中，它们后来差那么一点点就成功了。

这个故事有着两条相互交织的叙事线索，它们通常因为各自不同的进展而被当作独立的记录讲述。第一条线索是政治方面的，它讲述了北美十三个殖民地是如何联合到了一起，并达成了脱离大英帝国的一致决定。这个故事的中心场景是大陆会议[2]（the Continental Congress），而主要演员（至少在我的故事版本里）有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约翰·迪金森（John Dickinson）、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和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

第二条叙事线索是军事方面的，它讲述的是长岛和曼哈顿的战事。在这两个地方，英国海陆两军给由业余人员组成的北美军队带来一系列毁灭性的重创，然而却错失了所有给这一切画上句号的机会。这个故事的焦点所在是大陆军[3]（the Continental Army），而主要演员有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纳瑟内尔·格林（Nathanael Greene），以及一对来自英国的兄弟，理查德·豪与威廉·豪（Richard and William Howe）。

我接下来要提出的论点是，政治和军事这两条线索是这个故事的两面，只有放在一起讲述，我们才能理解它们。它们都发生在同一时间，一条线索中的事件会影响另一条的走向，大部分现代学者单独地看待这一事件的不同方面，但事件的当事者却经历着它的全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推动6月到7月之间在政治上达成关于北美独立的一致意见的，是对英国即将在纽约展开的入侵行动的广泛憎恶。英国军队与北美军队双方的指挥者在多个场合都做出了开战决定，而他们做出这些决定的原因是意识到了它们将对舆论产生的政治影响。发生在长岛和曼哈顿的那些战斗，更多的是争夺民心的政治竞赛，而并非只是争夺领土的军事行动。

由于已经知道了美国革命（the American Revolution）的结果，我们也因此忽视了这个紧张时刻的复杂特点。在这个时候，一切都处于均衡状态，历史正在以一种不断加快的速度向前推进，英国与北美双方——尤其是北美一方——都徘徊在巨大灾难的边缘。大陆会议的代表们和大陆军的军官们，在难以预料后果的情况下，被迫做出了一连串十分紧急的决策。正如亚当斯所说的那样，在这个状况不断变化的时刻，他们活在“革命之中”。从定义来看，这差不多意味着，他们在前进的途中正在酝酿着这样一场革命。

有两种信念此时也产生了冲突。第一种信念是，英国的陆军和海军是不可战胜的。而结果证明，这是真的。第二种信念认为，北美独立之事业[通常被当作某种半神圣魔咒一样的“这项事业”（The Cause）]是不可避免的。结果证明，这一点更是真理。要作为历史学家还原这个紧张时刻的面貌，那么就必然以当时北美与英国双方的那些决策被当事者所提出时的情境来审视它们。而如何评价这些决策，则是由我们身处21世纪的优势地位所自然而然具备的功能。

例如，大陆会议曾做出了一项特别的决策以避免任何对奴隶制问题的考虑，即使大部分代表都充分意识到奴隶制违背了他们为之奋斗的那些原则。在这一点上，亚当斯表露得最明显，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地表示，要暂缓美国革命的全面承诺，以确保在独立问题上坚定的一致意见。我们不可避免地要问这样一个问题：这究竟是一项令人钦佩的、伯克意义上的务实的决议，还是在“推迟正义就是否定正义”这一模式中的道德失败？尽管我们已经知道下一个世纪的美国历史会发生什么。[4]

让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我们最近在东南亚和中东的经历，使得我们能够理解远在异国他乡的占领军所面临的困境，他们面对的是当地有着革命计划的敌人。豪氏兄弟运气不佳，他们在现代历史中首次遭遇这样的境地，因此他们认为自己在军事上的优势将会是决定性的，因为他们没有理由去相信其他的可能性。从传统的军事观点来看，至少在战术上，他们在纽约战役中的表现堪称海陆联合作战的教科书式的典范。但是我们认为，是一种多少有点受到抑制的帝国主义的力量，改变了核心问题。问题不是“英国怎么可能会输？”而是“他们在事实上是否曾有过能赢得战争的机会？”[5]

如果这样的机会的确存在过，它就应该是在1776年的夏天，当时豪氏兄弟屡次错失在长岛和曼哈顿一举歼灭大陆军的大好时机。机会、运气，甚至天气的风云变幻，都与豪氏兄弟的战略和战术决策一样，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兄弟俩的这些决策在战后饱受批评，在事后看来，他们所制定的略显谨慎而局限的目标源自对所面临挑战的根本性的错误理解。如果大陆军不复存在，这次反叛的命运会怎样？关于这一点，当时北美方面内部有过不一致的意见。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答案，因为尽管当时大陆军确实陷入过九死一生的险境，但全军覆没的情况并没有发生。后来的历史的确也让我们知道，一旦豪氏兄弟在战争初期错失了摧毁大陆军的良机，它便永远不会再来。

所以这里要讲述的是美国革命诞生的故事，是那些伴随着整个革命进程的苦难忧患，是政治和军事领域里的那些影响了最终结果的大大小小的决策。它被当作一个故事讲述，这意味着叙事将被设定为最重要的分析方法，而还原这个故事在当事者眼中的本来面目，则必须优先于任何由我们当下的智慧所赋予的观念。

在我们开始打开探索过去的地图之前，有两个看起来很奇特的特征值得一提，因为它们与我们心中所抱有的期待并不相符，因此需要提前在这张地图上被标注出来。

第一个特征是一种独特的荣誉感，那是一种中世纪世界的残余，它仍然存活着，并且无所不在，特别是在18世纪的军事文化中。这种半骑士风格的准则的核心概念就是名声（character）；它认为，一系列被明确界定的原则会一直支配着绅士的行为，特别是在具有高度压力或者危及生命的情境中。被这种贵族的荣誉感所驱使的人将会以某些在我们看来很奇怪的方式行动，比如在枪林弹雨中傲然挺立，而不是卧倒或寻找掩护。将军们在战场上讨论战略战术选择时，也会遵循类似的独特逻辑，因为他们认为撤退是可耻的，会让他们的名声受损。在我们的故事里，华盛顿就是最明显的受荣誉感驱使的角色，如果不用这种18世纪的观点来看待，他在纽约战役（the Battle of New York）中的指挥表现就会显得难以理解。

我们需要在这张地图上标注出的第二个地方，实际上是一片空白之地。因为我们知道，美国革命最终创立了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这个国家后来又成为世界强国，因此人们不可抗拒地要将后来的发展放入这个故事里解读。但实际上，在1776年还不存在共同的美利坚民族意识，即使大陆会议和大陆军可以被视为这种民族意识的萌芽。殖民地以及后来的各个州之间的所有联盟关系，都被认为是权宜的、临时的安排，广泛分散的北美人口所怀有的忠诚，就其着眼的范围而言，仍然只是地方性的，或者至多只是区域性的。对此外其他情形的设想，就意味着将某种程度的政治统一性强加于更为散乱的现实之上，这也低估了议会和军队的领导者所真正面临的困境。他们正精心计划着以北美人民（他们还没有成为美利坚民族）的名义对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种种挑战做出一次集体的回应。就这一点而言，“美国革命”（American Revolution）这一术语是具有误导性的。

随着这些警示性标志的出现，让我们回到1776年的暮春时节。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已经进行了一年多，一支庞大的英国舰队正准备跨越大西洋并送上致命一击，以求将北美的叛乱扼杀在摇篮之中。而与此同时，大陆会议还没有宣布北美的独立，因为温和派的代表们认为与大英帝国开战是自杀行为，而且人们也看不到殖民地人民对北美的忠诚。一支众所周知的箭已然离弦，很明显它将会降落在纽约，那里是英国入侵的明显目标。人们越来越不清楚是否能够达成关于北美独立的一致意见，尽管约翰·亚当斯宣称他知道历史将走向何方。

[1] 一般来说，美国的独立是以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为标志，随后在1783年9月3日英美双方签署的《巴黎条约》中，英国正式承认美国的独立。而从殖民者踏上此地开始一直到《独立宣言》发表的这段时期里，美国习惯上被称为北美殖民地。由于本书所覆盖的时间范围正好是处于美国独立的进程之中，因此译者将大致以1776年7月4日为界，把这个时间点之前提到的America译为“北美”或“北美殖民地”，而把之后提到的America译为“美国”，而像American Revolution这类概括了整个事件进程的术语中的America（n）则统统采用“美国”的译法。此外，考虑到文中英美双方视点的频繁转换，在部分地方译者将根据上下文另作灵活处理，但总体来说，译文中大部分的“北美”和“美国”均指同一个地方。（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

[2]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及战后，殖民地各州人民的代表机构，其代表为各州人民说话并采取集体行动。

[3] 美国独立战争中的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军事力量，于1775年6月14日根据大陆会议的决议建立。

[4] 参见我所著的《美国的创造：共和国建立的胜利与悲剧》（American Creation：Triumphs and Tragedies at the Founding of the Republic，纽约，2007），第38～44页，这场推迟共和制原则彻底实现的争论对于赢取独立来说至关重要。

[5] 参见Don Higginbotham的《革命时期美国的战争与社会：冲突的更广维度》（War and Society in Revolutionary America：The Wider Dimensions of the Conflict，哥伦比亚，1988），第153～173页，参考其中越南战争对于我们对1776年英军所面临的两难困境的理解所造成的影响。

1 谨慎要求

摩西不是说过这样一句话吗，“我是谁？在这个伟大的民族面前我将要扮演什么角色？”我思索着那些已成过往的重大事件，以及那些正在进行着的更为重大的事件，并意识到一直以来我是那样努力地去触发某些事件的机关，推动某种进程的转轮，而这些举动已经引发并将继续引发这样的效应。每当想到这些，我心中便深怀敬畏之情，这种感受难以言表。

——约翰·亚当斯1776年5月17日写给阿比盖尔·亚当斯（Abigail Adams）的信

到1776年春天为止，英国军队与北美殖民地军队惨烈地相互厮杀已整整一年。莱克星顿[1]（Lexington）和康科德（Concord）的战事只是一些小规模的冲突，而邦克山战场[2]却成了一片血海，其中英军伤亡尤其惨重，他们损失的一千多名将士几乎占去了进攻兵力的半数。北美军队的阵亡者总计有数百人，不过这一数字还应该更多，因为这一数字不包括那些被遗弃在战场上的伤兵，他们死于英军清场行刑队的刺刀之下，这些英军士兵由于众多战友的离去而怒火满腔。在伦敦，人们曾听一位退休军官说，要是北美军队再有几次这样的胜利，英军就要尽数覆灭了。

在随后的九个月里，在一场被称作“波士顿围城”（the Boston Siege）的马拉松式的会战中，乔治·华盛顿将军[3]指挥的那支由两万民兵部队组成的联军成功牵制了威廉·豪指挥的7000名英国守军。对峙局面在1776年5月结束，华盛顿凭借安放在多彻斯特高地（Dorchester Heights）的大炮，迫使豪撤离该城，并由此获得军事主动权。阿比盖尔·亚当斯目睹了英军从佩恩山（Penn’s Hill）附近驶离北美的场面。“你可以看到有一百七十多艘船，”她记叙道，“它们看起来就像一片森林。”在那时，人员混杂的民兵已经被称作大陆军了，而华盛顿则早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战争英雄了。[4]

除了这些战事以外，还有英国海军发动的几次对新英格兰沿岸城镇的袭击，以及由贝内迪克特·阿诺德（Benedict Arnold）领导的1000名美军进行的一次不成功的远征，这支部队能够于隆冬时节穿越缅因州的荒野开路行进，却在试图攻占魁北克（Quebec）的英军要塞时遭遇惨败。尽管大多数军事行动都只限于新英格兰与魁北克境内，但是没有人能够有理由否认，争取北美独立的战争（当时还没有被称作美国革命）已经开始了。

但是如果你将镜头拉远一些，将费城的大陆会议纳入视野，那么这幅争取独立的图景就会变得模棱两可，非常奇怪。因为尽管战场上的厮杀在不断升级，但是该会议的官方立场却仍然是继续保持对英国王室的忠诚。会议代表们虽然还不至于否认战争的爆发，但是他们却拥护“乔治三世（George Ⅲ）并不知道这场战争”这种奇怪的说法。[他们认为]那些撤离波士顿的英国军队不是国王陛下的军队，而只是“内阁的部队”，也就是说，英国政府内阁的人在采取行动时没有让国王知道。[5]

大陆会议里的每个人都知道这只是妄想般的捏造臆想，然而它却也是非常重要的虚构说辞，它维持了殖民地与英国王室之间的联系，并开启了和谈的可能。毫无疑问，托马斯·杰斐逊心里隐藏着这样的动机，因为他在几个月后写下了如下文字：“的确，出于谨慎的考虑，一个统治已久的政府不会因为转瞬即逝的轻率理由而被改变；相应地，一切经验都显示，人类更易于在邪恶能够被忍受的时候去忍受邪恶，而不会通过废除他们已经适应的习惯来改进自身。”[6]

也许有人会反驳道，北美军队中那些在邦克山战场死于刺刀下的受伤的孩子已经远不是转瞬即逝的轻率理由了。华盛顿自己曾经透露，他一了解到战场那种惨烈的情形，就对会议里的温和派们失去了耐性，这些温和派——这成了他最喜欢的说法之一——“仍然在想着用‘和谈’这道大餐来喂饱自己”。尽管华盛顿向部下们声明了军队接受的命令是来自大陆会议——人民对军队的控制是会议不容置疑的信念之一——他却不相信，除了北美独立，还能有其他更为次要的事业可以让他送这些勇敢的年轻人去为之献身。对于他而言，对于军队而言，这就是“这项事业”的含义。虽然华盛顿在费城的上司们在爱国的道路上已经落后于他，但是他直言不讳地预测道，他们迟早会赶上来。[7]

然而与此同时，在1775年最后几个月里，北美独立战争的军事阵线和政治阵线并没有结成一致的同盟。北美对于大英帝国的淫威的反抗实际上有两种表现形式；对于英国议会对北美统治权的认定，北美人民的回应也由两个中心所代表。由华盛顿统领的大陆军已将北美的独立视为必然结果，认为它只是对既成事实的合法化。而大陆会议则认为北美独立是万不得已的最后选项，由来自宾夕法尼亚的约翰·迪金森领导的温和派们仍然认为，独立是一种自杀行为，需要不惜一切代价来避免。

形势在当时就很明显了，人们回过头看也只会发现，它随后也只是变得越来越明显而已。英国政府内阁的策略显然打算利用两种立场之间的鸿沟，其方法是提议对大英帝国进行局部重组，给予北美殖民地一部分对自身内部事务的控制权，而作为回报，北美殖民地需要重新对国王宣誓忠诚。两年以后，英国政府内阁也确实提出过这样的方案，但到那时已经太晚了，有太多的人已经死去或将抱残终生，有太多的妇女已经惨遭蹂躏，有太多人的生活已经被永远地改变。除了北美彻底的独立已别无他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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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为何会发展到如此地步？作为一份全面的历史记录，需要花费大量的篇幅来回顾在当时已经持续十多年的宪制争端（constitutional arguments），那场争端要从1765年的印花税法案[8]（the Stamp Act）讲起。而更为简洁的政治历史的解释则会将这项宪制争端的核心视为关于统治权问题的冲突。英国方面的基本论点由英国伟大法学家威廉·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清楚而有力地提出，在他的《英格兰法律评论》（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1765）中，他以最权威的口吻坚定地声称，在每一个国家都应该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不可抗拒的、绝对的、不受控制的权威，该权威拥有主权权利（jura summi imperii），或者说是统治权权利”。在大英帝国，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威就是议会。一旦你接受了这个论点，按照其逻辑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议会拥有向北美殖民地征税以及为它制定法律的权力。[9]

殖民地人民反驳了这种法律上的解释，他们用那条半神圣的辉格党[10]原则来审视自身的情况，该原则认为，在没有得到本人同意的情况下，不得对任何英国公民征税或是要求他们服从法律。由于北美殖民地人民并未在议会取得代表席位，因此议会通过的法令对他们没有效力，他们只需要遵守他们自己的殖民地议会通过的法律即可。

到18世纪70年代早期，这场争端在逻辑上和法理上都已经陷入僵局，两种关于大英帝国的对立观点被迫持续共存：具有浓重大英帝国色彩一方的观点认为，北美的统治权在英国议会手中；而支持北美的另一方的观点则认为，当地人民的同意才是最根本的重点，统治权在各个地区自己手中，所谓共同的北美殖民地联盟只是对于英国国王而言。英国模式的构建受到了过去的欧洲帝国（主要是罗马帝国）的启发。北美模式没有任何过去的先例，但它却预示了一个世纪以后的英邦联（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在1774年，英国政府认为这种僵局已经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同时为了回应在波士顿港发生的被称为“茶党事件”[11]（the Tea Party）的恶意破坏行动，英国政府决定在马萨诸塞实行军事戒严。回想起来，这可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决断，因为它将宪制争端转变成了一场军事冲突。这场冲突正好缓和了关于大英帝国的两种对立观点，即这个帝国的形成或是基于胁迫，或是基于共识。

但是在那个时候——1775年初——来自大西洋两岸的声音呼吁谨慎行事，双方都充分意识到如果开战他们将得不偿失，并且他们都竭尽全力要不惜一切避免战争。

在英国这一方，关于改变路线的争论来自议会中最杰出的两名成员。在上议院[12]中，查塔姆伯爵威廉·皮特（William Pitt，Earl of Chatham）这位公认的为英国在法印战争[13]（the French and Indian War）中赢得胜利的人物，当仁不让地成为意见领袖，并挺身谴责将冲突军事化的决定。他建议英国军队从波士顿全面撤离，认为这些军队只是火药桶，将会引发导致战争的煽动性事件。英国政府应该通过谈判谋求政治解决，以确保“他们的财产的神圣性不受侵犯，并且仍然处于他们的支配之下”。皮特认为，北美殖民地十分珍贵，万万不能失去，英国政府应该听取忠告，给予北美殖民地人们所要求的一切。[14]

来自下议院[15]的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多次发表同样的观点，尽管他强调的重点显露出辉格党的价值观。他认为北美殖民地人民拥护——甚至是强行地推行着——英国内阁政府所提倡的价值观。在伯克看来，北美人民在这场争论中扮演着更具优势的那一方，如果接下来爆发战争，他们很可能会赢。政治智慧的精髓就在于，要避免这样一场战争，以及它所引发的令人痛苦的后果。[16]

皮特和伯克是最能言善辩、最受尊敬的两位议会成员。在1775年初，他们的言论一起给予了英国内阁警告，他们认为内阁正在走向一场不明智、不必要并且也可能难以取胜的战争。

来自大西洋另一端的声音同样建议谨慎和妥协。在大陆会议内部，大多数温和派代表来自中部[17]的几个殖民地，主要是宾夕法尼亚和纽约。至少因为两个原因，这种情况造成了很大影响：首先，英国政策的愤怒矛头明确指向的是马萨诸塞，尽管费城和纽约的居民觉得有义务与他们在波士顿的兄弟们同仇敌忾，但是这种感情并没有转化为那种能够引领他们渡过困难的深渊、走向北美独立后的新世界的决心；其次，比起新英格兰，中部殖民地的人口在种族构成上、政治上以及宗教信仰上都更为多样化，更像是一锅各类人口的大杂烩，其中德国人、苏格兰-爱尔兰人、法国胡格诺派教徒与贵格派精英共生共存，这种现象激发出的社会效应使得“和平共存”的宽容原则受到普遍重视[18]。

结果就是，北美的政治气候，就像地域性的季节气候一样，在哈德逊河西南方总是要温和一些。如果挥之不去的加尔文教派残余赋予了像约翰·亚当斯这样的新英格兰人一种锋芒，那么中部殖民地的杰出领导者们就更像是那些掠过激流表面的圆滑石头。因此，只是从波士顿来到了费城，本杰明·富兰克林就能够自我塑造成为拥有和善平静品性的典范人物，这绝对不是偶然。

大陆会议中这种温和心态的典型就是约翰·迪金森。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在心理上，迪金森都是亚当斯的反面：高大、瘦削，肤色略显苍白，沉稳谨慎的举止风度传达出他对于自己在贵格派精英中的地位以及他在伦敦四法学院[19]（the Inns of Court）所受法律教育的自信。早年所体验过的英国社会的世界主义景象，让他确信大英帝国是一个由共同利益与相互好感所联系起来的、横跨大西洋两岸的大家庭。亚当斯将英国议会向殖民地征税的企图视为英国旨在奴役他们的有计划的阴谋；与亚当斯不同，迪金森相信，这些强制性措施只是暂时的失常，只是一次家庭的内部争吵，是航船之下终会平息的波涛[20]。

在这场帝国危机的最初几年里，迪金森也许是帝国内部最杰出的殖民地权利拥护者，这主要是因为一套名为《宾州农人信札》（Letters from a Pennsylvania Farmer）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认为，英国议会不仅缺乏向殖民地人民征税的权力，并且也不能为了增加税收而操控殖民地贸易。与亚当斯一样，他通常被认为是北美一方最引人注目的法制思想家，因此1774年他当选大陆会议代表也只是预料之中的事情。

但是，亚当斯相信，否定英国议会的权力一定会不可避免地使北美走上脱离大英帝国的道路；而迪金森则坚信，一定存在某条中间道路，它既能保护殖民地权利，又能避免北美独立，他认为北美独立是一条极其危险的道路。英国肯定不会允许北美和平地脱离帝国，这意味着一场战争，而在这场战争中美国没有希望获胜：

我们未曾深刻地品尝过那名为“战争之运”（Fortune of War）的酒杯中的苦涩滋味……一场惨烈的战斗输掉了……疾病在不适应营地封闭生活的军队中肆虐开来……南部殖民地黑人奴隶起义的危险……不时闪现的分裂思想……错误的期待与自私的计划在现实中也许只会对我们不利。[21]

这并非不切实际的想象（实际上，迪金森所预见的一切后来都发生了）。于是，出于种种理由，人们需要寻找一条除了独立以外的走出这种两难境地的道路。所以，虽然迪金森坚定地支持着马萨诸塞被围困的人民，并且还为大陆军募集钱财和人手，然而他最赞许的方案，还是组建一个和平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前往伦敦，并通过协商达成某种明智的妥协。

尽管这样一个委员会未能得以组建，但是迪金森的妥协思想的大体要旨已经相当清楚了。[他认为]英国内阁将会承认殖民地议会所有征税和立法行为的主权。而殖民地人们将自愿地服从英国议会对殖民地贸易的管制，这种管制不是为了增加税收，而是为了确保殖民地与大英帝国之间特别的商业关系。殖民地人民还需要公开表明他们对国王的忠诚，以及继续接受国王庇佑的愿望。这实际上等于回到了先前1763年时的状态[22]，那时英国内阁也曾试图强制推行帝国错误的改革。[23]

只要这场帝国危机停留在法制冲突的阶段，迪金森的妥协思想就会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这的确也明显是伯克和皮特等英国政治家乐意拥护的方案。但是1775年4月的战事一打响，从法制冲突到军事冲突的转变就永远改变了双方的政治走向（邦克山战役之后更是如此）。大西洋两岸的温和派被清扫出了这场争斗，而最显而易见的妥协就是战争的伤亡。[24]

亚当斯认为，在这种新的形势中，迪金森坚持和解的思想是错误的，更是让人气愤的。“这位有着非凡运气与游说才能的人的名声是如此如雷贯耳，他让我们的全部事业蒙上了一层愚蠢的色彩。”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件中如此嘲讽道。当后来英军截获了这封信并设法将它出版的时候，亚当斯备感尴尬，尽管他仍然坚持对朋友宣称，所引起的争议只会暴露迪金森那些不断幻灭的愿望的无济于事。因为迪金森温和的解决方案完全是指望着会有一位能够接受和解的国王，而1775年末和1776年初的一系列事件最终表明，乔治三世（George Ⅲ）没有任何兴趣去扮演这样一位国王的角色。[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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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以后，当约翰·亚当斯被问及“对于推动大陆会议关于独立的议程中谁的贡献最大”时，许多提问者原本以为，亚当斯会先谦虚一番，然后将这份荣誉归于自己。但是他却饶有兴致地将这个奖项颁发给了乔治三世，这着实让大家吃了一惊。毫无疑问，他所指的是1775年8月发布的皇家宣言，以及随后国王在10月对上下议院的演讲。[26]

显而易见的是，乔治三世被关于那场事后被称为“毁灭性的胜利”的邦克山战役的报告所震惊，这使他确信，北美殖民地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已经超过了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政治手段解决的临界点。所以他宣布，殖民地人民正处于叛乱状态，并且已经不在他的保护之下。随后，他冻结了大英帝国内所有的北美殖民地资产，让所有英国港口向北美船只关闭，并敦促派出一支特遣部队以给予刚刚兴起的叛乱致命一击。除了2万名英国正规军，他还下令招募了1万名雇佣军，这些雇佣军有的来自俄国，有的来自德意志各诸侯公国，这些公国有着按照腓特烈大帝[27]的严格传统训练出来的专业士兵。当关于这一新近出现的先发制人行为的消息传到北美时，亚当斯忍不住以他那一贯的不屑语气对此进行了一番评论。“通过从国外不断传回的情报，”他在给友人的信件中这样写道，“我们越来越能够确信的是，一种邦联组织将会形成，它将与那些头戴冠冕的君主和那些反对人性的欧洲傻瓜们并立。”[28]

到新年伊始的时候，乔治三世的一意孤行已经断送了大陆会议中温和派的和解计划。因为温和派将他们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一位明智而友善的君主身上，这样一位君主对北美臣民的父母般的关怀最终会让英国内阁和议会中的主战派们恢复理智。现在乔治三世已然表明，他也许就是英国政府中最积极的战争拥护者。国王自己采取了主动，而他的朝臣们也立即在他的身后列队支持。当温和派们还在忙着阻止任何宣告北美脱离大英帝国统治而独立的行为时，乔治三世实际上已经发表了他自己要“脱离”北美而“独立”的宣言。

对于政治和解这一愿景最后的一击——鉴于伦敦方面传来的消息，这几乎算是致命一击了——以一本长达50页的小册子的形式出现了，这本由某位匿名作者所写的、名为《常识》（Common Sense）的小册子出现于1776年1月。《常识》一书的文体和内容都很切合它的题目，因为它是用人们习惯的日常语言写成，既通俗易懂又令人振奋，它直接使用了小酒馆和咖啡店里的普通美国百姓交谈中的用语，在这些场合中，复杂的宪制争端被“一座岛屿不能统治一片大陆”这种更为直白的断言所替代。《常识》也是对君主制本身的正面攻击，它调侃了“国王直接与上帝说话”这种荒谬的说法，将王室群体形容为一群强盗，并且它还将“乔治三世对他的北美臣民会有哪怕那么一点点的关怀”视为天真的幻想，或者说将之视为所有有责任感的公民都应该从中清醒过来的一场迷梦。《常识》出版的时机非常到位，因为它提供了一封指向英国王室，特别是乔治三世的总起诉书，而此时乔治三世计划发动大规模入侵的消息正开始在美国报刊中流传开来。这本小册子因其文体、内容和出版时机而造成轰动效应，短短三个月内就售出了15万册。[29]

最后浮出水面的作者是一位名叫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39岁英国男子，当时他仅仅从两年前才开始在费城居住。潘恩的出身背景并无任何优势使他有可能跻身伟大人物之列。在刘易斯（Lewes）[30]和伦敦时，他作为店主、丈夫以及紧身内衣生产商都很失败，作为伦敦贫困工人阶级一员的经历让他心里对英国社会的不公正有着深刻的认识。至于他光彩夺目的文体风格，则是像美女的美一样，是与生俱来的上帝的恩赐。由于没有人听说过潘恩，加上约翰·亚当斯是最引人注目、最坦诚的北美独立倡导者，一开始亚当斯被当成了《常识》一书的作者。“这部作品让我就像个无知婴孩般难以望其项背，”亚当斯回应道，“我无法达到他的文体的简洁有力，也不具有他的简练优雅或是具有穿透力的情感。”[31]

《常识》也有一些地方让亚当斯觉得有问题，主要是潘恩给出的一个方案，即在殖民地脱离英国统治之后建立作为合适政府形式的庞大单院制议会（a large single-house legislature）。潘恩抨击亚当斯“更擅长于破坏而非建设”。但是由于殖民地仍然处于对它们与乔治三世及大英帝国之间关系的“破坏”阶段，《常识》对于“这项事业”有着十分显而易见的重要贡献。在一定程度上，由于这本书的影响，到1776年春天的时候，支持宣告北美独立的人在大陆会议中从少数发展为多数。中部殖民地的政治意见仍然不甚明了，尤其是纽约和宾夕法尼亚的那些亲英派和温和派家族。[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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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有资格来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的人是约翰·亚当斯，他已经成为大陆会议中激进派的领袖人物。而他本人看起来与这个角色并不相符。在1776年，当时的他已有41岁，他的牙齿已经开始脱落，头上残存的头发也正在一点点褪去。他身高5.6英尺（约170厘米），比他那个时代的大多数成年男子都要矮小，他的政敌们将他的矮小身躯比作一枚炮弹，最终给他贴上了“胖墩阁下”（His Rotundity）这样的标签。在他还是一位刚从哈佛大学毕业的年轻人的时候，他就开始记日记，在日记里他多次提到感觉有头“愤怒的公牛”在自己的灵魂里横冲直撞。这些内心的涌动暗潮会周期性地以戏剧化的情绪起伏的形式出现。在1764年他与阿比盖尔·斯密斯结婚后，这种情况有所消退，但是从未完全消失，这也给他的朋友和敌人都留下了“他偶尔会失去控制”的印象。他将“平衡”（balance）奉为自己政治哲学的理想模式也绝非偶然，因为他将自己内心感受到的斗争激烈的情感投射到了这个世界之上，并且将政府当作一种平衡机制，这种机制可以防止派系冲突和愤怒失去控制。[33]

亚当斯于1774年进入大陆会议，在那时他已经确信，在大英帝国的计划中已经几乎没有留给谈判或者和解的空间了。决定在马萨诸塞实施军事戒严的《强制法案》（the Coercive Act，1774）的通过，已经将他推上了走向独立的道路，而一旦越过这个困难的障碍，他便再也没有回过头。“我已经破釜沉舟，”他回忆道，“无论是幸运还是不幸，无论是生是死，无论是成王还是败寇，我都将与我的祖国同生共死，这是我不曾改变的目标。”[34]

亚当斯要追求“这项事业”还为时过早，因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他还在寻求着“事业”。毕竟，这只是一个年轻人，他还站在镜子前练习着西塞罗[35]（Cicero）反对喀提林[36]（Catiline）的演说，还在不断改善自己的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以达到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效果。与大英帝国之间的法制危机提供了一个非常合适的机会，鞭策着他去追求超越自己的伟大事业，也召唤着他走出自己作为波士顿律师所拥有的那一方狭小世界，去迎接有着真正历史意义的广阔天地。他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不断试演着“北美的西塞罗”这一角色将近十年。现在，在乔治三世的推动下，英国内阁一帮无能之辈已经将一个最终被命名为“美国革命”的剧本交到了他的手中。他也做好了担任剧中主角的准备。[37]

从一开始，他在大陆会议中就疏远了那些温和派同事，他告诉他们，他们对英政策的核心——建立在某种与英国议会的权力共享或某种国王的仁慈关照的基础上的和解——不过是一种幻想。“我曾晓之以理，也曾冷嘲热讽，也曾拍案而起，痛批过这种致命的妄想，”他惋惜道，“但是晓之以理无法阻挡这股急流，冷嘲热讽也难以缓和这场风暴。”在1774年和1775年的时候，温和派在大陆会议中还是实际上的多数，对他们而言，独立意味着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开战，这是不可想象的。而与他们相反的是，亚当斯回应道，无论结果如何，独立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最终将会相信，这颗毒瘤生长得过于根深蒂固，”他预测道，“扩散太过广泛，以至于没有什么能够治愈它，除了切除之外别无他法。”正如他对阿比盖尔所说：“我们等待着一位弥赛亚……但他永远不会到来。”[38]

亚当斯承认他让自己在很多同事眼中变得面目可憎，这些人将他视为一堆独自燃烧的虚荣之火。这从未让亚当斯感到困扰过，他带着“举世皆浊我独清”的神情宣称，他的不受欢迎正好提供了不言自明的证据来证明他所坚持的立场是有节操的，因为很明显他并没有在迎合大众的意见。因此，他的孤立也展现了他的正直。最令他的对手们沮丧的是，后来的历史事件一件件地都按照他的预言发生了——这也是为什么他会如此看重乔治三世，将他视为不可或缺的同盟——这也更加印证了他所宣称的“知道历史将走向何方”。

令人觉得讽刺的是，到了1776年春天，当事态按照他的预测接二连三地涌来的时候（即乔治三世拒绝了政治和解并倾向于采取战争手段，以及《常识》一书造成的轰动效应），亚当斯的言行却开始变得更加谨慎。尽管他曾声色俱厉地抨击过主流意见，并且讥讽温和派代表们令人绝望的幼稚，但是他却担心北美独立运动不断加速的步伐已经大大超过了人们的理解能力。潘恩的小册子的确曾为“这项事业”推波助澜，但是它丝毫不清楚北美人民（尤其是中部殖民地的人民）是否已经准备好与国王决裂。（亚当斯）这团先前的熊熊烈焰现在却成了革命力量的谨慎管理者，他所致力于的不是加速这一政治进程，而是让它放缓速度。北美殖民地正“以缓慢而坚实的步伐走向那场伟大的革命”——在关键的这一点上，他还是相当自信的——但是“揠苗助长的催促行为将会带来不满情绪，也许还会带来动乱”。[39]

尽管大家都知道亚当斯是一位脾气火爆的激进派，但是现在他才显露出他作为最罕见的野兽、保守的革命派的真正本色。他一心一意地致力于北美从大英帝国的分离，但同时他也认为，要想取得胜利，就必须在北美人民中就革命达成公开的共识。在这种共识变得令人信服地清楚以前，大众的观念就需要达到“瓜熟待蒂落”的状态。更重要的是，从英国殖民地到美国各州的转变也必须自然而然地发生，不能留下创伤。“我认为这是整个这项事业中最困难也是最危险的部分，”他警告道，“即要想出某种办法，以让人难以察觉的方式，让各殖民地摆脱旧政府的统治并转而对新政府报以和平的、令人满意的顺服。”他想要精心策划一场革命——如果你愿意这么形容的话——并且由他自己亲自来引爆。他对历史的真诚的解读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因为历史证明，其他任何打算这么做的人中没有谁曾取得过成功。[40]

* * *

亚当斯将自己视为有责任感的革命派，在当时的形式下，这就意味着，在正式宣布独立之前，北美殖民地就需要建立起一套新的政治体制。阿比盖尔已经预见到了这一问题，并提出了一系列尖锐的问题：“如果我们从大不列颠分离出来，我们将建立怎样的法律体系？我们将怎样组建政府以保留我们的自由权利？不受普通法管制的政府能够变得自由吗？谁来制定这些法律？谁能给予它们权力和活力？”因为除非是新的政治机构已经存在，否则北美将会面临摆脱了大英帝国的暴君统治却换来本土的无政府状态的危险。[41]

在1776年整整一个春天里，随着亚当斯将独立的想法变得“成熟起来”，他将自己的所有精力集中在独立后的美国政府的体制规划上。他脑中所预见到的一系列符合时宜的事件将会确保北美殖民地从英国统治下的殖民地到稳定的北美共和国的过渡。“各殖民地首先将一致认定所有政府权力都归属于各自的机构”；然后，在他们遵循着共和制的路线对自身的政治体制做出调整以后，“他们应该相互联合起来，然后再确定议会的权力”。只有在这些步骤的每一步都完成了以后，才能做出公开的独立宣言。尽管后来的历史事件将给予这个井然有序的计划以狠狠的嘲笑，但是它却准确地反映了亚当斯内心深处希望掌控这种由与英国当局断绝关系引发的爆炸性力量的愿望。在一跃而起之前，各个殖民地需要知道它们将降落在何处。[42]

接下来，各个殖民地的首要任务就是调整各自的政府体制以适应共和制的原则。因为亚当斯被视为大陆会议中宪制思想家的领袖人物，他被三个殖民地——北卡罗来纳、宾夕法尼亚和新泽西——的代表邀请去出谋划策。为了这件事情，亚当斯在3月末到4月初的这段时间里起草了三份章程。他后来决定写出第四份章程并将它出版，以使各殖民地都能分享他所提出的这些意见。这份章程在4月22日的《宾夕法尼亚邮报》（Pennsylvania Packet）上以“关于政府的思考”（Thoughts on Government）的题目刊出。[43]

尽管亚当斯将《关于政府的思考》仅仅当作一份“匆匆写就”的“粗谈浅论”，但是它却代表着他提出了一个英国式的“混合制宪法”（the English “mixed” Constitution）的共和制版本。各州政府应由三个部分组成，即按照英国模式而来的执法部门、两院制的立法部门和司法部门。但是它不会设立通过世袭产生的君主，取而代之的是通过选举产生的统治者，同时它也不会设立通过世袭产生的上议院，取而代之的是通过选举产生的上议院或参议院——这明确声明了，政治权利是从“人民”这一最初源头自下往上流动，而不是从国王手中自上往下流动。

他也特别强烈地反对托马斯·潘恩在《常识》中提出的能够以最纯粹的方式代表“人民”意愿的庞大单院制议会的方案。对于亚当斯而言，“人民”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有着多种声音和多副面孔的东西，它需要被分散放入不同的机构之中。他认为，潘恩相信一个和谐而同质的大众集体的存在，这不过与有的人相信能有一位英明神武的君主存在一样，都是一种妄想。亚当斯的公式中蕴含着两个互有重合的原则的早期雏形——制约平衡原则与三权分立原则——这两个原则将成为11年后的邦联宪法的核心特征。[44]

要建立一个共和制国会有许多种可能的模式可供选择，亚当斯很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而他在《关于政府的思考》一文中提出的模式也不应该被奉为金科玉律。不同的殖民地有各自不同的历史和不同的传统。每个殖民地应该从《关于政府的思考》中汲取最适合自己的政治经验的思想，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对旧的制度进行共和制改造，以使人们感受到的变化最小化，并最大限度地保证延续性。

为了实行亚当斯为新的国家体制提出的方案，以取代由英国国王的权威所批准实行的殖民地体制，大陆会议在5月12日一致通过了一项正式的决议。亚当斯将它形容为“北美大陆有史以来做出的最重要的决议”。三天之后，他又为它添加了一篇序言，这篇序言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让这项决议朝着独立迈出了很大一步。[45]

这篇序言首先历数了对国王的一系列不满，着重强调他回绝了殖民地人们要求他就这些不满做出改正的请愿，然后提到了他决定集结“举国之兵力，并求助于他国的雇佣兵，以准备摧毁这些殖民地善良的人民”（大陆会议有文件暗指国王是这场冲突中的同谋犯，这是第一次）。接下来序言中提到的是，所有的英国法律“以及国王之下的各种权威都应该完全被取消”，而联合起来的殖民地人民应该用自己创设的政府去填补这个空白，“依靠殖民地人民的权力而运作的政府的目的是保护其内部的和平、美德和良好秩序；以及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不受他们的敌人的恶意侵害和残酷剥夺”。[46]

亚当斯立即意识到，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发生了。两天以后，也就是5月17日，他写信给阿比盖尔，信中洋溢着自豪感，因为他刚刚为自己在历史的记录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摩西不是说过这样一句话吗，“我是谁？在这个伟大的民族面前我将要扮演什么角色？”我思索着那些已成过往的重大事件，以及那些正在进行着的更为重大的事件，并意识到一直以来我是那样努力地去触发某些事件的机关，推动某种进程的转轮，而这些举动已经引发并将继续引发这样的效应。每当想到这些，我心中便深怀敬畏之情，这种感受难以言表。[47]

在接下来的数年内，亚当斯一直倾向于认为，5月15日通过的决议是真正的独立宣言，而杰斐逊六周以后那篇广为人知的宣言只不过是事后仪式性的补充。实际上，闪电在5月就已经降临大地，7月里那一纸公文不过是收尾的雷声。这场关于作者身份的争论，这场关于谁在推动殖民地“破釜沉舟”上有贡献的争论，曲解了1776年暮春时分业已存在的政治形势的复杂语境。亚当斯的观点肯定是对的，他认为，5月15日通过的决议是走向独立的重要一步，而在投票之前大陆会议中就此进行的激烈辩论则表明，代表们很清楚，一旦通过这项决议，就不会再有回头路了。而来自纽约和宾夕法尼亚的代表投出的否决票也表明，独立事宜在大陆会议内部仍然是富有争议的。

稍作回顾就能发现，当时的政治危机已经发展到了没有退路的地步。十年以来（1765～1775），北美殖民地人民被卷入了一场与英国议会的宪制斗争中，从最初反对英国议会向他们征税的权力，一直到最终彻底反对英国议会为他们立法的权力。这种对立情绪在1775年春天的爆发，改变了这场宪制争端的政治走势，使得与国王的联系成为与大英帝国最后残存的唯一联系。现在，乔治三世富于敌意和侵略性的举动使这一残存的联系变得岌岌可危，有效地断送了“通过谈判取得政治和解”这一想法的任何现实可能性。这样看来，5月通过的决议与7月发表的著名宣言，都是对一场不可谈判的政治危机在话语上做出的回应，这场危机早已经从伦敦和费城的外交谈判桌转到了战场上，而这一战场就在纽约。在4月的时候，华盛顿就将大陆军调遣到了那个地方，因为根据预测——事实证明这一预测是准确的——英国的进攻将发生在那里。军事事件催生着相应的政治决定。[48]

话虽如此，5月15日通过的决议也有特别的地方，它在一个重要的方面与杰斐逊后来的宣言不同。因为它不仅仅是对于大英帝国权威的拒绝，而且是对于创立新政府以取代不合理的英国统治这一需要的肯定。在这个意义上，它也鼓励着人们公开地宣布，一个独立的北美共和国，或者说是共和制联盟，应该是什么样的。亚当斯有理由满怀信心地认为，原先的殖民地将会在独立的召唤下联合起来，并且遵照他所提议的路线起草新的宪法。然而除此之外，他也担心自己已经揭开了潘多拉魔盒的盖子，担心那些最狂热的独立支持者将试图落实一份真正具有革命性的行动日程。他只能屏息以待，但是他有理由害怕独立战争会在事实上成为美国革命。[49]

* * *

那种害怕是有事实根据的，它深深地植根于那场亚当斯及其爱国同人们与英国议会争论了十多年的宪制争端所固有的逻辑之中。在这场争端的核心问题上，殖民地一方的论点坚持认为，除非是得到被统治者的认可，否则所有的政治权力都是专制的、非法的。一旦这种认可被任何名副其实的共和国确立为自己不容置疑的本质，它散发的光芒就会传遍四方，照亮北美社会的许多阴暗角落。这些角落里的群体能有足够的理由宣称，他们的权利在没有得到他们同意的情况下被否定了。

奴隶制是对萌芽中的美国革命所宣称代表的一切的最明显否定。要忽略掉以下事实是非常困难的：北美人口的20%（也就是大约50万人）是非洲裔美国人，这群人中的整整90%是奴隶，而这些奴隶大部分又都住在波多马克河[50]（the Potomac）以南。亚当斯数次收到请愿者们主张将这项引人注目的议题提上大陆会议议事日程的请求，这些请愿者宣称，对这个议题的不重视将会暴露整个反抗英国暴君的事业的欺骗性和虚伪性。

一位来自弗吉尼亚的不知名请愿者最为直白地表述了这个问题：“将许多不幸的人束缚在专制的奴隶制中，这是不是与北美正为自身自由而进行的光荣斗争不相符？这些不幸的人将会被催化成与他们现在的主人们最不共戴天的敌人。”亚当斯从一位仅能读写、化名“人性”（Humanity）的宾夕法尼亚人那里收到过也许是最尖刻的请求：“这些非洲黑人是对我们做了什么，让我们要将他们从他们自己的故乡掳走，并让他们服侍我们到死……？上帝不允许这种事情再继续下去了。”[51]

还有一个被剥夺了公民权利的更大群体，那就是整个女性群体，因为一旦结婚，她们就不能投票或是拥有财产。为女性权利请愿的头号人物不是别人，就是坦诚率真的阿比盖尔·亚当斯。1776年3月31日，在一封信息冗杂、涉及许多不同话题——波士顿天花肆虐的影响啊，她计划在自家园子里种植的作物啊——的信中，阿比盖尔在最后“顺带一提”（by the way）的部分（后来这成了美国信件中最著名的“顺带一提”）中袒露了自己的心声：

顺带一提，在我提议你有必要去制定的法律体系中，我希望你能惦记着女士们，对她们能表现得比对你的祖先更为慷慨和讨喜……要记住，只要有机会，所有的男人都能成为暴君。如果不给予女士们特别的关怀和照顾，我们将会挑起叛乱，并且不会再让自己受那些不能让我们表达意见或取得代表席位的法律的束缚。[52]

这是亚当斯无法忽略的一份请愿。他以幽默的语气做出了回复，他表示，阿比盖尔的提议只不过是她作为淘气的玩笑提出的。“取消我们男性的体系是不明智的，”他开玩笑地说道，“因为这种体系将让我们完全拜倒在你们的石榴裙下。”连珠炮似的质询信件在布伦特里[53]（Braintree）和费城之间来往穿梭。在这些信中，阿比盖尔承认她的确是在开玩笑，但是她也极其严肃地坚称，她丈夫提出的关于反对英国议会专制权力的论点也深刻地暗示出在独立的北美共和国中妇女的地位。“但是你必须记住，”她在最后一封质问信中总结道，“专制的政权就像大多数困难的事一样……虽然有你们所有明智的法律和准则，我们将依靠自己的力量，不仅要解放我们自己，还要使我们的主人们臣服，并且不使用暴力就将你们与生俱来的和法律赋予的权威扔在你们脚下。”[54]

就在阿比盖尔以妇女权利之名发起质询两周之前，《宾夕法尼亚晚间邮报》（Pennsylvania Evening Post）上出现了一篇评论。在这篇评论中，又一个被剥夺了公民权利的群体，也就是属于劳工阶层的工匠和技术工人，形容他们自己是“穿着皮革围裙的男人”，并对长久以来针对投票所设的财产要求提出了抗议：“不是说每100个北美殖民地居民里就有99个是技术工人和农民吗？如果这些人因为他们财产的原因而不能参与他们的统治者或是政府的决策，那么这不是正好承认了英国议会的司法制度吗？”[55]

在过去的两年之中，许多费城的劳工阶层居民都积极地参与了各种掌控市政府的革命性组织和委员会。并非偶然的是，托马斯·潘恩的到来给予了这一群体一种激昂雄辩的新声音，这种声音就针对投票所设的财产要求的明显不公正性提出了自己响亮的口号。对于他们而言，公民身份不是只有那些富有的人才能享有的特权，而是每个成年男性都应享有的权利，是赋予他本人而不是赋予他的财产的。

在1776年4月，亚当斯收到过一封新罕布什尔杰出爱国人士詹姆斯·沙利文（James Sullivan）寄来的信，他在思想上与亚当斯相近。沙利文宣称自己对亚当斯得出的结论感到吃惊，但是北美与英国帝国主义针锋相对的论点的逻辑，让他达到了一种在数年之前他还会感觉陌生的境界：“法律和政府建立在人民认可的基础之上。……如果一个人在社会中只是一个完全被放逐的角色，那么为什么他应该认可这个社会？除了那些封建时代所谓的律师，没有人能回答。”[56]

亚当斯已经被阿比盖尔以女性之名发出的连珠炮似的质询弄得晕头转向，他只能提醒沙利文，他提出的将选民范围扩大的方案将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这样下去将永无止境，”亚当斯警告道，“每个一无所有的人都将要求和其他人一样，在所有国家议案中都发出自己的声音。”沙利文只能回答说，是的，我们正在创造的是一个陌生的新国家，但是它是自然而然并不可避免地来源于北美人民所宣称代表的那些共和原则。[57]

后来的历史让我们知道，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下一个世纪将会实现的整个自由主义进程被放进了政治商谈中。这实际上是即将到来的精彩事件的一次预演。但是对于亚当斯而言，在这个事态白热化的时刻中最引人注意的事，同时也是目前北美的行动日程上最重要的事，就是从大英帝国独立。如果这件事失败了，所有其他的政治目标都将成为毫无意义的白日梦。

尽管亚当斯着迷于对独立运动进展的掌控，但他现在却担心那些独立的殖民地兼殖民州[58]在起草新宪法时可能出现的这些争论会因另一项影响更为深远的政治议题而降到次要地位，而这项政治议题将会使各地在核心的独立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对于核心问题的首要威胁就是奴隶制，因为如果一旦它成为讨论的话题，波多马克河以南的每个殖民地都将重新思考独立的事情。亚当斯相信，对于人们所期待的共和制北美国家类型的讨论必须推迟到独立战争胜利之后。在现在提及如此具有争议性的话题，就好像是骑手们在离赛马终点线还有几码的时候让马停下以加入关于奖金数额的争论。

但正是让亚当斯深感骄傲的5月15日的决议，在本质上要求所有13个殖民地就独立问题进行一次讨论，而这样的讨论很容易受到关于未来独立的北美共和国特点的不同意见的干扰。对于这种情况，亚当斯真的束手无策。因为到最后，冉冉升起的共和国只有一个办法能够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将掌控的权力交给所有市镇、乡村和农场的人民。对亚当斯而言，这实属不易，因为他对于普通人的超自然智慧没有抱有过幻想。通过自上而下的君主制模式，英国政府决定依靠发挥压倒性的军事力量来打垮北美的叛乱，他们正紧锣密鼓地准备着横渡大西洋，给北美送上致命一击。而大陆会议则通过自下而上的共和制模式决定，就北美独立及其内容进行一场结果难以预料的全民公投。事情的进展的确变得更加混乱，但这也正符合殖民地人民宣称自己所代表的那些原则。

因此，随着夏天的临近，所有这些革命的构成因素，就像拼图的碎片一样，纷纷到了各自的位置。乔治·华盛顿刚刚将大陆军从波士顿调遣到了纽约，人们预测英军的特遣部队将会在那里发起进攻。一支将要横渡大西洋的最大的舰队，在海军上将理查德·豪的指挥下，正在英国的数个港口集结；理查德是威廉·豪的哥哥，威廉本人正带着七个兵团从哈利法克斯（Halifax）[59]赶来，而阿比盖尔·亚当斯在三个月前曾目睹这些兵团驶离波士顿港。所有殖民地的议会都举行会议，修改他们的体制并发表他们对于独立的意见。

只有约翰·亚当斯没有行动，尽管眼看费城信使传来的消息犹如山雨欲来，他的思绪已经在内心翻涌不止。在5月14日，一位不大知名的弗吉尼亚州代表托马斯·杰斐逊与他站在了同一阵线。杰斐逊在蓝岭山脉[60]（Blue Ridge Mountains）山麓的山顶庄园照料完生病的妻子后再次走马上任。尽管在那时杰斐逊并不知道——关于这一点，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但他却是这副拼图的最后一块碎片。

[1] 马萨诸塞州小镇，1775年4月18日晚美国独立战争在此打响。

[2] 美国独立战争初期，殖民地人民取得的一次重要胜利。1775年6月17日，15000多名大陆军在查尔斯河对岸的邦克山顶住了波士顿港内英国舰队的炮击，并给英军造成2300人的惨重伤亡，但最后还是被迫撤离。

[3] General按照军衔来讲是“陆军上将”，但是译文中按照常用译法译为“将军”。

[4] 对战争最初几个月情况的还原来自多方的讲述，尤其是下列材料：Ron Chernow的《华盛顿：生平记事》（Washington：A Life，纽约，2010）的第181～205页；Joseph J.Ellis的《阁下大人》（His Excellency：George Washington，纽约，2004）的第73～92页；David McCullough的《1776》（1776，纽约，2005）的第3～92页；以及Michael Stephenson的《爱国之战：独立战争怎样演进》（Patriot Battles：How the War of Independence Was Fought，纽约，2007）的第211～229页。引文引自Abigail Adams 阿比盖尔·亚当斯1776年3月16日写给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的信，选自AFC Lyman H.Butterfield等编辑的《亚当斯家族》（Adams Family Correspondence，迄今已出9卷，剑桥，马萨诸塞，1963～ ），第1卷，第358页。

[5] Jack N.Rakove，The Beginnings of National Politics：An Interpretive History of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New York，1979），91-92.

[6] Merrill D.Peterson，ed.，The Portable Jefferson（New York，1977），235-236.

[7]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 to John Augustine Washington，31 May，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4：412-413.

[8] 1765年英国议会通过印花税法案，旨在对殖民地的各种印刷品征税以增加财政收入，此举有损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利益，引发了双方的持久冲突。

[9] William Blackstone，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Oxford，1765），1：49.关于法制争端的形成，参见 Gordon S.Wood，“The Problem of Sovereignty，” WMQ《威廉与玛丽季刊》（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第三批系列68（October 2011），572-577。

[10] The Whig，英国政党，产生于17世纪末，19世纪中叶演变为英国自由党；在北美的辉格党也称自由党，后演变为共和党。

[11] 1773年12月16日，波士顿民众为反抗英国殖民当局的高税收政策，愤怒地把英国东印度公司3条船上的342箱茶叶倾倒在波士顿海湾，参加者被称为茶党（Tea Party），而这一事件也因此被称作“茶党事件”。

[12] House of Lords，英国两院制议会的上院，主要成员包括教士、世袭贵族、终身贵族（1958年后由首相任命）以及最高法院（英国最终的上诉法院）的法官，但从历史发展来看其权力一直在不断缩小。

[13] 1754年至1763年间大不列颠王国和法兰西王国在北美的一场战争，其结果之一是法国割让法属路易斯安那的密西西比河以东部分给英国，这场战争确立了英国在北美东半部的控制地位。

[14] PH T.C.Hammond编辑的《英格兰议会史》（The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30卷本，伦敦，1806～1820）18：149-159，皮特在1775年1月20日的演说。

[15] House of Commons，英国两院制议会中由普选产生的立法机构，拥有征税和表决拨款给公共部门和服务机构的权力，是不列颠的主要的立法机构。

[16] PH T.C.Hammond编辑的《英格兰议会史》（The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30卷本，伦敦，1806～1820），18：233，263，304，335.

[17] 指当时英属北美殖民地的中部地带，并不是指这些殖民地位于整个北美大陆中部。

[18] 对中部殖民地的温和派心态的最出色的分析作品是Jack Rakove，Revolutionaries：A New History of the Invention of America（Boston and New York，2010），71-111。

[19] 也称律师学院，成立于中世纪时期，由林肯律师学院（Linconln’s Inn，1422年）、中殿律师学院（Middle Temple，1501年）、内殿律师学院（Inner Temple，1505年）、格雷律师学院（Gray’s Inn，1569年）组成，但四所律师学院是互不隶属的。

[20] 关于迪金森的生平与思想，参见Jane Calvert，Quaker Constitutionalism and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John Dickinson（New York，2009）。

[21] John Dickinson，Notes for a Speech in Congress，23-25 May，1775，LDC Paul H.Smith等编辑的《各地代表致大陆会议书信集，1774～1789》（Letters of Delegates to Congress，1774-1789，26卷本，华盛顿特区，1976～2000）1：378.

[22] 指1763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发布《1763年公告》（Royal Proclamation of 1763）。该公告实质上禁止了北美殖民地人民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地方购买土地或定居，但当时已经有相当数量的人在这些地方拥有土地，所以此公告的发布成为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原因之一。

[23] 对于迪金森的解决方案最清晰的表述，体现在迪金森与托马斯·杰斐逊在1775年夏天共同所做的一篇题为“Declaration of the Causes and Necessity for Taking up Arms”的演说，可见JP Julian Boyd等编辑的《托马斯·杰斐逊书信集》（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迄今已出28卷，普林斯顿，1950～ ）1：213-219。

[24] 例如，可参见Robert G.Parkinson，“War and the Imperative of Union，” WMQ《威廉与玛丽季刊》（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第三批系列68（October 2011），631-634。

[25] 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 to James Warren，24 July，1775，AP Robert J.Taylor等编辑的《约翰·亚当斯书信集》（The Papers of John Adams，迄今已出11卷，剑桥，马萨诸塞，1983～ ）3：89-93.

[26] 关于亚当斯日后对“是谁造成了与英国的分离”这个问题的回忆，参见Joseph J.Ellis，Passionate Sage：The Character and Legacy of John Adams（New York，1993），53-83。

[27] 即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Ⅱ von Preußen，der Große），普鲁士国王（1740～1786年在位），在位期间实施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军事改革，所培养出来的军队具有强大的作战能力和严明的军事纪律。

[28] McCullough，1776，3-12；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 to John Trumbull，13 February，1776，AP Robert J.Taylor等编辑的《约翰·亚当斯书信集》（The Papers of John Adams，迄今已出11卷，剑桥，马萨诸塞，1983～ ）4：22.关于乔治三世在促成对北美抗议的军事行动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参见Alexander Jackson O’Shaughnessy，“‘If others will not be Active，I must drive’：George III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Early American Studies 3（Spring 2004），1-46。

[29] Eric Foner，Tom Paine and Revolutionary America（New York，1976），也参见Harvey J.Kaye，Thomas Paine and the Promise of America（New York，2005）。

[30] 在美国特拉华州。

[31] 潘恩的权威传记是John Keane，Tom Paine：A Political Life（Boston，1995）。亚当斯的引文出自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 to William Tudor，12 April，1776，AP Robert J.Taylor等编辑的《约翰·亚当斯书信集》（The Papers of John Adams，迄今已出11卷，剑桥，马萨诸塞，1983～ ） 4：118。

[32] 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 to Abigail Adams 阿比盖尔·亚当斯，19 March，1776，AFC Lyman H.Butterfield等编辑的《亚当斯家族》（Adams Family Correspondence，迄今已出9卷，剑桥，马萨诸塞，1963～ ）1：363.

[33] 关于“愤怒的公牛”的参考文献，参见DA Lyman H.Butterfield等编辑的《约翰·亚当斯日记及自传》（The Diary and Autobiography of John Adams，4卷本，剑桥，马萨诸塞，1961）1：33。以下我要提及我自己的几部关于亚当斯的著作，主要有Passionate Sage：The Character and Legacy of John Adams（New York，1993）和First Family：Abigail and John Adams（New York，2010）。还有四部优秀的传记作品：Page Smith，John Adams，2 vols.（New York，1962）；Peter Shaw，The Character of John Adams：A Life（Chapel Hill，1976）；John Ferling，John Adams：A Life（Knoxville，1995）；以及David McCullough，John Adams（New York，2001）。

[34] 参见编者按，AFC Lyman H.Butterfield等编辑的《亚当斯家族》（Adams Family Correspondence，迄今已出9卷，剑桥，马萨诸塞，1963～ ）1：136-137。

[35] 罗马政治家、律师、古典学者和作家。

[36] 即Lucius Sergius Catilina（约公元前108年～前62年），罗马的阴谋叛变者。公元前63年他计划刺杀执政官西塞罗和其他对他有敌意的元老，却被西塞罗发现了。两天后在元老院的会议上，喀提林仍然照常出席。西塞罗当众究责他，发表了他那在历史上著名的演说。喀提林提出答辩，但众人的责骂盖过了他的声音。之后他成功逃脱，与他在意大利西北的同谋者及军队会合，但他在罗马的党羽则遭捕杀。

[37] 关于西塞罗式的架势，参见DA Lyman H.Butterfield等编辑的《约翰·亚当斯日记及自传》（The Diary and Autobiography of John Adams，4卷本，剑桥，马萨诸塞，1961）1：63，95。

[38] 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 to James Warren，18 May，1776，AP Robert J.Taylor等编辑的《约翰·亚当斯书信集》（The Papers of John Adams，迄今已出11卷，剑桥，马萨诸塞，1983～ ） 4：192；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 to Moses Gill，10 June 1775，AP Robert J.Taylor等编辑的《约翰·亚当斯书信集》（The Papers of John Adams，迄今已出11卷，剑桥，马萨诸塞，1983～ ） 3：21；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 to Abigail Adams 阿比盖尔·亚当斯，17 June 1775，AFC Lyman H.Butterfield等编辑的《亚当斯家族》（Adams Family Correspondence，迄今已出9卷，剑桥，马萨诸塞，1963～ ）1：216.

[39] 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 to James Warren，22 April，1776，AP Robert J.Taylor等编辑的《约翰·亚当斯书信集》（The Papers of John Adams，迄今已出11卷，剑桥，马萨诸塞，1983～ ）4：135.

[40] 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 to Mercy Otis Warren，16 April，1776，AP Robert J.Taylor等编辑的《约翰·亚当斯书信集》（The Papers of John Adams，迄今已出11卷，剑桥，马萨诸塞，1983～ ）4：124.

[41] Abigail Adams 阿比盖尔·亚当斯 to 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27 November，1775，AFC Lyman H.Butterfield等编辑的《亚当斯家族》（Adams Family Correspondence，迄今已出9卷，剑桥，马萨诸塞，1963～ ）1：310.

[42] 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 to John Winthrop，12 May，1776，AP Robert J.Taylor等编辑的《约翰·亚当斯书信集》（The Papers of John Adams，迄今已出11卷，剑桥，马萨诸塞，1983～ ）4：183-184.

[43] 参见编者按，AP Robert J.Taylor等编辑的《约翰·亚当斯书信集》（The Papers of John Adams，迄今已出11卷，剑桥，马萨诸塞，1983～ ）4：65-73。

[44] 我对《关于政府的思考》的阐释得益于Edmund S.Morgan，Inventing the People：The Rise of Popular Sovereignty inEngland and America（New York，1988）。

[45] 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 to James Warren，15 May，1776，AP Robert J.Taylor等编辑的《约翰·亚当斯书信集》（The Papers of John Adams，迄今已出11卷，剑桥，马萨诸塞，1983～ ）4：186.

[46] 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 to James Warren，15 May，1776，AP Robert J.Taylor等编辑的《约翰·亚当斯书信集》（The Papers of John Adams，迄今已出11卷，剑桥，马萨诸塞，1983～ ），4：185。

[47] 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 to Abigail Adams 阿比盖尔·亚当斯，17 May，1776，AFC Lyman H.Butterfield等编辑的《亚当斯家族》（Adams Family Correspondence，迄今已出9卷，剑桥，马萨诸塞，1963～ ）1：410.也参见AP Robert J.Taylor等编辑的《约翰·亚当斯书信集》（The Papers of John Adams，迄今已出11卷，剑桥，马萨诸塞，1983～ ）4：93，从《关于政府的思考》序言开始，在这部分文字里，亚当斯戏剧性地夸大了自己所扮演角色的历史意义。

[48] 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 to Horatio Gates，23 March，1776，AP Robert J.Taylor等编辑的《约翰·亚当斯书信集》（The Papers of John Adams，迄今已出11卷，剑桥，马萨诸塞，1983～ ）4：58-60，关于亚当斯确信乔治三世实际上已经对北美殖民地宣战了。

[49] 亚当斯相信（事实证明也的确如此），5月15日的决议是在含蓄地呼吁举行一次关于独立的全体投票。他所担心的是，殖民地议会的讨论将不仅限于这一核心问题，而是会失去控制，这一过程会破坏在他看来至关重要的意见一致的状态。

[50] 美国中东部河流，发源于西弗吉尼亚州阿巴拉契亚山脉。

[51] Unknown to 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9 June，1775，AP Robert J.Taylor等编辑的《约翰·亚当斯书信集》（The Papers of John Adams，迄今已出11卷，剑桥，马萨诸塞，1983～ ）3：18-19；“Humanity” to 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23 January，1776，AP Robert J.Taylor等编辑的《约翰·亚当斯书信集》（The Papers of John Adams，迄今已出11卷，剑桥，马萨诸塞，1983～ ）3：411.

[52] Abigail Adams 阿比盖尔·亚当斯 to 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31 March，1776，AFC Lyman H.Butterfield等编辑的《亚当斯家族》（Adams Family Correspondence，迄今已出9卷，剑桥，马萨诸塞，1963～ ）1：370.

[53] 在马萨诸塞东部。

[54] 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 to Abigail Adams 阿比盖尔·亚当斯，14 April，1776，AFC Lyman H.Butterfield等编辑的《亚当斯家族》（Adams Family Correspondence，迄今已出9卷，剑桥，马萨诸塞，1963～ ）1：382；Abigail Adams 阿比盖尔·亚当斯 to 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7 May，1776，AFC Lyman H.Butterfield等编辑的《亚当斯家族》（Adams Family Correspondence，迄今已出9卷，剑桥，马萨诸塞，1963～ ） 1：402.为了努力找到某种共识基础，他们最终一致同意，在新的北美共和国妇女应该得到更好的教育，这样她们才有能力指导下一代的美国领袖。参见Abigail Adams 阿比盖尔·亚当斯 to 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14 August，1776；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 to Abigail Adams 阿比盖尔·亚当斯，25 August，1776，AFC Lyman H.Butterfield等编辑的《亚当斯家族》（Adams Family Correspondence，迄今已出9卷，剑桥，马萨诸塞，1963～ ）2：94，108。

[55] Pennsylvania Evening Post，14 March，1776.关于在这种有利的情况下费城手工匠人和机械工在宾夕法尼亚政治中所起的作用，参见Richard Alan Ryerson，The Revolution is Now Begun：The Radical Committees of Philadelphia，1765-1776 （Philadelphia，1778）。

[56] James Sullivan to 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12 April，1776，AP Robert J.Taylor等编辑的《约翰·亚当斯书信集》（The Papers of John Adams，迄今已出11卷，剑桥，马萨诸塞，1983～ ）4：212-213.

[57] 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 to James Sullivan，26 May，1776，AP Robert J.Taylor等编辑的《约翰·亚当斯书信集》（The Papers of John Adams，迄今已出11卷，剑桥，马萨诸塞，1983～ ）4：208-212.

[58] 原文为colonies-cum-states，当时各殖民地的情况比较特殊，它们在独立前名义上属于大英帝国，但是却有着各自的政府机构，而独立后又没有立即联合在一起组建新的国家，因此各殖民地只是介于“地方行政区”和“国家”之间的存在，因此译文在提到各殖民地时尽量只使用其名字，不使用体现独立政治体意味的“州”。

[59] 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省会城市，位于大西洋岸的哈利法克斯港湾。

[60] 美国东部阿巴拉契亚山脉的一部分。从西弗吉尼亚州的哈珀斯费里附近向西南延伸，经弗吉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后进入佐治亚州。

2 武器与兵力

我常常在想，要是我没有在这种形势下临危受命，我准会快乐得多，我将扛起我的步枪，参军入伍，或者……隐居于荒村山野之中，求庇于兽皮棚屋之下。

——乔治·华盛顿1776年1月14日写给约瑟夫·里德（Joseph Reed）的信

尽管在1776年的暮春之前，北美独立一直没有得到正式的宣布，但是它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烈士和英雄。它的烈士就是约瑟夫·华伦（Joseph Warren），这名本土医生被视为波士顿政坛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而他正好也是亚当斯一家的医生。华伦在邦克山战役中英勇地坚守阵地，直到英军摧毁了他的据点；他在转身逃走时背部中枪，随后他的遗体被几个陷入战争狂热的英军士兵施以乱刀。第二天，一组负责清理北美伤兵的处决部队又重重地侮辱了华伦的尸体，并因此成就了他的壮烈。[1]

而它的英雄就是乔治·华盛顿，一支由不同民兵部队拼凑而成的队伍（现在被称作“大陆军”）的最高统帅。华盛顿身高6英尺多，体重超过200磅，以18世纪的眼光来看就是标准的彪形大汉（关于华盛顿的身高学术界一直有争议。在他提供给裁缝的说明中，他说自己有6英尺高。在法印战争与他共事的军官们说他有6英尺2英寸。为他的遗体入棺而进行的测量数据则显示他有6英尺3英寸半）。亚当斯在1775年6月提名他当军事统帅，并且后来解释说，他是最合适的人选，部分是因为他是弗吉尼亚人，而弗吉尼亚对这场未来不宣而战的战争的支持相当重要；部分原因则是他比房间里的任何人都高了整整一头。[2]

波士顿围城实在不像是一场战斗，倒更像是一场战术意义上的持久的小步舞曲。北美军队在人数上有着三倍于对方的优势，而英军最终撤离以图日后再战这一事实被北美新闻界看作是一场重大胜利。这场胜利的明显象征就是华盛顿。不仅哈佛大学授予了他荣誉学位，而且马萨诸塞议会[3]（the Massachusetts General Court）也发表了声明，预言人们将会建起以他名字命名的纪念碑。大陆会议也颁发了一枚金质奖章以纪念他取得的胜利。大陆会议主席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解释了这枚奖章被用来纪念什么：“美国历史的这一篇章将会把您的头衔放在名誉殿堂中醒目的位置，以告诉子孙后人，在您的带领下，一支散漫的平民部队，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变成了真正的战士，[并打败了]一支由最老练的将军所率领的历经百战的军队。”[4]

事实就是如此。“英军不可战胜”这一广为流传的观念已经被打破。不仅英国舰队在失败和耻辱中黯然离去，而且人们也得以发现北美军事胜利的法则。对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有着坚定信念的业余士兵能够打败为酬劳而战的英国职业军人——也就是说，指挥北美军队的是这样一位自然产生的领袖，他证明了自己有能力激发麾下那批出身市民的士兵心中源源不绝的爱国热情。华盛顿明显就是那个角色，而现在他一个人就成了“这项事业”的体现。

当华盛顿带领着近万人的军队从波士顿向南奔赴纽约以抵抗英军可能发起的进攻时，他受到人们的夹道欢迎，人们纷纷向“将军阁下”敬酒，并自发地在公开场合赞颂他，这样的待遇也成为华盛顿日后人生中的家常便饭。如果说所有成功的革命都需要有英雄，并且它们最后确实也会有，那么美国革命已经找到了它的这个中流砥柱般的传奇人物。

华盛顿不仅在外形上很符合这一角色的要求，而且在心理上差不多也算得上是完美人选。他对于自己的优越如此满意，以至于他觉得对此已无须赘言（他在青年时代参加法印战争，那时的他曾经比现在更坦率健谈，但历经世事后，他学会了用气场去说明一切）。那些不自信的人仍然在侃侃而谈，他却保持着沉默，这让他成为众多拥护者最诚挚信念的寄托对象，成为一种容器般的存在，可以让众多的抱负志向神奇地聚集于一人之身。在他出现的场合，所有关于“独立代表着什么”的争论都将停止。就像人们向华盛顿敬酒时所说的，他“凝聚起了所有人的心”。[5]

然而，在威严的外表之下，华盛顿自己对于汉考克激励人心的评判所暗含的假设（主要是他对这支业余军队的作战能力的信心）抱有深深的疑虑。在波士顿围城期间，他曾多次表露出自己的这种疑虑。“期待毫无作战经验、缺乏纪律的新兵能够有和老兵一样的表现，”他警告说，“那就是在期待从未发生过也不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毫无疑问，爱国主义是（革命）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是它不能替代军事纪律和经验。没有人注意到的是，波士顿围城的胜利并不是通过什么重大的战斗得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大陆军还没有经历过什么考验。华盛顿也并不清楚这支军队在纽约面对全力作战的英国军队时能否同样取胜。如果他那时知道了英军打算在纽约怎样进攻他们，他的疑虑将会更重。[6]

有一个潜在的矛盾在这里第一次显露出来，实际上这个矛盾从未得到彻底解决（在华盛顿的观念里，它有着撒旦般的幽灵的样子）。这就是，北美爱国者宣称为之而战的那些价值观与职业军队所要求的纪律文化互不相容。共和制支持者信奉“民意赞同”这一核心原则，而军队则是不容商讨的服从精神和常规化的压迫思想的制度化体现。正是“常备军队”这一观念让大陆会议的大多数成员以及各州议会深感震惊，他们认为这是对共和制原则异常严重的威胁。然而，至少像华盛顿所认识到的那样，只有采用英军模式的职业军队才能赢得战争，而只有赢得战争才能让这些共和制原则维持下去。至少从逻辑上讲，这一困境是无法解决的，它是最戏剧化的“手段-目的”之争。甚至我们可以打个比方说，只要它还被华盛顿神秘的个人光辉所掩盖，它就永远无法得到解决。因为他是北美走向共和制的象征，那么就定义而言，他指挥下的任何军队在特征上都是共和制的。托马斯·杰斐逊本来要宣布一些他自己认为相当重要的、不言自明的真理，但是现在——实际上在整个战争期间都是这样——华盛顿就是那马背上不言自明的高大真理，他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他让所有的争论都显得不必要。

* * *

在持续九个月的波士顿围城中，华盛顿一次又一次地认识到，由他领导着沿海岸穿越罗得岛和康涅狄格抵达纽约的这支大陆军，既没有在特征上体现出大陆性，也没有任何严格意义上的职业军队的样子。[7]

在第一点上，他的军队中90%以上的人是新英格兰人。考虑到最初在波士顿发生的所有军事行动，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由“这项事业”召集起来的民兵部队几乎全部是来自马萨诸塞、新罕布什尔和康涅狄格的志愿者。更重要的是，如果爱国主义能用温度衡量的话，那么北美殖民地中最狂热的地区就是新英格兰，在那里，对政治的漠不关心在许多乡镇和村庄会被贬斥为叛国行为。如果你公开表明对英国国王的忠诚，那么你将会受到严厉惩罚，人们会在市政广场往你身上浇柏油、撒羽毛，暴徒们将会拆毁并烧掉你的房屋，公众将密切关注你即将到来的死期。正是因为这样，英国内阁才将新英格兰视为叛乱的摇篮。[8]

但是，如果军队是北美的抵抗和爱国主义最清晰有力的表达，那么新英格兰人在其中的霸权性的存在就对中部和南部殖民地的政治忠诚度提出了严肃的质疑。华盛顿行动的思想基础是，他率领着北美人民坚定地要脱离大英帝国的统治，但是大陆会议还没有发表过宣称要达到该目的的政治声明。尽管华盛顿在骑马穿越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9]、新伦敦（New London）[10]和纽黑文（New Haven）[11]时表现得十分自信，但是人们仍然不清楚哈德逊河南面和西面的那些殖民地是否会像新英格兰人那样聚集在“这项事业”的旗帜周围。

在华盛顿身后行进的那支军队或许会被仁慈地叫作“一件有待完成的作品”。它代表着民兵部队的长久残留，这些民兵部队前一个夏天在波士顿周围出现，后来则被陆续编入了现在被人们称为“大陆军”的军事组织之中。实际上，大部分拥有自己的农场和家庭的人，以及那些自耕农，都已经回家耕种，并继续担任所在殖民地的民兵的角色。留下的士兵则代表了社会等级的最低阶层——前契约制佣人，最近来到美洲的爱尔兰移民，失业的工匠、铁匠和木匠——他们留下是因为他们没有地方可去。华盛顿所说的大陆军中的“军人”只是由一群社会的边缘人和不适应者组成的杂牌部队，他们大多数人身上所穿的是猎装而非军人制服，每走十来步就有人啐吐烟叶，并且所有人都对对手心存蔑视，对于自己刚刚在波士顿让英军精锐部队蒙受耻辱这件事显得自信满满，认为他们不久在纽约也一样能够获得胜利。自由奔放、言行粗野、精力旺盛，这群人不会让你想要与之为邻。

在过去九个月里，他们曾将华盛顿逼到愤怒的边缘，他们违抗几乎所有形式的军事纪律，不分时间地点，随心所欲地放下自己的职责，并且嘲弄他们部队里的下级军官。在许多时候，他们选出这些军官，只是将他们当作自己的代表而非上级。“我常常在想，”华盛顿曾经向一个心腹随从坦白道，“要是我没有在这种形势下临危受命，我准会快乐得多，我将扛起我的步枪，参军入伍，或者……隐居于荒村山野之中，求庇于兽皮棚屋之下。”[12]

有很多次，当华盛顿提议对波士顿的英国守军进行突袭时，所有军官都在军事会议上劝他相信，北美一方的军队缺乏纪律和团队凝聚力，不足以发起主动进攻。他们只是太缺乏经验了（大陆军的平均服役年限不足6个月，英国军队则是7年）。华盛顿最终——也可以说是被迫地——接受了被强加在他麾下部队之上的种种限制，并相应地调整了他的策略：“将他们部署在一道胸墙——壁垒——石墙之后……他们将会有出色的表现……但是他们不会勇敢地走向那一道壁垒——或者是让自己暴露在原野之上。”这一模式就是邦克山模式，即占据一个牢固的防御位置，然后诱使英军前来进攻，然后这些士兵会像魔鬼一样拼死战斗。这就是华盛顿在前往纽约的途中脑子里所想象的战争画面和战术层面。[13]

* * *

而他们有着一笔能够弥补自身不足的财富，虽然无形却至关重要，这就是，他们所有人都是志愿者，他们充满热情地忠于自己为之奋斗的这项事业。在波士顿郊外，华盛顿有好几次向他们展示了这笔财富。“我们有着在许多方面都强过雇佣军的士兵，”他呼吁道，“那么当我们为生存、为自由、为财产以及为我们的国家而战时，为什么我们不能在士气上也强过他们呢？”但是这个问题对于大部分士兵来说毫无意义。他们认为，出于本能服从命令，以及服从军事等级制度中的从属关系，是对他们为之奋斗的自由的背离。他们之所以认为自己不可战胜，不是因为他们是像英军一样有纪律的士兵，而是因为他们是爱国爱自由的人，是因为他们愿意为自己的信念而甘冒生命危险。[14]

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代表了后来被称为“76年精神”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当时也被叫作“军事狂热”（rage militaire）。这种虔诚而浪漫的想法认为，北美对独立的要求所具有的道德制高点是一股取之不竭、不可打败的力量——想象一下约瑟夫·华伦（Joseph Warren）在邦克山光荣倒下的情形。不管是由于太过现实而无法赞同这种态度的华盛顿，还是这支北美部队，他们在当时都不曾料想到——他们也没有办法知道——所谓的“76年精神”在那一年结束之前就已经烟消云散了，而且讽刺的是，它的消逝甚至是在大陆会议终于可以公开宣布北美独立之前。某位历史学家所说的“这场战争的诺曼·洛克威尔[15]式时刻”结束了。双方的军事斗争不会是一次短暂冲突，并不会因北美人民爱国热情爆发取得的一次胜利而结束，而北美人民的爱国热情也让英国相信，这场游戏到最后将得不偿失。这将会是一场持久的战争，取胜的关键在于忍耐下去的能力，而并非“这项事业”的纯粹程度。要应对这样一场战争，华盛顿也很清楚，刚成立不久的大陆会议很不幸还有些力不从心，也的确无法与他们纪律良好的英国对手相抗衡。[16]

因为如果一旦看透了那些粉饰性的爱国言辞，以及对于业余身份浪漫的光荣化，你就会发现真正的事实不过是：所谓的大陆军从出现到现在还没有一年时间。而一个多世纪以来，英军已经建立起了一套制度，如今它的规定和程序都是现成的。而大陆军却需要从头开始，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供应食物的集中制军需系统，建立输送战备和衣物的军需部门，并制定卫生和医疗，乃至某些细节事务（如战地厕所和垃圾处理等）方面的规章制度。

这还不是全部。军官的待遇问题，军事法庭的程序，以及行军与训练的统一规范，都需要得到制定并使其标准化。而且因为大部分士兵的服役时间只有短短一年，这样一来大陆军将会变成一扇永久的推转门，一直会有士兵到来或是离开，以至于他们刚刚对军队生活有了初步的了解，就被没有经验的新兵取代了。华盛顿持续地对他大陆会议里的上级们进行施压，想让他们同意从各个州征集一定数量的义务兵，并鼓励那些愿意服役3年（或者最好是“整个战争期间”都愿意服役）的人入伍。但是大陆会议的反应却是令人咋舌的沉默，因为华盛顿所要求建立的听起来像是一支永久的常备军，而这正好是北美人民要反对的典型事物。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联盟仍然是地方性的，而不是全国性的。这意味着，因为受制于对当地，或者至多是对所在州的忠诚，人们在政治上都更赞成到各州军队中服役，而大多数州的待遇也更高，这使得参加大陆军成为万不得已的选择。

重新组建军官队伍，尤其是高层队伍，也遇到了一系列难题。在英国军队中，高级军官都凭特权和功绩当选。拥有特权需要生于贵族家庭，而取得功绩则需要有在战场上20年带兵作战的经验。由于北美没有拥有头衔的贵族这一类的阶层，而唯一能够让士兵得到经验的军事事件就是法印战争，军官候选人的范围相当小，尽管已经包括了华盛顿和其他的一些人，比如查尔斯·李（Charles Lee）——大陆军中最有经验也最有个性的将军。李有许多古怪之处，包括有一群总是陪他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狗，以及“沸水”（Boiling Water）这个绰号[这是莫霍克部落（the Mohawk tribe）给他取的，因为他总是反复无常，难以琢磨]。[17]

华盛顿和李都是奇怪的人物，他们各自奇怪的方式最终将导致冲突。羽翼渐丰的大陆军所面临的领导问题，更为典型也更为形象地体现在两个人身上，在漫长的战争进程中，有两个人最后都成了华盛顿慧眼识才的成功范例。

其中一位是纳瑟内尔·格林，一名来自罗得岛的贵格会信徒，他因为支持战争被驱逐出了公谊会[18]（the Society of Friends）。在1775年，格林还只是罗得岛一支叫作“肯特卫队”（the Kentish Guards）的民兵部队的一名大兵。一年以后，他已经是一名准将，由于出众的才智和对北美的忠诚，他被一级一级地从波士顿之外选拔出来。[19]

另外一位是亨利·诺克斯（Henry Knox），他体重足足有300磅，算得上大陆军中最胖的人之一，他唯一的战争经验是通过书籍获得的，他曾在波士顿的自营书店里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书。诺克斯曾经在冰天雪地里用40架雪橇运输在泰孔德罗加（Ticonderoga）[20]缴获的英军大炮，这是一桩从逻辑上说几乎不可能的功劳，它为多切斯特高地的战场及时地提供了火力支援，这对最后迫使英军从波士顿撤离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华盛顿为诺克斯的聪明才智所折服，于是委任他去带领大陆军的炮兵团。[21]

格林和诺克斯被任命为高级军官的例子常常被人们说起，它们体现了华盛顿识别个人潜力的非凡眼光。毋庸置疑，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两人在后来七年里的表现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在当时，也就是1776年的春天，格林和诺克斯却代表了大陆军在军事领导水平上前所未有地缺乏经验。从任何欧洲的角度看，或者就是从英国军队军官阶层的角度看，这群人也是荒谬得难以想象的。的确，北美作为一片机遇的沃土已声名远播，在这里，出身背景远比不上展现的能力重要。但是格林和诺克斯两人谁也未曾听见过饱含愤怒的枪声，两人的任命体现了华盛顿的绝望程度，也体现了大陆军缺乏经验的程度。没有人想去挑明这一点，但是不久在纽约的战斗给了他们一个接受入职培训的机会。

最后，作为防守堡垒的纽约自身也存在问题。毫无疑问，纽约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正如亚当斯告诉华盛顿的那样，它是“连接北部殖民地和南部殖民地的枢纽……是通向整片大陆的门户所在，因为通过它可以到达加拿大，可以到达五大湖地区，也可以到达印第安民族的居住地”。查尔斯·李高瞻远瞩，派出探子往南前去该地区进行了侦察，随后肯定了亚当斯的评估，并无不赞同地认为，“对我们来说，敌军占领纽约似乎会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严重得我难以用语言表达”。但是李却进一步总结道，纽约是难以防守的。“我们能拿这座城市做什么，我自己都很疑惑。”李曾经写道：“它被适合通航的深水区域所环抱，任何人只要能够控制海洋就能控制这座城市。”[22]

至于谁控制着海洋，这是毫无疑问的。在现代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支其他军队曾像英国皇家海军那样控制过海洋。人们只需看一眼地图就会相信，纽约市是由三个岛屿——斯塔滕岛（Staten Island）、长岛（Long Island）和曼哈顿（Manhattan）——组成，所有岛屿的沿岸都适合经由长岛海峡（Long Island Sound）、哈德逊河以及伊斯特河（East rivers）发起多点水陆两栖登陆。当时还没有所谓大陆海军（Continental navy）存在，只有一支规模很小的、由私人船只组成的舰队，而且这支舰队的实力仅限于在新英格兰海岸附近骚扰一下过往的英国船只。全面的海上优势让英国拥有了可以从任何角度发起攻击的火炮台，以及能够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随心所欲转移部队的战略机动性。此外，我们还没有提到的是，纽约在北美殖民地中是亲英派（loyalists）所占比例最高的地区。[23]

就这样，随着通往纽约的道路两边春花盛开、野草变绿，美国革命的蜜月阶段也走到了尽头。获胜的叛乱将升级为全面的战争。在华盛顿和他的部队途经的那些市镇和村庄，频频的敬酒辞令与光荣的、不可战胜的“这项事业”的赞歌所展示的爱国主义和弦相互应和着。越是超然洒脱的预期就越会使人们产生不祥的感觉。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些歌曲，唱的是一支由边缘的、不适应社会的人组成的蹩脚军队，领导他们的是一群自信过头的业余人士，他们正匆匆赶去保卫一座战略上十分重要的城市，但事实上它是难以防守的。

* * *

临时拼凑的北美军队一路艰辛向南挺进，大陆会议等待着公众就独立问题达成一致，而英国的战争机器却以闪电般的速度在加紧备战。此时英国爆发出近乎奇迹的后勤备战能量，他们组建起了一支拥有427艘船只的舰队，船上配有1200门大炮，能够将32000名士兵和10000名水手送往大西洋对岸。这是有史以来欧洲强国所进行的最大规模的水陆联合军事行动，而且他们还有一支主攻部队，其人数超过了费城这个北美最大城市的总人口。英国政府得出结论，认为没有什么比保留它的北美殖民地更为重要，随后白厅[24]（Whitehall）的政府高层也下定决心，要显露大英帝国强硬的一面。[25]

与这次后勤备战关系最直接的是乔治·杰曼勋爵（Lord George Germain），他被任命为负责北美殖民地事务的部长。这一任命意味着，英国内阁已决意采取侵略政策，企图以一次沉重的打击来粉碎北美的叛乱。邦克山战场血流成河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传到伦敦以后，杰曼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推迟这样一场战争是缺乏常识的行为，”乔治勋爵写道，很明显是无意识地在回应托马斯·潘恩的小册子，“我应该致力于让英国使出全力，让它仅靠一次行动就终结叛乱。”庞大的无敌舰队在英国好几个港口内集结——这几乎占了整个英国舰队的一半——加上最终靠巨额酬金从德意志各公国[26]招募来的18000名雇佣兵，所有这一切都显示了杰曼的决心，他企图全力施展英国的军事实力，以确保决定性的结果。[27]

随着北美最终取得胜利，杰曼所有的历史功绩都被降临在他头上的攻击诽谤所抹杀，人们形容他“也许是在关键时刻手握重权却又最无能的官员”。这一站在事后立场做出的描述相当贴切，因为失去整个北美帝国毫无疑问是英国的统治历史中最大的失误，并且又恰恰是杰曼而非其他人推动形成了英国那些注定不得善果的政策。一旦人们确立了这种阐释视角，杰曼那争强好斗的倾向就将无可避免地沦为过激行为。因为人们对他在1759年的明登战役[28]（the Battle of Minden）中的懦弱和无能的批评使他的军界威名蒙羞，所以，他在此后的职业生涯中都试图凭借赤裸裸的侵略性政策来进行补救。[29]

但是，后世对此的见解都倾向于模糊（而非澄清）我们对于一个高度戏剧化的、影响深远的历史时刻的认识。因为杰曼凭借直觉意识到了北美叛乱带来的威胁的严重和深刻，因此他将几位英军退休将军目中无人的自信贬斥为无耻的愚昧。一位将军曾宣称，只要5000名士兵，他就能横扫北美殖民地，并在一个月内镇压叛乱。杰曼明白，他所面对的是一支令人生畏的军队，其军事效力远非传统标准所能衡量。他担心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天时和地利都站在了叛乱者一方。北美幅员辽阔的疆土，以及这个自尊心很强的民族——他们人数众多，装备齐全——的潜在能量，都将逐渐消磨掉英军的坚定意志，除非这场叛乱在这些更强大的力量被激发出来之前就被镇压。

更重要的是，杰曼的军事策略反映了他对政治紧迫形势的敏锐感知能力。根据约翰·亚当斯所举出的理由，纽约是更易遭受攻击的目标。但如果一旦将它征服占领，并作为英国陆军和海军的军事行动基地，杰曼计划着可以指挥部队沿哈德逊河狭长地带北上行军，与从加拿大南下的英国军队汇合，并借此切断新英格兰与中部和南部殖民地的联系。一旦会师成功，这两支部队将一路进发，向西横扫新英格兰，直捣波士顿，在行进过程中摧毁北美叛乱的摇篮，而同时英国海军则将对沿海市镇进行大肆破坏。

即使现在回过头看，这也是极其老谋深算的战略，如果在战争早期得到实施，它也许能取得成功。这表明，杰曼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任何针对北美的军事行动都将面临的巨大危险：无论英国军队是多么庞大，多么有经验，在广阔的北美大地上四处奔袭以寻找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叛乱的战略中心的过程中，它将渐渐耗尽自己的力量（这也是最后的确发生了的事情）。杰曼的计划避免了那种不堪设想的结局，他的策略是对某个固定目标集中施展英国的军事优势，而这个目标就是孤立的新英格兰，他认为这是北美叛乱的源头和灵魂所在。[30]

最后，杰曼选中了豪氏兄弟统领英国的海上和陆上力量。海军上将理查德·豪勋爵由于天生的严肃外表而得到“黑迪克”（Black Dick）的绰号，他时年49岁，正处于权力生涯的巅峰，是这支世界最强大的海军里最有实力的人物。像他的弟弟威廉一样，理查德勋爵与王室家族有着血缘上的关系，尽管是以一种很尴尬的形式：他们的祖母是乔治一世（George Ⅰ）[31]最宠爱的情妇。他们俩都上过伊顿公学（Eton College）[32]，这是英国贵族中那些最有权势的成员所热衷的上升途径；他们也都在议会中获得了稳固地位。作为优秀的辉格党人，他们最开始倾向于用外交手段解决与北美的争端，其中至少有部分原因是他们与马萨诸塞的市民互有好感。他们曾募集了250英镑资金，用以建立一座纪念碑来纪念两人的长兄乔治·奥古斯塔斯·豪，他于1758年在泰孔德罗加战死。然而到1776年，两人都断定，要结束这场战争，只需给予北美一次致命打击，这样的打击将使他们的北美表亲们清醒过来。他们两人都热衷于寻找机会以发动这样的打击行动，但是他们更热衷于寻找机会进行和谈，以迅速地结束这起错误而不幸的争端。[33]

威廉·豪将军更为年轻，却更为高大，他时年45岁，身高接近6英尺，并且有着更傲人的战绩。由于事实证明他在纽约争夺战中的决策影响非常深远，他的职业生涯的辉煌理应得到更长久的延续。

与华盛顿十分相似的是，豪的基础军事教育也是在法印战争中学到的。而与华盛顿相似的另一点是，他曾数次从战地的腥风血雨中毫发无损地幸存下来。作为一名年轻的军官，豪曾在魁北克的亚伯拉罕平原（the Plains of Abraham）上领导发起过名为“孤独的希望”（forelorn hope）的突袭行动（也就是自杀性任务）。那次突袭被认为是这场战争的高潮战役中的决定性行动。在他职业生涯的中期，他因擅长指挥以移动迅速而著称的轻步兵作战而树立起了自己的威望。他在哈瓦那战役[34]（the Battle of Havana）中集中发挥了自己的机动性战术，此后他被公认为英军中最杰出的步兵团指挥官。

豪在邦克山战役中发挥的作用巩固了他因个人英勇而成就的名声，但是也给他的军事思想增添了一抹宿命论的色彩。他带领士兵发起第一波进攻，身后跟着他的随行人员，以及一个用银盘托着葡萄酒的仆人。很明显豪没有怎么深刻地领教过北美民兵们的战斗能力，他以为这次突袭不过是一场华尔兹。但是他所有的随行人员，包括那位仆人，都被那场战役夺去了生命，被消灭掉的还有一万多名士兵，几乎占了突袭部队人数的一半。豪从未完全从这次经历的创伤中恢复过来，他从内心深处对北美军队的战斗精神有了新的认识，并且对于冲击对方阵地的正面突袭战术有了近乎偏执的反感。

在邦克山战役之后，某种东西突然在豪的内心失落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贵族做派变得更加铺张奢靡。隐居在波士顿期间，他将更多的时间消耗在牌桌上，花天酒地，挥金如土。他毫无顾忌地与伊丽莎白·洛林（Elizabeth Loring）开始了一段众人皆知的不光彩关系。这位24岁的金发美女是一名波士顿亲英派人士的妻子，这位亲英派默许了他们之间的来往，并一心认为豪将回报自己的宽容。洛林夫妇与豪一起撤退到了哈利法克斯，在那里，洛林夫人继续扮演着豪这位马克·安东尼的克里奥帕特拉[35]。正在白天沉迷于牌局、夜间享受着洛林夫人的陪伴的时候，豪接到了任命他为英国国王北美地面部队指挥官的通知，还有杰曼让他准备好挥军迎战纽约的命令。[36]

豪给杰曼的回复传递出他对于新任务的厌倦与掺杂谨慎的态度。“现今的情形可谓山雨欲来，”他曾对杰曼倾诉道，“与北美大陆方面没有丝毫和谈的可能，除非他们的军队疏于管理，我承认我很担心这样的事情是注定要发生了。”实际上，豪的想法与杰曼的战略分析相一致，他们都认为应该实施一次致命打击，任何和谈的尝试，都只能等到他们实施军事行动、以压倒性的力量震慑叛乱者，并让他们意识到所进行的行为徒劳无益之后。

按照杰曼所提议的英军规模，要实施这样的致命打击绰绰有余，豪对此深信不疑，而他担心的是北美方面会试图凭借坚守纽约拒绝与他们合作。“他们知道他们由于掌控着整个国家（它的确也是）而占据优势，”豪预言道，“他们不会坐等被拖入困境，让英军有机会能够与他们平起平坐。”反叛的军队很可能会向内陆撤退，远离沿海地区，因为在这些地方英国海军能够给他们的陆军以极大的战术和后勤优势。“他们的军队从航运河段向内陆撤回了数英里，”豪总结道，“我们的军队却不能跟着他们，因为我估计到时可能会被陆地包围，陷入困境。”豪已经预见到了约翰·伯戈因（John Burgoyne）和查尔斯·康沃利斯（Charles Cornwallis）两位将军在没有英国舰队保护的情况下孤军深入内陆时将会遭遇的问题。但是他的主要观点是，他很怀疑北美方面是否真的愚蠢到会跟人数和战斗力都更胜一筹的英军进行传统意义上的正面交锋。他们最终选定的交战地点是纽约，他满心期待着，他们会遗弃它，并且很可能会将它烧成废墟。[37]

* * *

实际上大陆军还没有全面的战略方案来指挥战事。在波士顿围城期间，华盛顿手下的几位高级军官，主要是查尔斯·李和霍拉肖·盖茨（Horatio Gates）——碰巧的是，两人都是来自英军的老兵——就是否沿着豪所预见的路线采取防御性的战略方案进行了激烈讨论。盖茨甚至提议，带领军队向阿勒格尼山以西行进，诱使英军前来追击，而李似乎更倾向于“营地战”（war of posts），在形势非常有利的情况下，这种打法可以使大陆军避免全体被拖入战事。在某些时候，李还提议过将军队分成数个规模更小的团体，然后发起半游击战式的军事行动，以骚扰英军，让他们疲于奔命。[38]

但这些都只是在波士顿城外进行的军事会议中的几次谈话而已。要制定一个能够指挥战事的全局战略，就需要建立这样一个政府：它的各种权力有着明确的分配，它所委任的决策者心中时刻思虑着如何协调重要的民政与军事事务。大陆会议和大陆军都还只是临时建立起来的组织，正一步一步地尽其所能处理帝国的这场危机。的确，在那个时候，战略方案的问题一直被推迟，直到至关重要的独立问题得以解决。像杰曼勋爵这样有决断力的人物在北美的环境中是无法想象的，政治基础体系或是职权体系在此时尚未被设计出来，直到人们做出了独立的决定，他们也不清楚是否需要任何这样的东西。

所以，当华盛顿4月13日到达纽约的时候，关于是否应该保卫纽约的问题甚至都没有人提起过。“敌方的意图太过于隐蔽，我们无法对他们的行动计划产生任何准确的认识，”华盛顿曾向汉考克吐露过这样的想法，并补充道，“我们则被留在一片猜测的荒野里游荡。”然而，这些游荡的经历却让他们得出了如下结论：“在他们的宏大计划（Grand Plan）的实施过程中，对任何地方的占领——从可能产生的影响来看——都不会有他们自己对哈德逊河的占领那么重要。”[39]

因为北美方面还没有这样一个“宏大计划”来引导他们决策，华盛顿的话是在很含蓄地承认，北美的战略方案将会由英国的战略方案决定。实际上，这意味着，不论豪（或者杰曼）是否选择进攻，华盛顿都感到有责任实施防御。双方似乎都认为，纽约很明显会成为进攻的目标，这也是为什么华盛顿在4月中旬会将自己的新司令部设在曼哈顿。李通过事先对该地所进行的侦察得出结论，认为纽约是难以防守的，而这一事实至少已经暂时地从战略的方程式中被剔除了。

随着华盛顿亲自前往对相同区域进行了调查，这一事实又回到了战略的方程式中。该地现在布满了许多碉堡、前哨站、战壕和路障，所有这些都是由广大日间劳工、士兵和黑人奴隶按照李的一项工程计划建成的，该计划旨在将一个防守薄弱的群岛打造成一处类似于武装阵地的地方。李最初的目标是在哈德逊河与伊斯特河的入口地带对英国海军的机动性形成限制，然后在曼哈顿岛建设一系列的防御工事，以使北美军队能够给英军造成重大伤亡，然后再退守到下一道防线。与其说这是北美胜利的秘诀，倒不如说它是在试图制造一系列的邦克山战役，在这样的战役中，英军可能取得的胜利都是要付出高昂代价才能得到的。[40]

随着令人沮丧的剧情在华盛顿的头脑里逐渐展开，他认为，挽回自己日渐丧失的信心的最好办法，就是在曼哈顿和长岛加倍修建碉堡和战壕。他找来他手下的一名准将，也就是在纽约土生土长的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将军，让他督促着整整两个团的士兵每天持续不停地挖掘、修筑达10个小时（亚历山大宣称自己是苏格兰皇室的后裔，尽管上议院否认他的说法，他仍然坚持要人们称他为斯特林勋爵，而每个人，包括华盛顿，都很奇怪地顺从了这一要求）。随着长岛作为入侵路径的可能性加大，华盛顿日益忧虑，他将防御工事的建设分派给了纳瑟内尔·格林。与往常一样，此人开始将布鲁克林高地打造成一个由彼此相连的碉堡、前哨战和壕沟组成的蜂巢，一种搭建在类固醇结构[41]上的邦克山。[42]

但是随着天气渐暖，纽约完全无法与波士顿相比这一事实变得无比清晰。“这座城市内外的防御堡垒异乎寻常地坚固，并且每天都在加强，”格林在写给兄弟的信里如是说道，“但是那些没有一丁点防御设施的新英格兰殖民地比这里更加易于防守……这都是因为人民的不同倾向。这里的托利党（Tory）[43]和你周围的辉格党一样人数众多。”[44]

的确，曾经有报告说，大部分长岛的农民都是亲英派，或者至少是英国的同情者，一旦到了开火交战的地步，他们将会组织起军事队伍，加入英军作战。该殖民地的长官，纽约市的市长，以及大部分最富有的居民，都是忠于英国国王的，这也使得英国方面的一个说法具有了相当的可信度：任何对纽约的侵犯和占领，与其说是充满敌意的行动，倒不如说是备受欢迎的解放行为。所以，尽管水域环绕的地理特征使得纽约在战略上不易防守，而且如果北美想要在大西洋沿岸采取坚守措施，也许这是最不理想的地点，但是更多的是由于该市及其周围乡村的政治体系，它成了北美方面要守卫的所有殖民地中最具敌意的地方，因为这里有太多的居民并不希望被守卫。

随着这些令人沮丧的预测逐渐变为现实，华盛顿又试图从所有这些新建的碉堡和大炮炮台中寻求安慰——防御工事抵御着他自己日渐增长的疑惑，同样也抵御着日渐逼近的怪物般庞大的英国军队。他也颁布了几乎与所有日常事务相关的法令，以此来给人留下印象，让人觉得大陆军在该市是备受欢迎的贵客，其行为举止也必须符合文明礼仪的最高标准。“将军认为，”这位将军有一道典型的命令这样说道，“如果他再也听不见民众的抱怨，无论是关于职权滥用，还是关于待遇不公，或者任何此类的怨言，那么他就是在吹捧自己；但是如果各个级别、各个派系的每位军官、每位士兵都能以有序、优雅、习以为常的风度处事，那么他们将会为自己感到骄傲（正如为光荣的自由事业而奋斗的人应该感到的那样）。”[45]

毫无爱国意味可言、平庸的现实情况却是，军队与该市居民之间的关系很紧张，而且常常充满了暴力和谩骂，感觉简直就是占领军不受欢迎的情形。这颗毒疮因为北美最大妓院的存在而变得毒性愈烈。这所邻近的妓院很讽刺地被命名为“圣地”（the Holy Ground），它的妓女们是名副其实的一支队伍。她们热切渴望着那些没有家庭或是前途的精力旺盛的小伙子们前来分享她们的魅力和性病。大部分妓女都是坚定的亲英派。当两名士兵被谋杀、阉割并塞进桶里之后，他们所在的团于第二天实施了报复行动，他们拆毁了两所声名狼藉的房子，那里是几名杀人嫌疑犯进行交易的地点。华盛顿谴责了这个团的行为，认为那是对规章制度的公然违背，但他忽略了这个问题的真正起因。[46]

最后，让事情变得更糟的，是大陆会议命令华盛顿抽调出他手下的6个军团，前往支援占领魁北克这一缺乏考虑的行动。这项行动部分是来自华盛顿以前曾经赞成过的一项行动提议，它旨在防止英军安全上垒的行为，也就是防止他们挑唆印第安六族联盟（The Six Nations）[47]，这个北美土著人的联盟已经有了与英军结成盟友的倾向。华盛顿多少有些不情愿地同意了，并且告诉汉考克，纽约已经成为“北美巨大的火药桶”（the Grand Magazine of America），按照这种情形，将没什么人留下来抵御即将来临的英军入侵。[48]

大陆会议的确切决议以保证的形式到来，它保证纽约、康涅狄格、新罕布什尔和新泽西的民兵都已经全副武装，做好了准备。只要英国的舰队一出现，他们就立即出发，将会有15000人左右的部队加入华盛顿领导的纽约守军。从爱国主义的角度来看，这是好消息，反映出北美的民兵准备好了要承担起自己的职责。而从一个更为专业化的角度来看，这种安排却有着一种几近喜剧的特点，因为这些民兵没有被分配到曼哈顿或是长岛地区的任何责任范围内，也没有被编入大陆军的团队中，估计也没有人会指望他们的撑场行为能造成什么影响。

到5月下旬，华盛顿已经充分意识到了他所处的位置在战略上以及政治上的不稳定性，他已经开始采取一种宿命论的态度来面对即将到来的灾难。“我们预计这场灾难会给纽约带来一个血腥的夏天，”他在给自己兄弟的信中写道，“因为我预计这里将是敌军全力谋划准备攻击的目标；我要很抱歉地说，无论是在人力还是在武器装备上，我们都没有做好准备来应对。”但是由于某些不曾被提起的原因——所有在这些防御堡垒上付出的心血，“战胜过豪并且可以再次战胜”这种想法，以及大陆会议里他的同僚们对于“纽约不能丢”的一致认同——他从未认真考虑过去做豪曾经推测他可能去做的事情，也就是放弃纽约，撤回更易防守的内陆地区。因为种种可知的征兆都预示着不祥，他就在“这项事业”本身不可知的潜能中找到了最后的庇护：“如果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而我一向满怀信徒般的虔诚相信它是的，那么历次降临在我们面前的上帝，将会继续向我们伸出援手。”他这是在指望着发生奇迹。[49]

* * *

重新思考正在纽约进行的事情的机会出现在5月末6月初，当时华盛顿被召去费城，和大陆会议的代表们就北美的整体战略进行商讨。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这样一届会议，但是因为种种原因，纽约战情的严重性再也没能得到它应得到的双方的重视。华盛顿带上了他的妻子玛莎，这样的话她也许得接种疫苗。由于这项操作本身具有风险性，因此华盛顿不得不分心来关照她的康复。关于在魁北克的北美军队遭受了大溃败的消息也在此时传来，给正在进行的商讨投下了一道阴影。因为这是北美在战争中的第一次完败，也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但是有人为它辩解说——也并非毫无根据——是因为北美军队饱受天花的侵袭。一个北美土著部落首领（他们正被当作潜在盟友培养）的代表团更加深了人们的困惑：他们坚持认为，只有保证他们在谈判时能够有足够数量的酒，他们才会出席。[50]

但是最引人注意的事情以一纸决议的形式出现了，这项由弗吉尼亚议会于5月15日通过的决议正好在华盛顿及其随从到达之前就已经传到了费城。因为某些明显的原因，它很快就成了大陆会议的主要议题，因为它提议，“所有联合起来的殖民地都是，而且凭借权利也应该成为自由而独立的州/国家（States）”。事实上，当大陆会议最终需要面对被长久搁置的关于北美独立的讨论时，关于军事战略的峰会与风云突变的重要政治时刻汇聚到了一起。弗吉尼亚的理查德·亨利·李（Richard Henry Lee）在6月7日提交了这份决议，大陆会议立即任命了一个五人委员会，让他们起草一份文件，以落实李提交的决议。至关重要的军事决定和政治决定同时得以达成。[51]

华盛顿详细记录了他前往费城途中以及在城中停留的所有开销，但是没有记下任何关于纽约守卫的重要商讨。他部分注意力被即将来临的关于独立的投票所分散，他不知道独立决议是否会得到通过，因为像约翰·迪金森这样的温和派代表还举棋不定，不愿意去面对这件无法回避的事情。“大陆会议的成员们，简单地说，就是所有各个地方的代表，”他在给兄弟的信中写道，“还准备借助和谈这种小把戏来生存下去。”最近伦敦传来消息，英国内阁将会派遣和谈代表前来商讨此次冲突的政治解决方案。这一消息让华盛顿大为震动，他觉得这显然是障眼法，是用来给大陆会议中的温和派们徒增希望的，这种策略他只能斥之为无耻的操控。[52]

尽管关于这个委员会的商讨内容没有留下任何记录，接下来几周的新闻通讯，以及大陆会议随后所做的报告，都清楚地表明，这个委员会做出了两项决定。第一，它建立了新的战争与军需委员会（Board of War and Ordnance），以配合所有的军事战略，并任命约翰·亚当斯为委员会主席，这使他成为事实上的战争部长（secretary of war）。亚当斯不大情愿地接受了这个新职位，这让人想起华盛顿差不多正好一年前说过的话，他当时说他不适合这份工作。“我承认，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是件令人尴尬的事，”他曾对格林坦白道。“我担心的是，长此以往它将成为我们国家的不幸，我出于人们的信任而得以行使这项职权，但我却感觉自己并不称职，我所受的教育以及过去的人生经历也不会对我行使这项职权有任何帮助。”他开始请波士顿的朋友去哈佛图书馆帮他寻找关于“如何治理军队”的书籍。一队业余的士兵和军官现在轮到一个没有任何军事经验的平民来指导。[53]

第二，关于纽约的守卫问题得到了广泛关注，但是关注的重点在于华盛顿阻击即将来临的入侵所需要的额外援助，而根本不在于纽约是否应该得到守卫。而后一点是最关键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因素，是最为根本的战略议题，但是它没有得到重视，甚至根本未被提起。尽管要去解释从未发生的事情从理智上来说很没道理，但是在这起事件里这样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正如我们所知的那样，战争的恐怖即将降临于华盛顿以及他未经磨炼的部队的头上，而所有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来源于这个根本的战略错误。

时代背景帮助我们解释了本来令人困惑的难以解释的东西。它有助于让人想起英军撤离波士顿以后人们对华盛顿及他的部队铺天盖地的赞美之声。正如前文提到的那样，尽管并没有真正发生战争，英军的撤离仍然被视为大陆军的重要胜利。大部分（如果不是所有的）大陆会议的代表，包括亚当斯，都对华盛顿手下那堆新兵的战斗能力有过度夸大的认识，并且由于错误的信息和毫无现实依据的估计，他们将这些民兵当成了一支可以依靠的战斗力量。格林曾经试图（尽管是友善且巧妙地）在这一点上纠正亚当斯的错误认识。“您认为目前这支有民兵协助的军队足以对付大英帝国的军队了，”他警告道，“我可以肯定地告诉您，在我们对自己力量的计算中，绝对有必要留有余地……否则您将会受到严重的蒙蔽。”实际上，亚当斯很确信的是，华盛顿曾在波士顿对阵豪的军队时赢得过漂亮的一仗，他将在纽约再次取得这样的胜利。[54]

华盛顿本人对此更为清楚，但是他发现几乎不可能让他的政府上级明白，他们随意给出的那些溢美之词其实已经言过其实，而人们对于他和他的部队的信心也同样过头了。他似乎想从“这项事业”的准精神力量和关于在长岛和曼哈顿重演邦克山血腥杀戮的可能性中找到慰藉。“如果我们的军队表现出色，”他曾对汉考克坦白道，“在（豪的部队）能够夺取我们的任何成果之前（如果他们有能力来夺取），他们将不得不经受血腥的杀戮……愿我们事业的神圣能够以英雄主义的豪情激发我们的士气，并带领他们去实现最高贵的功绩。”[55]

此外另一个影响因素是，豪的部队很可能将会在北美的独立问题得到决定的时候到来。但是如果这一政治高潮在历经数年争论之后果真发生了，而代表着这项光荣事业的军队从纽约撤离，凭借康涅狄格的山地固守，任由豪不费一兵一卒占领纽约，历史又会变成什么样？不断高涨的要求独立的政治力量也使人们对军事守卫纽约的信心进一步膨胀。到独立最终将被宣布的时刻，北美人民有充分的政治理由要求避免在军事上显得软弱而不堪一击。

当然，有人也许会问，如果在人们大肆欢庆北美独立的时候，从纽约传来了大陆军全军覆没的消息，又会是怎样的情形？在这个狂热的时刻，提出这样的问题甚至似乎也会被认为是不爱国的，也没有人提过。

在费城期间，华盛顿得到了派兵增援的承诺。这些主要从新泽西、特拉华和马里兰新抽调的民兵将增强他的军力，让他的部队增加到25000多人。这些人有一半以上都是民兵。他还受命集中逮捕长岛的亲英派，终结他们“正式宣布独立以前不会被抓”的幻想。他还被委派按照需要尽可能多地建造燃烧筏（fire rafts）、连环船队（row gallies）、火力船（armed boats）和漂浮障碍，这是阻挡英国海军进入哈德逊河与伊斯特河的最后一道防御工事。[56]

在华盛顿返回纽约的那天，他的随从告诉他，许多新来的民兵没有步枪。第二天，总部发布命令，让所有这些缺枪的人都备好长矛。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57]

[1] 关于对这场战斗简洁而精彩的叙述，包括华伦的倒下，参见Michael Stephenson，Patriot Battles：How the War of Independence Was Fought（New York，2007），211-221。对于邦克山战役最新、最全面的研究作品是Paul Lockhart，The Whites of Their Eyes：Bunker Hill，the First American Army，and the Emergence of George Washington（New York，2011）。关于对华伦遗体的亵渎，参见Benjamin Hichborn to 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25 November 1775，AP Robert J.Taylor等编辑的《约翰·亚当斯书信集》（The Papers of John Adams，迄今已出11卷，剑桥，马萨诸塞，1983～ ）3：323。

[2] 对于华盛顿被选为大陆军总司令的更详尽的分析，参见Joseph J.Ellis，His Excellency：George Washington（New York，2004），68-72。亚当斯开玩笑说这跟华盛顿的身高有关，但是这个玩笑却包含着一条真理。人们对华盛顿的第一印象几乎总是对他令人印象深刻的外貌特征的反应。

[3] 当时马萨诸塞的立法机构。

[4] John Hancock to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2 April，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4：16-17；关于哈佛的学位，参见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4：23；关于奖章，参见JCC Worthington C.Ford编辑的《大陆会议日志，1774～1789》（The Journals of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1774-1789，34卷本，华盛顿特区，1904～1937）4：248-249；关于来自马萨诸塞普通法庭的同样的热情赞誉，参见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3：555-557。

[5] 对于华盛顿代表各种版本的美国革命能力的最好研究参见Barry Schwartz，George Washington：The Making of an American Symbol（New York，1987）。我对华盛顿的理解是基于对《华盛顿书信集》（the Washington Papers）的阅读以及对《阁下大人》（His Excellency）的追加研究。在众多的传记中，有三部非常引人注目：Marcus Cunliffe，George Washington：Man and Monument（Boston，1958）；Peter R.Henriques，Realistic Visionary：A Portrait of George Washington（Charlottesville，2006）；以及Ron Chernow，Washington：A Life（New York，2010）。

[6]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 to John Hancock，9 February，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3：275.

[7] 初步研究大陆军的作品是Charles Royster，A Revolutionary People at War：The Continental Army and the American Character（Chapel Hill，1979）。同时参见Robert K.Wright，The Continental Army（Washington，D.C.，1983）。

[8] T.H.Breen，American Insurgents，American Patriots：The Revolution of the People（New York，2010）.

[9] 美国罗得岛州的首府。

[10] 美国康涅狄格州一个城市，绰号捕鲸城市，该市南面是长岛海湾。

[11] 美国康涅狄格州的第二大城市，位于长岛海湾北岸。

[12]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 to Joseph Reed，14 January，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3：89.

[13]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 to Joseph Reed，1 February，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3：237-238.

[14] General Orders，12 November，1775，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2：353.

[15] 诺曼·洛克威尔（Norman Rockwell，1894～1978），美国20世纪早期重要画家及插画家，作品横跨商业宣传与美国文化，其作品多为表现“理想美国世界”的内容，但也有不少震撼人心的作品，如根据罗斯福演讲而作的《四大自由》。

[16] 关于逐渐消退的“76年精神”，参见Joseph J.Ellis，American Creation（New York，2007），20-57。关于“诺曼·罗克韦尔式时刻”，参见Stephenson，Patriot Battles，15。

[17] John R.Alden，General Charles Lee：Traitor or Patriot？（Baton Rouge，1951）仍然是李的标准传记。李在波士顿围城期间写给华盛顿的信件散见于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3，这些信件中有不少地方可以体现出他众多的古怪之处，以及他对华盛顿不甚正式的态度，他常常叫他“我亲爱的将军”。

[18] 是17世纪中期乔治·福克斯（George Fox）在英格兰创立的新教教派。

[19] Terry Golway，Washington’s General：Nathanael Greene and the Triumph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New York，2005）.

[20] 美国纽约州的一个镇。

[21] Mark Puls，Henry Knox：Visionary General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New York，2008）.

[22] 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 to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January 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3：36-37；Charles Lee to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5 January，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3：30；Charles Lee to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16 February，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4：339-341.

[23] Barnet Schecter，The Battle for New York：The City at the Heart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New York，2002），82-87这部分中可以找到纽约所引发的战术难题。同时参见一本饶有名气的经典著作，即Bruce Bliven，Battle for Manhattan（New York，1955），9-12。

[24] 伦敦的一条街道，政府机关所在地，代指英国政府。

[25] Stephenson，Patriotic Battles，231-232是对英国入侵部队的最新评估；也参见Schecter，Battle for New York，chap.5，这部分有对人员和船只集结方式的更为详细的叙述。

[26] 原文是principality，也译作侯国或亲王国，起源于古罗马共和国，盛行于中世纪，实质上相当于一个主权国。当时尚未统一的现德国地区包含许多这样的公国。

[27] 转引自Piers Mackesy，The War for America，1775-1783 （Cambridge，Mass.，1964），55。

[28] 1759年8月1日，法国军队6.4万人与英国和普鲁士联军5.4万人交战于明登地区。此次战斗中，法军伤亡和被俘7086人；联军损失2762人，其中一半为英军6个营的士兵。联军取得的此次战斗胜利解除了法军对汉诺威的最后一次严重威胁。

[29] 转引自Piers Mackesy，The War for America，1775-1783 （Cambridge，Mass.，1964），50-55；也参见Gerald S.Brown，The American Secretary：The Colonial Policy of Lord George Germain，1775-1778 （Ann Arbor，1963），以及Stanley Weintraub，Iron Tears：America’s Battle for Freedom，Britain’s Quagmire，1775-1783 （New York，2003），26-44。

[30] Mackesey，War for America，56-70.David Hackett Fischer，Washington’s Crossing（New York，2004），73-78，此书提供了对杰曼攻占哈德逊走廊的策略的简要概述。一年之后这一策略在万众瞩目之下黯然失败，因为豪选择了攻打费城，而不是沿哈德逊走廊北上（其原因永远是个谜），而伯戈因从泰孔德罗加南下的军队则被迫在萨拉托加投降。

[31] 英国汉诺威王室第一代国王（1714～1727年在位）。

[32] 英国最著名的贵族中学。

[33] Ira D.Gruber，The Howe Brothers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New York，1972），这本书仍然是权威资料。也参见Troyer S.Anderson，The Command of the Howe Brothers During the American Revolution（New York，1936），以及Kevin Phillips，The Cousins’ War（New York，1999），这本书强调了北美方面对豪氏兄弟的理解和同情。

[34] 七年战争（1754～1763年）中，英军和西班牙之间爆发的战斗，结果是英军占领哈瓦那（后西班牙用佛罗里达换回）。

[35] 即Cleopatra（Ⅶ），埃及女王（马其顿人的后裔），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末代君主，曾引诱恺撒的继承人安东尼（Mark Antony）与她结婚（公元前36年），激怒了屋大维（Octavian），因安东尼原已娶屋大维之妹为妻。屋大维后来向他们宣战，并于公元前31年打败他们的联军，安东尼最后自杀，克里奥帕特拉在试图迷惑屋大维不成之后，以毒蛇咬胸自杀。

[36] 这段描述明显受到了上文所提到的Gruber 和Anderson著作的影响；也参见Maldwyn Jones所写的富有思想性的文章，选自George A.Billias，ed.，George Washington’s Opponents：British Generals and Admirals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New York，1969），39-72。关于伊丽莎白·洛林诱人的魅力，参见Schecter，Battle for New York，403-4这部分里的长注释，以及Fischer，Washington’s Crossing，72-73这部分合理可信的叙述。关于邦克山一役对于豪的想法的持久影响，参见Henry Lee，Memoirs of the War in the Southern Department，2 vols.（Philadelphia，1812），1：55，在这部分中查尔斯·李回忆道：“这个充满杀意的日子[邦克山战役]所带来的悲伤而难忘的体验，深深地渗透了威廉·豪爵士的头脑；它似乎对他随后的行动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37] William Howe to Lord George Germain，26 April 1776，转引自Anderson，Command of the Howe Brothers，120；也参见William Howe to Lord George Germain，23 April 1776，转引自Anderson，Command of the Howe Brothers，118-120，其中写到豪担心他最大的挑战将会是把华盛顿引入战争。

[38] 参见Ellis，His Excellency，89-93，其中有我总结的围城期间波士顿城外的高等军官们所讨论的战略选项。

[39]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 to John Hancock，5 May，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4：210.

[40] 参见1776年5月22日总动员令，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4：396，其中有对防御工事的官方描述。李最初的计划并没有提到邦克山，但是我这里想说的是，他的守卫计划含蓄地承认了阻止纽约被占领实际上从战术上来说是不可能的。

[41] 由17个碳原子三维地排列成4个环的天然的或合成的有机化合物。此处仅比喻布鲁克林高地上的防御体系像蜂巢一样密集。

[42] 关于亚历山大或者斯特林，参见GP Richard K.Showman等编辑的《纳瑟内尔·格林将军书信集》（The Papers of General Nathanael Greene，迄今已出7卷，Chapel Hill，1976～ ）1：216；关于格林为坚守布鲁克林高地而付出的狂热努力，参见GP Richard K.Showman等编辑的《纳瑟内尔·格林将军书信集》（The Papers of General Nathanael Greene，迄今已出7卷，Chapel Hill，1976～ ）1：231，其中提供了一张很不错的地图。

[43] 英国政党，产生于17世纪末，19世纪中叶演变为英国保守党。在北美的托利党指与自由党相对的保守党（后来演化为民主党）。

[44] Nathanael Greene 纳瑟内尔·格林 to Christopher Green，7 June，1776，GP Richard K.Showman等编辑的《纳瑟内尔·格林将军书信集》（The Papers of General Nathanael Greene，迄今已出7卷，Chapel Hill，1976～ ）1：232-233.

[45] General Orders，14 April，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4：59.

[46] 关于对众多妓女的描述，参见Edward Bangs，ed.，Journal of Lt.Isaac Bangs（New York，1890；reprint，1968）；也参见General Orders，27 April，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4：140-142，其中写到了部队展开公开惩罚拆毁了那些房屋。

[47] 也称易洛魁联盟（Iroquois），北美原住民联盟，由莫霍克人、奥奈达人、奥农达加人、塞内卡人、卡尤加人和塔斯卡洛拉人组成，因此被称为“六族联盟”。

[48]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 to John Hancock，25-26 April，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4：128.对加拿大行动进行增援后华盛顿只有10192名普通士兵，596名军官，78名参谋，以及881名未受委任的军官，他们当中大约有20%无法履行自己的职责，这主要是因为受污染的饮水所引发的痢疾。他认为这是他要成功抵抗豪所需人数的一半左右。而他对豪的进攻部队的估计比实际少了1万人左右。

[49]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 to John Augustine Washington，31 May-4 June，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6：413.

[50] 参见John Hancock to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21 May，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4：352-353，其中写到了玛莎接种疫苗，此事发生在托马斯·杰斐逊居住在切斯纳特大街（Chestnut Street）期间，参见Philip Schuyler to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13 May，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4：291-292，其中写到了魁北克战败的消息。参见Message from the Six Nations，16 May，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4：319-320，这条信息要求“早晚一杯[酒]”。

[51] Pauline Maier，American Scripture：Making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New York，1997），37-41，这是对于这份文件起草前后过程的最好描述。

[52]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 to John Augustine Washington，31 May-4 June，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4：412.

[53] 参见John Hancock to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14 June，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4：525-526，其中写到战争与军需委员会的创立。参见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 to Nathanael Greene 纳瑟内尔·格林，22 June，1776，GP Richard K.Showman等编辑的《纳瑟内尔·格林将军书信集》（The Papers of General Nathanael Greene，迄今已出7卷，Chapel Hill，1976～ ） 238-240，其中写到了亚当斯对自己能力不足的表述。

[54] Nathanael Greene 纳瑟内尔·格林 to 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2 June，1776，GP Richard K.Showman等编辑的《纳瑟内尔·格林将军书信集》（The Papers of General Nathanael Greene，迄今已出7卷，Chapel Hill，1976～ ）226.

[55]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 to John Hancock，10 July，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5：260.

[56] 参见John Hancock to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11 June，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4：499，其中写到额外的民兵部署。参见1776年6月3日的总动员令，GP Richard K.Showman等编辑的《纳瑟内尔·格林将军书信集》（The Papers of General Nathanael Greene，迄今已出7卷，Chapel Hill，1976～ ）1：227-228，其中提到一支两百名官兵组成的特别部队将长岛的亲英派聚集起来。参见JCC Worthington C.Ford编辑的《大陆会议日志，1774～1789》（The Journals of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1774-1789，34卷本，华盛顿特区，1904～1937）4：406-407，其中写到了哈德逊河和伊斯特河上的新障碍。

[57] 1776年6月6日的总动员令，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4：445。

3 不吠之犬

我们正身处一场革命，一场在世界各国历史中最彻底、最出人意料、最具重大意义的革命。

——约翰·亚当斯1776年6月9日写给威廉·库欣（William Cushing）的信

由杰曼勋爵以及他在政府中的追随者们一手策划的英国的入侵，看起来像是一场跨越大西洋的赛跑。在6月上旬最先出发的是威廉·豪将军以及他带领的经历过波士顿围城的9000名老兵。他们驶离哈利法克斯，贝齐·洛林（Betsy Loring）的一头金发在风中飞扬，旁边的豪虽然大腹便便但仍利落精干，他唯一的担心就是华盛顿不肯固守纽约。沿南卡罗来纳海岸一路向北驶来的是一支规模稍小的舰队，统领着船上2900人的部队的是亨利·克林顿（Henry Clinton）将军，他刚刚从攻占查尔斯顿（Charlestown）的战役中铩羽而归，并且迫切地想要在纽约洗雪前耻。作为王室总督的他是在纽约出生并长大的。[1]

最后离岸的是海军上将理查德·豪，以及当时最大的舰队——150多艘船上满载着2万人的军队以及足以支撑6个月的食物和军需。到一战中的美国远征军（the American Expeditionary Force）出现之前，这一直是横跨大西洋的舰队中最大的一支。尽管那时还没有现代通信工具这类东西，但杰曼最后总算是克服了空间和距离的重重阻碍，参与到这场兵分三路的进攻当中。这样一来，三支队伍——如果不是同时的——仅仅在几周之内就在斯塔滕岛（Staten Island）齐聚会师。在此之前，还不曾有过这等规模和范围的跨大西洋军事行动，它所展现出来的迅速敏捷也有力地证明了英国皇家海军无与伦比的强大力量。

* * *

英国的军事力量在不断集结，而北美方面的政治力量也在四处发力。大陆会议于5月15日通过的决议是一种迫切的呼吁，它敦促殖民地的议会就独立问题进行直接表决。有数个殖民地坚持认为这一问题应该具体到县镇级别的地方政府，并因此让这场辩论走出首都范围，扩大到乡村地区。例如，马萨诸塞在5月末和6月向各县镇发出意见征求，并收到了58份回复，它们无一例外都是对“所谓的居民……是否都郑重地赌上他们生命财产从行动上来支持[大陆]会议”这个问题的回答。[2]

在英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好几次议会发布请愿或宣言以限制或终止君主权力的事件，其中最著名的要数英国内战[3]（the English Civil War）时期发生的光荣革命[4]（the Glorious Revolution）。因此，处理涉嫌违反与臣民所订立契约的国王的法律先例得到了很好的确立。的确，如果你是国王，而人们又在你面前亮出一份以“有鉴于”（Whereas）开头的文件的时候，你就应该想到一连串的麻烦事即将来临，并且应该意识到你的统治很可能就要走到头了。但是大陆会议现在所要求的这种广泛而影响深远的授权是没有先例的，它看起来像是标准的全民公投，类似于某种不受约束的民主的实现途径。[5]

实际上，英国内阁和大陆会议看待这场危机的方式就好比是透过同一副望远镜两端的不同镜头进行窥视。这实际上准确地反映出他们相互对立的政治设想。英国的方式很明显是帝国式的，是从最顶层的乔治三世，通过杰曼勋爵，一直到达所有集结中的战舰和人员。而北美的方式则毫无疑问是民主制的，是自下而上的。它依赖于有着广泛基础的大众的赞同，而这种赞同来源于那个被称为“人民”的神秘实体。我要再重复一遍的是，之前还从未有人尝试过如此彻底的民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发动人民起来投票，差不多只能得到模棱两可或者各说不一的回应，或者是更糟的情况，即一团混乱的杂音。

而看起来最有历史意义的（至少在回过头看的情况下）事情是，每一方都对自己所宣称要为之而战的核心价值如此忠诚。这是帝国的压制性力量与羽翼渐丰的共和国的民授权力之间的对抗。历史没有提供太多对这种对立的政治选项的纯粹呈现，但是在1776年的夏天，它们都走上了历史舞台。两种观点在军事方面所进行的谋划也为在哈德逊河口的一场对抗做好了准备。

* * *

如果大陆会议要求的是就北美独立的问题进行全民投票，而它也的确如此，那么它得到的回应简直就是一场压倒性的胜利。马萨诸塞作为叛乱的摇篮的确是名副其实，它发表的是一份几乎全体赞成的决议。阿什比镇最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尊敬的大陆会议，为了各殖民地的安全，宣布从大英帝国独立。对此，阿什比镇的居民将郑重地赌上他们的生命财产从行动上来支持他们。”[6]

马萨诸塞在过去一年里饱受英国的军事骚扰，加上它拥有最长久的深入到镇的全民参政的传统，所以这个海湾边上的殖民地的投票率是如此之高，达成的决议也是如此振奋人心。然而，那些农民大多数平时习惯于聚在一起，讨论当地的地界线或是处理猪牛乱跑的规定，现在却聚在会议厅里讨论北美在大英帝国所扮演的角色的命运。这样一幅画面里隐藏着某种哀歌般的东西。[7]

例如，托普斯菲尔德（Topsfield）的居民认为，这是“有史以来降临于这个小镇的最宏大也最重要的问题”。他们继续解释道，仅仅数年之前，“这个问题已让我们惊讶不已，而我们也知道，人们是怀着最深的轻蔑来对待它的”。而如今，政治的景象已经极大地改变：“她[英国]并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也不曾受到任何殖民地的伤害，却已经变成他们[北美殖民地]最大的敌人。这些殖民地所遭受的无端侵害；大英帝国朝廷对这些殖民地提出的不合理要求，压迫我们，不经同意便夺走我们的财产……其残酷和不公已经达到了极点。”[8]

实际上，托普斯菲尔德的呼声与其他殖民地做出的决议是一致的，他们都将自己对独立的拥护描述为近来才出现的、不情愿的发展态势。他们不得不接受这种因为乔治三世及其内阁成员过去一年的种种政策而强加于他们的发展态势。“曾几何时，先生，”马萨诸塞的莫尔登的良民们说道，“我们满怀爱戴和尊敬爱着国王和大英帝国的人民……但是现在，我们的情感已经永远被改变了。”波士顿则不出预料地给出了最具反抗色彩的回复，它将所有和谈的想法都描述为“危险而又荒谬的”，并且认为“对最坏的暴君的忠诚就是对自己国家的背叛”。具体的法制争端被搁置起来，以便于更为根本地对那个父亲角色宣告他已失去爱戴，此人派出了英国海陆两军的精锐，以及一队日耳曼雇佣军，企图冷血地将他们谋害。[9]

这份回复证实了亚当斯的拖延政策的有效性，独立的果实在帝国的藤蔓上已然成熟。这是乔治三世及英国内阁发动战争的意图日积月累产生的恶果，他们的这种意图瓦解了从前的同盟关系，对普通北美民众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对外国雇佣军的招募被频繁提及，人们认为那是最终致命的背后一刀。这些决议涌入各个殖民地的议会，最终汇集于大陆会议。阅读这些决议，会让人感觉这一切就像是一场政治的丰收，而种下种子并精心培育它的正是英国国王本人。一年以前，独立这件事看起来多少还掺杂着不可能与不现实的因素。现在它似乎已经是不可避免了。

尽管由于不同的人口分布特点，过了威廉斯堡，人们的意见更多的是来自各个县而不是各个镇，但是弗吉尼亚的回馈与新英格兰的一样坚决。实际上，弗吉尼亚大会（the Virginia Convention）率先迈出了一步，甚至在接到大陆会议要求如此做的通知之前，就果断做出了他们对于独立事业的承诺。和他们大部分的殖民地同胞一样，弗吉尼亚人又一次历数了乔治三世及其内阁大臣们在近几个月里强加在他们头上的种种压迫政策，以及他们最终派出了“舰船与军队……并且招来外国雇佣军，以协助这些毁灭性的阴谋企图”。

弗吉尼亚还引用了一段对它的处境来说有些特别的怨言，这多少有点尴尬地触及了被禁止讨论的奴隶制问题：“国王在这块殖民地上的代表[邓莫尔勋爵]（Lord Dunmore）不仅掌握着所有事关我们安全的政府权力，而且还重新坐镇战舰，针对我们发动了一场海盗般的野蛮战争，他用尽一切手段鼓动我们的黑人奴隶归顺他，训练并雇佣他们来与主人作对。”邓莫尔实际上已经发布了一道总令，宣布解放所有加入他阵营的黑人奴隶。这同时也自然地激起了种植园主心中对于黑人奴隶反抗的恐惧，此外还暴露出波托马克河以南那些将自己隐藏在自由口号背后的奴隶主们的道德矛盾。[10]

弗吉尼亚大会的决议，以及来自弗吉尼亚治下四个县的指导意见，全都是赞成独立、反对和谈的。这与新英格兰的爱国人士做出的决议很像，但是他们又更具思辨性，更富慷慨陈词，更像是书面的演讲而非法律文书。他们清晰的语气体现出的是，弗吉尼亚将自己视为这场政治危机中最重要的角色，而弗吉尼亚人怀着为其他殖民地设立参照标准的想法，将他们的决议送到了各个殖民地。鉴于到那时为止马萨诸塞在斗争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这种看法的确相当主观，但弗吉尼亚人有这样的想法实属正常。[11]

至此为止，关于独立的全民投票一直表现得出奇地和谐，但第一批不和谐的声音准会来自中部殖民地，尤其是宾夕法尼亚和纽约。这两个殖民地都拥有相当数量的亲英分子，而不情愿的革命者数量更多，他们仍然紧紧抱着“有可能发生最后一分钟的和谈”这样的想法不放。两个殖民地的议会都指使他们在大陆会议里的代表们——用宾夕法尼亚的话来说——“反对任何将会导致与祖国分离的想法”。在1776年的整个春天里，约翰·迪金森就是利用这样的指示，阻碍着亚当斯在大陆会议里为建立独立统一战线所做的一切努力。随着夏天——以及庞大的英国舰队——不断临近，人们还没有弄清楚的是，面对不断升级的战争危机，宾夕法尼亚和纽约的政治意见是否已经发生了改变。

宾夕法尼亚和纽约的议会的最初反应说明它们并没有改变。在宾夕法尼亚，贵格派精英仍然坚持要不遗余力通过政治手段解决。而在纽约，许多极度富裕的商人仍然公开宣称忠于英国国王。尽管英国入侵的威胁阴云不散，两地的议会都拒绝改变它们给在大陆会议中的代表下达的指示。[12]

这两处殖民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显示出这种自下而上的方式潜在的政治力量。在宾夕法尼亚，费城激进的技术工人、托马斯·潘恩的狂热信徒，迅速地受到了附近四个县的请愿的支持。他们都挑战着当时议会的权威，要为人民说话。实际上，他们认为，这些当选的代表已经丧失了他们的统治权，因为他们忽略了最近几个月大众意见在独立问题上地震般的转变。这些技术工人、工匠、普通农民施展出了令人惊叹的政治手段，他们动员到了足够数量的支持者，创造了一个由支持独立的议员主导的临时政府（他们关键的改革就是取消限制投票所需的财产要求来扩大选民群体，这样就保证了在制宪会议和新议会中稳当的多数席位）。在他们最初的行动中有一项就是要反映他们的“意愿并借此在[大陆]会议的选举中宣布殖民地联盟（the United Colonies）是自由而独立的国家”。[13]

类似的事情在纽约也发生了，虽然不像费城的事件那样戏剧性地具有深远影响。与在费城一样，在纽约技术工人也被组织了起来，也受到了来自邻近各县的请愿的支持，并最终发展成为一场挑战民选政府合法性的运动。然而在纽约，独立的反对者却足够强大，他们能够抵制召开制宪会议的呼声，其理由是，请愿者们自己就属于法外组织，“不具有任何当时的公众契约所赋予的任何权力”。尽管在6月中旬形势已经相当明了——纽约市以外的地方议会面对风起云涌的民众运动所进行的不过是一场正在输掉的战役，但纽约仍然抵制着这种不可避免的形势。一直到7月9日，在大陆会议戏剧性的行动整整一周之后，他们才同意独立，甚至在那时还为“带来了无可挽回的行动的残酷必需品”而悲叹。那时所说的“残酷必需品”指的是帆桅密如丛林的英军舰队，他们正泊靠在长岛海峡（Long Island Sound）。[14]

因此，即使在那些抵抗独立的团体仍然有着强大后盾的殖民地，支持独立的力量也依靠过人的组织手段和更强的政治能量控制了政府。如果被分发到长岛民兵部队手中的长矛是大陆军的军事前景的不祥预兆，那么宾夕法尼亚与纽约两地的独立支持者对政治局势的掌控速度则是对大英帝国未来走势的不祥预兆。

后来的事实证明，所有先前殖民地联盟的新的州政府最终都被掌控在那些全力支持北美独立的忠实爱国者手中。这并不是对全体大众意见的准确反映，全体大众意见更为分化。也许在哈德逊河以南有少数人只是期待着这场危机早日结束，所有军队都消失无踪，然后他们就能有滋有味地继续他们的平静日子。但是在当时，对政治的掌控依赖于那些有着更高积极参与意识的地方领导与市民。如果要相信他们的话，那么他们的转变以及接下来对“这项事业”的参与，不过只是被乔治三世那些没有商量余地的政策和迫近的英军舰队及外国雇佣军逼迫的结果。

* * *

约翰·亚当斯本来难以想到更好的结果。随着各种决议和请愿在5月末和6月纷纷涌入大陆会议，这些文件差不多快要在赞同独立这一问题上达成一致。但是正如夏洛克·福尔摩斯的短篇小说所说的那样，不吠之犬同样能够取悦他。这就是说，所有这些殖民地的回复都提到了点子上，说明他们都聚焦于核心的独立问题，没有再多列出任何会让形势更加复杂的要求，比如结束奴隶制，赋予妇女相应的权力，或者是取消投票所需的财产要求。大家的普遍态度是，独立是当前最紧要的问题，其他与未来的北美共和国的形态相关的附加问题应该留到日后讨论。正如托普斯菲尔德的市民确切表述的那样：“创新总归是危险的，我们衷心希望[马萨诸塞]特许状[15][the（Massachusetts）Charter]里的古老律令能够得到严格遵守，直到这片殖民地上的全体人民在这样的事务上，正如他们在独立过程中那样，拥有表达自身情感的自由。”[16]

唯一的例外似乎是费城的技术工人，他们正忙于起草宾夕法尼亚的宪法。这部宪法呼吁扩大选举权的范围，将工匠和他们这样的技术工人也包括进来。让无产者加入市民的队伍中来，这并不会让独立问题阴云笼罩或者复杂化——这是亚当斯最怕的事情——它只会增加爱国者的力量。的确，没有他们的话，宾夕法尼亚也许将会是独立之路上的巨大障碍。亚当斯因为争取到了宾夕法尼亚而太过高兴，以至于他暂时放弃了他长期坚持相信的对投票所设的财产要求。“宾夕法尼亚这个地方……不久将会成为邦联政府的重要部分，”他在给纽约的朋友的信中写道，“数量众多的人民将拥有更大的权力和重要性，以及一群无产者的私党。然而我希望所有人都能享受到公正。”[17]

近一年来，亚当斯都想象着这个风云变幻的时刻的到来。他在脑海中想象着事件发生的合理顺序，这样的顺序容许大陆会议对它们进行有序的管理。首先制定各殖民州的宪法，然后是建立各州邦联，然后与法国结盟；接下来，也只有在此时，在这幅拼图的所有碎片都就位以后，独立才能被宣布。但是现在事情的发展狠狠地嘲弄了这种想象中有序的顺序。大西洋沿岸，各州的新宪法正在激烈讨论之中，遵循各州政府指示出入费城的大陆会议代表正乱作一团，而英国舰队也应该会随时降临纽约。正如亚当斯向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所解释的那样，他现在意识到，他曾经希望能够掌控这场政治爆炸的时间，但是这一直都只是妄想。“现在已经相当清楚了，”他在6月3日写道，“所有这些行动如此迅速地一个接一个发生，也许哪一件事先发生已经不再重要了。”[18]

同样已经“相当清楚了”的是，当历史以这种冒进急速前行时，任何对其进行掌控的努力都会化作泡影。亚当斯并不喜欢这样的事成为现实——这与他的保守个性并不相符——但是他已经没有选择，只能接受。如果不能掌控事件，他至少还能够为后代记录事件——也许这是最终的掌控方式。“在我保留的所有通信中，”他在给阿比盖尔的信中写道，“我从未保留过任何一份抄写件……现在我已经买好了一本单页笔记本，在它的第一页上……我写下了这封信，而且我打算写下[亦即抄下]所有我从现在开始写给你的信。”他让阿比盖尔也来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我真的认为你的信件比我的更具保存价值。”[19]

他对周围新生事物有着敏锐的感知，正如他向一位以前的波士顿同事解释的那样：“它有着极其重要的目标，它从根本上与我们以及子孙后代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和自由密切相关，它现在就在我们眼前发生。我们正身处一场革命，一场在世界各国历史中最彻底、最出人意料、最具重大意义的革命。”[20]

在这个时刻的喧嚣复杂中，亚当斯做出的这种过度的判断应该得到理解。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夸张。之前还从未有人尝试过建立此等规模的共和国——或者说邦联共和国。亚当斯是名副其实地“身处一场革命”之中，在1776年6月，他也确实感受到了自己仿佛站在了风暴的中心，风云变幻的历史在他四周涌动。

正如亚当斯在这段忙碌岁月里写下的信中所说的那样，当时他脑中思考的几乎都是他作为战争与军需委员会主席所应担负的责任。这些责任涉及的事情有，对于魁北克战役中的失算的事后检讨，关于何处获得供枪炮使用的硫黄和硝石的问题，关于初步创建美国海军的提议，以及对于波士顿薄弱守卫的担忧。奇怪的是，亚当斯对纽约的军备几乎漠不关心，也许是因为他相信，与华盛顿之间的会面已经解决掉了所有突出的问题，因此他也无须再做什么，只管相信华盛顿的领导能力，并等候豪氏的舰队到来。他心里多少还是有些担心阿比盖尔以及他俩的四个孩子，他们在天花肆虐的情况下搬到了波士顿城外。在政治方面，他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对未来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上，并寻求将法国作为一个有重要价值的欧洲盟友加以笼络。[21]

他没有提到自己被任命加入负责起草向全世界宣告北美独立的宣言的五人委员会一事。考虑到大陆会议的议事日程表，成立这样一个委员会是明智的想法。由理查德·亨利·李在6月7日正式发起的关于弗吉尼亚决议的投票，被推迟到了7月1日。这是为了照顾几个殖民地的代表团，他们在就关于独立的投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都必须和所在殖民地议会进行商议。如果弗吉尼亚决议通过了，在那时应该需要备好一份相应的文件，这样大陆会议才能紧接着公布这一决定。亚当斯在6月11日召集这个委员会来起草这份文件。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斐逊、罗伯特·利文斯顿和罗杰·舍曼。他们没有人认为这次任命有什么重要。所处的形势不同，所面临的当务之急也不同，目前首要的事情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在殖民地地方议会中，在费城意见丛生的宾夕法尼亚和纽约代表那里，在长岛和曼哈顿的沿岸。[22]

起草这份文件的不二人选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他被公认为北美成就斐然的散文文体家。但是富兰克林拒绝了这一要求，他起初是以罹患痛风为借口，然后他又宣称，基于数次惨痛教训，他已经发誓不再写作任何供某个委员会编辑的东西。亚当斯也拒绝了这一光荣任务，他解释说，他是大陆会议中的激进派领袖，这种身份使得这份文件将面临更多的审核。他作为战争与军需委员会的领导也肩负重任难以抽身。杰斐逊是第二人选，部分原因是他是弗吉尼亚人，而这份决议来自弗吉尼亚，还有部分原因是他比亚当斯更温和友善。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将是美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23]

* * *

在退居蒙蒂塞洛（Monticello，杰斐逊在夏洛茨维尔郊外在建的宅邸）五个月之后，杰斐逊于5月14日回到了费城的岗位上。与他共处四年的妻子正经历着艰难的孕期，他的母亲在3月突然撒手人寰。而杰斐逊本人又饱受偏头痛的折磨，自第一次发病以来，这种症状已经发展为一种慢性病。他刚刚回到任上，就想要离开了。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正在威廉斯堡发生，位于该处的弗吉尼亚大会正在起草一部新的地方宪法。“这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作品，比如每个人都将期待自己的声音能被容纳其中，”他向一位弗吉尼亚的朋友解释道，“实际上，它是目前广泛的争论所要达到的一致目标。”当杰斐逊说起“我的国家”时，他指的是弗吉尼亚，他有着一种以弗吉尼亚为中心的美国观。他认为目前在费城热火朝天进行着的那些重大事件只是一段小插曲。从他5月和6月的通信来看，纽约迫近的大战对他来说似乎从来就不算回事。[24]

差不多正好一年之前，他上演了一出也许堪称地方版的“华丽入场”（the grand entrance）。他乘着一辆名为phaeton（四轮敞篷马车）的华丽座驾驶入费城，这辆马车由四匹马拉动，三个奴隶左右相随。在弗吉尼亚种植园主阶层严密的等级体系中，他并没能成为上层人物，部分是因为他的年纪——他只有32岁——部分也是因为他出了名的不擅演讲。他身高略微超过六英尺两英寸，一头泛红的金发，站立的姿态被形容为“像枪杆子一样挺直”，有着弗吉尼亚显贵人士的外貌特征，但是他微弱而“尖锐”的声音在宽敞的地方无法传播太远。他在性情方面也显得拘谨，掺杂着冷漠与羞涩，在人群中通常默然而立，双手在胸前交叉，仿佛是想挡开冒犯的人。[25]

他靠写作获得了政治名声。这种名声的获得主要是靠一本题为“英国北美殖民地的权利概观”（A Summary View of the Rights of British America，1774）的小册子，在这本著作中，他第一次辩称英国议会不仅缺乏向北美殖民地征税的权力，而且根本没有立法统治他们的权力（后来人们发现，《概观》一书还包含若干对乔治三世的尖锐批评，这是对《独立宣言》中所做出的更广泛控诉的一次预演）。亚当斯立即意识到，这名大陆会议激进派中的弗吉尼亚年轻人与自己的思想相近，在五人委员会中沉默寡言却忠实可靠，而且他还是一名可以委以起草报告这一任务的“写手”。大陆会议的领导集体选择由他起草一份给乔治三世的信，叫作《关于拿起武器的原因与必要性的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Causes and Necessity for Taking Up Arms，1775）。这项重要的任命显示了杰斐逊作为一个幕后英雄般的文字写手的名声。[26]

杰斐逊当选这份将会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受人敬仰的著名文件的起草人，这在当时是普遍流程的一部分。他当时已经是大陆会议非正式的文件起草人。但是，我们要意识到的重要一点是，最终笼罩独立事业的那片金色迷雾那时还没有形成。它所有的参与者（包括杰斐逊本人）都未曾注意到它此后的重要意义。所有人都认为有更重要的事情在别处进行着，要么是在费城其他委员会的会议中，要么是在杰斐逊在威廉斯堡的事务里。这个标志着伟大创建的时刻被所有人视为微不足道的政治琐事。

最有可能的是（这意味着历史学家们也不确定），在6月11日或稍后的时间里，委员会全体成员在富兰克林的住所会面，共同商讨这份文件的内容和形式。在就它的大体结构达成一致意见之后，他们将写作的任务交给了杰斐逊。又过了很久以后，当《独立宣言》的历史意义已经相当明显了的时候，他宣称他当时“写作时从未参考过任何书籍或小册子”，也没有“抄袭任何特别的或是已出版的文字”。虽然这段评论从本意看来不假，但它却具有误导性，并且逐渐激发了人们对于具有团结精神的杰斐逊形象的神话般的想象，他在半宗教的降神会（séance）[27]中与诸神交会。[28]

实际上，在他的面前，或者至少是在他的脑中，放着他最近为弗吉尼亚起草的新地方宪法。它包含了一份清单，其中列举了诸多对乔治三世的不满。他起草的《独立宣言》扩充了这份清单，遵循的是在英国历史上由来已久的一套辞令，每当需要限制或者罢黜国王的时候，这套辞令便被频频使用。当读到出版的《独立宣言》时，时任弗吉尼亚大会主席的埃德蒙·彭德尔顿告诉杰斐逊，他送去威廉斯堡的宪法草案中所列举的对乔治三世的控诉很明显已经“穷尽了‘抱怨乔治三世’这一主题，[我]一度也很困惑，想看看大陆会议还能写出些什么……如果没有借鉴的话；[我]发现你们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出色”。实际上，从《概观》一书开始，杰斐逊就一直在对《独立宣言》中长长的抱怨部分进行写作练习，随后又在他起草的弗吉尼亚地方宪法中进行了修改和润饰，并向大陆会议确定了他的最终版本。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最有经验的控诉人，大陆会议可以任命他来负责这件针对乔治三世的案子。[29]

杰斐逊在6月的第三周里完成了《独立宣言》的草案（亚当斯事后回忆道，说得夸张一点的话，也许那只花了他“一两天的时间”）。他将那份草案交给亚当斯和富兰克林过目，这两人是大陆会议最杰出的领袖，他很尊重他们的意见。他们只对其中一处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没有采纳“我们认为以下这些真理是神圣而无可争议的（undeniable）”，而是形容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self-evident）。杰斐逊接受了这处改动，他显然是将它视为一种改进。[30]

随后，五人委员会在6月28日将这份文件呈给了大陆会议全体议员（挂在国会大厦圆形大厅里那幅出自约翰·特朗布尔之手、名为《独立宣言》的著名画作，表现的就是这个时刻，而非大多数游客所认为的7月4日）。随后是一场就意在独立的弗吉尼亚决议进行的辩论，约翰·迪金森滔滔不绝地陈述了他认为应该推迟独立的理由，再次念起了他那几套温和派的经文，比如外交手段还没有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比如从英国分离意味着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交战，比如任何对独立的北美共和国面貌的设想在他脑子里唤起的只是一连串的政治噩梦。然而有一样东西，对迪金森的观点来说是不幸的，对于他那愈发变得不合时宜的行动日程来说也的确是致命的，这就是正在斯塔滕岛集结的英军部队和船只，这才是一场真正的噩梦，根本无须设想。亚当斯以他相当西塞罗式的风格进行了反驳，他认为北美独立的时机显然已经到来（这是亚当斯漫长的政治生涯中意义最为重大的演说，但是由于发表时没有任何笔记，因此没有任何关于这次演说的记录留存下来）。投票结果几乎是全体一致的12：0，其中纽约的代表弃权，因为他们还受制于地方议会的指示。随后大陆会议立即将自身调整为全体委员会模式（a committee-of-the-whole format）以讨论杰斐逊的草案。[31]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委员会对草案文本做了85处修改和删减，这是非同寻常的编辑工作。许多历史学家总结认为，它提升了最终定稿的文件的明晰度和说服力。另外，杰斐逊在整个讨论过程中沉默而忧郁地坐在一旁，他觉得每处改动都像是一次破坏。富兰克林一度靠过来安慰了他，他提醒杰斐逊说，这就是他为什么从来不写任何将会被提交给某委员会编辑的东西。在7月4日这天，大陆会议通过了修订后的版本，《独立宣言》被送往印刷厂准备刊印出版。据杰斐逊后来宣称，当天并没有什么署名仪式。8月2日，大多数会议成员在那份羊皮纸抄本上署上了名字。[32]

主要的文字改动出现在这份文件长长的抱怨的部分，而这正是代表们所关注的部分。不难理解，这毕竟是《独立宣言》的通篇要旨，为独立提供了政治和法理的基础。代表们挑出了针对乔治三世的三点指控，这些指控在他们看来不是太弗吉尼亚就是太杰斐逊。

第一，杰斐逊指控乔治三世“通过反对人们为结束奴隶制所做的努力，对于人类天性本身发起了残酷的挑战”，然后“鼓动这些人[即奴隶]拿起武器反抗我们……其手段是通过谋害他将这些奴隶强加于其头上的那些人”。这就是杰斐逊对备受责难的弗吉尼亚声明所做的解读尝试。这份声明认为，奴隶贸易，含蓄地说就是奴隶制本身，是乔治三世造成的过错，同时他因为邓莫尔勋爵提出解放弗吉尼亚的奴隶而受到指责，这是一种犯罪行为。

这种说法也许在弗吉尼亚能够说得通，因为那里的种植园已经人满为患；所以尽管结束奴隶制本身难以想象，但是结束奴隶贸易的想法很受弗吉尼亚精英们的欢迎。但是在南方腹地，尤其是在南卡罗来纳，结束奴隶贸易意味着财路阻断。对于所有波托马克河以北的殖民地来说，将奴隶制列入控诉事项里，这种事情本来就不被允许，尤其是在与对邓莫尔提议的奴隶解放的谴责一起出现时，它更不被接受，因为这暗含了反奴隶制意味。最好的办法就是，将相关的整段内容删去，让奴隶制成为大家心照不宣却避而不谈的话题。[33]

第二，杰斐逊试图将一条自己十分热衷的信念放入草案里，他在《概观》中对这条信念有着更为详尽的阐述。他将它叫作“放弃国籍”论。它宣称，到北美来的原英国籍移民是“靠着自己的血汗和钱财前来的；大英帝国没有给予他们任何帮助……但是他们却服从他们的议会而非我们宪法的内容”。根据杰斐逊的理解，北美殖民地人民都是撒克逊人的后裔，这群人发源于日耳曼地区的山林，在那里任何形式的强权政府都会被当作暴政而受到抵制，因此宣称王室或者议会对北美殖民地人民有任何的统治权力，都将构成对这种起源认识的违背。这体现了对于北美殖民地历史的一种“很久很久以前”式的荒谬重写，大陆会议将它作为令人尴尬的浪漫小说式描写予以删除。[34]

第三，也是最后一点，占据杰斐逊草案结尾的是一通高度情绪化的对乔治三世的谴责，认为他放弃了自己慈爱父亲的角色，为了侵略并消灭我们，他不仅派来了与我们同种同源的士兵，还派来了苏格兰和外国的雇佣军。父亲的慈爱不知何故已经被暴君的残忍所代替：“这些事实最终击碎了这种令人痛苦的爱，而人性的精神让我们选择与这群冷漠无情的兄弟永远断绝关系。”杰斐逊试图用更多笔墨表达来自各州、市和县辖区的众多决议，它们都为乔治三世从仁慈君主到好战暴君的转变感到痛心疾首。这的确是北美民众要传达的主要信息，将它写入草案，表明杰斐逊正批阅着那些纷至沓来涌进大陆会议的决议，它们都是对5月15日的号召做出的回应。但是杰斐逊对这一信息的表达让大陆会议的大多数成员感到震惊，因为它们过于情绪化。因此这些段落也被删去。[35]

* * *

大陆会议的修改辩论中最重大的事件是一件并未成真的事，另一条不吠之犬。尽管代表们执着于长长的诉苦的部分，他们却完全忽略了这份文稿开始的两段，他们似乎都认为那是杰斐逊文采斐然的起笔，是真正要旨之前的华丽收尾。对于以下文字，他们没有做出任何评判：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36]

正因为这些话将注定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55个词，成为“美国信念”的起源，成为也许是全部现代历史中最发人深省的话，所以我们很难理解为何代表们对它漠不关心、毫无兴趣。但那是因为我们是以后世的眼光在看待它，因此我们知道《独立宣言》关于天赋人权的部分最终将成为什么。从18世纪90年代以来，有好几位杰出的美国人开始注意到了杰斐逊文字的隐含意义，但是对这份文件纲领性的阐述最终于1859年在亚伯拉罕·林肯那里达到了顶点：

向杰斐逊致以最高敬意——在一个孤立民族为争取民族独立而进行斗争的真实压力下，他有着充分的冷静、远见和才能，在一份仅仅旨在革命的文件中，道出了一条抽象的真理，并因此让它备受尊崇。它认为，无论是在当前还是在后世，它都将对暴政和压迫再次出现的征兆形成谴责和阻碍。[37]

但是被林肯戏谑地称作“一份仅仅旨在革命的文件”的东西对于费城的全体代表来说却是行动的全部重点，也是这份文件被叫作《独立宣言》的主要原因。林肯所说的“让它备受尊崇”暗示着杰斐逊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但是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真的清楚。他在随后几周里将主要精力集中在保证他未被编辑的草案——也就是说，在它没有被与他共事的代表们“弄得面目全非”之前——能够为后世保存下来，但是这就意味着他需要格外注意在诉苦这部分的措辞。[38]

然而，杰斐逊却在无意中将美国革命激进的隐含意图悄悄放入了这份基础性的文件里，这些隐含意图将如种子般发芽开花，推动扩大对个人权利的开明认可，并将最终结束投票所需的财产要求，结束奴隶制，顺应潮流促成妇女投票权，并赋予所有少数族裔应有的公民权利。亚当斯自己为此忧虑成疾，他担心5月和6月各殖民地及县镇的决议书将激起一系列激进的运动，其过程将使最为重要的独立投票复杂化。现在杰斐逊崇高而诗意的文章已经不动声色地将美国革命所潜藏的意图放入了《独立宣言》里，他的手法是如此巧妙，以至于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在1826年去世以前，杰斐逊开始走马灯似地回顾往事，他坚持认为“起草《独立宣言》”一定会在自己墓志铭所刻的成就列表中排在首位。

作为对美国最根本原则的核心表述，《独立宣言》中关于天赋人权的部分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正如林肯预测的那样。而它最终经受住时间考验，也因为林肯是最早充分理解它的人之一。

“政府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认同”这一思想明显是来源于约翰·洛克对于这种学说的规范化阐述，以及他随后在《再论政府》（Second Treatise on Government，1688）中提出的“革命权”（the right of revolution）。而一个更为乌托邦的维度潜藏在《独立宣言》的第二段中，这一部分展现了杰斐逊的想象力。它预示了一个完美的世界，它最终摆脱了国王、牧师，甚至政府本身。在这样的乌有乡里，自由的个体和谐互动，所有形式的政治压迫都已毫无必要，因为它们都已经被自愿地内化了。人们追求了各自理解的幸福却毫无冲突，某种形式的社会公平占据着统治地位。正如林肯所意识到的那样，这是一个理想世界，它绝不可能在地球上实现，而只能被接近。每一代美国人都有义务将美国向这个目标的完全实现推进一步，正如林肯的行为所昭示的那样。所谓美国梦，也就是更为广泛的杰斐逊的梦，它深植于在美国历史最喧嚣嘈杂的时刻被写下的文字中，它的作者是一名极度渴望到达彼岸的理想主义青年。

* * *

随后出现了比小说更令人难以相信的一系列历史巧合中的一件，那就是在6月28日人们看见载着威廉·豪将军及其麾下9000人马的第一批英军舰队出现在长岛海面，而那天正好也是起草委员会将《独立宣言》呈给大陆会议的日子。舰队逐渐逼近，大陆军的哨兵都为它的规模感到震惊：那是一支由113艘船只组成的舰队，为首的是豪的旗舰“灰色猎犬号”（Greyhound）。“我以为整个伦敦都漂过来了。”一个哨兵惊呼道。他所不知道的是，海军上将豪正带着一支更大的舰队向此处赶来。[39]

在初步侦察了长岛沿岸之后，豪将军认为斯塔滕岛是一个相对较为安全的登陆地点。他的部队在7月2日这一天开始登陆上岸，而那天正好也是大陆会议就独立进行投票的日子；登陆行动在7月4日这天完成，而那天正好又是人们赞成通过《独立宣言》并将它向世界宣布的日子。由于正好遇上风云突变的独立投票，豪氏兄弟很快发现，他们备受关注的和平使者身份变得更加有问题，因为现在他们不能再告诫北美殖民地人民不要去走会招致毁灭的那一步，而是要告诉美国人（他们不会再将自己视为殖民地人民）重新考虑他们的决定。

尽管数周以来华盛顿都担忧着纽约的战略上的薄弱，英军现在的大举压境才真正像他最糟糕的噩梦一样击中了要害。他命令全军保持警戒，认为豪打算立即发起进攻，尤其是在亲英派间谍将美方防守的地点及其弱点告诉了他以后。他并没有意识到，豪很谨慎地决定等待他哥哥带着一支更大的军队赶来。

费城的政治风云高潮渐至，现在纽约的战场又硝烟乍起，命悬一线的紧迫感令所有人的神经都为它所牵动。华盛顿很明显受到了震动，而他还不知道费城那边正在公开的事情，他在7月2日的总动员令中集中展现了自己的修辞技能。这道命令有他的个人风格，在内容和语气上也可与杰斐逊的远见卓识相媲美：

眼前的这个时刻也许将决定的是：北美人民将成为自由人还是奴隶？他们是否能够拥有任何可以称得上是“私有”的财产？他们的房屋和农场是否会遭受洗劫与毁灭？他们是否会将自己交付给一个无人能让他们从中解脱出来的卑鄙国家？而今，在上帝的注视下，还未出生的数百万子孙后代的命运就指望着这支军队的表现。……因此，让我们相互鼓舞、相互激励，让我们向全世界证明，在自己的土地上为自由而战的独立民族，比世界上任何只会听命于他人的雇佣军都要强大。[40]

这是华盛顿自己的宣言，他单刀直入，切中肯綮，并且认识到，如果这场战争在这个夏天输掉了，那么杰斐逊的《独立宣言》将很快被人们遗忘。杰斐逊滔滔不绝地讲述的那些理想被构想为是普世的、永恒的。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里，它们是会永久流传还是过早消逝，仍然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不久之后将得到解答，但是是通过战场上浴血奋战的士兵，而不是通过书斋里天才的年轻政治家。

[1] 这些战舰和士兵的情况来自我对几本书的归纳，它们是Bruce Bliven，Under the Guns：New York，1775-1776 （New York，1972），328；Ira D.Gruber，The Howe Brothers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New York，1972），72-88；以及Barnet Schecter，The Battle for New York：The City at the Heart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New York，2002），95-111。

[2] 转引自Pauline Maier，American Scripture：Making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New York，1997），59。梅尔是第一位呼吁关注“其他宣言”的现代历史学家，她的这一术语指的是所有殖民地为回应大陆会议5月15日的决议而做出的一系列决议和请愿。参见转引自Pauline Maier，American Scripture：Making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New York，1997），47-96。

[3] 英国内战（1642～1651），在不列颠群岛进行的议会派与王党之间的武装冲突。这场战争的政治结果是共和制和摄政政体的建立。

[4] 又称不流血革命（Bloodless Revolution）或1688年革命（Revolution of 1688）。指英国历史上1688～1689年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结果是废黜詹姆斯二世并迎立他的女儿玛丽二世和她的丈夫威廉三世，同时通过《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

[5] 对英国历史上起源于《大宪章》的请愿传统的精彩综述也转引自Pauline Maier，American Scripture：Making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New York，1997），50～55。

[6] Ashby，Middlesex County，1 July，1776，AA Peter Force编辑的《美国档案》（American Archives，9卷本，华盛顿特区，1833～1853）。6：706.

[7] Town of Boston，23 May，1776，AA Peter Force编辑的《美国档案》（American Archives，9卷本，华盛顿特区，1833～1853）。6：556-557.

[8] Topsfield，Essex County，21 June，1776，AA Peter Force编辑的《美国档案》（American Archives，9卷本，华盛顿特区，1833～1853）。6：703-704.

[9] Town of Malden，27 May，1776，AA Peter Force编辑的《美国档案》（American Archives，9卷本，华盛顿特区，1833～1853）。6：602-603.马萨诸塞唯一一个拒绝独立的市镇是巴恩斯特布尔，尽管它的异见人群并没有在选举中失势，而且他们的少数意见更为持久，也更加热忱。参见AA Peter Force编辑的《美国档案》（American Archives，9卷本，华盛顿特区，1833～1853）。6：706。

[10] Virginia in Convention，15 May，1776，AA Peter Force编辑的《美国档案》（American Archives，9卷本，华盛顿特区，1833～1853）。6：461-462.

[11] 例如，可参见白金汉县（Buckingham County）的1776年5月21日的决议，AA Peter Force编辑的《美国档案》（American Archives，9卷本，华盛顿特区，1833～1853）。5：1206-1208。

[12] Maier，American Scripture，64-68清楚地讲述了宾夕法尼亚和纽约的政治环境。

[13] Memorial，City of Philadelphia，25 May，1776，AA Peter Force编辑的《美国档案》（American Archives，9卷本，华盛顿特区，1833～1853）。6：560-561；Proceedings of the Provincial Conference ...of Philadelphia，18-25 June，1776，AA Peter Force编辑的《美国档案》（American Archives，9卷本，华盛顿特区，1833～1853）。6：951-957.关于费城政治中激进的机械工所扮演的角色，参见Richard A.Ryerson，The Revolution Is Now Begun：The Radical Committees of Philadelphia（Philadelphia，1978）。

[14] 参见“The Humble Address of the General Committee of Mechanics”，29 May，1776，AA Peter Force编辑的《美国档案》（American Archives，9卷本，华盛顿特区，1833～1853）。6：614-615，其中也包括了地方议会的回复。参见John Hazelton，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Its History（New York，1906），181-186，其中写到了纽约拖拖拉拉的投票。

[15] 1691年，光荣革命后的英国君主威廉与玛丽颁发特许状，宣布成立马萨诸塞海湾省（Province of the Province of Massachusetts Bay），直接由英国王室任命其总督，与后来的马萨诸塞州在区域上不完全一致。

[16] Topsfield，Essex County，21 June，1776，AA Peter Force编辑的《美国档案》（American Archives，9卷本，华盛顿特区，1833～1853）。6：704.

[17] 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 to John Hughes，4 June，1776，AP Robert J.Taylor等编辑的《约翰·亚当斯书信集》（The Papers of John Adams，迄今已出11卷，剑桥，马萨诸塞，1983～ ）4：238-239.

[18] 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 to Patrick Henry，3 June，1776，AP Robert J.Taylor等编辑的《约翰·亚当斯书信集》（The Papers of John Adams，迄今已出11卷，剑桥，马萨诸塞，1983～ ）4：234-235.

[19] 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 to Abigail Adams 阿比盖尔·亚当斯，2 June，1776，AFC Lyman H.Butterfield等编辑的《亚当斯家族》（Adams Family Correspondence，迄今已出9卷，剑桥，马萨诸塞，1963～ ）2：3.

[20] 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 to William Cushing，9 June，1776，AP Robert J.Taylor等编辑的《约翰·亚当斯书信集》（The Papers of John Adams，迄今已出11卷，剑桥，马萨诸塞，1983～ ）4：245.

[21] 例如，可参见亚当斯关于战争与军需委员会的著作，AP Robert J.Taylor等编辑的《约翰·亚当斯书信集》（The Papers of John Adams，迄今已出11卷，剑桥，马萨诸塞，1983～ ） 4：253-259，以及the Plan of Treaties，AP Robert J.Taylor等编辑的《约翰·亚当斯书信集》（The Papers of John Adams，迄今已出11卷，剑桥，马萨诸塞，1983～ ）4：260-78。关于这一话题的更多内容在第五章里。

[22] 参见JCC Worthington C.Ford编辑的《大陆会议日志，1774～1789》（The Journals of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1774-1789，34卷本，华盛顿特区，1904～1937）5：428-429，其中写到一次投票被推迟到了7月1日。参见编者按，AP Robert J.Taylor等编辑的《约翰·亚当斯书信集》（The Papers of John Adams，迄今已出11卷，剑桥，马萨诸塞，1983～ ）4：341-344，其中写到了起草委员会的创立。

[23] Maier，American Scripture，41-46是最全面、最新的讲述。但这是一块圣地，几代历史学家都详尽地讲述着《独立宣言》的故事，他们影响了我此处以及后文的叙述。尤其参见Carl Becker，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A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New York，1922）；Julian Boyd，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The Evolution of the Text（Princeton，1945）；以及Gary Wills，Inventing America：Jefferson’s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New York，1968）。我自己之前所做的努力可见American Sphinx：The Character of Thomas Jefferson（New York，1998），46-59。我还编辑过一本汇集了不同阐释的选集What Did the Declaration Declare？（Boston and New York，1999）。

[24] Thomas Jefferson 托马斯·杰斐逊 to Thomas Nelson，16 May，1776，JP Julian Boyd等编辑的《托马斯·杰斐逊书信集》（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迄今已出28卷，普林斯顿，1950～ ）1：292.

[25] Ellis，American Sphinx，24-26.

[26] Ellis，American Sphinx，29-36.

[27] 降神会是一种和死者沟通的尝试。降神会的主持者是灵媒。通常是灵媒貌似处于精神恍惚状态，并声称死者可以通过她和活人交流。

[28] Thomas Jefferson 托马斯·杰斐逊 to James Madison，30 August，1823，Thomas Jefferson 托马斯·杰斐逊 to Henry Lee，8 May 1825，转引自编者按，JP Julian Boyd等编辑的《托马斯·杰斐逊书信集》（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迄今已出28卷，普林斯顿，1950～ ）1：415。参见JP Julian Boyd等编辑的《托马斯·杰斐逊书信集》（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迄今已出28卷，普林斯顿，1950～ ） 1：413-433，其中写到了Julian Boyd所做的关于这份文件不同版本的长注释。Maier，American Scripture，99-105在这一点上也做得很出色。

[29] Edmund Pendleton to Thomas Jefferson 托马斯·杰斐逊，22 July，1776，JP Julian Boyd等编辑的《托马斯·杰斐逊书信集》（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迄今已出28卷，普林斯顿，1950～ ）1：471.

[30] 参见DA Lyman H.Butterfield等编辑的《约翰·亚当斯日记及自传》（The Diary and Autobiography of John Adams，4卷本，剑桥，马萨诸塞，1961）3：336，其中有亚当斯的回忆。

[31] 参见DA Lyman H.Butterfield等编辑的《约翰·亚当斯日记及自传》（The Diary and Autobiography of John Adams，4卷本，剑桥，马萨诸塞，1961）3：396-397，其中写到了亚当斯对1776年7月1日演讲的自传性叙述。

[32] Maier，American Scripture，97-153做出最长也是最有力的论述，作者在这部分中将代表们视为《独立宣言》的联合作者，这是基于他们普遍都对该宣言做出过修改。

[33] Maier，American Scripture，236-241印出了修改后的杰斐逊草稿，上面展示了所有的修改和删减。所有引文都取自这份现有的文件版本。一份稍有不同的版本也将杰斐逊草稿中被删减的部分用斜体标出，此版本可以方便地在Merrill Peterson，ed.，The Portable Jefferson（New York，1977），235-241这部分中被找到。

[34] 参见H.Trevor Colbourn，The Lamp of Experience：Whig History and 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Chapel Hill，1965），158-184，其中写到了杰斐逊的“放弃国籍”论和撒克逊神话。

[35] 参见Ellis，American Sphinx，52-53，其中写到了我对这段情绪化的文字的处理，尽管它的删减准确地抓住了许多普通北美人的情绪。杰斐逊有着一种潜在的情绪化性格，将这种性格刻画得最好的历史学家是Andrew Burstein，可参考他的著作The Inner Jefferson：Portrait of a Grieving Optimist（Charlottesville，2000）。

[36] Maier，American Scripture，236.

[37] Lincoln quoted in Ellis，American Sphinx，54.

[38] 在他漫长人生的剩余年月里，杰斐逊执迷于保护他原始的《独立宣言》草稿，他相信那比被大陆会议修改过的官方版本更重要。参见Richard Henry Lee to Thomas Jefferson 托马斯·杰斐逊，21 July，1776，JP Julian Boyd等编辑的《托马斯·杰斐逊书信集》（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迄今已出28卷，普林斯顿，1950～ ）1：471，其中写到了李试图理解杰斐逊，他希望“那份手稿没有被改得像现在这样遍体鳞伤”。

[39] Bliven，Under the Guns，318-319.

[40] 1776年7月2日的总动员令，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5：180。

4 诸如此类

就此，我认为这场针对我们的战争是不义的，也是不明智的，我深信，冷静客观的后人们将强烈谴责战争的发动者；我也深信，对于那些自愿参与实施这场战争的人来说，即使获得胜利也无法让他们免于某种程度的不光彩。

——本杰明·富兰克林1776年7月20日写给理查德·豪勋爵的信

那些离船登上斯塔滕岛的人刚刚才在海上忍受了长达一个月的悲惨折磨，这段经历最终被证明比他们所经历的任何一场陆上战斗都要危险。狭窄的居所、粗劣的饮食以及糟糕的卫生状况使得疟疾横行，伴随而来的是高死亡率。大约有一千多名士兵和水手葬身茫茫大海，随他们一起死去的还有几乎同等数量的马匹和牲口。在大部分军事史中，“杀戮地带”（killing zone）这一术语指的是战场上死亡率最高的地点，在这一地带，冲锋的先头部队被暴露于由最先进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发射的金属射弹的攻击波范围内。但是在18世纪后期以及随后的一百年里，最致命的“杀戮地带”是船上的住所以及封闭空间，这些地方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是细菌、微生物以及各种病毒变种，当时的医学还没有找到任何针对它们的预防或治疗措施。离开这些疾病肆虐的船只来到风景如画、空气清新的斯塔滕岛，这对英军来说意味着在北美的行动的最危险时刻已经过去。[1]

海军上将豪的秘书安布罗斯·塞尔（Ambrose Serle）留下了他对斯塔滕岛最完整的印象：“岛上的人民，就像他们脚下的土地一样，稀疏而又贫瘠；他们的声音模糊不清，他们形容憔悴、懒散无力。”塞尔如是评论，并继续说道：“土地极其贫瘠，土地的耕种和大英帝国的情形相比也显得粗放得多。”塞尔带着傲慢的英国贵族特有的那种自以为是的优越感和刻意的俯就态度，公然评论着自己未曾见过的北美风土人情。这些想法都是他从伦敦宫廷和政府白厅中带来的成规陋见的一部分，北美的叛乱在英国当局看来是对得到庄重认可的政治秩序的荒谬违背，而乔治·华盛顿则被视为（用塞尔的话来说）“一个微不足道的、领导着一群叛乱匪帮的民兵上尉”。[2]

如果塞尔的政治偏见可以被预见——它们也是不可忍受的，那么实际上，它们也提供了一个窗口，让人能够窥知北美独立不可阻挡的一个原因——普通的英军士兵有着种种各自的先入之见。有的人惊奇于殖民地人民穿衣服的事实，他们原来都以为这群人的着装会像印第安人一样。还有一些人期待着看到像非洲丛林里那样的成群游荡的野生动物。而当一位亲英派来到某艘船上帮助他们将船停进港口时，英国的船员和士兵被弄得目瞪口呆。“所有人都还抱着这样的看法，”他们惊呼道，“他们认为北美的居民是黑人。”[3]

但是英军人士对此地的主要印象还是显得更为理智，更多是从战略角度出发。斯塔滕岛遍地都是物产丰富的农场，以及大群大群的牛羊牲畜——然而塞尔的评论与此相反——它们能够确保英军士兵伙食水平的迅速提高。的确，鉴于他们最近横跨大西洋时所经历的种种，英军的确有理由相信自己是来到了天堂。

除此之外，当地居民也把英军当作他们等待已久的解救者——而不是敌对的侵略者——来欢迎。在之前数月里，所有对于评估长岛以及斯塔滕岛农民的政治倾向所做的努力只得出一些模棱两可的猜测，不过这也准确地反映出当地民众多层次的政治态度。标准亲英派与爱国者在数量上都远远不及普通的农民，这些农民只希望两支军队能去别的地方相互厮杀。但是随着豪将军率领大军压境，民众的观点在一夜之间突然转变。在长岛南面海岸用望远镜侦察的哨兵报告说，斯塔滕岛的居民与其说是投降了，倒不如说是归顺了，他们满怀热情地加入了敌方阵营。不久那些各种各样的“加入”形式也包括了在岛上各处山丘和果园里发生性爱结合。“这座岛上的仙女们陷入了一种美妙的痛苦中，”一位英军军官说，“那些走进树丛采摘玫瑰的女孩，没有任何一个能够逃脱被糟蹋的命运。”各种涉及强奸指控的军事法案件在英军总部已屡见不鲜。[4]

驻扎在斯塔滕岛上的英军士兵，与他们在长岛和曼哈顿的对手们令人惊奇地相似。与大英帝国在下个世纪的鼎盛时期里出现的负面形象不一样的是，此时的英军并不是由从伦敦牢狱里抓来或是从英格兰乡镇征来服役的流浪汉、犯人和精神病患者组成的乌合之众。正好相反，他们都是英国劳工阶级——从前的临时工、农民、木匠和鞋匠——他们不幸成为工业革命的受害者，他们的工作都被机器所取代，因此只能将接受军队雇佣作为最后的救命稻草。他们基本上都是志愿者。

英军和北美军征募的人员之间很大的区别在于年龄和经历。典型的英军士兵年龄都在28岁左右，而北美军士兵相比之下几乎年轻8岁。最重要的是，英军士兵平均有着长达7年的从军经历，而北美军士兵的从军经历则不满6个月，大陆军有几支部队的士兵甚至几乎没有任何从军经历。[5]

这样的区别也体现在战争实践的检验中，18世纪的战争强调面对难以表达的恐怖血腥场面时要保持冷静。“在死人堆里行军，听见伤者呻吟也不为所动，”纳瑟内尔·格林曾经沉思道，“我敢说几乎没有人能够经受住这些场面，除非他已经习惯成自然或是为军人的骄傲所支撑。”许多英军士兵，甚至更多的黑森佣兵[6]（Hessian），都表明了他们能够经受住考验。而北美军士兵还不曾经历过这些事情。[7]

为了鼓舞自己部队的士气，华盛顿曾多次质问那些英国正规军的参战动机。华盛顿认为，英军只是为金钱而战斗的雇佣军，而北美的士兵是为了独立这一崇高目标而战斗的爱国者。这种半宗教的信息自有它的意义，但是它也误解了英军普通士兵的参战动机。他们对各自的团队和战斗中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都有着深厚的感情。英军士兵认为自己是一个兄弟团队，大家都已准备好共同面对一段最艰难的人生经历。部队就是他们的家，他们准备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它的荣誉。

* * *

在7月9日，华盛顿收到了发自汉考克的一包文件，以及以下附言（cover letter）：

大陆会议认为有必要断绝英国与北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并且宣布自己为自由独立的各州；从包裹内的《独立宣言》你可以知道这一点。我受命将这份包裹带给你，并要求你以任何你认为合适的方式对军队宣读这一文件。[8]

独立已经被宣布的消息在两天之前已经传到了华盛顿耳中，但这是从政府高层向军队首领发出的正式通信，随信还有《独立宣言》这份文件。华盛顿并没有就《独立宣言》的语言做出任何评论，他更倾向于将这些话看作是人们等待已久的、最终使大陆会议与大陆军同仇敌忾的一份政治承诺。他下令，当天晚上的晚餐之后，在纽约市各公共场所和各部队的阅兵场地高声宣读这份文件。

公共场所上的宣读得到了“来自部队的三声高呼”，这些士兵随后加入了一大群游行的市民，他们沿着百老汇大街涌向鲍灵格林（Bowling Green）去拆掉一座乔治三世的塑像。这座塑像由铅镀金的工艺铸成，它将国王描绘得像是一位马背上的罗马皇帝。人们手执铁锹和绳索，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搬动了这座雕像。在人们斩获了这座前任统治者的象征之后，这些铅被拖去制作成了42000发枪弹。一位见证者津津乐道于未来的前景：“英国军队将收到发射给他们的‘熔化的陛下’。”在第二天的总动员令中，华盛顿严厉责备了他的部队，理由是他们参与了针对王室权威最后象征的荒谬的破坏活动。没有人对这通批评太过重视，包括华盛顿本人，他并没有下令对这些参与冒犯活动的人进行调查或给予惩罚。[9]

* * *

在7月的最后数周里，华盛顿继续实施着他的防御体系的修建，不仅是长岛上的防御体系，也包括他自己灵魂的防线。英军开始在斯塔滕岛登陆扎营是一个不祥的预兆，随后不久就从英军逃兵以及岛上仍持观望态度的亲英派那里传来了可靠情报。格林获得了关于即将到来的海军上将理查德·豪的舰队的规模和抵达时间的消息，以及威廉·豪将军打算对长岛发起主攻的战略计划。[10]

这些珍贵的消息片断让华盛顿能够更多地靠着自信而不是猜测来完成他的防御计划的空白部分。更为重要的是，到7月中旬的时候，他已经获得了关于杰曼实施全面战争的战略计划的准确情报。“现在已经毫无疑问的是，”华盛顿告诉汉考克，“敌人意欲展开他们针对北美殖民地的行动，并且试图联合起他们的两支军队，一支是由[来自加拿大的]伯戈因将军率领，而另一支已经到达此地。”日益逼近的对纽约的入侵，就成了英国的统一战略的南线部分，而这一战略的目标则是占领哈德逊河走廊，孤立新英格兰。[11]

这也有助于解释华盛顿为何如此令人难以理解地关注着菲利普·斯凯勒（Philip Schuyler）将军指挥下的美国军队在纽约北部进行的不幸而显然无望的军事努力。此事一度充斥于他的通信内容达数日之久，以至于他甚至没能对六英里外更急迫的英军的威胁予以足够重视。对杰曼整体战略的了解迫使华盛顿将自己的视野放宽，以对抗在尚普兰湖（Lake Champlain）以北集结的英军军事力量。事后看来，如果他能将注意力更多集中于眼前的敌人身上的话，也许他会更加顺利。[12]

在7月12日那天，他继续做着那样的事情。尽管知道海军上将豪的舰队稍后就将到来，华盛顿还是在7月12日这一天召集了一个战事委员会，商讨在斯塔滕岛上的英国守军得到增援之前对它发动一次进攻。华盛顿提议，与其坐观英国海陆两军的精锐部队顺利集结，任由他们筹备并发动致命打击，不如大陆军先发制人，在海军上将豪的舰队安全登陆之前发起自己的进攻。

这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它恰好反映出了华盛顿富有进攻性的军事本能。斯特林勋爵制订了一个计划，建议派遣一支3300人的美国军队分别从6个登陆地点对斯塔滕岛发起联合袭击。它计划的时间安排精确到秒，而它设想的各队联合水平也到了完全脱离现实的程度，对世界上任何久经沙场的专业部队来说都充满挑战。鉴于大陆军普遍的不成熟和明显混乱，这个计划为“如何精心策划一场惨败”提供了教科书式的范例。这也是华盛顿那些本质上过于复杂的进攻性战略规划的首次登场，这些规划将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令大陆军吃尽苦头。留给战事委员会的问题简单而明了：军队是否应该对斯塔滕岛发起进攻？而得到的回答也同样简洁：“大家一致认为不应该。”精细复杂的战略袭击并非大陆军所能掌握的战术。对此华盛顿选择了让步。[13]

甚至在这个决定被接受之前，人们已经看到海军上将豪的旗舰“雄鹰号”（the Eagle）出现在海面，这标志着英军主力舰队即将到来。几个小时后，两艘英军战舰“凤凰号”（the Phoenix）和“玫瑰号”（the Rose）在三艘补给舰的陪伴下，借助顺风顺水的优势，越过了红钩镇（Red Hook）和统治者岛（Governors Island），沿哈德逊河一路挺进，在驶过曼哈顿西面时沿途不断开火发起进攻。飞来的炮弹击毁了房屋，街上满是受到严重惊吓的居民，而沿岸的大陆军带着难以置信的表情看着这一切，英国皇家海军展现出的强大火力令他们望尘莫及。在这些船只经过的时候，美国炮兵发射了接近两百发炮弹，但几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这些船飞快驶过了位于华盛顿堡的主炮台，沿河而上溯游30英里后于当天晚上停泊在塔本吉（Tappan Zee）。[14]

一位年仅15岁的康涅狄格新兵约瑟夫·普拉姆·马丁（Joseph Plumb Martin）记录道，他刚刚见证了他的第一次行动，这场行动是一场彻彻底底的混乱，让他震惊不已。他之前从未见过炮火，但是已经准备好了要去证实一下“其声如音乐，或者至少开阔洪亮”的效果。结果他惊得目瞪口呆。[15]

在第二天的总动员令中，华盛顿重点讲到了将士们（例如大兵马丁）茫然无措的反应，他们没有各归各位遵照命令行动，而是站在原地，呆若木鸡。“这种丝毫没有军人风范的行为必然会让每个军官感到心寒。”华盛顿如是说道。并且他还提到，一旦真正开战，这样的做法将对“这项事业”造成不利影响。[16]

但是那天的行动中最令人感到不祥的是英军舰只驶过所有美军炮台时表现出的轻松自如。在对这些专门为了牵制英国海军机动性而在曼哈顿建起的堡垒和炮兵阵地的首次考验中，美军的防御一败涂地。这意味着英国舰队可以毫发无伤地通过纽约群岛，将士兵和炮火送到任何想攻击的地方，这对华盛顿的战略防御是巨大的讽刺。最令人不安的是，这意味着，如果曼哈顿是一个酒瓶，那么英军可以随时将它的入口塞住，可以派遣部队在该岛北端登陆，将华盛顿的整支军队团团围住，不留下任何逃跑的路线。这意味着李将军最初的估计是正确的：英国海军的优势让纽约变得毫无守备可言。

后来的历史表明，这些认识本可以让人们对美军战略形成新的认识，促使他们放弃纽约，将大陆军撤退到新泽西或康涅狄格这样的美国大陆本土。但是华盛顿无法知晓后来的历史，他被困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情境中，正如他的军队被困在两座岛上一样。很清楚的是，大陆会议希望他不惜一切代价守卫纽约。同样很清楚的是，他在费城的行政领导并不了解“不惜一切代价”可能意味着什么。

整个7月，他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对几个作战计划的评估中，这些计划意欲在哈德逊河与伊斯特河上牵制英国皇家海军的机动性。他对宾夕法尼亚安全委员会的一个提议做出了热情的回复，因为它计划建造6艘“火船”（fire ships），这些船可以四散冲入英军舰队，将其护卫舰只撞沉，这算是海战中的一种“孤注一掷”的（或者说自杀式的）战术。他对用一种名为“防栅”（chevaux-de-frise）的废弃物障碍在哈德逊河道中阻挡船只的做法非常看好，因为这样可以形成水中的屏障，使英军船只不得不放缓行进速度，并且在经过华盛顿堡这类军事据点时也会进入美军的火力范围。他甚至听取了一个通过富兰克林传达给他的提议，这个提议建议部署一种叫作潜水艇（submarine）的新型船只，它可以潜到水下，然后向毫无防备的英军舰只发起攻击。很明显，他只是在寻找抵消英军舰队战略优势的方法，以图能够抓住什么救命稻草，缓解自己的劣势。[17]

办公桌上堆积如山的请求文件使华盛顿根本不可能集中精力去考虑更宏观的局势。后来人们发现长岛上有数量达15000的牛羊以及马匹，它们都属于当地的农民。他的军队应该将这些牲畜没收充公以防止它们落入英军之手吗？这样的没收方式会对他们与这些农民之间的政治联盟产生什么影响？在前思后想许久以后，长岛上所有的牲畜都被集中起来屠宰了，这说明华盛顿已意识到长岛很可能会落入英军之手。[18]

接下来是如何处理当地亲英派这一紧迫而尴尬的问题。说它紧迫，是因为根据格林的估计，长岛已有数百名居民躲进各处树林和沼泽，等英军一上岸就加入其中。说它尴尬，则是因为纽约市内的相当一部分人，包括一些最杰出的市民，都拒绝承认由《独立宣言》带来的新的现实，坚持作为英国的北美殖民地居民，对分离行为采取观望态度，拒绝做出选择。最终做出的决定是，所有持观望态度的人都应该被当作亲英派并投入监狱，而其中最可疑的人应该被送到康涅狄格，以防止英军占领纽约这座城市后他们又得到解放。格林下令对长岛所有的家庭进行彻底清洗，而行动过程还是要保持文明，以避免给人留下他们对真正的中间派也很残酷的印象。负责逮捕行动的军官应该“着装得体”，避免给人留下任何“对人不尊重或者暴虐”的印象。因为一些明显的军事原因，绵羊和山羊[19]应该被分开。但是格林希望的是能够顺利完成任务，同时又不会成为让他所希望拯救的民众疏远的美国恶棍。[20]

在日常需求的管理和安排方面，华盛顿的首席助手是约翰·里德，一位参与过波士顿围城的老兵。华盛顿之所以将他从军队中提拔出来做自己的随从，是因为他突出的才能和他的教育背景[里德曾经在伦敦中殿律师学院[21]（London’s Middle Temple）学习过法律]。当里德决定在4月回家并重拾他在费城的法律事务时，华盛顿感到非常失望，因为他已经将这位年轻人当作自己的行政“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员了，他的判断力和写作才能已经成为无价的财富。在6月华盛顿又劝说他回到了岗位上，答应给予他更高的职位，让他担任副官长，这是大陆军中的首席行政职位。但才没过多久里德又意识到自己完全无法应付这个职位的工作。“我所处的这个职位，”他写信告诉他的妻子说，“真是完全不适合我，我在这个岗位并没有感到有多轻松。”[22]

除了他经验不足以外——和格林还有诺克斯一样，里德也是华盛顿手下那群有天分的业余人才中的一个——他所负责的这支军队也缺乏久经检验的行动程序，以及常规化的规章制度，所以每个军事决定都成为权宜之计。军官队伍内部对于职位这类东西的强烈关注反映出了不断发展的升迁标准，这也导致了持续不断的争吵、堆积如山的资料文件，以及众多自尊心受伤的人员。坚持要带上自己的马匹随行的康涅狄格民兵被遣送了回去，因为大陆军不可能接待一个骑兵团。里德试图将制服布料的缺乏转换为一种优势。他下令让士兵们制作自己的“猎衫”（Hunting Shirts），这也许能够吓住英国人，“因为他们会认为每个如此着装的人都是神枪手”。诺克斯的炮兵团有的更多的是炮弹，而不是能够安全地填装并发射它们的人。大陆军所使用的标准毛瑟枪弹药和燧石对几个民兵团带来的毛瑟枪并不适用。部队医院的医生要求拥有不经高层军官同意接纳或拒绝伤病员的权力，但最终也毫无作用。[23]

里德的主要工作就是阻止所有这些棘手的问题成为华盛顿的案头公务。他的确尽了全力，但是鉴于这支军队正处于一种不成熟的状态，即使是最有经验的英国军官也会为管理纷至沓来的公务而倍感压力。除了这些不需要书面处理的管理负担之外，实际上大陆军本身就是作为长期过渡性的临时军队而被建立起来的，它根据一场场不同的战斗而得到相应的扩充和缩减，其常规军的核心兵力由附近各州的民兵部队所补充。

这意味着这支军队的总兵力有一半以上都由新近到来的志愿者组成，他们都不得不在最后关头才开始接触各种军事计划和组织规章。这种后勤补给的噩梦使得任何需要连贯性的解决方案都难以实施，它只会给这个各种人员与装备混杂、名为大陆军的群体蒙上最后一层混乱而亟须整顿的色彩。没有任何人能够完全理解这一切，更别说掌控它了。华盛顿每天深陷在从无数岗位传来的这些令人头疼的要求之中，他学会了在自己头脑里的坚不可摧的精神掩体中寻求庇护，以躲避这些不间断地轰炸着大脑的杂事。在他的头脑中，所有的选项都一如既往的清晰明白，令人喜悦的强大。“如果他们能够站在我这边，要想不费一兵一卒拿下这个地方是不可能的，”他在信中这样告诉他的哥哥，并补充说明，“尽管我们还没有进入我所希望的防御状态。”[24]

* * *

让我们来看看以下这些事件的发生顺序：7月12日，豪勋爵的舰队载着2万名英军士兵来到长岛海峡；同一天，英国国王的凤凰号和玫瑰号挺进哈德逊河，沿途一路开火，展现出了英国海军在战略上的优势地位，以及美军防御计划一如既往的脆弱；第二天，豪勋爵通过信使给华盛顿送去一封信，向他宣告了“我有幸被授予的这项任务”，也就是指他被任命为两名和平谈判使者之一——另一个是他的弟弟——声称是带着乔治三世和英国内阁的提议前来进行外交谈判，这种说辞使得所有的船只和士兵都显得多余。“我相信国王带着仁慈的念头进行了公正的考虑，这也许是为了阻止将来进一步的流血牺牲，”理查德勋爵真心地期待着，“它将带来和平，并使大英帝国和北美的结合永世留存。”在古今所有国家历史中，要找到比这更戏剧化的铁腕与温柔的手段结合——或者也可以说是利剑与橄榄枝的结合——的例子，还是很有挑战性的。[25]

但是这封信没能被送达。豪的信使与约瑟夫·里德在斯塔滕岛和统治者岛之间的一艘小船上相遇。在伴随着风浪声客套一番之后，里德拒绝接收这封信，因为它写的是寄给“乔治·华盛顿先生，或诸如此类的头衔”（George Washington Esq.&c，&c，&c）。大陆军里没有这样的人，里德如是宣称，还补充道，“全世界在上个夏天进行的仪式之后都知道华盛顿将军”，这可能指的是华盛顿被任命为大陆军总司令的事。里德所受的法律训练在这次外交对话中对他着实帮助很大，使他有底气敢于拒绝任何没能承认他的上级的法律地位的请求。[26]

于是这位信使将没有送出的信件带了回去，这件事令豪勋爵的秘书安布罗斯·塞尔勃然大怒。“这些人的虚荣和傲慢是如此之甚，”塞尔在他的日记里记道，“他们竟敢反驳豪勋爵，勋爵的英勇与光荣可是为大家所公认的……[而且]他们还假装（或者说一直假装）是在寻求和平，实际上却在背离它。”第二天华盛顿写信给汉考克，力挺里德在这次交谈中的表现。他解释说，拒绝豪的来信这一决定涉及的不仅仅是礼仪问题。“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因为拘泥于礼节而牺牲本质的利益，”华盛顿这样评论道，“但是这一次……我觉得坚持要求这种尊重是我对国民和职位所应有的责任，而在其他任何公众场合我都可以心甘情愿地放弃对这种尊重的要求。”[27]

实际上，豪勋爵未能按照职位等级称呼华盛顿尽管只是一个象征性事件，但它准确反映了这次外交困局的本质。因为杰曼的指示显然是在禁止豪将北美人民视为与自己平等的人，或者说根本就禁止他进行和谈，除非是在所有叛乱者都缴枪投降以后。豪氏兄弟都希望能得到相对宽松的指示，但他们还是不得不遵循杰曼的苛刻限制。他们很不情愿地总结说，只有在对华盛顿的军队造成毁灭性打击之后，才有和谈的可能。

很明显，豪勋爵决定在战斗之前进行一次大胆的尝试。也许他认为，入侵部队的庞大规模也许会削弱华盛顿的决心。情况也有可能是（尽管只是单纯的推测），豪派遣两艘战舰溯哈德逊河而上，只是为了让华盛顿清楚他自己在军事上的无望。不管豪的动机是什么，它们都未能影响华盛顿坚定的反抗态度，也未能影响他长久以来的一个看法，即所有这些派遣和谈使者的把戏，都不过是为了给那些坚定的和谈主义者错误希望的政治策略。“豪勋爵已经来了，”华盛顿告知霍拉肖·盖茨将军，他现在试图赋予大陆军北方支队某种纪律，“他和他的将军弟弟被任命为和谈使者，前来对我们这些忏悔的罪人施以宽恕。”[28]

豪勋爵明显被激怒了，一方面是因为杰曼给他的有限权力空间，另一方面是因为华盛顿公然的轻视——他拒绝了这个能够避免一场很有可能成为现实的军事溃败的机会。一周后他决定进行最后一次尝试，这次他派出了自己的将军副官詹姆斯·帕特森（James Patterson）去送同一封信，以及一份关于俘虏交换的简要提议。里德认为俘虏交换的事情提供了一个与华盛顿当面交谈的借口，于是帕特森被蒙着眼睛带到了华盛顿在曼哈顿的总部。豪勋爵指示帕特森要称呼华盛顿为“阁下”（His Excellency），给予他最高的尊重，让他确信豪氏兄弟已经被授予相当的权力，能够对和谈事宜施加影响。这显然是不真实的，就像华盛顿很快就指出的那样。他评论说，乔治三世所吹嘘的慷慨是以北美投降为条件，所以豪氏兄弟所能做的也就只是给予宽恕，“而且从未犯过错的人不需要宽恕”。帕特森传达了豪勋爵深深的失望，说勋爵觉得事情还是卡在了这个最初的症结，并再一次传达了豪氏兄弟的后悔之意——他们未能承认这个“他们深深敬佩着其人格和风范的”人的职位等级。然后，他鞠躬礼毕，走出门外，“一路上左右逢源，谈笑风生”。[29]

现在英国和美国之间的鸿沟暴露得比以前更加明显了。对这次对立中的英国一方来说，他们所有的设想都还保留着浓厚的帝国色彩。尽管在长达10年的政治冲突中，北美殖民地对英国议会的统治主权发起了挑战，要求在大英帝国内部实现北美某种形式的半自治地位，随后15个月的血腥厮杀又加重了双方的赌注，乔治三世和他的大臣们仍然坚持认为，北美殖民地的民众是臣民（subjects）而不是公民（citizens），英国议会的统治主权不容谈判。任何妥协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大英帝国在北美的统治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任何妥协也都是不必要的，因为公然稳驻斯塔滕岛的英国海陆两军是不可战胜的。

只有在这种帝国的语境下，乔治三世才准备显露仁慈，不是因为他被要求这么做，而是因为——豪氏兄弟如是总结道——他自己对北美的臣民还保留着一种充满仁慈的好感，他希望将他们再一次收归在自己的恩泽保护之中。这意味着他准备将一道无差别的宽恕给予北美殖民地的大多数民众，只要他们能撤销他们不当的独立决策，解散他们的军队，拒绝承认那些会议和大陆军中的激进头领——这些人最近挑起了不少事端。这些人是真正的罪人，他们一定会被抓捕，因叛国接受审判，并承受相应的后果。从前的秩序得到恢复之后，乔治三世才会准备聆听关于某种合理的政治改革框架的提议，以令他的臣民满意。

而对立双方中的美国这一方的观点则在本杰明·富兰克林那里得到了最有力的表述。他认识理查德·豪，曾在伦敦和他来往过一段时间，当时两人都徒劳地寻求着某种能够避免公开决裂的政治妥协。在7月20日写于费城的信中，富兰克林对理查德勋爵的困境表示了同情，悲叹他受到他人阻碍，无法提供任何和谈条款，除了“在投降基础上给予的宽恕；我很遗憾地发现，这必将让你的国王痛苦不已，他迄今为止送出的这些宽恕都被浪费在如此无望的一件事上”。

没有任何其他的代表——的确，也没有任何其他的美国人——能够写下这样的文字，它们巧妙地对调了英国和美国的角色，同时对理查德勋爵所处位置的无望表示了同情。这种文风为富兰克林自然练就，他已经练习使用它近五十年的时间了。他最初——作为朴实的“可怜的理查德”[30]（Poor Richard）——用这种风格来写作他的智慧格言宝典（例如，“让所有人都认识你，也不会有人完全了解你”），而最近则是用它来写作一本对英国内政外交的绝妙讽刺作品，即《能让伟大帝国变小的那些规则》（Rules by Which a Great Empire May Be Reduced to a Small One，1773）。

实际上，富兰克林是后来才加入北美独立事业中来的。在此前二十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他都住在伦敦，为宾夕法尼亚四处游说以争取特别的皇家特许状，并且因为他在电学方面所做的开拓性工作而获得英国皇家学会的嘉奖。此外，他还广泛结识了英国社会的各种领袖人物，包括理查德勋爵。他曾认为大英帝国实际上是一个同盟性的泛英美帝国，因为相互的认同与共同的利益而被联系在一起。当新近加冕的乔治三世以及英国政府的换届开始使得对殖民地贸易的限制日益紧张之时，富兰克林认为这些变化只是一种暂时的反常现象。只有一群傻瓜才会寻求摧毁这样一种帝国的关系，它运作得如此顺利，对于作为正在崛起的全球性大国的成员的双方而言，它的前景也是一片光明。

到1773年的时候，他开始总结性地认识到英国政府不再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而冲突最终到来的时刻是1774年1月，当时他被要求安静地坐在英国上议院（the House of Lords）里接受人们对他的公开攻击和个人侮辱，原因是他宣扬自己的“大英帝国建立于相互认同原则之上”的观点。这段伤心的经历促使他转而支持北美独立的目标。他于1775年回到北美，随后立即被选入大陆会议，并且决意不再回头。如果说约翰·亚当斯是大陆会议中独立运动实际上的设计师，那么富兰克林就是公认的德高望重的政治家，比其他代表要高出一两个辈分。他凭借一个新加入者的决心、自己的显赫名声，甚至是作为名人的地位，在大陆会议一次又一次的讨论中产生了影响。如果说华盛顿是新出现的美国英雄，那么富兰克林就是该世纪最广为人知、最著名的美国人。[31]

他给理查德·豪勋爵的信激起了一种难以消除的共鸣，即使它让理查德勋爵所希望的一切化为泡影。他所提到的英国政府准备宽恕反抗的殖民地人民一事只是不合逻辑的假设，富兰克林评论道。因为这个政府“已经表现出了最肆无忌惮的野蛮和残忍，它在寒冬里烧毁了我们毫无防备的村庄，纵容那些虎狼之师屠杀我们的农人……现在它甚至带来了外国雇佣军，打算血洗我们的家园”。在道德的天平中宽恕的施与权力已经属于美国这一方了，“因为你（我指的是英国）根本无法奢谈原谅那些被你深深伤害过的人”。

如果理查德勋爵在正处于交战状态的两个主权国家之间传送和谈提议，富兰克林继续说道，那么谈判也许是有可能实现的。“但是我已经深信你们没有这样的权力”，他评论道。因为英国不可能承认它从前的殖民地自主独立存在，不可能将这些殖民地当作平等对象而放弃它自认为拥有的权威。如果英国进而采取了战争的形式，就像它现在所做的那样，那么这只会暴露出英国方面所有慷慨的说辞是多么虚伪。好心的勋爵既是和谈使者又是侵略的领导者之一，这种状况对他正在做的事情一点帮助也没有。

无论纽约目前进行的战斗结果会怎样，富兰克林预言道，历史将会证明英国针对美国的战争是不可能获胜的，“它将对人力和财力都造成极大的消耗，对于英国而言，它最终将被证明是有害的，就像之前的十字军东征对于大多数欧洲国家而言一样”。和他之前所有的预言一样，这一个预言——富兰克林意识到——也不会有人相信，“直到最后事实证明了它”。英军并非战无不胜，相反它将会暴露出自己能力上的不足。

富兰克林在信的结尾主动给豪提出了一条建议。令他深感痛心的是，他发现昔日的友人如今正在进行的这场战争注定要在历史的长河中触礁，注定会被认为是不必要、不明智、不正义的。“后人将强烈谴责战争的发动者，”他警告说，“对于那些自愿参与实施这场战争的人来说，即使获得胜利也无法让他们免于某种程度的不光彩。”富兰克林倾向于认为，豪“来到这里的巨大动机是希望能够为和解贡献力量”。而在理查德勋爵所被准许提供的条件下，和解是不可能实现的。既然这一情况已经很清楚了，那么他应该“放弃如此可憎的指挥角色，恢复更受人尊敬的个人身份”。[32]

当然，理查德勋爵几乎不可能听得进富兰克林的意见，更别说采纳它了。几周之后他写信给杰曼说道：“[与华盛顿]的交谈更多只是礼节，远非有趣；然而它却促使我改变我所预定达成的理想结局。”他是在以委婉的方式承认，和平是不可能了，除非美国人得到痛苦的血的教训，而这样一次教训将成为他的主要任务。[33]

在富兰克林的建议下，大陆会议将理查德勋爵的和谈提议转交给了几家主流报纸，这是为了暴露出他有限的权力，以及粉碎任何还在数量日减的温和派脑中徘徊的错误幻想。如果说曾经有过这么一种中间位置，有过这么一道跨越双方鸿沟的桥梁，那么现在它也已经消失了。[34]

* * *

8月初，风暴还在进一步集结。8月1日，格林报告说有30艘船到达了桑迪胡克（Sandy Hook），他本以为这些船是德国的雇佣军，结果却发现是从南卡罗来纳一路而上的克林顿将军和康沃利斯将军。几周后另一支小规模的舰队也到了，船上载着第一批黑森佣兵，以及几个苏格兰高地军团。黑森佣兵的8000名主力精锐则在8月12日到达。加起来，豪氏兄弟现在指挥着的是一支共有42000名步兵、水兵和船员的进攻部队，甚至是整个北美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35]

而此时在费城，亚当斯总结说，豪勋爵的和谈想法一直以来都只是一种拖延的计策：“他把猫放出了袋子……掏出自己的排箫来安抚巨兽，以等待他的援军到来。”[36]这种说法是不对的。理查德勋爵所做的外交努力直到最后一刻都可谓是满怀诚意的，尽管同样也是毫无希望的。而实际情况更令人觉得乏味：威廉·豪充分意识到，杰曼也是有所花费才得到这些黑森佣兵，他认为没有理由在他们到来之前发起进攻。鉴于他所拥有的战略和人力优势，他可以毫无压力地根据自己而非他人的计划行动。

就华盛顿本人而言，他将每一批新的英军与黑森佣兵的到来都视为事态的进一步加剧，对此也许他应该得到谅解。他曾用怀旧的口吻给一位法印战争早期几场战役中的老战友写信，追忆当时他们在“[必然堡（Fort Necessity）]的大草场以及莫农格希拉河（the Monongahela）岸边”[37]及时的逃跑行为。由于这两场战役最终都以大溃败收场，所以这些都是在即将来临的大战前夕浮现在脑海中的奇特回忆。看着英军不断集结，他的恐惧日渐加深，他担心自己指挥的军队人数将被英军大幅赶超。他承认说，“我总是情不自禁地就会忧心忡忡，满怀恐惧”。[38]

出现这样的问题，部分是因为他不清楚自己指挥的部队到底有多少士兵。根据不言而喻的“气球理论”（balloon theory），如果当康涅狄格、纽约和新泽西的民兵部队到来，使他的军队人数上升到25000人时，大陆军的规模将差不多增加一倍多。但是如今正值收获时节，所以许多农民出身的士兵都拖到很晚才来，或者根本没有现身。华盛顿赶紧给各地政府和民兵军官发出临时通告，催促他们让部队整装出发，如果有必要的话，让庄稼腐烂在田里都行。他强调目前的危机具有历史紧迫性。“大陆军兵力严重匮乏……已经远远辜负了人们对它的赞许，”他警告道，“自从这些殖民地建立以来，还从未出现过如此紧急的情况，也从未出现过这样分海陆两路前来进犯的敌人。”[39]

更严重的是，他不知道自己的士兵中到底有多少已经准备好了承担自己的职责。被污染的水源在曼哈顿导致痢疾的肆虐，在7月下旬格林又报告说长岛爆发了天花疫情。仅仅一周之内，华盛顿估计自己的军队就有20%的士兵因病无法参战。

当亚当斯听到天花传播开来的消息时，他立刻变得狂躁不安：“天花对我们造成的伤害，远远超过英国军队，超过那些加拿大人、法国人、黑人、汉诺威人和黑森佣兵，超过其他任何一切人。”这种疾病令他日夜担忧，也有一些他个人的原因，因为阿比盖尔和他们的四个孩子正好于同一时间在波士顿接种疫苗。他在作为政治家的责任和作为丈夫的义务之间来回奔忙。他曾写信表示，在家人处于危险之中时还相隔遥远，他深感歉疚；随后就在同一封信里他又补上一句，“我们的军队在纽约也饱受疾病之苦”。[40]

总部发出的总动员令继续散发着乐观情绪，尽管英军在人数上已经具有了压倒性的优势。“敌人将继续试图以各种表演和表面功夫来对我们进行恐吓，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曾经有许多次，他们是怎样被几个勇敢的人所击退。”8月13日的动员令如是说道：“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坏的，他们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如果能够坚定而冷静地与之对抗……胜利必将属于我们。”[41]

华盛顿其实并不相信这些话，尽管他相信，无论是出于个人原因还是责任感，他都有义务去写这些话。在关于兵力和疾病的问题上，他对汉考克要坦诚得多，他承认要阻止豪氏兄弟占领纽约似乎是不可能的了。但是他在邦克山战役的先例中找到了安慰，实际上那是另一场给英军带来巨大损失的胜利：“这些思考让我想起，尽管我们的诉求未必能如我所希望的那样，能够以对我方有利的方式愉快结束，但是他们也无法不费一兵一卒就取得他们所谓的胜利。我相信，他们所拥有的任何优势，都将让他们损失惨重。”华盛顿未能说出的是，要像英军那样以巨大损失赢得一场胜利，他又有多少人能够损失得起。[42]

尽管亚当斯并不清楚他的家人是怎样熬过疫苗接种过程的，但他向恢复中的阿比盖尔担保说，他的心无时无刻不和她在一起。此外，他至少有一只眼睛是望着北方的：“我们每天都期待着对纽约的决定性进攻。”[43]

[1] 参见Sylvia R.Frey，The British Soldier in America：A Social History of Military Life in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Austin，1981），37-38，其中写到了这次航行期间的伤亡率；以及Elizabeth A.Fenn，Pox Americana：The Great Smallpox Epidemic of 1775-1782 （New York，2001）。

[2] Journal of Ambrose Serle，12-23 July，1776，LA “美国书库”（Library of America），《美国革命：独立战争中的文字》（The American Revolution：Writings from the War of Independence，纽约，2001），由John Rhodehamel选择篇目并作注。147-148.

[3] 引文参见Stanley Weintraub，Iron Tears：America’s Battle for Freedom，Britain’s Quagmire，1775-1783 （New York，2003），65。

[4] 引文参见David McCullough，1776 （New York，2005），142。

[5] Frey，British Soldier in America，20-26.

[6] 18世纪受大英帝国雇用的德意志籍佣兵组织。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大约有30000人在北美服役，其中近半数来自德意志的黑森地区，其他来自类似的小邦。在英国服役的背景下，他们全部被归类为“黑森人”（Hessians），北美殖民地居民则称他们为“雇佣兵”（Mercenaries）。

[7] Nathanael Greene 纳瑟内尔·格林 to Jacob Greene，28 September，1776，GP Richard K.Showman等编辑的《纳瑟内尔·格林将军书信集》（The Papers of General Nathanael Greene，迄今已出7卷，Chapel Hill，1976～ ）1：303-4.也参见Matthew H. Spring，With Zeal and with Bayonets Only：The British Army on Campaign in North America（Norman，2008），此书认为豪的大部分军队只有有限的战斗经验。

[8] John Hancock to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6 July，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5：219.

[9] 参见编者按，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5：247；Journal of Isaac Bangs，10 July 1776，LA “美国书库”（Library of America），《美国革命：独立战争中的文字》（The American Revolution：Writings from the War of Independence，纽约，2001），由John Rhodehamel选择篇目并作注。132-133，其中写到了读《独立宣言》。参见Weintraub，Iron Tears，70-71，其中有关于“融化的陛下”的引文。参见1776年7月10日的总动员令，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5：256，其中写到了华盛顿的训斥。

[10] Nathanael Greene 纳瑟内尔·格林 to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5 July，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5：212.

[11]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 to John Hancock，4 July，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5：200.

[12] 参见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5：350-362，其中有写到北方的行动的多封信件。

[13] Council of War，12 July，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5：280.

[14]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 to John Hancock，12 July，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5：283-285；Nathanael Greene 纳瑟内尔·格林 to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14 July 1776，GP Richard K.Showman等编辑的《纳瑟内尔·格林将军书信集》（The Papers of General Nathanael Greene，迄今已出7卷，Chapel Hill，1976～ ）1：253-256.

[15] Joseph Plumb Martin，A Narrative of a Revolutionary Soldier（New York，2001），17-18.

[16] 1776年7月13日的总动员令，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5：290。

[17] Pennsylvania Committee of Safety to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11 July，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5：271-273；编者按，PWR 5：569 and Thomas Mifflin to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6 August，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5：580-581，其中有关于沉没的船只的内容；Benjamin Franklin to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22 July，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5：421-422，其中写到了使用潜水艇的提议。

[18] 参见Nathanael Greene 纳瑟内尔·格林 to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27 June，1776，GP Richard K.Showman等编辑的《纳瑟内尔·格林将军书信集》（The Papers of General Nathanael Greene，迄今已出7卷，Chapel Hill，1976～ ）1：243，其中写到了牲畜的事情。关于这一事宜，后来人们曾为此写过六次信，直到1776年8月12日才确定下来。

[19] 此处绵羊和山羊喻指温和的中间派和亲英派这两个不同的群体。

[20] 关于论及亲英派的通信，参见GP Richard K.Showman等编辑的《纳瑟内尔·格林将军书信集》（The Papers of General Nathanael Greene，迄今已出7卷，Chapel Hill，1976～ ）1：241，276-278，以及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5：252，327-28。

[21] 是英国伦敦四所律师学院之一，负责向英格兰及威尔士的大律师授予执业认可资格。

[22] John F.Roche，Joseph Reed：A Moderate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New York，1957），84-85.

[23] 参见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5：232，235，439，490-493的通信，以及GP 1：284-286。

[24]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 to John Augustine Washington，28 July，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5：428-430.

[25] Lord Richard Howe to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13 July，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5：296-297.

[26]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 to John Hancock，14 July，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5：306.

[27] Journal of Ambrose Serle，14 July，1776，LA “美国书库”（Library of America），《美国革命：独立战争中的文字》（The American Revolution：Writings from the War of Independence，纽约，2001），由John Rhodehamel选择篇目并作注。145；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 to John Hancock，14 July，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5：306.

[28]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 to General Horatio Gates，19 July，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 5：380-381.

[29] Joseph Reed，Memorandum of Meeting Between George Washington and James Patterson，20 July，1776，LA “美国书库”（Library of America），《美国革命：独立战争中的文字》（The American Revolution：Writings from the War of Independence，纽约，2001），由John Rhodehamel选择篇目并作注。152-155.同样的文件记录也参见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5：398-403。

[30] 虚构人物，出自富兰克林的《穷理查年鉴》（Poor Richard’s Almanack），假托虚构人物理查德·桑德斯（因此叫“穷理查”）的名义于1733～1758年在费城年年发表。典型的年鉴包含日历、天气预测、忠告、食谱以及其他许多有用的知识，它们使富兰克林实用、宽容和令人快活的妙语及哲学得到传播普及。

[31] 在众多的富兰克林传记中，有四本让我觉得十分有价值：Carl Van Doren，Benjamin Franklin（New York，1938）；Edmund S.Morgan，Benjamin Franklin（New Haven，2002）；Walter Isaacson，Benjamin Franklin：An American Life（New York，2003）；以及Gordon Wood，The Americanization of Benjamin Franklin（New York，2004）。关于富兰克林的伦敦岁月，参见David Morgan，The Devious Dr.Franklin：Benjamin Franklin’s Years in London（Macon，1996）。对于富兰克林性格的更具批判性的观点，参见Robert Middlekauf，Benjamin Franklin and His Enemies（Berkeley，1996）。

[32] Benjamin Franklin 本杰明·富兰克林 to Lord Howe，20 July，1776，FP William B.Willcox等编辑的《本杰明·富兰克林书信集》（The Papers of Benjamin Franklin，迄今已出28卷，纽黑文，1959～ ）22：518-521.

[33] Lord Howe to Lord George Germain，6 August，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5：402，编者按。

[34]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 to John Hancock，22 July，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5：424-425.

[35] 大多数历史叙述都认为英军入侵军队是32000人，但我是把海军定员也估算在内，因为在随后的战斗中海军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36] 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 to Abigail Adams 阿比盖尔·亚当斯，20 July，1776，AFC Lyman H.Butterfield等编辑的《亚当斯家族》（Adams Family Correspondence，迄今已出9卷，剑桥，马萨诸塞，1963～ ）2：53.

[37] 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 to Abigail Adams 阿比盖尔·亚当斯，20 July，1776，AFC Lyman H.Butterfield等编辑的《亚当斯家族》（Adams Family Correspondence，迄今已出9卷，剑桥，马萨诸塞，1963～ ）2：53.

[38]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 to Colonel Adam Stephen，20 July，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5：408-409；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 to Brigadier General Willliam Levingston，8 August，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5：632.

[39]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 to Militia Colonels in Western Connecticut，7 August，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5：593-594；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 to Jonathan Trumbull，7 August，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5：615-616.

[40] 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 to Abigail Adams 阿比盖尔·亚当斯，27 July，1776，AFC 2：63；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 to Abigail Adams 阿比盖尔·亚当斯，3-4 August，1776，AFC Lyman H.Butterfield等编辑的《亚当斯家族》（Adams Family Correspondence，迄今已出9卷，剑桥，马萨诸塞，1963～ ）2：75-76.

[41] 1776年8月13日的总动员令，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6：1。

[42]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 to John Hancock，8-9 August，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5：627.

[43] 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 to Abigail Adams 阿比盖尔·亚当斯，AFC Lyman H.Butterfield等编辑的《亚当斯家族》（Adams Family Correspondence，迄今已出9卷，剑桥，马萨诸塞，1963～ ）2：81.

5 追寻美德

我们就这样种下了无知、腐败和不公的种子，在迄今世上最美好的自由之地上，甚至是在我们第一次试图培育这块土地时。

——约翰·亚当斯1776年8月25日写给约瑟夫·霍利（Joseph Hawley）的信

早在春季，约翰·亚当斯就曾多次扼要地概述过，为了负责任地掌控好北美独立运动的进程，大陆会议应该采取怎样的政治步骤。他最关心的问题是，要在发起北美独立运动之前为各州的联盟制定一份稳妥的政治纲领。

这个完整且合理的计划有一个本质上的缺陷——除了它认为政治地震是可控的——那就是它相信：在你能够确保有一个独立自主的美国可供统治之前，你就可以建立独立自主的政府。在7月2日的决定性投票提供了这样的保证以后，代表们决定马不停蹄地继续推进亚当斯之前所概述过的雄心勃勃的政治计划，尽管事态的发展与他的预想并不一致。

回过头来看，这只是一个不合逻辑的推论，它准确地反映了伴随着独立问题上的巨大胜利而来的人们的自信。因为大陆会议正在提议的是为前殖民地联盟，也就是现在的美利坚合众国，起草一部新宪法，并且同时确定即将建立的政府的外交政策目标；而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两个委员会在7月末8月初的几周时间里完成的。

革命之火显然正在熊熊燃烧，将“76年精神”煽动到了狂热的极点，任何对这一可能的谨慎评估都遭到反对。实际上，大陆会议提议要迅速解决的这些政治问题，在此后的十年乃至更久的时间里，将持续让初生的美利坚共和国感到困扰和疑惑。这些问题无法得到解决，直到制宪会议的召开，而且制宪会议也只能使问题暂时得到缓和。[1]

更重要的是，这些大胆的政治商议发生在英军即将在纽约发起入侵的阴云之下。这次入侵有详细的规划和精密的组织。英军准备在北美叛军动手之前就对这些人发起毁灭性打击，因此他们认为费城进行的商议与自己毫不相干。鉴于双方在纽约的地面和水域集结的军队规模越来越大，以及双方都进入了“全副武装”的状态，大陆会议对此的公然漠视就显得相当令人震惊了。英国内阁认为纽约一战的结果将会是决定性的，而费城的代表们则把建立独立的美国这一政治日程当作优先选项，认为不应该因为对从长岛和曼哈顿战场传出的消息的担忧而将之搁置或使之受到阻碍。

这种过度自信部分来源于无知，部分来源于对华盛顿能力的错误信任，这些人相信他能够在纽约打败豪，正如他在波士顿曾经做到过的那样。也许除了亚当斯作为战争与军需委员会主席能够接触到更为准确的情报以外，大部分代表都相信，“蜂拥而至的民兵”大大增加了华盛顿的兵力，使他的军队比豪的军队几乎要多出一倍。“华盛顿的士兵人数得到了大幅增加，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准确数字是多少，”杰斐逊在给一名弗吉尼亚的亲戚的信中写道，“我想他这次得到了30000人至35000人不等的兵力。”实际上他只得到了这个数的一半，而且其中有20%的人不是病号就是“不适合服役”。杰斐逊在信的末尾提到，英军舰船已经展现出了能够安全驶过哈德逊河畔美军火力点的能力，但是他并没有意识到这场战斗所暗示的英国海军的优势。“我设想的是，华盛顿将军发现自己无法阻止英军溯河而上，”他满怀信心地评论道，“无论英军到了哪里，他都要做好准备随时奉陪。”杰斐逊没有意识到的是，华盛顿没有海军，从战术上说，他无法奉陪任何人。甚至在总计25000人的英军（忽略黑森佣兵）来到斯塔滕岛以后，杰斐逊仍然告诉弗吉尼亚的记者们，“敌人的精锐兵力只有8000人左右，最多不会超过10000人”。[2]

大体上，费城代表们的观点是，华盛顿很好地掌控着纽约的局势，但实际上他并没有。这些人也认为，大陆军得到了充足的民兵补给，与豪的军队相比拥有了数量优势，而实际上情况正好相反。曾经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谣言说，华盛顿指挥着一支60000多人的军队。[3]

另一种在大陆会议中广泛流传的乐观想法则有着比任何对华盛顿和豪领导的两支军队的粗略估计要影响深远得多的暗示。在游历东部各州归来以后，马萨诸塞的代表埃尔布里奇·格里（Elbridge Gerry）向亚当斯报告说，他记得有11.1万名民兵已经全副武装，准备从新泽西出发，北上参战，“如果在纽约和加拿大有40000人的敌军，那么这支军队一定能击退它”。即使华盛顿遭遇了一场大溃败，即使他的军队在纽约被悉数摧毁或者俘虏，仍然会有无穷无尽的兵力供给可以补充。面对英军因其海陆两军的优势而拥有的不可战胜的表象，一种美国式的战无不胜感也油然而生，它是建立在由美国人口带来的兵力潜能的基础之上。[4]

从英国的角度来看，英军只需在纽约赢得一场决定性的胜利，然后让豪的军队和伯戈因的军队在哈德逊河会师，就能结束这场战争。而从美国的角度看，没有任何一场战役的失败可以称得上是决定性的，除非整个美国的人口都被英国所征服，但人们无法想象有任何英国军队能够获得这样的胜利结局。正如富兰克林所说：“如果敌人被打败了，那也许对他们而言是决定性的；因为他们几乎难以再组织起另一支武装力量来发动下一轮进攻。但是我们新生的国家有能力承受重大的损失，并且有能力弥补这样的损失，所以我们的一次失败绝不会让我们放弃我们的事业。”[5]

富兰克林的这个公式反映出他作为美国人口统计学的长期研究者所具有的价值。他的《关于人口增长的评论》（Observations on the Increase of Mankind）一书曾经预测——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种预测是准确的——美国人口每隔20年至25年的时间就会翻一番，这是英国人口增长速度的两倍。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富兰克林两眼闪光，侃侃而谈道，大英帝国的资本有可能已经被转移到了宾夕法尼亚的某个地方。但是他的人口统计学观点更富现实意义的暗示是——人们也可以在潘恩的《常识》里读出这种观点——美国军队和英国军队只是两个不同社会的不同人口在军事力量上的投射。英军凭借其强大的海陆两军而拥有的任何优势都会被抵消，并且最终会被激增的美国人口的规模战胜。不管豪氏兄弟是否明白，他们正在执行的都只是一个愚蠢的任务。

但即使是在新出现的美国视角的乐观主义框架内，纽约战役的结果仍然是至关紧要的。能够打败英国，狠狠羞辱他们一番，是许多人所期望的结果，因为那意味着短时间内就能结束战争。如果是美国灾难性地败于英国，则明显将令人们痛苦不已，因为那意味着战争将旷日持久。而英军在邦克山战役中的艰难获胜——在华盛顿看来，这是最合适的结论——是介于上面两种结果之间的情形。不管结局会怎样，费城的代表们都相信，美国革命应该继续在政治上前进，而不用在意纽约的战斗结果。对他们来说，那意味着决定美国的政府应有的面貌，甚至是在两军摆好阵势即将开战之际也是如此。

* * *

7月末8月初，为了讨论有关推选一个以约翰·迪金森为主席的十三人委员会的提议，大陆会议进入了全体会议状态。这个委员会将负责提供一个美国政府的制度框架来取代大陆会议。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大陆会议都发挥着临时政府的作用，而隐秘地赋予它广泛的紧急事态处理权的是不宣而战的糟糕时局，以及隐约闪现的与大英帝国分离的前景。一旦宣布独立，一个更持久的中央政府显然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在6月12日这一天，大陆会议从每个殖民地的代表中指定人选加入一个委员会，一旦宣布独立，这个委员会将提供新政府的政治结构。这个委员会断断续续开了一个月会，然后在7月12日提交了一份被称作《迪金森草案》（the Dickinson Draft）的文件。关于这个委员会的商讨内容没有任何记录留存，因为没有一份记录得到过保存。[6]

但是当时代表们的通信中的一些内容，还是可以让我们大致了解他们的重要议题。新罕布什尔的乔赛亚·巴特利特（Josiah Bartlett）曾告诉他的一位同事，委员会内部的商讨弥漫着紧张气氛：“因为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加上又出现了一些麻烦，我担心要让它们最终得以解决得花上一些时间。”南卡罗来纳的爱德华·拉特利奇（Edward Rutledge）含蓄指出了关键的问题所在，他反对“那种消除所有地区差别、让所有事情……都服从他们所谓的整体利益的观点”。很明显，在各个代表之间存在着很深的思想分歧，其争论的焦点是新的中央政府的权力集中程度。[7]

委员会的任务是制定《邦联条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它提议建立由各个主权州组成的自愿联盟。大陆会议在1774年正是被作为这样的联盟创立，而针对英国议会当局的法律争端则让各殖民地议会成为大众意见的合法传声筒，并因此赋予了各个殖民地（不久就成了州）政府主权。

但是在过去的15个月里，大陆会议一直发挥着主权国家政府的作用。它动用紧急事态处理权建立了军队，针对英国的军事政治政策组织了一次集体回应，让13个分散的殖民地呈现出统一的面貌。准确地说，这种半国家的状态已经在事实上形成，并一路发展，以回应日益明显的英国的挑衅。眼下这种挑衅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豪氏兄弟率领的那些战舰和士兵。

很清楚的是，在委员会内部，有一批委员希望新的美国邦联能够建立于在帝国统治时期的危机中创立的初级联盟的基础之上，并组建一个中央政府。这个政府拥有足够的权力为即将诞生的国家提供政治基础，而并非仅仅充当13个有可能在赢得战争以后就各奔前程的主权国家的清算机构。

《迪金森草案》很难阐释，甚至很难理解，因为它体现了在那些对于独立后的美国有着截然不同观点的代表之间进行的一系列协调。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那样，“邦联”（confederation）这一术语本身暗指的就是一种独立主权国家的松散联盟，但是在《邦联条例》的第二条中却指由各前殖民地联合成的统一政治体。《邦联条例》第三条所提议的似乎是，各州在各自的内部事务的处理上享有独立主权，可以保留“自己对于内部秩序的独立自主的规范和管理”，但是随后又加上一句限定从句，即“仅限于与《邦联条例》不冲突的事务”。[8]

《迪金森草案》给国会施加了一项未成文的限制，即它绝对不能向各州强制征收各种税。简单地说，新的国会不能成为英国议会的美国翻版，这一原则清晰无误地反映出了各殖民地在过去十年中最根本的不满之处。但是《邦联条例》第十九条提供了一长串国会能够行使的权力，大部分是与外交政策相关。综合起来看，这些条款提议建立一个中央政府，这个政府远不是听任各州玩弄的东西。[9]

没有任何就《迪金森草案》进行辩论的记录得以保存，但是亚当斯和杰斐逊都曾做过一些笔记，这些笔记被保留在他们的私人信件中。这些笔记记录下了当时不同的州和地区之间白热化的冲突。如此之深的分歧一直被压抑到现在，为的只是维持对抗英国议会的统一战线，这代表了大家对于被简称为“这项事业”的崇高理想的共同信念。但是如果“这项事业”的首要目的是北美独立，那么一旦所有前殖民地都实现了这个目标，新生各州的不同利益将会浮出水面，戏剧性地展现出各种对立的设想。它们争论的是，赢得独立以后，“合众国”到底意味着什么。大合唱很快就变成了一场大争吵。

实际上，存在着三种根本分歧：第一，北方各州与南方各州在奴隶制问题上的地区对立；第二，大州和小州在代表权问题上的分化；第三，支持建立主权州联盟的人与拥护建立更为稳定的国家联盟的人之间的争论。所有这些政治和宪制问题将持续困扰新生的美利坚共和国，直到南北内战，而现在它们第一次被提上了政治议程。1776年7月末8月初，大陆会议就此进行了长达五天的激烈讨论。事实也证明，这是对美国历史即将到来的浓墨重彩的一章的提前预演。

尽管奴隶制是一个因其爆炸性而令人难以直视的话题，但同时它也因为已经深深渗透于南方各州经济而无法被完全忽略。这个禁忌话题在关于《迪金森草案》的《邦联条例》第十二条的争论中又被提及，这一条款提议的是，“战争和基本福利的花费应该从一个公共的国库中支取，这个国库的供应应该由各殖民地按照自己各个年龄段、性别和阶层居民（印第安人除外）的人数按比例承担”。随后就出现了关于如何统计“居民”的争论，这一争论很快又成为关于奴隶的争论：他们到底是人还是财产？[10]

南方各州的代表们坚持认为，奴隶就和马匹、绵羊一样，因此不能被算作“居民”。富兰克林反驳说，他最后一次见到奴隶的时候，他们根本不像绵羊：“羊群绝不会起来反抗。”南卡罗来纳的代表团无法理解这小小的幽默，他们接着发出了最后的威胁：如果奴隶是被当作人而不是财产，“那么邦联将就此结束”。马里兰的塞缪尔·蔡斯（Samuel Chase）察觉到了南方的分离主义倾向，于是他敦促所有代表都冷静下来，然后提议说，在“居民”这个词前面应该加上“白种的”这一修饰语，以安抚南方兄弟州的情绪。但蔡斯提议的修正案却激起了北方各州代表的愤怒，其中包括亚当斯，他谴责南卡罗来纳试图逃避自己应该承担的、征收用于支持战争的税收的任务。在一次局部区域的全体投票中，蔡斯的修正案遭遇了失败。[11]

既然在对抗英国的统一战线显得至关重要的时刻这一问题的任何解决方案都将面临地区分离的风险，那么代表们只得暂时搁置它。这一问题要到1783年的时候才得到解决（如果“解决”这种说法正确的话），当时国会通过投票同意将每个黑人当作3/5个人。这种做法是为了收税和代表选举，这次尴尬的妥协随后得到了制宪会议的采纳。

新政府中的代表权问题所引发的讨论与奴隶制所引发的争论一样激烈，并且同样也造成了对立局面，尽管这次不是地区之间的对立，而是大州和小州之间的对立。在大陆会议中，每个殖民地（州）都拥有一个席位，无论它的人口有多少。《迪金森草案》的《邦联条例》第十八条推荐继续推行“一州一票”原则。[12]

但是当《迪金森草案》被呈给大陆会议全体成员时，弗吉尼亚、宾夕法尼亚和马萨诸塞的代表们对按州分配的代表权制度发起了正面攻击，他们声称应该由人口决定各州代表团的选举权力。富兰克林在这个问题上最为直言不讳，他警告说，任何建立在各州代表权相同这一基础上的新政府都“绝对不会长久”，因为小州所享有的政治权力与它本身并不相符，这将有违各州经济上的现实情况。富兰克林认为，这是公正的问题：“先让各个相对较小的殖民地提供同等的财力和人力吧，然后它们就可以享有同等的席位了。”[13]

拥护按比例分配代表权的人也希望新的邦联是建立于过去一年在反英斗争中铸就的殖民地联盟的基础之上。宾夕法尼亚的本杰明·拉什的表述更具煽动性：“我们现在组成了一个新的国家……我们相互依靠——并不是独立的各州。”正如拉什所说，美国人现在是在共同事业中团结起来的一个单独的民族，只有基于人口的代表制政府才能符合这种新的现实，像弗吉尼亚人或者罗得岛人那样思考已经过时了。这个政府的新名字——“合众国”（the United States）——应该成为一个单数名词而不是复数名词。[14]

来自小州的代表们觉得拉什的国家设想是一场政治噩梦，因为它将英国议会的专制权力换成了同样可怕的本国版本。康涅狄格的罗杰·舍曼（Roger Sherman）警告说，他的选民们绝不会放弃自己的自由而去服从某个不认同自己价值的遥远政府。联合起来反抗英国入侵是一回事，但舍曼将“合众国”描述成了复数名词，任何国家主义情绪都只不过是白日妄想，它有违人们对各自州的忠诚，而这种忠诚才正是大部分美国人准备遵从的。尽管曾经有过名为“这项事业”的东西，但是从来不存在所谓的“作为合众国人民的我们”。[15]

因为大陆会议的投票仍然是以各州为基础，舍曼和其他小州的代表知道自己能够得胜，尽管面临如富兰克林和亚当斯这种强大对手的反对。结果，他们果然获胜了。

在新中央政府的权力这一问题上的潜在分歧最具威胁性的显现，是在一次关于对各州界定未明的西部边界的判定权的讨论中。有几个州援引殖民地特许状，将自己的西部边界定在了密西西比河，而弗吉尼亚甚至更荒谬地将边界定在了太平洋。大陆会议一致认为，这些过度占地行为是基于殖民地特许状，而起草那些法律的时候，还没有人意识到北美大陆的面积有多大。但是在各州或是新政府是否有权对此事做出裁定的问题上，还未达成一致意见。像弗吉尼亚这种土地广阔的州和像马里兰这种土地贫乏的州在这件事的处理方法上严重对立。[16]

杰斐逊承受着来自他在弗吉尼亚的同事的巨大压力，他认为旧有的各行政区有对自己依法得到的权利进行表述的权力。他的主要策略意在捍卫弗吉尼亚的裁定权，但是也等于在私底下向代表们保证了“弗吉尼亚人民无意向南方海域（the South Seas）扩张”——“南方海域”很明显指的是太平洋。在威廉斯堡监督弗吉尼亚大会的爱德华·彭德尔顿敦促杰斐逊尽量拖延这场争论，他忧心忡忡地说，“也许在你读到这些话的时候，或者甚至就在我写下这些话的时候，纽约的战事已经决定了我们是否还会有任何可供自己处置的领土”。[17]

后来的事实证明，人们未能就新生美国政府的面貌和权力达成一致，这显然是预料之中的事。正如我们所知，主权问题和奴隶问题交错引发的巨大政治和宪制争议，将决定新生的美利坚共和国未来85年的历史走向。我们意识到自己有必要承认的是——在1776年的夏天——仅仅几周的认真努力就使这些问题相当轻松地得以解决，是极度不现实的。然而，大多数大陆会议的代表无法预知后来的事情，他们对于自己的失败非常失望，更何况这次失败是紧随北美独立投票的大获全胜而来。

亚当斯尤其心急如焚，因为他感到，紧接着在独立问题上取得的一致而来的，将会是在“独立的美国政府可能会是什么样”这个问题上的整体不一致。“我们就这样种下了无知、腐败和不公的种子，”他哀叹道，“在迄今世上最美好的自由之地上，甚至是在我们第一次试图培育这块土地时。”有两个结论似乎已经很清楚了：第一，在反抗英国内阁的政策时，美国人，或者至少大部分美国人，是团结一致的；第二，一旦他们的共同敌人不再对他们构成威胁，他们将会因为各地区和各州的差异而产生分化。他们很明白自己要反对的是什么，但是并不清楚自己要赞成的是什么。[18]

1775年至1776年间，亚当斯在管理大陆会议中提倡和谈和支持独立的两派代表时表现得极为熟练。然而现在，大陆会议内部的分化对立变得更加复杂，涉及多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曾经激发他们对英国政策做出集体回应的政治激情现在正一路狂奔突进。当然，赢得战争仍然是共同的目标。然而除此之外，殖民地人民并没有统一的政治议程。关于独立的美利坚共和国应该怎样构建，几种版本之间相互争论不休。此外，人们在赢得战争以后是否有任何政治联盟应该得到延续这一点上还存在着诸多疑问。亚当斯的首要职责就是防止这些新出现的地区之间和各州之间的分化断送军事联盟。在纽约战役打响的前夜，他大概认识到了这项工作将会变得多么困难。除了独立，美国人在关于“成为美国人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上并没有达成一致。

自从15个月之前在莱克星顿和康科德爆发冲突以来，这些潜藏于表象之下的深刻分歧的暴露将美国革命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体现在类似“这项事业”之类的崇高表达中的半宗教似的理想主义政治心态，以及诸如“与英国的腐败相比美国的美德更为优越”这类道德上的暗示，提供了一个言辞上的依托，凭借这一依托，不尽相同的各州和各地区的利益能够聚合为一种所谓的集体。就像邦克山的约瑟夫·华伦那样，爱国者们做好了牺牲一切——用杰斐逊充满诗意的说法就是，“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财产，他们神圣的荣誉”——的准备，这代表一个更高的目标。

这种心态狂热得近乎表演的特征出自真情实感，但难以维持。这就像是婚姻中的蜜月阶段，幸福浪漫却不能长久。1776年盛夏的对立争论标志着，在大陆会议中左右争议的影响性因素已由道德转为利益。准确地说，豪氏兄弟是必须要打败的，美国独立是一定要赢得的。但是在那之后，还没有什么变得明朗，所有的一切都有待商议。

* * *

在这些令人沮丧的政治走势中，却出现了一次期待之中但未被承认的成功。一个负责规划美国外交政策的委员会——他们主要是急于寻求建立法美联盟，这一联盟能够在战时为政府提供欧洲盟友——在7月18日发布了他们的报告。这个委员会将这一任务交给了亚当斯，他仅凭一己之力就写出了名为“条约计划”（A Plan of Treaties）的报告。与《迪金森草案》对不同观点的零散表达不同，《条约计划》条理清晰，思想统一。几乎是在不经意间，它就确定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框架，而这一框架存在了一个多世纪。[19]

这个计划前面的十三条描述了“在最真诚最强大的君主路易十六——最虔诚的基督教国王，以及他的后世继承者——与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签订的一系列完全商业性的条约。亚当斯采用了欧式外交那种最煽情的谦恭语言，这大概是为了显示新兴的美国政府知道如何进行欧洲的外交游戏。实际上，法国将受邀承认新建立的美国，两个国家都将免除一切进口税和关税，以建立更为牢固的商业联系。[20]

《条约计划》公开反对任何与法国的外交和军事联盟。至少在事后看来，这显得很奇怪，因为正如我们所知，法国的军事援助对于赢得独立战争是相当重要的。但是在1776年7月，亚当斯和费城的其他代表并不相信法国的军事和财力支持是打败英国必不可少的条件。对于大陆军实力的自信，以及在人力补给方面的无限充足，作为一厢情愿的想法其本质都还没有得到暴露。[21]

这个计划的第八条和第九条强调了为何任何与法国的军事联盟都将引发潜在问题，他们拒绝法国对任何北美大陆土地的占领要求被认为是首要原因。将法国军队置于美国土地上的军事联盟所冒的风险是，一旦他们来了，也许他们绝不会再离开。亚当斯充分意识到了法国想要重新得到它所失去的美洲帝国的部分领土[22]，他想提前排除这种可能性。[23]

两年以后，正当战争局势看起来更加问题重重的时候，亚当斯被派往巴黎，负责谈判以达成《条约计划》所极力避免的外交与军事联盟（实际上，富兰克林在亚当斯到达以前就已经就法美联盟进行过谈判）。对于法国对北美大陆（尤其是加拿大）的帝国野心的顾虑将迟迟无法散去，直到最后一艘法国舰船载着最后一名法国士兵驶离。

《条约计划》真正具有远见性的贡献在于——除了1778年的法美联盟成为一个无可避免的例外——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外交政策的立足点将是中立。所有的条约，尤其是与一些欧洲强国签署的条约，在实质上将只会是商业性的，不会附带任何外交或军事方面的约定。《条约计划》是对中立和孤立主义立场的首次规范化，这种立场后来在华盛顿的离职演说（Washington’s Farewell Address，1796）中得到发扬光大。这一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立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都占据着主导地位，并且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被官方放弃。

关于《条约计划》的讨论进行得十分平稳，正如关于《迪金森草案》讨论的糟糕发展一样。大陆会议在9月17日采用了这一计划，仅做出了一些细小的改动。它的通过造成了一个非常不合常规的局面，即这个名为“美国”的新兴实体对于自己希望如何与世界各国交往有着清晰合理的认识，但是对于“自己是不是一个国家”却缺乏某种一致认识。[24]

* * *

任何对1776年夏天大陆会议纷繁复杂的政治进程的历史重构，都不可避免地会给它强行加上某种事后的一致性，而当时的代表们虽然已经很尽力地在处理着这些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的事情，但实际上并未拥有这种一致感。他们当时试图组织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就定义而言差不多就造成了一种集体创伤感，这种感觉拒绝接受任何的一致或控制。如果我们希望再现费城的几个主要角色的心理语境，我们需要放弃我们无所不知的事后之见，转而捕捉他们在商谈未知之事时的心理状态。

就拿杰斐逊来说，相较于对《迪金森草案》和美国外交政策方向的讨论，对他的《独立宣言》草案的文字改动更能牵动他。他投入了大量精力复制他这份文件的未编辑版本，保留了被大陆会议删去的段落，将他们的改动放在页边空白处，以将之与面向全国出版发行的版本区别开来。他随后将这些复制本送给了他在弗吉尼亚的朋友，抱怨大陆会议削弱了他的信息的纯粹性，并认为所有的改动都是刻意的破坏，是为了平抚那些失望的心灵，那些人仍然对与英国和谈抱有幻想。这并不是真的——修改是为了让行文清晰而不是为了妥协——但是杰斐逊受伤的自尊需要更为中肯的解释，而不是这种表面的托词。[25]

他对保留自己原有语言的热情最终退却了，但它从未完全消失。在临近自己生命尽头的时候，他在自传中回首这一时刻，重申自己感觉受到了大陆会议的恶劣对待。在那时，他离开得像一个相当自我的年轻人，尽管事实证明他早年抱有的“《独立宣言》的语言相当重要”这一觉悟的确有先见之明。[26]

如果说他的头脑是在专心致志捍卫自己的文字，那么他的心则牵挂着蒙蒂塞洛，这是他内心极其想去的地方。“很抱歉，因家中事务的状况所需，我不得不请别人来代替我在这里的位置，”他在威廉斯堡向爱德蒙·彭德尔顿如是解释。他又补充道，“房子的舒适宜人使我不必再频繁地操心这些私人事务，而正是这些事务让我不得不这么做”。这些“私人事务”显然是指他夫人的健康。玛莎·杰斐逊正怀有身孕，事实上她面临着流产的风险。“看在上帝的份上，看在你的国家的份上，看在我的份上，”他在给理查德·亨利·李的信中写道，“我肩负着神圣的义务，需要回家。”讽刺的是，如果他希望有人在弗吉尼亚代表团里取代他的请求得到了迅速回应，他就不会在8月2日出席签署《独立宣言》，这将损害他长久以来作为该宣言作者的名誉。[27]

如果他的通信能够算作什么暗示的话，那么可以看到，比起在费城的政治讨论，杰斐逊更感兴趣的是在威廉斯堡就弗吉尼亚宪法进行的讨论。他将自己起草的宪法寄给彭德尔顿——彭德尔顿当时是弗吉尼亚大会的主席——而他尤其关注的是，投票权赋予范围应该扩大到“所有愿意永久居住在这个国家的人”。当威廉斯堡开始流传“他拥有关于‘人民’的智慧的激进思想”这样的谣言时，杰斐逊立即指出，在他起草的宪法里，他反对议员的直接选举。“我曾经观察到，”他写信告诉彭德尔顿，“人民自己做出一项选择，往往并不是因为这个选择是明智的。他们首先能想到的东西通常是粗陋的、不统一的。”[28]

另一条更具诽谤意味的谣言说的是，他无法容忍针对与英国有同盟关系的印第安部落的强硬派政治。这条谣言导致他在四分之一世纪后作为总统做出了一次饱含感情的回应：“除了将战争引向他们的国家腹地，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如此迅速地减少这些不幸的人的数量。但是我不会止步于此。只要他们还有一个人留在密西西比河的这一边，我就绝不会停止追踪他们。”显然他最关心的是他回家后在泰德沃特[29]（Tidewater）精英阶层中的名声，他并不希望被当作一个浪漫的理性主义者。[30]

最后，就像所有大陆会议的代表一样，杰斐逊收到了按时传来的关于纽约战况的新消息。这条新消息使他更加意识到了英美两军之间在实力上的差异，但是他仍然满怀信心，认为民兵在最后一刻的到来将会解决这个问题。“华盛顿找到了自信，通常他这样做时都带着居高临下的姿态，”他告诉彭德尔顿，“他说他的士兵都精神饱满。那些受命前往长岛的人有着奔赴舞会的人的那种急切。”军事方面的事务并不能引起他头脑中的巨大能量的充分注意，他仅仅是在表面上接受华盛顿的总部发出的爱国宣传。[31]

* * *

亚当斯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情，并且大陆会议中的一系列责任不允许他拥有沉溺于个人感情的宝贵时间。如果说杰斐逊倾向于在宣布独立后席卷大陆会议的政治军事风潮中随波逐流的话，那么亚当斯则倾向于立刻潜入波涛之下。在关于《迪金森草案》的讨论中，他支持更为统一的美国邦联。正如我们所见，他在起草《条约计划》时所起的领导作用，确立了美国未来外交政策的方向。在每一个政治议题上，他都是既胸有成竹，又争强好胜。他就像一座火山，随时准备用语言的岩浆吞没他的对手。在大陆会议中他与富兰克林在名望上不相上下（富兰克林也有他自己的敌人），而他所肩负的责任也不比任何人轻松。他每天工作18个小时，他在同事眼中就是不知疲倦、精力无限的革命者，他是以短跑选手的速度在跑着一场马拉松。

最为急迫的是他作为战争与军需委员会主席所担负的职责，因为这些职责让他成为大陆会议和大陆军之间的关键联络渠道。他承受着一大堆特殊的要求：华盛顿需要30000发燧石供步枪使用，然后还需要额外的五吨火药；高级军官的升迁决定也使得许多人自尊心受伤，需要他去平抚；最初被派往北线尚普兰湖的马萨诸塞民兵部队必须得转向前去支援华盛顿在纽约的军队。[32]

正如其职位名称所示，除了处理这些紧迫的（如果算得上棘手的话）细节，亚当斯还作为对战事担负最高责任的公民而不得不参与到更大的战略事务中去。约瑟夫·里德和纳瑟内尔·格林都曾写信警告他说，对于“民兵将增强大陆军的战斗能力”这一说法的信心是错误的。他们认为民兵是由从未受过锻炼的业余人员组成，在战场上他们的数量并不能转换为同等数量的职业英军或黑森佣兵。里德和格林都敦促通过更丰厚的津贴来招募更多军龄更长的士兵加入大陆军。[33]

亚当斯同意他们的评估，但他告诉他们，大陆会议里的政治观点是绝对反对创立一支庞大的常规军。“我相信，只有时间才会说服我们采取这一措施，”他解释说，“同时，我们将不得不依赖于临时召集的民兵。”亚当斯比大陆会议里其他任何人都更加清楚地意识到，目前这种模式——也就是维持一支规模相对较小的大陆军，然后每次参战时由附近各州抽调出的一队民兵补充——是有风险的。至于这种风险有多大，得在长岛和曼哈顿的战斗中才能发现。[34]

但是他没有多余的精力来专门关注纽约即将到来的战斗。例如，大陆会议针对魁北克的失败行动举行的听证会就变成了一场寻找替罪羊的活动。亚当斯总结道，魁北克的溃败是几个不可控因素导致的结果，主要是糟糕的天气和致命的天花传染。更重要的是，他将整个加拿大的行动都看作妄想的行为，看作对美国有限的军事资源的一次错误使用，这次行动是基于“加拿大迟早要成为美国的一部分”这种预想。[35]

他命令霍拉肖·盖茨——此人最近被任命为名为北方军（the Northern Army）的那支军队的指挥——放弃加拿大的行动，在尚普兰湖更南边的地方安营扎寨。“我们很为你和你的军队担忧，”他写信告诉盖茨，“也为[华盛顿]将军和他在纽约的军队担忧。”然后他又补充了一个具有高度启发性的观点：“我们期待着敌人发动几场大胆的攻击，但是我并不认为豪和伯戈因在今年能让他们的军队汇合。”[36]

亚当斯清楚无误地抓住了英军战略的中心目标，即通过占领哈德逊走廊来孤立新英格兰。这次进攻从两翼展开，豪率领人数更多的那支军队从纽约一路北上，约翰·伯戈因将军则率领一支7000人的部队穿过尚普兰湖南下。在华盛顿抵抗着豪对纽约的进占时，亚当斯希望盖茨可以忘记加拿大，集中精力阻止伯戈因从哈德逊河谷向南进军。对于整个北美的局势，他比费城任何其他的代表都更具全局眼光。

没有人比亚当斯承担着更多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职责。没有其他任何人意识到这个决定时刻的千钧一发，或者是鼓足干劲以应对这一时刻提出的不可能的要求。他是革命精神的化身，尽管他在漫长人生中成就无数，但此时无疑是他最精彩的时刻。

但是和杰斐逊一样，亚当斯发现他负荷严重的头脑又被自己的家庭事务所困扰。正如我们所知，在7月中旬的时候，他听说自己的妻子阿比盖尔以及他们的四个孩子正在波士顿接种天花疫苗。阿比盖尔对他们11岁的女儿纳比（Nabby）的描述几乎令他潸然泪下。“她大约长了1000个脓包，个个都大如豌豆”，并且连站立或端坐都不得不忍受痛苦。随后又传来消息说他更小的儿子查尔斯也“以自然的方式”得了天花，也就是说通过接触传染而不是接种疫苗，他“已经连续48小时都在说胡话”，已经濒临死亡的边缘。[37]

亚当斯感觉到，为了履行作为一名美国政治家和爱国者的使命，他没能扮演好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我很难描述自己的感受，”他写信告诉阿比盖尔，“我感觉自己像一个野蛮人一样留在这里，而我的家人在波士顿正饱受疾病之苦。”但是尽管也有过回家的冲动，他却像一个士兵一样，无法离开自己的岗位。“我亲爱的宝贝查尔斯，我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他——愿仁慈的上苍保佑他。”他在给阿比盖尔的信里这样写道。但是，他立刻又在结尾写道：“两支军队在长岛已经是一触即发了。”[38]

* * *

如果说杰斐逊倾向超然于大陆会议的政治争斗之上，而亚当斯倾向于立刻让自己置身其间，那么富兰克林展现出的就是他与自己所参与任务可远可近的独特风格。在任何会议中，他都是房间里最出名的人——享誉国际的科学家，著名散文家和智者，最优秀的高层政治家。“我很高兴看到的是，尽管你的国民在过去这40年里从你这里得到了这么多好处，”詹姆斯·鲍登（James Bowdoin）在给富兰克林的信中略带激动地写道，“而你仍然还能给他们带来这么多利益，并且还让他们有选择余地……他们仍然期待着能从你那里享受到利益，并且和平时一样非常愉快地享受。”[39]

尽管他是后来才加入独立事业中来的（他曾经在伦敦不辞辛劳致力于达成和解），但他的转变却既彻底又突然。他深信，乔治三世和英国内阁所作出的决定实际上是向北美殖民地宣战，这个决定最终会作为英国外交史上最大的败笔而黯然收场，他也曾把这种想法告诉过理查德·豪。能够反映出富兰克林名气之大的是，理查德勋爵并没有觉得受到了侮辱，而是试图去维持他们的友谊。他希望“你因我在这个国家的军事处境而赋予我的那种不光彩，不会影响到你对我的个人情感；因此没有什么政治观点的差异会改变我希望能证明‘我是你多么真诚和谦逊的随从’这一愿望”。富兰克林在回信中重申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豪想要与美国以及与他达成和解的愿望都是幻想。但是他没有选择将信寄出。他传达出的是一位知晓历史前进方向的先知的想法。如果你和豪一样明显站在了错误的一方，没有任何情感的纽带能够跨越这两个政治阵营之间的鸿沟。[40]

富兰克林也将这一严苛的标准用在了自己的儿子威廉身上。威廉本是他的私生子，富兰克林将他作为正式的家庭成员养大成人。威廉·富兰克林曾被任命为新泽西的皇家总督，随后在英美之争扩大为战争时站在了英国一方。他在1776年春天被作为危险的托利党人逮捕，最终出于安全保护的需要被送往康涅狄格。威廉的妻子伊丽莎白写信给富兰克林，恳请他出面求情，使威廉能够获得保释，这样他们就能团聚。“请您考虑一下，我尊敬的、亲爱的先生，”她写道，“我现在向您请求的事情关系您的儿子、我最爱的丈夫。”富兰克林没有做出回复。他的儿子选择了自己的阵营，也就必须活在这一选择的后果之中。在这个重要的时刻，政治承诺是浓于血的。[41]

在由《迪金森草案》所引发、更具争议的未来美国政府这个话题上，富兰克林是按比例分配代表权的坚定拥护者，因此他也是一个新国家主义者，认为应该形成的是一个独立的美国，而不是一个由各主权州组建的联盟。但是面对各个小州的联合反对，他不愿意坚持比例分配原则。正如他认为历史在独立战争中站在了美国这边一样，他也认为，时间将会证明，以州为基础的邦联制不足以应付统治的需求。如果说政治的果实必须得足够成熟以后才能被采摘，那么就得先让它成熟。如果你知道旅程将会如何结束，你在途中就能够保持耐心。[42]

此等远见与耐心也共同决定了他对起草宾夕法尼亚宪法的反应。就像杰斐逊一样，他个人对于建构自己所在州的宪法很有兴趣。但是与杰斐逊不同的是，富兰克林拥有近水楼台的优势——宾夕法尼亚大会（the Pennsylvania Convention）是在费城召开，而且就和大陆会议在同一栋楼里。

在8月13日和15日与宾夕法尼亚各代表的会谈中，他将自己巨大的影响力投注在了宾夕法尼亚宪法中最特别、显然也是最具民主色彩的两处条款上，即坚持权利法案，以及建立由包括手工匠人和财产拥有者在内的公民选举产生的一院制的立法机构，并因此让宾夕法尼亚有了美国最信奉平等的政府。但他还是会让其他人来主导整个讨论过程，而在最终稿得到批准时分享这份荣誉。他所提议的修改意见基本上都是文字风格方面的。鉴于他的名望，他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到场助阵，赋予这项事业以合法性。无论是在宾夕法尼亚大会还是在大陆会议，富兰克林都是无比珍贵的奖杯。在这个舞台上，他比华盛顿更受拥戴、更广为人知；他就是美国革命的德尔斐神谕[43]。[44]

这是富兰克林出于本能选择的一个角色，因为他在通过感知政治时局而提出相应的迫切要求方面是一个天才。例如在这次事件中，现实情况就要求他摆出智慧的姿态，以体现出人们相信北美独立这一事业是顺应天意的。现实情况也要求他以更高的姿态参与到讨论中去，这种高姿态通过不让他卷入有害的争论来保留并保护他的特殊地位。这使得他兼具亚当斯的亲力亲为与杰斐逊的保持距离。他是一个奇特的人物。

但是连相信着英军气数已尽的富兰克林也意识到，纽约的战斗结果将会决定美国最终的胜利会很快出现——很明显这也是众所期待的结局——还是会以最终令英国主动放弃的持久战的形式而慢慢到来。他缺乏亚当斯所拥有的源源不断的关于兵力的信息来源，并且缺乏对民兵战斗力量的质疑，但是一个活动于哈德逊河沿岸火力点的线人向他保证说，英国的入侵将会被击退：“这里的一切情况都令人欣慰，如果我们的敌人胆敢发动进攻，毫无疑问他们将自讨苦吃。”富兰克林并不相信纽约的一次失败就能扼杀美国的事业，但是他也不认为爱国者们对事态的估计有多可靠。他坚信美国将会赢得战争，但他并不确定大陆军是否能打赢纽约这一仗。“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他在8月28日给霍拉肖的信里说，“传来了消息说，双方军队在长岛展开了战斗，战况不详，这使我一下子变得焦虑不安。愿上帝赐予我们成功。”结果，事实证明上帝并没有聆听他的祷告。[45]

[1] 两份年代已久但仍然很有价值的著作是Merrill Jensen，The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An Interpretation（Madison，1940）和Edmund C.Burnett，The Continental Congress（New York，1941）。年代更近的有Herbert James Henderson，Party Politics in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New York，1974）和Jack K.Rakove，The Beginning of National Politics：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New York，1979），其中讲到了1776年夏天在独立投票后出现的区域和派系分裂。最出色的当属Rakove描绘的在经历一年的临时统一之后出现的新的政治篇章。

[2] Thomas Jefferson 托马斯·杰斐逊 to Francis Eppes，15 July，1776，JP Julian Boyd等编辑的《托马斯·杰斐逊书信集》（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迄今已出28卷，普林斯顿，1950～ ）1：458-460；Thomas Jefferson 托马斯·杰斐逊 to John Page，30 July，1776，JP Julian Boyd等编辑的《托马斯·杰斐逊书信集》（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迄今已出28卷，普林斯顿，1950～ ）1：482-483.

[3] 参见Anthony Wayne to Benjamin Franklin 本杰明·富兰克林，31 July，1776，FP William B.Willcox等编辑的《本杰明·富兰克林书信集》（The Papers of Benjamin Franklin，迄今已出28卷，纽黑文，1959～ ）22：539-540，其中写到了关于6万人军队的谣言。

[4] Elbridge Gerry to 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3 August，1776，AP Robert J.Taylor等编辑的《约翰·亚当斯书信集》（The Papers of John Adams，迄今已出11卷，剑桥，马萨诸塞，1983～ ）4：431-434.

[5] Benjamin Franklin 本杰明·富兰克林 to Anthony Wayne，28 August，1776，FP William B.Willcox等编辑的《本杰明·富兰克林书信集》（The Papers of Benjamin Franklin，迄今已出28卷，纽黑文，1959～ ）22：584.

[6] 参见LDC Paul H.Smith等编辑的《各地代表致大陆会议书信集，1774～1789》（Letters of Delegates to Congress，1774-1789，26卷本，华盛顿特区，1976～2000）4：233-250，其中写到了《迪金森草案》。

[7] 参见LDC Paul H.Smith等编辑的《各地代表致大陆会议书信集，1774～1789》（Letters of Delegates to Congress，1774-1789，26卷本，华盛顿特区，1976～2000）4：251，注释1，其中有引自巴特利特和拉特利奇的话。

[8] LDC Paul H.Smith等编辑的《各地代表致大陆会议书信集，1774～1789》（Letters of Delegates to Congress，1774-1789，26卷本，华盛顿特区，1976～2000）4：233-234.

[9] LDC Paul H.Smith等编辑的《各地代表致大陆会议书信集，1774～1789》（Letters of Delegates to Congress，1774-1789，26卷本，华盛顿特区，1976～2000）4：239，242-243.

[10] LDC Paul H.Smith等编辑的《各地代表致大陆会议书信集，1774～1789》（Letters of Delegates to Congress，1774-1789，26卷本，华盛顿特区，1976～2000）4：338-339.

[11] DA Lyman H.Butterfield等编辑的《约翰·亚当斯日记及自传》（The Diary and Autobiography of John Adams，4卷本，剑桥，马萨诸塞，1961）2：245-246；JP Julian Boyd等编辑的《托马斯·杰斐逊书信集》（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迄今已出28卷，普林斯顿，1950～ ） 1：320-323.

[12] LDC Paul H.Smith等编辑的《各地代表致大陆会议书信集，1774～1789》（Letters of Delegates to Congress，1774-1789，26卷本，华盛顿特区，1976～2000）4：242.

[13] FP William B.Willcox等编辑的《本杰明·富兰克林书信集》（The Papers of Benjamin Franklin，迄今已出28卷，纽黑文，1959～ ）22，536-538，编者按；DA Lyman H.Butterfield等编辑的《约翰·亚当斯日记及自传》（The Diary and Autobiography of John Adams，4卷本，剑桥，马萨诸塞，1961）2：245。

[14] DA Lyman H.Butterfield等编辑的《约翰·亚当斯日记及自传》（The Diary and Autobiography of John Adams，4卷本，剑桥，马萨诸塞，1961） 2：247.

[15] DA Lyman H.Butterfield等编辑的《约翰·亚当斯日记及自传》（The Diary and Autobiography of John Adams，4卷本，剑桥，马萨诸塞，1961） 2：246；JP Julian Boyd等编辑的《托马斯·杰斐逊书信集》（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迄今已出28卷，普林斯顿，1950～ ）1：323-327.

[16] DA Lyman H.Butterfield等编辑的《约翰·亚当斯日记及自传》（The Diary and Autobiography of John Adams，4卷本，剑桥，马萨诸塞，1961） 2：241-43，249-250.

[17] Edward Pendleton to Thomas Jefferson 托马斯·杰斐逊，15 July and 3 August，1776，JP Julian Boyd等编辑的《托马斯·杰斐逊书信集》（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迄今已出28卷，普林斯顿，1950～ ）1：462-465，484-485.

[18] 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 to Joseph Hawley，25 August，1776，LDC Paul H.Smith等编辑的《各地代表致大陆会议书信集，1774～1789》（Letters of Delegates to Congress，1774-1789，26卷本，华盛顿特区，1976～2000） 5：60-62.

[19] 参见AP Robert J.Taylor等编辑的《约翰·亚当斯书信集》（The Papers of John Adams，迄今已出11卷，剑桥，马萨诸塞，1983～ ） 4：260-278，其中有《条约计划》的全文，还附有关于其政治语境和外交遗产的编者按。

[20] AP Robert J.Taylor等编辑的《约翰·亚当斯书信集》（The Papers of John Adams，迄今已出11卷，剑桥，马萨诸塞，1983～ ）4：265.

[21] AP Robert J.Taylor等编辑的《约翰·亚当斯书信集》（The Papers of John Adams，迄今已出11卷，剑桥，马萨诸塞，1983～ ） 4：266.参见DA Lyman H.Butterfield等编辑的《约翰·亚当斯日记及自传》（The Diary and Autobiography of John Adams，4卷本，剑桥，马萨诸塞，1961） 2：236，3：337，其中写到约翰·亚当斯最早表明要限制与法国通商。

[22] 指法国在法印战争中失去了法属路易斯安那。

[23] AP Robert J.Taylor等编辑的《约翰·亚当斯书信集》（The Papers of John Adams，迄今已出11卷，剑桥，马萨诸塞，1983～ ）4：268.

[24] 参见AP Robert J.Taylor等编辑的《约翰·亚当斯书信集》（The Papers of John Adams，迄今已出11卷，剑桥，马萨诸塞，1983～ ）4：290-292，其中写到了被采用的《条约计划》。

[25] Thomas Jefferson 托马斯·杰斐逊 to Richard Henry Lee，8 July，1776；Richard Henry Lee to Thomas Jefferson 托马斯·杰斐逊，21 July，1776，JP Julian Boyd等编辑的《托马斯·杰斐逊书信集》（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迄今已出28卷，普林斯顿，1950～ ）1：455-456，471.

[26] JP Julian Boyd等编辑的《托马斯·杰斐逊书信集》（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迄今已出28卷，普林斯顿，1950～ ）1：21-28.

[27] Thomas Jefferson 托马斯·杰斐逊 to Edmund Pendleton，30 June，1776，Thomas Jefferson 托马斯·杰斐逊 to Richard Henry Lee，29 July，1776，JP Julian Boyd等编辑的《托马斯·杰斐逊书信集》（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迄今已出28卷，普林斯顿，1950～ ）1：408，477.

[28] Thomas Jefferson 托马斯·杰斐逊 to Edmund Pendleton，13 and 26 August，1776，JP Julian Boyd等编辑的《托马斯·杰斐逊书信集》（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迄今已出28卷，普林斯顿，1950～ ）1：491-94，503-506.

[29] 弗吉尼亚东部一个地区。

[30] Thomas Jefferson 托马斯·杰斐逊 to John Page，5 August，1776，JP Julian Boyd等编辑的《托马斯·杰斐逊书信集》（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迄今已出28卷，普林斯顿，1950～ ）1：485-486.

[31] Thomas Jefferson 托马斯·杰斐逊 to Edmund Pendleton，26 August，1776，JP Julian Boyd等编辑的《托马斯·杰斐逊书信集》（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迄今已出28卷，普林斯顿，1950～ ）1：505-506.

[32] 参见AP 4：253-259，其中写到了1776年6月12日至8月27日期间约翰·亚当斯作为战争与军需委员会主席所担负的责任。

[33] Joseph Reed to 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4 July，1776，AP Robert J.Taylor等编辑的《约翰·亚当斯书信集》（The Papers of John Adams，迄今已出11卷，剑桥，马萨诸塞，1983～ ）4：358-360；Nathanael Greene to 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14 July，1776，AP Robert J.Taylor等编辑的《约翰·亚当斯书信集》（The Papers of John Adams，迄今已出11卷，剑桥，马萨诸塞，1983～ ）4：380-382.

[34] 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 to William Heath，3 August，1776，AP Robert J.Taylor等编辑的《约翰·亚当斯书信集》（The Papers of John Adams，迄今已出11卷，剑桥，马萨诸塞，1983～ ）4：426-427.

[35] Horatio Gates to 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17 July，1776，AP Robert J.Taylor等编辑的《约翰·亚当斯书信集》（The Papers of John Adams，迄今已出11卷，剑桥，马萨诸塞，1983～ ）4：388-389.

[36] 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 to Horatio Gates，13 August，1776，AP Robert J.Taylor等编辑的《约翰·亚当斯书信集》（The Papers of John Adams，迄今已出11卷，剑桥，马萨诸塞，1983～ ）4：426-427.

[37] Abigail Adams 阿比盖尔·亚当斯 to 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17 and 19 August，1776，AFC Lyman H.Butterfield等编辑的《亚当斯家族》（Adams Family Correspondence，迄今已出9卷，剑桥，马萨诸塞，1963～ ）2：98，101.

[38] 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 to Abigail Adams 阿比盖尔·亚当斯，16 July and 28 August，1776，AFC Lyman H.Butterfield等编辑的《亚当斯家族》（Adams Family Correspondence，迄今已出9卷，剑桥，马萨诸塞，1963～ ）2：50-51，111.

[39] James Bowdoin to Benjamin Franklin 本杰明·富兰克林，19 August，1776，FP William B.Willcox等编辑的《本杰明·富兰克林书信集》（The Papers of Benjamin Franklin，迄今已出28卷，纽黑文，1959～ ）22：569-571.

[40] Lord Howe to Benjamin Franklin 本杰明·富兰克林，16 August，1776，FP William B.Willcox等编辑的《本杰明·富兰克林书信集》（The Papers of Benjamin Franklin，迄今已出28卷，纽黑文，1959～ ）22：565-566；Benjamin Franklin 本杰明·富兰克林 to Lord Howe，20 August，1776，FP William B.Willcox等编辑的《本杰明·富兰克林书信集》（The Papers of Benjamin Franklin，迄今已出28卷，纽黑文，1959～ ）22：575，这封信没有被寄出。

[41] 编者按，FP William B.Willcox等编辑的《本杰明·富兰克林书信集》（The Papers of Benjamin Franklin，迄今已出28卷，纽黑文，1959～ ）22：551-552。

[42] 编者按，FP William B.Willcox等编辑的《本杰明·富兰克林书信集》（The Papers of Benjamin Franklin，迄今已出28卷，纽黑文，1959～ ）22：537-538。在8月20日，富兰克林起草了一封信以抗议按州分配代表权的方案，但是他最后决定不寄出这封信。参见FP William B.Willcox等编辑的《本杰明·富兰克林书信集》（The Papers of Benjamin Franklin，迄今已出28卷，纽黑文，1959～ ）22：571-575。

[43] 德尔斐（）是一处重要的“泛希腊圣地”，即所有古希腊城邦共同的圣地，该地有供奉着阿波罗的神庙，里面的女祭司能够传达阿波罗的神谕，被称为“德尔斐的神谕”（Delphic Oracle）。

[44] 参见编者按，FP 22：529-533，其中写到了富兰克林在宾夕法尼亚大会中扮演的角色。

[45] George Ross to Benjamin Franklin 本杰明·富兰克林，18 August，1776，FP William B.Willcox等编辑的《本杰明·富兰克林书信集》（The Papers of Benjamin Franklin，迄今已出28卷，纽黑文，1959～ ）22：568；Benjamin Franklin 本杰明·富兰克林 to Horatio Gates，28 August，1776，FP William B.Willcox等编辑的《本杰明·富兰克林书信集》（The Papers of Benjamin Franklin，迄今已出28卷，纽黑文，1959～ ）22：583-584.

6 战争之雾

总的说来，我的将军们输在了领导上[1]。

——约翰·亚当斯1776年10月8日写给阿比盖尔的信

自从理查德·豪勋爵的舰队在7月初登陆斯塔滕岛以来，华盛顿就一直期待着开战。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周里，随着其他一波一波的军队和舰船的到来，日益明朗的是，杰曼勋爵和英国内阁打算组织一支远远超出华盛顿预期的进攻队伍。豪氏兄弟一直找不到理由发动进攻，直到杰曼所有的增援——最主要的是高度职业化的（也是很昂贵的）黑森佣兵——在8月中旬出现。[2]

这种拖延意味着，军事行动将在这个季节的末尾开始，这使得豪氏兄弟在进入漫漫冬季之前只剩下大约三四个月的时间来攻占纽约并消灭大陆军。这也意味着，美国抵抗入侵的军队规模将会急剧扩大，因为来自康涅狄格、宾夕法尼亚、特拉华和马里兰的民兵部队将在8月初涌入纽约，这些后到的人们在拿起枪之前就已经收割完了他们的庄稼。

尽管华盛顿被豪氏兄弟的拖延战略所迷惑，但是他很欢迎这个取得均衡的机会：“他们[英国军队]一向比我所领导的美国军队强大，而现在，我期待着美国军队能够获得比他们更加强大的力量，因为民兵正开始加紧赶来，并且已使我军人数增加到了……大约23000人的样子。”一周以后，在开战的前夜，他们的总人数达到了28000。[3]

民兵人数的激增增强了几位美国军官的信心，其中包括格林，尽管他对于民兵的战斗力还存有疑问。在格林从长岛前线写回的信中，他向华盛顿保证说，一切都在掌控之中：“我很高兴地告诉您，军队似乎是处于一种极度良好的精神状态之中，毫无疑问的是，如果英国佬在这里发起进攻，我们应该能够给予他们狠狠的还击。”斯特林勋爵当时负责督导长岛的防御战备，他与格林英雄所见略同。各种碉堡、阵地和壕沟十分牢固，以至于斯特林勋爵竟然还希望着——正如他原话所说——“豪将军能够专门赶来这里，而不是美国的其他地方”。8个月之前，查尔斯·李曾发表过“纽约防备薄弱”这一论断，而现在斯特林认为它坚不可摧。[4]

斯特林过度的热情常常使得人们难以分辨他是故作声势还是的确信心十足。但是随后英军和黑森佣兵的军官们的话证实，长岛的多层次防御体系足够击退5000士兵的正面进攻。甚至连杰曼都已不认为组织如此规模的英国军队是正确的了。

鉴于双方所修筑的工事的杀伤力，威廉·豪和华盛顿之间的最后一次通信似乎已经显示出，豪深深地为这一糟糕透顶的事情感到后悔。“如果没有表达出对于殖民地目前所处不愉快境地的深切关注，”他对华盛顿袒露道，“我无法结束这封信，这种境地与我有幸在上次战争中所经历的完全不同，它剥夺了我在更为私人的会面中将会感受到的那种愉快。”[5]

华盛顿将这视为对于一个月前未能达成的和谈的遗憾说法。但是他感到有义务用同样贵族化的文体做出回复，要维持两位绅士之间的荣誉礼仪，他们两人希望让自己远离他们将要见证的杀戮。“请允许我向您保证，先生，”华盛顿回复道，“我觉得自己深深地被您的来信的结尾所打动……并且从与您的结识中，我强烈地感受到了荣耀和满足。殖民地现今的状态与上次战争中的状态不同，它剥夺了我的那份快乐，没有人会比您更后悔此事，您忠诚的仆人。”适当地寒暄之后，血腥的战事现在可以开始了。[6]

* * *

预计战事发生的准确地点是华盛顿面临的首要困境。8月14日，两名英军逃兵报告说英军的主要进攻将直指长岛。几天后的另一则情报则预言了英军对长岛和曼哈顿北角的联合进攻。尽管军事战略的首要原则是——强敌当前，绝不可让你的军队分散，华盛顿却不得不违背这一原则，因为他要与拥有完全制海权的对手斡旋，保卫两座岛屿。他将英军对长岛的任何进攻都视为可能的障眼法，只在那里布置了6000名士兵（他手下“适合服役”的士兵的1/3）；他将剩下的兵力留在了曼哈顿，毕竟那才是英军的最终目标。[7]

与此同时，在斯塔滕岛上，豪与他的副司令亨利·克林顿正就战略方案进行着一场激烈的讨论。事实上，豪对于克林顿没有丝毫的尊敬——无论是作为将军还是普通人——因此克林顿的选择几乎不可能占据上风。他们在邦克山战役和波士顿围城时曾一起共事。在那些场合中，克林顿暴露出了与上司结怨这个终其一生的毛病。他的上司似乎从不赞赏他的主张，尽管他自己认为这些主张是值得赞赏的。克林顿似乎的确拥有某种不讨人喜的独特气质，他是那种总认为自己正确的角色。然而就这一次来说，所有后来的历史都清楚无误地证明了，实际上他是正确的。[8]

克林顿希望英国在曼哈顿北端的国王桥（King’s Bridge）发起进攻，哈勒姆河在该处将这个岛屿与大陆分隔开来。如果这个方案成功了，那么在英国海军控制着哈德逊河与伊斯特河的情况下，它将阻断曼哈顿和长岛的大陆军的逃生之路。一旦被包围起来，只消一场战斗，大陆军就可能被逐渐削弱并最终全歼。克林顿的策略基于如下设想：正确的目标不应该是纽约的城市和港口，而是大陆军本身；如果它不复存在，北美的叛乱也将烟消云散。[9]

豪对此表示不赞同。他相信大陆军会遭遇决定性的失败，但不会被毁灭。他从杰曼那里得到的命令是占领纽约，纽约将成为英国海陆两军孤立哈德逊走廊和新英格兰这一决定性行动的作战基地。如果纽约的城市和港口是目标，那么长岛很明显就是通向目标的必经之路，因为对布鲁克林高地的控制将使南部的曼哈顿变得难以守卫。如果能在粉碎叛乱意图的过程中给予大陆军足够的羞辱的话，那就更好了。但是战略目标是占领纽约，而不是消灭大陆军。当然，豪拥有最终决策权，因此对长岛的进攻被定在了8月22日。到那时，新近到来的黑森佣兵应该已经蓄势待发了。[10]

后来的历史证明，豪拒绝克林顿所看好的策略这一决定，也许已经意味着英国失去了在北美叛乱的初期就将其终结的机会。我们永远无法确定这种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们无法知道彻底消灭或俘虏大陆军是否会粉碎他们叛乱的意志。也许亚当斯和富兰克林都深信，大陆会议将会不屈不挠地组建另一支军队，并指派另一位华盛顿来领导它。很清楚的是，如果两支军队各自的司令交换位置的话，它们也许能够被带领得更好。对于以领土而非大陆军为目标的豪而言，他在本应主动的时候采取了谨慎的策略。而对于意在保卫纽约的华盛顿而言，他在本应谨慎的时候选择了冒进的策略。

* * *

在情况最糟糕的时刻，又一桩不合时宜的不幸事件碰巧发生了。格林在8月15日通知华盛顿说，他“为高烧所困，卧床不起”。刚被任命为少将的格林是华盛顿最得力、最信任的军官，他参与设计并建设了长岛的防御网络，这使得他在该地广为人知。现在他不得不被撤离到曼哈顿。华盛顿选择了约翰·沙利文（John Sullivan）来代替格林，这并不是因为华盛顿了解并信任他，而是因为他是唯一一个没有指挥权的高级军官。他刚刚从奥尔巴尼（Albany）赶来，之前他威胁说，宁愿辞职也不愿效力于霍拉肖·盖茨。沙利文之前是新罕布什尔的一名律师，他自信满满，战争经验有限，对于自己要指挥的军队以及要守卫的土地一无所知。[11]

英国军队在斯塔滕岛练习水路联合作战已经有两周了。在8月22日这天，三百多艘战船载着15000名士兵驶入长岛西南部的格雷夫森德海湾（Gravesend Bay），没有遇到任何阻碍，也没有任何明显的抵抗。豪勋爵的秘书安布罗斯·塞尔形容这个场面是相当壮观的：“简而言之，大约15000名士兵下船登上一片美丽的沙滩，他们在临近的平原上集结……展现出的是一幅想象所能及、视觉所能见的最美最壮观的景象。”三天之后，另外5000名黑森佣兵被运载了过去。尽管华盛顿又调遣了2000人渡过伊斯特河前去支援长岛守军，但是美国军队在人数上仍然被两倍于己的英军所赶超。华盛顿依然做着两手准备，认为英军对长岛的进攻只是障眼法，他们主要的进攻目标将是曼哈顿。[12]

在第二天的总动员令中，华盛顿宣告等候已久的对大陆军的考验时刻终于到来了：“敌人已经登陆长岛，交战的时刻正在迅速逼近，我军的尊严和成功，以及我们正在流血的祖国的安全，都取决于这一时刻。军官们，士兵们，请你们记住，你们是自由的人，为自由的恩赐而战——如果你不能像人一样勇敢战斗，沦为奴隶将成为你以及你的后代的命运。”要是这些激励人心的话还不够的话，所有的军队还需要知道的是，“如果有任何人不经命令试图逃避责任、卧倒或撤退，他将立刻被就地正法，以儆效尤”。[13]

* * *

格林为长岛设计了三个层次的防御计划，以使英军在穿越火力地带时遭受沉重的伤亡。狙击手将被安排在格雷夫森德海湾以北植被茂密的地带，集中于三条通道的沿线，这几条通道为英军的战马和炮兵团留出了行进的空间。然后美国军队将退回戈温那斯高地（Gowanus Heights）——这片山脊一样的高地从东向西横跨了整个长岛——一连串的壕沟和阵地之中。格林的原计划是，先暂时坚守戈温那斯高地，随后撤入主要的防御带之内。这个防御带主要由布鲁克林高地的四座碉堡组成，他认为最激烈的战斗将发生在这里。这个由不同防御据点组成的网络具有可伸缩性，它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地形优势，并且能让美军在掩护下作战，而不是与英军在开阔地带展开较量。在开阔地带，英军士兵更为严格的纪律和更为丰富的经验很可能会使他们处于上风。[14]

作为司令官，沙利文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行动就是修改格林的计划，将戈温那斯高地的守军扩充到了3000人——这几乎是他一半的军力。随后发生的事情表明，这是一个代价巨大的错误，它使得戈温那斯高地成为战斗的中心，而此处的美军将面临的是在人数上7倍于自身的对手。

到了8月24日，华盛顿重新考虑了沙利文的任用，并任命伊斯雷尔·帕特曼（Israel Putman）为长岛的总司令，而沙利文只能统领戈温那斯高地的军队。“老帕特”（Old Put）体壮如牛，头若炮弹，有着天生的战士头脑。帕特曼是经历过邦克山战役的老兵，是法印战争中具有传奇色彩的战士——他曾经在被印第安人架在火上炙烤之时逃脱。自从事情变得清晰——英军的主要进攻目标将是曼哈顿，帕特曼就要求得到指挥权。“这位勇敢的老人被困在这里是相当悲惨的。”约瑟夫·里德在发自曼哈顿总部的信中如是写道。华盛顿想法的改变传达出某种犹豫不决；任用他手下战斗经验最丰富的军官，也反映出他最终认识到长岛才是英军的目标。尽管认识到了这一点，但他仍然将超过半数的军队留在了曼哈顿，借此来掩护他的基地。但是，这样做的代价就是，它使得英军在发起进攻那一刻起就拥有了极大的优势力量。[15]

威廉·豪作为英军中最尖端的轻步兵战术继承者而广为人知。在邦克山战役的经历意味着，他也许是最后一位在美国对格林庞大的防御体系发起正面进攻的英国军官了。但是他越是研究地图，格林的防御计划似乎就越是天衣无缝，它将使英军在战斗中无可避免地遭受惨重伤亡。

亨利·克林顿这时又想出了一个大胆的（如果说也简单得令人吃惊的话）方案。他也一直在研究地图。往东离美军防御中心7英里左右的地方，有一条人迹罕至的路叫作杰梅卡通道（Jamaica Pass）。当地的亲英派报告说，美国人认为它太过路途遥远，因此除了布置象征性的防御力量之外，也没有让他们做什么。但是克林顿宣称，这是长岛战役的关键，因为它使豪可以迂回绕开格林多层次的战地工事。

克林顿提议发起一场沿杰梅卡通道进发的行动，这样可以将英军置于戈温那斯高地的美军阵线后方，切断他们撤回布鲁克林高地的碉堡的后路。他还提议说，英军与黑森佣兵应该牵制美国防御阵线的右侧和中心区域，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直到他们发现自己已处于包围之中。这是一个高明的计划，是豪所面临的战略困境的明显答案，但它之所以难以得到采纳，是因为它有着“来自不受待见的克林顿”这种奇怪的不良特征。[16]

克林顿稍后承认，在与豪就战略问题进行争论时，他最大的敌人就是他自己。“也许我在这些事情上的狂热，”他回忆道，“使得我现在时不时地被人认为是个麻烦。”然而这一次，克林顿聪明地将自己计划的呈现委托给了一名下属。8月26日，豪接受了这个提议，并借司令的特权宣布这是他自己的提议。[17]

一群亲英派自告奋勇要带领英军沿着杰梅卡通道趁夜行军。不言自明的是，长岛居民中没有人将英军的计划透露给大陆军的任何人。这也许是一个在情感上普遍亲英的地方，以至于英国人在情报方面享有了重要的优势。豪充分地利用了这一点。

* * *

在8月26日夜幕降临之时，克林顿带领1000名充当先锋的英军和黑森佣兵，沿着美军防御阵地的左侧，踏上了一段弯弯曲曲长达7英里的行军之路，豪和康沃利斯带着主力部队随后跟进。沙利文怎么会忽略了杰梅卡通道的守卫？这一问题在当时激起了不少批评，在后来也引发了不少猜想。他意识到了这条通道的存在，因为他曾派五名骑兵前去把守。这些人很快就被俘虏了。这支庞大的英国军队在灌木丛中披荆斩棘一路挺进。他们的行动为何能不被察觉？这似乎也很奇怪。实际上，两位美军军官，塞缪尔·迈尔斯（Samuel Miles）和大卫·布罗德黑德（David Brodhead）后来证实，他们的确发现了英军纵队。“我所相信的是……豪将军将会来到杰梅卡通道，”迈尔斯回忆道，“我希望能有军队在那里监视他们。”但是并没有什么军队。沙利文随后试图为自己的过错开脱，他相当无奈地宣称：“我没有兵力来完成这一目标了。”[18]

与此同时，在戈温那斯高地，克林顿的计划正在完美地运转。一支由5000名步兵和2000名海军士兵组成的英国大军，在詹姆斯·格兰特将军的率领下牵制住了斯特林在阵地右侧的部队。沙利文告诉帕特曼，英军的主攻已经开始，而帕特曼转而催促华盛顿渡河到布鲁克林高地与他一起监督这场战斗。事实上，格兰特的进攻只是障眼法，是为了在克林顿和豪的军队从后方包抄美军的同时吸引美军的注意力。[19]

然而格兰特却借此机会从远处炮轰斯特林的军队达两小时之久。“子弹和炮弹都急速地飞来，”一名士兵报告说，“时不时地削掉一个脑袋。”斯特林已命令自己的士兵保持队形，而不是寻找掩护。这种展现军事纪律、遵守荣誉准则的行为在18世纪仍然十分流行。“我们的士兵队形保持得很好，”一名士兵骄傲地宣称，“甚至没有一个人流露出退缩的迹象。”一支由利奥波德·冯·海斯特尔（Leopold von Heister）将军率领的黑森佣兵部队，共计4000人，在格兰特部队的右侧集结。这样一来，他们一起将自己连成了一块砧板，而克林顿-豪的部队就是那把锤子，而大陆军正好就在他们中间。[20]

这把锤子在8月27日早晨9点挥落了下来，当时1万名英军士兵出现在美军阵线的后方，这在新兵中间引起了恐慌，他们被包围了，而且对手人数远远超过他们。在大多数连队里，纪律立刻土崩瓦解，士兵们纷纷试图逃回布鲁克林高地的碉堡中去。约瑟夫·普拉姆·马丁当时只有15岁，他记得，一名年轻的美军中尉崩溃了，他无法抑制地抽泣着，祈求他的士兵的原谅，这些人从他身边跑过，奔向后方。他还记得，军官们纷纷将帽子上的徽章取了下来，这样他们如果被俘也不会被认出来。他在戈温那斯河见证了一场大屠杀，撤离的美军士兵要么溺死河中，要么被岸边的英国陆军射杀，死尸浮满了整个河面。[21]

被俘的美军士兵被成批地就地杀害。“黑森佣兵和我们勇敢的高地战士毫不手软，”一名英军军官回忆道，“看着他们带着愉悦用刺刀杀死这些叛乱者时，感觉那真是一幅不错的景象，在我们包围这些人后他们已经无力抵抗。”其他的目击者还讲述过那些黑森佣兵用刺刀将美国战俘钉死在树上的事情。这样的残暴事例只是个别现象，并非通例，但是它们后来却成了美国各大报纸报道这场战斗时的标准头条。这些报道将黑森佣兵形容为野蛮的雇佣军。[22]

美军士兵的普遍反应是恐惧和逃离，但在战场的某些角落，驻守的美军士兵却顽强作战，甚至连英国人也承认他们的战斗气势令人印象深刻。这种情况在右侧防线尤其突出，在那里斯特林指挥着来自马里兰和特拉华的老兵部队。斯特林自己并不像一个作战指挥，为他写传的人形容他是“一个肥胖并罹患风湿的、虚荣而浮夸的、好吃懒做的酒鬼”。但是在这个紧急的考验人的时刻，他是伟大的。好几位评论家一致认为他像“狼一样在战斗”。为了给他其他的部队争取逃跑时间，斯特林率领他手下的马里兰兵团对英国正规军发起了7次自杀式进攻——400人对抗2000人。在给英军造成惨重损失的过程中，他们自己也承受着90%的伤亡率。当华盛顿在布鲁克林高地用望远镜观测这次行动时，有人听见他说：“上帝啊！我今天必须要失去的是多么勇敢的人啊！”[23]

一切在中午之前就结束了。双方军队都夸大了对方的伤亡率。豪相当荒谬地宣称，他们所杀死、打伤或俘虏的美军比战斗中被牵制在戈温那斯高地的美军人数还要多。最准确的估计是，双方各有三四百人伤亡；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受伤人数，这是因为黑森佣兵的杀戮。而英军获胜的依据是被俘的美军人数。接近1000人的俘虏中，大部分都会在停泊于纽约港的英军囚船上因疾病和营养不良而悲惨地死去，这艘船由贝齐·洛林的丈夫监管。斯特林和沙利文这两位美国将军也在俘虏之列。[24]

讽刺的是，如此多的年轻美军士兵只顾着仓皇逃离，没有理会他们的长官为了守稳阵地并奋起反击所做的努力。大约只有2000人撤回到了碉堡中，准备择日再战。如果是英军老兵的话，他们准会听从长官的指挥，要么战死，要么被俘。

然而除了对伤亡与被俘人数的纯粹统计之外，大陆军的斗志已经完全崩溃，任何所谓的纪律都已经被彻底摧毁。心理上的战争优势已经完全倒向了英军一边；它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军官们不得不阻止英军和黑森佣兵追击逃入布鲁克林高地的碉堡中的大陆军。

好几位目击者（包括豪本人）都相信，如果英军继续进攻，长岛上的这些碉堡和整个大陆军都将被征服。“要是他们继续进攻，”豪后来承认道，“我认为他们能够拿下这些阵地。”在布鲁克林高地俯视观战时，帕特曼评论说：“豪将军要么就是我们的朋友，要么根本就没有将军之才。”根据帕特曼的判断，豪“使得我们整支军队都处于他的控制之下……要是他立刻乘胜追击，那将对自由事业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克林顿一如既往地相信，豪已经错失了一战定胜负的时机。“大获全胜的情况似乎通常都是快速进攻的结果，”他在回忆录中记录道，“因为关于失去整支军队可能会引发何等效应，或者是它将在何处受阻，都不会有任何的说法。”克林顿坚持自己的看法，认为大陆军的覆灭将会引发创伤性的心理震荡，而那又将进一步摧毁美国人继续作战的意志。[25]

威廉·豪想的不一样，尽管他在此阶段的思考过程已经和美军在长岛的防御工事一样有着诸多层次了。要对此做出公正评判，必须得有通常与精神分析相联系的那种分析技巧。

正如我们所知，豪曾经非常希望通过谈判使叛乱和平结束。他倾向于将叛乱看作是一种不幸的误会；由于费城那些激进领导者，以及英国政府不了解情况的官员，这种误会最终升级成了流血牺牲。与他哥哥一样，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自己在回家的时候不是作为一位纵横沙场的英雄，而是作为一位成功地与之前的美国兄弟达成了和平协议的政治家。

这个梦想在7月遭到了践踏，华盛顿与大陆会议回绝了他哥哥的请求，认为它完全不合时宜。这些叛乱者在豪氏兄弟到来之前就已经越过底线走向了独立，他们是不会有原路返回的打算了。到了8月的时候，豪开始相信，只有通过一场决定性的战败让他们认识到与远占优势的英国海陆军队作战是多么徒劳，才能让这些北美人清醒过来。他已做好充分准备，打算在长岛击败他们，这也是到8月末为止他一直在做的事情。[26]

然而，“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这个曾被践踏的梦想从未消失。豪只是将它搁置起来，以给予华盛顿的业余部队一点适当的教训；在那之后，叛乱者们将更能意识到他们所做的事情有多么无望。因此，他发动这场战斗所基于的考虑是，谨慎地、有限度地展示一下英国的军事优势对于当下的任务而言绰绰有余。克林顿相信的是，必须依靠一次大规模打击来迅速赢得战争，这样可以摧毁大陆军，以免战事变得旷日持久、结局难料；与克林顿不同，豪认为英国的胜利是不可阻挡的，这样一来就意味着更小规模的作战策略就完全足够了。与英国对爱尔兰和苏格兰发动的军事行动不一样（这些行动是野蛮且带有民族仇杀意味的冲突，它们遗留下的仇恨持续了几个世纪），豪希望他在美国的行动能够成为更有节制的事件，它允许战前的那种让他记忆犹新的相互友善在战后得到恢复。[27]

豪对于“有节制的作战”这种战略的偏好也有英国式的原因。他很希望保持己方的低伤亡率，这是他在事后对自己停止进攻布鲁克林高地的决定进行辩护时所援引的想法。“我不会去冒那种险，”他解释道，“我们在进攻中也许已经遭受过那样的损失。”邦克山的伤亡肯定仍然令他在意，然而另一种强烈的感觉同样攫住了他，那就是，他手里掌控着的是珍贵的、有限的、无法轻易被替换的资源。[28]

在豪的这个公式中，美国和英国得到了完美的平衡。对于英美双方，他都希望能将伤害减到最小。就拿布鲁克林高地那些碉堡来说，将伤害减到最小的做法就是发起一场围攻，同时英国海军在沿岸进行炮轰。只需数日，华盛顿除了投降将别无选择；与立即发动正面进攻导致双方遭受惨重损失的结果相比，这种做法的损伤更少，只不过会拖延几天。毕竟，如果你已经确切知道了结果，就不必匆忙；这种态度倒也符合豪的悠闲做派。

华盛顿因为处于大军包围之中而再也无法维持什么做派了。整整两天，他不辞辛劳，骑着马在布鲁克林高地的各个阵线来回奔走，激励情绪低落的士兵。他精疲力竭，仍然对那场毁灭性的败北感到茫然，日后将赢得坚决果断之名的他现在却不知道该做什么。他两眼无神地看着前方，一场大雨让壕沟里灌满了雨水，哨兵们都站在齐腰深的水中，因为火药浸水，他们许多人的步枪已经无法使用。与此同时，豪的工兵们正在挖掘自己的壕沟，这些壕沟以锯齿状的造型朝着碉堡向上推进；在经典战术中，这种壕沟是为围困战提供掩护的。现在已经清楚的是，华盛顿下令让另外的1200名士兵横跨曼哈顿赶来并使布鲁克林高地的守军增加到9500人的决定是一个错误，因为它只会让更多的美军士兵落入英军的包围之中。考虑到与他对抗的军队数量，华盛顿只有三种选择：要么投降，要么接受全军覆没的命运，要么跨过伊斯特河逃往曼哈顿。[29]

约瑟夫·里德一直催促华盛顿选择那个唯一看似可行的选项，但是出于几个理由，他无法让自己下令撤退。毕竟，几个月来他一直向部下宣扬的是坚守阵地，抵抗英军的进攻。现在他若是改口，怎么可能不显得愚蠢？[30]更为根本的原因是，华盛顿是为荣誉所驱使的18世纪式的人。他相当理解，在英军炮火密集，纷飞的霰弹（即数颗用链绞在一起的铁制弹丸）让士兵们腹破肠流、人头落地的时候，为何斯特林还会下令让他的部下立正站好。尽管对我们现代人而言，这种事听起来是很不理智的，但是华盛顿相信，他个人的荣誉，也就是他作为一名军官和绅士的名声的核心所在，迫使他宁愿承受死亡，也不愿承受撤退的不光彩。他这种明显的无力感是对两件要紧之事进行平衡的结果：他的名誉，以及与之相对的大陆军的存亡。[31]

让他的困境得以迎刃而解的是8月26日这天托马斯·米夫林（Thomas Mifflin）将军的出现。此人对美军阵地进行了一番巡视后报告说，军队的士气很低，有部分士兵已经在谈论向英军投降的事情了。米夫林是一名有着贵格会背景的费城富商，他放弃了自己的和平主义信条，成了宾夕法尼亚的优秀战士。如果由米夫林提议撤退，那么华盛顿就同意当天下午召集战争委员会。这样可以保住华盛顿的荣誉，因为这个要求是由其他人提出的。米夫林对此表示同意，但是有一个条件，那就是由他来指挥最后一批撤退的队伍。这也因此会面临被杀或者被俘虏的风险，这种姿态也是能够保住米夫林自己的荣誉的。[32]

战争委员会在四烟囱庄园（Four Chimneys）召开，此地是菲利普·利文斯顿（Philip Livingston）男爵的避暑山庄。利文斯顿男爵提供了一幅大陆军可以采用的逃生路线的全局图，这条线路靠近今天的布鲁克林大桥。最后的结论毫无异议，这迫使华盛顿接受一条由他手下的将军而不是他自己选择的路线，这也让他能够继续装模作样地嚷着要从高地下去战斗。剩下的事情就是，如何计划并实施近一万人的撤离行动，并且在通过一片被英国海军控制的水域时不让英军察觉他们的离去。本杰明·塔尔梅奇（Benjamin Tallmadge）少校，一位年轻的康涅狄格军官，简要地说明了这项计划：“要调动人数如此众多的一支队伍，让他们跨过一条足足有一英里宽的水流湍急的河，还要面对一支获得胜利、纪律严明、人数是自己三倍的军队，以及一支能够阻断航道从而使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行的舰队，这些因素似乎构成了最大的障碍。”[33]

至少风向是有利于美军这一方的。东北风限制了英军舰船在伊斯特河上的行动，尽管它也造成了美军船只过河的航道问题。尽管华盛顿别无选择，但是他现在必须得实施一场在战争史上堪称最高明的战略撤退。

* * *

使诈是这场撤离计划的核心所在。华盛顿发布了一条总动员令，将所有曼哈顿和长岛的平底船只都组织起来，声称要从新泽西运送额外的兵力过来。这让约翰·格洛弗（John Glover）上尉和他那支由马布尔黑德（Marblehead）的渔民和水手组成的马萨诸塞连队能够召集起船只，在假装增援的掩护下撤离长岛。格洛弗和他手下衣着鲜艳的部队的行动纪律严明、干净利落，这种素养需要数年乘船出海的经验方能练就。这幅景象会立刻给人留下一个印象：“这些小伙子，”一位来自宾夕法尼亚的军官提到说，“说不定能够做出些什么名堂呢。”实际上他们要做的就是，向这支业余士兵组成的军队展示，一个由老练水手组成的兵团是如何在夜里实施一场援救行动的。[34]

只有几名军官知道（大多数在伍士兵对此一无所知）一场撤离行动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在某些连队，当接到“手执武器、背好行囊”进发的命令时，士兵们还以为他们将要去进攻英军的阵地，并以必死的决心去贯彻他们的意志。约瑟夫·普拉姆·马丁记得突如其来的沉默规则：“我们被禁止说话，甚至连咳嗽也不行。所有的军令都是由军官口口相授，再以低声细语传达给每个人。”坦奇·蒂尔曼（Tench Tilghman）这名年轻的中尉很快就成了华盛顿最信赖的助手之一。他报告说，所有连队都在不知道目的地的情况下撤往了后方：“这件事是以高度机密的形式执行的，不管是下级军官还是士兵都不知道整个军队是要渡水回到纽约。”[35]

正值强敌当前，整支军队的战略撤退组织起来相当困难，因为各个连队不得不分批次轮流撤离，同时还要留出足够的补给兵力来守住阵地。因此，时机的把握必须非常精准，剩下的部队需要分散开来填补撤离的队伍留下的空缺。在撤离的中途，一个几乎致命的错误在布鲁克林高地发生了：米夫林接到命令，要求撤走他所有的部队。这道命令是个错误，因为米夫林的部队理应留守到最后，他们的撤离将会使美军前线阵地完全暴露。米夫林对这道命令发出过质疑，但还是半推半就地执行了它。

在他带领部队撤向渡船时，华盛顿骑马上前，要求知道米夫林是在做什么。“我的天啊！米夫林将军，恐怕你要毁了我们。”他惊呼道。可以想象的是，米夫林当时既愤怒又迷惑，他解释了这个传达过程中的错误，然后带领他的部队退回到了阵地中。尽管美军的阵地有一个多小时处于无人防守的状态，但是英军从未察觉。[36]

好运的到来简直是雪中送炭。东北风势头渐弱，风向转变成了东南风，这对格洛弗的队伍开船横渡伊斯特河大为有利。天气的变化本应促使英军舰船出航巡弋，并且可以让美军的撤离行动转变成一场彻底的大屠杀，因为这些满载士兵的划艇毫无防备可言。但很不合常理的是，豪勋爵从未注意到风向的变化，也从未让英军舰队出动。

他正在他的旗舰“雄鹰号”上忙于应付一场晚餐会谈，斯特林和沙利文这两位被俘的美军将领是他的座上客。理查德勋爵所关注的是，最近给予大陆军的羞辱是否可能已经让他们在他提出的和平结束叛乱这一问题上改变主意。正好和他弟弟一样，理查德·豪最大的愿望就是达成外交协议，而不是军事胜利。在这个命运攸关的时刻，他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件事上。

上天还是将好运给予了美军8月30日早上最后一次撤离。最后一批撤离的部队是最冒风险的，部分是因为没有人在后方掩护他们，部分也是因为不得不在光天化日之下溜走。塔尔梅奇少校在多年以后仍然清楚地记得：

第二天的黎明已悄然到来，我们这批被留在阵地里的人开始为我们自身的安全而焦虑……正在此时，一场非常浓厚的大雾弥漫开来，它似乎特意将两军阵地都笼罩了起来。我对这一来得及时的事件记忆犹新；大雾是如此浓重，在这样的氛围里，我甚至连六码开外的人影都难以辨认清楚……在战争史上，我真找不出比这更幸运的撤退行动。[37]

塔尔梅奇乘坐的船划离了岸边，他回首看见华盛顿登上最后一艘离开长岛的船。这就是整个传奇的经过。在所有被安全运抵曼哈顿的近1万人中，只有3名途中落伍的士兵下落不明。整个计划必须非常精准，军官和士兵必须依靠非凡的勇气行动，风向与水流必须要适度配合，皇家海军也必须正好疏忽大意，最后，一场浓雾也必须及时地降临。所有这些环节必须以适当的顺序组合起来。尽管成功的撤退算不上赢得了战争，但是这次长岛的撤离意味着大陆军可以存活下来，择日再战。如果一个人相信“这项事业”不会消亡，那他可以得到谅解。

英军一方最初的反应是，他们完全不相信华盛顿能够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让自己的部队全身而退。在几位英军军官看来，似乎这些美国人在战场上作战完全不行，但是在逃跑这一点上倒是很有天赋。

除了诧异以外，英军的普遍印象是，大陆军的斗志在长岛被彻底击垮了。对抗英军海陆军队是多么徒劳，这一点已经得到了令人信服的展示，而且相对来说英军几乎没有任何伤亡。简而言之，豪将军的所有行动目标都已达到。正如一名英国将军休·珀西所说：“我敢说，他们再也不敢在战场上与我军对阵。他们的一切似乎都已经完了，我个人认为这场行动将会给整场战争画上句号。”[38]

然而，还是存在着一些不同意见。“彩虹号”战舰的司令乔治·科利尔（George Collier）认为，豪氏兄弟每人都错失了一个摧毁或俘虏整个长岛上的美国军队的机会。豪将军曾下令停止英军对布鲁克林高地的进攻，而现在华盛顿都已经逃离了包围，这一决策看起来就不会那么让人信服了。海军上将豪也未能让英军舰队驶入伊斯特河（科利尔说这是“我们一直期待着能够受命去做”的事情），这让科利尔觉得不可理喻。因为只需要派出几艘英军的小型护卫舰，就可以确保“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逃出长岛”。这样的机会是否还会再来，没有人说得准。“现在，我的预感是，”科利尔悲叹道，“他们（美国人）将会给我们带来足够多的麻烦，让这场战争继续下去，天知道还要多久。”[39]

* * *

美军战败的消息慢慢地传到了大陆会议，部分是因为华盛顿自己过于疲惫而难以提交报告。“48个小时以来，”他向汉考克解释道，“我几乎都没有下过马，也没有一刻合过眼，所以我已经完全没有精力再写东西或者下命令了。”他最终的报告强调了长岛的胜利撤离，而淡化了戈温那斯高地的惨败，并且提供了一份对英军伤亡人数的夸大估计，因此很方便地就将整体上的军事溃败和大陆军士气低落的情况掩盖了过去。华盛顿在曼哈顿总部的谣言中心开始传播这样一种观点，说格林遗憾的缺席是战败的主要原因：如果是格林在长岛坐镇指挥的话，整场战斗的结局将会完全不同。[40]

8月31日的总动员令保留了战前那一套爱国主义的说辞，想要表明没有发生什么真正的改变。“从我们的事业的正义之中，我们只能期待成功。”这份命令上如是写道。“现在是时候了，每个人都应振作起来，为祖国争取荣耀，否则就是可耻的。”为了树立一个范例，华盛顿故意选择让自己暴露在英军从长岛沿岸发射过来的炮火之中。在两次躲过头顶的炮火之后，华盛顿达到了他的目的，于是让手下带他离开了。[41]

以任何公正客观的标准来衡量，大陆军终归是遭受了一场耻辱的败北。根据豪将军的战略标准，这种溃败所造成的政治和心理影响将会对北美叛乱的领导集体产生巨大冲击，让他们意识到，他们光荣的事业实际上不过是生命和财富的无谓牺牲。华盛顿一开始就对战后报告进行了处理，并以此抑制了豪的策略。他隐瞒了受损的严重程度，站在己方立场做了适度的修改，以减轻军事溃败可能会给舆论带来的突然冲击。如果说他没能掌控自己的部队在战场上的行动，那么他将努力在更广阔的舆论战场上掌控人们对战争影响的认知。

在费城这边，亚当斯也抱有类似的想法。他原本的打算是回到布伦特里与家人团聚，但是他预感来自纽约的消息会很糟糕，于是他留在了自己的岗位上：“的确，如果结局是不幸的……也许我和其他人一样将要一起承受这次打击。”他最担心的是豪的获胜对大陆会议中的中间派以及那些乡村地区的半托利党人所产生的心理影响。“恐慌也许会吓住任何人，”他向阿比盖尔倾诉道，“但它不会吓住我，我将坚守在这里，直到共和国的面貌变得更好，或者更坏。它注定也肯定会变得更好的。”[42]

亚当斯首先想到的就是，通过宣称事情本来会更加糟糕，来将伤害减至最小。他多少有些含混地辩称，如果豪氏兄弟在纽约战败了，他们将会进攻波士顿，这样一来，损失也许会更加惨重。然后他又指出，英军的胜利果实过于巨大，事实将证明，这会成为他们的军事负担。“如果他们占领了纽约、长岛和斯塔滕岛，”他评论道：“这些区域都不是他们那支军队能够守得住的。”根据这一反直觉的思路，英军的每次军事胜利只会增加他们占领活动的负担，这暗示着赢得战争的最好方式就是输掉每一场战斗。像这样的论点表明，亚当斯无法承认战争中会有任何美军失败导致英军胜利的可能性。

事实是，大陆军的业余状态在长岛暴露得非常明显，所有关于美国的事业在道德上是多么崇高的陈词滥调都已经被职业军队的军事优势所摧毁。这些令人不快的事实，需要亚当斯（正如华盛顿一样）去掩盖，甚至是对他自己掩盖。[43]

如果所有的美国人都像他深爱的阿比盖尔，那么亚当斯就不会面临这种政治难题了。和她的丈夫一样，阿比盖尔态度十分坚定。她评论说，“我们似乎对于纽约的事情一无所知”，并坚持认为“如果我们的军队是处于如此关键的状态，我希望去了解它，哪怕是它最不好的那一面”。她已经准备好了去了解未经粉饰的真相，因为她丝毫不会妥协。“但哪怕是我们战败了，”她坚持认为，“我也不认为我们会被征服。”对于她所提出的对美军在长岛的作战表现做出真实的评估这一要求，亚当斯的回应优雅而简洁：“总的说来，我的将军们输在了领导上。”[44]

亚当斯对于政治气候的突然转向的把握尤其敏锐。在前一年的春天，他怀着崇敬与惊奇的心情目睹了大众舆论十分戏剧性地转向支持独立，这是对乔治三世实施军事行动以解决北美叛乱这一决定的回应。现在他意识到了朝着另一个方向的转向，那是对于长岛遭遇的惨败的回应：“豪的胜利带来了奇怪的托利党人的春天。”正如另一位代表所说：“迄今为止潜藏在沉默和中立中的人似乎愿意起来反对他们祖国的自由。”甚至有人听见华盛顿预测说，有更多纽约和新泽西的美国志愿者可能会投奔豪的阵营，而不是加入大陆军。[45]

大陆会议其他代表的通信表明，并非只有亚当斯一个人试图掌控政治趋势。尽管本杰明·拉什向他的妻子透露，纽约的受挫已经改变了政治气候，事情可能会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但是在给别人的信中，他极力粉饰眼前的危机。“因此我可以很可靠地向你保证，”他在给一名法国朋友的信中写道：“[大陆会议]这个机构的大部分人仍然态度坚定，要么争取美国的自由，要么就玉石俱焚。没有任何困难会令我们沮丧，没有任何损失能让我们忧虑。”[46]

富兰克林加入了这个团队，尽管就他而言，没有必要去扭曲事实，因为他本来就满怀信心地认为，豪的暂时取胜只不过是一次小小的挫折，是美国获得胜利这个最终不可避免的故事里简略的一章而已。他承认英军“过于强大，让我们难以应对，他们也因此在自己所做的事情上获得成功，但是对全世界来说，这些事情并没有它们看起来那么重要”。富兰克林所坚信的根本一点就是，英国在美国的军事行动是不可能成功的，最近英国所取得的胜利也丝毫不能改变他的看法。“看看他们都做成了些什么？”他反问道，“他们就占领了美国沿海岸边的几座小岛……如果每一英亩的美国领土都要靠这样的代价来获取，那么这场征战可以拖垮整个欧洲。”[47]

在大陆会议内部政治观点的层级体系中，亚当斯和富兰克林所属的那一批人非常坚定地相信，不论华盛顿的军队在纽约发生了什么，一旦越过底线走向了独立，就不会有回头路可走了。随后，在9月的第一周里，一场戏剧性的事件让大陆会议其他代表在一项不容谈判的策略上态度发生了动摇。[48]

这次事件就是陆军上将约翰·沙利文回到了费城。请回忆一下，就在华盛顿的军队跨过伊斯特河逃离的那天晚上，沙利文正和斯特林一起与豪勋爵在“雄鹰号”共进晚餐。在晚宴上，理查德勋爵成功地让真诚的沙利文相信，他的和平使命使他能够开出慷慨的条件，凭借这些条件，北美一方可以在不损害自己名誉的前提下结束这场无意义也无必要的战争。豪随后提出，释放沙利文，派他前去将这些条件告知大陆会议。

在沙利文的报告中，他对豪勋爵十足的真诚进行了描述。然后他声称，通过将他送回费城，豪实际上是含蓄地承认了大陆会议的权威与合法性。更重要的是，豪已经清楚地表明了他的个人观点：“英国议会无权向北美征税或是干涉其内政。”他自信满满地认为，一旦敌对状态结束，乔治三世和他手下那群政府大臣将十分欢迎这样的安排。[49]

沙利文的报告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拉什随后回忆道，亚当斯在讨论过程中曾俯身“向我耳语，说他真希望我们的军队[在长岛]战败那天的第一颗子弹打穿的是他[沙利文]的脑袋”。亚当斯随后站起身来抗议这场讨论，他称沙利文是“豪派到我们中间来引诱我们放弃独立想法的一个诱饵”。[50]

第二天，也就是9月5日，新泽西的约翰·威瑟斯庞（John Witherspoon）发表了一通重要的演说，谴责豪勋爵的提议，没有人起来反对他的结论。“这很简单，”威瑟斯庞说道，“绝对的屈服才是他们要我们同意的。”因此，尽管表面上听起来很慷慨，豪勋爵却“完全避开了任何能够暗示我们不是英国国王的叛臣乱民的情形”。一旦情况是这样的话，只有公开的亲英派才会赞同豪的条件，而在大陆会议里是找不到这种人的。这些被纽约的战况所摄、心存疑虑的代表们已经走投无路了。[51]

如果说还存在什么争议的话，那么唯一的争议就与如何回复豪勋爵这个问题有关。相信沙利文，让他去回话，这是不可取的，因为他的名声早已被他在戈温那斯的表现抹黑，现在更是因为被豪愚弄而越发受损。但是不给答复也许会在那些不大热心的爱国者眼里显得过于轻蔑。最好还是不要失去他们的支持，不要在外交上犯什么过错。

豪提出要接待大陆会议派出的代表团，但这仅就他们作为个体公民而言，因为他收到的指示不准他承认大陆会议的合法性。代表们怀着如下的决心将这个外交难题推回到了他的面前：“吾等已然认定，我方机构无法以合适理由派出任何成员以私人身份与勋爵阁下会面。”另外，“要是真的希望在合理条件下实现和平，对方应派遣其相应机构的委员会，才能知道他是否有权与大陆会议所委派的、代表美国处理此事的人会面”。鉴于之前所收到的指示，豪要么拒绝与美方代表团见面，并就此为这样的外交困局负责，要么就与他们见面，但是承认他无权与美国政府的代表谈判。无论是哪种情况，和谈的想法都只会成为一种外交上的妄想。[52]

* * *

第二天，也就是9月6日，大陆会议选派亚当斯、富兰克林和南卡罗来纳的爱德华·拉特利奇前往斯塔滕岛与豪勋爵见面。选择亚当斯和富兰克林，这就意味着这场有趣的谈判最终将以失败收场，因为亚当斯在北美叛乱者通缉名单上高居榜首，如果人们接受了豪的和谈条件，这些叛乱者就将以叛国罪被公开处以绞刑。而富兰克林，这位豪之前的友人，最近又劝过他说，他的军事任务毫无希望可言，继续蹚这摊浑水只会彻底地毁掉他的名声。

即使结局早已注定，9月11日的会面还是充满了戏剧性。很清楚，豪仍然希望北美军队最近在长岛所遭受的灾难会让北美人民重新思考从大英帝国分离出去这种做法的前景。同样清楚的是，美方代表团前来赴会正是下定了决心要粉碎这种希望。不是那么清楚但又最重要的是，如果对全美人口做一次民意调查，其结果将会揭示出，与大陆会议及其外交代表相比，美国人民在政治上更为分化，对于豪的条件也更愿意接受。对于豪来说不幸的是，这样的调查是不可能的。

双方在外交礼节上几乎都庄重过度了。豪在美方人员下船的珀斯安博伊（Perth Amboy）安排了一名英国军官作为人质，以确保美方人员的安全。亚当斯坚持认为没有必要留下人质，因为有豪勋爵的话作为保证就已经足够了。“您真是太过奖了，”豪说道，“您大可放心，我会把您的褒奖看作最神圣的东西。”衣着华丽的步兵仪仗队带领美方人员到达了彰显着仪式感的会面地点。在里面，豪已经摆好了丰盛的宴席，包括“上等葡萄酒、上好的面包、冷火腿、口条以及羊肉”，可谓在礼仪上下足了工夫。[53]

豪以他作为北美知名的朋友所具备的诚意开始了谈话。他解释说，他之前将自己的航程推后了几周，就是为了得到任命他为和谈使节的指示，但这场延误也正意味着他到达北美刚好是在《独立宣言》得到通过之后。“是不是已经没有办法能够退回《独立宣言》这一步，”他问道，“并敞开心扉彻底地讨论一下这些事呢？”[54]

亚当斯和富兰克林展示着美方礼貌却完全消极的回应。如果英国政府在一年以前就承认了北美在征税以及处理内部事务方面的权力，这场冲突基本上是肯定能够避免的。但是现在的情况与那时已经不同。亚当斯细数了英国一系列的侵犯行径，从莱克星顿和康科德爆发的冲突，一直到豪勋爵所参与指挥的这支入侵部队。为了应付这一系列的权力滥用，北美各州通过投票一致决定独立，大陆会议正式批准了这一决议，这一步已经无法退回。实际上，美方代表团也无权推翻这一决议，正如豪也没有权力承认他们是美国公民而非英国臣民。当豪解释说他愿意将各位来宾视为同胞时，亚当斯回敬说，阁下您可以以您所希望的任何身份会见我们，“除了英国臣民的身份以外”。[55]

此次未曾谈及的话题（豪认为直接提及会很尴尬）是最近在长岛的行动，那场行动肯定至少是给美国战胜极其强大的英国海陆军队的希望蒙上了一层可疑的阴影。豪含蓄地提到这件事的方法是，先表达他对北美的深厚感情，随后补充说，“要是北美在战火中陷落，他将像失去兄弟一样为之哀悼”。数年之后，亚当斯仍然会津津有味地回忆起富兰克林聪明的回答：“富兰克林博士面露愉悦、神情镇定，他先鞠躬致意，随后微微一笑，带着在交谈中不时出现的质朴……回答道：‘大人，我们将竭尽所能，让您免受这种痛苦。’”[56]

拉特利奇随后提议说，既然美国的独立已经是不容谈判的事实，也许豪可以回伦敦去劝说他的朋友们接受这一事实，并与美国结成经济联盟，这种关系可以为双方带来经济上的利益。豪对此表示疑惑，他不知道伦敦的上级是否能够接受这个想法；这也不是他所想要的结果。[57]

实在是已经无话可说了。尽管在长岛遭受了军事的挫折，更不要提曼哈顿的大陆军万分危急的处境，美国一方在政治态度上一点也没有改变。豪那位势利的副官安布罗斯·塞尔气急败坏。他在当天日志中对整件事情所做的概述简短而又刻薄：“他们见了面，说了话，然后分别。现在什么想法都没有了，除了迎战这群由殖民地垃圾所聚集起的顽固的伪君子和煽动者，是天意要让这个地方成为国家的灾难。”[58]

回到费城的亚当斯同样气愤。他告诉萨姆·亚当斯：“整件事……现在在我看来，就和以前一样，只是一场泡影，一场争吵，只是一场恶毒的阴谋，它只是一个圈套，一次欺骗。”他唯一给出的解释一语中的：“他们一定是对我们的领导集体有着错误的认识，才会觉得我们会上他们的当。”[59]

[1] 原文是In general，our generals were out generalled，很明显，亚当斯此处是借general一词玩了一把文字游戏。

[2] Ira D.Gruber，The Howe Brothers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New York，1972），100-102.

[3]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 to Lund Washington，19 August，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6：82-86.美国军队的最终规模是有根据的猜测，它是基于对后续到达的民兵部队的粗略估算而得出的。当战争开始时，华盛顿自己并不知道自己指挥着多少士兵。

[4] Nathanael Greene 纳瑟内尔·格林 to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15 August，1776，GP Richard K.Showman等编辑的《纳瑟内尔·格林将军书信集》（The Papers of General Nathanael Greene，迄今已出7卷，Chapel Hill，1976～ ）1：287；Stirling Quoted in Michael Stephenson，Patriot Battles：How the War of Independence Was Fought（New York，2007），231.

[5] William Howe to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1 August，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5：537.

[6]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 to William Howe，17 August，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5：537-538.

[7] 编者按，PWR 6：23-24；Hugh Mercer to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19 August 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6：79；1776年8月7日的总动员令，GP Richard K.Showman等编辑的《纳瑟内尔·格林将军书信集》（The Papers of General Nathanael Greene，迄今已出7卷，Chapel Hill，1976～ ）1：277；Barnet Schecter，The Battle for New York：The City at the Heart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New York，2002），129。

[8] William B.Willcox，Portrait of a General：Sir Henry Clinton in the War for Independence（New York，1964），preface，492-524，这本书提供了对战争中的英国军官的最深入分析，以及对双方重要人物最透彻的心理分析。也参见William Willcox and Frederick Wyatt，“Sir Henry Clinton：A Psychological Exploration in History，” WMQ《威廉与玛丽季刊》（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第三批系列 14（January 1959），3-26。

[9] William B.Willcox，ed.，The American Rebellion：Sir Henry Clinton’s Narrative of His Campaigns，1775-1782 （New Haven，1954），40-41；Schecter，Battle for New York，60-61.

[10] Gruber，Howe Brothers，106-107.

[11] Nathanael Greene 纳瑟内尔·格林 to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15 August，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6：29-31；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 to John Hancock，23 August，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6：111，其中写到了沙利文的任命。

[12] Ambrose Serle，The American Journal of Ambrose Serle（San Marino，1940），72-74；Stephenson，Patriot Battles，232-33，其中写到了华盛顿对部队的分配。

[13] 1776年8月23日的总动员令，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6：109-110。关于随后的战争的几部次要作品，加上以及引用过的那些，帮助我形成了对这个故事的认识。关于英国方面的有：Piers Mackesy，The War for America，1775-1783 （Cambridge，Mass.，1964）。关于美国方面的有：Bruce Bliven，Under the Guns：New York，1775-1776 （New York，1972）；Thomas Fleming，1776：Year of Illusions（New York，1975），308-338；James Thomas Flexner，George Washington：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Boston，1967），87-156；David Hackett Fischer，Washington’s Crossing（New York，2004），81-114；以及David McCullough，1776 （New York，2005），115-200。

[14] 编者按，GP 1：291-293。

[15] John Sullivan to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23 August，1776；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 to John Hancock，26 August 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6：115-116，129-130；Schecter，Battle for New York，131-132.参见Ron Chernow，Washington：A Life（New York，2010），246，其中写到了帕特南的背景，他没有现代的传记作者。

[16] Willcox，Sir Henry Clinton’s Narrative，40-42；Schecter，Battle for New York，135-137.

[17] Willcox，Sir Henry Clinton’s Narrative，35.

[18] 所有引文出自Schecter，Battle for New York，132-134。

[19] 所有引文出自Schecter，Battle for New York，141-143。

[20] Stephenson，Patriotic Battles，237-238.

[21] Joseph Plumb Martin，A Narrative of a Revolutionary Soldier（New York，2001），22-23.

[22] E.J.Sowell，The Hessians and the German Auxiliaries of Great Britain in the Revolutionary War（New York，1884），65-67.

[23] Schecter，Battle for New York，149-154；Paul David Nielson，William Alexander，Lord Stirling（Tuscaloosa，1984）44；Lord Stirling to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29 August 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6：159-162.

[24] William Howe to Lord George Germain，3 September，1776，in K.G.Davies，ed.，Document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1770-1783 （Dublin，1976），12：217；Howard H.Peckham，ed.，The Toll of Independence：Engagements and Battle Casualtie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Chicago，1974），22；编者按，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6：143。

[25] William Howe to Lord George Germain，3 September，1776，in Davies，Document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12：218；Schecter，Battle for New York，166-167；Willcox，Sir Henry Clinton’s Narrative，44.

[26] 这是Gruber，Howe Brothers 的主要论点。

[27] 豪回到英国以后不久就在议会为自己的行为做了辩解。参见William Howe，The Narrative of Lieutenant General William Howe ...（London，1780）。最早证明豪对北美的同情导致大英帝国输掉战争的论据来自他自己的一名下属。参见Charles Stedman，The History of the Origin，Progress，and Termination of the American War（Dublin，1794）。在我看来，豪的动机从心理学观点来看很复杂，但是他主要的错误在于，他认为英国的获胜十拿九稳，因此他可以更加谨慎地作战。就像大部分英国军官一样，他高估了亲英情绪的水平，又低估了大陆军的耐力。他对英军伤亡的担忧，虽然在事后看来是错误的，但是在那时却完全能够让人有理由相信。

[28] Davies，Document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218.

[29] Robert Hanson Harrison to John Hancock，28 August，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6：142-143，其中提供了华盛顿最初的、有些不连贯的对戈温那斯高地战役的报告，这是我们所掌握的唯一一份能够证明华盛顿多少有些迷茫的精神状态的直接证据。在众多华盛顿的传记中，Chernow，Washington，247-249在这一点上讲述得最为出色。

[30] William Bradford Reed，Life and Correspondence of Joseph Reed（Philadelphia，1847），1：226-227.

[31] 对华盛顿在这个紧张时刻的思考过程的解读是基于我在His Excellency：George Washington（New York，2004）中对他的个性的评判。

[32] 对米夫林影响的强调最早是在Fleming，Year of Illusions，322-323中得到了论证。

[33] Council of War，29 August，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6：153-155；Tallmadge quoted in Henry P.Johnston，The Campaign of 1776 Around New York and Brooklyn（Brooklyn，1878），2：11；Schecter，Battle for New York，155-167.

[34] 参见Alexander Graydon，A Memoir of His Own Time（Philadelphia，1846），164的引文。关于格洛弗的经典著作是George Billias，General John Glover and His Marblehead Mariners（New York，1960）。

[35] 参见Graydon，Memoir，166，其中写到了意志的锻造；以及Martin，Narrative of a Revolutionary Soldier，26-27。Tilghman的引文出自Johnston，Campaign of 1776，2：85。

[36] Graydon，Memoir，168；George F.Scheer and Hugh Rankin，eds.，Rebels and Redcoats（New York，1957），171.这一事件是米夫林和华盛顿之间积怨的开端。

[37] Benjamin Tallmadge，Memoir of Colonel Benjamin Tallmadge（New York，1858），11.

[38] Charles K.Bolton，ed.，Letters of Hugh Earl Percy from Boston and New York（Boston，1972），69.

[39] Sir George Collier，“Admiral Sir George Collier’s Observations on the Battle of Long Island，” New-York Historical Society Quarterly（October 1964），304.

[40]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 to John Hancock，31 August，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6：177-178；编者按，GP Richard K.Showman等编辑的《纳瑟内尔·格林将军书信集》（The Papers of General Nathanael Greene，迄今已出7卷，Chapel Hill，1976～ ） 1：293，其中将格林的缺场当作战败的原因。

[41] 1776年8月31日的总动员令，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6：173。

[42] 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 to James Warren，17 August，1776，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 to Abigail Adams 阿比盖尔·亚当斯，5 September 1776，LDC Paul H.Smith等编辑的《各地代表致大陆会议书信集，1774～1789》（Letters of Delegates to Congress，1774-1789，26卷本，华盛顿特区，1976～2000）5：12，107.

[43] 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 to Abigail Adams 阿比盖尔·亚当斯，4 September 1776，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 to Samuel Cooper，4 September，1776，LDC Paul H.Smith等编辑的《各地代表致大陆会议书信集，1774～1789》（Letters of Delegates to Congress，1774-1789，26卷本，华盛顿特区，1976～2000） 5：101-102.

[44] Abigail Adams 阿比盖尔·亚当斯 to 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7 September，20 September，29 September，1776，AFC Lyman H.Butterfield等编辑的《亚当斯家族》（Adams Family Correspondence，迄今已出9卷，剑桥，马萨诸塞，1963～ ）2：122，129，134-136；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 to Abigail Adams 阿比盖尔·亚当斯，8 October，1776，AFC Lyman H.Butterfield等编辑的《亚当斯家族》（Adams Family Correspondence，迄今已出9卷，剑桥，马萨诸塞，1963～ ）2：140.

[45] William Hooper to Samuel Johnston，26 September，1776，LCD5：182-183.

[46] Benjamin Rush to Julia Rush，18-25 September，1776，Benjamin Rush to Jacques Barbeu-Dubourg，16 September，1776，LCD5：198-199.

[47] Benjamin Franklin 本杰明·富兰克林 to William Bingham，21 September，1776，FP William B.Willcox等编辑的《本杰明·富兰克林书信集》（The Papers of Benjamin Franklin，迄今已出28卷，纽黑文，1959～ ）22：617.

[48] John F.Roche，Joseph Reed：A Moderate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New York，1957），92.

[49] 编者按，FP William B.Willcox等编辑的《本杰明·富兰克林书信集》（The Papers of Benjamin Franklin，迄今已出28卷，纽黑文，1959～ ）2：591-592。

[50] 编者按，DA Lyman H.Butterfield等编辑的《约翰·亚当斯日记及自传》（The Diary and Autobiography of John Adams，4卷本，剑桥，马萨诸塞，1961）3：415。

[51] John Witherspoon’s Speech in Congress，5 September，1776，LDC Paul H.Smith等编辑的《各地代表致大陆会议书信集，1774～1789》（Letters of Delegates to Congress，1774-1789，26卷本，华盛顿特区，1976～2000）5：108-113.

[52] DA Lyman H.Butterfield等编辑的《约翰·亚当斯日记及自传》（The Diary and Autobiography of John Adams，4卷本，剑桥，马萨诸塞，1961）3：416.

[53] DA Lyman H.Butterfield等编辑的《约翰·亚当斯日记及自传》（The Diary and Autobiography of John Adams，4卷本，剑桥，马萨诸塞，1961） 3：419-420.

[54] Report to Congress，13 September，1776，FP William B.Willcox等编辑的《本杰明·富兰克林书信集》（The Papers of Benjamin Franklin，迄今已出28卷，纽黑文，1959～ ）22：606-608.

[55] Henry Strachey，Memorandum of Meeting Between Lord Howe and the American Commissioners，11 September，1776，LA “美国书库”（Library of America），《美国革命：独立战争中的文字》（The American Revolution：Writings from the War of Independence，纽约，2001），由John Rhodehamel选择篇目并作注。186-191.

[56] DA Lyman H.Butterfield等编辑的《约翰·亚当斯日记及自传》（The Diary and Autobiography of John Adams，4卷本，剑桥，马萨诸塞，1961）3：422.

[57] DA Lyman H.Butterfield等编辑的《约翰·亚当斯日记及自传》（The Diary and Autobiography of John Adams，4卷本，剑桥，马萨诸塞，1961）3：422-423.

[58] Journal of Ambrose Serle，13 September，1776，LA “美国书库”（Library of America），《美国革命：独立战争中的文字》（The American Revolution：Writings from the War of Independence，纽约，2001），由John Rhodehamel选择篇目并作注。215.

[59] 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 to Samuel Adams，14 September，1776，DA Lyman H.Butterfield等编辑的《约翰·亚当斯日记及自传》（The Diary and Autobiography of John Adams，4卷本，剑桥，马萨诸塞，1961）3：428.

7 民心所在

我谨将以下观点作为我的个人意见：一场全面而迅速的撤退是绝对必要的，美国的荣誉和利益要求我们这样做。

——纳瑟内尔·格林1776年9月5日写给乔治·华盛顿的信

根据豪氏兄弟预定的策略，在长岛对大陆军的羞辱所激起的风波足以撼动北美叛乱的基础。但是在斯塔滕岛上与美国代表团的会晤似乎暴露出了这个策略的缺陷，因为美国代表团拒绝将长岛的溃败视为什么大事，他们认为那不过是微不足道的暂时受挫。亚当斯和富兰克林甚至还坚信，大陆军的全军覆没或是投降都不会有什么影响，除了也许会让不可阻挡的美国的胜利延后一些。豪氏兄弟试图用他们处于优势的海陆军队作为不那么友好的劝降工具，但是那些已经献身于美国独立事业的大陆会议领导是不可劝降的，在他们现在的处境中，与强大的英国之间任何的和谈希望都是难以想象的。

另外，大陆军正好在经历着豪氏兄弟意欲施加的那种冲击。有利的风向扭转了水势，随后是一场天降大雾，这一切使华盛顿的军队得以渡过伊斯特河，实现了一次几近奇迹的逃离，但是他们的士气却土崩瓦解了。“我们的处境的确令人痛苦，”华盛顿向汉考克报告道，“这些民兵，并没有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而是显得十分沮丧，不听命令，非常不耐烦地想要回[家]。他们很多人都中途逃跑了，有时候甚至是整个连队。”这些士兵到达曼哈顿的时候，一位目击者描述说，他们“满脸病态，形容憔悴，垂头丧气……总而言之，一切都处于混乱之中”。[1]

确切的人数是不可能知道了，因为华盛顿自己也无法追踪这些逃兵。但是最完整的估计是，在9月的前两周里，大约有1万名民兵逃掉了。华盛顿下令在曼哈顿北端的国王桥拦住逃兵，但是很快便撤销了这道命令，因为他觉得这些民兵不只是无用，而且有害，他们的存在只会造成恐惧和失败主义的传播。他们的离去意味着，华盛顿所领导的18000名士兵中，大约只有13000人是“适合服役”的，这也就是说，他现在面临的敌人人数是自己的两倍以上。[2]

甚至这些被归为“适合服役”的士兵也神情恍惚、士气不振，正如华盛顿描述的那样，他们“常常四处乱走，远离各自的岗位和营地，已无法抵抗任何突然出现的敌人”。对于他们以及美国的事业而言，幸运的是豪在长岛的胜利之后没有再继续对曼哈顿发起进攻。这种拖延对有些英国军官来说似乎是难以理解的，因为很明显整个大陆军已经不堪一击了，而英军正准备着进行能够结束这场战争的最后一次战斗。“在随后的许多天里，我们勇敢老练的士兵……站在伊斯特河的岸边，”乔治·科利尔上尉回忆道，“他们就像站在皮斯扎克山（Mount Piszak）上的摩西一样，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恩许之地就在不到半英里远的地方。”[3]

豪明显缺乏主动性，实际上从整体来看这与他的战略优先项保持一致。他正等待着他哥哥与叛乱者在斯塔滕岛的商谈结果。如果很快就能以外交手段结束这场冲突，发起另一场军事行动是毫无意义的。再说，叛乱者的军队（如果它的确仍然可以被称作一支军队的话）已经从长岛的包围中逃进了曼哈顿的另一场包围里。没有必要匆忙，因为华盛顿那支斗志涣散的军队已经无处可去了。

英国间谍报告说，美国士兵正忙于劫掠城中的每一户人家，并公然为自己的强盗行为辩解，说不这样的话这些战利品就要落入英军手中了，因为只要英军愿意，他们可以在任何时候占领这座城市。正如豪所希望的那样，他们在长岛几乎濒临死亡的经历迫使他们直面这样一个事实，即纽约的守卫一直以来都是在错误的指导下进行的。

的确，从英军的角度来看，北美的叛乱已经被镇压了，剩下的只是一些清理行动。在伦敦这边，长岛胜利的消息使杰曼勋爵开始起草让威廉·豪晋升为骑士的相关文件，以对他在北美保护大英帝国权利的行为进行嘉奖。“这场叛乱的领导者的行动正如我所希望的那样，”杰曼写信告诉海军上将豪，意思是他们在纽约有所反应，“我相信受到蛊惑的人们很快就会向阁下您祈求宽恕和保护，而让他们的首领去接受他们应得的惩罚。”这也许意味着，华盛顿、亚当斯和富兰克林，将和其他人一起，走向绞刑架。[4]

* * *

华盛顿在9月初的日子里都待在自己的总部，慢慢地从疲惫中恢复过来。而更深层次的真相是，他已经渐渐明白了，决定守卫纽约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而现在他正深陷在这个错误造成的后果之中，不知道该做什么。

最清醒的建议来自纳瑟内尔·格林，他刚刚经历了濒死体验，才从医院出来：“现在需要考虑的是，一场从此岛的整体迅速撤离是否有必要。在我看来，要想成功击退敌人，保证我们不再受辱，这似乎是唯一可行的计划。我认为在国王桥的这一端我们已经没有目标了。……我会烧掉这座城市以及它的郊区地带。”在格林的计划中，大陆军的生存不仅仅是保卫任何一寸土地的问题。“我谨将以下观点作为我的个人意见，”他重申道，“一场全面而迅速的撤退是绝对必要的，美国的荣誉和利益要求我们这样做。”[5]

格林是在请求华盛顿接受两个令人不快的、麻烦的现实：第一，保卫纽约的决定成了一个错误，现在应该意识到这一点并阻止美国继续遭受损失；第二，华盛顿需要让他那种受荣誉驱使的“坚守作战”的本能服从于更大的政治需要，这种需要在此时就是指大陆军的存活。很明显，格林不像亚当斯和富兰克林，他相信大陆军的覆灭会将美国独立事业置于危险之中。

格林对华盛顿性情的揣摩和他对大陆军面临的战略选择的估量同样敏锐。他意识到，华盛顿有着根深蒂固的个人荣誉意识，由于这种意识，大陆军的失败会给他自己的名声蒙上一层阴影。他容易将撤离和战败等同起来，并且会将战败看作自己名声的永久污点。根据这种逻辑，战略撤退时不光彩的行为，就像拒绝决斗的邀请一样。格林的理解是，华盛顿的最优先选项必须是他们为之而战的、有自身纪律的事业，而让大陆军覆灭的行为则毫无纪律或是荣誉可言。

虽然如此，华盛顿的第一反应就是拒绝格林的建议。他在此时与汉考克的通信就很反常的混乱无序、散漫无章，也许这是疲劳的后遗症，也许是长岛的战败留下的心理创伤又复发了（他将汉考克而非亚当斯视为大陆会议的主席，作为他的行政上级，尽管亚当斯作为战争与军需委员会的最高领导在军事方面更为在行）。尽管大陆军面临绝境，他对于从纽约不战而退的决议仍然感到很不满意，他告诉汉考克，“这有涣散军心、损害这项事业的嫌疑”。它也会在所有殖民地都造成严重的政治影响：“在这些地方，共同的事业也许会因为它给许多人的精神打击而受到影响……尤其是我们在长岛遭受了损失之后。”不管决定性的考量是他个人的荣誉感，抑或是恢复大陆军信心的需要，抑或是害怕放弃纽约会让各地那些不热情的爱国者在心中产生疑惑，他都觉得有必要在曼哈顿对英军发起一场“漂亮的进攻”，即使那意味着会有失去一切（包括他自己的生命）的风险。[6]

为了这场“漂亮的进攻”而在暗地里进行的努力涉及一种单人潜艇的部署。正如我们所见，富兰克林在数周之前就与华盛顿探讨过这种水下工具的前景，它也许能够通过在英军战舰下方游弋并在其舰身上安装延时炸弹来炸毁它们。9月6日，华盛顿批准进行水下战争开创性的尝试。尽管面临水流的阻碍，这艘名为“海龟号”（Turtle）的实验性潜艇仍成功地潜到了海军上将豪的旗舰“雄鹰号”下方。它携带了150磅的炸弹，但是未能成功地将它安装在覆铜的龙骨上。要是成功了的话，“海龟号”也许能够大大减少英国海军在曼哈顿附近河面上所拥有的战略优势。但是在它的处女航之后不久，“海龟号”就在被运往哈德逊河上游再次进行试航的途中沉没了。潜艇战还要等一个多世纪才能在技术上达到要求。[7]

9月7日，华盛顿召集了一个战时会议，这个会议投票通过了他提议的抵抗——也许是最后的抵抗——而地点就在曼哈顿。这是一场令人困惑的讨论，因为华盛顿已经接到大陆会议让他不要烧掉纽约城的命令，有些军官将这道命令理解成是让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守卫这座城市。华盛顿似乎认可了这种解释，他提醒与他共事的军官们，政府控制军队这一原则必须得到尊重，即使大陆会议很明显地未能充分理解这支军队所面临的那种真正绝望的处境。

一旦做出了守卫曼哈顿这个重大决定，战时会议就通过投票对军队进行了分配，它安排了5000名士兵在此岛南端保卫市区；9000人守在北端，英军的进攻很有可能在这里发起；4000名新兵则驻守中部，在这里最不可能发生战斗。因为英军掌握着主动权，无论在何处发起进攻，他们在数量上都拥有很大的优势。[8]

华盛顿想让汉考克明白，曼哈顿差不多已经失守了。“考虑到我们的利益和期待，”他解释道，“得尽可能地拖延此事。”正如约瑟夫·里德向他妻子解释的那样，这次的目标是在投降之前给英军造成惨重损失，“如果我们的牺牲能够拯救美国的事业，那么我们就还有时间在春天到来前召集到另一支军队，这个国家也将得以留存”。这种宿命论的逻辑差不多确切地反映出了华盛顿在这个紧急多事的时刻的想法——或者说是那种被称作想法的东西。华盛顿正准备以身殉国。[9]

情况也有可能是，他相信除了牺牲自己和大陆军已经别无他法了，因为他们以寡敌众、孤军奋战，已经看不到任何逃出曼哈顿的现实可能了。豪将军如果没有在国王桥封锁住他们的逃离路线的话，那他一定是个十足的白痴；而在该处驻守的美军指挥官威廉·希思向华盛顿报告说，他缺乏兵力，无法阻止豪在该处设下陷阱。一位名叫鲁弗斯·帕特南（Rufus Putnam）的负责工程的军官对当地地形进行了一番侦测，证实了希思的看法，没有任何方法阻止豪将大陆军放入“可怕的盒子里”。[10]

纽约临时政府的代表们从菲什基尔（Fishkill）相对的安全写起，证实了这一战略判断：“我们对于敌人登陆纽约的计划，以及将由此造成的惨败，是如此确信不疑……我们有理由担心它带来的后果。”所有人一致认为，英国海军在哈德逊河与伊斯特河上处于优势地位，加上它在曼哈顿北端的地面优势，这意味着华盛顿的孤立无援。既然投降不能作为一个选项，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战斗。[11]

在9月的第二周里，三个方面事态的发展让华盛顿改变了主意。第一，大陆会议明确了它早些时候下达的不准烧毁纽约市的命令，并将是否决定守卫纽约的问题交给华盛顿去思考。他的判断，而不是他们的判断，更加充分地忠实于实际情况，并且能够得到验证。第二，豪将军仍然在等待他哥哥那里有关和谈事宜的消息，他没有表现出任何想要在国王桥周围集结部队的意思。他更倾向于准备攻占纽约市以及纽约港。第三，格林说服了周围的军官召开另一次战时会议，以重新考虑守卫曼哈顿的事情。他认为，它的守备是不堪一击的，而大陆军的生存意味着美国独立的生存。“当前的情形意义是如此重大，其后果将波及整个美国，”格林坚持认为，“重新考虑之前的决定势在必行。”[12]

斯塔滕岛和谈破裂的第二天，也就是9月12日，各位将级军官以10：3的投票结果推翻了他们上一周的决议。他们现在准备放弃纽约市的所有防御，并加强他们在国王桥的力量，以抵抗计划中英国将在该处发起的进攻，而不是把大陆军分散在整个曼哈顿岛。他们暂时只会在华盛顿堡[13]（Fort Washington）留下2000名士兵与哈德逊河上的英国海军精锐较量。他们的新目标是，在曼哈顿北端挡住豪可能发起的进攻，然后让整个大陆军撤离此岛。新的首要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包括失去纽约）让大陆军保存下来。[14]

华盛顿很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个新的策略。它违背了他所有的原始本能，他为荣誉所驱使的性格，以及他过去四个月中所持的“让纽约成为更为致命的邦克山”这一军事设想。他想让汉考克知道，他原本是坚持守卫纽约的，因为他意识到了它的战略重要性。“但是我十分确信的是，这件事是不能做的，”他辩称道，“如果尝试这么做的话，其后果很可能在本质上将会是最致命、最令人担忧的。”[15]

使用“致命”这个词，他差不多的确是指大陆军的覆灭了。他是否与格林一样都认为大陆军的终结意味着美国独立的终结，这一点尚不清楚。很长时间以来，他一直视美国的事业坚不可摧，以至于很难让他从心理上放弃它。但是如果大陆军的覆灭确实会让美国独立陷入危险之中，那么这就是一个不值得的冒险。在此基础上，他已做好了牺牲自己生命的充分准备，而且他希望这一事实能够使他所有的军官明白。但是比他自身的荣誉更重要的事情现在正处于千钧一发的状态，他必须让他的本性服从于这个更大的目标。

* * *

自亚当斯从斯塔滕岛归来以后，战地的报告开始在他费城的办公桌上堆积。战争与军需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让他了解到了令人警醒的士兵逃跑率、残余部队士气不振的状态，以及被亨利·诺克斯形容为“恐慌感”的情绪，它在长岛磨难的后期攫住了整个大陆军。“我看不起这种情绪，以及受它影响的那些人。”他如此告诉诺克斯，并且半带正经地敦促说，“十一抽杀律（Decimation）这种优良的古罗马传统方法应该被引入”。这种方法就是，在一支士气低落的队伍里，十分之一的人应该被处以军法，以作为对其他人的警示。同时，他的工作还要防止这种情绪传播到大陆会议，因为与大陆军相比，大陆会议才是需要稳定的中心。[16]

北卡罗来纳的威廉·胡珀报告了与之前的温和派在独立问题上的谈话，现在这些人在走廊里偷偷地传播着“我早告诉你了”一类的说法。但是在关于豪勋爵的和谈行动的正式讨论中，变得很清楚的是，豪在纽约的胜利所引发的任何温和化的重新考虑都是不被允许的；美国独立仍然是不容谈判的。大陆会议的领导层有效地促成了在“他们输掉了战争”这一棘手事实上的沉默。[17]

这样一来也就意味着，政治日程应该迅速朝前推进，不要受来自纽约的负面新闻的影响。例如，在9月9日这天，代表们终于齐聚一堂，共同修改所有的官方通信的文体手册，因此这份手册用“合众国”（United States）一词代替了“殖民地联盟”（United Colonies）。9月17日，他们采纳了亚当斯《条约计划》的最终稿，这一文件意在打造与法国之间的外交联盟，随后他们选派杰斐逊与身处巴黎的赛拉斯·迪恩（Silas Deane）一起就条约事宜进行谈判（杰斐逊因为个人原因谢绝了，主要是因为他妻子脆弱的健康）。9月20日，他们同意了亚当斯的另一份文件——《战时条款》（the Articles of War），这份文件使得大陆军在内部的晋升、办事程序以及惩罚方面的管理得以规范化，亚当斯也直言不讳地承认这份文件“是从英国的《战时条款》复制过来的，如果要直截了当地说的话”。[18]

[这一切的]潜在预设就是，不论纽约战场上发生过什么，美国革命都将继续前进。如果亚当斯需要什么东西来增强自己的革命信心的话——他并不需要——他会在他不屈不挠的阿比盖尔身上找到。如果华盛顿军队中的所有人都战死或者被俘，她宣称，那么豪氏兄弟也必须得和“一群美国的亚马孙战士”一决雌雄。[19]

英国人已经让自己确信，战争总算是结束了，而大陆会议的领导们却想要明确声明，它才刚刚开始。几个月来，一直有人警告华盛顿，靠临时补充的民兵组成的美军无法与英国常规军相匹敌。现在长岛的惨败，以及曼哈顿的军队士气不振、日益萎靡的状态，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要说的话，我们现在是处在我们部队瓦解的前夜，”他如此警告汉考克，他指的是逃跑现象的增加以及许多士兵服役期即将结束的情况，“除非大陆会议采取一些迅速有效的措施，否则我们将输掉我们的事业”。[20]

格林很赞同这种对民兵虚幻的战斗力的责难，因为现在这些人一群群地逃跑。“大陆会议的政策是你所能想象的最荒谬、最可笑的，”他写信告诉他的兄弟，“补充进来的民兵每个月来了又走。在这些原则上建立起来的军事力量不战自败。”华盛顿支持这种观点，并且评论说，如果长岛的战斗能让人们认识到什么的话，那就是“将希望寄托在民兵身上毫无疑问就像走路时依靠断掉的拐杖”。[21]

华盛顿和格林所不知道的是，大陆会议已经投票决定，给予他们所要求的一切东西，甚至更多。9月16日，代表们下令建立88个新的陆军营，这又是6000人的兵力。“发放20美元津贴”鼓励了参军服役的行为，“在整个战争期间”服役更是得到了“在战争结束后拥有西部100英亩土地”的承诺。[22]

为了补充这条命令，各州还根据各自的人口得到了相应的征兵指标（有趣的是，尽管代表们在“新政府的代议制度究竟应该按州还是根据人口比例来算”这一点上无法达成一致，但是他们却很容易就一致同意，像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这样的大州应该在军事方面承担更多）。汉考克写信给各州的统治者，敦促他们“集中所有精力征集到符合要求的美军配额”。[23]

这一新的举动反映的是，人们意识到了，纽约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让所有尽快结束战争的希望都破灭了。正如华盛顿所说，赢得独立“不可能就凭一天的工夫”。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目前所面对的旷日持久的斗争中，对于爱国热情的依赖，就像对于民兵的依赖一样，已经远远无法满足需要了。“当人们被激怒，热情被激发，他们会迅速而欢快地奔向武器。”华盛顿以他最现实的方式说道。但是这些激动人心的日子现在已经过去了，战争已经进入新的阶段，此时纪律和忍耐力代替爱国心成了获胜的核心因素。“身处组成大陆军主体的这群人中，要去期待他们受到的是利益原则以外的任何原则的影响，”华盛顿警告说，“那就等于是说，你所期待的是从未发生过、恐怕永远也不会发生的事情。”[24]

大陆会议的决定代表了一份集体承诺，答应为华盛顿提供一支他认为对获胜来说必不可少的常规军。它也代表了一份象征性的政治决议声明，即无论华盛顿的军队在曼哈顿发生过什么，美国的事业所具备的兵力来源都的的确确是永不枯竭的，这一信息足以给英国政府造成震动。

但是这个决定从另一方面看也是象征性的，因为它的实施依赖于各州议会的通力合作，而这些州倾向于支持的都是自己领土范围内的民兵部队，而不是大陆军的征募。因为一份强制性的草案违背了他们声称为之奋斗的共和原则，这道命令实际上是一种请求，各州的通力合作也遵循自愿原则，这意味着绝对不可能征集到一支6000人的新军。华盛顿也许会反驳说，如果美国输掉了战争，共和原则也就毫无意义，而大陆会议的领导们对此也明显表示过赞同，但是政治现实却是，费城的代表们做出了一个他们无法遵守的承诺。

准确地说，所有州的政府在美国独立这一问题上都仍然十分坚定（豪氏兄弟曾期待在长岛战役后能够出现变节现象）。但是当涉及为大陆军出钱出力的时候，各州政府都将保护自己的公民作为最优先选项。它们不再愿意将主权交给大陆会议，其抗拒程度不亚于他们不愿意承认英国议会的统治权。只有在各州被允许追求各自所认为合适的目标的前提下，他们在独立问题上才联合一致。

* * *

要概括性地谈论美国大众是十分困难的。毫无疑问，这些人代表着最重要的民心所在，因此也是豪的策略所要争取的最终对象。在他的策略中，对大陆军的羞辱是为了展示英国的军事优势。在5月和6月出现了类似于关于独立的全民公投，并产生了决定性的结果。如果在9月再次出现全民公投，这些结果将会同样地起到决定作用，还是会危险地产生分化效果？

当然没有出现这样的全民公投，但是即使出现了，也不大可能有大的变化，因为大多数人仍然完全不知道大陆军遭受过什么失败。造成这种广泛无知的一个简单原因就是，美国的报纸根本不报道此事。阿比盖尔·亚当斯的报纸阅读量不输任何人，而她也抱怨缺乏相关报道：“我们似乎对于[纽]约的事情一无所知……谁倒下了，谁受伤了，谁成了俘虏或是成了敌方的人，这些消息都像在战斗结束后那天一样被埋藏了。如果我们的军队真的是处于这样紧要的关头，我希望能够知道，并且是知道最坏的那一面。”[25]

实际上，阿比盖尔所阅读的一份波士顿报纸——《新英格兰报》（The New England Chronicle），报道了美军在长岛取得的光荣胜利：

英国政府军在长岛三处不同的地点以他们的最大力度向我军阵线发起了进攻；但是美军士兵的勇敢，加上成为自由民族的那份热情，击退了他们；他们应该庆幸的是仓皇中还能够撤离，尽管遭受了惨重的损失，而关于他们损失的具体细节我们还未能知晓。

《新英格兰报》还报道了（惹人注意却毫不可靠地）詹姆斯·格兰特将军的死讯。这位英军军官之前曾预言说，他能在几周时间里用5000名英国常规军平息北美的叛乱。其他几家报纸也选取了这个故事，鉴于格兰特对美军作战能力的鄙夷，它有着巨大的爱国主义感染力。[26]

《康涅狄格报》（Connecticut Courant）准确地记述了英军和黑森佣兵入侵队伍的规模，以及美军在戈温那斯高地所遭受的围困。但是它随后报道说，被围困的美军“勇敢地从敌人的包围中杀出了一条血路，消灭了不少敌军士兵，又俘虏了一大批”。《宾夕法尼亚邮报》（Pennsylvania Packet）几乎是原封不动地再次报道了这个版本的战况，但是随后补充了一份完全虚构的第一手叙述，说的是“斯特林将军的光荣牺牲，由一位在将军倒下时离他很近的目击者所讲述”。

《纽波特使者报》（Newport Mercury）刊登了一位罗得岛的士兵的记叙，它准确地描述了美军的惨重损失、斯特林的英勇以及他的被俘，但是它重点报道了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美军所展现的持久的勇气和最终获得的胜利。《弗吉尼亚公报》（Virginia Gazette）重点报道了大陆军在战斗前夜的“高昂士气”，但是并没有提供关于战斗本身的报道。稍后刊登的一则故事则错误地报道说，“豪将军的一条腿被流弹击中，情况很不妙”，传染病又在黑森佣兵中爆发，有传言说他们已经处于叛乱的边缘。[27]

实际上，所有报纸都详尽而准确地报道了大陆会议在斯塔滕岛上与豪勋爵的会谈以及随后对他的和谈提议的拒绝，报道这一决策的编辑手法得到了各界嘉奖，人们认为那是对美国反抗的适当表述。只有一部分报纸提到了那次仓皇又绝望地趁夜横渡伊斯特河逃往曼哈顿的经历，这主要是因为它与先前报道的美军在长岛获胜的消息不符。[28]

简而言之，新闻界并没有客观公正地报道长岛的战斗或是大陆军内部的突出问题。在这个万分危急的关头，对于“这项事业”的忠诚是如此彻底地战胜了一切对真相的传统定义，以至于新闻诚实几乎变成了叛国罪行。这样一来，在纽约以外的其他各州几乎没有出现任何在美国独立信念上的动摇，在纽约的亲英派则成群结队地志愿加入英军。偏激的美国新闻界完全掩盖了大陆军士气低落的状态。几乎没有美国人知道他们正在输掉战争。

* * *

9月12日这天，豪将军了解到他哥哥的和谈努力失败了。而就在同一天，战时委员会决定放弃守卫纽约。在豪看来，这意味着必须占领纽约市和纽约港。脾气暴躁的克林顿对这一决议提出了质疑，并提议转而向下曼哈顿进发，凭借对国王桥进攻的余威，一举“将这个瓶子的瓶口塞住”，把整支大陆军围困在岛上。“要是那时当机立断做成了这件事的话，”克林顿后来在他的《回忆录》（Memoirs）中声称，“叛军将被打散成许多分散的队伍……它的每一群士兵[必将]一个接一个地落入我们手中。”[29]

历史并不要求后人承认克林顿的提议所蕴含的战略智慧。华盛顿的所有军官都意识到了豪有能力将他们围困在曼哈顿，里德将这座岛形容为“这块我们万万不该出现于其间的狭长地带”。的确，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投票决定将整支军队移往曼哈顿北端，他们将在那里杀出重围，离开这座岛。[30]

唯一对此持不同意见的人正好是双方的总司令。华盛顿很不情愿地接受了一个事实，即一旦英军攻占布鲁克林高地，纽约市和纽约港就守不住了，但是他仍然在寻找能够在逃往大陆之前将英军拖在曼哈顿的方法。长岛的耻辱需要得到洗雪，大陆军的官兵需要重塑他们的信心，“这项事业”需要某种形式的胜利（不管它是多么象征性的）。

豪氏兄弟都很厌恶克林顿，并且都拒绝了他的战略提议，哪怕它是带着诸神的认可。但是现在已经相当清楚，更重要的是，他们并不想围困并歼灭曼哈顿的大陆军。尽管豪勋爵在斯塔滕岛的会谈结果不尽人意，他们依旧相信，人们对叛乱的支持是肤浅的，他们将自己和谈使者的身份看得比军事领导者的身份重要得多。他们想要控制住双方的杀戮，直到北美人民清醒过来。有趣的是，华盛顿和豪氏兄弟都让军事策略服从于更广泛的民心争夺战。

* * *

在对曼哈顿东边的几个备选进攻地点进行了一番考察之后，豪氏兄弟最后选择了基普湾（Kip’s Bay），这一地点位于现在的第32大街和第38大街之间。9月15日早晨，4000名英军和黑森佣兵被运送过了伊斯特河，当晚在他们之前已经有5艘战舰停泊在湾内，准备在进攻之前布下一张火力掩护网。十分讽刺的是，美军从曼哈顿的撤离已经在进行之中了，所以如果英军再等一天的话，他们的登陆行动将不会遭遇任何抵抗。[31]

相反，基普湾的海岸线由800名康涅狄格民兵和大陆军的新兵守卫着，其中包括约瑟夫·普拉姆·马丁。这些都是华盛顿麾下战斗经验最为匮乏的士兵。他们的防御阵地由一道浅浅的战壕和上面堆满的泥堆组成。许多人只有长矛当武器。除了被告知要坚守阵地以外，上级没有发布任何命令告诉他们如何应对进攻。马丁记起白天向外望去的时候看见了英军战舰以及瞄准着他的战壕的80门大炮，不知道他该做什么。

海军的火力网一旦展开，这个问题的答案立刻就变得十分清楚了。所有五艘战舰火力全开，所展现的火力被几位英军军官形容为比他们有生以来目睹过的所有火力都要密集。在几分钟之内，美军的防御战线灰飞烟灭，而马丁（正如他自己所说）“开始想着自己身体的哪一部分会先行离开”。炮击持续了整整一个小时，其间一艘英军战舰“俄耳甫斯号”（the Orpheus）消耗了5000多磅的弹药。到那时，马丁和他的战友们——这相当容易理解——早已决定尽快逃离“杀戮地带”了。英军和黑森佣兵的登陆行动没有遭遇任何抵抗，他们一点伤亡也没有。为数不多的美军士兵仍然留在了战壕里，他们在试图投降时被仓促地杀害了。长岛的战况又重现了。[32]

克林顿率领着进攻的军队，他接到的命令是抢占滩头，然后等待由豪率领的第二批9000名英军的到来。由于没有遭遇任何抵抗，克林顿本可以横跨曼哈顿，然后顺势阻挡住由帕特南率领的从南面而来的5000名美军。但是克林顿遵守了命令，违背了自己更好的判断，这使得“老帕特”在现今里弗赛德大道（Riverside Drive）的地方得以绕过英军和黑森佣兵。他年少聪慧的副官阿龙·伯尔（Aaron Burr）已经确定好了逃离路线。

接下来发生的事算是这场战争中美军最糟糕的时刻之一了。被恐慌所笼罩的士兵们逃向了基普湾，这似乎是面对英国海军压倒性的炮击所做出的合理反应。但是在他们向北逃离的过程中，他们发现恐惧是具有传染性的，它造成的惊吓传播开来，使得康涅狄格民兵和正规军在面对英军象征性的攻击时，整团整团地扔掉自己的步枪和行囊。“恐惧和混乱这两个魔鬼在那天似乎控制了所有人、所有一切。”马丁回忆道。撤离变成了一场溃败。[33]

华盛顿遭遇了全速逃离的狂乱的士兵，当时他正从总部骑马奔向南面枪声响起的地方。他徒劳地想要通过指挥军官们在石墙之后稳住阵脚来重建秩序，但是人们只是从他身边跑过。一位目击者报告说：“他[用他的马鞭]打了几位正在逃跑的军官，三次将帽子摔在地上，最后长叹道：‘我的天呐，难道我率领的就是这样的士兵吗？’”不断逼近的英军步兵团已经到了50码开外，但是一群手下都不能劝动他们的司令离开战场。最终约瑟夫·里德抓住他的坐骑的缰绳，一路咒骂地将华盛顿带到了安全区域。格林回忆起第二天的场面时宣称，华盛顿是“如此急躁不安，以至于他宁愿一死也不要偷生”。[34]

这个有着不可思议掌控能力的人在那个可怕的时刻输掉了一切，不过也幸运地逃脱了战死或被俘的命运。对于华盛顿而言，这是一个低谷，它集中体现出的是，他对大陆军作战能力所抱有的所有希望都不过是痴心妄想。由于他将军队看作是他自己的投射，那天发生的事情玷污了他的名声。对此他难以忍受，在他受荣誉驱使的世界里这比死亡还要糟糕。当溃败的消息在两天以后传到亚当斯耳中的时候，他也深感震惊，尽管他个人并不用承担这份耻辱。“我为新英格兰士兵可耻的懦夫行为感到强烈的愤怒，”他评论道，“以至于我为我的祖国感到丢脸。”[35]

但是这种懦夫行为也产生了有利作用，因为士兵们匆忙的逃离意味着他们大多数人都安全到达了哈勒姆高地的美军阵地。死伤和被俘的人数只是长岛损失人数的一小部分，即使战败这根刺更多的是让华盛顿痛苦不堪。

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理解豪氏兄弟沉浸在他们隐约可见的胜利之光中的行为。凭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伤亡，他们就攻占了他们的首要目标，即纽约市和纽约港，其间还对虚有其表的大陆军发起了又一次致命的打击。一切都按计划进行着。

豪勋爵意识到，第二次进攻可能已经粉碎了叛乱者的意志，海军的炮击也轰掉了那些在简陋战壕里的无助守军的士气。9月19日，他发布了一份告“北美人民”的宣言，就此绕过了大陆会议的代表们——他们已经证明自己无药可救，已经不能理智地认识自己的缺陷了——直接向更加广泛的大众发起呼吁。

他敦促他们“自己做出判断，为目前所进行的这项非正义的、摇摇欲坠的事业牺牲自己的生命是否符合他们的荣誉和幸福”（在基普湾之后，这项事业也许已经变得更加岌岌可危了）。只要他们愿意放弃虚假的独立并“回归他们之前的联盟关系”，不必要的流血牺牲就可以停止，他们也能够享受“和平的恩赐……并充分享用他们的自由和财产”。在基普湾的惨败之后，这条信息是否可信，对此人们将永远不会知道，因为只有纽约和新泽西的亲英派媒体才会认为这条消息适合刊载。华盛顿拒绝了豪勋爵的提议，认为那只是旧瓶装旧酒的方案，实际上是要求彻底的投降，“而在那之后，英国国王将会考虑是否有谁应该被处以绞刑”。[36]

* * *

哈勒姆高地是一片岩石密布的高原，它横跨整个曼哈顿岛，正好位于现在的第125大街的位置。它的南部边界被一段高约60英尺的悬崖峭壁保护，它所形成的山岭充当了天然的屏障。如果要说这座岛上有哪里和邦克山差不多的话，那么就是这个地方了。[37]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它被选作美军撤离的集结点，大陆军需要将所有士兵和装备都转移到曼哈顿的北端。到9月15日的晚上，心有余悸的基普湾的幸存者已经到达了哈勒姆高地的安全地点，而“老帕特”手下那帮精疲力竭的士兵也同时到达。他总算躲过了英军的追击，得以沿曼哈顿西面一路奔走北上。

对美国的事业来说，这并不是顺利的一天。大约有60名士兵阵亡或负伤，另外有300名士兵被俘。和在长岛时一样，大陆军所展现的唯一显著才能就是在逃跑方面令人印象深刻的技巧。

华盛顿从他的新总部[现在是在朱梅尔庄园（the Jumel Mansion），它濒临库根崖（Coogan’s Bluff），也就是今天的第161大街的位置]放眼望去，能够看见整个岛屿的全景。他关注的是南边，他认为豪将在那里对哈勒姆高地发起进攻。实际上，豪正在纽约市建立他的新总部，那里的大多数居民都很欢迎英军，将他们视为解放者。的确，豪从来没有想到过对哈勒姆高地坚固的防御发动正面进攻，也正是基于同样的原因，他拒绝进攻布鲁克林高地。他不愿意拿士兵的伤亡去冒险。

华盛顿的情绪十分沮丧，他几乎快要认命。在写给他在弗农山庄[38]（Mount Vernon）的表亲及经理人伦德·华盛顿（Lund Washington）的信中，他表达了自己那种“已经快走到尽头”的感觉：

简单地说，这就是我的处境，如果我可以在坟墓的这一边对敌人进行最恶毒的诅咒的话，我将会诅咒他带着我的心情来替代我的位置。……至于信心什么的，我告诉你，我自出生以来从未陷入过如此不愉快、如此对立的状态之中。……如果我倒下了，请让人知道我这样的处境，发表声明维护我的名声，那样做不会有错的。如果人们能够站在我这边（顺便说一下，我并不抱这样的希望），那么我决心在有生之年绝不让人赶出这里。[39]

在被华盛顿视为最后一搏的行动的过程中，他下令大部分士兵开始挖掘壕沟、搭建阵地。但是为了能发现南面英军的动向，他也下令由新近组建的康涅狄格巡骑精英团进行侦查，该团由托马斯·诺尔顿（Thomas Knowlton）上尉率领。

36岁的诺尔顿是经历过法印战争的老兵，他在邦克山的英勇行为已经成为传奇[约翰·特朗布尔（John Trumbull）认为在他对战斗的描绘中应该将诺尔顿当作主要人物才是合适的，他的这幅画现在还挂在波士顿美术馆（the Museum of Fine Arts in Boston）里]。在对基普湾溃败的事后清理中，人们一致认为，军官尸体中没有找到领导，这是造成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诺尔顿代表了大陆军中最高战斗领导的标准。人们曾听到阿龙·布尔如是评论：“要这么快地把这样一个人提拔起来是不可能的。”[40]

大约在哈勒姆高地往南半英里的地方（靠近现在的第107大街和里弗赛德大道交汇处），诺尔顿带领的120名士兵遭遇了400名英军常规步兵团。双方随后爆发了激烈的冲突，美军躲在一堵石墙后开火，效果甚好。但是后来一个苏格兰高地兵团[也就是著名的黑衣守护者（Black Watch）]赫然出现，面临数倍于自己的敌人，诺尔顿向哈勒姆高地撤退了。英军已经如此习惯于看着美军逃离，以至于一名号手吹起了猎狐行动中狐狸被困、追逐将尽时的号角声。

这让华盛顿和他的手下勃然大怒。他们也意识到，大约1000名英格兰和苏格兰士兵，在兴高采烈中已经让自己过于分散，他们正走进一个由10倍于自身的美军所形成的包围圈中。华盛顿派约瑟夫·里德带着给诺尔顿的命令去往现场，让他在安德鲁·利奇（Andrew Leitch）少校率领的弗吉尼亚大陆军的增援下绕到英军后方，同时美军数个兵团从哈勒姆高地俯冲而下，从正面牵制英军。这个包围战术失败了，弗吉尼亚的士兵在绕到英军后面之前就开了枪。在随后的交火中，双方都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包括利奇和诺尔顿，他们都在敦促手下离开暴露的山岩时被流弹击中下腰。他们的遗言在几周时间内登上了几乎所有美国的报纸，据说那都是殉难的豪言壮语：“只要我们能够在这一天胜出，我不会吝惜我的生命。”[41]

双方都投入了更多兵力参加战斗，让一场小的冲突发展成了哈勒姆高地战役。英军在一片麦田（位于今天的格兰特墓[42]南面）里稳住了阵脚，在经过了两个小时的激烈交战后被迫撤退，他们因为美军而遭受了270人阵亡、60人受伤的损失；而美军也不得不克制住，不去追击逃离的英军。这是英军在纽约战役中第一次遭受失败。尽管这不是一场大的战斗——在它最激烈的时刻，双方大约都有2000人参与战斗——哈勒姆高地一役对于大陆军的士气有着重要的心理影响，他们一直到当时为止都强烈地质疑着自己对抗英国职业军队的能力。[43]

在第二天的总动员令中，华盛顿认为着重强调以下这点是很合适的：“昨天的行动与之前某些士兵的行为形成鲜明的对比，它肯定也展示了，只要官兵齐心合力，我们能够做成什么。”正如他所说，他一直在寻求着以某种方式来“大干一场”，这样一场行动不仅可以增强他手下士兵的信心，更能够向全体美国人民传递信息，告诉他们“这项事业”仍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后一个目标得到了大部分美国报纸的报道声援，这些报纸将基普湾的惨败略去不提，却将哈勒姆高地之战作为美国光荣的胜利，将托马斯·诺尔顿作为新出现的美国烈士，大书特书。尽管大陆军所面临的战略缺陷并未得到真正改变，不过至少在当时，战败的情绪终于得以平息。然而，接下来还是得看这支军队是否能够离开这座岛。[44]

[1]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 to John Hancock，2 September，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6：199-201；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6：163，编者按。

[2]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 to John Hancock，4 September，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6：215-16；Barnet Schecter，The Battle for New York：The City at the Heart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New York，2002），168.

[3] 1776年9月4日的总动员令，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6：212-213；Collier的引文见Schecter，Battle for New York，175。

[4] George Germain to William Howe，October 1776，quoted in Stanley Weintraub，Iron Tears：America’s Battle for Freedom，Britain’s Quagmire，1775-1783 （New York，2003），75.

[5] Nathanael Greene 纳瑟内尔·格林 to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5 September，1776，GP Richard K.Showman等编辑的《纳瑟内尔·格林将军书信集》（The Papers of General Nathanael Greene，迄今已出7卷，Chapel Hill，1976～ ）1：294-296.

[6]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 to John Hancock，8 September，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6：248-254.

[7] Henry P.Johnston，“Sergeant Lee’s Experience with Bushnell’s Submarine Torpedo in 1776，” Magazine of History 29（1893），262-266.对这件事情的精彩描述见Thomas Fleming，1776：Year of Illusions（New York，1975），338-341。也参见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6：528关于“海龟号”的编者按。

[8]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 to John Hancock，8 September，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6：248-252.

[9] Joseph Reed to Esther Reed，2 September，1776，quoted in John F.Roche，Joseph Reed：A Moderate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New York，1957），92.

[10] William Heath to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31 August，1776，Rufus Putnam to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3 September 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6：179-181，210-211.

[11] New York Committee of Safety to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31 August，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6：185-186.

[12] John Hancock to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10 September，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6：273；JCC Worthington C.Ford编辑的《大陆会议日志，1774～1789》（The Journals of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1774-1789，34卷本，华盛顿特区，1904～1937）5：749；Petition of Nathanael Greene and Others to General Washington，11 September，1776，GP Richard K.Showman等编辑的《纳瑟内尔·格林将军书信集》（The Papers of General Nathanael Greene，迄今已出7卷，Chapel Hill，1976～ ）1：297-298.

[13] 曼哈顿岛北端的防御堡垒，位于该岛的最高处。

[14] Council of War，12 September，1776，GP Richard K.Showman等编辑的《纳瑟内尔·格林将军书信集》（The Papers of General Nathanael Greene，迄今已出7卷，Chapel Hill，1976～ ）1：299-300；也参见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6：288-289。

[15]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 to John Hancock，14 September，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6：308-309.

[16] 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 to Henry Knox，29 September，1776，LDC Paul H.Smith等编辑的《各地代表致大陆会议书信集，1774～1789》（Letters of Delegates to Congress，1774-1789，26卷本，华盛顿特区，1976～2000）5：260-261.

[17] William Hooper to Samuel Johnston，26 September，1776，LDC Paul H.Smith等编辑的《各地代表致大陆会议书信集，1774～1789》（Letters of Delegates to Congress，1774-1789，26卷本，华盛顿特区，1976～2000） 5：245-249；JCC Worthington C.Ford编辑的《大陆会议日志，1774～1789》（The Journals of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1774-1789，34卷本，华盛顿特区，1904～1937） 5：762-763.

[18] LDC Paul H.Smith等编辑的《各地代表致大陆会议书信集，1774～1789》（Letters of Delegates to Congress，1774-1789，26卷本，华盛顿特区，1976～2000）5：xiii；John Hancock to Thomas Jefferson 托马斯·杰斐逊，30 September，1776，LDC Paul H.Smith等编辑的《各地代表致大陆会议书信集，1774～1789》（Letters of Delegates to Congress，1774-1789，26卷本，华盛顿特区，1976～2000）5：264-265；DA Lyman H.Butterfield等编辑的《约翰·亚当斯日记及自传》（The Diary and Autobiography of John Adams，4卷本，剑桥，马萨诸塞，1961） 3：409-410.

[19] Abigail Adams 阿比盖尔·亚当斯 to 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20 September，1776，AFC Lyman H.Butterfield等编辑的《亚当斯家族》（Adams Family Correspondence，迄今已出9卷，剑桥，马萨诸塞，1963～ ）2：129.

[20]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 to John Hancock，25 September，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6：393-394.

[21]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 to Jacob Greene，28 September，1776，GP Richard K.Showman等编辑的《纳瑟内尔·格林将军书信集》（The Papers of General Nathanael Greene，迄今已出7卷，Chapel Hill，1976～ ）1：303-304；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 to John Hancock，25 September，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6：394-398.

[22] JCC Worthington C.Ford编辑的《大陆会议日志，1774～1789》（The Journals of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1774-1789，34卷本，华盛顿特区，1904～1937）5：762-763.

[23] John Hancock to the States，24 September，1776，LDC Paul H.Smith等编辑的《各地代表致大陆会议书信集，1774～1789》（Letters of Delegates to Congress，1774-1789，26卷本，华盛顿特区，1976～2000）5：228-230.

[24]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 to John Hancock，25 September，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6：304.

[25] Abigail Adams 阿比盖尔·亚当斯 to 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29 September，1776，AFC Lyman H.Butterfield等编辑的《亚当斯家族》（Adams Family Correspondence，迄今已出9卷，剑桥，马萨诸塞，1963～ ）2：134-136.

[26] New England Chronicle，5 September，1776.

[27] Connecticut Courant，6 September，1776；Pennsylvania Packet，10 September，1776；Newport Mercury，16 September，1776；Virginia Gazette，6 September and 8 November，1776.我意识到，这只是一个地理传播的样本，其他的报纸也许提供了对长岛溃败的更准确的叙述。但如果是这样，它们也是例外而非标准。

[28] 例如，可见Virginia Gazette，4 October，1776；Independent Chronicle，3 October，1776；Newport Mercury，30 September 1776。

[29] William B.Willcox，ed.，The American Rebellion：Sir Henry Clinton’s Narrative of His Campaigns，1775-1782 （New Haven，1954），44-45；Schecter，Battle for New York，179-180.

[30] Joseph Reed to Esther Reed，2 September，1776，New-York Historical Society.

[31] 我对基普湾的战斗的叙述参考了Philip Vickers Filthan和Benjamin Trumbull的目击报告，都出自LA “美国书库”（Library of America），《美国革命：独立战争中的文字》（The American Revolution：Writings from the War of Independence，纽约，2001），由John Rhodehamel选择篇目并作注。，219-224，还参考了Joseph Plumb Martin的回忆录A Narrative of a Revolutionary Soldier（New York，2001），30-32。此外，有三份次要的叙述也密不可分：David McCullough，1776 （New York，2007），209-212；Schecter，Battle for New York，184-187；以及Michael Stephenson，Patriotic Battles：How the War of Independence Was Fought（New York，2005），244-246。

[32] Martin，Narrative of a Revolutionary Soldier，31.

[33] Martin，Narrative of a Revolutionary Soldier，32.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 to John Hancock，16 September，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6：313-317，其中提供了华盛顿关于这次战斗的官方报告，以及关于军队力量、后勤和海军炮击的编者按。

[34] 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6：316-317；Nathanael Greene 纳瑟内尔·格林 to Nicholas Cooke，17 September，1776，GP Richard K.Showman等编辑的《纳瑟内尔·格林将军书信集》（The Papers of General Nathanael Greene，迄今已出7卷，Chapel Hill，1976～ ）1：380.

[35] 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 to William Tudor，20 September，1776，LDC Paul H.Smith等编辑的《各地代表致大陆会议书信集，1774～1789》（Letters of Delegates to Congress，1774-1789，26卷本，华盛顿特区，1976～2000）5：200.

[36] Trevor Steele Anderson，The Command of the Howe Brothers（New York，1936），160；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 to Lund Washington，6 October，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6：495.

[37] 我对哈勒姆高地行动的叙述参考了McCullough，1776，217-220；也参考了Stephenson，Patriotic Battles，246-247；还重点参考了Bruce Bliven，Battle for Manhattan（New York，1955），65-107。一份有些年代但仍然可信的叙述是Henry P.Johnston，The Battle of Harlem Heights（New York，1897），其中有其他地方找不到的信息。

[38] 华盛顿故居，位于弗吉尼亚州北部的费尔法克斯。

[39]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 to Lund Washington，30 September，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6：440-443.

[40] Burr is quoted in Bliven，Battle for Manhattan，84；Ashbel Woodwood，Memoir of Colonel Thomas Knowlton（Boston，1861）.

[41] 参见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 to John Hancock，18 September，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6：331-337，其中写到了Washington对这场战斗的官方报告。也参见Johnston，Battle for Harlem Heights，44-91。诺尔顿的引文见Bliven，Battle for Manhattan，94。

[42] Grant’s Tomb，位于纽约市，是美国军事家、政治家、第18任总统以及南北战争时期担任北方军统帅的格兰特将军及其妻子的陵墓。

[43] GP Richard K.Showman等编辑的《纳瑟内尔·格林将军书信集》（The Papers of General Nathanael Greene，迄今已出7卷，Chapel Hill，1976～ ）1：301-302，编者按，此条非常出色地综合了各种二次文献。

[44] 1776年9月17日的总动员令，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 6：320-321。也参见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 to Philip Schuyler，20 September，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6：356-58，其中提到哈勒姆高地的胜利“大大地激发了我军士气”。关于报纸上的报道，参见Virginia Gazette，4 October 1776；Newport Mercury，7 October，1776；Independent Chronicle，26 September，1776。

8 漫长的战争

请允许我说一句，先生，您的事情比您看似理解的样子更加希望渺茫。

——1776年10月4日乔治·华盛顿写给约翰·汉考克的信

人们也许会认为，无论在哈勒姆高地所取得的只是多么小的胜利，它都成了华盛顿所希望发起的那场行动。在拿下这重要的一役之后，他现在应该可以趁陆军上将豪还没有封锁他的退路，轻轻松松地将大陆军撤出曼哈顿并保住自己的名誉。

但与此相反的是，他预感英军将从南面发起一场大规模进攻，于是命令自己的部队开挖更多的战壕。他最终找到了理想的防御位置，这个位置完美体现了他守卫纽约的整个战略计划。他打算利用哈勒姆高地突起的岩石，在英军对撤离行动发起攻击之前，给他们造成最大限度的伤亡。这是一个大胆而危险的决定，因为他将大陆军置于生死存亡的险境，以求能够以“这项事业”的名义发起一场更为明显的进攻。[1]

9月20日晚上，他向南仰望天空，目光搜寻着不断进逼的豪的军队，此时地平线被烧掉了纽约市1/3的大火照亮。大陆会议曾下达过严格命令，不准在撤离时烧毁城市，理由是有一天它还会被再次夺回——这明显体现了那种仍然影响着费城代表思考的自信。[2]

那一被称为“大火灾”的事件是一群纵火犯的杰作，他们大部分人可能是自诩的爱国者，不过当时在城中只是备受攻讦的少数派。两名嫌疑犯被草草地处决了，其中一名被丢进火中，另一名则被吊死在路灯柱上。华盛顿告诉汉考克，这场大火不是他放的，很可能是一场意外。但是他私底下向伦德·华盛顿袒露说：“是上天，或者某位好心的人，为我们做了我们无法做的事情。”不管它的起因是什么，对于经历过战争的人来说，英国占领军都在百老汇大街西面的所有住宅、教堂和建筑物的灰烬中活着。[3]

* * *

与此同时，在华盛顿等待着豪打算对哈勒姆高地发起的那场未能实现的正面进攻时，大陆会议正努力地在理解基普湾溃败所蕴含的所有意义。与整体的美国大众不同，费城的代表们充分理解了这份耻辱。

例如，西泽·罗德尼（Caesar Rodney）在听完他来自特拉华的同事详细讲述过这场溃败之后，十分谨慎地为华盛顿开脱了责任，转而谴责他手下那帮“嘴上无毛的小伙子”。“我一直在写这件事直到我染上了病态的幽默，”罗德尼总结说，“唯一的安慰就是，到你读到它的时候，你将会和我一样愤怒。”北卡罗来纳的威廉·胡珀（William Hooper）相信，现在是时候破除爱国主义的障眼法了。“剥离事物的伪装，如其所是地看待它们，这成了我们的责任，”他督促道，“在当前时代以及数百万还未出生的后代都依靠它们的改变时，我们应该不遗余力地去达成如此值得去实现的目标。”实际上，华盛顿几周以来一直试图告诉汉考克，大陆会议似乎还没有完全理解军队的糟糕情况。在基普湾一役之后，代表们最终获知了消息，并投票选派了一个三人委员会前往哈勒姆高地与华盛顿及其手下会面。他们的会面长达5天，从9月20日持续到9月24日。[4]

关于会谈的详细内容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但是双方着重讨论的问题，以及提出的解决方案，在两周后委员会送交大陆会议的报告中得到了简明的概括。这份报告隐含的结论就是，大陆军实际上已经根本不能被叫作军队了，以至于迅速获胜的说法再也站不住脚了。因此，要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取得成功，必须依靠一支有能力与英军一决高下的军队，所以必须有一种“新模式”，或者说一次“新的组建”。实际上，该委员会推荐的所有改革，都是大陆会议在一个月之前试图实施但最终未遂的，而这次则带有更多的紧迫性和广泛性。

第一，大陆军需要扩大到至少拥有6万名士兵，而且大多数人要承诺能够“在整个战争期间”服役。这将消除对民兵的需求，因为纽约的行动充分展示的一点就是，对于“临时民兵”（Minutemen）的依赖是只会产生不光彩影响的光荣设想之一。一年兵役制被证明是同样有问题的，因为正好就在刚刚开始习惯军队纪律、成为可靠战士的时候，士兵们就服役期满，应该离开这支部队了。

第二，组建一支有效军队的体制基础并不存在。军需组、物资组、医疗组都只是不可靠的临时团队。士兵们衣衫褴褛、食不果腹，一旦受伤或感染疾病也得不到应有的照料。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场很快就会结束的战争，这使得大陆军能够以这种临时的方式运作。既然这种普遍观念发生了改变——很明显这会是一场持久的战争——那么体制的改革就必须沿用英军的模式实现制度化，而这正好是几个月来华盛顿一直所呼吁的。

第三，上层和下层的军官团队都严重不足。一方面，对戈温那斯高地和基普湾纪律崩溃情形的报告责备的都是缺乏经验的军官。缺乏有效领导的士兵成了流窜团伙。另一方面，当由斯特林勋爵或是托马斯·诺尔顿这种天生的领袖指挥作战时，士兵们在战斗中就表现很出色。纳瑟内尔·格林甚至认为，要是有正确领导的话，美军就能与英国常规军相提并论。“如果军官能和手下一样出色的话，”格林声称，“美国也许能够傲视全世界。”[5]

来访的委员会认可了华盛顿及其手下所提议的所有改革。纽约的行动成了一段痛苦的教训，所以唯一的明智之举就是解决那些显著的问题，以使大陆军成为一支名副其实的有效战斗力量。问题是清楚的，所以解决方案也很明显——实际上，几周以来这些解决方案一直在大陆会议中流传。现在，整个大陆会议怀着更大的决心，接受了在10月的第一周里的“新的组建”。[6]

但是，认可这些推荐意见是一回事，实施它们又是另一回事。再一次变得清楚的是，大陆会议缺乏在各州征兵的权力，所以将大陆军扩充至6万人的提议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后勤上都是不可能的。而这也进一步意味着，华盛顿在不久的将来还是得依靠民兵的力量。甚至连通过提升待遇来鼓励志愿参军者签约承诺“在整个战争期间”服役的做法也收效甚微。一年兵役制仍然是标准做法。只有颁布强制性的法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而那又是不可能的。用于扩充大陆军的人力储备毫无疑问是现成的，而且大陆会议也有动用这些资源的政治意愿，但是那种意愿未能触动各州议会，它们的视野仍然局限于地方而未能放眼全国。

更重要的是，必要的体制改革的实施不可能只靠为军队的不同部门起草几份新的程序性指导文件。规章制度必须层层下达给那些军事经验甚少或者几乎全无的人，然后逐步推行直至常态化。对于大陆军里的那些人而言，这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做到的事。事实就是，“新的组建”无法在一夜之间实现，除非是纸上谈兵。战争将会持续很久这一事实意味着，在不断尝试和犯错的基础上，军队将有足够的时间发展出各种重要的细节规定。大陆军似乎注定要成为一件永远处于改进之中的作品。更为受限的国家军队的设想是在共和制度下能被认可的一切了。

建立高等军官团队的提议引起了亚当斯的注意，这部分是因为它证实了纽约发回的报告，部分是因为他为了教育作为战争与军需委员会领导的自己而一直在研读罗马军队的历史。他发现波里比阿[7]（Polybius）曾总结说，罗马的大部分失败都不是士兵的过错，而“始终是军官的过错”。这种相同的领导错误困扰着大陆军，但是亚当斯坚信，这个问题没有办法立即得到解决：“这支军队需要优秀军官的真正原因是……在美国无法找到大量这样的军官。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只要靠时间、学习和历练，就一定能够培养出足够的军官。”[8]

他的意思是，美国缺乏英国贵族那样的阶层，他们鼓励像豪氏兄弟那样投身戎马生涯的人。大陆军缺乏这样一种传统，它必须依靠共和制的方式来产生军官，也就是通过对战功进行认可和提拔的方式[亨利·诺克斯、纳瑟内尔·格林以及为人们所怀念的托马斯·诺尔顿，都很好地代表了这种缓慢而稳定的晋升过程，一位名叫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的年轻步兵上尉也是一颗即将飞腾的新星]。从长远来看，美国需要一所军事院校，以提供合格的军官，而亚当斯也准备在战争胜利之后提议建立这样一所院校。然而就目前而言，对军官的需求远远超过供应，因为没有迅速有效的解决办法，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只会暴露出大陆军的先天缺陷。“隐藏它才是治愈它的方式，”亚当斯总结道，“而暴露它就不行。”这意味着，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应当被适当地淡化。[9]

随着夏季转入秋季，有两个结论显而易见：第一，在所有致力于战争的事情上，大陆会议都继续充当着临时国家政府的角色，随时准备给予华盛顿他所要求的一切；第二，人们在拥有意愿的时候，却找不到任何方法将这种口头上的支持转化为现实，部分原因是大陆会议缺乏领导各州议会的权力，还有就是解决许多困扰着大陆军的顽疾没有迅速有效的政治手段。

华盛顿充分理解了这种令人不快又难以应付的现实。在10月4日写给汉考克的一封长信中，他表达了对于来访的委员会认可他所有提议的感激之情，但是又补充道：“选组军队和人民起义之间有着天然的区别。”在不久的将来，他将带领一支由不称职的军官、靠不住的民兵以及短期服役的士兵组成的军队。正如他最近任命的副官坦奇·蒂尔曼（Tench Tilghman）所说，华盛顿指挥的是“一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差的一支军队”，而“豪先生带领的是美国土地上有史以来出现过的最精良的军队，如果要阻止他”，这只能指望奇迹发生了。[10]

在信的末尾，华盛顿总结说，在军事上必要的东西在政治上无法实现。只有依靠英军模式的永久常规军才能赢得战争，但是人们“对于军队力量怀着如此的不信任和嫉妒，以至于总司令都没有机会……能够对成功做出哪怕一点点的保证”。准确地说，“这项事业”是光荣的，但是如此组建的大陆军天生就是问题丛生的临时部队。[11]

的确，对于他自己的军队来说，可悲的处境一目了然：一些逃兵已经开始投奔英军了。一位名叫弗雷德里克·麦肯齐（Frederick MacKenzie）的英军军官宣称，逃兵以每天80人的速度不断到来。一如华盛顿所预言的那样，长岛和下曼哈顿的亲英派们正整连整连地加入豪的军队。与此同时，在整个新泽西，一场内斗正在酝酿之中，有近300位公民（包括一名《独立宣言》的签署者）接受了豪的赦免，并宣誓效忠乔治三世。[12]

这样的变节投敌行为似乎可以被看作是美国独立事业这座大厦最早出现的裂缝。这因此也意味着，豪的策略开始产生效果了。当豪一连几个星期都没有对哈勒姆高地发起任何进攻时，几名英军军官对此表示困惑。他们的设想正如麦肯齐上尉所言：“目前的重点肯定是让这支主要的部队解散，如果这个目标能够达成，剩下也就基本没什么要做的了。”但实际上豪却不认可这样的设想。在对大陆军发起过几次毁灭性打击之后，他一直等待着这些行动产生效果。他觉得没有必要摧毁大陆军，因为他相信这支军队会不攻自破。没有一个见证者会像华盛顿那样害怕，正如他对汉考克所说，他的部队“正处于在政治上被解散的前夜”。[13]

* * *

就像是为了让豪的策略成功一样，恐惧和失望的情绪传出了纽约和新泽西。整个美国的新闻报道都限制了这种情绪的传染，但是华盛顿担心逃兵会将这种病传回他们各自的州。令人厌恶的现实就要来到眼前，也就是说，这将是一场漫长的战争，但如此组建的大陆军还远不够格来打这场仗。

大陆会议的领导已经表示了对华盛顿由衷的支持，并且在美国独立不容谈判这一点上结成了统一战线。即使他们不能履行他们“重新组建一支军队”的承诺，但是在这个脆弱的时刻，这种政治姿态本身和发表承诺声明是一样重要的。费城的代表们必须展现的是，他们对于这种情绪的传染具有免疫力。

例如，亚当斯就利用自己战争与军需委员会领导的身份，来让那些对大陆军士气低落状态抱有疑虑的军官们恢复信心。“我十分遗憾地了解到，军队士气不振，”他在给一名军官的信中写道，“但是这种精神状态的萎靡是你们一次又一次的撤离行动所造成的自然结果”。在经历了长岛和基普湾的败北之后，亚当斯评论说：“在同样的情况下，连世界上最好的军队多多少少都会受到恐慌的影响。但是你们将会在短时间内恢复你们的士气。”[14]

富兰克林采取了另一种不同的方针，更多地是以他一贯灵活变通的方式，利用大陆军的糟糕情形作为筹码从法国获取经费和物资的支援。在他下达给新的美国驻法大使赛拉斯·迪恩（Silas Deane）的指示中，他叮嘱在军队的不利状况方面要完全的坦率：“总的说来，我们在纽约附近的军队无力在开阔地带对付陆军上将豪。……和他们现在所拥有的或是我们所能够提供的比起来，他们希望得到更好的武器、更好的帐篷以及更多的衣物，这样一来，我们也无法靠这种没有吸引力的条件征募新兵或扩充军队。”没有什么比法国的援助更有助于挽回局势的了。[15]

从另一层更深的意义上来说，在几位代表之间，让他们自己不抱怀疑态度的需要催生了许多智慧而且常常是反直觉的点子，所有这些点子都成了支撑他们的革命信心这座建筑内壁的飞扶壁（flying buttress）[16]。就像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有五条证明上帝存在的证据[17]一样，这些人也做出了一些理性的尝试，来证明一条最终要归于信仰的信念，那就是，纽约的军事失败是毫无意义的，因为美国的事业是命运之子（destiny’s child）。

后来被奉为美国精神病学奠基者的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告诉他的妻子，英军最近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实际上是上帝的旨意。“我认为我们现在只需要上天皱一皱眉，”他写道，“如你所知，要经历重重艰难考验，各州以及每个个体才能被引向荣耀和幸福。现在我的信念比任何时候都要强烈。”的确，拉什宣称，“很长时间以来，我不仅期待着，而且希望陆军上将豪能够占领纽约”。现在，所有临近各州的亲英派都涌入纽约，“在这里他们将变得羽翼丰满，就像波士顿的托利党人那样，然后展开驱逐和毁灭行动”。这个国家的其余地方随后将“清理掉那些无赖，他们的懒惰和不忠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灾难”。美国所有的臭鸡蛋现在都将被放到一个篮子里了。[18]

来自康涅狄格的代表威廉·威廉斯（William Williams）采用一种更为神学的方式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他所采用的阐释基础是清教徒式的控诉，这种方法将英军在长岛和基普湾取得的胜利解释为对于罪孽深重的美国民族的神圣惩罚行为。“上帝让我们作战的武器变得迟钝，”威廉斯郑重其事地说道，“让我们在敌人面前逃窜，并且还让他们占领我们的大本营。”在威廉斯的道德世界里，这与大陆军的相对弱势无关，而是涉及整个美国民众的堕落：“彻底的忏悔和改变……可以平息神圣而公正的上帝的愤怒，避免这些惊人的灾难，保证千秋万世的自由和太平，以及所有子民永远的幸福和荣誉。”明显的解决办法不是提供更好的军官、更好的装备或是从法国获取的援助。只要美国的爱国者们能够斋戒、忏悔并且祈祷上帝的救赎，所有这些东西自然就会到来。[19]

亚当斯在古希腊罗马的历史中找到了自信，这种自信主要来自从伯罗奔尼撒战争[20]和布匿战争[21]中学到的经验。当亨利·诺克斯对接连数次战败给大陆军士气所造成的影响表示忧虑时，亚当斯告诉他不要担心了，“一场愚蠢的恐慌的确从你的军队里传开，并一路传到了费城”，但是，汉尼拔也给罗马军队造成了同样的恐慌，然而他从未能有效地利用它，最终输掉了战争。豪很可能就将成为美国革命中的汉尼拔。[22]

因为就像汉尼拔一样，豪将发现，战斗的取胜并不意味着赢得战争：“征服很容易就能实现，因为我们用尽全力就能实现征服——长久的征服却很难，因为我们只能用一部分力量去守护征服的成果。”对于豪来说，占领长岛和曼哈顿将会把他的战线补给拖长到崩溃的边缘。“在他的军队被如此分割散布以后，”亚当斯预言道，“我觉得他今年差不多快走到头了。”豪获得的胜利越大，他面临的困难也就越大。豪注定要一路胜利地走向失败。[23]

更重要的是，亚当斯解释说，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底比斯（Thebes）人给美国人指明了方向。底比斯人在经历过数次美军在纽约那样的失败之后，他们意识到自己无法以传统方式战胜斯巴达，采取防守战略会让底比斯军队“轻率地与希腊最强大的军队展开决战”。相反的，他们选择“不断地骚扰斯巴达，与之发生频繁的摩擦……通过持续的接触来获取经验、信心和勇气”。在纽约所受的羞辱实际上是非同寻常的学习经历，它让美国人吸取了底比斯人两千年前的经验教训。因为像斯巴达那样的英国人必须赢得战争，而底比斯般的美国人要做的只是不输掉它。这种初步的认识通过纽约的艰难作战才被认识到，但是现在它将指引美国赢得最终的胜利。[24]

随着战争不断推进，人们将看到亚当斯的分析是具有先见之明的，尽管对于华盛顿而言采取防御性（或者叫作底比斯式的）战略相当困难。之所以困难，部分是因为他自己热衷于主动出击，部分是因为他担心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英军最终将凭借雄厚的财力资源胜出。但是在此时的严峻考验中，最具效力的东西，还是大陆会议的领袖们为消除纽约军事败北的影响而提出的各种观点。无论其观点是根据地缘政治、神学还是历史而来，他们都将美国独立的命运视为天定。即使个别观点有点似是而非，但是它们所基于的信仰却毫不动摇。豪氏兄弟严重低估了这种信仰的深厚基础。

* * *

到10月上旬的时候，华盛顿已经意识到，陆军上将豪不会借邀请之机将他逮捕，并对哈勒姆高地的堡垒发起进攻。大约就在同一时间，豪也开始意识到，军事行动的阶段即将告一段落，他必须再对英国的军事优势进行一次酣畅淋漓的展现——实际上就是说，对迷茫而规模日减的大陆军发起又一次打击。

豪所选择的战术几乎总是两翼进攻的模式，因此在向他的哥哥打听过伊斯特河上航行路线选择及阻碍之后，他选择在斯洛格内格[Throg’s Neck，也被叫作“蛙颈半岛”（Frog’s Neck）]发起进攻，该地在哈勒姆高地东北9英里处，靠近今天布鲁克林的斯凯勒堡（Fort Schuyler）。

为了实施精心计划的战略，豪设定的目标并非阻断华盛顿从曼哈顿逃离的路线，而是正好相反，他打算以包围战术迫使大陆军撤离该岛，然后在开阔地带与之展开较量，这样可以再一次证明英军的军事优势是多么具有决定作用。正如他随后告诉杰曼的那样，他的目标不是将华盛顿围困在曼哈顿，而是将他引出哈勒姆高地的防御堡垒，“如果可能的话，是要争取让他有所行动”。[25]

英国的船只和人员在伊斯特河的活动迅速引起了华盛顿的注意。“我有理由相信，”他在10月11日写给汉考克的信中说，“他们的军队最大的那一部分已经沿河而上，或者正准备这么做，这是为了实现他们的原计划，也就是绕到我们身后，然后切断我们与自己国家的联系。”华盛顿似乎已经认定，豪想要将这个包围圈封好，但实际上，豪打算做的却是打开一个缺口。[26]

华盛顿亲自对曼哈顿东北面包括斯洛格内格在内的河岸线做了一番侦察。结果发现，这个地峡实际上在涨潮时只是一座岛，它是由一条堤道和一座桥与大陆相连。他下令让宾夕法尼亚大陆军的一个小规模兵团封锁这个可能的登陆地点。在爱德华·汉德（Edward Hand）上校的指挥下，这个岛的出口被毁掉了。当亨利·克林顿率领的4000名英军先遣部队在10月12日到达时，他们发现自己被困在一片满是蚊蝇的沼泽中。斯洛格内格成了最不适合发起进攻的地点。[27]

双方随后的一系列行动以闪电般的速度在进行。华盛顿在10月16日召开了战时会议，通过几乎一致同意的投票决定——只有一人持反对意见——撤离曼哈顿，并让部队转移至18英里以外的怀特普莱恩斯（White Plains）的高地上。此地提供了一处和哈勒姆高地差不多的天然掩体。而行动的目标是在豪封锁出路之前到达该处。

战时会议还通过投票决定在华盛顿堡留下2000名士兵。这一举动毫无战略意义，留下“一座城堡在身后”的做法违背了所有传统的战争原则。因为已经很清楚的是，英军的战舰可以沿哈德逊河一路前行，毫发无损地经过华盛顿堡，这让守军无法实施他们的核心任务。但是作为对美军守卫纽约决心的一种展现，这一举动从心理上来说有着相当大的意义，哪怕是在华盛顿下令撤离的时候也是如此。它是一项无法实现的军事决定，一次由衷的荣誉之举，同时也是华盛顿在整场战争中最糟糕的战略失误。[28]

出席战时会议的不是别人，正是最近才从南卡罗来纳获胜归来的查尔斯·李。尽管放诞无礼、喜怒无常，尽管长着鹰钩鼻，外貌邋遢，尽管随时随地都带着一群狗，李在指挥层中可是仅次于华盛顿的人物。他的登场增加了数名军官的信心，包括约瑟夫·里德，他自长岛那次高明的逃离行动以来就一直对华盛顿明显的茫然失措和优柔寡断絮絮不休。

人们能够察觉到两位指挥者之间矛盾的早期征兆，这在李建议华盛顿就最近在战场上的失败向大陆会议提出辞职时尤为明显，虽然他声称这一举动是为了在政府上级那里赢得支持。华盛顿没有理会这个建议，而他也没有将李的意见视为敌对行为。的确，他将哈德逊河靠新泽西这边的宪法堡（Fort Constitution）重新命名为李氏堡（Fort Lee），以此来纪念李的回归。而且撤离曼哈顿的决定是对李的判断的含蓄认可，因为他始终认为纽约是难以防守的。[29]

10月18日，也就是大陆军开始撤离行动的那天，豪氏兄弟将克林顿的部队运离了斯洛格内格，并加派了两个新近加入进攻部队的黑森佣兵团前去增援。他们在佩尔角（Pell’s Point）登陆，该地位于沿长岛海峡上溯数英里[现为佩勒姆（Pelham）]的地方。复杂的海陆军队行动像机械一样精确地进行着，登陆地点位于大陆而不是在半岛屿的地方，登陆行动在一开始也未遭受任何抵抗。

但是对豪氏兄弟来说不幸的是，他们选择的地点是由约翰·格洛弗（John Glover）和他的马布尔黑德军团（Marblehead regiment）守卫的，这也许是大陆军中最为训练有素的部队。格洛弗后来回忆起他透过望远镜看见200艘英军战舰向自己逼近的情形：“哦！当时我的脑子一直为那天的形势而焦虑……我是多么希望陆军上将李能够……现场督阵指挥，或者至少对我的做法表示赞同。”[30]

格洛弗主动出击，将他手下的750名士兵派到一堆石墙的后面。尽管处于敌众我寡的劣势，他们还是主动诱使英军进攻。当英军开到近处时，格洛弗部队中的一排士兵起身开火，随后又立即躲回墙后面；当英军一边前行一边亮出刺刀时，下一排士兵站起身来，又是一阵开枪痛击；他们就这样一堵墙一堵墙地轮番发起攻击。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英军在佩尔角损失的兵力就超过了他们在整个长岛战役中损失的人数（格洛弗后来声称，他的部下一直保持着冷静沉着，这场战斗“就像是在打鸭子一样”）。有人统计，英军死伤人数超过了300人，而美军则只有20人。[31]

豪未曾料到美军会有这样的战斗力，他深感震惊，于是下令让英军停止前行。第二天，他十分谨慎地撤回到处于内陆的新罗谢尔（New Rochelle），决定在那里等待新到的8000名黑森佣兵从长岛赶来。格洛弗的军队实际上已经撤退并与华盛顿的部队会合了，所以只有少数民兵留下阻击豪的军队向怀特普莱恩斯挺进。但是豪并没有采取行动。

大陆军倒是有所行动，尽管十分缓慢，一天行军连3英里都不到。13000人的军队中有整整四分之一非病即伤；他们也没有足够的马来拖运货车和大炮，以至于这些东西不得不靠人力搬运；食物供给也严重缺乏，一路上士兵们被迫饥不择食地四处搜寻可吃的东西。约瑟夫·普拉姆·马丁略感讽刺地回忆起，当时他被要求拿一口铁制的锅，这口锅几乎没有被使用，因为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煮了。士兵们已经没有战斗的状态了，不过这种状态也没有用了，因为豪并未试图阻断他们的去路。好像他几乎是希望他们可以逃走。[32]

无论豪怀着怎样的动机，大陆军最后一批落伍的士兵在10月24日到达了怀特普莱恩斯群山之间的安全地带，最终逃出了包围圈。守卫纽约的战略决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本质上的错误，它给美国造成了一场潜在的大灾难；而现在，多亏了豪氏兄弟外交优先的考虑，这场灾难得以避免。和以往一样，威廉·豪在怀特普莱恩斯足足等了4天多才发起进攻，这给了华盛顿足够的时间为他的防守做准备。

* * *

对美国来说，这是战争初期的结束。这意味着它的军队已经成功挨过了这场战争中最为艰苦的时期。华盛顿从纽约一役吸取了教训，他再也不会将大陆军置于生死存亡的险境了。尽管这与他本人的意愿相左，但是他现在意识到了，他的目标不是赢得这场战争，而是不要输掉。

而对英国一方来说，这是战争末期的开始。这意味着，尽管豪氏兄弟在战术上十分高明，但他们却未能发动致命一击，将叛乱扼杀在襁褓之中。的确，他们有意识地决定不采取这样的做法。如果他们采取相反的做法，情况可能会变成什么样？这将永远是美国历史中最令人感兴趣也最难以回答的问题之一。

但实际上，其他几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在美国的革命之夏中已经得到了回答，这些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随后战争的特征。它们分为截然不同的两方，一方认为从长远看英军最终将会胜利，另一方则同样不现实地期待着美军在军事上的获胜。它们一起确定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对抗的界限，它将在接下来的五年里持续上演，并最终在约克镇（Yorktown）战役结束后以英国承认无法取胜[33]而告终。

一方面，现在很清楚的是，大陆会议已经对英国任何的和谈提议都具有免疫力了。对于“这项事业”的承诺在本质上是一种信念，它不为长岛和曼哈顿的溃败所动，这两次失利均被视为暂时的挫折，随后就成了上帝为美国独立事业所做的安排。这不是一种全然理性的心态，因为它将所有挑战其核心观念的证据都判定为不可容忍的。结果，杰斐逊对革命承诺所做的抒情展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财产，我们神圣的荣誉”——并不仅仅是口头姿态。它准确地反映了大陆会议的承诺的深厚根基，它所受的考验到了极限仍毫不动摇。豪氏兄弟的军事策略的中心设想，也就是那种认为北美叛乱所得到的支持脆弱且肤浅的想法，被证明是错误的。无论在美国这个庞大的剧场中，“这项事业”将会遭遇怎样的挫折和灾难，它的中心始终能够屹立不倒。

另一方面，同样清楚的是，对于独立的一致同意并未转变为对于建立邦联的一致同意。因为地方性的、各州之间的以及地区性的联盟仍然是首要形式，所有建立一支完全由大陆会议单独授权的大陆军的期待都是不可能的。美国人认为国家政府和合法授权的大陆军都体现了统一的政治军事权力，这与美国革命宣称要为之而战的东西是背道而驰的。

这样一来就意味着，大陆军将永远处于一种尴尬的初生状态，并非必需但身份可疑，始终面临着被解散的命运。很明显它的坚强是重要的，但是它的边缘地位却更为明显地体现了对于为萌芽中的北美共和国建立一支常规军这种想法的敌视。这样一支军队是没有办法赢得战争的。

综上所述，革命之夏的这两份产物实际上造成了后来一场持久的冲突，即英国因为政治原因无法获胜，而美国则因为军事原因无法获胜。许多致命的决策和挑战还等候在前方——华盛顿在特伦顿[34]（Trenton）心血来潮的冒进行为[35]，豪做出的攻占费城而非封锁哈德逊走廊这一不合常理的决定[36]，在福吉谷（Valley Forge）的耐力考验，以及法国十分关键的参战[37]——但是它们的发展还是都停留在1776年夏天所形成的战略框架之中。

[1] 1776年9月21日的总动员令，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6：359-360。

[2] 参见John Hancock to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3 September，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6：207，其中写到了不准烧毁城市的命令。参见Frederick MacKenzie，Diary of Frederick MacKenzie，2 vols.（Cambridge，1930），1：59-60，其中写到了对大火的目击叙述。参见David McCullough，1776 （New York，2007），221-223，其中有精彩的二次叙述。

[3]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 to Lund Washington，6 October，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6：495.John Shy，“The American Revolution：The Military Conflict Considered as a Revolutionary War，” in Stephen G.Kurtz and James H.Hutson，eds.，Essays 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Chapel Hill，1973），121-156，这篇文章认为，美国对乡村地区的控制（其中民兵起到了巡逻警力的作用）对战争的结果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4] Caesar Rodney to Thomas McKean and George Read，18 September 1776，LDC Paul H.Smith等编辑的《各地代表致大陆会议书信集，1774～1789》（Letters of Delegates to Congress，1774-1789，26卷本，华盛顿特区，1976～2000） 5：197-198；William Hooper to Samuel Johnston，26 September，1776，LDC Paul H.Smith等编辑的《各地代表致大陆会议书信集，1774～1789》（Letters of Delegates to Congress，1774-1789，26卷本，华盛顿特区，1976～2000） 5：245-249.

[5] Nathanael Greene 纳瑟内尔·格林 to William Ellery，4 October，1776，GP Richard K.Showman等编辑的《纳瑟内尔·格林将军书信集》（The Papers of General Nathanael Greene，迄今已出7卷，Chapel Hill，1976～ ） 1：307.

[6] See editorial note，GP Richard K.Showman等编辑的《纳瑟内尔·格林将军书信集》（The Papers of General Nathanael Greene，迄今已出7卷，Chapel Hill，1976～ ）1：244-245，其中写到了访问委员会的建议。参见JCC Worthington C.Ford编辑的《大陆会议日志，1774～1789》（The Journals of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1774-1789，34卷本，华盛顿特区，1904～1937） 5：808，810-811，842-844，其中写到了国会针对这些提议的投票。参见John Hancock to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21 September，1776，JCC Worthington C.Ford编辑的《大陆会议日志，1774～1789》（The Journals of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1774-1789，34卷本，华盛顿特区，1904～1937）5：230-231，其中写到了汉考克确认大陆会议将满足他的任何需要；John Hancock to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9 October，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6：515-516和JCC Worthington C.Ford编辑的《大陆会议日志，1774～1789》（The Journals of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1774-1789，34卷本，华盛顿特区，1904～1937） 5：853-56，其中写到了针对所有决议的最终投票。

[7] 古希腊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以《历史》一书留名传世。

[8] 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 to Henry Knox，29 September，1776，LDC Paul H.Smith等编辑的《各地代表致大陆会议书信集，1774～1789》（Letters of Delegates to Congress，1774-1789，26卷本，华盛顿特区，1976～2000）5：260-261.

[9] 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 to William Tudor，26 September，1776，LDC Paul H.Smith等编辑的《各地代表致大陆会议书信集，1774～1789》（Letters of Delegates to Congress，1774-1789，26卷本，华盛顿特区，1976～2000）5：241-243.

[10]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 to Hancock，4 October，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6：463；Tilghman引自编者按，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7：105。

[11]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 to Patrick Henry，5 October，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6：479-482.

[12] MacKenzie，Diary，1：64；Leonard Lundin，Cockpit of the Revolution：The War for Independence in New Jersey（Princeton，1940），157.

[13] Committee of Correspondence to Silas Deane，1 October，1776，LDC Paul H.Smith等编辑的《各地代表致大陆会议书信集，1774～1789》（Letters of Delegates to Congress，1774-1789，26卷本，华盛顿特区，1976～2000）5：198-199.

[14] 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 to Daniel Hitchcock，1 October，1776，LDC Paul H.Smith等编辑的《各地代表致大陆会议书信集，1774～1789》（Letters of Delegates to Congress，1774-1789，26卷本，华盛顿特区，1976～2000）5：271-272.

[15] Committee of Correspondence to Silas Deane，1 October，1776，LDC Paul H.Smith等编辑的《各地代表致大陆会议书信集，1774～1789》（Letters of Delegates to Congress，1774-1789，26卷本，华盛顿特区，1976～2000）5：277-281.

[16] 一种起支撑作用的建筑结构部件，凌空跨越下层附属空间（如走道、小祈祷室等）连接到顶部高墙上肋架券的起脚部位，常见于哥特式建筑。

[17] 13世纪基督教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就“上帝存在”这个命题从五个方面做出了论证，又称“五条道路”，见其所著《神学大全》。

[18] Benjamin Rush to Julia Rush，18-25 September，1776，LDC Paul H.Smith等编辑的《各地代表致大陆会议书信集，1774～1789》（Letters of Delegates to Congress，1774-1789，26卷本，华盛顿特区，1976～2000）5：198-199.

[19] William Williams to Jonathan Trumbull，Sr.，20 September，1776，LDC Paul H.Smith等编辑的《各地代表致大陆会议书信集，1774～1789》（Letters of Delegates to Congress，1774-1789，26卷本，华盛顿特区，1976～2000）5：208-211.

[20] Peloponnesian War，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的一场战争，从公元前431年一直持续到公元前404年，其间双方曾几度停战，最终斯巴达获得胜利。

[21] Bella punica，是在古罗马和古迦太基之间的三次战争（分别发生于公元前264～前241年、公元前218～前201年、公元前149～前146年），其结果是迦太基被灭，迦太基城也被夷为平地，罗马争得了地中海西部的霸权。

[22] 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 to Henry Knox，29 September，1776，LDC Paul H.Smith等编辑的《各地代表致大陆会议书信集，1774～1789》（Letters of Delegates to Congress，1774-1789，26卷本，华盛顿特区，1976～2000）5：260-261.

[23] 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 to General Parsons，2 October，1776，DA Lyman H.Butterfield等编辑的《约翰·亚当斯日记及自传》（The Diary and Autobiography of John Adams，4卷本，剑桥，马萨诸塞，1961）2：444-446.

[24] 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 to William Tudor，26 September，1776，LDC Paul H.Smith等编辑的《各地代表致大陆会议书信集，1774～1789》（Letters of Delegates to Congress，1774-1789，26卷本，华盛顿特区，1976～2000）5：242-243.

[25] William Howe to George Germain，30 November，1776，引自编者按，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6：535。

[26]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 to John Hancock，11-13 October，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6：534-536.

[27] Robert Hanson Harrison to John Hancock，14-17 October，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6：564-566.

[28] Council of War，16 October，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 6：576-577.一个月后，在11月16日，华盛顿堡在全力抵抗后投降。格林将守军增加到了2900人，其中有150人在战斗中阵亡或受伤，其余的人被俘。超过三分之二的人死在纽约的囚船上，令人感到十分耻辱的是，他们被贝齐·洛林的丈夫所监管。参见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 to John Hancock，16 November，1776，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7：162-169；Nathanael Greene 纳瑟内尔·格林 to Henry Knox，17 November，1776，GP Richard K.Showman等编辑的《纳瑟内尔·格林将军书信集》（The Papers of General Nathanael Greene，迄今已出7卷，Chapel Hill，1976～ ） 1：351-352；以及编者按，GP Richard K.Showman等编辑的《纳瑟内尔·格林将军书信集》（The Papers of General Nathanael Greene，迄今已出7卷，Chapel Hill，1976～ ）1：354-359。

[29] 参见Charles Lee，The Lee Papers，2 vols.（New York，1871），2：255-259；Thomas Fleming，1776：Year of Illusions（New York，1975），369，其中有对李来到营地的精彩分析。

[30] Henry Steele Commager and Richard Morris，eds.，The Spirit of ’76 （Indianapolis，1958），487；George Billias，General John Glover and His Marblehead Mariners（New York，1960），121.不言自明的是，格洛弗在寻找军事指导的时候想起的是李而不是华盛顿。

[31] 关于对佩尔角的战斗的不同叙述，参见McCullough，1776，231-232；David Hackett Fischer，Washington’s Crossing（New York，2004），110-112；Michael Stephenson，Patriot Battles：How the War of Independence Was Fought（New York，2007），247。

[32] Joseph Plumb Martin，A Narrative of a Revolutionary Soldier（New York，2001），44-46.

[33] 1781年，乔治·华盛顿将军率领的美军和法军联手对约克镇的英军发起围攻，并最终获得了决定性胜利。英军投降之后，英国政府决定进行谈判并结束这场战争。

[34] 美国新泽西州首府，位于特拉华河航运起点。

[35] 指1776年12月26日在乔治·华盛顿强渡德拉瓦河至特伦顿后爆发的一场战役。在不利的天气条件下进行危险的渡河后，华盛顿的大陆军主力碰上了驻扎在特伦顿的德国雇佣军。经过短暂的交火后，几乎整群德国雇佣军都遭俘虏，而美军则几乎毫无损失。

[36] 1777年9月，威廉·豪占领了费城，大陆会议被迫解散，华盛顿和他的部队在福吉谷度过了一个冬天。

[37] 法国在1778年2月正式承认美国独立，并同美国订立美法同盟条约，正式参战。

9 后记：必要的虚构

《巴黎条约》[1]（the Treaty of Paris，1783）上的墨迹才干，华盛顿就预言说，关于美国不可能的胜利的真相将永远不会写进历史书里：

如果历史编纂者能够有魄力在史书中记录下在这场战斗过程中以不对等的军力（就美国一方而言）获取的优胜，并试图把它们与其过程中所面临的令人沮丧的环境联系起来，后人多半会将他们的工作戏谑地称作虚构；因为人们不会相信，大英帝国动用了这样一支军队，在这个国家征战八年，他们居然会失败……而且将他们打败的军队在人数上少得多，它的士兵总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没有报酬又缺乏经验，时不时还要经历人性所能承受的各种悲痛。[2]

华盛顿在呼吁人们对大陆军的坚韧不拔精神的关注——漫长的8年中他们一直是“这项事业”的代表——他们是使美国获得最终胜利的根本因素。正如亨利·克林顿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而豪氏兄弟却没有）的那样，这场叛乱的战略中心不是一个地方——不是纽约，不是费城，也不是哈德逊走廊——而是大陆军本身。

在这种叙事框架中，1776年纽约的行动显得十分关键，因为这是最为危机万分的时刻，此时的大陆军差点就要不复存在。的确，怀着“存活就是成功的关键”这种观点所写下的战争史会特别重视1776年8月那场横渡伊斯特河的近乎奇迹的逃离，以及1777年冬天大陆军在福吉谷面对的持久考验，它们甚至比萨拉托加和约克镇戏剧性的胜利更像是这场战争中的决定性事件。

华盛顿自己对于这场对抗的认识体现出了一种天定论的特点，而这正是基于对1776年夏天的回忆。因为他比大多数人更加能够意识到，守卫纽约的决定是一个巨大的失误，仅仅是靠着纯粹的运气以及豪氏兄弟令人费解的克制才没有沦为一场大灾难。这也是为什么他会将美国的胜利描述为“标准的奇迹”，这个奇迹是因为“一系列因素的连锁反应才会出现，而这样的反应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可能再次出现了”。尽管华盛顿并非笃信宗教的人，但是这场战争的头几个月让他深深地相信了天意，这也就是说，在某些情况下，上天掌控着事态的发展。[3]

他在这场战争剩下的日子里都十分相信的是，纽约是一个上天选定的地方，他将回来补救之前所犯过的错误，并且发起一场决定性的进攻，以结束英国在北美的一切跋扈行径。他十分沉迷于将纽约视为将会有重大战役发生的地方这一想法。因为纽约是曾经让“这项事业”几近毁灭的地方，所以有理由相信，此地也应该成为它最终胜利的地方。让他完全大吃一惊的是，所谓命运，以及法国舰队，选择的地点却是泰德沃特半岛上一个不知名的地方。

他对大陆军的描述——“经常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没有报酬”——是意在赞扬这支历经艰辛挺过整个战争的队伍。但这也是对于在1776年夏天最初成形、在随后的战争岁月里其前途却一再变得严峻和渺茫的政治模式的刻薄评论：那就是，大陆军勉强能够生存，并且从来没能得到过华盛顿所要求的财力和人力的支援，即使打造一支更大的、装备更精良的军队的资源已经具备。[4]

正如我们所见，各州从一开始想的就是满足自己的民兵需求，而不是提供大陆会议为补充大陆军而提议的配额。这主要是因为各地和各州内部的联盟关系远甚于任何集体的或国家的情感。战争就这样一直拖下去，而这种离心力只会日益加剧，每一次对于财力和人力支持的要求都只会让各州议会更加憎恶。这也并非仅仅事关对本州的忠诚与对国家的忠诚。建立一支强大的大陆军，这种想法被普遍认为是建立一支美国版的英军，它像一头家养的庞然大物一样有着令人不寒而栗的外表，它威胁着这场战争声称要为之而战的共和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华盛顿对于美国胜利的理解中，他所主要关注的是一个在大多数美国人看来多少有些尴尬的组织所具备的那种坚忍不拔的精神。

随着《巴黎条约》签署后养老金问题开始出现，对于将大陆军从爱国主义的愿景中抹除的呼声日益高涨。在战争期间，主要出于对征兵这一目的的考虑，政府做出过包括为军官提供终身半薪养老金在内的相关承诺。变得日益明显的是，这一承诺将不会得到履行，因为各州拒绝征收专门用于此事的税款。此时一个叫作“补偿方案”的替代选项又被提了出来，根据这一方案，退休军官将得到连续5年的全薪养老金。[5]

大众对于这个补偿方案的反应主要散见于新英格兰新闻界的通信和评论。它们几乎清一色地对此持否定态度，其行文言辞激烈，几近污言秽语。身经百战的军官们被描绘成懒惰的无用之人，他们带着自视甚高的态度，在公众那里骗吃骗喝，就像“贪婪的鸟身女妖（harpy）[6]一样，长着磨得锃亮的喙，瞪着凶神恶煞的眼”。如果他们真如自己所称是有道德的人，那么用道德作为对他们的唯一报酬就可以了。一位康涅狄格的退休军官抱怨说，那些关于他的养老金的报道让他成了邻里眼中的卑贱之人：“对于大众而言，我已经变得卑鄙不堪……当我得了什么重病的时候，他们曾希望我可以死掉。一个聒噪的人曾对我说，他希望我可以死掉，这样他就可以剥下我的皮做鼓皮，用做成的鼓将其他军官赶出这个地方。”[7]

这种反老兵的情绪后来集中促成了一个叫作“辛辛那提协会”（the Society of the Cincinnati）的退休军官互助组织的成立，它似乎代表了所有普通美国人所憎恶的价值观念。亨利·诺克斯曾是保护这个“兄弟连”的主要倡导者，因为里面的人们曾历经磨难、牺牲自我、共同努力赢来了美国的独立。但是一旦人们了解到，协会里的成员是根据家庭中男方的血缘关系世代相传，此时它就被贬斥为一个威胁着共和价值观的贵族组织。对于辛辛那提协会的广泛敌意令华盛顿深感震惊。他认为，这个组织的成立，是对于为实现美国独立而牺牲的无数个体的永久纪念。但是正如事实所证明，大陆军的重要角色正是大多数美国人最不希望去纪念的东西。[8]

* * *

对此的第一手回忆记录曾一度几近蒸发，直到约瑟夫·普拉姆·马丁在1830年终于得以出版了他的回忆录。马丁在自己缅因州的农场上以70高龄写出了这本回忆录。在书中他回忆了在长岛和曼哈顿所经历的最早的战斗，当时他还是一个满怀爱国热情的15岁小伙子，没有任何战斗经验，是这支业余部队里的童子军。这本书的主题呼应了华盛顿所强调的十足的坚忍不拔精神，那就是他和大陆军在面对后人无法理解也想要忘却的那种艰难困苦时的生存能力。[9]

马丁所记叙的事情毫无荣耀可言，他关注的是日复一日平淡无奇的生存挑战，这种挑战最常见的形式就是找东西吃。他无意去评判长岛和曼哈顿的战斗所蕴含的更为宏大的意义，因为他的观察位置就像基普湾的浅陋战壕一样，几乎没有提供任何全景视角。但是马丁以自己这样的谦逊方式，提供了一种我们可以将其称为托尔斯泰式的战争观的东西，它意味着对普通士兵真实情感经历的还原。在书的结尾，他给出的信息简单而深刻：他和大陆军都成了幸存者，这就是战争如何被赢得，或者说未被输掉的方式。

到他真正下笔写作的时候，人为造成的对于大陆军重要角色的遗忘早已作为明智之举被广泛认可，而马丁所说的“民兵的神话”也已经在民间传说中广为流传，以用来解释看似不可能的美国的胜利。这场胜利据称是由“临时民兵”而非像马丁这样的正规军所赢得。作为大陆军为数不多的健在老兵之一，他觉得有特别的义务去挑战这种错误的历史观：

有人曾经说过……这支革命军是毫无必要的；他们说民兵足以应对这场危机所提出的所有挑战。……但是我仍然坚信，他们的回答不及正规军战士的有分量，当我们庆幸自己不用面临战争的磨难时，这些战士仍然活着，并且有义务活着，他们还不能离开。[10]

美国人需要相信，他们拥有的是一种单纯的想法，即他们不依靠正式士兵组成的常备军就建立了独立的北美共和国。马丁的回忆录是与他一样的正式士兵的痛心疾呼，他们因为与共和国所宣扬的“市民/士兵”的典型不相符而被从爱国主义者的文字中清除了出去。华盛顿从一开始就警告说，美国独立战争的故事也许有着虚构的外表，但是他无法知道的是，这个虚构的版本将民兵描绘成了这个故事里的明星。

* * *

与解释胜利的原因相比，解释战败的原因总是一项更为困难的事情。但是《巴黎条约》的出台给英国造成了难以解决的两难困境，因为其中的条款表明的是，英国永久性地失去了在北美的领土。所有的流血牺牲和财力消耗——4万人的伤亡和5000万英镑的军费——都打了水漂。随着这次令人难以置信的、彻底的失败被人了解，一种集体的沉默像乌云一样笼罩着这个话题，就好像它是晚餐聚会上一位不受欢迎的来客，如果不去管他，他最终会离开。约翰·亚当斯在1785年曾不幸担任了美国第一位拜访圣詹姆士宫[11]（the Court of St James’s）的公使。他报告说，无论他什么时候走进房间里，英庭的官员们都转过头不想看他，因为他总是让他们痛苦地想到他们不愿承认的沮丧的现实。阿比盖尔声称，由于受到流亡亲英派的妄想故事的影响，伦敦新闻界大范围报道说大部分美国人开始重新考虑独立问题。他们还说，本杰明·富兰克林在从巴黎回去的时候差点被费城的工匠们用石头打死，因为他们很气愤他将大家带入了歧途。[12]

这些人倾向于否认事实，而不是坦率地评判这次惨败，因为那样将会让英国政府面对某些让人极度不快的事实。这些事实一起埋葬了承托起整个大英帝国基业的核心理念。因为令人沮丧的真相是，有几位英国大臣从1763年开始就严重地错误估计了北美对于英国议会在殖民地的权力扩张的抵制。这几位大臣满不在乎地认为，1774年英国的大军压境将会迫使殖民地屈服。他们一直都错误地理解了北美人民抵抗的程度。他们还错误地认为，英国军队的优势地位将为1776年的叛乱迅速画下句号。

从各方面看来，历史都已经证明了他们的错误。北美殖民地人民给了他们许多次改变路线的机会，有好几次提议甚至让人隐约看到一个重组后建立在主权共享与相互承认的原则之上的大英帝国。英国拒绝了所有这样的提议，他们这么做的宪法基础是，主权不容分割且必须归于一处（也就是英国议会），但其中也有根植于对掌控殖民地臣民的需要的深层心理因素。这种傲慢的想法在他们看来是不容谈判的原则，正是因为它帝国才得以确立。它超越了政治和体制的具体意义，而直接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这种感觉让他们将美国的表亲看作低等生物。但是随后导致的战争相当确切地展示了，英国无法控制结果，他们的优越感只是一种幻想。有一个疑似虚假但具有历史意义的说法是，战败后走出约克镇的英军上演的是“世界颠倒过来”这一幕。

另一种版本的故事甚至在人们感受到战败的全部含义之前就开始在抚平战败的伤痛了。在1779年春天——从5月下旬到6月下旬的这段时间里，英国下议院启动了全体会议模式，以讨论被称为“北美战争行动”的这次事件。这一极为不正常的要求是由威廉·豪提出的。他最近才被从美国召回，现在即将被封为威廉爵士，这个骑士封号是为了奖励他作为英国国王军队的指挥在北美战场的表现。但是，尽管有这个荣耀的封号，豪一回来就遭遇了伦敦新闻界对于他在战争中表现的广泛批评。这些批评主要指责的是，他做出的军事决策基本上都是在拖延而不是结束叛乱。豪利用自己议会成员的身份要求下议院召开特别会议——而不是通过审判或军事法庭——来回应他的批评者并澄清他的名声。[13]

为了回应那些指责他在纽约战役中过分谨慎的批评者，豪提供了一份概括性的解释：“我要履行的最重要职责是，我不希望让国王陛下的军队在达成目标的条件尚未充分的情况下行动。我十分清楚的是，军队所承受的任何重大损失都无法迅速轻易地得到复原。”豪并不承认他和他哥哥有过充当外交官的想法，也不承认他们希望通过和谈结束冲突。相反的，他找到的理由是他作为英军军官所做出的判断。实际上，他成功实现了自己所宣称要实现的目标，那就是让英军以最小的伤亡占领纽约市及纽约港。[14]

他最为激烈的批评者将他们的抨击集中在他未能在长岛乘胜追击、进攻逃散的美国士兵这一事件上，因为果断出击的话也许本可以让整个大陆军投降。豪承认说，当时他的士兵们已经热情高涨，如果得到允许的话，他们也许可以攻占布鲁克林的堡垒。但他坚持认为，这样一场胜利要靠英军付出极大伤亡才能换来，他认为那毫无必要。他没有料到的是，华盛顿会想方设法从伊斯特河撤走他战败的队伍，那是一场违背了所有现代战争传统战术的、奇迹般的抽离行动。他暗示说，他的批评者们只是在对一个战争决策进行事后评判，而这个决策是在紧急时刻出于正确的战略考虑而做出的——也就是说，决策者并不拥有他们那种事后之见的英明。[15]

到那时为止，豪的防守依靠的是对那些针对他的指责的狭隘定义。他辩称说，他在长岛和曼哈顿的几次行动中的战略谨慎是严格地出于军事上的考虑，而大众和政治家都缺乏对此进行批评的能力。但是这场争论的事态急剧扩大，几名英国军官被传去代表豪出庭作证。他们认同了豪的说法，认为他推迟对布鲁克林高地的正面进攻的决策在战术上是正确的，这样的进攻的确可能会成为“轻率之举”。但是他们随后继续对豪所面临的更大的战略困境进行了描述：

派军队去北美绝不是意味着这片土地的臣服——而是因为那里人民的敌意和怨恨，他们几乎清一色地憎恶着英国政府；这也是因为这个国家的自然环境，此处是最难也最不适合开展军事行动的地方……这使得军队不可能隔着距离在离开舰船的任何地方发动进攻。[16]

这番证言迅速引起了这场战争的两位杰出批评者的注意，他们是查尔斯·福克斯（Charles Fox）和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这两位善良的辉格党人从一开始就反对乔治三世和他手下那帮大臣们的压迫政策，这种政策达到顶点的标志是1776年夏天杰曼决定出兵进攻纽约。福克斯特别直言不讳地维护着豪，他宣称豪是被人当成了替罪羔羊，是为了转移人们对英国政府里真正的罪人的谴责：“我们损失了25000人。我们为这场遭天谴的北美战争消耗了3000万[英镑]。谁才是这次错误决策的罪魁祸首？问题难道不是在这里吗？谁将我们引入了战争之中？”因为谴责国王几乎是叛国之罪，也违背了议会讨论中大家默认的行为准则，福克斯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了一个更为安全的谴责目标之上：应该接受审判的不是豪而是杰曼。伯克也同意这样的观点，他向豪这名令人尊敬的军官表示了真诚的谢意，认为他在一场既不必要也无法获胜的战争中很不走运地被任命为了总司令。[17]

包括豪在内，没有人曾预料到事情会发生这样的转变，甚至连那些对于豪对国王陛下的军队的掌管抱有严重质疑的议会议员们现在也呼吁结束这种讨论，因为它已经变成不计后果地对政府的批评。但是豪坚持认为应该继续进行讨论，他声称没有什么比他的名誉更为重要，而他觉得自己还未被完全洗清罪名。能够有机会贬损杰曼名声的福克斯由衷同意的是，这场讨论无论如何也应该继续下去，因为威廉爵士已经成为在议会多年的粉饰和否认之后促使真相浮出水面的人物。

杰曼在这一点上什么也没有说，但是他现在感觉到有必要回应那些对于他在战争中的行为的批评。他十分痛苦地表达了他一直以来对于豪的尊敬，并且他十分不赞同豪的名声被“造谣者、传舌者和咖啡馆政客们”四处传播的方式。但是他也坚定地相信，他让豪氏兄弟拥有了压倒性的军事优越地位。在这一点上，他没有丝毫疑惑或是犹豫：“从这个国家派遣出去的军队都是完全有能力通过彻底扑灭叛乱以及收复殖民地来实现自己目标的。”杰曼并没有明说，但是他的话清楚地暗示，不管有什么理由，豪氏兄弟都未能完成他们的任务。[18]

尤其令他深感沮丧的是，他听说豪和其他的英国军官都将大众对北美叛乱的支持错误地描述为“几乎是全体支持”。他自己的消息来源主要是流亡的北美亲英派，他们向他保证说，只有1/4到1/3的殖民地人民是坚定的叛乱者；其余的人要么是亲英派，要么持中立态度。为了澄清自己，杰曼拿出了证据，那就是“参加我们军队的北美人比叛乱领导者麾下的北美人要多得多”。他还援引了困扰着大陆军的征兵问题，那就是“他们想要6万人，但是从未能召集齐2万人的部队”。[19]

豪要求提供对杰曼的数据进行反驳的机会，但是被驳回了，因为当时下议院在6月29日投票决定结束这次讨论。回过头来看很清楚的是，杰曼对于亲英派情绪的估计是严重夸大的。我们现在知道，大约有20%的北美人口是亲英派，但是豪的支持者宣称几乎所有的北美人都很支持这次叛乱，同样是一种夸大。

从豪的角度来看，这场质询的结果是模棱两可的。一方面，他的批评者得到了回应，没有人提议说他应该被剥夺爵士身份或是受到官方的批判。另一方面，他的行为在更大的关于战争的理智与可行性之间的争论中成为一种政治奖赏。在他身后的支持者们所坚守的理由是，他被赋予了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无论怎样施展军事力量都无法完成这一任务。对于议会中一贯反战的人来说，他是受害者。对于大英帝国在北美殖民地的扩张行动的支持者而言，他正好可以清楚地回答一个尴尬的问题：我们是如何输掉了这场战争？

* * *

也许可以被我们称为“豪对战败之解释”的事件从未获得过官方认可。关于这一点，英国政府从未认为对这次重大溃败的原因进行官方质询是合适的。与此相反，他们更倾向于给整个事件挡上一层沉默的幕布，他们将它视为一道随着时间流逝可以自行愈合的伤口。

这种强制遗忘政策的一个例外情况是亨利·克林顿，他1782年从美国一回来就伺机动笔写自己的回忆录了。克林顿在1778年从豪手中接掌英军，所以他的首要任务就是为自己在战争后期的决策辩护。他声称，一旦法国介入这场冲突，他就面临着不可逾越的障碍，康沃利斯的军队在约克镇的投降并非他的过错。但是在他的回忆录的前面部分里，克林顿回顾了纽约的行动。在向作为总司令的豪致敬过后，他接着讲述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暗示豪在战争一开始就错过了一个获胜的绝好机会。[20]

克林顿讲述了豪三次拒绝了他的提议的经历。他宣称，激励他的“并非任何其他原则，而正是尽自己最大努力以迅速扑灭这场叛乱”的意愿。从一开始他就提议对曼哈顿北端发起进攻，因为这样可以将纽约群岛上的大陆军团团围住，让他们没有逃生的希望。他也曾争取过在布鲁克林乘胜追击大陆军的机会，他们在戈温那斯高地战败后正处于逃跑状态。他还建议过在国王桥而不是基普湾发起进攻，因为那样可以将大陆军困于曼哈顿。每一次，豪都拒绝了他的提议。尽管克林顿还特意表明了对豪作为总司令的权威的捍卫，然而他却给人们造成了一种十分明显的印象，那就是在纽约的行动中本来是有数次机会可以歼灭大陆军的，如果事情真的那样发生，这场战争也许早就结束了。[21]

克林顿的回忆录可能反映了英军的军官团体内部某些人对于豪的决策的批评性评价，但是他们对于那场关于“谁为英国战败负责”的持续的（如果私底下进行也算数）讨论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因为克林顿在完成回忆录之前就离世了，这些回忆性文字一直未能出版，直到20世纪中期。然而，似乎比较清楚的是，直到克林顿去世为止他都相信，要是在纽约的时候是由他而非豪来指挥的话，北美独立战争也许结局会完全不一样。

克林顿的记录很明显是为了自己，但是1794年出版的一部从英方视角全面记述这场战争的两卷本著作支持了他的记录。这部著作的作者是查尔斯·斯特德曼（Charles Stedman），一名战争期间的英军参谋。尽管英军失败了，但是他还是想要写出一些积极的东西。“尽管这场战争的运气很不好，”斯特德曼解释说，“我的同胞们并不想展示武力，或者爱国热情。”斯特德曼的主要观点是，英军已经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作战十分勇敢，他们不应该为战争的最终结果而受到批评或是责备。[22]

唯一的例外是威廉·豪。斯特德曼对纽约行动的叙述遵循着与克林顿的批评相同的思路，他将豪在长岛和曼哈顿的决策描述成是“难以理解的”。因为斯特德曼在理查德·豪的部队中任职，他肯定意识到了豪氏兄弟的军事决策都极大地受到了他们的和谈愿望的影响，但是他没有提及这一事实，而是更倾向于将豪的决策形容为“战术错误”。他重点批评的是，豪在1776年11月未能在华盛顿溃败的队伍穿越新泽西撤离的时候乘胜追击，他认为那是最后也是最合适的歼灭大陆军的时机。[23]

根据斯特德曼的讲述，最关键的时刻一旦过去，英军取胜的可能性就已经消失，原因有三。第一，华盛顿采取的是偏防守的战略，被称为“据点战”（a war of posts），这使得决定性的交战变得相当不可能。第二，大陆军有了更多的战斗经验，尤其是打造了一批更具职业水准的军官队伍。第三，1778年的《法美条约》（the Franco-American Treaty of 1778）为美国提供了财力和人力支援。总的来看，这些情况的变化使得对于英国而言很难在这场战争中取胜，尽管他们的海陆军队有着英勇的表现。[24]

斯特德曼这个版本所记载的历史提供了一条受到英国政府和英国军队认可的故事主线，因为它反驳了伯克、福克斯和皮特（Pitt）这些反对派领袖的言论。他们认为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是一场错误的行动。但是必须要以一次致命攻击迅速赢得战争，这正是杰曼在1776年夏天所提议并策划达成的目标。当这种努力失败的时候，英军也还是英勇战斗着，苦苦支撑着这场注定要输掉的行动。

这种解释的高明之处在于，它回避了“英国政府那些导致战争的政策是否明智”这个问题（很明显它们是不明智的），而且它认为英国失败的根源在于1776年夏这个微妙的时刻以及威廉·豪这位错失歼灭大陆军大好时机的英国军官。这样就不必再引起人们对大英帝国基业背后的核心理念的根本性质疑了。人们会想，要是豪氏兄弟的行动能够更为主动一些的话，大陆军应该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样的想法差不多可以肯定是正确的，而且大陆军的覆灭也会让这场战争早早结束。当然我们永远无法确切地知道如果那样结局会如何，过去40年的历史学界所发挥的平衡作用已经让它成为一个问题重重的假想。[25]

[1] 1783年美英两国之间签署的条约，其内容包括英国承认美国独立，停止敌对行为，但仅承认美国占领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土地。

[2]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 to Nathanael Greene 纳瑟内尔·格林，8 July，1783，in John C.Fitzpatrick et al.，eds.，Writings of George Washington，39 vols.（Washington，D.C.，1931-1939），26：104.

[3]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 to William Gordon，ibid.，27：51-52.

[4] E.Wayne Carp，To Starve the Army at Pleasure：Continental Army Administration and American Political Culture（Chapel Hill，1984）.

[5] Charles Royster，A Revolutionary People at War：The Continental Army and American Character，1775-1783（Chapel Hill，1979），Chap.8.

[6] 希腊神话中的鸟身女妖，头部及身躯似女人，生有鸟翼与鸟爪。

[7] Connecticut Courant，13 May，24 June，29 July，1783；Boston Gazette，29 December，1783；James Morris，“Memoirs of a Connecticut Patriot，” Connecticut Magazine 11（1907），454.

[8] Royster，Revolutionary People at War，353-358.

[9] Joseph Plumb Martin，A Narrative of a Revolutionary Soldier（New York，2001）.

[10] Joseph Plumb Martin，A Narrative of a Revolutionary Soldier（New York，2001），249.

[11] 伦敦区内最古老的宫殿之一，由亨利八世于1532年建造，从1678年开始成为王室所在地。直至1837年搬到白金汉宫之前，英王一直在此宫居住。此处指代表着英国统治权的朝廷。

[12] DA Lyman H.Butterfield等编辑的《约翰·亚当斯日记及自传》（The Diary and Autobiography of John Adams，4卷本，剑桥，马萨诸塞，1961）3：184；Abigail Adams 阿比盖尔·亚当斯 to Thomas Jefferson 托马斯·杰斐逊，6 June，1785，AFC Lyman H.Butterfield等编辑的《亚当斯家族》（Adams Family Correspondence，迄今已出9卷，剑桥，马萨诸塞，1963～ ）6：169-173.

[13] 豪将自己最初的发言整理出版，即The Narrative of Lieutenant General Sir William Howe in a Committee of the House of Commons（London，1780）。Ira D.Gruber，The Howe Brothers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New York，1972），336-339.

[14] PH T.C.Hammond编辑的《英格兰议会史》（The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30卷本，伦敦，1806～1820）20：679.

[15] PH T.C.Hammond编辑的《英格兰议会史》（The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30卷本，伦敦，1806～1820）20：705，723-724.

[16] PH T.C.Hammond编辑的《英格兰议会史》（The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30卷本，伦敦，1806～1820）20：748-749.

[17] PH T.C.Hammond编辑的《英格兰议会史》（The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30卷本，伦敦，1806～1820）20：753，758-759.

[18] PH T.C.Hammond编辑的《英格兰议会史》（The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30卷本，伦敦，1806～1820）20：803-804.

[19] PH T.C.Hammond编辑的《英格兰议会史》（The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30卷本，伦敦，1806～1820）20：805.

[20] William B.Willcox，ed.，The American Rebellion：Sir Henry Clinton’s Narrative of His Campaigns，1775-1782 （New Haven，1954）.

[21] William B.Willcox，ed.，The American Rebellion：Sir Henry Clinton’s Narrative of His Campaigns，1775-1782 （New Haven，1954），39，40-49.

[22] Charles Stedman，The History of the Origin，Progress，and Termination of the American War，2 vols.（Dublin，1794），1：iii.

[23] Charles Stedman，The History of the Origin，Progress，and Termination of the American War，2 vols.（Dublin，1794），1：212-226.

[24] Charles Stedman，The History of the Origin，Progress，and Termination of the American War，2 vols.（Dublin，1794），1：230-249.对于那些对现代类似事件感兴趣的人来说，将英军的失败归罪到威廉·豪身上这样的事情让人不寒而栗地想起人们曾将美国在越南的失利归罪到威廉·威斯特摩兰身上。在两次事件中，将罪责归结到军事指挥者身上会掩盖战败的深层原因，并最终在一开始就使人们对战略的评估有缺陷。

[25]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请教了四位研究美国革命的杰出历史学家：如果在1779年大陆军覆灭而华盛顿被俘，这是否会改变美国革命的结局？Edmund Morgan，Gordon Wood和David Hackett Fischer都给出了否定回答，尽管他们都一致认为，战争进行的方式将会变得不同。而《华盛顿书信集》（The Washington Papers）的编辑Ed Lengel却有不同看法，他的理由是，华盛顿是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

致谢

这个故事所跨越的时代面貌是一片炮火密集的战场，在我之前的历史学家们在那里斗得血肉横飞。我试图提供一种能够将这个故事的政治和军事两方面结合起来的全新解释，并得到了几位著名历史学家的帮助，他们都曾探索过这片领域并在上面留下了他们的印记。

有五位历史学家阅读过整本书的手稿或其中大部分内容，帮我纠正了许多错误，但是他们完全不用为书中那些错漏负责：埃德蒙·S.摩根（Edmund S.Morgan），早期美国历史学界公认的泰斗，近50年来他一直是我的导师和朋友；戈登·伍德（Gordon Wood），研究美国革命和早期北美共和国的顶尖学术专家；保利娜·梅尔（Pauline Maier），研究《独立宣言》的优秀学者，这份宣言的页边评论（例如，“乔，你不能那么说！”）不应该被忽视；爱德华·伦格尔（Edward Lengel），《华盛顿书信集》（Washington Papers）的主编，研究华盛顿总司令身份的一流专家；以及罗伯特·达尔泽尔（Robert Dalzell），威廉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的智者，他以轻松而广博的方式带我们走过了美国过去的各个重要时期。

《华盛顿观察家报》（Washington Examiner）的编辑斯蒂芬·史密斯（Stephen Smith）一直以来都在内容与风格的关键结合点上为我把关，饶有天赋的他能够注意到在什么地方出现了一个短语、句子或是段落未能完全表达它所想要表达的意思。

这本书的编辑兰登书屋（Random House）的丹·弗兰克（Dan Frank）来自国外，他以令人印象深刻的智慧和优雅让这本书通过了政府部门的层层关卡。他那位称职的助手吉尔·韦里洛（Jill Verrillo），从未怠慢过我的电话。

保罗·斯塔伊蒂（Paul Staiti）是我在曼荷莲女子学院（Mount Holyoke）的同事，一位研究美国革命时期艺术与建筑的一流历史学家，他帮助我选好了插图。Jeffrey Ward发挥精湛的技艺绘制了既能描绘战况又合乎文本的地图。

我的代理艾克·威廉斯（Ike Williams）为我斟酌了所有的合同细节，以确保克诺夫（Knopf）出版社能够予以注意，并且总是用和凯尔特人队、爱国者队以及红袜队有关的八卦消息将我从18世纪带回。

我的助手琳达·切斯基·费尔南德斯（Linda Chesky Fernandes）并没有参与这项研究的任何部分，但是她包揽了其他一切事情，包括辨识我的潦草笔迹、弥补我在科技方面的不足、平衡我的情绪起伏以及亲吻我的脸。

我的妻子埃伦·威尔金斯·埃利斯（Ellen Wilkins Ellis）并没有编辑我写下的文字，但是她帮助我始终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我强烈地感到这很有效果。

大部分的文字是在我阿默斯特的书房里手写完成的，陪伴我写作的是一只精力充沛的杰克拉塞尔犬、一只拉布拉多犬以及一只非常胆大的小猫。

这本书要献给阿什贝尔·格林（Ashbel Green），他是我在克诺夫出版社20年里所出版的6本书的编辑。阿什刚好在我完成手稿的时候匆匆离世。我们争论的焦点总是副词、分号以及副标题，我们的交谈总会不可避免地谈到他最喜欢的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Cleveland Indians）的可悲境地。阿什在克诺夫出版社里是他那个时代的传奇人物，出版业良心的典范，一位不苟言笑的长老会信徒，有着贵族式的荣誉感。我们再也不会遇到他那样的人了。

约瑟夫·J.埃利斯

阿默斯特，马萨诸塞州

注释

缩写说明

标题

AA

Peter Force编辑的《美国档案》（American Archives，9卷本，华盛顿特区，1833～1853）。

AFC

Lyman H.Butterfield等编辑的《亚当斯家族》（Adams Family Correspondence，迄今已出9卷，剑桥，马萨诸塞，1963～）

AP

Robert J.Taylor等编辑的《约翰·亚当斯书信集》（The Papers of John Adams，迄今已出11卷，剑桥，马萨诸塞，1983～）

DA

Lyman H.Butterfield等编辑的《约翰·亚当斯日记及自传》（The Diary and Autobiography of John Adams，4卷本，剑桥，马萨诸塞，1961）

FP

William B.Willcox等编辑的《本杰明·富兰克林书信集》（The Papers of Benjamin Franklin，迄今已出28卷，纽黑文，1959～）

GP

Richard K.Showman等编辑的《纳瑟内尔·格林将军书信集》（The Papers of General Nathanael Greene，迄今已出7卷，Chapel Hill，1976～）

JCC

Worthington C.Ford编辑的《大陆会议日志，1774～1789》（The Journals of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 1774-1789，34卷本，华盛顿特区，1904～1937）

JP

Julian Boyd等编辑的《托马斯·杰斐逊书信集》（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迄今已出28卷，普林斯顿，1950～ ）

LA

“美国书库”（Library of America），《美国革命：独立战争中的文字》（The American Revolution： Writings from the War of Independence，纽约，2001），由John Rhodehamel选择篇目并作注。

LDC

Paul H.Smith等编辑的《各地代表致大陆会议书信集，1774～1789》（Letters of Delegates to Congress， 1774-1789，26卷本，华盛顿特区，1976～2000）

PH

T.C.Hammond编辑的《英格兰议会史》（The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30卷本，伦敦，1806～1820）

PWR

W.W.Abbott、Dorothy Twohig和Philander Chase编辑的《乔治·华盛顿书信集：革命战争系列》（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 Revolutionary War Series，迄今已出12卷，Charlottesville，1985～）

WMQ

《威廉与玛丽季刊》（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第三批系列

人名

AA

Abigail Adams 阿比盖尔·亚当斯

BF

Benjamin Franklin 本杰明·富兰克林

GW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

JA

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

NG

Nathanael Greene 纳瑟内尔·格林

TJ

Thomas Jefferson 托马斯·杰斐逊

索引

（索引页码为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

Adams，Abigail （John’s wife），3，18，56，108，128
on British departure from Boston，4，23
marriage of John and，13
on new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fter independence，16
newspapers read by，145，178
during smallpox epidemic，57，85，86，104
on women’s rights，20-1

Adams，Charles（John’s son），104

Adams，John，ix，3，12-26，48，82，97，101，108，192n2

Abigail’s women’s rights proposal to，20-2

Articles of War drafted by，142
avoidance of slavery discussion by，20

Board of War and Ordnance chaired by，45，57，58，88，102，137-8，141，160，162
at Court of St.James’s，178
and defense of New York，33-4，36，46，86，102-4，107

Dickinson compared with，8-10
in Dickinson Draft debate，92，94-6，102
family concerns of，57，85，86，104
foreign policy developed by，57，98-9，102，142

Germain’s threat to execute，136
governmental structure envisioned by，16-20
independence strategy of，x-xi，xiii，12-16，22-4，51，53，55-8，65，87，192n 33 （see also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marriage of Abigail and，13
at peace conference with Howe，131-4，141-2
response to New York defeats，111，127-30，150，162-5
and Warren’s martyrdom at Bunker Hill，25

Washington nominated as commander in chief by，26

Adams，Nabby （John’s daughter），104

Adams，Sam，133

African Americans，20
see also slavery

Alexander，General William，see Stirling，Lord

“American Creed，” 64

American Expeditionary Force，48

Aquinas，Thomas，163

Arnold，Benedict，4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Dickinson Draft of，90-4，98-100，102，105

Articles of War，142

Ashby （Massachusetts），50

Barnstable （Massachusetts），196n7

Bartlett，Josiah，91

Blackstone，William，6

Black Watch regiment，153

Board of War and Ordnance，45，57，58，88，102，137-8，141，160，162

Boston，8，23，36，38，45，88，127
advocacy of independence in，51
battles in，4，33 （see also Bunker Hill，Battle of）

British evacuation of，46
newspapers in，145

Siege of，3-4，26-30，33，39，48，76，110，193n12
smallpox epidemic in，20，57

Tories in，163

Boston Tea Party，7

Bowdoin，James，104

Braintree （Massachusetts），127

British Army，89，127-9，134-6，158，166，175，183-5

Atlantic crossing of，68-9

Boston Siege defeat of，8-9，26，29，33，88
at Bunker Hill，3，5，38
discrepancy in troop strength of Continental Army and，101，108
enlisted men of，70

Howe’s leadership of，see Howe，Gen.William
on Long Island，104，107，114-16，map 117，118-22，147
loyalists and deserters join，41，146，161
on Manhattan，148，152-4，156-7

New York strategy of，27，36，38-9
officer corps of，32-3，183
at Pell’s Point，168
on Staten Island，68，81，89
veterans of，as Washington’s senior officers，39-40

Yorktown defeat of，179，183

British navy，see Royal Navy

Brodhead，David，115

Brooklyn Heights，118-21，147，152，183
evacuation of Continental Army from，123-4，180
forts on，41，113，114，119，121，126

Bunker Hill，Battle of，10，30，86，140，152，194n26
atrocities committed by British at，3，5

British casualties at，3，35，90

“The Cause” and，46

Howe at，38，110，194n22

Knowlton at，153

Putnam at，114

Warren as martyr of，25，31，97

Burgoyne，General John，39，73，89，103，194n20

Burke，Edmund，7，10，180-1，185

Burr，Aaron，149，153

Burstein，Andrew，197n31

Calvinism，8

Canada，4，33，36，73，99，195n31
campaign in，see Quebec

Catiline，13

“Cause，The，” x，31，54，95，97，125，146-7，171

Adams’s dedication to，13-14
and Dickinson Draft debate，92-3

Franklin on，90

New England support for，28-9

Paine’s contribution to，12，15

Washington and，5，26，34，42-4，46，74，137-8，154，156，161，173-4

Charleston （South Carolina），Battle of，48

Chase，Samuel，93-4
chevaux-de-frise，75

Cicero，13，14

Civil War，93

Clinton，Gen.Henry，48，84，116，149，173

Howe’s rejection of tactical recommendations of，110-11，114-15，119，147，183-4
at Throg’s Neck，166-8

Collier，Capt.George，125，135

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 （Blackstone），6

Common Sense （Paine），11-12，15，90
commutation，175

Concord，Battle of，3，97，132

Confederation Congress，94

Connecticut，75，76，105

Continental Army in，28，29，47

Continental Congress delegates from，95，164
militia units from，43，77，85，108，149，153
see also specific cities and towns

Connecticut Courant，145

Constitution，U.S.，17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88，94

Continental Army，ix，xii，40，42，70-81，108，128-9，133，163-4，173-7，182-5，202n26，208n22
at Boston Siege，27，28，39，46，76

British disparagement of，81

Continental Congress and，140-4
demoralization of，134-5，146，162-3，166
deserters from，135，161

Dickinson’s support for，9
evacuation from Manhattan of，166-70，map 169
independence and，5，72，140，142
lack of experience and military discipline in，29-32，70-1，73-4，77-8
on Long Island，54，66，101，103，104，107，109-28，map 117，134，137，145-6，163，176，183
on Manhattan，111，133，138-40，147-58，map 151，162，163，176，183
militia units comprising，4，25，28-9，43，47，77，85，89，101-3
moved from Boston to New York，19，23，28，34
northern detachment of，80，101
officers in，x，32-3，76-7，102，158-60 （see also names of specific officers）
supplies and ordnance for，77，102
tactical retreat from Long Island of，123-6，135
unrealistic confidence in，88-9，98，101
at Valley Forge，172，174

Washington’s appointment as commander in chief of，79

Continental Congress，ix，x，xii，82，101-2，106，111，150，167，171

British attitude toward，81

Continental Army and，5，27-8，40，43，46，102-3，137-45，I57-61
draft of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 debated in，90-100
foreign policy of，97-100

Howe’s peace initiatives to，120，129-33，146
and independence，xiii，10，16，18，23-4，29，31，34，49-55，87，l62，195n2 （see also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loyalty to British Crown in，4
military strategy of，44，75
moderates in，xiii，7-10，14，84
and occupation of New York，156-7
overconfidence in Washington’s ability to defend New York of，88-90，101

Continental Congress （continued）
radical faction of，13-14，58，59
response to New York military disasters in，126-30，134，157，165
slavery issue avoided by，20
state governments and，56-7

Washington honored by，26
women’s rights petition to，20-1

Cornwallis，General Charles，39，84，115，183

Court of St.James’s，178

Cushing，William，48

Deane，Silas，162

Declaration of the Causes and Necessity for Taking Up Arms（Dickinson and Jefferson），59，191n11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71-2，76，161，196n20
drafting，18，57-67，99-100，171，197n28，n29，n34
passage of，66，132
signing of，62，100

Delaware，47，108，118，157

Dickinson，John，ix，5，8-10，45，53，191n11
draft of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 by，90-100

Dorchester Heights，4，33

Dunmore，Lord，52，62

Eagle（ship），74，124，129，138

English Civil War，49

Fischer，David Hackett，208n22

Fishkill （New York），139
foreign policy，American，57，88，92，97-100，102

Fort Lee，167

Fort Necessity，85

Fort Schuyler，166

Fort Washington，74，75，207n23

Fox，Charles，180-1，185

France，57，97-9，163，164，172，183，184

Franklin，Benjamin，8，102，104-7，131-2，137，200n40
biographies of，198-9n27
and British victory on Long Island，111，129
demographic knowledge of，89-90
and Dickinson Draft，93-95
and framing of Pennsylvania constitution，106
and Franco-American alliance，98-9，163，178

Germain’s threat to execute，136
in London，81-2，105
at peace conference，131-4

Richard Howe’s friendship with，68，81-4，105
role in drafting of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of，57-8，60，61
submarine use advocated by，75，138

Franklin，Elizabeth （William’s wife），105

Franklin，William （Benjamin’s son），105

Frederick II （the Great），King of Prussia，11

French and Indian War，7，26，27，32，37，84，114，153

Gates，Gen.Horatio，39，80，103，107，112

George I，King of England，37

George III，King of England，4，14，49，130，161
destruction of statue of，72
efforts at reconciliation rejected by，10-12，15，19，54，105，128
and Howe brothers’ diplomatic initiatives，78，80-1

Jefferson’s condemnations of，59，60，62-3
oppressive policies imposed by，52，82，181

Germain，Lord George，35-40，49，136，166，182
and Howe brothers’ diplomatic initiatives，79-80，83
invasion of New York planned by，48，108，181
overall strategy of，72，73，111，185，194n20

Germans，8，62
mercenaries，35，51，84 （see also Hessians）

Gerry，Elbridge，89

Glorious Revolution，49

Glover，Colonel John，123，124，166，207n25

Gowanus Heights，Battle of，113-15，118，130，145，158，183，202n28

Grant，General James，116，145

Greeks，ancient，164-65

Greene，Gen.Nathanael，ix，71，77，142-3，159，207n23

Adams and，45，46，102
illness and evacuation to Manhattan of，112，126，136
at Kip’s Bay，149
on Long Island，41，72，76，84，85，109，114
promotion to general of，32-3，160

Quaker background of，32
retreat from New York advocated by，134，136-7，140-1

Greyhound （ship），66

Hamilton，Alexander，160

Hancock，John，26，27，71，202n28
and defense of New York，40，43，46

Washington’s reports to，72-3，79，86，126，135，137-8，140，142-3，156，157，161，166

Hand，Colonel Edward，166

Hannibal，164

Harlem Heights，165-7

Battle of，150，152-8，162，206n41

Harrison，Robert Hanson，202n28

Harvard University，13，26，45

Havana，Battle of，37

Hawley，Joseph，87

Heath，General William，139

Heister，General Leopold von，116

Henry，Patrick，56

Hessians，84，89，109，111，168
arrival of，84，111
at Gowanus Heights，145-6
at Kip’s Bay，148，149
on Long Island，112，115，116，118
military professionalism of，70，102，108

Hooper，William，141，157

House of Commons，7，179-82

House of Lords，7，17，41，82

Howe，George Augustus，37

Howe，Adm.Richard，ix，xi，86，90，119-20，124，127，142，167-8，171，173，174，l82，185
aristocratic background of，37 attitude of Continental Congress toward，92，97
bombardment of Manhattan by，148-50
diplomatic priorities of，78-80，84，124，129-32，134，140，146，147，152，161，170，184
fleet commanded by，23，48，57，66，72-4 （see also Royal Navy）

Franklin’s friendship with，68，81-4，105
and Long Island battles，112，126
on Staten Island，69，84，108

Howe，Gen.William，ix，xi，37-8，86，90，163，174，194n23，195n31，198n6
aristocratic background of，37

Howe，Gen.William （continued）
attitude of Continental Congress toward，88，92，97
in Boston Siege，3-4，23，46，48

British attitudes toward conduct of war by，179-85，202n26，208n21
at Bunker Hill，38，114，120，194n22

Burgoyne and，103，194n20
defections of deserters and loyalists to，161-2
in French and Indian War，37

Germain’s orders to，38-40，111
and independence，46-7，66，97，144
on Long Island，114-16，118-21，125-9，134-6
on Manhattan，146-9，156，157，162，165-8
occupation of New York by，140，163-5
peace initiatives of，78，124

Staten Island garrison of，66，70，84
strategy and tactics，72，108-12，114-15，120-1，134-6，139，162，170-3

Hudson River，34，50，107，138，172，173
in British strategy，36，40，73，89，103，111，194n20

British warships on，74，78，79，88-9，139，140，167
maps of，117，151，169
restriction of British access to，41，47，75

Huguenots，8

Indians，43，101，see also French and Indian War

Industrial Revolution，70

Inns of Court，8

Jamaica Pass，114，115

Jefferson，Martha，24，58，100，142

Jefferson，Thomas，ix，4，57-9，95-6，107，191n11，195n33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drafted by，18，57，59-67，99，171，197n29，n34
in Dickinson draft debate，92，99-102
family concerns of，24，58，100，104，142

Virginia constitution draft by，100-1，106

Kentish Guards，32
killing zone，68，113，148

King’s Bridge，139，140，147，183

Kip’s Bay，Battle of，148-50，153，154，157，158，163，164，183

Knowlton，Col.Thomas，153-5，159，160

Knox，Gen.Henry，33，77，141，160，164，176

Lee，Gen.Charles，32-4，39-41，75，109，167，168，194n22，n26，207n25

Lee，Richard Henry，44-5，57，100

Leitch，Major Andrew，154

Lengel，Ed，208n22

Letters from a Pennsylvania Farmer （Dickinson），8

Lexington，Battle of，3，97，132

Lincoln，Abraham，64，65

Livingston，Philip，122

Livingston，Robert，57

Locke，John，65

London，3，19，119，133

Dickinson in，8

Franklin in，81-2，105

Paine in，11，12
peace commission sent to colonies from，45
press in，178，179

Reed in，76

Long Island，34，57，101，103，104，127，161
arming of militia units on，54

Battle of，ix，x，43，46，88，107，110-18，map 117，128，130-8，141-5，149，150，163，164，168，171，176，184 （see also Brooklyn Heights；Gowanus Heights，Battle of）
defensive networks on，72，109
evacuation of Continental Army troops from，123-6
political allegiance of farmers on，70，75-6
smallpox outbreak on，85
transport of British troops to，66

Loring，Elizabeth （Betsy），38，48，118，207n23

Louis XVI，King of France，98
loyalists，34，38，41-2，70，130，163，202n26
arrests of，47，76，195n39
in British Army，41，146，161

British forces aided by，69，115
in exile in London，178，182
in middle colonies，13，52
newspapers of，152
spying by，66，114

MacKenzie，Capt.Frederick，161，162

Maier，Pauline，195n2，196n20，197n28

Maine，4

Malden （Massachusetts），51

Manhattan，34，103，112，126，133，136，142，144，147-8，map 151
battles on，ix，x，40-1，43，46，88，110-11，171，176，180，184 （see also Harlem Heights，Battle of；Kip’s Bay，Battle of）

British failure to trap Continental Army on，147-8，183

Continental Army encampments on，70

Continental Congress delegates from，57
decision to defend，138-40
desertion of militia from Long Island to，135
dysentery from contaminated water on，85
evacuation of Continental Army from，156，166-70，map 169

Great Fire in，156-7
loyalists on，161

Royal Navy bombardment of，74-5，149-50
ships ordered to assemble on，123
troops transferred to Long Island from，114，121

Washington’s headquarters on，80

Martin，Joseph Plumb，74，116，123，148，170，176-7

Maryland，47，93，95，107，118

Massachusetts，8，9，28，37，49-52，89，94，102，123，143

Charter of，55

General Court of，26
martial law in，7
outbreak of war in，see specific battles see also specific cities and towns
mercenaries，17，30，54，63，67，82

German，11，35，51，84 （see also Hessians）

Middle Temple （London），76

Mifflin，Gen.Thomas，122-4，203n35

Miles，Samuel，115
militias，25，32，41，46，142-4，161，168，175，206n3
in Boston Siege，3-4

British disparagement of，38，69
desertion of，135
at Kip’s Bay，148-9
myth of，177
from New England，28-9，32，43
in New York campaign，43，47，54，77，85，88-9，101-3，108-9，158-9，201n2

Minden，Battle of，35

Minutemen，158，177

Mohawk Indians，32

Morgan，Edmund，208n22

Native Americans，see Indians

New England Chronicle，145

“New Establishment，”159-60，162

New Hampshire，28，43，91

New Jersey，75，123，162，167，184

Continental Congress delegates from，16，130
loyalists in，105，128，152，161
militia units from，43，47，85，89
see also specific cities and towns

Newport Mercury，146

New Rochelle （New York），168，179

New York，146，150，152，165，179，181
arrival of British fleet at，56，57

Battle of，x-xiii，19，23，26，27，29，33-4，36-48，58，83，86，88-90，96，97，101-3，107，108，111，127-9，139-42，145，154，158，160，174（see also specific battles）

British occupation of，36，42，47，76，111，136，140，147，157，164

Continental Army march from Boston to，19，23，28，30

Continental Congress delegates from，7-8，18，61
defense of，39，47，75，112，136-7，140-1，167，170，174
epidemic of fear and disillusionment in，162
evacuation of troops from，123-6

Harbor，British prison ships in，118，207n23
loyalists in，13，76
provisional government of，139
referendum on independence in，52-4
tactical vulnerability of，66，74-5，194n26
see also Hudson River；Long Island；Manhattan；Staten Island；specific cities and towns

North Carolina，16，141

Observations on the Increase of Mankind （Franklin），90

Orpheus （ship），148

Paine，Thomas，11-12，15，17，21-2，35，53，90

Paris，Treaty of，173，175，177-8，184

Parliament，5，6，14，21，80，92，95

George III’s 1775 address to，10-11

Howe brothers in，37，179
limitation of monarchical power by，49
opposition to militarization of colonial conflict in，7，181，182，202n26
resistance to authority of，8-9，19，59，80，91，130，144，178

Patterson，James，80

Pell’s Point，Battle of，168

Peloponnesian War，164，165

Pendleton，Edmund，60，100，101

Pennsylvania，54，82，166

Committee of Public Safety，75
constitution of，56，106

Continental Congress delegates from，7，16，18，52-3，57，94
loyalists in，13，52
militia units from，108
see also specific cities and towns

Pennsylvania Evening Post，21

Pennsylvania Packet，16，145-6

Percy，Gen.Hugh，125

Perth Amboy （New Jersey），131

Philadelphia，8，19，133，178

British attack on，172，194n20

Continental Congress in，see Continental Congress
population of，35
property requirements to vote in，21，53

Washington in，44-5，47

Phoenix （ship），74，78

Pitt，William，7，10，185

Plan of Treaties，98-9，102，142

Polybius，160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94，105

Punic wars，164

Puritans，164

Putnam，Gen.Israel，113，116，119，149，152

Putnam，Rufus，139

Quakers，8，32，53，122

Quebec，4，37，43，44

Battle of，43，44，57，103

Rainbow （ship），125

Rakove，Jack K.，199n1

Reed，Col.Joseph，25，76-9，102，121，139，147，149，154，167
representation，proportional，94，105

Rhode Island，28，32，94，145

Rodney，Caesar，157

Romans，ancient，6，160，164

Rose （ship），74，78

Royal Navy，34，36，49，74，81，122，124，138，148-9
see also Howe，Adm.Richard；specific ships

Royal Society，82

Rules by Which a Great Empire May Be Reduced to a Small One（Franklin），81

Rush，Benjamin，94-5，128-30，163

Russia，11

Rutledge，Edward，91，131，133

Sandy Hook （New Jersey），84

Saratoga，Battle of，174，194n20

Schuyler，General Philip，73

Scotch-Irish，8

Scottish Highlanders，84，116，153

Second Treatise on Government （Locke），65

Serle，Ambrose，69，79，112，133

Sherman，Roger，57，95

Six Nations，43
slavery，20，52，96
avoidance of discussions of，x，41，22-3，55

Jefferson and，59，62，65
sectional split over，93-4
smallpox，20，57，85，103
inoculation for，44，86，104，195n33

Society of the Cincinnati，176

South Carolina，48，91，157，167
slavery in，62，93-4

Sparta，165

Stamp Act （1765），6

Staten Island，34，127

British forces on，49-50，66，68-70，72，73，81，89，108，110

British troops transported to Long Island from，112
peace talks on，131，134，135，140，141，146，147

Stedman，Charles，184

Stirling，Lord （Gen.William Alexander），41，73，159
as British captive，124，129，146
on Long Island，109，116，map 117，118
submarines，75，138

Sullivan，James，22

Sullivan，General John，112-16，118，124，129-30

Summary View of the Rights of British Americans（Jefferson），59，60，62

Tallmadge，Major Benjamin，122，124-5

Tappan Zee，74
taxes，92，94，175
levied by British，6，82
proposed compromises on，9，130
resistance to，8，19，59，130，132

Thebes，165

Thoughts on Government （Adams），16-17

Throg’s Neck，166-68

Ticonderoga，Battle of，33，37

Tilghman，Lt.Tench，123，161

Topsfield （Massachusetts），50-1，55

Tories，41，105，128，163-4

Trenton，Battle of，172

Trumbull，John，61，153

Turtle （submarine），138

Valley Forge，172，174

Vietnam War，208n21

Virginia，26，89，95
commitment to independence of，44，51-2，57，61
constitution of，58，60，100

Continental Army troops from，143，154

Continental Congress delegates from，58-9，94
slavery in，62
see also specific cities and towns

Virginia Convention，52，58，60，96，100-1

Warren，Joseph，25，31，97

Washington，George，ix，39-43，48，71-80，103，108-14，116-29，134-44，147-54，165-8，170，173-7，194n23，202n28，208n22
and Battle of Long Island，110，114，1l8，121，126-7，147，201n2
at Boston Siege，3-4，193n12

British disparagement of，69
and Canadian campaign，43，195n31

Continental Army march to New York from Boston led by，19，23，28，30

Continental Congress and，31-2，57，102，160-1，174-5
councils of war convened by，73-4，122，139，147，167
daily demands on，75-78
and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71-72
and defense of New York，40-1，72-5，112，136-40，147，174
evacuation of Continental Army from Manhattan by，152，156-7，166-8，map 169，180

Farewell Address，99
in French and Indian War，27，37，84-5

General Orders，66-7，72，74，85-6，112，123，126，154

Germain’s threat to execute，136

Hancock and，71，79，135，142，157，162
at Harlem Heights，152-4，156-8，165-6
honor-driven behavior of，xii，121-2，138

Howe’s communications with，83-4，109-10，120，151-2
and Kip’s Bay disaster，149-50

Manhattan headquarters of，40
militia units and，29-30，43，108-9，135
officer corps of，31-3，113-14，134，147，203n35，207n25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25-8，192n2

Reed and，25，76-7，79，121
resolute defiance of British by，79-80
response to British atrocities at Bunker Hill，5
retreat through New Jersey of，184
and “spirit of’76，” 30-1
tactical withdrawal from Long Island，123-6，129，135
at Trenton，172
unrealistic optimism about success against British of，88-90，101
veneration of public for，34，82，106

Washington，Lund，152-3，157

Washington，Martha，44，195n33

Westmoreland，Gen.William，208n21

Whigs，6，7，37，41，180-1

White Plains （New York），167-70

Williams，William，164

Williamsburg （Virginia），58，60，96，100，101

Witherspoon，John，130

Wood，Gordon，208n22

World War I，48，99

World War II，99

Yorktown，Battle of，171，174，18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革命之夏：美国独立的起源/（美）埃利斯（Ellis，J.J.）著；熊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2

ISBN 978-7-5097-6698-9

Ⅰ.①革… Ⅱ.①埃…②熊… Ⅲ.①美国独立战争-研究 Ⅳ.①K712.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47779号

革命之夏：美国独立的起源

著者/〔美〕约瑟夫·J.埃利斯（Joseph J.Ellis）

译者/熊钰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段其刚 董风云

责任编辑/段其刚 白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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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eaucracy：What Government Agencies Do and Why They Do It by James Q. Wilson

Copyright © 1989 by Basic Books，Inc

Preface to the New Edition copyright © 2000 by Basic Book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sic Books，an imprint of Perseus Books，LLC，a subsidiary of Hachette Book Group，Inc.，New York，New York，USA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 新版序言
- 序言
- 致谢

- 第一部分 组织机构

- 第一章 军队、监狱和学校

- 第二章 组织机构的重要性

- 第二部分 操作人员

- 第三章 环境
- 第四章 理念
- 第五章 利益
- 第六章 文化

- 第三部分 管理人员

- 第七章 制约因素
- 第八章 人员
- 第九章 遵从

- 第四部分 主管人员

- 第十章 势力范围
- 第十一章 策略
- 第十二章 改革

- 第五部分 环境

- 第十三章 国会
- 第十四章 总统
- 第十五章 法院
- 第十六章 国家的差别

- 第六部分 变化

- 第十七章 官僚体制的问题
- 第十八章 规章制度
- 第十九章 市场
- 第二十章 官僚体制与公众利益

- 人名索引

- 主题词索引

新版序言

本书的中心议题之一是，政府机构的管理受到了极大束缚，这些束缚限制了管理者买卖产品和任免员工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正是以服务于组织效率和生产力为根本。法律和规章限制了雇佣方式，极大地减少了解雇的可能性，并且把关于公平和程序的大量准则强加在建筑和设施的招投标过程中。

在过去的十年里，改变这种束缚的努力一直存在。克林顿总统和戈尔副总统从他们的第一个任期开始，就力求将联邦政府转变为一个“做得更好、花费更少”的政府，他们采取的方法包括减少官样文章（red tape）、服务优先顾客（与政府打交道的公民）以及授予雇员决断权等。这种努力在官方上被称作国家绩效评估（NPR），一般也被称作政府再造（REGO）。[1]

国家绩效评估与过去的重组计划有很大差异。在1904～1992年的17位总统中，有11位曾设立重组工作组——主要致力于扩大问责、提升效率和扩大总统权力。[2]（在我看来，扩大问责意味着提高政策执行者对必须为该政策负责的更高一级领导者的响应能力。）这一努力取得了一定成功，例如总统配备了更多的助手，预算的起草过程更加合理，但是官样文章方面却没有得到什么改进。

国家绩效评估的设想与以往有很大不同。该评估之前的改革强调官员对上级权威的责任感，而该评估则强调机构对公众的回应。该评估之前的那些报告仰仗对经营效率（business efficiency）的诉求，该评估则从企业文化概念中得到启示。该评估之前的工作力求扩张总统权力，该评估则要求给予政府工作人员权力来恢复公众对政府的信心。

国家绩效评估中的主导性议题是解决现代政府的“根本问题”——过于依赖“庞大的、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在这种解决方式下，创建“不间断学习、创新和改善”的“企业家组织”是必要之举。[3]实际上，国家绩效评估意味着把硅谷的青春气息传递到首府华盛顿的古老传统中。

然而，联邦政府重组努力发生惊人变迁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崇拜年轻人能够制造计算机芯片或发明互联网销售程序，而是渴望扭转民众对联邦政府信心骤减的趋势。1964年，四分之三的美国人认为联邦政府官员做了该做的事情；而现在，持这种观点的人还不到四分之一。国家绩效评估原以为，如果官员“把人民放在第一位”并“取消官样文章”，也许公民们会更满意；说实在的，如果政府官员把人民放在第一位并取消官样文章，他们也许会更喜欢自己的工作。

但是，很难实现人民优先的原则，因为政府拥有最高权力，可以命令民众，甚至可以把民众关进监狱。企业可以把人民放在第一位，因为企业要吸引顾客就得彼此间竞争，但政府不存在和别人竞争的可能性。同时，企业可以通过观察销售额和利润来判断业绩的好坏，所以取消官样文章是可能的；但在政府机构，想取消就困难多了，因为（一般来讲）政府机构不需要处理销售额和利润。

改变政府是困难的，但是也做出过认真的努力。我来描述两个重要的变迁，这两个变迁应该会修正本书的部分内容，因为在本书写作完成几年之后，国家绩效评估才开始实施。

采购

本书的一些章节提到，[4]政府购买昂贵的物品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政府必须遵循政策。这项政策经过精心设计，详尽到一些无聊透顶的购物细节（经常与各卖家没有利好的接触），然后政府还必须公开招标。政府通常会接受最低报价，即便它出自一家相较来说不太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更有竞争力的企业出价稍高）。

例如，当某一公共机构想要购置一台计算机，它的购买方式会不同于企业。企业会与制造商讨论各种类型的计算机，来帮助自身寻找或设计合适的计算机。企业的购置经常会选择自身了解和信赖的企业，甚至不需要描述所需要的计算机类型，有时还会出高价来购买合适的产品和服务。但是，政府机构不会这样做；确定，或即便是企图这样做也可能招致法律诉讼。如果这样做，政府机构的采购就可能会因为勾结、偏私、有失公允和私下交易而遭到指控，这将会在本书的后面看到。因此，政府购买者几乎不会考虑与供应商的采购经历或企业的隐形品质。相反，政府机构必须提供一份详尽描述产品类别的报告，然后接受报价最低的投标。因此，政府机构最终购置的是由售卖方提供的二流计算机，对此我们不必惊讶。

采购对于联邦政府而言是个大问题。每年（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政府都要从商业企业购置2000亿美元的物品，这几乎是全部联邦预算的七分之一。

20世纪90年代时有过改善政府购买方式的努力。史蒂文·凯尔曼（Steven Kelman，上述计算机案例就是从该学者的描述中得来的）被克林顿总统任命掌管联邦采购政策办公室（Office of Federal Procurement Policy，OFPP），该部门隶属于行政管理和预算局（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OMB）。凯尔曼试图改善购买方式，此举得到国家绩效评估工作人员的支持。在他的游说下，国会通过了两项重要法案，即《1994年联邦采购简化法案》和《1995年联邦采购改革法案》。[5]通过这两项法案，加之凯尔曼对联邦机构的力推，相继发生了数个变化。现如今，当购买花费低于10万美元的物品时，法律允许联邦机构不需要制定详细的合同，直接购买现货。就像每家每户一样，联邦机构采购人员从企业购买日用品开始使用信用卡，从而不需要填写复杂的购物订单。有些机构还同意参考一些商业企业的过往经历，进而决定物品的卖家。（当然，一些企业会因为没有被选中而投诉，但是机构可以为自己辩护，只需做一份书面记录来阐明没有选择这些企业的原因即可。）

同时，在购买新的装备部件时，国防部官员开始主动减少细节要求，转而强调部件的性能。五角大楼可能是对采购政策改变最多的，因为它的宗旨就是充分利用。那个时候，五角大楼的预算锐减；因此，想要买到所需的新装备，就需要最大效用地使用采购预算资金。更简单和更便宜的采购就意味着可以买到更多需要的装备。（因为国防部官员开始改变与承包商的购买方式，本书第十七章的描述现在看起来有些过时了。）

但是，不管法律如何规定，不论政府机构要求什么，采购改革的问题依然存在。凯尔曼发现，问题的关键是执行——说服采购人员采用一种更简单的方式进行采购。一些机构仍然相信，新的、改良的采购方式会让自身陷入麻烦——这种担心是合理的，因为事实是，一代又一代的公务员曾因为青睐某些供应商或因为未能草拟冗长且详细的采购说明书而遭受指责。而且在任何情况下，美国的法律仍然对采购设置了限制。在采购时，法律依然要求政府机构优先考虑美国企业，并特殊照顾由女性、残障人士、残疾退伍军人和少数族裔创建的企业。

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尽管有上述担忧和法律限制，很多政府官员依然努力以更富成效的方式进行采购。法律系统固然会限制政府官员，但法律运作中存在着的文化也会起作用。长远来看，只有时间才能证明这种文化是否会变化。

人事

国家绩效评估也想改革联邦人事政策。1993年，人事管理局（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OPM）负责人说，他支持“激进变革”[6]，国家绩效评估也从三个方面支持这一观点：允许机构运行自己的人事系统，激励雇员对自己的业绩负责而不是只盯着程序，鼓励企业家行为。为表明联邦政府的变革，克林顿总统废除整个《联邦人事手册》（Federal Personnel Manual），尽管人力资源专家倾注了几十年心血制定这部手册的规则，但现在已经变成无可救药的长篇大论和荒芜的智力遗产。

然而，人员的雇用和管理方式却没有什么改变。事实上，《联邦人事手册》被废除之后，还没有新的替代品供参照，人力资源专家们一时也手足无措，因为一直陪伴他们的手册被废除了。[7]人力资源局应该放弃作为公务员法规最高执行者这一传统角色；该局应该帮助政府机构负责人招募到急需的员工，起到支持性的作用。同时，国家绩效评估也敦促，涵盖大多数联邦雇员的15个薪俸等级应该改变成更宽泛的薪俸档次，这样一来，政府机构便可以更自由地根据自身的需要和雇员的能力来发放薪金。

但是，体现这些新方法或扭转人力资源管理者思维定式的法律还不可能通过。有几个法案都没有成为法律，如“文官系统精简法”、“联邦人力资源系统重组法”和“混合文官系统改革法”。如果这些法案得以通过，人事管理者就会被分配到各个政府机构，人事管理局昔日的权力就会锐减。

不仅法案没有通过，文官系统自身也在裁员。在克林顿时期，联邦政府机构工作人员减少了大约12%（裁减得最多的部门是国防部）。一些裁减是通过买断尚未退休的联邦工作人员来实现的。但是，这样做导致联邦工作人员年龄偏大，同时大部分年轻人升迁的机会也丧失了。

尽管如此，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由于很多旧有文官系统法规的束缚被解除，联邦航空管理局就更有可能招募到合格的空管员。公众对国内税务局的强烈批评引发了一些改革，该局的人事政策得到了完善。而且，一些机构的人力资源管理也已经得到了改善。

在所有新招募的员工中，尽管有将近70%的人可以绕开旧有的由中央统一管理的测试和招聘系统，但也很难让有能力的人效力联邦政府。现在，联邦政府的薪水经常低于私人部门，招聘高技能人才的竞争又很激烈，同时政府还必须考虑雇用的少数族裔的数量。然而，人事文化本身并没有变化；正像帕特里夏·英格拉姆所报告的，联邦机构已经习惯遵守规则了，因此会继续遵守下去。[8]

有些努力仍然没有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有影响力，包括本书第八章所描述的为改善联邦管理的试点项目，特别是在中国湖（China Lake）海军航空站为改善雇用和支付工人工资所做出的努力。正像本书原本所揭示的，国会和其他联邦机构还不是很在意中国湖和其他几个地方的试验。

克林顿总统尝试了新方法，即在几个机构里建立很多“重建实验室”。这是非正式的努力，利用雇员的建议来抛弃愚蠢的法规。（在一个案例中，实验室要解决如何将一小笔钱——如25美元或30美元——计入机构的信用卡的问题，前提是员工还没有得到详细的书面认可。）这些实验室可能是重要改革的源泉，但现在就下定论还为时过早。

改变员工的雇用和管理方式是困难的，其中最关键的原因可以追溯到文官系统的矛盾性。正像英格拉姆指出的，这些法规通常具有分裂的个性：“一方面，它们要保证稳定的职业员工长期免于不良的政治影响；另一方面，它们又要为联邦机构的领导人们提供一批反应能力强的职业员工。”[9]无论国家绩效评估如何规定授权，在政治独立性和政治责任感之间找好平衡都非常困难。正如保罗·莱特所说，规则主导一切：政府将会“遵从严密制定的规则和法规来限制联邦机构的判断力”。[10]

使联邦机构更好地运转

1993年，国会通过并由总统签署了《政府绩效与结果法》（Government Performance and Results Act），该法旨在更自如地把个人业绩、机构绩效和社会目标捆绑在一起。该法的机制之一就是评估雇员业绩。

但如何实现评估呢？现在大多数雇员都能得到非常高的评级，原因是几乎没有客观的方法把员工业绩和机构绩效联系到一起。[11]在商业公司中，员工的报酬是有管理的，也与政府的标准不一样，而且（当有激励薪酬计划的时候）在许多情况下，经常是以员工业绩加上公司整体绩效为基础的。如果企业经营得好（体现在利润、市场份额和股票价格上），员工就会获得奖金；从理论上讲，奖金的多少取决于员工对企业做出了多大贡献。相较之下，在政府机构中，报酬绝大部分是靠立法机关确定的标准，而且用来提升机构总体绩效的措施即使有，也不多。结果就是，政府绩效评估的评级总是很高，因为进行评估绩效的管理人员深知，能够降低绩效评级的客观依据即使有，也不多。由于客观依据少，雇员得到的评级如果过低就会抱怨；如果主管的一些朋友得到比较高的评级，就会被看作是偏袒。

通过上述对采购和人事状况的描述，可以看出推动政府有更好表现的因素将继续存在。和第一版的论述相比，本书对官僚机构的论述没有必要做根本性的改动。

国家绩效评估希望创建一个成本开销更少的政府，但真正的成本节约——纳税人可以看到这种节约——并不是通过政府管理的循序渐进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削减政府管理的项目来实现的。整体而言，选民希望政府的总体花销要更少，但是，他们也希望政府在一些项目中加大投入，包括打击犯罪、药物滥用、教育、公民权利、环境等。20世纪50年代，没有一个此类项目获得联邦预算的重点支持；政府的行为主要局限在非常简单的事情——投递邮件、修建公路、增设公园、从事研究、为各种群体提供补贴、保卫国家。现在，通过邮件投递的好坏、修建公路和公园成本高低以及补贴发放的快慢来评判机构绩效可能会容易得多，但是通过降低药物滥用、增进公民权利或儿童教育来衡量机构绩效几乎是不可能的。

同时，国家绩效评估也想减少官样文章。但是，就像赫伯特·考夫曼（Herbert Kaufman）指出的，官样文章是由有组织的政治集团制定的，旨在制约联邦政府的管理来保护自身的利益。[12]对许多集团而言，官样文章越少，收益就越少。例如，很多利益集团想要看到更好的公路，对它们而言更好的结果是，修建的公路质量高、价格低，同时要满足其他利益方的需求。让我们来看下面这个例子：1956年，依靠只有28页的《联邦援助高速公路法案》（Federal Aid Highway Act）建造了州际高速公路。35年之后，建造州际高速公路得到重新授权，这次依靠的是293页的《联合运输地面交通效率法案》（Intermodal Surface Transportation Efficiency Act）。长度的不同意味着限制的成倍增长：到1991年时，我们不仅想要修建更多的公路，我们还希望能够以惠及公共交通、减少空气污染、鼓励使用座椅安全带和摩托头盔、保护历史遗迹、抑制污染和户外广告、使用可回收的橡胶生产沥青、从美国企业购买钢铁、将女性视为弱势个体、保护美国印第安人保留地等方式修建它们。你可以去查阅。但是，我怀疑如下的说法，即由于1991年高速公路法案的存在，员工有了自主权或者对雇员的管理更加容易。

很明显，现今民众对政府的信心比过去低很多。在过去，政府做的事情要少得多。毫无疑问，信心降低的原因有很多——对抗性媒体的兴起、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的影响，以及社会问题的增加。但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政府尝试去做一些任何人都做不好的事情。

同时，当政府做一些自己不能完成的事情时，还会受到另外一种折磨，即人们会把政府和具有竞争性的商业公司来对比——并不是因为商业公司的员工比政府的雇员好，而是因为它们只需要争取顾客即可，不需要为（受制的）民众服务。国家绩效评估也想让政府留给顾客好印象，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它已经成功促使一些机构提供更好的信息，为政府程序提供更清晰的指导，以及电话响三声后就马上接起来。如果一个人在政府机构中得到的服务能够与麦当劳或汉堡王的最低工资雇员所提供的服务一样好，那将是很好的。但是，当拜访完麦当劳和我所在地区的邮局之后，我并不看好国家绩效评估——或者任何的政府努力——能够大有作为。

当你读完政府存在很多制约因素的长篇大论之后，你可能会认为，我对美国的政治体制太悲观了。其实，我一点都不悲观。任何一个民主政府都会存在这样的问题，美国政府已经注意到了这些缺点，并尝试修正最坏的方面，这一点比国外大多数政府做得还好。事实上，按照大多数民主政府的标准，和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的很多政府机构更友好和合作。美国宪法体系的特征是分散权力和鼓励干预，结果导致两种截然相反的官僚效果：更加友好和更具回应能力的公民服务机构，以及更加死板和更具有对抗性的公民管制机构。

这本书旨在尝试大体上阐明官僚体制的真实情况。本书第一版是10年前出版的，但中心议题不需要更改。当然，官僚体制运转的确发生了一些细微变化，正像前面提到的关于采购和人事方面的努力。同时，国家绩效评估也许会适时保留这些变化的重要遗产。但是，现在我们只能说，判定国家绩效评估的实际效果还为时尚早。简单地说，尽管在努力的过程中，一些细节被这样或那样地改变了，但宏观局面并没有变化。

詹姆斯·Q.威尔逊

[1] “政府再造”是一本广为人知的著作的名字，该书分析了政府缺陷并提出新的解决方案。见David Osborne and Ted Gaebler，Reinventing Government（Reading，Mass.：Addison-Wesley，1992）。这本书的两位作者也参与了国家绩效评估。

[2] 接下来的论述部分取自我的文章《再造公共管理》（Reinvent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载于 PS：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December 1994），667-673。

[3] From Red Tape to Results：Creating a Government That Works Better and Costs Less，Report of the National Performance Review，September 7，1993（Washington，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3，5.

[4] See pages 121-122，240-241，and 321.

[5] 这里我遵循以下这本书中的论断：Steven Kelman，“White House-Initiated Management Change：Implementing Federal Procurement Reform，” in James B. Pfiffner，ed.，The Managerial Presidency，2nd ed.（College Station：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1999），239-264。

[6] Quoted in Tom Shoop，“Managing Workers of America，Inc.，” Government Executive（July 1993），39.

[7] 我在本段和接下来几段中的论述受惠于帕特里夏·W.英格拉姆（Patrica W. Ingraham）教授，主要是她的以下文章：“A Laggard’s Tale：Civil Service and Administrative Reform in the United States，” Research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Vol.5（1999），173-87；以及Ingraham and James R. Thomson，“The Civil Service Reform Act of 1978 and Its Progeny：The Promise and the Dilemma，” in Steven W. Hays and Richard Kearney，eds.，Issues in Contemporary Public Administration，3rd. edn.（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94），54-56，72。

[8] Ingraham，“A Laggard’s Tale，” 179.

[9] Ingraham，“A Laggard’s Tale，” 181.

[10] Paul C. Light，Monitoring Government：Inspectors General and the Search for Accountability（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93），12.

[11] 布鲁金斯学会的保罗·C.莱特（Paul C. Light）与人事管理局局长珍妮丝·拉钱斯（Janice Lachance）关于此论题有过争论。参见《政府行政部门》（Government Executive，October 1999 and December 1999）。

[12] Herbert Kaufman，Red Tape（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77）.

序言

本书力图解释政府部门，即官僚机构如何运行。尽管本书部分章节也涵盖了国外政府机构的运作——一些人对此比较感兴趣——但本书主要关注的依然是美国。在最后部分，我专门用一章来展示我对美国和国外官僚体制差异的思考。

本书详细阐释的对象包括：警察局、学校体系、中央情报局、美国军队、国务院、管理委员会、邮政总局、社会保障总署、美国陆军工程兵团、林务局等。详细阐释的用意不在长篇大论，而是让读者相信，官僚体制并不是我们有时所想的那样简单划一。现实经常不同于学术理论和公众偏见。

对现代国家演进感兴趣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已经探讨了社会的官僚化。马克斯·韦伯就是这一传统的开山鼻祖，尽管他的一些具体主张已被证明有误，但依然值得我们重新细读。不过，此类细读将会让我们把官僚体制视为自成一体的庞然大物——社会组织的一种独特形式。通过把一些通则运用到具体案例，这种独特形式的存在就增加了政府行为的可预测性。官僚体制里的成员拥有职权、享有终生事业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同时还操纵着权力杠杆。这使得官僚体制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普通民众和政坛人物与之进行着徒劳的搏斗。

这种看法部分正确，但是不加实质性的修正便全盘接受会让读者难以了解美国官僚机构（也许还有普遍意义上的官僚机构）的一些重要特征。许多官僚机构不能把一些通则运用到具体案例，同时它们明确抵制任何通过清晰而普遍的规则来阐释它们的政策的努力。在日益增多的官僚机构中，从权力和重要性的角度来看，依靠官职建立权威的人员在经过专业培训建立权威的人员面前黯然失色。想象中官僚机构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这一看法和现实是相悖的，因为现实情况是，美国的立法机构质疑、非难并采用其他方式影响着官僚机构。官僚机构的行为有时是有规律和可预测的，但也经常会充满着不规律性与不可预测性。有些官僚机构会抵制变化，但是其他官僚机构经常参与结构重组和信条修正。马克斯·韦伯的深刻见解是有益的，但只是在一定层面上。超出了这个层面，区别要比概化更为重要。

经济学家和政治科学家已经开始把曾经用来解释商业公司行为的分析方法原封不动地应用到政府机构上。就像企业家被认为始终在使他们的“效用”最大化，官僚人员现在也同样被认为在使他们的“效用”最大化。商业人士的效用被假定为利润；官僚人员的效用被假定为和利润相似的东西，如薪金、官阶或者权力。因为官僚人员和商业主管都是人，所以假定他们对更加喜欢的东西孜孜以求也是可以理解的。以这样合理的假设为前提，一些有趣的官僚行为理论就应运而生了。但截至目前，这些理论依然语焉不详。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官僚人员的偏好多种多样，他们的行为中只有一部分可以通过他们奋力获得更高的薪水或更大的预算这一假设来解释。除此之外，官僚人员对他们自己的薪金、职位以及预算的掌控力远不如商业人士。基于上述或其他有待挖掘的原因，政府机构拒绝承担新任务或者千方百计放弃它们正执行的任务就不足为奇了。

民众与纳税者对官僚体制也有他们自己的整体理解。他们认为官僚人员就像一匹老马，慵懒而无力，在繁文缛节和官样文章中拖沓度日，竭尽全力想游离在本职工作之外。这样的官僚机构自然而然会衍生出浪费、欺诈、滥用和管理不善。但从一项关于民众与官僚机构接触体验的民意调查中，我们会发现上述观点明显言过其实。在调查中，大多数受访者认为他们的接触体验是正向的，认为官僚人员乐于助人、与人友善并且精明能干。[1]这也就意味着那些懒散和平庸的官僚人员一定是为民众看不到的某一其他机构工作。而其他机构是什么并不清楚，似乎没有人能够确认，但是每个人都确定它一定存在。也许那是一个花费435美元买一把斧头的机构。但是，如果你仔细去调查，甚至你会发现我们的判定有夸大的成分，即并不存在435美元的斧头，但这个时候再让别人去相信为时已晚。（在第十七章，我将会具体阐述。）

其实，公共管理方向的学者已经对官僚机构做了大量详细的研究。如果我们坐下来静心读完就会发现，官僚机构确实如此。这些著作认为：有些官僚人员如同老马，但大多数官僚人员并非如此；官僚机构中存在自私自利的行为，但也不乏有人着实为了更远大的目标工作；确实存在一些衍生和应用规则的韦伯式官僚机构，但并不是全部。不过，没有多少人坐下来把全部研究成果读完。我是尝试过的。本书会总结我的发现。

这本书吸收了我25年来所进行的官僚机构研究和教学成果，也吸收了他人撰写的书和文章，以及（尤其是）那些与我一起工作过很多年的研究生撰写的博士论文和研讨会论文。另外，我当过3年海军军官，曾任各种总统委员会的兼职顾问或成员，这些经历也对学院知识有所补充。虽然我从这些经历中了解到许多情况，但本书并不包含任何“内部消息”，所有信息都是从已经公开的材料中获得的。我不喜欢那种不负责任地披露内幕的回忆录，尽管现在这种方式变得非常流行并且有利可图。许多这类回忆录会不时地出现一些有关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和缉毒局等机构工作情况的描述，且没有标注明确的资料来源（那些标明出处的除外）——这些皆为我本人在担任顾问期间耳闻目睹的情况——亵渎了公众曾经给予其作者的信任。我想，在没有第一手材料支撑的情况下，任何研究这些机构的学者都能很快写出同样的东西。

我希望借本书的写作，论证或至少是阐明一种关于官僚行为的通俗、简练和全面的理论。当我还是个年轻学者时，由于年少轻狂，曾希望能够（最好是由我本人）创建出这样一种理论。我甚至还打算做出几个版本。结果我并没有研究出一个关于官僚体制的理论，而是对有关官僚体制某一方面的理论进行了无足轻重的修修补补。30多年前，詹姆斯·G.马奇（James G.March）和赫伯特·A.西蒙（Herbert A.Simon）曾写道：“尽管组织机构在各种术语中经常被提及，但出于理论兴趣来探讨组织机构的成果并不多见。”现在的情况依然如此。[2]因为很明显，人们仍然频繁地引用马奇和西蒙的研究来支持各种观点。在几十年来一直探讨组织机构这一主题后，我现在开始怀疑，是否真正存在称得上“组织理论”（organization theory）的东西。理论当然会存在，但往往过于抽象或笼统，也解释不了什么问题。令人感兴趣的解释也会存在，有些还以事实为支撑，但依然是片面的，受到地点和时间的局限。许多学者不同意我的观点，因为他们有更多的话语权。找到一个全面、系统、经过检验且能够真正解释有关各种组织的众多有趣现象的理论，是最令我高兴的事情了。同时，如果有人试图阐明有关政府机构所有的（或至少是大部分）复杂性并尽可能接近官僚机构运行的实际情况，这种理论将有助于公众评论和大学生的学习。

本书接下来的内容没有很强的理论性，也没有很强的实用性。读了这本书，你学到的关于如何管理政府机构的知识（如果有的话）并不会很多（尽管你也许会认识到，不论你如何尽了最大努力去改变政府机构的管理办法，原来的做法依然被承袭）。那为什么要读这本书呢？只是因为你感兴趣，而且可能想知道更多关于我们政府如此运行的原因。对我来说，这个理由便足够了，近三十年来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

[1] See the opinion surveys summarized in Charles T.Goodsell，The Case for Bureaucracy，2nd ed.（Chatham，N.J.：Chatham House，1985），chap.2；and Daniel Katz，Barbara A.Gutek，Robert L.Kahn，and Eugenia Barton，Bureaucratic Encounters（Ann Arbor，Mich.：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1975）.

[2] James G.March and Herbert A.Simon，Organizations（New York：John Wiley & Sons，1958），5.

致谢

我主要受惠于我的学生，是他们让我感受到工作的特别之处，从他们各自的研究中，我学到很多关于官僚体制和行政管理的知识。他们的论文、著作和文章都在本书中被我引用，但是，我从他们那里学到的远比学术引用多得多。

多年以来，不管我供职于哈佛大学，还是在现在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阿尔弗雷德·斯隆基金会（Alfred Sloan Foundation）一直资助我的学生和我本人的大部分研究。该基金会的副主席亚瑟·辛格（Arthur Singer）自始至终对我研究公共管理知识感兴趣，并一直提供资金支持，真的十分感激。在我看来，他是一个完美的基金会执行官：睿智、风趣、耐心、包容。

我的如下同事阅读全书并给出了意见：爱德华·C.班菲尔德（Edward C.Banfield）、彼得·B.克拉克（Peter B. Clark）、玛莎·德斯克（Martha Derthick）小约翰·J.迪伊乌里奥（John J. DiIulio，Jr.）、伊丽莎白·朗比（Elisabeth Langby）、特里·M.莫（Terry M. Moe）、约翰·蒂尔尼（John Tierney）。其他一些同事根据各自的研究专长阅读了部分章节：乔尔·阿伯巴奇（Joel Aberbach）、艾略特·科恩（Eliot Cohen）、莫里斯·菲奥里纳（Morris Fiorina）、克里斯托弗·福尔曼（Christopher Foreman），J.罗纳德·福克斯（J. Ronald Fox）、伯纳德·J.弗里登（Bernard J. Frieden），理查德·赫尔姆斯（Richard Helms）、诺里斯·霍根斯（Norris Hogans）、罗伯特·A.卡茨曼（Robert A. Katzmann）、亚瑟·马斯（Arthur Maass）、R.谢普·梅尔尼克（R. Shep Melnick）、杰里米·拉布金（Jeremy Rabkin）、苏珊·兰维尔（Susan Rainville）、史蒂文·罗森（Stephen Rosen）、加里·施密特（Gary Schmitt）、凯文·P.希恩（Kevin P. Sheehan）、柯蒂斯·J.史密斯（Curtis J. Smith）、尼娜·斯图尔特（Nina Stewart）、小查尔斯·沃尔夫（Charles Wolf，Jr.）。尽管他们都给出了建议，但我还是坚持保留散见于本书的错误与冗余部分。

克里斯托弗·福尔曼、罗伯特·卡茨曼、约翰·蒂尔尼三位学者分别为我承担了他们自己在行的研究，有的研究政府机构，有的研究议题。我很感谢他们能够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并让我知道，像我这么一个加利福尼亚人不回到东部考察一手材料就不能很好地进行研究，而且这真的是任何一个加州本地人都付不起的代价。我同时也感谢玛莎·德斯克和史蒂文·凯尔曼，他们两人允许我提前阅读到他们还未发表的关于社会保障总署和联邦采购政策的文稿。

我还得到朱莉娅·瓦特·利贝斯金德（Julia Watt Liebeskind）和卡洛斯·华雷兹（Carlos Juarez）有价值的研究帮助。

我要特别感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约翰·安德森管理学院（John Anderson Graduate School of Management at UCLA）以及该院院长克莱·拉福斯（Clay La Force）。到现在我依然不知道为什么克莱及其同事会让我对自己现在的研究议题感兴趣，而这些论文与商业管理没有任何关联。

J.Q.W.

第一部分 组织机构

第一章 军队、监狱和学校

1940年5月10日，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Gerd von Rundstedt）将军麾下的A集团军群从德国驻地出发，越过毫无抵抗的卢森堡，以及只有轻微抵抗的比利时，直击法国。至5月13日，埃尔温·隆美尔（Erwin Rommel）将军率领的第七装甲师已在比利时迪南（Dinant）附近渡过默兹河，海因茨·古德里安（Heinz Guderian）将军部下的第十九装甲军团的部分人马也已在法国色当附近渡过默兹河。5月14日，古德里安派遣两个装甲师全速西进。至5月19日，他们已越过法国北部的索姆河（the Somme），并于当日黄昏时候抵达阿布维尔（Abbeville），与英吉利海峡已相去不远。5月底前，英军从敦刻尔克撤退。6月22日，法国投降。仅用六周的时间，德军便击溃了英国、法国和比利时联军。在很多人眼中，这场战役堪称当代最伟大的军事胜利。

德国的这一胜利成为“闪电战”（blitzkrieg）的典范。这个名词变得如此熟悉以至于我们将它误以为是一个注解。事实上，军官和历史学者了解其间的差别，但公众可能（会）认为，德军胜利的关键，蕴涵在我们脑子里关于“闪电战”的概念之中：全民动员、毫无预警的突袭、凭借人数优势和大量先进的坦克及飞机征服了隐藏在马奇诺防线堡垒之中的法军。公众的这种观点认为，在战略、资源以及由意识形态教化和中央集权所点燃的战争狂热等方面，德国均胜过法国。

事实上，公众的这一观点所涉及的诸方面要么违背事实，要么具有严重的误导性。事实上，德国已经向法国和英国暴露足够的信息——战争即将来临：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法英两国随即进行战争动员；同盟国军队移师前方防地进入前沿阵地，对德军的进攻严阵以待。有一点我们可以确认，在长达8个月的“静坐战”（Phony War）期间，英法盟军普遍无所事事，士气逐渐低落。但在波兰（以及后来的挪威）沦陷之后，有大量预兆可揭示德国的战略企图。1940年3月，法国情报机关截获了一份相当准确的情报，即德军正在色当对面集结；法国驻瑞士武官报告称，德国已在莱茵河上修筑了八座军用桥梁，该报告甚至非常准确地做出了预测，即德国将于5月8日至10日袭击色当。[1]遗憾的是，法国几乎完全没有空中侦察能力；而当一名法国轰炸机飞行员报告说有一列长达60英里的德军车队正日夜兼程地朝阿登（Ardennes）方向挺进时，竟无人相信他的报告。但事实上有很多线索可循。

德国陆军规模不及法军[2]，坦克的数量也少于法军。1939年，法国陆军拥有超过2342辆坦克（德国陆军只有2171辆），跟德军最好的坦克相比，法军最优良的坦克体积更大、火力更猛。[3]（不过，跟德军不同，法军的坦克缺乏无线电系统，因此难于操控，不适合协同作战。）法国空军稍弱于德军，但如果加上英国和比利时的空军，那么纳粹空军可能就不强于（甚至还会弱于）其对手了。[4]德国用于最初进攻的装甲军团机动化程度颇高，但并非整个德国陆军都是如此。由坦克编队发起的闪电袭击总会出现在我们模糊的记忆中，但我们往往忘记的一点是：1940年，大部分德国陆军还依靠步行行军，而且其大部分补给也还由马拉货车拖运。（直至1943年，一个标准的德国步兵师配有942辆机动车辆、1133辆马拉车辆，所需补给的干草和燕麦的吨数为燃油和汽油的两倍。[5]）

此外，默兹河前线的关键之战并非由坦克或飞机，而是由步兵完成的。这些步兵划着橡皮筏渡河，然后攀上陡峭的河堤，或者在敌人的炮火下躲闪着穿越开阔地带。虽然有大炮、飞机和坦克提供掩护，但这些交战获胜的关键在于步兵。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士兵并没有以高涨的爱国热情来响应战争动员令。征兵站外没有出现拥挤的景象。历史学家阿里斯泰尔·霍恩（Alistair Horne）后来写道：“人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仍记忆犹新，此时的口号……已变成‘让我们交差了事’。”[6]但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德国人就会蜂拥而至他们的征兵站。毕竟，1914～1918年一战期间，双方都损失惨重。德国的政治领导集团极力向其重建的军队灌输纳粹意识形态，这一努力在军官层级似乎获得了成功；确信无疑的是，纳粹党卫军（SS）已经接受了这种意识形态。学者们曾一致认为，意识形态并没有在德军的战斗凝聚力方面起到任何作用。而如今，新的研究正向这一观点发起挑战。但是，无论纳粹在动员德国士兵方面取得了多大成功，我们并不清楚普通士兵的动力是否来源于对纳粹的狂热。[7]1940年，德国士兵打得很艰苦（堪比1944年他们在面对强大得多的盟军部队撤退时的情形），但我们并无理由认为政治狂热和战斗力形成之间有紧密联系。正如任何国家、任何时候一样，参与战斗的德国士兵们心存恐惧，但也怀着不辜负（或至少表面不辜负）同班或同排伙伴之期望的心理。

有人可能认为德军杰出的战略足以弥补它在人力物力方面的局限。因为它奏效了，德军的战略确实很了不起，但实际上这一战略也极其冒险，而且也很可能以失败告终。另外，战略本身对战争是否具有决定作用，对于这一点我们也并不清楚。

起初，希特勒希望德军穿越荷兰和比利时，沿英吉利海峡的海岸进攻法国。1939年10月，埃里希·冯·曼施坦因（Erich von Manstein）将军获得了这项作战计划的材料，并得出了这一计划行不通的结论：它缺乏明确的战略目标，不能创造出摧毁法军的机会（德国认为法军大部会驻扎在德国攻击区域的南面）。另外，一名身携绝密文件的德国军官由于乘坐的飞机坠毁而落入比利时人手中；从这些文件可清晰地解读出德国将进攻比利时，相应地部分法军会移师北上。

但是，如果不取道比利时发起袭击，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呢？曼施坦因建议取道比利时和卢森堡最南端的阿登森林（Ardennes Forest）。这条路线具有它的优势，德军可以经此路线直逼巴黎，一路平坦开阔——当然德军首先需要穿越阿登森林和索姆河。但是，这些坦克、卡车以及数以万计的军队怎样才能穿越森林、渡过河流呢？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它的风险：通过铁路运输一个装甲师至少需要80列55节车厢的火车。一旦这支装甲纵队下了火车，开上一条平坦的道路之后，他们就会拉长为一支延伸70英里的队伍，行进的速度跟步行相差无几。[8]在发起行动的几天之前，法国侦察机就可能侦察到这一行动并立即洞悉德军进攻的方向。如果这支装甲纵队开到一条狭窄而蜿蜒曲折的道路上——一路上峡谷中岩石密布，丘陵中草木丛生——一旦领头的坦克发生故障，紧随其后的成百上千辆坦克和卡车便动弹不得，入侵行动将只能作罢。

退一步说，即使他们不会遭到空袭，也不会出现难以解决的故障，当汇聚在一起的坦克纵队钻出森林，然后渡过一条宽达一两百码的河流，爬上陡峭的对岸后，还必须避免因彼此干扰而陷入混乱。再退一步说，假设这些困难都被设法克服了，最终他们抵达一个敞开大门的国家，可一路碾平，直指巴黎和英吉利海峡。但当部队掉转方向由南改而往西，整个纵队的南翼都将暴露在法军面前。德国陆军元帅费多尔·冯·博克（Fedor von Bock）认为，如果这个计划能成功，它必须得“超越理智的界限”。“我们的南翼需要保持与马奇诺防线10英里远的距离隐蔽潜行，但愿法军作壁上观，无所作为！……当200英里长的南翼暴露在法国大军的主力面前时，我们接着需要祈祷可以一路行军直至海岸。”[9]

尽管法国马奇诺防线在当代颇受嘲讽，但它实际上对德军的作战计划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个防御工事系统，从卢森堡南部的西南角延伸至与瑞士交界的东南部，曾被认为坚不可摧，历史会永远告诉我们是如此，我们也必须认为事实确实如此。除了一个小堡垒之外，整条防线在法国投降前一直在抵抗着德军。[10]德军倾向于不对其发动攻击，他们担心攻击会导致法军对德国侧翼进行反击，从而对德军造成严重威胁。

博克的主张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就在德军发起进攻的三个月前，希特勒批准了曼施坦因的计划。这一计划最终获得了成功。

当小约翰·J.迪伊乌里奥教授走进得克萨斯州亨茨维尔（Huntsville）最高安全等级监狱时，这里井然有序的氛围使他大为吃惊。囚犯们身着统一的白色囚服，走动时不声不响，礼貌地与看守人员讲话，称呼他们为“长官”或“上司”。很少有囚犯走过来与迪伊乌里奥或其他参观者搭话。囚室简陋但很干净。走廊整洁，窗户玻璃完好无损。餐厅的食物干净且种类丰富，很多都直接采摘自监狱农场。教室里的教学活动有条不紊，教师显然控制着局面，课程计划得到实施，犯人的吵闹声也降到了最低。几乎所有囚犯都在监狱产业中工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监狱农场。[11]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迪伊乌里奥教授走进密歇根州杰克逊（Jackson）最高安全等级监狱时，这里吵闹嘈杂，充满紧张的气氛。囚犯们并未穿着统一的囚服，他们想穿什么就穿什么。他们随心所欲地四处走动，经常用威胁的语气并使用绰号和看守讲话。他们要求知道迪伊乌里奥的身份和他此行的目的，并用猥亵的语言描述看守的家事和体格特征。囚室内塞满了各种私人物品，通常堆得乱七八糟。餐厅里的食物质量低劣。课堂教学——如果有的话——是在监狱进行的，这时监狱就像挂着黑板的丛林，充斥着大声喊叫、攻击性的喧闹嬉戏、针对老师的嘲弄威胁，这些并非偶尔发生，而是家常便饭。

在马萨诸塞州沃波尔（Walpole）最高安全等级监狱，情况更为糟糕。迪伊乌里奥看到一些囚犯躺在床上，身体被床单裹得严严实实，像个木乃伊一样。一名狱吏解释说这样做是为了防蟑螂。一名囚犯抢过一根顶端露出尖锐铁钉的木棍向看守挥舞。还有一个囚犯威胁说要把一名看守从三层的囚室扔到底层的水泥地上。餐厅食物的质量和数量也时好时坏。有些时候，连热咖啡都不供应。

其他观察者的观察发现以及各州惩教署的数据都证实了迪伊乌里奥观察到的现象。得克萨斯州监狱里的暴力程度远远低于其他各大州的监狱。1977～1979年，得克萨斯州囚犯的自杀率不到密歇根州的一半，而且连加利福尼亚州的六分之一都不到。[12]布鲁斯·杰克逊（Bruce Jackson）写道：“在这些大州里，只有在得克萨斯州，囚犯在监狱里待着会比在外面更安全。”[13]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一个调研小组得出的结论是：在提升囚犯安全方面，“得克萨斯州的管理体制被认为是全国最成功和最有效的……设施整洁，远离骚扰”。[14]尽管得克萨斯州的看守一贯严格执行规章制度，而密歇根州的看守不可否认地放任了许多囚犯的违规行为，但关于在重大事件中违反至少一项纪律的囚犯比例方面，得克萨斯州就比密歇根州低得多。[15]得克萨斯州囚犯的自杀率也大大低于密歇根州囚犯。[16]

得克萨斯州监狱的良好秩序并非只是由于投入了教育或咨询项目。该州提供了全面的医疗和教育服务，并建立起各种各样的监狱产业——从农业到软件编程，不一而足。

然而，得克萨斯州监狱内井然的秩序并未能永远延续下去。大约从1983年开始，该州监狱的暴力和无秩序程度逐渐加剧。1978年，该州的监狱内还没有出现自杀行为，到1983年时却发生了10起，到1984年竟增加至25起。6年之间，谋杀率也增加了6倍。[17]其他统计数据也证实了这一令人不快的趋势。囚犯殴打监狱看守和其他囚犯事件的数字也急剧攀升。[18]曾经一尘不染的走廊现在垃圾满地，曾经干净完好的窗户变得肮脏破损。按种族和民族组织起来的掠夺性囚犯团伙冒了出来。囚犯的状态和行为举止恶化。但很多年来，得克萨斯州的监狱都一度是全国的典范。

仔细观察后我们发现，对得克萨斯州的优越性，我们脑中最初显现的解释是不正确或是不完全的。金钱并非问题的关键：密歇根州（以及大多数其他大州）平摊到每个囚犯身上的花费要远高于得克萨斯州。也非人力的原因：得克萨斯州为每百名囚犯所分配的守卫也要少于密歇根州。也不在于守卫所接受的培训量：在得克萨斯州，守卫只接受80小时的正规岗前培训；而在密歇根州，小时数为640。问题也不在于拥挤程度：在得克萨斯州的监狱里，每平方英尺建筑面积的囚犯人数要比密歇根州或加利福尼亚州多。也不是因为压制程度：尽管各方意见有分歧，包括迪伊乌里奥在内的大多数外部观察者，几乎没有发现有任何守卫施暴行为的证据。［我们有理由相信，有一些“囚犯管理员”（building tenders）在受监狱委托管理其他囚犯时会滥用职权，使用暴力威迫其他囚犯。但监狱内暴力水平整体不高这一现象说明，这种囚犯施予囚犯的暴力本身并不能解释得克萨斯州监狱更具秩序的本质。］

得克萨斯州的囚犯跟加利福尼亚州和密歇根州相比稍有不同。因为得克萨斯州的法官更可能将被定罪的罪犯投入监狱，所以得克萨斯州的囚犯跟这两州相比，往往没有那么严重的犯罪记录。[19]可以想象，由于这一点，得克萨斯州的囚犯比其他州的囚犯要更温顺，也没那么暴力。但正如迪伊乌里奥所指出的，我们对囚犯的前科和其狱中行为的关系（如有关系的话）知之甚少。另外，当得克萨斯州的监狱条件开始恶化时，囚犯群体的特质并没有显著变化。对于特定群体的囚犯，得克萨斯州的监狱系统曾经发挥了效用，但如今对于同样的群体，这一系统却失效了。迪伊乌里奥描述了一个更为显著的例子：加利福尼亚州一所最高安全等级监狱由一名前得克萨斯州监狱主管的兄弟管理，他在这所监狱采用得克萨斯模式管理（但未使用囚犯管理员）。尽管这所监狱非常拥挤，关押有重刑犯，但与该州大多数其他类似机构相比，这里的暴力程度要低，外观更整洁，教育项目实施得更好。[20]因此，囚犯的特质并不能说明所有问题。

是某种其他因素——远比金钱、培训、拥挤程度或囚犯特质重要得多的因素——在发挥作用。这种因素是什么呢？

到20世纪70年代，位于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乔治·华盛顿·卡弗高中（George Washington Carver High School）在教育上让人看不到任何希望。这所高中位于全是黑人和低收入家庭的社区，它的900名学生主要来自公共住宅项目，其中大部分家庭都是单亲妈妈带着孩子并依赖政府救济。[21]

这所学校的教师并不居住在这一地区，他们意志消沉，这一点我们不难理解。学校的走廊肮脏不堪，大部分设备都是坏的。学生们不守纪律，打架斗殴现象非常普遍，而且他们也不怎么学习。按各种评测标准来衡量，学生成绩都很糟糕，属于这个城市的最末一等。由于卡弗高中被公认为一所问题学校，该城市的其他学校都企图把它们自己的问题学生转到这所学校来，这样一来，自己便眼不见心不烦。卡弗高中逐渐成为该市教育系统的垃圾场。该市教育局局长正考虑关掉这所学校。

而到20世纪80年代初，当萨拉·劳伦斯·莱特福特（Sara Lawrence Lightfoot）参观卡弗高中时，人们难以相信曾经有人想要把这所学校关了。大厅和教室都很干净，设备正常运转。学生们穿着整洁，彬彬有礼，看起来为身在这所高中而骄傲。曾经的一些教师已离开这所学校，但留下来的大多数教师都对他们在教室里的成就充满激情。学生的成绩水平提高了——尽管提高的幅度不是很大。这所学校早已不再被视为垃圾场，相反，其他贫困社区的学生正设法转学进来。

卡弗高中并非唯一扭转自我命运的贫民区学校。我们可以在其他城市找到类似的例子。尽管我们难以归纳出到底是哪些因素在影响这些变化，但从好坏学校的对比研究中得出的大量证据至少可以将一些因素排除。

在卡弗高中，教职员工和学生主体都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从本质上讲，学校转变前后，都是同一批教师教着同一批学生。1966年著名的《科尔曼报告》（Coleman Report，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叫《教育机会平等调查》）出版之后，没人会真的认为教育机会平等。这份报告对美国几百所学校的数十万学生的学业成绩进行研究，发现学生及其家庭的特质是预测学业成绩的最佳因素。一旦这些特质保持为常量，学业成绩中只有很小的差异可被归因于学校之间易于观察到的差别。[22]

但我们还是可以从《科尔曼报告》中获悉一些跟卡弗高中发生的变化相一致的其他信息。科尔曼小组发现，教育成就的重大差异与教学大楼的质量、经费开支水平以及教室大小无关，其他一些研究者也得出了类似结论。例如，经济学家埃里克·A.哈努谢克（Eric A.Hanushek）综述了130份关于学校成果的研究，推断出学校的资源水平不会对学生成绩有多少可观的影响。[23]在英国，迈克尔·拉特（Michael Rutter）和他的同事们，在评估伦敦12所高中的教育成果的差异时发现，这些差异跟教学楼的大小和年代、每100平方英尺建筑面积的学生数量或班级里的师生比例都没有显著关系。[24]在卡弗高中，并没有修建新的建筑，单位学生的经费开支也没有太大增长，平均下来每个班级的学生人数也没有变化。

但在卡弗高中或其他类似的学校，一定是某些因素发生了改变。不论是哪些因素，仅通过对学校组织进行“客观”特征方面的调查是不易探查到它们的。

本书通过简单叙述三种普通但重要的政府组织，即三个官僚机构的差异开篇。在下一章里，我将试图解释，为什么这些承担相似任务的组织会在行为上存在差异（或者说，在卡弗高中的案例中，它是如何改变自身行为的），以及从这些事例中，我们可以吸取哪些值得重视的教训。

然而，我这样行文，并非是为了教读者如何去管理军队、监狱或学校，而仅是为了提醒我们自己，官僚体制是复杂多元的现象，并非简单的社会类别或政治称号。在有关政府规模（以及据此推断出的官僚机构的规模）的反复论争中，各方都倾向于使用模式化的观念来看待政府机构。自由派希望政府能在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既希望把官僚统治带来的问题最小化，又想当然地认为所有问题都可以简单地通过以下方法解决，如扩大支出、建造更好的设施、雇用更好的人员或者赋予这些机构的服务对象以更多权利。而保守派希望政府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更小的角色，他们嘲弄自由派对官僚统治的本质持误导性的乐观态度，他们敦促缩减官僚体制，但他们批评起来是一套，做起来又是另一套，他们主张：“我们必须削减福利机构，但我们需要扩充军队。”

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哪些公共目标可以通过公共或私人赞助得以更好地实现。本书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将在最后提出自己的见解。但是，无论公共部门的规模应该是大或小，我们这个国家都永远不可能选择废除军队，或把军事服务转交给私营企业来提供。也许私营企业可以把监狱和学校管理得更好，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像大多数国家一样，我们这个国家依然将倚重公立监狱和公立学校来实现重要的刑事司法和教育目标。私人安保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增长，但公共警察机关仍将继续运转。国务院可能是官僚笑话的一个极佳来源，但处理外交事务绝对不是玩笑，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只能由公共官僚机构来完成。

看待政府机构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上而下，另一种是自下而上。大多数书籍和几乎所有的民选官员都倾向于采取第一种方式来看待问题。受马克斯·韦伯（以及近来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影响颇深的学术视角，通常把研究重心放在组织的结构、目的和资源上。政治视角则将注意力集中在机构高层官员的身份、信仰和决策上。这些因素的确非常重要，但过于关注这些因素使我们忽视了政府机构自身的作为，以及它们的作为是如何关系到实现目标或满足服务对象需求的。

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需要满足两个条件。这两个条件都需要我们了解政府机构每天所做的工作。第一个条件是，该机构可以事先精确阐明自己为之服务的目标，并且它的高层官员能够对朝着这些目标努力所取得的进步进行可信的评判。在第九章中，我把这类机构称为“生产型组织”（production organizations），同时还以社会保障总署对退休计划进行的管理为例进行阐述。另一个条件是，有某个利益集团密切监督政府机构（即使是目标不太明确的机构）的工作，并以颇有说服力的方式将其监督结果汇报给立法机关。在第五章中，我把该条件称为“庇护政治”（client politics），并以之前的民用航空局（Civil Aeronautics Board，CAB）及如今的农业稳定和保护局（Agricultural Stabilization and Conservation Service，ASCS）为例进行阐述。

但是很多——也许是大多数——政府机构都不符合以上两个条件中的任意一个，尽管我们有时候认为它们可以满足这些条件。所有人都知道士兵、狱警和教师所承担的职责，那么军队、监狱和学校值得关注之处就一定是它们的组织结构、开支预算和规则。但是，如果这一想法正确，为什么卡弗高中在组织结构和预算都没有出现任何改变的情况下，却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呢？为什么德军并没有资源优势，却打败了法军呢？各州惩教署的组织结构大同小异，但在这些部门管理下的监狱却千差万别，而这跟它们的财政预算并没有什么关系。

在其他一些案例中，我们假定我们并不真正了解政府机构中的成员的作为。我们很好奇，有时候很担心，中央情报局或缉毒局（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DEA）的人员到底在做些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则是假定他们的行为源于规则、法律和组织结构，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改变这些规则、法律和结构来改变他们的行为。这种观点往往支配了那些迫切要求政府改组的政治领导人的行为。持有这种假设的领导人——或评估这些领导人的行为的学者——常常惊讶地得知，重组并没有实现他们的目标。有几项研究已经指出这种重组的失败。[25]许多这类失败都源于用自上而下的视角来看待这些问题机构。

例如，政治学家帕特里夏·蕾切尔（Patricia Rachal）研究了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联邦政府在重新规划自身在麻醉品执法中的角色时所做的努力。[26]这涉及在司法部新建一个机构，即缉毒局，前麻醉品和危险药品管理局（Bureau of Narcotics and Dangerous Drugs，BNDD）（它本身也是五年前重组计划的产物）以及海关总署（Customs Service）的一些工作人员被合并其中。目的是结束海关总署同麻醉品和危险药品管理局的职能重叠与频繁处于竞争状态的局面，以及提升对重大非法交易组织开展调查活动的质量。但这两个部门之间的竞争并没有结束，调查策略也没有发生显著改变，到1981年时另一项改组计划又在酝酿。蕾切尔解释说，这次重组失败并不是因为重组只是出于表面化的政治目的，也并非因为实施重组工作的人员不能胜任或怀有不正当的动机，更不是因为要解决的问题其实并不存在，相反，重组失败是因为其设计者并没有完全了解这些麻醉品管理机构到底在做些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它们会选择这种方式而非另一种方式来做事。

通过自下而上的角度观察官僚机构，我们便可以评估，与其实际承担的任务相比，这些机构的管理系统和行政部署到底有多适合或有多不适合。通过采取这一角度来分析问题，我们就可以解释一些原本看起来令人费解的行为。例如：

·20世纪30年代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TVA）成立之初遭到了保守派的攻击，他们认为该管理局会威胁到私营电力企业的福祉。但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自由派却一直在指责它发挥着私营电力企业的功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

·20世纪60年代，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Robert S. McNamara）担任国防部长期间，增加了军事预算，但军方高层对此举并不领情。然而20世纪70年代梅尔文·莱尔德（Melvin Laird）担任国防部长期间削减军事预算，却受到了军方高层的欢迎。为什么会适得其反？

·多年来，国务院雇用苏联人担任美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厨师、司机和修理工，其中前克格勃工作人员即使没有占到百分之百也占到了大多数。当有人建议这些岗位应雇用美国人而非克格勃间谍时，却遭到国务院的拒绝。国务院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美国空军（USAF）一直小心地捍卫着它对庞大数量的洲际弹道导弹的控制权，且定期进行维护。但是，在首次提出制造洲际弹道导弹系统时，它却无动于衷甚至持敌视的态度。为什么它会有这种态度呢？

·美国政府一直寻求提高造船厂女工的比例。但是，跟国有造船厂相比，私营造船厂女工比例的增加程度反而更高。这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当任命一名新的警察局局长以改善当地的执法质量时，犯罪率鲜有下降，但交通罚单的数量却在上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呢？

·当环境保护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EPA）设立时，那些研究环保问题的经济学家几乎一致认为，减少污染最有效的方式，便是向排污者征收排污费。环保局无视这一建议，并把这些排污者告上了法庭。环保局这么做是出于什么理由呢？

在接下来的章节里，针对政府机构的运作，我将尽量采用（大多数情况下）自下而上的视角来解释以上这些以及其他难题。我认为这种方式可以有效修正目前普遍存在于政界、法律界和学术界的观点。但如果这种观点被过度使用，我们会因此对总统、州长、市长、立法机构和法院所制定的重要政策和做出的结构性选择失去判断力。官员采取行动的自由受到其行政上级决策的严重限制，有时甚至完全受制于后者。在第五部分，我将就此主题进行阐释。在一些情况下，官僚体制可能或多或少占据政治主导权，这些情况我也会尝试在其他部分阐明。通过首先阐述三个重要的官僚机构——军队、监狱和学校——我希望读者能明白，研究一个机构的目标、资源和结构并非总能为我们了解其日后的作为提供有效的帮助。在下一章中，我将抛出一些更好的线索。

[1] Alistair Horne，To Lose a Battle：France 1940（New York：Penguin Books，1979），233.

[2] Martin van Creveld，Fighting Power：German and U.S.Army Performance，1939-1945（Westport，Conn.：Greenwood Press，1982），5；Barry R.Posen，The Sources of Military Doctrine：France，Britain，and Germany Between the World War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4），82-83，and sources cited therein.

[3] Len Deighton，Blitzkrieg：From the Rise of Hitler to the Fall of Dunkirk（New York：Alfred A.Knopf，1980），172-73.

[4] Len Deighton，Blitzkrieg：From the Rise of Hitler to the Fall of Dunkirk（New York：Alfred A.Knopf，1980），164-65；Barry R.Posen，The Sources of Military Doctrine：France，Britain，and Germany Between the World War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4），84.

[5] Len Deighton，Blitzkrieg：From the Rise of Hitler to the Fall of Dunkirk（New York：Alfred A.Knopf，1980），175.

[6] Alistair Horne，To Lose a Battle：France 1940（New York：Penguin Books，1979），126.

[7] For evidence discounting the importance of ideology see Edward A.Shils and Morris Janowitz，“Cohesion and Disintegration in the Wehrmacht in World War Ⅱ，”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2（1948）：280-315；Daniel Lerner，Psychological Warfare Against Nazi Germany（Cambridge，Mass.：MIT Press，1971）；Martin van Creveld，Fighting Power：German and U.S.Army Performance，1939-1945（Westport，Conn.：Greenwood Press，1982），87. For a contrary argument，see Jürgen E.Förster，“The Dynamics of Volksgemeinschaft：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German Military Establishment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Allan R.Millett and Williamson Murray，eds.，The Second World War，vol.3，Military Effectiveness（Boston：Allen & Unwin，1988），204-8.

[8] Len Deighton，Blitzkrieg：From the Rise of Hitler to the Fall of Dunkirk（New York：Alfred A.Knopf，1980），154.

[9] Quoted in Alistair Horne，To Lose a Battle：France 1940（New York：Penguin Books，1979），197.

[10] Vivian Rowe，The Great Wall of France（London：Putnam，1959）.

[11] John J.DiIulio，Jr.，Governing Prisons：A Comparative Study of Correctional Management（New York：Free Press，1987）.

[12] Calculated from John J.DiIulio，Jr.，Governing Prisons：A Comparative Study of Correctional Management（New York：Free Press，1987），tables 2.1-2.3，54-56.

[13] Bruce Jackson，Law and Disorder：Criminal Justice in America（Urbana，Il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4），240.

[14] Joan Petersilia et al.，The Prison Experience of Career Criminals（Santa Monica，Calif.：Rand，1980），16.

[15] Joan Petersilia et al.，The Prison Experience of Career Criminals（Santa Monica，Calif.：Rand，1980），ⅹⅳ，67.

[16] Compare John J.DiIulio，Jr.，Governing Prisons：A Comparative Study of Correctional Management（New York：Free Press，1987），tables 2.2 and 2.3，55-56.

[17] Compare John J.DiIulio，Jr.，Governing Prisons：A Comparative Study of Correctional Management（New York：Free Press，1987），table 2.8，60.

[18] James W.Marquart and Ben M.Crouch，“Judicial Reform and Prisoner Control：The Impact of Estelle v.Ruiz on a Texas Penitentiary，” paper delivered at the 1985 meeting of the Southern Sociological Society（cited in John J.DiIulio，Jr.，Governing Prisons：A Comparative Study of Correctional Management（New York：Free Press，1987），62）.

[19] Jan M.Chaiken and Marcia R.Chaiken，Varieties of Criminal Behavior（Santa Monica，Calif.：Rand，1982），31.

[20] John J.DiIulio，Jr.，Governing Prisons：A Comparative Study of Correctional Management（New York：Free Press，1987），60-62，157-79，and DiIulio，“True Penal Reform Can Save Money，” Wall Street Journal（September 28，1987）.

[21] Sara Lawrence Lightfoot，The Good High School（New York：Basic Books，1983），chap.1.

[22] James S.Coleman et al.，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2 vols.（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Office of Education，1966）.

[23] Eric A.Hanushek，“Throwing Money at Schools，”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1（1981）：19-41.

[24] Michael Rutter et al.，Fifteen Thousand Hours：Secondary Schools and Their Effects on Childre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9），chap.6.

[25] Frederick C.Mosher，Governmental Reorganizations（Indianapolis，Ind.：Bobbs-Merrill，1967）；Rufus E.Miles，“Considerations for a President Bent on Reorganiz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37（March-April 1977）：160；David S.Brown，“Reforming the Bureaucracy：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New President，”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37（March-April 1977）：163-70；George D.Greenberg，“Reorganization Reconsidered：The U.S.Public Health Service，” Public Policy 23（1975）：483-86；Harold Seidman and Robert Gilmour，Politics，Position，and Power：From the Positive to the Regulatory State，4th e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12-36.

[26] Patricia Rachal，Federal Narcotics Enforcement：Reorganization and Reform（Boston，Mass.：Auburn House，1982）；and James Q.Wilson，The Investigators：Managing FBI and Narcotic Agents（New York：Basic Books，1978），esp.chap.1 and 183-91.

第二章 组织机构的重要性

德军、得克萨斯州监狱和卡弗高中之所以在业绩上优于对手，正是因为它们曾是，或后来发展为更有效的组织机构。

军队

1940年，德军与其法国对手的关键区别并不在于综合战略，而在于它所实施的战术以及跟这些战术相契合的组织安排。双方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灾难性的堑壕战中吸取了经验教训——但德军是以正确的方式。

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战争双方都非常清楚，出动大规模步兵正面攻击那些盘踞在战壕里的士兵不可能取胜，因为后者配备机关枪并有大炮掩护。要想进攻，持枪步兵必须首先穿越三百码的无人区，跌跌撞撞地穿过由己方炮轰造成的无数弹坑，然后拼命翻越或绕过布满铁丝网的障碍。即便如此，他们也根本无力反击对方战壕内的机关枪发出的致命火力。法国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优势将属于防守的一方，于是将其部队划分成十二人一组（或叫战斗组，法语groupe de combat），每组的任务就是射击、配合和维护一挺机关枪。步枪被当作辅助性武器；每组只配有三名训练水平较低的步枪兵。这些配合机枪手的士兵非常适合在战壕内防守，但他们根本不适合机动作战。[1]

德国却吸取了完全不同的教训。堑壕战容易陷入僵持状态，而德国的四周均是拥有更强大人力储备的潜在敌人，他们经不起僵持的局面。因此，他们必须挫败由战壕掩护的机关枪手的防守优势。但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只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让士兵乘坐装甲车进攻，这样可以防弹；另一种是安排他们渗入对方区域，穿过敌人防线的薄弱点，从敌人后方狙击机关枪手，从而避开敌人的正面火力。[2]当我们回顾配有数百辆坦克的德军装甲师时，我们也许会认为德国人选择的是第一种方法。但事实并非如此。德军装甲师主要是用于在攻破对方防线后的大举进攻，而不是用来攻破对方防线的。为了攻破对方的防线，德军把重点放在了渗透作战上。

他们的这一方法在1916年凡尔登战役中首次付诸实践。他们放弃了传统的作战方法，即首先由密集的炮火持续轰击，之后集结步兵发起进攻（这种传统的作战方式没有奇袭的机会，而且会毁坏部队将要通过的战场），这次他们在短暂的炮轰之后，即派出小队的步兵寻找对方的薄弱点。[3]这种方法获得了成功，但他们没有乘势扩大战果。一年后，一支德军部队在进攻里加（Riga）时系统地使用了这些战术，两天就攻下了该城。[4]接着在卡波雷托（Caporetto），他们沿袭了这一战术，获得了进一步的胜利。

德军试图利用渗透战术形成包围战（kesselschlacht，字面意思是，大锅煮式的战役）：绕过敌人的侧翼，在其后方展开队形直到将其全部包围，乘胜深入敌方纵深直捣对方指挥阵营（blitzkrieg，闪电战），总结起来就是以对手所在的位置为核心形成总包围。在汉斯·冯·塞克特（Hans von Seeckt）将军——20世纪20年代初德军三军统帅——的率领下，这一机动作战方略得以改善和充分阐释。它不仅跟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吸取的经验教训相匹配，还符合德国地缘政治的现实。根据《凡尔赛条约》的规定，德国只能拥有一支小规模的职业军队，这支军队将不得不与位于东西两面的敌人双线作战。它的实力根本不能对抗所有这些竞争对手联合起来的兵力，也根本经不起消耗战。因此，对在数量上处于劣势的军队来说，发动快速和果断的攻势是制胜的关键。[5]

这种战术需要一定的建制（组织），因此德国开始创立这种建制。如果靠集权领导并依赖提前拟定的详细作战计划，这样的军队根本无法渗透敌人防线、突破薄弱点并迅速利用深入包围造成的突破来发起进攻。它的人员装备和组织必须赋予其最小的单位——班、排和连队——独立行动的权力和能力。班（gruppe）不应该被诸如运送或维护重型水冷式机枪的任务所束缚。相反，它应被划分成两组。较大的一组（the stoss trupp，突击组）由七名配备步枪的士兵组成，而且如果条件允许，还应配备轻型速射的全自动手枪和冲锋枪。另一个较小的组由四人组成，配备新型、重量仅为二十五磅的轻机枪。[6]

设计和装备这样的作战单位是最容易的事情。难点，同时也是关键点，在于如何配置人员和领导这样的小组，从而使得它们具备机敏、进取和遂行独立作战的能力。这意味着需要为各班配备最优秀的士兵，尤其是突击组，而不是把这些士兵分配到司令部或其他后方单位。必须给予指挥这些小作战单位的军官和士官以极大的行动自由。对于英勇战斗的官兵都必须给予奖励，尤其是参加那些需要冒生命危险的行动。每场战斗之后，都要对官兵付出的努力和成果进行严格评估。二十年来，德国军队一直致力于解决这些组织问题。

这种组织方式产生了一套全新的体制，它完全不同于人们对德国军队的陈旧观念，即认为德军士兵非常狂热，他们盲目服从来自普鲁士总参谋部的命令。德军纪律严明，但在这种纪律下，官兵们可以拥有朝着作战目标独立行动的自由。就这一点而言，1920年后的作战计划延续了可追溯到19世纪的军事传统。其核心概念是“auftragstatik”，马丁·范·克里费德（Martin van Creveld）在其对德军战斗力的精辟分析中把该词翻译为“任务导向型指挥系统”。[7]指挥官需要精确告知下属需要完成的任务，但不必指导他们完成任务的方式。任务必须“明确无误地体现指挥官的意志”，但执行方法“只有当需要与其他命令相协调”时才加以约束。[8]非常明显的是，与竞争对手相比（或甚至与现代美国军队相比），德军几乎没有什么文书工作。下达的命令简明清晰。

最优秀的德国士兵是那些被认为会成为突击队员的士兵，而最优秀的德国军官则是在战斗中指挥士兵脱颖而出的人。为各类专业兵种（步兵部队、摩化运输部队、后勤补给部队等）挑选人员并非后方人事组织的责任，而是作战指挥官（通常是团级）的职责。[9]在挑选军官方面，他所具有的性格尤其是意志力以及随时准备承担责任的意愿比其受教育程度更重要。[10]应征者向团指挥官提交岗位申请，经过后者初步甄选后提交中央筛选部门进行测评，内容主要包括体能测试、教学方法和领导能力几个方面。即便如此，最终的选择权还是在团指挥官的手中。

士兵和军官都会被灌输这样的思想，即战斗应放在首位，主动性至关重要。1936年的指挥手册上这样写道：“面对未知的战场环境，我们的战士需要具备独立思考和独立行动的能力，并且能够在慎重思考后果敢地针对各种情况采取有效行动。他们必须彻底地认识到，只有结果才是重要的……因此果断的行动便成了战争中获胜的先决条件。”[11]尽管纳粹的教化灌输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纳粹领袖并没有对官兵们进行集权领导，甚至对他们产生的影响都很小。真正产生作用的教化被称为“精神强化”（geistige betreuung），它是指挥官们的责任。

勋章主要用于表彰那些在战斗中实现成功的独立行动的官兵（据克里费德估计，德军由于这一原因所颁发的勋章要比其他军队多得多）。但处罚往往也很严厉（据估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超过1.1万名德国士兵和军官被处决，其中许多人是因为“破坏战争成果”），[12]对这些不幸的士兵来说，纪律是公平的。因虐待下属而遭到惩罚的军官和士官与那些因攻击上级而受到处罚的士兵一样多。[13]也许正因为此，或者也许是因为德国军官（不像法国和美国军官那样）私下里允许和士兵称兄道弟，接受采访的德国士兵给予他们的士官和军官很高的评价，认为他们勇敢并体贴下属。[14]

一场战斗的胜利主要依赖每个班、排和连的作用，为了保持他们的斗志，德国军队都是按地域进行编制。军队中师一级的部队由具有相同地域背景的士兵组成——他们统一来自普鲁士、萨克森或巴伐利亚等。[15]如果需要替换人员，只要战时紧急情况允许，都会从同一地区抽调士兵组成一支队伍进行替换。这支队伍在将要编入的该师战场替换营接受最后的训练，以确保组织和训练这支新队伍的人员以后将跟他们并肩作战。[16]

由此形成了这样一种组织——虽然远离陆军总部，也没有接到精确详细的指令，在混乱多变的环境中，它的官兵却士气高昂地迎接一场敌众我寡的战争。正如克里费德所做的总结：德国士兵“为了那些人们一直为之战斗的理由而战斗：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一个领导有方、组织精良的团队中的一分子，他认为这一团队的组织结构、管理和运作……平等而公正”。[17]

当然，战略和技术因素也在德军的胜利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尽管有一些冒险因素，曼施坦因计划的优势在于其将战争引向一场果断的交锋，而非不可避免的对峙。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对于从未见过或听过它令人惊叹的袭击能力的法军来说，确实是一个有效的心理武器；德军坦克配有无线电，而法军坦克中则没有这种装备。法国把过多的精锐部队向北调进了比利时，但那里并没有发生德军的主攻；相反，色当的部队部署得太少，而那里恰恰是德军的主攻地点。当然，在战争中，好的战术常常能拯救一个有缺陷的战略，但糟糕的战术甚至（往往）会使一个卓越的战略走向失败。法国在战略战术上都准备复制第一次世界大战，集中火力打阵地战。如果还是打这样一场战争，他们确实是做了相当不错的准备——他们制订了详细的动员计划，修建了巨大的防御工事，配备了大量坦克和大炮，以重机枪为核心将士兵按班为单位进行部署，还对整个作战行动保持紧密且集中的控制。如果他们拥有一个更为灵活的组织结构并且采取了不同的战术，他们的战略错误可能也不致给他们造成如此惨重的损失。

监狱

得克萨斯州惩教署，在其可能是美国当时管理最好的监狱系统的那段时间，将其组织管理建立在对一个问题的清楚认识之上，这也是所有狱官和看守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当监狱中囚犯数量超过看守而且身体素质占优势时，如何在监狱高墙内维持秩序呢？

仅靠武力压制是行不通的。看守们可以联合起来镇压单个囚犯，但他们不可能屡屡采取这种方式，也不可能用这种方式对付所有囚犯。然而，囚犯不服从管教行为的威胁持续不断，而且非常普遍。看守们可以使用武器来对付囚犯暴动，就像一个国家可以诉诸战争来打败对手一样。但跟国家一样，看守们只能在遇到最严重的威胁时才能使用武力，这就为犯人伺机做出不当，但又不足以严重到招致武力报复的行为提供了想象的空间和行动的主动权。

一些监狱当局认为，可以通过鼓励犯人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的方式来维护监狱的秩序。小约翰·迪伊乌里奥称之为“责任模型”（responsibility model），并且还引用了密歇根州监狱的一位管理人员关于这一理念如何塑造了该州监狱管理的话语：“你必须保持对他们的控制……但我们无须为了保持我们对局面的控制而去抑制犯人。我们试图向犯人表示我们对他们的尊重，同时也期望犯人能尊重我们。相较于得克萨斯州，我们更想给他们空间（如自由），然后赋予他们责任……我们试图尽可能去营造一个最为宽松的环境来安全地管理监狱。”[18]

当然，密歇根州监狱的这一管理理念并不是宽恕暴力行为，但只要没有爆发暴力事件，监狱囚犯行为准则的实施就应该最小化。在犯人入狱之初，应根据其可能的行为对其进行分类，并把他送到与其预计行为相匹配的最宽松的环境中。条例手册提醒看守：“并不要求每一项违规行为”都被正式处理或予以制裁，要注意“在许多情况下，对于表面性的不当行为，第一反应应当是口头劝告或简单处理”。[19]

应当允许囚犯相对自由地走动，可以根据其个人爱好选择着装，在牢房里放置一些私人物品，并且如果他们极不情愿，他们也可以拒绝参加教育和改造项目。监狱外面的人可以经常跟犯人通电话或是会面。对犯人组织不仅要容忍，还要加以鼓励，“并可以将之作为犯人自我表达和自我发展的工具”。[20]他们希望犯人遵从监狱的规则，但如果他们不同意某项规则，他们可以上诉和申诉。

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看到的，这种管理理念的结果，便是产生了一套无序且往往暴力的（尽管暴力程度不及其他一些州）监狱系统。在这些监狱里，工作或教育缺乏意义，看守也没有干劲。由于允许囚犯接受并保存私人财产，安全问题进一步加剧，因为这些私人财产经常被用来制造武器或藏匿违禁品。迪伊乌里奥注意到犯人们有一套等级体系，由于一些犯人比其他犯人更加强壮或拥有更多贵重物品，这些犯人就能够向其他犯人施加权力或欺负他们。[21]鉴于有一套详尽的规章条例规定了囚犯的权利、应遵守的纪律以及拥有上诉和申诉的权利，管理人员被大量文书工作形成的洪流淹没了。

得克萨斯州惩教署在其前任主管乔治·贝托（George Beto）的领导下，针对维持秩序的问题开发出了一套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案。这套方案被称为“控制模型”（control model），它建立在如下假设的基础之上：犯人都是冲动的且往往是危险的个体，如果让他们自行其是，他们就会企图欺负其他囚犯或看守。在贝托眼中，被判刑的罪犯缺乏对纪律的内化意识，这一点不仅体现在他们的犯罪行为中，还体现为他们对日常生活中的传统习俗表现出的冷漠态度：

看看这些囚犯。他们大多数人简直从来不知道何为纪律，无论是内在的自我约束还是外在的纪律……在监狱里，他们不得不遵从外部纪律，这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都是生平第一次。他们必须每天洗澡，必须刮胡子，必须衣着干净。他们必须排队等候，并且必须尊重他人。[22]

这种观点认为，犯人不能被视为被监禁的公民，而是被判刑的罪犯。鉴于他们的人格缺陷，贝托领导下的监狱系统采取最高安全级别来对待所有囚犯，密切监管他们生活中最微小的细节。监狱按照准军事组织的原则进行管理。

犯人必须洗澡、刮胡子，并且穿着整齐的制服。他们每一天的每一分钟都受详细的日程安排限制和约束。[23]他们每天早起，在食堂吃早餐，然后安静地沿走廊地板上画好的路线走到自己的工作车间。他们需要称呼看守为“上司”或“先生”。犯人被禁止拉帮结派或互相勾结——甚至连走廊上或院子里随意的成群结队也会被看守驱散。

如果犯人遵守纪律，并在课堂上和工作中表现良好，他们就能获得积分，这些积分可以折算成额外的待遇，而且最重要的是，还可以获得提前释放的机会。（自1982年起，囚犯在服刑期间，每一个守规日可以为他获得多达提前两天出狱的机会。[24]）如果囚犯触犯法规的话，他必定会迅速受到处罚，他需要承担额外的工作或被单独关禁闭。所有这些措施并非为了改造他们（虽然得克萨斯州的一些官员认为外部纪律可能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而是让其适应约束：让每一个不守规矩的罪犯都变得驯服听话。

这些规则虽然清晰翔实，却并不冗长，可以很容易地编成一本小手册，在犯人入狱时就发给他。看守和管理人员必须填写报告（例如，对所有囚犯的行为失当都要以书面形式及时报告），但文书工作并不会特别繁重，包括贝托在内的管理人员依然可以有大量时间在监狱内监控囚犯的日常生活。

正如迪伊乌里奥所观察到的，控制模型有其自身的问题。如果管理人员残暴无情，这种模型就可能引发暴行。它的一些组织特征为滥用职权大开方便之门。例如，监狱管理人员会挑选一些犯人作为囚犯管理员来协助他们管理牢房。每个群体都会产生“领头羊”，监狱也不例外；得克萨斯州监狱的管理人员认为，必须由他们自己而非囚犯来选择囚犯的头头。这些囚犯管理员拥有一定的特权和权力，因此如果不经过谨慎选择和控制的话，就可能会为纵容犯罪埋下祸根。

贝托退休后，由于继任的监狱管理人员缺乏像他那样的管理才能，而与此同时，监狱里的囚犯数量又面临爆炸式增长，因此监督囚犯管理员的工作变得异常繁重。一些囚犯管理员开始滥用职权，甚至偶尔会使用暴力来强制其他囚犯为他们服务。在联邦法院关于得克萨斯州监狱管理涉嫌滥用暴行一案的听证会上，囚犯管理员的行为成为一个重要议题。1980年时，由法官威廉·韦恩·贾斯蒂斯（William Wayne Justice）颁布的清除令结束了这种囚犯管理员制度。[25]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时，得克萨斯州监狱有序、无暴力的特征基本已丧失殆尽。关于引起变化的原因众说纷纭：一些人把问题归咎于联邦法官的干预，另一些人认为问题出在惩教署所受外部政治支持的崩溃，还有人认为是监狱囚犯人数的增加致使旧秩序越过了失序的临界点。但大多数人的共识是，贝托的继任者，作为惩教署的负责人，出于各种原因并没有能够维持贝托的管理体系，其中一些人［比如雷蒙德·普罗卡尼尔（Raymond Procunier），他被从加利福尼亚州调来“解决”得克萨斯州监狱的问题］甚至都没有进行任何尝试。[26]曾经令得克萨斯州监狱成为这个国家大多数州之典范的组织体系和理念已荡然无存。

学校

给亚特兰大卡弗高中带来巨大转变的是充满活力的新任校长诺里斯·霍根斯。他精力充沛，具有支配型人格。他拥有强大的意志力，而且深信学校首先必须安全有序，然后才能成为一所优秀的学校。

正如萨拉·莱特福特所描述的：霍根斯宣布了着装守则，禁止在走廊和操场上播放收音机和立体声系统，下令清除墙上的乱涂乱画，而且强调必须保持走廊和休息室的整洁。他的管理体制是权威性的，甚至是独裁性的。教师和学生一样都能感觉到他的存在；莱特福特将他描述成“铁腕独裁”，是一副“威武老爹、家长式的形象”。[27]

秩序当然重要，但它只是达到某一目的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霍根斯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尤其是职业教育。他创建了一种新的勤工俭学计划，该计划要求学生花一半时间在校学习，另一半时间则在城市中工作。为了帮助学生们更好地获取商业和工作讯息，霍根斯设计了一个探索者计划，让学生们身着白色夹克制服到亚特兰大的一些公司去拜访它们的主管们。霍根斯还主持一年一度的自由企业日（Free Enterprise Day），将奖项颁发给那些完成了勤工俭学的学生，同时举办活动以向“民主、自由企业和资本主义”精神致敬。

霍根斯在卡弗高中的经验并非独一无二。到目前为止，有大量文献资料记载了完成有效改革的学校以及它们的改善进程。格温多林·J.库克（Gwendolyn J. Cooke）记述了一所无序、全黑人学生组成的中学（或初中），这所学校的纪律准则是“别理老师并任由学生堕落吧”。[28]它的新校长推动了它的转型，使用的一些战略（但战术有所不同）也跟卡弗高中相同：实行强有力的校长领导，非常注重营造一种安全有序的环境，并专注于在一个渴望学习的环境中教授基本技能。然而，与卡弗高中的霍根斯不同的是，这所中学的校长曾试图与教师委员会共享教育领导权，但不久，教师们就找了个机会以越权为由让当局把这个校长给调走了。相反，卡弗高中的校长则努力使几十名教师被调离。

跟卡弗高中一样，纽约皇后区的富兰克林·K.雷恩高中（Franklin K. Lane High School）一度也是该市学校系统所蔑视的对象，那时肯尼斯·戴威尔（Kenneth Tewel）担任校长一职。他引导教师再次把教育当成最重要的目标，但首先他需要解决他们的安全担忧。他把扭转该校局面的经历写成了博士论文，在论文中他将自己的经历与其他三个城市高中校长的经验进行了对比。他的结论是，所有校长都对自己的使命持有相同的看法：“解决危机氛围，创造一个学生可以安全上学和学习的环境。”[29]要实现这一使命，每位校长都必须对教职员工采取专制的态度，并保持对变革的严格控制。但是，一旦学校走上了有条不紊向前发展的轨道，似乎便需要一个完全不同的协商管理体系。

除了天赋、才能和家庭背景之外，一所“优秀”的学校实际上会对学生的教育成效有多大程度的帮助呢？在这一点上，学者之间产生了分歧。一些研究人员发现存在显著的影响，[30]而另一些研究人员发现影响甚微或几乎不存在。[31]詹姆斯·S.科尔曼（James S. Coleman）、托马斯·霍弗（Thomas Hoffer）和莎莉·基尔戈（Sally Kilgore）在他们关于美国公立高中和私立高中的研究中进行了最全面和系统的比较。[32]他们收集了迄今为止最为详尽的数据，并得出以下结论：通过标准化测评，对在统计上保持同样水平的家庭背景的学生来说，私立高中和天主教高中平均而言比公立高中会产生更大的教育成效。[33]

私立高中和天主教高中能获得更为显著成效的原因，对我们从卡弗高中或雷恩高中转变的努力中吸取经验教训极为重要：“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之间在成就上的最大差异，可从一些学校层级的行为变量（如打架斗殴事件的发生率，学生威胁老师的百分比等）做出解释。”[34]换言之，教育成果的差异主要取决于学校秩序和纪律的差异。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推论：创建安全公正的环境是学习的一个必要前提。迈克尔·拉特和他的同事们在对伦敦十二所学校进行的研究中，得出了类似结论。[35]这些研究受到了一些批评，但并没有遭替代或破坏。根据我的判断，他们的结论或许需要修正，但其核心的研究结果将在大体上得到证实。关于有成效学校的记录文献在迅速增长，我们此前已经综述了一些案例，这些记录文献大多得出了相似结论。它们有时把原因描述为“六要素模型”：在卓有成效的学校里，往往有强有力的校长亲自领导教学工作，教师们对学生的成绩寄予厚望并强调学习基本技能，保持良好的秩序和纪律，定期对学生进行评估，学生会投入大量时间学习。[36]

至于这些因素中哪些至关重要，支持其重要性的证据的质量是否存在问题，大家存在意见分歧。[37]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即无论它们对教育成果存在何种影响，拥有类似学生的不同学校可以且确实在秩序、氛围和风气上存在显著差异。对大多数学生和家长而言，这些都是相当大的成就。

一些总结

组织非常重要，即使在政府机构中也是如此。如果以上三个案例有稍许指导作用的话，那么比较成功和不太成功的官僚机构之间的主要区别，跟资金、客户群，甚至法律安排的关系都不如跟组织体系的关系紧密。

只有两种人否认组织的重要性：经济学家和其他类似者。在许多经济学家眼中，政府机构如同企业：是按照单个企业家的意愿，将投入转换为产出的“黑箱”。直到最近，公司一直是经济学中的原子，它被视为经济学中的不能约分的分析单位，其行为如同一个无形的智者在计算着边际成本和交替的行动方案带来的收入。最近，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对企业存在的原因以及一旦企业存在，那些主管公司事务的人如何让下属去做他们认为从公司角度来说是合理的工作产生兴趣。在关于委托人与代理人关系问题的理论（虽然迄今为止仍没有经验可依）的有趣论争中，对以上问题的关注已被详加阐述。这个问题我们还将在本书中多次涉及。但随着经济学家将研究兴趣从企业延伸到政府机构，总的来说，他们带来了关于企业的传统观点，即某人（企业家或机构主管）在一系列市场约束或政治限制下，将其个人效用最大化。官僚机构采取不同的组织安排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这一观念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而一些商业机构采取不被边际成本经济学所预测的方式来行动的可能性也一样不为人知。

无须告诉非经济学家的是，企业和政府机构是复杂的实体，它们的内在生命远远比可被描述为最大化效用的东西更微妙多变。但是，在摒弃经济学家那些无用思想的同时，他们也往往把有关组织内容的精华也一起抛弃了。从各行各业的人那里我最常听到的关于组织的评论是，重要的不是组织本身，而是组织内的人员。

现在，“是人在创造不同”的观点具有很大的正确性，同样正确的还有下面这个观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大部分时候）遵循的行动方针是增加我们的净资金效益。但“只有人才最重要”的说法有两个错误。首先，人不仅是生物学、家庭和学校教育的产物，还是所身处组织机构中的位置（或如社会学家所定义的，其在组织中的角色）的产物。正如赫伯特·西蒙多年前指出的，一个人“在几个月或几年里处于组织中的特定位置，面对交流信息的洪流，保护自己不受他人侵犯，他的知识、信仰、注意力、希望、愿望、着重点、恐惧和建议不可能不受到最深远的影响”。[38]埃里希·冯·曼施坦因、海因茨·古德里安、乔治·贝托、诺里斯·霍根斯和肯尼斯·戴威尔——这些人并非只是天赋异禀，然后碰巧当了将军、监狱主管或校长；他们的眼界和技能亦是在他们为之奋斗多年的组织机构中锤炼而成的。

再者，他们取得的成就取决于使他们可以有所作为的权力与资源。这是“只有人才最重要”说法的第二个难点。赫伯特·西蒙还做过如下论述：

如果组织无关紧要，如果我们只需要人员，那么为什么我们还坚持为这些人员创设岗位呢？为什么不让他们根据自身能力和素质自己去创设一个位置呢？为什么老板只有在被当作老板之后，他的创造力才能通过组织放大呢？最后，如果我们要赋予某人一定的权力以便他的个人素质可被转化为效能，那么其他人员在他周围组织的方式是如何影响他的效能呢？[39]

许多读者都会同意这一观点，但他们仍然会说：“是的，但具体的组织结构肯定不是古德里安、贝托或霍根斯成功的关键。”也许他们说的有道理。但是，这种观点是建立在一个普遍错误的基础之上的，他们将组织与组织结构混为一谈。一个组织并非简简单单或主要是组织机构图中的一组方框、连线或头衔。按切斯特·巴纳德（Chester Barnard）的话来说，组织机构是一个“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员组成的自觉协调活动或力量的系统”。[40]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这种协调是如何完成的。

在德国军队里，协调系统旨在提高低级别官兵在一个整体纪律系统中朝着总目标努力时独立行动的能力。在得克萨斯州的监狱里，该系统却是为了达到完全相反的效果：不是为全局目标而独立行动，而是对实施细则快捷而自发的服从。在卡弗高中，协调的主要目的是减少无序，并向学生们灌输学校精神和培养个人自信。

组织机构非常重要，但如何组织却没有最佳方式。我们来思考一下中央集权管理或分权的问题。在得克萨斯州的监狱里，权力严格集中，经常可见乔治·贝托频繁地在监狱的院子或牢房中徒步巡查便是证明。在德国军队里，权力同样等级森严，但发号施令或决策的权力（这些是权力的精髓）留在下士、中士、中尉和上尉手中，这令法国或英国将领们感到震惊。在卡弗高中，老板是谁毫无疑问，但老板并不能亲自管理每一个班级；诺里斯·霍根斯也必须让教师来执行教学（这也就是说，让教师来行使巨大的权力）。他的最大希望便是，向教师们灌输足够强烈的使命感，可以运行一套充分有力的激励措施，保证教师努力工作去合理运用自己的权力，代表学校普遍的利益。假如本书前两章介绍了更多组织机构的例子，那么协调系统会更加多样。不过，研究实验室或外交部是不可能按照德国军队或得克萨斯州监狱的方式来运行的。

如果要了解这三个组织成功的原因，我们就必须了解它们是如何处理以下三个组织问题的。第一，每个组织必须决定如何完成其关键任务。我所说的关键任务是指那些如果由重要组织成员顺利完成，将使其组织具备处理关键环境问题能力的行为。德国军队面临的问题是战壕内的机关枪和火炮的杀伤力，所以它的关键任务是找到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可行方案有两种——技术解决方案（坦克）和战术解决方案（渗透）。两种方案德国都用了，但主要用的还是战术解决方案。对于得克萨斯惩教署来说，关键的环境问题是要在囚犯中保持秩序，而这些囚犯在数量上占优势，性情冲动并习惯性好斗。它的关键任务是，制定和执行足够精确的、可理解的、不能转变的规则，永远不给囚犯们任何独自或集体行动的机会。对于卡弗高中来说，关键的环境问题是在学生和教师中蔓延的恐惧、无序和低落的士气。它的关键任务是，制订一个包括清扫教学楼、保证师生安全以及激励学生不松懈的计划，卓有成效地扫除师生前面提到的那些情绪。

要注意，以上我谈到的是任务，而非目标。常常有很多分析家和主管希望从明晰目标开始来提高组织效能。有时候这样做很有效。但是，政府机构比商业公司更可能只有一些大概的、模糊的或不一致的目标，对于目标只能偶尔达成明显一致的看法。[41]通常来讲，任何想要明确这些目标的努力都将导致毫无意义的空话或暴露深层次的分歧。德军、法军和英军都有一个相同的目标——打败敌人，但对此目标的深思熟虑并不一定会让你深刻领会如何打败敌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得克萨斯州和密歇根州的监狱可能也有相似的目标——维持秩序、改造囚犯、使罪犯丧失犯罪能力，或阻止可能出现的犯罪行为。但是，如果这两个组织都试图通过更加努力思考这些目标来完善自身，它们可能会发现，它们并不知道该如何实现某些目标（如改造囚犯），而只能猜测自己是否能够实现另一些目标（如阻止可能出现的犯罪行为），并且它们内部也会就其他一些目标（秩序、丧失犯罪能力）的相对重要性甚至意义产生分歧。在卡弗高中，“教育孩子”在一定程度上是大家的共同目标，但如果一个新校长把他/她的重要精力放在明确教育的意义上，那么就会出现一个有趣的教育研究会，而学校并不会发生什么显著变化。

当然，界定任务必须考虑目标。两者相互关联，在某种程度上关系往往是复杂和不确定的——尤其是对政府官僚机构来说。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会就其关联进行阐述。我希望到目前为止我们足以断言，从我们所分析的三个案例来说，任务和目标并非直接关联，它们不是简单的“方法”与“目的”之间的逻辑关系。

这三个组织克服的第二项挑战，是对如何定义重要任务达成一致并获得广泛的（如果不是热烈的）支持。当该定义被广泛接受并获得支持时，我们说该组织具有了使命感。（德军甚至使用了该词的变体——auftragstatik——来定义其要达到的目标。）所有这三个组织的成员都为他们组织所承担的任务和所采取的方式感到自豪。在卡弗高中，就像其他许多经历痛苦改革的学校一样，从来没有建立起一种普遍的自豪感。一些教师抵制权力分配的变化，而另一些教师可能不喜欢强调秩序和表面文章。但假以时日，通过劝导或人员更换，霍根斯把他个人的使命感变成了整个学校的使命感。

所有这些组织必须解决的第三个问题，是如何获得充分的行动自由和外部政治支持（或者至少不招致反对），以允许它重新定义其所认为的最好任务，并给该定义注入使命感。所有这些组织都设法获得了适度的自治。乔治·贝托获得了得克萨斯州政界和商界重要领袖的支持。诺里斯·霍根斯即便没有获得亚特兰大教育主管部门的财政支持，但他至少获得了其在精神上的支持。德军中主张把侧翼渗透战术与闪电战渗透相结合的人也得到了外部支持；他们中的许多人，包括古德里安、隆美尔和曼施坦因都必须克服来自更为传统的德军将领的猜疑甚至敌意。骑兵军官、炮兵军官甚至步兵军官都反对这项新的军事策略。阿道夫·希特勒站在革新派的一边来干预这些抵制，这对新战略的实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42]

本书关于组织机构的分析视角

这本书主要是叙述性的：力求描述美国政府机构中官僚体制的本质特征。在第二部分，我试图描述这些机构的普通工作人员如何决定自己的工作内容；在第三部分，我将描述政府机构的管理人员如何决定他们自己的工作事项，并在第四部分阐述政府机构主管人员如何决定他们的工作重点。但本书并不止于这些描述。在挑选案例时，我被以下事实触动，即用以解释德国军队、得克萨斯州监狱和卡弗高中与众不同的理念，竟然同样适用于解释普通员工、管理人员及主管人员，如何在警察部门、监管机构、林务局和公园管理局、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社会保障总署和邮政总局中发挥作用。

第一，普通员工［或者，我更愿意把他们称为操作人员（operators）］：他们为什么会从事这些工作内容呢？组织的正式目标有时会有助于解释这点，但大多数时候，操作人员的工作内容取决于他们所面临的环境（他们所认为的“重要环境问题”），他们以前的经验和个人信仰，同事对他们的期望，其所在组织涉及的一系列利益，以及该组织创始人给予组织的推动力。对于任何独特的官僚机构来说，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便产生了一种组织文化——它是一种审视和回应官僚世界的独特方式——它塑造了操作人员所可能拥有的各种自由裁量权（通常会有很多这样的权力）。当该文化成为组织人员自豪感和共识的源泉，该机构就获得了使命感。

第二，管理人员（managers）：管理人员参与组织机构日常工作的程度越高，他们的生活就越不会被操作人员正在执行的任务或该机构为之奋斗的目标所影响，而是由政治环境对该机构的约束所塑造。这些约束限制了他们分配资源、指导工作人员并朝着目标努力的能力。尽管存在这些制约因素，管理人员必须想方设法去管理。他们如何做到这点将取决于他们所在机构的类型。为了将纷繁复杂的机构类型简单化，我在第九章中将它们分为四种类型——以这些机构目标的清晰程度和机构操作人员工作业绩的显著程度为依据。为了不过分歪曲事实，我把作为考察来源的具体事例整理成了四类：“生产型”（production）、“工艺型”（craft）、“程序型”（procedural）和“解决型”（coping）机构。

第三，主管人员（executives）：为了设法维持该机构（以及他们自己在该机构中的地位），主管人员时刻挂念着如何对自己的势力范围保持控制——用一个流行的官僚术语来说就是“自治”。没有机构已经拥有或能够拥有完全的自治，但所有机构都奋力争取和保持尽可能多的自治。为了达成既维持机构的独立性又保证其在多机构间的政治地位这一双重目标，主管人员采取了各种策略（将在第十一章中阐述），有时候还鼓励创新（将在第十二章中阐述）。

当读者对美国（尤其是联邦）政府机构有些微了解之后，本书第五部分将介绍这些官僚机构运转的情景——总统、国会和法院之间为控制官僚机构行为而进行的斗争。在第五部分的结尾，本书将拉远视角，通过探究（第十六章）美国公共管理跟其他或多或少具有民主因素的国家的差别以及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来审视所描述的现象。

最后一部分阐述了官僚体制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经常遭到公民投诉（第十七章），尤其是低效和专横独断，然后分析了解决这些问题的主要可选方案——运用法规（第十八章）和利用市场（第十九章）。最后一章再次回到军队、监狱和学校的讨论，来回顾我们从本书中间部分的篇章学到了什么，并抛给读者一个问题——为什么很少有政府机构表现出它们已汲取了什么经验，或准备把从这三个案例中吸取的教训加以运用。

虽然本书的目的不是教授如何管理一个官僚机构，而是分析为什么官僚机构会按它们现有的方式运行，但在本书的最后几页，我依然想提供一些如何在一定程度上能比较好地管理这些机构的温和建议，并指出在我看来即使是温和建议也不太可能得到重视的原因。需要为可能读到本书的文职人员开脱的是，我的建议（以及他们的建议，因为我的很多想法其实都来自他们）不被采纳的原因跟他们个体的局限性和称职与否无关，而取决于他们所身处的宪政体制。想立即就找到“结论”的读者，请勿费劲读这数百页的文字，可直接去读两个世纪前由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写作的《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

[1] John E.English，A Perspective on Infantry（New York：Praeger，1981），67-70.

[2] B.H.Liddell Hart，The Future of Infantry（London：Faber and Faber，1933），27.

[3] Alistair Horne，The Price of Glory（New York：Penguin，1964），337，342-44；John E.English，A Perspective on Infantry（New York：Praeger，1981），24.

[4] John E.English，A Perspective on Infantry（New York：Praeger，1981），26.

[5] Barry R.Posen，The Sources of Military Doctrine（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4），182-88.

[6] John E.English，A Perspective on Infantry（New York：Praeger，1981），24，64；Len Deighton，Blitzkrieg：From the Rise of Hitler to the Fall of Dunkirk（New York：Alfred A.Knopf，1980），143.

[7] Martin van Creveld，Fighting Power（Westport，Conn.：Greenwood Press，1982），36.

[8] General von Lossow，quoted in Creveld，Fighting Power，36.

[9] Martin van Creveld，Fighting Power：German and U.S.Army Performance，1939-1945（Westport，Conn.：Greenwood Press，1982），62.

[10] Martin van Creveld，Fighting Power：German and U.S.Army Performance，1939-1945（Westport，Conn.：Greenwood Press，1982），132，137.

[11] Quoted in Martin van Creveld，Fighting Power：German and U.S.Army Performance，1939-1945（Westport，Conn.：Greenwood Press，1982），28-29（emphasis in the original）.

[12] Martin van Creveld，Fighting Power：German and U.S.Army Performance，1939-1945（Westport，Conn.：Greenwood Press，1982），114.

[13] Martin van Creveld，Fighting Power：German and U.S.Army Performance，1939-1945（Westport，Conn.：Greenwood Press，1982），115.

[14] Edward A.Shils and Morris Janowitz，“Cohesion and Disintegration in the Wehrmacht in World War Ⅱ，”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2（1948）：280-315.

[15] Martin van Creveld，Fighting Power：German and U.S.Army Performance，1939-1945（Westport，Conn.：Greenwood Press，1982），45.

[16] Martin van Creveld，Fighting Power：German and U.S.Army Performance，1939-1945（Westport，Conn.：Greenwood Press，1982），75-76.

[17] Martin van Creveld，Fighting Power：German and U.S.Army Performance，1939-1945（Westport，Conn.：Greenwood Press，1982），163-64.

[18] John J.DiIulio，Jr.，Governing Prisons：A Comparative Study of Correctional Management（New York：Free Press，1987），162.

[19] Quoted in John J.DiIulio，Jr.，Governing Prisons：A Comparative Study of Correctional Management（New York：Free Press，1987），162.

[20] Quoted in John J.DiIulio，Jr.，Governing Prisons：A Comparative Study of Correctional Management（New York：Free Press，1987），162-63.

[21] John J.DiIulio，Jr.，Governing Prisons：A Comparative Study of Correctional Management（New York：Free Press，1987），169-70.

[22] Quoted in John J.DiIulio，Jr.，Governing Prisons：A Comparative Study of Correctional Management（New York：Free Press，1987），254.

[23] John J.DiIulio，Jr.，Governing Prisons：A Comparative Study of Correctional Management（New York：Free Press，1987），figure 3.1.

[24] John J.DiIulio，Jr.，Governing Prisons：A Comparative Study of Correctional Management（New York：Free Press，1987），140.

[25] Ruiz v.Estelle，503 F.Supp. 1265（1980）.

[26] John J.DiIulio，Jr.，Governing Prisons：A Comparative Study of Correctional Management（New York：Free Press，1987），322-27.

[27] Sara Lawrence Lightfoot，The Good High School（New York：Basic Books，1983），chap.1.

[28] Gwendolyn J.Cooke，“Striving for Excellence Against the Odds：A Principal’s Story，” Journal of Negro Education 54（1985）：366.

[29] Kenneth Tewel，“The Best Child Ⅰ Ever Had：An Examination of Sources of Influence on the Decision-Making of the Principals of Three Urban High Schools in Crisis，” Ph.D.diss.，Union for Experimenting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Cincinnati，Ohio（1985）.

[30] Robert E.Klitgaard，“Going Beyond the Mean in Educational Evaluation，” Public Policy 23（1975）：59-79.

[31] James S.Coleman et al.，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2 vols.（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Office of Education，1966）；Christopher S.Jencks et al.，Inequality（New York：Harper & Row，1972）.

[32] J.S.Coleman，T.Hoffer，and S.Kilgore，High School Achievement（New York：Basic Books，1982）.

[33] J.S.Coleman，T.Hoffer，and S.Kilgore，High School Achievement（New York：Basic Books，1982），chap.6，esp 176-77.

[34] J.S.Coleman，T.Hoffer，and S.Kilgore，High School Achievement（New York：Basic Books，1982），178.

[35] Michael Rutter et al.，Fifteen Thousand Hour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9）.

[36] Lawrence C.Stedman，“A New Look at the Effective Schools Literature，” Urban Education 20（1985）：305；S.C.Purkey and M.S.Smith，“Effective Schools：A Review，” Elementary School Journal 83（1983）：427-52.

[37] Lawrence C.Stedman，“A New Look at the Effective Schools Literature，” Urban Education 20（1985）.

[38] Herbert A.Simon，Administrative Behavior，3d ed.（New York：Free Press，1976），ⅹⅵ.

[39] Herbert A.Simon，Administrative Behavior，3d ed.（New York：Free Press，1976），ⅹⅵ.

[40] Chester Ⅰ.Barnard，The Functions of the Executiv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72（first published in 1938）.

[41] Edward C.Banfield，“Ends and Means in Planning，” in E.Banfield，Here the People Rule（New York：Plenum Press，1985），171-81.

[42] Barry R.Posen，The Sources of Military Doctrine：France，Britain，and Germany Between the World War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4），208-13.

第二部分 操作人员

第三章 环境

对于一名企业高管而言，任务和使命的重要性可谓老生常谈。设法找到明确的任务以及最大限度激励员工完成这些任务的最佳方法，常被认为是创建正确的管理文化。大量关于卓有成效企业的论著一再强调这些问题，敦促企业高管人员去效仿“百佳企业”“日本企业”“Z理论”或当前经营良好的企业所奉行的任一流行模式。然而，关于公共行政管理方面的论著却很少涉及这些问题。除几部著名的论著外，关于政府机构的绝大多数作品几乎没有涉及组织文化。这些作品中的确会有一些章节谈到组织结构、计划、决策以及国会监督之类的问题——当然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但在有关组织的具体工作内容或如何调动人员积极性方面，却只字不提。

这些书对任务和激励的话题避而不谈，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作者们的学术兴趣，但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准确地捕捉到了政府高官们的现实世界。在美国，政府高层领导人员都忙于在一个错综复杂、冲突频发且不可预测的政治环境中维护他们的机构，而政府中层管理人员则整天忙于应付这种环境对其机构造成的种种制约。

相对于企业领导人来说，政府机构领导人需要花费多得多的时间和精力来面对面地应对选民。例如，拥有近40亿美元资产、年收益达15亿美元、员工总数超过5000人的新英格兰电力公司（New England Electric System，NEES）的首席执行官每年只与董事会成员召开6次会议，每次会议约三四个小时；其中许多议题都是例行公事，会议气氛都非常友好，首席执行官也几乎总会如愿以偿。而在笔者考察联邦调查局——它是一个拥有约22400名工作人员和14亿美元预算的机构——期间，该局局长每年与其“董事会”召开会议的次数竟超过18次。[1]这个“董事会”其实由管理联邦调查局的几个国会委员会组成。这些会议往往冗长且充满矛盾，通常局长还得不到满意的结果。新英格兰电力公司可以使用留存收益或通过债券市场筹措资金来给各项目融资；而联邦调查局既不能留存收益也不能举债，它的经费只能来源于国会拨款。新英格兰电力公司的借款可以在贷款期限（通常为数年）内自由支配；而联邦调查局所获拨款只有一年的使用期限，到下一年度必须重新申请。另外，媒体很少调查新英格兰电力公司的情况，但经常调查联邦调查局的工作。

政府机构领导人必须花费大量时间来应付机构的外部环境，因此他们只有相对较少的时间来管理内部事务。此外，总统任命的官员通常只有2.5年的任期，抛开各类只负有监督任务的委员会的官员，则只有2.2年的任期。[2]这样一来，与企业相比，政府机构的任务很少受到机构领导人偏好的影响，而更可能是由外部环境所决定。

任务与目标

你也许会认为，政府机构领导人所面对的这些限制无关紧要；毕竟，我们难道就不能通过了解一个机构确立的目标来推断其将要开展的工作吗？如果你持有这种观点，那么请你翻开《美国政府手册》（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Manual）的任何一页。在这部手册中，你会看到这样的表述：

·促进美国的长期安全和富强（国务院）

·加强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土著人民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潜能的全面开发（印第安人事务局）

·为维护我们国家的和平、安全和国防，组织、训练并武装现役和预备役部队（陆军部）

·创造良好的居住条件和适宜的生活环境，以建设充满活力的城市社区（住房及城市发展部社区规划和发展助理部长办公室）

·促进、推动和发展美国工薪阶层的福利事业（劳工部）

·（实现）广播服务业的有序发展和运营（联邦通信委员会）

所有这些都是模糊不清的目标，因为对于诸如“富强”“潜能”“安全”“充满活力”“良好的”“适宜的”“福利事业”“有序”和“发展”等词语的含义，每一个有理性思维的人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即使他们就某一目标的含义认识一致，他们也会就应该牺牲哪些其他目标来实现这些目标而产生分歧。如果印第安人的“全面”开发意味着对某一部落土著文化的毁灭，那么我们仍要追求这一目标吗？提供“良好的”居住条件是否就可以置成本而不顾呢？“发展”广播服务业，应该怎样平衡无线广播公司、有线广播公司和卫星广播运营商之间的利益呢？是否应该在不考虑预备役人员所从事的职业和个人意愿的情况下，将他们训练到能够随时被征召为现役军人的程度呢？

许多私营机构像这些政府公共机构一样，目标含糊不清且难以实现。哈佛大学的目标是什么？是教育青年，还是保存并促进文化？前面这些字眼又意味着什么，我们如何才能实现它们所可能描述的情形呢？如果你回答不了这些问题，你又凭什么决定哈佛大学的教授们应该做些什么呢？既然没人能根据高校的目标来规划教授们的任务，那么应该由谁以及如何对这些目标做出具体的阐释呢？私立大学以及大多数其他私营组织，在确定自己的任务方面可能未必会比政府机构做得更好，但由于其私立的性质，它们是由委托方和捐助者自愿资助的竞争性企业。这些资助者可以自主依据个人好恶来决定资助与否。与此相反，一个政府机构通常独家提供某一服务，由国会划拨经费来支持它的运行，这些经费来自民众所纳的税款，但这些纳税的民众并非都能从该机构提供的服务中获益。在目标模糊的私营组织中，操作人员的任务是通过反复试错和内部协商后，经由竞争性的自然选择的验证来确立的。有些组织蓬勃发展，有些只是勉强维持着基本的生存，而另一些却走向了失败。而在目标模糊的政府机构中，其操作人员的任务设置和私营组织基本相似，但缺乏定期对其适应性进行的评估。

要想了解一个政府官僚机构，我们就必须了解它的一线人员是怎样领会自己的工作任务的。我们姑且把这些人员称为操作人员。（究竟哪些人算操作人员有时并不好说，但一般来说，所谓操作人员，就是其从事的工作证明了该机构的存在的人员——学校的教师、监狱的看守、医院的医生和护士、警察局的巡警和刑警、军队的士兵、代付机构的柜员、邮局的拣信员和邮递员、拨款机构的拨款人员、国务院的外交官等。）操作人员的工作是我们研究的起点，因为正是他们的努力决定了机构的服务对象（也就是普通民众）是否感到满意。此外，如果我们事先并不了解一个机构的结构体系所组织、激励机制所鼓舞、领导阶层所导向的是什么样的行为，我们也就无法对其结构体系、激励机制和领导阶层说出多少令人感兴趣的事情来。

通常人们并不从上述角度来观察政府机构。正如前一章提到的，在我们当中存在着一种倾向：我们常常抱怨一个机构的绩效离它的目标差距太大，并猜测是“官僚症”（bureaucratic pathology）导致了绩效不佳。但是，只有当政府机构目标十分明确，有理智的人可以就目标的意义以及该机构是否拥有为实现目标而采取行动的自由（权力和资源）形成共识，我们的抱怨和猜测才说得通。一个明确的目标才是一个“可操作的目标”。[3]

有些政府机构的确具有明确的（或可操作的）目标，一线人员的工作内容即可从中推断出来。在下一节中，我们会考察一些例子。当政府机构目标模糊或者不一致（实际上往往会是这样）时，一线人员的工作内容就将取决于他们所面对的工作环境、他们带入工作中的理念和经验或其工作所承受的外部压力。本章相当一部分篇幅将用来探讨环境因素，特别是我称为“需要”（imperative）和同伴的期望（peer-group expectation）。在下一章中，我们将讨论组织成员带给组织的四个因素——他们过往的经验、专业规范、人格以及思想观念。在第五章中，我们将讨论作为组织环境一部分的势力因素——利益集团的诉求。

确定任务：目标

社会保障总署具有可操作性目标（至少就其负责管理的退休计划来说确实如此），并且拥有实现这些目标所需要的自由和资源。按法律规定，社会保障总署需要每月向全国所有符合条件的退休人员发放一份退休金。退休金的金额根据一个复杂但精确的公式计算得出，而对领取人的资格审核也需要依照明文颁布的法律法规来进行。社会保障总署需要向3500万人发放各类救济金，并向1.1亿人收取税款，但其工作的精准度非常高。[4]

在扶残助残这个目标上，问题就要复杂得多，因为法律没有明确构成伤残的因素。由此，与帮助退休人员的任务相比，社会保障总署对扶残助残任务的界定，就存在更多争议。[5]

当然，社会保障计划的各个目标之间也存在冲突。有些人认为，个人所得税税收制度应该保证每个人享受社会福利的金额与其之前个人所得税缴纳情况成正比；如果按照这种方式，富人获得的退休金就将高于穷人。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征税的目的应该在于为穷人享受的福利提供一个最低限额的保障；如果采取这种做法，福利的金额就不再与福利享受者的纳税额挂钩了。社会福利是否应该根据通货膨胀的情况做相应调整呢？完全享受社会福利的年龄应该定为62岁、65岁还是68岁？人们对这些问题也持有不同观点。但是，这些政策性问题本身并不会在退休福利工作中造成组织困难：因为无论选择何种目标，社会保障总署都可以根据目标来推断出它的工作任务。

社会保障总署通过了解目标来确定任务的做法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官僚问题的烦恼。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看到，该机构在获取和使用高效能电脑方面遭遇了很多麻烦，并且被各种各样的改组方案弄得焦头烂额。但是，这些问题并非由其目标不明确所导致，而是由政治方面的约束造成的。这些约束决定了行政管理费用、用以吸引关键人才的工资额度、管理人员的身份以及允许购买新设备的程序。这些约束并不会影响它对工作任务的界定（虽然在另外一种政治环境中约束会产生影响）。总之，社会保障总署在逻辑上具有根据其（大部分）目标来确定工作任务的能力，在政治上也拥有根据目标确定任务的自由度。

社会保障总署工作任务的一贯定义是：“我们的核心任务是按时、准确地发放福利金。”围绕这个简明观点形成了一种强调服务的组织文化——至少在社会保障总署的外地办事处确是如此。总审计局（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GAO）的一份研究报告称：“社会保障总署的文化”是“面对面的公共服务”。结果，这种文化使得它的许多外地办事处都需要维持高水平的人员配置（即便整合与裁员可能节省大笔行政开支）。[6]社会保障总署的一名高层管理人员在1987年接受我的采访时确认了这种情况：“外地办事处的服务观念非常强”，尽管他也补充说，“一致性”（即遵循领取人资格审核规定的一致性）与“服务”同等重要。另外，国会坚持不得减少外地办事处的主张也强化了这种文化（社会保障总署拥有1300个外地办事处以及约4000个较小的“联络站”）。他们的确拥有非常强的服务观念，如当社会保障总署的一位新署长宣布她希望更多的外地办事处在夜间和周末开放，以及为福利领取人员提供预约服务（而不是必须到办事处现场排队等候）时，外地办事处大多持欢迎态度，而这对许多其他政府机构而言，则是一个令人生厌的负担。

美国邮政部（United State Post Office Department）在转变成半独立的美国邮政总局（又叫邮政服务公司）之前，也有比较明确的目标，即尽可能快捷、廉价而准确地投递邮件。当然，人们愿意在廉价和准确性方面做出多大的牺牲来提高投递的速度，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这一目标至少使得邮政部负责人能够确立该机构的工作任务：邮件的收集、分拣和投递。但是，与社会保障总署不同的是，当初邮政部并没有自行确定自己任务的政治自由。邮递员对其任务的确定拥有足够的影响力，国会议员拥有过度的权力来决定设立邮局的数量和位置，白宫可以决定何时要求提高邮资，而代表相关利益用户（如出版社、贺卡生产商、直邮广告商）的组织则会向国会施压要求降低邮资。[7]即使在改组后成立的邮政总局，这些曾经制约着邮政部负责人的因素有一部分仍然阻碍着（尽管不像以前那么严重）适合组织目标实现的文化的形成。

确定任务：环境需要

当目标不明确的时候，环境因素就变得重要了。环境因素中更加重要的是工作人员每天都要去面对的情况。假设你是警察、狱警、教师、国务院办公室人员或者是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OSHA）的检查员，当你撰写工作报告的时候，就会发现客户的行为以及所用的技术强烈地影响着你的工作——不论组织的目标有多明确。

在新警察第一次执勤的时候，他那经验丰富的搭档或警官会告诉他们：“忘掉你在警校所学到的东西，我会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警务工作。”精力充沛的警察管理人员经常设法防止这类街角社交，但他们的努力收效甚微。因为巡警，无论是单独执勤还是跟搭档一起，都必须在那些行为莫测、情绪不安并通常怀有敌意的人面前树立权威。在大多数情况下，当一名巡警接到无线电呼叫或路人的求救时，他很可能会碰到这样的情况，他需要做出重大决断来处理一些有关生死荣辱的至关重要的事情，牵涉到受到惊吓的、喝醉酒的、正在吵架的、不知所措的、愤怒的、受伤的、推诿的或暴力的人。[8]面对如此境况，这位警察必须行使他的权力——必须“负起责任”。至少在美国的各个大城市里（我估计在美国其他地方也是类似的情况），警服和警徽本身并不代表令人服从的权威，还需要警察采取行动来补充和扩展这种法律可能赋予的权力。警察在处理纷争——如家庭纠纷、街头争吵，或者房东和租户、店主和青少年等之间的争吵时，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在这些情况下，需要恢复或维持秩序。但正如我们所知，秩序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而且维持秩序的方法也是一门艺术，而非科学就能解决的问题。虽然这是警察们最头痛的任务，但它也最为寻常。一项研究表明，在所有请求警察帮助的呼叫中，近三分之一涉及秩序维护，如果把交通事故（往往是驾驶员们各执一词）也计算在内的话，这类请求就占到了总求助次数的40%以上。[9]相比之下，只有10%的求助是明确要求制止或处理犯罪行为。

即使发生了严重的犯罪事件——这时警察机构的目标也因此变得明确（“将罪犯缉拿归案”）——但开展调查所面临的情境却往往令人困惑，甚至混乱无序。警察很快就会发现，有些受害者关于他们受损的报告并不全面或有失真实：“被盗的电视机”可能只是被它的主人拿回，因为早些时候“受害者”把它从主人那里“借”走了；“失窃汽车”也许根本就不存在；或者“袭击”可能就是由受害者本人挑起，只是他后来失利才报警的。[10]警察很快体会到，保持警惕和怀疑有多重要。抓住的犯罪嫌疑人（这种情况并不常常发生）很少会如实交代，有时甚至还试图逃跑。

所有这些情境导致巡警不能从“执法”的角度，而是从“处理局面”的角度来明确自己的工作。要处理局面，首先就要“负起责任”。出于负责的需要和对警察职业固有的人身危险的认识，警察们便培养出了杰罗姆·斯科尔尼克（Jerome Skolnick）所称的“职业人格”（working personality）。[11]威廉·K.缪尔（William K.Muir）已经向我们表明，这种人格并非总是相同：在他对奥克兰警察局所做的杰出研究中，他发现警察们负起责任的方式各有不同（有好有坏）。[12]但是，他们都负起了责任，因为这是他们工作任务的本质。

也许有人反对说，诸如“负起责任”这样一种“环境需要”并不能概括一项工作，尤其当负责具有多种方法的时候。事实的确如此。更准确地说，这些难以处理的现场环境所产生的问题，是操作人员必须妥善应对的具有压倒性利害关系的问题。现场环境界定了他自由行动的外部界限，也确定了组织目标和个人性格在发生作用方面的外部边界。鉴于将在第十一章中所述的原因，政府机构的领导人员往往忽略这些环境因素，从而要么允许操作人员凭直觉去解决问题，要么引导操作人员采取一些导致低效、无序和腐败的方式来处理问题。在第十一和十二章中，我举了几个关于某些领导人员的例子——这样的例子的确太少了！这些领导人员不仅了解环境需要，而且懂得采取何种方法将操作人员求取生存的愿望与领导人员对于成效的追求调和在一起。

与警察一样，监狱和精神病医院的工作人员所面临的环境因素也非常重要，使得正式的组织目标变得几乎毫无意义。一家监狱的既定目标可能包括遏制犯罪和改造罪犯，但主要决定狱警工作内容的并非这些目标，而是监狱里的现实生活。对于这些现实，已有一些人进行过充分的阐述。格雷沙姆·赛克斯（Gresham Sykes）就阐述过这种现实情况：囚犯通常很年轻、精力充沛，首次入狱的犯人在入狱前一般都有数次前科，而有一些犯人已经是第二次或第三次服刑了。囚犯的数量超过了看守的人数。在许多监狱里，犯人可以毫不费力地将工厂车间的工具和餐厅的餐具改制成武器。监狱中时常发生骚乱，偶尔还会发生重大的暴动（就像1980年在新墨西哥州的监狱出现的情形一样），有时还会发生越狱事件。

假设你是一名狱警，你所在机构领导人员的话就是该机构的目标，但对你来说，核心要务却是确保自己的生命安全且不受伤害。如果发生暴乱或越狱事件，你至少会受到批评，弄不好还会被犯人所杀。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你必须控制住犯人。控制——而非威慑或改造——变成了你工作的核心任务。[13]具体如何实现和保持控制会因为你的个性和监狱管理的不同而不同。你可以使用恐怖手段，也可以把监狱管理权移交给那些有势力的囚犯头目（con bosses），他们使用武力、勒索或玩弄诡计等方式来管住犯人，从而防止犯人威胁到你。（那些囚犯头目则会要求从你这里得到好处——享受违禁品、特权和权力，以作为他们为你提供有价值的服务的交换。你不得不为你所得到的进行付出。）你还可以给予犯人更多的权利和自由，希望以此安抚他们。你也可以尝试通过奖罚的系统化管理来规范他们的日常生活。反过来，你履行职责的方式又取决于你自己受到的督导，不管你受到的是怎样的督导，核心问题将取决于你每天所面临的环境需要。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精神病医院的医护人员也一直面临着类似的环境需要。医院的目标可能是治疗精神疾病或改善心理健康。但是，即便医疗机构的管理人员能够就心理健康的构成要素给出一个清晰明确的定义，该机构通常也并没有一个现成的实现心理健康的方法。医生、精神病医生和社会工作者会尽最大努力救治他们的病人，但对作为病房医护人员的你来说，每天生活最主要的事实是：你得照看一群情绪不定、有时行为怪异的病人，他们不像健康人那样听从指令，而且有时语无伦次、不能自律甚至非常暴力。你的任务就是管理好这些人，将他们对你造成的威胁和麻烦降到最低。完成这一任务的手段包括对病人进行管制、使用镇静剂、隔离、电击疗法或者授予和取消特殊待遇。具体的手段将根据医院的有关政策来定（有些情况可做例外处理），但采取这些手段的目的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病房的具体情况，而非医院的既定目标。[14]就这一点而言，作为一名医护人员，你和监狱看守或巡警的处境大致相同，那就是维护和保持控制，尽管在法律上你所管理的人员并非嫌疑人或罪犯。

不过，精神病院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镇静药物的出现使得这些机构中病人数量的下降成为可能，并为病院提供了一种更加温和、化学的手段来对病人加以控制。这无疑改善了许多医院中病人的生活质量。但这是否能从根本上改变医护人员的任务，尚不明确。精神病院不同于普通医院，因为普通医院的患者一般都会由他们的家人朋友在其出院后接回家中，所以普通医院就无须配备在精神病院中占核心位置的医护人员去控制病人的行为，而精神病院的病人其实不愿待在里面但他们的家人又不愿意接他们回家。

学校教师通常不必与罪犯、囚犯或精神病患者打交道，而且学校教育青少年这一目标也比其他公共服务机构的目标更加明确。尽管我们也许会对教育所应包含的内容持不同的看法，但我们可以就某些内容达成一致意见。例如，几乎所有人都会认同学习读写技能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位教师如果教授了这些技能，那么他就是在实现组织的目标；反之，他就没能实现这一目标。

然而，尽管学习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可以理解的目标，但它并不是任课教师的唯一关注点。正如半个多世纪前威拉德·沃勒（Willard Waller）所指出的，教师面临着两项任务：一是引导学生们集中精力学习，二是控制学生们的精力以维持秩序。[15]原则上说，这两个任务是相辅相成的：要想让学生们学习，就必须要有秩序。但在实践中，这两项任务之间可能会出现明显偏离。在某些情况下，对秩序的重视超过了对学习的关注。例如，有迹象表明，与位于上层社会社区里的学校相比，位于下层社会社区里的学校更加关心秩序。[16]这种差别存在的原因在于，无论是社区的期望还是学生的行为（或者两者皆有）都在影响着教师对自己任务的确定。

当一个机构必须面对面地应对那些不合作或具有威胁性的服务对象时，环境的需要可能会对操作人员确定其任务产生更大的影响。甚至对不是那种迈克尔·利普斯基（Michael Lipsky）所称的“基层官僚机构”的组织，环境依然影响着它们的任务。[17]美国国务院并没有将某个明确易懂的目标作为确定其任务的依据。事实上，一些批评家声称，在国务院工作的那些人从事的都是一些毫无意义的工作。外交官们被画成漫画讽刺为“整天在宴会社交中混日子”，“说话模棱两可”或“过于注重形式的社交聚会常客”。毋庸置疑，作为国务院的核心专业人才，那些外交官并不会这样看待自己。在他们看来，他们的活动是为了实现这样一项重要目标：代表并促进美国的海外利益。他们参与制定“外交政策”。该机构还从事其他工作，包括签发护照和签证，与其他国家开展教育交流项目，但它的中心工作就是帮助制定外交政策。[18]

但是，什么是外交政策，而什么又是美国的合法利益呢？没人能清楚地回答这些问题，部分原因在于，人们对何为美国的利益存在不同的观点；另一部分原因在于，即使是那些观点相同的人也认识到，随着环境的变化，我们的那些利益也会以不可预知的方式不断发生变化。退一步说，就算我们能就美国的利益形成一个公认的定义，我们又如何知道通过什么途径才能实现这些利益呢？国务院当然有自己的目标，但这些目标都非常笼统，领导人员根本不可能依据这些目标来清楚地确定这个机构的工作任务。

尽管存在这些含混和冲突，可每天仍有成千上万的外交官去上班工作。那么他们都在做些什么呢？他们为什么在做这些事情，而不是其他一些事情呢？其实他们的具体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所置身的环境。日复一日，他们需要处理成堆的文件，还要接待众多外国使团。每一份文件，每一个代表团，都是在执行外交政策。这些外交官必须按照某种方式制定一套日常工作程序来管理这大量的工作，这种方式可能关系到实现“代表和维护国家利益”这一模糊的目标。正如唐纳德·P.沃里克（Donald P. Warwick）在他关于国务院的精辟研究中所论述的那样：制定外交政策涉及各个层面的工作，反映了该部门所有的甚至细枝末节活动的内容。“一位领事官员拒绝向一名拉美学生运动积极分子发放签证的决定，跟反对学生激进主义的正式声明一样，都反映了美国的外交政策。”[19]“政策”和“管理”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几乎所有的行政行为都有其政策含义，而且事实上，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它还可能转化为政策。

外交官通过相互之间以及与外国代表之间谨慎地交换书面备忘录，以便“维持关系”。康纳德·P.沃里克注意到，“细化到具体工作当中，阐明政策最直接的方式便是提供一份书面报告。辞令和文章在国务院的工作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20]外交官的中心工作任务取决于是否需要呈递、答复和评论书面报告。国务院于1970年进行的一次自我评估就以无可挑剔的语言证实了这一点：

公文写作能力是本机构最为重视的一项技能。我们在招聘之初就强调这项技能，我们的晋升制度也对这项技能给予了慷慨的奖励。在本机构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报告工作。外交工作督察员习惯于检查报告工作人员的记事文档，以确认其工作是否取得了足够的成果。因此，不足为奇的是，我们这里最有能力和最有干劲的官员，不论情况紧急与否，总喜欢寻找报告的机会。[21]

如果一项行动可能具有政策含义，因而容易在事后遭到政治批评的话，当事人自然会趋于采取谨慎的方式。警官们了解这一点，因此尽管偶有报道警察滥用职权导致人们普遍认为警察在工作中热情过头，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会谨慎行事，甚至可以说执法不严。[22]但警务工作不一定会留有书面记录，因而巡警们可以相对自由地行使他们的权力，而无须担心自己的一举一动、自己所行使的权力会留下记录，从而被那些查看文件记录的人所审查。

从事报告工作的外交官需要一直谨记，书面材料就是政策，它们会受到密切并且时常怀有敌意的审查。对他们来说，这一点是最主要的制约因素。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看到，这项工作左右着国务院管理制度的形成，也招致了许多外界对国务院的批评，这些批评往往误解了外交官该做和不该做的工作。根据环境需要来确定工作任务会形成一种强调谨慎的组织文化。

即使目标比较明确，如果某种工作方式显得更为方便可行，那么环境也能决定工作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技术（泛指任何一套策略方法）决定了工作任务。法律赋予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颁布旨在改善工人安全和健康状况的条例的职责。要求制定这项法律的组织一致认为，工业危害对工人健康的威胁要比对工人安全的威胁更为严重。工人们常常会被一台缺乏安全功能的机器或者设计不当的梯子所伤害，但尽管这些风险的后果也很严重，却不及成千上万的工人因为接触有毒化学物质而生病或生命垂危的灾难严重。此外，工人和工厂管理人员都被鼓励减少事故，因为事故的减少可以明显减轻工人们所受的苦难，提高生产效率，减少病假次数，并降低保险费用。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无论是工人还是管理人员可能都不了解健康面临的危害，或者即使他们能够意识到这种危害，他们可能也会低估其有朝一日会造成若干人员死亡的后果的严重性。

鉴于这些情况，人们可能会认为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在成立初期所颁布的大部分条例应该致力于解决健康危害，但事实并非如此。正如约翰·门德洛夫（John Mendeloff）所指出的那样，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的工作更注重于解决安全问题，而非健康问题。[23]其中的原因与狡猾的利益集团给它施加的压力或工作人员个人价值观的扭曲并没有任何关系。[24]条例的制定人员发现，安全问题要比健康危害更容易解决。从技术角度来说，发现、描述、评估和控制安全问题要更容易一些。假设一名工人从一个平台上摔了下来：原因很清楚——是因为没有护栏；结果也很明确——摔断了腿；损失也很容易计算——医院住院天数，误工天数和修建护栏的成本；指导性意见也很好写——“在平台上安装护栏。”但是，如果一名工人在化工厂工作十五年后发现患了癌症，致癌的原因就很难判定，也会有争议。治疗这种疾病的费用也难以计算。解决方案也很难具体化：指导性意见可以写为“减少对X化学物质的接触”，但对诸如“减少到什么程度”“以多长时间作为标准”“可能会带来什么好处”之类的问题，医学所提供的意见也并不完美且会引起争议。由于存在这些困难，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自成立以来，就一直因不能及时颁发健康标准而备受指责，而对于那些已经颁布的标准，人们又频繁地提出质疑。[25]

关于技术决定任务，战争也许是最令人叹服的例子——一支军队也许会因为一种新式武器的存在来决定如何明确和管理士兵们的任务。人们往往指责将军们总按最后一战来做准备。这种指责是不公平的，因为至少在近代，没有哪位将军能够确切地知道下一场战争将会是什么样子，所以在备战过程中，他所能借鉴的也仅仅只有过去的经验和对未来的推测。然而，推测毕竟只是推测，所以在他制订计划的过程中，经验必然会起到应有的重要作用。成功的将军绝不会忽视过去的经验教训。谁也无法预知将来应该吸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但有些人会比别人做出更准确的预测。

正如我们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中看到的，法国和德国的将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吸取了不同的经验教训。法国人认为，大炮和机关枪仍将和过去一样主宰未来战场，因此他们围绕这些武器来设计步兵的任务。他们组建了专门小班队以维修保养机关枪，并修筑了固定的防御工事来保护步兵团。德国人吸取的教训则与之不同：可以通过机动灵活来抵消火炮和机关枪的优势。他们也组建了专门小班队，由它们独立行动，去发现和利用敌军前线的弱点。法军密切关注技术，因此作战计划严重受技术影响；德军的计划则致力于以智能战胜技术，这一计划取得了显著的成功。法军和德军由于任务确定方法的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指挥系统。法军的指挥系统形成了一个非常集中和僵化的组织，因而无法迅速有效地对德国的突袭战术做出反应。德军的指挥系统相对分散、临时应变能力较强，因此能够应付几乎一切突发事件。

有些观察家认为，在越南战争中，如果美国不以新技术来组织军队的话，那么美军的战绩可能会更好一些，因为实践证明新技术并不适用于当时的战场环境。拥有直升机、计算机和精密的通信系统，遥远的总指挥部可以轻易地集中指挥战争，但这种远程集中指挥其实非常危险。一向由战场上的中士、上尉和少校所执行的任务，现在却要由上校、将军和政治家们来执行了，而他们要么乘坐直升机观察战况，要么通过无线电设备听取战况汇报，或从计算机中获取有关它的资料。[26]

在环境方面，最关键的挑战不单单是击败北越正规军，而是与越共游击队夺取对南越村庄控制权的拉锯战。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军不仅没能做到这一点，它也没有尽力去这样做。保卫村庄需要派遣小分队前往偏远地区，并与当地居民共同生活和劳动。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大规模火力或先进技术也谈不上是什么优势（可能还会有相当大的风险）。

美军的核心任务早已由保卫西欧不受苏联装甲部队的攻击这一首要军事目标所确定。派往越南的大部分部队都是按这一目标来编制和训练的。在巴伐利亚大平原上奏效的方法策略，在越南的偏远高地却不一定切实可行。有意思的是，当初极力摸索村庄防御计划的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其编制和训练目标并非针对欧洲的大规模装甲战。装备轻简、具有一些小规模战斗经验的海军陆战队，在越南迅速制定出了一套村庄防御战术（“联合行动排”战术）：派遣小股武装力量进驻南越村庄，负责击退敌军对这些村庄的进攻，同时帮助村民加强自卫能力。从各方面来看，与陆军相比，海军陆战队成功地以较低的伤亡率更好地保卫了南越村庄的安全。

按照安德鲁·F.克雷皮内维奇（Andrew F. Krepinevich）的观点，陆军对上述战术的反应“如果不能说是彻底的反对，那便是毫不掩饰的失望”。[27]它在仿效海军陆战队的战术方面半心半意，它更主张［至少在战争后期由克雷顿·艾布拉姆斯（Creighton Abrams）将军担任指挥官之前］采取“搜寻-摧毁”的方式，由大部队向越军发起大规模进攻，诱使越军展开会战。对于陆军部队为什么不根据东南亚战争的现状而改变其军事方针，学者们持有不同的看法。出于保卫西欧的需求来确定军队的任务和结构，并据此部署重型武器和先进技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这显然是最初的军事方针的侧重点。在越战中，国内的政治约束很可能强化了这一重心，这些政治约束包括：获胜的强烈需求，给敌军造成巨大（而且是可以测算的）损失，并在总体上实施一种能够迅速带来胜利的战略（从而避免政治支持率的逐步下滑）。陆军军事方针的拥护者们认为，至少当北越正规军的大部队在南越活动时，美国军队还不具备实施村庄战略的军事力量。而批评者则认为，美国的军事力量足以进行村庄和大规模的双线作战。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无论出于何种原因，美军主要依靠现有技术和过往经验来确定军事任务，而并没有清晰认识到这些任务应该根据越战的具体情况来确定。

确定任务：同伴的期望

战争是对官僚组织的最大考验。一个政府机构招募了大量薪水微薄的青年，将他们派到遥远、敌对的国度，并将他们置于一支情况不明的敌军的残忍攻击之下。我们很难说以下哪一类型的战斗最为恐怖：笔直地站立于操练式阵列之中，步枪火力横扫队伍；在肮脏潮湿的战壕里挤作一团，炮弹飞落到你的身旁；在茂密的丛林中穿行，随时都会中敌人致命的埋伏；或者在空旷的地域迎着敌人机枪的猛烈射击向前冲锋。有人认为，一个组织的行为无非就是其具有合理利己意识的成员的行为总和，但这种说法根本不能用以解释一支作战的军队。从任何一个标准来看，一个即将面临死亡或受伤的士兵的合理利己行为就是临阵脱逃。正如伟大的军事史学家约翰·基根（John Keegan）所说的那样：“每一支军队都是由一群拼命想要逃跑的士兵组成的。”[28]

当然，可以使用奖惩制度来诱导军队奋起抵抗。如果一名士兵在战斗中逃跑，他可能会被抓获，交由军事法庭审判并接受惩罚。但是，如果士兵们集体逃跑，谁来抓捕他们呢？即使许多逃跑的士兵被抓捕并受到惩罚，但任何一名士兵都可能会做出这样的合理判断：毕竟处罚是之后的事情，而且具有不确定性，那与眼前所面临的痛苦和死亡相比，要好受多了。中士和上尉会以当场枪毙逃兵来威慑队伍，他们有时确实会这样做。但有什么措施能够防止中士和军官们不当逃兵呢？他们可是不太可能会被上校和将军枪毙，因为上校和将军一般远离战场，而且为数不多。在过去，获取战利品的希望是士兵们取胜的动力，但是，就与接受军事法庭审判的前景一样，战利品也是遥远渺茫，而敌人的炮火近在眼前。此外，过去的战争是小规模的军队为了王朝统治和物质利益而战，因此战利品对他们非常重要；但在现代战争中，大规模部队是为政治目标而战的，因此战利品就失去了它的意义。1916年，参加索姆河战役的英国士兵谁也不会认为在巴波姆（Bapaume）有什么战利品值得他冲进德军的机枪火力网中。在一定程度上，逃跑或至少是躲藏的合理本能可以通过使用麻醉品来克服：基根指出，在滑铁卢战役和索姆河战役中，很多士兵都在战斗打响前夕喝醉了酒，但是，醉得连其面临的危险都无视的士兵恐怕也无法挺身而战了。然而事实上，在这两次战役中，他们都奋起而战了。[29]

我们也无法将士兵们甘愿投身战斗的原因归结为他们对祖国的一般信念、整场战争的因素，抑或士兵们在军队中的地位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许多观察家认为，那些士气低落的士兵（即他们一般不愿意当兵，或尤其不愿意参与这场战争）在战场上的战斗力会不如那些斗志昂扬的士兵。然而事实上，正如塞缪尔·斯托弗（Samuel Stouffer）与同事们在其经典研究报告《美国大兵》（The American Soldier）中所指出的那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士气和战斗力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30]

真正发挥作用的是一名士兵从其他士兵那里获得的评价。在滑铁卢之战中，在敌人面前畏缩不前的士兵遭到了其他士兵的责备。部队排兵布阵的方式使得每名士兵时刻都知道自己身边还有其他士兵。在战友的眼中，临阵脱逃就是一种耻辱。此外，这种紧凑的战斗队形会给士兵更加安全的感觉，虽然事实上并非如此。毕竟，如果一名士兵脱离队列，敌人恐怕不会浪费一颗子弹去单独要他性命，但如果他留在队列里，他必定成为火力集中的目标。要想保持队伍的整齐，集体的团结一致是关键。[31]

军官们的领导能力、表率作用和强制权力强化了这种团结性。那么，是什么促使军官们坚持战斗下去呢？他们并没有被编制成紧凑的队列，也没有人拿着手枪在身后逼着他们。在滑铁卢战役中，这一答案便是荣誉感。“军官们……最在意的就是他们在其他军官心目中的形象。荣誉至高无上。”[32]一个世纪以后，在索姆河战役中，当士兵们不再以紧凑的队形作战，军官们也不再是贵族出身时，依然是这些因素——一定程度上的高压管理，加上集体的团结一致、荣誉感和名声——使得英国军队面对严重的损失时依然保持完整。[33]

当士兵们身旁的同伴赋予他们期望时，他们就会坚持战斗。身处一个有凝聚力的小团队，并且由他们所信任的军官率领，士兵们就能勇猛地作战。相反，如果团队缺乏凝聚力，军官们无法赢得手下的信任时，士兵们就缺乏战斗力。他们的人生态度和政治观点，即他们个人对于当兵、爱国主义或战争的看法，似乎没有那么重要。

利用同伴们的期望来服务于组织的需求非常困难，这需要队友们至少已经在一起共事相当长的时间。如果一个小团体的成员经常变换，成员们就会越来越不在乎其他同伴的看法；在感情上新成员也不如老成员们重要。许多评论家认为，美军以个人而非团队为基础来更换作战士兵的政策削弱了换人单位的凝聚力。[34]在越南，小团队的凝聚力往往会彻底瓦解，表现为逃兵率异常高，士兵们使用手榴弹袭击军官（“蓄意伤害”）并拒绝参加战斗。[35]虽然造成这种军纪危机的原因很复杂，但频繁的人事轮换须对此负一定的责任。士兵们对经常更换的同伴和领导缺乏信心。每逢某个士兵按计划将要回国的前夕，这种人际关系的动荡会变得更加明显；对他来说，不管怎样，他与战友之间没有深厚的关系，一两个月后他就会启程回家，因此他特别不愿意再去冒险了。有证据表明，在返回美国之前的那段时间里，士兵的纪律特别松散。[36]

当一个组织将其成员置于死亡危险之中，而它却不能做好小团队凝聚力的管理工作，那么这些团队就会撇开这个组织而自行确定任务。越战中的美国陆军奉行“搜寻-摧毁”的战略，但缺乏凝聚力的排和连队私下却遵循“搜寻-躲避”的战略：名义上是出动作战，而实际上却是回避敌人。[37]这种现象不仅仅存在于军队之中。在阿尔文·古尔德纳（Alvin Gouldner）关于一家石膏厂的经典研究中，一组工人（矿工），有时会违抗公司管理人员的命令，因为他们的工作具有极高的人身危害风险，所以他们会拒绝服从某些命令。矿工们认为，“在井底，我们就是自己的主人”。因此，如果他们认为某一场地的危险太大，便会拒绝去那里作业。[38]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无论危险有多大，工友之间的团结一致足以支撑他们在井下工作。同伴们的期望既是动力的源泉，又决定了哪些任务可以接受，而哪些又不能接受。

如果说同伴的期望能在殊死的战斗中或危机四伏的矿井里有如此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同伴的期望在一般情况下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以毒品侦缉人员为例，减少现有毒品数量这个目标并不意味着就此清晰地指明了一系列具体的工作任务。如果毒品都是由大型犯罪组织进口并分配的，那么最好的策略似乎是识别并调查这些组织，待时机成熟时对它们提出有效彻底的法律起诉。但要证实某一毒品被非法出售，首先就需要卧底人员从非法毒贩手中购买该毒品。对犯罪组织立案起诉的手段之一就是先抓获一名毒贩，以撤销起诉的条件来诱劝他做内应，然后利用他提供的情报找出并抓捕更高级别的毒贩，如此顺藤摸瓜直至挖出“龙头老大”。而另一种手段则是利用情报线索查出犯罪组织的大头目，然后使用监视、窃听以及搜索书面证据的方式调查他们的罪行。

对上述两种手段，美国缉毒局（以及其前身麻醉品和危险药品管理局、联邦麻醉品管理局）的主管们时而重视前一种，时而重视后一种，但具体操作人员——街头特工——却倾向于将自己的工作定义为卧底购买和缉拿低层人物。他们不愿意将自己的工作定义为搜集情报和阅读文件，究其原因则是街头特工这一工作的特性为擅长卧底购买和缉拿罪犯的特工创造了施展才能的机会。正如一名主管所说的那样，街头特工们认为“谁要是放弃了今晚的买卖，那他一定是脑子有问题”。[39]卧底工作非常危险，且需要过人的胆量和非凡的技能。为了支撑自己去完成这些任务，特工们需要获得其他同伴的尊重。但是，这种尊重逐渐形成了一系列期望，这些期望排斥变化，因此要把街头特工变成阅读文件的机关人员绝非易事。

对于任何一个熟悉在西部电气公司（Western Electric Company）霍桑（Hawthorne）工厂进行的一系列经典研究的人来说，同伴群体对工作绩效的影响这一点并不新鲜。所有学习组织理论的学生都知道，那些一起从事电话接线工作的人员把他们的工作量限制在团队的正常水平，从而无法增加工作量以获得最高工资。[40]在一定程度上，同伴的鼓励极其重要，足以代替金钱所带来的奖励。

在此，我想表达一个稍微不同的观点：同伴的期望不仅影响人们在工作中的努力程度，同时也影响他们对自己工作内容的界定。士兵们会坚持战斗，而不是临阵脱逃（这时，同伴的期望并没有限制工作效果，反而产生了促进作用）；矿工们甘愿在危险——但不能过于危险——的环境中工作；缉毒特工选择购买毒品和抓获毒贩，而非观望等待；警察们则会判断使用武力和逮捕案犯的时机及方式。

小结

鉴于政府机构在确定工作的具体方法上存在这些巨大差异，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官僚机构当作单一现象来看待。如果一个政府机构的工作任务能够直接简单明确地根据既定目标推断出来，这些任务就可以由这个机构的领导人员来确定；而且，如果领导方式得当，这些工作任务就可以为形成强大的组织文化奠定基石。社会保障总署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如果目标比较明确，但该机构缺乏把这些目标转换成工作任务的政治自由，那么就很难形成一种与自身相匹配的组织文化。邮政部的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如果机构的目标过于空泛或含糊，从而无法直接据此来确定工作任务，这时任务往往不会按照领导人员的偏好，而是以操作人员所看重的激励机制来确定。政府机构尤其如此。这些机构极其需要获得和维持外部支持，以至于几乎所有人——那些最能干、精力最充沛的领导人员除外——在确定任务时会放弃仔细严谨的态度。此外，政府机构的领导人员对下属只有有限的影响力，因为下级管理人员所控制的激励机制薄弱、难以操作，关于这一点的诸多原因笔者将在第八章中解释。因此，在一个公共官僚机构中，主要操作人员的工作任务更多的是由自然激励因素，而非由机构提供的激励机制来确定的。

这些自然激励因素包括环境需要和同伴的期望。当服务对象处于低曝光度的环境中——比如警察、精神病院的医护人员和学校老师——而且受到额外管制的时候，或者当一个组织（如军事组织）拥有占主导地位的技术的时候，环境需要就显得极为重要。而如果某一组织将其成员置于危险的环境下，像矿工、缉毒特工和作战的士兵那样，同伴的期望就更为重要了。

这些自然激励因素源自组织内部。高明的领导人员有时可以影响并利用这些激励，使得操作人员按他们的意愿来确定自己的工作任务，这个问题将在第六章中加以探讨。然而，工作人员也可能会把自身的态度、倾向和偏好带到组织中，对组织难以控制的激励因素做出特有反应。这将是我们在下一章中要讨论的主题。

[1] James Q.Wilson，The Investigators（New York：Basic Books，1978），180.

[2] Carl Brauer，“Tenure，Turnover，and Post-Government Employment Trends of Presidential Appointees，”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Harvard University（November 1985）.

[3] 我这里所指的目标是期望的某一事物未来的状态。如果这种概念与实际事物相比完全一致，那么这就是个可操作的目标；如果无法用实际事物来进行比对，我们无法确定这个目标是否已经实现，那么这就是一个总体目标。“根据总收入以28%的比例调整税收”就是一个可操作的目标；“根据公众利益、便利性和必要性发放广播许可证”则是一个概括性的目标。公共机构很少有单一和明确的目标，一般都是概括性和多样化的。班菲尔德曾详细探讨这些区别，参见Edward C. Banfield，“Note on Conceptual Scheme，” in M. Meyerson and E. C. Banfield，eds.，Politics，Planning，and the Public Interest（New York：Free Press，1995），303ff。学者们能够识别出班菲尔德对我的恩惠。

[4] Paul Light，Artful Work（New York：Random House，1985），36.

[5] Martha Derthick，Agency Under Stress（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forthcoming）.

[6]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Stable Leadership and Better Management Needed to Improve Effectiveness，” report to Congress GAO-HRD-8739，March 1987，chap.2.

[7] John T.Tierney，Postal Reorganization（Boston：Auburn House，1981），esp.chaps，3，4，and 5.

[8] James Q.Wilson，Varieties of Police Behavior（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30. See also Michael Banton，The Policeman in the Community（London：Tavistock，1964），168.

[9] James Q.Wilson，Varieties of Police Behavior（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18-19. See also Elaine Cumming，Ian Cumming，and Laura Edell，“Policeman as Philosopher，Guide and Friend，” Social Problems 12（1965）：276-86.

[10] Vera Institute of Justice，Felony Arrests：Their Prosecution in New York City’s Courts（New York：Vera Institute of Justice，1977）；James Q.Wilson，Varieties of Police Behavior（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24-25.

[11] Jerome H.Skolnick，Justice Without Trial（New York：John Wiley & Sons，1966），42-48.

[12] William K.Muir，Police：Streetcorner Politician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7）.

[13] Gresham M.Sykes，The Society of Captive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8）.

[14] Ivan Belknap，Human Problems of a State Mental Hospital（New York：McGraw-Hill，1956）.

[15] Willard Waller，The Sociology of Teaching（New York：John Wiley & Sons，1932）.

[16] Charles Bidwell summarizes these studies in “The School as a Formal Organization，” in James G.March，ed.，Handbook of Organizations（Chicago：Rand McNally & Co.，1965），972-1022.

[17] Michael Lipsky，Street-Level Bureaucracy（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80），esp.chap.2.

[18] Donald P.Warwick，A Theory of Public Bureaucracy：Politics，Personality，and Organization in the State Department（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85.

[19] Donald P.Warwick，A Theory of Public Bureaucracy：Politics，Personality，and Organization in the State Department（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85. See also John Franklin Campbell，The Foreign Affairs Fudge Factory（New York：Basic Books，1971），esp.chaps.1，2，5.

[20] Donald P.Warwick，A Theory of Public Bureaucracy：Politics，Personality，and Organization in the State Department（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86.

[21] U.S.Department of State，Diplomacy for the 70s（Washington，D.C.：U.S.Department of State，1970），quoted in Warwick，Theory，86.

[22] James Q.Wilson，Varieties of Police Behavior（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49.

[23] John Mendeloff，Regulating Safety：A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Analysis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Policy（Cambridge，Mass.：MIT Press，1979），41.

[24] Cf.David P.McCaffrey，OSHA and the Politics of Health Regulation（New York：Plenum Press，1982）.

[25] Steven Kelman，“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in James Q.Wilson，ed.，The Politics of Regulation（New York：Basic Books，1980），236-66；Kelman，Regulating America，Regulating Sweden（Cambridge，Mass.：MIT Press，1981）.

[26] Martin van Creveld，Command in War（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chap.7；Richard A.Gabriel and Paul L.Savage，Crisis in Command（New York：Hill and Wang，1978）.

[27] Andrew F.Krepinevich，Jr.，The Army in Vietnam（Baltimore，M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6），174.

[28] John Keegan，The Face of Battle（New York：Random House/Vintage，1976），173.

[29] John Keegan，The Face of Battle（New York：Random House/Vintage，1976），181-82，241，326.

[30] Samuel A.Stouffer，Communism，Conformity，and Civil Liberties（Garden City，N.Y.：Doubleday，1955）.

[31] John Keegan，The Face of Battle（New York：Random House/Vintage，1976），179-83.

[32] John Keegan，The Face of Battle（New York：Random House/Vintage，1976），189.

[33] John Keegan，The Face of Battle（New York：Random House/Vintage，1976），272-79.

[34] William Darryl Henderson，Cohesion：The Human Element in Combat（Washington，D.C.：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1985）；Gabriel and Savage，Crisis in Command，chap.2.

[35] Guenter Lewy，America in Vietna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153-61.

[36] Guenter Lewy，America in Vietna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159；Charles C.Moskos，Jr.，“The American Combat Soldier in Vietnam，”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31（1975）：32.

[37] Guenter Lewy，America in Vietna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156.

[38] Alvin W.Gouldner，Patterns of Industrial Bureaucracy（New York：Free Press，1954），113-16，134-36，146-54. Quote on p.147.

[39] James Q.Wilson，The Investigators（New York：Basic Books，1978），152.

[40] F.J.Roethlisberger and William J.Dickson，Management and the Worker（New York：John Wiley & Sons，1964），chap.18（first published in 1939）.

第四章 理念

1969年理查德·尼克松就任总统时，他担心联邦官僚体制会破坏其政府计划。尼克松认为，他在名义上领导政府机构，但其工作人员都是由过去的民主党政府聘用的自由派，这些人一定会抵制他的保守政策。政治学家理查德·内森（Richard Nathan）曾对尼克松政府旨在控制或回避常被称为“新政官僚”（New Deal bureaucrats）的政府人员的努力做了生动描述。[1]

尼克松的担心并非什么新鲜事。1945年，当工党在英国上台后，其领导人就怀疑英国政府的公务人员——其大多数都由保守党政府聘用——会破坏工党提高社会福利和将支柱产业国有化的计划。更糟糕的是，英国官僚机构的高层都是从英国精英大学（主要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毕业生中招聘的，而这些院校被认为是保守党特权的堡垒和保守观念的温床。工党获胜前夕出版的一本书反映了这些担忧。在这本书里，J.唐纳德·金斯利（J. Donald Kingsley）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民主派对政府的控制受到了极大的削弱，从而负责政府工作计划实施的行政人员并不能代表广大民众。[2]

态度和行为

自由派和保守派人士都担心，政府工作人员的态度将决定他们如何确定和执行任务。大多数人都认为这种担忧具有合理性。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把一个人的配偶或子女、朋友或同事的行为解释为其态度的反映。如果一位家庭成员不愿或凭情绪干家务活，我们就会说，他缺乏合作态度或心情不佳。如果某些政界人士主张高福利开支，我们就会说他们是自由派；而如果他们主张削减福利开支，我们就认为这标志着他们是保守派。鉴于这些共同的经验，很多读者都可能认为，上一章的内容也许即便并非完全错误，那也是不切正题。既然外交官、警官或反垄断律师的所作所为都是他们所持态度的必然反映，那么我们又何须探讨环境需要和所形成的经验呢？

如果你也持这种看法，你会惊奇地发现，心理学家并没有找到多少表明行为是态度之后果的证据。有两位学者在对有关论著进行详尽总结后得出结论：“在过去的40多年中，说明态度预测因素和行为准则之间只存在相当小的或微不足道的联系的报告越来越多。”[3]另一位学者在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审阅后得出了以下结论：“本次查阅并未提供什么证据来证明所假定存在的个体稳定、潜在的态度会影响其言行。”[4]一次极为引人注目的进行社会科学预测的测试证明，工党和J.唐纳德·金斯利的担忧其实并不存在：工党上台之后，通过了提高社会福利和将支柱产业国有化的立法，而原以为会反对改革的英国公务人员也不折不扣地执行了新的政策法规。

那么，人们对态度的影响力的这些共同看法为何显得如此不符合现实呢？所谓态度，就是一个人对其周围的某一存在（一项政策、一个物体或另外一个人）所持的评价。态度可以解释行为，这一设想的含义我们可以举例说明：我们如何对待我们的工作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它（即我们是否喜欢自己的工作）。但是，我们对于一个对象的行为不仅会受到我们对它的看法的影响，而且受到因行为差异而可能得到的奖励和惩罚的影响。这些影响不仅来自握有权力的人物（如我们的父母、我们的老板），而且来自我们的同事（如他们的同意或反对）。一旦我们意识到态度必须与激励因素来竞争对我们行为的影响力，我们的态度往往会输给我们所寻求的奖励或尽量避免的惩罚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我们以福利事务所的资格审核人员为例。他们面试“多子女家庭补助金”或“一般救济”的申请者，并判断后者是否符合接受救济的资格。许多观察家认为，社会福利工作人员的所作所为取决于他们对福利接受者的态度：自由派人士往往认为工人是多管闲事的吝啬鬼；而保守派人士往往把他们视为愚蠢的空想社会改良家。如果你观察一下福利事务所的工作环境，你可能会推断自由派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些事务所毫无吸引力，甚至使人觉得害怕。曾经花费数月时间在马萨诸塞州公共福利局的几个事务所进行观察的杰弗里·普罗塔斯（Jeffrey Prottas）是这样描述它们的：

救济申请者在接受工作人员面试之前经常不得不等待好几个小时。那里的环境也很糟糕。等候区总是非常拥挤、阴暗。没有人能够（或会）告诉他们还需要等待多久，或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情况。总有一些申请者等不到面试就离开了。[5]

但是，如果我们从这些事实中得出结论说，社会福利工作人员之所以如此对待所服务的公众，是因为前者对后者持负面态度，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一方面，受聘为福利工作者的人跟那些受聘于酒店、保险公司和房地产公司的人之间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后者遇到了一个非常不同的工作氛围——通常情况下，明亮、愉快、有益。问题并不在于态度，而是与激励机制息息相关。在福利事务所里，工作人员是在设法将稀缺资源分配给寻求“免费”好处（一张救济支票）、急需帮助的公众；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企业则是努力诱导顾客自愿购买。

另一方面，不同的福利工作人员在事务处理方式上的差异与他们的态度几乎不存在什么关系。塔纳·波索（Tana Pesso）对马萨诸塞州两家福利事务所进行了对比，他发现其中一家事务所的接待人员要比另一家事务所的人员更尊重和体谅他们所服务的公众。在第一家事务所里，工作人员在接待申请者时关着门，与他们交谈时态度非常友好，当申请者难以看懂需要签字的材料时，工作人员便多给他们提供一点帮助；而在另一个事务所里，申请者几乎没有隐私，工作人员也没有做那么多的解释，更别说有额外的援助了。这两家事务所的工作人员其实具有类似的背景，区别在于两家事务所的管理方式不同：第一家事务所的负责人强调工作人员应体谅他们所服务的公众，第二家事务所的负责人则不重视这一点。[6]

但是，这两家事务所之间的差异比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还是要少得多。这两家事务所的工作人员更为重视便利和公正，而不是通融和同情心。也就是说，这些福利工作人员都在设法减少花在接待每一位所服务的公众上的精力，他们所服务的公众往往比较复杂难懂，要求苛刻，甚至不配合；同时，这些福利工作人员都想尽量避免他们的决定在事后被指责为不公平或不合理。追求便利和公正（或合理）的代价便是对个人需求缺乏反应。[7]这一点与波索所发现的情况完全一致。接受服务的公众越是服从和恭敬，工作人员就越愿意提供帮助；接受服务的公众越是放肆、苛刻、精明，工作人员就越不愿意提供帮助。换句话说，如果接受服务的公众与工作人员合作以尽量减少后者的工作量，后者就会提供更好的服务；而当接受服务的公众拒绝合作，从而增加了工作人员的工作量时，那么后者则会提供较少的服务。[8]

简而言之，在社会福利机构，环境需要要比工作人员的态度更能影响工作的方式。其最核心的任务，则是调和好各色各样甚至有点令人生疑的申请者的要求，与该组织追求公平的理念，以及自己大量工作负担间的矛盾。

当然，福利工作人员必须在他们上司的监督下工作，因此，我们可能会认为他们的态度只会对他们的行为产生轻微的影响。但是，许多公职人员并不在上司的眼皮底下上班，他们或单独工作，或搭伴工作。在这些情况下，个人的态度无疑将决定他的行为。我们可以想想在一个多种族混居的城市里工作的巡逻警员的情况。1966年，社会学家唐纳德·布莱克（Donald Black）和艾伯特·瑞斯（Albert Reiss）对三大北方城市的一些巡警进行了采访，以了解他们在种族问题上的态度。大多数白人警察发表了对黑人的批评意见，其中有些白人警察以任何标准来看都持有偏见。布莱克和瑞斯还在这些人员执行巡逻任务时对他们进行观察。尽管他们持有偏见，但他们所拘捕的黑人和白人犯罪嫌疑人的比例在类似情况下是大约相同的。[9]在这里，确定任务的重要依据——决定是否使用逮捕的方式去处理某种情况——与犯罪嫌疑人的种族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因此推测起来，与那些警察在种族问题上的态度无关。警察的态度可能会影响他们与市民谈话的方式（布莱克和瑞斯对此没有调查数据），但态度并不影响对工作的界定。比如，在什么情况下应该实施逮捕，这一点似乎取决于现场情况（如现场是否有受害者要求逮捕），也取决于警察们对构成逮捕之因素的共同认识。

个人态度甚至不会决定警察在恐惧的紧急时刻是否开枪射击。詹姆斯·法伊夫（James Fyfe）对纽约市警察的开枪射击情况进行了研究。他比较了黑人警察和白人警察向黑人开枪的比例，发现黑人警察向黑人开枪的比例大约是白人警察的两倍。当这些警察的责任分区（如负责某一辖区的工作）保持不变时，黑人和白人警察使用致命武力的情况几乎是一样的。[10]鉴于这一发现，我们很难相信，警察对种族问题的态度是决定他们行为的唯一或最重要的因素。

即使态度确实产生影响，一个机构也有可能在不改变态度的情况下改变行为。20世纪70年代初，亚拉巴马州伯明翰的警察开枪射击平民（其中绝大部分是黑人）的概率是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四倍以上，尽管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犯罪率比伯明翰要高出一倍以上。底特律和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这两个城市的犯罪率和人口基本相同，但底特律的警察开枪射击（绝大多数情况下也是针对黑人）的概率是奥克兰的两倍。但是，当伯明翰和底特律警察局换了新警察局局长后，虽然两市的犯罪率都在攀升，可警察开枪射击的概率却急剧下降。[11]我们很难想象，这些行为上的明显差别和急剧变化会是他们态度上的巨大差别或突然变化造成的。这些变化更有可能是管理上的奖惩制度所产生的结果。

工业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调查也发现了十几个类似的案例。如果说态度决定行为，那么士气低落或对工作满意度不高的员工与斗志昂扬或对工作满意度很高的员工相比，前者的缺勤率就会高于后者，而工作效率也会低于后者。但事实上，对工作的满意度与缺勤率或工作效率并没有什么关系。[12]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工作效率方面，人与人之间就没有差异。正如我们将在第八章中看到的，工作人员的有些特质确实能预测到他们的工作绩效，但这些特质并不包括普遍的态度。

假如一项工作的内容不明确，也就是说，在工作应如何开展方面缺乏明确的规则，也缺乏强有力的激励措施来确保这些规则得以施行，那么态度（和理念）将会影响工作的开展。各种选举中的投票便是一种内容不明确的“工作”（社会学家把它叫作角色）。这样一来，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看法去投票。波士顿红袜棒球队中的二垒手是一个定义非常明确的工作。这名运动员的活动位置和移动方式都将受到明确规则和认识的制约，并将受到各种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激励措施的左右，包括裁判的判决、教练的处罚、与球队老板签订的合同，以及观众的掌声。任何一个严肃的棒球迷都不会浪费时间去试图了解一个二垒手的态度或政治观点。

一个政府机构里的工作角色有的就如一名二垒手的工作内容一样高度明确，而有的只比选举人的职责内容略有条理。整天坐在电脑前输入社保工资数据的工作人员，他们执行的任务如此机械，以至于人们会想象他们有一天终将被机器所取代。但有些工种，如警察或教师的工作都相当非程序化，他们的工作内容主要取决于变化的、不可预知的环境。反垄断律师或外交人员的角色介于上述两种情况之间。如果法律、法规及环境都不能明确某一工作的内容，而且承担该工作的操作人员很少能够得到组织给予的奖励，那么，工作人员的个人理念就会对工作内容的确定产生很大影响。

许多政府机构都充斥着工作内容不够明确的操作人员——律师、科学家、工程师、外交官、医生、刑事调查人员、护林员以及行政法官，等等。如果这些人当中有的在民营企业中做类似的工作，他们的工资都会比在政府机构中高。对于应该如何开展工作，这些操作人员都在不同程度上将他们的工作倾向带到工作中。这些倾向来自他们过去的经验、他们对专业水准的灵敏度、他们的政治观点也许还有他们的个性特点。当这些操作人员所承担的工作内容不够明确时，他们往往会按照这些倾向来开展工作。

确定任务：先前的经验

当创建一个政府机构的时候，它所招录的人员并不是其能够在上面任意书写的白纸。除了对年轻员工来说这是他们的第一份工作之外，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其他组织——往往是其他政府机构——工作过。事实上，大多数新机构也都是由一些老机构七拼八凑组建而成的。例如，能源部的一些人员来自内政部、联邦动力委员会和原子能委员会；教育部从前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吸纳成员；缉毒局则从海关总署及麻醉品和危险药品管理局接管了调查人员。这些人都已学会从事某些工作的方法。如果某一新机构目标不够明确，其员工过去的经验将对其工作内容的确立产生影响。

为了实施援助欧洲的计划——即著名的“马歇尔计划”——而于1948年成立的经济合作总署（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ECA）有过一段赫伯特·A.西蒙所称的“胎儿期”（prenatal history）。[13]决心快速启动工作的首任署长保罗·霍夫曼（Paul Hoffman）从其他政府机构借来了工作人员，但他借用这些人并不是为了执行内容明确的任务。美国在此之前从未实施过如“马歇尔计划”这样的项目，谁也不确定要如何实施该计划。

因此，至少在一开始时，经济合作总署的工作任务是由那些已经在其他机构学会了该如何开展工作的人员确定的。当时国务院已经有一个小组在负责向法国、希腊和其他一些国家提供临时救助。农业部、商务部和内政部也有一些人知道如何寻找物资并运往海外。这些人给经济合作总署带来他们已经形成的对外援助的概念，包括搞清楚哪些国家需要多少什么类型的物资（小麦、油等），然后对每批外运的物资是否予以批准。[14]因为当时他们必须尽快有所行动，这些人便拥有了在不受经济合作总署高管监督或指导的情况下决定工作内容和方式的权利。

但是，运行一项对外援助计划还有其他的方式。其一便是鼓励欧洲国家之间开展经济合作，以复兴其饱受战争摧残的工业，开拓更大的、跨越整个欧洲大陆的市场。来自国务院的一些工作人员带来了这一观念。其二是按照这些国家具体项目的预估经济价值，向它们提供贷款，然后让欧洲国家自己使用这些资金来生产自己的商品，建立自己的服务业。从进出口银行调来的一些工作人员带来了这种做法。其三是使用美国的资金，以帮助改善欧洲的贸易平衡状况。这种观念主张对欧洲的消费和生产以及消费需求和生产能力之间的差额进行预测。经济学家们带来了这套方案。

正如西蒙所明确表述的那样，事先没有人仔细考虑过该机构的援欧工作具体是些什么任务，为了实施援欧工作而建立的这一机构在起初很少考虑其将承担的具体任务。“如果把该机构的名字从（预算局）拟建的组织结构图上拿下来，我们将很难判断该机构从事的是对外援助、开发盐矿还是执法。”[15]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验的积累，有关该机构之任务范围的一些观点取得了成功和发展，而有些则逐渐淡化。决定有关任务范围的观点能否被最终接受的关键因素有两个，它的可行程度（实际上是指人们能否完成这项任务）以及外部力量（如其他机构和国会中的小团体）的支持强度。最初，关于运送物资的做法盛行一时，因为该机构的一些工作人员知道如何向海外运输货物，而且他们获得了其他机构中一些人的支持。经济合作方式则没有取得多大进展。因为没有人知道该如何进行“合作”；即使能够促成合作，那这项工作也必须在海外比如经济合作总署的巴黎办事处开展，而不是在首府华盛顿进行。因此，这种做法不太可能在机构总部占据主导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致力于贸易平衡做法的经济学家逐渐战胜了那些支持纯粹商品援助的专家。

中央情报局刚刚成立时，其他机构的经验也曾帮助它确定自己的任务。当初（最初是在1946年通过行政命令，后于1947年通过法规）成立中央情报局，是旨在建立一个综合管理其他机构（尤其是国务院和军方）所获外国情报的协调机制，它的任务应是“协调、计划、评估和宣传”。[16]今天，人们都忘记了中央情报局局长其实有两项职责：领导中央情报局以及就整个情报界的协调方法提出建议。

但是，“就协调方法提出建议”具体包括什么工作内容呢？对于这一问题，我们还将在后面的章节中予以讨论。其实，我们现在就有足够的理由说，鉴于政府机构之间存在着旨在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上述问题的答案将很难找到。中央情报局实际的工作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所雇用的人员。这些人员中有些是撰写情报报告的专家——这就与该机构应该承担的综合和协调工作属于同类任务。但是，当政府决定发展搜集情报并执行秘密行动的秘密项目时，除中央情报局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官僚机构能够担任这一角色。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因为这一决策将很多曾供职于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OSS）的人员调入中央情报局，而战略情报局是一个战时机构，它不仅从事研究，还指挥间谍深入敌后开展秘密行动。

来自战略情报局的人员将他们在一个非常激进、高度机密、无所不能的组织中形成的关于情报工作的观念带到了中央情报局：通过秘密搜集的情报汇总产生自己的情报，采取秘密行动，支持朋友，反对敌人，扩大美国的利益。1947年之前，中央情报局雇员中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人来自战略情报局。[17]他们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其人数的比例。1976年，为一个负责调查中央情报局活动的参议院委员会所准备的一份历史材料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中央情报局的功能、结构和专业知识都源于战略情报局。”[18]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起初成立中央情报局的主要宗旨是向高层决策者提供情报分析，但在随后的三年内，秘密行动却变成了该机构的拿手好戏，而且这种态势还将继续下去”。[19]

这种转变并不是无声无息地产生的，也并非本末倒置。战略情报局的谍报老手们把他们的经验带到了中央情报局，这些经验为该机构确定中心任务提供了一些选择。该机构所面临的选择（简单来说就是）“协调”和“行动”。没有人能非常肯定第一个选择的具体含义，但大家都知道，这项职责如果真的履行下来，中央情报局就会成为其他情报机构的竞争对手，这些机构自然会反感和抵制由一个新成立的机构来对它们进行指导、解释或综合情报。战略情报局的谍报老手们也清楚地知道第二个选择所涉及的内容，因为他们多年来一直在执行这种任务。[20]其他情报机构也许会反感在秘密搜集情报工作方面有人跟它们竞争，但这总比一个协调机构更容易让人容忍。而且其他机构，尤其是国务院，并不想承担一项秘密的工作——而且还是在海外，进行秘密行动。

来自战略情报局的人员带来了一项内容明晰且切实可行的任务。中央情报局很快发现，这项任务可以帮助它解决作为一个组织生存下去的问题。中央情报局的政治上级对苏联在东欧的扩张并在西欧操纵内战深感忧虑，所以他们乐于拥有一个由他们指挥的机构，针对这些担忧去做一些事情。[21]中央情报局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它帮助意大利的选举筹措资金，在危地马拉组织革命，在伊朗直接领导反革命的运动。

不同机构的经验对明确工作内容的影响，也许汇集来自陆、海、空三军军官的联合军事指挥部是最生动的体现。当然，所有人都会承认，当一个军事机构或其他组织的成员被置于一个跨组织的环境中，他们将会设法捍卫和促进他们母体机构的利益。关于这一点，我将在专门论述自治和势力范围的一章里进行更充分的探讨。在此，我想提出一个不同的观点：即使这些人员没有势力范围之争的欲望，过去所在机构的经验也将影响到新机构任务的确定。

具有丰富军事经历的新闻记者亚瑟·T.哈德利（Arthur T. Hadley）曾经谈及一支军队——尤其是在战时——如何让其成员以一种独特的视角去看待新的任务。[22]一个组织如果没有人为的广泛协调，那么它将一事无成，一名军官则必须学会成为这样一个组织的一分子。陆军最小的独立战斗单位是由数以千计执行各项专门任务的众多人才组成的师（或加强团）。坦克、炮兵、步兵、防空、通信、工程和情报工作都必须在一个统一计划的指导下各尽其能。然而，这个战斗单位还必须与其他军团和师协同行动，才有存活的希望。此外，陆军军官还需要接受上级将领的经常性检查。陆军的经历所造就的人员比其他军种的人员更容易接受协同性任务，组建联合军事指挥部和汇集工作人员，这也正是完成协同性任务的需要。

年轻的海军军官们有着不同的经历。一艘军舰就是一支能够独立于其他战斗单位而行动的部队。在舰上，等级制度森严，舰上人员的行动始终受到监控，但是各舰行动的自由和与其他部队（以及整个社会）的隔绝程度比典型的陆军军官所体验的要大得多。空军飞行员的独立行动性更强。驾驶一架喷气式飞机是一项需要特殊身体技能的独立的、充满活力的工作。哈德利认为，精通这份工作的人往往不能容忍那些不够精通，尤其是那些都没有努力过的人。哈德利对军队中经历所带来的结果的描述，尽管他也承认他的描述有些夸张，也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海军和空军军官在管理诸军种协同任务方面往往不如陆军军官。

确定任务：专业规范

每周，位于华盛顿特区市中心的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FTC）都会收到个人和企业寄来的数十封信件，投诉一些企业不公平的商业行为，负责筛选这些信件的是由几名律师组成的评估办公室（Office of Evaluation）。这些信件中有许多只是简单投诉一些并不违反任何联邦法律的行为；有些则对某些可能涉及违规的行为提出了指控；还有一些呼吁关注一些明显违法的行为。在筛选这些信件的同时，该办公室还从报纸上了解有关企业合并计划的新闻。如果并购规模庞大，所涉及的各企业必须直接向联邦贸易委员会通报。同时，如果这些行业可能由少数几个大企业所主导或者有迹象表明该行业拥有不正常的高利润，联邦贸易委员会的经济学家们还会建议该机构对某些行业进行调查。所有这些信息资源都汇集到一个评估委员会，由该委员会向联邦贸易委员会的高级官员建议应该对哪些案件进行调查，哪些则不应该调查。

在做出这些决定的过程中，联邦贸易委员会很少能够从法律文件——《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案》和《克莱顿法案》——中获得指导。这些法律规定以下行为均属非法：企业从事“不公平的”或“欺骗性”的竞争，实行某些形式的价格歧视，购买（或合并）其他企业导致“可能大幅度减少竞争或很可能形成垄断”。正如政治学家罗伯特·A.卡茨曼和其他人所指出的，以上这些字眼都太含糊，无法为具体工作提供明确的指导性意见。联邦贸易委员会制定了一份《操作手册》，但它并没有准确地告诉评估委员会这些法律词语的确切含义，以及如何决定在什么情况下立案审查某些案件。[23]尽管如此，总有案件被提交审查，并由律师去处理那些案件。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任务还是以某种方法得到足够明确的界定，从而能够使员工清楚自身具体的工作内容。

真正影响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确定其具体工作内容的，很大程度上是他们已经了解的专业规范和这些专业提供给他们的职业发展机会。

医疗、护理、工程、经济、法律——所有这些以及其他领域的无数职业都普遍被称为专业。一名专业人员往往比“普通”岗位的工作人员能够得到更多的尊重、收入和敬意。但一个流行的标签并非一个有用的定义。专业人员的独特之处——至少就解释组织行为而言——并不在于他们的地位高低、收入多少或者受到尊重的程度，而是其所享受这些奖励的缘由。一名专业人员应是这样一种人：他从相关群体获得重要的职业奖励，而这个群体的成员仅限于那些经过专门的正规教育并接受该群体所定义的适当行为准则的人。个人越是允许其从这个相关群体获得奖励的欲望影响其行为，他就越会往专业化方向发展。因此，并非某个职业中的每个成员都会像我们所认为的那么专业。如果一名律师向其委托人提供很可能招致律师协会和法学院教授们不满的法律服务，那他就算不上一名专业人员（尽管他可能是一名优秀的律师）；出于同样的原因，如果一名医生按照其他医生和医学院教授们的意见工作，即使这样做不符合医生的最佳利益，那他也属于非常专业的人员。

在一个政府机构中，称得上专业人员的是那些能够从其所在机构之外的，由同行执业人员构成的组织团体中获得重要奖励的工作人员。因此，政府机构中专业人员的行为并不完全由其所在机构控制的激励机制所决定。（我们可能会把政府人员定义为那些只从自己所在机构中获取职业奖励的人员。）因为一名专业人员的行为并不完全取决于其所在组织的激励机制，这样他确定自己任务的方法可能更多地反映出其所在外部组织团体的标准，而非其所属机构内部管理的偏好。

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所执行的工作任务关键取决于他们是律师还是经济学家。正如罗伯特·A.卡茨曼所指出的，律师喜欢追查那些有明确证据表明某一企业有违法行为的案子。他们有强烈的起诉意识。这种倾向不仅反映在他们所接受的法律和法庭程序方面的教育，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反映为他们希望利用在联邦贸易委员会培养的技能在一家薪水丰厚、久负盛名的律师事务所谋得一份工作。他们依据证据的力度以及对反垄断法的占主导地位的解释去分析潜在的案子。相比之下，经济学家所接受的教育是从一个案件对消费者利益可能产生的影响方面去分析它。对他们来说，如果很容易遭到起诉的企业不当行为的案件可能并不会对消费者所支付的价格或他们所购商品的质量产生影响，那么他们就反对受理这些案件，而提倡调查那些涉及大量经济权力集中且一旦这些权力遭到破坏就可能会释放出有竞争力的力量，从而大大改善消费者经济状况的案件。[24]此外，联邦贸易委员会中的经济学家有很大一部分毕业于芝加哥大学，或深受该大学的影响。“芝加哥经济学”强调自由市场的社会效益。

律师认为，经济学家，尤其是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倾向于根据经济理论而非法律现实来选择调查的案件，这些案件难以调查，而且可能在法院得不到多少支持。这是两种极端的情况：律师最乐意接受指控两家公司非法合谋操纵价格的案子，而经济学家最愿意查出埃克森公司的规模和市场影响力可能会削弱石油行业的竞争的事实。

联邦贸易委员会内部有关该机构工作内容的分歧，不仅是不同专业人员在政策选择方面的不同偏好，也是在如何更好地履行公共职责的问题上针锋相对的观点，这些观念有时还掺杂了大量的感情因素。律师有时会把经济学家称作“案件杀手”、“装作无所不能”的“教条主义者”。经济学家往往把自己视为社会科学家，是“冷静的真理寻求者”。另一方面，律师们则被视为这样一种人，他们更感兴趣的不是寻找真理，而是为事先已有结论的案子寻找可当作证据的事实。[25]

亚瑟·马斯在其关于联邦监察部门对联邦和地方政治腐败进行的调查的研究里，也指出了政府中那些律师在起诉问题上的专业趋向。美国律师起诉一些市长、法官、市议员及州议员的案子被新闻界炒得沸沸扬扬，但联邦法律并没有对这些案子提供明确的法律判决依据。寻求党派利益的欲望也无法解释类似案件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大幅增长的现象：因为共和党和民主党政府的检察官都对这些案子的调查抓得很紧。马斯总结道，真正促使立案调查的因素是“检察官的专业意识”，再加上把一些腐败的地方官员送进监狱所带来的个人职业生涯上的好处。[26]

然而，律师的观点也并非完全专业。毕竟，他们接受教育的目的是为委托人的利益服务，因此他们在提供服务时也许很少考虑其他律师的想法。即使在联邦贸易委员会中，一些律师也同意转向对大型组织案件的调查，诸如此类的案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得到许多联邦贸易委员会委员的支持。而个人的利益，比如在一家大公司找到工作或为竞选州长奠定基础，则增强了他们热衷于起诉的职业偏向。

另一方面，工程师就很少能够通过将工程专业规范纳入政府部门而获取个人利益。当他们按照符合工程专业偏好的方法确定含糊或不明确的任务的内容时，他们通常并没有为赢得竞选公职获得更多机会的额外动机。这种强烈的职业定位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ational Highway Traffic Safety Administration，NHTSA）在履行其降低公路死伤率之职责时选择的做法。根据法律规定，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应该致力于提高驾驶员的技能和帮助其形成良好习惯、改进道路的设计和消除汽车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它在上述三个方面都做了努力。但值得注意的是，它将更多的努力放在了汽车，而不是驾驶员或高速公路上。查尔斯·普鲁特（Charles Pruitt）解释称，这是该机构主要雇用工程技术人员这一决定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决策者在做出这项决定的时候就知道——也希望看到——它将产生这样的结果。

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成立于国会对汽车制造商进行猛烈攻击后的危机气氛之中，因此它感到有必要立即采取成效立竿见影的行动以提高汽车的安全性。教育公众更安全地驾驶是一项需要多年才能见效的政策（如果这样做确实能产生任何效果的话）；重新设计汽车以达到联邦标准这一任务则可以更快地完成。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重新设计的就是让汽车更加“防撞”，比如降低驾驶员撞上方向盘或车灯开关的可能性。毫无疑问，由于该管理局的这项政策，汽车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更加防撞，从而证明了其最初的聘用决定是正确的。但是，该机构配备防撞技术工程师的决定（而不是驾驶员培训、酒驾或公路设计方面的专家）还产生了没有预料到的长期后果。[27]这些工程师满怀热情不懈地努力要求安装安全气囊（一种在发生撞击时自动弹出保护乘车人的装置），尽管这一建议在政界引发了激烈争论。此外，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还拒绝了其他联邦机构关于其在公路安全问题上应该更多关注人为和环境因素的要求。[28]

工程专业对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工作所产生的影响经常受到评论。当“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并造成机组人员罹难时，有关方面对事故的原因进行了核查。航空航天局的工程师们以及为该局提供服务的企业都是富有智慧、具有奉献精神且功绩卓著的集体，但他们的工作方法可能也会产生盲点。工程师只重视定量数据，而不信任个人的意见。因此，尽管有人担忧即将发射的航天飞机是否准备就绪，但这种担忧并没有如想象的那样被有力地表达出来，也没有得到应有的足够重视——因为它被认为是一种直觉，而不是事实或数字。一名参与“挑战者”号工作的工程师是这样说的：“我本人曾因为在马歇尔（航天中心）的飞行准备核查中使用‘我感觉’或‘我认为’的字眼而受到处罚。我之所以遭到处罚……是因为‘我感觉’和‘我认为’并不是以工程技术为支撑的语句，而只是主观判断。”[29]

即使是在一个高度官僚化的社会福利事务所里，一些审核人员也凭借他们所受的培训以及经验而对他们所服务的公众采取准专业的态度。因此，尽管现实迫使他们平等但冷淡地对待公众（如前所述），普罗塔斯所观察的操作人员中仍有极为竭力将自己当作社会工作者，而不是审核员。有些人认为福利工作者总是轻视或试图折磨申请救济者，但现实却与他们的看法相反：许多政府人员都希望利用他们所拥有的有限的自由裁量权去帮助公众，或者至少去帮助那些看上去“理应受到帮助”的人。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即在接待工作量不是太大，组织要求也不多的情况下），“他们希望（也曾希望）得到作为一名社会工作者的机会，也就是能有机会做更多的事情，而不是停留在对简单申请的常规处理上”。[30]

最能体现专业规范之影响的要算林务局和公园管理局这两个理应相似的机构那截然不同的历史。林务局成立于1905年，而公园管理局成立于1916年。两者都管理着大片公共土地，它们的管辖范围如此相似，以致难以区分。这两个机构由于职能相似，所以常常相互敌视。但林务局从一开始便致力于开发并遵从一种“专业”林业理论的指导，即对森林实行科学管理，从而可持续地生产木材和其他自然资源。虽然这种功利主义的指导思想后来得到了调整，但它致力于专业教育和研究的方向从来没有改变过。当赫伯特·考夫曼于20世纪50年代对此进行研究的时候，90%的森林管理员都是受过正规培训的林业工作者，也就是说，他们至少拥有林业或一些相关专业的学士学位，有的甚至是硕士学位。[31]他们中的大多数是美国林务协会的成员。[32]林务局推动了大部分的这种职业教育开展，反过来，如今则受这些学校和学会所发展的理论的影响。近年来，林务局的许多做法，如皆伐和以低于市场价销售木材，都引发了争议。然而，不管这些政策正确与否，这些政策并不是屈从经济利益的结果；它们反映了该局对于良好森林管理的需要的观点。要想改变今日林务局的工作方法，就必须同时改变如今的林业理论。但是，要改变林业理论可能已经超出了林务局的能力范围：父母如今已成为孩子手里的人质。

相比之下，公园管理局接管了它的许多土地，包括从军队手里接过来的黄石公园。它认为自己的工作就是在保存自然生态的需要与大众欣赏野生动植物的愿望之间取得平衡。[33]这些目标的实现似乎需要执法和工程技术，执法过程制定并实施针对宿营者的法规，而工程技术可为宿营者建造设施。因此其任务在更大程度上被确立为管理人员而非管理公园。该局从未努力去发展一个基于科学和高等教育的公园护林员的职业。即使在今天，公园管理局的主要职业发展轨迹仍是“森林管理员”的标准，即要求具备保障游客安全方面的经历，而非包括从事研究在内的自然保护方面的经验。公园管理局的评论家阿尔斯通·蔡斯（Alston Chase）报告说，这种“森林管理员”的岗位被正式列为非职业性工种，不要求具有高中以上高级学历。[34]公园管理局里科学家人数很少，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35]1985年，管理着300多个园林的公园管理局在研究方面只花了约1600万美元，还不及林务局一个试验站的预算。[36]

两个机构的操作人员在观念上的这些差异所产生的结果之一便是二者对管理游客所采取的方法不同。克雷格·W.阿林（Craig W. Allin）发现，即使在吸引着同类游客的同类地区，林务局就没有公园管理局那样重视对游客的控制。[37]与林务局一样，公园管理局，特别是在黄石公园于1988年遭到灌木丛火灾破坏之后，已深深卷入了争议之中。人们争论的焦点是一些由来已久的问题：公众接触野生动植物与自然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管理野生动植物与遵从自然力量之间的矛盾；以及救火理念是选择“让它烧吧”还是实行控制。[38]两个机构处理外界争议的方法各有特色：林务局进行非常详细的规划和研究活动，旨在捍卫其正确的森林管理观念；[39]公园管理局则是寻求外部帮助并定期改变工作方向。[40]

政界人士和利益集团知道，专业人员会采用一些行政管理人员难以改变的方式去确定工作内容，因此改变一个机构的策略之一便是引导它聘用一个思想观念与那些希望改革的人员相一致的专业领导人员。我们已经看到公路安全的支持者是如何极力确保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雇用防撞技术工程师，从而使得该机构在成立之初就有一个独特的工作关注点的。同样的道理，随着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开始雇用越来越多的从事研究的科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该局对改善安全比对提高卫生标准更为重视的倾向（这种倾向在第三章中已经谈过）开始让位于更加关注健康问题的趋势。这些专业人员对于找到官僚主义的、最容易处理的任务并不感兴趣，他们所感兴趣的是将组织的工作重心放到以他们的专业技术认定为是危险的，以及他们的专业规范认定为应该慎重对待的工作上来。

即使那些具有较强专业传统的成熟的官僚机构，也有可能因一种新专业的介入而发生改变。陆军工程兵团和林务局都改变了处理某些工作的做法，因为它们必须雇用一大批已经加入新兴环保专业队伍的人员。《国家环境政策法案》（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NEPA）要求各联邦机构重视它们的项目对环境的影响。要做到这一点，它们必须拟出一份（除其他文件外）环境影响报告书（EIS），因此必须雇用擅长编写此类报告的人员——生物学家、生态学家、生物化学家等。1984年，当谢尔盖·泰勒（Serge Taylor）发表其有关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写方法的文章时，这两个机构就已经雇用了数百名这类新型专业人员。[41]通过这种方法，对不同价值观念的重视在那些正处于发展阶段的机构中形成了惯例，但这也要付出代价：由互为竞争的专业人员确定工作内容，这就削弱了这些机构发展和维护共同使命感的能力。

例如，当赫伯特·考夫曼于20世纪50年代对林务局进行研究时，它还是一个由单一专业文化支配的机构。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它则变成了一个由多种专业文化支配的机构。今天的林业工作者必须与工程师、生物学家、经济学家和其他方面的专家竞争。林业工作者反对工程师们追求机械完美而忽视了自然之美，反对生物学家重视濒危物种而忽视了大物种，还反对经济学家给林业工作者认为是无价之宝的东西定价。[42]这个话题我们将在第六章阐述机构的使命感时再加以探讨。

政治理念

在美国，占据联邦政府上层职位的官僚比普通民众——也当然比企业领导人员——更具自由主义思想。斯坦利·罗斯曼（Stanley Rothman）和S.罗伯特·利希特（S. Robert Lichter）曾对各种联邦机构的200名高层职业官员进行了采访。其中一半以上声称自己在政治上是自由派，表示他们曾在1972年的总统竞选中把票投给了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1976年有近三分之二的人把票投给了吉米·卡特（Jimmy Carter）。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支持妇女堕胎的权利，并一致认为环境问题很严重。另一方面，他们并没有普通大众对美国社会的那种反感：大多数人认为私有企业对待工人是公平的，对企业的限制越少将越有利。只有一小部分人认为国家应该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43]

在不同政府机构任职的高层官员之间也存在着重要区别。那些受雇于“激进派”机构（如环境保护局、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健康与人类服务部）的官员就明显比那些受雇于“传统”机构（如农业部、商务部和财政部）的官员更富有自由派思想。在激进派机构中任职的政治官员要比在传统机构中任职的政治官员更可能会持有以下观点：妇女和黑人应该享有优先就业权；穷人是社会环境的受害者；美国外交政策旨在保护企业的利益。[44]

乔尔·阿伯巴奇和伯特·罗克曼（Bert Rockman）对在理查德·尼克松担任总统期间任职的高级官员进行调查后也得出了基本相同的结论。他们的调查表明，尼克松对于官僚观念的看法——那些官员比他本人更富有自由主义思想——是正确的，而最富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官员则集中在那些社会服务机构中。在那些任职于激进派机构的民主党人中，90%以上被阿伯巴奇和罗克曼划归左翼。而相比之下，在那些于传统机构任职的民主党人中，只有25%属于左翼。[45]

这些发现表明，那些担心政府高层将持有保守观点的自由派人士是错误的。现在回想起来，很显然，金斯利认为政府高层既然不是公众的代表，他们就会倾向于维持现状这一点是错误的。对政府人员的自由主义思想感到害怕的保守派人士确实有担忧的理由，但他们到底有多担忧，这一点根本就不清楚。我们其实并不在乎政府人员的想法，我们只关心他们的行为。观念决定行为吗？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尚无系统的证据加以分析。

从以上我们探讨过的关于态度与行为的论述，我们希望不同的理念并不会对常规化或高度结构化的角色产生不同的影响。投递信件或签发驾驶执照没有自由派或者保守派的方式之分。警察采取逮捕和射击行动的例子也可以表明，即使对于定义相对模糊的角色，不同的个人理念所能产生影响的差异也是有限的。当然，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讨论空间。

那么哪些属于可讨论的空间呢？杰里米·拉布金对于民权办公室（Office for Civil Rights，OCR）发展历史的描述就是一个好例子。[46]创建于1965年以落实各项民权法律的民权办公室，在定义自己的任务方面拥有很大的自由。它被赋予的职责是确保任何“接受联邦经济援助的项目或活动”均不得实行针对种族、肤色、性别、残疾或民族出身的歧视行为。如果被证实存在歧视，该机构就可能会失去联邦政府的资金援助。那么，何为“项目或活动”呢？为了将有关实体纳入法律监督的范畴，接受联邦援助是必须采取直接方式才符合条件，还是直接间接方式都算呢？什么样的行为构成歧视呢？对这些问题的裁决权便落到了民权办公室身上。

经过一些初步的摸索和不确定，民权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开始颁布涉及广泛法律范围和强大法律力量的法规。在接受联邦援助的学校或任何其他机构中，不仅直接接受援助的那些部门，而且其他任何部门也都禁止歧视。例如，如果一家学校的图书馆使用联邦援助购买图书，那么该学校食堂的工作人员和体育项目即使没有接受资金也不得采取歧视做法。对歧视所下的定义非常广泛。例如，当一个学区雇用黑人的比例低于他们在社区代表的比例，即使没有任何其他歧视的证据，那也构成了歧视。民权办公室所做的最有争议的决定也许就是下令禁止学校举办父子或母女同餐会，这一决议引起舆论哗然，随后被美国国会撤销。

导致民权办公室如此广泛地行使其权力有多种原因。民权和女权组织经常谴责它“裹足不前”。大中院校没有能够有效地游说立法机构反对这些政策。政府官员和国会委员会几乎未采取什么措施来制约民权办公室。但在某种程度上，民权办公室之所以如此采取行动，是因为它所吸引聘用的人员“对它的使命抱有很高的热情”。[47]

情形如此的并不只是民权办公室这一个机构。当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NLRB）于1935年成立时，它吸引了一批亲劳工律师成为其工作人员，这些律师为该机构带来了一套独特的理念，直到后来发生的一些事件消除或结束了这些人对此理念的热情。[48]为管理露天煤矿开采而成立的露天煤矿开采管理局（Office of Surface Mining Reclamation and Enforcement，OSM）则吸引了一批有奉献精神的环保主义者作为其成员，结果这些人在制定开采法规方面远远超出了法律条文的范围。[49]

为什么理念似乎对民权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的律师和露天煤矿开采管理局的环保主义者的行为产生了影响，而没有对警察所做逮捕决定产生影响呢？我想，答案可以从这些政府人员的不同工作环境中找。民权办公室、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和露天煤矿开采管理局这些新成立的决策机构，运行时所处的政治环境取决于（如果不占主导地位的话）具有相同思想倾向的国会议员以及支持它们的利益集团。态度——无论是民权办公室的观念，经济合作总署的过往经验，还是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专业规范——都最有可能影响那些工作任务定义模糊的角色的表现，尤其是当他们的态度因其他奖励而得到强化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在一个负责制定新政策的新机构中，工作职责的内容可能会模糊至极；此外，一个新生的机构总是被其政治上的“父母”所包围。这些人员和群体急于为该机构所做的与争取建立该机构并获得成功的人员的热望相符合的行为鼓掌喝彩。

警察拥有很大的自主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任务定义模糊，而只是意味着正式的组织规则并没有对他们的工作内容做出明确的定义。他们的工作取决于非正式的认识，这是他们每天在街头与人接触以及多年的岗位经验。这些接触和经验告诉警察如何对付不守法的公民，何时使用致命武力，什么行为会赢得更多资深同事的赞同，以及何种逮捕行动会在法庭上站得住脚并得到晋升委员会的奖励。外部观察者可能不会注意到这些定义工作内容的因素，因此会认为警察可以为所欲为；上述结论是错误的，而当这种结论导致人们贸然通过制定规章来改变行为时，它将是有害的。

上述对于理念的分析表明，一个决策机构的成长期对于决定自己的行为至关重要。人是如此，机构也是如此：童年的经历影响成年后的行为。这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研究历史，这一点我们将在第六章中详细论述。

像成年人一样，机构也从经验中学习，所以形成期的童年岁月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官僚机构会适时地形成自己鲜明的个性和文化，这种个性和文化将影响加入这些机构的人员的态度。这一点也将在第六章中加以讨论。当那些评论一个历史悠久的机构的人指责“态度不端”的政府人员决定了该机构的行为时，他们往往是颠倒了因果关系。实际上，是这个机构培养了其内部人员的态度。

有大量证据表明，政府人员的政治观点倾向于与他们所属的机构一致，而非他们的政治观点更加体现他们的社会地位。肯尼斯·迈耶（Kenneth Meier）和劳埃德·尼格罗（Lloyd Nigro）曾对联邦高级文官的观点进行抽样调查，发现这些官员的社会出身在解释他们的不同意见方面的重要性只占5%的比例；另一方面，机构隶属关系则是重要得多的因素。[50]伯纳德·梅尼斯（Bernard Mennis）曾把从事类似工作的外交官和军官做了比较，他们大多与管理对外政治和国际安全事务相关。他发现，他们在政策方面的观点存在巨大差别，差别大得出人意料：外交官更加自由，而军官的思想较为保守。尽管事实上这两个官员群体的社会背景大致相同，但差异依然存在。[51]正如查尔斯·古德塞尔（Charles Goodsell）在总结上述调查研究时所说的，该机构中政府人员所“坐”的位置与他们“所持的立场”有很大关系。[52]

确定任务：官僚人格

即使个人具体的态度不会始终决定官僚机构的行为，但很多人认为，那些为政府机构工作的人员具有鲜明的人格。就像关于态度的看法一样，对于何为鲜明的人格，不同政治路线的人员持有不同观点。自由派人士有时形容官僚人员谨小慎微、循规蹈矩、不愿冒险。保守派人士有时则说他们是一心想利用公众利益来扩大自己权力的狂热的帝国建造者。或许还有一些人认为，政府人员既循规蹈矩，同时又是狂热分子。

社会学家罗伯特·K.默顿（Robert K. Merton）是最早提出存在官僚人格（bureaucratic personality）这一观点的学者。他并没有宣称政府人员天生具有这样的性格，而只是官僚机构中的工作逻辑往往容易培养或促使这样的情况产生。在一个大型的、复杂的机构中，操作人员更重视的往往是手段，而非结果。也就是说，他们在乎的主要是遵循正确的规则，而非实现最终目标。默顿把这种现象称作“目标替代”（goal displacement），用他的话说，就是一种工具价值观变成目的价值观的过程。[53]

机构生活的确具有促使人们规避风险的因素。事实上，如果人们不去规避风险那才令人惊讶，因为机构之所以成立就是为了减少不确定性和风险。所有组织（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变化的天敌；而政府机构尤其不愿意冒险，因为它们被卷入了一张具有非常复杂限制的网，任何变化都可能激怒一些重要选民。但是，政界和某个机构对循规蹈矩的要求，与人们想象中的官僚机构喜欢聘用或特别容易吸引那些具有规避风险、循规蹈矩个性的人员的倾向大不相同。从已经完成的为数不多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上述想象是错误的。

1963年，W.劳埃德·华纳（W. Lloyd Warner）与他的合作者发表了一篇关于近13000名职业联邦公务员的调查报告，这些公务员主要是在民事机构中任职的GS-14级及以上人员。作为调查的一部分，报告的作者们对其中257名联邦机构管理人员进行了一个“主题理解测验”（Thematic Apperception Test，TAT）。正如许多读者所知的，“主题理解测验”要求被测验者为所提供的一系列普遍场景（例如，一个老年男人跟一个年轻男子在办公室说话）编出故事。这些故事将按照一套相当成熟的标准打出分数。政府人员显示了一种从总体上来说带有理想主义色彩、非常看重成就的个性倾向。他们之间当然存在个体差异，但作为一个群体，公务员其实并非循规蹈矩或谨小慎微的。[54]

梅尔文·科恩（Melvin Kohn）也曾于20世纪60年代进行类似的研究，并于1971年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该研究的数据并非来自对“主题理解测验”中所编故事的释义，而来自人们对调查问题所提供的答案。该研究的研究对象也稍微不同——大约3000名在不同民事机构任职的人员。他们所任职机构的官僚化程度是根据这些机构所划分层次等级的数目而进行评分的。结果表明，在官僚化程度较高机构中任职的人员比在官僚化程度较低机构中任职的人员，更可能显示出智力的灵活性、更重视自我导向和新的经验。导致这一结果的因素之一可能是，政府机构的人员往往比其他类型机构的人员接受过更高程度的教育，而教育（或与教育相关的个人特质，如智力）则可能培育了在调查中发现的这些素质。[55]

查尔斯·古德塞尔曾对与科恩所做研究相类似的许多调查进行了总结分析，发现这些调查大多数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56]当然也有一些例外。有一个试验是让一些企业管理人员和公立学校管理人员进行一个选择的游戏，即选择高回报高风险的岗位还是低回报低风险的岗位，他们的选择表明，企业人士比学校官员更倾向于接受风险。[57]鉴于成功的企业生涯收入更高，而许多（但不是全部）政府人员的职业生涯则更稳定更有保障，因此在这两类人员之间发现差异完全在我们的预料之中。但是，目前还没有强有力的、一致性的证据可以表明这两种职业会吸引不同个性的人员。

小结

过去的经验和专业规范（以及随之而来的获取职业成功的机会）必定会影响普通政府人员的行为；政治理念可能会产生影响，但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来充分说明这一点。当法律法规和具体环境不能确定操作人员的工作内容时，经验、专业精神和理念都可能会产生最大程度的影响力。

几十年来，授予其操作人员广泛自主权的机构数量在稳步增长。国会乐观地相信无党派专家能够有效管理复杂的经济事务，因此在遇到某些问题时，它允许很多监管机构在有利于“公共利益”的前提下为所欲为。在这种情况下，至少在最初阶段，国家的权力被移交给了那些可以根据自己的理念和专业规范进行选择的官员。此外，政府机构雇用更多专业人员的原因有三点：其一是这些政府机构如今开展了更多的被认为需要专业训练的复杂工作；其二是从业人员中受过专业培训的人越来越多；其三是雇用专业人员似乎可以增强机构行为的信誉和正统性。1914年的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1935年的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1947年的中央情报局、1948年的经济合作总署、1965年的民权办公室和1970年的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它们之所以为个人理念影响它们的工作内容提供了机会，原因很简单，它们那时都还刚刚成立。这些机构必须做出各项决定，但是与它们相关的法律文件并没有规定应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此外，这些机构还表现出了进步主义的信念——即使没有法律文件的指导，优秀的人仍会以正确的方式来确定任务。但何为“正确的方式”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对于这个话题，律师、经济学家、外交官、工程师、谍报人员和民权活动家都各持己见。

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中看到，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旨在避免把这些广泛的自主权授予新建机构的尝试。然而，这种变化并非源于人们削弱专业人员或理论家所拥有权力的愿望，而是出于拥有广泛自主权的机构更容易受到外部利益集团控制的理念。因此，评估专业规范（或许还包括政治理念）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承受外部压力就非常重要。这是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1] Richard Nathan，The Plot That Failed（New York：John Wiley & Sons，1975），chaps.3，4.

[2] J.Donald Kingsley，Representative Bureaucracy（Yellow Springs，Ohio：Antioch Press，1944）.

[3] Icek Ajzen and Martin Fishbein，“Attitude-Behavior Relations：A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Review of Empirical Researc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84（1977）：888.

[4] Allan W.Wicker，“Attitudes versus Actions：The Relationship of Verbal and Overt Behavioral Responses to Attitude Object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5（1969）：75.

[5] Jeffrey Manditch Prottas，People-Processing（Lexington，Mass.：D.C.Heath/Lexington Books，1979），24.

[6] Tana Pesso，“Local Welfare Offices：Managing the Intake Process，” Public Policy 26（1978）：305-30，esp.324.

[7] Tana Pesso，“Local Welfare Offices：Managing the Intake Process，” Public Policy 26（1978）：305-30，esp.324.

[8] Jeffrey Manditch Prottas，People-Processing（Lexington，Mass.：D.C.Heath/Lexington Books，1979），38-41.

[9] Donald J.Black and Albert J.Reiss，Jr.，“Police Control of Juvenil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5（1970）：63-77.

[10] James J.Fyfe，“Geographic Correlates of Police Shootings：A Microanalysi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17（1980）：101-13；Fyfe，“Officer Race and Police Shooting，” paper deliver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Criminology（November 1979）.

[11] Catherine H.Milton et al.，Police Use of Deadly Force（Washington，D.C：Police Foundation，1977）.

[12] Victor H.Vroom，Work and Motivation（New York：John Wiley & Sons，1964）；A.H.Brayfield and W.H.Crockett，“Employee Attitudes and Employee Performanc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52（1955）：396-424；L.W.Porter and R.M.Steers，“Organizational，Work，and Personal Factors in Employee Turnover and Absenteeism，” Psychological Bulletin 80（1973）：151-76；Wicker，“Attitudes versus Actions”；Ajzen and Fishbein，“Attitude-Behavior Relations.”

[13] Herbert A.Simon，“The Birth of an Organization，” in Simon，ed.，Administrative Behavior，3d ed.（New York：Free Press，1976），318（first published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3 [1953]：227-36）.

[14] Herbert A.Simon，“The Birth of an Organization，” in Simon，ed.，Administrative Behavior，3d ed.（New York：Free Press，1976），318（first published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3 [1953]：317-18）.

[15] Herbert A.Simon，“The Birth of an Organization，” in Simon，ed.，Administrative Behavior，3d ed.（New York：Free Press，1976），318（first published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3 [1953]：322）.

[16] U.S.Senate，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hereinafter cited as “Church Committee Report”），Final Report，vol.4，“History of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6），8-9；see also R.Harris Smith，OSS（Berkeley，Calif.：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2），chap.11.

[17] U.S.Senate，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hereinafter cited as “Church Committee Report”），Final Report，vol.4，“History of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6），28.

[18] U.S.Senate，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hereinafter cited as “Church Committee Report”），Final Report，vol.4，“History of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6），4.

[19] U.S.Senate，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hereinafter cited as “Church Committee Report”），Final Report，vol.4，“History of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6），92.

[20] John Ranelagh quotes Frank Wisner，an early leader of covert operations，as describing the CIA analysts as “a bunch of old washerwomen exchanging gossip while they rinse through the dirty linen.” The Agency：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CIA（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86），135. Richard Helms，who knew Wisner well，doubts he ever said such a thing.（Private communication.）Since Wisner is dead，the matter cannot be resolved. But on the general pecking order，see Robin W.Winks，Cloak and Gown（New York：William Morrow & Co.，1987），383-88.

[21] Ranelagh，The Agency，116-21，218-19；Church Committee Report，92；Rhodri Jeffreys-Jones，The CIA and American Democracy（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9），68；Thomas Troy，Donovan and the CIA（Frederick，Md.：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81），8.

[22] Arthur T.Hadley，The Straw Giant（New York：Random House，1986），67-73.

[23] Robert A.Katzmann，Regulatory Bureaucracy：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nd Antitrust Policy（Cambridge，Mass.：MIT Press，1980），chaps.1，2.

[24] Robert A.Katzmann，Regulatory Bureaucracy：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nd Antitrust Policy（Cambridge，Mass.：MIT Press，1980），chaps.4，5. A comparable analysis of the differing perspectives and roles on lawyers and economists in the FTC can be found in Kenneth W.Clarkson and Timothy J.Muris，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since 197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293-94，298-303；and in Robert A.Rogowsky，“The Pyrrhic Victories of Section 7：A Political Economy Approach，” in R.J.Mackay，J.C.Miller Ⅲ，and B.Yandle，eds.，Public Choice and Regulation：A View from Inside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Stanford，Calif.：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87），220-39.

[25] Robert A.Katzmann，Regulatory Bureaucracy：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nd Antitrust Policy（Cambridge，Mass.：MIT Press，1980），chaps.4，5. A comparable analysis of the differing perspectives and roles on lawyers and economists in the FTC can be found in Kenneth W.Clarkson and Timothy J.Muris，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since 197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293-94，298-303；and in Robert A.Rogowsky，“The Pyrrhic Victories of Section 7：A Political Economy Approach，” in R.J.Mackay，J.C.Miller Ⅲ，and B.Yandle，eds.，Public Choice and Regulation：A View from Inside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Stanford，Calif.：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87），40，50.

[26] Arthur Maass，“U.S.Prosecution of State and Local Officials for Political Corruption，” Publius 17（1987）：195-230，esp.223-25.

[27] 招聘科学家和工程人员对私立机构和公共机构都有影响。最早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的是伯恩斯和斯托克，参见Tom Burns and George M. Stalker，The Management of Innovation（London：Tavistock，1961），174-176。

[28] Charles Pruitt，“People Doing What They Do Best：The Professional Engineers and NHTSA，”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39（July-August 1979）：363-71.

[29] Malcolm McConnell，A Major Malfunction（Garden City，N.Y.：Doubleday，1987），187.

[30] Jeffrey Manditch Prottas，People-Processing（Lexington，Mass.：D.C.Heath/Lexington Books，1979），39.

[31] Herbert Kaufman，The Forest Ranger（Baltimore，M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1），68.

[32] Paul J.Culhane，Public Lands Politics（Baltimore，M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1），326.

[33] Ronald A.Foresta，America’s National Parks and Their Keepers（Washington，D.C.：Resources for the Future，1984），16-18，27-29.

[34] Alston Chase，Playing God in Yellowstone（San Diego，Calif.：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7），235，243-44.

[35] Alston Chase，Playing God in Yellowstone（San Diego，Calif.：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7），250-56，382.

[36] Alston Chase，Playing God in Yellowstone（San Diego，Calif.：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7），382.

[37] Craig W.Allin，“Park Service v.Forest Service：Exploring the Differences in Wilderness Management，” Policy Studies Review 7（1987）：385-94.

[38] New York Times，22 September 1988，p.1.

[39] For a description and criticism of this planning，see Randall O’Toole，Reforming the Forest Service（Washington，D.C.：Island Press，1988），chap.11.

[40] 把林务局描述为一个专业化组织，并不是认为它好；把公园管理局描述为非专业组织，也并不是说它差。专业化主义和非专业化主义都能导致好的和坏的结果。

[41] Serge Taylor，Making Bureaucracies Think（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125.

[42] Christopher K.Leman，Managing the National Forests，paper prepared for Resources for the Future（Washington，D.C.，1986），chap.8.

[43] Stanley Rothman and S.Robert Lichter，“How Liberal Are Bureaucrats？” Regulation（November-December 1983）：18.

[44] Stanley Rothman and S.Robert Lichter，“How Liberal Are Bureaucrats？” Regulation（November-December 1983）：18.

[45] Joel D.Aberbach and Bert A.Rockman，“Clashing Beliefs Within the Executive Branch：The Nixon Administr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0（1976）：446-68.

[46] Jeremy Rabkin，“Office for Civil Rights，” in James Q.Wilson，ed.，The Politics of Regulation（New York：Basic Books，1980），304-53.

[47] Jeremy Rabkin，“Office for Civil Rights，” in James Q.Wilson，ed.，The Politics of Regulation（New York：Basic Books，1980），333.

[48] Terry Moe，“Interests，Institutions，and Positive Theory：The Politics of the NLRB，” Studies in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2（1987）：236-99；and Moe，“Control and Feedback in Economic Regulation：The Case of the NLRB，”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9（1985）：1094-116.

[49] Richard Harris，Coal Firms Under the New Social Regulation（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85），37，154-55.

[50] Kenneth J.Meier，“Representative Bureaucracy：An Empirical Analysi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9（1975）：526-42；K.Meier and Lloyd G.Nigro，“Representative Bureaucracy and Policy Preferences：A Study in the Attitudes of Federal Executive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36（1976）：466-67.

[51] Bernard Mennis，American Foreign Policy Officials（Columbus，Ohio：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1），chap.5.

[52] Charles T.Goodsell，The Case for Bureaucracy，2nd ed.（Chatham，N.J.：Chatham House，1985），86.

[53] Robert K.Merton，“Bureaucratic Structure and Personality，” Social Forces 17（1940）：560-68，reprinted in Merton.ed.，Reader in Bureaucracy（New York：Free Press，1952），361-71.

[54] W.Lloyd Warner et al.，The American Federal Executive（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3），chap.12.

[55] Melvin J.Kohn，“Bureaucratic Man：A Portrait and an Interpret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6（1971）：461-74.

[56] Charles T.Goodsell，The Case for Bureaucracy，2nd ed.（Chatham，N.J.：Chatham House，1985），88-95.

[57] Julius S.Brown，“Risk Propensity in Decision Making：A Comparison of Business and Public School Administrator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5（1970）：473-81.

第五章 利益

当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于1933年成立的时候，自由派人士曾为此欢呼，认为它证明了国家一项新的与基层民主有关的区域规划的承诺。当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向国会提交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议案时，他曾形容它涉及“一个完整流域的国家规划”，将解决“人们所关注的各种形式的问题”。[1]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首届理事会成员，并在后来担任理事会主席的戴维·利连撒尔（David Lilienthal）在他《前进中的民主》（Democracy on the March）一书中对自己的这一经历进行了狂想式的描绘。[2]他认为，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是新政时代这顶王冠上的明珠，因为它可以通过一项综合环境保护、防洪、发电、农业开发和区域规划的半自治项目，来全面解决各种弊病——毁灭性的洪水、农村贫困以及经济落后。与自由派的积极态度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保守派的愤怒。保守派认为，所有这些关于规划的论调无外乎意味着“可怖的社会主义”的开始。

三十年之后，双方的立场变得完全相反。如今自由派攻击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是一个无情、麻木不仁的电力公司，它只顾自己发电而破坏了环境，一心痴迷核电而冒着带来灾难的危险。一位记者深表遗憾地写道：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已经失去了“它初期积极进取并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激情”。[3]环保主义者抗议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燃煤电厂所造成的污染，并极力抵制其在一条有大量螺镖鲈（一种被列入濒危物种名单的淡水鱼）聚居的河道上修建泰利库大坝（Tellico Dam）的计划。许多自由派人士认为他们的梦想遭到了背叛：如今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与前进中的基层民主已毫无瓜葛。[4]

究竟发生了什么？关于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在行为上的明显变化，最广为接受的解释是来自利益集团的压力。按照这种观点，该机构尽管在法律上拥有广泛而前途无量的授权，但其工作实际上是由田纳西河流域那些强大的利益集团所确定的。社会学家菲利普·塞尔兹尼克（Philip Selznick）把这种现象称为“吸纳型关系”（co-optation）。他在经典研究报告《田纳西流域管理局与基层组织》（TVA and the Grass Roots）中阐述道：为了在政治上生存下去，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不得不放弃其对规划的承诺，而将其农业项目的实施转交给本地区强大的接受政府赠地而开办的大学和农场主组织。[5]尤其是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将农业部的推广局作为其操纵杆，而该推广局已与当地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与代表着该地区较富裕农场主利益的农场局关系密切。反过来，这种关系又在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内形成了一个同情推广局因而不愿意去追求宏大规划和土地改革项目的团体。[6]

直到今天，塞尔兹尼克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研究报告还在被许多人引用，因为他们担心任何赋予其操作人员过多自主权的政府机构都会导致这些操作人员的工作受到外部利益集团压力的影响。这种情况在美国特别容易出现，因为美国的政治权力极为分散，任何新生的机构都处于毫无自我保护能力、孤立无助的境地，无法有效地抵御来自外部的压力。对这些人来说，与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一样，林务局、土地管理局、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以及无数必须配合强大民间团体的其他机构都在重复着同样的故事。总之，任务确定的决定因素并非环境、标准、经验、指令或理念，而是利益。

关于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究竟发生了什么，还有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解释。这种观点认为，该机构任务的确定取决于法律、经验和专业规范，而非难以揣测的私有利益。首先是法律规定：如果不采取推断的方法，我们无法从新政中找到赋予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真正权威的成文法规。有关法律授权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修建大坝发电，但没有明确授予它规划的权力。[7]其次是累积的经验：无论是政界的期望还是法律条文都清楚地设想了水坝建设，因此大坝得以修建。事实上，一些水坝也是继承而来的。当1933年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成立时，它就接管了马斯尔·肖尔斯（Muscle Shoals）已有的一座国有大坝和电厂。从一开始，该机构就起步于水力发电业务。在一年内，该机构又在该地区建造了两座水坝并从私营公司购买了输电线路。到1941年，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发电能力翻了两番，从而成为全国第六大公用事业公司。二战期间，电力需求激增，该局迅速做出了有效反应——到战争结束时，其发电量增长了一倍以上，从而成为全国最大的公用事业公司。[8]最后是专业规范：为了接管并运营现有的水力发电厂，同时建造和管理新的水力发电厂，管理局必须雇用数百名工程师。这些“电力人员”迅速成为该机构最大的职业群体，他们也带来了对自己工作任务的明确观点——尽可能打造最高效的发电厂。由于发电量越大，千瓦电力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就越低，发电量最大才是最高效的发电厂。反过来，一家大型发电厂要维持下去就需要庞大的用户。因此，这种工程效率的标准导致持这一观念的人员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任务确定为：建设大型、高效的发电厂，以服务众多的用户。[9]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总经理曾言简意赅地将该机构的任务概括为：“以最低的成本、良好的经济效益供电。”[10]在由这样一种职业文化主导的组织环境中，很难想象支持城乡规划和环境保护的人员会取得多少进展。事实证明确实如此。当这些河流的水电潜力被耗尽时，管理局便开始建造燃煤电厂。当煤炭成本增加时，它又开始筹划核电厂。[11]也许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与地方利益集团的关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很明显，即使没有这些利益集团，它的演变历程也不会有什么改变。

当爱德华·曼斯菲尔德（Edward Mansfield）写了一篇关于联邦海事委员会（Federal Maritime Commission，FMC）的文章时，该机构因未能实现国会设定的目标而在首府华盛顿名声不佳。国会为其设定的目标是防止远洋运输公司在收取费用时采取歧视性收费（即照顾某一托运人或港口而歧视其他托运人或港口端口）或不合理收费（如收费过高）。[12]但事实上，联邦海事委员会几乎总是批准那些船运公司所提交的任何收费标准，如果偶尔不批，也往往是因为所呈报的标准存在一些技术性错误，而不是因为它确认收费标准太高。[13]

一个被国会委员会称为“监管疏忽”的模式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例如，被选为联邦海事委员会委员的人员常常是无能的政治仆从。但曼斯菲尔德认为，领导上的失误既是机构失职的原因，也是机构失职的后果。联邦海事委员会所面临困难的关键在于，“该机构必须在一种由各船运公司（即被监管的行业）主导的政治环境中实施一套内涵模糊的规章”。[14]代表这些船运公司的大约有30家律师事务所，而代表这些船运公司托运人的只有1家律师事务所。正如某船运公司的一位主管人员说：“这些船运公司进行了大量投入。”[15]船运公司经营得法，效益良好，因为它们获准收取的费用对它们的盈利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那些实力雄厚的托运人可以直接跟船运公司谈判就能拿到好的运价，他们不需要联邦海事委员会的帮助。而那些实力较弱的托运人经营不善，效益不佳。因此，法律本来致力于保护的群体——那些实力较弱的托运人——事实上并没有得到保护。

一些观察家会说联邦海事委员会被理应受其监管的行业所控制，但“控制”一词并不能说明事情的真相。海运界并没有贿赂海事委员会人员，也没有许诺等他们从政府机构离职后给他们安排一份薪水可观的工作。其实是整个环境对船运公司极其有利，而海运界正好利用了这种环境而已。所提交的运费标准申请数量太多，海事委员会的人不得不将他们的工作惯例化。一旦大量的工作形成了惯例，内涵模糊的法律条文也就只好不加解释地运用（比如法律规定定价协议不得带有“不公平的歧视”或“损害公共利益”；提交的收费标准不能“过低或过高”）。面对源源不断被送到海事委员会办公室的文件，谁也没有时间或精力去弄清这些内涵模糊的字眼的确切含义。因此，委员会人员对自己的工作采取一种敷衍态度：如果托运人未对船运公司所提交的收费标准提出异议，那么此标准就被认为是合理的。而托运人也只是偶尔有提出异议的可能，所以大部分提交过来的收费标准都能得到实施。[16]

我们看到，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和联邦海事委员会这两个机构皆易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有关这两个机构建制的法律文件含义都极其模糊，因此给两个机构的人员赋予了足够的自主权。这两个机构都处于比较类似的政治环境中，一些重要的群体与这两个机构的工作有着很大的利害关系，因此这些群体动机充足——它们设法对这两个机构的工作施加影响。然而，就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而言，决定工作内容的主要是它初建阶段的经验（需要管理运营现有水坝）及其专业文化（其雇用的电力工程师的观点）；至于联邦海事委员会，决定它工作内容的是所处环境的要求（它所处的环境是：一个利益集团而非其竞争对手具有对其施加影响的动机，在这种环境中它需要处理大量文件）。因此，并不存在一种机械的“控制”理论可以合理解释实际发生的事。

政治机构和利益

连两个同样易受到外部利益集团控制的机构都具有如此不同的经历，那么法律渊源和所处政治环境迥异的机构就更可能拥有不同的经历。毫无疑问，有些机构的工作任务确实受到外部利益集团的巨大影响。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有时是因为国会本来就希望如此：其授意某一机构照顾某些私有利益，或特意规定该机构的工作程序，从而使得那些私有利益在事实上受到照顾。第十四章我们将讨论这种现象发生的频率。也有一些机构即使在未被安排规划的情况下，同样深受外部利益集团的影响，这种情况就可以被称为“控制”。另外，还有一些机构的行为方式会导致受其影响的利益集团强烈指责那些“无法无天”“狂热”“目光短浅”的政府人员“过严地监管”某些行业或职业。

很显然，有些差异是符合情理的。就上述第一种情况而言，外部利益集团对某一政府机构的影响将取决于这些利益集团在该机构工作环境中的位置。简单来说，一个政府机构可能处于下列四种政治环境中的一种，它可能：（1）面对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与其目标一致的利益集团；（2）面对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与其目标相冲突的利益集团；（3）面对两个或多个互为竞争关系的与其目标相冲突的利益集团；（4）并不面对任何重要的利益集团。一个机构身处的环境将决定机构人员在确定其任务时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17]

就第一种情况而言，那个政府机构是“客户政治”（client politics，也作代理人政治）的产物。当一个工程的大部分或全部好处都落在了个别的利益集团（一个产业、一个行业或一个地区）身上，而大部分或全部开支由众多人（比如所有纳税人）承担时，客户政治就会出现。换句话说，当人均获利较高而人均支出成本较低时，客户政治就会出现。由于受益者获利很大，他们便具备了组建组织并对法律施加压力的动机；对于开支承担者来说，人均支出成本很低或者根本没有意识到支出成本，他们便丧失了组织起来反对有关法律的动力。

在其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民用航空局就是客户政治的一个例子。该局成立于1938年，目的在于减少“破坏性竞争”，并通过合同的形式提供补贴以扶持航空运输，从而保护和发展新兴的航空业。航空业坚持要成立一个机构来提高进入航空业的门槛，并保证几乎能够赢利的空运价格，各航空公司都会获得巨大利益。花钱乘坐飞机的旅客无法知道那些定价实际上要高于市场竞争价；即使他们知道这一点也不会在乎，因为差价一旦分摊到每个人的身上就会微乎其微。因此，航空公司便积极支持有关法案，而且最终也未有人反对。可以作为客户政治例子的还有其他机构，如联邦通信委员会和农产品信贷公司（Commodity Credit Corporation，CCC）。联邦通信委员会曾保护广播电台（以及后来的电视台）在其广播波段上的所有权。农产品信贷公司曾向农场主补偿农产品实际市场价格和国会补贴价格之间的差价。

与客户政治相反的是创制政治（entrepreneur politics）。在这种政治环境中，绝大部分费用由某个产业、行业或地区承担，但好处却由许多人（如果不是所有人的话）分享。受到高额人均支出影响的集团固然会反对相关法律；低额人均收益则使受益者失去了敦促实施有关法律的动力。在这种情况下成立一个机构或通过一项法律显然非常困难，但这样的事情的确发生过。1966年成立的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就是一个例子。该机构得以创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有一位精于政策之道的企业家［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出现了使其对手陷入尴尬境地的丑闻（通用汽车公司调查纳德的笨拙行为），数位政客［参议员亚伯拉罕·里比科夫（Abraham Ribicoff）］及其他一些人企图利用某一问题进行竞选，许多记者和编辑接受纳德讲述的情况。[18]纳德的观点与这一丑闻在政界和媒体界的影响一起发生了作用，接踵而来的国会听证会则足以使反对有关措施的产业集团节节败退，并使一个政策问题（“政府对公路安全应负的责任是什么？”）转化为一场道德之战（“谁敢反对一项旨在惩罚并不具备特殊地位但有破坏作用的汽车行业的计划呢？”）。

为管理药品、控制有毒物质、防止大气和水的污染、禁止向儿童出售易燃服装而制定的一系列法律也碰到了同样的情况。有时丑闻会出现，比如，一种药品导致了畸形儿，一种化学物质损害了工人的身体健康，一名儿童由于睡衣着火而被烧死，或一次漏油事件污染了加利福尼亚海滩等。但是，即使不出现丑闻，非常微妙的国会听证会也不会理会反对有关法律的行业力量，比如承认自己的新药赢利很高的药品制造商。听证会的主持人可能是一位一心想往上爬、寻求建立保护民众的声誉的政客。例如，当初参议员埃德蒙·马斯基（Edmund Muskie）就坚决为其提出的清洁空气法案辩护，以回击拉尔夫·纳德关于他向产业界出卖自己的指控。[19]

在创制政治环境下成立或获得权力的机构（至少在一开始）会面对一个与其对立的利益集团——那些承担了该机构运转主要花费的集团。但是，这个机构初建阶段的许多主管是从旨在促成该机构建立的社会活动参与者中吸纳过来的，这些人会获得由政治盟友组成的监护集团的支持。在一段时间内，这些势力集团能够抵御那些提供费用支持的利益集团的压力，甚至能够给这个机构的工作注入活力。然而，这样一个机构也将面临巨大风险：一旦其初建阶段的盟友失去了热情，它就会发现自己面对着一种不同的环境——其所需要的许多信息掌握在一个从根本上反对其工作目标的利益集团手中，它必须随时对之做出反应的政治资源也受到这个利益集团左右。

第三种情况是：一个机构如果受到一些相互对立的利益集团所施加压力的时候，它既不是某一外部集团的工具，也不是受害者。可以这样说，这些相互对立的势力将这个机构夹在中间。当这个机构的工作既造成了高额人均支出又造成了高额人均获利时，上述利益集团政治（interest-group politics）就会出现。无论是可能受益的受益人还是成本支付人都会有强烈的动机来反对该机构的主张。

1970年成立的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实际上是劳工组织和工商业集团斗争的产物，斗争的焦点则是政府应该如何有效地解决工作人员在工作地点面临有害物质的问题。为了有关法律条款而在国会展开的斗争，使工会和雇主之间的矛盾变得尖锐；后来在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中进行的旨在影响有关具体规定内容的斗争，使工会与雇主继续处于对立状态。1935年成立的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同样是劳工组织与工商业集团斗争的产物；与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碰到的情况一样，这种斗争在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成立之后延续了很长时间。[20]1886年成立的州际商业委员会（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则是众多利益集团之间斗争的产物——长途铁路运输公司希望保持高运费而不愿意参加竞争，农场主和石油公司则希望降低运费并让铁路公司进行更多的竞争，而许多城市又希望得到铁路公司的良好服务。[21]

最后一种情况是：公共机构的外部环境中不存在任何长期活跃的重要利益集团。当这个机构及其工作既能广泛分配利益又能广泛分配开支负担时，上述情况就会出现。由于人均获利额较低，所以无人刻意追求；由于人均支出额较低，所以也无人极力拒绝。我们把这种情况称为多数人政治（majoritarian politics）。

根据1890年通过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简称《谢尔曼法》）而成立的司法部反垄断司就是多数人政治的一个例子。正像苏姗娜·韦弗（Suzanne Weaver）所写的，《谢尔曼法》“并不是对产业界获取联邦政府保护以避免受到竞争之不确定因素损害的要求做出的反应，而是对大众产生的这种担心做出的反应：大公司对居民生活拥有过大的影响力”。[22]当时，新闻界出现了揭露产业托拉斯化以及利用托拉斯化获利的报道。政客们便设法利用公众激奋的情绪。但与此同时，并没有哪个公司或产业感到自己尤其受到了这种鼓动的威胁，因为反托拉斯法并不针对某个具体的产业。由于这项法律言辞含糊（它禁止“旨在限制贸易的公司合并”），它当初究竟针对的是什么目标，这一点并是不完全清楚。有人反对这项法律，但他们主要是从宪法角度而不是经济角度提出自己的观点：宪法并没有赋予联邦政府足够的权力让产业界遵守谢尔曼参议员的法规。批评者最终失利，但并不是因为某一产业在投票表决中失利。

利益集团与操作人员

政府机构操作人员的工作受外部利益集团压力形塑的程度将取决于这个机构面对的四种政治环境。

客户政治机构

客户政治机构每天要和某个利益集团打交道，它必须尽量避免其工作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许多这样的机构做不到这一点，有些机构则根本就没想过要这样做。造成这样的结果无须通过腐败或阴谋手段。联邦海事委员会雇员们获取的信息几乎全部来自船运公司，这些公司希望其定价和协议获得批准，需要每一报价得到维持。一般来说，没有人告诉海事委员会的分析人员那些协议和定价是否有利于消费者或整个经济。在其历史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民用航空局了解的情况几乎全部来自民航界本身。航空公司之间的竞争可能会就某一具体情况给民用航空局带来做出明智选择的机会，比如，当美国航空公司和联合航空公司竞争在芝加哥与檀香山之间开展空运的权利时。但是，这种竞争只涉及两个城市的市场情况，所以收集的有关数据也只涉及同样的范围。民用航空局所促成的供过于求的格局有利于整体航空票价的提升，但这种竞争并不能够给民用航空局的分析人员帮到多少。[23]

有的时候，一个公共机构对其保护下的私营部门客户的依赖关系会形成一种正规的模式。农业稳定和保护局负责联邦政府向农场主提供补贴项目的监管工作。该局的工作受到由3000多个县委员会组成的网络的严密监督，而每个县委员会则由该县农场主选举出来的三名农场主组成。这些农场主坚决反对如下的说法：他们作为一个利益集团与农业稳定和保护局的关系跟船运公司与联邦海事委员会的关系完全一样。从某个角度看，这些农场主的看法是正确的：农场主在制定农业政策方面的作用是得到国会正式认可的，而船运公司的作用只是环境的产物。但换个角度看，这些农场主已经利用他们的政治影响力使农业稳定和保护局成为他们的保护机构。实际情况是，他们的影响力非常大，足以产生一种正式的（而不是非正式的）保护与被保护关系。

这种关系并不仅限于处理经济事务的机构。里根总统在与国会进行一场激烈的斗争之后更换了民权委员会的领导班子。在此之前，该委员会一直受到民权组织的巨大影响，这些组织几乎是其所处政治环境中唯一活跃的势力集团。并不出人意料的是，该委员会的工作往往反映了这些组织的观点。美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工作则反映了它们的主要基层力量——致力于研究的教授们——的偏好。

创制政治机构

创制政治环境下的公共机构将处于一种不稳定的地位。因为当初这些机构的成立就是为了对抗某些利益集团，而现如今却要受制于这些利益集团。那么，该机构的雇员就必然会担心：当初促使确定其职责的社会力量可能会因为利益格局的变化和热情的减退而抛弃这个羽翼未丰的机构，从而使它独自面对一个敌对的利益集团而得不到保护。类似的情况在历史上发生过多次。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成立是由于公众对某些普通药物和专卖药物造成伤亡的不满，试图阻止不安全和无效药物的扩散。但是，每起药物事件（如1937年磺胺剂导致的死亡或1961年酞胺哌啶酮造成的婴儿先天缺陷）发生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消费者和医学团体都一度对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失去信心。当然，制药企业除外，因为它们的赢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机构是否很快批准新药品投放市场。另外，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因为不能提供理想的工资待遇和足够的研究机会，众多的一流科学家不肯委身于此。该机构中是有不少很能干的成员，但出类拔萃者很少，[24]其雇员的任务也让人头疼：对新药进行评估。每种新药的申请信息都有200多卷，必须在法定的180天内完成，同时也要搞清楚这种新药挽救生命的可能性。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每天打交道的对象通常是制药企业的代表，而不是药品应用审批问题的批评者。这样一来，该局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就容易去偏袒制药企业。在现实中，也确实发生过这样的偏袒事件。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人们是这样评价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缺乏主动精神，甚至偏袒产业界。[25]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工作人员都采取了一种与上述不同的工作方法。尽管他们在日常工作中有很大压力，但他们最担心的还是——正如保罗·夸克（Paul Quirk）所指出的那样——假如他们批准新药上市，而一旦日后造成伤亡，就会发生丑闻。丑闻并不经常发生，但一旦发生就会给有关工作人员带来长远的影响。[26]这种影响在有些人的头脑中尤其难以抹去，因为他们知道：一位心怀不满的同事可能会采取告发行动——向国会或新闻界透露审查工作中的失职行为。

简而言之，在创制政治环境中成立的机构面临受到利益集团控制的危险，但这种被控制的现象并非不可避免。在本章后半部分，我们将研究近年来减少利益集团影响公共机构工作的各种因素。

利益集团政治机构

利益集团政治环境下的政府机构操作人员似乎日子比较好过：他们夹在相互争斗的集团中间，所以在确定自己的工作任务时有选择余地；他们知道肯定会有人成为自己的盟友，所以总是心安无忧。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其原因是：一方面，该机构所从事的工作都可能受到指责，主管人员也是一样，他们不喜欢被指责；另一方面，他们在政府和国会中的政治支持者会根据政治风向时而偏袒某利益集团，时而偏袒另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知道应该做什么；过去受到奖励的行为如今却受到了惩罚，而曾经受到惩罚的行为如今却受到了奖励。

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在制定规定和检查工作场所情况时，每天都会碰到上述问题。在从事这些工作的过程中，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很难同时让产业界和劳工界都满意。他们甚至常常不能让自己的领导满意。莫顿·科恩（Motton Corn）担任局长（由福特总统任命）期间，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以积极颁布新的安全健康法规而闻名；在尤拉·宾厄姆（Eula Bingham）担任局长（由卡特总统任命）期间，该机构一方面坚持严格的标准，另一方面又小心谨慎，以免得罪其批评者；而在索恩·克特（Thorne Auchter）担任局长（由里根总统任命）期间，该机构更关注的是投入成本，而不是所获收益。[27]一任局长称赞的规定及相应的实施工作到下一任局长的任期时会遭到禁止，这就造成了该机构在不同时期的行为差异。[28]

戴维·麦卡弗里（David MaCaffrey）一直研究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的历史，试图弄清楚最能解释决定该机构行为的因素——产业界的控制、利益集团的压力或机构本身的需求。麦卡弗里微妙的分析当然值得仔细研究，但其发现的情况在总体上证明，利益集团的压力和领导人的不断更换可以解释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大部分行为的动因。在初期，劳工组织是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面对的最为活跃的利益集团，因为劳工组织在设立该机构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有了这个开端，劳工组织影响了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初期的决策。例如，严格限制炼焦炉污染和各种危险化学物质（如聚乙烯氯化物）的使用。然而，随着企业对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越来越了解，产业界增强了其利益集团代表的影响力。结果就是，过于严格的那些初期规定开始松动了，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在提出新规定时也变得犹豫不决，或者在指定新标准的时候也不再仔细分析了。[29]

利益集团的压力为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的工作设置了一个（不断变化的）外部框架，但在这个框架之内，该机构的人员能够根据专业规范确定他们的任务（请参见第四章）。正如史蒂文·凯尔曼（Steven Kleman）所发现的：“在该机构安全和健康专家的观点及其组织目标的基础上，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的官员们形成了保护安全和健康的意识，而这种意识正是该机构在有关规定上所做决定的最重要因素。”[30]最能说明上述专业规范的例子便是该机构官员所做出的这样一个决定：减少就地改装机器而产生的噪声之害的办法，主要是减少工人在工作地点所待的时间，而不是为了省钱去要求工人佩戴耳塞。

多数人政治机构

多数人政治促成了反垄断司（Antitrust Division）的成立，并使该机构获得了一种不存在任何重要利益集团的工作环境。其主管人员的个性及其获得的总统支持几乎完全决定了该机构是严格或是松懈。《谢尔曼法》涉及的范畴很广，条文含义非常模糊，所以反垄断司能够采取避免形成敌对利益集团的一些工作。该机构极力避免与整个产业界对抗，以防止出现一个决意击败它的利益集团。相反，该司经常以单个具体案例为基础开展工作，听取一个企业指控其竞争对手有非法行为并采取相应措施。[31]一个公司在某一件事上是原告，在另一件事上就可能变成被告；被告也同样可以变成原告。有时，一个受到反托拉斯起诉的企业会设法利用政治影响力来阻挠案件的审理（例如，1971年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就主动提出向尼克松政府提供一笔竞选资金，以便让尼克松政府阻止对该公司进行反托拉斯制裁）。但是，单个企业的一次性努力对一个公共机构的自主性影响很小，远不如一个大型集团对一个公共机构自主权利的持续干涉。就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案例而言，尚未发现反垄断工作有不妥之处。[32]

当一个在多数人政治环境中成立的公共机构的行为导致一个敌对的利益集团形成时，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拿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例子来说明。联邦贸易委员会被赋予的实施反托拉斯法的职责与反垄断司的职责非常相似，而它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也总是按照反垄断司做法，以个案的形式处理对一个公司的指控。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根据国会的明确授权，该委员会开始颁布法规，管理整个产业界的行为。最终未能实施的《殡葬品制造业行为规则》要求将葬礼的每一项费用（棺材、墓地、葬礼承办费等）单独标价（作为一种传统，过去所有费用都隐含在一次性支付的棺材费中），另一项未能实施的规定，即《旧汽车经营规定》则要求经营者对每一辆拟卖的汽车进行详细查验并将查验结果标在车窗上。联邦贸易委员会建议颁布的这些规定激怒了葬礼承办人和旧汽车经营者。国会议员很快查明了各自所在选区葬礼承办人和旧汽车经营者的人数以及这些人与他们之间的密切关系。联邦贸易委员会突然间激活了几个对立的庞大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成功地敦促国会迫使联邦贸易委员会改变了原来的主张。[33]

反控制措施

现实可以摆脱观念的束缚。当众多政治观察家意识到政府机构受到私人利益集团控制的时候，政治制度就会随之变化，开始努力摆脱来自利益集团的控制。这是由以下几个原因促成的。

降低政治组织的成本

对于那些不关心公共政策的人而言，要想去吸引和引导他们的政治关切通常十分困难。如果一项计划的投资或收益的人均值很低，大多数人（与此计划有关但也许并不知道这一点）可能就没有意愿去了解这个计划，觉得参与其中的代价要比可能带来的收益大得多，并且（正确地）认为他们的个人贡献均不能决定计划的最终成功。简而言之，公众要么不知道自己在一项公共政策中的利害得失，要么就想“搭便车”。

直邮式诉求方式的技术得以改进，同时出现了热衷于捐资的大型基金组织，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的结果就是，组建一个政治组织的成本降低了，这样一个政治组织可以监督创制政治机构。通过有的放矢地把有感染力的请愿信（“保护鲸鱼！”“拥有武器权必须得到维护！”）发送给相关机构，这样的一个“组织”就算成立了。当然，这个组织不像传统意义上那样是一批成员聚在一起协调行动，而是由为数不多的几位领导人创建，并得到大批追随者捐资支持。除了这些捐资之外，还有一些基金会也提供资金支持这项事业（传统上，这些基金会大多数持自由主义观点，但如今越来越多的基金会转而倾向保守主义）。1970～1987年，各基金会向自由派的公共利益律师事务所提供了约1亿美元资助，其中福特基金会一家就提供了约2100万美元。[34]有时这些团体还以向“成员”（实际上就是顾客）提供有偿服务的形式筹集额外资金。比如，代表退休人员的组织利用直邮的方式销售保险和卫生用品。这些资金——不管它来自何处——可以用来聘用宣传人员、律师和分析人员。

这个结论可以在环境保护局身上得到印证。有些行业支付减少大气和水污染的费用，但这些行业并没有向相关机构游说的机会。即便普通人也会为污染问题担忧，但他们也没有原动力去加入一个可能代表他向环保局开展游说活动的组织，哪怕这些组织会花言巧语地宣称它们会代表民众的利益，例如环境保护基金会。这并不是说政治资源的分配已经在所有相关利益集团中平均了，而只是说，如果单个的利益集团受到影响，如今很难找到一个相关的机构用纯客户的关系来应对。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政府政策都适合通过直邮的方式来诉求或会引起某些基金会的兴趣。要想写出一封关于联邦海事委员会的工作并能感动成千上万的人给一个监督组织邮寄25美元支票的信，那将需要很大的耐心和毅力。“降低胶合板的运费”这种口号的感染力远不如“拯救小海豚”那般大。

有时候，政府本身就是非组织化支持者的代表。如果认为其他联邦机构的工作没有鼓励市场竞争，司法部反垄断司就会出面干涉。该司指责联邦海事委员会的价格协议是反竞争性的，[35]并且要求民用航空局减少对民航业的管制。[36]与普通民众不一样，司法部反垄断司拥有这种职权的好处是，它会认真对待胶合板的运费问题。

政治参与的重新分配

20世纪中期，美国政治发生了明显变化：在经济资源没有进行均等再分配的情况下出现了政治资源的再分配。由于参与政治的渠道增多，且被特权集团垄断的参与渠道的减少，政治参与变得更加广泛。这并不是说改变政府政策变得容易了，广泛的政治参与意味着更多的声音被听见，结果是时常陷入无尽的争论，决定反倒很难做出了。

其实这种变化主要是由政治精英们策划的，他们认为过去参政权利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他们——国会议员及其助手、记者及编辑、教授和社会活动家——被告知，政府不是代表多数人，它非常容易受到利益集团，尤其是经济利益集团的控制。这种看法不全对，但有一定的道理。[37]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新工作计划的内容和实施程序的确定都会时刻提防遭到利益集团的控制，同时，旧的程序也尽可能遭到修正，目的是一样的。

许多新建立的管理机构，如环境保护局和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只设了一名领导人，而没有设立一个多成员的委员会来指导。这样做的目的是增强这些机构抵御经济利益集团压力的能力。[38]既然不设委员会，有关利益集团就没有机会或理由对该机构进行监管。而机构的唯一领导人的任务则是做决策，而不是当某集团的代表。

竞选资助相关法律严格规定，在任何联邦选举中，个人对竞选人捐助资金额不得超过1000美元，对每个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助金额则不得超过5000美元。理论上，这样可以阻止贪婪的利益集团收买政界人物，避免政界人物管理机构时受到这些利益集团的控制。同时，国会权力分权到人的特点也减少了任何议员（无论是否被收买了）随心所欲地对某一机构施加影响的机会。在这种分权的状况下，各种小组委员会共同管理一个机构，并且增加了这样一种可能性：负责监管一个机构的几个委员会对该机构应该如何开展工作都有自己的看法。

例如，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就曾受到参众两院议员——埃斯蒂斯·基福弗（Estes Kefauver）、盖洛德·纳尔逊（Gaylord Nelson）、爱德华·M.肯尼迪（Edward M.Kennedy）、劳伦斯·方丹（Lawrence Fountain）、保罗·罗杰斯（Paul Rogers）等——的持续调查，因为这些议员对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同意某些新药上市的决定不满。该局有一任局长曾在这种批评声浪的压力下抱怨说：国会议员中似乎从未有人关心过我们是否会在相反方向上犯错误，即不及时批准一种应该投入使用的新药上市。[39]环境保护局也同样面临政界的猛烈批评，它也抱怨称：假如我们不批准一种杀虫剂投入使用，代表农场主的国会委员会就会指责；假如我们批准了，其他代表环境保护者的委员会就会抨击。监督组织几乎总能找到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国会议员为它们发声。

对司法的参与渠道也拓宽了。根据有关法律和法院判决，利益集团获得了比过去多得多的“起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国会已经允许私营集团扩大起诉政府的范围，而起诉人中有些可能与起诉结果并不存在任何直接和密切的关系。如今，代表大批当事人进行集体诉讼也更容易了。另外，在许多案子中，假如被起诉的政府机构在法庭上败诉，那它就必须支付私人起诉的费用。由于发生了这些变化，我们可以想象，环境保护局做出的任何决定都可能面临在法庭上的挑战。[40]

这些旨在减少特权、扩大竞争的努力已给所有联邦机构（那些最缺生气的机构除外）的工作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可争论性，而这种可争论性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不可想象的。当然，无论哪种变化也不能确保一个企业集团能够击败一个政府机构，但这些变化促使形成了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一个政府机构仅仅接收一方面的信息和影响的状况将越来越少。

理念

我们已在第四章中看到了众多关于理念——专业规范——如何确定公共机构工作方式的例子。对此持怀疑态度的人也许会认为，决定公共机构专业人员工作的并不是他们的理念，而是一种愿望，即希望在离开政府之后到他们当初管制的公司中找一份高薪工作。如果律师事务所聘用政府律师，医药公司聘用政府科技人员，那么这些律师和科技工作者难道不会为了自己退出政府之后重找工作而确定自己的工作方式吗？

他们可能会这样想，但还需要注意两点。首先，一些专业人员并不想到私营企业去工作，因为他们对公共人员物质和非物质待遇的满意程度可能等同于甚至超过对私营企业人员待遇的满意程度。我们并不知道以上描述符合多少人的实际情况，但它肯定符合一部分人的实际情况，因为许多专业人员事实上一辈子都在政府中任职。其次，政府人员能否赢得私营企业雇主的好感并不一定取决于其工作是否有利于工商界，而取决于他能否展示出才华和能力。一位为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反垄断司工作的律师是否有才华和能力，取决于他能否积极而成功地完成本职工作。[41]假如一个律师事务所希望雇用一位通晓反托拉斯法的政府律师，那它肯定不会雇用一个输掉与该事务所的某个委托人的官司的律师，而会雇用一个赢得这样一场官司的律师。威廉·拉克尔肖斯（William Ruckelshaus）任环保局局长的时候倾向环境保护主义。在他离开政府之后，他所进入的律师事务所就服务于一家曾饱受环保局困扰的塑料企业。拉克尔肖斯受到聘用是因为他有能力，而不是因为他支持或反对这家企业。[42]关键的问题是，政府雇员对工商界的价值或是在于他“知道如何幕后操作”并“给我们指点迷津”，或是在于此人“懂得法律”并“能打赢官司”。一种工作的专业性越强，申请该职位的人就越需要凭其技能——而不是关系网——受到聘用。

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专业电力工程师所采取的工作方法，使得保守人士对该机构规划职能的担忧减弱了，这是因为他们希望高效率地发电，而不是因为他们想讨好农业局。另外，我们从民用航空局的情况中看到，尽管它在一种有利于客户政治的环境中工作，但专业人员确定工作任务的方法还是直接损害了工商业利益集团的利益。

民用航空局的经济学家是政府内部呼吁放开对加入民航业竞争的价格和条件限制的首批群体之一。一个五人工作小组在1975年发表的一份报告中说：“对于加入和退出竞争的保护性限制以及联邦航空法有关公共事业价格的规定，不符合商业航运的潜在成本与需求特性。”[43]民用航空局的经济学家得出这样的结论（后来又被其他人的研究进一步证实）表明他们的立场与学术界的同行完全一致，而与航空业人士明确表达的主张相反。[44]玛莎·德斯克和保罗·夸克在他们对反限制政治进行的权威性研究中，阐释了民用航空局中许多经济学家如何始终持上述看法（“持异议者”），而另一些经济学家如何改变了他们的看法（“改变信仰者”），此外，还有一些人则是因为持有相同的观点而被招聘进来（“新来者”）。[45]工作人员中持这种观点的人越来越多，这种状况引起了委员会领导人和国会议员的关注。反限制的努力直到许多主角——两位总统、其他一些联邦机构以及好几位参议员和众议员——介入之后才获得结果，但最初的决定性一步由民用航空局人员自己迈出，他们的表现似乎表明其机构与民航业之间并不存在主顾和客户的关系。

从民用航空局的情况来看，其他类似机构的类似专业人员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才会采取同样的做法？既然工作人员能在民用航空局发起反限制运动，那么州际商业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对此我们还没有确定答案。德斯克和夸克对此做了一些推测。民用航空局是一个人才济济的机构，它比州际商业委员会拥有更多的专业工作人员。民用航空局局长利用其人员的力量鼓励反限制的经济学家；而在州际商业委员会中，这种力量并不存在，即使存在也得不到利用。另外，这两个机构中的人员面对的工作也不一样。民用航空局的工作人员每年不需要处理太多有关价格的问题，而州际商业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与联邦海事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一样）必须处理大量来自铁路和公路运输公司的材料（州际商业委员会每年接收5000多份申请项目的报告）。[46]

更广范围的政治观点也会影响政府机构工作的环境。过去，一个政府机构的日常活动不会引起新闻媒体的兴趣，除非有具有新闻价值的丑闻或一个机构给偏远地区拨款的消息出现。对政府持更为批判态度的新一代记者的出现已或多或少改变了过去的状况。如今，“揭短者”（whistle-blowers）更易引起新闻记者的注意。国会议员及其周围的工作人员曾经认为应该对加入某一产业的价格和条件进行限制，但现在有许多人转而认为，只要存在竞争，那么价格就应该由市场确定。工作场所造成事故和疾病的危险是工作人员始终担心的问题。如今，这种危险也是政府关心的问题。过去，制造商只是在由于疏忽而造成事故的情况下才对产品的副作用负责；而现在，许多企业在没有疏忽行为的情况下也照样要负责任。这种新的政治和文化环境已经改变了政府机构工作人员必须面对的各种力量之间的平衡。

小结

政府机构并不是滚动的弹球，它不会被势力和利益集团影响的冲力推近或推远。如果政府机构工作人员能够自己选择行动的方式，那么他们的选择将会反映影响他们行为的各种动机：有些反映了对工作量进行管理的需要，有些则反映了与自己一起工作的同事和不一起工作的专业同行的希望，还有一些则反映了他们自己的信念。

也有一些会反映出委托人——那些受到某一机构工作特殊影响的个人或群体——的需要。利益集团对政府机构的影响至少取决于四个因素：立法机关希望这种影响的程度；政府机构拥有的自主权的大小；政府机构所处环境中各种利益集团的分布格局；期望的行为与当事人面对的刺激因素之间的关系。

如果国会希望某一机构照顾某一利益集团的需要，它往往会将这种希望明确地表达出来。如果国会在这方面无所谓，或者国会中有些人希望帮助某一利益集团，另一些人则不同意，那么该机构就可能会获得许多自主权并利用这种自主权（往往徒劳地）尽量避免麻烦。一个机构如何利用这种自主权将取决于其政策的成本和收益的分配，是否为了创造一种包含客户、企业、利益集团或不包含任何人或群体的环境。客户给予的报酬会使政府机构的行为服务于客户本身或服务于其竞争对手，而这取决于委托人给予的报酬是否能够被专业规范所调和。当一名律师的工作效果仅仅是使客户满意或失望的时候，那他就会采取导致此种结果的行为方式；而当他的工作必须首先让法官或陪审团满意的时候，那他就会采取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行为方式。

[1] Quoted in Paul K.Conkin，“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Roots，” in E.C.Hargrove and P.K.Conkin，eds.，TVA：Fifty Years of Grass-Roots Democracy（Urbana，Il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3），28.

[2] David E.Lilienthal，TVA：Democracy on the March，2d ed.（New York：Harper，1953）.

[3] John Ed Pearce，quoted in Dewey W.Grantham，“TVA and the Ambiguity of American Reform，” in Hargrove and Conkin，eds.，TVA，327.

[4] Rexford G.Tugwell and Edward C.Banfield，“Grass Roots Democracy—Myth or Reality？”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0（1950）：47-55.

[5] Philip Selznick，TVA and the Grass Roots（Berkeley，Calif.：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49）.

[6] Philip Selznick，Leadership in Administration（Evanston，Ill.：Row，Peterson，1957），42-45.

[7] Avery Leiserson，“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and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in Hargrove and Conkin，eds.，TVA，139；Conkin，“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Roots，” 30.

[8] Richard Lowitt，“The TVA，1933-45，” in Hargrove and Conkin，eds.，TVA，41；William H.Droze，“The TVA，1945-80：The Power Company，” in Hargrove and Conkin，eds.，TVA，67-68.

[9] William B.Wheeler and Michael J.McDonald，“The‘New Mission’and the Tellico Project，1945-70，” in Hargrove and Conkin，eds.，TVA，169.

[10] Lynn Seeber，quoted in William H.Droze，“The TVA，1945-80：The Power Company，” in Hargrove and Conkin，eds.，TVA，80.

[11] Marc J.Roberts and Jeremy S.Bluhm，The Choices of Power（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chap.4.

[12] Edward Mansfield，“Federal Maritime Commission，” in James Q.Wilson，ed.，The Politics of Regulation（New York：Basic Books，1980），49. The congressional view was expressed by the Antitrust Subcommittee of the House Judiciary Committee in its 1960 report，The Ocean Freight Industry，87th Cong.，2d sess.，359.

[13] Edward Mansfield，“Federal Maritime Commission，” in James Q.Wilson，ed.，The Politics of Regulation（New York：Basic Books，1980），50.

[14] Edward Mansfield，“Federal Maritime Commission，” in James Q.Wilson，ed.，The Politics of Regulation（New York：Basic Books，1980），64.

[15] Quoted in Edward Mansfield，“Federal Maritime Commission，” in James Q.Wilson，ed.，The Politics of Regulation（New York：Basic Books，1980），65.

[16] Edward Mansfield，“Federal Maritime Commission，” in James Q.Wilson，ed.，The Politics of Regulation（New York：Basic Books，1980），65-68.

[17] 这里列出的概念架构（conceptual scheme）吸收了早前出版的研究成果：James Q. Wilson，ed.，The Politics of Regulation （New York：Basic Books，1980），chap.10；and Wilson，American Government，4th ed.（Lexington，Mass.：D.C. Heath & Co.，1989）。

[18] Paul J.Halpern，“Consumer Politics and Corporate Behavior：The Case of Automobile Safety，” Ph. D.diss.，Department of Government，Harvard University（1972）.

[19] Paul J.Quirk，“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and Alfred Marcus，“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in Wilson，ed.，Politics of Regulation，chaps.6，8.

[20] Frank W.McCulloch and Tim Bornstein，The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New York：Praeger，1974）；Seymour Scher，“Congressional Committee Members as Independent Agency Overseer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4（1960）：911-20.

[21] John A.Garraty，The New Commonwealth，1877-1890（New York：Harper & Row，1968）；Edward A.Purcell，Jr.，“Ideas and Interests：Businessmen and the Interstate Commerce Act，”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54（1967）：561-78；Robert W.Harbeson，“Railroads and Regulation，1877-1916：Conspiracy or Public Interest？”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7（1967）：230-42. These findings in my opinion demolish the argument that Congress gave to the railroads the state-supported cartel they sought，a view advanced in Gabriel Kolko，Railroads and Regulation，1877-1916（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5）.

[22] Suzanne Weaver，“Antitrust Division，” in Wilson，ed.，Politics of Regulation，125；and Weaver，Decision to Prosecute：Organization and Public Policy in the Antitrust Division（Cambridge，Mass.：MIT Press，1977）. See also William Letwin，“Congress and the Sherman Antitrust Act，”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23（1955）：221-56；Hans B.Thorelli，The Federal Antitrust Policy（Baltimore，M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54）；and Robert H.Bork，The Antitrust Paradox（New York：Basic Books，1978），chap.1.

[23] Richard E.Caves，Air Transport and Its Regulator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433-49.

[24] Paul J.Quirk，“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and Alfred Marcus，“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in Wilson，ed.，Politics of Regulation，207.

[25] Paul J.Quirk，“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and Alfred Marcus，“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in Wilson，ed.，Politics of Regulation，211-18.

[26] Paul J.Quirk，“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and Alfred Marcus，“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in Wilson，ed.，Politics of Regulation，217.

[27] Graham K.Wilson，The Politics of Safety and Health（Oxford：Clarendon Press，1985），59-69；David P.McCaffrey，OSHA and the Politics of Health Regulation（New York：Plenum Press，1982），137-38，160-61，173-74.

[28] John T.Scholz and Feng Heng Wei，“Regulatory Enforcement in a Federalist System，”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0（1986）：1261.

[29] Cf.David P.McCaffrey，OSHA and the Politics of Health Regulation（New York：Plenum Press，1982），101-2.

[30] Steven Kelman，“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in James Q.Wilson，ed.，Politics of Regulation，250.

[31] Suzanne Weaver，“Antitrust Division，” in Wilson，ed.，Politics of Regulation，134-40.

[32] Suzanne Weaver，“Antitrust Division，” in Wilson，ed.，Politics of Regulation，149. See also Robert M.Goolrick，Public Policy Toward Corporate Growth：The ITT Merger Cases（Port Washington，N.Y.：Kennikat Press，1978）.

[33] Kenneth W.Clarkson and Timothy J.Muris，eds.，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Since 197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169-73.

[34] Jeffrey M.Berry，The Interest Group Society（Boston：Little，Brown，1984），88；and Berry，Lobbying for the Peopl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

[35] Edward Mansfield，“Federal Maritime Commission，” in James Q.Wilson，ed.，The Politics of Regulation（New York：Basic Books，1980），60-61.

[36] Stephen Breyer，Regulation and Its Reform（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320，328.

[37] Martha Derthick and Paul J.Quirk，The Politics of Deregulation（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85），chap.7.

[38] Marcus，“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267；Graham K.Wilson，The Politics of Safety and Health（Oxford：Clarendon Press，1985），56-57.

[39] Paul J.Quirk，“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and Alfred Marcus，“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in Wilson，ed.，Politics of Regulation，216.

[40] R.Shep Melnick provides a book-length account of the many ways in which almost every conceivable interest gets represented in environmental policy：Regulation and the Courts（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83），40.

[41] Weaver，Decision to Prosecute，chap.3；Robert A.Katzmann，Regulatory Bureaucracy：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Cambridge，Mass.：MIT Press，1980），chap.6.

[42] Paul J.Quirk，Industry Influence in Federal Regulatory Agencie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1），170. See also William D.Berry，“An Alternative to the Capture Theory of Regulation：The Case of State Public Utility Commiss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8（1984）：524-58；and William T.Gormley，“A Test of the Revolving Door Hypothesis at the FCC，”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3（1979）：665-83.

[43] Quoted in Bradley Behrman，“Civil Aeronautics Board，” in James Q.Wilson，ed.，Politics of Regulation，106.

[44] Derthick and Quirk，Deregulation；and Derthick and Quirk，“Why the Regulators Chose to Deregulate，” in R.G.Noll，ed.，Regulatory Polic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Berkeley，Calif.：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214-44；Breyer，Regulation and Its Reform，318-19.

[45] Martha Derthick and Paul J.Quirk，The Politics of Deregulation（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85），74-85.

[46] Derthick and Quirk，“Why the Regulators Chose to Deregulate，” in R.G.Noll，ed.，Regulatory Polic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Berkeley，Calif.：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221，223.

第六章 文化

多年来，美国国务院一直在雇用外籍人员从事美国大使馆中的大量工作，包括司机、电话接线员、邮递员、房屋清洁工、接待员等。这就意味着，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几百名雇员即使不是克格勃特工，也处于克格勃的控制之中。例如，曾经给大使开车的司机就是一位苏联特工。你也许会认为，有这么多敌国的情报官员在一个最敏感的外交机构中工作，而且与美国主要官员如此接近，国务院肯定会感到惊恐。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当华盛顿尝试让美国人代替苏联人在美国使馆工作的时候，国务院却极力反对，认为苏联人所从事的工作是有价值的，也是美国人不能或不愿承担的（一位美国官员曾经说，他要依靠自己的司机——一名克格勃特工——帮助他辨认莫斯科的大街小巷，并靠他购买莫斯科芭蕾舞剧院的门票）。另外，如果被迫承担起苏联人曾做的工作，使馆内的美国人也是不情愿的。正当这个问题处于紧要关头时，为了报复联邦调查局在纽约逮捕一名苏联间谍，苏联政府从美国大使馆中撤出了全部苏联人。

美国雇用了几家苏联公司负责莫斯科新使馆的大部分建造工作。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使馆建筑几乎全部竣工的时候，美方才意识到，使馆的构造非常有利于苏方搜集情报。该使馆的设计图纸和建筑工艺方案都曾得到美国国务院营建办公室的事先认可。在施工的过程当中，美国的检查人员一直没有发现新楼的重大缺陷，直到大楼即将交付使用的时候，美方检查人员才发现并意识到。

发生在莫斯科的事情并不是一例个案。多年来，美国接连发现了许多苏联渗入美驻外使馆的证据。[1]通常在无意之中便能发现隐蔽的窃听装置。派往国外调查情况的检查小组也屡次报告使馆防卫措施不力，警报系统不健全，大门看守不严，对来访者的活动监视不严。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国务院之外，各种顾问组织一直向国务院施压，要求改善大使馆的安全状况，但收效甚微。当一位被派至莫斯科使馆的海军陆战队警卫承认他曾与在该使馆共事的一名苏联女人有染的时候——几乎可以肯定，这个女人是一名克格勃特工——事情最终发展到了严重地步。在此事的六个月前，国务院曾得到另外一起类似事件的报告，但并未采取任何行动。这一次，那名海军陆战队队员被判犯间谍罪。后来，总审计局在调查此案时发现，国务院中负责调查安全问题的部门缺乏管理，忙于应付，不与其他机构沟通，也不向外交人员提供严格的反间谍培训。[2]

如果从阴谋论的角度来考虑，读者会认为这些过失是邪恶势力对美国政府的工作施加影响的结果，但找不到这样的证据。相反，这些过失是由一种根本不重视安全保密的组织文化所致。国务院不重视安全保密，就不会给安全事务分配足够的资源，也不会奖励致力于安全工作的人。

组织文化

每一个组织都有自己的文化，也就是说，有一种特有的和一贯的思维方式来对待其中心任务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文化对于组织就如同个性对于一个人一样。正像人类文化一样，组织文化也是由上一代传给下一代的。即使有什么变化，这种变化也是很缓慢的。

在商界，“企业文化”是一个热门话题。[3]畅销书中大篇幅地描述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或惠普公司（HP）如何重视团队协作并致力于精益求精，从而在竞争中胜过那些思维僵化并缺少团队精神的对手。一些学者一直在研究这一重大问题，已经开始对组织文化做出一些有争议的（通常也是极为抽象的）定义，来更准确地描述这一概念。[4]这一概念在至少半个世纪前就已提出来了，现在依旧很流行。1938年，切斯特·巴纳德曾撰文讨论组织中的“道德因素”和领导层中的“道德因素”。从道德层面考虑，企业文化并不仅仅是指遵守法律或规章，还是“反复灌输对待该机构的看法、基本态度及忠诚程度的过程……这将使个人利益……服从组织的整体利益”。[5]二十年后，菲利普·塞尔兹尼克把“组织特征”的创建比作一个人性格的形成：一个具有活力的组织不仅是一个相互协作的技术体制（正如一个人也不是只能消耗食物和具备感官的机体一样），而且是一个“被赋予了价值”的机构，具备“非凡能力”（或许是极为无能）的机构。[6]当一个组织不仅能够回答“我们应该做些什么”而且还能回答“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时，它就具备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能力或使命感。

把组织看作一种文化确实是有些困难。错误观点之一，就是认为一个组织只有一种文化；但事实上，有许多组织，或者说大多数组织，都含有几种通常相互冲突的文化。美国海军内部的文化差别就很大，这完全取决于你是被派到潜艇、航空母舰还是战列舰上。其错误观点之二是过于强调文化，即强调组织内部人员的主观情况，从而忽略组织参与的客观条件。促使人们关注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化方面最有名的一项研究（在西部电器公司的工厂里就集体规范决定工人产出这一问题进行的著名调查）严重地夸大了观念的作用，没有重视报酬、监督管理及当时主要的经济条件的作用。[7]第三个错误观点是，研究组织文化的理论家们一直没有对有关文化的假说做出说明和严格的验证。以至于许多评论家都认为，文化只是模糊的词汇，显得那些愚蠢的新闻作家在学术的幌子下更加尊贵而已。[8]

上述最后一点评论虽然有某些道理，但犯了根本性的错误。尽管组织文化被公认为一种模糊的概念，但它同民族文化和人的个性之类的概念一样，是具有实质性内容的。我们知道，要解释清楚意大利人与德国人或性格内向者与性格外向者之间的细微差别确实很难，但毫无疑问它们之间存在许多差异。让我们一起回忆一下第一章中列举的几个例子：德国军队、卡弗高中和得克萨斯州的监狱与远不如它们成功的对手的不同之处，并不是因为它们付给工作人员的高报酬，而是因为它们确定了自身的中心任务，并引导其成员共同为之奋斗。它们根据所面临的环境和严峻挑战而创建出一种组织文化，激发员工积极和认真地对待这种文化。

人的人格由其本身具有的使其对相同刺激因素做出与众不同之反应的那些持久不变的特性构成。[9]面对侵犯，有些人退却了，有些人奋起反击，还有一些人则吓得不知所措。面对能赚钱但需冒风险的机会，有些人会抓住它，有些人会熟视无睹，还有一些人会为之苦恼不堪。组织文化则由协调运转机制所具有的，使其对相同刺激因素做出与众不同之反应的那些已经形成且持久不变的特性构成。面对环境条件的变化，一些组织坚持传统的运转方式，另一些组织则会采用新的运转方式。受到批评时，一些组织不做任何反应，而另一些则会进行一次彻底的自我反省。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格，同样，每个组织都具有一种或多种文化。前三章中所谈到的那些因素是形成一个组织内部文化的部分因素。因此，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总结：员工的素质、组织的技术水准和组织必须妥善应付的环境要求，赋予了该组织一种独特的看待和处理世事的作风。当一个组织的目标没有明确规定时更是如此。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当不同的人（更可能是不同的下属单位）对核心任务产生了不同理解的时候（情况往往如此），该组织就会有几种不同的文化。然而，有时一个组织内部的所有成员或大多数成员对本组织的中心任务及完成方式的意见也会一致，这时，该组织就只有一种单一的文化。

重新审视国务院

国务院的核心任务一直被明确定为保持对外关系和回复公文（参见第三章）。这个定义导致了一种外交至上的组织文化。对一位外交官来说，外交就意味着交流，交流就要开放。这样看来，安全就成了开放的敌人。你也许会同意外交与安全之间事实上并不存在矛盾，甚至会认为有效的外交需要良好的安全保障。但是，许多外交官却认为，一个使馆安全了，似乎也与外界隔绝，失去了吸引力，令人难以接近。安全意味着寡言少语，外交则意味着畅所欲言，只是措辞要有分寸。安全需要与外国人保持一定的距离；外交则意味着采取包括雇用外国人在内的各种方法来增进彼此了解。一些外交官不愿费心为自己的观点辩解；他们嘴上说要注意安全，实际上却经常把构成整个安全体系的人员、技术装置及组织程序看作提出荒唐要求的累赘。

在这样一种文化环境里，可以肯定的是，安全事务专家不会很快得到晋升（尤其是当他们与外交官开展竞争的时候）；安全事务在争取获得所需资源的斗争中也不能获胜。国务院所发生的一切就是证明。负责安全事务的人员及部门处于从属地位，没有预算和人事方面的权力，只能被动地等待新资源。在受到外部的强大压力下，几年来国务院改善了其安全机制，雇用了更多的安全事务专业人员，但也一直缺乏积极性。每一个调查过该问题的外部委员会都认为，国务院是在故意拖延。[10]

尽管职业外交官在国务院全部雇员中只占少数，但他们却控制了国务院的文化。专业外交精英起源于1924年的《罗杰斯法》。这项法律确定的职业外交系统“半独立”于其主管机构国务院及整个文官体系。[11]在1980年修改这项法律之前，国务院不是由专才组成，而是由参与政治报告及谈判工作的通才组成。工作人员得在各个岗位上轮换，以保证这些人不会成为专才；他们晋升的依据是其所写的报告，从而确保他们不会成为单纯的行政管理人员。

在企业及许多政府机构中，人员晋升的依据是其将专业知识与管理技能相结合的能力。外交机构成立时，人们怀有不同的期望。与初建时期相比，现在的情况尽管已有很大的变化，外交机构仍表现出对专业化及行政管理的轻蔑态度。[12]这种态度因为外交官自己所处的环境又被进一步强化；同时，这种态度也有利于外交官对自己的处境进行反应：各种信息蜂拥而至，他们不得不独立处理这些信息。

外交官高度重视“外交手法”，即“思维敏捷、善于谈判、文化修养很高、对人彬彬有礼”。[13]这也意味着说话要小心翼翼，语言或行为绝对不能粗俗无礼，以及对形成共识的渴望。[14]有一些人辩解说，这些是外交官所属社会阶层的特点，或是效仿欧洲外交官风格的结果。这种说法也许有些道理，不过我认为理由并不充分。假如将一位智力合格的人（无论背景如何）置于外交官的工作环境中——环境需要、外交风气以及那些按照上述风气适应上述要求的刺激因素——我可以肯定地说，他的行为举止会同其他外交官别无二致。环境需要要求工作人员处理文件，组织文化要求由多面手而不是专家来处理文件。精于处理文件会得到奖励，而精于其他事务——一个是使馆安全，另一个是一般行政管理——则不会得到奖赏。国务卿乔治·舒尔茨曾试图通过确立让每位大使负责使馆安全这一措施来改变这种文化，但效果有限。

由于每一个组织都有组织文化，因此这些组织就很难处理不属于其文化范畴内的工作。囯务院并不是唯一的例子。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长期拥有（或许至今仍拥有）一种倾向于工程的文化，即重视高效率发电，忽视环境保护。许多大学则拥有这样一种文化，即奖励学术研究而不是课堂教学。在本章后半部分，我们将详细探讨组织文化的缺点。但我们首先要了解其优点，这一点十分重要。当一个组织对一种明确的、通常是有意创造的文化引以为豪时，要认识到其优点是不难的。

组织使命

当一个组织拥有一种为其工作人员及管理人员共同享有并热烈拥护的文化时，我们就认为这个组织具有使命感[15]。使命感赋予这个组织的成员一种非常特别的体验，为招收新员工并使其融入组织奠定了基础，也会促使管理人员尽量少使用其他刺激机制。正如我们将要在讨论服从的那一章里看到的，一些组织（像许多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的实际工资不能直接取决于其为达到该机构的目标而做出的贡献大小，因此，具有使命感成了领导人员克服工作人员推卸和逃避责任的主要途径。

精明能干的领导人员不会允许其组织的文化在员工素养、专业规范、利益集团的压力或环境要求的影响下形成。他们会尽力通过精心计划来创建一种不仅为人们广泛享有，而且为人们热烈拥护的文化，简而言之，就是使命感。

没有哪个组织的领导人员认为创造一种使命感很容易，政府机构领导人则尤其感到困难。当一个组织的目标模糊不清时，工作人员对他们应做的事情很难有一个简明而清晰的理解。因此，领导人员只能有限地控制确定这些工作务的途径，结果是：工作人员所接受的关于任务的定义可能脱离领导人员的本意或者并不是领导人员所需要的。由于政府机构的目标通常不止一个，因而要完成的任务也不限于一种，这样，他们就会面临许多种相互竞争的文化，而要把这些文化融合成一种为大家共有的使命感则是十分困难的。由于政府机构领导人员在法律和政治方面受到各种束缚，他们通常无法把自身的使命感强加于其领导的机构。在一个机构的初建时期很容易培养出一种使命感，而大多数领导人员接管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机构后往往很难对该机构的文化产生影响，更不用说将文化转变为一种强烈的、统一的使命感了。

但有的时候，尽管存在目标不明确、员工个人倾向、利益集团压力和现实处境的制约，一个组织还是能够具备一种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是伴随着组织的成型经验而存在的，这些经验由组织的创建者所总结形成并加以阐释，他们将自己的意志加之于第一代员工上，并深刻地影响着后继者。[22]约翰·R.金伯利（John R.Kimberly）借用生态学中的术语将此称为“烙印”（imprinting）。[25]当创建者具有很强的个性且能令人信服地展现该组织的前景时，这种烙印是最深刻也最为持久的。

赫伯特·考夫曼曾对林务局管理各地工作人员的活动时所采用的多种方法进行了权威性记述。其中，吉福德·平肖（Gifford Pinchot）所创造的招聘和培训林务员的办法是最了不起的。[26]

平肖于1898年开始统治（语气更弱的词无法准确地表达意思）林务局时，他明确地提出，除了研究和教导人们如何利用森林资源外，他希望林务局能管理森林，并开始了一个培训森林管理人才的项目。所以到1905年，当他成功地从内政部夺得对联邦所属森林的控制权之时，他已准备好把拥护其观点的工作人员派往各处去管理这些广袤的土地。

平肖从一开始就注意让他领导的林务局熟悉精英机构的做法。他对未来的新成员强调了在森林中生活的危险处境和艰难困苦以及严格遵守行为准则、实行严密的等级管理的必要性。[27]大多数时间里，林务局拒绝的求职者数量远远多于其接纳的人员数量（1940年接纳比例为18%）。头三年内，这些被接纳员工中有15%被辞退。[28]如今，连林业学校的毕业生也要经过严格的在职培训，目的主要是传递林学专业观念以及森林管理的实践经验。当护林员们走上工作岗位时，他们就会意识到自己已经置身于一群检查人员的严密监督之下，这是平肖于1905年创建的体制。检查体系要求使用“直率而有力”的报告对该机构每位成员的工作进行全面而持续的评估。[29]

由于初建时期的这些经验，一个以林务员为骨干的组织开始形成。这些林务员对保罗·J.卡尔亨（Paul J.Culhane）所说的“先进的森林保护”深信不疑，这是为了许多不同用户的利益而对国家森林实行的专家式的、不受任何党派控制的专业化管理。[30]此时此刻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当然是平淡无奇的，但请仔细想一想，如果一个组织初建时期的经历与现在不同，那么这个新生的机构将会如何发展。当一个管理松散的组织的工作人员独自在偏远地区执行任务时，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其任务要搏得当地占支配地位、政治上有影响力的集团的欢心。博伊西的外部环境可能会使林务员完全服从采矿业的利益，而波特兰的林务员要完全服从木材加工业的利益，圣巴巴拉的林务员则要完全服从大自然爱好者的利益。但是，事情发生了某种变化，平肖则是这种变化的推动者。

J.埃德加·胡佛（J.Edgar Hoover）对刚建立的联邦调查局产生了同样的影响，他所采用的方法与平肖在林务局的做法大同小异。司法部所属的老调查局由于竭力煽动红色恐怖、指挥驱逐外侨出境及暗中监视哈定政府的政敌而声名狼藉。在红色恐怖年代，胡佛作为司法部部长A.米歇尔·帕默（A.Mitchell Palmer）的得力助手曾参与这段早期历史中的活动。[31]任何一位软弱的人都可能会被最终受到的对老调查局的非难所压垮，或者会继续那种败坏调查局名声的政治运动。但是，胡佛吸取了过往经历的教训。当他于1924年从司法部部长哈伦·菲斯克·斯通（Harlan Fiske Stone）手中接过联邦调查局的主管职位后，决心不让新调查局重蹈覆辙。

老特工人员被清理出去了。选择更换人员的时候，并未考虑党派因素，因而减弱了反激进的浪潮。改名后的联邦调查局的职能只限于收集潜在的违反联邦法律的事实，至少在形式上放弃了其政策宣传者的角色，而且还在正常的文官制度之外建立了一套独立的人事制度，联邦调查局在雇用、解聘以及晋升或降级方面赋予胡佛几乎无限的权力。同时它还创办了一所培训学校，并组建了一个监察机构，对特工人员的工作情况进行详细检查。胡佛在负责总情报处（General Intelligence Division，负责追踪激进分子的机构）时开始精心设计的交叉索引档案系统现已广泛实施，适用于普通罪犯。这样，通过有关衣着、修饰和行为的规定对特工人员提出了详细要求，联邦调查局特工开始了注重仪表的神话。腐败行为或滥用权力的最微小线索都会成为进行立即惩处的证据。胡佛竭力给人们留下他对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事必躬亲的印象（表面现象与真实情况相差不多）。桑福德·J.昂加尔（Sanford J.Ungar）后来写道：“对于一名普通的联邦调查局特工来说，联邦调查局已成为其所属的一个大家庭，是他所持的许多政治和社会价值观念的源泉，也是他终身可依的兄弟会。”[32]

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这种组织制度本身也付出了代价。在瞬息万变的政治环境中，甚至在1972年胡佛去世前，他采用的办法就成了一种负担。[33]但是在创建阶段，它对这个组织的新成员来说是难以忘怀的。胡佛对如下说法毫不怀疑：一位联邦调查局特工的本职工作应该是以增强公民对联邦调查局的信心的方式与其交谈，以获取检察官的支持的方式设立互见索引，以免受法律挑战的方式逮捕罪犯。[34]

美国陆军工程兵团是世界上最大的设计和建设组织。正如穆罕默德·艾尔-索德（Mohammad Al-Saud）指出的，陆军工程兵团被普遍认为是联邦政府内这类机构中最好的一个。[35]这个组织设计并监督美国国内民用工程和美国及其他国家政府的军事工程的建设。为了便于管理其分布在外的业务，工程兵部队向美国本土、拉丁美洲、欧洲、非洲、中东和远东派去了代表。在不受总部严密监视的情况下，这些外派代表享有充分的自主权，但每一位观察者都认为，他们实在令人钦佩，能确保当地的承包商在不超支、没有丑闻的情况下按照具体要求完成工程。正如我们将会在后面的章节中谈到的，工程兵部队正式的人事管理机制本身无法解释这种令人羡慕的业绩。

其实，成功的原因就在于工程兵部队的成员有着强烈的使命感，艾尔-索德称之为“职业精神”。[36]这种精神可追溯到工程兵部队创建之初，西尔韦纳斯·塞耶（Sylvanus Thayer）将它作为美国陆军的工程精英部队。塞耶当时是美国西点军校的校长。塞耶根据他的母校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大学的模式，设计了一套切实可行的工程教育课程。工程兵部队招募新成员和提升人员严格地以才能、功绩为尺度。

战争部长约翰·C.卡尔霍恩（John C.Calhoun）通过集中和规范陆军建筑工程并使其系统化的管理，扩大了工程兵部队的影响力。美国内战结束后，西点军校不仅培训工程师，还培训军官。但从西点军校毕业的高才生往往被分配到工程兵部队，从而巩固并提高了其作为精英部队的地位。到了1910年，国会批准工程兵团雇用大批文职人员来管理日益扩大的工程项目，高标准和诚实的原则作为工程兵团传统的一部分已被普遍接受。因此，尽管这个组织的人员大多数是文职人员，但并没有失去由其军事创始人培养、发展起来的使命感。工程兵团承担的传奇般工程的传说增强了这种使命感，这些工程包括华盛顿纪念碑、国会图书馆、巴拿马运河、五角大楼和曼哈顿工程。

与林务局和联邦调查局一样，工程兵团招募和培训新成员主要着眼于保持使命感，并着力于把自身描述为一个声望很高、标准严格、任务艰巨的机构。一位可能会被招募的人员会被告知，他可能会被派到世界上偏僻的地区工作，而且可能会在他刚刚舒适地安定下来时突然又被调往另一个地处遥远的新岗位上去。与此同时，工程兵部队强调它会照顾自己的雇员，尽力避免由于预算削减而裁员的事情发生，它会竭尽全力将已完成一项工程的工地代理人重新派到其他同样重要的工程上。[37]

按照政府的标准，国有森林看守、联邦调查局特工、建筑工程师都是非常吸引人的，通常也是富有刺激性的工作。人们很容易认为“使命”其实只不过是“刺激”而已，而事实上远非如此。即使需要完成的任务平淡无奇甚至索然无味，一个组织仍可能具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也就是人们对该组织的中心任务有着共同的认知和态度。社会保障总署的情况就是如此。

正如我们已经谈过的，社会保障总署的工作再平常不过了：判断是否符合救济条件，决定救济金的数目并开具支票。可是，1935年社会保障体系建立时，几位主要领导人员，尤其是阿瑟·J.奥特迈耶（Arthur J.Altmeyer）和约翰·G.怀南特（John G.Winant）极力争取并成功获得在特殊情况下不受文官条例规定约束的特权，从而能够雇用有突出才能的人。这些人通常拥有社会科学相关学历背景，并且愿意献身于一种统一的退休制度。该制度规定，所有交纳退休基金者都可在免受家庭经济状况审查的情况下享受退休津贴。[38]为了确保这一点，这些目标都明确写入了有关法律中。但不难想象的是，一个组织可能会以完全不同的态度执行有关法律规定。创始人也许会振振有词道：“我们的工作是保护纳税人的利益，节省资金。因此，我们应怀疑每一位要求获得退休金的人，对其要求进行详细耐心的审查。另外，当国会考虑修改法律时，社会保障总署应最大程度上保持中立，也许应该找出要求增加津贴的申请的不合理之处。”[39]

相反，社会保障总署的创始人创立了一个拥有被玛莎·德斯克（同其他人一样）称作“为客户服务的思想”的组织。[40]奥特迈耶和怀南特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挑选基层机构人员，以确保这些人具备全心全意为委托人服务的精神。新成员招聘和培训的计划不仅强调步骤，而且强调社会保障的“哲学”（即承诺服务受益人）。[41]

社会保障总署的任务由法律详细规定，同时也是相对简单的。社会保障总署的创始人既用不着解释这项任务，也不会碰到可能导致其他解释的外部因素。（与联邦调查局的“委托人”所不同的是，社会保障总署的委托人需要该机构提供的服务。）但那些创始人并不满足于单纯管理一个能有效地把申请转换为津贴的技术性机构；他们想把社会保障总署建成一个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工作人员的服务和奉献而运转的机构。

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种奉献一直非常令人满意。在官僚机构与在生活里一样，好事多磨。国会对社会保障总署所取得的成就非常赞赏，但（显而易见）对它取得成功的原因并不了解，所以又交给这个组织两项可能危及其使命感的任务——管理“补贴性保障收入”和“残疾保险”。补贴性保障收入是联邦政府为穷人、盲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收入补贴的一项计划；残疾保险则是向伤残职工发放津贴的计划，并不考虑他们的收入状况。这两项计划所包含的工作与原来的退休金计划所包含的工作截然不同。过去，凡是向社会保障基金纳税而且又到了一定年纪的人都会得到退休津贴。依据明确的国家标准，人人享受同等待遇。补贴性保障收入计划要求社会保障总署裁决哪些人生活贫困，即设计并进行家庭经济状况调查。残疾保险计划则要求社会保障总署裁决哪些人因残疾而无法工作，即对健康状况进行评估。

玛莎·德斯克对社会保障总署为完成这些任务所做出的努力做了深刻描述。她向我们展示了这两项任务弄得该组织多么不堪重负。多年来，社会保障总署依靠各州来裁定哪些人有残疾，从而巧妙地克服了这一困难。可是当国会和总统下令降低标准并停止向那些并非真正残疾的人发放补贴时，社会保障总署则不得不绕过州当局自行调查和评估。由此产生的结果便是一片混乱。补贴性保障收入计划要求建立一个规模庞大的计算机管理系统来判断补贴的“需求”；残疾保险计划则要求将权力授予数以百计的行政法官，让他们倾听那些人的申诉，他们声称其补贴被不公平地取消。为了管理这些计划，按照倾向于根据需求发放补贴的国家标准，依据复杂的法庭裁决和模棱两可的要求，社会保障总署被迫放弃了在全国标准的基础上将补贴作为一种权利而发放的承诺。社会保障总署不仅在管理方面经历了一场噩梦，而且“在其威望、士气和自信心方面蒙受了不可估量的损失”。[42]该机构的成员发现，一度支持自己的客户与自己发生了冲突，过去持不干涉态度的国会和法庭与自己发生了冲突，而且彼此之间也有了冲突。

文化的作用：若干普遍性概括

从社会保障总署的情况可以清楚看到拥有强烈使命感的好处：在全国人民认定的权利的基础上，普遍认同的奉献态度减少了管理这个庞大组织的难度。人们并不总是需要别人告诉他们该做些什么，他们知道该做些什么；更重要的是，他们愿意把事情办好。（补贴性保障收入计划和残疾保险计划引起的争论是对该组织使命的严重冲击。）文化起积极作用的一些其他例子将在下一章详述。但是，要有所收益，就可能要付出代价：首先，与不属于该组织文化范畴的任务相比，属于该组织文化范畴的任务会得到更多的精力和财力投入；其次，拥有两种或多种争夺优先地位的文化形式的组织会经历一些严重的冲突，一种文化的捍卫者会竭尽全力控制另一种或一些文化的倡导者；最后，组织会拒绝接受那些看起来与其主要文化不相容的新任务。文化的形式越坚固、越一致，文化越接近于使命感，结果就越明显。

选择性关注

国务院并不是唯一的靠组织文化来确定最重要任务的例子。中央情报局曾拥有两种主要文化，每一种文化都自成体系。一种文化强调基于其他国家的意图和能力来分析情报，另一种则强调秘密搜集情报和在国外进行秘密活动的重要性。[43]“白”（分析的）“黑”（秘密的）两派有过激烈的斗争，而后者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结果，某些任务没有得到重视，反情报和管理叛逃者便是两个例子。

大体而言，反情报就是保卫自己的组织或国家免遭敌方情报机关活动的侵害。完成这一任务的途径之一是，努力识别并挫败敌方派遣间谍和双重间谍渗透到中央情报局的活动。反情报人员接受对一切持怀疑态度的训练。如果一位苏联情报官员自愿叛逃到美国，或在为克格勃工作的同时为中央情报局效力，那么反情报人员通常对声明的诚意表示怀疑，他们担心他实际上是一位卧底或双重间谍。情报人员则恰恰相反，他们会因招募苏联特工或蛊惑他们叛逃而得到奖赏。反情报人员似乎总是在他们的同事期待他们给予肯定回答时给予否定回答。不夸大这种方向上的差异是很重要的。情报人员常常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断定他们要招募的人是真心实意的而不是卧底；而反情报人员通常会判定这些所谓的叛逃者的确是叛逃者。不过每当出现冲突时，事态发展的结果则由文化决定。在中央情报局，情报部门总是能战胜反情报部门，一直占据上风。[44]

有一个时期，反情报部门似乎占了上风，几乎每一位经历过这一阶段的人回忆起这段往事时都感到心酸。当时，詹姆斯·J.安格尔顿（James J. Angleton）是反间谍处的处长。支持他的人认为安格尔顿是一位富有才智的人，为了防止克格勃在中央情报局里安插间谍或双重间谍，他做出了大胆但最终并不成功的努力。而对他持批评态度的人认为，他是一个妄想狂，他偏执地认为存在阴谋，实际上这种阴谋根本就不存在。他提出的鲁莽而错误的指控行为导致中央情报局无法招募真正从苏联叛逃的人，同时也毁了一些中央情报局情报官员的职业生涯。安格尔顿及其手下反情报人员对叛逃者的诚意提出了无休止和充满质疑的指控，并反复表示担忧苏联秘密特工潜入中央情报局。他们的这些举动几乎使中央情报局濒于疯狂的边缘。而情报人员极易相信每一位声称叛逃的人，同时他们还不愿意对已被揭露的“秘密”表示怀疑，这在安格尔顿看来简直是幼稚之举——快把安格尔顿逼疯了。1974年，中央情报局时任局长威廉·科尔比（William Colby）解除了安格尔顿的职务。

然而，就组织结构而言，即使在安格尔顿处于权力极盛时期，反间谍处也只是中央情报局的一个继子。安格尔顿个人的影响对组织结构并未起到什么作用。他的下台不仅是他个人的失败，也是组织缺陷的结果。他的反情报人员从未能主导中央情报局的组织文化，他们（是好是坏完全取决于你的看法）是这个组织内向业务主管宣战的游击战士。罗宾·温克斯（Robin Winks）教授注意到，反间谍部门似乎总妨碍情报人员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搜集秘密情报和招募叛逃者，因此它“一直是这个组织内最易受责难的部门”。[45]教授的看法非常正确。但无论安格尔顿的权力源于何处，解雇安格尔顿和他的反情报人员进一步证实了中央情报局的整体力量并证明了主流文化的正确性。之后，科尔比立即给在外工作的人员下达书面指示，鼓励他们招募苏联官员，而不要把他们全都看作敌对方。[46]

每一种文化都有盲点，因此每一个组织都要为其拥有的文化付出一些代价。二十多年来，包括安格尔顿在职的那些年，古巴的情报机构成功地在中央情报局里安插了双重间谍以监视中央情报局在古巴的具体活动。[47]

对叛逃者的管理工作也受到了同样的文化导向的影响。譬如，即使中央情报局里所有人都认为一个到美国大使馆寻求避难的克格勃上校是真心诚意叛逃的，对这名叛逃者重新安置的具体做法也证明，这项任务在中央情报局的组织文化中不受重视。着手重新安置叛逃者通常意味着要为那些惶恐不安、性情急躁且要求苛刻的人安排住房，办理驾驶执照和银行账户，寻找就业机会等。用官僚体系的语言来讲，做这些琐事并不能“增进职业发展”。简单地说，在一种强调精明和勇气的文化环境中，没有人能依靠自己是一位有才能的保姆而得到快速晋升。不难想象，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有才能的中央情报局官员可能会拒绝从事为叛逃者服务的工作，所以这项工作会受到损害。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叛逃者曾公开抱怨此事。对这些管理人员而言，不幸的是，主流组织文化——搜集秘密情报——的中心任务要求他们妥善处理对叛逃者的管理工作，以吸引敌国情报机构的成员叛逃到美国。总而言之，由于组织文化的存在，组织内的奖励系统出现了倾斜，从而使组织内一部分人的工作很难开展。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第五章中，我们已经看到电力工程师在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创建一种主流组织文化，导致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其他目标，如地区规划和环境保护蒙受损失。美国华盛顿特区公共交通体系的情况也是如此。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即这个体系的初建时期，负责这项工作的机构（华盛顿都会区运输局，或称“Metro”）就把铁路运输的计划和管理作为中心任务和组织文化的源泉，并以此为基础创建了自身的组织结构。但在这个地区，该管理局依然要提供公共汽车服务，而管理公共汽车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管理局并没有创造出有利于这种文化发展的空间环境。结果公共汽车服务越来越糟糕，并且以来一直都无法解决。公共汽车服务就成了管理局的继子。（举例来说，公共汽车上的犯罪活动比地铁上要多，但多年来，所有的安保人员都被派到地铁列车或地铁车站中，而公共汽车或汽车站中则没有安保人员。）这个例子和中央情报局中的叛逃者管理是一样的，只有获取足够的组织自主权，各种独特的自立文化才能得到发展并获得所需的资源，各种不同的任务才能被出色地完成。[48]

1986年1月28日“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7人丧生，从这起事故可以看出，强烈的使命感也可能使组织产生悲剧性的结局。工程文化主导着国家航空航天局，这种文化取得了大量非凡成就，追随者为之着迷，很少有人对其价值产生过怀疑。正如调查这次事故的罗杰斯委员会所描述的，这种使命感，是一种基于勤奋工作和系统地应用工程原理而产生的“可行”的态度。[49]有了工程师们在发射阿波罗登月舱和首架航天飞机方面的辉煌成就，航空航天局满腔热情地接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新任务，但同时财力和人力也逐步被消耗掉了，技术细节和精心计划也遭忽视。罗杰斯委员会在之后的报告中写道：“航空航天局的态度反映了它自成立以来所持的‘无所不能’的理念。尽管实际上这也可能是对的，但这种乐观主义的态度经受了一次考验，航空航天局后来认识到它并不是什么都能做。”[50]

有几位工程师对航天飞机运载装置的设计曾有一些重要的保留意见，尤其是两个燃料箱的连接部分。他们担心，这些接合处在受重压的情况下或在极为寒冷的天气里有可能分离，并造成毁灭性后果。1986年，这种担心的事恰恰发生了。罗杰·博伊斯乔利（Roger Boisjoly）就是持上述意见的工程师之一，他受雇于航空航天局的分包商之一莫顿-齐奥科尔（Morton Thiokol）公司。他后来告诉罗杰斯委员会，他当时不敢说出自己的这种担忧：

在飞行准备检查中，我个人就曾因为使用了“我感到”或“我认为”的字眼而受到惩罚，因为这样的字眼不能作为工程性论据的观点论述，而只能作为个人判断。由于觉得这种陈述不恰当，我感觉十分苦恼。也正是这样，无人会提出反对意见，因为没有人能提出一套完整、证据充分且可信的资料。[51]

当然，工程师们并不是害死机组人员的凶手。有许多引发事故的因素：发射日程时间紧迫、预算削减造成的备件紧缺、不明智的减少质量检查员以及主管人员因为“上一次非常完美”就可以接受再怎么高的风险的决策。[52]本应该会有危险的警告，却没有出现。用于实施安全规则的组织检查和平衡系统也没起到应有的作用。人们或许能容忍这些引发事故的因素，某种程度上是因为组织具有高度的使命感，能接受任何挑战，对解决任何困难抱有信心。与大家想象的不一样的是，政府机构并不总是由反对派构成，有时政府机构里也充满了随声附和的人。部门领导人员所面临的挑战就是要在这两个群体里做出权衡和决定。

多重文化

很多政府机构拥有多种相互竞争的文化。有些机构能妥善处理这种竞争，而另外一些则处理不当。正如塞尔兹尼克所说的，政府部门领导人员的主要职责不仅是向其组织灌输价值观，而且要让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及拥有那些价值观的各种不同的文化）能够和谐共存。

自从莫顿·H.霍尔珀林的论著《官僚政治与外交政策》[53]发表之后，研究政府机构的人员已敏锐地注意到多重组织文化（霍尔珀林称之为组织的基本要素）会如何影响军队的行为。在美国的空军文化中，能够携带核武器的战斗机一直被看作首要目标。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轰炸机飞行员带来了荣誉和权力。战争结束后，美国空军在文化上逐渐形成一个以轰炸机飞行员为主体的机构。轰炸机飞行员上升为军队内部地位最高的工作之一。这就意味着驾驶其他机种——歼击机、运输机或强击机——的军官们发现他们并不在主导文化之中。亚瑟·T.哈德利发现，自空军创立到1982年，没有一位歼击机飞行员担任空军参谋长。[54]这一发现也证实了上述观点。军事空运司令部的地位更低，因为它不仅要担负运输机（而不是轰炸机）的任务，而且要负责把陆军人员运送到遥远的战场。（各军种之间达成协议，陆军无权拥有自己的运送部队的飞机，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里谈到这项协议。）而在美国空军中，为陆军提供“公共汽车服务”得不到高度赏识。

但是，对美国空军主导文化的主要挑战并不来自歼击机或运输机，而是来自导弹部队。我们将在随后的章节中看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空军并不急于拥有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因为这些新发明的东西威胁了轰炸机的统治地位。公平地来说，其实没有人知道这些导弹是否真的有用。霍尔珀林也说：“待在导弹发射井里，哪比得上驾驶轰炸机飞上蓝天。”[55]但是，决定权并不在空军手里。文职官员决意要获取导弹，这样空军就面临着尴尬的境地：要么让陆军和海军拥有将来会成为世纪武器的导弹，以此为代价来保持主导文化；要么就调整主导文化，赶上时代的潮流。虽然有些不太情愿，空军还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接受了新的导弹技术（以及伴随而来的导弹文化）。当现有洲际弹道导弹逐渐过时，空军还强烈倡议建造更为先进的洲际弹道导弹。但是，空军依然坚持强调轰炸机的关键作用，同时不断致力于制造更先进的轰炸机，首先是B1，后来是B1B，再后来则是隐形轰炸机。

美国海军至少有三种不同的组织文化，每种文化的海军军官穿不同的鞋子作为其象征。“黑鞋”海军是指由大型战舰——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的海军，主要用于保护海上航道和轰击敌方海岸。“棕鞋”海军由航空母舰和舰载飞机构成。海军飞行员脚穿棕色鞋子，就连航空母舰的舰长们一般也是飞行员出身。“布鞋”海军是潜舰官兵的世界（他们穿布鞋，减少噪音，从而抵御敌人的监听系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航空母舰，或者说棕鞋海军的文化，一直是海军的主导文化，但其主导程度并没有达到如战略轰炸部队在空军中享有的优势的地步。航空母舰的将官们经常能争取供给，但也并非每次都能争得到；潜艇部队在国会及舆论界拥有强大的盟友（海曼·里科弗海军上将是核潜舰海军的创始人，在世时一直是深受欢迎的政治英雄）。一度被用作学生们的水上博物馆的战列舰，也由于里根政府的支持东山再起。与空军相比，海军内部各种相互竞争的文化之间能够保持较好的平衡。这表明，在没有某种文化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情况下，可以解决好多种文化共存的问题。

脚穿棕色、黑色与布鞋的军官之间难得的平衡或许是正常的，但他们这并不代表整个海军。至少海军的另外两项任务——海上军事货物运输“海运”和扫雷——相对而言很少得到组织足够的支持。1987年，为防止伊朗军队的袭击，美国海军开始在波斯湾为油轮护航，但令其十分尴尬的是，它没有一支强大的扫雷舰队为护航队扫除小得可怜的伊朗海军在航道上布下的老式水雷。指挥一艘扫雷舰并不像统帅一艘航空母舰或潜水艇那样有助于个人的职业发展，因此海军很少会建造扫雷艇。

一些政府部门一直有着强烈的组织使命感，在处理相互竞争的文化群之间的紧张关系时，相比之下这些部门做得更为出色。国家安全局负责截取他国情报并尽力破译其密码。该机构自认为是一个杰出的情报机构：目标明确，大家充分理解核心任务。因此，尽管国家安全局内部不同职业群体之间存在文化差异，但实质上相互间的协作并没有受到妨碍。最坏的情况不过是在这些群体间形成了一个威信等级制度，理论数学家和密码破译家位于最高层，紧接着是“计算机操作者”和语言工作者。身份地位的不同或许很重要，但正是因为目标清晰且清楚，所以目标的实现没有受到威胁。

同样，林务局也有着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但与国家安全局相比，其目标要含糊得多。当林务局的专业林务员在填写组织任务表格的时候，服务性任务的充分描述一栏会这样填写：达到森林的“用途多样化及持续稳产”。但是，当该组织根据新的需要引进新的职业和专业群体时，目标就会变得模糊，甚至会造成组织的分裂。一片森林的产量是多少，主要看你是在和生物学家还是在和经济学家说话，是在对工程师还是在对林务员讲话，对象不同最终产量的差异很大。同时，在用词上亦可以表明这些不同的观点，例如口语化的表达和令人刺耳的称呼：牧场专家被认为是“牛仔”，建筑家是“庭园设计师”，自然资源保护者是“狂热的自然资源保护论者”，研究野生动物的生物学家是“动物迷”。[56]

克里斯托弗·莱曼（Christopher Leman）描述了林务局是如何适应这么多新的文化的。在林务局，工作人员被派到许多地处偏远的工作岗位上，许多具有不同专业背景的人不得不朝夕相伴，这样一来，他们就不会和林务局其他部门同一专业的同事在一起共事。结果就是，员工们能够更多地互相宽容、互相尊重，而如果同一专业的人员都被召集在一起共事，情况就大不相同了。[57]林务局人员的一些任务（如测量土地），可以在独立于其他专业人员之任务的情况下完成；既然不需要相互密切协作，那么也就不存在争夺支配地位的现象了。而且，这种组织传统常常使组织中的工作人员把他们与组织视为一个整体，这种重视程度不亚于甚至超过了他们对与专业同事的关系的重视程度。

但是，这种相互适应的关系也有一定的局限。莱曼同时还指出，专业特性的增强已经造成了不少损失。正如第四章中提到的，经济学家、工程师、自然资源保护者和护林人员争相把各自对中心任务内容的解释强加于该组织，结果导致工作人员对组织的忠诚度有所下降。1981年进行的一次调查表明，大部分工作人员认为士气低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所疏远。1983年人员的流动率几乎是20世纪70年代的两倍。[58]

抵制新任务

联邦调查局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有着很强的使命感。几十年来，该局强烈的使命感足以使它拒绝接受那些似乎对其中心文化构成威胁的任务。因此，尽管集团犯罪和毒品走私都是违法行为，联邦调查局并没有参与有关的调查工作。一些评论家认为联邦调查局有帝国的特点，但即使是这样，该局也可以很轻易地就把这些工作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内。联邦调查局避免参与这样的调查自然是有一些原因的。不过，按它的文化标准来看，原因之一就是因调查类似的案子而让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采取相应行动太危险了。

对一桩银行抢劫案或绑架案的调查是从原告的指控开始的：银行行长或被绑架者的亲属打电话给联邦调查局请求帮助。很明显，这是违法行为。于是调查局立案调查，并派出特工人员与受害者和证人面谈。为了寻找线索，他们研究所有可能的犯罪人员的档案，与罪犯中的线人取得联系。一旦找到犯罪嫌疑人，就会对他进行审讯。如果破了此案，就会把罪犯捉拿归案。当然，能否做到这一点，通常要看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是否具备有效谈话的能力，同时还要取决于运气及在实验室对物证的分析等诸多方面的因素。[59]所有这些可以或者说已经按照有关逮捕、搜查和审讯以及特工的规定行事。根据特工人员行为举止的规定，特工人员的一举一动必须符合J.埃德加·胡佛一直设法树立的联邦调查局形象（即使命）——整洁雅观，光明正大，不受任何党派的影响。

然而要调查诸如毒品走私这样的罪行就完全不同了，因为这需要各方证据加以确认。没有受害人提出指控，没有明显的犯罪事件可供调查。如果要确定某一犯罪行为的事实（更不要说确认某一罪犯的存在了），特工人员就必须参与非法交易（佯装成毒品的买主），或是打入犯罪集团（佯装成黑帮分子）。秘密工作不仅对特工人员来说具有风险，而且对联邦调查局来说也有很大的危险性——在从事秘密工作的同时，特工人员会违反法律，受贿或者做一些其他事情，从而有可能使联邦调查局陷入窘境，或引起人们对调查局的争议。

几十年来，由于联邦调查局的文化使然，许多主要官员反对使用秘密手段。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他们反对调查与毒品有关的案件。负责调查毒品案件的机构——一开始是联邦麻醉品管理局，后来变成了麻醉品和危险药品管理局以及缉毒局——都曾因为许多丑闻而多次损坏自身的形象，激发了联邦调查局人员远离这些具有威胁的活动的意愿。最终联邦调查局不得不接管缉毒工作的原因和结果将在后面的章节里详述。

许多年来，美国农业部一直负责承办“食品券”项目，目的是使低收入人群凭证件购买价格优惠的食物。因为食品券项目取得了快速发展，那些相信“政府官僚就是帝国主义者”的人可能会认为农业部会保护对食品券项目的控制权。但实际上，他们惊奇地发现，农业部一直想摆脱该项目。

20世纪70年代初期，理查德·尼克松总统提交了一份改组方案，要求把美国农业部中负责食品券项目及其他项目的食品营养局（Food and Nutrition Service，FNS）划归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现在的卫生和公众服务部）。这是经农业部部长认可并大力支持的。农业部只负责帮助农场主种植庄稼并给予补贴。尽管这些看起来似乎有点矛盾，但至少这都受农业部一种组织文化的统筹管理，即作为农场主的朋友并经营“粮食业”。而食品券则是“福利事业”的一部分。农业部的几个主要部门都是同农场主以及县农场主组织打交道的；食品营养局却要和各州以及地方福利机构打交道。对农场主的补贴，是以粮食价格为依据用一个明确的公式计算得出的。对穷人提供的救济则按照“需求”来确定。马克·蒂珀斯（Marc Tipermas）在对这项方案进行研究后发现，农业部的代表认为：食品营养局继续留在农业部会“逐渐妨碍农业部有效地处理其他所有项目的能力”。[60]

农业部的一位资深发言人抱怨道，食品营养局“消耗了我们很多资源，就管理的角度来看，包括审计人员、计算机分析员、金融分析员、食品分析员及部长的私人时间”。[61]这种表面上的解释还不足以揭露真正的原因。因为，对农业进行资助的项目庞大复杂，而且成本高昂，不过还从来没有一位农业部部长因为这些耗费他时间和精力的“负担”而提出把这个项目转交出去。其实，食品券项目成为负担并不在于其所需的费用，而在于该项目要求农业部完成与过去完全不同的任务。事实上，这被认为是过于分散人的精力。如果一个项目规模不大或者基本与其组织文化一致，不论多复杂，不论费用多高，部门领导人员都会有能力处理。但是，如果去经管一个与其文化完全不同的项目，同时复杂且费用高，那么这就困难多了。农业部看到了这个问题，也想摆脱这项与其组织文化不相干的任务。不过，它没有获得成功，迄今为止，它仍负责管理食品营养局。

文化与使命：总结

每个组织都有一种文化，许多组织拥有多种文化。当一种单一的文化为人们广泛拥有并热情拥护时，它就成了一种使命感。使命感的最大优点在于，组织的领导人员能很有信心地认为，工作人员在具体工作中会完全按照他的设想来行动。发送信息的人和接收信息的人双方有着共同的理念，因而信息很少被曲解。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的一举一动十分谨慎，就好像J.埃德加·胡佛正在身后监督着一样。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特工人员认为这么做才是最恰当的。工程兵部队的工地代表、社会保障总署的办公室主任和林务局的地区林务员也与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一样，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感觉到了西尔韦纳斯·塞耶、阿瑟·奥特迈耶和吉福德·平肖的灵魂仍在监督着他们。当然，灵魂是不存在的；实际上，这些机构内的许多人可能从未听说过上述名字。但是，这些人促使形成的组织文化深刻体现在活着的同事及上级的期盼中。因此，这些去世已久、渐为世人淡忘的创始人又获得了组织上赋予的一次新生命。

当组织文化开始衰退时，它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可能出现这种衰退的原因有二：第一，因为拥有不同专业或专业文化的群体（如林务局）加入了这个组织；第二，新上任领导人员所做出的决定所致，而这些领导人员有意或是无意地摧毁了过去的使命感，或是企图用一种新的、可能不太适合组织需要或不能激发工作人员热情的使命感取而代之。正如我们已在第二章中看到的，得克萨斯州惩教署的使命感在乔治·贝托离任的时候就消失了。

明确的使命感所带来的优势，是通过付出一定代价而得到的。远离中心任务的工作常常不能很好地完成或得到足够的资源。从属性的文化可能会围绕着这些边缘任务发展起来，但属于这些文化范畴的人员的晋升机会非常有限，因此有能力的人会避免被分配到这样的下属单位去工作——因为这些工作无助于职业发展。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看到，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可能会使组织忽视已改变的外部环境，以惯常的行为而不是随时调整以去迎接新的机会和挑战。但是，即使需要按照实际情况进行重大组织变革的时候，有些官员还是会按照组织文化的期盼来行事。

[1] Meeting the Espionage Challenge：A Review of United States Counter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Programs，a report of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United States Senate，99th Cong.，2d sess.（October 3，1986），34-35；New York Times，3 April 1987，p.1.A good journalistic account is Ronald Kessler，Moscow Station（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89）.

[2] Report from the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Office of Special Investigations，to the Sub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U.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dated July 28，1988.

[3] Thomas J.Peters and Robert H.Waterman，Jr.，In Search of Excellence：Lessons from America’s Best-Run Companies（New York：Harper & Row，1982）.

[4] For example，Yvan Allaire and Mihaela E.Firsirotu，“Theories of Organizational Culture，” Organization Studies 5（1984）：193-226；G.Hofstede，“Culture and Organization—A Literature Review Study，” Journal of Enterprise Management 1（1987）：127-35；Lynne G.Zucker，“Organizations as Institutions，” Research in the Sociology of Organizations 2（1983）：1-47；Edgar H.Schein，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Leadership（San Francisco：Jossey-Bass，1985）；Linda Smircich，“Concepts of Culture and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8（1983）：339-58；Vijay Sathe，Culture and Related Corporate Realities（Homewood，Ill.：Richard D.Irwin，1985）；William Ouchi and Alan L.Wilkins，“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1（1985）：457-83.

[5] Chester Ⅰ.Barnard，The Functions of the Executiv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8），279.

[6] Philip Selznick，Leadership in Administration（Evanston，Ill.：Row，Peterson & Co.，1957），chap.2，esp.38，40，42.

[7] The Hawthorne findings are summarized in F.J.Roethlisberger and William J.Dickson，Management and the Worker（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9）. Among the critiques are Alex Carey，“The Hawthorne Studies：A Radical Critiqu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2（1967）：403-16；Richard Herbert Franke and fames D.Kaul，“The Hawthorne Experiments：First Statistical Interpret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3（1978）：623-43. Rejoinders can be found in Robert Schlaifer，“The Relay Assembly Test Room：An Alternative Statistical Interpret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5（1980）：995-1005；and Jeffrey A.Sonnenfeld，“Clarifying Critical Confusion in the Hawthorne Hysteria，” American Psychologist 37（1982）：1397-99.

[8] For example，Richard M.Weiss and Lynn E.Miller，“The Rediscovery of Organizational Culture，” Working Paper MG85-02，University of Delaware.

[9] Roger Brown and Richard J.Herrnstein，Psychology（Boston：Little，Brown，1975），529.

[10] Secretary of State’s Advisory Panel on Overseas Security，Report（June 1985），esp. 18-20.

[11] Donald P.Warwick，A Theory of Public Bureaucrac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29；Gordon Tullock，The Politics of Bureaucracy（Washington，D.C.：Public Affairs Press’ 1965），40-43，168-69.

[12] John Ensor Haar，The Professional Diplomat（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9），141-45；Andrew M.Scott，“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Organizational Adaptation：The Problem of the State Department，”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4（1970）：85-94；and Scott，“The Department of State：Formal Organization and Informal Cultur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3（1969）：1-18.

[13] Donald P.Warwick，A Theory of Public Bureaucracy：Politics，Personality，and Organization in the State Department（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30-31.

[14] Chris Argyris，Some Causes of Organizational Ineffectiveness Within the Department of State（Washington，D.C.：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ystems Research，Department of State，1967），37-38，cited in Warwick，Theory，31.

[15] “使命”有时被官员们用来指其所在机构的主要目标。我在这里使用这个词意思有些不同，是指菲利普·塞尔兹尼克称作的“独特的才能”[16]或莫顿·霍尔珀林（Morton Halperin）称作的“精髓”[17]。其他几位学者也用过这个术语，如乔纳森·本多（Jonathan Bendor）[18]、杰里·马修（Jerry Mashaw）[19]、罗伯特·F.杜兰特（Robert F. Durant）[20]和玛莎·德斯克。[21]

[16] Philip Selznick，Leadership in Administration（Evanston，Ill.：Row，Peterson，1957），42，62.

[17] Morton H.Halperin，Bureaucratic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74），28.

[18] Jonathan B.Bendor，Parallel Systems：Redundancy in Government（Berkeley，Calif.：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254-55.

[19] Jerry L.Mashaw，Bureaucratic Justice（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3），216.

[20] Robert F.Durant，When Government Regulates Itself（Knoxville，Tenn.：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1985）.

[21] Martha Derthick，Policymaking for Social Security（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79），27-32.

[22] 一个组织初创时所处历史时期的社会结构和主流意识形态也能影响其使命。我不想在这里对这个引人入胜但十分艰难的问题进行溯源。亚瑟·斯廷施凯姆（Arthur Stinchcombe）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提出了这个论题，[23]自那以来我一直是在自愿协作的前提下探讨这一问题的。[24]

[23] Arthur L.Stinchcombe，“Social Structure and Organizations，” in James G.March，ed.，Handbook of Organizations（Chicago：Rand McNally，1965），142-93.

[24] James Q.Wilson，Political Organizations（New York：Basic Books，1973），chaps.4，5.

[25] John R.Kimberly，“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0（1975）：1-9. See also Kimberly and Robert H.Miles，eds.，The Organizational Life Cycle（San Francisco，Calif.：Jossey-Bass，1980）.

[26] Herbert Kaufman，The Forest Ranger（Baltimore，M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60）.

[27] Herbert Kaufman，The Forest Ranger（Baltimore，M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60），chap.6.

[28] Herbert Kaufman，The Forest Ranger（Baltimore，M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60），168-69.

[29] Herbert Kaufman，The Forest Ranger（Baltimore，M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60），145.

[30] Paul J.Culhane，Public Lands Politics（Baltimore，M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1），232.

[31] Thomas Gid Powers，Secrecy and Power：The Life of J.Edgar Hoover（New York：Free Press，1987），chaps.3，4.

[32] Sanford J.Ungar，FBI（Boston：Little，Brown，1975），59.

[33] James Q.Wilson，The Investigators（New York：Basic Books，1978），chap.5.

[34] James Q.Wilson，The Investigators（New York：Basic Books，1978），23-39.

[35] Mohammad Al-Saud，“The Field Representatives：A Case Study of Administrative Control in the U.S.Army Corps of Engineers，” Ph. D.diss.，Department of Government，Harvard University（1987）.

[36] Mohammad Al-Saud，“The Field Representatives：A Case Study of Administrative Control in the U.S.Army Corps of Engineers，” Ph. D.diss.，Department of Government，Harvard University（1987），chap.4.

[37] Mohammad Al-Saud，“The Field Representatives：A Case Study of Administrative Control in the U.S.Army Corps of Engineers，” Ph. D.diss.，Department of Government，Harvard University（1987），chap.5 and 136-37，191-216.

[38] Martha Derthick，Policymaking for Social Security（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79），21.

[39] A paraphrase of Eveline M.Burns，quoted in Martha Derthick，Policymaking for Social Security（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79），23.

[40] Martha Derthick，Policymaking for Social Security（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79），31，and Jerry L.Mashaw，Bureaucratic Justice（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3），216.

[41] Martha Derthick，Policymaking for Social Security（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79），30.

[42] Martha Derthick，Agency Under Stress：The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and American Government（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forthcoming），chap.2.

[43] Robert M.Gates，“The CIA and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66（1987）：223.

[44] John Walcott，“War of the Spies，” Wall Street Journal，27 November 1987，pp.1ff；George Kalaris and Leonard McCoy，“Counterintelligence，” in Roy Godson，ed.，Intelligence Requirements for the 1990s（Lexington，Mass.：D.C.Heath/Lexington Books，1989），127-45.

[45] Robin W.Winks，Cloak & Gown：Scholars in the Secret War，1939-1961（New York：William Morrow，1987），430-31. See also John Ranelagh，The Agency：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CIA（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86），chap.16. For a defense of Angleton，see Edward Jay Epstein，Deception：The Invisible War Between the KGB and the CIA（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89）.

[46] The Colby instruction was found in the U.S.embassy files in Teheran that were seized by the Khomeini radicals；it is reported in Edward Jay Epstein，“Secrets from the CIA Archive in Teheran，” Orbis 31（1987）：36.

[47] Washington Post，27 July 1987；Foreign Report，20 August 1987；Jack Anderson and Dale Van Atta columns in Washington Post，21 March and 23 March 1988；Walcott，“War of the Spies.”

[48] Jonathan B.Bendor，Parallel Systems：Redundancy in Government（Berkeley，Calif.：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chap.5，esp.186，189，193，205.

[49] Presidential Commission on the Space Shuttle Challenger Accident，Report to the President（Washington，D.C.，1986），171.（Hereinafter，“Rogers Commission Report.”）

[50] Presidential Commission on the Space Shuttle Challenger Accident，Report to the President（Washington，D.C.，1986），172.

[51] Quoted in Malcolm McConnell，Challenger：A Major Malfunction（Garden City，N.Y.：Doubleday，1987），187.

[52] Rogers Commission Report，chaps.5-8.

[53] 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74.

[54] Arthur T.Hadley，The Straw Giant（New York：Random House，1986），35.

[55] Halperin，Bureaucratic Politics，41.

[56] Christopher K.Leman，“Managing the National Forests：The Forest Service，a Bureaucracy that Still Works，” unpub. manuscript，Resources for the Future，Washington，D.C.（1986），chap.8.

[57] Christopher K.Leman，“Managing the National Forests：The Forest Service，a Bureaucracy that Still Works，” unpub. manuscript，Resources for the Future，Washington，D.C.（1986），chap.8.

[58] Christopher K.Leman，“Managing the National Forests：The Forest Service，a Bureaucracy that Still Works，” unpub. manuscript，Resources for the Future，Washington，D.C.（1986），chap.8.，citing U.S.Forest Service，Employee Survey，Region 6（1984），12，14-15，and Forest Service，Report on Mineral Careers in the Forest Service（September 1981）.

[59] James Q.Wilson，The Investigators（New York：Basic Books，1978），chap.2.

[60] Marc Tipermas，“Jurisdictionalism：The Politics of Executive Reorganization，” Ph. D.diss.，Department of Government，Harvard University（1976），205.

[61] Marc Tipermas，“Jurisdictionalism：The Politics of Executive Reorganization，” Ph. D.diss.，Department of Government，Harvard University（1976），158.

第三部分 管理人员

第七章 制约因素

上午8点45分开始办公的时候，常常有多达25人的队伍排在马萨诸塞州沃特敦市的机动车辆注册处的门前。到了中午，尤其是临近月底之际，人们围着办公室排起的队伍则更长。注册处内，驾车人在标识不清的窗前慢慢地随着队伍往前挪动着脚步，等待办理驾驶执照或汽车注册手续。当终于排到队首时，办事员常常会告诉你排错了队，他们会说：“到那边取申请表，然后再到这儿来。”或者会说：“这儿只办理新执照，如果是驾照丢了，需要补办，去隔壁窗口。”驾车人不耐烦地抱怨着，办事人员有时举止无礼，说话不文明，甚至出言不逊。看上去简单的事情可能要用45分钟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办完。等到大家为办理驾照而拍照时，通常已满面怒容了。摄影师努力尝试让他们笑一笑，但很少获得成功。[1]

就在不远处的麦当劳快餐店里，人们也排着队。里面有几列队，每一列都不长，而且队伍移动得很快。菜单清清楚楚地印在引人注目的标牌上。柜台里的服务员自始至终彬彬有礼。如果某位顾客要的东西不能马上备齐，服务员会请他在一边稍等片刻，食物备齐后就会被请回队首来取。这里气氛友好而亲切，餐厅窗明几净，一尘不染。

很多人已经注意到办理驾驶执照与订一份巨无霸汉堡包之间的区别。大多数人都会说官僚机构与商业机构是两码事嘛！“官僚机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管理这些机构的人都是不称职的“官僚”，而且这些机构处处受到“规章制度”和“官样文章”的束缚。

但是，商家也是官僚机构，麦当劳就是其中之一。实际上，它采用了一套复杂、全面的规章制度管理其工作人员的一举一动。它的工作手册有600页厚，重达4磅。[2]在工作手册中，你可以了解到炸土豆条要9/32英寸厚，炙烤工要把汉堡的馅饼从左到右放到烤架上，6个一排，一共有6排。然后，先翻动第三排馅饼，接下来翻第四、五和六排馅饼，最后翻第一、二排馅饼。每一个小圆面包上需加多少沙司酱也有明确的规定。窗户必须每天全部擦洗。工人必须趴在地上或跪在地上随时拾起地上的垃圾。制定上述以及其他无数规定的目的，是使工作人员成为一种可以相互替换工作的“自动装置”。在一所耗资4000万美元的“汉堡包大学”里，学习特许经营的经理们就被灌输上述规定。机动车辆注册处也有很多规定，但和精确到每个细节的麦当劳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实际上，如果机动车管理局的管理人员试图将一套与管理麦当劳工作人员一样的规定强加于自己员工身上的话，这些员工就会起来造反，而这个管理人员也会丢了饭碗。

从工作人员素质或报酬的角度也很难解释这两个组织之间的差异。注册处的工作人员都是成年人，大多数起码都有高中文凭，而麦当劳的工作人员则多为青少年，许多人还是在校生。注册处的职员薪水不菲，但快餐店里的大部分工作人员只能拿到法定最低工资。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马萨诸塞州，由于缺少劳动力，许多麦当劳店铺开始雇用像在注册处全职工作的职员一样的成年人（尤其是家庭主妇）。这些人上班后的表现与被他们顶替的十几岁的青少年基本一样。

不但不能从“规章制度”“官样文章”或“工作人员不称职”的角度来解释这两个组织之间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还让人们质疑起许多人就政府机构应该如何运行而经常提出的怨言。例如，人们抱怨说：“政府机构花钱如流水。”沃特敦机动车辆注册处办公地点在一栋简陋的房子里，几乎都应付不了每日顾客量。用来核对更换新驾照所需材料的电传打字机已经超期服役，经常出错。三四名工作人员不得不排队等候使用这部被办公室主任戏称为“由托马斯·爱迪生亲笔签名”的设备。没有计算机或文字处理机来办理驾照和注册业务；工作人员用手动打字机打印表格，只要一出错，就得换一份新表格从头开始打。

人们也会抱怨说：“政府机构经常雇用根本不需要的人。”马萨诸塞州的公民与机动车辆注册处的接触频率比与其他机构的接触频率要高，因此这些公民对注册处服务的意见也更大。但与所有的注册机构一样，沃特敦机动车辆注册处的人手严重不足。1981年，这个机构失去了400名工作人员，占其全部员工的25%，而工作量仍在不断增加。

人们还会抱怨说：“政府机构有帝国主义作风，总想把新职责揽到手。”但事实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注册处有过这种行为，尽管人们可以想象州政府在注册处建立一个实用的“一站式”多种服务中心，用户在这里不仅可以办理驾驶执照，还可以交税、缴停车罚款、获取咨询及其他官方服务。但是，注册处似乎仅满足于提供一种服务的现状。

总而言之，关于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许多传言有些是不可信的，有些则是不全面的。要解释政府机构的行为，只知道它们是“官僚机构”还远远不够。也就是说，只知道“这些机构庞大、复杂或规章繁多”是不够的。关键在于它们是政府官僚机构。正如前几章已经说明的那样，并非所有的政府型官僚机构都是如此或都面临同样的问题。也许有其他州的机动车辆注册处比马萨诸塞州的注册处做得好。然而，所有的政府机构都有某些共同的特点使其管理起来比麦当劳要难得多。这些共同的特点就是政府机构所面对的制约因素。

重要的制约因素有三种。与私营官僚机构相比，政府机构在以下三个方面受到更多制约：（1）不能合法地保留其获取的收入并把它用于工作人员的个人福利；（2）不能按照其领导人员的喜好分配生产要素；（3）必须实现并非该机构自己选择的目标。对经费、生产要素和机构目标的控制权极大程度上掌握在该机构的外部实体——立法机构、法庭、政治家和利益集团手中。因此，领导人员还必须关注这些外部实体的需求。所以，政府机构领导人员往往受其机构面临的制约因素的控制，而并非受其任务的控制。换句话说，企业领导人员重“底线”（即利润），而政府机构领导人员重“上线”（即制约因素）。在规定下属任务的积极性方面，政府机构领导人员没有私营企业领导人员那么强烈的积极性。因此，政府工作人员的这些任务常常受到前四章中所述因素的影响。

经费与刺激因素

在每年9月30日的前几天，联邦政府就像一位灰姑娘，许多个人和组织纷纷向她求爱，急于获准使用或以合同的形式留存剩余财政资金，此时，这笔资金仍在每一个机构的控制之下。到9月30日午夜，政府的马车就变回了南瓜。在财政年度结束之际，每一个机构，除个别情况外，所有部门必须向财政部交还所有仍未用完的资金。

除某些半独立的国营公司外，像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任何机构都不能保留其盈余经费（即当年国会拨款与实际支出之差）。同样，在财政年度结束之前用完拨款的机构可以再向国会申请更多的资金（“增补拨款”），而不必被迫用任何现金储备填补赤字。因为这些财政规定，没有物质刺激促使各机构厉行节约：如果你不能保留你节省下来的钱，为什么还要精打细算呢？

政府的官僚在法律上也不被允许将多余经费挪为私用。如果一家私营公司的年收益比较好，管理人员和员工可能会拿到奖金。即使没有奖金，这些工作人员也可以在公司里购买公司股票，从公司增长的利润中获利（如果他们适时将股票卖出，还依然可以在公司利润下降时获利）。而一旦政府机构人员被发现做了此事，就会被以贪污的罪名受到指控。

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官僚不得利用其公职谋利。当官僚靠这种手段牟利被揭露出来并受到审判时，我们会点头表示赞同。但是，我们为什么会持这种看法呢？与之截然不同的一种观点曾一度盛行。在17世纪时，法国上校的委任书是先从国王那儿买来，再用国王的钱来管理自己的军团，之后再把利润装入私囊。欧洲曾经有一个时期，收税官保留其所收税款的一部分作为酬劳。在美国，一些监狱长曾一度靠监狱的拨款来管理监狱。这笔钱的数额取决于监狱长所管辖犯人的数量，监狱长可以将这笔钱与养活这些犯人所需费用之间的差额据为己有。然而，如今这种行为会引发刑事诉讼。为什么呢？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变化？

主要是作为公民的我们已经不是之前的我们了。我们是启蒙运动的产物：我们认为国家不应该是君主的私有财产；法律的目的应该是使社会更加理性化（如果可能的话）并使人类臻于完美；公共服务应该是中立的、无私的。我们担心，如果按照先前的方法付给监狱长报酬的话，会强烈地刺激他让犯人挨饿，从而把自己的收入增到最大限度；贪婪的上校统领的军团可能会导致装备短缺；如果收税官拥有留存报酬的权利可能导致勒索纳税者不该缴纳的税金。这些变化反映了我们要消除道德障碍——诱发人们犯错的刺激因素——的愿望。但为什么这一愿望不包括制定更严密的补偿办法呢？通过这些补偿办法，去奖励完成政府目标的管理者，并允许高效率的机构把未用完的预算经费留到次年使用。

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是显而易见的。通常我们无法确定一位管理人员或一个机构是否已达到了预期目标，因为这些目标要么模糊不清或变化无常，要么是他们的成绩无法察觉，或两者兼而有之。如果薪水的发放取决于其令人信服地表明完成本部门目标的能力，那么国务院下属部门的领导人员将不得不靠领取救济过日子。

但许多政府机构有着相当明确的目标，通向目标的工作进展也可进行测量。社会保障总署、邮政总局和总务管理局便是这样的机构。那么为什么工作成效没有作为决定收入的主要依据呢？为什么不让各机构保留剩余的经费呢？

我不敢完全确定这些问题的缘由，部分原因在于广为接受的文化规范，即不能从公职中谋利。谈到这种文化规范，倒是在其他国家的文化（包括美国早期的文化）中，我们会看到许多这样的例子：在很大程度上，付给官僚的工资来自他们从公众那里获取的费用或他们保留下来的机构的剩余经费。马克斯·韦伯在关于封建统治——或叫王侯统治——时期的公共行政的历史著作中描述过许多这样的例子。[3]

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原因是我们知道即使目标明确，即使部门业绩容易观察到，也只能通过政治性（因此而隐藏冲突的）标准进行评判；如果福利部每次在收到救济申请24小时内就能把救济支票送到的话，史密斯参议员可能会感到满意，但琼斯参议员则会对此不悦。因为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快速投递意味着放松有关合格标准的条件，致使很多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人也会拿到救济金。没有一种客观标准可以用来评价福利部工作速度与准确性两方面的得失。因此，我们不愿让福利部的工作人员为达到快速或准确的目标而获取大笔奖金。

评价一个组织工作成绩的最接近非政治化的和非随意性的标准，要看净收入能力。对企业、私立大学和大部分医院的评价都采取这种方法。但不能用这种市场测试的方法来评价政府机构，因为要么有些政府机构（如监狱或国内收入署）提供的是没有人愿意享受的服务，要么垄断性地提供人人需要的服务（如福利部和机动车辆注册处）。无论提供哪一种服务，都不能根据服务对象的数量来评价政府工作部门的业绩。既然没有外在的、非政治性的评价方法，就无法允许机构保留不属于该机构控制的那部分经费。

如果各机构或其管理人员都不能将剩余经费挪为己用，那么就很少有机构会尽力节省开支以获得盈余；相反，你会发现它们花钱如流水。在其拨款及有关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它们确实如此，尤其是实行拨款和合同承包的机构每年9月都会拼命花钱。作为许多经济学家的代表，威廉姆·尼斯坎南（William Niskanen）已将这种意见归纳成一条关于官僚行为的理论。他认为，各部门希望能拿到最大的拨款额，它们并不希望花费超出其所必须支付的款项。尽管立法机关并不愿意多拨款，但它们也不知道生产部门一笔实际支出是多少（如每多投递一封信、多投放一枚炸弹或多阻止一次犯罪行为所需的金额）。结果，每个机构都会得到一笔远远超过其“需要”额度的拨款——也就是说，有很多款项是立法机构在不知实际情况的条件下拨付的。因此，官僚政府就意味着花钱多的政府。[4]

我们会在第十三章中更详细地探讨上述观点。现在只要注意到有很多和尼斯坎南的预言不一致的例子就可以了。马萨诸塞州的机动车辆注册处没有大量的办公室或众多的职员，也没有昂贵的计算机，甚至与一家规模不大的保险公司相比，它的设备也是简陋的。社会保障总署设在一座大办公楼里，但内部设备很简陋，办公室面积很小。几乎所有州的监狱都是拥挤不堪的。在波士顿，警察局的总部大楼始建于1925年并一直使用；而在此期间，很多供企业办公的奢华新楼在这座大楼的四周拔地而起。在五角大楼里，将军们坐的办公室连小银行的出纳领班都会认为小得能让人患上幽闭恐惧症。我在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都任教过，在我的心目中，毫无疑问，私立大学能为教师提供更好的办公室以及舒适的环境。

你可能会感到不解：如果官僚们不能拿到什么好处，为什么尼斯坎南认为他们会如此希望把预算增加到最大限度呢？正如我们所见，他们不能把盈余挪为己用，他们的薪水也不会随着预算额的增加而提高（薪水的标准由立法机关确定，与用人机构无关）；如今，他们更不敢奢望搬进铺有厚地毯、能够眺望市区美景的大办公室。至于官僚们到底在哪方面获得了最大收益，这个问题将留到下一章探讨；我们现在看到，他们的工作所面临的政治环境决定了他们无法把对机构的管理转变为在物质上的获利。

政府机构的批评者们喜欢把政府机构称作“臃肿的官僚机构”，而支持者则说它们“资金不足”。但实际情况远更复杂。立法者用不同的标准去判断政府计划项目与政府部门。像社会保障这样的项目，有许多选民可从中受益，所以选民们向立法者施加压力以求增加投入。如果很多地区都有大量这样的选民，那么很多立法人员就会感觉到这些压力。任何希望削减福利的团体一般也不会对选民的诉求进行反对。相比之下，官僚们可能是也可能不是选区的选民。如果他们人数少或仅仅集中在一个立法地区，那么他们就不能形成足够的政治影响力来达到增加机构人数或提高待遇的愿望。举例来说，社会保障的费用自1935年该项目开始以来一直稳步增长，但社会保障机构的人员数量、办公室和工资却没有相应地增加。

如果官僚们人数众多且形成组织，而且遍布许多选区（如原邮政部的邮递员或纽约市的环卫人员），他们也许会有足够的影响力确保其津贴比工作量增加得快些。但是，即使是人数众多且形成组织，官僚们的诉求也处于一种战略劣势，即立法人员发现限制官僚们的投入比控制其产出要容易得多。其中的原因，部分是概念性的，部分是政治性的。就概念性而言，一栋办公大楼或一份工资报表都是有形的资金投入，是大家都能看在眼里的；而“良好的健康状况”或一份“像样的退休金”或一个“有知识的孩子”则是一些模糊的概念。就政治性而言，立法人员或多或少都面临双重压力，既要增加福利，又要兼顾低税率。面对概念上的模棱两可与政治现实，立法人员把两者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并形成合理的行动方针：一方面，通过炫耀性地控制办公楼、工资的增加以及管理经费的预算来讨好纳税人；另一方面，大声疾呼增加医疗、退休或教育的资金投入来迎合受益者。（想一想学校老师面临过的困境：如果不发生教师罢工，即使教育经费得到增长，学校教师的工资依然不会增加。）于是就出现这样的结果：在拥挤的办公室里使用过时设备且由薪水不丰的官僚们来管理国家投入巨大的项目。[5]

政府机构领导人员不能把盈余作为个人获利，这便改变了政府机构工作中的激励模式。超出限度的额外努力并不能换来额外的收入。（在美国，国会有时已经批准为高层官僚加薪了，可随后又对他们的实际工资封顶，所以他们的工资提高只是一纸空文。这么做的目的是确保行政官员挣的钱不会超过国会议员，国会议员又担心提高自己的薪水而造成仕途上的损失。结果，高层官僚与其下面几级的官员相比工资差不了多少。）如果说政治因素阻碍了金钱的激励作用，那么其他非金钱的激励方式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我们在第一部分中已经看到了其他激励方式——专业声誉、个人理念、利益集团的需求以及环境要求。

大部分政府机构的官僚行为不能与金钱利益沾边，但这并不能说在这一点上公共与私人管理部门是完全不同的。也有许多私立机构不能把盈余挪为己用。私立学校的办学目的通常并不是赢利，大多数这样的学校甚至根本无法盈利，相反，这些学校的经费支出还要靠朋友及校友的捐款。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即私立学校（无论是不是教会学校）在教育孩子方面通常比公立学校成绩好。[6]再者，正如政治学者约翰·查布（John Chubb）和特里·莫指出的那样，这些私立机构雇用的管理人员越少，成绩反而越突出。[7]还有一些因素也在起作用，其中之一便是一个机构必须具备获得并使用劳动力和资本的自由。

获取和利用生产要素

工商企业通过拿到利润、借款或出售公司所有权股票的方式获得资本；政府机构（有一些例外）则通过说服立法机关拨款的方式获得资金。企业有相当的自由（尽管不是完全的自由）雇用、提升、降职和解雇工作人员；而对联邦政府机构来说，国会决定其工作人员的人数以及薪水多少，人事管理局制定其挑选及分配人员时必须遵循的规定，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决定其能够雇用各级工作人员的数量，功绩制保护委员会（Merit Systems Protection Board，MSPB）决定其实行降级或解雇人员时应遵循的程序，法庭判决其是否忠实地执行了国会、人事管理局、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及功绩制保护委员会的规定。企业则按照内部规定的程序（包括这项规定：如果有一位卖主出价高但似乎更为可靠，公司就可以不必购买最低价投标人的货物）购买货物和服务，或跳过招标程序直接谈判；而政府机构购买大批货物时必须非常正式地做招标广告，接受最低价，并与卖主保持一定距离。当企业与承包商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时，它往往与该承包商持续合作，不再寻找新的承包商；而当政府机构与一家承包商建立融洽的关系时，如果在一项新工程尚未招标的情况下，它通常不能再次与该承包商合作。企业会关闭或合并不再节约的某些部门或工厂；而当政府机构打算关闭某个派驻机构或军事基地时，通常必须得到立法机关的批准（即使不必得到正式批准，非正式请示也是必要的）。企业制定年度预算时，可自行决定每一项开支的额度（除法定要付给政府的税金及付给银行和股东的利息外）；而政府机构制定预算时，立法机关会审定其具体的开支项目。

公众和公司都非常熟悉政府内部或与政府一起办事的复杂程序。雇用人员、购买货物、订立合同和安排预算方面的复杂性通常被认为是“官僚机构对官样文章的偏爱”导致的结果。但是，如果官员们自行决定的话，这种复杂性的规定（如果还有的话）就不会有这么多，因为不仅官员们的服务对象不喜欢这些规定，就连官员们自己也不喜欢。这些规定是被外部机构，尤其是立法机构，强加到这些机构身上的。它们不是官僚规定，而是政治规定。从原则上讲，立法机构可以允许社会保障总署、国防部或纽约市公立学校系统采用与IBM公司、通用电气公司或哈佛大学相同的规定来运作，但实际上它们不能这么做。原因在于政治方面，更为准确地说，在于民主政治。

史蒂文·凯尔曼曾比较政府机构和私营公司购买计算机的过程，清楚地说明了其中的不同之处。政府机构官员对他们所购买的计算机和辅助设备的质量的满意程度远比不上私营公司对自己所购计算机和辅助设备那样。原因在于私营公司可以像每一住户购买洗碗机或汽车那样自由选择——调研一下之前从这些卖家手里买过产品的买家感受如何，然后结合自己的判断去购买一件新产品。与许多人想象的恰恰相反，购买计算机的大多数公司并不是把具体的规格写成明文，然后再去招标，最后与达到规格要求、出价最低的投标者签约。这些公司与同它们（或与它们一样的其他公司）打过交道的计算机厂家会谈。通过这些会谈，它们结合自己的需求来判断可能要与之做生意的人的品质和可靠性。当最终购买时，它们只向一个公司招标，然后再根据双方共同确定的（有时是泛泛的）原则条件达成协议。

没有一位政府采购员能够像上面那样进行交易，否则会被（未获胜的投标者及其国会盟友）指控勾结、偏袒卖主并吃回扣。相反，政府机构必须要求进行秘密招标，或要求对内容详细（非常详细）的“建议”征求书做出书面答复。不允许政府机构考虑合作对象过去的业绩和无形的质量管理。因此，政府机构不得不放弃利用一个人可能拥有的最重要信息——由本人亲自了解的情况和基于过往经验形成的判断。政府机构因此常常会从不可靠的供货厂商那里买来不好用的计算机。[8]不过，我们马上就会看到，国会——无论它自己怎么对外宣称——重视“公正”超过重视效果。

产生作用的制约因素：邮政总局的状况

从合众国建立到1971年，邮政部一直是一个内阁机构，完全隶属于总统和国会，并以这种身份获得年度拨款作为运营资金。其人员由总统任命并须通过公务员考试进行录用，关于各邮局适当位置的政治决策决定了其机构的分布。听证会之后由国会确定各种邮件的邮资额，这个听证会由邮寄量很大且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如直递邮件广告商和杂志出版商）主导。邮资额还受到这样一种意识的影响：提高公众个人（大多数人参加投票）邮寄的一类邮件的邮资会产生不良的政治效果。国会通过压低邮资（尽管永远不会低到让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消停下来的地步）对这些压力做出反应，并从国家税收中抽出大笔经费来补偿邮政部所收邮资与支出费用之间的差额（从政治操作来讲，相较于一下子让消费者掏钱来承担高额邮费，国会容易掩盖不需要马上导致税费增加的大额拨款）。邮政部工作人员工资的确定则要考虑代表这些工作人员的工会的政治力量：国会很少会忘记每一个议员选区里面都有数以千计的参加工会的邮递员。

1971年，邮政部改组为美国邮政总局，成为一个半自治的国营公司。由11人组成的董事会领导，其中9人由总统任命，参议院批准；然后这9人任命一位局长和一位副局长。邮政总局的收入全部来自其收取的邮费和借贷的资金，而不再来自国会的拨款（尽管在过渡时期仍有补贴）。各种邮件的邮资不再由国会确定，而要在立法机关规定的标准（邮政总局必须收支平衡，它所处理的每一类邮件必须按照比例负担该局的部分支出）和一个独立的顾问机构（邮资委员会，其对邮寄价格提出建议）的指导下，最后由邮政总局来确定。在理论上，它不再为补贴某一类邮件（比如说二类邮件，即书籍和杂志）的邮资而提高另一类邮件（比如说一类邮件，即信件）的邮资。邮政总局有自己的一套人事体系，与联邦政府的其他人事体系分离。它可同自己的工会直接谈判。

摆脱了部分制约以后，邮政总局就可以做一些事情了（如果还能够做点什么的话），这些事情在过去必须克服极大的困难方能做成。约翰·蒂尔尼对这些变化做过如下描述：当邮政总局还是一个普通政府部门时，被关闭的邮局为数不多，因为如果想关闭地方的一家小邮局，需要经过与来自受影响地区的国会议员的一番苦战。改组之后，被关闭邮局的数目有所增加：1976～1979年，邮政总局平均每年关闭约24家邮局；1983～1986年，每年关闭200多家邮局。[9]该局研究制定了一套把成本费用分配到各类邮件中去（以便由各类用户分担邮资）的方案。联邦最高法院不顾利益集团的反对确认此方案生效。[10]原来的邮政部为了减少开支曾试图取消送件上门的做法，并提出替代办法，即把邮件（起码在新建的郊区居民区）送到人行道边或“组合信箱”。[11]对此，国会受到了强大压力，这迫使邮政部放弃了这一替代办法。到了1978年，尽管国会仍有抱怨，但邮政总局已经有了充分的自主权来实践这一想法。[12]由于能够发行债券筹集资金，邮政总局逐步建立了邮件自动分拣系统。现在它拥有数以千计的高级光学扫描器和条形码阅读器。与以前相比，这大大提高了邮政工人分拣邮件的效率。时至1986年，光学字符阅读器一天能处理9000万份邮件。尽管政界反对，邮政总局最终还是在逐步推广9位数邮政编码的使用。

简而言之，获得较大自主权增加了邮政总局获取、分配及管理种种生产要素的能力。更广泛地说，邮政总局的整个风格都改变了，开始采用具有公司风格的管理方法，出版内容详尽的“任务说明书”，发布言辞考究的年度报告，建立更为严密的组织结构，并尽量下放一些决策权给地方管理人员。

尽管国会放松了控制，但它并没有放手不管。在许多关键问题上，“半自治”就意味着根本没有自治可言。任何时候，国会都可以通过修正《邮政改组法》来限制该局的行动自由。甚至国会可以通过开听证会修正法案的方式来震慑邮政总局，而这样一种威胁往往就足以改变该局的计划。9位数邮政编码制度最终是被正式通过了，但其具体实施则被国会推迟了两年多时间，阻碍了邮政总局让工商界自愿服从新规的尝试。

1977年，为了节省4亿美元开支从而避免增加邮资，邮政总局宣布计划取消周六的邮递服务。邮政总局提供了公众舆论数据，表明大多数人宁愿没有周六邮递服务也不愿提高邮寄价格。但这无济于事。众议院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一项反对这种变革的决议，邮政总局只好让步。工会似乎担心取消周六邮递服务会导致邮政工人失业。[13]

与此相似的是，1975～1976年，邮政总局试图关闭大量乡村邮局，此举也得到了总审计局的支持。总审计局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如果关闭12000家这样的邮局，每年可以节省1亿美元，而且邮局的服务不会受到明显的影响（许多类似小邮局的服务对象只有十来户人家，而距离这些邮局几英里处还有其他邮局能提供同样的服务，且更划算）。可那些乡村邮局的局长对此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而且他们得到了国会的支持。参议院、众议院宣布“乡村邮局一直是美国特有的一种公共机构”，“服务”比“利润”更为重要，并共同修订了《邮政改组法》来中止关闭这些邮局并永远禁止这样做。[14]正像约翰·蒂尔尼特别提到的，就在邮政总局胆战心惊地关闭了其拥有的30521家邮局中的72家的同一年，大西洋-太平洋茶叶公司关闭了它拥有的1634家店中的174家，并且“事情就是如此，没什么可说的”。[15]邮政总局即使作为一个“半自治的国营公司”，依然受到了强有力的控制；相比而言，作为一个完全自治的私营公司，大西洋-太平洋公司则不受任何制约。

我并不是说邮政总局想要进行的所有变革都是合情合理的，也不是说该机构的管理中不应有丝毫的政治痕迹。（关于私营组织提供公共服务应该达到何种程度，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讨论。）相反，我认为不能简单地凭它们是官僚机构这个事实来解释政府机构的行为；重要的事实在于它们是政府官僚机构。我也不是想说明政府（或是更广义上的政治）不好，而只是说它对选民的需求不可避免地（在某种程度上是合乎情理的）十分敏感。

我这里想阐明的是，对生产要素的政治性管理会使管理人员变得重视制约因素，而不重视任务。如果政治领袖们（总统和国会）相信管理人员能够观察到和评估一个机构的产出，如果获得预定的产出是这些领袖唯一关心的事情，那么他们会给一个机构一笔预算和一个目标，并由其自由使用其资源来达到那个目标。例如，如果国会当初满足于让原来的邮政部以尽可能最低的成本在三日之内投递完所有的一类邮件，那么它就会让邮政部按自己的想法建立投递系统，确定邮资的高低、邮局的位置并按自己的意愿雇用人员，当然前提是它能在三日之内把信送到，同时邮资又不会高得使邮局客户放弃邮局的服务而选择私营公司提供的投递服务，然后就可以根据目标实现过程中的工作质量来评价管理人员。

当然，国会的目标并非一个，它想讨好许多邮寄各类邮件的客户，满足选民拥有许多家小邮局而不只是拥有几家大邮局的愿望，妥善处理工会对增加工资的要求，并答复公众针对邮递服务的批评。国会不能把这些目标按重要性做好排序，也就是说它无法判定为了更好地实现哪一个目标（比如使乡村邮局开门营业）而牺牲另一个目标（比如保持低邮资）。国会不能做出决定并不是因为其能力水平如何；相反，这是国会作为一个代表机构的必然结果。因为不同的国会议员对不同的选区会做出不同的反应。

不论是国会还是邮政总局都从未支持过某种明显地让顾客自己选择邮政服务的办法，即允许私营公司与邮政总局竞争第一类邮件业务。一个多世纪以来，邮政部一直合法垄断着第一类邮件投递业务。“在任何邮递线路以外，建立路线固定或时间固定的私人信件、包裹快递系统”都是犯罪行为。[16]邮政机构领导人的理由是，私营竞争者会抢走最赚钱的业务（如在大城市投递商业信函或汇票），而把最没有利润的业务（如将堪萨斯州尤多拉市安妮阿姨的圣诞贺卡送到马萨诸塞州韦克菲尔德的马特叔叔手中）留给政府机构。后来，邮局开始面临来自私营包裹和信函快递公司的竞争，这些公司投递邮件不设定固定线路或固定时间（意在避免违反私营快递法规）。同时，邮局也开始面临电子邮件和汇款行业的竞争。但那时候，邮政部已经变为邮政总局，这不仅给了它更多自由，也获得了它迎接上述竞争的原动力。

把重点放在投入上，政治领袖们认为这不仅在概念上易为人接受，而且在政治上也很有必要。国防采购项目最能说明这一点。国防部通过国防后勤局每年采购食品、燃料、服装和备件，价值达150亿美元（1984年），管理一套拥有200多万个项目的供给系统，同时还管理着1860多亿美元的政府合同。[17]国会和总统已反复表明希望这一系统高效率地运行，尽量利用市场上现成商品（而不是价格更昂贵的“定制产品”）。[18]可是新闻界仍然经常登出丑闻报道，包括花435美元买一把锤子和700美元买一个马桶垫圈。尽管有一些报道言过其实，[19]但毫无疑问，浪费和不称职现象确有发生。国会于是展开调查，总统委员会受命解决此类问题，其最终提出了解决办法，包括要求实行更严格的规定，雇用更多的审计人员，以及进行更详细的汇报。

关于丑闻及高价锤子的报道引人注目，但更为常见的是各类选民不断要求对采购程序施加影响。有时申请要求采取特别照顾，比如把合同优先给予政治上受宠的公司。但是，为确保“公平”的合同而对采购程序做的法律上的限制，意义同样重要而且更为深刻。也就是说，让所有公司平等参加投标，同时给予政治上更为重要的公司以特殊的机会。比如，《联邦采购条例》第五十二款中就有几十条规定要求特别照顾小型企业（尤其是“处境较差”的小型企业）、妇女开办的小型企业、残疾人或伤残军人及越战老兵开办的企业或位于“劳动力过剩”地区的供应厂商。[20][21]另外，根据《购买美国货法》，用于公共事业的产品只能采购美国制造的，除非政府证明美国产品价格“不合理”或发现在美国没有足够数量的现货或质量不合要求。[22]

在采购程序中，“公平”这一目标几乎成为每一个阶段的基础，这并不是因为美国政府要全心全意地投入一种抽象的社会公益中，而是因为一旦某一采购决定受到质询，如果能够表明这个决定是按照客观标准“公平”地做出的，那么就很容易证明这项决定是正确的。此类标准在长达6000多页的《联邦采购条例》中得到了详细表述，其主要规定包括：所有潜在的供应厂商必须有参加平等投标的机会；机构所做出的采购决定必须以书面形式表明存在客观的合理性；在秘密投标的基础上授予的合同必须给予索价最低的承包人；如果未中标的投标人对不赞同的决定提出抗议，必须给予其抗议的机会。[23]可是，为了与政府反复表明的要求相一致，即提高购买产品的质量及可靠性，这项法律的部分条款允许各机构在考虑价格的同时亦考虑其他因素。在没有进行秘密投标的情况下，当两家公司为得到一份合同而竞争时，政府机构需要考虑价格和“招标书提及的其他因素”（如可靠性、质量和过去的性能），同时必须将合同承包给投标“对美国最有利”的“可信赖的一方”。[24]

只有当上了国防后勤局局长，方能理解这些规定对于行政机构的重要意义。有人认为你把合同给了一家不符合条件的公司或买了一些质量不合格的产品，因此你做出的决定受到了质疑。那么你该如何答复呢？说你根据自己的判断，认为这是与一家可靠的公司做的一笔合算的买卖？这就等于请你自己向一个怀有敌意的国会委员会解释清楚为什么你认为你的判断是合理的。一个最为保险的回答是：“我是按照规定办事的。”这些条款没有说明什么才是质量好（一个主观的问题），但明确描述了如何进行招标及授予合同——让大家都参与竞争（尤其是小公司和社会地位较低的公司）并以价格这一“客观”标准来确定承包商。即使供应厂商提供的产品质量合格，也许还会有人投诉说它靠这份合同获得了很大利润。作为国防后勤局局长，你可能会这样回答：“利润是他们的事，与我无关。”但这等于要你对另一个怀有敌意的委员会解释你为什么对“损害公家利益、大发横财”的公司不闻不问。你更为有力的辩词是，你审查了厂商的材料，并且让该厂商遵守了合同中规定的每一项详细的条款。

如果你忠实地执行了各项规定，而国会却揭露了一件花大钱办小事（如花了3000美元买一个咖啡壶）的情况并大肆渲染，那么你最为明智的反应就是，建议制定更多的规定，雇用更多的审计员，采取更严格的制约措施。这样，也许能防止人们再花3000美元买咖啡壶，也可能会增加采购程序的复杂性（这样就不会有多少好的厂商会为出售咖啡壶而投标），也可能会增加监控釆购程序所需费用，结果是，购买便宜的咖啡壶节省了一笔钱，但这笔钱花在了咖啡壶检查员上。或者以上三点兼而有之（见第十七章）。

由于需要公开向立法机关说明采购决定的合理性，明智的管理人员会按最有利于辩护的标准做出每一项决定。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不考虑是否达到了目标（比如买来的锤子好用吗？），而考虑是否符合有关选购锤子的更为客观、可量化且有形的规定。

对这种程序持批评态度的人时常指出，制约因素驱使的管理，可能是目标驱使管理的大敌。但是，对政治领袖来说，相比是否达到了目标，更容易察看是否服从了这些制约因素。因此要去找到一些改变局面的途径非常困难。所以你对下面所列的这些建议就不能太乐观（这些建议摘自一篇本应是有关国防后勤局采购管理的出色文章）：“吸引和留住能干的采购人员，这对于巧妙地区分各种产品必不可少。”[25]且不说对政府而言很难招募、保留能干的工程师和经验丰富的合同管理人员（总审计局的一项调查表明，国防后勤局41%的管理人员从事这种工作不满3年），[26]即便做到了也很难想象，那些能干且经验丰富的人员为什么要冒风险来做出“微妙的”（因此难以为之辩解的）判断而不以最实际的方式照章行事呢？

管理人员重视制约因素的程度，取决于该机构为达到既定目标而做出的努力是否容易看到并得到评价。你很可能会认为邮政总局或社会保障总署的管理人员比国务院的管理人员更关注机构的既定目标。但是，即使在目标明确的机构里（正如我们对邮政总局的分析理应已经说明的那样），针对生产要素分配的制约因素也难以避免。

管理人员通过观察其他管理人员来更好地审视自己。他们通过观察机构中如何对待忽视制约因素的人员来判断一个制约因素的重要性。不顺从者付出的代价越高，说明这种制约因素越重要。因此，管理人员（及普通工作人员）会认识到自身的弱点何在，并做出相应的反应。他们会反对任何可能冒犯某一重要制约因素的行为。这类制约因素越多，管理人员就越反对冒险。认识到自身的这些弱点是组织文化形成的另一种方式。

情景目标

一个机构的首要目标可能很明确也可能含糊不清，但它的首要性质通常是清晰的。“教育孩子”“防止犯罪”“维系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这些目标尽管模棱两可，但说明了学校系统、警察力量及国务院存在的必要性。

不过，实现这些首要目标并不是一个机构应该做的全部工作，它还必须满足许多情景目标——除了设立该部门要实现的首要目标之外的其他目标。例如，一个警察局不仅要尽力防止犯罪、抓获罪犯，还必须保护被告的权利，保护机密文件，并为被缉拿嫌犯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这些附带的目标便构成了实现首要目标的情景目标。

情景目标的数量近几年来大大增加，重要性也开始大幅提高。1946年通过的《行政程序法》规定，大部分联邦机构必须遵守行政程序中的公平原则。在实施一项新规定或政策之前，这些机构必须采取书面形式进行通报（通常是在《联邦公报》上刊登一份“关于制订规章的通报”），同时需要征求相关当事人的意见。如果举行听证会，这些机构必须让相关当事人参加并提交证明材料。1981年，里根总统要求各个机构——提议待采纳的规定必须提交给行政管理和预算局所辖的信息与制订规章事务办公室。如果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判定提交的规定所需投入大于收益，该局有权阻止这些规章的实施。

1966～1967年通过、1986年修订的《信息自由法》规定，除了有关军事、情报、贸易机密及那些一旦曝光就可能造成侵犯隐私权或危及执法调查的文件之外，公民有权查阅几乎所有政府案卷。[27]有的时候这些例外也是可以打破的。例如，根据《信息自由法》的一项规定，联邦调查局在提供他人要求查阅的所有文件之前，必须涂掉那些含有受到保护的消息的文字或句子。但是，敏锐的读者往往能从上下文推断出被删除部分的内容。为进一步减少各个机构为了自身利益而利用《信息自由法》的可能性，法律规定各个机构必须证明它没有必要公开某一消息（而不要求公民证明它必须发布这则消息）。为确保政府保守所有公民之档案的秘密，例如社会保障、法律及人事档案，1974年通过的《隐私法》规定了详细的保护措施。[28]1976年通过的《公开会议法》（又称《阳光政府法》）规定，除非讨论的问题涉及某些特定内容（如军事或商业秘密、秘密人事档案），否则“所有机构每次会议的任何内容都应公开并接受公众的监督”。[29]1969年通过的《国家环境政策法》规定，所有联邦机构（及其他机构）在采取“任何涉及面较大、会对人类生存环境之状况产生重大影响的联邦行动”之前，必须做好其他准备，并准备一份关于环境影响的声明，说明其行为将会带来的环境后果。[30]

20世纪70年代，如果有团体希望介入联邦机构政策制定过程的话，联邦机构按规定必须支付部分或全部费用。例如，有团体曾提出应限制电视台在星期六早晨儿童卡通片中插播的广告数量和种类，希望联邦贸易委员会同意。这些团体不仅有权介入联邦贸易委员会相关工作，且联邦贸易委员会还得承担介入所需费用。这种介入项目在20世纪80年代被大幅缩减。

还有其他许多情景目标并未以法律的形式出现，但这些情景目标由负责审批预算的国会委员会确定并强加，委员会审批机构预算时的标准是该机构的目标在委员会眼中是否重要。例如，公园管理局的拨款申请得到批准的一个附加条件就是，必须整修一些主要国会议员十分喜爱的国立公园（而这些公园在公园管理局眼中并不那么重要）。尽管这种附加条件是完全非正式的，但依然具有很强的约束力。

一位欧洲评论家可能会对此迷惑不解。正如史蒂文·凯尔曼所观察到的：“没有几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在管理程序中有如此的透明度。”[31]在欧洲，国家间政府的磋商，往往是非正式的，而且是在幕后进行。外国政府机构需要完成的情景目标也比相应的美国机构少很多。美国公民可以查阅许多的政府案卷而政府几乎不能查阅公民的案卷，任何一位欧洲人都会对此感到惊讶。在欧洲，情况通常相反（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将在第十三章和第十六章探讨）。

情景目标的形成，有两个主要的且某种程度上不同的动机。第一种是确保公平程序（如“事先通知”“举行听证会”“鼓励介入”“考虑证明材料”“公开档案”和“允许被捕嫌犯与律师交谈”）。第二种是关照某些群体利益（如“购买美国产品”“照顾妇女经营的小本生意”）。第一种动机会被描绘为试图建造一个平衡的赛场，第二种动机会被描绘为试图使赛场有所倾斜。

制约因素和情景目标的作用

大量情景目标和政治制约因素的存在已对公共机构的管理产生了多种影响。第一，由于受到强烈刺激因素的驱使，管理人员担心制约因素胜过组织任务，也就是说，担心过程胜于结果。结果往往难以预测、延缓发生并且富有争议，而过程则是广为人知、同步发生并且由法律或规章明确规定。同时，对管理人员是否达到目标进行问责很困难，但对他们是否遵守规章制度进行问责则很容易。即便一个部门的首要目标清楚明了，实现过程清晰可见，管理人员也不会仅仅满足于以最少的投入来实现该部门的首要目标；他们还必须考虑完成该部门的情景目标，因为这些情景目标由权威势力或能够接近重要权力中心——法院和国会委员会——的个人和团体守护。陆军工程兵团能精确地描述应该如何建造一座堤坝，并证明这座堤坝确实是按照所描述的方法建造的，但如果没有广泛征求公众意见又没能密切关注情景问题，事情就糟糕了。[32]

第二，制约因素的大量增加强化了潜在介入者在该机构中的权力。每一种制约因素或每一个情景目标都是这个部门外部支持者所提要求的书面确认。因此，这个机构没有明显的疆界，具有庞杂的“成员”——所有那些与维持一种或多种制约因素有关系的人。在美国，法院虽拥有极大的权力，但公众也很容易接近它们，所以制约因素的增多加强了法院对行政程序的控制权。假如一个机构受到一条程序规定（如召开听证会的义务）的约束，在这一规定的影响之下，人们就可以通过起诉来强制实施这条程序规定。这些规定已经授予人们有关权利，法院就是确保这些权利的实现。如果某一方的利益（比如要求防止大气污染的势力）获得了特殊的法定地位，那么该方就可以通过向法院起诉的方式来实现自身特殊的法定地位。1963～1983年，美国上诉法院审理因联邦行政机构的规定引起的上诉案的数量几乎增加了两倍。[33]

第三，在许多政府机构的管理中，公平重于效率。基于前两点，我们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管理人员必须遵循规定的程序，如果法院也保证这些程序的实施，那么人们就会说那些程序的规定是为公平或合理地对待机构人员或客户的基本条件，这样的规定也就被人们捍卫了。公平问题似乎总比效率问题容易判断：我们无法轻易地说学生们是否受到了教育、街上是否安全或者某些疾病得到预防，但我们可以很容易说学生们是否拿到了同样的教科书、警察是否得同等对待每位公民以及每位病人是否接种了同样的疫苗。

收容少年犯的政府机构和私营机构存在不同，我们也可从中看到让公平问题左右行政决定的一些后果。戴维·斯特里特（David Street）、罗伯特·温特（Robert Vinter）和查尔斯·佩罗（Charles Perrow）从两种类型的收容所中各挑出了三家进行研究，并发现政府收容所管理犯人比私营收容所遇到的麻烦多得多。原因在于政府收容所必须接收法院委托收容的犯人，而私营收容所则可以自由选择接收犯人的类型。（它们运用这种权利拒绝接收“难以对付的”人：有的拒收性犯罪者，有的则拒收暴力型罪犯。）因接收的犯人不同所产生的影响体现在收容所管理的方方面面。假设管教的是人员构成复杂并且有危险性的犯人，政府收容所会强调监禁和纪律，并把处理权交给负责管理的工作人员。假设管教的是人员构成单一并且较听话的犯人，私营收容所会强调教化和改造，并把处理权交给负责矫正的工作人员。[34]（这项调查没有提及或强调改造是否真正起了作用；根据对其他项目的调查判断，这不大可能。）

第四，如同限制资源使用的因素的存在，情景目标的存在也往往会使管理人员更不愿意冒险。警察局的官员丢了工作或得到晋级很少是因为犯罪率上升或犯罪率下降；但是，如果有人确凿地证明警察局人员曾辱骂公民、殴打罪犯或没有接报警电话，那么他们多半会丢了饭碗。[35]学校管理人员失去工作或获得晋升也很少是因为学生的阅读课分数下降或上升；但如果学生受了体罚，选了有争议的教材，或家长受到了无礼对待，那么他们就会失去工作，前途受到影响，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警察局局长花费大量时间竭力确保手下警察照章办事，以及学校校长花费大量时间培养与家长之间的友好关系，就不足为怪了。

第五，每一个机构都制定了一些标准作业程序（SOPs），这就减少了违背重要情景目标或制约因素的概率。所有规模庞大的官僚机构都有一些标准作业程序；政府官僚机构的标准作业程序更多，因为除了由规模和复杂性引发的管理问题外，它们还必须应对在外部支持者中形成的政治制约因素。在后面几章中我们将看到，规章增加到一定程度，如果每一个行为都必须符合所有规定的话，那么就很可能什么事也干不了。尽管如此，规章还继续存在着，一方面是对支持者利益的书面保证，另一方面也是惩处那些令其失望的工作人员的工具。

第六，如果承担的任务相同，政府机构会比私营机构拥有更多的管理人员，要求更多的管理人员去监督并确保更多的制约因素得以实施。马克·A.埃默特（Mark A.Emmert）和迈克尔·M.克劳（Michael M.Crow）比较了41家政府的与46家私营的“研发”实验室。政府实验室和私营实验室的规模和建立时间差不多，但相比私营实验室，政府实验室中管理人员与工作人员的比例要高得多（几乎达两倍）。[36]在很大程度上，政府机构比商业机构更“官僚化”，因为我们——人民和我们的政治代理人——坚持要求它们这样做。

最后，如果必须实现的情景目标和应付的制约因素越多，机构的自由行动权就会更多地集中到最高领导层。在大部分组织中，一线的工作人员比上级管理人员更能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做出判断。即使上级管理人员对具体问题有所了解，也只是通过简要且延迟到来的报告才略知一二。当要完成只有一个并且明确的目标时，让一线的工作人员掌握自由权就容易得多。目标越多、越复杂，让工作人员拥有权威产生的风险也就越大。因为尽管政府机构常常承认权力下放的原则，但它们更多奉行的是中央集权的原则。如果管理人员会因一位工作人员的所作所为受到责备，那么他就会设法为后者做出决定。邮政总局的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当初归口邮政部管理时，权力高度集中；等到半自治性的美国邮政总局接手管理之后，制约因素的减少使它朝着分权管理的方向发展。[37]可是，有一些政府机构在执行任务时，其管理权无法集中——如警察局或公立学校。在这样的官僚机构里，工作人员行使决定权的必要性与一旦出错管理人员将会受到责备的必然性之间就存在矛盾，这是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互相猜疑的一个主要原因。

公共管理与私营管理

已故的华莱士·塞尔（Wallace Sayre）教授曾说，公共管理与私营管理在一切无关重要的方面都是相似的。[38]这种观点已受到很多人强烈的质疑，他们认为困扰政府部门的任何问题也同样令私营组织头疼。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他的著作《新工业国》里把这种观点做了最清晰的阐述。加尔布雷思认为，和公共机构一样，私营大公司也由“技术专家”主导，这些“技术专家”则受其官僚逻辑而非市场引导的驱使。这些公司可以控制需求（通过出色的广告）和设定价格（通过垄断一个行业），从而摆脱市场对自身的影响。这些公司的技术人员的报酬是薪水，而非利润；这些技术人员的目标是确认和维护其管理自治权。这样，公司变成了一个自主的权力中心，而不再是一家受市场驱使的企业了。[39]这样看来，公司不是一个参与竞争的资本机构，似乎更像一个政府机构了。

加尔布雷思教授的书于1976年出版，那时美国企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辉煌。书中华丽的辞藻似乎展现了一种永恒的真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有说服力的措辞变成了一纸空文。十年之中，通用汽车公司便面临着令人痛心的现实，就像加尔布雷思所说的那样：“该公司因确信消费者相信没有任何个人买家能通过拒买方式迫使其进行变革，所以不需要为汽车定价……”[40]但来自丰田、尼桑和本田的竞争赋予了个人买主极大的权力；再加上经济衰退，通用汽车公司不得不像其他所有的汽车制造厂家一样，开始采用部分退款优惠、低息贷款以及降低售价等手段。尽管美国公司做的广告仍“具有诱惑力”，但原来在市场上的地位已经消失殆尽。尽管这些公司仍“垄断”着这个行业，但它们只能眼看着利润所剩无几。

加尔布雷思所做的分析不仅未能预测到未来，而且还有更为严重的缺陷。它使许多读者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认为“所有的官僚机构都差不多”，都雇用带薪职员，深受各种繁文缛节和官样文章的束缚，竭力确保其自治权。大公司的官僚化程度当然比小企业更重一些，但在变成官僚机构的过程中，大公司还未成为政府机构的近亲。区分公共与私营组织的标准，不在于其规模，也不在于“设计”（即控制）所处环境的愿望，而在于获得并使用资金和劳动力所必须遵守的规定。通用汽车公司通过卖股票、发行债券和留存利润获取资本，而国防部则通过国会年度拨款获取资金。在遵守政府某些规定的情况下，通用汽车公司可自行决定开办和关闭工厂，而国防部则需在国会的密切监督下建立和关闭军事基地。通用汽车公司可自定管理人员的薪水标准，根据公司利润发放奖金，而国防部支付管理人员薪水的标准则由国会确定，奖金（如果有的话）与其任务的完成情况毫无关系。通用汽车公司工人的数量由其生产水平决定，而国防部工作人员的数量则根据法律和文官条例确定。[41]

如果回头看看机动车辆注册处和麦当劳快餐店情况的对比，上面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就一目了然了。假设你刚刚被任命为沃特敦注册处的负责人，你想达到麦当劳快餐店的服务水平，想改进服务质量，更好的服务可能意味着更多的花费（用于雇用办事员、购买设备和修建大楼）。那么，你的政治领袖们凭什么要给你那笔钱呢？如果这要求提高税金或由另一机构提供的话，那么其就意味着以一笔很大的开销为代价；况且拿出这些费用后，何时能够拿到利润做补偿也没有把握。如果排队的队伍短了，顾客们就会高兴，但立法人员则一无所获；人们的怨言可能会减少，但怨言只是偶发，不会对任何一位立法人员产生任何影响。恰恰相反，麦当劳快餐店不长的排队和快速的服务意味着每小时能服务更多顾客，因此每小时能赚到更多利润。麦当劳快餐店的经理可以估算出他用于改进服务质量的每一美元为其带来的边际利润；而机动车辆注册处的负责人无论花多少钱都不会产生任何有形的利润，因此，他们难以证明这笔支出的必要性。

如果机动车辆注册处要改进服务质量的话，可以采用手脚麻利、正能量十足的人，淘汰动作慢且脾气大的工作人员。可是作为政府机构管理者，你既不能随意雇用也不能随意解雇工作人员。你不能羡慕麦当劳快餐店的经理，因为他们为了雇用称职的工作人员，常常不预先通知就解雇不称职的工作人员。或者，你可能希望设立大量的培训项目（或许创办一所能与麦当劳“汉堡包大学”媲美的注册事务大学），向工作人员传递服务业的文化。但是，除非注册处规模大到立法机关不注意也不在意为此目标的花费——实际上它并没有那么大的规模——否则让别人相信这笔开支并不是浪费就十分困难。

假如你的目标是为了让注册处的顾客高兴，那么你就会从中获得乐趣；一位顾客找到你，并感谢你所做的一切，这时你可以陶醉于这值得自豪的瞬间，但很少有顾客会对你致以谢意。而麦当劳快餐店的管理者如果改进了服务，他们不但可从中获得乐趣，还会因为销售额的增加而赚得更多利润。

总有一天，你会渐渐明白，如果你使沃特敦机动车辆注册处的服务质量有了很大改进，顾客们会开始到沃特敦注册处而不去波士顿注册处。结果，你成功缩短了的队伍会再度变长。如果你希望减少客户的怨言，就不得不在沃特敦注册处投入更多资金。在过去，很难说服立法机关这么做，而到现在，则根本不可能说服立法机关。波士敦注册处工作人员充足（来的顾客不多，也没有人被解雇，这很自然），根本就不用排队，为什么要让纳税人在沃特敦花更多的钱呢？从立法机关的角度来看，恰当的开支水准并不意味着一个注册处比另一个注册处的工作更出色，而是在所有注册处，顾客的不满意程度大致相当。

最后，要记住，你的顾客别无选择：机动车辆注册处提供的服务是一种垄断，因为只有在这里才能办理汽车驾驶执照。归根到底，立法机关不会太关注对服务的“太多”抱怨。麦当劳快餐店会担心顾客们将其生意转给汉堡王快餐店或温迪快餐店，但注册处大可不必有这种担心。或许你应该做的仅仅是让自己放宽心点。

如果公共管理部门的情况都是这样的话，就会使做实际工作的人员很快且不可避免地产生玩世不恭的倾向。但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一则政府机构面临的问题各有不同，再则许多政府管理人员尽管面临这些难以应付的制约因素，但他们还是会竭尽全力做好工作。在下一章里，我们将更详细地讨论管理人员的行为。

[1] “The Registry of Motor Vehicles：Watertown Branch，” Case number C16-84-580，prepared at the 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Harvard University，1984.

[2] John F.Love，McDonald’s：Behind the Arches（New York：Bantam Books，1986），140ff.

[3] Max Weber，Economy and Society，ed.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New York：Bedminster Press，1968），vol.3，chaps. 11 and 12.

[4] William A.Niskanen，Jr.，Bureaucracy a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Chicago：Aldine-Atherton，1971），chaps. 2-4.

[5] 在其他国家，政府官员则可以享受丰厚的薪水和奢华的办公室。在一些不发达的国家，到处可见到许多政府机构花钱如流水和个人贫穷的迹象。这两者也许是紧密相连的。

[6] James S.Coleman，Thomas Hoffer，and Sally Kilgore，High School Achievement（New York：Basic Books，1982）.

[7] John E.Chubb and Terry M.Moe，“No School Is an Island：Politics，Markets，and Education，” The Brookings Review（Fall 1986）：21-28.

[8] Steven Kelman，Procurement and Public Management（forthcoming）.

[9] John T.Tierney，The U.S.Postal Service（Dover，Mass.：Auburn House，1988），101-2.

[10]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Greeting Card Publishers v.USPS，103 U.S.2727（1983）.

[11] 组合信箱（cluster box）是金属结构，它包括12～100个分信箱，通过它可将邮件送至每户居民。

[12] John T.Tierney，The U.S.Postal Service（Dover，Mass.：Auburn House，1988），94-97.

[13] John T.Tierney，Postal Reorganization：Managing the Public’s Business（Boston：Auburn House，1981），67.

[14] John T.Tierney，Postal Reorganization：Managing the Public’s Business（Boston：Auburn House，1981），68-73.

[15] John T.Tierney，Postal Reorganization：Managing the Public’s Business（Boston：Auburn House，1981），72.

[16] 18 U.S.Code 1696.

[17]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Progress and Challenges at the Defense Logistics Agency. GAO report NSIAD-86-64，Washington，D.C.，1986，p.2.

[18] Wendy T.Kirby，“Expanding the Use of Commercial Products and‘Commercial-Style’Acquisition Techniques in Defense Procurement：A Proposed Legal Framework.” Appendix H in President’s Blue Ribbon Commission on Defense Management（the “Packard Commission”），A Quest for Excellence：Final Report，June 1986.

[19] I discuss these matters in chap.17.

[20] 如法律规定，“采购总量或合同的相当一部分”必须“照顾性给予小企业”，“经济和政治地位较低的人开办的小型企业将最有机会参加任何联邦机构负责的承包项目”。［15《美国法典》637（d）（1）］根据这项法律，将其釆购的“相当一部分授予”小型企业和经济、社会地位较低的小型企业（《联邦采购条例》19.201a）。“社会和经济地位较低的人”包括（但不限于）非洲裔美国人、西班牙裔美国人、印第安人、亚裔美国人或印度裔美国人（《联邦采购条例》，52. 219. 2）。

[21] Wendy T.Kirby，“Expanding the Use of Commercial Products and‘Commercial-Style’Acquisition Techniques in Defense Procurement：A Proposed Legal Framework.” Appendix H in President’s Blue Ribbon Commission on Defense Management（the “Packard Commission”），A Quest for Excellence：Final Report，June 1986，106-7.

[22] 41 U.S.Code 10（a）.

[23] Wendy T.Kirby，“Expanding the Use of Commercial Products and‘Commercial-Style’Acquisition Techniques in Defense Procurement：A Proposed Legal Framework.” Appendix H in President’s Blue Ribbon Commission on Defense Management（the “Packard Commission”），A Quest for Excellence：Final Report，June 1986，82-83，91.

[24] 10 U.S. Code 2305（a）（4）（6）.

[25] Wendy T.Kirby，“Expanding the Use of Commercial Products and‘Commercial-Style’Acquisition Techniques in Defense Procurement：A Proposed Legal Framework.” Appendix H in President’s Blue Ribbon Commission on Defense Management（the “Packard Commission”），A Quest for Excellence：Final Report，June 1986，92.

[26]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Progress and Challenges at the Defense Logistics Agency. GAO report NSIAD-86-64，Washington，D.C.，1986，34.

[27] 5 U.S.Code 552.

[28] 5 U.S.Code 552a.

[29] 5 U.S.Code 552（b）.

[30] 42 U.S.Code 4332（2）（c）.

[31] Steven Kelman，Making Public Policy（New York：Basic Books，1987），97.

[32] Cf. Daniel A.Mazmanian and Jeanne Nienaber，Can Organizations Change？（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79）.

[33] Robert A.Carp and Ronald Stidham，The Federal Courts（Washington，D.C.：CQ Press，1985），42.

[34] David Street，Robert Vinter，and Charles Perrow，Organization for Treatment（New York：Free Press，1966）.

[35] James Q.Wilson，Varieties of Police Behavior（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70-71.

[36] Mark A.Emmert and Michael M.Crow，“Public，Private and Hybrid Organizations，” Administration and Society 20（1988）：227. This finding calls into question the claim that there a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organizations in Barry Bozeman，All Organizations Are Public（San Francisco，Calif.：Jossey-Bass，1987）. Some findings similar to those of Emmert and Crow are in Hal G. Rainey，“Public Agencies and Private Firms，” Administration and Society 15（1983）：207-42.

[37] John T.Tierney，The U.S.Postal Service（Dover，Mass.：Auburn House，1988），52-57.

[38] Quoted in Graham T.Allison，Jr.，“Public and Private Management：Are They Fundamentally Alike in All Unimportant Respects？” in Frederick S.Lane，ed.，Current Issues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2d ed. （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82），13-33. The academic literature on public-private differences is summarized in Hal G.Rainey，Robert W.Backoff，and Charles H.Levine，“Comparing Public and Private Organization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36（1976）：233-44.

[39] John Kenneth Galbraith，The New Industrial State，2d ed.（New York：New American Library，1971），chaps. 7，16-18. A more sophisticated version of the thesis that “all organizations are public” is Bozeman，All Organizations Are Public. Bozeman rightly calls attention to the many governmental and political constraints on firms without，I think，refuting the view that governmental agencies have some distinctive properties. Bozeman might prefer to say tha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firms and agencies are matters of degree，but in my view some degrees are so great as to constitute differences in kind.

[40] John Kenneth Galbraith，The New Industrial State，2d ed.（New York：New American Library，1971），46.

[41] 很多人批评加尔布雷思没有拿出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大公司通过控制需求和价格摆脱了市场。在加尔布雷思著作的修订本中，他对他的批评者做出了回应。他认为：“坚持我的论点——以亲眼所见为依据。”（第15页）这个所谓的“证据”主要指的是公司斥巨资做广告这一事实。他没有去仔细求证公司用这笔钱做了什么。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汽车制造厂商销售量减少，利润下降。如果它们的广告预算费用翻倍，它们换回的将是失去市场，并且破产。

第八章 人员

1977年的一天，在美国圣迭戈海军海洋系统中心，一位人事专家拜访了一位从事鱼雷设计的电子工程师。人事专家问：“我是来给你的工作定级的，你做什么工作？”这位工程师对这次造访感到有些厌烦，便咕哝着说：“我是搞发明的。”这位人事专家记录了这一情况，便回到了办公室。她从架子上取下《电子工程师岗位分级标准——GS-855系列》。这本书是美国文官委员会于1971年出版的，书中描述了各种不同等级的工程师应该具备的技能。当时，这位工程师已到GS-15级（美国文官制度把所有工作人员分成18个级别，从最低级的GS-1到最高级的GS-18）。[1]她断定“搞发明”不在一位GS-15级工程师的工作范围内，而可能是GS-13级工程师工作的一部分。于是，她建议这位工程师的上司降低这份工作的等级。

这位上司勃然大怒。人事专家经了解才知道这位工程师是在鱼雷制导装置中逻辑系统设计方面世界领先的专家，如果没有他，海军海洋系统中心的鱼雷研制计划就会受到巨大影响。如果将其从事的工作降低等级，他很可能会退出这项计划。

海军海洋系统中心和其他一些单位中政府人事官员和政府管理人员之间发生过很多冲突，上述工程师事件只是众多冲突——某管理人员称此为“极端仇视”——的插曲之一。部门管理人员认为，人事专家愚昧无知、爱管闲事，认为他们连工程师和电梯工也分不清楚。而人事专家则认为，部门管理人员只能纸上谈兵，不负责任，不明白要确保公平、合理且无政治偏见地对待每一位政府工作人员，就必须把各种工作分成不同的等级。用另一位官员的话说，管理海军海洋系统中心就是部门管理人员和职位分类人员之间“掰手腕”的比赛。

而在中国湖海军武器中心，事态则要严重得多。海军海洋系统中心能雇到称职的工程师，因为有很多人愿意在圣迭戈市生活和工作。可是，中国湖位于加利福尼亚沙漠的中央，与海滨相隔很远，离任何一个算得上城市的地方也有数英里之遥。同时，政府那固定工资制很难提供诱人的薪水或奖励工作出色的人员。当一位初级工程师的技术在工作中学得差不多时，就会离开这里到市郊，那里工作比较滋润，生活较好，薪水也比较丰厚。中国湖中心的一位官员痛惜地说：“我们这儿不是海军武器中心，俨然成了海军宇宙空间工程培训基地。”[2]如果说把一名工作人员从一个岗位调往另一个岗位需要一大堆文案工作，那么降低一名工作人员的级别则被认为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人事专家不愿意作为所有这些招致敌对行动的靶子，他们的工作应该是去帮助招聘和挽留出色的工作人员；而实际上，他们所做的就是完成大量的书面工作——描述工作要求和定级标准，而且文字工作一旦成行，就将存档，遭人遗忘。对海军海洋系统中心鱼雷工程师的岗位定级要求，就算进行单倍行距的打印也需五六页纸。一位人事专家回忆说：“我在中国湖从事的第一次分级工作是为一位GS-13级数学家定级，花了9个月时间才最后定下来，简直让人无法忍受！”[3]

当政府决定减少其工作人员（即“精简队伍”）时，一些规定的荒唐可笑也就毋庸置疑了。在两家海军研究实验室合并成一家新的“海军海洋系统中心”八个月之后，颁布的精简令意味着要解聘150名工作人员。（当时）文官委员会实施的精简规定，解雇人员主要根据资历深浅而非功绩大小。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要被“精简”掉，那么他（如果有资格的话）就会转而解雇一个资历较浅的人，而那个人又会解雇另一个资历更浅的人，依此类推，专业特长因素根本不在考虑的范围内。理论上讲，一位工程师会解雇指挥官的秘书，而后者则会解雇管道工。

面对所有这些制约因素，部门管理人员都会想方设法避开这个体制。他们不是把工作人员从一个职位调往另一职位——这一程序需要花许多时间走书面手续，而是把工作人员“借调”（技术术语叫“选派”）到新的岗位上去；不是解雇不称职的工作人员，而是把他们派到不受欢迎的岗位上去，希望他们会主动辞掉工作。即使他们不辞职，起码他们已不再碍手碍脚了。如果一位管理人员想提升一位工程师，但发现更高一级的职位只能给予一位有领导职责的人，那么一个小规模的新单位——比如说，由三个人组成的新课题小组——就会应运而生，以便那位被提升的工程师能够“带领”它。

人事制度

上文对海军海洋系统中心和中国湖中心的描述使用的都是过去时态，因为这两个单位的情形已发生变化。不过，大部分联邦人事制度及许多仿效联邦规定的州人事制度并未发生多大变化。《彭德尔顿法》通过后的人事制度有三个目标：根据功绩大小而非政治关系聘用政府职员；有效管理这些工作人员；平等对待同一级别的工作人员。

基本概念：何为“功绩制”？

功绩制（merit）建立在公开考试的基础之上。长期以来，这种考试常常用来测验综合能力、知识水平以及从事某种工作所需要的技能。例如，速记员和文档员等文书职位的招聘至今仍沿用这种考试方法。申请工作的人参加文字录入测试，并展示他们按字母顺序编排文档材料的能力。不过，考试之外的其他方法也可以用来考核候选人，如对其受教育程度、培训情况及阅历进行评估。对科学、技术和工程方面的工作人员的“考核”主要是评估大学学历和工作履历。

考核过程中碰到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考核那些申请管理职位的人员。对文书职位候选人可以采取模拟操作的方法测试其实际工作能力，与办公室文书职位候选人不同的是，对管理人员却无法采取有效的模拟操作方法来判断其实际工作能力。而且，考试的目的是寻找有能力成长为管理人员的人，而不是发现那些已经是管理人员的人。管理技能未必能在大学里就学到手（如果能学到手该有多好！），这与科学、工程相关工作不同。从1939年开始，文官委员会就设计了一系列的考题，用以测试候选成为政府机构GS-5或GS-7级管理人员的综合能力，其目的是要找到一种简单且经济的途径来衡量他们未来应对各种不同工作的能力。1974年，这种努力终以“专业和管理职位考试”的形式获得成功，这种考试被用来评估100多种联邦工作职位（多属管理类）的候选人。这一考试办法是由24名从事研究的心理学家花了35年时间才研制出来的。

该考试的选拔过程是这样的：参加专业和管理职位考试的人员必须是四年制大学毕业生或具有三年工作经验（事实上，几乎每个人都是大学毕业生）。40分是允许的最低分数；而要成为联邦某一职位的候选人则必须要达到70分以上（如果你大学期间成绩优异，还可以有一个公式给你加分，保证你的最后得分起码不会低于70分）。通过考试后，成绩中还可以加上退伍军人优先分（每个退伍军人增加5分，在服役期间致残的退伍军人加10分）。[4]人事管理局（前身是之前的文官委员会）列出所有通过考试的候选人的名单，按名次排序。所有伤残退伍军人自动排在名单的前面，其他退伍军人则与非军人一起排序，如果分数相同则退伍军人排列在前。如果联邦机构打算按这个名单雇用人员，必须从名单上的前三名中挑选。不过，并不是所有联邦机构都必须采用专业和管理职位考试的形式选拔人才，它们还可以通过内部提拔（如提拔一位秘书）的方法来填补管理或专业职位空缺。

专业和管理职位考试是一种综合智力测试。作为一种考试，它同其他类似的考试拥有许多相同之处，如“武装部队资格考试”（AFQT）、美国就业署（U.S.Employment Service）采用的“综合水平测试”（GATB）以及“学术水平测验考试”（SAT）。这些考试在准确地预测工作表现方面是有效的（就如同学校里学术水平测试考试那样）。没有一种考试是完全有效的；这也就是说，没有任何考试能够精确无误地预测未来的工作表现。关键问题是，与其他预测手段（如面试、证明材料的核查以及阅历的审核）相比，一次性考试的预测准确吗？

长期以来，工业心理学家们认为，大量岗位的工作情况都不能由一次性考试来预测，因此审核候选人应该主要通过为某一种岗位设计的专门考试以及面试和阅历的情况而定。最近进行的调查表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已经开展了成千上万次对各种工作所做的调查，综合的结果显示：在预测工作表现（按照管理人员对工作表现的评定等标准来衡量）方面，学者们已经能够证明各种综合智力考试优于任何一种单项工作考试。[5]这些研究还表明，任何一种能力测试都比诸如面试这样的评估方法更为有效。

采用专业和管理职位考试的前五年，100万人中有近3/4的人参加了这种考试，通过考试的人中有35000多人受聘。后来，一位联邦法官下令停止使用这种选拔程序。1979年1月，非洲裔和西班牙裔美国人的律师代表宣称，专业和管理职位考试歧视少数族裔，违背了1964年《民权法》的第七款。一项调查对1978年参加专业和管理职位考试的人员进行抽样，结果表明（在未加上退伍军人优先分的情况下）42%的白人分数高达70分或70分以上，只有5%的非洲裔美国人和大约13%的说西班牙语的美国人得了70分或70分以上。[6]

这起诉讼案从未受到审理。联邦政府和诉讼律师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谈判。就在1981年1月9日，里根政府就任前十一天，卡特政府提出了一项法律提案，要求三年之内废除专业和管理职位考试。人事管理局同意用不同的选拔步骤来取代专业和管理职位考试，这些步骤将会“尽可能地消除对非洲裔美国人和说西班牙语的美国人带来的不利影响”并且会“合理、公平地考核本应参加专业和管理职位考试的求职人的相应能力”。[7]乔伊斯·格林（Joyce Green）法官批准了这项法律提案。

考试被废除之后，各机构通过三种途径招聘初级管理人员。首先，为某些专业岗位设计专项工作试题。但设计出一套合理的试卷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因此只有部分专业岗位（到1988年有16个）有相应考卷。需要花数十年的时间为其他上百种管理职位设计试卷。第二，允许政府机构不经考试直接任命专业人员。这多少有些讽刺。为了增加少数族裔就业机会，法院通过一项规定（专业和管理职位考试），即不允许政府机构领导人根据个人爱好、偏见雇用人员，而采取“B类任命”程序。这给机构领导人按照自己的标准（或根本没有任何标准）选人提供了机会。而在对全国财政工作人员联盟提出的一项诉讼案的审理中，一个联邦法庭则宣布B类任命程序不合法。第三，各机构通过内部提拔的方法填补管理或专业职位的空缺。

人事管理局公开否认废除专业和管理职位考试造成的严重问题。但私下里，一些高级官员说废除考试导致初级管理人员素质下降。一位机构领导人把这种素质下降形容为“恶性循环”，但有些机构领导人则不同意这种说法。事实上，就连人事管理局也无法断定联邦工作人员的素质是提高了还是变低了，或是没变化。虽然该制度的创立是为了帮助政府基于成绩来招聘新员工，但没有收集任何数据也没有做任何调查来证明所招聘人员的业绩是如何变化的。[8]不过，提及这件事的人事管理局官员和大部分从事研究的心理学家认为，由于专业和管理职位考试是一种已被证明可以预测工作能力的手段，它的废除也就意味着联邦政府无法确保如下事宜：有才能的候选人优先于能力稍逊的人受雇于政府。1986年，对21000名联邦工作人员的调查表明，在政府官员中，认为新的求职人员的素质有所下降的人数，要远远多于认为素质提高了的人数。[9]

与此相反，废除专业和管理职位考试之后，机构领导人则对他们享有的那种新的自由感到非常满意。许多人认为，B类程序允许他们无须经过烦琐的程序快速聘用人员，并且可以更大胆地选用需要的人才。由于这种权力的下放，非洲裔和西班牙裔美国人被雇用的比例开始上升。[10]

寻找一种新的选拔程序开始了。据1988年6月的公告，这种探索有如下几个组成部分。首先，对每类相似的职位，采用书面考试的办法。为100多种专业岗位逐一设计一套试题所需费用太高，尽管这样，还是可以为一些密切相关的岗位设计出一套试题。第二，通过“个人考绩档案”来评价每位候选人的素质，即通过问答题的形式，衡量每位候选人利用所获机会取得的成绩，对其工作习惯、工作经历、实际成绩和业余活动做出评价。第三，机构领导人可以自由聘用优秀学生。政府机构可以不经考试直接雇用所有平均学分值达到要求（直到1989年为止，人事管理局尚未决定应为3.0分还是3.25分）的大学毕业生。人事管理局进行的调查表明，“个人考绩档案”和大学平均成绩能相当准确地预测一个人的工作能力。[11]

人员的管理：定级、评估和工资制度

选择在政府机构中工作，就意味着必须顺着人事管理局手册中规定了的多达18个工资等级（GS-1至GS-18）的职位往上爬。负责招聘并管理工作人员的管理人员通常不解释关于岗位工资的规定，而是由受过人事管理局手册使用培训的人事官员负责。描述打字员或档案管理员岗位并为之分级并不会碰到多大的困难，而一旦涉及诸如前述两个海军实验室的情况所反映的那种从事复杂工作的人员，各种各样的问题就会接踵而至。

要想体会到人事工作的奥秘，必须阅读实际岗位分级标准。起薪（1989年）为33169美元的GS-11级电子工程师具备“运用多种工程概念和程序的广泛知识”；起薪为37294美元的GS-12级电子工程师能够“把深奥的、多种多样的知识运用于非同寻常的或高难度的工作”；起薪为41121美元的GS-13级电子工程师“是其专业领域中知识极为渊博的专家”，且“善于革新并具有独创性”。[12]就连才华横溢的《圣经》研究者也无法解释清楚“多种的……广泛的”知识与“深奥的、多种多样的”知识之间的区别，或阐明一位GS-13级工程师“善于革新并具有独创性”比GS-12级工程师从事“非同寻常的”工作多值3827美元的原因。

同一级别（如GS-12级）的工作人员则按不同“档”增加工资。理论上讲，增加工资需要得到工作良好的评语，但实际上几乎每个人都能获得令人满意的评语，因此，每上升一档只不过是耗一段时间而已。如果某人在一个级别上时间很久，并已升至该级别工资的最高档，那么要再增加工资就必须晋升到更高一级（当然，整个工资档次调整除外）。但是，升档需要人事管理局批准，这又回到了岗位分级标准模糊（但冗长）的话题上了。

如果一位管理人员想对一个工作人员进行调岗，那么这个管理人员首先必须弄清那份新工作与这位工作人员现有工作的等级是否相同（譬如说GS-12级），否则，若要晋升到GS-13级，这位管理人员就必须得向人事管理局证明这是应该的。而要这么做，这位管理人员就必须在岗位分级标准中找到能说明晋升合理的理由。这也就是说，管理人员得花大量时间逐一记住每一个抽象的词语，花大量精力和时间用华丽的辞藻来撰写推荐书，并与岗位定级人员辩论。

1978年，国会通过了《文官制度改革法》。在某种程度上，这部法律旨在推行（在一个级别上）按功绩付酬，而非按资历付酬，同时增加高级文官岗位调动的灵活性。《文官制度改革法》设立了一种新的政府工作人员档位——“高级行政官员”，这些职位由文官最高3个级别（GS-16、GS-17和GS-18）以及其他对等岗位上的职业和非职业文官任职。高级行政官员每年按其工作表现可获得相当于薪水20%的奖金（一个机构支付的全部奖金不得超过其发放给高级行政官员工资额的3%）。另外，总统授予的“优秀”和“杰出”行政官员每年可得到1万美元或2万美元的奖金。最后，《文官制度改革法》规定，中级管理人员（GS-13、GS-14和GS-15）实行功绩工资制。1978年以前，这些级别的工资差异体现的只是工龄，任何其他方面的因素几乎都不予考虑。现在，一位官员年薪增加数额则反映其工作表现。

几乎没有事实表明奖金或功绩工资制已对政府机构的行为产生大的影响。首先，奖金主要基于个人的表现而非机构的表现。[13]一位高级行政官员可能出色地完成了自身的任务，但这个机构的工作可能很糟糕。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许多公司把个人奖金同组织成就联系起来，这样的话，酬金支付不仅要看个人努力，也取决于公司的利润。而且，高级行政官员认为，就连个人表现的标准也不公平，或者说毫无意义。1982年对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的韦瑟黑德管理学校所做的调查表明，在接受调查的政府机构中，大部分高级行政官员对奖金持漠不关心或无所谓的态度，他们认为奖金要么随机发放，要么是受青睐的领导人员的报酬。部分原因可能是，机构领导人常常是给许多人发放小额奖金，而不是给少数人大额奖金。机构领导人这样做是想减少不满情绪，同时也缘于他们难以对工作人员的表现做出评价。[14]与此类似的是，1982年在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学院进行的调查发现，大部分中级官员怀疑功绩工资制的益处。由于投入的钱很少，普通工作人员和出色的工作人员之间的工资差额也很小。同高级行政官员的奖金一样，按其功绩，大部分官员有资格加薪，但数额很小。[15]

虽然工作人员和官员双方有时在原则上赞同功绩工资制，但实际上往往不喜欢这种制度，这无疑增加了将工资与表现挂钩的难度。尽管海军海洋系统中心的工作人员已逐渐接受了功绩工资制，但相比根据管理人员的评价提拔人员的做法，其他许多政府工作人员更喜欢按资历取酬和按“客观的”考绩升迁。学校教师一般都反对功绩工资制；警察大部分要按书面考核及资历的方式，而不是按局长和分局长的看法获得晋升。无论在哪里，你都会发现有政府工作人员利用他们这种（通常是很大的）影响力来削弱管理人员对工资方案的干预。你可能会猜想，在私营公司中人们也会这么做（在按工会合同研究工资的范围内，他们确实会这么做），但公司并不是立法机关，工作人员无法施加影响。而且，公司常常能够证明，事实上某些工资方案（如奖金制度）确实达到了节约成本或增加销售量的目的。

许多管理人员同样不喜欢按表现付酬的某些方面。尽管他们愿意以业绩为基础提升下属人员，但以此为基础分配工资则属冒险之举。这就意味着，以后继续共事的许多人要被区别分类，而这种分类本身并不能自圆其说。每当要对下属做出考核评价时，任何填写过工作人员考评表的人都知道，在标有“优秀”或“优良”字样的小方格上画钩的诱惑力有多么大（正如每一位教授都知道在推荐毕业生求职时使用这类评语有很大的吸引力一样）。我们当中几乎所有人都想得到别人的喜爱；我们都不会喜欢令人不愉快的场面或是难看的脸色（记住，考评表要同工作人员见面）。讨人喜欢的评语容易给，因为给这样的评价并不花人们任何力气——这种宽宏大量不会给我们的薪水和我们部门的预算带来不利影响。当然，如果这样做或提升素质差的工作人员会害了我们自己……假如我们的组织正在为生意而竞争或我们自己的工资取决于我们部门的效率——那么我们通常会有勇气做出强硬的选择。在政府内，不能把机构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评价会影响到这个机构的每一个环节，因此，规则取代了实际表现，成了管理人的基础。

免职

与人们的普遍看法完全不同的是，解除一位政府工作人员的职务并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只不过难度很大而已。

针对自己所在单位对自己采取的不利行为，在富有竞争性的机构中工作的大部分联邦工作人员都有权利提出上诉。这些不利行为包括开除、降职、不给增加级别内的档次工资或在一段时间内停薪留用等。如果申诉的话，申诉人需要向功绩制保护委员会设在当地的办事处提出，该办事处再把案子交派给行政法官办理。行政法官会尽力解决争端；如果未能做到这一点，那位受到侵害的工作人员（申诉人）有权要求召开一次由双方提供证据的听证会，并向宣过誓的证人进行调查。行政法官将在120天之内做出判决。无论是这位工作人员还是其所在机构都可以针对这一判决向功绩制保护委员会（由总统任命的三位官员组成）提出上诉。该委员会可能会决定再举行一次听证会，并做出裁决。之后，上诉人还可以针对委员会的裁决向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提出上诉（如果控告涉及歧视的话，则可向就业机会均等委员会[16]提出上诉）。

截至1987年9月30日的一个年度中，功绩制保护委员会的行政法官审理了约6500件案子，其中拒绝受理的约占1/3（通常是因为没有裁决权）；在剩余的案子中，被解决的数量约占1/3（通常是通过上诉人和机构之间的谈判来解决）。在剩下的2500件未经正式判决的案子中，上诉人胜诉的案子不到1/4。许多败诉的人向功绩制保护委员会提出上诉，其中大多数人再次败诉。从统计资料来看，机构将工作人员开除或降职的决定最终大都能够维持。[17]

但是，这种漫长的上诉过程需要耗掉大量的费用和时间，所以机构的行政长官不愿意对任何乐于起诉的工作人员采取不利行为，除非该人有严重的渎职行为或其表现差到不得不采取不利行为的地步。行政法官做出一项判决平均需用75天时间，如果还要上诉的话，功绩制保护委员会复审此案还需149天时间。目前，还没有数据表明法院做出判决需要多少天时间，不过那很可能不是个小数目。[18]

代价高昂的事件发生的频率不会很高，所以对工作人员采取不利行为的数量也并不多。1987年试用期满后因渎职、表现欠佳或两者兼而有之被开除的工作人员大约有2600人（另有2500名工作人员未受惩处便自动辞职了。[19]）。谁也不知道具体有多少工作人员受到了功绩制保护委员会的保护，但可能至少有200万人，也就是说每1000人中只有不到2人被开除。

改革文官制度

在1978年的《文官制度改革法》中，有一项鲜为人知的规定，这条规定授权人事管理局实施“示范工程”以察看人事制度的改革能否提高联邦管理服务的水平。类似的实验进行了不到10次，但没有一次能够持续五年以上，每个试点最多影响到5000名工作人员。

如果不是海军武器中心和海军海洋系统中心的人事官员拼命争取，这条规定很可能仍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前者不能招聘到足够称职的工程师，后者则在两个独立的实验室改组成海军海洋系统中心后，针对如何重新编写职位说明和分级标准，人事官员与职业官员展开了激烈争斗。

结果便有了“海军示范工程”，海军武器中心地点确定之后，该工程通常被称为“中国湖试验”（China Lake experiment）[20]，目的就是授予职业官员以更大的权力来调动、提升和奖励下属。具体做法是：把实验室所有的工作分为5大岗位（专业、技术、专家、行政和办事员），并把18个一般行政级别归并为（依不同的岗位系列而定）4个、5个或6个大的工资级别（或“等级”）。[21]两个实验室约有5000名工作人员，其中大部分（不是全部）科学、专业和技术人员参与了示范工程。

管理人员在很多方面受益。在海军海洋系统中心，管理人员收到的不再是用好几页纸写成的对每一岗位的详细描述，而是一页有关某一职业的简要说明。在为某一岗位划分等级时，管理人员只需复印一份简化说明，附在岗位表后面，然后在表中的职位栏目上打钩。当他们招聘新人时，他们可根据市场调节灵活地决定新来人员的工资级别。管理人员不用说明理由，便可将工作人员晋升至一个新的级别或将其调到管理岗位，并可在每一工资级别范围内给表现突出的人员提高工资。管理人员可自行分配拨给他们的专款，款项可用作提高工资以资鼓励，也可用作一次性奖金奖励突出的表现。这笔专款的数目和有关他们使用这笔钱的规定使其无法给每个人增加工资或发放奖金，因此管理人员只好根据工作表现来发放奖金。假如必须精减人员的话（海军海洋系统中心和海军武器中心至今未精简过人员），高级工作人员只能把自己专业系列中的其他人从其岗位上裁掉，而裁员主要看对工作表现的评语，其次才看资历。

这次试验很快就受到了管理人员的欢迎，工作人员也逐渐接受。[22]人事官员和职业官员之间的游击战结束了。前者不再像警察一样告诉管理人员不做什么了，后者也不必在完成任务的时候被迫应付或回避规定了。这两个海军实验室真正地把工资基于功绩之上，即奖励表现出色的人员而不是表现欠佳的人员，这一点与《文官制度改革法》批准的一般功绩工资制不同。

人事管理局做出的评价进一步鼓励了工作人员从事实际工作的热情。人事管理局比较了八年来加利福尼亚州两个实验室的情况与东海岸的两个类似海军实验室的情况，发现中国湖海军武器中心向工程师提供较高的起薪及较快晋升的机会，能够更有效地在竞争中招聘到工程师。示范工程实施的前五年中，西海岸实验室人员补缺率下降了，而东海岸实验室人员补缺率则与以往一样。[23]更重要的是，有可能离职的人员本身发生了变化。无论在试验型实验室还是在控制型实验室中，相比工作水平低的人，工作水平高的人离职的可能性更小，其中试验型实验室比控制型实验室的情况更好。[24]圣迭戈海军实验室（海军海洋系统中心）管理人员一致认为，正是示范工程帮助他们维持或提高了技术人员的素质。

所有这一切都需要花钱。加利福尼亚示范实验室的工资额比东海岸控制型实验室增长得快。[25]但这不足为怪。如果一个组织的目标只是减少其工资的话，就只能雇用低价人才，一旦开始大笔赚钱，该组织就会裁掉资历较深的人员，雇用新人。当然，质量会受到损害。要保证质量，你就得聘用最出色的人员，并且尽量长时间地留住他们，即使工资福利优厚也应如此。加利福尼亚的示范实验室正是这么做的。

抵制变革

既然较为灵活的人事制度受到了管理人员、工作人员以及人事管理局的一致称赞，你也许会以为联邦政府会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推行这一制度。

人事管理局向立法机关呈送了一份议案，这份议案允许其他机构采取中国湖-圣迭戈方案的形式，但不做硬性要求。然而，国会没有反应。这样的议案或类似的东西也许能够获得通过，但它首先必须克服一些利益集团的反对。联邦管理人员协会在其2万名中级文官中进行了民意测验，发现70%的人反对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中国湖-圣迭戈工程模式的功绩工资制。[26]许多联邦工作人员工会也表示反对。总审计局一位研究示范工程的人说：“我不敢确定我们的现行制度究竟有什么不好。”[27]

部分阻力也许反映出了单方面的惰性。正如圣迭戈的一位人事官员对我说的那样：“那些属于守旧派的专业分级员墨守成规。”这些官员反对下放行政权。对他们而言，联邦人事制度应该集中在中央进行管理，否则就不叫制度了（当然，一种中央集中管理的制度的要求就是发行一本厚达6000页的人事手册）。但是，起作用的远不止惰性和旧习。工作人员工会也对功绩工资制持怀疑态度（如果说不是彻头彻尾地反对的话）。按资历支付工资要安全些，这样做把管理人员的权力减少到最小。一些国会议员担心，行政权力下放会导致同工不同酬，如同类工程师在美国的不同地区会拿到不同数额的工资。当然，他们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地区不同，工资的等级也各不相同。但一位企业经理能够理解的东西，在国会看来却成了一种威胁，因为议员们认为选民受到不公平待遇会转而抱怨他们。最后，里根政府做出决定：任何新的人事制度“费用不变”——花费不超过现行制度。许多人认为，这意味着如果玛丽·史密斯因其出色表现得到了奖金，那么这笔钱很可能来自约翰·琼斯的腰包。这样一种一方得益而引起另一方相应受损的游戏并不英明。

官僚化与专业化

任何一种政府人事制度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都会归因于选择官僚化还是专业化的工作方式。官僚化下的规定详细说明雇用什么类型的人员，如何管理他们，以及让他们从事什么工作等；专业化下的规定详细说明雇用什么样的人员，但工作人员或其直接上司有极大的自主权，去决定这些被聘用的工作人员该做什么工作以及如何管理他们。正如我们在第四章看到的，一种专业就是这样一种工作岗位：在此岗位上，工作人员的行为将受到某一个外在集团的极大影响，这个集团的成员则是那些同行专家，他们指导培训、评估工作情况、制定标准。医生、经济学家和工程师，绝大部分都是专业人员，办事员、调查人员和临时合同工作人员则不属此类。专业人员应该置顾客的幸福或对真理的追求于个人利益之上。社会大量投资于培训专业人员，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顾客——如内科病人——不能对他们接受的程序的质量做出评判。

在政府机构里，专业人员的地位极不正常。一方面，许多专业人员被雇用是因为他们能够将深奥的知识用于自己的工作中——因为他们知道如何处理那些别人不容易学会但必须做的事情，也因为他们会根据专业规范调整自己的行为。另一方面，民主的政府要求承担行政责任。这就是说，在做出重大抉择时，任何人都不能得到完全信任而不受法律和行政制约因素的限制。

这种不正常的问题通常是这样解决的：为了获得专门知识而雇用专业人员，但拒绝给予他们认为自主并灵活运用知识的权力。许多政府工作的完成情况事先无法详细描述，这就致使在任务完成之后仍无法评判完成的质量。我们无法告诉海军海洋系统中心的GS-15级工程师如何设计鱼雷制导系统，但起码我们可以判断出设计的系统能否制导鱼雷；我们无法告诉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哲学教授如何上哲学课，而且在其授课之后我们也无法判断这堂课上得是好、是差还是一般。

联邦人事体系中最大的斗争就是争夺自主权——允许当事机构官员做决策并允许专业或准专业人员自己处理工作。如果政府只由办事员组成（曾一度如此），我们就不会停止争论是否应该在全国范围内采用中国湖试验的模式了（虽然管理人员只要拥有较大的权力雇用和解雇办事员，对办事员的管理也会有所改善）。人事制度创建于19世纪，那时我们确实拥有一个由办事员组成的政府。现在的人事制度必须应付一个由工程师、科学家、律师、医生、经济学家、审计员和教师组成的政府。

教师的问题尤其棘手。他们在高等学府接受培训以完成其至关重要的任务，但这种培训不易于让人们观察或做出准确的评判。许多评论家怀疑那些教师在高等学府所学的东西是否可以满足其必须从事的工作的需要，同时也怀疑教师能否根据自己的判断或者同行的监督来决定他们的工作方式。在许多人看来，教师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准专业人员，因此必须将他们当作官僚机构人员来管理。

在美国，钟摆在促使公立学校教学官僚化和专业化两种努力之间摆来摆去。与此相反，私立学校的教学则一直处于几乎完全由市场调节的状态：个人所有的私立学校始终能够自由地雇用所需要的人员，这些学校的委托人（家长）也能够自由地选择自己喜欢的学校（只要私立学校达到政府制定的某些最低标准）。

19世纪初，随着公立学校运动的兴起，霍瑞斯·曼（Horace Mann）以及其他人士试图促进教学专业化。[28]第一家“师范”学校或教师培训学校创建于1839年。19世纪末开始的“进步运动”迫切要求教学成为一种类似法律和医学的职业；为达到这一目的，它支持各大学创办了教育学院，但教育学从未获得法学或医学那样的地位。在大学内部，教育学院总是因为缺少大学文科包含的或其他专业学院具有的课程内容而遭到批评。[29]另外，因为教育学院的毕业生主要受雇于当地政府（而大部分律师和医生则受聘于私营企业），总有一种强大的习惯势力把教师视为官僚机构人员，即那些由中央集权部门指定和控制的人。

全国性危机或精英们热情转移[30]的结果导致人们不断地想这么做：1957年苏联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引起了人们对数学、科学和外语培训的极大重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学校中取消种族隔离，这种危机促使联邦进行了立法，目的是提高招收自身条件较差和少数族裔学生的学校的教学质量；20世纪60年代末大学入学分数下降，激发了公立学校回到“基础知识教学”上去的要求；移民和残疾人数量日益增加，产生了让学校提供使用两种语言和针对“特别需求”的教育的要求；公众因校园内犯罪现象而产生的不安，为确保安全、保护学生权利或二者兼而有之，强制实行了一些新的做法。所有这些压力共有“一种倾向：用外来权威——社会科学方法、大学研究专家、规章要求及法律准则——取代教育工作者的权威和专长”。[31]

因为各州和联邦政府及其在公众中的支持者不信任关于教师专业化的判定，所以教师被官僚化了。但正如理查德·埃尔莫尔和米尔布里·麦克劳林特别指出的，这种不信任给人们提出了一个难题：“改革的命运最终取决于那些不被信任的人。”[32]官僚化采取了如下这种形式：不仅详细说明谁可以成为教师，而且还规定教师该做些什么。他们必须更频繁地对学生进行考试，按新设置的数学和自然科学课程上课，更详细地汇报活动，并改变授课方式（使用计算机、分组教学、外语教学或其他方式）。琳达·达林-哈蒙德和巴尼特·贝里的研究报告说，1969～1974年，各州的立法机关起码制定了66条法律，要求或鼓励学校采用新的管理、预算、计划、考核和考试程序。到1983年时，38个州已批准把学生能力考试作为毕业的必要条件，所有50个州都为公立学校制定新标准的形式做了一些工作。[33]

20世纪80年代中期，钟摆开始摆向另一个方向。针对全国将缺少出色的教师这样的警告，各州的立法人员感到惊恐不安，开始通过旨在吸引更多的教师及提高在职教师质量的议案。吸引人才的措施包括加薪、提高地位和权威，同时提高资格要求。到1986年年中时，有46个州已在使用或设计了全州教师能力考试，而且教师的薪水自1980年以后已增加了35%以上。26个州已制定政策，要求把达到某一最低考核成绩或考试分数作为参加教师培训项目的先决条件。几十个州已增加了预备教师用于学习专业课程或“学术”课程（尤其是大学文科课程）的学时。[34]一些州甚至考虑要求预备教师在开始教师培训前，先在一家四年制的文科大学拿到一个学士学位。有几个州现在把教师资格证书限定于其精通的一门学科（如数学或物理），而不是授予他们一个涉及面广泛的通用证书。[35]

除4个州以外，所有的州现在都要求进行教师能力考试。其中有一种考试叫作“全国教师考试”，目前起码有20个州在使用。与专业和管理职位考试一样，在全国教师考试中，少数族裔人士不如白人考得好，这就导致了法院对使用这种考试的异议。另外，教师团体申诉这些考试的项目同兽医或建筑师考试一样，一直是由政府机关或考核组织的非专业人员设计出来的。一些州正考虑建立教师委员会来设计并实施考试。[36]

一旦拿到了证书，这些新教师将按照越来越严格的要求进行见习，见习期间的工作将受到评判。通过了考核之后，他们也不会像以前的教师那样得到一份永久或终身证书；相反，现在有32个州要求他们通过进修或在职培训更新证书。[37]除了这些变化之外，一些教育改革的提倡者，如卡内基教育和经济论坛、全国学校董事协会，一直急切要求给予学校校长和教师更多的自主权。[38]这股新的改革浪潮反映出教学应该专业化而非官僚化的信念。这就意味着教师做些什么将更多地由教师自己及第一线主管人——校长来确定。

达林-哈蒙德和贝里巧妙地概括这种变革如下：“第二次浪潮中的改革者们建议更严格地管理教师……以此换取下放教学权。”[39]这种变化产生的原因在于承认了“改革如果仅仅注重具体内容和教学方法，那只能从表面上对实践产生有限的影响”。[40]

然而，与20世纪50年代一样，现在也没有理由认为钟摆摆到专业化这一端之后就将停止。公立学校的教学一直受到对公众意见敏感的政客们的控制。这就是说，无论利益集团自称代表公众提出什么样的要求——使用双语、新的数学、计算机扫盲、控制犯罪、性教育等，教师的自主权都会受到制约。

公立学校在推行工作表现或功绩工资制时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这表明针对下放权力、实行专业化及授予教师自主权等做法，人们目前的热情具有不稳定性。通过调查32个学区对教师的考核方法，阿瑟·E.怀斯及其同事没有发现很多成功的经验。共同问题是教师的敌视与校长的消极态度。[41]他们发现，有4个学区获得过成功并值得研究。在这4个学区，教育领导人能力非凡，积极性很高。在教师们的积极配合下，他们设计了一套适合于社区和学校特点的工作成绩考核制度。[42]简而言之，当有才能、富于奉献精神的人在社区的积极支持下发挥作用时，是可能办好公立学校的。了解这种可能性固然好，但期望其在处处都会成为现实就是奢望了。

小结

为政府工作的人们总是希望在不受过多制约因素束缚的情况下自由完成自己的任务，但他们却抵制根据其工作表现来考评及奖励他们。最近，越来越多的专业及准专业人员受聘进入政府部门，再加上立法、司法因素对政府工作的制约开始增加，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尖锐了。任务变得越复杂，工作人员就越想得到更多的自由；随着制约因素的增加，他们对管理人员（负责实施这种制约）或政治制度（促使形成了制约因素）会越来越不信任。

当政府工作人员对自己面临的压力采取守势或敌视态度时，政客及利益集团便把其守势误作胆怯，将其敌视误作造反，因而容易加入攻击他们的行列：嘲笑政府工作人员目光短浅、专门利己且无能无为。而被攻击的对象自然会感到不满，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这种嘲讽性攻击并不能反映真实情况。[43]

管理人员被夹在工作人员和政客之间，他们面临的挑战和应付的方法将在下一章中探讨。

[1] GS是“General Schedule”的缩写。

[2] Quoted in Larry J.Wilson，“The Navy’s Experiment With Pay，Performance，and Appraisal，” Defense Management Journal（Third Quarter，1985）：30.

[3] Quoted in Larry J.Wilson，“The Navy’s Experiment With Pay，Performance，and Appraisal，” Defense Management Journal（Third Quarter，1985）：32.

[4] 阵亡或残疾军人的母亲和配偶也有资格另外加10分。GS-9级或高于此级别的科学和专业职位则不采用退伍军人优先制。

[5] The leading works are the meta-analyses by Hunter and Schmidt. See in particular J.E.Hunter and R.F.Hunter，“Validity and Utility of Alternate Predictors of Job Performanc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96（1984）：72-98；F.L.Schmidt and J.E.Hunter，“Development of a General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Validity Generalization，”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62（1977）：529-40；J.E.Hunter，“Cognitive Ability，Cognitive Aptitudes，Job Knowledge，and Job Performance，”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29（1986）：340-62；J.E.Hunter，Test Validation for 12，000 Jobs：An Application of Synthetic Validity and Validity Generalization to the General Aptitude Test Battery，report prepared for the U.S.Employment Service of the U.S.Department of Labor（1980）. The ability of cognitive tests to predict job performance is reviewed in a special issue of the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see especially the summary essay by Linda Gottfredson，“Societal Consequences of the g Factor in Employment，”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29（1986）：579-410.

[6] Angel G.Luevano et al. v.Alan Campbell et al.，Civil Action No. 79-0271，“Order Granting Final Approval to the Consent Decree，”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1979），p.6.Hereinafter cited as “Decree.”

[7] Decree：16.

[8]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Federal Workforce：A Framework for Studying Its Quality Over Time，report GAO/PEMD-88-27（Washington，D.C.：GAO，August 1988）. See also Carolyn Ban and Patricia W.Ingraham，“Retaining Quality Federal Employees：Life After PAC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48（1988）：708-18.

[9] U.S.Merit Systems Protection Board，Federal Personnel Policies and Practices：Perspectives from the Workplace，report to the President and the Congress，1987，p.17.

[10] Career Entry Group，U.S.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Hiring Professionals for Federal Careers：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a Plan to Meet Future Staffing Needs，” paper（February 1988）：10-11.

[11] Patricia A.Harris，The Effectiveness of Grade Point Average and Level of Education in Predicting Performance in the Workplace：A Lay Summary of Findings，report OPRD-88-1（Washington，D.C.：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August 1988）.

[12] U.S.Civil Service Commission，Bureau of Policies and Standards，Position Classification Standard for Electronics Engineering Series GS855（February 1971）：15，20，25.

[13]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Testimony of the Comptroller General on the Impact of the Senior Executive Service（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83）：2.

[14] Organizational Assessments of the Effects of Civil Service Reform，Third Year Report for Fiscal Year 1982，submitted to the U.S.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 by the Department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Weatherhead School for Management，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Contract OPM-23-80）：170-74.

[15] Organizational Assessments of the Effects of Civil Service Reform，Third Year Report for Fiscal Year 1982，submitted to the U.S.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 by the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University of Michigan（Contract OPM-22-80）：240-58.

[16] 如果工作人员因肤色、种族、性别或个人残疾等原因受到歧视的话，可以向就业机会均等委员会（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提出上诉，控告机构做出的人事决定。该委员会的审查人员会举行一次听证会，让双方提供证据并听取证词。这位工作人员还可以向法院提出上诉。

[17] U.S.Merit Systems Protection Board，A Study of Cases Decided by the U.S.Merit Systems Protection Board in Fiscal Year 1987，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and Congress，n.d.

[18] U.S.Merit Systems Protection Board，A Study of Cases Decided by the U.S.Merit Systems Protection Board in Fiscal Year 1987，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and Congress，n.d.

[19] Data supplied by the 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

[20] 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Proposed Demonstration Project：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Pay，Performance Appraisal，and Position Classification for More Effective Operation of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Federal Register 45（April 18，1980）：26504-44.

[21] 例如，所有GS-9、GS-10和GS-11的工程师被一起分在第二工资等级，一位工作成绩突出、刚刚升到GS-9级的工程师的工资可以在此工资级别中得到提升，他可以在未被调往新的工作岗位、未被授予管理职责或未被晋升到一个新级别的情况下拿到相当于GS-11级工程师的工资。

[22] Larry J.Wilson，“The Navy’s Experiment With Pay，Performance，and Appraisal，” Defense Management Journal（Third Quarter，1985）.

[23] Brigitte W.Schay，“Effects of Performance-Contingent Pay on Employee Attitudes，” Public Personnel Management 17（1988）：244，248；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OPM），“A Summary Assessment of the Navy Demonstration Project，” Management Report 9（unpub.report of the Research and Demonstration Staff，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February 1986），41；OPM，“Turnover in the Navy Demonstration Laboratories，1980-1985，” Management Report 11（December 1988）；OPM，“Effects of Performance-Based Pay on Employees in the Navy Demonstration Project，” Management Report 12（December 1988）.

[24] Brigitte W.Schay，“Effects of Performance-Contingent Pay on Employee Attitudes，” Public Personnel Management 17（1988）：244，248；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OPM），“A Summary Assessment of the Navy Demonstration Project，” Management Report 9（unpub.report of the Research and Demonstration Staff，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February 1986），41-42.

[25] 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Salary Costs and Performance-Based Pay Under the Navy Personnel Management Demonstration Project：1986 Update，” Management Report 10（unpub.report of the Research and Demonstration Staff，Personnel Systems and Oversight Group），chap.1.

[26] Susan Kellam，“Remaking the Grade，” Government Executive（November-December 1987）：14.

[27] Quoted in Susan Kellam，“Remaking the Grade，” Government Executive（November-December 1987），18.

[28] 下面的段落中，我大量使用了兰德公司的琳达·达林-哈蒙德（Linda Darling-Hammond）、巴尼特·贝里（Barnett Berry）、阿瑟·怀斯（Arthur E.Wise）、米尔布里·麦克劳林（Milbrey W.McLaughlin）、理查德·埃尔莫尔（Richard F.Elmore）和哈里特·伯恩斯坦（Harriet T.Bernstein）几项研究的成果，在此表示万分感谢。

[29] Lawrence A.Cremin，The Genius of American Education（New York：Vintage Books，1965），104.

[30] 这些精英的热情有时使人们做出使教学官僚化的古怪尝试。1910年，卡内基促进教学基金会聘用了效率学专家弗雷德里克·W.泰勒的门徒莫里斯·L.库克（Morris L.Cooke），请他调查大学的教学情况。他在报告中建议教授们使用标准化教案以提高大学的效率。一位评论家说，库克的报告“读起来就好像其作者曾在肥皂厂里受过教育”。See Samuel Haber，Efficient and Uplift（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4），65-66；Raymond E，Callahan，Education and the Cult of Efficienc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2）.

[31] Richard F. Elmore and Milbrey Wallin McLaughlin，Steady Work：Policy，Practice，and the Reform of American Education，R-3574-NIE/RC（Santa Monica，Calif.：Rand，1988），34.

[32] Richard F. Elmore and Milbrey Wallin McLaughlin，Steady Work：Policy，Practice，and the Reform of American Education，R-3574-NIE/RC（Santa Monica，Calif.：Rand，1988），34.

[33] Linda Darling-Hammond and Barnett Berry，The Evolution of Teacher Policy，JRE-01（Santa Monica，Calif.：Rand，1988），2.

[34] Linda Darling-Hammond and Barnett Berry，The Evolution of Teacher Policy，JRE-01（Santa Monica，Calif.：Rand，1988），4，11，15.

[35] Linda Darling-Hammond and Barnett Berry，The Evolution of Teacher Policy，JRE-01（Santa Monica，Calif.：Rand，1988），18.

[36] Linda Darling-Hammond and Barnett Berry，The Evolution of Teacher Policy，JRE-01（Santa Monica，Calif.：Rand，1988），23-30.

[37] Linda Darling-Hammond and Barnett Berry，The Evolution of Teacher Policy，JRE-01（Santa Monica，Calif.：Rand，1988），31-36.

[38] Among these reports were：A Nation Prepared：Teachers for the 21st Century（New York：Carnegie Forum on Education and the Economy，1986）；Tomorrow’s Teachers（East Lansing，Mich.：The Holmes Group，1986）；and A Survey of State School Improvement Efforts（Denver，Colo.：Education Commission of the States，1983）.

[39] Linda Darling-Hammond and Barnett Berry，The Evolution of Teacher Policy，JRE-01（Santa Monica，Calif.：Rand，1988），5.

[40] Richard F. Elmore and Milbrey Wallin McLaughlin，Steady Work：Policy，Practice，and the Reform of American Education，R-3574-NIE/RC（Santa Monica，Calif.：Rand，1988），41.

[41] Arthur E.Wise et al.，Teacher Evaluation：A Study of Effective Practices，R-3139-NIE（Santa Monica，Calif.：Rand，1984），ⅵ，22-23.

[42] Arthur E.Wise et al.，Teacher Evaluation：A Study of Effective Practices，R-3139-NIE（Santa Monica，Calif.：Rand，1984），66-80.

[43] Timothy B.Clark and Marjorie Wachtel，“The Quiet Crisis Goes Public，” Government Executive（June 1988）：14ff；and U.S.Merit Systems Protection Board，Working for the Federal Government：Job Satisfaction and Federal Employees，report to the president and Congress（October 21，1987）.

第九章 遵从

假如公共机构的管理者受到种种束缚，也就谈不上什么管理了。管理者要通过协调工作人员的工作来实现该机构的组织目标。对管理者而言，要做好这一点，组织目标必须明确，工作人员的工作必须有效，管理者的权力必须充足。我相信，读者通过后面的章节会认识到，在公共机构中，上述条件极少能够满足。通常的情况是：组织目标极其含糊，工作人员的行动效果很差，管理者的权力十分有限。

然而，管理者也确实做了点事情。人们打电话叫警察，他们（通常）会来；孩子们去上学，教师们已经备好了课；森林失火，护林人员会采取措施；工人退休后，社会保险汇款单就会开始寄过来；接到作战命令，士兵们就会投入战斗。即使在沃特敦，只要你在机动车辆注册处排上足够长时间的队，你就会领到一张驾驶执照。

如果你认为所有的政府官员都是彻头彻尾的自私者，只顾着谋取最大的私利，那么，上面列举的许多情况就不会发生了。为什么老师不在课堂上让学生玩游戏或消磨时间来逃避工作量呢？大多数学生都不会主动向父母抱怨他们在学校里没有好好学习，光玩了；即使他们真的抱怨，校长们想要辞退一名教师或降他的工资也很困难。士兵们为什么不开小差而要打仗？假如他们真要临阵脱逃，也只有离他们很近的军官才会知道，何况可能这些军官自己也存有逃跑的念头。有人说他的汽车被盗了，如果警察不把这个事情报告给他的上司，他们的上司绝对不会知道是否有汽车被盗，不知道他们是否采取过任何行动去寻找汽车。当然，某些教师确实不讲课，某些警察并不做调查，某些士兵也不打仗，但大多数还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

假如工作人员没有为实现其组织目标而努力，他们就是在偷懒。最近，经济学家们已注意到偷懒这一问题并提出了理论，说明这个问题为什么很普遍，并提出了避免这一现象的条件。[1]这些条件被称作委托人-代理人模式，该模式能够解答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委托人（如某家公司的老板或某个政府机构的负责人）怎样才能调动和激励其代理人（如一位工人或低一级的负责人），从而使后者按照前者的愿望行事？如果委托人能够直接观察和控制其代理人的行动，偷懒的现象就不会出现；而当观察不到代理人的行动或当代理人能够向委托人隐瞒其工作的某些情况时，偷懒的现象就会发生。假如一个公司的总裁观察不到一个工厂厂长的行为，后者工作就可能不会那么尽力，因此也就不会带来总裁所期望的高利润。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以下两者之一或两者兼而有之：其一，申请工厂厂长职位的人可能隐瞒了他不能胜任的事实，但总裁错误地认为他能胜任，并雇用了他；[2]其二，厂长可能认为，既然自己的收入并不依赖于工厂利润，他也就没有必要像总裁所期望的那样拼命干。[3]无论是哪种情况，努力和利润都没有达到总裁的期望。

经济学家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设计巧妙的聘用合同。比如，保证厂长有一份最低限度的固定工资（否则，他根本不会接受这份工作），外加奖金并根据盈利多少而定。但做到这一点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除了管理者的工作之外，还有许多因素——天气、原材料的成本、技术更新——都会影响利润。那么，究竟多少（如果有的话）利润应归功于管理者的努力呢？要弄清这点很难。（专业的说法是，去估算个人努力的边际效用十分困难。）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的报酬的绝大部分或全部是以工资的形式支付，而不是利润分成。

理论上讲，政府部门的偷懒问题更为严重。许多人的工作在其上司的视野范围之外，而且他们的工作成果事后也无法衡量。假如一位巡警巡逻时没有拘捕任何人，这可能意味着两种情形：一是根本没有发生犯罪事件；二是确实发生了几十起犯罪事件，但这位巡警一件也没有解决。当然，在有些部门，工作人员的工作成果是可以观测并估量的。在邮政部门，管理人员知道工作人员分拣邮件的数量和速度（美国邮政总局使用“收发邮件信息系统”来测定邮递一类邮件所花的时间）。也许的确有办法能将邮件的邮递速度与某个邮电部门的职员或主管的工作联系起来（这是个大胆的设想），但由于政府部门主管受到的约束太多，要想根据职员的工作表现来决定此人的报酬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出一份聘用合同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政府机构中，避免偷懒现象有一定困难，这种困难远远超出了标准的委托-代理理论所涉及的范围。首先，也许不仅无法观测而且无法知晓一个机构的工作成果。假如一个机构的目标含糊得毫无意义（如“增进美国的利益”），那么，该机构的领导人通常情况下会不知所措，因此也就不能指望他告诉下属该做些什么，更不用说在事后评估其工作了。其次，政府部门的每个工作人员都如同一位代理人，可能有许多委托人——不仅包括其所在机构的负责人，还包括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白宫、法院、几个国会委员会等部门的上司。而且，随着选举不断进行，这些上司也被频繁更换。第三，代理人——外交官、医生、工程师、飞行员、警官、教师、反垄断律师、公共卫生官员——都会将其政治倾向、专业标准和以前的经验带入工作中。在其他条件与过去相同的情况下，他们自然希望有更高的薪水。但这些条件很难与过去相同，而且相比工作表现，薪水的增加与资历的关系往往更为密切。我们在第一部分已经看到，政府官员都有自己的倾向性观点，这些观点既涉及应该如何开展工作，也涉及其工作应该获得多少报酬。只要有一位机构负责人抱怨自己的下属干得太少（偷懒），就会有另一位机构负责人抱怨自己的下属干得不对（暗中破坏）。[4]如果目标含糊或相互矛盾、委托人太多、官僚带有政策偏好，经济学家们在寻找解决偷懒问题的办法——哪怕是理论上的办法——方面进展应该是甚微的。令人惊奇的是，政府官员们全都在工作，而不是一有机会就偷懒。

为什么会这样呢？部分原因是，管理人员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下属的物质报酬，即使是在政府部门。要解雇或降职可能有困难，可是分配给下属令人羡慕的工作或苦差事，加快或放慢其晋升的速度并不会太难。[5]还有部分答案可从这一问题本身找到：官员们都有偏好。干工作的欲望便是其中之一。这种欲望可能出于一种责任感，也可能出于一种与同事和上司的期望保持一致的愿望，哪怕这样做并不能立即产生经济收益。

我们（从第三章）回顾一下士兵为何打仗：那并不是因为某个聪明的经济学家已经设计出一种聘用合同，使得他为获得最多的收入而冒生命危险，而是因为他不想让他的战友失望或被他们看成懦夫。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联邦军队和南方邦联军队的纪律都极其涣散：军官经常由士兵选举产生，即使选出来也得不到后者的敬重；命令难以执行，开小差盛行；军事审判和正式处罚难以采用和执行。但是，他们在战斗中毫不畏惧。深受荣誉感的鼓舞并忠诚于各自的集体——这种忠诚又因为许多连队的士兵都来自同一个村镇而得到巩固。[6]介入家庭纠纷现场的警察是冒着风险的：争吵双方可能转而粗暴地对待警察。一旦到了现场，警察们的所作所为，比如制止严重的错误行为，上司也不会知道。一位理智的警察考虑到个人利益往往不会去现场，或者即使到了现场，也尽可能什么都不干。然而，许多警察总是努力安抚双方并劝慰受害者。[7]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人们的期望，现场的局面似乎也要求他们这样做；还有，假如他们不能显示自己能够“控制局面”，同事就会看不起他们。

使命与遵从

人不能仅仅靠面包来生活，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可是，在探求解释人类行为的最简洁方法和引导人类行为的最佳途径时，学者们却经常忘记这一点。想象中认为金钱就是全部原动力的经营领域里，大多数生产性企业还是尽最大努力以企业文化为基础建立使命感，从而来补充这种动力。政府机构领导人对金钱奖励的控制远远赶不上他们的企业界同行，因此就应该使用非物质奖励。非物质奖励有三种：责任和目标感；对个人价值和个人权力认同而产生的地位；作为某个受到其成员或整个社会高度评价的机构（或该机构中的一个小集体）的连带收益。目标、地位和集体意识构成使命感获得的三个因素。

但是，一些公共机构的领导人发现，使用这些因素有计划地创造出这种使命感非常困难。移民归化局以其微弱的使命感和低下的士气而闻名。[8]主要原因在于该局的目标含糊而自相矛盾：“禁止非法移民，但允许必要的农业工人进入”；“仔细审查试图入境的外国人，但为外国旅游者入境提供便利”；“寻找并驱逐非法外国移民，但不要拆散家庭、虐待、侵犯民权，或使雇主失去廉价工人”。没有哪个机构能做好所有这些事，尤其是因为每项目标的倡导者都有权让报纸和国会对该部门的“错误”进行调查。目标的相互抵触导致经费紧缺；移民归化局工作量的增加大大快于其经费的增加。[9]移民归化局当然是个极端的例子，可它并不是唯一的例子：监狱系统应该既管制囚犯又改造囚犯；国务院既要在外国面前代表本国又要在本国面前代表外国。如果一个机构甚至不能在原则上确定其最主要的任务，那它就无法形成一种使命感。

可是，使命感却能在某些公共机构中找到。前面几章已列出一些：陆军工程兵团、联邦调查局、国家航空航天局（在“挑战者号”遇难之前）、海军陆战队以及社会保障总署的许多基层办公室。我们可以看到，就如何服从组织目标的问题，已经在有些部门得到解决。即使在缺少显著使命感的部门，通常情况下大多数工作人员都在为了机构的目标而工作，而没有严重的偷懒问题。在引导人员服从组织目标方面，各机构的方法肯定不一样，其中某些差异可以进行系统阐述。

机构的类型

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机构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工作人员的工作能观察到吗？这些工作的结果能观察到吗？第一个因素涉及“付出”——教师、医生、律师、工程师、警察、拨款人员每日之所为。付出由机构所做的工作组成。第二个因素涉及“成果”——上述付出让这个世界产生了怎样的变化（假如有的话）。成果，可以被看成机构工作的结果。警察的“付出”（或工作）就是应答无线电呼叫、巡逻、开具罚单、调查事故、拘捕嫌疑人，其“成果”（或结果）就是本管辖区在安全、治安、秩序和礼节方面的变化（如果有变化的话）。

有时付出的工作可能不容易被观察到，因为工作人员的工作深奥莫测（比如，医生进行诊断或物理学家创立理论），或者因为工作人员的工作在其上司的视野范围之外（比如，警察处理家庭纠纷或护林员巡视森林）。假如工作人员的所为深奥莫测、不可观察，就可能会出现道德危机的问题：工作人员可以偷懒或干别的事。有时工作的产出可能不容易被观察到，一是因为它缺少一种收集关于其行动成果信息的方法（比如，一个阻止自杀的机构可能确实防止了自杀事件的发生，但并没有一种方法来统计可能发生的潜在自杀事件的数量），二是因为工作人员缺少一个被验证有效的手段来获取预期成果（比如，犯罪心理学家不知道如何才能改造好罪犯），三是因为其工作成果受到工作人员的行为和其他不可知因素的综合影响（比如，儿童考试的分数反映了学生的智力、父母的影响、教师的水平等因素的综合效果），四是因为成果需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延迟后才会显现出来（比如，罪犯所受的惩罚可能导致其犯罪行为有所减小，或是大幅度减小，但这可能要在五年之后才知道）。当然，我知道，关于何为成果只是个判定。美国就业署工作的成果是指让失业者获得一份工作，但使用的方法是让任意一个雇主雇用他，还是帮助此人找到一个有意义的长期职位呢？下面我将主要列举那些接近于有关机构目标的最可行的（或者清晰的）定义。

去观察付出和成果可能很困难，但也可能是容易的。如果根据最典型的例子归类，我们可分辨出四种机构：付出和成果都能观察得到的机构；可以观察到付出但观察不到成果的机构；可以观察到成果但观察不到付出的机构；付出和成果二者都观察不到的机构。鉴于某些原因——我希望这些原因会随着我们接下来的探讨而变得非常清晰——我称第一种机构为生产型组织，第二种为程序型组织，第三种为工艺型组织，第四种为解决型组织。[10]

生产型组织

在一个付出（或工作）和成果二者都能观察到的机构中，管理人员有机会设计（在外部约束的限制范围之内）一个遵从目标的体系，并产生良好的效果。国内收入署（Internal Revenue Service，IRS，也叫国家税务局）能够观察其职员和审计人员的活动，并且可以用征收的税款来衡量他们的工作，它能够比较精确地计算出通过增加某类接受审计的税务申报书的比例而增加的税款额。美国邮政总局能够观察其信件分拣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的行为，并且能够计算出他们接近该机构邮递标准的情况，比如要求在3日之内将95%的写明邮政编码的一类邮件从波士顿邮至洛杉矶。[11]社会保障总署能够测出（它的确也是这样做的）退休金（老人及生存保险）领取单付给受惠者的速度。在这些例子中，我猜想国内收入署希望每个职员都能收取最高额的税款；邮政总局则希望达到以最少的开支邮递邮件的目标；至于社会保障总署，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希望及时适量地将汇款单发出，越多越好。

能够观察到付出（审计人员、信件分拣人员、领取单发放人员的活动）和能够观察到成果（已收取的税款、已邮递的邮件、已发出的汇款单），这简化了管理，但并不是说管理这些机构很容易。总体而言，关于社会保障总署的老人及生存保险的工作既简单又可测，但法律条文的执行却极为复杂。在开始工作之前，社会保障总署必须给全国每个合法公民一个单独的标志号（社会保障号），为所有这些人建立并保持终生收入档案，以及决定年龄和身份证明的规范。有些人改变了自己姓名的拼写，有些人则没有正式的出生证明，这些（至少在一开始）都是令人头疼的难题。

社会保障总署解决了上述问题。在此过程中，它还向许多基层工作人员灌输了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职业道德”。为了维持这种道德，该局利用了文官法律中的修正条文——这些条文允许根据高级职员的突出表现给予奖励，并试图以体现奖励优秀的原则来提拔和使用人员。

有助于促成生产导向的管理的条件并不就能保证这样的管理一定会出现。机动车辆注册处发放驾驶执照是一项付出（职员在工作）和成果（执照到手）都可观察到的活动。一方面，美国邮政总局和国内收入署追求效率的努力与社会保障总署的服务之间有差距；另一方面，机动车辆注册处在效率或服务方面并未做出相同的努力。其中的原因有许多种解释，有些将在后几章中讨论。它们不仅包括马萨诸塞州的政治与华盛顿特区的政治在文化上的差异，还包括以下事实：政界领导人从税收收取和发放退休金中获得的益处要远远大于他们从发放驾驶执照中获得的益处。

所有生产型机构的领导人都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他们有意或无意中可能将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到更容易测算的成果上，而忽略了那些不太容易观察或测算的成果。格雷沙姆法则在许多政府部门中发生作用：能够产生可测算成果的工作往往会排挤产生不可测算成果的工作。我们可以看看国内收入署的例子。该机构希望通过审计人员的工作最大限度地获得税款。因此，它在评判审计人员的工作时就会倾向于用这样一种单一标准：每一个审计项目能带来多少钱，他们完成了多少个审计项目。这样做可能导致审计人员对审计工作过分热情，从而激怒那些感觉受到不公平对待的纳税人，或造成审计中小差错不断。

福利事务所的接待人员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福利事务所工作的某些方面——处理申请的数量及准确性——是很容易观察到的。因此，福利事务所的负责人就会要求其工作人员多处理申请，少出差错（同时做到这两点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处理更多的申请要求职员办事高效，少出差错则要求职员细心谨慎，而既高效又细心的职员总是太少）。而另一种不容易观察到的成果会因此受到忽略——热情接待来客。假如细心而利索的职员短缺，那么细心、利索而又热情的职员就更难寻觅了。即使找到了，一心盯着数量的主管人员也会引导其职员重视速度和精度，而忽视热情与礼貌。[12]

彼得·布劳（Peter Blau）在对一家州就业机构进行调查的过程中发现，如果机构领导人计算接待人员推荐给雇主的求职者人数时，会产生好坏两种结果。评价接待人员的工作要看有多少待业者被介绍了工作，因此接待人员（绝大部分是白人）对黑人求职者的任何歧视倾向都会受到抑制：安排一名黑人就业与安排一名白人就业都会同样算作工作成果。但与此同时，假如职员们发现难以保住自己的饭碗，他们就会将不合格的求职者也推荐给雇主，因为安排一位勉强合格的求职者就业与安排一位合格的求职者就业一样会被算为工作成果，因此没有必要花费太多时间在条件较差的求职者身上。此外，由于职员之间在安排就业方面互相竞争，他们有时会相互隐瞒职位空缺的情况。[13]

生产型机构的工作人员对他们必须应付的管理体制并不是漠不关心。他们有时会捏造评价其工作的数字，也许是出于偷懒（即尽量少干活）的目的，也可能是出于干别的事（即不产生能要被观测的结果）的目的。约翰·蒂尔尼曾举了邮递员和基层管理人员操作用于测量邮件邮递速度的系统（即收发邮件地址信息系统）的例子——在某些城市，迟到的邮件被先从发送处拿出来，然后抽样测算发送这些邮件的时间。[14]

在J.埃德加·胡佛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期间，该机构热衷于玩“统计游戏”，其程度没有一个机构能够匹敌。特工人员被期望创造更高纪录的拘捕量、查获量（比如找回一辆被盗汽车）、逃犯抓获量和经费节省量（即公民申请的但美国政府不一定非付不可的资金）。在克拉伦斯·凯利（Clarence Kelley）局长上任而使联邦调查局发生变化之前，每一位特工人员都承受着巨大压力来创造这些“统计数字”。这就导致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会从地方警察局找来查获被盗汽车的清单用以充当“查获量”，尽管他们在追查被盗汽车过程中没做什么事或根本就没有参与。[15]逃犯抓获量会被人为地加大到最高限度。他们主要统计部队逃兵数（大多数是在家中找到的），而不是偷偷逃跑、藏踪掩迹以逃避重罚的重罪犯数。20世纪70年代，一份联邦调查局调查报告披露，该机构提请地方检察官起诉的案件中有60%被驳回了。许多案件被驳回的原因是案子太轻，不值得起诉。[16]

国内收入署、上面提到的那家州就业机构以及联邦调查局所犯的错误在于把成果限制得太窄，因此只有部分而不是全部良好的成果得到了观察和考核。国内收入署和那家州就业机构的行为可能是无意的；而联邦调查局的行为则是胡佛在国会的恩宠下，为维护其地位而蓄意使用的重要战略（参见第十一章）。这种错误在任何组织中都很容易犯，尤其是政府机构。在政府中，机构的成果并不以市场上自由交易的销售额来计算。在评估工作表现方面，私营快递服务公司就没有此前的邮政部（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现在的邮政总局）存在的问题；倘若普罗莱特信使公司的顾客开始光顾联邦快递公司或联合包裹服务公司，该公司就会知道它在管理上出了问题。

在你能管理好一个生产型机构之前，你首先必须确定，这的确是个生产型机构。因为这意味着你能确定所有重要的成果都会被观察到。在这一点上，社会保障总署和美国邮政总局比国内收入署或那家州就业机构更容易做到；而后两者又比联邦调查局更容易做。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后，20世纪70年代联邦调查局终于断定办案的质量比数量更重要，并相应地改变了自己的管理体制。这种改革曾遭到联邦调查局许多管理人员的极力反对，这也足以证明纯粹的数字统计式管理体制的诱惑力有多大。[17]

程序型组织

假如管理人员能观察到其下属正在做什么，但看不到这些努力获得的成果（如果有成果的话），那么他们管理的就是一个程序型组织。精神病医院的管理人员能够了解医务人员在做什么，却不易观察到（假如能观察到的话）各种疗法的效果，这也可能是因为根本就没有效果，也可能是因为效果要在很久以后才会被看到。在少年犯管教所，管教人员的工作能够观察到，可其工作是否已经产生积极效果却是看不到的；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的管理人员知道或能轻易地发现他们的安全和健康检查人员在做什么，但要想弄清楚那些活动是否从根本上改善了他们所检查的工厂的安全和健康状况，管理人员必须花费很大力气才能做到。（的确，关于健康方面的情况，他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因为由工业中毒引发的许多疾病潜伏期可长达几年甚至几十年。）[18]

政府系统中最大的程序型组织也许是和平时期的美国军队。训练、装备、部署的每个细节都处于连长、舰长和飞行中队长的直接监督之下。可是这些因素无一能通过唯一有效的办法——面对真正的敌人——得到验证，除非在战时。这一点对那些为制止核战争而设计的武器系统来说就更为真实。自1945年以来，核武器从未因愤怒而被使用，人们希望将来也不要使用。对核导弹进行抽样，卸下弹头，然后发射，即可验证它们能否飞行并估算出它们的命中精度。可是这并不能告诉我们真正需要知道的东西：这些武器能阻止敌人入侵吗？一旦发射，它们能按设计击中敌方目标吗？军方领导人经常被指责还在打上一场战争；但考虑到在下一场战争之前无法有一个真正的敌人检验他们的准备情况，这种批评便多少有点不公平。

对程序型官僚机构进行界定，看起来似乎是要通过发展专业化的管理方式使对这类组织的管理变得成熟。人们也许会问，程序型官僚机构的成果不能从任何管理者的位置上观察到，那么在管理组织的活动方面，还有什么方法比按照最高专业标准招聘专业人员更好呢？这些标准将迫使工作人员把顾客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并投身于最可能产生预期成果的活动中。这种情况有时会发生（比如在管理得当的精神病医院），可是更多的时候则不会发生。我认为，原因在于当这种实践的后果不可预测或有争议的时候，政府机构就担不起让其工作人员按照自我判断行事的风险。正如我们在前一章中所见，公共机构中的管理受到约束因素的左右。有时，如果一位领导人能令人信服地说：“看，我们所做的工作确实有效。”那么，那些限制就会放宽。假如这位领导人不能拿出结果证明下属按其自认为恰当的方式行事是正确的，那他就必须使上层政治人物信服：政府工作的规定得到了忠实执行。以“专业化”为托词来掩盖不可知的结果，是骗不了任何人的。

简而言之，因为受到约束因素的左右，在程序型机构里，管理变得以手段为导向了。工作人员如何开展工作比开展这些工作是否产生预期效果更为重要。让我们回顾一下那家州就业机构的情况：彼得·布劳发现，那些管理人员一心想找到一种方法，意图牢牢控制其职员和接待人员的行动。也许他们有一种错误的印象，即该机构是一个简单的生产型组织（也就是说，它能被轻易地观察到工作成果），但事实上它不是。更有可能的是，他们非常清楚自己不能准确地判断是否在实现组织目标；他们能弄清楚的只是，假如他们违犯了程序方面的重要规定，比如超支或种族歧视，就会遇到麻烦。

在程序型组织里，到处都有标准作业程序。和平时期美国陆军和海军服役情况的描述充满着关于规定和程序的故事。（“假如它移动，就向它敬礼；假如它不动，就把它提起来；假如它太大提不起来，就在上面画画。”）在下一章中，我们将会看到，近几十年来，美军通过尝试然后抛弃各种作战教条，将他们在和平时期的大量精力，用在了提高标准作业程序的细致程度上。但是，一旦战争爆发，标准作业程序也就不管用了。原因很明显：突然之间可以看见成果了。保全性命、抢占物资、杀死敌人，这些成果极为重要。因此，继续有效的标准作业程序只能是直接有助于获得这些成果的规程。这一点至少接近于实际情况。某些标准作业程序，如那些似乎对组织的使命至关重要的规程，继续在产生影响，尽管实际上它们妨碍获得好的效果。美国陆军曾为中欧的大规模常规战争设计战略和标准作业程序，在越战中，美国陆军把这些应用于越南村寨的非常规战争中。[19]最小的作战单位——班、排、连——总是在近距离面对敌人，所以他们首先发现了其中的错误。因此，尽管大型作战单位——远离战场的人指挥的师和军——坚持旧的观点，但有些小分队改变了战术。

工艺型组织

战争爆发后，许多陆军、海军单位都会从程序型组织变成工艺型组织。在和平时期，这些单位的士兵在上级的直接监督下行动（队列操练、步枪射击训练、舰艇演习），战时则是在遥远的战场上，在一片硝烟、喧闹和混乱中作战。在和平时期，指挥官们对每个士兵的行踪都很清楚，而在战时，如能知道整个部队的方位和行动就算是幸运的了。这就是战争中矛盾的地方，对此克劳塞维茨做过令人信服的论述。[20]可是，战时的指挥官们确实（通常也很快地）知道他们的部队是否赢得了战斗。工艺型组织里成员的活动很难被观察到，但其成果却比较容易测算。

工艺型组织的例子并非只局限在战争环境里。彼得·布劳描述过一家“联邦就业机构”（几乎可以断定是劳工部的工资与工时司）的情况。其中，主要工作人员被称为“督察员”，他们在大部分时间里并不在办公室工作，而是根据检举到各地去调查雇主是否违反有关工作人员工资和工时的联邦法律。[21]这些官员采访雇主和雇员（经常是在他们家中），检查档案，与雇主们就遵从协议进行谈判，这些协议的内容包括关于未来良好行为的承诺，有时也包括关于支付被拖欠薪金的保证。违约的雇主将被诉诸法律。

工资与工时司人员的日常活动受到的控制相比布劳研究过的那家州就业机构人员要松得多。原因很简单：前者的表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根据他们的工作成果进行评估，而后者的表现则无法采取这种方法进行评估。[22]工资与工时司所涉雇主和雇员们达成的遵法协议和提交的法律诉讼案，在法律上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是可以被审核和评估的。法律条文和政府机构的规定清楚地描述了什么是应有的成果，而且这种成果是能够被观察到的。督察员可能会获得这种成果，也可能无法获得这种成果，但没有任何法律或规定清楚地阐明就业机构的求职人员接待者应有的成果。（给某一求职者分配一份工作？帮助其找到一份工作？使其获得一份期限只有一年的工作，还是使其获得终身职业？）在任何情况下，除工作分配之外，该机构都无法观察到其他成果。由于这些差异的存在，工资与工时司的管理便是目标导向的，而那家州就业机构的管理则以手段为导向。

许多调查机构实行以目标为导向的管理。对警察局侦查人员的评价，依据的是侦破罪案的数量而不是侦破的手段。司法部反垄断司的检察官们在立案和办案时行使相当的自主权。反垄断司能够给予检察官们这一自由，是因为高层官员将审查最终的报告并判定它是否能够构成起诉的基础。正如苏珊娜·韦弗所指出的，这些判定通常都是例行公事（立案检察官的判定将得到批准）。即使这种判定难以做出，该司领导人也有非常明确的依据去评估工作成果。考虑一下提交的证据和联邦法院近期的裁决，如果该司决定起诉，就很可能胜诉。[23]

相比陆军工程兵团基层代表的日常工作，联邦机构中也极少有什么人员的日常工作会更难观察到。他们在偏远地区工作一两年，监督军事基地或其他设施的建设。1986年，穆罕默德·艾尔-索德研究该部队时，它巨大的工程之一位于沙特阿拉伯内陆的纵深处——这仅仅是他们投资额在60亿美元以上的4000多项工程之一。这些工程分布在非洲、欧洲、拉美、中东、远东，当然还有美国。尽管管理人员巡视过这些地方，但总的来说，“在如何完成任务方面，基层代表们很少得到指示”；的确，“他们极少受到上司的监督和检查”。[24]路途遥远并不是造成细致检查稀少的唯一原因，任务本身的性质也是决定因素。谁也无法事先保证一个空军基地将在预算内按要求如期完工。付出——工程兵的野外日常工作——基本上得不到指挥，但成果却能评估：要弄清该空军基地是不是在预算内如期建成的确很容易，但要知道它是不是按要求修建的则太困难了。

关于政府部门设法管理其在偏远地区的工作人员的行为，最著名的研究报告大概要算是赫伯特·考夫曼的《护林员》。[25]考夫曼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林务局华盛顿总部的领导人如何才能克服近800名（其中有许多在偏远地区看管国有森林）护林员的离心倾向呢？他的答案是推行多重正规管理：多卷本的《林务局工作手册》中有明确的护林细则；要求林区护林员报告他们怎样度过每天的每一分钟；设计多种不测事件（考夫曼称之为“已实践的决定”）、经常性检查和在职培训的政策指南；以及轮换制度，这种制度要求护林员对调林区，旨在防止形成严重的地方观念。

考夫曼做过一个关于松散官僚机构如何做到政策整合的引人入胜的论述，那个论述似乎可以反驳本节中的论点——假如一个机构在工作中的“付出”难以被观察而“成果”却容易被观察，那么其领导者就不会试图控制工作人员的日常活动。当然，一片国有森林的伐木量或接待游客的多少并不难观察到；就连那里的野生动物状况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可以观察的。如果真是这样，林务局的官员们为何不根据林区护林员的工作成果对他们做出评价呢？反倒要为去弄清护林员们每时每刻的行动而付出沉重代价呢？我认为答案是：与工程兵部队、反垄断司或警察局侦查部门相比，关于森林的工作成果事实上并不那么容易被观察到。一棵树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长大，森林的生态环境会逐渐变化，变化的原因可能是护林员能够或不能够左右的。林务局的总目标是“管理好森林，以实现其可持续的最大效用”，而去评判一个护林员的工作是否对这个目标做出了贡献从来就不容易。由于这些原因，我认为林务局是一个有趣的复杂体。护林员的工作只能通过一些具体情况才能观察到，如是否设法扑灭了一场森林大火或修建了一条道路，而森林二十年后是否会有一片耐寒林或保存了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则是看不到的。因此，该机构是通过过程控制与成果评估相结合的方法来管理其职员的。

然而，林务局同其他工艺型组织在一个重要方面是相同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工作人员的风气和责任感来控制自身的行为。对于反垄断司的律师、陆军工程兵团的工程师和林务局的众多护林员而言，这种风气产生于一系列已深入人心的职业规范。对工程兵部队的非工程人员、工资与工时司的督察员、警探和战时的士兵来说，这种风气并非产生于一种职业，而产生于根据工作而结成的行会，这种行会则是由关系密切的工作小集体联合组成的（假如有联合的话）。

正是因为这种由自学或通过专业培训获得的技能与群体或行业风气，这些组织才被称为工艺型组织。当初亚瑟·斯廷施凯姆首先使用工艺型组织这一概念，目的是要将我在此描述的相对分散、程序性自我调节的组织与一般官僚机构区别开来，我对这种组织也做过描述。斯廷施凯姆举的例子是建筑业：“那里的木工、管道工、电工和其他工人组合在一起建筑房屋，极少受到集中管理，他们作业的程序根据自己的工作经验来进行。”[26]对他们工作质量的控制来自承包商或房屋主人对于建筑结构质量的评价，同时来自各工种共同要“做好工作”的承诺。

能依据工作成果，而不是依据工作程序来评价其成员的机构很少满足于此。公共机构的领导者——至少是优秀的公共部门领导者——还没有无情或功利到只看重结果。原因之一就是，每个公共机构都会获得许多种成果，不仅包含实现机构主要目标方面的过程，而且包含对机构子目标和所受制约因素的遵从。就拿从事调查工作的人员来说，不管是警察局的警探、工资与工时司的官员，还是反垄断司的律师，他们都有许多机会滥用手中权力、受贿、使用强权或不正当的调查方法或带着政治偏向行事。尽管管理上的检查会阻止部分此类事情的发生，可大多数情况下要靠工作人员自身的责任感来抵制。布劳曾指出，经常有人向工资与工时司的官员行贿，而且这种行贿几乎从未报告过，但据他所知，几乎无人接受过这种贿赂。[27]韦弗也没发现在反垄断司的律师中有任何滥用职权的迹象。某些警探的确腐败，但大多数不是这样；某些警察部门腐败现象普遍，但大多数并非如此。腐败的程度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重要的文化因素。在以技能为核心的机构中，成功的领导者不仅会尽力教会其职员正确的技术，而且鼓励培养下属接受对何谓责任和优秀工作的共同理念。

解决型组织

有些机构不仅看不到其主要工作人员的付出，也看不到他们的成果。学校校长不能监视教师上课（除非到教室听课——那样可能暂时改变教师的行为），也不能判断学生们学到了多少知识（除非通过标准化测试——那样仍然区别不出教师所传授的和学生在没有教师上课的情况下所学到的）。警察开展工作不会受到上司的监视，他们在巡逻中维持秩序的程度也不会立即被观察到；即使被观察到，那也不能说明警察们努力的程度。外交官的一些行为（比如与外国同行的私下交谈）不会被观察到，而且许多成果（比如别国对美国利益的看法或对美国所提倡议的态度的变化）也不能轻易判定。

这些机构的领导必须应付一个困难的情况。他们可以设法招聘最优秀的人（尽管不十分清楚“最优秀的人”是什么样子）；他们可以争取创造一种有助于促进优质工作出现的气氛（尽管不十分清楚“优质工作”是什么样子）；每当听到抱怨或出现危机时，他们可以采取相应措施（尽管不知道抱怨是否合理或危机是否具有代表性）。

私立大学的校长都很明白这些困难并非政府机构所特有的。如果你既不知道教育产品是什么，又不能解释它是如何产生的，那你怎么能改善你的教育产品呢？私立学校的校长们和公立学校的校长们面临同样的基本问题，私营保安机构的管理人员和警察局负责管理巡警的警长们也面临许多相同的问题。但是，私营解决型组织的管理在两个重要方面与类似的公共机构不同。第一，私营组织必须通过吸引顾客和赞助者求得生存，只要失掉其中一方就表明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由于有关付出和成果的信息缺乏，管理人员也许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差错。但市场信号通常会激发对情况的调查，并激励对错误加以改正。除了依靠计划，试验和失误也会导致组织的改变。第二，在使用或分配资本和劳动力方面，私营组织比公共机构遇到的约束要少得多（参见第七章）。

此外，解决型组织的管理人员所做的某些事情似乎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我们已经评论过詹姆斯·科尔曼和他的同事们的发现，即私立教会学校比公立学校教育质量高。埃里克·哈努谢克在有关公立学校的研究报告中得出了如下结论：有些教师比另一些教师工作出色得多，好校长能够以某种方式发现、留住这些优秀教师并激发他们积极性。问题在于，似乎没有任何公平的、现成可见的方法能将优秀教师和不称职教师系统地区分开来，或能解释一位优秀的校长为何能够发现优秀的教师并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28]

在付出和成果都不能被看到的公共机构中，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之间会发生较大矛盾，特别是在那些必须应付并非由自己挑选的顾客的机构中。工作人员会受到他们面临的环境要求的驱使——教师们需要维持课堂秩序，警察们则期望在街头维持好秩序或在发生纠纷的家庭中恢复秩序。管理人员会受到他们面临的制约因素的驱使，尤其要应付来自政治上有影响力的赞助者的责难。如果管理人员能够证明受到责难的行为没有发生，则可驳回这些责难；如果他们能用已经取得的成果证明受到质询的行为的合理性，则可以部分驳回这些责难。可是，解决型机构正是那些弄不清发生了什么并且不能有力地证明获得了什么成果的组织。这样一来，依各人的风格而定，管理人员只好尽其所能处理这些责难。在处理的过程中，他们必须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假如他们认真对待责难，工作人员就会感到无人给他们“撑腰”；假如他们消极对待责难，公众就会感到该机构是“麻木的”。当与学生或家长发生冲突时，教师们不喜欢不给予自己支持的校长；当与公民或律师发生冲突时，警察不喜欢不给予自己支持的警长。[29]

多年来，警察专业化的理论基础是基于这样一种观点：警察部门的领导人必须控制住所在部门，以防止出现腐败或滥用职权的现象，并引导警员在解决犯罪问题时运用快速反应、科学调查和完整记录等方法。这就导致警察部门的领导人将其所在部门当作生产型组织对待：警察们必须按照标准化程序办事，将他们的所作所为细致地记录在案，始终不离警用无线电并随时待命，并写出能够证明其工作成效的统计材料。反过来，这会导致警察重视最容易标准化和记录在案的、能用无线电指挥的以及能够产生统计数字的工作，包括撰写犯罪（大部分是过去发生的偷盗案）报告和采取简单的惩处行动（比如给违反交通规章的司机开出罚款单，拘留在公共场合酗酒和行为不轨的“显而易见”的违法者），同时导致他们轻视平息家庭或酒吧纠纷以及处理街头闹事青少年这样的工作。总之，警察工作的一部分（维持秩序）为另一部分（执法）做出了牺牲。[30]困难在于，对许多公民来说，维持秩序比执法更为重要；然而，对许多警察来说，来自官僚机构的监督对解决犯罪问题来说并不是一个帮助，而是一个障碍。

因为公众对城市的治安状况越来越不满意，有些警察局开始转而要求警察更深入地介入维持秩序的活动以扭转工作的失衡。按照要求，警察巡逻时必须步行而不能坐车，既要报告犯罪事件，也要报告街灯被打碎或汽车丢弃的情况；既处理真正的罪犯，也处置无家可归者和闹事者。但是，许多警察部门的负责人对此进行抵制也是情有可原的。维持秩序的工作（比如对付年轻的闹事者或处理家庭争吵）很难产生结果，这使警察们陷入了矛盾的境地，并增加了抱怨警察失职的风险，这些指责者在以下问题上与警察观点不一致：秩序达到什么程度才可接受？如何最有效地达到这个程度？[31]警察维持秩序的职责正威胁着许多警察部门的负责人，他们（以及许多警察）分成两派：一派认为主要使命应该是执法，另一派则认为主要任务应该是维持秩序（或社区服务、处理随时出现的问题等）。

像生产型组织一样，解决型组织的领导人会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即将自身精力集中在工作人员那些最容易评估（因此也最容易控制）的活动上。但是，他们不能评估，甚至通常情况下也不能看到成果，因此，只有勇敢的领导人才会倾向于给下属许多行动的自由。

当然，下属们也有他们自己的对策。一些人会使自己的行为与那些被测量的指标相一致（“他们喜欢统计数字，那我们就给他们统计数字”）；另一些人则会对管理者的政策阳奉阴违。他们要么对这些测量行为置之不理（因此也损害了他们自己晋升的机会），要么通过造出足够的统计数字使管理者们高兴，同时依旧坚持他们自己关于优质工作的定义。

服从与平等

任何曾在军队、外交机构、中央情报局或分支机构遍布各地的许多其他政府组织中工作过的人都知道，这些组织分配工作往往会采取频繁轮换的办法。有时是你本人想离开，有时是你尽管想留在一个地方可还是被调离。在东南亚期间，军官们一般都会被派到越南任职一年。一个营级指挥员刚熟悉周围的情况并开始发挥作用就被调回美国或被调往欧洲。国务院的外交官们和中央情报局的情报站站长们经常是在他们开始学习所在国语言和了解当地习俗时被调到了另一个岗位上，他们因此不得不面对一门新的语言和一套新的习俗。美国政府机构分配工作的做法似乎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使精英职员成为其工作领域专家的机会。它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假如你去问这些机构的领导人，他们会告诉你他们的目标在于培养能够胜任该组织任何工作的多面手。毫无疑问，拥有阅历丰富的职员大有好处，但拥有精通专业的专家职员也有好处，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国家，其教育体系的名声并不好，因为它不能使学生在外语、地理和历史知识方面打下很牢固的基础。在职责分散的政府机构中，人事制度一般都偏向于频繁轮换而牺牲长期稳定。但是，如果把这种政策看成是机构负责人主观意愿造成的后果，那便是个错误。事实上，普通工作人员更喜欢这种轮岗。

无论何时，当分配的职位在吸引力方面有巨大差异时，工作人员自然会更倾向于吸引力大的职位。外交官们会挑选巴黎而不选喀布尔，海军军官们会挑选地中海而不选北极，陆军军官们会愿意待在夏威夷而不去首尔。假如功绩和组织需要是分配岗位的仅有标准，那么，优秀的营级指挥员就会被留在越南干上三四年，而不合格的指挥员则会被送回美国；老练的外交官就会被留在莫斯科或北京，而不是轮换到里斯本或罗马。但是，工作人员要求在选择职位方面被给予平等待遇，而在政府机构中，公平通常意味着平均。因为从上到下几乎每个人都想得到较好的职位，他们对维持以最快频率轮换岗位这一制度就达成了共识。

这个道理对晋升有利的任命也是适用的。获得一个对晋升有利的职位可能是指被调到某个具有地理优势的地方工作，也可能是指进入某一培训学校，或参加某一培训项目，或接受一项特殊任务。在陆军中，突击队员学校、参谋与指挥学院或训练与军事理论中心曾于不同时期被看作对晋升有利的地方；国家安全委员会也被看作对晋升有利的地方。在海军中，在适当类型的舰艇（驱逐舰、潜艇或航空母舰）上得到指挥经验很重要；要尽量避免长期在油轮或扫雷舰上工作。得到一个对晋升有利的职位经常被说成是“获得了入场券”。

在对晋升有利的职位数量供小于求的情况下，这一点尤为重要。假如在陆军里指挥过一个机动营是很重要的经历，而这项工作一般是由中校担任，可中校的数量比让他们指挥的营的数量要多得多。假如陆军将最优秀的营级指挥员任职时间放长，部队的表现可能会更好些；可是，其他中校晋升的机会就会减少。为了保持平衡，陆军倾向于频繁轮换。明显的例子是：一个普通营级指挥员的任职时间只有18个月，有时（如在韩国）只有12个月。尽管如此，在所有有资格的中校里，也只有少数被选中当指挥员。假如任职时间延长一倍（陆军参谋长尤金·迈耶曾试图这样做），那么中选率就会减少一半。结果，任期改为30个月的计划未能获得通过。

管理任何组织都意味着不仅要找到有效的激励手段，并合理使用以奖赏表现出色者，而且要在分配时照顾组织成员对于公平的愿望。在政府机构中，尤其是在那些程序型或解决型组织中，要求把公平变成平等的压力很强大；就是说，奖赏将大家都有份，而不是只限于最优秀的成员。

管理风格

到目前为止，我在讨论机构领导人时一直假定他们全都一样。很显然，事实并非如此。领导者都有个性，而个性会有差异。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有关公共管理的研究迄今只对领导者做了分类，而对以下问题并没有提供答案，即：每种类型各有多少人？为什么有些人更受欢迎？什么因素导致一个人采用一种风格而不是另外一种？不同风格对组织的效率有何影响？

经济学家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描述过五种官僚类型：野心家、守成者、狂热者、空谈家和政客。[32]休·赫克洛（Hugh Heclo）曾在文章中描述过程序官僚、参谋官僚、改革者和组织学家。[33]我曾试图将官僚分为追求功名者、政客和专业人员。[34]毫无疑问，还有别的分类法。每个类别的含义可以很容易地从字面上得知。可是，除了列出名称（这些分类只是一些简单的自然划分），这种分类并不能达到什么目的。

个人风格的不同的确会导致差异产生，任何为别人工作过的人都会乐于证明这一点。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无法对这种差异进行系统说明，这一点可能反映出学界对于个体区别研究的敌视态度，这种个性差异令社会科学界感到头痛，尤其对从事组织研究的学者来说更是如此。然而，风格并非全部来自个性。我们所有人当中都有一种倾向，即会把原本是组织角色的成分当成个人特性来描述。假如我们遇到一位邮政总局负责人，他致力于利用光学扫描仪提高工作效率，我们就会认为他是一个有“工程师思维”的人；假如我们看到一位连长，他在操场上无休无止地训练他的部队，我们就会私下称他是“锡制玩具兵”；假如我们见到反垄断司的一位督察员批准了某一普通律师办理的案件，我们就会认为他是个不负责任的“橡皮图章”；假如我们发现一位警长担心他的管区上个月是否拘留了足够的人，我们就会故意地称他为“计数器”。可是，那位邮政总局负责人、那位连长、那位督察员和那位警长本质上并不一定是工程师、玩具兵、橡皮图章或计数器；他们在组织中扮演各种角色，组织的核心任务深刻地塑造了领导者能够和愿意做的事情。人重要，可是组织也重要，而且组织更重要。

公共机构的领导人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懂得慎重确定组织核心任务，同时采取金钱和非金钱的激励手段来引导工作人员完成确定的任务的重要性。如果工作人员能够认识到，完成核心任务既有利于工作人员的前途又能使他得到同事们的尊敬，那么偷懒的现象就会大大减少。做到这一点需要有能支持核心任务的辅助文化。可通过使组织的分支机构形成一种“小集体”的方法控制被威廉·奥奇称为“表现模糊”的问题：这种“小集体”拥有“有机的统一”，它靠正规和非正规的高度社会化来维持。[35]但这一点做起来很不容易，这也是许多公共机构没有使命感的原因所在。不过，即使某些机构缺少严密监测其主要工作人员行为的手段，做到这一点也是可能的。

总结：实现遵从

公共机构的负责人使工作人员遵守机构规章的激励手段不多，即便如此，使用这些激励手段也还是受到了很大约束。在我们描述的四类组织中，每类组织所采用的都是不同方式混合的激励手段。在生产型组织中，领导者能够观察到工作人员的工作及成果，因此评判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可以依据他们的表现。他们可以询问获得某一成果是否花费了最少的财力（或者某一定量的财力是否产生了最大的效益）。事实上，他们的工作是否高效取决于该组织是否获得了所给予的自由和财力。假如拥有先进的计算机，一个生产型组织的工作就会高效，但这个组织购置计算机的经费可能会被立法机关否决，或者是上层政治人物并不想实现高效率；相反，他们可能希望该组织给政治上有特权的顾客提供特殊待遇。国会议员口头上说他们想要一个高效的国内收入署，可事实上他们是想要一个效率刚好达到某一限度的国内收入署，即选民们刚要开始抱怨他们受到了收税官骚扰。

在程序型组织中，以过程为基础而不是按照结果进行管理的趋势更加盛行，因为过程是可以观察到的，而结果则观察不到。既然工作人员的工作是可见的，那它就会始终受到监视。领导者使用多种形式的连续监视方法（从直接观察到定期的统计报告）来保证正确的规程被遵守。这些方式包括直接观察与定期提交统计报告等。在和平时期，士兵或水兵的生活就是不停地被调查并重复执行看起来毫无意义的任务。程序型组织面对的一个很大危险就是士气受到挫伤（工作人员会对监视感到愤慨，他们相信自己知道——尽管他们不能表现出来——怎样做好工作），而且这种监视也会影响机构的工作（因为工作人员要遵守规章，这就偏离了实现目标的初衷）。

在工艺型组织中，领导者能按照工作人员取得的成果来评判和奖励他们，尽管领导者并不知道工作人员是如何取得这种成果的。但是，领导者不得不担心的一件事就是，这种行动的自由会使某些不受监视的工作人员产生不良或违法行为。工资与工时司的督察员可能受贿，警探可能严刑逼供，驻外工程兵可能对不合格的建筑视而不见。虽然这些结果可以发现，但发现错误往往为时已晚。在这类机构中，最成功的领导者就是在下属中培养出一种使命感、一种敬业精神或对职业道德的崇尚，这样就可以防止那些不受监视的工作人员滥用自由裁量的权利。

在解决型组织中，有效管理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然，有些工作有时也能被观察到，有时一些工作成果确实会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尽管谁也不清楚这部分成果在所有成果中的代表性有多大）。巡警队长会定期见到某个巡警在街上巡逻；警长会不时被告知一场酒吧打斗得到了妥善处理或者一个犯罪嫌疑人被误杀。像任何解决型组织的领导者一样，负责管理巡警的警官试图通过罚一儆百的方法——定期指出做错的事情——来让巡警遵从。通过惩罚明显失误的员工给所有员工敲响警钟。（表彰那些良好行为也会给其他工作人员带来一种示范效应。然而，因为公众更爱抱怨其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而不爱赞扬他们见到的良好行为，因此，解决型组织的领导人实施的惩罚就会比表彰多。）因为错误一般是偶尔犯的，所以犯错不足以代表工作人员的日常工作。这样，惩罚便不会被视为公正。结果是，解决型组织的工作人员经常感觉他们受到了领导不公正的对待，因为领导“不支持自己”或“老是跟自己过不去”。

[1] The path-breaking writings include Armen A.Alchian and Harold Demsetz，“Production，Information Costs，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2（1972）：777-95；and Stephen A.Ross，“The Economic Theory of Agency：The Principal’s Proble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3（1973）：134-39. Good overviews of the subject include Terry M.Moe，“The New Economics of Organiz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8（1984）：739-77；and John W.Pratt and Richard J.Zeckhauser，“Principals and Agents：An Overview，” in Pratt and Zeckhauser，eds.，Principals and Agents：The Structure of Business（Boston，Mass.：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1985），1-35.

[2] 用专门术语来说，这就是“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问题。

[3] 用专门术语来说，这就是“道德危机”（moral hazard）问题。

[4] Jonathan Bendor，“Review Article：Formal Models of Bureaucracy，”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8（1988）：353-95.

[5] Hugh Heclo，A Government of Strangers：Executive Politics in Washington（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77），chap.4.

[6] Gerald F.Linderman，Embattled Courage：The Experience of Combat in the American Civil War（New York：Free Press，1987），esp.chap.3.

[7] 尽管有证据表明如果警察只是直接逮捕被指控的施暴者，然后离开现场，家庭双方的情况都会因此好转，但警察还是会这么做。理查德·伯克和劳伦斯·谢尔曼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证明：相比于做男人的工作劝说他冷静下来，直接逮捕他们反而会使今后妇女再受侵害的可能性低得多。［See Lawrence W. Sherman and Richard A. Berk，“The Specific Deterrent Effects of Arrest for Domestic Assault，” American Sociology Review 49（1984）：261-72.］在这里，警察的行为既不能带来实质性的好处，也不能得到上司的认可（因为不会增加逮捕记录）。

[8] Milton D.Morris，Immigration：The Beleaguered Bureaucracy（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85），chap.4.See also Thomas E.Ricks，“Tough Mandate，” Wall Street Journal，8 July 1987，p.1.

[9] Milton D.Morris，Immigration：The Beleaguered Bureaucracy（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85），131-32.

[10] 我的分类受到了亨利·明茨伯格（Henry Mintberg）《组织的结构》［The Structuring of Organizations（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79）］一书（特别是该书第四部分）的影响（尽管我没有沿用这本书的分类法）。我的这种分类只是简单地将一些重要的差异分拣出来，它不是什么理论，而且许多部门不适合这种分类。故请谨慎使用。

[11] John T.Tierney，The U.S.Postal Service（Dover，Mass.：Auburn House，1988），68.

[12] Tana Pesso，“Local Welfare Offices：Managing the Intake Process，” Public Policy 26（1978）：305-30.

[13] Peter M.Blau，The Dynamics of Bureaucrac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5），42-43，50-51，78-79.

[14] John T.Tierney，The U.S.Postal Service（Dover，Mass.：Auburn House，1988），68-70.

[15] James Q.Wilson，The Investigators：Managing FBI and Narcotics Agents（New York：Basic Books，1978），98.

[16] James Q.Wilson，The Investigators：Managing FBI and Narcotics Agents（New York：Basic Books，1978），128-29.

[17] James Q.Wilson，The Investigators：Managing FBI and Narcotics Agents（New York：Basic Books，1978），128-32.

[18] Steven Kelman，Regulating America，Regulating Sweden（Cambridge，Mass.：MIT Press，1981），1-5，176-83.

[19] Andrew Krepinevich，Jr.，The Army in Vietnam（Baltimore，M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6），esp.chap.10.

[20] 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ed. and trans. by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book Ⅰ，chap.7.（First published in 1832.）

[21] 主要的法律是《公平劳动标准法》，它规定了该法所列行业的最低工资和最大工时量。该司还负责执行《大卫·培根法案》（该法案规定了联邦工程项目的承建费用）的条款。1978年前，它还负责执行《同工同酬法》（禁止在报酬方面实行性别歧视）和《就业法》中有关年龄歧视的条款（保护40岁以上的工人不受工作时间、雇用和补偿上的歧视）。

[22] Peter M.Blau，The Dynamics of Bureaucrac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5），101-5. Blau’s observations were confirmed and updated in John T.Tierney，“The Wage and Hour Division，U.S.Department of Labor，” Department of Politics，Boston College（1975）.

[23] Suzanne Weaver，Decision to Prosecute（Cambridge，Mass.：MIT Press，1977），chap.5.

[24] Mohammad Al-Saud，“The Field Representatives：A Case Study of Administrative Control in the U.S.Army Corps of Engineers，” Ph.D.diss.，Department of Government，Harvard University（1987），3.

[25] Herbert Kaufman，The Forest Ranger（Baltimore，M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60）.

[26] Arthur L.Stinchcombe，“Bureaucratic and Craft Administration of Production：A Comparative Study，”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1959）：170.

[27] Peter M.Blau，The Dynamics of Bureaucrac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5），148-53.

[28] Eric A.Hanushek，“Throwing Money at Schools，”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1（1981）：19-41.

[29] Michael Lipsky，Street-Level Bureaucracy（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80），chap.2；Charles E.Bidwell，“The School as a Formal Organization，” in James G.March，ed.，Handbook of Organizations（Chicago：Rand McNally，1965），978-82，986-88；James Q.Wilson，Varieties of Police Behavior（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70-75.

[30] James Q.Wilson and George L.Kelling，“Broken Windows：The Police and Neighborhood Safety，” Atlantic Monthly（March 1982）：29-38（reprinted in Wilson，Thinking About Crime，rev. ed.[New York：Basic Books，1983]，chap.5）；Mark H.Moore and George L.Kelling，“‘To Serve and Protect’：Learning From Police History，” Public Interest（Winter 1983）：49-65.

[31] James Q.Wilson and George L.Kelling，“Making Neighborhoods Safe，” Atlantic Monthly（February 1989）：46-52.

[32] Anthony Downs，Inside Bureaucracy（Boston：Little，Brown，1967），88.

[33] Hugh Heclo，A Government of Strangers：Executive Politics in Washington（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77），148-53.

[34] James Q.Wilson，“The Politics of Regulation，” in Wilson，ed.，The Politics of Regulation（New York：Basic Books，1980），374-82.

[35] William G.Ouchi，“Markets，Bureaucracies，and Clan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5（1980）：129-41. Ouchi borrows the concept of clan from Emile Durkheim，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tram. G.Simpson（New York：Free Press，1933）. Similar views are offered by Chester Ⅰ.Barnard，The Functions of the Executiv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8），148.

第四部分 主管人员

第十章 势力范围

在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担任国防部长的七年里，军费开支大幅增长，从1961年的1950亿美元增长到1968年的约2250亿美元（按照不变美元计算）。仅在其任内的第一年，麦克纳马拉就增加了60多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尽管如此，截至他辞职之时，军队高层仍旧把他看作自1947年设立部长之位至今最不受待见的部长之一。[1]

在担任国防部长的四年里，梅尔文·莱尔德使得国防预算缩减了28%，从1969年的2430亿美元下降到1973年的1750亿美元（按照不变美元计算）。陆军失去了一些师级编制，海军也失去了一批军舰，军队人数也减少了三分之一左右。但即便这样，莱尔德依然在军队中享有盛誉。[2]

第一个注意到这个令人费解现象的人是莫顿·H.霍尔珀林，并对此做了解释。他认为，官僚机构“通常宁愿获得少一些经费，也要享有更多自主权，而不是获得更多的经费却只给予较少的自主权”。[3]这是因为，官僚机构十分重视自主权或势力范围。麦克纳马拉没有对各个军事部门的自主权给予尊重，相反，莱尔德却予以足够的重视。当前者上任后，他立马将防务决策权集中到国防部长办公室秘书处，指定“精明小子”（whiz kids）——由麦克纳马拉带来的、受过良好定量分析训练的并在防务事务方面有专长的年轻知识分子——来制定关于武器和作战理论的关键决策。当莱尔德上任后，他缩减了国防预算（当时越南战争行将结束），但他把各自的缩减权下放到军中各部门。莱尔德没有起用“精明小子”为其工作，所以他十分谨慎，亲自就影响军队的重要决策与陆军和海军上将们进行磋商。[4]莱尔德领导下的各个武装力量都享有对关键任务的控制权。

自主权并不局限于军事。多年以来，国会议员一直试图说服J.埃德加·胡佛，让他接受联邦调查局应该承担起调查贩毒的联邦职责这一提议。如果胡佛点头，那就意味着联邦调查局预算的大幅提升。但他没有这样做，他坚持认为这项工作应该由隶属财政部的联邦麻醉品管理局来承担。甚至在胡佛去世以后，联邦调查局高层仍旧抵制国会和司法部让其承担解决麻醉品问题的任务。[5]一直到里根政府时期，联邦调查局才接受对缉毒局行使监管权；但即便那时，联邦调查局的很多高层人士，包括被指派负责监督缉毒局的人员，都反对两个机构的完全合并。

很多年里，胡佛也一直抵制联邦调查局职能的扩大，不愿插手对有组织犯罪的系统性调查。他用一项简单的权宜之计就证明了这样做的正确性，即否认存在任何有组织的犯罪，不论是黑手党、辛迪加、黑帮还是流氓团伙。1957年在纽约州阿巴拉契亚，纽约州警察局的一名警官偶然发现黑社会头目聚集在约瑟夫·芭芭拉（Joseph Barbara）的家中开会之后，胡佛的否认变得站不住脚了。尽管如此，胡佛仍然持反对意见。直到他手下的特工们收集的证据充分确认了“全美犯罪委员会”成员，同时黑手党党徒约瑟夫·瓦拉奇（Joseph Valachi）成为联邦调查局的线人后，胡佛的想法才改变。[6]

国务院一直以来都反对将美国新闻署（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和国际开发署（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纳入麾下。[7]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陆军曾试图将其空军部队分离出去。[8]农业部在1973年和1974年提议，将食品和营养局——负责给失业者和贫民发放食品津贴的部门——从农业部转到卫生、教育和福利部。[9]1968年，当白宫打算把药品滥用控制局从卫生、教育和福利部中分离出来，并把服务美国的志愿者项目从经济机会局中分离出来的时候，卫生、教育和福利部以及经济机会局都没有表示反对。[10]马克·蒂珀斯曾对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5个重要的联邦重组计划（包括上文提及的3个）进行研究。之后，他又对25个机构获得或失去一个分支机构的前景的反应进行研究。其中，15个机构试图寻求扩大或继续保持其现有的势力范围；10个机构拒绝扩编的机会，或者同意砍掉一个分支机构。[11]

以上事例和蒂珀斯提供的数据并不能为下面这种为人熟知的观点提供证据，即政府机构都具有帝国主义的特性，总是试图通过扩充新的职能来蚕食竞争对手的地盘。尤其是，事实与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和威廉姆·尼斯坎南（以及其他人）所推崇的理论相背离，这一理论认为官僚机构的人员都渴望将本机构的规模最大化。[12]诚然，确实存在大量的机构，它们由一门心思想扩充的主管们所领导。但是，同时也存在另外一些机构，这些机构由一些谨小慎微的主管人员所领导。相较而言，我们更多听到的是前者，原因是，很多意图扩大自己规模的机构会很张扬（淹没了小机构所发出的声音），而后者却在静静地处理自己的日常事务。

主管人员与自主权

处理上述日常事务的时候，各个执行机构需要采取适当的方法把维持整个机构运营的工作量减至最小。维持机构运营是主管人员的特殊职责。[13]维持运营意味着保证为该机构注入源源不断的资源。在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公司中，维持运营主要通过资本和劳动力的形式。如果商业竞争不受禁止垄断的法律条文限制，则维持一个企业的运营也可能需要排除资本和市场的竞争。在政府机构中，维持运营则不仅需要资本（拨款）和劳动力（人员），而且需要获取政治上的支持。此外，政府机构不受反垄断法的约束，因此维持运营能够而且往往确实会消除或妥善处理对手带来的威胁。

当一个机构的目标深得人心、任务简单明确、对手并不存在而且所受限制极小，它所获得的政治支持最高。一种完美的状况是：一个政府机构希冀自己成为一个城市里治疗癌症的唯一机构，并且希冀在治疗方法上不受任何束缚。但在现实中，这些政府机构很难获得如此美妙的环境。这些机构必须做一些不受欢迎（如税收）或难于处理（如管理外交事务）的工作以及许多其他机构正在从事的工作（如搜集情报或者抓捕毒贩），同时它们必须在无数委员会、利益集团和新闻记者挑剔的注视之下完成这些工作。它们也面临经费不足、任务复杂、竞争对手众多和约束重重的局面。[14]

那种认为所有机构都想增加财政预算的观点忽略了一个经常出现的事实，即一方面是预算得以扩大，另一方面是任务变复杂了，竞争对手增加了，约束因素也增多了。两个方面之间存在一种博弈。如果另一方面的条件都是一样的，那么预算越大自然就越好。但是，另一方面的所有条件是不一样的，其中之一，我称为自主权。

菲利普·塞尔兹尼克将自主权定义为“足够允许一个集团解决问题并保持其独特性的状态”。[15]塞尔兹尼克的定义有两个方面，一是外部因素，二是内部因素。自主权的外在方面，即独立性，相当于“权限”或“管理范围”。自主权较大的机构拥有垄断权（就是说，它们在政府机构中对手很少或者没有对手，而且上级施加给它们的约束力也很小）。自主权的内在方面就是共识和使命感，即对机构内部核心人物共有的和普遍赞同的理解。

财政预算的增加可能会削弱机构的自主权，这会经常但并不总是遭到反对。军方之所以不喜欢麦克纳马拉，是因为他通过减少军方在武器和理论问题上的决策权来削减各部门的自主权。麦克纳马拉给了各部门很多经费，但这一事实并不能弥补各个部门在任务独立性方面的损失。

农业部不情愿执行食品券分配计划，部分原因在于发行食品券的工作包括一系列与农业部的传统使命（即帮助农场主）截然不同的任务，另一部分原因是负责发放食品券就意味着对那些与福利项目（而不是农业项目）相关的国会委员会和利益集团负责。如果食品券项目规模不大的话，农业部或许不会担忧；但在20世纪70年代初，当农业部部长意识到该项目不久就会占整个农业部全部支出的三分之二份额时，他感到了惶恐。这样的数额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呢？农业部一个官员做出了如下表述：“我们不得不对各种欺诈、各种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进行全面追踪，而这样的工作会占据我们全部的时间和精力。”[16]有人怀疑，困扰他的不仅有所抱怨的经济代价，而且还有政治代价。

联邦调查局不想卷入与毒品和有组织犯罪相关的工作中，是因为这些工作可能需要它付出很大的组织代价。如果一个组织有摆脱政治约束的自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过去在道德和效率上所建立的声誉。在调查毒品和黑手党的工作中，联邦调查局就会面临进行侦查工作所固有的受贿的可能性。它还可能遇到指责，原因是该局没有像以往解决绑架和银行抢劫问题那样“解决”贩毒问题。此外，联邦调查局的使命——基于寻访民众进行谨慎控制的调查——会因为接受新任务而受到折损，这些新任务包括乔装混入毒品交易现场和假扮黑手党成员。这样的不良方式会让联邦调查局的内部管理更加困难，甚至会威胁到共有的使命感。例如，如果联邦调查局已经完全接受了调查贩毒活动的职责，某些特工就有很大的受贿可能性（这会导致公开丑闻）；更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是，不论联邦调查局做什么，毒品问题都会更加恶化（这会引起公众质疑）；还有一种可能，即联邦调查局中的毒品事务专家们会与那些不是毒品事务专家的特工人员进行竞争，以捞取经费或者谋求晋升（这会造成内部摩擦）。总之，这看上去是一笔划不来的投资。

对一位政府机构主管人员来讲，扩大机构的自主权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外部投资者和竞争机构数量，同时会增强机构内部工作人员的使命感，最终减少机构的运营成本。放弃某些新任务和与之相匹配的预算增加，看来是获得这些益处所要付出的合理代价。[17]

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机构主管人员都永远采取扩大自主权的方式行事。国务卿乔治·舒尔茨曾经极力将一些部门保留在国务院之中，这些是建造美国使馆并为其提供安全保障的部门，他获得了成功。20世纪80年代，尽管有关的令人尴尬的信息被披露，如美国使馆安全方面存在巨大隐患，国务院建设方案也有严重缺陷（参见第六章），但舒尔茨还是固执己见。而这些实践的后果就是国务院在继续参与和监督使馆建设事务中付出了更多的代价。

针对国务院在使馆建设和安全上的问题，来自国会的批评大爆发。这些批评会使国务卿明晓：如果把这些“烫手山芋”转给其他政府部门，国务院的处境就会好一些。另外，国务院的组织文化传统是奖赏外交官，而不是建筑工程监督员或安全官员。因此，可以想象，国务院负责驻外机构建设的部门和安全部门的士气都很低落。所以，从内部和外部环境来考虑，让其他专长于建筑或安全保障的政府部门来承担这些引起争议的任务似乎是明智之举。但是，很可惜，事实上并没有做出这样的决策。舒尔茨坚持保留国务院的这些职能，一位同僚据此把舒尔茨称为“我遇到的势力范围意识最强的国务卿”。很多了解首府华盛顿内幕的人把舒尔茨的坚持看作部门主管不惜任何代价极力保留其势力范围的又一例证。但是，相比较而言，下面几个例子明显更加典型：农业部部长愿意放弃食品券项目，经济机会局放弃志愿服务美国项目，卫生、教育和福利部放弃吸毒管理局，以及陆军放弃其空军部队。放弃一个部门从而加强这个机构的自主权是一种极端的（同时也是特别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更为常见的做法是，确定自己的任务来阻止和剥夺竞争对手涉足自己核心业务的机会。

吉福德·平肖领导的林务局是一个隶属于农业部的机构。当对国家森林的管辖权从内政部转归农业部时，平肖就顺理成章地接手了对国家森林的管辖权。这可谓是对林务局自主权的守护所进行的巧妙一步。由于对国家森林进行管辖是内政部的一贯传统（并且似乎是合理的），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实现管辖权力的转移无疑证明了平肖拥有强大的政治手腕。他动员了林业和畜牧业群众来支持他与内政部的对抗，声称如果森林管辖权转到农业部的话，会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但是，平肖想方设法限制林业和畜牧业群众使用森林资源，这令后者感到十分失望。）当平肖的朋友和支持者西奥多·罗斯福在威廉·麦金莱遇刺后突然成为美国总统，幸运之神再次眷顾了平肖。于是，1905年的转让法案就变成了法律。[18]

戴维·利连撒尔将“草根民主”（grass-roots democracy）作为新成立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任务加以精心宣传。根据欧文·哈格罗夫（Erwin Hargrove）的说法，这一策略是用来阻止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被内政部吞并的决定性因素。[19]“草根民主”口号的用意是：与内政部不同，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直接与流域民众一起努力，为流域民众服务。这个口号是基于这样一个想法，即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将允许农场主参与挑选农场，在那里进行新的水土保持和农作物栽培实验。假如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公开阐释其任务是建造大坝和发电（事实上，该局做的主要也是这些），那么就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能够说明，为什么内政部（该部有很长的水利工程建设历史）不能将该局接管。

除了J.埃德加·胡佛和戴维·利连撒尔，在权力的殿堂中纵横驰骋、在势力范围方面运筹帷幄的人首推海军上将海曼·里科弗（Hyman Rickover）。这位海军军官甚是精明，但脾气暴躁。凭借着与国会和私人承包商的密切关系，他谋取了所有用于军事目的的核电厂的建造授权，并最终获得了领导所有核动力潜艇开发的授权。[20]在官僚体制的一般程序中，任何像核动力推进器这样有吸引力的东西肯定会被各个民用和军事机构所占据。结果就是：一个机构负责研究，另一个机构订购反应堆，第三个机构将它们安装在各类舰艇上，第四个（甚至第五个和第六个）招募人员、训练并指挥驾驶员。但事实上，在这里一个人就能够建造一个被叫作“里科弗海军”的整体。里科弗不顾众多海军将领的反对，从一开始便审时度势，在获得资源之前先要获得自主权。

“统一”三军

当一些组织承担相同的任务时，对自主权的争夺就会异常激烈，军队的情况就是这样。各个军种之间的争吵就是生活中存在的现实。有时候我们会遗忘的事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曾经制订计划来统一各军种。该计划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共同的动机都是力图保留或者加强自主权。

计划最主要的支持者就是陆军。作战部提出一个计划，即设置唯一的总参谋长来统领陆、海、空三军，这个总参谋长向国防部汇报。当时由于战争行将结束，随着士兵的复员，陆军担心其资源会大规模缩减。相比之下，海军和空军掌握并拥有舰艇和飞机，因为至少要确保这些武器部分能够运行，海军和空军就足以保证自己的资源不会像陆军那样被大幅度地削减。除此之外，空军所拥有的核弹似乎可以作为一种廉价的防卫手段，几架轰炸机（后来还有弹道导弹）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威慑任何潜在的侵略者，如此一来还需要大量士兵吗？陆军的担忧还是有理由的。无论何时削减国防预算，人们都会想到的是裁人比削减装备容易得多。这时，一个统一指挥官（可能从陆军中挑选）将会“平衡”三军的需求（例如，保护陆军的角色）。[21]

陆军提议的计划得到了空军的支持，这是因为该计划看上去会为后者的自主权提供很好的保障。航空部队已经作为陆军的一部分并且是以陆军航空兵的名字创建和成长的。航空部队急于成为一支独立的队伍，这一抱负获得了公众的大力支持。陆军之所以促成这件事，部分原因在于，这支名义上属于它的空军部队已经变得如此庞大且有名，陆军担心如果两者继续合作下去，陆军就会受到航空兵的支配；除此之外，这也是由于步兵军官们不愿意与陆军航空兵的军官们分掌兵权。[22]简而言之，如果分开，陆军和空军在自主权方面的利益都会得到巩固。但是，陆军为航空兵的独立附加了一个条件：三军联合设立一个最高的领导体系，由唯一一个军事指挥官来指挥。哈里·杜鲁门总统对该计划给予了大力支持。

统一的反对者是海军，原因也是自主权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海军就是一个小型的国防部，不仅拥有自己的舰船，还拥有自己的步兵（海军陆战队），以及空军（海军航空兵）。因此，不论实施何种重组计划，海军都更容易受到损害。效率和统一的支持者们肯定会认为“合理的”组织形式应该是：海军的地面力量——海军陆战队——转入陆军编制，其空军力量则转入空军编制。以海军部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尔（James Forrestal）为首的整个海军都反对这样的重组方案，并提出一个简单方案来替代，即只设两个协调委员会——由高级指挥官组成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和一个能将与国防事务相关的重要文职官员召集在一起的委员会（后来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

妥协最终达成了，成立了一个统一的国防部（陆军的意愿），但国防部长的权力受到了限制（海军的意愿），不设唯一的军事指挥官（陆军的意愿），取而代之的是参谋长联席会议（海军的意愿）。海军同意航空兵建立独立的空军，作为对其他军种的一个让步。曾一直反对统一的海军部部长被任命为第一任国防部长，但他很快就意识到还有很多管辖权限问题亟待解决，而他却因为权力所限对此无能为力。例如，海军和空军都想在战略威慑中占有一席之地，前者试图建造大型航空母舰，后者则试图生产重型轰炸机，但两种议案都是在国防预算压缩的情况下提出来的。新独立的空军急于控制所有军用飞机，陆军则坚持要求保留自己的部分空军力量。1948年，福雷斯特尔部长在佛罗里达的西锁岛（Key West，又叫基韦斯特岛）召开了一次会议，希望各军种能够在会上解决彼此间的分歧。会议只形成了一纸协议书，但产生了出人意料的结果。

西锁岛协议的条款中有一条规定：空军购买和管控所有用于陆军步兵作战的飞机。为了保证陆军遵守这一条款，协议特别规定了陆军不得购买任何重量超过5000磅的固定翼飞机。[23]朝鲜战争暴露了这一协议的弱点。空军的组织文化是建立在高性能战斗机飞行和远程轰炸机飞行的基础之上的，尤其是后者。其结果是，空军很少购买适合近距离支援步兵作战的飞机——这些飞机速度慢、装甲厚、有效载荷大——并拒绝陆军指挥官控制这些飞机。当陆军试图寻求国会的批准来购买这种飞机时，就有人援引西锁岛协议，从而阻止了购买此类飞机的计划。但是，几年过后，一位精明的陆军上将注意到，西锁岛协议中仅限制固定翼飞机，关于直升机只字未提。因此，陆军开始购置直升机来弥补空军不愿意承担的近距离支援任务。越南战争加速了这种购置行动，不久，陆军就拥有了大量直升机机群。但是，关于直升机是否像固定翼飞机那样能够进行有力的近距离支援问题上，各军种间仍然存在分歧。然而，论争的焦点不在于其优劣性，而在于各军种都建立在自身对自主权的控制欲的基础上。前军费预算分析专家理查德·斯塔宾（Richard Stubbing）对这一问题做了如下总结：

空军一直很少关注近距离空中支援，仅仅购置攻击机来维护它承担近距离空中支援的任务要求。与此同时，陆军因无法断定是否能在其需要的时候得到空军的有效支援，而购置了大量的攻击直升机。这些直升机比普通的攻击机要昂贵，而且更容易遭到打击，但可以直接接受陆军的指挥。[24]

上述事例加之其他关于军队中争夺势力范围的例子有时候会被错误地理解为组织扩张主义的例子——一场为了“更多”而获得更多的竞赛，其根源在于这样一种理念：越多越好。这种看法其实是很肤浅的。实际上，军队的这些行为就是试图使任务和权限相匹配。对任何组织来说，拥有强烈的使命感都十分重要，特别是军事机构。在军事机构中，甘愿面对危难和无私奉献的意愿往往是遵守军队组织文化和共同的道义规范的产物。强烈的使命感还包括与必须完成的任务和用以完成任务的资源相联系的组织权限。例如，陆军军官之所以想要指挥战术（或近距离支援的）空军部队，绝不是因为他们想拥有自己的飞机，而是因为经验已经告诉他们：那些在步兵团前面直接扫射和轰炸目标的飞机，需要与之精确配合，如果扫射就得正好发生在需要的时候，炸弹也要准确地落在敌人部队时——就更需要这种精确了。同样的，空军军官反对使用低速地面支援飞机，并不是因为他们不重视扫射敌军部队，而是因为经验已经告诉他们：低速飞行的飞机容易遭到敌军快速而机动的战斗机的攻击。因此，他们想要获得战术飞机，因为战术飞机能够像它们可能遭遇到的敌机一样快速地飞行和转弯，从而更好地保护自己。但问题在于，快速飞行和机动性能比较好的飞机不适于执行地面支援任务。

因为两个军种的任务利益都建立在似乎合理而严肃的问题上，所以找到一种可以调和任务和权限的组织形式并非易事。尽管起初用于建立国防部的法律条文已经为了减缓军种间的竞争而进行过多次修改，但要寻找到一种在任务和权限之间做得恰到好处的调和方法，还是和之前一样难以实现。

艾略特·科恩在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潜艇战问题时就说过关于匹配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应该由哪一个军种控制飞机并搜寻敌方潜艇的航道。海军想控制这些飞机，以便帮助海军护航舰队为军舰和那些试图避开德国潜艇的商船护航。既然海军负责护航舰队的安全，而且许多船舰由海军操纵，那么海军自然会想到让飞机贴近护航舰队。而陆军航空兵部队并没有护航的责任，它所感兴趣的是搜寻和攻击德国潜艇。所以，这些军官不想让飞机紧跟护航舰队，而是在海上更大范围地飞行，寻找可能出现的潜艇。[25]最终，陆军航空兵将陆基反潜飞机的控制权交给了海军。这是个明智的决定。任务与权限相适应的匹配对海军有着生死攸关的重要性，而对陆军航空兵来讲，重要性不是很大。此外，将这些飞机的控制权交出去也意味着陆军航空兵的飞行员们不需要在海军指挥官那里接受护航任务了。[26]

实现自主权

任何一个机构的领导者都不会为其组织争取到完全的自主权；政治需要问责，民主政治则意味着需要一个尤为复杂且包罗万象的问责模式。政府的行政主管人员能做到的最佳状态也就是尽量减少竞争对手和约束因素的数量。

实现任务和管辖权限匹配的最佳时机是组织建立之时。一个组织就像珊瑚礁里的一条鱼：为了生存，它需要找一个对它提供支持的生态位。有的时候，这个生态位是法律具体规定了的，社会保障总署和国内收入署在创建之初就是这样。但经常出现的状况是法律条文比较模糊，这就给了创建初期的主管一个可利用的机会。如果这样做的话，需要遵循一些基本方法。

第一，搜寻那些别人还没有承担的任务。监狱管理人员轻而易举就能习得这一方法，因为几乎没有其他人愿意做这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是，中央情报局的头几任局长却面对很多对手——军队和国务院也有活跃的情报机构。基于这个事实，加之中央情报局创建者们先前的经验，使它将自己的新角色限定在秘密活动的领域之内。在搜集情报的过程中，秘密活动成为中央情报局组织文化的任务，这一特点一直持续到高空监测卫星出现。监测卫星可以从四五百英里的高度清晰地拍到其他国家的军事和工业设施。这个时候问题也随之出现：谁来控制这些技术设备？

空军拥有的火箭可以把卫星发射到相应的轨道上，并且他们十分想刺探到关于苏联火箭的情况。同样，中央情报局也对这个项目很感兴趣，并承诺自己可以搞到的情报甚至比一群间谍能获取的还要多。针对这一项目，中央情报局和空军展开了一场激烈争夺。直到最终成立了国家侦察局（National Reconnaissance Office，NRO）来承担发射和控制卫星的任务，这场争斗才得以解决。这个局受空军部部长控制，一位来自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被任命为二把手。为了监督国家侦察局并有权选择侦察目标，一系列复杂的协调委员会成立了。当然，部门间的争吵不会销声匿迹，但是，（据来自这个高度机密机构的某些观察员所言）随着国家侦察局开始工作并形成自己的使命感和职业感，争吵也就慢慢平息了。[27]

联邦调查局不愿意染指任何麻醉品调查行动，不仅是因为担心受贿，而且也确实不想做其他组织已经做过的事情——如果染指了就会成为那个组织的对手。即便原联邦麻醉品管理局已经完全被胡佛接管，但海关总署、边境巡逻队以及移民局也都参与到了毒品调查中。当联邦调查局最终进入毒品调查领域后，它发现要搞定的那些对手组织着实令人头痛。

第二，与那些企图将其他机构负责的任务收归己有的机构做斗争。空军最终未能阻止海军建造大型航空母舰，而海军最终也未能阻止空军购置重型轰炸机。每一个军种都竭力保持其能向遥远的敌人发射核武器的能力——这其实是很危险的。联邦调查局成功地阻止了战略情报局参与反间谍工作的企图。胡佛不信任战略情报局及其有野心的领导者“野蛮比尔”威廉·多诺万（William Donovan）。他担心（事实上他的担心是对的）战略情报局会占据国外事务，也会染指国内事务。国内反间谍活动是联邦调查局的工作，这是该局要坚决维护的。例如，有一次，来自战略情报局的几位职员试图去首府华盛顿的外国大使馆行窃，胡佛听到风声后就指派几名联邦调查局特工前去阻止行窃活动。多诺万向罗斯福抱怨，但获胜的还是胡佛，这样的任务被完全划归在联邦调查局的工作权限内。[28]当罗斯福将搜集关于拉丁美洲情报的任务交给胡佛时，胡佛十分警惕，并要求确认战略情报局不会参与其中。[29]

第三，尽量不要去做那些和本组织的中心任务严重偏离的工作。陆军工程兵团非常注重自己的良好声誉，因为它能按期可靠地在预算以内设计并建造港口、桥梁、大坝和复杂的水资源开发项目。从20世纪70年代起，国会开始支持一些新的议案，如处理废物、改善城市供水系统和加强沿海地区管理。我们的第一反应可能是，这些新计划会给急于扩张机构业务和增加预算的工程兵部队一个良机。而事实是，许多有经验的工程兵都反对部队涉足这些新计划。他们严格地如此行事——是因为这些新计划仅仅是计划而已，不是工程。一项工程关乎的是为其雇主设计并建造一个建筑物。工程兵部队知道如何应对一项工程。与此相反，一个计划，例如清理有毒废物或改善城市供水系统，则会涉及与州及其他地方机构进行谈判，达成协议，为各种政治机构提供技术支持，管理补助拨款项目以及劝诫企业减少使用有毒物品或劝导城市居民节约水资源。正如亚瑟·马斯和迈伦·菲林（Myron Fiering）所说的，尽管这意味着工程兵部队的建筑预算会缩减，它仍拒绝涉足许多这样的计划。[30]使命比预算更重要。

第四，谨慎对待联合与协作。多年以来，联邦调查局一直不愿意指派其特工参与协作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合作型任务。胡佛担心，如果其他不受联邦调查局控制的部门的成员因错误判断而造成失误，可能会牵连联邦调查局，这样一来该局的名誉就会受到损害。[31]基于同样的缘由，陆军工程兵团有一个“不打下手”的规定：禁止将工程兵指派到政府其他部门或者军队的其他单位。正如工程兵部队的主管之一穆罕默德·艾尔-索德所言，我们认为，我们的声誉不会由于多做几件其他组织因为某些原因遗漏或做不好的琐事而得到提升。[32]如果工程兵部队决定承担一项工程，它就会希望自己获得绝对的权威。例如，有人曾提议环境保护局和陆军工程兵团协同负责清除有毒废物的工作。工程兵部队对此予以拒绝，原因就像一个工程兵部队军官所说的：“如果不由我们设计，如果我们不是承包方，如果我们没有权威……我们仅仅是在为环境保护局打工……那样的话，一旦出现什么差错，我们就会成为报纸上的头条新闻，标题就是‘工程兵团搞砸了’。”[33]

第五，尽量不要做那些会导致支持者出现分歧或对立的工作。像大部分州一样，加利福尼亚州和怀俄明州都有州属的捕鱼和狩猎管理机构，其管辖范围是各自州境内的各种野生动物。这些机构的任务就是保护各种野生动物免于非法的猎杀和垂钓。除此之外，这些机构还专门为狩猎和垂钓保留了一些陆地和池塘。这些部门的核心支持者就是各州内的猎人和捕鱼人；也正是他们在19世纪促成了这些机构的建立，也正是他们当前仍旧在立法机关面前支持捕鱼狩猎机构。他们的支持非常有效，这些机构通过简单有效的手段就能从法律约束中获得很多自主权，即将捕鱼和狩猎执照费用限定在能使本机构自给自足的程度。托马斯·H.哈蒙德（Thomas H. Hamond）对这些机构如何承担新任务进行了研究。[34]总体而言，它们试图回避任何会造成支持者分裂的任务。结果，两个州的捕鱼和狩猎机构都设法避免涉及诸如狼和郊狼类的肉食动物。这样的议案会导致农民和生态学家对立起来。因为农夫想要杀掉这些肉食动物来保护他们的家畜；而生态学家则想要保护这类肉食动物，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动物有濒临灭绝的危险。怀俄明州捕鱼狩猎管理局在回避这样的工作方面特别成功。最后，立法机关把这项任务交给了农业局。[35]

第六，回避已知的薄弱环节。如同我们人一样，每一个组织都会从产生过大问题的行为中获得教训。但是，与人相比，组织拥有更长久的记忆和应对风险的敏感。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就联邦调查局而言，已知的薄弱环节是腐败；对监狱而言，是越狱和暴乱；就国防部而言，是购买价值435美元的锤子；对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而言，是批准可能致癌的食品添加剂。每当出现严重差错且还要应付巨大政治危机的时候，这种错误就会进入机构的组织记忆中，成为一个传奇的恐怖故事。机构的官员们会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建立一种机制，预防此类恐怖故事不再重演。有的时候，这种机制走到了极端。例如，有很多关于胡佛的故事就是这样的，其中一个是他禁止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执行公务时在公共场所喝咖啡。原因是为了避免出现如下情况，即一位公民发现特工喝咖啡后向某个国会议员举报：“政府官僚拿着纳税人的钱在享乐。”

回避已知薄弱环节的好处是，最大限度地减少外部机构对本部门的控制。政府机构的主管人员通常是实现了机构目标，但没有获得相应的奖赏，这是因为机构目标是那么的含糊不清或者进展的取得是如此艰难，以至于不能说服任何人对你进行奖励。这将会在下一章具体阐释。相反，政府机构的主管人员却很容易遭受批评。如果这种薄弱环节能够减少，如果国会议员、利益集团和媒体记者不能收集到对政府机构言之有据的批评，那么这些机构的外部人士就失去了控制该机构的渠道。结果显而易见，机构的自主权增加了。对政府机构的主管人员而言，回避已知的薄弱环节相当于企业经营者获得利润，那就是生命线。

关注自主权的后果

关注势力范围和自主权的主要后果，就是不同机构之间的工作协调起来异常困难（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将专门有一章对之进行探讨）。企业通过对市场信号（价格）的回应来调整其经营，也可在反垄断法允许的范围内通过达成公开协议（合同）来调整，合作的标准是互利互惠。对企业而言，无须担心这种合同会使一家企业获得对另一家企业内部事务的控制权。相较而言，政府机构则把任何机构间的协议都看作是对自身自主权的威胁。

因此，很多必须合作（至少看起来相互合作）的政府机构在达成协议时都会保护双方的自主权免受损害。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行动程序所受到的支配就是很好的例子。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机构倾向于通过签订互不干涉协议以尽可能不使各自的自主权受到威胁。参谋长联席会议有一条不成文的“全体一致”原则：如果有任何军队部门的代表有异议，那么考虑到对角色和任务的设定，就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因此，也就不会采取任何威胁到各部门角色或任务的行动。[36]1955～1959年，参谋长联席会议曾做出将近3000项决议，只有23项有人投反对票。[37]1986年《国防部改组法》被通过，它扩大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权力来改变之前的状况。这样的话，参联会主席就可以做出一些参谋长联席会议作为一个委员会所不愿意去做的关于角色和任务的比较棘手的抉择。不过，这是否有可能达到预期的结果，观察家们看法不一。

关注自主权还会导致政府机构抵制其他机构对自身的控制。联邦合同合规项目办公室（Office of Federal Contract Compliance Programs，OFCC）隶属于劳工部，负责监督联邦机构的行为，保证与政府有经营活动的承包商遵守有关民权和肯定性行动计划的法律与行政命令。例如，该办公室应该保证国防部能够有效地监督国防工业承包商的雇用方式。当帕特里夏·蕾切尔研究这个办公室的时候，没有人认为该办公室正在实现其目标。问题很明显：联邦合同合规项目办公室不控制任何资源，如财政预算和人事权，而这恰恰是国防部所重视的。[38]相比之下，当联邦政府对某个私人承包商实施一项法规的时候，该企业的资源就会受到威胁，途径要么是停止合约或拒付合同酬金，要么是向法院起诉把企业送上法庭。

波士顿住房监察员负责对房客关于住房不安全或不卫生的投诉进行回应。在彼得罗·尼沃拉（Pietro Nivola）对该机构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尽管监察员们在同一时间向私人和公共房屋的房主们指出其各自违反住房法规的问题，私人房屋房主接过传票后比该城市最主要的公共房屋房主——波士顿住房管理局——接到传票后改正得更为及时和准确。[39]这个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住房监察员们愿意受理私人房屋房主的案子，他们能够有法（法庭裁决）可依将不服从的房东诉诸法律。但是，他们不愿意受理与另一家政府机构相关的案子，而且他们对这些机构几乎没有任何控制权。

人们越来越希望电力企业去尝试各种形式的节能措施（如鼓励用户减少用电需求），并探索多种可再生能源或者软能源前景（如太阳能、风能和地热能）。一项对处于同一州、为相同市场提供服务的三家私营企业和三家公有企业进行比较的研究表明，私营企业在探索节能和寻找替代能源计划方面比公有企业更加积极。[40]州管理机构控制着私营公司而非公有电力企业所看重的资源；这些管理机构可以设定投资者经营的企业的供电价格并决定其拥有的企业的回报率（大体上就是利润率）；但对那些市政部门经营的企业，这些管理机构则不能这样做。

一份关于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研究报告得出相似的结论。当环境保护局开始命令电力企业减少其烟囱排放的某些污染物的数量时，与私营企业如太平洋天然气和电力公司相比，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作为一家由政府经营的大企业，花费了更多时间来抵制这些法规，并采取了有效的抵制方式。[41]虽然最终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态度发生了改变，但这一改变的原因同时也暴露出一个政府机构在控制另一个政府机构的行为方面存在的问题。当时，美国总统正好也比较关注这一问题，并决定指派环境保护部门的主管进入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董事会工作。一位重要的参议员威胁要阻止一项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急于通过的法案，但更重要的是，法院宣布可以对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发起诉讼。各种社会团体和两个州的司法局局长组成一个联合小组起诉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指控该局没有遵守环保法规。最终的判决书迫使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答应改变其以往的做法。[42]

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不遵守《清洁空气法》的做法体现了该机构的使命，即有效的电力生产是重中之重。这一观点体现了该局电力工程师们的专业特性，这些工程师的岗位在该局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参见第四章和第五章）。该局对《清洁空气法》的抵制如此长久而且抵制行动颇有成效，是该机构已经获得高度自治权的结果。该局抵制行为的结束则是大多数政府机构不需要去应付的因素所致——总统本人的直接干预和法律诉讼的威胁。确实，我们仍无法知晓一个联邦机构起诉另一个联邦机构时联邦法院究竟起到了何种作用。

1978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遵守环保局的规定时，联邦机构在效率和态度上不如私营企业那样好。例如，科罗拉多州丹佛附近的一个基地存有上百加仑的各种有毒化学药品。两个使用该基地的组织——壳牌石油公司和国防部的兵工厂应该对此负责。司法部于1983年起诉壳牌公司，要求其承担清理它制造的垃圾的费用，但没有对国防部采取同样的惩治措施。部分原因是一个公共机构不愿与另外一个公共机构为敌，同时也是因为律师们在对这一问题的意见上并没有达成一致，他们并不知道一个政府机构在法律上如何掌控（如果可以控制的话）另一个政府机构。[43]

小结

预先设想的政府机构的扩张特性是一个过于简单化的概念。自主权至少与资源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因为自主权决定了政府机构获得和使用资源所需要付出代价的程度。高度的自主权意味着该机构拥有一个可靠的选民基础以及一系列一致的任务。支持者和任务共同促进政府机构形成一种强烈而具广泛认同的使命感。假如自主权能够保证，寻求更多的资源或更大的权限会是必然的诉求。

但这只是一个大大的“假设”。随着政府活动种类的增多，所有政府机构都会面临无人争夺的权力的减少，都会面临对其完全支持的机会的缩减。曾几何时，邮政总局、退休金办理处、军队和海关总署是为数不多的重要机构，所以势力范围之争并不突出。可如今，政府中制定外交政策、制定和影响经济政策的机构就有几十家，负责调节商业活动和执行打击犯罪活动的法律机构也不计其数。在这种情况下，势力范围之争就凸显出来了，而且很多争斗是无法解决的。

这可以解释约翰·瓦纳特（John Wanat）在一份报告中得出的结论，这份报告研究了各种联邦机构在1952年到1966年间规模的扩大。该研究表明，在允许机构膨胀之后，许多机构并没有扩大规模[44]，确实扩大的机构大多是研究机构。[45]很多研究机构（人们会想起国家健康研究所）很受支持者们的拥护（有谁会反对寻找治疗癌症的新疗法呢？），并拥有无可置疑的权限（没有其他机构从事同样的工作），以及拥有一种一致的使命感（职业科学家们的研究兴趣）。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有很多怂恿扩大机构规模的呼声，因为这样做代价不大。至于能否扩大机构的规模，除了该机构的控制权之外，还取决于很多因素，包括主要的经济和预算条件。

很少有联邦机构拥有癌症研究所那样的优势，所以大部分机构要为自主权和资源扩大而奋斗。机构的主管人员如何为此而努力将是下一章的主题。

[1] Richard A.Stubbing，The Defense Game（New York：Harper & Row，1986），272.

[2] Richard A.Stubbing，The Defense Game（New York：Harper & Row，1986），293.

[3] Morton H.Halperin，Bureaucratic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74），51.

[4] Richard A.Stubbing，The Defense Game（New York：Harper & Row，1986），chaps. 15，16.

[5] Sanford J.Ungar，FBI（Boston：Little，Brown，1976），421-25.

[6] Sanford J.Ungar，FBI（Boston：Little，Brown，1976），392-405.

[7] Halperin，Bureaucratic Power，37.

[8] Halperin，Bureaucratic Power，43. The emergence of a separate air force is described in Perry McCoy Smith，The Air Force Plans for Peace，1943-1945（Baltimore，M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0）.

[9] Marc Tipermas，“Jurisdictionalism：The Politics of Executive Reorganization，” Ph.D.diss.，Department of Government，Harvard University（1976），35，76-81.

[10] Marc Tipermas，“Jurisdictionalism：The Politics of Executive Reorganization，” Ph.D.diss.，Department of Government，Harvard University（1976），39-46，67-76.

[11] Marc Tipermas，“Jurisdictionalism：The Politics of Executive Reorganization，” Ph.D.diss.，Department of Government，Harvard University（1976），91.

[12] Gordon Tullock，The Politics of Bureaucracy（Washington，D.C.：Public Affairs Press，1965），134-36；William A.Niskanen，Jr.，Bureaucracy a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Chicago：Aldine-Atherton，1971），42.

[13] Chester Ⅰ.Barnard，The Functions of the Executiv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8），215.

[14] 用组织理论的语言来讲，政府机构饱受“严重的资源依赖症”困扰。商业公司可以依靠外部来获取资源，但是，它们也可以通过合并、纵向整合和利用利润来进行信贷融资以减轻这种依赖的程度。此外，尽管外部股东在向公司提供资源时保留某些产权，但与立法机关不同，它们一般没有任何的管理权。Cf. Jeffrey Pfeffer and Gerald R. Salanick，The External Control of Organizations：A Resource Dependence Perspective（New York：Harper & Row，1978），261，272. 对有关势力范围扩大的外部或选民因素的开创性分析，可参见Matthew Holden，Jr.，“‘Imperialism’in Bureaucr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0（1966）：943-51。

[15] Philip Selznick，Leadership in Administration（Evanston，Ⅲ.：Row，Peterson & Co.，1957），121.

[16] Marc Tipermas，“Jurisdictionalism：The Politics of Executive Reorganization，” Ph. D.diss.，Department of Government，Harvard University（1976），159.

[17] 在我之前对自主权的论述中，我把自主权定义为“去做他们（机构主管人员）希望做的事情的全部自由”，这一定义受到赫伯特·考夫曼的批评。他认为这种自由在政治学中不可能存在。当然，他是正确的。但是，在我看来，自主权指的不是行动的自由，而是毫无争议的管辖权。机构主管人员都清楚：他们会受到立法机关和当选的行政官员的约束；但只要条件允许，他们就竭尽全力保持对任务范围的控制权，因为任务范围界定了机构的管辖权限。考夫曼研究的六个部门中有三个部门——美国国内收入署、社会保障局以及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从来就没有对管辖权限提出挑战，另外两个——海关总署和林务局——在考夫曼于1978年对它们进行研究之前，曾就管辖权问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前者与麻醉品和危险药品管理局斗争，后者和园林局斗争）。See Herbert Kaufman，The Administrative Behavior of Federal Bereau Chiefs（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81），161-64.

[18] John Milton Cooper，Jr.，“Gifford Pinchot Creates a Forest Service，” in Jameson W.Doig and Erwin C.Hargrove，eds.，Leadership and Innovation（Baltimore，M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7），72-73.

[19] Erwin C.Hargrove，“David Lilienthal and the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in Doig and Hargrove，eds.，Leadership，47-54.

[20] Eugene Lewis，“Admiral Hyman Rickover：Technological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U.S.Navy，” in Doig and Hargrove，eds.，Leadership，108-11.

[21] My account here follows Cecilia Stiles Cornell and Melvyn P.Leffler，“James Forrestal：The Tragic End of a Successful Entrepreneur，” in Doig and Hargrove，eds.，Leadership，chap.12，esp.pp.386-94.

[22] Perry McCoy Smith，The Air Force Plans for Peace，1943-1945（Baltimore，M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0），chap.2，esp.p.19.

[23] Richard A.Stubbing，The Defense Game（New York：Harper & Row，1986），139.

[24] Richard A.Stubbing，The Defense Game（New York：Harper & Row，1986），142.

[25] Wesley Frank Crave and James Lea Cate，The Army Air Forces in World War Ⅱ，vol.1：Plans and Early Operations：January 1939 to August 1942（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8），514-33.

[26] Eliot A.Cohen，“Learning from Failure：American Antisubmarine Warfare in 1942，” U.S.Naval War College（January 1987），50.

[27] William E.Burrows，Deep Black：Space Espionage and National Security（New York：Random House，1986），202-13.

[28] Sanford J.Ungar，FBI（Boston：Little，Brown，1976），107.

[29] Sanford J.Ungar，FBI（Boston：Little，Brown，1976），chap.10，esp.pp.224-26.

[30] Arthur Maass and Myron B.Fiering，“Civil Works Externalities Assessment，” paper prepared for the U.S.Army Corps of Engineers（DACW31-86-M-1111），April 1987.

[31] 有人会问，为何其他执法部门愿意参与这些打击犯罪行为的活动呢？我不能肯定地做出回答，但是我想它们的使命感不强，它们坚持自身政治使命感的意愿也薄弱。

[32] Sanford J.Ungar，FBI（Boston：Little，Brown，1976），398.

[33] Mohammad Al-Saud，“The Field Representatives：A Case Study of Administrative Control in the U.S.Army Corps of Engineers，” Ph.D.diss.，Department of Government，Harvard University（October 1987），142.

[34] Mohammad Al-Saud，“The Field Representatives：A Case Study of Administrative Control in the U.S.Army Corps of Engineers，” Ph.D.diss.，Department of Government，Harvard University（October 1987），145-46.

[35] 哈蒙德也指出，要充分了解这两个机构承担和回避的任务，必须了解机构中工作人员的职业标准。这与第四章中的观点是一致的。

[36] Thomas Hilton Hammond，“Jurisdictional Preferences and the Choice of Tasks：Political Adaptation by Two State Wildlife Departments，” Ph.D.diss.，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1979），esp.324-26.

[37] U.S.Senate，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s，Defense Organization：The Need for Change. Staff report to the committee，99th Cong.，1st sess.（October 16，1985），173-74. A defense of the role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prior to the 1986 reorganization can be found in the papers gathered in JCS Reform：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Newport，R.I.：U.S.Naval War College，1985）.

[38] Arthur T.Hadley，The Straw Giant（New York：Random House，1986），129.

[39] James Q.Wilson and Patricia Rachal，“Can the Government Regulate Itself？” Public Interest（Winter 1977）：7-8.

[40] Pietro S.Nivola，The Urban Service Problem（Lexington，Mass.：D.C.Heath/Lexington Books，1979），142-44.

[41] James Q.Wilson and Louise Richardson，“Public Ownership vs. Energy Conservation：A Paradox of Utility Regulation，” Regulation（September-October，1985），13ff.

[42] Marc J.Roberts and Jeremy S.Bluhm，The Choices of Power：Utilities Face the Environmental Challeng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chaps. 4，5 and p.325；and Robert F.Durant，When Government Regulates Itself；EPA，TVA，and Pollution Control in the 1970s（Knoxville，Tenn.：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1985），28，36-44.

[43] Robert F.Durant，When Government Regulates Itself；EPA，TVA，and Pollution Control in the 1970s（Knoxville，Tenn.：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1985），69-72，80-88.

[44] 显然，一些机构的规模肯定是扩大了。否则，1966年的政府支出就会和1952年的相同。这种规模的扩大主要体现在军费增加和职权范围的加大上。

[45] Rochelle L.Stanfield，“Government Polluters，” National Journal（March 28，1987）：762-66.

第十一章 策略

“你很快就明白了，你作为一个好部长或坏部长载入史册，并不是看你治理的政绩……”[1]迈克尔·布卢门撒尔（Michael Blumenthal）用这句话总结了他担任财政部部长和本迪克斯公司总经理两个职位时经历的差别，把财政部管理得井井有条但得不到奖赏，而在本迪克斯公司则大为不同。

政府机构主管人员和企业经理都要维持各自的组织。我们很容易做出判断：维持一个公共机构似乎比经营一家企业要容易得多。毕竟，每年有五六万家公司申请破产，却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机构有相同的行为。[2]当赫伯特·考夫曼考察1923年之前建立的175家联邦机构的命运时，他发现其中有15%的机构到1973年都消失了。[3]这些机构虽不能万世长存，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还是有生命力的：如果1923年时所有的商业公司在半个世纪后真的有85%不复存在，那才是合情合理的猜想。此外，在27个消失的联邦机构中，很多机构的功能和人员都被其他机构吸纳了。其实它们并没有死亡，而是获得重生。

但是，这些统计数字可能会误导我们。维持公共组织其实比经营私营企业更艰难，有两个原因。第一，维持并非简单地意味着生存，还意味着繁荣。繁荣反过来又意味着获取自主权和资源。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所看到的，大多数机构的自主权都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限制。所以，一个联邦机构的主管人员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来抵御对手的挑战，应付来自媒体和利益集团的批评，还要试图获得并保持总统和国会对本机构的支持。本迪克斯公司的总经理也必须应付竞争对手及寻找资源，但与财政部部长不同的是，他能够在应付竞争对手和寻找资源的工作中不让竞争者或资源拥有者对其经营之道指手画脚。本迪克斯公司从资源拥有者手里得到承诺（如答应提供资金、劳动力和材料）；而财政部部长从国会和白宫获得交易（有条件且不断变化地提供支持，以换取对如何使用这些资源的发言权）。这里的意思用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的一句话能做最清晰的表达：“真是没完没了。”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彻底解决，很多关于机构应该做什么和如何做的争论一直存在。因此，维持一个机构是一个没完没了、耗费大量时间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要与那些经常改变主意的资源持有者进行谈判和再谈判，并尝试达成一系列协议。

第二，与私营企业的经理相比，政府机构的主管人员面对的是不同的奖赏手段。商业公司的经理可以根据公司的利润来对其进行评估和奖赏。对公共机构主管的评估和奖赏是以表面上的成功为基础，这里的成功意味着名声、影响力、魅力、没有受到批评、个人意识形态或者政策在辩论中获得胜利。当然，有时候成功意味着机构目标的实现，如国家航空航天局将宇航员送上月球，武装部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得胜利，社会保障总署及时发出救济金汇款支票。但是，正如前几章所阐释的，很多政府机构的目标是含糊不清的，有很多争议或者很难实现，从而导致难以评估目标实现的进程。此外，对公共机构主管的奖赏不全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甚至根本就看不见摸不着；但是，那些无形的东西也很重要，因为它们与个人品质和意识形态，如声望、权力的拥有或者对某项事业的认同休戚相关。迈克尔·布卢门撒尔就曾坦率地回答这个问题：在华盛顿，“如果你表面上看是成功的，你就能成功……外表与事实同等重要”。[4]

把上述两个因素放在一起就意味着维持行政权不同于经营一个组织。我们熟悉这样的国务卿：他们花费大量时间在外交事务中运筹帷幄，但几乎拿不出时间来管理国务院；不管这些外交活动是否有意义，他们的孜孜以求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国务卿的声誉与他们管理国务院没有多大关系。

主管人员的分类

政府主管人员有两类（也存在这两类的复杂组合）。第一类是政治官员（political executive），由总统、州长和市长任命，来满足他们的政治需要。第二类是专业官员（career executive），因为法律规定要这么做，或者因为没有任何需要满足的高于一切的政治需要。联邦政府中大约有700名政治官员（行政序列由Ⅰ至Ⅴ级依次降低）和5000多名占据着“超级职位”的专业官员（GS-16至GS-18级）。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并不是很分明。近期，有些超级公务职位被政治任命的人员占据了（这被称为非专业行政任命），而有些行政级别的职位也被专业人员占据了。[5]

大多数联邦机构、局和部的领导都是政治官员。然而，也有一些重要的机构和部门例外。按照惯例，监狱管理局、气象局、林务局和（国家）标准局的首长和四个军种的参谋长通常是从内部专业人员中选拔出来的。尽管许多地方警察局局长的当选源自政治上对市长的支持，但地方警察部门的主管通常也是专业官员，而不是外来文职人员。判断政府机构领导人是政治官员还是专业官员的一个简单有效的方法是，看这个官员的任期长短：政治官员的任期往往较短（在联邦政府中平均任期为2年或2年以下）[6]，专业官员的任期往往要更长一些。

大家通常会认为总统或州长任命一个部或局的主管是为了实现某种政治目标，但大多数时候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有时的确是这样，但更多的时候是总统（或州长、市长）也找不出一个明确的任命准则。有的时候，选中某人当部门主管是为了满足总统的政治需求，可能涉及政治方面的考虑，但也可能与此无关。有些人被任命是为了回报有功劳的竞选工作人员，有些人被任命是为了安排落选的国会议员，有些人被任命是为了满足利益集团的需要。有时挑选某个人担任一个部门的主管是因为他或她被认为是该领域的专家，但更多的时候，总统对这位专家有何专长或其专长对政策有何影响也不是很了解。对此，休·赫克洛曾写道：

选拔过程不太关注工作目标，如此就会导致这样一种现象，即一位被任命者穿越华盛顿雷区的旅程就像是在随意漫步。假如他不完全了解人们对他的期望是什么，那也不足为奇；因为在很多情况下，连任命他的人也不清楚这一点。很多任命者更关注任命下属的过程，而不太关心被任命者在获得任命之后的最终业绩。[7]

20世纪70年代初期，杰拉尔德·福特总统对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颁布的“狂热”和“挑剔”的规章表达过激烈的批评，但他选中的莫顿·科恩局长，甚至比其前任更加狂热。为什么官样文章和具体行为之间会有差别呢？因为福特总统在挑选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局长的时候，听取了他的劳工部长约翰·邓洛普（John Dunlop）的意见，而邓洛普的关注点与总统的关注点是有差异的。不同的是，福特的继任者吉米·卡特在任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局长的时候亲自把关，选中了尤拉·宾厄姆。卡特知道此人会像他期望的那样成为一位充满干劲的管理者。[8]

由于总统在挑选机构主管的时候，既要考虑总统自身职位，也要维护各个机构，而且由于每个机构的主管都发觉他们陷入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困境并导致自身的行动受到束缚，所以任命者和被任命者之间的关系一般处于善意的疏远和主动的敌对状态之间。任命者认为，部门主管会“入乡随俗”——受控于官僚政客和利益集团；而被任命者认为，总统及其主要助手会“损公肥私”——在机构主管与国会和新闻界的斗争中忘记了本该记得的支持机构主管的承诺。

专业机构的主管会受制于这些政治关系，但所受影响不大，因为总统（或负责的其他任命者）已经认定，控制这些机构所需付出的代价超出了控制这些机构所得的收益。比如，需要任命一个饱受争议并被指责带有政治偏见的警察局局长的时候，市长可能就会承诺“不插手”并由一位“专业人士”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管理该机构。自从有人断言白宫利用了当时的联邦调查局局长L.帕特里克·格雷帮助掩盖水门丑闻以来，历任总统都会避嫌而不去插手联邦调查局的工作。在格雷事件之后，通过的一项法案规定联邦调查局局长的任期为10年，以此来强化这一局面。

丑闻并不是把一个机构交给一位专业人士来管理的唯一原因。有些机构的存续主要取决于它们表象上的专业化和非政治化，因此，当选的官员一般不会莽撞地破坏这种表象。国家标准局和气象局就是这样的例子。即使有些机构因政治理念上的分歧而遭到非议，但还是不能对这些机构大动干戈——没准这些机构最终还会成为一个精干机构呢。陆军工程兵团、监狱管理局和林务局就是这样的例子。

专业官员的当选也可能与自身的能力和当选机构的性质没有多大关系。政府职员，尤其是来自地方的职员，会利用他们对市议会和州立法机构的政治影响力来控制他们的机构，这样，内部提升便取得了法律上的保护。例如，洛杉矶警察局由高级警官之外的人士来担任局长一职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尽管洛杉矶警察局外部人员也可以申请这一职位，但文官条例规定洛杉矶警察局内部人员享有优势，这就决定了外部人员很难在评分上超过这些内部人员。

机构类型与主管类型

对那些崇尚改革理念的人来说，让没有党派倾向的专家来管理政府机构的想法总是很诱人的。商界的管理人士和其他外部精英经常感到痛惜的是，“最杰出的人士”没有承担政府管理工作。事实上，许多特别好的联邦机构（如陆军工程兵团、林务局、监狱管理局和社会保障总署）很久以来一直是由无党派专业人士管理的。但是，假如从这些事实便断定，所有的机构只有在专家或专业人士的管理下才能很好地运作的话，这就忽略了机构之间存在的差别，也没有注意到一个机构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需求的事实。

假如让一位专业外交官来当国务卿，那么，他将完全可能被排除在白宫的政治决策之外，无法参与外交政策的制定，这样国务院就会沦为一间精心装饰的邮件收发室。甚至一些政治任命的国务卿——如尼克松总统手下的国务卿威廉·罗杰斯——也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被边缘化。我在前面（第八章）把国务院当作解决型机构的一个例子。解决型机构极少能形成使命感并赢得来自外部的支持，这就致使专业人员与管理机构失之交臂。这些机构既不能展现出明确的业绩，也不能展现实际的活动。其结果是，它们可能会陷入对其组织目标的争论中，并对其工作方法产生怀疑。

专业人员在生产型机构中有极大的机会成为成功的主管——在这样的机构中，完成的工作和取得的成功都是切实可见的。如果机构的目标获得了广泛的政治支持（就像社会保障总署的退休金计划、国家航空航天局以及纽约港口管理局曾经获得的那种支持），那么，一个专业官员就有机会创建或维持一个运转有效且没有丑闻的机构。政界领导们可以随时评估该机构的业绩；如果他们喜欢所见到的情况，他们就会很容易地同意（甚至坚持）让一位无党派专业人员来管理这个运转有效的机构。这样的组织经常因其“专业”素质而受到称赞。这种赞赏非常合理，因为事实上这些机构在总体上经得起专业管理方法的检验。当然，有一些生产型机构，诸如邮政总局，各方面一直未能就其目标达成一致意见。（是廉价投递邮件更重要，还是快速传递邮件更重要？）因此，无党派专业人员获得成功的机会就会缩减。邮政总局也进行过努力，设法采用专业管理方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由于受到政治需求的制约，成功只是局部的。

工艺型机构也采用了由专业人员来领导的方式。尽管工作人员的工作过程很难被看到，但工作结果却可以被看到。如果工作结果受到政界的欢迎，如果工作人员的工作再被美化一番，政界领导者们就会倾向于认可专业人员的领导。陆军工程兵团就是由专业陆军军官领导的，而且几乎所有人都对此感到满意。尽管在该组织的部分任务上依然存在分歧，但几乎无人认为工程兵部队让一位政治官员指挥会更好些。林务局一直保持着（有时候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作为专业人员领导下的精锐之师的形象。直到最近，医院还一直由医生掌管：他们是专家。（当医院运营成本开始猛涨之时，公众认为光有专业知识还不够，因此，一些非医学专业的外来人士开始进入医院管理层。）联邦调查局在J.埃德加·胡佛领导下似乎做出了成绩（约翰·迪林杰被击毙，纳粹破坏分子被抓获，绑架者和银行抢劫者开始害怕“联邦调查局的探员”）；没人清楚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是如何做出这些业绩的（事实上他们从其他人那里得到了大量帮助），但他们毕竟做出了这些成绩，这就足够了，至少在他们的工作本身引起争议（例如，在政治精英们不再害怕激进分子并对激进分子进行调查）之前是这样。后来，有人要求把联邦调查局置于外界（即政界）的控制之下，而这一点后来的确做到了。

在工艺型组织中，专业人员的领导也许特别容易维持下去，因为在这样的组织中已形成一种神秘而浪漫的氛围。专业官员成功进入了林务局高层的原因是：护林员们穿着制服，就会被联想到在偏远的地方承受着孤独而艰苦的生活，护林员帽子上“熊”的形象就是他们工作的标志。胡佛局长曾颁布一条规定，即当谈及联邦调查局的工作时，特工人员须保持绝对的缄默（官方新闻发布会除外）。这一点更增添了联邦调查局的神秘色彩。医院里的医生身穿白大褂，说着别人听不懂的医学术语，写的处方很潦草且难以辨认。对大多数人来讲，所有这些都增强而不是削弱了由专业人员来从事管理工作的信心。

像解决型组织一样，程序型组织也很难由专业人员来掌管，因为外部人员很难观察和评估专业人员的成果。不过，外部人员可以观察他们的具体工作，因此可以坚持要求他们的工作要遵守利益集团的规则，要受到约束。没人知晓监狱是降低还是增高了犯罪率，或者根本没有带来任何影响。可是人人都会注意到监狱暴乱或越狱事件，而且在罪犯日常生活水准是应该提高还是降低这一问题上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没有人知道美国陆军在和平时期是否已做好战斗准备并有把握赢得胜利，但人人都能发现，在晋升的时候女兵是否被忽略，新兵在日常训练时是否遭受虐待，或订购合同的付酬是否合理。维持一个监狱系统或统领一支和平时期的军队需要高超的政治技巧。某些专业人员可能具备这些技巧，甚至会进入高层，但他们要得到和保住那个职位，并不在于他们的专业知识，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寻求政治支持、与批评者周旋以及解决争端的能力。

机构主管们要是不清楚他们正在维持的组织属于哪种类型（或者更糟的是忘记他们必须维持而不仅仅是管理它），他们就麻烦了。许多警察局局长从内部晋升上来后会错误地认为，得到这份工作的关键既然是专业能力，那么专业能力就足以使自己保住这个职位。这样的警察局局长会加强执法力度和合理分配人力，但可能不会注意到一些社区团体的诉求，如要求警察进行“低效的”徒步巡逻或承担像制止乱涂乱画一类的“警察分外”的工作。有效率的专业警察局局长能够迅速学会如何应付和维持一个组织所碰到的政治问题。

关键策略：寻找支持者

1987年出版的一本关于“政府里的企业家”的书描述了十三位成功的政府机构主管人员。[9]他们当中有知名人士（如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和海曼·里科弗）和一些不太知名的人士［如奥斯汀·托宾（Austin Tobin）和南希·汉克斯（Nancy Hanks）］，也有一些名声显赫的人物（如吉福德·平肖和戴维·利连撒尔）和几乎无人知晓的人物［如埃尔默·斯塔茨（Elmer Staats）］，有商界人士［如詹姆斯·福雷斯特尔和马里纳·埃克尔斯（Marriner Eccles）］，有一生都担任公职的人士［如威尔伯·科恩（Wilbur Cohen）和罗伯特·鲍尔（Robert Ball）］，还有频繁出入政府部门的人士［如詹姆斯·韦伯（James Webb）］。

这些传略的作者们都问道，这些人成为优秀的部门管理者的秘诀是什么？一些个人素质，尤其是极强的工作能力和（始终）追求目标的执着，显然促成了上述很多管理者的成功。除此之外，他们的性情各不相同。有的人喜欢抛头露面并经常发表意见，如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局长利连撒尔；也有人不太喜欢公共场合，如国家艺术基金会的会长南希·汉克斯。有的人通过集体的一致意见和委员会来管理，如第一任国防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尔；也有人喜欢自作主张，如后来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他不会顾及委员会的意见。有的人与相关的社会团体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如纽约港口管理局的局长奥斯汀·托宾；也有人缺乏讨价还价的才能而且对此也没有兴趣，如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马里纳·埃克尔斯。有的人性格开朗而且十分友善，如社会保障总署的负责人罗伯特·鲍尔；也有人脾气暴躁，像核潜艇计划的主管人海曼·里科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找到或维持了来自外部的关键支持者。[10]有时，支持者就是整个国会，如长期担任总审计局局长的埃尔默·斯塔茨就是这种情况。有时，支持者是总统（经常只有总统一人），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掌管军队时就是如此，他当时只能依靠肯尼迪总统。吉福德·平肖和马里纳·埃克尔斯的情况也是这样。吉福德·平肖在争取国有森林控制权的斗争中击败了内政部，靠的就是自己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友谊；而马里纳·埃克尔斯在与国会和其他政府成员的激烈斗争中获胜，靠的就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帮助。通常，支持者都由一些利益集团组成。例如，在南希·汉克斯设法将大多数历来相互责难的艺术团体和文化团体集中到国家艺术基金会周围的时候；还有一个例子是，奥斯汀·托宾在纽约商界的支持下（甚至让它佯装成这个计划的倡导者）扩大了港口管理局的作用。有时，支持者是民众：在海曼·里科弗与那些要他退休的海军将领们的斗争中，美国民众曾为里科弗这个“劣势方”欢呼加油；当詹姆斯·韦伯领导的国家航空航天局把宇航员们送入太空时，美国民众亦曾屏住呼吸关注着。

韦伯曾这样描述一名政府机构主管的角色，他的说法足以代表其他人的观点：

环境与主观努力休戚相关；它不仅仅促使主观努力发挥作用并对之进行调节；它就是主观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机构主管人员的）全部工作包括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而成功既依赖于环境的影响也依赖于主观努力的成效。[11]

韦伯本人付出了巨大代价才领悟到环境到底有多重要。在将人送上月球的阿波罗计划之后，国家航空航天局便设法寻找一个新计划来维持该组织的存在。下一步任务该是什么（如果还有下一步任务的话）？在这一问题上广泛一致的意见没有形成；曾经给韦伯大力支持的约翰逊总统正忙于越南战争，不再拥有韦伯需要的政治资本；同时，空军也在马不停蹄地推进自己的空间计划，来与国家航空航天局竞争。[12]有批评家认为，国家航空航天局转向航天飞机计划是为了吸引公众的关注，即使航天飞机本身在将有效载荷送入轨道方面效率低下并且危险重重。[13]

詹姆斯·福雷斯特尔也意识到支持者会在瞬间消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担任海军部副部长时曾获得辉煌的成功，他重组海军部，为生产和购置大量舰船提供了方便并保证了充足的给养。他经常与海军将领和一些国会议员发生冲突，但是，战时的危机保证了他的地位——因为他实践他的诺言，所以总统愿意支持他。二战结束后，福雷斯特尔当上了海军部部长，开始为和平时期的到来以及军界的统一做准备，这些正是杜鲁门总统想要福雷斯特尔做而他不想做的事；因此，这位部长经常公开反对其上司。新的国防部初创之时，杜鲁门让他担任第一任国防部长——这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错误，因为杜鲁门不准备全力支持他的批评者福雷斯特尔，而福雷斯特尔在建设一个新组织时所迫切需要的恰恰是杜鲁门总统的全力支持。最终，工作逼得福雷斯特尔自杀身亡。[14]

多年以前，诺顿·隆（Norton Long）对政府机构主管对支持者的需求做了极为贴切的描述：

在行政管理的世界中，依仗法令的威严、法庭的支持和行政命令的存在，一个机构和一项计划才得以维持。但权力被剥夺，就会导致组织的瘫痪，加之敌人的轻蔑和朋友的绝望，对政府机构来说，没有什么事情会比这更糟糕了。权力就是行政管理的源泉，它的获得、维持、增加、减少、丧失等都是实践者和研究者不容忽视的课题。[15]

权力的首要来源是支持者。这一简单的事实虽已被几代公共管理研究者所证实，但似乎仍然不被某些人（尤其是商界主管们）所理解。这些人一旦在华盛顿从事高层次工作就会怨声载道，抱怨他们牺牲大量时间来倾听外部集团的要求。在他们看来，所有这些花在争取好感和安抚批评者上的时间，完全偏离了该机构的目标并占据了该机构真正“干实事”的时间。但事实是，政府机构官员的真正工作就是争取好感和安抚批评者。老练的行政官员能够避免以欺骗的方式争取好感和做好安抚，同时又显得不低三下四，但是，不管以何种方式，争取好感和做好安抚的工作都必须要做。

不仅外部人员讨厌这样做，机构内部人员也一样。格雷厄姆·艾利森曾指出，机构主管关注的是其工作的权力因素，工作人员注重的则是工作的可行性。[16]机构主管想通过付出任何合理的代价来寻求盟友以应付不确定因素，而工作人员则想通过得到上级明确支持的承诺来应对不确定因素。机构主管为获得盟友支持而付出的代价经常给工作人员的工作带来更复杂的局面和更多的不确定因素。例如，警察们认为自己在应付街头的恶劣现实，他们想从局长那里获得支持。警察局局长们认为他们自己要设法保证本机构不要惹上政治麻烦，他们想从盟友们那里得到的是支持（尽管他们知道这种支持是暂时的）和资源（尽管他们知道资源提供是有条件的）。为获得这种支持和资源所要付出的代价，可能是调查并处理某些警察的不端行为，或者是把一个警察分配到另外一个地方工作，或者是接受某种制止犯罪和滥用药品的异常计划。正如前面已经谈到的，警察部门有两种文化共存：巡逻警察的文化和管理警察的文化。接受前一种文化理念的人通常不信任那些接受后一种文化理念的人，因为他们已经“被出卖了”。

大多数政府机构主管在乎外部支持者的意见，这一点就解释了迈克尔·布卢门撒尔所说的“表象与现实同等重要”的问题。[17]判断一位机构领导人与某些支持者之间关系的依据是美元（他发放拨款或补贴了吗？他允许减税了吗？），但大多情况下，与多数集团的关系则牵涉到无形的东西（她可靠吗？她是总统的嫡系吗？她是个精明的发言人吗？）。声誉——影响力、风格和对外接触——是机构领导人与支持者之间关系的关键部分。[18]

布卢门撒尔清楚地解释了维持恰当的表象在实际生活中意味着什么：在影响总统立场的斗争中，不要显得处于失败的境地（你会被看成缺乏权力）；不要经常更改主意（你会被指责为反复无常）；不要使用令人费解的语言（你会使某个利益集团感到不悦）；不要犯错误（你会被看成缺乏能力）；不要试图大包大揽（只要在其中一件事上失手你就会显得无能）。

维持和政策

许多政治官员的任期短且回报小，对他们来说，影响政策的机会就是承担政府工作的一个主要激励因素。当然，在某些州和城市，这种激励因素较多，因为有较多机会向朋友和支持者介绍工作和让其承包项目。以前，联邦官员也具备这些激励因素，但现在少多了。

如果既想影响政策又想按照（或不反对）以外部支持者的需求为标准来定义其政策，机构主管人员就会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甚至比他们有时意识到的还要尴尬。要想改变他们的机构，他们需要弄清楚机构的运作方式，了解机构中的人员，熟悉机构面临的约束。但是，这些官员一味注重外部支持者这个单一因素，在任期短的情况下，他们用在学习过程上的时间和精力就少了。结果是，他们做出的政策变动就可能考虑不周或执行不严。甚至像社会保障总署这样一个有着强有力的领导且信息灵通的机构，在20世纪70年代初也曾极其严重地低估了实施补充保障收入计划的困难。总署高层官员们不遗余力地向国会和白宫保证该机构有能力做好以下工作：甄选300万老年人、盲人或残疾人，以确认他们接受此项援助计划的资格，并雇用1.5万名新员工来做这项工作。与此同时，真正从事工作的管理人员却处于一种恐慌状态，因为他们知道该机构遇到了麻烦，即不可能在限期之内很快训练人员来安装计算机系统。玛莎·德斯克在对这一事件的研究中得出了结论，其中的一些话可以概括多数机构主管与机构之间的关系：

当具有社会价值的社会目标即将实现时，上层人物会表露出一种自豪感，他们的观点也就在这种自豪感中得到了反映；而在基层，人们显然对承担的任务缺乏准备，因此表现出强烈的恐慌感和挫败感。这样的差异一定会让人感到震惊。[19]

不过，政治官员可以改变政策。他们不必充当其所在机构的俘虏或国会监督的工具。

卡特和福特任命的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局长在推进制定健康法规时，曾试图减少采用那些“挑剔的”安全法规。里根任命的局长则试图减少两种法规而要求该机构的检查人员采取更灵活更柔和的方式。[20]但是，这两种侧重点不同的做法都没有促成该机构的行为全面改观，因为两者都要求机构主管把复杂而模糊的指示传达给远在基层的雇员们。你如何在一个更少“挑剔”或更“灵活”的环境下指示一个基层员工呢？回答是：很难。缺少可行性目标的大型组织只有通过间接的方法进行管理——上层定下基调，提升一些人，罢免一些人。但机构主管发出的信号像大学宿舍里的谣言一样，很快就会消失或被曲解。

菲利普·海曼（Philip Heymann）曾对公共机构领导人的工作做过精彩的描述，他分析了两种向联邦贸易委员会下达新指令的努力：一次非常成功，指令发出者是卡斯帕·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和迈尔斯·柯克帕特里克（Miles Kirkpatrick）；另一次则不太成功，指令发出者是迈克尔·珀楚克（Michael Pertschuk）。[21]1969年，联邦贸易委员会四面楚歌，同时受到拉尔夫·纳德和美国律师协会的责难。二者一致认为，联邦贸易委员会处理的都是些涉及不公平竞争的小案件，而不是重大案件，且小案件处理得也很糟糕。它在检查纺织品和毛皮制品标签上花费大量的金钱，而不去调查垄断商品的案件。联邦贸易委员会仅有的支持者是小部分国会议员，而他们最关心的是把自己的朋友安排在该委员会中工作。

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任命温伯格为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并期望温伯格改变这一状况。可是要达到什么目标呢？联邦贸易委员会到底应该干些什么呢？在这一点上，总统也没有多少发言权。越南战争正在进行，他不会太顾及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前途。温伯格（以及后来的柯克帕特里克）试图寻求一种策略。对一个政治官员来说，一个有效的策略就是列出一系列既可行又能获得支持的任务，即在该机构能力范围内并得到重要支持者支持的工作。一个好的突破口就是重点调查有欺骗性的全国性广告。谁都不会公开袒护欺骗行为——调查这样的案件既不困难，也不需要花很多金钱。该领域的生命力会吸引新的消费者集团的大力声援。重新开展这方面的工作要求排除一些老职员并吸收一些有活力和热情的律师。这一点确实做到了。不久，联邦贸易委员会重新焕发了活力和热情，反击了旺德·布雷德、巴费林、埃克赛德林和利斯特林等人提出的质疑。被查明有欺骗行为的公司被要求对广告进行整改。

迈克尔·珀楚克于1977年成为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时，他给该委员会的成员注入了献身于消费者运动的热情和信心。他试图利用新法律工具进一步扩大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地盘，特别是利用1975年颁布的一项法律，该法授权联邦贸易委员会颁布并实施那些可保证商业活动公平的法规。（在此之前，联邦贸易委员会只能发布针对单个企业的命令。）珀楚克的共和党前任们已制定了大量这样的准则，但这些准则是在他的任期内成为法规的。他开始针对儿童电视广告（“少儿录像”）制片人采取行动，尤其是打击那些与周六早间动画节目有联系的广告，从而扩大了上述动议权。

珀楚克在制定更加雄心勃勃的策略时犯了两个错误。第一，划分联邦贸易委员会职员功过的依据是他们在整个行业中的功绩，而不是单单打击某个企业的不法行为。正如第四章所阐述的，律师们倾向于就事论事，而经济学家则喜欢宏观。第二，该策略激起了商业界的广泛反对。如果一个企业被证明发布了欺骗性的广告，那它就很难赢得政治上的同情；而就整个产业而言，只要它们没有任何明显的过错，一旦其成为新的宏观法规管制的目标，它们会很容易就博得同情。更糟糕的是，此类行业包含了在每个众议员选区内都很活跃的小企业：旧车销售商、殡仪馆、药店、职业学校、加油站和眼镜店。大概珀楚克以为旧车销售商和殡仪馆运营商有许多批评者，但他后来发觉他们也有许多支持者。国会大幅削减了他的财政预算，阻挠他制定儿童电视节目的规定，限制他的决策权。里根总统于1980年执政之后，迅速换掉了珀楚克。

罗纳德·里根当上总统之后，联邦贸易委员会又发生了变化。以詹姆斯·C.米勒三世（James C.Miller Ⅲ）为首的过渡班子提交了一份报告，呼吁应该根据经济效益来评估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政策。这也就是说，要看它们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作用的成效和对消费者福利长远的影响，而不要依据简单的法律标准（法律毕竟是模糊的）。对米勒和他的同事而言，这意味着鼓励竞争性市场发挥作用。米勒当上了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主席，开始面对国会的敌意实施报告中的建议。

保持支持者的支持是一种普遍需求，但政治环境会限制机构主管的行动自由度。当这种环境牵涉到客户政治（参见第五章）时，自由度就非常小；当牵涉到利益集团政治时，自由度就会大一些，但仍有限制；当牵涉到企业家政治时，自由度则会更大些。联邦贸易委员会随着所处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不断高涨的消费者运动，使得联邦贸易委员会可以与国会中坚持恩赐官职做法的势力断绝保护人与被保护人的关系。在调查欺骗性广告的时候，该委员会与保护消费者利益的企业家结成了最初的联盟，这种联盟的代价并不算高，但当它把这种联盟扩大到制定整个行业的法规时，它发觉不断高涨的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浪潮已经把一些愤怒的小鱼——小企业及它们的国会盟友——冲上了岸。于是，它们开始重新确定联邦贸易委员会的环境，将该机构置于利益集团政治的旋涡之中。

所有这些都无法避免。尼克松总统本可以任命温伯格之外的人担任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此人或许不会像温伯格那样对该机构的人事和任务做如此全面的变动。珀楚克本可以对行动自由的限制做另一番评估，从而可避免国会的敌对反应。里根并不是一定承诺选择米勒或一定支持他提倡的自由市场经济。为什么温伯格、珀楚克和米勒都会如此表现呢？这样的问题需由传记作家——而不是一个组织理论家——去解答。政府机构的主管人员可以在权限范围内做出选择。

策略的种类

部门主管有多种选择，因为与众多工作人员不同，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并没有十分明确的界定。他们受到日常事务和同伴期望的制约不大，受到环境和技术因素的左右更少。此外，其任期（通常）短暂意味着许多对他们的嘉奖取决于机构之外的因素——他们的媒体形象、与总统的关系、面对各种问题时在其盟友和监督自身的利益集团间的声誉等。假如迈克尔·珀楚克对其在用户至上主义者中间之声誉的重视程度超过了他对其在国会之地位的重视程度——或许事实就是如此，他在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大刀阔斧就很好解释了。与普通工作人员相比，机构主管的个性更能解释其行为。但是，各机构主管在策略上的差异并不是简单的个性问题。环境和性情相互作用于策略决定。没有比卡斯帕·温伯格在尼克松和里根当政时期的经历更能说明这一问题了。作为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主席，温伯格一直致力于重建其机构文化；作为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的局长以及后来作为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的部长，温伯格全力削减预算；最后作为国防部长，温伯格则是一个孜孜不倦的集资者和各种计划的拥护者。

机构主管有多种管理风格，试图列举所有风格或宣称每一种风格都完全不同于另一种，是毫无意义的。这里将列举四种类型并加以说明：辩护者、决策者、预算削减者和谈判者。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只有第一种类型存在：假如总是越大越好，那么机构主管总会设法最大限度地增加预算。在第十章中我试图对此提出疑问。这一点通常是对的，但并非永远是对的。

辩护者

当里根总统任命卡斯帕·温伯格为国防部长时，那些见过他在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及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工作的人认为他会成为一个冷静的、注意成本的项目管理者。一个在行政管理和预算局有“削减之王”之称的人接管五角大楼后，保守派们惊呆了。1972年，温伯格为尼克松总统下令大幅削减国防开支进行辩护并预言：今后“我们能够……在国防领域继续保持相对平稳的开支”。[22]同样坐立不安的除了那些国防部鹰派人物，还有温伯格自己带来的副手——许多他在联邦贸易委员会及卫生、教育和福利部任职时的“自由派”人士。

鹰派们错了。不出一年，温伯格就同意大幅而全面地增加国防开支。他支持生产B-1轰炸机——他担任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时放弃过此项目。他不顾朝野上下的批评，全力支持国防开支的增加。同时，他允许对国防部实行分权管理，以保持各军种对于任务确定和装备采购的优先权。

温伯格在担任所有政府公职期间表现出的品性就是对任命他的总统所做计划的极度忠诚。一位记者曾这样描述道：“他的‘一贯做法’一直没变：掌握信念，选一条正确的道路，对反对派采取强硬态度，决不动摇，使总统愉悦。”[23]同时，由于温伯格非常精明、始终彬彬有礼，他为其“当事人”的案件进行的律师般辩护通常很有效。[24]但最后，国会撤回了对增加国防开支的支持，白宫的态度也开始模棱两可；由于没有明确的当事人支持，且有一些需要应付的个人问题，温伯格辞职了。

詹姆斯·施莱辛格（James Schlesinger）在国防部也是位辩护者，但原因不同，工作方式也不一样。其建立强大国防的决心不是来自为总统政策服务的愿望，更大程度上是出自对国防态势的细致分析。温伯格是一位律师，而施莱辛格是一位经济学家。另外，施莱辛格时期的总统杰拉尔德·福特的国防目标并没有像温伯格时期的总统的国防目标那么具体。如果说温伯格是在努力实现总统的意愿（这一意愿与温伯格本人的意愿相同），那么，施莱辛格从事的工作就是向总统兜售自己的意愿。作为一位分析家，一方面，施莱辛格使他自己和福特相信尼克松将国防预算削减得过了头，所以重建国防非常必要；另一方面，他还喜欢对重建的细节自做决定，而作为辩护者的温伯格则将这些细节的决定权转交给其他人。施莱辛格为人直率、精明，有些固执，为此他也付出了代价，与国会的关键议员和白宫的主要人物渐行渐远。在其掌管五角大楼两年多之后，福特总统解除了他的职务。[25]

辩护者并非只有在五角大楼才能被发现。1961～1969年，威尔伯·科恩曾先后担任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的部长助理、副部长及部长。即使在担任部长助理期间，科恩在该部也是个大人物，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把发展和扩大社会福利计划作为终身事业，且尤其重视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在政府内外，科恩为建立一个美国式的福利国家而进行不懈游说。他在社会保障总署任职达20年之久；在他不担任公职的短暂时间内，他选择了密歇根大学教授一职，就“尚未满足的需求”著书立说，授课传道。在科恩看来，这些需求中最主要的便是医疗保险。作为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的部长助理，他是为1965年通过的医疗保障方案在国会山进行辩护的主要发言人。1965年，他成为该部的副部长，并在1968年成为部长后，继续扮演西奥多·马默（Theodore Marmor）所称的“方案忠臣”的角色，为确保其政策得到足够的资助和维护而奋斗。

在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科恩本来还可以扮演另一种角色。他可以设法管理好该部，重新组建许多部门，削减增加的开支，分散边远机构的权力。对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官员工作所下的定义，事实上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不同时期曾被约翰·加德纳（John Gardner）、罗伯特·芬奇（Robert Finch）、埃利奥特·理查森（Elliott Richardson）、卡斯帕·温伯格、戴维·马修斯（David Mathews）和约瑟夫·卡里法诺（Joseph Califano）所接受。但是，正如上述部长所发现的，管理卫生、教育和福利部是一项让人望而生畏的工作。像今天的国防部一样，卫生、教育和福利部与其说是一个机构，倒不如说是一个由许多独立机构组成的联合体，有些机构目标模糊或相互矛盾，还有些机构是由有权势的人主政，这些人得到专业同行们强有力的支持和高额行政经费预算的扶持，而且大部分预算都由法律来管理，部长对其几乎没有任何控制权（这些便是所谓的“授权计划”，如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障计划）。另外，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的许多工作不是他们直接去干，也不是他们自己去完成，而是在州和地方政府的帮助下由像医疗保险公司那样的私营机构间接完成。[26]

没有任何一位部长真正“管理”过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现在改名为卫生和公众服务部）。那些曾试图进行管理的部长发现那是令人感到挫败的经历。埃利奥特·理查森在辞去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部长之位不久后告诉我，那段经历让他开始钦佩菲德尔·卡斯特罗——他能够将成千上万的人召集到一个城市广场上，让他们站在那儿聆听他四个小时的演讲，然后离开，并按照他吩咐的去做。理查森想对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的雇员们发表一次“卡斯特罗式的演讲”，但毫无疑问，他或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做到这一点；即使他能做到，雇员们也不会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威尔伯·科恩的策略——做一个筹款人和政策拥护者——既适合他自己的性情和信念，又不抵触该工作的约束因素。

决策者

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作为国防部长是一位决策者。他认为国防经费预算不能依照总统的政治偏好来决定，也不能以各个部门相互捧场来确定，而应该有种规矩：开支匹配“适量”的部队和武器，以实现国防政策的既定目标。麦克纳马拉明确地拒绝扮演以平衡各军种之间的利益来维持该组织的角色，而明确接受作为一位领导人的角色，去研究问题、收集数据并果断行动以解决问题。[27]

毫无疑问，麦克纳马拉带来了变化。1961～1965年，战略武器（轰炸机和导弹）所占国防预算的比例由27%降至12%；空军和海军（尽管持反对态度）联合开发使用TFX（F-111）战斗机；重新组建了五角大楼的供给系统。但是，麦克纳马拉运用的方法——“理性的”、“定量的”分析——并没有帮助他们发展并领导一支陆军；许多批评家认为，这种方法在越南战争中使用时就已被证明十分糟糕。[28]

约翰·加德纳在担任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部长时是一位决策者。他最喜欢的决策工具就是重组。像他这样的人有很多。在20世纪60年代，新建立了270个联邦机构，另有109个被撤销，61个被并入其他机构，109个变换了名称。1953～1970年，教育办公室被重组6次，而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被重组8次。[29]这种重组有些是为了适应新的法规，但多数重组就是不同的部长为提高他们掌控下属的权威所做的投入。1965～1968年担任部长的加德纳还有另一个进行重组的原因：据乔治·格林伯格披露，加德纳认为重组给人们带来的挑战同时会激励他们。[30]在来卫生、教育和福利部之前，加德纳曾著书阐述“优秀”在社会和个性中的重要性，以及刺激人们取得更大成就的必要性。[31]然而，他推行的许多重组，尤其是在卫生领域，却适得其反——导致一部分下属不知所措、士气低落，同时使另一部分下属无所顾忌地按照过去的方式办事。[32]

卡特执政前期的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部长约瑟夫·卡里法诺也是一位决策者。他与加德纳一样进行了重组，但与加德纳不同的是，这种重组不是为了刺激，而是为了强化部长的权力。他牢牢地握住权力的缰绳，并坚持自己做关键决策。[33]像他的政治老师林登·约翰逊一样，卡里法诺信奉激进的政府和激进的领导。同样，他也希望他的下属能随时待命，并全力完成上司在政治和媒体上的需要。许多部长被迫接受白宫政治官员指派的副手，而卡里法诺不一样，他在卡特政府开始正式接手之前就任命了他自己的人。卡里法诺成功地做出了下面的决定，并成功地让该部的政策留下他的印记——一项（不幸的）医院开支控制计划、一场禁烟运动和一个对残疾人所提要求的答复。对坚持要当一个真正的部门领导的人——而不仅仅是个代理人的部门负责人——来说，这样做好比是在不系安全绳的情况下完成令人目眩的高空荡秋千动作。这样做明显存在一个危险：他可能会摔下来。他真的摔了下来，卡特解除了他的职务。

成功的决策者应该能够将三件事结合起来，即要求机构完成工作的清晰愿景、有效地传播这一愿景以及激励主要文职人员开始执行的能力。威廉·克里斯托尔把这称为“战略性管理”。[34]他以三位由里根任命的官员为例进行了阐释，这三个人是：全国人文科学基金会主席和后来的教育部部长以及毒品“沙皇”威廉·贝内特（William Bennett），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詹姆斯·C.米勒三世和美国改善邻国关系委员会主席托马斯·波肯（Thomas Pauken），他们每个人都获得了成功，其成功意味着使官僚机构为实现机构主管的目标而有效地工作。

贝内特转变了全国人文科学基金会的初衷，即从资助克里斯托尔所说的“最肤浅和最时髦的计划”转而支持传统意义上的人文学科计划。米勒结束了珀楚克掌管联邦贸易委员会期间对儿童节目的重视，转而攻击对经济竞争的限制（尤其是政府确定的限制）。波肯使美国改善邻国关系委员会放弃了对被他认作“新左派”社团组织的计划的支持，转而资助志愿者和自助计划。克里斯托尔将这些改组的成功与安妮·伯福德（Anne Burford）重建环境保护局的失败做了对比。伯福德知道人们期望她应该做些变动，但究竟朝哪个方向变动，她也不太清楚，只知道应该做一些“亲商”事业。结果是，她只好采取“以不变应万变”——放慢行动速度，采纳那些最不“反商业”的提案以及削弱环保局执行人员力量——的方式与民事部门和利益集团的建议对峙。

早在里根执政时期就任职教育部高级官员的克里斯托尔说，这些保守策略的成功案例是由那些感觉自己缺少来自白宫的明确指导或有力支持的官员个人执行的。那些希望改组其机构的保守派人物经常很难找到或建立一支能支持他的队伍，因为大多数机构的支持者是与该机构扩张有利害关系的集团。但是，缺少支持者不一定是致命的。关于这一点，预算削减者的例子可以充分说明。

预算削减者

如果一位公共机构的主管人员想削减其机构的开支或强制减少其活动，他就可能会缺少一个有组织的支持者，但拥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国会对想缩小规模的机构比对寻求扩大规模的机构的影响力要小。

卡斯帕·温伯格在卫生、教育和福利部时曾试图做一个预算削减者；刘易斯·约翰逊（Louis Johnson）和梅尔文·莱尔德在国防部时是预算削减者。莱尔德的情况更具启发性。当尼克松明白美国在越南的战争行将结束、军费开支必须削减时，总统求助于一位经验丰富的国会议员，请他出任国防部长。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Henry Jackson）谢绝这一邀请之后，共和党众议员梅尔文·莱尔德接受了这一工作。

按照理查德·斯塔宾（前国防预算分析家）的说法，莱尔德将给收缩机构规模这一不值得羡慕的工作带来许多新的品格，例如与国会议员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细细磨炼谈判技巧，宽宏大度地给予各军种自主权以及“遇事掩饰个人观点的非凡能力”。[35]他花大量时间与人交谈，利用他的魅力恢复在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时代遭到破坏的国防部文职人员与军官之间的友好关系。结果，他设法把五角大楼的预算降低到了比越南战争升级前还低的水平（以实际币值计算）。他与国会议员们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并且在严格的预算上限之下让军官们自行决定武器和人事问题。他把这二者结合起来，从而实现了自己的目标。结果是，他把支持者施加的压力减到了最低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海军上将和陆军司令私下到国会为其计划辩护）。四年之后，一位敬重他的国防部分析员对此做了这样的总结：“他（莱尔德）实现了所有他想实现的目标，而且从未有人向他表达过不满。”[36]

与军队相比，许多民用计划能够获得更大的支持者集团，这些集团自卫意识更强且政治影响力更大。但这些计划有的照样会遭到预算削减，正如艾琳·鲁宾（Irene Rubin）在她一本名叫《压缩联邦政府》的书中解释的那样。[37]她描述了里根时代遭到经费削减的五个联邦机构：卫生计划局、就业和培训管理局、城区发展规划署、城市公共交通管理局和人事管理局。她发现机构主管人员的领导方法和支持者的压力都会起作用。

信奉里根哲学的政治官员在这五个机构中任职，他们也将各自机构的决策权集中到自己手里。尽管有两个机构成功地抵制了某些削减，大多数机构都接受了白宫削减开支的行政命令。与某些政界批评家所预言的相反，“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专业官员拖后腿的情况很少（假如存在的话）”。[38]某些专业官员辞了职，因为他们不喜欢这些新的削减政策；有个工会曾试图阻止裁减人员；一个机构的某些职员向负责检查该机构工作的官员控告了政治官员的不道德行为。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些文职官员都服从了命令。

在拥有强大保护集团的机构中，经费削减遭到最有效的抵制。从城市发展和公共交通拨款中获得实惠的城市和私人行业，可以动员国会中的盟友阻止对城区发展规划署和城市公共交通管理局的预算削减；相比之下，人事管理局和卫生计划局没有保护集团，就业和培训管理局则疏远了它自己的保护集团，因此，这些机构的预算就遭到了削减。[39]缩减并非没有代价。缩减必须付出政治资本，有时对职员的士气也会产生破坏性影响，但是，与那些认为政府机构扩大规模不可避免的人的观点相反，削减还是可以做到的。

谈判者

许多（如果不是绝大多数的话）政治官员并不是成天致力于增加或削减经费预算，或忙于做出改变使命的决策。相反，像大多数私人企业的管理人员一样，他们也寻求通过与各种内部和外部支持者谈判，维持其组织，减少压力和不确定因素，提高组织的健康水平，应付一些关键问题。在福特执政时曾担任劳工部部长的约翰·邓洛普向来访者说出了其他政治官员想说的话：一个庞大的政府机构就像一座“巨大的冰川”，它既不会被融化也不会让道，只好选择“劈开”它。

邓洛普决定选择五个方面“劈开”，其中有两个方面是关于“维持”的，三个方面是关于“政策”的。两个关于“维持”的问题涉及重新获得两个主要支持者——劳工界和工商界——对劳工部的支持并减少参议院劳工委员会成员对劳工部的控制权。劳工界的支持在尼克松执政时减弱了；恢复它，需要劳工部与劳联-产联主席乔治·米尼（George Meaney）修复关系。工商界的支持几乎就不曾有过；相反，劳工部与工商界一般处于敌对状态。为了改变这一现状，邓洛普任命了一位支持共和党的工商界领袖担任劳工部副部长，让他负责劳工部的管理，并设立了一个工商业咨询委员会，为邓洛普提供劳工问题咨询。参议院某种程度上的控制是不可避免的，但邓洛普对劳资关系有详细的了解（他曾在哈佛大学讲授这门课并有多年调停的经验），因此，与许多经验不足的官员相比，他在应付国会的压力方面有优势。

关于“政策”的问题涉及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的管理、新退休金法案的实施以及为工商界和劳工界就一个法案进行的争吵找到解决办法，该法案允许工会在任何一位承包人员成为外部骚扰的目标时，可以用栅栏把整个工地围起来。

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是劳工界（认为它太软弱）和工商界（认为它经常越界且蛮不讲理）之间争夺的一个焦点。福特总统经常为此一筹莫展。邓洛普试图同时满足劳工界和工商界的要求，便指派一位有魄力的人进入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的领导层，同时对一项法案予以支持——该法案要求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在指控公司违法之前当场向它们指出问题（不过该法案未获通过）。1974年获得通过的新养老金法案为私人退休金计划设定了联邦标准。这是一部冗长的法规，而更复杂的是它授权劳工部和司法部均承担管理职责。不久，邓洛普就发觉自己不得不参加无休止的会议，以诠释该法律的条文，批准实施它的条例，解决司法部与军工部门之间的法律纠纷。在劳工界进行十多年的斡旋之后，在工商界反对的情况下国会通过了“普通工地警戒法案”。邓洛普原以为福特总统已私下同意签署该法案，可是，强大的政治压力（包括工商界扬言在1976年的总统初选中支持里根来威胁福特）致使福特否决了该法案。邓洛普感到他在劳工界已信誉扫地，于是辞职了。

邓洛普是一位精明老练的谈判专家，他在首府华盛顿的职业生涯在大多数政治官员的经历中颇具典型性：短暂、有选择性、压力重重。邓洛普本来可以只承担部长应操心的几项任务，而这正是许多局外人眼中机构主管的职责。他很少顾及职业团（Job Corps，一个被认为是培训长期失业、需要救济的失业人员的机构），以及就业培训管理局、工资工时司、联邦合同合规项目办公室（致使女权运动组织抱怨他不关心民权）。邓洛普承认所有这些部门都存在问题并需要帮助，但他只有有限的时间和政治资本，他和财政部部长布卢门撒尔使用了几乎完全相同的句子：“你必须决定把精力放在哪儿。”[40]

小结

政府机构主管很少把精力放在行政管理事务上，因为机构是否管理得当并不是对自身评价的主要指标，主要还是得看其所推行政策的成功与否。对邓洛普的评价就取决于普通工地警戒法案的命运，对布卢门撒尔的评价则取决于利率和美元价值变化。人们不会因为以出色的管理著称而获得回报。所以，应该在此重复一下本章开头提出的观点：在政治上，维持机构主管地位和维持组织本身完全是两码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高级政府官员在管理其部门方面花费任何时间，都将是令人吃惊的。

少数有才华的政治官员能够把维持他们自己的地位和维持其组织的地位融合在一起。由于他们具有非凡的才能，再加上他们当政时有幸碰上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和有利的氛围，以至于环境本身实际上成了不折不扣的支持者。海曼·里科弗、J.埃德加·胡佛和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纽约的公路建筑大师）都采用了尤金·刘易斯（Eugene Lewis）在一部关于公共企业的论著中提出的方法，从而取得了这样的功绩。[41]很少有人具备他们为其机构争得自主权的那种能力：他们都在自己周围筑成了一道“与政治无关的屏障”[42]，使他们在维持其机构运转的同时，得以推行他们的计划。

那些不仅维持而且改变其机构的主管人员所做的工作不局限于获取支持者的支持，他们还会对机构的任务、文化和重要性描绘出令人向往的远景。最出色的公共机构主管人员都会赋予其组织一种价值观，并让别人相信，这种价值观不仅对其机构本身有用，对所有公共机构也都有用。

[1] John Anthony Wanat，“Patterns of Growth and Their Correlates in Selected Federal Agencies，” Ph.D.diss.，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University of Illinois（1972），239-40.

[2] Michael Blumenthal，“Candid Reflections of a Businessman in Washington，” Fortune（January 29，1979）：39.

[3] U.S.Bureau of the Census，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87，510.

[4] Herbert Kaufman，Are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Immortal？（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76），34.

[5] Michael Blumenthal，“Candid Reflections of a Businessman in Washington，” Fortune（January 29，1979），36-37.

[6] Hugh Heclo，A Government of Strangers：Executive Politics in Washington（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77），36-41.

[7] Hugh Heclo，A Government of Strangers：Executive Politics in Washington（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77），104.

[8] Hugh Heclo，A Government of Strangers：Executive Politics in Washington（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77），99.

[9] Graham K.Wilson，The Politics of Safety and Health：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ain（Oxford：Clarendon Press，1985），61-62.

[10] Jameson W.Doig and Erwin C.Hargrove，Leadership and Innovation：A Biographical Perspective on Entrepreneurs in Government（Baltimore，M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7）.

[11] Jameson W.Doig and Erwin C.Hargrove，“‘Leadership’and Political Analysis，” in Doig and Hargrove，eds.，Leadership，14-17.

[12] James E.Webb，Space Age Management：The Large-Scale Approach（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9），73-74，quoted in W.Henry Lambright，“James Webb and the Uses of Administrative Power，” in Doig and Hargrove，eds.，Leadership，183.

[13] W.Henry Lambright，“James Webb and the Uses of Administrative Power，” in Doig and Hargrove，eds.，Leadership，194-200.

[14] Malcolm McConnell，Challenger：A Major Malfunction（Garden City，N.Y.：Doubleday & Co.，1987），chap.3；Joseph Trento，Prescription for Disaster（New York：Crown，1987）；Walter A.McDougall，...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Space Age（New York：Basic Books，1985）.

[15] My account follows Cecilia Stiles Cornell and Melvyn P.Leffler，“James Forrestal：The Tragic End of a Successful Entrepreneur，” in Doig and Hargrove，eds.，Leadership，chap.12.

[16] Norton E.Long，“Power and Administr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1949）：257-64.

[17] Graham Allison，Essence of Decision（Boston：Little，Brown，1971），176-78. People Ⅰ call executives and operators Allison calls chiefs and Indians.

[18] Michael Blumenthal，“Candid Reflections of a Businessman in Washington，” Fortune（January 29，1979），37.

[19] The classic account of reputation as both a reward and a resource of political executives is Richard E.Neustadt，Presidential Power（New York：John Wiley，1960），chap.4.

[20] Martha Derthick，Agency Under Stress：The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and American Government（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forthcoming），chap.5.

[21] Graham K.Wilson，The Politics of Safety and Health（Oxford：Clarendon Press，1985），66-69.

[22] Philip B.Heymann，The Politics of Public Management（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7），15-41.

[23] Quoted in Richard A.Stubbing，The Defense Game（New York：Harper & Row，1986），371.

[24] Nicholas Lemann，“The Peacetime War，” Atlantic Monthly（October 1984）：82，quoted in Richard A.Stubbing，The Defense Game（New York：Harper & Row，1986），370.

[25] Richard A.Stubbing，The Defense Game（New York：Harper & Row，1986），chap.19.

[26] Richard A.Stubbing，The Defense Game（New York：Harper & Row，1986），chap.17.

[27] George D.Greenberg，“Governing HEW：Problems of Management and Control at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Education and Welfare，” Ph.D.diss.，Department of Government，Harvard University（June 1972）. See also Greenberg，“Constraints on Management & Secretarial Behavior at HEW，” Polity 13（1980）：57-79.

[28] Quoted in Richard A.Stubbing，The Defense Game（New York：Harper & Row，1986），265.

[29] Quoted in Richard A.Stubbing，The Defense Game（New York：Harper & Row，1986），chap.15.

[30] George D.Greenberg，“Governing HEW：Problems of Management and Control at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Education and Welfare，” Ph.D.diss.，Department of Government，Harvard University（June 1972）. See also Greenberg，“Constraints on Management & Secretarial Behavior at HEW，” Polity 13（1980），200.

[31] John Gardner，Excellent：Can We Be Equal and Excellent Too？（New York：Harper & Row，1961）.

[32] George D.Greenberg，“Governing HEW：Problems of Management and Control at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Education and Welfare，” Ph.D.diss.，Department of Government，Harvard University（June 1972）. See also Greenberg，“Constraints on Management & Secretarial Behavior at HEW，” Polity 13（1980），184，195，204-16.

[33] Thomas E.Ricks，“Tough Mandate，” Wall Street Journal，8 July 1987，25 October 1977；Joseph A.Califano，Jr.，Governing America（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81）.

[34] William Kristol，“Can-Do Government：Three Reagan Appointees Who Made a Difference，” Policy Review 31（1985）：62-66.

[35] Richard A.Stubbing，The Defense Game（New York：Harper & Row，1986），291.

[36] Richard A.Stubbing，The Defense Game（New York：Harper & Row，1986），309.

[37] Irene S.Rubin，Shrinking the Federal Government（New York：Longman，1985）.

[38] Irene S.Rubin，Shrinking the Federal Government（New York：Longman，1985），196.

[39] Irene S.Rubin，Shrinking the Federal Government（New York：Longman，1985），198.

[40] Michael Blumenthal，“Candid Reflections of a Businessman in Washington，” Fortune（January 29，1979），40.

[41] Eugene Lewis，Public Entrepreneurship：Toward a Theory of Bureaucratic Political Power（Bloomington，Ind.：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0）.

[42] Eugene Lewis，Public Entrepreneurship：Toward a Theory of Bureaucratic Political Power（Bloomington，Ind.：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0），230.

第十二章 改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40年里，美国陆军对其军事思想至少做过4次重大修订。第一次修订完成于1958年，改编了作战师的建制。在欧洲战场上逐步形成的传统编制为17460人，分为3个团（或旅），团又分为几个营。每个师都配备大量的车辆（坦克和卡车）和自己的防空部队。在这种建制下，一个师自己就能够向敌军发动集中而猛烈的攻击。

新的建制称为“五群制”师，较之前有很大变化。这种建制人数减少了（为13748人），分为5个作战群，而不是3个团，不设营，减少了车辆数量，撤除了师属防空部队。新建制设置的独立作战单位有利于在分散的地区性防御中独立作战。核武器在战场上的应用导致旧的建制已不适应新的作战形势，是这次改编的基本理论根据和战术思想；调用大规模军事力量对一个特定区域进行防御，很可能会成为核袭击的目标。那些认为陆军总要为决战做准备的怀疑论者，都被15个师改编为新的五群制的速度弄得不知所措。

然而只过几年，陆军的主管人员对五群制也不满意了。由于通信设备不足，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都难以指挥这种新建制的部队，而要在实战中进行指挥几乎是不可能的。车辆减少了，又很难调遣作战群。因此，20世纪60年代初出台了一种新的作战思想，即重组实战陆军师。这种陆军师恢复了从前对机械化装备的强调，以及与“五群制”相对的“三旅建制”。

20世纪70年代初，陆军再度改变其作战思想。五群制师尚未解决的问题依然存在：一支部队怎样才能抵御兵力比自己强得多、装备也更加精良的敌军？同时，新的问题也出现了。越南战争以及将军们越来越多地乘直升机，对着下面在森林中步履蹒跚的步兵发号施令，导致许多军官士气低落。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显示了反坦克导弹和地对空导弹等高精度杀伤武器的威力。新的作战思想被称为积极防御，它试图用改变思想而非改变建制的方式来解决上述问题。在这种新的作战思想指导下，陆军指挥官开始重视防御（陆军的传统是以攻为主），并积极利用快速机动来保证部队的攻击力。此外，这一作战思想还相当详细地规定了各级指挥员应尽的职责。

与五群制一样，积极防御的思想也是有争议的。这种新型的防御战略要求具备一定程度的协同行动，而且实践证明，在训练时这种协同行动很难做到，在实战中也不可能实现。此外，军队内外许多持批评态度的人认为，这种作战思想建立在对苏联战略的不切实际的假设基础之上。如果苏联不采用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集中火力发动进攻的方法，而改用灵活的、向纵深推进的进攻方式，那么在新的美军作战思想指导下，这种薄弱的运动式防御就会被彻底打垮。于是第四次改革便呼之欲出了。

一种被称为空地战的新理论在这次改革中诞生了。20世纪80年代初颁布的新实战指南曾推广这一理论。空地战主张美军进行敌后反击来展开攻势，重新重视进攻战术。这种深入敌后进攻的思想旨在破坏苏军第一波增援部队的攻击力量。要实施这一理念，陆军必须具备发现并摧毁距前线数英里的敌军坦克的能力，而这样做本身又意味着陆军必须配备极先进的雷达、计算机和导弹。在能够生产这些武器装备之前，这一作战思想要求陆军与空军必须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协同作战水平。在这种形势下，会出现更多的作战思想和建制方面的变化。

从一个层面上看，自二战以来美国陆军的历史很难为大家所普遍认为的，官僚机构是一成不变的这一观点提供证据。在作战思想以及一定程度的组织结构方面，可以说自1945年以来除了改革就几乎没干过别的。这一点并不是仅在当今时代才有的。拉塞尔·韦格利（Russell Weigley）在其有关军队历史的著作中就记叙了不少随军队规模和任务的变化而改编的实例。[1]

然而，深层次的改革却不多。正如凯文·P.希恩（在其对陆军四次作战思想变革的一项研究中所阐明的那样，陆军把自身在战略战术上的变革局限在筹划抵御苏联对西欧的侵略上。每一次作战思想和结构的改革都假想陆军应准备参加一场发生在德国平原上的常规战争，但这期间并没有发生类似的战争。而陆军却在朝鲜、越南、多米尼加共和国以及格林纳达打了几仗，并且面临还要在中东和中美洲打仗的危险。但是，对于这些实际的或可能爆发的战争，陆军并未做出同样的反思，对待可能发生在欧洲的战争可不是这样的。[2]结果是，陆军的改革主要局限于寻找某些方法，以充分利用它自身及其敌人在巴伐利亚可能使用的那种武器的新技术成果。[3]

1930年以前的和平时期，美国海军陆战队是一支小型部队，只是担负海军舰艇以及美国大使馆的警备任务；在战争期间，也只是充当占领中美洲各国的临时部队，以来对付这些常被首府华盛顿的政治家们称为“香蕉共和囯”的国家。海军陆战队确实曾转战于蒙特袓马的官邸和的黎波里沿岸，但这些不起眼的战争历史，都不会促使局外人预料到海军陆战队即将发生异乎寻常的变化。1940年，海军陆战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海军常规步兵部队变成了能对防守严密的太平洋岛屿发动水陆两栖进攻的部队。富勒（J. F. C. Fuller）后来写道，这些水陆两栖作战行动是战争中“最具有深远意义的战术变化”。[4]

要认识这一重要的改革，我们必须了解1912年占领尼加拉瓜与1945年占领硫黄岛这两次战争的不同之处。对于第一场战争，几个海军陆战连乘舰艇从平时使用的码头登陆，在几乎没有遭遇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就占领了尼加拉瓜首府，升起了美国国旗。对于第二场战争，几个师的海军陆战队员向设防严密的海滩发起猛攻，空军和炮兵协同作战打击战壕中的日军，并展开了长达几个星期的肉搏战。史蒂文·罗森在历史著作中对这一军队的变化进行了深刻分析：不仅要在技术上，也要在精神上征服诸多困难；要创建一个组织，就要对该组织进行训练并提供装备，培养一批有能力并且愿意在不可能偷袭和没有隐蔽条件的情况下冒着猛烈炮火向敌人发动攻击的士兵。[5]为了协助士兵，需要设计和配备专门的登陆舰艇，并建立一支海军航空兵。很多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军官不相信该计划能够实现，并且持反对态度。

其实早在1905年，就曾有人提议建立这样的一支部队并给出了充分理由：如果海军要在太平洋作战，就必须拥有前方基地。不能假设在战争期间可以轻而易举地控制可供使用的基地，因此必须组建一支能够强行占领这些基地的部队。但自1905年至20世纪30年代初，一直没有发生促使海军陆战队放弃原有任务而承担不同的新任务的事件。考虑到人们常常谈及的组织机构的惰性，有充分的理由预料，在对日宣战之时，海军陆战队对进行水陆两栖战争可能是毫无准备的。回想起来，这种作战方式对取得胜利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罗森对海军陆战队发生的变化所做的解释，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种关于改革的全面理论。但这些解释也有优点，那就是记录了客观事实。海军陆战队内部领导层中的一些有识之士是改革的倡导者。他们得到了关键的指挥官——海军陆战队司令约翰·拉塞尔（John Russell）的支持。这位司令为新使命的倡导者创造了两个重要的有利条件——某种程度上的行政自主权（新组建舰队的形式）以及一系列激励措施（新晋升机会的形式）。充满活力的年轻军官有了一位高层指挥官的保护并受到诱人前途的激励，事情便开始发生变化——拟定了训练计划，举行了军事演习并研制了武器装备。1933～1934年，海军陆战队开始走上改革的道路。至1941年战争爆发时，这支部队已经做好准备把新的作战理论应用到实践中去了。[6]

改革与任务

公共机构会抵制改革，对于这一点，我们不应该感到意外。机构本来就是与改革相抵触的。因为，设立机构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用稳定的组织惯例替代自发行为中的不确定预期和无序活动。标准作业程序并不是机构的敌人，而是机构组织的精髓。[7]在一些易于按公正原则（至少是表面上的公正）要求办事的政府部门，保持稳定和惯例特别重要。正如美国国内的情况那样，案件B的处理方式不同于案件A，选区的一些人通常要求解释为什么采用与先前不同的处理方案，因此，人们就十分自然地竭力避免造成任何有可能违反先例的行为。人所共知的一句官僚界格言就是：“千万别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如果组织机构的工作人员具有强烈的使命感，那些向此机构提供拨款的政治领导人就会全力支持，这时候，改革的阻力也就更加强大。

需要声明的是，我所说的改革并不是出现新的计划或技术，而是出现新的方法，这些方法与新任务的实施或者完成现有任务有关。如果改革有助于按照现存的管理体制执行现有任务，各个部门都会欣然接受（至少不会强烈抵制）。陆军并不阻止用卡车替代马车。然而，令人惊奇的是，许多其价值在外人看来是显而易见的技术发明却遭到不同程度的抵制，就是因为这些技术发明改变了工作人员的工作性质和管理人员的控制形式。新发明和生产的后膛装填式步枪和机关枪极大地增强了陆军的火力。但是，火力的增强却迫使指挥员要么将步兵在战场上分散开来，要么让他们在战壕和掩体内隐蔽起来。前一种反应要求建立分散的指挥系统，后一种则允许他们保持统一的指挥。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所看到的那样，普鲁士（以及后来的德国）陆军对采用分散的指挥方式比法国和英国陆军准备得更充分——第二次世界大战证明德国所采取的做法是正确的。[8]

侧重于维护现有任务的性质常常促使官僚机构采用新技术，却意识不到这些技术的重要意义。坦克出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陆军并未对这种新机械置之不理，他们大量购进——但只是为了采用更有效的方式完成一项传统任务（即骑兵侦察）。当一些国家的陆军（但不是多数）认识到坦克并不是一种机械战马，而是代表着一种全新的作战方式时，真正的改革才出现。在欧洲，德国人最先认识到这一点并创立了装甲师和闪电战理论。同样，许多国家的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购买了飞机，但大多数仅将其视为一种改进了的侦察手段。因此，用弹射器将第一批飞机从舰艇上发射升空，其目的是为了扩大舰长的视野范围。后来，人们认识到指导飞机作战是一种新的海战形式，快速行动的特遣舰队的航空母舰上已经部署了飞机，直到此时才出现组织建制的改革。

与现有任务性质相一致的改革会被人们所认可，而要求改变任务性质的变革都将遭到抵制——这一事实有助于我们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陆军战略思想的变化。1944～1945年，在欧洲进行的成功的地面作战是陆军指挥官的荣耀。根据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承诺的义务，美国政府可在德国保留一支陆军部队，反过来，政府的承诺又增加了陆军在军费预算中所占的份额。此外，根据这项承诺，陆军的各个兵种——步兵、装甲兵、炮兵以及航空兵——都有不同的任务。以欧洲为工作重心的理念满足了陆军军费拨款和政治支持的组织需要，延续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形成的职责和作用，最大化地减少了各兵种间的摩擦。与此相反，为适应中美洲、中东或东南亚的中小型战争需要而提出的对陆军结构或作战思想的改革，都会成为上述组织需要的威胁：不能提出任何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的义务同等的政治义务；必须说服那些未经第三世界国家非常规战争考验而晋级高升的将军接受这些观点；不得不在各兵种间做出艰难的选择——因为在洪都拉斯的丛林中不需要重型坦克，在格林纳达的街头上也不需要重型大炮。

年轻的海军陆战队军官在创建海军陆战队舰队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功验证了，赞成与现有任务及组织形式相一致的改革的重要性（海军航空兵在创建航空母舰特遣舰队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也是一个例证）。我们还将进一步分析如何实现这些似乎是不可能的且实属罕见的成功。

对改变任务性质的改革进行抵制的趋势，并非仅存在于军队或政府部门。以电子计算机为例，在有些公司中它得到迅速推广，而在另一些公司却受到抵制。不详尽了解这些公司的核心任务，就无法真正理解为什么有的公司很早就购买了计算机，而有的公司却拖到很晚才购置。如果核心任务是写东西、文件归档或计算，计算机会被视为一种速度更快、效率更高的工具而得到使用。这是一种改进，而不是变革（此词在本书中的含义）。例如，百货商场会很快购置计算机以提高账目结算的效率，但计算机在库存管理方面的应用却进展缓慢。正如哈维·萨波尔斯基（Harvey Sapolsky）所阐明的，其原因是，商品库存的管理涉及商场的核心任务，也就是商场进货员（这类人员负责供应一系列商品，如运动服、低档服装、男子服饰等的采购和展销工作，并因此可分得提成）的核心任务。如果从商品库存管理的层面上购买计算机，就会把进货品种和进货量的决策权从进货员——历来几乎完全自主的商人——的手中移交给经理及其助手，从而将改变进货员的工作性质。[9]最终，倡导使用计算机的人士获胜，进货员的权力遭到了削弱。

一项改革倡议将会在何种程度上为人们所接受，取决于确定核心任务的方式。认识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人们对政府机构，特别是军队的评价，即经常过分追求最新技术。与拉尔夫·莱普（Ralph Lapp）一样，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就军队的军需品采购进行责难。[10]另外，小查尔斯·沃尔夫专门研究了在提供服务的途径上是以选择市场为标准还是以选择政府为标准。他的研究工作很出色[11]，并且断言，对于一个官僚机构来说，“新的和复杂的便会受到青睐”。其实，只有当一项新的先进技术与现有任务不抵触的时候，才会如此。（空军总是想得到性能最好的飞机，即使是不够先进的飞机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时也是如此。比如空军当年就反对在越南战争中把低速螺旋桨飞机当作武装直升机使用。）然而，就像保罗·斯托克顿（Paul Stockton）在其关于美国军方研制新战略武器方面之做法的研究报告中所阐明的那样，倘若新的技术要求重新确定组织的核心任务，那它就一定会遭到抵制。[12]

一个能够允许改革出现并延续下去的特殊环境是学校。在对过去五十年的教育“改革”进行评论时，迈克尔·柯斯特和盖尔·迈斯特写道，人们很容易接受并延续一些改革，如职业教育、驾驶员培训、阅读补习课程、卫生知识教育、教具的使用、午餐安排、学业和专业选择的咨询服务、移动式教室的安装，以及为英语差或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设立特殊班级等。与此相反，有的变革要么从未立住脚，要么就是昙花一现，如教师集体授课、因材施教、使用机器进行程序化教学、“新数学” 课程以及课堂广播电视教学等。[13]

军队接受或反对某些改革的原因已经有所阐释，由此应该不难理解某些改革被公立学校采纳或反对的原因。只要不改变教师的核心任务，教育改革就会延续下来，而要求对这些核心任务做重大改变的则会步履蹒跚或消失殆尽。学校接受了“补充”性的改革，特别是当这些改革附带更多拨款和得到有影响力的集团的支持时。学校决定增设驾驶员培训课程，聘任一位咨询人员，提供午餐或为在阅读或学习上有困难的学生设立新班，此时教师不必改变他们正在从事的工作。如果他们被告知要用一种新的方法教授数学课、与另一位教师共同授课、用计算机授课或因材施教，他们就必须改变正在从事的工作。[14]

真正的改革（即重新确定核心任务）在学校可能会特别难以实行，原因是很难观察到教学活动，教学效果亦难以评估。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我在第八章中把学校称为应付型组织。然而，教师工作中有些方面是可以加以监测的，而那些实力雄厚的支持者若希望改变这些方面的教学，他们是能够做到的。譬如，将规定和保证某些学生权利（与诸如纪律问题相关）的传统做法强加于学校，这种做法相对来说是易于成功的。但这并不是因为教师们欢迎这一改革（他们往往对此是反对的），而是因为实力雄厚的外部集团坚持要求进行这方面的变革，而且，学校是否按要求实行变革是会受到监督的。

政府机构一直在改革，但最常见的改革是补充性的，即在未改变核心任务或组织特性的情况下，在现有任务的基础上增加一项新的工作。国务院接受了加强美国使馆安全防卫的任务，其做法是增设一个专门负责此项工作的部门。正如我们在第六章中所看到的那样，这种补充性改革并未明显地改变外交官的行为方式（因此使馆的安全亦无大的改进）。过去的联邦麻醉品管理局改成麻醉品和危险药品管理局之后，其核心任务（拘捕海洛因贩子）之上又增加了监督合法但易于滥用的药品（如氨基丙苯）的销售这一新任务。然而，麻醉品管理人员的日常工作并未改变，新任务交给了一个由新工作人员组成的新下属机构。该机构仍保留着以麻醉品管理人员为主体的组织文化，新任务（常被戏称为控制“儿童药品”）则留给了那些职位较低而且（长期）极少有晋升机会的雇员去承担。[15]在约翰·F.肯尼迪总统要求陆军提高游击战能力之际，这一任务（不情愿地）交给了一支新的“特种部队”。由于总统强有力的领导和支持，这支部队才确立自己的使命，但这一使命多年来一直被视为整个陆军系统中的外围（和次要）任务。

真正的改革是那些改变核心任务的变革；大多数变革仅仅增加或改变了外围任务。这些外围的改革往往是针对部门的外部环境要求做出的一种反应。许多观察家发现，大多数教育方面的变革（这些变革无论是否真正地改善了现状，都似乎被称为“改革”）都是政治制度强加给学校的。军队的许多重大变革也是对政治要求做出的回应。空军的一些主要将领最初都不愿意研制洲际导弹；[16]海军对是否需要潜射导弹的计划也一直拿不定主意；[17]陆军是屈从于总统的要求才创建反叛乱部队的。外部力量——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非军事理论家、国会议员和总统助理——都敦促军队将一些最初似乎与其核心任务毫不相干（或者与这些任务相冲突的）的计划划入自己的使命之中。

有时，一个机构内的主管人员会引发一些边缘性变革。在许多种情况下，他们能否成功取决于其是否有能力让别人相信这些变革只是小打小闹，而不会危及后者的核心利益。尽管有人说比利·米切尔（Billy Mitchell）将军使海军感到惭愧进而承认了飞机在军事上的潜在威力，但其实海军从一开始就对飞机有着浓厚兴趣。[18]争论的焦点是飞机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海军的组织文化——以水兵和战列舰为主的思想——通常仅仅是把飞机视为一种侦察工具。海军航空局首任局长威廉·莫菲特（William Moffett）少将忍痛放弃了这种思想。作为一名前战列舰指挥官，他的资历让他深受海军军官的拥护。他赞同把飞机用作战列舰侦察工具的设想，并提出，只有把飞机部署在与战列艇协同作战的航空母舰上，才能更有效地发挥其侦察功能。然而，莫菲特开始不动声色地（如果不说他是秘密地）推行了将海军航空兵建成一支独立于战列舰作战的打击力量的计划。他是在一些机密的备忘录中完成这一切的。他设法使建造高速航空母舰的合同获得批准，并插手军官的提拔以落实大批飞行员的晋升。（至1926年时，已有4位海军将军、2位海军上校和63位海军中校曾是飞行员。[19]）他干得十分出色，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一年就已经有了10艘高速航空母舰处于建造中。

然而，要是没有珍珠港事件，航空母舰特遣舰队可能永远不会成为美国海军水面作战的主力。但在1941年12月7日之后，便别无选择了。5艘美国战列舰被击沉或退役。要在太平洋进行海战，除了调动航空母舰别无他法。[20]

边缘性改革通常有可能被轻易地推翻。这一事实有助于解释军备控制谈判中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当里根总统就裁减欧洲中程核力量条约与苏联进行谈判时，苏联人要求在欧洲禁止部署任何陆基巡航导弹。这种导弹是一种高精度、低空飞行的制导武器，既能携带常规弹头又能携带核弹头。几乎不可能辨别带核弹头和不带核弹头的陆基巡航导弹。许多战略家都认为，非核弹头的陆基巡航导弹对欧洲的防卫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利用非核弹头可以对远离前线的苏联指挥机关和集结的装甲部队发动反击，美国飞行员也可免于冒生命危险。但是，当参谋长联席会议被问及他们各自对陆基巡航导弹的看法时，他们表示不反对签订一项禁止使用这种导弹的协议。这些高级军官为什么要放弃政治家们千方百计才说服欧洲人接受的武器呢？我的推测是：陆基巡航导弹未曾被任何军种视为其核心任务的组成部分——它既不是空军的飞机、海军的舰艇，也不是陆军的坦克。

机构主管与改革

无论改革触及的是核心任务还是边缘任务，是外部强加的还是自发产生的，想要弄清楚改革产生的原因，都需要了解机构主管的行为方式。在维持一个机构正常运转的人中，唯有最高领导人才能判断该机构应对哪些外部压力做出反应；他们必须在部门内部各竞争势力之间掌握平衡，也必须决定，是应保护那些一心倡导改革的管理人员，还是对他们置之不理。几乎每一项有关官僚机构改革的研究都表明了机构主管在解释改革方面所具有的巨大作用。[21]譬如，杰拉尔德·哈格（Jerald Hage）和罗伯特·迪尤尔（Robert Dewar）曾经选取中西部某城市的16个社会福利机构的改革案例进行研究，他们发现，机构负责人对改革的信念比部门的结构特征更重要。[22]如果约翰·拉塞尔不曾是海军陆战队的司令，或者说，威廉·莫菲特不曾是海军航空局的局长，那么海军陆战队和以航空母舰为基础的海军航空力量就不会在那个时候出现。

我认为，正是这个原因，导致有关改革理论的研究进展不大。改革不仅仅在性质上差异颇大——试图用一种理论去解释它的一切，就好像试图用一种医学理论去解释所有的病症——而且改革是如此依赖机构负责人的兴趣点和信念，以至于任何一个颇具改革精神的人的偶然上台对改革做出解释都具有极重要的意义。然而，要在这种“偶然现象”的基础之上建立起一种实用的社会科学理论是很困难的。

在这方面，研究政府机构的改革与研究公司的改革差别不大。在一个纯粹竞争的市场，绝没有什么企业家的能力可言，因为任何一个生产出一种更好产品的人会立刻招来压低价格的竞争对手（从而减少这位企业家的利润），他们可能把价格压低到使这位企业家从其新产品中所获得的利润为零的程度。虽然如此，新公司、新产品依然不断涌现。那些创办新企业、生产新产品的人甘愿冒超乎寻常的风险。至于他们将会是谁则是难以预测的，至少迄今为止，这一点被证明是不可能的。

机构主管是重要的，但也可能是很顽固的。改革并非必然都是好的，好的改革与不好的改革的数量基本一样多。而且，政府机构特别容易卷入不好的改革。不存在检验机构改革的合理性的市场，一个改革之后的公共机构有可能连续多年做错事。福特汽车公司本不应该生产埃德赛尔汽车（Edsel）；但如果政府掌管福特汽车公司的话，它会重复错误，仍然会继续生产这个牌子的汽车。

政府机构主管往往特别易于实施轻率的改革——那些从表面上看能巩固自身权力的改革。在军队有很多这方面的例子。电报的出现，电话、无线电、计算机的相继问世，以及后来的直升机，赋予了军队指挥官日益增长的能力来接受并发布命令，直升机还使他们能够一览无余地俯视整个战场。马丁·克里费德对战争中的指挥作用进行过深刻分析。他认为，上级指挥官往往使用革新的通信设备来削弱下级指挥官的主观能动性和应变能力，其结果往往是灾难性的。对于这一点，克里费德非常直率地说：“那些不将自己的士兵当作机械人，不试图自上而下指挥一切，而给予自己的下级指挥员相当大自由度的军队才是最成功的。”[23]他的结论是正确的，罗马军团、拿破仑的将军、毛奇的陆军指挥官、1914年鲁登道夫的强击分队以及1940年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都是例证。

正如乔纳森·本多所写的那样，对一个组织机构来说，不确定性就像每个人的原罪一样，与生俱来。[24]由于它们很难知晓成功的原因及成功的内涵，政府机构总是处于变化不定之中。机构主管和高级管理人员有一种要减少此种不确定性的强烈欲望，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还有一种不太令人理解的信念，即掌握的信息越多，就意味着不确定因素越少。如果他们用先进的通信手段和计算机设备获得真实的信息，即关于重大问题的全面、准确、分类精细的知识体系，确实会减少不确定因素。然而，他们所获得的信息却往往是一系列不完整的事实、意见、猜测和进行自我辩护的言论。

原因并非只是信息收集和传递过程中的局限性，还在于这种过程的产生，本身就改变了对下属的激励作用。它包括：

1.如果上级能收到有关某一决策的信息，那么这个上级就会收到一份要求其做出决策的报告。

2. 如果上级能够倾听意见，那么这个上级就会听到他想听到的情况。

3. 由于处理信息需要建立专门的机构，这些机构一定会要求日益增多的信息，以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

铁路和电报的发明对一些部队产生的影响，足以说明这些刺激作用的实际效果。如今，部队可以通过统一部署（唯有总指挥部才有权调整全铁路系统复杂的运行时间表）进行调动，陆军指挥员有更多时间与总指挥部沟通（因为通往后方的电报和电话线很可能完好无损），而与前方作战部队的联系却变得更少了（前方的通信线路常常被破坏）。结果是指挥员更易于顺从总指挥部对战局的看法（这些看法往往是片面的），而更少采纳前线的意见。对铁路和电报的依赖增强了工程兵部队在总指挥部的势力，而且过不了很长时间，战争本身的变化趋势也会被视为仅仅是一个工程事物了。[25]克里费德援引一位奥地利军官于1861年所写的一句话说：通信设备改善的结果是，一个指挥官现在“要打败两个敌人，一个在前线，另一个在后方”。[26]

1940年的德国陆军在这一点上做得特别突出，他们手中掌握的技术（坦克、俯冲式轰炸机、无线电）增强了自身的作战能力，但是没有使用无线电和电话来实现指挥权的上移——至少在1940年5月的法国前线是如此。但后来，希特勒及其将军们决定从柏林指挥此后的战争。给别人划定目标，这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此例不仅说明有些改革是有悖常情的，还表明任何自上而下的改革都是有风险的。如果政府部门的最高领导发起改革，他们很可能会过高地估计改革的收益，并低估改革的代价。事实就是这样的，原因在于与工作人员和下级管理人员相比，这些高级别负责人不仅缺乏详尽的专业知识，而且改革对这些负责人还具有激励作用。他们往往是从其他部门调过来短期任职的——他们得到的奖赏并非来自本部门而是外界（同行、舆论、国会）对他们的评价。一个“积极进取”但不“随波逐流”的“精明且有抱负的人”往往会比一个谨小慎微、瞻前顾后的人赢得更多赞誉。

对地方行政官员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R. O.卡尔森（R. O Carlson）专门分析了为什么有的学校总是比其他学校更具有改革精神。[27]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选拔学校领导人员的方式不同。与校内提拔的领导人员相比，从外单位调来的领导会提出更多的改革举措。原因是显而易见的：这位外来者颇受国内同行的赞赏，而内部提拔的人（他在现在所领导的单位工作了一辈子）仅从工作本身得到奖赏。外来者常常中选，因为局外人赏识他，即使在新的工作中失败了，只要他们失败的原因是合理的——如未能达到其专业所认可的某一目标，他们仍会期望在其他单位得到升迁。对这些人来讲，失败却造就了成功。

在城市管理人员身上也可看到同样的模式。他们的专业能力越强（也就是说，他们在别的城市的工作经历和所受教育越多），就越有可能做一些引起争议的事，如运用行政手段在城市供水中添加氟化物，[28]或聘任一位热衷改革的“懂法的”警长。[29]

有时，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是可取的，因为基层工作人员有的时候只关注细节，而且受到文化和使命感偏见的限制。倘若采纳了基层人员的意见，海军舰艇的将领们很可能会阻止建立海军航空母舰部队。[30]如果没有意志坚定的上层领导人强行实施改革，就绝不可能关闭那些虐待成性、骇人听闻的少年犯管教所。唯有像克拉伦斯·凯利这样强有力的联邦调查局局长才能力排中层人士的反对，将该局的侦破重点从盗窃汽车的小案子转移到重大的阴谋犯罪案件上来。[31]

此外，还有一些改革几乎得不到下属的支持。如果一位部门领导认为应该撤销一个下属机构，他可能就不会得到众多普通职员的支持，即使必须撤销，如何撤销这个机构或大幅度裁员，也应该在只有实际工作人员才掌握的专业知识的指导下进行才行。（社会科学研究在改革方面的众多缺陷之一是，很少进行重点研究机构的解散，原因可能是在许多社会科学工作者看来，“改革精神”是开明和进步人士的一大特点，而“解散机构”却是居心叵测、倒行逆施者的行为。）

机构主管应在何时听取下属意见，何时可对其置之不理呢？如果本书是一本部门管理手册，那回答会是“酬情而定，审慎善断”。这话说了也是白说。此外，可鼓励其成员提出改革建议的组织形式，通常不同于那种改革建议一提出便很容易实施的组织形式。如果一个部门希望其管理人员和实际工作人员提出新的工作方法，这个部门必须是开放的、上下平等的和支持改革的。一个不顾其部分成员的反对而希望实行改革的部门，往往必须把权力集中在当权者一个人身上，使他完全可以不去考虑反对者的意见（甚至解雇持反对意见的人）。

在J.埃德加·胡佛领导下的美国联邦调查局——确切地说并不是一个大学研究生院的研讨班——提出新工作方式的工作人员有可能会被发落到蒙大拿州比尤特去执行其他任务。但是，所提建议如果正合胡佛的意，毫无疑问是会被采纳的。与此相反，领导一所州立大学就像主持一个永无止境的研讨会一样，会上提出的想法如涌如潮，可几乎每一个想法都不会被采纳，因为没有一个人有权将它付诸实施。大多数政府部门的情况介乎过去的联邦调查局和州立大学之间，但就其内部权力分布而言，它们或许更接近州立大学。

无论权力如何分配，热衷于改革的部门领导人必须创造条件激发下属思考问题、提出改革并为完善改革出力，这意味着要让他们相信，如果参与一个（通常是）短期任职的领导人的改革活动，即使改革失败或在改革实施前领导离任，他们的工作也不会陷入困境。莫菲特海军上将在海军中是这么做的，拉塞尔司令在海军陆战队中是这么做的，克拉伦斯·凯利在联邦调查局也是这么做的。

要把提出的一项改革付诸实施，往往需要创建一个专门的下属机构来承担革新的任务（如海军航空局）。如果不能将此任务完全交给一个从属机构去完成，那就必须重新培训或撤换反对改革的下属人员。卡斯帕·温伯格在联邦贸易委员会就是这样做的。在那里，为使其工作人员在维护消费者利益方面加强管理、增进责任心，他撤换了 31名高级职员中的18个以及近600名业务代理人员中的约200人。[32]温伯格及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职务的继任者们录用了一些新人，最主要的考虑就是他们支持该部门新确定的核心任务（即打击假广告和垄断经营机构，而不是对小范围的价格垄断提出公诉）。在联邦调查局，凯利及其继任者威廉·韦伯斯特（William Webster）能够实行多项改革，是因为优厚的退休政策使许多联邦调查局的老资格工作人员情愿50岁就离任，这样中层管理部门就留出了许多空缺，一批与领导人意见一致的、年轻的特工人员就加入了进来。

以上例子并不意味着部门工作人员总是反对改革，并一定要隔离他们，对他们进行撤职或重新培训的处置。工作人员对拟议中的改革的反应，取决于刺激的因素。一些政府部门如果不能用金钱奖励的方式来激励的话，确定任务形式就是重要的刺激手段了。人们更喜欢那些他们熟悉的、简单的、有助于职业发展的或适应其环境的工作，因为从事这些工作比承担一些新的、艰难的、无益于职业发展或不适于其环境的工作所付出的代价要小。

温伯格和其他几任主席撤换了好几位要员之后，联邦贸易委员会不仅变了样，而且由于刺激手段对新的工作人员起作用，变化还在继续发生。他们中间的许多人都属于“芝加哥经济学派”成员或是职业律师。他们迫切要求按照詹姆斯·米勒及其他领导人所倡导的自由市场方针从内部采取行动，以此表现个人的意向并获得日后在学术上的认可。

有时，法律或一个机构的创始人会偏爱赋予某个政府部门一系列任务，而工作人员完成这些任务比做其他工作所得的报偿要少。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工作人员会迫切要求实行改革，或至少不会对改革进行抵制。

杰里·马修和戴维·哈福斯特（David Harfst）认为，在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出现的改革就是一个极好例子。我们（在第四章中）已经看到，工程专家们的职业特点使该委员会更加重视对汽车的改造而不是提高驾驶人员的驾车水平。但改造汽车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公布事先制定的有关汽车制造方面的法规；另一种是召回被证明有设计问题的汽车。最初（大约是1966～1974年），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所采取的是公布法规的做法。但这样做付出的代价很高。这些法规是一些极其复杂的文件，它们必须经过本部门一系列周密的审议程序和法庭的严格审查。[33]与此相反，召回有故障的汽车就容易多了。一辆汽车投放市场后，出了故障，搜集故障证据然后责成生产厂家召回这辆汽车进行修理。正如马修和哈福斯特所指出的那样，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之所以发生变化就是因为其任务的性质转变了：“制定法规太难，而召回有故障的汽车却很容易。”[34]

一个机构的历史越长，其核心任务就越有可能使承担这些任务的工作人员以最小的代价将其确定下来，而改变它们就要付出最高的代价。因此，官僚机构中最富戏剧性和最为深刻的改革当属那些建立了固定的工作方式和人人适应的常规的部门——海军、海军陆战队、联邦调查局。要在这些部门实行改革，人们必须运用判断力、个人技巧和转移他人注意力等手法，而这些在政府部门领导人身上是少见的，所以它们中的改革也就不多见了。

[1] Russell F.Weigley，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Army，rev. ed.（Bloomington，Ind.：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4），see，for example，461-64.

[2] Kevin Patrick Sheehan，“Preparing for an Imaginary War？Examining Peacetime Functions and Changes of Army Doctrine，” Ph.D.diss.，Department of Government，Harvard University（April 1988），352-53，371-77，395-96.

[3] Kevin Patrick Sheehan，“Preparing for an Imaginary War？Examining Peacetime Functions and Changes of Army Doctrine，” Ph.D.diss.，Department of Government，Harvard University（April 1988），368.

[4] Quoted in Stephen Rosen，“New Ways of War：Understanding Military Innov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3（1988）：159.

[5] Stephen Rosen，“New Ways of War：Understanding Military Innov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3（1988），158-66. See also Jeter A.Isely and Philip A.Crowl，The U.S.Marines and Amphibious War（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1），chaps.1，2.

[6] Stephen Rosen，“New Ways of War：Understanding Military Innov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3（1988），158-66. See also Jeter A.Isely and Philip A.Crowl，The U.S.Marines and Amphibious War（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1），chaps.1，2.

[7] Graham T.Allison，Essence of Decision（Boston：Little，Brown，1971），83.

[8] G.F.R.Henderson，The Science of War（New York：Longmans，Green & Co.，1910），403-4；David A.Armstrong，Bullets and Bureaucrats：The Machine Gu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my，1861-1916（Westport，Conn.：Greenwood Press，1982）.

[9] Harvey M.Sapolsky，“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Innovation，” Journal of Business 40（1967）：497-510.

[10] James Fallows，National Defense（New York：Random House，1981），chap.3，esp.62-63；Ralph Lapp，Arms Beyond Doubt：The Tyranny of Weapons Technology（New York：Cowles Book Co.，1970），31.

[11] Charles Wolf，Jr.，Markets or Governments（Cambridge，Mass.：MIT Press，1988），72-73

[12] Paul Noble Stockton，“Services and Civilians：Problems in the American Way of Developing Strategic Weapons，” Ph.D.diss.，Department of Government，Harvard University（July 1986），chap.1.

[13] Michael W.Kirst and Gail R.Meister，“Turbulence in American Secondary Schools：What Reforms Last？” Curriculum Inquiry 15（1985）：169-86.

[14] Michael W.Kirst and Gail R.Meister，“Turbulence in American Secondary Schools：What Reforms Last？” Curriculum Inquiry 15（1985），176-78.

[15] James Q.Wilson，The Investigators：Managing FBI and Narcotics Agents（New York：Basic Books，1978），121，195.

[16] Edmund Beard，Developing the ICB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61-62，72-73，97，105，153，222.

[17] Harvey M.Sapolsky，The Polaris System Development（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15-18.

[18] Stephen Rosen，“New Ways of War：Understanding Military Innov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3（1988），152. See also Clark G.Reynolds，The Fast Carriers：The Forging of an Air Navy（New York：McGraw-Hill，1968），14-21.

[19] Stephen Rosen，“New Ways of War：Understanding Military Innov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3（1988），157.

[20] Louis Morton，War in the Pacific：Strategy and Command：The First Two Yean（Washington，D.C.：U.S.Army 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1962），chap.6.

[21] For example，Lawrence B.Mohr，“Determinants of Innovation in Organizatio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969）：111-26；George W.Downs，Jr.，Bureaucracy，Innovation，and Public Policy（Lexington，Mass.：D.C.Heath，1976），117.

[22] Jerald Hage and Robert Dewar，“Elite Values Versu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in Predicting Innovation，”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8（1973）：279-90. For a review of the shortcomings of theories of innovation，see George W.Downs，Jr.，and Lawrence B.Mohr，“Conceptual Issues in the Study of Innovation，”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1（1976）：700-14.

[23] Martin van Creveld，Command in War（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270.

[24] Jonathan B.Bendor，Parallel Systems：Redundancy in Government（Berkeley，Calif.：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67.

[25] Martin van Creveld，Command in War（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105-9.

[26] Quoted in Martin van Creveld，Command in War（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108.

[27] R.O.Carlson，“Succession and Performance Among School Superintendent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6（1961）：210-27.

[28] Donald B.Rosenthal and Robert L.Crain，“Structure and Values in Local Political Systems：The Case of Fluoridation Decisions，” in James Q.Wilson，ed.，City 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New York：John Wiley & Sons，1968），217-42.

[29] James Q.Wilson，Varieties of Police Behavior（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271-77.

[30] George W.Downs，Jr.，Bureaucracy，Innovation，and Public Policy（Lexington，Mass.：D.C.Heath，1976）.

[31] James Q.Wilson，The Investigators：Managing FBI and Narcotics Agents（New York：Basic Books，1978），128-33，221 n.1.

[32] Philip B.Heymann，The Politics of Public Management（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7），25.

[33] 在关于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所制定的法规的案子中，根据法院的裁决，该局12次有6次败诉，而在与下达收回汽车的命令有关的案例中仅1次败诉。参见Jerry L. Mashaw and David L. Harfst，“Regulation and Legal Culture：The Case of Motor Vehicle Safety，” Yale Journal of Regulation 4（1987）：273-7。

[34] Jerry L.Mashaw and David L.Harfst，“Regulation and Legal Culture：The Case of Motor Vehicle Safety，” Yale Journal on Regulation 4（1987）：272.

第五部分 环境

第十三章 国会

没有政治家曾因为抨击官僚体制而失去选票。1976年总统竞选之时，吉米·卡特和杰拉尔德·福特针锋相对，但在认定官僚体制的混乱不堪上却不谋而合。参议员爱德华·M.肯尼迪不遗余力地攻击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指责该局让大量新药涌入市场从而危及公众健康。联邦贸易委员会曾提议限制针对儿童的电视广告并建议规范二手车经销商和殡仪馆市场，众议院议员对此十分气愤。当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下令要求汽车制造商在汽车内安装启动前必须系好的安全带时，公众和国会怒不可遏。参议员马尔科姆·沃勒普（Malcolm Wallop）曾经拖着一个便携式户外马桶参加怀俄明州的竞选，意图嘲讽并指责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的官员发出的要求农场主提供马桶以让在野外劳作的工人使用的命令。立法者们（议员们）愤恨教育工作者不愿意做更多努力来提升学生成绩和减少校园暴力，因此公立学校会定期受到立法者们的谴责。在这个国家里，几乎每一个市议会议员都时常指责当地警察局未能对市民的求助做出及时的回应。如果某位国会议员曾经赞扬了五角大楼的武器采购体制，我们也不会发现这样的历史记录。上述以及其他无数可怕的报道很容易映入我们眼帘，这足以证明在我们国家，我们面临着一个“失控的官僚体制”（runaway bureaucracy），而这对高层政客们的政治抱负无关紧要。

对失控的官僚体制愤怒的人们也许同样会对那些认为官僚机构远未失控的学者发火，这些学者认定这个国家的政府机构尽在定期指责它们的议员们的掌控之中。事实上，每一个研究官僚体制的政治学家都承认，议会掌握着一个装有各式武器的“可怕的军械库”（赫伯特·考夫曼语），里面的武器可以用来对付政府机构。武器中包含着立法、拨款、听证、调查、私人介入和“友好建议”，如果忽视其中的“友好建议”就会使行政人员处于危险的境地之中。[1]在细致研究首府华盛顿六个机构[2]的主管人员后，就像描述公司经理在接管公司时所表现出对变幻无常的股东们的担忧一样，考夫曼用如下语言描述了六个机构的主管们的日常行为：

主管们要不断地留意和他们所在机构相关的立法机关的要素——揣摩情绪和态度，评估他们对酝酿中的决定和行动的反应，尽量防止误解和能避免的争执，并且做好暴风骤雨突然来袭的应对计划。不需要刺探来自国会山的暗示和信号，因为国会山的议员们会非常慷慨地通过建议、需求、要求、指令和声明来发号施令。[3]

国会控制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三个方面。第一，国会控制着某一机构的主要日常活动。国会是“委托人”，行政机构是“代理人”。如果这种关系是正确的，这就意味着没有其他势力施加巨大影响。第二，当得知某个行政机构存在疏忽或者委任的错误时，国会有能力并愿意进行干涉。但如果这个机构真要完全代理国会的话，它就不可能犯错。因此，这种“控制”的说法就预先做了假定，即其他力量——总统、法院、利益集团或官僚机构自身——独立于国会对行政部门产生影响。第三，国会创建并维持一种政府机构可在其中运行的建构性环境。

第一个方面控制类似于公司经理和董事会的模式。第二个方面则可以用救火来比喻。当国会的利益可能受到行政部门侵害时警报会响起，然后议员们就会冲进来“灭火”。[4]第三个方面可以用建筑物来形容。行政机构按照其需求被限定在一个特定空间中生活，沿着指定的通道活动，并使用规定的器具。

毫无疑问，国会是官僚体制的建筑师。国会及其委员会创建并维持第七章所描述的大多数制约。国会对行政机构官样文章的抱怨如同一位建筑师对房主的不满一样，因为房主提出从卧室到洗手间必须爬过五段楼梯的要求。国会，更准确地说是它的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毫无疑问也承担消防员的角色。它们毫不犹豫地使用授权、拨款、调查和批准的权力对违背委员会喜好的行政机构发号施令。但在“灭火”时，国会必须同千方百计要“火上浇油”的其他政治力量周旋。国会在权力运用中取得多大成功不仅取决于它的坚决性，还取决于行政部门正在执行何种任务以及国会正面临何种政治环境。

但是，国会几乎从来都不是可对其“代理人”（官僚机构）颐指气使的“委托人”。（一些接受过经济学训练的学者试图以这种方式来描述国会，但他们错了。若想了解这一学术争论的具体内容，请阅读本章附录。）

当议员们抱怨行政机构对国会没有反应或是控诉行政机构失控时，他们是不诚实的。没有一个行政机构会自由到不顾及国会的意见。但是，行政机构可能会遵从国会一个部门（如一个委员会）的意见从而忽略了国会另一个部门的意见，或者对白宫和国会某些部门相抵触的要求进行平衡从而可能导致国会其他部门的不满。官僚体制摆脱不了政治控制，同时我们也不能把官僚机构看作一个能够长期免受政治影响的“行政”王国。尽管官僚机构的运转方式可能难免得罪政治大腕中的一些人，但它还是能够在众多政治大腕中运筹帷幄，能够依据自身因素来设定自己的任务，并不是一味地迎合外部环境。

在本章中，我们希望回答的问题不是国会的权力有多强大，而是在什么情况下国会手中的资源在塑造行政机构行为时可能最有效。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首先研究国会掌握着哪些资源和国会将采取何种步骤，以实现削弱行政机构的权力并最终达到改变其行为的目的。其次，梳理政治环境如何引导国会“微观管理”（micromanage）官僚机构——这种管理方式和以往相比颇有不同。最后，考察每个行政机构的任务和执行这些任务时的环境如何影响国会决定官僚机构成果的能力。

国会施加影响的手段

与欧洲民主国家的议会相比，美国国会的权力异常强大。尽管欧洲的议会有权遴选总理或首相，但它们的权力大抵至此。例如，没有首相的同意，英国下院没有权力修改议案、更改预算、举行听证会或提供某项服务。更准确地讲，下院可以做一些首相反对的事情，但前提是要先解散政府并强制举行新的选举。在职议员们热衷新的选举就像小孩子想要去看牙科医生一样，充满期待。

参议员丹尼尔·P.莫伊尼汉（Danier P.Moynihan）曾毫不夸张地说，美国是唯一一个立法机关独立于政府的民主国家。但是，这个立法机关及其所辖的委员会也未必口径统一、步调一致，而且国会和它的委员会不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完全控制所有的官僚机构。

国会有权决定行政机构雇员的数量，但无权决定雇员的具体人选（除了少数需要得到国会批准的高层职位），也无权强迫它不喜欢的雇员离职。文官条例通过以后，国会就丧失了选择和替换单个官僚的权力，国会也失去了一些控制行政管理机构的权力。在过去，为了确保行政管理人员服务于国会的意志，国会有权力撤换那些违背国会意愿的人员。但现在，很多行政管理任务已经移交给专门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的成员任职时间很长，除非有特殊原因否则不能被撤换（可能因为弹劾程序过于艰难）。国会一贯希望保持充足的货币供应以及低利率，但它在设计对这些事情影响力最大的部门——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时候，委员会的委员们被给予十四年的任期。联邦贸易委员会委员被给予七年任期，联邦通讯委员会委员、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州际商业委员会、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证券交易委员会、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等机构的成员则被给予五年到九年不等的任期。

国会有权决定一个部门、一个机构人事的薪金总额，但不能决定里面员工个人的薪水数额。根据政府通用职位工资表设定官僚机构薪金总额后，国会就没有机会再为不同部门或是某一部门某些员工制定不同的薪金级别。

国会可以设定政府机构的总支出和部门职能范围内某些特定项目的花销，但在很多重要的情况下，通过一个数学公式——“生活成本调整”（COCA）公式便计算出了本年度支出变化额度。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国会每隔两年（通常赶在选举前）便核算出退休人员社会保险金额的额度。但自1972年以来，这一办法被国会弃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系统程序，在这个程序下，保险金额随着生活成本的增加自动追加。[5]

一些学者认为国会议员们会挖空心思地想要获得连任，于是便经常试图通过操控官僚体制来为连任造势。这些学者一直思索国会在多大程度上削弱了自身的诸多权力，而这些权力正是能够确保国会对官僚机构施加控制的关键所在。穆雷·霍恩（Murray Horn）提醒我们政客们曾通过“分赃制”（patronage system）具备随意授予官职的权力。文官体制取代“分赃制”后，官僚的权力得到了保障。[6]为什么国会会交出这些权力？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行使这些权力的代价过高，选民对政客们滥用权力卖官鬻爵和中饱私囊的行径日益不满。[7]还有一部分原因在于改革“分赃制”有实用价值。有些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了使官僚体制顺从自己的意识形态，便把某些职位赐给他们的支持者，然后通过加大对支持者公职的保护力度以确保他们长期在位。[8]有证据表明里根总统曾经把普遍赞同自己目标的文职人员提拔到核心职位以参与政策制定。[9]

可以用同样的理由来解释国会为什么给很多管理委员会委员们长时间的任期，并不受常规免职的限制，同时可以解释国会为什么要求委员们必须出自共和、民主两党。由于采取了预防措施，这就避免了过浓的政治化色彩，也就是说脱离了国会或是总统的严密管控，在此种情况下创建一个管理某一经济部门的机构就变得轻而易举。而且，长时间的任期和稳定的职位也会使国会中的联盟创建一个机构变得易如反掌，同时该机构的创建会保护议员联盟成员在未来面临政治联盟的冲击之时保持成员构成稳定。简而言之，政客们有充分理由为此“捆绑住自己的手脚”。但是，一旦手脚受到束缚，就很难解脱了。

在费用指数化或是费用预算自动形成的情况下，束缚住自己的手脚似乎还是不错的政治策略。民主党人（他们通常控制国会）经常通过提升社会保障福利水平而获得赞誉，这一直是共和党人不愿意看到的。对共和党人来说，终结民主党这一优势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使社会保障福利水平自动增长。对财政保守派人士来讲，指数化还有另一个优势：它能使福利水平随生活费用的增加而增长，这样就阻止了国会议员们为了把自己美化为“老年公民最好的朋友”而相互竞争。因此，华盛顿最大的行政机构（就美元支出而言）中预算最大的部分就自动分配了。[10]自此以后，这种方式就会步入正轨，想要取消的话则要经过新的立法，而这会以高昂的政治代价做补偿。这就等于是国会自己削弱了自己的权力。

正如穆雷·霍恩所阐释的，文官系统和委员们的固定任期及指数化费用的增长都说明，国会取悦选民的意愿和操控官僚体制的努力有时是背道而驰的。有的时候，议员们认为不去做过多的干涉可能会更好。国会采取上面提到的不干涉理念以及“克己条例”的长期后果是国会对官僚机构的影响力日益减弱。但是，国会并未从这种权力的让渡中蒙受过多损失。绝大多数现职的众议员和大多数的参议员都轻松获得了连任。

我们需要清楚的是，尽管国会放弃了一定的权力，但仍保持着对官僚机构的巨大影响力。不过，在某种程度上，国会当前拥有的权力和曾经拥有的是不一样的。1884年，伍德罗·威尔逊在著作《国会政府》中把国会委员会描述为部长群体，把真正的部长群体仅仅描述为亲信职员。[11]国会相关委员会很少会直接授权某行政机构来办理人员的雇用、船只的建造、火炮的部署、赋税的征收和机构的开设等事务。国会议员选择官僚时不会讲情面，除非官僚取悦议员或为议员的连任服务。那种认为给联邦军队老兵发放养老金的数量会由一个自动公式生成的想法是可笑的，在国会议员看来，老兵养老金发放数目是根据国会的深思熟虑及其对议员选举的投票来确定的。

伍德罗·威尔逊当政之后，国会发生了变化。国会委员会（或小组委员会）仍然掌控着权力，但行使权力的工具发生了变化。参议院仍然拥有批准总统任命的权力；整体来讲，国会仍然有调查行政机构行为的权力。大量的拨款和税收法案依然偏向于重点选民的利益，但在一定程度上，国会对官僚机构行为细节的监控受到了越来越多的立法规范的限制。曾几何时，国会发号施令道“开放这个边境贸易站”或“关闭那个造船场”，现在的措辞变成了“要根据环境影响报告来选择开放边境贸易站和关闭造船场”。曾几何时，国会理直气壮地命令战争部门把武器合同给予杰迪戴亚·琼斯火炮铸造厂（Jedediah Jones Cannon Foundry）；现在则是指示国防部确保把武器合同交给一家美国公司——而这个公司要满足以下条件：能够提供优惠的报价，雇用合适比例的妇女和少数族裔，制定有关条款帮助残疾人，把一部分业务外包给一些小型公司，符合环境保护局、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的规定，并且当下不得收到欺诈性合同的指控。为了确保上述条件以及其他约束条件得以遵守，国会还要求五角大楼安排一批订约职员和合同审计员，把采购政策装订成册予以公布，当然这个册子篇幅冗长、细节枯燥、语言乏味。

国会对行政机构的监控方式的变化也能从国会议员对自己所在州的军事基地的保护中体现出来。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拥有对新建立军事基地的选址的独自裁断权，这些军事基地很少被关闭也就不足为奇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200万男性和女性应征入伍，这些军事基地的数量也随之大幅增加。战争结束之后，正规军的数量减少到200万，很多这样的军事基地就都失去了效用。但要去关闭一个没有必要存在的基地，国防部长必须要与受到关闭基地影响的议员们进行一番论战。国防部长很少会赢得论战，如果勉强取胜那也是以失去国会山的政治支持为代价的。1965年，95个军事基地被关闭，这是通过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与一些议员的“殊死搏斗”，加之总统行使否决权要求国会通过关闭军事基地的法案所换来的。但是，1967年国会设计了一个可让议员个人免受压力的总体性方案，并以立法的形式予以体现：要求五角大楼关闭军事基地的前提条件是要事先发表环境影响报告，否则国会将诉诸法律。在这项法案实施的11年里，尽管历任国防部长都要求关闭一些大型军事基地，但没有一个大型军事基地被关闭，反而出现了一些新的军事基地。

随后，国会于1988年通过一项法案来成立一个独立委员会，该委员会有权选择关闭军事基地的名单。然后由国防部长和国会从整体上接受或是拒绝这个关闭名单，国会无权选择关闭其中的哪个军事基地。一些学者认为，国会会利用官僚体制来增加议员连任的机会；但是，这些学者很难去解释议员们为何同意把权力交给一个局外的委员会，因为这样做的后果是议员们各自选区内的军事基地所提供的工作机会将会随之消失。

新型微观管理

国会经常因为对政府机构采取“微观管理”（即事无巨细型管理）而饱受批评，事实的确如此，并且它也习以为常。国会可以通过手中握有的批准项目、拨款、确认当选总统、展开调查的权力来把任何一个官僚机构的决议变更为一个政策选项。正如政治学家都会在开课的第一天提示学生所说的那样：在我们国家，政策和管理大同小异。

新近的但尚未成熟的研究认为这种微观管理的形式仿佛已经发生了改变，一些学术著作把这种变化描述为行政机构是国会的“代理人”。前面的例子已经表明，与过去相比，今天的国会很大程度上不大可能会做出具体的管理决定，更大可能是对这些政策的制定施加约束。现在，国会微观管理常见的形式已经转变为策划具体而详尽的规则，而不是给予特别人群以特别恩惠了。

有很多动因促成了这样的变化。和过去相比，公然谋求恩惠现在可要承担更多的风险了。新闻界以及政治上的对手随之便可轻而易举地通过“兜售自我影响力”捞取政治资本。国会权力的分散化以及论资排辈体系的弱化为议员个人升级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空间，他们随即会利用其委员会或小组委员会主席的头衔（半数众议院民主党议员拥有主席头衔）来推进自己偏爱的目标或者使自己成为焦点。

在国会权力分散化的同时，政府活动的空间有了巨大的拓展。这一拓展刺激了众多利益的生发，导致华盛顿比以往聚集了更多的游说者来鼓动国会采取行动。结果是，国会对官僚体制的影响受利益集团的要求所驱动的程度，不亚于所在地区选民的要求。地方性代表权是通过满足与发展当地的利益需求以及参与政党分赃立法来实现的，全国性代表权是通过制定规则来实现的，这些规则用概括性的语言来界定官僚机构自主性。两种代表权同时存在，但吸引我们眼球的是，全国性代表权已经可以和地方性代表权相匹敌。这从政党分赃的相对减弱中就可以看出端倪。我们之前就提及联邦的工作、合同、计划和福利曾经都是由国会议员根据当地选区的特殊性来逐项分配和发放的，但今天，依据规则和程序计算来配给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而这些规则的撰写以及程序的设计都由全国性利益集团的领袖来设定。

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规则经常反倒让他们的设计者感到不满。设计者们在创建法规以筹划新型商业管理模式的过程中展开争论，这些争论导致法规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坚持进行结构化和程序化的设计布置，仅仅为了达成让双方旗鼓相当的均势。这样做的结果就像特里·莫在他对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以及环境保护局的研究中所揭示的一样：低效运行的官僚机构应运而生。就像他说的那样，“对立集团铁了心要给官僚机构捣乱，以获得对官僚机构在决策上的掌控。它们施以压力，就想看到行政当局支离破碎的权威，想看到杂乱无章的行政程序，想看到层出不穷的政治干涉机制，想看到其他破坏官僚体制运行并使之成为众矢之的的层层体系”。[12]

最后，国会委员会委员们凭借人数的优势和权力的扩张促使起草委员会或小组委员会所做的报告成为指导官僚机构的指南。不用通过一项法律，甚至不需要批准一份报告，国会现在就可以指导政府部门怎样使用经费、如何解读法律条文。行政机构的一些人曾经反对国会的这种做法，但迄今为止未见成效。[13]

在联邦最高法院战胜国会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国会一直声称拥有对一些特定行政行为的否决权。[14]但是，即使在联邦最高法院干预此事之后，国会仍然陆续通过了与立法否决权类似的条款，而这些立法否决权在今天已经被认为是违宪的。

国会的变化虽然没有消除博取支持的动机，但的确促成了政策更加密集地出台。国会不是一个只有听到选民发出的警报，才会冲出来提供帮助的消极的机构，现在国会监督官僚机构政策执行情况时，会重点关注对细节工作的梳理以及对众多信息来源的整理。[15]国会并非能一直主导官僚机构的运作，这一事实反映出其他机构，特别是白宫、法院和利益集团获得了权力和信息。

国会的规则转向而非利益转向的迹象俯拾皆是。在1960年以前，正如亚瑟·马斯所揭示的，通常由国会授权的联邦项目并没有时间上的限制。国会试图对项目施加全方位的管理，这些管理措施多半需要在历年的年度拨款法案中予以明确。但是，拨款委员会并非由国会政策制定专家构成，实际的构成人员并不是经常抛头露面的人士，这些人的主要兴趣点在经济发展和选民利益上。1961年以后，所有的军备花费都必须进行年度授权。这个变化使参众两院军事委员会的权力得到了很大提升。此后，国会一改之前无时间限制的授权模式，开始要求对国防部的任何活动进行年度授权，包括研究开发、人员定级、军事行动和设备维护以及军火采购等。[16]不久之后，许多机构的行动都需要进行年度授权，包括国务院、司法部、能源部、交通部、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环境保护局、中央情报局等。

通过频繁的授权，国会就可以创制和施加更多针对政府机构的规则和政策指导，同时还会出现立法法案接踵而至和行政机构自主权减少的现象。国防部是解释这一现象的最好例子。目前在国会，以不同方式监督国防事务的有29个委员会和55个小组委员会。1984年，这些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针对国防事务举行了441次听证会。[17]1977年，众议院针对国防授权法案进行了3天的听证会，结果未做任何修正；但到了1986年，众议院针对同一议题进行了历时13天的辩论，做出了148处修正。和众议院一样，参议院也有类似的较大变动。[18]1970年，参议院要求五角大楼提交36份报告，而到1985年时，参议院要求五角大楼提交1172份报告。[19]

任务和环境

国会能在多大程度上将对行政部门的控制升级为主导，取决于政府机构从事的任务以及它所处的政治环境。

任务

国会主导社会保障总署的很多任务。社会保障总署的主管们如果听到有人说该机构受国会主导的话会怒不可遏。令他们愤怒的并不是“受国会主导”这一事实，而是“主导”一词涵盖了令他们尴尬的言外之意，这个词暗含“插手、操纵和从属”。作为一个令人艳羡的组织，社会保障总署对自己受制于人的说法一直耿耿于怀、愤愤不平。但是，当任何一个行政机构的主管尝试单方面决定福利的规模和选择发放对象时，他确实时刻能体会到宏观层面的国会主导无处不在。在退休政策的制定上，国会可以完全和有效地给予社会保障总署以明确规定，并以此来左右社会保障总署。国会之所以能做出明晰的规定，是因为社会保障总署的目标是完全可控的：工作易于观测，产出也易于全面衡量。用第八章的术语来讲，我们可把社会保障总署称作“生产型机构”。但是，它在残疾人计划的管控上就相对弱一些，原因是该计划的目标并不可控。从这个角度而言，它是程序型机构。

立法机构通常不会完全左右公立学校教师或警察局巡警的工作，其原因正如学校校长或警察局局长不能很容易地去管理其下属的工作一样：他们不能一直观测下属开展工作，不能清楚地评估下属工作目标的完成情况，甚至对下属的工作目标也并不清楚。学校教师和巡警的工作机构属于“解决型机构”。需要明确的是，在某些情况下，立法机构还是有支配的可能性的。例如，如果学校或警察局存在腐败行为（即以权谋私）或存在贿选的行为，立法机构就会动用政治主导。一些学校和警察局已经在政治主导原则下运行过了。但是，只要学校教师和巡警忠于职守，即好好教书和维护公共秩序，立法者或是其他人员就很难找他们的麻烦。当然，立法部门能够以增加某些新任务为借口来佯装主导行政机构，但这与立法部门支配行政机构核心工作的理念大相径庭。

国会声称人们对工艺型或程序型机构进行控制的做法兴致勃勃，同时这一控制也问题重重。国会可以是否赢得胜利为标准来评价军队的表现，可以是否建成大坝为标准来评价美国陆军工程兵团的表现。但是，要对如何打仗以及如何建造大坝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它却不知所措。国会的确曾尝试这样做，但显得有些荒谬。国会曾经叮嘱林肯如何打内战，但除了使一些将军声名鹊起，使另外一些声誉扫地以外徒劳无功。市议会可以是否侦破谋杀案件为标准来评判警探，但若想指导警探如何破案则同样会无功而返。这些工艺型机构抵制立法机构的主导，但也做了妥协，即它们接受机构的目标由立法机构设定，机构的资源由立法机构控制，然而机构具体任务的确定则不受国会的干扰。

在和平时期，军队预料到国会也许会就其组织形式和装备情况主动给出诸多建议。当国会判定某种训练对身体有很大伤害的时候，海军陆战队就必须改变对新兵的训练方式。但是，国会一点儿也不知道旧有的训练方式和新的训练方式哪一个能培养出更好的海军陆战队队员。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经常受到国会的侵扰——要么判定该局把有风险的新药推入市场，要么指责该局阻止病人获得有效的药物。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评估上述药品的程序也受到国会严格的检查和批评。但当被问到一个核心问题，即在一个给定（可能得到的）收益条件下，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可以冒多大风险时，国会就茫然不知所措。这就是行政机构的命运：这些机构既要接受来自国会政客们关于如何开展具体细致的工作的指导，还要饱受来自国会政客们的批评；在国会政客们评价工作业绩的时候，他们感受不到任何扶持。

像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这样的行政管理机构具有工艺型机构或程序型机构的特征，因此监督起来十分复杂。这样的机构之所以被授予广泛的权力，大部分是因为国会不能合理地确定一个清晰的立法标准。国会实在不了解什么是“安全”产品，什么是“安全风险”，什么是“贸易限制组合”，什么是“防撞汽车”，什么是“复合型学校”，所以国会把这些留给“专家”来处理。[20]后来，当国会试图规定准确和严格的标准时，发现自己处于两难的境地。标准越严格，行政机构的自由度就越低，行政机构就越难用产生更大效用的其他标准替代产生较小效用的既有标准。我们在第十八章中将会看到，环境保护局被一项减污的非常死板的标准限制得很死，以至于无法考虑达到那样的标准所要的成本（费用支出的数量和失业情况）。

如果政府广泛地介入社会事务，广泛的国会授权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授权会让国会很难发挥它的控制力。杰里米·拉布金曾细致研究了三个联邦机构——民权事务局、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及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如何把具体意义灌输到模糊的法定权力中，用本书的语言来讲，即它们怎样定义自身的任务。调查高中体育活动中性别歧视投诉的是民权事务局，不是国会；对新药投入使用的限制比其他国家更严格的是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不是国会；对工人接触到化学药品的可能性进行严格限制的是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不是国会。[21]在任务确认的过程中，行政机构在法院的鼓励（甚至是引导）下朝这样的方向开展工作，第十五章将对此进行考察。国会没有反对上述变化，但这并不是说它支持这样的变化，更不是说它通过使用监督权来实现这样的变化。这仅仅说明两个事实：其一，国会通常不能决定它要什么；其二，任何一个想要迫使国会决定要什么的人都会发现，一些支持政府的重要议员能够阻挠任何阐释性和修正性的立法，甚至会以退出委员会相要挟。[22]

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就是例证。健康保护是它的业务，从这一点上看，它属于程序型机构，因为没有人能够轻松地定义什么是健康的工人或者轻易地评价管理局关于工人健康条例的长期效用。所以，1970年通过的法案就没有给管理局提出明确的目标，这一点都不奇怪。但是，正如格雷厄姆·威尔逊所指出的那样，这部法案却给管理局定了基调，即“严格把关”。其中一个条款就规定管理局需要“尽最大可能”确保“工人们的健康和身体功能免于受伤害”，哪怕是他“整个劳动生涯中也不要遇到一个风险”。[23]一旦管理局按照要求严格把关，国会又有了第二个想法，但最初条款中的关键词一直没有被修改。目标没有改变，改变的是方式方法。经过数十次的调查后（1973～1976年举行100多次听证会，1977～1981年举行30多次听证会[24]），国会通过了一系列的拨款法案附加条款，要求管理局为雇主缴纳咨询费，撤销检查农场的决定，免于惩罚雇工少于十名的企业，服从所在州的安全和健康部门。国会试图通过控制程序型机构的程序以实现对其进行主导。这会被认定为主导吗？毋庸置疑，这属于国会影响，但不是国会主导，因为其他的参与者，如由管理局聘请的健康和安全方面的专业人员，往往会给出他们自己对管理局任务的定义。如果这一切没有发生的话，国会就没有理由设计出一套针对这些专业人士的复杂限制。

我们把联邦贸易委员会作为案例就能发现，国会控制程序型和工艺型机构的努力同样受到了限制。在国会的影响下，联邦贸易委员会改变了自己的初衷，并颁布了关于某种产业的广泛规则。在这一点上，国会的影响是有效的。但是，20世纪80年代早期詹姆斯·米勒当选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之时，国会对其的影响力就减弱了。在米勒主政期间，联邦贸易委员会决定对一些案子进行经济调查，批准那些扩大市场竞争的兼并，同时抨击减弱市场竞争的兼并，在这样的情况下，国会的影响力就是有限的了。不久，一些国会议员就开始把该委员会称作“无赖机构”，追求“新奇的”经济理论。[25]米勒还努力降低该委员会的花销。如果说国会可以主导的话，那它应该阻止此类事件的发生，但它没有。米勒的经济哲学主导了委员会的工作理念，而且作为该委员会成员中的经济学家开始支配法律专家。国会能做的只有抱怨、设法修改程序，如停止关闭区域性机构并拨发比米勒要求的还要多的资金。

如果联邦贸易委员会、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民权事务局或其他十几个行政管理机构执行的任务能够获得清晰的结果，那么国会主导就会变得异常简单。那样的话，这些机构就变成了生产型机构，它们的整个管理和治理体系也会因此变得大为不同。那样的话，总统也将有更多机会控制这些部门。舞台上所上演的也就不是国会主导了，而会成为宪政之争。

环境

国会权力的运用不仅取决于行政机构的业务，也与行政机构所处的政治环境有关。国会之所以主导社会保障总署，一方面因为该局的工作清晰可查，另一方面国会也代表了要求保护退休福利的大多数人的利益。市议会主导警察局就会有困难，一方面在于警察局的业务很难去明确；另一方面，市议会在面对不同群体争取警员数量配置时要做权衡，即一个社区想要更多的巡警，那是以牺牲另一个同样想要更多巡警的社区的利益为代价的。“反对酒后驾车的母亲组织”要求严惩酒后驾车者，“美国自由公民联合会”则会反对；一个民权组织要求增加黑人警察的数量，而“巡逻人员慈善协会”则会将之认定为逆向歧视。

在第五章中，行政机构所处的环境被分为四类：多数人政治、创制政治、客户政治和利益集团政治。和行政机构处在利益集团政治环境相比，当它处在客户政治的大环境下时，国会主导更容易实现。在后一种环境中，一个独立的小利益团体能够从行政机构的活动中获得利益，而让分散的大多数团体来为此负担成本。客户通常很容易寻找到他们的国会同盟，他们（根据工作的性质）也能轻松和行政机构保持协同。退伍军人通常可看到国会两院的委员会不会漠视退伍军人事务；当然，退伍军人事务部也同样会重视两院委员会的要求。联邦海事管理局会特别关注来自众议院商业性海洋业务和渔业委员会或参议院科学、商业和交通委员会商业性海洋业务小组委员会的意见；不拥有政治学博士头衔的人也会猜到，这种特别关注与两院委员会对海事联合会和蒸汽船公司的特殊关照有很大关联。

我们已经看到，国会并未从根本上侵扰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原因之一就在于管理局一些业务的性质：包括国会在内的任何人都不能明确知晓管理局是否真正改善了工人的健康状况。在制定健康规章方面，管理局是一个程序型机构。但是，评估管理局是否真正提高了工人的工作安全水平操作起来会更简单。管理局的规章可以决定是否使用护眼、灭火或者使手指远离急速旋转刀片的设备。在安全事务方面，管理局是一个生产型机构。但是，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所处的利益集团环境阻挠了在本来清晰可查的业务方面存在的国会主导。劳资双方对管理局关于满意度、可行性和成本的规章持续争吵。由于管理局的支持者们发生了分裂，国会层面也发生了分裂：有的议员赞同严格执法，有的议员支持宽松执法。格雷厄姆·威尔逊认为，国会对职业安全与健康事务的处理被视为国会“作为政策制定机构孱弱一面的典型例子”。[26]国会无法解决劳资争端，只能例行准许劳资双方做出一些哗众取宠的行为。资方支持者要求废除管理局，而劳方支持者要求完全保留管理局。没人有意愿通过立法修正案的方式来解决下面这一关键问题，即应该如何平衡保护劳动者所导致的收益和成本？即使在理论层面，这个问题也很难解决。在现实层面，劳方支持者会把这一关键问题指责为“试图给人的生命标价”。

有时候，政策创制者会设法动员国会的多数支持某项行动，这项行动可能有悖于某个客户集团的利益或者无视传统利益集团的纷争。创制政治经常以短暂的激情爆发的方式出现。当它出现时，立法机关能够战胜很多通常会阻碍国会主导的政治束缚。在20世纪60年代及70年代早期，很多法案的通过得益于创制政治，包括规范汽车产业的法案、收紧药品管理的法案，并且在创制政治的影响下，新的减少空气污染和水污染的具体标准及其时间表也开始创建。[27]根据1975年的《麦格纳森-莫斯法案》（Magnuson-Moss Act），联邦贸易委员会既有权对单个公司下发传统的“停止并终止”命令，也有权颁布针对整个行业的规则。

不论创制政治导致了新行政机构的创建，还是对现有的行政机构重新定位，它都改变了官僚体制运行的政治环境。热情的专业人士蜂拥加入新创建的或精神焕发的行政机构。昔日的客户集团只有招架之功，这时，总统会面临选择——是顺潮流而动还是成为绊脚石。但是，创制者的热情是短暂的，当他们平息之后，留下的是一个新的利益结构，这个结构可能与最初的立法展望利益攸关，也可能不会。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的新成员曾无比期待颁布管理机动车设计的法规，但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发现，下令召回有安全缺陷的汽车要比处理纠缠不清、争论不已甚至需要进一步立法的问题要容易得多。当净化全国空气和水质的截止日期一确定，人们对这个华丽的目标充满期待。但是，当时间一天一天的流逝，同时净化洛杉矶的烟雾和伊利湖的污染物所需的资金成本以及政治阻力开始日益凸显，这时环境保护局开始谈论“交易”和“可行性”。对于那个起草提案的民主党参议员和那位率先执行法规的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来讲，当时制定适合整个行业的法规似乎是一个好想法，但规则实施后就遭到了二手车经销商和丧葬事务承办人的集体抗议。

在上述例子中，当任务和环境能够改变国会控制官僚机构的程度时，我们能够看到两者之间微妙且复杂的相互影响。国会可以主导联邦贸易委员会对整个行业的规则的制定。这些规则清晰可辨，同时也激发了有组织的反对活动。在创制者热情的引领下，国会可以促成这些法规的颁布。当这种热情平息之后，加之行业激烈地反对，国会可以要求撤回这些法规。相反，联邦贸易委员会针对存在不公平或垄断性行为的企业一贯发布的“停止并终止”命令就很难被评估（每一个案例的事实都非常复杂），其经济结果也难以预测。而且，收到“停止并终止”命令的企业在国会山如果有“熟人”的话，那也是寥寥无几。国会是不太可能主导这些进程的。

总之，如果行政机构的任务便于设计和评估，并且这些任务拥有压倒性支持和客户支撑的话，国会就会较容易地控制这些行政机构。这种控制的获得不费吹灰之力，以至于看不出是国会的主导。如果行政机构的任务比较模糊也难于评估，并且处于充满纷争的政治环境中的话，国会就难以控制这些行政机构——除非国会成倍增加对这些行政机构应该遵循的程序限制。大量行政机构处于这两个极端分类之间，它们或者有着模棱两可的工作结果（如程序型机构），或者有着无法辨认的运作过程（如工艺型机构）。它们可能受到国会的有效控制，也可能不受国会控制，这取决于它们所处的政治环境。当行政机构的工作成为创制政治的焦点之时，这些工作就会受到短暂的控制；当这样的工作具有重要的“分配效应”时，即会让一些有组织的团体获利，又会让其他团体失利时，国会就会不断地试图控制这些工作。但是，如果立法机关不能决定“分配”的具体结果时，这种控制就陷入了瘫痪。[28]

行政机构对国会控制的反应

尽管官僚们不会使用我在上文给出的令人尴尬的标签以及复杂的区分，但当需要去考虑立法机构的偏好时，他们的嗅觉也是相当敏锐的。他们会用理性的态度来应对这些情况，即规划好与国会的关系。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满足那些与行政机构决策的“分配效应”有利益纠葛的议员。行政机构不是其国会监督者的被动代理人，就好比《费加罗的婚礼》中老谋深算的男仆，他挖空心思操控主人就是想做出互利的安排。

道格拉斯·阿诺德（Douglas Arnold）分析供水和排水拨款、模范城市规划以及军事基地的资金获取方式，计算了行政机构对国会的适应程度。[29]至少在那些供水和排水拨款以及军事基地的案例中，所牵涉的行政机构从事的是生产性任务。所有三个案例的结果都受到了“分配效应”的影响——一些机构争取到了资金，一些则没有。执行上述项目的官僚们并不仅仅对控制做了反应，他们还能预测和调整来自国会的控制。

官僚们能做到这些，是因为他们可以通过扩展提案的范围来获得国会关键人物的支持。行政部门提交预算请求的时候，时刻都需确保请求中包含某项计划，这些计划专门服务于拨款小组委员会成员（以及其他一些关键国会委员会的成员）所代表的地区。根据阿诺德估计，行政机构在国会山建立起支持性联盟的后果就是使原计划成本增加了10%至30%。

一个最近发生的事例就能说明上述情况：前海军部部长为寻求国会支持其扩张海军规模的计划，特意加入了“停靠船籍港”（homeporting）的规定，即把新舰艇停靠在大量地方港口，而不是将它们集中在一些大规模的海军基地。很多国会关键人物虽然在其他方面抨击军事的过度开支，但这一次他们所有人都尽量确保一艘战舰及其护卫艇停靠在他们所代表的城市。[30]

批评人士把此举称为“政党分肥”（pork barreling），并且认为此举是错误的。卡特总统就是其中一个批评人士，他曾经通过否决议案的方式来着力弱化“政党分肥”的影响，该议案提议向若干地方水利工程提供资金。但是，他失败了，他疏远了国会，并为此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程。虽说“肥水”与公路承包商和军事设施联系紧密，但不限于桥梁、排水系统和海军基地，它还包括公立公园、垃圾点清理和高校研究项目。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都会从中受益。上述情形说明“分肥”（有时这样称谓）并不是美国政治中偶然出现的一个怪诞事件，而是美国政治的要素之一。于是在美国政治体系中就会出现一种符合逻辑并注定要发生的结果，即它要求议员们首要服务于地方利益而非政党利益，同时又要赋予国会凌驾于行政机构之上的独立权力。

在政治联盟里取得广泛共识的问题上，“政党分肥”现象是普遍的；但是，小范围内的认同，如将一笔特定款项用于特定项目上，“政党分肥”现象就不太常见了。亚瑟·马斯认为，与大多数人的想法不一样的是，国会通常不会“依据授权法案指定具体项目或者依据拨款法案把资金分配给具体项目”。[31]相反，国会仅仅为这些项目的资金设定分配的标准和原则，并将具体的拨款抉择权让渡给行政部门。国会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它担心背上“裙带关系”的罪名，同时也是因为如果每个州或特区都能从这些原则中看到会有资格获得一个项目时，国会中形成一个特定多数就更容易了。

当国会考虑实施授权行为但目标又不是很清晰的时候，“政党分肥”现象是不太常见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行政机构所采取的理性战略并不需要向国会承诺好处，而是开诚布公地面对未来的工作。国会的议员们不喜欢被欺骗，[32]并且在一个很难保守秘密的政治体系中，欺骗行为迟早会被发现的。针对问题解决型机构或程序型机构（这些机构的具体工作也可探讨，但无法衡量其业绩）的立法监督，主要由国会各委员会对其行为和成本进行的大规模测评构成。愤世嫉俗者据此会看到帕金斯定律的灵验，即一方面，国会成员们对某一个行政机构是否应该关闭达拉斯办公室各持己见，另一方面，国会成员对办公室所从事的工作却熟视无睹。但是，愤世嫉俗者也并不完全正确。国会正在做的不但包括简单断言地方利益高于办公室的选址，而且也包括精细考察行政机构管理者的能力和忠诚度，这主要通过议员们一心一意地详细审视一些具体案例（如获取职位和行使职权）来实现。有经验的行政人员明白这一点，并会努力维护一个良好的声誉。[33]

国会议员喜欢为所在选区服务的官员，喜欢能以低成本的方式完成指定目标的官员，（如果官员对所从事的问题不甚了解的情况下）喜欢在资源的使用方式和民众的对待态度上对国会开诚布公的官员。（有的时候，国会议员会对他们所喜欢的官员不留情面，这是因为议员们不会感情用事，他们必须在针对行政机构任务分配的论争中选择立场。）上述想法有助于让我们认识到，行政机构的领导取悦国会监督者的工作既是最容易的也是最难的。社会保障总署的领导可以为自己辩解道：至少在退休计划方面她正在实现她的目标（这些目标广为人知而且也是可以衡量的），并且这项计划在所有的国会选区得以实施（由成百上千的社会保障总署办公室），而且她没有必要对这些信息进行隐瞒。（社会保障总署的残疾人计划就不一样了。她不能为自己辩护说，她已经实现了明确的目标，而只能说对模棱两可和存在争议的标准进行了“合理的”评价。）相反，国务卿没有为任何一个选区做任何事情，几乎不能证明他在任何一个重要目标下取得了进展，并且有的时候为了保证那些具有微妙关系的磋商得以实现或者维护政治选择的权力而必须有所隐瞒。至于国务卿在大多数的时间里尽可能远离首府华盛顿也就不足为奇了。

附录 国会主导：近距离观察

白瑞·R.温格斯特（Barry R. Weingast）和马克·J.莫兰（Mark J. Moran）[34]提到了国会对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一些决定怒不可遏，议员们认为这些决定是“离经叛道”之举。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决定要求对针对儿童的广告进行规范，颁布更严格的政策规范二手车经销商和殡仪馆，并打破被指控的大型谷类食品制造商和石油公司的垄断局面。很多学术评论家接受了政客们对这一争议的解释，即联邦贸易委员会使用了它广泛的决策自主权来制定了政策，却漠视了国会的喜好。这之所以能发生是因为，尽管国会拥有控制行政机构行为的强大武器，但这些武器几乎没有被国会所使用；相反，国会对行政机构的监督要么只是象征性的，要么是间歇性的。

温格斯特和莫兰却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解读，即联邦贸易委员会（参议院商业委员会所属的消费者事务小组委员会以及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所属的消费者事务小组委员会）一直致力于为国会中的监督委员会寻求利益。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这些国会委员会期待一个激进的带有“反公司”理念的联邦贸易委员会，这一愿望最终得以实现。20世纪70年代晚期，这些委员会期待一个温和的带有“亲公司”理念的联邦贸易委员会，这一愿望最终也得以实现。公众之所以不满是因为，联邦贸易委员会没能像国会委员会所期待的那样迅速进行政策方向上的急转。因此，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它被猛烈地抨击为一个“离经叛道”的机构。但是，该委员会很快又完全顺从了国会委员会的理念。

为了证明这一观点，温格斯特和莫兰将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案例划分为两种：一种为“传统”案例（或微小案例），如某一公司违反了皮毛、羊毛和纺织品标签粘贴规范的案例；另一种为“激进”案例（或重大案例），如需要执行“诚信贷款或良好信誉报告法案”（Truth-in-Lending or Fair Credit Reporting Act）的案例。他们二人又继续展示了两种案例出现的频率与参众两院监督委员会的自由主义理念之间存在联系，并可以用数据来表示。当监督委员会小组委员会成员趋向自由主义理念的时候（这是二人基于从一个自由派利益集团——“民主行动美国人”那里获得的数据进行的统计），联邦贸易委员会专员们开始对更多的“激进”案例采取听证，“传统”案例随之就会减少。这样的情形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当监督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尤其是参议院监督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开始趋向保守时，联邦贸易委员会就会减少对激进案件的处理，传统案例的数量就开始攀升。这种情形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原因是参议院监督委员会小组委员会的成员几乎全部被更换。在联邦贸易委员会随后对此进行相应的顺从性调整的短暂时间里，公众的不满和随之而来的指责不绝于耳，纷纷指责联邦贸易委员会处于失控的境地。

上述分析已经招致了其他人的全面批评。这里只列举这种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首先，温格斯特和莫兰所依赖的数据不足以支撑他们的推测，即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当国会趋于保守时，联邦贸易委员会开始转向去处理更多的传统案例，激进案例数量开始减少。[35]其次，如果相关的国会委员会不赞同芝加哥经济学派的观点，依照国会主导理论，我们能够预见联邦贸易委员会不会采纳和芝加哥经济学派紧密相关的市场原则，尤其是当消费者的福利被证实没有受到任何侵害时允许公司兼并的原则。事实上，相关国会委员确实不赞同芝加哥经济学派的观点，但里根总统时期的联邦贸易委员会却完全按照该学派的理论指导来行事。[36]联邦贸易委员会撤回了诉凯洛格公司一案，批准了索科尔公司收购格尔夫公司以及允许通用汽车和丰田成立合资企业。[37]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温格斯特和莫兰没有使用反证法来验证他们二人对联邦贸易委员会行为的解释。[38]反向的解释可用四个词来总结：总统、行政主管、职员和法院。单纯指出某一机构的行为随着议员态度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以来说明国会主导该行政机构，是不足以让人信服的；还需要证明该行政机构的变化不是由其他因素导致的，这些因素包括总统行为，总统遴选的行政主管的行为，行政机构中任职职员的行为以及起诉行政机构的法院的行为。阅读温格斯特和莫兰以及其他国会主导理论支持者的书籍，我们几乎看不到上述其他行为主体的存在。

政府机构或许可以被视为“代理人”，但这与公司的代理人完全不同。因为政府机构的代理人并不是为一个委托人（公司里相对应的是董事会）服务，而是存在不同的委托人。我们已经看到（参见第十二章）卡斯帕·温伯格和迈尔斯·柯克帕特里克撤换了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很多重要职员，重新设计了首要的工作方向，放弃去调查打错标签的毛制品案，重心转向针对公司并购和垄断。我们已经了解到（第四章），经济学家对联邦贸易委员会任务的界定有别于律师对该委员会任务的界定。卡斯帕·温伯格和迈尔斯·柯克帕特里克的改革提升了经济学家在联邦贸易委员会中的权力。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第十五章）联邦法院是通过审理它愿意接手的案子来对行政机构施加影响的。在20世纪60年代末以前，受联邦法院的影响，联邦贸易委员会很难在一些传统案件中打赢官司，以至于该委员会几乎放弃了打官司的尝试。纵观整个时代，总统们对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罗斯福、杜鲁门、肯尼迪和约翰逊四位总统几乎无视该委员会的存在，他们只是利用该委员会的某些职位“赐官”给国会重要的议员盟友。艾森豪威尔总统则与四位总统不一样，他选拔官员对联邦贸易委员会进行机构精简，使之更加有效率。与艾森豪威尔总统相比，尼克松总统决定利用该委员会作为取悦消费者群体的工具。因此，他首先任用了温伯格，接着又任命了柯克帕特里克来重新定位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发展方向。卡特总统更加坚定地把该委员会塑造为消费主义的先锋，因此任命了迈克尔·珀楚克。里根总统任命了像詹姆斯·米勒三世这样的专员，改变了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哲学基调。米勒三世通过该委员会促进了市场竞争，弱化了设定消费主义原则的惯例。正如特里·M.莫所说的那样，国会主导理论令人诧异的地方是它分析的着眼点几乎完全被国会占据，几乎不会关注实际执行国会任务的行政机构，结果就导致了“包括总统、重组、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和专员、行政机构的组织结构和运作过程、对政策的内部论争在内的这些因素以及其他更多的东西都遭到漠视”。[39]

同时，如果国会被纳入分析的视角，只分析两个国会委员会也是不对的。每个联邦行政机构都受到至少四个国会委员会（或小组委员会）的监督，这四个委员会是：对行政机构授权并修正执行法案的参众两院立法委员会，决定行政机构人员规模和预算的参众两院的拨款委员会。在各个委员会之间发生重大纷争司空见惯。例如，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长期以来一直希望在消费者和环境事务上有重大利益的议员加入，相反，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则想吸纳在经济和选民服务上有利益的议员加入，这一直是该委员会的传统。[40]每一个政府机构的领导都需要立法和拨款两个委员会的支持，但这个领导经常会从两个委员会那里获得不同的指令。立法委员会说“多做事”，拨款委员则会说“少花钱”。

[1] Herbert Kaufman，The Administrative Behavior of Federal Bureau Chiefs（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81），164.

[2] 这六个机构为动植物检疫局、海关总署、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国内收入署、森林管理局和社会保障总署。

[3] Herbert Kaufman，The Administrative Behavior of Federal Bureau Chiefs（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81），47.

[4] Matthew McCubbins and Thomas Schwartz，“Congressional Oversight Overlooked：Police Patrols Versus Fire Alarm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8（1984）：164-79.

[5] Martha Derthick，Policymaking for Social Security（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79），349-68.

[6] Murray J.Hor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Organization，Control and Performance of the Public Sector，” Ph.D.diss.，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Harvard University（1988），199 and chap.15.

[7] Carl R.Fish，The Civil Service and Patronag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0），217-18.

[8] S.M.Milkis，“The New Deal，Administrative Reform，and the Transcendence of Partisan Politics，” Administration and Society 18（1987）：433-72.

[9] Joel D.Aberbach and Bert A.Rockman，“From Nixon’s Problem to Reagan’s Achievement：The Federal Executive Reexamine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Hofstra Conference on the Presidency of Richard Nixon（November 1987）.

[10] Martha Derthick，Policymaking for Social Security（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79），348-49；R.Kent Weaver，Automatic Government：The Politics of Indexation（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88）.

[11] Woodrow Wilson，Congressional Government（New York：Meridian Books，1956），127（first published in 1885）.

[12] Terry M.Moe，“The Politics of Bureaucratic Structure，” in John E.Chubb and Paul E.Peterson，eds.，Can the Government Govern？（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89），276. See also Matthew D.McCubbins，Roger G.Noll，and Barry R.Weingast，“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as Instruments of Political Control，” Journal of Law，Economics，and Organization 3（1987）：243-77.

[13] James C.Miller Ⅲ，when head of the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in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ordered agency heads not to be guided by these nonstatutory documents emanating from committee staffs，but he was forced to back down by congressional pressure. Washington Post，12 July 1988.

[14] 立法否决权曾被联邦最高法院宣布为违宪，参见“移民与归化局诉查达”，103 S. Ct.2764（1983）。当时，有200多部成文法包括立法否决权的条款，只不过形式不一。总体而言，它们的前提条件是，行政机构向国会提交一个建议案，国会可以否决，也就是说，只要出超过规定期限，两院中的一个或两个同时通过一个否决决议即可。因为这个决议始终未报给总统签字，所以这违背了宪法第一条的要求——任何议案能够成为实质立法并得以生效的前提是必须得到总统的认可。

[15] Joel D.Aberbach，“The Congressional Committee Intelligence System：Information，Oversight，and Change，” Congress and the Presidency 14（1987）：51-76.

[16] Arthur Maass，Congress and the Common Good（New York：Basic Books，1983），121-23. See also Robert J.Art，“Congress and the Defense Budget：Enhancing Policy Oversight，”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00（1985）：227-48.

[17] National Journal（May 14，1986）：1282. See also David C.Morrison，“Chaos on Capitol Hill，” National Journal（September 27，1986）：2302-7.

[18] U.S.Senate 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s Staff，Report to the Senate 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s（October 16，1985），589，as reported and updated in U.S.Defense Acquisition：A Process in Trouble（Washington，D.C.：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March 1987），15.

[19] U.S.Senate 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s Staff，Report to the Senate 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s（October 16，1985），16.

[20] 一些学者认为，立法机关把权力授予行政机构并不是允许行政机构自主行事，而是为了让自身免于遭受批评。立法机关允许行政机构独立决策的企图是，一旦发生民众厌憎某些法规的状况就让行政机关来顶罪，这样自身就可免遭非议。参见Morris Fiorina，“Legislative Choice of Regulatory Forms：Legal Process or Administrative Process？” Public Choice，39（1982）：33-66；Matthew McCubbins and T. Page，“A Theory of Congressional Delegation，” in M. McCubbins and T.Sullivan，eds.，Congress：Structure and Policy（Cambrige：Cambrage University Press，1987）。但正如穆雷·霍恩所指出的，这一理论存在一些问题。首先，该理论假定国会所耍的花招会欺骗到那些受到影响的利益集团，同时假定利益集团注意不到立法者的花招带给它们的不利影响。事实上，正如麦卡宾斯、裴杰和其他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国会主导决策机构日常工作的模式下，这样的花招是不能够欺骗到利益集团的。其次，转移诘难这种情况只能发生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因为在这样的国家里，官僚当局的界限是模糊的。但在议会政体之下，首相、内阁和执政党将承担官僚体制运作的全部责任。但是，像在英国、法国和加拿大这样的国家里，我们依然能够发现同样广泛授权模式的存在。（Horn，“Political Econom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119-120.）

[21] Jeremy Rabkin，Judicial Compulsions：How Public Law Distorts Public Policy（New York：Basic Books，1989），250-55.

[22] Graham K.Wilson，The Politics of Safety and Health（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46.

[23] Quoted in Graham K.Wilson，The Politics of Safety and Health（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39.

[24] Graham K.Wilson，The Politics of Safety and Health（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40.

[25] Rep. James Florio（D.，N.J.），quoted in Bruce Yandle，“Regulatory Reform and the Rent Seekers，” in R.J.Mackay，J.C.Miller Ⅲ，and B.Yandle，eds.，Public Choice & Regulation：A View from Inside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Stanford，Calif.：Hoover Institution，1987），134.

[26] Graham K.Wilson，The Politics of Safety and Health（Oxford：Clarendon Press，1985），52.

[27] James Q.Wilson，“The Politics of Regulation，” in Wilson，ed.，The Politics of Regulation（New York：Basic Books，1980），370-71.

[28] 关于政府机构对立法机关可控制性的比较分析的不同阐释可参见：Lester M. Salamon and Gary L. Wamsley，“The Federal Bureaucracy：Responsiveness to Whom？” in Leroy N. Rieselbach，ed.，People vs. Government：The Responsiveness of American Institutions（Bloomington，Ind.：Indianan University Press，1975），151-88。

[29] R.Douglas Arnold，Congress and the Bureaucracy（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9），esp. at 214.

[30] A useful review of pork barrel politics can be found in National Journal（October 24，1987）：2581ff.

[31] Arthur Maass，Congress and the Common Good（New York：Basic Books，1983），69.

[32] Richard F.Fenno，Jr.，The Power of the Purse：Appropriations Politics in Congress（Boston：Little，Brown，1966），340.

[33] Jonathan Bendor，Serge Taylor，and Roland Van Galen，“Bureaucratic Expertise versus Legislative Authority：A Model of Deception and Monitoring in Budgeting，”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9（1985）：1041-60.

[34] Barry R.Weingast and Mark J.Moran，“Bureaucratic Discretion or Congressional Control？Regulatory Policymaking by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1（1983）：765-800；and Randall L.Calvert，Mark J.Moran，and Barry Weingast，“Congressional Influence Over Policy Making：The Case of the FTC，” in M.McCubbins and T.Sullivan，eds.，Congress：Structure and Polic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Weingast also applied this perspective to 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in “The Congressional-Bureaucratic System：A Principal-Agent Perspective（With Applications to the SEC），” Public Choice 44（1984）：147-91.

[35] Timothy J.Muris，“Regulatory Policymaking at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The Extent of Congressional Contro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1986）：884-89.

[36] 1978～1988年，罗伯特·卡茨曼对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一些高级官员进行了采访，受访者一致认为国会政策导向（这些政策不包括预算层面上的程序性争论和区域行政机构的关闭）很异常。其中一个受访者说，除了那些令人厌烦的、“不知所云”的国会听证会之外，“我们什么事都可以做或者什么事都没有做”。另一个受访者则说：“自从我来这里工作到现在，我也想不出一个由国会牵头的法令执行行动。”当一个国会委员会调查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时候，联邦贸易委员会的领导们会把此举认为是一种作秀：“在他（委员会主席）讨好其选民后……一切又恢复如初。”（Robert Katzmann，interview notes，July 31，1988.）

[37] I am indebted to the research of Robert Katzmann for these observations.

[38] Terry M.Moe，“Congressional Control of the Bureaucracy：An Assessment of the Positive Theory of‘Congressional Dominance，’” paper presented to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1985）.

[39] Terry M.Moe，“Congressional Control of the Bureaucracy：An Assessment of the Positive Theory of‘Congressional Dominance，’” paper presented to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1985），15.

[40] Steven S.Smith and Christopher J.Deering，Committees in Congress（Washington，D.C.：Congressional Quarterly Press，1984），93-95，99-100；and Richard F.Fenno，Jr.，Congressmen in Committees（Boston：Little，Brown，1973），47-51.

第十四章 总统

现代的每一个总统即使不会公开广而告之，也会私下向他的顾问团透露，他们对一个谋官未成者杀害了詹姆斯·加菲尔德总统一事十分懊恼，因为此事直接导致了文官体制改革。现代的总统们把大部分官僚体制视为自己的天敌，并且想方设法来操控它。尽管这些总统已经在考绩制度外提拔了400多名官员，但他们还是不满足。有些总统对任命更多的官员不感兴趣，他们想要的是将官员任命到更好的职位，这样就可以把与自己意识形态相一致的高级文官提拔到高层管理岗位。当总统们不寻求更多数量的任命或者不关注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时，他们就重组行政机构并且在白宫创建重要职位以来监督、协调和（必要时）亲自处理官僚事务。

上述行为在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眼里可能就显得十分奇怪了。除了她的内阁成员之外，她只任命了十几个幕僚，而且看上去对此十分满足。就像在颇受欢迎的电视剧《是的，部长》中所展现的一样，英国公务员体制会受到讽刺，但不会受到攻击。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工党首相们担心“托利党”公务员的行为会扰乱他们的政策部署，但他们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所以，他们随后也就消除了疑虑。他们的继任者也就不用把大量时间花在将“自己人”安插在高层岗位这种事上。与白宫不同的是，唐宁街十号没有大量用于监管官僚体系的特别助理、特别顾问、顾问、委员会和办公室。

为什么英美两国会存在差异？简言之，这都是美国宪法“惹的祸”。宪法导致了国会和总统竞争对美国行政体系的控制权。竞争导致斗争，斗争导致挫败。一些被国会认为反应迟钝的行政机构，总统认为它们不负责任；一些被国会认为离经叛道的部门，总统则视它们为傲慢的懒散。在英国，首相和议会并不是竞争对手，因为下院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去监督、调查、干涉甚至从官僚机构中寻求答案。如果发生英国官僚机构漠视首相及其内阁成员的事情，最好不要去宣传，因为这只会败坏拥有监督官僚机构权力的首相的名声。

我们的宪法指示总统“关注法律是否被完全执行”，总统把此条款解读为，政府机构应该对总统负责。但是，宪法也赋予国会“拥有所有的立法权”，国会把此条款解读为，国会创建的行政机构应该对它们的创建者负责。与此不同的是，在英国，责任与负责的对象是一样的，都是指同一个人或事物。

作为美国的“首席执行官”，总统应该掌控行政机构，并要求行政机构对其负责，这一观念是相对比较新近的观念。1921年之前，白宫甚至没有行政预算；1939年前，预算局（Bureau of Budget）也不设在白宫而是设在财政部；直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时期，白宫才拥有自己的职员班子。从一个事实我们就可以看出当时能给总统配备的行政人员的数量少得可怜：罗斯福总统指派一个委员会研究白宫职员班子的任命，该委员会写成的报告建议高级官员的任命“不要超过六人”。[1]1921年前，各行政机构未经通报总统就可以直接将法案提交给国会。1921年拨款法案提交国会前必须先向总统通报；在1930年代，所有法案提交国会前都要向总统通报。

罗斯福总统在位期间发生的行政体制改革美其名曰是为了“提高效率”和“优化管理”，但实际上这是深层政治信念的产物。改革的目标不仅仅是简单地规范政府机构，还是使总统成为政府的真正领袖。这就意味着国会直接控制行政机构的能力遭到削弱。改革的内容包括规划联邦预算、联邦法案和联邦人事管理，建议允许总统重组和强化行政机构，建议将独立管理委员会的很多功能交予直接或间接向总统报告的机构。所有这些改革的想法都基于一种理念，即对宪法赋予总统的行政权力应做宽泛的解释，国会对行政权力的分享应受到大幅度的限制。

“总统行政管理委员会”的许多建议被采纳了，但根本的紧张状态依然存在。按照正常程序，所有的部门需要向白宫提出它们的预算和立法建议，但国会私下很容易获悉哪些部门的长官在预算和立法建议上与总统存在分歧。按照规定，行政体系内的所有机构都隶属于总统，但事实上，国会凭借其授权、拨款和调查的权力轻而易举就能够影响到行政机构（至少可以察觉一些明显的行为）并更改行政机构可操作的目标。

结果，行政机构成为不同的且存在分歧的主人的代理人，所以，它们的日常工作可以反映出白宫和国会持续的紧张状况。自罗斯福时代开始，这两个主人所拥有的可用于影响行政机构的资源都得到了增加，但总统权力的每一步增进都是和国会权力的增进相匹敌的。参议员丹尼尔·P.莫伊尼汉把这一现象称作“仿效铁律”（Iron Law of Emulation）[2]：政府中任何一个部门获得了一项新技术，进而与其他部门相比增强了它的权力，那么其他部门也会很快采用此项技术。[3]

罗斯福总统最终建立起一个叫预算局的机构，后来尼克松总统将之升级为一个更有权力的部门，叫作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国会随之创建总审计局来应对，这个机构可以被国会用来监督行政机构的开支不能超出国会的拨款；后来，国会创建了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Accounting Office，CBO），国会可以通过这个机构而不是从总统那里获得预算信息。如果注意到行政管理和预算局除了编制预算之外，还更改官僚体系中的管理工作的话，国会将命令总审计局研究如何对其进行管理和如何监管其政策的执行情况，同时还要审计其账户。1962年，总统建立了为他在技术方面建言的科技办公室；大约十年之后，国会也创建了为它在技术方面建言的技术评估办公室。总统最初只有六个特别助理，随后人员大幅攀升。国会注意到这样的变化后也做了同样意向的安排，促使国会职员人数迅速增长：罗斯福主政期间国会职员仅有1500人，里根主政时期国会职员有将近15000人。[4]［那些抱怨总统的官僚机构花销太大的国会议员最好也回过头去看看自己的支出。1978年，参议员克莱本·佩尔（Claiborne Pell）注意到，仅美国参议院自身的支出就超过74个国家的全国预算。[5]］1947年，总统建立中央情报局。国会立马建立两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做出回应，依据法律，该委员会的委员和职员可以第一时间获知中央情报局获得的所有调查结果。1963年，总统在白宫增加了一个贸易谈判代表的岗位设置。十年后，参议院金融委员会建立了一个国际贸易小组委员会，其成员是总统谈判代表的官方顾问。

这种组织仿效的过程可能是避免不了的，有时甚至是必要的，但确实要消耗成本：总统和国会两个机构以往的交流沟通是双方面对面完成的，现在却不得不面对官僚体制。总统现在仍然面对面与议员打交道，但这曾经是他们相互共事的唯一方式。现在，总统立法事务办公室职员和国会山职员的间接联系已经弱化了总统和议员面对面共事的重要性。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的官员会与国会预算办公室的官员交谈，白宫的新闻发言人和参众两院的新闻发言人在媒体上相互攻讦。

官僚机构因为夹在中间所以既害怕又厌烦。一方面，同侍两主的日子本就不好过；另一方面，这两个主人本身已经演化成带有自身文化和各自需求的庞杂的官僚组织。个人之间交流的方式是提出要求和达成交易，而官僚机构之间打交道的方式是彼此限制和操纵信息。第七章的阐述反映的是白宫和国会的官僚机构之间在选民利益上的博弈。旧式面对面的沟通可能有其缺陷，如存在任人唯亲和特殊恩惠的现象，但新式的部门间的谈判（被称为谅解备忘录）和对程序规则的讨价还价依然有弊端，其中之一就是工作进度停滞不前。

总统在争取官僚机构的斗争中有四种手段：遴选人员、更改程序、重组机构、协调行动。

人员

当总统接受部长们和各位局长宣誓就职的时候，一个明显的角色转变就发生了。被任命者在把手放在《圣经》上以前，他们是总统理念和政策的忠实追随者，宣誓结束，他们的手刚从《圣经》上抬起，几乎与此同时，这些宣誓者就开始经历一场灵魂的转变。他们看待问题的立足点开始转移到他所负责的行政机构——去考虑它们未满足的需求、它们尚未完成的任务以及手下忠实且勤劳的职员。

这些宣誓就职的官员目睹了他们自身的这种变化，他们认为导致这种变化发生的并不是受《圣经》的启示，而是“嫁鸡随鸡”理念的促使，即接纳了新下属们的观点并支持新下属们的工作计划。令人惊奇的是，没有几个总统会出来强行阻止这种“婚嫁”现象的发生，因为总统也就对他所任命的一小部分官员比较熟悉。谋官者和谋官者的朋友经常围绕在总统身边，这些人推荐给总统的人名都似曾相识，但是总统大多记不得。总统会密切关注他的核心圈子成员，如白宫顾问们，以及那些掌管内阁重要部门——国防部、国务院和财政部——的部长以及中央情报局。除此之外，他还必须通过副职、党政领导人、利益集团和国会议员获得建议。总统会根据个人的利益倾向于处理重大议题，同时，政治诱因也会使总统关注重大议题，如经济状况、美苏关系以及媒体声誉。他不太可能去关注不能给他带来回报的事情，如修缮公园设施、领导证券交易委员会或者改进劳工部的管理。

因此，我们可以预料到，总统将会把那些并不是自己理念忠实拥趸的官员指派到那些自己不太关注的或者类似的岗位上，而不会在乎他们口中谎称什么，哪怕他们鼓吹总统关于公园、证券交易和劳工政策都具有鲜明的理念。但要是在过去，这些总统看不上的职位的任职人选是由从此类机构获益的利益集团来敲定的。但近年来，意识形态开始代替门户主义作为标准成为许多任命的基础。尼克松、卡特和里根三位总统竭力给大多数（如果不能是全部的）联邦机构打上自己独特理念的烙印。尼克松首先清理了联邦政府中的次要职位（例如，主要各部的副部长和部长助理），任命他的拥趸到这些岗位任职，这些人在尼克松入主白宫之后先被招纳为白宫职员来测试其忠诚度。[6]卡特有条不紊地选派一批自由派人士填补保守派人士离职所产生的职位空缺。[7]里根任职后决心有效利用他手中的委任权，便创建了很多“专门工作组”来处理职位变迁问题，并尽一切可能让自己的亲信来填补职位空缺，很多亲信所被安插的职位就是之前他们负责调查的那些。白宫的总统人事办公室网罗了一百多名职员作为潜在的侯任人选，他们被看上的原因要么是理念，要么是忠诚和能力。总统利用“高级行政官”（Senior Executive Service）的政治功能，免去一批职业官员，用更多的自己人来代替。[8]里根政府在对官僚机构的领导力塑造上比任何一届政府做得都成功。[9]但是，即便如此，里根仍然发觉他任命的很多官员缺乏保守理念或者能力欠缺，抑或是两者都不能令人满意。这就是说，每个成功的任命背后都存在一些让人不满意的意外之事。

里根政府曾经因为其任命的联邦政府正副部长“普遍抵制应当去执行的计划”[10]而遭到指责。从某种程度来讲，这种指责是正确的。但是，将意识形态而非门户关系作为任命标准的始作俑者并不是里根。卡特的批评者就曾指责他在联邦政府副部长的职位上任命了几十个左倾激进分子。[11]

所有这些会产生什么样的不同结果，目前还不明了。意识形态不足以改变一个政府机构的方向，技能和毅力同样重要。如我们在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中所看到的，一些行政官员有能力为他们的部门重新绘制蓝图，一些却做不到。卡斯帕·温伯格改变了联邦贸易委员会；安妮·伯福德没能改变环境保护局；迈克尔·珀楚克试图让联邦贸易委员会监督政府的所有行业，结果以失败而告终。詹姆斯·米勒试图将一种独特的经济理念融入联邦贸易委员会，他成功了；长期担任内政部长的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最终取得了什么成就没人知晓，人们能看到的是他上过头条新闻（和援助环保主义者的募捐活动），倒是他的雷厉风行为其批评者提供了足够的指责机会。亨利·基辛格用他条理清晰的世界观和超人的聪明才智把国务卿这个职务演绎得淋漓尽致，但他的成功则是因为他主动忽视了其名义上领导的国务院。正像前大使劳伦斯·H.希尔伯曼（Laurence H. Silberman）讲述的那样，基辛格通过把所有重大问题的决策集中到自己办公室里以实现对国务院的主导，不理会低级别官员，甚至不会让他们知晓发生了什么。[12]基辛格有能力辅佐两任总统，但他没能做到让国务院处在总统的直接掌控之下。政策的制定尽在基辛格掌控之中，但国务院却不在任何人的掌控之下。

管理

有些总统通过改变程序来竭力改变政策。例如，里根总统发起或推进一些计划，旨在提高行政机构的管理效率并增加政府机构颁布的法规的回报率。这些计划包括创建内阁管理和行政委员会、规章精简工作小组、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的法规事务办公室以及总统私营部门成本控制检查处（该处一般被称为格雷斯委员会，因为格雷斯任该处的主席）。在这一点上，他是步富兰克林·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尼克松和卡特的后尘：罗斯福创建了总统行政管理委员会；杜鲁门在国会的支持下创建了胡佛委员会，该委员会与总统行政委员会研究的问题是一致的；艾森豪威尔重建了胡佛委员会并扩展了研究范围；尼克松创建了艾希委员会，重新审视了总统行政委员会和胡佛委员会研究过的议题；卡特着手进行了各种类型的程序改革，涉及预算编制、组织和政府法规。

所有这些计划实质上都反映了同一个现象：政府管理不善。如果想去改善管理，总统需要获得更多高效职员的协助（来制定政策和评估绩效），同时部门主管需要得到更多的授权（来组织他们的部门、培养下属的责任心以及采取公司式的管理模式）。[13]理论上，建议增强总统制定政策的权力和培养下属的责任心，与建议加强部门主管在尽可能少的限制的情况下管理其部门的能力之间不存在冲突。实际上，这种观点是商学院教学的主题之一：总经理通过批准预算、收集信息和分配报酬的方式来监管下属部门；部门经理使用他们的预算完成目标、报告目标完成信息以及等待奖赏。

在政治现实中，两组建议的冲突可谓根深蒂固。国会不会容忍给予部门主管人员独立重组他们的机构、决定自己的人事或是获得与处置资产的权力。如果是这样的话，国会迫使这些机构积极为其服务的能力就会降低，甚至会完全丧失。不过，国会不会让此类事情发生，它经常加大而不是削减对官僚机构的控制。但另一方面，国会倒也时不时愿意加大对总统人力资源的投入，尤其当国会山和白宫的意识形态倾向存在广泛一致性的时候，例如在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约翰逊（在某种程度上，还有艾森豪威尔和卡特）当政时期尤为明显。即使国会和白宫分别由对立的政党控制，国会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尊重总统的宪法地位并且顺从总统按照自己的偏好来统领白宫的要求。

这些政治现实的结果是，改善管理的努力常常使总统的权力得到提升，但各部部长的自由并未扩大。商学院教学内容的一半已经得到落实：总统获得了他所要求的在制定行政政策上的更大的控制权，但是部门主管们直接对总统负责的责任既没有得到强化，也没有使他们获得管理本部门的工具。实际结果不是总统监督下的行政权力的下放，而是制衡部门行政自主权的筹码越发集中在白宫。

与之前比较，当前对核心管理人员的遴选更直接处于总统控制之下了。现在通过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的协助，白宫能够审查各部门提出的法规建议，有权判断各部门是否以最小的成本来完成法定的任务。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在规划、执行总统预算政策上发挥了更加积极的作用。在过去，它只审查部门提出的要求，监督它们是否与总统的计划和行政效率标准相吻合；现在，（至少在里根政府时期），它通过授权削减和重新拟定支出计划来制定政策。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成为制定——而不仅仅是评估——国防和情报政策的主要力量了。

上述观点被美国总审计长和国家公共管理学院所认可。后者提出，白宫控制体系的增强造就了“管理的超负荷”现象，在这里程序压倒了实质。[14]这个评价可能过于尖锐（认为规章审查是一套繁重程序还是一个本质上理想的替换，取决于你是否赞同既往规则改变的方式），但这一评价的核心内容——白宫改善管理的努力导致了管理决策制度的集中化——一语中的。

总统可能都没完全意料到这样的结果。他认为他的职员们已经掌握了政策的核心部分，但结果却发现，实际上他们掌握的只是操作和程序上的琐事而已。罗伯特·伍德（Robert Wood）在约翰逊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部长助理职位上离任后说，白宫竭力通过制定越来越多的政策来确立“上层多做事”的原则，却出现了“奇怪的颠倒”现象：

具体操作业务流向上层——核心职员开始专注于开拓非核心的部门业务，政策制定发生在下层。在上层，大问题受到了小问题的排挤，级别越低的职员反倒有充足时间来仔细思索和捣乱，他们开始处理根本性和有政治意义的议题。[15]

重组

靠改变程序来改变政策的难度着实不小，总统也不能完全控制许多重要的下属。有鉴于此，就不难理解总统对重组行政机构的偏爱了，这就好比肥胖人士钟情于节食疗法一样，两者的结果是一样的。

重组机构能够摆脱“大换血”所带来的痛楚。一个惹是生非的部门经过重组被安排在一个态度友善的部门之下，进而一个不善合作的主管瞬间变成了另一个主管的副手，曾经相互掣肘的计划现在则能和谐地推进了。或许理论上可以达成这样的情境。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重组都是为了改头换面；一些重组，如教育部或退伍军人事务部的创建，主要是为了兑现竞选承诺或者出于政治目的讨好重要的利益集团而已。但是，很多重组实际上是打算改变官僚机构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方法，可惜它们的成功率并不是很高。

如果重组改变了资源流向项目的方式、改变职业报酬分配的方式或目标界定方式，那么重组就起了作用。有时候这种情况会发生，但数量不多。

1967年，弗雷德里克·莫舍（Frederick C.Mosher）发表了一篇关于12个不同层级政府部门重组案例的评论，他指出，那些旨在改变部门任务的重组成功率不高，而那些意图解决行政管理问题的重组成功率比较高；那些依靠外力进行的重组成功率不高，而那些从内部引发的重组成功率比较高。[16]

依靠外力进行的重组意味着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是在自上而下地去审视官僚体制，这并不是本书所认可的。上层人士（白宫职员和总统委员会）看到两个相互独立的机构从事着明显类似的任务后，就会立刻将这种情况贴上“无用的重复”的标签。或者，上层人士发觉某一个办事处的行动与同一政策领域下的其他办事处不合拍时，也会立马给这种情况扣上“不明晰的责任界限”的帽子。

判断一项任务是否重复，需要详细分析这个机构所从事的实际业务。责任划分给这个部长还是那个部长要看哪个部门能提供与履行该项职责最契合的组织文化。这些事情高层委员会是无法轻易决定的。

那些对禁毒执法工作进行重组的历史揭示了重组能带来什么和不能带来什么。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同属于财政部的联邦麻醉品管理局和海关总署两个单位争夺对麻醉品进口控制的权力。1968年，约翰逊总统发布行政命令，将联邦麻醉品管理局移出财政部，改名为麻醉品和危险药品管理局，并将其设在司法部。就像帕特里夏·蕾切尔所评论的，新的结构“丝毫未缓解争斗，只不过把部内的争斗转化为部际的争斗”。[17]接着在1973年，尼克松总统发布了重组计划，号召建立缉毒局，统一管理原有的麻醉品和危险药品管理局以及之前海关总署辖下负责麻醉品管理的机构。缉毒局隶属司法部，并作为麻醉品管理的“领导机构”。之前司法部的一些移民和归化部的监察员划归到海关，算作对海关的部分补偿。[18]

在一段时间里，这项重组消除了争吵之声，但未根除不和。原因很简单：为势力范围所进行的争斗是所有重组计划都难以避免的。海关的任务是在边境对进口商品征税和严防走私，在工作中发现毒品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这时，海关就会去调查谁是走私者。因此，不可能不让海关涉及毒品执法的工作，除非解散海关——那又是不切实际的做法。缉毒局的目标是“执行禁毒法”，但这种表述是模糊的。缉毒局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一种清晰易懂的解读，即通过卧底购买毒品，并以此为证据逮捕中间人和供货人。当然，这种针对交易进行打击的策略不仅应用在大城市，也应用在边界及其附近地区；不仅针对分销的美国人，也针对那些从美国购买违禁药物的外国人。缉毒局调查的案子很明显会和海关处理的案子有重叠，因此两个机构之间冲突不断。

多次重组都没能彻底改变两个部门的根本任务、财政资源和事业上的回报。偶尔，一些有经验的部门主管通过成功的协商改善了两个部门之间的关系。海关和缉毒局的官员开始联合执行任务，艾尔帕索（El Paso）情报中心就是其中一个例子，而且在合作过程中，两个部门对彼此合作的想法感到满意。但只要两个部门的核心任务不变，在禁毒执法的过程中，隔阂始终存在。例如，缉毒局经常会发现很难对大型黑社会组织犯提出贩毒阴谋罪行的指控——因为地方缉毒局官员不愿意配合，同时也因为要证明犯有贩毒阴谋罪需要工作人员花费大量时间研究枯燥的窃听记录，这远不是进行地下交易和破门而入那么简单。除此之外，缉毒局也是一个预算有限的小单位。

1982年，里根政府重组了禁毒执法工作，这一次，缉毒局被放在联邦调查局的管辖之下。联邦调查局局长亲自任命缉毒局高级官员，制定雇用、训练、组织和财务控制的政策。最初，这次改革引发了强烈的文化不适。缉毒局职员已经习惯了在一个权力高度分散的组织里工作：随时准备拿着现金去和毒品贩子接头，其工作方式也是在街头学会的。突然间，他们发现自己身处另一个组织中，这个组织强调决策的高度集中、严格控制现金（有时候行动迟缓并且出手吝啬）、推崇详细的训练计划。缉毒局的职员们抵制这种“组织联姻”，他们抱怨称，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才不会去抓捕毒贩，他们不想弄脏他们干净的衬衫。同时，很多联邦调查局特工也流露出他们对缉毒局职员的不屑，认为他们衣着随意、走路冒冒失失、行事放荡不羁。

但是，不久之后，怨气就渐渐消失了，实实在在的变化发生了。联邦调查局的训练计划开始培养出优秀的办事人员，即使是缉毒局的资深工作人员也对此予以肯定。联邦调查局为了适应街头执法的实际情况，也相应地逐步放松严厉的集权控制。晋升机制亦得以改善，用于鼓励那些参与棘手的案件调查并对检控重大贩毒阴谋有功的人员。为了保证针对大毒枭的关键调查有充足的资金支持，地方层面建立了部门关系委员会。资金的投入加强了各部门之间信息共享。借助联邦调查局的习惯、经验和技术设备，加之电话窃听装置，取证就变得简单高效。同时，缉毒局的线人群体也是联邦调查局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源。

总之，1968年和1973年的两次重组计划只是“换汤不换药”，除了产生混乱和迷惑之外，对药品执法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只要部门有权按照自己的标准来对自己的任务进行界定，只要职业激励机制不发生改变，即使划分责任界限也于事无补。但是，联邦调查局和缉毒局的“半联合”却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就是因为晋升机制得到了革新，新的资源得到了供给，并且（经过一段时间的抵制后）联邦调查局和缉毒局的核心任务得到了重新界定。

其他许多事例也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陆军航空兵脱离陆军，加入美国空军，之后就脱胎换骨了。变化之处在于：一个有着自己独特文化的机构获得了自主权、事业追求和预算拨款，可是之前它还在一个与自身文化截然不同的机构内煎熬。[19]相反，将林林总总的机构塞进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就不会产生效果，这是因为，该部所辖的每一个司局都有不同的文化、专业见解和国会的支持者，每个司局在大多数情况下彼此不相往来，也游离于该部的领导之外。

但是，即使总统在理论上知道一个重组计划能够获得什么以及不能获得什么时，他依然很难知晓某一个重组特例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如果存在这样的影响）。联邦航空管理局（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FAA）负责管理飞机交通和保障飞行安全——很好，但是应该把联邦航空管理局挂靠在什么地方呢？从1940年到1958年，它挂靠在商务部；从1958年到1967年，它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理论上）直接向总统报告；1967年后，它挂靠在交通部；到1988年，国会又想出台一个法案，让它再次成为一个独立部门。当它独立的时候，批评人士声称航空交通安全和其他交通计划无法协调；当它挂靠在商务部的时候（后来又一次挂靠在交通部），批评人士又指责航空交通安全被“降级”了。[20]总统是应该以降级为代价来支持交通协调，还是以自治为代价支持升级？这没有显然的答案，尤其是因为联邦航空管理局植根于利益集团网（航空公司、私人飞机驾驶员协会、飞机制造厂和航空交通控制者协会）之中，这些利益集团都会为满意的答案而各执己见。

无论总统做出何种决定，最终还是国会说了算。从1939年到20世纪70年代，总统有权提出重组计划。如果国会参众两院在60天之内没有通过反对该计划的议案，该计划就会生效。由于立法否决现在已经是违宪的，上述重组模式已不再适用。取而代之的是，需要制定法案。在讨论这种法案的时候，国会对任何由重组导致的内部权力的再分配都异常敏感——把某局从某一部中拿出来放到另一部，常常意味着监督该局的责任从一个委员会（或小组委员会）转移到另一个委员会（或小组委员会）。愿意割让自己势力范围的人在国会中是很罕见的，这一点在联邦政府中也是如此。

协调

哈罗德·塞德曼（Harold Seidman）把对协调的追求比作“中世纪对点金石的追索”——每一个公共管理专业的学生对这一描述都烂熟于胸。他用反话进行解释说：“如果我们能找到协调的正确模式，我们就能调节不相容的事情，就能调和相互竞争且完全相左的利益，就能克服我们政府结构中的非理性因素，最终艰难地做出无人反对的决策。”[21]

这一带有怀疑性的评价在巴兹尔·莫特（Basil Mott）的详细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证实。巴兹尔·莫特研究的是一个实现协调的普通机制——机构间理事会，具体研究对象是纽约州健康和医院部门间理事会。[22]该委员会活跃了二十多年，历经三任不同的州长，并受到参与者的大力支持。该理事会似乎是能够协调具有利益重叠的行政机构的典范——尽管被称作典范，但是它没取得任何成就。莫特总结道，该理事会几乎没有促进不同部门精神健康服务的一体化，未能对适用于精神病患者的职业服务进行协调，甚至没有检查一些部门的环境卫生功效，同时在各州提供健康教育的计划上也无所作为。“理事会的决策效率也是低下的。它没有从全局的视野检查问题或是在解决这些问题上找到目标和手段。尽管理事会的委员会做过一些有用的研究，但这些努力通常绕开了敏感和有争议的问题。”[23]理事会受到成员机构的支持，不是因为没有这些局限，反而正是因为这些局限。该理事会的存在保护其成员机构免受外力威胁（州长的干涉和立法机关的控制），使得它们的核心工作程序免遭破坏。

为什么协调理事会却不能协调？原因就是它运行的基础是“全体一致原则”，即如果有成员机构反对，就不能做出决策。与“全体一致原则”有密切关系的是“琐事原则”，即如果只有在全体一致的情况下才能做出决策的话，任何有争议的（也就是说，重要的）事情都不能做出决策。[24]但是，为什么该理事会会采用“全体一致原则”？因为如果采用任何其他原则的话，该理事会的成员机构的自主权将受到威胁。如果依照多数票的形式来做出决策的话，一些成员机构就会组团反对其他部门的利益。没有哪个成员机构的领导期望自己的机构受制于一个程序，而这个程序允许其他成员机构确定自己机构的任务并分配资源。

但也有不同的情况发生。罗杰·波特（Roger Porter）曾经报告了白宫经济政策委员会十分迥异的经历。经济政策委员会向总统连续并及时地提供关于经济政策建议，并解决了各位部长在委员会内部的分歧，这一点非常成功。它的成功并不是以关注小事为代价换来的；它早在1957年就绘制出福特总统的减税要点，协调形成这届政府在向苏联出售谷物一事上的立场，并且介入了关于进口鞋制品的一个复杂的国际贸易问题。[25]

在很多方面，部门间健康和医院理事会同经济政策委员会有相似点。两者规模相同，都拥有较少数量的专业人员，并且参加会议之时成员几乎从不缺席，但是，两者之间还有一些重要的区别。第一，委员会每天开会，理事会一月开一次会议。这说明委员会在其成员机构的工作中是一个工作核心，不处于边缘地位，同时也说明该委员会成了组织忠诚的源泉。第二，委员会在白宫工作并直接向总统汇报，理事会在自己的总部工作，并脱离于州长政治圈。第三，似乎委员会主要关心的是政策而不是运行。该委员会要求部长们同意其行动路线，而不是去要求他们更改本部门的目标。正好相反，理事会的缺陷就在于——正如莫特指出的那样——很少去提出重新确定任务和服务方式的要求。

我认为，部门间健康和医院理事会是现行协调机制普遍存在的形式。经济政策委员会只是一个例外而已。普遍存在的理事会正符合塞德曼所做比喻的例证：“如果说政府是一个花园的话，部门间委员会就是花园中的杂草。没有人愿意要它，但是每个人都拥有它，委员会就在嘲讽中茁壮成长。”[26]这种现象之所以常见是因为协调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它们之所以很少有高效的时候是因为总统或是州长不可能动心思去关注这些为数不多的机构，并且它们（我认为经济政策委员会也包括在内）几乎不可能改变行政机构的任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富兰克林·罗斯福曾经努力协调美国政府对经济和军事采购的管理，这段历史可以被解读为探寻有效协调机制的长期试验。正如赫尔曼·萨默斯（Herman Somers）在他的《总统机构》[27]一书中所说的那样，这段历史讲述的是一次又一次权宜之计失败的经历，直到最后由于幸运或环境的因素，正确的机制才得以创建，并由正确的人来统领。

1939年成立的战争委员会是一个“蓝带委员会”，一批著名的民间人士接受任命来起草战争动员计划。该委员会只存在了几个月的时间，而且未发表任何报告。它的替代者是国防顾问委员会，也是一个蓝带委员会。尽管从法律意义上说它并没有什么权力，但表现出具有可以批准国防合同和建议战争部如何订购武器的权力的样子。该委员会提供了一些好的建议，但这些自以为是的权力被证明还不足以引起军队的充分重视。持续一年后，罗斯福又成立了生产管理办公室取代国防顾问委员会。生产管理办公室被赋予了权力，但这些权力也是不充足的。特别是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总统常常创建与之竞争的机构并向表达不满的下属妥协，这样无疑会削弱生产管理办公室的权力。几个月之后，生产管理办公室就消失了，替代者是优先供给和分配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创立明显是一个倒退，因为它的组成人员都是内阁成员和人事管理局续聘的官员。总统几乎没有授予它什么权力。结果，不足为奇，该委员会没能设定什么优先供给计划，更别提去分配什么补给了。下一个替代者是战争生产委员会，于1942年被创建，由唐纳德·纳尔逊（Donald Nelson）任主席。纳尔逊是一个谦恭有礼的人，罗斯福总统（在参议院盛怒的刺激下）给了他广泛的实权。委员会取得了一些成功，但随后一些机构视其为对手，更糟糕的是它慢慢淡出了视线——纳尔逊拥有权力但不知道如何使用。他任用一些“独裁者”来对人力和橡胶项目进行专制管理，最后发展到自己都控制不住局面。每每委员会和军事部门出现纠纷，纳尔逊只能到白宫寻求帮助。第二年，罗斯福创建了战争动员办公室（OWM），取代了战争生产委员会。这一次，他做对了。

战争动员办公室是一个设在白宫的小型仲裁机构，主管吉米·伯恩斯（Jimmy Byrnes）凭借经验和名望取得了总统助理的职务，具有实权。伯恩斯是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众议员、高级行政官和最高法院法官。他在国会很受欢迎，对总统也忠诚。不过最重要的是，他深谙协调机构的创建之道。

战争动员办公室只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政策制定者，这样做就是为了避免各委员会的弱点。为了免遭战争生产委员会曾经引起的嫉妒和敌视，战争动员办公室不做任何的规划设置，不任命一个“独裁专制者”，不做任何大的预算。为了避免它的权威受到挑战，国会给予战争动员办公室广泛的法律授权；并且其办公地点就在白宫，这样就保证不会有人向总统告它的状。为了免遭插手其他部门工作的指责，战争动员办公室把自己保持在一个很小的规模（只有10个职员，其中5个是普通职员）；为了免遭会重新设定其他机构任务的指责，战争动员办公室不制订任何计划，调节部门间的纠纷是其唯一的工作。伯恩斯是一个仲裁者，不是一个管理者；战争动员办公室就是一个法庭，不是一个行政部门。它成功了。

战争动员办公室或者经济政策委员会的教训经常会被重提，但很少有人能真正吸取。在任何时候，一场政治危机都会让我们意识到，一旦政府的权力被广泛分享，要求树立“专制独裁者”的呼声就会不绝于耳，由他们大权独揽，领导解决艾滋病、吸毒、环境污染和国防采购等问题。[28]我们的政府形式不会产生独裁者，我们的政治文化更不会允许。即使是吉米·伯恩斯所设计的异常精巧的组织策略，也只有在战时才能奏效。

除非自身给予特别的关照，否则总统也会意识到委员会的协调很少有成效。近些年，有一种趋势是依靠中央管理来进行协调。当协调的任务与中央一致，同时政治成本可控的时候，这种调节模式就会奏效。卡特和里根创立了中央机制来审查有关部门提交的政府业务法规草案，这些机制也得到了一些国会议员的支持，因为他们本身就期望看到更多法规的出现。但是，总体而言，在中央机制下，决策是很难制定的。[29]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所提交的法规的内容本来就是可讨价还价的。一个机构的法律人士提出X方案，总统的法律人士又针锋相对提出了Y方案，最终达成的却是Z方案。法规审查既艰难又耗时，但是此举规避了对各部门正在进行的工作进行集权管理这种无法实现的方式。

许多重组之后产生的失望情绪和协调委员会的固有难题最终让总统决定扩张白宫人员的权力，让他们去做决定甚至是制订计划。这种方式所导致的后果在处理“伊朗门”事件时表现得最为突出，当时一些人认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应该设计和管理此计划。

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依照《1947年国家安全法》的要求创立的，旨在“为总统提出协调涉及国家安全的国内、国外和军事政策的谏言”。[30]它的常务委员包括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和一些次要的行政官员，总统还可以另外增加人手。国家安全委员会由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来领导。在艾森豪威尔当政期间，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还是按照创建之初的意图开展工作的，即为总统提供建议并尽力协调总统审批过的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然而，在肯尼迪和约翰逊当政期间，国家安全委员会转而开始制定政策，脱离了提供政策建议的初衷。到尼克松当政期间，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员工已经扩展到50个专业人员（和很多低级别的职员），并统一接受亨利·基辛格的领导。基辛格是一个有实力的政策鼓吹者和分析家。国家安全委员会又创建了很多的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用来协调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里根总统最初想把国家安全顾问及其员工降格，但他随后认同了其前任的想法，发现要将总统的观点贯彻到外交和国防政策中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要想有效地完成这一任务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让国防部、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和军队朝着总统的目标并融洽地展开工作着实不易，其难度不亚于“戈尔迪之结”（Gordian Knot），即使有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帮助也是困难重重，有时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尽管国家安全委员会创立的目的是“协调”，但在总统看来，它必须承担更多的任务，尤其是它必须帮助总统制定外交和军事战略。总统拥有独特的责任和独特的视野，总统视野的广度是任何一个机构都不可能拥有的。

到目前为止，一切还好。但这样一个看上去不错的结论和结局凶险的结论其实近在咫尺，那个凶险的结论是最容易的事情——并不是解开“戈尔迪之结”而是斩断它。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员不仅要制定战略，还要将战略转化为具体计划并予以实施。所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员获得权力不仅仅是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简而言之，国家安全委员会转变为一个执行机构。连该委员会的成员自己都没有充分理解怎么就发生了这一转变。

总统特别审查委员会（由于其主席是托尔，所以它也被称为“托尔委员会”）的报告披露：从1985年到1986年，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考虑向伊朗出售武器，他们的目的是希望利用伊朗对恐怖主义组织的控制力来谋求让美国在中东的人质得以释放，然后，再用出售武器的资金来支持尼加拉瓜的反对派以对抗该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权。[31]

当所有真相公之于众时，等待总统的将是一场政治灾难。托尔委员会的报告已经将错误讲得一清二楚：当国家安全委员会成为一个执行机构时，它就不再是一个政策评估机构，因此白宫就丧失了对政策提案的系统性审查。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按照程序来讲，是政策提案进入总统办公室前的最后一个环节——变成了政策鼓吹者而不是仲裁者。结果，存在风险和有争议的提案就被草草审查了事，其中一些（如向反对派提供资金）根本无人审核，包括总统本人在内。[32]更为要命的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是一群没有经验的业余人员，他们要去操作的业务即使对中央情报局的老手来说都是很有挑战性的。总之，白宫试图绕过官僚机构（和国会）来单干，结局无疑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在我们的政府体制之下进行协调无疑是一个难题。但是，和大多数其他政府难题一样，如果忽视政府体制，就很难找到解决的途径。实际上，关于重复和重叠要说几句（马丁·兰道已经说过了）。政府体制和商业体制一样，冗余是有用的。就像航天飞机上备用的计算机，重叠的机构可以发现错误；重复的功能并不总是无用的，它可以带来更多灵活的反应并且能产生替代选择。当然，关键问题是要从好的和坏的冗余中做出有利的选择。对这一问题的探求进展甚微。[33]

官僚机构的回应

官僚机构并不是一个懦弱无助的小卒，任由总统摆布。基于这个原因，它反倒喜欢有两个主人的事实，因为它也许畅想过只拥有一个仁慈和会帮忙的主人，那是最好；但如果唯一的主人变成一个充满恶意、又经常干涉自己行动的人的话，它宁愿有两个主人。理查德·派尔斯（Richard Pious）把官僚机构对总统的期望做了精彩的描述：

公务员希望获得总统的支持。他们对总统在竞选时对“官僚机构”的诋毁耿耿于怀……他们希望总统提议加薪并维护功绩制。他们希望能将专业官员提升到政治官员的级别，特别是助理部长级……总之，官僚机构的人员希望总统批准他们的预算要求，给予他们最大的操作自主权，并且保护他们部门的任务。但是，这些期望经常是竹篮打水一场空。[34]

如果公务员感到失望会做什么呢？抵抗？如何抵抗？他们可以通过向国会求助给予他们资金、自主权和部门任务的方式来抵抗，这些方式正是总统曾经要挟他们的地方。

派尔斯提到了几个策略，受到总统威胁的机构可以运用这些策略来阻止所谓的总统过分控制，这个受胁迫的机构就可以获得一种正式的自主权。经济机会办公室下辖的法律服务处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法律服务处由自由派律师组成，他们致力于通过法律诉讼来提升贫困阶层在社会中的地位。因为该处隶属于总统控制之下的一个机构，它经常会受到总统的威胁。于是，该处求助国会把自己转变为一个法律服务公司，由一个委员会来领导，并确保该委员会不受总统的直接控制。[35]当尼克松总统执政时，他决定取消法律服务处，但发现国会是不会同意的；当他转而试图控制该处的时候，他发现很多他提名的要进入委员会的候选人都没有得到参议院的批准。

官僚机构也能够尝试说服国会在授权法案的条款中加入一些规定，要求高级职位需要达到某些专业或职业资格（这样就会大大限制总统在一些重要职位上安插自己人的运作能力），或者说服国会在拨款法案中加入一些条款，为特殊项目分配拨款（这样就削弱了总统在不同项目间调配资金的权力）。[36]当然，官僚们能够将总统的一些提议透露给和自己关系不错的记者并且力劝与之意气相投的利益集团在法庭上对他们提出诉讼，“迫使”行政机构按照他们的意图行事。

官僚们对总统不时的公然反抗并不令人惊奇，倒是他们尽心尽力地支持总统的计划让人感到诧异。原因很简单，就是官僚们的确想做正确的事情——那些冷酷无情的愤世嫉俗者也许对此感到难以置信。里根任命的保守派人士深谙韬略，他们向我们证实：尽管大多数官僚比他们的政治监督者更具有自由主义倾向，尽管抵触会弥漫在很多行政机构，如行政管理和预算局、教育部、司法部、联邦贸易委员会中，但这些职业官僚还是会为那些与自身意识形态相去甚远的上司效劳。

不同机构对总统控制的回应程度存在差异。和业绩不容易被知晓的部门——程序型组织和解决型组织——相比，业绩比较容易评估的部门——生产型机构和工艺型机构——更容易对外部控制屈服。当然，使行政机构更容易受到总统影响的因素也会使行政机构更容易受到国会的控制。

生产型机构或工艺型机构的工作究竟是受到国会还是总统的控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所从事项目的种类。如果这个项目对全国各地的影响方式是一样的，那么国会对这个项目的兴趣就不浓；相反，如果这个项目对全国不同地区的影响方式是不同的，那么国会对这个项目的兴趣就比较浓厚。当财政部试图在国际市场中管理美元货币的时候，它的行为就很少会产生“分配效应”，国会（通常）对此项目的内部事务兴趣不大。但是，当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为城市住房工程注入资金的时候，国会对该部的决策就会十分敏感，因为它的行为会给不同区域带来不同的利益影响。于是，财政部（以及不会产生业绩“分配效应”的其他机构）会成为“总统的”机构；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以及存在业绩“分配效应”的其他机构）就会成为“国会”的机构。[37]

想让官僚机构完全地或长期地对总统唯命是从是不可能的。但是，在一些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总统任命一些忠实能干的下属管理总统机构时，官僚机构时刻注意着总统的偏好是有可能的。不是每一个总统对这些差别都十分了解，因此，有的总统碌碌无为（没有重视他任命官员的素养且没能让那些官员为他们自己的决策负责），有些总统出类拔萃（尽力管理那些复杂的和不被理解的任务）。

如果总统只是做了他们理论上可以做的事情，他们的作为就可能会达不到公众的期望。但是，满足公众期望又是总统竞选连任的核心任务，所以总统们有足够的动力去做超出自身能力的尝试。白宫对这样一种倾向的态度是推崇有加。用玛莎·德斯克的话来说就是：“横亘在白宫和实际任务执行者之间的官僚机构星罗棋布，（总统的）计划的实现却最终还要仰仗这些政策执行者。”所以，总统的计划常常“缺乏务实精神，缺少缜密安排，不够具体和巧妙。这些计划充满了虚假的单纯。这些虚假的单纯，是基于中央视角的，对实际任务的错误理解以及刻意追求秩序和统一的结果”。[39]

中央在所有重要的方面对官僚体制进行管理是不现实的。作为20世纪最具有智慧的政治官员之一，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做出了这样的阐释：“有一个事实……这是任何曾在政府中工作的人都知道的，即政策的泉水是从地下冒泡冒出来的（bubble up），并不是从上面滴水滴下去的（trickle down）。”[40]

[1] President’s Committee on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Report（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37），5.

[2] 我是这一理念的创建者，莫伊尼汉创造了用词。

[3] Daniel Patrick Moynihan，Counting Our Blessings（Boston：Atlantic/Little，Brown，1980），117-18.

[4] Norman J.Ornstein et al.，Vital Statistics on Congress，1984-1985 Edition（Washington，D.C.：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1984），tables 5.2 and 5.5.

[5] Quoted in Daniel Patrick Moynihan，Counting Our Blessings（Boston：Atlantic/Little，Brown，1980），126.

[6] The effort is described in Richard P.Nathan，The Plot That Failed：Nixon and the Administrative Presidency（New York：John Wiley，1975）.

[7] William M.Lunch，The Nationaliz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Berkeley，Calif.：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88.

[8] Terry M.Moe，“The Politicized Presidency，” in John E.Chubb and Paul E.Peterson，eds.，The New Direction in American Politics（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85），260；and Chester A.Newland，“Executive Office Policy Apparatus：Enforcing the Reagan Agenda，” in L.M.Salamon and M.S.Lund，eds.，The Reagan Presidency and the Governing of America（Washington，D.C.：Urban Institute Press，1984）.

[9] Peter M.Benda and Charles H.Levine，“Reagan and the Bureaucracy，” in Charles O.Jones，ed.，The Reagan Legacy：Promise and Performance（Chatham，N.J.：Chatham House，1988），107-8

[10] Dom Bonafede，“A White House Tilt，” National Journal（September 26，1981）：1735，quoted in William M.Lunch，The Nationaliz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Berkeley，Calif.：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89.

[11] William M.Lunch，The Nationaliz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Berkeley，Calif.：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88.

[12] Laurence H.Silberman，“Toward Presidential Control of the State Department，” Foreign Affairs（Spring 1979）：888-89.

[13] Hoover Commission，Report on Organization of the Executive Branch of Government（New York：McGraw-Hill，1949），1-30.

[14] Charles A.Bowsher，“Building Effective Public Management，” Bureaucrat 13（Winter，1984-85）：26；and National Academ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Revitalizing Federal Management：Managers and Their Overburdened Systems（Washington，D.C.：NAPA，1983）.

[15] Quoted in Richard P.Nathan，The Plot That Failed：Nixon and the Administrative Presidency（New York：John Wiley，1975），52.

[16] Frederick C.Mosher，“Analytical Commentary，” in F.Mosher，ed.，Governmental Reorganizations：Cases and Commentary（Indianapolis，Ind.：Bobbs-Merrill，1967），514. Another good analysis of reorganization efforts is Peter Szanton，Federal Reorganization：What Have We Learned？（Chatham，N.J.：Chatham House，1981）.

[17] Patricia Rachal，Federal Narcotics Enforcement：Reorganization and Reform（Boston：Auburn House，1982），55. See also James Q.Wilson，The Investigators：Managing FBI and Narcotics Agents（New York：Basic Books，1978），183-89.

[18] 如果知道我参与了1968年和1976年的重组之后，读者可能会更有兴趣。白宫特别犯罪小组（当时我任主席）的建议引发了1968年的重组。1973年进行重组的时候，我任国家药品滥用控制咨询委员会的主席。我当时对两项重组都表示支持。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很多当时的参与者，包括我在内，都没有足够慎重地对待这些重组方案。

[19] Perry McCoy Smith，The Air Force Plans for Peace，1943-1945（Baltimore，M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0），esp. chap. 9.

[20] I am grateful to Christopher Foreman for his careful analysis of the FAA issue in an unpublished memorandum. See also Emmette S.Redford，Congress Passes the Federal Aviation Act of 1958（Indianapolis，Ind.：Bobbs-Merrill [for the Inter-University Case Program]，1961）；and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Weekly Report（April 23，1988）：1104-5.

[21] Harold Seidman and Robert Gilmour，Politics，Position，and Power，4th e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219. I attribute the quotation to Seidman alone because it appeared in earlier editions of this fine book of which Seidman was sole author.

[22] Basil J.F.Mott，Anatomy of a Coordinating Council：Implications for Planning（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68）.

[23] Basil J.F.Mott，Anatomy of a Coordinating Council：Implications for Planning（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68），189.

[24] Basil J.F.Mott，Anatomy of a Coordinating Council：Implications for Planning（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68），107-14.

[25] Roger B.Porter，Presidential Decision Making：The Economic Policy Board（Cambridge，Mas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

[26] Harold Seidman and Robert Gilmour，Politics，Position，and Power，4th e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226.

[27] Herman Miles Somers，Presidential Agency：The Office of War Mobilization and Reconversi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0）.

[28] 最近的一个事例是由桑德拉·帕纳姆（Sandra Panem）提出的建议：“威胁健康的异常突发情况”（她指的是艾滋病）的管理应该集中在一个联邦官员的手中。参见The AIDS Bureaucrac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137。（这个建议有一个明显的漏洞，即没有一个人能够单独完成复杂的研究、治疗和各级政府的服务供给体系，除此之外）这一建议本身也有问题：创建一个新的机构来应对艾滋病危机怎么可能成功地解决下一个“威胁健康的异常突发情况”呢？因为新的疾病和前一种疾病会完全不同，即不同的疾病来源、不同的传播渠道以及涉及不同的治疗手段。从这一点上来讲，将来就会有人出来写本书斥责“带队解决艾滋病的专制独裁者”对新的疾病毫无应对办法。

[29] Peter M.Benda and Charles H.Levine，“Reagan and the Bureaucracy，” in Charles O.Jones，ed.，The Reagan Legacy：Promise and Performance（Chatham，N.J.：Chatham House，1988），114-20.

[30] National Security Act of 1947，as amended（50 U.S.Code 401），sec. 101.

[31] President’s Special Review Board，Report（Washington，D.C.，February 26，1987）.

[32] President’s Special Review Board，Report（Washington，D.C.，February 26，1987），pp.Ⅳ-1-Ⅳ-6.

[33] Martin Landau，“Redundancy，Rationality，and the Problem of Duplication and Overlap，”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9（1969）：346-58. One of Landau’s students has taken an important step in trying to identify empirically the uses and limits of redundancy in government：Jonathan Bendor，Parallel Systems：Redundancy in Governmen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 Another student has shown how independent agencies may coordinate their activities by informal arrangements rather than formal machinery：Donald Chisholm，Coordination Without Hierarchy：Informal Structures in Multiorganizational System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

[34] Richard M.Pious，The American Presidency（New York：Basic Books，1979），232.

[35] 1971年，尼克松总统否决了国会的提案。但到了1974年，由于受到“水门事件”的严重打击，同时面临弹劾的威胁，尼克松在辞职的两周前签署了影响这次变动的新法案。

[36] These and other strategies are discussed in Richard M.Pious，The American Presidency（New York：Basic Books，1979），232-35.

[37] 道格拉斯·耶兹曾经提出一个与此略有差异的方法来区分总统机构（他称作“A型”）和国会机构（他称作“B型”）。我们的观点有所重叠，但又不完全一样。[38]

[38] Douglas Yates，Bureaucratic Democrac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139-43.

[39] Martha Derthick，Agency Under Stress：The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and American Government（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forthcoming），chap. 3.

[40] Dean Acheson，“Thoughts About Thought in High Places，” New York Times Magazine，11 October 1959，reprinted in Committee on Government Operations，U.S.Senate，Organizing for National Security：Selected Materials，86th Cong.，2d sess.（1960），174.

第十五章 法院

1837年11月25日，苏姗·德卡特（Susan Decatur）——已故美国海军英雄史蒂芬·德卡特（Steven Decatur）准将的遗孀——起诉海军部部长詹姆斯·K.鲍尔丁（James K.Paulding），指控他未能向她支付应得的抚恤金。这一年早些时候，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为在服役中死去的海军军官的遗孀提供抚恤金。同一天还通过了一项决议，特别授予德卡特夫人5年抚恤金。鲍尔丁给德卡特夫人支付了法律规定的那份抚恤金，但并未兑现决议规定的抚恤金。而德卡特夫人坚持认为，她理应得到全部。法院驳回了她的指控，于是德卡特夫人又向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联邦最高法院驳回其上诉，甚至拒绝考虑其申诉书中的合理成分。理由是，这样一来便意味着法院对政府行政官员的工作指手画脚。首席大法官罗杰·托尼（Roger Taney）在法庭上的发言更加明确，他认为联邦法院不能“指导或控制”政府官员在履行职责时所做的“判断或抉择”。法院可强迫官员执行“行政性的”法令，即法律所明确规定的命令；但不能告诉他们如何去执行“行政”法令，因为此举涉及判断和自主权。尽管国会通过的法律和决议从表面上要求给予苏姗·德卡特两份抚恤金，但最高法院坚持认为，海军部部长有资格选择给予两种还是一种抚恤金，毕竟海军抚恤金由他负责管理。因此，决定权亦在部长手中，法院也无权告诉他应如何使用抚恤金。“法院干涉政府行政部门履行日常职能，只能产生不良后果。”[1]

大约130年之后，一群市民状告交通部部长约翰·沃尔普（John Volpe），要求阻止修建一条穿过田纳西州孟菲斯市公共公园的高速公路。沃尔普部长则认为，他有权批准这条公路的修建。依据1968年《联邦援助高速公路法案》规定，如果没有其他“可行而且经济的”替代线路，且部长已“尽可能设法使对公园的损害降至最低限度”，则该法令允许穿过公园修建高速公路。就像前面提到的，关于联邦最高法院对“行政性的”法令与“自行抉择”的职能所做的区分，人们也许会得出一个结论：沃尔普是正确的。显然，诸如“可行而且经济的”“尽可能”“最低限度”等词语的含义是模糊的，它为行政官员的判断留有很大余地，实际上这也是十分必要的。按照这种观点，问题的实质不在于穿过欧弗顿公园建造高速公路是不是个好主意，而在于法院是否有权指导行政官员进行决策。不过，联邦最高法院并不是这样想的。它驳回了沃尔普部长的主张，即根据法律规定的自主决定权可以自行决策，并命令下级联邦法院对沃尔普所做决定的合法性进行听证。其含义很明显，即如果他不能证明自己使用的权力是正当和合法的，高速公路就不能修建。[2]

在欧弗顿公园案的同时，密西西比州的黑人学生肯尼斯·亚当斯（Kenneth Adams）控告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部长埃利奥特·理查森及其下属民权办公室主任，指控他们未能执行1964年的《民权法》。亚当斯声称，该法第6条规定，禁止向实行种族隔离的公立学校提供联邦政府资助；民权办公室有义务“颁布有广泛适用性的规章、准则或通令”以“执行《民权法》的条款”，并且它“可以”终止向这些学校发放联邦资助金或使用“法律允许的其他手段”。在给予这些学校在听证会上进行自我辩护的机会之后，如果民权办公室已经确认违法的学校仍不能心甘情愿地服从处罚，最后可诉诸的“武器”就是切断该学校的资金来源。民权办公室颁布命令并力促违法机构自行改过，如果未见成效，法律并未说明需等待多久才会真正切断该学校的资金来源。简而言之，对该法的一种解读方式是它赋予了民权办公室一定的义务，但由该机构自行决定履行义务所采取的方式和时机。然而联邦法院并不这样看问题，它做出了对亚当斯有利的判决，并着手建立一项新的诉讼程序，对民权办公室方方面面的工作进行检查与监控。该案直至 1989年仍未结案。[3]在审理过程中，法院并没有只将其注意力局限在亚当斯一案上，它对墨西哥裔美国人法律保护和教育基金会、妇女平等行动联盟、全国盲人协会等提交的诉状也并入此案中处理。实际上，联邦机构倒像是一个破产的公司，处于破产管理之中。[4]

很明显，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法院曾对苏姗·德卡特的申诉充耳不闻，但对欧弗顿公园、肯尼斯·亚当斯以及其他许多有关人士的声音给予了足够的倾听。

1923年，马萨诸塞州公民哈里特·弗罗辛海姆（Harriet Frothingham）女士对财政部部长安德鲁·梅隆（Andrew Mellon）提出起诉，以阻止《母婴法案》（Maternity Act）的实施。该法规定，联邦基金将分配给那些采取措施改善母婴健康状况的州。弗罗辛海姆女士指出《母婴法案》违宪，联邦政府没有权利用她所缴税款给一个未被宪法认可的项目提供资金。联邦最高法院驳回了她的诉状，原因不是它认为《母婴法案》符合宪法，而是认为哈里特·弗罗辛海姆诉讼的理由不充分。仅仅作为一个纳税人的理由是不够的；她必须拿出该法的实施对她造成“某些直接伤害”的例证。仅仅作为千百万纳税人中的一员，其做出的最大贡献是“微乎其微和难以确定的”。《母婴法案》引发的开支对她未来缴税额度的影响是“遥远的、波动的和不确定的”，不能构成她寻求法院帮助的依据。[5]

50年以后，居住在首都华盛顿的5位法律专业的学生起诉州际商业委员会，原因是州际商业委员会允许铁路公司将货运费增加 25%。这几个学生认为，他们喜爱徒步旅行和野营，而货运费的提高将会减少徒步旅行与野营的吸引力。他们的推理是这样的：提高货运费用后，人们便不会再愿意运输可回收的纸屑和金属；可回收再生的废旧物运输量的减少，会使公园中的垃圾增多，并导致砍伐更多的树木去造纸，开采更多的矿山去制造金属；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了，那么徒步旅行野营的吸引力就会大打折扣。人们可能会想，既然法院不希望看到弗罗辛海姆夫人控告政府，当然就不应该允许徒步旅行者指控政府。如果一个纳税人所产生的利害关系是“微乎其微”“难以确定”的，是“细微”和“不稳定”的，那么也可以断定，一个担心运费上涨会对环境造成影响的徒步旅行者所产生的利害关系至少和弗罗辛海姆夫人是一样的，都微不足道并难以确定。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法院承认学生的推理是薄弱的，但最终认定他们有资格起诉州际商业委员会。[6]

显然，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

发生变化的是联邦法院。曾几何时，通过法院去改变行政机关的自行决定难乎其难，现在则变得容易多了。曾几何时，很难证明人们直接受到联邦政府决定的影响，现在要说明此点相对容易了。以下变化大大增加了对政府官僚机构的约束：担心媒体攻击、总统和国会的紧张关系、选民要求的压力，以及法院的深入监督。

上述例子所表明的两种变化与“政策”的含义和“举证”的性质有关。当苏姗·德卡特努力争取第二份抚恤金时，法院在“权利”和“政策”之间划了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尽管“权利”的重要性被提升到宪法的高度，但相对说来所涉及的“权利”却为数不多，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法院所能裁决的正是这些权利。而另一方面，“政策”则是政府的“政治”机构、总统及国会确定的行动方针。只要不侵犯个人拥有的宪法或法律所明确规定的权利，政策几乎可以按照总统和国会的意愿来制定。政策必须包含自主权，即在众多行动路线中进行选择的权利。即便是鲍尔丁部长宣称拥有的那一点点自主权（决定国会付给德卡特夫人的抚恤金是一份还是两份的权利），也足以将来自法院的任何干涉拒之门外。[7]如果这扇大门敞开的话，法院就会认为，所有人都要为政策的每一处细节到法官面前大吵大闹；任何一个在国会中论争失败的人都会跑到最近的联邦法院去再次争取胜利。何况如果法院插手过多，许多法官也担心他们自己会被指责是在违背民主的原则。

到了沃尔普部长打算在孟菲斯建造高速公路时，法院已消除了法律与政策间的明显差别。部长只能以某些特定方式行使自主权。当然，法院无权明确指示他是否可以建造这条高速公路，但有权要求他去搜集资料，进行一些研究和论证，并写出一份详细的报告来表明他的自主权是“正当的”。

“诉官权”（standing）指的是联邦法院的规定，它要求出庭人首先要证明他在所争议的问题中有切身的利益，而且这利益正在受到政府行为的威胁。长期以来，仅仅作为一个纳税人的身份还不够提起诉讼，因为纳税行为并不产生在某一案子中的直接的或个人的利益，这一利益与其他任何一个纳税人的利益并无任何不同。但在今天，如果纳税人能够证明政府的行为违反了宪法，法院则给予其诉官权。例如在1968年，一些纳税人指控联邦教育资助项目违反了宪法有关政教分离的规定，[8]随后联邦最高法院给予了诉官权。仅隔5年之后，法院又判定那5名法律系学生有“诉官权”；显然，环境质量（不论对其构成的威胁有多遥远或无法测定）的重要性不仅对法官们，而且对《权利法案》也并无二致。

这5位法律专业学生起诉的案件后来被叫作“碎纸案件”（SCRAP case），在宽泛意义上，这个案件标志着诉讼权的使用达到了顶点。从那以后，联邦最高法院变得有些保守了。它拒绝给予一个声称作为纳税人有权了解中央情报局预算的人诉官权。[9]对于一群抱怨城市区域划分条例有排斥低收入阶层倾向的人，[10]对于一个支持政教分离因而反对将政府财产转给教会学校的人，法院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11]

尽管道路崎岖，但总的趋势日益明朗：今天的法院与以往相比更大程度地允许人们挑战政府的决定，甚至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政府自行做出的行政管理决定。国会通过立法，对此变化也起了促进作用。当通过《清洁空气法》时，国会特别赋予公民如下权利：如果环境保护局“不能履行某项法律或该法律所规定的不属自主权范畴的职责”，公民就可以对它提出控告。20世纪70年代通过的其他一些法律文件中也包含了类似条款。[12]

这些法律文件保留了古老判例的形式。它们仍规定了“非自主权范畴”的职责。但是，法院重新界定了“非自主权范畴”的定义，希望扩展这一概念，这意味着新的法律已具有了一种新的含义，它与海军部部长鲍尔丁所知的任何含义都大不相同。例如，某联邦法院允许马鲛鱼俱乐部控告环境保护局，此事几乎没有先例，如按照旧有的有关“诉官权”的规定，马鲛鱼俱乐部很难证明它直接受到环保局所做决策的直接和负面的影响。不过，法院走得更远；尽管《清洁空气法》规定允许对不执行“非自主权范畴”职责提起诉讼，但法院还决定让环保局从事某些“自主权范畴”的工作——制订计划以防止在已符合法定空气净化标准的地方的大气质量出现明显恶化。[13]理查德·斯图尔特总结过美国行政法所发生的变化，他得出结论：是法院，而非国会对这些变化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将关于政策和自主决定权的政治性讨论变成了关于权利和程序的法律性讨论。[14]

联邦机构与法院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州及地方与法院的关系也同样出现了这些变化。警察和消防队人员的录用及晋升原则在法院遇到了挑战；至少30个州（到1986年时）收到了法院的命令，要求减少监狱犯人、改善条件、改革程序。几十个州的公立学校已经或正在接受法院的监督以增进种族间的融合，但法院对学校管理的干预不仅局限于使宪法规定的种族隔离禁令生效。1858～1980年，加利福尼亚州有811起诉讼针对的是学校，其中仅有9起涉及种族隔离政策，其余基本上都与学校的管理、教师的录用、课本的选择以及其他教学活动有关。200起以上这类案子是在1969～1979年的10年间立案的。[15]

法院加强对地方和联邦官僚机构控制的原因不尽相同，但作用或效果并无区别：它使行政官员对选民关怀备至，工作中必须遵守的限制增多。20世纪70年代，当罗伯特·C.伍德（Robert C.Wood）在波士顿担任学监时，他所在部门必须遵守的法院命令竟有200多项，包括“从主要工作计划到教室的修缮与维护”的一系列内容。伍德曾问他的法律顾问他们自己是否遵行这些法令时，律师们耸耸肩答道：“谁知道呢——数清这些法令已非易事，更别说通读一遍了。”[16]

对政府机构管理的影响

“法院的干预对政府机构的管理有何影响？”“谁知道呢？”这倒也算是对此问题的一个不错的回答。的确，已有无数文章在论证法院是否应进行此种干预，然而针对这种干预使得官僚体制中产生了何种系统而非个别的变化，则鲜有专文探讨。

成本

所有人都承认的一种影响就是成本：法院的密集干预导致部门决策所消耗的时间与经费出现难以估量的上涨。经常受到法院挑战的部门领导人变得比原来更谨慎。如此一来，政府机构规章制定程序的繁复程度便远远超过了《行政管理程序法》的要求。该法允许法院推翻政府做出的任何“武断的、反复无常的、滥用职权的或与法律不符的”决定。[17]在实践中，法院坚持要求政府的决定不应只做到客观和前后一贯，而且必须要有书面形式提供的“切实依据”来支撑。例如，交通部部长沃尔普在孟菲斯筑路之前，联邦最高法院要求部长提供一份详尽的记录，他在决策过程中的所有依据和涉及因素的完整记录。

到1985年为止，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颁布的24项健康标准中，只有1项未遭到法庭反对。[18]和我们中的任何人一样，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的官员们也认为确保安全比事后抱歉要好，因此在正式发布规定之前，该局举行了类似法庭调查的听证会，会上允许特派调查员在场并进行质询。整个听证会过程被完整地记录在案。由于企业通常想回避新的规章，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就不得不尽可能地拉长听证过程。法院干涉行政部门和选民利益的整体效果能够用时间长短和卷宗数量来衡量。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平均花费4年时间去制订一项新的健康标准，文字记录材料自然也相应的冗长可观。例如，一项新的棉尘标准的提出，除了数不清的文件资料外，还包括 105000页的论证材料。[19]

机构程序合法化不仅需要时间和经费，而且通常会使得机构领导人不情愿进行变革。杰里米·拉布金写道：“当代的行政管理迫使……行政人员趋于懒惰和被动。”[20]解释与辩护越多，想做的就会越少。发布一项规章的成本越高，发布规章的数量就会越少，那些体现新思想与新方法的规定尤其如此。

拖延也许会带来一些好处。由于必须要建立一份详尽的记录，所以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经常对拟议中的规章进行更好的或至少是更彻底的分析。[21]这是一个颇有趣的权衡取舍过程：程序上的拖延会促成更深入的分析，当然所制定的标准也更趋完善；但进程的缓慢同样会迫使所制定的标准在数量上大打折扣。质量有多大程度的提高才能弥补数量上的损失？人们对此可能看法不一，可法院并没有义务讨论这个问题。也许这样的权衡，在法院反对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没有在记录上说明为什么它会给“关于每一百名工人应该配备多少个马桶”选择了这样一个标准的问题上并不重要，因为由此产生的拖延肯定不会给任何工人的健康带来危害。不过，当法院因记录不详尽而宣布一项有关使用干洗剂的紧急规定无效时，则要另当别论了。法院没有义务反躬自问，干洗厂工人的健康状况是否会因拖延发布这项规定而受到损害。[22]

政府机构自主决定权的法律化所付出的代价并不局限于机构内部的管理。当两个团体了解到拥有对它们之间争执的最终决定权的是法院而不是政府机构时，这两个组织便不会有兴趣同政府机构去协商解决方案。因此，环境保护局的领导通常不大可能使企业和环保主义者就某项空气质量的标准达成协议。争执双方非常乐于利用环保局的听证会来提出相对立的立场，旨在建立并留下一份档案记录。当任何一个在第一次较量中败诉的组织控告政府机构时，这份档案记录便可派上用场。（在环保局每年发布的大约300项规定中，80%以上最终是在法庭上决定的。[23]）因此在行政部门面前更容易看到的是斗争而不是合作，这种倾向由于环保主义团体的筹资方式而进一步强化，这种方式就是将与工业界的戏剧性冲突公开化。[24]

权力

如同政治安排一样，法庭程序也常常给予一些人更多的权力，而另一些人从它那里只能获得较少的权力。打官司不但费用高昂而且需要法律技术，因此随着法院对官僚机构作用日见加强，律师在官僚机构中的分量也变得更重了。因为环保局的重要规则是在政治环境下出台的，这使得经受住法律上的推敲比科学上的检验更为重要，于是环保局的管理基本上由律师支配着，许多工程师和科学家对此十分反感。[25]在环保局中，律师的盟友是公共卫生专家，他们深信人类健康是至关重要的大事，经济成本或工程的可行性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26]

在环保局中并非全由律师说了算，某种程度上他们还必须依赖科学家和其他专业人员的协助。但是，并不是所有官僚机构都有各方面的专家来平衡有关公共事业的不同看法。1971年法院做出判决，宾夕法尼亚州的学校有义务向弱智儿童提供特殊教育。[27]做出判决三年之后，一部联邦法律确认并将之扩展到全国。据戴维·柯普（David Kirp）和唐纳德·詹森（Donald Jensen）分析，其结果是增强了律师的权力而非儿童的权力。尽管新的计划开始实施，一些孩子也得到了帮助，但公立学校的中心任务并没有改变，学校只是参与了一种“正当程序”制度，在这一制度下，家长可以运用正式的听证会来提出孩子们的需求。家长雇用律师为孩子辩护，学校当局也请来律师为自己辩护。双方的争辩如同法庭上的对质，而且一律正式记录在案，并履行完整的申诉程序。从中得到好处的是中产阶级，他们愿意并且能够花费时间与精力利用这一程序。大部分父母是为了让孩子由此从公立学校转出来，并获得公共开支来支付在私立学校的费用。下层阶级的家庭则不大可能利用这一令人生畏的制度。[28]

当城市公共交通管理局探讨如何在受到联邦资助的项目（如城市公共运输）中贯彻禁止歧视残疾人的新法律时，事情的决定权本应落在工程师和规划人员手中——对于能够方便残疾人出入的新设施，如地铁车站，理应由这些专业人员来设计并指导建设。然而情况并非如此，城市公共交通管理局将这一事宜交给了律师，让律师们拟订了一系列宽泛原则，要求对现有车站进行改造以适合残疾人使用。有两个原因让律师而非工程师来决定这一重大事情。第一，城市公共交通管理局的律师曾与其他有关方面的律师共同敦促参议院残疾人小组委员会，要求联邦政府颁布更加彻底的规定（所有这一切是在相关部长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律师说服了其他律师来加强自己的权力。第二，政府不断面临残疾人组织的法律诉讼，因而，制定的书面规定必须使众多选民满意，只有律师才能解决律师提出的要求。城市公共交通管理局的首席律师对自己的动机毫不隐瞒，说：“规则的制定是为了打官司或出于政治原因，因此必须满足利益相关者的要求。”[29]

法院干预有时也会使律师以外的专业人员获得权力。对程序的要求越复杂，律师的所得就会越多；法院越支持某项实质性结论，其他专业人员所得就会越多。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家在联邦贸易委员会中的力量得到了加强，这不仅是因为有像詹姆斯·米勒这样的经济学家牵头领导，还由于一些联邦法官认为，对反垄断案件的判决的基础应该是垄断对经济效益和消费者利益可能造成的影响。（这些法官中有几位是由里根总统任命的，他们都是熟练掌握经济理论的法学院教授。）在指控违反《罗宾森-帕特曼法案》（Robinson-Patman Act）的案件中，法院不再情愿支持联邦贸易委员会时，该委员会根据该法案做出的检举也变少了。当法院开始怀疑大公司比小公司更具有内在缺陷这一论点时，联邦贸易委员会就不大可能提起拥护大公司就是坏的这一立场的案子。

当联邦法官弗兰克·约翰逊（Frank Johnson）裁定大规模整修亚拉巴马州的精神病医院时，他的裁决令对于坚决抵抗的官僚机构来说还不是完全受欢迎的。正如菲利普·J.库珀（Phillip J.Cooper）在对此案进行细致分析时指出的那样，亚拉巴马州的一些精神健康专家希望对医院进行改造并且得到联邦法官的支持。一些关注医疗事业的高级行政官员也希望看到该州精神病医院的状况获得较大改进。但是，那些终日忙于应付各类行政管理事务的院长则对改革敷衍了事。约翰逊决定给该州充分的时间来提出并自觉执行改革方案；但几年过去了，成效甚微。因此，法官只好将精神病医院的治理交给法院任命的接管者。[30]

某一专业群体的权力由什么来决定呢？答案在于法官的偏好，而法官往往倾向于专业人员，而非专业人员的对手——管理者。内森·格莱泽（Nathan Glazer）曾发表对法院干预学校、监狱、医院事务这一问题的看法，他指出：“这一类诉讼偏重于理论知识，轻视实际或临床知识。（出庭作证的专家）一般从未教过学生、看管过犯人，也未照顾过智障人士和福利院中的病人。”[31]当法官察看学校、监狱和医院的状况时，他们看到的往往是处于艰难环境中的弱者。由于无人能了解这些困境造成的确切影响，他们只能请专家根据理论知识来进行预测，而理论知识常常不是完全正确的。一旦影响被明确，对弱者的保护就以权利的形式出现，接着由律师来将这些权利具体化。

法院的偏好导致了权力的分化，这一点想想就会明白——如果你对事实的阐释不同，你就会接受不同的解决方案。例如，如果一个人认为学校是一个努力教育儿童的组织，就会得出结论，即教育者需要更多的权力，学生们则只需很少的一点。假如你是法官，打算选择何种判决有赖于你所认为的这个世界运转的逻辑，以及部分地有赖于你打算去相信谁的观点。

诉官权的新定义清楚地体现了法院的偏好。如果一个人担忧高额税收的话，一般来说他就没有资格获得控告政府的诉讼权，但如果一个纳税者对宪法第一修正案有关禁止“确立国教”的条款感到忧虑不安，他可以拥有这一权利。因此，正如杰里米·拉布金指出的那样，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可以上法庭去起诉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规定的政府开支，但全国纳税者联盟却不可以上法庭去起诉非第一修正案规定的政府开支。[32]

政策

显然，法院的干预常常会决定政府要采取的政策。人们打官司，法官裁定，都是为了改变政策。但是人们往往不了解，在法院干预后采取的政策并不是最好的，甚至连起诉人也这样认为。所有的政治行为都会出现违背初衷的结果，法官的裁决亦不例外。

以大气质量标准的施行为例。美国50个州中，有成千上万个工厂和电站向大气排放污染物。当国会于1970年通过《清洁空气法》时，它要求环境保护局制定一套大气质量标准来保护大众健康，并要求各州设计“本州实施计划”，以实现大气质量标准所规定的各项指标。如果环保局认为州的计划不够充分，它可以按照授权为州政府重新拟定一个计划。“本州实施计划”中的规定具有法律约束力。这种做法——国家制定目标，各州落实——正是美国联邦制度的一个普遍特点。

几乎所有州的计划中都包含这样一个条款，即如果强制施行排污标准会导致“困难重重”，以致足以抵消所将产生的公共利益时，各州则允许污染源免受计划的控制。[33]这种豁免后来被称为“特例”。一个叫作“全国资源保护委员会”的院外游说集团对这种“特例”进行了初步分析，证明这是一个巨大的漏洞，商人可以据此继续污染空气。为了堵住这一漏洞，该委员会对环保局发起诉讼，要求六个巡回区的联邦法官下令环保局不得批准任何含有“特例”的州计划。[34]全国资源保护委员会和审理此案的大多数法官都曾抱有这样的观点：各州计划中的排污限制是合理的；但是，如果污染厂家以为它们可以轻易获得特殊许可的话，就不会遵守这些限制。不过，R.谢普·梅尔尼克在分析此案以及其他几个有关法院对环保局进行控制的案例时却指出，法官的两个论点都是错的。[35]

各州计划中所包含的排污限制通常是不现实的、欠考虑的，或者可以说是无法实现的。而且，当许多污染厂家都达不到最起码的标准时，竟然能轻而易举地逃避惩罚，甚至无须借助什么特例即可战胜那些规模可怜、人手不足的州计划执行机构。为了有效减少污染，必须引导工业界遵守一些切实可行的规定。这就要求进行旷日持久的逐案谈判，在谈判中，州政府应当修改那些含混不清或不切实际的限制，给予那些需要长时间达标的工厂享受特例的资格。在谈判中，州政府一手持有大棒，另一手则拿着胡萝卜，因此占据优势：大棒指的是严格的规定，胡萝卜指的则是豁免权——如果污染厂家真心实意地做出减少污染的努力，便有可能获得这一权利。此外，一些不可预知的事件也有必要使用特例权，例如1973年对阿拉伯石油的禁运：当含污染物质（如硫）较低的石油供给减少且价格昂贵时，允许工厂使用含硫较高但价格便宜并且充足的燃料，便显得合乎情理了。

《清洁空气法》的执法环境异常复杂，头绪零乱且变化多端，当法院卷入其中时，就像一头两吨重的犀牛在做针线活。第1、第2和第8巡回区法庭下令环保局不得允许各州给予特殊许可，否则会导致企业拖延遵守大气质量标准。（而第9巡回区法院却同意使用特殊许可，从而使问题复杂化了。）[36]法院和全国资源保护委员会认为它们已经堵住了漏洞，可缺口实际上却挫伤了积极性。各州被环保局根据法院裁决下达的指令激怒了，因而放松了执法的力度，以非正常的程序代替正常程序，并拒绝执行环保局方案的大部分内容。对各州来说，联邦政府对地方环境问题茫然不知，还从州政府手中夺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激励手段——这一激励手段本可以用来吸引工厂执行大气净化方案。总之，法院的一系列决定原本是为了加强反污染法的贯彻执行，但事实上适得其反。[37]1975年，联邦最高法院废除了巡回区法庭的裁决，允许在特定情况下使用特殊许可，但时至此刻，损失已经造成了。[38]

特殊许可的案子表明，法院常常并不擅长评价和控制政府的管理工作，这种管理工作依靠积极性而不靠规定，依靠非正规程序而不靠正规程序。其他案子反映了另一个问题：当法院要求采取某项受欢迎的政策时，它时常忽略了执行这项政策的过程中所要付出的意外代价。简单地说，如果一个机构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地执行甲政策（因为不这样做就会被视为藐视法庭），那么它就必须放松执行乙、丙、丁等政策。每当法院要求某一政府机构执行某项政策的时候，假如国会能相应地增加对该机构的预算，那么优先权问题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小，然而国会很少这样做——即便是通过了一项新的政策。

针对在大气质量好于联邦标准的地方，如何防止大气明显恶化，《清洁空气法》并没有具体规定。该法确立了国家大气净化标准，但对于污染控制已达标的地方该怎么办，却未做任何说明。环保局第一任局长威廉·拉克尔肖斯认为，他的部门的首要任务是净化大城市内和周围污染最严重地区的空气。农业州的空气一般都符合大气净化标准，将有限的时间和钱财花费在已属洁净的农业州对他说来是个糟糕的想法。用他的话来说，环保局的工作是保护“人而不是草原上的土拨鼠”。[39]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约翰·H.普拉特（John H.Pratt）持有不同看法。在1972年，他命令环保局否决了任何可能引起州内任何地方空气质量“严重恶化”的计划。[40]这项决定有一定道理。例如，环保主义者担心，某些电力企业为了避免在城市建厂所会遇到的财政和政策上的麻烦，会选择在沙漠或乡村地区建立新的发电厂。州政府对此亦存在着观点上的分歧：一部分人希望保持大气的洁净，另一部分人却宁愿以受污染的大气来换取经济的增长。但无论有怎样的理由支持或反对这一新的方案，他们实际上都同样缺乏法律上的依据。《清洁空气法》出现了空白，该法的立法过程也无据可寻。于是普拉特法官认定《清洁空气法》前言中的一句话可以证明新政策的合法性，该政策以此形式颁发下去。

许多人认为这一新政策颇为明智，此种想法也许是正确的，但这一新政策的颁布却使环保局陷入混乱。环保局不得不在没有大量新资源投入的情况下，制订并实施一项全新的计划。它首先要决定“严重恶化”的含义（普拉特法官没有为这一概念下定义），然后还需决定如何达到这一目的（普拉特法官对此也没有予以说明）。要解决这些问题就意味着环保局不得不减少一些经费和精力，而这些减少的经费和精力本来是用在敦促大气严重污染地区的污染厂家治污的。这一新政策为那些拥有众多大型污染厂家的城市提供了一个契机，凭借这一契机，它们得以保留那些工厂以及由此而来的就业机会和税收。它们可以说：“留下来继续在这里经营，因为环保局防止大气质量严重恶化的政策意味着你们不能搬到其他地区。”[41]

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个本意良好的法院判决是如何产生违背初衷和意想不到的后果的。有些利益集团利用法庭来控制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制定规则，并怀有一个可以谅解的偏见：它们希望看到的是严格而非宽泛的标准；它们更担心的是新发现的危险品，而不是过去的老危险品。这两种倾向很容易得到解释：公益组织为了调动支持者和筹集资金，必须向人们表明它们正在要求制订更严格的规定以控制那些正被大肆宣传的新危险品。但是，如果法院接受了这一观点并将之转化为政策，便会导致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停止制定有关老危险品的限制标准；这些标准较为审慎，如果将其付诸实施的话，较之有关新危险品的严格规定而言，却能够挽救更多的生命，尤其是在新的标准很可能会流产或至少是因法律纠纷而被推迟的情况下。

杰里米·拉布金指出，以上情况不只是假说。1983年，一个名叫“公民”（Public Citizen）的“拉尔夫·内德组织”向法院提出起诉，要求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制定有关氧化乙烷的新的严格标准。[42]法官下令采取迅速行动——（按官僚机构的标准来说）行动的确颇为迅速，一年之内，新的氧化乙烷的标准产生了。但与此同时，一项新的有关石棉的标准却被推迟了。拉布金引用有关人士的话指出，氧化乙烷标准一年内可以挽救3～5人的生命，而（延误了的）石棉标准一年则可能挽救75人的生命。而且，（截至1987年底）许多老危险品仍还没有确定标准，尽管有事实表明它们每年引发数百例癌症。[43]管理需要做出选择，而强迫做出新选择就会影响其他的选择。

本章前面提的肯尼斯·亚当斯的例子便说明了这一点。法院的命令迫使民权办公室采取行动，处理南方学校多起种族歧视案件，这项法令亦使民权办公室对种族歧视投诉更加敏感。这没有错。但当民权办公室处理个人诉状时，它本身需要进行调查的可用资源就少了。个人诉状一般只牵涉到小部分人，而民权办公室的调查往往影响到成百上千人。遵从法院的要求对个人诉状做出回答，与进行范围广泛的调查相比，前者带来的收益远不及后者。况且，前者的好处也许只属于那些有钱请得起律师的人，如中等收入阶层的女权主义者；而为此付出代价的一方则是无力雇用律师之人，如贫穷的移民。[44]

我们讨论了法院对行政管理进行干预所产生的事与愿违的政策效果。它给人的印象是：所有这类干预都是不好的。不过，我不希望读者得出这样的结论。法院是一个重要场所，个人能够维护其基本权利和获得合法的司法救济，即使（特别是）起诉的对象是政府机构。法院发起了消除学校种族隔离体制的运动，制止了监狱和精神病医院中的非人道行为，使成千上万人得到了他们应得的权益并免除了疾苦。如果没有法院及精通法律的律师，上述情况也许至今依旧会存在或者已经泛滥成灾。但如同所有人类机构一样，法院并非无所不能，它无法排除一切困难，解决全部问题，有些事情它擅长，有些则不那么专业。上面几个段落中讨论的例子便说明了后者。现在，我们想更一般性地探讨一下法院不太擅长什么。

法官与行政官僚

法官和行政官僚对世界看法各异，部分是因为他们的背景不同，但是，更主要的还是因为他们各自执行的任务和所掌管的机构存在差异。

法官面对的是，两个或更多的当事人依据法律原则为自己的权利辩护。虽然法官阅读有关资料、与同事交谈以及参照他们自己的人生哲学从法庭以外的渠道了解情况，但主要还是从法庭上的证词中获取事实——这些事实应是那些已被认为可作为证据的事实。法官判定谁是谁非之后，就会制定救济方案、司法裁定或判决，以维护一项权利或纠正一项错判。如若某一判令是发给政府机构的，它就会特别指明政府机构必须达到的目标及其行为所依据的标准，从而使补救办法奏效。

行政官僚们则用全然不同的眼光看待世界。他们面对的是组织松散的人群，这些人在一系列复杂的制约条件和不同的政治支持下履行着各自不同的责任。政府机构的领导往往很难确切掌握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并经常用模糊、多变的标准去评估他们能够观察的行为。政府机构的管理人员清楚地意识到，他们自己花在决策的时间少之又少，相当多的时间消耗在收集信息、参加会议、说服同事、回应批评以及总是要努力推动一个复杂的系统运转起来之中。他们也非常明白，指望下级遵守那些难以把握、复杂异常的法令法规是不现实的；在通常情况下，“管理”至多不过是试图灌输给人们某种总体上的使命感，并且还会加上众多制约政府机构运作的详细规章制度。

当法官强制某政府机构执行法令的时候，如果该机构所执行的是一项较为简单、结果显而易见的任务，法令的效果是最易于预测的，任务的结果也是很容易观察到的，那些我所称的生产型机构遇到的大多数情况就是这样。其次，在工艺型机构中，情况也大致相同。而在程序型或解决型机构里，很少会出现这种情况。

法院的裁定和判令都是书面形式的；在发出裁决之前，法官都应该反躬自问，是否有证据表明书面裁决在过去能够有效地管理被审查的机构。警察部门、公立学校以及管理社会事务的部门的一些方面可以由书面裁决来规范；但在其他方面——通常是这些机构的核心职责——却不能以这种方式界定。如果一个警官、一名教师或一名企业经理的所作所为未曾被书面法规明确地加以限定，那么新的成文法规也同样不可能按照制定者的意志去改变他们的行为。

总之，法院同总统一样，如果所颁布的是一项明确的行为准则，而且该准则的执行情况能较容易地进行监督，那就最易达到预期的效果。要求一所学校停止排斥黑人学生要比教给它怎样提高黑人学习成绩容易。要求监狱停止虐待犯人较之向其指明如何改造犯人容易。要求环保局制定一套大气质量标准比要求它怎样达到这项标准容易。然而，法官们却是越来越多地反其道而行之；用杰里·马修的话来说就是，他们发明了一套“干预而不裁决的技巧”。[45]

马克·吐温中学坐落在布鲁克林康妮岛区，当杰克·温斯顿（Jack Weinstein）法官试图寻求一种途径以消除该校的种族隔离现象时，他面临着一个选择：是督促那一地区致力于取消种族隔离的各种机构采取行动，还是命令学校执行一项对当地居民有吸引力的具体而明确的规定。如选择前者，则需制订公共住房计划吸引白人和黑人房客，引导警察加强保卫对搬入该区的白人的安全，制订校车计划运送白人孩子上学。如选择后者，则意味着需要建立一个“磁石学校”，吸引白人和黑人孩子自愿到这个学校来。温斯顿法官不顾众多起诉人的反对而选择了后者。根据罗伯特·卡茨曼对法官这一决定的分析，后一方案之所以奏效是因为它考虑到了机构的组织现实。它基本上不需要对众多机构的活动加以协调，也不用改变这些机构自行确定的使命或帮助其寻找新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一方案只要求一个机构，即地方学校董事会来完成这项它自己提出的任务，这项任务将会强化学校的使命感，而且所取得的成果也较容易衡量：要么是各种族的学生申请入学，要么就不是。[46]这一方案的结果证明其十分有效；报名入学者挤满了学校。

法官经常被指责由于体制欠缺，致使他不能在政策制定上发挥有效作用。[47]这些批评既有真实的也有被夸大了的。R.谢普·梅尔尼克在论及法官在制定大气净化政策中所起的作用时，并不支持所谓法官没有能力得到并掌握复杂的技术信息这一观点——法官对大气质量标准、烟囱除污技术以及东西部煤炭含硫量都了如指掌。并非所有法官都对各项政策的经济意义漠不关心，他们没有意识到的不是技术情况，而是有关组织机构的知识。[48]

法官在远处通过传统思维定式的镜片观看政府官员——远远望去，政府机构只是一台为达到某一目标而设计的机器。法官的工作便是发动这台机器，改变它的目标，或者兼而有之。但读者早就知道官僚机构在大多时候并不是机器，况且即便真是一台机器时，它们的运转亦是出于组织惯性和为达目标的意识。有些法官认识到这种观点的错误，试图通过佩戴其他两种镜片的眼镜观察政府机构以“纠正”这一倾向。透过其中一块镜片看到的是，政府机构成为利益的“俘虏”；而在另一块镜片里，政府机构则变成了一头被误入歧途的狂热者驱使的“野象”。[49]法官的任务要么是将政府机构从捕捉者手中“解放”出来，要么就是“勒住”这些狂热者。

一些政府部门确实可以说是某种利益的俘虏，或应更准确地称之为代理人（见第五章），但并非所有政府机构都是这样的，甚至可以说，大部分机构并不这样。某些机构的确反映了成员的热情或大部分成员的专业（见第四章和第六章），但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实际上只有少数部门是这样。

政府机构错综复杂和难以理解，人们对它的认识如同一位旅行者首次踏入未曾涉足的遥远的异域文化。如果法官真的想认认真真地对它们进行引导，就必须首先认认真真地去理解政府部门的文化。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官要达到何种目标，而在于他们追求目标时所处的环境及所采取的态度。

当你回顾一位法官试图“改革”得克萨斯监狱体制的经历时，这一点就显得格外清楚了。约翰·迪伊乌里奥曾用充满同情的笔调叙及此事。具体而言，这一目标就是要结束得克萨斯州监狱的一种管理方式，即将一部分犯人的管理权交给被称为“囚犯管理员”的可信赖犯人。尽管这种管理方法在小范围内使用时的确能发挥一些作用，然而由于行政管理上的疏忽，它已经成为整个监狱管理体系中一个巨大而危险的环节。那些蛮横的犯人借此采取武力威胁以牟取特权。经过9年的调查和审理，威廉·韦恩·贾斯蒂斯法官颁布了一份长达248页的法令，要求得克萨斯州监狱体系的几乎所有方面进行数十项改革。[50]尽管经上诉后其中有些法令事实上被撤销，有些则被要求暂缓执行，但贾斯蒂斯法官控制该州监狱系统的决心仍没有改变。当然，监狱管理者对此抵制得很厉害。在这场斗争中，得克萨斯州整个监狱管理系统差一点就被摧毁，宛如倒洗澡水的时候把婴儿一同倒掉，原来很多好的做法也被取消了。[51]

这位法官不满足于仅仅消除种种可辨认的明显的弊端（“做出选择”），他裁定对监狱的管理系统进行大规模改革（“管理一个过程”）。这些程序在本书第二章及迪伊乌里奥的著作中有详细论述。[52]在法官插手此案之前，尽管存在一些虐待犯人的情况，但监狱系统的机制事实上是安全、合理、守法的。监狱长正在下属身上培养起一种使命感、责任感和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犯人既不会被看守虐待也难以被其他犯人欺凌（在牢房监管人制度被滥用之前）。如果法官对监狱工作有很好的理解，真正需要改革什么其实是很清楚的。

但是，很少有法官具有对监狱的这种理解，法官对学校、警察部门、福利院或其他受规定制约的机构了解得就更少了。在历史上，当法官理解尊重管理者、在政策与法律之间划出明确的界线，并拒绝给予那些与政府决策没有多少利害关系的人以诉官权时，这种无知还不是个问题。然而，新的行政管理法则使之变成一个大问题。如果法官想帮助管理机构，他们就必须了解它以及它的管理体系。从远处旁观或只从书本（包括本书）中学习是达不到这样的目标的。

[1] Decatur v.Paulding，39 U.S.497（1840），at 515-16.

[2] Citizens to Preserve Overton Park v.Volpe，401 U.S.402（1971）.

[3] Adams v.Richardson，480 F.2d 1159（1973）.

[4] Cf.Jeremy Rabkin，Judicial Compulsions：How Public Law Distorts Public Policy（New York：Basic Books，1989），chap. 5，and Rabkin，“Office for Civil Rights，” in James Q.Wilson，ed.，The Politics of Regulation（New York：Basic Books，1980），304-53.

[5] Frothingham v.Mellon，262 U.S.447（1923）.

[6] United States v.SCRAP，412 U.S.669（1973）；note the dissent of Justice White at 723.

[7]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a standard text on administrative law put it this way：“The rule...is that in all matters that involve the exercise of discretion by a public officer no process of the court will go to control the exercise of that discretion.” Bruce Wyman，Principles of the Administrative Law Governing the Relations of Public Officers（St.Paul，Minn.：Keefe-Davidson Co.，1903），139，as quoted in Jeremy Rabkin，Judicial Compulsions：How Public Law Distorts Public Policy（New York：Basic Books，1989），121.

[8] Flast v.Cohen，392 U.S.83（1968）.

[9] United States v.Richardson，418 U.S.166（1974）.

[10] Warth v.Seldin，422 U.S.490（1975）.

[11] Valley Forge Christian College v.Americans United for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454 U.S.464（1982）.

[12] R.Shep Melnick，Regulation and the Courts（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83），8.

[13] Sierra Club v.Ruckelshaus，344 F.Supp. 253（1972）；R.Shep Melnick，Regulation and the Courts（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83），chap. 4.

[14] Richard B.Stewart，“The Reformation of American Administrative Law，” Harvard Law Review 88（1975）：1667.

[15] Donald N.Jensen and Thomas M.Griffin，“The Legalization of State Educational Policymaking in California，” Journal of Law and Education 13（1984）：32.

[16] Robert C.Wood，quoted in Harold Seidman and Robert Gilmour，Politics，Position，and Power，4th e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160-61.

[17] 60 U.S.Statutes 243. See also Graham K.Wilson，The Politics of Safety and Health（Oxford：Clarendon Press of th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86.

[18] Graham K.Wilson，The Politics of Safety and Health（Oxford：Clarendon Press of th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105.

[19] Graham K.Wilson，The Politics of Safety and Health（Oxford：Clarendon Press of th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106.

[20] Jeremy Rabkin，Judicial Compulsions：How Public Law Distorts Public Policy（New York：Basic Books，1989），26.

[21] Graham K.Wilson，The Politics of Safety and Health（Oxford：Clarendon Press，1985），108.

[22] Dry Color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v.Department of Labor，486 F.2d 98（1973）；Associated Industries of New York State v.U.S.Department of Labor，487 F.2d 342（1975）；Graham K.Wilson，The Politics of Safety and Health（Oxford：Clarendon Press，1985），107.

[23] Rochelle L.Stanfield，“Resolving Disputes，” National Journal（November 15，1986）：2764.

[24] 20世纪80年代，环保局试图鼓励公司和环保主义者进行谈判来协商双方都能接受的法规。这种谈判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例如，三方都接受一项燃柴火炉标准的建议。但这种协商的推动力并不强，原因除了上面提到的之外，一次成功的协商需要的参与者要少，而且建议涉及的问题也不能太多。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参见Rochelle L. Stanfield，“Resolving Disputes，” National Journal（Nov.15，1986）：2764-68；也可以参考Philip J. Harter，“Negotiating Regulations，” Georgetown Law Journal 71（1982）：2。

[25] Alfred Marcus，“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in James Q.Wilson，ed.，Politics of Regulation，288-94；R.Shep Melnick，Regulation and the Courts（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83），259-60，380.

[26] R.Shep Melnick，Regulation and the Courts（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83），280.

[27] Pennsylvania Association for Retarded Children v.Commonwealth of Pennsylvania，334 F.Supp. 1257（1971）.

[28] David L.Kirp and Donald N.Jensen，“What Does Due Process Do？” Public Interest 73（Fall 1983）：87-88.

[29] Robert A.Katzmann，Institutional Disability（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86），91-93，98-100；quotation on 92.

[30] Phillip J.Cooper，Hard Judicial Choic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chap. 7.

[31] Nathan Glazer，“Should Judges Administer Social Services？” Public Interest 50（1978）：78.

[32] Jeremy Rabkin，Judicial Compulsions：How Public Law Distorts Public Policy（New York：Basic Books，1989），63.

[33] R.Shep Melnick，Regulation and the Courts（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83），157.

[34] For example，Nation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v.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478 F.2d 875（1st Cir.1973）.

[35] R.Shep Melnick，Regulation and the Courts（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83），162.

[36] R.Shep Melnick，Regulation and the Courts（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83），156.

[37] R.Shep Melnick，Regulation and the Courts（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83），190-92，351-53.

[38] Train v.Nation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421 U.S.60（1975）.

[39] Quoted in R.Shep Melnick，Regulation and the Courts（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83），346.

[40] Sierra Club v.Ruckelshaus，344 F.Supp.253（1972）.

[41] R.Shep Melnick，Regulation and the Courts（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83），347-48.

[42] Public Citizen Health Research Group v.Auchter，554 F.Supp.242（1983）.

[43] Jeremy Rabkin，Judicial Compulsions：How Public Law Distorts Public Policy（New York：Basic Books，1989），227-28.

[44] Jeremy Rabkin，“Office for Civil Rights，” in James Q.Wilson，ed.，The Politics of Regulation（New York：Basic Books，1980），349-51.

[45] Jerry Mashaw，Due Process in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5），26.

[46] Robert A.Katzmann，“Judicial Intervention and Organization Theory：Changing Bureaucratic Behavior and Policy，” Yale Law Journal 89（1980）：515-37. The case was Hart v.Community School Board，383 F.Supp. 699（1974）.

[47] Cf.Donald L.Horowitz，The Courts and Social Policy（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77），293-98；Alexander Bickel and Harry Wellington，“Legislative Purpose and the Judicial Process：The Lincoln Mills Case，” Harvard Law Review 71（1957）：1-39.

[48] R.Shep Melnick，Regulation and the Courts（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83），387-89，392-93.

[49] R.Shep Melnick，Regulation and the Courts（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83），393.

[50] Ruiz v.Estelle，F.Supp. 1265（1980）.

[51] John J.Dilulio，Jr.，“Prison Discipline and Prison Reform，” Public Interest 89（Fall 1987）：71-90，esp. 87-88.

[52] John J.Dilulio，Jr.，Governing Prisons：A Comparative Study of Correctional Management（New York：Free Press，1987）.

第十六章 国家的差别

当健康与安全检查员进入瑞典和美国的工厂时，他们依循的是差不多同样的法规。他们会检查是否有不安全的梯子、滑脚的地面、缺损的护栏以及有毒的气体。在这两个国家，管理这些事务时所制定的许多标准不只是相似，而是相同。[1]

但检查员在这些工厂里的做法却大相径庭了。美国检查员全是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的职员，倾向于照章办事，如果发现有违犯规章的情况，就会正式记录下来。如违章情况严重，检查员会毫不犹豫地处以罚金。即使违章并不严重，也可能要罚款。如果雇主没能在规定天数内纠正违规行为，就会受到进一步的处罚。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的检查员认为这种办法是必要的。当史蒂文·凯尔曼采访他们时，他们说大多数雇主就该受罚，否则会对违章事例置若罔闻。一位检查员说：“强制执行（或惩罚）是加强管理的唯一方式。” 另一位检查员说，如果没有行使处罚的权力，“当你走进工厂时，雇主就会嘲笑你”。[2]多数美国检查员不考虑公司的经济处境，不关心公司能否负担得起纠正违规行为的费用。[3]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的主管人员被要求依据一本冗长的现场手册进行车间检查，该手册详细规定了每个步骤，把检查各个方面获得的数据汇编起来，并且以这些数字来评定检查员的工作量（“多产”是指进行大量检查并公布大量违规行为），检查员敏锐地觉察到他们的上司正在监视着他们。[4]

在瑞典，工人保护委员会要求他们的检查员自主判断而不是照章办事。他们所遵循的检查程序是一本用平实语言写成的6页小册子，他们几乎没有章程可以遵循。他们通常是提前通知雇主，之后才到工厂去；在那里，他们花大部分时间劝说雇主如何改善条件。如发现有违章事例，检查员一般是做口头劝告，只在个别情况下才发出书面警告。他们不是机械地罚款，只是在屡禁不止时才予以罚款。[5]如果公司申诉其无力改变现状——相比美国人——瑞典检查员更倾向于给公司更长的纠正时间。此外，瑞典人对雇主的行为持乐观态度；当凯尔曼同他们谈话时，他们认为多数雇主是遵纪守法的，因此惩罚就不十分重要了。[6]工人保护委员会主管人员所收集的有关检查员的统计材料比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同行要少得多，而且收集到的为数不多的材料也很少派上用场。在这方面，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的长官则要多得多。[7]

凯尔曼对上述两个目标基本相同的机构的比较研究做了如下概括：

美国的检查工作更多被设计为正式地查询违反规定的行为；瑞典的检查工作更多被设计为非正式的个人交往，主要是给予劝告和信息，在检查者与被检查者之间建立友好关系，从而促进当地的劳资合作。[8]

按照凯尔曼的说法，在遵守安全与健康规章制度方面，瑞典那非正式的、合作的制度所达到的水平不亚于美国正式的惩罚制度，甚至更胜一筹。[9]这种在官僚行为方面的惊人差异并不限于美国和瑞典，也不限于工业安全方面。格雷厄姆·威尔逊已经表明，与瑞典和美国相比，英国企业的车间条例与美国有更多的共同点：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愿意并希望提出起诉和课以罚金，而它的英国同行工厂检查局，则反对起诉，它像瑞典的工人保护委员会那样倾向于给予帮助，而不是强制执行规定。[10]戴维·沃格尔（David Vogel）发现，减少空气与水污染的条例，在英国比在美国以更加灵活、非正式和合作的态度来执行。[11]对四个国家如何管理农药、食物添加剂和工业用化学物品的一项研究的结论是，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的行政体制使官员们享有比美国同行更大的自主权，并鼓励他们采用非正式程序来制定和执行规章制度。[12]在日本，环境保护法是靠“行政指导”而不是靠法律强制来执行的，在适应特殊的工业与地区性需要方面表现出很大的灵活性。[13]

每个国家管理操作过程的方式与其执行的法律或规则以及取得的效果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关系；力争取得协调一致的欧式行政管理做法同美式制裁做法实质上服务于同一目的，而且取得了同样的效果。为什么具有相同目标的同类官僚机构在不同国家的做法有如此之大的差别？我们又怎样来解释呢？有两种可能的原因：政治和文化。

政治

以双方同意的（即灵活的、非惩罚的或妥协的）方式来执行管理政策的国家是议会制政体；而以对抗性的（即严格的、惩罚的或墨守成规的）[14]方式来执行政策的是总统制政体。考虑到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观点，疑惑就产生了。人们普遍认为，美国企业具有特权和影响力，而在诸如瑞典那样的国家，有更多的公共部门、更多的国有化工业企业，以及更为平等的收入分配原则，政府是不会给企业特权和影响力的。[15]

但当我们认识到政治动机取决于政治权力的组织方式，那么迷惑也就消失了。议会制国家把几乎所有的政治权力都集中到内阁，内阁由立法机构中的多数党选出。几乎可以说，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这算不上太大的夸张。只要她在议会下院保持多数，她的提案就会成为法律；如果失去了下院多数，下院就会被解散，并举行新的选举。在换届选举之间，议会只有冒政治自杀的危险，即听取选民的意见，才能反对她的领导。议会没有权力去干预内阁各部的工作；议员们可以向这些机构的政治长官提出问题，但通常得不到这些机构有意隐瞒的信息，或在他们反对的情况下指导他们做出决定，也不能够不顾首相的反对去调查他们的处理方式。法院对官僚机构的自主决策问题上，并无多大制约作用——尽管英国法院近年来变得更为活跃了一些，但仍然保持这种情况。让法官告诉政府官员采取什么政策，遵守什么程序，没有一个公民对此抱很大希望。除非官僚机构直接侵犯英国国民的传统自由权，否则其并不担心法院的干涉。尽管美国联邦法院法官定期给环保部门发出命令，但几乎难以想象一位英国法官会给英国的大气质量控制人员发号施令。

其他欧洲民主国家的情况更为复杂。像意大利或联邦德国，那里总理所属的执政党在议会中并非占绝对多数，他只能依靠数党联盟的支持来管理国家。这些联盟往往是不稳定的，特别是在意大利。如果有一个党脱离联盟，即使不举行新的选举，现任总理也会辞职。在法国，直接选举总统同传统的议会制度并存，结果可能导致总统和总理来自不同政党，就像20世纪80年代初期出现的那样。此外，法国有一个特殊法庭，听取公民对官僚机构的起诉，在英国就没有。在瑞典，有特殊的护宪官——监察员，或人民代表，他们像法国的行政法庭一样，为那些认为受到官僚机构不正当对待的公民服务。

但是，这些复杂性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议会制民主的核心特质，即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政治权力集中在一系列行政主管手里。无论法国的行政法庭还是瑞典的人民代表都不允许公民影响政策形成，他们最多只替那些受到明显超越合法权限的官僚侵害的人申冤。然而，由于职权常常被大量授予官僚机构，官僚机构权力界限也就不复存在了。

如果权力是集中的，建立政治组织以挑战政府的动力（除竞选以外）就减弱了。假若一个集团不能说服议会多数党支持它的纲领，除了等待下一届选举，指望由另一个多数党执政以外，他们得不到任何资源。它不能期望让一个立法委员会非正式地（通过调查、委员会的“指导”，或“澄清事实”）去影响首相的决定，这连作为一个整体的议会都做不到。负责某项目的主管官员不能是被某一集团批准的人或是选调的人；执掌该项目的人应该是职业官僚，这些官僚很少或者几乎不受外部利益制约。很难期望友好的法官会通过审查一个机构的决定来保证（如果法律条文用词含糊，像某些国会委员会工作人员所写的不明确的报告那样）他们会遵循立法的“意向”；在议会制国家中，法官一般不会用自己的观点来取代经过正式任命的官员的观点。无法想象媒体会刁难那些因行为失职而损害该集团利益的官僚，因为在议会制国家中，官僚们比较容易对新闻界保守秘密。

假如一个潜在的集团并不怀有上述期望或不能提出这些要求，就说明它缺乏去组建组织和表达意见的兴趣。当然，像美国一样，欧洲有着组织完善的利益集团，但这些欧洲国家的利益集团一般采取最高的组织形式——工人、雇主或专业人员的庞大的全国性组织。它们规模庞大并且是全国性的，因为它们必须集中资源来影响少数国家领袖的关键决策。[16]那种只拥有少数积极分子、一笔捐献的基金和一个动听名称的小团体，在欧洲比在美国更难出现（即使出现也很难取得成功），因为它们在欧洲政治体制中发挥影响力的空间小得可怜。

美国的制度安排导致了美国官僚体制的对抗性。一切政策都在不断地受到挑战。制定新方案的国会联盟很快就会被影响执行该政策的另一个联盟所取代。当初，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刚刚对国会做出许诺，说1964年的《民权法案》并不打算把削减联邦援助作为主要执行措施，民权团体就向联邦法官施压，迫使其裁定民权办公室将取消联邦援助作为主要执行措施。[17]国会刚刚通过《职业安全与健康法》，授权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可以采取强制措施，企业界就游说国会议员保证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遵守一项妥协性战略；而这一游说刚刚开始，工会就要求法院确认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严格执行强制政策的规定。[18]

在欧洲，制定政策就像一场职业拳击比赛：获得进入拳台权利的两名对手，在规定数目的回合之内一争高低；当一名拳击手将对方淘汰出局时，他会被宣布为胜利者，比赛就结束了。在美国，制定政策更像拳击训练场里的殴斗：任何人都可以参加，打斗者要对付一切来犯者并不时地交换位置，没有裁判员，没有固定的几轮时间，而是无休止地打到人人精疲力竭为止。按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的说法是“斗争从未止息”。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谨慎的官僚会认识到，任何使机构活动保持秘密、非正式化和灵活多变的努力都将付出重大的政治代价。只有在少数几个主要参与者（如一个全国性的工商集团或工会）懂得自身的决定没有地方可以上诉而必须与官僚机构合作的情况下，官僚机构才能保得住秘密。如果参与者很多而且上诉很容易，还企图保密，就会被说成是在“掩盖真相”。只有在有关的利益集团打算接受官僚机构的做法时，他们才能采取非正式和灵活的办事方式；也只有当他们认为没有更好的地方——法院、媒体、国会或街头——可以得到更好结果的情况下，他们才会有动力。没有一个机构的领导人愿意被新闻媒体称为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奴仆”并被传到法庭去解释为什么不遵守规定程序的细节，或者被国会的某个委员会质询为什么用有利于“特殊利益”而不利于“公众利益”的方式去解释含糊的法律条文，或者被质询为什么给甲公司而不给乙公司更长的执行命令的时间。

美国行政部门的政治基础经常是不稳定的，支持它的联盟的力量往往薄弱、短命或充满内部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一位可能愿意采用非正式和灵活方式的官员首先必须树立权威，这样他的灵活性才不会被看作柔弱的表现或出卖原则的证据。罗纳德·布里克曼（Ronald Brickman）及其同事撰写的有关化学品管理的重要跨国性研究报告，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政治权力的分散使美国行政管理者处于异常脆弱的境地。他们面临相互矛盾的法令……这些法令往往需要在其他政府机构的批判眼光下和持对抗态度的私人利益集团的严密监视下去执行。……由于不能私下做交易，美国管理机构只能被迫在“客观性”的理由下寻求庇护，采取正式方法来使它们的每个行为合理化。[19]

因此，官僚机构严格照章办事是有道理的：坚持每件事都做公开记录，每件事都“照章办事”，每个人都受到同等对待，每个违章者都必须绳之以法。

如此规避风险的做法并不意味着每个机构都会这样做。有些机构的政治环境为客户政治，即私人利益集团与跟其志同道合的政府机构之间保持一种亲密和保密的关系。或许一个强有力（而且异常幸运）的总统能够成功地让一个机构的领导人不按眼前的政治利益需要行动。但是，在处理政府机构和利益集团间关系上采用形式主义和对抗模式的动力非常强大（而且正在变得更强大，这一点下一节会指出），因此我们发现美国管理机构整体上的行为与欧洲同行大不相同，也就不足为奇了。

格雷厄姆·威尔逊曾把行政机构和学校课堂做比较，“相比威信比较低的老师，一个树立牢固权威的老师能够更容易采用友好和宽容的教学方法”。[20]欧洲的管理人员比美国的管理人员有更稳固的权力基础。于是，欧洲“反工商界”的左派政权比美国“亲工商界”的保守政权能与企业保持更友好、更融洽的关系。

文化

然而，政治并不代表一切。美国政治制度立足于分权，今天的状况同三四十年前相比基本上没有变化；然而，那时的管理机构比今天拥有更大的自主权。英国政治制度建基于首相制，今天同一个世纪以前也没有太大差别；而那时，在实行工厂检查制度的最初几年中，雇主不仅强烈地控诉检查员的敌对行为，而且当检查员来检查时还经常攻击他们。[21]

秘密的行政管理所付出的政治代价（过高）使得保密状态很难维持；正如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在好多年前所指出的，美国国民性格中有一种民粹主义倾向，为任何一个政客攻击“掩盖真相”的行为提供了充足的弹药。[22]几十年以来，英国人悄悄地接受了一定程度的政府保密，这种秘密在美国会引起反抗。英国早就颁布了《官方保密法》（Official Secrets Act），而在美国，则无法实施一部在适用范围和严厉程度上与之相当的法律。

法院干预美国行政当局的能力来源于司法审查权（即有权宣布行政和立法行为违宪的权力）以及诸如《行政程序法》之类的法律，但如今，司法主动性的程度不能光从了解它的宪法或法律依据来预测。正如在第十五章中了解到的，多年来，联邦法院支持诉官权的相关条款，并遵从行政机构的自主决定权，导致法官对联邦行政机构日趋温和且约束力度有限。如今，这些惯例和遵从已成为过眼云烟；法官通过他们所做出的裁决，成了官僚体制的主要参与者。

最后，在美国，有许多政府官僚机构在日常例行公事时显示出一定程度的非正式性和灵活性，这似乎与我们对美国管理机构研究的结果相矛盾。当你在典型的法国和美国课堂里待几小时，就会观察到美国公立学校的风气更为宽松、更少训导且更为个性化。美国军队的纪律比许多欧洲国家军队的更松。[23]在海军舰船上，英国的水兵比美国水兵更听从他们的军官。[24]人们经常用日本经理们的集体决策方式与美国经理们的个人领导方式做对比，以至于成为著名的经典故事，但这确实是事实。[25]

米歇尔·克罗泽（Michel Crozer）深入考察了两个法国政府机构的情况，这两个机构负责日常事务与生产任务。虽然他没有跟同类的美国机构做明确比较，但他所描绘的法国机构的管理氛围毫无疑问与在美国看到的迥然不同。在法国，组织文化是刻板正式的，几乎没有非正式交往，没有以工作为基础的自愿团体，十分信赖书面的规则与程序，以及以貌取人地奉迎权贵和高官。在多数美国官僚机构的日常生活中，不同等级的工作人员之间可以自然合作，而这在法国官僚体制中难得一见。[26]

简而言之，官僚体制的运作方式不能简单地依据机构所执行的任务和具备的经济、政治动力来解释。不同的文化也会发挥作用。

第六章讨论了组织文化，这里所讨论的则是国家文化。在这两种情况下，文化都被定义为模式和持久的行为方式，代代相传。一国的文化包含着代表一个社会或该社会主要部分特征的行为方式，固定而持久。一个群体的文化相当于一个人的个性，即能导致人们对相同刺激做出不同反应的个性。虽然每个旅游者能够很快觉察到英国人、日本人或瑞典人之间的差别——因为他们在遇见陌生人、同秘书谈话或参加团体时做出的反应是不同的——但对这些差别还没有做过系统的、能为公众接受的解释。正像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一样，我们能够觉察，但不能解释。然而，从已有的研究结果中摘出一些主要文化因素是可以做到的，这些因素可以影响人们在正式机构中的行为。[27]

服从与自作主张

在有些社会中，政府官员做决定的权利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人们可能不同意决定的实际内容，但他们不会对做出该决定的部门的权威提出质疑。其结果是，他们服从代表政府的官员。警察因为有警徽就有了权威，教师因为他所担任的职务而有了权威，官僚们则因为授予他们职位的法律而有了权威。在另一些社会中，政府官员做决定的权利经常受到挑战。人们通常倾向于接受政府决定，但他们会随时质疑警察阻拦他们的权利，一位教师有没有控制他们的权利，或一位官员有没有权利决定一件对他们有重大影响的事情。权威在形式上的标志——徽章、制服、法律、条例——并不能让公民产生一种对拥有那些标志的人们服从的习惯。

史蒂文·凯尔曼比较了瑞典的遵从性政治文化与美国的自作主张或对抗性政治文化，解释了瑞典工人保护委员会为什么能够依靠非正式的协调一致的方法，执行甚至制定卫生与安全规章制度。[28]现代瑞典像许多北欧国家一样拥有悠久的历史，在历史上权力集中于国王或贵族手中。很多个世纪以来，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对权威的遵从是强制与敬畏相结合的结果：国王的权力靠他的高贵得以加强。当瑞典人用议会替代国王，用官僚机构替代贵族之后，他们并没有用自作主张替代服从。民主制度下的瑞典是个名副其实的“国家”，这被认为是应该统治并精于统治的最高权力机构。从前是对专制君王的服从，现在转移到选举出来的和被任命的官员身上。议会制民主出现以后，瑞典就被社会民主党统治将近半个世纪，社会民主党采取了改革瑞典的各种政策，使得人民很容易就将他们服从习惯的对象转向新的国家。

对瑞典这种政治文化的解释并不只有凯尔曼一人；托马斯·安东（Thomas Anton）、唐纳德·汉考克（Donald Hancock）和斯坦·约翰逊（Sten Johansson）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29]这种文化对瑞典政治的影响是明显的：瑞典人给予政府官员崇高地位，不得参加（除投票外）各种政治团体，并相信专家和专业人员最有资格做出政府决定。考虑到这种态度，就不奇怪企业安全和健康条例不是由立法机关产生和确定的，更未经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的长期艰苦斗争，而是由政府、企业和劳工界专家组成的一系列小型委员会私下开会，通过讨论解决分歧，并且不需要面对立法机关的挑战；也不奇怪在执行这些法规时，工人保护委员会十分依赖政府人员、指定的公司及有关工会来交换意见。专家——经过专业训练的人——是影响美国官僚机构的一股重要力量，而对瑞典官僚机构来说，其影响则具有决定意义。

美国的政治文化很难被描述为是服从性的。美国人重视专家的意见，但他们并不对专家言听计从；那些立场不受欢迎或行动上违反某一个人或一个群体之利益的专家，常被视为敌对者并受到粗暴对待。美国人尊重他们的政府形式，但并不尊重或承认官员们工作上的崇高地位，[30]美国人老是怀着疑虑，认为政府背着他们干坏事，任何排斥有关利益集团而做出重要决定的行为都会激怒他们——不管决定多么细小。美国人在与政府的关系中看重自身的权利和诉求，只要有一丝迹象表明其权利受到侵犯或要求被忽视，就会准备雇用律师或向新闻界申诉。

服从文化不只在瑞典有，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德国和英国都能找到这种东西。史蒂文·埃尔金（Steven L.Elkin）发现，在美国，城市发展的决定是激烈政治斗争的产物，总会有觉醒的公众与力量薄弱的城市规划者参与其中。而他在研究伦敦城市发展问题时就没有遇到这种情况，那里的公众很少知道着手实施的新的重要计划，这令他茫然不解。在伦敦郡议会雇用的规划者那不容挑战的权威下，大片土地被清理出来，新的开发开始了。原因很明显：这些决定虽然影响到成千上万人的生活、财产和收入，但它们是伦敦那些能有效排除社会压力的官员做出的。人们似乎一致认为，政府的职责就是管理；他们毫不怀疑应该由谁（任命的官员）来做决定，决定应该怎样（“合理地”）做出，甚至做出什么决定。假如美国城市规划者来到伦敦，可能会想，在同样情况下他们早就丢掉脑袋进入天堂了。[31]

对抗性政治文化不局限于美国，但美国的政治体制——分权制、司法审查制和联邦制——允许它充分发挥并加强了自身的特色。当然，在任何地方，政治体制及其产生的动因是同文化以及这种文化所养成的习惯分不开的。然而，美国的政治文化与政治体制是如此显著的一致，以至于很难想象把议会体制移植到美国。

形式化与灵活性

在法国，毫无疑问也在别的许多国家，一个组织中的成员之间将以正式的（形式上）方式打交道。也就是说，以非人性化的、有距离感的、对级别和头衔敏感的方式打交道。尽管两个工作人员可以交朋友，但并不会形成打破等级界限或发展成工作场所以外的生活小圈子或自愿组织的团体。

克罗泽把这种情况归因于受法国文化特性的影响——十分强调个人在形式上的平等，从而产生了期待依据正式规章制度的强烈愿望，而不是依据协商或机构的制衡来约束行使权力。[32]在官僚等级制度的每个等级上，权威是绝对的；对行使这种绝对权威的约束是书面的规章和规定的程序，这些是拥有权威的人必须遵守的。美国工作场所的非正式交往在法国是不常见的；与此类似，法国公民很少像美国人那样参加自愿组织的团体或在其中积极活动。他所研究的两个机构的雇员都愿意遵守规章但并不屈从于统治者；屈从、合作或灵活性会威胁每个人的自主权。

克罗泽沿袭了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的思想，将这些态度的来源归为古老君主时代法国农民的经验。法国过去是由历代国王从中央——巴黎——加以统治的，这些国王热衷于巩固他们的权力并向人民收税来资助法国发动无休止的战争。收税的方式强烈地刺激每个纳税人去刺探邻居，只要发现邻居财富有所增加就向收税官通报。[33]地方自治名存实亡，除非得到在巴黎的国王大臣的同意或指导，否则什么事情都做不成。[34]在真正意义上的地方政府并不存在的地方，人们不会有动力或机会去组建地方团体来表达他们的不满或争取他们的权利；当地没有一个人会倾听他们的不满或给予他们应有的权利。让农民学习同别人一道工作或熟悉官员和贵族的集会是不存在的。法国的政治制度把法国社会分裂为诸多“弱小的、孤立的、只顾自己的群体”。[35]

当法国革命扫除了君主政体，不再信任贵族，革命后的群众依靠法律与宪法来保证一切公民在形式上的平等，谋求使用他们新获得的权力。法国制宪议会替代了国王，然后拿破仑替代了议会；再往后，一连串皇帝和议会的更迭令人眼花缭乱。然而，巴黎自始至终都没有丧失对农村的控制，也没有丧失它对税款贪得无厌的胃口，这些税款是用来给军队和官僚机构提供资金的。在这种情况下，法国人民无法互相信任——更不要说相信他们的政府——也就不足为奇了。权力是存在的，这是事实。权力是集中的，这已经被历史所决定。现在必须制衡权力，但法国唯一的制衡只体现在法律和规章中。克罗泽指出，这种墨守成规和形式主义的遗产塑造了法国政府机构的行为方式，直到现在。

美国走的是另一条道路。在独立战争以前、独立战争期间和独立战争以后的很长时间里，几乎没有什么中央政府；生存不是依靠某些地主的恩惠，而是依靠个体农民的劳动与合作的能力。合作不仅因征服荒野的需要而受到鼓励，也是建立在以新教教会为基础上的自治政府的政策。这种政治与宗教自治政府的传统是如此深厚，以致几乎阻碍了宪法的批准——尽管宪法也只是规定建立一个权力受限制的政府。国父们非常了解公民的意见，从未考虑依赖法律上的规定和形式上的权利作为个人自由的主要保证；用詹姆斯·麦迪逊的话来说，这些不过是“文本保障”，[36]没有“辅助的预防措施”[37]就不能阻挡绝对权力的滥用。当然，增加的预防措施就是分权和制衡制度。这些措施保证官员互相协商，因为未经协商就不会有政策的产生。磋商、参与和非正式的安排，这一切都是政府总方案的组成部分，而且早在政府成立之前就已经是城市与乡村中美国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自然，它们成为这个由政府建立的机构目前管理方式的一部分，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管是形式主义的文化，还是服从性的文化，行政机构都保留了它们的影响。美国人的不拘形式是他们日常生活的现实（每个人，包括侍者和空中乘务员，都如此坚持直接称呼别人的名字，这种情况还能在其他国家存在吗？），这种不拘形式的做法给统治体制带来活力，而这种体制反过来又使不拘形式充满生机。

群体与个人

协商对美国官员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但与日本官员生活中协商的地位相比，就变得黯然失色了。这是令人迷惑不解的，因为日本行政管理的等级制度远比美国严格。在美国，不同级别的官员经常相遇，互相称呼名字而不用官衔。这种不拘礼节会使日本人大吃一惊；用社会平等方式处理上下级关系，这种情况在日本根本就不会发生。“每个成员正式的——与社会等级体制中的其他成员相比的社会地位，是由最细致和特殊的方式定义的。”[38]

但是，在某一特定的等级内，日本经理采取集体决策的方式，在此方式中，个人之间的分歧被最小化，个人对领导地位的争取和对信誉的要求是不受鼓励的。正如格雷戈里·诺布尔（Gregory Noble）注意到的，对集体的强调很明显，我们甚至会看到有形的差异。在美国的行政机构中，机构领导人通常有一间大办公室，每个下属分别有一间沿着走廊的办公室；而在相同的日本机构中，领导人同他的下属同坐一间办公室，办公桌排成半圆形。[39]美国的机构组织结构图上往往标有官员的姓名；日本的组织结构图上许多方框里没有名字。美国警察的徽章带有个人号码，有时还有个人姓名牌；而日本警察不带徽章、号码或姓名牌。[40]美国人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后就离开办公室回家；日本人则留在办公室里，等到本部门全体人员完成任务后再离开，下班后往往会到酒吧一起放松，一起饮酒。

新雇员融入工作环境的方式加强了集体的重要性。个人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甚至是不存在的。培训强调品质培养和对集体的忠诚，不亚于技术知识。[41]当集体必须做出决定时，为了避免对个别问题的争论和个人之间的冲突，尽量采取委婉建议和继续研究的方式。[42]关键是协调与共识，甚至进展缓慢和影响决断也在所不惜。

刘易斯·奥斯汀（Lewis Austin）在对日本和美国精英们做试探性采访时，探讨了这些价值观。虽然例子很少，但差别还是明显的。美国人认为最重要的是个人主义、平等和竞争，而日本人更重视等级制度、集体团结与和谐。美国人认为好的领袖要果断、了解情况并愿意代表人民的利益，日本人则认为要诚实、热情并愿意倾听别人的意见。[43]

当以集体为主的决策同严格的等级制度放在一起的时候，协调问题就变得十分尖锐。对本人所在工作集体的忠诚会妨碍同其他集体的交流；而一个部门在行动之前要达成全体一致，这会阻碍其与另一部门谈判以达成协议。具有洞察力的日本政治问题专家查默斯·约翰逊（Chalmes Johnson）对这个问题是这样描述的：“在日本，政策制定过程中最困难的协调工作是在各部、各机构之间；一旦部门间达成了协议，使提案或议案在政党、内阁和议会中获得通过的纷扰就会少很多。”[44]

与党派政客打交道比协调官僚同事更容易。原因是，在日本，官僚机构就是政府。官僚机构起草法律，决定预算，招录最有才华的大学毕业生，几乎垄断了有关信息，享有很高声望，而且一个世纪以来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动（虽然经过战争、军事占领和宪法的改变）。[45]自1955年以来，只有一个党派统治日本；这个党派的领袖的观点同官僚机构的观点差不多。此外，像瑞典一样，日本统治国家的原则是：国家至高无上，专家的知识具有决定性作用。官僚机构体现了传统概念上统治的全部内涵，因此它是政权的核心组成部分。而不像在美国，官僚机构是必要的但不受欢迎的工具，它的存在是为了执行其他机构的决定。

可以从结构上或政治上解释官僚机构，但它的运作方式显然有文化根源。集体的重要性不是一种管理上的发明，更不是可以从外面输入的；它是渗透在日本人生活中的集体主义机制的体现，这种集体主义可以在家庭、学校和邻里之间发现。[46]

法治与人治

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政府的官僚机构庞大而复杂，其程度绝不亚于在瑞典或法国所能见到的那样；多数还通过管制、发放许可证和政府补贴干预本国经济。至少像英国在重商主义时代的作为，但与欧洲国家的行政管理制度不同的是，多数拉丁美洲国家的官僚机构并没有法治的传统，不会把一般规则熟练地应用于特定案例，也未能采取法治的方式解决公共事务。

几乎每一个撰写有关拉丁美洲政府的著作的学者都强调，它们的行政管理中存在对旧规章的沿袭。西班牙在新大陆的殖民地被当作君主的私有财产；独立以后，本地的总统替代了遥远的国王，但许多总统保留着封建思想，即他们是宗主（庇护人），人民是臣仆（受保护者）。[47]“不仅政权集中在总统身上，而且只有得到总统的赞成与支持，财富、特权和社会地位才能进行分配，总统是国家的保护者，替代从前的地主和马背上的骑士”，[48]低级别官员根据他们对领导或领导的政治派系的忠心程度得到选拔。虽然裙带关系并不像有时传说的那样普遍，但根据私人友谊和政治情感来选人是普遍存在的。[49]

这种行政管理制度是集中式的，也是家长式的。虽然少数拉美国家，诸如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在理论上是联邦体制，重要的权力掌握在地方政府手里，但实际上中央政府拥有全部统治权，或在任何时候都保留（和行使）着干预地方事务的权力。[50]

中央集权国家所体现的旧时代统治或人治统治至少产生了三个方面的影响。第一，一切权力掌握在最高层，因此，即使是最平常的决定和小事件的备忘录也要得到部门领导的批准。结果，交流缓慢而困难，延误决策的时间，而且消息常常滞后。[51]第二，当权力集中于领导人手中，他们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时，腐败的动力就很大。能够釆取的腐败形式是：低级别官员可能接受那些想绕过正规程序走后门的人的贿赂，高级别官员则可能利用手中大权中饱私囊。[52]第三，拉美政府依靠正式的规章制度和日益复杂的法律与程序，以便加强对规模迅速扩大的官僚机构的控制并减轻腐败程度。每个官员都深陷在规章条例之中不能自拔，而且许多规章条例是模棱两可或互相矛盾的，这种教条主义达到了某位学者所说的“迷信法典”的程度。[53]

美国官僚应付一大堆程序深感疲惫，但想到拉丁美洲同行面临更大的程序麻烦时，大概会精神为之一振（即使没有减轻他的负担），因为这些程序使事情更难办，无助其达到目的。繁复的规章制度既不能加强中央控制，也不能消除腐败。一些趣闻逸事揭示了大量增加规则所产生的结果：“巴西一个富有耐心的公民等了10年才还清税款，还清的时候考虑到通货膨胀，实际上所交的税款也没有了意义。当他把没有什么价值的税款交给政府时，一位官员恳求他把钱留着，以避免另一个冗长的程序。”[54]危地马拉官僚机构的“领导人坐在一大堆请愿书、备忘录和请求裁决的文件后面，被请求给予帮助或指示的当事人、朋友和下属包围着，偶尔仓促地对一份报告掠过一眼，不过这份报告还可能虚报情况，而且几乎可以肯定这些报告缺乏关键性的分析”。[55]

为了解决累赘的、为规章所束缚的和过于集中的政府官僚体制，许多拉美国家已经建立了自主的国营公司和独立机构来担负已被证明中央官僚机构无法胜任的任务。在这些机构中，有的生产钢铁和石油，有的管理物价和工资，还有的分配用水、管理学校，或管理社会保障事业；有的成为效率与廉政的样板，有的则增加了政府已经深深陷入的行政管理上的混乱。不过，所有这一切要归咎于国家的庞大权力。我们能想到的是，在古巴或尼加拉瓜，政府统管经济，其实在巴西、哥伦比亚或墨西哥，政府差不多也有这样大的作用。例如，据霍华德·瓦达（Howard Wiarda）和哈维·克兰（Harvey Kline）估计，巴西政府本身或通过国营公司创造了国民生产总值的55%～60%。[56]

美国也在城市政治机器中出现过世袭制、腐败的县地方法院以及过于集权的华盛顿官僚机构。对这些问题，美国曾企图运用正式程序和法律约束，以法治的规则来改变世袭规则，从而解决以上问题。所不同的是，在美国，国家的权力是有限的（它的产值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1%），而且是分散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发挥着重要作用并行使着实质性权力）。

国家主义和非国家主义体制

美国政府的最大特色是有限的管辖范围和受制约的权力。按照欧洲标准，美国算不上真正的“国家”——一个主权实体，其权力可以渗透到国家的各个方面，并把国家的各组成部分置于它管辖之下的主权国家。[57]在美国，主权在理论上属于人民，但实际上不属于任何人；如果说主权存在的话，它也是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分享的。如果有人说英国下院除了不能把男人变成女人以外什么都能做的话，那么美国的机构就差得太多了。

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权是以行政机关为中心的，而以行政机关为中心的政权是由官僚机构支配的。不管法国、日本、瑞典、巴西和墨西哥的政府之间有多大差别，有一点是相同的，即行政管理机构是官方活动的中心。这些国家的官僚机构可以相对不受立法部门或司法部门制约而起草法律、颁布条例、分配资金和指导政策制定。因为任何一个机构都不能孤立无援地处理事务，所以官僚机构要争取或获得私人利益集团——公司、工会和行业团体的帮助。这些利益集团很舒服地或有意识地联合在一起，提出政策和执行法律。在公共和私人部门之间交换意见和人员是很容易的，以至于很难分清两者间的界线。政府高级别官员不仅经常私下与公司管理人员打交道，而且在辞去政府职务（日本人称之为“下凡”）以后便进入公司当高级经理人员。

政治学家已开始把这样的国家称为社团主义国家，也就是说，这些国家中的主要社会团体（特别是企业与工会）直接成为国家组织的一部分，有资格参与制定和实施法律。[58]在美国，社会团体中的企业与工会形成利益集团或游说集团，向政府施加压力以接受它的要求；在社团主义国家，这些利益集团不需要施加任何压力，因为它们即使算不上政府的正式组成部分，也算得上非正式组成部分。本章开头谈到的瑞典企业安全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就是实践中的社团主义的一个例子。

由于文化因素与法制因素，以国家为中心的各种政权以及它们的官僚机构的运作也有国别上的差异。日本与北欧国家的中央集权政府可以称为理性主义的政府：它们体现了遵从、法治以及行政管理自主权的价值标准。在拉美中央集权政权中，政府反映了敌对文化、人治以及程序上的形式主义。

在前一种情况下，官僚机构倾向于按普遍原则运作（熟练应用公平规则），依成就（通过教育与训练获得技术）来选用人员，并为集体利益（国家、社会以及执政党）服务。在后一种情况下，官僚机构倾向于按特殊原则运作（给每个人应得的东西），依关系来选用人员（雇用有“正确的”社会关系、家庭关系和政治关系的人），并为个人利益（总统、军政府或部长的利益）服务。

当然，这些截然的区别把现实情况简单化了，忽视了重要的例外情况（甚至在瑞典也有腐败），忽略了曾经不同的国家呈现的趋同现象。公正地对待这些问题需要写一本书来比较不同的政府。但是，简单的叙述也能揭示出美国官僚机构的特点。它是为权力较弱的国家（虽然正在增强）服务的；它要面对敌对的而不是服从的文化传统；它已经发现行使自主权总会受到怀疑，因此把自主权限定在正式程序与详细规则范围之内；它的职员充满个人意识而缺乏集体主义；它已经采取步骤削弱人治和世袭制，以加强法治和理性的标准。

在这么做的过程当中，美国官僚体制产生了很多问题。一些是所有官僚体制共有的问题，一些则是美国独有的。我们接下来将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

[1] Steven Kelman，Regulating America，Regulating Sweden（Cambridge，Mass.：MIT Press，1981），5，81，221.

[2] Steven Kelman，Regulating America，Regulating Sweden（Cambridge，Mass.：MIT Press，1981），197，199.

[3] Steven Kelman，Regulating America，Regulating Sweden（Cambridge，Mass.：MIT Press，1981），187.

[4] Steven Kelman，Regulating America，Regulating Sweden（Cambridge，Mass.：MIT Press，1981），180-89.

[5] Steven Kelman，Regulating America，Regulating Sweden（Cambridge，Mass.：MIT Press，1981），176，182-83，191.

[6] Steven Kelman，Regulating America，Regulating Sweden（Cambridge，Mass.：MIT Press，1981），197，204.

[7] Steven Kelman，Regulating America，Regulating Sweden（Cambridge，Mass.：MIT Press，1981），188-90.

[8] Steven Kelman，Regulating America，Regulating Sweden（Cambridge，Mass.：MIT Press，1981），203.

[9] Steven Kelman，Regulating America，Regulating Sweden（Cambridge，Mass.：MIT Press，1981），179.

[10] Graham K.Wilson，The Politics of Safety and Health（Oxford：Clarendon Press，1985），129-30.

[11] David Vogel，National Styles of Regulation（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6），esp. chap. 2.

[12] Ronald Brickman，Sheila Jasanoff，and Thomas Ilgen，Controlling Chemicals：The Politics of Regulation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5）.

[13] Alfred Marcus，“Japanese Environmental Policy：Alternative to Confrontati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School of Management，n.d.

[14] 美国具有对抗性执政体制，我并非想指它像特别赞成这种政策的人所主张的那样以严峻或不可妥协的方式来执行管理政策，也不是说它全然没有害怕或徇私。我的意思只是，与议会制相比，它更可能依靠法律惩处，而较少授予执法人员以广泛的自主决定权。

[15] Charles E.Lindblom attempts to prove that business dominates American politics in Politics and Markets（New York：Basic Books，1977）. The differences in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in Swede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explored in Sidney Verba et al.，Elites and the Idea of Equalit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chap. 6.

[16] James Q.Wilson，Political Organizations（New York：Basic Books，1973），chap. 5. See also Vogel，National Styles，279.

[17] Jeremy Rabkin，“Office for Civil Rights，” in James Q.Wilson，ed.，The Politics of Regulation（New York：Basic Books，1980），310-11.

[18] Graham K.Wilson，The Politics of Safety and Health（Oxford：Clarendon Press，1985），160-61.

[19] Ronald Brickman，Sheila Jasanoff，and Thomas Ilgen，Controlling Chemicals：The Politics of Regulation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5），304.

[20] Graham K.Wilson，The Politics of Safety and Health（Oxford：Clarendon Press，1985），159-60.

[21] Maurice Walton Thomas，The Early Factory Legislation（Leigh-On-Sea，Essex：Thames Bank Publishing Co.，1948），as quoted in Graham K.Wilson，The Politics of Safety and Health（Oxford：Clarendon Press，1985），156-57.

[22] Edward Shils，The Torment of Secrecy（Glencoe，Ill.：Free Press，1956）.

[23] 甚至海军也是这样的，丹尼尔·达克鲁兹曾对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欧洲各精锐部队的训练与纪律进行比较，参见Daniel da Cruz，Boot（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87），282ff。

[24] Stephen Richardson，“Organizational Contrasts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Ship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1956）：206.

[25] Ronald Dore，British Factory，Japanese Facto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Koya Azumi and Charles McMillan，“Management Strategy and Organization Structure，” in D.J.Hickson and C.J.McMillan，eds.，Organization and Nation：The Aston Programme（Westmead：Gower，1981），155-72；Lewis Austin，Saints and Samurai：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American and Japanese Elites（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5）；Edwin Dowdy，Japanese Bureaucracy（Melbourne：Cheshire Publishing Co.，1973）；Rodney Clark，The Japanese Company（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9）；Michael Y.Yoshino，Japan’s Managerial System（Cambridge，Mass.：MIT Press，1968）；James R.Lincoln，Mitsuyo Hanada，and Kerry McBride，“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in Japanese and U.S.Manufacturing，”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1（1986）：338-64.

[26] Michel Crozier，The Bureaucratic Phenomen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4），31，40-46，50-55，139-42，214-16.

[27] 分析政府人员的观念在文化差别的系统和定量的研究很少，对那些不同的观念如何影响行为的探讨则几乎没有。吉尔特·霍夫斯塔德（Geert Hofstede）在《文化的影响》［Culture’s Consequences（Beverly Hills，Calif.：Sage Publications，1980）］一书中，针对有关工作价值标准的国际差异，曾对一个庞大的跨国公司的数千名职员做了有趣的比较研究。霍夫斯塔德描述的“权力距离”、“不确定性的避免”和“个人主义”同我们所讨论的服从、形式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有某些相同之处。

[28] Steven Kelman，Regulating America，Regulating Sweden（Cambridge，Mass.：MIT Press，1981），118-48.

[29] Thomas J.Anton，“Policy-Making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Sweden，” 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 4（1969）：88-100；M.Donald Hancock，Sweden：The Politics of Post-Industrial Change（Hinsdale，Ill.：Dryden Press，1972）；Sten Johansson，“Liberal-Democratic Theory and Political Processes，” in Richard Scase，ed.，Readings in Swedish Class Structure（New York：Pergamon Press，1976）.

[30] 更确切地说，他们看重的是总统的职权而不是总统本人；他们不喜欢国会和“官僚机构”，然而他们通常对自己的代表有好评，并说他们对与某个官僚打交道是满意的。

[31] Steven L.Elkin，Politics and Land Use Planning：The London Experie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4），1-2，165-168.

[32] Michel Crozier，The Bureaucratic Phenomen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4），chap. 8.

[33] Alexis de Tocqueville，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Carden City，N.Y.：Doubleday/Anchor Books，1955）.（First published in 1856.）

[34] Alexis de Tocqueville，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Carden City，N.Y.：Doubleday/Anchor Books，1955），part Ⅱ，41-51.

[35] Alexis de Tocqueville，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Carden City，N.Y.：Doubleday/Anchor Books，1955），part Ⅱ，81.

[36] Federalist，No.48.

[37] Federalist，No.51.

[38] Michael Y.Yoshino，Japan’s Managerial System（Cambridge，Mass.：MIT Press，1968），205.

[39] Gregory W.Noble，“The Cultural Context of Bureaucracy i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rvard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May 1982），18.

[40] David H.Bayley，Forces of Order：Police Behavior i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Berkeley，Calif.：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36.

[41] Thomas Rohlen，For Harmony and Strength（Berkeley，Calif.：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4），chap. 7.

[42] Gregory W.Noble，“The Cultural Context of Bureaucracy i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rvard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May 1982），20-21.

[43] Lewis Austin，Saints and Samurai：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American and Japanese Elites（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5），23-40.

[44] Chalmers Johnson，“Who Governs？An Essay on Japanes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2（1975）：10.

[45] Bernard S.Silberman，“Bureaucratic Development and Bureaucratization：The Case of Japan，” Social Science History 2（1978）：385-98.

[46] Ezra G.Vogel，Japan as Number On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9）；W.Clifford，Crime Control in Japan（Lexington，Mass.：D.C.Heath/Lexington Books，1976）；David H.Bayley，“Learning About Crime：The Japanese Experience，” Public Interest 44（1976）：55-68.

[47] John W.Sloan，Public Policy in Latin America：A Comparative Survey（Pittsburgh，Penn.：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84），128-29.

[48] Howard J.Wiarda and Harvey F.Kline，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Development（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85），81.

[49] Edward J.Williams and Freeman J.Wright，Latin American Politics（Palo Alto，Calif.：Mayfield Publishing Co.，1975），430-31.

[50] Wiarda and Kline，Latin American Development，83-85；Williams and Wright，Latin American Politics，425.

[51] John W.Sloan，Public Policy in Latin America：A Comparative Survey（Pittsburgh，Penn.：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84），141.

[52] Sloan，and Williams and Wright，Latin American Politics，439-41.

[53] John W.Sloan，Public Policy in Latin America：A Comparative Survey（Pittsburgh，Penn.：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84），142.

[54] Peter D.Bell，quoted in Williams and Wright，Latin American Politics，439.

[55] Jerry Weaver，quoted in John W.Sloan，Public Policy in Latin America：A Comparative Survey（Pittsburgh，Penn.：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84），142-43.

[56] Wiarda and Kline，Latin American Development，83-85；Williams and Wright，Latin American Politics，，86-87.

[57] I adapt this definition from Stephen Skowronek，Building a New American Stat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20.

[58] Stephen Krasner，“United States Commercial and Monetary Policy，” in Peter Katzenstein，ed.，Between Power and Plenty（Madison，Wisc.：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8），57；Peter Katzenstein，Small States in World Market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5）；Phillipe Schmitter and Gerhard Lehmbruch，eds.，Trends Toward Corporatist Intermediation（Beverly Hills，Calif.：Sage Publications，1979）；David Vogel，National Styles，265.

第六部分 变化

第十七章 官僚体制的问题

1986年5月22日早晨，纽约市房地产商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打电话给他手下的一个经理安东尼·格利德曼（Anthony Gliedman），让其到办公室来。二人仔细研究了中央公园滑冰场的重建项目，纽约市花了6年时间并投资了约1300万美元仍没能完成。5月28日，特朗普主动请求接管此项目，并保证在6个月之内完工。1周后，市长爱德华·科克（Edward Koch）同意了他的请求。不久后，市里拨出了300万美元作为施工费用，如有超支，特朗普将自行解决。10月28日，重建工程结束，比原计划提前1个多月完工，并且比预算少花了75万美元。两周之后滑冰场正式对外开放。[1]

许多读者认为，私营企业的工作效率明显高于官僚机构，上述事例再次印证了这一观点。但是，另外一些读者却不这么肯定。他们认为企业是贪婪的，稍不留神就会卖给政府435美元一把的锤子和3000美元一个的咖啡壶，通过贩卖假货或虚高定价来欺骗美国大众。照此观点来看，特朗普还算诚实，但也许这项工程背后没有这么简单，或者市政府给了特朗普极大的好处。不管怎样，对此事做进一步分析并不容易。

然而，如果仔细分析特朗普及公园和娱乐局（Department of Parks and Recreation）二者面对的激励约束机制，我们仍能从中看出一些端倪。很显然，“官僚体制问题”不止一个，而且解决每个问题的办法在某种程度上各不相同。[2]第一是责任问题——要让各机构为各自的目标负责。第二是公平问题——通常指依据明文规定公平地对待每一位公民。第三是回应性问题——对公众提出的某些要求适时做出回应。第四是效率问题——努力使现有资源发挥最大效用。最后是财务诚信问题——确保建设公共项目时把公共基金用在刀刃上。唐纳德·特朗普和科克市长在以上大多数问题上都处于不同的立场。

责任问题

市长想重建滑冰场，但也想尽量减少经营滑冰场所需油料的费用（第一次重建时阿拉伯石油禁运导致能源价格上涨）。为了达到这两个目的，市政府必须购买一套新的制冷系统，但事实证明此制冷系统无法很好地运转。当重建滑冰场成为唯一的任务时，特朗普接手了。他可以不必过于担心能源费用问题，能自由选择性能最佳的制冷系统。

公平问题

依据法律要求，公园和娱乐局应为承包商提供均等的竞标机会。这就是说，工程的每个项目都必须公开招标，而且接受最低报价时，不应过多考虑其信誉和往期工程。此外，州法律禁止市政府雇用的总承包商将工程转包给分承包商；事实上，该法律甚至禁止市政府预先与潜在投标人讨论工程的相关内容，否则将被视为互相勾结。相反，特朗普可以任意选择信誉最好的承包商来承建滑冰场。

财务诚信问题

为了减少贪污和私下交易，法律规定公园和娱乐局应向每一个投标人提供完整详尽的计划；此后，合约内容发生任何变化都要重新协商。特朗普不受此类法律的约束，他可以把尚不完善的计划交给他选好的承包人，让其负责重建一个符合要求的滑冰场，并可以在重建的同时制订详细计划。

效率问题

公园和娱乐局用了6年时间花费1300万美元仍然失败了，尽管政府受到了公众批评，但官员们没有任何经济损失。特朗普承建工程时所签订的合同则是，因超支和延误所造成的损失都由他自己承担，节余则算作他的收益（在这项工程上，特朗普同意不从中获利）。

格利德曼精准地总结了这种差别反映出的问题：“政府的问题在于它不能轻易说‘同意’二字……政府中谁也无权这样做。做一个决定要15或20个人同意才行。因为要遵循这些烦琐的程序，工作效率不得不降下来。”[3]

低效

政府不能轻易做决定，也就是说，政府的行为受到制约。受谁制约呢？是我们大家。

赫伯特·考夫曼认为，这些烦琐的程序是我们自己设计的，“每一条限制和要求的存在都源于需求”。[4]我们以此来分析滑冰场工程：在改革文官制度时，改革者禁止政府官员从工程建设中获益；所有承包商应享有均等的机会来竞标工程；财政监察人员要求所有的计划书都要尽量详细。烦琐的程序正是为了满足这些要求，从局外人看来，那些程序就是官样文章。为实施每一道程序而指派的管理人员被称作官僚。然而，没有哪个利益集团要求政府尽快完成滑冰场重建工程，所以缺少相关的监督程序，也就没有委派任何管理人员监督此事。政策的实施过程要比实现确定的目标更容易遵守规则的制约。

我们总是谴责官僚体制效率低下，我们只是说对了一半。效率是使用资源和产出之间的比率，比率越小效率越高。假如将重建一个滑冰场看作产出，那么，无论程序有哪些，只要花最少的钱或最少的时间能建造出一个令人满意的滑冰场，它就是效率最高的程序。从滑冰场这项工程可以看出，特朗普比公园和娱乐局的工作效率高。

但是，从这个角度解释问题并不全面。根据效率的经济学解释（从狭义上来讲），效率仅关注一种重要产出，即滑冰场。但对政府来说，关注之处还有很多，如政府的信誉、人们的信心和重要利益团体的支持。当我们抱怨滑冰场没有按期完工时，我们的关注点全放在了滑冰场这项工程本身。一旦我们抱怨没经过招标就签订合同，或指责官僚们中饱私囊时，我们就会意识到，除了滑冰场工程进度之外还有其他方面值得关注；我们不仅希望政府能完成工程，也希望政府能对过程进行监督制约。如果一个政府迟迟不能建成滑冰场，但工作态度诚实，对所做的事情负责，并能够适当考虑可敬的选民们所提出的要求，那么这个政府就是一个讲效率的政府。但前提是我们衡量工作效率时，会把所有产出价值都考虑在内。

如果一个政府工作拖拉、任务繁重、开销大，我们仍认为其工作效率高的话，那就荒谬了。但这些错误认识只是因为我们缺少客观的衡量方法，无法估量政府需要花费多少资金或时间才能维护其在大众中的信誉，合理分配福利，得到大众的支持，并实现工程的目标。如果我们具有衡量以上因素的尺度，并且对其价值表示认同，那么我们就有资格判断一个政府是否有效率，然后判断什么时候它为达到我们期望的目标而花费了过多的时间和财力。但是，我们并没有一定的尺度来衡量这些因素，对不同因素的重要性的看法也不一致，因此与那些工作目标较少的组织相比，政府总是显得工作效率低下。

简单来说，判定一个机构工作效率是否低下的唯一办法，就是判断可以被忽视或轻视限制其行动的那些因素。事实上，大部分有关政府机构的争论的焦点就在于此。警察在打击犯罪活动的过程中受到限制了吗？教师在教育儿童时受到法规约束了吗？发射航天飞机时，我们是否过于担心安全问题？建造大坝时，我们是否过于担忧受到威胁的濒危物种呢？在管理邮政业务方面，是否有必要把大多数邮局设在离居民区较近的地方？在滑冰场这件事上，要求所有竞标的合同中都提供详细的说明书，这样做合理吗？可能并不合理。但是，如果不这样做，取得的收益（以较快的速度建成滑冰场）必然会与代价（失去商机的承包商的抱怨，以及今后一些项目中可能出现的勾结和腐败现象）持平。

即使把所有这些制约因素都考虑进去，政府机构的工作效率可能仍然不高。的确，考虑到官僚们既然不能（一般来说）通过完成工程获得利益，那么，他们的工作效率如果不低才会令人惊讶。高效率不会带来收益，无论多少。

但是，一些批评政府的人士坚持认为效率低下是显而易见且普遍存在的现象。许多人都记得1984年格雷斯委员会（官方名称为总统直辖经费管理调查委员会）发布的调查报告。该报告称，如果对联邦政府进行适当的管理，可以节约4000多亿美元。尽管委员会没有明说，人们也可以由此推断出玩忽职守的官僚主义者们正在浪费这4000亿美元。[5]但很少有人能记得，在格雷斯委员会向总统提交报告一个月后，总审计局和国会预算办公室所发布的联合调查结果。[6]总审计局和国会预算办公室核查了格雷斯委员会提出的节省款项，这些款项是4000亿美元的90%。排除重复计算和根本不可能节省的数额及其他有关款项，可以得出：真正能够节省的数额少于所估算额的1/3。[7]

当然，1000亿美元仍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但是，我们先不要急着得出结论。这笔钱中的60%需要通过改变政策而非改善管理来节省，如征收福利金税，取消某些直接贷款项目，采取新的制度来提高获得医疗保险的门槛，限制联邦政府文员和军人退休的资格，将政府运营的水力发电厂产出的能源以市场最高价格出售。

通过改善管理仍可节约400亿美元，但是这个数额大部分要靠国会制定新的政策才能实现（如雇用更多的国内收入署职员去征收拖欠的税款），同时依赖一些含义不明的“工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或从私营机构处购得服务。除提高生产率这一目标（这一目标没有可以遵循的程序）值得期待外，几乎所有的节约计划都要求国会对政府机构的工作目标和诸多限制做些改动。如果浪费的金额很大（而且不清楚为什么不能征收福利金税，同时雇用更多的国内收入署职员也被看作浪费），那便是由国会造成的。

当然，在军用品采购这一环节上，浪费、欺骗和管理不善事件流传最广。本书的读者不可能不知道海军花435美元买一把锤子、空军花3000美元买一个咖啡壶的故事，另外，我猜测没人相信国防部会对一架新型飞机或一枚新型导弹的费用做预算。如果有人需要证据来证明官僚机构工作效率低的话，五角大楼就是例子。

如果官僚机构工作效率确实低下，那么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要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只有用分析纽约滑冰场重建问题的方法：我们想弄明白，为什么在那些政府官员非常理性，且大多数都想干好工作的情况下，他们还会这样办事。

在开始分析这两个问题之前，我们暂且忘记435美元的锤子，因为这件事是虚构的。其实是一个国会议员不了解（也许是不想了解）政府会计制度才造成了这一轰动社会的事件。虽然3000美元购买一个咖啡壶确有其事，但人们并不清楚这是因为咖啡壶被估价过高。[8]这并不是说不存在问题，事实上，真正的问题要比锤子和咖啡壶的问题更难处理。比如，新型武器的造价长期悬而未决；政府始终醉心于获得更加优良的武器，但不去劝说承包商让他们提高生产效率。下面的例子并不能全面地解释军需品采购问题，它们仅仅分析了官僚体制是如何造成这些问题的。

当军方购买新型武器系统，如轰炸机、潜艇或坦克时，就会启动并运行一个负责采购的官僚系统。系统由两个主要人物组成，一个是军方项目管理员，另一个是负责承包合同的文职人员，他们必须与承包商、五角大楼和国会相互配合。要理解他们是怎样工作的，我们必须先弄清楚他们的工作任务是如何确定的，又面对哪些激励因素和受到哪些制约。

任务

从名义上讲，负责购买重要新型武器的人是项目管理员，一般由陆军、空军或海军上校担任。按照官方解释，他的工作是确定武器的规格和生产进度表，发现问题并协调生产过程以制定和监督采购方案。而私下里，他的任务就有些不同了。首先，他没有权力做一些重要的决定；这些重要问题要提交上级军官、国防部的文职官员以及国会，由他们来处理和决定。其次，他们必须把自己掌管的项目持续不断地推销给那些控制资源的人（大多是起关键作用的国会委员会）。最后，他被一群监察员和审计员包围着，审查是否存在浪费、欺骗或滥用权力的现象，还要应付形形色色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游说者（承包商的代理人、小型和少数族裔企业的支持者，等等）。正如帕卡德委员会所评论的一样，项目管理员“远不是该项目的管理者……而仅仅是能够影响该项目的参与者之一”。[9]

这样说来，项目管理员的实际工作只是推销项目和解决麻烦。哈佛商学院教授J.罗纳德·福克斯几乎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武器采购的研究和实践工作。他发现，一个项目管理员必须花费30%～50%的时间向国防部或国会汇报项目情况。[10]这样做绝对有必要，因为总审计局的研究表明，一些武器生产项目是因为背后有强有力的支持者（包括一些本应终止的项目）才得以保留，而如果没有这种支持者，项目很可能会被叫停（甚至包括那些应该完成的项目）。[11]就像纽约滑冰场工程的情况一样，五角大楼里没有哪一个人可以单独做决定并坚决付诸行动。为争取大多数人的支持并让他们一直支持下去，只能尽己所能加快工程进度，同时砸下重金以保证工程不花落别家。[12]

项目管理员的个人背景决定了他在工作中的倾向。如果他是一名军官，这就意味着他最关心的是得到最好的飞机、坦克或潜艇。因此，在权衡成本和武器性能时，他自然倾向于考虑武器性能而非节约成本。毕竟未来的某一天，他很有可能会驾驶着自己购买的飞机或战舰。这种情况导致“镀金”现象（人们通常这样命名）经常出现：为购买质量最佳、最尖端的武器，使武器具备更多新性能，合同说明书的内容经常变更。项目管理员当然不能做这方面的决定，但他在做决定的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项目管理员的工作伙伴是合同管理员（由文职人员担任）。大家都知道这个文职人员是法律上唯一授权可以签订合同的人，而不是项目管理员。另外，合同管理员负责管理合同，并撰写报告汇报承包商执行合同的情况。他在其他方面的工作就比较灵活了，原则上，合同管理员应该参与采购阶段的每一个步骤，从公开招标到工程完工为止。实际上，如J.罗纳德·福克斯所说的，合同管理员在制定采购方案或更改合同（通常由项目管理员负责）方面没有太大作用，而且他必须与为数不多的审计员和支持者共同行使权力。[13]

合同管理员在执行任务时受到许多规章的制约，比如1200多页的《联邦采购条例》和《国防采购管理条例》，以及无数页的国防部指示和国会授权法中的繁杂规定。此外还有每次官员们到国防武器的生产工厂（合同管理员在这里工作）视察时，领导们下达的口头“指示”。近年来，合同管理员所负责遵循的制约条件在急剧增加。

激励因素

理论上说，如果项目管理员出色地完成了监督武器采购的工作，他们就应该得到提拔。但事实上，军官晋升为上将，根据的通常是他们作为战斗指挥员的声誉和作为军事领导者的经验。如福克斯所说，如果你想有机会晋升为军衔最高的将领，那么做管理员并非上佳选择。[14]例如1985年时，在军队中担任过营职军官的中校有94%被提升为上校，而没担任过该职务的中校提升机会最多只有前者的一半。[15]目前，武装部队声称，它们一定会按适当的比例提升一些项目管理人员，但福克斯和许多军官对这种说法颇感怀疑。[16]这些事实向我们传达了一个清楚的信息，即军事专才比有经验的项目管理人员更有把握晋升到更高职位。

人们之所以对采购武器的军官持有偏见，是源于这样一种社会认知——大家认为武装部队的军官应该是无所不能的，优秀的军官能胜任各种工作，面面俱到的他们对各方面的工作都已驾轻就熟。这导致负责武器采购的专职项目管理员任期都很短。1986年，总审计局的调查结果表明，平均每个项目管理员的工作时间仅为27个月，很多人甚至还不足2年。[17]而购买一个重要的新型武器系统，从设计到部署，却需要11年到20年的时间。[18]也就是说，一架新型飞机或一枚导弹从研制到投入使用，整个过程中的项目方案要调整5次到10次。

1987年，在国会的敦促下，后勤部为负责武器采购的军官开辟了一条自我发展道路，他们不仅能继续承担武器采购任务以不断丰富经验，还可以拥有晋升的机会。但这项措施的效果如何尚不清楚。若此举能鼓励有才能的军官花10年甚至20年的时间来精通采购政策，那将会是极大的成功，它也会使国防部的项目管理者能够与经验丰富的行业高管处理好关系，同时鼓励军官们在遇到问题时果断决策，而不只是保证项目不致崩溃。

由文职人员担任的合同管理员与军官们的职业发展道路截然不同，但到目前为止，他们当中尚未有人表现出明显的专业自豪感或对本职工作的热情。在2万多名合同管理员中，有大学学位的不到一半，而且大多数职位较低（GS-5级到GS-12级）。[19]即使最高级别的合同管理员年薪（1985年）也很少超过5万美元，他们的工资不及工厂同行的一半，有的甚至是1/3。而且他们也都知道，所在部门的最高职务通常会由军官担任；用行政机构里的行话说，“当头儿”的机会寥寥无几。

当然，低薪并没有阻碍政府其他机构的工作责任感（见第六章）。在那些机构中，培训和思想教育是非常深入细致的，可是国防合同勤务部门的情况却并非如此。1984年，国防部监察主任报告称，有2/3的高级合同管理员尚未得到规定的训练。[20]

文职官员缺少激励因素的最有力例证是高人员流动率。福克斯引用原武器采购项目的指挥官的话说：“有能力的人正成群结队地离开”，因为“与低薪相比，他们的精神收益也少之又少”。[21]帕卡德委员会对文职采购人员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如果他们能在联邦政府的其他部门或私营企业里找到类似的工作，大多都会选择辞去现在的工作。[22]

总之，在为激励武器采购官员而出台的措施中，并没有规定如果他们最大限度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就应得到奖赏。与此相比，军官们却因为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而得到奖励，并被鼓励调往其他工作岗位；文职官员缺少动力监督合同的执行情况，更别说还要用一系列复杂的、自相矛盾的制约条件来限制合同的执行了。

制约

规定制约条件并不是为了提高效率，而是为了压缩成本，避免浪费、欺骗和滥用职权的行为，成功达成各种社会目标，同时还要照顾重要承包商的生产能力。

降低成本与提高效率不是一回事。花钱少，生产率可能会很低，而且在应对紧急情况时，可能会缺少必要的管理灵活性。国会的典型做法是每年拨款一次。如果国会想削减费用，或下令让国防部减少预算申请，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减少当年飞机、战舰或者导弹的购买数量，而不减少武器购买的总量。这种措施的结果是，由于制造厂放弃大规模生产带来的经济效益，单件武器的费用反而增加了。[23]正如福克斯所说（这也正是许多批评家不能理解的地方），每年，典型武器的采购面临的问题一般不是预算超支，而是拨款不足。[24]认识到这一点以后，帕卡德委员会提倡以两年为预算周期。

缩减费用和杜绝欺骗行为并不等同于提高效率。毫无疑问，在武器采购过程中，会出现费用过高或欺骗行为，但只有消灭浪费和欺骗行为的花费大于由此产生的节余时，生产效率才能提高。据我所知，没有人系统计算过监察人员、规章制度和审计人员的监督能为项目造成多少节余，然后审慎考虑这些检查和复审是否值当。一些迹象表明检查大多是得不偿失的。例如，某部队按不得不花费5400美元为价值为1.1万美元的备件举行公开竞标。竞标花费了5400美元和160天，而部队换来的只是节约了100美元。总之，在任何部门，无论是政府的还是私营的，都有一个可以接受的浪费标准，低于这个标准，节余价值少于创造节余的花费。[25]

武器采购制度必须服务于国会定下的一些“社会”目标。它必须支持小企业，为它们提供机会，尽可能地购买美国产品，改造囚犯，为残疾人提供就业机会，同时保护环境，维持“适当的”工资水平（见第七章）。如此看来，可以减少采购过程中所必须承担的部分或全部社会义务来缩减费用；狭义地说，这将提高效率。但哪一个利益集团会因为效率而牺牲其最热衷的公共事业呢？如果没有人自愿做出牺牲，那么谁能让国会以多数票决议迫使人们做出牺牲呢？

在计划购买武器时，还应照顾到主要武器制造商的生产能力。实际上，导弹、军用飞机和军舰并不存在买方市场，因为一般只有一个买主（政府），所以专门为政府而设立的生产线除此之外别无用处。[26]像诺斯罗普、洛克希德、格鲁曼、麦道、巴思钢铁、马丁·玛丽埃塔这些公司和其他类似的厂家，如果没有连续不断的军火合同，它们就不可能维持下去，或者不会以现在的方式维持下去。为维持运营，这些公司的经理们会拼命争取每一个新的武器系统。即使五角大楼对这些企业的经济利益漠不关心，也不得不对它们的生产能力多加注意。因为如果这些公司的生产能力不复存在或被极大地削弱，一旦对新式飞机和军舰的需求增加，武装部队将不知所措。即使五角大楼不愿对这些公司负责，国会也会承担起这个责任；因为没有哪个国会议员会相信他被选为国会议员是来监督一个重要的武器制造厂破产的。

上述情况导致了学者所提出的“连续的必要”的出现：在旧合同将要完成时，政府会与每个主要武器供应商签订新合同。[27]如果大家都相信这一规则，就没有必要想象存在一个邪恶的“军事工业复合体”，在不断图谋生产新型武器了。武装部队需要新型武器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任务是保卫国家不受威胁（尽管很难确定是什么样的威胁），这是理所应当的；承包商需要他们是因为相信国家需要他们维持生产能力，这无可厚非；国会需要他们是因为议员们相信，他们担任议员是为了维护所在州和地区的繁荣昌盛，这也同样正确。

而当这些信念面对的现实是财力有限、预算需要被缩减时，几乎每个人都企图夸大收益，而有意对武器系统的成本轻描淡写。如果有人提出建议，要细致地规划每件武器的性能，并实事求是地计算成本，这种建议必然遭到否决。在整个过程中，没有哪位关键人物会认为他能够承担得了被否决的后果。

底线

面对这些激励因素和制约条件，武器采购部门的应对方法就是夸大益处，少报成本，经常更改计划书内容，并且制定一系列规章制度，旨在让人摸不着头脑以躲避批评和麻烦。官员们需要把具体的生产工作交给生产厂家，或授权给工作能力强的项目管理者（是否能以适当的成本生产出最好的武器决定了项目管理者的前途），而这个过程中也缺乏对官员们的激励措施。

即使有这么多问题存在，官僚体制竟还能发挥作用，实在令人吃惊。事实上，情况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好。兰德公司30多年来一直在研究武器采购的问题，其调查报告提供了一些鼓舞人心的消息（报告跳过了大多数有关锤子和咖啡壶的新闻）——体制在运作过程中不断完善。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到80年代中期，费用超支、进度拖沓、工作缺陷这些现象都有所减少。[28]武器生产的费用超支平均少于民用工程（如高速公路、供水工程和公共建筑）的费用超支。尽管美国官僚体制存在弊端，但依然奏效，且情况很显然好于许多欧洲国家。[29]

体制需要改进，但并不需要过多好的新点子、规章或部门改组。改进建议有不少，也尝试过自上而下的机构改革，但都没有多大成效，且体制已经被复杂的规章包围了。现在亟须改进的是对主要人员的奖励机制，但通常的做法还是“管理和改组”，我们下一章将会谈到这个。

专断统治

效率低下不是官僚机构存在的唯一问题，也不是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一个效率非常高的机构可能会非常可怕，动辄限制我们的自由，造成经济上的不公平，并有权剥夺我们的财富。但是，人们却经常抱怨官僚机构，说它办事不公、工作效率低下。

专断统治是指政府官员不经法律授权而行动，或是执法办事破坏正义。正义是指，第一，政府应该依据明文规定平等执法：在每小时30英里的限速区内，如果贝姬和鲍勃都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超速行驶，警察给了贝姬一张罚单，那么我们认为鲍勃也应该收到一张罚单。第二，正义要求政府在执法时特殊对待一些特殊需要和个别情境：如果贝姬超速行驶是因为她正在去医院分娩的路上，而鲍勃仅仅是为了取乐，我们认为警察应该处罚鲍勃而不应该处罚贝姬。正义，第一是指公正，第二是指对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显然，两种意义之间常常发生冲突。

我们希望减少政府官员在管理工作中的专断行为，美国宪法中的制衡设计就反映了这种希望。该希望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为保证社会自由和活力，效率低下只是一个小代价。国会监督、司法检查、利益集团的参与、媒体的调查、正规的程序，这些都用于监督行政部门的自由裁量权。对政府“工作效率低下”的希望为宪法条款赋予了生命力，这种说法并不夸张。

由此产生了两种重要的平衡。第一种平衡是由加强制约带来的，加强制约降低了一个机构的工作效率，但同时也减少了专断执法的现象。效率高的警察在逮捕罪犯时，可能不会向罪犯宣读有关他们的权利的条文，不允许他们请律师，或不按法院签发的保释令释放他们。效率高的建筑管理部门会根据需要签发建筑许可证，而不会坚持要求申请者先证明拟建的工程符合消防、安全、卫生、地质和防震标准。

第二种是两种管理方法之间的平衡，不那么专断的平等执法，以及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灵活执法。我们希望政府既能做到公正又能做到灵活。但是，我们越强化管理来保证公正（即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就使政府越难以做到灵活管理（即考虑特殊事件的特殊性）。

政府维持这些平衡反映了政治文化和管理机构之间的相互抗衡。最终两者会走向同一个结果：我们界定权利，按规章办事以保证对所有人一视同仁，若因此而降低工作效率，我们会存有遗憾，但也无计可施。为改善墨守成规的执法情况，我们应用新的管理方法——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对于要求平等和灵活执法两种法规相一致的问题，则暂时搁置一旁）。我们这样做是出于一种美好的愿望：做到公正同时又能体恤民情。公正要求我们一视同仁，体恤民情又使我们不得不区别对待；尽管现实中只能做到公正，但在法规中这两种情况都有所体现。对所有可能遇到的情况都制定法规，这样做是徒劳的。对此，赫伯特·考夫曼阐释为“同情是怎样造就繁文缛节的”。[30]

基层的办事自主权

我们最担心的是官僚机构在基层办事时的专断。在基层，官僚机构把我们作为个人而不是有组织的团体对待，它涉及与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方方面面：警察、学校、房屋检查员、精神病医院、福利事务所等。有这种担心很自然，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感到孤立无援，而政府似乎有无限的权力。我们希望官僚机构能平等地对待我们，并关心我们的特殊需求。为了妥善调和这些看起来互相矛盾的愿望，我们需要认真了解这些机构的工作任务。

首先，我们至少得回答下面两个问题：是什么原因促使一些特殊部门办事专断或不公正？在什么情况下法规的设计能够在付出合理代价的条件下减少执法不公正的现象？警察拘捕嫌疑人而没有任何理由就是执法不公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刑事司法体系的基本原则，但它尚不完善。因此，我们制定法律以规定在什么情况下才可以拘捕嫌疑人。

巡警与联邦调查局的拘捕方式不同。前者来到斗殴现场时，他们先要维持秩序并查明是谁引起的事端，谁先使用刀子。如果需要拘捕的话，则要进行长时间的、细致的但效果不明显的一系列调查——拜访受害者，调查目击者群众，询问涉嫌者。而这些调查都是在监督人不在场的情况下于大街上进行的，还要根据不完整又存在争议的陈述做出判断。其调查就是为了判断谁的行为、态度和表现使他们看起来做出了犯罪行为。在判断过程中，我们要求警察不应“一视同仁”，而是对不同的人区别对待。比如，年轻人、男人和熟人比之老年人、女人和陌生人更可能打架斗殴，如果他们连这一点都无法判断，工作就很难进行下去。这些虽出于经验，却很重要。因为要想根据法规来预先规定应该阻止谁、询问谁和调查谁，无疑会困难重重。如果法规设定一些标准，比如，告诉警官们在何种情况下可以阻止事态的发展，询问有关人员、调查群众，很显然法规就会异常烦琐、永远不完善甚至前后矛盾。想认真办案的警官会无视这些法规，想避免麻烦的警官会把这些法规当作偷懒的借口，还有一些警官试图在领会这些法规的过程中发泄他们遭受挫折后的情绪。其他许多民主国家所制定的有关依法拘捕的法律与美国法律相比区别不大，但它们中几乎没有法规规定了警官除拘捕以外（或准备拘捕时）具体应该怎样做。与其他国家的同僚相比，在根据推断和自主权扩充法规内容这一方面，我们做得更多。

联邦调查局特工的处境则完全不同。他们是侦探，不是巡警；他们的工作是“解决犯罪问题”而不是“控制局势”或“维持秩序”。除非在特殊情况下，否则他们不会介入酒吧或家庭纠纷。他们通常在罪案发生后到达现场，在准备拘捕时几乎都已得到逮捕令，这种授权意味着第三诉讼当事人——法官——认为已经具备法律规定的逮捕条件。因为任务与巡警不同，联邦调查局特工很少抱怨这些法规的限制，而且公众通常不会指责他们实施拘捕时有专断或不公正的行为。[31]

监狱管理人员对专断统治有自己的理解。得克萨斯州惩教署在过去20年里，向每个狱警和犯人发放一本法律册子，虽然这本册子很薄且内容简单，但仍必须不折不扣地按照上面的条文来管理犯人。[32]相比之下，密歇根州惩教署制定了3卷厚厚的法律条文，囊括了监狱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个人财物（达6页之长）到犯人的各种组织活动。但是，这些法规始终得不到贯彻执行，而狱警也不必彻底执行：因为法规让他们“不要对每一项法规的违反行为”都给予处罚。[33]

约翰·迪伊乌里奥解释了这些不同现象的原因。得克萨斯州的官员认为，对犯人的生活进行严格限制是为了维持监狱的秩序和保障安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法规必须对犯人的行为做出明确的规定，简明扼要（否则这些法规很难得到贯彻落实），而且要严格执行（否则犯人就会认为可以藐视这些法规）。如果监狱里的秩序得到了保证，执行计划和提供服务也就有了可能。而密歇根州的官员认为，对犯人的生活进行严格限制是为了督促犯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为达到这一目的，法规必须对犯人的权利做出明确的规定，这些规定的内容要详细全面（因为权利很难被简单概括），而且要灵活地执行（因为规定产生的结果不应与预想的背道而驰）。若如此能让犯人进行自我管理，自然就会秩序井然。在得克萨斯，“专断统治”是指前后不一致地、不公正地执法；在密歇根，则是指不能督促犯人进行自我管理。迪伊乌里奥认为得克萨斯官员的做法是正确的，密歇根官员的做法是错误的。直到得克萨斯的监狱管理体系衰败之前，该地的囚犯一直被公正地对待（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受到看守或其他囚犯的凌辱），而密歇根的囚犯则受到了不公正对待（即使没有受到看守的凌辱，也会受到其他囚犯的凌辱）。

巡警属于解决型组织，他们的自由裁量权不易受到强制性规章的限制，因为过于依赖规章会造成消极怠工或阳奉阴违。[34]要解决专断的问题，必须依靠有效的管理，尤其是士官和低级军官这些身居一线的主管。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属于工艺型组织，其工作成果相对而言易于评估，因此，即使他们的日常工作难以被观察和控制，他们仍可以对工作结果负责。如果规章能对令人满意的工作结果进行定义，那么就可以用规章来限制自主权。监狱看守则属于程序型组织，其日常工作很容易被观察到，但其工作成果（起码就囚犯的长期行为而言）则很难被观察到。因此，管理人员非常想制定出一种反映人类行为理论的程序（规章），但他们只遵从那些看似符合长远利益的理论，却忽视了（和密歇根一样的例子）这种未经检验的理论会造成的明显的短期损失。

领导层的自主权

一些利益集团也抱怨专断，尤其是当他们与管理机构打交道的时候。这些机构要么没有明确的规章（今天实行的政策不知道明天是否仍然有效），要么就是规章太明确苛求，以至于利益集团没有自由的空间去做些调整以适应经济或技术上的需要。

管理机构不行使自主权，并不是因为其工作不易被观察到或其委托人分量不够，而是因为这些机构及其立法支持者对什么是好的政策有自己的看法。在管理机构成立数十年以后，进步人士认为，好的决策源自对中立的专家进行授权，让他们根据科学认定的事实和广泛接受的准则做出决定。[35]这些“原则”通常表意不清，但没有人会因认为它们没有意义而认为它们是错的。为了“公众利益、便利和需要”，联邦通信委员会受命颁发广播许可证。民用航空局（现已不存在）向航空公司颁发许可证时也使用了类似的“标准”。司法部的反垄断司负责实施《谢尔曼法》，该法宣布“联合限制贸易”行为非法。

有些法规条文含义模糊不清，将由“专家”为其补充具体内容。但是，专家的观点并非一成不变，而且有些专家实际上是屈从于利益集团势力的政客，或有极强党派倾向的理论家。在没有建立统一标准的情况下，这就为各种利益集团追逐自己的利益创造了机会。

人们可以假定，管理机构注意到了解决棘手问题时由标准的空洞所导致的混乱。于是就会试图制订并颁布清晰的政策，来给他们的委托人那些立法机构不能给予的保证。但事实并非如此，大部分模棱两可的监管机构并没有阐明它们的政策。我推测这是因为这些机构同意米歇尔·克罗泽的观点：不确定性就是权力。[36]如果甲方需要得到乙方的某种东西，但无法预测乙方的行为，那么乙方就对甲方拥有控制权。在极端情况下，我们会千方百计地去讨好一个握有对我们的生杀大权的疯子，因为我们无法预料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

联邦通信委员会不是疯子，但是它知道，因为不确定委员会会怎样处置一次有争议的广播，广播电台通常会将其取消，而不愿触怒它并承担未知的风险。尽管明文禁止委员会控制节目内容，但上述事情仍会发生。[37]因为联邦通信委员会每隔几年都要决定是否更换广播许可证，它对广播电台有着生死攸关的控制权。如果委员会搞得广播电台迷惑不解，让它们弄不清什么因素会影响更换许可证（也就是说，委员会不把明确全面的政策落实到书面），那么广播电台就只能提心吊胆，小心翼翼地看委员会或其工作人员的脸色行事。

不要以为管理机构没有察觉到模棱两可的政策会带来权力。后来成为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阿贝·福塔斯（Abe Fortas）于1937年就“证券交易委员会应该如何行事”写道：

除非委员会主席拥有有效的可与人讨价还价的权力，否则他什么也做不了。他可以通过批准一些要求或帮别人的忙来改变别人的行为……例如，别人可能会请他利用职权使（一种新证券）注册日期尽快生效。如果注册人非常急迫，那么就很可能达成一项交易。为了回报这位官员，注册人就会以这位主席的标准来调整自己的做法。[38]

如果你不觉得上述双方的谈判有什么不对，就重新读一遍这段话，并把“主席”换成“警官”，“注册人”换成“公民”，“注册日期的生效”换成“抗议集会的权利”。

我们将在下一章中探讨管理机构和国会是如何改变对行政自主权价值的看法的，就像立法机关和法院改变了对警察自主权价值的看法一样。两者都担心专断和规章的平衡开始让位于自主权。但警察和监狱的案例告诉我们，要预知规章在什么情况下才会有效，或者什么样的规章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并非易事。在第十六章及其他章节中出现的现象将会在第十八章中找到证据：在这个国家，我们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偏执——依靠规则解决问题。

小结

我们很难定义低效和专断，或对二者进行衡量。狭义的低效（即一个机构为达到其主要工作目标而过度使用资源）可能非常普遍，但是广义的低效（即从完成全部目标的角度出发，看待过度使用资源，包括制约因素）可能并不常见。为了评估一个政府机构的效率，人们必须先判断它在工作中所受制约因素的价值；为了提高效率，人们必须决定愿意牺牲哪种制约因素。回答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问自己：我们愿不愿意提供与私有企业相同的产品和服务。我们将在第十九章中探讨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决定保留一些重要的制约因素，那么就应该清楚保留它们的代价。大多数官僚受制约因素的影响比受目标的影响更大，代价主要来源于此。制约因素在初期就开始起作用：从第一天开始，你就知道什么会使你陷入困境。而目标则是在后期才起作用（如果目标有影响的话）：假设（一个大胆的设想）你能阐明目标，或进一步证实其成就，你必须等着看目标是否能够实现。制约可以通过利益集团及其在国会、白宫、法院和新闻界的盟友得到强化，然而实现目标的想法却没有被进一步强化，因为领导人总能找出一些理由来解释失败，这些理由通常是主观控制不了的因素。制约会消解管理权力；每一项制约都是由组织机构中那些有权说“不”的人代表的。而目标，如果它们存在而且可能达到，则是巩固管理权的基础；一个明确且可以达到的目标为一个人提供了说“同意”的机会。

机构在完成目标与遵守制约之间进行妥协时，会存在一些软肋；机构不同，软肋也有所不同。目标明确且可实现的生产型机构更容易从经济效益的角度进行评估，因而为任意制约因素付出的代价也更容易估算。解决型和程序型机构则不可能按经济效益来衡量其价值，因此也很难估算制约因素的代价。工艺型机构的情况比较复杂，因为我们可以轻易地看到它们的工作结果，所以其目标的完成情况也一目了然。但我们难以观察它们的工作过程，也正因如此，我们会误以为可以随意修改工作程序而不必付出任何代价。

用效率来评估社会保障总署和邮政总局的价值并不困难，尽管邮政总局要更难判断一些，因为我们希望邮政总局提供一系列局部矛盾的服务。国务院和公立学校则不可能用效率来衡量其价值，因此我们常常设立了更多的制约因素，而没有意识到将会为此付出代价。警察或陆军工程兵团的价值可以被衡量，但仅仅是在窃贼被抓到，大桥完工之后。但如果修改程序，我们并不能预知修改会对结果产生什么影响。对监狱的评估可以基于其消耗的资源和收到的投诉。但一般说来，资源或投诉的变化是否会影响安全保障、罪犯改造或监狱威慑力，我们无法确定。

专断是指办事没有合法授权，或有授权，但用不同方式处理同样的问题，和以相同的方式处理不同问题。判定何为“同类案件”是问题的核心。监狱需要规章，但规章应该为什么服务呢？——监禁？安全？自治？改造？管理机构制订规则，但在什么情况下，管理机构制定的规章应该明确且全面，而不是含糊而又不完整呢？下一章的内容虽然不能回答所有这些问题，但它将展示美国人是如何尽力使用这些规章的，并将讨论以规章为导向的官僚机构存在的问题。

[1] New York Times，21 November 1986，p.B1

[2] James Q.Wilson，“The Bureaucracy Problem，” Public Interest 6（Winter 1967）：3-9.

[3] New York Times，21 November 1986，p.B1.

[4] Herbert Kaufman，Red Tape（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77），29.

[5] President’s Private Sector Survey on Cost Control，War on Waste（New York：Macmillan，1984）. Known as the Grace Commission，after its chairman，J.Peter Grace.

[6]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and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Analysis of the Grace Commission’s Major Proposals for Cost Control（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84）.

[7]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and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Analysis of the Grace Commission’s Major Proposals for Cost Control（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84），9.

[8] 事情是这样的：海军订了一批维修设备，包括一个便宜的锤子，其他都是非常昂贵的测试设备。根据当时实行的会计规则，供应商可以把成本平均分配到每个设备上去。与计算每个设备各花多少钱相比，这样做更简单。结果，账单上锤子的价格就高达435美元。当海员打开包裹后，他看到账单，又不太明白平均分配，就打电话给国会议员，震惊世人的事件就是这样发生的。参见James Fairhall，“The Case for the $435 Hammer，” Washington Monthly（January 1987）：47-52。咖啡壶也不是3000美元，花这些钱是为了雇人给300多名士兵在C-5A上煮咖啡的。商用飞机通常也付这么多钱给在大型喷气式飞机上供应咖啡的人。参见J.Ronald Fox，The Defense Management Challenge（Boston：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1988），31。

[9] President’s Blue Ribbon Commission on Defense Management，A Quest for Excellence：The Final Report（June 1986），46-47. Known as the Packard Commission after its chairman，David Packard.

[10] J.Ronald Fox（with James L.Field），The Defense Management Challenge：Weapons Acquisition（Boston：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1988），161-63.

[11]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Can the United States Major Weapon Systems Acquisition Process Keep Pace with the Conventional Arms Threat Posed by the USSR？Report GAO/PSAD/GP（May 27，1980），56-57，as quoted in J.Ronald Fox（with James L.Field），The Defense Management Challenge：Weapons Acquisition（Boston：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1988），162.

[12]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Can the United States Major Weapon Systems Acquisition Process Keep Pace with the Conventional Arms Threat Posed by the USSR？Report GAO/PSAD/GP（May 27，1980），56-57，as quoted in J.Ronald Fox（with James L.Field），The Defense Management Challenge：Weapons Acquisition（Boston：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1988），162. The book by Fox is only the latest in a series of at least twelve major studies of weapons acquisitions procedures beginning in 1962. The analysis and conclusions of each are broadly similar. For a list of these studies，see J.Ronald Fox（with James L.Field），The Defense Management Challenge：Weapons Acquisition（Boston：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1988），41.

[13] J.Ronald Fox（with James L.Field），The Defense Management Challenge：Weapons Acquisition（Boston：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1988），164-68，271-97.

[14] J.Ronald Fox（with James L.Field），The Defense Management Challenge：Weapons Acquisition（Boston：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1988），45.

[15] J.Ronald Fox（with James L.Field），The Defense Management Challenge：Weapons Acquisition（Boston：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1988），201.

[16] J.Ronald Fox（with James L.Field），The Defense Management Challenge：Weapons Acquisition（Boston：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1988），216-20.

[17]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DOD’s Defense Acquisition Improvement Program，Report GAO/NSIAD-86-184（July 1986），11，as quoted in J.Ronald Fox（with James L.Field），The Defense Management Challenge：Weapons Acquisition（Boston：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1988），180.

[18] J.Ronald Fox（with James L.Field），The Defense Management Challenge：Weapons Acquisition（Boston：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1988），28-29.

[19] J.Ronald Fox（with James L.Field），The Defense Management Challenge：Weapons Acquisition（Boston：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1988），251.

[20] Quoted in J.Ronald Fox（with James L.Field），The Defense Management Challenge：Weapons Acquisition（Boston：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1988），257.

[21] J.Ronald Fox（with James L.Field），The Defense Management Challenge：Weapons Acquisition（Boston：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1988），259.

[22] President’s Blue Ribbon Commission on Defense Management，A Quest for Excellence：Appendix（June 1986），168，174.

[23] 这种少花钱多办事的做法会提高单位成本，证据其实很明显。兰德公司的一项研究表明，购置率降低其实会增加单位成本。同时，CSIS的研究也发现，武器系统数量的变化很大程度上会提高成本。参见：Michael Rich and Edmund Dews，Improving the Military Acquisition Process，Report R-3373-AF/RC（Santa Monica，Calif.：Rand，1986），28；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U.S. Defense Acquisition：A Process in Trouble（Washington，D.C.：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1987），35。

[24] J.Ronald Fox（with James L.Field），The Defense Management Challenge：Weapons Acquisition（Boston：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1988），21.

[25] 这里有一个标准：为了阻止可能有欺诈行为的犯罪者，你也许希望花费比结余更多的钱来阻止潜在的欺诈犯罪者。好比一个保险公司宁愿花5万美元调查一宗涉及2.5万美元的欺诈性索赔——其实就是为了向投保人发出一个信号，即不要提交带有欺诈性的索赔。

[26] 当然也有售卖给外国政府的机会，但美国政府对此管控十分严格。

[27] James L.Kurth，“Aerospace Production Lines and American Defense Spending，” in Steven Rosen，ed.，Testing the Theory of the 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Lexington，Mass.：D.C.Heath/Lexington Books，1973），135-56.

[28] Michael Rich and Edmund Dews，Improving the Military Acquisition Process，Report R.3373-AF/RC（Santa Monica，Calif.：Rand，1986），4-17.

[29] Michael Rich and Edmund Dews，Improving the Military Acquisition Process，Report R.3373-AF/RC（Santa Monica，Calif.：Rand，1986），11，51.

[30] Herbert Kaufman，Red Tape（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77），30.

[31] James Q.Wilson，The Investigators：Managing FBI and Narcotics Agents（New York：Basic Books，1978），23-31.

[32] John J.Dilulio，Jr.，Governing Prisons（New York：Free Press，1987），104-9.

[33] John J.Dilulio，Jr.，Governing Prisons（New York：Free Press，1987），118-27；quote on 120.

[34] Michael Lipsky，Street-Level Bureaucracy（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80），201.

[35] James M.Landis，The Administrative Process（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38）. See also the splendid analysis of Landis in Thomas K.McCraw，Prophets of Regulati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chaps. 5 and 6.

[36] Michel Crozier，The Bureaucratic Phenomen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4），156-59，171-74.

[37] Federal Communications Act，15 U.S.Code 309.

[38] Quoted in James Q.Wilson，“The Dead Hand of Regulation，” Public Interest 25（Fall 1971）：50.

第十八章 规章制度

1967年2月8日，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部长罗伯特·H.韦弗（Robert H.Weaver）宣布，今后凡申请联邦资助建设的公共住房，都秉持先到先得的原则。身为黑人的韦弗颁布这样的规定，是为了回应民权组织（包括他领导过的一个组织）的指责，它们批评上述住宅区的管理人员实行或容忍种族隔离。

根据原来的规定，由运行住宅项目的城市机构授权，各住宅区的管理人员有极大的自主权来挑选房客。这种挑选自由再加上房客们的偏好，导致住宅区住的几乎全是白人或全是黑人。例如在波士顿，有25个为低收入人群建造的公共住宅区，其中13个住宅区的白人占96%以上，2个住宅区全是黑人，其余住宅区要么这个，要么那个族群占据主导地位。邻里关系并不能完全解释这种现象。米欣山住宅区的住户全是白人，而一街之隔的米欣山扩充区则有80%的住户是黑人。[1]

韦弗的先到先得原则以“1-2-3规则”而闻名。它是这样运作的：按住房申请日期、对住房的需求程度及家庭的大小对申请家庭进行排列。一旦有了空房，就给名单上的第一个家庭。如果空房不止一套，就先拿出最好的一套供排名第一的家庭选择，如该家庭不愿意住这套，可再提供另一套，然后是第三套。如果三套住房都被拒绝，这个家庭就会被排到名单末尾，顺次向下一个家庭提供住房。[2]韦弗的原则以规则代替了自主权，是政府防止自主权滥用的典型做法。

八年后，一批房客起诉波士顿住房管理局。房屋法庭的法官认为，住房的分配方式延续了种族隔离的传统，这一裁决在住房和城市发展部1976年的一份报告中得到了证实。[3]哪里出了问题？在波士顿执行了（尽管不情不愿）联邦法规明确规定的禁止在分配住房时掺杂种族因素这一政策以后，歧视性分配为什么还能持续这么长时间？

乔恩·派努斯（Jon Pynoos）[4]和杰弗里·M.普罗塔斯[5]对此情况做了研究，其结果指向规章制度作为制约官僚自主权手段的局限性。首先“1-2-3规则”考虑了三个标准：日期、需求及家庭的大小。要根据这些标准对申请家庭进行排序，就要决定如何衡量“需求”，然后决定需求与另外两个因素相比该占多大比重。对需求的评估必然是主观的。此外，最需要住房的家庭几乎都刚刚登上待分配名单。例如，一些家庭因住房在头天晚上被烧毁而住到了街上，一些家庭有住房但已在名单上等待数月，前者显然比后者更需要住房。其次，规定通常并不能帮申请者拿到最想要的住房。申请者想住“最好的”住宅区，但这些住宅区一般很少有空房。而那些犯罪率最高、街面最脏、涂鸦最多、最差的住宅区空房最多，申请者宁可被排到分配名单的末尾也不愿意住进去。环境差的住宅区里面住的通常全是黑人，几乎没有哪个家庭愿意入住，尤其是白人家庭，所以这些住宅区依旧保持全黑人化的趋向。第三，规定与激励管理人员的因素相矛盾。管辖区内的房客也向房管部门施加压力：将吸毒者、妓女、带着吵闹孩子的家庭等“坏分子”排除在外，并吸收“好分子”——如退休夫妇和老人。管理人员以各种方式屈从于这些压力，如向主管机构隐瞒现有空房，或设法拒绝某些房客的申请。[6]

规章制度与自主权

马克斯·韦伯说过，官僚机构最大的长处（也许是它固有的特征）就是形成制度化的方法将一般性的规定应用于具体事例，使政府的行为公平且可预测。[7]韦伯认为这种基于规定的管理极具优势，对此充满信心。西奥多·J.洛伊（Theodore J.Lowi）也这样认为，他批评现代美国州级行政体系中的行政自主权，它导致利益集团支配州政府，削弱了公众的控制力量，从而产生新的特权组织。[8]为恢复民主责任制，他呼吁以他提出的“司法民主”取代行政自主权：官僚机构根据明确的法律进行管理；如无法实现，则根据机构自己制定的明确规定进行管理。[9]规定明确，管理就有条不紊。劳伦斯·弗里德曼（Lawrence Friedman）论述道，对福利与公共住房计划来说，尤其应该严格按规定管理，因为它涉及在公平的基础上对资源进行简单的分配。[10]

规章能防止并纠正政府的失误，这一观念出现已久且根深蒂固。亚里士多德说：“寻求公正就是寻求中立的权力；法律就是中立的权力。”[11]伊丽莎白时代的法官爱德华·科克爵士（Sir Edward Coke）采纳了这一观点，保护议会权力免受国王侵犯。[12]约翰·洛克认为，在一个政治社会中，自由的本质在于要有“长期实施的规则，生活中可以遵循，对每个人有同样的约束力……并且不受任何人易变的、模糊的、武断的意志影响”。[13]在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中，“法律平等地保护每一个人”的思想体现了这种洛克式的观点。

相比之下，欧洲大陆并不那么赞同这一观点。与美国革命不同，法国大革命是为了建立主权在民的政府，而不是为了限制政府权力。美国人不信任当权者，为防止权力滥用，他们用宪法制衡和法律条款来限制当权者。法国革命者及其后继者则不惧怕权力，他们只是不信任当时行使权力的人——国王和他的部下。法国或后来的瑞典几乎没有人想限制政府的权力，他们想要属于人民的政府。人民应全面统治，所以，一度为君主所拥有的统治权应完整地转移到他们手中。正如第十六章所说，这些仍在发挥作用的观点解释了为什么规章制度对欧洲政府的限制比对美国小。

美国人有时会暂时放下对行政自主权的恐惧和对规章的执着。在新政时期，几个管理部门，如证券交易委员会、全国劳资关系委员会和联邦通信委员会，被赋予了极大的权力，并可以灵活掌握规则。但过了这段时间我们就回到了天生的状态，我们坚持用法律约束每个新建机构的权力（如环境保护局）。对于现有机构来说，如果不能明确界定它们的权力，起码可对其进行司法审查。对规则的偏爱模糊了使规则奏效的环境的问题，很明显，貌似简单的规则没有解决波士顿房管局的问题。

可以看出，先到先得的规则存在缺陷，这些缺陷提醒我们公正可行的规则应当具有一些特性。第一，它应秉持公正原则办事，而房管局对不同申请人进行有区别的分配。所有的公寓都有所不同，比如面积、舒适度，最重要的还有位置。所有申请者也品性不一：有的遵纪守法，有的无法无天；有的循规蹈矩，有的桀骜不驯。第二，规则要做到有效，就应明确申请标准之间的权重。房管局没有做到这一点，实际上也不可能做到。在待分配的名单上，需求与时间之间常常相互矛盾，按照条文处理这一问题几乎不可能。第三，规则不能与激励管理者和至少部分申请人的因素相矛盾。无论是房管局的管理者还是住房申请人，都没有动力遵守规则。申请人宁愿牺牲舒适度，住进“好”住宅区，很少有人想取消住宅区的种族隔离。房管局想得到“好”住户，而不是麻烦多多的家庭。我们想切实地明确规则，但房管局的规则只是虚有其表。

规章制度与任务

若政府机构的工作和成果清晰可查，它就具备了按规则进行管理的部分条件，但不是全部条件。我已将此类机构称为生产型机构（见第九章）。社会保障总署负责老人和困难户的救济申请，其管理规定就非常详尽。这些规定似乎很有效，因为它的工作（处理救济申请）和成果（谁得到多少钱）显而易见，而且这些规定与救济申请的审核条件相一致，或者至少不相矛盾。规定和审核条件包括的参考因素是可比较的（特定年龄段和婚姻状况），而且无须涉及令人为难的折中（只要符合某些审核条件就能拿到钱，除非社会保障信托基金花光了）。同时，规则与工作人员固有的激励体制相一致（社会保障总署的服务精神就是鼓励雇员将钱交给每个符合条件的人）。

社会保障总署还管理着伤残保险项目。这方面规定的实施要复杂一些，因为伤残人士的定义比对老人或退休者的定义更加模糊。杰里·马修写了一本关于社会保障总署伤残项目管理的书，他在这部非常精彩的书中总结认为，尽管项目中的有些规定不甚明确，但执行得相当好。其中一个原因是，不论他们的经济状况如何，每个伤残人士都有权得到津贴；所以“伤残”的定义虽然模糊，却不必考虑更模糊不清的“需求”因素。此外，申请批复的工作流程也弥补了伤残的模糊规定。审核申请的工作人员在同事和上司的眼皮底下办公；申请全是书面的，无须仓促做出判断；审核决定可由质量监督人员复查；未通过审核的申请人可向行政法官提出申诉。[14]这种审慎的程序形成了基于共同的经验和共享的判断的伤残人士习惯法。[15]

各地方福利机构规定的实施过程更为困难，这些机构管理着针对抚养子女有困难的家庭的联邦援助计划。直到1988年被修改为止，这项计划授权各州补贴那些没有丈夫且带着孩子的贫穷妇女及健康但失业的父母。就这些标准制定详细规则非常困难。如何定义“健康”或“可以就业”的父母？如何衡量贫穷妇女“需要”多少钱？有些国家，如英国，并不按规定处理，而是授权福利工作者对申请人进行分析，自行批准补贴。[16]

在美国，我们不完全按照规定办事。有些规定中的模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负责实施的福利工作者就有相当大的自主权，他们可以凭借自主权以是否健康或可否就业为由，拒绝给予妇女救济。实际上，这种情况很少出现。20世纪60年代，在威斯康星研究福利管理的乔尔·汉德勒（Joel Handler），描述过福利工作者是如何使用规定的：他们主要考虑一些可以衡量的因素。汉德勒调查了6个县，问题主要涉及申请妇女的经济来源。[17]以调查收入的方式来落实规章制度：“你的经济来源匮乏到足以证明你有资格享受补贴吗？”如申请人通过了收入状况调查，剩下的审查与她的预算有关——她需要多少钱？用于何处？工作人员很少问及就业能力、婚姻计划或照看孩子等方面。虽然根据一项于1962年通过的法律，联邦政府试图让福利工作者向申请人提供“社会服务”，但他们并未提供。

如果福利工作者把补贴给了不合格的申请人，他们就会遇到麻烦。而只有经济上的不合格容易确定，所以工作人员执行的都是有关钱的规定，他们没什么兴趣弄清楚申请人如何生活，更不用说教申请人应该如何生活了。

如果福利和房管机构（弗里德曼认为两者执行规定应该清楚干脆）的规定都不能全面地指导工作人员，那就不难想象，在解决型、程序型或工艺型机构中全面实施规定有多困难了。比如警察，我们期待他们打击和消灭违反秩序的行为，但实际上不可能为违反秩序（或遵守秩序）的行为下定义。[18]警察吓到老妇人或为难钻石工匠的行为对少年儿童是有趣的，但对清洁工则是必需的。我们不可能制定明确规定指导警察打击和控制违法行为，这并不是说警察可以对违法行为不闻不问，但他们应该怎么做却永远存在争议。

再来看国会1975年通过的《全国残疾儿童教育法案》中的“规定”。它要求各州在一个指定的日期以前，对所有3～21岁的残疾少年儿童进行适当的免费教育。这一规定值得称道，可它使各州教育系统容纳学生的能力产生了问题。假如问题仅仅在于日程紧迫和财源匮乏，重大的管理问题是不会出现的。糟糕的是，这项法律未给各州政府在实施方法上的选择权；相反，它要求学校为每个合格的儿童制订“个人教育计划”，该计划规定了短期和年度教学目标，以及为此所要提供的服务。每个“个人教育计划”由孩子的老师、家长、残疾人教育方面的专家及其他“必要的”人员组成的小组共同制订。如果哪位家长不同意执行该计划，就为他召开一次法庭听证会。[19]公立学校的工作及成果都很难被观察到（更不用说测量了），它被迫遵守规定，对每个残疾儿童（并非正常儿童）实行以个人计划为基础的教育，这个个人计划可以通过法院得到修正和实行。

规章制度，如同思想，会产生行为结果。当法规与官僚机构的现实不符时，规则就会被破坏。在这种情况下，破坏的形式有两种。第一，一些连日常工作都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完成的老师不会将可能合格的儿童纳入特殊教育计划。即便老师的确把他们纳入了计划，教师做选择根据的不是哪个儿童最需要特殊教育，而且哪个儿童在教室里给教师制造的麻烦最多。第二，有些（并非所有）家长利用了他们参加法庭听证会的权利。大多数观察家认为，有能力的中产阶级父母比能力不足的低收入父母更能有效地利用法律制度。[20]

由于有了法律，今天我们为残疾儿童做的比以前更多，但并不能轻易地从个人教育计划的规定中推断出是怎样做到的。如果某些批评家的话是正确的，坚持用正式的、有法律效力的规则来规定教学工作已经导致公文和程序取代了服务及其效果。[21]我们不应吃惊，规则是指导行为过程的一般性陈述，而运用一般性陈述指导产生个性化的结果在表述上几乎是相互矛盾的。当个体情况不适于规则中的分类时，我们才按照个体情况改变行为。

规章最容易确定的官僚行为大都是常规行为，即那些经常性的、类似的、有固定模式的行为。在预付退休津贴时，社会保障总署按规定办事很容易，但在着手为伤残申请制订规定时，它则遇到了困难。相比之下，全国劳资关系委员会的规定就少了很多。马修写道：“无论是评论家的尖锐批评，还是法庭的敦促，都未使其相信它的每条含糊的、判决式的指导原则都能用规则详细列举或具体说明。”[22]联邦通信委员会曾长期抵制明确规定广播许可证的使用标准。全国劳资关系委员会和联邦通信委员会认为自己是半司法机构，裁决案件应当基于案件本身不同的特性。事实上，这两个机构的许多政策也许是可以成为规定的。联邦通信委员会做到了这一点，它最终对一个长期实行的惯例做出了规定：若无特殊原因，就按常规延续使用广播许可证。委员会像法庭一样抵制常规化，也许是因为它们对所面对的问题钻研至深，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方面。

规章制度与不被允许的后果

即便在官僚作风不那么常见以至于规则可以灵活变通的地方，一旦出现明显的可能导致不被允许的后果的风险时，我们则会坚持照章办事。原则上，没有理由阻止我们废除惩处杀人犯的法律，而建立一个接受杀人犯申诉的生命保护与改善委员会（Commission on Life Enhancement and Preservation，CLEP）。该委员会要考虑被害人的性格：他是懒散或尽职？正派或无法无天？可爱或可憎？以这种对被害人的评估为基础，加上成员的专业判断，生命保护与改善委员会裁定被害人是否应该送命；如不应该，那么就是裁定杀人者的做法是否合理。通过这样的程序赦免杀人者，我们将会看到官方发布的凶杀事件数量在减少，因为生命保护与改善委员会无疑会断定被害人中有许多人完全是罪有应得。

大多数人不赞同这样一项计划，生命如此宝贵，我们不愿将其托付给任何人，特别是让生命保护与改善委员会雇用的官员来决定生死。尽管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上少了一些人（也许很多）会更好。简而言之，犯错误的危险——在此例中，将可贵的生命裁决至一文不值——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不允许政府有任何自由裁量权。如果一个人杀了人要逃避惩罚，就一定要有特别的、可饶恕的理由（如自卫），而不能依据政府对死者生命价值的评估。

这个国家的法律造成的严重后果正成倍增长，数量之大无法计算。1938～1958年，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有权禁止任何药物的销售或散发，除非“通过足够的检验”证明它是安全的。1958年通过的一项法律规定，如果任何食品添加剂、食用色素或动物用药“检验后发现被人或动物摄取后会诱发癌症”，[23]就禁止销售或散发它们。这项法律被称为《德莱尼修正案》，因其发起人——来自纽约州的众议员德莱尼而得名。

《德莱尼修正案》暗示，除特殊情况外，我们不应吃任何试验动物在摄取后诱发了其癌症的东西。实质上，这意味着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被化学研究的进步绑架了：科学家检验致癌化学物质的能力每每增强，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就得将这些化学物（及包含它们的食物）从超级市场的货架上取下来。癌症是一个风险，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被告知，不论花费多大代价冒这样的风险都是不允许的。

1979年，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按此规定禁止在“低糖”产品中添加糖精一类的人工甜味剂，但它突然发现国会未兑现它所说的话——至少在这件事上。一位众议员回忆当时的场景道：“一片喧闹。”[24]即使科学家已发现在试验动物身上因大量使用糖精诱发了膀胱癌，消费者仍愿用它来减轻体重。面对公众的反抗，国会迅速通过一项法律，推迟（最后禁止了）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糖精禁令的执行。[25]但国会没有修改《德莱尼修正案》：作为规定，它（除某些微不足道的例外）不能被其他规则所替代。[26]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自始至终都认为它无法保证食物完全没有致癌因素。有位科学家发现食品添加剂使人在一生中患癌症的概率仅增加了大约十亿分之一。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寻找政治上可行且明智的规定来平衡风险与收益，但未取得多大成功。该机构一度提议，如果化学家在食品中发现的某物质的残留物不会以高于百万分之一的概率增加人们患癌的风险，那么就可以批准在动物身上使用这种物质。[27]但这项提议一直未核定。20世纪七八十年代，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被夹在消费者保护组织与工业集团之间，前者坚持除非能证明添加剂毫无危险，否则禁止使用，后者则提出如果添加剂的危险处于最低限度，就可以使用。卡特总统时期倾向于前者的观点，里根总统时期倾向于后者，但不论在哪个时期，食品和药物管理局都处在国会要其绝对执行《德莱尼修正案》的压力之下。癌症是公众恐惧的一个根源，因此也是政治压力的来源。它是除肥胖问题外，比其他更有效的压力。

哈维·萨波尔斯基将这一问题推广到健康议题上。不论是现实的还是想象中出现的新灾难，我们的政治制度对其都十分敏感。传媒靠报道死亡和灾害的故事而逐渐繁荣起来，它们游说各大组织，努力吸收成员击败对手，极尽夸张渲染之事。结果，政府机构会定期收到“绝对不能被破坏的规则”。1983年，卫生和公众服务部部长宣布，艾滋病现在是联邦政府“最优先考虑的健康问题”。萨波尔斯基注意到她的声明里忽略了“前不久，该部门还在强调控制吸烟、酒后驾车、吸毒及少女怀孕是最优先考虑的问题”。[28]当然，这些都是重要问题，但如果同时将每个问题都当成最重要的问题，政府机构会在汹涌而来的问题中步履蹒跚。

原本要保证效果的规章制度事实上保证了失败，这在环境保护法律条款中不乏其例。1972年的《水污染控制法》宣称要在1985年前治理好所有进入美国河道的污水。《清洁空气法》规定在1970～1975年减少90%一氧化碳和碳氢化物的排放量。但如R.谢普·梅尔尼克指出的，这些规定没有允许环境保护局将成本与可行性纳入考虑范围，进而导致工业界要求国会放宽限制，这反过来又导致环保主义者指责国会和环保局“倒向”了工业界。[29]我们怎样才能最好地保护环境这一核心问题，淹没在对“过分热心”或“怯懦的”政府的指责与反指责中。

美国比其他任何工业化民主国家都更依赖通过规则来对公权力的运用加以控制。我想原因不在于我们的政府官僚的类型，而在于官僚们工作的政治环境。我们不该抱怨政府机构有多墨守成规，而应责怪国会、法院及有效利用了二者的利益集团。

规章制度：得与失

在规章制度与自主权之间达到理想的平衡是一个长期性难题，这个问题如同其他人类价值观之间的矛盾一样，如自由与秩序、仁爱与纪律、变化与稳定，没有“客观的”解决方法。我们最多能使自己对按规定而非自主权进行管理的得失变得更加敏感。

如果规定明确清晰，政府机构能由此产生可见的成果：疗养医院必须装有灭火装置，旅馆必须安装烟雾报警器，奶制品不得含有多氯二苯，汽车必须安装防撞保险杠和方向盘。但是，规定不易使组织改进几乎观察不到的办事程序。疗养医院可能因安装了某种设备而更安全，但若没有称职的护士长，设备也不会正常运行。[30]尤金·巴达奇（Eugene Bardach）和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通过对国营和私营工厂检查的比较说明了这一点。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派来的检查员会按规定评估工厂的各个方面：通风设施、护栏及安全装置。与之相比，保险公司派来的负责评估企业的可保险性的检查员，还会评估企业管理的态度和方法：它的安全意识。[31]检查方式之间的区别是很重要的，正如约翰·门德洛夫所说的：“大部分工伤不是由违反标准（如规章制度）引起的，由检查员能检查出的违章引起的就更少了。”[32]

对于一个推崇谨慎的组织，规定可以促使它建立新部门、新程序及新标准。汽车公司必须遵守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的规定，假如此规定的唯一效果只是让公司惧怕检查人员，那么它就不会起什么作用。但为了应付检查人员，公司要雇用自己的工业安全专家，专家又会建立相关程序，对公司产生压力。这样一来，即使公司未被检查，其行为也会改变。[33]同时，规定也会增加书面工作量，改变人际关系，降低组织完成目标的能力及与检查人员合作的积极性。为检查军用飞机的制造是否符合政府规定，要填写数百磅重的表格来记录每架飞机的每一项工作性能——每一架飞机都有一套这种表格，而且必须保存20年。护士必须记录治疗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人事官员必须记录每个录用或晋升决定的理由，教师必须填写签到表、请假条、出勤记录、课本要求、备课方案、学生评语、试题单、种族和语言调查、免费午餐申请表、工作时间卡、郊游要求、特别需求评估和家长会报告等。[34]很少有人会看这些表格，它们无非就是巴达奇和卡根所说的“无罪宣言”。没有哪个飞机公司、值班护士、人事官员或教师会用这些表格承认他们的错误行为，所以政府检查人员也不会读它们。规定与表格之间的对立关系，常常刻画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35]

规定细化了必须满足的最低标准。当公共或私人组织的行为高于最低标准，这显然是有益的。但最低标准常常成为最高标准，阿尔文·古尔德纳在研究一家伪称为“通用石膏公司”的私营企业时首先注意到了这一点。假定公司要求工人们“完成一天的工作”，有些工人工作少于8小时，有些则长很多。现在如果公布了一条规定——“每人都要工作8小时”，并安装了设备（时钟）来监督执行。懒人现在也要干8小时了，但有工作热情的人可能不会再工作超过8小时。[36]巴达奇和卡根在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规定的实施中也观察到了这个问题：当工人或工会领导抱怨通风或照明系统时，公司会做出改善；此后，除非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的规定另有要求，公司不会再进行任何改进。[37]

要判断一项规则的实施是否收益大于代价，必须谨慎判断每个组织的特殊情况。换句话说，我们无法确定何时颁布一项规定才是最合适的时机。但本节所强调的矛盾至少让你意识到规则有其危险性，并对美国的政治体制保持警觉——它偏重于通过发布规则来解决官僚主义问题。在这样的偏见下，那些担心规则施行成本的人的声音，通常会淹没在关于未满足需求和官僚机构失效的争吵声中。

那些有才能的、富有进取心的人通常能找到办法使系统（哪怕充满规则）运转。尤其是在遵守规定仅仅被看作履行手续的时候：比如填写一张表格，检查一个箱子，或保存一份文件。教师、护士、警察和房管人员都能找到完成任务的方法，如果他们想这么做的话。

出现管理问题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聪明且富有进取心的工作人员在任何组织中都是少数，躲在规则背后的人多于能驾驭规则的人。对43个市政管理机构的58名执法人员的调查研究发现，训练最少、天赋最差的工作人员最有可能拘泥于规定，他们只会机械地执行规定而无视最重要的目标。[38]威廉·K.缪尔对一个大城市的警察局巡警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情况也大致如此。“好警察”是“街头政治家”，他们会根据大部分人的利益有选择地执行规定。对于同样的行为，他们有时不追究责任，有时却会逮捕嫌犯。不那么优秀的警察要么躲避街头骚乱与危险，要么机械地执行每条法律规定。[39]没人知道警察中善于驾驭规章制度的人与滥用或躲在其背后的人的比例，但这一比例恐怕不高。

第二，不论什么行为，只要它给机构领导人带来麻烦，就会给部门负责人带来麻烦；只要给部门负责人带来麻烦，就会给部门工作人员带来麻烦。如此一来，机构领导人强烈希望下属严格执行规定，因为违反规定会使他们陷入外部的政治困境。这意味着，就连那些聪明且富有进取心的工作人员也不会任意违反那些威胁到他们机构的规定，即使规定本身是愚蠢的。许多机构领导人不理解这一点。他们渴望转移或平息机构受到的批评，并认为所设计的任何用心阻止可能招致批评的行为发生的规章制度都是可行的。那些远离实际执行压力（或许也想讨好领导人）的直接下属向上司保证新规定会解决问题。但除非规章制度以一种有意义且可行的方式重新确定工作人员的核心任务，否则，它不过是又一条对完成任务的约束。（或者更生动的说法是：“又一块绊脚……石。”）

[1] May Hipshman，Public Housing at the Crossroads：The Boston Housing Authority（Boston：Citizens Housing and Planning Association，1967），as quoted in Jon Pynoos，Breaking the Rules：Bureaucracy and Reform in Public Housing（New York：Plenum，1986），15.

[2] Quoted in Jon Pynoos，Breaking the Rules：Bureaucracy and Reform in Public Housing（New York：Plenum，1986），28.

[3] Perez v.BHA，368 Mass.333，331 NE 2d 801（1975）. HUD report cited in Jon Pynoos，Breaking the Rules：Bureaucracy and Reform in Public Housing（New York：Plenum，1986），161.

[4] Jon Pynoos，Breaking the Rules：Bureaucracy and Reform in Public Housing（New York：Plenum，1986）.

[5] Jeffrey Manditch Prottas，People Processing（Lexington，Mass.；D.C.Heath/Lexington Books，1979），chap. 2.

[6] Jon Pynoos，Breaking the Rules：Bureaucracy and Reform in Public Housing（New York：Plenum，1986），chaps. 3，4，and 6，esp. 39-43，52-54，60，114，131；Jeffrey Manditch Prottas，People-Processing（Lexington，Mass.：D.C.Heath/Lexington Books，1979），chap. 2.

[7] Max Weber，Economy and Society，vol.3，ed.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New York：Bedminster Press，1968），958，973-75，979.

[8] Theodore J.Lowi，The End of Liberalism（New York：Norton，1969），85-93. Lowi’s views are criticized in David Lewis Schaefer，“Theodore J.Lowi and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 Administration and Society 19（1988）：371-98. There is a response by Lowi in the same issue.

[9] Theodore J.Lowi，The End of Liberalism（New York：Norton，1969），297-303.

[10] Lawrence Friedman，“Public Housing and the Poor，” California Law Review（May 1966）：687，as paraphrased in Jon Pynoos，Breaking the Rules：Bureaucracy and Reform in Public Housing（New York：Plenum，1986），3.

[11] Aristotle，Politics，trans. Ernest Barker（Oxford：Clarendon Press，1952），146. Of course Aristotle knew that laws could not “cover the whole of the ground” because “rules must be expressed in general terms，but actions are concerned with particulars.” Ibid.，148，73.

[12] Sir Edward Coke，The Reports of Sir Edward Coke，vol.4（London：Butterworth，1826），part 8，355-83.

[13] John Locke，Second Treatise of Civil Government，ed. Thomas I.Cook（New York：Hafner，1956），132.

[14] Jerry L.Mashaw，Bureaucratic Justice（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5），220-22；see also 17-19，41-42，65-66.

[15] 马修或许言之过早。里根总统认为社会保障总署对伤残人士的补贴申请过于慷慨，其对“伤残人士”定义模糊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并打击了机构的士气和工作效率。社会保障总署关于伤残补贴申请的“习惯法”被推翻，在努力适应更强硬的新政策中，该机构冲突与混乱不断。（New York Times，January 8，1989.）

[16] Joel F.Handler and Ellen Jane Hollingsworth，The “Deserving Poor”：A Study of Welfare Administration（Chicago：Markham，1971），209-10；and Joel F.Handler，Protecting the Social Service Client（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9），121-23.

[17] Joel F.Handler and Ellen Jane Hollingsworth，The “Deserving Poor”：A Study of Welfare Administration（Chicago：Markham，1971），81，85.

[18] James Q.Wilson，Varieties of Police Behavior（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21-22.

[19] Richard A.Weatherly，Reforming Special Education（Cambridge，Mass.：MIT Press，1979），1-2.

[20] For example：Richard A.Weatherly，Reforming Special Education（Cambridge，Mass.：MIT Press，1979），10，60，125；William H.Clune and Mark H.Van Pelt，“A Political Method of Evaluating the Education for All Handicapped Children Act of 1975 and the Several Gaps of Gap Analysis，”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48（Winter 1985）：7-62；John C.Pittenger and Peter Kuriloff，“Educating the Handicapped：Reforming a Radical Law，” Public Interest 66（Winter 1982）：72-96.

[21] Clune and Van Pelt，“A Political Method.” See also Arthur E.Wise，Legislated Learning（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

[22] Jerry L.Mashaw，Bureaucratic Justice（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3），122；“NLRB Rulemaking：Political Reality versus Procedural Fairness，” Yale Law Journal 89（1980）：982；NLRB v.Wyman-Cordon Co.，394 U.S.759（1969）.

[23] Public Law 85-929.

[24] Congressional Quarterly，Inc.，Congress and the Nation，vol.5（Washington，D.C.：Congressional Quarterly Press，1981），612.

[25] Public Law 95-203；Public Law 96-273.

[26] 讽刺的是，后来的测试始终表明，另一种人工甜味剂环乙基氨基磺酸钠（甜蜜素）不会导致癌症，但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先前对它的禁令依然有效。参见Linda C. Cummings，“The Political Reality of Artificial Sweeteners，” in Harvey M. Sapolsky，ed.，Consuming Fears：The Politics of Product Risks（New York：Basic Books，1986），128。

[27] Richard M.Cooper，“Stretching Delaney Till It Breaks，” Regulation（November-December 1985）：13. Sec also Richard A.Merrill，“FDA’s Implementation of the Delaney Clause：Repudiation of Congressional Choice or Reasoned Adaptation to Scientific Progress？” Yale Journal on Regulation 5（1988）：1-88.

[28] Harvey M.Sapolsky，Consuming Fears：The Politics of Product Risks（New York：Basic Books，1986），191. The HHS secretary was Margaret Heckler as quoted in New York Times，27 July 1983.

[29] R.Shep Melnick，“Pollution Deadlines and the Coalition for Failure，” Public Interest 75（Spring 1984）：123-24.

[30] Eugene Bardach and Robert A.Kagan，Going by the Book：The Problem of Regulatory Unreasonableness（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82），99.

[31] Eugene Bardach and Robert A.Kagan，Going by the Book：The Problem of Regulatory Unreasonableness（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82），100.

[32] John Mendeloff，“Costs and Consequences：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Federal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Program，” Ph.D.dis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1977），as cited in Eugene Bardach and Robert A.Kagan，Going by the Book：The Problem of Regulatory Unreasonableness（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82），100-1.

[33] Eugene Bardach and Robert A.Kagan，Going by the Book：The Problem of Regulatory Unreasonableness（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82），96.

[34] Eugene Bardach and Robert A.Kagan，Going by the Book：The Problem of Regulatory Unreasonableness（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82），89-91，103.

[35] Eugene Bardach and Robert A.Kagan，Going by the Book：The Problem of Regulatory Unreasonableness（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82），109-16.

[36] Alvin W.Gouldner，Patterns of Industrial Bureaucracy（Glencoe，Ill.：The Free Press，1954），174-76.

[37] Eugene Bardach and Robert A.Kagan，Going by the Book：The Problem of Regulatory Unreasonableness（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82），107-8.

[38] Kathleen Kemp，“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Coercive Sanctions in Economic Regul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ymposium on Regulatory Policy，Houston，Texas（November 1979），as cited in Eugene Bardach and Robert A.Kagan，Going by the Book：The Problem of Regulatory Unreasonableness（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82），129.

[39] William K.Muir，Police：Street-Corner Politician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7），esp. chap. 4 and 208-13.

第十九章 市场

试着想出一个政府性行为现在或曾经没有被私营企业染指，或多或少地参与市场竞争的例子。这并不容易。我们都知道，私人企业与政府一样收集过垃圾，清扫过街道，经营过公共交通，管理过医院及开办过学校。甚至，私人保安机构的雇员比政府警察局的雇员还要多。到过国外的美国人都知道，许多国家的航空公司、电话系统、电力设施、电视台及各种服务业都归政府所有并由政府负责经营，而这些在美国大部分属于私营企业。不易发现的是，在一些州，连监狱都由私人经营。在历史上，私人银行曾经发行货币，战争中的国家甚至还雇用私人军队。

但是，也有许多例子不那么容易被看见。在美国，消防行业曾经全部由私人经营；丹麦的许多地方到今天也是这样。（私营的消防部门在美国正在恢复：一个公司在5个州里经营50个消防处。[1]）私人气象预报台也在与国家气象局竞争。私营企业被政府雇来管理医疗救济保险机构，培训失业者，为海军船只配备船员，并为国家机构提供监察员去核实苏联是否遵守中程核武器的限制条约。过去邮包几乎全是由美国邮政总局送到人们家里，而现在，大部分工作由UPS这样的私营邮递公司承担了。我们有由林务局和园林局管理的国家森林及公园，但我们也有由私人拥有并管理的公园。而且，一些环境专家认为，这些地方归私人所有会使环境变得更好。[2]在一些州里，人们正在通过立法让本质上是私立性质的法院运转起来，换言之就是法官和仲裁人可以被雇来处理案件。

关于私有化的争论越来越激烈，上述事例就产生于这一过程中。争论的焦点是：由私人组织来提供政府服务是否会比公共机构做得更好，这与政府在人民生活中应该充当角色的大小或征税多少的争论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建立一个这样的政府，它小而精，正合严格自由主义者之意，却完全通过公共机构办事；反过来说，我们也可以建立另一种形式的政府，它规模大、权力大、年收入可观，而且花钱雇用私人组织来办事。虽然许多私有化拥护者都是保守派，但也不总是这样。许多左翼政权，正在尝试让私人供应厂商代替国营供应厂商。原因很明显：它们在寻找克服官僚主义的办法。

E.S.萨瓦斯（E.S.Savas）极力提倡私有制，他这样描述集体行为：“集体行为的精髓……包含决策和筹资。”[3]当然，决策和花钱并非集体行为才能完成。对于什么样的决策必须由政府来做，经济理论已经阐述得非常清楚了。例如，很显然，强权政府必须迫使百姓为国防开支或净化大气的开支买单，市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道理很简单，每个人都从国防或清洁空气中受益，而单个的受益者不会自觉地支付这些开支，我们大家都在搭便车，即使个别人拒绝付钱，他们也不能被排除在这收益之外。[4]

然而，对于政府应该如何履行它的责任，经济理论（或任何其他理论）却没给我们太多指导。在做出有关防务或大气净化方面的决定后，什么样的组织机构最适合来完成它们？军火应该由政府直接生产还是由私人承包生产？大气净化标准是由政府发布指令强制执行，还是由私人机构相互起诉来完成？

如何定义“最优选择”无疑难上加难。经济学家评估企业时都使用效率指标，即在给定的资源条件下获得最大的产出——不管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企业。但是，正如第十七章所说，政府的工作成果非常复杂且存在争议。当目标很多又不明确的时候，我们很难说能否有效完成或全部完成这些目标。而且，政府的项目往往会对不同人产生不同的影响，可能部分人的收益或损失会大于另一些人。企业的决策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但经济学家们认为这是由消费倾向决定的。比如，某些人购买大一点的轿车或更精美的食品，只是因为他们愿意花更多的钱。而政府项目的花费来源于强制性的税收，所以人们期望项目所惠及的人能平等公正地受益（虽然人们对平等和公正看法不一）。通过给予一人一张选票，每个选区一名议员这样的政治体系来强化对“平等”和“公平”的需求，进而当政府分配某种利益时，它就会引导每个人都问：“为什么没有我的份？”市场里流通的是财富，却是不均匀分配的财富，而政治领域的通货是选票，是平均分配的选票。

我们期望政府机构负起责任，当然这责任和私人组织的不同。我们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读书，如果学校在某些方面不如人意，我们也许会抱怨校长，也许会参与学校的一些计划，但肯定别指望有权雇用和开除校长，也别指望通过投票来决定课程安排。如果我们的投诉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就会把孩子送到其他学校。然而，如果我们的孩子在公立学校就读，尤其是在美国，我们希望有权参与学校的活动，如落实政策、选举管理人员、分配预算以及制定规章（这是最重要的一点）等，而不管我们的参与和意见是多么无足轻重。我们坚持自己的公民权利，部分原因在于公共机构所花的钱取自我们，另一部分原因则在于这些机构往往是垄断性的，我们找不到与之抗衡的竞争者。有些人担心，私人机构执行公众认可的服务项目将会缩小政府对人民的责任范围，而不仅仅是会降低我们作为消费者的地位，以及我们作为公民的地位。

总之，人们认为一些政府工作由私人组织来承担是行不通的，有些指令只应由国家发布。人们这样认为的原因也许在于，大家都觉得“以人民的名义”所做的任何事都应当按照反映人民核心价值观的方式去做。例如，有谋杀案发生时，我们可以雇用私人机构来担任检察官、法官和死刑执行人。政府先制定了针对谋杀的法律和提供证据的规则，并支付审判和处罚的花费，而就案件进行的辩论、裁决以及裁决的实施可交由环球执法公司。许多人对此感到忧虑，觉得像宣判有罪或强制进行一项重大判决这样庄严的事情，应该由人民的直接代表或宣过誓的代表去做。

概括来说，至少有四项标准可以用来衡量私人组织承担公共事业的效果，分别是效率、公平、责任和权限。假定政府决定做某件事，那么承办的公共或私人机构是否会用代价最小、最公正和最负责的方法完成这件事？而且，承办方直接分享国家的权力，这样做的意义在哪里？

这四项标准并不是完全独立的。就效率一项来说，在政府部门就业会比在私营机构就业更有满足感（在政府办公的身份感或服务于政府的崇高感），所以他们的薪水有可能少于私营机构的工作人员。反过来，私营机构的管理者为了平衡自己缺失的身份感，可能要求获得比公共部门管理者更高的工资。同样的道理，许多警察认为，私人的保安警卫（他们被警察称为“出租警察”）不如宣过誓的警察，他们不愿意严厉地打击犯罪行为和承担风险，因为这些“出租警察”没有宣誓在任何危险情况下都要维护法律。如果这些假设成立，那么组织的“公共性”（即拥有的国家权力）与其效率之间就会相互影响。这些假设的真实性有待考察，它们可能会证明金钱比服务于政府的崇高感更能激励人们投入工作。

效率

前面几章至少阐明了一个问题，比起私营机构，政府部门更有可能工作效率低下，至少就完成主要目标而言是这样。这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在制定有效的行动方针上，政府官员比不上私营机构管理人员。政府官员既要完成中心或现行目标，还要兼顾一系列相关目标。如何权衡取舍，他们几乎无据可依。第二，在寻求有效的行动方案上，政府官员的驱动力不如私营机构的管理人员强。前者在工作的机构里没有所有权，用经济学家的话说，他们不是“剩余权益者”，不能将提高效率所获得的收益装进自己腰包。[5]第三，政府官员没有私营机构的管理人员那么大的权力，不可以按自己的意志高效地采取行动。立法机构一般不会把聘请解雇或筹集分配资金的权力交给政府部门的管理者。因此，即便当行政人员有能力、权力和驱动力去高效工作时，政府部门也不会表现得像私营机构那样好。

这种判断得到了事实的充分支持。1982年，经济学家托马斯·博查丁（Thomas Borcherding）与同事们对比了国家政府部门和私营机构的各类服务项目，并对这50个研究项目进行了总结。他们发现，50个案例中有40个表明私营机构比政府部门更有效率；有3个案例表明政府机构的项目成本小于私营机构；剩下的案例要么显示两者没有区别，要么结果模棱两可。[6]1987年，E.S.萨瓦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新的研究，结论还是如此。[7]例如，他们对比研究了美国、加拿大、瑞士及日本的公私垃圾收集业务，研究项目至少有14项，其中11项的结论表明私人收集垃圾比让政府来做更有效率；仅有1项的结论显示政府收集垃圾比私人来收成本更低（另外2项的结论是没有区别）。[8]研究还表明，在供水[9]、街道清扫[10]、船只保养[11]、房屋建造[12]、校车运营[13]以及铁轨维修[14]等方面，由私人经营比由政府经营成本要低得多。

私营机构的优势不仅仅体现在看得见摸得着的服务项目上。兰迪·罗斯（Randy Ross）仔细回顾了公立与私立精神病院的几项对比研究，其中大部分研究都没能把病人的特征和医院的服务质量作为控制变量，但有一项研究[15]发现，在威斯康星州，病人住在公立医院的每日花费远远高于住在该州类似的私立医院。[16]一份由美国总审计长递交给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报告指出，在孩子的看护成本方面，非营利机构（包括政府主办的在内）高于营利性日托中心。[17]

大卫·G.戴维斯（David G.Davies）对澳大利亚两家航空公司的经营效率进行了对比，这两家公司分别是——国有的跨澳航空公司（Trans Australian Airlines，TAA）和私营的澳大利亚安塞特航空公司（Ansett Australian Airlines）。他发现，尽管两家公司都受政府的严格管制、收费相同、员工工资大体一致，而且只能在一些无关大局的服务细节上进行竞争，但安塞特公司的效率（也就是说，使用更少的雇员完成给定数量的货物和旅客运送服务）远远高于跨澳航空公司。[18]

在丹麦，将近一半人享受福尔克私立消防公司的服务。丹麦政治学研究所的欧勒·P.克里斯汀森（Ole P.Kristensen）比较研究了公私两类消防部门，他发现政府消防队的人均成本几乎比福尔克高3倍。[19]

私营机构服务效率更高，但也存在例外，那就是医院和电力设施这两个重要领域。至少有两项研究发现，控股医院（即投资者所有）的收费和后续花费（指入院费或每天的费用）高于慈善（指私有但非营利）医院和公立医院。[20]这样的对比其实很困难，不同医院接收的病人不同，提供的服务质量也不同，迄今为止，大多数研究都无法彻底分析这些因素。为了排除服务质量不同带来的误差，有人比较了那些专门提供核医疗的医院——它们利用放射性同位素来诊治疾病。比较这种提供特定（假定它们属于同一类）医疗服务的医院时，人们发现控股医院的经营效率高于慈善医院和公立医院。[21]

而许多研究发现，同样生产1度电，国营电力公司的花费比私营公司的要少。[22]如果真是如此，我们想不通这是为什么。要对比研究的话很困难，因为大多数国营电力公司规模较小，[23]不用纳税，使用的大部分能源从私营机构中批发。而且，在节能和开发替代能源方面的投资上，国营电力公司都低于为类似社区服务的私营电力公司。[24]国营电力公司的经营有许多特殊之处，但其收费仍然较低，可能是因为政府（如市议会）对其提出了收费要求，并且参照周围私营电力公司的经营来衡量其业绩。

在大多数公共服务领域，私营机构的经营效率更高，这主要是三个因素造成的，分别是较低的劳动力成本、更有效的管理及更强的竞争能力。人们对固体废弃物回收业做了最广泛、详尽的比较研究，其中，E.S.萨瓦斯对纽约市的研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那里，政府机构（环卫局）收集居民区的垃圾，几家私营的货运公司收集商业区的垃圾。它们的服务对象虽然不一样，但各种差别带来的影响大抵相互抵消了。每个居民区的垃圾量平均起来少于商业区的（所以货运公司通常会在每个站点收到更多的垃圾），但是，居民区的垃圾堆放在路旁，而商业区的垃圾堆放在建筑物里（所以环卫局在每个站点花的时间较少）。而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劳动力成本，私营公司都远远低于政府机构。[25]

巴巴拉·史蒂文斯（Barbara Stevens）研究了八类政府服务项目，其研究结论虽与上面不一致但很相似。她发现，私营企业的雇主们付给工人的工资不比政府雇员的工资低，但能更合理地利用这些工人的劳动。为了缩短工人的假期、支付更少的养老金，私营企业更愿意雇用兼职工而非专职工。另外，她还发现，与政府机构相比，私营企业更可能建立激励制度以奖励管理人员的绩效提高，也更可能给予管理人员解雇下属的权力。[26]

私营企业的高效率来源于竞争。如果政府机构只与一家私企签订了某类长期的服务合同，造成了垄断，那么就别指望这家企业的效率能比政府机构更高。政府必须让企业警觉自己有被竞争对手取代的风险，认识不清这一点，就会干出把唯一提供公共交通服务的长效合同交给汽车公司的蠢事。[27]重要武器系统的采购效率难以提高，障碍之一就是武器设计的竞争虽然激烈，但生产上几乎不存在竞争。许多国防承包商所活动的市场并不存在真正的竞争。[28]

在特定情况下，即使是政府机构也可能在竞争中提高服务质量。在加利福尼亚，莱克伍德计划允许市政局自己选择——是自己来完成政府服务项目，还是从县级机构购买。例如，洛杉矶县警长就为县域内过半的城市提供执法服务。[29]这样一来，警长会积极地为自己提供的服务制定有竞争性的价格，并且高效地组织开展工作。不然的话，他服务的城市可能会选择自己组建警察局。斯蒂芬·梅海（Stephen Mehay）和劳多尔福·冈萨雷斯（Rodolfo Gonzalez）调查了加利福尼亚州各县的执法费用，其中有广泛使用莱克伍德计划的县和没有广泛使用的县，两人分析了这种准市场对执法费用的影响。把人口数量、犯罪率和其他社会因素的差别考虑在内，他们发现人均支出较低的是那些普遍签订服务合同的县警察局。[30]

签约使执法效果变得更好还是更糟，这一点还不清楚。梅海[31]对莱克伍德计划改善了执法服务这一观点持怀疑态度，分析的难点在于如何评价县警长的工作产出。巡逻是我提过的解决型组织的工作，在这样的组织里，成员的工作和成绩都难以被观察和评估。正因为如此，加州城市和县警长签的合同中只签订了投入（城市能分派到多少警官和巡逻车），而没有规定成果（控制犯罪及维持秩序的具体效果）。然而，难以界定产出并非就意味着契约制度毫无用处，那些签约城市评价它们得到的服务就和学生评价老师的方式一样：形成印象、做出判断并期望得到最好的服务。对于用契约外包公共服务的计划来说，关键不在于评估服务时提出的问题更容易解决了，而在于不管评估是靠主观或印象做出的，只要做出评估，签订合同的政府部门都可以自由选择承包商。

总之，只要有可相互替代的服务提供者供人民及政府选择，即使服务不可度量，这种竞争也可以提高服务满意度。私营机构也是如此，虽然私立中学和大学的教育质量不易评估，更无法测量，但我们能以任何理由（通过支付学费和提供资金）奖励那些看起来更为出色的学校。然而，政府机构力图获得自主权并将其维持下去（见第十章）的做法限制了这种选择机会。

公平

这与关于效率的讨论不同，我们没有明确的理论来预判政府和私营机构谁能更合理地分配产出和获得投入。我们这么说并不过分，但某些读者可能会很惊讶，他们认为政府比私人企业更公正是毫无疑问的，而他们为什么持这种观点我们无从知晓。私人企业追求利润，如果因为管理上的误判，它没把服务提供给愿意购买的人，或者拒绝雇用有能力的人，那么利润就会下降。种族主义并不是没有代价的。[32]过去的一个时期，美国许多州的道德甚至法律引导企业实行种族歧视，区别对待消费者和雇员，这些道德和法律使政府机构也实行歧视政策。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军队才开始吸收黑人，即便到后来，消除歧视的进程也很缓慢。如果黑人、妇女及其他群体不得不通过起诉和抗议的手段才能进入私营企业的话，那么他们必须使用同样的手段才能进入公立学校、警察局和消防队。而且，正如下一部分中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事实表明，政府不难引导（通过法律和条例）私营企业在聘用雇员时平等对待应聘者，但自己要做到却不容易。同样的情况应同样对待——政府对诸如此类的政治要求极度敏感，可这种要求根据的正是对平等的政治定义。美国政府曾经规定黑人的地位低于白人，而今天，其他许多国家规定某一种族、部落、宗教群体比别人更“平等”，进而获得更多的职位和利益。

政府虽然不再明确推行种族歧视政策，但公平一词的含义仍一度受政治左右。在第七章中我们看到，美国政府的采购规定要求特殊照顾小型企业、少数族裔开办的企业和国民开办的企业（这超出了公平对待，可以说是特殊对待）。被照顾的人群可能觉得很公平，可那些得不到照顾的企业会认为此举极不公平。

兰德公司的小查尔斯·沃尔夫对平等问题的看法很有见地，他提醒我们，政府赋予一些人替其他人做决定的权力，而权力可以用来做好事也可以做坏事，这取决于拥有权力的人。[33]在经济市场中，我们靠购买意愿分配物品和劳务；政治市场中的分配依靠法律和权势，而哪种模式的结果最公平并不是清晰可辨的。

以汽油的分配为例，按市场价格出售的汽油如果价格突然上涨，穷人（对他们来说汽油太贵了）就会减少开车的次数，而富人（他们不太在意涨价）不会。你也许觉得不公平，但比之什么显得不公平呢？还有一种办法，我们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定量配给汽油，给每个人发放等量配给券购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做法），或者限制油价，结果人们在为数不多的有油的加油站前排起了长队（20世纪70年代初石油禁运时期的做法）。这两种办法总会让一些人的受益大于其他人。定量配给有益于汽油需求量不大的人，却不利于需求量大的人，而且政治上有权势的人能得到（通过行贿受贿）额外的配给券。排队这种方式有利于那些时间充裕、通过小道消息知道哪些加油站有油的人，还有那些蛮横插队的人。金钱的分配可以是不平等的，而需求、影响、权势、时间以及侵犯行为又何尝不是因人而异呢？

如果按收费来享受一项重要服务，而享受服务的人群收入水平不相同，这就会产生是否平等的问题。但因此赞成由政府提供服务的话，理由并不充分，它充其量能说服政府对不平等的收入水平采取措施——办法就是通过税收体系进行收入再分配，或者通过发放收入补贴（以抵用券的形式）让穷人比没有补贴时负担得起更多的服务。

各种抵用券被广泛地用来加强人们获得公共服务的能力。每12个美国人中就有1个使用食品券（一种抵用券）来购买食物，每年全国这项开支总额接近110亿美元。[34]在《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的保护下，数百万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的退伍军人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凭证。从理论上说，政府可以自己建立并管理食品商店和大学来推行这些计划。而实际的做法是，政府让私营超级市场来分配食品，让私立与公立大学提供教育服务。

有些人可能认为医疗服务和医疗补助也属于抵用券手段。的确，受益者可以自由选择医生或医院，他们不必只到政府管理的医疗机构里获得医疗服务。但是，加里·布里奇（Gary Bridge）和其他一些人指出，这些医疗计划并不是真正的凭证手段，它们不能强烈刺激受益者到周围去购物。医生和医院的收费是固定的，病人找不到最便宜的医疗服务来让自己觉得省下了一笔钱。相反，食品券则可以刺激消费：如果你在某个商店里花1.5美元买了一种食品，而在其他店里要花2美元才能买到，那么你就省下了50美分，可以用来购买其他东西。[35]

总之，如果存在真正的市场，人们又比较了解提供服务的几个竞争者，抵用券制度就能够解决公共利益分配中的平等问题。

抵用券制度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以平等的方式实现公共目标，“试验性住房补贴计划”是检验这个问题的重要途径。该计划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目的是寻找更好的方法解决穷人住房问题。传统的做法是建造由政府所有并管理的公共住房，穷人可以搬进去住。另一种做法则是政府资助私人承包商为穷人建造低成本住房。两种做法都要求政府设计住房或对设计进行监督，且不能让受益者自由选择住址。政府承建的话，建造同样质量的房屋要比私人建筑商多花25%的钱，[36]而且一些政府机构不得不充当房东的角色去管理挤满穷人的住宅，还得承担“穷人工程”的骂名。上一章我们已经讲了一些由此引发的问题。若选择政府资助的话，它同样会陷进一场政治拉锯战之中，在哪个开发商应得到资助和资助的条件等问题上纠缠不休。一些愿意忍受复杂规章和苛刻条件而为政府主导的项目服务的开发商，结果被证明是投机分子——工程质量差，要价高。提供抵押贷款的人根本没有动力去监督工程的质量，因为是政府担保归还贷款，所以不存在风险。[37]

试验性住房补贴计划采取了不同的办法，它直接支付现金给贫困家庭，支付额度的计算方法是：房屋（足够居住）租金与1/4家庭总收入的差额。结果表明，平均支付给每个家庭的补贴大约为每月75美元。贫困家庭可以自由选择愿意居住的地方（条件是住在符合最低标准的单元住房里），并且可以把多于或少于家庭收入25%的钱花在房租上。如果花多了，差额自付；少花了，差额自留。美国各地有12个住宅区推行了这项计划（各自有一些细微变化）。

从大多数标准来看，这个计划是成功的。[38]住房补贴计划真正帮到了贫困家庭，比起传统的政府住房计划，他们更迅速地加入了该计划；虽然如此，加入计划的家庭不到符合条件的一半。虽然在某些社区中少数族裔很难找到住房，但总体上该计划代表了这些人的利益。与怀疑者的预测相反，这一计划并没有引起住房价格的上涨。出租的房屋应符合最低的居住标准——一般而言，这些标准是根据当地建筑与居住标准制定的——达不到这些标准的住房，房东务必要把它们装修完备。最重要的是，房租在每个家庭收入中的比重明显下降了。实行该计划之前，收入水平居中的家庭在房租上要花总收入的1/3到1/2；而实行该计划之后，只需不到1/4，有时甚至更少。参加这项计划的大多数家庭都没有换住宅区，即使换了，也是由次换好。

那么，为什么有些观察员，尤其是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观察员，仍然不满意这个计划的结果呢？原因在于，住房补贴计划没有带来“城市一举振兴”，[39]也没有大幅度提高穷人的住房质量。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希望穷人住进更好的房屋，而穷人希望在住房上少花钱。实行补贴计划，穷人们满意了，而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却没有达到目的。穷人的主要问题是缺钱，他们拿到住房补贴后，就不打算把收入过多地花在住房上；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主要问题则是人们的住房条件“不够好”，它希望那些领取住房补贴的人把全部补贴甚至更多的钱花在住房上。

本书读者不会惊讶于伯纳德·J.弗里登对此做出的总结，他说：

如果换个问题，寻找解决办法时就用不着屈从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传统使命了。住房和城市发展部有责任解决住房的一系列问题，并运用正确的手段来达到目的。……穷人并不优先考虑居住质量，而负责住房补贴计划的官员却很重视这一点。[40]

住房补贴计划表明，在由私人提供公共消费品的问题上，如何做到公平是模棱两可的。我们不仅想让每一个人都公平参与，而且想让他们用“正确的方式”去参与，这种“正确的方式”就是做那些我们认为对他们最有利的事情。我们想让穷人租住更好的房子，但只有钱没处花时，他们才会这么做。如果给他们可以租更好房子的钱，他们更愿意花在其他方面。当政府计划向家长们发放凭证（或对学费减税免税）来资助他们的孩子接受教育时，也会产生同样的问题。许多人担心家长们会把钱花在“不适当”的教育，比如教区学校、原教旨主义者办的学校、“新时代”学校或诸如此类的学校提供的教育上。私人提供公共服务，虽然可以通过很多方法做到平等，但几乎都要求我们遵从消费者的意愿，这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不情愿做的。

责任

责任问题是消费者偏好的反映。政府有权同意、反对或取消与私人企业签订合同，但如果我们想获得更多控制权，就会产生责任问题。这一点在签订防务合同上最明显：我们刚交代洛克希德公司或诺斯罗普公司造一种特用的飞机，就开始告诉它们怎么去造。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武器系统的生产方面，几乎所有与政府打交道的大企业都抱怨合同中规定的细节太多，政府的审计也侵入了企业内部。政府是以规章导向办事的，总是通过各种规章来管理自己的部门，所以，它经常用同样的办法来指点私人企业就不足为怪了。

这听起来像是对政府政策的一种变相指责，但我们不必将问题归咎于此。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类似于企业与市场的关系。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指出，通过市场交换的成本大于管理协调的成本时，就会有企业诞生。[41]他把这些成本称为交易成本，就是生产某种东西时，花在计划、协商、指导以及评估上的费用，是实际生产和劳务成本之外的成本。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摩擦力。[42]通用汽车公司可以通过签约让其他企业生产各种必需的零部件并装配汽车，也可以购买原材料和劳动力在自己的工厂里装配汽车，到底如何装配取决于每种方案的交易成本的大小。很显然，通用汽车公司认为，在自己的工厂里监督汽车装配要比监督其他企业和工人装配更省钱。大多数国内建筑商的观点正好相反，他们认为在建房时，根据具体需要来雇用木工和管道工并购买木料和管子，和专门组建一个公司并全程只用自己的雇员，前者更经济。

就我所知，交易成本的思想还没有被应用到政府活动中，但没有理由不应用它。一旦运用，我们会注意到一些有趣的问题，而通常它们可能被忽视了。例如，本章中有许多论据说服我们，政府最好雇用私人企业来管理街道清扫、日托服务、航空运输、船只维修、垃圾收集及公共汽车等行业，并允许私人企业提供住房给享受收入补贴（即凭证）的穷人。但是，同样的道理，为什么政府不向私人企业雇用外交代表或购买军事计划呢？我认为原因在于，政府人员内部完成这些工作要比从私人机构中购买更合算。有些政府行动是在不断变化的，这些变化通常很微妙且难以预测，它们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掌管（不同程度）。外交是对某个提议及其对立面进行建议、检验、推敲和再推敲的过程。我们在签订一份合同时，要事先安排好企业（外交公司）在各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做几乎不可能，就算有可能，操作起来也非常困难，因为连政府事先也不知道该做什么，政府的选择是在谈判过程中慢慢形成的。

对国务院和卫生部而言，一些工作若由政府完成，成本会超过直接购买，所以从市场购买服务是明智的。市政部门更是如此。加利福尼亚的拉米拉达市有4万多名居民，市政府的雇员却不足60名。政府的大部分活动是通过合同来管理的，其中有些是与县级机构签订的，但大多数是与私人企业签订的，这些私人企业提供的服务无所不包，从收集垃圾、管理公园、咨询到发展就业，甚至还有监察。[43]

为确保提供服务的市场供给者对政府买主负责，需要付出努力，而确保政府供给者对政府买主负责也需要付出努力，但前者可能要比后者付出的少一些。对于政府来说，管理私人企业要比管理公共部门更容易些。比如，美国政府决定增加船厂女性职员的比例，签了约的私营船厂要比海军部管理的船厂更服从决定。[44]政府管理机构敦促电力部门倡导用电者节约用电，并希望电力部门发展替代能源，在市场条件可以进行比较的情况下，私营电力机构比政府电力机构会做得更多。[45]多年来，对环境保护局来说，让私营能源生产者服从减少环境污染的指令，比让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服从容易得多。[46]正如在第十章看到的，政府机构享受的政治保护是大多数私营公司望尘莫及的。

部分来自没有考虑到这种交易成本的原因，人们希望通过政府管理、制订法规和公众参与的方式保证所有公共服务提供者尽职尽责。人们对把界线划在什么地方看法不一，但一旦要在某处划定了界线，就应当明确划定。

权威

然而，仅仅考虑交易成本还不能决定应该在哪里划定界线。正如本章开头提到的，对于一些特定工作，我们还是希望由政府来完成，这并非因为让政府来做比较经济有效，而是它本身彰显公共权力。有些工作属于主权性任务。

最近关于惩教机构的私营管理问题流行起来，热议虽是最近开始的，但观点存在已久。从前，私营监狱公司很常见，但因为腐败问题变得声名狼藉。狱卒们把为犯人提供衣食的资金揣进自己的腰包，并在应该约束和矫正的方面玩忽职守滥用权力。但是，公共看守主要取代的是成人监狱，私营的少管所仍然存在，甚至有所增加。不管是营利的还是非营利的私营组织，管理着众多重返社会训练中心、青年收容所和（理论上应该有的）治疗项目。据我所知，这些私营组织至少与公办同行们做得一样好。

最近，诸如美国惩教公司（Corrections Corporation of America，CCA）之类的私人惩教公司再次经营起成人监狱来。该公司曾试图管理整个田纳西州的监狱系统，但没能成功。我们对这些公司的效率还没有做过独立严谨的研究。不过，初步的资料显示，比起政府机构，这些公司能更合理节约地管理对安全措施要求较低的监狱。而且，在维持监狱的环境和形象上，它们并不逊色于大多数州立机构，甚至做得更好。[47]

假设私人管理监狱比政府来管理更有效，提供的条件也更好，那私人警卫在什么情况下才能使用武力（甚至是致命的）制服不守规矩的犯人呢？为了维持秩序，私人看守有没有权力像公立监狱看守那样，将犯人单独禁闭或控制犯人的释放日期作为维持这高墙内秩序的一种手段呢？假如一名犯人被判处死刑，对于让谁来行刑的问题，是政府官员（州政府指定的看守），还是被雇用的私人公司（管理高度警戒下的设有死囚牢房的监狱），我们在乎吗？不管做这些决策的人想得多么周到，我都怀疑他们会从经济角度考虑然后做出决定。

公立学校的例子

将市场化的管理引入公立学校这一建议产生了特殊的促进作用，导致私有化观念的产生，并引发了一系列问题。

人们态度明确地赞成建立教育市场。根据宪法，父母有为其子女选择学校的权利，可以选择送子女去私立学校而非公立学校，也有权根据公立学校的教学质量决定是否转校。但是，对于贫穷的父母来说，为选择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他们没钱支付私立学校的学费，也没钱购买附近高档住宅区的房屋，但通常只有这些地区才有好的公立学校（一些贫困家庭愿意做出巨大且必要的牺牲来抓住这些机会）。结果，这些地区的公立学校所提供的服务呈现出垄断性的特质。

任何组织，不管是政府的还是私人的，一旦具有垄断性，就会缺乏为客户提供他们期望得到的服务的动力。公立学校想克服这一点，其对策是让客户投票选举（在实行选举制的地方）学校董事会成员，并鼓励他们加入家长-教师协会或其他咨询团体，以此参与学校政策的制定。这种方法在小型组织中也许作用良好，因为在小型系统中，少数几个人表决或稍微讨论一下就能有很好的效果。但是，对于人口稠密的地区，这种方法没有太大价值。如果学校董事会成员是被指派而非经由选举产生的，且许多地方学校由一个庞大的中央官僚机构所管辖时，这种方法就价值不大了。小切斯特·E.芬恩（Chester E.Finn，Jr.）是美国教育部负责调研与改善事务的前助理部长，他这样描述大城市存在的问题：

今天，我们的教育体系无法做到激发或奖励学生，让他们拥抱企业精神、冒险精神、创新意识和反传统观念。责任与权力的分离导致做出关键决策的地方远离执行决策的地方。不论教学质量好坏，教师们的待遇都一样；无论情况如何，即使直接上司就在眼前，雇主也永远是“学校系统”所处的城市。成功不会受到奖励，失败也没有惩罚，除了天高皇帝远的全国委员会发出一些时断时续的警告，那些不好不坏的行为根本没有人在意。[48]

越来越多的观察员提议建立更广泛的教育市场，让家长们在教育上有更多的选择，并激励学校自我完善。方法之一就是像现在允许家长们任意选择私立学校（如果他们有钱）一样，允许他们任意选择公立学校，即所谓的开放注册。另外一种方法是，向家长们发放凭证，这种凭证与他们送子女进重点公立学校所需的费用等值，他们可以把凭证“花”在任何一所选好的学校上，不管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假设合适的学校都满足州立的最低标准）。凭证制度的一种变体是学费税收抵扣，如果家长选择私立学校，那么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返还他们曾为公立教育支付的税款。在这两种方法中，家长们都可以掏钱来解决凭证限额或贷款不足的问题。

对一些人来说，这种提议太过激进，许多教育机构甚至将其视为异端邪说。其实，我们已经在实行了，开放注册制度就是一例。在缅因州和佛蒙特州的许多镇上，家长们可以把子女送到任何经核定合格的公立或私立学校读书，镇政府会支付这个学校一笔学费，其数额是州内所有校区学费的平均值。[49]一些城市利用开放注册制度来平衡不同种族的学生。在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学校对所有孩子开放，只要最终结果符合州的种族平衡目标。[50]其他城市如波士顿，允许黑人家长把子女送到他们选好的郊区学校就读。

在荷兰和丹麦，想法相同的家长可以联合开办学校，而且只要达到最低教育标准，政府就会为其支付费用。在澳大利亚，如果送子女到私立学校，家长们可以凭借在私立学校的花费减免一笔学费税（也就是减少一定的联邦所得税）。[51]

加利福尼亚圣何塞市的阿拉姆洛克校区试行了凭证制度。他们本想检验一下这种凭证制度（给家长们分发凭证让他们自由选择送子女进任何学校）是否有效，但结果与最初的期望相去甚远。一开始，私立学校不被允许参加这项试验，即使后来可以参与但约束条件也非常严苛。由于家长有评价学校的权利，阿拉姆洛克校区的学校表现都不错，因此家长们转校的要求就不那么强烈，选择转学的学生很少，几乎没有人转去私立学校或其他公立学校。这次试验表明，转校生在学业上的表现并不比没有转学的学生好多少。[52]然而，尽管学生没发生变化，学校却变化了。权力分散了，教师的自主权更大了，一些教师在公立学校中建立了自己的“微型学校”。[53]

不管教育市场会对学生的阅读成绩造成什么影响，许多人都担心这样的教育是否能做到公平和负责任。

公平

“开放注册制度或凭证计划可能会加重种族隔离现象。”的确，在送子女到私立学校的家长中，富人多于穷人，我们不知道如果穷人通过凭证计划提升了购买力，分布情况会是怎样。我们已经知道，比起公立高中，私立高中的种族隔离现象要少得多。[54]而且，黑人比白人更支持凭证计划这一制度。[55]

责任

“即便私立学校符合最低教育标准，但仍会教授一些错误理念。”对何为错误理念虽见仁见智，但它可能包括宗教教育、世俗主义、政治自由主义、政治保守主义、社会一体主义以及反主流文化价值观。简言之，我们与父母的意见产生分歧，并且不信任他们的选择。或者，一方可以利用政府将自己的选择强加于另一方。从某种程度来讲这是正确的（尽管少数人认为父母应该有决定子女是否上学的自由，但拥有政治主导权的大多数人强制规定孩子应该接受教育）。除这个最低要求之外，我们还不清楚许多家长是否应该珍视目前公立学校里所教授的价值观（很少是中立的）。

在教育市场化的背景下，家长有强烈的动力做出选择，并且学校也有强烈的动力去适应这些选择，因此我们并不清楚让教育进入市场会对价值观、教育成果以及运转效率产生怎样的影响。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许多为公立学校教师和管理者发声的组织对此持消极态度。[56]正如其他领域市场化代替官僚管理的经验告诉我们的，只有进行仔细的实验才能揭示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东西。

小结

有两种不同的方法可以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规章与合同承包。司法机构、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为其下属单位制定了很多规章，因为它们认为制定和推行规章更有成效。制定一项规章似乎能快速回应并解决人们的不满情绪。各种规章经常不需要彼此一致，这样，利用这些规章的国家机构也就不必在各种相互冲突的目标下做痛苦的抉择。执法部门不用墨守成规地监视政府机构以及承担起管理需强力约束的组织的任何成本，所以，也不必解决可操作性问题。规章的推行旨在加强行政及管理人员的权威（正式的权威），其结果是，颇得这些人的人心。

合同是一种交换协定，政府对其不感兴趣。合同不会像规章一样指定每一个步骤，只需说明想得到的东西（如购买桌子或卡车等），把如何去做的步骤留给承包商酌情决定，或者只就需要提供什么服务达成协议（如巡街、提供指导等），先不规定服务效果。政界人士希望所有利益受到全面保护，因此对合同中固有的不确定性不感兴趣。承包合同，作为交换协定，至少必须调和好某些主要权衡的因素，如成本和质量、时间和资金。合同双方必须承担全部支出，买方必须支付商品或劳务的费用，供货人则必须支付商品或劳务的成本。合同常常把实质性的选择权留给订货方或水平较低的合同操作方。

虽然我所做的这些对比中存在许多例外和限制，但总体上说明了政府为什么更愿意用规章而不是合同来解决问题，对存在争议的服务来说情况尤其如此。政府需要表现得能同时满足所有人的偏好，而不是根据个人的偏好程度让市场来分配商品。结果，证明合同优点的论据也就无人理睬。

也许有人会认为，订立合同可能对被我称为生产型和工艺型机构的组织最为行之有效，也就是说那些产出可以看见，且可以被测量的部门。在这些事例中，合同很容易制定和执行，且效率的增加也很好计算。但是，效率的增加可能不是最重要的收益，尽量节省资金当然好，但满足人们的需求才是更重要的。人类的那些重大需求往往是由程序型和解决型机构来处理的，学校和住房这两个管理项目就是很好的例子。如果在这些领域充分利用市场安排，我们可能会发现难以确定项目是否变得更有效率；想评估效率，必须先具备评估目标实现程度的能力。可是，怎样才算一个孩子受了教育或一套住房怎样才算舒适呢？对此，我们只有一些模糊的概念。然而，判断人们是否得到了满足很容易，因为市场的精髓就在于它给了顾客用脚投票的机会。

[1] Roger S.Ahlbrandt，Jr.，Municipal Fire Protection Services：A Comparison of Alternative Organizational Forms（Beverly Hills，Calif.：Sage，1973）.

[2] Randall O’Toole，Reforming the Forest Service（Washington，D.C.：Island Press，1988）.

[3] E.S.Savas，Privatization：The Key to Better Government（Chatham，N.J.：Chatham House，1987），58.

[4] 要更详细了解这些事情，请见Vincent Ostrom and Elinor Ostrom，“Public Goods and Public Choices，” in E.S.Savas，ed.，Alternatives for Delivering Public Services（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77），7-49，尤其是第12页的类型学。

[5] For example：Arman Alchian and Harold Demsetz，“Production，Information Costs，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2（1972）：777-95；and Louis De Alessi，“The Economics of Property Rights：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Research in Law and Economics 2（1980）：1-46.

[6] Thomas E.Borcherding，Werner W.Pommerhene，and Friedrich Schneider，Comparing the Efficiency of Private and Public Production：The Evidence from Five Countries（Zurich：Institute for Empirical Research in Economics of the University of Zurich，1982）. The list of these studies is reproduced in the appendix to Charles Wolf，Jr.，Markets or Governments：Choosing Between Imperfect Alternatives（Cambridge，Mass.：MIT Press，1988），192-99. See also Anthony E.Boardman and Aidan R.Vining，“Ownership and Performance in Competitive Environments：A Comparison of Private，Mixed，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2（1989）：1-33.

[7] E.S.Savas，Privatization：The Key to Better Government（Chatham，N.J.：Chatham House，1987）.

[8] My count is based on combining the studies listed by Borcherding et al.，with those cited in E.S.Savas，Privatization：The Key to Better Government（Chatham，N.J.：Chatham House，1987），at pages 126-27，and eliminating duplications.

[9] W.Mark Crain and Asghar Zardkoohi，“A Test of the Property-Rights Theory of the Firm：Water Util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1（1978）：395-408.

[10] E.S.Savas，Privatization：The Key to Better Government（Chatham，N.J.：Chatham House，1987），131-32.

[11] Comptroller General，The Navy Overhaul Policy（Washington，D.C.：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1978），as reported in James J.Bennett and Thomas J.DiLorenzo，“Public Employee Unions and the Privatization of‘Public’Services，” Journal of Labor Research 4（1983）：37；and James J.Bennett and Manuel Johnson，“Tax Limitation Without Sacrifice：Private Sector Production of Public Services，” Public Finance Quarterly 8（1980）：363-96.

[12] Richard Muth，Public Housing：An Economic Evaluation（Washington，D.C.：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1973）.

[13] Robert A.McGuire and T.Norman Van Cott，“Public versus Private Economic Activity：A New Look at School Bus Transportation，” Public Choice 43（1984）：25-43；and Randy L.Ross，Government and the Private Sector：Who Should Do What？（New York：Crane Russak & Co.，1988），36-65.

[14] James J.Bennett and Thomas J.DiLorenzo，“Public Employee Unions and the Privatization of‘Public’Services，” Journal of Labor Research 4（1983）.

[15] R.I.Schultz，J.R.Greenley，and R.W.Peterson，“Differences in the Direct Costs of Public and Private Acute Inpatient Psychiatric Services，” Inquiry 21（1984）：380-93.

[16] Randy L.Ross，Government and the Private Sector：Who Should Do What？（New York：Crane Russak & Co.，1988），76-77.

[17] Cited in E.S.Savas，Privatization：The Key to Better Government（Chatham，N.J.：Chatham House，1987），209. See also Michael Krashinsky，“The Cost of Day Care in Public Programs，” National Tax Journal 31（1978）：363-72.

[18] David G.Davies，“The Efficiency of Public versus Private Firms：The Case of Australia’s Two Airline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4（1971）：149-65；and Davies，“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Efficiency：The Australian Airlines Revisited，”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0（1977）：223-26.

[19] Ole P.Kristensen，“Public versus Private Provision of Governmental Services：The Case of Danish Fire Protection Services，” Urban Studies 20（1983）：1-9.

[20] Lawrence S.Lewin，Robert A.Derzon，and Rhea Margulies，“Investor-Owneds and Nonprofits Differ in Economic Performance，” Hospital 55（1981）：52-58；Robert V.Pattison and Hallie M.Katz，“Investor-Owned and Not-for-Profit Hospitals：A Comparison Based on California Data，”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09（1983）：347-53；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For-Profit Enterprise in Health Care（Washington，D.C.：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1986）. See also E.S.Savas，Privatization：The Key to Better Government（Chatham，N.J.：Chatham House，1987），190-93.

[21] George W.Wilson and Joseph M.Jadlow，“Competition，Profit Incentives，and Technical Efficiency in the Provision of Nuclear Medicine Services，”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13（1982）：472-82.

[22] Sam Peltzman，“Pricing in Public and Private Enterprises：Electric Util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4（1971）：109-47；Robert A.Meyer，“Publicly Owned versus Privately Owned Utilities：A Policy Choic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57（1975）：391-99；Louis De Alessi，“An Economic Analysis of Government Ownership and Regulation：Theory and the Evidence from the Electric Power Industry，” Public Choice 19（1974）：1-42；Robert M.Spann，“Public versus Private Provision of Governmental Services，” in Thomas E.Borcherding，ed.，Budgets and Bureaucrats（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77），77-82；Ross，Government，24-36.

[23] 政府建设的公共设施平均为1.5万人服务，而私人建设的公共设施平均为100万人服务。

[24] James Q.Wilson and Louise Richardson，“Public Ownership vs. Energy Conservation：The Paradox of Utility Regulation，” Regulation（September-October 1985）：13ff.

[25] E.S.Savas，“Municipal Monopolies versus Competition in Delivering Urban Services，” in Willis D.Hawley and David Rogers，eds.，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Urban Management（Beverly Hills，Calif.：Sage，1974），476.

[26] Barbara J.Stevens，ed.，Delivering Municipal Services Efficiently：A Comparison of Municipal and Private Service Delivery. A technical report prepared by Ecodata，Inc.，for the U.S.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Office of Policy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June 1984），545-50.

[27] Roger F.Teal，“Contracting for Transit Service，” in John C.Weicher，ed.，Private Innovations in Public Transit（Washington，D.C.：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1988），50.

[28] J.Ronald Fox，The Defense Management Challenge：Weapons Acquisition（Boston，Mass.：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1988），300；Michael Rich and Edmund Dews，Improving the Military Acquisition Process，report R-3373-AF/RC（Santa Monica，Calif.：Rand，1986），esp. 49-50.

[29] John J.Kirlin，John C.Ries，and Sidney Sonenblum，“Alternative to City Departments，” in E.S.Savas，ed.，Alternatives for Delivering Public Services（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77），137.

[30] Stephen L.Mehay and Rodolfo Gonzalez，“Economic Incentives Under Contract Supply of Local Government Services，” Public Choice 46（1985）：79-86.

[31] Stephen Mehay，“Governmental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The Effects of the Lakewood Plan on Property Values，” Public Finance Quarterly 6（1978）：311-25.

[32] Gary S.Becker，The 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7）.

[33] Charles Wolf，Jr.，Markets or Governments：Choosing Between Imperfect Alternatives（Cambridge，Mass.：MIT Press，1988），81.

[34]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87，table 183.

[35] Gary Bridge，“Citizen Choice in Public Services：Voucher Systems，” in Savas，Alternatives，61.

[36] E.S.Savas，Privatization：The Key to Better Government（Chatham，N.J.：Chatham House，1987），200.

[37] Bernard J.Frieden，“Housing Allowances：An Experiment That Worked，” Public Interest（Spring 1980）：17.

[38] The results were studied by many people；among their reports are：Ira S.Lowry，Experimenting with Housing Allowances，report R-2880-HUD（Washington，D.C.：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April 1982）；Raymond J.Struyck and Mark Bendick，Jr.，eds.，Housing Vouchers for the Poor（Washington，D.C.：Urban Institute，1981）. Here I rely on the excellent summary in Bernard J.Frieden，“Housing Allowances：An Experiment That Worked，” Public Interest（Spring 1980）.

[39] Quoted in Bernard J.Frieden，“Housing Allowances：An Experiment That Worked，” Public Interest（Spring 1980），33.

[40] Bernard J.Frieden，“Housing Allowances：An Experiment That Worked，” Public Interest（Spring 1980），34-35.

[41] Oliver O.Williamson，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New York：Free Press，1985）；and Williamson，Markets and Hierarchies（New York：Free Press，1975）.

[42] Oliver O.Williamson，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New York：Free Press，1985），19.

[43] Harry P.Hatry，A Review of Private Approaches for Delivery of Public Services（Washington，D.C.：Urban Institute，1983），21.

[44] Edward J.Clynch and Carol A.Gaudin，“Sex in the Shipyards：An Assessment of Affirmative Action Policy，” paper presented to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April 1979.

[45] James Q.Wilson and Louise Richardson，“Public Ownership vs. Energy Conservation：The Paradox of Utility Regulation，” Regulation（September-October 1985）.

[46] James Q.Wilson and Patricia Rachal，“Can the Government Regulate Itself？” Public Interest（Winter 1977）：3-14.

[47] Pierce v.Society of Sisters，268 U.S.510（1925）.

[48] Chester E.Finn，Jr.，“Decentralize，Deregulate，Empower，” Policy Review（1986）：58.

[49] John McClaughry，“Who Says Vouchers Wouldn’t Work，” Reason（January 1984）：24-32，as cited in Chester E.Finn，Jr.，“Education Choice：Theory，Practice，and Research，” testimony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Committee on Governmental Affairs，U.S.Senate（October 22，1985），2-3.

[50] Chester E.Finn，Jr.，“Education Choice：Theory，Practice，and Research，” testimony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Committee on Governmental Affairs，U.S.Senate（October 22，1985），3.

[51] Chester E.Finn，Jr.，“Education Choice：Theory，Practice，and Research，” testimony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Committee on Governmental Affairs，U.S.Senate（October 22，1985），6-7.

[52] Chester E.Finn，Jr.，“Education Choice：Theory，Practice，and Research，” testimony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Committee on Governmental Affairs，U.S.Senate（October 22，1985），17-27；Gary Bridge，“Citizen Choice in Public Services：Voucher Systems，” in Savas，Alternatives，83-87.

[53] Gary Bridge，“Citizen Choice in Public Services：Voucher Systems，” in Savas，Alternatives，84-85；Edward M.Gramlich and Patricia P.Koshel，Educational Performance Contracting（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75）.

[54] James S.Coleman，Thomas Hoffer，and Sally Kilgore，High School Achievement（New York：Basic Books，1982），32-57，182-83；see also Finn，“Educational Choice，” 22.

[55] Gallup poll，1985，as reported in Finn，“Education Choice，” 8 and table 1.

[56] Gary Bridge，“Citizen Choice in Public Services：Voucher Systems，” in Savas，Alternatives，87-88. For some angry statements by leaders of public employee unions see James J.Bennett and Thomas J.DiLorenzo，“Public Employee Unions and the Privatization of‘Public’Services，” Journal of Labor Research 4（1983），35-36.

第二十章 官僚体制与公众利益

1940年，德国军队打败了法国军队；多年来，得克萨斯州的监狱曾有许多年比密歇根州的监狱管理得好；亚特兰大的卡弗高中在诺里斯·霍根斯的管理下越来越井井有条。这都是深谙管理之道的行政人员的功劳，他们牢牢把握住核心任务，根据任务恰如其分地分配权力，让他们的下属充满使命感，同时在工作上享有足够的行动自由。上述三个组织的核心任务各有不同，因此在组织文化和权力架构上也有差异，但有一点是相通的：它们灵活地结合激励、组织文化和权力架构三种因素，以便贴合任务要求。

从初次提到上述这些观点，到这里已经过去了19章，读者们也许会认为这些观点极其显而易见。如果读者都这样想，那么政府官员也肯定对此了然于胸。也许他们理智上是这样的。但是，不管前文费了多少口舌阐述从这些机构中总结出的教训，政治世界中运行着的日常激励因素引导出了一条非常不同的行动路线。

军队

尽管前线将士的指挥权和主动性最为重要，但五角大楼里却满是些企图从司令部或者直升机上指挥战斗的将军，他们通过无线电收集情报，然后靠计算机来处理情报。尽管步兵的技战术水平几乎是军事取胜的关键，但美国军队却习惯于把最优秀的人才安置在专业部队（情报、工程、通信），剩下的才留给步兵。尽管自1945年以来，除欧洲之外，我们与其他所有地方都打过仗，但陆军却继续把其大部分作战计划致力于对付西德平原上的坦克大战。

监狱

乔治·贝托在得克萨斯州惩教署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可是，很多观察家却对另一类监狱管理人员投去赞许的目光，这些管理人员追求的似乎是呼喊伟大的目标（改造囚犯和加强囚犯的自我管理），而不是最好的成就（安全、适宜的设施）。

学校

许多行政人员削弱校长的权力，并逼迫教师忙于填写各种报告，还要把家长、旁听者、利益集团和报界的抱怨降到最少，在大城市，这种情况尤为突出。老师们个个牢骚满腹，说自己被当成了机器人而不是专业人员，但他们又不约而同地反对事实上能给自己更大发言权的措施（在安排课程、管理课堂方面）——凭证制、奖励绩优生、开放式注册、加强校长权威等。诺里斯·霍根斯没能从亚特兰大的教育系统得到多少帮助，因为从政治上考虑，额外的资助必须“平等地”分给所有的学校，而不能重点投给那些表现最突出的。

上述这些人，将军、典狱长、行政人员以及教师并没有因为这种境遇而意气用事，正相反，他们在日常工作中正常应对这些激励因素和压力。这些激励因素包括掌控困难局势的要求，由于使命感不明确，或是根本没有，这使得局势难以控制。同时在面对有增无减的外部压力时，也需要绝不能退缩的态度。当选官员、利益集团、众多同行、传播媒介——这些外部集团要求参与并指导机构的运作，还通过制定规章并强迫机构时刻遵循这些规章使自己的要求得以实现。除此以外，经验、关于过去斗争的记忆、同事的期望等习惯性行为模式也限制了新行动的选择范围。

官僚们常常抱怨的“立法机关的微观管理”确实存在。在第十三章中，我们讨论武装部队时知道，五角大楼必须面对一系列急剧增加的程序，如听证会、报告、调查、法令修正、预算调整等。[1]但是，总统的微观管理也出现了惊人增长。赫伯特·考夫曼注意到，半个世纪甚至更早以来，比起机构瘫痪，白宫更害怕机构独立，因此成倍增加了总统顾问机构和中央管理机构的数目，实行更高级别的审查。一旦你踏上国会或者白宫的控制轨道，接下来它就自己运行了。“不断出现的限制条件使机构做事更加墨守成规，抱怨也随之增加，于是更进一步的控制、检查和清理又开始了。”[2]当论及法院越来越多地处理行政事务时，还能找到更多案例。

除去一些显著的例外，这一过程将行政管理人员的注意力，从如何界定他们所在机构的任务，以及无论任务是什么，他们必须遵守什么约束等问题上转移开来。那么，谁来决定机构任务呢？如果是生产型机构，有直观的产品和固定的工作程序，回答这个问题就比较简单：创建此类机构的法律和规章，同时也界定了它的工作任务。但对于程序型、解决型以及工艺型机构来说，答案似乎是没有专人决定，但又好像人人都可以决定。具体执行人员可界定任务是什么；偶尔也通过有意的设计来界定，在这种情况下，操作人员的观念会起作用。但通常任务是在无意间被界定的，于是，以往的经验、专业规范、形势和技术上的压力以及同伴的期望，一起塑造了他们的工作性质。

在政治环境条件良好的情况下，有才干的机构领导人会不时地出现，并扭转局面。这种领导人创设的新机构，能力独到、有强烈的使命感并能实现广为社会所看重的目标。陆军工程兵团、社会保障总署、海军陆战队、林务局、联邦调查局，以及别的几个值得一提的机构，在建立后的许多年里乃至今天，都称得上是公务部门的精华。这些部门的存在，是驳斥“所有官僚都才智平庸，只会收发文件”这一观点的活生生的例子。这还只是联邦政府的例子，再来看地方政府，在学校系统和警察系统里也有许多值得赞赏的组织特征。

但有人也许要问：现今，是否有人可以从零开始，重新创建海军陆战队、联邦调查局或林务局？有可能，但希望不大。谁有勇气建议创建这样一个机构？这个机构拥有自己的人事系统（减少了公务员获得终身职位的机会），有唯一的中心任务（不必屈从于外部集团的诸多要求），有严格的旨在灌输团队精神的培训制度（忽略了久坐办公室的人重视的细节和便利）。或者，我们得有多乐观，才会期望今天我们能以这样的方式建立一种社会保障机构，吸引才智非凡的人都到华盛顿来？难道其中不会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愿冒险纠缠于利益相互冲突的法律，不愿忍受媒体和国会的密切调查，不愿接受联邦政府的薪金水平与国会议员工资相关联，但又不敢提高自己的津贴？

认为这些优秀的机构都创建于一去不复返的黄金时代的想法，是历史浪漫主义式的愚蠢，但是同样短视的是我们否认曾因过于强调规章和外来压力，而为此付出了忽略机构本身的任务和使命的代价。玛莎·德斯克仔细研究了社会保障总署在管理残疾人保险金和救济金收入上出现的问题，最后她得出的观点也与上面一致：“如果有些机构表现得总不尽如人意，那是不是该考虑存在这种可能性，即要求机构做的和其所能做的事存在系统性不协调。”[3]近年来，国会不断制订新计划并改造旧方案，速度之快让人应接不暇，为此而召开的听证会也都草草了事（参议院讨论1988年毒品法案时根本没开听证会）。要想适应没有止境的变化，政府机构必须随机应变并无所不能，“能快速地对方法更新换代”。这些素质，她总结道：“正是正规的大型组织很少具备的。”[4]我想再加一句，政府机构通常要比正规组织更缺乏灵活性。

情况并没有因为我们全国上下抨击官僚习气的潮流而有所改善。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应该要有所认识，确实，官僚机构看重的是眼前而不是将来，是已知而不是未知，是核心任务而不是其他任务，许多机构实际上对“NIH”（其意为此处尚未涉足，没有先例）疑虑重重。任何一种社会团体，不论是住宅区、国家或其他组织，都存在着文化氛围，改变这种氛围就像迁移公墓那样艰难，有时还不免被人指责为是亵渎神灵的行为。很多保守派人士所说的确实是实情：政府企图做好实际上它没法做好的事。也正因如此，正如自由派人士所宣称的那样，政府的确也干了不少好事。如小查尔斯·沃尔夫曾说的，市场和政府都有缺陷；也许有许多事情我们希望集中解决，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不甚满意的方案中选择一个。[5]

几个可能起作用的小建议

要改善现状，我们就必须减少对政府的管制。[6]既然减少市场制约能增加参与者的创业激情并创造效益，那么减少对公共部门的制约也应该能激发它的活力。当然，两者间存在不同，价格体系和逐利动机给市场设立了规则，而市场之外的领域就不存在这种规则。尽管不确定是否能为公共部门找到替代规则，我还是要提几个建议。对于这两类机构，减少制约所导致的结果并不相同，但至少我们应该承认，即便对公务员而言，事无巨细的规章也不会让他在工作上更有干劲、更有自豪感或更好地发挥创造力。如果需要证明的话，最好的例子就是绝大多数人都讨厌在这种环境里工作：一举一动都会被人事后批评，任何开创性的建议都会被猜疑，任何一项决定只要存在争议就会被斥为不正当行为。

詹姆斯·科尔瓦德（James Colvard）在海军当了多年的高级文职管理人员，他认为政府有必要好好学一学私营部门的杰出方法：“侧重于行动，减少人员编制，在信任的基础上高度授权。”[7]全国公共行政学会的一个专家小组（包含有16名担任助理部长的政府机构高级官员）发表了一份报告，提出了同样的看法：

多年来，政府被缠绕在费心设计的管理体系和越来越烦琐的管理程序之中。这样的发展并没有产生更好的管理，反而导致管理上的超负荷……程序盖过目标，组织丧失信誉，雇员也受到了牵连……在管理上，由于沉醉于工作过程，对领导力的关键因素的重视有所减弱。我们永远在完善工具，而使用工具的管理者则感到自己被忽视了……管理体系并不是真正的管理……那些负责设计和实施制度的人的态度……要从“控制思维”转为考虑“我该如何帮助机构完成其使命”。[8]

可是怎么能做到既对政府“信任”和“放权”，又保证其负责任呢？如果说鼓励官僚都“照章办事”的社会观念是错误的，那么，放任充满热情的人陷入“使命狂热”之中，让他们按自己的理解去实现一些模糊的公共目标，问题不也很严重吗？（斯蒂芬·埃默森写过一篇精彩的报道，提醒人们在某些高度保密的军事情报部门和秘密行动组织中存在使命狂热。[9]）细数我们所知的官僚对自主权和制订规章的政治回报的欲望，可能会为他们找到一个理由，支撑他们自愿放弃“控制思维”，转而采纳“履行职责”思维吗？

恐怕不会。但值得思考的是，一个适度摆脱了束缚的政府会是什么样子。可能看起来就像它们刚成立时的样子。当年陆军工程兵团、林务局以及联邦调查局等优秀的联邦机构刚创立时，联邦政府正充斥着政治庇护、集团阴谋以及层出不穷的贪污腐败。那时，创立一个精英机构也许比今天容易，因为现在的问题是虽然在庇护和腐败方面问题有所减少，但形式上更加不正式、更复杂。当然，建立优秀机构的关键因素一直没变：机构得由强有力的领导开创，要有能力让下属对其忠诚，熟知职责，同时让大家充满明确且强有力的使命感，吸引有才干的工作人员，使他们相信自己正投身于与众不同的事业中，并不断地对下属提出苛刻的要求。

如今，成立新机构的机会不多了，人们能想出来的机构差不多都有了。尽管如此，机构变革的教训仍然佐证了研究其创立时所得出的结论。

第一，领导人必须了解自己所在机构的文化以及它的力量和局限，也就是说，下属的理念构成了机构的中心任务。如果一个组织的成员普遍接受并非常赞同这一文化，则该组织就有了使命感，这使得领导人可以节约使用稀缺的激励手段（有些事，即便没有丰厚回报，人们也愿意去做），充满信心地公布总体目标，因为心里确信下属知道如何实现它，并有勇气承担责任，因为知道下级的决定会符合高层的期望。

优秀的领导人明白，普通工作人员也能做出敏锐精准又切合实际的判断，但前提是行动要彼此相关、联系紧密。人们天生不易记住很多彼此没有关联的事，对相互冲突的任务也不能做到合理平衡。人们希望知道对自己的要求是什么，在回答这一问题时而不愿意被告知说“一方面要这样，另一方面要那样”。

官员们必须明白，在界定核心使命和列举任务目标时（无论这样的目标是否符合核心使命），有许多竞争者在角逐这个界定权。专业出身的具体工作者为机构贡献了技能，但也带来了他们的个人偏向，比如律师、经济学家和工程师观察世界的方式完全不同。你没法把他们当工具使用，并要他们在你的使唤下恰如其分地完成任务。布莱克与德克公司（Black and Decker）可能会生产这样的工具，但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可不培养这样的人。同事之间也会设定执行人员应该遵从的期望，特别当后者在危险、无法预测或可能产生冲突的环境里工作的时候。你可以把巡警或学校教师的形象描绘得非常完美，但除非你了解街头和课堂对职业者的要求，你的构想将始终是一种艺术创作，只能陈列在某种“组织博物馆”里。

向机构灌输使命意识有好处也有代价，具有强烈使命感的机构很少将精力放在那些与核心使命关系不大的目标上。国务院的外交官不会对使馆的安全问题有多大兴趣；中央情报局的情报人员对反间谍工作的关注也远远不够；缉毒局的麻醉品专家也不够重视医生处方不当的问题；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动力工程师主要考虑提高发电机的效率而不是环境保护；美国空军的战斗机飞行员把航空运输看作家里的继子；在航空母舰上坐镇指挥的海军将领对提高扫雷艇地位这件事丝毫不感兴趣。

如果一个组织必须承担多种任务，那些并非核心使命的任务就有必要得到特殊呵护。这要求给予下级任务单元自主权（比如为他们提供一套特殊的组织职务），还要设计晋升路径，让承担非主要任务的具有天赋的工作人员有机会凭能力晋升到该机构的高级职位。不过，没有哪一个组织能把庞杂的工作做到尽善尽美，总有一些事情做不到位。碰到这种情况，明智的领导人会将一部分不重要的工作交给别的机构，或为此项任务设立的全新的机构。无论在公立机构还是私营机构，管理有多项使命的庞然大物都有风险，因为领导者的精力是有限的。此外，臃肿的机构很难培育出使命意识，无所不为的代价是结果乏善可陈。控制欲强的官员拒绝把任何工作移交给别人，即使自己丝毫不重视这项工作。这种做法会让他陷入困境，很快，工作败绩就会引发政治或者组织危机。国务院早就应该摆脱建造使馆的杂务，外交官在许多方面是好手，但并不包括监督木工和管道工，应该让建筑部门（陆军工程兵团或海军修建大队）来负责。

第二，与政治监督者协商，并就哪些是机构必须遵守的核心约束，哪些是可以灵活应对的次要约束达成一致。但老实说，做到这一点几乎不可能。国会（还有一些州的立法机关）中权力的分散，总统和州长的言而无信，这些即使不从别人那听说，自己也会有所体会，最后都使我们发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任何约束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违反的。不过，经过努力，我们或许能争取到一点回旋余地。中国湖试验尝试了一些不那么呆板的人事制度，此后，有些机构获准实行这种制度，并且国会可以扩大实行范围。开明的国会议员也许能为与中国湖试验相似的计划，如采购规章争取到法律肯定，机构领导人很有必要花时间向议员展示具体该怎么做。

第三，权力分配和资源控制应与承担的任务相匹配。一般来说，权力下放的最低层级应该是那些所有重要信息都可得到的地方。随着所处层级的不同，官僚体制也会产生巨大的差异。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国内收入署和监狱这样的机构，统一标准和精确控制对其非常重要。大多数情况下，它们遵循由中央制定的严格制度。另一个极端例子是公立学校、警察部门、军队等组织，因其工作在具体操作上存在的不确定性太大，基层人员必须有（其实如果没有，他们也会自行行使）办事自主权。

一个很好的例子便是军火采购工作，它可以用来分析上述情况。在有关武器采购的诸多批评中，所有评论者都认为，将控制权设计得过于集中是一个问题。购买新式飞机就像重新装修：不完工不知道要花多少钱。而且很快就会发现，中途改变主意的开销极大，至于拿主意只能交给现场与管道、电线、搁板打交道的人了。五角大楼负责买飞机的人就像从来没造过或装修过房子的住户，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五角大楼及其法律上的监管者拒绝把权力下放到能做出合理决定的人手中。

同样的分析也适用于公立学校。正如约翰·查布和特里·莫所说，公立和私立学校的区别在于有效控制源不同。[10]私立学校是校长，教会学校是小规模的教区负责人，而在公立学校就得由规模庞大、臃肿不堪的校董事会的官僚来做决定，至少在大城市里是这样。当然，这种区别有政治原因，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但除此以外就找不到能说得过去的理由了。许多对公立学校抱有同情心的评论家想改善公立学校的情况，他们相信唯一有效可行的变革就是把教学管理，包括人事、计划和教学的决策权交给学校。[11]

第四，用成果来评判组织。本书先前已经阐明，对于什么是构成政府中有价值的结果的因素，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不过，即便有了明确的行动标准，立法人和执法人也置之不顾，结果就往往不尽人意。威廉·E.特科特（William E.Turcotte）对两个州政府进行了比较，观察它们各自是怎样监督酒类行业的，其中一个州为管理人员制定了明确标准，另一个州的标准含混不清甚至自相矛盾，结果前者明显比后者获利丰厚，而且管理费用也低。[12]

虽说成果难以评估，但是除了像往常一样，还是有很多事可以做的。评估私立学校、医院或安保机构的效益，并不比评估公立学校、医院或者警察部门更容易。政府绝不是唯一难以评估成果的组织。

解决政府的这个问题有两种办法。一种（上一章讲过）是把工作或者成果放到市场式的环境中，由顾客和消费者而非专业评估人员来承担评估工作效果的责任，并赋予他们用脚投票的机会。这里所说的“顾客”，可以是一个市民，也可以是政府机构，重要的是顾客能自由挑选相互竞争的供应者。

不过，有些公共服务是市场没法提供的，确切地说，是永远不能提供的。我们可以想象允许父母来挑选学校，但没法想象让他们挑选（大多数情况下）警察部门或军队。这种情况下，就得采用第二种办法来评估公共部门：搞一个示范工程或者做一个试验。（我将交叉使用这两个概念，尽管有些学者明确区分了它们。[13]）所谓试验，就是有意识地调整一些状态，来评估这种干预的作用。其涉及的问题是：“如果事先安排别的状态都维持原状，一旦改变甲，乙会发生什么变化呢？”这事听起来简单，做起来则不然。

好的试验（坏试验比不做还糟）要求如下：第一，确定被测试的行动，把它称作药方，“药方”可以是某项治安策略、学校课程安排或一个福利计划。第二，设定治疗的预期影响，称之为效果。“效果”可以是犯罪率、成绩单、工作成效、居住条件或收入水平。第三，对某一组（试验组）开出“药方”，保持另一组（控制组）不受影响。“组”可以是一个警察辖区、一班学生、一栋住宅的住户或符合某些条件（比如低收入）的人。确定组内成员的方式十分重要，它必须是随机的，也就是说，所有合格的警察辖区、学校、住户还有其他人应该随机分入试验组或对照组，这意味着两组人的所有特征都可能相同。第四，评估各组实施“治疗”前后的状况。第一个评估描述的是初始状态，第二个则是效果。在“治疗”结束后，对效果的评估还应持续一段时间，因为有试验表明，不少“治疗”有短期效应并消失极快。第五，确保评估是由提供“治疗”以外的人做的。当事人往往相信自己的工作是有意义的，所以他们会不自觉地按照使“药方”看起来有效的方式去搜集数据，即便实际情况并非如此。[14]

这些步骤就是为了找出到底是什么在起作用。通过运用这种方法我们发现，在某一条巡逻线上，即便把警车数量增加2倍也不能降低犯罪率；徒步巡逻可以降低人们对犯罪的恐惧，但无法（一般而言）减少犯罪发生率；扣留虐待配偶者比劝解更能减少（在一定时间内）未来发生家庭暴力的行为。[15]我们发现提供收入补贴（相当于反向所得税）会降低人们的工作热情，有时还会使家庭解体。[16]我们发现提供专门的就业培训和帮助，能明显改善享受福利的母亲的就业状况，但对有犯罪前科的人和被学校开除的人无法奏效。[17]我们也发现住房补贴计划虽然没有改变住房的库存状况，但提高了贫困家庭的福利待遇。[18]此外，我们还发现灵活的工资和分级制度使海军研究中心的管理者们获益匪浅，并且改善了工作氛围。[19]

失败的或有缺陷的管理试验也不少。20世纪30年代，为了找到改善加利福尼亚州救济局福利工作效果的办法，赫伯特·西蒙进行了一次试验，这大概是这一领域内史上第一次认真严肃的试验。尽管设计精巧，但试验组的变化显示出相矛盾的结果，救济局的政治环境非常不稳定，以至于不能确定到底能不能得出任何有用的结论。[20]在阿拉姆洛克（Alum Rock），由于政治上的需求，限制了私立学校参与，评估教育券制度的努力成效甚微（参见第十九章）。无数的“研究成果”徒有评估之名，其实只是项目人自以为是的谎话。管理学是政治领域而非科学实验室，管理部门的评估人员必须遵从这一事实。人们很难找到兼顾二者的解决办法，不过只要找到了，它就比单纯的经验更能反映作用因素。

枯燥琐碎的研究工作大概难以满足一些人的胃口，这些人想为大问题找到圆满的答案，大问题指的是“我们怎样才能控制住猖獗的官僚主义？”或者“我们怎样才能释放出那些矢志奉献的公务员的创造才能？”但公共管理并非寻求“圆满答案”的地方，它只是一个由各种机构组成的世界。这些机构被设计出来的目的，就是让那些不完美的人通过不尽如人意的程序对付着难以解决的问题。

第五，也是最后一点建议，它源于用成果来评判组织的局限性。所有的组织都追求根据标准作业程序行事带来的稳定的安逸。当改变结果不可知或模棱两可时，官僚们不会为了更好地达成目标而积极改变这些标准作业程序，他们至多只会小修小补以适应外界的压力。标准作业程序代表的是一种由圈内人自行把握的平衡，它兼顾着环境要求、专业规范、官僚思维、同伴期望以及领导层对该机构的特别要求。人受制于组织，组织由标准作业程序所驱动，标准作业程序则自成一体不受干预。要想把程序压制人的反作用降到最低，唯一的办法是把组织的数目、规模和权力压缩得尽可能小。如果前面四个建议都不起作用，读者就只能正视现实了，如果无法解决官僚体制问题同样也无法“解决”政府问题。更准确一点来说：所有复杂组织都沾染着诸如杂乱无章、官样文章、怕负责任等官僚主义习气，这些问题在政府机构中更突出，因为政府本身就是杂乱无章的制度化（基于缓和各种互相冲突的要求）、官样文章的制度化（基于满足那些无法缓和的要求）和逃避责任的制度化（基于减少批评以维持权力的愿望）的体现。

简言之，只有政府规模小些，官僚主义才会少。在跟政府机构打交道时，我们碰到的许多困难——即便不是绝大多数——都源于这些机构隶属于一个支离破碎的开放性政治体系。如果机构有了使命感，诸多约束得以放松，分散权力，同时以政绩而非获得的资源来评判官员，那时，立法者、法官以及游说者就不得不损失自己的利益：他们必须对有影响力的选举人说“不”，放弃扩大自身影响力的机会；他们必须慎重对待自己的工作，认真评判每一个新计划在组织上的可行性和在政治上的受欢迎程度。这很难想象，一方面因为政治家和法官们没有促成其事的愿望，另一方面民主国家的政府虽然办事效率不高但也有不少事情要做。老百姓在抱怨“官僚机构”时，最有可能错以为问题源于管理。事实并非如此，问题其实源于统治。

官僚体制与美国政体

美国宪政体制最主要的特征是分权，这加重了前述的许多问题。合众国的各级政府并没有被设计成高效率或强有力的政府，而是强调它的包容性和可塑性。这样安排的人总是设想联邦政府应该是职权少且权力有限，只要这个设想正确（在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是这样的），公共行政的质量就不会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只有那些想通过整治政府来整治社会的改革家（伍德罗·威尔逊大概可算第一位）才不这么认为。开国元勋们知道，分权会给实施新计划或者建立新机构造成困难，以至于根本没有必要考虑它们的管理问题。结果，对于我们应该如何进行行政管理，宪法并没有做出明确指导。至少在内战将这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之前，当你谈及“行政问题”时，没有人知道你在说什么。

在欧洲，情况完全不同。国王和君主长期进行统治，当他们的权力被议会夺走时，统治的传统已经牢牢扎根了。议会制度下，部长们从一开始就考虑行政问题，因为这些国家的确有事可管。行政权集中于首相（总理）之手，议会对行政事务没有多少发言权（总体而言），这有利于控制行政机构，使之服从中央的意志。许多欧洲国家的宪法可能是由管理学院撰写的。

今天，美国在每一级别上都有规模大而活跃的政府。有人担心这些精心设计——以小型政府来保障自由——的宪政体制，在政府规模太大时会显得捉襟见肘。对比美国和西欧国家在环境与工业立法（第十六章讨论过）时的做法就很能说明问题：这边，分权制袒护（如果不是导致的话）了呆板而相互矛盾的立法；那边，权力的统一保证了平稳和协调的法令。

然而，我不相信选择这么简单。评判分权的利弊足可以再写一本书，它们所牵扯到的远比评价公共行政涉及的多。不过，即便只谈行政，我们对美国的体制仍然有许多话可说，而且远不止于其批评者说的那些。

美国的官僚体制几乎有别于所有其他发达国家，它充满矛盾，同一套制度里包含着两种相反的特性：规则重重而又有各种机会。我们的规章制度严苛，要在别的国家这无疑表明官僚体制脱离民众，不关心百姓的疾苦，醉心于权力和特权，像一架复杂而精巧的折磨人的机器，能够摧毁任何反对者的意志。我们的制度又允许参与：顾问团、市民小组、社区理事会、国会调查团、热心维护正义的记者以及捍卫法令的律师。要在别处，这些会被当作行政管理体系不成系统的证据，是拙劣的荒唐玩意儿，效率低下，还充满腐败和偏见。

上述两种特性，即规则与开放可以同时存在的事实，肯定会把马克斯·韦伯吓一跳，而且会震惊（或者难倒）很多正在研究这个主题的学生。这个国家公共行政上的官僚主义既不像韦伯所希望的那样合乎理性，且有预见性，又不像他所担心的那样机械呆板。它受制于法律，却没有过于强权；它保证了参与性，却没有滋生腐败。这种奇怪的局面之所以能存在，部分是因为美国人民的特点和道德观；他们太随便、冲动，容易受别人影响，根本没法做中立的旁观者，或者像葛擂梗（Gradgrind）那样，追求利益且感情冷漠。另一部分源于体制的性质：我们宪法体系中最重要的立法部门享有非同寻常的权力，使专家构成的政府一无所有，但借此公民可抵御权力滥用。若想做些改变就必须建立一整套完全不同的体制，但为了革除官僚体制的弊端似乎并不值得这么大动干戈。议会体制越能一贯支持官僚机构，给公众带来的官僚主义习气也就越多。各自为政的美国体制可能使政府混乱，但联系紧密的欧洲体制却使政府庞大臃肿。

与此同时，我们的国家尽管法令戒律多得令人眼花缭乱，尽管有人锲而不舍地想用政府来整治社会，结果是，我们仍然能够随时喝到饮用水，可以几秒钟打通电话，信件可以在一天之内寄达，护照可以在一周之内办好，社会救济金支票总能按时收到。部分州立监狱和大多数联邦监狱都体面且人道。大多数美国人一边咒骂着，一边仍然缴纳各种税款。人们真应该到夜航的航空母舰甲板上，亲眼看一下2000名19岁的小伙子是如何准确无误地操作有史以来人类创造的最复杂的系统。上述事情不会在世界其他很多地方发生。能把这些都做到，就足以令人惊奇万分了。

[1] CSIS，U.S.Defense Acquisition：A Process in Trouble（Washington，D.C.：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March 1987），13-16.

[2] Herbert Kaufman，The Administrative Behavior of Federal Bureau Chiefs（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81），192.

[3] Martha Derthick，Agency Under Stress：The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and American Government（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forthcoming）.

[4] Martha Derthick，Agency Under Stress：The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and American Government（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forthcoming），chap. 3.

[5] Charles Wolf，Jr.，Markets or Governments：Choosing Between Imperfect Alternatives（Cambridge，Mass.：MIT Press，1988）.

[6] 我第一次读到这个概念是在时任联邦人事管理办公室主任康斯坦斯·霍纳（Constance Horner）写的一篇文章里：“Beyond Mr. Gradgrind：The Case for Deregulating the Public Sector，” Policy Review 44（Spring 1988）：34-38。它同样出现在：Gary C. Bryner，Bureaucratic Discretion（New York：Pergamon Press，1987），215。

[7] James Colvard，“Procurement：What Price Mistrust？” Government Executive（March 1985）：21.

[8] NAPA，Revitalizing Federal Management：Managers and Their Overburdened Systems（Washington，D.C.：National Academ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November 1983），ⅶ，ⅷ，8.

[9] Steven Emerson，Secret Warriors（New York：G.P.Putnam’s Sons，1988）.

[10] John E.Chubb and Terry M.Moe，“Politics，Markets，and the Organization of School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2（1988）：1065-87.

[11] Chester E.Finn，Jr.，“Decentralize，Deregulate，Empower，” Policy Review（Summer 1986）：60；Edward A.Wynne，A Year in the Life of a School（forthcoming）.

[12] William E.Turcotte，“Control Systems，Performance，and Satisfaction in Two State Agencie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1974）：60-73.

[13] Richard P.Nathan，Social Science in Government：Uses and Misuses（New York：Basic Books，1988），chap. 3.

[14] 当然，事情要比这里总结的稍微复杂一些。有几本研究评估工作的书论述比较详细：Richard P. Nathan，Social Science in Government（New York：Basic Books，1988）。关于政治方面的评估，参见Henry J. Aron，Politics and the Professors（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78）。有关技术方面的评估，参见Thomas D. Cook and Donald T. Campbell，Quasi-Experimentation（Chicago：Rand McNally，1979）。还有一本专门讨论这些问题的期刊：《评估论丛》（Evaluation Review）。

[15] These projects were all done by the Police Foundation and are described in James Q.Wilson，Thinking About Crime，rev. ed.（New York：Basic Books，1983）.

[16] See Joseph A.Pechman and P.Michael Timpane，eds.，Work Incentives and Income Guarantees（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75）；and R.Thayne Robson，ed.，Employment and Training R&D（Kalamazoo，Mich.：Upjohn Institute for Employment Research，1984）.

[17] Nathan，Social Science，chap. 5；and Manpower Demonstration Research Corporation，Summary and Findings of the National Supported Work Demonstration（Cambridge，Mass.：Ballinger，1980）.

[18] See studies cited in chap. 19.

[19] See references to China Lake research cited in chap. 8.

[20] Clarence E.Ridley and Herbert A.Simon，Measuring Municipal Activities（Chicago：International City Managers’Association，1938）.

人名索引

（以下页码为原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n表示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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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ve，W.F.，393n23

Cremin，L.A.，391n24

Creveld，M.van，16-17，228，229，379n2，379n7，380n7-13，380n15-17，382n25，396n23，396n25-26

Crockett，W.H.，383n12

Crouch，B.M.，380n18

Crow，M.M.，133，389n33

Crowl，P.A.，396n5

Crozier，M.，302，305，306，330，402n24，402n28，404n33

Culhane，P.J.，97，384n31，388n28

Cumming，E.，381n8

Cumming，I.，381n8

Da Cruz，D.，302n

Darling-Hammond，L.，150n，151，152，391n27-31，391n33

Davies，D.G.，350，406n17

De Alessi，L.，405n4，406n21

Deering，C.J.，398n35

Deighton，L.，379n3-4，379n5，379n8，380n6

Demsetz，H.，391n1，405n4

Derthick，M.，87，95n，100，206，368，381n4，386n36，386n43-45，387n20，388n36-40，395n19，397n4，397n9，399n34，408n4-5

Derzon，R.A.，406n19

Dewar，R.，227，396n22

Dews，E.，323n，403n25-26，407n26

Dickson，W.J.，382n39，387n7

DiIulio，J.J.，Jr.，6-8，18-20，328，329，379n11-12，379n16-17，380n18，380n20，381n26，401n50-51，404n29-30，407n45

DiLorenzo，T.J.，406n10，406n13，408n55

Doig，J.W.，393n16-19，394n9-10，394n14

Donovan，W.，190

Dore，R.，402n23

Dowdy，E.，402n23

Downs，A.，173，391n27

Downs，G.W.，Jr.，396n22，396n30

Droze，W.H.，385n8，385n10

Dunlop，J.，199，215-16，217

Durant，R.F.，95n，387n19，394n38-39

Durkheim，E.，392n30

Eccles，M.，202，203

Edell，L.，381n8

Eisenhower，D.D.，255，272

Elkin，S.L.，304，402n27

Elmore，R.F.，150n，151，391n25-26，391n34

Emerson，S.，370，408n9

Emmert，M.A.，133，389n33

English，J.E.，380n1，380n4，380n6

Epstein，E.J.，388n43，388n44

Fairhall，J.，320n

Fallows，J.，223-24，396n10

Fenno，R.F.，Jr.，398n28，398n35

Field，J.L.，403n9

Fiering，M.B.，190，393n28

Finch，R.，211

Finn，C.E.，Jr.，361，407n47-51，407n53-54，408n11

Fiorina，M.，246n

Firsirotu，M.E.，387n4

Fish，C.R.，397n6

Fishbein，M.，383n3，383n12

Florio，J.，397n22

Ford，G.R.，81，198-99，206，210，216，235

Foreman，C.，399n18

Foresta，R.A.，384n32

Forrestal，J.，186，202，203，204

Förster，J.E.，379n7

Fortas，A.，330-31

Fountain，L.，85

Fox，J.R.，320，321，322，323，403n9，407n26

Franke，R.H.，387n7

Frieden，B.J.，357，407n35-38

Friedman，L.，335，338，404n10

Fuller，J.F.C.，220

Fyfe，J.J.，53，383n10

Gabriel，R.A.，382n25，382n33

Galbraith，J.K.，134，135n，390n36-37

Gardner，J.，211，212，395n31

Garraty，J.A.，385n20

Gates，R.M.，388n41

Gaudin，C.A.，407n42

Gilmour，R.，380n25，399n19，399n24，400n16

Glazer，N.，400n30

Gliedman，A.，315，317

Godson，R.，388n42

Gonzalez，R.，352，407n28

Goodsell，C.T.，68，70，379n1，384n51，385n55

Goodstein，L.，407n45

Goolrick，R.M.，386n31

Gormley，W.T.，386n41

Gottfredson，L.，390n3

Gouldner，A.W.，47，343，382n37，405n34

Grace，J.P.，403n5

Gramlich，E.M.，407n52

Grantham，D.W.，385n3

Gray，L.P.，199

Green，J.，141

Greenberg，G.D.，212，380n25，395n26，395n29-30，395n32

Green1ey，J.R.，406n14

Griffin，T.M.，400n15

Guderian，H.，3，24，27

Gutek，B.A.，379n1

Haar，J.E.，387n12

Haber，S.，150n

Hadley，A.T.，58，105，383n22，388n52，394n34，408n1

Hage，J.，227，396n22

Halperin，M.H.，95n，105，179，387n16，388n53，393n3，393n7

Halpern，P.J.，385n17

Hammond，T.H.，191，394n32

Hanada，M.，402n23

Hancock，M.D.，304，402n26

Handler，J.F.，337-38，404n15-16

Hanks，N.，202-3

Hanushek，E.A.，9，169，380n23，391n23

Harbeson，R.W.，385n20

Harfst，D.L.，232，397n33

Hargrove，E.C.，184，385n1，385n7-9，393n16-19，394n9-10，394n14

Harris，P.A.，390n9

Harris，R.，384n48

Hatry，H.P.，407n41

Hawley，W.D.，406n23

Heckler，M.，405n26

Heclo，H.，173，198，391n3，391n28，394n5-7

Helms，R.，383n20

Henderson，G.F.R.，396n8

Henderson，W.D.，382n33

Herrnstein，R.J.，387n9

Heymann，P.B.，207，395n21，396n32

Hipshman，M.，404n1

Hitler，A.，6，27，229

Hoffer，T.，22，381n32-34，389n5，407n53

Hoffman，P.，55

Hofstede，G.，303n，387n4

Hogans，N.，21，24，25，26，27，365，366

Holden，M.，Jr.，181n

Hollingsworth，E.J.，404n15-16

Hoover，J.E.，97-98，108，110，162，180，184，189-90，192，201，217，230

Horn，M.J.，239，240，246n，397n5

Horne，A.，4，379n1，379n6，379n9，380n3

Horner，C.，369n

Horowitz，D.L.，401n46

Howard，M.，391n16

Humphrey，H.，299

Hunter，J.E.，390n3

Hunter，R.F.，390n3

Ilgen，T.，401n12，401n18

Ingraham，P.W.，390n6

Irwin，R.D.，387n4

Isely，J.A.，396n5

Jackson，B.，7，379n13

Jackson，H.，214

Jadlow，J.M.，406n20

Janowitz，M.，379n7，380n14

Jasanoff，S.，401n12，401n18

Jeffreys-Jones，R.，383n21

Jencks，C.S.，381n31

Jensen，D.N.，400n15，400n27

Johansson，S.，304，402n26

Johnson，C.，402n40

Johnson，L.B.，204，212，255

Johnson，Louis，214

Johnson，M.，406n10

Jones，C.O.，398n8

Justice，W.W.，20

Kagan，R.A.，342，343，405n28-33，405n35-36

Kahn，R.L.，379n1

Kalaris，G.，388n42

Katz，D.，379n1

Katz，H.M.，406n19

Katzenstein，P.，403n54

Katzmann，R.A.，59，60，255n，383n23-24，384n25，386n40，398n32，400n28，401n45

Kaufman，H.，63，65，96，166-67，183n，196，235-36，317，367，384n30，388n24-27，391n20，394n3，397n1-2，403n4，403n27，408n3

Kaul，J.D.，387n7

Keegan，J.，45，382n27-28，382n30，382n30-32

Kefauver，E.，85

Kellam，S.，391n22-23

Kelley，C.，162，230，231

Kelling，G.L.，391n25-26

Kelman，S.，82，121，130，295，296，303，304，382n24，386n29，389n7，389n28，391n14，401n1-9，402n25

Kemp，K.，405n36

Kennedy，E.M.，85，235

Kennedy，J.F.，203，225，255

Kessler，R.，386n1

Kilgore，S.，22，381n32-34，389n5，407n53

Kimberly，J.R.，96，387n23

Kingsley，J.D.，50，51，66，382n2

Kirby，W.T.，389n16，389n18，389n20，389n22

Kirkpatrick，M.，207，255

Kirlin，J.J.，407n27

Kirp，D.L.，400n27

Kirst，M.W.，224，396n13-14

Kline，H.F.，310，402n44，402n46，403n52

Klitgaard，R.E.，381n30

Koch，E.，315-16

Kohn，M.，70

Kohn，M.J.，384n54

Kolko，G.，385n20

Koshel，P.P.，407n52

Krashinsky，M.，406n16

Krasner，S.，403n54

Krepinevich，A.F.，Jr.，44，382n26，391n15

Kristensen，O.P.，350，406n18

Kristol，W.，213，395n34

Kuriloff，P.，404n19

Kurth，J.L.，403n24

Laird，M.R.，12，179-80，214

Lambright，W.H.，394n11-12

Landau，M.，399n30

Landis，J.M.，404n32

Lane，F.S.，389n35

Lapp，R.，224，396n10

Leffler，M.P.，393n19，395n14

Lehman，J.F.，Jr.，251

Lehmbruch，G.，403n54

Leiserson，A.，385n7

Leman，C.K.，107，384n41，388n54-56

Lemann，N.，395n23

Lerner，D.，379n7

Letwin，W.，385n21

Levine，C.H.，390n35，398n8，399n26

Lewin，L.S.，406n19

Lewis，E.，217，393n18，395n41-42

Lewy，G.，382n34-35

Lichter，S.R.，65，384n42-43

Liddell Hart，B.H.，380n2

Light，P.，381n3

Lightfoot，S.L.，9，21，380n21，381n27

Lilienthal，D.E.，72，184，202，385n2

Lincoln，J.R.，402n23

Lindblom，C.E.，401n14

Underman，G.F.，391n4

Lipsky，M.，40，382n16，391n24，404n31

Locke，J.，335，404n13

Logan，C.H.，407n45

Long，N.E.，204，395n15

Lossow，General von，380n8

Love，J.F.，389n2

Lowi，T.J.，335，404n8-9

Lowitt，R.，385n8

Lowry，I.S.，407n36

Luebano，A.G.，390n4

Lunch，W.M.，398n6，398n9-10

Lund，M.S.，398n7

Maass，A.，61，190，243，252，384n26，393n28，397n14，398n27

McBride，K.，402n23

McCaffrey，D.P.，81，382n23，384n39，386n26，386n28

McClaughry，J.，407n48

McConnell，M.，384n28，388n49，394n13

McCoy，L.，388n42

McCraw，T.K.，404n32

McCubbins，M.，246n，397n3，397n11，398n30

McCulloch，F.W.，385n19

McDonald，M.J.，385n9

McDougall，W.A.，394n13

McGovern，G.，65

McGuire，R.A.，406n12

Mackay，R.J.，383n24，397n22

MacKenzie，D.L.，407n45

McKinley，W.，184

McLaughlin，M.W.，150n，151，391n25-26，391n34

McMillan，C.，402n23

McNamara，R.S.，12，179，182，202，203，212，241

Madison，J.，28，306

Mann，H.，150

Mansfield，E.，74，385n12-16，386n34

Manstein，E.von，5，6，24.

March，J.G.，379n2，382n15，387n21，391n24

Marcus，A.，385n18，386n37，400n24，401n13

Margulies，R.，406n19

Marmor，T.，211

Marquart，J.W.，380n18

Mashaw，J.L.，95n，232，337，337n，339，387n18，388n38，397n33，401n44，404n14，405n21

Matthews，D.，211

Mazmanian，D.A.，389n29

Meaney，G.，215

Mehay，S.L.，352，407n28-29

Meier，K.J，68，384n49

Meister，G.R.，224，396n13-14

Melnick，R.S.，342，386n39，400n12-13，400n25，400n32，400n34-36，400n38，401n40，401n47-48，405n27

Mendeloff，J.，42，343，382n22，384n39，405n30

Mennis，B.，68，384n50

Merrill，R.A.，405n25

Merton，R.K.，69，384n52

Meyer，E.，172

Meyer，R.A.，406n21

Meyerson，M.，35n

Miles，R.E.，380n25

Miles，R.H.，387n23

Milkis，S.M.，397n7

Miller，J.C.，Ⅲ，208，209，213，232，247-48，256，383n24，397n12，397n22

Miller，L.E.，387n8

Millett，A.R.，379n7

Milton，C.H.，383n11

Mintzberg，H.，159n

Mitchell，B.，226

Moe，T.M.，7，120，242，256，372，384n47，389n6，391n1，397n11，398n33-34，408n10

Moffett，W.，226，231

Mohr，L.B.，396n21-22

Moore，M.H.，391n25

Moran，M.J.，254-55，398n30

Morris，M.D.，391n5-6

Morrison，D.C.，397n15

Morton，L.，396n20

Moses，R.，217

Mosher，F.C.，380n25，399n15

Moskos，C.C.，Jr.，382n35

Mott，B.J.F.，399n20-22

Moynihan，D.P.，238，398n2，398n4

Muir，W.K.，38，344，381n11，405n37

Muris，T.J.，383n24，386n32，398n31

Murray，W.，379n7

Muskie，E.，77

Muth，R.，406n11

Nader，R.，77，207

Nathan，R.P.，50，374n，382n1，398n5，399n14，408n13，408n16

Nelson，G.，85

Neustadt，R.E.，395n18

Newland，C.A.，398n7

Nienaber，J.，389n29

Nigro，L.G.，68，384n49

Niskanen，W.A.，Jr.，118，181，389n4，393n12

Nivola，P.S.，193，394n36

Nixon，R.M.，50，66，82，109，200，207，208，209，210，214

Noble，G.W.，307，402n35，402n38

Noll，R.G.，386n43，397n11

Ornstein，N.J.，398n3

O’Toole，R.，384n38，405n2

Ouchi，W.G.，174，387n4，391n30

Packard，D.，403n8

Page，T.，246n

Palmer，A.M.，97

Panem，S.，271n

Paret，P.，391n16

Pattison，R.V.，406n19

Pauken，T.，213

Pearce，J.E.，385n3

Pechman，J.A.，408n15

Peltzman，S.，406n21

Perrow，C.，132，389n31

Pertschuk，M.，207-8，209，213，255

Pesso，T.，52，383n6-7，391n8

Peters，T.J.，387n3

Petersilia，J.，379n14-15

Peterson，P.E.，397n11，398n7

Peterson，R.W.，406n14

Pfeffer，J.，181n

Pinchot，G.，96-97，110，184，202，203

Pious，R.M.，399n31

Pittenger，J.C.，404n19

Pommerhene，W.W.，405n5

Porter，L.W.，383n12

Porter，R.B.，399n23

Posen，B.R.，379n2，379n4，380n5，381n41

Powers，T.G.，388n29

Pratt，J.W.，391n1

Procunier，R.，21

Prottas，J.M.，52，63，334，383n5，383n8，384n29，404n5-6

Pruitt，C.，62，384n27

Purcell，E.A.，Jr.，385n20

Purkey，S.C.，381n36

Pynoos，J.，334，404n1-4，404n6，404n10

Quirk，P.J.，80，87，385n18，386n23-25，386n36，386n38，386n41，386n43-45

Rabkin，J.，66，246，384n45-46，397n18，400n4，400n7，400n20，400n31，401n16，401n42-43

Rachal，P.，12，193，265，380n26，394n35，399n16，407n44

Rainey，H.G.，389n33，389n35

Ranelagh，J.，383n20-21，388n43

Reagan，R.W.，80，81，106，129，180，206，208，209，216，226，239，255，337n

Redford，E.S.，399n18

Reiss，A.J.，Jr.，53，383n9

Ribicoff，A.，77

Rich，M.，323n，403n25-26，407n26

Richardson，E.，211

Richardson，L.，394n37，406n22，407n43

Richardson，S.，402n22

Rickover，H.G.，106，184-85，202，203，217

Ricks，T.E.，391n5

Ridley，C.E.，408n19

Ries，J.C.，407n27

Rieselbach，L.，251n

Roberts，M.J.，385n11，394n38

Robson，R.T.，408n15

Rockman，B.A.，66，384n44，397n8

Roethlisberger，F.J.，382n39，387n7

Rogers，D.，406n23

Rogers，P.，85

Rogers，W.，200

Rogowsky，R.A.，383n24

Rohlen，T.，402n37

Rommel，E.，3，27

Roosevelt，F.D.，72，190，203，239，255

Roosevelt，T.，184，203

Rosen，S.，220-21，396n4-6，396n18-19，403n24

Rosenthal，D.B.，396n28

Ross，R.L.，350，406n12，406n15，406n21

Ross，S.A.，391n1

Roth，G.，404n7

Rothman，S.，65，384n42-43

Rowe，V.，379n10

Rubin，I.S.，214-15，395n37-39

Ruckelshaus，W.，86，288

Rundstedt，G.von，3

Russell，J.，221，227，231

Rutter，M.，9-10，22，380n24，381n35

Salamon，L.M.，251n，398n7

Salanick，G.R.，181n

Sapolsky，H.M.，223，341，396n9，396n17，405n26

Sathe，V.，387n4

Savage，P.L.，382n25，382n33

Savas，E.S.，347，350，351，405n3，406n6-7，406n9，406n16，406n19，406n23，407n27，407n34，407n45

Sayre，W.，134

Scase，R.，402n26

Schaefer，D.L.，404n8

Schay，B.W.，391n19

Schein，E.H.，387n4

Scher，S.，385n19

Schlaifer，R.，387n7

Schlesinger，J.，210

Schmidt，F.L.，390n3

Schmitter，P.，403n54

Schneider，F.，405n5

Scholz，J.T.，386n27

Schultz，R.I.，406n14

Schwartz，T.，397n3

Scott，A.M.，387n12

Seeber，L.，385n10

Seeckt，H.von，15

Seidman，H.，380n25，399n19，399n24，400n16

Selznick，P.，73，92，95n，105，182，385n5-6，387n6，387n15，393n14

Sheehan，K.P.，220，395n2-3

Sherman，L.W.，78-79，157n

Shils，E.A.，301，379n7，380n14，401n21

Shultz，G.，94，183-84，197，300

Silberman，B.S.，402n41

Silberman，L.H.，398n11

Simon，H.A.，24，55，56，375，379n2，381n38-39，383n13，408n19

Simpson，G.，392n30

Skolnick，J.H.，37-38，381n10

Skowronek，S.，403n53

Sloan，J.W.，402n43，402n47-49，403n51

Smircich，L.，387n4

Smith，M.S.，381n36

Smith，P.M.，393n8，393n20，399n17

Smith，R.H.，383n16

Smith，S.S.，398n35

Somers，H.M.，399n25

Sonenblum，S.，407n27

Sonnenfeld，J.A.，387n7

Spann，R.M.，406n21

Staats，E.，202，203

Stanfield，R.L.，394n40，400n23

Stedman，L.C.，381n36，381n37

Steers，R.M.，383n12

Stevens，B.J.，351-52，406n24

Stewart，R.B.，400n14

Stidham，R.，389n30

Stinchcombe，A.L.，96n，167，387n21，391n21

Stockton，P.N.，224，396n12

Stone，H.F.，97

Stouffer，S.A.，46，382n29

Street，D.，132，389n31

Struyck，R.J.，407n36

Stubbing，R.A.，187，214，393n1，393n21，395n22-25，395n27-28，395n35-36

Sullivan，T.，246n，398n30

Sykes，G.M.，38，382n12

Szanton，P.，399n15

Taylor，F.W.，150n

Taylor，S.，65，384n40，398n29

Teal，R.F.，407n25

Tewel，K.，22，24，381n29

Thatcher，M.，297

Thayer，S.，98，110

Thomas，M.W.，401n20

Thorelli，H.B.，385n21

Tierney，J.T.，123，124，162，381n6，389n8-10，389n13，389n34，391n7，391n10

Timpane，P.M.，408n15

Tipermas，M.，109，180，388n58-59，393n9，393n15

Tobin，A.，202，203

Tocqueville，A.de，305，402n29-31

Trento，J.，394n13

Troy，T.，383n21

Truman，H.S.，186，204，255

Trump，D.，315-16，317

Tugwell，R.G.，385n4

Tullock，G.，181，387n11，393n12

Turcotte，W.E.，373，408n12

Ungar，S.J.，98，388n30，393n5，393n26-27，393n29

Valachi，J.，180

Van Atta，D.，388n45

Van Cott，T.N.，406n12

Van Galen，R.，398n29

Van Pelt，M.H.，404n19，405n20

Verba，S.，401n14

Vining，A.R.，405n5

Vinter，R.，132，389n31

Vogel D.，296，401n11

Vogel，E.G.，402n42

Vroom，V.H.，383n12

Wachtel，M.，391n37

Walcott，J.，388n42，388n45

Waller，W.，40，382n14

Wallop，M.，235

Wamsley，G.L.，251n

Wanat，J.A.，195，394n41

Warner，W.L.，69，384n53

Warwick，D.P.，41，382n17-20，387n11，387n13-14

Waterman，R.H.，Jr.，387n3

Weatherly，R.A.，404n18

Weaver，403n51

Weaver，R.H.，333-34

Weaver，R.K.，397n9

Weaver，S.，78，166，168，385n21，386n30-31，386n40，391n18

Webb，J.E.，202，203-4，394n11

Weber，M.，11，117，334-35，377，389n3，404n7

Webster，W.，231

Wei，F.H，386n27

Weicher，J.C.，407n25

Weigley，R.F.，220，395n1

Weinberger，C.，207，209，210，211，214，231，255

Weingast，B.R.，254-55，397n11，398n30

Weiss，R.M.，387n8

Wellington，H.，401n46

Wheeler，W.B.，385n9

White，B.，400n6

Wiarda，H.J.，310，402n44，402n46，403n52

Wicker，A.W.，383n4，383n12

Wilkins，A.L.，387n4

Williams，E.J.，402n45，402n48，402n50

Williamson，O.O.，358，407n39-40

Wilson，G.K.，247，249，296，301，386n26，386n37，394n8，395n20，397n19-21，398n23，400n17-19，400n21-22，401n10，401n17，401n19-20

Wilson，G.W.，406n20

Wilson，J.Q.，380n26，381n1，381n7-8，382n21，382n24，382n38，384n45-46，385n12，385n18，385n21，386n29，386n42，387n22，388n31，388n57，389n32，391n11，391n24，391n25-26，391n29，394n35，394n37，396n15，396n28-29，396n31，398n24，399n16，400n4，400n24，401n15-16，403n2，404n17，404n28，404n35，406n22，407n43，407n44，408n14

Wilson，L.J.，390n1-2，391n18

Wilson，W.，240，397n10

Wilson，Woodrow，376

Winant，J.G.，99

Winks，R.W.，102，383n20，388n43

Wise，A.E.，150n，152，391n35-36，405n20

Wisner，F.，383n20

Wittich，C.，404n7

Wolf，C.，Jr.，224，354，368，396n11，405n5，407n31，408n6

Wood，R.C.，400n16

Wright，F.J.，402n45，402n48，402n50

Wyman，B.，400n7

Wynne，E.A.，408n11

Yandle，B.，383n24，397n22

Yates，D.，399n33

Yoshino，M.Y.，402n23，402n34

Zardkoohi，A.，406n8

Zeckhauser，R.J.，391n1

Zucker，L.G.，387n4

主题词索引

（以下页码为原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n表示注释）

AAF，see Army Air Force

Abuses，168，175，293

Accountability：deregulation and，370；to president，276；privatization and，348，357-59；public schooling and，362-63；in public versus private institutions，316；reorganization and，267；rules and，335；in U.S.versus Great Britain，258

ACTION，213

Add-ons，225

Administrative judge（AJ），145-46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APA），2，82，129

Adversarial perspective，297，299，305

Advocacy，as executive strategy，209-11

AFDC，see 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

Agency types，28，158-71；see also Coping agency；Craft agency；Procedural agency；Production agency

AIDS，271n，341

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AFDC），337

Airline industry，deregulation of，87

AJ，see Administrative judge

Alabama mental health system，285-86

APA，se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

Arbetarskyddsverket（Sweden），296，303-4

Arbitrary rule：versus justice，326-31；and tradeoffs，326-27

Armies：effectiveness of，3-6，228-29；interservice coordination and，58-59；operation of，365-66；organization of，14-18；small group cohesion in，46-47；task determination in，43-44，45-47

Army Air Force（AAF），185-96；see also U.S.Air Force

Army Corps of Engineers，65，199；interagency task forces and，190-91；leadership at，201；management system at，166；organizational mission at，98-99；programs versus projects and，190

ASV，see Arbetarskyddsverket（Sweden）

Attitudes：beliefs about power of，50-51；restraint on capture and，86-88；and task performance，50-55，67-68

Auftragstatik，16-17，26

Authority：decentralization of，372；imposition of efficient procedures and，349-50；national differences in organization of，297-301；national differences in response to，303-5；privatization and，348-49，359-60；of state，348-49；see also Discretionary authority

Autonomy，183；achievement of，188-92；consequences of concern for，192-94；coordination of agencies and，192-93；defined，182，183n；executives and，181-85；federal personnel system and，149-50，152；innovation and，221；as organizational issue，26-27；of Postal Service，122-29；preference for，over money，179-80；presidential control and，274-75；strategies for maintenance of，28；unification of military services and，185-88；see also Turf maintenance

Behavior，see Task performance

Beliefs，see Attitudes

Blitzkrieg，15，222

BNDD，see Bureau of Narcotics and Dangerous Drugs

Boston Housing Authority，193，334，336

Brazil，310

Budget cutting，214-15

Building tender system，20

Bureaucracy：American regime and，376-78；Japan and，308；in Latin America，309-10；response of，to presidential control，274-76

Bureaucrat，definition of，60

Bureaucrat-bashing，368

Bureaucratic personality，69-70

Bureau of Health and Planning，214-15

Bureau of Narcotics and Dangerous Drugs（BNDD），225，265；see also 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

Bureau of the Budget，258，259；see also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OMB）

CAB，see Civil Aeronautics Board

California：Lakewood Plan，352-53；prison system，8

Cambridge，Massachusetts，361

Campaign finance laws，85

Capture，75，76，81，83-88；see also Interest groups

Career enhancement，and work assignment，172

Career executives：agencies headed by，198，199，200-2；effectiveness of，202；presidential control and，274

Carver High School（Atlanta，Georgia），8-10，21，25

CBO，see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CIA）：counterintelligence and，101-2；covert operations at，189；creation of，259，260；defector management and，103；equity in duty assignments and，171-73；functions of director of，57；organizational cultures at，101；reconnaissance satellites and，189；task definition at，56-58

Centralization：of drug enforcement，267；impossibility of，276；in Latin America，309-10；president and，258-59，264，272

Challenger disaster，see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Change：judicialization of agency procedures and，283；recruitment of professionals and，64-65

China Lake experiment，see under U.S.Navy

CIA，se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vil Aeronautics Board（CAB），76，79，87

Civil Rights Commission，as client agency，80

Civil Service Reform Act（CSRA），143，146

Civil Service system：as limit on congressional power，238，239，240；PACE test and，139；preferential treatment and，140，200；presidents and，257-58；see also 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Personnel system

Clayton Act，59

Clean Air Act of 1970，281，287，288

Client agency：legislative dominance and，248，249；task definition in，79-80，81-82

Client politics，11，18，76，78，208

“Client-serving ethic，” 100

Coalition-building，251-53

“Code fetish，” 309

COLA，see Cost of Living Adjustment

Coleman Report，9-10

Commodity Credit Corporation，77

Common-site picketing law，216

Community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Program（CPD），214-15

Competition：efficiency and，352-53；Postal Service and，125-26

Compliance，in public versus private agencies，193，359

Congress：autonomy of USPS and，124；blame-shifting by，246n；committee reports as agency “guidance” and，243；conflicts among committees in，256；constituency demands and，174；decentralization in，85；executive branch power over agencies and，258-60；House and Senate Select Committees on Intelligence，259-60；means of exercising influence，237-41；micromanagement by，241-44，366-67；nationalized versus geographic representation in，242；presidential control of agencies and，258-60，274-75；reorganization and，268；suits against agencies and，281；watchdog role of，85；see also Congressional control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CBO），259；Grace Commission report and，318-19

Congressional control，235；and agency environment，248-51；agency response to，251-53；and agency type，244-48；limitations to，238-40；micromanagement in，241-44，366-67；tenure of commissioners and，238，239，240

Constituencies：bureaucrats as，119；control of factors of production and，125，214-15；division of，and autonomy，191；increased court control and，282；influence of，125，131-32，214-15；as source of executive power，202-5

Constraints：coping organizations and，169-70；costs of，331-32；effects of，131-34；efficiency and，317-18；imposed by bureaucratic organization，260；imposed by Congress，263；increased court control and，282；military procurement and，323-25；operation of agencies and，115，366；political，35，44，120-22；procedural organizations and，164；use of surplus revenues and，116-20

Consumer welfare，60-61

Contextual goal，129-34，324

Contract system，363-64

Coordination，see Interagency coordination

Coping agency：costs of constraints and，332；court orders and，291；legislative domination of，245，252；management of，168-71，175；marketlike arrangements and，364；presidential control and，275；type of executive in，200

Core task，25-26，44；cost of changing，232；definition of，224-26；resistance to innovation and，223-24；see also Task definition

Corporatism，311

Correctional institutions，see Prison system

Corrections Corporation of America（CCA），360

Corruption，312

Cost-of-living adjustment（COLA），238-39

Costs：of elimination of waste，323-24；judicialization of agency discretion and，282-84

Counterintelligence（CI），see under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ourts：access to，and capture，85-86；consequences of intervention by，282-90；effective decisions by，291-92；judges versus bureaucrats and，290-94；national differences in power of，301-2；in parliamentary system，298；relationship of federal agencies to，277-81，282；relationship of local agencies to，281-82；see also Litigation

Covert operations，see under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PD，see Community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Craft agency：costs of constraints and，332；court orders and，291；legislative domination of，245-48；management of，165-68；presidential control and，275；prevention of abuses in，175；professional standards and，175；sense of mission and，175；task definition in，367；type of executive in，201

Critical task，see Core task；Task definition

CSRA，see Civil Service Reform Act Culture，302；see also National culture；Organizational culture

Customs Service，266

DEA，see 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

Decentralization：capture and，85；of Congress，242；Forest Service mission and，97；in hiring practices，141-42；management of craft organizations and，167-68；number of constraints and，133-34；of teaching，151-53

Deception，and congressional over-sight，252，253

Decision making：as executive strategy，212-14；group-centered，307，308；interagency coordination and，269，271

Defector management，see under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Defense Acquisition Regulation，321

Defense contracting，324-25，357；see also Military procurement

Defense Reorganization Act of 1986，193

Delaney Amendment，340-41

Demonstration project，see Management experiment

Denmark，350，362

Deregulation of government，369

Disability Insurance（DI），100

Disabled persons，35

Discipline，17，19-20，22-23

Discretionary authority：contextual goals and constraints and，133-34；court challenges to，279-81；distribution of，372；at headquarters level，329-31；housing projects and，333-34；rules and，334-36；at street level，327-29；vulnerability to interests and，73

Discrimination：age，in employment，165n；in competency testing，152；employee dismissals and，145-46；OCR regulations and，66-67；PACE test and，140-41；police behavior and，53-54；privatization and，353-54

DoD，see U.S.Department of Defense Drug enforcement：FBI and，108，180，182-83，189，267；reorganization of，12，265-67

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DEA），180；goals at，11，12；reorganization and，265-67；task definition at，47-48

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ECA），55-56

Economic Policy Board（EPB），269-70

Economic theory，and public agencies，347-48

Economists：“Chicago School，” 232，255；congressional oversight and，255；deregulation of airline industry and，87；FTC and，60，61，255；judicial empowerment of，285；organization of bureaucracies and，23；task definition for，60，61

EDF，see 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

Education：achievement and，9-10，22；privatization and，360-63，375；for veterans，355；see also Private schools；Schools；Teachers

Education for All Handicapped Children Act，338-39

EEOC，see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

Efficiency：constraints and，317-18，323-25；costs of，323-24；economic definition of，versus constraints，317-18；equity and，132；incentives and，321-23，349；justice and，326-27；privatization and，347-48，349-53；of public versus private agencies，315-17；task definition and，320-21

Electric utilities，193-94，350-51

Employees，in business versus government agencies，114-15

Employment and Training Administration（ETA），214-15

Enforcement system，297-301

Engineers，61-63

Entitlement programs，211

Entrepreneurial agency：external interest pressures and，77-78，80-81；legislative dominance of，249-50；task definition in，80-81；watchdog organizations and，83-84

Entrepreneurial politics，77-78，80，208

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EDF），84

Environmental impact statements（EIS），65

Environmental issues，130，131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EPA）：administration of，85；compliance by government agencies and，194；congressional imposition of standards on，246；court intervention and，281，283-84，287-88；empowerment of professionals in，284；industry-wide rules and，250；leadership of，213；policy on deterioration of air quality，288-89；pollution reduction and，13；public-interest groups and，84；regulation negotiation and，283-84；rules and，342；state implementation plans（SIPs），287-88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ws，342

EPA，se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B，see Economic Policy Board

Equal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Survey，see Coleman Report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EEOC），145

Equity：in access to courts，290；duty rotation and，171-73；versus efficiency，132；inputs and，353-54；management system and，172-73；markets and，354；privatization and，348，353-57；public schooling and，360-63；in public versus private institutions，316；rule implementation and，326；vouchers and，355-57；see also Fairness

ETA，see Employment and Training Administration

Europe，see also specific countries；contextual goals and，130-31；problems of administration and，376-77；rule-based governance and，335；see also Parliamentary regimes

Evaluation：efficiency criterion and，332，347-48；privatization and，347-48；by results，373-75；of task performance，117-18

Executives：advice to，370-76；agency types and，200-2；appearances and，205；autonomy and，181-85；coexistence of cultures and，105；constituencies as source of power for，202-5；efficiency and，349-50；enforcement and，298-99；essential constraints and，372；influence on policy and，205-9；kinds of，197-200；learned vulnerabilities and，192；operators and，205；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95-96，370-72；organizational mission and，95-101，371；regimes centered in，311-12；rules and，344-45；strategies of，209-16；success of organization and，365；task definition and，367；turf maintenance and，28；see also Career executives

Experimental Housing Allowance Program，355-57

FAA，see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Factors of production，allocation of，120-29；see also Resources

Fair Labor Standards Act，165n

Fairness：as goal in procurement process，126-27；regulation proposals and，129；responsiveness and，326-27；see also Equity

FBI，se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N，see Federal Bureau of Narcotics

FCC，se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DA，se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ederal Acquisition Regulation，126-27，321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FAA），268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FBI），231；drug enforcement and，108，180，182-83，189，267；external environment of，32；innovation at，230-31；interagency task forces and，190-91；leadership at，199，201；management system at，162-63；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OSS），189-90；organizational mission at，97-98，107；organized crime and，180，182-83；professional leadership at，199；sense of mission，107

Federal Bureau of Narcotics（FBN），265；see also 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76，329-30，339

Federal Maritime Administration，248

Federal Maritime Commission（FMC），74-75，79，84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59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FTC），213；congressional dominance and，247-48，249-50，254-56；economists and，285；executive strategies for change at，207-8；innovation at，231；interest groups and，82-83；noncongressional government influences on，255-56；task definition at，59，60-61

Fire protection，public versus private，350

Fleet Marine Force，223

Flexibility，302，368

FMC，see Federal Maritime Commission

FNS，see Food and Nutrition Service

FOIA，se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Follow-on imperative，” 324-25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congressional control and，245-46；political criticism of，85；rules and，340-41；task definition at，80-81

Food and Nutrition Service（FNS），109，180

Food stamp program，108-9，180，182，355

Foreign policy：and administrative acts，41-42；privatization and，358

Foreign Service，94，171-73；see also U.S.Department of State

Forest Service，199；leadership at，201；management system at，166-67；organizational mission in，96-97，107；task definition and，63，64，65

Formality，national differences in，305-7

Formative years of agencies，68

Foundations，83-84

France：cultural attitudes in，305-6；enforcement system in，297；French Revolution，335；German WWII military success and，4-6；organizational culture in，302；politics in，298；rule-based governance and，335

Fraud，elimination of，323-24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FOIA），129-30

FTC，se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uneral Industry Practice Rule，82-83

GAO，see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GATB，see General Aptitude Test Battery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GAO），35-36，203，259，318-19

General Aptitude Test Battery（GATE），140

General goal，defined，34n

General Motors，134-35

German army of 1940，3-6，14-18，229

Germany，Federal Republic of，297

GLCM，see Ground-launched cruise missiles

“Goal displacement，” 69

Goals：of Congress，and quasi-autonomous agencies，125；critical task of organization and，25-26；primary versus contextual，129；public versus private management and，10-11；top-down versus bottom-up perspective and，11-12；vagueness of，32-33；see also Contextual goal；General goal；Operational goal

“Goldplating，” 321

Governance problems，375-78

Grace Commission，318-20

Great Britain，see United Kingdom

Ground-launched cruise missiles（GLCM），226

Group values，307-8

Health hazards，tasks at OSHA and，42-43

HEW，see U.S.Department of Health，Education，and Welfare

Hiring practices：internal promotion and，140，141；merit and，139-42；Schedule B appointments，141；1988 selection procedure，142；veteran’s preference in，140；see also Personnel system

“Homeporting，” 251-52

Hospitals，efficiency of，350-51

Housing inspectors，193

HUD，see U.S.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Human factors，and task definition，62-63

ICBMs，see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s

ICC，see 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

Identity，see Mission，sense of

Ideology：in presidential appointments，261-62；social status versus agency affiliation and，68；task definition and，65-68；see also Attitudes

IEP，see 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rogram

IHHC，see New York Interdepartmental Health and Hospital Council

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INS），158

Imperialism，see Autonomy

Implementation，national differences in，299-301

Imprinting，96

Incentives：attitudes and，51；behavior of operators and，88；behavior of professionals and，60；for compliance with standards，287-88；efficiency and，321-23，349；for government versus private executives，197；information-gathering and transmitting processes and，228-29；innovation and，221；military procurement and，321-23；monetary benefits and，116-20，157；nonmaterial，157-58，174；operation of agencies and，366；for operator involvement in change，231-32；for regulatory negotiation，284n；task definition and，49；see also Peer expectations；Situational imperatives

Individualism，307-8

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rogram（IEP），338-39

Industrial productivity，54

Industry-wide rules，249-50

Inefficiency，see Efficiency

Infiltration warfare，15

Influence-peddling，242

Informality，288，302，305-7

Innovation：in army doctrine，218-20，222-23；defined，222；desirable top-down changes and，230-31；environmental change and，225；executives and，28，227-32；organizational resistance to，221-26；risk of top-down change and，228-30；role of subordinates in，230-32；task definition and，221-26

INS，see 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

Interagency coordination，266，268-74；and autonomy，190-91，192-93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s（ICBMs），12，105-6

Interest group agency，see Client agency

Interest groups：congressional influence over agencies and，242；discretion by regulatory agencies and，329-31；entrepreneurial politics and，77-78；in Europe，299；redistribution of access and，84-86；see also Client politics；Public interest groups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IRS），160，161，174

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ICC），78，87，279

Intervenor funding program，130，131-32

Investigative agencies，166；see also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Iran-Contra affair，272-73

“Iron Law of Emulation，” 259-60

IRS，see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Italy，298

Japan，297，307-8，311

Joint Chiefs of Staff，186，188，192-93

Joint ventures，see Interagency coordination

Judges，versus bureaucrats，290-94

Juridicial democracy，335

Jurisdiction，see Autonomy

Justice，versus arbitrary rule，326-331；see also Equity；Fairness

Juvenile delinquents，and public versus private agencies，132

Key West Accords，186-87

Labor costs，for public versus private services，351

La Mirada，California，358-59

Lane High School（Queens，New York），22

Latin America，309-10，311

Lawyers，60，61，284-85

Leadership，see Executives；Managers；Presidents

Learned vulnerabilities，191-92

Legal Services Corporation，274-75

Legislation：constraining agency actions，240-41；control of entrepreneurial politics and，249-50；limiting congressional power，238-41；task definition and，59，73；see also Congress；Rules；Statutes

Legislative oversight，see Congressional control

Legislative veto，243n，268

Litigation，and development of regulations，282-83，284-85

Local government，and privatization，358-59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top-down innovation by，229-30

Local law enforcement，13，352-53；see also Police officers

London，England，22-23

McDonald’s fast-food restaurant，113-14，135

Magnuson-Moss Act，249

Majoritarian agency，82-83，250

Majoritarian politics，78-79

Management：deregulation of，369-70；effects of court intervention on，282-90；political constraints and，27-28；president’s influence on，262-64，272；by White House staff，272-74

Management experiment，373-75

Managers：concern with process versus outcomes and，131；constraints on，113-36；evaluation systems for hiring of，139-42；incentives for operator compliance and，154-75；input focus of，126，127-29；number of，in public versus private agencies，133；performance-based compensation and，143-45；personnel system and，137-53；risk aversion in，132-33；role of subordinates in innovation and，230-32；styles of management and，173-74

Markets，see Privatization

Marshall Plan，see 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Massachusetts：Department of Public Welfare，52；prison system in，7；Registry of Motor Vehicles，113-14，118，135-36，160-61

Maternity Act，279

Media，and capture，88

Memoranda of understanding（MOUs），260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s，286

Mental hospitals，39，350

Merit，in hiring of public employees，139-42

Merit Systems Protection Board（MSPB），120，145-46

Metro，see Washington Metropolitan Area Transit Authority

Michigan prison system，6-7，8，18-19，328-29

Micromanagement，241-44，366-67

Military bases，241，251

Military procurement：bottom line on，325；decentralization of authority and，372；incentives and，321-23；new technology and，224；program manager and，320-23；social goals and，324；task definition and，320-21；waste and，319-20

Military services：autonomy of secretary of defense and，179-80；disadvantages of communication for，228-29；equity in duty assignments and，171-73；national culture and，302；organizational cultures of，105-6；as procedural organization，163；promotion in，321-22；task definition in，58-59；unification of，185-88；see also Armies；Joint Chiefs of Staff；Pentagon；U.S.Air Force；U.S.Army；U.S.Navy

Military strategy，see German army of 1940

Mining，47

Mission，sense of：advantages of，109-10；agency types and，158-71；autonomy and，182；autonomy in armed services and，187-88；benefits of，101；as challenge to managers，173-74；competing goals and，158；contract officers and，322-23；costs of，110；as incentive，157-58；loss of，110；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26，27；professional culture and，65；resistance to innovation and，222；resistance to regulation and，194；role of executive and，95-101，371；tasks related to，190；tasks unrelated to，371-72；as term，95；see also Organizational culture

Mission-jurisdiction match，187-88，192；see also Autonomy

Money incentives，116-20，157

MOUs，see Memoranda of understanding

MSPS，see Merit Systems Protection Board

NAPA，see National Academ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rcotics law enforcement，see Drug enforcement

NASA，see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Academ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NAPA），264，369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80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NASA）：impact of engineering profession on，62-63；risks in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104；space shuttle program，203-4；task definition at，62-63

National Bureau of Standards，199

National culture，92，301-10；deference versus self-assertiveness and，303-5；formality versus informality and，305-7；groups versus individuals and，307-8

National Defense Advisory Committee，270

National differences，295-312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NEA），203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NEH），213

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NEPA），65，130

National Highway Traffic Safety Administration（NHTSA）：change at，232；entrepreneurial politics，77；impact of engineering profession on，61-62，64；industry-wide rule making and，250；task definition at，61-62；unpopular policies of，235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NLRB），67，78，339

National Reconnaissance Office（NRO），189

Nation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NRDC），287-88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80

National Security Act of 1947，272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NSA），106-7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NSC），264，272-73

National Teacher Examinations（NTE），152

NEA，se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

NEES，see New England Electric System

Negotiation，as executive strategy，215-16

NEH，se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

NEPA，see 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

Netherlands，The，362

New England Electric System（NEES），31-32

New Industrial State，The（Galbraith），134

New York City：Department of Parks and Recreation in，315-17；skating rink in，317，321；solid-waste collection in，351

New York Interdepartmental Health and Hospital Council（IHHC），269，270

New York Post Authority，203

NHTSA，see National Highway Traffic Safety Administration

NLRB，see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

NOSC，see under U.S.Navy

NRDC，see Nation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NRO，see National Reconnaissance Office

NSC，se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SF，se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TE，see National Teacher Examinations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OSHA），289；court challenges and，282-83；enforcement and，295-96；interest-group politics and，78，81-82；legislative dominance of，249；management of，85，206-7，216；as procedural agency，163，247，249；rule enforcement and，342，343-44；task definition at，42-43，64，246-47；unpopular policies of，235

OCR，se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OEO，see Office of Economic Opportunity

OFCC，see Office of Federal Contract Compliance Programs

Office for Civil Rights（OCR），66-67，246，278-79，290

Office of Economic Opportunity（OEO），180，274-75

Office of Federal Contract Compliance Programs（OFCC），193

Office of Legislative Affairs，260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OMB），120，259，264；Office of Information and Regulatory Affairs in，129

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OPM），120，140，147，148，214-15

Office of Presidential Personnel，261

Office of Production Management，270-71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259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OSS），57-58，189-90

Office of Surface Mining Reclamation and Enforcement（OSM），67

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259

Office of War Mobilization（OWM），271

OMB，see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1-2-3 Rule，333-34，336

Open enrollment，361

Openness，377-78

Operational goal，34-36

Operators：in coping organization，169-70；discretionary power of，70-71；involvement in innovative change and，230-32；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27；performance-based compensation and，144；promotion of，143；support from executive and，205；task definition and，33-48；see also Professionals；Task definition；Task performance

OPM，see 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

Order，maintenance of，as situational imperative，37-40

Organization：of armies，14-18；defined，24；denial of importance of，23-24；versu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24；of prisons，18-21；of schools，21-23；system of coordination and，24-25

Organizational culture：agencies with multiple cultures，105-7；as concept，91-93；court awareness of，293-94；executives and，370-72；external constraints and，36；learned vulnerabilities and，129；resistance to new tasks and，107-9；selective attention and，101-5；situational imperatives and，42；at SSA，35-36；at the State Department，42；see also Mission，sense of

Organized crime，180，182-83

OSHA，se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OSM，see Office of Surface Mining Reclamation and Enforcement

OSS，se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Outcomes，131；assessment of，373-75；contextual goals and constraints and，168；craft agencies and，165-66；field experiments and，373-75；focus on measurable，161-62；impermissible，339-42；observability of，and rules，342-43；at production agencies，160；production agencies and，160，162-63；types of agencies and，158-59；unknown，and SOPs，375；see also Evaluation；Task performance

Overton Park，and Supreme Court，278-79

OWM，see Office of War Mobilization

PACE test，139-42

Packard Commission，320

Paperwork，138，343，344

Park Service，63-64，65

Parliamentary regimes：bureaucracy and，378；enforcement of regulation in，297-301；problems of administration and，376-77

Patrimonial rule，309-10

Patronage system，239；see also Civil Service system；Political executive

Peer expectations，45-48

Pennsylvania，special education in，284-85

Pension law，216

Pentagon，118，209-10；see also Joint Chiefs of Staff；Military services

People，versus organization，23-24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347

“Performance ambiguity，” 174

Personality，92-93；see also Bureaucratic personality

Personnel system，139-46，372；bureaucratization versus professionalization and，149-53；change in，146-48；classification in，142-43；congressional control and，238-40；dismissals and，145-46；managers and，137-39，147；merit system and，139-42，143-45；resistance to change in，148；see also Civil Service system

Police officers：chiefs and，205；discretionary authority and，41，327-28，329；factors in shooting by，53-54；legislative domination and，244-45；management system and，170-71，338；rules and，338，344；situational imperatives and，37-38；task definition for，37-38，53；task performance by，67-68；see also Local law enforcement

Policy：judicial intervention and，280，286-90；versus rights，280

Policy implementation，215

Policy making：executive influence on，205-9；judge’s role in，286-90，292-93；national differences in，299-300

Political access，redistribution of，84-86

Political constraints，35，44，120-22

Political control，kinds of，236-37

Political executive：budget cutting and，215；relationships and，199；selection of，197-99；Washington careers of，216

Politics：congressional domination and，248-51；enforcement of regulatory policy and，297-301；executive’s freedom of action and，208；rules deriving from，120-22

Pork barreling，251-53

Postal Reorganization Act，124

Power：of attitudes，50-51；of Congress over bureaucracy，235-41；enhancement of，by change，228-30；of executives，204-5；judicial preference and，284-86；limitation of，335-36；as uncertainty，330

Presidential versus congressional agencies，275-76

Presidents：appointments made by，260-62；bureaucratic support of，275；coordination by，272；influence of，on FTC，255-56；management of agencies and，262-64；micromanagement by，367；power of，and Congress，258-60；response of bureaucracy to control by，274-76

President’s Special Review Board，see Tower Commission

Principal-agent models，155，156

Prior experience，and task definition，55-59，73-74

Prison system：arbitrary rule and，328；compared conditions and，6-8；“control model” for，19-21；court intervention and，281；operation of，366；organization of，18-21；privatization and，359-60；“responsibility model” for，18-19；situational imperatives in tasks in，38-39

Privacy Act of 1974，130

Private schools：teaching in，22，150；vouchers and，360-63，375

Private suppliers，350-53

Privatization：accountability and，348，357-59；efficiency and，350-53；historical examples of，346-47；public services and，373；see also Public versus private agencies

Problems：arbitrary rule and，326-31，332；of inefficiency，317-25，331-32；privatization as solution to，346-64

Procedural agency：costs of constraints and，332；court orders and，291；legislative oversight of，252；management of，163-64；marketlike arrangements and，364；presidential control and，275；surveillance and，174-75；task definition in，367；type of executive in，201-2

Procedure：change of，by presidents，262-64；court intervention in，293-94

Procurement：constraints on，121-22，126-27，240-41；in public versus private institutions，321；special treatment for minorities and，354；see also Military procurement

Production，factors of，see Factors of production；Resources

Production agencies：costs of constraints and，332；court orders and，291；legislative domination of，244，248；management of，159-63；police departments as，170-71；presidential control and，275；rules and，336-37；task definition in，367；type of executive in，200-1

Production agency，top-down view and，11

Profess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Career Examination（PACE），139-42

Professionalism：craft organizations and，167-68；personnel system and，149-53；procedural organizations and，163-64；task definition and，59-65，74

Professionals：definition of，60；empowerment of，by judicial preference，284-86；recruitment of，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64；task definition and，59-65

Program manager，320-23

Programs versus projects，190

Public Citizen，289-90

Public interest groups，287-88，289-90；see also Interest groups

Public schools，see Education；Schools；Teachers

Public versus private agencies：complexities of doing business with，120-22；compliance in，359；coping organizations and，169；efficiency and，349-53；equity and，316；facilities at，118-19；fiscal integrity in，316；labor costs for，351；management and，113-15，134-36；monetary incentives and 116-20；number of managers in，133；organization maintenance a 196-97；quality of service and，113-15；regulation of，193-94；see also Privatization

Quasi-autonomy，124

Racism，see Discrimination；Equity

Rand Corporation，323，325

Rank-and-file employees，see Operator

Red tape，121，142；see also Paperwork Rules；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Reduction in Force（RIF），138

Redundancy，as useful，274

Regimes：statist versus non-statist，310-12；see also Parliamentary regimes

“Regneg，” 284n

Regulation：concern for autonomy and，193-94；development of，for litigation reasons，284-85；entrepreneurial politics and，77；see also Deregulation of government

Reorganization，186；of army，218-20；autonomy and，180；failure of，11 12；in HEW，212-13；presidents and，264-68；top-down view of bureaucracies and，265；see also Military services，unification of

Reorganization Objectives Army Division，219

Requests for proposals（RFPs），122

Research agencies，195

Resource dependence，181n

Resources：annual authorizations and 243-44；coalition-building and，251-53；congressional control over，238-39，240，243-44；contir gencies for use of，197；court-ordered policy and，288-89；quality of schools and，9-10；success of German army and，4；superiority of Texas prisons and，8

Responsiveness，and fairness，326-27

Results，see Outcomes

Retired persons，35

Revenues，and incentives，116-20

Rewards，see Incentives

RFPs，see Requests for proposals

RIF，see Reduction in Force

Risk aversion：autonomy and，191-92；bureaucratic personality and，69-70；constraints and，129；contextual goals and，132-53；court intervention and，282

ROAD，see Reorganization Objectives Army Division

Rogers Act of 1924，94

Rule of Unanimity，269

Rules，333-45；in business versus government agencies，114；congressional micromanagement by，242-44；consequences of，338-39；delivery of public services and，363；difficulty of adopting，232；discretion and，327-29，334-36；gains versus losses from，342-45；governing procurement，126-28；impermissible outcomes and，339-42；industry-wide，207-8；opportunity for access and，377；as political，121；tasks and，336-39；see also Regulation；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San Jose，California，362

SAT，see Scholastic Aptitude Test

Scandal，and task definition，80-81

Scholastic Aptitude Test（SAT），140

Schools：as coping organizations，224-25；court intervention and，281-82；decentralization，372-73；differences between good and bad，9-10；innovation and，224；management by rule and，338-39；operation of，366；organization of，21-23；see also Education；Teachers

SCRAP case，279，280，281

SEC，se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Secrecy，and national differences，300-1

Secretary of Defense，212

Secretary of Health，Education，and Welfare，212-13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SEC），330-31

Senior Executive Service（SES），143，261

Separation of powers，376-78

SES，see Senior Executive Service

Shell Oil Company，194

Sherman Antitrust Act，78-79，82

Shirking，155-57，174

Sierra Club，281

Situational imperatives，52-53，75，169

Small group cohesion，46-47

Social goal，see Contextual goal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SSA）：conflicts in goals of，35；cost-of-living adjustment and，238-39；efficient outcomes at，160；facilities of，118；legislative domination of，244，253；management by rule and，336；means-test programs and，100-1；organizational mission at，99-101，160；problems in，368；as procedural agency，244；as production agency，244；task definition at，34-36

SOPs，see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Special Representative for Trade Negotiations，260

SSA，see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SSI，see 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SOPs），164，221，375

Standards：professional，59-65，74，167-68；and rules，343-44

Standing，doctrine of，280-81，286

State-centered regimes，311

State employment agency，161，165-66

Statutes：embodying contextual goals，129-30；guidance from，in task definition，71；see also Congress；Legislation

Stereotypes about government agencies，114-15

“Strategic governance，” 213

Strategy：executive，28，209-16；military，5-6，17-18；for organization maintenance，207-8

Stretch-out，323

“Sunshine” act of 1976，130

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SSI），100，206

Supply Priorities and Allocations Board，271

Sweden：deference to authority in，303-4；enforcement system in，295-96，298；rule-based governance and，335

Tactics，see Strategy；Technology

Task：versus goal，32-34；of judge versus bureaucrat，290-92

Task definition：by agencies，246-47；attitudes and，54-55，67-68；bias toward maintaining，222；bureaucratic personality and，69-70；congressional dominance and，244-48；executives and，371-72；external interests and，79-83；goals in，34-36；human factors and，62-63；military procurement and，320-21；peer expectations in，45-48；political ideology and，65-68；postgovernment employment prospects and，86-88；prior experience and，55-59，73-74；professional standards and，59-65；rules and，336-39；sense of mission and，95-96；situational imperatives in，36-44；at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100；technology in，42-44

Task performance：attitudes and，50-55，67-68；control of shirking and，155-57；earnings and，117-18；evaluation of，117-18；merit-pay system and，143-45；see also Evaluation；Incentives；Outcomes

TAT，see Thematic Apperception Test

Teachers：bureaucratization versus professionalization of，150-53；competency tests for，152；legislative domination and，244-45；situational imperatives in task of，39-40；see also Schools

Technology：government agencies and，223-24；task determination and，42-44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TVA），12；“grass-roots democracy” and，184；interest groups in task definition at，72-74；organizational culture at，95；professionalism at，87；regulation of，194；selective attention to tasks at，103；surplus revenues and，116

Tenure of commissioners，as limit on congressional control，238，239，240

Texas prison system：authority in，25；“control model” in，19-21；court reform of，293-94；rules and，328-29；superiority of，6-8

Thematic Apperception Test（TAT），69-70

Top-down versus bottom-up perspective，11-13

Tower Commission，273

Transaction costs，358-59

Trash collection，350

Trench warfare，14-15，43

Turf maintenance，28；for executive versus organization，197，217；in public versus private sector，196-97；see also Autonomy

TVA，see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Twain，Mark，Junior High School（Brooklyn），292

UMTA，see Urban Mass Transportation Administration

Uncertainty，as power，330

United Kingdom：civil service in，257-58；deferential culture in，304-5；Official Secrets Act，301；politics in，297-98；power of parliament in，237-38；regulation in，296-97

United States Postal Service（USPS）：constraints on function of，122-29；efficient outcomes at，160；employe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155-56；Origin and Destination Information System（ODIS）at，156，162；as production agency，201

Urban Mass Transportation Administration（UMTA），214-15，285

U.S.Air Force（USAF）：aircraft procurement and，186-87；culture of，105-6；effect of creation of，267；ICBMs and，12，105-6；interservice coordination and，58-59

U.S.Army：acquisition of helicopters，187；Active Defense，219；Air-Land Battle，219；changes in warfighting doctrine and，218-20，222-23；guerrilla forces in，225；helicopter fleet，187；pentomic form and，218；Reorganization Objectives Army Division（ROAD），219；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SOPs）in，164；unification of armed services and，185-86

U.S.Constitution，and administration，376

U.S.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Food and Nutrition Service（FNS），180；food stamp program，108-9，180，182，355；national forests and，184

U.S.Department of Defense（DoD）：budget cutting in，214；creation of，186，188，204；Defense Logistics Agency（DLA），126-28；Rocky Mountain Arsenal，194；under Weinberger，209-10

U.S.Department of Health，Education，and Welfare（HEW）：advocate role of executive at，210-11；budget-cutting in，214；Bureau of Drug Abuse Control and，180；effect of reorganization and，267-68；Food and Nutrition Service（FNS）and，180；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117；see also Welfare offices

U.S.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HUD）：congressional control and，275，276；voucher program and，356-57，see also Housing inspectors

U.S.Department of Justice，Antitrust Division，84

U.S.Department of Labor，165-66，215-16；Office of Federal Contract Compliance Programs，193

U.S.Department of State：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180；change at，225；under Kissinger，262；management of embassy construction and security，183-84；Moscow Embassy staff and，12；organizational culture of，90-91，93-95；privatization and，358；situational imperatives in task definition at，40-42；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and，180

U.S.Department of Treasury，275-76

U.S.Department of Veterans’Affairs，248

U.S.Marine Corps，220-21，245

U.S.Navy，186；carrier task force in，226；China Lake Demonstration Project，138，146-48，372；coalition-building by，251-52；control over nuclear power and，184-85；interservice coordination and，58-59；Naval Ocean Systems Center（NOSC），137-38；organizational cultures of，106

U.S.Post Office，36；see also United States Postal Service

U.S.Supreme Court，see Courts

USAF，see U.S.Air Force

Used Car Rule，83

USPS，see United States Postal Service

Values，69

Variance procedure，287-88

Vietnam War，43-44，164，187

VISTA，see Volunteers in Service to America

Volunteers in Service to America（VISTA），180

Voting，54

Vouchers，355-57，361，362，375

War Production Board（WPA），271

War Resources Board，270

Washington Metropolitan Area Transit Authority（Metro），103

Waste，318-20，323-24

Watchdog organizations，85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Act of 1972，342

Weapons builders，see Defense contracting；Military procurement

Weather Service，199

Welfare offices：factors in task performance at，51-53；focus on measurable outcomes at，161；influence of professional norms in，63；task definition in，63；use of rules and，337-38

Western Electric Company，Hawthorne plant，48

Whistle-blowers，88

“Working personality，” 37-38

World War Ⅱ：coordination of economy and military procurement in，270；German military success in，3-6，14-18，229；military doctrinal changes after，218-20，222-23；mission-jurisdiction match and，188

World War Ⅰ tactics，14-15，43

WPA，see War Production Board

Wyoming Fish and Game Department，19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官僚体制：政府机构的行为及其动因/（美）詹姆斯·Q.威尔逊（James Q.Wilson）著；李国庆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9（2020.11重印）

书名原文：Bureaucracy：What Government Agencies Do And Why They Do It

ISBN 978-7-5097-9290-2

Ⅰ.①美… Ⅱ.①詹…②李… Ⅲ.①官僚主义-政治制度-研究-美国 Ⅳ.①D771.2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95216号

美国官僚体制

——政府机构的行为及其动因

著者/〔美〕詹姆斯·Q.威尔逊（James Q. Wilson）

译者/李国庆

出版人/谢寿光

责任编辑/张金勇

文稿编辑/石迪 刘玉静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分社）（010）59366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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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18.375 字数：421千字

版次/2019年9月第1版 2020年11月第2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92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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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 Diplo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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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1979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4 by George F.Kennan

Introduction©2012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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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言
- 前言，1985
- 前言

- 第一部分 查尔斯·R.沃尔格林（Charles R.Walgreen）基金会演讲集

- 1 美西战争
- 2 贺璧理先生与门户开放政策
- 3 美国与东方
- 4 第一次世界大战
- 5 第二次世界大战
- 6 现代世界的外交

- 第二部分 苏联行为的根源

- 1 苏联行为的根源

- 2 美国与俄国的未来

- 第三部分 格林内尔（Grinnell）演讲集

- 1 对沃尔格林演讲的反思

- 2 美国外交与军事

序言

约翰·J.米尔斯海默[1]

乔治·凯南将会作为“遏制政策之父”而青史留名，遏制战略是整个冷战期间美国应对苏联威胁所采用的战略。乔治·凯南是冷战早期一位关键的政策制定者。1947年4月，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让乔治·凯南建立了政策规划司（Policy Planning Staff），该机构随后成为美国国务院的长期智库。在制定美国外交政策方面，马歇尔非常倚重凯南的建议。确实，凯南在制订马歇尔计划中起了核心作用。除此之外，在建立自由欧洲电台（Radio Free European）和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CIA）的秘密行动指挥部中，凯南也起了核心作用。

1926年，普林斯顿大学毕业一年后，凯南以外交官身份开始了其职业生涯。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凯南被派往多个欧洲国家，其中包括三次去德国和苏联游历。他近距离地目睹了希特勒（Hitler）的崛起和斯大林（Stalin）的统治。因此，在20世纪，凯南对这两个最强大和最具影响力的欧洲国家所知甚多。在那些年里，对塑造美国外交政策来说，这两个国家理所当然比任何其他国家更为重要。

但是，凯南不仅仅是一名外交家和政策制定者，他还是位一流的战略思想家，具有对美国外交政策提出重大和重要问题的天赋。例如，当着手建立政策规划司时，他担负着“从美国国家利益全局的角度”考虑各种问题的重任。他希望确定支撑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概念”（《前言》，第1页）。[2]他对弄清美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如何与其他国家互动特别感兴趣。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二战后苏联崛起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凯南对什么是应对苏联的最好战略这一问题进行了长期而艰苦的思考。

此外，凯南还是一位富有创造性和有条理的思想家。对涉及他的问题，他会提出清晰而大胆的答案，这种情况部分归因于他挑战传统观点以及提出在政治上被认为是错误的观点的无畏精神。他几乎总是以他的理解道出真相。但是，他也自然倾向于对国际政治，尤其是美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进行归纳总结。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在以探寻“理论基础”来解释美国过去的外交政策，并希望弄清在未来美国领导人如何才能做得更好（《前言》，第1页）。总之，凯南具有一流的分析能力以及综观全局的嗜好。

1950年，凯南离开政府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其间除短暂出任苏联（1952年）和南斯拉夫（1961～1963年）大使外，他的余生都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度过。在这里，凯南使自己成为一流的学者和杰出的公共知识分子。凯南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和著作，其中两部同时获得普利策新闻奖（Pulitzer Prizes）和国家图书奖（National Book Awards）。直到生命的尽头，他仍然参与公共事务。例如，1980年他认为美国应当对其核武器采取“不首先使用”政策；当近100岁高龄时，他仍然反对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

《美国大外交》是凯南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用他的话说，这就是为什么此书一直受到“持久关注”的原因（《前言，1985》，第1页）。本书最前面的五篇摘选文章是他1951年在芝加哥大学的沃尔格林基金会的演讲。第六篇摘选文章是他1947年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的著名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凯南阐明了遏制苏联的理由。第七篇摘选文章是另一篇《外交事务》上的文章（1951年），这篇文章论及美国应当如何思考苏联内部的变化。最后两篇摘选文章是1984年凯南在格林内尔学院的演讲。其中，凯南回顾了沃尔格林的演讲并为听众提供了新经验。

在芝加哥首场演讲的开始，凯南就阐明了贯穿《美国大外交》一书的中心难题。凯南相信，在1990年，美国非常安全，但五十年之后，美国会非常不安全。他写道：“半个世纪前，对于他们的世界环境，美国人有一种安全感，正如我所认为的，自罗马帝国以来从未有过。今天这种模式几乎逆转了……我坦率地承认，我们面临的情势对我而言似乎极度危险和棘手（3）。”凯南的目标是要弄清：“什么引起了这种显著的变化？一个如此安全的国家为何会变得如此不安全？这种恶化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我们的错’？这种恶化在何种程度上可归因于我们没有看清或是没有考虑到周围世界的现实？（4）”

在设法解决此问题的过程中，关于美国的安全是如何直接受到亚洲和欧洲权力均衡的影响这一问题，凯南提出了很多明智的观点。尤其是凯南阐明了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外交政策如何受到欧洲权力均势变化的影响。自然，他的叙述包括在二战后遏制政策的采用。而且，关于军事力量和国际法的局限以及在其他国家试图实施社会工程的危险，《美国大外交》一书提供了聪明的见解。凯南为追求谦逊而非傲慢的外交政策提出了强有力的理由。这些议题都与当代美国有关。

最后，《美国大外交》用大量篇幅描述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冲突。两者间的冲突长期以来是学者和美国外交政策实践者之间关键的知识鸿沟。凯南是现实主义者，正如他同时代的其他著名现实主义者——记者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学者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和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凯南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自由主义思想驱动的，而自由主义思想通常会使美国陷入困境。事实上，凯南断言，自由主义（凯南将自由主义等同于条文主义和道德主义）要为1950年美国所面临的外交政策问题负主要责任。

虽然每一个认真的国际政治专业的学者都应当接触凯南的观点，但是他们没有必要认同凯南所有的观点。实际上我认为凯南的一些观点是错误的。最重要的是，我不同意他的这一断言：20世纪上半叶，美国无视强权政治而去追求自由主义的外交政策。凯南认为，像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国家，其行为与其他类型的国家截然不同。美国在国际政治的严酷世界中处于劣势。我认为凯南的这一说法是错误的，我认为《美国大外交》一书有大量的证据支持我的观点。然而，这些问题与这本经典著作中丰富的深刻见解相比，就微不足道了。

地缘政治与美国安全

凯南认为，权力是国际政治的货币，尽管大多数美国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国家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欧洲权力均势。对美国而言，理想的境况就是欧洲“均衡”，或是我所说的平衡的多级体系。[3]特别是，在欧洲大陆上应当有少数几个大国，任何一个大国都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去支配其他国家。英国地处欧洲但不在欧洲大陆，应当扮演离岸平衡手的角色。换言之，当需要遏制一个国家因过分自大而试图引起不均衡时，英国应当在欧洲大陆使用军事力量。凯南认为，平衡的多极化有利于欧洲的和平并使美国安全。因为没有欧洲大国能威胁欧洲的稳定和美国的安全（99）。

对欧洲和平和美国安全的巨大威胁是地区霸权，即一个特别强大的大陆国家能够支配整个欧洲。凯南写道：“没有一个欧洲大陆强国能够支配整个欧亚大陆，这对我们和英国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他的推论直截了当：欧洲霸权应当“既是海上强国，也是陆上强国，削弱英国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如此——开始进行对我们怀有敌意的海外扩张。这一扩张是以亚欧大陆内部巨大的资源为支撑的”（6）。相反，如果欧洲存在均衡，那么任何一个欧洲强国都很难自由地在世界各地驰骋——尤其是在西半球——因为它会整天担心其邻国会在美国后院制造麻烦。

凯南认为，美国依赖于英国维持欧洲权力均势，英国在几个世纪以来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结果就是，美国“处在英国舰队和英国大陆外交背后”，以得天独厚的位置安全且容易地行事（6）。实际上，伦敦和华盛顿都对确保没有一个大陆强国能够控制欧洲这一问题十分关注。但是，由于英国在地理上接近欧洲大陆，美国能够袖手旁观，让英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遏制有抱负的欧洲霸权。简而言之，美国可以把责任推卸给英国，英国实际上是美国的第一道防线。

然而，如果英国陷入麻烦，不能完成任务，美国就不得不插手，帮助遏制潜在的霸权。凯南说，这一逻辑解释了为什么威尔逊政府在一战中，甚至在1917年4月美国参战前就对英国提供援助。凯南写道：“随着时间的推移，沿着这样的前景，无疑发生了一些截然不同的事情：意识到协约国（Eetente powers）失败的危险，并意识到作为世界强国的英国被淘汰出局对我们的世界地位带来的损害……其结果就是日益增长的亲协约国情绪。”尽管美国“由于一个中立问题”参战，然而，一旦它与德国交手，就很快意识到“避免英国战败的危险”和遏制德意志帝国是当务之急（92）。

同样的地缘政治逻辑也能够解释美国在参加二战前后的行动。1940年6月法国战败后，罗斯福政府深感担忧，如果战胜苏联，纳粹德国可能会将英国淘汰出局，最后占领全欧洲。因此，早在1941年12月参战以前，美国就支持英国。实际上，罗斯福总统竭尽全力使美国参战以确保英国的生存和纳粹德国的毁灭。[4]

对美国来说不幸的是，二战后欧洲形成了新的不平衡。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凯南对1950年美国的地位如此失望，也能够解释为什么他提出了遏制战略。苏联从巨大的冲突中脱颖而出，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苏联实际上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没有哪些欧洲国家能够形成均势联盟以遏制它。德国被摧垮并一分为二，其中一部分被苏联军队占领。英国和法国被战争严重削弱，并且二者都有自己不得不守卫的帝国。这使英法将注意力和资源从欧洲转移出来。尽管美国最终将获得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德的帮助，但只有美国有能力遏制苏联。

《美国大外交》一书包含一个关于二战末苏联如何能够占据这样一个支配地位的深刻的讨论。20世纪30年代末，欧洲两个最强大的国家就是纳粹德国和苏联。二者是死对头，并都具有扩张主义的目标。虽然下定决心在欧洲建立德国霸权的希特勒无疑比斯大林更具侵略性，但是这个苏联的领导人也决意扩张到东欧。西方民主国家——英国和法国——与两个独裁者关系不好，因此无法与莫斯科合作来遏制德国。如果必要，也不能与德国合作来遏制苏联。因此，到了1939年，欧洲就是一个火药桶。

但是，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如果两个“极权大国”结成联盟，那么民主国家既不能打败纳粹德国，也不能打败苏联。即使美国参战，情况也依然如此。英国和法国打败德国或苏联的唯一办法就是它们与苏联或德国中的一方结盟。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与英法协作的极权大国”最终会占领欧洲大陆的东半部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极权国家将比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强大得多。欧洲将不会有均势。实际上，西方民主国家面对的是一个经典的霍布森选择（Hobson’s choice）。毫无疑问，它们支持苏联对抗德国，“凭借着军事行动的磅礴气势”，在二战结束之际，红军到达了欧洲的心脏地带（108）。那时，美国别无选择只能扮作最终的平衡手，驻守欧洲对抗苏联。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凯南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的关于遏制的文章。

不必惊讶，凯南思考亚洲权力均势的方式与思考欧洲权力均势的方式如出一辙，尽管在凯南时代，亚太地区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较小。20世纪上半叶，亚洲有两个大国：日本和俄国。俄国于1917年成为苏联。凯南不无赞赏地指出，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Poosevelt）总统意识到美国在日本和俄国之间保持权力均势符合美国的利益。所以，用罗斯福的话说，“每一方都能对另一方采取有节制的行动”（61）。凯南认为，俄国作为亚洲的大陆强国，是更大的威胁。而日本作为岛国，与英国很像，可以扮演离岸平衡手的角色遏制莫斯科。因此，在《美国大外交》一书中，凯南倾向于对日本持非常同情的态度（59～76）。

随着日本在二战中战败，亚洲再没有美国可以依靠以遏制莫斯科的大国，这意味着与欧洲一样，美国不得不披上遏制的斗篷。正如1951年凯南告诉芝加哥的听众，“我们现在继承了日本在朝鲜—满洲地区近半个世纪以来所面对和忍受的问题与责任”（74）。

也许有人会认为，凯南的地缘政治模板与冷战后的美国安全没多大关系，但这是错误的。它对理解美国在当今和未来世界中的地位而言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指南。特别是自1989年以来，美国处于一个理想的战略环境中。因为亚洲和欧洲都没有一个强国强大到足以控制其中一个或两个地区。均衡成为那个时代的秩序，正如凯南所指出的，这一事态对美国有利。另外，华盛顿在这两个地区都驻有军事力量以帮助维持和平。

没有理由认为，欧洲的均势在可见的将来会消失。有可能成为当代欧洲最强大国家的德国在未来几年将会失去权力，因为德国人口正在减少。在欧洲大陆，没有其他国家在实质上有可能比它的邻国更强大。因此，传统上在欧洲扮演离岸平衡手的美国，很可能会从该地区撤军，这样做不会有任何的不安全。

然而，由于中国的崛起，亚洲就另当别论了。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几十年以最近几十年的方式继续增长，那么中国会成为亚洲迄今为止最强大的国家。中国无疑会谋求以美国控制西半球的方式控制亚洲。如果凯南还健在，他会希望日本在遏制中国时发挥核心作用，正如他希望东京去遏制莫斯科在亚洲的野心一样。不幸的是，即使是与中国的亚洲邻国联合，日本也不足以承担这项任务。因此，美国将不得不增强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在召集遏制中国的均势联盟方面发挥带头作用，正如在冷战时期对苏联那样。凯南会对这一前景深感忧虑，正如他被1950年美国的战略形势所困扰一样。

考虑到凯南的声望与他的遏制观念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考虑到美国会下苦功夫遏制正在崛起的中国，更为认真地考察凯南1947年文章中关于这一战略的所说内容是有意义的。

“X”文章

凯南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的关于遏制的文章或许是所有关于美国外交政策文章中最著名的一篇。文章发表时，作者署名为“X”。因为凯南是一名有影响的政府官员，他不希望读者认为文章代表了官方政策。然而，在《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发表后不久，凯南就被认定为文章的作者。该文章实际上是“长电报”（Long Telegram）的精华版。千字电报是1946年2月凯南在莫斯科工作时写给华盛顿官方的一份更为综合的关于遏制的文章。“长电报”让凯南在美国政府内声名鹊起，而“X”文章则为他赢得了即时的公众声望。

在20世纪40年代末，甚至他的余生，凯南撰写和讲述了许多其他有关遏制的著作。毫不奇怪的是，当遏制战略开始在杜鲁门政府成型时，有很多关于凯南在冷战早期关于遏制政策准确想法的争论。但是，我将关注凯南在“X”文章中所说的内容，而不是努力推测他可能想说的内容。我也不会试图解析他在其他情况下所说的不同的内容。

有几个很好的理由解释我为何只关注“X”文章。首先，该文章被广泛阅读并对西方许多人如何思考苏联威胁和遏制产生了深远影响。请记住，这篇文章发表于历史上高度不稳定的时期，这一时期大多数美国人不知道该如何看待苏联这个二战期间美国重要的盟友。其次，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的政策遵循了凯南该文章中的很多药方。最后，在这篇著名的文章中，他坚持认为苏联有导致其自身灭亡的很深的弱点。其实，他对冷战何以结束作出了预言。

凯南对遏制的思考基于这样一个假定：苏联是一个扩张主义的强国，是美国一个危险的威胁。按照他的估计，华盛顿“应继续将苏联视作竞争对手而非伙伴”（174）。他把应对苏联比作“应对诸如拿破仑和希特勒这样极富侵略性的领导人”，并得出结论：应对苏联“立刻变得更简单也更困难了”。有利的新情况是，苏联更加谨慎和灵活，“不会因为在比自己更强大的对手面前退却而内疚”（164）。不利的新情况是，苏联在其野心勃勃的追求中更为冷酷无情，因此美国遏制起来尤为困难（158）。姑且不论凯南的评论是否正确，他所说的是，苏联能与拿破仑一世的法国和纳粹德国这两个现代史上最野心勃勃的国家等量齐观。

没有证据表明，在“X”文章中，凯南认为苏联对西欧来说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军事威胁。凯南知道苏联刚刚遭受纳粹德国的战争破坏，无法与美国及其盟友进行一场大规模战争。他写道：“战争使俄国付出更大代价，破坏严重，伤亡巨大，人民疲惫不堪。由于以上原因，使得今天的俄国人民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极为疲惫。人民群众感到失望，心有疑虑，不再像以前那样易受影响。如果说苏联政权对国外的追随者还有神奇魅力的话，在国内已不如往昔了（167～168）。”凯南也意识到在冷战后期，苏联的经济状况很糟。鉴于所有这些问题，凯南总结道：“虽然俄国总体上敌视西方世界，但是显然它仍然是比较弱小的一方（174）。”

在《外交事务》的文章中，凯南认为，苏联的扩张主义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苏联领导人被教育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固有的对立”，资本主义是给社会主义找碴儿的邪恶势力（159）。实际上，这意味着，“外部世界是敌对的，最终推翻境外的政治势力是他们的责任”（155）。毫无疑问，苏联人并不仅仅决心在其他国家推翻资本主义，他们承诺在全世界传播共产主义。

但是，凯南并不认为仅靠意识形态就能解释为何苏联对大多数国家持敌对态度。他还认为，莫斯科在从事社会帝国主义。面临国内动乱的统治精英会故意引起外交政策危机，团结公众并用爱国主义激励公众，从而来维持他们的统治。特别是，凯南认为苏联领导者强调“来自外部世界的对苏联的威胁”，因为这是一个为“保留独裁政权”辩护的好方法（156）。

非常重要的是，凯南也确信地缘政治的考虑驱使苏联扩张边界。以同样的方式，他们在十月革命前的几个世纪就努力追求扩张性的俄国外交政策。这一主题在“长电报”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他写道：“克里姆林宫对世界事务的神经质的看法，从根本上源于俄国人传统和本能的不安全感。”[5]这一战略观点在“X”文章中也有所表述。[6]简言之，凯南强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帝国主义，与“俄国的历史与传统”结合在一起，促使苏联领导人对外部世界采取了野心勃勃的姿态（155）。

尽管惧怕苏联，但凯南坚信，共产主义制度存在重大缺陷，包含着自我毁灭的种子。实际上，他相信，这些种子的发育进展顺利，美国获得成功的关键就是耐心和坚定地实施遏制政策（174）。然而，与此同时，他认为，华盛顿应当“对苏联政策运作施加极大的压力……以这种方式导致苏联政权最终垮台或逐渐软化”（176）。这些评论表明，当论及对付苏联时，“X”文章的作者凯南是“鹰派”，而不是“鸽派”。

通过凯南对遏制应该是什么的观点，人们能够发现凯南作为“鹰派”人物的更多的证据。凯南主张，美国应当在全世界与苏联竞争，每当克里姆林宫领导者表现出侵略性，就对其施加强大的军事压力。他主张，遏制政策应当被设计为，在俄国表现出侵害世界和平与稳定迹象的每一个点上，使用不可改变的反击力量来对抗（174）。他认为，苏联人能够“在一系列不断变化着的地理和政治点上”制造麻烦。这意味着美国及盟友在“使用反击力量”时应当保持“灵活而警惕”（166）。

《苏联行为的根源》发表后不久，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撰写了一系列报纸文章挑战凯南关于遏制的观点。李普曼的主要批评是，在全世界对苏联做出回应——正如凯南所要求的——会给莫斯科以主动性，“使我们面临一系列无穷无尽的不可解决的困境”，这一切我们都没有资源或耐心去处理。[7]李普曼倾向于关注关键的战略利益而非细枝末节。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将这一遏制政策的替代方式称为“周边防御”和“要点防御”。[8]尽管凯南同意李普曼要点防御具有优势的观点，但这不是他在“X”文章中要论述的政策。在“X”文章中，凯南为周边防御政策进行了辩护，这一政策是美国在冷战期间遵循的政策。

至少在两个方面，凯南以后关于遏制的思考与《外交事务》的文章存在分歧。1984年，在格林内尔演讲集中，他认为美国领导人犯了错误，将苏联领导人其实并没有的目标和意图归给他们，匆忙得出结论说苏联领导人就像希特勒及其同伙一样（240）。虽然这种回顾性的评价或许是正确的，但是在说服美国精英相信苏联是一个与纳粹德国一样危险的扩张主义的势力方面，凯南的“X”文章还是起了关键作用。

在格林内尔演讲中，凯南还对冷战的军事化感到惋惜。尽管他《外交事务》中的文章并没有认为苏联正打算进攻西欧，但仍将苏联描述为一个潜在的军事威胁。这就是为什么凯南要求无论莫斯科在什么地方试图扩张，就要对其实施以“不可改变的反作用”为基础的遏制政策的原因。这样的言辞会不由自主地促成美苏竞争的军事化。因此，对于遏制的军事化形式，凯南至少要付一部分责任。

20世纪40年代末期，甚至整个冷战时期，关于如何对付苏联的争论不仅仅是围绕着如何使遏制政策起作用这一问题。还有另外两个遏制战略的替代方案——“接触”和“击退”——这提醒我们遏制政策的采用并不是不可避免的结局。因此，为了替遏制政策辩护，凯南也驳斥这两个不同的战略。

接触战略假定苏联不是美国的主要威胁，建议杜鲁门政府以友好的方式与苏联互动，避免力图遏制苏联而产生的代价和风险。这一战略与政治左派产生了共鸣，在二战后吸引了很多美国人。因为他们将苏联当作是二战中的一个重要的盟友。凯南在“长电报”和“X”文章中对苏联意图严酷的描述目的在于防止将苏联视为合作者，而不是对手。简言之，这就是为什么那篇著名的文章如此强硬的原因。

第二个选择是击退，这一策略要求美国超越遏制政策，寻找机会进攻莫斯科及其盟友。这一战略与政治右派产生了共鸣。但这一战略在美国政府内部从未获得多少支持。尽管当1950年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进入共产主义朝鲜时，该战略曾被严肃认真地试用过一次。但是，这一尝试导致了灾难，因为中国随后参战，并将战争拖延至1953年7月。当时，双方恢复原状，在“三八线”两端互相对峙。毫不奇怪的是，虽然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凯南帮助组织了CIA的秘密行动以暗中破坏苏联对西欧的控制，但是凯南反对1950年美国入侵朝鲜。然而，随后凯南说这一提议是“我所犯过的最大错误”。[9]在其他场合，凯南是遏制政策的坚定支持者，直到1989年冷战结束，美国一直在贯彻遏制政策。

所有这些与遏制有关的问题并不仅对理解冷战史来说是重要的，它们也至关重要，因为如果中国继续令人瞩目地崛起，在未来几年这些情况将很有可能重现。实际上，美国的战略家和决策者已经在讨论美国是要遏制还是要接触中国。最终会有政治右派谈论击退。遏制政策的支持者无疑会讨论如何最好地实施这一战略。如果有关于周边防御和重点防御优势的争论，以及中国主要是一个军事威胁还是一个政治威胁的争论，这并不奇怪。由于中国至少在名义上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所以我们应当希望听到这一观点：由于中国依然执著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因而中国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一言以蔽之，遏制政策是凯南生活的中心，对遏制政策的争论具有永恒的品质。

谦逊的美德

《美国大外交》也是一本很重要的书，因为该书用大量笔墨论述了美国外交政策需要更加谦逊。美国人总是有一种强烈的倾向，视他们的国家为例外的——如同山巅之城——因此完全有资格领导世界，使其变成一个更加安全和美好的地方。在冷战结束后的十几年里，这种沾沾自喜的傲慢达到了顶峰。或许这种傲慢的最好的例证就是前国务卿玛德莱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在1998年2月的一次评论。她评论道：“如果我们必须使用武力，那是因为我们是美国；我们是不可或缺的国家。我们站得高，比其他国家看得远，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我们所有的危险。”[10]

凯南不赞同这种以恩人自居的态度对待其他国家的方式，呼吁“更为谦逊”的国家观（252）。他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简单的事实，即他不认为美国比其他国家优越。美国或许比其他国家更强大，但美国无论如何也不会比其他国家更有道德。他认为，美国人遭受着“优越幻觉”（146）之苦。因此，“我们根深蒂固的倾向，即以别人在多大程度上努力像我们一样来评判别人”，这对凯南来说毫无意义（186）。

凯南也支持谦逊，因为他意识到，美国为改善世界而做的努力具有显著的缺陷。作为遏制理论的创始人，凯南充分意识到军事力量的局限性。和很多现实主义者一样，凯南意识到战争是治国之道的合法手段。然而，战争也是一项毁灭性和残忍的事业。有时战争是弊大于利，偶尔还会导致国家灭亡。对凯南而言，即使当你认为战争的理由是正义的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获利也是有限的。“因为战争只能意味着相对程度的不幸。”他继续说道，“即使是最辉煌的军事胜利除了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悲伤和卑微之外，也不会给我们以任何勇气直面未来的权利”（199）。

此外，凯南认为，在其他国家进行社会工程是一项尤为困难的工作，美国应避免占领其他国家并进行国家建设。在他的第一个芝加哥演讲（该演讲主要论述美国在菲律宾的帝国灾难）中，他写道，“美国应当当心很多事情，其中之一就是避免接受对任何人的任何类型的家长式的责任。比如有人要求我们进行军事占领，如果我们能避免这种情况，我们应极力避免；或者，占领时间不要超过绝对必要时间。”（26）。

凯南反对干涉别国政治有两个理由。首先，他认为很难知道在其他国家内部正在发生什么，因此很难知道如何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事态。对凯南而言，“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是我们真正能够认识和理解的全部”（146）。凯南关于这一问题的见解反映在《美国与俄国的未来》一文中。该文章1951年4月发表于《外交事务》。谈论到苏联前进方向问题，凯南预见到了即将到来的重要变革。但是，他强调“那些变革将如何发生是不能被预见的”（207）。关于俄国未来的政府，他写道，“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就像‘透过一片模糊不清的玻璃’进行观察。……但是我们不能确定这种情况”（208）。考虑到这种极度无知，凯南认为美国不应卷入苏联内政。相反，“让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解决自己的内部问题吧（187）”。

其次，凯南认为，在任何社会，内部因素最终会推动变革，外部作用者——即使他们知道在做什么（这种情况不太可能）——仅能以微弱的力量影响事态。他写道，政体主要由实践的烈火锻造而成，而非源自空洞的理论。它们是对民族性格和国家现实的反映（186）。他自然地认为这一逻辑适用于俄国：“我们能够肯定的一件事是：在俄国政府的精神与实践方面，没有一个主要是通过外国的启示与建议而发生的伟大而又持久的变革”（209）。鉴于我们影响力和知识的局限，凯南对任何试图按照自身形象改变世界的美国计划都不抱太大希望。

“9·11”事件之后，乔治·W.布什总统及其助理人员开始确信，美国应当在整个中东地区使用强大的军事力量来进行社会工程。当时，华盛顿并不缺少傲慢，尤其是2011年深秋美国军队似乎要在阿富汗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之后。布什主义形成于2002年，为2003年3月美国入侵伊拉克奠定了基础。布什主义与凯南关于美国要重新安排世界（尤其是通过武力）的局限性的观点正相反。因此，凯南反对伊拉克战争就不足为怪了。

萨达姆倒台后不久，对伊拉克的征服就向南推进了。几年后，阿富汗垮台。布什主义被扔进了历史的废纸堆。美国在短期内没有入侵其他国家和进行社会工程的计划。2011年2月，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在西点军校清楚地指出这一点，他说，“依我之见，未来任何一位建议总统再次将大规模的美国陆战部队送往亚洲、中东或非洲的国防部长都应当‘检查一下脑子是否正常’，正如麦克阿瑟（MacArthur）将军机智地说”。[11]结果是：凯南是正确的，布什及其顾问是错误的。

虽然在十到二十年里，美国有可能追求一个更为谦逊的外交政策，但是傲慢的诱惑一定会以严肃认真的方式重来。在此期间，如果大量的美国人读了凯南的书并认识到美国的外交政策强调谦逊优于傲慢，那么美国的国家利益将得到很好的维护。

然而，很多美国自由主义者认为美国不需要追求更为谦逊的外交政策。因为他们相信，美国这个不可或缺的国家可以通过更多地依靠国际制度，尤其是国际法来统治世界。他们批评布什政府及其支持者过分强调“大棒外交”，没有给全球规则和惯例以足够的重视。但是，凯南不认为国际法会给美国外交带来多少希望。实际上，凯南认为美国犯了“过度守法主义”的错误，这种倾向是美国外交政策无穷麻烦的根源（《前言，1985》，第3页）。

然而，凯南并不认为国际法毫不相干或百无一用。他认为国际法是虽然有益但作用有限的外交工具，可以行使“国家自我利益的温和的教化者”的职责（76）。换言之，国际法有助于磨掉美国外交政策的棱角，稍微使国际政策显得不那么残酷。因此，无需惊讶的是，凯南在1985年评论道，“近年来，有些时候我发现自己希望在我们关于什么是合法的概念中多一点道德，比现在更多关注我们关于什么是道德的概念中的合法性”（《前言，1985》，第4页）。

美国的致命弱点（Achilles Heel）：自由民主？

让我们回到贯穿凯南芝加哥演讲的核心问题：为什么1950年美国与外部世界的麻烦要比1900年更多？具体地说，为什么美国全神贯注于在全球遏制苏联，而五十年前美国却根本不用担心大国政治？

当然，凯南认为，这种令人惋惜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半个世纪以来欧洲权力均衡发生的根本变化。1900年欧洲是多极的，没有大陆强国有能力成为地区霸权。与之相比，1950年，苏联显然是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国家。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没有能力联合起来遏制苏联。这意味着美国不得不这么做。

然而，凯南希望挖掘深层原因以弄清是什么引起了欧洲权力均势这种令人烦恼的变革。他提出的答案是民主，尤其是美国民主。

当制定和执行外交政策时，凯南并不重视民主。他告诉他的芝加哥听众，“有时，我怀疑民主是否很像一种史前怪物，他们的身体有这间屋子这么长而头脑却只有大头针那么小”（94）。他认为，自由民主的问题是按照与基本的现实主义逻辑相悖的原则行事，这导致他们采用了愚蠢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凯南认为民主与关于国际法和正义有关的事情紧密相连。

凯南认为，美国人是“国际法与道德观念的奴隶”（76）。在他看来，美国人痴迷于一种“解决国际问题的法律—道德主义的方法。在过去的五十年里，这一方法就像一束红线贯穿于我们的外交政策中”（136）。最重要的一点是，他认为对法律和道德的迷恋会促使民主国家在战争中赞成无条件的投降，这不可避免地会使它们之间的冲突转变为完全或绝对的战争。这意味着它们不得不决定性地击败对手并运用任何可能的方法来达到这一目的。因此，按照这一逻辑，民主国家几乎不能发动有限的战争。

对凯南来说，无条件投降是国际政治的头等大罪，正是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要求如此的。“没有比完全胜利更危险的幻想，过去，没有比完全胜利观念带给我们更大的伤害了；未来，没有比完全胜利的观念威胁将给我们以更大的伤害。我担心，这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对待国际事务的（美国）方式的基本错误（145）。”他主张，问题的根源是，当一个国家将自己的外交政策建立在自由理想基础之上时，它会不可避免地发现自己认为“国家行为是一个适合道德判断的对象”（143）。一旦这种现象发生，那么实际上人们不可能这样思考：“为了理性的和有节制的目的使用武力，而不是为了感情的和难以确定合理限度的目的而使用武力”（120）。

读者们或许想知道凯南是如何将自己关于民主和完全胜利的观点与1900～1950年欧洲权力均势发生的转变联系起来的。他实际上告诉了我们一个一战期间的简单事实，对凯南而言这也是现代的中心事件：“我们在西半球安全的降低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一战的过程及结果”（80）。英国、法国，尤其是美国，“都是为民主世界的安全而战”，它们自然地“变得仅仅对完全战胜德国感兴趣：国耻的胜利、吞并的胜利、压倒性赔款的胜利”（89）。它们于1918年取得了胜利，但是这粉碎了欧洲的均衡并反过来导致了二战和其后的冷战。

但是，对凯南而言，问题并不是一战后德国发生了什么，而是欧洲其他大国发生了什么。毫无疑问，德国受到羞辱并因“战败而感到痛心”，但是，“德国却成了中欧唯一强大的统一的国家”。另一方面，俄国已被削弱，不能作为一个“有可能依靠的盟友”，与此同时，法国和英国“遭受的伤害远比它们自己意识到的严重。它们的男子气概消失了，世界地位产生了动摇”。此外，“奥匈帝国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东欧和中欧那些可怜的新兴国家”（97～98）。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当最终摆脱了《凡尔赛和约》（Versailles Treaty）的枷锁，德国变得强大且愤怒，难以被其衰弱的邻国遏制。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之后，事实证明确实如此。

凯南认为，如果同盟国追求对德国的有限的胜利，那么就有可能维持欧洲平衡的多极化，那么二战和冷战就永远不会发生。这一结果不仅有助于欧洲的和平，也有益于美国的安全。但是，美国由于在一战中奋力争取对德国的完全胜利而破坏了自己的安全。“当时，我们在决心上与其他任何人一样强大，我们应当为完全胜利而血战到底”（95）。

对凯南而言，美国不得不以这种方式行事，因为法律—道德主义的思维方式已经根植于美国的基因里。他认为，美国的自由主义者理所当然地认为，不同的民族之间没有很深的敌意，几乎每个人都渴望“一个不受国际暴力困扰的有序的世界”。他们也无法理解，“为什么其他人不能接受国际政治的游戏规则而加入我们，就像我们在运动竞赛中接受规则一样”（138）。如果发生了严重的危机，解决危机通常包括找到正确的“制度框架”来应对（138）。那些不以这种方式看世界反而追求侵略政策的离经叛道者很显然是道德败坏的人，他们应当被杀死——不只是被惩罚——以便公正与和平的国际秩序得以建立。

然而，该问题还有另一个维度，即公众舆论。当涉及理解外交政策时，凯南对美国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轻视。他认为他的大多数同胞单纯且容易操纵，尤其是当精英们利用自由主义的花言巧语来影响他们的时候。他警告说，公众“很容易被引入情绪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歧途。这使其成为国家行动蹩脚的和不够格的向导”（133）。正如人们所想，他认为每当美国开战时，美国人就会不可避免地要求无条件投降，这会破坏权力平衡、破坏他们自己的安全，正如一战中所发生的一样。

凯南说，使事情更糟糕的是，公众也很善变。他写道：“这无疑是民主的一种奇怪特性，这种在一夜之间改变思想态度的神奇能力，取决于它认为自己是处于战争还是和平之中”（93）。领导者则是坚持努力回应公众的幻想。他认为，“我们的很多麻烦似乎都来自行政部门认为自己对这个国家的公众舆论的短期趋势负有义务的程度，来自我们所谓的对外交政策问题公众反应的古怪和主观的特性”（133）。

结果就是，凯南认为像他这样的职业外交家应当制定美国的外交政策。“我坚信，在外交政策行为中，我们能够更有效地利用专业主义的原则；如果我们愿意，我们能够组建一支专业人员的队伍，这些人员胜过这一领域现在和过去的人；通过待之以尊重……我们可以大大地帮助自己”（134）。这些高水平的外交官，像好的现实主义者那样行动，仅会追求有限的胜利，这有助于维持欧洲和亚洲的权力均势，确保美国的安全。

尽管这是凯南的希望，但是凯南意识到美国民主已经扎下根来，美国不会改变其行为方式。“在我们的公众心里有太多强烈的偏见和成见”。“因此，或许我们注定要继续几乎完全依赖我们所谓的‘业余外交’”（134）。无论如何，他最后在《美国大外交》中说，他宁愿生活在弊病诸多的民主国家，而不是另一种政治制度下。“我们将要继续实施外交政策的制度，我希望并祈祷是民主制度”（105）。在凯南的叙述中，在未来很多年里，或许是永远，美国注定要对外部世界继续实行被误导的政策。

现实主义对自由民主的胜利

凯南关于1900～1950年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叙述是有缺陷的。不仅他的论证中有逻辑错误，而且他在《美国大外交》中提出的论据与他关于美国应在世界各地如何行动的主要主张相矛盾。虽然毫无疑问，领导者通常会运用自由主义的言辞来描述一些特殊的政策，但是这本质上是对现实主义行为的一种掩护。与凯南认为的正好相反，美国政策的制定者非常关心欧洲和亚洲权力的均势，几乎不受强烈的道德主义或守法主义驱动。

这并不是否认美国的外交政策有时与国际政治的自由主义方法是协调的。例如，二战期间美国对纳粹德国作战，以及在这场破坏性的冲突后帮助西欧重建。但是，在这些情况以及其他类似的情况下，华盛顿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与权力均势有关的预测而驱动的。碰巧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逻辑都指向了相同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很容易会遵循权力政治的命令，不过会给自己的行为披上自由主义言辞的外衣。但是，当两种逻辑相冲突时，美国领导者不可避免地会将现实主义置于自由主义之上。例如，二战期间，罗斯福总统希望与约瑟夫·斯大林（Josef Stalin）——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刽子手——紧密合作以打败纳粹德国。

凯南关于民主对美国外交的不利影响的论点有两个逻辑错误。首先，民主是美国生活中的一个常数；在1900年和1950年，美国显然是民主国家。正如凯南断言，如果民主总是产生被误导的外交政策，那么美国在1950年遇到的麻烦应当与1900年一样多。但是，这并不是他叙述的，相反，他强调在那五十年里，美国的世界地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然而这不能言之成理，虽然一个因素恒久存在——在这个案例中是民主——不能解释任何形式的行为的变化，包括外交政策的制定。

有人或许会争辩说，凯南关于民主的局限的论点只有在美国进行大国战争时才会适用。因此直到1917年4月参加一战，美国的麻烦才开始。他没有明确作出这一论断。但是即使做出了，这场冲突也早在美国参战之前就变成了全面战争。有人或许会用这一主张来反驳这一观点，即英国和法国这两个民主国家从一开始就在冲突之中，它们应当为把战争转变为殊死搏斗负责。但是，这种反驳也是失败的。因为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德国与俄国）的战争目的没有本质区别。由于下面讨论的原因，所有的大国都决心要赢得一个决定性的胜利。简言之，民主不能解释为什么一战变成了一场全面的战争。

其次，凯南认为，华盛顿不可能有明智的外交，因为公共舆论束缚了决策者的手脚。但是请记住，在凯南的叙述中，公众是很容易被操纵的，所以美国领导者说服他们的同胞接受某些特殊的政策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公众不是独立的政治力量，这一点从凯南对公众变化无常的讨论中能够清楚地看到。他写道，“我们公众舆论很容易被引入情绪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歧途”，这意味着公众会受到鼓动从而轻松地接受自由主义的政策（133）。但是必须有人操纵公众，这个人应当是美国精英，虽然他从未这样说。简言之，如果公众是反复无常的并且容易受到国家领导人的影响，那么公众舆论就不是做出英明决策的一个严重障碍。

凯南认为，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以自由理想为指导的。凯南自己的论据也与这一主张不符。细想一下他对门户开放政策的讨论以及在那个时期美国是如何与亚洲的权力均势联系起来的，就会知道。

“当欧洲列强开始瓜分中国并侵占中国的一部分为自己所独有”（29），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于1899年和1900年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照会。美国清楚而响亮地说，他决心维护中国领土和行政主权的完整，阻止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建立势力范围。

当然，海约翰是将该政策作为美国支持国际正义的一个案例而兜售的，因为“欧洲强国在中国做了错事而就要侥幸逃脱惩罚时，它们由于美国政府的及时干预而受到阻碍并感到挫败。美国取得了彻底的外交胜利”（45）。然而，所有这些都没有发生，正如凯南清楚指明的一样，因为欧洲各国和美国都没有在亚洲遵循门户开放政策（46～53）。

但是，这些原始事实对大多数美国人如何看待这些听起来高尚的政策不起什么作用。正如凯南指出，“所有这些情况都没有以任何方式动摇美国公众已经确立起的观念……即这是对美国原则在国际社会取得胜利的一个极大支持——对美国观念的美国式的支持”（52）。

最重要的一点是，美国努力确保没有一个超级大国能够控制亚太地区。凯南没有忽视这一点，他指出，“早在1905年”，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就认为在日本和俄国之间维持权力均势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60）。考虑到当时俄国是控制那一地区的更大的威胁，“我国政府几乎没有什么困难就同意日本人在朝鲜建立优势”（62）。然而，每当日本威胁要破坏亚洲均势时，美国就采取行动遏制日本。例如，一战后，美国插手，“剥夺日本根据它在大陆地位的改善以及它参与对德作战而设想的成果”（69）。当然，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罗斯福政府就采取行动阻止日本帝国控制亚洲。

美国自然而然地给自己在亚洲的现实主义行为披上自由主义言辞的外衣。这促使凯南写道：“通过引诱其他政府签署含有高尚的道德和法律原则的声明来达到我们的外交政策目标的倾向，在我们的外交实践中似乎具有伟大和持久的生命力（65）。”他继续说，“一次又一次地给人们以这样的印象——国家间共同体的印象，这种前景其实根本不存在”（65）。实际上，凯南怀疑，这种实践与言辞之间的明显脱节必然会在“外交观念中必然引起的困惑、怀疑和担心”（66）。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他国家的领导者意识到美国领导者善于给他们精明的行为披上理想主义言辞的外衣。简言之，贯穿1900～1950年美国对亚洲政策的“红线”是现实主义，而不是国际政治的法律—道德主义方法。

人们可以指出另外一些例子，在这个例子中的证据也不支持凯南关于美国外交政策受到民主意见影响的主张。例如，凯南指责罗斯福政府在二战中的行为，大意是说政府“最大的错误”就是“理解上更深的错误以及对我们整个社会从事的军事冒险的态度”。他接着说，“我们的失败源自我们对我们时代历史进程的普遍无知，特别是源自于我们缺乏对特定情势下权力现实的关注”（126）。

尽管罗斯福不是一个完美的统帅，但是他在二战中的行为几乎没有任何重大错误。很难想象有人会做得更好，实际上，凯南并没有攻击罗斯福。例如，他意识到，“苏联在西欧建立军事力量”并不是罗斯福在雅尔塔（Yalta）以及其他任何与斯大林的会议上行为的结果。“是战争结束阶段军事行动的结果。除了率先到达那里之外（在当时他们不可能这么做），西方民主国家不能做什么来阻止俄国人进入这些地区”（121）。

凯南似乎认为，在1944年仲夏之后，很显然当时希特勒已经被彻底压倒了，罗斯福本该对斯大林更为强硬一点。他建议，总统应当停止对苏联的租借。但是，他随后承认，“没有理由认为，如果我们在租借或战时会议方面做的有所不同，那么欧洲军事事件的结果会变得与实际发生的情况大大不同”（125）。凯南的评价是正确的。

公众舆论对罗斯福如何参与二战有什么影响？凯南不能证明，在像希特勒这样的怪物面前追求无条件的投降要归因于美国的民主。他说他宁愿少谈论这个话题。但是，他承认：“实际上，没有充满希望的其他选择，只有追求这种悲惨的斗争直到其痛苦地终结”（125）。

二战期间，公众舆论确实在一个例子中起过作用，但是凯南对此关注很少。在珍珠港事件前几年，美国社会存在大量的孤立主义情绪，束缚了罗斯福对付纳粹德国的手脚。总统极度渴望地想让美国参与战争，但是就是无法在美国没有受到大规模攻击的条件下获得足够的人民支持介入战争。但是，在这个案例中，公众情况并没有像凯南的逻辑所暗示的那样受法律主义和道德主义的影响。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在1941年12月之前美国公众不愿意参与对纳粹德国和帝国主义日本的战争正反映了他们对待外部世界的冷漠和自私的观点。

总之，凯南没有提供多少证据表明，民主阻碍了美国在二战中以及1900～1950年中的任何一个时点中的表现。这并不是否认，在那些岁月里美国偶尔也犯错误。因此无须惊讶的是，凯南1984年在他的第二次格林内尔演讲中评论道，“我们的记录绝非都是失败的。总之，我们没有什么需要羞愧的”（236）。

与1900年相比，1950年美国在一个更为困难的战略环境中运转，这是因为美国对欧洲权力均势的变化没有任何控制力。[12]1870～1945年德国的崛起是1900年以后欧洲大陆权力均势消失的首要原因，它也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本原因。德国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其人口和财富的增长。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崛起——这主要是斯大林经济政策的结果——以及1941～1945年苏联红军在打败纳粹战争机器中起了关键作用的事实，解释了二战及冷战后没有权力均衡的原因。

当凯南认为在欧洲或亚洲存在潜在霸权对美国不利时，凯南是正确的。但是，公众舆论——他的眼中钉——和精明的美国外交都没有能力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影响欧洲的权力结构。因此，即使是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由凯南负责美国外交政策，美国在1950年也会以大致同样的战略环境而告终。外交会起作用，但是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远比凯南想象的要小。

有人或许会认为，我没有理解凯南的要点：正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全面战争才导致欧洲权力均势发生深刻的变化。是民主，尤其是美国民主要对将一战——对凯南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冲突——推向极限负责。

然而，毫无疑问，两次世界大战都深刻地改变了欧洲权力均势。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全面战争的事实与民主没有多大关系，而与民族主义有很大关系。在过去的两个世纪，民族主义是这个星球上最强有力的意识形态。但是，凯南很少在《美国大外交》中提及民族主义。

在18世纪晚期民族主义在欧洲登场之前，大国战争在范围和手段上都是有限的。这些冲突，包括当时的王朝国家，是凯南喜欢的战争类型。但是，随着民族国家的到来，所有的一切都改变了。在民族国家，人民和他们的国家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大多数公民愿意参军甚至是在极端紧急时刻做出最大的牺牲。这种愿意为国效劳的意愿意味着各国军队往往规模较大，并拥有充足的耐力。这意味着他们将会非常适合发动全面战争。而且，当大规模军队相互冲突时，正如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所说，结果就是“原始的暴力、仇恨和敌意”。[13]这种敌意几乎可以确保每一方都对另一方勃然大怒，以至于它将要求绝对的胜利，拒绝协商解决。

这一事态由于这一事实而变得更糟，即政府通常不得不动员其公众为赢得大国战争的胜利而做出巨大牺牲。更重要的是，大量的公民必须被说服去参军并有可能为国家而牺牲。领导者激励民众进行现代战争的一个方法就是将他们的对手描绘成邪恶的象征而且是一个致命的威胁。应当指出，这种行为并不仅限于凯南所设想的民主国家。然而，这样做使通过谈判来结束一场没有获得全面胜利的战争变得几乎不可能。毕竟，一个人怎么可能与一个被认为是魔鬼化身的对手谈判呢？竭尽全力果断地击败对手并使对手无条件投降，这才是更有意义的事情。当然，双方都会得出这一结论，这将排除任何协商妥协的希望。

凯南认为，在现代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第一次全面战争。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1792～1815年）具有全面战争的特点。美国对这些重大冲突的过程几乎没有任何影响。曾与拿破仑军队交战的克劳塞维茨写道：“如果不是我们亲眼看到战争取得的这种绝对完美的状态，人们或许会怀疑战争的绝对性质这一概念中是否有任何真理可言。”他的经典著作《战争论》实际上是试图“掌握现代绝对战争的所有破坏力的思想”。[14]实际上，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战争是政治以其他方式的继续”的主要目的是使文职领导人相信：当战争具有良好的政治意义时，他们应当尽最大努力限制战争。与此同时认识到在民族主义时代，战争的自然倾向就是将战争本身升级到绝对或完全的形式。[15]

同样的因素在一战中再次起了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参与这场冲突的所有大国——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都决心战斗到自己崩溃，或是希望对方首先崩溃。总之，是民族主义，而不是民主激起了现代国家追求决定性胜利和无条件投降的愿望。抱负使在相互竞争的大国之间限制战争变得困难。

结论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在沃尔格林演讲和冷战早期的《外交事务》的两篇文章中，几乎没有谈到任何关于核武器的问题。考虑到这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自1945年以来对美国外交的深远影响，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什么能够解释这种显著的遗漏？

凯南讨厌核武器，认为核武器没有可取的价值。虽然他没有明确这样说，但是似乎他对美国1950年战略环境的悲观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这一事实，即美国拥有核武器库，苏联正打算有一个。因此，人们希望在凯南当时的公开评论中会论述核问题。但是，他没有。“因为在当时，我仍然继续希望（天真地，如果你愿意那样说的话）我们在进入恐怖屋前能够中止。当我们决定将国防建立在这类武器的基础上，并且顾鼓励其他人也这样做的时候，我看到恐怖屋就在我们前方隐约可见。”他继续说，“我本来希望看到‘原子弹’被抛弃，这种装置太可怕，太不加选择，以至于不能成为一种有用的武器”（《前言，1985》，第2页）。平心而论，这种观点是不现实的。

凯南忽视民族主义和核武器——两个对当代国际政治最强有力的影响力——的事实表明，凯南在何种程度上对现代世界都不再抱有幻想。他更喜欢回到18世纪的欧洲，在那里，大国相互之间进行有限的战争。在那里，外交家有更大的空间去操纵，与民族国家的世界相比，外交家对事件的过程有更大的影响力。凯南渴望的是外交这个词在“最古老意义上的那种外交”（141）。

然而，旧秩序一去不复返。不管怎样，民族主义和核武器是现在所要说的。没有理由认为，二者中的任何一个在可预见的未来会消失。

虽然凯南没有抓住这种强大力量的重要性，但是他提供了关于美国在世界上的战略地位以及国际政治更为普遍的本质的非凡洞见。关于美国可以做些什么来影响世界各地的事件的限度，他也有一些明智的见解。对于任何认真思考美国外交政策现状以及在未来数十年美国外交政策应该怎样的人来说，《美国大外交》仍然是一本具有持久相关性的著作。有人怀疑，该书在近年并没有被广泛阅读——当然也没有被我们近期的外交政策灾难的任何一个创造者所阅读。但是，人们希望这个新版本会纠正现状，使凯南持久的洞见再次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争论提供思考。

[1] 约翰·J.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美国知名国际关系理论家，芝加哥大学温得尔·哈里森杰出贡献（R. Wendell Harrison Distinguished Service）政治学教授。

[2] George F. Kennan，American Diplomacy：Sixtieth-Anniversary Expanded Edition（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2）；本文所引页码为这一版本。

[3] John J.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Norton，2001），45.

[4] Marc Trachtenberg，The Craft of International History：A Guide to Method（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chap.4.

[5] Kenneth M.Jensen，ed.，Origins of the Cold War：The Novikov，Kennan，and Roberts ‘Long Telegrams’ of 1946，rev.ed.（Washington，D.C.：U.S.Institute of Peace，1993），20.

[6] 1917～1989年的苏联外交政策实际上主要受其对相对实力的算计的推动，而非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这方面最突出地表现在斯大林决定于1939年8月与纳粹德国签订互不侵犯协定上——不光彩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夫协定》。参阅 Mearsheimer，Tragedy，47-48，190-202。

[7] Walter Lippmann，The Cold War：A Study in U.S.Foreign Policy（New York：Harper and Brother，1947），23.

[8] John Lewis G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57-58.

[9] Tim Weiner and Barbara Crossette，“George F.Kennan Dies at 101；Leading Strategist of Cold War，” New York Times，March 18，2005.

[10] Secretary of State Madeleine K.Albright，Interview on NBC-TV The Today Show with Matt Lauer，Columbus，Ohio，February 19，1998，U.S.Department of State，Office of the Spokesman，http：//secretary. state.gov/www/statements/1998/980219a.html.

[11] Secretary of Defense Robert M.Gates，Speech delivered at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West Point，NY，Friday，February 25，2011，U.S.Department of Defense，Office of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Defense（Public Affairs），http：//www.defense.gov/speeches/speech.aspx？speechid=1539.

[12] 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New York：Random House，1987），Chaps.5-7.

[13] 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trans，and ed.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89.

[14] Clausewitz，On War，580，584.

[15] Clausewitz，On War，88.

前言，1985

1950年冬天，当邀请我去芝加哥大学发表一系列演讲的邀请函寄到我面前时，我还不知道到底什么才是学术演讲。我曾经以小组为单位作过一系列非正式的演讲。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最后证明确实是一个机会），可以就美国外交的一些问题发表看法。这些见解来自二十年的实际外交经验。事实证明这个机会是一个远比我的想象更大的挑战。这不仅从直接意义（学生的注意）上来说是真的，从随后几十年演讲继续受到持久关注这个角度来看，这更是真的。这种持久的关注就是该书以增订版的形式再版的原因。

我强调“以增订版的形式”这个措辞。因为最后两个演讲是最近在格林内尔学院发表的，它们作为第三部分最后加入此书中的。这两部分收入此书是有其目的。这两部分论述（至少是部分地）的问题很早以来就是美国舆论关注的焦点，但是并不是（确实也不能）1950年要讨论的问题。其中突出的问题是由核竞赛引发的问题，以及朝鲜半岛冲突期间及其后与冷战的出现有关的问题。

芝加哥演讲中没有讨论核武器问题。因为当时，我仍然继续希望（天真地希望，如果你愿意那样说的话）我们在进入恐怖屋前能够中止。当我们决定将国防建立在这类武器的基础上，并且鼓励其他人也这样做的时候，我感到恐怖屋就在我们前方隐约可见。我本来希望看到“原子弹”（正如人们对它当时的叫法）被抛弃，这种装置太可怕，太不加选择，以至于不能成为一种有用的武器，因而被弃之不理。就我们的核武器政策而言，现实情况并非如此。我不想鼓励对这一问题的推测。我认为最好是在无核环境中帮助人们找到问题的答案。这问题本身已经足够困难了。就冷战的政治方面而言，朝鲜战争（Korean War）当然属于此类，但是它是新事物。朝鲜战争的结局仍然难以预料，我们与之有关的政策也是难以预料的。朝鲜战争的经验教训还没有完全表现出来，后斯大林时代还是不可预见。

因为我在芝加哥所谈论的是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外交，这时的美国外交处于核武器出现前和1945年前的环境中。只有最后一个演讲涉及二战。这个演讲仅仅是详述了二战的起因，解释了二战的历史意义，没有涉及二战的结果。

构成本书第二部分的两个文件（两篇文章都是为《外交事务》而写），它们被添加到芝加哥演讲集最初发表的版本中。其中一篇写的较早，当时战后问题的框架还不很明显；另一篇，与芝加哥演讲集几乎同时间写成，与芝加哥演讲一样受到了同样的限制。

格林内尔演讲旨在论及一小部分差距，并仅仅讨论自1950年以来困扰美国决策者的特定（在很多方面来看也是新的）问题的有限方面。然而，这些方面中的某些问题——尤其是那些与我们在远东面临的问题有关的问题——与芝加哥演讲集中论述的问题有特殊的关系。因此，把它们列入这本书应该是合适的。

过度守法主义和道德主义的问题，曾在最初的演讲中论述过。在今天看来，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历史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当符合我们的目的时，我们仍然倾向于求助于这两个极端的方法。但是，冷战的困惑产生了奇怪的结果。近年来，有些时候我发现自己希望在我们关于什么是合法的概念中多一点道德，比现在更多关注我们关于什么是道德的概念中的合法性。或许，20世纪上半叶我们的外交以及我们对自1950年以来困扰我们的完全不同的问题的反应，都显示出比我们在任何一个时期的特定反应都更为深刻的现实。换句话说，缺乏将军事力量与政治政策联系起来的任何可接受的、持久的政策、为了满足我们自己讨人喜欢的形象（而不是获得真实的、迫切需要的形象）而改变我们自己的政策的持续的倾向，导致了我们与别国的关系。或许本书将有助于将这些缺陷带到我们国民意识之中。

乔治·凯南

前言

在美国驻外事务处供职多年之后，我开始负责二战后的困难年月中构想美国的外交政策。我负责建立了政策规划司（Policy Planning Staff）这个机构并在其建立之初的几年里领导它——这是国务院第一个常规办公机构。其职能是在我们的时代里，从美国国家利益全局（而不是从一个单一的部分）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在这个组织机构中的工作人员很快就意识到：在政府内外，对于构成美国对外关系行为的基本概念，我们缺乏任何普遍的共识。

正是意识到缺乏被充分论述和广泛接受的支持我们对外关系行为的理论基础，引起了我的好奇：近年来我们的政治家都受什么观念来指导。毕竟，我们被迫应对的那些新奇的和严重的问题似乎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两次世界大战结局的产物。国际事件的节奏是这样的：考察美国外交以及美国外交与两大暴力周期的关系，世纪之交似乎是一个合适的起点。从美西战争结束和发出第一封“门户开放”照会到一战爆发，十五年过去了。按照国际生活中重大事件的因果关系来衡量，这是一段体面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只要怀有决心并持续不断地施加影响，像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就能够明显地影响世界事务的进程。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间隔期也出现了完全一样的情况。到1900年，我们普遍意识到，我们的国家力量具有世界意义，我们能够受到遥远的事件的影响；从那时起，在很多重要的方面，我们的利益就不断地以重要的方式被牵涉到这些事件中去了。

在面对这些新问题时，我们的政治家们是被什么观念所激励呢？关于我们国家在外交政策领域的基本概念，他们做出了怎样的假定？他们认为他们要努力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回顾起来，这些概念是合适和有效的吗？它们反映出对美国民主与世界环境的关系的更深层次的理解吗？——这些或许已经被我们遗忘了，但是应当重新使用再次将它们作为我们行为的基础？还是它们自始至终就是不充分的和肤浅的？

正是这些问题将我的好奇心吸引到过去半个世纪美国外交活动的档案上来。随着不断出现的个人回忆录、文章，以及研究和分析这种材料的美国学者的卓越努力，这一档案变得日益丰富。作为外交史领域的新手，我不奢望能够有助于这项研究工作，我甚至也不奢望对所有与这一论题有关的二手材料做一个全面的考察。因此，本书中的演讲仅代表尝试运用一个门外汉阅读的主要出版材料——受上面所说的好奇心的鼓舞——去解决手头的问题并揭示答案。

从我自己的观点来看，两个多少有些矛盾的想法使我对这一问题有了特殊的兴趣。第一个是认识到，自美西战争到二战结束，美国外交政策的规划占去了大量杰出的美国人士的精力和贡献——这些人才智超群，受过高等教育，对他们诚实的品质和生命的历练表示深深的敬意。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基本上是我们所能提供的最好的人选。如果他们的对外关系哲学的方法是不恰当的，那么美国对自己与外部世界关系的理解的缺陷，以及美国对塑造这一关系的兴趣都深深地根植于国民意识。任何的改变确实都很困难。

与此相伴的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是，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的安全，或是我们认为的我们的安全极大降低了。在1900年，这个国家没有想到其财产和生活方式会受到来自外部世界的任何威胁。到1950年，这个国家似乎除了考虑这一危险之外别无选择。

对这一情况作何解释？这在多大程度上是美国外交的错？如果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外交的错，那么是什么错了——观念还是实践？在一定程度上说这或许是我们影响力范围以外的事情的结果，这些事情是什么？这些事情预示着什么？这些事情依旧是可实施的吗？它们将把我们带往何处？即使有人认为他有了答案，六个演讲也不能详尽无遗地回答所有问题。因此，本书中的六个演讲试图根据这些问题讨论个别事件和情况，希望这一不系统的模式能够比将我自己对手头这些材料的反应直接呈现出来的表达效果更好。只有在最后一个演讲中，我才努力进行了概括。我可以确信，面对经验丰富的外交历史学家的批判性意见，本书在细节方面容易受到批评。本书指出的结论一定会受到广泛地质疑。如果本书能够促进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的思考，促使智慧的和更有学问的人更好的努力，本书的目的就达到了。

在芝加哥大学的演讲采用的是美国二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与苏美关系问题不直接相关。苏美问题在我们时代的公众舆论中引起了深刻的争论。因此，让每个人充分认清它们与当前问题的关系或许并不容易。因此，在本书中加入两篇关于苏美关系的文章是恰当的。这两篇文章可以被看做是对将理性的方法运用到当前问题上的一个反应。

这里，我要对支持研究美国的机构的查尔斯·R.沃尔格林基金会的官员表示感谢，该基金会资助了这六次演讲；对《外交事务》的编辑表示感谢，本书的两篇文章最初发表于此。

乔治·F.凯南

普林斯顿，新泽西

第一部分 查尔斯·R.沃尔格林（Charles R.Walgreen）基金会演讲集

1 美西战争

首先，我想介绍一下这六个演讲的概念。这一概念不是源自对历史的抽象兴趣，而是源自对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外交政策问题的专注。

半个世纪前，对于他们的世界环境，美国人有一种安全感，正如我所认为的，自罗马帝国以来从未有过。今天这种模式几乎逆转了——目前，我们的国民意识被一种更大的不安全感所统治，这种不安全感甚至比很多西欧国家的人都要强烈。这些西欧国家离我们关心的主要源头更近，处于更加脆弱的位置上。现在，其中大部分的改变或许是，无疑是主观的——是对这一事实的反应，即在1900年，我们夸大了我们所处位置的安全性，并且对我们处理问题的力量和能力有一种过分的自信。然而今天，我们夸大了面临的危险，并有一种低估我们实际能力的倾向。但是，实际上大多数的改变客观上也是真实的；在1900年，政治和军事现实正是这样，当时，我们没有什么要害怕的。但是今天，我坦率地承认，我们面临的情势对我而言似乎极度危险和棘手。

是什么引起了这种显著的变化？一个如此安全的国家为何会变得如此不安全？这种恶化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我们的错”？这种恶化在何种程度上可归因于我们没有看清或是考虑到周围世界的现实？

换句话说，过去五十年里美国对外关系的记录给我们的经验教训是什么？正如我们，1951年的一代，被无数麻烦和危险所压迫和包围，我们周围的世界的一部分似乎真的要促使我们灭亡，另一部分或者对我们自己或者对它们自己失去了信心，或者对二者都是失去了信心？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就是这些问题使我去回顾这五十年来国家政策中的一些决定。我当然不能使你抱有这样的期望：这一系列演讲能回答所有的问题，或是能以没有争议的方式回答其中任何一个问题。

但是我认为，我们能够希望的是：它将有助于我们再次回到这一时期国家政策的一些主要阶段上去，以回顾什么是它们的选择及其结果的观点再次思考这些问题。我们有很好的理由这样做。不仅现在对我们来说是可见的事情，在仅仅十年前对人们来说就是不可见的事情，而且我希望我们能够赋予这一探究以一种新的严肃性——这种严肃性是由我们对巨大破坏的回忆以及我们有生之年目睹的牺牲所引起的。比起两次悲惨的世界大战前的日子，这种严肃性更加深思熟虑，更加令人痛心。

我想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美西战争。

今天，站在这半个世纪之末而不是之初，我们中的一些人看到了一些基本元素，我们怀疑，美国安全就是以这些元素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我们能够看到，在我们的大部分历史中，我们的安全都依赖于英国的地位；对我们国家和英帝国的友好关系来说，加拿大尤其是一个有用的、不可或缺的人质。英国的地位，反过来依赖于欧洲大陆权力均势的维持。因此，没有一个欧洲大陆强国能够支配整个欧亚大陆，这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对英国也是如此。我们的利益在于在内陆国家之间维持某种程度的稳定的均势。其目的在于，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影响其他国家的征服，攻取广袤土地的航海边界，既是海上强国，也是陆上强国，削弱英国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如此——开始进行对我们怀有敌意的海外扩张。这一扩张是以欧洲和亚欧内部巨大的资源为支撑的。看到这些，我们就能理解，欧洲和亚洲周边大国的繁荣和独立与我们利害攸关：那些国家的目光投向外部，跨越海洋，而不是向内征服陆地大国。

现在，我们明白了这些，或是认为我们明白了。但是它们对1898年的美国来说几乎是不可能明白的。那些美国人已经忘记了他们一百多年前的祖先所知道的很多东西。他们已经非常习惯于他们的安全，以至于他们已经忘记了其安全在我们的大陆以外还有任何基础。他们将我们处在英国舰队和英国大陆外交背后的得天独厚的位置，误认为是避免干涉东半球（Old World）肮脏的分歧的优越的美国智慧和美德的结果。他们没有注意到变化的第一个征兆。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这些变化注定会打破安全的模式。

当然也有例外。亨利的兄弟，布鲁克斯·亚当斯（Brooks Adams）或许比他同时代的任何美国人都更加接近某种关于未来有什么在等待着我们的知识分子的预感。[1]但是即使是他也只抓住了问题的一部分。他看到了英国日益增长的脆弱性——英国经济地位的日益增长的“离心率”（他这样叫它），英国对美国日益增长的依赖——反之，美国日益增长的对英国的战略依赖。他觉察到海军强国和陆军强国之间区别的极端重要性。他隐约认识到俄国、德国与中国政治合作的危险性。但是他的思想被当时的物质主义所扭曲：高估作为人类活动因素的经济和贸易，以及相应的低估作为事件原动力的心理和政治反应——恐惧、野心、不安全感、妒忌，甚至是无聊之类的事情。

当时马汉也在分析国际现实中绘制新路径——这一路径会对美国安全的根源进行更深刻的评价。还有其他人或许会被提到。但是他们总共仅仅组成了一个很小的团体。在当时以及随后的几年里，他们的努力甚至没有被继承。那些努力可谓悬浮在历史的半空中——在美国外交事务思维普遍麻木和沾沾自喜的背景下，这些都是智力活动的孤立的努力。他们所有人——所有这些世纪之交较为深刻和敏锐的思想——终止了对欧洲大陆竞争战场的探究。巧合的是，欧洲大陆是对美国安全来说最重要的事件注定要发生的地方。在欧洲大陆，我们迫切需要对美国利益的因素进行深刻的分析和仔细的辨别。

因此，很显然，我今天所谈论的事件——我们1898年与西班牙的短暂战争——发生在这一背景下：这个国家的公众和政府思考中没有任何关于美国安全全球框架的重大意识。既然如此，幸运的是，从重要性上来说，战争发生的环境以及事件和战争自身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来说都是局部的和国内的。随着我以后的几次演讲，并进而谈到20世纪的情况时，我们将会看到我们的困境和行动的全球性影响，它们随着年华的流逝飞速增长。直到二战，它们肯定是压倒性的。但是在美西战争期间，它们几乎不存在——夺取菲律宾是我们离它们最近的地方。从世界关系的角度来看，如果一场如此无趣的战争值得在今天下午讨论，那是因为它是审视我们这半个世纪以来外交政策的序言，是我们某些国家反应和行事方式的简单的、几乎不可思议的例证。如果我们要成为大国，有能力处理世界领导者的责任，那么美西战争就揭示了我们注定还要走的路程。

我们与西班牙的战争，你们还会记得，源自古巴的一种情况。那些可怕的、悲惨的、绝望的情况中的一个似乎标志着殖民关系的衰落和枯竭。自那以后，我们已经见过其他类似的情况，其中一些就在不久前发生。西班牙在古巴的统治受到古巴起义者的挑战。古巴起义者组织涣散、纪律不严，但是在各个地方按照游击队的经典原则行事，享有游击队在本土对抗不受欢迎的外国敌人的所有优势。西班牙镇压反叛的努力无效而残酷，只取得部分成功。这种情况由来已久，几十年来一直在零星地发展。二十年前，1875年，总统格兰特（Grant）在一项总统咨文中将其总结得非常好：

每一方似乎都完全有能力对其他人施加重大的伤害和损害，也能够对依赖于这个岛上和平的关系和利益以重大的伤害；但是他们似乎没有能力达成和解。双方迄今都未能取得任何成功，从而一方拥有和控制古巴，将另一方排除在外。在这种情况下，其他一些机构，或是通过调停，或是通过干涉，似乎迟早是终止冲突的唯一选择。[2]

可以肯定的是，在1875～1895的二十年间，情况有一些改善。但是以后几年，叛乱再次爆发，这次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血腥和悲惨的规模爆发。1896年和1897年，叛乱给我们国家的政府、媒体和公众带来了日渐增长的担忧和失望。

当然，严格来说，我们有可能这样说：这不关我们的事，应当让事情顺其自然地发展。我们的国家安全，正如我们今天所认为的，没有受到威胁。但是，美国的财产利益却受到损害。代表叛乱者利益的美国议员和军火销售商的行为给我们的政府带来了很多麻烦。最重要的是，美国公众舆论对古巴的暴力和悲惨深感震惊。我们的情感对20世纪巨大的惨状和残忍的行为尚未厌倦。古巴人民的遭遇震撼了我们的情感，激起了我们的愤慨。他们使美国政治家们深信：从长远来看，古巴的这种状况对我们的利益来说是不能忍受的，如果西班牙不能成功结束这种局面，我们就应当以我们自己的方式介入。

1897年秋天，情况有些好转。在西班牙，一个新的、更为温和的政府上台执政。与之前的政府相比，这个政府在解决这些不幸的问题上表现出了更为强硬的倾向。1897年12月，麦金莱（McKinley）总统在国情咨文中注意到了这一改进，并建议我们给新的西班牙政府一个机会。他说：“我不怀疑它的诚意，也不会不耐烦地阻碍它所承担的任务。”他说，一些困难已经解决了；有理由希望：有我们的耐心以及西班牙政府持久的诚意，还会有进一步的进展。因此，1898年以一个新的希望开始：古巴人民的困境或许变得更好而不是更糟。

不幸的是，冬天发生的两件事彻底改变了局势。首先，西班牙公使在华盛顿写了一封轻率的信，信中对麦金莱总统语出轻蔑，称他是“群众崇拜的投标人”，“一个冒充的政治家……试图在自己身后敞开谈判的大门，与此同时与党内的沙文主义者保持良好关系”。[3]这封信泄露出去，发表在纽约的报纸上，引起了很大的愤慨和怨恨。几天之后，听说军舰“缅因号”（Maine）在哈瓦那（Havana）港沉没，266名美国人死亡，美国公众深感震惊。

现在回想起来，这些事件就其本身而言似乎都不是导致战争的充分理由。西班牙政府不能避免公使的轻率——即使是外交官也经常会举止轻率，这类事情在最优秀的家族也会发生。他很快被解除职务，并否认他有攻击性的言论。就“缅因号”来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西班牙政府与军舰的沉没有关系；或是西班牙政府本来会有些关系但却因它应该有些关系的暗示而感到震惊。西班牙当局，包括我们自己在哈瓦那的总领事，都恳请我们当时不要把军舰送到那里，其原因恰恰是他们害怕此举或许会导致麻烦。西班牙政府尽其所能减轻灾难的影响，接受调查并最终将整个事件的责任交给国际仲裁——一个我们绝不能接受的提议。

然而，这或许是历史的判决：这两个事件如此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舆论，以至于随着“缅因号”的沉没，战争变得不可避免。从那时起，美国政府再也没有认真考虑过和平解决的办法。这一点非常重要和不幸，因为在“缅因号”沉没到正式开战之间进行干预的九个星期中，西班牙政府在满足我们的要求和愿望方面走得太远。西班牙政府走得太远，以至于到4月10日（开战前11天），我们在马德里（Madrid）的公使——一个明智和温和的人，竭尽全力以阻止战争的爆发——能够宣布：如果总统能够从国会获得权力自行处理此事，那么他就能在8月1日之前找到最终解决方案。最终解决方案是以下列某一因素为基础：反叛者能接受的自治、独立，或是割让给美国。同一天，西班牙女王命令完全停战。在华盛顿的西班牙公使承诺美国政府尽早颁布自治制度，“这样就不会给任何声称更加完备的措施留下动机和借口”。[4]

在两国政府漫长而曲折的通信过程中当然也有孤立的片段。我引证这些只是为了表明，至少在名义上，1898年4月初，西班牙政府很快就接受了我们要求他们的那种态度和行动。尽管如此，没有证据表明，美国政府在任何方面受到这些最后关头的让步的影响。它没有采取行动阻止国会的情绪和行动沿着明确走向战争早期爆发的方向发展。

正如人们当时所看到的，西班牙的很多让步确实来得太迟，并不完全可靠。这个时候，叛乱者没有心情、没有纪律以任何方式与西班牙当局合作，这也是真的。但是，人们并没有这样的印象，即这些事情就是对我们政府决定开战有决定性的影响的事情。这一决定似乎更应当归因于美国舆论的状态，归因于国会选举年的事实，归因于一部分美国媒体的厚脸皮和极其不可思议的好战，归因于来自各个政治方面的自由而坦率地施加给总统的政治压力（顺便说一句，这是一个有趣的事实，即金融和商业圈，所谓的战争的煽动者并没有参与其中，他们通常不赞同我们参与战争的观点）。

如你所知，这样做的结果就是，4月20日，国会正式决定，“美国有责任要求西班牙政府立刻在古巴岛放弃权威和统治权，从古巴及古巴水域撤走陆军和海军。美国政府确实也据此这样要求”。这规定和允许总统“使用美国全部的陆军和海军……在必要的范围内”来强制执行这一需求。我们给了西班牙人整整三天的最后通牒来接受这一决议。我们知道他们不愿也不能接受。第二天一早，还没有等到最后通牒发出，西班牙人就声称这一决议“等同于宣战”，并断绝两国关系。同一天，美国政府开战。因此，伴随着国会和民众的赞誉，我们的政府在除战争以外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远没有用尽的情况下对其他国家发动了战争。

关于战争的起源就谈这么多。现在谈谈有关战争的方式，尤其是对菲律宾的占领。你一定还记得，我刚刚引用的国会决议的措辞仅仅提到了古巴岛。决议中没有表明：国会对除古巴以外的领土没有任何兴趣；或是总统有权为了与西班牙撤出古巴无直接关系的任何目标使用武力。现在，该决议于1898年4月20日通过。然而，仅仅11天后，海军上将杜威（Dewey）在清晨驶入马尼拉海湾（Manila Bay），在此进攻并摧毁了西班牙舰队。仅仅几天之后，总统麦金莱（McKinley）批准为派遣占领军做准备。这支陆军的任务就是跟进杜威的胜利，“在那一地区减少西班牙的势力”，“在美国占领该地区的同时赋予该地区以秩序和安全”。[5]该部队向菲律宾进发并在那里投入战斗。到了8月，该部队发起猛攻并占领了马尼拉。随后，在我们从西班牙手中夺取该地区并将它置于美国的完全控制下的最终决定中，这次行动的影响是最重要的，或许是决定性的考虑。因为这次行动粉碎了西班牙在该地区的统治，使我们不可能将该地区留给西班牙。正如不久后我们将看到的，我们除了自己占领以外没有其他令人满意的办法。

现在，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如果在与西班牙战争的初期没有对菲律宾作战的正当理由，那么其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换言之，为什么我们在1895年5月做这些事情，以至于后来我们几乎不可能不吞并一个大的南太平洋群岛？而在此之前，我们在南太平洋的利益几乎为零。我并不是将这一问题作为当时美国政治家的道德判断之一而提出的，而是将之作为可以激发我们做决定的方式以及美国政府做事情的方式而提出来的。

事实上，直到今天我们也不并不知晓这一问题的全部答案。我们知道很多事情。我们知道年轻的海军助理秘书西奥多·罗斯福（Thedodore Roosevelt）一直觉得我们应当占领菲律宾。我们知道罗斯福设法任命杜威为亚洲舰队的总司令。我们知道罗斯福和杜威都想要战争。我们知道罗斯福与杜威具有某种优先的默契，指出无论战争起源的环境或战争的目的是什么，杜威都会进攻马尼拉。我们知道，后来，在详述杜威的行动时，对于什么是真正的参与其中，麦金莱总统表现出非常贫乏的理解力，并且自称相信许多并不真实的战略前提。麦金莱指出：在马尼拉战争期间，他没有想过要占领菲律宾。杜威的行为仅仅是为了摧毁西班牙舰队，将它作为战争的一个因素而根除。但是，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关于为什么麦金莱在杜威胜利后几天内就允许派遣占领军到该岛屿上，我们仍感到困惑。我们不能确定我们真的知道在战争前华盛顿政府和杜威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只能说，在这种情况下，看上去似乎美国政府的行动主要是依据一个非常有能力和保密的阴谋，这一阴谋是由少数战略性地安置在华盛顿的人决定的。由于战争的狂热氛围，这种阴谋受到了赦免、宽恕和某种公众祝福——对美国公众来说杜威的胜利是如此的激动人心和令人愉快——但是，一旦结果相反，他们可能会发现自己面临严厉的和十分令人不快的国会调查。

因此，关于我们战争行为背后的决定就谈这么多。与战争有关的更为广泛的政治决策是怎样的——这一决策不仅导致菲律宾的最终被吞并，而且也导致了对波多黎各、关岛和夏威夷群岛的最终吞并？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决策。在我看来，在美国政治体系的整体观念中，这代表了一个转折点。1898年对这些领土的夺取代表了美国主权向北美大陆边界以外的重要领土的第一次扩张，除非我们在萨摩亚（Samoa）的统治能够证实这种描述。它们代表了大量人口被我们所统治的第一个实例，这些人没有广泛期待他们能被国家所接纳。在此之前，我们的领土的获取都是相对空旷的土地，人口分布太过稀少以至于没有资格立刻成为一个国家。对他们来说，领土地位被视为一个权宜之计，目的在于使他们渡过苦难时期，直到他们中间充满了我们的人并做好准备进入联盟为止。

但是1898年，在这里，第一次，领土的获得不再是期望获得国家地位，而是宁愿无期限地停留在殖民从属的状态中。在这一点上，扩张的主要倡导者们是非常明确的。他们中最为深思熟虑和善于表达的人之一，怀特洛·里德（Whitelaw Reid）经常表达他的担忧，唯恐人们会将新的领土视为美国州候选者，因为他知道，如果是这样，人们就不大愿意接纳它们。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是扩张主义的反对者，正是在这一点上攻击里德，“由于你反对将所有这些岛屿作为州接纳，你将遭到驱赶”，他说，“你不得不一个不落地接纳它们”。[6]因此，问题被明确地提出来，并被视作是一个不打算给予联邦州地位的领土承认问题。

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冗长而啰唆。其中大部分内容与合法性有关。但是这些都不是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权宜之计和智慧。扩张主义的支持者们提出了许多观点。一些人说获取这些领土是我们的宿命。其他一些人说，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对此有至高无上的利益，还有一些人认为，我们作为一个文明的基督教国家，有义务改造他们的无知，使这些误入歧途的居民获得新生。另一个论据是，对保卫我们的大陆领土来说，它们是必要的。最后，具有商业头脑的人称，我们必须占领它们（尤其是夏威夷和菲律宾）以确保我们自己成为与东方国家伟大的未来贸易的组成部分。

扩张主义的反对者们在很大程度上用法律词汇进行论证，挑战这种安排的合宪性。但是，他们最强有力的观点是：以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这一论点为基础，美国人创建了自己的国家，我们美国人有什么权利假设帝国的权力凌驾于其他人之上，将他们作为臣民而不是公民纳入我们的体系中，而不顾他们的感受如何。在关于同西班牙签署和平条约的争论过程中，马萨诸塞州议员霍尔（Hoar）说道，吞并国外领土并未经本国人民同意而统治他们是与《独立宣言》的神圣原则完全相悖的，并且是不合宪法的。因为它不促进宪法的任何目的。该议员说，开国者们从未想到他们的后代“会被这些神圣的和令人敬畏的事实所欺骗，穿着被遗弃的冒牌皇帝和傀儡国王的衣服高视阔步；他们从未想到他们的后代会因火药的味道和一次胜利的枪声而兴奋，就像一个小男孩因国庆日早上的鞭炮而兴奋”。[7]

帝国主义者的最强有力的观点实际上都不是我所提到的那些，而是有时被称为偶然中的必然性的观点——除非我们自己占领，否则其他人也会占领这些领土，这将是更加糟糕的。就波多黎各和夏威夷来说，这一观点对我来说似乎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没有其他任何人干涉的真实的可能性。就我们自己的安全来说，波多黎各可以很安全地留给西班牙，或是像古巴那样让它独立。就菲律宾来说，这个问题是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一旦我们在岛屿上打败西班牙军队并占领马尼拉，一旦我们打碎了西班牙的统治，那么就不存在将它们还给西班牙的问题了。即使它们是有机会被其他大国放任不管（这是不存在的），这些居民也很难适应自治，这也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占领它们的一个替代方案或许就是英国和德国之间因为所有权问题而争执。这种争执有一种合理的可能性，即会最终达成某种临时协议和领土划分。日本迟早会成为所有权的竞争者。从西南太平洋后来发展的观点来，这是否是不幸的，我还不敢说。在这种推测性的问题面前，历史学家的力量是无用的。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看不到这非常不利于美国的利益这种可能性，那么我怀疑当时的人们自己能够看得很清楚。如果他们未能看清，他们会问自己，为什么他们需要彻底摧毁西班牙在该岛屿的统治？

俄国作家、医生安东·契科夫（Anton Chekhov）曾评论道，当大量的治疗方法被用于同一种疾病时，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意味着它们都没有任何用处，该疾病是无法医治的。与此类似，当人们注意到扩张主义者为1898年夺取领土提出了大量的根据，给人的印象是它们没有一个是真实的——在其深处都应藏着一些深层次的、难以言表的东西。这些深层次的、难以言表的东西或许是这一事实：当时的美国人，或至少是许多很有影响力的发言人仅仅是喜欢帝国的气息，有一种游走于当时殖民强国的冲动，看到我们的国旗飘扬在遥远的热带群岛，去感受国外冒险的影响力带来的激动，沐浴在被认为是世界上伟大的帝国主义强国之一的阳光中。但是，通过回顾，反扩张主义者警告的力量和真诚以及他们争论的逻辑（从未真正被驳倒）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该逻辑是：一个将自己的政治哲学追溯至社会契约概念的国家，没有必要为在社会契约概念中没有地位的人以及应该以臣民而不是公民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人负责。国王能够拥有臣民，问题是一个共和国是否应该拥有臣民。

人们会特别记起一个反帝国主义者弗雷德里克·古金（Frederick Gookin）的言论：“这个国家的人民要考虑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如果允许帝国主义政策建立，该政策将会对我们自己产生什么影响。”[8]人们主要是依据这个问题来思考我们后来与这些殖民地的经历。

关于波多黎各，我不再说了。最近的事件无疑已经足够雄辩地使我们扪心自问，我们是否真的深思熟虑过一个如此重要、蕴涵善恶两种可能性的关系的所有含义，正如我们国家与波多黎各人民之间的殖民关系。就夏威夷来说，我们认为决策的结果比较成功。但是，我有些担心，因为美国人的血统和生活方式能够完全主宰生活场景；因为本土的生活方式被淹没沦为旅游娱乐的无用的不体面行为，同我们美国印第安人的情况一样。就菲律宾来说，我们回想起在菲律宾被吞并仅仅几年后，这次吞并的首要的和最热情的倡导者西奥多·罗斯福已经幻想破灭，已经对他的提议感到后悔并希望我们摆脱它们。最后，让我们记住，在20世纪30年代，我们决定给他们以自由。最近我们这样做了，但是实际上主要不是为了他们的缘故——主要不是因为我们对他们感到抱歉，或是认为他们做好了自由的准备并且认为我们有义务承认他们的自由——而是因为我们发现他们对我们自己来说是一个微小的不便；因为经济上的亲密关系，它们以我们殖民地的地位存在会让美国国内强有力的利益集团感到明显的不舒服。换言之，因为我们自己也没有准备长期忍受“白人的负担”这一词中所暗含的那些基本的牺牲。请记住我刚刚引用的古金的话：“问题是该政策将会对我们自己产生什么影响。”

当一个人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会想知道：作为一个国家，我们许多明显的政治失败是否并不在于我们在人民的主体和其他人或群体之间建立义务的政治联系的努力。是否是因为我们希望如此或是没有其他的可行的解决办法，我们无法给予他们完全的公民身份。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具有深层次的意义。如果我们社会真能知晓的仅是被称作“公民”的人的人数这一情况属实的话，那么当它试图处理一定数量的被称作“臣民”的人的问题的时候，就败坏了它的根本，而且我们制度的潜力有限。另外我们的制度只能扩展到我们的同类——在独立和自治这些独特精神下成长起来的人，那些能够接受、享受和满足于我们制度的那些人。当此情势，统治遥远的人不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当此情势，我们美国人应当当心很多事情，其中之一就是避免接受对任何人的任何类型的家长式的责任。比如有人要求我们进行军事占领，如果我们能避免这种情况，我们应极力避免；或者，占领时间不要超过绝对必要时间。

因此，这些就是当我们思考19世纪末与西班牙遥远的、独特的冲突时，令我们震惊的事情。现在让我们扼要概括一下这些内容。

我们看到，在支配我们诉诸战争行为和决定我们军事行动的特点的诸多理由中，没有多少严肃认真的深思熟虑，没有多少对国家利益的谨慎有序的衡量。当涉及使用我们的军事力量时，大众情绪、政治压力、政府内部的阴谋都起决定作用。麦金莱不想要战争。但是，当面临严酷的现实，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看，如果对他们有利，没有迹象表明他或是他的国务卿认为有义务反对诉诸战争。出于主观的和情绪上的因素诉诸战争，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在一些计划的基础上实施战争的。就我们所知，这些计划从未被认真地审查过，也没有经任何能胜任的官方机构的批准。这些计划只有政府部门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知道并理解。这些计划无疑反映出与国会定义的对外宣称的战争目的不同的别有用心的动机。当源自这些计划的海军和军事行动的成功激发了公众的想象力并引起外国领土获取的重要问题时，政府的行政部门很少参与讨论。政府行政部门没有做出认真努力，来控制对一位远方的受欢迎的指挥官的功绩的公众反应的影响。批准条约仅是参议院的责任，这引起了大量的问题，并且通过参议员的辩论引起公众的注意，像以前一样慎重和开明。

依我之见，按照回顾的观点，那场争论得出的结论似乎不太可能是真的。但是我们不能让这些成为对我们祖先的指责，因为针对他们的磨难和困境，我们都是蹩脚的法官。让我们满足于这一纪录：在他们深思熟虑的过程中，他们偶然碰到的难题和问题对美国文明的兴旺发达来说至关重要。这些难题和问题仍然摆在我们面前，仍然需要解答。然而，1898年的人在回答这些问题时犯得起错，我们这一代人不能再抱如此奢望了。

[1] “The Spanish War and the Equilibrium of the World，” in American’s Economic Supremacy，by Brooks Adams.新版本有马奎斯·W.蔡尔兹的评价（Marquis W.Childs，New York，1947）。

[2] Message of the President，December 7，1875，

[3] Letter from Deputy de Lome quoted by Charles S.Olcott in William McKinley（Boston and Nnew York，1916），Ⅱ，9.

[4]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898（Washington，1901），747.

[5] Olcott，in William McKinley（Boston and Nnew York，1916），Ⅱ，166-167.

[6] R.Cortissoz，Life of Whitelaw Reid（New York，1921），Ⅱ，266.From a letter of January 22，1900，to Senator William E.Chandler.

[7] Cited by Julius W.Pratt，Expansionists of 1898（Baltimore，1936），347.

[8] Frederick W.Gookin，A literary Catechysm（Chicago，1899），17，as cited by A.K.Weinberg，Manifest Destiny（Baltimore，1935），306.

2 贺璧理先生与门户开放政策

在这些演讲的第一个演讲中，我将美西战争作为20世纪上半叶外交的一个前言来谈论。现在，我希望讨论美国外交史中的另一个事件。在世纪之交的同一历史时期，这一事件也具有同样的前言性质：海约翰（John Hay）门户开放照会的发送。

我想你们都会记得这一事件的基本性质，因为在美国，这一事件已经得到普遍的理解。事件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当欧洲列强开始瓜分中国并侵占中国的一部分为自己所独有的时候，美国国务卿猜到它们的目的，先发制人，通过发出照会部分地挫败了它们的计划。该照会要求它们在中国遵循门户开放原则——各国权利均等的原则——以及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原则。当时公众舆论对该事件的解释今天被载入教科书，马克·沙利文（Mark Sallivan）在其题为《我们的时代》（Our Times）的论文中对此做了很好的总结：

“门户开放”政策是一个美国观念。该政策的提出与其他国家实行的势力范围政策形成对照……

“门户开放”是美国外交史上最值得称赞的事件之一，是善意的冲动与力量以及精明的谈判技巧相结合的一个范例。没有一个赞成海约翰政策的政治家和国家想要这样做。这就像要求每一个相信真理的人站出来——说谎者不得不第一个站起来。海约翰彻底看穿了他们；对人性的洞察是他的强项之一。[1]

现在，请记住这个解释，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一下究竟发生了什么。

1897年底和1898年初，有一个真实而合理的担忧：中国会被瓜分。在那几个月里，俄国很明显地表露出要在满洲（Manchuria）拥有特殊地位的决心，包括在旅顺港（Port Arthur）的海军基地以及在现在的大连（Dairen）的商港，两个港口都由跨西伯利亚铁路连接；德国加强了对胶州湾（Kiaochow）的控制和对山东半岛的影响力，法国从南边和现在的印度支那赶过来，就港口开放、铁路特许、任命法国人为中国邮政机构负责人和其他一些优惠成功地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

这些偶发事件自然而然地在伦敦引起了特别的关注。在此之前，英国是中国贸易的绝对统治者。它们拥有对中国80%的贸易；所有其他国家加起来，包括我们美国，只占20%。由于处于一个有利的竞争地位，英国商人总是支持在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也就是说，消费商品进口的关税待遇、港口税等各国均等。现在，他们不能确定，随着其他大国获得了势力范围，所有这些如何才能实现。这会将英国贸易排除在外，还是不会？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此前，中国贸易中的主要困难是中国地方当局，而不是世界强国的行动。英国商人一直要求他们自己的政府，认为英国政府忽视外交礼仪、忽视在北京的中国政府，要求英国政府直接进入中国内地，乘着它的炮舰，沿着大河前进，迫使顽固的官吏取消他们设置在商品运输道路上的障碍和苛捐杂税。如果这将是其他强国在它们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做的事，那么这也许是一件好事情。或许英国甚至能够从中获利。但是，假设那些强国仅仅是开放内地进行贸易，并将内地据为己有。那么事情就会更糟。

与英国商人不同，英国政府自身有其他一些担忧——这些担忧比英国商人圈的抱怨和愤怒更为严重。这些担忧具有战略和政治意义。英国政治家们不喜欢俄国要在渤海建立海军基地的想法。这一切将在哪里结束？这不会导致俄国对中国的全面控制吗？在一封与沙皇政府的秘密通信中，英国外交部非常坦率地说出了它的担忧：

一个与中国有4000多英里陆地边界（其中一部分边境离中国首都很近）的伟大的军事强国，绝不能不对中国地方当局产生相应的影响。女王政府认为以下情形是最为不幸的事情：俄国政府认为必须在渤海湾再控制一个港口，使海湾其他地区无关紧要地继续留在中国主权之下，俄国就控制了通往中国首都的水路，这将使俄国在海上获得与其在陆上已经获得的相同的战略优势。

俄国人并不理会这个通讯，一往无前地实施他们的计划。在大量的担心和争论之后，1898年春天，英国政府从两个方面对这一情势作出了反应：表面上强调在中国维持门户开放政策的重要性；私下里四处寻求与其他国家或是反对俄国战略入侵中国的国家签订某种特殊的协议。但是，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他们还有第三条行动路线。当时他们有点不情愿采用这条路线。但是在中国的英国商人强烈地催促他们采用这条路线。他们知道，如果其他方法都不奏效，他们就不得不采用这条路线——在长江流域发展他们自己的势力范围。在那里，他们自己的贸易规模最大，在那里，他们能够对北京政府施加更为直接的影响。通过发展这样一个势力范围，至少他们能够确保自己不会被排除在中国最重要的部分之外。此外，或许还会有其他优势。

正如我说的，1898年春天，他们依然希望他们不需要采用这条路线，但是他们不是很确定。中国的事情正在发生变化。多年来作为英国政策基本原则的门户开放主义开始普遍地表现出局限性。过去，这仅仅是一个进口消费品为大众分配和出售的问题。对于这种贸易，门户开放政策明显适用，符合英国利益的要求。但是现在，外国对从中国政府获得铁路建设和采矿企业的特许权感兴趣。在这里，门户开放主义并不是真的适用。在战略上和政治上，这些特许权对于那些希望中国政府在批准这些特许权时仅受商业考虑引导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政府实际上是被迫决定在中国的这些地区由这一个强国来修建铁路，在那些地区由另一个强国来修建铁路。让各列强的活动在地理上保持某种程度的分散，而不是所有国家在一起毫无目的地打转，这是一笔划算的交易。如果英国想要参与特许权业务（他们也参与了），他们就标出一个区域，在这个区域内他们的特许权是集中的，其他强国的特许权被排除在外。

因此，除了列强本身的不道德之外，这些所谓的势力范围成长的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逻辑和必然性。门户开放主义——这一主义是如此的陈旧，以至于1898年英国议会将之称为“这个被引用和重复引用的著名短语几乎是令人生厌的（ad nauseam）”[2]——与新情况并不完全相关。但是，英国政府认为，谈论门户开放政策仍然是有用的，并在新闻界给予公开的承认。因为消费品的贸易，还有特许权仍然大量参与其中；他们不希望看到英国商人在世界各地受到排斥；如果商业“开放”政策受到普遍的尊重，那么它可能会作为一种可靠的约束力量，来约束其他强国的战略和政治影响力的扩张。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898年3月（美西战争爆发前约一个月），英国政府就门户开放主义问题与美国政府进行了唯一一次正式的接触。英国给总统麦金莱发了一封秘密信函，信中指出了其他强国或许会吞并中国的部分领土的危险性，或是以确保自己获得优厚待遇为条件出租这些领土的危险性。信中询问“他们是否能够依靠美国的合作，来反对列强的任何此类行为，万一意外情况发生，美国是否做好准备加入英国来反对这些措施”。[3]请注意，它们并不反对势力范围。它们只是反对以排除其他国家为条件吞并或出租领土。

没有证据表明英国外交部很重视这次接触，或是对其成功抱很大希望。英国外交官对同一时期他们设法应对的其他提案更加感兴趣——针对日本和德国。我们的方法很显然是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催促的结果。张伯伦有一位美国妻子，他对英美政治合作给予很高的希望。他在国内政治方面很有权威，在实施外交政策的行动中起到了突出的作用。我怀疑，他穿行于外交部以谋取美国在中国的合作。外交部给我们的政府发送照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取悦他。甚至可能是为了表明，这个想法没什么；但这仅仅是一个猜测。

无论如何，当时这件事毫无下文。华盛顿全神贯注于古巴问题。当时国务院甚至没有远东部门。国务卿老约翰·舍曼（John Sherman）不活跃，有些衰老，即将停止工作。实际上，美国政府说“不行”，英国政府也没有再以任何正式的形式提出这件事。

正如我所说的，人们不能确定英国外交部对这个回答特别失望。但是有一个人是这样的。他就是海约翰，我们驻伦敦的大使。当进行接触时，他不在伦敦，他与朋友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一起在埃及旅行。当他回来听到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就坐下来写信给国务卿，要求重新考虑我们的决定，但却被告知时间仍不合适。

可以推知，仅仅是从我们与英国关系的角度出发，海约翰才对这一问题感兴趣的。海约翰对中国知之甚少，甚至从未去过中国。但是他认为我们不同情英国是不明智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帮助他们，或许我们会借此建立某种我们日后也许会用得着的外交信誉。

同年夏末，海约翰被任命为国务卿。毫无疑问，当他回国履职时，他将这件事记在心里。整个夏天，一些英国人，尤其是张伯伦，不时与他谈论此事。但实际上，英国政策本身开始悄悄地偏离门户开放主义。1898年到1899年冬天，这种偏离还在继续。英国政治家对门户开放原则仍然是口惠而实不至。但是，从他们自身利益的角度来看，他们意识到势力范围不会很容易地消除或摒弃。他们继续悄悄地采取一些他们自己的防御措施。为了平衡俄国对旅顺港的占据，他们在渤海的另一端租用了一个战略性的港口。他们大规模地从事铁路特许权生意，尤其是在长江流域。他们还做了一件尤其值得关注的事情，这件事情与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有关。这件事情就是他们租用了九龙（Kowloon）。

你会记得，他们已经将香港岛作为直辖殖民地占有。从香港出发，他们与中国内地进行贸易。我担心，一定数量的贸易都是不规律的，在这种意义上，这些贸易逃避中国海关关税；换句话说，就是走私。当时，中国海关总税务司（Chinese Imperil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是一个国际服务机构，被一个精力充沛的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爵士管理着，他的管理注重诚信而有效率。赫德是如此正直，以至于他会像毫不犹豫地申斥任何一个不遵守海关规定的人一样粗暴地对待在中国的英国商人。在他的不妥协和严格的管理下，已经获得了一些缉私船的海关总署环绕在香港岛，使香港岛与大陆之间的活动处于严密的监视之下。很显然，在一定程度上为了应对这种情况，1898年6月，英国从香港手中获得了中国内地海峡两岸一部分领土的租赁权——这片领土被称作九龙。占有了九龙，商品就有可以不通过海关监管而从香港直接运往中国内地。这一点很重要，即在获得九龙之后，他们最早的行动之一就是关闭中国海关（Chinese Imperil Maritime Customs）的税收所。对赫德爵士和海关总署来说，这自然是一件令人担忧的事情。对德国人和俄国人来说，迄今为止它们没有麻烦。德国人甚至邀请他们在中国胶州湾的港口设立海关，在此之前这里从未有过海关。但是，赫德对俄国未来将会做什么感到非常不安。如果英国要开创这类先例，取消九龙的海关，如果这一先例被他人所效仿，那么势力范围的建立必然导致所有的所谓的势力范围中海关的关闭，这会导致海关本身的崩溃，并导致中国政府的财政崩溃。

当1898年末，海约翰接任国务卿时，他没有关于远东事务的顾问。因此，他把他的朋友W.W.柔克义（W.W.Rockhill）带回了华盛顿。柔克义当时是驻希腊的公使。他曾经在中国工作过，但是这个时候距离他在中国工作已经七年了，他有些不了解情况。尽管关于这一事实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假设海约翰让柔克义做的事情就是让他找到一些回应英国要求的办法。英国的要求就是让美国在中国问题上帮助他们。

柔克义于1899年春天回到华盛顿，但是很显然，他不能马上根据以上的思路建议采取任何行动。有一些证据表明，总统仍然不愿采取任何此类的行动。1898年12月，在对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中，总统传递的信息，好像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自己解决。我们也有道理怀疑柔克义自己并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实际上，英国没有重申他们对门户开放政策的要求，他们对此没有表现出什么兴趣。英国大使，遵循当时的古老习俗，去新港度假，不能进行磋商。实际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对中国的行动方面，英国政府在中国的行动迅速地偏离门户开放政策，并且当时英国政府或许不怎么愿意提及门户开放政策。

因此，大事发生了。6月中旬，柔克义的一位好朋友从北京来到华盛顿：这个英国人名叫贺璧理（Hippisley）。他是中国海关的“二把手”，在赫德爵士之下。贺璧理正在休假，不在中国，在去英国的途中路经美国。他的妻子是巴尔的摩（Baltimore）女孩，也是柔克义先生的朋友。或许被英国在九龙的行动伤了感情，以及保持海关总税务司对中国进口物品的控制权的必要性，他竭力主张美国政府“竭尽所能针对中国的普通商品坚持门户开放政策”。[4]他说，利益范围是存在的，而且应当被视为是一个既存的事实。只要它们只适用于铁路和采矿特权，那就一切正常。但是，如果人们开始将这一概念扩展至海关待遇，那么就将出现危险了。带着这个想法，他主张美国政府与其他欧洲列强接触，从它们每个国家得到保证：在它们的利益范围内，它们不会干涉条约口岸（也就是海关总税务司设有机构的口岸）；中国的条约关税应当不加区别地适用于所有进入各自势力范围的商品。

柔克义赞同这些想法。但是最初他认为，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些想法都是难以实施的。海约翰也这样认为。海约翰当时在新罕布什尔（New Hampshire）州休假，但他就此事与柔克义一直保持通信联系。8月7日，海写信给柔克义，“我充分意识到你所说的事情的至关重要性”，“我已经做好了行动的准备。但是部分‘议会和人民’的无知的偏见迫使我们谨慎行动”。

然而，不久之后，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由于某种原因，国内政治中对行动的阻力似乎已被克服。8月24日，海约翰授权柔克义去推进贺璧理的建议。在很大程度上将自己的观点建立在贺璧理起草的备忘录的基础上，柔克义起草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被呈交总统并得到了批准。以此文件为基础，依次起草了一系列照会，这些照会发给了很多在中国有利益的列强。海约翰从新罕布什尔州回来有足够的时间签署这些照会。这些照会被按时发送出去。海约翰返回新罕布什尔州度假。夏季的低迷再次笼罩着华盛顿。

照会以对背景的讨论开始。讨论体现了贺璧理的一些想法，也包含了柔克义自己的一些想法。它包含美国政府完全拒绝承认势力范围，但是贺璧理说势力范围是客观存在的，挑战它们毫无用处。但是，照会的核心在于一个具体的“三点式”规则，措辞非常专业。这些规则几乎一字不差地出自贺璧理的备忘录。没有证据表明，美国政府给予这些原则以任何认真的批判性的研究，或是当用来衡量中国的事件时，美国政府做出任何努力来评价其本该具有的现实意义。考虑到它的起源和措辞，在我看来这有可能是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一份精心准备的关于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愿望的总结。很有可能这份照会实际上主要是针对英国的。[5]通过获得政府的支持，贺璧理很显然找了一个便利的迂回的方式给英国政府施加压力，使英国政府以对中国海关利益威胁较小的方式行动。但是，没有证据表明，柔克义或是海约翰意识到了问题的这一方面；没有证据表明，在那个特殊的时刻，他们知道贺璧理的规则在何种程度上会与英国的政策相冲突。他们怀疑英国稍微有些偏离循规蹈矩的门户开放政策，这似乎是可信的。但是，我怀疑，他们知道他们偏离了多远，以及该照会中所包含的规则对英国来说是多么的不愉快。

退一步说，各国政府对照会的反应是冷淡的。英国没有表现出热情，针对在九龙使用这一原则争论了很久之后，英国最终表示有条件的赞同——也就是说，如果其他各国同意这些原则，那么我们也同意。由于其他各国都提出了相同的条件，因此看这些答复是否有效，就要看最薄弱的环节。最薄弱的环节显然是俄国。俄国答复中的语言是令人困惑和推诿的。我们驻圣彼得堡的大使警告海约翰，俄国政府“根本不想回答你的提议。它最终很不情愿地给予答复”。[6]尽管有这样的警告——这样的警告让人想起很多后来来自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警告，这些警告反对过于信任苏联政府的口头保证——1900年3月20日，海约翰仍然义无反顾地宣布他已从所有列强那里收到了令人满意的保证，他将这些保证视为是“最终的和可靠的”。[7]借此，他给人以这样的印象：欧洲强国在中国做了坏事而就要侥幸逃脱惩罚时，它们由于美国政府的及时干预而受到阻碍并感到挫败。美国取得了彻底的外交胜利。这种印象很快为美国公众所接受。

顺便说一句，通过如此作为，海约翰开创了一个先例，这个先例从那时起注定会折磨美国外交实践至少半个世纪，或许——就我所知——仍将在另一个五十年里继续折磨美国外交。我们会在下一个演讲中看到这一先例的一些本质和重要性。

门户开放照会的故事还没有完，还有一个结尾。海约翰宣布他从列强那里收到了关于门户开放政策的令人满意的保证，这碰巧与义和团运动（Boxer Rebellion）开始的时间几乎完全一致。你还会记得，这是一场暴力、狂热的排外运动，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中国政府的默许。这场运动导致外国财产的大量破坏、大量外国人被杀、成千上万的人从内地逃走，导致对驻北京的外国公使馆的一次正式的军事攻击。这些公使馆被包围，被迫在几周内用武器自卫，直到救援队到达北京。

这一年是美国的总统选举年。对北京公使馆的包围于6月20日开始，8月14日结束。6月19日，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Republican National Convention）在费城（Philadelphia）召开。7月4日，民主党政党大会（Democratic Convention）在堪萨斯城（Kansas City）召开。空气中充满着关于“帝国主义”的争论的声音，“帝国主义”一词源自美西战争期间的决定。政府不想过度卷入中国的军事冒险，不想在那个夏天受到外交政策上的任何更多的轰动性的事件的侵扰。7月3日，民主党政党大会召开前一天，海约翰向各大国发出另一份照会，这一次——在这次照会中显然倾向于使用流畅和没有争议的词汇——根据中国目前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界定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在第一封门户开放照会中，他提到保持中国完整的愿望，但是没有强调这一点。现在，在1900年7月3日的照会中，特别声明“美国政府的政策是为了寻求……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的完整”。[8]这次提及的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一直被历史学家认为是对最初门户开放照会思想增添的一个新的注解，使政府致力于保护中国领土不受外国的侵犯。这的确是对门户开放照会的一个解释，并在接下来的五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被美国政府所遵循。因此，门户开放照会普遍被认为是1899年夏天发给各大国的照会，再加上第二年夏天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发出的照会。

实际上，没有一个照会有任何看得见的实际效果。事实上，后一个照会在我们美国之外几乎根本没有被注意。没有什么理由指望事情会是另一个样子。义和团运动，伴随着外国军事干预，注定会导致在中国的外国政府权威的净增长，而不是降低。俄国人利用它来加强自己对满洲的控制。强加在中国政府身上的赔款迫使中国政府增加向一个或另一个列强借款，因此也增加了中国对它们的依赖。

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发起人们很快就对该政策感到失望。似乎在事件的进行过程中，门户开放政策几乎消失了。对贺璧理来说，义和团运动意味着中国的不可避免的崩溃，反过来意味着门户开放的终结。柔克义作为美国政府特派员前往北京，以帮助在叛乱后重组中国事务。据说在第一次门户开放照会发出仅两年后，他写道：“我相信，在美国进入另一个这种性质的混乱之前，还有很长一段时间。”[9]

就海约翰本人而言，1900年12月，就在他宣布他将致力于支持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的原则仅五个月之后，他秘密命令我们驻北京公使设法为美国获得中国福建省三沙湾（Samsah）的一个海军装煤港。[10]但是，几个月后，因俄国加紧入侵满洲而感到忧虑，日本人礼貌地询问美国能否倾向于加入他们，使用武力来保证他们所宣称的原则得到遵守。海约翰答复道，美国“目前还不准备单独，或是与其他大国一起，以任何能够对其他大国表现出敌对性质的示范在东方实施这些观点”。[11]

完全有理由相信，日本人非常小心和谨慎地关注这一声明的重要性。当时，他们一如既往地对真正的，而不是半心半意的军事联盟感兴趣。一年后，他们签署了英日同盟（Anglo-Japanese Alliance），他们在未来多年内的安全都建立于此。三年后，他们拿起武器，把俄国人赶出了满洲南部地区。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他们既不指望我们的援助，也不害怕我们的反对。难道海约翰没有说过，我们关于中国的观点，不是那种我们能够以任何对其他大国表现出敌对性质的示范来实施的观点？

因此，这就是海约翰发出门户开放照会时的环境。当你分析这些事件的时候，它们意味着什么？对我来说，它们就意味着如下的事情。

1899年夏天，美国国务卿与很多大国接触，要求它们同意旨在管理在中国获得势力范围的国家政策的一套特定原则。

这不是海约翰起草的原则，没有证据表明他完全理解了该政策的实践意义。可以这么说，他的一个助手在未经审核的情况下从一个英国人手中拿过来，这个英国人那年夏天恰好在华盛顿的附近。这或许是对英国向我们提出的要求的一个回应。实际上，它不代表英国当时的政策，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与英国的政策冲突。它或许代表了面临一些威胁到未来的新情况时，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渴望。它不是一个新政策，而是一个老政策。它不是一个美国政策，而是一个英中关系中长期以来的政策。它总体上不是一个指向未来的政策，而是一个过时的、实际上部分地被发展所超越的政策。这不是一个美国给予足够的重视并以任何坚决的方式支持的政策，或是如果实施，这不是一个我们准备好为其结果承担特殊责任的政策。最后，正如事件很快表明的，它甚至不是一个我们在自己的殖民地倾向于遵守的政策。在我们获得菲律宾和波多黎各之后的几年里——尽管我们做出了相反的勇敢承诺——我们在这两个新获得的领土上设立了歧视性的制度，这些制度与门户开放原则冲突。

没有证据表明，海约翰意识到了这些现实（就它们是当时的现实来说），或是能够预见它们（就它们与未来有关来说）。或许没有理由假设他本能够如此。这个规则具有高尚的和理想主义的口气；它在国内听起来很动听；很显然它符合美国贸易的利益；英国支持该规则已为人所知——就他所知，依然支持——很难看到在其他大国那里运用会产生什么伤害。他这样做了，他收到了预期中的勉强的、尴尬的、推诿的答复。虽然他被警告这些答复缺乏实质内容，但是他找不到理由不去求助美国公众并且通过把这些答复描述成外交成功而好好地利用它。

尽管如此，我不责怪他，也不想谴责他。他是他那个时代的人——一个有尊严的和敏感的人——一位伟大的美国绅士。他为创建一个政府架构而努力，但实际上这个政府架构并不适合一个大国外交事务的行动。他在尽力利用一个令人不满意的环境。

但是，我确实想强调的是（这是讨论的中心观点），美国公众很容易就把这种行动视为一种重大的外交胜利。公众的想象力被点燃，公众的钦佩获得了胜利。在情感方面，海约翰被塑造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政府外交政策的受欢迎程度在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中得到了实质性的提高。

当时，不仅取得了这样的效果，而且还创造了一个神话，这个神话注定在至少半个世纪里在美国思想中繁荣发展。不是明显缺少实际效果，也不是海约翰及其他相关人员的醒悟，不是我们不愿以任何强制的方式支持该政策，不是我们自己随后偏离了该政策——所有这些情况都没有以任何方式动摇美国公众已经确立起来的观念。在这里，在门户开放照会事件中，该事件是对美国政策在国际社会取得的胜利的一个极大支持——对美国观念的美国式的支持。

[1] Mark Sullivan，Our Times：The Turn of the Coentury（New York，1926），509.

[2] Parlimentary Debates（4th ser.，1898），LXIV，827（August 10：remarks of Balfour）.

[3] Cited in Alfred Vagts，Deutschland und die Vereinigten Staaten in der Weltpolitik（New York，1935），Ⅱ.1029.Vagts gives the State Department archives as the source.

[4] 海约翰、柔克义和贺璧理就这一问题的通讯被大量引用于Whitney Griswold，The Far Eastern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New York，1938），第二章中；本人演讲中所引用的通讯均来源于此著作。

[5] 三点式原则中的头一条主要是和英国的势力范围有关。大清全国海关的分支机构大多数设在英国的势力范围内。

[6] Cited in Tyler Dennett，John Hay（New York，1934），294.

[7]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899（Washington，1901），142.

[8]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00（Washington，1903），299.

[9] Griswold，The Far Eastern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New York，1938），83.

[10]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15（Washiington，1924），113-114.

[11] State Department memorandum of February 1，1901，cited by Alfred L.Dennis in Adventures in American Diplomacy（New York，1928），242.

3 美国与东方

在这些演讲的第二个演讲中，我考察了美国外交中的一个单独的事件——海约翰的门户开放照会。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之后我们远东政策中整个的一连串事件。

在过去的这五十年里，美国远东外交政策史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故事。只有一个非常博学的人才能说，他已经阅读并领会了与这一主题有关的资料的主要部分，或是在他的脑海中掌握了事件的全貌，以及这些事件所发生的环境的复杂框架的方方面面。

我也无法做出这样的声明。我本人并不熟悉世界的那一部分。我读的书并不比一个繁忙的人更多，我不是远东事务的专家。专家能够不顾其他兴趣和义务而阅读。如果是在一个非学术的，或许甚至是无用的学术环境中来考察这一主题，那么我只能说这确实就是大部分的华盛顿的决策者不得不做的事情。他们的问题的核心在于——将永远在于——他们为他们不是专家并且无法了解的领域塑造和实施政策。因此，我们今天要做的可以说就是分享他们的经验。

门户开放事件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在于这一事实：它引进了一种模式，这种模式注定在未来四十年成为美国外交的特征。在整个这一时期内，我们子孙的负担仍将是门户开放政策以及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的完整。我们将会一次又一次地要求其他大国公开承认它们遵守这些原则。我们将会一次又一次地从它们那里收到勉强的、推诿的，或是合格的答复，提醒我们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一原则，但是这都取决于如何解释这些原则。尽管这些答复是合格的，我们仍将会一次又一次地将这些答复呈现给我们自己的人民，将这些答复作为外交胜利：作为对我们的观念的正确性的承认、表达忏悔和愿意改革的证据。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承认，这种对在中国的其他大国事务的干涉会给我们带来任何特殊的责任，或是除了对我们自己的良心之外，使我们对任何人或事情负有义务。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准备使用武力强迫别人遵守这些原则，或是使用武力保护那些在别的国家不遵守门户开放原则时而它们依然遵守的国家。最后，就海约翰的照会来说，尽管对其他国家来说是令人烦恼的，有时是令人不解的，但是我们经常回到这些观念上来不会真正有助于防止中国的利益冲突几乎按照列强自己的战略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必须实践。换句话说，它不会阻止其中大多数注定要发生的事件发生。但是，在这一时期的后期，它距离一些大国的最核心的利益只有咫尺之遥，尤其是日本。这将促成在这些国家人民心中相应的情感态度的建立。这些情感态度对于我们国家的安全和财富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此，如果这就是我们四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里在远东地区政策的基本模式，那么让我们来仔细看看它的某些组成要素。

首先是原则。在第二个演讲中，我们注意到在世纪之交，“门户开放”这个词已经是一个古老和陈腐的词。它主要被用于条约口岸。它的主要意义仅仅是：在那些在特殊保护体制下，外国人有居住、贸易、持有仓库和办公设备特权的港口，其贸易应当对所有外国的船舶和国民同等地开放。这里所涉及的是引进到中国销往内陆的一般消费品——尤其是纺织品。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原则与中国的开放中包含的新问题并不完全相关，比如修建铁路和矿产开发——这一过程是从世纪之交开始的。事实上，从1900年开始，中国的外国商业活动所处的环境是如此复杂、如此多变，在很多情况下是如此矛盾，以至于没有任何一两个词构成的规则或是符号有资格成为国际协议的标准，有可能作为一个规范，可以对大量的现实问题产生清晰和全面的效用。人们不定期地作出努力，来更加详细地定义这一原则，正如最初的门户开放照会，以及在华盛顿会议（Washington Conference）上谈判的《九国公约》（Nine-power Treaty）。但是，在西方语义学上，所有这些定义都不能真的包括像经济利益和列强在华活动那样如此分散、如此多方面、如此难以表达的概念。

对“中国领土和行政的完整”来说，情况也是如此。表面上来看，这对西方观察者来说似乎是一个清晰和简单的原则。但是，这一观点假定：像在西方成长起来的国家一样，中国一直是一个具备民族国家所有必须条件的一个国家。实际上，事实远非如此简单。中国是一个对世界意义重大的政治实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无疑是一个国家——一个需要被西方强国重视、研究和应对的实体。但是，当18～19世纪民族国家在欧洲演进发展的时候，在此国际背景下，在很多方面中国的特性与民族国家的清晰的模式并不一致。中国政府很晚，并且没有完全接受主权国家权力平等的原则。在这个王国的不同地区，其权威的性质在很多方面与国际法中西方的国家概念并不总是完全一致。因此，关于与西方国家签订契约，中国方面的执行责任问题，经常会有混乱。在地方政府想阻碍这些契约实现的地方，中国中央政府并不总是能够强迫其遵从。语言、观点和习俗的分歧加剧了这种混乱。对在中国的很多外国人来说，中国标准和司法机构（尽管未必不如西方）是奇怪的、难以理解的，对很多来中国的外国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在许多情况下，这意味着要在特殊体制和外国人特权之间做出选择，或是在特殊体制和完全拒绝那些外国人在中国居留和行动之间做出选择。在很多情况下，虽然外国人在中国的存在和行为（以不明智的，如果不是不公平的方式）无疑令中国政府担忧，但是在很多其他的情况下，中国人或是鼓励和放纵，或是对此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使任何对最终道德判断和责备的探究变得没有价值。事实上到19世纪末，在中国已经逐渐形成一套极其复杂和微妙的中国人与其他国家政府和国民之间的关系——这套关系拒绝西方术语中的充分定义。如果在当时，有人被问到这些安排是否与“中国行政和领土完整”相一致，那人只能耸耸肩，反问道，名字有什么关系，这取决于你把什么叫做完整。

我们可能会注意到，这对满洲来说尤为真实，与实施这些原则有关的大部分争论将要解决。我们为了确保这些原则得到遵守的努力有朝一日会变得集中而重要。从历史上说，满洲不是古代中国的一部分，中国人通过满族人（Manchus）与其保持间接关系。世纪之交，满洲是一个中国和俄国都有利益关系的半开发的边境地区。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对该地区拥有名义上的主权，这块土地很快就充满了中国的先驱者和移民。但是它占据的地理位置对俄国来说无疑具有战略意义。一旦俄国人理解了这一点，正如19世纪90年代他们所做的，他们修建了从西伯利亚到太平洋的铁路，俄国人在北满洲的利益就建立起来了。否认这种情况或希望其在西方主权观念和国际礼仪的顺从遵守之下自然消失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必须铭记于心的是，在世纪之交，中国政府的行政和技术能力不足以在北满洲修建铁路，也不足以为这个本来可能修建的铁路提供适当的行政保护机制。一旦中国同意俄国政府修建中东铁路（Chinese Eastern Railway），由铁路带来的俄国在这一地区的显著的行政和战略影响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北满洲获得这一地位自然为俄国将影响力投射至南满洲、朝鲜和中国北方提供了新的便利。1895年中日战争后的事件表明，俄国人不会反对利用这些可能性。这些事件也表明，中国政府正如当时表现的那样，无力对俄国的这些企图采取有效的抵制，也不能阻止俄国控制这些边缘地区。当时在渤海，实际上唯一能替代俄国人的强权的是日本人的强权，而不是中国人的权力。英国意识到了这一点。这就是1902年英日同盟缔结背后的基本要素之一。这也是1904～1905年日俄战争的原因。你还会记得，这场战争的结果就是日本人取代俄国人控制了南满和朝鲜，但是没有干涉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名义上的主权，并不比俄国在北满地区干涉的更多。这种安排，源自日俄战争的结果并一直延续到俄国革命，俄国革命暂时粉碎了俄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事实证明这种安排具有相当大的稳定性。这使人们得出结论，它必须与这个地区的权力现实和要求建立一种相当准确的关系。无论如何，没有可以带来更大稳定性的可见的和有希望的替代方案。实际上，我们反复重申自己致力于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的行为，也经常被美国政治家偶尔承认此种安排并非完全是一件坏事所打断。早在1905年，西奥多·罗斯福就认识到最理想的状态是在这一地区保持俄国与日本之间的一种均势。“这样每一方都能对另一方采取有节制的行动”，[1]后来他说道：

不对满洲采取任何行动，这是我们的特殊利益所在。对满洲采取行动会给日本人毫无理由地认为我们对他们怀有敌意提供口实，或是认为我们是他们利益的一个威胁——无论程度多么小。……除非我们能够成功，否则我不主张在任何地方采取任何行动。就满洲来说，如果日本人选择遵循一个我们反对的行动路线，除非我们准备好进行战争，否则我们就不能阻止他们，在满洲的一场成功的战争需要像英国那样好的舰队，加上像德国那样好的陆军。在中国实施的门户开放政策是一件极好的事情，我希望它在未来也将是一件好事，只要它能够被普遍的外交协议所维护；但是，满洲的整个历史已经表明俄国的统治和日本的统治并无二致。事实上，只要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决定不理会它，宁愿冒战争的危险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意图，那么“门户开放”政策就会完全消失。[2]

按照这些观点，我国政府几乎没有什么困难就同意日本人在朝鲜建立优势。无论1905年的桂太郎-塔夫脱协定（Taft-Katsura Agreement）以及1908年的鲁特-高平协定（Root-Takahira Agreement）各自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二者对日本人来说确实意味着对他们在满洲获得的地位的一种含蓄的承认。

我认为，这些考虑足以说明，“门户开放”和“中国行政和领土完整”这两个词对中国的实际情况都没有任何明确的适用性。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它们表明了在中国的大国的所有特殊地位和利益的可行的和实际的替代方案。这并不是说这些原则是错误的，这并不是说它们没有合理性的因素，或是说真理和正义都在另一边。毫无疑问，在这些外交立场地位中，很多是应受谴责的缘由；很多是从无助的中国人手中巧取豪夺的；很多（地位）对于外国人来说，不去谋求和获取才是更明智的。毫无疑问，中国还会有新的外交事业，对于这些事业，美国一定会关心地、不满地考虑。就其自身而言，他们拒绝与之有什么关系或是承担什么责任。但是，这不是关键，门户开放主义以及作为政治原则的中国的完整，这两者的问题仅仅是这些词语并不是那些能够有效作为外交政策基础的清晰准确的词语。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是陈词滥调，非常不准确。在它们在人们的心中引起的联想中，它们是令人迷惑的。正是由于它们性质中的这一面，当受到我们的召唤而站起来，谈论他们对这些词的感受的时候，其他政府很难做其他任何事，只能回复道：“哎呀，是的，如果你们那样叙述它们，我们当然同意。”这些措辞包含太多积极的弦外之音，以至于不能被任何人安然地彻底拒绝。同意这些措辞要比试着解释它们更加容易。

事实上，这些措辞具有的含义仅与中国的特殊情况有关系。你必须在每一个案例中解释你所说的词是什么意思。不能说它们具有任何恰当的、实际的和普遍的含义。试图准确地和计划性地使用这些词的努力仅仅意味着完全拒绝外国人在中国的居留权以及活动——意味着一个与中国根本没有任何关系的政策，作为一种惩罚或是奖励（无论你如何看待它们），由于中国固执地拒绝适应西方的国家体系。我们能相信，正如我倾向于去做的事，这或许不是一件坏事；无论如何，其最终的结果或许比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更好。但是，从任何西方国家的观点来看，在世纪之交之后的任何时候，这几乎不是一个实用性的建议。

因此，关于我们的原则就说这么多。现在简单地说说它们的实施。

我们已经注意到，我们召唤其他国家宣称它们遵循这些原则时，有充足的理由解释它们为什么会同意这样做。但是，也有理由解释为什么它们的回复几乎总是谨慎的、合格的、有大量保留的答复。既然如此，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恳求这样的回复以及将它们作为确切的外交成就有多少用处。这样做的事例不计其数，以至于我不应该试图去列举它们。它们并不局限于远东事务。通过引诱其他政府签署含有高尚的道德和法律原则的声明来达到我们的外交政策目标的倾向，在我们的外交实践中似乎具有伟大和持久的生命力。这无疑与公众舆论有统治政府的力量这一坚定的美国信念有关。毫无疑问，这也与将法律概念从国内移植到国际领域的显著的美国趋势有关：相信国际社会能够——应当——在普遍的契约责任的基础上运作。由此重视口头承诺而不是政治利益的具体体现。但是，在远东领域，这种外交策略似乎获得了一个基本的外交方法的地位。我认为我们有理由质疑它的合理性和适用性。这注定会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对国际现实的公众理解造成一定程度的滥用。一次又一次地给人们以这样的印象——国家间共同体的印象，这种前景其实根本不存在。但是，我认为，更严重的是它在外交观念中必然引起的困惑、怀疑和担忧。外国的政治家们强烈地意识到，这些普遍的提议作为任何可以实施的协议的定义，以及作为对特殊国际问题理解的定义的不足之处。正如他们一定会假定的，假定我们的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些，让他们不去怀疑我们的政治家有所隐瞒，不去怀疑将这些抽象概念作为协议的标准强加在他们身上是别有用心的，这一定是很困难的。

这将我引入第二个且更加重要的、我将提出的、与我们在远东的政策有关的保留意见。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些意见特别适用于我们与日本的关系。当时，日本是我们在那一地区外交压力和谴责的主要目标。这一保留意见涉及我们不愿意讨论特殊的安排和普遍的原则，尤其是，我们不愿意为我们反对的做法提出实用的替代方案——或是为之承担责任。请记住，我们外交行为的大多数都是旨在使其他国家，尤其是日本人，放弃对那些我们不喜欢的特殊路线的追求。对他们和中国来说，遵守我们的观念会有一种实际的严重的后果；它或许会引起新的问题和不便，甚至在那个区域使权力因素产生实际的不平衡；这或许会反过来给我们自己带来责任，给其他人要求我们在履行我们的责任的过程中做一些特殊事情的权利。但是这种情况似乎很少发生在我们身上。就我从我所能看到的这些证据中做出判断而言，美国政治家们假定：虽然这些原则适用到当前的情况是有问题的，虽然遵守这些原则的实际效果是极端的和深远的，但是，以道德和法律原则的名义说出或敦促的任何事情，就敦促这件事情的人来说，他并不承担具体责任。我们有权去劝告、去恳求、去阻碍、去困惑。如果其他人没有注意到我们，我们可以让他们在世界舆论面前以不雅的姿态出现。另一方面，如果他们注意到我们的敦促，他们也会这样做并且风险自负。我们不会感到必须要帮助他们解决由此产生的问题——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自主行动。

正是靠着这种精神，年复一年的数十年里我们怀着这样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如果我们的原则是值得赞美的，那么它们的结果一定是幸福的和可接受的。因而对亚洲大陆上的其他大国（尤其是日本）的观念大砍大删。但是我们很少会有兴趣进行一场关于大量现实问题的讨论：日本人口膨胀、中国政府的软弱，能够有效反制其他大国野心的方法。请记住，这触动了一些国家尤为敏感的神经。这些国家在亚洲大陆的利益，对它们而言，比我们在亚洲大陆的利益对我们自己而言，更为重要。没人喜欢接受来自别人的关于改变自己行为的建议，如果提出建议的人显然能从更改行为的结果中收获更多的话。在日本人和英国人心里，总有这样一种情绪，认为我们正在中国挥霍它们的外交优势，原因正在于我们在中国的利害关系对我们而言比他们在中国的利害关系对他们而言要小得多。

在很多年的时间里，我们也不会经常从日本国内事务的观点出发，考虑向我们提出的问题的重要性。如果我们在大陆的日本政策失败的代价是东京的军事极端主义分子权力的最终防御，那么很显然从长远来看，这几乎没有什么不同。美国政治家有时会努力调整政策，希望这些调整能够顺利地影响日本的局势。在这个意义上，当然会有重要的例外。但是，这些都是与大趋势背道而驰的努力，不是美国政策的总体特征。如果我们向往的东西（desiderata）在特别敏感的方面触动了日本人的情感，那么这也没有什么不同。日本人的精神上已经带有伤痕：1894年中日战争后，日本被外部力量剥夺了胜利果实，这也不会有什么不同。当我们使我们自己以日本胜利的挫败者的身份（我们真的不是）再次出现在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时，我们不会让我们自己感到担忧。在一战之后，我们不会让它再次干涉我们的加入——这一次是作为一个坚定行动的真正的领导者，剥夺日本根据它在大陆地位的改善以及它参与对德作战而设想的成果。

在整个漫长和悲惨的故事中，在我国特定的地区，我们的移民政策、对日本人和东方人的待遇反复地激怒和冒犯敏感的日本人。基于这一事实，这一切都没有得到改善。联邦政府准备恳求加利福尼亚以及其他地方的地方政府，承认这些不愉快的居留问题中的国家利益因素，承认土地所有权、承认邻国待遇。但是它并不准备用强力推进任何问题的解决。整个国家仍然不愿意承认：在创造外交政策的过程中，国家和地方政权构成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尤其同意：这些事件所产生的麻烦，使我们有理由在我们对日本的其他要求中表现得更加谨慎。

现在，这些都是痛苦的反应，我不会使它们被误解。在二战前数十年里，在远东，事件的进展是一个巨大和夸张的过程，其中包括人类事务的非常强大的潮流，对于这些潮流我们美国几乎没有什么控制力和影响力。很容易就会高估我们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我们本该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夸大我们的政治家所享有的自主权也是很容易的——忘记他们运作其中的政治和心理框架、他们使用的手段的不足以及对其他更有希望的路线方针的国内障碍。我所说的并不是要对他们加以指责，因为我们中没有人能够完全把自己放在他们的位置上。将他们作为个体去判断，这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

我不能告诉你：如果我们受其他行为准则的指导，所有的这一切会变得完全不同。我不能说，如果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我们对待日本人的态度更加谨慎，多考虑他们所处位置上的需求，更加愿意根据他们自己的情况与他们讨论他们自己的问题，那么珍珠港事件本不该发生。尤其是我不能指着美国政策中的任何一个单一的行动说道，就是这件事情造成的——这就是扭转未来局势的事件。在人类活动的结构中，一件事情导致另一件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个错误都是它之前的所有错误的结果，从这一事实中获得某种无限的宽恕。与此同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一个错误都是未来的错误的决定性因素，从这一事实中获得某种无限的不可宽恕。我们在外交政策领域的行动是累积的，它与其他人类事件的不断增长的趋势联系在一起。一旦它进入历史的长河，我们就难以精确地追溯它的影响。我怀疑，在太平洋，导致二战的事件中，两个时期之间肯定会有分界线。一个时期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仍然能够做成一些有希望的事情；另一个时期就是事态已经无法修复了——在这一点上，纯粹的悲剧代替人性的弱点，成为人类不幸的决定性因素。但是，我不能向你保证有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我当然也不能告诉你这个时间点在哪里。

我只能说，如果有这样一种可能性，事件的进程或许会被一个美国政策改变。这个美国政策长期以来一直以承认东方权力现实是值得我们认真考虑的一个因素为基础，并且指向那里形势的稳定与安宁以及法律与道德上的圆满——正如我所说的，如果有事件的进程或许会被这样的政策改变的这种可能性，那么必须承认，我们没有利用这个可能性，没有给它一个机会使它成为现实，没有从这种可能性中获得为我们的利益和世界和平所应该获得的利益。

我想补充一点，给这种可能性一个机会的需要不仅仅是事后的聪明。在二战前很久的时候，老资格的观察家们就对旨在破坏在中国的外国政府的地位以及挫败日本在大陆的利益的政策的适当性提出了质疑。我们最有学识和专业外交家之一，马慕瑞先生（John V.A.Macmurray）已退休数年。他于1935年写了一本极富思想和预见性的备忘录。他在备忘录中指出，如果我们继续我们的道路，我们与日本开战的可能性。他评论道，在这样的世界中，即使是我们的目标所取得的最重大的成就，也仅仅是给了俄国以可乘之机，会引起很多新的问题。

日本的战败并不意味着它被排除在远东问题之外。……一个有男子气概的民族……不会因失败和国耻而变得驯良；他们会更加倾向以自尊的激情反复重申自己，通过很有可能给他们一种……“阻挠价值”的方式——如果真会发生的话，几乎不比在他们帝国权力最鼎盛的时期实施的武力更为有力。但是，如果可能的话，即使是淘汰了日本，对远东和世界来说也不是一件好事。这只不过会创建一组新的压力，代替日本，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U.S.S.R.）成为沙皇俄国的继任者——作为一个对东方控制权的竞争者（至少是一个同样无耻和危险的竞争者）。或许除了俄国以外，没有别的国家能够在这样一场战争中从我们的成功中获利……如果我们从日本手中“拯救”了中国……中国人会受之无愧地认为我们不应由于他们感激而要求任何权利；总的来说，国家和种族似乎基本上不受这种情绪的影响……他们不会感谢我们，不会赞扬我们的无私的意图，但是，在履行我们应当承担的责任的过程中，他们明确地表达对我们的抵制。

这些话不需要其他的评论，只要看看我们今天在朝鲜所面临的情况就可以了。今天，从表面上看，我们过去在亚洲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都实现了，这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西方列强在中国失去了它们最后的特殊地位。日本人最终完全地离开了中国，也离开了满洲和朝鲜。他们被逐出那些地区的后果恰恰就是那些明智的和现实的人们一直以来所警告我们的那样。现在，我们继承了日本人在朝鲜—满洲地区近半个世纪以来所面对和忍受的问题与责任。在我们所遭受的痛苦中，有一种反常的正义，如果其他人在承受着这个重担，我们会小看他们。最悲哀的是，几乎没有多少人能够看到过去与现在的关系。因为如果我们不从我们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我们究竟要从哪里学习呢？

回顾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在远东的外交，我们看到了奇怪的现象，这些现象无疑起源于我们自己情感的复杂性。在我们对这一地区的政策和我们对欧洲的政策之间，我们看到了显著的不同。在我们对待东方的方法中，缺少一些禁忌。这些禁忌长期以来影响着我们对待欧洲大陆事务的方式。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更愿意卷入东方事务，不太愿意承认它们对我们来说不重要而不予考虑。

另一方面，迄今为止，我们没有发现人们更加愿意承认权力现实与抱负的有效性和合法性；没有发现人们更加愿意在没有感受到道德判断义务的条件下接受它们。没有发现人们更加愿意将它们视为现存的和不可改变的人类的力量（不好也不坏），进而去寻求它们最大平衡点，而不是寻求对它们的改革和压制。

毫无疑问，我们与远东人民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受到对中国人的感情用事的行为的影响——这种感情用事的行为被认为是对他们的不尊重，无助于我们关系的长远利益，被认为是盲目的任性的情绪。现在，这种感情用事的行为正在变成盲目的任性。总的来说，在亲密关系和相互喜欢方面，我们从我们的亚洲朋友那里期望的太多。在我们的这种态度中，有某种以恩人态度自居的态度。我们从未为了我们与亚洲人民的关系，真正通盘考虑我们国内实践和思维习惯的全部内涵。没有一个民族是其他民族国内制度和要求的评判者。我们不需要对任何人感到抱歉，除非是我们自己，为了我们自己做的事和我们在自己国家内实施的安排而感到抱歉。但是，一个承认自己同化能力的局限的民族，一旦超越了白种人出身考虑问题，就会在它与其他民族相处和希望保持亲密关系的过程中维持一种特殊的保留。

我无法抗拒这一想法，如果我们把我们自己的重点放在这些限制上，此外，如果我们能够抑制住经常性的道德评价的尝试——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使我们自己成为国际法和道德观念的奴隶，那么我们认为这些概念是谦逊的、近乎女性化的，具有国家自我利益的温和的教化者的功能。在这中间，他们发现了自己的真正价值——如果我们能够在与东方人民打交道的时候做这些事情，那么，我认为，我们的后代会带着更少的、不那么麻烦的问题回顾我们的努力。

[1] Selections from the Correspondences of the Theodore Roosevelt and Henry Cabot Lodge，Ⅱ，153.

[2] Cited by A.Whitney Griswold，The Far Eastern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131-132.

4 第一次世界大战

让我再次回顾一下我们在这一系列演讲中所从事的事业的性质。这并不是试图列举一系列的事件、描述新的历史事实的发展，或是给出一个五十年来美国外交的全貌。这是一个从当今充满不确定性、争论和不幸的现实出发去回顾的努力。通过回顾来看看对过去的研究是否能帮助我们理解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些困境。

在这项事业的过程中，在我看来，现在我们已经涉及在这段时期的记录里，人类事件所遇到的所有词汇中最令人困惑、最悲惨——对历史学家来说——最具挑战性的词汇。在这里，我指的是我们称之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悲惨的、漫长的、破坏性的斗争——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

我想先谈谈在欧洲的这两次世界大战的总结果。这些战争是以上千万人的生命、无数的物理破坏、欧洲大陆势力平衡的破坏为代价的——以西欧危险地，或许是命中注定地易受苏联权力攻击为代价的。实际上，两次世界大战都是以改变德国为目的：改正它的行为、使德国人变得与以前不同。然而，今天，如果有机会重新回到1913年的德国——一个由保守的但是相对节制的人民（不是纳粹和共产主义者）统治的德国，一个精力充沛、团结一致、未被占领、充满力量与自信的德国，这样的德国能够再次对抵消俄国在欧洲的权力起作用——好吧，这种观点会有来自很多方面的反对意见，而且它也不会令每个人都高兴；但是与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相比，在很多方面，这听起来不是很糟。现在，考虑一下这意味着什么。当根据它们表面上的目标，算出这两次世界大战的总分，你会发现，如果有任何的收获，那么这一收获也很难看清楚。

难道这不意味着，在这里，有些事情大错特错了吗？难道真的可以说，所有这些杀戮和牺牲仅仅都是20世纪西方民主国家纯粹求生的代价？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结论，那么事情看起来会非常不幸。我们会问自己：这一切在哪里结束？如果这是在20世纪上半叶生存的代价，那么在下半叶，生存将让我们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但是，显然这种努力和牺牲的巨大结果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生存。那么我们只能假定，在一些地方一定发生了重大的误判？但是在什么地方呢？是我们的误判，还是我们协约国的误判？

对我们很多人来说，被二战更为鲜活生动的回忆所掩盖，一战在很多方面已经成为被遗忘的因素。但是，对我来说，所有的调查线索又回到了一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似乎真的是全面预定的；它按照经典悲剧最后一步的无情逻辑发展和运行。这一悲剧局面的主要因素——德国社会的不健全和焦躁不安、东欧的软弱、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现象，以及法国和英国的疲倦和衰弱——所有这些因素很显然是起源于1914～1920年这一时期。如果有什么地方可以寻找答案的话，这里似乎是应当探寻真正答案的地方。

我并不是说，在20世纪20年代、30年代，甚至40年代里，不能做一些仍然重要的事情以避免最糟糕的危险发生，迫使事件的发展进入更有希望的轨道。在人类事务发展的过程中，三十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在某种程度上，一个国际共同体的生命就像一棵树，在很长的时间凭借着朝向单一方向的持续不断的压力生长。

但是，我认为，1920～1950年这一代人选择的显著缩小开始于1914年战争的爆发；伴随着此后出现的军事僵局以及达成妥协的和平希望的消失，这一进程极大地加快了；等到战火最终燃尽，《凡尔赛和约》（Treaty of Versailles）签署，欧洲政治家，尤其是美国政治家为欧洲文明重建真正的安宁与和平的地区、能够给欧洲文明以力量抵挡来自东方的日益增长的挑战的地区，已经痛苦和不幸地缩小了。

因此，我们回到这一事实：我们在西半球安全降低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一战的过程及结果。因此，我们在其中的作用值得我们做最认真的详细审查。

我们政治家的问题是什么？让我们在我们的脑海中再次回顾这个问题。

你们都还记得，1914年战争是如何爆发的。我不会在此详细论述它们。一些问题是长期存在的：古老的土耳其帝国解体的依旧未解决的问题、多瑙河盆地臣民的躁动不安、奥匈帝国（Austria Hungary）失去了法国人所说的生命力（elan vital）、德国力量的相对发展、德国与英国之间的竞争。其他一些是短期的问题：政治家的愚蠢和胆怯、公众舆论的压力、变幻莫测的巧合。如果你试图估算出各种不同程度的过错，你会得到一个非常模糊的模式：奥地利人和俄国人无疑居于首位，德国人较少，但也占了很大的份额，没有一个国家独善其身。首先，你不能说任何人故意发动战争或是策划战争。从一开始，这就是一场悲惨的、无助的战争。可怜的老欧洲使自己陷入了困境。欧洲国际社会的结构有弱点。萨拉热窝的枪声击中了那个弱点——忽然地，没有人知道如何才能不进行战争。

关于战争的进程，一旦战争开始，你在我这里也只能得到很少的指导。战争的过程与它的起源一样悲惨和荒谬。西方战线的僵局并没有维持很长时间。今天，很难设想随后发生的事情的可怕和浪费：四年漫长的悲惨大屠杀；人类的军队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在泥泞的战壕中面对面对峙，使用大炮齐射，使用机关枪这样当时还没有克星的武器，使用迫击炮、带刺铁丝网甚至是毒气绝望地、有组织地互相摧毁，直到胜利或失败看上去不是军事领导能力、技能和精神的产物，而是炮灰和屠杀的某些可怕的数学运算问题。1929年，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写道，“炮火轰鸣直到熄灭”。

事件在很大程度上都在有意识的选择范围之外发生。政府和个人遵守悲剧的节奏，在无助的暴力中摇摆不定、蹒跚向前。以日益扩大的规模进行屠杀和浪费，直到伤痛被打造进人类社会的结构，经历一个世纪也不会抹去。可以想象这种情况所显示的对当今文明的致命打击……[1]

“伤痛被打造进人类社会的结构，经历一个世纪也不会抹去。”当他写下这些话的时候，丘吉尔知道他在说什么。当时，伤痛比大多数人曾经想到的还要深。你能够填平过去的战壕，你能够耕犁弗兰德斯（Flanders）的农田，那里生长着罂粟花。你能够重建法国的城镇。几年之后，生活再次开始变得正常。但是，有些战壕没有人能够填平，有些农田不会再次生长罂粟花，有些建筑无人能够重建，它们在那些参加过战争的人的灵魂里——幸存者。对于那600万再也不能回来的人，我们能说些什么呢？

我怀疑你们都记得雷马克（Remarque）《西线无战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伟大的小说——的最后几段。我想把它们读给你们听，因为我认为在任何对一战的讨论中，它们都有一定的位置。它们说出了我不能用其他方式可以讲给你们的内容。设想你自己是在德军阵线后军事医院的一名年轻德国士兵，1918年秋天，战争结束前不久。

秋天到了。没有几个老手留下来。我是我们班七个人中的最后一个。

每个人都在谈论和平和停战。所有人都在等待。如果这一次再被证明是一个幻想，那么他们就会崩溃。人们满怀希望。如果希望被再次带走，一场动乱将不可避免。如果没有和平，那么就会有革命。

我休息了十四天，因为我吞下了一点毒气。在一个小花园里，我一整天坐在阳光下。停战很快就要到来，现在我也相信了。

在这里，我的思想停滞了，再也不前进。所有我遇见的，我所有的思绪都仅仅是感觉——对生活的贪婪、对家的爱恋、对生命的渴望、在中毒中获救。但是没有目标。

如果我们1916年回到家乡，由于我们经历中的苦难与活力，我们或许会引发一场风暴。现在，如果我们回去，我们会疲惫、颓废、心力交瘁、无所寄托、没有希望，我们再也找不到我们的道路了。

人们不会理解我们——在我们前面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虽然在这里和我们一起度过这些年，但是他们已经有了家庭和职业；现在他们将回去重操旧业，战争将会被遗忘——在我们后面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我们来说会觉得陌生，会把我们推到一边。即使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都是多余的。我们会变得更老，少数几个人会使自己适应周围环境，另一些人仅仅是逆来顺受，大多数人会不知所措；——随着时间的流逝，终将化为尘土。

在这里，树木显得生机勃勃、枝叶繁茂，花楸树的浆果在树叶中变红。白色的乡间小路直通天际。水壶像蜂房一样，伴随着和平的谣言，嗡嗡作响。

我站起来。

我非常宁静。让岁月来临吧，它们不会带给我什么，它们不能带给我什么。我是如此孤单和无望，因此我能毫无恐惧地面对它们。这些年我所经历的生活依然在我的手中和眼里。我是否已征服它，我知道没有去。但是，只要它在那里，它就会寻求自己的出路，不理会我内心的意愿。……[2]

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你们当中那些老兵或许会说：“为什么，这不仅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任何战争都这样。”你是对的。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有任何特殊的地方，那也仅仅是事情以相同的方式、在相同的地方，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继续下去。没有太多的运动，没有太多的冒险，没有太多的希望——在早期会发生一些改变整个战争命运的事情。双方的损失都是可怕的。当有时间的时候，你可以实际计算一下。这一切都是如此难以言状的徒劳无功。

但是，这个德国士兵的话很重要，因为书中写到了这些战士对战争结束的感受，也写到了一些未来的模式。在这些话语中，你几乎读到了将要来临的任何一件事：老兵一代人对环境的不适应、不同年龄群体之间的隔阂、不理解战后世界老年人（如张伯伦、兴登堡、贝当等）但依然要求在战后世界行使权力的人以及持有权力太久的老年人；成长充满了挫败、不安全感和困惑感的年轻人。正如雷马克准确地观察到的，有些人某一天对老兵而言会变得陌生，会把他们推到一边。这是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内，对集权主义力量的预测和民主的疲惫。

如果我们能够说，作为一个如此令人厌恶的，按常规发展的战争，双方的人们和政府都变得冷静和有思想，开始意识到胜利日益增长的空洞性，意识到没有一个政治目标值得付出这样的代价，服从任何能够结束杀戮达成妥协的和平的合理建议，那么这是令人高兴的，就会减轻我们的工作。不幸的是，我们不能这样说。以这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为基础，我们不得不谈谈几个令人悲伤的关于人性的评价。其中一个是：苦难并不总是使人变得更好。另一个是：人民并不总是比政府更有理性。在政治丛林中，公众舆论，或是假扮为公众舆论的东西，并不总是一种缓和的力量。世界各地的民众通常都热爱和平，能够接受很多限制和牺牲而不是接受战争的巨大灾难。这或许是真的，而我怀疑其真实性。但是我也怀疑，在很多国家，那些自称的公众舆论，认为他们自己拥有全民政府，实际上往往根本不是民众情感的共识，而是特殊的高度发声的少数人利益的表达——各种各样的政治家、评论员和哗众取宠者：这些人靠着他们吸引别人注意力的能力生存，如果被迫保持沉默，他们就会像离开水的鱼一样死亡。他们求助于熟练的沙文主义口号。因为他们不能理解任何别的东西；因为从短期利益的观点来看，这些口号更为安全；因为在观念的市场上，真理有时是一个蹩脚的竞争者——复杂、不令人满意、充满困境，很容易被误解和滥用。急躁和仇恨的决策通常会受到最粗俗和最廉价的符号的支持，对温和的决策来说，理由通常都是复杂的，而不是情绪的，很难解释清楚。所以所有时代和地方的沙文主义者都走他们特定的路线：摘取不用费力就能得到的果实；以别人的未来为代价，收获当时的小小胜利；用噪声和污秽来淹没任何阻碍他们的人；在人类进步的前景上跳着轻率的舞蹈；在民主制度正确性的头顶上描绘着极大怀疑的阴影。直到人们学会认识煽动大群情绪、散布怨恨与怀疑和作为犯罪本身的不宽容——可能是对全民政府的事业施加的最大伤害——以后这类事情会继续发生。

1916年，欧洲人民还没有学会这些，并不比今天的美国人民从中学到的更多。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程没有给交战的人民带来理性、谦逊和妥协的精神。战争按常规发展，仇恨得以凝固，自己的宣传被确信，温和的人们被淹没在叫喊声中，名誉扫地。战争的目标变得冷酷无情，在各方面都变得更加极端。

协约国（Allies）变得只对完全战胜德国感兴趣：国耻的胜利、吞并的胜利、压倒性赔款的胜利。他们憎恨基于其他条件的结束战争的建议。

德国希望保留比利时的军事设施。德国人希望未来能将比利时作为附属国而占领。出于经济理由，他们希望以牺牲法国为代价换得他们自己的领土的少量增加。他们希望因撤出法国和比利时而得到补偿。对协约国来说，这些要求无疑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现在，很显然，所有这一切都给美国政治家的治国才能提出了挑战。我不希望人们认为，我将要说的任何事都意味着我对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缺乏同情，或是对他所面临的问题的复杂和痛苦缺乏理解。但是，这都不能免除我们冷静地、批判地审视我们的国家对这样一个挑战的反应的本质的责任。

首先，关于战争的起源，让我们注意：长久以来，这个国家并没有体会到，战争的起源或战争的问题并没有引起我们的任何关注。1916年，威尔逊总统说，战争的目标和起因“我们并不关心。对于战争的惊人的洪水喷薄而出的那个隐晦不明的基础，我们没有兴趣研究或是探索”。[3]在后来的一个场合，他说，“最初，美国人没有领会战争的全部意义。它看起来像是欧洲复杂政治中被压抑的妒忌与竞争的重现”。[4]在这里，我们或许会注意到，我们没有认识到在欧洲战争中的争议问题与我们有什么相关。在远东的案例中，我们看到了同样的拒绝承认——其他民族真实的利益和抱负的合法性，认为这些事情没有事实根据、不值得我们注意而不予考虑；认为这些事情是“妒忌和竞争行为”，太过愚蠢、大过“复杂”以至于不值得我们关心。

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长久以来，我们倾向于认为美国在战争中的唯一利益，就是根据已经确立起来的海战法保卫我们的中立权，正如它们在过去被人知晓的那样，这是符合逻辑的。我们不理解：战争的新形式和新式武器——尤其是完全封锁和潜水艇——已经使这些规则中较为重要的一些规则被淘汰了。不仅对它们的遵守实际上行不通，而且每一方都认识到胜利和幸存的机会取决于侵犯这些规则中的一个或另一个。任何一方都更愿意与我们开战，而不是避免侵犯它们中的某些规则。这意味着，我们坚持严格遵守它们最终会在理论上将我们引入与交战国双方的战争——一个与旨在使我们避免战争的政策相矛盾的结局。

今天，回顾我们政府与交战国关于中立权的无休止的争论，似乎很难理解的是，我们为何要如此重视它们？它们激怒了交战双方，成了我们与它们的关系的重担。我发现，很难相信它们与我们的民族荣誉感有关联。保护我们的公民乘坐交战国船只的权利是我们的特权，但是这几乎不是义务，除非我们选择将之定义为我们自己的义务。

随着时间的推移，沿着这样的前景，无疑发生了一些截然不同的事情：意识到协约国（Entente）所面临的失败的危险，并意识到作为世界强国的英国被淘汰出局对我们的世界地位带来的损害。除此之外，英国宣传的优势以及其他一些因素开始为协约国的利益发挥作用。其结果就是日益增长的亲协约国情绪，尤其是在负责任的美国领导人的脑海中。在1915年和1916年，作为避免一个英国战败的最好方法，这种情绪足以促使威尔逊和议会为了英国的利益而淡化中立政策，做出谨慎的努力以阻止战争。但是，作为整体的民族意识，这种亲协约国情绪绝不足以构成参战的充足理由。你们还会记得，我们是通过一个中立问题（当它来临时）而参战的。

一旦进入战争，我们不难发现——并且赶紧这样做——与战争有关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具有最重大的意义。

这无疑是民主的一种奇怪特性，这种在一夜之间改变思想态度的神奇能力，取决于它认为自己是处于战争中还是和平之中。前天，我们还说，我们自己与其他大国之间存亡攸关的问题不值得牺牲一个美国小伙子的性命。今天，其他任何东西根本不重要，我们的事业是神圣的，成本不足为虑。除了无条件投降以外，暴力没有限制。

现在，我知道这一问题的答案了。民主国家是热爱和平的。它不喜欢打仗。它不会轻易挑衅。一旦它被挑衅而必须要动武，它不会轻易宽恕它的对手造成了这样的局面。民主国家愤怒地进行战争——它正是因为被迫开战而开战。它开战是为了惩罚那些大国。那些国家非常轻率、非常敌意地挑起战争——给这些国家它们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教训，防止事情再次发生。这样一个战争一定会有一个痛苦的结局。

这是真实无误的。如果国家有能力在个体伦理的道德氛围下活动，那么这是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但是，有时，我怀疑在这方面，民主是否很像一种史前怪物，它们的身体有这间屋子这么长而头脑却只有大头针那么小：它安静地呆在原始淤泥中，不注意周围的环境。它很难发怒——实际上，你几乎不得不用力敲掉它的尾巴使它意识到它的利益正在受到侵扰；但是，一旦领悟到这些，它就怀着盲目的决心四面出击，不仅摧毁它的对手，也在很大程度上毁坏了它的天然栖息地。你想知道，如果在更早的时候，它就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多一点兴趣，这对它来说是否是更加明智的。你还想知道，它是否不能阻止其中的一些情况发生，而不是从不加区别的冷漠转向同样不加区别的神圣的愤怒。

无论如何，一旦我们处于战争中，它似乎没有给我们表现出，我们最大的危险仍然恰恰在于战争延续的时间太长，在于欧洲均衡的破坏，在于欧洲人民生命力的耗费。因此，它似乎也没有对我们表现出：我们在战争中的最大利益仍然是，战争应当在最小误判以及对未来而言尽可能稳定的基础上尽早结束。在我们参战之前，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迟至1917年1月，威尔逊仍然反对完全胜利。他说，“强加给失败者的和平，强加给被击败者的胜利者的话语，将在耻辱中，被迫地，以一个不可忍受的牺牲为代价被接受。它将留下痛苦、愤恨和一个痛苦的回忆，和平的话语就建立于此之上……如同建立在流沙之上”。[5]但是，一旦我们处于战争中，这些观念会被战争心理学的强大的洪流一扫而空。当时，我们在决心上与其他任何人一样强大，我们应当为完全胜利而血战到底。

权力均势的考虑反对完全胜利。或许正是出于这一原因，这个国家的人民如此断然地反对全面胜利，并寻求更加彻底和宏大的目标，为了成就这一目标，使完全胜利能够被合理地描述成绝对必要的。[6]无论如何，在威尔逊的领导下，一种思路开始形成。对我们来说，这一思路为我们奋战到底提供了全部理由和目标。德国是军国主义的和反民主的。协约国为保卫世界民主的安全而战。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应当被摧毁，以便给我们想要的那种和平让路。这种和平不应当建立在旧的权力均势的基础之上。正如威尔逊所说，在这种体制下，谁能保证平衡？这一次，和平将建立在“权力共同体”——“一个有组织的共同和平”和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基础之上，它们能够动员人类的力量和良心来反侵略。专制政府将被废除。人民将自己选择他们愿意居住于其下的主权国家。波兰（Poland）将获得独立，奥匈帝国躁动不安的人民也将如此。这一次，将是公开外交；人民，而不是政府将管理事情。通过彼此协定，能够减少军备。和平是正义而安全的。

以这些原则的名义，你能够战斗到底。一个如此灿烂的未来肯定会洗去战争的罪恶和残酷，补救战争损失，治愈战争创伤。这一理论给了我们以继续战争，直至其痛苦而可怕的终结——年轻的德国士兵在军事医院里所描述的结果——与此同时，给了我们拒绝使自己沉溺于战争的过程所导致的实际问题和误判的理由。在这一理论幻想的保护下，我们参战之后，可怕的战火又延续了最后的一年半。在这一理论幻想下，威尔逊去了凡尔赛，还没有做好准备就面对清算日的肮脏但非常重要的细节。在这一理论之下，他遭受了悲惨的、历史性的失败。在这一理论之下，事情伴随着可怕的逻辑和精确性而前进，达成的和平实际上是“强加给失败者的，强加给被击败者的胜利者的话语，将在耻辱中，被迫地接受”——这种和平的确留下痛苦、愤恨和一个痛苦的回忆，它自己的话语后来就建立在“如同流沙之上”。

这一悲剧性的结果没有因为以下事实而得到实质上的缓和：我们不是《凡尔赛和约》的签署国，我们使我们自己远离惩罚性的条款。伤害已经造成了。欧洲的均衡被打破。奥匈帝国消亡了。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有效地取代它的位置。德国因战败而感到痛心，由于传统体制的解体而陷入深刻的社会动荡中。然而，德国却成了中欧唯一强大统一的国家。俄国已经不能作为有可能依靠的盟友，俄国再也不能在欧洲帮助法国遏制德国的力量。一只充满敌意的眼睛从俄国平原斜睨过来，怀疑欧洲的价值，为欧洲所有的灾难而欣喜，准备好单单为了俄国精神和骄傲的最终毁灭而勾结在一起。在俄国和德国之间，仅仅是东欧和中欧那些可怜的新兴国家，它们缺乏国内的稳定和治国传统——在履行独立的不熟悉的责任的过程中，它们的人民困惑、不确定，在莽撞和胆怯之间游移不定。德国的另一边是法国和英国，它们自己正在蹒跚地走出战争的枯荣沉浮。它们遭受的伤害远比它们自己意识到的严重。它们的男子气概消失了，世界地位产生了动摇。

的确，这是一个以魔鬼之手将未来的悲剧写入其中的和平。正如法国历史学家班维（Bainville）所说，这是一种相对于它所包含的苦难来说太过温和的和平。当你允许战争狂热和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就像狮子和羔羊躺在一起，存之于你脑际之时；当你使自己沉溺于巨大的自负，认为你能够突然地将国际生活改变成你自己设想的样子的时候；当你对过去不屑一顾，否认过去与未来的联系，拒绝以对过去的研究将提出的实际问题充实你自己的时候，这就是你得到的那种和平。

但是，假设你没有采用这条路线。事情会有所不同吗？会有你能够另外采取的一条路线吗？

对我来说，确实有。

我认为，你应当以意识到战争爆发前那些年，欧洲酝酿的事情对我们的重要性为起点。你一定会记得，威尔逊将其斥之为甚至不值得我们考察的事情。

然而，那些都是些非常愚蠢、非常不值得关注的事情吗？从一开始我就说，战争的一些原因是深刻的。在1914年前的一个世纪里，欧洲大陆没有发生重大战争，原因在于权力均势。这种权力均势预先假设法国、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作为决定性因素而存在——这些国家的两侧，是英国本能地意识到它的利害关系就在于这些国家间权力均势的保持，英国准备在欧洲大陆边缘的附近警惕地逗留着，就像照看花园一样照看着欧洲权力的均衡，而且总是适当关注它自己海上霸主的地位以及海外帝国的保护。在这个复杂的结构中，不仅隐藏着欧洲的和平，还有美国的安全。影响它的任何东西都注定影响我们。在整个19世纪后半叶发生的事情注定会影响我们：主要是权力逐渐从奥匈帝国向德国转移。这尤其重要，因为奥匈帝国没有太大的机会成为英国海军和商业的竞争者。但是，德国确实有这样的机会，而且德国足够愚蠢地、挑衅性地利用了这个机会，这样会给英国一种深深的担忧和不安全感。

这些事情不仅仅是在回顾中才能看得真切。

1913年冬天，以上分析的情况没有特点地出现了。与此同时，在一份英国杂志中（因为没有美国杂志会接受），当时的一位美国外交官，刘易斯·爱因斯坦（Lewis Einstein）先生撰写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这些情况。[7]在这篇文章中，爱因斯坦先生注意到欧洲上空集结的暴风雨前的乌云，注意到英德之间对抗的深刻程度，注意到战争或许会起源于一些相对无关紧要的事件的危险性，注意到这样的战争会对欧洲均衡和稳定产生的影响。然后，他继续追踪这样一场欧洲战争对美国安全的重要性。他从不怀疑，如果其他的选择很显然意味着英国的毁灭，那么我们应当干涉以拯救英国。但是他警告说，不要相信这样的假定：不管怎样，我们不会受到欧洲权力均势任何剧烈变化的影响：

很多美国人都没有察觉，欧洲权力均势是一种政治需要，它能够独自支持西半球经济不受大量军备负担影响继续发展。

……在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消失或缩小都将是一场灾难，灾难程度随着这个国家地位的不同而变化……

只要普遍的均势得以维持，即使是英国战败，也不关美国的事。但是，如果有些决定性的结果能够被看出是经过精心谋划以打破多个世纪以来被认可的欧洲的政治结构，那么美国对其无动于衷，最终只有自食其果。如果当时，它由于疏忽，没有注意到被压垮的国家的利益也就是它自己的利益，那么美国将会犯政治上短视的过错，此后，美国会为之后悔无穷。

现在，在我看来，你能够将这一观点——已被后来发生的事情充分证明——作为你的出发点，比如说，从1913年开始的出发点。当时，你可以从这一认识出发：严重的麻烦正在欧洲酝酿，危及我们的利益；你要确保，在武装设施方面，这个国家马上就能给它自己提供一些东西。由此，我们的话才会有点分量，才能被各大国听进去。当战争爆发，你会忽略技术中立的无意义的胆怯，运用我们的影响力去获得没有人能够赢得真正胜利的战争尽可能早的结束。无可否认，如果有任何这样的可能性，那么这种可能性存在于战争的头几个月里，我们将不得不被武装起来。如果这没有成功，那么你不得不在战争中继续前进，施加你所能施加的有节制的影响力，避免在小事上与交战国发生摩擦，留存你的力量用之于有价值的事情上。如果你最终不得不干涉，使英国免遭最终失败（对此我很愿意将之作为干涉的正当理由），那么你可以坦率地追求公开承认的目标：干涉战争以及尽快结束战争。你本可以避免道德主义的口号，避免把自己的努力想象成圣战，保持你与敌人谈判的路线永远畅通，不去打碎它的帝国和推翻它的政治制度，不对你盟友的极端主义战争目标作出承诺，保持你的行动自由，为了以对欧洲未来的稳定最小限度的偏见的方式结束战争，在关键时刻全力承担责任，灵活地运用你的谈判能力。

正如我所说的，所有这些事情你都能够令人信服地做到。如果你问我，“你能保证这样做会产生一个更好的结果和一个更幸福的未来吗？”我的回答是，“当然不能”。我只能说，我看不出它如何能够产生一个更糟糕的结果。我能够说，它本该是一个与我们生活其中的现实世界联系更为紧密的概念框架，从长远来看——按照一般法则——立足于现实的行为可能比不切实际的行为更加有效。

但是，我想我听到了一个重大的，甚至是愤愤不平的反对意见。在我结束本次演讲之前，我必须对此做出评论。人们会对我说：从公众舆论的角度来看，你所建议的都是完全不可能的。公众基本上不知道我们的利益受到1913年欧洲发生的事情的影响。他们从来也没想过在和平时期为军备花费现钱。他们绝不会由于对其他地方的权力均势冷静计算而故意进行一场战争；他们只会因为直接的挑衅而发动战争；他们不会宽恕这种挑衅，会坚持战斗，直至战争结束。你知道，他们不会感到快乐，除非他们能够给自己的军事行动披上理想主义言辞的外衣，并说服他们自己：像美国人在外国领土进行战争这样重要的事情，必须以国家生活条件的根本改变，以及将事情一劳永逸地解决为结束。你——这些人将对我说——坚称你自己是现实主义者——但是，从我们自己国家的国内现实来看，你所说的这些事都不具有实际可能性。

我不会与这种观点争论，我甚至会去承认它。我确实认为，政治领导人应当比他们的实际作为更加努力以使他们自己了解情况，并告诉人民真正的事实。我认为，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人们甚至能够理解他们，对他们心存感激。但是让我们抛开这些，并且说，从根本上说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对此，我还有一件事要说。

这里，我不是要谈论伍德罗·威尔逊、豪斯（House）上校、罗伯特·蓝辛（Robert Lansing）的行为。我是在谈论美国的行为。历史不会宽恕我们的国家错误，因为就国内政治来说，他们都是可以说明的。如果你说，由于我们的国内偏好和思维习惯，过去的错误都是不可避免的，那你就是在说：阻止我们比过去变得更好的是民主，正如在我们国家所实施的那样。如果这是真的，让我们承认它并且全面衡量它的严肃性——并对此做些什么。一个凭借自己习惯的神圣无双为自己的错误辩解的国家，也会为自己陷入十足的灾难而辩解。在第一个演讲中，我说过，在过去的五十年里，留给我们犯错误的余地已经极大地缩小了。如果说在过去，我们民主国家的工作是不充分的，那么就让我们这样说，认为未来会比过去更加容易的任何人一定是疯了。我们将要继续实施外交政策的制度，我希望并祈祷是民主制度。

[1] Winston Churchill，The World Crisis，1915（New York，1929），1-2.

[2] Erich Maria Remarque，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trans. A.W. Wheen（Boston：Little，Brown & Co.，1929；London：Putnam & Co.，Ltd.，1929），290.

[3] 《在实现和平联盟第一年度会议上的讲话》，1916年5月27日。

[4] 1919年7月4日在“乔治·华盛顿号”战列舰上的讲话。

[5] 1917年1月22日在美国参议院的讲话。

[6] 威尔逊并非如此——至少在1917年初不是如此。在他的脑海里能同时容纳不以胜利求和平的想法和关于未来世界秩序的豁达的概念，这些概念显然是否认势力均衡的。

[7] National Review，L.X.（January，1913），736-750.

5 第二次世界大战

最近，剑桥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写道：“人类重大冲突的背后，是一个可怕的人类困境，这一困境是这个故事的核心：……当代人没有看到这个困境，或是拒绝承认其真实性，以至于我们关于它的认识都来自后来的分析。只有伴随着历史科学中一个特殊主体的进程，人们才真正意识到存在一个可怕的难题，这个难题几乎超越了人类解决它的创造力。”[1]

我不认为，与任何其他的重大冲突相比，这一观点对二战而言更具真实性。但是，事实上，站在民主这一边战斗的人对它知之甚少，特别是我们自己。我敢肯定，对这场冲突本身包含着什么的理解的缺乏，与在我们使自己适应二战留下来的环境的努力中，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重大困惑和难题有很大关系。

我想，对了解这场最近的战争的最有帮助的事，就是作为一个军事冲突，在开始之前，它遭受偏见的程度——你或许会说，在多大程度上，它是不能完全获胜的。

让我来解释为什么是这样。在战争开始前，世界上陆军和空军武力的绝大部分都集中在三个政治实体手中——纳粹德国、苏联和大日本帝国。所有这些实体都对西方民主国家怀有深深的、危险的敌意。按照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情况来看，如果这三个大国共同努力，在军事事业中团结一致，那么很显然，凭借着手中的甚至是期望中的武器，其余的西方国家没有希望在欧洲和亚洲的广阔土地上打败它们。在欧洲和亚洲，西方民主国家在军事上处于劣势。世界权力均势对它产生了决定性的不利影响。

我并不是断言这一切都能被西方政治家所察觉，或是很容易被察觉。但是我相信这是一个现实。就这一点而论，如果战争到来了，它很显然限制了西方的现实的期望。在这三个极权国家中，日本是唯一一个西方国家不用其他极权国家的援助就能令人信服地将之击败的国家。就德国和俄国而言，情况不容乐观。联合在一起，它们根本不能被打败。民主国家只有在与其中一个合作的情况下，它们中被孤立的另一个才能被打败。

但是，这种合作，如果被允许进行到完全胜利，就会意味着合作力量的相对加强，最终它们会作为贪婪的和难以和解的索赔人出现在和平的谈判桌上。不仅如此，如果不让合作的极权国家仅仅凭借着军事行动的磅礴气势占领东欧的大部分地区，这两个极权国家中的任何一个参与民主国家一边的战争，都几乎不能战斗至完全和成功的结束。

因此，从1939年的情况看，西方民主国家已经处于军事弱势方的不利条件之下。它们几乎不能期望避免付出代价。属于它们的不再是实力的选择。它们手中的牌是如此的不利，以至于在新的世界战争中，任何完全的、清白的民主胜利实际上都是不可预见的。

现在，从事后诸葛亮的有利位置，人们可以追问，如果是这样的话，在战争前的几年里，西方政治家是否不能更加明智，以使极权国家陷入相互混乱的方法制定政策，以至于使它们自己精疲力竭，使西方民主国家的安全不受损害。这无疑正是30年代苏联宣传机构指控西方政治家的所作所为。实际上，他们的一些行为非常模糊不清和欠考虑，以至于似乎是给指控增添了证据。实际上，如果我们能够相信他们能够进行这样铤而走险和不择手段的（Machiavellian）事业，那么这是对30年代晚期那些不幸岁月里西方政策活力和敏锐性的恭维。我个人没有找到证据表明，当时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任何负责任的意见希望进行战争——甚至是在俄国和德国。很显然，纳粹与俄国共产主义者之间的战争仅仅会发生在东欧屈服的小国身上。尽管有慕尼黑的悲剧，这些东欧国家失去独立并不是人们所希望的。如果没有关于此事的其他证据，人们会面对一个明显的事实：毕竟，波兰的独立问题才是法国和英国1939年最终参战的原因。

事实上，出于主观原因，旨在使极权国家陷入混乱互相斗争的政策对民主国家的政治家来说不是一个切实可行的选择。那些非常渴望民主观念的人们会从这一事实中找到希望或失望的源泉，这取决于他们如何看待此事。当1939年夏天，战争的阴影笼罩欧洲的时候，正如我们现在回头可见的，西方政治家的困境明显而又不可避免。除非有俄国的帮助，否则没有战胜德国的希望。但是，就是这样的帮助，即使是现成的，西方民主国家也要为战争的军事结果以及在和平的谈判桌上提出的条件付出沉重的代价。换句话说，它们的军事目的是提前抵押的。就德国来说，这些目标或许能够获得，对此会有严重的政治指控。顺便说一句，这不仅仅是一个与苏联合作的问题。民主国家最终注定与维希（Vichy）、弗朗哥（Franco）的西班牙以及其他地方签订的令人苦恼的折中方案都属于这一类型。它们是西方军事虚弱的一部分代价。

认识到这些事情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看待西方国家问题，知道它们1939年所进行的战争是没有前途的，我们就开始怀疑，西方政治家关于这场世界大战所犯的重大错误是否就是那些战争时期的错误——它们是否都不是“初期的”错误，或许我们应当说早期的“情况”——这些错误使事态的发展如此痛苦和命中注定地不利于西方的利益。这无疑是更深层次的战争起源问题；我认为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面对，因为这种想法会很快使人联想到，面对这样一场如此不祥的战争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办法根本不进行战争。到1939年9月，这无疑太晚了。到那时，法国和英国没有选择，不比珍珠港事件之后的日子里我们在太平洋面临的选择更多。但是，会有一个不是太晚的时间吗？

关于西方政治家应该做些什么事情来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找到一个值得尊敬的学者，就像法国历史学家班维，早在1920年就声称看到了由一战引起的情势中的特殊逻辑，在这个逻辑的基础上，他非常准确地预测了直到并包括二战爆发期间事件的一般过程。这是令人不安的，因为它促使你探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否没有隐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之中；事实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和法国受到的伤害和遭受的削弱远比它们知道的严重；事实上，奥匈帝国和俄国都失去了维持欧洲稳定的能力，奥匈帝国是因为它已经完全消失了，俄国是因为它的能量和资源被极端敌视资本主义民主的人夺去了；事实上，德国人——失败、贫困、因失败而感到痛苦，对他们传统体制的崩溃感到不确定——虽然如此，仍被作为中欧唯一伟大的统一民族而被留了下来。看到这些事情，很容易得出结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无可补救，只能任其发展，它不过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后果。因此，你开始追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发现了我们这个时代不稳定的根源。从这一观点出发，这是免除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西方政治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所有责任的一个步骤，认为他们仅仅是他们无法编导和补救的悲剧中的演员。

这无疑是一种极端主义。的确，政治家们通常都会从他们的前任那里继承一些窘境和困境，他们对此没有完全的解决办法；他们凭借短期行动改善处境的能力通常非常有限；但是长期看来（二十年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总会有一些由他们支配的选择。我认为，公平地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真正的悲剧，它给西方世界留下了比以前更加糟糕的后果，显著地缩小了西方政治家们在战后的选择；但是，它并没有完全消除这些选择。换句话说，依然有“能够做”的事情，我们可以假定这些事情至少是有帮助的，比已经做的事情有更大的可能性去阻止进一步的悲剧。就我们谈论的德国来说，就有两件这样具有显而易见的重要性的事情震撼了我，在这两件事情中，如果我们愿意，我们美国人都能够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首先，我们可以试着给魏玛共和国（Weimar Republic）的温和力量以更大的理解、支持和鼓励。如果这没有成功阻止纳粹主义的兴起，那么我们可以对希特勒的早期入侵和挑衅给予更严厉和更坚决的态度。

正是这两个可能性中的后一个，尽早就对希特勒采取更强硬的态度，在西方思想中最为突出，这也构成了对两次战争期间对民主治国能力指责的主要根源。毫无疑问，这种政策会对纳粹体制更为谨慎，并促进德国更为缓慢地实现它的时间表。从这一观点来看，1936年德国重新占领莱茵兰（Rhineland）时，坚定产生的结果要好于慕尼黑协定的时候。但是，与其同类的人根本不能在一个伟大的西方国家掌权这一问题的重要性相比，我怀疑，我们是否并不倾向于夸大这一问题的相对重要性：一旦希特勒掌权就阻止他。希特勒能够巩固他的权力并在1933～1939年间获得成功，这对西方国家来说无疑是一个失败。但是，当德国人民发现他们自己处于这样一种心境中，他们没有多少抵抗和抗议就接受希特勒成为他们的领导者和主人的时候，实际上，西方国家遭受了一个更加严重的失败。

的确，西方国家更为强硬的态度或许会导致希特勒的倒台，在战争到来之前由一个不那么讨厌的政府来取代他；实际上，有证据表明，如果在签订慕尼黑协定的时候，英国和法国能够洞察分明、站稳立场，那么有可能会爆发一次起义的尝试。但是在这条路上充满重大的不确定性。纳粹主义催眠的魅力对德国人民来说已经很强烈了。如果有人能够推翻希特勒，这些人大概就是将军们。他们是否能够控制后来的局势，打败纳粹和德国侵略性的幽灵，和平地调整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这是不确定的。我怀疑，西方国家最大的不幸，不是希特勒，而是德国社会的弱点。这个弱点使希特勒的成功成为可能。就是这一问题将我们带回到西方民主国家对待魏玛共和国的态度这一问题上。

事件进展得如此迅速，以至于我们几乎看不到德国历史上这段极其有趣的时期——1933年之前的时期，伴随着令人惊讶的文化和知识的繁荣，如此充满希望，但是也如此接近绝望。在20世纪20年代这十年里，柏林是欧洲最具活力的首都，西方民主国家能够从柏林发生的事情中获得利益和指导。我们美国人与德国魏玛共和国签署的和平条约是非惩罚性的。指控美国对新德国有任何的政治冒犯是不公正的。我们甚至慷慨地资助他们，尽管是愚蠢地。但是，我所思考的不仅与我们有关，也与西方民主国家整体有关。这不仅仅是政治和财政，这是一种厌恶和怀疑的普遍态度，与某种社会势利行为混合在一起。这种社会势利行为是如此的奇怪，以至于迟至1927年，德国人仍然被禁止在日内瓦（Geneva）（国际联盟的所在地）使用高尔夫球场。我们没有伤害魏玛德国，但是我们任其自由发展。在有些时候，这还是一个针对其他国家的好政策。但是我担心这不是那种“有些时候”。无论如何，这里是已经失去的机会，很显然，它们在文化和知识领域与在政治领域一样多。

现在，谈谈第二个极权国家俄国。1939年之前，我们能够做些什么，使这样一个重要的国家留在我们的对手阵营之外？我很抱歉，我们不能用整个演讲来论述这个主题，因为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而且贴近我所讲问题的实质。我不认为，我们必须总是以减少苏联威胁的程度的方式做事。我认为，我们应当做得更多以赢得俄国共产主义者的尊重，如果不是喜欢的话；你的敌人的尊重——我们有时倾向于忘记——没什么可以鄙视的。但是，我知道，根本改变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政治人格，或是缓和其对西方民主国家的强烈偏见（凭借这种强烈的偏见，它才得以培养并掌权），对此我们能做的很少。这些事情有着深刻的心理根源，根源于特别的俄国现象。西方民主国家是否在1917年之前做了一些值得引起如此强烈敌意的事情，我不知道。但是我敢肯定敌意一旦形成，西方国家直接能做的任何事情都几乎不能改变它；我们这一边所能做的最好的反应就是始终保持极为节制、统一和高尚的态度。

至于日本，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的战争中，日本是否也反对我们的问题无疑主要是我们的问题，不是法国和英国的问题。我希望为了本次讨论的目的，我们完全跳过它；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极大的问题，离欧洲战争的原因相对远一些，三言两语不容易说清楚。但是，我们同时与日本和德国作战的事实在战争的过程和结果中是如此重要的一个因素，以至于我认为我们不能轻易将这一问题略过。

充分地讨论这一问题就等于是讨论太平洋战争发生以前的半个世纪里美日关系的所有后续事件，显然我们在这里不能这样做。为此，我们要加上这样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针对这些历史中的身后之事，没有任何确定性可言。确实显而易见的是，20世纪的最初十几年过去了，珍珠港事件即将到来，坚持避免与日本发生战争的美国政治家的选择变得越来越窄。我认为，没有人能肯定，在日本进攻前的最后年月里，我们应当做到的事或没有做到的事能够预见最终的结果。如果能有更令人满意的可能性，那么在更为遥远的过去，这种可能性的数量一定更多。当时，我们的时间分配更加宽裕，外交斡旋的领域也更为宽广。但是，这种可能性是否真的存在，仍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是，力求认真和现实地避免与日本开战以及少受其他动机之累的政策，一定会产生一种与我们实际追求相当不同的行动路线，可能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

但是，我认为，这足以使我们在这里再次记录它们。正如在欧洲战场中，如果有方法能够将战争完全避免，那么可能的方法的确与更遥远的过去有联系：与人们根本不考虑战争，不知道他们正在做的事或是没有做到的事会给他们带来这个未来的巨大的困境的时期有关。

因此，我们再次回到了基本的事实：到1939年，事态对西方民主国家来说真是非常不祥。它们允许出现的局面是一个没有完满解决办法的局面。无论它们是否认识到，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们面临的战争是防御战：这种战争或许会带来眼前的生存，但是几乎不能带来它们生存于其中的世界的稳定性的改善，当然也不能带来民主任何更为积极和更具建设性的目标的改进。当将此铭记于心时，在很大程度上，战争年代的重大决策，其本身会给人一种更加仁慈的印象。

对我来说，这些决策中值得我们首先提及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政策——如果我们可以称之为——不要进入欧洲战争，直到德国人对我们宣战。这无疑与我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行为相差无几。当时，我们避免介入，直到一个公开的德国行动，也就是宣布无限制潜艇战，将我们带入战争。对我来说，在每个案例中我们的行为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一旦我们正式介入，我们针对这场战争的情感态度的显著改变。从理论上说，如果欧洲战争中的问题真的与我们在1942～1945年自己说服自己的同样重要，那么1939～1941年，它们无疑是同样重要的。实际上，在早期，在德国人进攻俄国之前，英国和法国的事业实际上应当被称为自由和民主的事业，因为西方这边几乎没有什么东西牵涉其中。但是后来，我们的确发现，在反德事业中，我们的核心利益证实了我们的巨大的军事牺牲。有时，由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加入民主国家一边，事业被描述的非常模糊，被描述为不仅仅是一项防御事业。

在这里，我之所以提到这个，是因为考虑到民主国家舆论形成过程中的深思熟虑，看起来似乎我们美国人投入战争的感情上的狂热的真正根源不在于对更广泛的问题的客观认识，而在于对这一事实的极度愤怒：其他人最终将我们挑衅到了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拿起武器的程度。这给民主战争的努力赋予了惩罚性的注解，而不是一个权宜之计。我之所以提到这个，是因为如果这个思想里有任何东西，那么它会有助于解释为了理性和有节制的目的使用武力，而不是为了感性的和难以确定合理限制的目的而使用武力的过程中我们遇到的困难。

一旦我们进入欧洲战争，并承认西方国家当时在战争中所遭遇的重大的军事不利，在整个剩余的战争岁月里，做出决策的人都是那些受折磨的、过度劳累的人，在一系列重大压力的漩涡之下工作，军事的和其他的压力。今天，我们发现我们很难想起或是想象这些压力。在当今的解释中，我们将战争年代的特殊决策当做是所有我们今天遇到的困难的根源。我认为，我们对事件中的人和历史事业的起因有一些不公平。对战时错误最大声的指控主要与我们对待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有关系，尤其是与莫斯科、德黑兰（Teheran）、雅尔塔（Yalta）战时会议有关系。作为一个在这些会议召开的时候感到很不高兴、非常担心唯恐它们导致错误的希望和误解的人，我或许可以说，最近，这些会议的重要性被大大地夸大了。如果不能说，西方民主国家从与俄国的这些会谈中获得很多好处，那么说它们放弃了很多也是不对的。苏联在东欧建立军事力量以及苏联军队入侵满洲并不是这些会谈的结果，它们是战争结束阶段军事行动的结果。除了率先到达那里之外（在当时它们不可能这么做），西方民主国家不能做什么来阻止俄国人进入这些地区。如果罗斯福没有出席雅尔塔会议，没有与斯大林达成共识，那么苏联军队就不会进入满洲，这种暗示无疑是没有意义的。为了在战争结束的时候登场，为了从达到目的（这个目的它们追寻了近半个世纪）的机会中获利，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俄国人参与到最后阶段的太平洋战争中去。

将雅尔塔协定描述为对民族主义中国的可怕的背叛，这同样也是错误的。这个协定是我们应当将其中某些东西推荐给中国政府的一个协定。当时，中国政府并不反对这些事情。早在雅尔塔会议之前，他们就要求我们帮助他们安排与苏联政府的事务。后来，他们表示对我们所做的非常满意。在他们独立与俄国人进行的随后的谈判中（这些谈判实际上构成了对满洲未来的控制布局），在一些方面，他们在对苏联的让步方面走得比雅尔塔会议上达成的协议以及我们的推荐还要远。我们特别警告中国：这样做他们就是在按照他们自己的责任行事，而不是按照我们的建议行事。尽管存在这一事实，他们仍然这样做了。

因此，从实际情况来看，公平地说，战时会议最糟糕的就是它们有些冗长，在多处导致了一些错误的希望。但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记住：这些会议具有独特的价值，是我们乐意和渴望与苏联政府建立良好关系的真实的例证，是我们这样做的过程中遇到困难的现实证明。与其他耐心和善意的证据一样，它们对档案来说是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有参加那些会议，我猜想我们还会听到指责的声音说：“你声称与俄国合作是不可能的。你怎么知道？你甚至从来都没有尝试过。”

一个针对我们对俄政策更加实质性的指控，尽管我们很少听过，与战争后期尤其是1944年夏天之后租借的继续有关。你还会记得，到那时，俄国自己的领土上已经没有敌人了，我们相对于俄国人的谈话位置已经被成功地开辟第二战场大大地改善了。从那时起，俄国军队无论做什么，都注定会对除了德国人民之外的欧洲人民产生重要的政治后果——这一结果远远超出纯粹的德国失败。我认为，能够被充分证明的是，没有充足的理由不去注意这些发展中的政治问题；当有日益增多的理由去怀疑：除了打败德国之外，俄国在东欧的目标是否是那些我们美国能够同意和支持的目标的时候，没有充足的理由继续实施慷慨地、几乎不加区别的援助苏联的计划。

但是，在所有这些问题中，我们必须记住两件事。一件是，军事需要的压倒一切的推动力量，我们的政治家就是在这样的推动力下工作。另一件是，他们对这一信念的信任程度：如果有对任何永久和平的希望，那么人们别无选择，只能冒险假设，苏联的疑心或许会消除，战后与苏联的合作会取得成功。当时，我们中间很多熟悉俄国事务的人都对这一思路感到不耐烦。因为我们知道成功的机会多么的微小，我们找不到理由，为什么一个保持冷静、好脾气和充分军事准备的西方世界，如果不走向政治亲密或战争两个极端中的任何一个，就不能继续在同一个世界与克里姆林宫的权力长期共处。根据随后发生的事情，我能看出，我们的观点也不完美。关于苏联权力的本性，我们是对的；关于在历史上的这一阶段，美国民主能够长期忍受一个充满不确定性、麻烦和军事危险的局面的能力，我们是错误的。或许，当时，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和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F.D.R.）比我们更有理由相信，任何事情都取决于苏联政府改变态度的可能性。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只能表明困境比我们任何人真正体会到的还要残酷，我们时代的危机是如此深刻，以至于甚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巨大的混乱也仅仅是它的部分征兆。

没有理由认为，如果我们在租借或战时会议方面做的有所不同，那么欧洲军事事件的结果会变得与实际发生的情况大大不同。我们本可以比原来浪费更少的钱财和物资。我们本可以稍早一点到达欧洲中心，少受我们对苏联盟友义务的拖累。东西方之间的战后分界线本应该比今天更加偏向东方。这对每一个相关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安慰。但是，我们依然面临着基本的困境：希特勒是这样一个人，与他的妥协的和平是不切实际的和不可思议的，与此同时，“无条件投降”或许不是一个可以过多谈论、能够用作战时口号的明智的事情。实际上，无论你是否与你的俄国盟友行动一致，没有充满希望的其他选择，只有追求这种悲惨的斗争直到其痛苦地终结。这意味着，你迟早会在东欧或中欧的某条战线上结束战斗，或许比东欧更加中心，我们自己在一边，苏联军队在另一边，伴随着自从战争结束的这六年里，我们之间关于战争被证明是什么的相互理解。

将这些事情了然于胸后，我认为，我们有理由追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大的错误是否真的是这些折磨人的和处于强大压力下的决策。这些决策规定了军事行动，使军事行动压力下的盟军内部关系得以具体化——换句话说，它们是否真的是少数身居高位的人做出的决策的错误——它们是否不是我们整个社会关于我们从事的军事冒险的理解和态度的更深层次的错误。首先，人们不记得这场特殊战争的本质上的、不可避免的防御的性质。在这场战争中，我们西方国家起初是弱势的一方。我们仅能实现我们的一部分目标，并且只有在与极权主义对手合作并付出代价的条件下才能实现那部分目标。我们的失败源自我们对我们时代历史进程的普遍无知，特别是源自我们缺乏对特定情势下权力现实的关注。

但是，对我来说，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理解的失败，是将战争的局限性——任何战争——当做民主国家目标实现工具的一个失败。这是一个作为民主实现手段的武力和强制的恰当关系问题。我最不能否认的是，它们在民主的国际和国内功能中占有一席之地。直到世界变成一个与我们纵观我国历史所推知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那仍将是正确的。我认为，如果我们继续在国际领域使用强制工具，没有对其重要性和可能性的全民性理解，那么我们会继续损害自己的利益，几乎和我们促进自己的利益一样多。我们必须认识到，对人类的残害和屠杀，对人类住所和其他设施的破坏，无论出于哪些必要的理由，其本身都不能为民主的目标作出积极的贡献。对于我们自己国家同样的破坏和对我们的人民同样的屠杀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替代方案。它能够令人信服地保护那些必须得到保护的价值，以及那些无法用其他方法保护的价值。有时，如果以深谋远虑、谨慎和节制的方法使用，它能够以较少的暴力换取较大的暴力，推动人类活动的潮流进入比它原本采取的更有助益的渠道。但是，从根本上说，民主目标不会随着某个人的死去、某座建筑的坍塌或某支敌军的撤退而繁荣昌盛。然而，除非这些事件发生，否则民主的成功之路或许会更加艰难。其中，有将武力的使用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全部正当理由。但是，只有当人的头脑中发生了一些事情，增进了他的智慧以及与他人真实关系的意识，真实的繁荣才会发生——这些事情使他意识到，无论何时，当另一个人的尊严受到了冒犯，作为人类中的个体，他自己的尊严也因此而减少。这就是为什么战争的破坏性过程必须始终伴随着（或是使之成为附属）一种不同的事业。这种事业的目的在于开拓眼界、改变人类的动机，就其本身而言它绝不应当被当成是希望、热情和改进世界梦想的特有的工具。武力，与和平一样，不是一个抽象概念。它不能作为目的和方法的既定框架之外的一个概念来理解和看待。如果更好地理解了这一点的话，就不会出现和平时期困扰很多美国人的对国际暴力的道德排斥，也不会出现战争年代里我们很多人所共有的对武力的强制力和内在动力的无奈抛弃。

我很难说，如果我们的公众舆论和我们领导人的精神面貌构成了对整个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这段时间我们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联系在一起）这些现实的一种理解，那么我们今天的处境会有多么的不同。很容易想到，战争绝不会以它现在的这种形式降临到我们头上，或者，也许，即使战争降临到我们头上，我们也会做好准备，以更强大的武力尽快投入战争。因此，我们能够以对世界事务的稳定与缓和更为有利的方式结束战争。但是，这一切都仅仅是猜想。历史学家绝不能证明，对现实的更好的理解能够阻止任何特殊的灾难，或是避免任何重大的人类困境。他只能说，按照一般法则，它应该是有所助益的。

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确定，如果我们能够更好的理解我们在二战期间所面临的困境的因素，那么在这个国家里，我们相互之间就会更加冷静、更加团结、更少恼怒。因为我们会更好地为1945年以来发生的事情做准备，不再倾向于将它们误认为是其他人愚蠢或坏信仰的产物。实际上，我相信，但我不能证明，收益要比这走得更远。存在于人类理解中的可能性，与那些存在于黑暗和无知中的东西一样，在假设上几乎是不可论证的；但是，有时它们是令人吃惊的。

[1] The Review of Politics，Ⅻ（Aprial，1950），151-152.

6 现代世界的外交

这些演讲是为了分析历史运动规律而设计的，是为了有助于分析美国外交领域过去的事件而设计的；就其本身而言，通常，它们有可能得以保持不变。但是，当前事件的背景是非常吸引人的，你们自己对这些事件的关注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让我觉得，如果我不加上几句它们与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的相关性的话语，你们会觉得我所说的没有发挥最大的效用。

在我做此事之前，我还有一件关于过去的事情想说。我担心，我给你们的关于我们过去在外交领域的表现的印象比它在我脑海里的真实印象更加暗淡和令人失望。我认为我应当表明自己的认识：这半个世纪美国外交年鉴中积极与消极的事件并存。我们要记住，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段重要的、难堪的过渡时期。我们带着一个小小的中立国的概念和方法着手此事。我对这种方法很了解。我在其他国家的一些外交机构见过它们，在那里，我有幸代表我们的政府做事。这是一种我喜欢和尊重的方法，我必须承认对此有一种怀旧之情。它通常使自己具有卓越的品质和尊严。国务院建于世纪之交，20世纪20年代我进去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那样一个古色古香的地方，具有法院般的氛围：它清凉幽暗的走廊、它的转门、它的黄铜痰盂、它的黑色真皮摇椅，以及国务卿办公室里的古老的大钟。它有一种真正的老式的庄严和简朴。早些年这里配备了专业人员，其中一些人具有卓越的经验和能力。它通常由真正才高德邵的美国人领导。

如果在这个演讲中，我所说的任何事情可能显得对海约翰、以利户·鲁特（Elihu Root）、查尔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或是亨利·斯廷森（Henry Stimson）这些人有些许的不尊重的迹象，我会感到非常遗憾。这些人志虑纯良、品行端正，性格温和、考虑周到，待人忠诚、无可指责，谦逊为人、庄重为公，亲爱弱小、乐善好施，凡此种种，堪为典范。对我来说，这一切构成了对这个世界人类众生的最好的贡献，最准确地体现了我们的民族理想与精神。他们是这样的人：评价他人时几经斟酌、审慎小心，在没确信查明真相时，态度谨慎，暂不置评，对证据不足和草率结论的危险了然于心。如果我们以其他任何精神对待他们的回忆以及他们行为后果的证据，那会使我们自己变得非常可笑。

我们是另一代人，我们既不是我们老一代人面对的要求的法官，也不是他们的回应的适当性的法官。对于这些人在办公室的表现，我所能有的仅仅是一种同情和钦佩。这种感情是一个人对父亲的奋斗和作品怀有的感情，外加孩子们在世界各地不变的信念：有些现代世界的特征父辈理解得很差，我们孩子们理解得更好一些。如果今天，我们认为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外交政策方法中的盲点和弱点，我们必须记住吉本（Gibbon）是如何评价伟大的拜占庭将军贝利撒留（Belisarius）的：“他的不足源自时代感染，他的美德来自自己。”

尽管如此，很显然，过去我们外交政策行动的挑战和回应之间存在一个很大的差距；现在这个差距依然存在；然而，五十年前它对我们并不是很危险，今天，它使我们陷入巨大的危险之中。在1951年，我们对此不能沾沾自喜，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无情地面对我们的弱点。

我想从之前的演讲中你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我所说的这些弱点是什么。我无需再对它们进行任何详细的概括。它们与机构和概念都有联系——无论手段还是目的。

关于政府机构问题，我们看到，我们的很多麻烦似乎都来自行政部门认为自己对这个国家的公众舆论的短期趋势负有义务的程度，来自我们所谓的对外交政策问题公众反应的古怪和主观的特性。我想强调，从长期来看，我并不认为对外交政策问题的公众反应是古怪的和靠不住的；但是，我认为记录表明，在短期内，我们的公众舆论，或是被华盛顿官方误认为的我们的公众舆论，很容易被引入情绪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歧途，这使其成为国家行动蹩脚的和不够格的向导。

我们能为此做些什么？

作为一个二十五年来一直使自己忙于专业外交事务的人，我忍不住要说，我坚信，在外交政策行为中，我们能够更有效地利用专业主义的原则。如果我们愿意，我们能够组建一支专业人员的队伍，这些人员胜过这一领域现在和过去的人；通过尊重他们，利用他们的洞察力和经验，我们会大大地帮助自己。然而，我很愿意承认，这与我们的公众心里强烈的偏见和成见背道而驰，尤其是在国会和新闻界。因此，或许我们注定要继续几乎完全依赖我们所谓的“业余外交”。

既然如此，我们政府中决策和政策执行机构的问题，很显然仍以一种非常激烈的形式伴随着我们。无论如何评价迄今为止的这些手段，很难说它们由于秘密、审慎或是长期方法这些事情而显得重要。在这里，我们碰到的问题对此刻你们所有人来说都非常清楚，我无需再简述它们。它们修正的主体是非常复杂的，包含政府组织和方法的很多方面。也有些人认为，在我们现在的宪法框架内，这些困难都会得到满意的解决。它们仅仅是一个政府中合适的个人领导力问题。有些人怀疑，在没有宪法改革的条件下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改革能够给我们一种议会政体，这种政体更像存在于英国和大多数其他议会国家的政体。在这种体制下，如果失去了议会的信任，政府就会垮台。在这种体制下，可以在关键时刻就重大问题征求人民的意见，根据人民的决定调整政府的责任。

我必须说，如果之前我对这是否就是我们政府所需要的有任何怀疑，那么在过去几周和几个月，这些疑惑在我的脑海中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解决。我发现，除非我们能够用比我们最近做的更好的方法，解决对政府政策合理性提出的重大挑战，以及对政府声称在外交事务中要代表人民群众说话提出的重大挑战，否则，很难看出我们如何才能履行我们作为一个大国的责任。

这里，我还担心的是，按照我已经指明的方向的改革机会是如此渺茫，以至于我们认为这些可能性与我们当今的问题没有任何特殊联系而不予考虑。

这实质上是将概念的问题留给了我们。在这个领域，学者的声音最为有用，对我来说，对过去的审查会产生最具指导性的结果。

毫无疑问，正如你们所猜测的，我认为，我们过去的政策制定中最严重的错误就是，我所谓的对待国际问题的法律—道德主义的方法。在过去的五十年里，这一方法就像一束红线贯穿于我们的外交政策中。其中，有对仲裁条约的过时的强调、有海牙会议和普遍裁军的计划、有国际法作用的更具野心的美国概念、有国际联盟和联合国、有《非战公约》（Kellogg Pact）、有普遍的“第五十一条”协议的观念、有对世界法和世界政府的信任。但是，这些都不是“它”。让我试着描述一下“它”。

“它”是这样一种信念：在国际领域，通过接受一些法律规则和约束系统，有可能抑制政府的混乱和危险的愿望。毫无疑问，这一信念部分地代表了将个人法的盎格鲁—撒克逊概念转换到国际领域的努力，使它像在国内适用于个人一样适用于政府。它一定是部分地来自于对我们自己的政治制度起源的记忆——从这样的回忆开始：通过接受一个普遍的制度和司法框架，我们能够将最初十三个殖民地之间的利益和愿望的冲突降低到无害的规模，使它们的相互关系变得有序而和平。请记住这一点：人们不能理解，在特定的环境下，对十三个殖民地来说有可能的事，在一个更广阔的国际领域里就变得的不可能了。

这一信念的本质是：最好找到一些具有司法性质的正式标准，以此界定许可的国家行为，而不是抓住难以控制的国家利益冲突不放，按照它们的是非曲直处理它们，以期找到解决办法，而对国际生活的稳定以最小的扰乱。因此，将会有司法实体，有能力根据这些标准衡量政府的行为，并决定何时政府的行为是可接受的，何时是不可接受的。当然，在这一切的背后，是美国的假定：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人倾向于争夺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都既不可信，也不重要，完全有理由期待其退居次要地位，排在一个不受国际暴力打扰的有序的世界的愿望之后。对美国人来说，难以相信的是：人们应当有积极的愿望，他们认为这些愿望是合法的，对他们来说比国际生活中的和平和有序更为重要。从这个角度来说，为什么其他人不能接受国际政治的游戏规则而加入我们，就像我们为了使那些运动不会变得太残酷和太具有破坏性，不会具有我们不想让它具有的重要性，在运动竞赛中接受规则一样。

如果他们这样做，使这些推理起作用，那么国家自我的、令人讨厌的和混乱的表现能够得到控制，会变得没有事实根据，或是用对我们美国用法来说熟悉和可以理解的办法，可以很容易地解决。从这一背景出发，美国治国之道的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我们国家的法律界坚持不懈地探索能够实施这一功能的制度框架。

在这个短短的演讲中，我不能承担详尽地论述这一主题之重任，或是指出我认为它所包含的所有不合理因素。但是，一些更为突出的弱点值得一提。

首先，很多国家从属于一个国际司法机制的观念，限制了它们侵略和伤害其他国家的可能性，意味着这些都是和我们自己一样的国家，对它们的国际边界和地位感到合理的满意，至少在没有国际协定的条件下，它们愿意避免迫切要求改变。实际上，只有在一部分国际社会中，这才是普遍真实的。如果我们认为，对其他人来说，他们总是表现的不如国际社会司法秩序的维持重要，那么我们就会倾向于轻视在世界其他地方国家失调和不满的暴行。

其次，虽然这一概念总是与对民族主义的反抗有关系，但是令人好奇的是，它实际上赋予了国籍和国家主权这些概念以前没有的绝对价值。“一政府一票”的根本原则，无论是国家之间的物理差异还是政治差异，都美化了国家主权的概念，使它成为参与国际生活的唯一方式。它设想了一个仅仅由具有完全平等地位的主权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这样，它忽略了民族分裂的坚定性和合理性中的巨大变化：事实是，在很多情况下，国家边界和民族性格的起源是偶然的，或至少与现实没有太多的联系。它也忽略了变化的法则。民族国家的模式不是、不应当是，也不能是一个固定的和静止的东西。就其本性而言，它是处于一个变化和流动的恒定状态下的不稳定的现象。历史已经表明：个体为他们的世界环境作出贡献的意愿和能力是经常变化的。组织形态（还有什么是像边界和政府这样的东西？）应当随他们一起变化，才是符合逻辑的。国际关系系统的功能不是通过给它强加一件法律约束的衣服来阻止变化的过程，而是促进它：使它的过渡变得容易、缓和它通常会导致的粗暴、隔离和减轻它引起的冲突，设法使这些冲突不会呈现让国际生活通常感到不安的形式。但是，这是外交的任务，即最古老意义上的那种外交。为此，法律太抽象、太灵活、太严苛以至于不能适应不可预知和出乎意料的需要。

出于同样的原因，世界法的美国概念忽视了国际进攻的那些手段——权力投射的手段以及对其他人的强制——完全绕过制度框架，或甚至是利用他们来反对他们自己：诸如意识形态攻击、恐吓、渗透、变相没收国家主权的制度工具的物件。换句话说，它忽略了傀儡国家的策略和技术设置，凭借二者，在没有正式攻击或是挑战主权和独立的外在属性的条件下，就能将一个国家转变为傀儡。

这是促使东欧卫星国家的人民心中含着一丝苦涩看待联合国的原因之一。这个组织完全无法使它们免受一个强大的邻国的控制。一种控制通过我们不能称为“侵略”的过程得以形成，但不能由于这一事实而降低它的不公正的性质。他们确实有一些正当的理由，因为国际事务的律法主义方法普遍忽略了政治问题的国际重要性和国际不稳定的深层根源。它假定，内战将保持在国内，不会发展成为国际战争。它假定，每个民族具有以不挑衅国际环境的方式解决自己内部政治问题的能力。它假定，每个国家总是能建设一个有资格代表它们说话的政府，在国际领域投票。这个政府的这种能力能够被世界上其他的国际共同体所接受。换句话说，它假定，国内问题不会变成国际问题，国际社会不会处于必须在某国之内的权力追逐者之间做出选择的位置。

最后，这种国际关系的律法主义方法，它关于处罚攻击和侵犯的假设是错的。总之，它指望通过集体行动来处罚国家的坏行为。这样，它忘记了联合军事行动有效性的局限。它忘记了，在任何可能的政治—军事行动中，由于军事伙伴集团圈子的扩大，理论上可获得军事力量的总数或许会增加，但是，这是以联盟的紧密结合和放松控制为代价的。一个联盟变得越大，保持政治团结和对正从事的事情的目的和后果产生普遍的共识就越困难。正如我们从朝鲜的例子中看到的，针对一个侵略者的联合军事行动，对每个参与者来说，都具有不同的意义。它对每一个参与者都提出了特殊的政治问题。这些政治问题与讨论中的行动无关，影响了国际生活的很多方面。军事伙伴集团越大，对它们的行动进行政治控制就越难，达成各方都同意的协议就越受限制。报酬递减法则严重依赖多边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它使这一问题变得令人怀疑：较小国家的参与是否真的增强了大国确保国际生活稳定性的能力。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将我们带回这样一种认识：即使是在世界法的体系下，对破坏性的国际行为的制裁或许会继续和过去一样，从根本上依赖于大国之间的联盟和关系。或许会有一个国家，又或许不止一个国家，国际社会所有其他国家加起来也不能成功地迫使它遵循其强烈反对的行动路线。如果这是真的，那我们在哪里呢？对我来说，我们又回到了被遗忘的外交艺术领域中，我们曾花费了五十年时间试图去摆脱它。

因此，在我看来，这些是国际事务的律法主义方法固有的一些理论缺陷。但是，在我结束本次演讲之前，我愿意谈谈一个更大的缺陷。这就是法律至上观念与道德观念必然的联系：假定国家行为是一个适合道德判断的对象，是国家事务对错观念的继续。无论谁说，存在一种法律，这种法律无疑必须愤怒地反对违法者并感受到一种高居其上的道德优越感。当这种愤怒渗透到军事竞争中的时候，除了将违法者降服至完全服从的程度以外——即无条件投降，它不受任何限制。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但是，的确，世界事务的法律至上主义方法毫无疑问地来自于消除战争和暴力的欲望。与国家利益的过时动机相比，它使暴力更加持久、更加可怕、对政治稳定更具毁灭性。以高尚道德原则的名义发动的战争，除了某种形式的完全控制以外，不会提早结束。

这样，我们发现，国际问题的法律至上主义方法与全面战争和完全胜利的概念几乎完全一致。其中一个的表现很容易就渗透到另一个的表现中。在这些忧患时期，我们最好还是多思考一下全面战争的概念。无论如何，在西方文明中，这是一个相对新的概念。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它才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它成为两次重大世界战争的特征，两次战争都——正如我所指出的——继之以重大的不稳定和理想的破灭。但是，它不仅仅是这一概念的愿望问题，这是一个可行性的问题。实际上，我想知道，即使是在过去，从胜利者的角度来看，完全胜利是否也不完全是一个幻觉。在某种意义上，除了种族灭绝，是没有完全胜利的，除非这是关于人类思想的胜利。但是，完全的军事胜利很少是关于人类思想的胜利。现在，我们面临这样一个事实，在新的全球冲突中，非常值得怀疑的是，是否会有诸如“完全军事胜利”这样的概念。我个人认为不会有这样的概念。因为会有一方或是另一方军队的重大削弱。但是，我认为不可能会有任何一方国家意志的普遍的和正式的屈服。然而，达致这一不能达到的目标的努力，会给文明造成另一种彻底的伤害，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伤害同样严重。我让你们来回答这一问题：文化如何才能渡过难关。

不久前，一位杰出的美国人断言，“战争的目标就是胜利，在战争中，没有什么能够取代胜利”。在这里，或许困惑在于“胜利”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或许这个词放错了地方。或许，在一场战役中会有“胜利”这样的一种情况。然而，战争中，只有你的目标实现或是没有实现的问题。过去，战时目标通常是有限的和实际的。人们通常通过你接近目标的程度来衡量你的军事行动的成就。但是，在你的目标是道德和意识形态的地方，趋向改变整个民族的态度和传统或是政权的特性，那么或许胜利就不是通过军事手段或是在短时间内就能完全获得的东西；或许，那就是我们困惑的根源。

无论如何，我要坦率地说，没有比完全胜利更危险的幻想了，过去，没有什么比完全胜利观念带给我们的伤害更大；未来，没有什么比完全胜利的观念威胁将给我们以更大的损害。我担心，这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我在这里讨论的处理国际事务的方法的基本错误。如果我们要摆脱它，这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对国际法的尊重，或是放弃未来它作为事件的温和教化者的希望，这个问题我在前面的一个演讲中提到过。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得不追求那些可以被恰当地称作“绥靖”的东西——如果一个人如此贬低和泄气地使用一个词语，就像这个词最近所受到的滥用一样。但是，这将意味着我们对待今天我们边界以外的令人烦恼的和不愉快的事情会出现一种新态度——这种态度很像医生对待人体内那些既不令人愉快，也不吉祥的身体现象的态度——超然、冷静和愿意推迟作出判断的态度。这意味着，我们要虚心承认，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是我们真正能够认识和理解的全部——有勇气承认，如果我们自己在国内的事务目标和事业是合适的，没有被傲慢、对他人的敌意或优越幻觉所玷污，那么对我们国家利益的追求就决然不会无助于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与我们通常追求的概念相比，这个概念更少野心，其近期前景不那么诱人，对我们的自我形象来说不那么令人愉快。对很多人来说，这或许有点像是愤世嫉俗和极端保守。我不能同意这些怀疑。概念中所包含的任何现实的东西，我们看待自己和他人究竟是什么的努力中发现的东西，都不能是偏执的。

第二部分 苏联行为的根源

1 苏联行为的根源[1]

一

我们今天所见的苏联政权的政治人格是意识形态和环境的产物：苏联现今领导人所继承的意识形态来自于孕育他们政治起源的运动和他们已经行使了近三十年的俄国权力环境。很少有心理分析工作比弄清这两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及每个因素在决定苏联官方行为中的相对作用更难的了。尽管如此，为了理解苏联的行为并有效应对，必须做这样的尝试。

要概括出苏联领导人取得政权时所拥有的一系列意识形态概念是困难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俄国共产主义的设计中总是发生着微妙的演变，其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广泛而复杂。但是1916年时，俄国共产主义思想的突出特征也许可以概括如下：（A）人类生活的中心要素是物质产品的生产和交换制度，它决定着社会生活的性质和“社会面貌”。（B）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邪恶的，它必然导致资本拥有者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不能充分发挥社会经济资源和公平地分配劳动者创造的物质产品。（C）资本主义包含了导致自身毁灭的种子，由于资本拥有者阶级不能适应经济发展变化，它必然导致一场革命使权力转移到工人阶级手里。（D）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必然直接导致战争与革命。

其他内容可以用列宁自己的话概括：“经济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在少数几个甚至单独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获胜。这个国家获胜的工人阶级，既然在国内剥夺了资本家的财产并组织社会主义的生产，就会起来反抗其余的资本主义世界。把其他国家受压迫的无产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2]应当指出的是，没有无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就不会灭亡。为了推翻摇摇欲坠的（资本主义）制度，一定要有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最后的临门一脚。但是这个推力不可避免，而且迟早会产生。

在俄国革命爆发前的五十年里，这种思维模式对俄国革命运动的参加者发挥了重要的吸引力。受挫、不满、无自我表现的希望——或急于自我表现——以及在沙皇政治制度的严密控制下选择流血革命作为社会改良的手段缺乏民众支持。这些革命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为自己本能的欲望找到了极为方便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他们的烦躁情绪，对沙皇制度所有价值观的绝对否定，对权力的渴望，报复心理，以及寻求捷径实现这些愿望提供了违反科学的依据。因而毫不奇怪，他们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真理性与完整性。因此，这些学说投合了他们的冲动与情感。他们的虔诚毋庸置疑。这是与人性一样久远的一种现象。对于这一现象，没有比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的描述更恰如其分的了，他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中写道：“从热忱到欺诈，这一步非常危险和不稳当，圣哲苏格拉底提出了一个令人难忘的例子，智慧的人可能自我欺骗。好人可能欺骗别人。良心可能会麻木不仁，处于一种自我幻觉和有意欺诈的混沌的中间状态。”正是带着这一系列观念，布尔什维克党人夺取了政权。

现在，必须指出的是，在整个准备革命的岁月里，这些人的注意力，跟马克思一样，更多地放在了击败对手，而较少关注未来社会主义[3]所应采取的形式。在他们看来，前者优于后者。因此，对于一旦掌权，就应该执行的积极的纲领而言，他们的看法则模糊不清，充满幻想且不切实际。除了工业国有化和剥夺私人大资本之外，没有统一的纲领。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公式，他们对待农民的方式不同于无产阶级，而这在俄国共产主义思维模式中一直是一个模糊不清的问题，在俄国共产党执政的第一个十年里始终是一个充满争议和摇摆不定的问题。

革命后的最初岁月里——内战和外国干涉，连同共产主义者仅仅代表俄国人民中极少部分人的利益这一显而易见的现实——使得建立极权政权成为必须。“战时共产主义”的实验和突然尝试消灭私人生产和商品交换产生了不幸的经济后果，进而导致了对革命政权更深的怨恨。虽然新经济政策表明俄国共产主义化的过程暂时放缓，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困境，因此，达到了一定目的。然而它也清楚地表明，“社会上的资本主义部分”仍将准备从政府压力的任何放松中谋利，如果允许其继续存在的话，将常常是苏联政权的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因素，也是和苏联政权争夺影响力的严重竞争对手。至于个体农民，情况也有几分类似，虽然力量很小，但也是私有生产者。

如果列宁健在的话，为了俄国社会的最终利益，或许他会以伟人的气魄调和这些冲突的力量，虽然这种假设也是有疑问的。但是，即使列宁这么做了，斯大林同其在争夺对列宁领导地位继承权的斗争中的追随者们也不会容忍他们所觊觎的政权下存在一个竞争的政治力量。他们的不安全感太强烈了。他们特有的极度狂热性，未因任何盎格鲁·撒克逊的妥协传统影响而改变，这种狂热性太过激烈，满含妒忌，使其不可能设想任何长久的分权。由于孕育于俄国—亚细亚世界，他们形成了对于竞争性力量能长期和平共存的可能性的怀疑心理。由于轻信自己教义的“正确性”，他们总是坚持降服或摧毁所有竞争力量。共产党之外的俄国社会本身并不僵化。人们任何形式的集体活动或社团都受党的控制。在俄国，不允许存在任何具有活力和感召力的组织。只有党组织具有组织结构，除此之外，便是无组织的民众。

苏共党内，情况也是如此。普通党员虽然也能参加选举、审议、决定和行动等活动，但是他们参加这些活动不能根据自己的个人意愿行事，而要仰党领导的鼻息，绞尽脑汁揣摩“指示”的含义。

应当再次强调的是，从主观上讲，这些人搞专制也许并非出于个人目的。他们无疑相信——并且很容易相信这样——只有他们知道什么有益于社会，而且一旦他们获得稳固和不受挑战的权力后，他们就能实现这些善行。但是为了追求他们自己稳固的统治，他们不顾上帝和人类道德的约束，不择手段。直到觉得统治稳固后，他们才会考虑授权他们关怀自己的人民的舒适与幸福。在他们的权衡下，人民福祉的重要性远在他们的优先处理对象之下。

关于苏联政权的明显事实是，迄今为止，该政权的政治巩固过程远未完成，克里姆林宫里的人们还深陷于以巩固和强化他们在1917年所获得的绝对权力的斗争中。他们一直努力，主要在苏联社会内部努力保护自己权力的安全，使其不受国内其他反对势力的威胁；同时，他们也努力保护自己的权力不受外部世界的威胁。正如我们所见，他们所信奉的意识形态教导他们，外部世界是敌对的，最终推翻境外的政治势力是他们的责任。俄国的历史与传统是支撑他们这种情感的有力推手。最后，他们挑衅性的不妥协行为引起了外部世界的反应。于是他们被迫，用吉本的话来说——“惩戒反对权威者”。而这是他们所激起的。将外部世界描绘成他的敌人以证明自己的正确是每个人所具有的无可否认的特权。如果他经常反复这样做，并以之作为自己行为的基础，那他最终必将是正确的。

由于苏联领导人的精神世界和他们意识形态的特点，苏联领导人从不正式承认反对他们的行为含有任何价值和合理因素。理论上讲，这种敌对行为只能来自垂死的资本主义怀有敌意和顽固的力量。只要苏联官方认定国内存在资本主义的残余，则有可能将其视作国内因素，将在苏联社会维持独裁统治的原因归咎于此。但是，当这些残余逐渐消失，则独裁政权的合理性就将渐行消失，而当官方正式声称这种残余已经被彻底根除，则独裁政权的合理性就完全没有了。这一事实是作用于苏联政权的基本的强制因素之一：既然俄国不再存在资本主义，既然不能允许在苏联政权的权威之下的人民群众自发产生的严肃和广泛的异己力量，则必然以强调国外资本主义的威胁为保留独裁政权做辩护。

这种做法很早就已经开始。1924年，斯大林就特别地为保留“镇压机构”（主要指军队和秘密警察）做辩护。理由是“只要有资本主义的包围，就有被干预的危险和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根据这种理论，从那时起，所有俄国国内的反对力量都一律被描绘成敌视苏联政权的国外反动势力的代理人。

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极力突出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存在一种基本的对抗这一早期的共产主义观点。显然，许多迹象表明，这种观点在现实中是站不住脚的。与此观点相关的现实因为以下事实而被搞得模糊不清：一是因为国外确实存在因苏联的哲学和手段所挑起的对苏联的敌视，二是碰巧某些军事强国的存在，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纳粹德国和日本确实有侵略苏联的计划。但是，充分的事实表明，莫斯科所强调的苏联面对外部世界的威胁，并不是建立在外国敌视的现实之上，而是建立在为了维持国内独裁统治而做辩护的基础上。

因而，维持苏联的权力模式，即在国内建立至高无上的权威，伴之以关于外国不能缓解的对苏联敌视的近乎神话的培养，这一切成功地塑造了我们今天所知的实际的苏联权力机器。不能为此目的服务的苏联行政机关就枯落凋零，能服务于这一目的的机构则极度膨胀。苏联政权的安全建立在党的铁的纪律、无所不在的秘密警察的残暴和毫无妥协余地的国家对经济的垄断上。苏联领导人以之对付竞争力量，获得安全的“镇压机关”，很大程度上成了那些他们本应服务的人民的主子。今天，苏联政权主要机关的任务就是完善独裁制度和在俄国民众中维持苏联处于包围之中，敌人兵临城下的观念。组成权力机构的百万官僚们必须竭尽全力在民众中维持俄国的地位这一观念。否则他们就是多余的了。

从目前情况来看，俄国统治者们不再考虑同这些镇压机关断绝关系。对绝对权力的追求到目前为止已将近30年，其残忍冷酷，在现代无与伦比（至少在范围上如此）。就这一点而言，它不仅引起国外的敌视，而且导致国内的反抗。警察机构的暴行已经激起对现政权潜在的反对，这些反对力量比警察机构最初开始暴行时更加强大和危险。

但是，俄国统治者绝不会放弃维持其独裁政权的神话。这一神话已经通过在其名义下所犯的罪行被奉为苏联哲学的典范。现在它已通过比单纯意识形态力量还要强大的纽带，深植于苏联思想体系之中。

二

前面谈了那么多历史背景。它对我们今天所知的苏联政治性格意味着什么呢？

苏联政权对早先的意识形态没有丝毫放弃。他们仍坚信资本主义的罪恶，其灭亡的必然性和无产阶级促使资本主义灭亡，将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历史使命。但他们主要强调与苏联政权最有关系的一些概念，即作为黑暗和误导了的世界里唯一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政权的地位和其内部的权力关系。

在这些观念中，他们首先强调的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固有的对立。我们已经看到，这一观念已经深植于苏联政权的根基里。它对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苏联的行为有深刻的含义。它意味着就莫斯科方面而言，它不可能真正相信任何关于在苏联与其视作资本主义国家的列强之间有共同的目标。莫斯科总是想当然地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目标与苏联是对立的。因此，也与苏联所控制的人民相对立。如果在偶然情况下，苏联政府在违背这一观念的协议上签字，这只不过是其对付敌人（它没有廉耻之心）的一个策略手法而已，苏联的做法是“客户自己当心”。苏联认为，从根本上说，敌意保持不变。其实这种判断被视为当然。由此衍生出莫斯科外交行为中许多令人困惑的现象：遮遮掩掩、缺少坦率、表里不一、疑心重重和不怀好意。在可见的将来，这些现象将继续存在，只是在程度和侧重点上会有所变化。当俄国人有求于我们时，上述他们政策中的一种或多种特征会被暂时隐藏于幕后。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欣喜地认为“俄国人变了”的美国人就会激增，甚至有些人以促成这种“变化”的功臣自居。但是我们不应被这种策略性调整所误导。苏联政策的这些特征以及衍生出这些特征的假定，是苏联政权内部性质的基础，只要苏联政权不改变，我们必须面对这些行为特征，不管是明示的还是暗含的。

这意味着，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将继续发现俄国人很难打交道。但这不是说，我们应将他们看做正在着手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以便在一个确定的时间推翻我们。值得庆幸的是，关于资本主义最终必然灭亡的理论的隐含之意是，俄国人并不急于实现这一目标。进步势力可以为最后的决战做准备。与此同时，至关重要的是，“社会主义祖国”——政权的绿洲，已经在苏联取得胜利——国内外所有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应该珍爱和保卫它。它繁荣进步，它的敌人就遭受困扰，不知所措。在国外促进不成熟的、“冒险”的革命计划会使苏联在各方面处境难堪，是一种不能原谅，甚至是一种反革命的行动。莫斯科所定义的社会主义事业，就是支持和发展苏联的事业。

这将我们引入了当代苏联的第二个重要观念，即克里姆林宫的一贯正确性。在苏联的权力观中，不允许党组织之外有任何引起关注的组织，理论上要求把党的领导人作为真理的唯一来源。因为如果其他地方也能发现真理的话，那么他们以集体行动表达自己的意志就有了正当理由。但是，那是克里姆林宫坚决不能，也不会允许的。

因此，党的领导人永远是正确的。甚至自1929年斯大林通过宣布政治局决策一致原则正式确立他个人权力以来也是如此。

根据党的一贯正确原则，建立了共产党铁的纪律。事实上，二者互为依据。铁的纪律需要承认党的一贯正确性。二者一起决定了整个苏联权力机器的行为。但是，如果不考虑第三个因素，则不能完全理解此二者的作用，即党的领导人因为策略性目的可以在任何时候自由提出任何观点，如果他认为有助于党的事业的话，而且要求全体党员忠实地、无条件地接受这一理论。这意味着，真理不是永恒的，它实际上可以由苏联领导人根据自己的意图和目的创造出来。它可以每周不同，月月有异。它绝不是永恒的、绝对的——也绝不是来源于客观现实。它仅仅来自于被认为掌握最高智慧的某些人最近的智慧表达，因为他们代表了历史的逻辑。这些因素的累积作用导致苏联整个国家下级机关在其未来方向上的一种难以撼动的顽固性和一成不变性。这种目标可以由克里姆林宫随意改变，其他权力机关则不能如此。一旦就当前政策的某个特定问题制定了党的路线政策，苏联政府机器，包括外交机构，就像上了发条的玩具汽车一样不容变更地沿着既定的方向前进，直至遇到不可抗拒的力量才停下来。组成这个权力机器的个人不会为任何外来的观点和理由所打动。他们所受的所有训练教育他们不相信和漠视任何外来的巧言说辞。就像留声机前的白狗，它们只能听见“主人的声音”。如果它们要被叫停以前命令它们做的某件事情，也只有主人自己才能让它们停止行动。所以，外国使节不要期望他们的言语会对苏联领导人产生任何影响。他们至多只能希望他们的话能被传到苏联最高领导层，只有他们才能改变党的路线。但是甚至这些人也不可能为资产阶级代表的普通逻辑所动摇。因为没有共同目标的吸引，也不会有共同的思维方式。因此，事实比言辞对克里姆林宫更有说服力。只有言语反映了无可辩驳的事实或者以无可辩驳的事实为后盾，才能对俄国人起作用。

但是，我们已经知道，莫斯科没有意识形态的驱动急于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教会一样，他们经营的意识形态概念长期有效，可以平心等待目标的实现。他们不会为未来没有实际意义的东西冒丧失革命中所获得成就的风险。列宁的教导正是要求在追求共产主义目标时要谨慎而灵活。另外，这些告诫由于俄国历史上的教训而被加强：在毫无防御的广袤平原上与游牧民族进行了几个世纪的混战。谨慎、考虑周全、灵活和欺诈是非常有用的品质。其价值为俄国人或东方民族所自然崇尚。因此，克里姆林宫并不会因为在比自己更强大的对手面前退却而内疚。由于没有在达到目的的时间紧迫性上的要求，所以在进行这种必须的退却时也不会惊慌失措。俄国的政治行动就像一条永不止歇的河流，不管它怎么因势而动，都总是朝着一个既定的目标前进。它主要关心的是要充满世界权力盆地中它能到达的每个角落和缝隙。当它发现难以攻克的障碍时，它就泰然接受并适应它们。主要问题是要有压力。经常增加对它的压力，才能朝着理想目标前进。苏联哲学中，没有任何在既定时间实现目标的思想。

因此，应对苏联的外交比应对诸如拿破仑和希特勒这样极富侵略性的领导人既容易又困难。一方面，它对敌手的力量更加敏感，当它觉得敌手的力量太过强大时，它愿意做出让步。因此在权力的语言和逻辑上更加理性。另一方面，对手的一次胜利并不能击败它或使它丧失信心。就俄国的对手而言，由于俄国坚定固执，对付它不能根据民主社会的民意，心血来潮地采取断断续续的行动，而要执行明智的、具有远见的政策——它目标持久，形式多样，实施方法灵活，一点也不比苏联的政策逊色。

这种情势下，显而易见，美国对苏联的任何政策的主要方面必须是长期的，耐心、坚定和警惕地对俄国人的扩张倾向进行遏制。然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政策与表面的装腔作势毫不相干：威胁、恫吓、表面上的对外“强硬”。虽然克里姆林宫对政治现实的反应基本上是灵活的，但是绝不意味着它不顾及其国际声誉。几乎和任何其他政府一样，它不能承担在不明智的威胁姿态前让步的代价，即使这种让步在它的观念里是现实主义的。俄国领导人是人类心理的鉴赏师，他们深知，发脾气或失去自制绝非政治事务中的力量之源。他们能很快利用对手的这些弱点。基于这些原因，外国政府任何时候和俄国人打交道时都要保持镇静与从容，对俄国人提出政策要求时保持迁就姿态道路畅通，而不过分损害其声誉，这是能有效应对俄国的一个必要条件。

三

基于以上分析，显而易见，苏联对西方世界自由制度的压力可以通过在一系列地理和政治点上，根据苏联政策的转换与调整，灵活而警惕地使用反击力量而被遏制，不能以哄诱和商讨使其消失。俄国人期待一个无限期的长期斗争，并将其所得视为巨大的成功。应当记住，在一定时期内，共产党在俄国人的生活中，只代表了很小一部分人的利益，比苏联政权今天在国际共同体中所能代表的还要少。

如果意识形态使俄国统治者认为历史在他们一边，他们可以承受得起等待的代价，那么我们则不受这种意识形态的束缚，可以自由地客观考察这一假设的正确性。苏联的这一理论不仅意味着西方完全不能控制其经济命运，还设想俄国的稳定性、控制力和耐性将永远不变。让我们将这种漫无边际的想象带回现实，如果假定西方找到了遏制苏联的力量源泉和应对苏联的丰富手段，将苏联遏制超过十年到十五年的话，这对俄国将意味着什么呢？

苏联领导人利用现代技术给专制主义带来的便利，使其政权之下的人民服服帖帖。很少有人挑战他们的权威；即便有，在国家的镇压机器面前也难以取得预期效果。

克里姆林宫也证明自己在无视居民利益的情况下，可以在俄国建立起重工业的基础，虽然这一过程尚未完成，但是在不断增长和接近其他主要工业国家的水平。然而所有这些，不管是维持国内政治安全还是建立重工业，其实现均以人民生命的牺牲、愿望的破灭和体能的惊人消耗为代价。它使使用强迫劳动成为必须，其规模在和平条件下的现代社会是空前的。它已经导致对苏联经济生活的其他方面的忽视和伤害，特别是农业、消费品生产、住宅建设和交通运输业。

此外，战争使俄国付出更大代价，破坏严重，伤亡巨大，人民疲惫不堪。由于以上原因，使得今天的俄国人民在肉体和精神上都极为疲惫。人民群众感到失望，心存疑虑，不再像以前那样易受影响。如果说苏联政权对国外的追随者还有神奇魅力的话，在国内已不如往者了。战时出于策略上的考虑给予宗教短暂喘息的机会被人民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抓住了，这一事实清楚表明，人民对这个政权的目标没有表现出多少信仰和献身精神。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的肉体和精神力量都是有一定限度的。如果超出了这个限度，就是最残酷的独裁政府也不能驱使他们。强制劳动集中营和其他强制机关以临时条款迫使人民工作，工作时间超过了劳动者自愿或者单纯出于经济压力考虑的相应工作时间，即使他们幸存下来，那时他们也已经未老先衰，成为独裁政权的牺牲品。在上面任何一种情况下，他们主要的聪明才智均未能用来造福社会和服务国家。

希望只有寄托在年青一代的身上。年青一代尽管历经动荡，遭受磨难，但人数众多，充满活力，况且俄国人是一个很有才能的民族。然而由苏联独裁政权所造成的，并在战争中进一步加强了的青年人儿童时期严重的精神伤害对其成年时期表现的影响结果是什么还有待观察。除了边远地区的农场与村庄，诸如家园环境正常的安全与宁静实际上在苏联已经不复存在。现在尚不清楚的是，这些是否会对正在走向成熟的年青一代的综合能力造成伤害。

除此之外，我们看到苏联经济发展的事实，某些方面取得了惊人的发展，但这种发展不牢靠，参差不齐，不够均衡。说“资本主义不均衡发展”的俄国共产党人，当想到自己的国民经济时应该脸红。苏联经济的某些领域，诸如冶金和机器制造业，所占比例大大超过其他部门。这个国家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路网，而仅有一些相对原始的铁路网，却正在努力要在短期内成为世界上的工业强国之一。虽然他们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教导朴实的农民操作机器的知识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在所有的苏联经济部门，设备维护与保养问题是一个需要立即引起注意的严重缺陷。建设仓促草率，质量低劣，折旧必然很大。在广大的苏联经济部门，现在还没有可能将西方技术工人所特有的生产文化和技术自尊灌输给工人。

很难想象，这些弊端能够很快被生活在恐惧和强迫阴影下的，身心疲惫、士气低落的人民在短期内纠正。如果这些弊端不能得到克服，俄国就仍然是一个经济上脆弱，并且在某种意义上虚弱的国家，它能够输出自己的热情，显示自己原始政治生机的奇特魅力，但不能通过真正的物质力量和繁荣来支持那些出口物品。

同时，一个极大的不确定性威胁着苏联的政治生活。这种不确定性源自权力从某个个人或集团到另一个个人或集团的转移。

当然，这主要是斯大林的个人地位问题。我们必须知道，斯大林继任了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塔尖的领袖地位只是苏联政权个人权力的第一次转移。这一转移经过十二年时间才巩固下来。它使数百万人丧生，动摇了这个国家的根基，随之而生的震动波及整个国际革命运动，对克里姆林宫极为不利。

有可能下一次最高权力的转移会静悄悄地，在不引人注意的状态下发生，不影响其他地方。但是，用列宁的话描述，这一问题可能会促成一个从“巧妙的欺诈”到“野蛮的暴力”的“惊人的迅速转换”，这是俄国历史的特点，它可能从根本上动摇苏联政权的基础。

但是，这不仅仅是斯大林个人的问题。自从1938年起，在苏联高级领导阶层形成了危险的僵化局面。理论上讲，全苏党代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至少应该每三年开一次。然而，自上次代表大会以来已经快整整八年没有开会了。在此期间，党员数量扩大了一倍。战争中党员死亡人数惊人，今天一半以上的党员是在上次党代会之后加入党组织的。同时，经过一系列令人头晕目眩的国家沧桑变迁之后，仍是原来的一小批人继续执掌党的最高权力。确实，有一些原因使战争经历给西方各大国的政府带来了根本的政治变动。造成这种现象的基本原因也同样存在于晦涩费解的苏联政治生活中。但是，这些原因在俄国尚未得到认可。

基于这种事实，可以想见，即使在共产党这样具有高度纪律性的组织里，大批新近加入共产党的普通党员与能使自己终身居于最高领导地位的小集团之间，在年龄、观点和利益上必然存在一种不断扩大的差异。大部分党员从未见过这些最高领导人，从未与他们谈过话，也不会和他们有密切的政治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谁敢说党的高层的最终权力交替（这只是时间问题）能够顺利地、和平地完成，又有谁敢断言，追求更高权力地位的竞争者们为了得到对其各自主张要求的支持，会向那些政治上不成熟、经验不足的群众寻求帮助。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将会对共产党产生灾难性后果：因为大多数党员已经适应于执行党的铁的纪律，而不适应调和与妥协的艺术。如果共产党陷入分裂和瘫痪，则俄国社会的混乱和缺点将以难以名状的方式显露出来。因为我们已经看到，苏联政权外表之下是一群毫无组织的群众，它不能允许任何独立的组织结构存在。在俄国，甚至没有地方政府之说。当前这一代俄国人从不知道集体行动的自发性。所以，假如出现了一些情况破坏了苏联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工具的团结和功能，则苏联就可能在一夜之间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沦为最虚弱和最值得同情的国家之一。

因此，苏联政权的未来无论如何也不会像克里姆林宫里的人所看到的那么安全，这种安全是俄国人的自我欺骗所致。他们表明自己能够保持政权。他们能否平静、顺利地实现权力交替尚有疑问。同时，国内统治的苦难和国际生活的动荡严重损害了这个伟大民族的精力，破灭了他们的希望，而这些人民是苏联政权赖以存在的基础。十分令人惊讶的是，现在苏联政权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其国境之外，也就是在其警察力量鞭长莫及之处倒是最为强大。这种现象使人想起托马斯·曼（Thomas Mann）在他的著名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中的一个比喻。托马斯·曼认为，人类组织在其内部已经严重衰败之时往往外表显得极其强盛。他把极盛时期的布登勃洛克一家比作一颗向地球发出耀眼光辉但实际上早已不存在的天体之一。谁敢断言，克里姆林宫投向西方世界失望不满的民众之上的耀眼光辉不是一个正在衰退的星座的余晖？这个结论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但是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根据这位作者的看法，这种可能性很大），即苏联政权，正像他们所设想的资本主义世界，本身包含了衰败的种子，这颗种子已经很快生根发芽。

四

显然，在可见的未来，美国政府不能和苏联政权保持政治上的密切关系。在政治舞台上，应继续将苏联视作竞争对手而非伙伴。美国今后必将继续看到，苏联的外交政策不会表现出对和平稳定的热爱，不相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世界友好共处的可能性，而是对所有竞争对手的影响力和权力施以谨慎、长期不懈的压力，将其瓦解和削弱竞争对手的影响与力量。

然而，与这些相抵消的是，虽然俄国总体上敌视西方世界，但是显然它仍然是比较弱小的一方。苏联政策高度灵活，其社会所具有的缺点最终会削弱它的总体潜力。这就要求美国对坚定的遏制政策充满信心，在俄国人露出侵害世界和平与稳定迹象的每一个点上，坚定不移地进行反击。

但是实际上，美国的政策并不是纯粹的维持现状和守株待兔。美国完全可能通过自己的行动影响俄国内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俄国的政策主要依此而定。这不单指在苏联和其他地方进行情报活动，虽然这也很重要。更确切地说，这是美国能在多大程度上在世人面前树立如下印象的问题：这个国家目标明确，能够成功解决自身国内问题，可以承担世界大国责任，在目前世界的几个主要思想潮流面前能保持自己的精神活力。如果这种印象得以建立和成功保持，俄国共产主义必将沦为堂吉珂德式的幻想，无果而终，莫斯科的追随者们的希望和热情必然衰落，将给莫斯科的外交政策增加新的困难。因为资本主义必然衰亡是共产主义哲学的基石。甚至二战后，美国没有经历红场乌鸦们所预言的经济衰退，也会对共产主义世界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出于同样原因，如果美国表现出优柔寡断、纷争不和以及内部分裂的迹象，将会极大地鼓舞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如果出现上述任何一种迹象，共产主义世界将会大受鼓舞、兴高采烈，莫斯科会得意洋洋，其国外支持者们就会为其呐喊助威，俄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就会全面增长。

如果说美国独自就能执掌共产主义运动的生死，并很快使苏联政权在俄国垮台，那是夸大其词。但是美国的确能够对苏联政策运作施加极大的压力，迫使克里姆林宫的行为要比其近年来的作为更加节制和慎重，以这种方式导致苏联政权最终垮台或逐渐软化。因为，任何神秘的救世运动——尤其不是克里姆林宫的那种——最终如果不调整自己以适应事态发展的逻辑，必然会遭遇挫败。

因此，决定权很大程度上落在了美国身上。苏美关系从本质上讲是对作为世界民族之一的美国总体价值的考验。为了避免毁灭，美国只需达到其民族之最好传统，并证明其值得作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而存在。

确实，没有比这对国民素质的考验更公平的了。这种情况下，有头脑的苏美关系观察家将没有理由抱怨克里姆林宫对美国的挑战。美国人民应该感谢上帝，他让美国人感受这种无法改变的挑战，从而使美国的安全依赖于他们的团结，以及接受历史希望他们承担的道义和政治领导责任。

[1] 经编辑同意，再版，from Foreign Affairs，XXV，No.4（July，1947），566-82。外交关系协会股份有限公司1947年版权。

[2] Concerning the Slogans of the Unitel States of Europe，August 1915（Official Soviet edition of Lenin’s works）.

[3] 本文这里和其他地方的“社会主义”指马克思主义或列宁共产主义，而非第二国际变种的自由社会主义。

2 美国与俄国的未来[1]

一

美国人抵制当前克里姆林宫掌权者的观点与做法的特有敌意深刻表明，他们相信，也希望——别的持不同观点和做法的俄国人能够代替我们所知的克里姆林宫现在的掌权者。然而，我们应该扪心自问，我们心中有没有关于这种新观点和新做法的明晰的概念，美国应该如何作为以促进它们的发展。特别是当前，这个星球上的两种制度已经导致无处不在的紧张与不安，及其对这种情形继续的极端失望。就很多人而言，现在有一种倾向，他们不再对一个更能接受、和往昔不同的俄国心存幻想，或者甚至将这个可以接受的俄国的形象等同于在未来的战争中是否能战胜俄国的问题。仅从对一场可能的战争的思考而言。许多美国人已经开始回复到美国人主观臆断的坏习惯，仅仅盘算一场可能的战争，认为军事决定具有某种最终的、积极的作用——决定某种事物的结局，而且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而不是某种事物的开始。

当然，除了对战争的流血牺牲的考虑外，没有比这更大的错误了。针对苏联的战争可以说成是军事上的相对成功（我们必须牢记，这种战争不可能比相对成功收获更多），就战争本身来讲，它几乎或者根本不能保证取得我们想要的结果。它顶多只会让已有问题的不同方面变得更加紧迫，无论如何，每一个反对苏联行为的美国人必须始终不渝地记住这一点，不管是否对苏联开战。那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那种俄国的问题。我们说，这种俄国，我们便于和其共存于世，这样的俄国会允许一个更加稳定的世界秩序，这样的俄国之于我们的追求更加现实和适合。

一个与现在不同的更可取的俄国产生的可能性问题实际上并不是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战争本身不会带来这样的一个俄国。确实，军事手段之外，除非辅以很多明智和持续的努力，事态不会向那个方向发展。持续没有大规模战争不妨碍不同的俄国的出现。不管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所有这些都有赖于很多人做其他很多事情。并不是所有这些事情都能由美国人完成。甚至就直接行动而言，很多事情美国人也做不到。但是我们影响结果的可能性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记住，我们很多时候有能力以不同方式影响这种平衡。因为这种原因，我们与俄国的未来的关系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与关注。当我们努力决定这件事时，有两件事最为重要：（1）我们必须知道我们需要什么；（2）我们必须知道如何表现以促成而不是妨碍我们目的的实现。“促成”这个词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使用的。因为我们是和一个外国政府打交道，我们的作用充其量只是起到辅助作用，只是对其他国家必须发挥的更加重大的作用的补充。

二

作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伙伴，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俄国呢？

也许这里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是我们就别指望这样的俄国。这样的俄国——我们没必要指望——是很容易描述和想象的，因为它应该是一个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的国家，有着与我们自己的共和政体极其相似的制度。

如果我们首先考虑经济制度问题，我们会立刻发现俄国人很少知道已为我们国家所熟悉的私人企业。甚至在革命前的年代里，俄国政府经常严密控制一系列的经济活动，尤其是运输和军火工业。在我们国家，这些工业传统上，至少正常情况下是私人的。诚然，在俄国历史的早期年代，有很多拥有俄国私人企业的著名家族，因其在未开发地区的相关领域大胆的商业开拓活动而著名。但是总体而言，俄国的私人资本明显主要集中在货币交易领域，而非商品生产方面。大的国内商业集中在贸易行业，而非制造业。商业也不像在西方那样享有很高的声誉。的确有一个传统的、精明的俄国商业阶层，但是这个阶层没有因为自己广阔的视野或他们对其社会责任的任何开明观念而受到普遍关注和尊重。俄国文学中关于这个阶层的描绘总体上是负面和令人沮丧的。占有土地的贵族们的口味与偏见主导社会生活，他们耻于从商，自然避免参与其中。实际上，俄语中从来没有一个与我们的“实业家”类似的单词，俄语中只有“商人”这个单词，但是这个词的内涵并不总是令人愉快。

当俄国在世纪之交以一种突然冲刺的方式变成工业国时，就国家与社会总体而言，显然缺乏一种适当的关于责任与节制的传统，去应对这种新的张力。这种工业发展，其推进主要基于个体企业而非广泛分布的法人所有权的基础之上，其标志就是社会财富突然积累到个人或家庭手中，而这些个人或家庭往往并没有为这种富足做好准备。通常情况下，在他人看来，这种财富消费模式和财富积累手段一样很少受人尊敬。个体的资本家和工人比邻而居——更确切地说，很多工厂主就住在自家工厂的院子里。这种状态与马克思所描绘的工业革命时的早期资本主义更加相似，与先进的西方国家的情形则相去甚远。这种情况也许与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实现有很大关系。俄国工业资本家通常引人注意：体态圆胖，间或（并非经常）粗俗麻木，同早期共产主义漫画上的一样。

所有这些都表明在20世纪初，沙皇俄国的任何私人企业，在民众眼里，没有获得任何与老资格的商业国家的私人企业所有的类似的尊重与地位。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会获得这些。不过它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在稳步提高。在革命前的岁月里，俄国事实上存在富有成效并且兼具革新精神的企业管理的成功范例，而且数量不断增加。

但是，不要忘了所有这些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革命后的三十三年已经过去了。在苏联生活的艰苦环境里，三十二年的岁月见证了整整一代人的离去。在能影响当前俄国事件进程的人中，只有无足轻重的少数人还会议论革命前的这段日子。年青一代对这些事情没有任何理解与概念，只知道苏联政权已经强制实施的国家资本主义。我们这里所讨论的甚至都不事关当前，而是着眼于遥远的未来。

将这些了然于胸，我们会发现俄国人对企业知之甚少，不能建立类似我们所知的私人企业制度。这并不是说这种理解不会有朝一日发展起来。如果环境有利，这种理解也会有所发展。但是它永远不可能发展成为与我们自己的完全一样的制度。没有人能有效地加快这一进程，特别是没有人能从外部施加这一影响。

诚然，多年以来人们使用“社会主义”这个词的时候，经常将其同“苏维埃”这个词紧密联系在一起，而这个词却遭到苏联国内外很多人的憎恨。但是很容易从这种现象中得出错误结论。可以想象，对日常生活的舒适性至关重要的零售业和个体服务业今后也许会大部分归还到俄国私人手里。农业方面，正如我们不久将要看到的，将来肯定会向私人所有制或公民提案权制度大幅度回归。将来还有一个进一步的可能性是手工业者之间彼此生产合作制度（合作社）——这个制度特别植根于俄国特殊的传统和人们的相互理解基础之上——有一天能指向一个经济制度，这种制度代表着非常重要的、非常有前途的创新，已解决现代社会的资本与劳动的关系问题。但是我们所知的大部分经济生活，诸如正常省份的私营企业几乎理所当然地长时间由国家掌握，而不管政治当权者的身份如何。这应该不会让美国人吃惊，也不会冒犯任何美国人。除了某些重要的例外（这些下面将会提及），没有理由怀疑为什么俄国的经济生活方式应被看做是一个对外部世界至关重要的事情。

当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时，农业问题应受到特殊关照。农业是苏联制度的薄弱环节。将农业留在私人手里，这是对个人自由和个人创造性的让步——这种让步使那些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感到厌恶。如果要将农民限制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生产，强制性集体化需要一个精心设计的管制机构。对农业人口的强制集体化也许是除了警察的极度残暴之外，在今天苏联引起不满的最大原因，而两者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可能会想当然地认为，未来俄国任何进步的政权的首要行动之一就是废除这种令人憎恶的农奴制度，照顾农民的尊严，以农业私人占有权激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让农民能自由处理农产品。集体农庄可能继续存在，因为目前这种制度最令人憎恶的特性不在于生产者合作本身，而在于其约束性质，这构成了集体农庄制度的基础。未来的集体农庄将是自愿合作社，而非强迫婚姻。

让我们转向政治层面。据以上所说，我们不能期待看到一个根据美国模式出现的自由民主的俄国。这一点不能被过分强调。但这也不意味着今后的俄国政权必然是非民主的。俄国没有精致的自由主义传统，有的是早已存在的对权力的滥用。现在很多俄国人和团体已深深地受到这种传统的影响，也会尽其所能使其成为俄国未来的主导因素。对这种努力，我们毫无保留地希望他们能做得很好。如果我们期待更多的事情以更快的速度发生的话，我们不应该给他们任何帮助，或者指望他们能创造出任何同我们相似的制度。这些俄国自由主义者的路不好走。他们将会发现，他们国家的年青一代除了知道苏联政权之外，其他一无所知。即使他们已经开始反感和憎恶这个政权，但他们已经被训练成下意识地以该政权灌输的思维方式考虑问题。只要可能成为苏联制度替代物的所有事物被摧毁，苏联制度的很多特性将会长期留存下去。有些特性值得保留，因为没有一种制度存在几十年而完全没有价值。因为已经存在苏联这段插曲，而且它留下了积极的印记，也留下了消极的痕迹，未来俄国政府的任何纲领将不得不根据现实调整自己。未来没有任何俄国政府成员能够从关注他们的西方的教条主义者和不耐烦的祝福者那里得到帮助，因为他们正在为我们今天所知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寻找一个像样的替代物，以便迅速创造一个西方民主梦想的复制品。

首先，我们美国人有责任为此去抑制，可能的情况下一劳永逸地根除我们根深蒂固的倾向，即以别人在多大程度上努力像我们一样来评判别人。在我们和俄国人民的关系中，这一点对于我们认识到我们的制度与生活在另一种气候和条件下的人民没有任何联系非常重要，那里的社会结构和政府形式与我们的迥然不同，因而不应该受到责难。这一点以前从未如此重要。为什么这种认识将使我们震惊，没理由对此表示怀疑。1831年，生活在美国的德·托克维尔（de Tocqueville）准确地觉察到：“在这个国家我所见越多，我越相信自己洞察了这样的事实：政治制度的理论价值从来没有绝对的，这些制度的效率几乎常常建立在人们已经适应了的原始环境和人们的社会条件之上。”

政体主要由实践的烈火锻造而成，而非源自空洞的理论。它们是对民族性格和国家现实的反映。俄国的民族性格具有伟大的优点。今天这个国家强烈要求一种能更加细致周到地考虑到这一优点的政府形式。让我们希望这种政府形式很快到来。但是，当苏联政权已经自然发展一段时日，或者它的性格和精神开始变化（因为最终结果可能非此即彼），我们不要在追随者面前情绪紧张、徘徊不前，每天对他们的政治观点进行检测，以确定他们是否符合我们的“民主”概念。给他们时间，就让他们保持俄国人的本色吧，让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解决自己的内部问题吧。政府中的人们通往尊严与开明之路是构成国家生活最深刻、最隐秘的过程。对于外国人而言，没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外国干涉也能发挥作用。正如我们不久将看到的，未来俄国的某些特征是外部世界真正关注的对象。但是不包括政府形式本身，倘若政府只是在规定清楚的范围内行事的话，超越此限度则是极权主义。

三

既然如此，这些特征都包括什么呢？我们本着公正合理之心，翘首以待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俄国呢？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作为被赋予探求其他国家，特别是俄国的特性的国家，我们的特性是什么？

首先，我们可以期待这样一个俄国政府，在与其他国家和人民交往时比较宽容，善于沟通，直率，与现在我们所知的俄国形成鲜明对照。它不再采取这样的意识形态立场：除非不受其控制的所有政府体系均被颠覆破坏，其目的最终就不能繁荣昌盛。它将去除我们所熟知的偏执狂般的猜疑，同意以包括我们在内的外部世界的现实存在和已经存在的客观情况观察世界：既不是全都好，也不是全都坏；既不是全然不可信任，也不是完全可以信任（如果仅仅因为“信任”在外交事务中仅具有相对重要性的话）。愿意承认今天的这个外部世界并非充斥着进攻苏联和对俄国人民造成伤害的残忍的阴谋。以此种方式观察外部世界，未来俄国政治家们在和外部世界接触时就富有耐心、自我克制、通情达理、心情愉快，以一种政治家所必需的方式捍卫他们的国家利益，但是不会主观臆断，认为促成本国利益必须以牺牲别国的利益为代价，反之亦然。

没有人要求一种天真幼稚的信心，也没有人要求对所有外国的东西有一种虚幻的热情，也没有人要求本来已经明显真实存在，并且将继续明显存在的真实而又合情合理的人民之间的利益分歧被视而不见。我们必须期待俄国国家利益不仅继续存在，而且能够得到有力而自信的维护。但是，在我们认为的比当前的俄国政府有所改进的政权统治之下，我们期待所有这些都能在情感理智和行为克制的情况下完成：外交代表将不再继续被看做是具有邪恶精神的人，并且以恶人对待；这个政权将承认确实存在对某外国天真而又正当的好奇这样的事情，这样的好奇心应该被允许得到满足而不会对这个国家的国民生活带来致命的损害；应该承认个别外国企业充满抱负，但它不以摧毁俄国为行为目标；最后，应当承认，那些希望跨越国境旅行的人们也许有，甚至应该被视作合理地拥有个人动机——这些平常的动机，实际上，例如享受旅行或者特别的冲动促使人们希望不时走访亲戚，而非“间谍活动、破坏行为和军事牵制”。简言之，我们希望被称为“铁幕”的这个不适时宜的古怪制度被从这个世界上连根拔起。俄国人民，他们拥有很多可以奉献的东西，也可以获得的很多东西，能够成为世界共同体中成熟的一员，不再遭受某项政策的凌辱，这项政策把他们当做孩童，认为他们在与这个成熟的世界接触时太不成熟，太不堪信赖，不能独自出国。

其次，虽然我们认识到政府内部制度在各种基本方面都是俄国自己的事情，和我们自己的制度相去甚远，我们期待政府权力的行使与极权主义明显不同。我们特别希望，任何自称与当前我们所面对的政权相比更具优势的政权将避免奴役自己的劳工——无论工业还是农业。这是有原因的：这个理由非常充分，甚至比我们目睹这种压迫令人作呕的细节之后所受的震撼还具说服力。当一个政权以这种方式开始奴役自己的劳苦大众的时候，它需要维持设置一个庞大的强制机构，紧随其后强加给人民一个铁幕几乎就是自然而然的了。没有一个统治集团愿意承认它统治人民的唯一途径就是将其当作罪犯，并待之以罪犯。因此，统治集团常常以指出外部世界的邪恶威胁为其国内压迫做辩护。在这种情况下，外部世界必须被描绘得确实非常邪恶——与漫画有异曲同工之妙。不然就一无所成。将现实小心地隐藏在“铁幕”之后，该政权在每一个可怕的、耸人听闻的色调下将“国外”描述给自己的人民，就像焦虑的母亲试图恐吓他们的孩子，加强自己的权威时，常常给孩子们渲染“某物”的邪恶形象，声称“如果你们不小心的话将被它带走”。

以这种方法，国内权力的放纵必然会造成作为万邦一员的该国政府的不合群和侵略行为，这是令国际社会担忧的一个问题。因无尽而乏味的谎言牵涉其中，世界不仅对它上演的这种喜剧深恶痛绝，而且已经认识到它的不负责任和危险性，不管其维持多久，都很容易变成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一个主要威胁。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当我们认识到所有自由与权威之间的区别都是相对的，同时承认其中的百分之九十的事情都与我们无关，只对某一个外国有影响的时候，我们仍然坚持，在一定范围内没有一个大国能够在不给自己的邻邦造成最痛苦和重大的问题的情况下前行。正好是在这个范围内，希特勒政权发现自己精于此道，在过去的这十五年里苏联政府也正在这个范围内前进。我们可以坦率地声明，未来的俄国政府除非远离这个危险的区域，否则我们不会与其建立一个令人满意的双边关系。

我们希望俄国新政府的第三件事是，它能自我克制以免给其他拥有自我维护的资质和能力的民族戴上压迫的枷锁。当我们提及此事时，我们进入了一个微妙的话题。在政治问题的整个语汇中，没有比这更困难和危险的了。在俄国人民和沙皇帝国边境之外的其他民族以及沙皇俄国国内的非俄国民族团体的关系之中，与流行至今的观念相比，没有可信的边界模式和制度安排，将不会在很多地方引起强烈的怨恨和真正的不公。如果世界上的这部分人以过去曾有的思维方式现在继续思考民族边界和少数民族问题，美国人将努力避免就此问题招致任何观点和立场的责任，因为他们倡导的任何具体的解决方案今后将成为反对他们的一个巨大怨恨的根源，他们也就会发现他们被带进了与人类自由关系较少或者毫无关系的争论中。

明显必要而且值得美国人民鼓励的唯一解决方案就是在所有相关民族中间兴起这样一种精神，以便给予陷入困境的地区边界和制度安排以全新而又大大降低了的重要性。我们不能断定是否会出现这种精神。恰恰因为我们不能对此作出判断，美国人民将会在承诺支持或者鼓励在这一地区任何具体安排问题上极其小心。在构成这种安排之基础的精神明晰起来之前，我们不知道这些安排的含义。直到我们懂得了关于这些制度安排运行的心理氛围之后，我们才能知道某一个特定的族群是否要求获得一个独立的地位，或者一个联邦地位——一种特殊类型的地方自治政府，或者根本不需要什么地位？有一些不具有俄国民族性格的人民生活在俄国大家庭的边界上，其经济存在方式与俄国人民关系极其密切。未来这种经济联系可能会受到很小的干扰，而这种联系通常会保证一个紧密的政治关系。但是其性质经常取决于流行于边境线两侧的人民的态度：取决于这些民族赖以建立这些关系的忍耐力和洞察力的程度（不仅仅是俄国人民）。

比如说，我们都同意，波罗的海国家绝不会再次被迫违背本国人民的感情和俄国建立不管什么样的关系；但是如果他们拒绝与一个宽容、非帝国主义的俄国建立紧密的合作安排将是愚蠢的，这样的俄国真诚希望克服以往不快的记忆，希望将他们同波罗的海国家人民的关系建立在互相尊重、公正无私的基础上。另外，乌克兰应该因其人民独特的天才与能力，有作为一个语言与文化实体发展的要求和可能性而获得完全承认。就经济方面而言，乌克兰更像俄国的一部分，就像宾夕法尼亚是美国的一部分一样。除非了解俄国的民族特性并做出适当调整以适应它，否则谁能说出乌克兰最终的地位如何呢？就卫星国家而论：它们必须，也将会恢复它们的完全独立；但是如果它们出自对已经分担了其不幸的俄国人民的复仇与憎恨的心理而犯错误，如果其试图将未来建立在对一个心怀善意，努力克服布尔什维主义遗产的俄国的初期困难的利用上，它们就不能确保自己拥有一个稳定和充满希望的未来。

低估这些领土问题的严重性是没用的，即使假定相关民族应该怀有最大的善意和宽容。有些问题的处置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做出的（一些国家的政策蓄意将不成熟的临时条款变成了永久条款，致使现在问题更糟），明显代表了当时危险的情势，而非有利于一个和平的未来。有朝一日这些处理必须改变；如果这些变化能够在不导致进一步复杂化的暴力和苦难的情况下发生影响的话，不可否认这需要所有相关方的外交手腕、近乎不可思议的自制。对于那些令人不快的状况，欧洲各民族应该感谢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工于心计的玩世不恭和西方列强和蔼可亲的纵容。

但是希特勒时期德国的最伟大的反对派人士之一，在战争期间冒着生命危险给他在英国的朋友写信说：“战争结束之后对于我们欧洲来说不是前线和士兵的问题，也不再是头重脚轻的组织和伟大的计划的问题……而是一个在我们的同胞心中如何恢复人的形象的问题。”[2]

要是纳粹绞刑架为了现在和将来而宽恕了此人该多好！他言之确凿而又勇敢。如果从易北河（Elbe）到白令海峡（Bering Strait）永远要比过去更快乐的话，就极其需要这样的人。一个美国人想使自己的影响对世界的这个部分有所裨益的话，他最好通过自己或其他人使他在“铁幕”后的国家里可能的朋友们铭记，借助所谓的国家边界和同一个语系里困惑的人们天真的忠诚，进行的令人生厌的、无利可图的、持续的操控在过去被看做是政治家的才能。但是有比疆界的扩张更重要的事情。首先是宽容与成熟，以谦卑之心面对过去的苦难和未来的问题，认识到对于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而言，未来任何一个重要问题将不会完全解决，或者甚至主要是在一个国家的国境之内解决。

那么，这些就是一个具有良好祝愿的美国人期待能从未来的俄国看到的：它永远解除铁幕，它认识到国内政府权力的某些局限，它放弃破坏性的、无价值的帝国主义的扩展与压迫的古老游戏。如果它不准备做这些事情，它将与我们今天所见的俄国没有什么分别，那么加速这样的一个俄国的到来就不值得任何一个美国人关心和思考。如果它准备做这些事，那么美国人就不需要更多地关心俄国的性质与目的。人们关于一个更稳定的世界秩序的基本要求将会实现，在这个区域内的外国人可以有效地思考，其建议也将得到满足。

四

关于我们希望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俄国的问题，就谈到这里。那么，作为美国人，为了促成其实现，或者至少朝着一个新的俄国方向上推进一步，我们将如何表现呢？

思考这个问题时，我们必须仔细区分直接行动和间接行动。直接行动就是我们的行动对铁幕后的人和事产生直接影响；间接行动指的是我们对其他事情所采取的行动——我们说，对于我们自己或我们和别的人民的关系——以拐弯抹角或者偶然的方式影响苏联世界。

很遗憾的是，在今天的世界里，以上所讨论的美国人为了最终目的采取的直接行动的可能性必须以一场可能的战争和当前“无主要战争”的状态来考察。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不测事件中的第一个必须首先讨论，因为它在很多人心中已经成为主要前景。

如果战争来临，为促成一个更加令人满意的俄国的出现，我们能直接作为的是什么？我们应该在心中保留一个我们希望看到的俄国的稳定而清晰的形象，并确保调整军事行动，使这样一个俄国的出现成为可能。

这个任务的第一部分是负面的：不是我们由于不相干或混乱的战争目标的概念而转移注意力。这次我们可以避免口号的暴政。我们能避免用浮夸的、不切实际的甚至是无意义的、仅仅为使我们对参与其中的流血的糟糕事件感觉稍好一些所设计的措辞迷惑自己。我们会记住战争，一种破坏性的，充满残酷、牺牲和分离，使国内分裂和社会深层结构弱化的事件。战争就是一个过程，其本身不能实现任何积极的目标：甚至军事胜利只是一些更进一步的、更积极的成就的一个必要条件。其作用是使其实现成为可能，但决不能保证其实现。我们这次可以怀有道德勇气提醒自己，主要的国际暴力，就其对我们文明的价值而言，是我们整体破产的一种形式——甚至对那些自认为正确的人来说亦是如此。我们所有人，胜利者和失败者一样，都必须在比发动战争时更贫穷的状态下走出来，只能使我们离心中的目标更远。因为战争只能意味着相对程度的不幸，即使是最辉煌的军事胜利除了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悲伤和卑微之外，也不会给我们以任何勇气直面未来的权利。通往未来更美好世界的道路遥远而艰难——实际上，比我们有能力避免军事灾难发生之前的道路更加漫长和艰难。

记住这些事情，我们将不太愿意将军事行动作为我们的最终目标，也能够更加容易地以与我们的政治目的更和谐的方式引导它们。如果拿起武器，反对今天掌管俄国人民的当权者的责任落到了我们肩上，我们将努力不使这些人形成这样的印象：我们是他们的敌人，或者我们把他们当成敌人。我们能够努力使他们理解这种艰难险阻的必然性，因为我们不能避免让他们遭受痛苦。我们能够努力经常在他们面前留下对他们的过去和未来的利益表示一种同情理解的证据。我们能让他们觉得我们是站在他们一边的，我们的胜利，如果它到来的话，将会用作为他们提供在未来塑造他们命运模式的一个机会，这种模式将比他们过去所知的模式更加幸福。对于所有这些而言，重要的是我们心中要记住俄国已经是和能够是什么，不能让政治差异模糊了这一图景。

很难定义民族的伟大。每个民族均由个人组成。众所周知，个人之间没有统一性。一些人可爱，一些人令人恼火；一些人老实，一些人不完全这样；一些人强壮，一些人虚弱；一些人应得尊敬，一些人，根据共识，绝难令人钦佩。在我国是这样，在俄国也是这样。这种情况下，很难说清楚民族的伟大到底包括什么内容。当然它不包含一个民族自认为其伟大的特性。对一个国家而言，正如和我们每个人一样，最杰出的美德通常不是我们没有根据地自以为卓尔不群。

然而，作为民族的伟大的一件事情是清楚的，而且毫无疑问俄国人民在很大程度上拥有这种素质。他们是这样的人民，其走出黑暗与肮脏一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以巨大的苦难为标记，常被令人心碎的挫折所打断。关于人的尊严和仁爱的信仰的星星之火，在这个星球上，没有什么地方比在这里、在撕扯它的狂风中更加不稳定地闪烁的了。但是它从未熄灭。今天就是在俄国土地上的心脏地带它也没有熄灭；古往今来，无论是谁研究俄国人的奋斗精神，面对那些通过自我牺牲和承受苦难以使火苗燃烧的人们，都会心怀敬佩。

迄今为止的俄国文化的记录已经证明这种奋斗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俄国的传统疆域。它是全体人类文化进步的一部分，而且是极其重要的部分。只要我们考察一下在我们中间生活和工作的在俄国出生或有俄国血统的人——工程师、科学家、作家、艺术家——就会知道这是真的。如果我们基于对苏联观点与政策的义愤导致我们成为俄国专制主义的同谋，而忘记了俄国人民的伟大，对他们的天才与潜力永远丧失信心，将我们置于和他们民族感情相对立的位置上，那将是一个悲剧。当我们想到我们这些苏联之外的人，认为除非俄国人民是我们心甘情愿的盟友，自由事业在与苏联政权的破坏活动的任何一次斗争中也不能取得胜利，这一点的至关重要性就变得甚至更加明晰。以俄国人为朋友，就是寻求和平；以他们为敌，就得面临战争。德国人，虽然那时不是为了自由事业而战，但是从他们的悲伤往事中体会到不能同时与俄国人民和苏联政府作战。

当然，这里最大的问题在于，俄国人民发现自己作为一个极权主义政权的臣民，处于一种沉默和无助的位置之上。我们与德国有关的经验表明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并没有非常成功地理解生活在现代专制主义枷锁之下的人们的立场。极权主义不是一个民族现象，它是一种全人类在某种程度上脆弱的疾病。生活在这种政权之下是不幸的。它常常因为纯粹的历史原因降临在某个民族身上，但不可追溯到作为整体的这个民族任何特别的过失上。在环境将抵抗力量弱化到非常严重的程度的时候，病毒就胜利了。既然个人生活要在极权框架内继续下去的话，它就必须通过与这个政权的和解继续下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默许该政权的目的。而且，在一定范围内，极权政府能够成功地使自己与大众的情感和愿望相一致。因此，极权主义之下的公民与政治当局的关系必然是复杂的：绝不是合适而又简单的关系。不了解这些事情就不能理解我们与这样的国家的人民的关系中什么是利益攸关的。这些现实没有为我们所喜欢的信念留下余地：极权主义国家的人民会整齐划一地分为合作者和烈士两类，无一例外。挣脱这种关系的人不会毫发未损：当他们挣脱的时候，他们需要帮助、指导和理解，而不是斥责和布道。

将感情激愤的矛头针对整个民族，采取这种态度我们就会一事无成。让我们从这种轻率的、孩子气的反应中走出来，同意将俄国的悲剧在一定程度上看做我们的悲剧，并将俄国人民看做在这个多灾多难的星球上我们为建立一个同自己和大自然共处的幸福制度而进行长期艰苦战斗的伙伴。

五

我们做的就这么多，如果与我们的希望和幻想相反的话，一场多次讨论的战争将不可避免。但是假定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持续的没有主要战争的状态呢？那时我们的行动方案又是什么？

首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有任何理由去希望，俄国会发生如我们这里所设想的变化吗？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的客观标准。不管怎样，没有“证据”。此问题的答案部分依赖于意见和判断，但是另一部分，无可否认，是信仰下的行动。作者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答案：我们确实是以希望，抱着可能发生这种变化的态度来为自己的合理性做辩护。但是在证明这个观点的问题上，也许只能说下面的内容。

任何建立在人性的邪恶和缺点之上的制度都不会有真正的稳定——它试图依靠人性的退化、人贪婪的欲望、仇恨天性，以及易受心理控制的弱点来生存。这样的一种制度只能代表创建它的这一代人，和那些意志薄弱或者不够明智而沦为这种制度的代理人所独有的失败与辛酸。

我这里并不是说俄国革命就如我以上所指的一般。那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在历史的逻辑中有着更深的根源。我所讲的这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有些事情据称是人类活动中的一个充满希望的转变，指向人类不公与压迫的总量减少而非增加的方向，却演变成为警察国家卑劣的炼狱。只有对个人失败怀有深刻意识的人才能在对其他人做那些事情时获得满足，而那些事情经常被牵连进这样的一个制度之中。不管是谁，只要有机会深深地看着共产主义警官的眼睛，就会在那个训练有素的仇恨与猜疑的深潭里发现微小的闪烁着绝望的恐惧，那就是这一说法的证明。那些人从这些方面做起，把自己对权力的贪求掩藏起来，以弥天大谎进行报复，通过战胜自己使极权主义过分简单化——在一个令人沮丧的、绝望的冲突中将自己高居于受支配的人民之上，将人民的幸福与信仰作为他自己的战场。

这种人能将自己的战斗激情传给继承其权力的亲信，但是继承过程不能走得太远。人们因为一些习惯的力量，凭借间接获得的情感驱动，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进。但是当它传递给别人时就不是自己的了。这种冲动推动一代人对自己和人民群众到如此绝望的态度。他们希望自己反映在人民群众中间的是与下一代人逐渐没有什么利害关系的形象。残忍行为、不实之事、在集中营中实践的对人性无尽的嘲弄：警察国家的所有这些制度，虽然其最初可能拥有可怕的魅力，其所表现的危险与无政府状态经常给一个井然有序的宁静的社会施以影响，然而这些迟早都会结束——就像一些陈旧重复的色情文学——由于使每个人厌烦，包括那些实践者自己。

很多极权主义政权的公务人员，真的是把他们自己贬低到比他们的牺牲者更低的位置，他们知道自己已经把自己与任何更好的未来阻隔开来，会绝望地紧抓自己那个不令人快乐的官职不放。但是专制政权绝不会单纯依靠狱卒和刽子手造成的恐惧生存，在其身后必然有一个驱动性的政治意志。在专制权力与一个王朝或者一个继承的寡头政体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岁月里，这样的政治意志将会更加持久。到那个时候，出于同样的原因，极权主义政权必须对它所统治的、以劳动供养它的人民抱以仁慈的和有助益的关心。如果仅仅通过它所有的恫吓与贬黜的话，它将不能承担起生存之重负。王朝的延续迫使它承认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责任。

现代警察国家不具备这些素质。它代表的仅仅是一个某一特定历史时刻因各种促成因素所导致的社会动乱。但是社会会极其痛苦而悲哀地因之而患病。但社会——是有组织的，以变化、革新和调整为标志——将不会无限期地停留在这种状态。导致动乱的严重失调终将失去其现实性，人类希望一个更加健康、较少病态、更加有趣的生活的天性将彰显其权威。

以上的反思使我产生了这样的信念：倘若这个星球上其他地方的一种现实存在的文明，作为原有一切的必然替代物摆在了俄国人民面前，这个文明合乎礼仪、富有希望、意义深远，那么，总有一天——或早或晚，不管以渐进的方式还是其他方式——这个使一个伟大的民族倒退了数十年，像影子般压制一切对文明事业之向往的可怕的政权将不再被看做一个鲜活的存在，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被看成信史中曾有的幸存之物和建设性的有机变革中的沉渣。因为，每一个伟大的人类剧变，尽管它的其他表现形式不那么令人愉快，却都设法留存在历史的货架上。

但是那些变革将如何发生是不能被预见的。如果确实有所谓的政治发展规律的话，那么在这里它们肯定也能起一定的作用。但是到那时候，它们就会是政治发展的规律，特别是现代极权主义现象的规律，这些规律目前还没得到充分的研究和理解。不管这些规律存在与否，发展将会受到民族性格和无疑在塑造人类事件中发挥重大作用的偶然事件的双重影响。

所有这些事情就是这样，我们必须承认，就未来的俄国政府而言，我们就像“透过一片模糊不清的玻璃”进行观察。表面的证据看来不能为我们的希望留下空间——我们希望能在莫斯科政府的行为和态度中看到变化，而这些变化能够在权力的持续没有受到暴力破坏的情况下发生，即没有推翻现有制度。但是我们不能确定这种情况。有些比较奇怪的事情已经发生——虽然不是非常奇怪。而且，不管怎样，预先判断这个问题并非我们的职责所系。我们没有必要仅仅为了调整自己的行为，以便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我们的利益，而判定我们显然不可能真正知道的事情。这里我们应该允许所有的可能性，而不排斥任何东西。主要的问题是我们心里清楚，我们所希望看到的，作为国际舞台上的一个行为体的俄国的国际人格是什么，并将其作为我们同俄国各政治派别——包括台上的掌权者和台下的反对派——所有交往中的指南。如果最终证明是上天的意志，依靠专制主义的侵蚀破损，而不是依靠剧烈的自下而上的民主推力，使自由降临俄国，我们就可以说，我们的政策是如此有利于其实现，我们没有因为先入之见、急躁和绝望而妨碍它的实现。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俄国政府的精神与实践方面，没有一个主要是通过外国的启示或建议而发生的伟大而又持久的变革。这样一个真正而持久，外国人民满怀希望地欢迎的变革都必须源自俄国人自身的计划与努力。关于这是历史杰作的观点是肤浅的，这种观点将一个伟大民族生活中的根本变革看做是外国宣传与鼓动的结果。一些人谈到将宣传活动指向苏联宣传机器的集中运作，指向克里姆林宫在世界各地所实施、启发和鼓励的破坏活动的各个方面，以推翻苏联政权，从而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他们忘记了一些显著的事实，根据三十三年他们勤勉进行的这些活动的记录，已经证明了他们总体性的失败。最后，军事恫吓和侵略通常是实际扩张苏联所必需的。可能有人会说，中国是这种说法的一个例外，但是我们不知道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说中国是苏联体系事实上的一部分，将近些年发生在中国的革命主要归功于苏联的宣传或煽动，退一步说，是令人心痛地低估了其他一些非常重要的因素。

任何一个民族直接谈论另一个民族的政治事务的尝试都是一个有疑问的过程，其间充满了误解和怨恨的可能性。当精神与传统迥异，政治词汇不是真正可以翻译时就更是如此。这种认识绝不会削弱“美国之音”的重要性。就其对俄国而言，其作用在于尽可能忠实地反映这个国家的气氛与态度，以便苏联公民对它们能形成公正的判断。但是这与催促这样或那样的政治行动完全不同。我们也许对美国社会现实的观点对于苏联公民的含意有我们自己的期望或想法，美国的现实显然就在“美国之音”的广播中和能够触及他的意识的关于美国生活的其他类似的证据中。我们可能认为根据这些证据我们知道自己将做什么，但是如果我们将太过明确地，并且以这些事情作为给他指出应在他自己的国家政治生活中如何行事的建议和激励的基础的话，我们将犯错误。我们很容易用自己的而非他的话语，在我们对他的问题与可能性不完全理解的基础上讨论问题。相应的，我们的话语很容易表达与我们想要表达的完全不同的意思。

因为这些原因，美国能够在俄国国内发展方面施加的最重要影响将继续是榜样的感召力：什么样的影响——不仅是对别人的影响，而且还是对它自己的影响。这不是说现在占据公众之心的很多东西不具有绝对的重要性，诸如体力、军备、决心和与其他自由国家的团结。这并不是否认需要设计一项明智和灵活的外交政策的紧迫和压倒一切的必要性，依靠这个政策发挥世界各地的武装力量的作用并有效利用，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力量，就能够使克里姆林宫的主人们确信，他们的宏伟设计是一个徒劳而无法实现的计划，固执其中对解决他们的困境与难题没有希望。实际上，如果要避免战争、赢得时间，为了更有希望的武力活动，毫无疑问这些问题都必须作为当务之急。但是，如果不是通过预先做某事，比仅仅避免战争和帝国扩张的挫折做的更深、看得更远，赋予它们以意义和内容的话，它们只能保持在毫无结果的消极状态。对此，已有共识；但是“某事”是什么？很多人认为，它只是一个我们催促于人的问题，换句话说，是一个外部宣传的问题。但是我认为它首先是一个我们敦促自己的问题。它是一个美利坚民族自身的精神与意志的问题。我们试图传递给他人的任何信息只有在与我们的实际情况相一致，并且足以引人注目、受到世界人民的尊重和信任，才能有效。因为，这个世界尽管物质上困难重重，它还是乐于认可并尊崇精神上的卓越甚于物质上的丰富。

我们的首要关注必须仍然是设法达到这种状态的民族品格。在使别人确信我们已经如此作为上不需要太过担心。国家生活中真正有价值的事情不能，也将不会被隐藏。梭罗（Thoreau）写道：“没有不能被驱散的疾病，就像黑暗一样，如果你让更强的光亮照于其上……如果我们使用的光亮仅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细小的蜡烛，大多数的物体就会留下一个比它们本身更宽大的影子。”相反，只要我们使用的是一只光线强烈的蜡烛，我们可以肯定它的光线将穿透俄国房屋，最终发挥其作用，驱散笼罩那里的黑暗。甚至在西伯利亚的最深处，没有铁幕可以压制这样的消息——美国已经摆脱了分裂、困惑和怀疑的枷锁，迎来了一个希望与决心的新机会，正满怀热情、目标明确地着手完成其使命。

[1] 经编辑同意再版，from Foreign Affairs，XXIX，No.3（April，1951），351-70。外交关系协会股份有限公司1951年版权。

[2] A German of the Resistance：The Last Letters of Count Helmuth James Von Moltke（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8）.

第三部分 格林内尔（Grinnell）演讲集

1 对沃尔格林演讲的反思

在三十三年前的这样一个春天，我去芝加哥大学作演讲，一共六讲——作为对我一年多前愉快地接受的邀请的回应。那时我还是一位政府官员——一位外交官员，确切地说——正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度过一个长假。这些演讲是我平生首次应邀发表的学术演讲。这些演讲的主要内容是美国对外关系中的若干历史事件。因为那时我对美国外交史的无知程度比现在更甚，我主要利用自己二十四年的外交经验，努力从经验给我的教训出发考虑所讨论的那几个事件。

令人高兴的是——这些演讲被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以题名为《美国大外交》的小册子正式出版。这个小册子在美国通常似乎被作为美国外交史和国际关系课程的课外读物使用。令我吃惊的是，我听说这本小册子仍在印刷出版。大概你们中的一些人已经不得不随后在什么地方读它了——它让你快乐还是让你厌烦就不是我关心的问题了。

看过那本小册子的人，无论如何都会想起那些文章就其性质而言，既是分析性的也是批评性的。就这些演讲的分析性意义而言，我努力去发现，当每个美国政治家带我们到这些不同的国际事务中远足的时候，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就演讲的批评意义而论，在检查了这些知识和政治动机之后，与当时的现实情况相对照，在当时的情势下我们认为我们是反应性的；我也与我们所达到的结果相比较，依次来评估这种反应的充分性。

这种探究的结果并不十分令人鼓舞，我担心，它们使这个国家将其所能有效地投入远超其边界的冒险中去。

第一个演讲论述的是1898年的美西战争（Spanish-American War），我发现在我们所说的参战的所有原因中，“没有太多的严肃认真的思考”和“没有太多谨慎而又有条理地评估我们的国家利益”。我发现一旦我们投入战争，在武装力量的方式上，我们不是受任何深思熟虑的概念——什么是我们想要的，为什么——的指导，而是受“大众情绪、政治压力和政府内部的阴谋”的指导。

就以在第二个演讲中讨论过的门户开放事件来说，我得出结论：在这个案例中，美国的公众舆论很容易被蒙蔽，将门户开放视为美国治国才能中的一个伟大的外交创新。实际上这个所谓的外交创新只是我们对所知甚少的情况做出的自命不凡而无用的姿态。

在第三个演讲中，我论述了从1900年到1950年这半个世纪中，我们与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我的结论是：这些关系反映了我们自己对待中国的一种好奇的，但是却根深蒂固的多愁善感。很显然，它起源于它给我们的一种愉悦，将我们自己视为那些不如我们幸运、不如我们先进的人们的高尚的保护者、恩人和师长。在这种自我沉溺中，我不禁看到了民族自恋的一种形式——集体的自我欣赏——对我来说，很多美国人都乐于此道。我认为，这种倾向只能掩盖内心深处、潜意识中的不安全感——一种使我们自己安心的需要——与我们自命不凡的外部行为形成鲜明的对照。

因此，在同一个演讲中，我转到我们对待日本的消极的和批判的态度。这些无疑是我们对中国屈尊俯就和关切保护态度的映像。我们对日本的不满，很大程度上似乎集中在当时日本在东北亚大陆上所占据的位置——尤其是在朝鲜和满洲。在法律和道德上，我们将对这些地方的占据视为错误。因为在法律与传统的意义上，这些地方不是日本的领土，却被日本人占领了。我不同意这一观点：指责我们正在努力将我们自己的守法主义和道德主义的标准适用到实际上几乎没有什么联系的环境中去。我认为，我们不能自命为他人的道德裁判，最好还是从活跃在那个地区的各种民族主义力量中找到一种稳定的权力均势——俄国人、中国人和日本人——从道德平等的角度看，在他们中间很少能作出选择。在将日本从其在亚洲大陆占领的地方挖出去的努力中，我认为，我们忽略了一个极大的可能性：如果我们成功了，比起我们搬开日本人，填补这个权力真空的很可能是我们更不希望的某种权力形式。这一点确实已经被证实了。

因此，值得回顾的是，我所谈论的演讲是在朝鲜战争期间发表的。我们早期缺乏对日本利益的理解；当我们不能提出有希望的替代方案时，我们坚持把日本人从他们的位置上搬走。作为对这一切的一种讽刺性的惩罚，我不禁看到，我们已处于朝鲜半岛这个不令人愉快的位置上。基于这个例子，我试图指出：我们在外交政策中的选择并不总是好与坏的选择，更多的是在大与小的恶之间做出取舍。

第四个演讲谈论的是我们所参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大家也许还会记得，我们参加1917年战争的表面原因是德国人侵犯了我们的中立地位；我指出了参加战争来保护自己的中立地位的荒谬性——为了保护自己的中立地位而放弃中立地位的荒谬性。然后，我也不得不指出，当我们想方设法置身一个当下的国际争端之外时（就像我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所做的），结果可能是前后矛盾的，可在这种情形——当我们被迫卷入其中——下，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在为伟大的道德事业而战，我们文明所有的价值因此身陷险境。如果对抗帝国主义德国的战争真的是这样一种伟业（实际上，不是），那么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被迫参加战争，应当自愿进入战争。但是，如果战争不是这样的伟业，那么我们不应使自己因我们的中立地位被破坏这样的琐碎的小事参战。

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最后一个在演讲中谈论的特殊的美国参与问题。我再一次批评了一旦我们参与其中，美国人就将冲突理想化的趋势。对于这场冲突，我们尽力保持超然物外。由于日本人攻击珍珠港以及随后德国对我们宣战，我们才被迫卷入这场冲突。但是，我也强调我们的失败，实际上，我们拒绝承认：我们在那场冲突中取得的胜利，实际上从一开始就被抵押出去了。由于我们以及我们的盟友的军力不足，只有在俄国的大量援助下，我们才有希望打败德国。对于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援助，注定要（实际上已经）付出巨大的代价。目前德国和欧洲分裂和不稳定的局面，实际上反映出我们不能比1945年的俄国人更早到达中欧，这仅仅是部分代价。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军事努力的可能结果的可悲的局限——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没有强大到足以将这场战争引入我们想要的结果——那么我认为，我们就不会用我们的胜利所担保的和平与光荣的国际秩序的美梦欺骗自己。

* * *

芝加哥演讲中讨论的事件就说这么多。现在，让我说说在战后时期，我们在远东地区主要参与的活动。我从朝鲜说起。

请记住战争末期太平洋的局势。我认为正确的是，我们坚决拒绝允许俄国在占领战败的日本中扮演任何角色。但是，在朝鲜半岛，正如我们在中欧做的一样，我们以苏联军队在半岛的北部接受日本人的投降而告终。我们在南部接受日本的投降，但是，两个强国之间没有就这个国家的未来达成协议。

战后初期，在确定美国对战败的日本人政策的过程中，麦克阿瑟将军是最具影响的人，似乎当初就设想了一个永久解除武装的、中立的日本。我自己的想法（我仍然认为有充足的理由）是，我们应当坚持这个原则。我认为这是可能的。因为这意味着在战后岁月里，日本将不能被作为美国的军事或海军基地，对俄国人来说，这一处置使其占得重大优势，作为对我们同意一个中立、非军事化的日本的回报，俄国可能会同意在整个朝鲜建立一个民选的，大概温和的政府。

但是，到1949年底，华盛顿发生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对我们所有的战后政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于1947年冒昧提出的“遏制”概念，是针对我和其他人所相信的斯大林共产主义的政治扩张的一种危险而提出的——尤其是这一危险，受莫斯科鼓舞和控制的当地共产主义者，或许会在德国和日本被击败的工业城市获得控制地位。我不认为，其他了解苏联的人也不认为，苏联针对主要的西方大国或日本的军事进攻无关大碍。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政治危险，而不是一个军事危险。历史证明了这个结论。但是，出于一些我绝难理解的原因，到1949年，华盛顿的很多人——在五角大楼、白宫，甚至是国务院——似乎得出这一结论：在不久的将来，有一种苏联不受拘束的真正的危险，这可能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直到今天，历史探究中最有趣的主题之一，就是在当时，为什么这一结论在华盛顿会变得如此流行。我反对这一结论，我的同事查尔斯·波伦（Charles Bohlen）也反对：但我们两人都没成功。我只能将此归因于美国人接受这一观念的困难：有一个政治威胁，尤其是来自一个军事强国，这个军事强国也不主要是一个军事威胁。尤其强有力的是，在军营中，似乎有直接得出这一结论的诱惑：由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领导者对我们怀有敌意，由于他们是全副武装的，并且严重挑战了我们的世界领导地位，因此，他们就像最近记忆中的纳粹，希望并倾向于同我们争战。因此针对他们的政策必须与1939年战争爆发前，应对纳粹所应有的政策模式一致。但是，这一观点无一可取之处。

无论如何，美国舆论的这种变化确实在我所说的时间发生了——1949年底和1950年初。它最早的结果之一，就是在美国军事和政治权势集团中成长起来的一种强烈的情绪：我们不能使日本非军事化——相反，我们必须无限期地在日本驻军，即使这意味着签署一个未征得俄国同意的单独的对日和约。1950年初，这一观点以很多方式公开显现出来。与此同时，我们大大缩减了在韩国的军事存在。俄国以容忍而非鼓励的方式对此作出了即时反应。为了将共产主义的统治扩展到整个朝鲜半岛，朝鲜进攻韩国。如果日本无限期地作为美国军事基地，如果没有对日一致的和平解决方案，如果在日本的局势中，莫斯科没有成功的机会，那么通过赔偿，莫斯科希望巩固它在朝鲜的军事—政治地位。无论如何，对此我们似乎没有给予太多的关心。

依我之见，这就是朝鲜战争的起源，其余的你们都知道。三年之后，5.4万名美国人伤亡，冲突结束了。但是，它是通过朝鲜半岛上的一个僵局而中止的，很像我们之前的做法——仅仅是美国卷入的更深了。这种情形一直延续至今。

现在，我认为关于这个事件，我们应当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我们美国人没有什么兴趣与俄国人谈判，找到解决那一地区问题的政治解决方案，尤其是找到一种方案能够结束我们在日本的军事存在。我们为什么对此不感兴趣呢？我认为，主要是因为我们已经认定莫斯科已下定决心发动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为了抵御这场战争，我们需要将日本作为一个军事前哨。而且俄国已经被看成是魔鬼的化身；从国内政治的观点看，与魔鬼谈判和妥协也有失体面。

我想指出的第二点是：当俄国人以授权——或是默许——对朝鲜进攻作出回应的时候，我们绝不愿意，甚至不可能承认我们在日本所做的事和朝鲜共产主义者在朝鲜所做的事之间的联系。反之，当朝鲜的进攻到来的时候，华盛顿的即时结论是：这实际上是苏联在世界范围内的军事扩张计划的第一步，可以与1938年的慕尼黑危机相提并论。慕尼黑危机被认为是纳粹征服欧洲的第一步。波伦和我再一次反对这种解释；但是，我们的反对没有什么进展。这是流行的军事解释。

将这些牢记于心，让我的讨论转向战后时期我们的国家在远东事务中的另一个重大参与，这一参与延续了二十五年，而不是仅仅三年：越南战争。这里我必须假定，你们对我们打败越南共产主义者并在这个国家安插某种反共产主义的政府（他们实际上主要是民族主义者）的这场拖延的、昂贵的、不成功的、从各方面来说都是不幸的努力有一些记忆或了解。显然可悲的是，这些努力被误解了。在今天，它很显然被认为是美国政策的一个重大的错误。它提出了两大历史问题，今天，我们应当给予这两个问题以充分的关注。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起初是如何陷入这场困境的？第二个问题是，既然几乎从一开始就能明显地看出所做的努力不会取得成功，为什么我们还要坚持十年多？

对于每一个问题，答案都是复杂的：我不想过分简化一个复杂的情势。但是我只会说：在起初陷入这场混乱的诸多原因中，华盛顿的如下判断起了重要的作用：俄国人，作为他们统治世界的计划的一部分，下决心对亚洲实施军事—政治征服。越南共产主义者在东南亚建立他们政权的努力，是这个假设的“计划”的一部分。

对我们为自己设计的情境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这一看法：胡志明（Ho Chi Minh）及其追随者只是俄国人的傀儡。因此，由他们推翻越南就等于是苏联的胜利。在华盛顿，对以下观点有着普遍的怀疑：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相比，这些越南马克思主义者更容易受到民族主义冲动的强烈驱动。

这两个假定都是错误的。苏联领导人没有征服世界的预设计划。他们的心理主要是防御性的。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莫斯科与胡志明当时在越南掌权几乎没有什么联系。今天，我们知道，当时苏联与东南亚共产主义者实际上关系疏远，只是建立了初步联系。胡志明主要是一名民族主义者，尽管他满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说辞，如果我们鼓励他这样做，他很有可能更愿意在与共产主义世界和与我们的关系中维持某种平衡。

让我就我们的这一倾向稍加详述。我们的倾向是：坚持将它们视为是其他大国的盲目的傀儡，是比较弱小的集团或政权，它们与大国的关系实际上更加复杂，也不像我们认为的那样险恶。似乎有一种奇怪的美国倾向——始终寻找一个单一的外部邪恶中心，认为它是我们所有的麻烦的根源，而不是认为抵制我们目标和事业的有多重根源，这些根源相对独立。

让我举几个例子说明这个问题。在一战期间，爱国的情感主义征服了我们国家，不幸的德国皇帝被看成是这个世界上一切邪恶与应遭谴责之事的根源。由于俄国共产主义者1917年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俄国带出战争，而且因为这对德国人有利，使我们感到不快。整个俄国革命在某种程度上都归功于德国皇帝。很多善良的人开始意识到，列宁及其同伙仅扮演了德国代理人的角色。如果我们将这一问题带到今天，我们会看到美国一些杰出人物非常不情愿相信，诸如尼加拉瓜或叙利亚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尽管他们口头上讲些粗浅的马克思主义，但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独立的政治代理人，主要是按照他们自己所理解的利益行动。他们不是盲目遵从莫斯科的指令和意识形态的压力。换句话说，在很多美国人眼中，罪恶是单数的。同时，美德却被仁慈地允许以复数形式出现。毫无疑问，我们美国人总是站在美德的中心。

但是，让我再次回到越南事件，并简单浏览一下它所产生的第二个重要的问题：换句话说，对每个继任政府来说，很显然这种努力是没有希望的，为什么我们将这个努力坚持了近二十年？

在这里，答案同样重要。

所有这些紧随着国共内战中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而发生。让我们记住，这一新情况，被一群右翼议员以及通常被称为中国游说团的人，制造成对杜鲁门政府进行最猛烈的和不计后果的攻击的一个时机——指控内容是，民主党人，尤其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先生“失去了中国”（正如这个词在当时的叫法）。他们是在他们的官方随从人员中的共产党的同情者的影响下这样做的，这些共产党的同情者希望共产党获胜。

没有比这更大的废话了。美国政府从未拥有中国。既然如此，哪里谈得上什么“失去”中国呢？使共产党有可能在中国掌权的基本条件是蒋介石（Chiang Kai-shek）政权的软弱和腐败，是这个政府依赖我们而不使自己振作的倾向。不仅指控本身是荒谬的，而且，以它的名义对杜鲁门和艾奇逊发起的政治攻击，与美国政治史能够提供的任何事物一样邪恶和不负责任。实际上，这些攻击与反共产主义的狂热浪潮有密切关系，他们实际上是这一浪潮的开始部分。这种狂热以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而闻名——这个我们公共生活中的可耻事件，就是我们今天谈及它也觉得脸红。

我有这样的印象，那场特殊的狂热情绪的背景依然有待于对其做历史的分析。但是我这里想指出的仅仅是，不仅杜鲁门政府，就是继任的共和党政府，也被这些猛烈攻击吓倒了；被它们在国会和一部分公众舆论中激起的回应的程度吓倒了，使得他们绝不可能使自己正面、理性地面对这些攻击。杜鲁门政府将它们仅仅看做是党派的政治攻击，忽视了它们能够扭曲公众舆论，进而影响外交政策，试图通过对它们攻击的前提表示一定程度的同情，部分地投合它们的声气，来转移其攻击。对于继任的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政府而言，情况也是如此。艾森豪威尔政府甚至走得更远，它牺牲了我们几位最好的远东问题专家，希望以此安抚攻击的始作俑者。

然而结果令人震惊。这些不计后果的仇杀造成的伤害不仅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美国的政治权势集团（在最后一个演讲中我会详细论述），而且它们严重地扭曲了大多数美国人对外交政策的理解。它们的暗含之意是，在这个世界的任何地方，我们的政策总是事件的决定性推手；在世界上的任何国家，包括中国，我们都有力量阻止马克思主义的同情者上升到掌权者的地位。因此，如果共产主义者仍然在世界某地接管了政权，这总是被委过于当时执政的美国政府的懦弱、疏忽、盲目，或是缺乏对共产主义的一个适当反击。由于继任的政府没有直面这些肆无忌惮的非难，这些政府屡次成为它们的牺牲品。在越南，也是这样。不仅没有政府愿意被看做是不愿努力反对越南的共产党掌权，而且没有政府——直至尼克松（Nixon）政府——曾经如此这般努力，但最终被迫承认这样的努力没有希望，敢于试着从介入越战中脱身。因为他们害怕被那种愚蠢的指控戴上“失去越南”的劲手枷，游街示众。

* * *

在第二个演讲中，我将更全面地论述我在此论及事件的总经验。我只想指出，我们今天早上所讨论的失败主要是那些我们所谓的公众外交，而不是专业外交。这些事件提出的问题几乎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在两个或三个选择中作出取舍的问题。与很多外交事务中的重大问题一样，它们通常都包含难以处理的杂乱无章的相互冲突的意见，为了理解它们，需要对大量的历史背景的了解和大量详细的研究。显然，在政治演说家、新闻记者和电视播音员难以避免的、自然而然的过分简单化处理中，这些复杂问题得不到充分的考虑。难怪这种特别无用、粗糙的陈词滥调竟能胜过精致的分析。这种陈词滥调动辄就会委身而被国内政治利用，而无助于我们对国际问题的澄清。

我认为，这种情况本身构成了一个很大的全国性问题。这正是我想回过头来论述的问题，要是在第二个演讲中我能简要阐释就好了。

2 美国外交与军事

上周我在这里演讲时指出，多年前我在芝加哥大学发表的演讲本质上是批判性的：上周我在这里做的演讲也是如此。我试图厘清美国外交中挑战与回应的关系。当回应似乎不足以应对挑战的时候，我试着找出在分析上或概念上导致这种失败的弱点。因此，批判就承担了这样的任务。昨晚最后一个演讲之后，我忽然想到，你们中的一些人一定会问：我们做过什么正确的事情吗？

如果这就是你正在思考的问题，那么我意识到我的错误在于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但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我们当然做过正确的事。并且我们做了很多正确的事。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是政治韬略中的一个重大举措。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总体上非惩罚性地对待被打败的敌人树立了我们的声望。我敢肯定，有许多有益的经济援助计划的案例。而且，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地震、水灾或是饥荒的案例中，我们有益而慷慨地介入。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1920年和1921年我们在俄国实施的重大的饥荒救济计划。1963年，我们驻守在德国的军队派遣的美国野战医院迅速及时地救助了斯科普里（Skopje）地震的灾民，作为美国驻南斯拉夫大使，这一骄傲永在我心。

此外，我们本来会做很多愚蠢的事情，但是都智慧地避免了；为此，某些美国政治家值得高度评价，虽然他们很少得到这种评价。因此，我们的记录绝非都是失败的。总之，我们没有什么需要羞愧的。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如果在广袤的北美大地上一个伟大的世界强国（这是不可避免的）顺势而起，这个国家心存和平、慷慨大度，自其建国至今，别无二致，那么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应该心存感激。自独立以来，我们对我们的世界环境的冒犯，一般说来，不是出于要给他人带来伤害的愿望，或是确立自己对于他人的强势地位，而是源自我们打击贵族和彰显自己的努力。但是，正如它所做的，人类个体反思自身缺点比反思美德更有教益。因此，我也认为，国家社会从其失败中学到的比成功中的更多。对失败的反思会唤起谦逊——这是我们美国人能够更好地利用的东西。对成功的反思很容易招致失败前的骄傲。因此，我将继续讨论我们思考出错的地方和我们犯错误的地方，这需要你们继续保持耐心。

* * *

回顾已经说过的话，我发现在芝加哥和这里，我谈论的主要都是与非欧洲世界有关的政策。但是，在我讨论的1950年的事情——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事情——与我上周在这里提到的事情之间有很大不同。尽管在美西战争中，沙文主义（jingosim）和对激动人心的军功的渴望起了作用，但是，我在芝加哥演讲中注意到的大多数错误都是我刚才提到的那种类型：我们这边的某种道德主义和法律至上主义的故作姿态——尤其是对我们自己，渴望表现得比我们实际上更加明智和高贵一些。另外，在朝鲜和越南的案例中，一些更为严重的事情牵涉其中，也就是它们给我们这样一种印象：自从这个共和国诞生以来第一次遭遇了一个强大的、可怕的、冷酷的敌人。这个敌人一心一意要置我们于死地，它有给我们造成巨大伤害的必要手段，甚至就在我们国内也是一样。这种情况带给我们恐惧、仇恨、反应、反应过度，甚至是诱惑。相比之下，我们早些年很是孩子气的故作姿态和虚荣就显得天真而幼稚。

毫无疑问，这将我带回到二战时代后重大而真实的挑战面前——这一挑战包含这一事实，即这场战争结束时，两个现代传统强国差不多沦为二流军事国家——这两个国家即苏联和美国。然而，在军事意义上，由于其他强国在地理上介于这两个国家之间，之前这两个国家相距甚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消除了这种分离，使它们各自的军队，在欧洲中部和北太平洋地区彼此离得很近。与几十年前不同，现在，它们之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缓和它们可能会有的任何严重政治分歧的影响。所有这些加上国家核武库与其发射系统这一史无前例的、非常令人困惑的因素，使任何一个所谓的超级大国都能把核弹投射到对方国内，给对方施以虽无法预知但显然极端可怕的伤害。因此，实际上，每一个超级大国都成了对方的人质。因此，现在美国面对的挑战是如何应对这种全新而又闻所未闻的危险。这一挑战历史上前所未有——无论我们自己还是其他任何国家的经验中都没有先例。

我认为，这种情况下犯错误不足为奇。无疑，不仅我们犯错误，苏联也犯错误。与我们相比，对俄国人来说，挑战也一样不同寻常、令人困惑。当涉及我们的错误时，我想简要论述，我不希望你们以为我把莫斯科犯的错误都忘了。我也不希望你们觉得，我认为我们的应对方法都是错误的。毫无疑问，我们也做了很多必要的、深思熟虑的、建设性的事情。

我仍然认为此间我们仍犯有错误，而且有些还是重大的、影响深远的错误。由于这些错误中的某些错误，对我来说，似乎直到今天仍然在扭曲和困扰我们的政策，给我们自己和世界其他国家带来重大危险，因此我别无选择，只有提及它们。

这些错误中的一个类型，包括我在第一个演讲中提到的错误。这些错误包括，将苏联领导人所没有的目标和意图加之于他们，并仓促得出结论：苏联领导人就像希特勒及同伙，他们均受军事征服的欲望鼓舞具有同样的对外军事侵略时间表，只有用应对希特勒的办法才能有效应对苏联。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俄国人对他们军队的复员没有达到我们的程度，这一事实给以上观点提供了实质性内容。他们在东欧和中欧留下了一支地面部队，其规模远比其西欧的对手大的多。他们对其占领的东欧和中欧各国人民非常冷酷无情，以此使每个人都感到惊恐。他们与我们打交道时诡计多端、遮遮掩掩，很显然，他们希望通过政治影响和权威等各种不同手段，将他们占优势的影响力（如果不是他们直接的权力）全力扩展至西欧——这是以西欧人民的自由为代价的。我所讨论的时代，毕竟还是斯大林时代。

实际上，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克里姆林宫的人对我们不友好的证据。这些是我们和西欧人民所面对的一个在欧洲大陆和世界其他地方争夺影响力，实际上是争夺权力的强大而可怕的竞争者的证据。但是，这不是苏联领导人想扩大他们的影响，发动其武装力量对西欧和日本发动某种全面进攻的证据。然而，这却是我们匆忙做出的结论。其结果影响深远。

战后我们犯的第二个错误与我们将核武器作为我们军事地位的主要依靠有关系，也与我们希望以核武器确保我们在战后时代的军事和政治优势的信念有关系。我们犯的最简单的错误就是认为武器的有效性与它的毁灭性直接成正比——不仅是攻击敌人武装部队的毁灭性，还有攻击其人民和民用经济的毁灭性。我们忘记了，战争的目标是，或应当是以最低限度，而不是最大限度的完全破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忘记了，一种合宜的武器不仅必须具有毁灭能力，还须具有判别能力。最重要的是，我们忽略了这一强有力的证据：从长远来看，核武器与自杀式武器无异，部分原因是因为它巨大的毁灭性，加上别人也会研发它这一铁定的事实，还因为它很可能引发的环境影响。在我看来，通过致力于这样一种自杀性的和不适合任何一个理性的军事目标的武器，我们招致了很大的责难：将国际社会的大部分国家引入世界上迄今所知的最危险的、宿命般的军备竞赛。

依我之见，正是这两大错误，不仅导致了我们的思想极端军事化，而且导致了我们生活的极端军事化。这已成为战后时代的标志。军事化不仅对我们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对我们自己的社会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导致了我和很多其他人认为的对我们国民经济的严重扭曲。我们被迫使我们自己习惯每年的花费，我们的国民收入很大部分都花在武器的生产和出口上，以及军队设施的维护上——这些用途没有增加我们经济的实际生产能力，只是每年剥夺我们成千上万的美元，否则，这些钱会用于生产投资。这种习惯已经上升到这一地位，我斗胆称之为“真正的国家嗜好”。没有最严重的脱瘾症状，我们不能使自己改掉这个习惯。除了其他数百万的穿制服的人，数百万的人已经习惯于从军—工复合体中求得谋生之道。数以千计的公司依赖于此，更不用提工会和社区了。这是我们极端不稳定的预算赤字的主要根源。生产和出售武器的人和华盛顿购买武器的人之间形成了一个复杂而非常危险的联系。换句话说，从和平时代巨大的武器设备的维护以及出口大量的武器给其他人的过程中，我们创造了巨大的既得利益——冷战中的既得利益。我们使自己依赖于这一令人反感的国家实践——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公平地说，如果我们没有使俄国人和他们的所谓的邪恶成为正当的理由，我们也会创造一些对手来取代他们的位置。

整个任务中的不必要的浪费、引起如此多重复劳动的军种间的竞争、我们用于军事经济和民用经济的成本与收益上的双重标准、国会关于军事和非军事开支的标准之间的关系不清，这一切使问题更加糟糕。有时在我看来，我们中的那些没有参与到这个庞大的军—工企业中的人，从比喻的意义上来说，有成为随军谋生者的危险。就像几个世纪前欧洲可怜的流浪汉，慢慢吞吞地跟在军队的后面，希望从相对富裕的军事资源中拾到一些剩余的衣服和残留的食物。

当这种现象扭曲了我们国内的生活之时，就再次对我们的外交政策产生了负面影响。如此庞大的军事经济需要持久的正当理由，而且这种情况——因海陆空三军争夺国会拨款的激烈竞争而加剧——导致对想象中的对手的军事潜力的几乎自动和系统的夸大其词，因而突出对手的嫌疑，以及我们的人民对它的恐惧和敌意。近年来，我们政府某些部门提出的想象中的苏联军事开支数字是我能记得的最无耻宣传的、最具误导性的统计操控。所有这些最危险之处在于，它混淆和模糊了外部军事挑战的真实程度。我们不可能知道：对于苏联带给我们的问题，我们有多少作为可算是合适的回应；我们献身于我们自己的军—工企业的嗜好，会有多少产出。

我讲所有这些只是为了证明一个观点：多年来我们日益增长的关于冷战的观点的极大军事化，不仅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外部危险，而且也是一个内部危险，这种危险是以一种非常有害的习惯的形式出现的，我们社会中大多数人都几乎无可救药地犯了这个习惯性错误。这大多数可以再次追溯至我刚才请各位注意的两个重大的分析错误：一个关乎苏联扩张主义政策和意图的本质，另一个是我们的失败，当我们将我们军事政策中的主角交给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时候，我们没有发现我们会将自己以及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带入了一个可怕的死胡同。

* * *

现在我归纳一下我在你们面前所作的评论，以及早先在芝加哥演讲中提出的观点，总结主要结论。

我们已经看到了美国外交各种各样的缺点，正如它们在整个20世纪所展示的那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年轻又在某种程度上幼稚的人民所犯的错误，他们意外遭遇强烈而又令人眼花缭乱的现代民族主义的力量的冲击，加上对我们实力增长（这种日益增长的实力正在使我们晋身于主要大国行列）令人不安的自我意识，使这些错误不可避免。在那些岁月里，我们就像一个比较无知的少年一样，行为飘忽不定，虽然意识到自身的实力，也想使用实力，但缺少最佳使用实力所需的成熟。

自从上次大战以来，一个与往昔完全不同的形势正在形成。作为一个国家，我们被放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测试中——被迫处理一种完全不同的需求订单，其中一些包括一种比任何地方的任何政治家曾经面对的更大的责任。

我认为，现在有些时候我们已经以其他任何国家能够将要进行的方式，对隐含在这些情况之下的挑战做出应对。但是，在其他例子中，正如我希望这些演讲已经表明的：我们没有做出适当应对。如果我考虑我们没有适当应对挑战的案例，并重新审视一下导致我们失败的显而易见的原因，我认为我看到两个因素，这两个因素加起来，给我们分析最大的难点提供了线索。

我们最经常失败和最严重失败的案例，似乎都与军事事务有关。有时，失败在于我们对世界上其他地方形势的分析。我们倾向于以牺牲政治因素为代价，过分强调军事因素。结果，使我们的回应过分军事化。有时，正如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案例中，这是一个利用我们自己的军事潜能的问题——如何和何时使用它们。使用的时候，如何使它与我们国民生活的其他部分联系起来？最后，有时候，正如在核武器的案例中，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彻底地搞清楚现代武器的可能用途，也就是我们能不能把现代大工业国之间的战争本身的作用搞清楚的问题。但是，在每一个案例中，都是军事因素使我们失败了。

想到你会停止思考这个问题，这并不令人奇怪。因为我们是这样一个国家：我们没有关于军事战略或军事力量在国民生活结构中的位置的传统概念。我们的内战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事情，并为一个不同的目的而战，除此之外，在现代，我们武装力量的使用主要都发生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令人迷惑的、在某种程度上令人误解的经历中。这两次战争都已经以无条件投降告终，鼓励我们相信这样的观点：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与看起来完全邪恶和残忍的外部对手达成互利的和解，而是完全摧毁对手的力量和意志。在这两次战争中，尤其是第二次战争中，我们越来越背离体现于早期战争规则中的这一基本原则：战争只能针对敌人的武装力量，不能针对无辜的平民。这正是由于我们完全接受了对平民和士兵发动战争的实践。尤其是由于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笃信所谓的区域轰炸，我们被引入了我们今天所遭遇的可怕困境。我们现在终于认识到，遵循这种实践，其逻辑上的结局就是毁灭我们自己和文明本身。换句话说，我们使自己进入了一个死胡同，现在，当我们试图退出这个可怕的陷阱时，对我们来说日益明显的是：我们没有可以转而依靠的有效的关于使用武力的替代理论。这两个错误——笃信无条件投降和大规模的杀伤平民——使我们严重误入歧途。

将军事事务和我们的内部社会问题联系起来的问题上，我们有困难，这不足为奇。我们从未有过在和平时期维持常规军的传统。我们从未学过如何使这一实践适应我们社会在教育、公民培养和人力使用方面的其他习惯和需要。更糟糕的是，在名义上的和平年代我们不能找到任何非常理性的方法，将工业和财政努力所需的其他社会过程与维持一支大规模的武装力量联系起来。

难怪，面对所有这些困惑，我们国家政策中最大的错误似乎都突出地发生在与军事因素显著相关的地方。

但是，我怀疑，这一困境是否没有因为我们政治体系中某些根深蒂固的特征而变得更糟。我首先考虑的是，我所谓的美国政治家的国内政治自我意识。我这里的意思是，当讨论或是按照外交政策行事时，他更倾向于关心他说的、做的对国内政治的影响，而不是它们对我们与其他国家关系的实际效果。根据这种倾向，某一言论或行动，如果能在它所看重的那些国内圈子里受欢迎，那么在华盛顿，它就会被当作一个胜利，即使其外部影响非常无效，甚或弄巧成拙。走到极端的时候，美国外交就沦为在美国政治观众面前展示的一系列姿态，这些姿态对我们与其他国家关系的影响只作为次要考虑。

这种情况并不鲜见。我们只需回忆托克维尔写在150年前的话，其大意是：“在很大程度上，对外部事务最令人困惑和错误的观念，按照纯粹的国内考虑决定外交政策问题，这恰恰是民主的本性。”从本质上讲，这是自然而然的。任何地方的任何政治家，在其外交行动中，都要留心国内舆论。但是，与别的地方相比，这一趋势在这里似乎走到了更大的极端。这或许可以部分地解释为美国政治家吸引选民好感的本性。在欧洲议会体制中，选民通常就是议会——因为如果失去了议会的支持，内阁就要下台。不幸的是，在我们国家，选民更有可能是由特别好斗而吵闹的少数人和游说集团组成。出于一些奇怪的原因，这些人似乎通常都站在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这边。或许是因为在国外有一些特殊的民族和族群，他们希望我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或其他方面给予援助；或者是因为他们希望披上国徽的外衣，敲响沙文主义的钟声，作为推进他们党派目标的手段。我们在第一个演讲中看到，美国政府似乎特别易受这种威胁的影响，或是因为他们不想因为被指控为缺乏爱国主义而被放在防御的位置上。其结果我们已经有机会看到，都与我们在第三世界的政策有关，例如越南和黎巴嫩；与军备控制和军事强国之间的关系有关。

如果我刚才所说的有任何实质内容，那么这只是以下事实更进一步的证据：对于一个渴望占据世界领导地位的大国外交政策的行动来说，我们的政治体制在很多方面的设计并不理想，除了托克维尔以外，很多明智的观察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无论如何，我相信这是真的。我认为，近年来，实践的趋势已经暴露了这一体制的不足，甚至连托克维尔都没有预见到。

对此，我们能做些什么？如果我们期待甚或希望我们政府体制中的这些特点能在我们的时代得到纠正的话，那我们就太幼稚了。冒失地纠正它们很可能弊多利少。在很多方面，它们代表了我们如此珍视的伟大的自由硬币的反面。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我们没有理由不为之感到羞愧。如果这个——带有其所有缺点的我们的政治体制——是像我们自己这样的一大群人，从佛罗里达州延伸到阿拉斯加州，从缅因州延伸到夏威夷，接受最多样的种族和文化起源的个体的唯一方法——如果这是这么多人被管理而不牺牲他们的自由的唯一办法——那么就顺其自然吧。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即使不是一个完美的方法，让我们对此心存感激。

但是，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们能够做的一件事是：让我们现实地考虑一下关乎一种野心勃勃而影响深远的外交政策行为的我们政治体制的不适应性。当我们决定何种参与和责任对我们来说是明智的，以及哪一个我们最好拒绝的时候，我们要将这些局限铭记于心。很显然，我们已经承担的很多责任，包括一些很大的责任——例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NATO）和我们对日本的责任——代表了我们不能过早地放弃的郑重承诺。我们不能做什么，只能尽我们所能履行这些承诺，意识到不仅仅我们国家的和平与安全，世界上其他很多地方的和平安全都依赖于我们面对它们的方式，并在任何我们可能的地方，努力将它们置于每届美国政府注定具有的党派政治利益之上。但是，当涉及接受新责任的时候，最后，让我们记住我们国家能力的局限以及为了我们的自由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让我们认识到，这个世界上的有些问题我们无法解决，我们投入这个深渊是没有帮助的，或是无效的。全球其他地区的困境会在没有我们参与的情况下找到解决办法，我们陷入其中既无收益，又无效果。

这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孤立主义的恳求，就像我们的祖父和曾祖父培育出的那种态度。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这仅仅是一个请求：我们的国家更为谦逊、更为现实地意识到我们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局限性，比我们近些年参与远离我们海岸的复杂情况时表现得更为节制。这也是这样一个恳请：我们应记住，在民族的相互作用中，如同在个体的相互作用中一样，榜样的力量远远超过戒律的力量。此刻，美国给全世界提供的榜样远远不是它能够和应该提供的榜样。让我们给我们以外的国家呈现这样一种国家风貌：学会了处理犯罪、贫困和腐败，学会了对付毒品和色情。让我们证明我们自己能够进行我们今天都接受的电子通信的伟大变革，并将之转化为我们人民的智力和精神的提高，而不是电视现在经常强加给他们的衰弱、乏力和对知识的滥用。让我们做这些事情和与它们类似的事情。我们将不再需要以2.7万枚核弹头和超过2500亿美元的军事预算来使境外国家感知美国的影响力。

我希望就此结束我的演讲，感谢你们耐心地听了我的演讲。现在你们可以不必再听我这个老人就这么多非常复杂的主题发表见解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大外交：60周年增订版/（美）凯南（Kennan，G.F.）著；雷建锋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0

ISBN 978-7-5097-4868-8

Ⅰ.①美… Ⅱ.①凯…②雷… Ⅲ.①外交史-美国 Ⅳ.①D87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57118号

美国大外交（60周年增订版）

著者/乔治·F.凯南（George F.Kennan）

译者/雷建锋

出版人/谢寿光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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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10

版次/2013年10月第1版 字数/145千字

印次/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4868-8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3-1712号

定价/4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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