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大趋势：中国下一步

贸易与理性

郑永年论中国：中国的知识重建

郑永年论中国：中国的文明复兴

郑永年论中国：中国通往海洋文明之路

郑永年论中国：中国民族主义新解

大趋势：中国下一步

版权信息

大趋势：中国下一步/郑永年著.—北京：东方出版社，2019.3

ISBN 978-7-5207-0753-4

Ⅰ.①大…　Ⅱ.①郑…　Ⅲ.①中国经济-经济发展-研究　Ⅳ.①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03629号

大趋势：中国下一步

（DA QUSHI：ZHONGGUO XIAYIBU）

作　　者：郑永年

责任编辑：陈丽娜　李鹏飞

出　　版：东方出版社

发　　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113号

邮政编码：100007

印　　刷：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9年3月第1版

印　　次：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35

字　　数：450千字

书　　号：ISBN 978-7-5207-0753-4

定　　价：69.80元

发行电话：（010）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请拨打电话：（010）64023113

目录

版权信息

出版说明

序言 国家与发展

政治改革篇

第一章 中国政治改革通往何方

一、中国改革三阶段的逻辑

二、中国不改革的政治风险

三、世界范围内的权力危机

四、中国的改革现状

五、制度建设：新时代的清醒判断

第二章 作为使命型政党的中国共产党

一、重新重视研究中国共产党

二、中国共产党是使命型政党

三、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主导

四、当代中共的“现代性”

五、如何认识中共的“自我革命”

六、“以党领政”体制的形成

第三章 央地关系的“行为联邦制”与改革新动力

一、央地关系与中国改革新动力

二、央地关系的三层逻辑

三、中国政治改革要从县政开始

四、中国的县政改革和国家建设

五、中国的地方行政改革何去何从

第四章 “刮骨疗毒”式反腐剑指何处

一、腐败与中国的历史周期律

二、新时期的反腐意涵的新特征

三、官员不作为是最大的政治挑战

四、中国怎样反腐败才会有效

五、十九大与反腐制度建设

第五章 技术赋权与民主政治

一、技术赋权的政治学：科学与民主

二、互联网、政治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

三、信息技术、国家—社会关系转型

经济建设篇

第六章 国企改革与经济转型

一、中国经济改革不进则退

二、中国经济转型及其风险

三、中国国有企业的命运

四、中国国有企业的边界在哪里

五、中国国有企业的出路在哪里

第七章 中国政商关系的重建

一、商与中国政治

二、中国政商关系危机及其根源

三、经济改革与中国清廉政府建设

四、政府理应培育企业家成长环境

第八章 “一带一路”倡议与共享发展

一、如何理解“一带一路”倡议

二、“一带一路”与经济和安全的“再平衡”

三、对“一带一路”的初步评估

四、“一带一路”与国际经济规则的“书写”

五、建设开放式的“新丝路”

第九章 粤港澳大湾区的历史使命

一、粤港澳大湾区与“一带一路”的关系

二、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不是一个经济发展项目

三、粤港澳大湾区与制度创新

四、粤港澳大湾区与中国的未来

社会重建篇

第十章 中国须警惕社会失序的风险

一、中国改革的两条政策思路

二、中国社会秩序的失序风险

三、中国必须进行一场社会改革的攻坚战

四、社会改革要实现“强社会”

第十一章 中国建成小康社会要做大中产阶级

一、中国新时期的内部风险

二、中产阶级和中国社会的命运

三、中国的稳定需要大力扶持社会中间力量

四、培养中产阶级的关键不是“杀富济贫”

五、中产阶级的焦虑如何消除

第十二章 精准扶贫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一、中国农村的贫困与治理

二、中国的“精准扶贫”可持续性研究

三、中国扶贫政策接下来怎么走

四、构建中国的扶贫国际话语权

国际关系篇

第十三章 中美关系与“修昔底德陷阱”

一、中美两种世界秩序观及其冲突

二、特朗普与美国对华政策的新变化

三、中国新时期的外部风险

四、技术冷战与中美冷战的序曲

五、国际权力结构与中美贸易摩擦的深层次原因

六、我们应有的反思：“中国制造”还只是“中国组装”

七、地缘政治阴影下的中美关系

八、中美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九、新型大国关系向何处去

第十四章 中国通往海洋文明的亚洲地缘政治

一、从陆地走向海洋的中国地缘政治

二、近代中国海洋国家意识的萌芽

三、当代中国海洋文明意识的觉醒

四、世界秩序的变迁与印太概念的兴起

五、地缘政治新格局和中国的战略选择

六、中国的海洋地缘政治及其挑战

七、亚洲的崛起和亚洲价值观

第十五章 中国如何实现大国大外交

一、中国可以回避“金德尔伯格陷阱”吗

二、为什么世界期待中国的声音

三、中国如何回应国际的期待

四、塑造中国崛起的新国际战略

五、全球化与中国的大外交战略

第十六章 在中国发现新民族主义

一、文明的冲突：儒家文明vs基督教文明

二、新的认同、国家利益和国际行为

三、中国正在拥抱这个世界

出版说明

改革开放四十年后，中国期待再次进入一个“改革高潮期”。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中国深度卷入全球化浪潮，经历了高速经济增长、产业革命、社会分化和多元化等结构性巨变；同样重要的是，随着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国民思想进一步解放，权利意识觉醒，复杂的社会矛盾也日渐突出。与此同时，当前的国际环境也呈现出高度的不确定性，中国的崛起和外部地缘政治变化无疑是同一个进程，互相影响和强化。如何在国内国际如此错综复杂的环境下找到改革的正确方向从而推进现代化的国家治理已经成为国家的一个重要课题。

这些年来，笔者一直在努力做的就是寻找中国改革的自身实践逻辑，并把这些实践表达为文字，以供作概念或理论上的思考。作者相信，所谓“正确”的道路就是要找到自身的变化逻辑。

本书中，笔者对中国改革和变化模式的逻辑讨论主要围绕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社会重建和国际关系这几个方面展开，着重回答如下几个相关的问题：中国的改革已经做了什么？改革的现状如何？面临什么新问题和新风险？未来的改革作何选择？

笔者长期以来一直思虑中国问题。在过去的许多年里，笔者在国内外的各大学、研究机构、政府部门、经济机构等以讲座的形式讨论中国各方面的改革，在国内外学术期刊、杂志发表了数量不少的文章和评论。这些讲座的讲稿和文章都以不同的形式表达了笔者对中国改革的一些看法，这次根据主题汇集起来，遂成此书，以飨读者。

本书的出版要感谢东方出版社的许剑秋先生以及编辑陈丽娜、李鹏飞所做的研究性编辑工作，他们在收集和整理方面做了大量的努力。由于他们的努力，才能这么快与读者见面。

郑永年

2019年2月

序言　国家与发展

不久前，匈牙利出身的英国史学家伊斯特凡·洪特（Istvan Hont）出版了其论著《贸易的猜忌：从历史的视角看国际竞争和民族国家》（Jealousy of Trade：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the Nation-Stat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1]。在这本书里，作者对近代以来的西方政治和经济关系做了新的解读。尽管他充分肯定霍布斯在开创“新政治科学”上取得的划时代成就，但他认为霍布斯并非第一个现代政治理论家，而只是最后一个后文艺复兴的政治理论家。洪特所给的理由是：霍布斯拒绝将经济和商业社会性看作政治的主要决定因素。霍布斯的理论是反商业的纯政治学，他思考政治的方式是前经济的，因此也是前现代的。就贸易与现代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而言，现代政治学当为政治经济学，现代政治理论家的头把交椅则应当交给大卫·休谟，以及更系统地阐释休谟之洞见、奠定政治经济学基础的亚当·斯密。或者说，判分古今政治的界线为：是否将经济、商业视为核心政治事务（或国家事务）。

本书要讨论的不是洪特的这本著作，或者他所涉及的学者的论述。笔者感兴趣的问题是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或者政府应当在经济发展和扶贫方面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洪特这里所讨论的是西方学者对政治和经济的看法，这些不同的看法实际上反映的是西方政治和经济之间关系实际层面的变化。西方和中国文明的不同演化过程造就了两种很不相同的政治经济学模式，这两种模式直到今天仍然在影响国家在经济发展和扶贫等领域的作用。两种模式都有其优势和劣势，它们可以互相学习，以弥补自身的不足。

一、西方政治经济学：政治和经济的分离

无论东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就是是否把经济（商业）活动视为是政治事务和国家的责任。正如经济史学家波兰尼（Karl Polanyi）所指出的，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近代之前，不同文明曾经拥有过差不多的政治经济关系，那就是，经济从来就不是独立的一个领域，而是人类社会诸多个领域中的一个领域，并且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共生共存[2]。不过，西方近代以来，因为资本主义的崛起和迅猛发展，经济逐渐把自己从社会的诸领域独立出来，和社会隔离开来，最后发展成今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形态。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也是政治和经济的分离过程，这个过程直至今天仍然影响着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政治和经济的分离既是西方经济发展的根源，也是社会问题的根源。而在东方尤其是中国，经济活动从来就被定义为政府责任的内在部分，政府把推动经济发展作为己任，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产生政府的统治合法性。尽管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不同历史阶段表现形式不同，但经济活动是政府的责任这一政治经济哲学从古代到当代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在社会层面，老百姓的文化心理直到今天仍然对政府的经济责任抱有高度的认同。

如果把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源头追溯到古希腊，那么就会发现，在古希腊，人们对经济的看法和中国并没有什么不同。在古希腊，家庭被视为是国家的基本单元和基础，而经济则是对家庭的管理。这点和中国古代哲学家尤其是儒家的看法非常一致。而且，这一政治经济概念到罗马帝国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3]。迈入近代之后，这一概念开始在西方发生变化。简单地说，自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快速分离开来。这里有两个经验事实非常重要，可以说是促成了这种政治和经济的分离。第一，罗马帝国的解体和商人的崛起。第二，政治秩序的重建。

罗马帝国是政治、经济、宗教的混合体。帝国是通过政治手段（包括军事征服）形成和维持的，但在帝国境内的经济是“全球化”的，即帝国之内不同区域之间存在着广泛的贸易。帝国利用宗教得到扩张，宗教也利用帝国而扩张。罗马帝国的解体对经济和宗教等方面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帝国解体之后，西方不再存在统一的政体和政治力量，原来帝国的土地被分割成数量庞大的地方性政体（或者小王国）。宗教成为最重要的力量。经济活动分散化，寺院经济就是表现之一。

到了欧洲称之为“黑暗时代”的中世纪后期，欧洲城市兴起。因为不存在统一的“中央政体”，城市表现为实质性的自治形式，而城市的政治主体便是商人。商人不仅在欧洲经济发展过程中而且在欧洲近代国家的崛起过程中都扮演了极其关键的角色。没有商人，很难想象一个近代欧洲。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对城市专门进行了论述[4]。商人（后来被称为“资本家”）履行的主要是经济功能，但经济功能导致了商人的政治功能。商人唯利是图，市场越大，利润越大。这就决定了城市商人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必然产生巨大的动力去冲破城市的边界，创造更大的市场。实际上，即使在城市阶段，商人的活动也通过贸易活动而超越了城市。政治人物（国王）的目的便是统治更多的土地和老百姓。帝国解体了，但政治的扩张性本质是不变的。和商人一样，大大小小的国王也有扩张的冲动。很显然，在扩张这一点上，国王和商人拥有了同样的利益，商人需要一个统一的“民族市场”，而国王需要统一的“民族国家”。两种力量的合一，便在欧洲造成巨大的“中央化”即中央权力的形成动力。欧洲近代的发展首先是中央化的过程[5]。

再者，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之间的交换更造成了欧洲的制度。国王要统一国家，商人要统一市场，两者走到了一起。但是，国王要统一国家钱从何而来？商人就变得很重要，商人不出钱，国王就没有钱来做统一事业。商人可以出钱，但又不相信国王。这样，交易就产生了。商人要和国王签订“合同”，保护自己的私有产权，“私有产权的保护”就是国王和商人之间的“契约”。但光有这个“契约”对商人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如何保障国王在国家统一之后继续履行这一“契约”呢？商人的第二步就是让自己成为国王政治权力的根源。这便是西方最早“人民主权”概念的来源。很显然，这里的“人民”并非今天人们所说的所有人，而是有钱的商人。如何实现“人民主权”？最后的结局便是商人占据“议会”。议会产生政府，也就是商人产生政府。近代欧洲很长时间里，议会就是商人的议会。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当时的西方民主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政府只是资本的代理人。在这个意义上，在欧洲是商人驯服了政治权力，商人成为和国王分享政治权力的第一个“人民”群体。

不过，政治权力“中央化”的实际过程并非像这里所说的那样简单。因为这不仅是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之间的交易，而且也涉及其他各种力量，包括宗教、各种地方性政体和社会力量。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尤其是早期是极其暴力的过程。实际上，如何统一国家一直是从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到英国的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的主题，对这个主题的关切产生了单纯的“政治学”。在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那里，政治占据绝对的地位，为了国家的统一，国家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目标证明手段正确”。只有当欧洲国家实现统一之后，欧洲的学者们才开始讨论起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因此，洪特的评价并不公平，因为霍布斯和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并不生长在同一个时代，每个时代的人面临的是那个时代的情况、要解决的是那个时代的问题。只有当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的“国家统一”问题解决了，才会产生休谟和亚当·斯密的“经济发展”问题。

如果说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开创了西方的纯政治学，休谟和亚当·斯密开创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学，那么随后随着资本的继续崛起，西方又出现了纯经济学，也就是把经济从休谟和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中独立出来。休谟和亚当·斯密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学家，他们不仅论述经济，还论述政治和道德。但后来的情况就很不一样了。如前面所说，资本依靠国家的力量而成长，但当资本成长之后，便走上了寻求“自治”之路，即要逃离政治的制约去寻求自身独立的发展。而资本寻求独立的过程，也造就了经济、政治和社会等诸关系的急剧变化。至少在西方，社会的命运和经济的这一“独立”过程息息相关。而所有这些变化也便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发展的根源。

商人（资本）依靠国家力量得到了统一的民族市场；商人也成为政治的基础，控制了政府过程。这样就造成了实际层面的政治和资本的合一。原始资本主义的崛起不可避免。在这个阶段，资本唯利是图，而整体社会成为资本的牺牲品。雨果、狄更斯、马克思等欧洲作家都深刻描述过原始资本主义崛起对社会所造成的冲击性影响。当社会忍无可忍的时候，反资本的社会运动变得不可避免。不难理解，社会主义运动起源于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不管其“初心”是什么，最终都以资本和社会之间达成新的均衡而终结。这个过程就是欧洲开始的“福利国家”的起源和发展过程。

从原始资本主义到后来福利资本主义的转型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即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和社会力量三者互动的过程。这三者都具有促成这种转型的动力。就社会来说，最为简单，那就是追求至少是体面的生活，例如更高的工资、更好的工作和居住环境、更多的教育等等。也就是实现后来所说的各方面的“人权”。社会主义运动开始的时候人们所追求的就是这些具体的利益。不过，马克思当时认为只有推翻了资本主义制度、改变所有制结构，才能实现这些方面的利益，因此马克思提倡革命。尽管这种新意识在当时也为很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所接受，但至少在欧洲并没有实现马克思所预见的革命，只是到了俄国和其他一些落后社会才发生革命。马克思过于强调社会力量的作用，对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的自身变化估计不足。实际上，当社会主义运动开始时，资本和政治都面临一个新的环境，也开始了自我变化过程。

资本的自我变化是有动力的。至少有两个动机：首先，资本需要社会稳定。资本必须在不断的投资过程中实现“自我发展”，因此，投资环境必须是可以预期的。为了稳定，资本是可以拿出一些利益来做交易的。在社会高度分化的情况下，单一的法治并不能保障社会的稳定。因此，资本也并不反对“保护社会”。不难理解，世界上第一份社会保障计划产生在德国俾斯麦时期，这份计划的目标是为了保障社会稳定。第二个变化动机来自资本本身的矛盾，资本一方面需要剥削工人，但同时资本又需要“消费者”。资本控制生产，但所生产的产品需要通过消费者的消费才能转化成为利润。消费市场包括内部的和外部的。当内部市场饱和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就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对非西方国家一方面获取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另一方面倾销商品。“培养”消费者不是资本的善心，而是资本获利机制的一部分。但在客观层面，这个“培养”的过程也是满足工人阶层利益的过程。

政治变革的动力在于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变化。近代以来，早期君主专制的基础是贵族，或者说传统大家族。如上所述，商人崛起之后开始和贵族分享权力，所以商人是第一个参与到政治过程的群体，也是近代西方民主化的主力。尽管早期的“选民”极其有限，主要是有财产者、向国家纳税者，并不包括工人、妇女和少数民族等，但选举逻辑本身具有“扩张性”，即从少数人扩张到多数人。随着选举权的扩张，政治权力的基础也发生变化。早期，政治权力的基础是贵族和商人，再逐渐地扩张到工人。这个扩张过程刚好也是工人阶级“中产化”的过程。当政治权力基础不再局限于资本的时候，政府开始偏向社会。这使得西方福利社会的发展获得了巨大的动力。二战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基本上是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结合促成了福利社会的大发展。

福利社会的大发展一方面强化了社会的力量，但同时也表明资本、政治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失衡。至20世纪80年代，资本开始寻求新的方式来改变局面，这就是美国里根和英国撒切尔以“私有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运动的大背景。这场运动是对二战以来福利主义的反动。在资本看来，福利主义造成了资本空间的收缩、大政府和强社会的出现。不过，就内部私有化来说，这场运动的效果实际上很有限，因为在“一人一票”的选举政治环境中，“私有化”被有效抵制。但在外部则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即造就了长达数十年的资本全球化运动。资本的全球化使其逃离了本国政府和社会的控制，在全球范围内如鱼得水。结果很明显，即造成了新的资本、政治和社会之间的失衡，即收入分配的巨大差异和社会的高度分化。

法国经济学家皮凯特（Thomas Piketty）著《二十一世纪资本论》，论述了当代世界社会贫富悬殊的严峻情况[6]。作者发现，资本获利的比例远远超于劳动所得的比例。这个发现并没有什么新奇，因为从来如此，所不同的只是比例大小罢了，自然也没有人会否认皮凯特所描述的情况。不过，这本书的出版再次引起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反思。正因为如此，《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但问题在于如何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使得人类社会能够继续维持作为共同体的局面，至少不至于解体。皮凯特强调政府的作用，甚至提出了全世界政府联合起来的设想。这本书也被视为是仅仅对西方资本主义做了政治解释。不过，在这一波全球化下，资本已经再次占据西方的主导地位，皮凯特的设想过于理想。现实是残酷的，当全世界政府还没有能力联合起来的时候，全世界的资本早已经联合起来了。实际上，这次全球化就是全世界资本联合起来的结果，而全球性的贫富悬殊则是全世界政府缺少能力的结果。

历史地看，这里的关键就是西方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全面“脱钩”。如前面所讨论的，西方民主已经经历了从传统的“共和民主”向当代的“大众民主”的转型。早期的民主是精英民主，即少数人的民主，或者少数人之间的“共和”。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一人一票”制度的实现，政治的“合法性”完全基于了“选票”之上。这一变化导致了几个结果：第一，政府和发展的分离。尽管经济议题总是西方选举的主题，但政府和发展之间的关联充其量也只是间接的，选票和政治权力之间则具有最直接的关联。也就是说，经济表现好能够有助于候选人，但仅此（“有助于”）而已，没有直接的关联。对候选人来说，有其他太多的方法来获取选票了。第二，政治人物即使想承担“发展”的目标，但发现缺乏有效的方法来实现发展目标。在西方，政府可以和经济发生关系的方法无非就是财政和货币两种。但是，当利率趋于零的时候，货币政策就会失效；当政府债务过大的时候，财政政策也会失效。西方政府现在倾向于使用量化宽松，即货币发行。但量化宽松本身并不解决问题，只是缓解或者推迟问题。第三，因为巨大收入差异造成的社会高度分化使得传统政党政治失效，政治失去了主体，越来越难以出现一个有效政府，更不用说一个有能力致力于经济发展的政府了。在精英共和时代，西方多党能够达成共识，因为不管谁当政都来自这个小圈子；在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多党也能达成共识，因为不管左右，政党都要照顾到拥有最多选票的中产阶级的利益。但在大众民主时代，尤其是在面临社会高度分化的时候，政党之间只是互相否决，造成的只是更多的社会分化。

在这个背景里，人们不难理解今天西方盛行的反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思潮和民粹社会运动了。所有这些都是西方社会内部政治、经济和社会失衡的产物。西方如何通过改革使得这三者重新回归均衡？这是需要人们观察的。但可以预计，在政府不承担经济发展责任的情况下，即使政府可以积极履行中间角色（主要是税收），而把发展责任简单地留给资本，要走出目前的不均衡状态，困难重重。

二、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作为国家的责任

在东方，中国文明演化出了另一类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中国文明从来没有在知识层面把经济视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在经验层面经济也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领域。确切地说，经济从来就是国家治理的一个有效手段。在中国最重要的经济文献《管子》中，首篇《牧民》就论述了经济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性。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尽管有不同的看法，但对政府的经济角色并无异议，在这方面各派之间所不同的只是政府和经济的关系有多深的关系。自汉代的《盐铁论》以降，中国基本上对政府的经济责任以及政府如何承担这个责任有了共识。西方近代以来，很多学者把中国视为“水利社会”，并进而把“水利社会”视为中国传统专制主义（东方专制主义）的经济社会根源。这是单纯从近代西方经验出发的，正如前面所讨论的，自近代以来，西方走了一条政治和经济分离的道路。“水利社会”仅仅是中国政府经济责任的表现之一。

今天，西方把中国看成是“国家资本主义”。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如果人们梳理一下从汉朝到当代中国的经济形态，就会发现，中国几千年来“吾道一以贯之”，存在着一个比较有效的政治经济体制。人们叫它“资本主义”也好，叫它“市场经济”也好，中国一直以来至少有三个市场共存（或者有三层资本）的大结构。顶层永远是国家资本；底层的都是自由民间资本，像今天的中小企业；还有一个中间层面，就是国家跟民间互动合作的这一部分。在这个结构中，有些关系国民经济支柱的领域，国家一定要占主导地位，但是大量的经济空间要放给民间自由资本，同时在中间层，政府和民间资本积极互动，有合作也有竞争[7]。通过三层资本结构，政府维持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平衡，履行经济管理的责任。

在中国那么长的历史中，只有四个比较短的时期走了极端，变成了经济国家主义化，即国家完全占了主导地位，市场被有效扭曲或者消灭。第一个就是两汉之间的王莽改革时期，第二个是宋朝王安石变法时期，第三个是明朝朱元璋的改革，第四个就是改革开放前的那段时期。在这四个时期，国家跟市场完全失衡，偏向了政府。除了这四个时期以外，中国的国家跟市场基本上都是相对平衡的。不过，也应当指出的是，即使是在这四个时期，政府的出发点仍然是更有效的经济管理或者更快的经济发展。

这三层资本共存的结构也决定了，在中国，市场一定要服从国家治理规则的规制。市场存在着，但不是西方早期资本主义那样的完全自由市场，而是被规制的市场[8]。近代以来，西方的市场尽管也是被规制的，但基本上还是资本占据主导的市场，即使政府也要服从市场原则。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最好的经济学著作就是《管子》。如果要解释中国几千年经济历史，《管子》比西方任何经济理论都有效。例如，西方经济学讲供需关系，但供需主要是靠市场调节。后来的凯恩斯主义有点不一样，即强调政府在这一过程中也要扮演一个角色，但市场仍然是主体。《管子》不讲“供需”，而讲“轻重”，但调节“轻重”的角色便是政府，而非市场。

近代以来，面临来自西方的挑战，中国各方面快速转型。但在很长的时间里，至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所要解决的问题便是“国家与革命”的问题，而非“国家和发展”的问题。这个顺序并不难理解，因为只有确立了政治秩序之后，经济发展才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前述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等把政治秩序置于优先的地位的主张即使放在中国的背景中也不难理解。

近代以来，在解决“国家与革命”问题上，中国各派政治力量都有自己的主张，但日后的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最成功的。这个关键便是中国共产党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要解决的便是在落后国家如何通过革命确立一个新的政治秩序的问题。毛泽东一代革命家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列宁的学说成功应用到中国革命，在和各种政治力量的斗争中胜出，确立了一个新的政治秩序。

建国之后，在一段时间里，毛泽东也曾经想继续用“革命”的手段来解决“发展”问题，但并没有预想的成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是当代世界少数几个最成功解决了“国家与发展”问题的国家。实际上，改革之所以成功，在潜意识上，便是对中国传统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回归。从传统看，中国的改革不是“无源之水”，而具有必然性。这种源远流长的传统使得中国和其他国家区分开来。和西方区别开来，因为中国尽管向西方学习市场经济，但不会放弃作为有效推动经济发展手段的国有企业。或者说，中国不会变成西方那样的经济，使得政府不能有效干预经济活动。中国和苏联和东欧国家区分开来，因为中国不会像这些国家那样通过简单的政治手段（政治开放和民主化）和“大爆炸式”的经济手段（政府退出经济活动和激进私有化）来幻想谋求经济发展。中国也和很多发展中国家区分开来，幻想通过依赖西方经济来谋求发展。

今天，西方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主要是从西方的意识形态出发的。但另一方面，中国怎么变也的确不会变成西方那样的市场经济。中国还会继续是上述三层资本、三层市场结构，互相协调着往前发展。较之西方体制，这一结构有它自身的优劣。跟西方市场经济比较的话，中国一些经济部门主要是国有部门的效率会差一点。但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西方的公共部门（相当于中国的国有企业），其效率也是成问题的。再者，中国经济的效率和创新能力在其他两层，即底层的自由企业和中间层并不比西方的低。就中国的优势而言，中国三层结构经济体能够预防大的经济危机、能够建设大规模的基础设施、能够大规模有效扶贫等。西方资本主义，正如马克思分析的那样，不可避免地会爆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比如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1998年的亚洲经济危机，2008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等。中国过去40年基本上没有经济危机，这跟这个政治经济体制的调控能力有关系。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很短的时间里已经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从邓小平所说的“贫穷社会主义”提升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不过，中国对人类共同体更有意义的事情并不仅仅是中国已经有多少人致富，而是已经有多少人脱离贫穷。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已经促成了7亿多人口脱离贫困。这个社会奇迹远比经济奇迹更为重要。如何理解这个奇迹？这就是这里所论述的中国文明的政治经济观念及其这一观念所演化出来的政治经济体制。

广义上说，东亚经济模式也是中国文明的衍生。东亚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被世界银行视为是“东亚奇迹”。人们发现，二战之后，在仅有的十几个逃避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中，东亚就有这五个经济体。而这五个经济体就处于传统意义上的“儒家文化圈”之内。在儒家文化圈内，一个普遍的意识就是，推动经济发展就是政府的责任。这五个经济体内对政府如何推动经济发展也有不同的看法，但没有人会怀疑政府要推动经济发展，它们的一个共识便是：发展是硬道理。进而，这五个经济体的政府不仅推动了经济发展，而且更花了巨大的努力，通过社会建设，培养中产阶级，实现了社会的转型。今天，其中一些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台湾因为效法西方民主，政府和经济开始分离，政府不能继续推进经济发展，结果造成了类似西方的问题。这个趋势也是值得观察的。

三、两种政治经济学模式的未来

今天，东西方两种政治经济模式都面临问题和挑战。无论从理论上还是经验上来说，西方面临的问题需要通过结构性再造来解决，而中国面临的问题属于在现存结构之上调整和改进的问题。

在西方，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实现政治经济之间的再关联，也就是，政治如何再次对经济行使权力，使得经济在一定程度上配合政治的需要，从而在经济和社会之间实现再平衡。西方目前内部民粹主义崛起，对外经济民族主义崛起，主要是要解决内部经济问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西方经济结构失衡的产物，但这么多年过去了，经济结构并没有变好。主要的问题是，在政治很难作为的情况下，结构性调整光靠经济力量本身就很难实现。这些年来美国政府在经济上比较有所作为，包括再工业化、技术创新、保护本国产业等，不过，包括制造和中国的贸易摩擦在内的很多方法并不能改善内部经济结构，从长远来说也必然产生更多的新问题。北欧少数国家开始试行“一人一份工资”模式，但很显然这也不是什么新思路，而只是福利模式的扩大版。西方如何能够像当年建设福利国家那样再次进行重大的改革和调整来实现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再平衡有待观察。

对中国模式来说，经济发展一直是政府的责任，这一点不仅不会放弃，而且会更加巩固。中国可以改进的地方有很多，但主要是要围绕着三层市场之间实现平衡这一目标。无论是国家主义占据主导地位还是市场主义占据主导地位，都会导致失衡，从而发生危机。如何实现平衡？这需要产权、法治和政策各个层面的共同努力。就产权来说，光强调私有产权的明确和保护远远不够，国有企业的产权、国有和民营合作的产权和私有产权一样需要明确化，需要具有同样的权利。对法治来说，法律必须平等地适用于三层资本。应当强调的是，在这方面，现有的政治或者政策保护已经远远不够，而急需把政治和政策的保护转化成法治的保护。对政策来说，主要是根据三层资本的发展情况，尤其是失衡情况进行调整。这就决定了，政府在必要的时候对不同资本进行扶持和发展。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厘清哪些领域需要以国有企业为主体，哪些领域可以大量让渡给民营企业，哪些领域可以政府和民营企业进行合作等问题。政府需要促成国有企业追求自身的发展能力，而不是通过现有的方法（例如垄断、政策寻租等）。政府更需要赋权社会本身培养自身的发展能力，包括经济和社会两个方面，使得社会有能力来平衡资本的力量，而不是仅仅依靠政府来平衡。

政治改革篇

第一章　中国政治改革通往何方

一、中国改革三阶段的逻辑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可以说是整部世界近代史在高度浓缩之后，在短暂的时间里突然在中国大地放大呈现出来。今天和未来的人们可以在这40年的中国，或多或少找到近代以来的大多历史变革主题，无论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经济、社会、政治、技术、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急剧变化，使人眼花缭乱，在没有理解甚至意识到一项变化的时候，另一项就发生了。

在意识层面，所有近代以来的“主义”或者“意识形态”都可以在中国找到发展空间和相当的支持力量，正如在城市空间不断冒出来的各种奇形怪状的建筑物那样。不过，很多变化很可能仅仅是假象，有“乌托邦”，也有善意和良愿。

然而，不管怎样的变化，中国还是中国，并且越来越中国。在开放状态下，各种变革都成为可能，但各种变革必须得到中国实践的检验。诚如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强调过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们可以追求各种自己以为是“真理”的东西，但是否能够成为中国的“真理”，就需要被中国的实践所检验。各种表象掩盖不了真实的中国，更不用说是替代了。

变革并非只是这40年的主题。无论是客观环境对变革所构成的压力，还是变革者的主观意愿，这40年远远比不上近代中国。那个时代，传统中国不仅被遥远的西方国家所打败，而且被昔日的学生日本所打败。因此，那个时代的人们呼出了“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感叹。人们也找到了被那个时代视为必然的变革方向，那就是从小农经济到工业经济、从帝制到共和、从经学到科学。

不过，所有这些变革并没有成功，中国陷入了长期的战争、革命与“继续革命”。等到下一次变革便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情了。不过，也正因为近代变革没有成功，浓缩了的历史和变革动力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爆发出来，造就了今天的中国。

变化的是中国，不变的也是中国。变化什么？变化多少？如何变化？如何在变化中维持不变？如何在不变中求得必要的变化？这些问题谁都可以试着回答，谁都可以有自己的答案，但最终决定这些答案的便是政治。政治谁都想参与，谁都可以凭自己的能力来影响政治，但政治必须有一个主体，没有了这个主体，不管什么样的变化最终都会归于失败。

近代中国方方面面的变革的失败并没有必然性，但从帝制到共和的失败，就决定其他方面失败的必然性。没有了变革的主体，谁来掌控变革呢？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变革是有主体的。有了这个主体，中国重新出发进行变革，拾起了近代留下的变革主题，一路走到了今天。

也就是说，在所有方方面面的变革中，政治变革不仅不可或缺，而且必须是主体。今天的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或者说一个转折点，政治的变革的重要性是显见的。当人们说今天进入了“新时代”，就假定了过去的一个“旧时代”的存在。所以，人们必须理解如何从“旧时代”走到“新时代”。“新时代”的“新”在哪里？在理解这个转型的时候，人们不仅要理解学术上所说的“宏大真理”（各种“主义”），更要理解“小真相”（即实际所发生的）。

如果光看“宏大真理”，就容易把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加在客观的变革之上，就很难理解和评介客观的变化。在理解中国政治变革逻辑的时候，“小真相”甚至要比“宏大真理”更为重要。“小真相”发生在实践领域，正是众多的“小真相”才把“宏大真理”转化成为现实。

的确，学界关于“政治变革”的“宏大真理”，并不能解释中国这40年的政治变革逻辑。大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没有政治变革，因为他们倾向于把中国的政治改革定义为西方式民主化。抱持这种认知的学者在中国本身也不在少数，很多人也是希望中国走上西方式民主化道路，并且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是以“是否民主化”来评介中国的实际政治变革的。

不过，具体的政治实践则反映出全然不同的情况。在过去40年里，政治变革实际上是主体性变革。不承认政治变革就很难解释所有其他方面的变革和转型。中国政治不仅适应了由其他变革所带来的新环境和新挑战，而且还通过自身的变革来引领其他方面的变革。很显然，政治主体的这种领导能力，把当代变革和近代变革区分开来。

在下一个层面，在不同时代，人们对政治改革的认知的确是不同的，不同的领导层和不同的环境导致了不同的认知，不同的认知又导向不同的改革。这样，人们便可以区分出三个时代来，即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012年之后的“新时代”。这三个时代呈现出不同的政治思维和不同的政治变革逻辑。

其中，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尽管也有不同的政治变化，但都属于同一个变革范式，可以称之为“旧时代”。中共十九大提出“新时代”的概念，但从十八大到十九大是一个大背景，没有这5年的变化，很难出现“新时代”，因此这个“新时代”要从2012年十八大算起。

1.20　世纪80年代的政改逻辑

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变革逻辑是什么呢？政治变革首先取决于一个时代的政治思维。要理解一个时代的政治思维，首先就要理解政治思维者或者思考者。80年代的政治思考者是邓小平、陈云、彭真这一代。尽管邓小平称这个群体为“第二代领导人”，但这个群体很难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区分开来。他们同样积累了革命的经验和党内政治生活的经验。有了共同的经验，他们之间就可以有共识；有了共识，再有改革的集体努力。

就国内环境而言，这一代人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发展。中国共产党闹革命的目的也是近代以来所有政治精英的目的，那就是“富国强兵”。当这一代人走上政治舞台的时候，他们的共识便是要彻底改变当时仍然面临的“贫穷落后”局面。

就国际背景而言，美苏两大阵营仍然对峙，但英美开始了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核心的经济变革，国际局势相对和平。新一波全球化开始，欧美呈现出很强的发展势头。邓小平的判断是：“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中国领导层把这种国际格局视为自己的“发展机遇”。无论是关于“球籍”的讨论还是走向海洋文明的讨论，都是当时改革动力的直接反映。

计划经济如何改革？市场经济是改革方向吗？建立什么样的市场经济体制？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现存的答案。邓小平因此形象地把改革称为“摸着石头过河”。从1978年仍然流行的“计划经济”概念，到改革初期的“商品经济”概念，再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确立，中国足足花了14年的时间。

在实践层面，中国参照的主要是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经验，尤其是匈牙利的改革经验和亚洲国家或地区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尽管经济“意识形态”的变革十分缓慢，但现实层面的变革方向是明确的，即走向市场经济，体现在从农村改革、经济分权改革再到城市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国家部委从1981年的100个（大多是主管国有企业的机构）减少到1988年的41个，更体现了市场化的大方向。

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领导层也在探索政治上的变革。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80年代末，邓小平对政治改革发表了一系列的看法，可以视为当时领导群体的共识。总体来看，这些改革并没有受当时关于“政治民主化”的“宏大真理”的影响，而是为了解决当时中国政治实践所面临的问题。也就是说，改革不是为了实现“政治民主化”的理念，而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小真相”）。改革主要包括几个方面：

第一，法制。法制一方面是针对社会而言，另一方面是对党内政治生活而言。改革开放前的“继续革命”，导致法制的大破坏。

第二，干部类型和干部录用制度的变革。主要表现在干部的“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标准，以适应上述经济建设和发展的需要。

第三，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这项包括几个方面。首先要解决领导人个人和体制之间的关系。其次，选拔中青年干部，解决接班人问题。再次，和接班人问题相关，也需要解决老干部的退休问题，例如设立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作为废除领导终身制的过渡办法。

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政治改革聚集了相当的力量。这不仅因为中国社会有了民主化的要求，处于一线的年青一代领导层，也在不同程度上认为民主化是可以接受的政治改革。80年代中期之后，政治改革加速。在领导体制方面，明确提出了“党政分开”的改革思路。这一思路认为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灾难的出现，是领导人个人高度集权的产物，而个人集权又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造成的。

再者，政治变革不仅是为了保护已有的经济改革成果，而且也是为了克服改革的阻力和提供改革的动力。在社会层面，当时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在中国社会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知识界的共识是中国要走西方式民主道路。

如果人们深入细节就会发现，20世纪80年代早期和80年代中后期的政治改革是不一样的。早期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小真相”），而中后期则滑向“宏大真理”（追求民主的价值）。总体来看，“小真相”的改革相当成功，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干部录用制度和领导人退休制度都得以确立。但“党政分开”的改革不仅没有成功，而且“党政分开”的改革促使“党”“政”成为“两张皮”。

此后很长时间的机构改革，基本上都是政府机构的改革，而党的领域并没有进行任何形式的改革。政府不断改革，党的领域没有改革，这就是一个大问题。尽管党的领导不能动摇，但现实中，因为没有进行党的任何改革，党的领导一直被弱化。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当党本身要通过“民主化”的改革来改变自己的时候，危机的爆发变得不可避免。

以“党政分开”为主题的政治改革，到20世纪80年代末戛然而止。“党政分开”在现实中演变成“党政分裂”。而这也是执政党的最大危机之根源。之后，邓小平重组中共领导层。尽管邓小平的侧重点仍然是“领导集体”，但无论是80年代的经验还是现实的需要，都已经在呼唤一种新的政治变革思维了。而这种新的思维，促成了政治变革从80年代转向到了90年代。

2.20　世纪90年代的改革逻辑

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逻辑适用时间较之20世纪80年代长，涵盖了从1989年到2012年的23年时间。如果说把1978年开始的、由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称为“邓小平时代”，这23年可以说仍然属于“邓小平时代”。或者说，邓小平时代可以分为两个“小时代”，即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小时代”和从1989年起到2012年的“第二小时代”。

“三个代表”时期可以说是“第二小时代”的高峰期，而“科学发展观”时期则在延续这个“小时代”，同时开始纠正这一改革思路所出现的弊端。不过，“科学发展观”时期还没有形成改革的新思路，这个新思路直到中共十八大之后才开始形成。

从1989年结束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可以视为新思维酝酿期。因为西方的全面制裁，内外部经济发展条件恶化，领导层暂时处于保守和防御状态。

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很快促成了邓小平新的改革思路。新的改革思路把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分开来，并且把重点置于经济改革。苏联戈尔巴乔夫因为经济改革受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不能实施，因此求助于政治改革（即“新思维”），但政治改革很快就演变成民主化。西方式的民主化不仅导致了苏联本身的解体，更导致了整个苏联东欧集团的解体。

苏联解体对中共的冲击、影响和教训至少有二：第一，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不能同时进行，尤其不能期望用政治改革来促进经济改革。第二，政治改革的方向不是西式民主化，而是强化作为政治主体的执政党自身的建设，也就是巩固执政党、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

邓小平的判断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并不仅仅是因为民主化，更重要的是因为那里的共产党政权缺少能力发展经济，使人民满意。或者说，因为那里的共产党缺少统治合法性，被人民推翻了。

经过邓小平“南方谈话”，1992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在考察南方过程中所形成的新改革思路。多年争论不休的“市场经济”概念被正式确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新概念的确立为经济改革提供了新的意识形态。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也努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了和国际经济体系和国际组织“接轨”，中国修正了一系列内部法律、法规和政策，以符合市场经济的“国际要求”。内部改革和外部开放给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在1992年之后的近20年时间里，中国平均每年实现了近两位数的经济增长。

在政治领域，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直没有出现类似20世纪80年代那样的“宏大真理”，而是侧重于细节（“小真相”）的改革，而这些改革的意义并不亚于“宏大真理”，构成了邓小平遗产的重要（甚至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小真相”的改革包括几个方面。

第一，1992年十四大解散了中央顾问委员会，正式在制度层面解决了老人政治问题。第二，确立国家主席、副主席、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政协主席等领导职位的任职规定。第三，年龄限制。公务员系统包括部级干部的退休年龄制度牢固建立起来。第四，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尽管邓小平在1989年之后确立了“核心”的概念，但同时也强调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最重要的莫过于“三合一”体制的确立，即党的总书记、党的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由同一人担任，以保障最高权力的集中和政治责任的明确化。在20世纪80年代，这三个职位分别由三个不同的人担任，并且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职位只具有象征性意义。

这种“三驾马车”的体制造成了权力行使的很多问题。应当说明的是，“三合一”体制的形成本身是对20世纪80年代“党政分开”制度的直接否定，而在局部领域开始走上了“党政一体化”的改革道路。

“三个代表”时代，有一项改革可以算得上在“宏大真理”层面，即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的“法治”改革。之前，官方用语一直是“法制”。十五大之前，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乔石力推“法治”改革。在中国的政治语境里，“法制”和“法治”尽管只一字之差，但含义非常不同。前者表明法律是执政党及其政府的工具，而后者则表明即使是执政党及其政府也都必须服从法律，无论作为组织还是个人。

但是，“法治”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仅仅作为一个概念或者理念而存在着，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法治”并没有提到执政党政治改革的议事日程上来。只是到了2014年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执政党才形成了以“法治”改革为核心的总体改革方案。

还有一项改革尽管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但也对执政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就是“三个代表”概念的提出。尽管这个概念的提出是为了解决新兴阶层的政治身份问题，但容许新兴阶层进入政治过程则大大扩展了执政党的社会基础。

2002年到2012年这10年为“科学发展观”时期。这个时期，在政治上的新探索很多，但出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预示着旧的改革思路需要告一个段落了。

在社会经济层面，之前的经济优先发展政策很快演变成了单面向的“唯GDP论”，即过度强调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环境问题。到这个阶段，各种问题一一爆发出来。领导层开始质疑之前的发展观，提出了“中国要追求什么样的发展”这一重要问题，并试图通过“科学发展观”来缓解和解决问题。

就机构改革上说，这个时期基本上承继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思路。“党政分开”不再提及，党政在实践上开始“一体化”，表现在上述“三合一”体制，也表现在省一级省委书记兼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制度。不过，从1992年到2012年，每一次的机构改革都是政府（国家）机构改革，党的机构改革却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这种“两张皮”的现象使得党政机构的发展很不协调。即使在“三合一”体制内部也如此。

在这10年中间，最重要的探索莫过于“党内民主”了。2007年执政党十七大提出了“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的改革思路。应当说，这是对以往改革思路的改进。以往的思路并没有解释民主的发展路径，但十七大说清楚了。这个时期，党内民主最重要的试验就是党内票决制，尤其是在选拔领导干部时采用票决制。

这个方向也不能说错，因为当时人们对民主的普遍理解就是票决，或者选票制。不过，因为执政党并没有票决传统，不存在明文的票决规则，因此潜规则太多导致了滥用与不公。

在实践层面，对党内民主的探索也暴露了另一些甚至更为深刻的问题和矛盾，主要表现在两个大的方面：首先，为了体现党内民主，原先的“核心”概念被去掉。邓小平在确立“核心”概念时说得相当清楚，中共体制的运作需要一个核心，如第一代的毛泽东和第二代的邓小平，因为核心意味着政治责任。但2002年之后不再使用“核心”的概念。主要原因就是为了体现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

其次，领导顶层实行分工制度，一人管一块。这种顶层分封制的确比较民主，但实际上很快就产生了一些恶果，一人管一块，又因为党的领导层不存在“核心”，那么每个常委具有了其管辖领域实际上的最终决策权。

这10年党内民主的探索，也涉及一个外在政治压力问题。在民主问题上，自改革开放以来，外在的压力始终是存在着的。西方自由主义是一种具有使命感的主义，具有很强的扩张性。和资本一样，自由民主如果得不到扩张，就会趋于死亡。在20世纪80年代，当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自由主义力图在中国寻找发展空间，这就是为什么邓小平认为一些政治风波是国际大环境和国内小环境互动的产物。

20世纪90年代，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西方自由主义在俄罗斯和东欧寻找到了空间。中国因为内部改革和外部开放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在民主方面所面临的压力实际上并不大。但在跨入新世纪之后，中国在民主方面面临的压力再次加大。这个时期，民主在东欧的版图已经确立，这些国家或多或少都实现了民主，这样，西方自由主义再次转向中国。

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领导层尽管都竭力反对在中国搞西方式民主，但他们也没有忽视探索中国本身的民主政治发展。这种探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西方对中国的压力。很显然，在西方成功地把中国经济融入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体系之后，很难容忍中国的非民主政治，甚至把此视为政治“威胁”。这种情况近年来随着西方民主出现问题变得越来越甚。

总体上说，从1992年到2012年的20年间，在政治领域，邓小平的“遗产”得以延续，在一些方面得到了加强。党内民主方面的探索加快，重要的问题似乎随着十八大的到来，都处于随时爆发出来的边缘，而有些甚至开始爆发出来。十八大因此开得非常艰难。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需要改变旧的改革思维，另外寻求一条新的改革思维。这便是十八大以后的事情了。

3.“新时代”中国的改革逻辑

尽管“新时代”这个概念在中共十九大正式提出，但十八大应当被视为这个概念的起点。或者说，这一概念是在十八大之后5年的改革实践基础上提出来的，而十八大之后的改革实践，是对之前所发生的情况的反应。

十八大之后，鉴于执政党党内越来越甚的腐败现象，领导层开始进行有效集权。当然，有效集权不仅仅是因为大规模反腐败的需要，更是进一步改革的需要。十八大之后的改革强调“全面”和“深化”。改革因此需要“顶层设计”。再者，改革越深化，所遇到的来自既得利益的阻力也就越大；要克服既得利益的阻力，也需要集权。所有这些方面的因素，有效强化了集权的动力。

对执政党来说，首先要改革的是政治领域。十八大以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状态”。高增长不仅不可能，也不需要。而政治变革则紧迫起来，因为十八大之前所出现的种种政治状况，表明执政党面临着党内治理危机。这就决定了十八大之后的改革重点，就是党内治理制度的改革。

而党内治理制度的改革，正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党政分开”概念下所一直忽视的。十八大之后提出了“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很显然，在“四个全面”中，“全面从严治党”是最为关键的。在中国，中共是执政党和政治主体，一旦执政党出现了问题，其他所有方面的发展必然会出现问题，甚至可能酿成危机。

接下来的党内改革合乎逻辑。高层首先进行了权力重组，主要是成立了四个领导小组（十九大之后改为“委员会”）。尽管十八大时领导小组就已经存在，但新设立的领导小组和旧式领导小组，至少在两个方面是不同的。首先，旧式领导小组是非正式的，其组成成员和活动是不公开的。但新设立的领导小组是正式的，其组成人员和进行的活动是公开的。其次，新设立的领导小组（除了军事方面）的组长是习近平，副组长是李克强，其他几个常委被分配在不同的小组。这样，就改变了从前常委一人分管一块的局面，使得高层权力协调性大大提高，运作更为有效。

顶层权力集中至少在两个方面很快显出成效，即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和政策的顶层设计。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反腐败一直在进行，但顶层的反腐败往往是最困难的。十八大之后那么多的高级别政治人物（包括前政治局常委和现任政治局委员）被查处，无疑是权力集中的结果。

在整个政治过程中，高层也重新确立了权力“核心”的概念。为了更多的“党内民主”等因素，自2002年中共十六大开始不再使用“核心”概念，使得高层权力扁平化。但扁平化带来了政治责任问题，即谁承担政治责任。“核心”概念的重新使用，不仅仅是权力集中的制度体现，更重要的是强调政治责任问题。很显然，在任何政治体系中，无论是总统制度还是内阁制度或者其他的制度，政治责任是最重要的。

不过，这个政治过程最重要的就是导致了新的改革思路的出现和形成，那就是中共十九大正式推出的“党政一体化”改革思路，正式改变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党政分开”的改革思路。这一改变无疑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中共十四大已经在实践层面开始进行局部的“党政一体化”改革。最显著的就是最高层“三合一”体制的形成，即党的总书记、党的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由同一人兼任，同时国家主席的职位从20世纪80年代的“虚位”转型成为“实位”。在省一级，省委书记兼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也是党政一体化的制度体现。不过，从理论上，执政党从未宣示从“党政分开”转变到“党政一体化”。实际上，尽管实践上行不通，并且已经发生变化，但在很多人那里，“党政分开”仍然是政治改革的理想。

在这方面，十八大之后最大的变化就是从理论上得到转变，正式提出党政一体化的改革理论。王岐山在这一理论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在主导反腐败运动过程中发现了腐败的深刻原因，腐败导致了党的衰败，党的衰败又导致更深刻的腐败。“党建”因此成为十八大以后中共改革的重中之重。“党政一体化”首先包含在王岐山的“广义政府”概念中。

2017年3月5日，王岐山参加两会北京代表团的审议时讲了一番话，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政治概念，即“广义政府”，之后新华社特意发表了一篇题为《王岐山：构建党统一领导的反腐败体制提高执政能力完善治理体系》的新闻稿。王岐山并非随性而发，而是指向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建设，一种新的制度即“以党领政”原则下的“内部三权”制度已经呼之欲出。

王岐山是这样说的：“中国历史传统中，‘政府’历来是广义的，承担着无限责任。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以及法院和检察院，在广大群众眼里都是政府。在党的领导下，只有党政分工、没有党政分开，对此必须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人们也注意到，王岐山讲“广义政府”，这不是第一次了。2016年年底，在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时候，王岐山就讲了一次，“完善国家监督，就是要对包括党的机关和各类政府机关在内的广义政府进行监督”，这就是监督全覆盖，比如，巡视组和纪检组派驻“不留死角”，也是在呼应“广义政府”。

正如王岐山在之后2017年3月“两会”的讲话所展示的，“广义政府”的意义远远超出了纪委系统，而涵盖了中国的整个政治制度。“广义政府”要解决的就是中国政治制度顶层设计问题，即党政关系问题。具体说来，较之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这里至少有两大方面的基本制度性变化：

第一，“广义政府”确立了“以党领政”的思路。“党政一体”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概念，承认在中国的现实政治生活中，“党”与“政”根本不可分开的现实。既然现实分不开，就要走现实主义路线，另寻思路，那就是“党政一体”。这一新思路很快就体现在201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把党和国家的机构整合在一起改革，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

此前的改革都是政府部门的机构改革，党的机构改革从未提到议事日程。政府结构改革到了大部制改革已经走到了顶点，并且因为没有党的机构改革，也很难再走下去了。从这个视角来看，党政一体化的改革为真正的大部制改革提供了可能性。接下去的改革具有两个目标：一是实现“以党领政”原则，二是通过机构的整合提高治理效率。

第二，“内部三权”的分工合作体制。“党政一体化”的改革思路对那些接受了西方多党制概念的人来说很难理解，更难接受。自近代以来，包括孙中山先生在内的很多政治和知识精英，希望确立西方式的“三权分立”制度。孙中山本人确立的“五权宪法”就是把西方的三权和中国传统两权（考试权和监察权）整合在一起。

从台湾地区的经验来看，一旦实行了西方“三权分立”制度，中国传统两权边缘化，起不了任何有意义的作用，台湾地区的现状就是这样。中国大陆的现实是，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并且不存在所谓的反对党，因此一个国家只能出现一个政治过程。在西方多党制下，同时存在几个政治过程，执政党有自己的政治过程，反对党也有自己的政治过程，政治就是以一个政治过程替代另一个政治过程。

在中国，随着监察权的正式到位，已经形成了党内三权分工合作的制度，即决策权、执行权和监察权。这意味着，尽管国家只有一个政治过程，但这个政治过程分成前后三段，或者说把一个权力行使过程根据时间先后分成三个阶段。

就中国机构来说，决策权包括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政协、社会组织等，执行权包括国务院、公检法等，而监察委履行监察权。“内部三权”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制衡”，但不会导致“西方三权”那样的制衡——出现权力瘫痪现象。同时，“内部三权”也可有效防止腐败，建立清廉政府。

今天，如果“以党领政”和“内部三权分工合作”的体制建设成了，就可以为今后的长治久安打下坚实的制度基础。正因为如此，通过政治变革的制度建设任重道远，面临很多巨大的挑战，至少需要探讨如下几个方面的大问题：

第一，“内部三权”体制如何适用新的大环境，即今天的社交媒体时代？“内部三权”是传统精英体制，即皇权和士大夫阶层权力共享体制。但今天，人民不仅已经具有了民主意识，而且也获得了参与政治的手段和工具。如果不能充分考量到社会的民主意识和参与要求，“内部三权”建设会非常困难。

第二，“三权”之间的分工与协调如何进行？尽管“三权”是“党权”下的“三权”，但因为是“三权”，它们之间必须确立边界，没有边界，各权就没有办法正常行使。

第三，决策权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如何保障？现在决策权体现在决策的顶层设计上，强调的是集权。但如何保障集权下的决策的科学性呢？这就需要引入民主要素。没有民主过程的集中很难实现决策的科学性。在这方面，决策权如何融合开放、民主、分权、集中等要素呢？

第四，执行权的有效性如何保障？执行权被决策权和监察权夹在中间，往往导致很难干活甚至不能干活的局面。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试错的制度设计，也需要行政责任承担的制度设计。

第五，监察权的边界问题。监察权是一个新权，需要很多时间探索其权力范围和行使方法。如果监察权泛滥，就会演变成“内部反对派”，形成“为了反对而反对”的局面，执行权必然不能运作。

此外，“广义政府”概念下的“党政一体化”还面临如何确立政府和经济、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的边界问题。如果不能确立边界和处理两者关系的有效方法，就会出现政经不分、政社不分的情况，同样会出现问题。因为“广义政府”并不是说整个社会都是“政府”了。

可以预见，如果这些关键问题解决了，“以党领政”基础之上的“内部三权”制度得以确立，并且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但如果不能解决，体制的变革仍然有可能再次回到20世纪80年代的模式。

二、中国不改革的政治风险

就改革的顶层设计而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具有顶层设计性质的改革方案，它的确考量到改革的系统性和综合性，涵盖了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军事等在内的所有主要领域的改革。

不过，《决定》毕竟是一个宏观的蓝图，需要很长的时间去实现。在实现这个蓝图的过程中，如果原来的顶层设计设想不当，或者执行不当，就会出现各种风险。就今天中国的现实来说，与改革所能产生的风险比较，最大的风险仍然来自于不改革。人们有必要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来探讨改革或者不改革所面临的风险。

从政治上说，改革的最大风险就是“改革力度不足”甚至是“不改革”。尽管改革会带来风险，但从近几十年的中国实践经验来看，最大的风险来自“改革不足”甚至“不改革”。今天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风险，大都是过去没有改革，或者没有足够的改革所导致的，例如经济方面的金融风险、地方债务风险、房地产泡沫风险等；政治领域的官员腐败、政府官员不作为、政府信任危机等；社会领域的社会分化、激进化甚至暴力等。从政治上说，因为“不改革”而产生的风险往往变得不可控，而由于“改革”而产生的风险，往往是可控的。

中国面临一种怎样的改革局面呢？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推出了总体改革方案。高层也一直在大力呼吁改革，社会对新的改革充满高度期待，但改革并不能马上见到效果并惠及社会层面。人们只听到了各种改革话语，但很难找到充满动力的改革执行者。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谁来执行改革？中央政府是改革的设计主体，也是中央所及的一些领域的改革主体，但中央政府绝非是所有改革的改革主体。在更多的领域，地方政府、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和社会，才是改革的主体。现在的问题很明朗，中央高层在呼吁改革，但各个部委没有什么大动作；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对改革的执行，也没有什么大的回应。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从政治上说，至少有四个重要因素影响着人们的改革动力。

首先是权力集中和改革之间的矛盾。中国早期改革的特点是分权，即把权力从上级政府下放到地方、企业和社会，让它们去执行改革。但现在的改革已经不一样，很多领域的改革需要集权。过去很长时间里没有改革或者改革不足，既“培养了”庞大的既得利益，也“累积了”巨大的改革风险。所以，新的改革设计和执行需要集权。原因很简单。如果没有一定的权力集中，既难以克服所面临的庞大既得利益的阻力，也难以化解所累积起来的风险。同样重要的是，改革必须要有人来担当和负责。改革是执政党的一种使命，它必须是一种责任制。历史上看，没有人负责的改革就没有出路。责任制则表明各级主要领导人，要亲自把改革责任担当起来。因此，根据这两个需要，在中央层面已经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省一级政府也成立了省级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这个领导小组也可以理解成为“改革的责任小组”。

但改革从传统的分权转型到集权模式，也给改革的执行带来了影响。一是心理上的，从前的改革是分权式的，大家习惯了分权式的改革，现在要进行集权式的改革，就觉得不习惯了；二是人们对实际权力的考量，一些政府官员不知道权力的目的是什么，集权触动了他们手中的权力，就感觉到不自然。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领导人和政府官员对改革并不热心，好像一集权，改革就不是自己的事情了，而是主要领导的事情。

其次，改革执行难和中国的人事制度有密切关联。改革需要执行，而执行是人去执行的。现行人事制度和改革之间存在着诸多矛盾。首先，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的“组阁制度”。组阁制度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无论是总统还是总理，或者各级政府首脑，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团队，这个团队就是内阁。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没有内阁制度表明，各级首脑没有自己的政策制定和执行团队。

第三，只有人事退休制度，而没有人事退出制度。一个官员，如果不犯错误，就可以一直留在岗位上，不管其是否有能力执行政策。而要把一个办事不力但也没有犯错误的官员调离岗位，成本通常非常高。

第四，人事任命经常“系统化”，也就是不同“系统”（或者“口”）的领导人，对本系统的人事任命具有很大的权力，“系统”之外的干部很难进入。人事任命部门化，经常导致人事部门的既得利益化和利益的部门化。改革需要方方面面的配合，一些系统想改革，但别的系统不想改革，这就导致了内部消耗、改革不力的结局。

第五，今天的改革与反腐败同行。改革需要反腐败。腐败既影响到政府自身的社会治理能力问题，更影响到政府的合法性水平。最显著的就是导致了社会对政府官员的深度不信任。现在政府的难处在于，即使要进行一些有利于社会大众和社会整体的改革，可能也得不到社会的信任。就是说，在政府赢得社会的信任之前，推出再好的改革方案，也难以得到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反腐败显然就是政府重拾社会信任的一种有效方法。当然，反腐败更是市场秩序所要求的。腐败，尤其是官商勾结的腐败，往往破坏市场秩序。在中国，因为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紧密关联，在一些领域已经出现了类似寡头经济的现象，这种现象必须通过反腐败来纠正。

不过，事物都会有多个方面。反腐败必然对改革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在各级干部官员当中，现在有一些人心里不定，担心自己会不会出事情。于是，他们就采取“静观其变”的态度，“不动”比“动”要好。这很容易理解。改革就表明要“动”，而“动”必然会触及身边的各种利益关系，那些利益受到改革影响的人会有抵触，经常会去揭改革者的老底，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整材料”。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选择了“不动”。

同时，在反腐败的过程中，各级政府也在建立一些预防腐败的机制。反腐败本身不是目标，目标在于建立清廉政府。如何建立清廉政府？总体上，一个普遍的共识就是“把权力关在笼子里”。为了建立清廉政府，一些省份率先进行制度改革试点。例如，个别省份就已经开始进行权力的“负面清单”，明确规定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干部官员不能做什么。例如规定，省主要领导不管财政、人事、项目等大权，因为从以往的经验看，正是这些方面的大权没有受到限制，导致了地方官员尤其是“一把手”的腐败。

这样做具有足够的政治理性。但是“负面清单”的做法和改革往往是相矛盾的。如果“负面清单”过长，领导就不知道该做什么了。改革是要办事的，没有人办事，任何改革就不可能。实际上，主要领导通过“不办事”的方法来实现清廉，这又会是变相的腐败，甚至是更大的腐败。很简单，主要领导岗位是中国政治生活中最为稀缺的资源，站在领导岗位而无所作为，就是最大的腐败。再者，靠不办事来求得清廉，并不算有本事，真正的本事就是既办事，也清廉。

第六，“不改革”的风险也来自于改革的主体没有明确起来。现在总的趋势是，中央政府已经变成了改革的主体，而其他则是改革的对象。其实不然。单就经济改革来说，中央政府是改革的顶层设计者，同时有很多领域的改革，中央政府也是改革的主体，例如财政、税收、货币、土地政策等。但在大部分领域，尤其是地方、企业和社会层面的改革，中央政府并非是改革的主体，改革的主体是地方、企业和社会。

现在中央政府动起来了，但地方、企业和社会仍然无动于衷。于是，有关方面在大力呼吁要宣讲改革。不过，改革不需要做很多宣讲，要很多宣讲的改革就很难做好，甚至失败。要宣讲表明改革者并没有找到改革的主体，或者并没有为改革的主体找到足够的动力。20世纪80年代农村土地承包制的改革、村民自治制度的建立、20世纪90年代的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改革，当时中央政府并没有什么宣讲，地方、企业和社会各方面自己就早已经动起来了，中央政府只顺水推舟。如果改革具有足够的自下而上的动力，中央政府就会处于一个比较主动的地位。

中央政府并非一定要接受各种自下而上的改革，而是可以根据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利益，或者接受和支持某一种改革，或者拒绝和否决某一种改革。但如果自上而下的改革遭到自下而上的抵制，中央政府就会处于一个比较被动的局面。不过，中国也有自上而下的集权式改革的成功经验。最典型的就是20世纪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和中央银行制度改革。照理说，这样的改革很困难，因为要把财权和金融权从地方集中到中央来。但当时的改革者采用有效的策略，主要是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和利益重新分配之间的有效协调，结果也成功了。

为什么计划得好好的改革和改革的主体都动不起来呢？这是需要人们深刻思考的问题。可能有人会说，这是因为从前的这些改革主体，现在已经演变成为庞大的既得利益了。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但既得利益的存在，并不表明改革的不可能。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方方面面的既得利益也是存在的，没有一个社会是不存在既得利益的。改革没有动作主要是改革者的策略问题。无论是80年代还是90年代，改革之所以能够推进并且成功，主要是因为改革者用有效的方式培养了新利益。

新利益成长起来后，是对改革者最大和最有效的支持，改革者可以使用新利益对老的既得利益构成压力，克服它们的阻力，从而推进改革。历史上看，很难找到通过依靠老利益来改革老利益的改革成功例子。中国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法律、制度和政策层面都没有向新利益倾斜。没有新利益的出现和成长，改革者的权力再集中，也不足以克服现存既得利益。很显然，中国改革的前途，取决于高度集中起来的权力能否公平培养出新利益来。

三、世界范围内的权力危机

西方社会总是批评中共的“保守性”，认为中共缺乏西方所认同的“现代性”。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甚至完全相反。中共从其产生的第一天起就和国际背景分不开，中共内部的发展和变化也一直是和国际背景相关的。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时间里，中共内部发展和国际背景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几次很大的变化。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共主动开放，抓住国际机遇，赢得了发展的机会。但是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中共转向应对危机。这段时间里，尽管也有制度变化，但主要是通过应付危机来巩固自己的领导权。从十八大以来，中共再次转向，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不仅巩固了自己的领导权，而且把制度建设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从这个角度来看，要认识中共十九大所发生的“自我革命”，就必须理解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政治权力危机，尤其是政党危机。不理解世界性的权力危机就很难理解中共所进行的“自我革命”的世界意义。

今天，在世界范围内，政党及其权力都深陷危机。从欧洲、美国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状及其发展趋势来看，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着一种可以称之为“核心危机”（或者“首脑危机”）的现象，无论对各国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都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而“核心危机”的核心便是政党危机。近代以来，几乎在所有可以称之为“现代的”国家，政党无一不是政治生活的核心，政党组织社会、凝聚共识、产生领袖、治理国家。但在今天，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政治危机也随即产生。

1.西方的政治危机

在西方，今天的权力危机和民主政治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是西方民主政治的直接产物。当然，核心危机并不是说今天西方各国没有了核心，而是说西方所产生的核心没有能力履行人民所期待的角色和作用。今天西方的政治核心或者统治集团至少表现为如下几类：

第一，庸人政治。民主制度所设想的是要选举出“出类拔萃之辈”成为一个国家的领袖或者领袖集团，但现在所选举出来的领袖很难说甚至可以说绝非是最优秀的。退一步言，如果说所选举出来的政治人物是否“优秀”很难判断，那么从经验上看，这些被选举出来的领袖没有多少是有所作为的。再者，即使这些政治人物想作为，实际上也很难作为。这或许是因为领袖个人的能力之故，或许是因为领袖所面临的制约过多之故。不管是什么原因，结果都是一样的。相反，人们看到的是，不负责任的领袖越来越多。最显著的行为就是领袖们动不动就进行公投。西方代议制产生的原因在于，在现代大的环境，公民直接民主不可能，因此公民选举出他们的代表让这些代表来行使权力。这些代表也就是人们日常所说的政治精英或者统治精英。不过，因为这些“代表”之间达成不了政治和政策共识，政治和政策之争最终演变成了党争，领袖在面临这种情况时不负责任地诉诸公投，把事情交付给老百姓决定。这样，间接民主又转变成为直接民主。就其形式来说，公投的确是直接民主的最直接表现，但问题在于公民本身对很多问题是没有判断能力的，他们公投表决之后，对公投的结果又后悔。这在英国的“脱欧公投”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公投更是如此。更为严峻的是，公投经常导致一个社会的高度分化，社会处于简单的“是”与“否”的分裂状态。可以说，公投这一最民主的方式导致了最不民主的结果，往往是51%的人口可以决定其余49%人口的命运。

第二，传统类型的“出类拔萃之辈”正在失去参与政治事务的动机。就民主政治所设想的“政治人”理论来说，参与政治（即参与公共事务）似乎是人类最崇高的精神。从古希腊到近代化民主早期，这一设想基本上有充分的经验证据，因为无论是古希腊还是近代民主早期，从事政治的都是贵族或者有产者（主要是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或者商人阶层）。贵族和有钱阶层往往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并且不用为生计担心，是有闲阶层，他们中的很多人有服务公众的愿望。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称这个群体为“职业政治家”。但在大众民主时代，“政治人”的假设已经不那么和经验证据相关了。从理论上说，大众民主表明人人政治权利平等，有更多的机会让普通人参与到政治过程中去。不过，很多政治人物不再是专业政治家，政治对他们来说是一份工作，并且是养家糊口的。与过去相比，政治的“崇高性”不再。并且在大众政治时代，政治人物所受到的制约越来越甚，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出类拔萃之辈”不再选择政治作为自己的职业，而选择了商业、文化或者其他领域，因为那些领域更能发挥自己的作用。

第三，代之以传统“出类拔萃之辈”的便是现代社会运动型政治人物的崛起。无论在发达社会还是发展中社会，这已经是非常明显的现象。当然，这种现象并不新鲜，从前也发生过。在西方，每当民主发生危机的时候便会发生社会运动。无论是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还是由政治人物自上而下地发动的社会运动，都会产生民粹主义式的政治人物。在发展中国家，二战之后反殖民地运动过程中，曾经产生很多民粹式政治人物。为了反对殖民地，政治人物需要动员社会力量，同时社会力量也已经处于一种随时被动员的状态。今天，无论是发达的西方还是发展中社会，民粹主义到处蔓延，有左派民粹主义的，也有右派民粹主义的。民粹主义式的社会运动一方面为新型的政治领袖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也为各个社会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第四，强人或者强势政治的回归。民粹主义政治的崛起正在促使政治方式的转型，即从传统制度化的政治转向社会运动的政治。从社会运动中崛起的政治领袖往往具有强人政治的特点，即往往不按现存规则办事。破坏规矩是民粹主义的主要特征。这不难理解，如果根据现行规则办事，那么就出现不了民粹。西方民主政治一般被视为是已经高度制度化了，甚至是过度制度化了。不过，民粹主义式的领袖往往可以对现存政治制度轻易造成破坏。这一点美国特朗普的崛起表现得非常清楚。

2.非西方的政治危机

非西方世界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甚至面临着更大的危机。西方世界不管怎样，政治制度化水平相当高，政治力量或者政治人物很难轻易撼动现存制度。但发展中社会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在发展中社会，政治制度化水平往往很低，很多仍然处于初级建设阶段，政治力量和政治人物可以轻易破坏现存制度，导致更大的不确定性。对很多转型中的体制来说，面临着两个最大的不确定性：一是体制的西方（民主）化；二是体制转型失去了方向，旧的体制不可行了，新的体制又建立不起来，从而出现僵持局面。

这里我们可以举中国台湾地区的转型和俄罗斯的转型来说明。当然，体制的危机不仅仅发生在台湾地区和俄罗斯，也发生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早些时候都实行西方式民主，现在都面临调整甚至转型，包括印度和土耳其。

台湾地区在“两蒋时代”实行高度集权的体制，取得了辉煌的经济和社会建设成就，成为亚洲“四小龙”的一员。但自李登辉时代所谓的“民主化”以来，中国台湾社会经济处于长期停滞状态。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台湾的人均GDP所得水平和另一个“四小龙”国家新加坡差不多，但今天新加坡人均国民所得已经超过5.6万美元，但台湾只有2.3万美元。尽管新加坡只是一个城市，而台湾拥有农村，但这么大的差异的确能够说明台湾民主化对社会经济的负面影响。台湾如果不是在蒋经国时代已经提升为发达经济体，那么今天的状况会更为糟糕。

“台湾”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民主化本身，而是过度的西方式民主化，确切地说，是美国式的民主化。民主化以来，台湾政党之间互相否决，不管谁当选“领袖”，也做不了事情。经验地看，如果说台湾的民主化不可避免，但是西方式民主化是可以避免的。问题出在蒋经国时代的转型。

在蒋经国时代晚期，尽管国民党已经面临民进党的挑战，但其仍然掌控着各方面的资源，包括人、财、物。人才方面尤其显著，国民党几乎录用了社会上大多数最聪明能干的人才。遗憾的是，蒋经国没有设计好国民党的权力顶层，既造成了国民党的分裂，也造成了国民党和社会基础的脱节。也就是说，国民党的问题并不是民进党的挑战，而是自己断送了自己。国民党走到今天的地步尽管可惜，但也是预期之中的。

国民党的关键问题就是没有处理好“核心”与“党内民主”问题。蒋经国之后，李登辉被指定为“核心”，其之下有包括连战、宋楚瑜在内的一大批能干的政治人物。李登辉为了其“私心”（即实现“台独”的目标）就根本不想搞“党内民主”，不仅如此，李登辉还助力分化其之下的政治人物。当然，蒋经国挑选李登辉为继承人负有很大的责任。如果蒋经国时代开始搞党内民主，那么“台湾”就更有可能演变成今天新加坡那样的“一党独大”体制，不至于造成党内分裂，让位于反对党。

西方式民主化一旦开始，台湾就走上了“不归路”。这些年来，台湾政治人物之间的恶斗是出了名的，根本就产生不了权力核心，深刻影响着“台湾”的治理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台湾”已经进入“后权威时代”，即建立不起任何权威来。除非发生重大的危机，“乱世出英雄”，很少有人认为台湾会出现一个强势政治人物。这种政治格局不变，台湾的现状很难维持下去。今天，台湾已经远远被亚洲其他三个“小龙”所抛离。

俄罗斯的情况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类型的转型，即失去了方向感。苏联戈尔巴乔夫的西方民主式的改革解体了苏联共产党。之后，叶利钦变本加厉，希望俄罗斯成为一个西方式“民主国家”。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是典型的寡头时代，所谓的民主政治便是寡头政治。寡头当道，他们不仅主宰着国家的经济命脉，而且也是俄罗斯政治的实际操盘手。更为重要的是，寡头们没有一点国家利益观念。

普京可以说是崛起于国家危难时刻。2000年，普京一上台就不惜一切手段整治寡头。首先，寡头们必须离开政治。当时寡头得到的明确指令是他们必须放弃政治野心，才能得到中央的保护，继续在俄罗斯生存和发展。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很多不服的寡头开始流亡国外，有政治野心的则锒铛入狱。但是，普京不仅没有在制度层面解决寡头问题，反而以新的寡头替代了老的寡头，所不同的是新寡头在政治上是支持普京的。在普京治下，亲政府超级富豪成了新的寡头，并且成为克里姆林宫权力网络的一部分。

因此，这么多年下来，普京仍然没有能够改变俄罗斯最基本的问题，即经济格局的重塑，俄罗斯仍然是寡头经济结构。直到今天，俄罗斯依然是原料经济，经济结构单一，中小型企业发展不起来。在欧盟国家，中小型企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左右，但在俄罗斯只占15%左右。俄罗斯中小企业不发达，除了上述寡头经济结构之外，更有意识形态和政治原因。俄罗斯的一些较小的政党主张发展中小企业，但这些政党经常被执政党怀疑，认为他们有政治野心，因此正确的主张受到打压，不能转化成为有效的政策。在寡头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挤压下，俄罗斯的中小型企业没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正如苏联时期，经济发展缺少动力已经成为俄罗斯的一个最严重的短板，就政治来说，可能是一个致命性的短板。

普京个人的成功不在内政，而在其外交政策。普京娴熟地动员和利用了俄罗斯民众多年压抑的民族主义。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一路下滑。尽管俄罗斯走向了民主，符合西方的意愿，但俄罗斯民众很快就发现西方的虚伪性，即西方所关切的是一个弱化、不会对西方构成威胁的俄罗斯，而不是健康发展的、民主的俄罗斯。同时，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则大肆侵入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利益。普京经历了整个过程，深刻了解民众的心理。因此，他具有足够的勇气来反击西方，不仅在乌克兰的克里米亚问题上打了漂亮一仗，而且在其他方面的外交上（例如中东问题上）也赢得了民众的支持，甚至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同。

不过，外交的成功对内政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负面作用。普京面临的两难是：西方越反对普京的外交，内部民众越是支持他。这样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普京越是施展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越能赢得国内民众的欢迎，尤其是小城镇和底层社会群体的支持；但同时，普京越受民众欢迎，越能掩盖国内不断积累起来的矛盾。也就是说，当普京可以从强硬的外交政策方面获取足够的合法性资源时，他无须通过内部的发展来获得民众的支持。不过，就俄罗斯内部发展而言，强硬外交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现在，在外交上，俄罗斯已经成为美国和西方的公开“敌人”，很难通过和西方改善关系来发展经济。美国总统特朗普意在改善和俄罗斯关系的努力受挫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普京所做的一切都不是确立和建设新制度，而是相反。为了掌握政权，普京进行了难以令人相信的政治操作。从总统变成总理，再从总理变为总统，就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俄罗斯尽管有了“民主的”政治体制的构架，但极其脆弱。普京不仅没有巩固这一制度，或者改进这一制度，反而利用这一制度的弱点来强化个人权力。普京的一些做法，例如切断反对党和国外势力的联系，应当说是对的，也受到民众的支持。一个国家的政治如果受到海外势力的影响，那么必然出现社会政治的分裂，因为海外力量是不需要负责的。但其把反对党视为“敌人”，意识形态化，不听反对党的任何意见，包括建设性意见，这反而使得普京忽视了国家面临的很多问题。即使在普京的执政党党内，也没有确立任何制度机制来协调不同利益和意见。党内从地方到领导层，派系林立，不属于普京派系的人的主张经常受到怀疑和打压，而属于普京派系的则得到重用。

俄罗斯民众普遍认同不要盲目照搬西方制度。不过，自己的制度是怎样的呢？普京并没有做任何意义上的探索。近年俄罗斯有政治人物提出要恢复君主制度，普京也不表态，这是很能说明一些问题的。

不难发现，无论是体制内外，普京的所作所为不是以制度建设为中心，而是以个人权力为中心的，结果造成了制度弱化而个人权力强化的局面。无论是在戈尔巴乔夫时代还是在叶利钦时代，俄罗斯错失了制度转型和建设的机遇，今天的普京仍然在错失机遇。这些年，普京完全可以通过其所掌握的权力进行有效的制度建设，但普京并没有这样去做。结果，站在一个强大的普京背后的便是一个微弱的俄罗斯。如果普京能够支撑这个国家，那么普京之后谁来支撑呢？

因此，有观察家认为，在很多方面，普京的俄罗斯仍然没有走出苏联模式。尽管政权的支持率仍然很高，但这个支持率主要来自普京本人，而非体制。在苏联时代，政权的投票支持率几乎可以高达百分之百，也没有人预测到苏联会解体，但它最后的确解体了。有人会认为，这是俄罗斯文化的本质，即一种“危机产生强人、强人制造危机”的循环。不过，这绝对不是一种好的循环，而是恶性循环。历史地看，无论哪个国家，是否强大的最主要标志是制度，即一套新的制度的出现。强人的出现对这套制度的出现至为关键，因为新制度不会从天而降，新制度是需要强人去造就的。不过，强人的出现不见得一定会导致新制度的出现；如果强人只是为了自己，那么就很难把自己的权威转化成为新制度。如果这样，那么强大的只是这个强人，而非制度。

四、中国的改革现状

中国的改革现状如何？中共十八大以来，高层希望通过决策集权，对改革进行顶层设计，通过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来克服改革的阻力，以“啃硬骨头”的精神全面深化改革。

据各方面的统计，自十八大到今天，已经出台了近1500项改革方案。从理论上说，这一波改革的确是史无前例的，人们也相信，如果所有这些改革一一落实和到位，必将重塑中国，不仅把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推到一个新的阶段，更把国家的制度文明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但改革的实际情形又是如何呢？尽管不能说没有改革，但各方面的改革确实面临着执行困难的问题，这表现在以下几个主要的方面：第一，各方面的改革推进和执行程度不一、不平衡，一些改革执行了，另一些改革则没有；一些部门和地方执行了，另一些部门和地方则没有动静。第二，一些改革雷声大雨点小，做了一些，遇到困难就戛然而止，半途而废。第三，更多的改革一直只停留在纸面上，没有人去碰，也没有人敢碰。

总体上说，尽管各个部门、组织和单位改革的声音很大，但实际层面没有很大的进展。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形？可以从人和制度两个方面来讨论和回答这个问题。以人的因素来说，就是要问：是不是执行者不想改革或者执行不力？以制度因素来说，就是要问：改革不力是否遇到了客观制度的制约？

从笔者调研的情况看，尽管一些地方的确是人为因素造成的，但对很多人来说，他们并不是不想改革或不想落实改革举措，而是因为他们遇到了诸多制度性因素的制约，出现“想改革，但改革难”的局面。因此，这里主要想讨论结构性和制度性因素，如何对改革产生影响。

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政治制度开始产生结构性变化，至十九大这种结构性变化已经成形，并且表述在制度层面了。简单地说，中国形成了“以党领政”和“内部三权分工合作”的基本制度构架。在很大程度上说，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层面最大、最重要的制度变革和建设，也是执政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基础。

在这一体制下，政府的权力来自党，政府受党的领导。当然，这并不是说，党权是所有权力的根源。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看党和社会的关系。从理论上说，社会（或者人民）是党权的最终来源，这也是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

在整个执政机器内部，尽管所有权力都来自党权，但党权被分解为三个相关但又相对独立的部分，即决策权、执行权和监察权。在多党制国家，每一个政党都可以有自己的政治过程，互相竞争。但中国是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国家只能存在一个政治过程。这个政治过程通过自身的开放性来消化多元的社会经济利益，把多元利益吸纳到这个政治过程之中。同时，为了实现政治过程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这个过程被分成三段，先是决策，再是执行，然后是监察。

“内部三权分工合作”体制本身不是本文要讨论的，但用“内部三权分工合作”的进展，可以透视出中国改革今天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的制度根源。

1.决策权集中是现实的需要

先来看决策权。十八大以来，决策权的集中是明显的。决策权的集中既是对十八大之前权力过于分散产生诸多负面影响的反应，更是现实的需要，包括全面统筹的顶层设计、反腐败运动、克服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力，等等。

决策权集中也取得显著的效果，尤其表现在反腐败和消除寡头政治方面。但就决策本身来说，权力集中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决策的科学性方面。就政策而言，科学性不仅仅表现在理论层面，即改革的理论逻辑，更重要的是要表现在实践层面，即改革政策的可执行性。但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之间往往是有很大差异的。

这些年的决策，也就是前面所说的1500项改革方案，尽管都是必须大力改革的地方，并且表现出紧迫性，但对政策的执行可行性和效果考虑不够周到。可行性和效果涵盖方方面面，这里只集中讨论改革的试错成本、附加值和政策信用度三个方面。

就试错成本来说，可以举自由贸易区为例，因为这个案例很典型。自由贸易区是十八大之后一个很大的改革项目，无论对国家的内部发展和外部开放都具有标志性意义，各方都给予很高的期望。不过，几年下来，尽管自由贸易区已经扩展到全国层面，有了11个自由贸易区，但实在很难说非常成功。自由贸易区对各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影响并不大，更不用说在国家层面了。

而原先设想的制度创新的意图更没有体现出来。为什么会这样？这里就有一个改革试错成本的问题。任何改革都不是“免费的午餐”，都含有试错成本。没有人能够保证一项改革一定会是成功的，因此当试错成本过大时，改革的相关方就很难去推进改革。

以自由贸易区来说，当时制定了“负面清单”，希望有关方面把“清单”所要求下放的权力统统下放。但事实上，就改革相关方来说，这些权力实在很难下放，因为一旦真的下放了，就会招致过大的成本。财政部、商务部、海关、地方政府等都有自己的理由保护自己的权力。很难遣责有关部门，因为它们的理由也很充分。自由贸易区包括了上海在内的11个地区，这些地区无论对地方还是对国家都很重要，正因为这样，它们才被挑选为自由贸易区的试验区。

但同时，正因为这些地方对地方、对国家很重要，权力一旦下放，如果不成功，就会对整个国家产生极大的影响。很显然，设计自由贸易区改革时，并没有充分考量到试错成本的问题。如果让那些比较小的地方来施行，试错成本就会很小，成功的可能性反而会更大。

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之所以能够推行下去，就是因为当时的试错成本很小。深圳的改革能够成功，是因为深圳当时只是一个小渔村。成功与否，对国家、对地方影响并不大。中国改革到今天，并不缺改革，改革的广度有了，所缺少的是深度和力度。而具有深度、力度的改革必然涉及试错成本，这就要求改革设计者在设计改革时，充分考虑到试错成本的问题。

就附加值来说，改革也要创造附加值。这里涉及一个改革模式转型的问题。中国的制度优势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往往用举国之力把一件事情做好。深圳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上海也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但问题在于，如果把什么样的改革都放置于这些地方，这些地方的改革的附加值就大打折扣了。这些地方已经累积了方方面面的巨大资源，再加上一些资源（即改革）也很难体现出附加值来。

尽管这并不是说把改革放在穷地方，就可以体现出附加值来，但这个经验现象的确表明，在设计改革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改革的附加值问题。实际上，无论就试错成本还是附加值来说，十九大所提出的“自由贸易港”改革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2.监察越频繁执行权越难行使

政策的信用度是多年来被人们忽视的问题。所谓政策信用度就是国内外对特定政策的信任。政策信任度越高，政策的欢迎度就越高，政策的执行力度也会相对高。就这个角度来看，这些年来出台的新政策的频率过高，往往一个政策还没有理解消化，另一个新政策就下来了；一个政策还没有执行，更多的政策就接踵而至。这不仅造成大量政策堆积在官员办公室里，更造成国内外对政策的信任度低，形成“政策越多、信任度越低”的局面。在20世纪80年代，一个新政策出台，人们欢欣鼓舞，但现在新政策过于频繁，人们没有什么感觉，这必然影响到政策的社会环境。

再来看监察权问题。监察权在十九大正式成为“三权”之一，但其实在十八大之后已经开始试行，并且成长上升得很快，其力量充分表现在反腐败运动上。作为独立的一权，监察权仍然是新权，其运作还没有足够的经验。例如，监察权与执行权的边界是什么？是不是可以事无巨细地监察执行权？发现问题之后又如何处理？所有这些问题并没有现成的答案。

从监察权实际运作的情况看，已经发现了一些问题。例如有媒体报道，在一些地方，监察机构对官员办公室置放零食等都视为“违规”。又如官员的尊严问题，在一些地方，很多官员现在面对监察人员“如临大敌”，严阵以待。一旦监察机构进入检查，最重要的事情也得停下来，全面配合监察机构的工作。监察越频繁，执行权势必难行使。总之，如果监察权没有节制而泛滥，执行权就会受更多的制约，甚至被废掉。

这方面，中国历史上有丰富的经验。监察权自汉朝确立，一直存在到晚清。汉朝就规定监察只局限于执行权的六个方面或领域，出了这六个领域，其他领域不属于监察范围。如史学家钱穆所言，如果监察权滥用，就必然演变成“内部反对党”，并且为了反对而反对。监察机构的主要职责是发现问题，但如果为了发现问题而去找问题，那问题就来了。因此，在各个朝代，监察权都根据需要进行调整。

在理解了决策权和监察权之后，执行权的状况就很容易理解了。执行权被夹在决策权和监察权之间，当决策权和监察权强化时，执行权就受到巨大的制约。行使执行权也需要权力，当权力不足时，执行往往裹足不前。同时，执行官员也是理性的，在面对毫无限制的监察权时，他们自然也选择“不作为”，因为“作为”往往导致监察机构的关注。

实际上，要推进改革，就必然会造成一些人的利益损害。如果利益受损的这些人向监察机构申诉，执行改革者的下场不会很好。尽管“不作为”也会有后果，但比起“作为”带来的后果，他们宁可选择“不作为”。在一些地方，因为监察权的滥用，导致“告状的人多于干活的人”的局面。在这样的局面下，“执行权”往往处于闲置状态。

“内部三权分工和合作”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新的制度。从历史经验看，这个制度一旦有效运作起来，其生命力不可低估。任何一个新制度从确立到有效运作需要时间，“内部三权分工和合作”制度也是如此。“三权”之间如何分工？它们之间的边界是什么？它们之间如何合作？“三权”各权内部如何建设？如何对其他权力不造成不必要的干预？所有这样的问题都必须在实践中进行探讨。

五、制度建设：新时代的清醒判断

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最重要的议题就是要回答我们从哪里来、到了哪里、往哪里去的问题，中共十九大也是如此。这三个问题是一个基本判断，而基本判断是最重要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使命党，只有有了基本判断，中国共产党才能确定新的使命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1949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建立新中国这一近代以来最艰巨的任务，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30年里，一套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得以建立。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这也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中共十三大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再次强调基本路线要执行一百年。

新时代，新判断，新使命。现在，中国发展到了一个新时代。新时代不是一个名词，它是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阶段，但发展还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所作出的新的基本判断。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中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尽管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赢得了很多国际上的掌声，但是中国也看到自己所处的时代和内外部的环境。社会主义不是敲锣打鼓就能干出来的。中共领导层具有十分清醒的头脑，在充分肯定自身所取得的成绩基础之上，直面挑战并展望未来，对所面临的问题有着非常严峻和冷静的思考和判断。

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描绘了未来蓝图：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中国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这幅蓝图的描绘就是基于基本判断。从经济上说，中国已经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从这些年的政策讨论来看，中国的焦点已经是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把国家提升成为一个高收入经济体，即富裕社会。中国目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8000美元，按照“十三五”规划，到2020年人均GDP要达到1.2万美元。但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民在满足了温饱、总体上实现小康的情况下，其他方面的需求，例如对美好环境、社会公平正义等的需求，也在与日俱增，进而显现出中国经济和社会、经济和环境或者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所以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作出的新判断，不仅关乎中国本身的发展，而且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笔者一直以为，一个国家崛起的核心就是制度崛起，而外部崛起只是内部崛起的延伸而已。制度是人类文明的积累。对任何国家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制度建设是一切，所有其他方面的进步必须以制度的进步来加以衡量。尽管制度是人确立的，但制度比人更可靠；历史地看，制度更是人们衡量政治人物政治遗产的最重要衡量标准。

自从中国近代以来传统皇朝国家制度被西方一而再、再而三打败之后，中国的数代精英一直在寻找适合中国现实的制度建设。从晚清到孙中山再到国民党，期间经历了诸多失败。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才开始了没有外力干预下的内部制度建设。毛泽东等一代的政治功劳不仅在于他们统一了国家，更是确立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构架。邓小平时代的制度进步尤其显著。正如前面所讨论到的，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很多制度都是在邓小平时代确立起来的。这也是邓小平时代持久影响力的制度保障。直到现在为止，人们可以讨论如何改革或者改进这些制度，但没有人可以轻易否定和取消这些制度。这些制度一旦被党政官员和大众所接受，便具有了自我生存能力。

邓小平时代之后，中国在制度建设上又有很大的进步。为了加入诸如世界贸易组织等，中国实行了“接轨”政策，即改革自身的制度和制度的国际标准接轨。进步尤其表现在经济方面，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构架就是这个时期所确立的。同时，在政治上，1997年中共十五大上，把“法治”写入党和政府的文件，并把“法治”确立为政治制度建设的目标。

尽管十八大以来外界关切的焦点在于中国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和经济的新常态，但如果站在未来的立场来看，十八大以来最主要的进步也在制度层面。甚至可以说，无论是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还是经济新常态，都为其他方面的制度建设提供了一个环境和条件。当GDP主义盛行的时候，制度建设很难提上议事日程；同样，当腐败盛行的时候，政治体制和执政党本身的体制建设很难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十八大以来制度进步并不表明中国的制度建设已经完成了。在任何国家，制度建设永远不会终结。如果有了“历史终结”的观点，那么就是制度衰败的开始。西方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正因为如此，十九大在“校正”了此前一些制度发展偏差的基础上，明确了未来制度发展的方向、目标和路径。十八大之后成立了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把中国各方面的改革提到一个新的高度。这次十九大成立依法治国领导小组。“依法治国”是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主题，是中国最大的政治改革方案。毋庸置疑，依法治国领导小组的目的就是为了推进中国全面制度建设。可以预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一个以法治为中心的新型中国政治制度或者中国模式必将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第二章　作为使命型政党的中国共产党

一、重新重视研究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至少两个有关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这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却没有显而易见的答案。另一个问题是，中国要建设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这就存在一个党对自身进行定位的问题。党如何定位自身？中国的社会群体怎么定位党？这些都是有待回答的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问题。

由于中共是中国的执政党，党的任何重大变化都会影响到政治权力在不同的政治群体和社会群体之间的重新分配。相比其他群体而言，一些群体将会受益更多。同样的，一些群体也许会成为这种变化的受害者。因此可以理解，不同的群体都提出了他们自己所认为的中共的理想模式。

此外，这两个问题对学术界也有重要的意义。近几十年来，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正在逐渐淡化。现在，随着党的改革成为中国社会日益重视的一个议题，是时候重新重视研究中国共产党了。因此，以上的论述旨在提醒学术界：要回答以上这些重要问题，我们还远远没有准备好。

回答这两个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关键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中国共产党？要回答这个问题，笔者将采用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研究方法，即研究“作为事实的社会现实”（social facts as things）。试图提出一种文化理论，来解释作为一个事实和一个社会现实的中国共产党。要回答第二个问题，检视中国共产党是如何运作的，并且它为什么这样运作。本书不回答中国共产党应当走向何方。换句话说，这个问题将从实证意义的角度来回答，而不是从规范意义的角度来回答。

1.共产党很重要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重要？在当今世界，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政治组织能够像中国共产党一样，在国际和国内都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2008年，它的成员总数就达到了7300万之多，比法国和伊朗各自的人口还要多（法国是欧盟中第二人口大国，拥有6400万人口，而伊朗有7100万人口）。中国共产党还治理着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其人口多达13亿以上。

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成就，经济总量以年均10%左右的速度增长。就国内生产总值（GDP）而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此外，中国经济属于出口导向型经济，深入地融入了世界体系。无论中国国内发生了什么，都会产生相应的深远外部影响。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在过去40年所发起的所有重大改革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由于快速的社会经济转型所带来的一切后果，中共也是唯一可以承担它们的政治角色。

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在上海成立，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它历经了沧桑巨变。1921年，中共是一个仅有53名党员的小党，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它经历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攻击，但却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并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大幅度地扩张。在革命领袖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共在1949年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1949年后，中共还在毛泽东的“继续革命”中生存了下来，这些“继续革命”包括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在邓小平掌权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在中国进行空前的社会经济转型。

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共产党自身则经历了更为剧烈的变化。截止到2017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8956.4万名；党的基层组织457.2万个，它们包括了党的委员会和基层党组织。许多企业、非国有部门的企业也都建立了党组织。换句话说，党组织已经深入到所有类型的企业、机构和社会组织当中去了。并且尽管中共依然保持着一个高度威权主义的结构，但是它的人员构成已经发生了变化。新发展的党员通常更年轻，受过更好的教育。

从政策层面来看，不仅对中国而言，即使是对世界来说，中国共产党也正日益变得重要。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中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也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国际社会却对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性以及发展的方向感到不确定。在对中国感到不确定的所有原因当中，最重要的无疑是对中国共产党感到不确定。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都没有能够经受住当地经济改革和政治民主化所带来的双重挑战。考虑到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在许多方面都比这些前共产党国家更为剧烈，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不断持续的转型中继续生存下来吗？在学术界看来，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曾经被认为是中国的先锋队，而现在，它逐渐减少的意识形态吸引力，以及令人大失所望的领导干部队伍建设，都使得党的可持续性遭到质疑。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和冷战后快速的全球化进程，都对党的领导方式的改变产生了不断增大的巨大压力。党的改革看来是最符合逻辑且必要的了。而确实，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也已经致力于采取不同的方式来进行党自身的改革，以确保党的领导地位。

尽管中国共产党依然重要，但它还是给学术界提出了形式多样的思想困惑。学术界几乎没有关于中国共产党及其未来发展的一致意见。学者们在解释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方向和党的本质的问题上，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其中一个极端是，乐观主义者倾向于相信中国当下僵化的模式，最终将屈从于走向不可避免的民主大道。另一个极端则是，一些悲观主义者认为中国的转型已经陷入困境，同时还有人预测共产主义制度将不可避免地崩溃。两大阵营的学者似乎都有可靠的证据来支持他们的论点。结果通常使得读者们开始怀疑究竟哪一个阵营更加可靠，同时也增加了中国共产党未来的不确定性。

多年来，中国的学者们一直都在关注中国共产党的可持续性问题。自从20世纪80年代末的社会运动以来，许多学者频繁地预测中国共产主义政权的垮台。就在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崩溃之后，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声称，中国走上和这些政权一样的道路只是个时间问题。1992年，邓小平晚年的“南方谈话”激起了中国更为激烈的改革和更大范围的开放，但这似乎也没能使得学者们改变这一根深蒂固的成见。1994年，金骏远（Avery Goldstein）认为：“尽管学者们对当下政权的可能寿命抱有不同的意见，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他们所争论的问题通常是：根本性的政治变化什么时候会发生，以及变化发生后会是什么样；而对于这种变化是否会发生，则几乎没有异议。”

尽管对中国共产党的学术预测经常互相冲突，却从来没有人作出过重要的努力，去提出一种理论来解释中国共产党。虽然现在有关中国的发展和中国未来的文献正在迅速增加，但在学术界，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正在被边缘化。通常情况下，当学者试图检视中国的发展和中国的未来时，他们倾向于关注各种其他要素而非中共本身，尽管他们也承认中国共产党研究的重要性。大多数论证都集中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经济发展对其他方面发展的影响上，包括经济发展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直到近些年来，才有人努力把中国共产党重新带回到讨论的中心上。学者们检视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努力地在变化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继续存在。很有必要看一看，研究中国的学者们的学术关注点是如何从中国共产党转移到其他因素上去的。

2.中国研究领域中的中国共产党研究

正如何赛·蒙特罗（Jose Montero）和理查德·昆达（Richard Günter）所指出的，政党“是当代政治科学诞生之时就应当进行分析的主题之一”。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政党是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科学中的一个主要研究对象。在西方产生了大量相关的研究成果，使我们能够理解政党是如何在政治发展的过程中演进的，政党又是如何与民主实践相联系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学派的许多学者也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政党。这些研究受到了在西方语境下产生的概念的严重影响。政治发展进程中会产生多种危机，包括政治合法性，政治整合和政治参与，学者们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政党应当对这些危机作出反应。也就是说，学者们是用研究发达国家政党的方法，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政党的。不过，也有一些研究致力于区分西方政党和发展中国家政党的不同，一些学者也试图弄清楚，究竟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和它们的西方伙伴相比，起到了怎样的独特作用。西方研究政党的专家学者，经常从他们所理解的政党应有的典型功能，去理解发展中国家的政党。而对研究发展中国家政党的学者来说，情况则不同，因为他们更倾向于关注发展中国家政党的自适应能力（adaptive capabilities）和正在固定的规则。举例来说，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就把政党置于政治稳定的大背景中进行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亨廷顿很少运用脱胎于西方政治发展经验的概念，去描述发展中世界的政党，而是通过政党的实际活动来研究它们。不幸的是，这些努力都没能最终形成一个有效的理论，使得人们可以用它来解释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里的政党。大多数学者在研究发展中世界的政党时，依然处在那些脱胎于西方经验的概念的阴影当中。由于他们过于寻求政党与民主之间的联系，他们倾向于将政党仅仅认定为社会群体进行政治参与的方式，或是统治集团用于应对快速扩大的群众性政治参与需求的一个工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政党很明显只是一个利益集团。根据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的定义，政党“是社会和政府之间的核心中介组织”。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党研究逐渐靠边站了。80年代，对“国家”研究的兴趣在比较政治学领域高涨，从而使得政党研究不再是具有支配地位的范式。出于对以社会研究为中心的方法的不满，例如，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和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这样的学者，把国家重新纳入到他们的研究议程上来。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强调国家本身和国家的各种不同的组成要素，例如行政管理部门、官僚政治和技术官僚。在对东亚发展进程的研究中，这一方法的运用显得尤为突出，像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和罗伯特·韦德（Robert Wade）这样的学者，都对所谓的“发展型国家”的出现和运作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些“发展型国家”建立在有效的官僚治理基础之上。不难发现，在以国家为导向的研究文献里，政党的角色被忽略了。即使提到了政党，它们的角色也只是边缘化的和补充性的。

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方法，意味着将国家和社会进行概念上的分离。虽然这种概念上的分离从理论上说是有帮助的，但它提出的问题并不比给出的答案少。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国家与社会和利益团体（包括政党）相比，是更独立自主的。因此，它才能够制定政策并对社会和利益集团施行这些政策。但这是如何发生的？运用什么样的机制来执行这些政策？这些政策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形成的，又由谁来提出？在一个国家与社会相分离、国家更为独立自主的情况下，国家如何能够获取足够的信息，并且让社会遵从于它的政策？

这些问题和思考，让乔尔·米格代尔（Joel Migdal）、克奇利（Atul Kohli）和许惠文（Vivienne Shue）提出了“社会中的国家”（state-in-society）研究方法。这一方法认识到，国家是嵌入在社会中的，它们之间的不断互动是在共同转型的过程中进行的。他们认为，国家结构本身就是社会组织，也需要在不同的层级上进行分解式研究和分析。通过采用这样一种方法，这些以国家研究为导向的学者们似乎承认了周围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力量在政治发展中的作用。然而，“社会中的国家”这一研究方法，迄今为止还没能将政党研究重新带回来。一些学者最近提出，由于利益集团理论的影响，“在当代民主研究里，强调政党将不得不引起争论”。尽管学者们开始意识到，在解释发展中世界的民主转型时，政党非常重要，政党是塑造民主政治的主要角色。但是新近的学术努力继续将政党研究置于选举这样狭小的背景中。这种学术偏见在研究后共产主义的政党制度时也非常盛行。

当最近几十年全球化进程加速发展时，使这种偏见变得更加令人困惑的是，一些学者更进一步地将他们的注意力从国家转移到非政府组织（NGOs）和不同形式的社会力量上，并以此作为他们分析的基础。其他人则提出，全球市场正在削弱国家的权力和功能。对这些学者而言，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里，民族国家本身已经不再重要了，更别提政党了。对许多学者来说，政党研究的衰弱是很自然的，因为政党正在逐渐变得无关紧要。政党无法成功地应对一系列的挑战，它们的许多功能，可以由其他较为非正式的社会组织的力量来更好地执行。比如通过广播媒体或互联网让政治家和公民直接进行接触，或是通过直接民主的创新形式。

尽管近些年来，少数学者“重新发现”了政党在维系一个民主制度运转和促进发展中世界民主上的作用，但是以政党研究为中心的政治科学时代已经消逝了。要把政治科学中的政党研究重新找回来，需要作出相当大的努力。这种范式转移在研究中国问题上也有所反映。在20世纪50、60年代和70年代的早期，中国共产党曾经是中国研究的核心。这是因为，在那时，中国共产党是主导民族国家建设和社会经济转型的唯一角色。美国学者弗朗茨·舒曼（Franz Schurman）注意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性。在他研究中国共产党的经典著作里，舒曼描述了中国共产党所起到的如下作用：

中国共产党以革命的方式掌握政权并建立了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重建了一个伟大的国家，训练它的人民，改善了人民的生活状况，并为发展奠定了基础……共产党中国就像一座由不同种类的砖块和石头建造起来的大厦一样，不论这些砖石是如何堆砌起来的，这座大厦确实是树立起来了。把它凝聚在一起的正是意识形态和组织。

舒曼的这本书，反映出他相信中国共产党在建设一个新中国时起到了核心作用。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20多年时间里，在西方世界关于中国研究领域的学术著作中，中国共产党占据了大量的篇幅。这些著作研究的主题包括党内高层领导人的斗争、党员和党的组织、党的领导干部和官僚系统，以及党的力量对社会领域的介入等等。确实，在这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就是中国政治的代名词。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西方的中国研究转移了注意力，研究中国政治的新方法也出现了。大部分这些新研究源于对结构因素分析的兴趣，这些结构因素包括了利益集团政治的模式，或是在决策过程中官僚机构所起的作用。还有许多研究与国家和政府政策的执行相关。绝大多数学者的研究兴趣则是国家和官僚政治，以及国家政策形成和执行的影响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很明显地与之前以国家研究为主导的社会科学学科相类似。

20世纪80年代末所发生的社会运动，引起了中国研究领域方向的重新调整，学者们将注意力集中到公民社会、新社会阶层和群体，以及中国非政府领域的发展。简言之，西方关于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研究，将注意力指向了国家—社会关系中的后者，激发了有关社会力量和中国非政府领域发展的海量研究。对社会和社会现象的这种重视，起到了如下作用：它使得对中国国家和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不再占据主导范式。或许，近些年的研究表明，国家作为研究的焦点，已经重新回归了，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共产党的角色依然被忽略了。缺少对中共角色的关注，大致是出于这样一种普遍的信念，即认为政党是过时的事物，并且在现代全球化世界里正面临着生存困境。这种观点的拥护者看到的是，党在不断发展的私营部门中逐渐缺位。他们认为，拥有巨大经济力量的新的社会组织和社会阶层出现了，它们随时可以转变为政治力量，从而挑战党的统治地位。他们还认为，中国的年青一代不再视党员身份为他们职业发展的先决条件，因为他们能够获得自己。

但是，指出这一点很重要：在郑世平和狄忠蒲的书中都潜藏着政治发展的一种线性思维，即中国的政治发展意味着从威权主义到民主的转型，而政党的衰落意味着政治民主化的希望。当然，指出中国共产党应该朝什么方向进步并没有什么错，尽管这并没能解释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继续像过去一样运作。最感兴趣并且待遇丰厚的工作（包括民营企业和合资企业），而这并不取决于自己的党员身份。

改革开放政策产生了其他的政治行为者，学术界对这些参与者给予了密切的关注，并检视它们对中国政治的影响，这项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同样不能否认的是，在应对社会经济转型，以及在处理自身转型中所遭遇的难以克服的困难时，中国共产党正面临巨大的挑战。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共产党的快速发展和转型同样需要一种解释。中国共产党依然是中国政治最重要的行为者。事实上，把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重新找回来，将能够展现出党为什么，以及如何能够继续成为学术研究的焦点。

3.转型范式领域中的中国共产党研究

那些对中国共产党发展持悲观态度的观点，是在转型范式中提出来的。转型范式假定，一旦一个国家从独裁统治中走出来，就将会有一个走向多元化和民主化的线性过程。在中国政治的背景下，民主化和多元化意味着党的威权主义的衰落。没有党的威权主义的衰落，就没有民主和多元化实现的可能。这种范式（思维方式）带有了浓厚的西方政治经验，并被运用于解释发展中世界的政治发展。在理解政党角色的时候，也是如此。要理解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中起到了什么作用，首先有必要简单看看政党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以及政党在西方政治发展的背景下起到了什么作用。“政党”这个术语，是伴随着代议制机构的发展和普选权的扩大，在19世纪的欧洲和美国出现的，这个表述最早是用来指那些“在与一个或多个其他党派的竞选中，以获得公职为目的的组织”。一个政党由什么构成，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在欧洲大陆，学者们通常认为，政党是党员们的工具，因而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党的结构上。这尤其反映在德裔意大利学者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和法国学者莫里斯·迪韦尔热（Maurice Duverger）的著作当中。米歇尔斯基于他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研究，系统地阐述了“寡头统治铁律”。在他看来，党的领袖对官职有野心，党员有理想，而似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止这种野心取代那种理想。迪韦尔热的观点与之类似，但更进了一步，他认为，全体选民都将不可避免地被融入党派当中。另一方面，在盎格鲁-撒克逊的传统里，通常认为政党的主要职责是回应选民的诉求。学者们也关注了政党的不同方面。哈里·艾克斯坦（Harry Eckstein）指出，西方的政党研究主要围绕着两个侧面展开：对党派“单元”的研究和对党派“制度”的研究。对前者的研究包括作为离散实体的政党的特征，即它们不同的社会基础、历史、目标和诉求、正式的组织和实际的权力结构；而对后者的研究则包括党的单元之间的竞争性互动模式。在西方，这几乎成了一个绝对真理，即哪里没有选举，哪里就没有民主。学者们将政党之间存在竞争性选举视为民主的一个必要条件。中国的政治发展也被从这个角度进行解读。当学者们讨论中国的民主化时，他们更多指的是一个多党制的诞生以及随之而来的竞争性选举。在民主的环境下，政党通常被狭隘地定义为社会群体进行利益整合或利益表达的一种机制。尽管这在西方政治发展的背景下确实如此，但在解释中国（以及事实上许多其他东亚国家）的政党制度的运作上，几乎无所助益。政党是西方政治发展的产物，随后这一产物传播到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当政党在中国出现时，它们所起到的作用，与西方政党起到的作用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在发展中国家里，比如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政党通常主导着国家。在发达的西方国家则并非如此，尤其是西欧和北美国家。在现代政党制度诞生以前，现代国家就已经在西方发展起来了。12世纪到14世纪是现代国家开始形成的时期，19世纪则是现代国家成熟的时期，在国家形成到成熟的这段时间里，国家经历了持续不断的转型。政党是这段漫长起源的后期产物。尽管政党的诞生剧烈地改变了现代国家，但是政党本身与国家的起源却没什么关系。换句话说，通过使政治过程民主化，政党的发展是为了使国家理性化；西方民主的发展历经了不同的阶段，政党的发展也是如此，政党的发展是与议会的崛起联系在一起的。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将政党的历史演进分为三个阶段：贵族团体（aristocraticclique）时期、精英显贵（small groups of notables）时期和大众民主（plebiscitarian democracy）时期。在早期，虽然政党旨在参与政治过程，但它们事实上只是“俱乐部”，只有一小部分的社会精英能够加入。第一种社会“精英”群体只由贵族构成，民主意味着在这个排他性的群体中分享权力，而与其他类型的社会精英无关。随着其他社会群体的政治参与要求不断兴起，这些俱乐部扩大了它们的社会基础，吸纳更大范围的社会精英成为它们的成员。政党成为不同类型的社会精英分享权力的机制。但是只有当政党进入了大众民主的阶段，并且竞争性选举变得广为接受的时候，现代政党才到达了成熟阶段。

大多数学者强调，政党是应对政治危机的最为有效的手段，这些政治危机是由政治发展所引起的。在西方，政治危机的主要形式特指合法性危机、整合危机和参与危机。所有这些危机，都为政党的崛起提供了条件，政党的崛起反过来又帮助解决了这些危机。在现代民主国家，民主意味着党派政治，并通过选举得以实现，而选举又是围绕政党进行组织的。在这个基础上，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认为，民主是政治精英通过选举竞逐政治权力的过程。政党的逻辑就在于选举。如果要实现有效的选举，那么就必须要有组织和平台，而政党则履行了这些功能。

但是，当我们检视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的政党发展时，我们就会发现，必须要超越“政党是选举机器”这一狭隘的定义。简单来说，尽管在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没有政党，就没有民主”依然是一个事实，但是政党的存在不仅仅是为了发展民主，同时还是为了进行民族建设（nation-building）和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虽然政党在西方的演进历经了不同的阶段，但是政党主要是作为一种利益整合和利益表达的机制。在中国和其他东亚社会，尽管政党也履行这样的功能，但这些并不是它们的主要功能，它们最重要的作用是缔造一个现代形式的国家。事实上，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里，政党不仅仅是作为政治参与的机制和政治领导人获取权力的民主和政党的历史关联性，是在主要的民主国家中确立起来的。在英国，现代政党是在1832年改革后才出现的。在法国和其他欧洲大陆国家，政治俱乐部转变为大众导向的政党，是与1848年革命联系在一起的。在美国，政党直到19世纪30年代的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时代才发展起来。在日本，政党是在1868年的明治维新之时甚至之后，才从西方“输入”的。强调这一点很重要：在所有这些国家里，政党都帮助国家进行了民主转型的过程，并且它们的出现晚于现代国家。在现代政党出现之前，现代形式的国家就已经处在运作中了。这在日本也是如此，日本是第一个移植西方主要政治制度的亚洲国家。虽然日本的国家和政党都是从西方“输入”的，但是日本的政治领导人首先“输入”了国家，只有当他们建立起一个运行有效的国家机器之后，他们才输入政党制度。在所有这些国家里，政党都不是现代形式国家的缔造者。更重要的是，它们是国家建设、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工具。国家通常由政党来缔造，这一事实对发展中国家的党—国家关系有着重要的影响，其中也包括中国。人们对中国政治发展的线性过程存有某种信仰，而前述事实则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这种信仰。事实上，这样的一种线性思考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转型范式的影响，这一范式在学术界已经主导了几十年。

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史无前例的快速社会—经济转型。民主要素也出现了，例如村一级的直接选举和党内民主。代议机构，例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权力也得到了加强。但这并没有削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相反，中共逐渐增强了其对中国社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所有措施，似乎都展现出一种缓慢但却日益彰显的党的主导。为了回应快速的社会—经济变化，中国共产党试图使其统治机器臻于完美，以治理一个日益复杂的中国社会。尽管中国共产党依然保持着一个列宁主义政党的结构，但是通过引入现代国家制度，甚至在现行政治结构中容纳民主要素，中国共产党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国迄今为止的政治发展已经告诉我们，尽管中国发生了巨大的社会—经济变化，但中国并不必然像西方所理解的那样，要朝着多元化和西方式的民主迈进。无须多言，有人会进一步认为“灰色地带”的观点有问题。“灰色地带”观点的核心是另外一个观点，它认为这些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受困”。“灰色地带”观点类似渐进主义。它隐晦地认为，转型的目标是西方式的民主和多元化。例如，柏思德（Kjeld Erik Brødsgaard）认为，中国的转型过程呈现一种曲折的模式，或是一种“进两步退一步”的模式。因此，当中国没有表现出迈向民主和政治多元化的迹象时，学者们更通常地会对中国的发展得出悲观的结论。例如，早些时候，裴敏欣还认为，尽管其发展的本质是渐进的，但是中国依然“匍匐”在通往民主和政治多元化的道路上；但是10年之后，他认为，中国已经落入转型陷阱，渐进主义将最终失败。不过，中国式的渐进主义也可以按照以下方式来理解：执政党在现行制度中逐步采纳所有的现代政治产物，例如法治、民主选举和代议制；然而，采纳这些的目的，并非是要将中国的政治制度转变为西方式的民主和政治多元化，而是要再造和维系现行制度。对渐进主义的这种解释，有助于改善我们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的理解。它不仅引导我们去检视已经发生了哪些政治变化，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引导我们去找出所有这些变化背后的逻辑。它还将帮助我们观察执政党的本质，并预测它的未来。当现行的转型范式不能够解释中国共产党时，我们就需要作出努力来提出一种新的范式。近年来，学术界开始努力检视中国共产党所发生的变化。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迄今为止的所有这些作品，都落入了以上所讨论的范式窠臼内。大多数学者所关注的问题，都是在这种范式之下提出来的，例如：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转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如何限制了中国的民主化，以及中国共产党是否会将自身转化为一个民主的政党。笔者认为，尽管检视所有这些问题很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要解释这些变化背后的含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本书试图在三个层面上回答有关中国共产党的问题：第一，中国共产党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是如何产生的？第二，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会这样变化？第三，中国共产党的本质是什么？

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按照实际情况来理解中国共产党。笔者认为，尽管中国的政党概念是输入进来的，但是中国共产党却是中国文化的产物。与我们在西方所观察到的政党相比，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完全不同类型的政党。在许多方面，它运用权力的方式和中国过去的皇帝非常相似。尽管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年代历经了各种转型，但是它依然竭力保持其权力的持续主导。中国共产党的本质意味着，尽管党自身的转型与社会—经济的变化相适应，但是党主导国家和社会的结构几乎没有变化。通过这种途径，中国共产党也成了一个主要的结构性障碍，抗拒中国发展出一种西方式的民主政治结构。同时，民主的要素事实上总是以某种方式与中国共产党相兼容的，中国共产党必须，也愿意按照中国的社会—经济环境来进行民主化。

在前现代时期，“政党”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外来的概念。它起源于西方，并逐渐传入中国。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政治思想、制度和实践以及法律准则和经济理论，从欧洲和北美的海岸来到东亚。西方的殖民和征服起到了矢量载体的作用，传播了有关政党和政党制度的观念。然而，现代政党并非是西方强权有意识进行输出的结果。它们之所以传播到世界的其他地方，是因为当地的政治领导人认识到了政党制度的优点，并将其引进过来。但是，他们并没有机械地照搬政党制度；相反，他们重新设计了政党制度，使其与他们自身的文化背景相符合，政党制度从而变成了一种人为设计的产物，而非一个纯粹引入的西方产物。在中国，当政党被文化重新设计之后，它们就变成了组织化了的“皇帝”。在本书中，笔者并不试图讨论西方政党制度是否与中国文化相兼容，对这个问题进行文化上的解释毫无作用，也毫无说服力。在结构层面，各种西方式的政党制度方案在东亚国家和地区已经存在并运作着，例如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而在操作层面，这些民主政体的运作在很大程度上都继续保留着儒家传统的特征。在中国，正是由于输入的政党制度失败了，才导致了政治精英们去探寻他们自己的政党制度模式。文化因素是很重要的，它们对中国的政党制度有着直接的影响。同样的文化因素对政党制度所产生的影响，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这取决于如何利用这种文化因素。因此，本书将政治精英视为文化和政党制度之间的一个代理人。虽然政党制度可以是被引入的，但它更多是一个政治建构的产物。一方面，正是政治精英们而非文化本身，决定了应当建立什么样的政党制度；另一方面，文化因素又限制了政治精英们在建设政党制度时所作的选择。在塑造政党制度模式的时候，文化非常重要。可以合理地认为，政党制度是政治精英为了回应他们所面临的政治环境而作出的文化自觉行动的产物。政治精英是建立政党的代理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建立政党。虽然政治精英能够选择不同的文化素材来构建政党制度，但是他们的可选项并非是不受限制的。这不仅仅是因为文化素材本身有限，而且还因为他们努力寻求对其他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主导权，从而使得他们的选择本身受到了这种努力的影响。

一方面，我们假定政治精英是政党建设的代理人；另一方面，本书也进一步假设，政党是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代理人。中国的政党所起到的作用，与西方的政党非常之不同。在西欧和北美，政党是国家机构的一部分，也是政治发展的一个“自然”产物。此外，在从非民主政权转变为民主政权的政治转型过程中，它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中国（以及可能在东亚的其他地方），政党更多是人为的，它们所起到的作用，远远不仅仅是一个政权转型的代理人那么简单。政党不仅仅是政治秩序理性化过程的代理人，更重要的是，它们是新政府的缔造者，甚至是新国家的缔造者。如此一来，政治精英们就必须通过同时“输入”西方的产物和“借用”他们自己的传统来进行创新。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文化和西方的产物被创造性地融合在一起。这是一种新的政治创造物和一种文化的人造物，它结合了西方政治组织的权力和中国的文化素材。

二、中国共产党是使命型政党

在中国，“政党”的概念是近代从西方引入的，但引入之后其含义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西方，政党是竞选“选票”的工具，在此之外并无其他功能。在中国，政党是政治行动的主体，而行动不仅仅是求生存和发展，而是引领国家各方面的发展。就是说，政党的现代性不是被变化着的环境所被动规定和界定；恰恰相反，执政党要通过行动来主动规定自身的现代性，追求和获取自身的现代性。通过不断更新和规定其现代性，执政党才能在不断更新自身的同时保持其引领社会发展的使命感。

确立新时期的新使命是中国共产党追求现代性的关键。在西方，政党主要通过选票计算来获取其合法性。也就是说，社会决定了执政党的现代性，而非相反。这里的逻辑很简单，因为选票是社会成员给的，社会性决定了执政党的性质。这也就是前面所讨论的今天西方政党危机的根源，“随波逐流”，政党本身失去了自己的发展方向；政党不仅失去了自身的凝聚力，失去了整合社会的能力，反而演变成为分化社会的政治力量。在中国，情况是相反的。中共的合法性是通过确立其使命、实现其使命来获取和实现的。换句话说，中共的合法性来自于其是否能够兑现向社会作出的许诺。这里的逻辑也明显，即执政党不仅要有使命，更要有能力实现使命。

所以，在每一个时期，执政党需要对社会经济发展现状作出一个“基本判断”，再在这个判断之上确立自己的新使命。中共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最重要的议题就是要回答我们从哪里来、到了哪里、往哪里去的问题。中共十九大也是如此。回答这三个问题需要一个基本判断，而这个基本判断对执政党的新使命是最重要的。只有有了这个基本判断，中共才能确定新的使命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改革开放一开始，邓小平就规划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三步走”战略。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GDP）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在20世纪80年代末已基本实现。第二步，1991年到20世纪末，GDP较1980年翻两番，达到初步小康。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邓小平也在20世纪中叶强调，中国要在21世纪中叶实现“民主富强”的国家。此后，因为中国的加速度发展，江泽民时期，执政党对80年代的规划作出修订，提出2021年中共建党100周年GDP较2000年再翻两番，基本实现现代化；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时，建成现代化国家的“两个一百年”计划。

这次，十九大报告更描绘了走向未来的蓝图：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十九大报告中，对从2020年到2050年之间30年的现代化目标再作出两阶段具体规划：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开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将持续30年的新“两步走”规划，就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

应当说，这幅蓝图的描绘就是基于上述基本判断。从经济上说，中国已经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从这些年的政策讨论来看，中国的焦点已经从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转移到如何把国家提升成为一个高收入经济体，即富裕社会。中国目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接近9000美元，按照“十三五”规划，到2020年人均GDP要达到1.2万美元。这个经济目标尽管也不容易，但鉴于现在的发展势头和中共的强大动员能力，一般认为，这个目标并不难实现。

不过，如果要从中等收入提升到高收入经济体，困难是显见的。在东亚，到现在为止，能够逃避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的经济体只有5个，即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的香港和台湾）。这5个经济体能够成为高收入经济体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首先，在这些经济体成长时期，世界（主要是西方）经济处于快速上升时期，并且它们都属于西方经济体，西方对它们“照顾有加”，至少没有设置多大市场进入障碍。其次，这些经济体的体量也比较小。再次，这些经济体的政府能够形成有效的经济政策或者产业政策，成为学界所说的“发展型政府”。但中国今天的情况很不相同。其一，中国的经济体量巨大。日本是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但今天中国的经济体量是日本的两倍还多。其二，世界经济形势不乐观。西方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彻底走出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的阴影。从西方经济现状看，要恢复正常成长仍然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因为中国和世界经济的高度融合，中国内部的发展必然受制于世界总体经济形势。其三，中国和西方经济体之间经常因为各种因素（例如西方所谓的国家安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而产生矛盾，西方不乐意对中国全面开放市场。不过，较之这些经济体，中国也有自身的优势。中国是个大陆型经济体，内部发展潜力巨大。同时，中国也在通过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策略大力发展国际经济、开拓国际市场。也就是说，中国有潜力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把自己提升为高收入经济体。但前提条件是具备一个有效政府。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社会在满足了温饱、总体上实现小康的情况下，其他方面的需求，例如对美好环境、社会公平正义、政治参与等的需求，也在与日俱增，进而显现出中国经济和社会、经济和环境或者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所以，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三、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主导

正如之前所述，中国共产党在寻求和维系其对政府的主导上，比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皇帝都更有能力。在中国的治理体系里，自中央到省（市）、县、乡镇有两套平行的系统，也就是党和政府这两套系统。前者是党务系统，后者是政务系统。在中国的政治制度里，党和国家（政府）之间的关系是最为重要的。将党与国家的关系类比为所有者和管理人的关系，对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党对国家的主导，具有启发意义。党（产权所有者）对国家的主导，似乎是非常自然和符合逻辑的。改革开放以来快速的经济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经济环境。为了在这个新的环境中生存下来，中国共产党一直重新调整其与行政机构（国家）的关系。中国要想成功地向现代的有效治理转型，依然有赖于这些变化中的党—国家关系。由于党—国家关系一起构成了中国最重要的一组政治—制度基础，因而它们是所有政治活动的核心。党和国家的关系是理解中国政治的关键。无须多言，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在中国的未来也很重要。学术界作出了许多努力，将党和国家作为相互分离的政治组织进行研究，并探索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出于分析的便利，学者们往往只是简单地将中国认为是一个“党国”。尤其是在国家—社会关系的框架下检视中国政治时，这一范式在中国研究领域主导了几十年。将党和国家作为一个实体来研究无可厚非，不过，在将党—国家关系进行分解研究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党对国家的主导并非总是如此绝对的。党与国家之间的许多因素，例如功能分化，以及国家所具有的专业主义，都表明国家在党的面前并非一个无助者。国家的权力不单单是由党委派的；相反，国家拥有其自身的权力“场域”。

1.党—国家关系的话语表述

正如在之前的章节中所论述的，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在现代国家，政党是通过选举获取资格，以竞逐公共职位的政治团体。大多数情况下，政党是国家结构里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政党只是国家的机构。但是在中国，中国共产党被视为是与国家本身相分离的，党领导一切。中国共产党的这一特殊角色，是由中国独特的历史经验所决定的。中国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陆地强国。历代统治者不得不高度依赖于思想灌输和地方乡绅来维系统治。出于这一缘由，政治中心的权力通常是不固定的，也是非制度化的。现代威斯特伐利亚国家的中央权力在其境内疆域是均质的。与这种特质不同，中国的历史经验则是，中央权力呈现同心圆的等级结构，从中心向外围辐射。尽管中国作出了许多尝试来建立现代国家，但是中国依然远不是一个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国家。中国缺乏现代国家的明确特征：法治。很大程度上，国家不能够执行赋予它的管理功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成为支撑这一形似现代国家的最重要支柱。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国家的支柱。

中国共产党的一元化统治，或者说党对国家的主导，是党的历史发展的结果，因为党所领导和从事的革命和战争，要求党成为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组织。从1921年成立到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期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反对党。在1949年以前，尽管中国共产党在其事实上的管辖区内像政府一样运作，但是从根本上说，它是一部革命和战争机器。1949年掌权后，党的领导层开始探索党和政府之间的合理关系。在领导人看来，党的角色是进行政治领导，而政府的角色是进行治理。例如，根据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的看法，党对政府的领导是一种政治领导，政府对党没有组织上的从属关系。时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的董必武也指出，“各级党委对各级政权机关的领导，应经过在政权机关中工作的党员来实现；其中如有党员三人以上，应组成党组以保证党的领导”。

但是，毛泽东时期的“继续革命”，没能够将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正常的执政党。在进行了多轮政治运动后，包括“反右派运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日益变得集权化和个人化。为了保证党对政府的领导，党建立了许多（党内）组织，这些组织与政府相应机构平行存在。这些组织使得党能够对相关的政府机关实行直接的控制。一个以党为中心的政治等级结构形成了：党对所有国家事务做决策，党的各级权力都集中到当地的党委书记手中。

1986年，政治改革开始成为党领导层的一项重要议程，邓小平反复强调党政分开的政治重要性。他认为：“我们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党善于不善于领导。”“党要善于领导，党政需要分开，这个问题要提上议事日程……党政要分开，这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党委如何领导？应该只管大事，不能管小事……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

在邓小平改革话语中，党政分开居于中心地位。无须多言，这一论述是相当保守的，因为党政分开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党领导的有效性。换句话说，它并不旨在改变党对国家的主导。这一改革话语的确立。到了20世纪90年代，如何加强党对政府的领导，成了改革话语的中心。

2.干部任命制度

中国共产党打造其对国家主导的最为有力的手段，就是“党管干部”的制度，或者用西方更为熟知的术语来说，叫“干部任命制度”。干部任命制度的内容“包括了一系列的领导职位，党的机关行使权力，对这些职位进行任命或免职；包括了这些职位的一系列储备干部或候选人；还包括了作出适当人事变动的制度和程序”。这一制度建设是以苏联模式为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尽管变化并不大。

干部任命制度是最为重要的组织支柱，它赋予了中国共产党在所有重要岗位上的主导性人事话语权。中国政治制度中最重要的两项原则分别是：以党领政和党管干部。中国共产党挑选出所有的政府官员；几乎所有的政府官员和所有的最高官员自身就是党员；在每个政府机关里，党员由党委组织起来，这级党委又隶属于上级党委。政府机关的等级结构上，附着着平行的党的等级结构，这使得党的领导人能够管理政府里的党员，并领导政府的工作，而不需要从外部进行干预。

现行的干部管理模式是“下管一级制度”，也就是说，每一级的党组织只负责下一级的政治任命。例如，所有副部级以上的职务（例如国家主席、国家副主席、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和其他职务）都处于中央政治局（更具体地说是常委会）的管辖范围内。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局首先挑选候选人，然后才提名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

“党管干部”制度也是中国共产党控制国内地方主义的最为有效的手段。政治局和中组部牢牢地支配着省委书记和省长的选择和任命。为了避免省委书记和省长过度卷入地方上的既得利益，中国共产党实行了“干部交流制度”。这一制度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抑制地方主义。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意识形态成功地从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转向经济发展的意识形态，先是在邓小平手中，随后是江泽民手中；到胡锦涛时期又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如果没有干部任命制度，这一转变将无法实现。在改革的不同阶段，既得利益对变革的抵制必然都很强大。这一制度还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挑选出“恰当类型”的干部和政府官员，来执行其改革政策。因此，中国共产党就成为国家行政机关执行其改革政策的一个重要鞭策者。除了干部管理，中国共产党还帮助国家行政机关调动资源，这些资源是国家进行社会—经济转型所必需的。

干部任命制度代表着一种典型的弱国家和强政党现象，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两难困境。一方面，持续的一党执政抑制了强大的国家机制的发展，而强大的国家机制又是一个现代国家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没有党及其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就无法在任何事情上取得进展，更不用说执行改革性议程了。

3.中央领导小组

虽然“党管干部”是一个总的方针，但是中国共产党也建立了各种“权力机制”，并通过它们来对政府施加主导。其中两种重要的技术和机制是：最高层级的中央领导小组，以及遍布整个制度体系的党组。

在中国的政治制度里，有两类领导小组，也就是中央领导小组和国家领导小组。这两类领导小组都是专门的跨部委协调和咨询机构，领导小组成立的目的是：当现有的官僚结构不能够在跨越党、政、军系统的事务上达成共识时，领导小组可以起到建立共识的作用。但是，这两类小组有着截然不同的功能。国家领导小组的重点，在于为政府协调政策执行；而中央领导小组的重点，在于为政治局提出和管理政策。通过中央领导小组，中国共产党有效地对政府施加了主导。

中央领导小组并不制定具体的政策；相反，它们通常为具体政策制定指导性原则。领导小组的任何建议，都有可能反映在决策过程中，因为它们代表了相关的党、政、军机关的领导成员的共识。

中央领导小组涵盖了广泛的重要问题领域，包括台湾问题、外交事务、财经事务、农村工作、党建工作、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外宣工作、党史工作和其他重要的新兴问题。因此，中央领导小组很难有固定成员。它们通常依赖于它们的办公室来管理日常运作、开展研究和提出政策建议。尽管中央领导小组的效率通常取决于其办公室的效率，但是其运作方式也为领导人个人（通常是一个特定中央领导小组的组长）提供了影响政策建议的空间。

在邓小平之后的时代，中央领导小组正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的工具，用于协调多个部门的工作，以及确保党对政府行为的监督。而且，中国现在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在作出重大决策时，不同的利益都必须予以考虑。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领导小组在协调不同的利益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4.系统

与中央领导小组功能相似的另一个机制是系统。中央领导小组只存在于中央一级，但是系统同时还在地方层级上存在，例如省和市。和中央领导小组一样，系统的目的也是为了使党能够对政府施加主导。系统的含义是，社会被划分为不同的功能领域，党的相关职能机构和干部监督和控制着这些系统，这些系统涵盖了各级政治和社会领导层。

这里必须加以声明的是，系统也不同于党内与行政机关相对应的部门。系统里的党职领导层通常并不是正式的、法定的组织结构，一般来说，党职领导人的名字并不公开。而党内与行政机关相对应的部门，则是正式和法定结构的一部分。并且，正如他们的头衔所示，党内与行政机关相对应的部门的作用有限，也就是说，它们只是监督一个特定的行政机关。相比之下，一个系统通常监督着好几个相关的政府部委办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早期，中国共产党在中央和省级建立了一系列的党的部门，例如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中共中央财政贸易工作部、中共中央文教小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和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这些部执行的功能和同级的政府是一致的。党内与行政机关相对应的部门完全模糊了党和政府之间的界限。政府职能被党的部门所取代。因此，在1986年到1989年间的政治改革中，党内与行政机关相对应的部门，成为主要改革目标。许多与行政机关相对应的部门被废除了，它们的职能被重新分配给相关的政府机构。这场改革对系统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改革废除了党内与行政机关相对应的部门，党的领导层不得不加强系统在主导政府中的作用。直到今天，在党对政府的主导中，系统依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在中央层面上，每一个主要的系统都由一位政治局常委领导。在省一级，这一职能由省委常委的每位成员承担。主要的系统包括了：

军队系统。涵盖了所有的武装力量。

政法系统。涵盖了国家安全部、公安部、司法部和民政部；最高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行政系统。政府被进一步细化为各种子系统，包括外事系统、科技系统、体育和公共卫生系统，以及财经系统。

宣传系统。涵盖了国务院的教育部、文化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华通信社；《人民日报》和《求是》杂志。

统战系统。涵盖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八大民主党派；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各种宗教、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人华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国家宗教事务局；还有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

群团系统。涵盖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以及各下属工会、共青团和妇女组织。

组织和人事系统。主要是党的组织部和政府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或各级人事部门。它们管理着以上所有组织里的干部。

5.党组

如果说中央领导小组是党在顶层设计上对政府施加主导的机制，那么党组就是党为了实现同样的目的，而在所有政府机关和部门里设置的一种机制。虽然中国是一党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党和政府之间没有矛盾。党制定政策，而政府负责执行这些政策。在这个过程中，矛盾就产生了。正如谢淑丽所观察到的，一旦党向政府委派权力，就产生了监督问题。党的领导人如何得知政府机构是否按照党的意志来执行政策？党组在其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党组有时又称为党的“派出小组”（Party“factions”）或党的“中心组”。不要把“党组”与另外一个重要的机构“党委”或“机关党委”混淆起来。中国共产党在所有的政府机关里都建立了党组和党委。党委同样存在于其他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党组只在中国共产党里存在。党委隶属于党组织系统而非它们所附着的政府机关。至少在理论上，党委委员是由在同一政府机关里工作的党员选举产生的。党委关注的是党务工作，例如监督在同个机关里的党员的行为，发展新党员，指导政治学习和意识形态工作，并收取党费。原则上，党委不干预政府工作。党委向上一级党委负责。

相比之下，政府机关里的党组要比党委更有权力。事实上，党委处在同一政府机关的党组指导下。换句话说，党组事实上全盘负责政府机关里的行政工作。党组成员不是由同一机关里的党员选举产生的，而是由上一级党委派出的。例如，在国务院层面，各部委的党组都是由中组部和中央书记处派出的。在下级机构里，党组是由省级和地方党委派出的。各级党组向上一级党委负责，上级党委拥有下级党组的任命权。

党组是中国共产党的独家创造。它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早期就存在了。党组制度的建立，是为了确保党对军队的领导。可以理解，在从事革命和战争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必须高度组织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组制度继续保留下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国政治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政府部门，都由非共产党人士领衔。所有这些非共产党的党派，都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权力的道路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以某种方式，与非共产党的党派一道，履行建立联合政府的承诺。然而，即便是必须与非共产党的党派组建联合政府，中共领导层也需要考虑如何真正掌握实权。在这个问题上，党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确保了中国共产党对政府和社会组织中非共产党党派及其党员的控制。例如，政府机关的党组书记通常也是这个机关的行政一把手。如果行政机关的行政一把手是非共产党员，那么其常务副职就必须是一位共产党员，并同时担任党组书记一职。

政府部门中的党组，通常由4到5位在这一部门中占据高位的党员构成。党组书记总是对部门的重要事务有最终发言权，并通常批准和发布重要的文件。党组的主要目的是监督它所属政府机构的一些重要举措（例如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人事任免）。党组要确保所有这些举措都贯彻了党的意志。事实上，没有党的支持，这个政府部门就无法作出任何重要的举措。

6.党和司法

前文提及的所有系统，都是党对政府施加主导的机制。在所有这些系统里，有两个系统对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也就是司法系统和军队系统。对这两个系统分别进行简要的论述，有助于我们进一步阐述党对政府的主导。为什么党要对司法系统和军队系统进行全面的领导，因为这是保证党拥有国家“产权”最为有效的工具。

中央政法委是确保中国共产党主导所有司法事务的最有权势的机制。中央政法委成立于1980年，是党内负责政法工作的特别机构。中央政法委书记由一名政治局常委担任。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政法委被高度制度化了。中央政法委书记直接向政治局常委会汇报工作，这一制度安排，保证了中央政法委通过连接党中央和政法一线，贯彻党的相关政策和协调不同政治和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来实现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和其他系统一样，中央政法委也行使着许多政府职能。它积极地介入司法工作，通常就案件处理给予相关法院指示。它有权与法院和检察院联合发布法律文件。在政治方面，中央政法委通常主动发起所谓的“严打”行动。

此外，大多数法院干部也是中国共产党党员，除了干部的党员身份，党在法院和检察院里也有党委和党组。还应当指出的是，中纪委和监察部合署办公，也就是说，自从1993年以来，两个机构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因此，在司法系统里，党和政府之间没有真正的界限区分。

7.党和军队

当我们检视党如何维系其对政府的主导时，党—军关系值得大书特书。很多人都感到很困惑。然而，有一点是明确无误的，那就是军队不属于政府。在中国社会，时不时有“军队国家化”的声音，意思就是军队应该处于政府的管辖之下，而不是在党的管辖之下。西方的学者也认为，没有军队国家化，中国就没有可能产生有意义的政治改革，尤其是不可能实现民主化。然而，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党、政府和军队的三角关系，就会发现问题不是那么简单。而对中国的许多学者来说，考虑的主要问题不是军队是否应当国家化，而是文官力量（党和政府）是否有能力继续对军队施加有效的控制，以及个人对军队的掌控是否能转变为制度性的掌控。

长期以来，党—军关系被认为是一种共生关系。这两个最有权势的政治组织之间的紧密关系，具体表现在许多明确的特征上，例如它们共同的意识形态和革命热情、它们相同和重叠的人事结构、几乎同等的政治地位，以及对政府和既得利益的共同心态。

这些特征是在党长期夺权的斗争中形成的，在革命和战争年代的生存和发展过程中，这些特征成了党组织的必然特征。共生关系的基础是意识形态，并强调社会的革命性变化。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共生关系中又加入了新的动力，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革命党转变为一个正常的执政党，而军队现代化则将军队推向专业化和正规化。

相同且相互交叉的人事结构，为党对军队的领导提供了渠道，也为军队干预文官事务开辟了渠道。从领导层交替到对政府的影响，再到社会稳定，这些中国政治的许多关键领域里，都能够看到军队的身影。在后毛泽东时代，所有的文职领导人都必须动员不同的力量来源，以对军队施加影响。

1997年，中国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这一法律的通过，毫无疑问进一步加强了文官政府对军队的控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文职领导人就真正掌握了枪杆子。在1992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刘华清将军从政治局常委会的位置上安然退出。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军方人士进入过这个最重要的决策。后邓小平时代的所有军事改革，在很大程度上都将文官—军队关系制度化了，并使得党的领导人对军队施加了有效的控制。

军队的职业化使得中国人民解放军和西方的其他军事力量很相似。在民主国家，在事关国家安全和国防事务上，军队也对决策过程施加有力的影响。然而在中国，问题则在于，这是否将会最终产生政治上中立的国家化军队和军人。尽管这是一个合理的问题，但是探寻其答案还为时过早。在可预见的未来，党的领导人的任务，依旧是建立制度，以使得党能够对军队施加有效的控制，同时将党—军关系制度化。

8.改革：党—国家关系的合理化

尽管党维系着对政府的主导，但是它也尽力将二者之间的关系合理化。多年来，党和政府对二者之间现有的关系结构并不满意。党和政府从中央到地方的平行架构，导致了政治低效和行政低效。因为党和政府之间界限不明，也就导致了二者之间的责任不明。党采用了许多措施来将党—国家关系合理化。同时，这些改革也旨在建立一种领导关系，使得党依旧维系其对政府的主导。

（1）三位一体制度

三位一体制度指的是，国家主席职位和中央军委主席职位，都交由党的总书记出任。今天，总书记（执政党的领袖）同时也是国家的领袖（国家主席）和最高军事指挥官（中央军委主席）。

为了试图将党—国家关系合理化，现在，国家主席和国家副主席成了中国领导层最重要的职位。尽管“党指挥枪”的基本原则大致上没有改变，但是这一权力现在以正式的公职固定下来了，并代表党来行使这一权力。这在中央军委这一制度安排上显而易见。尽管中央军委是一个机构，但是它有两块公开的牌子，也就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和国家军事委员会。国家主席的职位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位，给予了党的总书记及其办公室执行政府职能的合法基础。在国家主席办公室和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之间，存在着一种非正式的“职能分工”。国家主席办公室负责外交事务、国防事务、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而国务院则负责经济和民政。像国防部、国家安全部、公安部和外交部这样的部门，虽然位于国务院系统，但是却是处在国家主席办公室的管辖之下。这意味着这些领域的重要决定，都是由党（总书记办公室）以国家主席办公室的名义作出的。当然，国务院必须负有执行这些政策的责任。

（2）党委书记兼任人大常委会主任

在省一级，党委书记同时兼任人大常委会主任。这一制度现在在绝大多数的中国省份和城市中得以确立。尽管通常将这一制度安排视为党增强对人大控制的努力，不过这背后所蕴藏的意味，也可以被理解为党—国家关系的合理化。

在20世纪80年代有关政治改革的讨论中，党政分开成了主题。如果党和政府变成了两个分开的主体，那么问题来了：党如何能够对政府施加领导？从这个意义上说，党和全国人大（以及地方人大）有着相似的功能。因为根据中国的宪法，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的任务是监督各级政府。因此，通过积极地介入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的活动，各级党委就建立起了一个合法的渠道，来“监督”政府并维系其对政府的主导。因此，这种新型的绑定关系，一方面使得中国共产党对省人大施加直接的领导，另一方面，毫无疑问，代表中央领导的省委书记，现在得以直面地方上的人民代表。在省委作出重要决定前，省委书记现在需要倾听代表们的意见，并对他们提出的意见予以考虑。

（3）给专业主义更大空间和更多自主权

在政府官员队伍中，意识形态上的可靠逐渐让位于专业主义。为了推动有效的治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共产党逐渐放松了对国家的影响，在国家的日常运营管理上，让专业人士享有更多的自主权。换句话说，国家在其自己的“场域”里变得有权力了。

多年来，国务院成为一个由专业人士执掌经济事务和社会管理的机构。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部长和副部长们，现在都由专业人士出任。尤其是部长和副部长的职位更是如此。专业主义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在应对复杂的新社会和经济问题上，需要有专门技能的人才。

专业主义也同样被注入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在很大程度上，全国人大的规模过于庞大，包括了3000多名的代表。它每年集中开会的时间很短，年会的时间通常是10天到14天。此外，会议的结构全程都是全体大会，并不适于冗长的商讨。为了克服这些不足，全国人大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进行改革，聚焦于扩大常委会和专门委员会。扩大后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像一个“缩小版的全国人大”一样运作。它较小的规模，使得其相比整个全国人大而言，可以进行更频繁和更有效的商议工作，而其规模又大到足以容纳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基础，尤其是那些非共产党员的参与。这些人构成的团体，提高了每年向全国人大提交讨论的议案的质量，并在有需要的时候对全国人大的决议做进一步跟进。

同时，全国人大还有9个专门委员会，分别是民族委员会、法律委员会、内务司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外事委员会、华侨委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和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专门委员会的人数还在继续增加。专门委员会的人员通常来自两个渠道：一个是之前在国家各个机关工作过的政府官员；一个是特定领域的专业人士。在立法过程和监督政府（国务院及其各部委）的日常运作中，这些专门委员会提供了专业意见和公职经验。专业主义使得全国人大成为一个有能力监督政府运作的机构。

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懈地在寻找一个可行的方案，来将其与国家的关系合理化。迄今为止，用“刚性灵活”一词能够最好地概括中国共产党的整体演进：其整个结构依旧维系不变，而它的内容则不断地历经着变化。因此，重要的是，尽管一党制的结构似乎没有变化，但我们却要根据其内容的变化，来观察中国新的党—国家关系。

四、当代中共的“现代性”

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十八大以来中共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自我革命”。十九大会议期间，王岐山在参加湖南省代表团讨论时对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的作为有一个评介。王岐山说：“习近平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共的领导弱化、党建缺失、从严治党不力的状况，校正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前进的航向。”这个评介应当说是非常恰当的。十八大以来中共正是在矫正“领导弱化、党建缺失、从严治党不力”的情况下重新界定和获取现代性的。多年来，我一直认为，十八大以来所提出的“四个全面”中，即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设法治社会、全面从严治党，最后一个“全面”即“全面从严治党”是最重要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政治主体。这一简单的事实表明，没有这最后一个“全面”，其他三个“全面”就会无从谈起，因为前面三个“全面”都需要中共这个行动主体去实现。如果我们把前面三个“全面”理解成为中国的现代化过程，那么也很容易理解，如果没有中共本身的“现代化”，其他方面的“现代化”也就无从谈起。

在十八大到十九大的5年时间里，中国政治领域发生了诸多重大的变化。这里所说的“政治领域”的变化指的是在中共内部所发生的变化。中共是中国的政治主体，重大的政治变化都是围绕中共自身的变化，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再者，中共内部的变化也具有“外溢性”，导致了其外部各方面关系的变化，包括党政关系、党军关系、党和经济的关系、党和社会关系，等等。不难观察到，十八大之前中共所发生的变化大都是调整其外部关系，即执政党对社会经济变化作出“与时俱进”的调整和适应。而十八大以来所发生的变化主要是内部的，也就是这里所说的“自我革命”。党内所发生的变化已经远超出内部关系的调整，而是诸多重大关系的重新构造，涵盖了上至顶层权力运作机制下至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在内的各个领域。笔者一直有一个观点，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因此其面临两种选择，即“被革命”和“自我革命”。“被革命”就是由他人来“革命”，而“自我革命”则是自己对自己的革命。十八大以来中共选择的是“自我革命”。通过“自我革命”，不仅避免“被革命”，更是强化中共的领导力量。

在十八大至十九大的5年间，中共的“自我革命”表现为围绕着反腐败运动而展开的“破”和“立”两个方面。反腐败运动最早始于2012年底由政治局审议通过的“八项规定”，内容包括轻车从简、严格控制出访随行人员、严格执行住房车辆配备待遇等具体事项。到今天，这场反腐败运动普遍被视为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持久深入的运动。根据中纪委网站十九大前发布的消息，5年里，共处分了200万名党员，约占中共全体党员的2%。其中，共立案审查副部级以上中管干部280多人，厅局级干部8600多人，县处级干部6.6万人。除了对高层干部反腐败外，推动全面治党向基层延伸，5年来处分乡科级或以下党员134.3万人，处分农村党员干部64.8万人。

“立”的方面表现为从严治党的制度化。作为执政党，“从严治党”也一直都是中共高层所特别强调的。自1987年中共十三大以来，每次党代表大会报告都会特别强调“从严治党”。不过，十八大之后，更进一步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这一概念是习近平2014年在中共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中首次提出，并在之后成为“四个全面”中的最后一个“全面”。这最后一个“全面”实际上是最为关键的。针对党风党纪问题，2015年中共修订印发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之后，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更是通过了两个重要政治文件，即《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对中共内部所发生的这些变化，无论党内还是党外，无论是海内还是海外，很多人很难理解，甚至很不理解。例如针对反腐败问题，就有很不相同的看法和意见。一些人认为，反腐败过度了、过头了。还有一些人认为，反腐败表现为“选择性”，即表现为“路线”问题。还有一些人简单地认为，之所以如此反腐败只是这一代领导人想建立自己的“丰功伟绩”罢了。当然，更多的人则持传统的观点，即反腐败就是为了中共的自我生存和发展。

不过，所有这些看法都忽视了中共反腐败背后的真正目的，那就是对执政党本身的现代化和现代性的“残酷无情”的追求。现代性问题已经不仅仅是执政党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而是中共的性质问题。对现代性的追求表明中共要对新时期的一系列问题作出确切的回答，包括中共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依靠什么执政？如何获取合法性？如何执政？

如何解释中共的现代性？这个问题就需要把中共置于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启蒙运动的历史及其演进中。作为一个近代政治组织，中共那样的组织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产生过，它是中国近代政治启蒙的产物，是在启蒙运动中萌芽、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中外学界有这样一个共识，即中国传统政治体制和现代政治体制的最大不同在于，传统政治体制目的在于守旧和维持现状，而现代政治体制的目的在于转型和进步。传统体制也不是没有变化，但变化的目标在于维持现状，就是防止具有“革命性”的变化。汉朝之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思想上遏制了任何可以催生重大变化的因子。儒家成为唯一的统治哲学，而儒家的核心就是维持统治。德国近代哲学家黑格尔就认为中国没有历史。的确，从秦始皇帝晚清数千年，中国只有朝代的更替，但没有基本制度的更替。人们既可以说这是传统政治体制的生命力，但也可以说是数千年缺少结构性的变化。

现在的政治体制则很不一样了，主要是因为在启蒙运动过程中牢固确立了进步的观念，社会是可以有进步的，进步可以是无止境的。从孙中山革命到蒋介石的国民党再到共产党革命，数代中国人都在追求变化，都有一样的目标，即要改变中国，要有进步。在近代启蒙运动中，人们对从前维持旧体制的儒家个人伦理做了最激进的批评和攻击。不过，尽管从前的伦理不再可行了，但各派政治力量对未来是怎样的则没有共识。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变化？如何追求变化？变化的目的是什么？各种政治力量都持不同观点。中国共产党选择追求最激进也是最深刻的变化，这也就是中共成立以来所追求的社会主义革命，用革命来推翻旧政权，彻底改造社会，确立一个全新的制度。自然，这里面也引申出今天中国所面临的种种“矛盾”，最主要表现为传统儒家哲学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的矛盾，前者的功能在于维持现状，或者为了生存而调适自己，而后者则是追求变化，而且是无穷尽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老一代革命出身的政治人物的去世，中共开始了一个巨大的转型，即从原来的“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这个转型方向极其明确，但是对“何谓执政党”这个问题，人们的认识并不是很清楚，也不深刻。可以说，自从转型开始以来，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对这个问题一直处于探索过程之中。不过，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如果一个政党为了执政而执政，那么必然导致执政党的衰落。这既明显表现在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执政的历史中，也表现在今天西方那些根据选票计算其执政合法性的政党历史中。

那么，现代性表明什么？现代性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随波逐流”而来？整个近代以来，现代性是通过“革命”或者“斗争”而来。今天，现代性意味着中共如何在向现代执政党转型过程中仍然不失其“革命性”。在成为执政党之后，在其传统意义上，继续的启蒙和革命显然已经很不适应。革命毕竟是要推翻现存制度，而执政则是要维持现行的体制。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所领导的中共重新界定了中共的现代性，即要解决普遍贫穷化这个革命原来的目标。不过，邓小平时代在重新界定中共现代性的同时，也努力保留着执政党的“革命性质”。邓小平所力主推动的“干部四化”就是很好的例子，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革命化”居首，还是头等重要的，即只有“革命化”才能促成执政党在达成其所设定的新的使命的同时实现现代性。但是，因为邓小平时代的现代性主要是由国家的经济现代性所规定的，执政党的现代性不可避免地要受这种经济现代性的影响。在经济领域，中国很快形成了GDP主义。就经济发展而言，GDP主义功不可没，中国在短短的数十年时间里彻底改变了“贫穷社会主义”。十八大之前，中国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大国；即使就人均国民所得而言，也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不足300美元跃升到9000美元。更重要的是，中国促成了数亿人口脱离绝对贫困状态。这些成就被国际社会视为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中国经济奇迹。

不过，GDP主义也深刻地影响着执政党作为组织本身，影响着其党员干部的行为方式。简单地说，执政党本身被严重商业化了。在十九大报告和修改党章的说明中，中共已经充分意识到商业化对党作为组织及其党员个人的负面影响。

简单地说，因为商业化，中共失去了其传统上的“革命性”。早在十八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在其所讲的一段话中就很直观地描述出了执政党所面临的严峻局面。习近平说，“在一些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中，理想信念不坚定、对党不忠诚、纪律松弛、脱离群众、独断专行、弄虚作假、无赖无为，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好人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拜金主义不同程度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任人唯亲、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现象屡禁不止，滥用权力、贪污受贿、腐化堕落、违法乱纪等现象滋生蔓延。特别是高级干部中极少数人政治野心膨胀、权欲熏心，搞阳奉阴违、结党营私、团团伙伙、拉帮结派、谋取权位等政治阴谋活动”。这里所说的既有执政党党员的个体行为方式，也有他们的集体行为方式；既有地方层面的，也有中央层面的。这里涉及派系、集体堕落等等，而所有这些已经并非“腐败”这一概念所能涵盖的了。

再者，商业化更表现在执政党的外围组织，尤其是共青团的变化上。习近平对共青团也有过严厉的批评。在《习近平关于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论述摘编》中，习近平批评共青团，“空喊口号”，“形同虚设”，“四肢麻痹”，“说科技说不上，说文艺说不通，说工作说不来，说生活说不对路，说来说去就是那几句官话、老话、套话，同广大青年没有共同语言、没有共同爱好，那当然就会话不投机半句多。”“如果青年在前进，而团组织没有与时俱进，不能成为青年的领头羊，反而成了青年的尾巴，那何谈扩大有效覆盖面？跟都跟不上！”人们把共青团的现象概括成为“四化”，即“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可以说，类似的现象也普遍存在于其他组织中间。

无论是党内所出现的现象还是共青团所出现的现象，或许是现代商业社会的共同现象，或者说这些现象也具有“现代性”，不管人们喜欢与否。但不管如何，这是中共作为执政党必须避免的“现代性”。如果执政党迁就这些“现代性”，随波逐流，向这些“现代性”投降，那么其衰落变得不可避免了。

因此，中共需要通过重新确定自己的使命，复兴其革命性，再次界定自己的现代性。如上所说，毛泽东的设想是通过“继续革命”保持执政党的现代性，但其实验没有成功。邓小平所界定的国家经济现代性成功了，但执政党本身出现的重大问题。十八大以来，执政党通过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去除”政党的商业性，通过确立新的使命和建设新的制度机制规范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行为来重新界定党的现代性。

五、如何认识中共的“自我革命”

中共十九大对中国和世界都是一件大事情。对中国本身来说，正如十九大报告所强调的，国家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这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期，一个总结过去、直面现实和通往未来的时期。对国际社会来说，中国早已是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大国，不管怎样的内部发展，都会产生出巨大的外在影响力。自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一直为世界经济的发展贡献着最大的份额。尽管十八大以后，中国本身的经济在下行，但较之仍然没有走出危机阴影的西方经济，中国仍然是所有主权经济体中的佼佼者。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世界没有任何理由不关注决定着中国的十九大。

那么，十九大到底会如何影响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呢？这就需要人们来解释十九大报告，因为这份报告就是未来中国发展的蓝图。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十九大报告，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军事的、文化的、外交的，等等。因为十九大报告是一份高度综合的文件，多角度来解释不仅应当，而且必须。

不过，我认为十九大是中共在“新时期”最重要的政治大会，十九大报告的核心是政治，是一份政治文件，其他方面都有涵盖，但都居于次要和补充性的地位。实际上，其他方面发展规划会更详细地体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在未来中国发展的很多问题中，政治是最关键的。我一直认为，尽管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发展也很重要，但未来政治对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也就是说，十九大报告的中心议题就是中共本身的现代化问题。我把十九大称为中共作为执政党进行的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通过这场“自我革命”，中共重新规定了自己的现代性。在这个基础之上，才可以讨论国家的现代化和中国对国际社会的贡献。

因此，在一个层面，这里的解读也可以视为是政治解读。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政治”并不是人们平常所理解的政治，即日常政治生活中的政治。我认为，政治的核心是制度，制度决定政治行为。所以，这里的解读侧重于制度层面，也可以称之为制度解读。

那么，如何来解读十九大所发生的“自我革命”呢？我认为，这一解读至少需要涵盖如下四个大方面：

第一，十八大以来所发生的一切，尤其在政治领域所发生的一切。如果说“自我革命”，那么十八大以后就已经在发生了。尽管十九大之后的“自我革命”逐步展开，但十九大“自我革命”之所以有可能完全是因为十八大以来的“自我革命”。

第二，正式政治文本的和非正式政治文本的解读。最重要的政治文本是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十九大报告和有关修改党章的说明，也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研究部署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会议之后由新华社在2017年10月27日发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和《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的实施细则》。这类正式文本以后还会有，但主体议程和思想已经呈现在这些重要正式文本中了。此外，非正式文件的文本也很重要，因为这些非正式文件文本说明了正式文本产生的过程，其重要性不可忽视。这些非正式文件文本包括新华社所发表的两篇重要报道，即2017年10月24日发表的题为《肩负历史重任、开创复兴伟业——新一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诞生记》和2017年10月26日发表的题为《领航新时代的坚强领导集体——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纪实》。同样，此类有关正式文件形成过程的报道会继续出现，但不会离开已经表述的主体议程和思想。

第三，显性的和隐性的，或者直接的和间接的制度变化。有些制度变化是显性的和直接的，例如设立依法治国领导小组和国家监察委员会，但有些变化则是隐性的和间接的，不过同样重要。最重要的隐性制度变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中确立的政治局委员每年要向党中央和总书记书面述职的制度。

第四，十九大中共“自我革命”的逻辑结果，也就是对未来的展望。同样，十九大对未来中国发展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但这里的讨论侧重于政治制度方面的变化。在强调“制度自信”的今天，人们迫切需要关切正在发生的制度变化。为此，我们需要在十九大全方位的报告中，从丰富的内容中提取和勾勒出未来中国政治制度的大构架。制度建设是十八大的主题，更是十九大的主题。十九大成立依法治国领导小组已经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要把制度建设提到最高议事日程上来了。

那么，就制度建设而言，十九大释放出什么重要的信息呢？简单地说，中共十九大“自我革命”所释放出来的最为重要的信息便是中共对自身现代性的重新界定。经过“自我革命”，这是一个新的政党，或者一个新时期的政党。

自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海内外都在讨论中国方方面面的现代化过程和所获得的现代性。不过，在很大程度上，人们一直忽视了中共本身的现代化和所获得的现代性。实际上，如果不能理解中共的现代化和现代性就很难理解其他方方面面的现代化和现代性。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就是：中共是中国的政治主体，唯一的执政党。所以，讨论中国的现代化就首先必须讨论中共的现代化。如果中共没有现代化，那么就不会有国家的现代化；如果中共自身实现不了现代化，那么就会拖国家现代化的后腿；如果中共自身首先实现了现代化，那么就有能力引领国家的现代化。简单地说，中国所有其他方面的现代化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都取决于政治的现代化，也就是作为政治主体的中共的现代化。

六、“以党领政”体制的形成

在过去的几年中，人们一直专注于中共的反腐败运动，聚焦于哪天什么人被调查、什么人被抓的现象，再“深入”地探究这背后的中共“权力斗争”。但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大规模反腐败的过程也是制度建设的过程，尤其是中共本身的制度建设。十九大报告已经宣布中国会正式成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尽管这还没有引出学界和政策界很多的讨论，但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政治变化，即中国正在形成一个内部“三权”分工合作、以党领政的政治体制。

这个体制的形成和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运动中所取得的经验有关。2017年3月5日，王岐山参加北京“两会”代表团的审议时讲了一番话，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政治概念，即“广义政府”，“广义政府”的意义远远超出了纪委系统，涵盖了中国的整个政治制度。那么，提出“广义政府”要解决和能够解决中国政治制度顶层设计的什么问题呢？这里需要回顾一下中国对党政关系的讨论和争论了。

党政关系可以说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最为核心的问题。在西方式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实践惨遭失败之后，孙中山先生就提出了“以党立国”和“以党治国”的概念。这一概念之后就转变成政治实践，国民党和共产党尽管在意识形态上不同，但两党都是这一概念的实践者。

在很大程度上说，正是因为共产党对这一概念的应用较之国民党更为全面和彻底，共产党赢得了政权。但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中共没有及时从革命党转变成为执政党，而进行“继续革命”，党政关系因此不仅没有得到及时的调适，更走向了一个极端。在改革开放之前，经常出现“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情况。改革开放后，中共高层对顶层体制进行了全方位的反思，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党政关系。这显著表现在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一次题为“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讲话（后收录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在这篇讲话中，邓小平提出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之后，到了80年代中后期，在政治改革讨论最为热烈的那段时期，执政党提出了“党政分开”的改革理念。尽管作为一种理念，这个概念在当时广为人们所接受，但作为制度实践的情况则不一样了。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所有中共领导人从来就没有否定过共产党对政府的领导；恰恰相反，共产党的领导是他们一直所坚持的。从学术研究来看，人们可以说，当时的中共领导人的确意识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危害性，决意要改变这种制度，但对党领导下的“党政关系”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并不很明确。在实践层面，“党政分开”更出现了很多困难，少则党政合作协调不好，多则党政处于对立面，甚至发生冲突，造成巨大的内耗。80年代末之后，执政党不再提这个概念。

但这个概念的影响力是持续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学术界和政策界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讨论，例如“军队的国家化”“司法独立”“宪政”这些被视为是“右”的或者“自由化”的提法或多或少与“党政分开”有关联，因为所有类似提法背后的逻辑就是一样的，即把军队和党、司法和党、法律和党等分开来，甚至把两者对立起来。另一边，左派的反弹也很强烈，从他们的讨论来看，似乎中国应当回到改革开放之前的党政体制。

不过，学术和政策界左、右两派的表述都没有反映中国政治体制的实际运作情况，更没有影响到执政党本身对党政关系体制的探索。基本上，这些年的探索是沿着邓小平所确定的大方向行走的，执政党已经放弃了“党政分开”的概念，而形成了“党政分工”的共识。这很容易理解，因为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体制，在这个体制下，“党政分开”没有任何现实的可能性。不过，即使是“党政分工”，如何把这个概念转化成制度实践也一直是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现在，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大制度构架已经明了，即“以党领政”。

“广义政府”的一个理论贡献在于，执政党本身也是“广义政府”的内在一部分，而传统上执政党则被置于政府之外，似乎执政党是一个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政治过程。“广义政府”的定义更符合中国政治的实践，因为执政党和其领导的政府处于同一个政治过程，并且是这一过程不同环节中的最重要的“利益定义者”和“利益相关者”。或者说，中共不仅仅是中国整个政治过程的主体，更是这个过程本身的塑造者。

在“广义政府”的制度下，如何体现“以党领政”体制呢？从制度设计和实践趋向来看，就是要处理好内部三权之间的分工、协调和合作关系，即决策、执行、监察。内部三权分工和合作体制是中国传统和现代政治体制的混合版。传统上，“内部三权”自汉朝开始一直是中国传统体制的最主要特征。在数千年历史中，不同朝代有所变化，但基本结构没有发生过变化。在近代，孙中山先生在中国传统中提取了“两权”，即考试权和监察权，并把西方的三权和中国传统的两权结合在一起，塑造了一个“五权体制”，即立法、行政、司法、考试和监察。孙中山先生尽管强调“以党治国”，但其所设计的这个体制过多地受西方影响，并没有充分考量到执政党在这“五权”中的位置，并且对如何把考试和监察两权有机地和前面的三权整合起来也欠缺考量。当然，这也是因为孙中山先生没有机会来实践其设计的“五权体制”，其所说的“五权体制”至多是一种理论设计。从今天台湾的情况来说，“五权体制”在实践中很难运作。民主化一来，监察权和考试权很快就被边缘化，形同虚设。更为严重的是，因为缺失执政党的地位，台湾实际上形成了“双首长制”，加上“立法院”的党争，民主化使得政府长期处于不作为甚至瘫痪状态。

而我们所说的“三权体制”可以说是根据传统和现实的制度创新或者再造。在十八大之前，执政党所要解决的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邓小平在前引讲话中就指出：“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中央一部分主要领导干部不兼任政府职务，可以集中精力管党、管路线、方针、政策。这样做，有利于加强和改善中央的统一领导，有利于建立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管好政治职权范围的工作。”这里邓小平强调的是“党政分工”，并没有“党政分开”的意思。党要管政治，管决策，即党的自身建设、路线、方针和政策等最重大的问题，而政府则是管执行，即行政。尽管党政分工和合作关系仍有待改进，但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

十八大以来，尽管没有公开明确讨论党政关系，但在实践方面则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可以从如下几个大方面来看：

首先，“以党领政”即党的领导位置的“法理化”。如上所述，提出“广义政府”概念意在厘清党和政、党和军、党和法等的关系。在“基层”方面则表现在党在企业（包括国企和民企）、社团组织、基层农村等组织中的正式法理位置。一个简单明了的事实是，既然党从来没有离开过任何组织，那么就不能忽视党的存在。一个理性的做法就是给党一个法理的领导位置。从这个角度来说，党便是“广义政府”的一部分。十九大报告和党章修改说明对党和其他组织和实体的关系说得非常明确，可以说涵盖了“以党领政”（党政关系）、“以党领经”（党和经济的关系）、“以党领社”（党和社团的关系）等等方面。

其次，监察权的建设。十八大之前，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没有理顺和处理好。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属于党的机构，其有足够的政治权力，但在执行过程中没有足够的法理依据（例如对党政干部的“双规”）。而设置在政府（国务院）的监察部不但权力不够，而且还缺少独立性，很难对政府实施有效的监督，往往是“左手”监管“右手”。近年来在北京、浙江和山西试点实行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则是通过整合党政这两方面的组织，重建监察权。国家监察委员会从属于最高权力机关即全国人大，但独立于执行机关即国务院，在内部是独立一极权力。

再次，“大法治概念”的确立。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的“法治”改革中的“法治”并非学术界所讨论的狭义法治概念，即立法和司法领域，而是广义法治概念，因为其适用范围更为广泛，包括执政党本身在内的所有组织机构和个人。“大法治”极其重要，因为法要调节内部三权（决策、执行和监察）之间的关系。

“以党领政”体制下的三权分工、协调和合作制度构架基本确定。可以预见，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如果不发生激进民主化或者革命，中国政治制度的改革、调整和调适都会在这个构架内进行。或者说，这三权的分工和合作构成了中国未来改革的宏观制度背景。

三者之间的关系，除了“以党领政”原则得到确立和体现之外，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例如，现在的执行权往往被“三明治”化，受决策和监察两权的制衡过多。一方面是决策权向行政权渗透，另一方面是监察权对行政权的监管。这种“三明治”化的情形往往导致了执行权的“不作为”。又如，监察权得到确立和扩张，但监察权本身如何制约呢？如何防止监察权的滥用呢？再如，监察权和决策权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呢？诸如此类的问题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不过，这些问题的存在也表明，中国政治体制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创新和发展空间。很显然，十九大决定成立的“依法治国领导小组”是推进大法治的主体领导组织，需要回答这些问题。

第三章　央地关系的“行为联邦制”与改革新动力

一、央地关系与中国改革新动力

中国的改革目前面临困难的局面。一是改革缺乏动力。无论在经济、社会还是政治领域，改革越来越迫切，改革的需求越来越大，人们对改革的重要性也是有认识的，但对如何改革缺少共识，改革政策迟迟不能出台。二是在一些领域人们好不容易达成改革共识，推出了改革政策，但却缺乏动力来实施。这尤其表现在社会政策上。最显著的就是很多年来国家已经积累了相当的财富，想用在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上，但有钱却用不出去。三是在另外一些领域，因为有巨大的利益驱动，各级政府和部门都推出自己的“土”政策，纷纷进行“改革”，结果导致了无穷的问题。凡此种种现象都涉及中央地方之间的关系问题。

1.中央地方关系为改革提供动力

这些现象的产生表明需要改革中央地方关系了。实际上，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显示，如果要寻找改革的动力，就不能回避中央地方关系。或者说，在进行任何改革之前，首先要改革的就是中央地方关系。也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中央地方关系的改革，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改革。

在毛泽东时代，无论是国家建设还是体制改革，都是从中央地方关系找到突破口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分权运动。中央集权体制的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在运作过程中权力会不断往上集中，而一旦高度集中，地方和社会的发展动力就会被扼杀。当毛泽东认为中央官僚体制成了改革和发展的阻力的时候，他于是采用了分权运动，动员地方力量的政治策略。人们可以看到，在毛泽东时代，不仅省委书记能够影响中央决策，就连县委书记也是毛泽东的关注对象，和地方联盟来克服中央官僚体制的阻力是毛泽东所使用的有效方法。

也正是毛泽东这两次大规模分权运动使得中国的体制和苏联的区分开来，就是学界称谓的“中国道路”。苏联体制高度集权，地方政府微弱不堪，没有任何能力发动改革。当戈尔巴乔夫不能克服中央官僚机构对改革的阻碍的情况下，只好诉诸社会和民众，从而走上了激进的道路。不管人们对分权运动作怎样的评价，毛泽东之后的改革开放之所以成为可能，就是因为存在着巨大的地方改革和发展动力。

邓小平时代也是经历了两次大的分权运动。第一次是改革开放早期，确切地说是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是市场化导向，理想地说就是要把经济权力从政府分权到企业。但这只是一种理想，要实现还是不能忽视地方的作用。分权就成为当时的政府的改革策略。城市既得利益比较稳固，政府就先开始农村改革。而农村改革基本上是地方政府的事情。正是四川和安徽农村改革的成功为中国的农村改革找到了突破口。分权也是城市和工业改革的动力源泉。如果没有像“分灶吃饭”和“经济特区”等分权政策，很难想象城市改革的成功。

邓小平的第二次并且是更大规模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分权发生在其“南方谈话”之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出现了极大的困难，80年代初以来的改革动力似乎消失了。怎么办？邓小平又从地方找到了动力。南方视察的政治目标就是为了在地方聚集改革力量，而南方视察之后的大规模的分权又为地方政府提供了莫大的动力来进行改革和发展。当代中国真正大规模的发展和转型正是从南方视察之后才获得巨大动力的。

90年代中期之后的改革也是从中央地方关系入手的。最典型的就是1994年的分税制和1998年的中央银行制度的改革，这两大改革直接影响到中央地方关系。这段时期是改革开放以来有关中央地方关系制度建设最重要的时期。此前中国也经历了中央地方关系的改革，但改革很少涉及制度层面的变迁。分税制和中央银行制度改革是制度层面的。实际上，在任何国家，尽管改革的动力往往是自下而上的，但国家层面的制度建设都必须自上而下来进行。90年代的集权并不是像以往那样的简单集权，它是有选择性的集权，也就是试图集中应当属于中央的权力，而下放应当属于地方的权力。

这次改革的另外一个意义就是，当强人政治不再的时候，改革就要从制度入手。无论是毛泽东和邓小平，他们都具有政治强人的魅力，他们有很大的能力来动员改革支持力量，无论是地方力量还是社会力量。他们也能控制被动员起来的力量，就是说，地方动员和社会动员不至于走向不稳定。但是，在强人政治过去之后，政治人物要做到这一点就比较困难，制度性的改革因此变得非常重要。

这段时期还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军队和商业的分离。此前，军商关系变得异常复杂，产生了很多的问题。鉴于军队在中国政治过程中的重要性，外界甚至觉得中国没有任何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了。但很显然，当时的领导层动员了一切可能的制度力量，非常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表明，既得利益并不是一个大问题，只要有足够强大的政治意志，中国的政治机制是有能力动员进行改革事业的力量的。

造成目前局势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集权。当时围绕着分税制和中央银行制度的中央集权改革非常有必要，导致了很多领域重要的制度建设。问题在于，在这之后，改革没有深入，很多配套制度没有到位（例如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和责任的分配）。更为重要的，每当地方出现一些问题，中央就用收权来解决。不用说政治领域的权力，就连经济、社会、环保等方面的权力都呈现出集权的趋势。这样就出现两方面的大问题：一方面，权力集中到中央，但责任并没有集中起来，于是造成了权力和责任的严重脱节。地方严重缺失承担责任的能力，尤其是财政能力，只好另外开辟途径，无限制地闯入医疗、教育和房地产等社会领域，造成了地方和社会的严重对立。另一方面，中央权力同样分散在各官僚机构之中（这是当时毛泽东所痛恨的情况），而各机构集中起来的无限的权力和财富并没有如领导层所设想的那样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是流向了形形色色的既得利益集团。

2.如何突破当前改革困局

目前的改革困局如何突破？人们谴责既得利益所造成的改革困局，但是既得利益是客观存在物，不管人们怎样谴责，他们不会消失。改革毫无进展的主要根源在于政治意志力、改革的思路和改革的动员。利益的困局需要利益来突破。和以往的改革一样，不外是两种力量，即地方和社会。而突破中央地方关系的利益格局为首要任务。且不说改革者是否有政治意志能够真正放权或者赋权社会，如果中央地方关系没有改革，即使有了这种政治意愿，没有地方的配合，这一意志也很难变成政策和实现。

从实际情况看，各地方是有改革动力的。地方面对客观存在的问题，感觉到应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紧迫性。地方领导群体中也有很多想有所作为的。人们看到，无论是沿海的广东和浙江，还是西部的重庆，地方领导层都在不断寻找改革的出路，并且实践着不同的改革模式，各地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也取得了相当的经验。在各种不同的地方实践之间酝酿着新的改革动力。很显然，如果中央层面要促成新的改革动力来突破目前的僵局，地方力量不可或缺。或者说，只有当整合了现存的地方力量之后，中国才会出现新的改革动力，而要整合地方力量，改革中央地方关系势在必行。

二、央地关系的三层逻辑

近年来，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人们一直非常关注中国的地方债务会否触发一场中国式的金融危机。一些西方人甚至预言，这样的一场危机一定会到来，只是时间问题。实际上，中共十九大之后，如何预防金融危机也是中国高层的最重要议程之一。现在很多地方主动暴露问题，无疑是积极的动作，问题早暴露总比晚暴露要好，正视问题的存在比忽视问题的存在要好。

越来越多的地方问题暴露出来，人们就开始一边倒地嘲笑和谴责地方政府。但问题在于，光是谴责地方政府够吗？无论在民间还是学术政策圈，地方政府多年来一直是遭谴责的对象。不过，光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历史就已经表明，尽管地方政府是很多问题的来源，但这些问题有它们的制度性根源，也就是由不合理的中央地方关系所引发的。

如果中央地方关系不能在制度层面加以改善，地方政府一直会“制造”出种种问题，不仅影响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会影响国家的有效政治治理。

地方政府的种种作为，并不仅仅是很多人所认为的地方官员主观意志作为，而是中央地方关系的逻辑结果。今天地方政府所面临的债务问题（或者其他问题），都是当代中央地方关系（至少）三层逻辑的结果。

1.央地关系的三层逻辑

首先，最重要的是政治逻辑。政治逻辑主要是围绕着GDP主义发生的。改革开放以后，为了改变往日贫穷社会主义的局面，中国把经济发展作为政府的头等议程。不过，经济发展议程很快就演变成为唯GDP主义，以GDP论英雄，这对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很长时间里，地方GDP的增长速度成为衡量地方官员政治业绩的最重要标准，即便不是唯一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地方政府演变成公司类型的政府，被学术界称为“地方发展主义”。当经济成绩可以转化成为政治资本时，GDP数据的造假变得不可避免。

其次是利益逻辑。利益逻辑涉及作为组织的地方政府及其个体官员。地方政府如何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在典型的市场经济体中，因为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地方政府必须通过法治建设、税收政策和劳动条件等改善投资环境，来吸引资本和劳动者。但在中国，地方政府拥有更为直接的手段，包括直接搞经济项目和工程、向企业提供廉价土地等生产要素、与企业共同开发项目等。

对地方政府来说，这样做可以增加地方税收；对个体官员来说，这样做可以创造很多有利可图的机会，即腐败。人们说，中国是“市长经济”，而非“市场经济”，这并非没有道理。那么多年里，每一任新的地方领导到任，都通过这些手段来应付地方经济发展问题。都会动用最大的资源来达到目的，而把问题（即责任）推给下一任领导。

再次，经济逻辑。经济逻辑最明显地体现在1994年分税制上。根据分税制的计划，中央政府根据各省1993年上缴的税收为基数进行税收返回。结果，1993年各省上缴的税收大增，目的是为了多分一块国民经济的“大饼”。一些地方自爆GDP造假现象是一个刚好相反的案例，但逻辑是一模一样的。

地方政府背负巨额债务，但不管债务如何沉重，地方政府是不可倒闭的，所以最终总会有“人”来救，即最终的责任还是由中央政府来担负。主动暴露GDP造假就是要解决一个“谁来负责”的问题，减轻地方政府自己的负担。再者，对新到任的领导来说，他们不用负很大的责任，因为这是前任历史积累起来的老问题。在十九大这个政治背景下，卸下历史包袱，轻装上阵，是新任地方领导的一个理性选择。

地方行为既然是中央地方关系的逻辑产物，要改变地方政府的行为，就须反思中央地方关系，并对此进行必要的变革。就其本质来说，当代中央地方关系所产生的种种问题，是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脱节的结果。

2.央地关系运作产生的问题

中国在理论上是单一制中央集权体制，但就其运作来说，是事实上的联邦体制。更具体地说，单一制只是体现在政治层面，在经济层面则是事实上的联邦体制。地方政府政治权力的基础源自中央，但在经济上则依赖地方。在政治上，地方政府仅仅是中央政府的执行机构，但在经济上，地方政府则具有很大的自治性。因为中国地方差异巨大，在社会经济方面，地方政府必须具有这种自治性，才能对地方进行有效的治理。

1994年分税制之前，中央和地方之间实行的是经济上的激进分权，结果出现了很多问题，主要是地方政府“藏富于地方”“藏富于民”，中央财政恶化，不仅影响中央政府在全国层面的统筹能力，也影响中央控制地方政府的政治能力。1994年分税制改革彻底改变了这种情况，从前是经济上中央依赖地方，改革之后则是地方依赖中央，即使是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也是如此。通过分税制改革，中央政府实现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集权。

不过，政治和经济权力集中后，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主要是中央政府在把经济权力集中起来后，并没有把责任也集中起来。地方政府失去了经济权力，但仍然要负责地方事务。地方政府的钱从哪里来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土地和房地产是地方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

必须指出的是，土地和房地产问题后来发展到如此严峻的程度，也是1994年分税制的结果，因为分税制事实上把土地支配权给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也各显神通，发展出包括地方融资平台在内的各种推动地方发展、增加收入的方法。地方政府的做法也是理性的，一方面是地方建设和社会的需要，另一方面是政绩的需要。

同样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的一些领域可以说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地方本身和中央地方关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这些变化被大大地忽视了。最显著的变化发生在地方政府组织机构领域。政府的层级增多、城市的层级增多、地级市和计划单列市增多，而且每一级政府都是几套班子齐全。

这些变化在很多方面并没有法律依据，地级市就是一个例子。在改革开放前，地级市并非一级政府，而只是行署。这些变化导致了政府规模的急剧扩大，政府支出增加。有学者说，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政府的规模并不算大。这里的问题在于，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福利制度，政府担负提供广泛社会服务的功能，政府规模的扩大是福利国家的必然产物。

但中国到目前为止，仅仅是达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9000美元的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远非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并没有提供广泛社会服务这方面的压力。除去社会服务方面的需求，中国政府规模无疑已经过大。在很多年里，政府规模不仅没有压缩，反而在扩张。只要“僧多粥少”的局面继续下去，地方政府肯定会成为很多问题的根源。

3.重塑央地关系考虑的方向

要解决地方问题，就必须重塑中央地方关系。这里至少有几个方面是可以考量的。

其一，通过确立国家统筹制度，重建现代国家。现代国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公民的出现，就是生活在国家之内的所有居民都能直接得到中央政府的服务。这是中央政府政治合法性的社会基础。不过，中国目前只实现了市一级的统筹，连省一级的统筹都还没实现。中国要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国家层面的统筹不可避免，否则国民很难确立其深层次的国家认同。

其二，压缩中间层政府。中国数千年来维持了中央、省、县三级政府的体制。日本直到今天仍然维持着从中国借鉴的秦朝体制。中国越来越多的政府层级不仅没有强化中央集权，反而在体制内部有效弱化中央集权，同时增加了社会的负担。压缩中间层不仅有空间，而且有可能。例如，中国的城市不管大小一般都是“三级政府、四级管理”。

新加坡近600万人口只有一级政府，加上几个提供服务的市镇理事会，至多也是一级半政府。相比之下，珠海一个120多万人口的城市也实行“三级政府、四级管理”体制。无论是社会控制还是提供服务，新加坡都比中国有效，人们看不出为什么需要这么庞大的政府机制。

其三，除了纵向压缩中间层政府之外，横向的党政机构也可以压缩以减少支出。政府机构改革的其中一个目标便是精简机构，减少官员人数。这在过去数十年已经历多轮机构改革，该做的也已经做了。十九大提出“党政合署办公”的改革新思路，是很大的一个改革空间。这次如果能够通过“党政合署办公”，把中共机构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结合起来，统筹考虑，机构改革就可以进一大步。在地方层面，无论中共机构还是政府机构，两者都面临同样的具体问题，为什么还需要两套行政班子？两者的整合可以减少机构和提高行政效率。

其四，进行新的税制改革，为地方政府寻找新的税源。讨论了多年的房地产税应当加快实施。在任何国家，房地产税是地方政府的重要税源，也是地方居民为地方做贡献的义务。除了既得利益的阻力之外，今天的中国没有任何理由不实施房地产税。

其五，大力进行国有企业改革，使得国企成为真正的企业，减少甚至断掉地方国企对政府的依赖。在一些领域，国企的确应当做大做强，例如在一些公共事业领域。但国企应当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政府改为通过税收体制和企业建立关系。市场化的国企改革不仅可以控制和减少国企债务，也可以控制和减少地方党政官员的腐败行为。

其六，更为重要的是，要在中央和地方关系方面建立政治责任制度。如上所说，改革开放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在这个领域犯了不少错误。一些改革，例如设立计划单列市和地级市没有法律依据。这些错误都被忽视了。对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层应至少做到一个任期进行一次大检查。随着监察制度的确立，经常被忽视的中央地方关系也应当引入被监察的领域。

数千年的中国政治历史经验指向了中央地方关系的重要性。大多数历史学家在论述中国兴衰时，都会把中央地方关系提到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一个稳定的中央地方关系，不仅决定了国家政治是否稳定，更决定了国家的兴衰。

三、中国政治改革要从县政开始

迹象表明，中国很多县（市）级以下的区域已经进入无政府状态。这里的无政府当然不是说没有政府，而是说政府不能很好地履行政府的功能，如提供安全和服务、社会正义和公正等公共产品。这些年来很多腐败和不好的事情都发生在县（市）。很少会有人否认，县政是中国腐败的“重灾区”。古人对县政有经典的总结，“郡县治，天下安”。如果县政发生无政府状态，那么整个政权就会发生危险。人们无须从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寻找证据，国民党政权的解体实际上就是从县政危机开始的，县政危机也给中国创造了一个机会来改造县政。笔者认为，县政改革可以是中国总体政治改革的起点，并且是一个最理想的也是最具操作性的起点。到今天，没有人会否认中国政治改革的重要性，问题是从何入手。基层村级民主已经实施二十来年了，似乎已经走到了顶点，很难再自下而上地往上推。乡镇民主也已经做了些试点，但要大规模地扩展开来的可能性并不大。这不仅仅是因为各方面对乡镇一级政权是否要存在下去并没有共识，更为重要的是从村级民主实行的情况来看，民主可能解决不了中国的基层治理问题。况且，乡镇民主在法律上说还没有具备合法性。

在基层民主不能上移，缺失政治改革的动力的情况下，就要另外寻找其他的突破口，而县政改革就是这个突破口。

1.县政的沿袭与发展

县政历来就是中国治理制度的核心。省级政权在元代前是中央政权的一部分（日本今天所用的“省”就是中央的“部”），元代以后成为地方政权，但其重要性仍然不如县。“虚省实县”是中国传统政治的常态。从传统意义上来讲，县以下实行自治制度（日本今天仍然延续这一制度）。乡镇政权是现代革命的产物，为当时革命动员、国家建设和改造社会所需。但到今天，这一级政权设置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

在很多地方，乡镇政权本身已经演变成为无政府的根源。这些年来，人们对如何改造乡镇政权有很多的讨论。一些省份也进行了有效的改革，如撤乡并镇等。总体说来，如果省是中央的派出机构，那么乡镇应当更多的是县的派出机构。在乡镇政权定位不那么明确的情况下，没有很大的理性去花费很大的精力在这个层面进行大规模的政治改革，尤其是民主化。

虚省实县应当是中国政治改革也是中央地方关系的轴心问题和关键问题。如何“虚省”需要另文讨论，这里讨论如何“实县”的问题。

传统上，县是实的，县太爷是中央政权亲自选定的，县太爷和中央政府之间有直接的沟通管道。县政也因此是传统政治的核心。改革开放以来的趋势是实省虚县，到今天县政远远被边缘化，这是有很多制度因素促成的。

改革开放前的30年，县政在中国政治中有着同样显赫的位置。毛泽东本人对县政就非常重视，和县委书记沟通是毛泽东的一项重要议程。在制度层面，县委书记甚至可以成为中央委员。同样重要的是，中央实行“下管两级”的干部管理制度，就是说，县和中央之间还是有直接的沟通管道。

改革开放以来就不再是这样了。首先是干部管理从“下管两级”的制度改革成“下管一级”的制度。中央政府只管到省级干部，而县级干部完全在省级管辖之下。

2.干部交流的弊端

现在的县委书记要见到中央高层领导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县政和中央之间不存在任何制度性的关联。中央政府所能做的就是做些制度规定，如强化干部交流制度。

干部交流制度“一刀切”地在所有层级实施。这个制度的一个重要意图在于防止地方主义，而它也的确起到很大的作用，但同时也产生了不良后果，至少在县政层面。干部交流是自上而下决定的，就是省级政府决定县级干部交流。在一些地方，干部交流演变成了官职买卖，成了上级干部腐败的工具。很多县级干部为了政绩，形象工程不断。县政干部频繁地调换。

社会经济方面县政也被边缘化。因为单纯地把现代化理解成城市化和工业化，作为乡村象征的县自然得不到重视。实际上，很长时间里，国家政策很少有向县政倾斜的。即使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仅仅视为是农村经济发展，并没有把县政建设考虑在内。这一点，也表现在近年来的“省管县”政策。这些政策既没有有效地促进农村的发展，和县政建设更没有任何关系。看看有多少县级财政处于破产状态就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在很大程度上，县政处于政治（行政）和经济双重破产状态。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抓大放小”政策中的“放小”部分对县政也带来极为负面，甚至致命性的影响。所谓的“放小”就是民营化。这个改革设想具有战略意义，通过民营化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从而推进地方的经济发展。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往往演变成恶性私有化。中小企业大多属于县（市）级政府。县（市）级政府本来就具有公司型政府特征。恶性私有化不仅导致了这一级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更因为围绕着私有化，官员之间、官员和商人之间的纷争不断，内部交易，腐败升级。

3.使县政拥有中心位置

县政政治和经济上在中国总体制度上的边缘化是很多问题的根源，县政改革也因此变成当务之急。县政改革的内容就是要使县政实质化，就是说要使县在中国的总体政治经济制度上拥有中心的位置。如何使之实质化？首先是要建立中央和县政的直接关系，把县政从省政那里解放出来。

中国有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的很多县的人口超过100多万，比世界上的很多小国家还要大；西部有的县尽管人数少，但地域广袤。如何建立和中央的直接关系，就要考虑县政主要领导谁来任命的问题。县委书记和县长数千人，中央政府要把这些人从选拔、管理和培训等任务担负起来并不是一件难事。近年来，中央党校开始培训县级领导是一个积极的发展，但还是不够。党的主要领导人需要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培训和直接领导，犹如当年的黄埔军校那样。引入民主因素进县政也非常重要。从理论上说，现在的县级人大代表都是直选的。县（市）级领导和人民建立起直接的关系最有可能。当然，也可考虑是否在县政必须具备现在的六套班子。党政关系问题、行政和立法关系等都可以进行开放式试验。

在经济上，近年来已经提出省管县制度。这个新政策较之从前的政策比较重视县级经济。但是这个政策可能还不够。因为分税制以后，中国财政重心已经向中央倾斜。县级经济是农村经济的第一线。要有效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不仅仅中央财政转移要向县级倾斜，中央税收也要向县级分权。现在税收财政过分集权，县级经济的发展缺乏资金和动力。这种情况只能通过经济分权来达成，而不能仅仅通过财政转移，因为财政转移强调的是二次分配，而不是生产。

无论从政治还是从经济上看，县政改革都具有巨大的优势。县政改革是可控的，分区域和逐步推进的县政改革不会影响整个制度的运作。这也同时说明，改革的成本也很低。一旦县政改革取得成效，其必然会造成强大的动力，向下推进乡镇政府的改革，向上为省级政府的改革提供压力和动力。最近中国中央领导层开始把注意力放在县级政府，再次强调县委书记的重要性。这里释放出来的信息很重要。人们也希望，对县政的重视可以超越经济的范畴，而进入政治领域。县政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成功了，就会变成中国整体制度改革的基础和动力。

四、中国的县政改革和国家建设

今天的中国社会在县级以下的一些地方已经处于无政府状态。如果县政不加以改革，无政府状态就会蔓延开来，到最后会变得一发不可收拾。笔者认为县政可以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现实切入点。县政改革不仅仅是为了解决今天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更是为了未来的国家建设。

在传统中国，县政是整个政权的基石和支柱。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县级政府是最基层的政权。尽管20世纪革命尤其是共产主义革命重建了中国政治的整个构架，但没有任何理由来改变县政的核心地位。

辛亥革命后，国家政权力量才到达县级以下，即乡镇，同时在县级以上也设立了很多行政级别。多层次复杂的行政结构在革命和建设的早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主要是政治、经济和社会多方面的控制和动员。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权力大幅度下放到省级，县政成了各省的省内事务，再由省级政权往下分权。就是说，分权是一层一层地往下放。每一层级政府只和上下两级政府发生关系。

无论是往下还是往上，越级的关系很难发生。这就形成了一些外国学者所说的“蜂窝状”政府。从政策的决定和执行来说，这种政治结构无时无刻不呈现出其脆弱性来。

1.中国各省间的关系微弱

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很多研究经常指向中国各省之间关系的微弱。例如长期以来，中国各省之间的贸易水平远远低于各省与海外的贸易水平。中国各省之间的整合度要远远低于欧盟主权国家之间的整合，也低于苏联解体之前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整合。

实际上，情况比这个还严重。在各省之内，各县市之间的整合程度也非常成问题。中国学者所说的“诸侯经济”不仅仅存在于各省之间，也存在于各县市之间。在政治上，也有类似的情况。

经过世纪之久的革命和建设之后，中国要回归常态社会。常态社会强调的是治理，或者良治，县政方面也一样。在这方面，中国国内学者这些年来已经作了很多的研究，不同方式的县政治理也在不同的地方推展和试验。但应当指出的是，县政不能孤立于总体政治改革，县政不仅仅是县政本身的治理，而是涉及中国总体国家结构建设的问题。

首先是与政权的合法性有关的执政党及其政府和社会的联系问题。这里最主要的就是要寻找政权和社会的关联点。民主政治主要也是为了解决政权和社会的关联问题。

乡镇数量繁多，范围小，既不能构成治理单位，也很难和政权建立直接的关系。在常态社会，乡镇类似于社区，并没有必要成为一级正式行政建制。在富裕发达地区，乡镇人口较多，可以作为县的派出机构。乡镇改革在浙江等地的试验已经取得了不错的结果。

乡镇政权的存在在很多方面已经成为政权的负担。大量乡镇政权已经处于破产状态。能否取消乡镇政权或者重新定位乡镇政权，时机早已成熟，接下来就要看改革者的决心了。

2.要求政府成为服务型政府

如何解决执政党和政府与社会严重脱离的情况？县政是关键。近年来，中国开始学新加坡的做法。在新加坡，所有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都必须定期和选民见面，倾听民意和收集民意，尽管不见得所有的提议都能落实下去，但毕竟是高度制度化的机制，能够把执政党及其政府和民众联系起来。

这是新加坡执政党长期执政的主要经验。中国也在学。在一些试点地区，县委书记和县长必须定期和人民见面。不过，在一些地方，这种连接往往变成了政治仪式，并无实质性的意义。

在新加坡，执政党每5年必须面临一次“大考”，即大选。如果功课做得不好，考试有可能通不过。中国的县委书记和县长没有这样的“大考”，他们不可能像新加坡官员那样行为，是预期之中的。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不可能找到这样一种人民和官员之间的制度关联。

在理论上说，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选民直选的。而且中国的直选民主只发生在县一级。要处理好县委书记、县长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就要处理好县委书记、县长和县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的关系。

理想地说，执政党通过人大系统来执政是比较好的。这方面的实践先可以在县级进行。县政的重要性也体现在政府的定位上。这些年来，人本主义是政府界定的核心。实际上，无论什么样的政体（不管是民主还是非民主），只要是以人为本的，都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人本主义要求政府必须成为一个服务型政府，而服务型政府的服务对象当然是社会，是人民。

提供服务过程中，县政的位置变得尤其显著。到目前为止，中央政府还很少能够为人民提供直接的服务。从各国经验来看，中央政府不是没有可能提供公共服务，例如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教育和环保等方面，在很多国家都是由中央政府或者联邦政府直接提供的。

在中国，这些服务基本上还是由地方政府提供（当然是提供不足）。在很多场合是中央出政策，地方出钱。但即使是将来中央政府有能力直接提供这些服务，在中国的体制下恐怕也难以跳过县级政府。

在这方面，县政面临艰巨的转型任务。有些政府不仅仅不能提供任何服务，反而演变成一种变相掠夺，这是政府和人民紧张关系的主要原因。

3.县级信息与中央脱节

从信息流通的角度也能说明县政对国家建设的重要性。县政必须和中央政府建立直接的关联，甚至说县政必须是中央权力的内在部分。这首先要从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开始。

在任何国家，真实的信息在现代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县级可以收集到最基层也因此是最真实的信息。尽管中国体制内部的信息传递有不同的管道，但很难说现在县级信息可以直接传送到中央政府。

在很多场合，县级信息到了中央要不毫无踪影了，要不高度扭曲。在中国高度等级化的行政系统里，县级的信息在往上传递过程中，被一级又一级地“审查”，到了最后即使能够上达中央，但已经不是原来的信息了。

当然，反之亦然，中央的政策到了县级，往往就变得面目全非了。原因在于在县政和中央政府之间有太多的行政“过滤器”。当中央权力被省市级政府阻隔的时候，县政就被边缘化；当县政信息被省市级政府过滤的时候，中央就很有可能变成“瞎子”和“聋子”了。

从长远来看，县政改革也涉及中国未来民主化问题。中国国家之大，地方复杂，拒绝走西方式民主道路有其很大的理性。

县政民主是民主化的最可行的选择。就是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县政才有可能实行直接民主，而在县级以上，实践间接民主。

除了选举，民主化的另外一个重要维度就是国家向社会的分权。而处于社会最前线的县政是国家向社会分权的最理想也是最具有现实性的政府层级。考量到中国的国家地域和人口规模等因素，一旦民主化，就会产生巨大的政治压力。

如果巨大的压力不能消化，那么总体政治社会的稳定就会成为问题。因此，作为民主的起点，县政能否建设好决定了中国的民主化成功与否。

五、中国的地方行政改革何去何从

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因为社会力量的弱小，地方政府的有效运作是社会稳定的前提。如果不对地方政权加以大力度地改革，大规模的社会不稳定就会出现。一旦地方政府不论以何种方式解体，那么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就变得不可避免。

首先是一线政府呈现出来的“黑社会化”倾向。这里有重庆打黑的例子，一抓可以抓出那么多政府官员来。更应当指出的是，“黑社会化”发生在政府的各个部门，尤其是在司法部门。一些地方的政府官员与黑社会成员，或者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或者成为黑社会的后台，甚至本身就是黑社会成员。可以相信，这么庞大的黑社会网络，并非在很短时期内可以形成，地方政府“黑社会化”是制度土壤上逐渐产生出来的。

和“黑社会化”紧密相关的是一些地方政府的集体腐败，也就是当地整个领导班子的腐败。集体腐败越到地方越严重。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是中国政府的核心议程。经济发展本身并没有错。要改变落后的局面就必须发展经济，同时经济发展也能改善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一个无所作为的政府很难得到人民的认同。但是各级党政官员往往对经济发展这个主题作出错误的理解，盲目相信只要经济发展了，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只要经济发展了，人民就会认同政府及其官员。20世纪80年代盛行腐败促进经济发展的观点，20世纪90年代之后又有只管发展而不问后果的GDP主义的兴起。

1.地方官员毫无士气

从现实情况看，黑社会和腐败对各级地方政府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远非经济发展所能弥补的。或者说，尽管经济发展给地方政府带来了一定的合法性，但“黑社会化”和腐败则在更加严重地和快速地削弱和破坏着政府的合法性。这些年来，地方政府和社会的矛盾高度紧张，一有机会，紧张关系就会以各种形式爆发出来。这种紧张关系尤其表现在一线政府，如县、县级市、市和乡等。一线政府必须和社会打交道，它们处于社会群体性抗议事件的最前沿。这里应当强调的是，一线司法系统所面临的困境。在任何国家，司法系统是保障最基本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为什么需要政府？政府就是用来维持社会正义的。而在中国，很多指标表明，司法系统已经成为腐败严重的政府系统。也正因为这样，针对司法系统的社会暴力，无论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越来越多。

针对地方政府的社会暴力不难理解，问题在于如何理解地方政府的“黑社会化”和腐败，及如何控制这些情形？地方政府处于中国政权系统的最前线，也就是说，它们处于政权的最边缘地带。因此，一线政府最重要也最不重要。说其重要是因为它们是和社会最直接的关联点，一旦出现问题，整个政权和社会的关系就会出现问题。说其不重要，是因为它们早被边缘化。边缘化的位置使地方官员容易产生异常行为。对他们来说，要升官，可能性几乎没有，他们注定是“小小芝麻官”。要说荣誉，无从谈起，因为一线政府在中国政治光谱中没有任何重要性。那么，他们要选择什么呢？很显然，他们选择了金钱和美女，选择了寻找腐败机会，等等。为了得到这些，他们不惜采用任何方式，包括黑社会方式。

很多年里，一些地方官员、一些地方政府受到社会的最强烈的谴责。但从实际情况看，这并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地方官员和地方政府感觉到被“妖魔化”了。一些地方，官员根本就没有“士气”。除了对私利的毫无限制的追求，根本不知道“做官”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这种“士气”的腐败对整个政权来说可以说是致命的。

怎么办？应当从制度层面来加以解决。无论是“黑社会化”还是腐败，地方政府行为都是体制的产物，而非党政官员的个人品德等因素决定的。比如，地方党政一把手的腐败问题已经讨论了很多年，但就是没有能够找到有效的制度来制衡一把手。现在预防腐败和反腐败的机构越来越多，反腐败方面的制度建设不可说没有，但地方腐败却愈发严重。这表明要反思一些制度建设，并非设置了预防和反腐败的机构，就可以控制腐败等问题了。

2.政权扁平化保证好的政策下达

改造地方政府应当是地方行政改革的主要内容。地方行政改革到现在为止已经经历了多次，但每次都是为了配合中央层面的行政改革。到目前为止，地方行政改革要不是为了精简机构和人员，要不就是搞大部制。这些当然很重要，但所有这些地方政府的改革，并没有被置于重建中央地方关系的大背景下。结果，地方行政改革忽视了最具中国特色也最具重要性的一方面，那就是缩短行政层次、减少行政等级性的问题。人们可以说，没有政权的扁平化过程，就不可能遏制地方政府的“黑社会化”和腐败。

中国传统社会强调“皇恩浩荡”，这看起来很封建，但对中央政府的合法性非常重要。“皇恩浩荡”表明“皇恩”能够到达社会的各个角落。为此，皇权需要把最基层的县官（县是传统中国基层政权）管起来。但现在的情况大不相同了。1949年后，中国从中央到地方设置了无数的行政层级。在改革开放之前，毛泽东凭借其对中央官僚体制的厌恶和对社会基层的直觉，以非制度的方式和县级领导（县委书记）保持关联。但改革开放之后，一切回归正常的官僚政治，政策在往下传递过程中，被各种中间层次政府所截留，到了一线政府，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省和县之间，中国设置了太多级中间层次政府。对这些层面的政府缺乏研究和改革。它们在不用承担一线政府那样的责任的同时，可以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来攫取各种各样的利益。可以说，它们已经成为中央和一线政府之间政权内部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中国目前中央和地方关系中存在的诸种问题的根源，都和它们的存在有关；一线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更和这些无须负责的中间层政府有关。

正因为这样，最近几年推出了“省管县”的制度实践。在海南，县、县级市和市，尽管继续属于不同的行政级别，但都由省政府管理。在浙江，省跳过市直接和县处理财政关系。不过，应当指出的是，“省管县”制度主要还是着眼于县级经济发展问题，还没有提高到行政改革的高度。就是说，这一制度的意图在于控制问题，而非解决问题。

理想地说，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经验来看，两级半政府就够了，即中央、市县两级，加上县的派出机构，乡（半级）。但鉴于各种因素，包括复杂的历史和地域广袤等，中国可以实行三级半政府，中央、省、县和市三级加上乡半级（作为县的派出机构）。而这里的省级政府，更多的是代表中央。在很长的历史时期，省就有这个属性，是中央的派出机构（所谓“行省”）。

一些大的市，包括目前的计划单列市，可以升格为直辖市，和省同一行政级别。鉴于中央权力每况愈下的情况，多设直辖市在今后不可避免。在这些大市变成直辖市之后，其他所有市就可以和县（县级市）属于同一行政级别。市管理城市，而县管理农村。而无论是市还是县，都要属于省（或者直辖市）直接管理。

1994年分税制以后，中国大部分乡镇政府经济和财政上处于破产状态。这个问题也必须面对。在西部人口稀少的地方，乡级政权就没有必要存在。人口少，贫穷，一个“五脏俱全”的乡镇政府是不可持续的。而在东部发达地区，一些乡镇无论从人数和经济规模来说相当庞大，它们就可以继续存在。不过，它们也没有必要“五脏俱全”，而是作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就可以了。

地方行政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缩短中央和一线政府的距离，中央（或者代表中央的省）直接管理市、县级干部。这样做有很多优势：第一，有利于提高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效率。第二，有利于行政的扁平化，市和县属于同一行政级别，减少政权内部的权力“掠夺”。第三，对中央政权来说，有利于收集社会意见或者社会对政府的反馈；对社会来说，有利于对政策执行的监督。第四，有利于城乡的统筹和整合。现在城乡分割得非常严重，由省政府直接管理县和市，对县市进行协调，非常有助于整合。

很显然，这样的行政改革不仅仅是行政管理学意义上的，而且是政治学意义上的。中央和一线政府行政距离的缩短，也意味着政府和社会之间的距离的缩短。没有社会基础，任何政权难以生存。而社会基础必须体现在制度设计上。人们一直在强调政权的社会基础问题，但忽视了制度设计。现行的中央地方关系的制度设计，有效地隔离了中央政权和社会的关系，削弱了政权的社会基础，如果不加以改革，中央权力的社会性就难以得到确立，而和地方一线政府行为相关的、越来越甚的社会问题，表明这个体制已经到了不可不改革的时候了。

第四章　“刮骨疗毒”式反腐剑指何处

一、腐败与中国的历史周期律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重提毛泽东和黄炎培著名的延安“窑洞对”，又引发人们新一轮对历史周期律的反思和讨论。当然，这也刚好契合了中共十八大以来势头越来越旺的反腐败运动。这种契合使得对周期律的讨论更具有现实意义。

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以来，人们对中共如何走向未来的讨论多了起来。无论海内外，人们总是喜欢把中共和苏联共产党作比较，希望从苏共解体的历史中学到足够的经验教训，因为苏联模式对中共的影响的确非常巨大。不过，这种比较也容易忽视一个基本的事实：尽管从组织形式上看，中共和苏共有很多类似和相同，但两者都是各自历史文化的产物。苏共是俄罗斯文明的产物，而中共是中国文明的产物，两者所处的文化导致了彼此巨大的差异性。

把中共的前途放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来考察，更具有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黄炎培所讨论的中国历史周期律，对中共的参照意义远较苏共对中共的参照意义大。

历史的周期律问题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很多学者所思考的问题。自从近代清王朝解体之后，中国的政治精英走上了一条寻求建设一个新制度体系的道路。总体上看，建设新制度体系是要向西方学，但也免不了要总结中国本身的历史经验教训。黄炎培所做的，也就是把那个时代人们所思考的问题带给了毛泽东。当然，毛泽东本人也不可能不了解当时人们的讨论，他所给出的标准答案，也同样是那个时代人们所思考的结果。

1.历史周期律的三个阶段

当时的人们对中国历史的周期律，做了很多理论和经验层面的研究。总体说来，人们发现一个历史周期基本上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新王朝的建立期；第二阶段就是在这个新制度下寻求发展的过程，也就是王朝走向兴旺或者顶点的过程；第三阶段是开始衰落直到解体阶段。三个阶段之间并没有非常明确的界限。

人们在研究历史周期律的时候，往往把重点放在最后一个阶段，即衰落和解体的阶段。实际上，各个阶段都是可以加以反思的。在第一阶段，是新王朝的确立，但不是新制度的确立；是旧王朝的再生产和复制，而不是旧王朝的转型和新制度的创立。当然，历朝历代的新王朝也会建立一些新制度，但新王朝的总体架构和前朝并不会有什么巨大的变化。在第二阶段，人们的注意力就是把新制度所能带来的“解放生产力”的作用用足，求得最大程度的发展。旧王朝被推翻，既得利益被解体，革命对经济造成的破坏等等因素，都有利于新王朝的经济发展。不过，这个时期的主题并不是改革和创新。随着王朝开始走向顶点，体制所体现出来的更大的特点就是保守，不求进取。既得利益开始壮大，不再是继续做大蛋糕，而是开始分赃。同时，既得利益也开始扼杀改革和创新，专注于维护自己的利益。当然，在这个阶段，也会出现一些为了朝廷的利益的改革者和制度创新者，他们提出各种改革方案，试图改变现状，实现朝廷的可持续统治。不过，所有的改革会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因此他们往往没有好下场。

第三阶段最有意思，也最具有借鉴意义。中国有一个传统，人们总是喜欢借古讽今，把现实和从前王朝的末代皇帝统治时期做比较。这个时期的变化和所体现出来的特点，可以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个领域。体制外的力量开始从边缘地带崛起，从边缘崛起到最后夺取政权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不确定过程。如果仅从体制外的力量本身来看，夺取政权的机会实际上很小。中国数千年历史里，只有明朝可以说自下而上成功夺权，其他更多的都是被镇压。在王朝的解体过程中，尽管体制外的力量扮演了一定的角色，更重要的是王朝本身，也就是体制内的因素。没有体制内部的因素，外部力量很难真正动摇现存体制。

2.王朝衰落的共通特点

每一次王朝衰落有几个共通特点：第一，王朝内部既得利益已经长大。这些利益都是新王朝建立之后成长起来的，在建设新王朝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已经失去了前期的进取精神。它们不再继续创造财富，而是开始通过掠夺方式获得财富，并且也掌握着国家的绝大部分财富。更重要的是，它们也开始扼杀一切改革动议，视一切改革者为敌人。一旦改革触动他们的利益，就会群起而攻之，杀之。

第二，在这个阶段，王权本身往往处于弱势状态，大多权力分散在既得利益手中及与其有紧密关系的官僚体系之中。既得利益大多是王室大员，但他们绝对没有王室的整体利益观念，仅视国家事务为皇帝个人的事情。他们能够对皇帝构成最有效的制约，因为这个群体往往是王权的内在组成部分。官僚系统也就是（宰相）相权方面，往往也和这个群体有紧密的关系。相权本来就是要为皇帝服务的，但这个时候，相权往往被各个既得利益所分解，成为既得利益的工具。严格说来，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了明确的王权，王权被分解在体制内部的各个部门。

第三，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进入恶性循环。皇帝要通过改革既得利益和官僚机构来消解体制外的力量已经变得不可能，往往转而依靠国家暴力机器（往往是军队或者特务组织），通过镇压的方式对付体制外力量。但这种镇压往往显得无效，造成更大、更多的对立，继续促使体制外力量的成长。在很多时候，皇帝连动员军队的权力也被既得利益和官僚集团所制约。

第四，随着体制外力量的崛起，体制内部的一些既得利益开始和体制外力量沟通甚至结合。当然，这些既得利益不是为了改革，而是为了寻求自身的安全，免除其个人利益或者家族利益受损。体制内从权力分散状态走向分裂状态。因此，体制内的一些既得利益实际上为自下而上的反叛提供了机会。体制内部的分裂是体制外力量崛起的前提条件。

体制外出现的反叛力量尽管具有很大的破坏性，但其本身往往不足以推翻现政权。在反叛力量崛起的过程中，有另外两个群体的加入极为关键，即知识分子和中下层的体制内部官员。这两个群体在反叛力量中起领导作用，往往是知识分子作为“智库”，而中下层官僚作为未来的掌权者。知识分子不难找，历朝历代，总有很多怀才不遇、对现状不满、希望出现一个好皇帝的知识分子。中下层官僚是体制内的一部分，知道体制如何运作、体制的问题出在哪里、如何在未来建设一个新王朝。同时他们又是一线政府官员（如果用现在概念来说），了解社会为什么会反叛、社会需要什么、如何动员社会等等。这个群体也决定了在推翻旧体制之后，所建立的新体制往往仍然是旧体制的翻版，他们所做的只是在王朝体制内部做些所谓的制度改善或改进。

3.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

对如何跳出这个周期律，毛泽东和黄炎培都指向了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精英所追求的“民主政治”。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听了之后说：“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律，怕是有效的。”

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黄炎培，在谈论民主政治的时候，实际上都指向了体制内、外的关系，或者说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这里面又包含几层意思。改革和变化的动力要从体制外而非体制内寻找。既得利益靠不住，因为既得利益所追求的都是私利私益。改革不可避免要依靠体制外力量。如果改革意味着克服既得利益，很难通过依靠既得利益来进行改革。但同时，改革又意味着不是自下而上的革命，问题在于要找到一条依靠体制外力量来推进改革的道路。

这个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方法，唐朝思想家柳宗元在《封建论》已经做过论述。他认为，中国社会结构可以分为三层，即王权、大户和民。“大户”就是现在所说的既得利益和官僚阶层，“民”就是社会力量。在柳宗元看来，如果皇帝（王权）的改革行为遇到了“大户”的阻力，就可以依靠“民”来克服既得利益。

既要依靠体制外的力量来推进改革，同时又要避免自下而上的革命（或者社会运动），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动员社会力量搞不好就会演变成社会运动甚至革命，这需要当政者找到有效的方式来结合体制内外的改革力量。反腐败就是其中一种有效的手段。

在“跳出周期律”的内容中来理解今天的“反腐败运动”的意义就不是一件难事了。在这个内容中，反腐败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反腐败本身，而具有了反周期律的意义。人们总是从统治者的合法性问题来看反腐败。官员的腐败往往导致统治者的低合法性，甚至失去合法性。因此，历朝历代都需要反腐败。如果统治者失去了合法性，也即失去了统治国家的“天命”，体制外的力量就可以起而推翻之。不过，反腐败运动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推进改革，即通过削弱和超越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碍，把改革进行下去。

今天，既得利益无处不在，它们都以各种方式追求自己的利益。很难说，既得利益的存在是不正常现象。同样，在一些情况下，既得利益追求自身的利益也很难说是不合理的。不过，正是因为既得利益追求的仅仅是私利，往往和社会的整体利益相悖。再者，现在的既得利益已经长得足够大，演变成为一个个自我封闭的集团，有效阻碍着任何新利益的产生。如同传统社会，既得利益往往视任何改革为“敌人”，通过各种方式阻碍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说，既得利益已经进入政治范畴。中国社会现在一些主要的既得利益集团不仅仅是经济既得利益集团，而且在演变成为政治利益集团。正如在传统社会，如果这些集团分解了整个政权，历史周期律就不可避免地要重演了。

因此，人们可以把今天反腐败运动的意义，放置于反历史周期律的内容中来理解。不过，正如毛泽东、黄炎培延安“窑洞对”所揭示的，反腐败运动是否可以转变成为反历史周期律，还需要取决于两个重要的因素。第一，体制是否能够向社会足够开放，能否依靠社会力量。第二，能否建立一个新制度。如果反腐败运动的目标仅仅限于修补旧制度，可能仅是延迟历史周期律的发生。只有依靠社会的力量，在削弱既得利益之后，确立起一套向社会开放的新制度，才能真正跳出历史周期律。这也就是中国今天所面临的最大的政治挑战。

二、新时期的反腐意涵的新特征

中国新一代领导层和新一届政府产生以来，就开始了规模巨大的反腐败运动，至今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自改革开放以来，历届领导人和政府都会发动反腐败运动。但一些敏感的观察家已经发现，这次反腐败从各个角度来说，和以往很不相同。这次反腐败的意涵，不是仅仅从其所已经达到的深度和广度所能说清楚的，必须把反腐败运动的深刻意义，置于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政治大环境中来认识。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在转型，官场的腐败模式也在持续变化之中。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腐败表现出几个非常明显的特征：第一，腐败数量的巨大。早期的腐败是以万计数，现在是以亿来计数。第二，犯案官员的数量越来越多。中央提“苍蝇、老虎”一起打，但人们发现“苍蝇、老虎”似乎到处都是。第三，腐败官员的层级越来越高，从部长到政治局委员犯案者数量也不少。第四，腐败已经具有了集团的性质，不再局限于单独的个人。在地方政府这一层面，官员的集体腐败案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存在了，并且位数不少。发展到今天，这种集团性腐败已经发展到中央级别的官员了。

在一个层面，腐败的这些变化是可以理解的，主要是制度建设跟不上经济变迁。在过去四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快速，今天的经济规模已是世界第二。但同时，中国并没有足够的政治体制改革，老的体制早已经弱化，新的、健全的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因此，从总体上说，现行体制已经很难承担吏治的责任。例如，现在官员经济腐败的规模如此庞大，已经超出人类理性的计算。如果腐败几百万元，人们还可以用理性来解释。但是，那些规模大到以亿元计算的案件用什么来解释呢？不用说官员一辈子了，几辈子都用不完的钱财到底要干什么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反腐败的意义可以说是不言自明了。大面积、大规模的腐败关系到执政党的合法性。“腐败要亡党亡国”是中共再三强调的。中国尽管没有民主国家那样的选举制度，但在政府和人民之间也存在着一种不言自明的“社会契约”。传统上，皇帝统治社会是“天命”，一旦失去“天命”就会被推翻。朝廷的腐败就是失去“天命”的一个重要指标。今天，尽管人们不相信“天命”了，但如果腐败不能整治，政权还是有可能不保。很多年里，执政党高层也一直在强调，官员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如果用不好人民所给的权力，人民是可以收回这个权力的。一句话，官员的腐败会单方面毁掉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契约”关系，从而失去合法性。

这个道理可能谁都懂，但对一些干部官员来说，并不想知道历史上经常发生的王朝更替对自己有什么关系？国家的兴衰与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呢？很少有官员能够超越自己的、家族的和小圈子的利益去考量整个政党和国家的利益。尽管历届政府都反腐败，但腐败者照常我行我素，变本加厉，以至于发展到今天的局面。今天的腐败和以往的腐败有什么区别？这里的情况很复杂，简单地说，寡头经济局面已经基本形成并且成为腐败的经济制度基础，而一些经济寡头开始转向政治，既“玩”金钱又“玩”权力，从而严重恶化着中国总体政治环境。无论是政府本身的治理能力，还是老百姓对政府越来越甚的抱怨和不满，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根源。因此，这次反腐败有了新的政治意涵，那就是反寡头。中国经济寡头的形成有其体制原因。计划经济时代，整个国民经济是官僚经济，各级政府管理所有经济活动。在这个体制下，国民经济被部门化，分成石油、电子、钢铁、煤炭、水利等领域，并且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治理。这是一种变相的“封建制度”。改革开放后，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经济管理的部门化制度特征并没有变，只不过是随着产业的变化，增添了新的经济部门，例如电信和金融等。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对大型国有企业进行“抓大”的改革，就是组建庞大的国有企业集团，试图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这个改革的本意没有错，并且从企业盈利的角度来看也很成功。不过，因为以市场为基础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没有到位，国有企业的不同领域形成高度垄断的局面。一个普遍的共识是，国有企业的高利润来自垄断而非市场竞争力。部门经济的高度垄断性便是经济寡头的经济制度基础。

除了经济制度基础，经济寡头的形成背后还有诸多政治因素。首先是高层领导人的背景。中国的领导层来自“五湖四海”，背景必须是多元的，这是治理一个庞大国家所必需的。但来自不同背景的领导人必然对政治运作产生不同的影响。很多年来，一些高层领导人来自国有企业，他们和原来的“领地”仍然保持着紧密的关系。并且因为中国的国有企业仍然保留着行政级别，主要国有企业（央企）老总本身也是政府官员，这就使得这种关系更加变得有机不可分。

政治因素则是中国的政治权力运作方式。为了便于管理，中国把治理功能分成不同的领域，即中国所说的“口”，例如党务口、政法口、宣传口等。不同的“口”由不同的领导人负责，并且往往是一个领导人在他所管辖的“口”内拥有绝对的权力。各个“口”之间只有分工，而缺少协调机制，往往形成“山头主义”。一旦经济寡头的情形和这种领导权力分工结合起来，经济寡头就拥有了无比强大的政治力量。

更为严峻的是，经济寡头开始试图干预国家政治生活。经济寡头不仅分割了中国的国民经济，而且在“富可敌国”的情况下，经常在政治上变得具有野心。从这次反腐败所发现的情况来看，这些寡头一方面通过各种关系向地方和基层延伸，其操作方式往往带有黑社会性质，另一方面也往上延伸到权力核心，干预国家政治。这种情况使得中国总体政治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治理。在中共十八大之前，中国发生了多少政治方面的事情，使得外界非常担忧中国的政治稳定问题。所发生的很多事情，和经济寡头向政治领域延伸是有关联的。

中国必须通过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来消除经济寡头，尤其是防止其转型成为政治寡头。中国台湾“黑金政治”的教训要吸取，俄罗斯、乌克兰等一些后共产主义国家的共同政治教训更要吸取。台湾地区在民主化过程中，经历了很长时间的“黑金政治”，金钱操纵和影响政治合法化，造成了台湾地区今天的政治格局。俄罗斯叶利钦时代，在短时间里经济快速寡头化，并且具有了足够的实力来主导国家政治。只有到了普京时代，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这个势头遏制住。

今天的乌克兰更是如此，寡头之间的激烈争斗，引发地缘政治之争，把国家推向了解体的边缘。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都说明了，政治寡头一旦形成，并且他们之间开始进行竞争，“民主化”就变得不可避免。但这里的“民主”仅仅是假“民主”之名实现寡头之间的恶性竞争。所有的寡头都会用异常漂亮的政治口号，通过欺骗民众来实现自己的野心。寡头政治下的政党政治就是寡头政党，政党只是名，寡头通过政党操纵国家政治才是实。不同的寡头不仅寻找国内的支持者，更是寻找外国的支持力量。结果，既牺牲了国内民众的利益，也牺牲了国家的利益。一旦寡头形成，民主政治只能是牺牲社会整体利益的劣质民主。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反腐败运动不能仅仅停留在抓“苍蝇”和“老虎”的层面，要使反腐败运动更具有政治意义，必须深入反经济寡头，切断经济寡头向政治延伸的途径。或者说，反腐败就是要营造一个健全的政治环境。没有这个环境，民众对执政党的抱怨和对政府的不满会越来越甚，执政党和其政府的合法性也会继续递减。一旦寡头经济演变成寡头政治，中国就很难避免叶利钦时代俄罗斯的政治局面，更说不定是今天乌克兰的局面。寡头之争必然会造成执政党和国家的分裂。20世纪30年代军阀割据的经验也应当很好地总结，军阀也是寡头。

更为重要的是，在营造健全政治环境的基础上，必须确立预防寡头经济和寡头政治的体制。首先要改革产生经济寡头的经济制度基础，对国有企业集团进行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这个目标在90年代中期就已经提出，但这些年并没有什么进展。在一些国有企业集团演变成为寡头经济之后，这些年来讨论国有企业改革也俨然成为敏感的政治问题。反垄断、市场化、去行政化和透明化，都是国有企业集团可以引入的改革。

同时，国有企业集团也必须引入有效的人才制度，通过公开透明的方式向社会招收人才，而不能沦落为权贵交换“人才”的封闭的制度。应当强调的是，国有企业集团的“私有化”，无论是通过正在讨论的“混合所有制”还是通过类似90年代的“民营化”，都无助于消除寡头，相反，这种做法可能会演变成为“内部私有化”，从而加速寡头的产生和壮大。叶利钦时代的俄国是私人寡头，乌克兰也是私人寡头。

中国要确立专业的政治管理者。这方面，可以向中国的传统学习很多有益的经验。中国的传统制度设计切断了商人和儒家统治集团之间的关系。尽管掌握权力的人也会努力通过各种合法或者非法的途径寻求财富，但掌权者本身不会成为“商”的一部分。再者，商人的财富更不能直接转化成政治权力。商人的家族成员如果要获得政治权力，就必须通过和其他人一样的正常途径，把自己转变成为“士”而进入统治集团。这个原则今天也适用。把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隔离开来的制度，有利于清廉政府的建设，更有利于规制型政府的建立。

在现有体制下，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可以直接转化为政府官员，也就是说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之间可以直接转换。经济和政治之间的这种关联既是寡头形成的制度根源，也是经济政治腐败的制度根源。同样，中国一直在致力于规制型政府的建设，就是要确立政府对企业行为的监管，但成效不大。这不难理解。在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可以直接转化的情况下，政府对企业的监管就会出现“左手监管右手”的情形，不可能有规制型政府。

中国的腐败发展到今天的局面，使得反腐败运动不仅仅是要解决执政党和政府的合法性问题，更是重建政治生态的问题。如果任由寡头经济演变成寡头政治，无论是中国经济还是政治就会变得毫无希望，社会成员即使不满，也可以抗议，但在寡头的主宰下也会力不从心，沦为寡头操纵的对象。因此，今天的反腐败应当也必须深入下去。当然，正如历次反腐败运动所展示的，今天的反腐败运动最终能否提升到制度层面，通过各种健全的制度来避免寡头经济和寡头政治，人们当拭目以待。

三、官员不作为是最大的政治挑战

中共十八大以后，发动了大规模和持续的反腐败运动，整治党政官员的腐败与“乱作为”现象，在短短几年里取得巨大的成就。不仅如此，反腐败早已经成为中共党建的最重要议程。

十八大以来，确立了一系列的制度反腐败与预防腐败，最重要的就是十九大正式成立的监察委，成为平行于执行机构的独立机构。不过，在整治腐败和“乱作为”之后，现在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不作为”。

“不作为”的后果很严重。有学者计算过，十八大以来高层已经出台1500多项改革，十九大确立了中国从现在到本世纪中叶的发展蓝图，分“三步走”，即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国家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中共是一个使命型政党，从现在到未来很长一段的历史使命已经确立，但谁来实现这些使命呢？这不仅仅关乎执政党本身的执政基础问题，更是实现各方面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只有可持续的发展，才能满足老百姓不断变化的需要。

实际上，“不作为”已经不是新鲜事。这个问题已经讨论一段时间，人们甚至已经提出，“乱作为”是腐败，“不作为”也是腐败。在一定程度上，“不作为”可能是更大的腐败。

多年来，在西方学界，人们经常比较中国和印度，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腐败同样存在于两个国家，但为什么中国发展了，而印度没有发展？他们发现：在中国，官员既腐败又作为（corruption with delivery）；在印度，官员既腐败也不作为（corruption without delivery）。

这个观察不见得正确，更不能论证中国官员腐败的合理性，但的确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如果官员占着重要位置而不作为，损害的就是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因此，说“不作为”是更大的腐败，并非一点道理也没有。

那该如何整治官僚机构和领导干部的“不作为”呢？这里首先要理解不作为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如果走近中国的领导干部结构，就不难回答这个问题。一般说来，在今天的行政机构里，可以发现以下三个群体：

第一个群体可以称为“口惠而实不至”，热衷讲大政治和大话。简单地说，这个群体基本上是“玩虚的”。这个群体是少数。第二个群体是“不作为”的，他们可以准时上班、准时下班，上班时读书、看报、写文件，但没有行动，表现为什么也不想做、什么也不做，只是占着位置。

在很多行政机构里，这个群体是大多数。第三个群体也是少数，他们想作为，也是有作为的。

1.三个群体三种结果

三个群体，三种行为，三种结果。人们可以设想，在正常情况下，第三个“作为”的群体应当得到“奖励”，第二个群体必须得到惩罚，而第一个群体为人们所轻视。不过，实际的情况往往不是这样的。

第一个群体的人往往得到提拔，因为他们没有实际行为，不仅不犯错误，而且由于很高调，往往会引起上级领导的关注。这个群体的人得到提拔，还有一个被错误理解的“政治上正确”问题。对上级来说，“政治上正确”主要是要把顶层设计的政策落实下去，把事情做好；但对这个群体的人来说，“政治正确”更多地意味着“唯上”，不管用什么方法，让上级领导高兴即可。

第二个群体的人“不作为”，这意味着平平庸庸，但也不会犯大的错误。这个群体中，一些人得到了提拔，有的则是原地踏步。这个群体中尤其是那些快要退休的人，则大多在等待“软着陆”，即在退休之前坚持“不犯错误”，安全退休。

而第三个群体，即“作为”的人，在一些条件下，有的也得到了提拔，但很多人出了问题，甚至进了监狱。

这三个群体干部的选择实际上是极其理性的。“玩虚的”还是少数，毕竟时代不一样了，人们有了自己的判断。而选择“平庸”，尽管属于无奈之举，但也是最理性的选择，因为谁也不想以“犯错误”或进监狱为人生终点。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这里的情况很复杂。一般说来，就人性来说，不管什么样的体制，总会出现这三个群体。中国今天的问题在于，“不作为”的领导干部占了机关单位的多数。尽管人们也可假定人性因素在发生作用，但如果要促成领导干部的有所作为，就必须从体制的角度来分析。无疑，无论哪个国家，体制的设计就是要克服人性的弱点。

就体制而言，人们可以从十八大以来逐渐形成，到十九大正式化的“内部三权分工和合作”的权力结构来理解。从十八大到十九大，中国最具有历史意义的制度重建，莫过于“决策权、执行权和监察权”三权体制的形成。

尽管从理论上说，这“三权”自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直就有，并且在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演进，但法理意义上的三权体制形成于十九大。十八大之后，“监察权”先在北京、浙江和山西等地试行，到十九大正式成为平行于国务院（执行权）的一极权力。

尽管所有“三权”都来自党权，但把党权的行使分为三个阶段，以实现权力行使的有效性和合理性。不过，这个“三权”体制因为刚刚形成，三权之间的边界和关系、运行规则、权力内部机制等方面，仍然有待在实践中加以探索和完善。从现状来看，还存在诸多可以进一步改进的地方。

就决策权而言，集中有其需要和必然性，因为十八大之前的过分分权导致了一系列严峻问题，包括大规模的腐败和决策的过度分散。但决策集中也有问题，主要是一些政策不够科学，缺少可行性。从前，中国的政策总是中央制定，下级政府根据地方情况因地制宜地转化成地方政策再落实下去。

今天，政策的执行者即下级政府不是不知道如何落实中央制定的政策，他们身处一线，知道什么样的政策可行，什么样的不可行。但是，一些地方机械地甚至错误地理解“不可妄议中央”的概念，不敢对政策做因地制宜的转变。“不可妄议中央”原来指的是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性，这一原则被地方滥用和泛用，并且逐级下行，演变成谁也不敢对上级政府制定的政策提任何意见，哪怕是善意的和建设性的意见。

再者，政策缺少可行性，还涉及决策模式变化的问题。从前，政策都是地方先行先试，在地方成功后上升成为全国性政策，在全国层面执行。即使这样，在很多地方仍然必须修改政策，以符合地方情况。

但现在的很多政策是“顶层设计”，而“顶层设计”往往被理解成为“上级制定、下级执行”。“上级制定”又进一步演变为“领导制定”，“领导制定”演变为领导下面的一些官员制定。这不仅造成上下级政策交流不足甚至缺失，而且是封闭式的决策，缺乏实践性。

不管什么样的政策，如果地方的差异性被忽视，就很难执行下去。在地方差异性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种决策模式是有问题的。

就监察权而言，尽管这是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一大创新，但这一权力在地方层面往往使用过度，甚至滥用。虽然中国数千年前就有监察权，但对当代来说仍然是“新权”，大制度确立了，很多须配合的制度并不到位，而且权力行使者经验不足。例如，对被监察者来说，纪委和监察两套机构不够整合，一会儿是纪委，一会儿是监察委，造成过度监察，被监察者应付不来。

此外，还有监察的权限问题，现在还不是很清楚什么可以监察、什么不可以监察。这在历史上也有很多教训，例如汉朝规定只有六个领域可以监察，其余的不可以。如果监察机构的唯一职责是找执行权或决策权的“错误”，那肯定是能够找得到的。历史学家钱穆称这种现象为“反对党”，并且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在很大程度上，今天中国的地方已经出现这种情况。媒体不时报道监察过度的情况。一个不可忽视的情况是，如果告状的人越来越多，干活的人必然越来越少。尤其是今天，告状几乎是易如反掌，零成本，告状者不管是否了解真实情况，即使是基于谣传，也可以告状，即使是事后发现告状不真实，也不会受到处罚。这似乎刺激和激发了一些人告状的热情。

2.欲有所作为困难重重

在这种情况下，就不难理解执行权难以作为的原因了。很多干部还是想作为的，但一旦有所作为，就困难重重，不仅要面对来自上级的众多政策、政策之间的不一致性、政策的地方化等问题，更重要的是，一旦想做点事情，就会触动其他人的利益，这些其他人就会变成告状者。因此，对想作为的干部来说，不作为便是最理性的选择。

“不作为”既不是大多数干部的本意，其结果也是对执政党、社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的损害。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这是一个很系统的问题，不存在“万能药”，但如下几个方面是可以加以考虑的：

（1）改变决策模式，使其科学化。从前过分分权模式有重大缺陷，但过分集权模式也有其缺陷，这就必须通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种决策模式。

（2）监察权明细化。要确立监察权的边界，不能什么都监察，以保证执行权的空间，避免监察权“为了找错误而去找错误”。

（3）要明确举报者（告状者）的责任，诬告必须承担政治和法律责任，以避免举报泛滥或滥告状。必须节制易如反掌的举报（例如网络的匿名告状）行为。

（4）制定一部《改革促进法》，赋予干部试错空间。没有人可以保证执行政策可以百分之百成功，如果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改革出现一些差错，就不能承担那么大的责任。尤其要对“终身追究责任”明细化，谁也不想在退休之后被终身追究，也没有人想坐牢。这些方面，高层已经意识到了，所以出台了一些政策。

但这些政策仍然过于宽泛，不是很明确，很难落实，也缺少法律上的保障。如果把这些政策进行细化和系统化，通过法律和法规的方式表达出来，就可以为改革提供坚实的法律基础。

（5）改进行政法规，明确集体责任和个人责任。一项政策经过集体决策和通过，只要执行官员以公开透明方式、根据集体决策来执行，即使出现问题，不能算是个人的责任，而是集体的责任。

（6）在“党政联动”“党政合署办公”的基础上，在基层实行“党政一体化”改革，真正实现“小政府”的目标，大量减少党政机关单位的数量和人员，在此基础上大幅度提高公务员的薪水。官员也是人，不能光用道德水准来要求和衡量他们。

如果没有一定的工资水平，他们一方面没有“有所作为”的动力，另一方面会通过各种非正常的途径或“潜规则”（包括腐败）来获取。

四、中国怎样反腐败才会有效

中共十八大把反腐败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新领导层一上任即刻把反腐败提高到其最高的议事日程上来。反腐败方面的新发展对中国政治意味深远，具有多方面的含义。首先，把反腐败提高到执政党那么高的议事日程，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的腐败本身也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十八大结束没有几天，就有多名高官被暴露出腐败案件。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情况很少见。其次，腐败的深度和广度，已经深刻影响了执政党的形象和合法性。很多年来，高层一直在警告全党，腐败会“亡党亡国”。现在，各方面都已经感觉到了，如果腐败不能得到整治，那么“亡党亡国”越来越具有现实性。第三，新领导层展示了反腐败的巨大政治决心，在最大程度上减少腐败对执政党所产生的致命影响，在最大程度上提高和巩固执政党的合法性。很简单，如果执政党继续腐败下去，哪有能力来实现民族复兴的使命。

不过，人们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反腐败才有效？反腐败早已经不是新鲜事。改革开放以来，每一届新领导层和新政府都是反复强调反腐败的，反腐败运动也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同时，中国也一直在向世界所有清廉的国家和社会学习，学习它们如何有效反腐败。到今天，能学的，已经学了，能做的，也已经做了，但为什么腐败还是继续存在呢？这才是需要人们深刻思考的。

一句话，中国并没有根据自身体制的特点，来设计反腐败体制或者机制。那么中国体制的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呢？如果说多党制国家的主要特征是外部多元主义，中国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内部多元主义。中国内部多元主义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内部多元主义过度。这种内部多元主义如何表现在反腐败的制度特征上呢？又如何对反腐败产生着负面的影响呢？

概括地说，在反腐败方面，内部多元主义主要表现为反腐败机构过多，内部权力过于分散，不够集中。不仅党、政府、人大、政协等都设立了反腐败机构，主要组织和机构都有自己的反腐败机构。较之其他国家，中国的反腐败机构是最多的。

1.太多反腐败机构相互掣肘

内部多元主义产生了诸多弊端。首先，内部反腐败机构过多的逻辑结果，就是反腐败责任极其不明确。这就导致了中国传统中典型的“和尚与水”的关系，即“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机构众多，又不互相协调或者协调得不好，导致了太多的权力内耗，各个机构之间矛盾重重。这种现象并不难理解，不同机构具有不同的利益。尽管各个机构名义上都是为了反腐败，但实际运作的结果却是权力的争斗，反腐败反而演变成每一机构的“副业”。这是所有官僚机构运作的逻辑。因此，只有把众多的机构整合起来之后，它们的利益才能一致起来。

其次，机构众多会给腐败提供很多机会。为什么？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机构众多，反腐败不力；二是反腐败责任不明确，使得腐败有机可乘。三是反腐败机构众多也导致了这些机构本身的腐败。因为这些反腐败的机构从属于不同的上级机构，因此，其他机构有多腐败，反腐败的机构也必然有多腐败，甚至更甚。反腐败机构往往掌握着有关腐败的信息，这些部门的领导人更有技术和手段不仅来进行腐败，而且能够逃避反腐败。

过去很多年里，中国各个反腐败机构派大量的干部官员到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去考察，学习他们的反腐败经验。也应当说他们学到了不少经验，但一旦放到中国内地的制度环境里，这些在新加坡和中国香港非常有效的举措便不再有效。所有到这两个社会考察的官员都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香港的廉政公署和新加坡的反贪局都很小。一个小小的反腐败机构就造就了一个清廉的政府。在这两个社会，除了人们一般所说的高薪养廉、政府透明等因素外，就反腐败制度本身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权力高度集中，责任高度明确，反腐败机构又直属最高领导层。一旦发现腐败，应当承担责任者就非常明确。也因为责任明确，反腐败机构在预防腐败方面更是尽职。当然，另一个特点是，无论在新加坡还是中国香港，社会力量参与反腐败也非常得力。

很显然，当内部多元主义导致着诸多负面效应的同时，外部多元主义缺失更进一步使得腐败不可收拾。外部多元主义并不是说中国要像其他国家和地区那样，设立反对力量或者反对党。反对党并非反腐败的有效机制。很多人相信，只有多党制才能反腐败。但从经验看，这种观点显然过于简单。世界上那些实现多党制的社会，也同样非常腐败，甚至更为腐败。从外部制约来看，社会的参与要比反对党的参与更为有效。反对党的参与就是要夺取政权，夺取政权之后也往往同样腐败。而社会的参与较少政治性，更多地是为了一个清廉政府，因此更能有效地反腐败。不过，在中国，社会并没有有效参与反腐败管道。一些制度例如举报制度一直存在着，但往往是名不符实，在很多方面还产生很多负面效果。应当指出的是，在互联网产生之后，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很快的变化。不过，社会对反腐败的参与总体上看，仍然是需要通过非正式的管道。

那么，通过怎样的制度改革才能实现有效的反腐败呢？一句话，要大力减少内部多元主义，强化反腐败机构的权力。这方面，可以参照近年来大部制建设的经验，设立一个反腐败大部制，整合目前各个反腐败机构。当然，在这个机构内部可以设立不同的反腐败部门。同时，这个结构应当直属最高领导机构。

2.面对大面积的腐败，如何入手

在反腐败的手段和政策层面，人们需要一些新思维。除非发动毛泽东时代那样的大面积的群众运动，全面反腐败不仅不可能，也很难有成效，更有可能产生巨大的反弹。毛泽东时代已经过去，那个时代所特有的群众运动也过去了。面对新时代，人们应当换一种思维。首先，反腐败要依靠已经开始出现的“竞争性政治”。近代意义上的政治已经在中国开始，那就是干部官员之间的“竞争”。目前的这种竞争，因为明文规则的缺失，仍然很不规范，但最终逐渐会规范起来。各国政治经验表明，政治竞争本身就会通过各种方式暴露官员的腐败。实际上，今天中国很多腐败案件的发生（包括那些在互联网上曝光的案件）与其说是反腐败的结果，倒不如说是“政治竞争”的结果。对执政党领导层来说，所需要的是要利用“政治竞争”这个大趋势，而不是阻止这个大趋势。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要给清廉一个机会。很多腐败官员并不是一开始就腐败的，而是“屁股指挥脑袋”，到了一个腐败的环境，就不得不腐败。在党内，也并不是每一个干部都想腐败，也有一些干部不想腐败，但在腐败的环境里，“清廉”就成为一个人的巨大负资产。因此，应当考量的是如何给清廉一个机会？这是有可能的。例如可以通过人事录用机制，在任命干部的时候，可以问其是否愿意公开财产。如果不愿意者，那么不被任用。这至少可以避免“带病上岗”的局面，就是那些已经腐败的干部不再被继续任用。这部分人肯定数量很多，不可能人人都被查。但即使不去查他（她），至少可以中断其生涯。而那些愿意公开财产的干部，则可以被继续任用。

从具体的制度设计来看，也有很大的空间来改进反腐败的制度能力。首先，反腐败机构内部可以设立一个道德委员会。腐败既可以是狭义上的经济腐败，也可以是其他方方面面的，例如性贿赂、包二奶等。这方面可以经过道德委员会来处理。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设立有针对官员操守的道德委员会。在中国，道德委员会可以强化党政领导干部的职业伦理。中国历来被视为是一个道德国度，对官员的道德压力不仅必要，而且也可以对官员产生巨大的道德压力。

其次，反腐败不能是“左手”反“右手”。目前，反腐败不力往往是因为“左手”反“右手”之故。大量的腐败都发生在“一把手”群体，也就是党的主要领导和其相关的领导干部。“党的领导”原则表明党的主要领导的重要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反腐败？要通过制度设计。反腐败机构要错位设置，“下管一级”。和干部任命制度一样，对下一级干部的监督和检查要由上一级反腐败机构来做。也就是说，反腐败的权力不能由同一级领导干部来行使。同时，反腐败机构的工作人员的收入来源等，都要和同一级政府割离，保证他们不受同一级政府的影响。

中国的腐败已经高度社会化，侵入社会的各个角落。从各国经验来看，在如此广度和深度的腐败环境中，只有通过培养清廉干部，从精英开始，然后逐渐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才会最终建设清廉政府和清廉社会。

在减少内部多元主义的同时要增加外部多元主义，即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反腐败。但外部力量反腐败也必须体现为制度行为。例如，社会审计制度很重要，很多方面可以让专业的审计组织，尤其是那些具有良好声誉的审计机构来参与反腐败，这样可以避免内部审计的弊端。这应当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即政府向社会收购服务。

再如，要有效利用媒体的力量，尤其是新媒体的力量。媒体至少能够为政治和行政的暗箱操作投入一些阳光。媒体不仅仅可以揭露腐败，更可以产生强大的社会压力。腐败能够大行其道，招摇过市，主要是因为没有阳光。如上所说，中国的媒体尤其是新媒体，已经开始在揭露腐败方面扮演积极的角色。但这方面需要提高其制度化的水平，不能一直停留在偶然和自发的水平。如果没有有效的法制的支撑，社会自发反腐败所要承担的高成本和风险，会使得反腐败不可持续。

总之，反腐败是一项综合政治工程。要找到重大的突破口，制度设计最为重要。不能继续依赖于传统运动式的反腐败运动，不能继续依靠超越法治的政治手段，表面上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最终会导致更多的腐败。要遏制人性的腐败，一整套可以导致清廉行为的制度是根本。

五、十九大与反腐制度建设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反腐败运动的持续展开了。这场反腐败运动在广度、深度和高度等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

其广度表现在反腐涉及的官员数量，数以千计的官员被审判，并且仍然不断有新的官员被调查。其深度表现在反腐涉及的各个“死角”，这次反腐败可说已经覆盖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其高度表现在反腐涉及的高级干部层级，所调查和审判的官员包括原政治局常委，甚至是现任政治局委员。

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伟大的经济成就，但腐败一直困扰着执政党。多年来，党中央一直把反腐败与“亡党亡国”联系在一起。十八大之后更是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败运动，反腐的广度、深度和高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运动“苍蝇老虎一起打”。这里最为重要的是对“大老虎”的整治。在十八大之前，一个最显著的现象就是腐败的“团团伙伙”的形成和发展。这明显表现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腐败堕落在内的案例上。尽管这些案例发生在不同的领域，但都呈现出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他们都各自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横跨不同部委和不同地区的“团团伙伙”。

更为严峻的是，这些“团团伙伙”不仅仅涉及巨量的经济意义上的腐败，而且也深度影响执政党的政治，对执政党整体构成严重的政治威胁。在中共，人们对寡头政治似乎研究不多，但人们看看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今天的乌克兰等国家的现状，多少都能看到寡头政治对一个国家政治所带来的负面（甚至是毁灭性）影响。

中共是中国的政治主体，是执政党。在这个体制下，没有像腐败那样（尤其是领导层高级干部的腐败）导致执政党“自我击败”的有效因素了。数千年的历史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历朝历代从辉煌到最后的消亡都是因为腐败。这也是毛泽东和黄炎培先生在延安窑洞进行的有关“政治周期律”对话的核心要点。

执政党也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从毛泽东到当代，都是重视腐败问题，对腐败都是严厉打击的。但是，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确立一套预防腐败和反腐败的制度？这套机制并非一时三刻所能确立，而是需要长期的探索。其中预防腐败要比反腐败更为重要，因为反腐败是事后惩治，而预防腐败就是要防止腐败的发生。在这方面十八大之前有过很多深刻的经验和教训，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1.深刻的经验和教训

第一，过度的内部多元主义，即反腐败机制过多、过于分散，而且缺少协调。从反腐败建制来说，中国从来不缺数量意义上的机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和政府、各个部委系统、各单个组织都有反腐败建制。例如党、政府、军队、人大、政协、教育、企事业单位都有反腐败的单位。不过，它们之间并没有有效的协调和合作。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如果各部门之间不能配合，不但反腐败没有有效性，更为腐败提供了制度空间。

第二，没有解决好“利益冲突”问题。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反腐败不能自己反自己，而应当由别人（即非利益相关者）来反。但在十八大之前一直没有解决好，反腐败往往是自己反自己，“左手”反“右手”。各部委、各级政府的腐败都是自己负责来反。

在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这就造成“一把手”的专断与腐败问题。例如在省委，省委书记是第一把手，而纪委书记负责反腐败。尽管纪委书记不是省委书记任命的，但纪委是从属于省委书记的领导，如果省委书记腐败了，纪委书记如何反腐败？各市、各县都有这样的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实际上容易造成地方独立的腐败王国问题。

第三，没有充分考量到反腐败的法理基础问题。这里主要是指对被怀疑腐败的党政官员进行的“双规”现象。对党的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来说，在绳之以（国）法之前先要受制于党纪，这样做实际上也是合理的。不过，在法学界和社会层面产生了很不同的意见，甚至误认为“党纪”在“国法”之上。

十八大之后在这些方面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人们每天的关注焦点在什么人被“双规”调查，多少人已经被审判等问题，忽视了制度层面所进行的建设。如前所述，反腐败是事后惩治，是一种比较防御性的做法。对执政党来说，尽管在腐败的广度、深度和高度前所未有，反腐败本身也是目的，因为如果不反，执政党就会遇到大麻烦。

不过，从长远来看，反腐败只是手段，建立一个不会使人堕落腐败的清廉政府才是目标。而清廉政府毫无疑问需要一整套预防腐败的制度来实现。十八大以来的制度建设，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大的方面：

其一，反腐败机构的有效集中。十八大以来，随着反腐败运动的深入，权力逐渐集中在各级纪委手中，尤其是中纪委手中。全世界一个普遍的规律是，反腐败如果要有效，权力必须集中。从经验来看，集中的权力的确有利于反腐和廉政建设。

人们可以以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为例说明这一点。中国香港的廉政公署和新加坡的贪污调查局，其规模并不大，但权力高度集中，它们独立操作，并且对最高领导人负责。十八大之后的权力集中，改变了以往反腐败机构过多、过于分散的局面，其有效性从这些年反腐败所取得的成绩来说是不言自明的。

其二，“让别人来反腐败”。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从横向看，中央各部委的反腐败事宜现在由中纪委来实施，也就是由中纪委派出反腐败机构和人员，进驻各部委负责那里的反腐。各级政府也如此。从纵向看，反腐败实行“下管一级”，即省委一级的反腐败由中央纪委来实施，由此向下类推。这些制度彻底改变了以往“内部反腐”“自己反腐”的情况。而“下管一级”的反腐败机制，更是和“下管一级”的干部任命制度统一起来了。

其三，中央巡视制度的复兴和实施。就中央地方关系来说，巡视制度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诸多传统制度中很有效的一种制度。这个制度的确立至少可望发挥两个作用：第一，对腐败“不留死角”。第二，摆脱既得利益的困扰而对它们构成威慑。经验地看，任何地域性的制度一旦形成，时间一长，就会变成既得利益，就会产生腐败。而流动性强的巡视制度，就可以对之构成有效制约。

其四，强化反腐制度的法理性基础。这主要表现在正在建设的国家监察委员会。这些年来，这一制度已经在北京、山西和浙江等地进行了试点。十九大正式决定成立国家监察委员会，是一个重大的制度进步。这里不讨论这一新制度对中国整体政治制度的影响，而要强调的是，这一制度有利于强化反腐败的法理性。这一制度的建立，明显和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以“法治”建设为中心的改革方案有关。

执政党也是“广义政府”的一部分。从实际运作来看，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这种整合或者一体化，有利于法治建设。这样，赋予国家监察委员会以法理权力来惩治违法的党政官员，避免了以往对党政官员进行简单“双规”所带来的弊端。

2.反腐败与政治斗争

讨论到反腐败的未来，也有必要讨论一下围绕着反腐败所进行的有关“政治斗争”。反腐败是不是政治斗争？很多年来，“政治斗争”似乎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的一个敏感词汇。海外经常用“政治斗争”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反腐败，认为反腐败仅仅是领导人之间的权力斗争。

其实不然。正如本文前面所说的，在中国的政治话语里面，腐败经常被视为是“亡党亡国”。既然腐败会“亡党亡国”，为什么不光明正大地对腐败进行这种“政治斗争”呢？

任何政治制度里面都会存在不同形式的政治斗争。政治斗争容易出现问题在于一是没有规则，二是搞了扩大化。这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没有规则（也就是没有法治）就会扩大化。扩大化不仅仅是党内政治斗争的扩大化，而且卷入了整个社会，过度政治化，影响到整个社会经济的运作，甚至会造成社会群体间的暴力。

民主政治也是一种政治斗争，即基于规则之上的政治斗争。但“一人一票”的民主政治很容易导向民粹主义，把政治斗争向社会延伸，涉及社会大众，也会导致过度的政治化。今天的台湾地区就是这种趋势。近年来，西方民主社会的这种趋向也变得非常明显。

西方多党之间的斗争表现为外部多元主义，政治斗争不可避免会向整个社会延伸。中国则是“内部多元主义”，可以把政治“关在笼子”里。就是说，在内部多元主义背景下，围绕着反腐败的政治斗争主要限制在政治精英圈里面，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用“政治斗争”来形容日常政治生活当然不合适，因为党内对重大问题的讨论甚至争论，都是为了达成共识。没有这种共识，政治不会有效运作。但对腐败行为如果也搞“多元”，容许其生存发展下去，执政党本身的生存和发展就会成为严峻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如果反腐败是“政治斗争”，只有通过这种“政治斗争”，执政党才能实现长治久安的目标。

第五章　技术赋权与民主政治

一、技术赋权的政治学：科学与民主

1.老问题，新答案

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是否会在中国引发政治自由化甚至是政治民主化？近年来，尽管科学和现代政体之间的关联性已成为社会科学学者的一项重要研究议题，但是，在中国的政治发展背景下提出这个问题，尤其富有意味和具有重要性。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所主张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基础是科学社会主义。事实上，中共与近代中国的其他主要政治力量没有太大的区别，它们都相信科技发展和政治进步之间的关联性。在大约一个世纪以前的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的知识界精英们就认为，只有“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才能使中国免于内部崩溃和外部侵略。在这场运动中，中国的精英们呼吁建立起一个科学和民主的“新文化”，并摒弃一切中国的封建传统遗毒。那一代人认为，应当全盘否定中国核心的传统和迷信的价值观念，因为它们是中国积贫积弱的象征和根源。另一方面，这场运动的追随者们也真诚地认为，应该全盘接受“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因为它们代表着理性、现代性和进步。

民主和科学之间具有关联性这一认识，来自于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他在20世纪初访问了中国，并就实用主义和民主作了若干影响深远的报告。在五四运动时期，杜威在中国的追随者们由他的学生胡适牵头，试图将他的实用主义应用到他们追求民主的政治实践中去。根据杜威的观点，科学和民主是不可分割的价值观念。科学知识的传播，将促使人们去有效地分析和处理现实世界共同面对的难题，甚至去调解它们的利益冲突。

无须多言，中国政治精英对科学和民主价值观的理解方式，与杜威的并不一致。对后者而言，科学和民主都是人类追求真理的有力工具。但是对中国的精英而言，它们可以成为追求权力和财富的有效工具。并不难理解，为什么科学和民主成了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要它们能够使中国实现“富国强兵”的地位——这是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核心，人们就会追逐它们。

科学和民主很快就相互分道扬镳了，因为在帮助中国政治精英追求权力和财富方面，它们起到了不同的作用。在五四运动中对民主的激进解读，很快就导致了对民粹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信仰，这二者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核心。在争取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努力中，中国的政治精英们，无论是国民党人还是共产党人，都逐渐地放弃了西方的自由主义，并转而诉诸民族主义。科学的命运则相当不同。尽管在五四运动中存在着许多争议，但是参加这场运动的所有各方，似乎都建立起了一种信仰，认为科学和技术必须成为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组成部分。这尤其反映在，中国共产党努力将“科学主义”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建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作为其意识形态的支柱。通过将这二者结合在一起，为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的社会主义政治话语进行辩护，以认定其科学的本质或合理性。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端，有关科学与民主的这个世纪难题，与今日中国的相关程度不逊于过往。在“赛先生”（科学）方面，中国政府在拥抱信息技术时代上并不困难。确实，信息技术的发展被认为是民族国家建设的一项重要工程。伴随着科学和技术的扩散，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中国，不断地被“一个民族国家应该是什么”这一全球期望所重塑。自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以来，标准化和合理化就成了重建国家政治和经济组织的一个重要主题。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重建国家干部制度、重建财政和税收制度，以及重建现代公司治理制度。政治合法性和当下政权的权威，渐渐以科学的名义得到辩护。科学管理事实上渗透到政治领域的每一个角落。完全可以这样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导中国政治舞台的新一代技术官僚群体中，科学思维观念已经普遍流行了。这种思维观念，尤其反映在科学发展观这一新政策议程上，科学发展观是21世纪初胡锦涛时期的中国政府提出来的。

尽管世界性的科学文化对中国内政有着明显的影响，但中国却似乎并没有受到全球民主文化扩张的影响。学者们在许多国家都观察到一个普遍的文化模式，即随着现代和民主的政治安排在全球范围的传播，科学也紧随其步。科学和技术在中国的传播，似乎对民族国家及其机构进行了赋权，而非对个人进行了赋权。这使得人们开始怀疑，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是否能够影响中国的政治变革和民主化。一些学者倾向于认为，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成为特定政治群体的工具，用以保持和增进它们的利益，因此，它们本质上只具有工具性。

但是，这个问题并非仅仅这么简单。在社会力量和国家进行互动时，信息技术的进步也对社会力量进行了赋权。国家和社会都能够利用信息技术来支持它们自身。当代世界的许多例子都表明，组织较差的社会群体和缺乏组织的下层阶级，成功地发动了集体行动，挑战了组织良好的利益集团的权力。在这些案例中，信息技术使得边缘化的群体能够克服资源局限性和其他更为严重的阻碍来获得政治权力。印度尼西亚成功地推翻了苏哈托政权，就是一个令人瞩目和鲜明的案例。另外一个例子则是墨西哥的“萨帕塔效应”（Zapatista Effect）。自1994年以来，这些在恰帕斯州（Chiapas）反抗墨西哥政府的革命者们，实质上极大地受益于信息技术所支撑的分散的、廉价的、以自发组织为本质的通信。这样一个趋势在中国也发展了起来。尽管政府依然对信息技术实行严密的掌控，尤其是对互联网，但是社会力量也组织了成功的集体行动来扩大它们的政治影响。问题在于，如何来解释科学技术进步的政治影响。

2.社会科学中的技术和政治

通常认为，科学和技术进步对政治所造成的影响，在社会科学中遭到了低估，也没有进行理论化的阐述。这在中国政治的研究上尤其如此。虽然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们已经明确，中国共产党所宣称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其政治合法性的核心，但是他们将科学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当成了两个可以分离的研究领域。学术界有大量关于中国科学和技术进步的著作。同样的，也有大量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著作。很大程度上，在研究中国的现有著作中，科学和技术进步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被过度低估了。这似乎是无法避免的，因为在学术探究的传统里，“科学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并没有本质的联系。在中国，将二者联系在一起的幕后逻辑是政治。

若干研究社会科学的一般著作中，尤其是和中国有关的著作中，涉及了这个有关技术与政治的研究。首先，信息技术对政治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影响，必须通过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变迁来检视。因此，研究后毛泽东时代国家—社会关系的著作日益增加，它们在这里就显得重要了。不过，信息技术与政治变革的关联，并不是这类著作所关注的焦点。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在促进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变革上，中国的科学界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利益集团，是如何起到一个重要作用的。他们关注的还有，这个团体的主要领导人是如何利用他们与最高领导人的关系网，来使得他们“科学”的建言能为中国作出重要的决策。在解释如下两个问题上，这些著作很有帮助，这两个问题是：科学界如何能够劝说领导人采纳一种“科学的”方法来发展，以及为什么在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领导人对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如此重视。但是，就算科学界在政治上正日益变得重要，这也并没有告诉我们，科学和技术事实上究竟如何影响了中国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科学和技术进步对政治的影响，不能如此过分狭隘地来定义。在促进中国的政治变革中，科学界很明显地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但是这种方式并不能够向我们展示，其他社会力量或团体是如何利用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在政治中增加其影响力的。科学和技术的政治影响，远远超越了科学界的范畴。

第二类有关的著作，是研究所谓的技术官僚政治运动。技术官僚制度指的是一种治理制度，在这个制度中，受过技术训练的专家凭借他们的专业知识和在重要的政治经济机构中的地位进行治理。技术官僚政治作为一种治理制度的崛起，被认为是现代政治制度和政治治理的复杂本质的结果。自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以降，学者们认为，当代政治是由两个群体的精英所塑造的，即受过技术训练的职业行政人员和职业的政党政治家，并且这两个角色有着不同的技术要求。因此，从定义上来看，与通过选举而获得权力的政治家不同，技术官僚是受过技术训练的精英，是通过遴选而获得权力的。技术官僚精英的招募和升迁，取决于普遍的、不受个人影响的和以成就为导向的标准。无须多言，技术官僚被认为能够利用他们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方法来解决社会—经济问题。他们对待社会问题的科学方法是独特的，他们驾驭着科学的语言，只唯实不唯上。因此，技术官僚对技术事务更感兴趣，而非对政治事务，并且他们自身更加关注任务而非权力。

类似地，研究中国的学者们所关注的是，科学管理的思维观念如何影响了中国的精英政治，即改革政策如何导致了技术官僚政治的兴起。由于其所具有的优点，技术官僚政治成了后毛泽东时代中国领导人的可接受方案。旧时的革命家可以利用个人魅力和意识形态来鼓动群众运动，而新的领导人没有这样有力的资源，他们转向更世俗和更实际的政治权威形式。对技术官僚而言，不能把意识形态当成一种教条，指望它对眼前的政治和经济问题提供一种特效的、绝对可靠的解决方案。出于他们的实用主义，技术官僚能够克服困难来达成共识。他们能够“即便是在评价政治决定时，也是以实际的结果来评价，而不是以意识形态的价值来评价的。在提出一系列政策选项时（这些选项仅在付出、收益和可行性上存在差别），这种思维方式使得这些技术官僚更倾向于进行妥协和谈判”。

学者们发现，技术官僚运动对中国的精英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在提出决策的科学方法、建立一种科学的精英招募政策和党政干部的科学管理上。其他学者也在尝试详细地说明技术官僚运动对国家—社会关系的影响。他们发现，在接受资本主义和新兴社会力量上，技术官僚型领导人更加务实。这是因为，技术官僚能够拥有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对政治的厌恶之情、对自由企业制度的信仰和对发展的一种奉献精神。对于技术官僚型领导人来说，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是工具性的，只要它们能够提高和巩固政权的合法性，就可以接受它们。

与那些把科学界当成一个利益集团的著作相类似，这类关于科学思维观念的著作，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中国领导人最优先考虑发展科学和技术，以及这样一种思维观念是如何促进精英政治的变化的。但是，在探索中国的科学发展和政治变革之间的关联上，这类著作有两个主要的缺陷：第一，技术进步如何影响了国家和全社会（而不仅仅是科学界）之间的互动，这类著作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第二，它们没有将技术官僚型领导人进行区别对待。尽管基于他们的科学知识，技术官僚型领导人能够在解决问题时达成共识，但是他们有着不同的政治利益，这通常激发他们采取不同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将科学界作为一个利益集团的分析方法，使得我们能够观察，科学界是如何自下而上影响政治变革的；而技术官僚政治的分析方法，则帮助我们探究，科学的思维观念是如何自上而下提供政治变革动力的。然而，这两种方法都不能向我们展示，国家和社会是如何在由现代信息技术所创造的新政治场域中进行互动的，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是如何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变革的。

最相关的一类著作，则是有关媒体的一般研究，特别是专注于中国媒体改革的研究。正如在之后的章节中将要讨论的，研究媒体的学者们已经着重于研究如下问题：新信息技术的发展是如何为来自下层的政治参与者提供新的渠道，并如何由此影响了政治变革。对于在发达的西方民主制国家里研究公民参与的学者来说，这是一个主要的议题。尽管如此，他们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思考中国的媒体政治。

在研究中国的学者中，媒体改革也是他们的聚焦点。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媒体发生了具有实质性的变化。从媒体方面来看，它长期以来面临着日益增长的市场化和商业化压力，因而不得不按照市场原则进行运作。从政权方面来看，中国共产党不得不改革它的媒体政策，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环境，并用以满足社会对信息的需求。学者们已经在观察，自上而下的媒体改革和自下而上的媒体商业化，将如何影响中国的政治变革。虽然有大量的著作问世，但是就媒体改革的政治影响而言，学者之中还没有达成共识。许多人认为，媒体改革增强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而非削弱了它的力量；而另一些人则设想，这样的改革能够导致政治自由化。这类著作的研究对象涵盖了各式各样的媒体，包括纸质媒体（报纸、杂志和书籍）、广播和电视。这类学派的大多数学者关注的是传统的媒体技术形式，其中包括了出版、广播和电视，而较少关注最新的信息技术，亦即互联网。考虑到互联网本身极大地区别于传统形式的媒体技术，我们必须超越现有的媒体研究来详细地检视：作为信息技术的一种新形式，互联网是如何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发展的？此外，研究中国媒体改革的学者，重点研究的是不同媒体界别如何与国家互动，但是，并没有过多关注信息技术本身如何能够影响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

不同形式的信息技术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政治。在本书中，笔者尝试探索互联网如何影响中国政治的发展。笔者将会展示，互联网是如何将自身与传统媒体（比如电视、广播和出版）相区别的。如此一来，笔者将能够论证，互联网作为信息技术的一种形式，本身能够对政治有着一种重要的影响。下一步任务，就是要探索互联网如何影响政治行为者——即国家与社会，以及探索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本书尝试从三个维度来检视互联网对国家—社会关系的影响：（1）互联网如何影响国家；（2）互联网如何影响社会；（3）互联网如何影响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

3.国家—社会关系背景下的互联网

研究中国的学者，事实上已经尝试过在国家—社会关系的背景下探索互联网的政治影响。然而，这些研究基本不检视互联网如何在国家—社会关系中引入变化，它们关注的是，国家或社会如何受到了互联网的影响。

第一种观点认为，互联网对国家进行了赋权。学者们从劳伦斯·莱斯格（Lawrence Lessig）、詹姆斯·博伊尔（James Boyle）和其他采用了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关于正式和非正式强制形式分析方法的学者那里汲取了思想，来展示互联网如何能够对国家进行赋权。

莱斯格认为，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政府都最有可能管控互联网，管控的方式是控制底层代码和塑造它运行的合法环境。根据他的观点，“代码”是四个基本要素的结合，即法规、社会规范、市场和互联网自身的结构；“代码”可以在网络空间塑造行为。代码编写者创设了大多数互联网特征，这些特征以允许或禁止的方式来限制其他行为。无须多言，总有办法来规避这些由设计者强加的限制。不过，有一点很重要，有效的控制之所以是可能的，恰恰是因为完全的控制是不可能的。要探寻网络空间是如何被管制的，那么，发现代码是如何进行管制的、谁编写了代码，以及谁在控制代码编写人，就显得非常重要。很明显，任何对互联网控制本质的深入调查，都必须延伸至政府的管控方式，即政府通过直接管理中间人，例如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s）和互联网内容提供商（ICPs），能够间接管理互联网。

类似的，援引福柯的思想，博伊尔认为，国家能够在互联网中建立多种的“监督”技巧，并因而达到有效的互联网审查。根据福柯的理论，早期的现代国家以其内外的强硬手段对其国民进行正式的控制。国家对特定的行为设立了严格的控制，并对违反的行为以严酷的惩罚相威胁。相比之下，现代国家则让国民参与他们自身的政府管理。在这个过程中，它将外在的控制转化为内在的控制了。虽然，国家和公民社会、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都相互明确区分开来，但是事实上，这二者之间的相互渗透程度已经是前所未有地高了。公民不仅以投票和政治控制来治理他们自己，而且还通过他们自己符合道德的、天生的和情感上的经济，预先限制他们自身的行为，并缓和他们自身的冲动。因此，早期现代国家的严酷终归于不必要。现代国家不再实施命令、强荐和惩罚，而是说教、告知、劝说和劝阻。

遵从这一逻辑，一些学者认为，互联网很有可能加强中国的威权主义政权，而不是削弱它。在这些研究中，香提·卡拉希尔（Shanthi Kalathil）和泰勒·鲍尔斯（Taylor Boas）总结道：“在互联网时代，威权主义国家丝毫没有过时。”这是因为，在规划互联网的发展上，以及在规定社会、经济和政治行为者使用互联网的方式上，威权主义国家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中国政府扮演了互联网发展的设计者，这一事实使得非政府行为体较为无法施加政治影响力，因为互联网用户“也许会避开网上的政治敏感材料，并且企业或许会发现，相较于挑战国家的审查政策，与国家进行合作能够带来更多的利润”。华玉洁（Gudrun Wacker）在其关于中国互联网审查的研究中，得出了一个相似的结论。她认为，中国共产党能够采用福柯所说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手段，来控制互联网的政治影响。最近的一项实证研究似乎证明了这些早期的观点，这项实证研究是由“开放网络促进会”（Open Net Initiative）研究并发布的（“开放网络促进会”是由哈佛大学法学院、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和剑桥大学安全项目共同组建的）。根据这项研究得出的报告，“中国的互联网过滤机制，是世界上此类过滤机制中最为成熟的”。也有一种观点认为，互联网对社会进行了赋权。西方的决策者们，例如美国前总统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Bush）和前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都认为，互联网将会为中国带来自由和民主，因为互联网带动公民组织的兴起。技术被认为能够规避审查和中央控制，并且即时通信能够跨越边界，传播真相、消息和勇气。这样一种信念也出现在许多学术著作中。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互联网能够减少思想垄断和组织垄断的影响。迈克尔·切斯（Michael Chase）和毛文杰（James Mulvenon）声称，尽管政府有应对策略，但是国内外的异议人士也在广泛地通过互联网发出不同的声音。类似的，埃里克·哈维特（Eric Harwit）和邓肯·克拉克（Duncan Clark）一方面认识到对互联网现有的严密政治控制，另一方面，他们也指出，借助新兴的、可获取的信息技术，独立的团体也能够由此组建起来。实证证据也支持互联网对社会赋权的观点。例如，杨国斌（Guobin Yang）基于自己的实证研究，发现互联网通过不同的方式对中国的民间社会进行赋权。首先，社会对互联网的使用促进了公共辩论和问题传播。互联网已经展现出其扮演中国政治监督者的潜力。其次，通过扩大旧有的联合准则、促进现有组织的活动并创造一种新的联合模式——虚拟社区，互联网塑造了社会组织。最后，互联网在抗争的动力中引入了新的要素。

毫无疑问，两个阵营的学者（对国家赋权和对社会赋权）都有他们自己的逻辑，且拥有实证数据来支撑他们的观点。我们可以鉴别一下导致这种观点分歧的两个因素：第一，在一些领域里，互联网对国家进行赋权，但是没有对社会进行赋权；但是在另一些领域里，它对社会进行赋权，却没有对国家进行赋权。第二，在某些领域里，互联网对国家和社会都进行了赋权。

两个阵营的学者都极大地低估了这两个因素。互联网不仅仅是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所使用的工具，更重要的是，互联网是一个新的、尚未开发的政治场域，国家和社会都试图在这个场域里扩大它们自身的政治空间。这样一来，这二者之间的博弈并非总是零和性质的。在两个阵营学者当中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他们的观点中固定地存在着一个暗含的假设，即互联网的发展是国家和社会之间的零和博弈。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互联网的发展能够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相互进行赋权和改造。笔者的最初发现有四点：第一，互联网对国家和社会都进行了赋权，二者都从互联网的发展中受益。国家能够利用互联网来提升它的治理，而提升了水平的治理则能够对社会有益。第二，互联网的发展产生了分权的效果，也就是说，它的益处以分权的方式扩散。即使存在着“数字鸿沟”，但互联网的发展不仅使中间阶级和上层阶级受益，也有助于中下阶级努力改善自身经济和社会福利。第三，互联网为国家和社会靠近（或摆脱）对方创造了一个新的基础结构。这是开展政治的一个新论坛。与其他的环境相比，互联网更能够对国家进行约束。第四，互联网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制造了一种递归关系，相互改造二者之间的互动。换句话说，国家和社会在互联网上的互动，最终重塑了国家和社会。因此，在中国，一方面，互联网是否能够导致民主，还言之尚早；另一方面，它在促进各方面的政治自由上（例如公开性、透明度和责任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样的政治自由，也使得国家和社会都受益。

这样一种相互赋权和改造的观点，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国家—社会关系。多年来，学者们以二分法来对待国家和社会。国家被认为是社会—经济转型的关键要素。强国家弱社会的情况，被认为是有助于社会—经济转型的；而强社会弱国家，则被认为是对这种转型设置了一个严重的结构性障碍。在以国家为论述中心的著作中，国家被认为是一个单一行为体，战略性地评估自身的情况，然后相应地采取行动来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此外，国家的力量通常被等同于它对社会的独断权，即国家有能力忽视其他社会行为体或对社会强加自己的意志。国家中心理论对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的决策者和学者有着重要的影响。很明显，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版的国家主义。通常，对于第三世界的政治精英来说，最简单的解决方案就是集中所有的权力来应对社会—经济转型，即便集权未必是一个有效的方案。

近些年里，学者们修正了他们先前的观点。他们发现，在真实的世界里，国家基本不是社会中唯一的中央力量，并且也几乎无法独立于社会力量。在许多政治场合中，国家权力的部分内容，更多的是国家借助其他社会行为体，或与其他社会行为体合作的能力，并且，国家与社会群体的明显分离，最终将使国家在许多场合中变弱而非变强。国家（政府）本身就是一个特定社会的一部分，它需要社会来实现它的目标。学者们逐渐意识到，在特定的条件下，国家和社会力量能够相互赋权，而国家和社会力量之间的互动（而非分裂），其效果是能够为双方一同创造更多的权力。

国家能力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很重要，这些国家的政府往往都同时面临着社会—经济转型和政治自由化的任务。一方面，快速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要求一个强大的国家，它能够超越特殊利益集团的短视，制定长远的发展战略；另一方面，政治发展通常需要并依靠一个强有力的民间共同体领域和社会力量在国家组织里的联合。政治改革通常必须在一段时期里削减之前存在的国家权力，在这段时期里，这些国家正在推动经济转型，并提供有效的治理。然而，在特定的情况下，社会—经济转型和政治自由化并不必然是相互冲突的。例如，人们发现，向民主的转型并不必然减少国家的角色，也并不必然削弱国家的能力；相反，一个有能力的国家，是维持牢固的民主的重要条件。公民社会和国家的共同努力，或许能为政治改革的开展提供最有效的途径。强劲稳健的公民联合体，能够与强大而有弹性的国家携手共进。

国家在追求经济—社会转型中，必须要应对社会力量，而社会—经济转型通常也起到了国家和社会相互改造的作用。因为国家（政府）是社会的一部分，所以在相互互动的过程中，“国家也许帮着塑造社会，但是也受到其所在社会的不断塑造。社会对国家的影响，和国家对社会的影响是一样的，甚或可能影响得还更多。”

笔者认为，互联网提供了一个舞台，让国家和社会之间相互赋权。另一个事实是，在国家—社会关系的不同领域中，相互赋权的程度也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互联网在这些不同领域中的影响有所不同。相互赋权的观点，并不意味着国家和社会之间在任何情况下在互联网上都没有利益冲突。技术赋权也是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一种政治形式。总有一些领域里，国家和社会是冲突的。即使是在有利益冲突的领域里，谁将赢得双方之间的博弈，依然不是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有些案例中，社会群体在挑战国家中落败，但是也有一些案例中，社会群体成功地挑战了国家。在一个网络政治环境下，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通常是递归的，并导致了相互改造。

要理解互联网相互赋权和相互改造的本质，有必要将国家和社会区分讨论一下。中国的国家（政府）几乎不是一个固定的意识形态实体或一个无差别的、单一的、理性的行为者。国家（政府）由不同的部分组成，包括党政的最高领导人、不同的政治派别、中央的党的机构和政府部门，以及各级政府的相应结构（即省、市、县、镇）。国家的各个组成部门在不同的政策领域里有着不同的利益和身份，包括在互联网领域的政策上也是如此。中国的社会也是如此。和其他地方一样，中国的社会由不同的社会群体组成，它们有着不同的利益和身份。互联网在促进政治变革中的角色，取决于国家各分散部门和社会各分散团体二者在众多结合点上的互动。国家的不同组成部门和社会的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互动，通常导致了意料之外的赋权和改造模式。

由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特征是递归，因此，在判断互联网的赋权效应时，互动战略就很重要了。国家的不同组成部门和社会的主要团体，在互联网公共空间内使用互动战略进行互动，迄今为止，学者们在很大程度上却忽视了这样的互动战略。笔者将会展示一项特定的挑战能否成功，不仅取决于国家和社会互动的领域，还取决于这些行为者在应对对方时所采用的战略。

二、互联网、政治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

1.信息技术和政治变革

信息技术进步与民主发展之间的关联，正在成为学者和决策者中日益重要的研究领域。关于这个领域的大多数研究，都是基于民主的、发达的西方国家，它们主要关注的是，信息技术革命是否能够促进和改善当前民主国家的运作。一些乐观的学者认为，信息技术的进步和民主的改善之间存在着积极的关联。许多新的术语，例如“数字民主”（digital democracy）、“电子民主”（electronic democracy）和“网络民主”（cyberdemocracy），将互联网和民主紧密捆绑在一起的意味尤其明显，并暗示二者相互强化着对方。

同样，学者们一直以来都认为，信息技术将有助于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进行转变。在其研究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著作中，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指出，电视机在制造东欧转型的“雪球效应”或“溢出效应”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近年来，学者们认为，互联网在推翻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Suharto）政权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威权主义的中国，学者们发现，互联网也许会对政府施加一个无法克服的威胁，这种威胁可能来自于民众、公民社会、市场力量和国际社会对互联网的运用。

另一方面，一些学者也警告说，互联网对民主发展的影响不应该被高估。在对144个国家进行研究之后，克里斯托弗·科德兹（Christopher Kedzie）发现，按照统计结果，网络连通性和政治自由之间有着重要的相互关联，但是他也指出，这些结果并不能决定性地确定其中的因果关系。类似的，根据皮帕·诺里斯（Pippa Norris）的观点，民主化和人均互联网用户之间，有一个显著的相互关联。不过，她也指出，政治变革是互联网扩散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而非相反。

此外，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对威权主义国家的民主发展是否有影响，也有一些人持悲观的态度。这些学者认为，许多威权主义政府都非常成功地对新兴的信息技术施加了政治控制。互联网自然也不会是个例外。一些学者发现，像古巴和越南这样的威权主义政权，长期以来对其他信息和通信技术进行了成功的控制，并将这种控制转变为对国内互联网发展的强有力控制。面对来自互联网的挑战，这些威权主义政府采取了各种应对措施来作出回应，包括限制互联网联入、过滤内容、监控网络行为，甚或完全禁止互联网的使用。此外，威权主义政权通常试图用积极的战略来扩展控制，通过引导媒体的发展来促进政权自身的利益和关切。通过结合被动策略和主动策略，威权主义政权能够反击因互联网的使用而带来的挑战，甚至利用互联网来扩大它的可及范围和权威。这在中国尤其如此。尽管境内外持不同政见者利用互联网来扩展他们的政治影响，但是政府似乎能够有效地控制这些影响。

如何来解读这两种不同的结论呢？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将发展信息技术作为其维系经济增长的长期计划的一部分。为了实现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政府作出努力来建立一个监管机制，以此来管理这个正在成长的部门。政府试图建立一个政治控制机制来应对各种意料之外的政治后果。政治控制机制的建立和成长，又导致了各种悲观的观点，这些观点不看好互联网对中国政治变革的影响。这些学者认为互联网对国家进行赋权，而非对民众进行赋权。

但是笔者认为，互联网为中国的政治行为缔造了一个非常不同的政治环境。在越来越多的案例中，社会群体成功地使国家改变了其不受欢迎的政策实践。

在信息技术如何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变革。笔者回顾了现有著作，这些著作涉及的内容是信息技术如何影响了政治，然后再去检视中国的情况。虽然这方面的著作大多数是在发达的西方国家的背景下进行研究的，但是它们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的情况。要探索互联网是否影响了中国政治，就要观察发生了什么样的政治变革，观察那些和互联网发展有关的政治变革。因此，定义什么是政治变革就显得很重要了。为此，笔者根据现有的著作来进行研究，并在政治民主化和政治自由化之间做一个区分。笔者将试图展示，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是如何推动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和政治自由化的。

2.信息技术和公民参与

在探索互联网的政治影响时，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互联网是否能够促进政治参与或公民参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尤其是研究政治学、社会学和新闻传播学的学者，一直对信息技术对公民参与的影响抱有兴趣。然而，在他们中间似乎还没有达成什么共识，分歧依然存在。尽管大多数辩论都集中在发达的西方民主国家的经验上，尤其是集中在三边国家上（北美、西欧和日本），但是，它们对反映威权主义中国的互联网和公民参与也相当有启发意义。在详细阐述民主政治制度和中国威权主义政治制度的制度区别之后，我们将能够发现，信息技术如何能够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下影响公民参与。有关信息技术影响公民参与的著作，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即数字赋权（digital empowerment）和数字离散（digital disengagement）。

3.数字赋权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现代化理论非常盛行，这一理论认为，信息技术是政治进步，尤其是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前提条件。这个学派的学者认为，民主的发展需要特定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技术条件，这些条件是通过经济增长、教育、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起来的。在衡量一个社会的社会—经济状况时，信息技术的进步和传播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一个国家所拥有的广播和电话的统计数值，对于民主的产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此外，信息技术被视为民主制度运行的保障。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是当代民主理论的重要思想家，根据他的观点，民主运作的主要威胁，更多来自于信息和知识的不平等，而非来自于财富或经济地位的不平等。通过使政治信息更加随手可及，信息技术或许能够为政治不平等提供重要的矫正措施。达尔认为，信息技术提供了多种手段来减少政治不平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加强了获取有关政治议程信息的能力，这反过来促进了民众参与。信息技术也扩大了公民为政治过程做贡献的途径。它使得全体民众对公职人员的观察和监督总体上变得更加容易。由于信息技术扩大了信息和通信的流动，它使得政府更加透明，政府越透明，精英对全体民众所享有的信息优越感就越小。

同样，本杰明·巴伯（Benjamin Barber）声称，对信息技术的使用可以增强公民对民主事务的参与。巴伯在信息技术发展的“婴儿期”就提出了这个观点，他相信，将电信技术作为一种手段，用于解决大范围民主所造成的问题和创造沟通的论坛（如“市政厅”），是可能的，它可以摆脱空间上的限制。社区理论学派的学者，也很重视信息技术的这种角色，他们声称，信息流动中的技术进步提高了社区的质量，也促成了更强大社区的建设。

在经验层面，学者们发现，现代大众媒体有一个积极的作用，那就是支撑和促进公民参与。学者们展示了报纸是如何动员和强化选民的，以及新闻媒体如何能够帮助全体选民作出明智或理智的选择。现代化使人们拥有一群多样化和专业化的新闻媒体可供选择，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和现在的互联网，它们迎合了不同的市场，并为发达的工业化民主国家的公民提供了一个丰富密集的信息环境。对那些对公共事务感兴趣的公民来说，他们获取所需信息的代价大大减少了。现代化还导致了更高水平的识字率和教育，这增强了公民利用他们所获取的信息的能力。所有这些进步，造就了一个对公共事务更具有参与能力且更成熟的选民团体。

自信息时代到来以后，许多学者甚至变得更为乐观，他们相信，互联网能够对民众进行赋权，扩大他们的政治参与。政治家和公民之间的旧式沟通是单向的，出于其在沟通上的互动和互惠本质，人们认为互联网能够抑制这种单向沟通所带来的后果，相比之前公民只能依靠投票和代议制机制来行使他们的主权而言，网络沟通使得民主政府对它的民众更加负责。他们相信，互联网创造了一个技术环境，使熊彼特式的精英民主向直接的大众民主转变。换句话说，由于互联网使得政治过程能够直接和有效地回应公众意见和大众需求，从而克服了代议制民主的两个重要缺陷，即普通公民间接参与政治进程以及与此相关的精英主义，进而重振了民主的古典要素。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本身可以被视为是民主化的代言人。

4.数字鸿沟和公民离散

另一方面，就信息技术对公民参与的影响而言，也有人持悲观的态度。对这个学派的学者来说，信息技术的进步并不必定意味着人类境况的改善。信息技术能否促进公民参与，取决于信息技术运作的政治—制度环境。在陈述这些悲观观点的时候，有两个观点尤其突出。

第一，一些学者认为，新兴的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并不能改变权力和财富的不平等，后两者被视为是公民参与的主要障碍。他们主张，新兴的信息技术释放出了新的权力和财富的不平等，并因此强化了信息富有人群和信息贫乏人群、活跃者和冷漠者之间的鸿沟。全球鸿沟和社会鸿沟的扩大，意味着互联网政治以极不相称的方式使精英受益。

第二，许多其他学者质疑基于互联网的人类互动本质。他们认为，基于互联网的人类互动，往往阻碍公民参与，而非促进公民参与。

5.数字鸿沟和不平等

互联网在政治—制度环境中运行。互联网能否促进公民参与，更多地取决于谁使用它，而非取决于它的技术本质。在信息时代到来之前，利益集团学派的学者们已经强调了信息技术（广播、电视等）如何能够促进政治参与。例如，大卫·杜鲁门（David Truman）写道：“通信手段的革命”是利益集团制度发展的前提条件。大卫·杜鲁门更深入地评论道：“麦迪逊认为，人口的散居是形成利益集团的障碍，而通信技术的革命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他的观念已经过时。”今天，学者们依旧强调，组织化的利益集团如何能够克服信息技术在政治上的分权效应。一方面，传统的游说团体和政党正朝着信息技术这个新场域来扩展它们的主导权，另一方面，传统媒体公司也将成功地开拓新技术，保留它们在广播时代建立起来的权力格局。

组织化的利益集团能够在虚拟的政治领域中重申它们的控制权，并通过设计互联网来建立它们的主导权。根据安东尼·威廉（Anthony Wilhelm）的观点，“设计”指的是“一种网络建筑，包括一个网络是否是互动的、温和的、安全的和未经审查的，它为非商业目的保留有足够的能力”。网络建筑可以促进或抑制公共交流。事实上，当下的许多通信手段都是由私有的跨国企业集团所拥有或控制的。由于企业巨头的主要兴趣在于大型商务和对富有的住宅客户开展服务，因此，互联网的分权效应可以轻易地被规避。尽管商业用途的网络在快速发展，但是家用的高级服务花费依然高昂，它们包括在线服务、电缆或卫星连接、数字广播、数字用户线和其他服务。订阅一份互联网服务供应、有线电视或直播卫星，需要相当一部分的花费。此外，作为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利益集团，政府也能够设计互联网，使其对自己有益。例如劳伦斯·莱斯格这样的学者一直认为，政府最有可能管控互联网，管控的方式是控制底层代码和塑造它运行的合法环境。所有的这些制度因素，都能够轻易地减少互联网的政治潜能和公民潜能。

此外，信息富有人群和信息贫乏人群之间的数字鸿沟也阻碍了有效的公民参与。因为信息技术，例如电子邮件、新闻组（Usenet）和互联网，是不均衡分配、滥用的，设计来使得不对称权力关系具体化的，所以它为实现一个更加公正和人道的社会秩序施加了巨大的障碍，而非推动一个强健公共领域的发展。

一个人要有效地从事政治参与，就必须事先获得一些资源，例如一些技能和能力，这使得一个人能够参与虚拟的政治公共领域。但事实是，进入一个数字化公共领域的门槛很高，这包括获得或购买价格高昂的硬件，操作和驾驭新媒体环境所需的大众文化普及，以及有效参与公共领域讨论和辩论所需的高级阶段的学习，即沟通技能和批评性思维。因此，许多处在下层阶级的人无法参与公共交流和政治活动，也无法用自己的语言来发出他们的关切和需求。

数字鸿沟也使得数字化的公共空间变得排外而非包容。理想的状态下，民主参与必须是包容的：每一个受到特定政策影响的人，都有机会接近和利用必要的数字媒体，表达他或她的偏好并影响政策。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接近数字媒体的人能够放大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声音，同时也可能在进一步边缘化那些无法接近数字媒体的人。

6.网络推动型人类互动的本质

信息技术对公民参与影响的悲观观点还有一个主要来源，它与网络推动型人类互动的本质有关。在这一点上，学者们关心的是民主商谈的系统化步骤可能遭受的破坏，因为数字化发展的节奏和速度在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对一些学者而言，社会资本产生了参与式平等，而密集地使用信息技术可能会减少这种社会资本，从而使信息技术的使用抵消了在参与式平等中获得的任何东西。信息技术也许会加快政治的速度，破坏商谈，并通过民意调查来巩固针对政府的潮流。

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研究了电视机对美国政治的影响，他在研究中表示，看电视最多的人，在社交上是最不值得信任的，同时也是最不愿意参加社区生活的。在电视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公民，相比他们的父母一辈，更不愿意信任别人、加入志愿团体和参与投票。电视也许会取代其他的休闲活动和户外的社区参与；在黄金时段收看的电视节目，大多富含暴力和犯罪信息，可能会产生一个“丑陋世界”（mean world）综合征；电视也许还会对儿童暴力（childhood aggression）产生尤其强大的影响。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似乎恶化了这种情况。例如，本杰明·巴伯后来修正了他之前对互联网的乐观观点，并主张当代的信息技术也许破坏了政治商谈的质量和社会互动的本质。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主张，信息技术的革命导致了“公共媒介”（general interest intermediary）的衰落、公众（public commons）的失败和用于取代这些的政治通信制度，这个制度产生了碎片化和两极分化。

有效的政治商谈要求有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而根据琼·柯恩（Jean Cohen）和安德鲁·阿拉托（Andrew Arato）的观点，公民社会的组成包括了社会化的结构、社团和现实世界中其他组织化形式的通信。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公共领域代表了公民社会中的重要渠道，在这个渠道中，个人和团体可以获得有关议题的信息，自主地讨论和辩论这些议题，并最终对政策议程有所影响。在这样一个公共领域里，相关的民众可以平等地相互谈论，并能够在公共事务上以最佳的方式劝说其他人。但是，信息技术似乎在破坏传统的、面对面的人类互动。根据巴伯的观点，虚拟社区的初始形态是抽象和不定形的，缺少面对面交流时的那种鲜明特征、背景环境和具体可感。他陈述道：“也许，这些坐在电脑屏幕前的无数孤独个体之中，正在发展一种新形式的社区，他们仅仅依靠敲着键盘的指尖和由互联网定义的新网络联系在一起。但是那种‘社区’的政治还没有被发明出来。”

数字化的人类互动几乎无法引发民主商谈。根据威廉的观点，在民主商谈里，一场政治辩论的对话者需要提供论据来支持他们的观点，这些论据可以在公共领域内得到主体间的认同。商谈要求在公共领域内进行辩论、讨论和劝诫。个人的思想或孤立的行动不能满足公共性（publicness）的门槛，因为它们没有暴露在他人的监督之下。此外，公共论坛的商谈式参与，不论是面对面的或虚拟的，都意味着参与的人需要花费时间来对另一观点和立场的价值给出反馈，而非仅仅不假思索地回答或表达自己的偏好。

在互联网上的人类互动中，所有的这些功能都无法执行。互联网被认为是一个非文明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在线交流更像是电视的声音字节文化，而非小镇集会或团体会议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稳重讨论。在一个数字化的公共领域里，个人的兴趣主要在于为他们个人或私人的利益发声，对于通过劝说、谈判和妥协来适应别人的立场，却几乎不怎么关心。

7.信息、集体行动和政治自由化

研究互联网对一般的威权主义政治制度、特别是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影响时，既有乐观的观点，也有悲观的观点。新兴的信息技术提供了一个新的政治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国家和社会竞逐着权力。在这场争斗中，宣布谁是赢家，谁又是输家，还言之尚早。国家（政府）、企业和其他组织良好的利益集团，毋庸置疑都在利用互联网为自己赋权。然而，也有例子表明，一些组织化程度并不高的社会群体和无组织的下层阶级，也成功地组织了集体行动，挑战了组织良好的利益集团的权力，尤其是挑战了国家的权力。在这些案例中，信息技术使得边缘化的群体克服了资源的局限和其他更为严重的障碍来获得政治权力。

因此，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社会群体，尤其是那些下层阶级中的社会群体，是如何成功地组织了对国家的这种集体挑战的？互联网和公民参与之间的关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来探索互联网的政治影响。

8.自由化与民主化

要探索互联网对中国政治的影响，那么在政治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之间做一个区分，就非常有用。在这里，吉列尔莫·奥唐奈（Guillermo O'Donnell）和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给出的定义变得很有意义。根据他们的观点，政治自由化可以定义为“使某些权利生效的过程，这些权利保证个人和社会群体免受来自国家的专断或违法行为”。这是一个与威权主义的惯常实践相背离的过程和运动。这场运动的效果，是降低了个人表达和集体行动的代价（无论是真实代价还是预期代价）。一旦一些行为者敢于公开地行使那些权利，没有受到处罚，并且这样做已经是威权主义政权所能容忍的顶峰，那么其他人也逐渐可能敢于这样做。另一方面，政治自由化指的是，“借由民主化的过程，公民权的规则和程序能够适用于过去由其他原则统治的政治制度，或能够扩大并涵盖过去没有享受这些权利和义务的人，或能够延伸并涵盖过去没有公民参与的问题和机构”。

尽管从政治自由化向政治民主化的转移过程可以被视为是连续的，但是为了分析它们，这二者也可以被视作是两个分开的过程。虽然很难在自由化和民主化之间划定一个明确的界限，但是奥唐奈和施密特隐晦地指出了二者之间在性质上的一个差别，即民主化需要一个结构上的变革，但是自由化不需要。自由化可以在现有的政治框架内发生。正如他们所指出的：

威权主义的统治者兴许会容忍甚或促进自由化，他们认为，通过向个人和群体的行动开放特定的空间，他们能够减轻各种压力，获得所需的信息和支持，而无须改变权力的结构，也就是说，他们不需要就自己的行为对民众负责或是能够排斥民众要求按照公平和竞争性选举进行治理的诉求。

自由化可以在没有民主化的情况下存在，而一旦发生了这样的情形，那么就产生了奥唐奈和施密特所说的“自由化的威权主义”。尽管中国的政权依然是威权主义的，但是政治自由化时不时都在发生，这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例如：一个改革派构成的领导层、新的社会力量，以及政权内部的权力斗争。在这一背景下，笔者认为，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为政治自由化提供了新的机会。如果没有像互联网这样的新兴的信息技术的存在，那么一些特定类型的自由化，例如政权的开放性、透明度和政治责任，将可能无从保障。

三、信息技术、国家—社会关系转型

1.信息技术和政治变革

互联网开启了一个新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国家和社会都能够对自身进行赋权。它使得国家能够更加有效地向民众提供经济产品和服务，它还使得社会能够“呼吁”其利益，并推动国家政策的转变。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和社会在互联网领域相互赋权。此外，互联网也是国家和社会竞逐权力的舞台，从而也使得这二者相互对立。在竞逐权力时，有时候是国家获胜，有时候是社会获胜。由于信息技术的无限潜能，国家和社会在互联网领域的互动，往往变得日益复杂。尽管国家和社会竞逐着权力，但是他们也在相互改造。

因此，一个终极问题就是：信息技术是否能够推动中国的政治变革？“政治变革”是一个宽泛的术语，它意味着政治场域中的许多东西。就增加政治透明度和政治责任制而言，互联网还是推动了政治自由化的。从长远来看，这样的进步能够成为民主进程的一部分。所有的这些进步，或许会触发一场实质性的政治变革。

什么是政权变革？这是政治变革的核心。对中国来说，政治改革意味着什么？这两个问题是很重要的。一般意义上的政权变革意味着从威权主义向民主的转型，而中国领导人则在努力使这种转型过程变得可控。在这个过程中，互联网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领导者对政治改革的看法。大多数国家都试图规范互联网，希望从这种新技术中获益，并减少其带来的不良后果。在规范互联网在中国所起到的作用方面，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当今世界最为成熟的政治组织之一，即便中国政府几乎不可能“消灭”所有由互联网的发展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在引导中国的政治变革上，互联网是一个推动因素。互联网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推动政治变革，取决于国家和社会力量在机会结构中的互动，机会结构是由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的。通过分析互联网和其他社会—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的关系，我们可以对互联网在推动中国政治变革中的作用得出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估。

2.政权变革

政权变革是总体政治变革的一部分。正如前文所讨论的，存在着网络推动型政治变革。但是对许多人来说，问题在于，互联网会导致中国的政权变革吗？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中国历经了不断的朝代更替循环，这个循环一直持续到1911年的现代共和革命才结束。一个专制王朝政权被另一个同样专制的王朝政权所取代。今天，人们广泛认可的是，任何有意义的政权变革，都必须包含民主转型的一些形式。

那么，这就出现了一个有关民主的问题。通过观察现代民主制度的运行，我们很容易定义什么是民主，但我们会发现，很难明确什么样的政治变革能够导致民主化，什么样的政治变革不能够。政治变革的某些形式兴许能够导致有意义的政权转型，但是其他的则未必。政治自由化可能会导致政治民主化，也可能不会。中国的信息技术使得社会群体能够从事集体行动，就增加政权的政治透明度和政治责任制而言，这些集体行动推动了政治自由化。尽管这些集体行动未能触发政治民主化，但可以合理地认为，政治自由化也是迈向民主的政治变革的内在组成部分。

3.精英的政治变革观

在有关互联网促进政治变革的一般性探究中，特别是有关政治变革的探究中，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是，中国领导人是如何看待民主的？精英的民主化观念制约了互联网在调节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中的作用，从而制约了互联网在民主化中的作用。领导人是网络集体行动成败背后的关键因素。如果领导人认为，一个特定的集体行动有利于“正确”的政策转变，就极有可能对集体行动采取合作甚至支持的态度。如果领导人认为，一个特定的集体行动破坏或威胁到了政权，那么就极有可能收紧控制，甚至会限制这个集体行动。究竟领导人将一个特定的集体行动看成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取决于其关于政治变革和民主的观念。因此，当我们探究信息技术将如何影响未来的政治发展时，检视一下领导人的政治变革观念就非常重要。

事实上，“政治变革”对不同的人而言意味着不同的东西。对学界来说，“政治变革”通常指的是迈向基于大众政治参与的西方式民主的政治过程，通常指的是公开的普选。按照这个概念，像中国这样被西方学界视为威权主义的国家，政治变革就意味着削弱党的领导并对社会赋权。然而，这并非中国统治精英们的观念。政治变革，尤其是由政治改革导致的变革，并不是要削弱政权的权力，而是要增强它。在政治变革的过程中，社会可以得到赋权，但是国家对社会拥有的权力绝不能被削弱。

在整个改革年代里，中国的政治领导人强烈地反对在中国发展任何西方式的民主。他们认为西方式民主并不适合中国，他们从中国的近代史和苏联不久前的历史中吸取了教训，认为西方式的民主只会导致国家陷入混乱甚至分裂。

但是，中国领导层也认为，他们也不断地在考虑和重视政治改革的需要。中国的政治精英们不愿意效仿任何发生在苏联和东欧地区的共产主义国家的民主模式，或是近邻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所采用的民主模式。对他们而言，政治变革必须是可控的，由此产生的不良后果也必须是最小的。在这一背景下，政治变革的特征是渐进主义的，进步是通过试错来进行的，它意味着政治过程不是突然对大众开放的。相反，它指的是一个可控的制度建设过程。

由于政治变革旨在增强政权的力量，领导人作出了所有的努力，来领导和指导国家的发展。但是，社会—经济变革通常导致了意料之外的后果。多半情况下，当现存的制度不再能够容纳社会力量时，领导人就不得不使用强制手段来应对自发的社会力量。政治渐进主义使得中国领导人能够不断地调整其制度框架，一方面用以确保经济改革，另一方面用以容纳由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变化。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国家试图将互联网带给国家的任何形式的不良影响最小化。和其他任何技术一样，仅靠信息技术本身，是无法决定国家政治发展的路径的。更重要的是政治和社会力量，它们在争取中国政治变革的日常努力中使用着互联网。信息技术在国家和社会力量互动的背景中运作。因此，像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和西德尼·塔罗（Sydney Tarrow）这样的学者，当他们看见了纸质媒体在社会力量兴起中的重要作用时，他们就去观察纸质媒体如何帮助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或是如何帮助社会运动网络和社团的形成。多半情况下，社会运动是国家建设或民族建设的产物。在国家建设或民族建设过程中，如果忽视了其他重要因素，例如社会不满和民族感情，将会使我们的观点变成一种技术决定论。这种认识也适用于互联网在中国的情况。国家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但它并非唯一的政治力量。快速的经济变化为新的社会力量让出了道路，而传统的社会阶层（例如工人和农民）的力量则受到了削弱。类似的，国家也不是互联网的唯一用户。尽管国家出于自己的目的，试图管控互联网的发展，但是其他社会力量也在利用互联网来争取他们自己的利益。互联网的作用在国家和社会力量之间的互动中呈现。

4.政权变革的三种形式

带来政权变革的是国家和社会力量之间的互动，或不同的互联网用户之间的互动，而非互联网本身，因此，我们需要明确，不同的社会力量是如何与国家互动的？它们又是在什么样的机会结构中进行互动？凭经验而论，在当今世界，我们可以明确三种政权变革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中，互联网和其他信息技术能够起到作用。第一，政权变革的力量可以是外来的。在其最初始的形式中，政权是可以被外部力量消灭的，然后新的政权将会建立。从历史上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西方大国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在非西方世界创造了无数“外来”政权。在战后年代里，美国在日本一手操纵建立了一个民主政权。一个类似的进展发生在伊拉克，这发生在美国受到“9·11”恐怖袭击之后。尽管这样一种方案在今天的中国不太可能发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外部力量在影响中国的政治变革上不再重要。信息技术确实能够推动这个过程，因为它能够对外部力量进行赋权来影响中国的政治变革，正如它对国内的社会力量进行赋权时所做的那样。

第二，政权变革可以自下而上进行，即政权被人民起义或革命所推翻。这是20世纪80年代菲律宾的例子，人民的力量推翻了马科斯（Marcos）的独裁统治。更近的例子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印度尼西亚，人民的起义将苏哈托（Suharto）赶下了总统宝座。信息技术能够在这种方案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在推翻苏哈托政权上，互联网被认为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第三，政权变革的发生，也可以是领导人主动发起政治改革和政治自由化所带来的结果，正如在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发生的那样。

外来力量导致的政权变革，对中国人来说并非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掌权的政权频繁地被来自北方的民族推翻。国家统一是一种规范，但是分裂经常发生。尽管分裂通常导致外部侵略，但是外部侵略又能够引起中国的统一。在历史的许多时期里，中国只有通过“外来”力量才得以统一。

外部力量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影响中国的政权变革，如今的中国统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还拥有在世界上相对强大的军事力量。只要党和军队是统一的，外部力量就很难在中国制造政权变革。从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到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和邓小平，中国的统治精英们采取了各种可能的措施来防止内乱和外患的发生。对他们来说，这二者是相互关联的：一个分裂的国家会招致外部的侵略，而外部侵略又导致了国家的分裂。对内忧外患的担忧，是中国的政治精英不希望政权民主化的根本原因之一。

一个“外来”政权之所以不可能，还因为一个现代形式的民族主义已经在中国精英和普通民众中牢固地树立起来了。现代的民族主义概念在传统的中国并不存在。前现代中国高度发达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是文化自觉的主要形式。儒家学说被认为代表了一种普世伦理，它区分了一种“文明”的生活方式，通过教育、美德和善治，这种生活方式可以为任何人所享有。相应的，传统的中国国家从根本上不同于西方的民族国家。现代民族主义需要民族国家的意识作为其共同体的最终目标，而基于儒家思想的文化主义意味着认同一种普世文化的道德目标和价值。

随着现代民族主义的传播，中国从一个由文化定义的实体转变为一个由政治定义的实体。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中国的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一个现代的国家认同。五四运动帮助培育了一种新的中国人意识，并艰难地尝试摧毁传统的儒家思想。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民党的统治阶级恢复儒家思想的尝试“流产”了。日本入侵中国，促使中国共产党将成百万的农民动员起来，汇入了现代民族主义的主流。即便是毛泽东也承认，如果没有外患，中国的现代民族主义很难形成。

改革开放之后，当代中国的统治精英们坚持不懈地追逐如下目标：让中国参与全球化并融入国际社会。他们认为，全球化和融入世界，是把中国建设成为强大和现代的民族国家的唯一路径。然而，中国的统治精英和知识分子从未忘记要以更大的努力来培育一种新的民族主义，这是一种新的国家认同，能够与不断变化的国内外环境相适应。因此，如果不对国内的情绪保持应有的敏感度，那么一旦中国在靠近国际行为规范上做过了头，就将在政治上付出昂贵的代价。

这样的一种环境决定了互联网如何能够对外部力量赋权来推动中国的政治变革。很明显，互联网或其他的信息技术将无法对外部力量赋权来变革政权。事实上，互联网在推动政治变革中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限制，限制其作用的不仅有国家，而且还有其他的民族主义社会力量。同样重要的是，新的中国民族主义在崛起。正是一种新的国家认同和一种新的国家意识帮助民众自愿地抗拒外部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自愿的抗拒，要比国家强加的任何措施都来得有效。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和民众都在使用互联网推动这种新民族主义。互联网使得国家能够将其宣传扩展到海外听众那里去。现在，海外的民众也能够轻易地登上中国的官方网站，并因此受到国家世界观版本的影响。此外，互联网还是一个有效的工具，中国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和受过教育的民众，都能够利用互联网来表达他们民族主义的声音。

在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没有什么国外的异议团体或其他的外部政治力量能够利用信息技术制造中国内部的政权变革。当然，总体而言，这并不意味着外部力量不会对中国的政治变革有重要的影响。在驱动中国的政治变革上，外部力量以一种相当不同的方式在起作用。中国现在是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全球化为中国的政治变革创造了一个新的外部结构和机遇。中国持续调整自身来适应国际规范。中国在与国际社会的频繁互动中，逐渐地被国际规范社会化。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一个日益重要的作用。

5.信息技术与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

政治或政权变革可以来自于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一个政权被另一个政权所取代，通常是由于政权之外力量的兴起。换句话说，大多数政权都难逃被社会力量推翻的命运。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经过长期而艰苦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最终成功地推翻了国民党政权。在自下而上的革命中，信息技术能起到重要的作用。

在解释社会运动的兴起上，可以明确几个主要因素：第一是市场经济驱动型的工业化。欧洲意义上的工业化在中国才刚刚开始。改革年代前由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和计划经济导致了工人对国家的依附。当前的这轮工业化，从根本上说与之前的不同。它是受到市场经济驱动的。一方面，非国有部门的企业按照市场原则在运作，另一方面，国家也试图将国有企业的财政负担转移给市场力量。

在欧洲，工业化创造了富裕阶级，但同时也创造了贫困阶级。马克思从工业化中看到了历史变革的动力，因为它产生了不同的社会阶级。由于不同阶级相互竞争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历史才得以进步。在今天的西方发达国家里，工人阶级的运动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是主导性力量。中国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对计划经济进行了30年的痛苦和不确定的实验，在这之后，中国领导人意识到，学习市场经济符合历史的需要。按照相同的逻辑，中国不太可能逃过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所经历的痛苦。尽管国家作出了一些好的努力，但是依然没能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福利体系和其他的相关制度来保障工人的利益。

除了工业化的痛苦之外，国家还面临着来自农民的压力。在西方，农民的地位被工业化快速地削弱，而在中国，这却不太可能发生。考虑到大多数人口依然是由农民构成，政府就不得不应对日益不满的农民。市场经济对中国农民的影响并不比对工人的影响少，市场经济已经导致了成百万农村人口的流动，他们在全国各地迁移以寻找经济机会。一方面，资本迫使农民背井离乡，另一方面，他们在所工作的城市中被视作是二等公民。他们有足够的理由来抗争和反抗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社会运动背后的第二个驱动力是全球化。全球化既可以作为社会运动的来源，又可以作为社会运动的工具。它将中国和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而这超出了中国政府的控制范围。世界经济的任何波动都将无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国。中国的整体经济依然处在全球化的早期阶段，但是在中国的一些地区，尤其是沿海省份，当地经济与世界市场的结合更加紧密。1997年，当大多数中国省份并未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肆虐时，沿海省份却遭到重创。成千上万的乡镇企业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倒闭。随着中国充分融入世界经济，外部的经济变化能够轻易地触发一场国内的社会运动。

一旦国内事件的发展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现代信息技术就使得中国政府很难忽视世界舆论。因为中国现在是全球化的组成部分，中国的经济正日益依赖于世界市场和国外投资。

可预见的未来，一场全国性自下而上的革命不太可能发生。第一，国家的强制力量变得更加现代化了。军队更加专业，国家也建立一支快速反应力量。虽然这些力量的主要目的在于保卫国家，但是它们也在国内起作用，武警通常被用来维持地方的社会秩序。

第二，中国的政治结构在防止全国性动荡和不稳定蔓延方面有着自己的优势。中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但是它事实上拥有一个行为联邦制结构。尽管它有着高度集权的表象，但是它的权力结构事实上是分散的。在中央和各省之间（或在省政府和在它之下的市政府之间）有着一个隐性的契约，后者必须对维护社会秩序负责。如果在一个特定的地区发生了骚乱，这场骚乱必须在当地控制住。国家不会容忍跨边界的骚乱。虽然农村和城市的骚乱事件会出现，但多是小规模的，是在当地发生的。很轻易地就被地方政府孤立和控制，不太可能会发展成为全国性的运动。

第三，民众对政权变革的观念已经改变了。许多民众事实上并不希望发生，像在俄罗斯、印度尼西亚等地发生的那样快速的政权变革。中国台湾地区的民主转型经验也对许多普通民众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历史上，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传播革命思想和组织社会运动方面，起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今天的知识分子却不这想，大多数知识分子在倾向上变得保守。即便是最激进的知识分子，现在也仅仅主张渐进的政治改革。大多数民众担心，在一场激进的政权变革后，国家将会陷入混乱。

在操作层面，大多数农村和城市的抗议者也是很现实的。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目标更多的是满足自身的物质利益，而非其他。一旦这个问题解决了，他们愿意与政府进行“合作”。

在工人和农民的抗议中，互联网都开始起到一个重要的作用。尽管依然没有任何研究能够表明，互联网是如何帮助抗议的组织者动员工人和农民的，但是互联网很明显帮助民众制定了有关工人和农民问题的话语论述，并为政治参与提供了一个虚拟的渠道。多年来，“三农”问题、城市失业问题和社会治安问题，是网络公共讨论中的热门话题，甚至出现在官方网站上，例如强国论坛，这是一个由《人民日报》主办的网站。“三农”问题指的是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它是中国领导人的重点关切问题，因为快速的工业化导致了农村的衰败。类似的，在城市地区，经济改革和快速的工业化也制造了越来越多的失业问题。缺乏坚实的社会保障体系又恶化了这一状况。领导人更加努力地来应对这些农村和城市问题，以便社会稳定能够维系下去。有关农村和城市问题的政策话语在不断变化，互联网是这个不断变化着的话语的组成部分。网络政治参与通常给国家制造了密集的和广泛的公众压力，并推动国家调整其涉工和涉农政策。

然而，互联网对一场自下而上革命有所贡献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的。尽管互联网使得抗议的组织者能够进行全国性的动员，但是它也对国家进行了赋权，使其能够发动有效的动员来针对它的敌人。正如已经论述过的，网络的反对行为是可能的，但是一旦它们形成了，它们就有可能被视为国家的威胁。一旦国家形成了这样的看法，国家将会使用所有可能的强制措施来针对这些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互联网使得国家能够更加有效地获得有关的社会要素信息，并因此调整其政策，或是采取措施来阻止抗议的发生。

6.政治自由化与国家和社会的相互改造

中国更为现实的政权变革方案，是从渐进的政治自由化中发生变革。在政治自由化的过程中，国家和社会力量相互互动，它们的关系变得有相互改造性。

国家和社会在网络上的多个场所中打交道，在这些场所中，一些社会力量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捆绑在一起，或是接受国家为代表全社会正当利益的恰当组织。

在政治自由化的舞台上，国家和社会力量之间的网络互动变得有相互改造性。这些互动中的一些有利于国家，一些则有利于社会。这样的互动能够产生一系列的后果，取决于政治和社会经济环境提供的机会结构。第一，国家能够将其自身的政治变革版本强加给社会力量，成功地改变了社会力量对其自身的认同，社会力量愿意接受国家为政治变革的代理人。第二个可能的结果是国家对社会力量的吸收。这意味着国家不得不调整其政治变革的进程，以便容纳社会力量。第三，国家在试图强加其版本给社会力量或容纳社会力量时，彻底失败了。在所有的这些可能中，尽管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是复杂的，但是他们确实是具有相互改造性的。网络政治参与很重要，不仅是因为它能够对政权制造政治压力，更重要的是，它能够为特定的改革政策提供社会支持。

在中国，基于互联网的集体行动有着它们的局限，指出这一点很重要。虽然这样的集体行动能够推动政治自由化，但是迄今为止，它们还没能触发政治民主化。这是因为民主化要求政府发生一个结构性的变革，但是自由化则不需要。

基于互联网的集体行动正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政治开放、政治透明度和政治责任制。这些进步是政治自由化的重要方面。和信息时代之前的状况相比，政权现在对民众更加负责，并且，政权也比过去更加愿意改变其陈旧的政策和政治实践。这样一种变化，部分是由于新形式的集体行动的存在，它们使得社会力量对政权施加了压力。

仅靠现代信息技术本身，还无法导致中国产生有意义的政权变革。政权变革还必须有其他社会力量在场。改革开放政策、市场经济、全球化和阶级分化都是中国政权变革的孕育力量。所有这些力量，再加上现代信息技术，都能够产生政治变革的重要动力，并最终为中国的政权变革产生重要的动力，现代信息技术的政治影响正在展开。

经济建设篇

第六章　国企改革与经济转型

一、中国经济改革不进则退

如何深化经济改革是今天中国面临的一大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从经济开始。当经济改革遇到了困难的时候，邓小平提出要通过政治改革，一方面来巩固已有的经济改革成果，另一方面来促进和推动进一步的经济改革。在政治改革遭受挫折之后，经济改革自90年代初（确切地说是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变成了主体改革。经济改革非常成功，表现在很多方面。首先在意识形态上，改革者解决了市场经济的合法性问题。市场经济脱离了往日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属性，其工具性凸显出来。没有意识形态上的转变，就不会有思想的大解放。市场经济的合法性更体现在法律上，中国修订宪法，为不同的产权（包括私有产权）提供法律保障。经济改革当然也表现在制度层面，经过90年代的改革，中国确立了一整套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

21世纪初开始，在“和谐社会”的改革目标指导下，改革的主体转移到了社会改革，意在确立社会政策。社会改革成为主体性改革有其必然性。首先是要向社会还债。经济改革一方面为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但另一方面也给社会造成了很多问题，例如，收入分配差异过高，劳动者工资过低，环保恶化，等等。要解决或者控制这些问题，已经大大超越经济改革的范畴，而必须进入社会改革领域。再者，中国的经济增长也需要进一步的动力。当以出口导向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出现很多问题的时候，建立消费社会就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无疑，消费社会必须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不过，在通过社会改革寻求下一波经济增长动力的同时，也不能忘记经济体制本身的改革。尽管社会改革成为主体性改革，但经济体制的改革并没有完成。社会改革的目的不是阻碍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相反是深化经济体制的改革。不过，现实并不是这样。在很多方面，经济体制改革仍然任重而道远。

1.回归计划经济的话语开始出现

首先，在改革的话语上。中共十四大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入党章，之后又写入宪法，市场经济的合法性问题早已解决。但现在社会各个方面纷纷出现市场经济怀疑潮。一些人，尤其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继续怀疑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是否可以并存，很多人把中国目前出现的种种问题归诸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解体了传统社会秩序，但没有能够产生新的社会秩序。收入分配差异越来越大，社会越来越分化，社会道德严重衰落。这些都是改革前毛泽东一代领导人要解决的问题，并且也的确是被解决的问题。因此，中国社会出现很多很大的声音，呼吁回到毛泽东时期。各种变相的计划经济时代的话语，又出现在经济社会改革的话语中。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从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看，这并不难理解。在经济改革成为主体改革的年代，主导改革的都是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政治人物和经济学家。他们在推动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分野问题，或者说他们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政策上，没有能够把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区分开来。结果，在很多方面造成了社会政策的经济政策化。就是说，在一些本应当属于社会政策的领域，经济政策畅通无阻，甚至推至极端。在西方，新自由主义发生在经济领域，而社会领域是受国家保护的，但在中国则相反。在经济领域，主要是国有部门，因为有国家力量的抵制，新自由主义很难发生作用；但在社会领域例如医疗、社会保障、教育和房地产等方面，新自由主义则大行其道，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现在当社会政策成为主体性改革的时候，人们不仅忽然发现，社会领域已经被市场破坏得“体无完肤”了，更重要的是，进入社会领域，尤其是医疗、教育和房地产的既得利益已经变得无比强大，都阻碍到政府的任何改革了。于是乎，人们开始怀疑市场经济。再者，社会政策改革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实现基本社会公平和正义，国家和政府的作用因此凸显出来。很多人开始用社会政策的思维套用到经济政策上，怀疑经济领域的市场作用。这里就出现了一个认知误区，那就是，社会改革者和经济改革者一样，没有能够区分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这里需要提醒的是，正如社会政策不能经济政策化，经济政策也不能社会政策化。在经济政策领域，不能无限夸大国家和政府的作用，正如在社会政策领域不能过分夸大经济政策的作用。

2.社会领域和经济领域存在矛盾

实际上，在社会领域因为新自由主义入侵变得过度市场化的同时，在经济领域，中国面临的是市场化不足的问题。近年来，经济领域的市场化不仅没有深化，而且有减低的趋势。这尤其表现在国有企业部门。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和市场没有关联。20世纪90年代，在实现企业公司化和法人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日后改革没有能够深化下去。国有企业的行为仍然不是市场主导的。这表现在多个方面，主要在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上。政府仍然视国有企业为自己的“自留地”，政府可以随意向其属下的国有企业提取利益；国有企业也仍保持着行政级别。尽管很多国有企业想放弃行政级别，但政府不想放弃，因为政府想用这一政治方法来控制企业。另一方面，既然国有企业不是单纯的企业，那么它们就要利用政治和行政权力来搞垄断，形成人们所说的权贵经济，或者权力市场。

有报道说，民企500强利润总和不及两大央企（中国移动和中国石油）。应当指出的是，国企的大扩张并不是说国企的强大。国资委前主任李荣融曾经说过，中国国企只有500大，而没有500强。朱镕基总理设计的“抓大”战略就是要强化国企的国际竞争力。今天国企国际竞争力仍然微弱，“走出去”困难重重。但当国企在国内市场和民企竞争时，则显得“优势”十足。

这里有两个特殊的现象应该引起注意：一是央企化，就是地方政府都拼命想和央企发生关系。与央企结盟是地方的理性选择，通过这种途径，地方可以得到两方面的利益，即政策利益和经济利益。很显然，和央企结盟，地方很容易得到中央政府的政策利益。一些本来通不过的项目，一旦央企卷入，就很容易得到批准。同样，和央企结盟也可得到经济利益，这不仅仅是因为央企本身掌握着大量的资金，而且也是因为央企对中央政府的巨大影响力，通过央企，地方很容易融资。

二是一些民企也想和国企建立联系。这有些不可理解。民企和国企发生关系，和国企形成依附性关系，对民企来说，是无奈之举，和国企发生关联是民企寻求政治保护的一种方式。道理很简单，尽管民企有了宪法和法律的保障，但在实际政策领域，民企处处遭歧视。无论民企发展到如何强大，在权力面前都会显得无能为力。一旦权力要处置民企，民企没有任何抵抗之力。

更为严峻的是，中国的国有部门并非西方的公共部门。国企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属于国家，而是属于掌管国企的个人。

如果说，在20世纪90年代国企和民企各自找到了自己的发展空间，各自创造着财富，那么现在的情形更多地体现为两者之间在抢夺财富，看谁抢得多。毫无疑问，面临强大的国企，民营企业纷纷败下阵来。“不安全”是民企的普遍感觉。这促使一部分民企开始寻找和国企联盟以得到保护，也有很多民营企业家出走。民企的出走构成了新移民潮的主力。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中国的经济改革仍然有待深化。深化改革是为了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增长。社会改革必须进行下去，但社会改革不能替代经济体制改革。人们既不能继续用经济改革的方式来指导社会改革，也不能用社会改革的方式来指导经济改革。经济领域的市场机制和社会领域的社会政策必须互相配合，平衡发展。如果不能正确理解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之间的关系，改革不但难以前行，而且会不断倒退，而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二、中国经济转型及其风险

很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强调经济结构转型。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国的经济转型的确在发生，主要表现在净出口占经济的比例大大减少，国内消费或者内需的比重有所增加。考虑到大规模反腐败运动对政府消费的有效控制，民间消费水平的增加实际上很显著。同时，就业情况也比较稳定。不过，没有任何理由对迄今为止的结构性调整的进展抱轻松态度。实际上，结构转型仍然面临严峻的挑战。不仅如此，另一些方面的结构转型，可能是人们不想看到的，正在对中国的经济形态构成更为严峻的挑战。

先来看看中国所面临的经济减速情况。经济减速超过预期，如果不能阻止，有可能转化成为经济萎缩。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呈L型曲线，这乃为正常。没有一个经济体可以维持永远的高增长。通常，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高增长之后，就下行进入中增长时期。中国也不会例外。不过，问题在于经济增长要下行到什么程度。现在L中的横线已经变成了下行的斜杠线，尽管斜杠到什么时候能够到底，还不好马上作出准确结论，但这个趋势是明显的。以前说7%GDP（国内生产总值）是增长的底线，但之后的经济数据已经下滑到6.7%。实际上，各省的经济下行远超人们的预期。

东北几乎全面下行，中央政府注入大量资金拯救，但如果东北的经济结构不变（主要是国有企业过于庞大，民营企业缺乏空间），再多的资金可能也无济于事。即使是经济发展好的一些沿海经济大省也很不乐观。例如广东省，迄今为止也只有广州、深圳和佛山少数几个城市，勉强完成省政府确定的指标。中西部有一些省份发展不错，但这些省份经济发展起步晚、规模小，它们的高增长对国家总体的经济增长贡献，并不能和东部沿海经济大省相提并论。

在经济增长下行的同时，更出现了人们并不想看到的经济结构转型，那就是金融、互联网和房地产对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让实体经济所需的人才、资金及生产所需的土地房产等资源成本过高，使本来已经效益下降的实体经济难以支撑，创新的成本更是难以控制，经营环境变得更加困难。金融和互联网这两个领域的现象，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脱实向虚”现象。这些年中国政府大力提倡金融业、互联网的发展，并且对这两个领域（尤其是互联网金融）实行自由化政策，缺少或者没有政府规制，结果这两个领域成为暴富领域，吸引了大量人和财。

1.经济形态扭曲

本来发展这两个领域是为了支持实体经济，但现实却已经走向反面。经济的互联网化无可非议。如果互联网业在聚集了大量的资金之后用于技术创新，也可以促成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很可惜很多互联网企业却只是政策寻租，没有把大量的资金用于开发新技术。比较一下美国和中国的互联网业就可以知道。百度外卖、阿里巴巴收购肯德基表明了什么？简单地说，互联网经济（尤其是网购）导致了经济活动的转移和重新分配。互联网业实现了两个目标：第一，用新的手段（互联网）实现了经济活动的简单扩张，而非技术性扩张和升级。第二，有效地把经济活动从实体经济（例如万达广场）转移到虚拟经济（网购），互联网业已经把国家经济大半边江山，从正式经济转为非正式经济。

互联网业对经济活动的转移，对国家的税收体制也产生着很大的影响，即收不到税。很容易理解目前营改增所遇到的困难。国家如果要收税，企业收入就必须能够反映到统计上，而只有正式经济部门才有统计，国家对非正式部门的税收毫无办法。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只能加重对实体经济（正式）部门的税收。营改增本来是要减轻企业负担，但执行的结果必然加重企业的负担，而未必能增加税收总量，因为中国的经济形态已经不一样了。

从2017年年底开始的房地产市场的剧烈变化，实体经济更是雪上加霜。房租的飞涨，大大增加了企业的成本。企业被迫纷纷离开一线城市，大部分都是中小型民营企业，但即使像华为那样的巨大型企业，也发现承担不了因为房价上涨而来的成本。很多企业家发现，做实体经济辛辛苦苦十来年，所得利润还不如炒一两套房。不难发现，金融和互联网企业越是兴旺的地方，实体经济越是显得摇摇欲坠。浙江就是很明显的例子。

再者，多层不良效益正在叠加，地方债务（含融资平台及地方国企）的增加及基础投资效益低下，不仅加大国有经济对经济资源占用的比重，而且降低收益率，加大了部分地区本已困难的财政支出压力。银行不良资产率在加速增加，目前部分银行将不良资产转移到账外资产（通过影子银行或信托），以减低报表的不良率。但这样做并没有实际效果，只是障眼法，更大的祸害是隐瞒实情，使中央决策层难以掌握实际数字，银行金融资产的风险在急剧增加，社会投融资平台接连出现兑付困难。

境外资本加速撤出中国。早些时候，人们发现香港富商李嘉诚开始从内地撤资。但李嘉诚的心态也是外商普遍的心态。境外资本撤出已经不是可能性，而是正在成为现实。从麦当劳和肯德基将其中国内地的资产出售，可以预见这一趋势，即国际大财团不看好中国。一些人将阿里巴巴收购肯德基，视为民族资本的胜利是缺乏理性的。就境外资本而言，不能仅从引进外资的统计数字上看，有很多境外资本是国内在海外的上市企业募集的资金的回流。

也需要考量到的是，美国加息的时间窗口，可能是在等待中国经济下行的时机。一般认为，美国加息主要考虑的是其内部经济因素。不过，在中美进行激烈经济竞争的今天，也不能忽视美国会针对中国的可能性。无论是针对美国国内问题还是针对中国，都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美国集中多次加息，迫使人民币大幅度贬值，到时如果要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中国势必消耗大量外汇储备，同时迫使中国对外投资或债券利息等的成本迅速加大，在海外上市公司市值大幅下降。由于国际社会需求不振，人民币贬值并不可能带来出口的实际增长，这将严重损伤中国的经济。

2.加大结构改革和调整

这个经济局面使得一些人对中国经济的未来，产生了极为悲观的看法。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继续加大结构改革和调整。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量。

第一，加大政策执行力度，把执行放到重中之重。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供给侧改革，改革规划已经有了，但始终不见有效的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尤其要注意改革目标与追求目标的工具之间的一致性。一些政策设计得很好，但执行却走向反面，主要是目标与工具之间的不一致性。在目标和手段相一致的情况下，如果能有效执行既定的政策，就可以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改革目标，即在经济资源分配方面，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起更好的作用。

第二，努力寻找投资空间。中国以往的经济增长大多来自投资。尽管要进行结构调整，但这并不意味着投资不重要了。实际上，投资会继续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消费型社会的建设和消费水平的提升，需要渐进的过程。劳动所得占GDP的比例仍然很低，居民存款率仍然很高，这些都决定了投资必须发挥其推动经济的巨大动力。问题在于如何获取新的投资空间。可以重新定义新型城镇化，把投资重点不是放在房地产，而是以质量为导向的城市建设，例如城市地下水管道、小区停车场、体育设施、医院、养老院和幼儿园的建设，农村的卫生、取暖、垃圾处理设施，等等。这些基本设施既是城市化和农村现代化所需，也可以消耗掉巨大的产能。当然，也可以通过对外的“一带一路”获取更多的海外投资空间。

第三，继续改善甚至修正顶层设计。在经济转型方面，人们一直关切投资与消费、出口与内需等方面的平衡，但忽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生产性投资与社会性投资等方面的平衡。如果这些平衡不能实现，经济发展很难可持续。

这里尤其要强调社会建设投资。中共十六大、十七大开始进行社会建设，当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等政策概念。这个时期，除了“维稳”方面出现问题，在社会建设方面还是取得了很大的建设成就，包括在农村和城市推行低保，基本社会保障制度得以确立。但近年来，社会建设动力不足，这个领域又呈现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趋势，即政府不想担负更多的责任。

今天，中国的劳动所得在总体GDP中的比例仍然很低。国家的税收体系基本上仍然是亲资本和轻社会的，主要依靠增值税和营业税，以及企业和个人所得税，而没有开征资本增值税、房地产税和遗产税等税种。政府社会投入不足或者不愿意投入，或许是考量到政府的负担，但政府完全可以从这些新税种中取得收入，用于社会建设。如果没有劳动所得的提高和社会政策建设，消费型社会建设会变得遥遥无期。从各国发展经验来看，无论是早期的西方，还是后来的日本、新加坡和韩国，社会投入不足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瓶颈。

种种迹象表明，经济萎缩的风险正在增加，其直接危害生产、就业、税收，甚至是社会稳定，而中长期的危害则促成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此而言，如何拯救经济当是今天的重中之重。

三、中国国有企业的命运

今天的国企正在按照其自身的逻辑发展，但中国目前的争论过于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国有企业开始大举扩张，这个势头到现在仍然很强健，没有任何减缓的迹象。同时，无论是中国国内还是国际社会，对国企的争论也多了起来。在中国国内，支持国企扩张的主要包括国企本身、从国企扩张获得巨大利益的相关部门，和那些把国企和中国社会主义等同起来（也就是从意识形态上相信国企）的社会群体。反对者也相当明显，主要是那些受国企扩张负面影响者（主要是民营企业），和那些相信西方自由主义的人。在国际社会，反对甚至恐惧中国国企的，是和中国企业存在着竞争关系的西方企业和它们各自的政府，当然也包括那些和中国有竞争关系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和政府；支持甚至仿效中国国企的是那些被称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主要是金砖国家。

无论是支持国企扩张还是反对国企扩张的群体，都在竭力掩盖着它们各自理由的利益因素，而从意识形态和政治层面来论证自己的论据的合理性。人们对国企的认识，显然不可能从这些几乎具有神学的话语开始。如果关心国企，无论是支持国企还是反对国企的，都要从经验出发。人们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如果按照现在的发展趋势，国企会走向何方？这也是大多数人所关注的问题。

达尔文发展出了“进化论”，讲生物的演化。实际上，生物也好，组织也好，都有其自身演化的客观规律。国有企业会如何演变，也可从进化论的角度来加以研究。也就是说，国有企业有其本身的发展逻辑，就像任何事物都有其客观发展规律一样。在实践层面，人们已经有足够的经验，无论是中国本身的还是国际的经验，来判断国有企业的发展逻辑。这种客观发展逻辑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1.中国国企走过艰难历程

要知道国企的前途，就要了解国企这些年来是如何得到发展的。中国的国企走过了一个艰难的历程。在改革开放前，国企的发展实际上有两个鲜明的阶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私营企业占主导地位，但国企在国家力量的支持下很快发展起来。在毛泽东所规划的新民主主义体制里，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是要长期共同存在的。但种种因素包括意识形态上私营企业缺少合法性、没有健全法律的保护、没有国家权力的支持，国企和私营之间的利益之争，私营企业很快就走向了终点。随着私企消失，中国很快就进入了一个全面计划经济时代。很显然，一旦竞争消失，企业也就不再成为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在计划经济时代，所谓的国企实际上是一个集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于一体的组织，或称“单位”。这种组织在动员国家资源，实现国家初步现代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各方面的代价（资源、人力、生命等）是很高的。当然，最大的代价是人们后来所看到的普遍贫穷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后，国企进入另一个大的发展阶段。但如果细分，这个时期的国企发展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改革早期的20世纪80年代，国企进行了一些内部改革，主要是分权，就是政府为了给企业提供激励机制，分权给企业。从制度创新来说，80年代的主要成就不在于国企改革，而是容许在国有企业之外发展出一个非国有部门来，包括民营企业和各种合资和外资企业。这些新体制为日后的国有企业改革创造了制度条件。

第二阶段就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抓大放小”的改革。到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国企亏损，国家面临财政危机，国民经济运作困难重重。因此就有了“抓大放小”的改革，在组建大型国有企业的同时，把大量的中小型国企实行民营化。在“抓大”构架内，政府对大型国企实行企业化（或者“法人化”），就是把企业的政治、社会和其他功能分离出来，同时也把竞争机制引入国企，让其成为真正的企业。而“放小”构架内的民营化，大大推进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90年代中期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国企和民营保持了相当平衡的态势，并且两者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这段时间，在制度建设上也有长足的进步。国家修订了宪法，承认私有财产的合法性。之后，又通过了《物权法》，对公民的私有财产提供法律保护。

第三阶段是在2008年之后，国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08年金融危机一爆发，中国政府推出了“四万亿”的救助计划，而这“四万亿”基本上都进入了国企领域，没有民营企业的份儿。巨额资本的流入，为国企的大扩张提供了强大的财政支持。从此，国企走上了大扩张道路。当时的决策层因为对金融危机的过分担心，只考虑到国家如何避免金融危机，而对国企大扩张的结果未有足够的考虑。因此，有关部门根本就没有告诉国企如何扩张，在哪些领域扩张，这就导致了国企的盲目扩张。国企领导层的唯一目标就是把国企做大。这就很快改变了90年代中期以来的局面。原来，国企被要求在具有国家战略的领域内发展和壮大，但2008年之后，国企到处扩张，哪里能盈利，就走向哪里。一句话，2008年之后，国企不仅侵入了原来民营企业的空间，而且很快就在原来的民营企业空间里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也很快就改变了原来国企和民营相对平衡的局面。

2.国企改革毫无进展

实际上，进入21世纪之后，有意义的国企改革毫无进展。企业化、竞争、效益等这些有意义的概念离国企渐行渐远。国企未来如何发展？如果现在的局面不改变，国企必然会经历如下几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继续挤占民营企业的空间。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民营企业得到相当的发展。尽管从规模上不能和国企相比，但其数量庞大，仍然占据半壁江山。近年来的经验表明，民营企业是没有任何力量阻挡得住国企扩张的，民营企业的选择是出走。这些年，民营企业家大量出走。随着国企空间越来越大，民营企业的出走速度也在加快。

第二阶段，到了民营企业空间被全面挤占，国企就会实现全面的垄断。但这种全面的垄断局面，和计划经济时代会有所不同。在计划经济时代，任何形式的民营企业没有合法性。今天，国企扩张会导致全面垄断，但民营企业不会消失。不过，民营企业会不可避免地被挤到社会的最底层，成为地方小市场内的角色。一旦国企全面垄断，同样会出现计划经济时代国企的局面，表现为封闭、低效率、亏损等现象。

在这样的情况下，国企会进入第三阶段。民营企业衰落，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导致国家税基的大大缩小，国家有可能再次回到贫穷社会主义的局面。同时，政府不可避免要面临财政危机。在很多方面，这正在变成现实。今天一些国有企业想方设法，大力抵制任何有意义的改革。例如为了抵制中央政府有可能的改革，一些国企甚至不择手段，大力兼并亏损企业，把企业的亏损额搞得非常巨大，迫使中央政府放弃改革的努力。它们仅仅为了眼前的利益，而把自己的长远和国家利益置于不顾。曾经所出现的所谓的金融系统“缺钱”现象，更是国企（包括国有银行）制度运作的必然产物。

如果发生重大的财政危机，国企有可能走第四步，即私有化，就是政府通过变卖国有资产，来应付财政危机。

到时候中国会有什么样的私有化？从经验看，届时中国的私有化会出现三种形式：第一是俄罗斯式的寡头经济，即把资产变卖给现在掌握国有企业的权势阶层。因为民营企业已经非常弱小，它们不可能有钱来收购大型国有企业。实际上，目前中国的财富分配高度不公平的状况，已经为这种局面的出现提供了经济条件。第二是国际化，就是外国企业收购中国国企。如果这样，中国也会出现拉美化。在拉丁美洲，主要企业是西方资本控制。拉美化现象前些年中国已经有很多讨论，不过，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的收入分化方面，而没有把外国资本控制中国经济考虑进去。如果中国因为国企问题而出现大规模的财政危机，就有可能导致外国资本通过收购国有企业而控制中国国民经济的情况。第三是买办经济，即中国的权力或者各种资本，和外国资本结合起来控制中国国民经济。买办经济现在已经不再提及，但实际上在今天的中国是存在着的，只不过规模不是很大。但一旦出现大型国企的私有化，买办经济就有壮大的可能性。

今天的国企正在按照其自身的逻辑发展。但中国目前的争论过于意识形态化、过于政治化。在很大程度上，国企改革争论已经变成了禁区。左派把国企视为社会主义的象征，支持国企的扩张；自由派则相反，认为国企的唯一出路是私有化。这些争论的确迷惑了很多人，一些人选择相信左派，另一些选择相信自由派，而这场争论背后的利益之争则被人所忽视。不过，左派和自由派尽管出发点不同，结果是同一的。今天如果根据自由派的主张，实行国企私有化，必然导致俄罗斯式的寡头经济。同样，如果根据左派的主张，继续扩张国企，如同上面所分析的，也会导致寡头经济，或者更为糟糕的结局。

因为利益纷争，社会争论不可避免，但执政者必须有清楚的认识。无论是自由派还是左派，这两种国企发展主张都不符合长远国家利益。国企存在的意义在于“平准”经济、应付危机、基础设施建设、国防，等等。这些在《盐铁论》里面已经说得非常清楚，到今天仍然没有实质性变化。但国企的全面垄断又会造成无穷的恶果。对中国来说，理想的局面是实现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平衡，从而使大型企业（国企往往是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往往是民营企业）之间的平衡。只有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协同发展，才不会导致大的经济危机。今天中国经济领域所出现的种种问题，大多都是这两种失衡的表现。如何实现这两种平衡？这便是中国经济改革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四、中国国有企业的边界在哪里

国有企业本来就聚集了庞大的资本，现在政府的拯救经济方案的庞大的财力又大多流向了国有企业。凭借越来越庞大的资本，国有企业在各方面的作为可以说是如鱼得水，畅通无阻。

自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呈现出两个大趋势：一是国有企业急剧地扩展到原来的一般性垄断行业。国有企业本来集中在电信、石油、矿产等被定义为国家核心利益的领域，但最近国有企业很快扩展到包括地产业在内的一般性垄断行业。第二个趋势也同样显著，那就是出现各种不同形式的国有化，国有企业用股份等手段渗透到原来非国有部门的企业。

金融危机一爆发，国有企业马上就有了用武之地。国有企业在执行政府的拯救经济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经济杠杆”。西方政府通常只有金融杠杆，而缺少经济杠杆。中国的经济杠杆主要表现在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国有经济部门，通过这个部门，政府就可以结合政治、行政和经济的方法把其政策推行下去。

人们既要承认国有企业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的作用，但也要看到目前国有企业发展趋势令人担忧的地方。目前的发展趋势如果得不到有效的纠正，拯救危机者最终反而会演变成为其他各种危机的根源。

1.导致产能过剩和变相的宏观调控

在很大程度上说，尽管可以把国有企业视为国家利益的承担者，但它们也不可避免地是巨大的既得利益者。因为国家要通过它们作为经济杠杆来实施危机拯救措施，它们也自然把危机视为一个极好的机会来扩展自身的利益。实际上，它们的利益的扩张已经导致了诸多消极后果，例如各级国有企业的盲目扩张已经使得很多产业出现了产能过剩。这迫使中央政府正在进行一波变相的“宏观经济”调控。

本来，金融危机给中国的产业升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但因为各级政府在制定拯救危机方案方面缺乏科学性，庞大的资金的注入没有导向产业升级，所得到的只有产业的无限度扩张。更有甚者，很多地方把原来是宏观调控对象、需要淘汰的落后企业又救了回来。就是说，金融危机本来应当是淘汰落后企业的，但实际上则是保护了落后企业。很显然，这种低层次的产业扩张是不可持续的。

实际上，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有企业的发展非常迅速，规模越来越庞大，但同时国有企业也是各种经济和社会矛盾的一个主要根源。因为中国各方面的法制不健全或者得不到执行，国有企业的发展显现出三个主要的弊端：

一是发展毫无边界。国有企业可以借力国家庞大的经济能力和政治行政权力，再加上市场机制，这些都使得国企发展所向无敌。

二是没有外在的机制和手段能够有效地规制国有企业。因为政企不分，无论是政府的哪个部门要规制国有企业的行为都异常困难，甚至不可能。在政企不分情况下的规制往往是人们所说的“左手”规制“右手”。

三是国有企业内部治理机制的缺失。尽管是国家的钱，但国有企业的行为犹如独立的“小王国”，可以自行决定内部的工资水平，同时在很长时间里也不用上缴利润（现在即使国有企业开始上缴利润，但比例极小）。中国的国有企业部门已经大大超出了其他国家的“公共部门”的概念了，因为所有的公共部门是要受制于公共的监督的。国有部门因此是中国社会收入分配差异越来越大的一个重要根源。同时，因为是国家的钱，国有部门无论是对内投资还是对外投资，其决策往往缺乏经济理性。应当强调的是，所有这些过程中都可能包含着无穷尽的腐败。

国有企业的这些变化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抓大放小”的改革。这个设想非常具有战略性。就“抓大”来说，中国需要一个相当规模的国有企业。这是中国的传统，从《盐铁论》到近代，企业的发展需要国家的支持，而国家也需要垄断关键的工业和商业。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不但要建设各种庞大的公共工程，而且也不断面临各种危机。国有企业的作用非常显然。在全球化的时代，国有企业也必须扮演另外一个积极的角色，即增加中国的国际竞争能力。

同时，“放小”的目标是发展一个同样强大的非国有部门。在当代，非国有部门从很多方面（例如就业、分配、效率和效益、竞争等）来说甚至比国有企业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从本质上来说，中国的经济问题不是要不要国有部门或者非国有部门，也不是国家所有制或者其他所有制的问题，而是它们间的边界问题。无论是哪一方，如果没有发展边界，侵占了另一方的空间，那么经济必然失衡，危机不可避免。从现在看来，无论“抓大”还是“放小”，在执行过程中都产生了一些问题，主要原因是它们之间没有任何边界。

2.有别于西方的“国进民退”

有人说，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国有部门在所有国家都得到很大的扩张。这就是一些人盲目乐观，过早宣布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灭亡的原因。但实际上，在今天的世界，意识形态上的“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在各种因素中间达到平衡的问题。无论是哪种主义，其实践走到了极端，必然导致危机。

中国目前的“国进民退”和西方的很不相同。没有任何一个西方政府像中国政府那样拥有自己的企业。并且在西方，“私有化”在意识形态上天经地义。就是说，西方政府很容易实施“退出”。实际上，西方各国也正在设想和准备各种退出机制。但中国则相反，“国有化”拥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而“私有化”则是意识形态的敌人。等国有企业侵占非国有部门之后，要退出则是非常困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从以往的经验来看，这种“退出”或者称为“民营化”过程往往又导致巨大的腐败。

毫无边界的国有企业因此既是中国的经济挑战，也是中国的政治挑战。国有企业不讲效率，不讲市场机制，因此也就没有有效的竞争能力，尤其在国际市场上缺失竞争能力。20世纪90年代设想的国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没有能够实现，反而调转方向和国内的民营企业进行竞争。西方的企业经过这次危机期间的调整，在危机之后竞争能力会更强，中国的企业会面临更恶劣的竞争环境。

国有企业毫无节制的发展也会导致消极的政治后果。因为大力侵占非国有部门，本身又没有竞争概念，缺乏效率和效益，从长远来看，会遏制甚至扼杀非国有部门经济。国家的税基因此会很快变小。在这方面，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的教训，税基变小的政治后果往往是不可设想的。

3.阻碍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创新

国有企业也在有效地阻碍着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创新。国有企业好比农民的“自留地”，自给自足，不会受外在环境过度的影响。历朝历代垄断关键的工业和商业，政府所需资源大多来自这个部门。这导致了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展出一个比较有效的财政、金融和信用等制度体系。在西方，因为政府没有自己的企业，其所需要的资源来自民间和社会，因此必须发展出一整套制度体系，一方面促进经济发展，扩大税基，另一方面又从社会汲取资源。中国的传统政治好像非常恐惧于和社会民间打交道，对民间经济的发展多有限制，也不放心。国民党甚至还搞过“党产制”，但结果还是不管用。

如果一个政权所需的资源需要从社会民间汲取，那么这个政权就要想方设法地发展和社会的结合机制。如果政权所需的资源来自自身，即国有经济，那么，这个政权会丧失和社会打交道的能力，或者这方面的能力发展不起来。这就会导致政治体制创新能力的缺失和社会的脱节。

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人们实在没有理由因为国有企业的大扩张而感到乐观；相反，人们应当对国有企业目前的大趋势深感忧虑。设定国有企业合理的边界、政企分离、有效防止国有企业对市场的干预、改革国有企业内部的企业治理机制、建设国有企业的外部的监管机制等等，所有这些都必须通过有效的改革才能达到。有了这些制度，国有企业是国家强大的保障，但如果没有这些，国有企业会导致国家从兴盛走向衰落。

五、中国国有企业的出路在哪里

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仍然扮演着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但是，近年来，国有企业越来越成为社会公众抱怨的对象。公众对国企的不满有其深刻的原因，因为国企的行为在很多方面，对中国经济乃至社会和政治带来了极为负面的影响。国企的进一步改革不可避免，不改革，国企不仅无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会对执政党的合法性造成巨大的冲击。

国企改革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在很多方面都作了尝试，但整个20世纪80年代并没有找到改革的突破口。真正的突破口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是在朱镕基任副总理和总理期间。当时政府的做法主要有三：一是国企的法人化和企业化。此前，国企很难说是企业，因为其承担了很多非企业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每一个企业就是一个小社会，不仅有经济功能，而且也有政治和社会功能。这种形态的国企当然和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是相吻合的。20世纪80年代所做的只是放权让利，即政府把更多的利益让渡给企业，使得企业有动力去追求利益。这期间政府实行的法人化目标，是要把国企转型成为真正的企业。这个目标可以分解成不同的方面，目标的达成也需要一些时日。当时的改革强调的是把诸多社会功能从国企分解出来，这方面也的确做到了。

二是引进竞争机制。国企最大的难题就是缺失竞争机制。在20世纪80年代，在国企之外开始产生一个非国有部门。但这个非国有部门并没有对国企构成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到20世纪90年代，大多数国企，尤其是中小型企业，处于亏损状态。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中小型国企实行“放小”政策，即民营化。民营化过程尽管出现了“国有资产流失”等在内的问题，但方向是对的。没有这个过程，很难想象那么庞大的国企能够走出亏损的困境。民营化大大提高促成了企业之间的竞争。更为重要的是，民营化对中国整体国民经济形态发生了结构性的影响，即达成了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之间的大体平衡。而此前，国企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这种力量的平衡也反过来促成了两个部门之间的竞争。

三是组建大型国企集团，即“抓大”战略。“抓大”就是在关键的领域，通常是对国家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通过组建大型国企来强化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这个方向也是对的。作为一个后发展中国家，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扮演一个比发达国家更为重要的角色，尤其在国际经济领域。因为全球化，中国企业成为国际经济的一部分，但在关键的领域毫无竞争力，国家因此意图通过组建大型国企来参与国际竞争。

通过这些改革之后，国企已经今非昔比，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国企已经挣脱了改制前的亏损局面，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国企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就规模来说，国企可以和全球最大的企业媲美。实际上，国企已经是海内外各方“倾心”的对象，纷纷想和国企“攀亲”。近年来的“央企化”（即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地方国有企业都想和国企发生关联，不管是自愿的还是非自愿的）现象很能说明问题。

1.国企为什么遭社会抱怨

既然取得了那么多成就，国企为什么遭社会抱怨呢？

首先是国企开始偏离原来组建大型国企集团的目标。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是国企进入非垄断领域。原来的设想是要国企在一些关乎国家战略利益的领域实行垄断，并发挥作用。但近年来尤其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国企大扩张，其触角已伸展到非垄断领域，国企大肆进入民营企业领域，占据了民营企业的空间，很快改变了原来国企和民营企业两个部门相对平衡的状态。因为国企都是大型的，它们空间的扩张表明中小型企业空间的缩减。如此，国企已经造成了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

其二就是国企“走”不出去，或者盲目“走”出去。国企的其中一个责任就是“走出去”，在国际市场上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但这个目标并没有达成，西方各国大都以政治和国家安全为理由，拼命抵制国企的“走出去”行为。但在发展中国家，包括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等，国企“走出去”又显得不够审慎，这里主要是能源领域。国企的投资很难说具有多大的经济理性，这些地方都是一些不稳定的国家和地区，使得民众有“走出去”了但“走不回来”的感觉。实际上很多国企“走出去”根本就没有经过科学的风险评估。

其次是国企内部变相私有化现象严重。国家管理国企的“代理人”对国企具有无限的权力，国企很容易演变成国企管理者的企业，而和社会甚至是政府无关。很多年里，国有企业盈利了，国企的管理者可以自行支配，进行内部分配。社会上的一些经营群体现在纷纷离开私企，甚至是待遇优厚的外企而进入国企，并非没有道理，即国企内部的待遇已经大大超越所有其他的企业。但若国企发生亏损，却向政府伸手，需要动用纳税人的钱来救济。

即使在“盈利”问题上，公众也并不相信国企真的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获利，更多的人相信国企是通过垄断，凭借其行政和政治权力来聚集财富。这种聚集财富的方式已经出现了问题，而国企分配财富的方式更是缺少公众的监督。

也同样为社会所抨击的是国企越来越具有封闭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越来越具有流动性。流动性表明开放性的程度。一个组织流动性越强，开放性就越高。但国企已经在很多方面退回到从前计划经济时代的企业，这尤其表现在员工招收方面。很多国企招收员工都依靠关系（家庭、家族、亲戚、朋友等关系）来进行，很难说是人才。当通过关系而进入国企的平庸员工能够获得巨额经济好处的时候，那些被排挤在外面的社会成员显然就要表示不满。

2.国企的出路在深化改革

国企的出路在哪里？一些人开始谴责改革，开始否认20世纪90年代所进行的国企改革。国企所面临的问题尽管和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改革有关，但解决问题的方式并不是单纯地谴责改革，而是要进一步深化国企的改革。就是说，问题并不在改革的方向，而是改革没有得到深化。

如何深化？谴责改革的人很简单，想回到改革前的时代。但计划经济时代的国企模式已经破产，没有人相信回到那个模式能够解决国企问题。也有些人主张全面的私有化。但私有化既没有政策上的可行性，实际结果也不见得好。这在俄罗斯和东欧的国企转型过程中就可以看到。回到过去和全面私有化这两种选择都不具有现实性。

实际上，我们仍然有很大的空间来深化国企的改革：

首先，是进一步的企业化。要搞好国企就必须培养一大批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管理者。企业化在20世纪90年代只走了一步，即法人化。这方面还需要深入。现在国企的管理者更像政治人物，而非企业家，管理者还是具有行政级别。这种制度安排既是政府控制国企的手段，也是国企行为行政化和政治化的手段。行政级别必须去除，使得企业管理者成为真正的企业家，而非政治人物。政府可以发展出其他的手段来管理国企。

其次，需要给国企设定一个边界。这是原初的设想，即国企必须限制在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关键领域。国企要从那些不具有战略意义和战略意义不明显的领域撤出来，把这些空间让渡给民营企业。国企的边界非常重要。没有边界，国企就会到处扩张。因为国企的特殊地位，没有其他企业能够与之竞争。这就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即使国企在边界内，也需要引入竞争来减低其垄断地位和提高竞争能力。国企之间的竞争也不是不可以的。只要是企业，就可以互相竞争。

再次，国企要保持开放性。目前日渐增加的封闭性对国企有百害而无一利。国企要管理得好，就需要同其他企业竞争人才，而开放性是保持和提升人才品质的唯一办法。通过关系网而形成的封闭性只会把人才排挤在外面。越是没有人才，国企越是会依赖其他资源，包括行政和政治权力，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真正的人才才是国企的竞争力之所在。

最后，更为重要的是国企必须“国有化”。现在国企已经演变成为国家代理人的企业，和社会、公众关系不大。政府必须建立各种制度机制让社会监督国企，让民众参与国企。这在国际上有很多经验。在很多国家，公共部门的运作具有很高的制度性保障的透明度。可以设立专门的机构监督这个部门，也可以由议会对这个部门的运作进行监督和规制。不管怎么说，公共部门必须对社会和公众负责。没有这个环节，国企就很难产生出其社会责任来。没有社会责任，这个部门就会成为社会抱怨的对象。

在中国，国有企业并不是现代的产物，早在《盐铁论》中就已经论及国家垄断重要产业的意义，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国防安全、应付危机和平衡市场。历史发展到今天，所有这些功能还继续需要。实际上，就应付危机来说，这种功能需要不断强化。全球化在大大推进了国际市场的形成的同时，并没有使得国际市场更为强大；相反，国际市场变得越来越脆弱。既然没有国家能够逃避全球化，那么所有国家也要考虑如何应付日益增多的危机。这些都是中国国企的存在的理由。但是，国企必须改革，如果像今天这样任其发展，就会后患无穷。在西方，当“看不见的手”（市场）占据完全的主导地位，政府缺失规制能力的时候，危机必然发生。中国则相反，当国有部门完全占据主导地位，而市场无从发挥其作用的时候，危机必然发生。要避免危机，进一步的改革是唯一的选择。

第七章　中国政商关系的重建

一、商与中国政治

中国自中共十九大前开始，延续至今的对房地产、金融领域的整顿过程中，首当其冲的是那些被人们视为“大鳄”的企业或企业家。如果说十八大之后政治领域反腐败运动重点在“官”，那十九大前后反腐败重点已经覆盖经济领域的“商”。正如政治领域反腐败重点在于反对领导干部拉帮结派、搞山头、圈子和团团伙伙那一套，经济领域反腐败的重点也在于反经济寡头，尤其是那些由政商不分所导致的经济寡头。

无论是政治领域的腐败，还是经济领域的腐败，两者具有共同的根源，即社会的急剧商业化。中国数千年为农业文明。尽管一些朝代商业也兴盛，但没能发展成近代商业社会。直到改革开放，由于内部经济发展和外部全球化的影响，中国才进入真正的商业社会。

商业社会对商、对政治、对商与政治的关系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商业社会导致社会利益的高度分化，不同的利益须反映到党和政府的政治过程中。但如何反映到制度层面呢？这就是党内民主的内容。但因为对什么是党内民主、党内民主如何进行缺乏经验，很快就出现西方化的趋势，即以单纯的“票决”来决定党内权力分配。

如同西方商业社会的早期，经济领域实行的往往是“先发展后规制”的原则。房地产、金融等所有领域都是如此。因为毫无规制，这些领域的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完全处于“自由放任”的状态，这就使得这些领域很快就出现了“寡头”。“自由放任”导致寡头，这一点中西方没有什么不同，是普遍的经济规律。

关键在于如何解决所出现的问题。经济领域反腐败、反寡头，西方也发生过。经济领域的反腐败和反寡头也是一个永恒的任务，因为不同时代会出现不同的腐败和寡头。在西方，反腐败、反寡头之后，落实到制度上就是现代规制型国家的产生。

总体上说，不同的文明会产生不同的规制。一种规制如果不能同本身的传统文化相吻合，其失败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其成功的可能性。或者说，现代化的规制要考量自身文明的特点，用中国官方的语言来说，就是要有“中国特色”。

1.中国历史上的政商关系

就政商关系而言，中国文明具有什么样的“特色”呢？中国文明有两个既优秀又具有现代性的传统，即“政教分离”和“政商分离”。“政教分离”即政治和宗教的分离，不是这里要讨论的内容。就“政商分离”来说，有几个重要的方面。

首先，在意识形态层面，中国文明很早就确立了“士农工商”的意识形态。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商处于最底层。当然，这不是说商最不重要。商是掌握财富的。就各阶层的政治影响力来说，次序便是士商农工，商仅次于作为统治阶级的士。农在意识形态上的地位很高，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领导阶级”，但数千年里，农是最底层、最辛苦的阶层。这样的意识形态的表述，只不过是历代统治者对农业文明的认同，或者“重农主义”。

其次，在实际操作层面，商不能直接转变成士，钱不能直接转变成权，尤其是商的意识不能成为统治者的意识。商人也有被皇帝录用从政的，尤其在早期。例如汉代的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其中桑弘羊历来就被视为历史上最有才干的大臣。当然，皇帝使用商人是因为他们的能力，并不是他们作为商人的意识。桑弘羊等人所实施的政策是反商人的，与商人企业家争利。一些朝代对官位也有买卖发生，商人是“收购”这些职位的主体，但大多数是一些不重要的职位。皇朝这样做是为了解决财政收入问题，担任那些买卖官职的商人也会被同僚（通过科举考试当官的）看不起。

但是，朝廷也提供社会空间给商这个群体，满足他们的实际需要。这里主要有几个方面：第一，一些有才干的大商人直接为皇权服务，为皇帝或家族“打工”。传统上，皇帝的财库和政府的财库是分开来的，皇家拥有很多企业。经营和打理这些企业的往往是商人。为皇帝或皇族直接提供服务的商人当然能够享受“皇恩”，产生不小的经济甚至政治影响力。

第二，容许商人的下一代参加科举考试，鼓励他们用财富来为皇朝培养人才。皇朝对商人拥有大量的财富很不放心。一个方式是容许商人购买土地，商是可以流动的，但土地是不动的。商人购买土地之后，皇朝就比较放心，因为原则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当然，皇朝也不容许商人购买太多的土地，因为这又会导致社会不稳定。但对商人投资下一代，皇朝则是乐意看到的。历史上，在一些富裕的地方，商人家庭甚至比士家庭培养了更多的士。

第三，商人拥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地方上的慈善社会服务基本上由商人提供，或士商合作提供。

从皇权的角度来看，传统数千年的政商关系不能说不成功。商从来没有挑战过皇权，而皇权一直能够维持其对商的有效统治。当然，从商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政商关系非常不成功，甚至是大失败。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西方那样的近代资本主义？因素很多，政商关系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这种关系维持了数千年的农业社会，扼杀了企业家的商业精神。企业家精神的缺失，和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资本主义是有关联的。在西方，企业家精神（无论在马克思意义上还是在熊彼特意义上）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核。

2.政商合一成裙带资本主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商关系基本上出现三种形式，这三种形式都出现了严重的腐败现象。第一，从“政”到“商”，即党政官员通过“下海”方式，转政为商。在这种方式下，党政官员充分利用其原来的政治行政资源来经商。第二，从“商”到“政”，商人进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等政治系统，或者官方认可的社会组织（例如工商联和商会），商通过正式的渠道和政治过程发生关联，对政治发挥作用。

很多年里，商已经在各级人大和政协系统成为一股不可小看的政治力量。从一个方面说，这是政治的进步，因为商获得了正式的政治参与渠道。但另一方面，因为对商人的选拔（进入人大或政协）过程没有制度化，尤其没有公开化，往往简单地以一个人所拥有的财富来衡量，这里面的腐败也难以估量。

第三种情形更为糟糕，即政商合一，无论是通过正式还是非正式的方式。政商合一已经形成人们所说的“裙带资本主义”，政治权力和资本的合一不仅导致巨大的腐败，也造成巨大的社会不公平。

应当指出的是，在所有这三种情形中，所谓的政商关系并不是政府作为一个实体和商作为另一个实体之间的关系，而是政府官员个体和商人个体之间的关系。即使是在第二种形式中，一个商人能够进入人大或政协系统，往往是因为其与政府官员个体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哪一名官员看中了哪一名商人。如果是两个实体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制度化和法律化；但两个个体之间的关系很难制度化和法律化，而且这个关系也是不可继承的。因为是官员个体和商人个体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的“交易”产生腐败，也就非常容易理解了。

二、中国政商关系危机及其根源

十八大以来，中国经历了一场持续高强度的反腐败运动，世界为之瞩目。腐败的发生有多种因素，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根源就是不当的政商关系。因此，中国领导层也一直把厘清政商关系，作为反腐败和体制改革的一个重点。

习近平近年来对中国的政商关系及其改革多次谈话或者讲话，其精神被人们概括成为“亲”和“清”两字。“亲”就是要“亲商”，但“亲商”必须保证“清”，即清廉、清白。“亲”“清”两字简单，但要把这两个字转化成为制度现实并不容易。

在很大程度上，今天在世界范围内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政商关系危机，不当的政商关系所导致的，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腐败，还有政治危机。政商关系的改革无疑具有普遍意义。

在东亚，二战之后，很多社会发展出了被学术界称为“发展型政府”（developmental state）的政体，形成了特殊的政商关系模式。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为代表的经济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扮演了比发达国家更为重要的作用，尽管这种意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政商关系的确很有效，但这些经济体也一直为腐败所困扰。

这种情况到今天不仅没有好转，反而在恶化。在韩国，政商关系已经造成了政府权力危机。不过，这并不是第一次危机，韩国多任总统都卷入商业丑闻，并因此而被治罪。中国香港曾经是法治的典范之一，商业透明化程度很高，但今天也为政商关系所困扰。最近前特首曾荫权因为不正当的政商关系而获刑20个月，这在香港的历史上十分罕见。

政商关系或者两者之间的互相利益输送，一直是香港市民所关心的议题。台湾在“民主”化之后，政商关系也没有得到改变。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陈水扁的腐败也与企业界有密切的关系。

就政商关系的紧密度来说，中国则更进一步。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较之日本等更大，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介入也更深。中国不仅有国有企业，而且中国类型的政商关系和亚洲其他经济体的也不同。在其他经济体中，人们把政商关系称为“政商联盟”，即“政”和“商”两大实体系统之间的关系，但在中国，政商之间的关系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网络关系，或者中国称之为“江湖”的那种关系，“江湖”关系倾向于强调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个体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两个实体系统之间的关系。

这种基于官员和企业家个体之间的关系更难治理，造成更大规模、深度和广度的腐败现象并不难理解。十八大以来，数量不少的干部甚至是高级干部的腐败，就源于这种政商关系，情况往往是，一个干部倒下了，后面就牵连一批企业家；或者一个企业家倒下了，后面就牵连一大批干部。

尽管人们都喜欢发财，但不正当的政商关系会导致各种问题，人们因此也一直普遍性地关切如何建立“正当”的政商关系。中国人对政商关系更是有彻底和深刻的见解。大家都知道，体现政治权力的是“官”，而“商”则代表财富。如果把“官”与“财”结合起来，那么就很可能演变成为“棺材”，也就是说两者的结合会导致很不好的结局，甚至是死亡的命运。无论是“死亡”还是“坐牢”都是“棺材”的命运。因此，习近平提醒中国的官员说：“千万不要既要当官又想发财。”

1.现代社会需要怎样的政商关系

尽管“官”与“财”不当的结合会导致悲剧，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政商关系。政商关系从古到今都有，也是需要的。在现代社会，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否建立有效的政商关系决定了一国的成败。任何一个国家，如果缺少企业家群体或者不能有效发挥企业家群体的作用，那么谁来发展社会经济呢？

企业家群体历来就是发展经济的主体。二战以来，东亚模式的成功就在于建立了有效的政商关系。这个政商模式现在出现了腐败，并不是说这个模式从一开始就有问题，而只是说它没有与时俱进，进行改革和转型。

东亚政商关系模式在早期是被广泛接受的，这是因为几个要素：第一，早期的企业承担了很多社会功能，也就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要远远大于西方的企业。第二，当时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经济发展程度低的情况下，人民的希望是经济发展。因为企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即使政商关系出现了腐败现象，人民的承受程度也比较高。第三，最主要的是人民从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得到的巨大利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企业在推动经济发展、提升人民福祉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日本企业的终身雇佣制度、日韩大企业集团、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中小企业，都是这些经济体内催生中产阶级的主体。在这个过程，形成了我们上文所说的特殊的政商关系。

不过，现在人民对原来的政商关系不再能够承受了，或者承受度大大减低。这主要是因为政府、企业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企业而言，1997—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企业越来越倾向于采用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尽管这样做是为了应付与日俱增的国际竞争力，但企业也越来越唯利是图，不再承担原来所承担的社会责任。

就社会来说，在全球化和技术升级的过程中，人们看到的只是极少数群体获得了巨大利益，而大多数社会群体没有获得相应的利益，甚至成为受害者。就政府来说，政府一方面为了发展经济，经常为企业提供优惠的政策条件，另一方面没有能力来解决收入差异和社会高度分化等问题。

再者，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人民的政治意识不同了，现在的人民具有很强烈的权利意识，无论是对经济利益的分享，还是对政治过程的参与。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商关系经常超越一般的腐败问题，而转化成为政治问题，甚至是治理危机。

政商关系不仅不会消失，而且非常需要。这就要求政商关系与时俱进，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及时改革和转型，否则不仅会导致腐败，而且更会导致其他类型的深刻危机。问题是如何改革和转型？

中国传统数千年在处理政商关系方面，有很多至今为止仍然有效的经验。中国文化很早就意识到政商关系的重要性，和其他文明比较，中国无论从意识形态上还是在制度设计层面，一直有“政商分离”的认知和制度设计。

在意识形态层面，中国确立了“士、农、工、商”的阶层意识，把“官”和“商”有效分离开来。尽管就实际重要性来说，排序应当是“士、商、农、工”，但商人在意识形态上没有天然的政治合法性，商人的财富不能直接转化成为政治权力。不过，这并不是说，政治过程是向商人关闭的，相反，政治过程向商人开放的程度，远远高于对其他阶层的开放程度。

商人本人不能把财富转化成为高级官位，但其子弟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而进入政府，担任政府职位。科举考试尽管理论上说是向全社会开放的，但因为商人的优越社会地位，即接受教育的条件和机会，大量的科举考生来自商人家庭。

这里，历史的经验是商人具有参与政治的需求，必须提供给这个群体正常的参政管道；否则他们也会通过各种方式来影响政治，反而会导致更多的腐败。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历届政府一直重视企业家参政的要求，多次改革统战政策来满足企业家参政的需要。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三个代表”理论的确立，企业家参政更是成为风气。

现在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里面已经有很多的企业家代表，其比例甚至远远高出其他社会群体。不过，制度化水平并不高，企业级的参政水平也不高，他们的意见也不见得能够反映到政府的政策过程中。这里的改进空间仍然很大。

2.政商关系需要怎样转化

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环境中，更需要把政商关系转化成为两个实体系统之间的关系，而非停留在官员个人和企业家个人之间的关系。中国政商关系的主要特点在于政商网络关系，即政商关系发生在官员个人和企业家个人之间，并非发生在作为实体的政府和作为实体的企业之间的关系。

因为政商关系呈现出高度的个体化，这种个体化的关系很难制度化和法治化，因为因人而变、因人而异。这种关系也没有继承性，父辈的政商关系不能延续到子辈，这个过程为腐败提供了很多机会。如果是两个实体系统之间的关系，那么就可以根据法律规定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怎么样的，并且是透明化的，不会因人而变、因人而异。

“政”这一边也同样重要。很多腐败案例都表明，很多领导干部主动“勾结”商人，在向商人输送利益的同时向商人要好处，有些甚至单方面地勒索商人。这里涉及很多问题，但政府官员的薪水问题至为重要。

政商关系就其本质来说，就是两个精英群体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政府领导干部也是精英，如果没有一份体面的薪水来支撑他们体面的生活，那么他们就会千方百计地通过不正当手段去获取金钱，例如，和企业家发生关联、滥用政府权力进行政策寻租，等等。

不过，政府领导干部的薪水水平也要考量到老百姓的接受度。华尔街高管的高工资导致了美国老百姓的不满，中国国有企业高管的高工资，也同样导致了中国老百姓的不满。这方面，中国既不能走新自由主义的高工资路线，也不能走忽视经济利益的道德说教路线。

中国政治制度的特殊性还需要加上一条，那就是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严厉的“党纪”约束。给公务员体面的薪水是前提，但人的欲望是无穷的，如果没有底线，那么仍然避免不了腐败。因此，必须确立严厉的“党纪”来调节领导干部的行为。监督也很重要。监督包括内部的和外部的。外部的监督比较好理解，即来自社会的监督，这方面中国具有很大的空间。

随着社会力量的壮大，他们对领导干部的监督要求也会越来越高。这个趋势已经在亚洲其他社会得到证实。政府内部监督，即政府各部门之间的监督，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而达成。中国尽管反对西方式的三权分立制度，但也在探索自己特色的内部监督制度。最近新成立的监察委员会就是要扮演这个角色的。

总之，从世界范围内看，不当的政商关系已经导致了不同形式的治理危机，甚至政治危机。每一个国家都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来探索新的政商关系，没有一劳永逸的制度，制度变革甚至重建是唯一的选择。中国亦然。

三、经济改革与中国清廉政府建设

一般地说，在讨论清廉政府的时候，人们大多会关注政治改革，而忽视了经济改革。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经济改革甚至比政治改革更为重要。在任何国家，经济是一个政权运营的血液，控制了经济就是控制了政府。因此，经济制度决定了政治体制，这也符合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

经济改革如何使得政府变得清廉呢？可以从如下的具体制度细节来理解。首先，最重要的是实现政治和经济的分离，在经济和政治之间建立边界。无论是在什么制度下，政府和经济的分离是清廉政府的一个重要制度条件。如果没有这个边界，政府可以随意动用经济资源，腐败就会变得不可避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社会在民主化之前就确立了“私有产权”制度。私有产权制度可以说是商业阶层（或者资产阶级）和君主贵族之间（也就是统治者）的一种契约。没有私有产权的保护，君主贵族就可以任意动用资产者的资产，这就是腐败。当然人们不应当对“私有产权”做过于机械或者意识形态的理解。“私有产权”和民主政治一样，在一些地方是清廉政府的前提，但在另一些地方，即使存在着“私有产权”也没有出现清廉政府。这里，经济和政治的边界才是关键。也就是说，私有产权只是确立经济和政治边界的其中一种方法，也存在着其他方法。

其次，是预算制度的确立。经济和政治有边界，表明政府的运作必须“取之于民”。政府本身不是生产者，其运作所需要的经济资源只能来自社会。社会如何保证政府不会滥用其从社会吸取的资源呢？那就是预算制度。经验地看，所有清廉的国家都具有透明的预算制度。预算制度可以说是一种“数量化”的管理。

无论是经济和政治之间的边界还是预算制度，这两方面最重要的制度在中国仍然处于非常初步的阶段。经济和政治之间还没有任何边界。计划经济时代，政治和经济合为一体。改革开放以来，其中一个改革目标就是“政企分开”。尽管政治和经济分离的范畴远比政企分开广，但政企分开的确是朝着这个方向走的第一步。这方面也已经做了一些，例如民营化，宪法保护私有财产等。

1.政治越界干预经济

不过，现实的情况令人担忧。首先是私有化。私有化或者民营化的确是政治和经济之间设定边界的一个有效方法。但民营化了并不是说政府和经济之间就有了边界。为什么？边界是否能得到确立还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是否存在着保护这个边界的法律体系，以及法律体系是否运作；第二，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力量对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营企业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中国在保护民营企业方面也有不少努力，例如修订宪法承认私有财产的合法化，也通过了《物权法》来保护私有财产。

但是这种法律上的保护并没有转化成为现实的保护，主要原因在于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力量对比还是非常悬殊，中国还没有改变政治主导一切的局面，政治力量可以随意越过政治边界，闯入民营经济领域。民营企业不管多么强大，在政治权力面前显得无比渺小。一旦私有财产被政治权力盯上，就无可逃遁。这样，法律的信誉无法确立，民营企业很难通过法律来保护自己的边界，它们不得不求助于法律之外的手段，例如通过和政治权力结盟，收买政治权力（例如，最近出现的民营企业抱国企的“大腿”的现象），等等。所有这些也滋生出无穷的腐败现象。

同样重要的是，没有政治和经济的边界，连国有企业的产权也难以保护。国企和国家权力之间的互动也在产生着腐败。国有企业并不注定是要腐败的，例如新加坡也拥有大量的国有企业，但是非常清廉，就是说在新加坡，国企的存在既没有导致政治权力的腐败，也没有导致国企内部的腐败。这主要是因为新加坡的国企和政府之间存在边界，而这个边界能够确立的主要原因，一是国有企业的企业化，二是法制的保障。

但在中国，国企既导致了国家权力的腐败，也导致了国企内部的腐败。为什么？首先，国企还不是企业。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国有企业实行“抓大放小”的改革，实行法人化，也就是企业化。但这个改革只走了半步。到今天为止，国企没有完全企业化，因为国企老板仍然保持着行政级别。国企老板与其说是企业家倒不如说政治人物。这个行政级别是国企自己要求保留的，还是国家要保留这个以期对国企进行控制？国家要控制国企的因素可能更为重要。也就是说，国家政治权力和国企之间不存在明显的边界。

2.界限不明导致一些国企腐败

这样，国企可以借用国家权力来发展自身，而国家也可以任意闯入国企而获得利益。两者的利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些年，在国家权力的推动下，国企大举扩张，这并不难理解，但是在这背后隐藏着多少的腐败因素呢？首先，国企已经变得过大而不能倒，大到可以影响国家权力的地步。也就是说，国企可以闯入政治领域，对政治权力的运作发生很大的影响。中国国有企业对政府的影响，犹如美国的华尔街对政府的影响一般。其次，政府官员可以闯入国企。政府官员控制着人事任命制度，各级政府官员可以轻易地把自己的子女、亲戚朋友安置在国企。也有很多干部在政府部门退出之后，直接进入了国企。无论从哪方面说，国企是中国目前最为封闭的一个系统。最后，是国企的内部腐败，也就是国企的内部私有化。国企在政治保护之下，不存在有效的监管制度，这是内部私有化的制度前提。国企盈利了，国企老总自己可以分配，但如果亏损了，就会向国家要钱。

不管怎么样，结果是显然的，那就是国有企业不能保护其财产，部分财产被形形色色的政治权力侵吞了。这就是腐败！当然，腐败是有代价的。人们说，国企老总是风险最高的一个行业，这是有原因的。查一下过去十来年里，有多少国企老总是以牢狱之灾收场的，就可以知道这个领域的腐败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了。

预算制度方面的问题更为严重。简单地说，中国还缺乏最基本意义上的预算制度。预算最重要的就是数字细节，国家预算中要把每一分钱的用处说得清清楚楚。但中国的预算是没有细节的，所谓的预算就是大概给一个数，也不知道这个“数”的根据在哪里。“预算去了哪里”的问题更是没有人可以回答。不用举很多例子，光看看各级领导个人可以掌握的金钱数量就足够了。为什么一个官员可以贪污数以亿计的天文数字？这完全是因为对他们没有任何数量的约束罢了。

实际上，执政党也已经意识到，没有有效的预算制度，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很难得到遏制。这些年来，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很多人都在呼吁建立预算制度。有些地方当然也在努力使得预算更加公开化。但总体上仍然没有一个有效的预算制度，为什么建立不起来呢？这需要思考。

政治和经济的分离和预算制度，是清廉政府的宏观制度条件。要保证官员的清廉，还需要其他很多制度的配合。从其他国家的经验看，有两方面的经济制度非常有效：一是在发展早期的高薪养廉制度，二是收入的货币化。

高薪养廉至少在一个社会发展的早期是非常需要的。在西方，尤其是欧洲，很长的历史时间里是贵族或者资产者统治，他们从政的主要考虑并非经济收入。在后发展中国家，这个问题如何得到解决？如果从政者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源来维持一个体面的生活，或者说不能有足够的正当收入，中国所说的“潜规则”必然流行，那就是权力“寻租”和腐败。这样后发展中国家就有了“高薪养廉”的实践，就是说给予公职人员较高的收入以支撑他们的体面生活，从而减少他们腐败的动机。

3.如何避免腐败陷阱

“高薪养廉”的第二个重要考量是如何逃离腐败的陷阱。很多社会，腐败不仅发生在政府领域，还发生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可以说具有全社会性质。这样的社会就容易陷入腐败陷阱。如何走出陷阱？一些国家就转向了政治精英。即通过政治精英来塑造社会，就是说，首先塑造一个清廉的政治精英集团，然后再通过这个集团来塑造清廉的社会。当然，这与列宁主义不同。在列宁主义那里，强调的是政治精英集团的道德水平，例如大公无私的献身精神。但问题在于，道德的诉求可求不可得，也很难实现可持续性。这样，“高薪养廉”的经济方法就取而代之。至少从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例子来说，这个实践是非常成功的。当然，高薪必须有一个限度，这个度是社会所能接受的，如果这个度超出了社会的接受程度，高薪的合法性就会成问题，这样也很难使得精英集团来塑造社会。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到社会经济发展到发达的阶段，“高薪养廉”的效用就会逐渐消失，主要是因为全社会的平均生活水平都已经到达一个可以过体面生活的程度，也就是中产阶级社会。很多欧洲国家尤其是北欧国家，政府官员的薪水并不是很高，但也能保持清廉，这和全社会的高生活水平有关，因为到那个时候，从政也只是一种职业，人们无须通过权力寻租来过上好生活。

也应当指出的是，在新加坡，早期的“高薪”目标主要是用来“养廉”。当然，高薪也并不是很高。但近年来，新加坡的高薪的目标主要是要和企业界竞争人才。很显然，如果政府领域的工资很低，人才必然转入企业界，而政府很难找到有用人才。因此，政府部门必须有相当高的薪水来吸引人才。同样，这个“度”应当在哪里？这在新加坡也是有争议的。但不管怎样，如果政府继续要在引领社会经济发展方面起到一个重要作用，“高薪”仍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新加坡政府也不会因为社会的异议而放弃“高薪”制度。

除了高薪制度，还有一个非常有效的制度就是官员个人收入的透明化，而实现透明化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官员收入的货币化。货币化就是有效的量化管理。官员的消费水平和其收入水平应当是对应的。货币化有利于对官员进行监督。一旦官员的消费水平远远超出了其工资水平，人们就可以怀疑其是否有非正常的收入，甚至腐败了。所以，很多各级官员的工资是公开的，是可以供老百姓查找的。这方面，新加坡可以说做得最为彻底，新加坡的高级官员连公车都没有。这个群体的薪水很高，但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内了。

无论是“高薪养廉”还是收入货币化，在中国都不存在。在所有与政府有关的领域，包括医院、学校、事业单位，当然也包括政府本身，人们的基本工资仅仅占其实际收入的很小的比例，大量的收入来自灰色地带。可以说，中国的案例完全和“高薪养廉”、透明化相反。低薪必然寻租，寻租必然腐败。中国一位部长的费用和新加坡一位部长的费用谁高？从表面看，新加坡不知道要比中国高出几倍来。但实际上的费用，中国的要高出新加坡的多少倍来呢？中国的官员薪水低，但可能有很高的灰色收入或者另类收入，例如公车、医疗、养老、旅游等。从这个角度看，如果中国采用新加坡的高薪制度，实际上的花费也差不多。同样的花费，一个制度可以做到清廉，另一个制度则腐败。这是制度选择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可以相信，中国的制度实际上是可以改善的。

在中国的经济领域，还要简单讨论一下“原罪追究”问题。今天，无论是企业家还是政府官员，凡是手中握有大量的财富的都感觉到很不安全。因此，一有机会，他们都想把财富通过各种方式转移到国外安全的地方。这里就涉及“原罪追究”的问题。这里已经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原罪追究”的声音在中国一直非常响亮。近年来因为社会不公平的恶化，这种声音越来越响亮，这就导致了财富的加速流出。“原罪追究”当然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些人所拥有的财富大多是非法所得。无论从道德还是法律来说，他们都应当受到追究。如何跳出现在这个恶性循环呢？在西方等国家，历史上也曾经经历过这样一个阶段。一个通用的办法就是通过制定新法律，规定在某一时间段之前的非法收入，免除“原罪追究”，强制或者鼓励这个群体投身到办学、社会慈善事业，等等。这样既留住了财富，也有益于社会。然后，在这个时间段之后，对他们的收入通过以上所讨论的种种举措来监管。中国不妨从这些先发展的国家学习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要不这个恶性循环继续下去，要不对此进行“去道德化”处理跳出这个恶性循环。两者可能各有利弊，但从长远看，后者的利肯定高过前者。

四、政府理应培育企业家成长环境

就中国可持续经济发展来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需要确立一种有效的政商关系。旧的政商关系出现了重大问题，表现为不可以持续，而新的关系尚待建立。如果不能建立一种有效的新政商关系，下一阶段可持续经济发展就会出现重大问题。中共十八大以来，政商关系改革的目标也非常明确，要从“勾肩搭背”的关系转型到“亲清”关系。

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建立这种新型的政商关系。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思考旧的关系是如何产生的。把旧的政商关系所体现的种种现象简单地统称为“腐败”，不足以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更不用说确立新的制度了。只有找到了腐败的制度根源，才能构建既能预防腐败，又能促进政商关系的有效制度。

1.政企之间的制度关系

政商关系的腐败并非简单个人层面的原因，而是植根于政府企业之间的制度关系。中国等级性市场体系是由三层市场组成的，并构成各自不同的政商关系。最顶层是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海外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最底层是由中小型民营企业组成的基层市场，海外称之为“自由资本主义”（或者亚当·斯密意义上的“自由市场”）。中间层是政府和民企的关联企业，或者关联市场，海外称之为“战略性资本主义”，或者“公私伙伴关系企业”，但也有学者常把此关系形容为“裙带资本主义”，或者“官商勾结”。

这三个层面的政商关系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先说顶层的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和政府的关系非常特殊，因为国有企业本来就属于政府。不过，企业属于政府并非没有政商关系。实际上，这个层面的政商关系处理不好，其政治社会意义更大，因为国企所承担的功能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也是社会政治上的。在这个层面，企业的腐败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表现在人事关系方面。很多领导干部甚至是高级领导干部都来自国有企业。实际上，在改革开放以来，国企一直是一个重要的人才培养基地。很多学者把中国的官僚体系称为“技术官僚体系”，大多数技术官僚的工作背景就是国有企业。

从国有企业培养的高级干部这种提拔方式不仅没有问题，也是中国制度的强项，但有一个问题没有处理好，那就是被提拔干部和原来工作的国企之间的关系。这些被提拔的干部往往和原来的企业（系统）有关联，这有利于他们在成为高级干部之后培养和提拔自己的支持者。更为重要的是容易形成寡头政治，干预国家政治。

第二表现在国有资本运用方面。一些高级干部通过这种政商关系，把国有企业的资本以不同形式投向家族、亲族、朋友、支持者的企业，这是明显的腐败，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也有国有企业在做企业投资决策时，仅仅是为了政治考量，缺乏理性，也造成了国有财产的巨大损失。这方面既表现在国内投资，也表现在海外投资。

底层是自由市场经济。这个层面的中小企业尽管其经济总量并不大，但承担着大量的就业人员，关乎一个地方的社会稳定。再者，中小企业对地方基层政府也有税收等方面的贡献。不过，因为这些企业经济功能强而政治功能弱，政府和官员不会在多大程度上理会它们。例如，中小企业不能从国有控制的银行得到有效的金融支持，基本上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在很多地方，如果法制不健全，地方的流氓地痞、豪强甚至个别政府官员会对小企业主有所企图。除此之外，这个层面的企业基本上处于“自由”的状态。

2.不当政商关系引发反腐运动

政商关系最麻烦的是中间层的市场。在这个层面，政商关系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很有必要。一方面，企业做大了，开始需要政府的支持；另一方面，企业做大了，政府也开始对企业不放心了，需要“关照企业”。也就是说，这里的政商关系往往由两方面因素的结合而促成，即一些企业家的“政治企图”和一些政府官员的“经济企图”。

当“政治企图”和“经济企图”结合在一起时，就演变成“权力”和“经济”之间的交易。这种交易既可以由企业家开始，也可以由政府官员开始。企业家的动机是多重的：通过从政府“寻租”把企业做大；在有效法治缺位的情况下，寻求政治保护；通过得到政府的一个位置（例如人大、政协、工商联组织等）追求社会声望，等等。

政府官员方面也具有很大的动机：直接的经济利益（向民营企业要钱、入股，甚至是公开地“抢钱”）、安排子女亲戚的就业、让企业家支付子女的就学费用，等等。也有一些政府官员用各种方式和民营企业“共同发展”，实现权钱的完全结合。

十八大反腐败运动以来所发现的各种案例，充分说明了这个领域形形色色的政商腐败关系，几乎每一个腐败官员背后都会牵涉出一大批企业，也几乎每一个腐败企业家背后都会牵涉出一大批官员。

正因为出现了如此严峻的问题，十八大以来才会发动持久猛烈的反腐败运动。很显然，国家可持续经济发展并不能建立在腐败基础之上。不过，“勾肩搭背”的政商关系由来已久，要厘清政商关系并不容易。在反腐败的强大压力下，导致了各方的“不作为”。

改革开放以来，就经济发展来说，中国一直是“四条腿走路”的，即地方政府、国企、民企和外资都各自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角，但现在这些主角都不那么作为了。官僚不作为，他们不知道怎样和企业家打交道了，国有企业也有同样的行为。民营企业家或者因为失去了直接的政治支持，或者因为过去的不当行为，而对未来产生深深的担忧和不确定感，于是纷纷出走。这三者的行为所造成的总体经济环境，也影响到了外资的行为。

在任何社会，企业无疑是经济发展的主体。这些年来，人们一直在讨论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根据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在逃避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处理好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最为重要。这些亚洲经济体之所以能够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政府的经济作用，而政府的经济作用是通过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而发挥的。这就是学术界多年来所讨论的东亚“发展型政府”的由来。

不过，在这些经济体中，政商关系也产生了重大的腐败。日本早期的政商关系相当腐败，即政治人物、官僚和企业之间形成了“铁三角”关系，后来通过大力改革才改善了关系。韩国也有类似的情形，但缺少有效的改革，直到今天都没有解决好政商关系，导致历届总统都没有很好的“下场”。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则是两个相对成功的例子，比较好地解决了腐败问题。非常有意思的是，新加坡是一个国有企业（政府关联企业、政府投资企业）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体，而中国香港则是一个民营企业占主导地位的完全自由经济体。

3.有效政商关系需要有效制度

新加坡的案例说明了，并不是国有企业都是会腐败的，问题在于如何设计一套有效的制度。不过，与新加坡不同，对中国来说，国企的最大腐败莫过于其成为政治寡头的经济基础。这方面，苏联和今天的俄罗斯有很多的经验教训。在苏联时期，强大的国有企业几乎垄断了国家所有的经济空间，造成了方方面面的垄断。苏联的国民经济最终在美苏冷战期间走向军事化，和国企垄断密不可分。

苏联之后，直到现在，俄罗斯仍然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叶利钦时期由国企通过私有化转型成为寡头，对国家政治构成了威胁。今天的普京也只是通过打压“异己”的寡头，而支持“亲己”的寡头以维持局面。中国如果要预防寡头，要对国企“做强做大”做一科学和深入的认识。

“做强做大”并不是说国企要占领经济空间的各个方面，而是要在特定的领域，例如自然垄断、关键的产业、关乎社会公共品的产业，发挥强大的作用。即使是在这些领域，仍然需要建立反垄断机制。同时，国企也应当和民营企业确立边界。

4.在中间层面，要建立“亲清”的政商关系就要处理好几对重要关系

其一，企业主和企业之间的边界。现在的情况是，企业家一出事情，整个企业就会受到影响，甚至被停业和关闭。如何使得企业不受重大影响？这方面国外有很多好的经验可以参照。

其二，企业和政府的边界，最主要的是要建立政府和企业作为两个实体之间的关系。现在的政商关系并不是两个实体之间的关系，而是企业家个人和政府官员个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表现为不可继承性，从而也是持续的腐败，因为每一代企业家都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培养和政府官员的关系。这客观上在各个层面造成了人们所说的“一朝天子一朝商”的局面。

其三，产业政策和企业的关系。政府掌握产业政策，企业执行。产业政策影响着国家巨量财力的使用，如果决策和执行不当会产生很大的腐败。政府官员要寻租，经常把资金投向与自己有关联的企业或者自己的“金主”；企业要寻租，寻找通过政府官员的关系来获取产业政策中的巨大利益。这里，建立公开、透明的产业制度及其产业实施制度是关键。

此外，政府官员的“下海”问题也是必须面对的。对现行官员必须实行严厉的管治，确立有效的“利益冲突条例”，防止官员对企业的利益输送。这方面，各地随着反腐败机制的建立，会得到相当的改善。不过，对一些退休官员在企业兼职的问题，可能需要考量。这种情况很难禁止，但或许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官员的丰富经验来促进经济发展。这方面，很多国家也有很好的经验可供参考。

在底层中小企业领域，政商关系也极其重要。大多创新都发生在这个领域，是培养新企业和企业家的领域。政府的支持对这个领域很重要。第一，金融。金融业需要结构性改革，需要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中小银行或者金融机构。第二，技术创新的保护，表现在知识产权的保护。

现在中小企业的很多技术要不被抄袭，要不被大企业买断而“消失”。技术被抄袭就会影响创造者的动力，这点容易理解。大企业收购技术的动力则经常被忽视。这在互联网领域表现尤其明显，很多所谓的“风险投资”不是为了培养新企业，而是防止新技术对现存企业的垄断地位所可能带来的风险。因此，所谓的“投资”实际上阻碍了经济和技术的进步。

今天，中国已经进入从中等收入社会迈向高收入社会的过程，也是需要确立有效政商关系的时候了，没有有效的政商关系，这个过程会很难完成。

5.如何重建政商关系

如何重建政商关系呢？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世界各国并没有一个理想的模式可供中国复制。在西方早期，诚如马克思所说，政府只是资本的代理，所谓的代议制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后来随着民主化的扩展，尤其是大众民主的出现，政府的基础从资本转移到社会（选票），政府就不仅不能单纯地代表资本的利益，而且对资本的规制越来越多。今天，随着资本的全球化，西方政商关系也面临挑战。一些国家，例如美国，商人直接主政。但不管西方政商关系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在法治的构架内演进是无疑的。法治本来就起源于政商关系，也已经成为西方政商关系的基因。

同样，东亚社会（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经济起飞的早期，曾经建立有效的政商关系，在官商之间打造权力合法化的桥梁，使得政府和商人协作，推动经济发展。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一些经济体的政商关系也出现了重大的问题，韩国和中国台湾最为显著，政商关系造成政治腐败。

中国重建政商关系的过程可以参照其他经济体的经验，但也必然要考虑到中国本身的传统文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重塑“士”这个阶层（即统治阶层），以及这个阶层和其他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这方面，中共十九大所强调的“政治家集团”非常重要。“政治家集团”是中共对自身的认同，类似传统上士大夫阶层的自我认同。对于这个阶层，关键的问题在于建立自我认同，因为自我认同决定了其执政意志。

传统上，皇权通过意识形态、教育和科举考试等方法，成功地让从各个阶层（主要是士商）录用的官员建立这种认同感。官员来自不同的阶层，这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政府的社会基础，认同感又保证了官员对皇权的忠诚。如何在各社会阶层（包括商）录用人才，同时确立他们对“政治家集团”的认同，仍然是当代的政治挑战。

再者，在商业社会，商的作用不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所能比拟的。不管政商关系会产生怎样的腐败，政商关系必然会存在，人们所要避免的只是腐败的政商关系。实际上，如果不能保证和维持企业家群体的企业家精神，商业社会的运转难以为继。可持续的企业家精神是一个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同时，要保障清廉的政商关系，法制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前提条件。在中国的环境里，当务之急是把政商关系从个体层面转化到实体（组织）层面，必须以法制的形式明确规定政府和商的关系。

除了继续扩展企业家正常参政的渠道，也可以向传统学习，直接录用企业家进政府。商与“政治家集团”没有本质的矛盾，只要商对“政治家集团”有高度认同感。保持“政治家集团”的统治不再能够像传统那样排斥企业家，而是应当主动接纳他们。在全球化和资本过剩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企业家之间的竞争、企业家精神的竞争，重新梳理和重建政商关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紧迫和重要。

第八章　“一带一路”倡议与共享发展

一、如何理解“一带一路”倡议

全球化确实需要调整，但这个调整会不会导致逆全球化？如果说欧美的资本流向发展中国家，如中国，我们叫全球化；那么如果是美国和欧洲国家，通过某种方式使资本回流，算不算全球化？我想这也是全球化，只是方向变了。我们的“一带一路”也是全球化。

笔者认为全球化会继续。逆全球化只是说欧美的全球化现在进入了调整期。全球化过去已经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但是这些财富在流向不同国家、不同区域时，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分配不公平，导致了社会分化，以及非常大的收入差异。举个例子，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中产阶级的比例大概是70%～75%，但到现在已经不到50%了。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会崛起。英国也是这样，英国有大量的福利，但是大部分老百姓没有享受到全球化的福利，只有少数人越来越富，所以现在美国有个新词叫“富豪社会”。

我们中国也一样，像珠江三角洲，农民工可能对全球化发展的贡献最大，但他们并没有得到应当得到的份额。全球化的大企业、大资本家，尤其是欧美大资本家反而得到了更高的份额，所以产生了收入不平等。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都是一样。

1.特朗普的全球化措施

从美国的角度看，下面几方面的措施特朗普一定会做：第一，改善国内的投资环境，以促进美国资本回流，吸收其他国家的资本到美国投资等。资本流向美国也是全球化的一部分，只是方向变了，这点我们要清楚。第二，弱美元政策。奥巴马政府前几年一直采取强美元政策，强美元政策对美国的收购不利，所以现在特朗普改为弱美元政策，刺激美国的出口。第三，再工业化也会是特朗普的选项。特朗普已经把以前奥巴马政府封存掉的煤矿又开启了，当然美国很多人反对，因为可能会有排放污染问题。第四，提高军费，因为军工企业会刺激生产。

特朗普将采取的这些措施，也会提供一个新全球化的视角，但这对中国会带来很大的压力，因为我们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基本上都是接受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资本到我们中国来。如果美国采取政策吸引资本回流，那中美之间下一步就是如何竞争国际优质资本的问题。我们现在的资本竞争不像20世纪80年代，当时我们什么样的投资都需要，而现在我们一方面是资本过剩国家，另一方面我们还缺少优质资本。资本，不仅是钱的问题，也包含了技术和附加值。现在我们要大量吸收欧美附加值高的技术资本，促进我们的产业升级。低附加值的资本，不能帮助我们完成产业升级。产业升级对珠三角尤其重要。从国家整体来看，尽管我们是第二大经济体，也是贸易大国，但我们的人均GDP还是很低。美国人均GDP已经有40000多美元，中美之间依然有很大的差距。

到2020年我们要全面进入小康社会，人均GDP要从现在的8000多美元涨到12000美元，平均每年要有6.5%的增长，这个增长也不容易。从人均GDP12000美元提高到接近30000美元的水平，我们要走的路更长。这个路要通过高端制造业和产业升级来完成。中央高层也看到了这些失衡，因为很多年来，我们的经济增长不是通过产业升级，不是通过从低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的升级，而是通过房地产和金融经济来刺激经济发展。人均GDP要从现在的8000多美元到12000美元，并不是靠印钞票和房地产就能造出来，我们需要大量发展高端制造业，而这就需要优质资本。

2.不能简单理解“一带一路”

很多人把“一带一路”简单理解成“我们走出去”，如果我们都走出去了，那我们还留下什么？我们工人就没有工作做了，这个问题我们要考虑到。笔者预计，全球化的下一波如果是逆全球化，那我们面临的是跟美国的资本竞争。前面几年很长时间我们没有感受到这个压力，因为美国主要是资本输出。但现在特朗普决心要再工业化，要吸收资本回流，对中国来说就是逆全球化，资本的竞争更为激烈。

中国自己也在做“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很重要。笔者认为“一带一路”首要的目标是中国自己本身的可持续发展，而不是为了其他国家。“一带一路”是双赢，但首先是为了我们中国自己的可持续发展。熟悉世界经济史的人会知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这个水平，必须拓展国际市场。要解决原材料进口的问题、产品出口的问题，都需要国际市场。西方早就这么做了，西方最早搞殖民地主义，整个非洲大陆、美洲大陆包括亚洲都成为西方的殖民地，殖民地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西方国家自身国内的经济发展。但是中国不能这么做，所以我们要想另外一个办法，也即“一带一路”。

过去，中国也有一些资本走出去，走向非洲和拉美，西方人把我们这个行为称为新殖民地主义，笔者觉得很不可思议。讲一个简单的例子，西方人批评我们国有企业去投资，不讲人权不讲民主，腐蚀当地官员。笔者问西方人，鸦片战争的时候你们用枪炮打开我们的大门，你们在非洲大陆、在世界各地杀了多少当地人？中国至少没打死过一个当地人。我们用企业去打开他们的大门，比你们用枪炮打开人家的大门要文明得多。

笔者现在跟非洲朋友交流，他们也认为可以从中国的投资中受惠，中国也帮助他们建设基础设施，比如公路、铁路、学校、体育馆等。中国提供的这些社会服务，殖民地主义者从来不做。笔者觉得我们也没必要太多地关注西方人对我们的批评。“一带一路”就是这样的宗旨。我们现在确实有条件了，因为我们资本过剩，有产能，有技术。

我们要考虑怎样更好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我们从过去的经验可以学到很多。尽管现有的国际体系不合理，但我们还是要加入，我们不会建立自己的集团，而是要改革现有的国际体系，使这个体系更公正更合理。很多人都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的战略，我觉得习近平总书记解释得很好——我们这个“一带一路”不是要去取代世界银行、取代亚行，而是要对它们进行补充。

笔者把改革开放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当时我们是请进来，办法非常简单。我们打开自己的大门，让西方投资到我们国家来。在这个阶段，中国不会跟西方发生重大的冲突，因为我们是邀请人家进来。第二阶段，我们为了加入WTO也不会跟西方发生冲突，表明我们还是愿意改革内部体制的。现在我们进入了第三阶段，也就是要走出去。走出去比较麻烦，因为无论是非洲还是拉美，现在世界上每一个地方都有庞大的体制。最早的时候我们只能去不稳定的地方、西方人不想去的地方，这是没办法的办法。所以中国跟西方的竞争接下来会越来越激烈。

二、“一带一路”与经济和安全的“再平衡”

中国改革开放一开始，领导层很快就放弃了过去对东南亚国家推行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战略，把重心放到了发展经济贸易关系上。正是这一战略转移完全改变了中国和东盟的关系。之后的很长时间里，中国、东盟关系进入了一个黄金发展时期。

中国和东盟缔结了自由贸易协定。受中国-东盟自贸协定的影响，东北亚的其他两个国家，即日本和韩国也分别和东盟缔结了自由贸易协定。在自由贸易协定的基础上，形成了三个“10+1”机制，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10+3”机制。尽管期间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但中国和东盟能够互相调适，不断提升双边的关系。

在西方，甚至在一些东盟国家内部，中国的崛起经常被视为是对东盟的威胁。很早就有人预测，一个崛起的中国迟早会和东盟国家发生冲突甚至战争。但中国把重点置于发展经贸关系的战略，不仅打破了这种西方式的预言，更取得了中国东盟双边关系上的实质性的进步。中国考虑到一些东盟国家传统上和美国具有战略关系这个事实，容许这些国家在和美国保持战略关系的同时和中国发展出深层的经贸关系。

再者，中国也考量到美国在本区域的实际存在这个事实，没有出台自己版本的“门罗主义”，试图把美国赶出亚洲区域；相反，中国希望美国继续在本区域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在冷战之后的数十年里，美国所卷入的很多区域（主要是南欧和中东），冲突和战争不断，但唯独亚洲保持着和平发展的势头。在很大程度上说，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和平是双方互相调适的结果，而中国的“重经贸、轻战略”的战略为这种和平提供了前提。

但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不仅导致了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更导致了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尤其是那些和中国有南中国海主权纠纷的国家）的高度紧张。美国明言，其“重返亚洲”是针对中国的崛起的。尽管中国并没有要把美国赶出亚洲，但中国的崛起被视为是对美国的亚洲霸权构成威胁。这一（抱有恶意的）意向从一开始就决定了“重返亚洲”不会成功，因为这是美国西方国际关系“零和游戏”逻辑的延伸，并不符合中国本身的国际关系逻辑。

首先，鉴于中国的国家规模和其文明的特点，中国具有不可围堵的特点，并不是美国可以围堵和遏制的。历史上，中原曾经被北方少数民族所“征服”，但征服者最后反被中原文明所驯服，成为中国文明的一部分。近代以来，西方殖民者可以说是“打遍天下无敌手”，但唯独征服不了中国。中国没有成为西方的殖民地，如毛泽东所言，中国是“半殖民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曾经想围堵中国，但即使在很穷的情况下，仍然围堵不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并不是没有想围堵中国，只是有心无力罢了。诚如李光耀先生生前所说，西方围堵不了中国，西方的围堵只能给中国制造一些困难，拖延中国的崛起，但很难遏止中国的崛起。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大国，更没有其他国家可以围堵中国了。

其次，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设计过于仓促，呈现病态。美国这一战略本身没有能够做到经济和军事之间的平衡。理论上说，美国的战略由经济和军事两部分组成，但这两方面都出了问题。具体地说，经济上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美国并非是TPP的发起国。当新加坡等国家发起TPP时就邀请区域所有国家都来参与，只不过是没有多少国家感兴趣。但一旦美国进来成为主角时，TPP具有了排他性，主要是把中国排挤在外，并且美国也明确扬言，TPP主要是针对中国的，尤其是中国的国有企业。

因此，美国接手TPP之后，至少对美国来说，这更多的是一个政治协定而非经贸协定。也正因为此，TPP没有对美国内部的因素有足够的考量，遭到美国国内的强烈反弹。尽管从经济上说，人们对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退出TPP感到可惜，但从政治上说，美国的退出是必然的。

从军事上说，美国为“重返亚洲”战略寻找到了一个错误的基点，那就是南中国海问题。南中国海是中国和东南亚相关国家（而不是整个东盟）的古老历史问题。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包括人造岛礁）仅仅是对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同样行为的有限反应。但美国“错误”地估计局势，不仅把这个问题搞成了中国和东盟的关系问题，而且也搞成了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问题。其实美国的出发点是典型的美国逻辑，即要通过南中国海问题把中国塑造成东盟的“敌人”。

不管怎样，尽管美国的政治经济力量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强大，但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大国。而这个事实促成了美国战略向更糟糕的方向发展。经济“重返”很难，但航母军舰很轻易地在本区域耀武扬威。也就是说，经济不行了，美国就过分强调军事上的“重返亚洲”，而这必然导致中国军事上的强烈反应，南中国海局势因此加剧。

再次，美国有意或者无意地向东盟国家传达出极其错误的信息。对中国的崛起，美国有恐惧，因此一直要防止各种来自中国的“威胁”。但同时，美国也有现实主义的一面，在逐渐缓慢地向中国的崛起作调整。很简单，无论在双边关系上还是在国际层面，中美两国一直在合作，也需要合作。不过，对东南亚国家，美国所传达出的信息则完全错误。美国对东南亚国家说，“你们可以大胆地对抗中国，而美国必将站在你们这一边”。美国的这种错误信息也导致了一些东南亚国家的错误判断。

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因此对亚洲区域的和平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尤其动摇了中国和东盟之间的经贸关系。很多年来，尽管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因为南中国海问题而呈现紧张关系，但双方的经贸仍然进行。即使与越南和菲律宾，中国也没有中止和这两个国家的经贸往来。中国毕竟不是美国，没有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制裁的传统。不过，在话语方面，安全问题则成为中国和东盟之间的主流话语，而经贸话语消失了。反映在实际层面，人们越谈安全，越感觉到不安全。

很显然，如果美国把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关系重点脱离经贸而引导到战略上，那么不仅中美之间而且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冲突，从长远来看就会不可避免。经验地说，安全（尤其是基于军事之上的安全）往往是零和游戏，而经贸则是双赢游戏。或者说，军事安全是绝对的，一个国家的绝对安全就是另一个国家的绝对不安全；而经贸关系则是相对的，是钱多赚少赚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版的“再平衡”战略，意在把中国和东盟关系的重点再从安全方面拉回到经济贸易上。通过这些年中美两国的较量，不难看出中美战略之间的巨大差异。简单地说，美国是军事为主，经济为辅；而中国则是经济为主，军事为辅。美国军事为主是因为经济相对衰落，而军事仍然强大。中国经济为主、军事为辅是因为中国历史上总是商贸大国，而没有军事扩张主义的文化基因，其军事发展仅仅维持在有效国防水平。

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对美国军事上的“重返亚洲”，中国在进行了有效的反击的同时进行了有效的管控，防止发生公开的冲突。这些年来，中国的重点是“一带一路”，即经贸战略。在今天看来，这一战略在有效抵消了美国“（军事）再平衡”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和东盟国家关系的可持续发展，为实现双赢局面创造了条件。

中国近年提出提升中国东盟现有的自由贸易水平，在过去“黄金十年”的基础上再创造“钻石十年”。这既符合中国本身的利益，也符合东盟的利益。就中国本身来说，需要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不仅要在今后数年里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而且要尽快把自己提升为高收入的发达社会。这需要国际经济合作。在西方经济走下坡路的情况下，中国迫切需要开拓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而“一带一路”针对的就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的发展中国家。

就东盟来说，大多数国家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有些甚至是低度发展国家，它们的要务也是发展社会经济。这些国家的很多政治问题都是因为社会经济的不发展而产生的。而中国所具有的产能、资金和技术等要素，都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所迫切需要的。在基础设施极其落后的情况下，这些国家的经济很难发展起来。

“一带一路”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为自己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经济发展而精心打造的。而亚洲基础设施银行、金砖银行、东盟基金等等都是实施这一战略的工具。随着围绕“一带一路”各种项目的落实，这个战略正在给本区域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人们对“一带一路”沿岸、沿边国家的经济发展前景非常看好。

正如很多观察家已经指出的，“一带一路”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必然会带来本区域的地缘政治的变迁。不过，由经贸发展促动的地缘政治变化，可望避免西方从前通过军事手段而实现的地缘政治变迁。至少可以如下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中国通过经济再平衡来化解美国安全再平衡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可以预见，在特朗普时代美国还是会凭借其军事优势对中国构成压力。但是，从近年双方的较量来看，中国的经济再平衡会大大抵消美国的军事再平衡。一个显然的原因就是，没有经济实力支撑的军事再平衡是不可持续的，甚至是虚假的。再者，对东盟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经济发展，而非军事。其实，对美国本身来说，也是如此。今天美国所出现的内部困局就是因为经济因素。

第二，中国通过经济再平衡把和美国的竞争再次引导到经济上来。在军事上，从历史上看，中国从来没有军事帝国主义传统，也就是说，中国不会有意图和美国搞军事竞赛。中美两大国之间的军事竞赛不仅不利于两国关系，也不利于区域其他国家。中国当然会发展军事进行有效国防，但中国所能使用的更有效的办法就是把美国拉回到经贸轨道上。经贸轨道上的竞争也不可避免，但经贸竞争不是零和游戏。

第三，更重要的是，中国通过经济再平衡而追求自身和他国的安全。这和西方美国传统上通过军事扩张的道路全然不同。经贸关系促成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互相依赖，而互相依赖则有助于和平。

三、对“一带一路”的初步评估

“一带一路”沿线牵涉到中亚、东南亚、南亚、中东、北非、东非及欧洲各国，规模极大。在一个层面看，中国国内各方面都在跃跃欲试，想要参与“一带一路”项目，所有31个省份都已经或者正在出台参与方案，涉及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投资、经贸合作、能源资源合作、金融合作、人文合作、生态环境、海上合作等各个领域。

近年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速放缓，经济结构需要调整，不可避免地使得一些产业面临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的问题。中共十八大前中国取得了高达两位数的经济增长，意味着当时的产能可以支撑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现在经济增长下行到6.5%～6.7%，出现产能过剩不难理解。

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角度看，“一带一路”提供了向外释放这些产能的机会。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年来，中国领导人一直在强调中国和其他国家进行产能合作的原因。对中国的许多企业来说，这应该是一个利好消息。

再者，中国拥有强大的基建方面的工程技术能力，如高铁、高速公路、电讯、港口、机场和输油、输气、输电，等等。实际上，中国经常被视为“基础设施建设国家”。

“一带一路”的关键是金融。注册资金为1000亿美元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400亿美元规模的“丝路基金”，支持沿线国家的重点项目建设，这也是“一带一路”发展的一个优势。“一带一路”项目从国际上的基金和金融机构等中介机构融资，可以平衡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一些风险。

产能、基础设施技术和资金，这些要素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着有效的支持。同时，“一带一路”广受沿线国家支持，因为这一倡议符合这些国家的发展需要，很多沿线国家也有提升其基建设施的需求。不少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在基本设施建设上有资金和技术方面的不足，中国在基本设施建设的经验和工业生产能力，和这些国家的需求互补。除此之外，沿线国家建设的自由贸易区、跨境经济合作区以及各类产业园区，也是可以互惠互利的地方。

由于其牵涉众多的国家，庞大的资源投入和对国内各部门的重要影响，“一带一路”仍然需要重点厘清一些领域的问题。

首先，目前来看，主要是中国政府主导“一带一路”相关的政策和项目。中央的“一带一路”领导小组是由发改委牵头，发改委负责制定中央层面的相关政策，而各地有关部门也都准备了相关方案。尽管已经公布了部分清单，但对外界来说这些远远不够，仍然需要更多的具体细节。制定相关的“一带一路”具体行动方案是非常必要的，应至少包括具体的参与国家，重点瞄准的地区以及项目。

值得注意的是，在出台行动方案之前，中国方面应该与沿线国家进行充分的沟通与谈判，对对方关心的问题有所准备，可以避免出现中国“一头热”的状况，也要尽量避免把所在地国家仅仅定位为能源和资源供给国，因为这可能会引发当地的反感。重要的是，有关行动方案也应该考虑与沿线国家的发展战略相互对接，相互促进。

其次，“一带一路”的性质和适用范围需要进一步明确，和其他区域合作的组织和协议区隔开来。“一带一路”的优势是在经贸、金融、基础设施、第三方开发等经济领域的合作。然而，现在各地举办的各种活动包括智库的研究项目、会展活动等都被冠上“一带一路”的帽子。

这些活动讨论的题目往往涉及政治、安全、文化等，这就导致了一些不必要的负面效果。一方面，这样对“一带一路”过于宽泛的解读，沿线国家的政府和社会就会顾虑经济之外的问题；另一方面，过度强调“一带一路”的战略性质，其他区域经贸合作协议的作用会变得模糊。

比如不少东盟国家人士对“一带一路”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分工和合作关系心存疑问。这种情况往往会对未来的经济合作，带来不必要的困扰和阻碍。

第三，具体的政策落实层面，目前不少沿线国家不知道中国国内具体负责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机构，究竟是哪一个单位。在“一带一路”领导小组的框架下，发改委是牵头单位，负责制定相关政策，但对沿线国家来说，还有很多部门也在对外宣传“一带一路”。

究竟是哪家有权威性的机构在协调“一带一路”的实施与方案制定，沿线国家并不清楚。例如，国家开发银行在“一带一路”相关的政策和项目上相当活跃，对沿线国家来说，发改委与国开行两者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的角色定位，似乎还不太清楚。另外，一些地方政府也在推动“一带一路”的项目，实施的原则究竟以哪个部门的规定为准是一个问题。

第四，除了各部门的协调问题之外，“一带一路”出现了企业缺位的情况。原则上说，“一带一路”应该是政府提出相关政策、企业作为主体进行经济上的合作，展开贸易，等等。但目前的情况是以政府的政策倡议为主，企业跟进有限，出现了主体错位的现象，其实不少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存在着走出去的意愿。政府的角色就是如何通过相关政策，支持和服务走出去的企业。

企业始终是对外经济合作的主体，政府的政策应集中于如何解决企业走出去的障碍。比如最近德勤公司对50多家国企的一项调查显示，获取资金和风险管控是企业走出去的两个主要障碍。政府可以向对外投资的企业开放融资平台如丝路基金等，解决企业走出去的难题，同时政府也可以向企业发布投资指引，让企业了解存在的投资风险。

第五，评估未来各种项目的可行性是“一带一路”实施上的另一个关键问题。目前许多项目是以基础设施投资为主。原则上说，基础设施项目具有投资规模大、投资回收期长以及投资收益率低的特点。此外，有些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波动大，对债务和外汇的管控能力有限。在这些国家的长期投资风险较大，这也是为何不少沿线国家存在基础设施投资缺口的原因。如果没有良好的项目选择与项目设计，私人资本参与投资的可能性不大。

如果从这些项目长期收益来看可以收回投资，中国政府或者国企的资金投入可以给其他投资者信心，从而有助于完成这些项目。但关键问题是，中国政府或者国企最终对这些项目的投资风险是否有相关的评估。如果政府投入资金的话，要做好承担风险的准备，政府可能需要支付项目建设支出。

此外，中国政府对单个项目有过高承诺的话（如印度尼西亚高铁项目中，中国承诺不动用印尼的国家预算、无须政府担保等），未来沿线国家其他项目的投资期望也会随之变化。这样的话，中国政府或者国企可能会随之承担更多资金方面的责任和风险。实际上这个问题已经出现，并且相当严峻。因为中方的条件过于优惠，有关国家开始在“一带一路”上搞“政策寻租”，即追求好处，向中国要钱，但不那么负责任。例如印尼的高铁项目进展缓慢，有一半的地都还没有征用完，工程一直推迟。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条件过于优惠，印尼各方无须承担责任，过于优惠的政策使得印尼感觉不到自己是“利益相关方”，工程的推迟损害的是中方利益，而不是印尼的利益。

第六，国企在“一带一路”的制度建设需要再思考。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企开始“走出去”，同时也承担了不少战略性的海外投资。对战略性投资而言，经济的效益并不一定是主要的考虑。但“一带一路”主要强调的是经济上的互惠互利。

未来的国企投资主要方向还是要强调“在商言商”，让国企重视效益，同时，要把国企在市场的表现，和其管理层的激励机制挂钩。国企不应当是通过“一带一路”项目单向面地输出中国资本，而是要从中为国家赚钱。

目前来看，有两点尤其值得注意：首先，对项目风险的评估十分重要。国企的投资许多是高额的投资基本建设项目，牵涉到的风险不小。近年来，中国投资参与的一些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被所在国暂缓或以其他名义“叫停”。

此外，国际市场的商品价格的波动也会带来风险，比如全球油价下跌导致委内瑞拉的财力大幅下降，缺乏配套资金开展前期的基础设施建设，导致了中铁在委内瑞拉的高铁项目的亏损。还有所在国税率、税种、劳工、环保法律的变化，也会造成项目预期回报无法实现。还有，如何应对已经发生的风险，需要思考建立一个危机管控的机制。比如，在什么情况下，需要中止项目，什么情况下，需要诉诸法律程序，等等。

其次，除了加强项目评估外，对于对外投资企业的相关监管机制也需要加强。

近年来，国企在海外亏损的新闻并不少见。对国企的海外投资行为，需要监管来确保投资的回报。此外，有些企业在海外投资并购的项目金额巨大，给向这些企业融资的国内金融机构也带来了风险。

中国政府应该对“一带一路”的推进状况进行定期评估。例如，根据事先设定的日程表，当前的“一带一路”建设究竟推进到什么地步了？同时，是否能建立一个专门的知识库，总结一下过去对外合作、投资项目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这些经验教训可以分享给以后到海外投资的企业，提高企业对当地情况的认识。

四、“一带一路”与国际经济规则的“书写”

中国如何书写规则？这一问题近来成为学术界和政策界的一个热点话题。在很大程度上，这主要是受美国书写规则的影响。很多年来，无论是在中美双边关系上，还是在区域或国际舞台上，美国所关心的是如何继续书写国际规则来制约中国（或者其他国家）。美国并不掩饰其意图。

这首先表现在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力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上。奥巴马明确表示，美国力推TPP主要是为了书写规则，并警告如果美国不书写规则，中国就会这么做。其次也表现在南中国海等战略问题领域，在2016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上，美国国防部长有一个很长的演说，对“规则”阐述得非常清楚，强调美国就是要在本区域确立“基于规则之上”的国际秩序。

美国的意图也非常明确，就是针对中国。当然，美国这里所说的“规则”是美国写好的规则。更具体一点，就是美国通过强化冷战期间书写好的规则（例如通过同盟关系），再直接施加于中国头上。

现在中国一些人把书写规则提高到中国对外关系的议事日程，主张由中国来书写规则。这无疑是受美国的影响，尤其是在特朗普签署美国退出TPP的总统行政命令之后，一些人就认为美国的退出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中国应该通过加入TPP来取代美国书写规则。这也是前一段时间，很多人主张中国加入TPP的主要原因。

还有一些人更主张通过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来书写规则。“一带一路”现在已经有数十个国家加入。这些人认为，这是中国书写规则的好机会，有人甚至把“一带一路”称为中国书写规则的过程。

人们可以把书写规则视为美国霸权式的思维。不过，如果这种思维占据一个国家外交的主导地位，无论是TPP还是“一带一路”都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

就TPP而言，稍加思考不难发现，中国加入TPP既不现实，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这有几方面的原因。就中国利益来说，TPP的高标准并不是中国现阶段所能接受的。在TPP谈判过程中，一些国家如越南、马来西亚等加入TPP，并不是为了单纯的经济利益，更多的是它们的政治和战略考量。

中国如果加入TPP谈判，它的标准不断下降，中国在国际社会得不了分，反而被视为“低标准”的样本，或者被视为促成国际贸易组织“下行”的因素。其次，如果中国取代美国成为TPP内部的最大成员国，美国势必把中国视为直接的威胁，因为“美国一走，中国就进入”是这种直接威胁的最直接证据。美国的左派和右派都会这么认为。再次，特朗普已经决定退出TPP，中国如果加入，也会很难与特朗普政府打交道。

“一带一路”和TPP最大的不同，在于“一带一路”是发展导向，而非规则导向。“一带一路”的实施当然需要规则，也必然会产生规则，但这里的规则书写方式与美国所说的“规则”完全不同，最重要的是涉及一个认识论问题，即如何书写规则。

从经验上来看，书写规则最重要的是“书写者”所拥有的实力。美国从前书写的规则有用有效，并不是说这些规则具有多大的理性和合乎逻辑，而是因为美国所拥有的实力。在TPP问题上也是如此。其他国家能够接受美国书写的规则，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可以从美国内部庞大的市场获取巨大的利益。如果美国没有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这些国家不会那么积极加入。

1.美国退出TPP的理由

同样，特朗普退出TPP并非毫无道理。特朗普不是不想美国继续书写规则，而是认为TPP“如此这般”的规则，只能促使美国进一步的衰落。在过去的全球化中，美国的极少数既得利益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美国的民众没有获利，甚至成为牺牲品。

特朗普不是不要规则，而是要以不同的方式来书写规则。因此，他力主双边谈判。双边谈判也是书写规则的有效方式。在经济学意义上，双边谈判较之多边更有利于贸易国之间的公平贸易。等美国国内问题解决好和拥有了足够的实力之后，美国会重返国际舞台书写规则。

从历史来看，美国的内部实力使得其他国家接受美国书写的规则，更是赋权美国具有“被朝贡”的地位。美国之所以能够维持霸权，不仅仅是因为内部市场的强大，也是因为美国能够让其他国家分担负担。美国尽管批评甚至妖魔化中国传统的“朝贡体系”，但美国本身实行的却是不折不扣的现代版“朝贡体系”，只是美国的包装方式不同。

美国保护盟友，盟友则向美国“纳税”。这种方式在冷战期间很有效，因为美国和其盟友面临着共同的“敌人”，较小的盟友愿意向美国缴纳税金或保护费。冷战之后，这种方式变得困难起来，因为现在美国及其盟友并没有明显的共同“敌人”。特朗普说得更直接，直接要求其盟友购买美国的“军事保护”服务。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的任务并非书写规则，而是注重发展，无论是国内层面还是国际层面。在没有得到足够发展或内部实力不足的情况下，即使书写了规则，也不会有用有效。同时，也要意识到，注重发展并不是说不要规则，而是说中国要通过发展来书写规则，发展的过程也是书写规则的过程。

2.“一带一路”是通过发展来书写规则

中国必须考量如何与国际自由主义经济体系继续对接的问题。自邓小平时代以来，中国已经走了三步：第一步，“加入”国际体系并“接轨”。第二步，在国际体制内部对现行体制进行改革，促成其更合理。第三步，创新和补充，即根据自己的实力对现存体制进行创新和补充，这一步主要表现在“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等方面。

2016年的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和2017年年初习近平在瑞士达沃斯的演讲，中国已经显示了和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对接的意愿。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再进一步对接。

就发展导向而言，中国接受现行体制成本最低。中国要引领全球化，是中国本身的需要，也是国际社会的需要。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最主要的目标是要引导国际发展，推动全球经济的发展，而不是简单地书写规则，或者把美国西方书写规则的权力竞争过来。

从这个角度看，“一带一路”的目标是发展，并非书写规则，是通过发展来书写规则，而不是通过书写规则来实现发展。正是在推动发展的角度，很多人把“一带一路”理解成为区域和国际公共品。正因为是公共品，大国要多提供，而小国家一般会选择“搭便车”。

不过，中国已经意识到，较小国家也要通过参与“一带一路”来作出相应的贡献，否则“一带一路”就会像“朝贡体系”那样（无论是中国传统版还是现代美国版）不可持续。因此，“一带一路”表现出开放性、包容性和参与性等特点，尽管这是中国的倡议，但这是所有参与国的项目。

当然，在一些方面，中国并不要求参与国的对等开放，中国甚至可以单边开放。在一些领域如贸易，中国已经开始践行单边开放，例如“早期收获”。“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倡议，但其规则是中国在和所有这些国家互动过程中形成（书写）的，而不是中国先书写好了，再加于这些国家之上的。这种参与式书写的规则更能体现公正公平性。

在经济层面是这样，在战略层面也是如此。尽管战略层面因为涉及安全问题情况比较复杂一些，但道理是一样的。战略层面涉及两个重要问题：第一，中国是否有意愿提供更多的公共品？这些公共品包括区域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航海自由等；第二，其他国家是否愿意接受中国所提供的公共品？

现在面临的情况有两个特点：第一，中国还没有成长到有足够的能力提供这些公共品；第二，区域国家因为过去习惯了接受美国所提供的公共品，而对中国所提供的公共品抱怀疑的态度，甚至抱拒绝态度。不过，从动态角度来看，这不是一个可不可能的问题，而是一个时间问题，因为这是一个互相调适的过程。《南中国海共同行为准则》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当然，如果把经济面的“一带一路”和战略面的《南中国海共同行为准则》放在一起来考量，这个过程就会进行得更快一些。“一带一路”是“做大饼”的项目，就是把各国的共同利益做大。共同利益做大了，各国在战略上的分歧就会缩小，也能增进互信。

从长远来看，中国和美国的竞争不是简单地谁来书写规则，而是制定规则的方式的竞争。美国在经济贸易上退出TPP，表明美国自觉这种方式出现了很多问题；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美国试图把自己的“规则”强加给中国，更遇到中国的强力抵制，这也表明单边书写的规则出现了问题。

现在美国处于一个调整时期，等美国调整好了，就会再出发。从这个视角来看，对中国来说，这的确是一个机遇。不过，正如这里所强调的，这不是一个简单地接收美国“退缩”而出现的“规则”空间的机遇，而是一个探索不同于美国的规则书写确立过程。

和美国不同，中国一方面须更为积极主动，倡议国际经济的发展。中国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国，中国有能力这么做。另一方面，中国须摒弃美国道路，即简单地把自己的规则强加给其他国家的霸权主义，而应当持开放包容的态度，通过其他国家的参与来形成规则和书写规则。尽管这样做会比较缓慢一些，但会更有效。在这方面，中国倒可以向大英帝国学习到更多的经验，而非美国。大英帝国维持了数百年，其衰落之后仍然给国际社会留下很多正面的遗产。

五、建设开放式的“新丝路”

新丝绸之路要做什么呢？就是要回归丝绸之路的本色，通过新丝路把中国建设成为经济贸易和投资的大国，也就是当代商贸大国。

中国如果要回答“做什么”，先要回答新丝路有关的国家“需要什么”。如果中国要做的也是有关国家所需要的，双方就有了巨大的共同利益，新丝路成功的希望就很大。但如果中国要做的并不是有关国家所需要的，就意味着双方没有共同的利益，新丝路就很难成功。

有关国家所需要的，就是中国规划新丝路的前提。这种需要是显然的。无论是“一带”还是“一路”，大多数还都是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甚至是很穷的国家，都需要发展和建设。就目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的世界经济局势来看，没有其他国家能够有像中国这样的条件，来做如此宏大的区域项目。对中国来说，下一步的关键问题是，怎么做？

从政策层面看，中国必须超越老殖民主义和现代西方方式。中国规划新丝路表明中国要在这个过程中起主导作用，扮演主要角色。所以，首先要确定的是行为模式问题，中国既不能走老殖民地主义路线，也不能走新殖民地主义路线。西方老殖民地主义，从来就没有解决好非西方国家的发展问题。

新丝路很多相关国家，历史上都曾经成为西方的殖民地，但除了少数几个国家例如新加坡，无论是殖民地期间和殖民地之后，都没有解决好发展问题。从经济上说，老殖民主义者所关心的，只是为国内商品开拓新的市场，为国内的经济发展提供原材料。帮助被它们所殖民的国家，从来不是殖民主义者所考虑的问题。中国更不能走日本二战之前和二战期间在“东亚共荣圈”的漂亮口号下的侵略路线。

中国也不能走现代西方国家的路线。二战之后，非西方国家发生了反西方殖民主义的运动，原来沦为殖民地的国家纷纷独立。但是，西方殖民主义通过各种变换方式生存了下来，仍然主导着非西方国家的发展。也就是说，尽管非西方国家在政治上赢得了独立，在经济上仍然高度依靠西方国家。

为了通过经济方式控制这些国家，西方对这些国家的经济交往（投资和贸易等）附加了各种苛刻的先决条件，往往是后发展中国家根本没有条件满足的政治条件（例如人权、政治开放等）。如果不能满足西方所提出的条件，就不能得到西方的“帮助”。但是，这么多年下来，这种新殖民主义的发展已经被证明为虚伪，因为这种方式，实际上有效地制约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使得他们始终处于贫穷的状态。

中国要跳出这些老思路。在规划和执行新丝路过程中，中国可以从美国二战后所实行的意在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学到很多东西，既要学其成功的经验，也要超越其狭隘的地缘政治概念。在帮助复兴欧洲经济过程中，马歇尔计划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使得美国成为欧洲国家的领袖。不过，同时这一计划也是针对苏联的，是和苏联竞争的一部分，在客观上加剧了欧洲国家（主要西欧和东欧之间）的分化。前一部分，中国要学，而后一部分，中国要避免。

在新丝路规划和执行方面，中国的强势在于其所拥有的金融资本和其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中国现在是一个资本过剩国家，其资本（无论是民间资本还是国家资本）走向世界的规模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快。同时，今天的中国也已经成为具有强大的从事基础设施建设能力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具备像中国这样的能力。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过去30多年经济成就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国也已经把这个经验整合到其“走出去”的计划中，例如在非洲、拉丁美洲、亚洲等地区，中国也在帮助那里的一些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

在规划和实施新丝路方面，中国可以有效整合其金融能力和基础设施建设能力。目前，中国方面正在积极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实际上，中国可以在此基础上，设立一个非常庞大的“新丝绸之路开发基金”或者“新丝绸之路开发银行”，通过大规模的金融动员方法，来为新丝路做好坚实的金融准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本意是好的，但仍然有诸多改进的空间。它过于聚焦于亚洲，过于聚焦于基础设施建设。再者，它也经常引出人们的地缘政治竞争的想象，例如和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进行竞争，等等。而新丝路开发基金或者开发银行，更具地域和发展领域的开放性，符合中国长远的国际发展目标。

中国是亚洲国家，强调亚洲的开发和发展非常重要。不过，亚洲的开发和发展，不能和其他地区的开发和发展割裂开来。新丝路开发基金或者开发银行可以整合中国的亚洲、非洲，甚至是拉丁美洲政策。现在中国对这些地区的政策都是分割的，甚至是冲突的，效率并不佳。早些时候中国也提出要建设“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后来也提出“中国-中亚国家开发银行”的设想。不过，实行起来比较困难。如果根据不同的需要设立不同的开发基金，就会演变成一个又一个互相不连贯的小项目，不仅可能造成资金的大量浪费，管理起来也非常困难。新丝路开发基金或者开发银行，可以把这些项目整合起来，形成一个宏大的国际开发计划。

中国实际上可以以新丝路为契机，在中央层面成立一个国际开发机构，来协调经济的“走出去”和海外的经贸活动。在现行体制下，国际援助和开发方面的权力，分散在不同的政府机构，例如商务部、外交部、地方政府、国有企业等，没有很好的协调性，效率不高，会经常出现问题。其他国家在上升成为大国之列的时候，都会设立类似的机构，有效促成国家的外部崛起。中国设立这样一个机构的时候到了。

从投资领域来说，在现阶段中国的投资对象是基础设施方面。例如中国和东盟（亚细安）之间，在过去很多年里开展互联互通方面的基础设施规划和建设，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在这方面，仍然有巨大的空间。总体上看，新丝路沿边和沿岸国家的基础设施仍然非常落后，中国的确可以帮助建设公路、港口等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再者，中国也为当地社会做了不少好事情，例如建立医院、学校和体育馆等公共设施，也就是帮助当地社会的社区建设。

不过，从过去的经验教训来看，做基础设施和社区建设还不够。开放不能仅仅局限在基础设施方面，而应当覆盖更广泛的领域，例如工业、制造业、农业等等。这些国家的开发和发展不仅需要基础设施建设，更需要经济平台（产业等）建设。同时，公共设施建设具有福利性质，中国不能获利，很难具有可持续性。中国必须考虑更多的互惠性质的建设，也就是当地社会和中国本身都能获利的建设。

如何使得中国本身和更多的当地社会成员，获利于中国参与的基础设施建设呢？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可以在基础设施的周边建设产业园区等，既能解决当地的就业，也能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是当地社会和政府都希望的一种方式。产业园区建设也就是经济平台建设。在这方面，中国是有巨大的能力做的，因为中国本身的崛起，就是通过大规模的工业化途径。

从战略上看，建设开放式的新丝路，有助于减轻其他国家的地缘政治担忧。中国传统的丝绸之路具有很大的开放性，今天必须保持开放这个优势。中国建设新丝路并非要和其他国家竞争地缘政治利益，而是要促进新丝路沿边、沿岸国家的经济发展。这既有助于中国本身的可持续经济发展，也有助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不会被其他国家视为战略威胁。

新丝路的开放性也应当反映在执行方面，那就是新丝路的开发应当是参与式的。这里至少有两层含义：首先应当是地方的参与，让当地社会和老百姓分享发展成果。早些年，中国在非洲、拉丁美洲等地的一些做法，就引起了当地人的不满甚至抗议，例如，中国公司乐意雇用中国工人而非当地人，中国公司没有对当地的环保给予足够的考量，等等。

近年来，中国能够考量到这一点，开始找到一种更具参与式的开发方式，让更多的地方因素和社会成员参与到项目中，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这种参与式的发展要坚持下去。同时，在做新丝路的当地规划的时候，也可以开放给当地社会，尽量听取当地政府、社会、非政府组织的意见。尽管各方面达成共识要花时间，但在此基础之上的开发更具合理性，也更具可持续发展能力。

在第二个层面，开放式的发展指的是向其他国家开放。中国在新丝路建设方面占据主导地位，并不是说中国也应当垄断所有的项目。作为世界大国，中国应当持更加开放的态度，让那些有能力的外国公司，都能参与到这个大计划中来，共同把这个计划做好。中国具有开放的文化精神，有能力在自己主导的计划中容纳不同的利益，并且有能力协调不同的利益。

财富和资本不同，只有当财富进入市场领域的时候，财富才转变成为资本，财富才可以继续增加和扩大。中国已经具备了庞大的资本积累，尤其是国家资本，而现在这么庞大的资本大都存在银行，仅仅表现为现金。不仅财富没有扩张，反而面临缩小的威胁。在国内投资仍然有很大的空间，中国也不会中断国内投资。同时，中国的资本也会加快“走出去”，这就需要和其他国家进行经济交换。

同样重要的是，作为大国，中国也要承担国际责任，在自己发展的同时帮助其他国家的开发和发展，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道路。新丝路的理念已经提出来了。如果中国能在这个概念构架下规划新丝路，中国离实现文明复兴和大国崛起的“中国梦”就不远了。

第九章　粤港澳大湾区的历史使命

一、粤港澳大湾区与“一带一路”的关系

2017年3月“两会”时，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了粤港澳大湾区，十九大报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到粤港澳大湾区。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我们可以借用习总书记所说的“四个伟大”来比喻大湾区，这是个伟大工程、伟大梦想、伟大斗争和伟大事业。天上不会掉馅饼，这些战略是要干出来的。

1.如何实现粤港澳三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大湾区下一步最艰巨的任务。香港作为“四小龙”之一，人均GDP最高，珠三角地区人均GDP也不低，下一步怎么发展，对三地来说都是非常严峻的挑战。总体上，大家都在讨论如何规避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大体上没有大问题，但如何进一步发展？大家看今天欧美的情况，这些国家和经济体达到高收入水平以后，下步怎么走的问题对他们困扰很大。

20世纪80年代后，这些经济体因为参与全球化，收入分配问题、社会公平问题越来越严峻。若要保持社会的良好运行，必然要有经济发展。我们今天看到西方有很多问题，比如民族问题，但主要还是经济问题。我一直强调，不管什么样的政体，民主也好，专制也好，权威主义也好，经济好的时候日子都很好过，经济坏了哪一个政体的日子都不好过。

以美国为例，2008年以前美国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70%～75%，但2008年到现在，20年不到，中产阶级已经萎缩至不到50%，这是说不过去的。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现在出现民粹主义，出现特朗普。好多人没意识到这点，其实主要是美国的经济社会出了问题。欧洲是这样，中国香港情况也一样。

香港年轻人为什么走向街头搞政治？主要还是经济问题。香港20世纪80年代时，两口子大学毕业买房子还可以，现在买不起了。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因为对生活不满，就去街头抗议。其他地方也一样，欧盟也一样。怎么解决问题？

中国领导人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新加坡这些年为什么搞得那么好，主要是经济搞得好。笔者去访问台湾，台湾地区现在为什么搞得乱七八糟，主要是经济问题。当然这和台湾地区的政治民主化走错了方向也有关系。中国台湾20世纪90年代初期人均GDP和新加坡差不多。但现在中国台湾人均GDP是23000美元，新加坡已经56000美元了，台湾连新加坡的一半都不到。

珠三角地区的人均GDP已经跨越了中等收入水平，下一步如何发展？一靠制度创新，二靠科技发展。中国内地其他区域的发展，如果还依靠国家政策的话可以理解。但发达的粤港澳大湾区，如果还继续像20世纪80年代初一样，依靠国家的政策来实现可持续发展，那实在太说不过去了。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应当追求自主发展，不要等、靠、要。2016年笔者在IPP给中央写大湾区报告的时候，提出来通过大湾区建设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当时，我们叫环珠江口大湾区，不叫粤港澳大湾区，实际上都一样。现在发展的瓶颈在哪里？我觉得制度创新是个大问题。中国大陆和香港、澳门是一国两制，实际上不是一国两制的问题，而是一个湾区里面一国11个城市的问题，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制度，行政分割得非常厉害，必然阻碍制度创新和经济发展。

笔者注意到，大湾区概念提出来后，每个城市都在搞自己的版本，而不是习总书记要求的多向合作，更多的是恶性竞争，每个城市都想多分一块蛋糕，但每个城市有没有通过鉴定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做呢？笔者走了很多城市，现在还没看到。每个城市都要先占良机，笔者觉得这个可能通过制度创新可以达到深入合作。

粤港澳大湾区提出后，很多人对国外的三大湾区感兴趣，我想如果仅仅局限于纽约湾区、东京湾区或旧金山湾区，还远远不够，这只是个最基本的面。当然从这个层面看，大湾区也非常有意思，因为这些湾区都是比较自由的市场的经济体，通过企业为主体来达到整合，也是通过制度创新来达到整合。但是，我们这个大湾区有11个城市或11个主要的行政单位，政府之间如何合作非常重要，不解决这一关，企业很难达到自然而然的合作。就像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方案所说的，理想是企业起市场主导作用，政府起更好作用。大湾区要合作的话，政府起更好作用，我们要思考，什么样才算是更好的作用，而不是最坏的作用。

2.我们如何达到国家统一

大湾区是一国两制。1997年香港回归时，谁也想不到今天香港少数人居然要搞独立的问题。澳门的情况比较好，但也有潜在的问题。当今的世界，年轻人都搞认同政治，认同政治是政治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课题。认同政治就像瘟疫一样到处传，英国已经脱欧了，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也闹独立。国家如何统一呢？这几年强调两个百年，现在已经从第一个百年转到第二个百年。第二个百年是什么呢？国家统一最重要，我们讲“中国梦”，如果国家没有真正统一起来，就无法讲“中国梦”，至少非常有缺陷。怎么使国家达到整合呢？粤港澳大湾区只是地区，这是第一步，第二步也要把福建、台湾包进来。所以，我们2017年的报告还有一个副标题——如何用社会的方法完成国家统一，笔者认为，这点非常重要。

无论台港澳，老百姓对国家的认同是实实在在的，国家不是抽象的概念，是很多物质利益作为基础的。笔者在新加坡工作多年，对李光耀的一句话印象非常深刻，他说你不能要求每个人都爱国，他凭什么要爱国呢？如果每个人都是利益相关者，那就爱国了。新加坡为什么要做公共住房政策，如果每家每户都有套房子住，老百姓就会爱国。李光耀说得很直白，比抽象地谈爱国主义有效得多。新加坡80%多的居民生活在公共住房里，只有10%左右的少数富人才买得起房子。

大湾区的整合就是一国两制，一国是前提，这些年纠正过来了。香港、澳门讲一国两制可以理解，但作为中国大陆应该强调是一国下的两制，不是两制下的一国，这个要搞清楚。如何促成一国呢？我觉得是需要反思的。我们提倡大湾区的时候，我的第一看法就是要把大湾区建成内部版的“欧盟”。我们现在去看看，无论是产业、金融、教育等各个方面的合作，大湾区之间的合作远远不如欧盟。

欧盟是由不同主权国家组成的联盟，我们是一国，是国家内部的区域，为什么我们的整合不如人家？这个需要很多思考。我们建立了共同市场吗？没有。我们有共同的金融市场吗？没有。香港有那么好的金融服务业，我们有没有组合起来？没有。广东为了帮助香港，自己没有发展金融业，结果这几年自己没发展起来，香港也不见得好多少。我们有没有像欧盟一样建立了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没有。我们有零散的就业，但作为制度体系根本没有建立起来。我们有没有建立统一的教育市场？没有。广州、深圳、珠海没有多少好大学，但香港有很多好大学。粤港澳的教育合作是搞了一点，香港有些学校跑到珠海设个分院。我对这样的做法，一点不看好，真正的教育没有弄起来，既然一国之内，那么好的教育资源，为什么都不能整合呢？这不光是广东的需要，也是香港的需要。香港人口在萎缩，香港、澳门的高等教育，如果要可持续发展，离开了广东，离开了祖国，香港是没有前途的。台湾100多所大学，如果人口不增加，如果大陆学生不去的话，未来很多大学都会关门，香港情况也差不多。这是互相需要的问题，也是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能否建立共同的房地产市场呢？香港的少数人有独立思想，我了解很多人确实为生计问题烦恼。大陆这边很多房地产开发过度，泡沫很大。但香港人买不起房子，到街上去造反。我们为什么不能建立统一的大湾区房地产市场呢？

笔者在英国待了3年，考察过欧盟各方面的制度体系。我们不要总看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这是非常低级的东西。我们要看欧盟怎么整合，其他各区域怎么整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未来台湾也一样。因为中国大陆经济体量大，能消化很多问题，香港只有800多万人口，台湾人口只有3000万。我们反思这么多年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的政策有一些失误，如中央政府与台港澳的对等谈判呢，这是美国人的做法，不是英国人的做法。英帝国建立起来比美帝国还强大，为什么呢？它实行的是单边开放政策，不是对等谈判。如果大陆与台湾谈，议题马上就会政治化，像服贸谈判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大陆实行单边开放就可以了，马上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表面上对等谈判是尊重台港澳，实际效果反而不好，所以我们要改变思路。

笔者在很多场合讲，大陆要做单边开放政策，因为我们已经是一国了。台湾就是中国的一个省级行政区，为什么要对等谈判呢？单边开放能解决很多问题，不用太政治化，太意识形态化。中国要学英国，不学美国，美国人过于小气，相互开放才开放。中国有个很好的传统，就是单边开放，那就是“朝贡体系”。“朝贡体系”当时也是非常好的体系，我们怎么通过改造，实现现代化呢？这个要考虑，国家统一的问题，我是觉得到2049年台湾、香港如果还继续闹“独立”运动，这实在说不过去。如果台湾不统一，何谈“中国梦”！要把这个事情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大湾区能解决很多问题。

3.中国如何引导国际社会

中国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如何去引导国际体系呢？三个看点：首先是与国际接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加入了很多国际组织。其次是改革，很多是西方主导的。第三，用习总书记的话说，就是补充，我们应当为国际做更大贡献，尤其第三个补充最重要，那就是“一带一路”。习总书记强调了很多次，我们不是与世界竞争，而是新体制的补充。

大湾区更重大，与“一带一路”有更深的关系。大湾区本身可以成为世界级的、最有竞争力的国际平台。现在世界出现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因为西方经济不景气，出现很大问题，但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全球化是不可灭绝的，反全球化不是人类的出路，贸易自由化还是未来的方向。但是贸易自由化怎么推进？美国已经推不动了，更不说欧洲了。问题出在哪里？我觉得，这些年来西方，尤其是美国太强调规则。奥巴马当总统时提倡TPP，不让中国制定规则，美国继续制定规则。但这个方法现在已经没用了，2008年以后，世界经济不景气不是规则的问题，而是规则太多的问题。

现在很多规则都是阻碍了世界经济发展，世界经济面临的是发展问题，美国人判断错误。特朗普的判断是正确的，但方法太下三滥，大家不认同。中国怎么做？无论TPP、IECP，都涉及很多国家内部，美国不搞TPP了，IECP我们就能搞成？印度不会让中国搞成的。大湾区是什么概念呢？大湾区是一个主权国家内部的一个经济大平台，要把大湾区搞好，不仅要看现在的几个湾区建设，更重要的是考虑把欧盟的经验、TPP的好做法，放到一个主权国家，一个中央政府主导下的大平台来怎么营造的问题。从这个方面追求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探索和引领这个世界的经济规则，一边发展，一边选规则。不是规则先选好了，再搞发展。这是两种不同的思路。

中国下一步要发展，要搞国际平台。我们已经有了好多自由贸易区，如上海、前海、横琴、南沙，为什么一直不理想呢？有一点就是制度的同质性，大家都一样，基本都是把“左手”的放到“右手”，把“右手”的放到“左手”，没有大的突破。如果把大湾区做起来那就不一样了，它制度不一样，我们叫“一国两制”。为什么广东20世纪80年代经济特区一上来就快速发展呢？主要在于引入香港的不同制度。同样的制度只有物理反应起不了化学反应，只有不同制度之间才会起化学反应。杭州说也要搞大湾区，笔者认为搞不了，不同的体制、不同的制度才有制度创新，其他地方很难。“一带一路”也一样，“一带一路”提出后，全国各省市都在争，甚至有人说“一带一路”古代就是从我这里开始的，现在讲这些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不能今天还享受唐朝祖先的荣耀。

我们要着眼现实，要搞“一带一路”，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经济总量。笔者去广西、云南看过，他们也在积极搞“一带一路”，但是搞不起来，因为经济总量小。广东是中国里面最有条件搞“一带一路”的，因为它本身不仅经济总量大，还是个交通枢纽，但是没有做起来。如果广东这样的省份不做“一带一路”，中国的“一带一路”不会走到任何一个地方去。

如果把大湾区建设作为平台，作为“一带一路”引导者的话，“一带一路”至少有60%～70%的机会成功，其他边远省份做点边贸就可以了。为什么这些年我们要花很大精力研究大湾区，就是把这个放在国家的、宏观的、未来三十年的发展层面来考虑，这才算是战略。

二、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不是一个经济发展项目

十九大已经开完，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解读它。十九大对国家各个方面的发展都很重要，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第二个一百年的规划。今天，我们讨论大湾区就要将其放在中共的第二个百年规划中。这个规划充分显示了大湾区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中共要实现第二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至少面临三大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十九大报告中，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判断是，我们国家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仍然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两个判断没有变化。同时，报告指出，2035年我们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当然包括经济现代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小康社会，“十三五”结束的时候基本上可以实现。

第二个任务，实现社会主义全面现代化。这里，除了经济上至少要变成一个比较发达的国家外，也包括制度建设。制度建设尤其重要。十八大以来，中央成立了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十九大也已经宣布，中央要成立依法治国领导小组。这两个小组都至为重要，后者的意义甚至更重大，因为其关乎中国的制度建设。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主要是经济建设层面上的，是为了全面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各方面社会经济改革，让未来的经济取得可持续发展。依法治国领导小组主要是制度建设层面上的，这在某些程度上来说甚至比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更重要。笔者一直认为，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政治问题，而不是社会经济的问题。

在经济上，我们通过改革开放的努力，虽然还存在着很多可以改善、改革的空间，但基本的经济制度已经确立起来了，我们也已经加入了WTO等所有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在社会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方面的改善也在进行当中。

但是从历史和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如何建立以法治为核心的一整套国家制度，才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困难的。我们讲中国模式，或者中国复兴、文明复兴，也都是要围绕着这个制度建设进行的。在这方面，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定要有一个很强大的领导团队来推行改革。

第三个任务是国家的统一。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国家没有统一，“中国梦”是不完美的。中国几千年来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近代以来因为种种原因，到今天国家还没有完全的统一。国家统一的这条道路是漫长的。大家也看到，香港最近几年有少数一些人在闹独立。我们必须密切注意这些问题。而解决台湾问题也不容易。

1.大湾区可成为强大的经济增长点

在大湾区的概念出现之后，已经涌现出各种的提法，包括像今天我们提到的把大湾区和大的城市群包括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和纽约湾区做比较。这种比较甚至学习都是可以的，但是笔者担心大湾区建设会慢慢变成一个经济发展项目，失去了它在国家、国际层面上应当有的意义。

第一，怎样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相信经济是重要的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从2008年以来，国际形势的发展明确地表明了一点：当经济形势比较好时，无论哪一种政体，民主也好，专制也好，其他各类政体也好，社会都是稳定的；但当经济一有问题，哪怕是所谓最好的国家，像美国、欧洲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都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直到今天，西方还没从2008年经济危机的阴影下走出来，可持续发展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美国2008年以前中产阶级有70%～75%，而今天却不到50%，这是它最大的问题。如果中产阶级数量大，多党制没问题，一个党左一点，一个党右一点，但是无论哪个党执政都要照顾到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利益。但当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少于50%，就会非常糟糕，社会也会变得非常不平衡、非常不理性。美国是这样，欧洲也是这样。这也是年轻人走上街头去抗议的理由。

我们国家的中产阶级规模还是很小。我们现在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是最大的贸易国，人均GDP接近9000美元。未来中国的人均GDP要达到1.2万美元，进入全面小康社会。这个目标应当可以实现，只要接下来几年能够实现年均6.5%的经济增长就可以。但如果是要达到今天亚洲“四小龙”中最靠后经济体即中国台湾地区的水平，中国大陆的人均GDP需要从1.2万美元提升到2.3万美元，这个距离还很大。这样大的距离，要如何来实现？

我们从20世纪80年代的人均GDP 300美元发展到现在的9000美元，通过扩张性经济增长就实现了。接下来这么大差距的GDP要怎么实现呢？大家如果是从经济增长的根源去看，这几年还是出了很多问题。我们的金融投机型经济过度、互联网经济过度、房地产过度，导致了这些领域经济泡沫太大。一个国家经济泡沫肯定会有，但如果过大，就支撑不了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所以要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我们还是需要另外找新的增长来源。

房地产到今天已经发展到一个顶点，西方走了150多年的房地产发展之路，我们二三十年就走完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全国人均住房面积已经达到40多平方米，现在主要的问题还是住房分配不公平的问题。

此外，投机性金融经济发展得过早。西方的金融经济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为实体经济服务，只是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金融经济才脱离了实体经济。这个教训是非常惨痛的，不仅美国的金融经济有非常大的问题，英国也是一样。中国的金融经济过早地脱离了实体经济。以前金融经济为实体经济服务，而现在所有的实体经济都跟着金融经济跑，这个趋势非常危险。这几年中央领导层也意识到这一点，开始整顿金融界。互联网经济也是如此，互联网经济要为实体经济服务。

怎么办？首先最基本的一个层面就是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源。我个人认为可以从城市群建设这个角度来寻找，也可以从现在自由贸易区的角度去考虑。这次十九大报告里面提到了建设自由贸易港。汪洋任副总理时曾发表一篇文章，强调中国的全面开放。中国要全面开放，这不是一个概念的问题，而是如何实践的问题。粤港澳大湾区能不能成为中国最大的自由贸易区，这是值得大家去想象和思考的。

十八大以后，我们搞了很多自由贸易区，广东就有三个，包括前海、横琴和南沙。这些自贸区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遗憾的是，这些自贸区可能会越来越成为一个政策口号。各个地方政府都在争自贸区，却没有实质性进展。

为什么广东在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那么有成效？我想，主要是不同的体制之间进行了整合，产生了化学反应。现在很多的自贸区建设，都是趋向同质性，就是同一个体制内部的资源不同的摆放，这样产生不了制度创新，只是一些物理反应而没有化学反应。广东的自贸区，因为它有“一国两制”，有不同的制度，它会产生一种化学反应，会产生一些新的制度资源，只有这样才能够发展得好。深圳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有很多的制度创新，这与很多的外来因素有关。从现在中国的实际来看，国家经济增长点并不是很多，比如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京津冀在老的工业基础上，要从技术或者其他某一方面提升，是非常不容易的。东北的情况大家都熟悉了，老工业基地非但没有成为一个优势，反而成为一个劣势。

中国的经验是，从没有到有反而比较容易实现，但是从有到转型却很难实现。所以我们今天讲自由贸易区，核心是为了创新。横琴、前海、南沙这些比较小的自贸区，应当是整个大湾区的一个初步试点，以后还得扩张，不会仅仅停留在一个小的范围。这第一步走好了，至少中国南方，就有强大的经济增长点，凭借着它的扩散效应，能够辐射、扩散到临近省份。

第二，我们谈经济增长还要考虑到国际竞争。因为全球化，国际竞争不可避免，并且现在因为美国的情况不好，中国已经慢慢成为全球化的“领头羊”。美国现在很多人批评特朗普，但我认为特朗普的判断是正确的，只是他的方法不太好。美国卷入的国际事务已经很多，已经力不从心，用美国人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帝国扩张已经过度。美国如果是要再出发的话，就需要先解决国内的问题。用我们以前的话来说，它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来整顿国内问题。

中国现在提“一带一路”，各方面确实是要起到一个“领头羊”的责任。美国民粹主义运动领导人班农最近到处说，今后中国对世界最大的“威胁”，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三个半小时的十九大报告。班农从这个报告中看到，中国对未来是非常有规划的，而西方是没有规划的。今天西方主要的问题，不是缺人，也不是缺技术、缺创新，在很多方面西方都比中国先进；西方主要还是政治出现了问题，不能产生一个有效的政府。这也是西方很多人最担心的。

不同的人对中国共产党有不同的看法，可是无论如何，中国的政治主体是中国共产党。现在它变得非常强大，能够保障政治稳定。稳定是非常重要的，没有稳定就没有经济发展。西方现在政治秩序不稳定就是最大的结构不稳定。

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如何来引导世界？一方面，我们要走出去，建设“一带一路”；另一方面，我们能否创造一个自己可以掌握的世界级大平台呢？我的设想是粤港澳大湾区就可以成为这样一个平台。建设大湾区，不能光看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或者纽约湾区。这些湾区是最基本层面的东西。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去看欧盟、北美自贸区，甚至美国已经退出的TPP的一些好经验。

欧盟长期以来对欧洲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今天它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它的问题在于它是一个由众多主权国家组成的一个联盟体，是一个高于主权国家的组织。欧盟议会只有一部分权力，而各个主权国家都不能放弃关乎主权的本质性权力，这就很难有效协调。但是粤港澳大湾区不一样，中央政府主导的“一国两制”能够起到一个有效的协调作用。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平台来建设，一个自由贸易区的平台。从发展的角度看，这样一个平台甚至比我们走出去更有效。

很多人对“一带一路”“走出去”都理解有误，认为我们光是走出去，不请进来。如果光走出去不请进来，就不能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比如我们今天需要“请进来”高技术产业，而不是像珠三角早期的低附加值产业。这样，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供给最高端的国际资本。

无论京津冀也好，长三角也好，大家都在搞经济平台，中国国内本身就有很多的竞争，这也是正常现象。但这个大湾区比上海和京津冀的条件更好，因为这里有不同的体制，这是优势，尤其是有香港这样一个大的金融中心。十多年前，甚至更早前，很多人就开始讨论上海是否会取代香港，但到现在上海也未能取代香港。上海经济总量很大，这是优势，但一个金融中心并不是几十年就能建成的，而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从西方的经验看，一个地方成为金融中心，需要很长的历史时间。上海需要很长的时间，但香港已经非常成熟。

2.用社会经济的方法实现国家统一

第三点是国家统一的问题。2016年，我们提交的大湾区设想政策报告中，副标题就是“如何用社会经济的方法实现国家统一”。现在香港、澳门、台湾，都出现了一些问题。这次十九大报告中的涉台部分也提到，我们不会容忍任何一块土地从中国分离出去。在台湾问题上，应当尽最大的努力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而社会经济整合的办法可能是最有效的。

很多年来，中央政府对港澳、台湾的政策都是对等谈判，但我觉得对等谈判效果不够好，主张我们可以单边开放。从英国历史上，大英帝国的时候，实行的就是单边开放，就是“你不向我开放，我也向你开放”的政策。因为大英帝国的经济体量大，很容易消除单边开放所产生的问题。中国大陆的经济体量很大，香港、台湾都是非常小的经济体，要对这些经济体实行单边开放。

一对一的对等谈判容易政治化。为什么上次那么好的和台湾的服贸协定失败了？主要是被高度政治化了。单边开放能解决很多问题，但是现在远远做得不够。到今天为止，这个大湾区内部的各种经济资源的配置远远不如欧盟，人员来往都麻烦。港珠澳大桥都已经造好了，谁去呢？很多容易解决的问题现在都还没有解决，比如两地车牌衔接、教育资源的有效整合、金融体系的衔接等。

广东以前为了香港的发展，不发展金融，结果自己没发展起来，却也没有对香港产生什么好处。又如，香港有技术，没有市场，但内地则有巨量的市场，未来怎么样建立一个共同的劳动力市场？欧盟各个国家之间经过共同努力，带来了很多方面的经济的整合，促进了经济发展。

因此，大湾区的研究要更细化一点。现在世界区域整合的经验很丰富，我们要“以我为主”把它们都学过来。很多整合经验都包括技术手段，而不是意识形态，我们完全可以学过来。

制度文明是最重要的一块。就制度建设而言，大湾区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现代化的一个实验地。广东省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已经从港澳台学到很多，那么下一步要继续怎么学？区域整合不是谁吃掉谁的问题，只要以“一国”为主，都可以把各地的经验吸收消纳进来，形成新的制度，而不是去简单地抄袭。再者，香港本身也处于一个关键阶段，是走西方的道路，还是在“一国”的构架下探索自己的道路？这关乎香港的前途。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说，大湾区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更是一个创新制度的问题。

三、粤港澳大湾区与制度创新

粤港澳大湾区由广东境内的9个城市和香港、澳门两个城市组成。这不仅仅是中国的巨大城市群，也是世界范围内的巨大城市群，这11个城市的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世界上第十大经济体。

为什么中国高层要提粤港澳大湾区？这里至少有几个层面的意义：第一，大湾区建设就是要实现湾区本身的可持续发展。第二，实现国家的进一步整合。第三，把湾区建设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际化经济贸易、科技创新平台。

如何实现大湾区内部的可持续发展？今天，广东全省、香港和澳门都面临经济发展和转型问题。广东珠三角已进行“腾笼换鸟”多年，尽管初见成效，但仍然面对巨大的内外部压力。中国其他城市群（主要是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和世界其他国家都在加紧转型，并且在很多方面都比广东快速。

除了深圳，中国很多城市的创新能力已经或者正在超越广东的其他城市。香港和澳门产业单一，面临就业、住房等方面的巨大压力。尽管两地领导层决心大，多年努力转型，但都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成就。再者，尽管港澳两地都有自身的很多优势，但两地市场极其有限，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出来。通过进一步整合，可以促成11个城市之间的优势互补，各方面资源的有效配置。

大湾区的发展也要带动整个国家的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先行一步”，一直在引领中国的发展，作出了巨量的贡献。广东的高速发展很显然也离不开香港和澳门的贡献。中国下一步的发展任务艰巨，不仅要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还要把国家提升到发达经济体水平。

从世界经济史来看，光是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就不容易。在这个过程中，大湾区如果缺少动力，整个国家的压力就会变得更大。对大湾区来说，不仅自己要达到高收入水平，也要对周边地区乃至整个国家起到辐射作用，也就是继续做经济发展的引擎。

就国家的整合和统一而言，大湾区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香港少数人开始搞“认同”政治，甚至“港独”运动。澳门尽管情况比较稳定，但从长期看也不能忽视，因为少数人也开始搞“认同”政治。因此，大湾区建设不仅仅是要追求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也追求粤港澳地区的进一步整合和国家的统一，加快社会经济的整合，通过社会经济方法实现国家的真正统一。

“一国”和“两制”之间并不是平衡的，因为“两制”是“一国”之内的“两制”，大湾区就是在充分发挥“两制”优势的基础之上的“一国”建设。

1.“一国”之内的世界级经济平台

就国际性平台建设而言，大湾区有望成为国家主导的一国之内的国际经济大平台。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在客观上为中国减轻了国际压力。不过，如何打造新的国际合作平台对中国是个考验。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大国，迫切需要推进经济全球化，在实现内部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引导国际经济的发展。这并不容易，区域全面伙伴关系协定（RCEP）在进行过程中，因为一些国家的阻力，进展并不会很顺利。

而中国倡议中的亚太自由贸易区过大，各国之间连基本共识都没有，相信也不会很容易落到实处。在国际层面上，从前西方国家领导全球化，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很难继续扮演这个角色，因为主要西方国家都面临很大的内部问题。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反移民思潮的兴起是西方内部问题的外部反映，他们首先必须解决这些问题，否则很难在国际上有所作为。

在解决众多内部问题之前，西方希望在国际层面再进一步推进贸易自由化并不实际。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引导国际层面的发展，做“领头羊”；不过，也要意识到，中国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国内发展。如果没有国内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的国际角色也很难持续。从前的大国（包括现在的美国）无一不是如此。

粤港澳大湾区可望成为“一国”之内的世界级经济平台。作为自由贸易区，大湾区已经具有诸多优势，包括巨量的经济总量、优质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世界级制造业基地、优质金融制度、优质服务业、教育科研等。湾区内部的一些城市创新能力已走到世界前列，例如，2016年深圳所获得的国际专利超越法国、英国；华为公司连续两年居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专利申请量第一位。

不过，各地的优势没有整合与利用，也就是没有做到资源有效配置。其中原因很多，但可以从“一国两制”构架中来理解。第一，“一国”的意识不强。一旦涉及具体利益问题，内地、香港和澳门三地可能纠缠不清，谁也不让利，一点小问题可以纠缠多年而无法及时解决。第二，没有利用“两制”优势，各搞各的，造成重复建设和巨大的资源浪费。例如香港具有金融、教育和科研资源，澳门具有优质服务业资源，但是这些都没有和珠三角其他地方整合起来，通盘考虑。

广州和珠海多年来发展教育，尤其是在高等教育方面已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但发展效果并不符合预期。广东为什么不能充分利用香港的教育资源呢？在“一国”构架下，广东和香港的教育资源整合完全是可以做到的，只是人们没有这个思想意识。再者，是香港的金融制度资源。这个制度在香港已很成熟，在世界领先。这些年，广东为了照顾香港的发展，本身没发展金融体系，但广东也没充分利用香港这个金融平台，造成巨大浪费。

2.行政主导地位过强压制企业作用

在大湾区内，行政分割过于严重，很多问题都是因为行政分割过于严重而造成的，也就是说，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制度。不仅内地9个城市和香港、澳门之间缺乏有效协调，内地9个城市之间也没有有效协调。广东很多年前就开始做“同城化”的努力，在很多方面（主要是交通）已经互联互通，但仍然有巨大的改进空间，尤其是在社会保障等社会政策方面，还没有有效地互联互通。

相对于中国其他地区，广东创新发展的主体一直是企业，政府起辅助作用，但因行政主导地位过强，企业和市场的主体地位没有凸显出来，企业仍然面临行政分割所导致的巨大制约。在世界其他大湾区，企业在湾区的经济乃至社会整合方面扮演巨大角色，但在广东，企业的这个作用被行政所分割，起不到整合作用。

怎么办？因为是“一国两制”，较之其他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的整合有其难度。但因粤港澳大湾区存在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行政分割所造成的困难也不是无法克服的。有几方面路径可以考量：

第一，优质城市建设。湾区可以对标国际一流城市建设来进行。很多年前，广东已经提出“叫板新加坡、首尔”等城市。“叫板”不仅仅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更是“软件”方面的。湾区内部很多城市的基础设施已经跟上，甚至不亚于港、澳，但管理水平远远没跟上。这方面，湾区各城市通过服务业的整合快速得到提升。应当指出的是，广东现在的服务方式和水平本来就和港、澳经验相关。

第二，城市群建设。城市群建设已经提升为国家计划，湾区可以参考其他国家的湾区建设经验，例如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等。除了要参考这些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更重要的是这些湾区如何克服行政分割的限制，让企业和社会在湾区整合方面起主导作用。

第三，湾区范围内的制度整合。这里要建设的是笔者称之为一个内部版的“欧盟”。欧盟具有很好的理念，有效推动了欧洲的经济社会发展。现在出了问题，并不是理念不对，主要是因为缺少一个强有力的中央协调者，因为欧盟由主权国家组成，各国之间的国家利益很难协调。

粤港澳大湾区则不同，有强大的中央政府作为协调者。湾区内部现在的整合情形远不及欧盟，例如在劳动力市场、人员流动、关卡管理、科研合作等方面，都离欧盟很远，甚至还没有开始。这方面，有很多湾区“共同市场”有待建设，包括共同制造业基地、共同金融市场、共同劳动力市场、共同房地产市场、共同教育市场、共同服务业市场等。如上所说，香港的金融、教育、科研优势，为什么广东不能用？如果这些湾区共同市场建成了，就可以实现湾区内部资源的有效配置。

第四，世界性贸易平台建设。在这方面，湾区要深入研究成功的案例，结合湾区的现实，打造世界级自由贸易平台。欧盟的经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经验、TPP规则等都是可以借鉴的。这不是说把这些自由贸易区的规则简单抄过来，而是研究这些经验，把这些国际多边主义的规则内化，变成“一国”之内大湾区自由贸易区的规则。因为这些规则具有国际性，也比较容易为国际企业所接受。

而且，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这样做尤其有意义。“一带一路”并非单向道，而应当是双向道。这表明不仅中国要通过“一带一路”走出去，国际大企业、国际技术、专业人才也要通过“一带一路”进入中国，成为中国和世界的永恒关联。从经济总量等各方面来看，大湾区在“一带一路”中的作用，不是中国其他城市群体所能比的。

第五，中央高层组织协调。鉴于“一国两制”的复杂性和城市之间的严重行政分割，这11个城市之间本身或广东省一级很难产生有效的协调机构。如果没有有效的协调，本来很容易解决的一些具体利益问题，就会被放大到阻碍湾区的整体整合。因此，可以参照京津冀协调模式，由高层组织协调机构。没有这样一个顶层设计，很难达成上述几个方面的目标。

四、粤港澳大湾区与中国的未来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我们可以把这40年称为“当代中国”。如果这样，当代中国的开放就是从广东开始的，就是从沿海经济开放特区开始的。在众多的沿海开放特区中，深圳是典型的代表。这是一个从小渔村到世界大都市的成功故事。40年前，没有任何人会想到“北上广”三大一线城市会演变成今天的“北上广深”四大城市。

这个成功故事背后也折射出了中国复杂的政治史。从早期“新租借”理论到20世纪90年代的要废除“特区”，开放过程中的多元声音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当然，这些不仅是来自学者或者政策圈的不同声音，而且是反映了不同社会力量的较量。也就是说，一不当心，特区的发展方向就会出问题。在今天尤其如此。中国总体上还是一个比较贫穷的社会，民粹力量的社会基础雄厚，稍不注意，就很容易逆转事物发展的方向。

我们要从这个背景来看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可以至少从两个层面来看问题：

第一，就珠三角本身的发展来说。大湾区可以说是开放4.0版。20世纪80年代的开放可以说是1.0版，90年代初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珠三角很快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那个时代可以说是2.0版。把“世界制造中心”改称“世界组装中心”更为科学。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广东实行“腾笼换鸟”政策，这之后可以说是3.0版。现在要进入了4.0版了。“腾笼换鸟”的过程很痛苦，但这么几年下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且，这一政策也是客观条件所需。

那么，之前从1.0版到3.0版具有怎样的共同特征呢？认识这些特征很重要。认识到这些特征才会意识到4.0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1.进步的渐进性。较之其他地区，这个区域一直在进步。尽管进步有时快，有时慢，但没有退步过。进步的速度既取决于内部环境的变化（例如意识形态、劳动生产要素等），也取决于外部环境的变化（例如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

2.经济形态以加工业为主体。从80年代的“两头在外”到今天，这个形态没有本质性变化。加工业使得珠三角吸收消化了大量的农民工，造就了中国新一波工业化。但从国际经济体系的角度来看，则造成了一个依附性工业体系。顾名思义，加工业就是为他人做加工的。这就是为什么说珠三角是“世界组装中心”更为确切。加工业的发达解释了原创性技术少而又少。即使深圳是今天中国最为发达的创新型城市，但大多创新还是停留在应用层面。应用就是对西方原创性技术的应用。很容易理解，应用就是对原创技术的依附。

3.附加值较低。加工业主要利用的是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在早期，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比较低的时候，产业的附加值比较高。但到现在，很多企业所能够赚取的利润越来越微薄，可持续性成为大问题。

4.制度现代化不足。经济现代化并没有导致各方面体制的现代化。相反，因为现行体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发挥了正面的作用，到现在已经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阻力。确切地说，珠三角的政府比较“亲商”，“亲商”推进经济发展，但“亲商”掩盖了政府本身也需要转型这个事实。很多地方政府都有所改革，但没有大的结构性改革。受制于总体大环境，地方层面的进步和更高层级的进步不能配合，结果地方只能半途而废。

5.从城市化的角度来看，存在着两个特征，即大城市化过度，小城市建设不足；城市化过度，乡村建设不足。这是中国城市化的通病。我觉得，中国城市化的设计者主要是经济学家和工程师。前者看重的是经济效益，而后者论证的则是技术上的可行性。城市越大，经济交易越频繁，GDP就越高。政治人物也往往看重政绩，但忽视了环保、社会公平、社会稳定等问题，发展不可持续。今天，大城市规模越来越难得到控制，中小城市情形恶化。

第二，就大湾区的发展来说，今天已经进入3.0版。香港1997年回归祖国，澳门1999年回归祖国，大湾区成功进入“一国两制”的1.0版。但回归并非“回归”的结束，而是“回归”的开始。所说的“回归”就是从英国人和葡萄牙人手中的“回归”，而香港人和澳门人的“回归”则刚刚开始。一回归就出现政治认同问题，并且愈演愈烈。为了解决围绕着政治认同的一系列问题，大湾区进入了以“更紧密贸易安排”为核心展开的2.0版，主要是想通过经济利益分配的方法来淡化甚至解决政治认同问题。不过，2.0版在解决了一些问题的同时，产生了不少新的问题。在我看来，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社会分化和收入差异加大。这是全球化时代的普遍现象。但就香港来说，全球化的影响要置于和内地的经济关系来讨论。“更紧密贸易安排”的好处主要流向了少数进入这个“安排”的群体，而大多数人没有得到足够的好处，有些甚至受到负面的影响。同时，内地本身的富人也涌入香港，尽管他们对香港的发展也作出了贡献，但对香港的中产阶级产生了“挤压”效应。双边的这种互动也导致了社会层面人与人之间的摩擦，认同问题更为突出。

其次，双边对等关系。为了尊重香港，北京和香港基本上处于对等谈判状态。但这里所能产生的问题是可以预测的。因为这对关系的高度不对称，香港很难消化来自内地的压力，尽管内地已经非常克制。再者，因为是对等谈判，一到香港，马上就转换成为政治。一旦成为政治，意识形态化不可避免，不但很难推进两者的关系，更恶化着认同问题。

再次，“好意成不了好事”，反而恶化问题。对内地来说，所有这些安排是为了香港的利益，但为什么香港的一些人不接受呢？这导致了对“一国两制”的重新解读。从前，人们一直以为“一国”和“两制”是平衡的，但现在的解读是“一国”优于“两制”，“两制”是“一国”之内的，因此“两制”应当服从“一国”。不过，在原则和理论上厘清两者的关系并不等于在实践上理顺了两者关系，原则和理论很难解决两者关系之间的诸多重大问题。

不管从哪一角度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的确立表明“一国两制”现在要进入3.0版了，即大湾区时代。大湾区就是把珠三角的下一步发展和香港、澳门下一步的发展一同来考量。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把大湾区称为“内部版欧盟”。

珠江三角洲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区域，而香港和澳门不仅仅是经济概念，而且也是政治概念，这些都说明了大湾区改革的成本很高，政策不能失败，只能成功，否则就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也就是说，大湾区的改革只能做加法，不能做减法。

如果说大湾区是“内部版欧盟”，那么大湾区具有经济、政治和社会各方面的含义。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要提出“大湾区不仅仅是什么”的问题。提出这个问题很重要，它会提醒人们在推进大湾区建设的时候，要避免可能出现的差错。

第一，大湾区不仅仅是经济项目。大湾区自然要通过全方位的整合来推进湾区的经济发展，以实现湾区的可持续发展。但如果把湾区仅仅视为一个经济发展项目，那么湾区的整合必然很难实现，最终反过来会制约经济的发展。这些年来，粤港澳三地也一直在努力推进三地的融合，但为什么三地融合非常有限，远远不及由主权国家组成的欧盟？这主要是因为各地政府都局限于一些经济发展项目，而忽视了体制上的整合。在没有体制创新的情况下，经济发展项目很快就会遇到瓶颈的。

第二，大湾区不仅仅是交通上的互联互通。大湾区内部的整合最容易被简单理解成交通设施的互联互通。这种物质意义上的互联互通自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制度上的互联互通。因为地方政府没有权限来做制度上的互联互通，他们因此只能把重点放在交通意义上的互联互通。但是，如果没有制度上的对接和互联互通，交通意义上的互联互通又能做什么呢？例如港珠澳大桥是典型的交通互联互通，但如果没有欧盟那样的通行制度，谁来使用这座大桥呢？又如港口和航空港之间的互联互通，但如果没有三个关税区之间的对接，如何实现货物自由通行呢？

第三，大湾区不仅仅是区内11个城市之间的合作，而更是企业、社会之间的合作。大湾区的主体是市场、是企业、是社会。当我们讨论大湾区的合作时，往往想到的是政府之间的合作，而其他方面的合作被视为是次要的。实际上则不然。在大湾区内，真正影响甚至阻碍湾区内合作和整合的便是政府的行政权力。如果政府成为湾区整合的主体，那么整合和融合可以推进一些，但不会有很大成功的可能，到了一定的阶段就会出现瓶颈。如何克服这种来自行政的阻力呢？要克服来自行政的阻力还是要依靠行政力量，即谁来统筹大湾区的问题。

第四，大湾区不仅仅是特大城市群，而且是分散性城市群，实现均衡发展。不可避免的是大湾区内的各个城市尤其是主要城市，包括广州、深圳和香港都会来争抢“老大”的位置。这种现象在“大湾区”概念提出来之后实际上已经在发生。尽管大湾区内各个城市比较优势不同，会形成自然的等级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资源都要置于这些主要城市。把资源集中在几个主要城市的做法已经导致了很多的问题，主要是大城市的规模失控，而中小城市则发展不起来，甚至衰落。大湾区既要追求基于比较优势之上的合理劳动分工，又要追求均衡的发展，尤其是社会公平，这样才会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那么大湾区对中国的未来可以有什么样的贡献呢？如上所说，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离不开广东。广东人也一直自称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先行者”，并且引以为骄傲。正如40年前，今天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表明了中国又处于一个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广东如何继续扮演“排头兵”和“先行者”的角色呢？广东要做什么才能扮演这个角色？广东如何与香港和澳门一起来扮演这个角色？这些问题都是没有现成答案的，需要人们的探讨。不过，如果从中国所面临的内外环境出发来定位大湾区未来的发展，那么如下四个方面不仅不容忽视，而且应当是人们追求的方向。

第一，一个世界级经济平台。把大湾区建设成为世界级经济大平台，既是湾区内部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对急剧变化的中国国际环境的回应。

就湾区内部来说，无论是广东本身还是香港和澳门都面临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广东进入开放3.0版以来，尽管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未来发展动力不足。数量型经济增长已经遇到瓶颈，而质量型经济增长模式有待发展。香港和澳门也如此，自回归以来，大多数产业已经转移到珠三角，本地产业结构单一，技术创新既乏力又缺少空间。湾区的融合就是要突破三地现在的瓶颈，把经济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欧盟的历史表明，整合和融合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发展。欧盟能够做到，为什么“一国两制”下的大湾区不能做到呢？

就外部环境来说，中国目前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美国全面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和中国产生贸易摩擦。尽管贸易摩擦既非中国发动，在很大程度上说也是不可避免的，但中国必须避免中美贸易全面脱钩的情况。原因很简单，中美贸易一脱钩，那么中美关系就很有可能演变成为昔日美苏冷战状态，这对国际政治和中国本身的冲击将是巨大的。在美国不欢迎甚至禁止中国到美国投资的情况下，唯一的方法就是中国通过自己“单边”的开放政策，吸引和留住美国的资本。中国最近宣布的一系列开放举措就反映了这个方向。不过，要实现这个目标，中国需要做很多事情。其中，中国需要构建几个大的经济平台，就如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特区。粤港澳大湾区就是这样一个经济平台。平台必须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来吸引外资。这既是中国避免和西方发生冷战所需，也是中国的质量型经济发展所需。

第二，一个南方共同市场。建立南方共同市场也是实现内部可持续发展所需。发展既需要来自外部的竞争，更需要来自内部的竞争。中国近年来发展动力不足，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内部竞争动力不足。在学术界，人们往往把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视为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中国现在已经形成了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等几个大经济板块。人们也可以把这些经济板块理解成为大经济平台。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些经济板块之间的竞争非常重要。这些板块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差异化便是进步的动力。很难对这些板块实行统一的经济政策，也不能用行政权力来促成这些板块的一致化。相反，必须强化这些板块之间的竞争。

在中国，往往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即没有外来的压力就很难有进步。问题在于我们要等外来的压力吗？外在的压力，就如今天的贸易摩擦，对付不好往往就会演变成灾难。近代以来日本进步的动力表面看来自外力，但实际上是内力。来自外部的压力不可避免，需要理性应付，但创造内部竞争机制更为重要。如果内部失去了竞争，那么进步就会缺失动力。

人们往往担心内部的竞争会导致权力过度分散，从而影响国家的统一。就历史的经验来说，的确是这样。但今天的条件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高度集中的中央制度构架，中央牢牢控制着的人事任命权、便利快速的交通、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等已经赋权中央政府。传统意义上的“分”在今天已经不可能。相反，今天人们所应当担忧的是过度集中所导致的地方竞争的缺失。

第三，一个全方面制度现代化的样本。大湾区建设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更是国家现代化所需。20世纪80年代的人们曾经热衷讨论制度现代化，但后来重心转移到经济发展，久而久之，似乎经济发展取代了制度现代化。不过，在实际层面，国家面临的制度现代化挑战越来越严峻。制度现代化不仅关乎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更关乎文明的进步。衡量一个国家崛起的最主要指标就是一套新制度的崛起，经济发展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其本身不能取代制度建设，尤其是新制度的创新。

制度崛起当然不是制度的西方化。近代以来，刻意追求制度西方化的国家没有几个是成功的，大多数都是失败的。成功的都是把自己的文化传统、国情和向西方学习有机结合起来的国家和地区。就制度现代化来说，大湾区最有利于制度创新。所谓的制度创新更有可能来自不同制度的互动。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以来，基本上维持着“一国”和“两制”之间的互动，就是说双方实际上维持在两个较为独立的“单元”。而大湾区内部的整合和融合就不一样了。大湾区就是“一国”之内“两制”的紧密互动，通过互动得到整合和融合。这种互动是化学反应式的，可以导向制度的现代化。

应当强调的是，最近以来因为香港内部的一些变化，尤其是少数“港独”力量的出现，人们对香港的看法趋向于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不过，就制度现代化而言，香港和澳门远远处于领先地位。这两个地方现代化较之珠三角其他地方先行，并且已经把西方的经验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了。尽管这两地并非在所有制度领域都是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地方，但总体上说，这两地可供珠三角制度现代化学习的地方仍然有很多。

第四，一个国家统一新模式。除了香港和澳门所面临的进一步整合问题，我们仍然面临着如何实现台湾统一的问题。尽管人们不排除“武力统一”的选项，但这一选项更可能只是对“台独”起到一个阻吓作用，而很难实际使用。如果是使用武力，且不说其他方方面面的影响，对中华民族必然是一个巨大的伤害。

不过，存在着其他很多实现统一的方法，那就是用社会经济的方法。欧盟就是使用社会经济的方法。欧盟出现了问题在于欧盟是由众多的独立主权国家组成的，缺少一个有效的协调者。大湾区则不同，已经同属一个“国家”，存在着一个强有力的协调者。再者，相对于港澳台，大陆（内地）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两者之间不是一个对称的关系。不管港澳台如何看待大陆，但经济上大中华地区的整合是一个客观的现实。在很大程度上说，港澳台经济已经成为以大陆为核心的经济体的内在一部分。这就决定了，大陆可以实行单边开放政策来促成融合和整合。

单边政策有点像今天人们所说的“供给侧改革”，其有效性在于其无须通过和这些地区的双边讨论来决策和实施政策。尽管香港和澳门已经处于“一国”之内，但一旦启动内地和香港、澳门的双边谈判，事情就容易变得政治化。和台湾的情况也类似，早些年“服贸协议”的“流产”就是双边谈判的产物。而单边开放就是大陆实行单边政策来满足这些地方的需求。单边政策可以涵盖各个方面，包括投资、就业、教育、科研、租房、社会保障等领域。这些领域并非直接的政治领域，但对政治一定会产生影响。等这些领域整合了，政治领域就是“最后的一公里”。再者，无论从哪个指标来衡量，大陆经济体有能力吸收消化单边政策所可能引发的负面效应。

在我个人看来，粤港澳的整合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把台湾也包括进来。“一国两制”最先是针对台湾提出来的，是为了解决台湾问题。在实践层面，被先用于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一国两制”实施多年，不能说它不成功。确切地说，这个政策很成功。世界上还没有其他国家使用这样的方法来和平地解决国家统一问题。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一国两制”政策需要与时俱进，根据客观现实的变化而调整。也就是说，“一国两制”需要进入3.0版。这个3.0版在香港和澳门成功了，那么就可以进而应用于台湾。实际上，南方共同市场的外延是可以扩大的。台湾的有识之士很多年一直在提倡“两岸共同市场”。以珠三角为核心的南方共同市场很容易扩展到福建，从而把台湾也包括进来。

当然，现实地说，即使实现了社会经济方面的整合和融合，“台独”势力或许仍然会存在。人们可以假定“台独”势力会继续存在，但如果实现了社会经济的整合和融合，那么“台独”者肯定是少数，并不难加以管控。一句话，社会经济方面变成共同体了，政治方面的统一就很容易解决。不管怎样，世界历史上，从古到今，国家统一都是充满暴力和血腥的，即使通过暴力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也难以避免“独立”力量的再次出现。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有责任和义务探索一条新的国家统一道路。这是一份对人、对社会、对国家、对文明的责任。

社会重建篇

第十章　中国须警惕社会失序的风险

一、中国改革的两条政策思路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主体改革一直是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为辅。直到中共十六大才把社会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社会改革的目标主要有三：一是解决单面向GDP主义留下来的深层次经济和社会问题；二是为未来经济增长寻找新的资源和增长方式；三是为未来的政治改革奠定一个坚实的社会制度基础。

尽管各方面在推进社会改革上作了很大的努力，但效果很不理想，GDP主义还是继续盛行。从这些年的实践来看，在GDP主义指导下，很多政策措施在稳定了经济的同时使得社会不稳定化。或者说，经济的增长是以牺牲社会而达成的。不可否认，有关方面每出台一个政策总是抱着良好的愿望，只不过政策的实践往往和愿望相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就要从决策者的发展哲学或者指导思想层面来寻找。如果在指导思想方面出了问题，所制定的政策很容易出问题，甚至走向反面。

1.GDP主义曾发生积极作用

目前的中国，主要存在着两条政策思路：一条就是盛行多年的GDP主义。历史地看，GDP主义在改革开放的特定历史时期发生过积极的作用。GDP主义的核心就是用物质利益来刺激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在发展经济方面的积极性。如果没有物质利益引导，就很难冲破原来僵硬的体制的束缚。西方盛行的新自由主义，到了中国完美地体现为GDP主义。GDP主义首先进入经济领域。市场机制的引入、民营化（不管其发生怎样的问题）、新产权制度、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等经济自由举措，都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当GDP主义闯入中国社会领域的时候，就产生了无穷无尽的问题。说穿了，GDP主义就是要把中国社会货币化或者商品化。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领域是合一的，当时的经济政策就是社会政策。经济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把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区分开来，成为两个不同的领域。这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改革上。法人化或者企业化改革目标在于使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而非原来的社会甚至是政治单位。这方面相当成功，中国的企业已经甩掉了社会包袱。照理说，当企业从社会负担中解脱出来之后，国家就要建立社会政策，替代企业来负担社会功能，例如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等等。但这方面显然没有跟上。“抓大”政策产生了很多庞大无比的国有企业，它们有财力以不同形式继续承担一些社会政策功能。“放小”政策（民营化）则导致了原来隐含在企业制度内部的社会政策的全方位解体。而从国有企业之外发展出来的非国有企业的情况，和被民营化的企业的情况相差无几。

很难说，有关方面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建立社会政策（或者社会保护）方面也作了很多的努力。但严格地说，中国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建立完善的社会政策制度，社会政策仍然从属于经济政策，前者是为后者服务的。

2.牺牲社会来保障GDP增长

但更为严重的是经济危机对中国社会制度的冲击。每次经济危机发生，有关方面总是有意或者无意地诉诸牺牲社会的办法来保障GDP的增长。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很多人的眼光就转向了教育，希望通过教育产业化的方式来保证GDP的增长。即使在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教育也属于社会政策，需要政府或者民间的大力投入，但在中国，教育则出现了“产业化”倾向。教育系统的扩张，学生扩招，大学升级、合并和大学城建设等，都是围绕着GDP和经济增长展开的。GDP主义侵入教育领域是中国教育改革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直到今天问题还没有解决。

之后，GDP主义又侵入了其他领域。医疗卫生是另一个社会政策的重灾区。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的房地产市场，更是把GDP主义推到了一个新的高点。政府的一揽子拯救危机的财力和宽松信贷政策的好处，很大一部分流向了房地产。在GDP主义的推动下，把本来具有很大社会性的房地产视为纯粹是经济增长的来源。

可以相信，如果不能改变GDP主义的状况，就会有越来越多的社会领域被商品化和货币化。中国社会本来就很脆弱，但现在是越来越难以支撑自身。例如，中国的中产阶级在改革开放之后开始得到发展，但到现在为止，这个阶层仍然是很小的一部分，这和中国缺失保护社会的社会政策有关。社会领域被GDP主义侵占之后，中产阶级没有生存空间。无论是教育、房地产和医疗卫生政策，方方面面的改革不是在培育社会和保护社会，而是在一次又一次地打击中产阶级。社会上所说的“房奴”和“孩奴”就是对中产阶级的真实写照。

也应当指出的是，GDP主义在很多方面已经成为经济发展本身的阻力了。现在，它已经成为中国产业升级的主要的制度障碍和意识障碍。产业升级的过程是痛苦的，需要作很多的调整。在调整时期，不见得每年都能保障所规定的GDP增长目标。但是因为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都是用GDP来衡量的，他们不会有任何动力去作调整产业方面的工作。相反，为了保障稳定的增长，他们会采用保护那些本来应当淘汰的落后产业。低层次的扩张式增长是地方官员最理性的做法。

3.第二种政策思路

第二种政策思路就是通过社会政策的改革来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源。和第一种把社会商品化的思路相反，第二种思路就是要通过保护社会，建立消费社会取得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应当说明的是，这样做并不是要回到原来的道路，把经济和社会政策合二而一。相反，这要求明确确立社会政策，用健全的社会政策消除资本和市场经济所产生的弊端，同时确定新的经济增长源。在这方面，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着很大的认识偏颇。因为发生了金融危机，市场经济受到批评和攻击。极端者有否认市场经济的味道。的确，如果市场监管不严，就会导致这样那样的危机。但市场经济仍然是人类迄今为止最有效的追求财富改善人类生活的机制。

通过确立社会政策机制、建立消费社会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不否认资本和市场。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房地产等等领域主要是社会政策。但要想这些社会政策可持续，还必须要有经济政策和市场来保障。就是说，首先应当在社会政策的构架内实行有效的经济和市场机制。经济还是社会政策的基础，没有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不管怎样的政府都难以达成社会政策的可持续性。

自近代以来，资本和市场能够在西方社会生存和发展，和其社会制度创新分不开。在讨论西方制度创新的时候，人们往往放在经济、技术和政治方面的创新。实际上，社会制度的创新也同样重要。社会制度的创新主要表现在社会政策的确立。早期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也出现了无穷的弊端，才会出现马克思的资本主义要自我灭亡的预言。但正是社会政策的确立，社会得到最基本的保护，资本和市场才逃避了马克思所预言的命运。中国的资本和市场要生存和发展，保护社会是前提。在很大程度上，第二种政策思维实际上也已经存在，主要体现在“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但在实际政策层面，很多政府行为仍然受GDP主义所驱动，从第一种政策思路到第二种思路的转型还是困难重重。从历史上看，在任何国家，作这样的转型都是很困难的，甚至是通过长期的社会运动或者社会革命才达成的。但不管怎样，GDP主义指导下的对社会的破坏必须得到扼制。如果社会一再被弱化，最高速的GDP最终也会变得毫无意义。

二、中国社会秩序的失序风险

今天，我国社会转型的方向面临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从国际经验看，任何一个处于转型期的社会都会出现重大的社会问题。但如果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积累起来，最终就会造成社会失序的局面。保卫社会、重建社会秩序是唯一的选择。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社会建设的目的就是创造一个社会环境，容许不同社会阶层和谐共存。基本的社会信任为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和平共存所必需。一旦基本信任流失，社会就会失去基础。这不仅适用于社会个体之间，也适用于任何一个组织、任何一个政府。

社会信任的缺失可以对整个组织体系的运作产生摧毁性的影响。2011年中国红十字会因为“郭美美事件”而引发了巨大信任危机，直接影响到这个组织的正常运作。政府方面也是如此，同年发生的温州高铁事件就是一个简单的例子。一旦社会对政府机构失去基本的信任，那么无论政府机构做得多好，政策也会变得无效。

很简单，社会支持什么，反对什么，都是建立在对决策机构的基本信任之上。个人也好，组织也好，都必须得到社会的基本信任。没有这种信任，任何社会秩序都会变成不可能。中国社会到底是如何失序的呢？

1.中国社会失序的主要根源

任何一个社会，权力可以分解成为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社会权力。它们是具有自己的边界的。无论从西方的历史还是中国的经验，政府权力站在哪一方，是资本还是社会，就会产生不同的政体，也会改变经济和社会领域间的平衡，从而对社会秩序产生影响。所以政府和政治权力很重要，是个平衡器。这三者一旦失去平衡，社会秩序的基础就会遭到破坏，社会秩序和道德就会解体。

中国社会失序的最主要根源在于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之间没有边界。中国经济奇迹的创造，政府是其背后的主要推动者。学术界把东亚经济体（包括早先的日本和后来的“四小龙”）称为“发展型政府”，即政府主导和引领经济的发展。和这些经济体相比较，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更大。要推动经济发展，政府不得不站在经济这一边，也就是和资本、企业家（无论是外来的还是本土的）结成紧密的关系。权势一体化不仅导致了经济和社会之间的失衡，而且也导致了政治和社会之间的失衡。

不难看到，我国的早期改革并没有把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区分开来，导致把经济政策简单地应用到社会领域，从而使社会领域过度市场化、货币化。在政治权力的扶持下，新自由主义很快就进入了诸多社会领域，包括医疗、教育和住房。在其他国家，这些领域都并没有被视为纯粹的经济领域，而是社会企业，都是要求政府大量投入的。但在中国，这些被视为单纯的经济企业，成为暴富领域。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医疗部门率先引入经济政策，医院成为暴富领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为了对付危机，有人建议将教育产业化，实际上中国的教育从此之后走上了激进的产业化道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经济政策导入了另外一个社会性很强的领域——房地产。在一个国家，如果医院、教育和房地产等具有高度社会性的领域成为暴富领域，这个社会肯定是不会稳定的。

GDP主义就是社会的经济数据化。政治人物需要GDP数据，企业家需要GDP数据，经济学家、律师、教授等社会阶层需要GDP，就连一般社会成员也需要GDP。无论是组织还是个人，缺少了经济数据，就变得毫无价值。有的医生可以因为病人的钱不够而中止手术，有的律师可以为了钱而出卖灵魂，普通人因为担心被索取金钱而不敢扶起倒地老人，有的教授为了致富而把学术和教育当成了副业，这些都是各种变相的GDP主义的产物。

但是很显然，人的价值是不能数据化的，一旦数据化，人的存在就失去了任何意义，也就是“去意义化”。一个“去意义化”的社会便是毫无道德秩序可言的。这就是今天大家经历着的不信任、恐惧、孤独的根源。

历史地看，有效的社会管理取决于国家和社会的平衡。具体说来，社会管理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社会的自我管理，一种是社会的“被”管理。在我国，大家比较不重视的是前一种。传统上我们一直是一个家长式社会，历来强调秩序，但这个秩序往往是自上而下施加的。这种传统不仅没有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反而在得到强化。直到今天，一旦提到社会管理，很多政府官员自然地把它理解成为自上而下的控制。

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可以归纳为四种情形：（1）强政府、弱社会；（2）强社会、弱政府；（3）弱政府、弱社会；（4）强政府、强社会。很显然，最差的情况是弱政府和弱社会，而第四种情形即强政府、强社会是最理想的。

我国属于哪一种？很多人肯定会说是“强政府、弱社会”。但这仅仅是表象。实际上，在很多方面我国是“弱政府、弱社会”。政府什么都要管，好像是强政府，但因为很多方面管不好，老百姓又抱怨政策，这就演变成弱政府；社会没有空间，没有能力自我管理，这就是弱社会。政府官员经常视社会为自己的对立面，动用政府力量对社会进行管制。

所以，在社会管理上，我国政府的负担远远大于很多其他国家。政府什么都要管，但政府并不是永远有能力来管理社会的。

在社会管理方面，我们应当争取的是强政府和强社会。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不是一场零和游戏，而应该可以是双赢游戏。我国需要的是一个具有高度自我组织化能力的社会。如果社会自我组织化程度高，那么建立在这个社会基础上的政府必然是强政府。

改革能够重建我国社会秩序。从国际经验看，今天我国社会失序现象并不难理解。大多数西方社会在历史上的不同阶段也经历过类似的情况。如果西方社会发展和变迁一直很平稳，那么人们可能难以看到马克思、狄更斯和雨果那样的大家了。实际上，欧美社会在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危机远比当代中国严峻。长时期的大规模工人阶级运动就是一个例子。

现在大多数人从横向比较看中国，就是把中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较，但忘记了一个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这既不科学，也不公平。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稳定的社会秩序都是通过改革而建立的。不管我国社会和其他社会有什么不同，我国也必然要走通过改革而重建社会秩序的道路。

三、中国必须进行一场社会改革的攻坚战

1.解决经济改革的负面后果

本世纪初以来，在“以人为本”的亲民政策构架中，中国领导层逐渐把社会改革摆在了改革的头等议程。社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系列或一整套社会制度。这场改革的意义并不亚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后的经济改革。在很多方面，社会改革远较经济改革困难。对这场改革的意义，人们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

首先，社会改革是为了应付和解决经济改革所带来的负面结果。在前40年，经济主义可以说是中国发展的主题，经济发展就是一切。中国在短短时间里，创造了世界经济史奇迹。此前，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帮助数以亿计的人民脱离贫困状态，能够帮助这样大规模的社会群体提高生活水平。

但经济主义在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各级政府GDP主义盛行，非经济方面的发展大多被大大忽视，导致环保恶化，资源大量浪费，贫富差异扩大和社会分化严重。这些由经济发展导致的后果，加上党政官员的腐败，反映到社会层面就是政府在人民眼中的合法性降低，群体事件开始出现，多数表现在各级政府和社会的不和谐。

很显然，经济主义的后果不加以纠正，经济发展就不可持续。这一点无须多说。这些年来中共领导层努力加以确定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对这种单向面发展反思的产物。而社会改革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主题。

其次，社会改革要为未来经济增长奠定新的制度基础。总体上来说，前面40年的经济增长来源于经济制度的改革和创新。但迄今，经济改革的很多方面已经很难深入下去，说明过去的增长模式已达到了顶点。进行社会改革和建设社会制度的目标是推动中国从一个非消费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型。

笔者已经多次论述消费型社会是中国未来长期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来源。经济增长有两大来源，即投资和消费，而投资的最终目的也是消费。中国在过去40年里建立了一个外向型经济。增长来自投资，但投资是为外部市场服务，主要是西方市场，或者说中国的经济体基本上是为外国人服务的。这就是中国制造、西方消费的模式。

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发生，来自西方的需求骤然下降，中国这种发展模式的局限性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中国要向消费社会转型，就必须建立一整套有助于消费社会发展的社会制度，例如医疗保险、社会保障、教育和环保，等等。没有这样一套制度，就没有可能出现消费社会。

金融危机也说明了，不仅中国增长模式已经缺失新增长动力，更表明这种模式下发展出来的经济体的脆弱性。人们一般认为中国是个大陆型经济体，就是说中国对外来危机应当具有很强的抵御能力。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中国大陆型经济体的优势根本体现不出来，西方一旦发生金融危机，马上就会影响到中国。就是说，中国的经济体尽管从量上说非常庞大，但也非常脆弱，没有消化西方金融危机的能力。

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还没有建设成大陆型经济体。中国只有沿海一带通过和西方市场的整合发展起来了，成为经济增长源，而中部和西部没有发展起来；城市发展起来了，而乡村没有发展起来。内陆和农村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展不够。要发展，就必须把眼光从国外市场转向国内市场。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的建立既有助于减少区域间和社会群体间收入分配差异，也有助于在促进发展的同时鼓励消费。

第三，更为重要的是社会改革要为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做制度准备。中国的改革进程大致可以分为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再政治改革三个阶段。

从改革开放开始到21世纪初，一直是以经济改革为主。中共十六大以来，社会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的政治发展进程应当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在先，民主化随后。民主制度的有效运作不仅需要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更需要诸多基本国家制度成为其基础结构。

世界上，凡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得好的国家，民主化过程比较和平，新建立的民主制度能够有效运作。反之，在缺乏基本国家制度的情况下，如果发生民主化，就会出现无政府状态、社会不稳定和政治的恶斗。现在，亚洲很多国家所经历的民主危机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在过去40年中，中国已经建立了一套基本的国家经济制度，但社会制度则远远没有建立。如果基本国家制度中缺失了社会制度这一块，那么必定出现混乱频繁发生的政治局面。

这些年来，中国的社会改革雷声大、雨点小。医疗卫生改革已经争论了很多年，但还是没有一个让各方都能普遍接受的好方案。社会保障制度有了一些进展，但远离社会的客观需求。教育改革也缺乏一个好的方向；尽管国家税收能力大大提高，但收入分配和社会分化继续恶化。另一方面，社会群体事件的出现，加上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还会增加。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的建设已经刻不容缓。但是，各方面的利益一直在这些问题上争论不休。在很多领域，一会儿集权，一会儿分权。尽管谁都说改革很重要，但就是解决不了谁来改革的问题。这背后无非是既得利益在抵制改革。

在任何国家，社会改革和建立社会制度都是一场攻坚战。在当今发达国家，社会制度的建立往往和持久的充满暴力的工人阶级运动，甚至革命联系在一起的。不难看到，从原始市场经济或者资本主义转型到现代福利型资本主义并非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社会改革的结果。一些国家的政治精英能够实行“铁血”政策，超越既得利益，进行自觉的改革；但另一些国家的政治精英则受制于既得利益，没有能力进行改革，让暴力式社会运动和革命发生。

有一点很明确，到现在为止，所有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都是保障其市场运作和社会稳定的制度基础。

中国的社会改革如果继续流于形式，深入不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如前文所说，不仅应付不了已经出现的由单向面经济发展所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而且经济增长没有新的和持续的动力。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民主化可能会提前到来。改革开放已经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一支比较独立的队伍。而农民工（工人阶级的变种）则更为独立。同时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高度依赖于国际市场的事实表明国际力量很容易找到影响中国内部发展的途径和方式。多种力量结合在一起，释放出来的能量谁也阻挡不了。

2.确定中央政府在社会改革中的主体地位

金融危机的确是个进行社会改革和建立社会制度的好机会。但现在看来，在这方面，有关方面并没有明确的思路，所推出的各种拯救经济的举措，其重点还是在原来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模式上。例如外贸，还是想通过各种途径来促进外贸。但谁都知道，这种方式已经无效，大量的资金因为背后存在着庞大的既得利益而流向基础设施的投资。中央政府尽管也强调了民生经济，但因为其背后没有“既得利益”，资金很难流向民生经济。

要进行社会改革和建立社会制度，一要好的思路，二要坚定的政治信心，更为重要的是确定中央政府在改革中的主体地位。社会制度属于基本国家制度，其建立不可能自下而上。也就是说中央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可以把责任推给各级地方政府。实际上，中央政府已经集中了足够的财力，现在也是时候把社会改革这份责任集中起来了。基本社会制度的确立既是执政党长期执政的社会基础，更是国家真正崛起的制度基础。这一关必须闯过去，否则，不仅中国社会变得越来越难以治理，国家难以长治久安，执政党的执政危机随时都会发生。

四、社会改革要实现“强社会”

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出现，各级政府把“维稳”提高到一个很高的高度。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一个庞大的维稳机构，各级政府投入大量的资源维持社会稳定。但很显然，维稳的手段缺少创新，不仅成本极高，而且出现越维越不稳的趋势。

这并不难理解。每一个机构产生之后，都会产生其自我利益。这种自我利益不仅会促使这个机构的无限膨胀，而且会与其设立的目标背道而驰。所以，有些维稳机构反而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根源。维持社会稳定是每一个政府的责任，但中国目前缺少那种制度创新的维稳手段，如果不能及时转型，不仅不可以持续，其后果也会不堪设想。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次中共高层所强调的重点，应是社会管理方式和体制的创新。

要创新社会管理，首先就要对社会管理的概念有一个理性的认识。历史地看，社会管理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社会的自我管理，另一种是社会的“被”管理。在任何社会，这两种情况都存在。在中国，大家比较不重视前一种，即社会的自我管理。中国传统上一直是一个家长式社会，这种传统不仅没有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反而在得到强化。一提到社会管理，各级政府官员很自然地把它理解成为自上而下的控制。

社会如果要自我管理，就要求给予社会很多空间，有了空间才能发展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有了社会，才能发展出社会的自治组织或者自下而上的秩序。很多发达国家就是这种情形。

很多人把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对立起来。在对立的意义上，就会产生两个极端，要么只有政府，没有社会；要么只有社会，没有政府。两者似乎都是零和游戏。

只有社会、没有政府是另一个极端的典型，最糟糕的情况就是无政府状态，而最好的情况就是社会的完全自治或自发的组织。不过，从历史上看，完全自治的社会无论中外都没有出现过。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政府，不管政府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

在学术界，几十年来，人们对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一直有很多争论。中国属于哪一种？很多人肯定会说是“强政府、弱社会”。但实际上，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

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中国体现出典型的强政府现象。中国政府很强大，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来达成其政策议程，似乎能“从容”应付来自社会的各方面挑战。但是事实上，中国不仅社会很弱，政府也很弱。政府的很多政策推行不下去，往往停留在字面上。为什么会这样？

1.弱社会不利政府

这和社会弱有关系。社会对政府很难施加影响力，中央政府只有依赖官僚机构来推行政策。但没有社会对官僚机构的压力，官僚机构就没有动力来实施政策。而弱社会本身更是没有力量来实施政府政策。中国政府的强大动员能力来自政治动员。不过，政治动员一旦使用过度，就会产生很多负面效应，其中最大的负面效应就是使得本来已经很弱的制度变得更加弱了。例如法制。法制是任何一个国家制度能力的保障。中国各种形式的政治动员经常是超越，甚至是破坏法制的。在很多地方，一些领导人尽管也强调法制，但往往更热衷于通过政治动员来做政策执行。

很明显，在社会管理方面，人们应当争取的是强政府和强社会。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不是一场零和游戏，可以是双赢游戏。中国需要的是一个具有自我组织化能力的社会。没有社会，政权就没有基础。如果社会是脆弱的，政府必然是脆弱的。

那么，如何实现“强政府、强社会”的目标？经验地看，这样一个社会必须是以下三种秩序的共存：

第一个也是最重要层面的社会秩序是社会的自我管理。社会如果没有自我管理的能力，什么都必须依赖政府，政府什么都管的话，必然超出政府的能力，管理也必然无效。要社会形成自我管理，必须赋予社会足够的空间。这就要求政府必须放权给社会。政府必须把那些社会可以自我管理的领域开放给社会本身。此外，政府也应当把那些自己管理不好的领域让渡给社会。不过，应当强调的是，社会的自我管理并不是社会的放任自由，政府要对涉及公共利益的社会领域进行规制。

第二个层面是政府和社会的伙伴关系。在一些政府必须参与管理的领域，也不见得政府要亲自管理，可以委托给社会组织来进行管理。就是说，政府和社会可以是伙伴关系。委托给社会管理可以减少管理的成本，使得管理更加可以持续。

第三个层面才是政府管理的社会秩序。尽管近现代国家最大的特征就是垄断暴力，使用暴力机器来维持社会秩序，但从大多数先进国家的经验看，政府在社会管理方面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制度建设上，包括法制、社会制度（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使用暴力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最后一种不得不的方式，政府应当把重点放在制度建设上。制度是社会个体和群体活动的舞台。

在中国，政府显然把重点放在第三个层面。就第一个层面而言，尽管社会自治也具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例如村民自治，但在政策层面，自治的范围非常狭小。因为不能充分放权社会，社会发展缺少空间。但在一些地方，领导干部把自治理解成为放任自由，缺失规制，导致黑社会性组织猖獗和无政府状态的出现。在第二个层面，政府和社会的伙伴关系不是中国的传统。传统上，社会历来就是政府的附属品，被管理的对象。政府和社会平等的观念的出现尚需时日。

很显然，前两个层面社会秩序的缺失和暴力机器的凸显，促使着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关系的对立化。而这种对立才是社会不稳定的真正根源。

2.允许民营企业家入党是中共创举

不过，目前存在的问题并非没有解决的办法，更有效、更符合人性的途径也是存在着的。实际上，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社会管理方面积累了很多很好的经验。

20世纪90年代，执政党通过把社会力量容纳进政权的政治过程来管理社会。这主要表现在容许民营企业家入党、参政。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改革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容许在国有部门之外发展出一个非国有部门来，民营经济很快在很多指标上超越了国有部门。但是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民营企业家怎么办？这是个很大的新兴社会群体，在社会上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对这个新兴群体，尽管当时社会有很大的争议，但执政党还是为这个群体开放政治过程。无疑，容许民营企业家入党是共产党最具有创意的决策。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共产主义的目标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消灭资本家。允许民营企业家入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创举，也使得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共产主义政党分开来。这种实事求是的做法，使得执政党本身可以生生不息。

同时，这些年来，政府也在努力进行社会制度建设。社会政策多年来是政府的头等重要的议程，在一些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由此看来，“社会管理”和“管理创新”往哪个方向发展，应当是很清楚的。如果是在加快社会改革的基础上，继续走20世纪90年代的路，即把新兴社会力量吸纳到政治过程中，就会促使社会管理走上一个可持续的道路，促成政府和人民之间的良性互动，最终形成强政府、强社会的局面。但如果是继续甚至强化这些年的“维稳”思路，那么就会出现更多的问题，使得社会管理更加不可持续，政府和人民陷入不良互动，最终造成弱政府、弱社会的局面。

3.实现“强政府、强社会”的路径

如何实现“强政府、强社会”的目标？一条有效的途径是把行政体制和社会改革结合起来。

政府向社会分权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里有几个重大问题需要厘清：政府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什么权应当留在政府，什么权应当下放给社会？从各国经验看，有一些事情必须由政府来做，例如外交、法律、司法、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暴力垄断，等等。但在其他很多领域，尤其是社会经济文化等诸领域的权力可以下放给社会。尽管这些领域政府也可以自己来做，但还是下放给社会更有效。

必须指出，向社会分权的过程中，不能把社会想得过于理想化。很多人因为对政府行为不满，往往把社会过度理想化，相信一旦分权给社会，什么问题都会解决了。这样的想法也不符合实践。如同政府会犯错那样，社会也同样会犯错。同时也应当意识到，政府向社会分权并不意味着政府和社会完全不相关了。恰恰相反，政府一方面从直接控制和管理社会中退出，另一方面也必须对社会力量和社会组织进行规制，实行法治。

除了向社会分权，另一个重要的层面就是建设大社会。这至少有三方面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内容：一是培植新的社会组织；二是改革现存社会组织（主要包括共青团、妇联和工会等，使其成为真正能够沟通党和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中介组织，而不是简单地依附于前者）；三是实现社会对政府事务的参与。

社会的参与不仅仅是要实现公民的参政权，而且也要解决党及其政府官员和社会的脱节问题。现在社会上的怨气，很多是因为社会经济的转型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的不确定性，也有很多怨气是冲着政府官员，是管理不当引起的。很多地方实行的是“城堡政治”，党政干部把自己关在“城堡”里面，拥有各种特殊的供应管道，不关心“城堡”外面所发生的事情。

怎么办？要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我们党现在有8900多万党员，比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口还多。人们不禁要问，这些基层党员在干什么？很显然，没有有效的机制来发挥他们的作用。党不能发挥他们的作用，他们也不清楚到底该做什么。如果这8000多万党员都能成为党联系社会的桥梁，执政党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好呢？

因此，执政党要打开“城门”，走出去，沉下去，和群众打成一片。

党的开放政策也要有助于平衡好政府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现在世界的一个趋势是政府根据民调（民意调查）来治理社会，结果都造成了弱政府的现象。如果政府跟着民意走，肯定会迷失方向。民意的崛起在中国也已经成为现实，互联网、微博等已经成为表达民意的有效途径。中国的官员也面临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面对多元化的民意，一些人不敢决策，不敢负责任。

正如毛泽东所说，领导干部“既不要当人民大老爷，也不要当人民的尾巴”。

怎么办？这个问题也可以通过社会的参与来解决。政府实行开门政策，公开透明地倾听各方面的意见，明了什么是短期利益，什么是长远利益。也就是说，民意不是单方面的，政府必须积极参与民意的形成过程。这样，一个符合社会长远利益的决策一旦形成，即使会影响一部分人的眼前利益，导致他们的不满，政府也应该努力执行下去。政府决策不能光是迎合社会的短期利益。

只有开放，政府才能接触社会；只有开放，社会才能监督政府。社会对政治的参与不仅仅是强社会的体现，而且更是强政府的体现。只有得到社会支持的政府才会是强政府；只有能够考量社会利益的政府才会是好政府。

第十一章　中国建成小康社会要做大中产阶级

一、中国新时期的内部风险

在中共十八大前后，人们对“中等收入陷阱”争论多年，现在不再争论，原因有两个：第一，这些年一些人过于乐观，认为中国已经避开了中等收入陷阱，已经位于发达经济体的低端国家。既然已经避开，那么就无须讨论了。第二，不能争论。中国并不缺乏悲观的人，但悲观论很容易被视为政治上不正确。不过，今天随着内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人们开始感觉到国家无论是离“中等收入陷阱”还是离“修昔底德陷阱”都不远了，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策，就会难以避免陷入。

那么，“中等收入陷阱”危机的核心在哪里？危机根源有很多，但主要体现为不发展的危机。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是硬道理”一直是重要决策的首要考量。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社会面临无穷的问题。这并没有什么好惊讶的，任何社会都是如此。但中国成功的地方就在于持续的发展，所有问题都是在发展过程中得到解决的。但是一旦发展本身出现问题，造成不发展的局面，那么所有其他问题都会浮现出来，不仅得不到解决，甚至会恶化而最终演变成危机。

如同其他的问题，“中等收入陷阱”也必须通过可持续的发展来避免。十八大之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即从以往的两位数高增长下降到7%以下，即中速增长。这个转型不可避免，因为没有一个经济体可以维持永久的高增长，无论是环境、能源还是人力资源，都很难承受如此持续的高增长。更为重要的是，在高增长阶段，人们对一个重要问题关注不够，即需要什么样的高增长。如果高增长导致社会的高度分化、环境的恶化、资源的衰竭，那么高增长不仅不可持续，而且是“坏”的高增长。因此，十七大提出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的问题，国家政策的重心开始转向社会分配。近年来，国家更提出了从数量经济到质量经济转型的政策目标。

但即使是中速增长，如果能够在今后10年至15年维持6%～7%的增长，那么中国仍然能够避开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经济体。十九大规划了从2017年到2050年的国家发展远景，即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050年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可以预期，到2035年中国大陆会提升为发达经济体，至少是今天“四小龙”经济体（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最后一位（中国台湾）的水平，即人均国民所得2.5万美元左右。大陆今天人均GDP是9000多美元，要达到台湾的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若能够把自十八大以来的“一揽子”经济发展政策有效地执行下去，这个目标并不难实现。

那么，为什么现在人们担心“中等收入陷阱”的来临呢？这里既有内部官僚机构不作为的因素，也有外部国际环境变化的因素。官僚机构是政策执行者。为什么不作为？这里既有决策的原因也有执行的原因。就决策来说，这些年强调政策顶层设计非常重要，因为改革到了这个阶段，即“全面深化”阶段，部门和地方主导的零星改革难以为继。但是决策的“顶层性”往往导致一些政策缺少科学性和可执行性。例如自由贸易区的政策涉及面过广，没有充分考量到试错成本，导致很多权力没有能够充分下放下去。原因很简单，如果这些权力都下放了，整个国民经济就会受到影响。因为没有人能够保证自由贸易区一定能够成功，一些部门不敢下放权力，并非毫无道理。

又如精准扶贫极其重要，因为这关乎社会公平和稳定。不过，很多地方的政策设计又过于理想，近于“乌托邦”，把精准扶贫理解成为彻底消灭贫困。但事实是，即使是最富有的社会也仍然会有相当一部分穷人的存在，世界上找不到一个没有穷人的社会。为了实现一个没有穷人的社会，很多地方动员了最大的力量进行扶贫。但动员式扶贫很快就造成了扶贫人员的“疲乏”，在执行过程中演变成形式主义的扶贫。现在一些地方开始担忧，一旦政府停止“输血”，就会出现大规模的“返贫”。

再者，在决策方面，一些政府部门这些年表现出追求政策数量，而忽视政策质量的趋向。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一些人从数量上来理解“全面深化改革”，追求决策的数量，以为政策数量越多，改革就越全面。实际上，“全面深化改革”并不意味着所有这些界定的改革领域，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政策必须讲究“突破口”，就是从前所说的“纲举目张”。没有人可以不问轻重缓急而全面推进改革。

此外，政策的质量往往并不取决于政策的理论逻辑，而更多的是取决于实践逻辑，一个政策有很强的理论逻辑，并不见得具有实践逻辑。一个不符合实践逻辑的政策往往是不可执行的。政策过多、政策没有执行下去，这些就导致了政策信誉度的下降，出现了人们所说的“塔西佗陷阱”，即人们不相信政府所制定的政策了。

就政策执行难来说，原因也很多，但其中一个因素就是科学的权力监督机制还没有到位。无论是反腐败还是克服既得利益对改革造成的阻力，都要求权力监督机制的高度集中。为此，十九大在此前的地方实践基础上，设立了监察权，表明内部三权体制的到位，即决策、执行和监察。这个体制对中国的长治久安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不过，三权之间的边界、内部运作机制、三权之间的关系，这些都需要很长时间的探索。就目前来说，一旦监察权过度，或者说什么都可以监察，那么执行权就会被“闲置”。

在实践上，要改革或者执行政策，必然有犯错误的风险；一旦犯错误，就会被监察。在很大程度上说，如果监察机构的责任就是寻找政策执行者的“错误”，那么是一定能够找到的，就像在“互相否决”的多党制下，反对党一定能够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反对执政党。目前的中国，在一些地方，告状的人可能多于干活的人，并且告状是零成本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领导干部理性地选择不作为。尽管“不作为”也会有风险，但较之“犯错误”而带来的风险，“不作为”的风险仍然是低的。尽管中央也就此出台了文件，容许改革中的“试错”，但这些文件都不具有法律意义，很难改变执行者的实际行为。

此外，“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因为国际环境和地缘政治，尤其是最近中美贸易摩擦等因素而在大大提高。

就内部来说，在目前的情况下，如何通过政策的变化，来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颠覆性错误”呢？至少如下几个方面是可以考量的：

第一，要正确理解“顶层设计”。不能把“顶层设计”简单地理解成为“上级设计”，更不是少数人关起门来设计。有效的政策必须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结合，同时，没有大量的调查研究，很难有科学的顶层设计。

第二，决策需要从数量转向质量。尽管改革需要克服零散进行，需要全面推进，但必须在众多的政策中找到有效的突破口。有突破口和没有突破口的全面推进，效果是不一样的。

第三，中央政府要抓大方向，而执行部门要抓细节。现在很多政策过于宏观，过于理论化，甚至过于意识形态化，而缺少可执行的细节。没有细节的政策不仅很难执行，而且在执行过程中会走样。而政策的细节需要专业人才的参与。就中央与地方关系来说，很多政策更需要地方的参与。

第四，在很多领域，国家需要地方性政策。中国的国家规模就决定了地方的重要性。改革开放以来，如果没有地方的积极能动性，很难理解中国社会经济方面的巨大变迁。尽管在一些领域例如金融、法治等，中央政府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也就是说集权有需要，但很多政策领域仍然要求地方扮演主要角色，例如地方经济和社会服务等。这些领域，地方是主体，而中央是监管者。

第五，需要做政策检讨和评估。这些年在调整经济结构方面努力不少，但效果不那么理想。例如大家都意识到重点要放在发展实体经济上，要遏制过度的金融和互联网经济等，但这么多年下来并没有改变重金融和互联网而轻实体经济的局面，最多的金融力量也流不到实体经济上去。这是为什么呢？

第六，政策执行需要让各个行动主体行动起来。这就需要有选择性集权和有选择性分权，该集中的就集中起来，该下放的就放下去。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规定的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需要转化成为实际可操作的政策。就行动体来说，这些年的局面是中央在动，但地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企都很难动，甚至没有动起来。改革开放以来，这些才是政策执行的主体。如果这些行动体不能动起来，那么政策仍然会停留在纸面上。

第七，重中之重就是建立十八届四中全会所设定的“法治政府”。无论是政府的合法性还是效率都取决于法治政府。就经济来说，法治政府就是规制政府，政府不仅要规制企业行为，也要规制自身的行为。尽管建设规制型政府早已经成为改革的目标，但迄今为止政府仍然是控制型政府。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年来尽管政府本身提倡“审批权下放”但仍然难以下放的主要原因。在规制型政府下，企业的运行原则应当是“自由进入、市场先行、政府退后、有效监管”，但在控制型政府下，政府仍然站在门口，不让企业进入。社会方面也如此，如果政府不给社会发展的空间，社会永远不会成长起来。

简单地说，政府是一个（法治）构架，而不应当管那么多细节。细节属于市场和社会，没有市场和社会，就不会有任何可持续的发展动力机制。

二、中产阶级和中国社会的命运

中国社会科学院曾发布的两份报告非常耐人寻味。一份是关于中国的中产阶级的报告。研究者发现中产阶级的规模已经达到城市人口的23%。这个数字和很多国外研究机构的发现差不多。尽管也有人不相信中国的中产阶级已经达到了这个规模，即所谓的“被中产”，但即使是这个规模，中产阶级实际上是非常小的。因为这个数字所反映的只是城市人口，不包括广大的农村。如果加上农村人口，中产的规模则小得可怜。

另一份报告是有关中国暴力犯罪的，说2010年打破了2000年以来一直保持的平稳状态，暴力犯罪出现大幅度的增长。暴力犯罪表现为很多形式，但其中大部分都是与经济因素有关。报告认为经济环境变差不仅导致了犯罪案例的增多，而且使得犯罪分子的性情更为暴力。这份报告直接指向中国社会的不稳定性。实际上，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越来越多的人现在开始担心中国社会是否会出现大规模的不稳定。

在很大程度上，中产阶级规模增长缓慢、暴力犯罪的增长和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诸如此类的社会现象都是互相关联着的。

任何社会（包括西方民主社会）都存在着不稳定因素，如暴力犯罪和社会抗议，但为什么人们对中国社会失去稳定的担心远远甚于其他社会呢？不管怎样，中国政府在社会控制方面的决心、手段和能力要比其他国家高得多。但人们的担忧并非没有理由。说到底，中国的社会稳定缺失一个最重要的结构因素，那就是中产阶级的规模太小。在任何政治体制中，中产阶级是一个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结构性因素。缺了这个因素，无论其他因素多么健全，社会的稳定就没有保障。或者说，如果有了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即使其他因素比较微弱，一个社会也不会出现大规模的不稳定状态。

过去40年中国经历了经济高增长和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但这些并不表明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到今天为止，中国还没有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财富过于集中，掌握在很小一部分人手中，中产细小，而人口的大多数都处于中下层。很多人仍然处于贫穷人口的边缘。所以有人说，中国的社会形态实际上更类似于“地雷型”。这是个最不稳定的结构。这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以往的发展模式过度强调了经济因素而忽视了社会因素。

1.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

从比较的角度更可以看到这一点。人们可以从社会结构转型的角度来透视近（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不同。和所有传统社会不同，近（现）代社会最显著的结构特征就是橄榄型社会。这个社会结构是近（现）代化的最主要的和最了不起的成就。这个转型和中产阶级的形成主要有两个因素促成：一是资本主义或者市场经济，二是社会主义。简单地说，资本主义造就了中产阶级，而社会主义保护了这个阶级。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追求发展和财富最有效的机制。在西方，表现为自下而上的工业化直接导致了中产阶级的形成。很多历史学家包括摩尔（Barrington Moore, Jr.），在他们的著述中说明了这样一个逻辑：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中产阶级；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

这是对西方发展经验的描述。资本主义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为社会带来大量的财富，造就一个中产阶级。但是，资本主义不能为中产阶级提供任何保护。很简单，诚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的唯一目的就是把所有社会关系货币化，包括中产阶级。如何保护社会？保护社会是社会主义在欧洲起源的最重要因素。如果没有社会保障、医疗制度、教育、劳动保护等社会主义手段，中产阶级就不可能生存下来。当然，如果没有中产阶级，政府的社会治理就没有稳定的基础。在西方，尽管政治上实行多党制，但就政策来说，则是“一党”的。任何政党，不管是左派的，还是右派的，如果不能照顾到中产阶级的利益，都难以执政。西方各国政党政府轮换频繁，但政策表现出惊人的连续性，同时政府的更换也没有出现社会的不稳定，这背后都有中产阶级的功劳。

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一直被视为属于东亚模式。但在保护社会方面，中国似乎离东亚模式很远。以比较成功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例，和西方比较，这些社会都属于后发展经济，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比西方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而和中产阶级的关系方面，东亚社会的政府也和西方的不同。政府不仅要创造一个中产阶级，而且也必须对这个中产阶级提供有效保护。在亚洲社会，政府花费很大的精力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非常注意社会群体的收入公平，在欧美国家发生过的巨大的收入差异并没有在亚洲发生。

与此相应，在欧洲发生的大规模的劳工运动在亚洲社会也没有发生。这些都和政府的作用有关。在西方，中产阶级比较独立于政府，但在亚洲社会，中产阶级对政府的依赖性就很强。在很大程度上说，欧洲的社会主义是通过工人阶级运动自下而上地“逼”出来的，工人阶级通过“选票”或者“街头运动”等机制把自己的利益表达于政治过程之中，从而促成了原始资本主义向福利资本主义的转型。当然，也正是社会主义的产生才保护了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继续生存和发展。但在亚洲，政府一方面大力采用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机制，另一方面又自觉地引入社会主义机制来保护自己培养起来的中产阶级。如果说在欧洲，社会政策是自下而上社会运动的产物，那么在亚洲，社会政策是政府自觉的产物。这就避免了类似欧洲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运动。很多亚洲社会能够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走完西方社会花了上百年的时间才走完的道路，这和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是分不开的。

2.当代中国忽视对社会的保护

从西方和亚洲社会的发展经验来反观中国，很容易看出中国现存发展模式的弊端。一句话，过分强调经济发展而忽视了对社会的保护。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走市场经济的道路。这不可避免，因为计划经济之下的贫穷社会主义既不可持续，也不符合人性。正是引入了市场机制，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问题在于没有把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区分开来。任何政策的制定都是以经济增长为核心，就是人们所说的GDP主义。GDP主义已经导致了一些严重的后果。第一是GDP主义进入很多社会领域，错误地把社会政策领域“经济政策化”。这个错误显然表现在教育和住房政策上。

1997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为了保GDP的增长，教育被当作经济政策来使用，很快就造成了教育的产业化和扩招。在任何社会，教育是需要政府和社会大量投入的社会领域，但在中国则“产业化”。无论政府还是商业界，都把教育看成是谋取经济利益的领域。中国教育目前存在的问题无疑和教育政策的“经济化”有关。对社会结构来说，则是人们所说的“孩奴”的开端。2008金融危机之后，有关方面又把应当属于社会政策的房地产视为是保GDP的政策举措，结果就造成了现在的局面。

第二，GDP主义盛行，社会政策就不可能建立起来。这主要表现在社会保障、劳动保护、教育公平、农民工权利等方面。很难说，有关方面没有努力去促成社会政策的形成，但在GDP主义指导下，任何努力都无济于事。没有社会政策，已经形成的中产阶级就没有保护机制，而更多属于中下层的人民更难上升变成中产。换句话说，GDP主义是以破坏社会来保障经济增长的。

一些人认为，现在的中国处于中产阶级发展的黄金时期。如果从经济发展速度来看，或许这样。但实际的情况则不然。相反，中产阶级的生存空间正在受到各个方面的挤压，更谈不上快速发展了。在“孩奴”和“房奴”遍地的情况下，中产阶级何以能够生存下来？应当指出的是，国有企业的大幅度扩张也是中产阶级发展的阻碍，因为国企更多的是进行财富转移而非财富创造。

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非常荒唐的局面。第一，以GDP主义为核心的经济增长破坏了中产阶级的社会基础，而中产阶级的缺失转而又变成了可持续经济发展的瓶颈。没有中产阶级，哪来消费社会？没有消费社会，哪来可持续经济增长？第二，社会基础不稳定，中产阶级的缺失意味着收入差异和贫富分化。这就造成了社会群体之间的互相仇恨，穷人对富人的互相仇恨。暴力行为也很容易发生。第三，执政的社会基础变得狭窄。中产阶级是政治稳定的基础，缺失中产阶级意味着缺失执政基础。

中国社会的命运维系在中产阶级。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政策的最高议程应当是确立社会政策，创造和保护中产阶级。无论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是社会稳定，或者执政党的长期执政，都取决于一个健全的中产阶级的形成和壮大。

三、中国的稳定需要大力扶持社会中间力量

为什么中国要大力扶持社会中间力量？道理很简单，中国目前的社会中间力量过小、过弱，社会发展长期以来处于一个失衡状态，社会稳定缺少社会基础。培植和扶持中间力量就是要追求社会的平衡发展，为社会创造一个自主稳定基础。这一点也已经为越来越多人所认识到，包括决策者。这表现在人们对中国的“包容性”发展模式和建设“橄榄型”社会的诸多讨论中。

把建设社会中间力量放置于目前中国的“维稳”困局中显得更有意义。因为社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不稳定因素，政府的“维稳”任务显得格外重要。但无论政府的“维稳”努力有多大，技术手段有多高超，这些都是“外科手术”，只能产生一种机械的外在稳定。目前的“维稳”不管其内涵如何，主要表现为经济和暴力两种形式。

用经济力量来“维稳”，比较具有软性，但不可持续。“维稳”的经济学逻辑就是会鼓励和激发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通过“不稳定”状态而获得经济利益。政府作为掌握国家暴力唯一合法的组织，暴力在“维稳”过程中也始终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当经济手段不能发挥作用时，暴力就变得不可避免。但历史经验说明，使用暴力会导致更多的暴力。

“维稳”的这个困局对维稳者本身也是一样的。对中央政府来说，稳定当然具有至高无上的意义，但对维稳者或者维稳政策的执行者就不见得了。中国已经建立了一套庞大的从中央到地方基层的维稳体系，并且被赋予了超出想象的政治重要性和与之相适应的公权力使用权。但是这套体系本身却缺乏监督，本身就有可能滥用权力，从而导致新的不稳定因素。

在任何社会，“维稳”或者说人们常说的“法律和秩序”（law and order）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但是必须明确在“法律和秩序”过程中，社会能够做什么，政府能够做什么。社会本身秩序的存在是稳定的基础，因为这是一种内在的稳定。政府的“维稳”如果破坏了社会的内在稳定，就会导致社会更大的不稳定。政府在“法律和秩序”过程中主要扮演两种角色，一是为社会的自主稳定提供社会基础，二是防止社会内部的极端因素破坏社会的自主稳定。不能过分夸大政治在社会稳定过程中的作用。如果社会本身不能产生一种基于自身的秩序，那么政治往往是分化社会的力量，也是社会不稳定的力量。无论在民主社会还是在非民主社会，都是一样的。西方民主，尽管也不时会有极端的力量出现，但总体上是稳定的。西方社会的稳定主要不是因为民主政治，而是因为存在着庞大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庞大，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或左或右，都要照顾到中产阶级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说，是社会自身，而非政治稳定自身。中产阶级之所以是稳定的基础，不仅仅是因为财产问题需要稳定，更是因为遇到新的局面和问题，中产阶级会理性地思考，不走极端路线。这也就是中国传统上所说的“有恒产者有恒心”的道理所在。

相反，在中间力量弱小的社会，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权威政体，社会稳定则缺乏基础。在中间力量弱小的社会，一般情形是，各社会群体，经济上（收入和财富）高度分化，思想意识上高度对立，少有妥协的空间。如果存在民主政体，那么各派政治力量不仅没有能力整合社会，反而使得社会更为分化，它们各自动员支持力量和其他反对自身的社会力量进行斗争。无政府往往是这些社会的常态。如果存在权威政体，社会秩序往往是通过强权甚至暴力来维系的，就是说，社会秩序依赖的不是社会自身，而是外在于社会的政治权力。社会秩序则缺乏可持续性。

目前的中国社会表现形式比较特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中间力量如果从收入和财富来看在成长，但还没有成为主流社会。更重要的是，这个成长中的中间阶层在思想意识上没有能够确立自身的话语。同时，中国社会的富裕阶层和贫困阶层在收入和财富方面高度分化，在思想意识方面表现为对立。社会本身没有整合自身的能力，只依靠政治力量。这样就出现了前文所说的“维稳”局面。

如果这样的“维稳”局面不可持续，那么就要寻找另外的方法。怎么办？从长远来说，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政府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来建设中间力量，为社会的自觉秩序创造条件。一旦社会出现自觉秩序的条件，那么政府“维稳”的任务就只是“法律和秩序”的问题，也就不会出现像现在的“维稳”困局了。中国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已经为人们提供了不少宝贵的经验。

改革之初，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政策目标。之后，很快就形成了“小康社会”的概念。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一部分人首先进入小康社会之后，执政党又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概念和政策。“全面小康社会”就其本质上来说，就是中国执政党的中产阶级观。人们目前所看到的中间力量就是这些连续政策目标的产物。

尽管政策方向很明确，但诸多原因使得中国离一个“全面小康社会”还有一定的距离。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社会政策改革进步缓慢，缺少有效的社会保护机制。改革开放政策培养出了一个中产阶级，也使得数亿人口脱离贫穷，但很显然，国家既没有保护中产阶级的有效机制，也不存在防止已经脱贫人口重返贫穷的有效机制。

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创造财富的最有效的机制。市场机制可以产生一个中产阶级，却不能保护自己培养出来的中产阶级。在欧洲社会，保护中产阶级是社会主义的任务。社会保障、医疗服务、教育、公共住房等公共政策是欧洲社会主义的产物。从马克思所分析的原始资本主义过渡，到现在人们所看到比较符合人性的资本主义，不是资本本身的逻辑，而是社会主义运动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是社会主义保护了资本主义。不难发现，在西方，一个比较理想的社会，往往是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结合得好的社会。市场经济为社会创造财富，而社会主义保护社会。一个被保护的中产阶级的存在，是发达国家社会稳定的基础。实际上，保护中产阶级始终是市场经济社会政府的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任务。因为选举政治的存在，所有政府必须采取有效的举措来保护中产阶级。而且资本者也认同这一点，因为一旦社会失衡，社会秩序遭破坏，资本的正常活动就会成为问题。

中国的情况又怎样呢？没有市场经济的引入，很难想象人们所看到的财富。一些人现在看到了众多的社会问题，就开始怀疑市场经济，这并不公平。中国的问题并不在于市场机制的引入，而是在于缺乏社会保护机制。市场经济发展了，但包括医疗服务、社会保障、教育、房地产等领域诸多社会政策要么建设力度不够，要么没有建立起来。更严重的是，因为GDP主义的盛行，各级政府往往和资本结合，通过破坏社会来完成GDP增长的任务或获取暴利。医疗、教育和房地产诸多社会领域，需要政府大量投入，但往往却成为谋取经济利益的领域。

因为缺少社会保护，中间力量不仅不能像经济增长那样得到成长，而且没有任何生存和发展的制度保障。任何因素的变动，都会轻易使得今天的中产阶级在明天就演变成为贫穷阶层。已脱贫的阶层也容易重新沦为贫穷。实际上，除了体系内部占据重大战略地位的少数阶层之外，任何阶层都随时可以演变为贫穷阶层。正是因为对自己前途的不确定性，中产阶级的中上层开始选择“退出”，即移民海外，寻求保护。不过，可以确定地说，无论是基于知识的中产阶级还是基于财富的中产阶级，他们的“退出”会深刻影响中国未来的社会稳定。在全球化时代，如果他们在内部不能得到保护机制，不能得到确定感和安全感，他们的“退出”很难阻止。

也就是说，要对目前的维稳政策进行反思。目前的“维稳思路”不仅不能推进改革进程，反而阻止和破坏社会产生一个自主秩序的可能性，从长远看，反而会导致更大程度和范围的不稳定。如果认识到中间力量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改革也就有了明确的方向，也不难回答改革什么、为什么而改革、怎样改革等问题。要培养中间力量就必须继续创造财富；要创造财富就必须深化市场化改革。但同时必须加快社会改革，确立社会政策，保护社会。只有这样，中国社会才会进步，发展出一个可以持续的自主社会秩序，为政府的“法律和秩序”创造一个有机的社会基础。这样一个自主的社会秩序，也是执政党长治久安的社会基础。

四、培养中产阶级的关键不是“杀富济贫”

改革之初，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政策目标。之后，很快就形成了“小康社会”的概念。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一部分人首先进入小康社会之后，执政党又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概念和政策。十八大之后又把“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列为“四个全面”之首（另外三个“全面”即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实现法治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

尽管政策方向很明确，但诸多原因使得中国离一个“全面小康社会”还很远。尽管和日本与亚洲“四小龙”一样，也在数十年时间里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但从实现中产阶级社会的方面来看，中国并没有很成功。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经济起飞的20多年时间里，培养出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社会来，但中国在经历了数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之后，中产阶级的规模仍然很小。这里有很多原因，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社会政策改革进步缓慢，缺少有效的社会保护机制。

在西方，一个比较理想的社会往往是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结合得好的社会。市场经济为社会创造财富，而社会主义保护社会。一句话，一个被保护的中产阶级的存在是发达国家社会稳定的基础。实际上，保护中产阶级始终是市场经济社会政府的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任务。

除了前文多次强调的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建设，中产阶级的成长还需要有效的劳动者收入政策。要走上邓小平所说的“共同富裕”的道路，提高劳动者工资很重要。中国社会群体收入差异很大，很分化。前文通过国家的二次分配方法并没有见效。二次分配当然需要进一步改善，但如果过分强调二次分配，就会走上一条“杀富济贫”的道路。这显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比较有效的选择就是改善一次分配，而劳动者工资的提高是一次分配过程中最为关键的。“杀富济贫”是通过革命夺取财富，不是创造财富。贫穷社会主义也只是对现在的富裕者进行剥夺，对贫穷者本身也没有利益。“劳动致富”是整个中国社会所能接受的道德原则，也是基本社会正义的来源。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看，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只是这样一个事实的结果：少部分人得到了与其劳动不对称的过高收入，而大部分人没有得到与其劳动相对称的收入。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劳动者的廉价劳动力成为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优势。正是这种廉价劳动力优势促成了中国过去40年的高速发展。但是，当这种优势发挥到极致而不能及时实现优势转型的时候，比如到今天，廉价劳动力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劣势，也极大地阻碍着中国进一步的发展。少数人，主要是廉价劳动力的组织者和使用者，包括资方（无论是内资还是外资，无论是民间资本还是国家资本）因为获取了过度的利润而暴富，成为消费过度的一个群体。但是廉价劳动者本身，收入过低，最低消费严重不足，遑论各种社会福利。在大多数人没有致富的情况下，建立消费社会自然非常困难。建立消费社会就必须制定有效的社会政策和确立社会制度，包括医疗、社会保障、教育等领域，没有这些政策和制度，即使人们有了钱也不敢消费。这一点人们已经有了相当的共识，只需行动。另外，就是提高劳动者收入。不能从劳动获得相应的收入，人们自然就不会有消费能力。

一味依赖廉价劳动力也已经使得中国的产业升级困难重重。资方过度剥削劳方，通过压低劳动工资就能赚取巨额的利润。在这样的情况下，资方根本就不会有动力去提高技术和改进管理水平。过度剥削劳方尤其表现在外资企业。大量的外资到中国动机很单纯，就是要利用廉价劳动力。早期还有廉价的土地，现在土地价格上去了，只剩下廉价劳动力了。珠江三角洲40年前开始使用农民工，到现在还在使用大量的农民工。这表明什么？表明这40年里，技术上的进步很有限，也就是没有产业升级。而亚洲“四小龙”一般是每10年有一次重大的产业升级。今天的中国，廉价劳动力已经不是优势，而是劣势了。同时，大量廉价劳动力工厂的存在也使得劳方没有动力来提升自己的技术和技能。“劳动致富”是整个中国社会所能接受的道德原则，也是基本社会正义的来源。

这些问题因为和廉价劳动力有关，必须也只能通过提高劳动者收入，使得劳动力不再廉价来应对和解决。中国要向发达经济体学习经验。在任何国家，资方不会自动提高劳动者工资，压低劳动者工资是资本的本质。在西方先发达国家，长期的劳工运动，或者工人阶级运动在提高劳动者收入的过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资方和劳方的长期互动，主要是后者的抗争，西方发展出了很多劳资谈判制度，而政府亦介入其中。因为有民主（选票）的压力，政府不能简单地站在资方一边，因此成了协调者。劳动者工资的提高更促成了资方通过技术创新和提高管理水平来增加利润。没有劳方的压力，技术进步不会那么快。亚洲经济体也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日本是第一个成功的工业化国家。20世纪经济起飞之后，政府实行了有效的工资倍增计划，再加上日本企业“终身雇佣制”，在短短几十年内成功培植了中产阶级社会，使得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社会之一。日本之后，亚洲“四小龙”是当时收入分配最为公平的经济体，它们也通过不同方式成功培养中产阶级，建设消费社会。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主要是通过大力发展中小型企业、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建设社会保障制度而达成。在新加坡和韩国，政府也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在新加坡，国家工资理事会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理事会主要由劳方、资方和政府组成，根据经济发展情况而制定劳动工资标准。政府的这种主动性有效避免了西方那样的劳工运动，既保证了社会稳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为产业升级造就了有效的压力。

中国现在也想提高劳动者工资。中央政府已经制定了最低工资制。但很显然，这方面的阻力非常之大。不仅资方反对，连地方政府也反对。尽管近年来，对提高劳动者收入的讨论多了起来，但没有出现有效的政策和制度。

要实现劳动者收入提高的目标，政府可能必须重新考虑工会的作用。如果政府还继续站在资方一边，帮助资方压低劳动者工资，那么在劳动者、资本和政府三方之间，力量就会继续失衡。表面上，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但从长远看是阻碍经济发展的，尤其是可持续的发展。道理很简单，经济的发展应当依靠的是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而不是人为地压低劳动者的工资。提高劳动者收入，会产生几个“有利于”：

第一，有利于减少基于廉价劳动力之上的出口，实现国际经济平衡。出口仍然很重要，但出口不能继续依赖于廉价劳动力，而应当是提高技术，来增加附加值。第二，有利于消费社会的建设，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找到新的资源。第三，有利于为经济结构的调整提供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压力。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公很多都是结构性因素造成的，例如国有企业过大、垄断，而民营中小企业不够发达，等等。要提高劳动者收入，国家就必须从结构上下功夫。第四，有利于技术提升和产业升级。如前文所讨论的，如果没有足够的压力，资方就不会有足够的动力来提升技术，通过增加附加值来创造利润。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企业家光考虑着如何通过剥削劳动者而获利，那么这个国家就不会有进步。实际上，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在于技术创新。第五，也是更为重要的，有利于实现“以人为本”的社会建设目标，从而实现社会公平，为社会稳定打下坚实的基础。对大多数中国百姓来说，“以人为本”并不抽象，实现邓小平当初提出的“共同富裕”目标就是他们所理解的人本社会。

五、中产阶级的焦虑如何消除

十八大以来，中央一直在集权，笔者觉得十九大以后应该做一个转型。笔者非常认同“四个全面”的提法，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很重要，也很不容易。中国现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我们必须避开这个陷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情况是很糟糕的。泰国、菲律宾以及拉美的很多国家，现在的收入跟几十年前的收入差不多，政治腐败、社会衰败、暴力横行等现象一直存在，这些都是由于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而导致政治社会太过于分化的结果。

为什么一直强调中产阶级的重要性？笔者不认为现代的政党是整合社会的力量，社会只能自己整合自己。西方社会今天所出现的问题，就是因为中产阶级变小了。西方以前的成功是因为中产阶级做大了。现在特朗普要在美国搞的那些东西，尽管很多人对他有意见，但笔者觉得他的判断是正确的，至于是否做得到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前，美国有70%～75%的中产阶级，但现在已经降到了不足50%。欧洲也是一样。从前中产阶级很大，社会是一个橄榄型的社会，但现在中产阶级普遍变小。如果中产阶级占到75%左右，任何一个政党，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要照顾中产阶级的利益，就不会走向极端。但若一个社会，像泰国，50%是穷人，50%是富人，那么农民选出来的总理城里人不接受，城里人选出来的总理农民不接受，永远都会是一个斗争的局面。

所以，中产阶级是一切，今后考核领导干部的指标应当是是否把中产阶级做大了。珠三角、长三角这些地区人均GDP已经达到近2万美元了，但中国总体人均GDP是9000美元左右。从现在的9000美元到2020年的1.2万美元，这本身就要保证以后每年6.5%的经济增长率。但是，从1.2万美元达到台湾今天的水平，即2.3万美元，仍然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发展才是硬道理。现在老百姓过惯了好生活，如果工资不增加，生活变坏了，就会非常不满意。为什么以前抓“大老虎”的时候大家很激动，现在不那么激动了呢？这是因为，很多老百姓觉得抓了那么多的“大老虎”跟他们也没有什么关系。有时老百姓去找政府办事情反而不方便了。虽然官员不腐败了，可是商人的生意更难做了。老百姓支持反腐败，但是他们也关心自己的经济生活是不是越过越好。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普通老百姓，今后的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

这就要求适度地分权。一定要把发展经济的四个主体——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的积极性发挥出来。如果不发挥出来，中央的顶层设计就很难落地。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当时能够避开中等收入陷阱有它们有利的条件：第一，它们的经济体量小。日本的经济体量很大，但是，日本现在的经济总量连我们的一半都不到。第二，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有很好的国际环境，西方一直对它们开放市场，因此它们没有遇到很大的阻力。日本和“四小龙”经济的上升时期，也恰逢西方处于二战以后长时间的上升时期，它们借了这个世界发展的“东风”，基本上没有很大的困难。但是，今天中国企业“走出去”进入西方的阻力就非常大。如果我们的地缘政治搞不好，以后这种阻力会越来越大。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并不好，以后还有可能会变得更糟。

当然我们应当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保持乐观态度。比起其他经济体，我们已经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很好的人力资源，创新精神强劲。从各方面的经济要素来说，我们并不差。所以我们要做一些政治上的和政策上的调整，重新把经济推上去。

如何评价我们的制度进步？长期以来，我们光是用GDP来衡量我们的进步，GDP总量和人均GDP，这些当然很重要，不过，我们也不能忽视制度上的进步。从国家的长治久安来说，制度进步非常重要。

邓小平的影响力之所以大，就是因为他对整个国家的贡献主要是制度建设。今天，我们很多好制度都是邓小平先生建立起来的。现在所说的法制和法治，尽管还没有完成，但也是从邓小平开始建立起来的。如果邓小平没有这些制度建设，他就不会对今天的中国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我们要用制度来衡量。江泽民、朱镕基时期对中国经济制度的建设，胡锦涛、温家宝时期对社会建设、社保制度的建设，都有诸多贡献。

这一代领导人在十八大以后已经做了很多事情，所有条件都具备了，接下来就是要大力推进制度建设，实际上已经在做了。就拿反腐败来说，制度建设这几年进步不少。从前的反腐败并不是没有制度，而是制度建设的方向不太对，反腐败机构太多、太分散、太分权了。十八大之后，一切权力归中纪委。

现在，我们正在建设一个跟国务院平行的监察委，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监察委是国家广义政府的一部分，具有法律的权威和中纪委的政治权力，可能解决“双规”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双规”制度有一定的缺陷，属于没有办法的办法。犯错误的党员干部也是人，很多问题是制度造成的，并非他们的天性就坏。我们要从制度出发，要友善对待，毕竟他们也是人。

中国这么大的一个文明古国，整体来说，我们还是要考虑未来政治怎么走的问题。笔者在开头说民主政治是中国改革要走的最后一步，但要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呢？这也是笔者多年思考的问题。

近年来，笔者提出了“内部多元主义”概念。笔者把西方的多党制称为“外部多元主义”，你不认可这个政党就可以脱离，参加或组建反对党。笔者对西方基于“一人一票制”之上的多党民主持比较悲观的看法。以前，英国的反对派是忠诚的反对派，英国议会下面两个政党，就像中国传统的左丞相、右丞相，两个人提的意见不一样没问题，但都是具有建设性的意见。而现在的反对党和执政党是互相否决的，为了反对而反对，根本不讲任何道理，所以两党什么都做不成。

20世纪90年代初福山写了《历史的终结》一书，认为西方民主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也是最后的政治制度，但现在福山不这样认为了。西方民主下一步怎么走对西方来说非常关键，但到现在还没有明确的答案。

近年来，我们和一些欧美学者（包括福山）开讨论会的时候，也会把中国模式放进讨论中，看看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怎样解读？笔者把它称为“内部多元主义”，我们是开放的一党制。我们有民主党派，不过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党，有点像社会组织，中国共产党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

党内利益多元，这是客观的现实。所以，我们说党内民主要做好。内部多元主义就是党内民主，党要开放。像从前一位领导人所说的，党是铁打的营盘，而领导则是流水的兵。领导人、党员都是流水的兵，营盘要对所有社会成员开放，如果封闭起来，社会就会有很多麻烦。

为什么现在西方出现了那么多麻烦？理论上说，民主是有助于开放的，但实际并不是这样。现在的民主体制下都是强大的既得利益。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有什么区别呢？他们都是既得利益，也是为既得利益服务的。特朗普很聪明，他看到了这一点。尽管他也是既得利益的一部分，但为了获得政治权力，他就“脱离”了建制，转向支持体制外利益。

所以，美国的这届总统选举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的竞争，而是体制内外的竞争。欧洲也有类似的情况。笔者认为，西方民主不是像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还会有大幅度的变化。这个大家可以自己观察，因为任何政治体制的有效性是由其经济社会条件决定的。

中国现在怎么走？笔者个人是反对走多党制路线的。这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简单地说，我们现在根本就没有这个条件。笔者最近在思考“50后”“60后”这两代人的政治责任问题，我们在经济发展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怎么做制度建设，怎么实行党内民主？

现在，我们重新提出了核心的概念，这非常重要。1989年后邓小平将核心的概念解释得很清楚。邓小平认为，共产党体制要求有一个核心。第一代的核心是毛泽东，第二代是邓小平，第三代是江泽民。核心并不是简单的权力问题，更重要的是要表明谁来承担政治责任。如果真正认识到中国政治的逻辑，那么核心是非常必要的，这是政治的责任。下一步，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核心如何和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找到一个契合点？对此，我们要进行很多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

社会建设这几年进步并不大。社会建设应该是今天中国头等重要的改革领域，决定了下一步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能否成功。我们现在面临的困难都是因为社会改革、社会政策没有做好或者做得不够。我们的经济一直在说要从出口导向转向内需社会，建立内需社会才可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那么，为什么内需社会建立不起来呢？因为我们的中产阶级太小。

前文我们也分析了为什么我们的中产阶级比例还是那么小，因为我们的中产阶级没有社会制度基础。

比如在英国，老百姓的存款率很低，有钱主要用于消费。他们干吗要存款？房子很便宜，看病不要钱，读书不用钱，那么存钱干什么用？这就是社会政策在起作用。北欧社会更是如此，企业家的税收很高，达到60%，甚至更高。那里基本上实现了马克思所描绘的社会主义社会，大家住的房子门不多，小孩上学不要钱，看病不要钱，富人跟穷人唯一的区别是可能出差坐公务舱，红酒喝好一点，就这样一点点的差别。北欧国家的社会政策更是保证了清廉政府。新加坡、中国香港是高薪养廉，但北欧社会政府官员的薪水并不高，可以说是低薪下的廉洁，这里社会政策发挥了主要作用。

反腐败也不能光靠反腐败机构的设置，而是要通过包括公务员制度改革、行政改革、社会改革，完善一整套的政策来保证一个清廉的社会。朱元璋的反腐败够厉害，但是没用，因为没有一整套的系统。所以，社会改革是最重要的反腐败方法。

贫富差距大，社会不公平是社会建设问题。实际上，中国的中产阶级很可怜，买了房子变“房奴”，小孩上学变“孩奴”，一个人生了大病一家人几乎可以倾家荡产。而在欧洲，社会被社会政策保护起来了。其实，无非就是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这些东西，该怎么做呢？我们算过，如果不包括农村，即使在不增加新房子的情况下，就存量房就足以让每一个城市居民都有40多平方米住房了。现在还要大盖房子，为什么不像新加坡那样做公租房呢？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城市，房价涨得吓人，而房地产的泡沫仍然巨大。

笔者一直在倡导中国要走分散的城市化道路。世界上一个普遍的规律是“穷人的城市，富人的乡下”。德国的城镇化非常高，但80%的人口居住在2万人口以下的小城镇。我们过去的城市化道路方向错了，把所有的优质资源全往那几个城市堆。在优质资源这样高度集中的情况下，要做好医疗改革，门儿都没有。所有人都想去北京上学，去北京看病，因为最好的教授、最好的医生都在北京，他们想去北京，这是人心所向，什么也阻止不了。资源太过于集中在几个大城市，大城市化的弊端很难破解。大城市的资源要分散，至少不能再继续往大城市堆了。

农村现代化也势在必行。如果现在农村的情况继续下去，农村流出性的衰落不可避免。农民有钱了就到城市去买房子，哪怕家里有房子也不住。政府对农村就那么一点投入，而且没有社会资本的流入。农村现在是单向地流出，要有双向流动，让社会资本也可以到农村去，这样才会平衡一些。光靠政府一家，政府资本进去了，能好一阵子；政府的资本一抽出来，情况马上又变得糟糕。这不是可持续的发展。

所以，社会建设是重中之重。社会建设做不好，以后政治开放更麻烦。中产阶级是很好的一个社会主体，但我们现在把它高度政治化了。总有人觉得“中产阶级”一定要跟政府分权，实际上则不然。像在日本和新加坡，中产阶级都是支持政府的。因为中产阶级是政府培养出来的，肯定是支持政府的，这跟西方的模式不一样。我们的很多学者和官员既不了解西方也不了解东亚社会，只会把一些现象做简单的“政治化”。社会成长了，政府的负担就会减轻。欧洲的一些国家，几个月没有总理也没有关系。日本大灾难的时候，政府并不作为，老百姓自己很作为。

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就是以社会为主体的，但我们却忘了建设社会。我们对公务员、干部的很多考核，其他什么标准都不重要，就看看他们的社会建设做得怎么样。社会建设好了，我们就会有非常大好的明天。

第十二章　精准扶贫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一、中国农村的贫困与治理

笔者自己来自农村，一直以来对农村非常关注。这几年笔者先后在南方的浙江、广东、广西等地的农村花了很多时间进行调研，考察农村的贫困现象。今天笔者想从基层治理与扶贫这个角度来谈一下农村的贫困问题。

1.扶贫不仅仅是经济问题

这些年，中国政府发起了一场全国性的反贫困运动，即精准扶贫。从世界范围来看，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做这样的事情，其他国家没有一个政府可以这么做。尽管世界上大多数政府也认识到扶贫的重要性，但它们没有能力像中国那样做。从这点来看，精准扶贫运动体现出了中国的制度优势。

不过，扶贫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尤其是对农村来说，贫困是一个治理制度的问题。农村的贫困表明国家治理能力的不足，这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一样。真正让人脱离贫困，用制度来保障他们不再返回贫困，这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不容易的，扶贫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从宏观上说，中国的扶贫非常有必要。从微观上看，现在的扶贫并不是那么有效，或者说，以我们的期望来衡量，扶贫的表现还不够好，存在大量的政策寻租行为。我认为，扶贫的方法和制度建设还需要结合起来。没有农村治理制度的建设，扶贫很难实现可持续发展。

首先，如何理解今天中国农村的贫困？我认为，有两个因素非常重要。第一个是普世性，主要是指全球化过程。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全球化跟中国的基层贫困能直接联系起来？这是因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全球化导致了农村的贫困。全球化对农村的影响主要在于全球化在农村劳动力与国际市场之间建立了一个最直接的联系，而这种联系以前是不存在的。全球化把农村的所有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和土地，跟全世界直接联系起来了。

（1）全球化与农村的贫困

就中国来说，在很长时间里，珠江三角洲每年吸引了高达3000多万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这些农民工把自己最廉价的劳动力投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早期的血汗工厂都跟全球化有关，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不是因为技术，而是因为中国农民的廉价劳动力和中国农村廉价的土地。诚然，今天我们的制造业中也有一些技术含量高的公司，如华为，但早期主要是靠劳动力和土地的要素优势。

当这些农民离乡背井到珠江三角洲一带打工后，他们确实能感受到更好的生活，因为挣的钱比务农要多得多。不过，根据笔者的观察，到外地打工不足以使他们脱离贫穷。尽管赚了一些钱，但没有制度基础保证他们完全脱离贫困。中国城乡二元的户口制度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革，很多人在珠三角打工十几年，一旦失去工作依然很可能要回老家。无论是生活在城市里的农民工，还是回老家的农民工，很多人都还是处于贫困边缘的状态，一旦失去工作，就会再次陷入贫穷。或者说，他们没有任何的制度保障。

当然，全球化导致农村的贫困是一个全球性的议题。西方发达国家，例如美国，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前，其中产阶级规模超过70%，到现在剩下50%都不到，这个就是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多年来，大家都关注如何从全球化过程获取好处，但是忘记了小城镇，忘记了乡下。这也是现在西方民粹主义崛起的根源。中产阶级规模缩小了，甚至有些地方中产阶级变得贫困起来。

在这方面，特朗普的一些做法值得关注，尽管人们在价值观上不认同他的做法。比如他重新开放一些以前因为环保问题和气候问题关掉的小企业，像煤矿。这些企业都在小城镇，它们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被忽视而导致了相对的贫困。法国等欧洲国家的情况也差不多。

（2）农村改革的失效

第二个因素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失效。中国的农村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最有效。从世界范围来看，80年代中国脱贫的农民是最多的。80年代的时候笔者自己也在农村，见证了两波改革：第一波的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第二波的乡镇企业发展。为什么当时的农村改革非常有效？这两波改革，对农民财富的积累是有贡献的。或者说，这两波农村改革是“积累性”的。但是90年代以后，农村基本上没有很大的改革，除了政府取消农业税，向农村让利，农村本身没有多大的改变。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到今天为止，仍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笔者创造了一个概念来描述当今的农村贫困，把它称为“流出性的衰败”。所谓“流出性的衰败”就是说农村的生产要素，只有单向流出，没有流入。农民一旦富裕了就会离开农村搬进城里，即便这些富裕农民在乡下重新盖个房子，但这不是其长期居住点。农村没有工作机会，年轻人就往外流出。现在中国农村的生产要素都是单方面流出的，社会资本进入农村是受制度限制的，而农村对人才没有任何吸引力。

政府在农村确实有投入，比如取消了农业税，但是农村自己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投入的。实际上，资源一直是从贫穷的农村流向城市的，包括人、财、物。对农民来说，谁不向往城市生活呢？谁不向往把自己的后代送往城市呢？这样下去的话，农村的衰败是不可避免的。最近笔者也在考虑中国城镇化怎样进行下去的问题，因为这跟农村建设是非常相关的。如果城市化搞不好，农村建设也永远搞不好。我在思考如何建立一种资源分散性的城市化，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把所有的优质资源都集中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

今天的扶贫，我们可以把它简单地理解为政府对农村的投入，或者通过扶贫形式的财富再分配。这种再分配可以通过行政的方式，也可以通过税收的方式。

扶贫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中国共产党继续治理农村的经济基础，可以避免发生传统的革命或者社会动荡。笔者观察目前农村不稳定的社会基础在扩大，这不仅仅是因为经济上的原因，也因为现代教育和传媒的作用。

现在的农民跟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民不一样，他们也是受过教育的，其权利意识跟以前的农民不一样，尤其是第二代农民工。农民工回农村后，还是希望享受城市的生活，比如说要有洗澡设备、卫生条件，要有暖气、空调，但农村的条件确实有限。现在内地农村的环保问题越来越严峻，就是因为农民一家一户地在追求城市的生活方式。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农民的权利意识在提升。

2.贫困导致社会不稳定

这几年中国的社交媒体有很明显的变化。过去，中国的高级官员们若出了事情，网络上的讨论会非常激烈；但现在大家对此类问题都见怪不怪了。但是，一旦农村和基层出现一些社会问题，比如山东的辱母高利贷问题、四川的中学生自杀问题，任何一件事都有可能成为全国性的大事。底层出了问题就会引发全国性的怨愤，这是为什么？

现在政府维稳的能力在提高，但是政府除了传统的维稳形式外，也没有新的形式。这里的问题是，政府的维稳能力跟老百姓的动员能力之间的平衡怎样去把握？政府24小时都盯着也很累，而且也不会很有效。

农村的贫困会导致不稳定，没有人会怀疑政府大量投入的重要性。但若从基层治理层面去看待贫困问题，就会发现矛盾：一旦政府减少了投入，贫困又会重新出现。扶贫只是一种缓解作用，不是在根本解决问题。

所以笔者一直想把扶贫放在中国的基层治理制度里面。农村治理所面临的局势是非常严峻的。农村的治理究竟应当怎样进行？

这个问题看着简单，但笔者想了好久，并不好回答。因为现在很多地区基层组织不能发挥正常的作用了。所以，一些农村出现了“黑社会化”，甚至黑白不分的现象。当然，“无政府状态”也是一种治理状态，只是说这种治理状态不是我们所认同的。一些地方黑社会的治理也是治理，黑白勾结的也是治理。

中国基层“霸”字流行，这是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现象，也是大家一直在讨论的，即“恶霸”很多，如“区霸”“校霸”“路霸”“水霸”“电霸”“地霸”……这是很成问题的。这些“霸”也是老百姓所痛恨的。所有这些“霸”随意欺负老百姓，是农村稳定的一个恶瘤。

因为有这些“霸”，扶贫的经济利益或者其他一些利益，一到农村都会被这些“霸”所捕获，应当流向农民的好处都被这些人捕获了，却流不到农民那里去。也因为这些“霸”，现在我们执政党很难像过去那样深入民间了。

3.农村的扶贫与反腐败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应当在农村做三件大事情。第一件是大力扶贫，这件事情正在做。政府的投入非常重要，没有投入的话，矛盾会越来越激烈。全球化的趋向是不可改变的，而全球化会继续影响农村。中国也是一样，中国如果要成为全球化的“领头羊”，全球化这些因素对中国农村的负面影响一定要重视起来。

第二件是中国农村的反腐败。笔者认为，今天拍“苍蝇”的效用会高于抓“老虎”。“大老虎”已经抓了很多，也会继续抓下去，但对老百姓的功效没有那么大。“打老虎”式的反腐败对老百姓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笔者最近去各个地方观察后发现，反腐败刚开始时对老百姓非常有用，但是几年下来一些老百姓就开始问他们到底得到了什么？领导干部腐败的情况的确有所好转，但是反腐也导致了一些领导干部不作为，导致老百姓去办事情不方便。

所以老百姓也在问，这样反腐败下去跟我有什么关系？而底下的那些“苍蝇”或者“霸”，跟老百姓的生活是有密切关系的。因此，执政党在打“老虎”的同时还是要把这些恶霸打下去，把基层的腐败反下去。

第三，更重要的是基层的改变，尤其是要改变资源单向地从农村流出的情况。政府应当通过土地制度和其他制度的改革，允许各种生产要素实现双向流动。无论欧美还是其他国家都是这样。当城市化达到了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水平，也就是在70%左右的水平时，社会出现的现象就是“富人的乡下，穷人的城市”。因为穷人需要城市，城市生活非常方便。如果社会环境改善、公路修起来、学校办起来、服务业也有了，小城镇的生活会非常好。

如果中国现在不改变这种单向的流动方式，光靠政府一家去做扶贫，无论投入多大，效果都不会太好。所以，政府资本要和社会资本结合起来——当然也要预防社会资本的负面作用，因为资本的本质是剥削农民，这一点要我们通过各种制度把它规制好。但我们应当鼓励社会资本流入农村，跟政府资本结合起来，来促进农村本身的发展。

这样多方面的结合，就可以使中国农村的腐败控制在我们可接受的程度内。甚至最后也可以出现我们现在提倡的“美丽的乡村”。中国出现像欧洲那样理想的乡村，也不是没有可能。

二、中国的“精准扶贫”可持续性研究

“精准扶贫”是近年来中国高层的重要政策议程之一。自改革开放以来，扶贫成就一直是中国的骄傲。在短短数十年里，中国已经使得近7亿人口脱离绝对贫困，是世界反贫困史上的奇迹。不过，新的反贫困运动仍然必须进行，因为全球化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导致收入分化和社会不公平，社会矛盾激化，出现不稳定。

从这个角度来看，精准扶贫是中国政府保护社会的最基本手段。也就是说，扶贫的基本目标是实现基本社会公平和正义。任何社会都需要寻找有效的手段去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但世界上并不存在一种普遍有效的手段。

就中国来说，扶贫这个“抓手”极其重要，经常被视为是中国制度的强项。尽管这么多年来，中国在扶贫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积累了宝贵经验，但每一个新阶段，当出现新贫困情况的时候，就要寻找新的方法。

不过，任何一种特定的扶贫方法，在执行过程中也会出现问题，需要随时加以纠正。近年来的精准扶贫方法也不例外。一个显著的问题就是，精准扶贫能否实现原来所设想的基本社会正义呢？从这些年的经验来看，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些地方这些问题甚为严重，如果不纠正，不仅难以实现基本社会公平和正义，反而会恶化形势。

1.精准扶贫过程出现的问题

在“精准扶贫”中，最重要的就是对“贫困”的鉴定。有几个因素表明这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第一，信息问题，如何收集、鉴定、处理信息。在农村并不存在精确的信息，例如有关资产（房屋）、牲口、土地、家庭成员、健康、教育等方面的信息即使存在，但鉴定者具有很大的主观性。

第二，基层政府和社会往往脱节，没有足够的能力掌握精确的信息。因为精准扶贫是自上而下，官员最终需要依靠地方“强人”来掌握、鉴定和处理信息。这种情况就非常有利于地方强人。近来，有关部门也引入外来人员对实际贫困进行调查。不过，这里出现的问题更多。

一方面，因为并不存在对这么大规模的扶贫进行科学调查的人才，实际上往往派毫无实际经验的大学生入村调查；另一方面，因为问卷调查的设计者完全脱离中国农村的现实（尤其是农民的理解水平），导致农民无法回答表中的问题，从而变成调查者自行填表。因此，有人戏称，精准扶贫已经演变成为了“精准填表”。

第三，正因为农村存在“强人”（甚至“村霸”）因素，扶贫往往演变成扶“富”，即扶贫的大部分好处流向了地方“强人”（干部、干部家庭成员或者亲戚朋友、“村霸”等）。在基层，“黑白两道”经常竞争分配来自上面的利益，甚至导致冲突。“扶贫”演变成“扶富”的另一个因素，是对脱离贫困时间上的限制。

扶贫追求效率，就是要促成贫困者尽快脱贫。在执行过程中，扶贫者对那些真正需要帮助但很难脱离贫困的家庭或者个人并不感兴趣，而只对那些很快就可以脱离贫困，甚至并不是那么贫困的家庭和个人感兴趣。

第四，扶贫烦琐的手续。一般情况下，在中国社会，贫困并非是一件“光荣”的事情，但鉴定贫困则有做不完的手续。因为得到的好处并不多，即使是贫困户对此也不那么感兴趣。在基层，老百姓普遍相信，真正大的利益不会通过这种正常方式来分配。

这些因素无疑会影响社会公平的实现。此外，精准扶贫也产生着新的问题。因为精准扶贫基本上是一种财富再分配，就存在着一个分配给谁的问题。因为是通过分配方式进行，经常会导致村民“阶级”的再分化，产生新一类型的社会“不公平”，表现在不同宗族之间、家族之间、村民群体之间。

一旦涉及利益分配，这些传统的因素和新产生的因素都会卷入进来。这样很容易产生新的“认同”政治。在很多地方，社会对基层干部的信任度本来就不高，“精准扶贫”是一种新的政治，搞不好会造成新的隔离和新的对立。

这种情况在少数民族地区更会造成新的民族对立。新疆、云南、四川等少数民族密集的地方，精准扶贫很难逃避民族矛盾，这对民族干部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不难理解，这些干部要面临“照顾哪一个民族”的问题，即使民族干部在分配扶贫资源上不偏不倚，做到尽量公正，但不同民族成员总会有不同的看法。

一些民族成员会问，为什么这个民族得到的多而我们这个民族得到的少？他们总是相信民族干部把大量的好处分给了自己所属的民族，而自己受到“歧视”。实际上，这种看法在基层很普遍。因为干群关系的紧张和互不信任，很多人都会认为，只要和“上面”（指政府和政府领导干部）有关系，就会得到好处，否则就没有。

也必须注意到的是，精准扶贫很难覆盖到另外一个庞大的群体，即农民工。中国农民工的数量，比较有共识的估计是有2.7亿。这个群体也很难说都是贫困人口，实际上他们因为外出务工，经济情况比留在农村的人口会好一些，因为有能力的人才出去打工。不过，也不能否认他们之中很多人已经沦落为城市新贫困人口。因为他们生活在城市，在农村推行的精准扶贫不会考虑到他们。同时，他们也没有城市户口，在城市推行的精准扶贫也不会考虑到他们。

今天，第一代农民工逐渐老去，在城市里的是第二代和第三代农民工，他们在城市出生、长大和生活，没有农村生活经验，没有任何回到农村的意愿，即使回去了也做不了农活。也就是说，不管怎样，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将长期生活在城市，但没有城市户口。在很大程度上，这个群体甚至较之农村的贫困人口和城市的（具有城市居民身份）贫困人口更为重要。一旦他们沦为城市贫困人口，他们便有了很强的政治意识。

此外，精准扶贫的实施机制也需要改进。因为是国家动员型的反贫困运动，可持续性往往成为一个重大问题。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考量：

第一，基层干部考核问题。基层干部是实施精准扶贫的主力，为了有效推进精准扶贫，在很多地方，脱贫成为考核干部的最重要的指标。一般情况是，在贫困现状不能改变的情况下，干部就不能被提拔，不能换岗。这导致了至少两个合乎逻辑的结果。首先，这种巨大的压力为干部造假提供了有效的动力机制。一些干部抱着“赶紧脱贫和赶紧走人”的态度，在扶贫方面造假。尽管现在也在实行扶贫的责任制，干部在提拔时，上级部门可以回溯到他们以前的成绩，不过很多干部只看眼前的利益，而不会考虑长远的利益。其次，与之相关的是，干部往往采用“用尽现有所有资源”的办法来体现自己的政绩。因为要尽快脱贫，干部往往千方百计动员一切可能的资源，而这种动员是否可持续不是他们所要考虑的，这样往往把“债务”和问题留给后来者。

第二，干部任期过短，也造成短期行为，不利于扶贫的可持续性。近年来，干部加速轮换，往往两年左右就被调离。一些干部赴任的时候，带去很多项目（往往通过政商关系，例如带去一些商人搞当地建设），但还没做完就被调离。这种因为频繁人事变动所造成的浪费和腐败是惊人的。

如果让他们在一个地方继续下去，的确有做好的可能。因为是短期，一些干部就变得好大喜功，不讲市场规律，一会儿叫农民种植这种经济作物，一会儿叫农民种植那种经济作物，造成了农民和国家双方的损失。因为不讲市场规律，所生产产品往往卖不出去。由干部推动的农业生产项目全国到处开花，但比较成功的例子并不是很多，更多的是失败的例子。

2.扶贫的可持续性

对任何国家来说，扶贫都是一个永恒的事业，因此扶贫的可持续性非常关键。在基层，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开始担心，这样大规模的扶贫，尽管可以出现正面的短期效应，但在资源耗尽之后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如果没有充足的资源来继续扶贫，返贫情况会变得很严重。这种情况在全世界各国扶贫历史上都发生过。同样需要注意的是，扶贫引发的基层政治有可能导致基层政权的进一步弱化。

可以预见，在接下去的一段时间里，随着“拍苍蝇”运动即基层反腐败运动的推展，基层扶贫干部会面临更大的压力。如果基层反腐败也是通过基层干部之间互相揭发和告发，或者号召民众来揭发和告发，基层干部之间的互相怨恨和民众对基层干部的怨恨，也必然会爆发出来。如果这样，一场“四清”式社会运动也有可能爆发出来。

精准扶贫需要很多条件，如果可以顺利实施，也会是一个扶贫历史上的奇迹。新加坡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新加坡的“扶贫”以选区为单位，选区议员的一项任务是找出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穷人）。新加坡没有实行西方那样具有普世性的福利制度，从西方的经验看，普世性的福利制度往往导致滥用。新加坡成功故事背后是有很多条件的，其中几个条件非常重要：

第一，基本的社会福利政策的到位，包括住房、医疗和教育。在新加坡，80%多的公民居住在政府组屋。第二，健全的财务制度，政府知晓每家每户的经济状况。第三，透明的制度，在每一个选区内大家都互相了解。第四，不腐败的官员队伍。

在很大程度上，新加坡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其城市国家的性质所致。相比之下，中国至少到现在为止，所有这些制度尽管在发展，但仍然处于早期阶段。不过，随着技术条件的改进，中国也可以完善这些制度，只是需要很长时间。

实际上，中国在总结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扶贫经验基础之上，也需要考虑其他更符合国情和社情的方法。扶贫需要考量到很多的大发展趋势，包括政府责任、社会流动、基本人权的实现，等等。简单地说，政府有责任促成其管辖下的所有居民（无论是流动人口还是固定人口）基本公民权的实现。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可能需要实行更具普惠性质的社会政策。这就需要提高政府社会政策的统筹级别。到现在为止，中国的统筹只是市一级，连省一级统筹都还没有实现，更不用说国家一级了。

发达国家甚至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基本社会政策都是国家统筹的。中国的国家统筹不是不能实现，而是一个思想意识问题。早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高，低级别的地方化统筹不可避免。但经过数十年的快速经济发展，现在已经具备了足够条件来提高统筹的级别。这需要通过顶层设计来达成，逐步地从市一级提升到省一级，最终实现国家层面的统筹。统筹制度建设对扶贫所带来的效果，会远远超越20世纪80年代以来到现在为止的各种扶贫方法。

三、中国扶贫政策接下来怎么走

1.扶贫与全面小康社会建设

2015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十三五”规划建议稿。这份建议稿提出，到2020年之前，现行标准下七千万农村贫困人口要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同时，“十三五”规划建议稿提出了实现共同富裕，建立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即把人均国民所得从2016年的7800美元提升到2020年的12000美元。不难理解，农村贫困人口实现全面脱贫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一个核心内容。如果不能让众多的农村贫困人口脱离贫困，那么即使人均国民所得提升到了12000美元，也很难说是“全面小康社会”。“全民小康社会”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的“中产阶级”观。只是因为“中产阶级”具有特殊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含义，中国的执政党才使用这个具有中国传统的概念。无论是“全面小康社会”还是中产阶级社会，两者的本质含义是一样的，即要建设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来看，扶贫和培养中产阶级是两个相辅相成的过程，必须把两者统合起来考量才能有效。首先，扶贫是对培养中产阶级的支持。很容易理解，如果大量的人口处于贫困状态，那么就很难建设一个中产阶级社会。其次，把中产阶级和扶贫一起考虑，就可以拓宽扶贫的含义。在任何社会，“脱离贫困”和“中产阶级”并不是同一件事情。一些人口脱离贫困之后，进入到中产阶级的行列，但如果他们的中产阶级地位不能得到巩固，那么很容易“返贫”，再次沦落到贫困状态。这种情况在中国的城市表现得很清楚。从前，城市居民被视为是中产阶级。而2014年全国城市低保对象有1877万人。换句话说，现在城市的绝对贫困人口至少有1000多万。而城市低收入人口的数量也极其巨大。2014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9万多元，而20%的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1万元以下。按全国5.4亿城镇人口估算，这20%城镇居民超过1亿人口。这个群体就是城市中产阶级没有坚实的制度基础所造成的，或者说没有一套坚实的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等在内的社会政策，这个群体很难脱离贫困的局面。第三，必须通过保护中产阶级的手段来有效防止人口的“返贫”。在任何社会，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更是消费社会的基础。中产阶级规模的变化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显见，对中国来说，扶贫是为了培养中产阶级，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而巩固中产阶级则是为了不让贫困再现。

2.农村扶贫现状

对中国来说，农村的贫困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农村的贫困问题得到了相当大程度的缓解。根据世界银行的估算，1980年中国有8.4亿人处于贫困状态（即生活在人均1.25美金以下，按2005年不变价），其中大部分贫困人口生活在农村。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大量农村居民脱贫。世界范围内，中国是全球最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在1990—2005年间，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标准，中国有4.7亿多人脱离了贫困，占同期全球脱离贫困人口的76%[9]。

现实地说，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也无法完全消除贫困，就是说，最富裕的国家也会有相当的贫困人口的存在。经济地看，这和贫困线制定的标准有关，欧盟和英国的贫困线是相对贫困，目前贫困标准被界定为贫困人口的收入低于其所在国的中位数收入的60%。英国2011年有16%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据2014年的估计，欧盟有25%的人口在贫困线以下。欧盟的贫困人口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还增长了680万。美国的贫困线则是随购买力调整的绝对值。2014年的贫困线是12000美元。根据这个标准，目前大概有4500万美国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在西方国家中，美国二战以来的经济表现一直比较好，但实际上，其贫困人口从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还有所增长。同时，经济的波动也经常对中产阶级产生直接的影响，有时是积极的，有时则是负面的。20世纪80年代里根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早期经济的复苏对中产阶级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中产阶级受到严重的冲击。据官方统计，1991—2013年，美国拥有大学以上学历人群的实际收入处于长期停滞状态。欧洲的情况也类似。可以说，贫困和中产阶级一直是一个经济体此消彼长的两个方面。

对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我们认为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相对贫困人口。相对贫困人口一般是根据一国平均（中位数）收入的情况来定义的。据中国官方发布的统计年鉴，2014年中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大约为2万元[10]，但40%的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则少于1.1万元。更严峻的是，60%的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9500元以下。这样来看，中国相对贫困人口相当多，尤其是农村贫困人口的群体仍然相当庞大。再者，收入越不平等，相对贫困人口也会越多。相对贫困人口群体大表明就收入而言，社会底端巨大，也就是还没有形成上面所说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14年中国的基尼指数（衡量收入不平等的指数）大约为0.47，超过欧美发达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在世界上也属于较高水平。

另一类是绝对贫困人口，即那部分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除了国际标准的贫困线，中国官方也设立了符合中国国情的贫困线。官方界定的贫困线随着物价和其他消费水平的增长而提高。2014年的贫困线为当年价格的人民币2800元，按照历年的官方贫困线标准，中国农村的绝对贫困人口从1980年的2.2亿降到2014年的7000万。

对中国扶贫的研究很多。在众多的研究中，人们普遍认为，农村地区人口陷入贫困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四个。第一，恶劣的自然环境是造成贫困地区的一个重要因素。大量贫困人口集中在几个贫困地区，包括中西部的深山区、荒漠区、高寒山区、黄土高原区及西南喀斯特地区等等。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大约三成的农村贫困人口居住在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区。第二，许多贫困人口居住在基础设施建设极为落后的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不足，限制了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比如，在没有公路的情况下，当地产品和服务无法进入地区市场，更不用提全国市场。进入不了市场使得这些地区的经济仍然处于自然经济状态，其产品就不能增值，从市场经济中获益。第三，大量贫困人口无法摆脱贫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健康、营养、教育等人力资本不足和农村信贷发展落后的限制。人力资本的欠发展往往限制贫困人口进入劳动市场，金融服务的欠发展往往限制贫困人口的生产和创业活动。第四，基本公共服务包括医疗服务及社会安全网的覆盖不足。许多农村人口因病返贫，因病致贫。

上述原因很重要，但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被经常忽视，那就是农村人口的衰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和区域性或全国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农村人口开始流出农村和农业。一般而言，流出的都是农村的壮劳动力。农村经济状况和农村劳动力状况之间有着直接的关联。如果城市化和工业化不可避免，那么由壮劳动力流出而导致的农村人口的衰败也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农村劳动力的流出也不必然导致农村和农业的衰败。如果在壮劳动力流出的情况下，能够及时调整农村政策，提供新的制度，那么是仍然可以复兴和维持农业经济的。这也是今后农村扶贫必须考虑的一个关键问题。

精准扶贫是指针对不同贫困地区的条件、不同贫困农户状况，采用相关的具体有效的扶贫政策的一种扶贫方式。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20多年里，扶贫政策首先是精准性普遍不高。这些扶贫政策是以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为核心。尽管这种方法有其背后的理性，即要通过确立农村的“造血”机制来扶贫，但许多扶贫资金的受惠对象并不一定是贫困户，尤其是绝对贫困户。在扶贫资源投入以地区为核心的情况下，相对富裕的农户受惠反而较大。国家统计局有根据抽样调查数据推算的全国和分省的贫困人口数数据，但贫困户底数不清、致贫的原因不明。同时，地区为主的扶贫政策有扶贫资金被挪作他用的情况。根据国家审计署20世纪90年代末对国家级贫困县的审计结果，有超过两成的扶贫资金被挪作他用。

其次，扶贫政策的效果差异性很大。由于致贫的原因不同，一类政策只对某类地区有效。比如加强农村交通基础建设只对一些进入市场受到制约的地区有效，一刀切的政策往往无法奏效。

第三，由于针对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不到位，出现了许多贫困人口返贫的情况。很多人口返贫主要是因为自然灾害等非人为因素，一旦遇到这些情况，他们无力应付，在没有外力帮助的情况下，很自然变为贫困。再者，农村贫困人口也往往无法负担医疗、教育等服务费，在经历重大疾病或者负担子女上学之后，返贫人口也相当普遍。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份报告，在2009年的贫困人口中，估计有62%是返贫人口。

3.中国农村扶贫政策的调整

近年来，针对前一个时期扶贫政策所出现的问题，中国政府对农村扶贫政策进行了逐渐调整，主要包括如下几项：

第一，为了瞄准贫困人口，一些扶贫项目从县一级下沉到村一级单位，并要求专人负责。比如2001年开始实施的“整村推进”计划将扶贫资源集中在村一级，改进村的生产生活条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等。目前“整村推进”计划包括14万多个村，覆盖中国80%的贫困人口。2014年中组部决定选派12.8万个机关干部到贫困村任第一书记，希望第一书记们可以利用在原单位的工作经验和资源，为村的经济发展和扶贫作出贡献。

第二，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和加强社会保障，覆盖农村贫困人口。2007年，在全国范围建立起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农村贫困人口提供基本生活所必需的吃饭、穿衣、用水、用电等费用。2009年，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随后逐步推广到全国。到2014年，有超过5000万农村居民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中受惠。到2011年，有超过9000万人领取了农村养老金。

4.十三五规划建议中的扶贫战略

如何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深化农村的扶贫是这届政府的一个政策重点。“十三五”规划建议稿延续了上一阶段的农村扶贫政策的方向。不过，就扶贫来说，“十三五”与其说是“规划”倒不如说是“计划”，因为必须在今后的五年内每年减少贫困人口1000多万。近年来，中共高层一直强调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重要性，即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十三五”完成之时也就是第一个一百周年了。如果第一个一百周年的目标不能如期完成，那么第二个一百周年目标就会成为问题。因此，“十三五”规划出台之后，至少就扶贫来说，各级政府领导干部感觉到了紧迫性，因为扶贫成为必须完成的“死命令”。那么，如何深化下一阶段的扶贫呢？

首先，精准扶贫会继续成为未来扶贫工作的中心。建议稿强调未来的扶贫政策应该考虑到地方的条件，因人因地施策。同时，分类扶持贫困家庭，对有劳动能力的家庭支持发展有特色的产业和转移就业，对自然条件差的地区的民众实施扶贫搬迁，对生态特别重要和脆弱的实行生态保护扶贫，对丧失劳动能力的实施兜底性保障政策等等。

其次，继续强调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在扶贫工作中的作用。除了对丧失劳动能力的实施保障外，“十三五”规划建议稿强调提高贫困地区基础教育质量和医疗服务水平，推进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贫困地区的弱势群体如留守儿童、妇女、老人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也要加强。

第三，基本设施建设，如公路、水电、互联网络等基本设施建设仍然会继续。

第四，建议稿中还鼓励扶贫角色的多元化，包括各类企业、社会组织、个人参与扶贫。最近有关部门还将构建社会扶贫服务平台，同时开展民营企业扶贫行动。

如按每年6%的增长率调整，2020年全国脱贫标准约为人均纯收入4000元。要达到这个目标，需要不同的扶贫政策。“十三五”规划建议稿也有所涉及。首先，通过相关的产业扶持，发展地方经济，帮助3000万人脱贫。其次，通过培训相关技能，让农村劳动力在非农产业和城镇就业。通过转移就业，可以解决1000万人脱贫。第三，鼓励农户从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区移民。通过易地搬迁，可以解决1000万人脱贫。最后，还有2000多万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通过全部纳入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实现兜底脱贫。

5.相关的政策建议

“十三五”规定了今后一个阶段扶贫的总方向，并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出台了一些具体政策举措，这些必将有助于国家深化扶贫。不过，扶贫仍然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任务，任重道远。我们认为，尽管各级领导干部都开始把扶贫视为最重要的政策议程之一，但是一些人的扶贫思路仍然不那么切合中国实际，把扶贫视为简单的社会救助，或者扩大为社会福利。如果没有正确的思路，扶贫只是各级领导干部不得不重视的一个政策项目，而不会成为自发的动机。这里，我们根据前面所说的要把扶贫和培养中产阶级结合起来的思路，提点政策建议。

中国要加大发展性社会投资。发展性社会投资或者生产性社会投资区别于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投资，例如对大规模基础设施的投资。发展性社会投资指的是政府或者民间对社会领域的投资，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等。长期以来，很多领导干部深受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把对这些领域的投资视为是消费，不仅没有意愿在这些领域进行投入，而且加以阻止。在很大程度上说，直到今天，这种局面仍然没有得到改变。

20世纪90年代末在国企改革过程中，医疗产业化，医院成为中国的暴富产业。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为了应付危机，政策研究界就提出通过教育产业化的方式来拯救经济，结果导致了教育的大扩张和产业化，到今天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教育最产业化的国家之一。2008年遇到世界金融危机，政策界又提出房地产的产业化，通过对房地产的大规模投资来对付金融危机。没有经济学家指出这样做的危险性，因为无论是医疗、教育还是房地产并非一般的经济领域，而是社会领域。尽管这些领域的确可以引入市场机制，但社会领域的市场机制和经济领域的市场机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西方在这些方面也是有严重的经验教训的，即通过持续暴力的社会运动促成资本作用在这些领域的减退和政府作用的强化。遗憾的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则很轻松地把这些社会领域完全经济化和市场化了。社会领域的过度市场化是今天无穷社会问题的根源，也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缺乏动力的根源。很显然，没有一整套有效的社会政策，中产阶级没有制度基础，消费社会建设乏力。

中国在基础设施等方面的过度投资，已经导致了严重的产能过剩。“一带一路”倡议，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倡议带动过剩的“产能”走出去。这当然是一种可行的思路。不过，也不能忘记中国可以通过加大发展性社会投资来消化很大一部分产能。幼儿园、学校、医院、养老院和体育馆等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也是可以消化产能的。而更多的政府投入应当导向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这些投资并不是简单的消费，而是要为中国的中产阶级提供一个坚实的制度基础。今天中国的中产阶级没有任何制度保障，很容易成为明天的贫困人口。然而，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消费社会，也就不会有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这一思路也应当延伸到扶贫政策。要想有效扶贫，我们必须把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区分开来。发展性社会政策投资可以同时保护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人群。长期以来，政府对教育、医疗、社会救助乃至于技术培训等投资不足。如果有足够的社会投资，包括相对贫困人口和中产阶级在内的人群能够享受公共服务，他们的基本生活水平有所保障，不至于在遇到天灾、重大疾病、小孩教育等情况的时候，重新陷入贫困。

首先，针对绝对贫困人口，中国应根据现在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来设计一个社会保护制度。所谓的社会保护制度不能实行像西方社会的那种福利制度，而要实行像新加坡那样的基本社会保护制度，既能提供足够的社会保护，又能防止成为过度福利社会。

其次，为了实现十三五规划的目标，精准扶贫十分关键。精准扶贫政策至少包括三个要点：第一，扶贫资源瞄准贫困人口；第二，针对贫困人口陷入贫困的原因，制定相关的扶贫政策；第三，各部门要切实贯彻扶贫政策。由于各种技术手段的发展，目前政府考虑使用大数据瞄准贫困人口。从2013年年底开始，政府已经对8900万贫困人口全部建档立卡，未来对贫困人口的转移支付和其他相关扶贫政策都可以利用这些档案。此外，为了贯彻扶贫政策，对贫困县党政领导的考核机制也必须改革，强调扶贫在政府及其领导干部绩效中的地位和权重，为地方领导干部重视贯彻扶贫工作提供有效的动机机制。

未来的扶贫工作仍然面临严峻挑战。如何针对不同的导致贫困的原因制定相关的扶贫政策，这一点仍然需要很多进一步的研究。目前，在建档立卡工作中扶贫对象调查表里致贫原因相对简单，比如因病、因残、因学、因灾、缺土地、缺水、缺技术、缺劳力、缺资金等等。由于致贫原因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些因素可能同时存在并且相互关联。未来如何准确地制定扶贫政策很关键。

第三，如何真正实现扶贫角色多元化并真正发挥他们的作用？许多地方政府在提供农村公共服务时都强调社会组织的作用。比如对提供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年人相关的公共服务，山东省最近提出“以民间组织和志愿者服务队伍为支撑，以互助服务为主、政府购买服务为辅”。社会组织参与的优势是：既可以缓解政府的财政负担，又可能更了解帮扶对象的情况。不过，必须意识到，目前的社会扶贫主要还是以政府发动或以政府、部门为主体，社会参与度并不高。如何解决企业、社会组织、个人参与扶贫的激励问题仍然值得探讨。政府在这方面仍有很多改进空间。如何培养有效的赋权使得它们有能力扶贫？如何建立对社会组织的信任？如何把社会组织视为一个伙伴而非挑战者？如何规制社会组织以保障他们去真正扶贫而非实现其他目标？这些都是政府需要回答的问题。

第四，扶贫政策和其他社会政策的衔接问题。许多部门包括扶贫、交通运输、教育、卫生、环保等部门在内都牵涉到扶贫政策，而这些部门之间往往缺乏互联互通，没有协调性。如何整合各部门来提高扶贫工作的有效性也是未来扶贫的挑战。

第五，以土地流转为起点逐步重建农村土地制度。如上所说，农村壮劳动力的流失并不必然导致农村和农业的衰败。但要防止农村和农业的大规模衰败，就必须有制度创新。农村规模很重要，如果没有一定的规模，衰败则成为必然，因为没有一定的规模，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则不可能。在规模过小的农村，提供公共服务造成巨大的浪费；即使有提供，也是不可持续。因此，对人口稀少的农村，移民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方法。

对规模比较大的农村，则可以通过制度创新来弥补因青壮年劳动力流出而造成的衰败。就制度而言，关键在于逐步实现农村宅基地流转，让社会资本进入农村，重建农村美丽家园。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模式可以说把农村和城市隔断开来，掏空农村发展城市。壮年劳动力流入城市，老弱留守乡村。农村劳动力缺乏不仅不利于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更直接导致了农村的萧条并加剧了城乡发展差距。由于城市没有相应的制度和政策来消化流入城市的劳动力，这批劳动力年迈之后或者继续留在城市做边缘人，或者返回乡村成为新一代空巢老人。无论是年迈的体力还是在城市打工积攒的财力都使他们不可能承担起建设农村的任务。在现有政策框架之下，农村将继续衰落。另一方面，随着城市中产阶级的壮大，不少人开始向往乡村的田园生活。如果农村宅基地可以实现逐步流转，势必会吸引不少城市中产阶级回归乡村。从欧洲发展经验来看，城市中产阶级的资金流入和生活方式的乡村回归，将会带动乡村建设，整合城乡发展，利用社会资本提高农村的公共服务质量。因为当经济能力相对优越的群体回归农村，自然会产生相应的关于教育、医疗和其他公共服务方面的需求。事实上，目前在北京的近郊以及浙江等地区已经有很多这样的事例。如何设计一个合理的政策将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城市化，同时也实现城市人口的乡村回归，打破城乡壁垒，这在今后的发展中将非常重要。

第六，要大力强调家庭的作用。在扶贫的过程中，人们注意到了国家（政府）和社会的作用，但是家庭的作用一直被大大忽视。实际上，在农村，很多贫困都与家庭的解体或者实际上的不存在紧密相关。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也是农村家庭解体的过程。一是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一步展开，城乡间的壁垒被打破，中国从一个固定社会迅速转型到了流动社会，大量的农民开始流入城市，农民工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群体。二是以户为单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得家庭不仅是一个血缘组织而且也是一个经济组织。在这种情形之下，家庭之间的经济竞争关系突显而合作互助关系则急剧下降，甚至消失。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施也解体了中国传统农村几世同堂的繁盛局面，使得家庭成为了西方式的以夫妻及其子女为单位的结构，家庭开始变得原子化，家与家之间变成了平行组织。同时，家庭间的经济竞争隔断了家庭间的协同关系，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更加剧了这种隔断。尽管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宗族势力有复活的迹象，但与传统中国有很大的不同。当代农村的宗族势力很多时候只是被某些家庭或个人用来争夺利益和资源的工具，并不能承担任何社会救济的功能。

在很多发达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样带来了大量的人口流动，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但是，这种流动是以家庭为单位，体现在家庭向城市的整体迁移。中国则不同，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流动只是劳动力的流动，不是家庭的整体流动。因为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的各种制度的限制，不仅提供劳动力的个人（农民工本人）很难被城市接纳，其家属更没法随其向城市移民。于是出现劳动力人口在城市而非劳动力人口在农村的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的现象。有幸随打工父母进城的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上也存在很大问题。这样，家庭在工业化的进程中被无情地解体。

从农村个体而言，家庭的解体失去了免于贫困的最后一个保障。要有效扶贫，中国必须提供有利于家庭重建的制度机制。没有健全的家庭，在农村扶贫会困难得多。在这方面，中国可向其他国家学习。

很多国家如中国的邻居日本和新加坡，家庭在个人免于贫困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政府在这些国家处理社会流动对家庭产生的影响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拿日本的经验来说，在日本经济高速成长期，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到了城市，经济高增长为这些劳动大军提供了就业机会，相对平等的工资制度以及其他社会保障制度使城市吸纳了这些新增人口。同时政府大力发展农业机械化，并采用调高农产品价格的方式保护农民利益，使得选择留在农村的劳动人口也可以与城市人口一样成为中产阶级。在日本城乡之间生活方式虽有不同，却不存在显著的经济差别。在某些地方，从事农业的家庭收入甚至超过城市平均水平。日本政府对经济结构的有效干预为日本家庭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制度背景。新加坡政府对家庭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视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在20世纪80年代，正当新加坡经历高速经济增长的时期，李光耀提出了“亚洲价值观”。家庭是“亚洲价值观”的核心之一，用以和西方以个人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区别开来。家庭至上一直是新加坡政府制定社会政策的依据。政府用各种政策来保护家庭，包括政府住房的位置选择、停车位的分配和定价，都要考量到家庭成员尤其是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而在法律层面，政府更是制定了各种法规来保护家庭的生存和发展。

第七，探寻城市实行“居者有其屋”的途径。向城市移民是目前农村扶贫工作的一个重要的政策手段。尽管贫困状况在城市并不那么严重，但仍然有1000多万城市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未来还有上千万农村贫困人口进入城市。有更多的城市人口靠近贫困线。因此，城市也必须考量扶贫。政府要加大发展性社会政策投入，通过社会政策建设，为中产阶级提供一个坚实的制度基础。必须加以强调的是，社会政策投入不是消费，而是发展性投资。尤其要强调一点，中国是时候考虑建设“居者有其屋”了。中国住房高度市场化是对中国中产阶级成长的一个有效制约。2008年以来，一方面出现大量的空房，甚至“鬼城”和“空城”，另一方面大量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没有住房。今天，房地产市场面临如何去产能的问题。有人甚至建议，应炸掉过度的产能（建筑好的房子）。

我们认为，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探索“居者有其屋”的政策。房地产泡沫一旦破灭，必然严重影响其他经济领域。政府必然要承担责任，因为大多数发展商的负债率很高，即银行贷款。房地产破灭必然对银行系统造成致命的影响，甚至造成巨大的金融危机。所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政府在商品房价格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大量回购住房，进行重新分配。

我们可以把城市人口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两种。住房政策可以配合这种格局。对绝对贫困人口，尽管政府可以努力通过扶贫使得他们中的一部分脱离贫困，但历史地看，不管政府如何努力，总会有一部分人口始终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对这部分人，政府可以实行廉租房或者社会保护房救济。也就是说，公共住房可以是社会救济的一个重要部分。但相对贫困状态的人口则不同，他们中很多人有潜力成为未来的中产阶级。他们中很多是年轻人，刚刚从学校毕业，进入社会，没有实力来购买住房。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创始一个政府管制价格的住房市场，把政府拥有的住房卖给相对贫困者，为他们创造有利的条件，去创造财富，成为中产阶级。这方面，中国完全可以向新加坡政府的住房政策学习有效的经验。当然，一旦实现“居者有其屋”，必然对政治和社会稳定产生积极有效的影响。

四、构建中国的扶贫国际话语权

1.扶贫故事与中国软力量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农村人口减贫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世界瞩目。按照人均年收入2300元的国家贫困线标准，1978—2015年农村累计减贫人数超过7亿，为世界减贫做出了最巨大的贡献。但是，在国际事务舞台上，有关中国扶贫经验的讲述远远不够。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讲述的发展经验大多聚焦在如何致富上，讲企业家、富人、高消费者等等，但这些都是讲给富人听的。不过，对一般老百姓来说，衡量一个社会进步的并不在于有多少人致富，而在于有多少穷人脱离贫困。近年来，中国在通过“讲好中国故事”追求世界舞台上的软力量，但中国扶贫的故事仍然是缺位的。实际上，中国在短短数十年时间里帮助7亿多人口脱离贫困的经验远较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经验吸引人。今天当中国政府进行着史无前例的全国性的“精准扶贫”运动时，向海内外讲述我们的扶贫故事显得尤其重要。扶贫的故事既是我们社会主义政府应当做的事情，更是我们塑造中国国际软力量的有机材料。

正如经济发展成果的陈述需要经济学家用经济学的语言讲述一样，中国的扶贫成果和国际援助也一样，需要学者用学术语言与同行间的学术对话来构建。到目前为止，尽管关于扶贫的研究论文以及学术研讨会非常多，但是大多仅在国内展开，学者与国际贫困专业同仁的合作和互动并不是很多，中国丰富的扶贫经验并没有成为国际扶贫话语的重要一部分。这个方面我们仍然具有巨大的空间。

2018年8月19日和20日，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在广州主办了“发展与贫困：中国和世界经验”国际研讨会，来自欧洲、北美、非洲、东亚、南亚、拉美与中国的近200名专家学者就发展和贫困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会议议程涉及“全球化、逆全球化与贫困治理”“发达国家的贫困治理”“拉美国家的发展和贫困”“非洲国家的发展与贫困”“亚洲国家的发展与贫困”“中国的发展与贫困”五个议题。五大洲学者齐聚中国讨论世界贫困问题，这是一次将中国扶贫纳入国际贫困研究领域的成功尝试。

2.为什么要向世界讲中国的扶贫故事

为什么今天是一个向世界讲述我们的扶贫故事的大好时机呢？这里涉及国际大环境的变化。当今世界局势变化万千，各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其中各国政府和社会都面临的问题就是贫困和不平等的加剧。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这一波全球化带来了全球经济整合，加速了经济发展，但也带来了财富的不均衡分配。财富的不均衡分配正以不同形式在全球加速进行。

第一，财富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汇集。联合国数据显示财富从亚洲、非洲、南美洲流向伦敦、法兰克福、纽约等西方地区的趋势正在增加。

第二，财富从多数人向少数人汇集。根据瑞士信贷公布的2015年全球财富报告，占世界人口1%的超级富豪们所拥有的财富已经超过了其余99%人口的财富总和[11]。财富顶端8个富豪所拥有的财富量相当于全球相对贫困的那一半人口的财富总和；在未来20年中，将有500位富豪将其财产移交给自己的继承人，总价值高达2.1万亿美元，比拥有13亿人口的印度全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还多；在过去30年间美国最底层50%人口的收入增长几乎为零，而顶端1%人口的收入却增长了3倍[12]。

第三，财富从全球汇聚向少数的超大型跨国企业，比如苹果公司、facebook、中国的腾讯和阿里巴巴等。

第四，财富更亲资本而非劳动力。当今的发展模式的受益者为智力和资本，比如说facebook等的创新者、股东等。

第五，从零售业流向平台，比如淘宝网、亚马逊等全球性购物平台的大发展，在为消费者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出现了市场被为数不多但势力庞大的平台主宰的现象。

所有这些财富不均衡分配形式使得全球贫富差距正上升至前所未有的水平，世界正在产生着新的贫困，对社会正常稳定的运作构成了威胁。

在西方，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尽管早已经超越了“绝对贫困”阶段，但由于财富不均等分配所带来的“相对贫困”人群在逐年增加，他们对不平等的不满正在以民粹主义的方式表现出来。美国最近的“白人至上主义”（或者“白人民族主义”）声浪的崛起和欧洲的反移民运动都与全球化经济过程中的财富非均等分配有关。国家内部的民粹主义又往往表现为外部的经济民族主义、反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英国脱欧公投中所表现的国家利己主义、特朗普所打出的“美国第一”国家目标都是国内民粹主义崛起的结果。这种新的内部民粹主义和外部民族主义的崛起正在给今天的国际关系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

在拉丁美洲以及非洲等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国家，贫困更是一个深刻的现象。深度贫困是很多国家面临的挑战。在这些国家，贫困经常造成社会的高度不稳定，社会抗议运动和政权更替频繁。

亚洲局势也不容乐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在其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曾被视为是公平发展的典范。但从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发展现状来看，新贫困层的产生和财富分配不均衡同样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而这种现象也正在造成民粹主义的崛起，从而影响到各经济体内部的安定以及区域稳定。台湾地区近年来经济增长相对滞后导致了年轻人相对贫困。香港地区经济发展的亲资本模式造成了年轻人购房难的大问题。即便在高度成长时期被誉为分配最公平、“一亿人口一亿中产阶级”的日本，近年来儿童和老年人群体中的相对贫困人口也在增加。

中国大陆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扶贫方面已经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但扶贫任务仍然艰巨。按照世界银行最新国际贫困线标准（每人每天生活支出1.9美元），目前依然还有2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按照2300元的国家贫困线标准，也还有五千余万贫困人口。

总体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由于分配不公产生的相对贫困（新贫困）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绝对贫困，都不仅仅是单个国家的课题，而是一个需要全球来共同应对的课题。这两种贫困的产生都与全球化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其发展和走向也受全球经济制度变革的影响；同时，内部贫困问题处理不好反过来也会影响到国际秩序。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扶贫既是世界减贫的一个重要部分，中国的扶贫课题也是世界减贫课题。

3.向世界讲好中国扶贫故事的中国因素

向世界讲述中国扶贫故事不仅仅是国际的需要，更是我们国家统筹内部发展和外部崛起两个大局的需要。我们必须通过与他国的贫困治理对话，重塑国际扶贫话语，进而掌握贫困治理话语权。在这方面，我们拥有巨大的内部动力。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讨论：

第一，我国贫困产生的原因有本国内部发展的独特性，和他国的贫困一样，也与全球化经济发展以及技术革命有关。贫困是世界所共同面对的课题，需要国家间的合作和协作；同样，反贫困的理论也需要各国的合作来加以塑造。因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扶贫方面所积累的丰富经验，我们在世界扶贫理论塑造方面拥有巨大的比较优势。

第二，“中国模式”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模式，更应该包括政治和社会治理模式，而减贫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政治和社会治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所创造的奇迹令世界瞩目。不过谈到中国模式时，无论国内还是国外，人们更多地注意经济方面的制度创新以及经济成果。这与我国在向国际展现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时，偏重于发展和经济成果的表述有关，比如GDP的增长，出口和进口的增加、国际经贸组织的加入、国民购买率的增长等等。在经济成果之外所取得的成就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也没有一个完整的能够与国际接轨的话语体系用来阐述。扶贫便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尽管在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一直致力于将经济发展的成果投入到扶助贫困地区的发展中，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这种政府主导的以经济发展成果构建社会公平体系的治理方式并没有建立一套与世界接轨的话语体系来讲述给世界，因而至今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也不在国际贫困治理的话语权中占有中国应当有的位置。

第三，话语权的建构不足不仅表现在国内减贫层面，同时也表现在中国的国际援助层面。比如说我国对非洲的经济援助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为当地的减贫做出了贡献，并且受到当地人的认可，然而却因为没有主动积极地在国际援助领域中建构话语权，往往被批判甚至妖魔化为是对非洲国家的“新殖民”。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在国际话语权的建构方面也应该作出积极的努力。

第四，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3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上，就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之后，在博鳌亚洲论坛以及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等场合，习总书记都多次阐述这一理念。在逆全球化、国家利己主义、各种民族主义盛行的今天，开放、共荣、相互扶助发展的“命运共同体”理念尤其重要，也是中国可以向世界提供的价值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讲，将中国的扶贫经验和国际援助纳入世界贫困治理的体系，与世界贫困治理建立共同的对话机制，用世界话语体系将中国的扶贫经验介绍给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对非洲等国家的经济援助项目对世界减贫的贡献，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4.发展、不平等和贫困的相关主题

在这次“发展和贫困”国际学术会议上，学者们就全球贫困现状、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治理进行了广泛、多元和深入的探讨。扶贫既是中国的主题，也是世界的主题。中国要参与塑造世界扶贫话语，就不仅要总结自己那么丰富的扶贫经验，更要把这些经验放到世界经验中去讨论，通过与现存话语的交流，把自己的经验整合进去，这样就可以有效地和各国学者合作，共同再造世界反贫困话语。

这次国际会议基本上反映了来自五大洲学者的典型观点。这些观点不仅仅是各国扶贫经验的总结，也与中国本身的扶贫经验密切相关。主要观点整理概括如下。

（1）全球化和贫困

尽管贫困在全球都是一个凸显的问题。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的阶段性不同，贫困的性质、产生原因和扶贫对策也不相同。发达国家的贫困主要表现在收入差距加大而产生的相对贫困方面。来自美国马里兰大学的Douglas Besharov教授认为，发达国家的贫困主要来自几个方面：（1）世界范围内劳动生产力的扩大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工资与外包的全球竞争导致了发达国家劳动力需求的降低；（2）数百万低技术外来移民扩大了低收入群，消耗了社会保障的总量；（3）老龄化对社会保障系统产生的负面影响；（4）单亲家庭比例上升对家庭经济和教育产生负面影响；（5）公共教育无法提供全球经济中所需的技能。尽管这种相对贫困现象发生在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但是因为这类贫困与全球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有关，因而不仅影响到该国的国内政治，也影响到全球政局。

Besharov教授的研究显示，有两类国际性移民数量的上升对发达国家的贫困问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类是前面提到的低技能移民的增加，这不仅对社会保障系统有影响，同时这些移民是劳动力市场的低价供应源，其结果影响了低收入群体在劳动力市场的议价能力。另一类是以亚裔为主体的高收入高教育群体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崛起。这也是美国近年“白人至上主义”盛行的一个原因。这里揭示的其实是一个全球共同面对的治理问题，也就是说如何协调跨国界的经济竞争和主权国家内部的治理问题。从国际竞争的角度出发，如果想要在技术创新等方面保持领先地位，就需要吸引全球优秀人才，这样一个较之当地人收入更高、教育水平更高的群体的存在便成了一个必然。然而，建立一个相对公正的分配体系让处于竞争劣势的群体能够在经济增长中获利，是一个主权国家内部的政治治理问题。如何超越“左”和“右”的意识形态之争，将治理问题“去政治化”是发达国家所面临的考验。

除了财富分配体系之外，各种社会救助政策也非常重要。不过，Besharov教授的研究也发现，美国目前的一些社会救助政策也有一些负面效果，比如失业救济有时反而阻碍了劳动参与率，因为有些人因为可以领到失业救济，反而不愿意寻找工作。有一些与收入相关的社会福利项目阻碍了结婚率的提高。因为结婚后家庭收入提高会失去享受某些福利的权利，结果会有一些人选择不结婚。

（2）发展与贫困

发展、分配和社会政策这三项在解决贫困问题上，不仅对发达国家很重要，而且对发展中国家也一样重要。发展中国家所面对的贫困问题大体上都是绝对贫困问题。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贫困既有共性也各不相同。拉美贫困主要是由于低增长和低教育水平所致，非洲主要由于环境因素、内部冲突、低发展以及人口高增长造成，而亚洲的问题主要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政策失衡所致。这些地方贫困的共性在于社会政策实施不足。也就是说各种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率低，收益人群少，制度涉及面严重不足。在场学者普遍认为发展、社会政策和教育是解决贫困的主要方法。

在关于发展和贫困的关系方面，中国、东南亚以及拉美等国家和地区的事例研究都显示，发展对减贫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中国、柬埔寨和印度等国家的事例分析显示，经济发展带来的产业结构变化、雇佣率增加、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等都在减贫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郑秉文教授通过对拉美经济发展和贫困关系的研究进一步指出，低增长并不足以摆脱贫困，必须要有足够高的增长才能产生减贫效果。

尽管如此，学者们在如何均衡发展才能有效减贫方面观点并不一致。不少学者认为工业化、城市化和产业结构转型有助于减少绝对贫困人口。不过，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Peter Warr教授关于东南亚减贫经验的研究则发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只是将农村劳动力转移为城市低端劳动力，并不能真正减少贫困，这主要是因为青壮劳动力的外移导致农业生产力下降。Warr教授认为农村减贫主要来自农业生产力提升，而农业生产力的提升不是因为劳动力迁移，而是需要采用更具生产力的生产方法，从低增值粮食生产转向高价值的经济作物，从而提升农民的收入。他进而认为在工业发展的同时，提高农村生产力，这只能靠政府力量来实现。Warr教授的研究也发现，多数东南亚国家减贫率主要体现在农村人口减贫方面。通过对相关因素的分析，他发现农业增长、服务业的增长以及食品价格对农村人口减贫影响很大。来自日本明治学院大学的神门善久教授关于日本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神门教授认为日本战后工业化发展中能够实现城乡收入平等，关键在于政府实施了向农业和农村倾斜的保护政策。他进而认为政府之所以能够这么做与农民的政治参与能力有关。

来自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的Himanshu教授的研究也发现印度贫困率的下降与农业部门的经济增长有关。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带来了农民收入的提高。这主要因为政府通过改善与农业相关的贸易，放开农产品的市场价格，使得农民回报更多。由于农业效率提高，释放出的劳动力投入城市非正式部门中，农民从农业之外也可以得到收入。当然，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是一个农业人口基数很大的国家，人口中的70%居住在农村。

在关于发展和贫困的研究方面，也有不少学者强调产业结构对减贫的影响。哥本哈根大学的Finn Tarp教授通过对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研究发现缺乏产业结构转型和低就业率是贫困的主要原因。他研究发现当地工业发展非常落后，70%的经济发展来自农业，但是非常有趣的是，只有30%～40%的资金投入到农业发展中。他认为这种资金投入的不匹配也是导致贫困的原因之一。英国卡迪夫大学的Yap Kioe Sheng教授的研究也涉及产业结构问题。他认为全球贸易带动了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增长，从而减少了贫困人口的数量，但也导致了严重的城乡发展不均，消耗了流动人口大量的资本。

上述现象其实在我国也非常严重。大量的非正式就业和派遣工，就是全球化过程中我们过分迁就跨国公司的结果。在给工人特别是农民工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同时，也将更多风险转嫁给了劳动者，导致了就业缺乏保障。新加坡国立大学钱继伟博士的研究关注我国的社会保障政策对非正式部门就业者的覆盖情况。他的研究显示，我国的非正式部门规模很大。按统计年鉴数据，2014年和2015年有超过2亿人在非正式部门就业；在整个经济体的总量也很大，有人估计40%的税收来源于非正式部门和地下经济。这些部门从业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工资比较低，社会保障覆盖率低，经常成为城市新贫困的来源。他认为造成这样问题的原因有以下三个：户口制度的改革进展缓慢；社会保障主要依赖地方政府税收，造成社保地域差；绩效评估系统使政府更愿意降低劳动力成本，提供较少劳动保障来吸引国际资本。

（3）社会政策和贫困

在关于发展和社会政策方面，尽管学者一致认为贫困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需要通过社会政策来解决，但是也存在不少分歧。比如在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方面，学界一向存在着两种声音：一种认为社会福利制度是每一个公民应该享受的权利，政府应该通过税收、财政转移以及各种福利制度来照顾弱势群体。另一种声音则质疑将财富投入到社会福利上是否会影响发展，更有人质疑福利制度会养懒汉。

郑秉文教授关于拉美的研究显示，而社会保障在减少贫困方面作用很大。在没有导入社会保障制度以前，拉美贫困率为60%，之后下降为44%。他认为欧盟成员国平均贫困率低于20%，是因为高覆盖的社会保障政策。

韩国首尔大学的KilkonKo教授通过对韩国反贫的研究显示，对贫困家庭的社会救助政策有时会影响减贫效果，特别是对在贫困线上下徘徊的群体。因为贫困资助的前提条件是家庭收入在贫困线之下，如果这个家庭刚好低于贫困线，第二年这个家庭的努力目标很可能不是脱贫而是如何不脱贫。他认为对徘徊在贫困线上下群体的社会救助政策设计存在问题，应该向鼓励脱贫的方向改进。

（4）教育和贫困

关于教育和贫困。很多学者的研究都谈到了教育对减贫的重要性。斯坦福大学的FlorenciaTorche关于拉美的研究显示，经济不平等的代际转移主要原因在于教育。有钱的家长可以拿出更多的钱给孩子提供教育，这种教育就会在未来转化成为在劳动力市场中获得更高收入的工作。因此，如果要解决这种流动性问题，就要把重点放在教育上，能够让这些弱势群体接受到良好的教育。

但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黄朝翰教授并不完全赞同这个观点。他列举事例证明贫困家庭有的时候并不愿意进行教育投资，这些家庭的小孩也并不都想通过教育来改善命运，他们更多时候会选择低技能赚钱方式，因为那样能更快实现娶妻生子的目标。

（5）政府开发援助与贫困

政府开发援助与贫困也是扶贫的一个中心议题。近年来，由于国家利己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的崛起，政府开发援助的反对声浪不断。伦敦大学的Mark McQuinn总结了关于政府开发援助方面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认为贫困是国家、团体和个人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中被边缘化的结果。因此，实现减贫不应该通过提供援助，而应该通过更多地将各国融入全球自由市场经济中。另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加强援助，以缓解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中持续高涨的贫困问题。支持加强援助的人认为正是由于各国逐渐融入全球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大量人口正面临不平等和贫困问题。

McQuinn教授认为由于大多数贫困人群生活在中等收入国家，因此，减贫援助应专注于与这些国家政府的合作，以确保民众能够从公共支出中受益。也有学者不同意他的观点，认为大多数贫困人群生活在脆弱的国家，政府开发援助应该集中力量改善这些国家的政府治理水平。

包括政府、企业以及非政府组织（NGO）的国际援助项目的讨论总是会带有意识形态色彩。学者们的激烈争论也聚焦于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项目上。来自坦桑尼亚达雷斯萨拉姆大学的Humphrey Moshi教授和来自浙江师范大学的Michael Ehizuelen博士都一致强调中国对非洲援助项目对非洲发展的贡献。Ehizuelen博士强调，非洲需要的不是资金而是技术和基础建设，中国的援助为非洲提供了所需。也有学者质疑中国不带附加条件的对非援助，会导致非洲政府的腐败。

不管怎样，多数人都认为，在减贫中政府应该扮演主导的角色。因为减贫是政策问题，而且很多时候，贫困往往是由于国家的政策造成的。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的林辉煌博士发表了研究院扶贫团队的扶贫研究成果，认为在减贫方面，国家能力、社区能力以及家庭能力三个方面及其它们间的配合都非常重要。

5.简短的结论

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中国政府已经实施了几波扶贫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当然，这期间也有很多教训可以吸取。无论是经验和教训，都是可供其他国家参考的。

中国的扶贫故事并非特例。世界各国都经历过贫困。今天，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经历着不同形式的贫困，反贫困是全世界各国的艰巨任务。中国应当把自己的丰富经验讲述给国际大家庭；同样因为中国丰富的经验，中国的扶贫国际话语几乎是触手可及。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必须把扶贫故事讲好。反贫困是社会主义的初衷，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在。扶贫故事讲好了，不仅仅有利于内部社会治理话语的塑造，而且必将成为中国国际话语的有机和重要的部分。

国际关系篇

第十三章　中美关系与“修昔底德陷阱”

一、中美两种世界秩序观及其冲突

在国际事务上，英美国家和中国之间存在着两种很不相同的思维方式，两者都关切世界秩序，但两者的世界秩序观很不相同。今天中国和美国之间很多方面的冲突，根源就是两者之间的不同世界秩序观。当中国坚信自己一直在努力维持国际秩序的时候，美国（和西方）一直在叫嚷中国在挑战世界秩序，并对此深信不疑。不难发现，尽管中美两国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秩序里面，但中国所说的和美国所说的“世界秩序”之间存在着差距，甚至是两个不同的“世界秩序”。

英美国家或者广义上的西方国家相信，能力或者硬实力及建立在硬实力之上的世界秩序。尽管它们也强调软力量或者思想道德说教等，但它们也意识到即使是软力量，也需要硬实力作为基础。没有硬实力作为背景，无论怎么好的软力量也不是力量。再者，一个国家软力量的传播和扩散，更是需要硬力量的推动。实际上也如此。西方各方面的价值观（包括宗教、文化、政治等）在世界上的扩散，从来就和西方的硬力量（经济、政治甚至军事力量）结合在一起的。西方各国的世界秩序观无一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无论是传统上的帝国体系还是近代以来的主权国家体系。所不同的是，帝国体系表现出来的是赤裸裸的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而近代以来的主权国家体系，可以用形式上的平等来掩饰事实上的不平等。

中国也有世界秩序观。传统上称为“天下观”。“天下观”体现的是中国的大同世界观，其核心就是和谐、和平。在体制上，最接近“天下观”的是“朝贡体系”。朝贡体系的本质是中国向其他国家单边开放的贸易体系。这个体系也是以中国自己为中心的秩序，对中国来说，国际秩序只是国内秩序的向外延伸而已。在哲学层面，这表达于中国的名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哲学强调的是道德，但个人道德从来没有帮助中国确立一个真正的“天下”（世界秩序）。实际上，中国的“天下”经常难以为继，在国家能力强的时候，国家的疆界就大一些，而能力弱的时候，疆界就会变小。也就是说，中国的“天下”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在近代西方主权概念到来之后，传统的“天下”就注定要消失。主权国家秩序强调的是一个确定的边界。至少从理论上说，根据主权国家理论，一个国家无论大小、强弱，其领土可以保持完整，而不受国际环境变迁的影响。

1.平等原则掩饰下的不平等体系

近代之后，中国已经抛弃了传统的“天下观”，而接受了西方的世界秩序观。到今天，中国已经是国际社会的内在部分，加入了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几乎所有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组织，并在里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美国为什么要说中国在挑战美国的国际秩序呢？中国很多人很不理解美国的看法。但实际上，这是两种不同的世界秩序观所致。

从形式上看，当代世界体系的核心就是联合国体系。但对联合国体系，美国和中国具有很不相同的理解和认知。如前文所说，英美国家相信建立在能力之上的世界秩序。近代以来，尽管主权国家间确立了平等原则，但实际上是不平等的。联合国体系就是在平等原则掩饰下的不平等体系。联合国是主权国家的联合体，各主权国家一律平等，都是联合国成员国。但是对美国来说，联合国只是美国（西方力量）的外在制度表达。联合国是以美国等西方力量为基础的，没有美国等西方力量也就没有联合国。美国是联合国的核心，在这一体系内部，所有国家都要帮助美国巩固这一能力基础，而不是去弱化它。当美国感觉到不能通过联合国体系，来强化美国能力基础之上的世界秩序的时候，联合国对美国就变得不太相关了。在联合国之外，美国还建立了各式各样的联盟体系。联盟就是美国自己主导的“小联合国”体系，就是为了强化美国自身的力量。

此外，主权国家体系的不平等性还表现在美国所强调的“软力量”方面。在美国等西方力量看来，联合国之内的所有国家不可能是平等的。例如，联合国里面包含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而这两者之间是不可能平等的。美国建立在“一神教”基础之上的文化概念，决定了其国际关系的一个目标就是要改变其他国家的价值体系。对美国来说，一个国家如果是民主的，那就是“我类”；如果不是民主的，那就是“异类”。民主与否本来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但美国人把民主推广作为国际关系的一个主要概念。这也就是很多国家把“民主”视为是国家软力量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一旦接受了民主，就变成美国的“我类”。冷战后，美国等国家竭力推广“民主同盟”的概念，这已经使得国际秩序高度意识形态化（当然，这并不表明，“民主”可以成为世界秩序的基础）。

当代中国也相信世界秩序，致力于世界秩序的建设。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其在世界秩序中所扮演角色的变迁，中国的世界秩序观变得重要起来。但中国的世界秩序观和美国的很不相同。再拿联合国体系来说，中国的看法和行为很难和美国的找到一致性。中国所认同的世界秩序的主体就是联合国。在今天的世界大国中，很少像中国那样那么看重联合国。对中国来说，联合国是平等国家的联合体，应当体现民主原则和包容性。中国很少在乎一个国家内部实行的是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这可能是中国世俗文化的反映，世俗文化表明中国不会有意图去改变另外一个国家的内部体制，而具有不同内部体制的国家，在世界秩序里应当具有平等的权利。

中国相信联合国，其很多国际活动也在联合国构架内进行，包括联合国维和部队、核不扩散、气候环保等重大问题领域。美国则不太一样，联合国只是美国的工具，为我所用，不利于我的，就不重视，甚至不参加。实际上，在联合国内部，在很多问题上，中国也少有和美国合作，而更多的是和其他大国，主要是俄罗斯合作。但也正因为中国在联合国内部不能认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一些价值观，美国等西方国家反过来认为中国加入国际组织具有很大的功利性，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没有“原则”和“道德”（当然指的是西方所认同的“原则”和“价值”）。

2.中美都还需要联合国体系

现在的问题是，中美两国不同的世界秩序观会如何影响世界秩序的未来？美国对联合国和国际贸易组织等的兴趣似乎越来越小，而把重点转向联盟建设，包括军事战略同盟（例如美日同盟）和经济战略同盟（例如TPP）。而中国也在建设其以自己为中心的区域秩序，例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中国认为，自己的行为并不是和现存国际体系竞争，更不是要取代现存国际体系，而是作为现存国际体系的补充。不过，在美国看来，中国这样做是要另起炉灶，用自己为中心的体系取代以美国为中心的秩序。这就是为什么说美国相信中国在挑战现存世界体系。

中美两国的世界秩序观已经对世界秩序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果照现在这样发展下去，未来的世界秩序是可见的，以往两国互动的平台即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体系会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而分离的力量（即美国所建设的平台和中国所建设的平台）则会变得越来越重要。问题在于，这样下去会不会导致两个世界秩序的出现？这两个世界秩序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是和平共处还是战争冲突？

中美两国之间所能达到的一个“共识”就是：这个世界需要一个世界秩序。尽管美国因为现存世界秩序已经不能使其国家利益最大化而转向同盟建设，但美国也并不是要放弃现存世界秩序。美国的意图仍然是要改造或者重建世界秩序，而中国实际上并没有要离开现存世界秩序。中国在联合国内部的作为表明，中国比美国更为“保守”，是要强化这个秩序。中国更没有任何计划要另起炉灶，组建自己的世界秩序。

这表明，中美两国要共建一个世界秩序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尽管中国理解美国的同盟行为，因为这是历史的产物，但在中国看来，美国的同盟行为不能过度损害中国的根本利益。恰恰是因为美国的同盟行为损害着中国的利益，而同时美国也没有任何可能性去解散这些同盟，中国很难相信可以只依赖现存世界秩序，来保护和增进自己的国家利益。如同美国，中国也需要一些自己的区域甚至国际平台，借此来保护和增进自己的国家利益。

就中美两国互动来看，未来世界秩序的发展有两个方向：第一是巩固现存的平台和现存的秩序，第二是建立新的国际平台和秩序。就第一种情形来说，美国不会容许中国脱离现存世界秩序，而中国本身也不会离开这个秩序，这表明中美两国仍然可以继续在现存世界秩序内部互动，或者合作，或者斗争，斗争中含有妥协，通过斗争达致合作。就第二种情形来说，中国和美国需要构建更多新的互动平台，共同来维持现存世界秩序甚至共同建设一个新秩序。

在这个方面，中美双边之间已经有了一些比较有效的平台，例如中美经济和战略对话。不过，这样的平台迄今为止关切的是双边之间的问题，而非全球性问题。在今后，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类似平台的内容和功能必然会扩大，涉及世界主要事务。不管是维持现存世界秩序还是构建新的世界秩序，其目标都是为了避免历史上不断重复的霸权战争，实现中美两国的和平共存和世界和平。这应当是新型大国关系最主要的目标。

二、特朗普与美国对华政策的新变化

过去几十年里，美国对华政策都是基于一种理念，即支持中国崛起和纳入战后国际秩序，将使中国实现自由化。但现在特朗普不想这么做了。特朗普把美国衰落归咎于中俄世界正进入地缘政治大变动时代，所带来的危机超乎人们的预期甚至想象。全球“圣战主义”的崛起、中东区域秩序的解体、欧洲难民危机、法国右派力量（国民阵线）和美国特朗普主义的兴起、朝鲜半岛核危机、新兴经济体的巨大不确定性、金融震荡、大国争端等等，都是地缘政治危机的表象。

从地缘政治的视角来说，中国最直接的挑战就是亚洲地缘政治的变迁。此变迁尽管有诸多要素，但更和中国自身的崛起有关。历史地看，一个大国的崛起不可避免地要引发地缘政治的变革。因为当一个国家崛起了，就会形成以这个国家为中心的新的地缘政治影响范围或者新秩序，其形成必然导致原来地缘政治格局秩序的强烈反弹。

特朗普的新国家安全战略就体现了一种全新的战略思维。这种新思维一旦转化成美国的外交政策，必将对美国本身和世界产生深刻的影响。对于中国而言，既要抓住历史机遇，推动周边地缘战略格局的调整重塑，扩大国际影响力，同时也要保持战略自信和战略定力，加快自身发展和内部建设，妥善有效应对形势变化所带来的风险挑战，更好地捍卫和增进中国国家利益。

特朗普政府已经明确提出，要反思和改变美国长期以来的对华政策。按照2017年年底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说法，“过去几十年里，美国对华政策都是基于一种理念，即支持中国崛起和纳入战后国际秩序，将使中国实现自由化”。

其实，早在2015年，美国著名智库对外关系理事会就出台了一份《修正美国对华大战略》报告，指出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试图使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做法是错误的，这一做法“对美国在亚洲的首要地位产生了新威胁，而且最终将在全球对美国的权力形成挑战”，“华盛顿需要一个应对中国的新的大战略，其核心是平衡中国国力的崛起，而不是继续帮助中国崛起”。但2017年年底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是美国的官方报告中首次强调了这一思想，因而具有标志性的意义。报告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基建投资和贸易摩擦策略强化了其地缘政治野心”。中国在周边的一系列进取动作，包括南海岛礁建设，威胁到自由贸易、地区稳定和其他国家的主权。中国快速的军事现代化旨在限制美国进入该区域。因此报告还声称，“印太地区国家呼吁美国发挥领导作用，集体对抗中国，以维持尊重国家主权和独立的地区秩序”。

作为美国的应对措施，特朗普要和中俄在全世界范围内争夺人脉。中俄通过在发展中国家投资来扩张影响力，形成对美国的竞争优势。而美国将向世界提供一种发展模式，这种模式适合于认同自由市场、公平贸易和法治的国家。

很显然，美国既不愿看到中国如此快速地崛起，也不愿看到自己的衰落，更不愿去寻找自己衰落的真正原因，而是简单地把美国的衰落归咎于中俄等竞争性大国的崛起蚕食了美国霸权。

特朗普的新思维，一是务实主义。这和特朗普的商人背景有很大关系。在前几任美国总统时期，尤其是奥巴马和克林顿执政期间，美国基本上是意识形态主导外交政策。现在，由于特朗普本质上是个商人，所以他是以实实在在的利益来主导美国外交政策。

这种务实主义在政策上突出表现为“美国第一”，一切工作以美国为中心，为美国利益服务，其目的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在具体做法上，报告提出捍卫美国国家利益需要做的四个方面：第一，保护美国的人民、国土和生活方式；第二，促进美国经济繁荣；第三，通过实力维持和平；第四，提升美国影响力。报告也正是从这四个大方面来具体阐述的。

二是功利主义。这既和特朗普的商人本质有关，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根源于美国霸权的历史性衰退。今天的美国既没有足够的能力也没有强大的意愿，像冷战刚结束时候那样凭一己之力来维持国际秩序，也无法再像过去那样为国际社会提供足够的公共服务，所以它很自然地会更加自私自利，只关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从历史经验看，一个大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大国或维持大国地位，关键在于它同时具备强大的意愿和能力，向地区和国际社会提供充足的公共服务，包括地区稳定、盟友的安全、自由的国际经济秩序等。如果做不到，那只能说明它在走下坡路了。

三是新型多边主义。美国霸权相对衰退，导致其在多边机制中的影响力和自信心大不如前。特朗普一方面倾向于通过双边途径来解决问题，但另一方面并非完全不参加多边机制，而是有选择性地参加，即主要参加不具有约束力的多边机制。这种趋势和之前特朗普政府退出“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协定”（TPP）、“巴黎气候协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减少对国际社会的承诺等是一脉相承的。正如报告指出的，美国不会加入具有约束性的多边组织，美国对多边主义的参与，仅限于像东盟地区论坛（ARF）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这样的不具有约束力的多边机制。各方只是讨论问题，而不产生需要强制执行的决议。此类场合，美国不仅不会退出，而且要积极参与，以宣示其国际存在，并寻求领导地位。

四是孤立主义苗头。这份报告体现了特朗普政府反全球化的政策主张，同时也表明，在维护地区和全球秩序上，美国将不再像过去那样单独强力介入，而是让盟国和伙伴国发挥更大作用，尤其是印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结合美国最近的一些动向，特朗普一方面减少国际参与，另一方面加速开发国内能源资源、通过税改吸引美国资本回流、努力推动再工业化等，这表明美国出现了一种孤立主义的苗头。美国具有孤立主义的传统。例如，19世纪90年代，美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无意卷入世界事务。和中国相比，美国才是真正的地大物博。比如，今天美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从各方面说，美国有足够的条件再次实行孤立主义。

三、中国新时期的外部风险

中国新时期的外部风险指的是“修昔底德陷阱”，就是如何避免中美之间的冲突乃至战争。简单地说，“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是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关系，无论是新兴大国挑战守成大国，还是守成大国恐惧新兴大国，最终都有可能导向两者之间的冲突和战争。

根据哈佛大学一个研究团队的统计，自1500年以来，全球已经历了16次权力在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转移，结果12次发生了战争，只有4次可以说是和平的转移。中美两国是否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这些年来成为中美乃至世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人也多次公开表示中国要避免这个陷阱。

如何避免大国之间的冲突和战争，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领导层最为关切的问题。改革开放如何成为可能？最重要的外部条件就是国际和平。和平的国际环境为中国的内部改革开放提供了条件，中国本身也要为国际和平作出贡献。这几乎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和外在世界互动的最高原则。从邓小平时代到今天，中国对外政策的原则表面上有变化，但实质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邓小平时期提“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提“和平崛起”，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新型大国关系”，这些政策目标的实质就是要处理好外部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

但是，随着近来中美两大经济体贸易摩擦的开始，人们突然感觉到“修昔底德陷阱”的来临。实际上，西方已经有人认为，中美两国已经至少在经济上陷入了这个陷阱。问题在于，为什么中国在这方面作了那么多的努力，但“修昔底德陷阱”还是会出现呢？很多人把原因指向中国，认为是中国改变了往日邓小平“韬光养晦”策略的缘故。或许主观层面的政策是一个原因，但主要因素还是客观要素的变化。这可从中国和世界关系的演变来理解。

简单地说，中国和美国等西方力量主导的世界体系的关系经历了三个主要的阶段。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因为资本短缺，中国实行“请进来”政策，把自己的国门打开，欢迎外国资本到中国。在90年代，中国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实行“接轨”政策。“接轨”就是改变中国自身的制度体系来符合国际规则。

不难理解，在这两个阶段，中国客观上不会和外在世界发生严重冲突，不仅如此，无论是“开放”还是“接轨”，中国都得到外在世界的欢迎。但现在到了第三阶段，即“走出去”。“走出去”在本世纪初已经开始，但早期规模很小，很难对外在世界产生实质性影响。十八大以后，中国开始比较系统地“走出去”，并且成为国家政策，尤其表现在“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银行等方面。过剩的资本、多余的产能和成熟的基础设施建设技术等要素组合在一起，构成了巨大的“走出去”动力。

在这个过程中，在西方看来，中国对外在世界的态度发生了巨变。西方认为，中国和世界体系的关系已经从从前的“学习”“接轨”“维持”转向了“修正主义”；在内部，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中国的外交话语也越来越具有民族主义色彩，中国开始要充当西方的“老师”，教训西方并且开始输出自己的“模式”了，无论是经济发展模式还是政治制度模式。

对西方来说，这个转折点发生在2008年，西方发生大规模的金融危机，之后大部分西方经济体一蹶不振，处于长期的结构调整困难。而“互相否决”的政党制度，也使得西方国家很难产生有效的国家政策来促成经济走出危机。

很显然，中国和西方之间的这种反差既有主观的认知成分，更是客观环境的变化所致。从这个角度来说，贸易摩擦并不难理解。人们甚至可以说，贸易摩擦只是中美关系到了这个阶段的一种表现形式，如果不是贸易摩擦，也会通过其他形式表现出来。

中美两国关系的本质通过贸易摩擦表现出来，这表明贸易摩擦的本质并不仅仅是经济，而是两国的总体关系。两国的总体关系是什么？简单地说，美国作为世界霸权，其目的还是要维持世界霸权的位置，要维持其霸权的位置，就要阻止中国对其所构成的挑战，无论是事实上的还是想象中的。

这里需要一个判断，中美之间会不会发生军事冲突甚至战争？因为中美都是核大国，热战的可能性极小。局部的冲突有可能，例如在南海和台湾问题上，但两国间的全面战争很难想象。并且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从军事上“征服”中国不仅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但两国之间从局部冲突发展到军事政治冷战是有可能的，也是美国强硬冷战派的期望。冷战派希望无论是通过贸易摩擦还是其他方面的局部冲突，把中美关系引向军事冷战，一旦发生军事冷战，美国就会像往日对付苏联那样对付中国了。

贸易摩擦是否会演变成为军事冷战？这取决于中美两国下一阶段的互动。就中国来说，所要考量的就是如何在和美国贸易摩擦的时候，努力避免贸易摩擦演变成为军事冷战。要达到这一目标，就要认真考虑特朗普为什么要发动贸易摩擦这一问题。

对中国，特朗普到底害怕什么呢？对特朗普来说，中国的核心力量在于其日渐成长的“消费社会”。中国成为“消费社会”对美国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中国拥有“大市场”，也就是经济力量。真正可以促成中国改变整个世界格局的是其庞大的“消费市场”，而非其他因素。这些年来，中国开始加速成为区域乃至可以和美国竞争的世界经济重心，其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的消费水平。

因此，不难理解，这次贸易摩擦的核心就是“技术冷战”，就是针对“中国制造2025”的。说到底，通过这场“技术冷战”，美国不希望中国在技术层面往上爬，至少要拖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可以说，促成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或者促使中国回到“贫穷社会主义”阶段是美国所需要的。只要中国停留在“内部贫穷”状态，中国就不会有外在的影响力。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避免两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最有效方法。

显然，如果中国以美国期待的方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从而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是中国国家利益的最小化。中国该如何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呢？一句话，还是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来化解中美之间的矛盾，同时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

四、技术冷战与中美冷战的序曲

中美两国的贸易摩擦，至少在言语层面，正在激烈地交锋之中。目前的局部贸易摩擦会不会升级成为全面贸易摩擦？贸易摩擦会不会导向技术冷战？技术冷战会不会升级成为全面新冷战？这些都是人们关注的问题。

如果中美能够在理性引导下，只打一场有限贸易摩擦，不仅两国可以维持正常贸易关系，目前的世界秩序也不至于解体。但如果贸易摩擦失控，最终演变成技术冷战甚至新冷战，就意味着现存世界秩序的解体。在今天的世界格局中，中美关系绝对不是简单的双边关系。人们可以把中美关系称为国际关系的两根最主要“柱子”，缺一不可，哪一根“柱子”倒了，国际体系就会垮掉。

很多人对今天的贸易摩擦很亢奋，也很恐惧。不过，从积极面来思考，一场有限的贸易摩擦也不无正面意义。如果双方都感到贸易摩擦对自己会有重大损失，大家就会变得理性一些，意识到在经济全球化和互相依赖的情况下，民族主义情绪没有多少用处，解决不了问题，必须找到和冷战期间不一样的行为方式。这对美国尤其如此。在贸易问题上，现在特朗普政府还是停留在“冷战”思维阶段，对今天复杂的世界贸易格局没有理性认识。

很显然，这一波全球化以来，世界产业链发生本质性变化。从前一个国家制造一个整产品，但现在一个国家只制造一个产品的一些甚至一个部件，一个整产品是由众多国家制造的。尽管中国被视为世界制造工厂，但确切地说，中国只是组装工厂。很多产品部件都是由其他很多国家生产后运到中国，中国组装后再出口到美国。从这个角度说，中美贸易摩擦必然会影响到其他参与产业链的国家。

再者，受贸易摩擦影响的不仅仅是贸易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全球贸易体制的问题。国际贸易体制的形成就是为了减少和解决贸易纠纷，但如果一些国家避开国际贸易体制搞单边主义的贸易摩擦，那不仅破坏国际贸易体制，也大大打击了国际社会对国际贸易体制的信心。这一点，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刚过去的博鳌亚洲论坛上说得很清楚，他认为贸易摩擦会对多边国际贸易体制产生灾难性后果。

就中美关系而言，贸易摩擦也会促使双方意识到，在推进国内工业化和现代化时，必须同时考虑其他国家的利益。例如，美国生产什么、消费什么、生产多少、消费多少，就会影响到中国；反之亦然。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经济大国，在全球化时代如果过于自私，必然会产生负面的外部反应。

如果这次贸易摩擦能够促使人们思考这些问题，不仅有利于中美关系重建，更有利于国际经贸关系甚至整体国际秩序的重建。

贸易摩擦会不会朝这个积极方向发展？经验地看，概率不是没有，但很小，更大概率是往更坏方向发展。如果全面贸易摩擦爆发，中美之间的冷战就会变得不可避免。实际上，至少就美国强硬派来说，贸易摩擦是新冷战的起点。从贸易摩擦到技术论战再到全面新冷战，这里的逻辑和路径都很清楚。

最近几年，很多学者把今天的国际格局比喻成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格局。一战之前也经历了类似今天的全球化，至少在欧洲国家之间，经济上互相依赖的程度，并不比今天中美两国之间低；同时，欧洲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贸易依存度也不低。当时人们也不相信战争会爆发，因为国家间的战争就是互相伤害。不过，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并且是热战。原因很简单，在“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之间，人们作出直截了当的选择，那就是“国家安全”。今天的情况也差不了多少。逻辑地说，贸易依存度既可提高，也可减少，甚至脱钩。

就中美经贸关系而言，前些年美国一些学者把两国关系称为“中美国”，中国直到今天仍有人把中美关系称为“夫妻”，即使是不情愿的，甚至强迫的“夫妻”。不过，这样的看法过于简单。“夫妻”不仅可以离婚，还可以成为仇敌。

如果美国强硬派想把中美关系引向冷战，那么这次贸易摩擦至少可以起到两个作用：第一，贸易摩擦减少中美贸易依存度，直到最后脱钩。第二，美国向盟友发出信号，并开始调整和强化和盟国的关系。在两国贸易高度依赖的情况下开始冷战，美国对自己的伤害会很大。贸易摩擦便是一个调整时期，逐渐把成本减下来。一旦脱钩，政治上甚至军事上的冷战便开始。一个明显事实是，美国的贸易摩擦不具普遍性，即针对所有国家，而是专门针对中国，美国已经把对盟友和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区分开来。

这里还有一个人们没想到也不肯面对的问题，就是即使这场贸易摩擦因双方觉得对自己不利就不打了，在危机时刻戛然而止，但在一定程度上，美国也已得到想要的效果，就是拖慢中国崛起。正如一些观察家所说，今天中美两国已经开始了技术冷战。正如美国政策界和决策圈所公开明示的，美国发动这场贸易摩擦的最终目标是“中国制造2025”。

对中国来说，“中国制造2025”是一个长远的国家经济发展规划，但美国并不这么看。美国认为这是一个中国超越美国甚至威胁美国的计划。事实上，中国内部也有不少人（至少在知识界）把此视为中国超越美国的计划。这些年来，不少人不是把中国本身的可持续发展视为目标，而是把超越美国视为目标。给国际社会的一种强烈感觉就是，中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超越美国。这种过度的宣传更强化了美国对中国的忧虑或者“威胁感”。

再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技术发展也已经累积到一定水平，在一些领域赶上甚至超越西方，西方感觉到实实在在的竞争压力。在这个情况下，如何拖延甚至遏制中国的技术超越，是西方战略家这些年在对华政策上所考量的一个主要问题。在这个层面，可以说，技术冷战也具有必然性。

今天西方的普遍共识是，尽管中国技术发展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但这么快速的发展主要是因为西方技术在中国扩散。西方认为，中国是这一波全球化最主要的受益者，因为中国是从这一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其中西方技术扩散和西方向中国开放市场是两个主要因素。就向中国开放市场来说，西方促成中国的人口红利转化成为经济活动，“西方技术+中国劳动力”促使中国成为世界制造工厂。就技术来说，高铁就是其中一个案例。

要防止中国在技术上超越西方，西方也必须在技术上做文章。很多年里，西方对中国的所谓“工业信息谍报战”，及中国企业对西方企业的“技术转让”要求一直耿耿于怀。美国在奥巴马政府期间，已经明确把如何阻止中国这么做提到政策议事日程中。特朗普上台后，尽管很多方面和奥巴马政府的政策背道而驰，但在对华政策上不仅具有一致性，且更进一步。近年来，欧洲和日本等技术先进国家在这方面的防范心理也越来越甚。

因此，尽管这次特朗普发动贸易摩擦及其方法，并不是所有西方国家都认同，一些政治人物甚至持批评和反对态度，但在针对“中国制造2025”方面，可以说整个西方达成一定“共识”。在美国国内，无论亲华还是反华，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在这方面更可以说结成“统一战线”。

怎么和中国进行一场技术冷战？目前来看，西方主要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西方防止对中国的技术出口，尤其是防止高端技术出口中国；另一方面，西方防止中国企业进入西方市场，尤其是高科技领域。西方总是把技术进出口置于西方“国家安全”的概念构架中去认知和讨论，明确表明西方把经济和国家安全绑在一起。一旦冷战爆发，西方在这方面的动作会更大。尽管中国发展到今天这个水平，西方怎么做都难以围堵和中止中国崛起，但必然会拖慢中国崛起。

没有多少人预见到今天的中国国际形势会发生如此戏剧化的改变。尽管在冷战结束以来，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中国威胁论”的声音一波接一波，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但所有这些声音被简单地视为“冷战思维”，被人们人为地忽视了。尽管美国强硬派一直没有中断过制造新冷战格局，但在全球化时代，一场新冷战被视为是不可能的。尽管美国方面多年来一直在中国周边挑衅（尤其近年来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但因为中国有效地应付了这些挑衅，人们便很藐视美国，觉得美国不过如此，没有能力对中国进行更大规模的挑衅，或者进行一场新冷战。

现在国际局势巨变，很多人不能理解，就简单地说是特朗普个人的错误，认为是特朗普个人“非理性”甚至“疯人行为”所致。特朗普个人因素当然很重要，主要是因为特朗普政府的决策机制发生重大变化。特朗普政府的决策模式是商人+军人。这个模式让决策效率大大提高，但缺失中国人所说的“权衡”过程，容易导致在外界看来是“非理性”甚至是“错误”的决策。不过，特朗普政府本身就不会有如此认知。在他看来，他所做的正是美国很多届总统想做而做不成的一些事情。

不管人们喜欢与否，美国正在做其应当做的事情，中国也会作出其应当作的回应，这就是国际政治。国际政治上有“认知”（perception）和“错误认知”（misperception）的分析，无论是“认知”还是“错误认知”都不是对错的道德判断，因为两者都是“社会事物”，一旦产生了，都会对现实政策产生影响。

美国正在发动的贸易摩擦或冷战，对中国构成严峻挑战。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能取得如此大的内部建设成就，主要是存在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而这样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是中国和外在世界互动促成的。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国际局势做了一个正确判断，那就是和平与发展是国际两大趋势。

根据这个判断，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开放反过来促成了世界发展与和平。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邓小平的正确判断和中国本身的努力，中国能够经历40年的和平国际环境。今天，不利于中国的国际政治环境又回来了。中国不可能，也不能逃避现实，只能直面。中国如何应对，不仅决定自己的前途，也将决定世界的前途。

五、国际权力结构与中美贸易摩擦的深层次原因

就当前国际形势来讲，中国的国际关系面临什么样的结构性变化呢？冷战之后，美国成为唯一的霸权，世界权力结构呈现一霸结构，而中国的崛起又再次促使这个结构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什么？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有人说这个变化是一霸多强，或者国际权力的多极化。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在全球化状态下，世界只有一个，也就是说世界只有一个权力体系、一个霸权。

即使要说是权力多极化或者多强，也只是一种一个体系内部的“内部多元主义”（internal pluralism），即一个权力体系内部有多个权力中心，并且多个权力中心都是围绕着唯一的霸权即美国而运作的。如果中国不选择苏联“另起炉灶”的道路，那么只有一个权力极的局面不会发生变化。从迄今为止的情况看，我们可以说，中国不仅在过去没有选择苏联的道路，今后即使要选择这条道路也很难。

因为美国处于结构的顶端，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只有责任而没有领导权。美国和中国在国际事务上需要合作，不过，因为美国在诸多关键领域持有否决权，美国对中国的要求可以满足，也可以不满足。特朗普政府在“美国优先原则”下，任性地推动贸易摩擦升级，从中可见一斑。

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实力和美国还是不能相比。尽管经济实力在成长，但中国本身还缺乏履行国际责任的手段，更不用说领导权了。因为和美国同处一个结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需要通过美国确立的体制来履行自己的国际责任。很难想象，中国能通过美国确立的机制来享受国际领导权。

另一方面，中美两大国并不能决定国际事务，这不仅和中国的“国际事务民主化”的目标不相符合，而且如果这样做，中国也会面临无穷的国际压力。例如，哥本哈根会议决议尽管是美国和中国合作的结果，但美国并没承担责任，而中国不得不承担来自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压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选择加入以美国和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体系，这是中国“和平崛起”或者“和平发展”的结构性保障。这个体系存在着很多缺陷，但中国并不是要在体系之外挑战它，而是力图通过加入这个体系，在内部改变它。中国已经在这个体系内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进而，中国的高速发展表明中国在体系内的地位上升，形成今天所看到的“G2结构”。

1.当今国际秩序下美国面临的矛盾

在美苏冷战期间，大国外交是为了竞争国际空间，形成美国阵营和苏联阵营。但现在则不同，因为中美两国同处一个体系。尽管中国离美国力量的距离还非常之远，但目前中国和美国是最接近的。日本在美国的（军事）体系内部，只是一个半主权国家，而欧盟毕竟不是一个主权国家。这就增加了中国大国外交的复杂性。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应当向整个体系负责，但站在这个体系顶峰的则是美国。

因此，一些人就分不开对体系负责和对美国负责这两者之间的区别。这两类责任之间有重合，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因为处于体系的高端，都必须为这个体系的稳定负责。但这两类责任并不是同一件事情，因为体系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体系利益和美国的国家利益的一致性要远远大于体系利益和中国国家利益的一致性。很简单，这个体系是在美国领导下建立的，并且美国仍然处于体系的最顶端。同处于一个体系之内，但同时又有不同的国家利益，这就决定了中美两国之间既有合作，又有冲突。

对中国，美国面临两个互相矛盾的任务，一是要防止中国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二是要中国承担国际责任。反映到美国的实际政策中，一方面，美国要时时提防中国，和中国周边国家结盟、组建亚洲“小北约”，东海、南海、新疆、西藏、台湾等问题都是美国可以用来制约中国的手段；但另一方面，美国也意识到“帝国扩张过度必然加速衰落”。美国帝国已经扩张过度，但美国又不能全线收缩。怎么办？美国在动用一切力量和一切方法来巩固已有同盟（如日韩）的同时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这是这些年来美国对中国认同变化的一个主要原因。美国一直在呼吁中国承担国际责任，希望中国不能老做一个“搭便车者”（free rider）。很显然，如果中国不能承担责任，美国很难单独维持这个世界体系。

这种双重的任务使得美国的对华政策话语不断变化，这种变化取决于美国把重点放在哪一方面。美国国内对中国描述的话语经历了从早期的中国军事、经济“威胁论”到后来的“利益相关者”和“责任论”，再到今年的“领导角色论”。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美国的战略定位是“美国优先并维持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这并不难理解，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美国历届总统不管其战略话语是什么，所实施的战略都是维持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或者领导地位。作为唯一的霸权，美国最大的国家利益便是维持这个地位。但历任总统所使用的方法可以是不同的。比如小布什政府奉行单边主义，而奥巴马政府则倾向于奉行多边主义。不过，这也不是绝对的，单边和多边同时存在，只不过是在不同时期的侧重点不同而已。

同时，在美国的新战略中，最大的变化是美国对中国的定位：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的对手国家，挑战了美国的影响力和价值。美国当然是从其国家利益的角度赋予中国这一新角色的。美国意识到，“新世纪的重担，不能只由美国独立担负。我们的敌人希望见到美国因为扩张太快而耗尽国力”。在这个认知下，美国就要调整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新兴大国的关系，重新定位这些国家的国际角色。因此，美国要与俄罗斯建立“稳定、重要的多层次关系”，重申要与印度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又强调“我们欢迎巴西的领导”。对中国，奥巴马在表示两国间的人权分歧“不应影响在共同利益上的合作”的同时也声言会监督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计划并作出应对准备。

要在同一个体系下处理共同的问题，这需要中美两国拥有最低限度的共同价值观和对处理问题的方法的共识。如果这个层面没有一点共识，那么不仅共同的问题很难解决，而且更严重的是冲突会加剧，甚至比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还要坏。在冷战时期，美苏各有自己的阵营，双方之间除了核武器互相威慑之外，没有其他实质性的关系。这种关系当然很危险，但美苏双方的互动并不多，日常冲突也因此很少。中美共处一个结构，互动是日常事务。一旦遇到要处理具有全球性的问题，就需要两国具有一定的共识。这就是为什么在伊朗、朝鲜等问题上，美国近来越来越要求中国和其保持一致。可以预见，美国的这种要求在今后会越来越多。尽管中美两国之间不可能有完全一致的价值观（不同的文明、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但两国在处理国际问题上达成具有工具性的共识和价值观也不是不可能的。这就需要两国进行经常的对话，通过对话达成共识。

更为重要的是，在G2结构内，中美两国的双边关系越来越具有国际性，就是说，中美两国如何处理双边关系都会对整个国际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投资、贸易、汇率、军事和外交等方面的双边关系都会产生巨大的外在影响。这就要求两国把这些问题放置于整个国际关系的格局中来处理，而不仅仅是双边关系。这种局面非常有利于中国拓展国际舞台空间，也就是说，中国可以在全球舞台上和美国互动。尽管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霸权，但因为中国处于G2这一结构的“老二”位置，在和美国互动的过程中，中国的影响力很自然达到世界的各个地方。这和中国的主观意愿没有多大关系。不管中国是否喜欢，这正在成为一个国际关系的现实。

国际权力结构性的变化又影响到中美双边关系。就双边关系来说，中美两国已经高度相互依赖，尤其是在经济关系上。这种相互依赖关系非常重要。但有了这种相互依赖性，美国如果要把中国作为“敌人”来打击，就会直接损害到其自身的利益。

2.中国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思路

中国已经向美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决定要打破传统上霸权战争的大国关系逻辑。很显然，要和平崛起和和平发展，中国需要和美国相处共存。正如这里所讨论的，这并非不可能，但需要很多的努力。不过，同时，我们也应当对美国霸权下制造贸易摩擦有清醒的认识。

对中国来说，贸易摩擦争最坏的结局便是和世界分离开来，孤立起来，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一旦孤立起来，就很有可能陷入“明朝陷阱”，即在国家还没有真正崛起之前就开始衰落。如果滑向冷战，那么中国必须千方百计避免出现美苏冷战的情况，即除了核武器互相威慑之外，和西方没有任何具有实质性的关系。避免这一结局对中国来说并不困难，即用更开放的政策来应付西方的贸易保护主义。近年来，美国盛行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中国已经接过了“自由贸易”的大旗，继续引领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在下一阶段，中国不仅需要继续把“自由贸易”的大旗扛下去，更需要具体的政策行为。

在和美国贸易摩擦中，我们必须考虑到两个重要因素：第一，美国政府利益和资本利益之间的不一致性；第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利益的不一致性。贸易摩擦实际上就是经济利益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再分配。美国行政当局在一些利益集团的支持下制造贸易摩擦，但贸易摩擦必然使得其他一些利益集团受损。因此，中国必须利用资本的力量来减少贸易摩擦对中国的影响，甚至遏止贸易摩擦，因为美国行政当局很难支配资本的流动。中国对特朗普贸易摩擦的强有力反击和更大程度的开放并不矛盾，就是说，中国必须在一些领域给予特朗普有利回击的同时在另外一些领域实行力度更大的开放。资本唯利是图，只要能够在中国赢大利，没有西方政府能够阻止得了西方资本进入中国。

不过，还是一句话，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的大国地位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别国给的，而是斗争出来的。中国亦然。

六、我们应有的反思：“中国制造”还只是“中国组装”

从1978年到现在的40年里，中国的改革是在开放状态下进行的。当时，刚好赶上20世纪80年代英美国家发起的新一波的全球化。于是，中国成了其中最大的参与者。

改革开放，中国人均GDP不到300美金，资本短缺。然而，要发展一定要有资本。改革初期，中国特别为外资制定了很多优惠政策，比如外资到中国来，前几年可以免税。第一波进来的是海外华人的资本，而后是西方及其他国家的资本。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西方资本才大举进入。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们开始真正加入这个体系。为了加入WTO，要改变我们自己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使之符合世界经济体系的规范。进入这个体系以后，中国一直强调：我们的“接轨”就是为了加入这个世界体系，而不是要推翻它。到了21世纪初，我们开始资本过剩——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标志性事件。不仅仅是资本，我们的产能、技术、基础设施能力成熟都是撬动发展的动力。于是，中国开始了“走出去”的步伐。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跟世界经济体系的互动发生了很大变化。当今世界体系是由西方欧美国家为主导建立起来的，对中国不见得公平，所以要在这个体系里进行改革。因此，中国主张联合国体系的改革、世界银行体系的改革、国际和平组织的改革。

十八大以后，中国对外都表达得很清楚，随着经济力量的变化，无论是“一带一路”还是亚投行，中国不是要取代现有的世界组织体系，但中国有能力对它做一个补充，通过创新来做制度补充。在制定新规则的时候，中国不仅要考虑到自己的利益，还要考虑到其他国家乃至整个世界体系的利益。

当世界走向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走向了世界，成为世界这个经济舞台上的重要一员：我们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国、最大的外汇储备国，中国已经加入了世界银行、WTO等所有的重要国际组织，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也随之水涨船高。

欧美主要国家目前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是因为欧洲人、美国人不可避免地会用他们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实际上，中国怎么改，也不可能变成美国或欧洲那种市场经济。

中国逐步成为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没必要一定要与西方市场同质化，这是不可能的。即使中国有这样的意图也办不到，因为结构不一样、文化不一样，甚至人也不一样。但不一样的市场制度不见得一定会发生冲突，这是一个互相调适的问题。当然，整个西方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关于市场经济的标准定义。英美经济跟欧洲大陆不一样，德日也不一样。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并不是最好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西方的市场经济逃避不了周期性的危机，如1930年的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发挥的作用要比西方的更大。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大的经济危机，这跟政府的调节作用有关。对发展模式的探索也是中国对世界作出的贡献。法英等欧洲国家、新加坡的国有部分比例不比中国低。但是相较这些国家，中国政府，尤其地方政府发挥的作用还是相对过大，市场的作用还并不充分，而市场是分配资源最有效的方式。这一点，中国还是存在很多可改进的空间。纵观世界，资本主导的西方出现了问题，计划经济主导的国家也出现问题了，混合经济是大势所趋。

互联网只有美国一家独大。毛泽东有一句话：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骄傲使人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很多年来，大家都说这个世界上互联网只有中美两强。确实，美国和中国都有很多大型互联网公司，日本、欧洲没有。但是，我的观点不一样。在我看来，互联网只有美国一家独大，因为中国只是应用了美国的原创性技术。这次中兴事件，就暴露出我们的弱点：人家不给你芯片，你就休克了。触屏、系统（WINDOWS、Android）都不是我们的，如果人家这些系统都不给你用，你就什么都没有了。其实，中国所谓很多创新都是应用性的东西。我们的游戏占有的海外市场比美国大。但是，我们要看到差距背后的原因：美国对这些不感兴趣，美国做标准，中国只是做地方市场。并且，这个地方市场也建立在美国的技术之上，中国很少有原创性的东西。中国要好好地排查一下自己的家底，弄清楚到底走到了哪一步。现在，中国面临的情况是离不开外国技术。美国确实要依靠中国市场赚钱，但是，缺了中国，它自己没有致命的问题。诚然，当今世界体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各有分工，不需要事必躬亲。但是，对中国这样的大经济体来说，核心技术必须独立自主——世界市场是稳定运作的，没问题，一旦出现问题，有国家对我们发起贸易冷战、技术封锁，就会面临困境。

1.勿把“中国组装”当成“中国制造”

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制造”引起了西方的恐慌。然而，比较一下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制造”、80年代的“日本制造”，就会发现，“中国制造”完全是不同的概念——德国、日本整个东西都是他们自己的，而“中国制造”很多产品是从西方和其他国家过来，利用我们的廉价劳动力进行了组装，然后再出口。富士康很典型，那只是一个组装工厂，不是中国制造业。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组装”的概念比“中国制造”更科学，当然我们也有一些技术成分在里面。正如前文论述，现在，工业已经到了4.0版。4.0版，智能化。我到广东各地调研时问地方领导：你们的企业到底在哪一个版本？我得到的答案是：大部分的企业还处于1.0版到2.0版之间。中国工业体系确实很全面，什么都能做，什么都有，3.0版4.0版有很多，但不是原创，核心技术都是国外的。依靠人家的梯子爬上来，人家把梯子抽走，你就会摔下去。通过竞争才能作出自己的原创性的东西，必须靠自己的梯子爬上去，否则永远要跟在人家后面。

2.对于GDP必须保持清醒

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很大程度上，这个数字得益于我们的人口总量，我们人均GDP很低，还不到1万美元，而美国人均超过5万，新加坡有5.6万。对比一下，就会明白，中国还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到2050年，中国要分三步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还有一年就是2020年，接下来的15年要怎么走呢？我想，人均GDP至少要再加1万美元左右。我们必须保持头脑清醒，至少要把自己提升到中国台湾的水平（2.5万美元左右）。即使这样，也有很长时间要走——从不到1万美元到2.5万美元，还有1.5万美元的距离。早期，我们的发展是简单扩张型的，实现这个跨越，靠廉价劳动力就可以。但是，从1万美元到2.5万美元就比较难。这几年，中央一直强调要从数量型经济转向质量型经济，究其原因，就是这个道理。今后中国经济发展一定要靠技术、附加值高的产业，这条路可能越走越难，至少不会像前面几十年那么容易了，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虽然很多人都希望中国站到世界舞台的中心，但是也不能忘记：你离世界舞台越近，所承担的世界责任就越大。很多年以来，中国在联合国体系中的贡献都名列前茅。但是，如果按照中国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来衡量，要求中国作出世界第二的贡献，那就很不公平了。这不能从总量来看，不能脱离人均GDP。美国人均GDP 5万多美元，中国1万都不到。如果在该项投入过多，怎么跟国民交代呢？如何实现内部的可持续发展呢？所以不能过度地承担责任，影响到国内可持续的发展。一旦内部可持续发展出现问题，外在影响力也就成了无本之木了。因此，外部责任要与国内发展情况相适应。

3.中国不会是下一个美国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关系不是一对简单的双边关系，它是今天支撑整个国际体系的“两根柱子”，哪一根都不能倒，倒了天就塌下来了。其他的关系都是辅助性的。另外，所谓的G2模式并不是说中美两国要同质化、掌握同样的领导权。

首先，美国的发展模式跟中国不一样。在中国发展的时代，中国不可能再搞以前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只能通过现在自己的方式走出去。

其次，美国充当了世界警察，中国没有这个想法。美国在海外驻军有多少？中国除了联合国维和部队，有海外驻军吗？中国在吉布提建立了首个海外基地，炒得很热，但我觉得就是一个简单的补给站。美国以前占领过日本、德国，中国会吗？不会。中国为什么要搞多边主义？正是由于世界并非只是中美两个国家的，大家都要出钱出力，来维持世界秩序。因此，G2提出了好几年，中国官方从来没接受过。G2的说法只是表明这两个国家都很重要：两个国家合作，能解决很多问题；两个国家不合作，很多问题都解决不了；两个国家对抗了，很多国家都要遭殃。进一步来说，在更大的程度上，G2标志着责任，而非权力。美国现在从联合国的一些机构退出去——当世界警察当烦了，没钱再当世界警察了。当美国不承担责任、只使用权力时，大家就会说它是个大坏蛋。中国会成长为一个世界大国，但是，中国不是美国。有一个美国已经够糟糕了，再来一个的话，更糟糕。

今后，中国与美国乃至世界需要互相调适。一方面，其他国家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中国的文化、法律、法规或者政策，等等。另一方面，中国也要适应世界体系的规则与文化，就如同任何人去美国，就要适应美国当地的法律，去欧洲、日本也一样。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但是，只有当中国跟世界互相调适过、互相适应了，才能实现真正的“一体化”。于是，大家看到，中国跟有些国家之间存在些摩擦，这是非常正常的状态，没有摩擦才不正常。以WTO问题为例，中国做了妥协，美国为了让中国成为这个世界体系的一部分，也做了妥协。今天，特朗普认为美国向中国妥协太多了，对WTO不满了；中国认为自己的妥协也很多了，不愿意更多。这些看法都是从自己国家利益的角度上考量的，容易理解。有人感觉这个调适过程，好像我们被人家欺负了。其实不然，妥协都是双向的，人家到中国来要遵循中国的法律法规。换言之，我们的企业去了美国，就要按照美国的法律行动，美国的企业到了中国也是一样。另外，就像前文提到的20世纪80年代，我们给了外资很多优惠，如果放在现在，可能有些人就不接受了，要“人人平等”。因此，我们应该保持平常心态，去评价当前中国和世界相互适应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摩擦和问题，不要太情绪化。对于中美贸易摩擦，没必要把它当成一件很恐怖的事情，也不要用民族主义情绪，或者说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眼光来看待它。美国要适应中国，中国也要调适自己。

4.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从整个世界史来看，进步都需要改革开放。改革就是内部改革、外面开放。中国跟世界体系发生的变化就是开放。唐朝的时候，中国多么开放，很多政府的部长级官员都是外国人。现在说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实际上在唐宋就有了。这几年，南海海域发掘出了中国宋朝沉船，证明那个时候中国的贸易已经很发达了，明清以后，慢慢又封闭起来。1500年世界海洋时代拉开帷幕，拥有着强大海上力量的明朝却实行了海禁政策，中国由此失去了一个时代。不过，即便是在“闭关锁国”的状态下，中国的瓷器也远销到欧洲。在当时的欧洲，中国瓷器受追捧的程度超过了今天的iPhone。笔者在英国待过几年，到欧洲各个大家族去看，如果没有中国瓷器，这个家族就算不上贵族。中国要吸取这个教训，切勿陷入“明朝陷阱”。改革开放的道路，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也要持之以恒地走下去。国家领导人宣布的几项重大的改革，如海南岛自由贸易区、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等，这些都必须是在开放条件下才能做起来，也只能在开放条件下发展下去。这几年，美国搞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但是从达沃斯到博鳌，中国一再强调，即使面临西方的贸易保护主义，中国还是要开放、更加开放。从更宏观的视角观察，中国40年的成就都建立在改革开放的基础上，也只能通过持续的改革开放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七、地缘政治阴影下的中美关系

近年来，地缘政治回归世界政治舞台。有中东变局，有俄罗斯和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冲突，在我们这个地区则有中美两国之间的地缘政治之争。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地区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稳定的地区，既经历了高速经济发展，又没有出现明显的冲突。不过，近年来，随着东海钓鱼岛问题和南中国海问题的升温，人们对这个地区的地缘政治冲突越来越担忧。因为这些问题都涉及世界上两个最大国家中国和美国，有美国学者甚至称，中美两国关系已经到了“临界点”。“临界点”当然是有所指的，即中美两国之间的冲突即将来临。

中美两国处于浩瀚太平洋的两岸，本来并无直接的地缘政治冲突。诚如中国领导人所说的，太平洋之大，容得下中美两国。但为什么会导致现在这样的局面呢？主要是因为中美两大国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变化，给两国所带来的心理冲击。从实际政策层面看，中国并没有要把美国赶出本区域，更没有要在全球范围内挑战美国的秩序。不过，美国方面并非如此认知，相反，中国的一举一动往往被解读为对美国的挑战。同样，美国很多针对中国的政策或者行为举动，无论是军事上的（例如美日、美菲同盟），还是政治上的（例如人权）和经济上的（例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英文简称TPP）等等，都往往被中国解读为围堵中国的举措。地缘政治的变迁使得双方都对对方有强烈的恐惧感。在互相存在对对方的恐惧的情况下，学界和政策圈内一直所呼吁的两者间的政治和战略信任关系不仅很难建立，而且往往荡然无存。

1.区域内部政经变化的挑战

如何理解地缘政治变迁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现在的东亚区域秩序格局，基本上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在冷战期间确立起来的。简单地说，东亚秩序格局是西方地缘政治秩序在本区域的延伸。尽管冷战结束之后，在经济和政治等层面，本区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这并没有导致战略格局的变化。基本上，在战略层面，主轴仍然是美国及其亚太盟友之间的同盟关系。这一点，美国及其盟友从来就没有隐晦过。这个局面说明了两点：第一，美国一直是东亚区域秩序的有机部分。第二，冷战期间所形成的战略格局，已经受到本区域内部政治经济变化的挑战，现存秩序已经满足不了本区域的政治经济变化。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年来美国要“重返亚洲”，只不过是对第二种情况的心理反应，因为美国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本区域。

近代以来，在美国和西方在东亚扩张其地缘秩序影响力的同时，也是中国在本区域地缘政治影响力的丧失。传统上，中国建立了以自己为中心的区域秩序，主要表现为朝贡形式的贸易体系。近代以来，朝贡体系迅速解体，西方地缘政治秩序取代了中国的朝贡体系。不过，随着中国的再次崛起，其地缘政治影响力也随之崛起，并且迅速扩张，具有了巨大的外部性。这种外在的影响力，和中国领导层的主观意愿并没有多大的关系。

中美两国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变迁，是否会导致中国所追求建设的新型大国关系的终结？历史上，一个新兴的大国总是要挑战现存的大国，而现存的大国总要尽其所能来遏制新兴大国的崛起，保持其霸权地位，这就导致了大国政治的悲剧。中国提出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要避免大国之间冲突的常态，实现和维持和平共存状态。对中国来说，要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就要分析目前在这方面所面临的困难的原因。如上所说，两国之间的互信是关键。现在两国互为恐惧，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能够建设一种和平共存关系？

所以，关键在于要回答，中美两国到底在互相恐惧什么？最近有学者把中美两国之间的互相恐惧概括得很好，认为中国恐惧于美国要围堵中国，尤其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秩序，而美国则恐惧于中国要推翻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秩序。不过，具体分析来看，这种互为恐惧并没有多大的道理，更多的只是表现在心理层面。

在国际层面，中美两国的合作要远远大于冲突。两大国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单纯的双边关系，而是当今整体国际关系的两根主柱，缺一不可。任何重大问题，如果没有两国的合作，就难以解决。同样，如果两国发生分裂甚至冲突，就不会再存在世界秩序。在实际层面，两国也合作得很好，尽管也有分歧。在气候问题上，两国达成了诸多重大的合作协议，对推进整个国际的合作起着巨大作用。在核不扩散问题上，最近有了巨大的进展，这次和伊朗达成了协议，中国在其中扮演了很大的作用。在朝鲜问题上，尽管遇到诸多困难，但近年来已经改变。可以相信，如果两国能够更紧密地合作，朝鲜问题并不难解决。实际上，在包括反恐在内的其他很多国际问题上，两国都有巨大的合作潜能。

就双边关系来说更是如此。中美两国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并且互相依赖的程度非常高，以至于有人把此称为“中美国”。2008年以来，整个世界经济失衡，两国保持沟通合作，共同努力去实现世界经济的再平衡。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并没有任何计划要推翻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西方有人经常把中国和当年的德国、日本比较，这是出于对历史的无知。当年，德国和日本都有称霸世界或者区域的国家计划。中国历史数千年，从来就没有称霸的努力，而仅是在最低限度上维持自然形成的区域秩序（例如朝贡体系）。这种文化至今并没有任何变化。如当年邓小平所说，称霸并不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选项。

既然这样，为什么西方尤其是美国还是对中国存有巨大的恐惧感呢？美国人的恐惧有其自身的原因，但在一些方面，美国的恐惧往往是在和中国互动过程中产生发展起来的。对中国来说，应当思考的问题就是能够做些什么，来减少美国人的恐惧而改善中美关系。在很多方面，中国仍然可以做更大的努力。

2.减少美国对中国的恐惧

第一，双方的有效沟通仍然不足。尽管中国多年来多次向美国解释新型大国关系的含义，但类似的解释必须是日常的。这是因为两国关系深刻地受彼此国内各种政治经济力量的影响，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美国有其国内的巨大动力，不同的利益追求不同的中美关系，一些力量可以从中美关系的友好中获益，而另外一些则相反。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国内也有类似的情况。

在很多事情上，中国都没有做好向外部世界做解释的心理准备。例如今天中国的经济总量很大，发生任何事情都可以对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中国内部可能不这样看，因为人们总是觉得问题一大堆，产生不了外在的影响力，因此往往只看国内，忘记了国外。亚投行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中国开始时并没有意识到会有那么多的国家参与进来，尤其是西方国家，其中有些是美国的传统盟友。当然，美国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美国人因此把亚投行视为是中国撇开现存国际秩序（例如，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而另起炉灶的企图。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亚投行和现存国际和区域秩序更多的是互补的，而非竞争的。如果一开始中国有充分的知识准备，和美国等国家的沟通会有效得多。“一带一路”、金砖国家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类似的问题。

第二，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缺少软力量。在很多方面，尽管并不是中国的问题，但一旦发生问题，人们就普遍认为是中国的问题。这不仅是因为美国等西方国家一直主导着国际外交领域的话语权，而且也是因为中国本身毫无这个意识。或者说，话语权的缺失也是中国本身的原因。就举南中国海填海的例子。在中国开始填海之前，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家早已经在填海了。中国的行为因此是反应性的，就是对越南和菲律宾等国行为的反应。只不过中国的填海比其他国家的速度要快得多罢了。若在他国填海的时候，中国能早发声，也不至于像今天那样在话语权上处于被动。

第三，作为一个有责任的大国，中国有时也需要理性地理解对方的行为模式，甚至从对方的立场看问题。就是说，要理解对方。例如，美国人所具有的军事冒险精神，经常被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所低估。理解美国的军事冒险精神并不是说中国要恐惧它，而是相反。在深刻理解其军事冒险精神之后，中国可以有效管控它。中国也要把握美国对其自身长期相对衰落所产生的恐惧。

第四，最为重要的是，中国没必要过于恐惧美国对中国政治秩序的影响。如果说美国对改变中国政治秩序不感兴趣，那是个错误；同样，如果认为美国可以轻易地改变中国的政治秩序，那也是个错误。对美国的恐惧是中国本身没有自信的表现。要意识到，在全球化的开放社会，政治影响是互相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美国或者其他任何国家要影响中国，这是人们思考问题的前提。中国很多人把美国的很多行为（甚至不是政府行为）视为是美国要推翻中国秩序的“阴谋”，例如，货币政策、股市操作、人权组织的活动等。如果在制定国内政策时，不能考量到国际因素，那是中国本身的错误，而非美国的错误。国际政治就是各国互相影响的政治，一国要影响另一国是常态。作为大国，中国如果不能估计到美国各方面（不见得是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影响，或者中国各方面（不见得是中国政府）对美国的影响，就很难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大国关系不只是两个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两国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

一个和平的国际秩序需要中美两国的有效合作。美国需要中国，也不能失去中国；同样，中国也同样需要美国。在实际国际政治生活中，两国的合作一直是主流。如果双方都能意识到，两国的合作是双赢的，冲突一定不是零和游戏，即一方的胜利和另一方的失败，而是双输局面，那么要建立和平共存的新型大国关系并不困难。

八、中美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自从美国宣布“重回亚洲”以来，亚太地区局势在发生变化，而且变化的广度和速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这里有美国的努力，也有一些亚洲国家的努力。美国本来是个世界警察，在世界范围内“维持秩序”。不过，最近几年美国在大力缩减其他地区“维持秩序”的力量的同时，把注意力放在了“维持亚洲秩序”上。同时，亚洲一些国家也感觉到了来自中国的“威胁”，要求美国回来，希望美国能够提供它们所需要的区域国际秩序。无论是美国的“重返亚洲”还是亚洲一些国家的担忧，中心角色都是中国。结果，往日那些被其他议题诸如经贸合作所掩盖下的所有矛盾，都纷纷浮上台面。

亚太局势的急剧变化，可能是中国根本就没有预期到的。中国一直相信其能够和平崛起，相信既然自己的崛起会给周边国家甚至整个世界带来莫大的好处，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就会接受中国。不过，今天的局面和中国的预期显然相差很远。因为不如预期，中国内部很多方面也似乎已经乱了方寸。尽管外交系统还是一如既往，其他包括军方在内的很多部门和社会都动起来了，至少在情绪上如此。在民间，民族主义更趋向于再次成为国际事务主题，好像要和美国迎头相撞。

中国改革以来的外交政策，可以说一直是以美国为轴心的。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外交必然围绕着其他大国，大国外交成为重中之重不难理解。这一点实际上在毛泽东时代已经开始了，当时中国和美国结成“联盟”来应付苏联的扩张主义。毛泽东之后，这种政策更趋明显。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和“永不当头”等政策话语是针对美国的。邓小平之后，针对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中国发展出了“和平崛起”或者“和平发展”等政策话语。最近就中美关系，中国专门提出了要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对美政策意向。

人们并不怀疑中国对和平的渴求，中国的种种话语表达的是中国对世界秩序的理想。不过，理想主义不仅往往和现实有巨大的鸿沟，而且也可能导致理想的反面。要实现亚太和平，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必须对对方放弃理想，而转向现实主义。换句话说，只有着眼于现实的理想才不会成为空想，才不至于走向自己的反面。

1.中美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中国如何能够实现自己所希望的国际和平？在哲学层面，就中美关系来说，问题的核心在于中国是否能够避免国际关系文献中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这一命题，是由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阐述公元前5世纪在雅典和斯巴达两国发生的战争时提出来的。修昔底德在总结雅典与斯巴达战争时说，“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

“修昔底德陷阱”翻译成当代语言就是：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来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这几乎已经被视为国际关系的“铁律”。人们发现，自1500年以来，一个新崛起的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案例一共有15例，其中发生战争的就有11例。最显著的就是德国。德国统一之后，取代了英国成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在1914年和1939年，德国的侵略行为和英国的反应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在亚洲也有类似的经历。日本崛起之后，就想挑战欧洲殖民者在亚洲建立起来的或者正在建立的秩序，确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秩序，最终爆发了日本以反对西方列强为名而侵略亚洲其他国家的战争。

现在，“重返亚洲”表明美国的中国政策的现实主义性质。尽管美国人说，其“重返亚洲”的目标是亚洲的秩序与和平，不是要“围堵”中国，而是要“威慑”中国，防止中国破坏亚洲的现存秩序，但实际上很清楚，美国是出于对“中国崛起”的恐惧。亚洲的一些国家为了克服自己对“中国崛起”的恐惧，选择站在美国一边，另一些国家则在观望。这种情形，又和修昔底德当年所观察到的希腊其他国家的行为何其相似：“双方（指雅典和斯巴达）都竭尽全力来备战，同时我也看到希腊世界中其余的国家，不是参加了这一边，就是参加了那一边，即使那些目前还没有参战的国家，也正在准备参战。”

美国和亚洲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恐惧已经成为事实，其行为已经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很清楚，中国如何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亚太地区的和平与战争。中国如果也陷入这个陷阱，战争不可避免，只是时间的迟早问题。

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针对与美国的关系所发展出来的种种政策话语，都是为了避免陷入这个陷阱。中国的领导层一直在重复中国并不相信这种陷阱。但是要避免战争，光有主观上的政策话语并不够，而要找到确实的方法来避免陷入这个陷阱。从现实情况看，正是因为这些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政策话语，并不具备导向任何能够实现这些理想的工具和手段，一旦形势恶化，中国感受到外在的“威胁”时，就必然出现另外的极端话语。

要避免陷入这个陷阱，中国必须抛弃对美国的理想主义认知，而对其（或者任何一个其他国家）有一个清醒理性的认识。无论是对自身的国家利益，还是对他国的国家利益的思考，不能注入任何理想和人为的感情。越现实，越有可能找到避免战争的方法。毕竟，从历史上看，国家之间也有和平的权力转移。

2.认清美国在亚洲的利益

如何避免中美之间可能的亚太战争？这就要从认识美国在亚太的战略位置和其国家利益的相关性开始。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地缘政治位置，人们会倾向于说，亚洲是中国的亚洲。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中国当然是亚洲大国，不过自近代以来，其和亚洲其他很多国家的关联和影响力甚微。很多美国人和亚洲人会说，亚洲首先是美国人的亚洲。

近代以来亚洲的塑造首先由欧洲殖民者主导，后来是美国人主导。日本曾经想取代欧美来主导亚洲秩序的塑造，但以失败告终。从近代到冷战，美国和亚洲一些国家的各方面关系高度制度化。中国和亚洲的关系，尤其是主权政府之间的关系，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有了发展。在后冷战时代，因为美国把注意力放到了反恐战争，中国和亚洲的关系尤其是经贸关系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也就是说，中国在亚洲区域的国际空间扩展迅速。这不仅导致美国人的恐惧，也导致亚洲一些国家的担忧。不难理解，在亚太地区，美国最担心的，就是中国是否会像当年美国把英国赶出美洲那样，把美国赶出亚洲，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中国版“门罗条约”。中国并没有这样的意图，也不相信中国本身的崛起会有损于美国的利益。但这并不能在任何程度上减少美国人和亚洲一些国家的担忧。

但不管怎样，中美两国如果在亚太地区迎面相撞，激烈的竞争必然导致冲突。这和一个国家的“良好愿望”或“邪恶用心”无关，而是和“修昔底德陷阱”有关。近年来，亚洲局势的剧变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如果中国恐惧于美国，必然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也就是互为敌人的陷阱，最终没有一家会赢，就像雅典和斯巴达一样。

如何重新思考中美关系？中国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在亚太地区和美国竞争为了什么？有几点很清楚：第一，中国是亚洲国家，只要中国在发展，其影响力必然增加。不管美国或者一些亚洲国家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他们必须调整政策来适应这个新环境。中国政府如果政策得当，影响力扩大会快一些。第二，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仍然会继续，但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的影响力会逐渐减少。美国政府如果政策得当，影响力衰落会慢一些。第三，中国并无意愿把美国赶出亚太地区。尽管中国的影响力在提高，但并没有能力独家来履行国际甚至是区域责任。美国的存在合乎中国的利益，因此需要中美合作的空间还是巨大的。

从最糟糕的结局来说，假定美国能够在亚洲把中国“遏制”住，使得中国不会挑战其在本区域的利益，但这并不能在任何意义上保障美国可以维持其世界霸权的地位。如果美国把中国视为是“敌人”，这个“敌人”过于庞大，必然消耗其大部分资源与精力。这必然导致美国所构建起来的支撑其世界霸权的大厦的解体。今天的美国霸权地位，是美国自一战之后尤其是二战以来精心构建起来的。“重回亚洲”必然要求美国减少其在其他地方（包括欧洲、非洲、中东等地）的存在，其在这些地方的影响力也必然衰退。实际情况也如此。美国在其他地区的霸权地位，动摇速度之快超出人们的预料。即使在亚洲，美国也今不如昔，说得多，做得少。美国“重回亚洲”的战略要求亚洲有关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这和美国冷战时期通过“马歇尔计划”和营建“北约”的战略，营造一个欧洲秩序的努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实际上，修昔底德另一个结论“如果没有充裕的财库，要想支撑一个长期的战争是不可能的”也可应用到中美两国的关系上。如果美国要单纯从战略上围堵中国，其很难有可持续性。

对美国的“重返亚洲”，中国的恐惧是可以理解的，但显然没有必要恐惧到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在亚洲，两国具有很大的合作空间，而在美国力量急剧衰落的中东、非洲，甚至是美国传统势力范围的欧洲，中国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不仅太平洋两岸能够容得下中美两国，这个地球更是容得下中美两国。既然中国没有意图挑战美国，实在没有必要恐惧，所需要的仅仅是理性。

九、新型大国关系向何处去

国际政治往往是大国之间的政治（而非理性）博弈。因为每一大国都是独立的主权体，如果大国之间开始博弈，就很容易受很多非理性因素（例如民族主义和政治人物的个性等）的影响，博弈的结局并不见得就是博弈者原来所预期的，甚至相反。

很多迹象表明，中美两国之间正进入这样一种博弈状态。中美都希望博弈会是双赢而不是零和游戏。就中国来说，早就提出了要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本意就是要避开历史上一再出现的大国争霸而导致战争的“宿命”。从这个角度说，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如果不能逃脱零和游戏的博弈，两国的冲突也为期不远了。

中美近来博弈最直接的起因在于东海和南中国海问题。它们并不直接涉及中美双边关系，两国之间也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冲突。美国的深度卷入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美国和其同盟之间的关系，二是美国对中国的错误判断，以为中国要挑战美国。无论在东海还是南中国海，中国实际上并非挑事者，而只是对他国（日本、越南和菲律宾等）行为的反应。即便如此，美国也选择和其盟友站在一起。美国的选择或许是因为被盟友所绑架，或许是因为要利用盟友来制约中国，或许两者兼有之。但不论如何，这种选择的心理基础，是其与日俱增的对中国崛起的恐惧感。美国在成为世界大国后，一直和其他大国争霸，对大国争霸学说深信不疑。因此，尽管中国选择加入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无意把美国赶出亚洲，更无意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但美国的这种霸权信仰不可避免地导致其对崛起中国的恐惧。

美国对中国的反应可以分为官方和非官方两个层面。尽管官方并没有完全接受“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但的确认识到了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因为中美之间的高度互相依赖性（至少在经济上），也是因为中国并没有苏联那样的争霸方案，美国意识到处理和中国的关系并非那样简单明了。所以，尽管官方有时也放出狠话，但反应还算节制，没有想把中国推向对立面。就美国政府来说，只要稍微理性一些，就不会把中国推向对立面。一旦美国失去中国，这个世界很有可能演变成往日美苏集团之间的冷战状态。如果中国离开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美国充其量也只是半个世界的霸主，而非全球霸主。

不过，非官方的强烈反应似乎显示两个国家关系的遽然恶化。自近代以来，美国国内一直存在着一个可以称为“中国情绪”的东西：如若中国的发展（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符合美国人的理念和价值观，美国就会充满乐观的中国情绪，甚至过度乐观；但若中国的发展不符合美国人的理念和价值观，美国人就会对中国悲观起来，甚至充满敌意。再者，美国的“中国情绪”历来就是导致美国改变中国政策的重要因素。今天的情形就是，不仅往日的反华和对华敌视的政治力量再次抬头，而且传统上被视为是对华友好和同情中国的政治力量，也在改变态度。在学术和政策界，已经开始呈现出对华普遍的“冷战情绪”。

1.冲突会是人类大灾难

在中美关系上，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大多数人都会关注谁输谁赢的问题，也就是零和游戏。人们假定，一方的失败就会是另一方的成功。实则不然。中美的冲突会是人类的大灾难。往日美苏冷战之所以没有演变成热战，根本原因在于两大集团之间的核威慑。对今天的中国来说，无论是和美国的冷战还是公开的冲突，都会是颠覆性的错误。如果要避开两国冲突的宿命，就要通过百倍的努力来建设意在避开宿命的新型大国关系。

既然是博弈，就要充分了解博弈者和博弈的方法。不同的博弈者和博弈方法导致不同的结局。对中国来说，就是要在不同的博弈局面中争取最好的。就中美关系来说，中国必须了解的是美国对华政策的诸种方法及其背后的政治力量。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可以概括成如下三种：

首先，围堵、遏制。这是一种冷战的方法，是美国对付苏联的。在美国的一些势力看来，这个方法很有效，它不仅遏止了苏联的扩张，而且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当然，对苏联来说则是大灾难，使得俄罗斯直到今天仍然一蹶不振。尽管这种方法很难用于和美国互相依赖的中国，但美国国内不时会有人出来试图使用这种方法来应付中国。

其次，接触、融入。这在学术上被称为“社会化”，也就是被西方“社会化”。美国容许和鼓励中国加入现存国际体系，接受西方制定的规则。美国使用这种方法消化了日本、德国等，冷战结束之后也消化了属于苏联阵营的东欧国家。美国也希望通过这种方法来消化中国的崛起。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对中国基本上也使用了这种方法。不过，中国和其他国家不同，让美国感觉力不从心。

再次，把中国转变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承担维持世界秩序的国际责任。这种方法也是中国可以接受的。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乐意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但问题出在中国向谁负责。中国具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对国际责任有自己的理解和界定。中国会履行自己而非美国所界定的国际责任。在很多方面，两者并不见得一致。

因为美国在使用所有上述方法上不尽如人意，随着中美关系大环境的变化，美国现在开始寻找新的途径，制定新的对华政策。今天流行于美国政策市场的方法是传统方法的延续，所不同的是哪种方法占据优势。在对华政策上，今天美国存在如下几个主要方法或者政策思维：

第一，现实主义派，以五角大楼为主导。这派类似于“9·11”恐怖主义事件发生之前的新保守主义。这一派强调要利用美国所拥有的强大军事优势，使用冷战期间曾经对付苏联的经济方法，缔结区域性的针对中国的战略性贸易同盟，严格限制对中国的技术出口，尤其是可以转化成为军事用途的技术，在各个领域（例如中国的边疆、周边和主权问题）为中国的崛起制造麻烦等。美国认为，中国过去数十年的成功崛起，主要是因为美国向中国开放，接纳了中国，给了中国搭国际秩序便车的机会。如果美国改变开放政策，就可以延缓甚至阻止中国的崛起。

第二，和平共处方法。这个方法有些类似于中国本身所追求的方法，美国可以通过限制对台湾的武器出口，以获取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的和平承诺、通过要求同盟（日本、菲律宾等）的克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中国的核心利益要求；通过改革现存美国西方所主导的国际机构，让中国拥有更大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第三，求同存异法，一方面美国不会在其认为会损害美国关键利益的问题上同中国妥协，例如当中国的“扩张主义”损害到美国或者美国盟友的利益的时候，美国需要和中国对抗；另一方面，在一些关键问题和中国进行合作，例如朝鲜核武器问题、伊朗核武器问题、气候和环保问题，等等。

2.双方缺失“战略互信”

第三种方法多年来是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主调。现在的情况是，第二种方法很难在美国有市场，很容易被视为是“亲华”“出卖美国利益”。如果学界和政策界现在的“中国情绪”继续下去，这种方法很快就会退出思想政策市场。第一种现实主义的方法上升得很快，有可能和第三种方法中的一些负面（对中国而言）因素结合起来，演变成对华政策主流。

中国对美国国内各种博弈者及其方法也不是没有认识。中国实际的国际战略，和美国所认知的中国国际战略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中国也意识到，这种巨大的鸿沟的出现主要在于双方缺失“战略互信”。如果意识到这种“战略互信”是在双方互动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中国不再是一个被动的角色，而是应当有所作为，努力改变美国对中国的认知。

对中国而言，今后相当长时期的外部挑战，就是如何管理美国的相对衰落及和这种衰落有关的战略心理。在中国真正崛起之前，能够对中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是美国，其他国家可能只给中国带来很多麻烦。要减少、控制乃至消除美国的威胁，就要管理美国的相对衰落及其和这种衰落有关的心理。

美国和大英帝国不同。大英帝国的世界领袖地位是打拼出来的，知道打拼的辛苦。因此，在知道了自己的衰落不可避免时，大英帝国便制定了体面退出的机制。美国没有经过多少打拼便成为世界领袖。两次世界大战，欧洲列强互相战争，战后没有一个可以成为领袖，美国便被邀请成为领袖。战后，在和苏联的竞争过程中，美国用冷战方式轻易打垮了对方。其他地方区域性冲突或者战争，对美国只是维持秩序的次要问题，也就是其履行世界警察的职能表达。今天尽管美国相对衰落了，其霸权心态仍然坚不可摧，仍然具有充当世界领袖一百年的雄心。

最为重要的便是通过外部的更加开放，来促成内部的可持续发展，以实现真正的崛起。新型大国关系的道路必须走下去，并且需要政治家来构建。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是不会让局势这样恶化下去，而走入两国冲突的宿命的。

第十四章　中国通往海洋文明的亚洲地缘政治

一、从陆地走向海洋的中国地缘政治

中国成为陆地国家（或称“地锁国家”，land-locked power）和中国的国家形成和扩张的历史有关。无论是中国的文明还是国家都起源于黄河流域。中原王朝从黄河流域向四周扩张，扩张过程中都是陆地。中原王朝经常遭受来自陆地的北方少数民族的侵入。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之后都被中原文化所消化，主动接受中原文化，也就是说，北方少数民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在少数民族成为统治者之后，他们经常搞扩张。中国版图的大扩张都是在北方民族成为中原统治者之后实现的。但是，这些少数民族的扩张也同样是向陆地扩张。

实际上，在西方列强到来之前，中原王朝从来就没有面临来自海洋的威胁，所有的威胁来自陆地，包括突厥、蒙古、西藏和满洲等。防务安全的重点自然也是侧重于陆地。最典型的就是长城了。历代王朝修筑长城，其意图就是想把“侵略者”（也就是北方少数民族）挡在长城之外。近代之前除了来自陆地的北方少数民族，中原王朝并没有真正的敌人。中原王朝因此修筑了长城，而不是海军，来应付敌人。除了修筑在本土的长城之外，中原王朝也实行朝贡制度来应付周边国家，朝贡制度是一种可控的贸易，不管朝贡国是来自陆地还是海洋。

中国在明朝时代开始受到来自海上的威胁，即所谓的“倭寇”。但也正是在这个时代，中国具备了成为海洋国家的能力。15世纪是世界海洋世纪的开始，欧洲的葡萄牙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海洋国家。不过，论技术，当时的中国是最有条件成为海洋大国的。在西欧小国进行海洋远征的同时，在中国的东南沿海，也出现了掌握了很高航海技术的海员，他们已经到达了印度洋和其他地区。他们制造的船舰远比葡萄牙人制造的要庞大、坚实和美观。当时，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中国都具备了足够的能力来实现这个目标。在政府层面，有名的郑和数次下西洋就是政府财政和中国航海技术的证明。这一点，这些年人们已经说得很多，不需要在这里再做论述。即使是民间也具备了很强大的能力，当时所谓的“倭寇”或者“海盗”的大部分成员实际上并非日本人，而是浙江和福建的民间海商活动。

但是，无论是政府组织的海航还是民间自主的海航都没有继续下去。郑和下西洋不仅被政府中止，而且政府也销毁了所有航海的数据和资料。在民间方面，政府下大力气，花了很多年镇压了民间“海盗”，从此之后施行闭关锁国的“海禁”。这就使得中国失去了一次成为海洋大国的最好机遇。王朝为什么这样做？其中有几个主要原因：

第一，王朝以陆地地缘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到明朝，这个意识形态已经确立了好几千年，早已根深蒂固，难以动摇。尽管福建的海员具有很高的技术水平，但是他们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们从文化上说不是葡萄牙人。葡萄牙人有他们自己独立的王国和国王，国家可以达成一个统一的意志，也就是具有巨大的动员能力。但福建海员并不能成立陆地的国家政权，因为福建也只是中国诸多省份的一员。王朝陆地地缘政治的需要阻碍了福建海员向海洋发展的冲动。中国历代王朝对港口城市并不很感兴趣，并没有看到像香港和上海那样的港口城市的重要性。上海那么具有海洋优势的城市在很长历史时间里只是一个小港口，而其他港口城市要么被视为渔民出海捕鱼的地方，要么只是驻扎军队以防止海盗和走私者的地方。当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船舰来到中国的时候，港口城市成为王朝把外国人挡在内陆之外的停留处。

第二，既得利益的阻力。陆地地缘政治不仅仅是一个意识形态，而且更是既得利益背后的意识形态。海航需要很大的花费，这方面花费的增多必然影响到能够用到陆地防护的费用，负责陆地防护的王朝机构必然反对发展海航。

第三，在客观层面，即使当时的中国受到“倭寇”的骚扰和侵害，但威胁并不大。日本当时处于封建时代，对中国并没有构成真正的威胁。朝廷面临太多的内部问题，并不想再找海洋方面的麻烦。结果，朝廷就用简单的镇压“倭寇”和“禁海”的方式来处理问题。总体上看，尽管明清时代中国也经历了国家崛起的时刻，但封闭政策越来越甚。等到晚清时期真正面临海洋的“敌人”的时候，中国已经无力成为海洋国家了。

二、近代中国海洋国家意识的萌芽

在19世纪，随着英国人的到来，中国才开始意识到海洋国家的强大。但即使对英国，中国也不是非常害怕。对中国来说，英国只不过是几条大船和几千军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尽管处处被英国人打败，但朝廷仍然不重视，看不到海洋地缘大局。失败之后，以“割地”的方式应付了事。只有当中国的近邻日本成为东方的第一个海洋国家，并打败中国之后，朝廷才醒悟过来，但为时已晚。王朝从来就没有意识到海洋力量的崛起可以通过控制贸易港口和城市经济，成为足以摧毁中国的陆地力量。

总体上说，在过去500多年的历史里，中国只有在19世纪末，受日本的影响，曾经想建立一支海军，也努力这样去做了，但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再也没有想去努力建设海军。在整个20世纪，中国也没有把重点放在海军。解放军初期并没有一条军舰，也没有海员，但却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国共两党联合起来和日本的战争以及国共两党之间的内战，都是陆地战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很长历史时间里，中国对海军有战略意义上的思考，但发展海军更多地是为了国防的现代化，而与中国的海洋地缘毫无关系。在很长的冷战期间，和苏联对抗的都是海洋国家；相反，支持苏联的则是大陆国家。即使苏联本身也主要是陆地国家，其海军并不很强大，没有办法和美国等海洋国家相比。中国早期实行“一边倒”的政策，和苏联站在一起，自然受苏联的军事思想的影响。后来和苏联交恶，更说明中国的威胁来自陆地。等中美建交之后，中国才再一次和一个海洋大国打交道。

三、当代中国海洋文明意识的觉醒

20世纪80年代，当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人们开始思考海洋文明。很有意思的是，改革开放实际上主要是向西方和受西方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和东亚经济体开放，而这些国家和地区也是海洋国家。向海洋国家开放导致和海洋国家的互动，这是人们思考海洋文明的动机。

简单地说，中国成为海洋国家的需要来自中国的开放政策所导致的中国和世界的关联。我们可以把中国的开放政策分成三个阶段，即“请进来”、“接轨”和“走出去”。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已经走过了两个阶段，现在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在80年代，中国开放政策的主题是“请进来”，也就是打开国门，欢迎外国资本的进入。在这个阶段，中国和世界没有也不会发生冲突。到了90年代，中国确立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中国实行了“接轨”的政策，也就是调整和改革自己的制度体系来适应世界体系。在这个阶段，中国和世界也不会发生冲突。

从本世纪开始，中国开始实行“走出去”政策，这就直接导致了中国海洋地缘的崛起。这里有几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中国在很短时间里，从一个资本短缺国家成为资本过剩国家，资本必然要走向能够赢利的地方。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资本和其他国家的资本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第二，中国是一个资源短缺的国家，国内高速的经济发展需要进口大量的资源。同时，中国又是出口导向的世界制造业中心。对外来资源的依赖和出口导向的制造业促成了中国的贸易大国地位。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大国之一。第三，中国资本“走出去”表明中国需要发展出足够的能力来保护自己的海外利益，贸易大国的地位也决定了中国海上航道安全的重要性。第四，中国周边海洋资源的大发现加快了周边国家在和中国有争议的海洋（岛礁）地区开发资源的步伐，这大大加剧了中国和周边国家围绕着海洋岛礁的主权争议。所有这些都说明中国必须转向海洋，把海洋地缘政治提高到议事日程上来。

海洋地缘政治重要起来了，但要成为海洋大国则不容易。中国过去从来就没有注重过海洋，现在开始讨论海洋和海军，但这仅仅是一个开端。英、美等国花了很长的时间成为海洋的主人。现在，中国努力仿效今天主导着世界体系的美国，但已经没有了当时英、美等国家成为海洋国家的历史条件。不过，尽管无论是主观上的海洋意识、海洋文化还是客观上的环境制约都不容许中国能够像从前的海洋国家那样顺利成为海洋国家，但上述要素也在为中国成为海洋国家提供巨大的动力。中国成为海洋国家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而不是能不能的问题。

当然，中国学习其他海洋大国的经验并不是要重复其他国家成为海洋国家的路径，中国必须探索自己成为海洋大国的道路。今天的全球化环境已经为海洋地缘政治提供了全然不同的条件。尽管全球化在一些方面强化了海洋地缘政治的重要性，但在另一方面则使得地缘政治变得不那么重要。全球化表明各国之间的贸易以及海洋地缘的重要性，但金融的全球化则表明金融经济的重要性，而金融经济则使得海洋地缘变得不那么重要，因为金融活动不需要经过海洋。

如果说在海洋地缘政治时代，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那么在金融全球化时代，谁控制了金融，谁就控制了世界。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贸易和金融经济至少对中国来说同样重要，而且金融经济的未来具有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诸如此类新出现的要素表明，中国要明了自己目前所处的世界地缘政治新环境，从而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新型的海洋大国。

不过，对中国来说，在强调海洋地缘政治的时候，在成为海洋大国的过程中，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如何平衡陆地地缘和海洋地缘。这个平衡决定了中国的综合国家安全和海洋地缘政治战略的可持续性。

四、世界秩序的变迁与印太概念的兴起

印太概念的兴起和世界秩序及权力核心正在经历转移变迁的事实相关，或者说，后者是前者的国际背景。很长时间以来，有关变动中的国际秩序，学术界和政策圈谈论最多的是如下三种观点：

第一，世界权力转移理论，就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转移到以中国为核心的世界秩序。这一提法的前提就是，不管美国乐意与否，都将会慢慢接受这种转型；同样，中国不管愿意、乐意与否，都会成为这个核心。

第二，世界权力的重组意味着“大的变化”“秩序调整”“秩序改组”等。在很大程度上，这与中国对世界秩序的态度有关系。自邓小平时代以来，中国一直强调主动加入世界秩序，而不是另起炉灶。对于中国来说，“重组”可以用三个词概括，即“接轨”“改革”“补充”。

第三，秩序解体与无政府。也有学者怀疑，世界秩序是否正在解体？目前显现出来的情况是，美国没有能力维持世界秩序，中国则没有能力和意愿接管。

我们需要意识到的是，包括印太概念在内的很多区域性现象的产生和崛起与这个大背景有关。

1.世界秩序面临解体

近代以来的国际秩序的建立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现在人们批评美国和西方的霸权，但是人们在批判过程中往往忘记了，秩序的建立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近代以来的世界秩序的构建受三个因素影响：第一，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扩张。世界秩序需要一个经济基础。如果没有资本主义扩张，世界秩序就建立不起来。第二，大国战略，主要是以军事为中心的战略。资本走到哪里，战略就跟到哪里，这二者是互相补充、互相强化的关系，没有战略、军事上的保护，资本的利益就不能得到保障。第三，西方内部的制度秩序。这一点最重要，但也容易被忽视。如果没有西方内部制度秩序的崛起，世界秩序的体系就无法维系。具体而言，人们也可以参照从前的帝国体系，如罗马帝国等。它们都是一种内部秩序，内部秩序强大之后扩展到外部，形成帝国。一旦内部解体，外部秩序就会马上跟着解体。苏联帝国也是如此，苏联一解体，东欧体系就支撑不下去。

就这一点而言，今天世界秩序最麻烦的地方就是西方内部秩序出现了严重问题。美国的问题不是军事问题，而主要是政治问题。即使从经济层面看，美国的问题主要也是政治问题，或者说政治和经济之间严重失衡。美国的资本金融为什么出现这么大的问题？这是因为大众民主出现了问题，监控不了金融资本。欧洲也是如此，主要是福利制度过度。

为什么说今天世界秩序处于解体的过程中？美国是今天世界秩序的一根支柱，如果美国国内的秩序得不到改善，就不会有力量继续支撑世界秩序。即便美国的军事力量和资本力量仍然是最强大的，但是在没有有效的国内政治秩序的情况下，美国也很难维持其世界霸权地位。

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既得利益精英阶层接受不了。但是，特朗普的判断是正确的，即美国需要调整。人们对特朗普不满主要是因为特朗普没有找到合适的方式进行调整，采取的手段很滥。不过，也可以这么说，美国的精英阶层已经虚伪到没有任何自我反省能力的程度。欧洲同样如此。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这些政治人物没有一个是负责任的，动不动就以“民主”的名义简单地把事情推到老百姓身上。

实际上，政治秩序出现问题与精英阶层的腐败和堕落是分不开的。然而，一旦精英阶层腐败和堕落，秩序就会出现问题。欧洲各国本身很小，寄希望于成立欧盟而成为世界权力一极，但现在看起来很困难。从英国的情况可见一二。英国公投本来就是精英不负责任的结果。现在连“公投脱欧”都遇到困难，因为没有人可以去有效执行。

未来二三十年的国际秩序不容乐观。这是因为国际秩序的接管者尚不明晰。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出现了大的问题，但这个秩序由谁来接管呢？尽管西方能力不行了，但是精英阶层的心态仍旧是精英，西方是不会轻易放弃其所主导的国际秩序的，不会任由旁人随意接管，至少不会是顺利接管。

2.世界秩序谁来接管

那么，世界秩序交由谁来接管呢？俄罗斯接管很难。西方判断，在苏联垮掉后，俄罗斯半个世纪都站不起来。这个预判看来并非毫无道理。普京式的崛起并非真的崛起，这是个人的崛起，而非俄罗斯国家的崛起。印度也不太可能成为接管者。西方对印度一直很看好，印度本身也一直处于“膨胀”的状态。不过，印度话语权大，但是实际能力不够。印度很难成为像中国这样一个市场经济体。无论它传统社会的种姓、家庭结构，还是现代因素包括民主和法治，似乎都是反资本主义的，资本很难像进入中国那样进入印度。印度不可能像中国一样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可以预见，在未来很长时间里，印度很难成为像中国那样强大的世界经济增长体。

至于中国，当今的世界舞台是由西方主导搭建的，中国是否有意愿去接管？至少到目前为止，人们仍然看不清楚。这里面有很多困难。

第一，国家心态的调整并不容易，英美花了数十年时间去实现其主导地位，中国可能需要花上更长的时间，因为到现在为止，中国仍然强调“中国特色”。

第二，中国是否已经具备这个能力了呢？在一些方面具备了，但还远远不够。“一带一路”对构建新世界秩序有帮助，但并不能成为世界秩序的基础，因为它至多是个经济发展项目，并非世界秩序项目。

第三，文化层面，中国历来奉行世俗文化，从来不是使命性的文化，这也就导致文化基础的缺失。

第四，国民大国心态缺乏，因为近代以来被帝国主义所击败，直到今天很多人仍然抱有受害者心态，大国小民的心态十分明显。

再者，正如中国国家领导人常说的，中国在很长时间里将致力于国内秩序的建立。没有有效的国内秩序建设，很难去构建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世界秩序。

未来国际秩序或将重现帝国并存的境况。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有理由对未来二三十年的国际秩序持悲观的观点，它或将陷入一种即便不是无政府状态也是准无政府的状态之中，并将催生出区域性的东西，如多极状态。印太概念的出现只表明了人们重构区域或者世界秩序的愿望。类似的概念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不过，尽管人们一直追求多极世界，但多极世界来了，现实并不一定跟想象的一样美好。帝国之间的战争、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这些跟多极世界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今天，人们对于多极世界的渴望，更多的是源于对美国和西方的不满和憎恨。

最终的结局可能会比较类似于以前帝国共存的时代。历史上只存在一个秩序的情况并不多见。冷战时期存在着两个秩序，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霸权，这一局面可以视作一个秩序，然而这个秩序维持的时间不长，现在也确实维持不下去了。世界可能会重新回到近代以前几个帝国共存的状态，从印度，到俄罗斯，到中国，到美国，都在追求以自己为中心的区域秩序。这便是今天大的世界格局。

美国正处于相对衰落的境况，特朗普的上台并非偶然。从克林顿时代开始，美国人就叫嚷着“美国帝国已经扩张过度”。然而，美国的衰落并不值得中国或者任何一个国家高兴。除非有其他国家接替美国，不然将会导致很多事情产生。经济、资本的强大本身不构成一个大国，这些仅是必要条件而已。

3.中国应当找准自身定位

崛起中的中国应当找准自身定位，发出恰如其分的声音。针对“印太战略”这一提法，其实人们应该意识到“亚洲”“亚太”“印太”这三者的不同。从某种程度而言，“印太”的概念甚至比“亚太”的概念更早提出。欧洲国家最早的是葡萄牙和西班牙打到东南亚，随后是荷兰，然后是英国。“印太”概念是早期殖民话语体系塑造出来的。后来是由美、日等国提出“亚太战略”的概念。但需要注意的是，日本人更强调的是亚洲主义，西方则不然。

印太战略中的印度、印尼、东盟都属于亚洲，但是澳大利亚的身份则比较尴尬。澳大利亚是一个西方国家，跑到了亚洲，寻求亚洲人的认同，但却因为过分坚持西方的东西，最终发现越来越孤立，越来越不是亚洲的一部分。此外，澳大利亚与印尼的关系也非常复杂，因为地缘政治的因素，澳大利亚惧怕印尼的崛起，往往会采取包括军事在内的手段对其崛起予以遏制。澳大利亚在本质上与中国没有太大的地缘政治关系，双方仅有经贸往来。

日本以前推行的亚洲主义是失败的，所以之后不得不接受美国的亚太概念，以及对亚太身份的认同。至于东南亚国家，它们对其亚洲身份存在共识，主要表现在东盟的独特运作方式上。

现在中国崛起了，可是尚未找到合适的提法。强调亚太、印太，还是亚洲，还是现存（西方建立起来的）秩序？人们还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就是说，还缺乏对自身的认同。不过，这也是所有大国的难处，很难对自身进行定位，因为大国的影响力往往远超其所处的区域。中国如何通过“立足亚洲、放眼世界”来给自己定位？这将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

五、地缘政治新格局和中国的战略选择

世界正进入地缘政治大变动时代，所带来的危机超乎人们的预期甚至想象。

从地缘政治的视角来说，中国最直接的挑战就是亚洲地缘政治的变迁。这变迁尽管有诸多要素，但更和中国自身的崛起有关。尽管中国崛起所产生的影响力是全球性的，但中国地缘政治最直接的影响，主要是对周边国家及和周边国家相关的其他国家，尤其是大国。这些国家对中国的反应表现在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作为国家个体的单边反应，第二个层面是这些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多边集体反应。第一个层面包括美国、日本和东南亚各国；第二个层面则包括美日联盟、美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日本和东南亚之间的关系。类似的情况也有可能随着中国的继续崛起，向其他地区扩展，例如印度。这两个层面既互相关联，也可以相对区分开来。如果把两个层面混为一谈，很难看到问题的本质，更难找到应付问题的有效方法。

国际关系首先是双边关系。对中国而言，首要的是中美关系。全世界的目光都盯着中美关系，因为这对关系是当今国际关系的两根“主柱”，任何一根“主柱”垮了，天下就会大乱。

1.战略上担心中国崛起

影响中国地缘政治的第二对双边关系是中日关系。这里最重要的是日本再一次向大国地位冲刺。日本是亚洲第一个成功现代化的国家，曾经是亚洲的最强国，但崛起之后发动亚洲战争，给亚洲各国带来灾难。今天的日本从很多方面来说其大国地位已经过去，包括国内的变化例如老龄化和经济萎缩，国际因素如美国的制约和中国的崛起。日本已经是一个中等国家。不过，日本今天企图通过国家正常化来再次成为大国。作为主权国家，成为大国的企图可以理解，不能让日本邻国接受的是其错误方法，即通过为其战争历史辩护和合理化。日本的行为经常激发邻国的民族主义，尤其是中国和韩国，而邻国的民族主义的高涨，又促使日本对邻国尤其是中国的恐惧。

东南亚各国今天都和中国发展出越来越紧密的经贸关系。这是地缘经济使然。中国的崛起是开放式的，有效地促进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发展。不过，就双边的战略关系来说，东南亚国家分为两个群体，一类是包括菲律宾、越南等和中国有主权纠纷的国家，另一类是那些和中国不存在主权纠纷的国家。随着中国的崛起，前一类国家感觉到时间不在他们这一边，因此要在领海领土问题上有所作为。尽管中国早在邓小平时期就提出了“搁置主权争议，共同开发”，但这些国家并不理会，而是对南中国海进行单边开发，这就导致了中国的反弹。再者，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在战略上也担心中国崛起。东盟相信，如果东盟本身或者其他区域外大国不能平衡中国的崛起，中国迟早要成为主导本区域的国家。

面对中国的崛起怎么办？美国所担忧的是其霸权地位，即恐惧于中国对美国霸权地位的挑战，因此要千方百计地遏制中国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和日本、东南亚各国的关系，对中国的地缘政治秩序构成了很大的挑战。美国所使用的方法很是老套，即传统的联盟方法，包括美日同盟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联盟等。美国所谓的“重返亚洲”的实际表现，主要是强化和东亚一些国家的联盟关系。在经济上，美国也想作为，主要是通过TPP对中国施加压力。不过，经济上美国对中国的约束力已经不再那么有效了，因为中国本身也已经具有足够的能力来反制。

对日本来说，日美同盟具有不同于美国的议程。在浅层次来说，日本是要借助所谓的“中国威胁”来强化日美同盟，再用这个同盟来对付中国；从深层次来说，日本是要发展出自己的独立势力范围，营造自己的联盟来冲刺其在亚洲的大国地位。因此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表面上日本是为了配合美国，但日本是有自己的地缘政治企图。

东南亚一些国家在和美国、日本结成同盟或者准同盟的过程中，也是各打算盘。经济上东南亚国家很难独立于中国。对多数东南亚国家来说，中国的经济崛起也是它们本身发展的机会。所有东南亚国家和中国的经贸关系一直在深化和强化。不过，在战略问题上，多数东南亚国家对美国和西方具有深厚的“认同政治”。殖民地历史、冷战时期的对立、中国崛起过程中不能把握同东盟小国的关系，等等，都是东南亚诸国高度“西方认同”的根源。所有这些单边的和多边的形势综合起来，今天似乎已经造成了亚洲一些国家正在联合起来对付中国崛起的局面。

2.中国的战略选择

这也是中国国内很多人所认知的中国地缘政治局面。对这个局面，很少有人会说是积极正面的；相反，很多人担心和忧虑中国会被围堵，其崛起进程会被中断。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当然对此会有反应。从中国迄今为止的反应来看，中国至少有如下几种选择。

第一，再次努力改善和邻国的关系，使得自己和亚洲其他国家更加整合。无论在东海还是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都没有主动挑起事端，都是反应性的。中国这些年的反应尽管很难被其邻居所接受，但毕竟掌握了主动权。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可以“进两步，退一步”，以大局为重，稳定局势。中国一方面不会投降，不会为外在的压力所屈服，但另一方面则可以努力把双边和多边的关系，从战略向经贸倾斜，并且通过各种经济项目真正使得亚洲邻居受惠。中国也可以在战略上持开放态度，随时和周边国家进行政治和外交谈判，回到“搁置主权争议、共同开发”的道路。在这样一种情景中，中国会继续让东盟扮演领导角色。

第二，中国倾向于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强化关系，而和另一些国家僵持下去。中国可以接受一个整合的对中国友好的亚洲，但不太可能接受一个联合围堵中国的亚洲。鉴于中国强大的经济能力和日益崛起的战略能力，即使中国没有能力改变所有亚洲国家（尤其是那些和中国具有主权纠纷并且与中国对峙的国家）的态度，中国却有能力选择和哪些国家友好，和哪些国家不友好。即使中国继续坚持“不结盟”的政策，还是可以强化和一些国家的经贸和战略等方面的关系，形成中国所说的伙伴关系。这种选择对亚洲尤其是东盟不利，因为这样做有可能造成亚洲的分裂。

第三，中国可以实行“向西看”的政策，借此减轻来自东部美日同盟、美国和东南亚一些国家联盟的战略压力。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国已经开始尝试这种战略。“一带一路”中的“一带”显然具有这方面的考量。近年来，中国针对非洲和欧洲的外交政策力度在加大。如果中国继续在东南亚地区的外交努力受阻，这一趋势会变得更加不可避免。这一选择尽管对中国成为海洋大国不利，但毕竟可以缓解战略压力，避免和美日同盟的正面冲突。不过，这一选择对东南亚国家更不利，因为东南亚地区很有可能成为一个侧重于战略和军事竞争的区域，而不是以经贸为主体的区域。

第四，中国可以选择营造另一类“新型大国关系”，即和俄罗斯、印度等国的关系。迄今为止，中国的“新型大国关系”是针对美国。但如果这对关系没有办法建成，而中国又不想和美国公开冲突，中国也可以选择通过和俄罗斯等大国发展关系来平衡美国。俄罗斯尽管国力不如从前，但就地缘政治来说，是一个永远不能被忽视的力量。俄罗斯也在寻找其地缘政治影响力，重建其地缘政治秩序。这里，俄罗斯和印度、俄罗斯和越南等国之间的关系对中国至为重要。如果俄罗斯和印度、越南等国发展出具有实质性的关系，就会创造一个非常复杂的利益网络链条，避免一个意在针对中国的美国印度联盟或者美国越南联盟。而像印度这样的文明大国，实际上也有这种需求。印度很难完全靠向美国，而是要在诸大国之间搞平衡，通过平衡来拓展其国际影响力。

面对急剧变化的地缘政治形势，中国有诸多战略选择。中国的选择极其重要，基本上决定了亚洲未来的地缘政治局面，甚至是战争与和平。

六、中国的海洋地缘政治及其挑战

中国传统上数千年一直是陆地国家，尽管有很长的海岸线，但海洋地缘政治从来就不是政府要考虑的事情。原因也不难理解，中国从来就没有计划要成为一个海洋国家。只有一个国家要成为海洋国家的时候，海洋地缘政治才会变得重要起来。中国要成为海洋国家，只是近代以来的事情。

尽管中国不可避免也必须成为海洋国家，但从海洋国家的历史看，这会是一个艰苦的过程。要成为海洋国家，首先必须培养海洋意识。海洋国家首先是一种海洋文化和海洋意识。具有浓厚的陆地意识和陆地文化的中国，要培养一种海洋意识和海洋文化，需要艰苦的努力。

近代海洋国家起源于欧洲，这并非偶然。海洋国家不仅仅是特殊的地缘政治的产物，更是文化的产物。古希腊所产生的文明，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其影响传播到从地中海地区、南欧到北非的广大地区，并且涉及政治、文化、经济和文明活动的方方面面。在文化扩张过程中，更是造就了大大小小的海洋强国。人们并不难理解，1945年之后建立的世界体系，是海洋而不是陆地体系。

海洋力量和陆地力量非常不同。从资源动员的角度来看这一点非常清楚，因为资源动员能力决定了一个国家各方面的实力。海洋和陆地的主要区别在于，海洋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于陆地的动员能力。如果你要出海，征服海洋就可以了，你面对的只是自然力量。这里，海洋是你的主要“敌人”，而要对付这个敌人，你所需要的只是技术。再者，海洋是“自由的”，海洋的规则是“自由航行”。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没有人会在海洋上阻拦你。这就是欧洲的小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能够成为强大的海洋国家的原因。

陆地则很不相同。在近代主权国家概念产生之前，地球的每一个地区都已经被人类所占据。如果你要从一头移到另一头，你可能会遇到很多不愿意你从他们的土地上经过的人。对土地的争夺是人类大多数战争的根源，尤其在帝国时代。各国所争夺的是土地和人口。在进入主权时代以来，对土地的争夺已经到了“寸土不让”的地步。

海洋和土地的不同，也可以从经济价值的角度来看。以土地为基础的经济活动产生各类资源和食品。在帝国时代，各个文明、文化和国家之间也都有贸易交往，但往往是小规模的。进入近代之后，世界上的贸易越来越依赖于海洋。比较优势的经济理论告诉人们，贸易产生附加值，而海洋则是产生附加值的中介。因此，与陆地国家相比较，海洋国家体系产生了无比巨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互动和大量的人类活动。

今天的世界体系无疑深受海洋文化遗产的影响。欧洲国家体系是16世纪之后海洋力量造就的，这个体制在大英帝国时期到达了顶峰，随后是美国。尽管美国既是海洋力量，也是陆地力量，但其陆地力量可以忽略不计，因为美国不面临来自陆地的任何威胁。不难理解，近代以来，海洋主导着国际经济，谁主导海洋，谁就主导世界经济。

1.成为海洋国家是时间问题

20世纪80年代，当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人们开始思考海洋文明。很有意思的是，改革开放实际上主要是向西方，和受西方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和东亚经济体开放，而这些国家也是海洋国家。向海洋国家开放，导致和海洋国家的互动，这是人们思考海洋文明的动机。

简单地说，中国成为海洋国家的需要，来自中国的开放政策所导致的中国和世界的关联。从本世纪开始，中国开始实行“走出去”政策，这就直接导致了中国海洋地缘的崛起。中国资本“走出去”，表明中国需要发展出足够的能力，来保护自己的海外利益，贸易大国的地位，也决定了中国海上航道安全的重要性。海洋地缘政治重要起来了，但要成为海洋大国则不容易。中国过去从来就没有注重过海洋，现在开始讨论海洋和海军，仅仅是一个开端。中国努力仿效今天主导着世界体系的美国，但却没有当时英、美等国家成为海洋国家的历史条件。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都不容许中国能够像从前的海洋国家那样，顺利成为海洋国家，但中国成为海洋国家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而不是能不能的问题。

当然，中国学习其他海洋大国的经验，并不是要重复其他国家成为海洋国家的路径，中国必须探索自己成为海洋大国的道路。今天的全球化环境，已经为海洋地缘政治提供了全然不同的条件。一方面全球化强化了海洋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则使得地缘政治变得不那么重要。全球化表明各国之间的贸易和海洋地缘的重要性，但金融的全球化则表明金融经济的重要性，使得海洋地缘变得不那么重要，因为金融活动不需要经过海洋。

如果说在海洋地缘政治时代，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那么在金融全球化时代，谁控制了金融，谁就控制了世界。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贸易和金融经济至少对中国来说同样重要，而且金融经济的未来，具有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诸如此类新出现的要素表明，中国要明了自己目前所处的世界地缘政治新环境，从而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新型的海洋大国。

2.如何管理亚太海洋争端

近年来，亚太地区的海洋争端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这种局面是美国、美国的盟友和中国三者之间互动的结果。简单地说，美国就“重返亚洲”“战略再平衡”说得太过于高调；美国的亚太盟友则在利用此机会追求自己的利益方面，过度使用了它们各自与美国的同盟关系。要解决亚太的海洋争端，就要处理这三者的关系，避免陷入恶性循环。对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做些客观的分析。

第一，美国说得很高调，但在实际层面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自从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提出要重返亚洲，来平衡中国的崛起以来，美国在这方面一直处于非常高调的状态，从总统到各主要官员都在强调这点，并且主题也很明确——平衡中国。实际上，美国“重返亚洲”并非毫无理由。亚太地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心，这个地位在今后数十年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第三，印度在崛起，东盟也在快速发展。世界经济重心在哪里，一个国家的战略也会走向哪里。在很多年里，美国越来越像一个亚太国家。美国实际上在希拉里宣布重返亚洲之前，就已经开始把其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如果回溯历史，不难发现，美国一直在亚太地区，从来就没有离开过。

美国宣布重返亚洲，实际上又做了什么呢？在实质层面，美国本身并没有改变亚太的权力格局。就美国的能力来说，已经不如从前了。二战之后，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外交等方面都强大，是一个全方位的大国。但今天美国力量已今非昔比。尽管美国仍然是军事大国，但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失去了往日的吸引力。美国向外推行民主制度，但效果并不好，在本区域也一样。如果美国的重返是经济上的，亚太地区的国家是欢迎的；但如果只是军事上的，则对本区域并无益处，因为这很容易演变成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军事竞争。亚太国家，包括那些和中国存在着领土争端的国家，都和中国发展出了非常紧密的经济关系。中美关系好的时候，他们的生活很好过；但如果中美关系转坏，他们就很难安宁了。如果要他们在中美之间作选择，那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因此，一些国家一方面希望美国回来，但另一方面也不希望中美之间发生冲突。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也做不了什么。

第二，在亚太海洋问题上，美国的盟友尤其是那些和中国存在海洋纠纷的国家的行为，也至为关键。这些大都是小国家，恐惧于中国的崛起。小国恐惧大国，求助于本区域之外的大国以求得安全。一些国家觉得现在时间在中国这一边，如果将来中国真正崛起了，他们的国际空间就会被压缩。因此，他们要在中国还没有真正崛起而美国仍然强大时，利用美国来平衡中国。从这些国家的国家利益来看，这种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只不过一些国家的行为已经到了非理性的程度。

追求国家利益，把利益最大化，这是任何国家都会做的事情。不过，一些国家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相信有美国在背后支持。有美国和没有美国，他们的对华政策是不一样的。他们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了美国的“盟友包袱”。联盟战略是美国维持世界霸权的有效方法，但同时也是美国的负担。美国对同盟没有其他的选择，只有支持，而不管同盟做什么。美国的同盟逻辑就是，“我的盟友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但实则不然。我的盟友的敌人并不一定是我的敌人，而是我的朋友。美国的同盟逻辑迫使美国支持其盟友，即使这些盟友所做的事情，并不那么符合美国的利益。

在同盟方面，美国失去了调整的机会。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已经没有明显的敌人。那个时候，美国可以调整同盟战略。美国的同盟都是针对敌人的，即第三方。转型是可能的，例如这种同盟可以转型为一个特定的问题，例如恐怖主义或者其他区域问题。美国不仅没有调整，反而强化同盟。因此，美国到处寻找敌人，中国很显然成为方便的“候选人”。今天，如果不能站在同盟这一边，美国的国际信誉就会消失，从而导致美国更快的衰落。不调整同盟战略的话，也同样面临挑战，那就是，同盟的敌人是“谁”？是中国？如果美国失去中国，美国同样也做不了世界的霸权。如果中美两国之间形成冷战，美国充其量只是半个地球的霸主。如何通过同盟的转型而卸掉同盟的包袱，是美国今后面临的一大挑战。

对美国的同盟来说，同盟战略也不见得符合长远的国家利益。今天的地缘政治格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地缘政治利益在亚洲扩张的结果。从长远看，美国的相对衰落必然会影响到地缘政治秩序的重建。对中国的邻居来说，和中国的关系必须建立在“你不可选择你的邻居”这个简单的原则之上。小国要追求和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也需要顾及地缘政治的变迁。

第三，中国对美国和其盟友的过于激烈的回应，也在客观层面加剧了亚太海洋局势的复杂性。目前，世界的舆论不利于中国，因为中国本身缺少话语权。从一个中立的立场来看，中国的确大都是反应性的，并没有主动挑起事端。例如，和日本在钓鱼岛之争上，中国始终在回应日本的行为。日本方面这样做或许有其内部原因，但很显然日本在这样做的时候，不能不顾及中国国内的反应。中国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没有任何理由为了日本国内的原因而吞下这个苦果。

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也一样。南中国海的岛礁之争中国并不占优势。越南和菲律宾已经占领了岛礁的大多数。如果这些国家足够现实，应当坐下来和中国谈判。南中国海问题具有历史性，但这些国家现在要用国际法来和中国谈判。尽管表面上显得很理性，实际上并不是，因为很难想象中国会轻易放弃其历史权利。当然，相关国家也并非真的相信国际法能够解决问题。一直在主张中国要遵守国际海洋法的美国，本身也并没有批准和加入国际海洋法。实际上，相关国家所相信的是美国的能力，相信美国会一起来对付中国。对美国的盟友过度使用美国，中国也是很明白的。中国有时也会主动出击，显示其能力，而这也促使局势的复杂化。

可以预见，亚太海洋争端不会轻易消失。对所有相关国家来说，问题是如何管理？如果演变成国家之间的公开冲突，谁都会是输家。但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一种有效的管理是可能实现的。

首先，相关国家要确定共同的利益。海洋安全是亚太区域的公共利益，关乎每一个经济体。人们经常恐惧于中国会破坏亚太海洋的稳定。但这种担忧毫无理性。亚太海洋安全对于中国的重要性，远远超越其他所有国家。中国今天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大国。在未来，贸易对中国的重要性只会强化。随着中国建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的贸易大国地位不会改变。贸易大国需要海洋安全。今天中国85%以上的海洋贸易要经过南中国海。说中国会威胁到南中国海的安全，没有任何道理。再者，中国和亚太国家也已经形成了产业链，很多产品的零部件在亚洲各国生产，然后运送到中国，由中国组装出口。亚太地区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经济命运共同体。没有国家会破坏海洋安全。当然，出于同样的理由，中国也不用担心有关国家会破坏亚太海洋安全。这种共同利益会促成亚太海洋集体安全的机制的确立。维护亚太海洋安全是所有相关国家的责任，尤其是中国和美国这样的大国。

其次，作为本区域的大国，中国要承担更多和更大的责任来控制争端，维护海洋安全。中国已经把海洋航道安全和对一些岛礁的主权争议区分开来，提出“双轨”方案，即把航道安全和主权问题分开来谈。在早期，中国对南中国海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这种分离是很大的进步，表明中国承认海洋安全是区域内国家的共同事务。不过，在控制岛礁争端方面，中国还可以做得更多。例如，中国可以再进一步采用新形式的双边主义，即多边主义之内的双边主义。中国应当照顾到“小国恐惧大国”这天然的事实。可以在中国-东盟的多边构架内，进行双边的岛礁主权谈判。再者，中国也可以以更大的努力，来推动南中国海共同行为准则。中国实际上可以要求东盟管理好其成员国，而不是指责中国。一个团结的同盟对中国有利。

最后，亚太区域中美的合作更为重要。可以预见，美国作为亚太国家的地位只会强化。中美关系不是一对简单的双边关系，而是当今国际政治秩序的结构或者两根“柱子”，缺一不可。并且，从单纯的双边关系来看，合作领域远远大于冲突的领域。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中美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直接的地缘政治冲突，很多所谓的地缘政治冲突，都发生在中国和美国的盟友之间。

亚太区域是一个开放的区域，地区事务不仅对这个区域的国家开放，也对其他国家开放。不过，中美两国必须承担更大的责任。这里，中国一直所奉行的开放型区域主义值得重视。多年来，中国尽管也感受到了来自美国的压力，但并没有学美国去组成同盟。中国强调的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伙伴关系，而非同盟关系。伙伴关系是为了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而同盟关系往往需要一个“敌人”。这要求美国能够超越冷战时代形成的传统同盟战略，改革同盟战略，转向针对大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在全球化时代，各国有太多的共同挑战了，例如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等等。只有合作，大家才能促进共同利益，大家都是赢家。如果走向冲突，大家都是受害者和输家。

七、亚洲的崛起和亚洲价值观

当“亚洲价值观”的提倡者讨论“亚洲价值观”时，尽管有不同定义，他们都从正面来论述。历史地看，“亚洲价值观”是其他各种否定亚洲价值观存在，或者否定其正面道德意义的论题的反论题。

其中最著名的，乃是流行于西方的“东方专制主义”。这概念自从古希腊时代产生至今，其内核从没发生过大的变化。从经验层面，它假定“东方专制主义”是存在的。在这个概念的引导下，西方不同时代的学者和作家，都会去寻求经验证据论证其存在。从规范层面，它假定“东方专制主义”是东方区别于西方的根本，也是东方落后于西方的根源，因此它需要被改变甚至抛弃。

“亚洲价值观”并非亚洲人本身去和西方价值观比较的产物，而是西方人“发现”了亚洲，也是西方人首先界定了他们所谓的“亚洲价值”。由亚洲人自己提出的“亚洲价值观”，则只是20世纪80年代后的事情，而且是回应西方所界定的“亚洲价值”的被动产物。在宏观文化层面，今天亚洲人所讨论的“亚洲价值观”，就是对西方固有的亚洲概念即“东方专制主义”的反应。

西方文艺复兴之后，走向强大，到了近代西方诸国成为世界强权。所以，近代以来，世界力量格局的基本事实，就是西方在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占据主导地位。随着西方的文化宗教、经济、地缘政治等利益向非西方世界扩张，对非西方世界所有一切的定义权，也牢牢掌握在西方世界。非西方世界一直处于被动局面，要么沉默，要么只是少数人发发牢骚而已。对非西方世界更多的人来说，他们接受的唯一观念，就是西方的就是先进的。因此，学习西方文明，改造甚至抛弃自己的文明，就成为非西方世界的“目的”。

1.对东方认知的三个阶段

就西方对东方的认知而言，如果从文艺复兴时代算起，西方对亚洲（尤其是中国）价值的认知（定义），经过了三个大的历史阶段。漫长的文艺复兴（13世纪至17世纪）是第一个阶段。当时欧洲开始走出漫长的中世纪宗教时代。为了“复兴”，欧洲人不仅从他们的文明源头古希腊寻找思想和精神的源泉，也到东方（包括波斯、印度和中国等）寻找。文艺复兴的核心，就是强调与宗教相对的科学和人本身的价值。西方在东方寻找到了科学，也寻找到了理性精神（中国的世俗文化），并把东方因素和古希腊因素融合在一起，造就了一种新的文化。西方在东方的寻找，主要是通过东方的古典文献，并且是通过传教士这一群体。在这段时期，西方人关切的东方，其聚焦点在于宗教、文化和信仰层面的东西。同时，传教士这一群体和一些商人，也开始对亚洲社会有了一些亲身的体验。

欧洲的启蒙运动（17世纪至18世纪），是欧洲人对东方和中国认知变化的转折点。启蒙时代一方面承继了文艺复兴时代的精神，另一方面对传统文化，包括东方文化，更具有批评精神。如果文艺复兴的主题是挣脱宗教时代的愚昧文化，建立新的理性文化，启蒙运动所关切的不仅是继续这样一种理性文化，更是要进一步确立理性的制度体系。启蒙时代是批判的时代。启蒙运动者一方面看到了中国文化中所包含的理性精神等因素，另一方面也竭力批评中国传统的专制主义。“东方专制主义”的概念尽管在古希腊就已经存在，但只有到了启蒙时代，人们才开始对这个概念作比较系统的思考。

对东方和中国价值比较系统的认识，是19世纪之后的事情。西方的资本主义有了长足的发展，推动了传统社会政治制度的转型。对19世纪的欧洲作家来说，有关东方和中国的核心问题，就是为什么东方和中国没有发展出像欧洲那样的资本主义。马克思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和理论，从唯物主义的方法来探讨这个问题。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则从文化的角度，也就是用“唯心主义”的方法，来探讨同一问题。综合两位大家的观点，结论都非常明确：东方和中国，无论是物质层面的生产方式还是宗教文化层面的精神要素，都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缺失，是亚洲社会经济落后的主要根源。

20世纪仍然是西方的世纪，无论是苏联模式还是二战之后纷纷独立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都没有能力形成自身的话语。西方因此得以继续主导亚洲和中国的论述。中国在1949年结束内战，但同样没有任何条件建立自己的话语。当时的亚洲处于冷战状态，中国属于苏联阵营，而其他很多国家属于西方阵营。防止共产主义的扩张，成为西方的要务。西方的知识界转而开始对中国政治的研究。德国社会学家魏特夫（Karl Wittfogel）在马克思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了东方“水利社会”的概念，对西方世界早已形成的“东方专制主义”概念作了系统的探讨。

冷战结束后，民主政治成为西方话语的主流。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西方式民主扩展到东亚社会，包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表明西方民主政治在竞争中赢得了胜利。西方一片乐观情绪，产生了当时美籍日裔作家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理论。随着经济的全球化，西方成功地把以民主为核心的西方话语，扩展到亚洲社会。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尽管西方对东方和中国价值的界定，经历了从宗教文化到经济到政治的演变，但其背后的逻辑高度一致，那就是亚洲价值是其社会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西方从亚洲社会经济的落后，寻找亚洲被西方打败的原因，再从文化、宗教、政治、社会等方面，去寻找亚洲经济落后的原因。这样，关联点被建立起来，即亚洲价值促成亚洲的落后性。要走出落后和亚洲价值两者之间的恶性循环，就要抛弃亚洲价值，接受西方价值及建立在西方价值之上的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

自近代以来，亚洲社会也在苦苦追求自己的话语权，只不过并不像西方那样表现在知识层面，而是表现在行为层面，例如，在战场上赢得胜利，或者在经济上获得成功。

2.亚洲价值观的围剿与反围剿

就东亚社会来说，西方完全主导亚洲的情况，直到日本明治维新之后，跃升成为第一个现代化国家，才开始得到改变。在日俄战争中，日本打败俄国，这是亚洲国家第一次打败西方国家，表明亚洲人也是可以成功的。然而，日本很快就误入歧途，学习西方，走上了帝国主义的道路，不仅没有帮助亚洲国家“共荣”起来，反而侵略亚洲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战争灾难。二战之后，日本被美国占领，更多的亚洲国家落到了西方的势力范围内，它们只能接受西方的话语。尽管很多国家的政治体制（例如日本的民主体制），和西方的不一样，但为了和西方保持“认同”，它们都拼命地假装成西方民主。面对强大的西方，亚洲国家的共同策略，是强调和西方的一致性而隐藏不一致性。

亚洲价值观的真正突破口，在于东亚社会在经济发展上的成功。到20世纪80年代，东亚经济体，主要是日本和“四小龙”（即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从原来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跃升为富有的“第一世界”（李光耀语）。经济上的成功促成了这些社会文化自信的复苏，使得人们相信自己所拥有的价值观，也能创造西方曾经创造过的奇迹。不过，20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后，有关“亚洲价值观”的讨论很快就中断了。

2008年自西方开始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再一次给人们机会来反思西方价值和亚洲价值。不过，这次的战场转移到了中国，亚洲价值变成了中国模式。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有关“亚洲价值观”的争论没有能够持续下去，围绕着中国崛起的亚洲价值则会长期持续下去。在日本和“四小龙”经济体中，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被视为是西方化的产物，只有新加坡的模式被西方视为偏离了西方价值。李光耀既是“亚洲价值观”的提倡者，更是这场争论的焦点人物。中国则很不一样，不仅其领土面积、人口数量、经济规模等极其庞大，是所有东亚经济体所不可比拟的，更重要的是中国是一个不曾完全西方化的文明大国，其文明的主体性不曾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这产生了非常严肃的学术和政策问题：中国的崛起会使亚洲价值成为西方价值的另一个选择吗？这涉及20世纪90年代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所提出的“文明冲突”的命题。西方并不认为亚洲价值会取代西方价值，因为作为文明的西方价值根深蒂固，没有任何其他价值可以取代。西方所担忧的是，会出现西方之外的价值选择吗？西方文化是一种使命性文化，其使命是要全世界的人都接受西方文化（“一神教”），经济体系都成为西方那样的市场经济，政体都成为西方那样的民主。因此，当20世纪80年代出现“亚洲价值观”时，西方群起而攻之，围剿“亚洲价值观”，参与围剿的更是亚洲社会那些接受西方教育或西方价值观的社会群体。

同样的道理，如果崛起的中国复兴了亚洲价值，并且成为另一种选择，西方也会再次围剿。实际上，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这种围剿与反围剿的互动已经开始。围剿者当然要绞杀中国所体现的亚洲价值观，而反围剿者则力争这种价值观的正当性，存在的合理性，有些甚至开始夸大这种价值的优越性。因为争论的战场在中国，亚洲其他地方的感觉并不是那么直接。不过，随着中国的继续崛起及其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扩张，这一战场迟早会延伸到其他亚洲社会，尤其是东亚社会。

第十五章　中国如何实现大国大外交

一、中国可以回避“金德尔伯格陷阱”吗

今天全球化本身已经成为世界性公共品，而大国负有独特责任来维持足够的公共品的提供。尽管各国都可以从全球化过程获得不同程度的利益，但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能力维持全球化这一进程。

一般说来，小国很少有意愿为全球公共产品付费，因为它们贡献太小，是否贡献对全球体制运作来说关系不大，小国因此更多是选择“搭便车”。大国则不一样，大国可以从全球化过程中获得明显的好处，因此也需要对维持这个过程做出更多的贡献。如果大国不承担领导责任，就会导致全球公共产品供应的短缺。

当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衰落到无法承担这一责任时，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却继续“搭便车”，由此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今天，因为美国的相对衰落，不能够再继续扮演领导者的作用，对全球化而言，就缺少全球公共品的提供者。这种情况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忧世界会不会再次陷入“金德尔伯格陷阱”（The Kindleberger Trap）。

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是美国战后马歇尔计划的思想构建者之一，后来在麻省理工大学任教授。他认为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的根本原因，在于世界性公共品的缺失。尽管美国取代了英国成为世界上的最大国，但美国未能接替英国扮演的角色，结果导致了全球经济体系陷入衰退、种族灭绝和世界大战。

在美国出现巨大困难的时候，人们的目光很自然转移到中国。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它是否有意愿为提供全球公共品贡献自己的力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和美国所领导的西方，被视为全球公共品——如稳定的气候、稳定的金融或航行自由的主要提供者。

不过，对中国来说，尽管继续引领全球化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但要担负起提供全球公共品的责任并不容易，因为维持这个体系既有助于实现中国内部的可持续发展，也有助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问题并不在于中国是否有意愿，而在于要回答一系列问题：中国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提供国际公共品？如果不能单独提供，中国如何可以和其他国家一起提供？即使中国既有意愿也有能力，那么其他国家会很容易接受中国的角色吗？

中国要帮助避免“金德尔伯格陷阱”，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实现和国际自由经济秩序的深度融合。如果能够社会融入，并且让其他国家确信，那么中国会比较容易担负全球化“领头羊”的责任，不仅自己可以，也可以和其他国家一起共同提供全球公共品。如果不能，那么中国的外部崛起就会变得非常困难，甚至会和西方处于一个对立的状态。

原因很简单，今天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远非当时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有两个客观条件使得美国当年能够顺利从英国手中接过国际体系的领导权。第一，当时的美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国，到了19世纪90年代，在经历了长期的“孤立主义”之后，美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并且也已经通过各种方式解决了周边外交问题。第二，欧洲国家近代以来经历了反复的战事，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尽管它们之间具有共同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类似的政治制度，但各国之间因为战争互相不信任，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能力来充当领袖。这个时候，它们需要邀请另外一个国家来担任领袖，而美国和欧洲之间所具有的共同价值观、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使得美国具有了天然的条件来领导欧洲。可以说，美国是被欧洲“邀请”成为世界领袖的。尽管一战之后美国从英国手中接过了国际领导责任，但没有充分的准备提供公共品，从而没有能力避免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不过，二战之后，美国接受了教训，及时推出“马歇尔计划”，在最短的时间内复兴欧洲被战争破坏了的经济，有效巩固了西方盟主的地位。

那么今天的情况又如何呢？有几个要素很确定：第一，尽管美国已经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单独维持世界体系，但它仍然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军事强国。更重要的是美国要继续维持其霸权，千方百计地遏制中国的崛起。或者说，美国不愿意中国分享更多的国际空间。第二，中国尽管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贸易国，但本身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提供全球公共品，其未来主要的精力仍然要放在国内的发展上。第三，中国和美国具有不同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政治体系。不仅美国，很多西方国家对中国没有足够的信任。

因此，中国所面临的情况是，尽管客观上世界经济需要中国扮演新的“领头羊”和提供公共品的领导者，但很多（西方）国家对中国仍然另眼相看。今天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看法主要有几种：

第一，因为中国不同的价值体系、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中国是当前国际自由经济秩序所面对的主要威胁。第二，即使不会破坏现存国际秩序，但中国把这个国际秩序视为一种外部强加的东西，并不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一旦在国力方面超越美国，中国就不会维护这个秩序。第三，中国现在接受这个秩序，主要是因为中国可以从这个秩序中获得巨大利益。中国一直在享受好处，而没有担负足够的责任来提供公共品，因此没有认识到强大的国力所附带的重大国际责任。第四，美国和自由主义世界不必担心中国的崛起，因为中国永远不会超过美国。美国的衰落只是相对的，现在的困难也是暂时的。美国和西方的制度具有强大的修复功能，对世界的主导是可以持续的。

在回应西方的各种错误认知上，中国本身直到今天仍然处于一个被动的地位。中国最常用的一种简单解释是：中国没有领导世界的野心。不过，这种解释已经远远不足以减少人们对中国和现存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的担忧。其他国家很难相信一个不断崛起的中国，会一直是现状的接受者和维护者。在世界经济面临困境的今天，更多的国家也不容许中国和现存秩序之间的关系只停留在今天的水准。

的确，今天西方面临巨大危机，是中国提升自己国际话语权的一个机会。既然中国已经是世界经济体的有机部分，也没有任何可能性与世界经济体分离，那么中国不能坐等他国的“邀请”，而是要主动出击，和国际自由经济秩序对接，不仅容纳现存话语，而且进一步发展话语，抢占国际话语权的制高点。中国和国际自由经济秩序进一步对接的话语和实践，至少要包括如下几个部分：

第一，接轨。这是中国的选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选择和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接轨，并且获益于这个秩序。中国得益于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被西方视为体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的国际机构。

第二，承担国际责任。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中拥有否决权的五个国家之一，在各个国际机构内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承担越来越大的责任。中国现在是联合国维和部队的第二大出资者，并积极参与联合国有关行动计划。

第三，改革和发展。中国意识到全球治理体系出现的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不过，解决不是要通过革命，而是要通过改革。例如，世界经济不平衡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权力配置上的不公平所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0%以上，但并没有反映到全球治理体制上。中国这样做并非为了一己之私利，也不是为了对付西方，而是为了实现可持续的全球治理。改革是为了发展。全球化仍然是促进发展的有效途径，而发展是解决今天各国所面临的问题的有效途径。国际自由经济秩序仍然有效，但需要通过改革而得以改善。

第四，创新与补充。中国不仅要改革现存国际治理体系，使之更可持续和合理，而且要以自己的力量来继续发展和补充这个体系。例如，2015年，中国发起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不是要取代世界银行或者其他国际和区域的组织，而是对现存体系的补充。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组织并非中国一国的事情，更是大家（各国）的事情；并且新设立的组织依然遵守国际法，并与现存组织和体系展开合作。

第五，中国也要在自己的方案里面，表明自己不会做什么，中国接受国际自由经济秩序的合理部分，但不会接受和重复不合理的部分。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两大方面：在政治上，中国不会像美国那样，把自己的政治体制强加给其他国家。西方在全世界到处推行西方式民主，今天世界一些地区的无序状态是接受了不合理的政治体系所致，是西方一些国家到处推行民主的结果。中国一方面会继续推进全球化，但另一方面也会继续强调主权国家的重要性。主权国家仍然是国际社会最有效的治理单元，一旦这个治理单元被破坏，世界会变得更难以治理。在内政方面，中国会致力于内部治理体系的改善，但不会把自己的治理体系强加给其他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内政，中国继续实行“不干预”政策；在经济上，中国会致力于建设一个更具有包容性的经济秩序。中国不会建立像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那样的区域或者国际性经济组织，把一些国家排挤在外，而是要建立类似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那样的具有广泛性的经济组织。

中国的这些主张很重要，因为很多国家都深受西方的干预主义和排他主义之苦。但这些并不是国际自由经济秩序的主体，更多的是和西方个别国家的自私政策具有相关性。中国要意识到，这些是可以加以改革的，而不能因为这些而去否定整个国际自由经济体系。

这些年来，中国在和国际自由经济秩序接轨方面具有了实质性的进步。在经济方面，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话语和行为越来越具有信心。和国际自由经济秩序的深度融合，不仅有助于中国本身的可持续发展与和平崛起，也有助于世界避免“金德尔伯格陷阱”和维护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这是一件“利己利人”的事情。

二、为什么世界期待中国的声音

2016年是二战以来西方少有的一个政治年，先后发生了被很多人视为“黑天鹅”的重大政治变化，英国脱欧、意大利宪政改革公投失败、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等。人们把这些视为“黑天鹅”，因为这些表示着不好的预兆。很明显，对西方来说，这个政治年其实还没有结束，还继续发生类似甚至更坏的政治变化。

特朗普和美国现存体制的对立已经公开化，从前是美国两党之间互相否决，现在已经演变成特朗普和整个旧体制之间的互相否决。这种情况不知道何时能够结束，美国政治何时能够稳定下来。欧洲的情况同样令人担忧。英国已经正式进入脱欧程序，相信这不会是一个顺利和平稳的过程。法国极右国民阵线力量继续上升，而德国的右派选择党也不甘示弱。

实际上，欧洲的右派趋于结成区域联合阵线，甚至国际联盟。如果法国国民阵线赢得选举，欧盟就岌岌可危了。不管怎样，西方各国内部政治力量的对立已经公开化，政治斗争（而不是政治合作）成了西方的“新常态”。

西方的变化已经也必然继续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构成巨大的冲击。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到今天还没有恢复过来。如今西方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开始盛行，已经很糟糕的世界经济形势势必进一步恶化。

在地缘政治方面，特朗普想通过改善美国和俄罗斯关系来缓解局势，包括双边关系及美俄在中东和欧洲问题上的分歧，但看来事情并不简单。无论是特朗普本人还是其所任命的官员，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几乎在动摇着特朗普的合法性基础。这个趋势也不会在很短时间里明朗起来，美俄关系、欧俄关系、中东问题会继续处于高度不确定状态。地缘政治的这种局面又会对世界经济造成极为负面的影响。

在这样的情况下，世界把眼光转向中国，并且唯独是中国。这并不难理解。当特朗普正式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时，澳大利亚立刻希望中国能够加入TPP谈判。其实，各国都明白，一个没有中国的TPP本来就没有多少意义，但现在一个美国退出、中国又没有加入的TPP，就完全失去了其意义。欧盟面临英国脱离和美国保护主义的压力，也希望能够提前和中国讨论经贸关系，在险恶的国际环境中寻找稳定经济的要素。

实际上，中国内政外交的任何动向，都会牵动全球的关切，关切中国已经成为各国关切自身利益的必需。当然，在关切中国和关切美国及欧洲问题上，世界有不一般的心情，中国的政治年不是西方的政治年，当人们对西方失望的时候，对中国抱有更多的希望。

在国际层面，今天的全球化需要“领头羊”和领导者。当美国和西方不再能够扮演“领头羊”角色时，世界自然想到了中国。尽管还有崛起中的其他新兴经济体，但除了中国，其他新兴经济体不仅经济体量仍然很小，对世界经济很难有足够的影响力，而且很多新兴经济体内部发展动力不足，制度的脆弱性随时体现出来。

更为重要的是，全球化作为世界公共品，需要由大国来提供。尽管各国都可以从全球化获得不同程度的利益，但并不是任何国家都有动力或能力来维持全球化。中小国家更多的是选择“搭便车”。美国没有能力了，中国呢？谁来提供全球公共品？

近来西方越来越关注世界会不会陷入所谓的“金德尔伯格陷阱”，这并非没有道理。很显然，今天再次出现这个忧虑，表明今天世界所面临的严峻局势。世界对中国的关注源于对中国的过去、现状和未来的分析与认知。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今天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国。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一直为世界经济稳定和增长提供着最大的贡献份额。尽管近年来经济下行，但因为中国经济基数庞大，其贡献仍然最大。人们也相信，只要中国维持在官方所规划的经济增长水平，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只会增长，而不会减少。

再者，世界也发现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话语方面的进步和转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选择了和世界经济接轨，但现在中国开始具备动力和能力，来维持和改善世界经济秩序。从2016年中国主办杭州二十国集团峰会，到2017年年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达沃斯论坛的演讲，中国越来越接近西方进步力量所秉持的传统自由贸易话语。中国似乎向世界传达出了一个积极的信息：当自由贸易这面旗帜美国扛不下去的时候，中国会接着扛。

中国所提出的世界和区域经济的“中国方案”令人更感兴趣。近年来，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和主导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尽管少数国家对中国抱有怀疑态度，但更多国家积极参与中国的倡议，因为它们看到中国的举动并非“另起炉灶”，建立自己的体系，而是积极配合现存的国际经济体系，提供必需的和相应的补充。或者说，中国所做的是在强化现行国际经济体系。这些正是世界所期待的。

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对待地缘政治的态度和方法。尽管因为南海问题，中国被西方和亚洲一些国家塑造成一个扩张性帝国，但世界逐渐发现中国实际上对西式地缘政治并不感兴趣。尽管中国在保护其国家核心利益方面会不惜一切，但中国并没有任何企图向外扩张。今天中国周边国家可能要比美国周边国家、俄罗斯周边国家更感觉到安全。

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应对很沉着。中国和菲律宾的关系变化，可能是西方所没有想到的。其实道理很简单，中国对冲突并不惧怕，但冲突更可能是两败俱伤，而合作则是共赢的。

在不长的时间里，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关系有了全面的改善。今天，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老挝、缅甸等国家，已经把西式地缘政治搁置一边，回归亚洲式经济合作。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也开始在这些国家产生积极的结果，至少在经济领域。

世界也注意到中国掌控由外来力量促成的地缘政治危机的能力。例如，无论在其竞选期间还是正式就任总统以来，特朗普对中国简直可以说是“大放厥词”，表现在贸易、南中国海、台湾等方面。不过，中国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情绪，而是静观其变，小心翼翼地避免着人们一直所担心的“修昔底德陷阱”。

不过，世界最为关切的还是中国的内部发展。民粹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无论人们怎么称呼，在西方的崛起，是因为西方内部的发展出了很大的问题。外交是内政的延续。那么，中国的内政又是如何呢？中国的内政支撑得了其外部的角色吗？这是世界的关切。

来自中国的信息是正面的。人们发现中国的领导层可能是今天世界上少数几个最强有效的。西方的问题在于内部治理问题，而内部治理问题的核心在于一个有效政府。西方的困难在于形成不了一个有效政府，精英之间没有共识，党派之间互相否决，造成今天体制内外对峙的局面。

尽管中国政治体系仍然处于变化过程，但中国具有一个稳定有效的领导核心层，有利于政治稳定。同样，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也需要这样一个核心领导层来推动。人们很快体会到习近平近来要“撸起袖子加油干”的言论背后的意义。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中国领导层要把国家的社会经济提升到一个新高度的前兆。

尽管西方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一些人，一直在唱衰中国经济，但中国仍然以自己的步伐和速度在发展。近年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下行也不可避免，但问题在于中国的经济是“硬着陆”还是“软着陆”。不难发现，中国政府通过各种方法，包括政府和市场的作用，避免了经济的激烈波动，以缓慢平稳的方式下行，这有效保证了内部的稳定。

应当指出的是，尽管经济下行，中国在所有大国经济中，增长仍然很高，而且因为其庞大的基数，中国继续为国际经济增长贡献很大的份额。

中国为世界提供的更为积极的信息，是其消化全球化负面后果的决心和能力。全球化为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但财富在各个社会群体中的分配极端不公平，造成社会的巨大分化。西方政府无能为力，任由民粹主义崛起和扩大。中国在全球化造成的弊端方面不能置身事外。

三、中国如何回应国际的期待

从国际背景来说，今天正处于全球化最不确定的时刻。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世界经济仍然处于不平衡的状态。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所造成的巨大收入差异、社会分化、就业流失等，导致西方贸易保护主义的迅速抬头。美国是上一波全球化的“领头羊”，但特朗普的当选表明右派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战胜了以往的自由主义，美国不仅不再扮演全球化“领头羊”的角色，反而开始扮演起“逆”全球化的角色。

这不仅直接影响到已经全球化了的国际企业，而且也势必影响全球经济。欧洲一些主要国家都在进行选举，包括法国和德国，而英国则进入正式脱欧程序。如果欧盟继续弱化，甚至解体，那么不仅会促成欧洲内部的巨变，更会促成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的巨变。

因此，世界期待着一个新的全球化的领导者或者“领头羊”。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国，并且经济发展势头仍然良好。很自然地，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希望中国扮演“领头羊”的角色。对西方来说，更重要的是习近平的演讲体现了西方广为接受的传统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价值观。

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国际社会再次给予中国很高的期待。对中国来说，因为西方和美国所面临的困难而出现的国际空间，如果把握得好，就是一个很好的在国际舞台上提升自己的机会。理性地说，这个机会也必须把握好。

西方和美国今天出现的“内向型发展”趋势，是因为之前没能有效地消化前一波全球化所产生的内部问题。“内向发展”可能只是短暂现象，等内部调整好了，西方又会再次走向全球化。道理很简单，全球化历来就是资本主导的，政府起辅导作用，全球化今天所出现的问题，并不能改变资本扩张的本质（马克思语）。也就是说，中国要善于抓住这个机遇，提升自己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制度地位和作用。

那么，中国能否抓住这个机遇呢？这既是一个能力问题，即中国是否有实际能力去抓住这个机遇；更是一个认识论问题，即中国是否把此视为一个机遇，要不要这个机遇。就能力而言，中国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国，如果中国没有能力，那么其他国家就更不用说了。人们有理由认为，对中国来说，主要是认识论问题。要抓住机遇，中国的决策者首先必须解决好几个有关中国和国际自由经济秩序之间的关系认识论的问题。

1.中国到了必须“走出去”的时候

第一，中国下一步可持续发展，需要其进一步融入现存世界经济秩序。中国是全球化的主要参与者，也从全球化过程中获得发展机会。如果没有对全球化的参与，很难理解以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在下一阶段，没有其他国家像中国那样更需要全球化。历史地看，无论是发达的西方还是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迫切需要全球化。因为当其境内市场趋于饱和的时候，就必须寻求开拓海外市场。

今天的中国，尽管仍然需要吸引大量外来资本来进行产业升级，尤其是技术含量高的资本，但同时在很多领域中也出现资本过剩的现象。就是说，在一些领域资本已经饱和，需要走出去寻找新的投资空间。除了资本，中国也拥有过量的产能。

尽管“去产能”主要还是要通过国内的改革来达成，但“走出去”也是其中一个有效途径。再者，中国拥有诸多技术，尤其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和中小企业发展方面。中国的技术是辅助资本和产能“走出去”的有效手段。这里的关键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走出去”？如果把这个问题置于中国和世界自由经济秩序的关系中来理解，人们可能可以找到更为有效的答案。

第二，国际自由经济秩序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对国际自由经济秩序要有实事求是的认识，而不能过于意识形态化。简单地说，到现在为止的世界自由经济秩序的形成和发展并不容易，它是西方进步力量尤其是左派力量长期推动的结果。一些人对西方的看法经常过于意识形态化，不经意地把整个西方建立的制度置于中国的对立面。

实际上，西方尽管总体上都是资本主义体系，但在这个体系内部也有进步力量和保守力量之分。毛泽东当年在划分“三个世界”时，就充分考虑到这一点，强调中国必须和西方的进步力量走在一起、站在一起，联合反对保守的力量。毛泽东的这个客观分析及其相应的政策，在当时对开展中国的外交和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起到了关键作用。

经验地看，现存国际自由经济秩序的确立是用血的教训换来的。西方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从资本短缺到资本过剩的过程。在早期很长的时间里，西方资本“走出去”实行的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打开其他国家的大门掠夺资源。后来更发展成殖民主义，在全世界瓜分市场。

但是，这些做法后来慢慢不行了，一方面是因为西方国家内部进步力量的反对，另一方面是因为非西方国家民族意识的觉醒。因此，随着二战后反殖民主义运动的展开，西方资本不得不寻找新的办法实现资本的全球化。很显然，二战后的国际经济秩序较从前的国际秩序有很大的进步，更具有文明性。

2.二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几个变化

首先，二战前，西方国家动不动就诉诸武力来解决经济问题，二战后法治或者基于规则之上的国际经济行为成为人们的共识，表现在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主要国际组织方面。尽管一些西方国家也经常诉诸法律之外的手段，但越来越多的国家是接受法治和规则的。

其次，国际组织表现为多边化或者多边主义。多边主义主要是想解决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尽管这方面和二战之前的一些西方列强主导的多边组织没有多少差别，但二战之后的多边组织更具包容性，即向发展中国家开放。所以，尽管西方国家还是主导着这些多边组织，但发展中国家在这些多边组织的作用也在提升。这些多边组织也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分享国际发展的成果。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国际组织有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使命，更是因为它们有助于发达国家的市场向发展中国家开放。中国已是这些国际组织的成员，并在其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选择了和国际接轨，并没另起炉灶。这也是中国成功的地方。不管如何，中国并没有任何可能性和这个秩序脱离，中国的唯一选择是如何在这个秩序内发挥更大作用。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更深入地和这个秩序对接。有一点非常明确，继续深度融入这个体系，“为我所用”，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成本非常低的理性选择。道理很简单，因为这套体系已经广为接受。

第三，中国和国际自由经济秩序接轨更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全球化必须有大国的大力推动。全球化的主体尽管是资本，但如果没有政府配合，全球化便会困难重重。近代以来的每一波全球化都和政府作用分不开。二战前的全球化主要由英国推动。历史地看，英国既是自由主义经济贸易原则的发源地，也是这个世界秩序的主要建设者。

在其崛起过程中，英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实行单边开放，即英国单边向其他国家开放，即使对方不向英国开放。这种方式促使英国快速崛起成为当时的最强国，即大英帝国。当然，英国之所以能够实行单边开放政策，主要是把握了其经济上的比较优势，因为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近代化国家。

二战后美国扮演了推动全球化的主要角色。欧洲国家之间因为战争大伤元气，邀请美国来扮演国际领导角色。而美国也通过马歇尔计划等帮助欧洲经济复苏。之后，美国以多边主义方式构建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制度体系，这个体系一直有助于维持美国的领导作用。

但是，今天的情况已经很不相同。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没有西方国家有能力助力世界经济复苏，直到今天世界经济仍处于失衡状态，发展缺乏持续的动力。因为处于危机状态，西方现在开始搞贸易保护主义，自顾不暇，不仅很难再推进全球化，还开始成为全球化的阻力。世界经济需要通过开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来达到新的平衡。也就是说，世界仍然需要全球化。

当西方不再能够扮演全球化推进者角色，人们的目光很自然地转移到中国。今天，在西方社会越来越不确定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就希望中国来扮演继续全球化的“领头羊”角色。对中国来说，看来已很难推脱国际社会的这个期待了，因为这既是中国本身发展所需，也是国际发展所需。中国能否满足国际社会的这个期待，当拭目以待。

四、塑造中国崛起的新国际战略

自十八大以来，中共高层一直在讨论“两个百年”目标的问题，即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从这些年的发展趋势来看，在今后的几年里，中国有足够的能力实现第一个百年的目标。第一个百年的目标早已经相当明确，具体体现在中国第十三个五年规划上，即实现全面小康社会。

更具体地说，就是要在“十三五”结束时，中国的人均国民所得从现在的9000美元左右提升到1.2万美元，只要实现年均6.5%的经济增长率，就能达到这个目标。同时，中国也正在进行一场全国性的精准扶贫运动，以控制绝对贫困人口的数量。

一般认为，鉴于中共强大的动员能力，实现这些具体目标没有大的悬念。这意味着，十九大之后中共高层会把重点放在实现第二个百年的目标。尽管这个目标仍然需要细化，但大方向已经有了，反映在“中国梦”“中华民族复兴”等概念中。

内部的发展目标对中国外交也必然产生重大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帮助中国即将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无疑，要实现第二个百年的目标，中国仍然需要有利的国际环境。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交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和其他几个大国相比，中国的成就更是显然。无论是美国还是俄罗斯，都在不同程度上挑起和卷入国际纷争甚至战争。但中国外交，用中国自己的话来说，则是“一心一意”谋求内部的发展和外部的和平崛起。这一外交“教义”促使中国能够抓住“国际机遇”。今天的中国正在经历一个非常关键的转型，即从早期的“抓住机遇”到“创造机遇”。

在前面的数十年里，中国有效地抓住了有利的“国际机遇”。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做了一个伟大的判断，认为国际大环境是和平的。在这一判断之下，中国才开始了改革开放。邓小平也定义了中国外交所应当有的方法，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进而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战略，一方面加入国际体系，与世界“接轨”，另一方面要在现存国际体系内部“和平崛起”。这些政策无疑有助于中国“抓住机遇”，中国也的确抓住了当时的机遇。中国加入了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所有重要国际组织，抓住了自80年代开始、90年代加速的全球化进程。

尽管全球化也给中国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例如，收入差异的扩大和社会的分化，但中国总体上也借着这一波的全球化，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贸易国。过去的实践表明，如果对国际形势没有正确的判断，就很难制定正确的政策，抓住发展机遇。

1.探索出本身的发展道路

经过这几十年的努力，现在中国已经有了足够的能力来为自己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创造有利于内部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机遇。十八大以来，在总结前面的经验基础上，中共更已经探索出自己的一条道路，不管是针对大国、中等国家还是小国的。笔者把自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战略概括成为“两条腿，一个圈”。

第一条“腿”即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最先是针对美国提出，但这一概念的应用不仅针对美国，也针对俄罗斯和印度等其他大国。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国要避免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出现的“修昔底德陷阱”，即守成大国和新崛起大国之间所发生的争霸战争。中国既不想和“守成”的美国发生冲突，也不想和紧随自己的新兴大国印度发生冲突。

因此，对美国和印度，中国尽力保持克制，千方百计地寻求通过非战争的方式来解决冲突。2017年中印洞朗对峙局面长达两个多月，用战争解决问题的声音在两个国家都很高涨，曾引发了第二次中印战争的疑虑。不过，最后两国以和平方式结束了洞朗对峙局面。对中国来说，这可以说是把“新型大国关系”引用到印度的一个成功案例。

第二条“腿”是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带一路”。尽管“一带一路”涵盖发展中和发达国家，但其主要对象是发展中国家。沿边国家大都是发展中国家，有不少甚至是贫困国家。

一方面，中国要通过“一带一路”实现“走出去”的目标，服务于国内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借此尽到大国的责任，为这些国家提供区域的和国家“公共物品”（public goods）。用中国自己的话说，就是容许发展中国家搭中国经济发展的“便车”。这是一种包容式、开放式和参与式的区域和国际发展模式。

“一带一路”已经有很多国家加入。即使是从前持怀疑反对态度的美国和日本，也在改变它们的态度，都派代表参加了2017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峰会。

“一个圈”即中国的周边外交。周边外交可说是中国外交的核心，这是由中国特殊的地缘政治位置决定的。中国周边数十个国家，如果搞不好周边外交，中国崛起的难度可想而知。十八大以来，中国在早些年提出的“睦邻”、“安邻”和“富邻”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概念。

这些年来，尽管中国和一些邻国就南中国海问题关系紧张，中国坚守自己的核心国家利益，但中国从来没有动用过西方惯用的“经济制裁”等手段；相反，尽管中国和有关国家政治和外交关系很冷，但经贸关系却从未冷。这也是这些国家之后能够快速改善和中国关系的基础。

在国际层面，今天的西方因为内部经济困难大搞民粹主义，导致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使得现存国际经济体系岌岌可危。但中国领导层则清醒地意识到，无论是内部的民粹主义还是外部的经济民族主义，都不是解决内外部问题的有效方式，无论是反全球化还是逆全球化都会雪上加霜。

全球化趋势势不可当，也是创造财富的有效机制。中国领导人利用各种国际场合，无论是2016年的杭州G20峰会，还是2017年初的达沃斯论坛、2017年5月北京的“一带一路”国际峰会，都相继释放出继续推进全球化的强大信号。今天中国是少数几个大力推进全球化的国家。同时，中国也在努力探索解决全球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主要是财富分配不均和社会分化。例如，中国希望通过“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让当地社会的大多数受惠。

2.中国也要实现战略崛起

尽管一些西方人认为，今天的中国已经放弃了邓小平时期的“韬光养晦”国际战略，但实际上，世界上从来没有像今天的中国那样“韬光养晦”的。从前的大国，在其快速崛起的过程中，无论是成功的英国、美国，还是失败的德国、日本，大都发展出扩张和称霸世界的战略；但今天的中国努力探索的则是如何和平崛起，如何为世界的和平做贡献。

不过，人们也要意识到，迄今为止，中国崛起的各方面是很不平衡的。总体上说，中国在经济贸易方面进展很稳健，但在战略方面仍然面临巨大挑战。从以前大国崛起的经验看，崛起包括经济上的崛起和战略上的崛起两个方面。

无论是大英帝国还是美国，它们是在这两方面同时崛起的。而苏联的崛起主要表现在军事上，因此不可持续。日本的崛起只表现在经济上，而非战略上。日本因为是美国的同盟，战略上也不可崛起。这也表明，日本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能成为世界大国。

中国既要实现经济崛起，也要实现战略崛起。后者则显然是中国的“短板”。不过，在战略崛起方面，中国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东海、南中国海和同印度的关系处理中。在东海的钓鱼岛问题上，中国并没有对日本的挑衅退让，现在已经形成了稳定的互动模式。

在南中国海，中国几经艰苦的努力，已经改变了从前被动回应的局面，转为主动掌控局面。尽管南中国海问题还没有解决，但现在中国已经处于主动地位，相信随着《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进展，各方可以找到更多稳定局势的机制和方法。

在与印度的边界问题上，中国在耐心和克制的前提下，通过各种方式对印度施加压力，和平结束对峙。尽管未来和印度的关系并不容易维持，但如果中国能够继续把“新型大国关系”应用到和印度的关系，是可以找到一条有效途径的。

现在中国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即朝鲜半岛核危机。

今天，中国周边已经有了三个核国家，即印度、巴基斯坦和俄罗斯。如果朝鲜变成核国家，一下子可能增加3个，即朝鲜、日本和韩国。日本已经是一个事实上的核国家，韩国发展核武器也不会有很大的困难了。更为糟糕的是，如果处理不好朝鲜问题，台湾也必然有野心来发展核武器。如果那样，中国的国家统一问题就会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

历史地看，一个国家的大国地位，从来不会从天上自动掉下来，而是要经过很多次大考。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已经经历了很多次国际大考，通过了，并且考得也不错。

在很大程度上说，朝鲜半岛的这次考试甚于1962年美国的古巴导弹危机。如果美国当年不是冒着和苏联进行核战的风险，来果断处理古巴导弹危机，美国很难崛起成为日后的美国。

无论是南中国海问题、和印度的对峙问题，还是目前的朝鲜核危机，无疑都是对中国的考验。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些也是中国崛起的国际机遇。处理成功了，就崛起一大步。每一次危机，如果都能认真对待，在正确判断的基础上，果断行动，就可以以更快的速度实现国家的真正崛起。

五、全球化与中国的大外交战略

在当今时代，中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加重视全球化。一方面中国人发现全球化与儒家的普世说有共同之处，另一方面也发现全球化与中国存在等级但却是开放的国家间体系——“天下”传统——有共同之处。更重要的是，中国人认为全球化是一种权力关系机制。尽管中国不希望成为现存国际体系的变革力量但同时也在迅速崛起。中国人认识到，一个崛起的大国可能会成为现存国际秩序的变革力量。中国必须找到解决维持现存秩序与自身崛起之间矛盾的方法。中国因此将全球化视为自身和平崛起的机制。当中国强调和平崛起的意图时，它更多强调全球化作为其机制。此外，作为根植于现存机制中的重要因素，中国人认为全球化能够帮助中国作为大国扩展影响。随着崛起，中国的影响力也在增长。但要实施其影响力，中国需要其他大国也能够接受的若干机制。在中国人看来，全球化是一种密集的全球网络，各国在其中相互影响。中国人还认为，尽管网络内的影响力是等级式的，大国比小国能够行使更多的影响力，但是国家之间的互动将不会是一个零和游戏，而是一种双赢的局面。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人认为，全球化不仅仅使中国能够通过和平方式至少在经济方面扩大其对外影响，还能用一种和平的方式带来一种新的国际秩序。全球化将中国和国际秩序联系在一起，两者正在相互改造。在中国试图重塑世界的同时，世界也在试图重塑中国。换句话说，一种新的国际秩序将不再是被任何大国或大国集团所强加的，而是各个大国间互动的结果。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有机部分。中国和世界经济之间的高度相互依赖意味着中国目前是整个全球资本主义链条中的重要一环。包括其巨大的人口规模、发展潜力、供需的快速增长等因素，使得中国能够影响世界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已经在很短的时间内重塑了世界经济。一些学者从战略角度出发，提出中国政府扩大对外影响的做法是战略性的，以建立符合中国利益的新的国际秩序。然而实际上，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不断扩大的作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看不见的手”（市场力量）的推动，而不是政府方面的战略规划。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世界市场上“看不见的手”不会出问题。有时候政治性干预也是必要的。这反映在近几年中国领导人在推行“走出去”政策中所做的大量努力。要成为一个世界性大国，中国当然不能仅依赖于其经济实力，因为许多严格的外部制约将不得不通过非经济因素克服。中国近年的“资源外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中国人看来，如果与其他大国发生冲突，那么在这个紧密的框架之内解决会比在此之外更加容易。如前文所述，中国对内希望改革自己的体系，以适应现存的国际体系。实际上，中国在重建国家制度上已经做出了巨大努力，表明中国已经被国际秩序所重塑。

多边地区主义为中国和世界提供了另外一个可以开展互动和相互改变的重要机制。尽管多边地区主义和全球化经常重叠在一起，但两者在中国国际关系中的战略重要性却存在着极大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多边地区主义对于中国的战略意义要比全球化大得多。自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领导人就一直强调通过多边地区主义改善中国与邻国的关系。

在推行多边地区主义的时候，中国积极地从其他大国中学习经验，而不是遵循某一标准模式。中国通向多边主义的道路是“边学边做”模式的。一旦中国认识到多边主义的优势，在组织上就变得积极起来。中国早期在接受多边主义时是勉强的，但近几年，中国似乎已经成为世界舞台上推动多边主义的一支积极主动的力量。

这一做法使中国在一些问题上取得了成功，但在另一些问题上遇到了困难。尤其是在东北亚地区推行多边地区主义的时候，中国遇到了两个强大的邻国：日本和韩国。在发起和维持六方会谈过程中，中国努力成为一个负责任的行为体，这些措施无疑有益于推进地区主义。然而，就中日韩之间多边的地区框架、定位或者方向来说，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此外，东北亚的地区主义似乎对地区国家不起作用，它们倾向于与东南亚国家建立东亚的地区主义。地区国家间缺乏信任和信心是一个主要因素。尽管有一些具体倡议和进展，但该地区仍无法克服传统的障碍，如经济发展中的差异，社会和政治制度的不同，意识形态以及历史问题。在建立地区多边主义过程中中国一直十分谨慎。很显然，中国并不希望被视为回到过去的朝贡制度中，这种担心在其邻国尤其是韩国仍非常明显。中国的行为必须考虑到其他国家的物质和精神利益。

现实地讲，任何地区主义的建设都遇到了大量的困难。但中国确实有过从零开始推进地区主义的良好记录，上海合作组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上合组织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地区安全、经济和文化合作的多边机制下，把中国、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组织起来。在推进上合组织的过程中，中国发挥了关键作用并成为一个主要的推动力量，并且似乎受到这一事例的巨大激励。尽管上合组织的最初目标是通过成员国的联合力量打击恐怖主义，但近年该组织的活动领域迅速扩大。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西部地区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国家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中亚对于中国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战略意义。上合组织使中国能够与该地区发展安全、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为其提供了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的制度手段。多边主义框架下的多边合作使中国能够避免与邻国的摩擦，同时保持和寻求自己的国家利益。由于中国并不想主导这一进程，因此中国在推进上合组织的过程中一直十分谨慎。

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发展同样可以说明中国如何在亚洲处理多边地区主义。与东北亚地区主义和上合组织不同，中国开始发展与东盟关系之前，东盟就已经是一个高度制度化的地区组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战略有所不同，它选择加入已经存在的多边地区组织，并不断学习如何积极地参与其中。这表明东盟这样的多边地区机制能够塑造中国这样的大国行为，表明中国为了实现地区内有效的多边地区主义乐于与小国合作。

当然，多边主义并不仅限于中国的邻国。如前所述，自从冷战结束后，中国在联合国或WTO等国际论坛上变得日益积极，并且显示出明确的意愿在更广泛领域（不扩散、维和）参与多边协定。此外，中国还积极参与并与其他地区大国和组织共同组织多边组织和论坛，如六方会谈、中欧论坛、东亚峰会以及APEC。正如江忆恩所说，中国正在与所有形式的多边组织打交道。通过实践多边主义，中国人相信他们不仅仅可以为现存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而且可以推动它向符合中国理想的国际新秩序发展。

第十六章　在中国发现新民族主义

一、文明的冲突：儒家文明vs基督教文明

1.现代中国的民族认同和民族主义

几个世纪前，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建立科西嘉岛宪法时，指出了文化主义对于国家存亡的重要意义。他说：“我们已尽了最大努力来平整未来国家的基座：现在该在这一基座上勾勒大厦的雏形了。先要找到民族特性来为这一国家大厦定义风格；假使寻而未果，我们也定要创造一个。”在卢梭看来，一个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只有同时是文化和精神的共同体，才能经受住各种考验，这样的国家即便暂时落入外族统治，也有希望存活下来。同样，德国思想家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也指出，文化民族主义的形成是德国崛起为强大的民族国家的先决条件。若无有力的文化支持，德国将无处可往。受到赫德的启发，以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克·李斯特（Friedrich List）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学派，在各民族间“不平等交换”或“非均衡发展”的语境下理解民族主义。他们提出，通过发掘民族的独有个性来构建和强化民族主义。

那么该如何塑造文化民族主义呢？这也是几代中国民族主义者所苦思冥想的问题。早在西风东渐的初始，中国的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就意识到，可以以民族差异为平台，来搭建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从更广义的角度理解，民族差异即是文明差异。中国传统的文化主义孕育了民族主义，而民族因素对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建构起了核心作用。[13]西潮的涌入催生了现代中国民族主义，后者作为对前者的反应，宿命般地肩负起了保全中华文明的使命。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强调如何保全和延续中华文明，如何使饱受强虏欺凌的中华民族免遭灭族之灾。按照这一思路，建构中国民族主义可以从两种区分入手，即国家内部的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区分，以及中华民族作为整体与境外异族的区分。凝聚汉人便可以凝聚中华民族，而要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应将民族主义建立在中华传统文化和文明的基础上。

为何汉族的凝聚力可决定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孙中山认为，只有建立起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才能真正实现满族、蒙古族、回族和藏族间的民族和谐，也才能将所有民族凝聚成中华民族这一整体。满族统治下的清王朝频受西人欺凌，也使得中国各民族人心涣散，将其推翻是历史所向。但孙中山也指出，推翻清廷并不是民族主义的“正向”目标，但只有先将这一“逆向”彻底铲除，才有可能实现拯救中华民族这一“正向”目标。

此外，孙中山也强调中华民族与他族的区别：

人类的分别，第一级是人种，有白色、黑色、红色、黄色、棕色五种之分。更由种细分，便有许多族。像亚洲的民族，著名的有蒙古族、巫来族、日本族、满族、汉族。中国人黄色的原因，是由于根源黄色血统而成。祖先是什么血统，便永远遗传成一族的人民，所以血统的力量是很大的。[14]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成为国民党的教义，并在发动民众抵御列强和统一中国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无疑，共产党也有效运用了民族主义来实现建立其理想中的民族国家的目标。民族主义曾帮助共产党发动群众反抗日本侵略者，也为其赢得民心而最终从国民党手中夺得执政权（Johnson，1962）。在国内民族问题上，新中国成立不久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国家内部各民族的民族主义因此而被弱化。同时，党又用“爱国主义”来取代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以此突出民族和国家的同一性，实现国家统一和境内各民族团结。

2.儒家民族主义

王赓武指出，民族主义虽然可以激发民众热情，却也可能引致一国内部各族群间的相互猜忌、恐惧和敌意。因此，若国家建构不能合理展开，身份认同达不成共识，尤其是当各族还未融合成整体，却被硬生生地圈囿在国境内，它们势必努力挣脱这种捆绑。

为执政党在新时期寻找新的执政基础是中国知识精英的重要任务。在新民族主义者看来，党需要新的合法性基础来巩固执政权，而这又是国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前提。由于党的传统意识形态式微，知识界不再唯共产主义马首是瞻，国家认同危机一触即发。在社会层面，人们在经济大潮中迷失了方向，成为金钱的奴隶。钱袋子的确鼓起来了，信仰却变得空荡荡的。

新民族主义者认为这一信仰缺失使国家裹足不前，通过再造“主义”来填补精神真空已经刻不容缓。康晓光（1994）指出，当前最大的问题是精神疲软。十几亿人口没有一个主义，大家跟着感觉走，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苏联如此庞大的一个帝国，几天之内就分崩离析了，最重要的原因是意识形态衰败了、没落了。它的思想、它的价值、它的主义不能再为它的政权赋予号令天下的合法性。根据这种前车之鉴，能否再造主义亦是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大国之存亡的首要。

那么，究竟该再造何种“主义”？一些人提出它应是民主和自由主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则坚信它是蕴藏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民族主义。这是因为，民族主义作为一民族个体间情感的有力维系，是最具实效性的意识形态。一个民族辉煌的历史和文化、祖先的勇气和智慧可以激发出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为其领袖的政治权威提供合法性。通过诉诸民族主义，政治领袖得以有效地带领民众度过各种危境。按萧功秦的话来讲：

唯有民族主义才能对人们产生一种最直接、最自愿、诉诸人的亲缘本能的感召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只要人类还存在着各个不同的民族，相对于其他意识形态的实效性而言，民族主义可以说是一种实效性最为长远的意识形态。从国家政治层面上来看，民族主义的情感与理念是一种极为珍贵的、“天然”的政治资源。

该如何创造新的民族主义？毋庸置疑，它不是也不该是对传统儒学或近现代史上民族主义的简单回归。萧功秦指出，传统儒学、党的社会主义传统、爱国主义、反帝革命传统、中国的国际环境等等因素的糅合及对它们的创造性解读，为新民族主义的萌生提供了丰厚土壤。

新民族主义应以儒学为根基的观点受到学者们的认同。但不可犯拿来主义，而应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儒家教义进行重新阐释。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干将梁启超曾指出，儒学所推行的理念，在诸多方面不相容于现代民族主义，故应对前者先行改造和转化，方可为后者所用。萧功秦将中国近代自卫型民族主义分为两种类型：以儒教卫道派为代表的“儒家原教旨”的民族主义和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务实的民族主义。前者具有保守性、非理性和排外性的特征。面对西方列强的威逼和侵凌，一味要求排外以避害，回归传统以保全国家。相反，后者则提出，引进和效仿西方先进制度才是摆脱外来威胁的必由之路。今天的中国需要的是这种务实的民族主义。

在传统中国，儒学一直是主流文化形式。在当前的现代化语境下，中国能否在经济高增长和政治稳定间找到平衡，取决于能否对儒学进行传承和创造性地运用。萧功秦强调：

由于主流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政治精英、知识精英与民众文化认同的基础，当一个民族的主流文化价值成为这个国家的中心象征的组成部分时，它就对于这个民族的凝聚力和民族共识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共同应对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挑战，儒学正是这一集体经验的思想结晶，这一属性使它成为民族的有效黏合剂。

照此理解，中国的民族主义等同于卢梭所说的“民族特性”。事实上，现代中国的改革家严复也曾注意到“国性”对国家存亡的重要性。各国国性大相迥异，但都反映了国家的独有文化和价值观。民族性绝非一蹴而就，通常需要数千年的积累和沉淀。只要民族性尚存，哪怕被外族所征服，该民族也不会覆亡。严复指出，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将五湖四海的华夏子孙凝聚到一起，形成了今天的中国，这首先要归功于儒家学说的教化。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衍变，儒家经典已成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文化之源。而它又历久弥新，在西风东渐和社会大重整的革新时代，儒学依然是稳定民心、将他们凝聚在一起以抵御洋枪利炮的强大力量。[15]

萧功秦看到儒家的制度和文化遗产于新民族主义的意义。他提出，中国的现代化，可以启用以儒家主流文化为基础的民族主义，作为社会凝聚与整合的新的资源。这基于两大原因：首先，儒学已不具有“抗现代性”的特质。儒学在近代之所以成为排拒西方近代文明的基本支点，并起到抵制中国现代化变革的消极作用，乃是由于儒学与传统封建专制政治相结合，从而形成官学化的意识形态。如今，这种制度基础已经瓦解殆尽。其次，儒学的道德自主性和“为万世开太平”的社会使命感，使其能够实现现代民族主义的凝聚功能。在人们可以作为权利义务主体而享有多元选择机会的时代，它有可能成为真正的依托点。

儒家民族主义植根于当今中国的国内发展情况和所处的国际环境，同时又为这两者所需。首先，在社会层面，人们的价值观变得更为实际。现代化和经济高增长改变着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也使民众意识到国家利益与个体利益休戚相关，而国家利益正是现代民族主义的核心内容。其次，旧的意识形态无法再凝聚人心，需要新的思想来承接以将民众团结在政权周围。民族主义恰恰可以胜任这一角色。最后，中国的国际环境日趋恶化。西方将日新月异的中国视为潜在的竞争对手，意欲对其进行围堵。这必然挑起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外来势力最猖獗的时期往往也是民族主义呼声最高涨的时候，外来威胁使共有同一文化、宗教、习俗和历史的个体醒悟到——他们的命运被捆绑在一起。

此外，历史记忆也可以激活民族主义。在萧功秦看来，虽然中国在当今时代并不存在某一具体的、对中国人的生存条件构成直接威胁的外部敌人，但近百年来的历史遭遇、深重的屈辱与挫折，使中国人有一种积淀于心理深层的情结，一种被人们称为“强国梦”的情结。

启用儒学作为新民族主义的要义，还需要重新审视它被文化激进派和党的爱国主义意识形态所诟病的历史。不少知识分子指出，儒学于民族主义的价值之所以迟迟不被发现和认可，很大程度上在于现代激进主义对文化民族主义具有抵触性。1919年，中国的激进派知识精英发起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其主旨之一就是“反孔教”。他们认定儒学是阻碍国家进步的陈腐思想，拒绝以它为核心来定义中国文化。五四传统影响了中国几代政治家和知识精英。他们奉行反传统主义，这一主义运用到中国，就是要坚决抵制儒家主流文化，为实现国家富强扫清积尘腐叶。儒学的历史性退位意味着能凝聚中华民族的最重要精神资源流失了。

作为革命的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继承并推进了反传统主义理念。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都认为孔教是典型的“封建思想”，必须加以铲除。此外，在苏联的影响下，民族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被斥责成资产阶级思想，是新兴资本家用来反抗封建贵族统治的手段。民族国家也被认作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的历史性产物，必然随着国际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的到来而消亡。马克思主义者提出“工人阶级无祖国”。中国共产党也曾是马列国际主义的信徒，在其所介入的国际冲突中，国际主义信仰有时与中国的国家利益相一致，如20世纪50年代的抗美援朝战争和60年代的抗美援越战争，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却无益于中国的国家利益，于是国际主义对民族主义构成了挑战。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共产党启用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来凝聚民心。民族主义一直被党视为资本主义的产物，因而被排除在其意识形态之外。爱国主义顺理成章地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主梁，但新民族主义者质疑爱国主义上位的合理性。它由边缘文化杂糅而成，缺乏儒家正统价值观的支撑。萧功秦指出：

爱国主义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主要诉诸传统的边缘性文化因素作为自己的思想材料。例如，传统的下层劳动民众的智慧、反抗外族侵略者的勇敢精神、四大发明和其他一些古代科学技术成就等等。

无疑，建立在这些非主流文化因素上的爱国主义“并不能起到作为民族中心象征的作用”，它作为政治共同体内的社会成员凝聚力的力度是相当有限的。因此，如果要使爱国主义成为团结民心于政权周围的重要力量，就应为其改头换面、重建理论基础。

政界和知识界一致认同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国富强的必经之路。此外，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来，作为最核心的官方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已经深入人民思想和实际生活的角角落落。从革命到改革，它对平稳承续政治秩序和执政党的威权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

从具体操作层面来看，社会主义也很容易被整合进新民族主义。党正是在社会主义的旗号下，将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推进到新的高度，它在经济上的作为已成为其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只要发展主义牵头国家走向，经济增长率就一直会是政权合法性的重要依靠。但萧功秦不看好发展挂帅主义，认为它对发展的方向、目标，对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以什么方式实现整合，对集体与个人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利义务，对稀缺资源的分配，对精神生活与理想的追求，均无法提供足够的制约与规定。

这样看来，新民族主义就应当以儒学为中心。为了使儒家思想与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相容相洽，两者都须经重新阐释。儒家民族主义并不是对传统儒教的简单回归，它是兼容并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政府政绩等其他元素后的产物。但儒学对所有这些元素的整合作用却不可或缺，并与它们共同创建出一种新的有效的民族主义。

3.文明的冲突

一种盛行于20世纪80年代的普遍观点是：传统使中国裹足不前，对它的落后难辞其咎；西化才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唯一出路。到了90年代，情况开始发生逆转。知识界挖掘出传统文化和文明的新价值，如获至宝。西方的价值观和文化则受到了冷遇甚至攻击。原因有三：第一，新民族主义是对80年代慕洋风气的反击。对西方的盲目崇拜使一种身为中国人的自卑感在社会各界蔓延，不少人开始疏离中华文化。一位民族主义者将这种对西方文化的热望和对本土文化的遗弃称作“自我憎恨”。

第二，改革在20世纪90年代所取得的硕果也是新民族主义产生的重要原因。共产主义政权在苏东的倒台宣告当地改革的破产，同时也使中国成为唯一一个既实现了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高增长，又能保持政权屹立不倒的社会主义国家。民族自卑感很快转变为民族自豪感，有不少人将传统文化视为中国成功的秘诀，对其青睐有加。

第三，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知识界对中华文明的自豪感的觉醒。在这篇文章中，亨廷顿提供了一个分析多元文明世界秩序的新框架。[16]此文广受关注，知识界围绕着亨廷顿的观点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其间弥漫着一股浓浓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汪晖指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使得相当一批知识分子感觉到，自己是文化上的西方的异己者。

具体来看，亨廷顿的文章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至少有三个层面：第一，亨廷顿认为儒家文明正成为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这一观点在不少人看来意味着西方已开始承认儒家文明与西方文明相平等的地位。第二，大批知识分子在“中国威胁论”“围堵中国”等反华理论的语境下理解“文明的冲突”，这使得他们将保卫儒家文明视作自己的使命。[17]第三，亨廷顿提出，就民主、人权、自由经济等的发展而言，西方文明是迄今为止最主要的推动力。但中国的知识分子看到的却是一幅全然不同的图景，西方文明在发展和扩张的过程中常常走向它所标榜的理念的反面；相反，和平与和谐曾是儒家文明圈的重要特征。这一对比暗含着这样的结论，即儒家文明优于西方文明。这一中华文明优越论主要基于两大观点：西方文明的扩张带来了国际冲突；儒家文明有助于各国各民族和平相处。以下将对这两点展开具体论述。

（1）西方文明和国际冲突

《什么是文明》和《经济学怎样挑战历史》两篇文章让中国社科院的经济学家盛洪在学术圈声名大噪。[18]它们分别出现在《战略与管理》和《东方》上，两者在当时都是推介新民族主义的重要理论平台。显然，盛洪希望在理论上有所建树，他将着力点放在寻求两种联系上：西方文明扩张和国际冲突的联系，儒家文明的和谐理念与世界和平的联系。

什么是文明？盛洪提出文明应具有两个性质：其一，它认为合作比不合作要好；其二，它从多次博弈的结果来计算成本和收益。因此，文明是一种解决人们之间冲突的方式，而冲突的解决会给人们带来新增的福利。文明的本质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由于各文明形成于不同的时空，当两种不同的文明相遇时，对一文明实体有益的文明规范却很可能对另一文明实体有害，于是就有了冲突。文明越发达，就会越倾向于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冲突。如果认为可以用武力来消灭其他文明规范，这种做法本身已经是不文明的了。

现代西方文明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基础。社会达尔文主义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从自然界搬到了人类社会，很容易得出“存活下来的或获胜的文明是优秀的文明”的结论。这一理论忽视了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即动物没有人的谈判能力，因而不能形成文明。

以这样的理论为基础，西方文明的扩张必然导致文明间的冲突。传统解释将西方近代以来的胜利视作市场竞争规则的胜利、自由贸易的胜利；而它在军事上的胜利则是先进文明战胜了落后文明。但盛洪从近代史解读出与传统解释迥然不同的解释。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在近代的兴起，与其说是依靠自由贸易，不如说是依靠坚船利炮。”这从中国近代史上的鸦片战争可见一斑。盛洪谈道：时至今日，西方主流文化还是将丑恶的鸦片战争描绘成“为自由贸易而战”的正义事业。但事实上，鸦片贸易起源于英国在中英贸易中的巨额逆差的背景下，它的直接目的是弥补贸易上的逆差。西方学者对这一事实讳莫如深，因为他们依然秉持西方文明以播撒自由贸易理念为使命的信念。这一信仰传统延续至今，使得西方在国际事务上依然咄咄逼人。他们努力不懈，誓要将基督教的民主体制和人权理念输出和强加到非基督教的文明社会，又对阿尔及利亚和前南斯拉夫的不同种族采取区别对待政策。这些在他国看来飞扬跋扈的对外行为，西方人却认为名正言顺。

即使在其文明内部，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基础的西方文明，也无法以和平方式解决各国间的矛盾。西方各国的关系本质是竞争而非合作，当竞争趋烈时，向文明外扩张的手段曾在一定时期内起到过平息文明内战争的作用，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盛洪指出：

欧洲近代以来的向外扩张是减少欧洲国家之间战争并使它们采取一致行动的重要因素，从殖民地、半殖民地中获得的利益又成为缓和各集团利益冲突的重要的物质补充。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瓜分完毕、扩张遇到极限，又使得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再度紧张，最终导致比扩张以前大得多的战争。

更糟糕的是，西方文明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其他文明树立了坏榜样。当西方文明的理念漂洋过海，散布到世界各个角落，国家交往的常态开始越来越多地呈现为战争和冲突，和平与和谐在“兵戎相见，胜者为王”的新的国际流行法则下渐行渐远。东亚的日本是受到西方理念之害的典型例子，它一方面是受害者，另一方面又是施害者，成为亚洲的祸端。由于它在二战中策动亚洲战场，亚洲国家不得不将大量人力物力投入战争和军事发展。之后，日本又学着不愿意承认鸦片战争罪行的英国，对其二战罪行遮遮掩掩，甚至试图歪曲历史，将罪行一笔抹杀。西方现在开始担忧核武器的威胁，但“尚武”之风的发源地正是西方。

就中国而言，其近代史就是一部西化史。为了实现现代化，中国努力适应西方所制定的游戏规则。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改变了自己，也正改变着世界。

在付出了骇人听闻的代价之后，中国终于当上了世界第三大核国家。中国人自己能制造核武器的意义是什么呢？首先，这说明，按照西方人的规则玩游戏，中国人也有能力玩好；第二，按武器先进者胜这一规则进行的游戏，发展到了更为危险的地步，因为世界核俱乐部多一名成员，就意味着多一部分资源不是用于和平目的；第三，从中、西方冲突的意义上说，中国作为唯一一个掌握核武器的东方国家，可以在核博弈中与西方国家进行同一层次的互动。但拥有核武器这一事实，对中华文明的发展究竟是助益多还是危害多，目前还很难下定论。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再次向西方看齐，最明显的是引入市场经济体制和推行自由贸易。这两项政策很快促成了中国的经济奇迹，各界对这一现象有三种解读：第一，中国又一次向西方证明，自己完全有能力在西方的游戏规则下胜出；第二，中国正渐渐成为与西方争夺资源和市场的最强劲敌手，它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关系也呈现紧张化趋势；第三，经济基础的日渐牢固必然促进中国军事实力的增长，世界势力格局将因此而改变。单从这三点看，中国似乎已成为国际竞争的赢家，但与其说是中国赢了，不如说是西方文明赢了。所有这些都是中国或主动学习西方，或由西方强加其价值观和规则后的产物。西方现在又大力鼓吹各种反华理论，中国很快也会向西方学习并学会该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届时西方又将自食恶果。国际冲突是西方文明扩张的必然结果，为了解决这些冲突，是时候改变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了。

（2）儒家文明与世界和平

国家间的冲突为何是西方文明扩张的必然结果？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者将矛头直指西方文明的宗教本质。

盛洪指出，宗教是以组织化和仪式化的形式来实现其道德教化的功能的。一旦形成组织，一旦有具体的仪式，就要有人专业化地从事此活动，就会有一群人的利益与宗教本身相关。再者，宗教之间的关系是竞争关系，因为上帝只能有一个。这一竞争不仅不能受到政府的规范，反而经常借用国家的军事力量，表现为国与国的战争。

既然所有以宗教为基础的文明都会导致国家之间的冲突，就需要一个不以宗教为基础的文明来调和不同的文明规范。儒家文明可以担当这一角色。盛洪分析了儒家文明的非宗教的伦理本位性：

中华文明是通过伦理结构来解决道德教化问题的。这种伦理本位的方法的实质，就是强调两人之间的关系。只要任何两个人之间能够和睦相处，整个社会就能达到和谐状态。……中华文明的这种性质，使她有可能成为文明之间的缓冲带和文明融合的媒介。

不同于西方帝国主义的扩张本质，中华文明偏爱和谐，不喜冲突。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阎学通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著名学者。在他看来，不同于西方，中国传统文化是反对霸道、尊崇王道的。历史上，虽然中国曾三度极盛，但从来都不屑于用武力来征服其周边的“夷狄”。唯一的一次向外扩张发生于元朝，而元朝本身就是蒙古族夺取汉族政权的产物。儒家思想秉持以德服人的对外安全战略理念，中国的帝王不认为强制性的暴力有助于帝国影响力的扩张。明朝郑和下西洋并不是要占领东南亚，相反，他为所到之国带去了丰富的中原特产，以此来传播中华文明，实现“协和万邦”的理念。

儒家文明有别于其他文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不存在救赎主义的宗教，它更看重“现世”而非“彼岸”。“救赎”往往呈现为具有狂热性、扩张性与易爆性的非理性行为。不带有救赎包袱的儒家文明崇尚世俗的理性精神。中庸、和平、恕道这些因素构成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

中国的确在近代与西方发生过冲突，但这些冲突是由西方挑起的。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反应性的，它的强弱也取决于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受到的外来威胁的严重程度。虽然中国的新民族主义受到西式民族主义的影响，但儒家文明的平和精神依然深刻影响着执政者的国际观。在对外安全战略上，以核武器战略为例，中国政府一直主张三项原则：永远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原则。盛洪指出，其中不能不说充满了中华文化的内涵：

第一个原则实际上是“一报还一报”的原则；第二个原则则包含了更高的含义，即不用核武器的优势对无核国家实行核讹诈。也就是说，不对武器水平比自己低的国家或民族使用“武器先进者胜”的规则；第三个原则表达了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各文明实体之间纠纷的理想。[19]

这些原则也说明，只要中国秉持儒家理念，就不会成为对他国、对国际社会构成威胁的扩张者。

4.民族主义的转型

现代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兴起意味着西方的国际观战胜了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在中华文明的发源地，西方文明争抢到重要席位。但喜好和平与和谐依然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只要国际环境由敌对转为友好，西式民族主义在中国就会渐渐退潮。反之，若反华言论甚嚣尘上，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必然会再度高涨。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该如何应对并不友善的国际环境？是该以西方民族主义之道还治西方，还是保持反应式的民族主义，再或是问师于儒家传统？

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生成也是中国从文化实体转变为政治实体的重要标志。约瑟夫·利文森（Joseph Levenson）指出，现代民族主义于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来到中国，作为新的国家认同，它完全不同于前现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儒家以天下为其文明教化的场域。这种文明无国界的理念以文化为文明的认同基础，强调儒家美德的普世性，并认为贤能政府的道德教化可以培养民众的善行。现代民族主义对认同的理解与儒家思想迥然有别，它将民族国家作为认同单位。中国的文化主义是文化优越感的产物，19世纪末的西潮冲破了它的自足自给，迫使它转化成民族主义。

无独有偶，约瑟夫·惠特尼（Joseph Whitney）、塞利格·哈里森（Selig Harrison）、伊什沃·欧嘉（Ishwer Ojha）等学者也注意到，随着西方的民族主义将儒家的国家和天下观从世纪之交的中国意识形态战场横扫出局，中国完成了从文化体向政治体的转化。对于文化，民族主义仅仅将它看作一种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手段；文化主义却认为真正应该效忠的是文化，而文化又是无国界的。

王赓武则为现代民族主义和儒家文明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另一种视角，他认为两者并不矛盾：

对中国人来说，这两者过去是，将来还可以是互补的……对儒家思想的深刻理解有助于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但儒家价值体系却具有不依赖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政权的自主性。它曾遭到误解甚至官方的猛烈抨击，但顽强的生命力使它历久弥新。此外，成为孔子的门徒也并不只是中国人才能独享的特权，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学习儒学典籍掌握其要义。由此看来，儒学有助于民族国家的形成，而它的存续却又不依托民族主义。

诚然，引进西式民族主义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中国也因此而崛起为今天的世界大国。但大国应有新的担当，中国将推进世界和平视为己任，这项使命的达成需要向儒家传统寻求灵感。因此，中国新民族主义的目标应是复兴儒学。西式民族主义该在中国的土地上偃旗息鼓了。

如果中国想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就应重拾天下主义。李慎之指出，中国的传统世界观是“天下主义”而非“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效忠于民族和国家，天下主义则以文化为本。因此，民族主义往往意味着狭隘的民族感情，发展到极端就会成为沙文主义，如此，则绝非中国之福。在全球化已经成为大趋势的现实情况下，中国应该理解并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中去。

19世纪末，民族主义随着西方的坚船利炮来到中国，并很快将天下主义赶下主流话语舞台。在此之前，中国没有现代政府、清晰的国界、现代军队，也没有国歌、国旗、国徽。它还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天下主义无法为民众提供清晰的国家认同，也很难将他们动员起来共同抵御外虏。在这一历史情境下，是民族主义拯救了国将不国的中国。但也正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打破了天下主义的自足性，迫使中国接受民族主义。

中国人在近代以来抛弃了天下主义。随着中国天下主义文化的消失，整个世界实际上回到了民族主义的均衡状态，与其相伴相生的战国原则，即“军事力量强者胜”的规则也从西方走向了全世界。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的觉醒和中国的迅速崛起引起了西方国家的不安，由此出现了遏制中国论。如果民族主义继续在中国鸠占鹊巢，天下主义迟迟不得复位，那么西方文明最终将被另一个自己——装在中国民族主义套子里的西式民族主义所打败。

然而，中国的民族主义仍是包含了天下主义的民族主义。显然，西方的反华理论使世界和平前景不容乐观。面对西方的挑衅，中国人必定会诉诸西式民族主义来维护国家利益，而这又将进一步激起西方的恐慌。如此恶性循环，结果只能是人类文明的毁灭。能够使人类避免这一灾难的只能是天下主义文化。那么，如何从这个民族主义的世界中产生天下主义呢？在盛洪看来，有两条道路：一条是欧洲的道路，一条是中国的道路。现在欧洲正试图通过和平的方式来实现欧洲的统一。但欧洲国家的文明极为相似，其实同属一种文明，因此，这种统一没有提供不同文明之间和平融合的榜样。中国的道路看起来更为可行。她的文化传统可能成为再一次从民族主义走向天下主义，或者说复兴天下主义的精神源泉。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到19世纪末在列强环伺欺压下才产生的。但世界和平需要中国放下民族主义的复仇包袱，将它转化成新天下主义。新天下主义不再是有着华夏和蛮夷之分的文化自大主义，而是一个承认和尊重不同文化有着平等地位的天下主义。

结论

中国的知识分子诉诸文明的冲突来建构新民族主义有多种原因。他们要实现两大理论目标：建立民族和国家认同、填补民众的信仰真空。这两项是中国能否真正崛起为大国、强国的关键。那么，该如何再造“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能真正施展拳脚、进行理论建树的空间并不大，而呈现在新民族主义者们眼前的理论元素又往往是支离破碎，甚至相互矛盾的。如何用有限的条件实现并不轻松的理论目标？他们将关注点锁定在中西文明的冲突上。

现代化没有解决国家认同问题。政权的经济成就无法在根本上扭转其政治合法性江河日下的事实。同时，经济发展使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日盛，世道人心分崩离析。若继续放任情况恶化，国家危机就将为时不远。为了整合国家、整合人心，理论界或倡议复兴儒家传统，或在中西文明的冲突中寻找突破口。有学者指出，中国当代民族主义有三个现实基础：一是作为社会生活不可动摇之基石的国体；二是雄厚的综合国力，它使国家有能力处理内政外交和面对危机；三是儒家道德认同，它所生发出的天下为公的思想，能使个体克服狭隘的利己心态。

不少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无法真正将散沙状的个体凝聚成牢固的民族实体。这一致命的缺陷使中华文明在西方文明的挑战下败下阵来，也促发了中国人现代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强调文明之间的冲突正在于凸显与他者的相异之处，从而强化共同体内的认同。外来威胁能凝聚民心，也为当权者最大限度地利用本国资源实现其政治抱负提供机遇。石中指出，文化比较研究是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动员手段。20世纪80年代中国重新掀起了学习西方、与西方发展经贸关系，甚至用西方文化改造中国文化的热潮。这是中华文明目前所面临的挑战的真正来源。为了重拾对华夏文明的自信心，新民族主义的建立迫在眉睫。

这样看来，新民族主义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的反应。一些西方学者将中国的新民族主义视作反西方主义或排外主义。另一些甚至预言它将使中国在国际社会张牙舞爪。这些结论都过于草率，反西化运动的实际影响和结果是多重的。中国的新民族主义者并不是要召回旧式的、以排外为特征的现代民族主义，他们要建立的是一种新的现代民族主义，一种更为现代化的现代民族主义。

不可否认，正是发源于西方的民族主义而非中国的儒家传统使中国成长为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但为了推行中国传统的文化主义和天下主义，新民族主义者又必须为中华文明优越论正名，这正是反西化运动的初衷。无奈的是，反西化与国家更富更强的目标相悖。但要实现世界和平与和谐的理想，又不得不诉诸儒家思想，尽管它会使中国在弱肉强食的民族主义世界处于劣势。这层层相扣的矛盾提出了如何调和与整合儒学与民族主义这一有待解决的难题。

二、新的认同、国家利益和国际行为

中国新民族主义的主要目标，是要为中国的前途提供美好愿景。因此，尽管新民族主义者反对中国西化，提倡复兴传统的儒家民族主义，他们在新时期复兴民族主义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向国际社会彰显中国日益强大的国力，而是要解决中央权力衰落和国家认同缺失等国内问题。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新民族主义对中国的国际行为毫无意义。中国的前途和未来将对国际社会尤其是其邻邦产生重大影响。国际上就此有诸多关心的问题，包括：中国政府和知识界的民族主义分子费力培养和加强中国民众的国家认同感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国家认同事关“我们”和“他们”的划界，对“我们”的认同的加强常常自然而然地意味着对“他们”的敌意，按照这一思路，国际社会不得不警惕：建立和加强中国民众新的国家认同将对国际社会产生何种影响？中国人会因此而更加仇视其他国家吗？

此外，从唯物论的观点来看，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又将如何影响世界体系？资本主义本质上就是扩张主义。许多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指出过，帝国主义是国内民族主义向外的自然延伸。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会使中国走上扩张之路吗？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经济日渐融入区域经济。近年来，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香港地区的经济往来受到广泛关注。人们用“大中华”、“中华经济圈”、“中华经济共同体”[20]等来描述这一经济联结。除了中国香港、台湾、澳门地区之外，中国大陆也与邻邦开展经济合作。事实上，中国官方对“大中华”的概念甚为反感，因为它让人联想到日本于20世纪30年代所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但不少外界观察家却恰恰认为，中国正在事实上践行它的扩张野心。随着对外经济网络的稳步建立，中国在区域内重拾信心。

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扩张与其新民族主义的兴起是何种关系呢？西方不少人认为，正是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促发了中国新一波的民族主义浪潮。尽管一些人认为中国的新民族主义与其往昔的以反帝为主旨的民族主义和毛泽东所发动的民族主义不同，但是更多的人则认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正变得越来越强硬。[21]

艾伦·怀廷（Allen S.Whiting）区分了两种形式的民族主义：过于自信的和自信的。前者强调“我们”和“他们”之间不可妥协的对抗，后者则认为妥协是可行的。迈克尔·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提出中国出现过四种民族主义：自怨自艾、自鸣不平式的民族主义，愤怒仇外、自我孤立式的民族主义，刚愎自用的、火药味浓烈的民族主义，展现民族自信心的民族主义。兴起于后毛泽东时代的民族主义属于最后一种。

在江忆恩看来：

自古代到毛泽东时代（及之后），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权力结构下，中国人一直信奉“居安思危，有备无患”（parabellum）的战略文化。这一战略文化体现在中国决策者的战略决策中，例如，中国喜好使用进攻性的武力。

江忆恩认为，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战略文化，依然延续着对进攻性武力的偏好。尽管世界局势已相对稳定，中国经济也日渐融入了全球体系，中国的决策者在考量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时，却依然采取极端现实主义的立场。在面对军备控制、环境问题和人权问题时，他们抱着投机取巧和“搭便车”的心态。

在这一战略文化的影响下，中国有可能利用经济资源来扩张政治影响力，并借此解决领土争端问题。不少人担忧，以中国为中心的帝国势力范围终将再度形成。两位西方学者指出，因为坚持依循其固有的对于主权的观念，“即使大多数其他国家认为中国试图改变领土现状的行为是侵略性的和危险的，中国却觉得这样的改变完全合乎情理”。在香港回归问题、南海问题和海峡两岸的统一问题上，中国的强硬立场和军演等行为，将其对领土的野心展露无遗。这让人联想到在其朝贡体系的鼎盛时期，中国利用文化、宗教和族群等方面的影响力将势力伸入东南亚，这种侵略性的渗透或许正是今天的中国想要做的。

想要论证中国的新民族主义不是其经济扩张的结果这一观点并非难事。这一观点引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中国政府会通过经济扩张等手段来拓展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吗？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是：中国依然固守于以朝贡体系为基础的传统世界观吗？还是已经转变了对于国家利益、国家主权和中国的国际地位的看法？

在有关民族主义如何作用于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对外行为的讨论中，有一个重要的事实被忽视了，即中国领导人对现有国际体系的看法已经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转变了。观念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在西方帝国主义入侵之前，中国在与周边国家的交往中，形成了天朝上国的优越感。洋枪利炮为中国带来了现代意义的民族主义，但中国的民族主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迁，中国的民族主义被一再地重新建构。因此，中国目前的对外意图不能简单地通过其过去的行为来推断。在讨论规范和认同如何影响一国的对外行为时，保罗·科维特（Paul Kowert）和杰弗里·勒格罗（Jeffrey Legro）指出，要厘清这一问题，就要先回答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这些规范本身从何而来？”不了解规范的形成过程，便很难预测该国会如何采取对外行动（Kowert&Legro）。依此类推，如果忽视中国的国家认同在后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变化，就难免对新民族主义产生错误认识。

1.综合国力和中国的国家战略

在前面几节中，笔者已从数个方面讨论了中国的新民族主义，这些讨论主要从中国国内政治的角度呈现了新民族主义的复杂性。本节通过分析民间民族主义和官方民族主义（爱国主义）间的矛盾，来解决为何中国官方对民族主义涉入中国外交事务持保守态度的问题。之后，本节将探讨官方民族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对于国家利益的新认同。尽管在阐释中国对外行为的意图时，“民族主义”这一术语一再出现，中国的民族主义也被与德国和日本的扩张主义相提并论，但中国民族主义对于国际社会究竟意味着什么还有待进一步厘清。本节将关注“综合国力”（CNP）这一中国官方民族主义话语的核心词，讨论在涉外事务中，对“综合国力”的解读如何影响中国决策者对国家利益的战略思维。

在后毛泽东时代，“国家利益”这一概念取代了毛泽东的国际主义，成为中国外交的主要依据。中国官方分析家提出，在制定对外政策时，国家利益应成为首要的考虑因素。在涉外事务中，民族主义情绪的表达固然应适可而止，国家利益却不可不被强调。董正华指出：“在国际政治中，国家利益与民族主义具有一致性。”“综合国力”是中国国家利益的核心。在中国官方民族主义话语中，“综合国力”和“国家利益”两个概念往往互换使用。综合国力为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搭起桥梁，因此对中国和国际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对综合国力这一概念的分析将有助于理解中国官方民族主义的内容和中国官方民族主义对中国对外政策制定的影响。

根据中国官方的定义，“综合国力是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所具有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政治组织实力的整体表现，是体现该国各方面发展水平和在国际关系中所处地位的主要标志。在综合国力中，经济实力是主要的和决定性的因素，它包括一个国家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近一个世纪以来，“国力”被用来衡量一国在世界民族国家之林中的位置。“综合国力”类似于“国力”，中国人自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使用这一概念。邓小平、杨尚昆等老一代国家领导人提出，衡量一个国家的国力，要综合地看，全面地看。1992年，综合国力的概念正式出现在官方文件中。是年，党的十四大上提出了“综合国力竞争”战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强调：“当前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22]基于这一国际观，中国的战略理论家正式发展出“综合国力竞争战略”，这是指导一个主权国家发展综合国力以实现国家利益和目标的方略。于中国而言，这些目标包括：

●捍卫国家的性质、政治制度；

●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安全；

●保卫和促进国家经济、科技的持续发展；

●创造一种有利于本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国际环境；

●对来自国外的威胁、冲突和挑战作出有效的反应；

●避免和遏制国内和国际间的战争；

●维护和提高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威望（黄硕风，1992：299-304）。

虽然这一战略直到此时才被正式理论化，但在改革初期它实际上就被视作中国发展的指导方针。如何将“综合国力”解读为一个政治概念？这就有必要对中国国家战略的演进作一个简单的回顾。

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对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国家战略。据中国官方分析师所言：“国际环境”（IE）的核心是国际格局，以及一国在这一格局中所处的地位。国际环境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军事上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大小；二是政治上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得到多少支持；三是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受到什么样的制约。

综合国力的重要性在该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中体现出来。中国的综合国力越强大，在国际上的地位就越高，也越容易从国际上获利。强大的综合国力也使中国有能力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综合国力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衡量。经济实力指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融入了国际经济体系，以及能从这一体系中获益多少。军事实力可以通过中国是否受到他国的军事威胁来衡量。政治实力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国际上，中国是否有能力保护其海外利益；在国内，是否有能力维持政治稳定和实现国家统一。

在各项指标中，“科技发展水平”（LTD）尤其重要。它指中国的科技实力在世界科技发展现状中所处的位置。中国能否有效地实现国家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科技发展水平。科技发展水平也对中国的国际地位有着重要影响。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国家战略经历了几次大的转变。在大跃进时期（1957—1958），毛泽东提倡“赶超”战略。他提出中国必须在15年内赶超英、美这样的西方发达国家。“文革”期间，阶级斗争取代经济发展，成为国家的首要任务。1975年，周恩来提出以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四个现代化为国家的发展目标。在对外政策上，由于中国领导人将避免战争视为中国最主要的国家利益，反霸权主义作为中国外交的主题贯穿整个毛泽东时期。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对国际环境的认识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1978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正式提出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这一国内重心的转移要求中国将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作为国家的战略目标。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变化都有赖于邓小平对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相互联系的认识。1980年，邓小平为中共提出了三项重要任务：反对霸权主义、国家统一和经济现代化。尽管在国际事务中，邓小平依然强调反对霸权主义，但反霸权主义的主要目标，是要为中国的国内发展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邓小平将经济现代化视为解决中国国内问题和所面对的国际上的挑战的最重要途径，并认为经济实力决定中国在民族国家之林中的地位。他公开承认中国的国家实力非常弱，必须集中力量于国内发展，对外政策的制定应依从有利于国内经济建设的原则。

在邓小平看来，寻求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应该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他提出：

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

但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平必须首先被认为是可能的。在毛泽东眼里，中国的周边危机四伏。邓小平则试图说服其他中国领导人世界是善意的。

1983年，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时再一次强调：“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以前（我们）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1985年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他又重复了这一想法：

我们多年来一直强调战争的危险。后来我们的观点有点变化。我们感到，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

1987年，邓小平得出了“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的结论。

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制定的主旨，是为本国国内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这一战略的实施获得了成功。中国改善了与各邻邦的双边关系，实现了经济的高增长，尤其是在对外贸易上增长显著。

1989年政治风波后，中国的国际环境恶化，受到来自西方的各种制裁。随着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瓦解，中国成为固守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唯一大国。邓小平的国家发展战略面对来自国内和国际的严峻挑战。但是，他坚信国际上的挑战是可以克服的，因为和平与发展依然是世界政治的主题。鉴于此，中国还是应该将经济发展放在首位。因此，中国政府还是表达了中方愿与美方改善关系的诚意。与苏联分道扬镳后，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邓小平却保持冷静的实用主义立场，认为中国的国家实力应以经济实力为基础。在他看来，为了集中力量于本国国内的发展，中国必须坚持如下几项原则：

第一，“中国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决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

第二，“中国的对外政策还有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

第三，“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每一行都树立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一定要打赢。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

这些原则被纳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十四大决议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包容市场经济体制，并重申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十四大所提议的“综合国力竞争战略”是对邓小平相关思想的系统阐述。尽管十四大的决议也强调了中国融入世界政治和军事现代化的重要性，它的根本主旨是以国内发展为基础，树立中国的强国地位。

为了提升国家的综合国力，中国政府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促进经济、科技、公民的教育水平和军事等各方面的发展和进步。

中共很清楚应紧紧把握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使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这对提升综合国力至关重要。根据198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23]国家在1988年就实现了第一步目标，在1995年就顺利完成了第二步的任务，提前5年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1996年年初，全国人大通过了国家发展轮廓性的远景目标。在这一远景目标中，到2000年，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人均收入到2010年再翻一番。如此，中国将在15年内成为中等收入国家。

提高科技水平是增强综合国力的另一项要务。邓小平强调中国必须在世界的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钱学森和周光召等老一辈科学家也指出，下个世纪将是高科技竞争的世纪。高科技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密钥，只有当中国在高科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方可成为有能力应对国内和国际上各种挑战的世界强国。[24]“八六三”计划是自1987年开始实施的高新技术研发计划，意在提升中国在生物、自动化、信息、能源和新材料等方面的技术水平。此后出台的“火炬计划”通过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来推进新兴技术的产业化（见陈良潮，1993）。

军事现代化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方面，它的重要性到了20世纪90年代尤其显著。人民解放军将战略重心从毛泽东的“人民战争”转向高新技术，军备发展的重心也由陆军转为海军。[25]这些最新趋势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即便关于中国的军费预算热议不断，中国政府也依然认为，国家只能将一小部分经济资源投入军事现代化。军方也认识到军事现代化会消耗大量的经济资源。在军事现代化和经济发展孰者优先的问题上，政府和军方似乎达成了共识：经济发展优先于军事现代化。1980年，邓小平指出国家现在支付的军费相当大，这不利于国家建设，“我们应当尽可能地减少军费开支来加强国家建设”。1985年，再次强调：“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因此，军事现代化必须服从国家的总体现代化战略。邓小平也鼓励军队涉入国家经济建设。事实上，支持国家和地区经济建设已经成为中国军队的一项主要任务，这对军队产生了不利影响。

提高中国的人口素质也是中共的一项重要议程。中国政府力图在2000年之前全面实行义务教育。此外，各项教育政策纷纷出台，包括强化现有的义务教育，发展职业教育，完善高等教育的现有体系，改革中国的教育系统和提高教育工作者的专业水准等。[26]

然而，很难说中国的教育状况与改革之前相比是否有所改善。财政的萎缩使政府无法为基础教育提供足够的资金，这一情况在贫困地区尤为严重。国家财政实力的下降也对高等教育产生了负面影响，一些教育工作者和研究人员将心思放在获取经济利益上，热衷于参加商业活动以赚得额外的收入。教育水平的低下已成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主要阻碍，而财力和人力的不足也使这一情况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改善。中国目前的人力资源在亚太区域位列末流。相比于韩国的42%、中国台湾的45%，中国大陆只有2%的适龄人口接受过高等教育。如果这一情况持续下去，中国的经济增长将很快放慢。

尽管综合国力发展战略意在实现平衡的发展，经济发展还是被置于绝对的优先地位，因为科技进步、军事现代化和人口素质的提高都需要经济资源的支持。经济发展优先原则也影响了中国的对外政策，后者服务于中国国内的经济建设。

在邓小平时代，“国内发展优先”无疑是中国制定对外政策时所依循的原则，外交政策也因此而相对稳定。然而，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增长，国际社会开始担忧中国是否会因此转而推行侵略性的外交政策。换句话说：在后冷战时期，中国会改变对国家利益的看法吗？

2.后冷战时期的国家利益

20世纪90年代，三个重要因素影响着中国对国家利益的看法：冷战的结束、新一代领导集体的政治合法性、领导集体对中国真实（而不是想象中的）实力的认识。

冷战期间，中国的国家利益须放在美苏两大国主导世界政治的格局中来理解。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中国的国家利益也面临着重新定义。如同其他大国，冷战的结束也将中国抛入一个不确定的世界。对中国来说，这些不确定包括提升国际地位的机遇。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昔日的世界强国正在衰落，中国经济却已实现了多年的高速增长。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与日俱增，中国学界乐观地认为中国已是世界大国。[27]

中国应如何在新的国际政治格局中为自己定位呢？中国官方分析家认为，新格局的特质使冷战后的国际关系产生了四个基本特征：一是关系复杂化。在多元格局里五大力量之间形成交叉三角关系，敌友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各国政策变化取向不确定。二是集团松散化。政治与军事集团内部关系松散，各国对外政策独立性增强，同盟国之间和非同盟国之间的距离日益接近。三是外交多边化。多边机构和组织的作用突出。四是合作区域化。区域化成为新地缘政治的动力，地缘和文化同一性的概念不断取代了意识形态同一性的作用。

无论国际环境如何变化，有一点是清楚的：中国还是应该集中力量于自身发展。本国的经济增长和现代化是中国在国际上寻求利益的先决条件——这不仅是邓小平一代的领导人的共识，也是新的领导集体的共识。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上强调经济改革先行。他指出，中国近代史告诫我们，落后就要受制于他国，因此增强综合国力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一步决定，施行大规模的政府机构重组，来为国家的经济改革提供制度保障。无论国际环境如何变化，中国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几十年来，经济的发展不仅令中国各个方面的面貌都焕然一新，也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除非国际上发生危害中国国内发展的剧变，经济建设的优先地位就不会被动摇。

冷战的结束恰逢中国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学界认为新一代领导集体正诉诸民间民族主义来巩固政权。这是因为，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的执政合法性，来源于他们打江山的革命经历，新一代领导集体则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执政者担心政治改革会导致政局动荡，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已有前车之鉴，而不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发展”才是巩固政权的硬道理，不改善老百姓的生活，要稳住人心谈何容易。

新的领导集体意识到如果不把经济搞上去，中国很难真正在国际上立足。根据1996年发布的政府远景目标，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在未来15年保持年均7.4%的增长率。到了21世纪初，中国有望成为超级经济大国。但对于中国崛起，中国领导人却并不乐观。他们认为即使中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它也还是贫穷的。到了2010年，中国的人口将多于13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依然会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届时还将有至少1000万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

马克思主义者相信，为了保持经济的增长，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必然产物。中国的发展可以避开这条铁律吗？中国的战略家很清楚，现在早已不是通过海外军事扩张来保持经济增长的时代，科技进步才是促进生产力的最重要手段。邓小平早就提出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在前文所提过的国家远景目标中，其中一项就是将中国的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变成集约型。

对中国现有综合国力的清醒认识，使得新的领导班子继续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们清楚，只有壮大中国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稳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而要实现这一切，一个和平友好的国际环境至关重要。

正因此，中国对于国际和平与国内发展之间关系的认识，在冷战后并无大的改变，而这又影响了中国对于国家利益的理解和所采取的相应的国际行为。在中国的战略分析家看来，在后冷战时期，中国的国家利益包括民族生存、政治承认、经济收益、主导地位和世界贡献。这几项内容形成了“民族生存”在最高处和“世界贡献”在最底层的等级结构。冷战期间，中国将国家安全和政治承认或国家主权视为最高国家利益。随着冷战结束，这一观念转变了。阎学通指出：“冷战后的多极格局和我国与世界强国之间实力差距的缩小趋势，使得我国的安全环境明显改善，这使我国安全利益的紧迫性下降了。然而对经济发展重要性的认识，以及我国与发达国家巨大的科技差距，提高了我国经济利益的紧迫性。”事实上，于中国而言，维持世界和平、避免卷入任何形式的军事冲突是首要的国家利益，因为只有实现了这一点，国内的经济建设才能正常进行。在现实主义政治思想家阎学通看来，世界和平和中国发展间的正相关关系可以通过统计数据得到证明：

从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间里，中国平均每5年要卷入一次军事冲突。由于频繁地卷入军事冲突，所以经济建设不能正常进行，这30年的经济建设没能取得更大的成果。而80年代起，中国没再卷入任何军事冲突，经济建设成果丰硕……中国必须将避免卷入军事冲突作为首要的国家利益。

经济实力的增长推动着中国在国际上寻求更大的利益空间。中国的战略理论家指出，无论是国力增长的国家还是国力衰落的国家，都要根据自身新的实力来重新确定本国的利益范围和内容，综合国力增长的国家自然感到国家利益的范围在扩大，内容在增加，目标要提高，同时想要更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如阎学通所言：“随着国力的增长，中国认为自己有必要采取更坚定的立场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利益。”

邓小平在苏联解体时就曾指出：“美苏垄断一切的情况正在变化。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此外，他也警示：“强权政治在升级，少数几个西方发达国家想垄断世界。”1989年，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总统特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时声明：“两国（美国和中国）相处，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来解决纠葛。”邓小平也在其他场合多次强调作为独立的主权国家，中国有自己的国格和民族自尊心。他国不可在不听取中国意见的前提下，把它们的意志强加给中国。

事实上，新的领导集体将寻求国际尊重视为中国外交的主旨。如同邓小平，时任外交部部长钱其琛也认为，中国在世界事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的同时，必须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和尊重。他声言：

一个和平、安定、繁荣、发展的中国正在世界的东方崛起。这件事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国家的重视……人们在讨论中国将在国际上可能起到的作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需要中国。孤立中国做不到，也没有什么出路，只会使自己受损……相互尊重、平等对话，才是增进共识、缩小分歧、发展国与国之间合作的唯一正确途径。

值得指出的是，新老两代领导人为中国寻求国际认同的方式存在差异。老一代领导人强调中国的主权，并坚决抵制和仇视来自国际上的压力。而新一代领导人则意识到，尽管他国应该尊重中国，中国也要积极主动地“争取”这种尊重，所以，新一代领导人更有可能站在他国的立场来反观中国该怎么做。也正因此，民族主义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被最小化了。在本章的余下部分，笔者将用三个案例来呈现中国对国家利益的新认知如何影响其对外行为。

3.中美关系：从敌人到“战略伙伴”

1989年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施加严厉的经济和政治制裁。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提出，结束两国的敌对状态，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在与美国总统特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的谈话中，他也表达了希望布什总统能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作些贡献。在邓小平看来，中国无法承担与美国敌对的代价，因为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也正因此，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的对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顺应着美国的对华政策。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大洋彼岸的美国对此呈现出一片乐观情绪。他们相信中国将成为第一个从计划经济和极权制向市场经济甚至民主制转变的社会主义国家。换句话说，中国会变得“更像我们（美国）”。不难理解，1989年的政治风波使美国人的想法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的对华政策也因此急剧转向。

但事实上，中美两国冲突的实质并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利益。冷战期间，苏联是中国和美国共同的敌人，中美关系建立在对抗苏联这一共同利益之上。此外，中国的改革开放也为美国带来了经济利益。但随着苏联的解体，中美共同的战略利益消失了。除此之外，中美间的贸易平衡也很快发生了逆转。从80年代初期到末期，美国对中国贸易从顺差转变为与日俱增的逆差。许多美国人开始将中国视为另一个重商主义的亚洲经济体，它的成长壮大只会损害美国的经济利益。

尽管布什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末对中国施加了多项制裁，它还是避免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例如，它保住了中国的最惠国待遇。1993年，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成为美国总统，美国对华政策急剧转变。克林顿政府将人权问题视为对华政策的核心，是否更新中国的最惠国地位，也被明确置于中国是否能改善其人权状况的前提下。布什政府曾试图增进中美高层领导人的对话，但克林顿在当政头几个月回避了此类接触。

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在中国激起了强烈的反响。邓小平一再强调美国和西方没有任何权力将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中国，因为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中国也不会向任何威胁屈服。另两件事也加重了中美关系的恶化：美国对中国申办2000年的奥运会投了反对票；克林顿政府命令美国海军搜查驶往中东的中国商船银河号，据称该商船载有化学武器。20世纪80年代，不少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视美国为中国学习的榜样，他们也理解美国在1989年政治风波后对中国政府的愤怒。但银河号等事件加上西方所散布的“中国威胁论”，转变了中国民众对美国的印象。

1993年年底，在对已有的对华政策进行评估后，克林顿政府提出了“接触”政策。接触策略为美对华政策带来三项改变：首先，将是否更新中国的最惠国地位与中国的人权问题脱钩。第二，不再紧追人权问题不放，而是将双边对话拓展到更广阔的领域。第三，克林顿重启与中国高层领导人的接触。在中国官方看来，“接触政策”意味着什么并不明晰。许多人将“接触”视为“围堵”的一部分。在实际操作层面，中国并未看到美对华政策有什么大的改变。美国确实派遣了来自商务部、国防部、商务代表处和人权事务处等的内阁使团访问中国，但他们对中国似乎并不友善。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做法加深了中国对美涉华政策的质疑。1994年，克林顿政府重申了美对台政策。它没有明确美对台长期意图，也没有触及“台独”这一敏感问题，却将重点放在美国与中国台湾官员接触的规定上。其中一项规定是：中国台湾官员只有在以美国为中转站前往他国时才可进入美国。但这项规定很快被打破。1995年春末，台湾当局领导人李登辉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发表主题演讲。中国官方认为，美国通过阻挠海峡两岸的统一，甚至支持“台独”，来对华实施围堵政策。当中国通过发射导弹和在台岛沿岸部署舰队来表达对“台独”的不快时，美国却通过向海峡派遣两艘航母来表达保护台湾的意愿。美国的做法让中国民众的反美呼声再一次高涨。

台海危机表明了中国实现国家统一的决心，显著影响了美对华政策。克林顿政府声言，帮助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使其享有一个大国应有的权益并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是美国的长远目标。美国并无意阻挠中国崛起或围堵中国。“接触”意味着帮助中国成长为一个受尊敬和负责任的真正的大国。中国在成为大国俱乐部的一员时，必须遵守这一大家庭的规则。克林顿政府还强调，美国并不认为中美两国的核心国家利益相冲突，相反，两国可以形成长期合作伙伴关系。

克林顿政府表达了愿与中方恢复最高规格的官方接触的意向。1997年春，时任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被派往中国。同时，两国元首互访的行程也在计划中。按照这一计划，江泽民主席将于1997年末访问美国，克林顿总统也将在1998年访问中国。此前，江泽民和克林顿已在联合国和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组织见过面，但他们的双边会晤却是自1989年以来的头一次。中美间的国事互访，1989年乔治·布什（George Bush）总统访问中国后就中止了。

美国所表达的帮助中国融入大国俱乐部的意愿，在中国看来是要视中国为平等的伙伴。此前，部分中国人认为美国的“融入”战略是要将中国束缚在由西方主要大国所创立和主导的国际体系中，以限制中国的发展。令人吃惊的是，一旦美国承认中国是大国，中国马上对“融入”的概念持欢迎态度。的确，长久以来，成为世界大国一直是中国民族主义的主旨。

自从中国领导人看到了美国的善意，中国的对美政策也发生了大转变。那些曾经对美持批评态度的领导人开始强调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解释了这一转变：

美国从来没有直接侵略过中国。《望厦条约》和1900年的庚子赔款等更多地也只是历史学家们的研究对象，中国的普通民众对此并无多少印象……美国人民直率的性格、对自由的追求和实用主义的风格赢得了中国人民的欣赏。因此，近两代人的敌意在两国关系的天空中只是一抹扰人的云彩而已。现在这朵云飘走了，于是万里晴空。

事实上，使中国发展得像美国那样强大，是几代中国人的梦想。对他们而言，两国关系的真正阻碍，是美国不愿将中国视为平等的伙伴。反对美国无视中国的国家尊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中国，正是反美民族主义呼声的主要内容。

1997年9月，江泽民主席如期出访美国，与克林顿总统就中美两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达成共识。中国政府认为克林顿和江泽民的会晤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是中美两国关系进展中的重大成就。次年6月，克林顿总统对中国进行了回访，这无疑进一步改善了中国对美国的印象。

中美就区域稳定、核合作、人权、宗教自由、非政府组织论坛及联合国关于经济权、社会权和文化权的公约达成了多项协议。双方决定展开政治和安全对话以促进世界和平和稳定。此外，两国元首将定期会晤，美国的国务卿、国防部长和国家安全顾问也将与中方代表互访，双方还将定期举行关于政治、军事、安全和军备控制等议题的非正式会谈，并建立两国首脑的直接沟通渠道。在军事关系，海上军事安全，军队交流，推进法治和加强执法，打击毒品和犯罪，科技、能源、环境合作等方面，两国也取得多项共识。

对于江泽民和克林顿的会晤，中国官方和民间的反响都比预期的更为积极。李鹏总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江泽民主席成功访美，标志着西方对中国的不公正制裁基本结束。更重要的是，会晤使中国人民对美国产生了好感。不少中国人将克林顿标榜为第一位愿意接纳中国的大国地位和不再以美国利益来评价中国行为的美国总统。

诚然，在不少中国领导人看来，中国无意也不应该挑战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李鹏总理表示，中国决不低估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无论是它的经济实力还是科技、文化等，都有许多可取之处。但是，中国绝不能容忍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中国想要寻求的中美关系不是对抗，而是合作；中美合作不仅与美国在下个世纪继续担当世界第一超级大国的利益相洽，也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即使在中国的现实主义者看来，中国是否将崛起为真正的世界大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避免与美国的正面冲突。阎学通将“避免与美国的军事对抗”视作“中国长期的战略安全利益”。在他看来，冷战结束后中国面临的最主要潜在军事威胁来自美国，中美对立会使美国采取如下行动：第一，在亚太合作中强化日美联盟，以日本平衡中国在亚洲的大国作用。第二，加强对中国分裂势力的支持，增加对台军售，使中国的统一安全受到威胁。第三，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边界纠纷中支持与中国对立的一方，增加他们在与中国解决矛盾时讨价还价的筹码。

刘吉在哈佛大学所作的演讲中指出，“谁想与中国为敌，谁就会发现，中国不仅是不可战胜的，也是坚韧不拔的；以真心换真心，以朋友之道对待中国，中国也将以友谊相报”。刘吉的此番言论很快被民族主义呼声的渐渐平息所证明。克林顿与江泽民的会晤，让中国领导人看到了美国的善意，也对中美两国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双方都愿意通过减少分歧、取得共识来建立长期的伙伴关系。随着双边沟通变得更实际、更理性，两国关系的稳定化及中国成为美国长期战略合作伙伴的前景指日可待。

4.从双边主义到多边主义

新的国家利益认同的建立，也促使中国的战略思维从双边主义转向多边主义。冷战时期，中国在区域内以双边主义的政策影响邻邦，以期建立亚洲霸主的地位。冷战后，中国的战略家们越来越意识到多边政治合作和集体安全体系的重要性，双边主义已不再是中国追求国家利益特别是安全利益的最有效手段。阎学通指出：

冷战后，世界主要国家都意识到和平既是一国，也是世界各国共同的国家利益。靠增强军事实力保护个体安全的方法是难以持久的，为了持久有效地维护自身的安全，有必要建立集体安全体系。

中国的战略家认为，集体合作安全保障体系是一种比个体安全保障体系更为安全和保险的系统。这是因为：在集体合作安全体系中，每个国家的安全除了靠自己的力量之外，还受到集体合作安全契约的保障。此外，集体合作安全机制还多了一层威慑作用。畏于集体的惩罚，单个国家就不敢冒险采取侵略行动。

这一集体安全观反映在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政策上。中国在冷战时期是不赞成在东南亚搞集体安全机制的，并视1967年成立的东盟（ASEAN）为由美国主导的反华军事联盟，会对中国安全构成威胁。但中国的战略家在冷战后逐渐改变了看法，他们意识到“建立亚太地区集体合作安全保障是中国宏观的战略安全利益”。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冲突主要围绕着南海诸岛尤其是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邓小平在1984年会见来自美国的代表团时提出：“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领土争端），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同年，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将“搁置主权问题，共同开发”作为解决南沙群岛问题的办法。

另一方面，东南亚国家也劝说中国加入与东盟的多边安全会谈。1994年中国在东盟地区论坛首次会议上，提出五点亚太安全合作的原则和措施。中国的搁置主权问题的提议目的在“促进集体安全机制的早日建成”。尽管进展有限，但是这些提议无疑有助于中国调整与邻国的关系。中国参与了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盟地区论坛（ARF）等各种形式的区域对话，并表达了通过协商来寻找解决领土争端的可能途径的意愿。

建立亚太地区的集体合作安全机制对中国的战略安全有两个好处：可以防止东亚地区的军备竞赛，也有助于建立和平的周边环境。但在阎学通看来，真正值得担忧的是，如果他国擅自使用武力来占领具有争议的岛屿，中国也就不得不诉诸武力来“保卫其领土和主权”。

结论

中国的当政者基于对国家利益的认识来制定对内和对外政策。强调综合国力就意味着国家发展须从各个方面平衡考虑，而不仅仅是着力于军事实力、经济实力等单个方面。将经济发展作为提升综合国力的重中之重，说明中国的当政者相信国家利益可以量化。

这一逻辑使得中国的领导班子在制定对外政策时更加务实。意识形态因素不再对中国的外交起到主要作用。中国的战略家意识到“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之争已不再是国际政治斗争的关键”。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中国就放弃了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策。务实渐渐成为中国外交的主要特征，这尤其体现在中美关系上。即使是对于领土主权，中国的看法也有了一定的变化，在某些具体的问题上，主权分歧可以让位于国际合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开始寻求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变得更为自信是可以理解的，但自信并不等同于攻击性或侵略性。随着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发展，中国对国家利益的观念也发生了转变。在国家利益认同上，如何从旧的世界观转换到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语境中，中国人依然在学习和适应。

饱尝了几个世纪的屈辱，中国人渴望获得国际社会的尊重。这或许会被视为一种执迷不悟，但中国人不这么看，他们相信这份尊重是中国应得的。随着经济发展和国家实力的增强，不少中国人甚至认为他们有权利要求这样的尊重。中国的新民族主义正是在他国未给予中国应有的尊重的情境下而兴起的，因此，它将如何影响中国的对外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国会以何种态度对待中国。

三、中国正在拥抱这个世界

中国的新民族主义会变得具有侵略性吗？它意在推动中国与其他世界大国争夺军事和政治权力吗？不少西方学者认为，崛起中的大国会对全球势力分配的现状和既有霸主的霸权构成挑战。这种动荡的转变和竞争，最终会将世界引向战争。据此观点，许多西方人担忧，中国崛起会成为现有国际秩序的不稳定因素，威胁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1.后冷战时期的中国战略选择

中国人如何思考中国的国际角色。这些思考所呈现的国家认同的转变表明，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影响并不必然落入这些西方学者所预设的模式。借用艾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所提出的“退出、抗议和效忠”三种策略选择，中国最有可能选择的国际战略是“抗议”，而不是“退出”或“效忠”。

中国不可能无条件地“忠于”现有的国际体系，这须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如前面所讨论过的，在新民族主义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现有的国际体系并不必然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西方国家一手制定了现有国际体系的规范和准则，当时贫弱的中国并无实际的发言权和影响力。这些规则固然使中国受益，但终究会制约中国的发展。因此，中国的领导人倡议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另一方面，西方对中国崛起将改变世界秩序和稳定的担忧，也让中国人明白，现在的国际体系很难真正包容崛起中的中国。

中国也很难做到“退出”现有的国际体系。首先，西方不会允许中国这么做。让一个拥有核武器的社会主义国家“生存”在国际体系之外是危险的。除了一些“强硬的现实主义分子”，西方并不愿意孤立中国。

其次，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也让“退出”无以可能。与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联系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部分，改革开放也让中国经济极大地融入了世界体系。在经济改革的初始阶段，中国吸引了大量外资，但却无法引进西方的高新技术。中国的建设者很清楚西方资本和高新技术对中国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而融入国际体系是获得这些的最有效途径。1997年9月，江泽民在会见克林顿时的一项重要的议程，就是说服美国重新开放因1989年的政治风波而对中国中断的高新技术输送。当时朱镕基也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1998年3月，新任总理朱镕基访欧，他特别提出中欧应在科技方面开展合作。

第三，即使西方不愿意接受中国的崛起，中国也无法建立一个以己为中心的世界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长足发展，可望在21世纪初成为超级经济体。但高速现代化也给中国国内带来了诸多问题并引发了中央权力的危机。没有稳固的制度基础，中国难以建立以己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此外，旧的意识形态也早已对国民失去了吸引力，中国人意识到，旧的意识形态已经成为国家重塑国际声望的主要阻碍，而国际声望对一个世界大国来说至关重要。虽然知识界开始复兴儒家文明，中国能否依靠儒教来建立新的国际秩序还有待观望，如白鲁荀（Lucian Pye）所言：“尽管中国有着伟大的历史……它进入现代化的方式让它的民族主义相对稚弱。”

在后冷战时期，中国最有可能选择的是“抗议”战略。事实上，中国已然对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发出抱怨，并呼吁建立新的国际秩序。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试图“退出”现有体系，中国也无意于主导建立新的国际秩序。中国要做的是“改革”现有体系，使其更有利于中国崛起和中国的国家利益。

新民族主义的兴起会改变中国的“抗议”战略吗？接下来将论证为何中国将“抗议”视为其成为大国的唯一途径。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下，中国官方学者和政府中强硬的现实主义派会作出理性的战略选择吗？本研究表明，随着国家利益观的转变，这些精英在制定政策时所使用的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语言，并不影响这些政策的理性实质。更何况，新民族主义也面临着中国国内的诸多挑战。民族主义只是20世纪90年代众多政治势力中的一支，而不是唯一的。改革开放培育了众多政治和社会力量。20世纪80年代，受到政府抵制的自由主义盛行于各社会群体中。到了20世纪90年代，民族主义兴起，但自由主义依然有着很大市场，它还与全球主义密切相关。的确，自由主义或全球主义对民族主义构成了严重挑战，要理解新民族主义的未来也须从理解它的挑战入手。

中国新民族主义的兴起不仅是对本国现代化所作出的回应，也是对国际形势的发展所作出的回应。西方各式各样的反华理论在中国激起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不少中国人相信西方并不乐见且想方设法遏制中国的发展，因此，民族主义被视作动员国内各方力量抵制西方围堵战略的必要手段。但这一想法对国家政策制定的影响显然具有复杂性。

新民族主义的对外目标是建立新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新民族主义者不满于现有的国际势力分配，希望国际秩序向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方向转变，这让中国的新民族主义呈现出进攻倾向。中国也不可能选择“退出”现有的国际体系。中国国际战略的选择不仅受制于各种国内外因素，也取决于中国如何看待自身崛起和西方对中国崛起的态度。中国官方的战略家们即使满怀民族主义情绪，也还是认为“抗议”和“参与”才是中国成为大国的唯一途径。

2.中国真的会被围堵吗

中国真的会被围堵吗？在中国的现实主义分子看来，“围堵中国”理论的出现是冷战结束的自然结果，不可能真的实现。冷战后，美对华政策发生了变化。随着苏联的解体，中美失去了共同的敌人，中国也因此不再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的迅速崛起很自然地让不少美国人对其是否会挑战美国的全球利益产生质疑。但围堵理论的制造者高估了中美利益的冲突面，低估了合作面。只要两国在全球和区域拥有共同利益，美国就不会真的对华实施围堵政策，同样，中国也不会发动民族主义运动来反对美国。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所炮制的围堵战略，受到多项因素的制约。中西间的冷战并不现实。中国不同于苏联，既不想孤立自己，也无意于建立集团或联盟。开放政策是中国国家战略的核心。中国和西方都想参与对方的发展，双方也已在中国20年的开放政策下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关系。只要中国的发展依然保持活力，能让西方从中获益，西方就不会孤立和围堵中国。

退一步讲，就算美国真的对中国实行围堵政策，也很难成功。世界局势在冷战后向多极化发展，并不是唯美国独尊。美国与其他世界大国的关系不应被美化，它们之间的潜在冲突不容忽视。在欧洲，统一后的德国依然可能成为第一流的国家。在亚洲，日本倾向于将东盟放到战略考虑的重要位置，并力图成为区域的政治领袖。日本的所作所为不仅值得中国警惕，也将对美国的亚洲利益构成挑战。此外，区域认同的加强也促进了各种形式的区域经济、军事和政治联盟的形成。这些都表明，尽管美国依然是头号强国，它的霸主地位并非不可动摇。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美国也不可能采取过于强硬的对华战略。美国一方面不愿看到中国变成对其国家利益形成挑战的另一个苏联，另一方面也极力遏制俄罗斯再次发展壮大。正因如此，美国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东扩，并插手台海危机。但美国也深知，它对中、俄两方的遏制行动都不能太过火，否则，中俄很有可能形成联盟共同对抗美国，这将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造成致命打击。

亚太问题也是美对华遏制战略所受到的制约之一。亚太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谁掌握了亚太，谁才能够在世界上占据最有利的地位。美国在亚太的利益系于两点：一是这一新兴地区的领导权不能失于他人之手；二是这一地区业已形成的繁荣稳定的局面必须保持，其巨大的发展机会不容丢失。就第一点亚太的主导权而言，美国面临的是两个对手。它既要挟日抑中，也要借中抑日。今天的日美安保关系与冷战时期的情况已不可同日而语，美国的用意之一，是借此继续拴住日本，把日本置于从属的位置；而日本的用意也有转移美国对它的注意力，麻痹美国的对日警觉，借中美对抗达到同时牵制两个对手，进而坐大自己的目的。这就使美国在推行对华遏制政策时不得不留一手，防止日本从中利用。就美国利益的第二点保持亚太的繁荣稳定，不丢失巨大的发展机会而言，美国若采取与中国全面对抗的政策，恰恰对它是不利的。中国目前是西太平洋地区最具分量最有前景的国家之一，丢失了中国，将给美国在亚太的经济利益带来严重损失，并为美国的竞争对手更多地进入中国市场提供可乘之机。

美中之间可观的共同战略利益的存在对美国对华遏制战略构成了最重要的制约，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经济上互有需要。冷战后，一国的经济利益上升为该国最重要的战略利益，使经济因素在当代国际关系和一国对外政策中的分量加重。经济利益、经济安全大大提高了美中关系在各自战略棋盘上的分量。二是在维持国际力量均衡方面，美国需要借助中国来平衡其他的大国力量。三是在保持亚太的稳定和推进区域合作方面，中国是个举足轻重的因素。四是在解决与西方和美国利益相关的全球性和地区性问题上，需要得到中国的积极配合，例如国际禁毒、抵制伊斯兰激进势力的蔓延和威胁、防止核扩散、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协调等等。

但美国的遏制战略并不是中国崛起的唯一外来障碍。除了美国因素外，中国的崛起环境有其他的复杂层面。阎学通认为崛起环境可从三个方面来看：卷入战争或军事冲突的风险、世界主要国家接受该国崛起的程度、海外经济利益的扩张速度。

中国必须在崛起道路上规避战争和军事冲突，因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将耗费大量原本可以用于国内建设的资源。世界主要国家的对华政策，也决定着中国是否能够和平崛起。不少国家已经对中国的雄心保持警觉，如果中国不能与这些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消除它们的顾虑，其崛起必然受到阻碍。当然，这些国家是否将遏制中国，最终还是取决于利益考虑。这也牵涉到崛起环境的第三方面，即中国的海外经济利益扩张。中国在出口、技术引进和海外投资等方面的经济活动，不仅应有利于中国的发展，也应使其他参与国获得经济利益。中国海外经济环境的改善，有赖于这种共赢的局面。

鉴于上述这些考虑，中国的现实主义者认为，必须压制国内的民族主义运动。这有多重战略意义：一是防止美国与我国周边国家共同遏制中国。冷战后，中国的崛起已经在西方国家和周边地区引起了一些误解，认为中国强大之后会称霸世界，所以“中国威胁论”的市场不断扩大。这种认识虽然是错误的，但中国应充分正视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将长期存在这一现实，采取参与的战略，进入到这个体系中去，而不能因为民族主义情绪而游离于这个体系之外。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的孤立主义政策，容易使中国成为美国的遏制对象，而进入到这个体系之内，中国则能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发展较多的共同战略利益。二是有利于中国积极主动地参加亚太地区各种多边政治和安全机构的活动。如此，即使中国的观点立场不能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原则，至少可以减少不利于中国的国际规则出台。三是使中国外交变得更加积极和具有建设性。参与不是卧薪尝胆，不是准备将来有一天对在历史上有负于我国的国家进行报复，而是通过向世界提出更多的有建设性意义的思想，增强中国的影响力，更多地承担起领导世界走向更美好的未来的责任。

中国的现实主义派还提出，不应去主动挑战现有的国际体系。中国只能成为区域性大国，不可能成为世界性领导者。要成为世界性大国，不仅取决于经济、军事等因素，还有一个价值观的问题。目前世界上的主流价值观是西方的价值观。东方文明能否取代西方文明，世界潮流是否将由西方转向东方，这种趋势也决定着中国能否成为世界一流国家。此外，也有学者指出，“搭便车”对中国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定位必须是大国，否则没有出路。中国，做挑战者没有资格，也不可能；做纯粹的追随者，也不可取。中国只能在不同的领域选择不同的战略。

尽管新民族主义者中的大多数反对现有的国际体系，他们中也有部分人认为应将精力放在国内改革上，这样才能使中国融入国际体系。这种内部改革包括如下几点：第一，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必要条件。世界通行的经济准则即使与中国的利益有所抵触，也应被尊重和遵循。第二，中国应废弃传统的重商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主权、社会秩序和市场发展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不应过多涉入中国在国际上的经济活动。中国一方面从自由的国际市场获利，另一方面却又嚷嚷着要重塑国际经济秩序，这并不可取。中国应致力于推进自由的国际市场，唯有如此，中国崛起才能对世界体系作出贡献。第三，对于国家主权的观念应做些改变。无疑，捍卫国家主权是国家的责任。但荣敬本也指出：“在建立国际新秩序方面，同样必须尊重历史形成的国家主权，如果去算历史的老账，必然引起国际民族纠纷。”任何冲突都会对中国国内的发展和稳定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所以，在争夺主权时，也应考量国家经济由此将受到的影响。

煽动人心的民族主义确实常常妨碍决策者的理性思考。不少国外观察家担心，中国的外交决策将在新民族主义的影响下脱离理性的轨道。但实际上，民族主义与理性选择并非不可并存。中国民族主义的目标是实现国家富强。因此，民族主义“热情”屈从于国家“利益”，前者并不妨碍中国的决策者为国家作出理性的选择。[28]

3.自由主义与新民族主义的争论

中国的新民族主义者认为中国不应被整合进由西方所建立的现有国际体系中，提议通过“反西化”和“反西方文明”来强化国家认同感，并强调中央集权是中国发展的先决条件。然而，这些观点受到了自由主义者和全球主义者的严重挑战。在自由主义者眼里，自由主义是超民族的或超文明的价值体系。民族主义者认为市场化和自由化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因此将中国在后毛泽东时期的改革视为一种西化过程。自由主义者则不这么看。他们认为自由主义是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并不是任一文明的独有产物，它是中国走向现代化无法拒绝也不应拒绝的价值观。如秦晖所言：

“自然”的制度优于“人为”的制度，市场经济优于指令经济，民主政治优于专制政治，政教分离优于政教合一，信仰自由优于宗教审判，等等。

经济改革带来个体自由，这不应被视为“西化”。个体自由是一种普世价值，也应是民族主义的目标，束缚公民权的民族主义是不合理的。在个体自由这一点上，各文明之间不存在冲突，实现人的尊严和权利是它们共同的终极目标。中国要成为真正的文明大国，就应接受自由主义。

合理的民族主义以公民权利的实现为前提。……民族主义所要捍卫的民族利益只能是民族中每个成员个人利益的整合，因而民族利益的体现者只能通过自由公民意志的契约整合程序（即民主程序）产生。任何人不能超越这一程序而自称为民族利益体现者，并要求别人为他所宣称的“民族利益”作出牺牲。换句话说，合理的民族主义是以民主主义为前提的。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刘心武提出，所有国家都应尊重“人类共享文明”，中国作为这一文明的一员也不例外。他谈到：

这种文明虽然是由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比较早地创造出来，但是，它有利于推动其他民族的生产力的发展与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文明就叫作人类共享文明……但我们得坦率地承认，最近几百年来，西欧和北美为人类这一文明提供的东西更多一些。这些东西既不要去问姓“社”姓“资”，也不要问姓“外”姓“中”，它就是人类共享文明。

正像《中国可以说不》一书所体现的，民族主义者对西方文明持强烈的抵制态度，自由主义者则认为对西方说“不”只会拖缓中国自己的发展进程。在许纪霖看来，《中国可以说不》中所表现的一类民间反西方情绪，已经成为近代中国落后的一个主要因素。日本向先进的西方学习治国之道，将自己从受外强欺凌的危境中解救出来。在同样的危境下，中国的统治者却试图利用义和团运动这样的民族主义运动来抵抗西方。西方文明虽然是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张来到东方，但两者并非是一个有机的不可分离的整体。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多元结构中，既有支持霸权主义的成分，也有抗拒它的成分，不可一概而论。中国需要的是合理的民族主义，向西方学习市场、自由、民主、法治等等“软实力”。反西方主义只是一种饮鸩止渴，它只能倒过来加剧民族认同的危机本身，而无助于走出现代化与民族主义冲突的传统困境。

新民族主义者认为，民族主义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前提，并强调缺少了民族主义的现代化将无法使中国强大。而自由主义者则将全球主义视为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在他们看来，民族主义过盛会妨碍中国融入世界体系。例如，孙立平就曾指出：

民族主义情绪的兴起，以及这种民族主义的情绪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的不断加深，使得一个问题再一次提到我们的面前，这就是中国要不要继续进入和融入到世界主流文明中去。……在另外的一些国家，民族主义情绪却成为自我封闭的理由，成为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障碍。只要看一下当今的世界，我们就不难看出，一些最旗帜鲜明地坚持民族主义的国家，往往也就是最抗拒现代化的主流文明的国家，有的甚至也就是当今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

孙立平进一步区分了作为手段的民族主义和作为目标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可以被用作促进社会整合和民族凝聚的手段。但若将民族主义视为目标，则往往会片面夸大本民族某些特质的优越性，并以这样的优越性来拒斥其他民族文化中有益的东西。就一个正在进行现代化的落后国家来说，前一种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往往会对现代化起推动的作用，而后一种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则往往使这个民族的现代化走向歧途，甚至出现对现代化的反动。在这种情况下，能否自觉地选择世界的主流文明，将自己自觉地融入这个主流文明中去，并在这个主流文明中成为一个积极而活跃的角色，仍然是中华民族面临的一个关键的抉择。如果狭隘地以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基本的标准，由此设定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发展目标，将会对中国社会的发展造成极为有害的影响。

新民族主义者认为，由西方所主导建立的现有国际规范和准则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应改革现有的国际体系或至少对一些规则作出调整。相反，自由派则认为现有的国际规则于中国有利。自由派的代表人物李慎之（1994a）提出，中国应抛弃地缘政治这样的陈旧概念，接受全球化和相互依存有利于世界各国的事实。对遭受西方列强欺凌的屈辱记忆，很容易使中国的民族主义衍变成沙文主义，而这实际上会阻碍中国崛起。要成为真正的大国，并为世界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中国只能接受现有的国际准则。据他所言：

在全球化已经成为大趋势的现实情况下，中国未来可供选择的现代化道路就不可能是另起炉灶，而是理解全球化的进程更深刻，参与全球化的进程更积极，在全球化进程中提出更高明的指导原则，来推进和提高全球化的进程。

无疑，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和外交准则是在西方几个主要国家的主导下制定的，将它们称作西方文明的产物并不夸大。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无法从这些准则中受益。

陈少明认为，中国不能因为自己是发展中国家，就以国际规则不适应本国国情为理由而拒绝之。其他东亚国家已经证明，接受这些规则有助于改善国情。

继《中国可以说不》成为畅销书之后，新出版的《中国不当“不先生”》赢得了同样可观的读者，它的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研究员沈骥如。在这本书中，沈骥如列举了一组反对“说不”的理由。他认为，全球主义应成为中国的认同。中国对西方说不起“不”，也无法拒绝融入现有的国际社会，更不可能孤立自己或寻求霸权。苏联正是因为说“不”而最终分崩离析。

苏联曾试图谋求世界霸权。它以争夺和对抗的方式处理国际关系，在联合国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并拒绝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些做法严重威胁了美国利益，促使它联合其他西方国家，全面地遏制苏联。同时，由于苏联的扩张危及了西方的势力范围，促使西方进一步加强了反苏联的阵线。苏联为了取得压倒美国的军事优势，不遗余力地与美国开展了军备竞赛，耗尽了国力。经济改革的失败最终使苏联难逃解体的厄运。

在沈骥如看来，自冷战以来崛起了四股主要力量：美国、欧盟、俄罗斯和中国。中国应在国际事务中扮演重要的合作者的角色，与其他三股力量共同推进多极世界的形成。尽管坚决反对美国的霸权，中国也须承认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重要角色，与美国真诚合作，以保障自身的安全利益。如此，美国才不会将崛起中的中国视作其全球利益的威胁。

沈骥如还提出，中国应在国际经济事务中顾及西方的经济利益。合作可以带来双赢局面，适当做些让步并不会使中国的尊严受损。中国在得益于国际经济合作的同时，也应尊重国际贸易机制的规则。更重要的是，中国不应坐等被拉入国际体系。中国在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的表现，展示了中国主动融入国际体系的意愿和努力，应得到肯定和鼓励。

针对中国国内的政治体制，自由派对民族主义者提出了更激烈的挑战。新民族主义者支持国家主义，认为只有将权力重新收归于中央才能振兴中国。自由派则支持通过政治改革来实现民主制，在他们看来，国家主义和中央集权会削弱国力。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官学两界展开了关于新权威主义的讨论。新权威主义的支持者认为，中央权威是推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提出实行新权威统治。自由派则坚持，民主制才是中国的政改方向。20世纪90年代的东欧剧变让中国的知识分子深切认识到稳定的重要性，他们不再谈民主化和激进的改革。但随着新民族主义的兴起，这一论争又被摆到台面上。

事实上，自由派并不排斥中央集权，但他们认为中国走向富强的基石应是民主而非民族主义。他们指出，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兴起于亡国灭种的危境中，但既然现在已经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就应将重心转向民主和人权。李泽厚谈到：

又例如社会秩序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我主张集权，中央要有很大的权威，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假使地方权力太大，完全不听中央，那最后就必然是打内战，因为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利益，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来调节、控制，地方利益冲突起来，那还得了……“新权威主义”要把集权固定下来，我却认为还是要向民主制度过渡。

陈少明对新民族主义大加反对。他指出，民族主义声称维护、争取国家利益就是为了民族利益。但事实上，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未必等同。他以纳粹德国为例来论证这一观点：

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例，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主义的国家都声称为民族利益而战，其时国家意志都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但结果是，有些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是一致的，有些是背离。纳粹时代的德国，国家牺牲了人民，即最终损害了德意志民族的利益。民族主义很容易……演化为国家主义……在和平的年代里，如果我们热衷于强调国家意志的话，那只有一种选择，就是从市场经济退回到计划经济。

国家主义的支持者认为中央须牢牢控制财权。自由派并不反对中央掌握财权，但他们提醒不对权力加以约束就会导致权力被滥用。将权力集中到中央应以对中央权力进行制度约束为前提。

当政者不能以抵制普世价值为代价来巩固政权或促进民族团结。没有内部竞争机制（民主）的保障，任何政治系统都会走向末路。张曙光（1995：9）指出，苏联有先进的武器，人民对国家也有信心，但最终还是分崩离析了。显然，张曙光是借用苏联的例子来告诫民族主义的危害。只有实行民主，使民众参与政治事务，中国才有望成为强国。陈少明谈到：

以民族主义进行社会动员是有条件的，一般是民族危机时期，它才对社会有感召力……但一旦这种危机消失，社会复又一盘散沙……如果（民众）没法将自己的切身利益同有组织的行为联系起来，对任何政治动员的反应自然冷淡。……要提高社会动员的效率，从长远看，切实的措施是通过改革，提高民众参与政治事务以表达其愿望的机会。

沈骥如认为，中国不仅应在经济体制上与世界接轨，也应在政治和社会制度上向美国学习。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并保持住这一地位，除了国力和财富，更重要的是制度因素使然，它的自由和包容吸引了世界各地的顶级人才。沈骥如也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并非一成不变，资本主义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共通性越来越明显。

中国近代史上关于民族主义的讨论，围绕着三种主权类型展开：民族的、国家的和人民的。国家主权论和人民主权论者都寻求强大的国家，但就如何建立强大的国家看法不同。他们的分歧在后毛泽东时代依然存在，两派都在政坛和社会各界有着各自的拥护者。无疑，新民族主义的发展受限于自由派的抵制。从对抗西方到与之合作，中国社会对国家利益的理解的转变受到了全球主义的推动。

4.中国正在拥抱这个世界

20世纪90年代初，白鲁恂在审视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轨迹后总结道，中国的精英在否定中华文明和将其浪漫化两个极端间摇摆不定。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文明正在努力尝试向传统注入现代元素，从而产生出新的民族主义，而中国似乎更愿意固守传统，这正是出于对中华文明的浪漫情结。

看到今日中国的景象，白鲁恂一定会同意他当初的结论过于草率了。改革开放让中国渐渐融入世界，而目前的国际环境，也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和平的国际环境和与他国的紧密联系让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改变了。当普通中国人接触到越来越开放的外界信息，他们对世界大事的了解也会更加可观和深入。1996年，《中国青年》在中国5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和哈尔滨）对民众如何看待国家对外开放的程度展开了调查。调查显示，在5市居民中，很关心国际新闻者占56.5%；不关心者占5.1%。

从封闭走向开放，中国社会的改变对中国人的观念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首先，中国人对世界秩序的看法变得更为多元了。当上述调查中的5市居民被问及中国目前在世界上的地位时，有两种观点的赞成者的比例比较接近，即特殊地位论——“中国的文化悠久，具有它特殊的世界地位”（32.8%）和地位未定论——“中国正在改革和发展中，它在世界上的地位还不好判断”（30.0%）；其次为潜在市场论——“中国仅仅在经济上被其他国家作为一个很有发展前景的大市场来看”（16.9%）和世界强国论——“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力量已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13.1%）。持落后国家论——“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的一个落后国家，没有什么特殊重要作用”的比例为2.7%。大多数居民看好融入世界对国家发展的影响，并认为中国应向西方学习。其次，在向西方学习一事上，中国人也变得更为理性。他们不再盲目崇拜西方，开始有选择地吸取各国所长，以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所用。

在这一背景下，新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全球主义）之间的关系便能得到更好的理解。显然，“抗议”介于“效忠”和“退出”之间。中国不会完全接受现有的国际体系，也不会拒斥它。

“抗议”战略契合中国民族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主权的主旨。在中国近代史上，民族主义是中国对西方帝国主义凌辱的反抗。中国的政治精英希望借助民族主义来重拾独立的民族主权、民族尊严和中国的大国地位。始自孙中山，民族主义就寻求中国作为大国应有的国际地位，目前的新民族主义亦如此。对于孙中山等民族主义者来说，中国可以通过表达不满而非建立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新的国际体系，来争取与其他大国平等的地位。换句话说，“合作的方式”比“对抗的方式”更有利于中国的国家利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成为苏联的亲密伙伴。50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毛泽东试图带领中国重建国际秩序。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中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大转向，开始联美抗苏。自此，中国不再拒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并努力融入之。即使后毛泽东时代出现了新民族主义，这一积极融入世界的大方向也没有改变。

冷战结束后，中国的领导人一再强调应建立更有利于中国利益的新国际秩序，而这一“新国际秩序”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推进中国作为独立主权国家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在正式场合和文件中，中国的政治精英很少用“新世界秩序”一词，而是以“新国际秩序”来表达他们对世界政治的看法。在中国人看来，“世界秩序”一词带有霸权的意味，美国作为霸主是这一秩序的主要推动者。“新世界秩序”以合作解决世界问题之虚，行干预国家主权之实。反之，“新国际秩序”意味着各个主权国家是这一秩序的独立单元，而这一秩序的初衷也是为了保持这些国家的独立和主权。

中国并不需要以革命的方式来建立这样的新国际秩序。中国要做的是发出不满的声音，以期对现有的国际秩序进行改革。西方特别是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有目共睹。随着苏联的解体，两极格局结束了，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中国人很清楚，尽管中国可以成为一“极”，但美国的世界领袖地位不可动摇。资深国际问题专家何方坦言：“美国确实拥有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的全面优势。”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分析家也承认，在所有这些方面，美国是中国现代化的参照标准，这也正是中国的政治精英一再强调中美合作重要性的心理基础。

1993年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央军委办公厅举办了国际形势发展研讨会。根据香港方面对此次会议的分析报告，逾六成与会者把日本看成头号敌人，三成认为美国仍是主要敌手，约一成与会者认为俄罗斯将成为危险敌手。不少中国人认为新的日美军事联盟意在遏制中国。但随着日本称霸东亚的野心日渐彰显，中国认识到美国介入东亚事务可以平衡日本势力。据美国高校的一位中国博士生的研究分析，中国官方认可美国的世界领导者地位，有40%的政治精英在不同程度上表示“赞成或支持美国领导世界”，这是因为：第一，国际体系需要一个领导者。第二，与其他更为危险的野心国相比，美国温和得多。1995年，李登辉访美在中国激起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但中国官方对此事处理谨慎，以防引致任何于中美关系不利的结果。诚然，中国官方在不同场合表达对西方的不满，但也尽量避免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任何直接冲突。

值得注意的是，一旦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示好，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就会有所平复。中国有融入世界的意愿，也希望改善与他国的关系，这些都反映在中美关系和中国与亚洲邻邦关系的转变上。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政府也显示出合作的诚意。

中国不仅积极融入世界，也在区域秩序中承担起大国的责任。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泰国提供的一揽子救济计划捐献了10亿美元。中国政府还坚持人民币不贬值，防止了亚洲货币的新一轮贬值。而中国这样做，按照朱镕基的话说，是因为中国对亚洲地区的经济稳定负有责任。

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中国和西方都失去了国家战略的旧有基础，在调整对外行为以适应新的国际环境上遇到了大量困难。失去了苏联这个共有的敌人，中国和西方还未找到足够坚实的新的合作基础。双方的利益，无论是物质的还是文化的，都面临着严重的冲突。

中国在经济上迅速崛起。苏联的解体忽然将它推到一个特殊的历史机遇前。这是自清末以降，中国第一次有望成为国际社会中的重要力量，一洗百年耻辱。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提升了。在国际事务中，中国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些都让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强烈要求，改变由西方主导建立的于中国利益有诸多不利的现有国际体系，甚至建立一个全新的体系。中国的战略家也认为，在国际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将极大地有利于中国。对于中国国内的情况，民族主义者目睹了以分权为导向的现代化对国家的影响，提出应借助民族主义来树立新的国家认同，反西化是这一时期中国民族主义的主题。此外，经济上的成就也让中国人对自己的文明和传统恢复了自信。儒家思想不再被视为现代化的障碍。以西化为导向的现代化给中国带来了各种“疾病”，儒家思想是治疗这些疾病的良方。而为了复兴儒学，必须展开抵制西方文明的运动。从以上这些方面来看，中国很有可能变得民族主义化。

但中国的外交政策不会是民族主义的。中国的新民族主义是反应性的。中国的当政者很清楚落后就要挨打，而以落后之资窥霸主之位更是痴人说梦，因此将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作为重中之重。中国愿意接受不触犯中国利益的国际准则，也愿意在大是大非的国际问题上作出适当妥协，因为友好的国际环境有利于国内发展。当然，中国主张根据变化后的全球势力格局相应地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会动用原本用于国内建设的资源来进行这种国际革命。相反，大部分中国人认为中国应该通过积极参与来融入现有的国际体系。中国人关心中国的国际和区域地位，但也谈中国对推进全球和区域和平与安全的“责任”。但中国不能容忍西方用现有的国际规则来遏制中国的发展，因此采取“抗议”战略。王缉思指出：“美国试图迫使中国围着它转……一旦美国将本国的意志强加于中国，两国就会产生摩擦。”

一个强大的中国，对中国自身和对国际社会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从美国方面来看，随着苏联的解体，中国不再是战略合作伙伴。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从地缘政治的旧有观念来看，它没有理由再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中美间的战略合作基础一旦瓦解，就注定在安全、贸易、人权、台湾、香港、西藏等问题上发生严重冲突。此外，西方一部分人在20世纪80年代认为，改革会将中国变成一个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国家，西方价值观也将盛行于中国。但事态发展并非如他们所愿。冷战结束后不久，西方又有人预言中国将步苏联之后尘成为民主国家。但他们的期望又落空了。于是，这些西方人开始恐惧中国的崛起，害怕一个强大的异己的中国成为西方的严重威胁。但中国已经在经济上取得了傲人成绩，必将成为区域乃至世界的霸主，西方能做的只能是遏制其进一步发展。这正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威胁论”的发生逻辑。如何减轻甚至消除中国的威胁，成为西方的棘手大事，他们提出了“围堵中国”和“分裂中国”等理论。

但是，想要遏制中国的崛起并非易事。西方的阻挠或许将使中国的崛起速度在后二三十年放缓，却无法使其停止。这是因为，中国国内蕴藏着巨大的干劲和能量。正如时任新加坡总理吴作栋所言：“我并不认为中国的发展可以被遏止。巨人已然出瓶，再也塞不回去。即使没有外力帮助，中国国内的活力也足以使它发展壮大。”

而西方对中国的不友善和遏制，激起了中国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说明，中国民族主义的诱因不是中国国内的发展，而是外来刺激。尽管中国民间的新民族主义风起云涌，当政者却对此保持冷静。中国政府并不愿意看到国家的高速现代化受到任何外来因素的负面影响。当然，这便意味着政府要面对来自国内民族主义的压力。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否无害，取决于中西间的关系，取决于西方是否能逐步接纳和适应中国的崛起。历史将证明，持续接触（而不是遏制）中国不仅可以缓和其民族主义，也将使中国更好地融入世界。

[1]Istvan Hont, Jealousy of Trade：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the Nation-Stat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0.

[2]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MA：Beacon Press，1944.

[3]参见Yongnian Zheng and Yanjie Huang, Market In State：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omin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8，第一章。

[4]Max Weber, The City, Glencoe, Illinois：The Free Press，1986。这本著作在作者去世后出版于1921年，在1924年并入其巨著《经济与社会》。韦伯聚焦城市在西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同样，在《中国宗教》和《印度宗教》等论著中，他也论述了东方国家城市为什么没有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

[5]在这方面，可以参阅梯里主编的一本重要著作，Charles Tilly, ed.，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5。

[6]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ranslated by Arthur Goldhammer, Cambridge, M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4.

[7]这方面的研究参见我们最新的研究，Yongnian Zheng and Yanjie Huang, Market In State：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omin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8。

[8]在我们的书中，我们称之为“制内市场”，即市场存在于一整套政治规制之中。

[9]UNDP report on China’s progress on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 UNDP，2010.

[10]居民可支配收入指“居民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储蓄的总和，即居民可用于自由支配的收入，既包括现金收入，也包括实物收入。按照收入的来源，可支配收入包含四项，分别为工资性收入、经营性净收入、财产性净收入和转移性净收入”。

[11]Credit Suisse（2015），Global Wealth Datebook 2015：Total net wealth at constant exchange rate.

[12]《乐施会研究简报》2017年1月，第1页。

[13]关于文化主义和民族主义关系的讨论，见Duara（1996）。就民族的理解在近现代中国如何演变的详述，见Dikotter（1992）。

[14]引自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版《三民主义》，“中央”文物供应社，1985年，第4-5页。——译者注

[15]严复的民族主义理论，详见Schwartz（1964）。

[16]详论见亨廷顿（1996）。

[17]见王缉思（1995）。此书收编了数位中国学者基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论所撰写的文章。

[18]对盛洪文章的评论，见孙立平（1996b）、徐友渔（1996）、石中（1996）、庞朴（1996）、秦晖（1996a，1996b）。

[19]中国的核武器战略与中华文化传统之间关系的相关讨论，见Lin（1988）。

[20]详见“Greater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 special issue，136（1993）.

[21]例如，Whiting（1995）；Christensen（1996）。艾伦·怀廷（Allen S.Whiting）改变了其先前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看法，认为它已变得越来越具有进攻性，这主要反映在中国的对外政策上。

[22]参见新华社政治编辑室编（1992：15）。国际竞争力的相关研究，见狄昂照编（1992）。

[23]关于“小康”这一概念的阐释，参见Wong（1996a）。

[24]关于中国的科技政策，参见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1986，1992）。

[25]关于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转变，参见沈明室（1995）。

[26]对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教育体系的介绍，参见Bih-jaw Lin＆Li-min Fan（1990）。

[27]综合国力比较研究课题组（1995）；90年代中美德日印五国综合国力比较与预测课题组（1995）。

[28]王赓武（Wang Gungwu，1996a）通过1996年钓鱼岛争端的例子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讨论。

贸易与理性

版权信息

贸易与理性/郑永年著.—北京：东方出版社，2020.7 ISBN 978-7-5207-1562-1

Ⅰ.①贸…　Ⅱ.①郑…　Ⅲ.①国际贸易-国际争端-研究-中国　Ⅳ.①F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103965号

贸易与理性

（MAOYI YU LIXING）

作者：郑永年

责任编辑：陈丽娜李鹏飞

出版：东方出版社

发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北里51号

邮编：100028

印刷：北京市大兴县新魏印刷厂

版次：2020年7月第1版

印次：202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册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1/16

印张：22.75

字数：240千字

书号：ISBN 978-7-5207-1562-1

定价：69.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请拨打电话：（010）85924602　85924603

目录

版权信息

出版说明

第一章 非理性贸易的当前国际背景

一、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关系的三个阶段

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坍塌了

三、新一波“中国威胁论”

四、中美关系有走向“修昔底德陷阱”的风险

五、人们熟悉的中美关系一去不复返

六、中美关系远比自由落体还糟糕

七、欲望之争主导当前中美冲突

第二章 中美贸易摩擦的根源是什么

一、中西方两种政治经济学模式及其未来

二、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战略选择

三、美国对中国的三大冷战判断

四、美国为何会发动贸易战

五、中美贸易摩擦的国际权力结构因素

六、全球化时代的光明与黑暗

七、为何经贸相互依存也可能会导向战争

八、如何理解特朗普对华贸易政策的本质

九、贸易战与特朗普的国际新秩序

第三章 中国应对贸易摩擦的战略考量

一、技术冷战与中美冷战的序曲

二、美国如何理解“中国制造2025”

三、如何理解中美贸易谈判的复杂性

四、中国必须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应对贸易摩擦

五、贸易摩擦与国际秩序的未来

第四章 中国应有的理性反思

一、中国新时期的外部风险

二、《日本第一》对中国的教训

三、中美贸易摩擦我们暴露了怎样的弱点

四、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五、中国会再次封闭起来吗

六、要警惕狭隘民族主义

七、西方为何不相信中国不称霸

八、对“美国衰落”的重新评估

九、美国人为什么有强烈的危机感

第五章 中国企业家的忧与思

一、中国企业家的困局

二、中国企业家为何缺少格局

三、中国国有企业的边界在哪里

四、中国最大的困扰是体制成本

五、中国民营企业需要怎样的结构性改革

六、政府可以成为中国企业的“帮手”吗

七、为何强调培育企业家成长环境

八、政府该如何打造营商环境

第六章 改革开放4.0版，中国如何走出去

一、疫情之后的“有限全球化”

二、中国开放政策进入4.0版

三、中国应主动创造自己的战略机遇期

四、“一带一路”与国际经济新规则的“书写”

五、建设开放式的“新丝路”

六、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与中国发展下一步

七、粤港澳大湾区与中国的未来

出版说明

很多年来，人们总以“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来描述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关系的限度，但今天可能很少有人可以这么说了。贸易经常被视为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的确，贸易把两国牵连在一起，增加了两国的互相依赖，以至于形成早些时候一些美国学者所说的“中美国”或者中国方面所说的“中美婚姻关系”。人们希望这种关系可以使得两国的行为理性化。不过，随着中美贸易战的进一步演变，中美之间的矛盾和深层次问题一一浮上台面。与此同时，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世界各国扩散，没有人知道对各国经济打击到底会有多大，但越来越多的经验证据指向这次疫情对世界经济影响之大，甚至远超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也很显然，新冠疫情对中美关系的负面影响非贸易冲突所能及。越来越多的人不禁感慨：中美关系简直比自由落体还要糟糕。

不过，如果撇开双方几乎高度情绪化到声嘶力竭的话语，回到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层面来说，无论是特朗普的“使美国更加伟大”还是中国的“中华民族复兴”，至少在意图层面，它们的目标是一样的，用中国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要让老百姓过上（更）好日子。同时，作为两个经济体量最大的国家，双方对区域或国际秩序都负有一定的责任。两国的竞争是必然的，但竞争有良性和恶性之分，良性的竞争是需要的，是通往合作的基础，是互惠的；恶性的竞争则会导致两败俱伤。说到底，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如果世界要维持和平与发展，那么关键莫过于理性回归中美关系。

本书中，笔者围绕“贸易与理性”这一主题，从全球化与地缘政治的视角对中美之间贸易战产生的背景、本质进行系统思考与分析；并对中国如何理性应对作出战略性考量。笔者的核心观点就是，只要中国坚持开放，那么就不可能被再次孤立。同时，中美贸易战也对中国本身的进步提出了挑战。正在进行中的中美贸易摩擦，中国暴露了怎样的弱点？这是人们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正是美国（和西方）看到了中国的弱点，就变本加厉地通过贸易战对中国加以打击。很显然，中国如果不能尽快克服这些弱点，那么就不仅输了这一轮竞争，今后的发展也会变得更加困难。

“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句名言从不过时。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20年5月28日举行的“两会”记者会上说：“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现在又碰到疫情。疫情过后，民生为要。”这组数据简单明了地揭示了中国这个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民所得达到1万美元经济体的另一面。笔者在书中把中美关系置于这样一个中国基本国情中去分析。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仍然是中国的基本问题；而美国的“衰落”还只是相对衰落，其在经济、军事、科学技术、创新等领域，仍然非常强大。对此，我们需要有一个清醒且理性的认知，而这样一个认知只能来自人们对中国基本国情的回归。

改革开放短短几十年的时间，中国与西方世界的贸易关系经历了“引进来”，到“接轨”，再到“走出去”三个阶段。中国与西方世界接下来如何互相调适对中国走好第三步非常关键，同样对形成一个更加多元、开放，更加民主公正和一个更可持续的国际秩序也非常重要。笔者多年来也在国内外大学、研究机构、经济机构、政府部门等以讲座的形式讨论中国发展与世界秩序问题，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了数量不少的文章和评论。这次根据“贸易与理性”这一主题汇集起来，遂成此书，以飨读者。

本书的出版要感谢东方出版社的许剑秋先生以及责任编辑陈丽娜、李鹏飞所做的工作，正是他们的努力，本书才能这么快与读者见面。

第一章　非理性贸易的当前国际背景

一、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关系的三个阶段

近年来，随着中国和美国、欧盟等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纠纷案列的增多和中国越来越庞大的内部能源需求对世界市场的影响迅速扩大，中国和仍然在西方主导下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明显。这种冲突不仅表现在经济学意义上的供应和需求方面，而且更为重要的也表现在地缘政治学意义上的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代言国家的战略利益的冲突上。一些西方观察家因此开始怀疑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发展”或“和平崛起”国际战略。

尽管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之间在一些方面的冲突在所难免，但这些冲突并不都是负面消极的。要对冲突作具体的分析。冲突可以表现在各个不同的方面，包括经济上的、战略上的、政治上的、军事上的和文化上的。不能把所有这些冲突混为一谈。迄今为止，中国和西方为主导的世界体系之间的冲突主要表现在经济层面。这种冲突和传统意义上的以军事冲突为核心的国际冲突具有不同的性质。前者如果解决得当，可以变成一种双赢游戏，而后者则只能是一种零和游戏。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经济层面的冲突并不对“和平发展”或“和平崛起”战略构成威胁，以多边主义和经济外交为主体的国际战略仍然是中国崛起最有效的国际战略。当然，这并不是说人们可以忽视经济方面的冲突。这是因为对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来说，经济、政治、战略等各方面的利益很难区分开来，经济方面的冲突如果解决不了，就有可能演变成其他方面的冲突。因此，如何直面冲突，有效管理冲突乃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所面临的挑战。

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关系到目前为止已经经历了三个主要的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也就是中国刚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时候，中国政府主动实行开放政策。“请进来”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中国通过把全球资本“请进来”发展自己的经济。“请进来”开始时大多是海外华人资本，欧美资本随后。这一政策非常成功。它很快结束了改革前中国较为封闭的状态，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动力。

在第二个阶段，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主要表现为“接轨”。和世界体系“接轨”表现在两个主要的方面：一方面是中国政府改革内部的各种制度机制来适应世界体系；另一方面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在不长的时间里，中国已经加入了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和区域经济组织。

那么，为什么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在近年来越来越明显了呢？这主要是因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已经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即中国“走出去”的阶段。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已经从一个资本短缺的国家转型成为资本过剩的国家。（应当指出的是，中国的民族资本，尤其是私人资本，在国内的环境并不理想。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总体环境是“亲商”的，但主要是“亲外商”的。外国资本一直享有比本国资本更好的待遇。民族资本直到今天还没有外资的待遇。今天，民族资本在国内面临外资的强大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旦被允许，民族资本就要到处寻找发展的机会。）与所有国家的资本一样，中国资本也会按照资本自身的规律走向能够赢利的地方。同时，充裕的资本也使得中国有能力购买大量的原材料以满足国内发展的需要。

中国资本“走出去”（主要通过企业“走出去”的形式）本来就是一个积极的因素，因为和其他资本一样，中国资本也能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经济发展已经为当今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注入了全新的动力。现在已经很难想象一个没有中国的世界经济体系了。中国为全球市场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廉价商品，为原材料生产国提供了一个新的“客户”选择，崛起中的中国中产阶级更是为发达国家提供了一个倾销高档商品的巨大市场。

既然中国的经济崛起产生了这么多的正面效应，那么为什么又表现为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冲突呢？这里既有经济上的因素，也有政治和战略方面的原因。在经济层面，随着中国经济体的壮大，内部的供应和需求都可以产生巨大的外部影响力。在供应方面，因为中国内部廉价的生产要素（主要是劳动力和土地），中国正在生产出越来越多的廉价商品，供应全球市场，从而影响当地产品的价格。“中国制造”，确切地说，是“中国组装”，可能是当代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最具特色的现象。在需求方面，中国内部巨大的需求已经开始对国际原材料价格产生很大的影响，近年来国际石油、钢材、铁矿等价格变化都离不开中国的因素。正是因为中国已经成了全球经济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生产什么和消费什么，生产多少和消费多少，都可对全球经济体系产生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程度对不同国家不同，对不同产业不同。一些国家、一些产业视中国的“走出去”为机会，而另外一些国家和产业则有不同甚至是相反的看法。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竞争是经济进步的动力，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适应竞争环境。

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运作并非经济学意义上所谓的需求和供应关系那么简单，它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就是说，任何经济学上的交易必然包含或者产出政治上的意义，甚至是战略上的意义。尽管中国努力通过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来实现和平崛起和发展，但是在那些主导当今全球经济体系的国家看来，全球化也正在使得中国有可能把其影响力扩展到全球的各个角落。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已经开始很快地走出亚洲，走向非洲、拉丁美洲、中东，甚至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的美国和欧洲。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来说，中国影响力的崛起，无论是通过何种方式的崛起，无疑是一种新的挑战。在冷战后，西方世界各种“围堵”中国的声音不断，但与苏联不同，对西方来说，中国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形。无论是中国的“请进来”、“接轨”和“走出去”都使得西方难以实行当年对苏联所实行的政策。苏联是一个相当孤立的实体，在经济上和西方世界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关系。但如上所说，中国的经济活动已经成了西方经济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再者，苏联也经常搞“输出”，搞“革命”和“意识形态”的输出，这经常导致西方的恐惧。但中国所输出的则是西方普通老百姓所需要的商品。这种情况使得西方很难找到一种战略来遏制中国。到今天为止，尽管西方世界一直有“围堵”中国的意图，但并没有一种有效的战略。因为没有一种有效的战略来消化或者遏制中国经济崛起所产生的外在影响力，西方世界的一些人尤其是政治人物经常感到深切的忧虑。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在近年来不断把贸易、企业并购等经济问题政治化，拼命通过政治手段，企图阻碍中国经济影响力的外扩。从世界的长历史来看，这样那样的政治化手段可能会延迟中国经济的外在影响力，但不可能阻止中国“走出去”。

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坍塌了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020年5月29日宣布，美国将退出世界卫生组织。这似乎在人们预料之中，因为4月14日他已经宣布美国暂停资助世界卫生组织。特朗普指责世界卫生组织在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上的决策以中国为重心，没有及时分享疫情信息，没有及时提供防疫政策建议，没有及时宣布“全球大流行”，所以，“在这么长时间后，是时候让他们为此负责了”。

对特朗普治下的美国“退群”行为，人们似乎已经习以为常。这些年来，美国已经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移民协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伊核协议、《美苏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以下简称《中导条约》）、《巴黎气候协定》等。退出世界卫生组织是不是另一个“退群”行为呢？

事情可能并非“退群”那么简单。特朗普执掌美国后，其外交政策取向，经历了一个从非常态美国的经济思维向常态美国的权力思维的转变。初期，特朗普的口号是“让美国再次伟大”。他的判断是美国在海外参与已经过度，让美国承担了过多的维持国际秩序的负担，所以美国要减少海外的承诺。在这一点上，特朗普其实并没有什么新意。其前任奥巴马已经这么做了，只不过奥巴马没有像特朗普那样，明确提出“美国优先”的口号，也没有像特朗普那样，采取激进的“退出”政策。

具有商人背景的特朗普更多的是从经济成本来计算美国的海外卷入。因此，当他觉得美国所出的钱和所享受的权力不对等时，他就要减少美国的份额。在这一点上，他对盟友也是如此。这些年来，特朗普和欧洲国家、日本、韩国等盟友一直纠缠于同盟费用分担问题。

特朗普政府的“退群”行为过于激进，过于以美国为中心，自然受到美国精英阶层和盟友的抵制。在他们看来，“退群”意味着美国国际影响力的衰退，美国作为大国“没有大国的样子”了。“退群”甚至受到美国的强硬派反对，因为对他们来说，“退群”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把国际空间白白让给中国或其他国家。

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当美国拼命“退群”时，崛起中的中国已经在国际舞台上变得更加活跃。例如，根据西方观察家的说法，在联合国15个专门机构当中，中国取得4个机构的领导岗位，包括粮农组织（FAO）、工业发展组织（ONUDI）、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UIT）和国际民航组织（ICAO）。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更被西方认为是亲中国的。

1.公共产品不足冲击国际秩序

不管如何，美国的行为意味着现存国际秩序的倒坍。美国在19世纪90年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卷入世界事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领导整个西方建立了所谓的“战后国际秩序”。以联合国为核心的一系列国际组织，是这个国际秩序的制度体现。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的确能够扮演这个体系的领导者角色。

尽管人们一直在呼吁国际体系“民主化”，但实际上国际体系远比国内体系更难民主化。例如，尽管在联合国内部，每一个国家都有发言权，但并非每一个国家都享有同样的权力。其他所有国际组织体系内部也是如此。事实上，美国因为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所以，提供国际秩序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最大份额的国际公共产品。在学术界，吉尔平（Robert Gilpin）称此为“霸权稳定”。哈佛大学约瑟夫·奈（Joseph Nye）近年来提出的“金德尔伯格陷阱”（The Kindleberger Trap）也是基于此种现实情况。就是说，国际秩序的维持和稳定，需要足够的国际公共产品；一旦国际公共产品不足或缺失，国际秩序就会遇到大麻烦。

不过，美国扮演国际体系领导角色，并不意味着美国在独自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美国的领导角色是具有一系列条件的。第一，美国在提供最大份额的同时，也要求其他国家尤其是其盟友（大多是发达的西方国家）提供份额，而且美国也有能力要求其他国家这么做，其他国家也的确这么做了。第二，国际体系的开放性。美国主导国际体系，但并非独享国际体系的权力，而是向其他国家（大多是西方盟友）开放这个体系；其他国家进入这个体系，并接受这个体系的等级性，也即接受美国的领导权。第三，作为它们接受美国领导权的交换，美国也向这些国家开放其庞大的市场。

不管怎样的条件，就如意大利新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所言，霸权地位的获得，是因为霸权者能够超越自己的利益，而照顾到其他角色的利益。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今天的美国失去了其往日的国际领导能力，而且失去得很快。美国似乎没能跳出从前所有帝国的生存和发展逻辑——崛起、扩张、扩张过度、力不从心、衰落。尽管没有人会预测美国最后的衰亡，但人们都认同今天美国的力不从心和相对衰落。

从这个角度来看，特朗普从国际转向内政的方向并没有错。美国如果继续扩张，在海外卷入过多，会衰落得更快。

美国的衰落一定意味着国际秩序的倒坍吗？不一定。就国际公共产品来说，如果美国没有那么大的提供能力了，其他国家也可以提供。全球化造就了“全球村”，各国互相高度依赖，更需要足够的国际公共产品。全球化也促使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大批新兴国家崛起，这些新兴国家拥有强大的经济力量，也有能力为国际秩序提供所需的公共产品。

2.分享国际权力，维持国际秩序

国际秩序危机的产生，并不是因为缺少提供公共产品者；公共产品的不足是国际政治造成的。说穿了，“国际公共产品”只是国际权力政治的漂亮包装盒。究其实质，国际公共产品的背后就是国际领导权。吉尔平的“霸权稳定”理论，要比“国际公共产品”更能说明国际政治的本质。

这也就是今天中美两国在国际舞台上较量的本质。美国失去了国际领导力，而中国快速崛起，也愿意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或者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这也是前些年曾任美国贸易代表、美国副国务卿和世界银行行长的佐利克（Robert Bruce Zoellick）所提出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概念的初衷，即美国通过和中国分享国际权力，来维持现存国际秩序。

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多年来变成战后体系最坚强的维护者。在崛起过程中，中国并没有“另起炉灶”，而是选择加入现存国际体系，再通过改革现存世界体系来改变自己的地位，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表面看，中国的选择无论对中国本身还是对美国来说，是最优的选择，因为这种选择可以避免给现存国际体系带来震荡。

但在国际政治领域，问题没那么简单。无论在维护战后体系，还是想在现存体系中扮演更大的角色，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

首先，美国不会退出国际政治舞台。尽管美国已经力不从心，但它仍然是世界上最多“最”的国家，包括最大的经济体、最大的市场、最具创新力的企业制度、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等。一个拥有那么多“最”的国家，不仅不会想退出国际政治舞台，也不会想和其他国家共享国际权力，尤其是与一个同自己的文化、价值体系、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那么不相同的国家共享权力。这与战后英国和平地向美国移交国际霸权很不一样。英国“光荣退出”（gracefully exit）国际体系领导权，美国成为国际体系的领导者，不仅因为欧洲国家之间发生过激烈战争，除了免于战争的美国，西方列强没有一个有能力领导世界，也因为英美两国的同质性。

其次，即使美国没有能力领导世界了，西方国家能够接受中国吗？尽管这个世界并不是西方的，但不管人们喜欢与否，这个世界秩序是西方世界确立的，也一直为西方世界所主导。尽管世界秩序的开放性，使得其他非西方国家能够参与其中，但非西方世界从来没有领导过世界。即使其他国家接受了中国的领导角色，但如果没有西方世界的接受，中国也很难领导世界。至少从现在看来，西方世界并没有任何意愿接受中国的领导；相反，西方诸国时刻警惕中国是否会取得国际领导权。这次抗疫过程中，西方一直竭力提防中国在抗疫过程中取得国际领导权，背后的理由不言自明。

再次，也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本身一直表示无意和美国竞争领导权，领导世界。一方面是因为客观上中国并没有足够的能力来领导世界。尽管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在不远的将来可能会超过美国，但即使这样，中国的人均国民所得仍然远远低于美国，而且在科技、创新、军事、企业制度等方面会继续落后于美国。在刚刚过去的“两会”记者会上，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强调，中国还有6亿人口的月收入是1000元人民币。这表明，中国将会长期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位置。另一方面，中国的确没有这样的意愿。国霸必衰，中国人是相信的。英国、日本、苏联都在争霸过程中衰落了。如果强大的美国领导世界都那么吃力，为什么要去抢美国的领导权呢？

中国是世界体系的一部分，也从这个世界体系中获益。中国需要维持这个秩序，也愿意和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合作，来维持这个秩序。这也就是中国对佐利克的“利益相关者”概念感兴趣的原因。中国相信，只要中美两国合作，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但如果两国发生冲突，那将是世界的灾难。

然而，美国并不这样想。美国认为，中国如果继续发展下去，迟早要抢美国世界领导的地位。

美国没有强大的领导能力了，但也不会自愿放弃国际组织的领导权；中国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和意愿，也不想成为现行体制的破坏者，而西方诸国既要维护现存国际秩序又要提防中国。这意味着现存国际组织很有可能存在下去，但会越来越政治化，成为主要主权国家作国际政治斗争的工具。正因为是斗争，各国互相制衡，国际组织的激进改革也不可能达成，所以它们的效率会低下，腐败会继续存在，越来越不能满足成员国的需要。

这种情况显然并不符合各国的利益。各大国会如何回应？新的秩序在哪里呢？尽管包括基辛格在内的诸多外交家和外交观察家都在预测新秩序的出现，但一个新秩序的出现不会那么容易。新秩序肯定不会通过修补旧秩序而产生。历史经验表明，新秩序必然起于区域和局部，自区域秩序和局部秩序而扩展延伸为国际秩序。

无论是中美贸易摩擦，还是由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引起的中国和美国、中国和西方的角力，都表明世界正朝着“一个世界、两个体系、两个市场”转型。如果现存国际组织被弱化，“一个世界”必然被虚化，两个体系、两个市场便是实体。

如果这样，人们也没什么可惊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尽管有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但西方体系如七国集团（G7）依然存在，并且很多国际问题是通过西方体系得到解决的，而非联合国体系。中国早已开始为现存世界体系做补充，例如金砖国家、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一带一路”等。英国政府已经在推动组建一个10国集团（原来的G7加上澳大利亚、韩国和印度），研发5G技术来对抗中国。如果将来出现另一个Gx之类的集团，来支撑另一个体系和市场，那可能也是国际政治客观规律所致，而非中国的初心。如果全球化持续推进，甚至一些国家同时成为两个体系、两个市场的成员国，也没什么好惊讶的。

至于中国如何使自己建立的体系和市场具有竞争力，实现可持续的发展，那是需要另外探讨的重要问题。

三、新一波“中国威胁论”

“中国威胁论”始终是以西方国家为主体的国家群（即西方国家和它们的盟友）的一条对华外交主线。冷战结束之后，“中国威胁论”经历了好几波。每一波“中国威胁论”浪潮轻则曲解和诬蔑中国，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重则影响所在国的对华政策，阻碍甚至围堵中国的崛起。正当中国积极准备新时代主场外交的时候，新一波“中国威胁论”浪潮扑面而来，并且比以往来得更凶猛、更广泛。

这一波“中国威胁论”浪潮覆盖整个西方世界和它们的盟友，包括美国，欧洲的德国，亚太地区的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度等国。一些国家的政府官员公开出来“警告”中国，而另一些国家则政府在背后，民间人士在人前指责中国。各国政界和学界尽其所能，制造了一大堆的新名字，例如“锐实力”“债权帝国主义”“新帝国主义列强”“修正主义者”，等等。尽管西方在创造概念方面一直被视为严肃认真，但在攻击中国时，造词一点也不科学。一些人试图用学术的态度和方法来分析这些概念，但白费心思，因为这些根本就不是像样的学术概念，在学术上不值得推敲。

1.西方发现无法改变中国

西方的“反华”力量所要做的就是营造一个新的冷战环境。和中国发生一场新“冷战”甚至热战一直是西方“反华”力量梦寐以求的。简单地说，西方的新一波“中国威胁论”建立在西方近年来流行起来的至少三个新“冷战思维”之上。

第一，西方对中国发展过程中的政治制度抱冷战思维。近代以来，政治制度的不同往往是国家之间对抗和冲突的重要根源之一。在这方面，西方和中国的价值观全然不同。中国相信不同政治制度和谐共存，而西方往往把具有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视为竞争者甚至敌人。长期以来，西方相信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会演变成西方那样的自由民主制度。但当西方看到中国不仅没有走西方式“民主道路”，而且发展出了自己的政治模式时，西方就莫名其妙地感觉到了“威胁”。

今天，西方基本的判断是中国的“威权主义”趋于永久化。对西方来说，更为严峻的是，中国的“威权主义”政治体制已经对非西方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越来越多的国家会仿照中国的体制。在西方看来，这是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最大挑战和最大“威胁”。

第二，对中国经济制度的冷战思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渐趋成熟，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混合经济模式”。近年来，西方一直在炒作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今天西方所认为的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内外部影响，主要包括如下几个层面：其一是国家资本主义导致中国内部市场的不开放，西方企业在中国失去了“竞争力”；其二是中国国有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政治原则高于经济原则，影响西方企业的竞争力；其三是国家资本主义是中国“外部扩张”的主要政治工具。正如苏联经济模式是对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的最大威胁，今天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被认为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最大经济威胁。

第三，对所谓中国“新帝国主义”的冷战思维。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对中国的战略基本上包括三个方面：围堵和遏制中国崛起，至少防止中国挑战西方的霸权；鼓励中国进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不想失去中国，即不想让中国成为另外一个“苏联”；把中国改造为一个类似西方的国家。

但现在这些选项都没有了。西方的新冷战思维是：西方既没有能力围堵遏制中国，也没有能力改变中国。因此，一个可行的选择就是把中国变成另一个“苏联”，这样西方至少可以团结起来尽最大努力遏制中国的扩张，并且也能孤立中国，和西方进行一场新的“冷战”。

特朗普政府2017年12月、美国国防部2018年1月分别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与《国防战略报告》，都直接称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并声称美国将聚集资源应对中俄的挑战。非常有意思的是，白宫新闻发言人把美国的这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为美国“新时代的新国家安全战略”。这种称呼和中国领导人所提出的“新时代”相呼应。

美国前国防部长马蒂斯（James Matis）指出，美国决定公开称中国和俄罗斯是战略竞争对手，并非美国自身的选择，而是国际安全形势变化带来的必然结果。他说：“将竞争关系公开化的行动是（中国）将南海的岛礁变成军事哨所。在欧洲将竞争关系公开化的行动是俄罗斯越境侵占克里米亚，以及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支持分离分子。”

再者，一些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有了新的冷战思维，认为这是中国国际扩张主义的体现。德国外长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最近的言论可以视为西方国家态度的变化。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这位外长声称中国借“一带一路”打造有别于自由、民主与人权等西方价值观的制度，自由世界的秩序正在解体，西方国家应当提出对策。这位外长还警告欧洲被中国和俄罗斯分化的危险。欧洲国家包括德国早先对“一带一路”倡议持积极态度，但现在立场出现变化。这种变化并不仅限于德国，而是相当普遍。

这些互为关联的思维加在一起，成为西方对中国发起“冷战”的依据。正在形成中的“中国威胁论”浪潮覆盖西方世界和它们的盟友，“反华”情绪和行为表现在各个方面，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涵盖经贸、安全、文化教育与人文交流等领域。

2.“反华”情绪涵盖诸多领域

在经贸方面，美国已经发生了和中国的贸易摩擦。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对中美两国都必然会造成重大损失。特朗普政府聚焦的是美国的经济，为了美国经济，特朗普政府正在采取诸多非常举措，尤其是贸易方面。历届政府在考量对华贸易政策时会把贸易政策和其他政策联系在一起，并且抱有以贸易政策改变中国的企图。但特朗普政府没有任何这样的企图，其对华贸易表现得更为直接，就是看看贸易平衡数据。这种对单一因素的考量使得特朗普政府趋向于采取强硬的对华贸易政策。当然，特朗普政府对其他国家也如此。

其他主要西方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友，如澳大利亚和日本，尽管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非常高，并且从对华贸易的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这些国家的一些政治力量还是宣称要对中国采取强硬举措，并声称要做好准备为此付出“代价”。以日本为核心的新版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起死回生，同时这些国家向美国开放，随时欢迎美国的回归，而宣布退出TPP的特朗普近来在这方面也开始松口。

在安全方面，问题更多。中国经过这些年的努力稳定了南海局势，但美国正在推动南海问题重新“回归”安全议程。在核扩散问题上，因为朝鲜核问题，中国不仅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主要来自美国），而且也面临日益增长的核威胁。一旦朝鲜成为核武国家，那么中国全部周边必将被核国家所包围。更复杂的是，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等所有相关国家在朝鲜核问题上，和中国的利益不同，它们以各种形式拖延核危机，把压力转移给中国。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本意是为了带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且中国一直持开放的态度，欢迎各国参与这个倡议。不过，西方并不这么看。美国和日本一直持怀疑态度。这尤其表现在美日对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态度上，它们一直相信亚投行是想取代美日主导的亚行。

在亚洲，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家为了应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了“印太战略”，而美国特朗普政府也接受了这种思路。拉印度来对抗中国的崛起是美国和日本多年来的重点战略考虑，而随着“印太战略”的正式提出，这一战略会很快进入操作阶段，具体化和行动化。

这一战略大致会从两个方面进行，即军事战略和经济战略。军事战略方面实际上已经进行了很多年，只是早些时候没有这样的提法。在围绕核武器、南海、东盟等问题上，美、日、印、澳都把中国视为威胁，并且逐渐找到了“共同安全利益”。这些国家之间的军事合作已经有多年，且渐趋成熟。2017年，四国重启“四方安全对话”（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确保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自由开放”。“四方安全对话”被视为亚洲版“北约”的开端。

现在美、日、印、澳又开始转到经济战略层面。最近，这些国家初步达成对付中国“一带一路”的“另外选择”，即这些国家共同推出一个区域基础建设计划。在这一方面，这些国家既有共同利益，合作起来也有相当的实力。对美国来说，其所担心的是中国的“一带一路”会促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地缘政治势力范围，从而抗衡美国。因此，美国必须力所能及地破解这个被认为是形成中的中国势力范围圈。这也是美国接受“印太战略”的理由，认为这一战略可以维持“自由开放的亚太区”。

印度对“一带一路”始终抱有非常负面的看法。因为“一带一路”覆盖很多印度的邻国，印度担心其会被中国“势力”所包围。这些年来，印度提出“东进战略”，积极投资建设连接邻国的道路和铁路。

在安全方面，中国台湾问题也变得越来越重要。近来美国一直在提升和中国台湾的关系来制约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当局主动配合。在两岸情势紧张之际，中国台湾的强硬派走上台面，他们希望中美之间陷入一场“冷战”，相信“冷战”局面有利于维持中国台湾的现状，并企图在这个过程中寻找“独立”的机会。

可以预见，无论是“印太战略”，还是“四方安全对话”，或者其他的组织，一旦针对中国的联盟或者网络形成，那么其功能会不断扩展，最终涉及网络安全、外太空安全、核安全等领域。“北约”的历史就说明了这一逻辑。甚至在文化和人文交流方面，一场无硝烟的战争也已开始。

3.欧美亚太多国拉帮结伙

和之前几波“中国威胁论”浪潮不同的是，从前都是美国在挑头，鼓动其他国家加入。但这次是其他国家在挑头，鼓动美国来参与。实际情况是，当美国挑头时，其他国家不见得一定要参加，因为其他国家觉得有美国在行动就足够了，它们自己不仅不用参加（至少不要那么起劲参加），而且可以和中国做生意。但这次，因为美国的特朗普要求美国逐渐从国际事务中撤退，其他国家感觉到了要挑头来应付中国。如果这些国家成功游说美国加入，那么这一波“中国威胁论”浪潮要远超从前。

美国一直是西方世界秩序的核心。或者说，整个西方世界的秩序是由美国组织起来的。现在，特朗普不想做世界秩序的组织者和领袖了，很多国家就担心忧虑起来。这种忧虑情绪最近一段时间越来越浓，德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很多国家甚至公开表达出来。很多事情，这些中等国家本身做不了，但一结合美国它们就可以做了。或者说，这些国家各自的力量太分散，美国能够起到一个组织者的作用。美国是否和它们站在一起，对它们来说至关重要。

今天，这些国家开始采取两种方案。其一，继续邀请美国回来成为它们的领袖。它们的努力也有成效，特朗普开始不那么坚持“美国优先”了，至少对美国的盟友来说。在一些方面，特朗普也不那么坚持双边主义了，而是强调和盟友合作的重要性。其二，这些国家自己开始行动起来，通过把中国视为“竞争者”和“敌人”把自己组织起来。TPP是这样，“印太战略”是这样，“四方安全对话”也是这样。从前是美国倡议，这些国家再加入；现在是这些国家先倡议，再鼓动美国加入。

新一波“中国威胁”声音到处可见。不同的反华力量正在聚集在一起，构成对中国越来越大的压力。在国际政治和外交关系上，A国对B国的外交政策是基于A国对B国的基本判断之上的，即是“朋友”，还是“敌人”？一旦A国判断B国为“敌人”，那么A国就会动用所有的力量来对付B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苏之所以形成冷战局面，就是因为美国所作的这样一个判断，而两大阵营之间全方位的竞争也从此开始了，直到苏联解体。今天，中美两国之间或许也正面临着这样一种情形。

四、中美关系有走向“修昔底德陷阱”的风险

很多年来，中美都在讨论两国关系是否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也就是国际关系理论或者权力转移理论里面所说的大国争霸战争，守成大国恐惧新兴大国，而新兴大国则会挑战守成大国，于是最终走向了战争。“修昔底德陷阱”是基于人们对历史的观察和解读。根据哈佛大学一个研究小组的统计，自公元1500年以来，全球一共发生了16次权力转移，其中有12次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只有4次没有发生。战争发生了，就需要解释，于是有了“修昔底德陷阱”的假设。

历史上发生了无数次战争，但并非所有的战争都可以用“修昔底德陷阱”来解释，更多的战争和大国争霸并没有多少关系。美国和其他很多小国之间的战争，并不能用这个理论来解释；同样，中国和周边国家之间所发生的冲突，也很难用称霸战争来解释。不过，更重要的是，这个假设解释不了和平是如何实现的。例如，历史上的东亚地区，在中国朝贡体制下，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学界把这种和平称为“霸权稳定理论”。

在人类历史长河里，很难找到一个国家独霸世界的情况；在很多历史时期，一直存在权力多极的情况。例如，近代之前是几个帝国共存的，各帝国之间相互交流（例如中国的丝绸之路），也经常发生战争。进而，一个帝国的灭亡往往并不是因为另一个帝国的挑战，而是因为其不能有效管理内部事务。近代国家产生之后，帝国体系解体，近代国家走向了绝对主权的道路。帝国的解体就导致了原来帝国内部各个国家之间的战争。人们不要忘记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之前的很多战争，都是发生在同一文明、同一宗教、同一文化下的不同国家之间。主权国家把自己的国家利益尤其是安全推向了极端，它们之间发生战争并不难理解。

特朗普能否引入地缘政治大变化呢？这主要还是取决于国际大格局。今天的国际格局是全球化。这些年开始产生逆全球化现象。如果特朗普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也会加速逆全球化的进程。逆全球化会对国际安全和各个主权国家的安全产生影响。然而，不管全球化如何逆转，各国也不会回到全球化之前的孤立状态。

当人们讨论逆全球化时，大多指的是西方引导的全球化的动力不足。近代以来的全球化主要是西方资本推动的，西方国家出现问题就会影响到全球化。但这并不是说全球化就不会再继续了。相反，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全球化，仍然处于早期阶段，呈现出巨大的动力。同时，互联网和金融资本的发展，也会为全球化提供新的动力。

1.全球化有利于大国和平共存

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国关系会如何发展呢？在全球化状态下，至少有几个条件有利于大国之间的和平共存。第一，大国之间在经济上互相依赖，一个经济衰落了，另一个也要衰落。例如在中美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些美国学者所说的“中美国”。经济互相依赖并不是说两国之间就没有经济冲突了，而是说经济上的冲突不会是一个零和游戏。经济互动往往是互赢的局面。第二，今天世界上的大国都是核大国，而一场互相毁灭的战争难以想象。第三，全球化导致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因为很多问题并非任何国家单独可以消化和应付，需要国际合作才能达成，包括气候、核不扩散和全球恐怖主义问题，等等。要在大国之间构建命运共同体需要一些条件。今天，人类社会面临越来越多和越来越严重的共同威胁，这些威胁客观上已经造就了各国之间的命运共同体。大国在应付这些问题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如果不能合作，各国都会受到威胁。

除了这些客观条件之外，大国共存还需要一些主观上的条件，有些因为全球化变得更具现实性，而有些则因为全球化在恶化。

首先，各大国要照顾其他大国的地缘政治利益。一个大国如果把自己的安全最大化和绝对化，就会把其他大国的安全最小化。一个国家的绝对安全，会导致另一个大国的绝对不安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各国关系就是如此，各主要国家追求绝对的主权和绝对的安全，结果导致了大规模的战争和冲突。在后冷战时代，尤其是苏联解体之后，美国主导的“北约”把其地缘政治利益急剧扩张到东欧甚至苏联加盟共和国，严重损害了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利益。如果不是“北约”的扩张，恐怕不会发生乌克兰危机。

同样，亚洲也如此。近代以来，中国被帝国主义打败，失去了其大部分地缘政治利益。随着中国的崛起，其地缘政治影响力自然会扩大。这种影响力的扩大和领导人的意图不是那么相关。当客观条件具备之后，不管谁当领导人都会自然扩大这种影响，所不同的只是追求的方式。其他大国，尤其是美国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如果把中国的崛起和影响力的扩大，视为中国领导层搞扩张主义的结果，美国就会认为中国对其构成了威胁，而对中国采取遏止和围堵政策；如果这样，就必然会发生冲突。

地缘政治利益的冲突因为全球化而在急剧恶化。对主要国家来说，地缘政治利益会随着其经济全球化而扩展。例如，近代以来，西方在亚洲的地缘政治利益和其所推动的经济全球化不可分离。世界经济重心在哪里，一个国家的战略重点就会跟到哪里。从这个视角看，崛起中的中国也必须考虑到俄罗斯、印度等大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可以预计，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话语权的提高，中国也越来越成为各国地缘政治利益的关切点。

其次，各大国需要善待其地缘政治影响范围内的较小国家，在施行“王道”的同时不能把其内部国家变成“同盟”。在地缘政治意义上，任何同盟都需要外部“敌人”，因为没有“敌人”，同盟就很难持续下去。在同盟内部，各国之间的关系往往并非平等的，而是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美国与日本、美国与菲律宾等盟国的关系就是这样。如果存在着真实的“敌人”和外在威胁，同盟内部的较小国家可以承受“盟主”的霸道行为。但一旦外在的威胁减少，这些较小国家就会追求和“盟主”较为平等的关系。

2.“王道”的大小国相处原则

“王道”意味着什么呢？传统上，“王道”表现为“盟主”为较小国家开放市场、提供保护等。在现代国际关系上，“王道”表现为主要大国提供更多的区域和全球性的服务、秩序与安全。冷战期间，苏联的“霸道”并没有成功，因为苏联既不能为其东欧盟友提供公共服务，也没有形成共同市场，促进经济发展；相反，苏联往往依靠强制力甚至武力来控制其盟友。较之苏联，美国表现为“王道”，因为美国在向其盟友国提供保护的同时，也向它们开放市场，通过市场机制促进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此外，美国的民主自由政治理念，也成为美国吸引盟友国的软力量。

再次，区域内部较小国家也要尊重大国的利益。大国施行“王道”，而小国尊重大国，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在全球化状态下，各国之间交往，一个区域的小国必须和区域外的大国发生联系，甚至是紧密的联系。不过，区域内的小国也不能为了自己的安全利益，而牺牲区域内大国的安全利益。古巴导弹危机就是这样发生的。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尽管能够满足古巴的安全利益，但被美国视为对其构成了重大威胁。美国的反制行为不难理解。今天的韩国萨德导弹危机也是如此。尽管同意让美国在韩国部署导弹，从韩国的安全利益来说并不难理解，但因为韩国的安全利益，大大损害了中国的安全利益，中国必然要作出各种回应，直到中国认为自身的安全有了保障。

同样，亚洲一些较小国家出于对中国的“恐惧”或者误解，如果过度地依赖美国或者其他域外大国，就会失去必要的中立地位。一旦中国视这些较小国家和美国站在一起来对付中国，也会采取其认为正当的方法来反制，这样也会产生不安全状态。同时，美国对本区域较小国家所释放出来的信息也很重要。在全球化时代，中美关系表现出不可分割性特征，美国实际上也在缓慢地调整其政策，来逐渐适应中国的崛起。

不过，美国往往对本区域的较小国家释放出错误的信息。奥巴马时代的“回归亚洲”政策就是如此。尽管美国在亚洲存在影响力是一个事实，但借助“回归亚洲”政策，美国向一些国家传达了错误的信息，那就是，如果这些国家和中国对抗，美国会站在它们这一边。

就本区域的战争与和平而言，作为最大国家的中国的作为则是关键。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不仅要处理和另一个大国即美国的关系，也要处理和本区域较小国家的关系。无论是美国还是这些较小国家，与中国调整关系需要很长的时间。这个过程并不容易。

对美国，中国多年来一直在强调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意在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在政策层面，也确立了两国间的经贸和战略关系。尽管现有关系因为特朗普的上台发生了变化，但只要这种关系客观上是需要的，就会延续下去。中美两国合作得好，就可以为全球提供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战略上的公共服务；如果合作不好或者不能合作，全球性公共服务的短缺不可避免。这不仅不利于全球发展，也不利于中美本身。对本区域的较小国家，中国也在施行“一带一路”和“周边外交”等政策，意在实现经济和战略上的共赢。这些政策可理解成为现代版本的“王道”政策，至少就中国的意图而言是这样的。

中国如果能够现实主义地看国际形势，不管如何变化，总能减少特朗普主义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找到有效的方式来追求和平，避免战争。“新型大国关系”“一带一路”“周边外交”等政策手段，就是现实主义追求的结果。这种现实主义的追求，可以促成中国本身成为一个新型大国，一个有利于区域和平与稳定的大国。

五、人们熟悉的中美关系一去不复返

中美关系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些年来维持得很是辛苦。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就发动了中美贸易战。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已经给世界经济蒙上了巨大的阴影。经过艰苦的谈判，两国好不容易达成了第一阶段的协议，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却出现了。这个时候最需要两个大国的合作，但它们却走向了深刻的冲突。

尽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应对和合作，进行了友好的电话交谈，特朗普也答应会亲自监督落实两国元首所达成的共识，但现实地说，即使两国的医疗合作可以进行，人们曾经所见的中美关系，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两国的合作是主流，冲突是非主流，并且是可以解决的。在贸易战之前，这几乎是中美精英圈的共识，所以才会有“中美国”（美方）和“婚姻关系”（中方）这样的概念出现。这些概念无非是想说明两国经济上互相依赖，冲突变得不可能，因为冲突的成本实在太高了。不过，事实并非如此。谁都知道冲突成本高，两国的贸易战对任何一方都会是巨大的伤害，但贸易战的确发生了。新型冠状病毒的扩散使得两国的合作更为紧迫。两国的合作既是客观需要，也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因为疫情在武汉暴发，在早期，中国更需要美国的合作。美国也是答应合作的，但美国的很多承诺并没有落实。等到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得到控制，而在美国大规模流行开来时，人们觉得美国更需要中国的帮助。

的确，美国需要中国供应医疗物资。不仅如此，中国拥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关键信息（包括对病毒本身的研究、病毒传播方式、病毒大数据等）和抗疫的经验。在经验层面，两国的科学家也的确在进行各个方面的合作，但这些客观需要并没有把两国的合作彰显出来。人们没有感觉到两国合作的气氛，倒是闻到了浓浓的“硝烟味”。

1.中美合作为何变得不可能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因为无论是围绕着贸易还是新型冠状病毒，两国间日益恶化的政治气氛，已经使得本来可以发生的合作烟消云散。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暴发以来，中美两国一直在两个领域进行着越来越激烈的较量，一是病毒的冠名，二是媒体战。

首先是病毒冠名之争。早期人们对新型冠状病毒没有统一的名称，但在世界卫生组织（WHO）有了统一的名称之后，各国理应根据WHO的标准叫法，美国的政治人物却没有这样做。2020年3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在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通话中，指责“美国一些政客不断诋毁中国和中方防控努力，对中国进行污名化”。

杨洁篪说：“疫情发生以来，中方始终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及时向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通报情况、分享信息，开展国际合作，并向一些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捐助和支持。”蓬佩奥在电话中表示，对“把冠状病毒责任推到美国身上”感到不满。他强调，“现在不是散布假信息和怪谣言的时候”，并表示所有国家应该团结起来面对共同威胁。

此前的3月1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推特上发问：“美国的零号病人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有多少人感染？”紧接着，发言人提出大胆的假设“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他要求：“美国要透明！要公开数据！美国欠我们一个解释！”次日，美国国务院召见中国驻美大使，谴责“阴谋论”。

在美国的一些政治人物毫无道理地把新型冠状病毒“种族主义化”之后，中美两国就展开了病毒的冠名权之争。蓬佩奥一直把病毒称为“武汉病毒”，为此中国的抗议声不断。特朗普在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全国电视讲话中，扭扭捏捏地称病毒为开始于中国的“外国病毒”；但就在杨洁篪和蓬佩奥通话当晚，特朗普在其推特上直呼病毒为“中国病毒”。

美国政客的种族主义很快激起了中国社会的愤怒，无论是纸媒还是网络空间，都充满了声讨文字。中下层官员也无一例外地加入了愤怒的队伍。特朗普对此似乎早有准备，接下来，他在各个场合直呼“中国病毒”。特朗普的行为更激起了中国的愤怒，外交系统官员连续反应。就这样，冲突螺旋式上升。直到习近平和特朗普通电话之后，有关病毒冠名权的言论战才有所缓和。

另一战场是媒体。《华尔街日报》发表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污蔑中国人的文章，导致中国驱逐该报在华的三名记者。美国跟进限制中国五家媒体在美国的记者数量，并且要把这些中国媒体登记为外国政府代理人。中国自然进行反制，作出驱逐美国几家主要媒体在华记者，同时限制为美国媒体工作的中方人员的决定。美国也照本宣科地作同样的反应。冲突的升级也是螺旋式的。

不过，无论是病毒的冠名权还是媒体战，这些可能仅仅是中美间冲突的表象。实际上，双方都以为自己知道这些冲突背后，对方所具有的真实议程。在美国看来，中国是想利用这次机会在全球范围内取代美国，从而称霸全球。在中国看来，美国这样做是为了遏制和围堵中国的崛起。很显然，双方的这种担忧并不新鲜，至少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只不过是借新型冠状病毒危机的机会再次表露出来，并且得到了升级。

一些评论员说美国把病毒“种族主义化”，是为了推卸政府抗疫不力的责任。尽管疫情在武汉暴发，但早期美国政府把此视为普通的流感，没有加以重视，延误了控制病毒传播的时机。正如特朗普所言，美国具有世界上最发达、最大的经济体，也有发达的公共卫生体系，对病毒并不担心，更无须恐惧。

尽管如此，美国并没有有效阻挡病毒的快速扩散。这对美国政治人物的信心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不难理解，没有自信心的人更会找机会把错误推给别人，国家也是如此。实际上，直到今天，美国的很多政客都还热衷于推卸责任，没有把心思和精力放在抗疫上。

不过，把病毒种族主义化在美国政界并没有共识。国会民主党人普遍批评特朗普和行政当局对于美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应对。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麦戈文（Jim McGovern）表示，他担心共和党人对中国采取调查的做法将引起种族歧视，甚至种族仇恨。马萨诸塞州参议员沃伦（Elizabeth Warren）也公开叫板特朗普。很多民主党人也认为，行政当局这样做是为了推卸责任。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问题并不是推卸责任那么简单。新型冠状病毒考验着美国的内政外交，很多方面促成了美国对中国的真实而深刻的忧虑，这种真实性和深刻性，是正常时期所不能感受到的。

2.美国担忧经济高度依赖中国

首先是对经济高度依赖中国的忧虑。谁都知道中美两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但谁都没有对这种高度依赖的后果有过如此深切的感受。正如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共和党议员麦考尔（Michael McCaul）所说：“我确实认为我们要审视我们的供应链，我们80%的医疗物资供应来自中国。如果我们在这样的危机时刻还必须依赖中国，当他们威胁我们，说要把我们置身于新型冠状病毒的地狱，拒绝提供医疗物资给我们，美国就必须重新审视，思考我们能否在美国制造这些产品。”

的确，自20世纪80年代始的全球化，使得美国资本主义高度异化，政府完全失去了经济主权。在新自由主义旗帜下，美国资本主义为了逐利，把大部分经济活动迁往海外，包括和人民生命密切相关的医疗物资。当特朗普大谈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最好的医疗卫生体制的时候，老百姓需要的只是简单的口罩、洗手液、防护服、呼吸机等；而正是这些能够给人民带来安全的物资，美国已经不再生产或者产能不足了。

这个现实无论是美国的精英还是民众都是难以接受的。正是这个现实，今天的美国出现了“去全球化”就是“去中国化”的论调。但很显然，这并非因为中国，而是因为资本主导的全球化，使得经济利益完全同社会的需要脱离开来。经济本来是社会的一部分，但经济脱离社会时，危机便是必然的。

3.美国忧虑中国体制

其次是对中国体制的忧虑。中美之争归根结底就是体制之争。中国的“举国体制”在抗疫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有效性，更加强化了美国精英对中国体制的担忧。就美国体制而言，如美国政治学者福山所说，美国这次抗疫不力并非美国体制之故，美国总统要负更大的责任。如果说美国精英对美国体制没有有效的反思，对中国体制的恐惧感则是显然的。

中国媒体对中国体制的弘扬和美国精英对中国体制的攻击，不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两者是互相激化的，即中国越是高调张扬，美国越是恐惧。

不难发现，在今天美国的内政外交话语中，无论在国会议员当中还是在国务院官员当中，“中国”的概念越来越少见，大有被“中共”的概念所取代的趋势。强调“中共”而非“中国”，这一变化的背后是美国精英对中国体制的深刻恐惧。

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Josh Hawley）和同党籍的联邦众议员斯坦弗尼克（Elise Stefanik）在参众两院分别提出议案，呼吁对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暴发初期“中共”“隐瞒疫情”扩散的情况启动国际调查，同时要求中国对受影响的世界各国作出赔偿。

同时，还有一组跨党派联邦众议员提出另一项议案，把新型冠病毒在全球流行归因于中国，并呼吁中国公开承认新型冠状病毒起源于中国。如果意识到美国精英对中国体制的恐惧，类似的举动就不难理解，而且这种举动今后也会越来越甚。

4.美国忧虑被中国取代

最后是对美国全球地位被中国取代的忧虑。疫情在美国快速扩散，美国自顾不暇。新型冠状病毒把特朗普的“美国中心论”推向一个极端，显示出美国的自私性，单边主义盛行。美国不仅单边对中国断航，也对欧洲盟友断航。新型冠状病毒几乎断了美国世界领导力之臂。相反，中国在本土疫情得到控制之后，开始展现其疫情外交，不仅对发展中国家，而且对美国的欧洲盟友，甚至对美国提供援助。更使美国担忧的是，这些国家为了应对危机而纷纷投向中国的“怀抱”，无条件地接受中国的援助。

这种情形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美国担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会深刻地弱化甚至消除美国地缘政治的影响力，而使得中国得到一个史无前例的机会来主导世界地缘政治。蓬佩奥的用词一再指向“中共”，他在七国集团外长视频会议上，号召各国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抗击他所说的“中共的恶意影响”。还应当指出的是，尽管欧洲国家需要中国的援助，但各国对中国援助所能产生的地缘政治影响，也保持高度的警惕。

在中美两国关系上，更加糟糕也更加重要的是，今天冲突双方越来越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即两国内部日益萌生的民族主义情绪。来自美国的各种民调显示，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已经到了中美建交之后的最低点。中国尽管没有类似的民调，但从数以亿计的网民高涨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来看，民众对美国的好感度之低也是史无前例的。

不可否认，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已经促成中美冷战的升级。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心，随着疫情在美国的继续扩散和美国政治人物把责任推给中国，随着以“反共”为核心的反华浪潮在美国的快速崛起，加之被疫情恶化的经济危机、社会恐惧和美国内部治理危机，中美之间的冷战是否会转化成为热战？如果是这样，那将是全世界的灾难。在历史上，战争和瘟疫的确是一对孪生兄弟。对这一点，谁也没有理由加以轻视。

六、中美关系远比自由落体还糟糕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不仅对人类的生命构成了巨大威胁，更毒害着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即中美关系。在世界最需要这两个大国合作，为世界提供领导角色，共同对付新型冠状病毒的时候，人们不但没有看到两国的合作，而是胆战心惊地目睹着两国冲突螺旋式上升。《纽约客》杂志前驻华记者欧逸文（Evan Osnos）于2020年1月6日发文，引述一名白宫高级官员的言论称，美中关系正处于“自由落体”状态。但是今天的中美关系，何止是自由落体所能形容。这个落体不仅没有任何阻碍力，反而得到了来自两边的巨大推力，以最快的速度掉向这些年来中美都不想看到的“修昔底德陷阱”。尽管新型冠状病毒具有强大的传染力，但如果抗疫举措得当，还是可控的；但如果中美冲突失控下去，一旦发生战争，没有人可以预测这会给两国、给全世界带来怎样的灾难。更令人悲观的是，今天人们对新型冠状病毒越来越具有恐惧心理，但有一些人似乎乐意看到中美关系急速恶化，好像与己无关；甚至有意无意地推动着这一进程。就两个核大国的关系而言，没有像今天的中美关系更为糟糕的了。在美苏冷战期间，尽管两国可以互相进行核威慑，但两国之间在公共卫生领域还是进行了有效的合作，共同推广天花疫苗接种，最终为人类消灭了天花这种烈性传染病。今天的中美关系又如何呢？只有政治，没有政策，或者说政治已经完全取代了政策。两国都有内部政治，两国的关系都必然受内部政治的影响。但如果没有有效的政策来化解政治所造成的问题，两国政治就会走向最坏的形式，即战争。诚如奥地利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所言，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中美关系自建交以来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遇过很大的困难甚至危机，包括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美国领导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无端制裁，1996年的台海危机，1999年贝尔格莱德中国大使馆被炸事件，2001年的南海撞机事件等。不过，以往两国领导层对中美关系都有一个大局观念，即在最低限度上维持工作关系，在此基础上寻求合作。有了这个大局观，尽管也不时有政治危机出现，但总会有化解政治所造成的危机的政策。两国更在全球金融危机和2014年埃博拉病毒疫情等问题上，达成了重大合作。但今天，这个大局已经不再存在。特朗普总统在没有任何科学调查结果之前，就一口咬定新型冠状病毒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并称病毒为“中国人的病毒”。美国国务院高官也一直称“武汉病毒”。美国政治人物和政府官员推卸责任的行为，导致了中国的“战狼式外交”，而美国则“以牙还牙”。这种互动方式使得两国紧张局势一路飙升。

1.当外交官都变成了政治人物

政治替代了政策之后，冲突必然替代外交。今天中美除了少数几个比较理性的外交官，还做着应当做的外交之外，其他外交官都变成了政治人物，并且所有的外交都成了政治。没有人在做任何政策，外交政策早已成为过往。两边所做的大都是被对方视为如何把对方搞倒的诡计式策略，或者陷阱，或者阴谋。不仅在外交领域，整个社会都是如此。就美国而言，如美国前驻华大使鲍卡斯所说：“所有人都知道正在上演的一切是错的，但没有人站出来对此说些什么……现在在美国，如果谁想说一些关于中国的理性言论，他（她）就会感到恐惧，害怕自己马上会被‘拉出去砍头’。”尽管中国的领导层是冷静的，但社会又是怎样的呢？社会上到处充斥着狂热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声音，其中更不乏鼓吹战争的。人们看不到任何有关中美关系理性的讨论，一旦出现理性的声音，马上会招致这些狂热民粹主义的批评甚至谩骂。特朗普可说是当代西方民粹型政治人物崛起的最重要的典型。这些年来，美国反华的政治力量一直处于被动员状态，现在已经充分动员起来了。这次他们利用新型冠状病毒的机会集聚在一起，终于把中国而非新型冠状病毒塑造成了美国的敌人。

美国当然也不缺乏比较理性的政治人物，例如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但是在民粹主义崛起的大政治环境下，拜登也只能往硬的方向发展，而非往缓解的方向发展。实际上，在中国问题上，特朗普和拜登所进行的只是谁比谁更狠的竞争。在整个疫情控制过程中，中国领导人从来没有就他国的抗疫指手画脚，而是努力和他国高层保持（至少是）电话沟通。不过，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崛起，在中国也是不争的事实。人们也看到，中国的官员和社会在宣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方面，并没有得到有效的约束。

人们也目睹了中美高举民族主义大旗的新一代外交官员的崛起对双边关系的影响。美国的外交官帮着总统推卸责任给中国，制造着各种推责理论，例如“病毒中国起源论”“中国责任论”“中国赔偿论”等，中国年青一代的外交官当仁不让，用最情绪化的语言来反击。尽管科学界仍然努力寻找病毒的根源，但被视为白宫内的“中国通”、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Matthew Pottinger，又译为马修·波廷格）认为，病毒很可能源自武汉病毒研究所。博明被视为美国中青代对华政策制定者的代表。但很显然，这一代外交家已经和基辛格博士之后的几代外交家大不相同，他们经常不能把自己的个人情绪和国家利益所需要的理性区分开来。博明很显然把他过去在中国当记者时不愉快的经历，发泄在了中美关系上。

中美双方的强硬态度不是仅局限于外交领域，而是分布于更广泛的领域。美国因为言论自由，对华强硬派的态度一直是公开存在的。但现在这种倾向在中国也越来越明显。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副总理，2020年5月8日应约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钦通电话，就双方落实贸易协议对话。但《环球时报》英文版（5月11日）报道称，中方有可能废止第一阶段中美贸易协议。该文称接近贸易谈判的顾问已向中央建议，中方可以审视废止中美贸易协议的可能性，以推倒重来，与美方谈判新的协议，让天秤向中方倾斜。该报道称，中方可以疫情为不可抗力为由，称首阶段中美贸易协议难执行；而中方更评估，美方此刻已没有能力发动贸易战。尽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上确认中国会执行这一协议，但这一消息仿佛震撼弹，不仅再次引爆中美激烈角力，而且导致外界开始看淡协议前景。美方表现出强烈反弹。特朗普则表示，对重启谈判“毫无兴趣”，又表示“一丁点兴趣也没有。让我们看看他们是否会遵守自己签订的协议”。特朗普也称，中国想要重新谈判，以达成一个对他们更有利的协议。这一趋势也表现在《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有关中国应当扩核的言论上。尽管这一言论并不代表官方立场，但也引发了美国乃至世界对中国核政策的关切。

双方的强硬派都宣称是在追求各自的国家利益。尽管从表面上看，双方的强硬派的目标背道而驰，但实际上双方都在互相强化，互相帮助和支援，促成中美走向公开的冲突。如果中美冲突是他们的既定目标，那么这正合双方心意；但如果这不是他们的既定目标，他们的言行就是和自己的既定目标刚好相反。

更为严峻的是，双方的政治已经拥有了极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即两边越来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美国民调机构YouGov 5月13日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美国人（69%）认为，中国政府应对病毒的传播负“一部分”或“很大”责任。这份民调对1382名美国成年人进行了调查，发现约一半（51%）受访者认为，中国政府应对受疫情影响的国家作出赔偿，有71%的人认为，中国应该因疫情大流行而受到“惩罚”。具体来说，有25%的人希望禁止中国官员入境美国，32%的人认为美国应该拒绝为中国所持有的美国国债支付利息，33%的人希望对中国商品征收额外关税，41%的人则支持国际制裁。这个民调和皮尤（Pew）最近的民调具有一致性；皮尤民调也显示，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的认知态度。中国尽管没有类似美国那样的民调，但从数亿网民高涨的反美情绪来看，中国人对美国的负面态度，比率并不会低于美国，并且中国方面也在讨论如何惩罚那些激进反华的美国官员和其他人员。除了少数被视为亲美的自由派，没有多少中国人今天会公开站出来，理性地讨论中美关系。

2.希望在中国这一边

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中美关系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吗？现实地说，如果要阻止中美关系继续恶化，美国方面已经没有希望。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政治大环境，加上选举政治，在短期内没有任何条件，促成政治人物回归理性。希望在中国这一边。尽管社会和中下层官僚机构中，经历着高涨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但中国毕竟存在着一个强有力的、对时局保持清醒头脑的领导集团。在遏制战争和维持世界和平方面，中国已经不缺能力，缺失的是信心。尽管美国是挑衅方，但中国仍然必须像从前那样，约束官员过分情绪化的言论。外交不是简单地发泄个人情绪。自信来自理性，而非情绪的发泄。中国也应当相信世界存在着维持和平的力量。如果中国采取的方法得当，美苏冷战期间曾经见过的“西方”不可能再现。也就是说，今天世界上不存在一个团结联合的“西方”。美国希望通过五眼联盟（即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情报机构，制造“病毒中国起源理论”，但一些成员国的情报机构已经表示不认同。在伊拉克问题上，美国的盟友相信了美国，铸成了大错。中国不是伊拉克，这些国家没有任何理由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

欧洲也已经不是冷战期间的欧洲了。尽管在新型冠状病毒问题上，欧洲也有国家批评中国的一些做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欧洲国家和美国站在一起。相反，和美国不同，欧洲各国有其独立于美国的利益考量，欧洲各国都想和中国确立至少是一种可管理的关系，而不想和中国对立。实际上，美国和其盟友的关系可以说是处于历史的最低点。这次新型冠状病毒危机，没有一个美国的盟友公开要求美国的帮助和支援，这是美国崛起100年以来的首次。美国在其盟友中的领导能力急速衰落。

即使在所谓的“病毒国际调查”问题上，中国有理由可以不接受像澳大利亚那样持有“有罪推定”态度的国家，但中国并不是没有依靠的力量。各国的科学家共同体是中国可以依靠的力量，迄今没有一个国家的科学家共同体，认定病毒就是起源于中国，更没有科学家认为病毒是人为制造出来的。从疫情暴发一开始，中国的科学家也一直和各国科学家一起关注和研究病毒的起源和扩散。中国更可以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构架下，邀请美国和中国本身都认可的“第三方”来加入调查。中国需要的是一个科学的结论，而不是一个政治化的结论。对中国来说，继续崛起的道路并不平坦。就经验来说，大国地位并非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斗争出来的。但这并不是说和平的崛起已经变得不可能了，只能在战火中崛起。尽管中美关系恶化，但并不是说中美就注定要以冲突解决两国之间的问题。如果中国有足够的信心、智慧和理性，避免两国间的直接冲突，甚至最终达至中美重归合作也是有可能的。在今天这样艰难的局势下，即使对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来说，这也是一个很难处理的局面。

七、欲望之争主导当前中美冲突

中美贸易摩擦持续进行，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对中美全面冲突甚至战争（无论是热战还是冷战）的担忧。这些年来，围绕中美之间是否会发生战争的“修昔底德陷阱”命题在国际社会流行开来，就是这种担忧的体现。很显然，这种担忧绝非杞人忧天，而是有现实根据的。

人们可以质疑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是否可以用在中美关系上，但人们必须解释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战争。战争当然是残酷的，所以人们诅咒战争。但不管怎样，战争还是经常发生。因此，人们必须超越道德而对战争发生的客观规律进行探讨和研究。

1.人类为什么而战

人类为什么而战？从经验来看，历史上发生那么多的战争，但没有任何两场战争具有同样的根源，每一场战争都有其发生的具体根源。从这个角度来看，战争似乎并没有任何客观规律可循。不过，同时，战争又表现出高度的普遍性。这使得从哲学层面来探讨战争的根源成为可能。概括地说，战争有三个根源，即价值、利益和欲望。

首先，为价值而战。每一个人、每一个组织、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文明都有自己的价值系统，正是这个价值系统把自身和他者区分开来。无论国内还是国际，价值是人们最重要的“认同”根源。再者，从自身的价值出发，人们总是认为自己是“正确”的，自己的行为具有“道德”含义。

为价值而战，最典型的便是宗教战争。“上帝”是价值的“化身”，不同的“上帝”表明不同的价值。历史上充满宗教战争，到今天也没有停止的迹象。尽管大规模的宗教战争已经不再，但各种宗教极端主义所造成的冲突仍频繁发生。近代以来，发达的西方国家发展出其他“类宗教”的价值，如民主、自由、人权等。正如西方的传教士，把被视为世俗政权的西方国家把西方价值推广到其他国家作为其“宗教使命”。为此，很多西方文献歌颂和赞美战争，因为战争也是履行使命的一种有效手段。在理论上，西方学者有“正义”与“非正义”战争之分，正义的战争便是符合西方价值的战争。

当然，这种现象不仅仅是西方的现象，在所有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尽管价值的存在是客观的，但如果价值被高度道德化，不同价值系统之间的冲突就变得不可避免。

其次，为利益而战。为利益而战不难理解。从经济学角度来说，这个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为了生存，人们不得不通过各种手段抢占有限的资源，战争便是其中一种有效手段。通过暴力来获取资源，在原始部落时代就开始了。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同部落之间战争不断。

从历史来看，部落之间的战争造就了更大的组织，直至国家的产生。国家起源于战争的理论，就是对这个过程的解释。在帝国时代，帝国之间的战争大多是为了抢夺资源，主要是土地与人口。近代主权国家也是通过战争而确立的，而近代国家产生之后，很多战争便围绕着工业化而进行资源掠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战争便是典型。在当代，国家之间的冲突已经发展到金融和互联网领域。各国都在以各种形式抢占资源，但国家间冲突的形式发生了变化，一些国家文明一些，另一些国家粗鲁一些。

再次，为了欲望而战。价值和利益本身就可以产生足够的欲望而导致冲突。这里所指的是动物性的欲望，即本能。在探讨战争的根源方面，有些学者直指人的欲望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一个最简单的观察便是动物世界也存在着争夺“领袖地位”的冲突。由此，一些学者得出战争是人的“本性”的结论。哲学上说，“性恶论”的确是具有经验证据的。从古罗马的角斗到近代贵族之间的角斗，再到当代各种血腥的“体育”比赛，无一不充斥着人类的“野性”和本能。

经济史学家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从经济理性出发，曾经认为民族主义只不过是人类古老基因的遗留物，这种基因最终会消退，所以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但事实并非如此，甚至相反。近代以来，尽管人们的确可以通过非战争手段来获取自己所需的资源，但战争仍然不断，而且一直在恶化。可以说，性恶不仅普遍，而且永久。反映到决策者身上，欲望更是能够影响政治人物的决策。欲望因素往往在利益和价值之上，甚至是最重要的决策因素。在欲望驱使下，战争的输赢变得不重要了。这也就是所谓的“非理性”决策。

价值、利益和欲望，任何一项因素都足以导致战争的发生，但中美关系很可能是三者重叠，足以表明局势的严峻性及其会严峻到何种程度。

2.两分法鼓噪文明冲突论

首先，价值观的不同。中美两国都是文明国家，美国代表的是西方文明，中国是东方文明。从经验来看，这两种文明不仅不是互相排斥的，而且是可以互融的。历史上，中国文明对西方文明曾经产生很大的影响；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对中国发展的影响也很大。当然，不管如何互相影响和互相融合，中国文明仍然是中国文明，西方文明仍然是西方文明。文明的互鉴互学本来就是世界之“美”，但到了政治人物那里，两者便是冲突的，是势不两立的。

西方简单的“两分法”思维，更促成了所谓的文明之间的对立。在学术上，美国（西方）总是把自己放在“自由”“民主”“人权”这一端，而把中国置于完全对立的一面。从古希腊到今天数千年，西方人理解中国只有一个范式，即“东方专制主义”。

这种简单的“两分法”也反映在国际政治上。美国总统特朗普经常在推特上称呼他方“敌人”或“朋友”，“好人”或“坏人”。尽管这种称呼方法具有特朗普特征，但这绝对是西方文明对外在世界的看法，具有深厚的文化哲学基础。这也不难理解，在西方，无论在学术界还是政界，从来就不缺乏鼓噪“文明冲突论”的人。近来，美国更是把“文明冲突论”应用到中美关系上。

从西方的价值逻辑看，这一点并不难理解。“改变中国”一直是近代以来美国的“宗教使命”。中国改革开放早期，美国人相信中国会随着改革开放而变化，最终演变成一个像美国的国家。因此，当美国人以为中国是朝着美国所期望的方向发展时，就欣喜若狂；但当美国人以为中国的发展方向并非美国所期望的，就变得极其失望。

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促成了中国的崛起，而中国变得更加中国的时候，美国人的“失望情绪”达到了最高点。尤其是当美国人认为中国的发展和制度模式对美国构成挑战的时候，他们便毫不犹豫地把中国置于“对立面”，即“敌人”的位置。

其次，利益的不同。利益的不同导致利益冲突，利益冲突表现在方方面面，包括经济、安全、政治等。一些利益冲突更为具体一些，例如经济利益，而另一些利益冲突经常表现在认知上或心理上，例如安全领域。

在经济利益方面，经过数十年的交往和融合，中美两国经济实际上已经高度互相依赖。尽管经济利益是一个相对收益概念，而非绝对收益概念，即双方不可能赚完全一样的钱，但美国经常从绝对收益概念来看待与中国的经济交往。这次特朗普政府从贸易逆差入手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就是绝对收益概念的表现。

尽管从贸易数据上看，中国有很大的顺差，但这里并不包含中国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包括环境和人力资本。在过去数十年的交往中，美国也从中国获取了巨大的利益，而且美国的问题主要是内部分配不公造成的，但美国还是把内部问题“外部化”，使之成为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

政治和安全利益的不同更为明显。中美两国具有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因为它们体现的是两种不同的文明。不过，不同不一定会发生冲突，只有当一方要改变另一方的体制和意识形态时，冲突才会发生。安全方面也是如此，两国都有国防的需要，国防并不一定会发生冲突，只有当一方要征服另一方时，冲突才会发生。

3.中美的欲望之争

经贸关系经常被视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紧密而稳定的经贸关系可以减轻政治和安全方面的担忧。但现在，当这个压舱石变轻甚至面临消失的时候，政治和安全方面的担忧便浮上台面。这也就是中美贸易战开始以来，美国的对华强硬派、反华派（尤其是安全和军工系统）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大的原因。这种局面使得很多人担心，中美两国的冲突会很快超越经贸而延伸到政治和安全领域。

最后，欲望之争。中美两国实际上是当代国际关系（或国际秩序）的两根柱子，缺一不可，哪一根柱子倒了，国际秩序就会马上出现问题。这就是人们经常说的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问题是，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霸主，要维持霸主地位，就必须有强力的欲望来支撑。一旦美国感觉到霸主地位面临中国的挑战，或者感觉到会被中国取代时，其恐惧感不言而喻。受恐惧感支配，美国会千方百计、尽其所能地来防止中国的挑战，更不容许自己被中国所取代。

另一方面，中国的快速崛起迫使中国必须改变自己的一些国际行为，即从早先的“韬光养晦”到今天的“有所作为”。早先中国落后，经济体量小，很难影响外在世界，那个时候即使想高调也高调不起来，很容易做到“韬光养晦”；现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大国，往日形态的“韬光养晦”便不可能了。

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已经崛起的中国，国际社会（包括美国本身）也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提供国际公共品。这必然促成中国的“有所作为”。不过，中国的这些行为被美国解读成“挑战美国”、与美国争霸。一旦美国借此围堵和遏制中国，中国也必然会感到恐惧，也会反制美国的行为。

价值可以融合，利益可以妥协，但欲望很可能变得不可克制。如上所说，中国是世俗文化，西方的很多价值并非必然和中国的价值发生冲突。不过，价值的融合需要很长时间。中美两国之间的利益已经变得不可分，这不难理解，自贸易战以来，人们所看到的是美国“伤人一千、自损八百”的情形。

也就是说，无论在价值还是利益层面，中美之间的冲突不是必然的，而是可以避免的。问题是，如果欲望占据了主导地位，那就是非理性的开始。在很大程度上，很多人不理解美国为什么而战，要围堵中国吗？要征服中国吗？美国的决策者可能从未认真地思考这些问题。今天，美国的对华行为更多地表现为情绪，而非理性。

这便是中美两国目前的一个大趋势，一个谁也不想看到的大趋势。如果不能纠正这个大趋势，最终可能会是一场难以避免的世界性大悲剧。对中国而言，和美国的较量不仅是一场意志力的较量，更是一场理性的较量。如果中国自身足够理性，也有可能把美国从欲望的泥潭中拖出来，使之回归理性。这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更是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所在。

第二章　中美贸易摩擦的根源是什么

一、中西方两种政治经济学模式及其未来

不久之前，匈牙利出身的英国史学家伊斯特凡·洪特（Istvan Hont）出版了其论著《贸易的猜忌：从历史的视角看国际竞争和民族国家》（Jealousy of Trade：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the Nation-Stat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1]。在这本书里，作者对近代以来的西方政治和经济关系做了新的解读。尽管他充分肯定霍布斯在开创“新政治科学”上取得的划时代成就，但他认为霍布斯并非第一个现代政治理论家，而只是最后一个后文艺复兴的政治理论家。洪特所给的理由是：霍布斯拒绝将经济和商业社会性看作政治的主要决定因素。霍布斯的理论是反商业的纯政治学，他思考政治的方式是前经济的，因此也是前现代的。就贸易与现代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而言，现代政治学当为政治经济学，现代政治理论家的头把交椅则应当交给大卫·休谟，以及更系统地阐释休谟之洞见、奠定政治经济学基础的亚当·斯密。或者说，判分古今政治的界线为：是否将经济、商业视为核心政治事务（或国家事务）。

本部分要讨论的不是洪特的这本书，或者他所涉及的这些学者的论述。笔者感兴趣的问题是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或者政府应当在经济发展和扶贫方面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洪特这里所讨论的是西方学者对政治和经济的看法，这些不同的看法实际上反映的是西方政治和经济之间关系实际层面的变化。

而另一方面，中国文明从来没有演化出一个独立的经济领域，经济事务一直被视为政府的首要责任。西方和中国文明的不同演化过程造就了两种很不相同的政治经济学模式，这两种模式直到今天仍然在影响国家在经济发展和扶贫等领域的作用。两种模式都有其优势和劣势，它们可以互相学习，以弥补自身的不足。

1.西方政治经济学：政治和经济的分离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就是是否把经济（商业）活动视为政治事务和国家责任。正如经济史学家珀兰尼（Karl Polanyi）所指出的，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近代之前，不同文明曾经拥有过差不多的政治经济关系，那就是，经济从来就不是独立的一个领域，而是人类社会诸多领域中的一个领域，并且和其他领域千丝万缕，共生共存[2]。不过，在西方，近代以来，因为资本主义的崛起和迅猛发展，经济逐渐把自己从社会的诸领域独立出来，把自己和社会隔离开来，最后发展成为今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形态。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也是政治和经济的分离过程，这个过程直至今天仍然影响着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政治和经济的分离既是西方经济发展的根源，也是社会问题的根源。而在东方尤其是中国，经济活动从来就被定义为政府责任的内在部分，政府把推动经济发展作为己任，同时也从这个过程中产生政府的统治合法性。尽管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不同历史阶段表现形式不同，但经济活动是政府的责任这一政治经济哲学从古代到当代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在社会层面，老百姓的文化心理直到今天仍然对政府的经济责任抱有高度的认同。

如果把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源头追溯到古希腊，那么就会发现，在古希腊，人们对经济的看法和中国并没有什么不同。在古希腊，家庭被视为国家的基本单元和基础，而经济则是对家庭的管理。这点和中国古代哲学家尤其是儒家的看法非常一致。并且，这一政治经济概念到罗马帝国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3]。迈入近代之后，这一概念开始在西方发生变化。简单地说，自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快速分离开来。这里有两个经验事实非常重要，可以说是促成了这种政治和经济的分离：第一，罗马帝国的解体和商人的崛起。第二，政治秩序的重建。

罗马帝国是政治、经济、宗教的混合体。帝国是通过政治手段（包括军事征服）形成和维持的，但在帝国境内的经济是“全球化”的，即帝国之内不同区域之间存在着广泛的贸易。帝国利用宗教得到扩张，宗教也利用帝国而扩张。罗马帝国的解体对经济和宗教等方面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帝国解体之后，西方不再存在统一的政体和政治力量，原来帝国的土地被分割成数量庞大的地方性政体（或者小王国）。宗教成为最重要的力量。经济活动分散化，寺院经济就是表现之一。

到了“黑暗时代”（中世纪）后期，欧洲城市兴起。因为不存在统一的“中央政体”，城市表现为实质性的自治形式，而城市的政治主体便是商人。商人不仅在欧洲经济发展过程中，而且在欧洲近代国家的崛起过程中扮演了极其关键的角色。没有商人，很难想象一个近代欧洲。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对城市专门进行了论述[4]。商人（后来被称为“资本家”）履行的主要是经济功能，但经济功能导致了商人的政治功能。商人唯利是图，市场越大，利润越大。这就决定了城市商人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必然产生巨大的动力去冲破城市的边界，创造更大的市场。实际上，即使在城市阶段，商人的活动也通过贸易活动而超越了城市。政治人物（国王）的目的便是统治更多的土地和老百姓。帝国解体了，但政治的扩张性本质是不变的。和商人一样，大大小小的国王也有扩张的冲动。很显然，在扩张这一点上，国王和商人拥有了同样的利益，商人需要一个统一的“民族市场”，而国王需要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两种力量的合一，便在欧洲造成巨大的“中央化”，即中央权力形成的动力。欧洲近代的发展首先是中央化的过程。

再者，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之间的交换更造成了欧洲的制度。国王要统一国家，商人要统一市场，两者走到了一起。但是，国王要统一国家钱从何而来？商人就变得很重要，商人不出钱，国王就没有钱来做统一事业。商人可以出钱，但又不相信国王。这样，交易就产生了。商人要和国王签订“合同”，保护自己的私有产权，“私有产权的保护”就是国王和商人之间的“契约”。但光有这个“契约”对商人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如何保障国王在国家统一之后继续履行这份“契约”呢？商人的第二步就是让自己成为国王政治权力的根源。这便是西方“人民主权”概念最早的来源。很显然，这里的“人民”并非今天人们所说的所有人，而是有钱的商人。如何实现“人民主权”？最后的结局便是商人占据“议会”。议会产生政府，也就是商人产生政府。近代欧洲很长一段时间里，议会就是商人的议会。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当时的西方民主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政府只是资本的代理人。在这个意义上，欧洲是商人驯服了政治权力，商人成为和国王分享政治权力的第一个“人民”群体。

不过，政治权力“中央化”的实际过程并非像这里所说的那样简单。因为这不仅仅是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之间的交易，也涉及其他各种力量，包括宗教、各种地方性政体和社会力量。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尤其是早期）是极其暴力的过程。实际上，如何统一国家，一直是从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到英国的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研究的主题，对这个主题的关切产生了单纯的“政治学”。在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那里，政治占据绝对的地位，为了国家的统一，国家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目标证明手段正确”。只有当欧洲国家实现统一之后，欧洲的学者们才开始讨论起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因此，洪特的评价并不公平，因为霍布斯和休谟（David Hume，1711—1776）以及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并不生长在同一个时代，每一个时代的人面临的是那个时代的情况，要解决的是那个时代的问题。只有当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的“国家统一”问题解决了，才会产生休谟和亚当·斯密的“经济发展”问题。

如果说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开创了西方的纯政治学，休谟和亚当·斯密开创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学，那么随着资本的继续崛起，西方又出现了纯经济学，也就是把经济从休谟和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中独立出来。休谟、亚当·斯密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学家，他们不仅论述经济，还论述政治和道德。但后来的情况就很不一样了。如前面所说，资本依靠国家的力量而成长，但当资本成长之后，便走上了寻求“自治”之路，即要逃离政治的制约去寻求自身独立的发展。而资本寻求独立的过程，也造就了经济、政治和社会等诸多关系的急剧变化。至少在西方，社会的命运和经济的这一“独立”过程息息相关。而所有这些变化也便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发展的根源。

商人（资本）依靠国家力量而得到了统一的民族市场；再者商人也成为政治的基础，控制了政府过程。这样就造成了实际层面的政治和资本的合一。原始资本主义的崛起不可避免。在这个阶段，资本唯利是图，而整体社会成为资本的牺牲品。雨果、狄更斯、马克思等欧洲作家都深刻描述过原始资本主义崛起对社会所造成的冲击性影响。当社会忍无可忍的时候，反资本的社会运动变得不可避免。不难理解，社会主义运动起源于欧洲。无论哪里，社会主义运动不管其最初的目标是什么，最终都以资本和社会之间达成新的均衡而终结。这个过程就是欧洲开始的“福利国家”的起源和发展过程。

从原始资本主义到后来福利资本主义的转型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即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和社会力量三者互动的过程。这三者都具有促成这种转型的动力。就社会来说最为简单，那就是追求至少是体面的生活，例如更高的工资、更好的工作和居住环境、更多的教育，等等。也就是实现后来所说的各方面的“人权”。社会主义运动开始的时候人们所追求的就是这些具体的利益。

资本的自我变化是有动机的。至少有以下两个动机：首先，资本需要社会稳定。资本必须在不断的投资过程中实现“自我发展”，因此，投资环境必须是可以预期的。为了稳定，资本是可以拿出一些利益来做交易的。在社会高度分化的情况下，单一的法治并不能保障社会的稳定。因此，资本也并不反对“保护社会”。不难理解，世界上第一份社会保障计划产生在德国俾斯麦时期，这份计划的目标是保障社会稳定。其次，是资本本身的矛盾，资本一方面需要剥削工人，但同时资本又需要“消费者”。资本控制生产，但所生产的产品需要通过消费者的消费才能转化成为利润。消费市场包括内部的和外部的。当内部市场饱和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就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对非西方国家一方面获取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另一方面倾销商品。“培养”消费者不是资本的善心，而是资本获利机制的一部分。但在客观层面，这个“培养”的过程也是工人阶层满足利益的过程。

政治变革的动力在于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变化。近代以来，早期君主专制的基础是贵族，或者说传统大家族。如上所述，商人崛起之后开始和贵族分享权力，所以商人是第一个参与到政治过程中的“人民”群体，也是近代西方民主化的主力。尽管早期的“选民”极其有限，主要是有财产者、向国家纳税者，并不包括工人、妇女和少数民族等，但选举逻辑本身具有“扩张性”，即从少数人扩张到多数人。随着选举权的扩张，政治权力的基础也发生变化。早期，政治权力的基础是贵族和商人，再逐渐地扩张到工人。这个扩张过程刚好也是工人阶级“中产化”的过程。当政治权力基础不再局限于资本的时候，政府开始偏向社会。这使得西方福利社会的发展获得了巨大的动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基本上是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结合促成了福利社会的大发展。

福利社会的大发展一方面强化了社会的力量，但同时也表明资本、政治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失衡。至20世纪80年代，资本开始寻求新的方式来改变局面，这就是美国里根和英国撒切尔以“私有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运动的大背景。这场运动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福利主义的反动。在资本看来，福利主义造成了资本空间的收缩、大政府和强社会的出现。不过，就内部私有化来说，这场运动的效果实际上很有限，因为在“一人一票”的政治选举环境中，“私有化”被有效抵制。但在外部则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即造就了长达数十年的资本全球化运动。资本的全球化使其逃离了本国政府和社会的控制，在全球范围内如鱼得水。结果很明显，即造成了新的资本、政治和社会之间的失衡，即收入分配的巨大差异和社会的高度分化。

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Thomas Piketty）著《21世纪资本论》，论述了当代世界社会贫富悬殊的严峻情况[5]。作者发现，资本获利的比例远远超过劳动所得的比例。这个发现并没有什么新奇，因为从来如此，所不同的只是比例大小罢了，自然也没有人会否认皮凯蒂所描述的情况。不过，这本书的出版再次引起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反思。正因为如此，《21世纪资本论》获得了巨大的反响。但问题在于如何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使得人类社会能够继续维持作为共同体的局面，至少不至于解体。皮凯蒂强调政府的作用，甚至提出了全世界政府联合起来的设想。这本书也被认为仅仅对西方资本主义作了政治解释。不过，在这一波全球化下，资本已经再次占据西方的主导地位，皮凯蒂的设想过于理想。现实是残酷的，当全世界政府还没有能力联合起来的时候，全世界的资本早已经联合起来了。实际上，这次全球化就是全世界资本联合起来的结果，而全球性的贫富悬殊则是全世界政府缺少能力的结果。

历史地看，这里的关键就是西方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全面“脱钩”。如前面所讨论的，西方民主已经经历了从传统的“共和民主”向当代的“大众民主”的转型。早期的民主是精英民主，即少数人的民主，或者少数人之间的“共和”。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一人一票”制度的实现，政治的“合法性”完全基于“选票”之上了。这一变化导致了几个结果。第一，政府和发展的分离。尽管经济议题总是西方选举的主题，但政府和发展之间的关联充其量也只是间接的，选票和政治权力之间则具有最直接的关联。也就是说，经济表现好能够有助于候选人，但仅此（“有助于”）而已，没有直接的关联。对候选人来说，有其他太多的方法来获取选票了。第二，政治人物即使想承担“发展”的目标，但其发现缺乏有效的方法来实现发展目标。在西方，政府可以和经济发生关系的方法无非就是财政和货币两种。但是，当利率趋于零的时候，货币政策就会失效；当政府债务过大的时候，财政政策也会失效。西方政府现在倾向于使用量化宽松，即货币发行。但量化宽松本身并不能解决问题，只能缓解或者推迟问题。第三，因为巨大的收入差异造成的社会高度分化使得传统政党政治失效，政治失去了主体，越来越难以出现一个有效政府，更不用说一个有能力致力于经济发展的政府了。在精英共和时代，西方多党能够达成共识，因为不管谁当政都来自这个小圈子；在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多党也能达成共识，因为不管左右，政党都要照顾到拥有最多选票的中产阶级的利益。但在大众民主时代，尤其是在面临社会高度分化的时候，政党之间只是互相否决，造成的只是更多的社会分化。

在这个背景里，人们不难理解今天西方盛行的反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思潮和民粹社会运动了。所有这些都是西方社会内部政治、经济和社会失衡的产物。西方如何通过改革使得这三者重新回归均衡？这是需要人们观察的。但可以预计，在政府不承担经济发展责任的情况下，即使政府可以积极履行中间角色（主要是税收），而把发展责任简单地留给资本，要走出目前的不均衡状态，也是困难重重。

2.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作为国家的责任

在东方，中国文明演化出了另一类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中国文明从来没有在知识层面把经济视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在经验层面经济也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领域。确切地说，经济从来就是国家治理的一个有效手段。在中国最重要的经济文献《管子》中，首篇《牧民》就论述了经济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性。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尽管有不同的看法，但对政府的经济角色并无异议，在这方面各派之间所不同的只是政府和经济的关系有多深的问题。自汉代的《盐铁论》以降，中国基本上对政府的经济责任及其政府如何承担这个责任有了共识。西方近代以来，很多学者把中国视为“水利社会”，并进而把“水利社会”视为中国传统专制主义（东方专制主义）的经济社会根源。这是单纯从近代西方经验出发的，因为正如前面所讨论的，自近代以来，西方走了一条政治和经济分离的道路。“水利社会”仅仅是中国政府经济责任的表现之一。

今天，西方把中国看成“国家资本主义”。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如果人们梳理一下从汉朝到当代中国的经济形态，就会发现，中国几千年来“吾道一以贯之”，存在着一个比较有效的政治经济体制。人们叫它“资本主义”也好，叫它“市场经济”也好，中国一直以来至少有三个市场共存（或者有三层资本）的大结构。顶层永远是国家资本；底层都是自由民间资本，像今天的中小企业；还有一个中间层面，就是国家跟民间互动合作的这一部分。在这个结构中，有些领域关系到国民经济支柱，那国家一定要占主导地位，但是大量的经济空间要放给民间自由资本，同时在中间层，政府和民间资本积极互动，有合作也有竞争[6]。通过三层资本结构，政府维持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平衡，履行经济管理的责任。

在中国那么长的历史中，只有四个比较短的时期走了极端，变成了经济国家主义化，即国家完全占了主导地位，市场被有效扭曲或者被消灭。第一个就是两汉之间的王莽改革时期，第二个是宋朝王安石变法时期，第三个是明朝朱元璋的改革，第四个就是改革开放前的那段时期。在这四个时期，国家跟市场完全失衡，偏向了政府。除了这四个时期以外，中国的国家跟市场基本上都是相对平衡的。不过，应当指出的是，即使是在这四个时期，政府的出发点仍然是更有效的经济管理或者更快的经济发展。

这三层资本共存的结构也决定了，在中国，市场一定要服从国家治理规则的规制。市场存在着，但不是西方早期资本主义那样的完全自由市场，而是被规制的市场[7]。近代以来，西方的市场尽管也是被规制的，但基本上还是资本占据主导的市场，即使政府也要服从市场原则。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最好的经济学著作就是《管子》。如果要解释中国经济几千年的历史，《管子》比西方任何经济理论都有效。例如，西方经济学讲供需关系，但供需主要是靠市场调节。后来的凯恩斯主义有点不一样，即强调政府在这一过程中也要扮演一个角色，但市场仍然是主体。《管子》不讲“供需”，而讲“轻重”，但调节“轻重”的角色便是政府，而非市场。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来自西方的挑战，各方面快速转型。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至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所要解决的问题便是“国家与革命”的问题，而非“国家和发展”的问题。这个顺序并不难理解，因为只有确立了政治秩序之后，经济发展才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前述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等把政治秩序置于优先地位的主张即使放在中国的背景中也不难理解。

近代以来，在解决“国家与革命”问题上，中国各派政治力量都有自己的主张，但日后的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最成功的。这个关键便是中国共产党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要解决的便是在落后国家如何通过革命确立一个新的政治秩序的问题。毛泽东等一代革命家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列宁的学说成功应用到中国革命，确立了一个新的政治秩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一段时间里，毛泽东也曾经想继续用“革命”的手段来解决“发展”问题，但并没有预想的成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是当代世界少数几个最成功解决了“国家与发展”问题的国家。实际上，改革之所以成功，在潜意识上，便是对中国传统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回归。从传统看，中国的改革不是“无源之水”，而具有必然性。这种深远的传统使得中国和其他国家区分开来，和西方区别开来，因为中国尽管向西方学习市场经济，但不会放弃作为有效推动经济发展手段的国有企业。或者说，中国不会变成西方那样的经济，使得政府不能有效干预经济活动。中国与苏联和东欧国家区分开来，因为中国不会像这些国家那样通过简单的政治手段（政治开放和民主化）和“大爆炸式”的经济手段（政府退出经济活动和激进私有化）来幻想谋求经济发展。中国也和很多发展中国家区分开来，并不幻想通过依赖西方经济来谋求发展。

今天，西方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主要是从西方的意识形态出发的。但另一方面，中国怎么变也的确不会变成西方那样的市场经济。中国还会继续是上述三层资本、三层市场结构，互相协调着往前发展。较之西方体制，这一结构有它自身的优劣。跟西方市场经济比较的话，中国一些经济部门主要是国有部门的效率会差一点。但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西方的公共部门（相当于中国的国有企业），其效率也是存在问题的。再者，中国经济的效率和创新能力在其他两层，即底层的自由企业和中间层并不比西方的低。就中国的优势而言，中国三层结构经济体能够预防大的经济危机、能够建设大规模的基础设施、能够大规模有效扶贫等。西方资本主义，正如马克思分析的那样，不可避免地会爆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比如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等。中国过去40多年基本上没有经济危机，这跟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调控能力有关系。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很短的时间里已经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从邓小平所说的“贫穷社会主义”提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过，中国对人类共同体更有意义的事情并不是中国已经有多少人致富，而是已经有多少人脱离贫穷。在过去的40多年里，中国已经促成了7亿多人口脱离贫穷。这个社会奇迹远比经济奇迹更为重要。如何理解这个奇迹？这就是这里所论述的中国文明的政治经济观念及这一观念所演化出来的政治经济体制。

广义上说，东亚经济模式也是中国文明的衍生。东亚经济体被世界银行视为“东亚奇迹”。人们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仅有的十几个避开“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中，东亚就有五个经济体。而这五个经济体就处于传统意义上的“儒家文化圈”之内。在儒家文化圈内，一个普遍的意识就是，推动经济发展就是政府的责任。这五个经济体内对政府如何推动经济发展也有不同的看法，但没有人会怀疑政府要推动经济发展，它们的一个共识便是：发展是硬道理。进而，这五个经济体的政府不仅推动了经济发展，而且更付出了巨大的努力，通过社会建设，培养中产阶级，实现了社会的转型。今天，其中一些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台湾地区）因为效法西方民主，政府和经济开始分离，政府不能继续推进经济发展，结果造成了类似西方的问题。这个趋势也是值得观察的。

3.两种政治经济学模式的未来

今天，东西方的两种政治经济模式都面临问题和挑战。无论从理论上还是经验上来说，西方面临的问题需要通过结构性再造来解决，而中国面临的问题属于在现存结构之上调整和改进问题。

在西方，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实现政治经济之间的再关联，也就是，政治如何再次对经济行使权力，使得经济在一定程度上配合政治的需要，从而在经济和社会之间实现再平衡。西方目前内部民粹主义崛起，对外经济民族主义崛起，主要是要解决内部经济问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西方经济结构失衡的产物，但这么多年过去了，经济结构并没有变好。主要的问题是，在政治很难作为的情况下，结构性调整光靠经济力量本身就很难实现。这些年来美国政府在经济上比较有所作为，包括再工业化、技术创新、保护本国产业等，不过，包括现阶段对华贸易政策在内的很多方法并不能改善其内部经济结构，从长远来说也必然产生更多的新问题。北欧少数国家开始试行“一人一份工资”模式，但很显然这也不是什么新思路，而只是福利模式的扩大版。西方如何能够像当年建设福利国家那样再次进行重大的改革和调整来实现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再平衡有待观察。

对中国模式来说，经济发展一直是政府的责任，这一点不仅不会放弃，而且会更加巩固。中国可以改进的地方有很多，但主要是围绕着三层市场之间实现平衡这一目标。无论是国家主义占据主导地位还是市场主义占据主导地位，都会导致失衡，从而发生危机。如何实现平衡？这需要产权、法治和政策各个层面的共同努力。就产权来说，光强调私有产权的明确和保护远远不够，国有企业的产权、国有和民营合作的产权和私有产权同样需要明确化，需要具有同样的权利。对法治来说，法律必须平等地适用于三层资本。应当强调的是，在这方面，现有的政治或者政策保护已经远远不够，而亟须把政治和政策的保护转化成为法治的保护。对政策来说，主要是根据三层资本的发展情况，尤其是失衡情况进行调整。这就决定了，政府在必要的时候对不同资本进行扶持和发展。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厘清哪些领域需要以国有企业为主体，哪些领域可以大量让渡给民营企业，哪些领域政府和民营企业可以进行合作等问题。政府需要促成国有企业追求自身的发展能力，而不是通过现有的方法（例如垄断、政策寻租等）生存下去。政府更需要赋权社会本身培养自身的发展能力，包括经济和社会两个方面，使得社会有能力来平衡资本的力量，而不是仅仅依靠政府来平衡。

二、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战略选择

冷战是中美联合的一个最主要的动因。冷战结束后，中国在美国原有的大战略中失去了合作的重要性。在克林顿政府期间，美国的对华政策由战略合作转向战略对抗，把其重点转向了人权、武器出售、贸易逆差和环境保护等方面。而人权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正是中国的弱项。无论从哪个角度说，中国不可能在这些方面以改变自身的方式向美国屈服，但合作是可能的。更致命的是台湾问题。

在许多美国人看来，从战略的角度来说，美国没有理由同意中国的台湾和大陆统一，成为一个真正的“大中国”。而在中国方面，主权问题是一个不可讨论的问题。由于中国在这个方面的不妥协性，美国前助理国务卿洛德在20世纪90年代称中国是美国过去25年中最不好对付的国家。但不管怎样，中国必然是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的一个重点。美国各界已经策划了一个所谓的“中国的长远策略”。

从美国国内政策争论来看，冷战以来美国对华政策主要有以下几种选择：

第一，围堵中国论。这种理论认为，中国的快速发展崛起使得中国在不远的将来有可能成为一个地区霸权，甚至世界霸权，从而威胁到美国在亚洲甚至国际的利益。美国的战略家相信中国正在往这方面努力。如果中国的经济实力持续增长，势必威胁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尽管美国和日本也有各种摩擦，但日本毕竟是美国的盟友。要阻止来自中国的威胁，围堵不失为上策。美国必须加强和日本的盟友关系，并拉拢越南、俄罗斯可能的力量围堵中国；其他西方国家也必须停止和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交往。

第二，亚洲权力平衡论。许多人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原来和亚洲国家外交关系的基础已经瓦解，美国不应当继续向亚洲国家提供任何安全和政治上的保护，尤其是日本。美国力量从亚洲的撤出既符合美国的利益，也符合亚洲各国的利益。亚洲国家之间会形成一种权力平衡。美国在亚洲的力量现在阻止了日本、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权力平衡局面的形成。美国所能做的就是在这些国家间活动，扮演权力平衡者的角色。所以美国应当中断对日本的军事政治承诺，对中国实行强硬的政策，如和越南结盟，拒绝承认中国在南海的主权，继续和中国台湾发展军事政治关系等。

第三，牵制理论。这一策略的目的是要把中国拉入现行国际体系，迫使中国接受现行国际关系规则，在西方和美国人设置的构架内活动。这样即使中国经济发展了，也不至于对西方和美国构成致命的威胁。中国崛起的唯一方法就是持续的经济增长，而中国经济更高层次上的增长需要西方和美国的投资和技术。

第四，分离论。西方对中国政体的分离性质有相当的认识。中国历史上并非一直统一，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更使中国政体具有分离性。貌似强大的苏联的解体更是使一部分西方人相信分离战略的可行性。美国人现在不谈论分离中国，是因为担心中国的分离会造成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浪潮。但欧洲有人认为，不管中国解体会对西方利益产生怎样的负面效应，随着中国的解体，“中国威胁论”也就一去不复返了，所以从长远看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

第五，就事论事论。这是一种比较乐观的看法。美国无须对中国政策做较大的变动，只需要修补以往的政策即可，即就事论事。相反，美国政策如果有很大的变动，就会导致这一地区的不稳定。

第六，容纳中国论或妥协论。这种战略强调中国霸权崛起的必然性，要求美国和西方重新规定战略利益和调整对华政策。西方和美国要渐渐减少在亚洲的影响和实力，让位于中国势力。就是说，西方和美国必须容纳中国这一未来的超级大国。一些学者认为，无论西方和美国采取什么样的对华政策，中国或早或晚都要成为世界大国，围堵的方法实际上是反生产力的。美国和西方必须渐渐地容纳中国，让中国分享世界权力和这种权力所带来的利益。亨廷顿认为，亚洲和平有两种模式，一是权力平衡，二是霸权稳定。冷战结束后，美国人认为中国已经失去了平衡苏联权力的重要性，意识形态化的东西如人权就成了中美关系的焦点。

围堵中国论很显然影响美国政府的实际决策。然而，围堵中国论实际上并不符合美国的亚洲利益。把中国经济整合进东亚经济体系是东亚国家所希望的，因为这能为东亚国家带来莫大的利益。美国以孤立中国为目标的政策注定会失败。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美国可以志满气骄，但日本和朝鲜却不敢。对亚洲国家来说，围堵中国只能使这一地区的稳定和经济发展成为问题。现在当中国政府和人民在赢得真正的独立后第一次致力于发展国内经济以及改善与邻国的关系时，美国却宣扬中国威胁和围堵中国的论调。这只能激起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

从现实政策层面来说，美国对华策略不可能与上面提到的六种模式完全吻合，更可能是混合型的政策。总体来说，美国对华的具体政策也取决于中国对美国的政策作出何种反应。

三、美国对中国的三大冷战判断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最为矛盾，其对华政策是在矛盾中制定，也是在矛盾中实施下去的。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国力仍然弱小，美国总体上对中国抱有非常积极的看法。在克林顿政府期间，美国对华基本上在“接触”与“接触+围堵”之间。到小布什政府，美国新保守主义崛起，开始在如何围堵中国方面下功夫。

但不巧，“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美国不得不改变其对华政策，中美两国勉强地找到了一些共同的利益，或者共同的“敌人”，即恐怖主义。到奥巴马政府，美国提出“重返亚洲”策略，在南海等问题上对中国步步紧逼。在国际经济上，奥巴马强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主要目标，就是美国要继续保持其“书写规则”的权力，而绝不容许中国拥有这份权力。

的确，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秩序的重要一员，是最大的贸易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会很快赶上和超过美国。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都让美国异常忧虑甚至恐惧，因为这些意味着中国已经开始改写或者重新制定国际规则的过程。

为什么美国和西方对中国如此恐惧呢？简单地说，美国这几年来逐渐形成了对中国的三个冷战判断，即政治上的权威主义、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国际关系上的新扩张主义。尽管对中国来说，这几个判断是完全错误和带偏见的，但这些判断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则是确定的。

第一，西方对中国发展过程中的政治制度抱冷战思维。近代以来，政治制度的不同往往是国家之间对抗和冲突的一个重要根源。在这方面，西方和中国的价值观全然不同。中国相信不同政治制度的和谐共存，而西方往往视具有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为竞争者甚至敌人。

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政治变化，西方一直抱有希望。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相信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会演变成西方那样的自由民主制度国家。但后来的一些事件对西方造成了严重的打击。

但90年代以来，邓小平所实施的一些重要举措，缓解了西方对中国的看法。西方认为，这些方面的变化构建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在胡锦涛时期，西方趋向于接受当时提出的“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的中国政治发展过程，即党内民主在先，社会民主在后。

但近年来，西方在这个方面的希望消失得很快。西方的一些精英一方面理解中共十八大以后的集权，因为无论是顶层设计，还是反腐败或是党内反寡头政治，都需要权力集中，但另一方面，他们也认为这些促成中国走上了一条和西方截然不同的政治道路。

概括地说，当西方看到中国不仅没有走西方式“民主道路”，而且发展出了自己的政治模式的时候，西方就莫名其妙地感觉到了“威胁”。今天，西方基本的判断是中国的“权威主义”趋于永久化。对西方来说，更为严峻的是，中国的“权威主义”政治体制已经对非西方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越来越多的国家会仿照中国的体制。在西方看来，这是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最大挑战和最大的“威胁”。

第二，对中国经济制度的冷战思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渐趋成熟，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混合经济模式”。不过，西方简单地把中国视为“国家资本主义”模式。20世纪80年代，西方相信中国会从计划经济转型到自由市场经济，但现在已经没有这种观点了。近年来，西方一直在炒作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

今天西方所认定的是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内外部影响，主要包括如下几个层面：其一，国家资本主义导致中国内部市场的不开放，西方企业在中国失去了“竞争力”；其二，中国国有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政治原则高于经济原则，影响西方企业的竞争力；其三，国家资本主义是中国“外部扩张”的主要政治工具。在西方看来，正如苏联经济模式是对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的最大威胁，今天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已经成为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最大经济威胁。

第三，对所谓的中国“新帝国主义”的冷战思维。这主要表现在西方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冷战式思维，认为这是中国国际扩张主义的体现。德国外长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的言论可以视为西方国家态度的变化。在2018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这位外长指出中国借“一带一路”打造有别于自由、民主与人权等西方价值观的制度，自由世界的秩序正在解体，“目前中国是唯一拥有，而且坚定实现全球性地缘政治目标的国家”，西方国家应当提出对策。这位外长还警告欧洲被中国和俄罗斯分化的危险。

紧接着，德国总理默克尔也警告中国，认为中国不应该把对巴尔干国家的投资与政治问题联系起来。欧洲国家包括德国早先对“一带一路”持积极的态度，但现在立场出现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并不仅限于德国，而是相当普遍。美国本来就反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国务卿蒂勒森在被特朗普解职之前，到处说中国是“新帝国主义”。美国现任国防部长更是在各个场合把中国“塑造”成“新扩张主义”，似乎中国的目标就是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新霸权。

1.视中国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

对中国来说，绝对不可以忽视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对中国的这三个判断。历史地看，所有国家的重大外交决策，就是建立在对时代和其他国家的判断之上的。实际上，这三个判断基本上也是冷战前美国对苏联的判断。细读一下美国驻苏代办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在1946年发出的8000字电文，其核心就是这样的判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和苏联还是盟友，但因为有这样的判断，两国很快就陷入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对中国的战略基本上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围堵和遏止中国崛起，至少防止中国挑战西方的霸权；第二，鼓励中国进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不想失去中国，即不想让中国成为另外一个“苏联”；第三，改变中国成为一个类似西方的国家。但现在这些选项都没有用了。西方的新冷战思维是：既然西方没有能力围堵遏止中国，也没有能力改变中国，因此，一个可行的选择就是将中国变成另一个“苏联”，和中国进行一场新的冷战，这样西方至少可以团结起来，尽最大的努力遏止中国的扩张，并且也能孤立中国。

和中国的新冷战会如何进行呢？这个问题需要去问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博士，但不是问基辛格本人，而是要去研读他的作品，研读他对国际关系史和世界外交史的科学分析和深刻洞见。基辛格在外交上是赤裸裸的现实主义。可以说，基辛格主义是马基雅维利主义在外交领域的体现。

人们可以把基辛格主义归纳为三条：一是无意识形态性，即不要用任何意识形态来分析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国际关系的核心是赤裸裸的利益，尽管这种利益不仅仅是物质意义上的；二是无道德性，即不要用任何道德观来影响人们处理外交关系，今天的敌人可以是明天的朋友，今天的朋友可以是明天的敌人；三是手段上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即目的证明手段正确，只要能够实现国家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只要能够击败敌人，使用什么样的手段都是正当的。

2.美国以什么对中国发动冷战

在特朗普刚刚当选总统的时候，美国传出基辛格在为新政府设计“联俄抗中”的思路。尽管“联俄抗中”因为特朗普的“通俄门”而终止，但这个思路是符合基辛格的逻辑的。“联俄抗中”要转化成实践并不那么容易，因为在漫长的冷战期间，美国社会累积起来的对苏联（俄罗斯）的仇恨，并没有那么容易消解。今天，“联俄抗中”不提了，但又出现了美国可以发动冷战的“抓手”，包括贸易战、朝鲜核危机、中国台湾、中国南海等问题。

很多人在思考如何赢得和美国的竞争甚至战争，主要还是从中美的武力冲突着眼的。不过，中美两国同为核大国，中美之间爆发大规模的热战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概率极低。即使发生冲突，也只会是局部性的，并且不会在本土，而会在其他地区。即使像南海这样的地方，也不太会发生热战，因为南海岛礁是中国领土，攻击南海岛礁会被视为攻击中国本土。对美国来说，武力较量很重要，但武力较量只是为了更有效地进行一场新冷战。就美国与苏联冷战的成功经验来说，美国也会选择冷战，而非热战。

因此，对中国来说，不仅要化解热战的威胁，更要有勇气和美国打一场新冷战。要从最坏处着想，往最好处努力。一旦贸易战演变为冷战，这会是一场全方位的冷战，包括朝鲜半岛，我国的台湾、南海、西藏、新疆以及“一带一路”、产业政策、开放政策、政治模式和意识形态等，都会成为战场。

地缘政治的变迁可以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前些年大家都在讨论中美两国会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担心并非没有道理。正如哈佛大学教授、“修昔底德陷阱”理论的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领导的研究小组所发现的，自1500年以来，人类历史上经历了16次主要的权力转移，即从一个大国转移到另一个大国，有12次发生了战争，只有4次避免了战争。

就是说，中美之间的冲突乃至战争的概率是相当高的。正因为这样，多年来，中国提出了和美国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政策导向，目的就是有意识地去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但要避免这个陷阱，需要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现在，美国开始贸易战，意图通过贸易战来拖慢甚至遏止中国的崛起。不过，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同以往，有能力和美国较量。冷战总比热战好。

最后，还是那句话，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的大国地位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别国给的，而是斗争出来的。中国亦然。

四、美国为何会发动贸易战

美国社会很多精英提倡通过和中国进行经济战的方式来拖慢甚至遏制中国的发展。所以，不难理解，今天中美两国尽管进行着“贸易战”，但“贸易战”仅仅是一个名义而已，实际层面两国之间所进行的早已大大超越了贸易范畴，包括商贸、投资、知识产权、技术等方面，可以说是已经拉开了要进行全面经济战的架势。

美国要对中国进行经济战，这使人想起了中国近代一些精英人物提倡要和西方列强进行“商战”的主张。其中，以清末的郑观应（1842—1921）最具典型性和影响力。郑观应曾任上海机器织布局、轮船招商局的总办，与洋务派关系密切。

中国早期维新思想家认为外国侵略者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是造成中国贫弱的主要原因，他们因而主张不但讲求武备，加强国防，以抵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兵战”，而且必须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同西方国家进行“商战”。而郑观应的“商战”思想（主要体现在他1893年出版的代表作《盛世危言》中）则更进一步，认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在郑观应看来，学习西方，仅依靠热衷于购铁舰、建炮台、造枪械、制水雷、设海军、操陆阵，讲求战事不遗余力，远不如西方各国那样倾其全力去发展商务。为进行“商战”，中国就必须破除以农为本、以商为末、重本抑末的传统成见。

郑观应认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取材之地、牟利之场”，遂采用“兵战”和“商战”的手段来对付中国，而商战比兵战的手段更为隐蔽，更为严重，更为危险。所谓“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捭可敝国无形”。他主张“西人以商为战，彼既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只有以商立国，以工翼商，“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

郑观应所说的“商战”类似于重商主义，不仅影响了当时的光绪皇帝，而且影响了日后的几代政治和知识精英，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等。从这个角度看，今天中国经济学家们所说的“赶超经济学”实际上也具有郑观应的影子。不管怎么说，学习、赶上和超越西方一直是这几代中国人的梦想，而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不让列强任意欺负中国。

1.今天是美国对中国进行经济战

现在中国和西方的情况倒了过来，是美国要和中国进行经济战。美国要和中国进行经济战的原因，自然和近代中国要和西方列强进行商战全然不同。今天的美国尽管经历着相对的衰落，但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几乎在所有领域领先其他国家，同时美国更没有如近代中国那样面临强大的敌人。

美国的问题是内部的，内部问题解决不了就外化成为国际问题，贸易战只是其中一种“外化”行为。很显然，美国不仅在和中国打贸易战，而且也在和其他很多国家包括墨西哥和印度在打贸易战。美国希望通过外部经济（贸易）战来解决内部问题，尽管没有人相信美国这样做会成功。

当然，对美国来说，经济战并不是新鲜事。美国在立国后不久就和当时的先进国家英国进行了一场“经济战”，即实行重商主义，发展和保护民族工业。美国只有在内部强大之后才进行开放政策，进入世界。美国19世纪90年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然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全面介入世界事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为整个西方的领导，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之后成为唯一的霸权。

不过，在此期间，美国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战，或者经济战。整个冷战期间，美苏冷战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经济战。美苏冷战尽管表面上看是军事竞赛，但背后则是经济竞争。所以，也不难理解，苏联解体的原因并非外部和美国的军事竞赛，而是内部的滞涨和老百姓的不满。柏林墙是从内部倒塌的，而不是从外部推倒的。

一旦美国感觉到某一领域被（或者要被）其他国家所超越时，就会毫不留情地通过贸易战来精准打击和解决问题，甚至包括对自己的盟友如德国、法国和日本。今天美国打压华为公司的手段和美国从前打压德国、法国和日本公司的手段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因为这些国家是美国的盟友，还可以在美国内部找到自己的朋友（例如美国国务院和军方），而今天的中国因为被美国视为“对手”，因此找不到内部同情者或者支持者。

贸易战是西方的概念，也是西方国家借以解决国与国之间贸易问题的传统手段。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发展出类似的概念或者使用类似的方法。历史地看，在近代西方崛起之前，中国曾经是最发达的国家，为全世界各国输出了大量的丝绸、瓷器、茶叶等产品。中国的四大发明流传到西方和世界各个角落，也从来没有今天那样的“知识产权”一说。

这些年来，人们津津乐道地把传统的“朝贡体系”，视为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不公平贸易安排。但这是西方故意曲解，因为用今天的话语来说，朝贡体系实际上是中国对其他较小国家实行的“单边开放政策”，外国使节通过“磕头”仪式“朝贡”中国皇帝，中国皇帝就许可该国和中国进行贸易往来，但中国皇帝并不要求该国也向中国开放。

因此，当中国皇帝的“礼物”“入不敷出”的时候，就要求减少外国“朝贡”的次数或者延长“朝贡周期”。这种封建性的贸易安排或许就是中国尽管曾经是贸易大国，但并没有发展出具有国际性的贸易规则的原因，或许也是中国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西方国家对中国贸易战也并非第一次。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就是典型的贸易战。当英国在和中国的贸易中没有竞争力而产生大量贸易逆差的时候，英国就毫无羞耻地在中国进行非法的鸦片贸易。在中国被打败之后，各国列强更是展开了瓜分中国的竞争。中国近代史的进程就是从这种耻辱中开始的。

现在轮到中国如何应对美国发动的经济战了。从目前的状况看，美国的意图极其明确，就是要拖延和遏制中国的发展。未来的局势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如何回应。今天的中国并非吴下阿蒙，现在也并非郑观应时代了，未来的历史并非美国一家说了算，中国也是这个舞台上的一个主角。

中国需要回应，也必须回应，但回应的方法必须得当。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如果说是从毛泽东时代开始，那么当时的中国已经失去了走往日西方列强现代化道路的机会。西方列强无一不是通过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方法来辅助内部现代化的。比较而言，中国走的是一条通过内部资本积累的内发型现代化道路。直到改革开放政策开始之后，中国才改变了这种情况。

应当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是打开自己的国门，欢迎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尽管外国资本对中国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主要还是外国资本和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的结合。在这个过程中，外国资本的收益极其丰厚，中国通过资本积累和西方技术扩散等方式也得到了发展，但所付出的各方面的代价（尤其是环保方面）也是沉重的。中国的资本“走出去”只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事情。但没有多少年，就迎来了今天的贸易战。

也就是说，中国也经历了自己的重商主义发展阶段。内生型的发展模式使得中国经济并没有像其他很多经济体那样高度依赖美国。尽管归根结底，像中国那样的巨型经济体最终需要依靠内需而实现可持续发展，但这绝非闭关锁国，闭关锁国是必须避免的。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社会就开放政策达成了一个广泛的共识，即封闭走向落后，落后就要挨打。

这个共识到今天仍然没有任何变化。因此，当美国西方开始进行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的时候，中国领导层一再发表宣言称要坚持开放政策，并且开始了新一波的更为深度的开放政策实践。

也就是说，中国在以全方位的、更大规模、更深刻的开放政策迎战美国的对华经济战。和排他性的重商主义时代不同，今天的经济战所竞争的是谁更开放，看谁能够通过开放政策吸引到最优质经济技术资源，从而提高和强化自己的竞争能力，追赶或者保持经济的领先地位。

2.西方不会轻易放弃中国市场

从世界经济史经验来看，只要一个国家本身是开放的，没有其他国家可以把这个国家孤立起来。同样，只要中国本身是开放的，资本的逻辑决定了中国是不可能被孤立的。美国经济之所以强大，其原因之一是因为美国的消费市场，庞大的消费市场使得很多国家需要依赖美国市场而生存。这一逻辑也适用于中国。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国，内部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70%。

尽管中国中产阶层的比例仍然小于美国，但其绝对规模已经赶上甚至超过美国。也就是说，中国拥有一个利润丰厚的大市场。美国的商品需要市场，美国的技术需要市场，没有人愿意放弃中国市场。即使美国的资本因为政治压力而不得不放弃，那么欧盟和日本等国家呢？美国是否有能力施压所有西方国家放弃中国市场呢？

再者，美国企业如果放弃中国市场就会增加自己的成本，导致投资的减少，最终导致企业衰落。美国进入世界体系以来，其经济之所以强大，就是因为其一直处于不断扩张的过程之中。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资本的本质就是扩张，否则就会死亡。如果借用西方的概念来说，中国便是“资本主义”的最后一个边疆。既然西方花了巨大的努力打开了中国市场，谁又会轻易放弃中国市场呢？

的确，在这场贸易战中，美国的企业家并没有为中国发声，有的站到了政府的一边。不过，美国企业界和美国其他的既得利益集团（包括安全和军工系统、政客等）的意图不同，企业家向中国施压是为了中国更大的开放，而其他利益集团则是意图遏制和围堵中国。从资本的角度来看，简单地说，中国越是开放，美国的贸易战越是难以打下去。

在国际舞台上，各国面临着现存多边主义组织解体的危机，尤其是那些美国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组织，包括世界贸易组织。美国纷纷“退群”，转向了单边主义和双边主义。不过，对所有其他较小国家来说，包括欧盟成员国、日本和东盟国家等，仍然需要通过多边主义机构和方法来解决问题。

这个方面也是中国可以加以努力的。中国可以加快加入一些区域多边主义组织，包括没有美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同时中国可以创建新的多边主义机构，类似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尽量把美国的盟友也包括进来；即使是像“一带一路”那样的项目也可以转化为多边主义机构，向其他多边机构开放。

不管怎样，既然美国向中国发起了经济战，中国即使想回避也很难，只有迎战。但迎战的过程应当是理性展现的过程，而不是情绪表达的过程。情绪很容易表达，而理性则是少有的。只有理性才能保护和促成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也只有理性才能促成中国履行作为大国的区域和国际责任。

五、中美贸易摩擦的国际权力结构因素

1.国际秩序面临的结构性变化

就当前国际形势来讲，中国的国际关系面临什么样的结构性变化呢？冷战之后，美国成为唯一的霸权，世界权力结构呈现一霸结构。而中国的崛起又再次促使这个结构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什么？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有人说这个变化是一霸多强，或者国际权力的多极化。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在全球化状态下，世界只有一个，也就是说世界只有一个权力体系、一个霸权。

即使要说是权力多极化或者多强，也只是一种一个体系内部的“内部多元主义”（internal pluralism），即一个权力体系内部有多个权力中心，并且多个权力中心都是围绕着唯一的霸权即美国而运作的。如果中国不选择苏联，而“另起炉灶”的道路，那么只有一个权力极的局面不会发生变化。从到现在为止的情况看，我们可以说，中国不仅在过去没有选择苏联的道路，今后也不太可能选择这条道路。

因为美国处于结构的顶端，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只有责任而没有领导权。美国和中国在国际事务上需要合作，不过，因为美国在诸多关键领域持有否决权，美国对中国的要求可以满足，也可以不满足。特朗普政府在“美国优先原则”下，任性地推动贸易战升级，从中可见一斑。

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实力和美国还是不能相比。尽管经济实力在成长，但中国本身还缺乏履行国际责任的手段，更不用说领导权了。因为和美国同处一个结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需要通过美国确立的体制来履行自己的国际责任。很难想象，中国能通过美国确立的机制来享受国际领导权。

另一方面，中美两大国并不能决定国际事务，这不仅和中国的“国际事务民主化”的目标不相符合，而且如果这样做，中国也会面临无穷的国际压力。例如，哥本哈根会议决议尽管是美国和中国合作的结果，但美国并没承担责任，而中国不得不承担来自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压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选择加入以美国和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体系，这是中国“和平崛起”或者“和平发展”的结构性保障。这个体系存在着很多缺陷，但中国并不是要在体系之外挑战它，而是力图通过加入这个体系，在内部改变它。中国已经在这个体系内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进而，中国的高速发展表明中国在体系内的地位上升，形成今天所看到的“G2”结构。

2.当今国际秩序下美国面临的矛盾

在美苏冷战期间，大国外交是为了竞争国际空间，形成美国阵营和苏联阵营。但现在则不同，因为中美两国同处一个体系。尽管中国离美国力量的距离还非常之远，但目前中国和美国是最接近的。日本在美国的（军事）体系内部，只是一个半主权国家，而欧盟毕竟不是一个主权国家。这就增加了中国大国外交的复杂性。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应当对整个体系负责，但站在这个体系顶峰的则是美国。

因此，一些人就分不开对体系负责和对美国负责这两者之间的区别。这两类责任之间有重合，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因为处于体系的高端，都必须为这个体系的稳定负责。但这两类责任并不是同一件事情，因为体系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体系利益和美国的国家利益的一致性要远远大于体系利益和中国国家利益的一致性。这个体系是在美国领导下建立的，并且美国仍然处于体系的最顶端。同处于一个体系之内，但同时又有不同的国家利益，这就决定了中美两国之间既有合作，又有冲突。

对中国，美国面临两个互相矛盾的任务，一是要防止中国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二是要中国承担国际责任。反映到美国的实际政策中，一方面，美国要时时提防中国，和中国周边国家结盟、组建亚洲“小北约”，东海、南海、新疆、西藏、台湾等问题都是美国可以用来制约中国的理由；但另一方面，美国也意识到“帝国扩张过度必然加速衰落”。美国已经扩张过度，但美国又不能全线收缩。怎么办？美国在动用一切力量和一切方法来巩固已有同盟（如日韩）的同时，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这是这些年来美国对中国认同变化的一个主要原因。美国一直在呼吁中国承担国际责任，希望中国不能老做一个“搭便车者”（free rider）。很显然，如果中国不能承担责任，美国很难单独维持这个世界体系。

这种双重任务使得美国的对华政策话语不断变化，这种变化取决于美国把重点放在哪一方面。美国国内对中国描述的话语经历了从早期的中国军事、经济“威胁论”到后来的“利益相关者”和“责任论”，再到今年的“领导角色论”。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美国的战略定位是“美国优先并维持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这并不难理解，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美国历届总统不管其战略话语是什么，所实施的战略都是维持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或者领导地位。作为唯一的霸权，美国最大的国家利益便是维持这个地位。但历任总统所使用的方法可以是不同的。比如小布什政府奉行单边主义，而奥巴马政府则倾向于奉行多边主义。不过，这也不是绝对的，单边和多边同时存在，只不过是在不同时期的侧重点不同而已。

同时，在美国的新战略中，最大的变化是美国对中国的定位：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的对手国家（rival powers），挑战了美国的影响力和价值。美国当然是从其国家利益的角度赋予中国这一新角色的。美国意识到，“新世纪的重担，不能只由美国独立担负。我们的敌人希望见到美国因为扩张太快而耗尽国力”。在这个认知下，美国就要调整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新兴大国的关系，重新定位这些国家的国际角色。因此，美国要与俄罗斯建立“稳定、重要的多层次关系”，重申要与印度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又强调“我们欢迎巴西的领导”。对中国，奥巴马在表示两国间的人权分歧“不应影响在共同利益上的合作”的同时，也声言会监督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计划并做出应对准备。

要在同一个体系下处理共同的问题，这需要中美两国拥有最低限度的共同价值观和对处理问题的方法的共识。如果这个层面没有一点共识，那么不仅共同的问题很难解决，而且更严重的是冲突会加剧，甚至比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还要坏。在冷战时期，美苏各有自己的阵营，双方之间除了核武器互相威慑之外，没有其他实质性的关系。这种关系当然很危险，但美苏双方的互动并不多，日常冲突也因此很少。而中美共处一个结构，互动是日常事务。

一旦遇到要处理具有全球性的问题，就需要两国具有一定的共识。这就是为什么在伊朗、朝鲜等问题上，美国近来越来越要求中国和其保持一致。可以预见，美国的这种要求在今后会越来越多。尽管中美两国之间不可能有完全一致的价值（不同的文明、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但两国在处理国际问题上达成具有工具性的共识和价值也不是不可能的。这就需要两国进行经常的对话，通过对话达成共识。

更为重要的是，在“G2”结构内，中美两国的双边关系越来越具有国际性，就是说，中美两国如何处理双边关系都会对整个国际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投资、贸易、汇率、军事和外交等方面的双边关系都会产生巨大的外在影响。这就要求两国把这些问题放置于整个国际关系的格局中来处理，而不仅仅是双边关系。这种局面非常有利于中国拓展国际舞台空间，也就是说，中国可以在全球舞台上和美国互动。尽管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霸权，但因为中国处于“G2”这一结构的“老二”位置，在和美国互动的过程中，中国的影响力很自然到达世界的各个地方。这和中国的主观意愿没有多大关系。不管中国是否喜欢，这正在成为一个国际关系的现实。

国际权力结构性的变化又影响到中美双边关系。就双边关系来说，中美两国已经高度相互依赖，尤其是在经济关系上。这种相互依赖关系非常重要。但有了这种相互依赖性，美国如果要把中国作为“敌人”来打击，就会直接损害其自身的利益。

3.中国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思路

中国已经向美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决定要打破传统上霸权战争的大国关系逻辑。很显然，要和平崛起和和平发展，中国需要和美国相处共存。正如这里所讨论的，这并非不可能，但需要很多的努力。不过，同时，我们也应当对美国霸权下发动的贸易战有清醒的认识。

对中国来说，贸易战争最坏的结局便是和世界分离开来，孤立起来，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一旦孤立起来，就很有可能陷入“明朝陷阱”，即在国家还没有真正崛起之前就开始衰落。如果滑向冷战，那么中国必须千方百计避免出现美苏冷战的情况，即除了核武器互相威慑之外，和西方没有任何具有实质性的关系。避免这一结局对中国来说并不困难，即用更开放的政策来应付西方的贸易保护主义。近年来，美国盛行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中国已经接过了“自由贸易”的大旗，继续引领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在下一阶段，中国不仅需要继续把“自由贸易”的大旗扛下去，更需要具体的政策行为。

在和美国进行贸易战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到两个重要因素：第一，美国政府利益和资本利益之间的不一致性；第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利益的不一致性。贸易战实际上就是经济利益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再分配。美国行政当局在一些利益集团的支持下发动贸易战，但贸易战必然使得其他一些利益集团受损。因此，中国必须利用资本的力量来减少贸易战对中国的影响，甚至遏止贸易战，因为美国行政当局很难支配资本的流动。中国对特朗普贸易战的强有力反击和更大程度的开放并不矛盾，就是说，中国必须在一些领域给予特朗普有力回击的同时在另外一些领域实行力度更大的开放。资本唯利是图，只要能够在中国赢利，没有西方政府能够阻止得了西方资本进入中国。

六、全球化时代的光明与黑暗

很多迹象显示，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在衰退。尤其是特朗普执政以来，保守主义、孤立主义倾向日益强化，当今世界被不确定性笼罩。但是我们要明确立场——全球化也好，逆全球化也罢，是没有道德含义、没有政治含义、没有意识形态含义的。它没有好坏之分，只是一种客观事实。

在很多人的认识里，一说到逆全球化，就是逆潮流，就是坏的。这个判断里边就有了道德含义。不管是全球化还是所谓逆全球化，它发生了，很难说它是好事还是坏事。如果简单地用好或者坏来进行价值判断，那就容易以偏概全，就会出现还没有看懂事物发生的全过程就作出价值判断的情况。

一个事物、一种现象或者一种潮流出现了，应该去寻找、研究它发生背后的原因，不能简单地用好坏来下定论。它不是伦理，不是哲学，其中不存在道德含义。无论是特朗普当选，还是英国脱欧，都是客观现象。对这种客观现象要去分析、思考和追问。在西方，为什么10年以前这种看起来趋于保守的派别没成气候，而今天突然涌现出来，并成了气候呢？这仅仅是因为特朗普一个人的原因吗？

这是时代造就的，是形势所趋。当年，希特勒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如果当时德国不是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经济政治衰败，希特勒能在政治上崛起吗？回过头来再看特朗普的上台，也是一种客观现象。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人只满足于对这些客观现象进行简单的道德判断，而不去做深度思考。比如，以前国际贸易占比较高，现在占比较低了。这好像是全球化程度降低了，但这并不意味着逆时代潮流，逆全球化。

所谓逆全球化，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人们对全球化反思产生的一些现象，与其说是逆全球化，不如说是对全球化存在问题的纠偏。

我们知道，这一波的全球化是从20世纪80年代里根、撒切尔革命开始，一路狂飙突进，势不可当。从正面来说，这波全球化浪潮为人类文明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不说别的，光看中国的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赶上全球化的浪潮，短短40多年时间，中国已经使几亿人口摆脱了贫困，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工程，没有全球化是不可想象的。

有人说，我们只是凭借廉价劳动力和庞大的市场获得经济增长的。其实，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劳动力更便宜，但当时没有融入全球化，经济并没有因为劳动力廉价而得到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得到的改善也有限。而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融入了全球化，廉价劳动力投入全球市场才有了竞争力，我们的经济才迅猛发展起来。

如果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全球化确实为人类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是大部分财富属于社会上的少数人，社会上大部分人没有得到他们应当享有的财富。资本获取了财富的大部分，劳动者获得了很小一部分，有些社会群体甚至成为全球化的受害者。

所以，另一方面全球化导致了巨大社会差异、社会分化，以及中产阶级的困境，再加上无节制的移民和恐怖主义的困扰，使得欧美发达国家陷入了全球化的泥沼中。

美国的中产阶层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70%多，下降到现在50%都不到。尤其严重的是，在奥巴马总统任期内，中产阶层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下降。同样，发展中国家的两极分化也越来越严重，例如，中国的基尼系数超出了大家可以接受的程度。

这些都是民粹主义在全世界崛起的经济根源。内部的民粹主义又往往表现为外部的经济民族主义、泛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这些主义的兴起给今天的国际关系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没有上述前提性社会条件，它们怎么会兴起呢？这些才是需要引发人们深入反思全球化的原因，正是它们导致了现在的所谓逆全球化。

全球化的兴起，是伴随新工业革命出现的一种必然发展趋势。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都无法躲开全球化趋势。中美两国为什么联系那么紧，就是因为全球化。所以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和历史趋势。迄今为止，全球化过程中，美国确实起了“领头羊”的作用。其实，许多国家还是希望美国继续去承担世界的责任，扮演好世界警察的角色。

但美国现在扮演“领头羊”的角色有些力不从心了，所以它要整顿。从这个意义上，就可以理解特朗普的一些政策了。客观地看，在国内问题上，特朗普还是比较理性的。他要解决美国的就业问题、贫富分化问题，重振美国经济，他通过大规模减税等政策促使跨国企业回归本土，提振美国中小企业发展动力，这些措施对美国的经济发展是积极有利的。只是在做的方式上，有些是人们不容易接受的，但是要看到他是在想办法解决问题。

奥巴马任上说了很多漂亮话，许下很多诺言，可是很多事情最终没有落实，他只是表达了一种理想。特朗普应当是行动派。他要通过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相对收缩的方式来振兴美国经济，特别是美国铁锈地带长期陷入衰败的经济。用特朗普竞选时的话说，就是要让美国重新伟大起来。尽管美国曾经有过孤立主义传统，但我不认为特朗普这次能够把美国再次引向孤立主义，使美国走上完全脱离全球化的道路。

1.不确定性：可能性和期望

对特朗普带来的不确定性也不应该作单纯道德判断。不能简单地认为，确定性就是好的，不确定性就是不好的。一定要先搞清楚这个事实，它不应该是一个道德判断。

特朗普一当选，笔者在一个论坛上就预判，我们会看到，特朗普上台之后，大家会看到两个特朗普存在：一个是光明的特朗普，一个是黑暗的特朗普。黑暗的特朗普宣扬马基雅维利式的理念，口无遮拦地说一些带有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反移民等政治不正确的话。由此，人们会把一些主流价值观所不能接受的价值观与特朗普联系起来。

而光明的特朗普则表现为推动经济发展，扩大工人就业，振兴美国，强调美国第一。强调美国第一，美国人都会赞同，哪个国家的人民不想让自己的国家第一呢？当然强调自己第一，也不能太自私了。如果特朗普上台造成了灾难性后果，那么我们就要去认真研究，要去发现它产生的客观根源，这样才能找到抑制它的办法。

从另一个角度看，不确定性又创造了无限多变化的可能性。关键是在多种可能性的情况下，如何达到我们所期望的可能性，这是我们所要思考的。比如，现在欧洲出现了右翼民粹主义潮流，我们不希望看到20世纪欧洲历史上希特勒那样的灾难再次出现。我们希望民粹主义潮流朝着理性、自由、符合世界文明的方向发展。这就需要国际社会进行认真的研究，并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看，一开始就是不确定的，人类社会什么时候确定过？所谓确定性是决定论的思想，就是认为历史有一条清晰的单向度的线性发展轨迹。事实上，人类社会不是这样发展的。历史决定论最终会导致历史终结论。

其实，中国文化里就充满了对不确定性的理解和认知。比如，《易经》里的“易”就是变的意思，变就是不确定。从传统文化来看，中国人是根本不害怕“不确定性”的。西方的思想传统则对变化和不确定性充满了担忧，所以他们创造了上帝来消除对变化的恐惧心理。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在变化，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这就是《易经》所揭示的根本道理。

人类社会的复杂性表现在不确定性上。因此，不确定性不是一个贬义词，它是一个客观存在，是一个现状，或者是一个结果。我们无法避免不确定性，人类文明的进步已经能够通过制度等方式，大大减少不确定性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当年希特勒上台时，因为德国的制度化程度很低，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制度。但现在特朗普执政后，别说改变制度，就是想推行一个政策、做成一件事都很难，因为有媒体、国会和民众的制约力量。民主和法治制度决定了，他不可能随心所欲地为所欲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世界格局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在这种环境下，不大可能出现希特勒那样的独裁者。当然，对此我们也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2.新技术与人类的短视：且生存且思考

新技术带来的不确定性，同样也存在可能是光明的天使，也可能是黑暗的陷阱的问题。特朗普这次当选不就使用了大数据技术吗？对于新技术关键还是看你怎么用。现在商业上，像阿里巴巴，马云干脆就叫他的公司是数据公司，而不是电商。

新技术的确可以把人们解放出来。但另一方面，现在的新技术社交工具，使得人们只关注自己的朋友圈，而不再关注其他信息，公共领域越来越狭窄，而私的空间越来越大。随之而来的是，也造成了许多复杂问题和新的不确定性。恐怖主义不是也在不断利用网络技术吗？所以，无论什么先进技术，它都只是工具，还是要靠人来决定技术的性质。

很多好莱坞科幻电影已经在展示人工智能完全取代人的前景了。假如现在我们这个研究所，人不用写文章，写报告，完全由机器来代替了，那人做什么？很多人可以去做义工，或从事其他服务类工作，或者从事更加个性化、更加具有创造性的工作。

但是，这也可能会使很多人去做坏事，因为人无所事事的时候，就可能做一些坏事。作为工具的技术，自古至今一直在发展，每一次技术的重大进步都能改变这个社会。当然，技术也可能失控。不过，人作为一种会思考的动物，一旦出现机器失控的情况，肯定又会去研究怎样去控制机器、防止失控等。不可否认，毁灭性的可能也是有的。

因此，新技术也会带来很多不确定性，带来更大的风险。而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它始终是一个客观趋势。我们要做的，就是面对这个情况，怎么去处理，如何生存下去。

这个时代为什么产生不了像康德那样伟大的思想家？因为我们越来越无暇仰望星空了。现在的人们没有思考，只有选择。人类的短视也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这也许是一种更大的危机，也许因此使文明社会深陷黑暗之中。

3.单边开放与创造规则：你黑暗，我更光明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英美两个国家。当年大英帝国称霸世界为什么会持续长达200多年的时间，而美国独霸全球的时间却很短。事实上，自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才真正有了独大的地位。

但是，至今才不过20多年的时间，美国就显出了衰落的迹象。这里的因素有很多，但我觉得当时的英国之所以能持续那么多年，就在于它采取“单边开放”的政策。所谓单边开放，就是你不向我开放没关系，我向你开放。这才使得英国强盛了那么长时间。美国采取的则是对等开放政策，你对我开放，我才向你开放。如果像特朗普现在这样采取孤立主义政策，那么美国就很难像当年大英帝国那样持续那么久独霸全球。

中国如果要真正实现强大，就应当学习早期的英国，实行单边开放。在确保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你黑暗，我更光明！你保守，我更开放！如果简单地以牙还牙，针锋相对，那世界可能就遭殃了。为什么2019年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论坛的讲话很受国际社会欢迎，就是当特朗普要逆全球化的时候，中国高举起了全球化大旗。美国要搞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则提倡更加开放。我们应该朝着这样的方向发展。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中国国内的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很有市场，这种心理与近代以来中国受欺凌有关，很多人感觉我们今天强大了，总要想办法还击一拳。首先，笔者认为，中国领导人不会像欧美的政客那样支持民粹主义。无论是从G20峰会还是达沃斯论坛，习近平主席一直在强调更加开放，不要搞贸易保护主义。其次，国内民粹主义确实很强，这是因为它是由很多社会问题引起的。

美国的民粹主义、欧洲的民粹主义都有它们产生的社会根源，中国的民粹主义也有它产生的社会根源。我们要解决民粹主义问题，首先要去除产生民粹主义的土壤，大力解决社会问题。只有解决了社会问题，才可能遏制民粹主义。大家看看世界各国，就民粹主义而言，今天世界各个国家之间的差异并不在于是否存在民粹主义，而在于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是不是去动员民粹主义或者利用民粹主义，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大力提倡民粹主义，有些国家就克制自己，没有去做民粹主义。

我们应该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其实都与当时的欧洲民粹主义有关。国内社会问题解决不了，就寻求对外开战来化解。特朗普上台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试图从解决内部问题入手。

如果说中国同美国的关系是全球化，那么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就是区域化，也是彼此如何找到平衡点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无论是同东南亚、南亚还是东亚的关系，经济上都联系得很紧密。并不像西方人所说的，中国要搞扩张了。中国的战略目标是很有限的。俄罗斯周边的很多国家都在担心，如果北约不行的话，会被俄罗斯吞并。

但中国周边没有一个国家会担心被中国吞并，因为中国没有这个意图，中国历史上没有吞并过别的国家，只是西方人在炒作这个问题。这其实也是中国的话语权的问题，因为我们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还很不够。

说到如何讲中国故事，如果我们不了解世界上在发生什么，能讲好中国故事吗？那就不是在讲故事，而是在编故事。为什么当下中国在一些国际地区的形象并不是很受欢迎，就在于有些时候我们没有把本来很好的故事讲好。

冷战结束以后形成的国际间的游戏规则本身要不要变，应不应该变？我想不仅仅是特朗普在追求变化，中国也在追求变化。现今的国际游戏规则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制定和主导的，很大程度上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所以，中国也希望这种规则有所变化，使其能够更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我们一方面接受了这些规则，另一方面也要改变这些规则，同时还要创造一些新的规则。事实上，我们现在就在这样做，比如全球贸易体系的游戏规则。

如果是朝着黑暗的特朗普方向发展，那就会很糟糕。如果朝着光明的特朗普方向发展，那就会很健康。在这方面，中国的确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也是由中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和国际地位所决定的——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大国。光明与黑暗两种力量的博弈，主要在于我们如何把握，在于中美之间如何互动。

如果美国的民粹主义起来了，中国也以民粹主义方式应对，那么就必然爆发冲突，世界就必然走向黑暗，甚至这个世界就此糟糕了。而如果是你黑暗了，我更光明，你逆全球化而行，我更加倡导全球化、更加改革开放；那么，这个世界一定会向更加文明的方向发展，会越变越好。这就是用光明消灭了黑暗。

中美之间一旦发生贸易战，美国自身会受伤。中国经济体是开放的，中美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美国同样会受到很大影响。所以，中美间的贸易战是可控的，但中美最需要考虑的是如何预防贸易战转化成冷战。

4.中产阶层和社会共识：中国当下之所需

中国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还是如何做大中产阶层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强调了很多年。当然，社会公平很重要，这是基础，但是没有强大的中产阶层，中国社会就没有稳定的基础。我们的中产阶层现在还太弱小。西方这些年出现的问题，也是因为整个中产阶层的生存环境恶化了。美国如果是中产阶层仍然占到70%的话，绝不会发生特朗普当选这样的事情。欧洲如果没有中产阶层面临的困境，也不大会有英国脱欧公投。

一个社会，当中产阶层很强大的时候，就容易达成共识。当社会精英有了共识的时候，社会就会比较健康地发展。如果精英没有共识了，那么无论是一党制还是多党制都有问题。

中国古人云，有恒产才会有恒心，所以以前儒家、法家有养民的说法。当然，古代所说的养民，还是把老百姓作为客体看待。那时候的养民不是现在意义上的民主意识，而是要照顾好民生，不涉及政治参与。

现在的民，不仅仅需要民生，还需要民主，要政治参与的权利，大家都有了这个意识。所以中产阶层能够充分参政的时候，才是社会最稳定的时候。如果中产阶层不壮大，社会就很难稳定：中产阶层不壮大，消费社会就很难建立，即使建立起来也很难持续发展；中产阶层不壮大，法治社会就无从谈起，因为中产阶层最需要法治；同样，只有中产阶层壮大才能发展民主。所以，不需要那么多豪言壮语，一个指标就是把中产阶层做大。

当年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是随着经济起飞，在二三十年时间内，就把中产阶层发展壮大到70%。任何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都是要先发展起中产阶层来。当然，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壮大中产阶层的方式可以不同。比如，中国香港地区是通过发展中小企业，新加坡是通过公共租屋。各种方式都可以，但一个目标就是把社会打造成橄榄型社会。

这些年中国的中产阶层并没有明显壮大起来，因为工具的东西和价值的东西是背离的，正如马克斯·韦伯说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光有价值理性是不够的，也需要工具理性。当下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不仅没有壮大中产阶层，反而成为压制中产阶层的工具。

七、为何经贸相互依存也可能会导向战争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关系不仅仅是单纯的两大国关系，更会影响到很多其他国家。这些国家和中美两大国都有着复杂而深厚的关系，在中美关系平稳的时候，它们都可以从两边获得利益，但一旦两大国关系恶化，它们都会受到深度影响。一些国家可能在短期内可以获取一些利益（例如，从中国退出的产业和资本进入这些国家），但从长远来看，这些国家也避免不了中美地缘政治竞争所带来的负面冲击。

中美贸易摩擦能够产生如此广泛而负面的经济影响，这使得很多人很不了解中美两国所进行的贸易战。贸易战显然不是一场双赢游戏，而是两败俱伤，即人们所说的损人不利己，“损人一千，自损八百”；不仅如此，贸易战还波及很多其他国家，甚至是美国的盟友。

更为重要的是，今天人们把中美之间的经济冲突界定为“贸易战”或者“经济战”，就表明这已经大大超越了传统“经济竞争”的范畴，而进入“战争”状态。传统上，人们一般认为经济竞争不可避免，并且经济竞争并非零和游戏，但战争则往往是零和游戏。这又使得很多人担心，今天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如果不断升级，是否会导向另一类战争，无论是热战还是冷战。

这种担忧不仅合理，而且也是必要的。人们可以把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视为经济区域化和全球化的结果。两个互不交往的国家不会发展出任何经济关联，也无所谓贸易冲突。两国之间的经贸交往越深，冲突就越容易发生，负面影响也越大。历史地看，经济的区域化和全球化的确给参与国家带来巨大的好处，但也不断地导向冲突甚至战争。

这些年来，人们总是把今天的状况，比喻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情形。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世界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区域化和全球化，经贸的频繁往来和经济上的互相依赖，不仅发生在欧洲国家之间，而且也发生在欧洲国家和其他区域国家之间。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发生的。事后诸葛亮不少，但事先没有人认为战争会这么快就在这些经济上互相依赖的国家之间发生。

1.经济竞争导向零和游戏的战争

的确，如果仅仅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很难理解为什么非零和游戏的经济竞争，会导向零和游戏的战争。但如果从更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关系来看，不难发现，冲突和战争也是国家之间的常态，正如它们之间的经济贸易一样。任何形式的战争都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的，大的战争往往招致无数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但人类为什么还要战争呢？

德国社会和政治学家奥本海默（Franz Oppenheimer）在论述国家的起源时，总结出了两种方法，即经济方法和政治方法，前者通过人们都可以接受的“交易”方法，或者“契约”方法，而后者则倚重“权力”和“力量”。奥本海默本人则倾向于政治方法，因为经验地看，从人类开始产生以来，政治就从来没有离开过，从原始部落到近代国家，暴力是国家起源和发展的永恒来源。

近代商业资本主义尤其是工业化开始之后，人们对战争的根源和如何避免战争有了全然不同的看法。其中，英国哲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著《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为国家的发展寻找到了最有效的经济方法。斯密认为，国家通过“劳动分工”和贸易就可以致富和积累财富，而无须通过战争和掠夺。斯密之后，李嘉图（David Ricardo）则进一步发展出“比较优势理论”来论证经济方法的有效性。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斯密和李嘉图的观点。马克思最为典型，他认为近代以来的战争，无论是内战还是国家间的战争，简单说就是资本主义扩张的自然结果。在一个社会内部，资本主义造就了阶级分化，导致了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极端一些就是内战；在国际层面，资本主义导致了国家间的利益冲突，极端一些就是战争。

经济因素可以遏制和避免战争这一观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传播。用经济史学家熊彼特的话来说，如果近代以来民族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可以预期，民族主义只是人类远古野蛮兽性的一种遗留物，终究会消失。经验地看，这主要是出于两个原因。

第一是人们看到战争的残忍性和经济上的毫无理性。战争没有赢家，人人都是输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各国的经济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第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的经济整合。经济整合从欧洲“共同市场”概念开始，扩展到其他各个地区。西方各国市场的整合及其西方市场向其他非西方国家市场的延伸，有效地把有关国家连接在一起，促成了经济的发展。

尤其重要的是，20世纪80年代由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新自由主义革命所引发的新一波全球化，更是在很短时间里把一个广袤的世界演变成为一个“全球村”。国家间经济上的高度互相依赖所能产生的正面效应，反映在了国际关系领域的“互相依存理论”上。

“互相依存理论”加上源自近代德国哲学家康德的“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争”理论，成为近年来西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人们深信，国家间经济上的高度依赖，加上政治上的民主化，战争就可以远离人类，实现康德的“永久和平”理想状态。

这种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基本上决定了美国处理和其他国家关系的态度和方法。那就是，美国必须通过经济方法（开放、市场准入、整合等），促成那些和美国具有经济关系的国家的政治体制的民主化。也就是说，对非西方国家来说，和美国（西方）国家发展经济关系是有政治前提的。也很显然，这个政治前提充分反映在美国（西方）国家的贸易、投资、国际援助等方面。

2.国家之间关系冲突的本质

不过，自由主义理论（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政治学家）更多地反映了信仰者对世界的一种理想，而非对现实的反映。对西方的现实主义者来说，经济互相依赖的确导致了国家之间的利益相关性，增加了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难度，但绝对没有改变国家之间关系的冲突本质。自由主义过度夸大了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好处，但大大低估或者忽视了经济全球化固有的负面影响。

历史地看，经济全球化必然造成两个结果：第一，一个社会内部的收入差异和分化；第二，国家之间的收入差异与分化。在一些国家，内部收入差异和社会分化，经常导致不同社会阶级间的经济冲突，甚至演变成内战；在另一些国家，内部冲突外化成为国家间的冲突，即战争。当多个国家同时卷入时，就演变成为世界大战。

经济关乎利益，利益分配不公就会导致战争，无论是内战还是国家间的战争。就是说，经济因素的确可以导致战争。但如果人们仅仅从经济因素来理解战争，那还是过于简单。在大多数场合，政治因素甚至远较经济因素重要，人们既为利益（经济）而战，也为荣誉和恐惧而战，而荣誉和恐惧更多的是关乎政治。实际上，一旦涉及战争，政治逻辑就占据主导地位。近代普鲁士军事战略家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说过，“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无疑揭示了战争的“政治”本质。

克劳塞维茨所说的几乎是永恒的。多少年来，人们一直企图超越经济因素而去寻找战争的根源。人们诅咒战争，祈求战争不再发生，但同时人们也在赞美战争。人的本性中存在一种倾向，把自己道德化，把他者妖魔化。即使是侵略，侵略者也总能找到战争的“正当性”和“正义性”，并为此而歌颂战争。从古希腊各城邦之间的战争到中世纪十字军东征，战争总是成为人们讴歌的对象。

到了近代，战争具有了更高的道德性。法国大革命以后，基于主权国家理论之上的“民族主义”大旗，引导着人类进入毫无止境的战争。各种论证和颂扬战争的理论一一出炉。这尤其表现在近代浪漫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那里。近代浪漫主义始于英国文学，当传播到德国时进入了政治哲学领域，歌颂战争和暴力，为了国家利益（无论是统一还是发展），一切在所不惜。在社会达尔文主义那里，战争不仅是“适者生存”的必然产物，也是检验人类品质的最高标准。

尽管达尔文本人的“进化论”并没有明显的道德和进步观念，但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者那里，“进化”变成了“进步”和“文明”。所以，战争不仅仅是“适者生存”的手段，更是成为人类进化、“文明”淘汰“野蛮”、“进步”取代“落后”、优胜劣汰的工具。

整个帝国主义时代，人们深信“战争的胜负是衡量一个国家的优劣”的有效手段，列强之间为战争乐此不疲。英国思想家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曾经说，人类大多都在投资于死亡而非生活，即人们把最多的投资用于战争武器，而非改善人民生活。

这种情况到现在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现在的确是一个全然不同的时代了。如上所说，经济的全球化使得各国互相依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在客观上大大增加了战争的难度和成本。同时，在话语方面，没有多少人公然宣扬战争了。不过，如果足够现实，人们也不难发现，这可能仅仅是表象，人类的本性依然没有发生变化。

和从前的全球化一样，这一波全球化依然产生着同样的问题，即社会内部的不平等和国家间的不平等，而极度的不平等随时可以导向内外部的冲突。从话语来说，人们只是用一种更为巧妙的方式把“优胜劣汰”的观念表达出来而已，包括“文明冲突论”和“民主价值同盟论”等。

再者，和人类的其他很多行为一样，自古至今，战争已经高度机构化和制度化了。对参与战争的主权国家来说，战争有开始的仪式，也有结束的仪式，战争过程更是充满各种仪式。战争因为主权国家而高度制度化，也因为主权国家而被“道德化”和“正义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除了被彻底打败的德国对战争有反思之外，没有任何一国对战争有真正意义上的反思。战败国如日本从未反思战争，而战胜国则依然为“战胜”沾沾自喜。

主权国家或者政府是战争的主体，但推动政府发动或者参与战争的，则是政府背后的各种利益集团。资本可以成为战争的根源，因为资本需要借助政府来打开其他国家的大门，开拓世界市场，掠夺他国的资源，保护他们的海外利益。

但在更多的场合，其他利益集团甚至较之资本更可以直接从战争中获取巨大的利益。例如，美国安全和军工系统在战争中的巨大作用，以至于很多美国人相信战争就是这个利益集团追求自身利益的工具。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战争或者战争的威胁，美国如何维持一个如此庞大的战争机器。

更令人担忧的是全球化条件下极端“认同政治”的崛起。今天的“政治认同”已经变得毫无底线。不仅现存的不同民族、种族、宗教、文明、国家之间的认同差异在迅速扩大，甚至在这些单元的内部也在继续分化，人为地把同一个民族、种族、宗教、文明、国家分化成为不同的民族、种族、宗教、文明、国家。包括民族、国家、文明在内的所有“认同”都是可以人为制造的。如此下去，一个社会内部的冲突甚至内战，正如国家间的战争那样，正在变得不可避免。

八、如何理解特朗普对华贸易政策的本质

中美贸易摩擦似乎在一路升级，双方几乎无人知晓这场仗如何打下去，又如何收场。更麻烦的是人们对特朗普到底要干什么还是猜不透。主流媒体还是侧重于特朗普的人格、言语和风格，分析和报道尽管具有很大的娱乐性，但缺失深一层的思考。其实，从行为层面看，不管人们喜欢与否，特朗普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从总统选举开始到现在，特朗普一直在持之以恒地做着他想做的事情，一些事情上成功了，一些事情上受挫了。但不管怎么说，特朗普算是一个行动派，和之前的美国总统很不一样。这主要是政治人物和商人之间的区别，政治人物注重的是语言，而商人看重的是实效。美国的政治建制派迄今为止还不能适应特朗普，但美国普通社会（尤其是白人）、商界和军界的看法则不相同，这些群体对特朗普更有比较高的认同度。

中国各方对特朗普及其政府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也受美国建制派的影响。这种情况是因为中国的认知受制于几个因素。例如，美国的建制派控制着大众传媒，对特朗普基本上没有任何正面的看法，特朗普和媒体之间的敌视从来没有中断过。又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接触最多的就是政治建制派和与中国有商贸往来的商界，对特朗普本人及其背后的力量了解甚少。这些都妨碍着人们对中美贸易现状的理解。

如何理解特朗普的对华政策？这里首先要假定美国是自私理性的。在美国人的思维里，“自私”便是“理性”的前提，“自私”就是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美国是世界上的霸权国家，其最大利益便是维持其霸权地位，免受任何崛起中大国的挑战。这就是这些年中美两国都在持续关切和讨论的“修昔底德陷阱”。

实际上，当中国在思考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时候，美国也在思考同样的问题。较之中国，这一陷阱对美国来说更为重要。原因很简单，美国是守成大国，而中国则被视为挑战者。较之中国人，美国人更相信这一陷阱的存在和可能性。

1.中美精英阶层认知不同

就中美两国是否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中国的精英阶层并没有达成共识。比较冷静的人看到了两国之间的距离，而有些人则对中国本身没有任何自信。与此相反，美国的精英阶层几乎对中国正在挑战美国形成了很高的共识度。这也是目前美国国内各方面的力量，在中国问题上几乎结成了“统一战线”的原因。人们不难发现，尽管建制派对特朗普的各种政策都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但唯独对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他们都是高度支持的，有些人甚至认为还不够强硬。

那么，就美国来说，如何免于来自中国的挑战而保持美国的霸权地位呢？这里主要涉及政治、军事和经济几个领域的对华政策。在政治上，美国的一贯政策就是人们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所说的“和平演变”。对于中国，美国不可能像对待小国家那样，直接干预中国的政治，同时也没有像对待德国和日本那样的历史“机遇”，因此只能寄希望于中国内部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一开始，美国对中国就有高度的期望，希望中国有朝一日会演变成西方式民主。正是这种高度期望，美国和西方对中国后来发生的一些事件作出了最剧烈的反应。

之后，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化解了这场过早来临的中西方对峙大危机。中国通过自身大规模、大幅度的经济开放、与世界接轨等方式让西方看到了另一种期待。克林顿似乎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非常相信经济变化之后，政治一定会发生变化，这个认知促成了美国接纳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

特朗普之前所有的美国总统，都是把经济和政治放在一起来考量的，因此尽管贸易问题早已经出现，但他们并不想把贸易问题“独立”出来加以解决。这背后就是政治考量，即想用贸易关联来改变中国的政治。

军事方面又是如何呢？美国军方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宣扬中国军事威胁论。这不难理解，任何军队都需要一个“敌人”，尤其是一个强大的“敌人”。一支没有“假想敌”的军队是没有任何前途的。苏联解体之后，中国自然成了美国军方概念中的“敌人”。

这里面的因素也有很多。第一，军方是既得利益。美国的军工集团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能够释放巨大的政治能量。第二，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加速。随着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军事现代化也成为必然。第三，美国误读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具有防卫性质，并没有像西方国家（包括美国本身）那样对外军事扩张。但近来美国把中国的南海政策和“一带一路”解读成为中国的“新帝国主义”“新扩张主义”等，则是用其自身的经验来解读中国，或者把自己的经验强加在中国之上罢了。

不过，美国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担心，主要不是中国会对其本土构成多大的威胁，而是担心中国会对其海外影响尤其是亚太地区的影响构成挑战。此外，美国认为中国会对其盟友构成威胁。尽管中美两国之间小规模的冲突存在着可能性，例如在中国台湾或者南海，但因为两国都是核大国，两国大规模的冲突和战争并没有任何可能性。

也就是说，美国对中国政治内部演变的期望没有实现，用经济影响政治的方式也落空了。不仅如此，中国在“学会了”作为手段的西方市场经济之后，并没有演变成西方那样的“自由资本主义”，而是成了西方眼中的“国家资本主义”。

再者，用军事手段来改变中国也没有任何可能性。怎么办？这导致了美国各方面对中美关系的全面评估，评估的结果就是把中国界定为美国最主要的“对手”。尽管美国把中国和俄罗斯并列，但俄罗斯并不是昔日的苏联，充其量只是美国人眼中的“麻烦制造者”，主要表现在乌克兰、中东、干预美国的选举等领域。在美国人看来这些很麻烦，但并不会对美国构成致命的威胁。因此，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对付中国了。就连基辛格博士也说要把其从前“联中抗苏”的手段应用到中国，即“联俄抗中”。有关这方面的新闻在特朗普当选之后曾经流传过，现在又流传起来，其背景并不难理解。

2.特朗普将目标转向经济领域

而在美国众多的对华思维中，特朗普的思维更具现实主义性质。在政治上，特朗普放弃了从前的做法，他意识到美国不可能改变中国的政治。因此，在和中国的交往中，人权、价值观、民主自由等意识形态被置于一边。在军事上，特朗普也放弃了从前的方法。尽管美国对中小国家仍然会继续使用其军事强权，但中国和俄罗斯那样的不可能被美国征服的大国，军事强权已经不可能。在这样的认知下，特朗普转向了经济领域。

换句话说，特朗普放弃了从前的基于强权之上的国际秩序，也放弃了基于意识形态之上的国际秩序，想建立一个基于利益之上的国际秩序，这个秩序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国家间赤裸裸的经济竞争。在这种思维主导下，特朗普找到了美国的优势。尽管特朗普的口号是“美国优先”，但其对外政策使用的最重要原则是“美国第一”。的确，美国在经济领域具有其他任何国家所不具有的优势，包括市场、技术、创新能力、美元等。这些因素使得美国处于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顶端，即经济霸权。

较之其他任何因素，无论是军事还是政治，这些经济因素实际上更重要，因为正是这些因素使得其他国家和美国“关联”在一起，也使得特朗普能够大肆地进行恐吓政治。在特朗普看来，“我是第一，你依赖我，需要我；我可以恐吓你，因为你不能没有我。”其对欧盟、加拿大、墨西哥等都是同一个思路。也正因为这些国家和美国的经济关联，他们都不敢和美国进行直接对抗。对中国更是如此，贸易摩擦以来，特朗普一再加码就说明了这个逻辑。对特朗普来说，“美国第一”只是实现其“美国优先”的一个有效手段。

从特朗普的角度来看，其对中国的判断也并没有错。作为商人，特朗普清楚地感觉到中国大市场对美国所能构成的压力。中国对美国本身的优势既不在军事上，也不在政治上，而在经济领域。如上所说，即使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对一些国家会产生影响，但对美国并无多大的影响。而经济领域则不同了。

一旦中国成为一个类似美国那样的庞大消费市场，那么就会自然地形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圈，而这个经济圈会对美国产生实质性影响。因此，不难理解，这场贸易争端的实质就是“技术冷战”，借此美国至少可以拖慢甚至终止中国的经济发展。如果把这个问题置于近年来人们一直在讨论的“中等收入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的内容中，那么对美国来说，把中国引向“中等收入陷阱”就是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最有效方法，因为“中等收入陷阱”意味着中国不会有实力来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

不管特朗普的意图如何，当前的贸易状况不可避免地要对整个世界贸易体制构成巨大的伤害和破坏，这是确定的。美国其实是这个体制的主要创造者和维持者，长期以来也从这个体制获得了最大的利益。美国的问题出在内部，主要表现在从这个体系获得的利益不能在内部进行合理公平的分配，导致社会高度分化。

再者，美国也看到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从这个体制获益，而美国所获利益不如从前了，因此就想改变。从利益分配的角度来看，美国的这种行为并不难理解。问题在于，新的体制是怎么样的呢？它又如何建立呢？尽管美国可以领导西方（欧洲和日本）进行体制重建，但这不只是体制重建的问题，而是利益重新分配的问题。可以预见，且不说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即使在西方内部，体制重建也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需要指出的是，从国际秩序变化层面来看，很多方面的发展往往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中美关系的变化就是国际秩序层面的变化，而不是简单的双边关系的变化。美国现行的对华贸易政策只是中美关系发展到这个阶段的表现形式之一，只是以特朗普的“形式”表现出来了。没有特朗普，也必然会通过其他方式表达出来。未来的中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的国际秩序。未来的国际秩序会以怎样的形式表达出来？这是需要探讨的另外一个重大问题。

九、贸易战与特朗普的国际新秩序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中美贸易战已经是不可避免了。当然，贸易战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贸易战从近代以来一直有，搞到中国头上也不是首次。可以把鸦片战争视为第一次大的贸易战。当时的英国就像现在的美国，因为当时清朝有大量的商品输往英国，但英国没什么东西可以卖给中国，导致贸易不平衡，于是英国找到了鸦片，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导致了鸦片战争的爆发。

比较近的一次贸易战是20世纪80年代日美之间的贸易战。日美是盟友，但美国当时把日本认定为敌人，一旦被美国认定为敌人，美国就会动用所有的力量把其往死里打，能否避免被打死那就要靠运气。日本在那场贸易战中学到了教训。当时的美日贸易战有几个原因。一是技术层面，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起飞，发展很快，虽然技术方面原创性的东西不多，但当时的日本跟现在的中国一样，日本确实在某些方面比如制造业方面能对美国提出挑战。二是资本走向世界。当年的日本也跟现在的中国一样，大量资本向外输出，20世纪80年代美国人就担心整个曼哈顿要被日本人买走。当然，现在的中国资本没有多少能进入美国，因为一直受到美国的抵制。

今天的美国政府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商人政府，一部分是军人政府。特朗普是典型的商人政府代表。美国政治中的军人政府这个传统一直存在，比如2001年小布什政府刚执政就提出了新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主要是要围堵中国，只是“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暂时放弃了这个策略。过去，美国政治中主流是文人政客政府，克林顿、奥巴马等总统都是文人政客政府的代表。

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不是一两年的事情，而是长期存在的事情，过去为什么中美经贸战没有打起来？因为文人政府总想通过经济政策、贸易政策影响中国的政治。现在，商人政府成为美国政治的新现象，特朗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一位成功竞选总统的商人。世界各国包括中国都不知道怎么跟美国的商人政府打交道，美国自身的既得利益阶层也不知道怎样和自己的总统打交道。作为研究者，中国国内对于特朗普的认识很肤浅，要么把他看成旧式政客，要么把他看成强硬政客。现在的美国政府主要是“商人政府+军人政府”，商人政府在主导中美贸易战，军人政府则要把中美关系引向冷战。改革开放以后，美国和中国打交道的主要是那些对华比较友好的企业界人士，所以我们往往忽视军人政府的存在。其实，美国的新保守主义一直很强大。

特朗普的很多判断都是正确的，只是他用的方法大家接受不了。实际上他想解决以前美国长期面对的，但以前的总统一直解决不了的一些大事情。中美贸易战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因为中美贸易逆差越来越大，不可持续。美国是全球化的获益者和推动者，但美国有些既得利益实际上受到了损害，或者没有拿到多少好处。为什么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政策那么受美国企业界的欢迎呢？我们不能仅仅说他是搞经济民族主义，这样过于简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中产阶级比例最高的时候达到70%，今天美国的中产阶级连50%都不到。奥巴马当政8年，美国的中产阶级规模每年减少一个百分点，这是说不过去的。中国中产阶级增加慢一点，但毕竟是增加了。中产阶级消失得那么快，这个社会是很难可持续发展的。特朗普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要理解贸易战首先要思考特朗普想建立一种什么样的世界秩序？美国官员也猜不透特朗普到底要搞什么，因为特朗普自己说了算。以前，智库在美国政治运作中很重要，但现在智库一点用处也没有了。连特朗普身边的人也不那么管用了。今天你是政府的部长，明天你就可能被特朗普解雇，这就是商人的特点，也是特朗普的特点。但分析特朗普的思维是有用的。分析以前的世界秩序是怎么建立的，对我们理解这场贸易战也有好处。

以前的世界秩序分为两种，一种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世界秩序，另一种是建立在强权之上的世界秩序。现在特朗普想建立的新秩序是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秩序，不讲道德也不讲强权。虽然美国的力量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但美国说了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美国要围堵和扼杀中国，特朗普自认为已经不可能，所以强权政治已经不可行。道德政治也不可行，因为西方的民主自由体制本身就面临很大的危机，世界各国对西方民主自由的看法跟20世纪八九十年代很不一样了。

对特朗普来说，加拿大与朝鲜没有区别，都是主权国家，两者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别并不重要。但对以前的美国政府来说，这两个国家完全不一样，加拿大是盟友，朝鲜是邪恶异类。所以我们看到，特朗普在加拿大的G7峰会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吵架，但他在新加坡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很友好，这种行为是其他美国总统做不出来的。以前西方用意识形态处理问题没有解决好问题，所以特朗普就想寻找另外一种方式——以利益建立国际新秩序。利益基础之上的国际秩序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什么都可以交易。所以特朗普对欧盟的态度与对中国的态度都是一样的。今天，特朗普打的贸易战不仅仅是针对中国，印度、巴西、加拿大等国家甚至连欧盟也是特朗普贸易战的对象。

然而，我认为特朗普不太可能成功建立起一套基于利益之上的世界秩序。美国国内的力量太复杂，意识形态的力量很强大，强权政治的力量也很强大。所以特朗普的贸易战不仅要看特朗普，还要看他身后的人。美国政府中的商人派还好对付，用人民币能解决的问题是最好的。但如果人民币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就是冷战。特朗普背后有强大的冷战派，他们想把中美关系引向冷战。

冷战是美国的传统思维，美国新保护主义一直在找机会对付中国，无论是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美国一直在找碴儿。美国自信能通过冷战把中国打败，但打败并不是说美国要占领中国。中国的有些战略学家认为中美之间必有一战。美国人说，我为什么要跟你打仗，现在不是帝国主义时代了。美国主要是想把中国打下去，没有能力挑战美国，美国不需要同中国打热战。美国不想跟你打热战，美国人很清楚中国的弱点在哪里。

美国为什么能打败那么强大的苏联？原因很简单。苏联完全是计划经济，完全是国有企业，没有私营企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经济发展的历史就是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历史，到最后就变成苏联的军事利益集团主导了国民经济，所以搞得国家很穷。美国没有国有企业，美国通过民营企业、私营部门同苏联进行冷战。里根的经验非常成功。中国的弱点也一样。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政府的4万亿元人民币全部投进了国有企业。美国如果跟中国打冷战，也是要引导中国进行国民经济军事化。中国的体制一看到像美国这样的外在威胁，肯定将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国有企业。这样做的结果可能正是美国所希望的。

为什么要跟中国打冷战？我觉得美国对中国有三个冷战判断。这三个判断我在前面已经详细论述过了，此处就不再赘述。

从中国角度来说，美国的三个判断完全是意识形态上的偏见。但我们有些地方确实需要反思。现在中国有些人唱得太高调，尤其是对比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这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中国制造2025”。现在的贸易战就是针对“中国制造2025”。“中国制造2025”就像德国工业4.0版一样，其实就是为了我国的可持续发展、产业升级而提出的发展战略。但很多人到处宣讲，让美国人误以为“中国制造2025”的唯一目标是要赶超美国，这是完全错误的。

第二，中央把“一带一路”定性为“倡议”，并且强调机会和利益是属于大家的，这个非常好。但我们的对外宣传把“一带一路”声势造得过高：任何东西都跟“一带一路”联系起来。歌唱、书法甚至数学都和“一带一路”联系起来，这就有些过了，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当然会因此怀疑“一带一路”是中国称霸全球的抓手。“一带一路”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项目，但我们把它变得高度意识形态化了。

第三，中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习近平主席亲自讲我们不输入模式也不输出模式。但学术界有人到处讲，中国模式是最好的，已经超越西方。习近平主席明确说我们这个模式不是说要取代西方，只是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我们对外宣传时没有说清楚这一点。我们总是批判人家的冷战思维方式，但我们脑袋里冷战思维方式也很强大。民族主义太强大了不好，虽然民族主义是需要的，但需要一种理性的民族主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故事多好，从那么穷的一个国家变成现在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81年中国人均GDP还不到300美元，现在已经超过10000美元了。我们这么大的国家40多年来有7亿多人口脱贫，这是世界经济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政治上我们也探索出来自己的一条道路。我们对外宣传时应当讲好这个故事，而非你越讲人家越害怕你。

美国挑起贸易战也并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刘鹤副总理去美国主要谈农产品和石油的进口，美国终于找到可以卖给中国的东西，因为美国的高科技产品禁止向中国出口。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农业国，有大量的农产品可以输出到中国。但农业产品进口太多，势必对中国自己的农业造成巨大伤害，农产品的进口应当限制。按照中国70%城市化的规模推算，即使实现了城市化，中国起码还有四五亿的农民，他们以后怎么办？如果中美贸易能在能源领域有突破的话，是一件大好事。过去中美之间贸易不平衡的责任在美国，因为美国不想卖高科技的东西给中国。但石油没问题，中国恰恰又是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

虽然500亿美元或者1000亿美元的贸易战对中美两大经济体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但美国冷战派目的不在此。特朗普不看意识形态，不关心中国属于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特朗普背后的冷战派特别关心中国的政治体制。特朗普本人不在意，他只看贸易数据。如果只是数据问题，并不难弄。但如果是技术冷战，美国以后对中国的技术发展会越来越怀疑，包括我们的“千人计划”。美国认为中国能发展到今天的程度主要是西方技术的帮助，中国利用廉价劳动力加工产品后再出口欧美，所以美国跟中国打贸易战瞄准了“中国制造2025”的项目。中国不可以对技术冷战掉以轻心。

对美国的冷战派来说，中美贸易战只是一个开端。现在中国很多人也向现实主义转变了，意识到中美冲突的可能性。以前他们说中美互相依赖，说中美是“夫妻”。夫妻离婚也是很容易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欧洲国家之间的贸易依存度比现在中美之间还要高，但是欧洲国家之间还是发生了战争。贸易的互相依存能缓解国家之间的一些关系，但不能阻止冷战甚至是热战的发生。中美两个核大国之间不可能发生热战，但冷战有可能。贸易战首先要减少中美之间的贸易依存程度，如果两个国家贸易脱钩了，冷战的爆发就变得更有可能。

第三章　中国应对贸易摩擦的战略考量

一、技术冷战与中美冷战的序曲

中美两国的贸易摩擦，至少在言语层面，正在激烈地交锋之中。目前的局部贸易摩擦会不会升级成为全面贸易摩擦？贸易摩擦会不会导向技术冷战？技术冷战会不会升级成为全面新冷战？这些都是人们关注的问题。

如果中美能够在理性引导下，将矛盾主要控制在贸易领域，不仅两国可以维持正常贸易关系，目前的世界秩序也不至于解体。但如果失控，最终演变成技术冷战甚至新冷战，就意味着现存世界秩序的解体。在今天的世界格局中，中美关系绝对不是简单的双边关系。人们可以把中美关系称为国际关系的两根最主要的“柱子”，缺一不可，哪一根“柱子”倒了，国际体系就会垮掉。

很多人对今天的贸易现状很亢奋，也很恐惧。不过，从积极面来思考，这也不无正面意义。如果双方都感到贸易摩擦对自己会有重大损失，大家就会变得理性一些，意识到在经济全球化和互相依赖的情况下，民族主义情绪没有多少用处，解决不了问题，必须找到和冷战期间不一样的行为方式。对美国尤其如此。在贸易问题上，现在特朗普政府还是停留在“冷战”思维阶段，对今天复杂的世界贸易格局没有理性认识。

很显然，这一波全球化以来，世界产业链发生了本质性变化。从前一个国家制造一个整产品，但现在一个国家只制造一个产品的一些甚至一个部件，一个整产品是由众多国家制造的。尽管中国被视为世界制造工厂，但确切地说，中国只是组装工厂。很多产品部件都是由其他国家生产后运到中国，中国组装后再出口到美国。从这个角度说，中美贸易间的摩擦必然会影响到其他参与产业链的国家。

再者，贸易摩擦影响的不仅仅是贸易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全球贸易体制的问题。国际贸易体制的形成就是为了减少和解决贸易纠纷，但如果一些国家避开国际贸易体制搞单边主义贸易战，不仅破坏国际贸易体制，也会大大打击国际社会对国际贸易体制的信心。这一点，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说得很清楚，他认为贸易战会对多边国际贸易体制产生灾难性后果。

就中美关系而言，贸易摩擦也会促使双方意识到，在推进国内工业化和现代化时，必须同时考虑其他国家的利益。例如，美国生产什么、消费什么、生产多少、消费多少，会影响到中国；反之亦然。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经济大国，在全球化时代如果过于自私，必然会产生负面的外部反应。

如果这次贸易摩擦能够促使人们思考这些问题，不仅有利于中美关系重建，更有利于国际经贸关系甚至整体国际秩序的重建。

1.全面贸易摩擦爆发的几个方向

贸易摩擦会不会朝积极方向发展？经验地看，概率不是没有，但很小，更大概率是往坏的方向发展。如果全面贸易战爆发，中美之间的冷战就会变得不可避免。实际上，至少就美国强硬派来说，贸易摩擦是新冷战的起点。从贸易摩擦到技术论战再到全面新冷战，这里的逻辑和路径都很清楚。

最近几年，很多学者把今天的国际格局比喻成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格局。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也经历了类似今天的全球化，至少在欧洲国家之间，经济上互相依赖的程度，并不比今天中美两国之间低；同时，欧洲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贸易依存度也不低。但当矛盾不可调和，在“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之间，人们做出了直截了当的选择，那就是“国家安全”。今天的情况也差不多。逻辑地说，贸易依存度既可提高，也可减少，甚至脱钩。

如果美国强硬派想把中美关系引向冷战，那么这次贸易摩擦至少可以起到两个作用。第一，减少中美贸易依存度，直到最后脱钩。第二，美国向盟友发出信号，并开始调整和强化与盟国的关系。在两国贸易高度依赖的情况下开始冷战，对美国的伤害会很大。贸易摩擦是一个调整时期，逐渐把成本减下来。一旦脱钩，政治上甚至军事上的冷战便会开始。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美国的贸易制裁不具有普遍性即针对所有国家，而是专门针对中国，美国已经把对盟友和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区分开来。

这里还有一个人们没想到也不肯面对的问题，就是即使这场贸易摩擦因双方觉得对自己不利就不打了，在危机时刻戛然而止，但在一定程度上，美国也已得到想要的效果，就是拖慢中国崛起。正如一些观察家所说，今天中美两国已经开始了技术冷战。正如美国政策界和决策圈所公开明示的，美国发动这场“战争”的最终目标是“中国制造2025”。

对中国来说，“中国制造2025”是一个长远的国家经济发展规划，但美国并不这么看。美国认为这是一个中国超越美国甚至威胁美国的计划。事实上，中国内部也有不少人（至少在知识界）把此视为中国超越美国的计划。这些年来，不少人不是把中国本身的可持续发展视为目标，而是把超越美国视为目标。给国际社会的一种强烈感觉就是，中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超越美国。这种过度的宣传更强化了美国对中国的忧虑或者“威胁感”。

再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技术发展也已经累积到一定水平，在一些领域赶上甚至超越西方，西方感觉到实实在在的竞争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拖延甚至遏止中国的技术超越，是西方战略家这些年在对华政策上所考量的一个主要问题。在这个层面，可以说，技术冷战也具有必然性。

今天西方的普遍共识是，尽管中国技术发展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但这么快速的发展主要是因为西方技术在中国的扩散。西方认为，中国是这一波全球化最主要的受益者，因为中国是从这一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其中西方技术扩散和西方向中国开放市场是两个主要因素。就向中国开放市场来说，西方促成中国的人口红利转化成为经济活动，“西方技术+中国劳动力”促使中国成为世界制造工厂。就技术来说，高铁就是其中一个案例。

要防止中国在技术上超越西方，西方也必须在技术上做文章。很多年里，西方对中国的所谓“工业信息谍报战”，以及中国企业对西方企业的“技术转让”要求一直耿耿于怀。美国在奥巴马政府期间，已经明确把如何阻止中国这么做提到政策议事日程中。特朗普上台后，尽管很多方面和奥巴马政府的政策背道而驰，但在对华政策上不仅具有一致性，且更进一步。近年来，欧洲国家和日本等技术先进国家在这方面的防范心理也越来越甚。

2.美国两党形成“统一战线”

因此，尽管特朗普的这波操作并不是所有西方国家都认同，一些政治人物甚至持批评和反对态度，但在针对“中国制造2025”方面，可以说整个西方达成一定“共识”。在美国国内，无论亲华还是反华，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在这方面更是结成了“统一战线”。

怎么和中国进行一场技术冷战？目前来看，西方主要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西方防止对中国的技术出口，尤其是防止高端技术出口中国；另一方面，西方防止中国企业进入西方市场，尤其是高科技领域。西方总是把技术进出口置于西方“国家安全”的概念构架中去认知和讨论，明显表明西方把经济和国家安全绑在一起。一旦冷战爆发，西方在这方面的动作会更大。尽管中国发展到今天这个水平，西方怎么做都难以围堵和中止中国崛起，但必然会拖慢中国崛起。

没有多少人预见到今天的中国国际形势，会发生如此戏剧化的改变。尽管在冷战结束以来，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中国威胁论”的声音一波接一波，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但所有这些声音被简单地视为“冷战思维”，被人们人为地忽视了。尽管美国强硬派一直没有中断过制造新冷战格局，但在全球化时代，一场新冷战被视为是不可能的。尽管美国方面多年来一直在中国周边挑衅（尤其近年来在中国南海问题上），但因为中国有效地应付了这些挑衅，人们便很藐视美国，觉得美国不过如此，没有能力对中国进行更大规模的挑衅，或者进行一场新冷战。

现在国际局势剧变，很多人不能理解，就简单地说是特朗普个人的错误，认为是特朗普个人“非理性”甚至“疯人行为”所致。特朗普个人因素当然很重要，主要是因为特朗普政府的决策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特朗普政府的决策模式是“商人+军人”。这个模式让决策效率大大提高，但缺失中国人所说的“权衡”过程，容易导致在外界看来是“非理性”甚至是“错误”的决策。不过，特朗普政府本身不会有如此认知。在他看来，他所做的正是美国很多届总统想做而做不成的一些事情。

不管人们喜欢与否，美国正在做其认为应当做的事情，中国也会做出其应当做出的回应，这就是国际政治。国际政治上有“认知”（perception）和“错误认知”（misperception）的分析，无论是“认知”还是“错误认知”都不是对错的道德判断，因为两者都是“社会事物”，一旦产生了，都会对现实政策产生影响。

美国正在发动的一些有针对性的行动，对中国构成了严峻挑战。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能取得如此大的内部建设成就，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存在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而这样一个和平国际环境，是中国和外在世界互动促成的。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国际局势作了一个正确判断，那就是和平与发展是国际两大趋势。

根据这个判断，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开放反过来促成了世界发展与和平。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邓小平的正确判断和中国本身的努力，中国能够经历40多年的和平国际环境。今天，不利于中国的国际政治环境又回来了。中国不能逃避现实，只能直面。中国如何应对，不仅决定自己的前途，也将决定世界的前途。

二、美国如何理解“中国制造2025”

1.美国对中国误解的成因

中美之间发生的贸易摩擦，焦点在于美国提议征收的针对高科技产品的关税，以及美国要求中国停止对高科技市场的政府补助。美国的这些要求反映了其对中国有很深的误解，而这些误解已远超过当下对于中国市场缺少对美国商贸的互惠性开放，以及中方在中美贸易中巨额顺差的担忧。

美国的误解一定程度上来源于“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初衷是想要对中国目前的工业制造业进行产业升级，制造价值更高的产品，如机器人、人工智能、电动汽车和半导体。但一些西方观察者扭曲了这项计划的初衷，他们以为中国想要征服世界，其实中国只是希望能加强国家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诚然，中国在开放市场方面的进程与速度的确没能满足西方的胃口。然而，中国的开放程度一直在提升，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许诺的，中国将持续开放，进一步减少汽车关税，允许外资在中国企业所有权中占股超过五成，并放宽对金融服务的管制。

但哪怕这些问题都解决了，美国依然不会满足。当下贸易争端的本质其实是美国担忧会在未来失去其科技领先地位。而中国方面则确信，如果中国不进行经济升级，国家复兴的进程就会停滞。想要解决这一首要分歧，需要更明智冷静地分析，理解中国其实并没有攻击冒犯性的意图，以及理解中国科技现代化究竟与美国和世界有何关系。

2.中国科技现代化与世界的关系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之所以如此显著，尽管有部分原因是接受了许多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但更多的是因为中国自身文化注重科技发展。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他所著的多卷本《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即《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指出，历史上，中国曾领导众多科技发明与进步，而西方是后来才超越了中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是旨在复兴中华文化中这一曾经备受尊崇的特质。

在中国当下的领导团体中有一个共识，即中国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政策使得中国在19世纪晚期远远落后于西方工业化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初衷并非像特朗普政府或许多西方媒体所讨论的那样充满沙文主义或侵略挑衅色彩。事实上，这项计划仅仅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进行经济结构性调整与转型道路上迈出的最新一步。

中国领导人也清楚地意识到，中国在许多高科技领域都还远远落后于美国，不管是在喷气发动机技术、生物制药学、计算机操作系统方面，还是在集成电路方面。想要追赶上西方国家，中国还需要好几个十年。

尽管美国设置的高科技产品贸易壁垒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快速发展，但美国无法阻止中国发展高科技，高科技发展也只是中国势不可当的经济发展中的冰山一角。中国所拥有的储备丰厚的国家资本、人才储备以及广阔的市场，都将促进中国各个领域持续向前发展。

3.美国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实际上，美国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美国主张贸易战的鹰派们并没能很好地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当代历史记录显示，当西方国家对一个有实力进行反击的国家实施科技贸易壁垒时，大多数情况下的结果都是适得其反的。

近几十年来，由于西方几次对中国在高科技上严格的排斥封锁政策，让中国被迫独立发展了其载人航天项目；在发展超级计算机技术上进行了巨额投资，并最终获得了超越美国的显著成果；还研发出了自己独立的军事武器和军事系统。

近年来，中国在关键技术行业注册了很多具有竞争力的专利，这些行业包括生物制药、生物科技、通信和电子设备。2019年一年中国收到的专利申请数量，首次超过美国、欧盟、日本和韩国专利申请数量的总和。

如果中美贸易战持续升级，美国将会失去全球最具吸引力的市场并削弱自身科技发展进程。贸易保护主义很有可能带来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将使战后有规则的全球经济秩序变得无效，而这一经济秩序正是美国繁荣的基础。

对待贸易和科技的零和竞争方式也许在冷战时期成功地加速了苏联的解体，但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全然不同的情况，与苏联并不具有可比性。相反，中美之间在价值链上更多地协同合作必定会使中美相互依赖的关系更加紧密，各自的科技竞争力也将得以加强，从而使得全球市场经济受益。

对于任何想要阻挠中国将其人民幸福水平提升至国际标准的势力，中国都不会容忍。如果美国能够从这一出发点理解“中国制造2025”的真实本意，那就没有理由惧怕。中国一些媒体应当停止以带有自卑情绪的强势论调来煽动西方的焦虑，这对中国来说已经过时——中国早已以自身的成就消除了所有过去的自卑。

三、如何理解中美贸易谈判的复杂性

特朗普过去专门写过书教别人用极限打压的方法达到谈判目的。从商几十年，他当然知道怎么谈判。但经贸摩擦毕竟是在处理两个大国的关系，可能一定程度上受到商业经验影响，但两者不可同日而语。如果把处理两国关系当作是商业谈判，就很难理解特朗普，还是要超越特朗普的商人身份去看待。

中美关系现在有三个主要的“互动领域”：第一，跟特朗普团队主管商贸的人谈贸易摩擦，这是贸易领域；第二，美国国会两党主导的、要跟中国发起“技术冷战”的领域，这是国会主导的；第三，传统安全领域，军工系统主导，也就是美国鹰派，想把中美关系引向传统美苏式的冷战。

这三个领域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尤其是后两个领域，有没有特朗普都一样，那些势力都在。所以贸易摩擦走向不仅取决于特朗普，更取决于美国国内的整体形势。现在在美国国内看来，特朗普跟中国的任何交易，一旦被认为己方妥协了，不但政治上不得分，而且受批评、有压力。

从经济的角度说，贸易摩擦当然对中美都有损害，但如果改变这种状态无助于特朗普在政治上得分，对他的政治前途没有好处，他就没有改善的动机。但同样，两国关系又不能搞得很坏，搞得太坏也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这就是矛盾，是美国精英集团在外交政策方面分裂的反映。

因此，看中美经贸摩擦，特朗普本人的特点当然要考虑，但在考察他的行为时，除了经济利益，更要看政治利益。也就是说，跟中国达成协议，对特朗普政治加分有好处吗？

随着大选临近，特朗普也面临来自民主党的挑战。特朗普会更加考虑政治。不得分干吗要做呢？美国是由不同利益集团组成的，这些利益集团的竞争会反映到中美关系上。

最新的“关税威胁”之后，包括特朗普、莱特希泽、努姆钦等，都指责中国“出尔反尔”、作出承诺的力度减弱。这些指责当然没有道理。虽然这些内容没有向外界披露，但是，谈判就是讨价还价，不是说一方有要求，另一方就得全盘接受，那就不是谈判了。美国可以出价，中国也可以还价，这很正常。谈判也要有诚意，不能漫天要价，不能一味喊更高价格，逼着对方接受，毕竟协议要照顾到双方的利益。谈判肯定不能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所以，要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交易，肯定都要有妥协。所以这种指责也是美国政治人物不负责任的表现，都是说给内部人看的：“你们看，我对中国这样强硬，达不成协议都是中国的责任。”

只要双方仍有谈判意愿就是好事。也许在前面提到的三个领域里吵吵闹闹，但双方的利益诉求可以表达得更清楚，时间长了，说不定还更理性。

从之前中美的资本市场反应也能看出来，中国和华尔街当然都希望达成协议，因为这是两大经济体的关系，会影响到整个世界。企业界还是要放宽心态，只要谈判没有破裂就是好的，只要还在谈，还是能谈出理性来。

美国发动贸易战，认为自己是老大，中国就该听，但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几十年积累了相当的力量，即便是对华发动技术冷战，中国经过40多年的技术积累也绝非吴下阿蒙。特朗普总说“美国会赢”，但中国的经济表现也很不错。大家都要看清楚对方的实力。

以前战争也是一样的，战场上的表现决定了谈判的走向。现在的关键在于，双方要意识到，只要谈判进行下去，双方能更加理性，就应该看到双方的经济不能脱钩，一旦脱钩对彼此损害都很大。这就说明，这两个经济体总量最大，问题可能多，但消化能力也强。

如果贸易摩擦持续下去，到最后可能受损害、受影响最大的是其他国家。尽管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如泰国、马来西亚、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可能短期内得到了一些经济上的好处，但从长远看，这些国家经济发展会被影响。所以我们说“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没有道理的，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国家间确实是命运共同体，科技、产业链都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旦出现问题，大国消化能力强，小国最被动。

从长远看，对贸易摩擦不能轻视，但也不要看得太重。中美贸易顺差逆差，即便现在解决了，五年、十年、二十年之后可能还会有，就像股票涨跌一样。一方顺差过大、一方逆差过大到受不了时，市场无法自动调节，政府可能就会出来干预，用行政的、贸易的甚至是其他方式干预，就会出现贸易摩擦。只要有市场，顺差逆差必然存在，就看如何认识，这是心态问题。

同样，贸易摩擦也是中国和美国分别看到自身短板的时刻。有些问题的出现是因为经济政策，但还有很多是经济发展必然带来的。

比如美国，一些传统的制造业产业转移出去了，新的产业没有起来，就产生工作岗位流失的问题。这非常自然，用中国的话说就是“腾笼换鸟”，老“鸟”走了，新“鸟”没来，就产生麻烦了。所以这涉及如何调整经济和产业政策的问题。

从中国角度看，现在面临新一波的开放，笔者提出一个概念，就是下一步要“精准开放”，缺什么补什么。比如你要拉住华尔街，就要看到美国的优势在哪里。华尔街对实体经济不感兴趣，它的优势和兴趣点在金融、互联网，关注技术领域。对日本和欧洲呢？可能就是开放制造业的部分。从中国为了自身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要吸取美国的教训，就要在精准开放中弥补自身短板，各方面要平衡。

其实对于中美贸易摩擦，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国和美国这样大的经济体，只要自己不犯颠覆性错误，没有一个经济体能打败另一个经济体。经济如此，其他领域也一样。每个国家都要做好自己的事情，而不是像美国一样，自己出问题了，把责任推给中国。

班农写文章论述美国应该对华发动经济战，列举了一系列的证据来论证必要性。所列举的问题都对，症状都对，但对病因的诊断错了，药方不可能开对。

美国是这波全球化的推手也是最大受益者，但它的问题除了产业失衡、空心化之外，很大程度就是没有解决好收入分配等社会问题，中产阶级人口占比从最高点的接近80%掉到奥巴马时期的49%，人们从穷人变成富人可能还有点耐心，从富人变成穷人，谁都接受不了。这也是特朗普能上台的最主要社会基础。

但这种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社会问题，能用贸易战的手段解决吗？显然不能，打多久贸易战都解决不了。世界上从来没有国家把国内矛盾转移出去就能完全解决国内问题的。两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就是这样，最后结果如何？欧洲还是通过社会改造、社会运动改变的。“美国第一”没问题，但前提是“解决问题第一”。

所以民主国家的麻烦就在这里，一人一票，不能得罪老百姓，老百姓是选票、是上帝，那就只能得罪外国人了。自己的上帝不得罪，去得罪别人的上帝，“文明冲突”就产生了。

四、中国必须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应对贸易摩擦

今天应该怎么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博鳌论坛讲得很好，我们要实行更大的开放政策。不能别人一拳打过来你就一拳打回去，更不能走封闭的路子，那会完全走上美国冷战派所期待的道路。美国存在三个“不一致性”。第一，白宫与华尔街之间的不一致性。现在支持对华贸易政策的主要是白宫而不是华尔街。虽然美国现在的企业界支持特朗普搞贸易战的也不少，但他们的思维是不一样的。这些既得利益的目标是要迫使中国更加开放，而不是让中国更加封闭。但白宫冷战派希望中国封闭起来。从美国的历史上看，最终是白宫听华尔街的而不是华尔街听白宫的。第二，美国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不一致。第三，美国跟其他西方国家利益是不一致的。中国的市场现在很大，没有一个国家会轻易放弃中国市场。

所以，中国必须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去应对。如果他打过来你就打回去，那美国相对孤立了，中国也会变得相对孤立，这样冷战就开始了。我们要利用美国资本的逻辑，资本的逻辑就是扩张，不扩张资本就会死亡。美国的资本不可能不扩张。现阶段美国资本支持特朗普的对华贸易政策，就是为了使中国更加开放。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论坛宣布了金融和汽车等产业将更多地开放。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尤其要开放。中国的互联网如果现在不开放，到最后互联网将变成互不联网。如果开放了，美国可能会占领中国大量的市场，但中国也可以占到相当的份额，甚至击败美国也有可能。

中国的互联网行业人士错误地认为今天的互联网世界将是中美两家之争。这个观点是错的，今天的互联网只有美国一家，没有第二家。中国只是美国的技术应用。一旦美国封锁了芯片和操作系统的出口，我们的互联网产业会怎么样？对美国来说，中国只是它互联网产品的一个重要市场，没有中国它只不过是少了一个市场。但对中国来说，如果没有美国就是生死存亡的问题。事实上，我们没有创新互联网，我们只是在应用领域有些创新。我们到非洲或者印度尼西亚去看看，中国的游戏产业在当地确确实实比美国强大。为什么？美国做的是标准，不做地方化。中国做不了标准，只能做地方化。我们所做的工作其实都是建立在美国技术之上的。

日本当年在制造业方面确实有些领域超过了美国，美国感觉到了威胁。今天的中国制造业没有在任何领域对美国造成实质威胁，中国的制造业跟美国的制造业差距还是很大，只是我们自己把自己夸得太厉害，把人家说得害怕了。我们的大飞机基本上还是组装。中国的汽车产业也是一样，我们保护汽车产业这么多年，但我们真正的核心技术还没有。开放会让技术的传播更快一点。互联网也一样，现在开放还来得及，如果不开放中国的互联网就没有未来。

知识产权的问题同样重要。我们对知识产权保护太不重视。中国早期的发展不需要投入很多，有些技术西方不要了我们就去拿过来。但到了今天这个程度，我们的经济不能再是简单的扩张。这几年中央提出来要从数量经济转向质量经济，我觉得非常好。怎么提高产业附加值？技术很重要，创新技术的关键是产权保护。如果一家民营企业投资几亿元人民币，研发出一个产品几天后就被“偷”走，谁还有动机去投资科研？所以产权保护不仅仅是来自西方的压力，更是来自中国国内发展的需要。西方也一样，如果产权没有保护不可能发展，因为投入太大，投入大肯定要产权保护。

政府的政策变化很重要，但我觉得企业家也要转型。商人跟企业家是不一样的，商人就是以赚钱的多少来衡量自己成功与否，企业家就是要改变社会、改变国家、改变整个世界。西方以前也是多商人而少企业家。以前我们读法国的小说，可以看到很吝啬的一些商人。但西方的商人逐渐转型为企业家，企业家以技术创新为己任。珠三角的商人们钱很多，但有使命感的不多。企业家的产生和培养离不开社会环境。如果我们经济不转型、体制不转型的话，很多问题以后会更麻烦。

在是否会发生冷战的问题上，我们对“修昔底德陷阱”发生的可能性估计太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修昔底德陷阱”。今天我们怎样避免中美两个国家之间的冲突甚至战争？这是中国外交上最重要的任务。过去，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因为经济体量小都可以伪装起来，比如日本伪装成一个西方国家。中国太大，中国没法伪装也不需要伪装。中国的崛起怎样进行才能让现在的大国放心？邓小平时代讲韬光养晦，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提出“和平崛起”，习近平提倡新型大国关系。这些提法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中国不要战争，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

但我们做得还是不够，尤其是这几年中国民族主义的情绪有点过于膨胀。中国需要民族主义，但不是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尤其不是义和团主义。西方学者开始把中国的民族主义比喻成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民族主义和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民族主义，这对中国非常不利。

今后五年、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中国的国际环境不会变得更好。中国现在还没有崛起，还是发展中国家，从发展中国家到完全崛起的过程是非常艰难的。假定我们每年有5%～6%的GDP增长，我们需要十多年的时间经济总量才赶上美国，但技术上的追赶更难。中国在技术方面的自主创新不足，自主创新就是以我为主在开放状态下的创新，没有一个国家的技术是关起门来可以创新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两弹一星”技术是关起门来的吗？不是。如果没有钱学森等一批从西方回来的科学家，中国关起门是创造不出来“两弹一星”技术的。

美国也不会关起门来的，关起门就不叫美国了。有人说，1890年以前美国是孤立主义的时代，其实也不是。1890年以前，美国已经实现在拉丁美洲的扩张，只是没有扩张到其他欧洲殖民地地盘。整个美国发展的历史不是孤立的历史，而是一个扩张的历史。我们现在说美国的孤立主义其实是美国人自己的叫法。美国永远是扩张的，资本主义永远是扩张的。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积累的很多经验，我们也不能完全把它们说成中国特色。任何国家的成功经验都有普世性的价值。所以我们要改变思路。我们要走出去，但如果特别强调中国特色那就走不出去了。我们总结好历史经验的话，“走出去”的学费就可以少交一点。

中国也要履行自己的国际责任。大国如果不提供国际公共服务的话，像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多边体系就要垮掉。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完全有能力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现在，特朗普不想当世界警察了，因为美国担任世界警察承担的成本太高，特朗普希望先把国内建设好后再重新出发。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完全可以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这也是中国取得大国地位的必由之路。我们的“一带一路”现在也提供公共服务，但我们的方式和心态要改变，要避免暴发户心态。

中国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实现政治稳定是没问题的。只要政治稳定，中国经济每年实现5%～6%的增长也是没问题的。如果这样再保持15年，中国大陆经济可以发展到今天中国台湾地区的水平，甚至更高一点。但是我们在外交专业主义方面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

中兴的案例值得大家研究。中国企业从国际市场获得了很多好处，一定要遵守国际市场的规则。我们对中兴问题不能充满民族主义情绪，美国对自己国内公司也是一样严格处罚的，比如波音公司。我们不仅要思考国家应对贸易摩擦的政策，也要思考企业和个人的行为。我们作为大国的国民走出去应该在国际舞台上有怎样的行为？我们作为大国的企业走出去应该在国际舞台上有怎样的行为？这个代价不能太大。如果能早日把这些问题解决了，中国梦才能早日实现。

五、贸易摩擦与国际秩序的未来

正在进行中的中美贸易摩擦会导向怎样的中美关系？中美分别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两国间的关系基本上决定了未来国际秩序的大格局。两国关系会怎样发展？很显然，这不仅仅取决于美国，也取决于中国的回应。未来变化的可能性有很多，但其中如下四个未来场景是可以加以预测的。

第一，不了了之，回归常态。现在中美两国“你来我往”，但双方都是从自己的优势和对方的劣势来设计或者回应贸易摩擦的。不过，正如一些观察家已经指出的，贸易摩擦没有绝对的赢家，充其量只是相对意义上的赢家或者输家。也就是说，在这场贸易摩擦中，中美双方互相不可避免都会有所损失。尽管今天双方都不知道如何收场，但有可能有一天双方无心恋战而结束。这种场景不是没有可能，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

一是特朗普性格的两面性。从个性来说，特朗普具有好胜的性格，这种性格促使其不时地去冒险、去投机。但同时，特朗普也具有作为商人的理性，理性地计算事物的发展，衡量得失。因此，一旦贸易摩擦对美国企业和民众造成巨大损失时，特朗普也会“实事求是”地改变政策。

二是美国资本的力量。尽管美国资本现在很支持特朗普，但资本与行政当局的利益具有很大的不一致性。如果说特朗普的目标是不让中国有能力挑战美国，那么资本的目标是为了中国的更加开放。美国的资本没有任何理由促成中国的再封闭，更不想放弃一个庞大的中国市场。

很显然，中国的封闭并不符合资本的利益。诚如马克思所言，资本的本性就是扩张，不扩张便是死亡。今天，美国的资本就是想借用国家力量对中国施加巨大的外在压力，迫使中国市场更加开放。

三是中国的开放态度。中国尽管在这场贸易摩擦中也不“示弱”，但中国的行为只是作为对美国的一种回应。中国本身并不想打这场仗。实际上，当美国要修正甚至放弃现存国际贸易体系的时候，中国已经成了这一体系最有力的捍卫者。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政府一再表示，中国会变得更加开放，以更加开放的方式来推动全球化进程。中国政府近来宣布的一系列开放政策举措，就展示了这个大趋势。

第二，体制的修正和重建。在这种情形中，特朗普的对华贸易政策有意或者无意地导向了一个新体制的出现，即所谓的“公平自由贸易体制”。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是通向这一新贸易体制的工具。尽管“美国优先”在现阶段表现为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但这并不表明美国会孤立起来。

特朗普认为现存体制导致了其他国家对美国的“不公平”贸易，需要修正，甚至重建。而美国所具有的“美国第一”优势条件（主要包括美国的大市场、技术、创新和美元等），为特朗普去修正和重建贸易体制提供了条件。

美国已经开始和欧盟重新进行贸易谈判，以达到零关税体系。日本和欧盟已经达成自由贸易体系。同时，美国和日本也会进行类似的谈判。日本和欧洲尽管对特朗普的做法感到不满，但没有任何国家敢公开站出来反对特朗普；相反，这些国家都奉行赤裸裸的现实主义，他们在意识到不能脱离美国经济而生存和发展这一现实的基础之上和美国进行谈判。欧盟和日本的这种现实主义做法，无疑是有利于特朗普修正和重建体制的努力的。

第三，以中美两个相对独立的大市场为中心的两个关联体系的形成。这种场景的前提是，中美两国因为多年的贸易较量，两国贸易依存度减少，但不出现“脱钩”的情形。就是说，中国和美国之间依然存在贸易关系，具有一定的贸易依存度，但两者已经相对分离开来。中国会形成自己的市场体系，美国也依然是一个强大的体系，各自形成自己的地缘经济圈。一些国家依存美国市场，一些国家依存中国市场，而更多的国家可能和中美同时保持经贸关系。

两个相对独立但又关联的经济体系形成的可能性很大。美国在很长历史时期里依然会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的经济优势在于庞大的市场、遥遥领先的技术、高能力的创新机制、无可替代的美元等。在所有这些领域，其他国家很难超越美国，至少在短时期里是不可能的。这些也是现存等级性世界经济体系的内在要素，就是说，正是这些要素保障了美国处于世界经济体系的顶端，保持其霸权地位。

而美国所具有的政治和军事优势，则是为美国的经济霸权“保驾护航”。美国经常动用政治甚至军事力量去惩罚那些违规或者挑战美国的国家，尤其是弱小国家。实际上，美国动不动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制裁，已经超出了经济的范畴，而是赤裸裸地用经济手段达到政治目标。即使是目前正在和中国进行的贸易摩擦，也已经不是简单的经济贸易摩擦了。

另一方面，美国和中国的贸易摩擦必然会影响到中国的国际环境和内部发展，会拖慢中国的发展速度。如果中国回应不当，也有可能促成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但如果中国不犯重大的错误，继续坚持对外开放政策，美国的行为就很难阻止中国的发展，继续在发展链条上往上提升。中国经过过去40多年的发展，今天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贸易国。尽管中国缺少美国那样的技术和美元优势，但市场已经具有一定的优势。中产阶级占人口总数的比例还是不大，但中产阶级的绝对数字已经和美国相去不远。

即使是技术方面，中国早期主要是进口和应用西方技术，忽视了原创性的技术，但中国可以从这次贸易摩擦中接受深刻教训再出发。实际上，中国很多方面的技术发展也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只要政策有效，技术创新能力是有望得到大大提升的。就是说，如果中国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经济能够实现中速发展，那么中国是可以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

如果这样，中国就会形成非常可观的国际市场，从而形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圈。同时，只要中国坚持开放政策，中美之间的经贸就不可能完全脱钩。这样就会出现中美两个市场相对独立但又互相关联的情况。

第四，中美之间进入冷战状态。中美两国贸易摩擦你来我往，不断升级，贸易依存度迅速减少，最终脱钩，于是走向冷战状态。有贸易依存度的中美关系和没有贸易依存度的中美关系具有不同的性质。

一旦贸易脱钩，美国的强硬派或者冷战派就可以像对待苏联那样对待中国了。美国和很多国家都进行过贸易战，包括德国和日本，但因为德国和日本是美国的盟友，尽管在贸易问题上和美国发生冲突，在安全方面则是被整合进美国的体系的，因此，美国充其量也就是把这些国家在经济上打压下去，而不会把他们往死里打。

美国的强硬派和冷战派这股力量很强大，始终存在，并且不时地冒出来。在小布什时期新保守主义崛起就是针对中国的，但正当新保守主义要对中国步步紧逼的时候，“9·11恐怖主义事件”发生了，美国不得不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反恐，并且在反恐过程中，中美两国找到了一些共同利益。

奥巴马时代，这股力量又变得明显，其诸多战略调整都是针对中国的，包括“重返亚洲”、《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今天，这股力量更是成为特朗普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特朗普迄今牢牢掌握着决策权，但这股力量对特朗普决策的影响力不可低估。说到底，这股力量是想把中美关系引向冷战状态的。

同时，中国在这方面的因素也不少。近年来，中国的内部民粹主义和外部民族主义情绪也很高涨。尽管中国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并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可以对政策产生直接的影响，但它们毕竟构成了中国政府的政策环境，经常对政府的外交政策构成巨大的压力。中国在总体上说还是一个比较贫穷的国家，民族主义或者民粹主义情绪很容易爆发出来，但是否产生巨大的政治能量则取决于领导集团的理性。

历史地看，如果领导集团很理性，那么就不难控制；但如果领导集团失去理性甚至去动员这些情绪，那么情况就会完全不同。实际上，美国方面也如此。如果统治集团足够理性，那么强硬派或者冷战派的力量就会受到制约。不管怎样，冷战不是资本的产物，而是政治的产物，冷战不符合资本的利益，只符合政治的利益。

很显然，在上述这四个可能的场景中，第一种、第二种情形下，国际秩序依然是一个体系，第三种情形中演变成两个相对独立的体系，而在第四种情形中更是成为两个独立的体系，犹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苏两个体系那样。也就是说，正在进行中的中美贸易摩擦，不仅仅关乎中美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更是涉及整个未来世界体系的变化。

现存世界体系的很多方面的确产生了重大的问题，需要修正和改进。至少就美国来说，已经不能满足其利益最大化的要求，因此要修正甚至重建世界体系，这也并不难理解。问题在于使用什么样的方法。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特朗普现阶段的对华贸易政策必然破坏甚至动摇现存世界贸易体系，这已经产生了很大的不确定性；而特朗普单边主义式地修正和重建世界体系则会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可以预见，如果中美贸易摩擦持续进行，由此衍生出其他方面的冲突，那么现存世界体系会变得更加脆弱甚至动荡不堪。

第四章　中国应有的理性反思

一、中国新时期的外部风险

中国新时期的外部风险指的是“修昔底德陷阱”，就是如何避免中美之间的冲突乃至战争。简单地说，“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是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关系，无论是新兴大国挑战守成大国，还是守成大国恐惧新兴大国，最终都有可能导向两者之间的冲突和战争。

根据哈佛大学一个研究团队的统计，自1500年以来，全球已经经历了16次在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权力转移，结果12次发生了战争，只有4次可以说是和平的转移。中美两国是否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这些年来成为中美乃至世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人也多次公开表示中国要避免这个陷阱。

如何避免大国之间的冲突和战争，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领导层最为关切的问题。改革开放如何成为可能？最重要的外部条件就是国际和平。和平的国际环境为中国的内部改革开放提供了条件，中国本身也要为国际和平作出贡献。这几乎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和外在世界互动的最高原则。从改革开放到今天，中国对外政策的原则表面上有变化，但实质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邓小平提“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提“和平崛起”，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新型大国关系”，这些政策目标的实质就是要处理好外部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

但是，随着近来中美两大经济体贸易摩擦的开始，人们突然感觉到“修昔底德陷阱”的来临。实际上，西方已经有人认为，中美两国已经至少在经济上陷入了这个陷阱。问题在于，为什么中国在这方面作了那么多的努力，但“修昔底德陷阱”还是会出现呢？很多人把原因指向中国，认为是中国改变了往日邓小平“韬光养晦”策略的缘故。或许主观层面的政策是一个原因，但主要因素还是客观要素的变化。这可从中国和世界关系的演变来理解。

简单地说，中国和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体系的关系经历了三个主要的阶段。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因为资本短缺，中国实行“请进来”政策，把自己的国门打开，欢迎外国资本到中国。在90年代，中国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实行“接轨”政策。“接轨”就是改变中国自身的制度体系来符合国际规则。

不难理解，在这两个阶段，中国客观上不会和外在世界发生严重冲突；不仅如此，无论是“开放”还是“接轨”，中国都得到外在世界的欢迎。但现在到了第三阶段，即“走出去”。“走出去”在21世纪初已经开始，但早期规模很小，很难对外在世界产生实质性影响。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国开始比较系统地“走出去”，并且成为国家政策，尤其表现在“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银行等方面。过剩的资本、多余的产能和成熟的基础设施建设技术等要素组合在一起，构成了巨大的“走出去”动力。

在这个过程中，在西方看来，中国对外在世界的态度发生了巨变。西方认为，中国和世界体系的关系已经从以前的“学习”“接轨”“维持”转向了“修正主义”；在内部，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中国的外交话语也越来越具有民族主义色彩，中国开始充当西方的“老师”，教训西方并且开始输出自己的“模式”了，无论是经济发展模式还是政治制度模式。

对西方来说，这个转折点发生在2008年，西方发生大规模的金融危机，之后大部分西方经济体一蹶不振，处于长期的结构调整困难。而“互相否决”的政党制度，也使得西方国家很难有有效的国家政策，来促成经济走出危机。

1.贸易摩擦的表现形式

很显然，中国和西方之间的这种反差既有主观的认知成分，更有客观环境变化的原因。从这个角度来说，贸易摩擦并不难理解。人们甚至可以说，这只是中美关系到了这个阶段的一种表现形式；如果不是贸易摩擦，也会通过其他形式表现出来。

中美两国关系的本质通过贸易摩擦表现出来，这表明贸易摩擦的本质并不仅仅是经济，而是两国的总体关系。两国的总体关系意味着什么？简单地说，美国作为世界霸权，其目的还是要维持世界霸权的位置；要维持其霸权的位置，就要阻止中国对其所构成的挑战，无论是事实上的还是想象中的。

这里需要一个判断，中美之间会不会发生军事冲突甚至战争？因为中美都是核大国，热战的可能性极小。局部冲突有可能，例如在中国南海和台湾问题上，但两国间的全面战争很难想象。并且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从军事上“征服”中国不仅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但两国之间从局部冲突发展到军事政治冷战是有可能的，这也是美国强硬冷战派的期望。冷战派希望无论是通过贸易上还是其他方面的局部冲突，把中美关系引向军事冷战；一旦发生军事冷战，美国就会像往日对付苏联那样对付中国了。

贸易上的摩擦是否会演变成为军事冷战？这取决于中美两国下一阶段的互动。就中国来说，所要考量的就是如何在和美国进行贸易较量的时候，努力避免其演变成为军事冷战。要达到这一目标，就要认真考虑特朗普为什么要实施现在的贸易策略这一问题。

对中国，特朗普到底害怕什么呢？对特朗普来说，中国的核心力量在于其日渐成长的“消费社会”。中国成为“消费社会”对美国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中国的“大市场”，也就是经济力量。真正可以促成中国改变整个世界格局的是其庞大的“消费市场”，而非其他因素。这些年来，中国开始加速成为区域乃至可以和美国竞争的世界经济重心，其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的消费水平。

因此，不难理解，这次贸易摩擦的核心就是“技术冷战”，就是针对“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说到底，通过这场“技术冷战”，美国不希望中国在技术层面往上爬，至少可以拖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可以说，促成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或者促使中国回到“贫穷社会主义”阶段是美国所需要的。只要中国停留在“内部贫穷”状态，中国就不会有外在的影响力。从美国方面来说，中国的“中等收入陷阱”是避免两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最有效方法。

显然，如果中国以美国期待的方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是中国国家利益的最小化。中国该如何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呢？一句话，还是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来化解中美之间的矛盾，同时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

2.中国应该清楚本身的技术发展水平

中国首先需要摸清自己的家底。比如说，现在的技术发展到哪一步了？如果把工业1.0版定义为机械化，2.0版为自动化，3.0版为信息化，4.0版为智能化，中国究竟处于哪个位置？与国际最高水平的差距究竟在哪里？有多大？

现实地看，中国大部分的企业处于机械化和自动化之间。信息化和智能化也在发展，但在这两个层面究竟有多少是属于中国自己的原创？有多少是对外国技术的应用？哪些核心技术中国高度依赖甚至受制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如果万一与美国的技术脱钩，这些核心技术的缺失，将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等带来怎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中国是否能在短时间内有办法应对？

这一系列问题对于如何处理中美贸易摩擦非常重要。尽管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确实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在技术层面，基本上还是西方技术的应用，现在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制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和日本等国家的经济起飞，的确是建立在“德国制造”和“日本制造”上，但中国不是，中国只是“中国加工”和“中国组装”。在弄清楚了自己的家底之后，才能理性评估中国与美国的关系。

在一定程度上，贸易上的较量不可避免，但必须是非常有限的。中国可以在农产品或者汽车等一些可以找得到替代进口的领域打这场仗，在很多技术领域则没办法打，因为中国本身就没有那些领域的技术。农业产品的替代进口比较容易找到。汽车方面，日本和德国等拥有技术，中国可以转而向这些国家进口。

美国页岩油技术的飞速发展，意味着美国能源出口能力的增加。中国可以加大对美国能源的采购与投资，因为在美国不愿意向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而其他商品不足以平衡中美两国的贸易赤字的情况下，目前看只有大宗能源能平衡赤字。而贸易赤字恰恰正是特朗普在中美关系中最看重的东西。

在处理中美贸易问题时必须注意发挥多边主义的作用。这次美国正式启动贸易摩擦后，中国第一时间把美国告到世界贸易组织（WTO），起诉美国的征税措施，这个方向是有建设意义的。习近平总书记最近也多次强调多边主义，中国会变得更加开放。中国接下来会加快汽车、金融方面的开放。此外，中国可能需要考虑互联网行业的对外开放，让更多的技术和资本进入中国市场。

中国互联网仅仅是美国技术的应用，没有太多原创性的技术。中国加快开放互联网市场，哪怕在最初阶段，西方在国内互联网市场占领多一点，但至少中国自己还会有份额，并且通过真正的竞争来发展自己的原创性技术。如果继续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中国互联网市场原创性技术都会掌握在美国手里，五年或十年以后中国的互联网就更加困难了。对互联网保护了那么多年，并没有导致原创性技术的出现。其实，汽车业的发展也说明了这一点。起初时期需要保护，但成长一段时间以后需要开放和竞争，否则就不会有进步。

更重要的是要加快建设中国国内的开放平台，例如“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自贸区”都应该是重点建设对象。在这些内部平台上一定要有有力度、有深度的改革政策，由中央政府来统筹。和其他国家以及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需要时间，并且不在中国的掌控之下，但这些内部自由贸易平台完全在中国自己的掌控之下。一定要使得这几个内部开放平台对国际优质资本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内部改革也要加快，尤其在知识产权方面。知识产权的保护不仅仅是为了应付西方的压力，更是要为中国企业本身提供技术创新的有效机制。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企业就不会有创新的动力。同时，既然中国从国际市场获得技术，就要教育企业接受国际规则。

总体上说，虽然中国市场对美国非常重要，但一旦冷战开始，对安全的考量就会占据美国对华关系的主导地位，美国会为了安全而不得不放弃中国市场。美国可以去开发其他市场，但如果中国被排挤出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或者中美之间经贸脱钩，就会是“修昔底德陷阱”的开端。

二、《日本第一》对中国的教训

1979年哈佛大学傅高义（Ezra Vogel）教授在美国出版了题为《日本第一：对美国的教训》（简称《日本第一》）的著作。这本书马上被翻译成日文，于1980年出版。在日文版出版之后，这本书一直是日本最畅销、由一位西方学者写日本的著作。

不过，1986年《广场协议》之后，日本在短短一段时间里便经历了从股市、房市经济的“腾飞”到经济泡沫破灭的全过程，惊心动魄。1991年，另一位西方学者琼恩·沃罗诺夫（Jon Woronoff）写了另一本书来回应傅高义的《日本第一》，书名叫《日本什么都是，但就不是第一》（Japan as Anything but Number One）。也就是说，日本是否是一个成功的故事，至少是否如傅高义所说的那样成功，在西方一直是有争议的。

傅高义在谈到为什么要在20世纪70年代末写《日本第一》时说，主要是“为了让美国人知道日本人很多事情做得非常好，至少比美国做得好，而当时美国人并不了解日本人取得了这么大的成绩”。他举了很多例子，如日本的普及教育很成功；社会治安很好，犯罪率较低；贫富差距不大；培养了非常能干的官员，而且官员腐败不那么严重；公司内部非常合作、团结，产品质量提高得很快，等等。傅高义认为，总结战后日本发展经验的真正目的是“对美国的启示”，让“美国人一看书名吓一跳，认真去了解日本，学习日本的长处”“让那些为自己的文化感到骄傲的美国人警醒，亚洲文化也是可以创造奇迹的”！

《日本第一》出版后产生了很大反响，在日本成为一本家喻户晓的畅销书。在东亚，这本书也是一些国家的政府推荐给公务员的必读书。这本书带给日本人的“自傲感”是任何东西也难以取代的。日本的商界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变得扬扬得意起来，一些人借着日元升值势头狂妄地声称“要把美国买下来”！不过好景不长，随着经济泡沫的破灭，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前10年度过了“失去的二十年”。之后，与其说是经济稳定下来，不如说处于长期的“滞涨”阶段。

诚然，对日本“失去的二十年”也是可以讨论的。傅高义本人对此很不以为然。虽然他也认为日本亟须改革，但日本经济发展的水平、教育、知识、国民素质水平仍然很高，日本人比美国人更节俭，日本很多公司仍很成功，很多产业仍是世界第一，在不少高科技领域，日本的出口仍然强劲，日本企业制度虽然有所改变或改进，但并没有被完全抛弃。

实际上，在2000年，傅高义还出版了另外一本书，不过没有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罢了。这本书叫《日本仍是第一吗？》（Is Japan Still Number One？）。这本书总结了美国人在哪些方面已经从日本学到了教训，同时也开始讨论日本本身可以接受的教训，提出了日本如何通过进一步改革自身而继续强大的建议。2016年，日本的一个出版物出版了一期题为“2050年日本会成为世界顶端强国吗”的专刊。在专刊中，傅高义仍然表示乐观。

1.傅高义一直高度评价日本

一些人批评说傅高义“忽悠”了日本。不过，总体上，傅高义对日本的评价是客观的。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人们尤其是亚洲人对日本总有过高的期望。很多对日本的批评就来自这种过高的期望。今天的日本的确面临很多问题，尤其是人口老龄化和社会欲望低下，但所有发达经济体都面临着严峻的问题，日本并不是例外。实际上，较之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日本的问题并没有那么严峻。对大多数人来说，日本仍然是一个非常适宜居住的“美好社会”。

傅高义本人也认为中国更须学习日本，特别是学习日本在发展过程中“做得比美国好的地方”，而不要“学美国不好的地方”。日本人总的来说富而不奢，不像美国人那样过度消费；日本在社会公平与和谐方面虽然不如过去，但仍然比美国做得好，特别是企业内部比较平等。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中国的确是向日本学习的；或者说，日本是中国重点学习对象之一。

但随着中国的继续崛起，很多中国人变得自傲起来，觉得日本经验不值得一看了。在一些人眼中，甚至连美国都不需要重视了。直到近年来大批中国消费者蜂拥至日本购买各种日本制造品，直到这次中美贸易摩擦开始，他们才发现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竟然缺失了这么多东西。傅高义有关中国向日本学习的这些观点，都是值得人们注意的。

傅高义非常谦虚，他并没有多说中国可以在日本的崛起过程中吸取怎样的教训。很多年来，他一直关切中、美、日之间的关系，论著不少。最近，他完成了一本中日关系的大作，从隋唐讲到现在。如果人们仔细阅读傅高义的诸多作品，不难从中得出中国可以从日本的崛起中学到怎样的教训。这些教训不仅仅是上述内部方方面面的发展，同样重要的是如何应付本身崛起的环境。

日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崛起，很快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后来被中国超越）。日本的崛起可以说是和平的崛起，这不仅因为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没有和其他国家发生冲突，而且其他国家也是接受日本的崛起的。崛起、和平、让其他国家接受等，这些都是人们在借鉴日本经验时需要思考的。

较之其他国家，战后日本人是谦卑的、低调的。从1955年到1973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达到10%。在1950年到1970年的20年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20倍。1968年，日本便超越德国成为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同时，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20世纪50年代，在世界的眼中，“日本制造”仍然是“廉价”的代名词，但很快日本成为制造业强国，在很多领域名副其实地赶上和超越了西方和美国。日本也成为西方学者称之为“发展主义型国家”的原型和典型。

日本是吸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刻教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统治者被明治维新之后的快速崛起冲昏了头脑，试图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共荣圈”，扬言要把西方赶出亚洲，确立日本的霸权地位。但日本帝国主义的做法不仅使其本身成为牺牲品（战败），更对亚洲各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或许是因为美国掌控了日本的外交环境，日本人埋头苦干。

在对外方面，日本往往把自己“伪装”成西方，和西方话语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尽管到20世纪80年代，民间也出现“日本可以说不”的声音，但整体精英界并没有出现这种声音，日本政府和主流社会的“亲美”立场始终没有变化过。同时，日本主动辅助美国，在提供“国际公共品”方面也尽力而为。

2.日本崛起对中国的教训

当然，这也是日本“苦楚”的根源，因为即使日本想改变，实际上也很难。日本毕竟不是一个全部主权国家，很多政策受制于美国。很显然，日本和美国的关系对日本的崛起来说，既有积极面，也有消极面。就积极面来说，最主要的就是日本是西方（美国）体系的一部分，西方（美国）容许日本的崛起；就消极面来说，也正是因为同样的理由，日本的崛起是有限度的。人们经常把日本形容成为亚洲国家崛起的“天花板”，这个“天花板”很大程度上是受美国限制的。以此来反观今天的中国，日本的崛起对中国的教训是多方面的，人们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讨论。

第一，中国和西方（美国）的贸易冲突不可避免。日本尽管是美国的盟友，但当日本在经济上的确对美国构成了挑战的时候，仍然会遭到美国的打压。傅高义的《日本第一》尽管本意是要美国学习日本，但并非所有美国人都这么看。相反，很多人看到了另一面，他们认为美国为日本提供了军事保护，并且向日本敞开市场，但日本并没有真正向美国开放，日本的成功是日本对美不公平贸易的结果。

当时美国智库经济策略研究院院长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Clyde Prestowitz）写了一本题为《交换场地：我们如何让日本领先了》的书，这本书第一章就是耸人听闻的“美国世纪的终结”。正如人们所看到的，《日本第一》之后，接下来很快就是贸易战、301条款和《广场协议》等等。

中国和美国不是盟友，当美国认为中国挑战它的时候，自然会向中国施加莫大的压力，并且这种压力不仅仅局限于经济贸易，而且会扩展到包括技术、军事、政治等方方面面。

第二，针对西方和美国，尽管中国不想“伪装”自己，也“伪装”不了，但也没有必要过度张扬。日本当年的经济和技术的确对美国构成了竞争，美国因此打压日本。中国经济尽管量大，但在最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技术方面远远不及美国。只不过有些人在近年太高调了，唤醒了美国本来就潜在的“中国威胁意识”。其实，国家和个人是一样的，低调和谦虚总是促成进步，而自我膨胀会最终导向失败。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的例子，这种心态是一个崛起中的中国必须避免的。

第三，现在贸易冲突发生了，人们也不需要太惊慌失措。诸如此类的问题是任何一个国家在崛起过程中必然要面对的，无法逃避；不过人们必须理性面对，任何民族主义的情绪都很难解决问题。较之日本，中国在这方面也具有优势，即中国不存在日本所面临的“天花板”。中国的发展是自主的，并且中国有市场、有人才、有其他各个方面的能力。只要中国本身坚持对内的改革和制度建设，对外更加开放，中国还是有希望崛起的。

第四，自我认同和普遍性之间要实现统一性。中国尽管不能，也不想把自己“伪装”起来，但如果否定本身发展的普遍性或者普世性也是不明智的。人们有足够的理由否认“西方的是普世的”观点，但这并不是说所有西方的东西都没有普世性。任何事物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中国的也一样。

中国有自己的特色，但中国的很多方面也具有普遍性。尤其是今天，当中国努力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的时候，就更加需要有普遍性。邓小平和西方“求同存异”的态度无疑是正确的。在国际舞台上，“同”要强调，“异”要承认。今天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很多“误解”和近年来只强调“异”而避谈“同”，无疑是有关联的。

第五，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统一性。作为大国，中国的民族主义不可避免。理性的民族主义也是剧变中的中国所需要的，因为民族主义代表的是内聚力；没有民族主义，中国很难作为一个整体站在世界舞台上。但同样，作为大国，中国也需要国际主义。各种区域和国际秩序都可以被视为“公共服务品”，大国必须出更多的力来提供这些公共品。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也在提供越来越多的这类“公共品”。实际上，包括中国本身的“开放”也已经成为“国际公共品”，而并非简单的内部事务了。简单地说，没有国际主义精神，中国也很难在国际社会上有所作为。

三、中美贸易摩擦我们暴露了怎样的弱点

在正在进行的中美贸易摩擦中，中国暴露了怎样的弱点？这是一个人们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美国（和西方）看到了中国的弱点，就会利用其变本加厉地对中国加以打击。很显然，中国如果不能尽快克服这些弱点，那么就不仅输了这一轮竞争，今后的发展也会变得更加困难。

当然，因中美贸易摩擦而暴露弱点也不全是坏处。所谓的弱点就是从前被自己所忽视，但对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的领域。如果在知道了弱点之后，努力克服，亡羊补牢，无疑对国家的未来发展会起到正面的，甚至推动性的作用。

1.若世界市场不存在，中国会怎么样

这次暴露的弱点无疑有很多，但至少包括如下几个大的领域：

第一，工业体系的脆弱性。如果借用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的话“人家（美国）一断芯片，你就休克了”来说，中国工业体系的脆弱性是显而易见的。

具体来说，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中国有速度，有“大而全”，但缺质量、附加值和原创。在过去的40多年里，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中国速度”奇迹，20多年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不过，并没有出现中国质量和价值。工业体系呈现出“大而全”的局面，几乎什么都能生产，并且生产能量巨大，很多领域的产能位居世界第一或者第二。实际上，一些产品，如果中国开始生产，就轮不到其他国家了。在很多年里，人们普遍相信，珠三角足以加工和提供全世界所需的产品了。这也是美国老说“中国抢走了美国人的饭碗”的原因。

除了少数几个领域，例如人工智能（AI）、超级电脑、航天、生物科技等，总体上说中国工业缺少核心技术，尤其是原创性技术。这就导致了中国的单向依附性经济体，即中国依附其他经济体，而不是相反。所谓的“加工业”就是为其他经济体加工，是对人家的技术的加工，是依附于人家的。这就造成一种“人家缺了你可以，但你缺了人家不行”的局面。

缺少技术创新也意味着产业的附加值低。很多年里，很多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加工业的发展，主要是依靠农民工廉价的劳动力和地方政府提供的廉价（甚至免费的）土地，技术因素对经济的贡献很有限。因此，劳动力和土地价格一变化，很多产业就会面临危机。

即使就技术的应用来说，产业界也存在着严峻的问题。如果把机械化界定为工业1.0版，自动化为2.0版，信息化为3.0版，智能化为4.0版，那么中国大多数企业仍然处于1.0版和2.0版之间，3.0版和4.0版也有，但大多是其他国家技术的应用。如果存在着容许技术自由流通的世界市场，那么企业可以从世界市场上获取技术，不断升级。但这里的危险在于，一旦出现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世界市场不存在了，中国的工业体系就会即刻发生危机。

换句话说，如果发达国家不提供技术了，1.0版和2.0版的产业仍然可以自主地生存和发展，但使用3.0版和4.0版技术的企业就要“休克”了。互联网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很长时间里，人们总以为互联网是中美两家的技术。但实际上互联网技术只属于美国一家，因为中国的大多数互联网技术只是美国技术的应用。如果美国真的中断互联网技术供应，中国就可能会回到“内联网”时代。

在国际经济领域也存在着企业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国际市场的主体是企业，所以企业必须遵守和服从市场规则，否则就会受到惩罚。一些中国企业（也有一些地方政府）要求西方企业进行技术转让，以市场换技术。而另一些企业（例如中兴）尽管从国际市场上获得了技术等利益，但并没有遵守市场规则。

但实际上，中国企业的选择是有限的：要不企业本身有能力创造，无须依赖国际市场；要不服从国际市场规则，从国际市场获得技术。企业在国内不守市场规则的行为一旦延伸到国际市场，肯定要出问题。对这一点，西方政府和企业看得很清楚，它们现在也知道如何来对付中国企业了。

第二，对国际层面的事物发展缺乏预判能力。贸易战绝非新鲜，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也必然会发生在中美两国之间。但很长时间以来，大多数人都相信中美之间不会发生。美国学者提出了“G2论”，或者经济上的“中美国”，中国学者相信“婚姻关系论”。两者的依据是一样的，即中美两国之间贸易依存度高。不过，实际上历史经验已经表明，高贸易依存度不仅不能避免贸易摩擦，反而会促成贸易摩擦，取决于进出口是否平衡。

基于简单而乐观的假设，中国对贸易摩擦没有做任何准备。直到贸易摩擦产生了，人们还不敢相信，认为只有特朗普这样的“疯子”才会这样做。这种认知更没有驱使有关方面去认真解决中美贸易逆差的问题。

尽管多年来，中国高层也一直表示不以追求贸易顺差为目的，但在政策层面的确缺失有效性。中美双方的贸易不平衡也并非中国的原因，更多的是美国的原因，因为美国不愿意向中国出口高科技。但不管是谁的原因，巨大的贸易逆差都必须解决，如果得不到解决，肯定要产生严重的后果。

第三，对事物的本质缺少判断能力。很长时间以来，在外交政策上盛行“经济决定论”，一切为了经济，考虑问题也基本上过分强调单向面的经济要素。就贸易层面而言，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贸易摩擦仅仅是经济问题吗？很多人停留在经济思维，仅仅从经济层面来理解贸易摩擦。理性地说，贸易摩擦发生了，如果能够把此局限在经济领域自然是最理想的，人们也不能用其他手段来解决贸易摩擦。但如果不能考虑到贸易摩擦的外部影响，就会判断失误。就这次贸易摩擦而言，一些人对中美关系演变的本质缺乏正确的判断。

贸易摩擦仅仅是其中一种体现方式（或者特朗普方式），如果没有贸易摩擦，也会以其他方式体现出来（例如在中国南海、中国台湾、朝鲜半岛等问题上）。中美关系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就需要全面的调整：调整好了，就可以维持和平；调整不好，就会发生冲突。这也是历史所证明的，即人们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

第四，最为重要的是暴露了社会反应的脆弱性。对内部来说，社会的反应是最为关键的。概括地说，对中美贸易摩擦中国社会的反应表现为两个极端。在一个极端，一些人支持美国现阶段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幻想来自美国的外在的压力少则促成政府降低进口关税，多则促成内部的进一步改革。

特朗普在中国可能要比在美国更受欢迎。直到今天，特朗普和美国的主流社会（尤其是媒体）一直处于对峙状态；在中国则不然，一些人对特朗普的政策抱有过多的幻想。就贸易层面的摩擦而言，历史地看，外在的压力从来没有促成内部更好地发展，这从德国和日本的例子可以看到结果。

2.“恐惧感”促使西方对华政策改变

中国并不想在贸易上和别国产生分歧和矛盾，贸易摩擦也不是中国所发起的。不过，借用一位西方外交官的话来说，是中国的一些人“唤醒了中国在西方的敌人”。这里的“唤醒”主要指一段时间以来，有关方面的“过度宣传”，结果大大超越了政策设计者的初衷。

这主要表现在三个领域，即“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中国模式”。“中国制造2025”实际上仅仅是中国本身产业可持续发展所需，就如德国的工业4.0项目一样，但对一些学者和政策研究者来说，这好像成了超越美国和西方的项目。“一带一路”在高层看来仅仅是中国的发展“倡议”，并且多次强调，“一带一路”尽管是中国的倡议，但发展机会是属于大家的，利益是大家共享的。至于“中国模式”，通过近代以来的探索，中国的确形成了“中国模式”，但“中国模式”和其他模式不存在必然的冲突，而更多的是互补。尽管中国也强调“中国模式”为人类提供了另外一个可能性的选择，但同时强调不会输出模式。但对一些学者和政策研究者来说，“中国模式”的目标就是要打败西方模式。这种过度的宣传和解读无疑给西方制造了一种“恐惧”，莫名其妙地感到西方要被中国所超越、所取代，而这种“恐惧感”又促成美国（和西方）改变其对华政策。

不管如何，现在中国的“敌人”已被唤醒，并且从各个方面开始向中国发难，对中国构成了巨大的压力。不过，这里的问题是，这场贸易摩擦能够唤醒中国本身吗？如果只唤醒了“敌人”而不能唤醒自己，未来的前景只有更坏，没有最坏。但如果在唤醒“敌人”的同时也唤醒了自己，便是进步的动力。

和美国（西方）的冲突迟早会到来，关键在于如何应对。中国所需要的既非一些人毫无自信地去“乞求”外力，更非另一些人那样盲目自大而走向“义和团主义”，而是在摸清楚自己的家底之后，理性应对贸易摩擦；在这个基础之上发挥自己在一些技术领域的优势，并在更多的领域抓紧补课，踏踏实实地求进步。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可持续发展和进步，而非超越和打败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只要自己不打败自己，就没有其他国家可以打败。

四、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20年5月28日举行的全国“两会”记者会上说：“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现在又碰到疫情。疫情过后，民生为要。”

这一数据引起各界的热烈讨论，因为它简单明了地揭示了中国这个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民所得达到1万美元经济体的另一面。

李克强总理这里所说的可支配收入，指的是扣掉个人所得税、私人转移支付和各种社会保险费之后的收入，并且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即包括劳动人口，老人、儿童等无收入人口在内的所有家庭人口。李克强的数据既有统计的支撑，也有抽样调查数据的支撑。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数字，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0733元。同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42359元，月均大概是3500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6021元，月均大概是1300元。因此，农村居民的月均收入状况，本身就已经接近“月入1000元”。贫困地区农民的收入更低。2019年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567元，月均收入大概为966元，低于“月收入1000元”。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课题组，在2019年分层线性随机抽取了7万个代表性样本所作调查显示，中国有39.1%的人口月收入低于1000元，换算成人口数为5.47亿人；而月收入在1000元至1090元的人口为5250万人，月收入1090元以下的总人口为6亿人，占全国人口比重为42.85%。这与李克强所说月收入约1000元的人口规模达到6亿人吻合。

北京师范大学的调查报告也显示，在这6亿人中，有546万人收入为零，有2.2亿人月收入在500元以下，有4.2亿人月收入低于800元，有5.5亿人月收入低于1000元，有6亿人月收入低于1090元。若以1090元至2000元作为中低收入者的标准，则该群体人口达到3.64亿。也就是说，中国月收入低于2000元的人数达到9.64亿。

调查发现，这6亿人中，来自农村的比率高达75.6%，分布在中部和西部的比重为36.2%和34.8%；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05年，处于刚刚完成义务教育的阶段，其中小学及以下的比重为43.7%，文盲的比率占9.6%；非劳动力占比最高为37.1%，自我雇佣者占比达到很高的18.0%，而工资就业者占比仅为37.4%，明显低于其他收入群体。

概括地说，这6亿人的典型特征是，绝大部分都在农村，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家庭人口规模庞大，老人和小孩的人口负担重，是小学和文盲教育程度的比例相当高，大部分是自雇就业、家庭就业或失业，或干脆退出了劳动力市场。

无论是统计数据还是北师大的抽样调查，结果其实都是人们可以观察到的现象，也和人们的常识相一致。近来“地摊经济”发达起来，就说明了一个很大的问题。疫情对社会底层的打击，仅仅是地摊经济复苏的其中一个原因。地摊经济并非人们所嘲讽的那样，也不是人们天生爱好摆地摊，而是为实际生活所迫。

1.中国中产阶层仍薄弱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促成了8亿多人口脱离贫困，为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但人们必须意识到，这里所说的贫困仅仅是绝对意义上的贫困。脱离了绝对贫困状态并不是说没有贫困了，很多人不仅仍然长期处于相对贫困状态，而且会返回绝对贫困状态。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把精准扶贫置于头等政策议程。

中国的这一国情实际上不难观察到。不用和发达的欧美国家作比较，仅仅和东亚经济体比较一下，就很容易看出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在经济起飞之后的20多年时间里，不仅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而且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使得中产阶层达到60%至70%。中国则不同，尽管也实现了高速增长，但在改革开放40多年之后，中产阶层还是不到30%。

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对这一基本国情感到吃惊呢？至少有如下几个原因。

在社会层面，现在的中国是典型的商业社会，优胜劣汰，嫌贫爱富。尽管衡量一个国家是否伟大，要看这个国家有多少人脱离了贫穷，而不是看这个国家培养了多少富人，但社会的关切点仍然在富人。

在知识层面，学者多为资本经济学家或资本社会科学家，为财富说话。尽管经济学家为财富说话是普世现象，但从来没有像中国的经济学家那样围绕着财富转。中国前总理温家宝曾经抱怨中国没有穷人经济学家。然而，这是基本事实，为穷人说话无利可图。同时，尽管中国有8亿人口脱离贫困，但没有经济学家或社会科学家能够把此现象说清楚。

在政治层面，最近这些年的民族主义，和改革开放之后的民族主义具有了不同的性质。中国因为落后而改革开放，通过向发达国家学习而追求富强。进入新世纪以来，民族主义开始转变为基于对国家崛起的自豪感之上，这种情绪在年轻一代中更为强烈。尽管这种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是自发的，但走过头了就造成一个不好的后果，只能说国家“好”的一面，而不能说“坏”的一面，只能显富，不能说穷。“基尼系数”“收入差异”“社会分化”等经常成为敏感的概念。很多学者也迎合这股“民意”，过度吹嘘国家的成就，而不谈甚至掩盖国家所存在的问题。

实际上，显富摆富也造成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错误认知。因为民族主义随着财富的增长而高涨，西方强硬派便把此作为“中国威胁论”的依据。

中国这一国情的长期存在，可以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来理解。和东亚经济体比较，中国的经济增长有几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不公平增长。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增长显现出公平增长，这些经济体所取得的公平性，是世界经济史上少有的。这也是这些社会中产阶层比较庞大的原因。不同经济体通过不同的方法培养了中产阶层，例如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和收入倍增计划，中国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发达的中小型企业，新加坡的公共住房政策等。这些经济体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才开始出现比较严峻的收入差异现象。

中国则不然。早期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呈现公平增长。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经济增速，但收入差异越来越大。这是世界普遍现象，中国也不例外。这一波全球化创造了巨量的财富，但财富的大部分到了少数人手中。在西方，中产社会演变成富豪社会。中国尽管没有产生西方那样的富豪社会，但情况也异常严峻。

第二，无论是中产阶层的地位，还是脱离贫困的人口，社会制度的基础都不足。在任何社会，社会制度基础建立在医疗（公共卫生）、教育和公共住房等社会公共品的供给上。中国在这些社会公共品领域，不仅没有足够的制度建设，反而遭到破坏。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医疗领域的产业化和商业化；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开始教育产业化；世界金融危机后，开始房地产产业化。结果，形成了人们所说的新“三座大山”。如果中产的标准主要体现在经济上，保障中产地位的便是这些社会公共品。再者，如果没有这些社会公共品，穷人脱贫永远没有制度保障。

第三，技术创造动能足，但实际能力不足。科学和技术创新基本上是一个中产阶层现象，因为一方面，在满足了基本生活所需后，人们才有精力去充实创新；另一方面，创新具有风险，中产阶层以上的群体才能负担创新的风险。中国的“创新”基本上还停留在管理经营模式，或者技术应用方面的创新，原创技术创新少之又少。

2.中国须追求公平增长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可说是一部悲壮的脱离贫困、追求富强的历史。其实，这也是近代以来的历史主题。中国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因为人们相信较之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能更有效达成多数人的富裕。有鉴于改革开放之前“贫穷社会主义”的局面，邓小平提出了“致富光荣”“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走集体致富的道路”。邓小平已经确立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两个主题——发展和公平。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贫富分化。在新世纪的头十年，中国经济因为此前的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因素而实现了高速增长，但社会的分化及后果也不断显现出来。中国政府开始转向社会建设。中共十六大就提出了“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尽管经济增长是硬道理，但人们必须问“什么样的增长”。不是所有形式的增长都有利于社会，中国要追求的是公平的增长。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把社会公平的问题提到了最高议事日程上。在过去很多年里，政府动员和投入大量人财物力，大力推进精准扶贫，促成每年1000万人口脱离贫困。

中国的领导层对中国的国情是高度清醒的，历届领导人都坚持两个基本判断，即：在内部，中国会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外部，中国会长期属于“发展中国家”。

在世界范围内，今天社会底层所面临的严峻局势，怎么也不会高估。疫情对社会各个阶层都造成了冲击，但受冲击最大的还是社会底层。美国种族问题引发的全国暴力，尽管表面上是种族问题，但本质上是阶层或阶级的问题。黑人如果不能改变其阶层或阶级上的位置，种族问题还是会不断爆发。

中国必须引以为戒。正如前面所讨论的，中国社会的底层依然庞大，社会依然脆弱，经不起危机折腾；而本来就不很大的中产阶层，又缺失足够的制度基础。

中共十九大前后通过制度改革，巩固了执政党的领导地位，现在再次转向改革开放。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20年5月11日颁发了《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此前于2020年4月19日已经颁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这些都是深化市场化改革的信号，是继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之后的纲领性改革文件。

在法律层面，全国人大刚刚通过了人们期待已久的《民法典》，这是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法治国家之后最重要的法律成果。在开放方面，继早先的一系列开放政策之后，“两会”期间通过了《海南自由贸易港总体方案》，并且开始了《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立法相关工作。这些比开放政策又进了一大步，即要用法律的形式来保障开放政策，使得国家的开放性不以政治意志为转移。

在当代，无论是西方的经验还是亚洲经济体的经验都表明，在社会的中产阶层没有达到60%至70%之前，社会稳定就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即古人所说的“有恒产者有恒心”。不过，即使在达到60%至70%之后，改革仍然不能止步。美国（和西方）今天所面临的民粹主义崛起，就是中产阶层不断缩小的问题。

外部的强大也取决于一个强大的内部中产阶层。所有发达国家的强大，在于其中产阶层的庞大，因为中产阶层是消费社会的代名词。

如果邓小平还活着，他肯定会谦虚地说，中国还没有解决好“发展”和“公平”这两个主要问题，即既没有解决好做大蛋糕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好分配蛋糕的问题。

现在，改革已经再出发，但离一个富裕公平社会的路途依然遥远。基于贫穷人口依然占多数这一国情，人们只能诉诸行动，而没有任何骄傲懈怠的空间。

五、中国会再次封闭起来吗

中国的开放来之不易，中国的全球化更是来之不易，或者说，无论是开放和全球化在中国并不是必然的。中国历史上曾经非常开放过，但明清之后数百年一直处于孤立状态。直到近代，中国被西方帝国主义的枪炮打开大门，被迫开放。但改革开放之前的数十年里也是处于相对封闭状态，只和有限的国家交往，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主动向西方开放。不过，向西方开放是血的教训换来的。在20世纪80年代，当邓小平一代领导人决定对外开放时，他们的决策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判断：封闭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如果近代是因为挨打而被动开放，改革开放就是主动向世界开放。

中国的开放对中国和世界都是一个机遇，这也是开放政策比较顺利的原因。这里面有一个中国和西方世界之间“推”和“拉”的互动关系。中国主动“推”，积极推动自己的开放政策；西方是“拉”，拉一把中国，即欢迎中国加入世界经济体系。但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全面交往和融入，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事情。

毋庸置疑，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转型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从封闭状态转型成为最大贸易国家，从农业大国转型成为世界工厂，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实施开放政策的结果。

新冠肺炎疫情会成为中国和西方世界的熔断器，熔断两者之间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关联，导致中国再次封闭起来吗？

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一些人可能对此不以为然，因为他们总是认为中国和西方世界已经深度融合，没有可能被新冠肺炎疫情所熔断，更不用说中国再次封闭起来了。的确，直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动中美贸易战，人们一直相信中国和西方经济互相依赖的力量。

1.中国继续推进全球化的决心

即使美国开始搞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中国领导层也仍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在多个场合表示决心继续推进全球化。中国也是这么行动的，通过艰苦的努力和美国谈判，达成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但新冠肺炎疫情似乎正在改变一切。尽管改革开放40多年了，尽管人们以为中国已经深度融入世界体系，但突然间，人们发现中国其实还没有准备好接受世界，西方也没有准备好接受中国。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尤其是美国），勃兴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不仅在促成中国和美国之间冷战的升级，更指向中美局部热战的可能性。

事实上，美国（和西方）与中国之间从往日的“拉”和“推”的关系，已经演变成为“挤”和“退”的关系，即美国（和西方）想把中国挤出世界体系，而中国自己也在无意识地“退”出这个体系。也就是说，中国和西方已经不是相向而行，而是背道而驰了。

首先是西方的“挤”。西方对中国的不放心由来已久，也可以理解。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西方盛行不同版本的“中国威胁论”，无论什么样的理论，其背后折射的是对中国的不放心。对一个具有不同文明文化、不同政治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价值体系的国家，西方国家的这种不放心情有可原。但也正因为如此，西方和中国从来就没有建立起足够的政治信任，各种关系皆维持在利益关系上。这也可以理解，国家间的关系都是利益关系，唯有利益是永恒的。不过，光有利益关系并不足够。如果利益是硬力量，信任就是软力量。没有软力量，硬力量就很容易被理解成为一种威胁。实际上，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的中美贸易战过程中，西方很多人就一直批评中国，把世界和中国之间的经济依赖度“武器化”，即中国利用这种高度依存关系来追求自己的利益。尽管“武器化”一直是西方对非西方国家惯用的手法，即“经济制裁”，但因为对中国的不信任，即使中国并没有“武器化”，也被西方认为中国在这样做。

从不相信中国到感觉到中国的“威胁”，到排挤中国，这是西方的行为逻辑。中美贸易战无疑是西方和中国关系的转折点。之前，西方总是认为有能力改变中国，通过把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把中国塑造成它们想看到的国家。但贸易战意味着，西方（尤其是美国）放弃了这一西方学者认为是“天真”的想法。既然改变不了中国，就转而排挤中国。

病毒所引发的西方（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恶化，就是这一逻辑的延伸。从一开始，美国的政治人物就是有其议程的。对疫情在美国的扩散，他们从来就没有承担过任何责任，而是一直把责任推给中国。从病毒冠名之争和病毒起源的各种阴谋论，到后来的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指责和对中国“秋后算账”，各种行为都是这一议程的一部分。

很显然，这种行为逻辑不仅属于美国，也属于整个西方世界。尽管中国在本土疫情得到基本控制之后，尽力向包括一些西方国家在内的100多个国家提供医疗卫生物资，但西方对中国的不信任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急剧增加。中国的对外医疗援助被视为“口罩外交”“影响力外交”“地缘政治外交”。“秋后算账”的声音在整个西方世界盛行，英、法、德高官也直接或间接地指责中国。

除非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西方和中国的关系出现逆转，否则西方新一波更大规模的“反华”和“反中”浪潮不可避免，无论是在疫情之中还是疫情之后。

在西方对中国转向“挤”的时候，中国本身也从“推”转向了“退”。“退”不是表现在物理和物质意义上，而是表现在思想和态度上。实际上，在物理和物质意义层面，正如“一带一路”倡议等项目所显示的，中国近年来刚刚走向世界。然而在思想和态度层面，很多人开始从世界体系回撤，以至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也持有了美国人一般的“我就是世界”的心态。

2.民族主义的崛起与国际化

改革开放无疑促成了中国经济越来越国际化。直到今天，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都是相当国际化的。就投资贸易开放度来说，中国甚至比西方一些国家更加国际化。

人们的心态则越来越内向，即“向内看”。产生这种倾向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是民族主义的崛起。因为中国的快速崛起，人们对国家的崛起变得无比自豪。同时，经过多年的开放，很多人看到西方的体制原来远非过去所想象的那么美好，“不过如此”。这无疑是积极正面的。

但是，人民在享受改革开放成果的时候，并不十分了解这成果是如何得来的，国家是如何崛起的。尽管没有人会否认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国家的崛起，是中国人民辛苦劳动得来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也是中国和西方互动的成果。如果没有西方“拉”的一面，中国尽管也会最终崛起，但崛起会困难得多。

没有这个认知，越来越多的人就骄傲起来。在一段时间里，“超越西方”的声音盛行，人们相信西方已经衰落，中国已经全面超越西方。当然，也有很多人开始当西方的“老师”了。

但是，一旦面临日益恶化的外部环境，物质（尤其是技术）层面受到西方大力挤压的时候，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力量更倾向于内部化。人们不是像从前那样选择和西方互动，向西方学习，而是开始“抱团取暖”，通过团结内部力量来应付恶化的环境。这自然也符合行为逻辑，但这显然是一种恶性循环。

新冠肺炎疫情发展至今，很多人的行为就是如此。民间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导致社会内部的急剧分化，每个人的意识形态认同都是“旗帜鲜明”，“自己人”和“他人”之间的关系犹如井水不犯河水。

儒家社会本来就比较保守，比较内向，所以儒家社会的国际化很不容易。在东亚，日本和之后的“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和中国香港地区）现在都是高度国际化的社会，但这些社会的国际化都是人为的结果。这些社会都是精英统治的典范，而精英是高度国际化的。因为近代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些社会属于西方阵营的一部分，因为精英了解这个西方世界是如何运作的，也努力促成社会和国际的接轨。

但今天的中国似乎不是这样。不难看到，被视为最了解国际形势和西方世界的精英，都变成最具民族主义色彩的一群，他们不去引导民众，而是主动屈服，甚至诉诸民粹。如此，其后果是不言自明的。人们忘记了，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贸易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国际，实际上，“国内”和“国际”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界线；也就是说，内部发生什么都会对外部产生巨大的影响。

精英部门是这样，民间更是如此。实际上，精英和民间是互相强化的。在自媒体时代，商业民族主义已经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越来越多的自媒体投入到“爱国主义”这一蒸蒸日上的行业之中。媒体操作和资本逐利可以理解，但管理部门为什么也不作为？如果说对政治上敏感的媒体与人能够有效管治，对类似“××国想回归中国”那样愚昧无知，又能产生极其负面国际影响的言论，难道不应当进行有效管治？

一旦有了“退出”世界的心理，人们与世界的心理距离就会越来越远，和世界隔离的心墙会越来越高、越来越厚。以至于一旦走出这堵又高又厚的墙，人们犹如“外星人”，不知道如何与世界沟通，更不知道与世界沟通什么。自然，世界也并不认同走出这堵又高又厚的墙的人们了。

3.“我就是世界”离封闭不远

从经验来看，如果有了“我就是世界”的观念，离再次封闭也就不远了。历史上就存在过，笔者称之为“明朝陷阱”。明朝有一段时间，无论从国家能力（如郑和七次下西洋）还是社会能力（如反映民间海商力量的所谓“倭寇”），在当时都是天下第一。但在“天朝什么都不缺，哪用得着开放”的心态主导下，明朝实行海禁，最终使得中国失去了海洋时代。清朝继承了明朝的遗产，闭关锁国，直至近代被西方彻底打败。

但这并不是说，再次封闭是必然的。其实，自始至终，并非整个国家都骄傲了，也有清醒的社会和精英群体存在；尤其重要的是，领导层一直是清醒的。早期，领导层的清醒表现在和西方世界进行“求同存异”的互动，他们不仅发现了和西方世界的共同利益，更发现在一些共同价值观上，也是可以和西方讨论对话的。

在一段时间里，中国和西方世界进行了价值观（包括民主和人权等）的对话。尽管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因为中国本身也具有和西方不同的价值系统，对话可以，但并不能互相取代。但这种对话本身很重要，因为它指向人们心态的开放。

这些年和西方世界的对话出于各种原因变少了，但领导层在一如既往地全力推动全球化。很显然，领导层对中国崛起所面临的挑战具有清醒的认知。就以人们引以为傲的制造业来说，中国所处的现实仍然严峻。被视为处于衰落之中的美国仍然遥遥领先，处于第一梯队，欧洲国家和日本处于第二梯队，而中国仍然处于第三梯队，甚至更低一些。

考虑到中国目前所处的地位，是前面所说的中国“推”和西方“拉”的结果，也就是西方技术在中国的扩散效应，中国如果要成为制造业大国，还需要有30年的时间。简单地说，美国和西方国家能够生产大量的整装产品，而中国的很多产业仍然停留在组装阶段，中国的整装产品少而又少。

无论美国和西方如何对付中国，中国不会停止发展，更不会灭亡。不过，随着西方的“挤”和中国的“退”，中国再次封闭起来是有可能的。曾经被拿破仑称为“东方睡狮”的中国，会不会刚刚醒来不久之后又睡着了呢？没有人可以对此掉以轻心。这自然也考验着这一代人。

六、要警惕狭隘民族主义

在民族国家时代，不管人们喜欢与否，民族主义无处不在。自近代以来，民族主义精神始终反映在一个国家的思想、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民族主义（尤其是爱国主义），也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美德。但同时，民族主义也不时地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近代以来各国之间的战争，无一不和民族主义有关，尤其是德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也正因为如此，自从其产生的第一天起，民族主义便是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有人歌颂，有人诅咒。今天，随着地缘政治的变迁，民族主义重新抬头和复兴，对国际和平和民族国家的统一，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民族主义也再次成为人们不得不关心的重大议题。

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只要这个世界是由主权国家所组成，民族主义就不会离人们远去。因此，一个现实的选择是构造一种比较理性的民族主义，避免各种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尤其是那些建立在民粹之上的民族主义。这也正是今天的中国所面临的巨大政治挑战。这种挑战既发生在国家意识形态的宏观层面，也发生在社会心理的微观层面。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民族主义的主要精神，就是通过把自己融合进世界而崛起和强大。当邓小平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的时候，他表达了其民族主义精神，这种民族主义精神就是要通过改革开放，追求国家的强大。邓小平实现了他的民族主义精神，因为正是他的改革开放政策，引导中国走到了今天，在短短40来年的时间里，从一个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

但近年来，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2008年以来，西方长期处于危机之中。中国本身没有危机，也有效地防范了金融危机扩展到中国。在很多年里，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不过，在同一过程中，西方和中国之间的各种冲撞也表现出来。从前西方经济好的时候，信心十足，并没有感觉到崛起中的中国真能“威胁”到西方。但是，深陷危机的西方，开始对自己信心不足，认为中国的崛起已经对西方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这种被中国“威胁”的感觉，促成西方做出各种有悖于中国利益的事情。这种外在的变化，无疑为中国新一波民族主义的崛起，提供了强劲的动力。此外，很多内部因素，例如社会所出现的各种不稳定因素、传统意识形态的衰落、民族精神的萎靡不振，等等，也是民族主义的内部驱动力。

1.几种中国民族主义力量

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主要表现为几种力量。第一，传统比较左的力量。传统左派对西方的批评或者憎恨，主要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量。他们强调传统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只要涉及西方的东西，就恐惧起来，害怕西方会改变中国的一切。改革开放以来，传统左派一直对之抱怀疑态度，经常对改革开放发难。尽管中国通过和世界体系的融合变得更强大了，但这个事实并没有改变传统左派对西方的看法和敌视。在任何国家，都会存在这种敌视其他国家的力量。

第二，保守主义力量。无论何地，保守主义力量都是强调“国家利益”的，他们并不相信任何超越“国家利益”的东西的存在。中国的“国家利益”既包括硬力量如经济力量，也包括软力量如文明和文化。对保守主义者来说，民族主义代表的是中国国家利益的软力量，因此只要是民族的，也就是产生在中国的，就是好的。很自然，他们很抵制西方的文化“侵入”，提倡用“民族的”来对抗“西方的”。

第三，愤青式民族主义。很多“愤青”没有经历过改革开放前贫穷落后的中国，成长在富裕的时代。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成长过程也刚好是国家的强大过程。对他们来说，一个国家要变得强大并非难事。他们为国家的发展而感到骄傲。同时，他们也目睹了近年来西方的衰落。因此，他们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感觉，甚至是自我欺骗的感觉，那就是，“西方衰落了，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了”。

第四，民族主义的利益相关者。这个群体非常庞大，出现在各个领域，包括意识形态、战略、文化、文学（包括网络文学）等领域。“利益相关者”意味着通过使用民族主义，他们可以获得具体的利益，例如，得到更高的地位或者更多的经济利益。对这个群体来说，民族主义不是一种信仰、意识形态和文化，只是一种获取其他利益的工具。简单地说，就是用“国家利益”的名义来追求个人利益。对这个群体来说，他们需要一个外部“敌人”，即使没有，也要把这个“敌人”塑造出来，因为通过这个“敌人”可以追求到自己的利益。例如，他们往往通过夸大来自西方的威胁，包括军事战略、意识形态、文化等，把社会吓住的同时，也获得自己的利益。

所有这些民族主义力量都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过分“自信”。对一些人来说，是自然的自信，对另一些人来说，“自信”只是“自卑”的另一种表达。自信很重要，不过，如果过分自信，或者假装自信，就会出现“义和团式”的自信。如果这样，民族主义就会走向愚昧。

2.两种错误的逻辑

在知识群体中，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所呈现出来的民族主义，既是对国内自由派的回应，也是对西方那些愚昧的、专事攻击中国的人的回应。这里是两种错误的逻辑所致。中国自由派一向倾心于西方的民主自由。对他们来说，中国病了，西方没有病；中国要医治好自己的病，必须用西方的药方。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相信，中国可以成为西方那样的国家。这一群体的思维，从近代到当代从来就没有缺失过。

民族主义者的逻辑刚好和自由主义者相反。在他们看来，西方病了，中国没有病。这个群体的公共知识分子，因此列举了西方的种种病症。当然，有些病症的确是存在的，而有些病症便是他们自己想象出来的，并不符合西方的实际。

客观地说，这两群人都是有问题的。自由派的民主自由观往往来自西方的教科书，他们中的很多人并没有在西方生活的实际经验，他们总觉得别人比自己好，对国家、民族和人民没有任何信心。民族主义者的逻辑也不能成立。一个人不能通过论证别人生病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身体是健康的。别人的确生病了，这不能证明你自己没有病。别人生病了，你自己也可能有病，甚至是更严重的病。用证明别人生病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健康，那只是愚昧，最后会害了自己。

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在一些民族主义群体中，存在着一种“泛道德化”的不正常倾向。一些人总以为自己是爱国的，而爱国的就是道德的。只要是爱国的，什么样的手段都不重要，包括欺骗，为了爱国的欺骗也是道德的。因此，一些人并不了解西方，但他们任意曲解西方，希望激起人们对西方的憎恨。一些广受欢迎的所谓的民族主义公共知识分子，实际上并没有资格充当公共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并没有足够的有关西方的知识。在没有成为一个好的知识分子之前，是很难成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

这种民粹性民族主义，最终不可避免地使国家走向衰落。这个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任何一种孤立而纯洁的文化。即使是传统文化，也是在不同文化沟通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更是如此。

3.不可拒绝学习他国

现代主权国家并不是封闭国家。强大的国家都要善于学习外国的经验，同时也不能盲目地学。所以，各国需要批判性地学习外国经验。不存在一个不变的制度，任何制度都是在演进过程中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历史从来就不会有终结点。学习他国的最优实践，同时避免他国的沉痛教训，是进步的动力，也是塑造一个更好的制度的前提。这里的结论就是，人们可以批评他国，但不可以拒绝学习他国，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新的时代，既需要人们对民族的自信，也需要保持虚心的学习态度。这就要求塑造新型的理性民族主义精神。从这个视角看，人们应当花大力气纠正目前日渐盛行的民粹性民族主义。要达到这个目标，就需要发动新一轮向其他国家学习的浪潮。文明的进步都是在开放状态下取得的。在全球化时代，谁最终能赢得国家间竞争的胜利，并不取决于谁最民族主义，而是谁最开放。今天的中国已经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制度建设，这需要更大的开放，向其他国家学习它们的制度细节，尤其是技术层面的制度细节。这里没有那么高调的意识形态，而只有人类发展出来的、用于解决人类各种问题的制度技术。这些正是中国的制度建设所需要的。

一句话，盲目的民族主义会走向封闭，封闭会走向落后，走向衰落。这既是世界历史的经验，也是中国本身的历史的经验。

七、西方为何不相信中国不称霸

中国的思想往往产生于危急时刻，无论是由内部因素还是由外部因素所致。最典型的就是春秋战国时代、佛教与本土文化漫长的冲突时期、中央权力衰败国家被分裂时期，以及近代传统类型国家被西方列强所征服时期。改革开放之后20世纪80年代初讨论“球籍”的时候，也算是一个“危机”时代，因为这种要“被开除球籍”的危机感至少存在于当时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认知里。

春秋战国时代奠定了数千年中国哲学的基础，也是中国哲学最发达的时期。佛教和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前后花费了一千多年的时间，佛教的传入对本土文化既构成了巨大的危机，以至于在很长历史里发生了“灭佛”运动，但也提供了一个机会，整合之后，儒释道并存，大大丰富了中国的思想。此后，不管是什么样的危机，并没有产生深刻的哲学思想。近代西方列强到来之后，尽管产生了深刻的危机，但并没有产生伟大的思想。

不管如何，在各种深刻危机下产生的哲学，其主体思想便是求生存，可说是“生存哲学”。春秋战国时代曾经产生过有潜力发展成为类似西方自然科学的以探讨自然世界为核心的哲学（主要是道家和墨家），也产生过有潜力发展成为类似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探讨社会行为的哲学（主要是《管子》）。可惜，自从汉代儒学被立为官方的统治哲学之后，所有思想要么被“罢黜”，要么被儒化了，即道德化和人化。人们也可以把这种中国哲学称为“生活哲学”。

西方哲学则很不相同。西方哲学的主体是征服，可以说是“征服哲学”。这里既包括人们对自然界的思考，也包括对人类社会的思考，也就是说，无论是“自然”还是“人类社会”，都是西方哲学需要“征服”的对象。今天在中国，在学术界，人们也在谈论“仰望星空”，但传统上这个概念和中国的哲学思考似乎一丁点关系都没有。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哲人们的眼光和思考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人事，主要是“五伦”，包括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仰望星空”好像只是西方哲人的权利。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的笛卡儿、牛顿、康德再到现代更多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一说到哲学便是“仰望星空”。

“仰望星空”就是探索宇宙、自然、人类社会等是如何形成、运作、变化的，即马克思所说的“解释世界”，其目的是如何“征服”它们，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改造世界”。就知识而言，把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作为客体的研究形成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中国数千年没有产生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只有针对人伦关系的“道德学”，这和中国哲人们缺少对宇宙、自然和社会的“客体”关怀有很大的关联。西方形成了“自然法”，中国则是“社会自然法”：前者关切的是普遍性，后者关切的是特殊性；前者关切的是统治世界，后者关切的是自我生存。

这种哲学思维上的差别可以解释中西方其他很多方面的不同和差异。在科技层面，近代以来中西方学者力图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尽管在西方到来之前，中国在很多技术领域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类似西方的科学？”这也是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博士组织的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所要回答的问题。不难观察到，中国有很多单项的技术发明，但却不善于整合。中国的“四大发明”除了对日常生活有所改进（例如“火药”用于“爆竹”）之外，基本上对中国日后的发展没有什么巨大的贡献，但却促成了西方人对世界的征服。

1.中国缺失“工匠精神”

英国哲学家培根在其所著《新工具》里指出：“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以计数的变化：竟至任何教派、任何帝国、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影响都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马克思显然同意培根的说法，也认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不过，现代也有西方学者认为，除造纸术有明确的证据是由中国传到西方外，其他三项发明并无直接证据表明是由中国传入西方的。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火药、指南针和活字印刷为中西方各自的独立发明。中国方面尽管在时间上早于西方，但传播不广，亦缺乏改进。西方虽时间上晚于中国，但传播广泛、精于改进，后世使用的火药、指南针和活字印刷是直接从西方发展而来的。

不过，这里要讨论的重点，并不在于这些技术到底是谁先发明的，而是有了这些技术发明之后的使用，就是上述培根和马克思所说意义上的。不管怎样，西方人把这些技术进行了各种整合之后便征服了世界。火药的作用远远不止马克思所说的“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因为马克思只看到了内部的影响，而没有讨论外部的影响。火药和指南针的整合为西方塑造了无比强大的西方海军，促成了西方殖民地主义和帝国主义。

印刷术在西方所起的作用也远超马克思所说的“新教工具”。借用当代美国学者安德逊（Benedict Anderson）的话说，造纸术和印刷术的结合为西方社会创造了“想象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即“民族”的概念，而“想象共同体”的产生是西方近代民族国家中最为关键的，是近代以来西方征服世界的内部制度基础。

近代以来原创性技术大多产生在西方，而非中国。这和中国人对宇宙和自然不那么感兴趣有关系。自然，人们会问：同属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和韩国近代以来不是也有很多技术创新吗？尤其是日本，这些年已经拿下了那么多的诺贝尔奖。这个问题需要另文回答，但这里可以提出两点：第一，日本和韩国原创性的技术也不是很多，它们精于应用，并在应用的基础之上有很大的改进，制造出来的产品甚至超越西方。第二，这些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基本上采用了西方的制度，尤其是科研制度方面。主要政治精英都是接受西方教育，形成了西方式思维方式。尽管中国也有很多人留学西方，但他们不是社会的主体，更不是政治的主体。

中国也专于应用，但是中国缺失日本人和韩国人所具有的“工匠精神”。历史上，在“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里，“工匠”是被瞧不起的，精神也无所寄托。这方面，中国今天的情况也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人们一直在呼唤“工匠精神”，但在缺失文化和制度环境的情况下，很难产生。

从政治经济方面来说，西方近代以来在“征服”世界方面走过了几个阶段。早期，西方世界所使用的就是最原始意义上的“征服”，即实行赤裸裸的殖民地和帝国主义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主要通过世界规则的制定来统治世界。它们把自己的观点打造成“普世观念”，再把“普世观念”转化成为普遍规则，在全世界扩张、推行。西方的使命感文化最初来自宗教（基督教文化），但近代以来演变成政治价值和意识形态，成为各国争相“征服”世界的工具。

在规则方面，中国也仅仅是应用，近代以来中国所做的都是在适应和应用产生自西方的规则。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曾经提出过“挑战-回应”模式，来解释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就是说，中国一直处于回应由西方的崛起而产生和强加的“挑战”状态。这个概念可以解释直到今天为止的中国生存哲学。

2.中美发展互联网的不同处

人们不需要举不熟悉的例子，就举今天谁都知晓的互联网就足以说明问题。互联网早已经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不可缺少的部分，较之其他国家，中国人更为依赖互联网。但比较一下中国和美国的互联网就可以知道不同处在哪儿了。中国的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无一不是以生活为中心，甚至是核心的。在西方，互联网公司被称为高科技公司，因为它们都在研发高科技。但在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互联网公司与其说是高科技公司，倒不如说是高科技应用公司。

中国的互联网的确发展出了自己的商业模式，但绝对不是技术。互联网公司用来做买卖，“外卖”，推销产品等。不是说这些不可以做，但做这些实在让人看不到这些互联网公司的技术格局。在社会层面更不用说了，互联网已经“培育”了多少的“键盘手”和“网红”。互联网都是用这些层出不穷的新概念而深入中国社会的。但要知道，在中国的互联网热衷于做“外卖”的时候，西方人已经用互联网走向了太空。

多少年来，在人们的概念中，互联网是中美两家的竞争，好像与其他国家没有多少关系。但是，上次中兴事件一来，人们就完全傻了眼。关键的技术例如芯片和触屏等高度依赖美国等国家，如果美国及其“盟友”（日本和韩国），禁止它们的企业向中国供应这些关键技术，那么中国马上就面临深刻危机。

实际上，情况远比芯片技术严重。直到今天，所有的操作系统都是西方创造发明的。哪天西方不提供给中国了，中国就没有了“互联网”。这种情况并非杞人忧天。尽管中国的市场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但在国家安全问题上，一旦美国把中国视为“敌人”，便会在所不惜，使用一切手段来对付中国。

即使在商业模式方面，中美的差异也已经代表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即西方做标准化，而中国搞地方化。前者强调普遍性，后者强调差异性。美国互联网公司专注于把自己的标准推广到全世界，在标准化方面从来不妥协。中国则相反，中国的公司（例如手机公司）也走向世界，但重视的是技术的地方化，利用地方的特殊点（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制度文化上的）提供特殊的产品。这里并没有谁对谁错，但结果是很不相同的。

一句话，中国哲学从来没有超出“求生存”的水平；即使生存问题没有了，中国人也没有征服世界的念头，而转向了实在的生活。这种哲学的优势就是其和平性质。西方人不相信中国是和平的，这主要是因为西方人以自己的逻辑来理解中国。

不过，对中国来说，如果“生存哲学”不变，其结果也是显然的，那就是依然缺少原创性技术、没有能力制定规则、继续当一个善于适应环境的好学生。如果“生存哲学”仅仅只是人们的一种选择（在汉朝，这仅仅是选择），那么人们还可以做不同的选择；但如果“生存哲学”已经演变成为“基因”或者“血液”，那么人们只能接受“命定论”了。

八、对“美国衰落”的重新评估

多年来，“美国衰落”一直是学界和政策研究领域的一个最重要的话题，不仅在美国本土，在世界各国也都是如此。这个话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包括客观和主观两个层面，或者现实的和认知的两个层面。

客观层面有两个方面。第一，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尤其是中国的崛起。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造就了一批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中国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尽管在这一过程中遇到不少困难，但中国很快通过自己的改革开放克服了深刻的危机。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快速成长，在不长的历史时期里跃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其他一些新兴国家的表现也不弱，尤其是金砖国家。

第二，美国的相对衰落。相较于这些国家的快速发展，美国发展速度显然比较缓慢，美国经济和军事等可以量化的方面，在世界总量的份额在减少。不过，在所有绝对数上，美国还是维持在绝对的优势。

主观层面也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其他国家的自我膨胀。世界历史表明，上升中的国家尤其是快速上升中的国家和衰落中的国家，尤其是快速衰落中的国家，往往产生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对上升中的国家来说，如果民族主义情绪控制不好，往往产生不切实际的错觉，即觉得自己有能力去挑战现存霸权，或者自己去争取当霸权。再者，衰落中的大国也往往会求助于民族主义试图恢复大国地位，同样会用各种方式去挑战现存大国；这样做尽管有可能加速衰落，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可以保持国民的民族自豪感。像大英帝国那样承认自己的衰落，并且计划体面退出大国地位的国家少之又少。一句话，民族主义往往高估自己的实力，而低估其他国家的力量。

第二，美国的深刻危机感。美国是一个危机感驱动的社会。和其他国家的国民比较，美国人很少有忍耐性。因为民主、开放、自由，美国人一有苦就叫出来，加上热衷于报道负面新闻的媒体的大肆渲染，美国社会往往具有深刻的危机感，而政治人物（选票的缘故）不得不回应。实际上，整个西方都是如此。不难理解，“西方衰落”和“美国衰落”的声音，在西方和美国从来没有间断过。但类似的危机感在其他社会甚至是落后社会并不多见。实际的情况是，很多社会即使身临危机，但各方面仍然感觉不到。

那么如何客观评估“美国衰落”的问题呢？在这个问题上，人们首先需要认识几个重要变量。

第一，美国的衰落是相对的，就是与其他国家的发展相比较而言的衰落。如果与美国自己的过去相比较，美国仍然在发展，只是发展较慢。

第二，历史经验表明，大国的衰落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中国晚清的衰落经历了很长时间，同样，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军事实力到今天为止仍然是最强大的之一。也就是说，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美国仍然有复兴的机会。尽管美国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发源地，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冲击也是显而易见的，但在西方国家中，美国似乎表现出了强大的自我纠正能力。

第三，美国没有全面衰落，而是部分衰落。在经济、军事、科学技术、创新等领域，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可以和美国比拟。尽管美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也就是软力量方面）的优势，已经不能与在“第三波民主浪潮”期间相比，但在这些领域，美国并没有遇到挑战者，实际上也并不存在替代制度。再者，这个问题是美国自己造成的，主要是美国在海外（尤其在大中东地区）不计成本地推行美国式民主的失败和美国国内党派政治的对立。

1.美国是全球化最大获益者

现实地看，尽管美国经历着相对衰落，但美国经济的表现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好。到今天为止，美国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最先进的技术、最强大的创新能力、无可替代的美元霸权等。在所有大经济体中，美国的劳动生产力仍然是最高的，而自由市场和强大的民间力量使得美国修复危机的能力也仍然强大。

就经济形态而言，美国一些传统的产业要么已转移到其他国家，要么已经衰落，但美国牢牢地掌控着世界的金融经济和互联网经济，即当今世界两个最重要的经济领域。尽管其他国家也在发展金融经济，但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挑战华尔街。而互联网迄今为止则可以说只有美国一家，因为尽管就数量而言中国在这个领域也几乎占了半壁江山，但中国主要是技术应用，原创技术很少。同时，美国也掌握着知识经济的最前沿。所以，单就经济而言，没有任何迹象指向美国的长期衰落。军事上更不用说，其他国家的军事预算可以说只是美国预算的很小一部分。没有国家可以阻止美国军事力量在世界上的横行霸道。

如果再深入讨论，与其说它必然会衰落，倒不如说是必要的转型。的确，美国经济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并非美国所独有，而是几乎所有国家都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即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所导致的收入分配不公和社会的高度分化。对美国来说，全球化既是优势，也是劣势。

最近一波由美国所领导的全球化为美国创造了大量的财富，美国是全球化最大的获益者，尽管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也是全球化的获益者。不过，全球化也使得美国失去了经济主权，美国社会内部收入分配出现了大问题，即全球化的大部分好处流向了主导和参与全球化的绝少数人，大多数人没有获得足够的利益，一些人甚至成为受害者。而技术的进步尤其是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则取代着越来越多的传统劳动力，这进一步加速了社会分化。很显然，这种现象不仅仅限于美国，而普遍存在于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化参与者，或多或少都面临这个问题。

马克思19世纪的论断仍然是对的，即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就是说，全球化和技术的进步导致了经济基础的变革，那么政治如何变化来适应这个新的经济基础呢？这个问题大多数国家都面临着，美国更是如此。多年来，美国内部就此也进行着不断的争论。今天，美国民主党里产生激进路线也很容易理解。实际上，从奥巴马上任美国已经开始了美国式社会主义的趋向。特朗普上台之后，全盘否定奥巴马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一些福利政策，尤其是医改。这导致了后来民主党的反弹。

2.国家兴衰有其自身客观规律

美国成功逃避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式的社会主义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直代表着最典型的资本主义。那么，迟到的社会主义革命现在会不会在美国发生？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不过，现实地看，美国仍然拥有最强大的保守主义，尤其是当美国的社会主义意味着利益向少数族群和社会底层倾斜的时候，遇到的保守阻力会非常巨大。

美国平常很少讨论这些问题，因为这涉及“政治上不正确”。但一旦涉及实际政策时，问题就会浮上台面。特朗普已经“光明正大”地否定了奥巴马的医改政策。进而，特朗普掌权以来，过去被视为“政治上不正确”的一些问题，也变得不那么敏感了。也就是说，美国即使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但这场革命不会过于激进化。

当然，近期所经历的美国政治变化也有可能导向美国的制度创新，最终产生一种既有别于现存美国制度，但也有别于欧洲福利制度的美国制度。当苏联解体之时，美国的自由派乐观地认为，西方式民主制度是人类可以拥有的最好的制度，因此也是“历史的终结”。不过，现在新历史的种种可能性再次向美国开放。

美国的内部变化也表明，人们要对“美国衰落”的观点做审慎的考量。不管如何，美国衰落的观点本身具有很强烈的意识形态性质。在美国内部，尽管很多人也在讨论“美国衰落”问题，但这些绝非唱衰美国，而是提醒美国所面临的问题，尤其是把中国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在美国之外，那些相信美国正在衰落的人，往往关切的是美国在世界舞台上所做的“坏事”，并且希望美国尽快衰落，这样这个世界会美好起来；而那些不希望美国衰落的人，则关切美国所做的“好事”，他们相信这个世界秩序是由强大的美国创建的，是美国加以维持的，也需要美国继续这样下去。

尽管无论是美国衰落相信者还是不相信者，双方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经验论据，但不管如何，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妨碍着人们对美国力量的客观评估。

在政策领域，不管喜欢美国与否，人们都必须对美国衰落做客观的评估，否则就会造成错误的决策，导致灾难性的结果。尽管全球化把世界各国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了，形成了人们所说的“地球村”，但全球化丝毫也没有改变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的本质。不仅如此，正是因为全球化状态下各国之间的“互相依赖”或者“关联”，一个国家自私的考量就会对其他国家造成更严重的负面影响。这些年美国单边发动的贸易战就是明显的例子。

再者，在全球化时代，霸权与反霸权、挑战国与被挑战国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停止。经验地说，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永远称霸，也没有一个国家永远不会衰落。国家的兴衰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对崛起中的大国来说，对现存霸权国家尤其要有足够的耐心。人们既不能低估美国对他国崛起的恐惧，以及这种恐惧感所带来的非理性行为，也不能低估美国为了维持霸权而遏制他国崛起的决心。任何情绪化的决策都会导致冲突乃至战争，而只有谨小慎微的理性，才能在维护自己的利益的基础上实现和维持世界和平。

九、美国人为什么有强烈的危机感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近几十年里，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国内充满着各种美国衰落、中国挑战美国的“危机论”。但是，美国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最先进的技术以及最大的技术创新能力。此外，美国还有仍然无可取代的美元霸权。正是因为这些，很少有发达的经济体能够离开美国经济。

在军事上，美国仍然第一，没有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能够和美国竞争。这一点看看美国每年的军事预算就非常清楚了。在政治上，美国这些年来的确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主要是党派政治分裂，反对党为了反对而反对，两党之间互相否决，大大影响了政府运作的效率。不过，美国人应当庆幸，因为美国政治制度仍然健全。特朗普总统那么具有破坏能力，处处和建制派作对，但结果也不过如此。在很大程度上，美国拥有一个强大的社会，在政府不作为的情况下，社会仍然能够自行运作。托克维尔在著《美国民主》时已经充分看到了这一现象，今天“强社会”这种局面依然如故。

但另一方面，自从其卷入世界事务、成为世界独一无二的领导者之后，美国就一直充满着危机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和苏联斗争，无论用怎样的名义，包括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军事扩张等，一直视苏联为美国最大的威胁，直到苏联解体，美国在和自己的“威胁”（敌人）的斗争中获得了胜利。

不过，美国的“威胁”显然不局限于像苏联那样公开称自己为美国的“敌人”的国家，也包括美国的“盟友”。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德国和日本的崛起，美国感觉到德国和日本的制造业对美国构成了“威胁”，就毫不犹豫地和德国、日本进行贸易战。尽管这两个国家是美国的同盟国，但美国和它们斗争起来，也毫不留情，什么方法都可以使用。最终，美国在和盟友的这场斗争中也取得了胜利。

现在美国转向了中国。近年来，美国的国家安全报告公开地把中国和俄罗斯列为美国的主要对手。不过，对美国人来说，俄罗斯充其量也只是一个“麻烦制造者”，因为今天的俄罗斯已经不再是往日的苏联，俄罗斯的经济总量仅仅和中国的广东省相当。因此，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这些年里，美国国内盛行的“修昔底德陷阱”主要指的是中美关系，各种“中美战争”的论著充斥着美国的话语市场。

但中国真的对美国构成了威胁吗？显然没有。从经济上看，尽管中国的经济总量很大（并且在不长的时间里就会赶上甚至超过美国），但就人均国民所得而言，中国还不到美国的1/5。拿中美两国的各种经济数据来比较，在大多数方面，并没有任何证据说中国对美国构成了威胁。美国所具有的经济竞争力不仅仅和中国比较而言，而且在全球范围内美国也是独领风骚。

这里不说别的，就单拿经济竞争力来说就足以说明问题。根据最近《日经新闻》的报道，2018年度全球净利润约40%由美国企业创造，而美企的净利润10年间增长3.8倍。2018年全球企业的销售额为35万亿美元，较10年前增长19%，净利润大幅增长2.5倍，达到2.8万亿美元。

从净利润来看，美国企业的表现最好，10年前美国的“全球份额”占25%，如今大幅提高到39%。今天支撑美国增长的产业，已从制造业和零售业等实体产业，转换成知识密集型产业。这可以通过调查美国企业持有的资产看出，代表技术实力的专利及代表品牌影响力的商标权等无形资产达到4.4万亿美元，是10年前的2倍以上。

在过去数十年的全球化过程中，美国是获益最大的国家。美国的问题并不是利益获得问题，而是内部利益分配问题。也就是说，在全球获得的利益并没有解决好内部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分配。今天美国盛行的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只是美国政府把内部问题转化成外部危机感而已。

就政治制度而言，中国的确发展出了自己的制度体系。过去的经验表明，这个体系具有巨大的变化能力来适应新环境，同时又不会向美国所希望的方向变化。因为各方面的成功，尤其是经济上的成功，这一体系对一些发展中国家产生吸引力和影响力，但对美国和西方的制度并没有任何影响。而且中国也不像苏联那样，没有向外“推销”自己的政治模式，既强调不简单地输入模式，也强调不简单地输出模式。美国说中国的政治制度对世界构成威胁，显然是夸大其词。

即使在有关安全的军事上，五角大楼为了自身利益不断夸大所谓的中国军事威胁，以图更大的国防预算。尽管中美两国为了自身的安全都会继续发展军事，但在这个核武器互相威慑的时代，很难想象中美之间的热战。即使是美国内部，军事研究专家也意识到了中美两国军事现代化之间的巨大差距。

1.危机感来自何处

美国为什么具有如此强烈的危机感？或者说，其危机感来自何处呢？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讨论。

其一，美国的国家使命感。从文化上说，美国是一个具有强烈使命感的国家，既表现在宗教文化上，也表现在政治价值和意识形态上，并且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互相强化。自从美国卷入世界事务以来，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花那么巨大的人财物力把自己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推销到世界各地。一旦遇到外在的阻力，就会产生沮丧感，从而也是危机感。

其二，美国的征服感。与其使命感相适应，从独立战争赢得胜利立国之后，美国越来越具有征服感。19世纪90年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此之前，算是美国的“孤立”时期。但“孤立”是很大的误解，因为美国在19世纪90年代之前聚焦在美洲的扩张和征服，美国人把欧洲人赶出了美洲，宣称“美洲是美国的美洲”。这种征服感也表现在内部各方面，包括西部开发、进步社会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开始卷入世界事务，之后通过不断征服，把其势力范围扩展到整个世界。

其三，霸权本身所具有的危机感。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霸权。但独霸产生其自身的危机感，即总是会感到自己的霸权地位要被他国所取代。寻找这个要取代自己的“他国”，就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焦点。很自然，苏联解体之后，中国俨然成了美国所界定的“他国”了。上述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近年来在美国盛行开来并非毫无道理。说穿了，这是美国人的危机意识的一种表现形式。

其四，保持经济力量最高端所带来的危机感。这点和上述美国霸权有关联，但又有区别。如果说霸权地位的担忧带有更多的主观成分，那么经济力量的变化是实在的。美国是世界上最全球化的经济体，其经济影响力深入世界的各个角落。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也是最了解世界经济形势的。一旦发现哪个国家的哪个经济领域对美国构成竞争力或者有可能构成竞争力，美国就会产生危机感，就会去超越或者遏制这个国家。对德国、日本等国的贸易战就是如此。今天，美国的焦点是控制世界经济的“脑袋”，即知识和智慧经济，不难理解这次和中国贸易摩擦的核心，就是知识产权、技术等方面。

其五，把外界的假威胁感有效转化成为危机感。一般来说，大国很难出现来自外部的危机感，但美国是个例外。经验地看，美国非常善于利用外在的威胁感，把外部威胁感转化成为自身的危机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苏全面竞争，但两国的表现不同，苏联方面拼命夸大自己的成就，而美国方面则拼命夸大自己所面临的威胁。不同的表现是两种政治制度的必然产物，因为苏联要通过夸大成就来获取政治合法性，而美国媒体不在政府手里，“不是负面的消息就不是新闻”的美国媒体，自然夸大美国所面临的威胁。

而无论是苏联夸大式的宣传，还是美国媒体的过度负面报道，都是符合美国政府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的。事实上，美国有效利用苏联的过度夸大成就，不仅在美国各社会阶层之间造成了“团结感”，而且巩固了美国和其盟友之间的“团结感”。在很大程度上，今天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类似美苏之间的关系。很显然，尽管如上所述，中国各方面并没有在实际上对美国构成威胁，但美国已经非常有效地利用了中国一些方面的过度宣传，把其转化成为美国本身的“危机感”。近年来美国国内各阶层对来自中国的威胁感和危机感前所未有。

2.中美之间的危机差异

如果说美国是一个危机感驱动的社会，那么中国则可以说是一个危机驱动的社会。两国之间的危机差异是巨大的。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可能是一个最没有危机感的国家。没有危机感，也是有诸多理由的。中国是世俗文化，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社会个体层面，大家都安于现状，很多人得过且过。中国文化只有“变化”的观念，但从来不具有“进步”的观点。“变化”和“进步”不同，前者是适应外在环境，后者则是改变环境。例如，中国历史上也是有诸多技术发明的，但这种发明并不为各方所重视。进而，即使一项发明被重视，中国社会也是把它用来“生活化”，而不是用来做各方面的改进。

因此，火药被用来放烟花，指南针被用来看风水。在一定程度上，到了今天，这种现象仍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例如美国人把互联网技术用来征服太空，中国人则把互联网用于生活（外卖、网购等）。再者，对中国社会的大多数人来说，即使在生活层面，只要过得去，就没有去“折腾”的动力。

中国国家大，消化危机的能力也强，一般小的危机影响不到整个国家，因此也不会得到重视，任其存在和发展，直到演变成为大的危机。

此外，和美国比较，中国往往没有有效表达“危机感”的机制。美国人是最没有承受感的，一旦感觉到了危机，就表达出来，通过媒体等方面的宣扬和夸大就成了真的危机感。中国社会具有强大的承受能力，大家对一般的危机感不表达，而对真正的危机感也无以表达，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但正因为没有危机感，就最容易发生大的危机。人们说，在中国，没有危机就没有变化，小危机小变化，大危机则大变化。这一方面表明了中国社会的韧性，但同时也表明了中国社会的致命弱点。直到大危机来了，人们才回应，但为时已晚，因为大危机对整体社会所造成的损害是巨大的。尽管如人们所言，危机也是机会，但为了这个机会要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可以把中国从“危机驱动型社会”转化成为“危机感驱动型社会”吗？如果要避免大危机以及大危机所带来的巨大成本支出，做这种转型是值得的，尽管转型的困难是巨大的。

第五章　中国企业家的忧与思

一、中国企业家的困局

在任何一个社会，企业家是国家经济的主体。如果根据马克思“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的观点，人们可以说，没有企业家群体的崛起就没有国家的崛起。近代以来，无论是早些时候西方的崛起，还是后来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崛起，都说明了这个现象。

从反面来说，即使国家通过政治力量“强行”崛起，但如果没有一个企业家群体的支撑，国家的崛起就会变得不可持续。不说久远的历史，苏联的崛起即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在计划经济下，国家替代了企业家的角色，尽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国家能够集中最大的资源来搞经济建设，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因为缺失企业家群体，最终没有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和西方的竞争过程中败下阵来。

类似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赢得独立之后，即使政治领袖有崛起的雄心，但因为缺失企业家群体，经济发展缺失主体，国家崛起计划只好付诸东流。历史地看，没有人会否认政治的重要性，但政治如果没有企业家群体的支撑，便往往是无效的政治、空洞的政治。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崛起也是以经济崛起为核心的，这个过程中企业家群体的作用自然怎么评估都不为过。不过，在进入新时代以来，因为内外环境的急剧变迁，企业家群体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总体来说，中国仍然为商人群体居多，而少企业家。商人和企业家既有关联，更有本质性的不同。简单地说，商人以赚钱为己任，以钱的多少来衡量企业的成功和自己的成就，而企业家则以改造世界为己任。

1.中国企业家的本质和特征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企业家群体表现出至少如下特征。（也应当指出的是，这些特征也表明了这个群体今天所面临的挑战是难以想象的，因为与其说这些特征是中国企业家的本质，倒不如说是企业家所处的环境造就了这些特征。）

第一，离钱太近，离科学技术太远。大多商人见钱眼开，唯利是图，但对科学技术不那么感兴趣。商人自古就有，但企业家更多的是近代工业化的产物。经验地看，近代以来的企业家群体是资本和科学技术相结合和整合的产物。西方的企业家改变了世界，但离开了科学技术则无从谈起。世界上很多文明都好商，但商本身不足以构成国家崛起的动力。成功的国家都实现了从“商人”到“企业家”的转型。没有这个转型，国家崛起会变得极为困难。当代中国尽管也培养了一大批专于技术的企业家，但相对于庞大的商人群体来说，这个群体的人数仍然太少。

这些年，中国人蜂拥至日本购买普通的马桶盖、电饭煲等，这是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这并不是说，中国人没有能力制造优质的马桶盖和电饭煲，而是没有工匠精神，没有能力建设自己的品牌。中国已经偏离传统的“制造业”概念，确切地说是“组装大国”。今天，很多企业深刻担忧中美技术冷战的来临，因为一旦发生技术冷战，技术进口就会变得困难，企业就必然面临生死存亡的威胁。

第二，离权力太近，离使命太远。企业有无使命？可以说，企业家的“初心”是有的。看看中国企业的发展历史，很多企业最初也是雄心勃勃，想干一番大事业，但可惜的是，逐渐地或者很快地，企业的使命发生了“异化”。对一些人来说，钱就成了唯一的“使命”，而另外一些人则以和权力的关系来衡量成功。“权力崇拜”文化在中国根深蒂固，几乎已经流入人们的血液，企业家更不例外。

尽管表面上看中国有“士农工商”的传统，“商人”处于社会等级的最底端，但在实际层面，“商人”和“权力”的关系一直很密切，“红顶商人”层出不穷。商人只有社会地位，没有政治地位，但一旦靠近权力，和权力拉上关系，便可“狐假虎威”，似乎自己也有了权力。再者，商人这样做也是有经济理性的，赚钱不容易，通过和权力的关系而得到“政策寻租”的机会，是最容易赚钱的方式。

第三，离官员太近，离老百姓太远。经验地说，官商永远是一体的，但“官民一体”或者“商民一体”充其量也一直只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理想。“官商一体”主要是因为两者有共同的利益。中国企业家或者商人是最懂得官员需要什么的一个群体，而官员也最懂得企业家或者商人需要什么。两者之间经常互相帮忙，或者互为工具，通过合作达到各自的目标。

但很可惜，无论官员还是企业家却不知道老百姓需要什么。理论上说，在商业社会，消费者（即老百姓）是“上帝”，但实际上，消费者是最弱的一方，是最容易被欺骗的一方。

第四，离政治太近，离社会太远。所有社会，政治和经济不可决然分离。企业家需要关心政治，不关心政治的企业家不会太成功。不过，企业家本身不是政治人物（除非弃商从政），不能把自己视为政治人物。当然，企业家参与政治则是另外一回事。企业家具有丰富的经验，尤其在经济事务方面，他们的实践知识对国家的发展至为关键，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参与到国家政治过程之中，把这部分知识贡献给国家。但是如果企业家的政治参与过程演变成为“政策寻租”过程，就会离政治过近。离政治过近的危险性也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政治不是一成不变的。

离政治近可以“培育”出企业家，但更可以葬送企业家。实际上，企业家的最大政治就是把自己的企业做好，而要做好企业便要接近自己的“上帝”，即消费者。不过，很可惜，中国的企业家离社会实在有些远。甚至有一些企业可以说是“政治企业”，只对官员负责，而社会则是被忽悠的对象。

这些年来，尽管“公司的社会责任”（CS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概念也进入了中国的企业界，但到底有多少企业把“社会责任”当作它们运行的内在动力？对很多企业来说，即使是“社会责任”，大量的行为也是在做表面功夫，而并非真心实意地为了社会。经济发展了，但社会也被破坏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保护社会的努力实在太少。保护社会既是政府的责任，也是企业的责任。

第五，在国际社会上，离“机会”太近，离“规则”太远。对中国的企业来说，走向国际市场实在不容易。国际市场已经被发达国家所占领，中国企业家是国际市场的“后来者”，“走出去”处处受挤压，要承受更多、更大的风险。这就要求企业做更多的努力，尽量根据市场的规则来行事，以减少风险。但企业家对这个客观环境认识不清或者没有足够的认识，从而把自己推向“风险地带”。

很多企业家走出国门之后，一旦看到机会，便失去了理性，什么事情都敢做。一些企业家在国内也经常是“机会主义者”，出了事情，就通过和政治的关联来化解风险、求得问题的解决。问题在于，如果走出国门之后依然是机会主义者，要通过什么途径来化解风险呢？国内的“关系”很难延伸到国外。当然，也有一些企业家走出去之后的确能够和当地政府权力、官员和政府建立各种关联。不过，这种关联也正是这些企业所面临的巨大风险。一句话，对企业家来说，如果对“机会”所包含的风险评估不足甚至看不到，最终肯定是要出问题的。

2.社会环境制约企业发展

诚如前面所说，企业家所具有的这些行为特征，大多是企业家所生存的社会环境的产物。但不管其起源如何，它们也是客观存在的，有效地制约着企业的发展。就是说，如果要改变企业家的行为，就必须改变他们所生存的社会环境。

在这方面，政府作为的转型是关键的。在中国，政府本身是企业最重要的营商环境，光有企业自身的努力难以改善营商环境。所谓的营商环境也就是一系列制度机制的存在，包括法治、政商关系、明确的产权、财产保护等。产权的“明确化”和“保护”已经讨论了数十年，但仍然处于两个极端。对自由派来说，是私有产权；对左派来说，是国有产权。这种意识形态的争论永远不会有终结点。

经验地说，无论是国有资产的产权还是民营资产的产权，都需要明确化，都需要得到保护。近来人们开始讨论“中性制度”的确立问题，但在意识形态、制度和政策各个层面来实现“中性”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同样，知识产权的保护似乎刚刚有了点意识。之前，这个概念只是为了应付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压力，现在人们终于认识到了知识产权的保护是为了自己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仅是为了应付西方的压力。如果上述这些构成了企业的营商环境，还必须塑造企业“趋善”的制度环境，例如，确立可行的税收制度，鼓励企业群体承担和行使社会责任等。如果企业不能承担很大一部分社会责任，政府失败便是可预期的。

在国际市场上，中国企业首先要遵守现行市场规则，哪怕是不合理的规则。只有在接受的基础之上，才能进入国际市场，再寻求改革、改善和创新市场规则。在航海时代之前，世界各地已经形成了地方市场规则。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开拓世界市场，破坏了原来的市场规则，确立了符合自己利益的市场规则。不过，当时的世界处于“弱肉强食”时代，“适者生存”，没有其他国家有能力抵抗这些列强的强盗行为。

但现在的情况已经大为不同，通过全球化，已经形成了全球市场和与之相关的市场规则。这需要中国企业的智慧。但不管怎样，政府和企业的合作原则是不变的，光是政府或者光是企业，都不足以开拓海外市场。企业在国际市场所面临的挑战，和政府在国际组织所面临的挑战几乎就是一样的。尽管如此，政府和企业如何通力合作走向国际，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二、中国企业家为何缺少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似乎进入了一个“企业家”辈出的时代。人们可以说，这是一个人人都可以把自己称为“企业家”的时代。一些人即使不是企业家，但也认为自己具有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可以说是一个可以用来描述当代中国社会的关键词。

但是，近来中美经贸关系一紧张，实际贸易战还未开打，一些企业马上就遇到了巨大的困难，更多人顷刻间对前途感到渺茫了。人们发现中国的企业缺少核心技术，鲜有人们期望的企业家，更不存在人们一直挂在口头上的“企业家精神”。

无论是企业还是企业家精神，关键在于企业家。为什么说中国鲜有企业家？这里需要先来看看所谓的中国企业家群体的一些基本特征。经验地看，人们不难观察到中国企业家群体中普遍存在着（至少）如下一些特征。

第一，以钱的数量来衡量自己的成功和企业的成功，赚钱变成了自己和企业的唯一目标。不过，如果企业除了钱没有其他目的，那么企业就很少能够找到格局，因为光是钱很难撑起企业的格局。没有格局，不管赚了多少钱，也只是小商人一个。

第二，大多数企业集中在几个最赚钱、能赚快钱的行业，例如早期的煤炭企业和很长时间以来的房地产企业，更有一些企业脱离自己本来的行业而转入能赚快钱的行业。

第三，“跟风”现象严重，哪个地方可以赚钱了，企业家就会蜂拥而至，造成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和向下竞争，大多数企业没有自己持之以恒的探索和追求。

第四，企业大多是加工业，即为别人（别国）加工。中国尽管被视为世界的制造工厂，但绝对没有形成“中国制造”，更不用说“中国智造”了，充其量只是“中国组装”。

第五，依靠市场的简单并且无限扩张而赚取微薄的利润，产品的附加值很低。

第六，大多数企业经营者到了中年在企业碰到瓶颈的时候就成为简单的消费者，有了钱就进行大量的个人消费，大多成为“油腻中年”，再也没有进取心。

第七，大多数企业进行的是简单再生产，经不起折腾，企业出生率高，死亡率也同样高。

如果这些是中国“企业家”的主要特征，那么这个群体充其量也只是商人。商人和企业家有关联。“商人”的范畴要比“企业家”广，但并不是所有商人都可以成为企业家，都具有企业家精神。商人一直被定义为“以别人产生的商品或服务进行贸易，从而赚取利润的人”，也被称为生意人。中国传统上有“士农工商”“四民”，工、商是两个不同的阶层。“工”指的是“工匠”，有技术含量。自近代以来，较之“商”，“工”更靠近“企业家”。

在传统中国，商业的崛起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达有关。商人作为独立的职业，也是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所产生的结果。不过，传统上，商人的社会地位极低，处于“士农工商”社会结构的最低端。由于人口众多，历代统治者把农业视为立国之本，商人成为统治者眼中的末业。“重农抑商”是历代皇朝的基本国策，统治者都或多或少有打压商人的政策。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韩非子在《五蠹》中就把商人看作社会的蛀虫。汉高祖曾发过一道禁令，规定商人必须纳重税，不得穿丝绸衣服，不得骑马，子子孙孙都不得做官。汉武帝发令，商人不论登记与否，一律课重税。不许商人和家属拥有土地，违者土地没收，并充当奴隶。隋唐科举制明确规定，商人及其子弟不得参加科举考试。

宋朝只允许商人中有“奇才异行者”应举。不过，官方的这些政策于实际层面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商人的生活是可以存争议的。尽管商人在官方意识形态中的地位不高，但商人较之其他两个阶层（即农、工）更容易赚钱和积累财富，商人的经济地位实际上远较农、工高。即使在政治上，很多朝代对商人也是采取“招安”政策，鼓励商人购置土地、容许和鼓励商人的下一代考功名。不过，历代皇朝的小农意识形态，的确有效遏制了中国社会发展成为商业社会。

1.“企业家精神”区分商人和企业家

近代以降，商业已不局限于过去的贩运和零售的运作状态，而是渗透进各个行业。因为整个社会都在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基本状态，商人的社会地位有了空前的提高。不过，中国的商人并没有从传统的“低端”文化中解放出来，这个群体的行为仍然停留在传统模式，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个群体并没有把自己提升成为企业家。

这和西方社会构成了明显的对照。西方社会本来就没有类似中国“四民”的区分，商人的地位历来就比较高。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的诸多变化中，商人历来就是主角。在罗马帝国解体之后，欧洲并不存在中央集权，而是产生了众多的城市，而城市的主体便是商人。即使在中央集权制度形成之后，商人仍然是政治主体。因此，马克思认为当时的西方国家仅仅是资本的“代理人”。

西方近代以来经济领域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很多商人转变成为企业家。一般说来，企业家被视为能够自己创立并运营企业的人。企业家对整个企业承担责任，并为企业长远利益着想谋划。一个人如果接手前任所拥有的事业，并且做法不具创新、突破或者变革的特点，就不符合企业原来“创立”的意义，也就是说不会被视为“企业家”。如果企业传承于接班人或者第二代，而在发展方面展现求变，模式与前一代有显著不同的特征，那么，此接班人或第二代仍然可以称得上是“企业家”。

所以说，尽管在人们的概念中“商人”和“企业家”不是那么容易区分开来，但人们也很清楚，不是每一位经商、从商或者有频繁商业行为的人都可以称为企业家。把“商人”和“企业家”区分开来的就是经济学家一直在讨论的“企业家精神”。

历史地看，“企业家精神”的概念也是近代西方的产物，和西方国家近代企业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密切相关。法国早期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赛伊认为，企业家就是冒险家，是把土地、劳动、资本这三种生产要素结合在一起进行活动的第四种生产要素，企业家承担着可能破产的巨大风险。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也认为，企业家是以自己的创新力、洞察力和统率力，发现和消除市场的不平衡性，给生产过程提供方向，使生产要素组织化的人。

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企业家”定义最为经典。熊彼特认为，企业家是不断在经济结构内部进行“革命突变”，对旧的生产方式进行“毁灭性创新”，实现经济要素创新组合的人。

他归纳了实现经济要素新组合（也就是创新）的五种情况：一是采用一种新产品或一种产品的某种新的特性；二是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这种方法是在经验上尚未通过鉴定的；三是开辟一个新市场；四是取得或控制原材料（或半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五是实现一种新的产业组织。

和熊彼特一样，美国经济学家彼得·德鲁克也认为，企业家就是革新者，是勇于承担风险、有目的地寻找革新源泉、善于捕捉变化，并把变化作为可供开发利用机会的人。

2.“企业家”的一些本质特征

如果人们把社会对“商人”和对“企业家”的看法做一比较，就可以看出“企业家”的一些本质特征，即冒险家和创新者。因此，在经济学里面，企业家更多的是代表一种素质，而不是一种身份和职务。

在西方，诚如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所说，宗教革新所产生的“新教伦理”解释了企业家赚钱的合理性。企业家不仅无须对赚钱负有“罪”的感觉，更进一步具有了使命感。他们的使命是改变世界，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其他领域。企业家不以赚钱的多少来衡量自己的成败；有了钱就要追求自己的使命，钱本身并非目的，而是追求自己使命的工具和手段。

而当代人们频繁讨论的所谓的“企业的社会责任”，反而是次要的，主要是要企业家去照顾企业所处的社会环境。“企业的社会责任”即企业家对社会的一种责任，但这种责任也是为了通过营造有利的社会环境，而促进企业自身的发展。

当代中国的情况又如何呢？无疑，企业界也涌现出不少企业家。但和西方比较，中国的企业家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大多数企业侧重于现有技术的应用，而非创造新的技术；其次，企业家侧重于内部管理方式的创新和外部商业模式的创新。但所有这些目标都是为了赚钱，赚更快、更多的钱。结果，中国原创性的技术少而又少。总体上，因为企业家没有强烈的使命感，企业不能提升自己，尤其是没有革命性的变化。同时，企业家自身也不能得到提升，仍然维持在“唯利是图”的商人水平。

企业家精神的缺失更影响了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从传统到现代，人们在中国看到了商业模式的变化，但不见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马克思主义把人类社会分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对西方社会而言的。尽管这种线性历史观是否确切是有争论的，但这种分类或者其他的分类，的确表明西方社会经济领域中所发生的巨大历史变化。而经济的变化又导致政治的变化，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也就是说，这五种社会形态也是社会形态和政治形态。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是质变还是量变呢？中国的经济结构肯定是变化了，从农业社会转型到商业社会、工业社会，甚至是后工业社会。但主导商人的文化有没有变化？答案是显然的：变化并不大；即使有变化，也是表象上的。直到今天，商人仍然是商人，企业家仍然鲜有。

这种“恒定不变”状态的因素既有个体层面的因素，也有制度层面的因素。在个体层面，企业家及其企业仍然只关注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它们没有公共目标，没有使命感，对社会和国家也没有多少使命感。简单地说，就是企业家缺少格局。有人说，中国的商人赚再多的钱也仍然是“穷人”，这种说法虽然有些偏激，但也并非没有道理。

制度层面的因素似乎更为重要。因为企业家拥有政治社会的抱负是一件极其沉重的事情，企业家不得不转向把“赚钱”作为唯一的目标。此外，产权（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法治、有效的税收等制度的不完善，更遏制了企业家产生企业家精神。

不管如何，在企业家仍然鲜少的情况下，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强国面临难以克服的瓶颈。如何在文化和制度层面为企业家群体的产生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仍然是中国改革所面临的最大的难题之一。

三、中国国有企业的边界在哪里

国有企业本来就聚集了庞大的资本，现在政府的拯救经济方案的庞大的财力又大多流向了国有企业。凭借越来越庞大的资本，国有企业在各方面的作为可以说是如鱼得水，畅通无阻。目前的发展趋势如果得不到有效的纠正，拯救危机者反而最终会演变成其他各种危机的根源。

毫无边界的国有企业因此既是中国的经济挑战，也是中国的政治挑战。国有企业不讲效率，不讲市场机制，因此也就没有有效的竞争能力，尤其在国际市场上缺失竞争能力。国有企业越大，海外投资越不讲经济理性，在国际上受到的阻力就会越大。

自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呈现出两大趋势。一是国有企业急剧地扩展到原来的一般性垄断行业。国有企业本来集中在电信、石油、矿产等被定义为国家核心利益的领域，但最近国有企业很快扩展到包括地产业在内的一般性垄断行业。第二个趋势也同样显著，那就是出现各种不同形式的国有化，国有企业用股份等手段渗透到原来非国有部门的企业。

金融危机一爆发，国有企业马上就有了用武之地。中国政府为了应付金融危机，出台了庞大的四万亿元人民币应付危机的方案。国有企业在执行政府的拯救经济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经济杠杆”。西方政府通常只有金融杠杆，而缺少经济杠杆。中国的经济杠杆主要表现在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国有经济部门，通过这个部门，政府就可以结合政治、行政和经济的方法把其政策推行下去。

人们既要承认国有企业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的作用，也要看到目前国有企业发展趋势令人担忧的地方。目前的发展趋势如果得不到有效的纠正，拯救危机者反而最终会演变成其他各种危机的根源。

1.导致产能过剩和变相的宏观调控

在很大程度上说，尽管可以把国有企业视为国家利益的承担者，但它们也不可避免地是巨大的既得利益者。因为国家要通过它们作为经济杠杆来实施危机拯救措施，它们也自然把危机视为一个极好的机会来扩展自身的利益。实际上，它们的利益扩张已经导致了诸多消极后果，例如，各级国有企业的盲目的扩张已经使得很多产业出现了产能过剩。这迫使中央政府必须进行一波变相的“宏观经济”调控。

本来，金融危机给中国的产业升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但因为各级政府在制定拯救危机方案方面缺乏科学性，庞大的资金注入没有导向产业升级，所得到的只有产业的无限度扩张。更有甚者，很多地方把原来是宏观调控对象的、需要淘汰的诸多企业进行拯救，把落后的企业又救了回来。也就是说，金融危机本来应当是淘汰落后企业的，但实际上保护了落后企业。很显然，这种低层次的产业扩张是不可持续的。

实际上，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有企业的发展非常迅速，规模越来越庞大，但同时国有企业也是各种经济和社会矛盾的一个主要根源。因为中国各方面的法制不健全或者法制得不到执行，国有企业的发展显现出三个主要的弊端。

一是发展毫无边界。国有企业可以借力国家庞大的经济能力和政治行政权力，再加上市场机制，这些都使得国企发展所向无敌。

二是没有外在的机制和手段能够有效地规制国有企业。因为往往是政企不分，无论是政府的哪个部门要规制国有企业的行为异常都困难，甚至表现为不可能。在政企不分情况下的规制往往是人们所说的“左手规制右手”。

三是国有企业内部治理机制的缺失。尽管是国家的钱，但国有企业犹如独立的“小王国”，可以自行决定内部的工资水平，同时在很长时间里也不用上交利润。（现在即使国有企业开始上交利润，其比例也极小。）中国的国有企业部门已经大大超出了其他国家的“公共部门”的概念了，因为所有的公共部门是要受制于公共的监督的。国有部门因此是中国社会收入分配差异越来越大的一个重要根源。同时，因为是国家的钱，国有部门无论是对内投资还是对外投资，其决策往往没有任何经济理性。应当强调的是，所有这些过程中都包含着无穷尽的腐败。

国有企业的这些变化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抓大放小”的改革。这个设想非常具有战略性。就“抓大”来说，中国需要一个相当规模的国有企业。这是中国的传统，从《盐铁论》到近代，企业的发展需要国家的支持，而国家也需要垄断关键的工业和商业。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不但要建设各种庞大的公共工程，而且也不断面临各种危机。国有企业的作用非常重要。在全球化时代，国有企业必须扮演另外一个积极的角色，即增加中国的国际竞争能力。

同时，“放小”的目标是发展一个同样强大的非国有部门。在当代，非国有部门从很多方面来说，例如，就业、分配、效率和效益、竞争等方面，甚至比国有企业扮演的角色更为重要。从本质上来说，中国的经济问题不是要不要国有部门或者非国有部门，也不是国家所有制或者其他所有制的问题，而是它们间的边界问题。无论是哪一方，如果没有发展边界，侵占了另一方的空间，那么经济必然失衡，危机不可避免。从现在看来，尽管无论是“抓大”还是“放小”在执行过程中都产生了一些问题，但主要还是它们之间没有任何边界。

2.有别于西方的“国进民退”

有人说，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国有部门在所有国家都得到很大的扩张。这就是一些人盲目乐观，过早宣布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灭亡的原因。但实际上，在今天的世界，意识形态上的“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在各种因素中间达到平衡的问题。无论是哪种主义，其实践走到了极端，必然导致危机。

中国目前的“国进民退”和西方的很不相同。没有任何一个西方政府像中国政府那样拥有自己的企业。并且在西方，“私有化”在意识形态上天经地义。就是说，西方政府很容易实施“退出”。实际上，西方各国也正在设想和准备各种退出机制。但中国则相反，“国有化”拥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而“私有化”则是意识形态的敌人。等国有企业侵占非国有部门之后，要退出则非常困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从以往的经验来看，这种“退出”（中国称之为“民营化”）过程往往又导致巨大的腐败——权力的腐败。

毫无边界的国有企业因此既是中国的经济挑战，也是中国的政治挑战。国有企业不讲效率，不讲市场机制，因此也就没有有效的竞争能力，尤其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能力。20世纪90年代设想的国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没有能够实现，反而调转方向和国内的民营企业进行竞争。国际政治的现实情况是，国有企业越大，海外投资越不讲经济理性，在国际上受到阻力就会越大。这种国际阻力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更重要的是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这次中国有了自己企业的“五百强”，但正如国资委领导李荣融所强调的，这是企业的“五百大”，而非“五百强”。西方的企业经过这次危机期间的调整，在危机之后竞争能力会更强。中国的企业会面临更恶劣的竞争环境。

国有企业毫无节制的发展也会导致消极的政治后果。因为大力侵占非国有部门，本身又没有竞争概念，缺乏效率和效益，从长远来看，国有部门经济会遏制甚至扼杀非国有部门经济。国家的税基因此会很快变小。在这方面，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的教训。税基变小的政治后果往往是不可设想的。

3.阻碍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创新

国有企业也在有效地阻碍着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创新。国有企业好比皇家经济或者农民的“自留地”，自给自足，不会受外在环境过度的影响。历朝历代垄断关键的工业和商业，政府所需资源大多来自这些部门。这导致了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展出一个比较有效的财政、金融和信用等制度体系。在西方，因为政府没有自己的企业，其所需要的资源来自民间和社会，因此必须发展出一整套制度体系，一方面促进经济发展，扩大税基，另一方面又从社会中汲取资源。中国的传统政治好像非常恐惧和社会、民间打交道，对民间经济的发展多有限制，国民党甚至还搞过“党产制”，但结果还是不管用。

如果一个政权所需的资源需要从社会、民间汲取，那么这个政权就要想方设法地发展和社会的结合机制。如果政权所需的资源来自自身，即国有经济，那么，这个政权会丧失和社会打交道的能力，或者这方面的能力发展不起来。这就会导致政治体制创新能力的缺失和社会的脱节，最终走向大危机。

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人们实在没有理由因为国有企业的大扩张而感到乐观；相反，人们应当对国有企业目前的大趋势深感忧虑。设定国有企业合理的边界、政企分离、有效防止国有企业对市场的干预、改革国有企业内部的企业治理机制、建立国有企业的外部监管机制等，所有这些都必须通过有效的改革才能达到。有了这些制度，国有企业是国家强大的保障；但如果没有这些，国有企业会导致国家从兴盛走向衰落。

四、中国最大的困扰是体制成本

“供给侧改革”的概念提出之后，引发了对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改革的思考。尽管这一改革具有广泛的内容，包括“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补短板”，但归根结底就是要理顺政府和市场或企业之间的关系。在健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本身在调节产能和库存、补短板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因为市场本身也会有失败的时候，政府就需要起到市场所不能起的作用，补救市场的短板和失败。但不管在怎样的情况下，政府都不能取代市场而调节经济活动。一旦政府取代了市场，经济活动就会严重失衡。

中国在过去很多年积累了那么庞大的产能、库存，在那么多领域出现严重短板，就是政府和市场作用严重失衡的产物。从这个角度来看，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就是“去杠杆”，尤其是去制度杠杆，即政府干预市场经济活动的种种手段和方法，包括显性和隐性的制度。

因为企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主体，人们开始去探究企业所面临的各种制度杠杆的成本和制约。《人民日报》曾经整版发表了对53家企业所做的实地调查，再次说明去制度杠杆的重要性。调查发现，困扰企业最大的就是制度性成本。这里所谓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就是由于体制、机制问题而造成的经济、时间和机会等各种成本。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就是要下放行政审批权，给企业更多的权力。但事实上并不全是这样。

在很多地方，一些用来帮助企业减低成本的政策，要么沦落为空头支票，要么到最后反而增加了企业成本。政策松绑表面化，理论上为企业带来便利，但实际上则增加了企业的成本。税费、评估、检测等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不堪其重。更有甚者，即使高层呼吁行政审批权下放，但到了基层，权力下放后接不住或不想接。文件治理经济的现象十分严重，并且文件往往缺少细则，政策口号出了一箩筐，企业仍然是画饼充饥。报告的结论是，作为有形之手的政府仍在不恰当干预市场，企业在呼吁建立“亲”“清”的政商关系。

这份报告所揭示的现象并不让人惊奇，因为稍微了解中国经济现状的人都知道，这些现象是存在于中国经济中的痼疾。但这份报告提出了非常严肃和严峻的问题：为什么改革越多，体制的弊端就越多越严重？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起更好的作用。这一改革目标是继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以后，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最为明确的表述。这个政策目标应有助于理顺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有效推动经济改革的深化。不过，企业和政府打交道的经验则不是这样的，它们和政府的关系不是简化了，而是更复杂了；政府不是简政了，而是繁政了。

为什么会这样？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就很难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妨围绕着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变化，回顾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不难看出，甚至“去制度杠杆”也不是什么新的概念，即使之前没有直接使用过这个概念，但通过体制改革为企业松绑的思想和改革行为早就有了。

1.批权的下放不理想

中国改革的总方向是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的目标就是分权，要政府向企业分权，但80年代分权的主线是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的分权。80年代更提出了迄今仍然有效的改革口号，即“小政府、大社会”。政府小了，社会就可以长大。类推也可以说，“小政府、大企业”，政府小了，企业就可以大起来。

所以，每一届政府的一个改革重点都是行政体制改革，都希望通过它来调整政府和市场（企业）的关系。其中，朱镕基总理的“拆庙赶和尚”改革方案最为激进和有效，大大减少了政府机构和人员的数量，市场空间有了长足的发展。在朱镕基改革期间，一方面是从地方向中央的集权，另一方面是从政府向市场的分权。市场或者社会的进步都和行政体制改革有关。

中共十八大以来，政府机构的调整空间变得极其有限。这个现象在胡锦涛、温家宝时代已经开始出现，当时政府开始向服务型转型，要求政府承担更多的提供社会服务的责任和功能，政府有了扩张的动力。中共十八大以来，政府机构改革不再是改革的重点，这个现象是可以理解的。取代机构改革的是行政审批权的下放。经过前面几波的行政体制改革，政府机构尽管减少和减小了，但仍然掌握着大量的行政审批权，有效地制约着企业的发展。为了减少行政审批权，各地（尤其是自由贸易区内）还制定了负面清单。

这几年的实践表明，行政审批权的下放不是很理想。那些含金量很大的权力，各级政府机构还是舍不得下放，另外一些权力，下面没有能力接和接不住；而那些没有含金量的权力，下面不想接。这就是中国的现状。从理论上说，市场要在经济活动中起决定性作用，但市场运作所需要的自由（也就是权力）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企业仍然没有足够的权力。同时，政府尽管仍然掌握着很大的经济权力，但其在经济方面已经难有作为。这样，就出现了“权力闲置”状态。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目前经济增长缺乏动力。

中共十八大提出“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起更好的作用”，就是说要在经济领域确立“大市场、小政府”的体制。但实际上，这些年来改革没有达到所预期的目标，要让市场和社会发挥决定性作用，就首先要把市场和社会做大。如果不让企业和社会成长起来，制度杠杆成本就不会有实质性的变化。为什么市场和社会成长不起来？因为在很多方面，不同的政策之间没有有效的协调，出现互相矛盾甚至互相抵消的情况。例如，政府一方面呼吁分权（给企业和社会），但同时很多政策方面的做法则是限制市场和社会的成长发育。尽管市场空间的发展已经具有了法律的合法性，但仍然有很多政策在限制着市场的发展；社会空间更是面临着更多的制约。

2.确立法治原则是关键

在市场和社会没有发展起来的情况下，即使政府愿意放权，市场和社会也没有能力来接，即使接了也很难行使权力。在这样的情况下，经济体系的运作还必须依靠政府的有形之手。只要经济体系的运作对政府这只“有形之手”仍然有需求，政府还会一直干预下去，企业必然也要面对来自政府的制度杠杆的制约和影响。

随着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政府面临着很强的扩张冲动。发达经济体在转型成为规制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之后，政府规模大大扩张。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革命和英国撒切尔革命的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福利社会的扩张导致了政府官僚体系的扩张，这场革命就是要缩减政府，把很多功能从政府转向社会（企业）。

从提供社会服务的角度来说，和发达国家比较，中国政府的规模实际上仍然较小。这也就是一些提倡大政府的学者所持的观点。不过，他们忘记了，迄今为止，中国政府机构所履行的大都是企业可以履行的经济功能，而非如发达国家那样履行政府的服务功能。如果政府不想从经济领域退出来或者退不出来，而社会服务领域政府又有责任进入，政府规模必然会得到扩张。

如果真的要去制度杠杆，就必须结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提出的两个改革方案。前者的核心就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起更好的作用。后者的核心则是建设法治国家，让法律在调节社会经济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而政府起更好的作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了社会建设，但还需要强调培养社会空间的重要性。如果没有市场和社会的发育和发展，就不可能发生有效的供给侧改革。同样，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建设法治社会的改革方案也必须到位。在市场和社会空间发展起来之后，法律就要成为调节它们行为的最有效的制度手段，并且法律也是调节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最有效手段。

无论是过去的改革经验还是现实情况都表明，要真正有效地去“制度杠杆”，改革不能仅仅着眼于政府或者官僚体制侧的改革，而要同时着眼于市场和社会侧的改革，只有当市场和社会壮大之时，供给侧的改革才会具有可能。

五、中国民营企业需要怎样的结构性改革

从数字上说，民营企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已经是牢不可破。人们经常以“5、6、7、8、9”来形容民营企业的显赫位置，即民营经济贡献了中国经济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民营经济的企业数量占90%以上。近年来，在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下，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民营企业如何健康发展显得更加重要。

无论是美国（和西方）所要求的中国经济结构性改革，还是中国努力推行的结构性改革，民营企业都是重中之重。正因为民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分量”，中国政府近来花大力气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就民营企业的发展多次发表谈话或讲话。

国务院多次发文，出台各种举措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包括按照竞争中性原则，在要素获取、准入许可、经营运行、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对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对待；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健全政企沟通机制，激发企业家精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升级；保护产权必须坚定不移，对侵权行为依法惩处，对错案冤案有错必纠；等等。

但所有这些努力，并没有反映在民营企业所面临的实际生存环境上，或者说并没有给民营企业一种对未来的确定感。民营企业和企业家所面临的压力似乎越来越大，不仅来自国际层面（贸易战），更来自内部环境的变化（意识形态、“国进民退”、法治、财产和生命安全等）。所有这些都使得民营企业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直接表现在民营企业家的行为上。

从经验来看，今天国际局势动荡不安，中国仍然是最稳定的国家；尽管经济也面临下行压力，但相较于其他国家，中国经济仍然维持在较高的增长水平；而且中国正成为最大的内部消费市场。照理说，民营企业应该着眼于内部的发展，实际上则不然。很多民营企业不仅没有很大的意愿来扩大内部投资，反而在收缩；一些企业家趁政府“PPP改革”（公私合伙制）的机会，顺手把公司“交给”了国家，把自己变成食利阶层；也有很多企业家因为对内发展没有足够的信心，而千方百计、不计成本地“外逃”到海外。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从表象来看，原因也不少。政府的很多政策很难落实，甚至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变形而导致相反效果。例如“竞争中立”就只是一个漂亮的政策口号，很难执行。“PPP改革”也是一个例子。这一改革的初心是好的，是为了纾解民营企业所面临的金融压力，但执行效果并不好。在一些情况下，这一改革成为民营企业抛掉自身包袱的一种手段。很多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困难（例如产业的升级），企业家受自身的局限，感觉发展到了顶点，就利用这个机会把包袱“交给”了政府。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这一改革成为国有企业（资本）“吞并”民营企业的有效手段。

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公私合作”很难说可行，因为“公”和“私”运营逻辑是不同的。公和私如何可能形成“伙伴关系”？公的逻辑是控制，而私的逻辑是盈利。所谓的“国进民退”也经常表现出很吊诡的现象。

从一些发达省份（如广东和浙江）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发展情况来看，国有企业所占空间并不是那么大，民营企业实际上仍然在发展，但人们还是感觉到“国进民退”的趋势。在一些原来国有企业占据主导地位的地区（例如东北）来看，“国”并没有“进”，但“民”也没有“进”。更多的地方表现为“民”的确“退”了，但“国”也没有“进”。

1.中国经济结构是什么

所有这些矛盾现象需要人们的思考，如果对这些矛盾理不出一个逻辑，就很难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来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今天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尽管人们讨论结构性改革已经很多年，但迄今为止谁也不清楚中国的结构是什么，或者说，在中国，结构性改革意味着什么。很多人还是深受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套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根据西方的“结构”定义来理解中国的“结构”，结果各级政府出台的很多政策根本不符合中国国情。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上述种种矛盾实属必然。

中国的经济结构是什么？简单地说，从汉朝到当代，除了几个很短的历史阶段（王莽改革、王安石改革、朱元璋改革和毛泽东改革）外，中国基本上呈现出一个三层资本的结构，即顶层的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国有资本、底层的以中小型企业为主体的民营资本，以及一个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互动的中间层。只要这三层资本处于均衡和平衡状态，经济发展就会是稳定和可持续的；一旦这三层资本出现严重的失衡状态，无论是国有资本占据绝对优势，还是国有资本大幅度衰退，都会出现严重的经济问题。从三层资本结构来理解今天中国民营企业所面临的困境，不无参照意义。

第一层是国有资本。国有资本承担着民营资本所不能承担、没有能力承担的经济责任，包括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至关重要的一些领域的投资、应付经济周期引起的危机和其他因为环境突变所导致的危机、“平准经济”和补充“市场失败”等。所有这些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稳定发展不可或缺。

不过，这里涉及几个重要的问题。首先是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空间分布。除了少数省份两者的分布比较合理外，大多数省份国有企业占据的空间仍然过多。那些分布比较合理的省份，往往呈现出“国强民也强”的局面。在多数省份，国有企业仍然占据了过多、过大的空间，民营资本没有足够的空间，既难以进入，更难以生存；结果国有资本什么都做，什么都做不好，导致了“国弱民弱”。如果这些省份的国有企业不能让渡更多的空间给民营企业，这种双弱的局面会一直持续下去。

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国有资本应该去哪里？现在提出国有企业“管资本”的思路。这个思路的核心在于，不管国有资本去哪里，只要资本在增值就可以了。在这个思路的指引下，今天的国有企业犹如美国华尔街的风投资本，哪里有利可图就去哪里。据说这是学习新加坡国有资本管理模式。这里既有误读新加坡模式的成分，也有“描红”（照抄照搬）的成分。新加坡模式的精神是国有企业也要市场化，国有企业必须是盈利的；即使是那些承担社会功能的国有企业如水电、医院等也需引入市场机制，来实现分配和提供服务的效率。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国有企业的确应该大力学习新加坡模式。

不过，新加坡和中国国情不同。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没有也不需要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能够在一个产业体系（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上抓住几个重要、附加值高的环节即可。中国则不同，那么大的一个国家，需要大量的完整产业体系。国有资本需考量的不仅仅是盈利问题，更需考量产业体系建设。如果容许国有资本扮演风投角色，悲剧将不可避免，不仅会减弱产业建设方面的角色，而且会与民争利，导致国有和民营失衡，最后破坏整个国民经济体系。

2.中国需要非西方定义的结构性改革

第二层是中间层的国有与民营的“混合经济”。这里的问题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需要各自的空间，还是大家合作共享空间？体现在今天改革政策中的无疑是后一种思路。必须指出的是，近代以来这种思路（例如“官督商办”）不仅根本就没有出现过好结果，而且导致了巨大的腐败。

诚如“PPP改革”，如果真的落实了，无非会产生以下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不是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就是国有企业吞并民营企业。这两种情况其实已经发生了。在一些情况下，“公私合作”变成国有资产的“民营化”，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是民营资本的“国有化”。今天，很多官员都在提倡政府在面对国企和民企时要“竞争中立”；实际上，除非是自欺欺人，竞争中立仅仅是乌托邦，完全没有可能实现。政府如何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竞争中做到中立呢？这完全是西方逻辑的简单套用，根本没有考虑到中国的国情。

如果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就会有另外的改革思路，那就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基于“劳动分工”之上的合作。在一些领域，例如自然垄断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强大社会功能的服务领域（医疗、教育、住房、社会保障）、对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至关重要的领域，国有企业理应占据主导地位，而那些竞争性领域和民生经济领域，民营企业理应占据主导地位。在确定了这些领域（分工）之后，就可以在一个领域引入多个甚至无数个企业，防止垄断的出现，促成企业之间的竞争，保持经济体的开放性。只有当国有企业之间出现竞争时，只有在民营企业之间出现竞争时，政府才谈得上“竞争中立”。

第三层是中小型企业。这里有两个结构性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空间问题。对大多数中小型企业而言，仍然缺少投资的空间。新空间从哪里来？一方面需要国有企业让渡更多自己不作为也很难作为的空间，另一方面需要通过技术创新。

第二个问题是缺少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中国大型国有银行的服务对象天经地义是大型国有企业，它们没有任何动机为中小型企业服务。如果通过行政或政治方式迫使它们服务中小型企业，既不符合经济规律，也不可持续。在很多年里，这些银行在服务中小型企业方面只是象征性的。

中小型企业的发展因此需要金融系统的结构性改革，即设立大量意在服务中小型企业的中小型银行（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现在人们只盯着美国的华尔街，这是对美国经济的误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华尔街所引发，但促成美国经济复苏的并不是华尔街，而是美国大量的中小型银行，甚至是社区银行。

在中国，中小型企业因为不能从正式金融管道得到金融支持，只好转向非正式管道（包括影子银行、P2P网络借贷、地下钱庄等）。这些非正式金融机构往往处于无政府状态，容易酿成巨大的危机，结局是可想而知的。如果维持今天的金融结构，中小型企业的发展会越来越困难。

贸易战开打以来，美国（或整个西方）对中国经济提出结构性改革的要求。对于西方的要求，中国绝对做不到。例如，中国哪有全盘私有化的可能性？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根据西方所定义的结构性改革（或从前所说的“华盛顿共识”），中国经济的命运必然是悲催的。自苏联计划经济解体以来，已经有太多的经验证据证明了这一点，中国无须再去重复失败。

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确需要结构性改革，但绝非西方所定义的结构性改革。现在人们顺着西方结构性改革的思路来看中国问题，这本身已经成为中国进行有效经济改革的一个巨大阻碍。如果这样下去，改革最终只会演变成意识形态之争，并不会有任何的结果；人们预期的进步不仅不可能，反而会出现巨大的倒退。

中国经济的结构性改革，首要任务是搞清楚中国的经济结构是什么，需要什么样的结构性改革。一句话，中国需要懂中国经济的经济学家。

六、政府可以成为中国企业的“帮手”吗

就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来说，中国具有数千年的经验。概括地说，中国自古至今具有三层经济（资本）结构，即顶层的国有资本、低层的自由资本和政府—民间资本互动的中间层。

在中国文化中，经济永远和政治分不开，因为经济本就是政府管理社会的一个有效手段。或者说，政府永远把管理经济视为自己内在的责任。因此，历史上，政府在诸多重大领域负有最重大的责任，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即西方所谓的“水利社会”）、社会救济和应付危机、平准市场等。同时，社会也一直把这些视为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过，经验地说，传统上，政府本身基本上只起到一个“维持秩序”的作用，而非积极的作用。西方近代以来所产生的“重商主义”没有发生在中国的传统。

在海外，唐宋之后和明清以降，政府反对企业“走出去”。尽管在海外有众多的华人企业家群体，但这些群体是没有任何来自政府的支持的。王赓武先生因此称之为“没有帝国的商业群体”。这和近代以来欧洲国家的企业形成了鲜明对比。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和法国的企业之所以能够创造一个“海洋时代”，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国家的企业（无论是以商业为目标的航海还是后来的“东印度公司”），都是有国王或者政府在背后支持。很难想象没有政府在财政上，甚至军事上支持，这些欧洲企业能够在全世界“横冲直撞”。

近代殖民地主义和帝国主义，西方企业是内在的一部分。中国因为政府反对企业“走出去”（即“海禁”）而失去了一个海洋时代。而所谓的“朝贡体系”也明确地体现出这一点。“朝贡体系”是单边的开放政策，即外国人得到中国皇帝的许可就可以在中国经商，但中国皇帝从来不会要求对方也向中国开放。

政府需要成为企业的“帮手”，这是一个近代课题。进入近代（也就是和西方有接触以来），中国连连被拥有强大经济和军事力量的西方国家所打败。在“实业救国”的思路下出现了政府如何促进企业发展、至少帮助企业发展的思考。近代有官办、官督商办和商办企业之分，也说明了政府和企业两者之间关系的变化，从传统上政府管理经济事务向政府促进经济发展转变，即从被动的角色向主动的角色转变。毫无疑问，近代以来，经济发展成为政府责任的一部分。

经济发展作为政府的责任，在当代中国又具有了新的内容。如果说近代政府促进企业（经济）发展主要是为了“救国”，在当代，同样的政府行为除了继续推动国家发展之外，更关乎政府本身的合法性。如果和西方政府作比较，中国政府的合法性资源是不同的。

在西方，经济基本上属于企业家的事务，而非政府事务；不仅如此，政府干预经济事务被视为不具有合法性。西方政府的合法性来自选举政治，即政治本身。在中国，政府的合法性更多地来自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借此来向社会提供福利。经济发展对政府合法性的重要性极为显著。

1.政府“帮助之手”帮了谁

在当代，政府是如何向企业伸出“帮助之手”的呢？这只“帮助之手”仍然体现为三层资本形态上。

第一，政府本身履行企业家的角色，即学术界称之为政府的企业化（corporatism）。中国传统上就存在政府企业，但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具有规模和发生作用。在地方层面尤其如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很多观察家就指出，中国的县政府本身就是企业，至少在早期，经济增长更多的是来自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而非企业之间的竞争，即中国所说的“市长经济”而非“市场经济”。

不过，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更是政府履行企业职责的象征，国有企业被纳入政府建制，其管理者更多地以官员的身份而非企业家的身份出现。尽管到今天国有企业只占不到一半的经济江山，但因为其在国民经济关键领域的垄断和主导地位，被西方称为“国家资本主义”。

第二，发展型政府或者发展型国家。在这方面，中国和东亚其他经济体的经验没有多少差别，即政府大力支持一些其认为是重要的（往往是大型的）民营企业。也就是说，政府本身并非企业家，但辅助企业家从事经济活动，推动经济发展。这主要发生在上述中间层资本。

第三，中小企业的发展。中小企业数量极大，流离于政府之外。除了秩序之外，它们对政府并无多大的要求。同时，政府除了管理和税收之外，对它们也不会有多大的要求。中小企业在解决就业和地方税收方面作用巨大，在大多数地方都能和政府处于双赢的格局。因为中小企业大都是民营企业，它们能否得到发展取决于空间环境。那些国有企业占据主导地位的地方（例如东北），中小企业生存空间不大；而那些国有企业不占主导的地方（例如浙江和广东），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空间就很大。

这三个层面都形成了不同的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联。不过，在很多方面，政府在扮演“帮助之手”的角色方面仍然缺乏经验。宏观产业政策就出现诸多问题。产业政策对大多数经济体都很重要，属于“发展型政府”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一直有产业政策，促成这些经济体周期性的产业升级。很多欧洲国家也有产业政策，例如德国最近就提出了工业4.0。

但在中国，产业政策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对谁的产业政策？对国有企业、大型民营企业及中小企业具有不同的产业政策吗，还是平等地对所有类型的企业？这里，不平等歧视性产业政策是显而易见的。直到最近有关方面才提出政府和企业的“中性”关系，即政府对各类企业没有偏好。不过，这更多的可能只是理论层面，而非在实际层面。在不存在趋于“中性”的制度环境下，政府偏好不可避免。例如处于垄断地位的国有银行，其服务对象一定是国有企业和处于中间层的大型民营企业，很难想象大型国有银行会产生服务于中小企业的动力机制。

对国有企业，政府强调越做越大。但结果并不必然越做越强，而是相反。显然，政府在这里并非是“帮助之手”。因为保护国有企业垄断，国有企业占据了太多的经济空间，但没有竞争力。另一方面，对民营企业，政府没有提供足够的经济空间，同时产权保护还有待加强，因为企业家担忧财产的安全。

最近产权保护因为中美贸易摩擦而变得重要起来，但产权保护的概念并非现在才提出来，这是一个老概念了，只是这么多年来政府在这方面没有作很多的努力。更多中小企业处于“自生自灭”的“无政府”状态。不过，这反而成为很多中小企业的优势，因为它们在“弱肉强食”的环境下长大，竞争能力很强。很多处于中间层的大型民营企业就是从这个领域产生和发展出来的。不过，一旦长大，它们就必然和政府发生关系，一些是主动的，一些则是被动的。这可以从近年来的PPP（公私伙伴关系）项目实施中看出来。

2.政府补贴是好事还是坏事

企业和政府发生关联，但政府并非一定扮演“帮助之手”的角色，很多时候和政府的关联容易变成企业的劣势。政府可以从多方面“帮助”企业，包括土地、环保、劳工和金融等方面。在企业的早期阶段，这些“帮助”可以很重要，但政府过度的“帮助”马上会成为企业发展的阻力。

政府对企业的补贴一直为西方国家所争议，认为是不公平竞争的重要来源。但就中国企业来说，政府补贴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说是坏事。因为政府的补贴，政府很容易把一个企业培养成政府自己的企业，成为政府赚钱的工具，同时必然损害企业的竞争能力。太阳能板生产就是一个案例，政府大量的补贴马上就导致了这个领域的产能过剩，直至最后的倒闭。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AI（人工智能）是最近的例子。和美国比较，中国在AI方面实际上具有很大的优势。

不过，大量的政府补贴正在很快地改变着企业的动机结构，很多企业正在从技术竞争转型成为政策寻租型。在政府补贴巨大的情况下，企业哪有追求技术竞争力的动力呢？同时，这个领域更多的中小企业，因为政府看不上，它们就很难得到政府金融方面的帮助。不仅如此，它们本来所拥有的人才还会被那些得到政府补贴的企业挖走。

在国际层面，政府的“帮助之手”更有问题，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走出去”上。“一带一路”以国有企业为代表，在“走出去”过程中往往重政治理性，轻经济理性。这被西方视为不公平竞争。国有企业巨大，具有封闭性，与当地政府和老百姓缺乏关联，往往成为“孤岛”，被当地社会所“异化”。同时，国企所从事的项目贷款过于优惠，当地政府实际上很难成为“利益相关者”。西方污蔑中国在搞“债权帝国主义”，但实际上这应当是中国的担忧。中国必须考虑“走出去”之后如何“走回来”。如果相关国家不能还回贷款，中国如何处理呢？

政府的“帮助之手”是很多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东亚的“发展型政府”，尤其是在日本、韩国和新加坡，政府的“帮助之手”作用发挥到了极致。也不难理解，这些经济体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能够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少数经济体。传统上，这些经济体都属于儒家文化圈，把经济管理和经济发展视为政府的责任。

在中国，在以往的数十年里，政府也从各方面扮演了“帮助之手”的角色，这是中国经济奇迹产生的重要因素。不过，在进入新时期之后，“帮助之手”本身需要进步。不进则退，政府和企业关系不转型，“帮助之手”就会逐渐演变成“掠夺之手”。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今天，政府如何继续扮演“帮助之手”的角色，无疑是需要人们认真思考的。

七、为何强调培育企业家成长环境

就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来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需要确立一种有效的政商关系。旧的政商关系出现了重大问题，表现为不可以持续，而新的关系尚待建立。如果不能建立一种有效的新政商关系，下一阶段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会出现重大问题。中共十八大以来，政商关系改革的目标也非常明确，要从“勾肩搭背”的关系转型到“亲清”关系。

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建立这种新型的政商关系。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思考旧的关系是如何产生的。只对旧的政商关系所体现的种种现象进行批评，不足以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更不用说确立新的制度了。只有找到了旧的政商关系不再发挥效用的制度根源，才能构建既能预防腐败，又能促进政商关系的有效制度。

1.政企之间的制度关系

政商关系中的腐败现象并非简单的个人层面的原因，而是植根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制度关系。中国等级性市场体系构成了各自不同的政商关系。最顶层是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海外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最底层是由中小型民营企业组成的基层市场，海外称之为“自由资本主义”（或者亚当·斯密意义上的“自由市场”）。中间层是政府和民企的关联企业，或者关联市场，海外称之为“战略性资本主义”，或者“公私伙伴关系企业”。

这三个层面的政商关系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先说顶层的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和政府的关系非常特殊，因为国有企业本来就属于政府。不过，企业属于政府并非没有政商关系。实际上，这个层面的政商关系处理不好，其政治社会意义更大，因为国企所承担的功能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也是社会政治上的。在这个层面，企业的腐败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表现在人事关系方面。很多领导干部甚至是高级领导干部都来自国有企业。实际上，在改革开放以来，国企一直是一个重要的人才培养基地。

从国有企业培养高级干部。这种提拔方式不仅没有问题，也是中国制度的强项，但有一个问题没有处理好，那就是被提拔的干部和原来工作的国企之间的关系。这些被提拔的干部往往和原来的企业（系统）有关联，这有利于他们在成为高级干部之后培养和提拔自己的支持者。更为重要的是容易形成寡头政治，干预国家政治。

第二，表现在国有资本运用方面。一些高级干部通过这种政商关系，把国有企业的资本以不同形式投向家族、亲族、朋友和支持者的企业，这是明显的腐败，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也有国有企业在做企业投资决策时，仅仅是为了政治考量，毫无理性，也造成了国有财产的巨大损失。这方面既表现在国内投资，也表现在海外投资。

底层是自由市场经济。这个层面的中小企业尽管其经济总量并不大，但承载着大量的就业人员，关乎一个地方的社会稳定。再者，中小企业对地方基层政府也有税收等方面的贡献。不过，因为这些企业经济功能强而政治功能弱，政府和官员不会在多大程度上理会它们。

例如，中小企业不能从国有银行得到有效的金融支持，基本上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在很多地方，如果法制不健全，地方的流氓地痞、豪强甚至个别政府官员会对小企业主有所企图。除此之外，这个层面的企业基本上处于“自由”状态。

2.不当的政商关系引发反腐运动

政商关系最麻烦的是中间层的市场。在这个层面，政商关系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很有必要。一方面，企业做大了，开始需要政府的支持；另一方面，企业做大了，政府也开始对企业不放心了，需要“关照企业”。也就是说，这里的政商关系往往由两方面因素的结合而促成，即一些企业家的“政治企图”和一些政府官员的“经济企图”。

当“政治企图”和“经济企图”结合在一起时，就演变成为“权力”和“经济”之间的交易。这种交易既可以由企业家开始，也可以由政府官员开始。

中共十八大反腐败运动以来所发现的各种案例，充分说明了这个领域形形色色的政商腐败关系，几乎每一个腐败官员背后都会牵涉出一大批企业，也几乎每一个腐败企业家背后都会牵涉出一大批官员。

正因为出现了如此严峻的问题，中共十八大以来才会发动持久猛烈的反腐败运动。很显然，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并不能建立在腐败基础之上。不过，“勾肩搭背”的政商关系由来已久，要厘清政商关系并不容易。在反腐败的强大压力下，导致了各方的“不作为”。

改革开放以来，就经济发展来说，中国一直是“四条腿走路”，即地方政府、国企、民企和外资都各自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角。但现在这些主角都不那么作为了。官僚不作为，他们不知道怎样和企业家打交道了；国有企业也有同样的行为。民营企业家或者因为失去了直接的政治支持，或者因为过去的不当行为，而对未来产生深刻的担忧和不确定性，于是纷纷出走国门。这三者的行为所造成的总体经济环境，也影响到了外资的行为。

在任何社会，企业无疑是经济发展的主体。这些年来，人们一直在讨论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根据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在逃避“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处理好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最为重要。这些亚洲经济体之所以能够避开“中等收入陷阱”，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政府的经济作用，而政府的经济作用是通过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而发挥的。这就是学术界多年来所讨论的东亚“发展型政府”的由来。

不过，在这些经济体中，政商关系也产生了很多腐败。日本早期的政商关系相当腐败，即政治人物、官僚和企业之间形成了“铁三角”关系，后来通过大力改革才改善了关系。韩国也有类似的情形，但缺少有效的改革，直到今天都没有解决好政商关系。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则是两个相对成功的例子，比较好地解决了腐败问题。非常有意思的是，新加坡是一个国有企业（政府关联企业、政府投资企业）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体，而中国香港则是一个民营企业占据主导地位的完全自由经济体。

3.有效的政商关系需要有效的制度

新加坡的案例说明了并非国有企业都会腐败，问题在于如何设计一套有效的制度。不过，与新加坡不同，对中国来说，国企的最大腐败莫过于其成为政治寡头的经济基础。这方面，苏联和今天的俄罗斯有很多的经验教训。在苏联时期，强大的国有企业几乎垄断了国家所有的经济空间，造成了方方面面的垄断。苏联的国民经济最终在美苏冷战期间走向军事化，和国企垄断密不可分。

苏联之后，直到现在，俄罗斯仍然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叶利钦时期，国企通过私有化转型成为寡头，对国家政治构成了威胁。今天的普京也只是通过打压“异己”的寡头，而支持“亲己”的寡头以维持局面。中国如果要预防寡头，可能要对国企“做强做大”做一科学和深入的认识。

“做强做大”并不是说国企要占领经济空间的各个方面，而是要在特定的领域，例如自然垄断、关键的产业、关乎社会公共品的产业，国企发挥强大的作用。即使是在这些领域，仍然需要建立反垄断机制。同时，国企也应当和民营企业确立边界。

在中间层面，要建立“亲”“清”的政商关系就要处理好以下几对重要关系。

其一，企业主和企业之间的边界。现在的情况是，企业家一出事情，整个企业就会受到影响，甚至被停业和关闭。如何使得企业不受重大影响？这方面国外有很多好的经验可以参照。

其二，企业和政府的边界。最主要的是要建立政府和企业作为两个实体之间的关系。现在的政商关系并不是两个实体之间的关系，而是企业家个人和政府官员个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表现为不可继承性，从而也是持续的腐败，因为每一代企业家都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培养和政府官员的关系。这客观上在各个层面造成了人们所说的“一朝天子一朝商”的局面。

其三，产业政策和企业的关系。政府掌握产业政策，企业执行。产业政策影响着国家巨量财力的使用，如果决策和执行不当会产生很大的腐败。政府官员要寻租，经常把资金投向与自己有关联的企业或者自己的“金主”；企业要寻租，寻找和政府官员的关系来获取产业政策中的巨大利益。这里，建立公开、透明的产业制度以及产业实施制度是关键。

此外，政府官员的“下海”问题也是必须面对的。对现行官员必须实行严厉的管治，确立有效的“利益冲突条例”，防止官员对企业的利益输送。这方面，各地随着反腐败机制的建立，会得到相当的改善。不过，对一些退休官员在企业兼职的问题，可能需要考量。一方面很难禁止，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这些官员的丰富经验来促进经济发展。这方面，很多国家也有很好的经验可供参考。

在底层中小企业领域，政商关系也极其重要。大多创新都发生在这个领域，是培养新企业和企业家的领域。这个领域政府的支持很重要。第一，金融。金融业需要结构性改革，需要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中小银行或者金融机构。第二，技术创新的保护，表现在知识产权的保护。

现在中小企业的很多技术要么被抄袭，要么被大企业买断而“消失”。技术被抄袭就会影响创造者的动力，这点容易理解。大企业收购技术的动力则经常被忽视。这在互联网领域表现得尤其明显，很多所谓的“风险投资”不是为了培养新企业，而是防止新技术对现存企业的垄断地位所可能带来的挑战。因此，所谓的“投资”实际上可能阻碍了经济和技术的进步。

今天，中国已经进入从中等收入社会迈向高收入社会的过程，也是需要确立有效政商关系的时候了；没有有效的政商关系，这个过程会很难完成。

八、政府该如何打造营商环境

在任何社会，企业家都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以“市场化”为主题的经济改革方案，在中国经济活动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起更好的作用。尽管这并不表明政府会完全退出经济活动（主要指国有企业部门的活动），但表明要把更多的权力下放给企业，把更多的经济活动让渡给企业。政府成为经济活动的监管主体，而企业家则是直接主体。

要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提供有利的政治、制度和政策环境，为企业家提供动机和动力去专注于经济活动，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里既包括国有企业，也包括民营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这些年的经济实践，最遗憾的就是忽视了企业家这个群体，好像政府才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因此，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到处碰壁，政府叫得响，但因为企业家的缺位，导致政策空转。

在设计供给侧改革计划的时候，关键是要从企业家的角度来考量，如企业家和家人的财产安全。企业家是资本的主人，资本的本质也就是多数企业家的本质。大部分企业家对环境极其敏感，一旦觉得不安全就需要寻找新的安全地方。

保障企业家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是中国政府多年所努力要实现的目标，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有两种：第一，为企业家提供稳定而有利的政治环境。例如“三个代表”理论容许和鼓励民营企业家加入中国共产党，给他们提供正常的政治参与通道。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制度建设，尤其是法制和法治。中国已经修改了宪法，宪法承认民营企业的合法性和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物权法》更是为民营企业和私有财产提供了具体的法律保障。

不过，这两方面近年来都在发生变化，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

第一，在制度建设上没有多大的进步。保护企业家的法律制度并没有发生多少变化，不能满足他们的安全需要。企业家普遍拥护反腐败运动。尽管有些企业家的经济活动涉及不同形式的腐败，但他们也因此深感不安全。一个清廉的政治环境显然有利于他们的长远发展。

不过，反腐败运动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企业家及其财产的安全。例如，在企业家及其企业之间没有明确的法律边界，一旦企业家出现问题，不仅其企业而且其家庭都会卷入其中，导致企业活动的全面停顿与家庭和财产的不安全。企业家连同他们的资本大规模地外流和这些变化相关，外资的退出也可以用这些因素来解释。

又如，在有些地方，腐败扩大化（尤其是互相举报活动），使得很多企业家深感不安。过去没有明文规定合法的政商关系，企业家和政府人物之间发生过在今天看来是不合法的行为，而反腐败运动又没有明确如何处理以往非常态之下发展起来的政商关系，导致一些企业家的恐惧。一旦官员出现问题，与之打过交道的一大批企业家就会处于恐惧之中。

第二，政治环境也变得敏感起来，主要是民粹主义和左派思潮的抬头。因为法治仍有待健全，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政治环境，始终是中国企业家判断政治稳定的主要指标。

第三，市场机制。企业家依靠市场而运作，没有市场，企业家就没有活动空间。在这方面，企业家面临的困境至少有二。一是市场空间的垄断状态，在一些领域是国有企业垄断了市场，在另一些领域则是大型民营企业垄断。即使居于垄断地位的企业，也是简单地扩张市场，并非提升已有市场的质量。在没有反垄断法的情况下，市场机制很难发育，提升质量，而往往是相反。二是行政干预。政府行政权力仍然过大，不仅没有把很多权力下放给企业和市场，而且随意干预市场。和西方市场经济相比较，中国仍然是“府内市场”，即市场被控制在政府手中。尽管这并不是说政府永远有能力控制市场，但行政的强力干预让市场不能正常发挥作用。

第四，制度化的政商关系。企业的长远发展需要非人格化的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而非企业和政府官员个人之间的关系。在任何社会，政商关系既不可避免，也是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因为政府必须依靠企业家来发展经济。但企业面对的必须是作为组织和制度的政府，而不是一个个政府官员，官员只是政府的代表。

企业所需要的是可以继承下去的制度化了的政商关系，而不是不能继承的人（企业家）与人（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中国的政商关系基本上是企业家和政府官员个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不能制度化。一旦政府官员流动，这种关系也就会中断；再者，一旦企业家二代接班，这种个性化了的关系也往往难以为继，甚至会变得恶化。

一些企业家无奈，只能一方面对建立这种关系“乐此不疲”，另一方面则厌恶这种关系，把小孩送到国外，不想把这种恶劣的关系传递下去。中国企业很喜欢和外国公司做生意，因为公司之间都是法律之上的契约关系，而非个人之间的关系。

第五，金融的平等。直到现在，国企与民企、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金融条件是不平等的。国有银行系统基本上都是为国有企业服务的，它们很难有动力去为民营企业服务，更不用说中小型企业了。这就要求大力发展民营银行，尤其是为中小型企业发展服务的地方性银行。

第六，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各方面的制度条件。在任何社会，中小企业的发展都至为重要，尽管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会太大，但它们是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而充分就业是社会稳定的前提条件。要发展中小企业，除了上述金融服务，还需要包括税收、投资空间、咨询提供、人才培养、市场关联等方面的服务。这些方面政府责无旁贷。

第七，税赋的平等。不同的税种要维持在合理水平，企业不能承担高过其实现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税赋。对企业要减税，减税才能扩大企业的投资动机，而企业的经济活动的扩大表明税基的扩大。同时，合理的税赋水平为企业家提供了不逃税、不做假的动机。现在因为过高的税赋，很多企业都千方百计地逃税，同政府玩“猫捉老鼠”的税收游戏。在这样的情况下，调整税收就成为必要。实际上，通过减税来促进经济发展是西方供给学派的核心观点之一。

第八，合理的社会负担。企业要承担社会负担，这具有普遍性。不过，今天中国企业的社会负担，也就是“五险一金”实在太重。一般来说，社会负担为企业总体负担的20%，甚至更多。和过重的税赋一样，过重的社会负担也促使大企业作假、逃避社保，甚至在感觉不安全的情况下转移财产，避免日后被政府追责甚至“清算”。

过重的税赋和社会负担使得中国企业的生产成本过高。中国现在只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所得7800美元），但生产成本几乎已经赶上发达经济体（包括人均国民所得5万多美元的美国），在一些产业甚至高于发达经济体。这种现象继续下去，很难促成经济可持续发展。多年来，中国的决策者和立法者越来越呈现出教科书式的决策方式，只是从概念和理论出发，而不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立法。

《劳动法》就是典型的例子。中国需要立法保护劳动者的利益，不过必须真正从劳动者的利益出发。

诚然，一个社会的目的也并非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经济面并非社会的全部。政府决策时需要考量各个社会群体的需求，要在各种需求之间保持平衡。不过，经济还是社会政治的基础，如果经济出现了问题，社会政治就会出现问题。这并不是说，政府的供给要倾向于企业家。企业家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既可以是“零和游戏”，也可以是“双赢游戏”，政府的政策供给是关键。政府必须在“亲商”和“亲民”之间实现平衡，倾向了任何一方，就会出现“零和游戏”的局面。

第六章　改革开放4.0版，中国如何走出去

一、疫情之后的“有限全球化”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之后，各国都会想方设法收回更多经济主权，全球化方向会发生变化，即变为“有限的全球化”。

1.回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全球化

具体来看，这次疫情中，美国、欧洲国家等发达经济体，虽然具有最发达的医疗系统、公共卫生系统，但疫情发生后情况依然很惨烈，一个重要原因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产业转移，使得口罩、洗手液、呼吸机等医疗物资产业链大量转移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欧美国家自身的生产能力大幅降低。

中国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取得巨大成效，不仅缘于全国统一行动的制度优势，也因为医疗物资产能相对充裕的经济优势。虽然刚开始医疗物资也曾出现短缺，但是随着产能快速提升，目前医疗物资供应问题已经基本缓解。因此，疫情之后，各国无论从国民生命安全还是经济安全考虑，都会更多地把经济主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全球化将转变为“有限的全球化”。

事实上，从历史上看，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全球化也是有限全球化，即每个国家都掌握自己的经济主权，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贸易和投资。20世纪80年代后的全球化是更深层次的全球化，生产要素在全球市场进行优化配置。但此次疫情之后，全球化会出现回落，部分产业链将迁回西方发达国家。

2.不是“去中国化”的过程

笔者不认同有人认为这是“去中国化”。“去中国化”是指美国等国家将其在中国的企业迁到越南、印度等其他国家。实际上，美国等国家主要把境外企业迁回本土，迁出的区域不仅包括中国，也包括其他国家。一些国家想投资分散化，即避免投资过度集中在一个国家，这也是正常的经济考量。

同时要看到，欧美国家不会把所有企业都搬回本国，而是主要集中于两个领域：第一，与国家安全有关的企业，这在中美贸易摩擦中已经体现出来；第二，与公共卫生医疗物资相关的企业。

从短期看，“有限的全球化”会对中国经济产生较大冲击。近年来，外贸占中国GDP的比重均在30%以上，外资、外商在中国经济中也占有重要位置。此次疫情对中国企业的影响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中国很多地方的企业复工之后，由于欧美国家的订单减少或者取消，无法恢复正常生产；其二，疫情结束后，美国、日本等国家的企业迁出，将给中国带来比较大的产业调整成本。

但从长期看，中国将从“有限的全球化”中获益。一方面，西方产业不可能全部撤离；另一方面，西方企业撤离后让出的国内市场空间，中国企业可以迅速占领。目前中国是世界上产业链最齐全的国家，而且国内市场广阔，“有限的全球化”对中国企业来说也可能是很好的机会，不仅可以占领西方企业留下的产业链空间，还可以向产业链中的高附加值环节发展。

“有限的全球化”下，美国、日本等国家即使将企业迁回本国，也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不可能在一年半载内完成，对中国，比如具体到对广东来说，会有一个缓冲期。要看到，外资企业来到中国的主要原因就是看中了中国市场，这些企业迁出后，会为中国企业腾出市场空间。特别是，珠三角是外向企业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在新的全球化格局下，可以借机发展内需市场。

3.中日韩区域发展方向值得肯定

中日韩的地理距离不远，文化相近，产业链的区域分布也非常好。这次应对疫情，三国互帮互助，体现出三国政府之间高度互信，整体表现好于欧盟。这样的区域发展方向是值得肯定、有利于区域安全稳定的，应该继续推进。

不过，日本也提出把企业迁回国内，说明日本对经济形势存在一定担忧。接下来就需要通过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应对危机，避免各国各自为政。

此外，东南亚有很多国家，面积、人口和经济体量比较小，疫情之后，关乎国计民生的产业可能会放在本国，但是不可能把所有的产业链迁回。就像我常说的“一个世界，两个市场”，即世界上存在分别以中国、美国为中心的两个巨大市场，东南亚不会放弃美国市场，但从产业关联上与中国会更加紧密。

二、中国开放政策进入4.0版

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开放政策方面出台了诸多政策议程。这些新政策议程表明中国的开放政策已经进入了4.0版。中共十八大之后，首先出台的是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之后建立了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此基础上，中共十九大之后，又加上了海南自由贸易港试验区。

近年来，欧美在内部分配机制出现问题、社会高度分化的情况下开始盛行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等，与全球化背道而驰，而中国则大力提倡进一步的全球化。习近平在达沃斯经济论坛和博鳌亚洲论坛等多个场合，宣示了中国政府继续推动全球化的决心。同时，中国本身则加快了开放的力度。

尽管表面上，一些人认为中国近来的开放是因为面临来自美国的压力，但实际上中国或许通过利用外在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压力进行主动开放。很显然，进一步的开放是中国可持续发展所需。新一波的开放政策包括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这一世界级经济大平台、修改外资投资法、知识产权保护、降低关税等等，可说是全方位的。

中国如何从开放政策的1.0版走到今天的4.0版？在很大程度上说，中国自近代被西方打开大门之后，开放一直是大趋势，无论是被动的开放还是主动的开放。改革开放之前的毛泽东时代被视为封闭政策，但当时的“封闭”政策是有其深刻的国际背景的，主要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新中国的封锁。

尽管当时的中国领导层可以说“不得不”实行封闭政策，可一旦有开放的机会也不会放过。因此，中国和美国建交并没有什么困难。“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就开始了开放政策，尽管当时被批评为“洋跃进”（或者“洋冒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中国对开放的迫切心态。

1978年中国正式进入今天所说的“改革开放”时代。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把开放和改革放在同等位置，可见开放的重要性。但“开放”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当时的中国处于邓小平所说的“贫穷社会主义”状态，经济发展水平低（短缺经济），资本高度短缺。同时，改革开放的主要目标就是发展经济和现代化，而这些又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

1.“请进来”政策后的改革

在这样的情况下，邓小平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判断，即和平与发展是世界大趋势。这个判断既是中国对世界的期望，也是中国自己努力争取的目标。中国到今天为止仍然强调的“发展机遇”的起源就在于此。

发展经济需要资本。因为资本短缺，中国实行了“请进来”的政策，即主动打开自己的大门，让外资进入中国。西方资本当时对中国还是持高度的怀疑态度，首先进入的是中国香港、台湾、澳门地区和新加坡的海外华人资本。中国拥有大量的海外华人，这是中国的优势。

从统计上看，西方资本只是在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之后，才开始有规模地进入中国。为了吸纳外资，中国确立数个沿海经济特区，让外资享受一些“特权”。这在当时被视为激进之举，被一些左派人士批评和攻击。但开放是大势所趋，之后没有任何批评能够阻碍开放政策。从20世纪80年代到今天，尽管对开放的批评成为常态，但开放本身也成了中国的常态。

如果“请进来”是开放政策的1.0版，那么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接轨”就是开放政策的2.0版。20世纪80年代，中国也花了很多努力加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即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但因为内部阻力太大，并没有成功。中共十四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确立，为中国的开放政策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和动力。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主动实行“接轨”政策，即主动修改本国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以契合国际社会的标准。

中国努力不少，修改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从制度层面积极加入国际贸易体系。“接轨”政策对中国方方面面的影响是巨大的。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基本上完成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匹配的经济制度体系，并通过和有关国家（尤其是和美国）的艰苦谈判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接轨”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不是很容易。当时，中国国内不少人大呼“狼来了”，无论在意识形态层面还是实际利益层面，阻力不少。但“接轨”和加入世贸组织，可说是中国抓住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大的一个发展机遇，改变了中国的全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苏两国很快就进入冷战，两个阵营互相对峙，有效阻碍着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尽管西方专注于其内部的发展，但因为西方经济越来越体现为官僚经济，到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发展瓶颈。于是，20世纪80年代同时在大西洋两岸发生了英国撒切尔经济革命和美国里根经济革命，两场革命的性质是一样的，即在私有化基础之上的资本自由化。这场革命也扩展到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私有化在西方内部的效应很有限，因为“一人一票”制度的存在，政治人物很难把国家从公共领域撤回来。但西方资本自由化在国际舞台上则找到了充分施展的空间。

这主要是因为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中国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实行的大幅度开放政策。也就是说，中国抓住了百年不遇的机遇。这也就使得中国成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波全球化的主体之一。在这波全球化之后，到现在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可预见的未来还能出现类似的机遇。例如，这些年来，印度也希望步中国后尘，通过全球化来促成国内的发展，但印度人发现国际资本已经没有了后劲。尽管印度被西方政府和媒体视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被大肆吹捧，但西方资本并没有大量进入印度。

人们今天所看到的中国是20世纪90年代“接轨”和加入世界贸易体系的产物。因为大量西方资本的涌入，中国很快就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把西方的资本、技术要素和中国的劳动力、土地要素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创造了几个方面的经济奇迹，包括中国实现了长期的两位数增长、在短短时间里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国、最大的外汇储备国等。但就开放政策来说，最重要的变化莫过于中国从资本短缺经济体向资本剩余经济体的转型。所以从21世纪初开始，中国的资本开始“走出去”。

资本的“走出去”构成了中国开放政策的3.0版。世界经济史表明，对一个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来说，资本的“走进来”和资本的“走出去”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自由贸易和投资是经济发展的要义，而关键在于资本的流动。尽管中国“走出去”的资本包括国有资本和私营资本，但中国资本和其他国家的资本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即资本总是流向那些有利可图的地方。所不同的是，当中国资本“走出去”的时候，世界上大部分的经济空间已经被西方资本所占领，中国资本只好走向那些条件并不那么好的地方，包括那些政治不稳定甚至经常发生战争的地方。

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国开放政策4.0版开始形成。和以往版本的开放不同，4.0版兼具“请进来”和“走出去”要素，是两者的系统化和两者之间的有机结合。就“走出去”而言，以往也都是市场需求导向的，但比较零星，不具有系统性。中共十八大之后形成的“一带一路”倡议则是在以往“走出去”的基础上的系统化。“一带一路”较之以往的“走出去”具有了更大的动力，因为它结合了中国剩余资本、产能和所拥有的基础设施建设技术。

2.“走出去”关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走出去”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但“走出去”已经不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也反映出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所需要承担的一份国际责任。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是世界经济失衡的产物，危机发生后，尽管各国作了很大的努力，但世界经济仍然处于不平衡状态。西方国家因为其内部问题，开始搞起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但这无助于世界经济的再平衡，要平衡世界经济就需要新的增长点。

就经济增长来说，西方经济体仍然重要，但并不能忽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潜力，并且很多发展中国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陷于不发展状态，它们多年来所期望的就是经济增长。“一带一路”主要针对的是发展中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满足它们的发展需要。

很清楚，“一带一路”沿岸沿边大都是发展中国家，很多甚至是低度发展国家。“一带一路”的重点是基础设施建设，而正如中国本身的发展经验所显示的，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基础设施建设本身就是经济发展，而它又是其他方面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

而“请进来”则直接关乎中国本身的可持续发展，光“走出去”却没有“请进来”，就会使得内部经济发展不可持续。从国际层面来说，中国本身的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对世界经济体的最大贡献。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的很多年里，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都在40%以上。中共十八大以来，尽管中国经济下行，但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占了30%。要维持稳定的经济增长，“请进来”是必需的。从自由贸易试验区到自由贸易港试验区，再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以说都是这方面的反映。

这里当然也有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内容。今天，各国对优质资本和技术的竞争趋于激烈。西方搞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也不是要把自己孤立起来，而是为了吸引优质资本和技术的回流。就中国来说，如果大国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那么经济竞争是最好的竞争，最终会取得一个双赢格局；而军事和战略竞争则是最坏的竞争，经常导向冲突甚至战争。因此，中国无惧和美国的经济竞争。更为重要的是，在目前中美贸易冲突的局势下，只要中国自己不关起门来，没有国家可以把中国的门关起来，封闭中国或者围堵中国。构建世界级经济平台可以在吸引西方优质资本和技术的同时，避免西方对中国的围堵。

就中国内部来说，早年经济体量小，几个项目投入就可以促成经济增长。但就现在的体量，中国已经不再是项目经济，而是需要更大的经济平台或者市场。从这个角度说，无论是京津冀、长江经济带，还是粤港澳大湾区都是建设大市场经济平台的内容。

构建世界级经济平台还具有重塑世界贸易规则的含义。中国的选择是先“接轨”世界体系，再在体系内改革不合理的规则。这不是说中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修正和改革现行规则，而是现行规则需要与时俱进。因此，在修改规则时，不是中国一家说了算，而是通过多边主义来修改现行规则。在开放4.0版本时代，在规则方面，中国又具有了新的内容。

一方面，中国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一带一路”等多边机制对现存国际规制进行补充；另一方面，中国期望通过国家内部的大平台建设来探索和深化自由贸易规则。这尤其体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上。欧盟的建设不仅对欧盟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而且对世界自由贸易体系建设作出了贡献；中国在实施“一国两制”的粤港澳进行大湾区建设，不仅仅是为了这个区域的发展，也是对区域自由贸易制度的探索。一旦成功，也同样会对世界贸易体系作出贡献。

三、中国应主动创造自己的战略机遇期

中美关系怎么走？第一阶段的协议签订以后，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大家的反应都非常复杂。有的人说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中国可以第二次“入世”了，有的人说这后面会有更大的斗争；有的中国人说我们让步太多了，也有美国人说美国让步太多了。这些不同的意见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从全球化角度看，对中美关系应当有一个比较现实的评估，既不应太理想，也不要太悲观。不管如何，这次协议本身就是斗争出来的。从短期内来说，中国可能需要作出较大的调整，但从长远来说，该项协议的达成对中国更有利，而对美国构成压力。但美国也有人说这个协议可能会让中国更难，而不是美国更难。很多人根据这个协议里提到了“中国应当做什么”的次数比“美国应当做什么”次数多来判断，但以这么一个简单的方式来判断我们是不是让步太多了不太妥当。事实上，协议里面有很多条，即使美国不提我们也应当做，因为这与我们的改革方向完全一致。很多人也会认为这是因为美国给我们施加了压力，所以我们才这样做。但压力就是压力，无论是来自内部的还是外部的，只要可以推动我们去做好的和正确的事情就是好的压力，为什么外部的压力就不好，内部的压力就好？这样未免太民族主义了。

1.外部压力可助推内部改革和进步

以前日本的明治维新完全是利用外部的压力，但搞出了一个现代日本来。亚洲“四小龙”也都是这样的，都是通过外部的压力来求得进步的。没有外部的压力，内部的既得利益集团哪会让步呢？我们加入世贸组织之前，很多人甚至说“狼来了”，但是狼有没有来呢？加入WTO以后，我们经济呈双位数的增长有多少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从加入WTO以后又增加了多少？到现在轮到美国人说“狼来了”，而不是我们说“狼来了”。当时中国加入WTO时有很多担忧，但后来其实这些担忧很多是没有发生的。现在也是一样的。例如，我们讨论最多的知识产权问题也是中国所需要考虑的问题。

现在中国特别需要知识产权保护，甚至比美国更需要。我们现在是人均GDP刚过1万美元，没什么好骄傲的。2035年我们的人均GDP应当有多少，至少应该赶上今天亚洲“四小龙”最后的一位——中国台湾的水平。中国台湾的人均GDP是2.6万美元，而我们整体从1万美元到2.6万美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该怎么做？就是通过技术和创新。通过这些年的讨论，人们已经意识到，数量型的经济扩张已经结束了，必须要发展质量型经济，那就是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

西方的知识产权保护也是西方在“往外走”的时候产生迫切需要的。中国现在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的“一带一路”就正在往外走。像华为这样的企业马上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一个国际知识产权体系来保护我们。美国提出来当然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但我觉得这也是符合我们自己的利益的，即使美国人不说，我们也是要这样做的。

关于协议中谈及国企的问题，我认为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刚开始发展的时候，要保护民族工业。美国以前也是这么做的。在跟英国竞争的时候，德国也这么做。但是成长起来以后还是让它去竞争，不能永远养着它，靠垄断来维持它的生存发展。我觉得我们的国有企业也是这样的，已经养得那么大了，还得继续保护下去吗？我们的银行、金融开放，笔者认为协议上的很多条都符合我们的改革方向。如果把这次签订的协议跟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我们要做的事情比较一下的话，很多是高度吻合的，没有哪个地方是需要妥协的，只是有多种不同的表现方式。农产品采购可能是一件大家比较担心的事情，但问题是我们的农产品本身就是供给不足，不买美国的，也要去拉美买，其成本也是在增加的。在这些方面两个国家实际上是相向而行的。但同时，人们也不能对中美关系那么乐观。

我们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合作，一条腿是斗争，既有斗争又有合作，斗争不可避免。一些美国人认为中美间的“冷战”是从2018年开始的，例如技术冷战。的确，现在两国间科学技术领域的交流、人员的交流几乎处于停顿状态。意识形态的对立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才会有“修昔底德陷阱”一说。

从近代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来看今天的中美关系不难理解。我们说两国要相向而行，实际上美国也是这样的。当美国感觉到中国跟美国是相向而行的时候就非常开心，同情中国，还能帮助中国，但是当美国感觉到中国跟美国不是相向而行，而是逆向而行，那么就会感到气愤。

2.中国应成为“自己长大”的经济体

笔者以前在波士顿的时候请教过一位资深学者，美国为什么对中国这么情绪化？这位学者说美国是一个使命型的国家，就是要改变其他的国家，美国认为应该改变中国，也相信能够改变中国。但问题是美国改变不了中国。还有一点，现在我们这边也有很多人说是不是我们太高调了，放弃了“韬光养晦”政策。这个笔者认为也不可以解释中美关系的变化。

20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人均GDP还不到300美元，那时候“韬光养晦”是很容易的，但现在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国了，所以当时所说的“韬光养晦”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是行不通的。我们已经靠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了，这表明我们有了一定的影响力；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是国际体系的一部分。但问题是大家都没有意识到我们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这次中美贸易第一阶段协议的签署，不仅对美国好、对中国好，对整个世界都是一个好事情。在这次的中美贸易摩擦中，有一些东南亚国家因为中国的产业转移而得到了好处，但这个好处也只是临时的，如果中美公开对抗，没有一个国家会受益。之前，美苏之间发生了冷战，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欧洲国家之间则发生了战争，这个问题大家要好好思考一下：当时欧洲国家间的经济依存度不比今天中美之间的低，为什么他们就发生了“热战”？目前有一些机会主义色彩的美国学者已经在说中美间已经开始“冷战”了。我们以前也说，中美是“夫妻”，不会分家。但事实并非如此。内部问题解决不了，就想外部输出。所以那时候列宁的分析是很正确的，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解决不了，就要往外输出，所以他们发生了战争。因此，即使中美经贸关系密切，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美苏间为什么发生冷战？尽管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都是反法西斯的，但他们间没有任何关联，既没有贸易的来往，也没有人员的交往，冷战便是最好的选择，你不要理我，我也不要理你。这样看来，我倒觉得中美之间的贸易依存度减少一点，相对“脱钩”一点是好事情，不是坏事情。两大经济体，贸易依存度太紧密了，任何一边一动，大家都会感觉到很疼，“脱钩”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

怎样平稳地“脱钩”是很关键的，现在贸易的谈判就是一种平稳的下降。中国从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到现在的6%，平稳的下行对自己和整个世界都是有好处的。同样，中美间平稳地慢慢减少一些贸易依存度也是有好处的。大家要理性，这样对整个世界都好。

其实我们对这次中美贸易摩擦应当有很大的反思。以前我们太理想化了，总觉得自由贸易是天经地义的，一定会存在的，我们采取向世界市场进行采购就可以了。但现在看来，这样是不行的。中国是一个大国。如果按以前的方式发展，中国可能会变成像拉美那样高度依赖西方市场，高度依赖西方技术，自己永远长不大的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原创性的东西太少，像华为这样较好的中国企业，有相当一部分技术仍依附于西方。而哪怕一个东西99%国产化，1%的核心技术掌握在人家的手里，人家不给你，你还是不行。

汽车工业发展那么多年，我们自己原创性的东西有多少？我们的航空工业飞机的发动机是别人的，航天领域的很多芯片也是别人的，但这些又很重要，是“大国重器”。这些东西中国不是说不会做，是会做的，但是没有压力就做不出来。所以，来自外部的压力比内部的压力更有效。其实美国人现在也在考虑，是不是两国技术“脱钩”，美国就更强大了呢？或者是美国更安全了呢？美国有头脑清醒的人也意识到，如果技术“脱钩”，中国自己发展出一套独立的系统，那么美国就更不安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大家才比较安全。

3.中美之争的背后是制度之争

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签署，至少可以分化美国对中国形成的所谓的“统一战线”。以前华尔街、军工系统、安全系统一起形成了一个统一战线，给中国施加压力，这次签署，华尔街经济部门看到了它的利益。特朗普还是做了一些好事，把那些强硬派遏制了一下。另外，“斗争”方面可能也会深化下去，尤其在地缘政治等方面，因为美国还是“老大”，要保护其“老大”的地位。

这次美国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中国呢？以前中国的发展方向不明确。20世纪80年代美国是最开心的，因为我们自己提了两个口号，即“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美国说这个好，这正是美国所希望的方向。后来由于一些事件有了一个大转型，美国又开始制裁中国。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局势又得到了改变。中国真正地开放了，尤其是中共十六大提出了中国的政治发展模式，即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美国人觉得这也很好，符合他们所期待的方向，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有7000多万党员，党内民主先做起来，再社会民主。同时，20世纪90年代美国一直在和中国进行民主和人权的对话。但中共十八大以后我们宣布自己有中国模式了。尽管我们强调说不搞模式输出，但同时我们也说中国是一个可供选择的模式，其他国家可以参考。这样，美国就害怕了。

美国清楚了中国的政治制度，我们自己也清楚了自己的政治制度。无疑，中美之争的背后就是一个制度之争。制度之争也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只要制度是可持续发展的，我们自己觉得自己的制度可持续发展最重要。从前，中国很多人尤其是自由派有幻想，相信我们这个制度会变成美国式的制度，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美国的制度、西方的制度从来没有超出过西方，西方之外哪个地方都没有成功，中东没有成功，拉美没有成功，非洲没有成功。在很多国家，纸面上说多党制、宪政、自由民主、法制什么都有，但实际上不是一样的。日本成功了，但自民党一直执政，很多美国人也不认为日本是西方式的民主。日本是伪装成西方的民主，实际上不是西方民主。中国如果真的变成了“西方式的民主”，也很难走下去。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台湾跟新加坡的人均GDP是差不多的，现在连新加坡的一半都不到。你能说新加坡是西方式的民主吗？肯定不是的。中国现在确确实实是找到了自己的“四个自信”，找到了自己的模式。我们可以学美国，但我们永远变不成美国，美国也变不成中国。

4.只要中国持续开放，中美就不可能完全“脱钩”

未来是一个世界，两种体系；一个世界，两个市场——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市场，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市场。有些国家跟美国多做一些生意，有些国家可能跟中国多做一些生意，有些国家两边都做生意，但会做得比较辛苦一点。这两个经济体之间不可能完全“脱钩”，这里有两个条件：第一，只要美国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我想美国很少有可能变成社会主义国家，奥巴马想让美国走社会主义路线，他失败了。美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不会自我封闭，资本的走向是一定会走向能赚钱的地方。第二，只要中国是开放的。中国也没有封闭起来的理由，闭关锁国的路线没有可能性。20世纪80年代人们总结的经验教训就是：封闭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在欧美留学，更不会“闭关”起来。只要这两个条件存在，这两个经济体就不会绝对“脱钩”，有些方面的贸易依存度可能又会上升。为什么？因为资本。美国的资本走向哪里？中国现在是最大的市场。以中产阶级的规模来看的话，我们的比例可能比美国还小一点，但是绝对数字已经超过美国了。所以说要华尔街放弃中国市场是不可能的。如果华尔街放弃中国市场，只是把这个市场转让给日本或者欧洲，笔者并不认为美国现在想这样。

从军事对抗角度来看，美国也没有任何可能性把西方国家团结起来来对付中国。一点可能性都没有，因为这个市场实在是太诱人了。历史上看，是白宫听华尔街的，而不是华尔街听白宫的。当前这个阶段，他们或许临时结成了统一战线，确实像冷战。但华尔街实际上就是为了使中国更开放，要赚更多的钱。

这几年的贸易摩擦，美国对中国的外资投入没有减少多少，像特斯拉这样的大企业都在投资。其他的国家比如说越南替代不了中国，如珠江三角洲的产业链，并不是说其他国家想形成就能形成的。有些西方国家觉得，中国之后印度会成为另一个大市场。但这么多年过去了，印度还是很难形成中国这样的市场。印度无论是自由、民主，还是法制，都是阻碍资本进入的。

有人认为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就是“两个主义”（即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有效的结合。确实是这样的，印度哪有能力来推动像中国那样的大规模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推进大规模的全球化？不太可能，因为印度没有制度条件。所以美国绝对不会放弃中国市场，没有任何理由放弃，只要中国是开放的。

从技术上说，中国也积累了那么多年了。中国确实也要走自己的路，要找到原创性的东西。如果没有原创性的东西是很麻烦的，就要受制于人。现在已经有大规模的研发投入，政府也要起到更好的作用。中国失去了海洋时代，也失去了工业化时代，现在不能失去互联网时代。有人说如果中美之间发生冲突，中国会不会又要封闭起来？这个问题也是需要考虑的。最近笔者一直在思考法国总统马克龙所讲的。他说西方主导世界三百年，主要是三个国家，一是法国的启蒙运动提供了思想，二是英国的工业革命提供了工业化。他讲到美国的时候非常有意思，美国凭什么而崛起？他说美国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崛起的。这个表述非常有意思：美国凭什么而崛起？凭战争而崛起。所以我们以前一直是讲和平崛起，我们现在也要思考，我们如何崛起，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5.中国新的“韬光养晦”——为自己创造国际机遇期

很多从前的思想还是要再考虑的，例如我们说的“国际机遇”。邓小平时代的国际机遇和今天的国际机遇是不一样的概念。前者的国际机遇是被动的：国际上有这个机会，我们赶紧把它抓住。但如果今天继续用这个思路去考虑国际机遇，就大错特错了。中国的今天已经可以为自己创造国际机遇，而不是等待人家给我们国际机遇。

我们要理性，中美两国的“热战”不可能，我们有能力避免“热战”，“冷战”可能不可避免地已经在进行，但并不是说我们就会被打败。我们要考虑如何构建一个新的“韬光养晦”，而不是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这里的空间很大，可以构建一个新版本的“韬光养晦”。这需要人们理性地去思考这些问题。还有，国内“极左”“极右”还是要少一些。“高级黑”和“低级红”都太多了，这些会害了自己的国家。民族主义不可避免，但我们要理性的民族主义。中美两个大国，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打败对方的，只要不打败自己就行。两个国家如果是理性的，天下就太平；一个国家理性、一个国家闹情绪，就可能吵吵闹闹；若两个国家都是非理性的情绪化的话，那就比较麻烦了。

6.中美贸易摩擦解决不了美国的内部结构问题

关于中美贸易摩擦，就是克劳塞维茨说过的两句话，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战争是政治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美国的问题主要是国内的问题，不是中美关系问题，中美贸易摩擦解决不了美国内部的结构性问题。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70年代实行凯恩斯主义，现在他们不提了，但西方的辉煌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的结果。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到20世纪70年代中产阶级达到了70%，而今天的美国中产阶级占比下降至不到50%。

没有奥巴马就不会有特朗普，奥巴马执政8年，美国的中产阶级每年以1个多百分点下降，这是说不过去的。我们的中产阶级还小，但我们从穷到富慢一点没有问题，他们从富裕到穷是受不了的，这是美国精英应当承担的责任。

在特朗普之前谁也没有想到美国的白人会成为美国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我们总认为黑人或者社会底层是民粹主义的群体，我们以前都说“左”的人叫民粹主义，但现在“右”的民粹主义有多少呢？这是个社会结构问题。政治经济问题要解决，必须有一个有效的政府，西方的问题是产生不了一个有效政府的。

为什么以前有有效政府？有效政府是跟中产阶级有关的。当一个社会的中产阶级有70%的话，无论哪个政党都要照顾这70%的人的利益，民主党左一点，共和党右一点，这70%不可少。就是说，两党之间还是有共识的。但如果一个社会是50%的中产阶级，那就是50:50。再加上美国社会的政党性质也在转型，以前是建设性的，现在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互相否决，所以谁也做不了什么事情。

今天的民主跟以前的民主不一样，以前是精英民主，政治人物能做事情；现在是大众的民主，这是最保守的民主，谁都可以说话，谁都可以抗议，但谁都干不了什么事情。现在整个西方就是这样的。西方的问题、美国的问题，不是其他的问题，就是民主的问题。这点我们要好好思考，因为这几年我们国内有好多所谓的宪政派，对英美的民主过度崇拜，认为它们是中国的指路明灯。但现在刚好赶上了英国脱欧，美国也搞民粹主义，美国人叫权威主义的民粹主义。西方面临经济结构上的问题。

从结构来说，西方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也就是马克思那个时代，原始资本的积累是最动荡的，问题是通过福利社会来解决的。第二阶段的资本主义就是福特工厂时代，对西方社会的贡献最大，简单说把整个的无产阶级、工人阶级转化为中产阶级。福特的口号是“使得美国每一家有一部车”。美国的中产阶级口号也是“一车一房”。福特工厂是什么特点呢？福特有技术、有工厂、有就业、有税收。但现在是第三阶段，即iPhone时代。iPhone时代就不一样了，iPhone的技术，加工就跑到珠江三角洲来加工，所以iPhone产生了美国的工人阶级吗？没有。中国的农民工就是美国的中产阶级，所以没有工人，没有就业，也就没有税收。所以，美国人说中国人偷走了美国的工作。当然不是中国偷了他们的工作，而是全球化的结果，全球化使得资本没有主权性了。中国也是这样的，有的技术跑到其他国家了。这都是全球化造成的。

今天对政治的影响的因素离开不了ABCD。A是AI、人工智能，B是区块链，C是云计算，D是大数据，这四样加起来，使西方整个政治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现在的社会科学是18世纪产生的。现代社会的发展如果不考虑ABCD的话，就很难解释。很多年前笔者出版有关互联网的书的时候就说，互联网肯定会取代政党。现在政党的作用在下降。最近英国一个记者写的一本书非常有意思，讲局外人的崛起。局外人就是没有政党，什么都没有，就靠一部手机当上国家领导人了。乌克兰的总统是喜剧演员，可以临时去组建一个政党。政党英文的意思是platform，手机也是。我现在对算法这东西特别关注，参加了很多会议。像CCG这样的组织，要致力于重建新的社会治理，一定要从ABCD开始。

以前国际关系的基石已经不在了。比如说主权。尽管我们提出了互联网主权，但互联网主权是怎样的？互联网跟主权，从学术上来说是矛盾的，主权是有边界的，互联网是没有边界的。如果互联网有主权的话，就是互不联网。如果联网了就很难主权了。主权不是不需要了，但主权现在越来越薄弱。资本可以流动，知识可以流动，但老百姓不可以流动，权力不可以流动。任何国家两样东西都可以流动，两样东西不可以流动，知识和资本是可以流动的，贫困流动不了，政治不能流动。所以主权现在越来越被强调，尤其在民粹主义的时代。但支撑主权国家的很多要素都流动起来了。这不光是对西方的挑战，也是对中国的挑战。怎么来解决？整个世界还没有方案。

美国现阶段采取的对华贸易策略，就是想要通过内部问题的外部化来解决问题，但这是解决不了的。我不认为一人一票的民主有这个能力。如果我们以前的计划经济失败了，那么一人一票肯定也会失败的。计划经济的初心是好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实现人人平等，经济上的平等。但计划经济的假设是不成立的：每个人的需求是一样的；每个人不会贪婪而是会努力工作的；国家根据需求来分配。实际上这些是做不到的。一人一票的民主也是一样的，它的初心是好的，一人一票权利平等。但它的假设是错误的——认为我们每个人的智商是一样的；每个人收集信息和分析信息的能力是一样的；每个人投票既可以照顾到自己的利益，也可以照顾到公众的利益。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一人一票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一人拿一份。但如果一个制度要可持续发展，必须保证一人要贡献一份。一人一票保证一人拿一份，但没有任何机制可以保证一人贡献一份。西方现在不管做什么都是权利，我不干活、我没有地方住你也要养活我，这是天经地义的权利。谁来交税呢？只能资本家多出几份，因为穷人没有钱；中产阶级也要多出一份。

但现在的问题就是全球化了，资本流动了，你高征税我就跑到其他的国家，资本一流动，税收就没有了保障。从2010年开始到2019年，整个世界出现了社会抗议浪潮。最初西方搞颜色革命，到最后颜色革命发生在西方国家的内部。这种革命的方式肯定会影响到全世界，但这都是内部的问题，不是外部的问题。法国不是内部问题吗？一点点能源价格的变革，就引发了整个国家的抗议浪潮。智利也是。任何一个小的事情都可以造成一个全国性的问题，这不是内部的问题是什么？内部问题肯定会导致国际关系的大变动，就像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内部问题导致了国际关系的大变动一样。

好多问题没有答案，大家要看今后整个世界秩序的重建。但世界秩序的重建还是要取决于国内秩序如何重建。这将是一个大动荡的时代。

四、“一带一路”与国际经济新规则的“书写”

中国如何书写规则？这一问题近来成为学术界和政策界的一个热点话题。在很大程度上，这主要是受美国书写规则的影响。很多年来，无论是在中美双边关系上，还是在区域或国际舞台上，美国所关心的是如何继续书写国际规则来制约中国（或者其他国家）。美国并不掩饰其意图。

这首先表现在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力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上。奥巴马明确表示，美国力推TPP主要是为了书写规则，并警告如果美国不书写规则，中国就会这么做。其次也表现在南中国海等战略问题领域，在2016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上，美国国防部长有一个很长的演说，对“规则”阐述得非常清楚，强调美国就是要在本区域确立“基于规则之上”的国际秩序。

美国的意图非常明确，就是针对中国。当然，美国这里所说的“规则”是美国写好的规则。更具体一点，就是美国通过强化冷战期间书写好的规则（例如通过同盟关系），再直接施加于中国头上。

现在中国一些人把书写规则提高到中国对外关系的议事日程，主张由中国来书写规则。这无疑是受美国的影响。尤其是在特朗普签署美国退出TPP的总统行政命令之后，一些人就认为美国的退出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中国应该通过加入TPP来取代美国书写规则。这也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很多人主张中国加入TPP的主要原因。

同时，还有一些人更主张通过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来书写规则。“一带一路”现在已经有数十个国家加入。这些人认为，这是中国书写规则的好机会。有人甚至把“一带一路”称为中国书写规则的过程。

人们可以把书写规则视为美国霸权式的思维。不过，如果这种思维占据一个国家外交的主导地位，无论是TPP还是“一带一路”都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

就TPP而言，稍加思考不难发现，中国加入TPP既不现实，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这有几方面的原因。就中国利益来说，TPP的高标准并不是中国现在这个阶段所能接受的。在TPP谈判过程中，一些国家例如越南、马来西亚等加入TPP，并不是为了单纯的经济利益，而更多的是它们的政治和战略考量。

首先，中国如果加入TPP谈判，它的标准不断下降，中国在国际社会得不了分，反而被视为“低标准”的样本，或者被视为促成国际贸易组织“下行”的因素。其次，如果中国取代美国成为TPP内部的最大成员国，美国势必把中国视为直接的威胁，因为“美国一走，中国就进入”是这种直接威胁的最直接证据。美国的左派和右派都会这么认为。最后，特朗普已经决定退出TPP，中国如果加入，也会很难与特朗普政府打交道。

“一带一路”和TPP最大的不同，在于“一带一路”是发展导向，而非规则导向。“一带一路”的实施当然需要规则，也必然会产生规则，但这里的规则书写方式与美国所说的“规则”完全不同，最重要的是涉及一个认识论问题，即如何书写规则。

从经验上来看，书写规则最重要的是“书写者”所拥有的实力。美国从前书写的规则有用有效，并不是说这些规则具有多大的理性和合乎逻辑，而是因为美国所拥有的实力。在TPP问题上也是如此。其他国家能够接受美国书写的规则，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可以从美国内部庞大的市场获取巨大的利益。如果美国没有一个庞大的市场，这些国家不会那么积极加入。

1.美国退出TPP的理由

同样，特朗普退出TPP并非毫无道理。特朗普不是不想美国继续书写规则，而是认为TPP“如此这般”的规则，只能促使美国进一步衰落。在过去的全球化中，美国的少数既得利益者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美国的民众没有获利，甚至成为牺牲品。

特朗普不是不要规则，而是要以不同的方式来书写规则。因此，他力主双边谈判。双边谈判也是书写规则的有效方式。在经济学意义上，双边谈判较之多边谈判更有利于贸易国之间的公平贸易。等美国国内问题解决好和拥有了足够的实力之后，美国会重返国际舞台书写规则。

从历史来看，美国的内部实力使得其他国家接受美国书写的规则，更是赋权美国具有“被朝贡”的地位。美国之所以能够维持霸权，不仅仅是因为内部市场的强大，也是因为美国能够让其他国家分担负担。美国尽管批评甚至妖魔化中国传统的“朝贡体系”，但美国本身实行的是不折不扣的现代版“朝贡体系”，只是美国的包装方式不同。

美国保护盟友，盟友则向美国“纳税”。这种方式在冷战期间很有效，因为美国和其盟友面临着共同的“敌人”，较小的盟友愿意向美国缴纳税金或保护费。冷战之后，这种方式变得困难起来，因为现在美国及其盟友并没有明显的共同“敌人”。特朗普说得更直接，要求其盟友购买美国的“军事保护”服务。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的任务并非书写规则，而是注重发展，无论是国内层面还是国际层面。在没有得到足够发展或内部实力不足的情况下，即使书写了规则，也不会有用有效。同时，也要意识到，注重发展并不是说不要规则，而是说中国要通过发展来书写规则，发展的过程也是书写规则的过程。

2.“一带一路”是通过发展来书写规则

中国必须考量如何与国际自由主义经济体系继续对接的问题。自邓小平时代以来，中国已经走了三步。第一步，“加入”国际体系并“接轨”。第二步，在国际体制内部对现行体制进行改革，促成其更合理。第三步，创新和补充，即根据自己的实力对现存体制进行创新和补充，这一步主要表现在“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等方面。

2016年的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和2017年年初习近平在瑞士达沃斯的演讲，中国已经显示了和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对接的意愿。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再进一步对接。

就发展导向而言，中国接受现行体制成本最低。中国要引领全球化，是中国本身的需要，也是国际社会的需要。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最主要的目标是要引导国际发展，推动全球经济的发展，而不是简单地书写规则，或者把美国西方书写规则的权力竞争过来。

从这个角度看，“一带一路”的目标是发展，并非书写规则，是通过发展来书写规则，而不是通过书写规则来实现发展。正是在推动发展的角度，很多人把“一带一路”理解成为区域和国际公共品。正因为是公共品，大国要多提供，而小国一般会选择“搭便车”。

不过，中国已经意识到，较小国家也要通过参与“一带一路”来作出相应的贡献，否则“一带一路”就会像“朝贡体系”那样（无论是中国传统版还是现代美国版）不可持续。因此，“一带一路”表现出开放性、包容性和参与性等特点，尽管这是中国的倡议，但这是所有参与国的项目。

当然，在一些方面，中国并不要求参与国的对等开放，中国甚至可以单边开放。在一些领域如贸易，中国已经开始践行单边开放，例如“早期收获”。“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倡议，但其规则是中国在和所有这些国家互动过程中形成（书写）的，而不是中国先书写好了，再加于这些国家之上的。这种参与式书写的规则更能体现公正公平性。

在经济层面是这样，在战略层面也是如此。尽管战略层面因为涉及安全问题情况比较复杂一些，但道理也是一样的。战略层面涉及两个重要问题：第一，中国是否有意愿提供更多的公共品？这些公共品包括区域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航海自由等；第二，其他国家是否愿意接受中国所提供的公共品？

现在面临的情况有两个特点：第一，中国还没有成长到有足够的能力提供这些公共品；第二，区域国家因为过去习惯了接受美国所提供的公共品，而对中国所提供的公共品持怀疑的态度，甚至持拒绝态度。不过，从动态角度来看，这不是一个可不可能的问题，而是一个时间问题，因为这是一个互相调适的过程。《南中国海共同行为准则》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当然，如果把经济面的“一带一路”和战略面的《南中国海共同行为准则》放在一起来考量，这个过程就会进行得更快一些。“一带一路”是做大饼的项目，就是把各国的共同利益做大。共同利益做大了，各国在战略上的分歧就会缩小，也能增进互信。

从长远来看，中国和美国的竞争不是简单地谁来书写规则，而是制定规则的方式的竞争。美国在经济贸易上退出TPP，表明美国自觉这种方式出现了很多问题；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美国试图把自己的“规则”强加给中国，遇到中国的强力抵制，这也表明单边书写的规则出现了问题。

现在美国处于一个调整时期，等美国调整好了，就会再出发。从这个视角来看，对中国来说，这的确是一个机遇。不过，正如这里所强调的，这不是一个简单地接收美国“退缩”而出现的“规则”空间的机遇，而是一个探索不同于美国的规则书写确立过程。

和美国不同，中国一方面必须更为积极主动，倡议国际经济的发展。中国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国，中国有能力这么做。另一方面，中国必须摒弃美国道路，即简单地把自己的规则强加给其他国家的霸权主义，而应当持开放包容的态度，通过其他国家的参与来形成规则和书写规则。

五、建设开放式的“新丝路”

新丝绸之路要做什么呢？就是要回归丝绸之路的本色，通过新丝路把中国建设成为经济贸易和投资的大国，也就是当代商贸大国。

中国如果要回答“做什么”，先要回答“新丝路”有关的国家“需要什么”。如果中国要做的也是有关国家所需要的，双方就有了巨大的共同利益，“新丝路”成功的希望就很大。但如果中国要做的并不是有关国家所需要的，就意味着双方没有共同的利益，新丝路就很难成功。

有关国家所需要的，就是中国规划“新丝路”的前提。这种需要是显然的。无论是“一带”还是“一路”，大多数还都是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甚至是很穷的国家，都需要发展和建设。就目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的世界经济局势来看，没有其他国家能够有像中国那样的条件，来做如此宏大的区域项目。对中国来说，下一步的关键问题是，怎么做？

从政策层面看，中国必须超越老殖民主义和现代西方方式。中国规划“新丝路”表明中国要在这个过程中起主导作用，扮演主要角色。所以，首先要确定的是行为模式问题，中国既不能走老殖民地主义路线，也不能走新殖民地主义路线。西方老殖民地主义，从来就没有解决好非西方国家的发展问题。

“新丝路”很多相关国家，历史上都曾经成为西方的殖民地，但除了少数几个国家如新加坡，无论是殖民地期间和殖民地之后，都没有解决好发展问题。从经济上说，老殖民地主义者所关心的，只是为国内商品开拓新的市场，为国内的经济发展提供原材料。帮助被它们所殖民的国家，从来不是殖民主义者所考虑的问题。中国更不能走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期间，在“东亚共荣圈”的漂亮口号下的侵略路线。

中国也不能走现代西方国家的路线。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非西方国家发生了反西方殖民地主义的运动，原来沦为殖民地的国家纷纷独立。但是，西方殖民地主义通过各种变换方式生存了下来，仍然主导着非西方国家的发展。也就是说，尽管非西方国家在政治上赢得了独立，在经济上仍然高度依靠西方国家。

为了通过经济方式控制这些国家，西方对这些国家的经济交往（投资和贸易等）附加了各种苛刻的先决条件，往往是后发展中国家根本没有条件满足的政治条件（例如人权、政治开放等）。如果不能满足西方所提出的条件，就不能得到西方的“帮助”。但是，这么多年下来，这种新殖民地主义的发展已经被证明为虚伪，因为这种方式，实际上有效地制约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使得它们始终处于贫穷的状态。

1.可向“马歇尔计划”取经

中国要跳出这些老思路。在规划和执行“新丝路”过程中，中国可以从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实行的意在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学到很多东西，既要学其成功的经验，也要超越其狭隘的地缘政治概念。在帮助复兴欧洲经济过程中，“马歇尔计划”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使得美国成为欧洲国家的领袖。不过，同时这一计划也是针对苏联的，是和苏联竞争的一部分，在客观上加剧了欧洲国家（主要西欧和东欧之间）的分化。前一部分，中国要学，而后一部分，中国要避免。

在“新丝路”规划和执行方面，中国的强势在于其所拥有的金融资本和其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中国现在是一个资本过剩国家，其资本（无论是民间资本还是国家资本）走向世界的规模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快。同时，今天的中国也已经成为具有强大的从事基础设施建设能力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具备中国那样的能力。基础设计建设是中国过去40多年经济成就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国也已经把这个经验整合到其“走出去”的计划中，例如在非洲、拉丁美洲、亚洲等地区，中国也在帮助那里的一些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

在规划和实施“新丝路”方面，中国可以有效整合其金融能力和基础设施建设能力。目前，中国方面正在积极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实际上，中国可以在此基础上，设立一个非常庞大的“新丝绸之路开发基金”或者“新丝绸之路开发银行”，通过大规模的金融动员方法，来为“新丝路”做好坚实的金融准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本意是好的，但仍然有诸多改进的空间。它过于聚焦于亚洲，过于聚焦于基础设施建设。再者，它也经常引出人们的地缘政治竞争的想象，例如，和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进行竞争，等等。而“新丝路”开发基金或者开发银行，更具地域和发展领域的开放性，符合中国长远的国际发展目标。

中国是亚洲国家，强调亚洲的开发和发展非常重要。不过，亚洲的开发和发展，不能和其他地区的开发和发展割裂开来。“新丝路”开发基金或者开发银行可以整合中国的亚洲、非洲，甚至是拉丁美洲政策。现在中国对这些地区的政策都是分割的，甚至是冲突的，效率并不佳。早些时候中国也提出要建设“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后来也提出“中国-中亚国家开发银行”的设想。不过，实行起来比较困难。如果根据不同的需要设立不同的开发基金，就会演变成一个又一个互相不连贯的小项目，不仅可能造成资金的大量浪费，管理起来也非常困难。“新丝路”开发基金或者开发银行，可以把这些项目整合起来，形成一个宏大的国际开发计划。

中国实际上可以以“新丝路”为契机，在中央层面成立一个国际开发机构，来协调经济的“走出去”和海外的经贸活动。在现行体制下，国际援助和开发方面的权力，分散在不同的政府机构，例如商务部、外交部、地方政府以及国有企业等，没有很好的协调性，效率不高，经常出现问题。其他国家在上升成为大国之列的时候，都会设立类似的机构，有效促成国家的外部崛起。中国设立这样一个机构的时候到了。

从投资领域来说，在现阶段中国的投资对象是基础设施方面。例如中国和东盟之间，在过去很多年里开展互联互通方面的基础设施规划和建设，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在这方面，仍然有巨大的空间。总体上看，“新丝路”沿边和沿岸国家的基础设施仍然非常落后，中国的确可以帮助建设公路、港口等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再者，中国也为当地社会做了不少好事情，例如建立医院、学校和体育馆等公共设施，也就是帮助当地社会的社区建设。

2.建设开放式的“新丝路”

不过，从过去的经验教训来看，做基础设施和社区建设还不够。开放不能仅仅局限在基础设施方面，而应当覆盖更广泛的领域，例如工业、制造业、农业等。这些国家的开发和发展不仅需要基础设施建设，更需要经济平台（产业等）建设。同时，公共设施建设具有福利性质，中国不能获利，很难具有可持续性。中国必须考虑更多的互惠性质的建设，也就是当地社会和中国本身都能获利的建设。

如何使得中国本身和更多的当地社会成员，获利于中国参与的基础设施建设呢？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可以在基础设施的周边建设产业园区等，既能解决当地的就业，也能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是当地社会和政府都希望的一种方式。产业园区建设也就是经济平台建设。在这方面，中国是有巨大的能力做的，因为中国本身的崛起，就是通过大规模的工业化途径。

从战略上看，建设开放式的“新丝路”，有助于减轻其他国家的地缘政治担忧。中国传统的丝绸之路具有很大的开放性，今天必须保持开放这个优势。中国建设“新丝路”并非要和其他国家竞争地缘政治利益，而是要促进“新丝路”沿边沿岸国家的经济发展。这既有助于中国本身的可持续经济发展，也有助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不会被其他国家视为战略威胁。

“新丝路”的开放性也应当反映在执行方面，那就是“新丝路”的开发应当是参与式的。这里至少有两层含义。首先应当是地方的参与，让当地社会和老百姓分享发展成果。早些年，中国在非洲、拉丁美洲等地的一些做法，就引起了当地人的不满甚至抗议，例如中国公司乐意雇用中国工人而非当地人，中国公司没有对当地的环保给予足够的考量，等等。

近年来，中国能够考量到这一点，开始找到一种更具参与式的开发方式，让更多的地方因素和社会成员参与到项目中，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这种参与式的发展要坚持下去。同时，在做“新丝路”的当地规划的时候，也可以开放给当地社会，尽量听取当地政府、社会、非政府组织的意见。尽管各方面达成共识要花时间，但在此基础之上的开发更具合理性，也更具可持续发展能力。

在第二个层面，开放式的发展指的是向其他国家开放。中国在“新丝路”建设方面占据主导地位，并不是说中国也应当垄断所有的项目。作为世界大国，中国应当持更加开放的态度，让那些有能力的外国公司，都能参与到这个大计划中来，共同把这个计划做好。中国具有开放的文化精神，有能力在自己主导的计划中容纳不同的利益，并且有能力协调不同的利益。

财富和资本不同，只有当财富进入市场领域的时候，财富才转变成为资本，财富才可以继续增加和扩大。中国已经具备了庞大的资本积累，尤其是国家资本，而现在这么庞大的资本大都存在银行，仅仅表现为现金。财富不仅没有扩张，反而面临缩小的威胁。在国内投资仍然有很大的空间，中国也不会中断国内投资。同时，中国的资本也会加快“走出去”，这就需要和其他国家进行经济交换。

同样重要的是，作为大国，中国也要承担国际责任，在自己发展的同时帮助其他国家的开发和发展，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道路。“新丝路”的理念已经提出来了。如果中国能在这个概念构架下规划“新丝路”，中国离实现文明复兴和大国崛起的中国梦就不远了。

六、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与中国发展下一步

中共要实现第二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笔者认为至少面临三大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判断是，我们国家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仍然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两个判断没有变化。同时，报告指出，2035年我们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当然包括经济现代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小康社会，“十三五”结束的时候基本上可以实现。

第二个任务，实现社会主义全面现代化。这里，除了经济上至少要变成一个比较发达的国家外，也包括制度建设。制度建设尤其重要。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央成立了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共十九大也已经宣布，中央要成立依法治国领导小组。这两个小组都至为重要，后者的意义甚至更重大，因为其关乎中国的制度建设。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主要是经济建设层面上的，是为了全面贯彻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各方面社会经济改革，让未来的经济能够可持续发展。依法治国领导小组主要是制度建设层面上的，这在某种程度来说甚至比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更重要。我个人一直认为，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政治问题，而不是社会经济的问题。

在经济上，我们通过邓小平时代的努力，虽然还存在着很多可以改善、改革的空间，但基本的经济制度已经确立起来了，我们也已经加入了WTO等所有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在社会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方面的改善也在进行当中。

但是从历史和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如何建立以法治为核心的一整套国家制度，才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困难的。我们讲中国模式，或者中国复兴、文明复兴，也都是要围绕着这个制度建设进行的。在这方面，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定要有一个很强大的领导团队来推行改革。

第三个任务是国家的统一。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国家没有统一，中国梦是不完美的。中国几千年来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近代以来因为种种原因，到今天国家还没有完全统一。国家统一这条道路是漫长的。大家也看到，香港最近几年有少数一些人在闹独立。我们必须密切注意这些问题。而解决台湾问题更不容易。

今天提出以上几点，主要是要把粤港澳大湾区放在这样一个背景中来讨论，让大家对大湾区以后将如何发展有进一步的了解。

1.大湾区可成为强大的经济增长点

在大湾区的概念出现之后，已经涌现各种提法，包括像今天我们提到的把大湾区和大的城市群包括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和纽约湾区做比较。这种比较甚至学习都是可以的，但是笔者担心的一点在于，大湾区建设会慢慢变成一个经济发展项目，失去了它在国家、国际层面上应当有的意义。

第一，怎样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相信经济是重要的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从2008年以来，国际形势的发展明确地表明了一点：当经济形势比较好时，无论哪一种政体，民主也好，专制也好，其他各类政体也好，社会都是稳定的；但当经济一有问题，哪怕是所谓最好的国家，像美国、欧洲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都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直到今天，西方还没从2008年经济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可持续发展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美国2008年以前中产阶级有百分之六七十，而今天却不到50%，这是它最大的问题。如果中产阶级数量大，多党制没问题，一个党左一点，一个党右一点，但是无论哪个党执政都要照顾到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利益。但当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少于50%，就会非常糟糕，社会也会变得非常不平衡、非常不理性。美国是这样，欧洲也是这样。这也是年轻人走上街头去抗议的理由。

我们国家的中产阶级规模还很小。我们现在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是最大的贸易国，人均GDP刚过10000美元。未来中国的人均GDP要达到12000美元，进入全面小康社会。这个目标应当可以实现，只要接下来几年能够实现年均6.5%的经济增长就可以。但如果是要达到今天亚洲“四小龙”中最靠后经济体即中国台湾的水平，中国的人均GDP需要从12000美元提升到23000美元，这个距离还很大。这样大的距离，要如何来实现？

我们从20世纪80年代的人均GDP300美元发展到现在的超过10000美元，通过扩张性经济增长就实现了。接下来这么大差距的GDP要怎么实现呢？大家如果是从经济增长的根源去看，这几年还是出了很多问题。我们的金融投机型经济过度，互联网经济过度、房地产过度，导致了这些领域经济泡沫太大。一个国家经济泡沫肯定会有，但如果过大，就支撑不了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所以要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我们还是需要另外找新的增长来源。

房地产到今天已经发展到一个顶点，西方走了150多年的房地产发展之路，我们二三十年就走完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全国人均住房面积已经达到40多平方米，现在主要的问题还是住房分配不公平的问题。

此外，投机性金融经济发展得过早。西方的金融经济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为实体经济服务，只是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金融经济才脱离了实体经济。这个教训是非常惨痛的，不仅仅美国的金融经济有非常大的问题，英国也是一样。互联网经济也是如此，互联网经济要为实体经济服务。中国的金融经济过早地脱离了实体经济。以前金融经济为实体经济服务，而现在所有的实体经济都跟着金融经济跑，这个趋势非常危险。这几年中央领导层也意识到这一点，开始整顿金融界。

怎么办？首先最基本的一个层面就是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源。我个人认为可以从城市群建设这个角度来寻找，也可以从现在自由贸易区的角度去考虑。中共十九大以后报告里面提到了建设自由贸易港。前不久，汪洋副总理发表了一篇文章，强调中国的全面开放。中国要全面开放，这不是一个概念的问题，而是如何实践的问题。粤港澳大湾区能不能成为中国最大的自由贸易区，这是值得大家去想象和思考的。

中共十八大以后，我们搞了很多自由贸易区，我们广东就有三个，包括前海、横琴和南沙。这些自贸区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遗憾的是，这些自贸区可能会越来越成为一个政策口号。各个地方政府都在争自贸区，却没有实质性进展。我去一些地方考察发现，一些自贸区只是经济资源在内部的调配，基本上也就是把左手的东西放到右手，右手的东西放到左手。

为什么广东在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那么有成效？主要是不同的体制之间进行了整合，产生了化学反应。现在很多的自贸区建设，都是趋向同质性，就是同一个体制内部的资源不同的摆放，这样产生不了制度创新，只是一些物理反应而没有化学反应。广东的自贸区，因为它有“一国两制”，有不同的制度，它会产生一种化学反应，会产生一些新的制度资源，只有这样才能够发展得好。深圳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有很多的制度创新，这与很多的外来因素有关。从现在中国的实际来看，国家经济增长点并不是很多，比如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京津冀在老的工业基础上，要从技术或者其他某一方面提升，是非常不容易的。东北的情况大家都熟悉了，老工业基地非但没有成为一个优势，反而成为一个劣势。

中国的经验是，从没有到有反而比较容易实现，但是从有到转型却很难实现。所以我们今天讲自由贸易区，核心是为了创新。横琴、前海、南沙这些比较小的自贸区，应当是整个大湾区的一个初步试点，以后还得扩张，不会仅仅停留在一个小的范围。这第一步走好了，至少中国南方，就有强大的经济增长点，凭借着它的扩散效应，能够辐射、扩散到邻近省份。

第二，我们谈经济增长还要考虑到国际竞争。因为全球化，国际竞争不可避免，并且现在因为美国的情况不好，中国已经慢慢成为全球化的“领头羊”。美国现在很多人批评特朗普，但我认为特朗普的判断是正确的，只是他的方法不太好。美国卷入的国际事务已经很多，已经力不从心，用美国人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帝国扩张已经过度。美国如果是要再出发的话，就需要先解决国内的问题。用我们以前的话来说，它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来整顿国内问题。

中国现在提“一带一路”，各方面确实是要起到一个“领头羊”的责任。美国民粹主义运动领导人班农最近到处说，今后中国对世界最大的“威胁”，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做的三个半小时的中共十九大报告。班农从这个报告中看到，中国对未来是非常有规划的；而西方是没有规划的。今天西方主要的问题，不是缺人，也不是缺技术、缺创新，在很多方面西方都比中国先进；西方主要还是政治出现了问题，不能产生一个有效的政府。这也是西方很多人最担心的。

不同的人对中国共产党有不同的看法，可是无论如何，中国的政治主体是中国共产党。现在它变得非常强大，能够保障政治稳定。稳定是非常重要的，没有稳定就没有经济发展。西方现在政治秩序不稳定就是最大的结构不稳定。

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如何来引导世界？一方面，我们要走出去，建设“一带一路”；另一方面，我们能否创造一个自己可以掌握的世界级大平台呢？我的设想是粤港澳大湾区就可以成为这样一个平台。建设大湾区，不能光看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或者纽约湾区。这些湾区是最基本层面的东西。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去看欧盟、北美自贸区，甚至美国已经退出的TPP的一些好经验。

欧盟长期以来对欧洲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今天它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它的问题在于它是一个由众多主权国家组成的一个联盟体，是一个高于主权国家的组织。欧盟议会只有一部分权力，而各个主权国家都不能放弃关乎主权的本质性权力，这就很难有效协调。但是粤港澳大湾区不一样，中央政府主导的“一国两制”能够起到一个有效的协调作用。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平台来建设，一个自由贸易区的平台。从发展的角度看，这样一个平台甚至比我们走出去更有效。

很多人对“一带一路”“走出去”都理解有误，认为我们光是走出去，不请进来。如果光“走出去”不“请进来”，就不能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比如我们今天需要“请进来”高技术产业，而不是像珠三角早期的低附加值产业。这样，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供给最高端的国际资本。

无论京津冀也好，长三角也好，大家都在搞经济平台，中国国内本身就有很多的竞争，这也是正常现象。但这个大湾区比上海和京津冀的条件更好，因为这里有不同的体制，这是优势，尤其是有香港这样一个大的金融中心。十多年前，甚至更早，很多人就开始讨论上海是否会取代香港；但到现在上海也未能取代香港。上海经济总量很大，这是优势，但一个金融中心并不是几十年就能建成的，而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从西方的经验看，一个地方成为金融中心，需要很长的历史时间。上海需要很长的时间，但香港已经非常成熟。

2.用社会经济的方法实现国家统一

第三点是国家统一的问题。2016年，我们提交的大湾区设想政策报告中，副标题就是“如何用社会经济的方法实现国家统一”。现在香港、澳门、台湾，都出现了一些问题。中共十九大报告中的涉台部分也提到，我们绝不容忍任何一块土地从中国分离出去。在台湾问题上，应当尽最大的努力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而社会经济整合的办法可能是最有效的。

很多年来，中央政府对港澳、台湾的政策都是对等谈判，但我觉得对等谈判效果不够好，我们主张我们可以单边开放。从英国历史上，大英帝国的时候，实行的就是单边开放，就是“你不向我开放，我也向你开放”的政策。因为大英帝国的经济体量大，很容易消除单边开放所产生的问题。中国的经济体量很大，香港、台湾都是非常小的经济体，要对这些经济体实行单边开放。

一对一的对等谈判容易政治化。为什么上次那么好的和台湾的服贸协定失败了？主要是被高度政治化了。单边开放能解决很多问题，但是现在做得远远不够。到今天为止，这个大湾区内部的各种经济资源的配置远远不如欧盟，人员来往都麻烦。港珠澳大桥都已经造好了，谁去呢？很多容易解决的问题现在都还没有解决，比如两地车牌衔接、教育资源的有效整合、金融体系的衔接等。

广东以前为了香港的发展，不发展金融，结果自己没发展起来，却也没有对香港产生什么好处。又如，香港有技术，没有市场，但内地则有巨量的市场，未来怎么样建立一个共同的劳动力市场？欧盟各个国家之间经过共同努力，结果带来了很多方面的经济的整合，促进了经济发展。

因此，大湾区的研究要更细化一点。现在世界区域整合的经验很丰富，我们要“以我为主”把它们都学过来。很多整合经验都包括技术手段，而不是意识形态，我们完全可以学过来。

制度文明是最重要的一块。就制度建设而言，大湾区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现代化的一个实验地。广东省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已经从港澳台学到很多，那么下一步要继续怎么学？区域整合不是谁吃掉谁的问题，只要以“一国”为主，都可以把各地的经验吸收消纳进来，形成新的制度，而不是去简单地抄袭。再者，香港本身也处于一个关键阶段，是走西方的道路，还是在“一国”的构架下探索自己的道路？这关乎香港的前途。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说，大湾区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更是一个创新制度的问题。

七、粤港澳大湾区与中国的未来

当代中国的开放是从广东开始的，就是从沿海经济开放特区开始的。在众多的沿海开放特区中，深圳是典型的代表。这是一个从小渔村到世界大都市的成功故事。40多年前，没有人会想到“北上广”三大一线城市会演变成今天的“北上广深”四大城市。

这个成功故事背后也折射出了中国复杂的政治史。从早期“新租借”理论到20世纪90年代的要废除“特区”，开放过程中的多元声音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当然，这些不仅仅是来自学者或者政策圈的不同声音，而且是反映了不同社会力量的较量。也就是说，一不当心，特区的发展方向就会出问题。在今天尤其如此。中国总体上还是一个比较贫穷的社会，民粹力量的社会基础雄厚，稍不注意，就很容易逆转事物发展的方向。

我们要从这个背景来看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我们可以至少从两个层面来看问题。

第一，就珠三角本身的发展来说。大湾区可以说是开放4.0版。20世纪80年代的开放可以说是1.0版，90年代初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珠三角很快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那个时代可以说是2.0版。但把“世界制造中心”改称“世界组装中心”更为科学。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广东实行“腾笼换鸟”政策，这之后可以说是3.0版。现在要进入了4.0版了。“腾笼换鸟”的过程很痛苦，但这么几年下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且，这一政策也是客观条件所需。

那么，之前从1.0版到3.0版具有怎样的共同特征呢？认识这些特征很重要。认识到这些特征才会意识到4.0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其一，进步的渐进性。较之其他地区，这个区域一直在进步。尽管进步有时快，有时慢，但没有退步过。进步的速度既取决于内部环境的变化（例如意识形态、领导层变化、劳动生产要素等），也取决于外部环境的变化（例如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

其二，经济形态以加工业为主体。从20世纪80年代的“两头在外”到今天，这个形态没有本质性变化。加工业使得珠三角吸收消化了大量的农民工，造就了中国新一波工业化。但从国际经济体系的角度来看，则造成了一个依附性工业体系。顾名思义，加工业就是为他人做加工的。这就是为什么说珠三角是“世界组装中心”更为确切。加工业的发达解释了原创性技术少而又少。即使深圳是今天中国最为发达的创新型城市，但大多创新还是停留在应用层面。应用就是对西方原创性技术的应用。很容易理解，应用就是对原创技术的依附。

其三，附加值较低。加工业主要利用的是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在早期，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比较低的时候，产业的附加值比较高。但到现在，很多企业所能够赚取的利润越来越微薄，可持续性成为大问题。

其四，制度现代化不足。经济现代化并没有导致各方面体制的现代化。相反，因为现行体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发挥了正面的作用，到现在已经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阻力。确切地说，珠三角的政府比较“亲商”，“亲商”推进经济发展；但“亲商”政府掩盖了政府本身也需要转型这个事实。很多地方政府都有所改革，但没有大的结构性改革。受制于总体大环境，地方层面的进步和更高层级的进步不能配合，结果地方只能半途而废。

其五，从城市化的角度来看，存在着两个特征，即大城市化过度，小城市建设不足；城市化过度，乡村建设不足。这是中国城市化的通病。我觉得，中国城市化的设计者主要是经济学家和工程师。前者看重的是经济效益，而后者论证的则是技术上的可行性。城市越大，经济交易越频繁，GDP就越高。政治人物也往往看重政绩，但忽视了环保、社会公平、社会稳定等问题，发展不可持续。今天，大城市规模越来越难得到控制，中小城市情形恶化。

第二，就大湾区的发展来说，今天已经进入3.0版。香港1997年回归祖国，澳门1999年回归祖国，大湾区成功进入“一国两制”的1.0版。但回归并非“回归”的结束，而是“回归”的开始。所说的“回归”就是从英国人和葡萄牙人手中的“回归”，而香港人和澳门人的“回归”则刚刚开始。一回归就出现政治认同问题，并且愈演愈烈。为了解决围绕着政治认同的一系列问题，大湾区进入了以“更紧密贸易安排”为核心而展开的2.0版，主要是想通过经济利益分配的方法来淡化甚至解决政治认同问题。不过，2.0版在解决了一些问题的同时，产生了更多的问题。在我看来，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社会分化和收入差异加大。这是全球化时代的普遍现象。但就香港来说，全球化的影响要置于和内地的经济关系来讨论。“更紧密贸易安排”的好处主要流向了少数进入这个“安排”的群体，而大多数人没有得到足够的好处，有些甚至受到负面的影响。同时，内地本身的富人也涌入香港，尽管他们对香港的发展也作出了贡献，但对香港的中产阶级产生了“挤压”效应。双边的这种互动也导致了社会层面人与人之间的摩擦，认同问题更为突出。

其次，双边对等关系。为了尊重香港，北京和香港基本上处于对等谈判状态。但这里所能产生的问题是可以预测的。因为这对关系的高度不对称，香港很难消化来自内地的压力，尽管内地已经非常克制。再者，因为是对等谈判，一到香港，马上就转换成为政治。一旦成为政治，意识形态化不可避免，不但很难推进两者的关系，更恶化着认同问题。

最后，“好意成不了好事”，反而恶化问题。对内地来说，所有这些安排是为了香港的利益，但为什么香港的一些人不接受呢？这导致了对“一国两制”的重新解读。从前，人们一直以为“一国”和“两制”是平衡的，但现在的解读是“一国”优于“两制”，“两制”是“一国”之内的，因此“两制”应当服从“一国”。不过，在原则和理论上厘清两者的关系并不等于在实践上理顺了两者关系，原则和理论很难解决两者关系之间的诸多重大问题。

不管从哪一角度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的确立表明“一国两制”现在要进入3.0版了，即大湾区时代。大湾区就是把珠三角的下一步发展和香港、澳门下一步的发展一同来考量。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把大湾区称为“内部版欧盟”。

珠江三角洲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区域，而香港和澳门不仅仅是经济概念，而且也是政治概念，这些都说明了大湾区改革的成本很高，政策不能失败，只能成功，否则就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也就是说，大湾区的改革只能做加法，不能做减法。

如果说大湾区是“内部版欧盟”，那么大湾区具有经济、政治和社会各方面的含义。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要提出“大湾区不仅仅是什么”的问题。提出这个问题很重要，它会提醒人们在推进大湾区建设的时候，要避免可能出现的差错。

第一，大湾区不仅仅是经济项目。大湾区自然要通过全方位的整合来推进湾区的经济发展，以实现湾区的可持续发展。但如果把湾区仅仅视为一个经济发展项目，那么湾区的整合必然很难实现，最终反过来会制约经济的发展。这些年来，粤港澳三地也一直在努力推进三地的融合，但为什么三地融合非常有限，远远不及由主权国家组成的欧盟？这主要是因为各地政府都局限于一些经济发展项目，而忽视了体制上的整合。在没有体制创新的情况下，经济发展项目很快就会遇到瓶颈。

第二，大湾区不仅仅是交通上的互联互通。大湾区内部的整合最容易被简单理解成交通设施的互联互通。这种物质意义上的互联互通自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制度上的互联互通。因为地方政府没有权限来做制度上的互联互通，因此只能把重点放在交通意义上的互联互通。但是，如果没有制度上的对接和互联互通，交通意义上的互联互通又能做什么呢？例如港珠澳大桥是典型的交通互联互通，但如果没有欧盟那样的通行制度，谁来使用这座大桥呢？又如港口和航空港之间的互联互通，如果没有三个关税区之间的对接，如何实现货物自由通行呢？

第三，大湾区不仅仅是区内11个城市之间的合作，更是企业、社会之间的合作。大湾区的主体是市场、是企业、是社会。当我们讨论大湾区的合作时，往往想到的是政府之间的合作，而其他方面的合作被视为次要的。实际上则不然。在大湾区内，真正影响甚至阻碍湾区内合作和整合的便是政府的行政权力。从政府来说，湾区内不仅仅是“一国两制”，而是“一湾十一制”，就是说11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体制。如果政府成为湾区整合的主体，那么整合和融合可以推进一些，但不会有很大成功的可能，到了一定的阶段就会出现瓶颈。如何克服这种来自行政的阻力呢？要克服来自行政的阻力还是要依靠行政力量，即谁来统筹大湾区的问题。

第四，大湾区不仅仅是特大城市群，而是要分散性城市群，实现均衡发展。不可避免的是大湾区内的各个城市尤其是主要城市包括广州、深圳和香港都会来争抢“老大”的位置。这种现象在“大湾区”概念提出来之后实际上已经在发生。尽管大湾区内各个城市比较优势不同，会形成自然的等级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资源都要置于这些主要城市。把资源集中在几个主要城市的做法已经导致了无穷的问题，主要是大城市的规模失控，而中小城市则发展不起来，甚至衰落。大湾区既要追求基于比较优势之上的合理劳动分工，又要追求均衡的发展，尤其是社会公平，这样才会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那么大湾区对中国的未来可以有什么样的贡献呢？如上所说，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离不开广东。广东人也一直自称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先行者”，并且引以为骄傲。正如40多年前，今天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表明中国又处于一个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广东如何继续扮演“排头兵”和“先行者”的角色呢？广东要做什么才能扮演这个角色？广东如何和香港和澳门一起来扮演这个角色？这些问题都没有现成的答案，需要人们的探讨。不过，如果从中国所面临的内外环境出发来定位大湾区未来的发展，那么以下四个方面不仅不容忽视，而且应当是人们追求的方向。

第一，一个世界级经济平台。把大湾区建设成为世界级经济大平台，既是湾区内部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对急剧变化的中国国际环境的回应。

就湾区内部来说，无论是广东本身还是香港和澳门都面临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如前面所说，广东进入开放3.0版以来，尽管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未来发展动力不足。数量型经济增长已经遇到瓶颈，而质量型经济增长模式有待发展。香港和澳门也如此，自回归以来，大多数产业已经转移到珠三角，本地产业结构单一，技术创新既乏力又缺少空间。湾区的融合就是要突破三地现在的瓶颈，把经济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欧盟的历史表明，整合和融合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发展。欧盟能够做到，为什么“一国两制”下的大湾区不能做到呢？

就外部环境来说，中国目前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美国全面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对中国进行贸易战。尽管贸易战既非中国发动、在很大程度上说也是不可避免的，但中国必须避免中美贸易全面脱钩的情况。原因很简单，中美贸易一脱钩，那么中美关系就很有可能演变成为昔日美苏冷战状态，这对国际政治和中国本身的冲击将是巨大的。在美国不欢迎甚至禁止中国到美国投资的情况下，唯一的方法就是中国通过自己“单边”的开放政策，吸引和留住美国的资本。中国最近宣布的一系列开放举措就反映了这个方向。不过，要实现这个目标，中国需要做很多事情。其中，中国需要构建几个大的经济平台，就如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特区一样。粤港澳大湾区就是这样一个经济平台。平台必须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来吸引外资。这既是中国避免和西方发生冷战所需，也是中国的质量型经济发展所需。

第二，一个南方共同市场。建立南方共同市场也是实现内部可持续发展所需。发展既需要来自外部的竞争，更需要来自内部的竞争。中国近年来发展动力不足，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内部竞争动力不足。在学术界，人们往往把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视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中国现在已经形成了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等几个大经济板块。人们也可以把这些经济板块理解成为大经济平台。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些经济板块之间的竞争非常重要。这些板块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差异化便是进步的动力。很难对这些板块实行统一的经济政策，也不能用行政权力来促成这些板块的一致化。相反，必须强化这些板块之间的竞争。

在中国，往往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即没有外来的压力就不会有进步。问题在于我们要等外来的压力吗？外在的压力，就如今天的贸易战，对付不好往往就会演变成灾难。近代以来日本进步的动力表面看来自外力，但实际上是内力。来自外部的压力不可避免，需要理性应付，但创造内部竞争机制更为重要。如果内部失去了竞争，那么进步就会缺失动力。

人们往往担心内部的竞争会导致权力过度分散，从而影响国家的统一。就历史的经验来说，的确是这样。但今天的条件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高度集中的中央制度构架，中央牢牢控制着的人事任命权，便利快速的交通、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等等已经赋权中央政府。传统意义上的“分”在今天已经不可能。相反，今天人们所应当担忧的是过度的集中所能导致的地方竞争的缺失。

第三，一个全方面制度现代化的样本。大湾区建设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更是国家现代化所需。20世纪80年代的人们曾经热衷讨论制度现代化，但后来重心转移到经济发展，久而久之，似乎经济发展取代了制度现代化。不过，在实际层面，国家面临的制度现代化挑战越来越严峻。制度现代化不仅关乎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更关乎文明的进步。衡量一个国家崛起的最主要指标就是一套新制度的崛起，经济发展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其本身不能取代制度建设，尤其是新制度的创新。

制度崛起当然不是制度的西方化。近代以来，刻意追求制度西方化的国家没有几个是成功的，大多数都是失败的。成功的都是把自己的文化传统、国情和向西方学习有机结合起来的国家和地区。就制度现代化来说，大湾区最有利于制度创新。这里是“一国两制”，道理很简单，同一制度下不同因素的互动只能产生物理反应，而不同制度下不同因素的互动就会产生化学反应。所谓的制度创新更有可能来自不同制度的互动。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以来，基本上维持着“一国”和“两制”之间的互动，就是说双方实际上维持在两个较为独立的“单元”。而大湾区内部的整合和融合就不一样了。大湾区就是“一国”之内“两制”的紧密互动，通过互动得到整合和融合。这种互动是化学反应式的，可以导向制度的现代化。

应当强调的是，最近以来因为香港内部的一些变化，尤其是少数“港独”力量的出现，人们对香港的看法趋向于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不过，就制度现代化而言，香港和澳门远远处于领先地位。这两个地方现代化较之珠三角其他地方先行，并且已经把西方的经验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了。尽管这两地并非在所有制度领域都是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地方，但总体上说，这两地可供珠三角制度现代化学习的地方仍然有很多。

第四，一个国家统一新模式。除了香港和澳门所面临的进一步整合问题，我们仍然面临着如何实现台湾统一的问题。尽管人们不排除“武力统一”的选项，但这一选项更可能只是对“独立”起到一个阻吓作用，而很难实际使用。如果是使用武力，且不说其他方方面面的影响，对中华民族必然是一个巨大的伤害。

不过，存在着其他很多实现统一的方法，那就是用社会经济的方法。欧盟就是使用社会经济的方法。欧盟出现了问题，在于欧盟是由众多的独立主权国家组成的，缺少一个有效的协调者。大湾区则不同，已经同属一个“国家”，存在着一个强有力的协调者。再者，相对于港澳台，大陆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两者之间不是一个对称的关系。不管港澳台如何看待大陆，经济上大中华地区的整合是一个客观的现实。在很大程度上说，港澳台经济已经成为以大陆为核心的经济体的内在一部分。这就决定了，大陆可以实行单边开放政策来促成融合和整合。

单边政策有点像今天人们所说的“供给侧改革”，其有效性在于其无须通过和这些地区的双边讨论来决策和实施政策。尽管香港和澳门已经处于“一国”之内，但一旦启动内地和香港、澳门的双边谈判，事情就容易变得政治化。和台湾的情况类似，早些年“服贸协议”的流产就是双边谈判的产物。而单边开放就是大陆实行单边政策来满足这些地方的需求。单边政策可以涵盖各个方面，包括投资、就业、教育、科研、租房、社会保障等领域。这些领域并非直接的政治领域，但对政治一定会产生影响。等这些领域整合了，政治领域就是“最后的一公里”。再者，无论从哪个指标来衡量，大陆经济体有能力吸收消化单边政策所可能引发的负面效应。

笔者认为，粤港澳的整合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把台湾也包括进来。“一国两制”最先是针对台湾提出来的，是为了解决台湾问题。在实践层面，被先用于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一国两制”实施多年，不能说它不成功。确切地说，这个政策很成功。世界上还没有其他国家使用这样的方法来和平地解决国家统一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一国两制”政策需要与时俱进，根据客观现实的变化而调整。这也就是前文所说的，“一国两制”需要进入3.0版。这个3.0版在香港和澳门成功了，那么就可以进而应用于台湾。实际上，南方共同市场的外延是可以扩大的。台湾的有识之士很多年一直在提倡“两岸共同市场”。以珠三角为核心的南方共同市场很容易扩展到福建，从而把台湾也包括进来。

当然，现实主义地说，即使实现了社会经济方面的整合和融合，台湾的“独立”力量或许仍然会存在。人们可以假定“独立”力量会继续存在，但如果实现了社会经济的整合和融合，那么“独立”者肯定是少数，并不难加以管控。一句话，社会经济方面变成共同体了，政治方面的统一就很容易解决。不管怎样，世界历史上，从古到今，国家统一都是充满暴力和血腥的，并且即使通过暴力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也难以避免“独立”力量的再次出现。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有责任和义务探索一条新的国家统一道路。这是一份对人、对社会、对国家、对文明的责任。

[1]Istvan Hont, Jealousy of Trade：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the Nation-Stat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0.

[2]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Boston, MA：Beacon Press，1944）。

[3]参见Yongnian Zheng and Yanjie Huang, Market In State：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omin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8，第一章。

[4]Max Weber, The City, Glencoe, Illinois：The Free Press，1986.这本著作在作者去世后出版，出版于1921年，后在1924年并入其巨著《经济与社会》。韦伯聚焦城市在西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同样，在《中国宗教》和《印度宗教》等论著中，他也论述了东方国家城市为什么没有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

[5]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ranslated by Arthur Goldhammer, Cambridge, M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4.

[6]这方面参见我们最新的研究，Yongnian Zheng and Yanjie Huang, Market In State：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omin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8.

[7]在我们的书中，我们称之为“制内市场”，即市场存在于一整套政治规制之中。

郑永年论中国：中国的知识重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郑永年论中国：中国的知识重建 / 郑永年 著. — 北京 : 东方出版社，2018.3

ISBN　978-7-5207-0020-7

Ⅰ. ①郑…　Ⅱ. ①郑…　Ⅲ.①知识体系－研究－中国　Ⅳ. ①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08329号

郑永年论中国：中国的知识重建

（ZHENG YONGNIAN LUN ZHONGGUO：ZHONGGUO DE ZHISHI CHONGJIAN）

作　　者：郑永年

责任编辑：陈丽娜　李鹏飞

出　　版：东方出版社

发　　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113号

邮　　编：100007

印　　刷：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2018年3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　　张：8.5

字　　数：100千字

书　　号：ISBN　978-7-5207-0020-7

定　　价：38.00元

发行电话：（010）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请拨打电话：（010）64023113

出版说明

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从来不是一句空话，而与我们每个个体的作为密切相关。在教育改革和智库建设如火如荼的今天，知识分子们的知识贡献方面的使命尤为凸显。长期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各个阶层和群体，尽管对各种事物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大多是在借用他人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自己，结果不仅没能解释好自己，反而曲解了自己，更不用说希望借此让外在世界来了解自己了。因此，知识分子即知识的生产者，其首要任务不是照抄照搬西方知识体系，而是需要去思考西方的知识体系是如何产生的，我们自己如何能够生产自己的知识体系。

笔者在思考中国崛起的时候，越来越强烈意识到，任何一个文明的核心就是拥有能够解释自己和说明自己的知识体系，简单地说，就是自己的知识认同。没有一个强大而富有生命力的知识体系，何谈强大的文明。也就是说，中国文明复兴的关键就是重建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

知识体系的重建和文明复兴之间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大量的研究和思考。在这个过程中，既有本书里所提到的种种“彷徨”，也需要有知识建设的问题意识和责任感。我个人感觉到，很有必要把此当成一个长期的事业来做。这本书对早先出版的《通往大国之路：中国的知识重建与文明复兴》中知识重建部分做了重新调整梳理，并把这些年的进一步思考收录在一起，编成此书，以飨读者。

本书的出版要感谢东方出版社的许剑秋先生和吴玉萍女士以及本书的编辑陈丽娜和李鹏飞，由于他们的努力，才能够这么快与读者见面。

郑永年

2018年1月

前言

无论就中国历史还是就世界历史而言，这个时代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转型，乃至政治转型。就经济而言，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一个贫穷的经济体跃升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从一个几乎处于封闭状态的经济体，转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大国，并且已经俨然成为世界新一波全球化的领头羊。

而这些变化的背后，是从原先计划经济向中国自身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型。就社会发展而言，这些年里中国已经促成了数亿人口的脱贫，同样为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尽管还有很多穷人，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已经超过9000美元。

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也同样显著，包括人口寿命、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就政治而言，1949年之后建立起来的制度经受住了各种挑战，化解了各种危机；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显现出其高度的韧性和灵活性，与时俱进。

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实践需要人们来解释，来提升，概念化和理论化，从而创建出基于中国经验之上的中国社会科学体系。很显然，这是中国知识界的责任。这个责任原本也可以促成中国知识界的伟大时代，但现实无比残酷，当中国成为世界社会科学界最大实验场的时候，中国的知识界则进入一个悲歌时代。

说是知识的悲歌时代，倒不仅仅是因为权力、金钱和大众对知识史无前例地鄙视，也不是因为知识常常被用来点缀，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因为知识从来就是卑微的，也应当是卑微的。今天知识悲歌的根本原因，在于知识创造者本身对知识失去了认同，知识创造者失去了自身的主体地位，而心甘情愿地成为了其他事物的附庸。中国大学众多，每年都有很多校庆，不过一次次校庆就是对知识的一次次羞辱。

每次校庆，大家无一不是以培养了多少政治人物、多少富豪而感到自豪，唯独说不出来的就是，没有一所大学已经培养出一位钱学森生前所说的“大师”。实际上，今天大学或者研究机构所举办的各种公共论坛乃至学术研讨会，人们都以邀请到大官大富为目的，而知识本身则是极其次要的、可有可无的陪衬物。

知识体系是任何一个文明的核心，没有这个核心，任何文明就很难在世界上生存和发展，至多成为未来考古学家的遗址。从知识创造的角度来看，正是伟大的知识创造才造就了文明。在西方，从古希腊到近代文艺复兴再到启蒙时代，这是一个个辉煌的知识时代，没有这些时代，就很难有人们今天所看到所体验到的西方文明。中国也如此，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到宋朝的朱熹，再到明朝的王阳明等，铸造了中国文明的核心。

就知识创造者来说，知识创造从来就是个人的行为。尽管有些时候也表现为群体知识，例如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但群体知识仍然是基于个人知识体系之上，只是一些学者之间有了共识，才形成互相强化的群体知识。

同时，在中国“学而优则仕”的政治环境里，知识表面上是政府知识分子（也就是“士”）这个阶层创造的，但应当指出的是，政府从来不是知识的主体。

当然，这并不是说政府在知识创造过程中就没有责任，政府既可以为知识创造有利、有效的环境，也可以阻碍知识的创造。因此，从知识创造者这个主体来反思当代中国的知识悲歌，更能接近事物的本质。也就是说，我们要回答“我们的知识创造者干什么去了呢”这个问题。

一个一般的观察是，在中国社会中，历来就是“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争智于孤”。这里，“争名于朝”是对于政治人物来说的，“争利于市”是对商人来说的，而“争智于孤”则是对知识人来说的。今天的知识悲歌的根源就在于现代知识人已经失去了“争智于孤”的局面，而纷纷加入了“争名于朝”或者“争利于市”，有些知识人甚至更为嚣张，要名利双收。

争名于朝。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从前是“学而优则仕”，从学的目标就是从官，并且两者没有任何边界。现在从学的目标已经大大超越（至少在理论上说）了从官，并且两者之间有了边界。尽管大多知识人士为官了，但“为官”的心态仍然浓厚，因此还是通过各种变相的手段争名于朝。当然，这背后还是巨大的“利益”。竞相通过和“朝廷”的关联来争名，这个现象随处可见。

今天在做智库评价指标时，人们以争取到大领导的批示和认可作为了最重要的指标，更有很多知识分子对大官竭尽吹牛拍马之能事。文章拿到了领导的批示，这可以是一个指标，但并非唯一甚至是最重要的指标。知识有其自己的指标。如果知识人以这些东西来衡量自己的知识的价值，那么不仅已经是大大异化了，而且很难称得上知识。

争利于市。这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个新生事物。传统上，从理论上说，知识分子和商业是远离的。从认同上说，知识分子显得清高，不能轻易谈钱的问题；从制度层面来说，“士、农、工、商”的社会安排把知识分子和商隔离开来。当然，在实际层面，两者也经常走在一起的。不过，现在情形则不同了。知识分子以利益为本、以钱为本，公然地和企业走在一起，各个产业都“圈养”着一批为自己说话、做广告的知识分子。

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房地产业。中国的房地产能够走到今天那么荒唐的地步，不仅仅关乎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而且也关乎于这个产业“圈养”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因为这些人在每一步论证着政府房地产市场政策的正确性，推波助澜，而非纠正错误。

在现代社会，除了与政治权力和商业利益发生关系，知识分子更是找到了其他的手段来争名利。例如，争名于“名”，即通过炒作既有“名人”而成名。研究既有名人未尝不可，而且也是知识生产和创造的手段。不过，在今天的中国，人们不是认真地去研究名人，而是完全根据自己的或者他人的需要，随意糟蹋名人。例如王阳明。王阳明是个大家，现在被炒得很红火。不过，很遗憾的是，没有人真正在研究王阳明，可以预见的是，如果现在的情况延续，“阳明学”很快就会演变成一种庸俗不堪的宗教，不仅静不了人们的心，反而会搅乱人们的心。

这种现象在所谓的“国学”处处可见，人们所期望的国学精华没有出现，而那些“牛、鬼、蛇、神”则已经泛滥成灾。中学如此，西学也如此。例如马克思。在世界范围内，今天的中国拥有着最大群体的马克思研究机构和马克思研究者，因为马克思几乎已经成为官方的“国学”。但是认真去读一下这些机构和学者的产品，有多少人懂马克思。马克思只是他们的政治，只是他们的饭碗。

在互联网时代，知识更是具备了“争名利于众”的条件。这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知识人通过互联网走向了“市场”，把自己和自己的知识“商品化”。当然更多的是充当“贩卖者”，即没有自己的知识，而是贩卖人家的知识。互联网是传播知识的有效工具，但这里的“贩卖”和传播不一样，传播是把知识大众化，而“贩卖”的目的仅仅是为了钱财。

看看眼下日渐流行的“付费知识”就知道未来的知识会成为何等东西了。另一方面，互联网也促成了社会各个角落里的各种各样的“知识”（宗教迷信、巫术等等）登上“学术舞台”，并且有变成主流的大趋势，因为衡量知识价值的是钱、是流量。

而后者的力量如此庞大，更是把前者拉下了水。今天的知识分子都是在争流量，为此大家争俗、争媚，媚俗和流量无疑是正相关的。更可惜的是，官方也往往把“流量”和社会影响力等同起来。这就不难理解，即使官方媒体也和众多自媒体一样，堂而皇之地媚俗。

古今中外的真正学者没有一个是争名争利的，有很多为了自己的知识尊严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历史上，不乏知识人被权力和资本所迫害的事例。近代以来才逐渐有了言论自由的保障。对大多数学者而言，名利并非是追求而来的，而仅仅只是他们所创造知识的副产品。

很多学者生前所生产的知识，并没有为当时的社会所认可和接受，穷困潦倒。那些能够远离名利的学者才是真正的名而不利。屈原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毛泽东曾经评论过屈原，认为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被开除了“官籍”，“下放劳动”，屈原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引自邓力群著《和毛泽东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文）。

一旦进入了名利场，知识人便缺少了知识的想象力。一个毫无知识想象力的知识群体如何进行知识创造呢？一个没有知识创造的国家如何崛起呢？正是因为知识之于民族和国家崛起的重要性，近来自上到下都在呼吁知识的创造、创新。为此，国家也投入了大量的财经资源，培养重点大学，建设新型智库，吸引顶级人才等。但现实情况极其糟糕，因为国家的投入越多，名利场越大；名利场越大，知识人越是腐败。

最近，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称中国还没有建立起近代大学，这话是很有道理的。可以补充的是，不仅没有建立起近代型大学，而且也远远落后于传统书院制度。实际上，无论是近代大学还是传统书院，重要的并不是大学制度或者书院制度本身，而是大学和书院的主体，即知识人。

有了追求知识的知识人之后，这些制度就自然会产生和发展；而在缺少知识人的情况下，最好的大学和书院也只是一个居所。更糟糕的是，在知识人自愿堕落的情况下，这类居所越好，知识越遭羞辱。

知识圈在下行，知识也在下行。尽管预测是危险的，但人们可以确定的是，如果这个方向不能逆转，那么中国很快就会面临一个知识的完全“殖民化”时代，一个全面弱智的时代。道理很简单，人们已经不能回到传统不需要那么多知识的时代，知识是需要的，但人们因为没有自己的知识，那么只好走“殖民”路线，即借用和炒作别国的知识。

在很大程度上说，“五四运动”以来中国走的就是这个方向，只是今天的加速度不是前面数十年可以想象的。

目录

封面

扉页

版权信息

出版说明

前言

第一章　中国知识的悲歌时代

一、中国向世界解释自己，为什么往往都是错的

中国还不能回答“中国是谁”

西方“看着苹果（西方）来论述橘子（中国）”

中国“依葫芦画瓢”与中西方的相互“误解”

二、中国国际知识链上的低附加值问题

研究体制和政策上的阻碍因素

学术组织的泛行政化

院士制度与“寻租”

三、思想贫困及其方法论根源

道德拜物教

画地为牢自我禁锢

事物的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

知识的娱乐化和虚假化

第二章　知识就是权力

一、知识分子与权力

知识就是权力：知识分子可通过创造知识获得权力

西方知识分子的权力来自解释现实的能力

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知识分子与权力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与权力

简单的结论

二、知识体系是最强软实力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还没有话语权

没有知识体系，就没有国际话语权

思想和思维被殖民：中国为何还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

第三章　专业主义与知识体系建设

一、知识体系与教育哲学

为什么要谈教育哲学

中国教育界和知识界缺什么

中国传统教育哲学及其弊端

中国近现代教育哲学

二、知识创新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

高等教育管理体制问题

高等教育人才培养问题

高等教育知识创新（官僚化教育评审制度）

中国高教改革与“文凭病”

第四章　中国知识体系的未来：解释比改造更重要

一、建立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

首要任务是中国人要了解自己

如何建立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

中国“走出去”的现实路径

中国的话语体系建设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教育哲学的未来——专业主义

二、知识、力量与责任：中国知识群体向何处去

中国社会意识形态与危机四伏的“百花齐放”时代

中国社会阶层及其思想状况

知识、权力和责任：经验和教训

如何建立一个负责任的知识体系

三、在“知”和“行”之间：智库的角色

政策研究者的“知”与“行”

政策研究者的职责

第一章　中国知识的悲歌时代

一、中国向世界解释自己，为什么往往都是错的

中国还不能回答“中国是谁”

随着中国的崛起，国际中国学的发展不可说不快。这些年，西方各国无论是企业界、政策界，还是学术界越来越注重对中国的研究。一些传统上只侧重于汉学研究的机构和组织也开始强调当代中国的研究，尤其是与政策相关的研究。对传统汉学来说,学者们感兴趣的是中国的文明、历史、诗歌和语言等等。传统汉学因此也就是古典文献研究。当代中国学则不一样，它是与当地政府、企业界和学界对当代变动中的中国兴趣紧密相关，这里更有背后的强大的物质利益的驱动。传统汉学是学者们对传统中国的互动，而当代中国学是各方面和变迁中的中国的互动。很简单，只有和一个活生生的中国互动，才能理解中国，才能促进各方的利益的实现。

与此同时，中国方面也有越来越大的动力推动中外中国学的交流。随着中国经济上的崛起，中国有关方面也迫切需要中国的文化“走出去”，来造就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软力量。中国崛起首先是经济上的崛起，而非军事上的崛起。因为经济力量要比军事力量软得多，中国的崛起因此可以说是“和平崛起”或者“和平发展”。但是文化力量远比经济力量来得软，实行文化“走出去”来软化经济力量，这应当是一个有效的策略。更为重要的是，文化力量往往赋予经济力量一种特殊的意义(meaning)。因此，随着经济的崛起，中国内部产生了一种强烈的驱动力，希望西方来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崛起的意义。于是，各个方面开始努力“走出去”，向西方解释中国。从早期的孔子学院到近来的媒体“走出去”，都是中国追求文化软力量战略的组成部分。

但是，中国学或者理解中国的现状则是令人担忧的。西方学术界对中国研究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研究得越多，知道得越少。这是西方世界对中国越来越担忧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努力的结果也同样不能令人满意。尽管在社会层面，西方和中国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在经济层面，互相整合性越来越大，但似乎是越来越不了解对方。很多年前（2005年）当温家宝总理访问欧洲和法国签订中国购买150架波音飞机协议的时候，就指出过，文化交流要比贸易更重要，并且强调，如果中外贸易代表现在，那么文化交流代表未来。我非常认同这个认识。但是，代表现在的贸易飞速发展，但代表未来的文化交流呢？如果文化交流停滞不前，那么未来肯定会成为问题的。

文化交流当然不是单向面的，需要各国的努力。但我这里要强调的是，中国不能光责怪西方人不了解中国，而是要自己努力提供各种途径让西方来了解中国。但目前的情形是，我们中国人自己都不了解自己，不能回答“我是谁？”的问题。如果是这样，如何要求西方了解中国呢？

西方“看着苹果（西方）来论述橘子（中国）”

根据我的观察，西方中国研究存在着几个大的障碍。首先是价值观问题。这是难免的，因为任何一个社会的学者都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用已经接受了的价值来看待另外一个社会。韦伯(Max Weber)曾经非常强调在认识社会和分析社会时要做到“价值中立”(value-free)，但这仅仅是个理想，能做得到的仅仅是少数几个学者，大部分学者是做不到的，更不用说政治人物了。“看着苹果（西方）来认识橘子（中国）”是西方学者的一个普遍趋势。西方学者用苹果来看橘子，也希望中国这个橘子能够演变成为苹果。马克思说知识分子的两大任务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对很多西方学者来说，他们“认识”中国的目的就是要“改造”中国。而改造中国则更具有价值观含义。当然，西方人也的确相信，他们是有能力根据他们的价值观来改造中国的。

这使得学术具有了政治意义。实际上，要“改变中国”几乎是中国和西方开始打交道时西方人就有的信念。西方能够改变中国意味着什么？很简单，就是引导或者迫使中国成为一个符合西方理念的国家。从历史上看，当西方（错误地）感觉到中国正在往西方所想象的方向发展时，就感到高兴，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也会表现出密切；但当西方感觉到中国的发展方向和西方所想象的背道而驰时，就感到悲愤，双边关系也自然转坏。

所以，当20世纪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时，西方对中国表现出惊人的友好。当时很多西方人认为改革开放会使得中国成为另外一个西方式国家。邓小平几次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就很有这方面的味道。但是，当1989年春夏间的政治风波发生后，西方人的“中国梦”很快就破灭了。美国领导整个西方对中国实行了各方面的制裁，而这些制裁到今天还在影响中国和西方的关系。

1989年以后，中国和西方的故事，大都是中国主动向西方调整政策。尽管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有起伏，但总体上说是中国有意愿向西方利益作调整。在经济方面，中国加大开放自己的大门，“邀请”西方资本到中国。中国尤其花了很大的精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西方来说具有标志性意义，因为这意味着中国接受了西方主导的现存国际经济体系。在政治上，尽管中国官方努力抵制西方式的政治发展和民主化，但中国也表现出了很大的意愿在一些敏感的政治领域（如人权）和西方对话，接受联合国人权公约。中国向西方调整政策的意愿也促成了西方的对华“接触”政策，就是说，西方配合中国的调整，来促使中国更快地朝西方所希望的方向变化。很多西方政治领袖坚定地相信中国的权威主义政治会随着自由市场的发展而消失。

更为重要的是，隐含在西方人“改变中国”信念背后是一个坚强的道德判断，那就是西方代表着现代历史唯一正确的方向。中国只有接受西方的引导才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西方的信念符合其文化价值和国家利益，在这个信念主导下，西方很难意识到其在认识和理解中国过程中有需要做到“价值中立”，更不用说从中国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中国。

西方认识中国的第二个瓶颈是方法论问题。尽管西方一些学者的价值观阻碍了他们对中国的客观认识，但主要还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西方学者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来分析中国，正如在西方本位价值立场上观察中国一样, 也往往产生一种“看着苹果（西方）来论述橘子（中国）”的局面。到目前为止，大多西方社会科学的概念和理论是西方社会科学家用西方产生的科学方法来观察西方社会现象的产物。对很多概念，西方学者之间本身就有很多争论，但鉴于概念出自对西方社会现象的观察，在方法论和其所产生的概念、理论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因此总会被人所接受。不过，当这些概念和理论被用于解释中国现象时，这种逻辑一致性就消失了。结果往往是，西方学者在对中国研究过程中，批评（或者赞扬）多于解释，只问“为什么”，而不问“是什么”。或者削足适履，或者盲人摸象。

在方法论方面，西方学者，还面临一些研究技术问题。一种情况是，一些学者越来越侧重于微观层面，研究题目越小越好。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从知识发展和增长的角度来看，从微观层面入手更有可能有新的发现。但这种情况往往产生“研究得越多、知道得越少”的局面，或者中国人所说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情况。进而，这样得到的知识也很难应用到其他的时间和空间的社会现象。这些学者通过各种研究调查技术了解到很多细节，但不了解这些细节和其背景的关系。另一种情况刚好相反，学者们想通过研究中国得到一般性的结论。往往是带着既定的一套观念方法，绕开背景资料和历史脉络，寻找到一些可以操作数据和案例（不管是经济数据还是社会数据），用现存的技术来处理。这些学者往往不知道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背景，没有细节。文章可能做得很好，但不知道文章在讨论哪一个国家的问题。就是说，社会科学中的“社会”消失了，所留下的只是科学。但很显然，离开了你所谈论的“社会”，“科学”也不是科学了。

西方社会科学在18世纪、19世纪的时候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经过亚当·斯密、马克思、韦伯、涂尔干、帕森斯等诸多大师的建构，已经确立了宏观的“大理论”(grand theory)。社会科学家们已经把各种制度背景说得很清楚了，并且有长时期的争论，人们对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各方面问题的共识和分歧看得比较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学者们转向微观是可以理解的。再者，从制度层面来说，西方国家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已经高度制度化，尽管在细节和规模上或有损益，但总体制度结构和原理相对恒定不变，这也使得西方学者可以在宏观制度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来研究微观的行为。但中国显然并没有这种情形。自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处于大变动和大转型过程之中，这个过程迄今还没有完成。因此，很多概念和理论放在西方的背景合情合理，但一旦被机械地搬到中国的情形中，就显得不适时宜。

中国“依葫芦画瓢”与中西方的相互“误解”

要理解中国，中国学者本身应当尽最大的责任。实际上，较之西方学界，中国的研究界存在着更大的问题。其实这其中的很多困难是多数西方学者所不能克服的，但对中国学者来说要克服并不难，问题在于中国学者本身并没有问题意识。

首先是中国学者的价值问题。西方学者认识中国有价值问题，但很荒唐的是，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问题似乎更为严重。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发生了动摇。无论是学者还是政治人物，都试图用西方的概念、理论来解释中国现象。这里既表现为学术概念和理论问题，也表现为价值问题。很显然，西方的很多概念是西方价值的载体。学习西方成为风潮，并且被视为是政治上正确。在学术研究上，抵制西方被认为是政治上不正确。这就造成了滥用西方概念和理论，随意曲解中国历史事实和现象。结果就是，不是用苹果（西方）来批评橘子（中国），就是把苹果皮硬贴到了橘子上。我随便举一个例子。从“五四运动”以来，大多中国学者都说传统中国是“封建专制”。我想，直到今天，很多人对这个概念仍然深信不疑。但问题是，封建专制不是一个事实。在西方的历史，封建和专制是两码事。要么封建，要么专制，两者不能生长在一起。封建意味着分权，即西方统一民族国家产生之前的封建制度。而专制指的是另外一种国家形态，即高度集权的统一民族国家。在西方，人们很明白从封建到专制的转型过程，指的是两种不同的政治体制形态。但在中国，秦朝之后再也没有类似于西方的封建了。同样，中国也不存在西方专制政治形态的一整套基本国家制度。严格地说，到现在还没有。这里不是要为中国传统的制度作辩护，只是想说明，西方的很多概念说明不了中国的历史或者现实。用西方的价值来否定中国的传统并不能使得我们对中国有更好的认识；反之，它阻碍着我们对自身的认识。

价值观之外，那就是方法论问题了。中国本身没有社会科学传统，要做研究就不得不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学习西方就是搬用人家的概念和理论，而方法反而在其次。在很大程度上说，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扮演的只是一个西方“代理人”的角色，或者说，他们所作的和西方学者所作的并没有什么两样，是把西方概念和理论传播和应用到中国。直到今天，这个传统还是根深蒂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大面积地西方化、美国化。学习西方是应该的，因为这是一个了解西方的过程。但学习西方并不见得照搬西方的思维方式。今天，随便到哪一个书店，随便翻一本书，人们可以发现，除了大量的连作者自己都没有完全理解和消化的西方概念，什么都没有。从前还讲一些一点“中国化”的口号，现在连这个口号干脆也取消了。很多人是机械搬用。一些人言必称“马克思”，而另一些人言必称“希腊”。很少有人真正在研究中国，也很少有人在真正认识中国。

结果怎样呢？学术研究变成空谈。这使我想起了中国左派和自由派之间对政治改革的争论。“左派”和“自由派”长期以来对中国政治改革处于无谓的争论之中。尽管两派的观点正好相反，但思路一模一样，即两边针对的都是同样一个“稻草人”。自由派一谈政治改革总是离不开西方式“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他们把西方的制度看成是普世的。他们看到了中国的问题，就简单以为一旦选择西方道路就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或者形象一些说，他们是看着苹果（西方）骂橘子（中国），认为橘子没有救了，只有把橘子变成苹果才好。所以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就是把“橘子”变成“苹果”（应当指出，他们中的一些也的确真诚相信“橘子”是可以变成“苹果”的）。

左派的观点刚好相反。他们立场明确，反对自由派所提倡的一切。一旦谈及政治改革尤其是民主政治，就如临大敌。左派从心理上抵御民主，认为民主仅仅属于西方，中国并不需要。他们过分突出中国特色、国情、文化等因素。在他们看来，中国和西方的不同不仅仅是苹果和橘子之间的区别，而是一个是水果，一个是蔬菜之间的差异。实际上，“左派”使用的话语大多也是从西方引进来，包括新马克思主义。

学者和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就类似于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医生根据自己所学的知识和掌握的技术为病人看病。如果医生看不好病，他（她）只能反思自己所学的知识和掌握的技术，而不能说病人的病“生错了”。那么看不好“病”怎么办？需要的是修正所学的概念和理论，因为“病”作为一个客观的事物存在着。而对很多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来说，如果他们的理论解释不了现实，就说“现实”错了。这样当然不会促使人们去认识客观现实，增进对客观现实的理解。

应当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也产生了很大一批掌握了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技术的人才，包括留学生和中国自己培养的学者。在技术上，他们中很多人现在已经能够和西方学者平起平坐，甚至比西方学者更优秀。他们可以在西方的主流学术杂志上发表文章。可惜的是，他们学到了西方的研究技术，而非方法论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和西方学者一样，他们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强调的只是“科学”，而没有“社会”。当然，如前面所说，这种研究很多都是肤浅的“科学”（很多严格来说只是对一般寻常见识的形式化表述），如果不能说是伪科学的话。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中国学研究也同样在曲解中国本身。要么自欺欺人，要么欺骗他人。因此，中国和西方之间越来越深的“误解”也有中国本身的原因。长期以来，中国也的确在误解西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本身也对自己国家的变化充满信心，很多人也相信，随着改革开放和世界接轨，中国本身也会成为类似于西方的国家。一些中国学者在他们发表的论文中，大都想传达这个信息。这样的话语表现在政治人物和外交官，还可以理解，但表现在学界则很不应该了。亚洲的一些政治人物就是这么做的，在自己社会实践表面上的西方民主，然后告诉西方，我们变成你们了。政治人物可以哄骗他人，但是学者不能这样做。学者追求的是真理，不是一时的宣传效果。

因为相信自己会成为另外一个西方国家，很多中国人也相信西方理所当然会接受中国。中国在接受和加入现存国际体系的同时也提出了诸如“和平崛起”“和平发展”和“和谐世界”等政策主张。但是，在很多问题上，很多人总不愿意去考虑西方会接受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的问题。无论是政策界还是媒体，都是有选择地接受和转述西方释放出来的信息。很多方面的信息在中国得到无限的放大，例如对中国“有利”的论述，主要包括那些在中国有巨大利益而对中国说尽好话的论述，以及那些对西方本身持有批评态度的论述。同时，很多相反的论述被缩小。

中国对西方的“误解”也影响着中国人对真实世界的看法，影响着中国的对外关系。在政策层面，中国往往对国际格局的变化没有很好的思想准备。一旦发生，不知道如何应付，往往造成“救火式”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说，甚至连对本身崛起对外在的世界的影响及其外在世界对中国崛起的可能反应，中国也缺乏足够的理性理解。在政策层面，除了一些表达中国的善意的政策口号外，没有任何理论创新来解释中国崛起对世界的意义。而无论是政策界还是社会层面，在很多国际问题上，一直停留在表达“喜、怒、哀、乐”情绪的层面，所缺少的是对真实世界问题的理解和对问题的理性回应。

二、中国国际知识链上的低附加值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20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政府财力的增加，中国政府大量投入科研（包括各类大学和研究所）。这种科研投入自然是为了未来的发展。尽管可持续发展包含有很多方面的意义，但科研投入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从历史上看，技术和新知识的突破对社会经济的发展的影响不是其他因素所能比拟的。

政府的投入已经产生了一系列积极的效应。中国研究者在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量暴增，他们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的研究论文的数量也有很快的增加。

中国在一些领域的研究也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在任何国家，国家的投入要取得一些方面的突破是有可能的，但如果要取得知识领域的全面进步并不容易。

但总体上来说，中国在世界知识链上仍然处于底端。就是说，中国知识产品的数量极其庞大，但是附加值非常低。前不久，一些专家从中国各高校和科研机构考察后感叹道，中国科研人员的数量如此之多、他们所写的研究文章如此之多，都是世界上所罕见的，但可惜的是，大多数研究人员都在重复地做低层次的简单的研究工作。

这个现象非常重要。就像中国的工业产品一样，中国所生产的知识大多是对人家现有知识的重复和复述，附加值非常之低。如果工业品需要升级，就是说要提升附加值，那么知识界也是一样。

如果不能有效提升中国在世界知识链上的附加值，那么中国的科研就很难得到具有实质性意义的进步。这种情形不仅会成为中国各方面发展的阻碍，而且国家本身也很难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

研究体制和政策上的阻碍因素

那么中国的知识附加值为什么那么低？或者说，过去很低，但现在仍然得不到提升呢？到底有哪些因素阻碍着中国在世界知识链上追求高附加值呢？又如何革除这些阻碍因素呢？很显然，并非存在着单一因素，有很多因素通过不同途径影响着中国的科研领域。这同时也说明改革是一件综合的艰苦事情。

有很多因素，但归纳一下，不外是研究体制和政策两大类。体制类的原因，很多人总会把之归于政治体制，尤其对社会科学来说。政治因素很重要，但并不是最主要的，也不是不可克服的。很多阻碍来自一些具体的制度和政策，而非总体政治制度。

首先看中国的研究体制。在西方，各国的大学都会分为研究型大学和教学型大学。中国20世纪90年代在讨论如何进行教育改革的时候，也有把大学分为研究型和教学型的设想。但是，后来实行的教改则是和这个设想背道而驰的。

在大学的合并风中，很多教学型的大学被合并和强行提升为研究型大学。大学合并风的原则是让优秀的大学合并一般型的大学，因为这给被合并者提供动力。但合并以后，对各校的科研体制却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很多原来在一般型大学的人本来就不具备科研素质，但现在被迫写文章，因为他们必须符合研究型大学的标准。在这种压力下，尽管论文数量上去了，但毫无质量可言。中国的大多数研究人员和学者是在“写”文章，而非在作任何有意义的研究和思考。

而“写”的过程，则往往容易演变成了“抄袭”的过程。抄外国学者的，也有本国学者互相抄的，有学生抄老师的，还有老师抄学生的，无奇不有。很显然，写文章、抄文章是没有任何附加值的。

学术组织的泛行政化

学术组织的泛行政化是另外一个重要的阻碍因素。中国是用行政来组织学校和科研机构的，这在世界上很少见。

学校和科研组织本来应当是最扁平的，但在中国，它们和政治组织一样具有等级性，包括校长和研究所所长的所有职位都是有行政级别的。泛行政化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

首先是人们所说的“武大郎开店”的情况。这里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是行政级别，任用校长和所长的最大的考虑就不会是他们的学术或者专业水平，而是他们的政治和行政经验。而非常低或者较低的学术和专业水平，又进一步阻碍他们录用高水平的教员。

这样就出现了社会上人们所说的一流的学生、二流的教授和三流的校长的情况。

所以，尽管领导高层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人才的引进和使用，但到了具体的单位，对人才则表现出巨大的排斥性。在这种情况下，人才的录用对各大学来说还是阻碍重重。这是中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很难吸收到高层次人才的一个主要原因。

泛行政化也影响人才的专业精神。要追求高的知识附加值，专业精神是一切。道理很简单，所有的知识附加值来自于专业。

在中国的体制中，一个人所能掌握或者所能分配到的资源与其行政级别紧密相关。为了引进人才，有关部门一定会给引进的人才一个行政职务，这就导致了两方面的后果。第一，因为有了行政级别，得到这个行政职务的人才就必须要大量卷入行政事务，消耗掉其大部分研究时间，很多甚至根本就没有时间做学术研究。

第二，因为这个行政级别，这个人才必须具有很高的政治意识，也就是说，其科研必须受政治的影响，这在社会科学领域尤其如此。

院士制度与“寻租”

专业职称的“寻租”也阻碍着知识附加值的提升。院士制度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院士制度的本意就是要为知识精英（那些处于知识附加值高端的研究者）提供一个良好的研究环境。但在中国的院士选举制度的实际运作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说，正式规则已经不发生任何作用，真正主导院士选举的是潜规则。

在潜规则主宰下，院士的选举重点不再是知识和可能的学术贡献，而是金钱和物质利益。每次院士选举，各高校和研究所都会做各种各样的资源动员来争取自己的人被选为院士。

很多年里，这种动员甚至已经延伸到各省市地方领导，他们也会全力动员各方面的资源为本省争取院士名额。当然，这样做并不是为了院士，而是和院士关联着的经济利益。

科研经费分配过程中各级政治权力的介入，也使得中国的科研领域成为腐败的重灾区。在任何国家，国家科研经费是国家提升知识附加值和知识创新的一个重要手段。在科研经费的分配方面，再也没有比专业精神更重要的了，因为只有专业人员才懂得一个知识领域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他们知道应该把经费用在何处。但在中国，科研经费的分配则成了各种既得利益的较量场合。

以政治力来分配科研经费是中国的又一个潜规则。结果，大量的经费被投到毫无知识附加值的研究领域，而真正能够从事知识生产和创新的人才得不到所需要的资助。

科研经费分配出了问题，对科研结果评审和验收更是经常变成不言自明的腐败游戏。实际上，科研经费分配的过程已经决定了不可能对科研结果进行评审和验收了。

从申请经费到使用经费，这里的中心自始至终都是经济利益，而非知识。在这个角度上说，国家科研经费制度在知识附加值的提升方面是失败的。

尽管中国似乎在知识领域发生着一场“全民运动”，即每一位研究者都在做研究，但是中国和世界在知识领域的差异正在拉大，并且拉大得很快。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科研体制曾经创造了一些了不起的科研成就（如两弹一星），但现在这种传统体制既不适宜，实际上也被彻底冲垮。新的科研体系，也还没有建立起来。

尽管有关方面在做各种努力，建立这样那样的制度或者规定，但并未完全发挥出积极的作用。在各种潜规则主宰下，科研体制腐败盛行。科研体制不作彻底的改革，科教兴国就会一直只能作为梦想而存在了。

三、思想贫困及其方法论根源

今天中国知识界突出的一个现象，就是知识短缺或者有效知识供给不足，这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从学术上，知识至少能够有效解释中国社会的现实，在解释的基础上提升为概念和理论，从而建构中国社会科学；从政策上，知识至少能够有助于改善各种制度体系的运行和决策的有效性。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很多人很随便地指向政治上的原因，认为是因为中国缺少充分的学术自由，政治对学术和思想发展有太多的制约。尽管政治因素的确对学术和思想产生影响，但如果光强调政治原因则太过于简单。就中国历史来说，中央权力的解体经常导致文学和艺术等方面的巨大成就，不过，这些时代却没有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思想方面有巨大成就。另一方面，在中央集权的时候，也没有阻止思想家的出现，例如宋朝的朱熹和明朝的王阳明等。

不管怎样的政治，没有人能够阻止得了一个人的思考和思维。知识短缺的背后是思想的贫穷，思想的贫穷背后则是思维方法论的贫穷。这里先讨论前面四个原因，即知识的道德化、权力化、金钱化和名誉化。

道德拜物教

其一，知识的道德化，或者道德拜物教。道德化是中国知识界最为普遍的现象。这种现象存在了数千年。传统上，儒家是生产官方知识体系或者意识形态的主体，而儒家知识体系的主体就是道德。无论是立论还是反驳不同意见，大多数学者首先想到的是去抢占道德制高点。道德制高点有两种，第一种是集体道德，即为国家、为社会；第二种是个体道德，即个人修养。就第一种而言，不难发现人们往往用爱国主义、“为民请命”“为生命立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一大堆概念来为自己辩护，或者反驳人家，把对方置于这些道德立场的对立面，例如“不爱国”“汉奸”“自私”等等。就第二个层面来说，很多人会强调个人道德，“自命清高”，对别人的意见不屑一顾。

尽管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道德，都是人的知识活动的基点或动力，但却并不能替代对知识的追求，抢占道德高地也不能有效回答不同观点和意见。再者，如果没有知识，光是道德教条如何能改善社会呢？

其二，知识的权力化，或者权力拜物教。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可以从“知识就是力量”到“权力就是知识”。从权力认同到知识认同，甚至把权力视为是知识，一直是中国文化的通病。当然，这并不是在任何意义上说，掌握了权力的人就没有知识。传统上，中国儒家这个群体既是权力掌握者，也是知识掌握者。但作为学者，这里必须给权力和知识之间设置哪怕是心理的边界。

如果权力替代知识主要是政治人物的事情，另一端则是知识分子通过权力来获得知识的影响力。对学者来说，追求知识不能通过和权力的关系，追求知识的影响力更不能通过权力的关系。可惜的是，这种现象现在非常流行。学者没有自己衡量知识的标准，而依靠政治人物的认同（“批文”等）。也有一些通过投靠政治人物来获得影响。政治人物可以表达对知识的喜爱或不喜爱，但这并不能作为衡量知识的标准。用政治人物的意见来论证自己的知识或反驳其他人的知识，并不能对特定知识做出任何判断。

在知识和权力的关系上，还有一种情形就是学者论证自己或反驳他人时，诉诸政治化的解释。这种情形类似上述诉诸道德的解释。例如，当不能接受他人的观点时，就搬出爱国主义，说人家“不爱国”“汉奸”“带路者”之类。在另一端则是，一旦有学者对现实政治比较肯定，另一方就会说他是“五毛”之类。这两类人尽管使用不同语言表达对对方的厌恶，但他们的思路是一模一样的，只是立场不同而已。这里只有立场，没有知识探求。除了互相讥讽和攻击，没有理性思考。至于那些人身攻击的情况，在真正的知识界，这些人是被人不齿的，是“非知识类”。

其三，知识的金钱化或金钱崇拜。和知识的权力化一样，这里也有两种情况，一是金钱走向知识，二是知识走向金钱。就前者而言，企业家捐款盖各种大楼、研究机构，甚至大学等，不仅无可非议，也是需要鼓励的。再者，很多企业家具有非凡的思想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够生产出知识界本身不能生产的知识。不过，在中国，往往是企业家利用大学等知识平台来宣扬没人听得懂的“概念”和“理论”，甚至宣扬各种迷信（中国很多企业家都是迷信的），毫无学术价值。

如果金钱走向知识的主要责任不在知识界，那知识走向金钱则是知识界的责任。这里是真正的金钱拜物教。为了金钱等物质利益，一些学者成为商业投机的一部分，他们用所得到的金钱数量，来衡量知识的价值。是否是知识变得不重要，重要的是知识所能转化过来的金钱。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就把自己出卖给了金钱。

其四，知识的“名誉化”或名誉拜物教。这表现在个人和机构两个层面。在个人层面，中国学者对西方所设立的各种奖项的崇拜，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对很多学者来说，获得一个奖意味着所有的一切。因此，大家都要拼命去抢。在抢不到的地方，一些人就会抱怨西方不公，自己也去搞，结果都是一些不伦不类的奖项。名誉崇拜也表现在普遍流行的“头衔文化”。一些学者并不满足于只有一个“教授”头衔，似乎有了很多头衔就能表明其价值。

画地为牢自我禁锢

类似的还有期刊拜物教。西方的学术刊物制度已经很完善，主要是匿名评审制度所带来的学术标准。不过，西方期刊制度本来是为了管理图书之便建立起来的，并不是用来评价学术和知识的高低。但中国学界拿过来把它当成学术评价体系。当然，这种现象在东亚社会都很流行。这可能也是无奈之举，因为中国学界本来就没有什么自己的标准，到现在也确立不起来，只好拿人家现存的东西作为标准。结果怎样呢？画地为牢。西方的学术和学术刊物是多元的、开放的，西方学者不会为期刊和期刊制度所禁锢，但中国学者则把自己紧紧禁锢住了。

今天，中国学者也拼命到西方期刊发表文章，从数量上说成果显赫，但有多少新思想呢？很多学者掌握了西方学术的技术，并在技术层面超越了西方学者，但思想是苍白的。到现在为止，至少在社会科学，还是拿不出一个中国学者创造的概念来，更不用说是理论了。即使西方所谓的顶级学术刊物，有多少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在那里发表过文章呢？或者说这些杂志在人们追求学术或思想的过程中，扮演了什么重要的作用了吗？在很多中国学者那里，似乎能在这些杂志上发表文章就有学问，就有思想了。要知道，一些诺贝尔奖的研究成果首先是出现在讲座、简报等中国人根本看不起的平台上的。

在这方面，机构和个人也差不多，甚至更为糟糕。西方有学校排名体系，中国自己也搞。各个大学之间的竞争，犹如各个省份之间的GDP增长率的竞争。无论是评价体系还是各方面的竞争，应当存在，但问题在于错误的引导。知识的生产及其影响，并不是排名排出来的，也不是学者之间竞争出来的。知识的生产有其特殊性，需要一个特殊的思考环境。中国的教育机构显然并没有从提供环境入手，来辅助知识分子的知识生产，所设置的各种制度反而成了知识生产的严重阻力。

名誉崇拜背后有很多根源，但主要包括“硬”的利益和“软”的自信赤字。“硬”的利益不难理解。每一项名誉背后就是庞大的来自政府、企业和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软”的自信赤字就是学界和机构对自己没有信心，只能求助于外在标准来衡量自己。对学者来说，获奖只是副产品。获奖当然是好事，因为它表明同行乃至社会的承认和认可。不过获奖并不是知识本身的使命。学者不是为了获奖而去生产知识，而是等知识生产出来后，遇到“好运”被人家看上了。历史上有多少好的思想，在当时并没有被他人所认识、所承认，但对人类产生了巨大影响。

同样，期刊制度也很重要，因为它至少提供了一个最低标准，保证最低限度的学术水平，但是学者不能为了要在特定期刊发表文章而写文章。只有等知识被生产出来之后，期刊才变得重要。一篇文章即使不被任何期刊所接受，也不见得就没有思想。再者，期刊制度更不能成为行政官员管理教授的手段；一旦这样，为了文章而文章，知识追求的目标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便是中国学界的现状。

中国缺少有效知识的供给，除了上面所讨论的四个原因之外，即知识的道德化、权力化、金钱化和名誉化，至少还有如下五个原因或者廉价的方法论。

事物的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

其一，世俗主义的宗教化，或者“主义”拜物教。宗教与世俗知识是不同的东西。尽管世俗知识并不能否认宗教，但宗教不能等同于世俗知识。宗教是信仰，人的信仰本身也是可以成为世俗知识研究的一部分。但与宗教的不可验证性不同，所有世俗知识是可以验证的。所以，在西方世俗知识（包括对宗教的研究）和宗教信仰并行不悖。在中国，通常的情况是世俗知识和宗教不分，结果导致了世俗主义的宗教化，也就是人们包括知识界的很多人把主义当成信仰，结果阻碍了知识的生产和发展。

世俗的主义，包括自由主义、民主、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等等不计其数，都是人们（主要是学术界）对人类不同发展阶段的时代特征的概括（概念化）或者解决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方法。一种世俗的主义往往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问题的分析和诊断，二是解决问题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方式又可以是实证的、经验的和技术层面的，也可以是倡导型的。但是，一旦这些世俗主义被宗教化，就不再是生产知识的工具或者知识所分析的对象，恰恰相反，它们就变成了知识生产的思想阻力。例如，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大方法，到现在为止仍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在分析和解决很多社会问题上，较之其他思想，马克思主义方法更为有效。不过，一旦宗教化，马克思主义就失去了其生命力。再者，马克思主义是在和其他主义的交流、争论和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旦宗教化，马克思主义便成为只是批评其他主义的工具，不再具有分析能力，毛泽东思想也是这样。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毛泽东对中国实际问题的思考，其解释中国社会和解决中国社会所面临问题的能力就在于它起源于中国社会这个简单的事实。但即使对毛泽东思想，人们也宗教化了。一旦宗教化，不仅限制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等本身的发展，更是阻碍了其他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更有意思的是，一旦宗教化，人们便具有了强大的动机来为一种世俗主义“殉道”。人们不时看到，一些学者为了一个其所信仰的“理念”而“殉道”。但是，除了可敬的“道德勇气”之外，从知识发展来说，“殉道”又能带来什么呢？

其二，社会事物的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社会事物就是人们可以观察到的正式的制度、组织、机构等和非正式的风俗习惯等。这些社会事物都有其产生的原因和发展逻辑。从知识角度来说，它们都是可以加以分析的。可惜的是，在很多时候，学者们经常把社会事物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一旦这样，既为知识探究设置障碍，也很难寻找解决社会事物所面临的问题。这里可以举国有企业为例。国有企业是典型的社会体制，其产生和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国有企业的表现无论好坏，都是可以加以分析的，其所出现的问题也是可以找得到解决的方式的。不过，人们往往把国有企业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例如把国有企业和执政党和国家的命运绑架在一起，一旦如此，便超越了知识分析的范畴，对国企的分析仅仅是一种价值判断了。对民主政治也是如此：在西方，民主在其产生和发展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是作为制度安排和技术手段来解决现实政治问题的。即使今天的西方已经把民主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但在很多方面，民主仍然主要体现为一种制度技术手段。不过，在中国，从一开始，民主就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来追求的。这就是前面所讨论的把一种世俗的主义宗教化了。

其三，知识的神秘化，或者巫术崇拜。知识本来就是为了解释神秘，去神秘化，但现在神秘的东西替代了知识。就如宗教，巫术可能是一个客观的存在，知识和巫术也是可以平行存在的。但当巫术替代知识或者用巫术方法来追求知识的时候，所产生的往往是那些不能加以证明、似是而非的东西，而非知识。

知识领域的“巫术化”的表现五花八门，但也具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在找不到科学答案的时候，或者没有能力来解释某一现象的时候，总会去找寻一个神秘的似是而非的“替代”答案。这里仅举“阴谋论”为例。在经济领域，当货币市场不稳定的时候或者当股票市场经历剧烈波动的时候，一些人总能找到“敌人”的阴谋来解释之。在国际关系领域更是如此，往往把问题的根源归于“外部敌人”的阴谋，如美国、日本、支持恐怖主义的外国政府等等。在知识领域，“去巫化”就是要破解被认为是神秘的“阴谋”，把阴谋放在阳光下。但当今的知识界则扮演了一个相反的角色，一些人把明明是可以解释、也可以解决的现象和问题“阴谋化”或者“巫术化”。这些年来，形形色色的“阴谋论”可以说满天飞，不仅广受普通百姓欢迎，政治阶层的一些人居然也深信不疑。这里当然不是说，这个世界没有“阴谋”了，而是说，所有这些被中国的知识界视为“阴谋”的东西实际上都是“阳谋”。例如，在全球化状态下，在考虑货币或者股票市场的时候，外在的要素当然是要考虑在内的。国际关系更是各国较量的地方，不管什么样的外在力量，如果有可能，总是要影响到中国的。如果不能考虑到外部因素，那只能说明自己的无知和无能。以“阴谋论”来掩饰自己的无能和内心的恐惧，不扪心自问，这就使得知识“巫术化”了。今天，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局势变得越来越复杂，这就需要人们科学理性地去看待所有这一切。知识界不能“去巫化”，对中国的长远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知识的娱乐化和虚假化

应当意识到，类似的社会文化现象也并不是中国所特有的。西方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类似的情形。西方在中世纪也经历了漫长的黑暗和愚昧的时代，经过了后来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才改变了文化愚昧的情况。同样，在经历商业革命之后，西方再次面临文化重造的挑战。中国文化如果要有出路，就必须对之进行重造和重构。的确，正如一些人一直在呼吁的，中国需要一次新的启蒙运动。不过，在从事启蒙运动之前，人们可能不得不对近代以来的启蒙运动进行深刻的反思。如果不改变从前启蒙的政治性，那么情况或许会变得更加糟糕。如果不能引入科学和理性精神，任何复兴传统道德体系的努力会走向反面，国学运动带动了“巫术”文化的复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其四，知识的娱乐化。知识的娱乐化不是指学者们快乐的写作风格，也不是指追求知识本身所产生的无限快乐感，而是指人们把知识作为一个客体或者娱乐的工具，并且往往表现在犬儒主义。在中国更是表现为两个非常的极端，在一端是一些学者对人、事物、理论概念的极其激情地歌功颂德，在另一端是另一些学者对同样的东西的最恶毒的怒骂诅咒。娱乐化很像美学里面的“移情”，把自己的喜爱或者厌恶投射到一个外在的东西。实际上，这样做，与其说是在追求知识，倒不如说在糟蹋知识。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因为社交媒体的出现，知识的娱乐化趋向越来越严重。在社会媒体时代，很多学者已经变成了“自媒体”的经营商，使用一切手段在把知识娱乐化之后销售出去。这是一个对知识毫无敬畏的时代，也是随意亵渎的时代。

其五，知识的虚假化。虚假化表现为多方面，例如知识是抄袭而来，而非自己生产出来的；又如，知识是假的，既不反映现实，不能解释现实，更不能解决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上面所说的所有现象都可以导致假知识的产生。例如，在使用方法论方面，很多学者往往成为西方工具的奴隶。他们在研究过程中，并没有找到中国的命题，而是简单接受了西方命题，只是用中国的材料来论证（或者反证）西方命题。因为被西方工具所捕获，一些学者往往为了使用一种特定的西方工具而去寻找中国材料。这样产生出来的知识表面上因为方法论而很精致，但实际上是假性的。其次，上述各种知识生产机制所产生的巨大压力也很重要。因为压力（解读为在特定的时间内生产出一定的知识来），一些学者就去抄袭人家的知识，或者包装人家的知识。再次，如前所说，追求利益和荣誉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不管是什么原因，简单地说，一句话，知识界的“奴隶化”和“异化”导致了知识的“奴隶化”和“异化”。一些学者，尽管承担着生产知识的责任，但从来就没有确立过对知识本身的认同，从来不是为了知识而知识，知识对他们来说从来就是达到其他目标的一种工具。所以，也很简单，只有当知识生产者们开始把知识视为具有无上价值的时候，也就是知识的目标只是知识本身，而非其他任何目标的时候，他们才开始去寻求和探索知识。没有这种知识认同，他们会处于知识短缺和思想贫穷的永恒状态。

第二章　知识就是权力

一、知识分子与权力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思考“知识分子的权力从何而来”这个问题。权力在英文里是power。“power”这个词中文也可以翻译成为力量。无论是力量还是权力，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都是一种能够影响人类行为的能力。说知识分子的权力就是说知识分子作为个人或者群体对其他个人或者群体的影响力。

知识就是权力：知识分子可通过创造知识获得权力

知识分子的权力从哪里来？这个问题表面上清楚，但实际上很不清楚。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从历史和现实看，在知识和权力之间，一直存在着两种现象。第一种现象是知识和权力的一体化。中国社会很少讨论知识的权力，往往把权力这个概念给予其他领域，尤其是政治领域，即一般所说的政治权力。没有人会怀疑政治权力的存在，但也很少有人会相信知识本身的权力。在中国，对知识来说，如果要获得权力，就只好选择和拥有政治权力的个人或者群体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知识只有通过和政治权力的关联才得到权力，而知识本身不能体现为权力。第二种现象是知识和权力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现象往往发生在那些掌握知识但没有权力的人那里，这些掌握知识的人认为自己应当有权力，不满于没有权力的状况，和掌权者竞争权力，于是出现紧张状态。也就是说，反权力的人也是为了追求权力。

这两种现象在中国的知识环境中都具有重大的意义。知识和权力之间的这两种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知识体系的性质。我在另外一个场合讨论了我经常关心的另外一个问题，即中国有无可能发展出一个独立于权力之外的知识体系？今天，我想从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的角度来探讨知识权力的来源。从哲学的角度看，追求权力可能是人的本性，不可避免。但如果明确了知识本身所具有的权力，那么知识的生产者或者知识分子就会产生另外一种态度，跳出要不依附权力，要不反对权力的两难困境，从而在为追求新知识创造前提的条件的同时赋权于自己。也就是说，除了依附权力和反权力，知识分子还有第三条道路可以走，那就是追求知识本身。通过追求知识，知识分子可以赋权自己，就是说把自己变得更具有力量，去影响其他社会群体，包括掌握权力的群体，即一般所说的统治者或者统治阶级。当然，这并不是说，每一位具有创造知识的人都要使用权力。知识是一种能力，但并不是每一个知识创造者都会自己使用这种能力。这种能力可以使用，也可以不使用；有条件使用，也可以是没有条件使用；可以自己使用，也可以被他人所使用。

简单地说，知识分子和权力之间至少可以有三种关系：1）知识分子通过依附权力者而得到权力；2）知识分子可以通过反对权力来追求权力；3）知识分子可通过创造知识来得到权力。

但是，如果再深入一步，我们就可以看到，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简单。我们可以把“知识就是权力”（knowledge is power）理解成一个等式。这个等式如何解读？很显然，知识既可以是自变量，也可以是因变量，就是说既可以用知识来解释权力，也可以用权力来解释知识。因此，第一种解释就是“知识等于权力”，就是说知识产生权力。如果你拥有了知识，你也就拥有了权力。或者说，拥有知识的一方能够影响没有拥有知识的一方。上面所说的知识分子和权力之间的三种关系都是说知识分子因为有了知识而拥有权力，就是用知识来解释权力。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刚好相反的等式也存在着，即权力等于知识，权力产生知识。也就是说拥有权力的一方也拥有了知识，能够影响没有拥有权力因此也没有知识的一方。例如人们总是在说，“历史是人写的”“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等等。那些拥有权力的人有能力来影响那些没有权力的人，前者要求后者接受他们的观点，也就是“知识”。如果存在着“权力即知识”这个等式，那么人们就可以提出第三个问题，即我们可以反过来质疑“知识就是权力”中的“知识”是否是真的知识。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可以认为知识有可能不是真的知识，而是伪装起来的权力。

知识可以产生权力，而权力又可以伪装成知识的形式出现，这使得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形成了类似于“鸡与蛋”之间的关系，就是谁先谁后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是没有可能，但需要人们的理性辨别能力。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要不断挑战现存的知识或者知识体系，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检验它们，去伪存真，从而形成新的知识或者知识体系。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既完成了作为知识生产者的责任，也为自己创造了力量或者权力的基础。实际上，这就是“知识就是权力”的原初意义。

西方知识分子的权力来自解释现实的能力

这种观点我们可以上溯到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在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培根首先提出了“知识就是权力（力量）”这个命题的。这里首先需要解释一下。尽管历史上很多关于培根的著作和论文都认为培根提到了“知识就是力量”这个命题，但培根究竟是在哪部著作中提出这个命题的，却不得而知。一些人甚至怀疑培根到底有没有提出过这个命题。现在有不同的解释。一种解释是在培根的主要著作包括《学术的进展》《新工具》《新大西岛》等确实没有这个命题，但在他的《沉思录》（Meditations Sacrae）的片段中却留下了这句话。因为这个《沉思录》没有公开发表，所以人们不知道是在哪里培根说了这样的话。还有一种解释就是来自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著作。霍布斯在其著作中说过“知识就是权力”的话。霍布斯曾经是培根的秘书，并且培根是其哲学导师。这里可以做这样的解读，霍布斯受培根的影响提出了这一命题，或者霍布斯直接记述了培根的命题。

在这里，我们对谁正式提出了这一命题并不是很感兴趣，因为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感兴趣的是两点。第一点就是培根回答了知识是如何产生的问题。在其众多的著述中，培根讨论了很多我们今天仍然想回答的问题，包括什么是知识？知识的本质是什么？如何获得知识？什么样的知识才是真的？知识的局限性如何？等等。第二点就是我们从培根身上可以观察到知识为什么可以产生权力。我们在下面的讨论中会看到，培根有关“知识就是权力”的论述既是对一个时代的总结，也是说明了知识如何可能产生权力。

培根（1561—1626年）是英国16、17世纪之际的哲学家。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是怎么样的呢？简单地说，这是一个新的知识体系得到确立的时期。当时，欧洲通过文艺复兴运动，摆脱了中世纪宗教神权主导的“愚昧知识”时代的阴影，确立了理性主义的知识体系。在社会层面，人们开始享受这场理性主义运动所带来的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培根出身于一个在宗教改革运动中发展起来的新贵族家庭，他对新的知识体系是如何产生又如何产生影响力具有深刻的了解。他提出“知识就是权力”的命题并不难理解。

在中世纪的欧洲，宗教神学掌控了人类的精神领域，垄断了知识领域，宗教教义成为解释和衡量一切的标准。文艺复兴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把人类从宗教神学解放出来，把人类的目光从“形而上”的宗教神学转向“形而下”的人类理性。文艺复兴的物质动力在于当时的社会经济面的实际变化，主要是商业活动带来了人类的理性精神。很显然，现实商业生活中所发生的并不是宗教神学所能解释的。商业实践的发展促使人们对宗教神学的怀疑，触发了人们对世俗理性知识的追求。理性主义是一个和传统宗教神学全然不同的新的知识体系，或者知识范式。

在欧洲，现代科学（理性主义）知识体系起源于对宗教神学的质疑。欧洲的大学最早就起源于教会，源于人们对宗教经典的不同解读。路德改革在这个过程中是个转折点。当每一个个人可以用自己的方法直接和“上帝”对话的时候，处于“上帝”和社会群体之间的媒介（即教会）变得不再重要，而加于社会个体之上的宗教知识便失去了其“强制力”。当人们开始怀疑宗教神学，开始用人类理性来解释现实社会经济的变化的时候，旧的基于宗教神学基础之上的知识体系就开始解体，而新的基于人类理性至上的知识体系就开始了。社会经济的变化促成了知识体系的变化，而基于世俗理性之上的知识进而为社会实践提供了知识上的支持。

在这个背景之内，培根所探讨的就是这个新的知识体系的起源问题。培根被视为是经验主义哲学的奠基人。对培根来说，知识不是来自“形而上”的神或者上帝，而是来自于人类的经验。神作为一种信仰的存在不应当妨碍人们对现实世界作非神学的解释。在此基础上，培根提出了经验论的一系列原则，制定了系统的归纳逻辑，并强调实验对认识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因此称培根是“英国唯物主义的第一个创始人”，是“整个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

培根认为，世界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人的知识（认识）只有通过感性经验从客观外界获得。他说：“人是自然界的仆役和解释者，因此他所能做的和所能了解的，就是他在事实上和思想上，对于自然过程所见到的那么多。”为什么人的认识必须从经验开始呢？在培根看来，客观外界的事物只有通过人的感官，才能被人们所感知。

理性在人类获得知识过程中扮演关键作用。培根说，蜜蜂采蜜，原料来自花圃、田间的花丛，蜜蜂采集到花粉后，必须经过自己的加工制作，才能酿出香甜可口的蜂蜜。人的认识也一样，原料只能通过感官从外界获得，但这还不等于已经获得真正的知识，人还必须通过自己的大脑，把这些从外界获得的材料，“加以改变和消化而保存在理智中”，这样才能形成真正的知识。

更为重要的是，培根在论及经验和理性在形成人的认识或者知识的重要性时也意识到了它们的局限性。培根并没有把感性经验和理性绝对化。他强调感官是人认识外界的一个必经的通道，而并没有说通过感官获得的知识都是正确的，更没有说这种认识就是认识的全部。相反，他认为感官本身有局限性，比如感官对于那些并不是很显露的，或过于微小，或空间距离过远的物体，未必能认识得很清楚，所以他说：“断定感官为衡量万物的尺度，是很大的错误。”正因为人类的经验和理性方面的局限性，知识便是开放的，就是说现存知识必须得到不断变化的现实的检验。现实变化了，知识也必须随之变化。

这里我们当然并不是要对培根的经验论作一系统的论述，但上面简单的论述至少说明了培根所理解的知识体系所具有的三个特点。第一，新的知识和知识体系来自人类的经验和实践。第二，基于人类经验和理性基础之上的知识体系有能力解释我们生存的现实世界。第三，人类的经验和理性具有局限性，因此任何知识体系是开放的，向社会实践开放，向未来开放。后一点非常重要。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知识从来不会有“历史的终结”。

培根对人类认识或者知识体系的论述尽管并不像后来的西方哲学家那样具有系统性，但他已经涉及了西方知识体系的一些最主要特征。近代以来，西方哲学家都深受培根的影响。马克思为哲学家规定的两件任务也深受培根的影响。马克思认为，哲学家的任务是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而解释世界是改造世界的前提。对世界解释得越清楚，越能改造这个世界。回到“知识就是权力”的命题，我们可以对马克思的论述作这样的解读，即哲学家改造世界的权力（或者能力）来自于其解释世界的能力或者解释世界的知识。

解释世界成为西方知识体系的核心。我们这里也不能对西方的知识体系作一系统的描述。根据我自己的理解，西方知识体系由这样几个各自独立但又相互关联的部分组成。其一是“形而上”的哲学，包括宗教和人生哲学等。理性主义产生之后，宗教神学并没有消失，而是得到转型。首先，宗教神学不再具有垄断统治地位，不再凌驾于其他知识之上，而是作为其中一种知识形式而存在。作为“形而上”的知识，有其存在的理由，主要是为不同社会人群提供世俗社会无法提供的精神生活。理性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认识到理性本身的局限性。理性主义既无意解释一切，也无意提供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需要。相反，理性主义意识到精神生活超越人类理性，并且是人类生活的内在一部分。就是说，理性主义也论证了宗教神学存在的合理性。在理性主义者那里，科学知识和宗教信仰并不是矛盾的。一个人可以同时信仰科学和宗教。其次，宗教神学本身具有了开放性。在中世纪，宗教神学是最教条的。它不容许人们对神学作不同的解释。人们可能因为对神学教条作不同的解释而受到严厉的惩罚。但随着理性主义的发展，宗教神学逐渐具有开放性，也就是说随着社会现实的变化而对宗教神学本身作出不同的解释。这种开放性当然在不同的宗教具有不同的情形。基督教最为开放，这导致了基督教区域的世俗化浪潮。而伊斯兰教则不然，尽管在一些地区例如东南亚，伊斯兰教也显现出温和的一面，但世俗化并没有发生。

当“形而上”的宗教神学成为其中一种知识的时候，“形而下”哲学得到了长足发展的空间，包括社会、政治、经济等等社会哲学。各种社会科学面对的是现实，解释的是现实。“形而下”哲学创造出了一个庞大的解释世界的知识体系。近代以来，“形而下”的哲学和社会科学所带来的知识体系不是传统的宗教神学可以比拟的。

无论是基于“形而上”还是“形而下”的知识，西方的知识体系的发展的背后还有两个不可或缺的传统，即工具哲学和批判哲学传统。知识体系是开放的，因此就有了批判的空间。批判就是挑战现存的知识体系，把新的因素引入这个体系，培育出导向新的知识体系的种子。但是，如何作理性的批判呢？工具哲学就成为关键。工具，认识事物或者知识创造的工具是西方哲学的内在部分。我们可以在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看到一个科学知识范式是如何被另一个新的科学知识范式所取代的。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利用新产生的工具不仅对现存知识体系进行批判，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在此基础上创造新的知识。库恩尽管讨论的是科学知识，但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也是这样一个过程。“形而上”“形而下”“批判哲学”和工具哲学，这是知识体系的不同领域，它们之间互相关联，又互相矛盾。知识体系之间的这种内在紧张关系推动着知识体系的产生、发展和转型，这是西方知识体系发展的一般过程。

知识来自于解释世界，解释世界可以改造世界。这就是“知识就是权力（力量）”的原本意义。在这里，知识就是一种工具。作为一种工具，知识一旦产生，任何一个社会角色都可以使用这种工具。这就如同宗教神学一样。宗教神学最初的产生符合当时社会现实，也是对社会的一种解释，并且为当时的人们所接受。但是，一旦当宗教神学被掌握这个知识体系的社会群体所掌握，它就转化成为权力，施加于其他社会群体之上。这里就出现权力垄断知识的情况。

同样，产生于理性主义的知识体系也可以被当作工具所使用，并且成为一种权力施加于其他社会群体之上。在世俗领域，例如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一种知识体系很容易演变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被某一个社会群体（往往是掌握政治权力的人）所使用，施加于另一些社会群体（往往是被统治者）之上。这就是马克思所讨论的意识形态的作用。如果说宗教神学是教权（宗教力量）施于社会的意识形态，那么意识形态也可以说是世俗政权施于社会的宗教神学。意大利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论讨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作用，一旦当一种话语施加于社会并且被社会接受的时候，这种话语就会产生无穷的力量。当代法国社会学家福柯更进一步向人们展示一个社会群体如何使用话语权来统治其他社会群体。在福柯那里，每一种话语背后实际上就是权力。话语就是权力，权力就是话语。

“话语就是权力”，指出这一现象非常重要。尽管这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现实，但这种现实的存在至少提醒人们要对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有清醒的认识。在一些领域，权力往往以知识的形式展露出来。这种情况的存在，对知识分子来说，至少有三点意义。第一，这要求人们不要害怕权力，权力不见得就是真理（即接近实事的知识），掌握权力不见得是掌握了真理。第二，权力是可以被挑战的。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欧洲存在主义提倡把现存权力结构“虚无化”。这并不是说人们可以漠视权力结构的存在，而是说要改变权力结构，要敢于挑战权力结构。第三，权力结构是可以被改变的。改变权力结构的其中一种有效方法就是改变论证这个权力结构合法合理性的知识体系。知识可以被权力用来把自己合法化，那么改变知识也就可以改变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从而把变化的因子引入权力结构。很显然，在改变权力结构过程中，知识的生产者（或者知识分子）必须扮演一个关键角色。如果普通社会成员倾向于接受统治阶级的话语，那么知识分子必须对此保持理性精神，对现存权力结构保持批判的态度。不过，我们不能把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仅仅理解成为一种破坏力量。任何权力结构，无论是政治权力，或者知识权力，一旦形成，就会倾向于发展成为一种既得利益，开始具有保守性和封闭性。一旦这样，这个结构就会开始自我萎缩。批判变得重要起来，因为批判促使这个结构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处于一种开放状态，向未来开放。

自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社会自贵族专制到资产阶级民主到大众民主等社会结构的转型就是知识体系的转型。就是说，不同的社会形态产生不同的知识体系。这两个转型是互相关联的，在很多场合是互为因果的。权力和知识之间既互相配合，又互相矛盾，从而构成一种动态的平衡。不过，也有一些历史的节点，在这些节点上，两者失去均衡，于是就会产生激进的变革和革命，促成从一个结构转型成为另一个结构。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开头提出的问题，知识分子的权力从何而来？我们可以来总结一下西方背景下的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了。主要有三种。第一，知识分子权力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来源就是解释现实的能力，也就是创造新的知识体系的能力。这个群体可以被称为知识创造者或者生产者。第二，知识分子的权力也可来自对知识的使用。知识使用的对象可以有不同，可以为了自我，或者其他社会成员，例如掌握政治权力者和经济权力者。知识使用的目标也可以有不同，例如可以为了维持或者改革现存的体系，也可以是为了追求利益。第三，知识分子也可以通过反体制（无论是现存权力体制还是知识体系）而获得权力，这是批判传统领域的知识分子。这里面又经常可以看到两个不同的次群体。第一个群体可以说是“规范派”，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往往是职业的批判者，从“应当怎么样”的角度也即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世界来批判现实世界。他们很少质疑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世界是否合理、是否在现实生活中具有可行性、是否能为社会增加利益等问题。这部分人往往从社会公众寻找权力，即通过劝说公众相信并接受他们的理念。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这群人往往采用的方式就是首先抢占道德制高点，把自己点缀成为道德的化身；同时也竭力从道德角度来批判现实或者他们的反对者。另外一个群体可以被称为“实证派”。这个次群体与上面所说的第一类知识分子即知识创造者重合。他们不是对道德不感兴趣，而是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努力做到“去道德化，”因为他们关心的是事物本身到底是怎样的、未来的发展逻辑怎样、如何为社会增加利益等等问题。

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知识分子与权力

那么，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够从西方知识分子的追求，以及他们所发展起来的知识体系，学到一些什么经验？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要检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这里先来讨论传统上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权力之间的关系。

应当指出，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展出类似西方的宗教文化。中国早就发展出一种世俗文化。孔子提倡“敬鬼神而远之”，就是说，中国文化并不是否定超然或者“形而上”世界的存在，但并不对这个“形而上”世界进行讨论和研究。佛教相信“来世”，相信超然世界，但在进入中国、经过儒家修正之后，也不像西方神学那样去探讨那个外在世界。总之，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形成过一种类似西方的“形而上”的哲学体系。没有形成“形而上”哲学，并不是中国文化的缺陷。中国并没有像西方那样的长期和大规模的宗教迫害运动，和文化的世俗性有关。不过，另一方面，缺少“形而上”体系这个现实，对中国的知识体系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简单地说，中国知识分子至少缺失独立的学术精神。在“形而上”领域，人们面对一个抽象的东西（例如上帝），可以与之对话，在超然世界面前，人人平等，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和这个超然世界对话，每一个人的意见都具有其合理性。

从知识和权力的关系来看，在传统中国社会，知识分子群体可以分为体制外和体制内，即和王权有关的体制内知识分子，和在王权之外的体制外知识分子。体制内知识分子主要是儒家和佛家，体制外知识分子主要是道家和“江湖派”。

道家没有能够创造中国的知识体系。道家强调独立，具备追求独立的知识体系的思想条件，但为什么没有创造出知识体系？主要是两个因素，一是道家退出政治社会，不关心人类社会；二是在研究方法上，道家主客体不分。同样，道家因为强调个人的修养，也不追求社会权力，与社会权力无关。总体上说，道家可以说是一种人生哲学。当然，作为一个关于个人修炼的哲学，也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为很多人所信仰。这也是一种权力，但这里的权力概念，和我们所讨论的已经有了区别，因此，我们这里不讨论道家。

在中国的传统中，儒家和权力的关系最为密切。总体上说，儒家学说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为王权服务的，并且依附于王权的；二是儒家是提倡“应当怎么样”的“规范派”。这两个方面互为关联，也就是说，儒家主要是用道德来感化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儒家也因此被称为是道德哲学。

不过，为王权服务和依附王权，实际上是可以加以区分的两种态度。在春秋战国时代，也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形成时期，儒家就是为王权服务的。“学而优则仕”就是儒家的普遍心态。孔子周游列国，就是劝说各国君主接受其政治理念。但是，那个时候儒家是独立的，并没有依附于王权。人们不难看出，儒家当时具有非常进取的精神。

但是，一旦儒家变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后，儒家和王权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为王权服务，而且依附王权，不再具有独立精神。在为王权服务这个总体构架下，儒家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关系是不一样的。

第一，对王权，儒家完全依附。儒家成为掌握话语权的人，也就是今天掌握意识形态的群体。在这个群体中，愚忠是普遍现象。儒家为了取悦王权而不惜说假话。当然，儒家也有真正忠诚的分子，他们能够严格坚持儒家“应当怎么样”的“规范派”信念，甚至不惜生命向掌权者说他们所理解的真话。但即使是这一群体，他们对解释世界到底是怎样的并不感兴趣，他们所感兴趣的是世界应当是怎样的。正因为如此，这些“说真话”的儒家和统治者之间存在有一定的紧张。当现实世界不符合儒家的社会理念的时候，儒家就会勇敢地向王权说真话，导致王权的不快。有时候，这当然有不好的结局，因为说真话而杀头的案例也是有的。

第二，对自己这个群体，儒家的自私性往往表露无遗。儒家首要的任务就是参与统治，让自己成为统治过程的一部分。历史上，儒家是最为积极参与政治的群体。但同时，儒家是排斥其他社会群体参与政治的。在儒家那里，社会阶层是具有等级的，而这个等级是通过政治划分的。儒家的等级就是“士、农、工、商”。通过这种等级划分，儒家成功地把其他社会群体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儒家也把自己排除在法律之外。儒家认为，君子具有善的品德，不需要任何法律的约束。法律只是针对其他社会群体。不过，历史上，儒家追求政治参与，而排斥其他群体参与政治的做法，是有很大的代价的。面对王权，儒家实际上也往往非常微弱。儒家的道德力量何以能够对王权构成任何制约呢？在任何国家，能够制约王权的是具有人口力量的社会，或者具有经济力量的商业阶层，或者两者的结合。儒家把其他社会阶层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自己也往往成为牺牲品。在很多场合，为了权力，儒家的犬儒主义是很显然的。

第三，对社会来说，儒家也是极其自私。尽管儒家这个群体本身是开放的，也就是说，人人都可以成儒，通过接受教育而成为儒。“有教无类”是儒家学说的一个优势。但这并不是说儒家的知识是向社会开放的。儒家是一个垄断知识的群体，并没有想到要把自己的知识传播给社会大众。相反，这个群体对社会实行的是愚民政策，垄断知识仅仅是为了自我利益，即向王权服务。显然，在“有教无类”的思想传播到西方后，西方就发展出了大众教育的教育哲学，在此基础上又发展出了大众教育结构。而中国尽管很早就有“有教无类”的思想，但并没有发展出大众教育。

一些学者把儒家称之为中国的自由主义。的确在很多方面，儒家有些类似西方自由主义，例如提倡政府对市场和社会的不干预。但是，儒家不像西方自由主义那样具有进步性。西方自由主义有两个核心，第一就是相信进步，相信事物是不断变化的，第二相信人类可以通过不断改革现存体制，求得进步。儒家则不同，相信第一个层面，但对第二个层面的变迁不甚感兴趣。自《易经》以来，中国多数思想流派认为“变”是一个自然的产物，因为对《易经》来说，所有事物都在变化之中，唯一不变的是“变”本身。在这个意义上，儒家不否定“变”，也接受“变”，包括改变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可以包容一切、接受一切。但是，儒家并不主张人为地去促动变革。儒家是一种非常发达的保守哲学，利用现存因素来塑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也可以说，儒家是一种社会秩序哲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儒家始终是官方意识形态，为王权所有。很显然，对王权来说，秩序是一切。

在这样的情况下，儒家的创新能力就成为问题。儒家往往成为改革的保守力量，其关切的是如何维持现存秩序，而不是改变现存秩序。但这并不是说，儒家永远满足于现存秩序。相反，儒家也经常批评现存秩序。儒家什么时候会批评现存秩序呢？那就是当其认为现存秩序不符合儒家所认同的“规范”秩序的时候。就是说，儒家是用其理想来批评现存秩序。打一个比喻，我们学者和社会现实的关系就好像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人得了病，找医生看病。医生的道德底线是要把病人医好。医生根据自己所有的知识和所积累的经验给病人看病。如果病看不好，那么只能说医生所学的知识和经验错了或者不够，而不能说病人生错病了，因为这里病是客观的存在。但在中国的儒家那里，情况刚好相反。当中国社会经济发生变化而和儒家的理念不相吻合的时候，儒家会说，社会现实错了。应当修改的是社会现实，而非儒家掌握的知识。儒家因此往往结合王权来阻止社会经济现实的变化。可以说，在儒家主导下，中国历史往往是在“削足适履”的状态下演进的。

佛家从印度传入。刚开始的时候，儒家也极力反对佛教的。但后来，儒家看到皇帝也接受了佛教，因此努力改造佛教使之成为和儒家不相矛盾的一个文化组成部分。“化”佛教是儒家的功劳，佛教大大丰富了中国文化，但也因此佛教和权力、利益的关系变得非常密切。从和权力的关系来看，佛教和儒家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如果说儒家和佛家是体制内知识分子，那么体制外关心权力的群体只剩下“江湖派”了。“江湖派”当然是对体制外知识分子的一个统称，“江湖派”里面也有不关心权力的知识分子。道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称为“江湖派”的一部分，但是“江湖派”里面很多人是关心权力的。他们沦落“江湖”是有不同原因的。大部分人是因为不能挤入体制内，就是说想进入体制但失败了，于是对现存体制产生了不满。但有些则本来就对现存体制不满。这个群体对权力感兴趣，他们追求权力的方法就是通过“反权力”，就是想方设法挑战现存体制，通过推翻现存体制而获得权力。历史上，很多农民起义过程中的知识分子就是这种情形。

这个群体和我们所讨论过的西方知识分子不同。西方知识分子是通过创造新的知识体系，或者通过另外一个“规范”学说来挑战现存权力。中国的“江湖派”并不这样。他们往往和体制内的知识分子的思路没有任何差别。他们强调的是现存掌权者已经不再能够恪守早先的承诺，或者说已经不能履行“天命”了，因此应当挑战掌权者，推翻他们的统治。“天命”应当转移到“反权力者”那里，这是体制外知识分子所拥有的理念，也是他们动员社会力量的手段。但是，一旦当反权力者真的得到了权力，那么他们所有的一切，都和原先的掌权者毫无区别。

中国历代皇朝简单更替、再复制背后有很多因素，但没有任何知识创新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用马克思的物质主义观点来看，这主要是取决于中国农业社会这一事实。但问题在于，为什么中国永远没有逃离农业社会的陷阱呢？在一些历史阶段，中国成为相当发达的商业社会。中国曾经有过为什么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争论，但没有结果。不管怎样，在西方，无论是经济形态还是政治形态的演进，新的知识体系扮演了重要的作用。中国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和其没有产生能够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知识体系是有关联的。诚如韦伯所言，中国很多因素包括儒家学说和“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都阻止了中国经济形态的革命性变化。这里我们不是要讨论资本主义的问题，指出这一点是为了说明中国的知识体系，在历史进程中哪些方面起了作用，哪些方面没有发生作用。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如果中国没有一个独立的、以创造新知识为使命的知识分子群体，那么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很难超越那些具有这样一群知识分子群体的国家。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与权力

讨论了传统社会的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这里转而讨论当代中国的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令人们非常惊讶的是中国传统的根深蒂固和强大。即使从孙中山先生发动的辛亥革命算起，到现在也已经有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了，但知识分子和权力之间的关系，竟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变化。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仍然可以用分类传统知识分子的方法，对当代的知识分子作分类。可以发现，知识分子和权力之间的关系的本质没有变，但名称和内容则有变化。

和传统知识分子一样，当代知识分子仍然可以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大类。根据前面的顺序，我们先来看体制外的那些对权力不感兴趣的知识分子群体。传统上，这个群体是道家。当代中国也存在着“道家”，他们对知识感兴趣，自愿边缘化。和传统“道家”不一样，除了在宗教意义上的当代道家外，这个群体的很多人不得不关注社会现实。不过，这个群体不大。下面会强调，商业化已经完全改变了知识分子的生态环境，传统道家所拥有的生存环境，现在已经不复存在。

体制内依附型知识分子还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主体。这个群体传统上是儒家，但现在则比较复杂。这里有几个变化。第一个大的变化就是传统儒家里面的“规范”“忠诚”派已经接近消失。传统儒家有强烈的“忠君爱国”思想。尽管人们可以批评说“忠君”和“爱国”应当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君”并不是“国”呀！但这个思想太过于现代，因为无论中外，历史上的很长时间里，人们把两者是等同的，即“君”就是“国”，至少“君”代表“国”。实际上，在一些忠诚的儒家那里，这两者也是有区分的。有时，儒家对“国家”的忠诚连“君”也接受不了。说真话是有很多代价的，一些儒家为了“国家”而批评“君”导致生命的丧失。这里，不管是为了“君”还是“国”，很多儒家的忠诚是绝对的，长达数千年，儒家的这种忠诚精神从未消失。这也就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所说的“良知”。知识分子和权力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非常重要。传统中国的王权所受的制约不多，由知识分子的这种“良知”所产生的道德对帝王的影响算是相当重要的。正因为如此，这些忠诚者（“忠丞”）一直为后人所尊敬和仰望。

但是，这种知识的“良知”在很快消失。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面临外在世界的无穷的压力和诱惑。传统上，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压力和诱惑只来自权力。物质和经济利益对传统知识分子的影响即使有，也不具实质性。在“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里，知识分子把自己放在了第一位。所以，人们称知识分子为“清高”，也就是说，他们和经济利益不是一体的。“不为五斗米折腰”是知识分子的信念。现在呢？现在的知识分子面临权力和物质利益双重的压力和诱惑。中国知识分子在数千年农业社会里一直坚持的“良知”精神，在现在商业革命的冲击下很快就解体了。失去了这个“忠诚”的群体，中国体制内知识分子里面只剩下“依附型”知识分子了，要不依附权力，要不依附利益。

体制内依附型知识分子现在也很复杂。传统上只有儒家这个群体，但现在有很多群体。依附类型的多元化至少有两个条件。首先是当今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利益多元化了，掌权者需要相应多元的支持和依附者。其次，这也说明了权力这方面正统意识形态的衰落这个事实。儒学是传统王权的意识形态，数千年不变。但是今天的政权已经没有像儒学那么强大的意识形态了。在此情况下，掌权者就会到处寻找多元知识的支持，什么有用就借用什么。所以，即使是“依附型”知识群体中，不同的次群体之间是互相矛盾，甚至互相冲突的。

各个次群体拿什么来依附和支持权力的呢？简单地说，有二。一是从西方输入的知识，二是从中国传统承继的知识。输入的知识包括马克思主义和各种版本的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民族主义等等。承继的传统知识主要还是儒家学说。在改革开放之后儒家学说有了很快的复兴，主要体现在“国学”运动中。无论是西方输入的还是传统承继的，都是为现存政权辩护的。当然，人们很容易发现这两者之间的深刻矛盾。不管怎样，这两者都希望自己能够影响权力，并且成为权力者的意识形态。辩护者对他们所持学说的信仰，并不亚于欧洲中世纪教会对宗教神学的信仰。

体制外的权力反对者又如何呢？应当再次强调的是，反对权力者也是为了权力。问题是这个群体拿什么来反对权力呢？实际上，和“依附型”群体一样，这里面也有两个次群体，一是以输入的西方知识来反对权力，二是拿中国传统，主要是儒家传统来反对现存权力。

其中，第一个次群体是主流。清末以来，中国传统类型国家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西方类型国家所击败。中国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对中国传统完全失去了信心，他们开始从西方寻找“真理”。“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所谓“百家争鸣”。但所有这些百家都是从外国输入，没有一种属于中国自己的。当然，当时也有知识分子坚持中国传统，但并没有占主导地位。各种外国的主义在中国互相竞争，非常激烈。早期，自由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因为很显然西方强大国家都是民主国家。“五四运动”把西方的成功概括成为“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并不难理解。但是，辛亥革命失败之后，自由主义在竞争中退出，胜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外在的条件和一个内部条件。外部条件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俄革命的成功。在当时中国的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表明西方自由主义的失败，西方资本主义的失败。而苏俄革命的成功，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成功。因此，知识分子很快就转向后者。内部条件就是在像中国那样的落后国家，要实现西方自由主义制度并没有什么现实可能性。很显然，西方制度是西方社会经济数百年发展的产物，很难移植到其他文化。

自由主义并没有演变成为中国的政治制度，但西方的价值则生存下来。除了蒋介石时代也就是20世纪30年代，掌权者试图恢复中国传统（也就是新生活运动）之外，在中国的土地上，历来是各种外国观念的竞争。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掌权者的意识形态之后，西方自由主义就成为其竞争者和反对者。不过，接受了西方自由主义观的人，和传统儒家的思维有惊人的一致性。上文已经提到，依附型知识分子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上升为政治意识形态，来论证政权的合法性。同样，反对者也试图把西方自由主义上升为一种“反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来论证政权的不合理性。在批判者当中，也有人试图把西方和中国传统两者混合在一起，例如儒家和西方自由主义。

很显然，和“依附型”知识分子一样，反对权力的知识分子也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就是上文所强调过的，两者都是为了权力，非常类似于执政党和反对党一样。反对权力的目标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自己拥有权力。第二，反对者也同样不是解释事物的知识体系。他们对解释世界并不感兴趣，他们的兴趣在改造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不是知识产生者和拥有者，而是知识的使用者和应用者。第三，公平地说，和“依附型”知识分子一样，反对者也是理想主义者，他们的目标也是建设一个他们想象中的国家。不过，他们的知识想象并不是基于他们对客观现实的认知和理解，而是借用业已存在的知识想象。不同的主义就是他们从各种借用来的知识体系中所作的想象。第四，也和“依附型”知识分子一样，反对者同样是各种说教。他们用各种西方的价值或者道德来评判人、制度、文化。他们没有能力来解释世界，但有巨大的动机来批判现实。

在西方，尽管也有为权力辩护或者反权力的知识分子，但其主体是那些解释事物和世界的知识分子。中国没有这个以解释事物和世界为使命的知识群体，因此知识分子如果要得到权力，就会倾向于求助于权力。依附权力和反权力者因此具有同样的思维和行为逻辑。

简单的结论

我们已经从“知识就是权力”的概念出发，讨论了西方的传统、中国的传统和中国的现实。从这个简要的讨论中能够获得什么样的信息呢？也就是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启示呢？如下几点是很显然的。

第一，现实地说，不管人们喜欢与否，中国的传统还会继续。这不仅是因为传统根深蒂固，已经演变成为一种深层次的文化，而且也是因为“依附型”知识体系背后是其庞大的利益，这块利益不会放弃。而“依附型”知识体的存在，也表明反对者的存在。他们之间是有机的对立，缺一不可。

第二，知识分子要对文明的进步负有责任。对中国文明最大的考验是商业革命。中国文明数千年是农业文明，没有经历过商业文明的洗礼。现在在商业文明面前，中国文明如何发展，这是人们需要考虑的一个大问题。作为文明内在部分的知识分子，也面临商业文明的考验。

第三，知识本来就是力量和权力。谁生产出新的知识，谁就会拥有改造世界的能力。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谁说思想不能产生物质呢？中国的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思想产生物质的另一种说法。在任何社会，知识分子都是想改造社会的。但如何改造社会呢？首要的任务是生产能够解释社会的知识体系。没有这样的知识体系，就不会有改造社会。

第四，中国的变革和社会进步，需要一大批思想独立但同时关心社会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前面所说的能够投身于解释中国社会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努力并不是为了权力或者其他利益，而是为了理解和解释事物（也包括任何社会现象）。尽管解释世界也可以产生力量或者权力，但这里力量和权力只是副产品。不管怎样，只有在把世界解释好之后，才能把世界改造得更好。

第五，对任何一位知识分子来说，应当认识到人类的思维能力是没有边界的，就是说，谁都具有潜力来构造知识体系。不过，一旦人的思维受制于权力和利益，思维就有了边界，知识就没有了想象力。中国社会的进步，取决于独立的知识体系的出现。超越权力和利益之外，这是中国未来知识体系建设的最低条件。

二、知识体系是最强软实力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还没有话语权

国际话语权就是要对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能产生影响的软力量。话语权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对方自愿接受，而非被强加上。在经济力量迅速崛起以后，中国也想提出自己的国际话语权。尽管在“中国模式”方面，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的话语权，但从总体上看，目前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尤其对发达国家而言还是非常微弱。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外在的经济影响力增大，但即使是在国际经济上的话语权也并没有显现出来，至少是与其经济力量不相符的，更不用说在世界政治上的话语权了。

经济上，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却面临有责无权的局面。随着中国的崛起，西方和发展中国家都要求中国担负起更大的国际责任，中国也在一定程度上愿意负责。但是中国是通过“买单”和“开支票”等方式来承担国际责任的，这种方法很不利中国，从长远来看不可持续。尽管中国有努力争取提高自己在国际经济体系上的话语权，例如G20峰会和世界银行投票权改革，但是这些并没有改变欧美主导国际金融体系的基本格局。

文化上，这些年来，中国开始提倡和鼓励文化走出去（如建设孔子学院和媒体“走出去”等）。然而，孔子学院只局限于语言教育，而语言只是文化的一部分。况且不论这种政府主导的文化推广是否可持续，如果只是语言的推广，是不能转化成国际话语的。应当指出的是，即使是“孔子学院”的方式也已经开始出现很多问题。因为是侧重语言教育，有关方面强调的是学生人数，而非中国文化对西方精英（例如学者）的影响。为了增加学生人数，一些孔子学院已经走向中学，并引起了西方社会的反弹。

政治上，西方的学界和政界把中国的发展模式概括为“权威资本主义”（authoritarian capitalism），由于这种模式与西方国家所秉持的民主发展模式（democratic development）背道而驰，因此被认为是会对西方政治价值构成巨大的挑战，也会对现存国际秩序产生负面影响。西方各国的这种普遍担忧促使他们有意无意地对中国施加共同的政治压力。

军事上，对国际关系的零和游戏思维正加深着西方对中国的深刻疑虑和不安。对西方国家来说，中国在军事上一举一动都是威胁。西方社会理解中国军事现代化的需求。任何国家随着经济的现代化，军事现代化不可避免，但西方所不理解的是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意向和战略。

外交上，只要中国接受西方话语权，西方就高兴。一旦中国与西方行为不一样，西方就生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外交事务上只是西方（美国）的跟随者。尽管很多年来，有关方面一直努力阐述“和平崛起”或者“和平发展”话语，但“和平崛起”是针对中国本身的行为而言的，说明中国本身为什么和怎样融入世界体系。这个话语很难论证中国的“走出去”及其在“走出去”过程中为什么会和西方的利益发生冲突，尤其在价值观层面。中国已经进入世界体系，成为利益相关者，但在价值方面，中国和西方还是没有达成共识。而没有一定的共同价值，在处理无论是双边、多边或者国际问题时，就难以达成共识。

对于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还是有一些话语权的。近年来，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精英开始反思西方的“民主发展模式”的时候，中国的发展经验开始对发展中国家产生很大的吸引力。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近四十年，不仅造就了内部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而且融入世界体系并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在内部发展上，中国的发展模式是渐进的、有秩序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一个良性的互动。在外交方面，中国积极参与和发起地区性的和国际性的多边组织。中国参与发起的组织侧重于解决问题及与社会经济的互动，不像西方国家组织的多边组织那样具有战略性。此外，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交往没有其他的战略和政治意图，并且奉行不干预主义。中国在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的贸易和经济交往中，既满足中国自己发展的需要，也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些都是西方国家没有做到的。当然，也应当看到，尽管这种国际行为方式为发展中国家所接受，但很多发达国家则视其为一种威胁，认为中国正破坏着西方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建立起来的游戏规则，即有条件的经济交往。

无论是内部发展还是外交交往，中国的行为模式都对发展中国家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但是这方面也有很多问题存在。中国自己对这个模式是什么没有说清楚，“我是谁”的问题还没有回答。发展中国家当然可以以自己的角度来理解中国，但只要中国本身不能回答“我是谁”的问题，有关“中国模式”的话语权还是很难建立起来。同时，西方则用自己的话语来描述中国在这些地方的行为，如“新殖民主义”、“和西方竞争外交空间”、“搞全球外交”和“权威资本主义”等等。尽管中国没有像西方所说的那样行为，但很多发展中国家陷入西方话语体系多年，那里的人们很多还是相信西方的话语。而中国本身也没有能够给这些国家的人和国际社会一个合理的说法。一些说法，不中不西，不伦不类，没有任何影响力。这对中国很不利。中国要确立能够解释自己的国际行为的话语，就首先必须脱离西方的话语体系。用西方的话语来解释自己只是对西方的一种“迁就”，而非和西方的平等对话。国际话语并不是自说自话、闭门造车能够产生的，而是必须通过和西方、发展中国家的平等对话才能产生。如果不能产生一整套能够解释自己的概念和理论，就很难争取到和西方的平等对话权。

目前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的有利因素主要是其经济实力的增长。最近，中国的GDP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硬实力一直在上升，又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无论是发达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要和中国有经济往来。中国的增长模式对发展中国家尤其具有吸引力，它们想要知道中国的发展经验，即支撑硬实力增长的软实力是什么。经济力量的崛起，以及世界各国对中国软实力的了解的需求，为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的不利因素主要在于其与西方（美国）不一样的市场经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西方国家对中国“权威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担忧，促使它们会经常联合起来对中国施加压力。同时，西方各国普遍认为中国在军事上崛起也会对现存的国际秩序造成很大的冲击。

鉴于上述因素，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难点在于如何让中国能够被世界尤其是西方所接受，如何让国际社会相信中国的崛起是对这个世界有利的。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国家，如果要崛起成为大国，就必须在经济增长的同时，造就一个为世界所接受的知识体系。英国的崛起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其自由主义贸易体系理论的确立。古典自由主义的确立是对世界的一个贡献。当然，这个理论体系既有利于英国，为英国在全球的贸易做了合理的论证，同时也有利于世界，推动了世界贸易经济的发展。一个利己利人的思想体系也使得英国在很长历史时期里掌控了世界的话语权，充当了世界经济体系的领导角色。

在英国之后，美国是世界的领导者。在自由主义理论方面，美国实际上没有多大的创新，而是大多继承欧洲的传统。美国的贡献在政策科学和实际政策的推行层面。“二战”后，美国利用欧洲的经济困难，推出“马歇尔计划”，在复兴欧洲的同时，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导者。这种领导权也体现在美国对世界经济体系的重组。到今天为止的世界金融制度和贸易制度等都离不开美国的努力。也必须认识到，对世界秩序的重组的核心是为了增进美国的利益。此外，美国也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大力推行西方价值观，民主、自由和人权是美国国际政治话语的核心。

现实地说，在所有这些传统话语领域，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很难和西方（美国）竞争，更难超越它们。发展中国家所能做的只是“依附”西方。这种依附性战略除了能够赢得西方的一些“同情”外，并没有实质性的用处。中国要争取国际话语权和领导权并不容易。如果在经济自由和政治民主方面，中国很难作为，那么就要在其他方面有所突破。这样的突破也不是不可能的。

没有知识体系，就没有国际话语权

无论从内部世界还是外部世界来看，中国缺失自己的知识体系的现状令人担忧。从内部来看，因为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对社会的发展趋势认识不清，更不知道如何解决越来越多的问题。很自然，官方意识形态已经和社会现实严重脱节，政府官员在普通人民眼中正在失去合法的统治基础。意识形态是内部统治的软力量，缺失了有效的意识形态，中国的统治成本在迅速提高。

就外部世界来说，随着中国的崛起，人们对中国抱有越来越巨大的不确定性。其中，对中国的误解起着关键的作用。这种误解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达到高潮。从前，外界对中国的误解多半是因为中国的封闭。但现在改革开放已经数十年，中国已经相当开放。当然，中国体制运作很多方面仍然很不透明，这种不透明在继续阻碍着世界对中国的客观认识。透明度越高，越能帮助外国人理解中国，中国在这方面的确还有很多的空间需要改进。

但是，透明度提高并不能帮助中国本身产生自己的知识体系。现实的情况是，知识体系的缺失使得中国的国际“软空间”非常狭小，和中国所拥有的硬实力（如经济力量）毫不相称。中国的决策者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些年来，在很多方面下手，狠抓中国的“软力量”建设。孔子学院和媒体“走出去”是其中两个显著的例子。不难理解有关方面的这种努力，同时这个方向也是对的。中国不仅自己要了解外在世界，也需要外在世界了解自己，不过，情况不容乐观。

从总体上看，中西方之间的误解不仅没有在减少，反而是越来越深。无论是孔子学院还是媒体“走出去”，都具有工具性，即中国所说的“外宣”。不过，外宣方面的空洞无物是尽人皆知的，在很多时候反而起到了相反的效果。当然，这个责任也并不在外宣部门。在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的情况下，中国不可避免要面临一个“对外宣传什么”的问题，而知识体系的创造责任并不在外宣部门。如同内部统治，如果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软空间”继续收缩，其对外交往的成本会继续提高。

“软空间”缺失的因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根源在于中国缺失一个可以说明和解释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国有古老的文明，有当代的最优实践，但没有知识体系来解释。对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经验的解释权，似乎永远在外国人手中。

没有知识体系的一个严重结果，就是中国没有自己的国际话语权。中国努力借用外在世界的尤其是西方的知识体系来认识自己，解释自己。借用他人的话语权来向他人推广自己，这是中国知识界所面临的一种困境。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经济学家意识到了西方的经济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经济实践，社会学家意识到了西方社会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社会实践，政治学者发现了西方政治学解释不了中国的政治实践。但是在实践上怎样呢？他们不是努力去发展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而是继续使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存着无数的西方经济学家、西方社会学家、西方政治学家，但却没有自己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结果呢？大家越说越糊涂，越解释越不清楚。当然，也有一些人想关起门来，搞知识层面的“自主创新”。其结果也只是自说自话，说一些除了自己之外谁也听不懂的东西。

思想和思维被殖民：中国为何还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现状？简单地说，这是一种思维、思想“被殖民”的状态。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就一直处于这样一种状态。进入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国家被西方所产生的新形式的国家所打败。遭受连续的失败之后，中国的精英开始向西方学习，即所谓的向“西方寻求真理”。西方就是真理，就是科学，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心理状态。学习西方，便是政治上的正确。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政治精英并没有大的分歧，他们的分歧在于向哪一个西方学习，或者向西方的哪一个方面学习。总体上说，自由派学欧美，左派学苏俄。很显然，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是西方的产物。尽管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也有类似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意识运动，但这里主体还是西方，而不是中国。视西方为真理，为科学，那么非西方的包括中国本身的就是“非真理”“非科学”了。长期以来，知识界那些追求“非西方”的知识的努力，被视为是政治上的“不正确”。

改革开放不仅没有改变这种趋向，反而变本加厉。无论左右派，都想把一些西方的教条道德化。左派主张公平正义，自由派主张自由民主。不管他们的思想有如何的对立，都是从西方进口，在中国的知识市场上竞争。这类似于在经济领域，中国本身没有什么技术创新，而是基于西方技术之上的各种产品在中国的市场上竞争一样。所不同的是，知识界往往能够站到更高的高度，把一些西方的概念提高到价值观层面，这样就可以毫无止境地“妖魔化”其他一些价值，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只知道也只会用他们所认同的价值观来评判中国的实践，而不是经验地研究中国实践。很多人像是被西方的知识体系洗了脑一般，非常满足于思维、思想被殖民的状态，掌握了几个西方概念就老是觉得掌握了真理。真理在手，就高人一等。用西方概念来训斥人，是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尚职业。

马克思曾经强调过，哲学家有两件任务，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解释世界是改造世界的前提。但在中国，知识分子都想充当公共知识分子，都想改造世界。他们没有能力来解释世界，却有高度的自信来改造世界。结果呢？越改造，这个世界就越糟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很多的问题和很多的政策失误，决策者要负责，但提供知识体系的知识界也有一份很大的责任。

一个文明，如果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就不可能变得强大。自近代以来，西方文明是随着自己的知识体系的出现而开始强大的。任何一个知识体系都是基于自身的实践之上。正因为如此，其有能力解释自身，有能力聚合各种力量。实践是开放的，知识体系也是开放的，这就决定了基于实践之上的知识体系具有无限的创造能力。在国际舞台上，则表现为强大的软力量。

人们所看到的近现代知识体系由西方产生和崛起。社会科学中的“西方中心论”成为必然。“西方中心论”说明了近现代知识体系起源于西方这个事实，其本身并没有错。当人们说“社会科学”时，这里的主体是社会，而科学只是认识这一主体的工具。同样产生于西方的科学方法，帮助西方人确立了自己的知识体系。然后，西方学者也开始用他们的知识体系来解释其他社会，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文化、习惯等因素都会影响西方学者对其他社会的看法。

不能过分谴责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偏见，主要的责任在于中国知识界本身。解释自己生活的世界是自己的责任，而不是他人的责任。不过，很显然，只要中国的知识界生存在思维和思想的“被殖民”状态下，就不可能产生这样一种知识体系。要生产和发展这样一种知识体系，首先要意识到“被殖民”这一点，然后，再努力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

现代中国的大转型，并没有造就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这应当是中国知识界的羞耻。也很显然，在能够确立自己的知识体系之前，中国没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单纯的GDP成就不了中国的大国地位。更重要的是，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可持续发展也会受到制约。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国可以应用，但不会创新。一个严酷的现实是，一旦涉及创新，人们在中国看到的最多的是山寨文化、山寨概念和山寨理论。抄袭知识、复制知识，做大量毫无附加值的知识复制，是中国知识界的大趋势。这和中国制造业的情况没有任何差别。实际上，知识和知识的实践（制造业）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只有拥有了自己的知识体系，才会拥有真正的原始创造力。

要摆脱思想“被殖民”的状态，政治是关键。“被殖民”状态本来就是政治的产物，也必须通过政治而得到解放。中国传统上就没有知识创新的能力。中国数千年所拥有的，只是一种依附性的知识体系，即一种依附于王权的知识体系。秦朝统一中国之前，中国产生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确立了中国的思想体系。但是，秦朝统一中国之后，这种思想体系很快就演变成为王权依附体系。数千年里，只有当王朝解体的时候，或者当皇朝控制不了社会的时候，才会导致一些新思维和新思想的出现。

而在近代“向西方寻求真理”以来，王权依附就演变成为西方知识依附，知识体系的本质并没有什么变化。无论是哪一种依附，本质是一样的，就是维持政治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对统治者来说，相比之下，前一种依附要比后一种更有效。前者毕竟还是基于自身政治实践的知识体系，尽管保守，但为社会所接受，因此能够实现有效的软性统治。后者呢，作为一种外来的知识体系，既不能解释现实，也不能为社会所接受，因此在实现统治过程中反而扮演着负面的角色。这也就是当代中国的统治权表现得越来越刚性的主要根源。

很显然，要创造知识体系，创造者就必须摆脱政治因素的束缚，政治束缚从思维领域退出变得不可避免。当然，这并不排除用法治形式对思想领域进行规制。这一点连自由主义也是承认的。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的自由，那些可以对公共生活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的思想领域，必须加以规制。只有规制，才能确立知识的社会责任。传统社会，因为其他的控制较少，意识形态的控制（表现在一种统一的文化和价值）对政治统治来说就变得非常重要。但是，在现代社会，统治者拥有了包括组织在内的各种现代化控制机制，就再没有必要通过思想的控制来实现统治权。

一旦当思想成为物质利益的奴隶的时候，思想就不再是思想；一旦当思维被控制的时候，不管是被政治权力所控制，还是被物质利益所控制，就不再具有想象和创新能力。这里的逻辑就是：国家越富有，统治者掌握的金钱就越多，思想就越贫乏，文明就越衰落。今天，当人们开始讨论起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时候，中国的决策者是否可以直面这个现状的症结呢？现实是，如果文化体制的改革不能促使中国摆脱这个逻辑，那么创新便是空谈，建设自己的知识体系便是空谈。

第三章　专业主义与知识体系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把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放到优先的位置。邓小平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教育的重要性是可想而知的。从政府的政策话语来说，全世界很少有像中国政府那样把教育提高到那么高的高度。对教育重视的程度不应当令人们惊讶。作为孔孟之乡的中国，数千年传统历来就强调教育。数千年之前，孔子就已经把人口、财富和教育作为立国的三个最重要要素，强调在发展生产、创造财富之后，唯一的大事情就是“教之”，也就是发展教育事业。无论是政府的政策还是传统都给予了教育高度的重视，但多年来中国教育的现实情况则非常令人担忧。

一、知识体系与教育哲学

为什么要谈教育哲学

这些年来，中国教育方面的改革也不少，但教育系统的情况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好转，在很多方面，似乎越改越糟糕。老实说，尽管中国改革的各个领域都存在着非常多的问题，但人们最为担忧的还是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教育领域方方面面的发展不仅没有实现人们对教育的高度期待，反而与这种期待刚好相反。在一些方面，中国的教育不仅没有为国家提高劳动生产力做出应当有的贡献，反而在阻碍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教育有了大发展，但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仍然非常低下。不难发现，在教育费用大幅度提高的同时，教育所能给学生带来的价值在迅速减少；在大量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同时企业越来越找不到所需要的技术工人。改革开放近四十年了，中国大陆的产业升级异常缓慢。东亚其他经济体包括早期的日本和后来的“四小龙”（中国的台湾和香港，以及新加坡、韩国）在其经济发展过程的早期，每隔十来年就会有一次产业升级。中国尽管仍然处于工业化的早期，但在过去的几十年还没有明显的产业升级。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仍然缺失自己的知识体系。无论在哪个知识领域，知识体系的缺失是显然的。科学和工程方面，知识具有普适性，中国尚可借助于“输入”的方式来填补。但也应当指出，这个普适的领域，中国并没有做出很多的贡献，中国在尽量输入西方的知识，就是说，应用西方的技术。中国能否继续这样下去？这取决于西方是否愿意向中国输出知识。西方对中国的知识输出，无论是研究还是技术产品，正在施加越来越多的限制。在这个普适领域，中国也有一些创造，但其所创造出来的知识与中国社会所给予的大量的财力和人力的投入不成比例。更为严重的问题在社会科学领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形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社会科学研究群体，每年都在生产着不计其数的著作和文章，有效推动着中国出版业的发展。统计显示，就出版作品的数量来说，中国早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出版业。同时，也因为中国知识界毫不迟疑地接受了西方的研究“八股”（技术层面）方法，越来越多的学者能够在西方杂志期刊上发表论说。不过人们要问，这个庞大的社会科学群体在解释中国吗？大多数人所做的仅仅是寻找中国证据来论证西方理论。不难发现，大多论文都被冠以类似“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这样的副标题。多少年来，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互相竞争的都是来自于西方的各种思想、意识和观念。来自本土的思想、意识和观念到今天为止几乎是空白。实际上，就连对中国传统思想的论述例如儒学也已经严重西方化了，所谓的对中国的研究仅仅是用西方“八股”所做的再解释罢了。缺失自己的知识体系对中国的文化和文明发展的负面影响正在日益展现出来。很显然，知识体系是任何一个文明的主体和核心。在缺失这样一个核心的情况下，何以有中国文明的复兴呢？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中国文明正在复兴。相反，文明衰落的症状则到处可见。

到底是什么因素使得中国教育和知识界处于这样一个难堪的困境？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力图从政府的各种教育改革政策、学界的行为入手来理解中国教育和知识界的局面，但很难找到一个令我们信服的理由。就教育部门来说，每出台一个政策，其都能找到很大的合理性，洋洋洒洒，都是为了推进中国的教育和知识事业。但是，每一政策的实施则和政策的意愿有很大的距离，很多场合甚至是背道而驰。教育者和学者也一样。他们都是莫名其妙地为各种外在的力量（无论是政治上、经济上的还是社会上的）牵着鼻子走，在一些场合是被动的，在一些场合是主动的，但结果又是怎样呢？很多方面的目标都达到了，唯独他们的职业对他们的要求没有达到。而社会呢？社会没有参与教育部门决策的讨论，对很多政策，社会只能被动接受。一旦当政策对自己产生负面效果的时候，社会也就只会愤怒。社会对教育界的不满尤其明显，花了那么多钱把孩子送到学校，但学校培养出来的是什么样的人才？教育政策部门、教育者和社会三者现在处于一个恶性互动过程之中。

为什么教育改革达至社会对教育部门和教育者失去了信心的地步？这里的因素当然非常多。我们想从教育哲学的角度来透视中国的教育问题，因为我们相信教育哲学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甚至是关键性因素。我们在考察西方世界或者其他国家近代教育制度兴起的背景时发现教育哲学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说，整个近现代教育制度的确立实际上源自一种新的思想，也就是教育哲学。相比较而言，中国目前所处的困境也是一种思想的结果。这就意味着，要改变教育体制，首先就要改变教育哲学。如果不能改变这种教育哲学，那么任何有意义的体制变革都将是不可能的。改变教育哲学也就是思想解放的问题。实际上，这不难理解，中国其他方面改革的成功或者进步都是思想解放的结果。教育领域没有思想解放，也因此没有什么进步。当然，也必须强调的是，思想解放不仅是对执政党及其政府决策者而言，更是对知识界而言。

中国教育界和知识界缺什么

讨论教育哲学要从教育界的认同和边界开始。中国传统上有没有教育哲学？当然有。我们初步翻阅了一下，发现这方面的论著数量还不少，论文尤其多。但是，使我们困惑的是，尽管大家都在研究和谈论历史上一些人物的教育哲学或者思想，但大家都不能很清楚地回答“这是谁的教育哲学”这一关键问题。我们在谈论的是教育家的教育哲学，还是政治家的教育哲学，还是商人的教育哲学？或许有人会说，这一问题很简单。不过，对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不是人人都明白的。我们觉得这既是一个认同问题，也是一个边界问题。

认同问题很重要。认同问题要回答的是“我是谁”的问题。当我们谈论教育的时候，我们是作为一位教育者和学者，还是一位政治人物或者商人？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就有不同的答案，因为这些是不同的社会群体，其背后的利益是不同的。例如，知识分子的利益是更多的知识，政治人物的利益是更多的权力，而商人的利益是更多的经济利益。每一社会群体从自我利益出发，对教育哲学就会有不同的理解。因此，如果没有这一认同，那么就会产生角色混乱的现象。边界的问题也同样重要。既然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利益，那么边界的重要性应当不难理解。政治权力有其边界，知识领域有其边界，商人有其边界。尽管权力、知识和经济都是同一社会的不同方面，但它们之间必须具有边界。如果边界混乱不清，那么就会产生它们之间的关系的高度紧张，例如权力和知识之间，商人和权力之间，商业和知识之间等等。

这里更应当强调的是，认同和边界对知识界尤其重要。知识界或者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特质就是专业，最重要的品德就是专业主义。专业和专业主义不仅仅局限于知识领域，例如政治和商业也都可以视为是专业。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就把政治定义为职业，强调职业政治家的重要性。不过，无论中西方，当人们说“专业”的时候，更多的是指和教育训练有关的领域。知识界是一个特殊的领域，很多人都可以去从事政治或者商业，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事知识创造。在知识领域，专业主义要通过长期的训练和培养才可形成。

实际上，“专业”这个概念的起源指的就是基于教育之上的职业，为社会的其他领域例如政治和商业提供专业性服务。既然知识界也是社会的有机部分，那么向其他领域提供服务成为必需。但要指出的是，提供服务并不意味着这个领域要依赖于其他领域。在西方，古典意义上，历史最悠久的专业是神学、医学和法律。这些领域的专业人员当然是教育的结果。19世纪以来，随着技术的进步和职业的分化，专业也越来越多。但不管什么样的专业，都是教育的产物。

也正因为和教育有关，“专业”往往具有以下一些独特的特征。第一，规制性。专业由法规来规制，法律规定专业团体所要履行的责任。对专业团体来说，这是一种外在边界的划定，就是和其他社会群体的关系。第二，自治性。专业团体享有高度的自治权，来管理其内部事务。知识领域既然是一个特殊的领域，那么其必须发展出符合其自身特殊性的自治方式。第三，声望，专业团体成员因为其所拥有的知识一般享有崇高的社会声望。这个特点也表明，知识领域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因为社会对知识群体的信任，这个团体较之其他群体更有能力对社会造成影响。第四，和声望相关的是专业的权力相关性。权力包括两方面，一是内部的，即专业团体对其成员进行管理的权力；二是外部的，即专业人员对其他社会领域的人们的行为施加影响（在人类历史上，知识既为人类带来福利，也为人类带来灾难。知识的权利和责任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当另文论述）。

所有这些特征是从知识的认同和边界衍生而来的。正如政治人物追求权力，商人追求利润，教育界或者知识界追求的是知识的传授和创造。尽管这些社会领域也是互相关联的，但每一领域都有其独有的产品，通过其产品和其他领域发生“交易”，即关联。很显然，每一领域总有一种自然的倾向性去影响其他领域，追求影响力。

专业主义很显然是“专业”的产物。专业主义的唯一目标就是把教育者和知识者每一个人的专业水平发挥到极致。如果从专业主义的角度，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教育哲学的核心弊端在哪里。今天的中国，中国教育界和知识界，除了专业主义，什么都不缺。很多大学以培养了多少政治人物、多少亿万富翁为荣。唯独缺少的就是规定大学本质的专业主义。所以，中国无法回答钱学森之问，即“中国为什么出现不了大师？”道理很简单，中国的大学的目标不是培养大师。

在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发生了一场有关“社会主义异化”的讨论。这场讨论对中国的改革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为讨论使人们明白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至少促使中国脱离了贫穷社会主义。今天，把“异化”这一概念应用到教育和知识界再也合适不过了。如果要进行任何有意义的教育改革，那么首先必须回答教育界和知识界一些最基本的哲学问题，例如“什么是大学？”“大学的目的是什么？”“什么是大学应当做的，什么是不应当做的”等等。在大学的本质是“异化”的条件下，不管什么样的改革都会无济于事。

今天，最令人悲观的是，因为有权力和利益的支撑，大学里面甚至教育界里面的很多个体（无论是官员还是教员）感觉到自己都在发展和上升。但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所处的整体教育制度正在快速地衰退，并且这种衰退的速度和大学（教育机构）所获得的权力和利益是成正比的。就是说，大学（教育机构）所获得的权力和利益越多，它们被“异化”的程度就越高，离专业主义就越远。如果今天人们还可以讨论“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的问题，总有一天，人们就会失去资格来提出这个问题。

中国传统教育哲学及其弊端

讨论中国今天的教育哲学问题，回避不了中国传统教育哲学问题。中国传统的教育哲学是怎样的呢？讨论教育哲学不能过于抽象，而应当回答“谁的教育哲学”这个问题。这里，我们首先应当关心的是教育者和知识界的教育哲学，因为这个群体是教育的主体。无论是知识传授还是知识创造，这个群体的教育哲学是决定性的。那么，传统上，谁是教育者呢？

传统道家有针对其弟子的教育哲学，但没有发展出针对社会的教育哲学。道家强调个人道德的发展，但没有社会教育哲学，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道家对社会少有关心。道家向往的是与世界隔离的生活，这个群体以山林树木为伴。这就决定了这个群体不可能发展出面向社会的教育哲学。道家因此是一种地道的人生或者宗教哲学。第二，道家也有方法论上的问题。道家关心自然世界，又坚持独立个性，不依附权力和利益，从这个角度上看，道家是最有可能发展出知识体系来的。但实际上则不然。为什么？除了不关心社会现实之外，主要是方法论上的问题。知识体系来自主体对客体的研究，但在道家那里，主客体是不分的。道教坚持人与自然的合一，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一思想非常具有现代性，甚至是后现代性。但因为主客体不分，道家没有发展出自己的知识体系，尤其是和人类社会有关的知识体系。

和道教一样，佛教也有针对其信仰者的教育哲学，但没有针对社会的教育哲学。这和西方宗教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西方教育尤其是大学源自宗教，当然，从宗教到大众教育，这是一个复杂和痛苦的过程。中国的宗教没有演变出大学来。这里只是指出这个事实来，并不是说这是中国宗教的错。宗教的对象是社会大众，但没有发展出教育哲学来。从学术上看，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研究课题。道教不关心社会，很容易理解。但佛教则是非常关心劳苦大众的，为什么也没有发展出教育哲学？这可能和佛教不是一种具有使命感的宗教有关。佛教强调“空”“出世”等概念，满足于现实，着眼于“来世”，这使得其不关心现实和改造现实，这和西方具有强烈使命感的宗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儒家是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主导者。儒家教育哲学有几个重要的特点。第一，和关心自然世界的道家不同，儒家既不关心自然世界，也不关心外在世界，即“敬鬼神而远之”。儒家不否认外在世界的存在，但对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中国传统没有发展出“形而上”哲学，和儒家的这一态度有关。当然，也正因为儒家的这一态度，中国文化演变成为世界上最为发达的世俗文化。第二，儒家关心的是人们生活于此的这个世界。不过，总体上说，儒家关心的不是解释这个世界，而是改造这个世界。或者说，儒家是一种规范哲学而非实证哲学，它所关心的是“世界应当如何？”而非“世界实际上如何”的问题。第三，儒家强调通过政治权力来改造世界，因此把知识和政治、学者和政治家领域紧密联系起来，即“学而优则仕”。就是说，在儒家那里，成为对国家有用的士大夫，就是知识分子和教育者的使命。第四，儒家的道德哲学消除了在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和世界等领域的边界。儒家把道德视为政治的根本，其核心就是“德治”。而“道德”寄存的基础是家。因此，儒家强调“国之本在家”。这样，把家庭伦理和社会道德和国家治理联系起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个人到家到国家，它们之间没有任何边界。儒学经典《礼记·学记》把教育的社会功能概括为十六个字：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

着眼于现实政治世界，着眼于政治权力，着眼于人才教育，这些因素使得儒家成为世界历史上最为发达的政治统治哲学。中国传统社会的“士大夫”阶层是最职业和专业化的。不过，同时儒家的教育哲学对中国教育和知识生产本身造成了很多影响，导致其出现很多问题。

第一是规范性教育哲学，而非实证性教育哲学。儒家过于强调“应当怎么样？”使得其在很多方面过于理想，不考虑其所提出的理念能否在现实世界实现。在儒家那里存在着一个非常深刻的内在矛盾，那就是，一方面有强烈的意愿改造社会，建设一个好社会，另一方面因为仅仅从规范出发，对现实社会到底是怎样的没有深刻的认识，结果儒家改造社会的努力往往很成问题。在没有对现实世界作解释的情况下，又如何能够改造世界呢？儒家教育哲学没有发展出能够解释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知识体系来，哲学始终停留在规范层面，和现实社会并无多大的关联。尤其是当现实社会的发展不能吻合儒家的理想时，士大夫阶层不是随时修正自己，更多的是积极干预和阻碍社会变迁。儒家缺少社会进步观念，其自身的变迁往往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变迁。

第二，儒家的教育过程过“硬”。儒家强调教育没有错，但儒家的教育过程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理论上人人可以成儒，但实际上只有极少数人可以成为儒。一个人的“儒化”的过程，也就是儒家的灌输过程，显得非常“硬”。这个过程远比在西方个人宗教化的过程要困难得多。西方的宗教是针对大众的，而儒家的对象是精英。西方人称儒家为“儒教”显然不是很精确，因为儒家充其量是“精英宗教”，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意在塑造政治精英的“宗教”。

第三，与之相关，儒家所提倡的“有教无类”那么先进的思想并没有在中国开花结果。和西方相比，中国文化中并不强调民族、种族、宗教、阶级等等在西方决定一个人身份的因素，而是强调教育在塑造人的过程中的作用。在中国，社会成员只有“受教育”和“没有受教育”之分；进而，每一个人不仅有权利接受教育，并且也能被教育好。但为什么中国传统没有发展出类似西方的大众教育呢？这和儒家社会化过程的困难有关。西方从中国学到“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并很快孵化出大众教育的思想。西方的宗教是面向大众的，“有教无类”非常吻合西方的宗教精神。

第四，更为重要的是边界和专业主义问题。知识应当是没有边界的，什么东西都可以成为研究对象。传统儒家教育哲学是有边界的，即着重于政治或者统治哲学，而忽视其他方面的研究和教育。另一方面，儒家教育哲学则没有确立知识的边界，尤其是和政治领域的边界。它强调学者对政治的参与，政治和学术之间没有建立起边界，经常导致学术和政治之间的关系过紧。从知识体系确立和发展的历史看，知识的边界问题非常重要。知识的目的就是知识，就如资本的目的就是更多的资本、政治权力的目的就是政治权力一样。因为边界的缺失，儒家也没有发展出强烈的专业主义精神来。儒家知识分子的功利主义精神过于强烈，没有“知识的目的就是为了知识”的专业意识。

第五，缺失独立性。没有对知识的认同，没有明确的边界，这使得儒家缺少独立性。在没有自身的知识体系的情况下，儒家主要想依靠君王来改造世界，这导致了对权力的过度依赖。没有独立性也就不能形成知识分子的自治群体，这对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和其他领域的关系的影响很大。对王权而言，知识群体是个依附型群体。这个群体千方百计想为王权提供有用的知识，但实际上，其所提供的知识实在很有限。很多场合，儒家所提供的仅仅是“统治术”。对其他社会群体而言，儒家往往把自己道德化，在很多场合演变成训斥人的哲学。儒家哲学里，社会是具有等级的，即士、农、工、商。儒家把自己放在首位，而这个“首位”主要是儒家认为本身掌握了社会所需要的道德。对社会而言，儒家也没有进步观。儒家主要着眼于根据现存的条件优化统治方法，这里面是没有进步观的。儒家强调统治者要根据现实而变化，但儒家里面是没有追求变化的因素的。因此，儒家也历来被视为是一种保守哲学。

儒家的保守性也影响了其和其他知识群体的关系。正如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研究所展示的，中国历史上也有辉煌的科技成就，但是中国的科学实践知识没有演化成科学知识体系。更有意思的是，在其他社会，科学知识往往总是积累的过程，也就是一直往前走的，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科学知识的大突破，但中国的科学知识往往出现退化的现象，也就是往后走。实践知识不仅没有积累，往往被毁掉。为什么会这样？这里的因素很复杂，但有一点非常关键，那就是以儒家为核心的统治哲学。当儒家或者儒化的官员（士大夫阶层）看到一种技术或者技术知识会导致变化，影响其心目中的道德政治秩序的时候，他们必定和王权结合起来共同反对之。

上面讨论了作为知识群体的儒家的教育哲学。那么，社会上其他群体有没有教育哲学呢？中国的政治领域或者政治人物也有教育哲学。传统上，王权是有教育哲学的。这里首先应当指出的是法家。法家往往是统治者。法家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实践知识，也有比较系统的知识体系，但和儒家比较，法家并没有申明自己的教育哲学。

不难理解，王权的教育哲学的核心就是维持其统治。皇帝在统治社会时往往是儒法并用，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软力量和硬力量并用。儒家可以说是软力量，而法家是硬力量。儒家之所以能够成为王权的意识形态，是因为儒家接受了王权的改造。早期儒家，尤其是在孔孟时代，是非常独立的，这些儒家的先驱周游列国，推销自己的治国理念。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畏权势，具有非常强烈的批判精神。皇帝当然会不高兴，在儒家和王权之间经常呈现紧张关系。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就是这种紧张的表现。后来为了适应王权的需要，儒家开始接受改造，把自己改造成为王权服务的知识体系。在改造过程中，儒家也强调讲真话，但因为儒家对王权的高度依赖，讲真话在理论上可以，在实际政治生活中讲真话的空间很小，甚至不可能。真话能不能讲，有没有用，主要取决于皇帝本人。在一些时候，例如宋朝，皇帝愿意和士大夫阶层分享权力。但在更多的时候，士大夫阶层讲真话甚至会招致杀身之祸。培养一个“听话”的士大夫阶层是王权教育哲学的核心。

中国的商人也没有教育哲学。商人在传统的士、农、工、商阶层等级中处于最后一位，其没有也不被容许发展出其自己的教育哲学来。商人阶层子女的教育问题也是儒家所承担的。中国的王权发展出了很多方法来消解来自商人的挑战。首先是把商人放在社会等级的最底层。一旦商人致富，就会要求他们收买土地、官职等，以免商人积累过多的财富对王权构成威胁。同时，商人也被灌输“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把接受儒家教育视为其子女的唯一出路。可以说，中国商人在教育方面没有发挥一个重要作用，这和西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西方，商人阶层在教育哲学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促成了教育和神学的分离。西方在中世纪是神权时代，神学是知识体系的核心，当时所谓的教育就是神学教育，神学也是衡量一切的标准，但文艺复兴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文艺复兴之后理性主义兴起导致了神学时代的终结。“终结”当然不是说神学不存在了，而是说神学不再占据知识领域的主导地位。理性主义的兴起有其知识背景，但商人阶层的崛起极其关键。商人是最讲究理性的，商业行为不能用神学来解释。新兴商人阶层站在文艺复兴的背后，是文艺复兴的经济基础。第二，促成了知识和政府的分离。商人需要能够支撑商业运营的知识体系，尤其是法律。同时商人也担心政府的力量过大。知识和政治的分离对商人非常有利。知识界争取和政治权力的分离，商人是背后的推动和支持力量。在西方，大量的教育机构，尤其是大学，都是私立的，这完全是商人的功劳。没有商人的支持，西方难以发展出如此独立的知识体系及其生产知识体系的机构来。

政治、商业和知识三者之间的不同关系构成了中西方不同的教育体系。在中国，知识领域没有独立性，成为政治权力的一部分。而政治的最高目标就是秩序，创造秩序和维持秩序。秩序就是保持现状，不但不追求变化，反而阻碍变化。在西方，知识界不仅独立，而且往往和商业结成联盟。和追求秩序的政治不同，商业所追求的就是永无止境的变化，甚至是革命性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把资本主义定义为“创造性毁灭”的过程。创新和进步是商业的特征，正如秩序和稳定是政治的特征。而知识是关键，知识既可以成为秩序的一部分，也可以成为变化的一部分。到今天为止，中西方教育和知识界仍然维持着这种差异格局。

中国近现代教育哲学

前文简单讨论了中国传统的教育哲学，聚焦于儒家和王权。应当强调的是，我们并不想给传统教育哲学下一个简单的价值判断。我们这里主要是一种事实的陈述，讨论和西方比较而言，中国教育哲学的一些特点。中西方不同的教育哲学产生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从维持王权体系运作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教育哲学非常成功。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中断，也和这种教育哲学有关。前面强调过，儒家是世界上最为发达的统治哲学。但如果从知识创新的角度看，儒家教育哲学就显得过于保守了，导致了王权政体的简单重复。

那么，近代以来中国的教育哲学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近代以来，中国教育哲学的变化和政治社会的变化紧密相关。社会政治结构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分权，二是革命。这两个结构特征都为教育哲学的变化创造了条件。

首先是分权，即权力的分散状态。清末以后，中国政治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传统王权的衰落，但新政权则没有建立起来，这导致了权力的分散。和历史上每次王权衰落一样，权力的分散状态导致了思想界的异常活跃。但这次知识界的活跃有其自己的新特点。传统上，当王权衰落的时候，思想上尽管活跃，但还是在传统的边界之内。清末之后，则表现为传统上王权主导的儒家不再是主导性教育哲学，向西方学习成为风潮。其次是革命，革命是为了建立新政权。那些致力于革命的政治力量需要新的知识体系的支持，它们也尽力诉求于新的教育体系和教育哲学。

这些变化也导致了知识界的变化，主要有两方面：第一是知识分子作为相对独立的市民社会群体的意识开始产生。晚清废除科举制度之后，知识界和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突然不见了，传统上高度制度化的“学”与“士”之间的关联中断了，而新的关系则没有建立起来。这种脱离对知识界的影响是深远的，其中之一就是独立意识的出现。第二是政治和知识之间的边界开始产生。“五四运动”之后，各种从西方输入的知识体系相互竞争，政治力量对这些知识体系当然有所选择，但这并没有妨碍知识界对这些知识体系的执着追求。即使在蒋介石时代，这种政治和知识之间的边界还是存在的。蒋介石建立的政权不可说不专制，但这个边界是存在的。如果知识群体干预政治，蒋介石政权会干预教育和知识界，甚至镇压。但如果知识界对政治不感兴趣，政权对知识界并没有过多的干预。这种新的发展给中国造就了新的教育哲学，造就了新的教育体系。多年的积累，到了西南联大时期可以说是达到了顶峰。西南联大集中了近代以来中国教育界最优秀的人才，也为国家培养出大量的人才。

可惜的是，这种近代以来的教育哲学并没有真正在中国的教育界和知识界生根。前面我们有意识地比较详细地讨论了儒家的教育哲学，主要是因为要说明这种教育哲学仍然占据当今中国的主流。尽管教育哲学的名称和概念换了，但性质和内容没有什么变化。

在一定程度上，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实际上是一种分析哲学，分析资本和社会问题的哲学。中国的教育体系没有什么独立性，只是政治行政系统的一个延伸。政治和知识界没有任何边界，权力还是倾向于控制知识。除了传统上所具有的政治行政手段外，现在又有了更现代也更有效的控制手段，即通过经济利益的控制等。知识界没有自己的边界，也没有自己的认同，仍然是一个依附型阶层，要不依附政治权力，要不依附经济利益。也就是说，知识界并没有强烈的意识为了知识而创造知识，而是为权力和利益提供服务。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有知识创造非常困难。

二、知识创新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

首先声明一点，下文所讲到中国高教改革存在的很多问题或者面临的挑战，这不是要否定中国高教改革的成就。我看过很多论述成就的文章和著作，这里不讲成就因为这方面讲的人很多，而且很多人已经讲得很透了，不需要我重复；也同样重要的是，多讲一些问题和挑战，希望我们都能直面这些问题和挑战，把高教工作做得更好。

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也作了很大的努力，但似乎是屡战屡败。很多年来，中国社会对高等教育争议不断，不满越积越多。1999年扩招和“准”产业化以来，各种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实际上，教育改革已经成为政府和公众最不满意的改革。高等教育不仅满足不了社会的需求，没有培养出世界一流的大师（钱学森语），更重要的是，在很多方面，高教拖累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高等教育的成败影响到中国未来社会经济甚至是政治发展的方方面面，更影响到中国的文明程度。尽管整个中国社会已经有了相当的共识，即没有改革，高等教育就不会有任何希望。但是高等教育究竟应该如何改革，社会共识尚未形成。这些年里，所谓的高教改革也不少，但是越改越糟糕。很多人对高教改革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这很容易理解，如果越改越坏，倒不如不改。

实际上，所谓的高教改革很多都名不副其实，是“折腾”，如果用近年来很流行的一个概念的话。一些改革完全是一些根本不懂教育的人的折腾，另一些则完全是由利益驱动的物质追求。不过，我们也不能虚无主义。如果高教要生存，要发展，还是需要改革。改革成为折腾，要不是因为所谓的改革者没有好的改革思想，要不就是改革动机不纯。要改革，就要对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有一个好的诊断。就像给一个病人看病，在对病因有准确诊断之前，滥用药方反而会使得病情恶化，甚至导致死亡，过去的经验已经表明了这个趋势。高教改革反反复复，不能给社会带来正面效应，社会对高教改革失去信心，而社会的失去信心使得改革变得更加困难，一个恶性循环正在形成。一些高教官员抱怨社会对他们的不信任，我想这个不信任是他们自己引起的。

我认为，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所存在的问题不能仅仅从高等教育本身来透视。高等教育只是中国总体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一个部分，或者说不存在一个独立或者具有高度自治性的高等教育体制（甚至整个教育体制）。因此如果不能从总体制度出发来透视高等教育问题，就会既找不到问题的症结，更难以发现解决问题的方法。

对高等教育体制的评价以及改革建议需要区分三类不同性质的问题。第一类是发展性问题，表现为教育投入不足，影响到师资、教学、科研；第二类是体制性问题，表现为资源配置，激励机制，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管理方式等等；第三类是政策观念性问题，表现为混淆高教政策和一般的经济社会政策，以经济改革的方式推进高校改革，将市场化作为高校改革的方向和手段。政策观念性问题经常导致改革政策的错误导向，而政策的错误导向进一步使得高教改革误入歧途。改革越多，问题越严重，这三类问题都会影响到中国高等教育的表现，但是它们需要不同的解决方法。基于中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重视，以及中国社会对高质量高等教育的强烈需求，从长远来看第一类问题不会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障碍。就是说，这一类问题并不具有本质性，必须通过进一步的发展得以解决。相比而言，后两类问题更加重要，它们是体制性和方向性的问题。增加投入可以逐步解决第一类问题，但是不能解决后两类问题。所以后两类问题应该成为我们评价中国高等教育、寻找改革建议的切入点。

这里，我想从三个相关的方面来透视研究中国的高等教育，包括体制、人才（产品）和知识创新。体制关乎高等教育的治理，人才是高等教育的主要产品，而知识创新既和人才相关，但又是一个比较独立的过程。人才是知识创新的前提条件，但是否有知识创新又是人才培养的关键。同时，知识创新也是高教自我提升或者说生产者的自我升级的需要。我认为，体制的治理过程，人才培养过程和知识创新过程构成了高等教育三个有机的方面。世界各国都是如此。需要说明的是，这三方面涵盖了高教的主要功能，我自己对这些问题还在探索和研究过程之中，这里只是挑一些我比较了解的主要方面来谈一谈，供大家参考。

高等教育管理体制问题

从管理体制的角度看，中国高教的两个方面有突出的重要性，一是高教和其所依赖的行政管理体制之间的关系，二是高教内部的管理制度。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对过去建立的“苏联式”高等教育体系进行了很多改革，但是在教育管理体制方面并没有重大的突破，很多结构性的问题继续存在。

（1）外部关系

首先来看高校的外部关系。外部关系主要有两个层面，一是和政治的关系，二是和经济的关系。

在中国，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政府对高校的政治控制和管理导致高校的行政化，高校领导的官员化和高校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过程的政治化。

中国的大学校长/党委书记首先是政治人物，而非教育家。这主要表现在高校的各级官员具有行政级别。行政级别不是高校内部的行政级别，而是国家政府系统中的行政级别。在任何国家，高校内部的管理体制具有等级性，不可避免地具有行政级别，但中国高校的级别是和国家行政编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政府的行政级别。这就表明，高校首先是个政治行政单位，而非教育科研单位。这也就决定了，高校领导者的最重要的议程就是履行其行政职务所赋予的政治任务。追求高校的行政级别已经有很多年了。在20世纪80年代，北京的学院路名副其实，到处都是学院。但现在呢？一个学院也没有了。这些学院都升级了，变成大学了。尽管高校改革非常困难，但学院升为大学，一点困难也没有，因为各个学校的党委书记和校长的积极性都很高。很简单，对他们来说，改革等于升官。

作为行政官员或者政治人物，从政治角度来看，高校领导的任务和其他政府官员的任务没有什么两样。一般政府机关需要学习一个文件的时候，高校也需要一样学习；一般政府机关需要维稳的时候，高校也需要维稳。而培养人才和产生新知识就根本不可能提高到他们的议事日程上来。

不仅高校领导要搞政治，教员、学生也要搞政治。一所学校是政治单位，一所学院、系、所，甚至一个班都是政治单位。我每次回国，和大学教员、领导讨论问题，每次都听他们说学校政治，系所政治，就很烦。为了一点点小利益，大家互相斗来斗去。

大学校长和书记首先是政治人物和官员，那么其次呢？我想，他们的第二个主要身份或者认同是商人和企业家。这也不全是他们的责任，因为从财政的角色来说，国家对教育一直投入不够，十多年之前就在说，对教育的投入要达到GDP的4%，但到现在为止，刚达到4%这个目标。应当注意到的是，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国家的财政收入取得了每年两位数的增长。为什么财政投入到不了教育领域？这是我们应当思考的问题。

校长书记要去搞钱，就要搞项目。教育产业化、扩招、建大学城、借钱等等都是商业行为。中国高校的债务有多少？前些年说有3000亿元。现在有多少，不太清楚。

校长书记对大学的管理也像官员对经济和企业的管理一样，片面追求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而忽视了高校应有人才培养、传播和创造知识的功能，当行政化、政治化和企业化主导高教领域时，高教最重要的品质，即专业主义或者专业精神就失去了制度的载体。

高教体制与政治体制之间是何种关系？现有政府对高校的政治式控制如何影响高校的运作？高校和商业世界的关系怎样？这些都需要我们研究。

要改革，就必然要去政治化、去行政化和去商业化。

去政治化就是政府要从政治式控制转型到法治式管理。要说高校完全没有政治，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各种政治制度下，政治总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来影响高教或者整个教育系统。实际上，现代社会的教育系统承担着很多政治功能。例如国民教育。

这里也应当指出的是，在总体政治制度使用政治方法控制教育系统的时候，生活在这个系统的人也往往过分政治化。例如，高校里的校长和教员应当是以自己的专业谋生的，应当追求专业知识的。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我们在外面经常看到，中国的一些学者不是因为其学术水平而出名，而是因为其对政治的批评或者对政府的批评而出名。还有一些学者则倾向于走民粹主义道路，即做明星学者：天天在媒体上高论，而没有时间做学问。

这里我觉得可以从欧洲的教教分离（即教会和教育）的过程中学到一些经验教训。近代高等教育最初是从教会发展过来。高等教育开始时只是教会的一部分。在欧洲这个分离过程很长很痛苦。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终身教职即tenure制度最初的时候是为了保证教员不会因为对宗教经典的不同解读而被解聘，现在的性质当然变了。教会和教育关系经过长时期的演变成为今天的样子，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对谁都好。在这个过程中，法治是关键。

在中国，要减低政治性，必须在法治之下，才能在政治和教育找到一个平衡点，让政治和教育达到双赢。在我看来，中国很多高校的政治性过强的主要原因在于外在的政治控制。没有外在的控制，高校内部就会产生一种自治的秩序。例如，在思想方面，各种思想之间就会做到互相制衡。对高校来说，百花齐放的秩序是最理想的。而对政治来说，主要在法律上规定哪些东西不可以讨论就可以了（这里要强调的是，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自由是有边界的。即使在欧美，那些政治上被视为“不正确”的话题也是不可自由讨论的）。

去行政化比较容易理解。高校的内部管理体制不可避免是等级性的，尽管较之其他组织，高校组织最为扁平。去行政化就是高校系统从国家的官僚系统里面脱离开来。高校的行政级别实在没有必要。到世界上其他国家看看，没有哪一个国家的高校具有部级、副部级、局级等等。如果行政级别不去除，很难改革高教系统的政治行为和官僚行为。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制度有效地淘汰了领导人才。在中国，行政级别包含了太多的含义，工龄、党龄、政治忠诚等等。在新加坡，一共四所大学，三所大学的校长是外国人。只要是人才，新加坡就可以使用。如果新加坡也强调行政级别，这就不可能发生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去商业化。现在校长、书记、院长、系主任、教员甚至学生都要去搞钱。大学现在就像个商场。是否搞来钱似乎已经成为衡量所有大学成员的价值的标准。应当说，这是社会上的GDP主义在大学的延伸。

钱的问题表面上看起来是学校的财政问题。因为财政不足才去搞钱。如果是钱的问题，那么通过发展就可以解决。但实际上，中国在这方面现在已经变成了高教的商业文化。有很多学校，这些年已经搞了很多钱，有些学校钱多得不知道用在何处。看看中国大学的基础设施，有很多甚至是发达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很多教员也不差钱，很多人都有很多套住房。这种情况在国外有，但很少见。

在这方面，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中国特色就是高校内部教员之间的贫富分化严重到何种程度。高校教员之间的贫富分化如果用基尼系数来算的话可能并不亚于社会群体之间的差异。国外学校教员之间有差异，但不会那么大，学校内部有收入再分配的功能。中国高校内部财政高度分权，各个院系（所）在赚钱方面的积极性发挥到了极致，但学校没有再分配功能。在所有这些过程之中，中国的高教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为赚钱和赢利工具，而其生产功能（即培养人才和知识创新）则被忽视，这一点我在下面还会涉及，这里想说明的是，如果高校的这种已经高度制度化了的商业意识不纠正，那么即使经济再发展，国家给予的财政支持再多，都难以做到高校的去商业化。

（2）内部关系

在高教内部管理体制层面，有三种类型的关系需要讨论，包括学校行政当局和教师之间、行政当局和学生、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这些方面，上文已经谈到了一些。总体上说，因为行政管理部门的自我认同是官员，其对学校、教员和学生的管理方法和一般官员管理社会的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这些问题我在下文还会提到。这里想谈一下对大家谈论得比较多的“教授治校”的看法。

对教授治校，我们不可片面理解，正确的理解应当是懂得高教的人来治校。并非每一个专业人才都会治校。在中国，哪一位教授在哪些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就很可能要这位教员担任领导职务。这是中国的悲剧，是浪费人才。很多专业人才喜欢的是科研工作，而不是领导职位。大家可以看看国外的学校。那些把学校搞得很好的校长不见得是学问做得很好的。同时，在一些方面取得了很大学术成就的人来当校长的案例也不多。院长、系主任，这些不重要，大家要轮流当。

在中国高教目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我倒觉得需要一些懂教育的具有政治家甚至企业家精神的人来改造学校。

高等教育人才培养问题

要讲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问题。我们可以把高教理解为一个生产过程，最主要的产品就是人才。这方面，存在着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是高等教育的产品在总体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定位；二是生产人才所需要的资源。

在任何国家，高等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培养适合社会和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即教育产品。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合格的师资力量、合适的教材/课程、足够的科研设备。中国目前在人才培养方面存在很多问题。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能力不够，甚至是大量的失业，同时高教系统又无能力培养中国产业升级所需要的技术工人。就是说，一方面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是企业找不到有用的人才。企业找不到有用的人才已经严重阻碍着中国在全球生产体系中追求附加值的能力。我去珠江三角洲帮调查，发现那里的大部分企业三十年前开始使用农民工，三十年之后还在使用农民工。亚洲“四小龙”尤其是韩国和新加坡一般是十年左右产业升级一次。中国产业得不到升级，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教育。中国的教育是世界上最产业化的，但又是和产业最没有关联的。就是说，高教和产业发展是严重脱节的。

这里，关键在于高教改革的定位错误。中国的工业化仍然处于早期，中国应当参考的是发达国家早期（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和后来“四小龙”在经济起飞期间的高教模式。但有关部门参考的则是发达国家现代的模式。新加坡到现在为止重点还是在技能工人的培养，大学数量还是很少，大多数都是技术学校。

在很大程度上说，中国的高等教育不仅没能培养有用的人才，反而演变成为一个浪费人才的过程。我也观察到，大学生和农民工的工资拉平的现象。这肯定是个不好的现象。倒不是说农民工就不如大学生，而是说中国大学教育的失败。花了四年的时间、投入了那么多的资源，培养出来的人和农民工抢工作，这是说不过去的。怪不得最近这些年有高中生开始罢考（不参加高考），我想这是对的。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形？这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高等教育的结构调整密切相关。高校合并风过程中，各地求大、求全，认为学校规模越大，教育质量越好。我到现在为止还不理解“学校规模越大越好”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有人说是一些领导人从国外考察得来的经验，可是我们在国外找不到这样的例子呀！国外的大学有大、有小，但没有人说越大越好。大学不是规模经济，很多优秀大学都很小。我读博士的普林斯顿大学就小得可怜，一个赚钱的学科都没有，没有医科、商学、法学等等。但普林斯顿大学是美国最有钱的大学之一。我想，中国的大学合并风是向企业改革学的，但只学了企业改革的一半。朱镕基任总理的时候，中国的国有企业进行了大规模急进的改革，就是“抓大放小”，这个改革很有成效。高教改革者也把大学视为国有企业了，来了个“抓大”，把一些高校生硬地合并在一起，做大了。这对当时各地都是一个政绩。但是，没有“放小”的过程，如果高校当时也有个“放小”的过程，今天的局面就可能不是这样了。

高校“抓大”的结果就是：快速地合并与扩张导致了教师质量跟不上，学科建设跟不上，科研设备跟不上。就是说，培养人才的硬件根本跟不上。所以有人说，七八条破船是拼不成一艘航空母舰的。这是有些道理的。“抓大”之后，很多高校简直就成了搞政治的场所，领导班子得不到整合，不团结。我想，很多学校到现在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在高校“抓大”的同时还有一个潮流，就是追求高校行政级别的升级风，即前面说过的学院升级成为大学。这造就了千篇一律的“综合性”大学，并成为主流的办学模式，有特色有专长的技术教育受到忽视，趋向衰落。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满足国家主导的工业化的目标，中国实际上建立了一套以培养学生技能、技术为主的教育系统，很多专门学院都是在那个时代建立的。但是现在这个系统已经不存在了。如果从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来看，中国真正需要的就是专门技术学校。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学西方，但只看到大学，忽视了专门学校。例如在波士顿，有些专门学校的学费可能要比哈佛大学还要贵，但培养出来的学生的收入也会比哈佛大学毕业生高。我也到意大利去看过，发现那里的技术学校非常好。意大利现在是欧洲中小企业发展得最好的国家。

中国现在的情形是，高端技术有一些，低端技术过低，而中间技术缺失。这是这个教育制度安排的产物。中国的一些高端技术甚至可以和发达国家竞争，在一些方面超过发达国家也并不为奇怪，只要国家动员足够的资源，高端技术可以得到发展，苏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低端技术过低，我到全国各地去，会翻翻当地的报纸，非常留意有关技术学校培训的消息，所谓的技术培训就是10天到2周时间就够了，这不叫技术。如果我们观察一下每一个国家的技术分布（也因此是知识的分布），高端的是少数，最大量的就是中间技术。这部分是制造业和民生经济。世界上最大量的技术创新和改进也发生在这一领域。而现在中国缺乏的就是这一块。

新加坡的李光耀先生曾经说过，中国如果不建立很多技术和技能学校，工业升级不太可能。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中国现在所需要的不是北大和清华，而是能够为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培养技术型人才的学校。深圳在搞南方科技大学，从高教改革的角度看，非常好。但如果珠江三角洲要实现产业升级，可能要强调的是技术技能学校，而非大学。

这里要强调的另外一点就是，民办/私立高校并没有真正享受到市场化改革的好处，过多过严的行政控制阻碍了它们发展有特色的教育，限制了它们促进灵活就业的优势。

总之，中国从求专求精的苏联办学模式走向另外一个求大求全的极端。目前存在的很多问题都和中国片面求大、求全、求行政级别的办学模式有关，因此需要深入研究高等教育的结构布局，从这个角度找出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的真正原因，使教育真正以教师为本，以学生为本，为人的发展服务。

还有一个问题是培养人才所需要的资源。我想，在中国现在这个阶段，资源主要不是钱的问题，而是软件问题，也就是前面所说的管理体制的问题。可以举一个中国自己的例子，即西南联大。西南联大的时候，中国穷得叮当响，战乱，没有社会秩序，还有蒋介石政府的专制统治，可以说，当时没有任何条件来培养人才。但事实上，西南联大时期是中国近代以来培养人才最多的时候。西南联大师生中后来出了8位两弹一星元勋，约170位中国科学院或工程院院士。其中著名校友中更包括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和李政道等世界级重量学者，涵盖了科学、工程和人文社会科学等各个学科。

我自己觉得西南联大在那么艰难的条件下的成功主要是软件，即学校的自治。自治就是懂教育的教育家办学。只要高校不去触动政权和政治，政治也不会找上门来。当政治无处不在的时候，学术思维就没有了任何空间；当思维没有了空间，人才培养从何谈起呢？

除了政治上的因素，现在还有商业因素，就是前面所说的学校内部的商人特色。我们的教员现在培养出来了什么样的学生？不能说教员的水平不行，主要是体制不行。这个体制迫使他们把重点放在赚钱上，而非教导学生。当一位导师（无论是硕士还是博士）被容许带几十位学生的时候，没有人会相信他们能够培养出人才来。这方面，你们要比我了解，不再多说。

高等教育知识创新（官僚化教育评审制度）

关于高校的知识创新问题。高校除了培养人才的功能之外，还应该成为知识和科技创新的一个重要基地。中国高校目前这方面的表现很不理想。一方面改革近四十年来，没有出现社会公认的学术大师；另一方面，在科技创新方面，高校也没有发挥领导作用。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国杰教授曾经很形象地把“科学引文索引”(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称之为“愚蠢的中国式观念”(stupid Chinese idea)。SCI的原意是要帮助科研人员有效获取文献信息，但引入到中国之后逐渐演变和异化，到今天已经成为学校排名、科研项目评审、科研申报、科研人员评价奖励等几乎是覆盖所有科研领域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评价标准。但实际上，情况要比李教授所言严重得多。考虑到类似的评审制度已经渗透到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所有教育活动领域，如果各种异化了的官僚化评审制度得不到纠正，长此以往，就会使得中国人变得愚蠢，永远培养不出一流的人才，国家也永远成不了一流的强国。

在西方，科学评审明明是科学研究的一部分，但一到中国就马上异化了，原因可能再也简单不过了，在西方，这样那样的评估体系只是科学研究者们方便和促进科学研究的工具。但在中国，它们则成了教育部门衡量一切的有效武器。就是说，它们已经不再是研究者群体本身的工具，而是教育部门管理学术研究的一项制度安排。

也很显然，类似的评审制度不仅仅局限在科学研究部门，也发展到了其他所有教育和研究活动。例如这些年纷纷流行开来的教育考核制度。教育考核很多国家都有，但这些都是要专业人士来确定和推行的。但在中国，各种考核都是教育部门决定、教育部门推行，加上中国的教育资源的大多是教育部门来分配的，教育评估者和资源分配者的合一导致了教育部门的权力过大。一些地方出现一大群校长和教授围着教育部门派来的一个小官员团团转的事情，部级官员围着处级甚至科级官员转。尽管这样的事情使得中国的校长和教授们蒙羞，但在这个制度环境下非常能够理解他们的行为。因为教育部门的一言一行决定了学校的等级和所能获得资源的多少，校长和教授们要取悦的并非某个小官员，而是金钱。

类似的评审制度多得出奇，不可胜数，如职称的评审、博士点、教育基地的设置，等等。教育部门能动性很高，乐此不疲地从西方引入各种评审制度；如果西方没有的，他们也可主动创新。因为这些既是权威的象征，同时也涉及到巨大的经济利益。再者，长期以来，教育部门对西方引入的东西从来不加以怀疑的。在缺失自信的教育官员眼中，由西方引入的东西甚至已经有了道德的含义。他们根本就没有考量到在西方是科学的东西到了他们自己的手中则成了反科学的了。人们往往只看到这里面所涉及的经济腐败，但更为严重的是整体教育制度的腐败。

教育部门把这样那样的评审制度套到中国，反而使得中国的教育和研究没有创新能力。无论是科研制度还是科研评审制度的移植，在自然科学和工程学还说得过去，因为纯科学有其普遍性。但到了人文和社会科学则毫无道理可言。

在社会科学，例如经济学，中国的学者们一方面大叫现存西方经济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则继续不加思考地把西方经济学强加给中国学生身上。把解释苹果（西方）的理论套到橘子中国头上，结果是不伦不类。

在马克思那里，知识分子担负着双重的功能，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很显然，改造世界是以认识世界为前提的。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在口口声声地要改造社会，但是如果连自己的社会是什么样子都搞不清楚，还想改造它？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就没有成功地改造过中国，这并不难理解。

学习是一个再创造和创新的过程，而不是简单地接受。社会科学就是解释特定社会现象的科学。在学习西方和美国的时候，人们只学概念性的东西，而不是方法。

西方社会科学中概念性的东西都是西方社会科学家在观察西方社会现象的过程中提取出来的。现在中国学者把解释西方社会的概念，机械地应用到了中国，而不是用科学的方法来观察自己的社会，通过这种观察抽象出新的概念和理论。

很多学者只知道搬用西方概念，而忘记了去考察这些概念从何而来。要学习西方的是人家如何观察社会现象，也就是方法，而不是人家观察的结果（概念和理论）。

现在各种由西方进口的主义充塞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很多人都爱讲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但他们实际上学到的只是形式和概念，而没有学到西方社会科学的本质。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在的国际社会科学理论中没有一个概念是和中国相关的，更不要说是理论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和思想家，都是欧洲转型的产物。就是说，他们的学说和知识产生于对欧洲转型的观察和研究。

中国的转型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巨大的，但到现在为止，没有产生一个和中国转型相关的社会科学理论。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如果光简单地接受西方理论，就永远建立不起能够解释中国社会现象的科学，或者中国社会科学。

要建立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就要避免中国思维的美国化或者西方化。但事实上，西方化已经根深蒂固地被制度化了，因为西方的概念已经深深融入中国教育部门所主导的各种评价体系里面了。

比如，运用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科学的概念来分析中国的问题，这样的研究很容易被国际主流社会所接受，因为这个“主流”是由西方来确定的。更重要的是，很多权威学术管理机构和学术评估机构都以美国为自己的标准，一篇文章只要发表在美国的刊物上，就是好文章。

因为自己没有社会科学研究和评估体系，只好搬用他国的。但在搬用过程中，所建立的体系可以说是比美国人还美国化。西方的评估体系是开放的，具有竞争性，评审标准也与时俱进。

西方学界根本不认为存在着唯一的标准，因此其评估体系也是多元体系。但这套东西一旦到了中国，就具有垄断性和封闭性。这是现有的教育和研究体制官僚化造成的。

西方的思维霸权在西方没有建立起来，但在中国很容易就建立起来了。照这样下去，中国永远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理论创新，建立中国的社会科学更是遥遥无期。

对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教育和研究发展过程中，政府的确应当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作用。西方国家在数百年中确立起现代教育和研究标准。如果没有政府的大力加入和推动，后发展中国家很难赶上西方发达国家。但是，政府的作用不应当理解成为政府官员或者教育官僚作用。

专业人士应当扮演一个比政府官员更为重要的角色，或者说政府官员应当配合专业人士而发生作用。德国政府曾经这样做，日本政府也曾经这样做，这两个国家无论在教育和科研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如果不能对中国教育科研部门主导的评审制度进行深刻的改革，中国永远会处于贫于创新和贫于思想的状态。

所以，尽管中国似乎在知识领域发生着一场“全民研究运动”，即每一位研究者都在做研究，但是中国和世界在知识领域的差异正在拉大，并且拉大得很快。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科研体制曾经创造了一些了不起的科研成就（如两弹一星），但现在这种传统体制既不适宜，实际上也被彻底冲垮。新的科研体系的建设困难重重。中国提出科教兴国已经有很多年了，可惜的是，情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在每况愈下。高教不改革，知识创新只是个梦想。

中国高教改革与“文凭病”

中东和北非阿拉伯世界发生“茉莉花革命”，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有很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有人用民主化运动来形容这场运动。这场运动有争取民主的因素，但这是否意味着这些国家走向民主化的开始，还需要观察。人们不满于旧体制，想推翻旧体制是一件事情，而能否建立一个新体制，这个新体制和旧体制有什么样的关联，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发展中国家不仅应当关切这些国家会往何处走的问题，更需要思考这场运动为什么如此有效。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很多参与者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社会成员，这里想着重讨论高等教育对一个国家社会政治所能产生的影响，想说明的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不能和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那么就会产生无穷的政治后果。

阿拉伯世界尤其是埃及在以往很多年里，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得到了很快的发展。但是培养出来的人学无所用，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处于失业状态，就业不足，而新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他们所受的教育赋予他们很高的社会期望或者期待，但当他们的期望不能得到有效满足的时候，就演变成失望，最终是对政府和政治的怨恨。在这次运动中，受过高等教育者充当了“革命”的主力。

中国的情况不像埃及那样严重，但在高等教育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脱节方面，非常类似。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城市高等教育大扩张，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口都能容易地进入高等教育系统，但同时因为教育的产业化，国家又没有比较好的针对农村人口的教育政策，很多农村学生没有财力进入高教系统。这样就产生了很多负面且具有政治影响力的结果。

首先是文凭“含金量”减少。因为高教的大扩张，得到高等教育文凭的人越来越多，但文凭的附加值则越来越小，甚至是负面的。现在，高中生的工作被大学生抢走，大学生的工作被硕士生抢走，而硕士生的工作被博士生抢走。在中国还得加上博士生的工作被博士后抢走。这样的情况可以概括为“高文凭，低就业”。其实，这种情况还好。更为重要的是，大学生不能找到有用的工作。一方面是企业找不到有用的人才，而自诩为国家培养人才的高等教育系统，其毕业生则找不到工作，导致大量大学生失业或者大面积的就业不足。在很多地方，大学生往往要和农民工竞争工作，而且竞争力不如农民工。这实在是对高等教育制度的嘲讽。

再者，在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中，来自农村的人口越来越少。这不仅仅是因为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公，农村学生不能接受和城市学生同等的教育，更是因为价格越来越高的高等教育，把那些学业优秀的农村学生排挤在体制之外。这不仅在加深着中国社会的不公平性，也经常使得这个被排挤的社会群体越来越具有政治性。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这里的原因很复杂，但有几个因素非常显然。

首先是高等教育决策者对人力资源投资的片面理解或者错误理解。从1949年以前的“教育救国”到当代的“科教兴国”，至少从理论上说，中国人一直很重视教育在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要强化教育投资，尤其是高教投资。这便是高教扩招、大学扩张、大学升级的背景。但是，这里面的问题其实是很大的。对教育的投入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很多发展中国家。在高等教育方面，很多的教育投入并不是从经济、社会、技术的发展来考量的，而是从政治稳定的角度。高教的扩张从哪里来？一是产业化，就是从社会获取大量的财力。在很多地方，大学已经成为大学就职者“寻租”的工具，也就是盈利的工具。（应当指出的是，从社会获取教育资源并不是高教的社会化。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办学还没有开始。）二是最便宜的投资，就是开办那些投入少而产出大的学科，尤其是人文和社会科学，培养出大量的只有“说话”能力而没有“动手”能力的学生，导致了上面所说的“学无所用”的局面。

其次是高等教育改革的政策协调出了大问题。高教改革由教育部负责，但没有和其他部门紧密协调。高教系统实际上变成为一个没有和社会经济发展部门相关的独立的实体。在成功的国家，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必须和这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人才并非抽象，而必须为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但在中国，教育系统更多是属于政治范畴，属于思想控制系统。其所强调的不是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概念，而只是想着如何控制。在很大程度上，高校的属性仍然是政治组织，和社会经济发展部门相去甚远。

教育部门的GDP主义更是扭曲了高教改革的目标。GDP主义先在经济领域盛行，很快就传播到教育部门。在经济领域，衡量党政官员政绩的指标是地方GDP的增长。延伸到教育领域，大学的规模和级别，毕业生的数量，教员所发表的论文数量、所申请到的各种基金、所指导的学生数量等等，都成为衡量一所大学好坏的“科学”指标。因为所有这些都直接地或间接地和金钱有关，GDP主义就为大学的每一角色赋予巨大的动力和动机来追求数量。学生质量及其和社会经济的相关性则在这个过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中国社会也能够容忍这种情况。在文凭传统的影响下，在很多人的意识里，似乎文凭代表一个人的实际能力和实际作为。教育部门很有效地利用了这种社会心理，党政官员领域的文凭风更是对此推波助澜。“知识化”是中国干部“四化”的重要内容（其他“三化”为“革命化”“年轻化”和“专业化”）。不过，干部管理系统把此简单理解为“文凭化”。本科文凭已经大大不够了，好像一个干部没有一个硕士文凭或者博士文凭就不可以成为好干部。于是，干部中间的文凭风盛行起来，导致了无数的假文凭的出现。

教育所能扮演的角色怎么评价都不会过分，但应当搞清楚的是，人们应当接受相关和正当的教育。对高教系统来说，教育必须要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在脱节的情况下，很难培养有用的人才。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因为脱节，教育已经严重阻碍着中国工业的产业升级。中国尽管早已经成为世界的制造工厂，但大量的产业工人数十年不变，都是农民工而非先进国家的技术工人。尽管中国一直强调技术引进，自己也有很多技术创新，但不能转化成为生产力，因为工人技术水平很差。同样一种技术由中国工人生产和德国、日本工人生产，附加值相差很多倍。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尽管有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但中产阶级规模得不到成长。原因很简单。技术类型的产业工人是中产阶级，而农民工不是。

在另一端，也是因为高教和社会经济发展脱节，高教教员生产出大量但处于知识链条底端的知识（论文），正如农民工大规模生产着低附加值的工业产品，教授、学者数量急剧增加，他们的产量也在增加。但是，高教系统所重视的只是数量，而非质量。搞“科研”就像搞群众运动，科研资源极其分散，不能有效集中，也不能有效吸引人才。在这个过程中，表面上的人才培养演变成为实际层面的人才的“低质量化”。

在政治层面也是这样。教育对政府当然很重要，尤其对文职官员来说。但是，如果强调过分，就会出现很多负面甚至是致命的结果。中国有很多历史经验，长达数千年的科举制度并不能产生真正有才能的人才。科举制度产生了一大批只会考试而没有实际工作能力的“人才”。在封闭的情况，这些人才还有能力帮助朝廷统治社会。到了近代，一旦开放，他们就无能为力。这是科举制度解体的最主要原因。但是，现在科举制度又变相地回来了，如公务员考试，考的内容往往是一大堆虚的东西，很少有技术含量。有很多学者论证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能力开近代化的先例？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虚空的儒家学说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忽视科学技术知识。

实际上，政府内部的“文凭病”甚至可以导致政权的解体。这里，国民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当然不是说，教育没有用处。很多受过高等教育者具有容易和社会脱节的天然趋向，往往活在自己的“想当然”世界里，脱离社会，不知道社会实际上如何运作。他们往往从“社会应当如何”出发，很多改革经常过分理想化。很显然，从受教育程度来看，不可能理解为什么民进党能够打败了国民党？有人说，这是因为国民党政权内部的“博士病”。有太多的人持有博士学位，这个政权就不会牢靠。这并不是说，具有博士学位的人就没有能力，而只是说必须具有制度机制来连接教育和实际政治世界。

在考虑中国的教育往何处走的时候，人们不得不总结以往的经验和国际经验。教育改革必须培养有用的人才，而非空洞的政治家。在很大程度上说，中国的高教改革如果再继续在原来的道路上滑行，前面可能是死胡同。教育改革可能要“复辟”，要回归到改革以前的体制，即重视技术教育。很多三本甚至二本的大学（编者按：收录高考成绩排后的第二批本科及第三批本科的院校）应当重新回归成为学院和技术学校。如果不能建立起一大批技术和技能学校，学无所用的现象还会继续下去。高教系统所培养的学无所用的人才越多，产业升级就越困难，政府治理能力就越差，社会政治不稳定的风险就越高。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高教改革任重而道远。

第四章　中国知识体系的未来：解释比改造更重要

在中国开始进入世界体系的时候，一些西方人说，中国和西方会是“同床异梦”。但是在早期，因为中国还处于世界体系的底端，并不能真正和西方“同床”，相互理解的问题还不那么迫切。不过现在，中国从世界体系底端一步一步往上爬，至少在经济方面来说，已经变成了世界第二。也就是说，中国开始和西方（确切地说，是和美国）“同床”了。一旦“同床”，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大家都觉得双方互不了解。因此，很多矛盾甚至冲突就爆发出来。

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府决定下大力气发展软力量，向西方解释中国。这当然有必要。但是关键的问题是中国还不能回答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我是谁？”在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情况下，如何向西方解释自己呢？如何让西方世界了解中国呢？

一、建立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

首要任务是中国人要了解自己

中国的理论研究或者对自身的认识至少落后中国的实践好几十年。实践前进了，理论还停留在原地。在很多方面，学术界甚至比“五四运动”时期有倒退。那个时候，中国还有很多同时精通中国和西方的学者，他们知道西方的东西不能随便用来解释中国，也不会随意应用西方的东西。但是现在，精通传统的人消失了，精通西方的人也消失了，同时精通两者的人更不知道在哪里？

要让西方了解中国，首要的任务是中国人自己要了解自己。如何了解？这就要建立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这里对所谓的“本土化”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中国很多学者完全在学西方，而另外一些学者则强调“本土化”，但对“本土化”的定义并不清楚。提倡“本土化”的学者看到了不能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中国，这一点不错。但是，问题是中国本来就没有类似西方的科学传统。本土化如果意味着简单地抵抗西方，那也很难建立自己的社会科学。

确立中国的知识体系，但这个知识体系不是自说自话。任何知识体系必须是能够和其他知识体系沟通的。这就意味着，我们要确立能够和西方沟通的中国学，这就要求中国学者抛弃很多现存西方的概念和理论，返回原点，使用社会科学的方法重新观察中国现象，在此基础上再概念化和理论化。只有这样，才可以有与西方交流的平台和交流的语言。也只有这样，才能建设中国社会科学或者中国的知识体系。

建立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并且是可以和西方沟通的体系，可能说容易，做很难。不过，这也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问题在于，中国的研究者必须具有这个意识。没有这个意识，再过多少年也不会有中国的知识体系，更不用说是话语权了。中国研究任重道远。

如何建立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

当然，缺少知识体系也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亚洲各国都是如此。近代社会科学是西方建立的，这并不是说，亚洲各国不能建立自己的社会科学，只是说在历史上没有能够建立社会科学。日本最有条件建立自己的社会科学，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近代化的国家，其很多制度都是学习西方的。但很显然，日本各方面的制度，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和西方的制度相差甚远。道理很简单，尽管所有这些制度形式学自西方，但运作则在日本自己的文化环境中。日本是假装“西方国家”的亚洲国家。这里面有很多因素，例如日本本身学习西方的努力；日本在战略上高度依赖于西方；日本经济和西方经济之间的高度依赖性。但最主要的是，日本只有“西化”的努力，而没有建立自己社会科学的努力。当然，在这个背后的则是日本的知识界被西方尤其是美国所消化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日本也有很多社会科学家意识到西方的知识体系不能解释自己，但力量很微薄，更多的社会科学家选择的是简单地接受西方的知识体系。

亚洲其他国家在知识体系上也都被西方所“殖民”。近代之后成长起来的学者（尤其是精英学者）都是受西方教育的，他们没有意识来改造西方知识体系，更无意识来确立自己的知识体系。当然，在这些国家，也有一些学者有这个意识，但他们是绝少数。不过，除了日本，即使这些国家的学者拥有这样的意识，也没有能力来这样做。规模很重要，很小的社会很难建立起自己的知识体系。

从各方面的客观条件看，建立亚洲知识体系的希望在中国。从数量上说，中国具有世界上最大的少数几个研究群体。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研究队伍成长很快。尤其是这些年来，随着国家财政能力的快速增强，国家对各方面研究投入的增长也很快。各种吸引人才的计划也在进行。同时，中国的学术市场也足够大，不像很多小国家建立不起自己的市场而要依靠国际市场而生存。更为重要的是外界的客观条件，因为中国的经济崛起，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尤其是传统上对中国不感兴趣的主流社会科学界，也开始对中国显示出无限的兴趣。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在提高，他们需要了解中国，更是因为中国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最大的实验场所。现存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都是建立在西方的经验之上的，或者说，社会科学是西方社会近（现）代化的产物。但是，和西方的转型相比，中国当代转型无论从规模还是深度来说，都是西方所不能比拟的。中国的转型为社会科学界创造了可观的条件来进行知识创新。当然，中国的发展经验更可以检验所有现存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

不过，这些有利于的客观条件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建立起自己的知识体系。相反，我们面临非常严峻的局势。很多主观层面的要素严重地阻碍着中国朝建设知识体系的方向发展。中国的知识体系还没有经历过我称之为“宏大的论述”阶段。西方的知识体系自16世纪之后开始得到发展，在18世纪、19世纪得到长足的进步，到20世纪初基本完成。这个知识体系是建立在一系列“宏大的论述”基础之上的，诸如马克思、韦伯、杜尔凯姆、亚当·斯密等等。这些“宏大的论述”者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今天，社会科学，尤其是美国，已经转移到微观研究。欧洲还继续有“宏大的论述”的传统，当代优秀的社会科学理论仍然出自欧洲社会科学家，但美国的研究主要转向了微观。微观研究是美国人的优势。不过，这里我们要看到欧洲和美国的分工和合作。美国和欧洲同属一个文化传统。当代美国社会科学本来就是欧洲移民建立的，他们没有任何困难把欧洲的知识体系移到美国。如果用学术化一些的语言来说，欧洲人建立假设，美国人来检验。这种分工和合作，一直相当有效。

很多迹象表明，中国的知识体系还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个“宏大的论述”阶段就直接进入了微观研究阶段。并且，中国似乎没有主观条件再去做这样一个“宏大的论述”。如上所述，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就努力接受西方的知识体系，也就是说早已经放弃了知识体系的论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社会科学过度美国化。现在的学者根本就没有“宏大的论述”的意识；相反，他们不觉得这样的论述有什么价值。他们往往用美国化的思维来研究中国问题。实际上，这种应用性的研究并不是真正的研究，而是用“苹果”（西方）的理论来评判“橘子”（中国）。上文已经讨论过，这种情况不会得到轻易地改观，因为中国学界一切视西方美国为标准，并且把这些标准通过评审制度等高度制度化了。这方面已经产生了巨大的既得利益群体，很难克服。

中国有没有发展出自己的知识体系的可能？我强调过了，具有很多有利的客观条件。从历史上看，中国可以也能够发展出自己的知识体系。这就需要很多的主观上的努力。欧洲的知识体系也是主观的产物。知识体系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我觉得至少可以从如下一些制度改革入手。

第一，政治和行政分开。对知识体系的创造来说，政治和行政应当有不同的责任。对现行政治应当有个新的定义。现在的政治是知识体系的阻力，因为其强调的是控制。政治一方面要从知识体系领域撤出来，另一方面要为知识体系的创造者造就有利的环境来进行知识创新。现在的政治控制必须通过政治方法才能得到解决。要意识到，知识体系是政治最重要的支持力量。传统中国是这样，西方社会也是这样。中国当代政治的脆弱就是因为缺失知识体系。因为知识体系是人创造的，行政不可避免。高教、研究所、智库等知识生产组织不可避免行政管理。撤出政治，强化行政有利于知识体系的生产。

第二，重新设计基金分配制度。如前文所述，现在的基金或者研究经费是实现政治控制的有效经济手段。随着国家这方面的投入增多，控制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严厉。怎么办？我觉得应当把大部分研究经费作为工资分配给研究者。如果一个研究者85%以上的经济资源来自工资收入，那么他/她就可以做自己喜欢的研究，而不会为了求生存去申请研究基金了。同时，制度要透明化。这方面，发达国家有很多好的经验，不难学。

第三，设计中国本身的评审制度，去除极端西方化倾向。评审制度是需要的，但是要去除那些不利于中国知识体系生产的评审制度。在西方，评审制度本来只是研究者同行之间的事情，和政府毫无关系。并且，西方的评审制度是多元的，不同的价值和思想偏好的学者和其研究产品都能找得到自己的市场和平台。但到了中国，评审制度就成为组织控制其成员的机制。这就是说，要把评审制度从政治人物和官员手中移交给专业人才。再者，评审制度的内容也很重要，可以通过内容管理来促进知识体系的生产。比如说，可以鼓励那些有“宏大的论述”的作品的出版。

第四，更为重要的是，要提出知识体系创造这个问题，使得大家对此都有一个意识，有了意识才能自觉地去做。现在根本就没有这个意识，大家照抄照搬西方知识体系，应用西方知识体系，并且以为就是掌握了真理，这种心态是知识体系生产的最大的阻力。有必要开展一场知识界的大讨论，以达到一些最低限度的共识。中国不是没有人才，也不是没有客观条件，而是缺乏知识体系生产的意识和动员机制。实际上，我们可以从西方的知识体系生产和发展过程学到很多经验。我们的问题是本末倒置，花了大量的精力来学习和引进西方的知识体系，但完全忘记了西方的知识体系是如何创造出来这个根本问题。

中国“走出去”的现实路径

中国现在缺失知识体系并不表明我们要等有了一个完美的知识体系才能开始讨论“走出去”。实际上，任何地方，任何国家，并不存在一个完美的知识体系。任何知识体系都是处于变动之中的。知识体系的价值在于其解释现实世界的能力，而要解释现实世界，知识的更新是最重要的。例如，西方的民主自由价值体系源自古希腊，但西方人并没有抱着古希腊不放，并没有言必称希腊，而是做到与时俱进。人们可以看到，历史上，有关民主自由的理论已经经历了多次的演变。正是这种演变，才使得其拥有生命力。在每一个时代，总有人会宣称某一个价值会是历史的终点，但这些人最终都会被历史证明是错的。最近的例子是美国作家福山。在20世纪90年代初，他著《历史的终结》一书，宣称西方民主政治是人类历史最后一个政体，在西方名噪一时。很显然，这个观点的政治价值远远超出其学术价值。很多政治人物拼命用这个观点来批评非民主国家，但这个观点很快就被证明为是错误的。现在，即使是作者本人也已经改变了其观点。面临新一波民主危机，越来越多西方人相信民主并非是历史的终结（不过，应当指出的是，西方学术家对此观点一直持有批评态度的批判也是西方的软力量的组成部分）。

对中国来说，“走出去”的过程也应当是知识体系形成的过程。在前文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知识体系和话语权是两个互相关联但又可以加以分离的部分。知识体系是话语权的基础，没有知识体系就不会有话语权。但也应当看到，光有知识体系不见得就有话语权。话语权是一种和“他者”的沟通能力。这种沟通能力至少可以分成三部分。首先，话语权就是让“他者”了解自己。这是最基本的。如果“他者”不能了解自己，那么其他的就无从谈起。其次，话语权表现为“他者”对自己的信服。其三，话语权表现为“他者”对自己的自愿地接受。这个过程说明了什么？至少说明，我们要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来形成我们的知识体系，建立我们的话语权。

知识体系的形成不能走关起门来的道路。西方在近代知识体系形成过程中是实行开放政策的，包括中国在内的文明都对西方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中国文明的很多价值都被西方所吸纳。同样，中国的知识体系的形成也要实行开放政策。这里至少有两个因素。第一，中国本身尽管有深厚的人文历史研究传统，但缺少社会科学的传统。社会科学对建立中国的知识体系很重要，我们需要学习西方确立知识体系的很多科学方法。第二，在全球化时代，封闭的知识体系已经成为不可能。全球化不仅仅是贸易投资，更重要的是知识的流通。从话语权建设方面来看，闭门政策会导致“自说自话”，就会缺失上面所说的沟通能力。开放政策有利于沟通能力的建设。

中国要“走出去”，而“走出去”需要有内容。那么，在现阶段什么东西应当“走出去”呢？根据我自己的观察，现实地说，在现阶段，我们可以侧重于中国故事的“走出去”。在西方或者其他地方，没有多少人会相信中国自己制造的理论，因为很简单，这些理论都是搬用西方理论的结果。但是，外界对中国的“故事”则很感兴趣。西方学者一直惊叹于中国文明、历史所积聚下来的经验故事，更不用说是改革开放的成功故事了。强调“中国故事”就是要建设学界称之为“中国叙事”（China narratives）的东西。对中国来说，如果能够把“中国故事”讲好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讲“中国故事”并非容易。西方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话语权？主要是他们把西方的故事讲得很好。很多价值观是通过“讲故事”表达出来的。你被一个西方故事所吸引的时候，也自觉接受了这个故事所包含着的价值观。中国也必须这样做。同样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叙事”或者讲故事更适用于媒体，媒体在这方面可以和必须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而知识体系的构造则更适用于知识界。知识界的责任是在“中国叙事”或者“中国故事”的基础上把经验材料概念化、观念化和理论化。我在前面已经强调过，中国现在所拥有的理论大多从西方进口，或者是应用西方概念、观念和理论的结果，不能解释自己的经验材料，所以既不是自己的知识体系，也缺乏话语权。一种可以产生话语权的知识体系必须建立在中国自身的经验材料之上。这方面，中国的知识界和媒体需要通力合作。

最后，我也想强调知识体系和话语权建设的工具。在工具创造和使用方面，我们一定要改变“自力更生”的传统做法。现在的情况是，什么都要自己来做，自己的人“走出去”，自己当自己的“推销商”。但是这样做的效果并不见得就好。中国可以参与到世界各国现存的媒体、研究机构和大学中去，采用一种间接“收购”的办法。充分利用现有的平台要比自己重新做一遍更为有效。这里当然要克服恐惧心理。平台是谁建立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为谁所用。中国如果自己要去西方或者其他地方建立很多自己的平台肯定会出很多问题，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而通过各种途径来使用现有的平台则会有效得多。

中国的话语体系建设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1）不重复西方的议题联盟

在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中，中国不应该构建所谓的议题联盟。西方推行其软实力的失败之处就是他们的民主同盟。民主和自由历来就是西方世界在国际事务中的软实力，西方把推行西式民主和自由作为自己的使命，甚至不惜到处使用军事力量。民主在亚非拉国家并不成功。这是因为西方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推行民主的时候忘掉了西方式的民主是西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传统的产物。很多发展中国家缺少有利于民主发展的文化，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下，基本国家制度缺乏，民主没有生存的根基。在这些国家，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陷入了恶性的循环。同样重要的是，西方在发展中国家推行民主往往并不是真正为了那里的民主发展，而是为了其战略利益。正是西方世界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西方式民主和自由，才导致了西方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的衰落。

西方建立联盟在全球范围内推行民主的失败表明软实力是强加不了的，必须要能被国际社会的大多数成员自愿接受，被不同的文化自愿接受。中国在进行国际话语能力建设时要考虑目标群体，即希望被哪些国家、哪些文化接受，但是不可以明确建立议题联盟，不要与他国尤其是西方对立起来。中国的国际话语应该是一种能够得到国际社会认同的价值观，必须结合中国本身的经验，在和外在世界（既包括西方世界，也包括发展中国家）的互动过程中产生。在确立自己的国际话语过程中，中国没有必要排除西方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如果目标是为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那么中国的国际话语必须是参与式和开放式的。西方所走过的单向的、意在把自身价值观强加给他国的路已经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参与式和开放式的国际话语既符合中国本身的发展经验，也顺应全球化这一大趋势。

（2）加强中国模式的研究

那么，在不建立议题联盟的情况下，如何增进中国国际话语的渗透力和传播力呢？如前所述，中国的软实力必须要让不同的文化接受，要让别人自愿接受，强制推行就不是软实力了。每个文化都可以有自己的话语权。中国要做的首先是要回答好“中国自己的软实力是什么？”这个问题。正如前文提到的，尽管中国的发展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吸引力，但是因为中国没有说清楚自己的发展模式是什么，没有建立起自己的一个对世界有贡献的思想和价值体系，反而陷入了西方的话语体系，因而没有能够为自己的行为和发展提供一个合理的说法。因此，中国要提高国际话语权，就必须首先明确自己的模式到底是什么。最近，有关中国模式的讨论多了起来，但是深入的学术研究还是很少。学术研究是第一步，没有这一步光是泛泛的政治说法不会有很正面的作用。动员大量的学术人才对中国模式进行研究看来非常有必要。

（3）从文化到政治

中国建设国际话语应该要区分文化话语权和政治话语权，文化话语权与政治话语权的建设与推广要一步一步来。要先从建设文化话语能力开始，再进一步发展到政治话语权和其他方面。历史上，西方国家国际话语权的建立和推广是从宗教话语权开始到文化话语权再到政治话语权的。国际话语权的建立要有一个过程，不能一步到位、全面出击，更不能强加于人。20世纪50年代“四面出击”和“四处树敌”的那一套是完全行不通的。现在中国应该先注重文化话语能力的建设，比如目前在世界各地建立孔子学院推广语言这种做法就是一个试验。孔子学院大都只限于语言的教育，但正是因为只是一种语言的推广，所以就不会被视为对西方文化构成直接的威胁，推广的阻力也因此会相对比较小。当然，语言的推广是不会直接转化成文化话语权的，中国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在这个基础上一步步建立起自己的文化话语权，进而再发展到政治话语权的建设。

（4）孔子学院的转型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可以考虑逐渐把孔子学院从“大众教育”（侧重于语言学习）转型成为“精英教育”（侧重于对中国的深入学术研究）。怎么做？可以在完成了初步语言教育的基础上把孔子学院转型成孔子基金会。这方面中国台湾成功推行的“蒋经国基金会”可以效仿。孔子基金会可以设立各种项目，包括研究基金、奖学金和会议基金等等。中国可以成立一个专家委员会，有选择地审批项目。这种侧重于精英的方式远较侧重于大众的来得有效。毕竟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大都决定于那里的媒体和研究人员。

（5）强调和西方的互补而非不同

在建设中国国际话语权的过程中，强调中国与西方在基本价值观方面的互补和协调非常重要。很多人在考量构造中国软实力时，总是把中国放在和西方竞争的位置上，强调中国与西方的不同，即中国特色。中国和西方的确有竞争的一面。如果中国需要自己的国际话语，那么就必须和西方的行为区别开来。这就是竞争面。但另一方面中国话语和西方话语又具有很大的互补性，尤其从长远来看。中国本身并没有否认包括民主自由在内的西方价值的合理性，而更多的是强调西方民主自由价值不适合中国，因为中国和西方社会处于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和文化传统。同样，在发展中国家，中国既不曾也没有理由否认西方价值的合理性。中国强调的是民主自由等这些价值的实现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没有社会经济基础，即使民主发生了，也不见得能够是和平的和可持续的。

（6）社会的参与

要激活国内的话语倡议能力，就要让更多学者争论中国自己是什么这个问题。当前中国的政策体制上虽支持学者的争论，但构建国际话语的方式过于以国家为主导。政府在推广软实力的过程中作用过大，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比如媒体的“走出去”政策，新华社等媒体用非常急进和强势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推广中国的软实力，这些努力似乎不但没有消除其他国家的疑虑，反而在加深他们对中国文化“扩张”的不安。因此，这种做法是不可持续的。

国际话语构建和软实力崛起的主体是社会，而不是政府。中外都如此。在构建国际话语的过程中，政府与社会要配合，要确保在国内首先达成共识。要达到社会共识，“少争论”路线应当得到修正。如何通过大争论来达到社会的共识，确立社会的共同价值，这应当是执政党宣传和理论部门改革的重要内容。推广中国软实力的社会力量既包括国内社会又包括海外华人社会。只有通过支持这些社会力量对软实力的推广，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建设才能事半功倍。

教育哲学的未来——专业主义

对于前边所讨论的中国教育哲学所存在的诸多问题，中国有没有可能发展出一种新的教育哲学？我们认为，是有可能的。为什么可以这样说？

目前的格局难以为继。教育的核心就是培养专业人才。不过，现在的局面是不仅培养不出人才，连人也培养不出来。中国的教育界把人培养成什么样的人了？这不是一个明了的问题。教育界担负培养合格公民的责任，但培养出来的人往往是反社会的；教育界要培养爱国主义者，但培养出来的人往往不爱国；教育界要培养专业人才，但培养出来的人往往一点专业精神都没有。实际上，很多所谓的人才在很大程度上连一个合格的公民的素质都没有。中国的传统强调先做人，后做事。但是现在培养的人又怎样呢？专业主义没有养成，就连作为公民的基本素质都没有。为什么？因为教育首先没有把他们培养成人。

如果大学生竞争不过农民工，那么还要这种高等教育干什么！中国的家长们非常辛苦，花大量的经济资源在小孩的教育身上，但有什么样的回报呢？最近几年出现了高中生罢考的现象，这非常容易理解。不过，在这个过程背后积累了社会对教育界多少的不满呢？传统上，教育界是最受人信任的一个领域，但现在的中国社会对教育界有多少的信任呢？

再者，政治权力和知识之间的关系也过于紧张。两者之间的信任比较薄弱，甚至两者之间的关系有些敌视。最终这种紧张关系会演变成一种零和游戏。现在在很多领域开始了政府向社会的分权运动，这个局面最终也必然扩展到知识界，知识界也必然会获得更多的自治空间。

因为教育界是政治行政体制的延伸，所以，如果要在政治和教育之间确立边界，政治行政改革必须是前提，仅仅局限于教育领域的改革会无济于事。实际上，从很多方面来看，政治权力方面也感觉到政治和知识之间建立边界的重要性。这种边界的确立实际上对政治权力非常有利。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间的竞争越来越成为人才的竞争，知识体系的竞争。如果没有一个相对独立和自治的知识领域，如何在主权国家间增强自己的竞争力？在内部，知识发展的逻辑也在要求这一边界的确立。教育界如果继续处于一个依附地位，无论是依附政治权力还是经济利益，那么知识发展本身就很难成为教育界的主体。

但说到底，能够进行什么样的教育体制改革呢？上文已经讨论过，我们已经进行了那么多的改革，但并没有很大的成效。大多数改革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要进行有效的改革，必须同时进行两件事情。首先是确定改革的目标，其次是必须找到一个突破口。改革的目标不能过多，过多就不是改革了。我们认为，高等教育改革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专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专业主义应当是教育哲学的核心。现存教育制度和专业主义背道而驰。我们并不认为，如果目前的局面继下去，中国能够建立专业主义；但同时也意识到，我们也不能另起炉灶。也就是说，专业主义的确立不得不面对现存体制，是要通过改革现存体制来确立专业主义。那么，如何在现存体制下确立专业主义呢？我们认为，这个突破口可以从如下几个角度寻找。

首先，现存的教育体系可以通过改革和调整工资结构而转型，形成一个有利于专业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工资结构。现在在教育学术研究领域，国家的投入越来越大，知识创新能力却未随之增强，这是为什么？主要是经济资源在这里扮演了控制的作用，而非知识创新。现在一个教育者或者研究人员的基本工资很低，凭借基本工资还不能过体面的生活，更多的收入就要靠申请政府或者外面的各种资金。随着国家财力的增加，能够提供给教育者和研究者的资金也越来越多。这种收入分配制度貌似鼓励研究和知识创新，但实际的效果刚好相反。在其他国家，教育者和研究者的主要甚至是全部收入是基本工资。尽管也鼓励他们去申请政府或者其他资金，但他们凭借基本工资可以维持他们的体面生活。这样，他们就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做思考，去研究。中国教师的这种工资制度不能鼓励独立研究，反而成了一种政治行政控制，就是说，资源分配成为有关部门控制教育者和研究者的有效手段。如果能把工资结构改变一下，总体工资水平不会有多少变化，但其对知识界的影响则是巨大的。这种改变，受到影响的是教育界的少数当权者的巨大利益，但收获最大的是知识界和知识本身。

同时，中国的教育和学术评审制度必须重新设计。和工资制度一样，现行的各种评估体系完全是教育部门为了管理来设计的，而不是用来鼓励教育者和研究者的。很多评估体系从国外输入。在国外，它们是专业主义的表现，是同行的行规，或者是为了鼓励知识创新和进步而设定的制度。但这些东西到了中国则演变成为官僚主义的产物。因此，教育和评审制度的设计必须从行政管理官员手中转移到专业人才手中。教育和学术评审应当是自治的组织自我约束的有效机制，而不应当是官员控制专业主义的机制。

再者，政治和知识之间边界的确立不仅仅是行政管理部门的事情，更是知识界本身的事情。中国的教育界和知识界，有两种倾向性阻碍着这种边界的确立，需要我们做深刻反省。第一，在很多场合，知识界本身不想取得独立地位，而过度依赖权力和利益。很多人把教育和研究看成追求自己利益的职位，他们对自己的专业很少有兴趣，更不用说是激情(passion)了。因为他们从权力和利益那里可以获取那么多的好处，他们根本就不想割断这个关联。第二，另一个群体则相反，他们不满足于现状，对权力持批评态度。不过，这个群体也不见得具有专业精神，对专业感兴趣。他们不和权力合作并不表明他们的独立性。无论是依附权力还是反对权力，知识界的目标都不是自己的专业主义，而是利益。这种局面不改变，最好的政治环境也无济于事。

但是，这里也应当强调的是，教育界的自治和独立地位并不是说教育界可以“无政府”。无论哪个国家，教育界是最具有规制的一个领域，个人、系所、学院等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都必须加以规制。中国的政治和行政仍然控制着教育界，但荒唐的是，教育界内部几乎出现无政府状态。除了批评政治，中国的教授和学者是全世界拥有最大自由的一个群体。教授、系所和学院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做。除了没有专业主义精神，他们什么品德都有了。如果这种无政府状态继续下去，如果教育界规制制度不能得以确立，那么无论怎样的自治和自由都会无助于专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要确立政治和知识的边界，知识界本身必须首先确立自身的认同和自己的边界。除了一些敏感的政治领域，知识界并没有什么阻碍来进行知识创新。应当看到，至少在一部分学者中间，学者的主体意识也在产生和发展。这是一个好的趋势。知识界必须确立专业主义优先原则，知识界追求权力不可避免，但要意识到，通过依附或者反对现存权力来追求权力是最无效的方法，这两种方法不仅加重着知识和权力之间的依附关系或者紧张，而且也有害于知识本身。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追求专业主义。专业主义本身可以成为权力的巨大资源。专业主义的本质就是知识为了知识，知识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多的知识，教育是要解放人的个性，培养独立精神，释放人对各种事物的好奇心，从而激发创造。一个从事知识事业的人不应当过问其所创造的知识是否与社会、政治和经济相关。如果是解释世界，那么其知识肯定是和现实相关的。知识如果对实际的政策造成了影响，创造了社会价值，那是知识的副产品，而不是目标。如果没有这种对知识的独立品德的认同，就很难成为知识的创造者，也很难成为教育家。

此外，我们也可以从中国经济改革方面学到一些经验。中国可以容许在现存的教育体制外，长出一个独立的个体来，即民办学校。中国第一波民办学校并不成功。无论从动机和体制设计上，民办学校和现存的学校并无任何质的差别，大多是现存体制的简单复制。大多数民办学校只是看重教育这块市场，主要的目标是利益。从国际经验看，这种民办学校不会有多大的成功概率。教育机构是非营利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应当容许那些具有真正经济实力的企业家来办学。民办学校应当努力在体制创新上下功夫，而不是简单地分割市场。体制上的创新才是真正的创新。

我们这里只是列举了少数几个例子来说明教育哲学的变化可能对知识界带来的影响。很显然，正如在其他领域，教育哲学的改革也要呼吁思想解放。思想解放不仅仅是针对政治行政管理部门而言的，而且更是对知识界本身而言的。新教育哲学的确立必然会导致一个新教育局面的出现。

二、知识、力量与责任：中国知识群体向何处去

中国社会意识形态与危机四伏的“百花齐放”时代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或者权力），而力量（或者权力）是要承担责任的。今天讨论这个问题主要是出于对中国目前知识界思想状况的深刻担忧。尽管中国继续被外界视为是权威主义政治体系，但从社会意识形态来说，中国已经步入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这一方面是好事情，这种局面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多元利益格局的反映。利益的多元主义必然导致思想多元主义。那么，为什么担忧呢？主要有如下几个主要原因。

第一，目前在中国存在的都不是源自中国的主义，而是从西方进口而来。历史地看，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期。当时中国社会处于大转型，各种思想系统化，互相竞争来影响现实政治。但当时所有的思想和主义都是源自于各诸侯国的实践，各种本土思想也意在影响各诸侯国的建设。就是说，各种思想都和现实相关，它们来自实践，不仅能够解释实践，而且也能指导实践。但现在进口的“百家”既不能解释中国的实践，更不能指导中国的实践。各种思想和中国的实践有什么样的相关性呢？思想决定中国的前途，思想的目的是指导行动，任何思想是行动导向的。尽管社会层面的意识形态和官方的实际政策之间存在很大的距离，但各种思想的目标就是影响决策者。如果这些进口的思想成为了官方主导的思想，那么会对现实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随着全球化进程，西方思想也在全球化，中国也无意拒绝西方思想。不过，从近代以来各种进口的思想对中国社会政治实践的巨大影响（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来看，人们必须思考这个问题。

尽管中国现在也面临各种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但从长远来看，最主要的危机就是中国人尤其是各类精英的思维或者思想危机。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处于转型之中。有很多问题是任何一个转型社会都会面临的普遍问题，但也有很多问题是国家战略和政策所致。这后一类问题往往和决策者的思维和思想有紧密的关联。只要中国精英层的思维和思想继续处于近代以来的“被殖民”的状态，继续让进口的思维和思想来主导改革的政策，那么中国社会将继续面临无穷尽的问题。

第二，各种思想已经表现为极端性。思想在各国之间流通不可避免，也有其必要性，但极端思想则会产生消极后果，极端的思想导致极端的行为。在中国，各种进口的思想正趋向极端，尤其表现在左、右（自由）派之间。

第三，各种进口的思想早已经显现出其影响公共政策的取向性。思想由不同的社会群体进口，而进口什么、不进口什么则取决于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现状及其他们所要追求的新利益。因此，思想始终和公共政策相关。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到近年的各种“左派”思潮在这一点上都具有同样的性质。它们一方面追求自己可以获取利益的公共政策，另一方面对这些政策给予了强有力的论证和辩护，使得社会的整体认为它们是在追求公共利益，而非自私利益。

第四，各种思潮不仅和公共政策相关，而且也开始和社会力量相结合。只要是行动导向的，各种思潮必然寻求和社会力量的结合。一旦结合，就可实现“知”与“行”的统一，从而导向现实的改变。改变现实当然是目前的中国所追求的。但问题是向什么方向变化？如何变化？变化的获益者是谁？这些变化又会对中国整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必须加以回答。简单地追求变化，所得到的很可能是大多数人不想看到的变化，甚至是必须努力加以避免的变化。

那么，当代中国各界的思想状态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中国社会阶层及其思想状况

执政党：现在的意识形态传统与传统上作为信仰意义的意识形态已大相径庭。

改革开放以来，从总体上来说，执政党一直处于一个“去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之中。改革开放之初，去意识形态化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中国社会高度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旧的意识形态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成为改革开放的最大阻力。很显然，要进行改革，首先就要去意识形态化。这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解放运动的政治背景。这场“实事求是”的运动修正了原来的意识形态，使得意识形态不再在中国政治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有效地推进了改革开放进程。没有这场运动，很难想象日后中国的进步。问题在于，此后，执政党不太重视意识形态的作用。任何社会和政治体系的运作都需要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不仅要解释现实，而且也要指导面向未来的行动。随着很多社会问题的出现，执政党也感觉到有必要确立新的意识形态。从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十四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02年十六大的“三个代表理论”到十七大的“科学发展观”都是执政党重建意识形态的努力。

但必须注意的是，意识形态重建的所有这些的努力，效果并不明显。实际上，现在的意识形态和传统意义上作为信仰体系的意识形态已经大相径庭。今天的意识形态主要扮演着如下功能：首先是论证政策的合理性。所有上述“意识形态”实际上很难说是“意识形态”，而只是不同的政策解释。第二是试图指导党政官员的政策行为。在这方面，这些“意识形态”还起着“统一思想”的功能。第三，更为重要的是，所有这些“意识形态”主要是为了推动经济发展。因此，这些“意识形态”至多可以说是经济政策“意识形态”。

这些“意识形态”有效促进了经济发展，却回答不了越来越多的问题，解释不了越来越多的现象，包括道德、社会、政治、文化等等。尽管执政党围绕着这些“概念”，并努力把之推及道德、社会、政治和文化诸方面，但并没有形成系统的、能够整合各方面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更不用说是把这些概念转变成为人们的“信仰”了。

一方面是意识形态的衰落，另一方面是利益主义的崛起。这使得执政党面临无穷的问题。从前执政党具有两个武器，即组织和意识形态。现在，既然意识形态有些衰落了，只好全面依赖组织这一武器。如果说组织是硬力量，那么意识形态可以说是软力量。失去了软力量，执政党内部治理成本就大大提高，例如，执政党内部的腐败问题比较严重。就外部而言，执政党的统治效率下降，政府规模不断扩大，但政府对社会管理失灵的现象则很严重。

但最为重要的是执政党往往因为没有意识形态而失去了引导国家发展的大方向。意识形态说到底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执政党之所以能够执政，就是要引导国家和社会去追求和实现这些核心价值。在这个过程中，执政党实现了两种权力，即领导权和统治权。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曾经指出，统治阶级的统治要具有合法性，那么其必须超越其本阶级的利益，而体现国家意志(national will)。就是说，执政党必须超越自身的利益，而能代表社会整体的利益。如果能够这样，那么执政党就会享有领导权。如何超越执政党本身的利益？一要建立国家的核心价值，也就是全体人民都认同的价值，二要带领全社会追求这些核心价值。但很显然，党政官员在过去的很多年里GDP主义横行，赤裸裸地追求经济利益，从而出现了许多的社会问题。无论党内外，GDP主义驱动下的单方面发展造就了以钱为本的金钱主义。很多严重的社会现象就是金钱主义的产物，包括党内大面积的腐败、社会分化和党内外道德的衰落等等。

随着执政党领导权的减弱，其统治权必然强化。针对党内的反腐败运动和针对社会的维稳运动是统治权强化的典型表现。

任何一个执政党都必须是具有意识形态的。这些年来，至少在意识形态部门的人们对此是有认识的。在官方缺失一种能够整合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情况下，他们就不断诉诸于任何对他们有帮助的政治意识或者意识形态，包括民族主义、传统儒家价值等等。当然，这些意识之间并没有任何有机的关联，什么场合、什么时间，需要什么主义，就把那个主义抬出来，这就是官方思想意识的现状。

“左派”的公平正义：除了怀旧和乌托邦，没有任何现实可行性。

因为官方意识形态的衰落，中国出现了巨大的意识形态真空。各种社会意识形态因此很快崛起，在中国的思想舞台上进行竞争。近年来，竞争之激烈到了何种程度？各种社会思潮之间并没有任何交流或者交锋，它们之间的竞争只是把各种思潮推向极端。其中最显著、影响最大的就算是“左派”和自由派之间。“左派”和自由派之间不仅互相竞争激进化，而且两者都是针对政府政策的。简单地说，“左派”构建了一个公平正义的乌托邦，而自由派构建的则是自由民主的乌托邦，双方都用各自的乌托邦来批评对方，批评政府的政策。

公平地说，“左派”和自由派都同样看到了中国社会的很多问题，并对政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感到不满，因此两者都对政府抱批判的态度。不过，两者对问题的诊断不同，对如何解决问题的认知不同，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的倡导也不同。

“左派”的意识形态涉及很多方面，但就其和官方的政策相关性来说，主要是要否定改革开放以来的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政策。自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左派”在这一点上从来就没有变化过。他们看到了问题，而把所有社会矛盾统统推给市场经济。一般而言，“左派”的理论来自马克思及其相关的新马克思理论的各个变种。马克思强调市场经济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资本，其本质就是要把一些事物包括社会关系商品化和货币化。社会关系的商品化和货币化导致了社会秩序尤其是道德秩序的衰落甚至解体，这个分析并没有错。

从这个逻辑出发，“左派”指向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比较极端的“左派”相信这些都是邓小平的错。他们认为，如果不是邓小平把市场经济引入中国社会，中国社会不至于面临那么多的问题。这些人因此开始怀念毛泽东，把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视为是一个具有社会秩序和道德高尚的社会。有人甚至提出要回到毛泽东时代。这种看法在一些年长者那里流行，怀旧是今天中国社会的一大趋势。更重要的是，这种情绪也存在于那些并不理解毛泽东时代到底是怎样的年轻群体之中。和年长者不同，年轻人认同毛泽东不是根据生活经验，而是根据对毛泽东思想的文本解读。

不过，“左派”面临两个大问题。第一是如何解决，马克思从资本的本质出发分析了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但并没有找到解决方式。

贫穷社会主义之下有没有可能产生有效的社会秩序和高尚的社会道德？没有。在西方，市场经济对政治权力，或者资本对政治权力构成制约。但在贫穷社会主义下，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一体化，政治控制并不受任何的控制。在任何社会，贫穷社会主义都是和高度的政治专制连接在一起的。政治和经济的一体化既导致了社会空间的消失，也导致了权力的腐败，很难说是道德的。社会没有自身的空间，高度依赖于政治。在当时普遍贫穷状况下，人们基本生活得不到维持。贫穷生活显然产生不了社会道德。

第二，不管其有多么大的缺陷，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所找到的最好的创造财富的机制。没有市场，就没有有效的财富创造机制，就没有小康生活。无论在西方还是亚洲，市场经济造就了庞大的中产阶级，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小康社会。中产阶级和小康社会就是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如果没有市场，国家所主导的经济活动更容易导致另一类更为严峻的不公平，就是东欧学者所说的“新阶级”。这是一个以政治权力为基础的官僚阶级，垄断着国家的大部分经济资源。

简单地说，要通过消灭市场经济而转向国家权力来解决社会秩序问题，除了怀旧和乌托邦，并没有任何现实可行性。

自由派的自由民主：只不过是另一种过度的理想或乌托邦。

那么，自由派的观点又怎样呢？在中国，自由派又可分为两个主要的派别，一派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另一派是民主原教旨主义者。市场原教旨主义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他们信奉市场，相信中国所有社会问题存在的根源在于市场不到位，也相信一旦市场化，所存在的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第二，在实际政策层面，他们不分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提倡所有领域的市场化。第三，他们只相信效率，不顾分配，甚至仇视分配。

不过，自由派也同样解释不了很多问题。中国的很多社会秩序问题固然和市场化缺失或者市场化不足有关，但市场并不是解决社会秩序问题的唯一途径。市场化在解决一些社会问题的同时也产生着其他无穷的问题。历史地看，市场的发现改变了人类的经济发展史，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莫大的动力。但同时，也给人类既有的社会秩序带来巨大的挑战。马克思曾经把西方很多社会问题归之于市场化。“看不见的手”（市场）的发现者和提倡者斯密也著《道德情操论》，强调道德情操在一个社会秩序形成过程中的至关重要性。在西方社会秩序尤其是道德体系发展过程中，宗教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西方的宗教改革为资本主义的崛起提供了精神条件，但资本主义的兴起对以宗教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产生了很负面的影响。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社会流动的增加，尽管宗教还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资源，但政府扮演了很重要的作用。这并不是说，政府取代了宗教提供社会秩序和道德资源。政府对社会秩序的重建提供了社会基础，主要是通过对社会提供保护机制，例如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人们称之为“公共财物”(public goods)的公共服务。社会保护机制极其重要，没有有效的社会保护机制，西方社会秩序的转型不可能。政治权力并非和社会秩序相悖。西方从早期原始资本主义发展到后来比较人性化的福利资本主义，这本身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这种转型是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结果。

从今天美国和西方社会秩序和道德状况看，市场化和社会秩序之间的紧张关系依然存在。例如从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可以理解为金融部门过度市场化的结果，或者说缺少政府对市场的规制的结果。金融危机对西方现存的中产阶级社会秩序产生了非常负面影响。前段时间在西方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核心是西方的中产阶级。金融资本主义所表现出来的过度投机性质对传统西方道德（例如新教伦理）的负面影响更是巨大。

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既很难回答左派所提出的很多问题，即市场化对社会秩序的负面影响，其所提出的市场化的主张在实际生活中毫无可操作性，也只不过是一种过度理想或者乌托邦罢了。

如果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信奉市场，那么民主派信奉的是民主。在解释和诊断社会问题时，民主派指向政治权力，认为是政治权力导致中国社会的衰落和解体。在民主派看来，政治制度是社会秩序衰落的关键。他们把中国很多社会问题视为是政治权威主义的结果，因此，他们提倡通过民主化来解决社会秩序重建问题。民主化的目标是制约政治权力，如果“左派”的样本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那么民主派的样本则是实行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

应当看到，中国民主派和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派并没有任何区别。在这些国家，一旦遇到问题，民主派首先总想到民主，以为民主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后发展中社会，人们往往把西方社会的政治发展史理解成为一部民主化的历史，同时把一切美好的价值和民主联系起来，以为民主能够帮助实现各种期望的价值。

不可否认，民主制度是西方最重要的政治制度安排，民主化也贯穿近代西方历史。正因为这样，西方民主也为很多发展中国家所学习。但是把所有好的价值和民主联系起来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很多在西方民主政治中所体现的价值例如自治、分权和社会参与也体现在其他制度安排上。甚至在西方，这些价值在民主化之前就已经体现在其他制度安排上，或者说这些（其他）制度的存在推动了西方的民主化过程（在西方民主文献中，这些其他制度被归结为“传统文化”）。中国传统的制度安排实际上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这些价值，尤其是分权。也就是说，从历史上看，人们所追求的很多价值通过非民主的制度安排也是可以实现的。当然，不能简单地把“非民主政体”解读成为“专制政体”。把人类政治史简单地归纳为“民主”和“专制”不符合历史事实。很多制度安排是技术性的和中性的，并不能用“民主”和“专制”这样的具有高度意识形态和道德的概念来解释。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非民主政体，都需要这些中性的制度安排，没有这些制度安排，就成为不了（近）现代国家。

再者，西方所取得的各方面的成就也并非用民主政治所能解释的。例如，很多西方学者发现，西方民族主权国家的形成和战争分不开，西方的工业、产业和商业组织文明是工业化的产物。即使在政治社会制度方面，近代国家的一些基本制度已经在民主化之前建立起来了。尽管人们不能低估民主化对这些制度的影响（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但很多制度的产生和民主化并没有什么有机的关联。

反观一些发展中国家，尽管也实行西方式民主，但民主的品质极其低劣，民主往往是和腐败、无秩序与暴力联系在一起。除了民主缺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支持外，泛民主也是其中重要的根源。民主本来只是政治领域的秩序，但这些国家把民主的原则扩散和应用到社会、经济、文化和教育等各个领域，这一方面很容易导致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另一方面也使得民主的品质成为问题。“民主可以用来解决所有社会问题”，这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无限天真的想法而已。

“左派”和自由（民主）派尽管体现为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两个极端，但两者之间在很多方面有惊人的共同特点。首先，两者都来自西方，同样解释不了中国的现实。其次，两者都具有相同的思维方式，“非黑即白”。不难理解它们之间的“水火不相容”的状态。再次，尽管两者追求的目标不一样，但都倾向于用同样的方式来达到这个目标，那就是激进化，甚至革命。也很显然，两者各自生存的方式主要就是把自己高度道德化，千方百计占据道德制高点，在此基础上，把对方或者把各自的“异己者”妖魔化。双方都具有浓厚的“文化大革命”时代的“造反派”精神，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更应当看到，无论是“左派”还是自由派，与其说是知识话语，倒不如说是政策话语，双方都在努力影响社会，影响政府的政策，各自都在追求和社会力量或者和政府力量的结合。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一直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流行的知识力量。“左派”这些年对政府政策的影响很显然，至少在一些地方非常流行，而“文革”方式的政治运动则成为左派党政官员实施政策的最有效的工具。“左派”也经常被既得利益所用。

草根社会：从“愤青”到“被利用”到“理性希望”。

讨论中国社会思想意识状态也必须提及草根社会。在草根社会，总体的情况可用两个字来形容，即“愤怒”，就是说这一阶层的很多人对什么都感到愤怒，也因此被视为是“愤青”。当然，草根社会的愤怒不仅仅存在于年轻人中间，也存在于年长者群体之中。因为是愤怒而非理性，这个群体中的很多人很容易被政治人物或者激进思潮所利用，大都也倾向于成为自觉或者被动的牺牲品。

愤怒在任何社会都存在，只是规模和程度的问题。中国处于转型期间，社会问题频发，社会愤怒远高于其他社会，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一般说来，因为处于愤怒之中，人们就很容易忘掉了自我，忘掉了自己的利益。也因为愤怒，人们就缺少现实感，幻想着一个理想的世界，幻想着一个天堂。而上面所讨论的“左派”或者自由派所构建的乌托邦恰恰满足了处于愤怒之中的人们的心理，他们各自选择了符合自己心理需求的“天堂”，加入了“左派”阵营，或者自由派阵营，并摇旗呐喊。

草根的这种局面会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持续下去，既给中国社会变化带来动力，又注入很大的不确定性。不过，也应当看到草根阶层中的理性希望。这个群体中，很多人在继续愤怒，但也有少数一些人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愤怒之后开始产生理性，而这些人正是中国未来的希望。从知识的生产来说，有关中国的知识很少可能来自目前的高校和研究机构中那些处于思想“被殖民”状态下的思想家和理论家，而更有可能来自这个草根群体。顾名思义，草根群体生长于中国社会的底层，体验和了解着一个真实的中国社会。尽管他们也受“左派”和“自由派”教义的影响，但是一旦当他们意识到这些外来的东西并不能解释中国，更不能改造中国之后，他们拒绝思想的“被殖民”。他们于是开始对中国社会的现实作理性的思考，并寻求解决问题的方式。

中产阶层：“沉默的少数”。

中产阶层可以说是中国沉默的少数。说其是少数，因为这个阶层的规模并不是很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出现中产阶层。到目前为止，中产阶层主要包括政府公务员、企业家和各类专业人士。政府公务员群体非常庞大，他们是一般的社会管理者，应当和前文所提的统治阶层有所区分。应当指出的是，这个群体主要是消费者，而非生产者。中产阶层的主体是不同发展阶段产生的企业家和专业人士。欧美工业化进程中最大的中产阶层群体来自最初的工薪阶层。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工资的提高，他们转型成为中产阶层。但在中国，至少到目前为止，工人阶级还没有转型成为中产阶层。

从思想意识来说，中国的中产阶层到现在为止还只是一个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一方面，他们自己还没有能力生产自己阶层所需要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为他们说话或者代表他们利益的知识生产者。中国目前的知识群体要不围绕着权力转，即权力知识分子，要不围绕着利益转，即利益知识分子。无论是“左派”知识分子还是自由派知识分子，都处于这种状态。

因为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生产者，但又不能接受“左派”或者自由派，他们因此在知识层面深感不安。他们不知道中国社会的未来会怎样，他们自己的未来会怎样？但他们的经验告诉他们，他们的生存环境有问题。例如他们的经济地位非常脆弱，因为缺失有效的社会保障机制，教育、住房和生病都能够轻易改变他们的经济地位，作为今天的中产阶层或许明天就会沦落为贫穷阶层。因此，他们对自己的现状感到恐惧。

因为恐惧，他们也会愤怒。但是，和愤青不一样，这个阶层的很多人，尤其是上层中产阶层往往选择“退出”中国社会。在任何社会，中产阶层是社会稳定的阶层基础，他们最惧怕社会的不稳定。今天的中国，在中产阶层的眼里，各种因素都在促成社会的激进化，无论是官方的“沉默”政策，“左派”和自由派的激进思潮，还是社会的愤怒化。这些年来，随着社会的激进化，中国社会有两个群体在移民海外，一个是高端知识群体，一个是财富群体。这两个群体可以说中国社会的中上阶层。

知识分子不仅生产知识，而且也应用其知识来影响中国社会的发展。正因为这样，知识包含责任，生产知识的知识分子应当承担起知识的责任。否则，不仅不能促成社会的进步，反而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这方面，在中外历史上，人类已经具有足够的经验教训了。如果中国的知识分子要在中国社会进步方面扮演一个正面的角色，首先就应当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搞清楚自己应当承担什么样的知识责任。

知识、权力和责任：经验和教训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所能产生的力量并不难理解，人们往往把媒体视为是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之外的一个独立的权力极。不过，就其本质来说，媒体之所以产生力量，主要是其背后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媒体只是知识的其中一种表达和传播方式罢了。从总体看，随着媒体表达和传播技术的发展，知识的力量也越来越强大。

应当首先说明的，我们这里并不想讨论科学知识。对科学知识的责任问题，科学家们已经有很多的讨论。例如核武器。核技术的发明是科学史上的一大贡献，但核武器可以给人类带来无穷的灾难。在核武器发明之后，英国哲学家罗素等有过激烈的争论。科学知识的社会责任也表现在今天人们对科学研究的伦理问题的争论，人们对很多科学研究活动例如复制人类并不存在共识，这种情况的存在至少说明，人们（尤其是科学家）对科学知识的责任和伦理是有认知的。这里要讨论的是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生产者。在这个领域，人们生产的是社会知识。历史地看，社会知识对社会的影响非常之巨大，甚至远较科学，但是对社会知识的责任问题，很少有人去讨论。

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知识的产生分不开，在一些历史的节点上，知识甚至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当16世纪、17世纪之交的英国哲学家培根说出“知识就是力量”这一名句的时候，他是在描述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即知识在当时欧洲历史上所扮演的决定性影响。当时，欧洲通过文艺复兴运动，摆脱了中世纪宗教神权主导的“愚昧知识”时代的阴影，确立了理性主义的知识体系。在中世纪的欧洲，宗教神学掌控了人类的精神领域，垄断了知识领域，宗教教义成为解释和衡量一切的标准。文艺复兴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把人类从宗教神学解放出来，把人类的目光从“形而上”的宗教神学转向“形而下”的人类理性。文艺复兴的物质动力在于当时的社会经济面的实际变化，主要是商业活动带来的人类的理性精神。现实商业生活中所发生的并不是宗教神学所能解释的。商业实践的发展促使人们对宗教神学的怀疑，触发了人们对世俗理性知识的追求。理性主义是一个和传统宗教神学全然不同的新的知识体系，或者知识范式。

宗教、商业、政治和知识，这四个主要社会角色的互动决定了欧洲近代以来的历史。其中知识和商业之间的联盟和合作扮演了决定性的作用。知识首先从教会分离开来，在商业阶层的支持下，争取到一个较为独立的地位。历史学家们一直强调政教分离的作用，这并没有错。如果没有政教分离，欧洲的历史就会改写。但他们往往忽视知识和教会分离的作用，无论是世俗政权还是商业，如果没有知识阶层的合作或者竞争，那么历史同样会改写。在知识和宗教分离之后，并不是说宗教就不再从事知识创造了。宗教仍然从事其有关精神和灵魂的知识，继续为社会提供这方面的需要。但从教会分离出来的知识群体则转向“形而下”的知识体系创造，或者社会知识体系的创造。自此之后，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的变化，或好或坏，都和社会知识体系相关。

如果把西方的历史和中国的历史作一比较，人们就会对知识群体所起的历史作用看得更清楚一些。简单地说，知识和政治权力的结合造就了中国历史，而知识和商业的结合则造就了西方的历史。在中国，知识领域没有任何独立性和自治性。知识不仅是政治权力的一个内在组成部门，而且是高度依附于政治权力的。政治的最高目标是秩序，创造秩序和维持秩序。秩序就是要保持现状，不但不追求变化，反而阻碍变化。很容易理解，作为传统中国社会知识群体的主体的儒家发展出了世界上最为发达的统治哲学。

在学术界，学者们一直在讨论中国和西方社会的“大分叉”现象：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类似于欧洲的资本主义体系，尽管中国的历史上也出现过诸多资本主义要素？为什么中国没有演化出近代商业制度，尽管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也有相当发达的商业活动？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尽管中国传统上也曾经拥有发达的技术？这些问题当然不是单一因素决定的。不过，在回答这些问题时，人们过多地强调客观的生产要素在中国和西方的不同组合，而忽视了知识体系在其中发挥的关键作用。一些学者观察到，在其他任何社会，技术知识一直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不断地积累，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产生一个突破口，技术就会发生飞跃式的进步。但在中国则相反，很多技术不仅没有积累性质，反而会倒退。中国的王权和知识一体化，把政治秩序看得比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当一种技术被王权和士大夫阶层视为是会对现存社会政治秩序产生负面影响的时候，他们选择的是抵制、放弃甚至毁灭技术，而维持政治秩序。

这和西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西方，知识走的是一条和商业合作和结合的道路。商业首先促成了知识和教会的分离。商业和知识的合作在文艺复兴运动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商业需要世俗知识，而知识界则满足了这个需要。此后，商业也促成了政治和知识的分离。商业需要能够支撑其商业运作的知识体系，尤其是法律体系。再者，商人也担心政府的力量过分强大，知识和政治权力的分离能够促成商业利益的最大化。知识界争取和政治权力的分离，其背后的力量又是商人。很多西方国家，大量的教育机构，尤其是大学，都是私立的，这完全是商人的功劳，没有商人在背后，很难想象西方能够发展出如此独立于政治权力的知识体系。

很显然，与追求秩序和稳定的政治不同，商业所追求的就是永无止境的变化，甚至是革命性的变化。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曾经把资本主义定义为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社会自贵族专制社会到资产阶级民主到大众民主等社会结构的转型就是知识体系的转型。就是说，不同的社会形态产生不同的知识体系。这两个转型是互相关联的，在很多场合是互为因果的。权力、商业和知识之间互相独立，互相竞争，从而构成一种动态的平衡。

创新和变化是商业的永恒特征，正如秩序和稳定是政治的永恒特征一样。而这里，知识是关键，知识既可以成为秩序的一部分，也可以成为变化的一部分，中国和西方的这种格局到今天仍然在继续。

知识既可以为社会带来积极的变化，也可以为社会带来毁灭性变化。就是说，知识既可以是进步的来源，也可以是悲剧甚至是灾难的来源。对知识为人类带来的灾难，在西方的历史上不胜枚举。例如法国大革命前的抽象的“人民主权理论”导致了后来的多数人的暴政。当然，最极端的就是德国“二战”前的“种族优越论”导致了希特勒时代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甚至很多直到今天为止仍然被人们歌颂的知识体系也始终对人类社会产生着负面的影响。例如近代欧洲产生的“绝对主权学说”，在欧洲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此后，绝对主权的概念不断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造就了各种形式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尽管生产出这一知识体系的欧洲开始抛弃它，但它仍然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产生着巨大的负面影响。

经济知识方面也有类似的情形。古典经济学对人类社会知识体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其所张扬的市场经济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当代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则为人类造成了巨大的灾难。2008年以来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其背后无疑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这里，应当指出的是，当知识分子群体失去了其独立性，而演变成商业的一部分、高度依附商业之上的时候，知识可给社会带来毁灭的影响。西方（尤其是美国）大量知识分子（经济学家）依附于商业，代表资本的利益，大力提倡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从而结成了商业、知识和政策的利益联盟，这个利益联盟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制度根源。没有知识这一方，这个联盟不仅难以形成，而且也不可能释放出如此巨大的能量。

在发展中社会，一个社会发展得成功与否与知识精英所承担的知识责任是相关联的。在亚洲，成功的例子有日本和“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的台湾和香港）。首先是经济发展，这些经济体在很短的数十年时间里走完了西方一百多年的历程，造就了国际社会公认的“东亚奇迹”。“东亚奇迹”就是对西方模式的偏离，其背后当然是知识体系的偏离。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政治领域，尤其是民主化进程。西方学者和东亚社会接受西方知识体系的学者都把东亚社会的民主化视为西方民主化模式的一个部分，而没有看到东亚民主化的成功之处就是其和西方的不同。日本民主被视为是西方式民主，但大多数了解日本民主的学者不会否认，日本民主只是在形式上和西方类似，在实质上是不同的。韩国和中国台湾也在很短的时间里走完了西方民主一百多年的历程，其成功之处并不在于这些民主具有了西方民主的形式，而在于民主化之前成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例如，除新加坡之外，“四小龙”在民主化进程中也发生了社会抗议运动，但这些抗议运动都具有和平性质。为什么和平？主要是这些经济体所造就的庞大的中产阶级。如果没有这一条件，这些社会也会不可避免地陷入很多发展中国家所经历的劣质民主陷阱。简单地说，东亚社会的成就在于它们没有滥用西方的知识体系，而是在努力学习西方的同时抵制了那些不适合于它们自身社会的知识体系，通过知识的创新来建设自己的社会。

亚非拉很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和政治的失败与照搬西方知识体系有关。这些国家大多数都是在“二战”之后反殖民地浪潮中取得国家独立地位的。国家从西方殖民地独立出来了，但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知识精英的思想则仍然处于被西方殖民的状态，并且是主动殖民。在这些社会，反殖民统治的往往是在西方接受教育的知识精英，他们向往西方社会的发达，希望在独立之后很快成为像西方那样的国家。因此，在独立之后，他们照抄照搬西方模式。问题在于，西方模式并不适合他们自己的社会。结果怎样呢？很多社会在经济上陷入低度发展陷阱，政治上陷入劣质民主政治陷阱，让社会处于不发展、无穷的腐败、无秩序甚至内战之中。一些社会表面上也不缺西方形式的宪政、三权分立、多党制、私有制等等，但实际上则是“失败国家”。

即使是人人都谴责的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也和滥用西方知识体系分不开。应当强调的是，红色高棉的主要领导人是在法国接受西方式教育，他们回到柬埔寨之后，看到了国家的落后，看到了社会大众和西方民众之间的巨大差异，因此他们要用所学到的知识改造柬埔寨社会，造就一个全新的社会。而造就一个全新的社会则是从改造人开始的，就是先造就“新人”，而后造就“新社会”，结果导致了数百万人被屠杀。今天尽管整个国际社会都在谴责红色高棉，但有谁去寻求其知识的起源呢？

那么，中国的情形又是怎样呢？在数千年历史上，因为作为知识生产主体的儒家依附王权，中国的知识掌握在王权手中。农民革命只是简单的改朝换代。除了为了造反的需要而产生的一些有关造反者的神话之外，没有任何新的思想出现。如果造反成功，掌握了政权，掌权者必然全盘接受儒家的知识体系。

但是自从和西方接触之后，情况就有了很大的不同。一方面，随着西方思想的进入，给中国的知识体系的变化带来了巨大的动力，对推动社会的变迁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中西方两个思想体系的混合也造就了给中国社会带来负面影响甚至是毁灭性影响的“新”知识。这里，最典型的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其所营造的思想知识体系提供了一个人们向往的“天国”，吸引了众多的信徒，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类似这样的事例非常之多。就连梁启超这样的思想大家也曾经提倡通过培植“新人”来改造中国社会，只不过是没有成功罢了。

即使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逐渐形成的科学主义知识体系直到今天也对中国社会产生着负面的影响。在西方，科学主义是近代理性主义的产物。但西方科学主义是有其边界的，就是说科学主义是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的，它并不否认有很多现象并不是科学主义所能解释的，因此把这些领域（例如宗教领域）让给了其他的主义。但当科学主义进入中国，就变成了检验和衡量一切的标准。例如，人们往往把情感、宗教等等不能用科学来解释的事情视为是“不科学”或者“迷信”。在此基础上，再把这些东西视为是非道德的、落后的、政治上错误的等等。更为重要的是，今天一些遭到人们批评的东西，例如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和当代的“GDP主义”，支撑这些政策实践的知识体系其实就是科学主义。

当然，对中国社会具有最长远负面影响的莫过于“阶级斗争”的知识体系了。马克思根据对资本运作和欧洲工业化的分析，发展出了“阶级”的概念，也看到了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对社会的推动作用。在马克思那里，“阶级”是可以加以客观衡量的经济概念。但是到了中国，这个概念则变成了“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方面构成了人为推动历史发展的有效武器，另一方面也让人类社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举了那么多例子，主要是想要说明几方面的问题。第一，知识就是力量，一旦产生，知识可以对社会变迁产生巨大的能量。第二，所以，知识需要承担责任。一种不负责任的知识会对人类社会带来毁灭性的影响。第三，知识既需要负责，也需要保持独立性。一旦知识成为政治权力或者经济权力（商业）的附庸，知识也会给社会带来毁灭性的影响。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对今天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思想状态，尤其是“左派”和自由派越来越激进的思想，它们各自和政治权力、经济利益越来越密切的关系感到担忧。

如何建立一个负责任的知识体系

中国目前所呈现的多元思想格局一方面符合中国思想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又体现出其特殊性。历史地看，民间的思想解放会发生在如下几种情形。第一，当中央权力衰微，其对思想的控制不再那么有效，民间的思想空间遽然增加，思想自然表现活跃。第二，社会处于转型期间，利益多元化必然导致思想的多元化。第三，国家的开放带来了大量的外来思想，使得社会的“思想市场”多元化。中国当代的思想多元和开放政策、社会转型、利益多元、民间思想活跃等因素都分不开。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对思想的需求急剧加大。一方面是不存在思想提供者，另一方面是社会的需求，这就必然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各方面大量进口思想和知识，或者来追求自身的利益，或者来满足社会的需要。

在全球化时代，无论是限制思想的流通还是思想的创造不仅不可能，更包含着巨大的代价。在这方面，中国现在面临一种困境。因为不可能限制思想的流通，政府方面已经完全放弃了外来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尽管进口的思想既不能解释中国，也和中国的实践不相关，但它们在中国竞争，竞争对政策和社会的影响。随着各种思想尤其是“左派”和自由派的激进化，其对中国各方面的政策和社会所带来的冲击也在加大。问题在于，诸多进口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担负起知识的责任呢？从“五四运动”到当代改革开放的经验告诉人们，可以确切地说，传播和贩卖这些思想的知识分子少有负责者。负责的知识分子是少数，多数只是为了追求自己的个人利益或者个人所属的组织利益，而对社会的责任无从谈起。

放弃对思想流通的限制，这是一大进步。但更大的问题是，中国还不存在能够解释自己，和自己的实践紧密相关，并能对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的思想或者知识体系。有关方面不仅自己没有能力来创造这种知识体系，而且也限制民间来担当这个责任。不过，实际上，正如前面所讨论过的，因为整个知识群体（无论是官方知识分子还是社会知识分子）处于思想被殖民的状态，因此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创造这样一种思想或者知识体系。很显然，尽管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社会巨大转型，但思想和知识体系一片空白。

这就导致了无穷的恶果。正如前面所讨论过的，现在的局面是执政党意识形态急剧衰落，国家缺失核心价值，无论是执政者还是社会群体对中国本身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感。更进一步，外在世界对中国的意识更糟糕。人们只看到中国在崛起，影响在增加，中国做什么、不做什么都可以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但他们看不到中国崛起的方向和意义。于是，人们感觉到恐惧，各种“中国威胁论”从来就没有间断过。这些年里，针对这种情况，中国有关方面开始花大力气向外推广所谓的“软力量”。但问题是，在没有自己的思想和知识体系的情况下，到哪里去寻找软力量呢？是数千年之前的孔子吗？但孔子能代表中国吗？孔子回答不了人们心里的有关当代中国的问题。人们要知道的是，当代中国是什么？

各种进口思想和知识体系既不能满足内部的需求，对外更是毫无吸引力。无论从内外需求来看，中国迫切需要建立负责的知识体系，解释和说明中国的现实，指导中国的实践，并且也能“出口”到国外，以中国“软力量”的身份出现在国际思想和知识市场上。

要生产出负责的知识体系，首先就需要造就一大批负责的知识生产者，也就是知识分子。那么如何才能造就出这样一大批知识分子呢？这里，最重要的就是要确立政府和知识之间的边界。政府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知识分子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这些最基本的问题迫切需要回答。

在传统中国，提供知识的是儒家。因为儒家被整合进政治权力的一部分（即士大夫阶层），政府一直是知识的主要提供者。今天的情况如何呢？尽管政府也同样养着一个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体（或者政府知识分子），但这个群体已经没有任何能力来提供社会所需的知识了（实际上，这个群体必须为官方意识形态的衰落负起主要的责任）。

即使政府能够担负起传统社会那样的提供知识的责任，政府所提供的知识仍然很难满足现代多元社会的多元需求。因此，要承认，政府本身很难再扮演知识提供者的角色，更不用说知识的创造者了。不过，政府可以是知识的使用者。意识到这一点，政府就要在自己和知识分子之间确立一个边界，要容许知识分子在独立的天地里自主地创造知识。换句话说，政府必须主动负责为知识分子搭建一个有效的创造平台。如果中国的知识分子依附政府的传统不改变，那么知识分子创造知识的使命感无从建立。

同样重要的是，知识和经济之间的边界也必须得到确立。前面讨论过，历史上，在西方，知识和经济（即商业）结成了联盟，而在中国，知识和政治结成了联盟。但这个局面正在急剧地改变。中国数千年“士、农、工、商”的文化根深蒂固，知识分子一直远离商业。在传统意识形态下，知识分子和商业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合法合理性。也就是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没有经历过商业革命的大潮。但改革开放以来的商业大潮已经彻底改变了知识分子和商业之间的关系。今天，知识分子不仅继续依附政治权力，而且也很快依附在商业利益上，并且非常紧密。从西方的历史看，如果知识分子失去独立性，而过度依附商业，也会产生不负责任的知识体系，例如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实际上，这种情况在中国也已经非常显然。例如人们一直在提问，为什么穷人没有自己的经济学家？也就是说，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学家要不为权力说话，要不为利益说话？不过，这并不难理解。为穷人说话，无利可图；而为权力和利益说话，有利可图。为权力和利益说话，已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常态。在这样的情况下，知识分子所生产的知识很难是负责任的。

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这种双重依附情况又涉及另外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即使他们得到了自由，他们能够创造负责的知识吗？答案是否定的。今天，除了在少数敏感领域不能批评政府和涉及政治之外，中国的知识分子（教授、研究员等等）可以说是世界上享受最大自由的一个群体。中国的知识生产者最缺少的就是规定其存在之本质的专业主义。除此之外，还缺少什么呢？人们已经形象地指出，中国的教授们很像政治人物，很像商人，很像社会活动家，或者很像人们能够想象出来的任何社会角色，但就是不像知识分子。这并不难理解。专业主义是规定知识分子本质的东西，没有了专业主义，社会就自然失去了对这个群体的认同。而专业主义必须在一定的边界之内才能生长出来。

从这个角度看，界定知识和政治、经济之间的边界为第一要务。有了这个边界，知识分子才有可能在这个边界之内专注于知识和思想的创造。有了这个边界，知识分子也才能呈现出其独立的品德，培养其独立的精神价值观。

除了和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边界，知识分子如果要创造负责的知识体系，还必须具有国家和社会认同。在社会科学里，知识的创造没有边界，但知识是有边界的。毫无疑问，到目前为止，所有社会科学知识都是知识分子研究特定社会的产物。没有古希腊政治实践，就不会有亚里士多德；没有市场交易实践，就不会有亚当·斯密；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就不会有马克思；没有官僚体制，就不会有马克思、韦伯，等等。顾名思义，社会科学，这里社会是主体，科学只是方法。当然，因为我们所说的社会都是人类社会，只要是人类社会，那么必然就有一些共同性。这就是人们在谈论自己社会的时候，也可以讨论其他社会。客观地看，任何一个知识或者思想体系都是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结合。特殊性，就是说这个知识和思想体系是针对特定社会的；普遍性，就是说这个知识和思想体系和其他社会具有相关性。

如果意识到这一点，那么中国知识分子首先要意识到自己的思维和思想被长期殖民这个事实。有了这种意识，才能去自觉地摆脱这种被殖民的意识，才能确立自己的国家和社会意识。

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我们不难找到西方经济学家、西方政治学家、西方社会学家，但很难找到中国经济学家、中国政治学家和中国社会学家。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认同问题。因为近现代社会科学为西方所创造，西方也仍然继续主导社会科学的所有方面，知识分子受西方影响不可避免，同时，学习西方也属必需。只有了解西方之后，才能理解自己所处这个社会的特殊性；也只有了解西方之后，才能了解自己所处这个社会的普遍性。

从方法论上说，中国知识分子更是需要学习西方。正如在科学和工程，大部分方法论是普遍的工具。尽管中国知识分子也需要在创造新研究工具方面努力，但对西方已经发展出来的工具则可以大量“进口”。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区分作为方法论的工具和应用这些工具所产生的知识和思想体系。现在我们所面临的几乎所有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都是西方社会科学家应用他们的科学方法观察和研究他们所处的社会而发展出来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少有这个意识，大量接受西方的概念和理论，视其为普世的，简单地把它们应用到中国，来解释中国，或者试图影响中国的实践。这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知识行为。

当然，无论从文化交流的角度还是知识传播的角度，知识进口仍然会继续，也属需要。但是，如果要创造负责的知识和思想体系，中国知识分子必须首先解决自己的知识认同问题。没有这个认同，就很难去理解自己身处的社会。

在方法论层面，人们还必须指向培根时代就已经开始发展出来的实证和实验传统。知识不负责任，和创造知识的方法论有很大的关联。在文艺复兴之前，神学对社会的毁灭性影响在于其规范性、不可证实性。当一种不可实证的规范性知识体系被用来改造人类社会的时候，就经常会给人类带来悲剧。很显然，这样做，会演变成一种“削足适履”的局面，就是改造人类社会，使之符合某一个想象出来的价值（理想状态）。

在中国，这种倾向性尤其严重。中国传统以儒家为核心的主导知识体系就是一种规范哲学，它强调的是“应当怎么样？”的问题，而非“实际上怎么样？”的问题。直到今天，中国还没有真正确立这个实证哲学传统。大多数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关切仍然是规范性的，而非实证性的。马克思强调，哲学家的两件任务，第一是解释世界，第二是改造世界。这里，解释世界是改造世界的前提条件，因为只有在懂得世界实际上是怎么样的之后，才能去改造世界。很显然，解释世界是实证哲学的任务，而改造世界是规范哲学的任务。如果没有解释世界这个前提，改造世界很可能会对世界带来毁灭性的影响。

专注于规范研究而忽视实证研究也容易导致知识分子对自己、对其他事物的道德化。不难发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人们往往抢占道德高地，把自己无限道德化，而把不同意自己的观点、不接受自己的价值的他人无限妖魔化。今天中国社会“左派”和自由派之间的敌对关系就是双方从“规范”看自己、看他人的结果，是知识领域的“阶级斗争”。

概括地说，如果中国知识分子要创造负责的知识和思想体系，知识分子的“去三化”是前提，即去政治权力化，去经济利益化，去思维被殖民地化。这“去三化”也是中国真正确立自己的社会科学的前提。这个任务很艰巨，但必须完成。只有完成了这个任务，中国才能在确立自己的核心价值的基础上，找到具有普遍性的共享价值。只有核心价值和共享价值统一起来之后，中国才能崛起于世界强大民族之林。

三、在“知”和“行”之间：智库的角色

中国传统哲人王阳明在其哲学思考和官僚工作经验中悟出了“知行合一”的道理。“知行合一”是一个理想状态，在实际生活中，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在任何社会，对任何一个组织（包括政府）和个人来说，要做到知行合一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一方面，有很多事情，只会停留在“知”的层面，或许永远不会有“行”的机会。另一方面，也有很多“行”，也就是“实践”，并没有能够提升到“知”的层面。“知行合一”既然是一个理想状态，那么就要去追求。我个人认为，智库的角色就是要在“知”和“行”之间搭建一座双向桥梁，即一方面要追求如何把“知”转化成“行”，另一方面，要把“行”提升为“知”。

政策研究者的“知”与“行”

正因为是处于“知”与“行”之间，政策研究者就必须同时了解“知”和“行”，但和这两者本身又不完全一样。

首先，政策研究者和“知”者不同。从事“知”的社会群体有很多，但最显著的就是哲学家。政策研究者和哲学家必须有足够的区别。哲学家可以探讨所有一切，无论是现实存在的还是虚空想象出来的。因此哲学家或者属于哲学思考的人们往往具有浓厚的理性主义色彩。在理想的世界里，有些理想是可以实现的，有些理想是受现实限制而现在不能实现，将来或许有可能实现，而有些理想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就是人们所说的“乌托邦”。从现实来看，人类社会从开始到现在，所实现的理想并不多。人们头脑里面所产生的理想大多成为历史的记忆。

政策研究者必须懂得哲学知识是如何产生的。如果不懂，那就很难分辨哪些理想是乌托邦，哪些是可以实现的，哪些是现在实现不了，将来可以实现的。马克思曾经说，哲学家有两项任务，一项是解释世界，另一项是改造世界。这是两项关系密切的工作。没有认识世界，就很难改造世界。改造世界的前提就是认识世界。不过，我想，哲学家的任务主要还是解释世界，改造世界的任务更多的是让政治家来做要好一些。当然，这并不排除哲学家转变成为政治家。马克思本人就参加了很多政治活动，成为了政治家。不管怎样，在哲学和政治之间还是有很大的距离的，如果没有意识到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鸿沟，那么政治就会出现很多问题。历史上，很多具有哲学思维的人成为了政治家，掌握政治大权，就会出现很多问题。法国大革命是一个例子。当时的很多政治家同时也是哲学家，他们想把很多理想转变成为现实，结果出现了很多问题。如果这些理想事先经过“是否可以实现”的论证，情况可能就会很不相同。很显然，政策研究者必须具备的品质就是分辨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就是要沟通理念和实际世界，探索理念或者政策思想的实际可行性。

其次，政策研究者也必须和政府官员有所区别。这里，政策研究者要寻找自身的定位。这个定位应当和官员的定位不同。政府官员的主要任务是决策和政策执行。这里，有几方面的工作，政策研究者可以做。第一，政策研究者们很难告诉政府官员做什么，不做什么，因为政策研究者很难获得实际政策世界的非常复杂的信息，也很难真正把握政治世界的实际情况。政策研究者所应当做的是告诉政府官员在什么情况下能够做什么事情，在什么情况下不可能做什么，就是说，给出不同的政策途径选择。当然，也要告诉政府做一个特定政策选择会导致的特定后果。第二，要把一个特定的政策放在宏观环境之中。政府官员一般只注重微观，看不到一个政策的大局，或者说，他们会侧重政策的技术面。这就要求政策研究者把一个特定的政策放在比较宏观的内容中加以分析。宏观面的分析有利于决策的科学性和政策的执行。第三，政策研究者必须超越具体的利益。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是具有利益的组织或者个人，无论是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受制于利益。政策研究者在这里就具有优势，因为他们可以做到相对的利益独立，就是说独立于某一具体的利益，而把一个特定的政策放置于社会的整体利益之中。正是从这个角度，人们总是强调智库独立的重要性。第四，政策研究者还必须注意到一个特定政策的伦理和道德性。任何政策，不管其多么科学，都带有伦理和道德面。政策如果和利益相关，那么也不可逃避伦理和道德。就是说，政策很可能是对利益的重新分配，一些人可以获益，一些人可能受损。如果忽视政策的道德面，政策的执行就会造成其他方面包括社会政治面的问题。即使道德问题不可避免，但如果事先对此问题有足够的注意，那么至少可以管理和控制道德问题。

政策研究者应当具有哲学家和政治家两方面的知识。这个角色并不好担当。政策科学仍然在发展之中，现状并不令人满意。很多政策分析者都是学院派人物，很多政策分析工具很难被政策制定者所使用。政府官员感觉到政策分析者的作品不好用，政策研究者感觉到被政府官员冷落。不久之前，我读到一篇文章，题目是“为什么商学院和商业没有关系？”其实政策研究领域也是这种情况，就是说，政策研究和实际的政策没有多大的关系。这需要研究政策的人们的思考，以便改进我们的研究。

政策研究者的职责

第一是理论指导。任何政策研究必须是理论指导的，但政策研究本身不是理论研究。没有多少决策者和政策执行者会对理论感兴趣。但如果没有理论，政策研究很难有说服力。需要有理论，但又不是理论文章，这就要求研究者吃透理论，消化理论，把理论隐含在政策分析之中。

第二是具备国际视野。政策研究要具备国际视野，这一点在全球化的今天尤其显得重要。至少可以从两方面来看。首先，国与国之间的互相依赖和影响。一国内部的发展深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同时一国内部的发展也会产生外部的影响。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无论国内发生什么，都会产生巨大的外部影响。其次，借鉴外国经验。人们注意到，自近代以来，各国的制度越来越具有趋同倾向。各国制度的发展一方面要符合本国的文化、经济、社会等等条件，同时也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征。各国制度的产生和发展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一个学习型国家，这是中国成功的其中一个根源。这个传统要保持下去，做政策研究不能闭门造车。

第三是国家实践和地方背景。无论是理论还是国际视野，政策研究最后要落实到国家的每一个具体环境。如果不能把政策落实到国家的具体实践和地方背景中，那么政策会缺乏可行性。政策的可行性来自对一个具体国家和地方的理解。

第四，政策研究者也必须把“行”上升为“知”，即把一些政策实践提升为概念和理论。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做得好，而中国的政策研究者这方面的意识还不强。中国实际上有很多好的政策实践，但没有被概念化和理论化。结果，中国的很多实践不被外界所理解，其实内部的理解也很肤浅。大家所做的大都是用外国尤其是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来评论中国实践。

把“行”上升为“知”非常重要。首先是话语权的问题，就是确立自己的政策价值评判体系，而不是总是借用人家的。借用人家的不是不可，但事实是人家的东西很难解释自己。其次，是深刻认识自己，从理论上认识自己。第三，这不仅仅是话语权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经验分享。没有话语，很难让人家来解释自己，人家很难认识你。第四，进入世界“政策市场”。我觉得，如同其他很多事物，世界上也存在着一个“政策市场”，就是各国最优政策实践和政策思想的“交易”。而“知”就是这种“交易”的形式。中国改革开放有那么多的政策实践和思想，也不乏很成功的。但为什么在国际“政策市场”上没有中国产品？主要的原因在于人们没有把“行”（即政策实践）上升为“知”。

这是我这些年来做政策研究过程所得到的一些初步想法。说出来，供大家参考。

郑永年论中国：中国的文明复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的文明复兴 / 郑永年 著. — 北京 : 东方出版社，2018.3

（郑永年论中国）

ISBN 978-7-5207-0065-8

Ⅰ. ①中…　Ⅱ. ①郑…　Ⅲ.①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研究－中国　Ⅳ. ①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30437号

郑永年论中国：中国的文明复兴

（ZHENG YONGNIAN LUN ZHONGGUO : ZHONGGUO DE WENMING FUXING）

作　　者：郑永年

责任编辑：陈丽娜　李鹏飞

出　　版：东方出版社

发　　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113号

邮　　编：100007

印　　刷：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2018年3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　　张：8

字　　数：95千字

书　　号：ISBN 978-7-5207-0065-8

定　　价：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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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被普遍视为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短短数十载，从一个贫穷经济体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一个封闭经济体发展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空港、高铁、高速公路、高楼林立，无一不体现着这个时代所创造的财富。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确再次崛起了。

不过，当大家都在讨论中国崛起的时候，人们是否明了中国崛起的标志是什么呢？多年来，笔者在思考中国崛起时，越来越意识到，除了GDP的增长，还涉及至少四个相关的重要问题：中国社会道德体系的重建、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中国如何提升自己的国际话语权以及中国能否为这个世界提供另一种文化选择。这些方面构成了人们所说的“软力量”。今天，当人们热衷于拿包括军事、经济、技术在内的“硬力量”来衡量国力的时候，是否也应当包括这些软力量呢？讨论“软力量”已经多年了，但在计量国力的时候往往遗忘了“软力量”。笔者认为，一个国家的硬力量固然重要，但没有软力量，这个国家很难实现真正的崛起。

就中国而言，没有人会认为，简单的金钱就可以组织和支撑起一个社会或者文明。没有道德体系，这个社会和文明就是一袋松散的“土豆”。社会“共同体”衰落了，何来文明的复兴呢？当代中国的两种显著并存的现象就是：一方面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发展；另一方面是社会道德体系的解体。那么，如何重建中国的社会道德体系就变得迫在眉睫了。

再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领导人全力推进全球化进程，把中国融入全球体系看作是中国成为强大民族国家的必经之路。在这个过程中，随着中国共产党本身的意识形态转型，中国社会层面的意识形态多元化，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如何通过广泛讨论达到社会的共识，确立社会的共同价值，这也应当是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内容。

在国际层面，目前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的有利因素主要是经济实力的增长，不利因素主要在于其与西方（美国）不一样的市场经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因此，中国提升中国话语权的难点在于如何让中国能够被世界尤其是西方所理解，如何让国际社会相信中国的崛起是对这个世界有利的。近年来，无论是大国外交还是周边外交，中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韬光养晦”转向“有所作为”。不过，在西方社会看来，中国外交开始具有了“自信性”，甚至“进攻性”。一些国家，尤其是那些和中国存在领土和领海纠纷的国家把中国视为直接威胁。崛起的中国和外在世界的这种互动也使得中国的外交环境发生着很大的变化。这些也都表明中国迫切需要明确的大外交战略。

任何一个文明的核心就是文化体系，没有一个强大的文化体系，很难说是一个强大的文明。也就是说，中国文明复兴的关键就是中国文化体系的创造。中国能否为这个世界提供另一种文化选择？我们基于中国文化之上如何去创造一个和西方不同的但又可以成为除西方之外的另一种文化选择的文化？这里，笔者强调三个“解放”，即从“思想和思维”的被殖民地状态中解放出来，从权力状态中解放出来，从利益状态中解放出来。最后，笔者还是相信，中国可能也能够再次发展出一种新的文化范式，一种能够容纳和整合其他宗教文化而又能够保持自己世俗文化性质的文化体系。要不被消解，要不再次重生，中国的选择并不多，如果不想看到前一种情形，那么就必须重生。

本书是对早先出版的《通往大国之路：中国的知识重建与文明复兴》中论述中国文明复兴的部分重新调整梳理，并把近几年的进一步思考收录在一起遂成此书，以飨读者。

本书的出版要感谢东方出版社许剑秋先生和吴玉萍女士以及本书的编辑陈丽娜和李鹏飞，由于他们的努力，才能够这么快与读者见面。

郑永年

2018年3月

目录

封面

扉页

版权信息

出版说明

第一章　中国社会道德体系重建

一、金钱社会与文明不安全

金钱是万能的？

命系一“钱”的中国社会

中国年轻一代的金钱膜拜，谁之过？

二、中国社会到了道德重建的时刻

中国的GDP主义及道德体系的解体

道德体系解体与中国人的生存危机

道德体系解体的根源：是市场还是政治

如何重建中国社会道德体系

第二章　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崛起

一、新全球主义意识形态从何而来

新全球主义心态从何而来

意识形态何以迅速变革

中国应避免中西方意识形态冷战

二、中国意识形态当代转型

中国意识形态的两极化及其后果

国家建构与执政党之间的张力

中国需要建设国家意识形态

第三章　中国话语体系建设

一、中国的也可以是普世的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还没有话语权

中国必须提升国际话语权

中国话语权建设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中国的话语体系建设

二、中国外交的大变局与大抉择

中国的抉择决定世界未来格局

中国大外交的新时代

塑造中国崛起的新国际战略

第四章　从文明角度把握中国的未来

一、告别中国百年悲情

中国正发展新的文明因素

文明自信需配合政治自信

二、包容使中国更强大

中国文明发展的四个阶段

当今中国仍需要中学为主、西学为次

塑造中国价值需要找回三个传统

三、中国文化体系重建

中国能否为世界提供一种新的文化选择

是什么阻碍了文化软实力的崛起

文化创新的三个“解放”

新的文化选择

第五章　儒学：能成为中国软力量的核心吗

儒学与现代国家建设

东亚的儒家特性

文明竞争与儒学的未来

第一章　中国社会道德体系重建

一、金钱社会与文明不安全

金钱是万能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在短短的数十年时间里，从一个低度发展的贫穷经济体跃升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从一个封闭经济体转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高铁、高速公路、机场、港口、城市楼房林立，无一不反映出这个社会所创造的财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预见着中华文明的复兴或者再次崛起。

然而，在物质财富崛起的同时，中国社会也在快速并且和平地演变成为一个赤裸裸的金钱社会，人们在获得了前所未有财富的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面临不确定性的不仅仅是社会底层尤其是穷人，而且覆盖了社会的各个群体。实际上，较之穷人，富人、官员和知识界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因为这些群体是这个社会最大的“利益相关者”。

不确定性说明了什么？财富的增加和积累，并没有导致中国社会这个“共同体”同样的发展；相反，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这个“共同体”在衰落，这个社会“共同体”在抽象层面可以称之为“文明”。如果这个“共同体”衰落了，何来文明的复兴呢？

为什么财富的增加会导致不确定性？为什么财富的增加会导致社会“共同体”的衰落？为什么财富的增加会导致文明的不确定性？归根到底，所有这些问题的核心就是一个社会或者一个文明的根基问题。

财富对一个社会或者一个文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贫穷就会挨打”仍然是硬道理。但除了财富，支撑一个社会或者文明还需要“软力量”，即道德体系。没有人会认为，简单的金钱就可以组织和支撑起一个社会或者文明。没有了道德体系，这个社会和文明就会是一袋松散的“土豆”。不管怎么说，更多的人会认为，较之金钱，道德体系才是一个社会或者文明的主体。

从世界历史看，人们并不用过于担心旧的道德体系的衰落。道德体系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世界各文明在一定的历史阶段都会面临道德体系重建的问题。中国的问题也并不在于财富的增加，不在于道德的衰落，而在于金钱变成了道德最重要的衡量器，或者金钱本身被视为了“道德”。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呢？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是政府方面的因素，即改革开放以来长盛不衰的GDP主义，或者说，过度追求经济的增长而忽视了社会建设。比较地看，改革开放以来所引入的市场经济是一种最为原始的资本积累过程。

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出现了“一切为了资本”的现象，无论是民营资本或者国有资本，都把金钱推到如此高的程度。正因为这样，近年来随着经济下行，当政府转向经济结构调整时，很多政府官员表现出无所适从，不知道该做些什么。除经济之外，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建设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做。政府官员无所事事就是GDP主义的精神遗产。

其次，商业对社会的控制甚至远超政府，对社会道德的解体产生了政府产生不了的作用。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往往是硬控制，很容易被人们感觉到，但商业对社会的控制往往是软性的，静悄悄的和和平的。

对大多数人尤其是年轻一代来说，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再也不是自己所能决定的，而是由商界决定的，因为人们能够取得什么信息、不能取得什么信息，并不取决于自己而是商界，像阿里巴巴、腾讯和万达等大企业。可以说，今天的中国已经形成了真正的“供给侧经济”，即供给产生需求，而非相反。

再次，金钱崇拜风盛行。今天，金钱崇拜已经俨然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教”。法国社会学家勒庞曾在其《乌合之众》中写道：“群众相信一切不可能的事情、相信一切不合逻辑的事情、相信一切不合情理的事情、相信一切不存在的事情，但唯独不相信现实生活的日常逻辑。”就中国社会来说，还可以加一句，一旦和钱发生关系，群众就没有了任何逻辑，什么都信。

这很容易解释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各类“理财风波”。发财风流行全国，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和角落，就给那些唯利是图、被称为“骗子”的人有太多的机会到处“招摇撞骗”，用他们的演说技能为有关组织和商家站台，轻易地骗取“信众”的钱财。

这些年来，不知道发生了多少骗局，并且一旦发生一个骗局，这些骗子就广受指责。但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些骗子还不断被那么多的组织和商家一而再、再而三地邀请，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信众”呢？要知道，这些骗子都是相关组织、商家、信众养着的。这些组织有些并非民营企业和商家，而是国营事业单位。

命系一“钱”的中国社会

社会精英和大众心灵的腐败导致了社会处于一个最不安全的状态。中国社会可以说是命系一“钱”。人们只认钱，不认人。为了钱，什么都可以做；但有了钱，就来了不安全。老百姓仇官，因为“官”经常是“钱”的工具。官员积聚了太多的房子，不敢公布财产。老百姓仇富，因为商界有的挣钱不讲任何道德。一旦有了钱，商人就感到不安全，开始到处奔走。

很显然，要改变这种不安全状态，各方都需要反思以改变自己的行为。首先，政府需要反思，因为政府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作用至为关键。政府必须理清楚金钱和权力之间的关系。金钱在何种程度上能够维系社会和稳定？GDP主义横行，尽管经济发展了，但官员腐败了，社会整体腐败了。

现在提倡“正能量”并没有错，但政府的手段适得其反。例如网络管控。管控是需要的，但管控方式却值得商榷。基本上，执政党所鼓励的“正能量”反而得不到释放。网络中的有政治思想问题内容的删除，把控无论是系统自动删除，还是人工删除。有关部门鼓励社会互相举报的方法更导致了“精英淘汰”状态的出现。

与此同时，社会的渣滓成分就乘机浮上台面，各种“负能量”的谎言、低俗的东西充斥着网络的各个角落，无人管理。结果怎样呢？社会上许多谎言大行其道，而有些真话却成了“过街老鼠”。这种情况使人感到无望。一个社会就如一座大厦，谎言最终支撑不了这座大厦；大厦一旦倒塌，没有人可以幸免。

企业需要反思，搞清楚金钱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财富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企业如果毫无社会责任感，企业的发展必然是不可持续的。企业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倒了，企业必然倒。当钱的多少成为衡量一个企业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的时候，企业的不安全感并不难理解。现实情况是，企业家一方面不顾一切地赚钱，但一赚到钱就需要马上跑路，为自己和钱寻找安全居所。

一般社会群体也推卸不了责任，需要反思自身和金钱的关系。权力和资本的横行是有社会基础的。人们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政府；同样，有什么样的人民也会有什么样的资本（企业）。人们不应当光指责权力和资本，也应当反省自己的社会道德在哪里？

中国传统上有五种基本人际关系，即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除了君臣关系之外，其他四种现在都在。不过，它们在今天已经演变成什么样的关系了呢？君臣关系没有了，但上下级关系又怎样呢？君臣表现为忠诚，但今天的上下级关系更多地表现为金钱关系，甚至连忠诚也是关乎金钱。卖官、买官、团团伙伙不是金钱关系吗？除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或者可以间接地转化成为金钱关系的，还有其他什么关系呢？简单地说，就是道德沦丧。当为了金钱什么都可以做的时候，人人都是不安全的。

传统上，中国文化是一个最讲究平衡的文化。在长达数千年的农业社会历史中，中国社会基本实现了各方面的平衡，包括经济和道德。今天，当中国社会进入一个真正商业文明的时代，文明的发展则失去了方向。这无疑是对文明的真正考验。从各种文明的演化来说，金钱构成不了文明。西方在从中世纪的宗教社会转向近代工业（商业）文明过程中，金钱扮演了很重要的作用。

赫希曼在其名著《激情与利益》中对这种作用作了充分的讨论。中世纪的西方社会过分道德化（宗教化），与商业革命相关联的经济理性刚好平衡了来自宗教的激情。当代的中国刚好相反，当商业革命导致了整个社会对金钱的“激情”的时候，这个文明就迫切需要引入道德来实现平衡了。

道德、文化、价值是任何一个文明的核心之所在，而金钱从来没有产生过这些，也产生不了这些。现实中国社会的逻辑是：社会越富裕，道德越堕落。当人们沉醉于中国新（商业）文明崛起的时候，很容易被假象所迷惑。

高楼大厦仅仅是文明的表象，如果没有新的道德体系的出现，不管多么辉煌的大厦，也会找不到其意义之所在。文明的崛起和文明的解体，这两者之间没有明确的边界；如果没有对崛起的深思熟虑，崛起就有可能意味着衰落。

中国年轻一代的金钱膜拜，谁之过？

曾经有武汉的大学生给很多中国人一个似乎是“惊世骇俗”的道德判断：白毛女应当嫁给黄世仁（地主）；只要有钱，年纪大一些不要紧。于是乎，在中国引起了一场具有道德高度的争论，无论是在传统媒体还是在互联网。中国道德衰微的状态已经持续了一段时期，很多人对此不满，借这个机会出来说些话可以理解。但是，也同样令人惊讶的是，参加争论的人的倾向性非常一致，那就是指责年轻一代；他们的结论也同样具有一致性，那就是年轻人没救了。

国人具有根深蒂固的不检讨自己而只会指责别人尤其是下一代的传统。每当有这样的不符合传统道德价值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总会有道貌岸然的人站出来发表道德高论，似乎他们就是道德的代表和化身。但指责下一代的人往往有意或无意地忘记了提这样一个问题：谁应当对道德的衰败负责？从年轻人成长经历的视角看，要对年轻人道德衰败负责的不是年轻人本身，而是造就道德衰落的老一辈。

任何人的道德价值观不是与生俱来的。道德是社会化的结果，是社会灌输的产物。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中间（无论是“80后”还是“90后”）盛行权钱崇拜和道德虚无主义的现象也是事实。但同样重要的是要意识到，年轻人是被“培养”出来的。换句话说，年轻人对“权”和“钱”的崇拜意识是他们生长的环境所导致的。

权钱崇拜和道德虚无并不是新现象，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了。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尚未崛起，人民的生活水平低下。当时的人们尽管维持着在今天的人看来一种较高的高德水准，但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道德水准。因此，改革开放后，已经难以承受“贫穷”的一代开始了致富的过程。中国的改革开放似乎没有遇到很大的阻力，和当时中国人的普遍“贫穷”状态有很大的关系，即穷则思变。金钱很快就取代了往日的道德作为人们价值的坐标之一了，金钱主义毫无困难地盛行起来。道德衰落了，有了钱就可以为所欲为。于是乎，人们有了金钱崇拜。

在尝到了初步富裕的果实之后，中国人马上接受了以金钱为核心的“利益”概念。中国社会的基础很快就从意识形态（或者道德）转移到了利益。官方的很多政策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一个主要的角色。最明显的就是“GDP主义”，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经济的增长成为了衡量各级官员的重要指标。GDP主义已经高度制度化，尽管最近几年中国政府想努力扭转单向面的GDP主义，但成效并不大，可见各级官员的金钱主义概念根深蒂固。（应当指出的是， GDP主义是通过牺牲下一代人的利益来满足这一代人的利益的）。

官员的腐败更显示出道德的衰落。从金钱腐败的数量来说可见一斑，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的几千、几万到90年代的数百万发展到今天的数千万甚至数亿元。权通过腐败转化成钱和财富。在这样的环境下，要下一辈不产生权力崇拜的心理实在是非常之难的。更为严重的是，在历史上，负责治理并且承担着教化功能的政府部门这些腐败，其本身也成为了道德衰落的主要的力量。

权和钱各自驱使着道德的衰落，而权和钱之间的互相交易功能更是加速着这个进程。对年轻一代来说，无论是“权”也好，“钱”也好，只要能够得到其中的一个，或者和其中的一个靠上边，就有了自身的价值。

除了权和钱之外，同样严重的是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也在迫使年轻人产生权钱膜拜。在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社会里，道德的主体是个人。要一个个单独的个人变成道德人，就要给他们予希望。如果个人可以通过自己正当的努力，实现自己的希望，那么这个社会必然具有一定的道德水准。但如果个人失去了这个希望，或者说无论通过自己怎样的正当努力也实现不了这个希望，那么道德概念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从很多方面来说，中国的年轻人正处于这样一个道德的困境。

例如住房问题。住房是一个人的基本生存空间。古人把“居者有其屋”和人的道德联系起来是很有道理的。如果人没有一个基本的生存空间，道德又能基于什么呢？中国二十多年房地产发展现状，非常有效地扼杀了年轻人的这个“空间”希望。有关方面始终没有有效的具有长远眼光的房屋政策，“权”和“钱”操纵、主宰人们的居住空间。对今天中国的大多数年轻人来说，在飞涨得毫无止境的房价面前，光靠自己的努力是很难得到一个体面的生存空间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可以责怪他们对权钱的崇拜，因为权钱是他们得到生存空间的工具。

教育也是一个例子。这些年，人们发现大学毕业生和农民工的工资和收入水平有拉平的趋向，甚至也发生农民工的水平较大学生高的情况。这和从前的“脑体倒挂”的情况不同，因为那时“脑体倒挂”情况的产生是因为人为的控制。在今天市场机制调节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下，这种情况的产生只能说是中国教育体制的问题。人应当接受尽可能多的教育，这应当说是一个基本的道德判断。但当接受教育和不接受教育两者的工资和收入水平拉平甚至更低的情况下，道德就必然要被虚无化。而年轻人所接受的教育，又不是年轻一代本身所能控制的。

实际上，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的年轻一代面临越来越大的困境。中国的改革开放曾经造就了一个开放的体制，给予年轻人希望。但现在整个社会似乎被各种既得利益所分割，他们把持着各个领域，社会的开放度较之改革之初越来越小。从前是控制扼杀年轻人的希望，现在则是自由扼杀着他们的希望。年轻人很自由，不过就是机会少。尽管也不时会有年轻人为自己找到一条出路（正当的手段和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包括对权和钱的依附和屈从），但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希望则是越来越少。

在此情况下，道德从何而来？不能说国家对道德不够重视。中国方方面面的话语仍然充满着各种道德说教，但对年轻一代来说却作用不大。道理很简单，他们所读到的道德教条和他们所看到的现实，两者的差异实在太大。高不可及的道德教条和道德衰落的现实生活反而加深了年轻人对道德的怀疑和价值虚无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说，年轻一代是幸福的，但也是悲哀的。他们生活在一个自由和物质主义的社会，但这个社会价值混乱、道德衰落。不过，感到更加悲哀的应当是老一代，因为是他们和他们造就的社会培养了年轻一代。老一辈否定了自己，更否定了新一辈。

提出价值和道德衰落问题绝对是好事情。但要意识到，出现这些社会现象不仅仅是道德价值的问题，而是有其更深刻的社会环境和制度背景。从更高的层次来说，这个问题关乎一个国家和民族是否可以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道德来自希望，对未来的希望。抱怨、指责和谴责新一代毫无用处，如果要对下一代负责，那么就要为下一代营造一个能够使他们感觉到希望的社会和制度环境。而这又是谁的责任呢？

二、中国社会到了道德重建的时刻

中国的GDP主义及道德体系的解体

当代中国的两种显著的并存现象是：一方面是过去近四十年取得了高速经济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另一方面是社会道德体系的解体。这两种现象都可以指向同一个根源，那就是盛行不止的GDP主义。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增长以GDP来衡量，GDP主义也是中国发展和增长的最主要政策根源。很长时间以来，GDP主义是中国政府刺激经济发展的一整套政策。政府确立一个量化了的发展目标，再把这个目标“科学地”分解，落实到各级官员。很自然， GDP的增长成了官员升迁的最主要指标。从这个角度来说，人们似乎很难指责各级官员，因为GDP指标是这些官员生活其中的政治体系运作的内在部分。当然，对各级官员来说，GDP不仅有政治利益，而且也有经济利益。经济发展了，各级官员也就可以获得具有实质性的经济利益。盛行多年之后，GDP主义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意识形态。在过去很多年里，中央政府力图扭转GDP主义的局面，提倡科学发展观，但都没有很好的效果。

GDP主义产生的GDP可以估算，但没有任何办法来估算GDP主义的社会成本。很多人已经明白GDP主义所产生的一系列负面的社会效果，例如收入分配不公平、社会分化、劳工权利得不到切实保障、环保恶化等等。但最大的社会成本莫过于社会道德体系的解体了。社会是一个共同体。社会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共同体，是因为存在着所有成员都能理解、接受的道德体系。每一个人不仅自己这样行为，而且也预期其他共同体成员也有同样的行为。但今天的中国社会显然并不如此。笔者已经多次论及中国社会群体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其核心的问题就是道德体系的解体。

那么GDP主义如何导致社会道德体系的解体呢？GDP主义的核心就是促成所有事物的货币化，或者如马克思所说的“商品化”。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是不讲商品化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政治化的，就是通过政治权力来加以分配。因为排斥市场机制，经济得不到有效发展。改革开放之后，重新确立了市场经济（20世纪80年代叫“商品经济”）。市场机制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没有市场机制的引入，就很难想象中国经济的成功。

问题出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导致了从“以人为本”到“以钱为本”的转型，在现实生活中，钱变成了衡量人的价值的唯一标准。从经济学意义上讲，资本的最大功能就是要把一切社会关系转变成为商品和货币。政府或者其他社会组织（例如宗教）就要扮演一个重要角色，或阻止货币化，或者减少货币化对社会道德的冲击。但我们的各级政府管理部门在这方面不但在保护社会方面未能发挥积极有效作用，反而却在实际中充当了资本的有效助手。

可以从两方面来看，首先是协助资本加速社会关系的货币化。在这方面，各级官员“发明了”很多的方式。很多地方，政府会千方百计地利用一切尽可能的方法（包括非道德或者对道德有非常负面的影响的方法）来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官员种种形式的腐败也是推动社会关系货币化的力量。更为重要的表现是权力和资本结合在一起，拼命压低劳动者的工资收入。

在任何市场经济社会，人们必须商品化或者货币化的就是自己的劳动力。这是任何一个个人和整体社会和经济的结合点。这也就表明，人们出卖的劳动力必须在最低限度上足以维持他们的生计、生存并在此基础上得到有所发展。但在资本和权力的操控下，劳动力却变成了最不值钱的东西。例如，在发达国家的企业，工资在营运成本中一般占50%左右，但中国的企业则不到10%。在发达国家，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占的比重一般在55%，但在中国这个比例不足42%。

这种情况一方面促成了收入的高度分化，使得财富集中在很少一部分人手中。财富过分集中，本来就是社会道德衰落的一个重要根源。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出卖劳动力不足以维持生计和生存，人们便不得不出卖其他一切可以出卖的东西。当然，偷盗、抢劫、劫富济贫和种种为了生计而衍生出来的暴力行为在当事者那里也具有合理性了（尽管是非法的）。

GDP主义恶劣的另一方面就是各级政府官员帮助资本摧毁了旧的社会保障机制，却没有建立起新的社会保障机制，使得社会成员被投入到一个不确定的市场社会中去，道德也无从谈起。

在世界范围内看，任何社会的高速经济发展都会对这个社会的道德体系产生深远的影响。西方社会的早期发展也是一样。人们发现，不仅大规模的社会抗议运动是市场社会的产物，而且人对自身的暴力（如自杀）也和社会的市场化有关。正因为如此，政府必须提供社会保护机制。这是西方社会产生社会政策（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劳动工资，等等）的背景。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政府提供社会保护机制并非是为了反对资本；恰恰相反，社会保护机制一方面是阻止和减少货币化和商品化对社会的冲击，但同时也是为了资本的更具人性的运作。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西方，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在拯救了市场经济的同时促成了市场经济的转型。

实际上，在GDP主义指导下，社会保障根本不是政府官员所考虑的主要议程。恰恰相反，社会领域的货币化成了各级政府GDP增长的主要来源。

在西方，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盛行的新自由主义主要表现在生产领域，即一些公共部门的私有化；在公共服务领域，私有化则遇到了强有力的来自民主力量的抵制。但在中国，情况刚好相反。新自由主义在生产领域尤其是国有企业领域，遇到了既得利益的有效抵制；但在社会领域则因为政府有关部门的失责而大行其道。这表现在包括医疗、教育、住房（和与此相关的土地）等等在内的社会领域。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无论在发达社会还是后来新兴的经济体，在这些方面，都是要求政府大力投入的；但在中国大陆，这些本来是公共服务的领域则成了政府和企业暴富的来源。换句话说，在GDP主义侵入和主宰了社会领域之后，不少的GDP都是血淋淋的了。

很多人在为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感到骄傲的同时，往往忘记了为这样一个事实而感到羞耻：包括印度在内的很多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不如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其社会服务的水平要高于中国。

经济发展（钱）本来是要服务于人的工具，但现在则成了目标。在没有相应的社会保护机制的情况下，对普通人民来说，把包括自己身体在内的所有东西货币化变成了维持生计的办法。但当所有东西都被货币化了之后，人也就成为了一个没有灵魂的追求金钱的工具。或者说，当一切都货币化了之后，何处能够寄存人的灵魂呢？很自然，在所有东西都被货币化了之后，也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来拯救人的灵魂了。

但现实是，人毕竟是社会的产物，具有社会性。人不可能完全被货币化。货币化和反货币化体现在当代中国人内在的冲突。当这个冲突变得不可解决之时，各种暴力（包括对自身的暴力）就变得不可避免。不过，反货币化力量的存在也表明了社会道德重建的可能性。对中国而言，关键在于在大规模的社会抗议运动或者社会动荡出现之前，能否有足够的时间来重建社会道德体系？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又能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但很显然，如果不放弃GDP主义，无论政府作什么样的选择，除了加速道德体系的解体，在社会政策方面都只会背道而驰。

道德体系解体与中国人的生存危机

今天，没有多少人会去怀疑中国社会的道德体系全面解体现状。不用去说这些年来种种闻所未闻的非道德事件了，曾经在广东佛山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已经足以表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这个事件对整个社会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力量，社会群体纷纷以各种方式表示关注。人们是否在作真正的内心道德谴责不得而知。但即使有，光有内心道德谴责已经远远不够。那么多年来，类似的事件，每年、每月甚至每天都在发生，只不过是发生方式不同罢了。每当类似的事件发生，社会也会谴责一番，反思一番。但最终，谴责也罢，反思也罢，必然积累成为一大堆愤怒。事件一过去，愤怒也很快消散，人们也就忘得一干二净，没有在个人层面或者社会层面，留下任何个体的或者集体的记忆，更不用说是作任何真正有意义的道德思考了。很容易理解，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道德状况不但没有进步，反而在急剧地每况愈下。

在社会的记忆力越来越差的情况下，有必要再简单叙述一下该事件的经过。这里引用《京华时报》2011年10月17日的一则题为“女童遭碾压十余路人不救 农妇施援手称不怕被冤枉”的报道。

两岁的小悦悦(化名)刚从幼儿园回来，妈妈收衣服去了。像往日一样，小悦悦一个人在家门口的巷子里玩耍着，厄运突然降临，一辆迎面驶来的面包车猛然加速，将悦悦撞倒卷到车底，右侧车轮从悦悦胯部碾过。司机停了一下车，又加油门开走了，后轮再次从悦悦身上碾过。

痛苦的悦悦已无力大声呼唤妈妈，更无力挣扎。一个目击者从她身边走过，看都没看她一眼。又有两名路人从悦悦身边经过，同样漠然不理。这时，一辆小型货柜车开了过来，司机好像没有看到地上的悦悦，再次从她身上碾过。此时的悦悦已经一动不动。接下来的5分钟更像一场噩梦，有十多位路人从悦悦身边走过，每个人只是看了看，没有人伸出援手，哪怕是打个电话求助。路边的店铺里似乎也忙得不可开交，没有人出来看一眼。就这样，先后18人从悦悦的身边走过。

生死关头，一位身材矮小的捡垃圾阿姨发现了悦悦，她立刻放下手上的麻袋，试图扶起悦悦，但悦悦已经瘫软。阿姨只好把悦悦从路中间挪到路边上，然后向四周呼救。仍然没有人出来，阿姨向巷子里跑去，几秒钟后，悦悦的妈妈跑过来，惊慌失措，她抱起血泊中的悦悦，疯一般地冲向了医院。

人们一般认为，在世界上，中文是一种表达人类情感的最好语言和文字，无论是恨还是爱，无论是颂扬还是鞭笞。但对上面这些文字所描述的非道德行为，人们已经找不到确切的词汇了。有人说，冷漠、凶残、无耻、暴虐、灭迹人性、惨绝人寰，所有这些能够在中国的词典里找得到的词汇都不能表达人们心中的感受。很容易理解，这次事件把中国社会的社会愤怒推到了一个新的高点。

社会的愤怒情绪可以理解，也是道德存留的证据。不过，人们是否意识到了，中国的道德危机正在很快演变成为社会个体的生存危机。危机已经深入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危及到每一个人的生命。危机不仅仅是深刻的社会信任问题，例如你所吃的食品是否含毒，医生是否为你看病，司机是否能够把你安全带回家，而是演变成为在你弥留或者绝望之际是否会得到最后一刻的帮助。如果当一个人在弥留之际、在绝望之际，所得到的不仅不是帮助，而是像两岁的小悦悦所得到的，那么任何人的确应当感到恐惧。很显然，这样的事情，很可能在某个事件、某个地点，以某种方式发生在你身上。

这是比任何东西都可怕的一件事情。在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组织倒下了，并不要紧，因为只要有社会存在着，人们可以找到替代组织。例如，如果一个政党发生危机了，人们不用惊慌，这不仅仅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党的成员，而且也是因为这个政党倒下了，人们还可以组织另外一个政党或者一个不叫政党的组织。在近代政党产生之前，人类不是也生存了数千年了吗？在一个社会内，不同的人们用不同的方式来组织自己，追求一些特殊的生活方式，这是人类社会的特点。当然，前提必须是存在着一般意义上的社会。

甚至国家发生危机了，也不要紧。国家是任何一个社会最重要的组织形式，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因此给予国家至高无上的地位。不过，国家还是比不上社会重要。例如，犹太民族在没有自己的国家的情况下，生存了数千年。只要社会在，生活于这个社会之中的成员必然可以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生活的组织方式，国家只是其中一个组织而已。

但一旦社会道德体系解体，人的生存危机就来临了。社会之所以成为社会，就是因为存在着凝聚社会成员的道德体系。历史地看，任何制度都是道德价值的外化表现。世界上，不同的宗教、文化和价值体系决定了不同的制度体系，而不是相反。

正因为这样，13亿人的确应当认真反思类似小悦悦那样的非道德事件。这不仅仅是为了这个社会，为了他人，更重要的是为了每一个个体自身。理由很简单，社会道德体系一旦解体，这样的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到任何人身上，无论是富者还是贫者，无论是有权者还是无权者。任何一个人，如果要避免成为道德体系解体的受害者，就不要成为加害者，不要成为对非道德事件的漠视者，不要成为冷嘲热讽者，更需要检讨自己的行为。在这样一个事件中，人人都可以成为加害者，人人也可以成为受害者。

首先，各级政府官员应当反思。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人类奇迹，数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数亿人脱离了贫穷、高铁、奥运会、世界博览会、孔子学院，等等。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些人津津乐道的中国震撼。但是，为政者是否想过中国社会已经变得怎样了呢？近四十年来，人民辛辛苦苦，兢兢业业，为的是创造一个更能适合他们生存和发展的社会。但是今天会有多少人说，这个社会正是他们所期望的呢？各级政府官员在追求GDP的同时是否也在急速地破坏着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呢？道德尽管是“私”领域的事情，但政府组织或官员是否要为道德体系的解体负责呢？公共秩序是政府存在的最基础的责任，现在连这个公共秩序都维持不了，还要政府组织和官员干什么呢？中国的崛起震撼了世界，中国社会的道德体系的解体也震撼了世界。世界各大媒体都在传播像小悦悦那样的事件，其对人们所产生的负面震撼需要多少次奥运会、多少回世界博览会、多少个孔子学院、多少点GDP所产生的正面震撼来弥补呢？或许，永远不可弥补。只要是人类社会，人是价值的终点。人没有了价值，那么其他所有的一切，不管多么辉煌，都是虚空。

中国的有权有势者更应当反思。类似小悦悦这样的事件发生在中国社会的底层，引发了那么多人的同情心。但如果类似的事件发生在有权有势阶层，中国社会会怎么样？因为过去数十年社会“异化式”的发展，中国已经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仇官”“仇富”风气。有钱有势者当然不会以如此“底层”的方式成为受害者。但是，他们也很可能会随时以其他比较“高级”的方式成为受害者。以往的经验表明，他们往往是加害者，用权用势来加害于社会的弱者。正因为如此，他们往往不但不能得到社会的同情，反而会成为社会底层愤怒爆发时的受害者。中国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中，有多少皇家贵族、达官贵人被宰杀、被虐待，有人去同情他们吗？当代中国社会的富二代、官二代，出了事情，有人去同情他们吗？有权有势者应当向自己提一个问题：生活在一个道德体系解体的社会安全吗？如果不安全，那么就不要再以各种方式加害社会，同时，也必须为社会建设担负起责任。

中国的立法者尤其应当反思。实际上，类似“小悦悦”这样的非道德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首先应当蒙羞的是中国的立法者。在任何社会，立法的最终目标是扬善抑恶，维持社会秩序。改革开放以来，立法者已经通过了多少个意在促进经济发展和增长的法律和法规，但又通过了多少个意在社会建立的法律和法规呢？在种种由食品安全导致的人命案例中，加害者得不到惩罚，而受害者得不到正义。在一些事件中，扬善者不仅得不到奖励，反而往往受到惩罚，例如已经发生了多起扶起倒地老人，反而成为被告、受到惩罚的事件。在各个领域，人们很容易提出一大堆这样的事件来。那些没有足够的证据而把倒地老人扶起来的善者告上法庭的人，那些在食品中加毒（无论以何种方式）的人，不应当受到严厉的法律惩罚吗？在所有类似的事例中，光诉诸于道德是远远不够的，立法成为必要。正是因为中国的立法不能惩罚不道德的行为，反而助长了更多不道德的行为。

中国的媒体在这一系列非道德事件中也需要承担责任。大众媒体担负着大众教育的责任，如果媒体要担负起这个责任，社会责任感是前提。很显然，中国的媒体已经具有强大的新闻炒作的功能，但没有社会责任的影子。不难理解，中国的媒体在探讨应当讨论的话题方面仍然面临巨大的制约，但这并不妨碍媒体走向那些管理层忽视的领域（例如道德领域）进行大肆炒作。而对某一事件进行炒作的时候，媒体只有利益概念，而无道德概念。更进一步，因为没有道德概念，媒体已经成为一些人制造不道德的有效平台。一度热闹喧嚣的“郭美美”事件是一个典型。不过，通过媒体这个平台的炒作而一夜成名的案例是层出不穷。

那么中国的学界和知识界呢？在任何社会，学界和知识界是一个社会道德价值最重要的载体之一。他们掌握着道德的话语权，是教育者。学界和知识界的道德水准基本上能够反映一个社会的一般道德水准。中国的学界和知识界本身的道德水准并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列，但不难发现这个阶层对中国道德体系的解体也有责任。很显然，这些年来，他们忽视了道德建设。多年来，学界和知识界都在作意识形态的争论，讨论意识形态的普世价值性或者没有普世价值性，大家都在谈论民主、自由、社会正义和公平等是否是普世价值。自由派说有，左派说没有，自由派强调民主自由，左派强调公平正义。但为什么没有很多人讨论道德的普世性呢？民主、自由和公平正义等价值是道德体系的外在体现，而不是相反。那些整日把民主、自由、公平正义挂在口上的很多人实际上在做着损害一般道德的事情。没有了作为人所应当具有的一般道德，哪里会有民主、自由、公平正义？“左派”和“右派”天天争论着和中国社会毫不相关的话题，把自己打扮得似乎比谁都道德，但却漠视着道德的每况愈下。那么多人为什么争抢着为权力说话，为利益说话，为什么没有多少人来为社会的底层说话，走在保护社会的前列呢？

那么，一般社会公众是否可以逃避责任呢？也不能。每当像“小悦悦”那样的事情发生，人人都道貌岸然起来，人人口诛笔伐，甚至对当事者进行各种方式的攻击。但他们是否想过，如果他们是该事件中从小悦悦身边走过的18人中的一人，又会怎样呢？如果社会上真的有那么多的人具有正义感，具有道德感，那么为什么这样的事情还会接二连三地发生呢？道德衰败的趋势得不到纠正，还是因为人人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自私态度所致。表达同情的心情、愤怒的心情很容易，但要改变道德衰败，就必须诉诸行动，从自己做起。如果对有钱有势者、学界知识界、媒体等角色已经失望，那么社会必须起来自我拯救。

社会需要道德，个人的生存需要一个道德的社会。没有道德就无以成为社会，个人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没有了基本的道德，就会演变成人与人之间、社会群体与群体之间的战争。中国社会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离这样一场战争就不远了。没有人会期待这样一场战争发生，因为届时人人都会成为受害者。如果不想得到这个结局，那么现在应当是行动的时候了。

道德体系解体的根源：是市场还是政治

中国社会道德体系处于解体之中。道德必须重建。要重建道德，就首先必须理解导致道德体系解体的根源。当社会处于愤怒氛围的时候，人们就很难理性地看待问题，也很难理性地选择道德重建的途径。对道德的衰落不能冷漠，道德的重建也需要激情。不过，激情很容易导致人们对道德衰落或者重建的意识形态化的诊断，就像古人所说，“病急乱投医”。要找到有效的重建方式，就必须对道德衰落的根源进行理性的分析。

那么，中国社会如何看待今天社会道德衰落的根源的呢？简单地说，“左派”指向市场经济，认为市场经济是根源，而自由派则指向权力，相信是政治权力导致道德衰落。尽管还存在着其他不同种类的看法，但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左、右这两大派看法占据了大部分讨论空间，而且两派极其分化，没有任何共识。它们之间的争论与其说是对具体社会环境和政策的争论，倒不如说是对各自所信仰的意识形态的辩护。结果，自然对道德的重建并没有什么真实的用处。

一般而言，“左派”的理论来自马克思主义及其相关的新马克思理论的各个变种。马克思强调资本对社会道德的负面影响。资本的本质就是要把一些事物，包括社会关系，商品化和货币化。社会关系的商品化和货币化导致了社会道德的衰落甚至解体。这个分析并没有错：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左派指向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比较极端的左派相信这些都是邓小平的错。如果不是邓小平把市场经济引入中国社会，中国社会不至于面临道德解体危机。这些人因此开始怀念毛泽东，把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视为是一个道德高尚的社会。有人甚至提出要回到毛泽东时代。这种看法在年长者那里流行，怀旧是今天中国社会的一大趋势。更重要的是，这种情绪也存在于那些并不理解毛泽东时代到底是怎样的年轻群体之中。和年长者不同，年轻人认同毛泽东不是根据生活经验，而是根据对毛泽东思想的文本解读。

但“左派”面临两个大问题。第一是如何解决道德解体问题。马克思从资本的本质出发分析了道德解体的根源，但并没有找到解决方式。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方式是消灭资本主义，消灭市场。

第二，不管其有多么大的缺陷，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所找到的最好的创造财富的机制。没有市场，就没有有效的财富创造机制，就没有小康生活。无论在西方还是亚洲，市场经济造就了庞大的中产阶层，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小康社会。如果没有市场，国家所主导的经济活动更会创造出另一类更为严峻的不公平，就是东欧学者所说的“新阶级”。这是一个以政治权力为基础的官僚阶级，垄断着国家的大部分经济资源。今天中国左派可能会举出一些例子来证明国家主导经济的优越性，无论是一个村、一个镇，还是一个市。的确，人们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但是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其一，政府（权力）主导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的阶段是可以达到高速发展的。毛泽东时代曾经有一段时间中国也经历过高速的发展。问题在于可持续性。从历史经验看，国家主导的发展难以保持可持续性。其二，今天中国一些富有的村、镇和市在政府主导下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其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政府主导本身，而是政府充分利用了这个村、这个镇、这个市之外的市场机制。没有市场机制，它们同样得不到发展。

简单地说，要通过消灭市场经济而转向国家权力来解决道德问题，除了怀旧和理性主义色彩，并没有可行性。

那么，自由派的观点又怎样呢？与“左派”相反，自由派指向权力，认为是权力寻租导致中国社会的道德衰落和解体。在自由派看来，政治制度是道德衰落的关键。他们把中国很多社会问题包括道德视为是政治权威主义的结果。因此，他们提倡通过市场化和民主化来解决道德衰落问题，甚至重振道德。市场化的目标就是把政府和经济脱钩，而民主化的目标则是制约政治权力。如果“左派”的样本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自由派的样本则是实行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西方国家。

不过，自由派也同样是解释不了很多问题的。中国的很多道德问题固然和政治权力有关，但市场并不是解决道德问题的途径。市场化在通过扼制政治权力而解决了一些道德问题的同时也产生着其他无穷的问题。历史地看，市场的发现改观了人类的经济发展史，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莫大的动力，但同时也为人类的道德体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马克思曾经把西方很多道德问题归之于市场化。“看不见的手”（市场）的发现者和提倡者亚当·斯密也著《道德情操论》，强调道德情操在一个社会运作过程中的至关重要性。在西方道德体系的发展过程中，宗教产生了很大的作用。西方的宗教改革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崛起提供了精神条件，但资本主义的兴起对宗教为基础的道德产生了很负面的影响。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社会流动的增加，尽管宗教还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道德资源，但政府或者说政治权力扮演了很重要的道德资源角色。这并不是说，政府取代了宗教提供道德资源。政府对社会道德的重建提供了社会基础，主要是通过对社会提供保护机制，例如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人们称之为“公共物品”(public goods)的公共服务。社会保护机制极其重要，没有有效的社会保护机制，西方道德的转型不可能成功。很显然，政治权力并非和道德相悖。西方从早期原始资本主义发展到后来比较人性化的福利资本主义，这本身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这种转型是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结果。

从今天美国和西方社会道德状况看，市场化和道德之间的紧张关系依然存在。例如金融危机可以理解为金融部门过度市场化的结果，或者说缺少政府对市场规制的结果。金融危机对西方的道德体系产生着负面影响，包括商业道德和一般人的社会道德。

回到中国的情形，自由派很难回答“左派”所提出的很多问题，即市场化对道德的负面影响，其所提出的去政治权力化的主张在实际生活中毫无可操作性，只不过是一种过度理想罢了。

很显然，无论“左派”还是“自由派”，双方都有些道理，但哪一方也没有能够找到解决方式。一方是怀念毛泽东，一方是怀念西方，没有别的了。

实际上，如果人们能够从经济、社会和政治三者的互动关系来看问题，会比较清楚。无论从西方的历史还是中国的经验，政府权力站在哪一方，是资本还是社会，就会产生不同的政体，也就会改变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平衡。所以政府和政治权力很重要，是个平衡器。这三者一旦失去平衡，道德的社会基础就会遭到破坏，社会道德体系就会解体。

在中国，无论是市场的滥用还是权力的滥用，都和政治权力有关。

首先是政治权力导致了滥用市场。中国的早期改革者没有把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区分开来，导致把经济政策引用到社会领域，导致社会领域的过度市场化，从而货币化。也就是说，自由派所提倡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闯入了中国的社会领域。在西方，新自由主义只有在经济领域发生作用，主要表现在私有化运动。当然，新自由主义在金融领域导致了政府对金融领域缺少监管，从而酿成了危机。但在社会领域，新自由主义遇到了强大的社会抵制，教育、社会保障和公共住房都没有能够私有化。而在中国则不然。在经济领域，新自由主义遇到了强大的国有企业的抵制，但在社会领域则不一样。中国没有社会抵抗能力，新自由主义在政治权力的扶持下很快就攻占了诸多社会领域，包括医疗、教育和住房。这些领域都是要求政府大量投入的，但在中国则是暴富领域。社会被破坏了，社会的道德基础就没有了，其解体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其次，滥用权力也导致着社会道德体系的解体。自由派所说的权力毫无制约是一个原因，但更严重的是权钱的结合。在两者的结合面前，社会没有了任何权力。没有政治权力的合作，新自由主义不会在中国社会领域如此快速地蔓延。中国社会并不是没有抵抗能力。社会一直在抵抗着社会的被市场化和货币化。但一旦政府站到了资本面前，社会便没有了任何反抗的能力。

进而，无论是资本还是权力，都是通过GDP主义摧毁着中国社会的道德体系的。GDP主义就是社会的经济数据化。政治人物需要GDP数据，企业家需要GDP数据，经济学家、律师、教授等社会阶层需要GDP数据。就连破坏自己赖以生存的社会的一般社会成员也需GDP数据。在一个以钱为本的社会，无论是组织还是个人，缺少了经济数据，就变得毫无价值。所以，人们说，这是一个数据化的时代。“不要做对我毫无经济价值的事情”，这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座右铭了。医生可以因为病人的钱不够而中止手术、律师可以为了钱而出卖灵魂、因为担心被索取金钱而不敢扶起倒地老人、教授为了致富而把学术和教育当成了副业等成了中国所特有的社会现象。

但是很显然，人的价值是不能数据化的，一旦数据化，人的存在就失去了任何意义，也就是“去意义化”。一个“去意义化”的社会便是毫无道德可言的。这就是今天中国社会各个阶层普遍经历着的极度不信任、极端恐惧、极端孤独的终极根源。任何一个个人或者家庭，一旦处于这样一种状态，道德就会变得毫无相关了。

在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历史上，市场和社会领域的相对分离是一个伟大的发明，这种分离使得人类能够逃脱泛道德化的社会行为，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精神基础。但是另一方面，社会也必须受到保护，经济和市场必须有一个边界。如果经济领域可以也必须加以市场化，甚至货币化，但社会领域则必须并且也可以拒绝市场化和货币化。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人们无论接受怎样的意识形态，这种边界的存在是一个社会继续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换句话说，无论怎样的社会，不管是民主还是非民主，没有这样一个边界，道德体系解体危机必然发生。

可以确切地说，中国社会道德体系的解体是经济、社会和政治三者之间以GDP主义为核心原则之下相互作用的结果。这里GDP主义是核心因素。如果这三者之间所有互动的核心是GDP，那么，道德体系的解体成为必然。反过来说，如果要确立一种新道德或者重建道德体系，那么就是要改革这三者之间互动的原则，也就是要去GDP主义化，而代之以另一种能够促成新道德成长的原则。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左右派之间高度意识形态化的争论无助于中国社会道德的改善。改革前和改革以来的经验证明，无论是“左派”还是“自由派”，一旦主导中国社会，在克服了一种道德危机的同时又制造了另一种新的甚至是更深刻的道德危机。因此，要重建道德体系，人们还得另寻他途。

如何重建中国社会道德体系

社会道德体系解体了，而社会必须具有道德才能生存，这表明道德必须得到重建。很显然，如何重建道德是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最为严峻的挑战。

如何重建道德？道德重建首先必须跳出目前的左右争论。笔者已经论述左右派在道德问题的意识形态倾向性。实际上，在它们各自的意识形态背后的则是利益，特殊阶级的利益。要重建道德，首先必须认识到道德的普世性，道德是普世价值。

换句话说，道德重建必须去阶级化。在这方面，中国应当对接受了近一个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要重新评估。马克思科学地分析了市场对社会道德的负面影响，但并没有找到道德重建的有效方式。马克思提倡的是阶级斗争，把道德分解成资产阶级的道德和无产阶级的道德。但那么长的历史已经说明，阶级斗争不仅无助于道德重建，反而会造成新形式的道德衰败。阶级斗争表明社会的对立，而一个不同阶级间高度对立的社会很难进行道德建设。阶级论也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很多自由主义者不强调阶级，甚至反对阶级论，因为马克思所提倡的阶级论对资本主义或者市场经济不利。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实际上是阶级形成的一种主要根源。如果自由主义者没有能力来缓解或者调和由资本主义产生的阶级，那么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就会发生重大社会危机。

实际上，在道德面前，所有社会成员是平等的，无论贵贱，无论贫富，他们都是人，都是需要道德而生存的。这似乎类似于一种宗教解释，但实际上人们不需要用宗教来解释社会存在物的道德需要。很自然，不管哪种文明，开始之初，人们都用普遍的人性来解释道德的需要。

市场经济必然导致社会分化。在市场经济产生之前，尽管也不存在绝对平等的社会，但社会成员之间的差异，尤其是经济差异并不很大，这是因为大多数社会成员都生活在很低的生活水平上，用学术的话来说，是一种生存（或者生计）经济。市场经济是人类创造财富的最有效机制，但也导致了收入分配差异拉大，财富分配不均。分化社会导致社会道德解体。

怎么办？历史上有两种方法。一是马克思路线，即消灭资本主义，消灭人剥削人的社会现象。从马克思主义演变到斯大林版本的贫穷社会主义，等到消灭了市场经济，社会就没有发展的动力。国家通过政权动员来发展经济，可以持续一段时间，但没有可持续性。最终社会变成了普遍贫穷社会。在人人贫穷的状况下，只能产生虚假的道德。笔者也说明过，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其实也并非道德乐土。

另一种方式就是用社会主义来遏制和消化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对社会道德的冲击。这是西欧发达社会的经验。通过长期的社会主义运动，欧洲社会从早期马克思、狄更斯、雨果等作家所描述的“悲惨世界”式原始资本资本主义过渡到福利资本主义。没有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很难想象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够生存到现在。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主要贡献就是确立了一个社会领域。在市场经济或者资本主义仍然在经济领域发挥其作用的同时，通过提供保护社会的机制，避免社会领域的过度市场化和货币化，从而保护社会领域。尽管人们非常强调宗教在提供西方社会道德资源方面的作用，但如果没有近代以来的种种保护社会的机制，很难保证社会道德体系的生存和发展。

回到中国，要重建道德，人们也不得不在这些方面做文章。很难想象通过消灭市场经济而重建道德。这已经被证明为失败。实际上，消灭市场经济本身需要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而这个过程本身就会制造出贫穷的非道德。

道德体系的重建，谁是主体呢？既然道德体系的解体是资本力量、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三者互动的结果，那么道德的重建也离不开这三个角色。在西方的道德体系重建过程中，政治和社会的力量扮演了最为重要的作用。资本尽管是道德体系解体的主要根源，但道德体系的重建还是需要资本的力量。很显然，道德体系重建包含经济成本，这种成本必须是由资本来承担的。西方福利社会的基础还是市场经济，没有足够的财富，就不会有福利的可能性。

在中国，政治权力或者政府能够在道德体系重建过程中做什么呢？至少可以从两方面来看。首先政府需要构建一个有利于道德产生和发展的结构，那就是经济、社会和政治三者之间的平衡。任何社会具有三种力量，即经济力量（钱），政治力量（权力）和社会力量（人口）。这三者的相对平衡有助于社会道德的产生和发展；反之，一旦这三者之间失去平衡，那么道德体系就会面临解体。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各级政府官员没有在资本和社会之间做好平衡的角色，大都是站在资本这一边的，包括民营资本、国有资本和外来资本等等。一个严酷的现实是，在任何社会，不管其实行怎样的政治制度，较之于资本力量和政治力量，社会力量总是最弱小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任何社会，一旦社会起而反抗其他两种力量，往往表现为暴力性。很显然，暴力往往成为社会保护自己的最终的手段。在中国，因为体制原因，社会力量本来远比其他社会弱小，一旦当资本和政治两种力量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社会力量变得更加微不足道。中国社会对资本和政治力量的高度不信任、敌视，甚至暴力化，就是权钱结合的必然结果。在这样的情况下，道德就荡然无存。

在中国，政治力量和资本力量相结合还产生其他两个结构的失衡，那就是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的失衡，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失衡。当政治权力和国有企业合而为一的时候，民营资本的力量就显得微不足道。在西方，私人资本对政治力量是一种有效制约，中国的私人资本极其微弱，对政治权力不仅没有任何制约性，反而高度依赖于政治力量。因为在中国，国营企业是大型企业，而民营企业大都是中小型企业，结果也必然造成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失衡。在任何社会，中小型企业是社会的大部分人生存的经济空间。中小企业弱小表明中国社会的大部分所拥有的经济空间极其微小。也很显然，这些关系的失衡对社会道德的生产和发展构成了结构性制约。或者说，道德没有社会经济基础。

如果说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分离是经济发展所必需，那么政府就要提供足够的保护社会的机制。这就要求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相对分离。只有当这两个领域相对分离的时候，政治力量才有可能在社会和资本力量之间作为一个仲裁者，而平衡两者的力量。在当今世界，西方世界因为有大众民主，政治倾向于和社会力量结合，在中国，政治力量和资本成为天然的联盟。这两种极端都产生着很多的问题。西方的民主经常成为民粹主义，民主政治成为福利政策“拍卖会”，使得其经济体系不堪负担。资本和政治力量的紧密结合正在有效地破坏着中国的社会基础。自由派经常忽视第一个问题，而左派经常忽视第二个问题。

政府可以做也必须做的另一方面努力就是要为社会道德提供有效和足够的制度保障，这方面主要体现在法治和法制建设上。只要有人的地方，道德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尽管人们谈论中国社会道德体系的解体，但道德还是存在的。问题在于，不好的制度在遏制着道德，同时又在弘扬着非道德。制度必须扬善遏恶，而不是相反。要扬善遏恶，就需要制度上的根本性变革，这尤其是健全的法制。那些诬告扶起倒地老人的人，那些在食品中加毒（无论以何种方式）的人……所有这些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的惩罚。如果法律不能惩罚这些，那么就无异于鼓励非道德。实际上，在GDP主义指导下，中国的法律现状就是这种情形。中国的立法者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做。中国已经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需要保护社会的，现在的法律体系保护不了社会。在权和钱合为一体的情况下，保护社会很难成为法律的目标。

政府可以提供一种有助于道德产生的经济结构，也可以提供一个有助于道德产生的法律结构，但很难提供一种道德力量。传统中国社会由政府提供道德，主要表现为儒家。但是这种传统模式已经不再可行。当农业社会不再存在的时候，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儒家就失去了政治道德舞台。当然，儒家可以作为一个私人道德基础存在于社会。如同任何社会，政府必须在公民教育方面扮演重要作用，但绝非僵化死板的政治教育。中国长时期的由政府主导的政治教育包括爱国主义教育是需要反思与改进的。

在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曾经发起一场近似法西斯主义的“新生活运动”，即一场道德重建运动。尽管有多种因素干扰了这场运动，但运动的失败是必然的。原因很简单，道德是社会成员互动的产物，很难通过自上而下的力量来施加于社会。

中国社会道德的建设还是需要社会的作用，通过自下而上的途径。从社会力量来说，要拯救道德，必须有两个前提。一是公民社会建设。社会必须具有足够的空间，才能发展起来。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空间有了很大的增加，各种非政府组织也在涌现。不过，在关键的道德领域（尤其是宗教），社会空间还是非常有限。政府到最后必须意识到让社会来承担提供道德资源。但必须强调的一点是，如上所说，政府必须在公民教育方面起到关键作用。

其次，道德重建还需要一场持久的全社会的公民社会运动。公民社会运动在西方社会道德转型和重建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道德的重建和每一个社会个体息息相关，因为没有道德，社会就难以生存和发展。中国公民社会在发展，但对道德重建的意识还相当淡薄。这并不是说没有。从社会对诸多非道德事件的反应来看，道德意识还是存在的。但潜藏在社会成员中间的道德意识需要被动员起来，才能形成气候。作为整体，中国公民社会的道德意识远较其他社会薄弱。这主要是因为长期高度政治化的道德教育或者高度道德化的政治教育所致。公民社会的道德运动有望可以建设公共空间的道德，也就是公德，这是中国最需要的。

因为道德的解体，中国社会个体已经面临生存危机。一个没有道德的社会，无论你有多大的权力还是多大的财富，也难以生存。没有道德、没有信任，社会到处就会是陷阱。因此，重建道德也就是社会的自救。要么自我毁灭，要么自我拯救，人们所面临的选择并不多。任何社会在社会经济现代化过程中都要经历道德重建的过程，中国也应当是行动的时候了。

第二章　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崛起

一、新全球主义意识形态从何而来

意识形态历来被视为是所有共产主义政权最难以改革和转型的领域。但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成功转型。这种转型为什么成功？转型的动力在哪里？如何获得成功的？在众多的因素中，全球化和物质利益是两个重要的因素。

开放之后，中国领导人竭尽全力地推进全球化进程，把中国融入全球体系看作是中国成为强大民族国家的必经之路。

那么，中国领导人是怎样积极地把国家推向全球化的呢？这里面涉及中国领导人中间盛行一种独特的心理状态——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指向建立一个强大而富裕的中国，中国领导人也承认这种目标只能通过把国家整合进全球共同体中才能实现。这种心态深深根植于毛泽东之后的中共领导人当中。很显然，他们从前辈那里代学到了太多的教训：把国家孤立在国际共同体之外，只会导致国家的贫穷和落后。尽管常常发生意见分歧，但是全球化过程却从来没有延缓下来。

面临全球化，中国在意识形态和制度两个层面上都对自身进行了调整，表现出非凡的灵活性。这与那种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僵硬的传统看法相比，完全不同。中国的案例似乎显示，社会主义制度可以改革，可以通过为适应全球化进行的不断调整而实现自身的转型。

但全球化的真正挑战是对中国共产党本身，而不是对国家政府而言。中国共产党付出了极大努力试图容纳全球化，如变革其意识形态标准以及吸收企业家入党，但是党如何实现国家的全面制度化，至今仍是一个根本性挑战。而且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它所带来的挑战清单也变得越来越长。

新全球主义心态从何而来

全球化，尤其是中国周边包括日本、韩国等国家在内的经济体的全球化，给中共领导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但全球化不会自动地影响国家体系。国家体系如何变革，还取决于领导人对全球化的感知和认知，也取决于他们对自身执政能力的考虑，即某种改革措施会削弱还是增强执政党的执政能力。

从思想层面看，全球化可以理解为中国向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学习过程。但学习不是全盘照抄，中国领导人是有选择地“输入”思想的过程。因此，在政治领导人决定“输入”之前，首先他们必须愿意这样做，然后必须考虑他们如何来为自身和公众论证这种输入的正当性。这种心态是动态的，它依据政治领导人的代际交替而变化。

经济全球化往往造成经济的“去国家化”，传统意义上的经济主权已经变得没有意义。在日本学者大前研一看来，资本可以到达任何它们想去的地方，无论是出于成本还是市场的原因；政府活动无论是税收还是调节，都将受到不愿“吓跑全球经济”的限制，结果“在全球经济当中，传统的民族国家变成不合自然规律的，甚至是无法忍受的交易单位”。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共享一些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规则、标准。没有它，国际经济与金融活动的协调就会非常困难，自私的民族国家可能会给其他国家带来经济灾难。受此推动，一些具有轻度政治敏感事务的权力，已从民族国家转移至各种各样的国际权威，既包括国家间机构，也包括私人和商业的组织。

全球化也给民族国家对公民社会的控制制造了困难，正如经济全球化使国家权力对私人经济活动的控制变得几乎不可能一样。权威主义国家常常对国内经济事务实行严密的政治控制，并由此控制从事这些经济事务的人民。但是，全球化创造了超越国家控制的经济部门。无疑，与这个部门相关联的人民也超越了国家的控制。而且全球化也创造了国际非政府组织，它们不受民族国家的边界限制，并超越了民族国家的权力控制范围。

中国非常强有力地回应着全球化及其后果。

更有意思的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不同，中国领导人并不求助于民族主义，动员公众感情来反对全球化。相反，民族主义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工具，推动着领导人接受和鼓励全球化。

中共是如何调和民族主义和全球主义这两个看似相互矛盾的“主义”？这个自清末以来便有历史渊源，到孙中山提出通过“追随西方道路”来“复兴古代秩序”，便逐渐成为现代中国改革派官员的主流情感。甚至毛泽东也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在努力建设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时必须变成国际主义者，尽管他以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不妥协态度闻名于世。实际上，《共产党宣言》是全球化最早最好的论述文本，它常常被中国官方学者所引用，用来证明中国的全球化以及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正当性。

对中国人来说，民族主义和全球主义都可以作为建设一个能够抵抗西方的强大中国的适时手段。同时，在“全球化”之上加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帽子，使其服务于政权的民族主义目标。由此，中共得以强调，输入西方国家产品，不是在使国家西化，而是在复兴。

意识形态何以迅速变革

不过，在邓小平开创改革开放政策之前，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没有放弃消灭资本主义这个目标。这种转变是相当激进的，如何解释？

事实上，没有邓小平1992年南方视察时对市场经济正当性的证明，中共也不会以如此激进的方式推动国家的全球化。

1989年后，政府必须为社会成员提供经济上的“出路”，以便指导民众激情从政治利益转向经济利益。邓小平南方视察开启了中国从在意识形态基础上建构社会秩序向以利益为基础建构社会秩序的转变，以及从政治社会向经济社会的转变。经济“出路”的开放引导民众认识到从政治利益（公共行动）转向经济利益（私人活动）更加有益。这种经济“出路”的政治意义是促使领导人将市场经济去意识形态化，使之成为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这种策略导致了这么多年的快速发展和社会政治稳定。

创造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有很多政治上的好处。首先，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比建立在其他不是以利益为基础的因素（如各种形式的激情）之上的社会秩序更容易治理，因为受利益导向的个人行为比受情感导向的行为更可预见，从而更可治理。第二，在一个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中，个人行为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是可预期的。当个人追求单一的物质利益时，他们的行为不会有剧烈的变化。第三，经济发展与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的结合，可以使个人行为不断趋向和平。孟德斯鸠断言道：“无论何地，如果有商业，那里的人们行为方式就会是温和的，这是个一般的规则。商业软化野蛮的行为方式，使其变得温和，如同我们每天所看到的那样。”第四，经济发展能够软化政治权力的强制性使用，能够消除掌权者的专断和权威主义的决策方式，使其尊重人民的基本经济自由权利。

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中国领导人非常成功地组织起一种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并从这样一种秩序中获益。

在改革以前，中国被看作是一个依凭政治意识形态建构起来的社会。这个社会依据主要领导人对一个社会应该是什么的认知即意识形态而组织起来，并且通过如户口制度、单位制度和其他大量群众组织等强有力的组织来实现。一个高度组织化、政治化的社会，与计划经济一起，使党领导下的国家得以动员大量的社会团体进入政治舞台，并由此在中国社会中创造出新的权力来源，以便完成深刻的社会工程任务，如土地改革、集体化、工商业国有化。

然而随着时间的演进，党治国家的触及面被缩小了，它因着迷于意识形态，最终在有效治理上变得越来越困难。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共领导人看到了资本主义如何帮助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提高了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国际地位，而这些正是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一直在为之奋斗的目标。于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开始把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这成为改造国家的一种途径。不过，80年代的中共在实际政策层面并不反对市场的各种经济形式试验，但在意识形态层面，他们不愿把资本主义经济合法化。

为什么20世纪90年代邓小平要如此艰苦地说服领导集体接受自己在过去几十年来强烈反对的市场经济？这涉及两个重要而敏感的问题。第一，政权的政治利益在邓小平南方视察之后得到重建，重建的需要首先为邓小平本人所察觉，随后被新的领导集体所接受。第二，政治利益的重建为资本主义成为一种改造社会的方式创造了意识形态合理性。换句话说，邓小平相信有可能利用市场经济来增强政治合法性，同时避免资本主义经济带来的负面政治影响。邓小平以其整个政治生涯中的务实作风而闻名。毛泽东强调把“道德”作为激励人民行为的方式，而邓小平似乎更赞成以“利益”来激励人民。

没有领导人有意识地追求，一种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不会如此迅速地发展出来。领导人所追求的并非仅仅是经济发展本身，还有快速的经济发展带来的有利政治结果。有意识地追求经济增长，促成了私人领域的兴起和扩展。第一，它为社会成员退出公共领域提供了出路，没有这一私人出路，社会成员只能在高度政治化的公共领域争斗。私人领域的扩张大大减弱了政治冲突的强度，从而减轻了党和政府的政治负担。

第二，私人领域的存在，使以下情形成为可能：如果社会成员不想参与政治，他们可以保持一种非政治性。而在意识形态建构起来的社会秩序里，政治上冷漠的社会成员要自担风险，因为经济利益都是通过政治手段分配的。相反，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不仅容许人们不必过度关心政治，而且鼓励他们把大部分精力放在经济活动上。换句话说，政治冷漠的公民可以从市场上得到生活必需品。

第三，由于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产生，中国的经济发展以更稳定和更可预期的步伐向前推进。

融入全球体系，形成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产生了诸多未曾预料到的后果。最严重的威胁是党面临着新兴社会力量要成为政治秩序一部分的要求。20世纪90年代，社会成员致力于发财致富，政治激情衰减，这段时期让党的政治压力变小，政权的合法性增强，但也相应地使既有政治秩序没有足够压力去适应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但一旦人们满足了经济激情或在经济总是受挫，他们将为自己要求一个政治角色。一个具体现象是，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主希望能够对决策有些影响，甚至参与决策，以改变“权钱交易”、“每况愈下的公共秩序”和“乱收费”等。

这引起了中国“左派”的担心。在传统上，中共声称代表着五个主要团体的利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队和干部。大多数党员都来自于这些团体。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之前，“左派”以《万言书》形式发动了一场重大的意识形态之争，警告来自新兴企业家阶层的政治威胁。但国家不可能再回归到由意识形态建构起来的社会秩序。一旦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成为政权存活的手段，领导人再也无力扭转这个趋势。

面对“左派”的异议，1997年党的十五大还是进一步将私有部门合法化了，并且在次年的宪法修正案中正式为私有财产权提供宪法保护。一旦私有财产权被合法化并给予了宪法保护，那么下一个逻辑问题就是：私营企业主是否可以入党，是否可以与其他传统的统治阶级如工人、农民一样享有政治权力？2001年，即党的十六大召开的前一年，“左派”再次发动了一场斗争来反对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典型动作是原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林炎志在北京“左派”期刊《真理的追求》上发表了一篇长文，强调“私有制经济不能超过公有制经济，这是底线”，并排斥资本家入党。

实际上，1989年8月21日江泽民的《在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的讲话》曾表达过相同的意思。但2000年2月，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新概念。200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的讲话上，江泽民进一步宣布党将从非国有部门的工作人员，如外资企业、合资企业、私营企业和其他部门的专家中吸纳党员。江泽民指出，阶级构成的变化已经在中国成为现实，只有从这些社会团体中吸收精英入党，才能进一步振兴党。

通过允许企业家党，领导人试图扩大党的社会基础，确立或至少容纳一个以利益为基础的政治秩序。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上，党的领导集体修改了党章，确立“三个代表”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

但如今，一种不断扩展着的利益社会形成了自身的动力，其结果超出了中国领导人的预期。特别是一种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不断破坏着现行政治秩序，给领导人制造出政治改革的压力。

中国应避免中西方意识形态冷战

对中国的外交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中美之间是否能够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了，即两国之间的争霸战争。尽管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大国之间的争霸战争，但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直接的军事冲突和战争发生在中美两国之间的可能性很低。这里有几个很重要的因素在发生作用。首先是中国领导层的清醒意识。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国要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并且提出了要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意在避免两国陷入这一陷阱。尽管美国对中国的这一概念并非照单全收，但也的确意识到中美两国关系的复杂性，并且表示乐意做这样的努力。不管怎样，中美之间的和平也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

其次，中国尽管也在加快军事现代化建设，但中国正在竭力避免和展开与美国军事方面的竞争，而是根据自己国防安全的需要进行正常的军事现代化。历史地看，中国从来没有成为类似美国和苏联那样的军事国家，但中国必须具备足够的国防能力来平衡美国。更为重要的是，中美两国现在都是核武大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构成了类似昔日美国和苏联之间那样的互相威慑。

第三，如果国家有其本性，而其本性决定了其外交行为，那么可以说，中国本质上是一个商贸国家。中国的和平文化是其商贸精神的反映。从文化上说，中国具有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历史上，除了北方少数民族（如蒙古族和满族）统治中国的时期，汉族的统治者很少主动去发动战争，更不用说是霸权战争了，而是通过各种方法求得和平共处，无论是和亚洲周边的小国，还是和周边的大国（如日本）都是如此。今天中国强大了，但这种文化精神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实际上，这种文化表现在中国外交的方方面面，只不过在西方国际话语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人们选择忽视或者不相信罢了。

不过，这些条件的存在并不是说中国可以实现持续的和平了。只要主导这个世界的是主权国家，主权国家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而这种竞争必然影响到中国的安全，不管中国本身有怎样强大的和平意愿。中国一方面要确保自己不去主动挑起冲突和战争，同时也必须避免被动地拉入或者卷入冲突和战争。迄今为止，人们担忧中美之间的冲突，但少有人去研究如果发生冲突，会以何种方式发生？如果上述因素可以避免中美之间的直接战争或者热战，中国仍然必须考虑如何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美国和苏联之间因为存在核武器的互相威慑，也没有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但是美国成功地和苏联进行了一场冷战，最后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如果“修昔底德陷阱”意味着两败俱伤，苏联的解体则表明美国的全赢，中国肯定也不想成为苏联。

步苏联的后尘也正是今天中国必须避免的另一种外交陷阱。美苏冷战首先表现为意识形态之争。一旦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冷战，就必然会延伸到其他更广泛的领域。尽管西方围堵苏联是全方位的，但最先是从意识形态领域开始的。苏联的制度和意识形态被西方视为是最大的威胁。同样，中美之间的“冷战”也最有可能首先发生在意识形态领域，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去担忧这种可能性。

中国崛起到今天，中西方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不仅没有在缩小，反而在扩大。最令人担心的是今天美国和中国各自的民族主义高涨，已经不太能理性地看待对方。美国的对华政策越来越倾向于传统的现实主义。美国基本放弃了以往那种把中国转型成为类西方国家那样的努力，而转向现实主义。在人权、反恐等问题上，美国不仅会继续持双重标准，而且会强化其偏见。美国学界和政策界的一些人也一直在把中国各方面的体制污名化。在国际政治上，西方一直有正义和非正义的战争一说，现在有人又开始讨论“好”的恐怖主义和“坏”的恐怖主义，这完全是其意识形态偏见所致。中国本来就存在民族主义情绪，对西方的如此作为，必然会作出更为民族主义的反应。双方的互动一旦超出控制，互相之间的妖魔化就会变得不可避免，意识形态的冷战也就会开始。

如果意识形态领域发生冷战，就会逐渐发展到经济贸易领域。实际上，很多年来，中美商贸很容易受美国国内政治气氛的影响。中国在美国的很多投资项目（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被美国以“国家安全”的理由而拒绝。到今天，美国对高科技出口中国仍然有非常严厉的限制，甚至禁止。一旦意识形态领域发生冷战，美国必然会在这方面变本加厉。在商贸领域受到影响之后，美国便会转向军事战略领域和中国竞争。今天中美两国尽管有频繁的商贸互动，但军事领域的互动仍然是表面的，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交流并不多见。在这个领域，双方并不存在有意义的互信。一旦发生意识形态领域的冷战，目前存在的这些交流很快就会付之东流。不仅如此，美国就会重拾往日对付苏联的军事策略。

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不会单独行动，而是会千方百计地动员西方整体的力量。不管怎么说，在意识形态层面，美国代表西方，和西方具有天然的一致性。一旦发生意识形态冷战，西方社会很自然会站到美国政府这一边。美国的这一意识形态“统一战线”也容易延伸到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周边国家。西方话语基本上也是这些国家的主流话语，因为它们的政治和知识精英都是接受西方教育的。

最要紧的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几乎没有什么能与之抗衡的软力量。因为各种原因，尽管在很多方面中国已经崛起，但在国际社会中国始终没有话语权。一旦在意识形态领域被妖魔化，美国就很容易动员其各方面的力量，像对付苏联那样来对付中国。

尽管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也可以本着“自己不主动去惹是生非，但如果他人惹是生非，也不会怕”的原则，但必须承认自己在这方面的短板。从一个层面看，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仍然是中国的要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四个全面”中的“第一个”。对现实主义的美国来说，其奉行的是实力原则，只有等到中国真正强大了，才会改变其对华政策。因此，发展仍然是中国避免战争的硬道理。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继续需要和平的国际大环境。再者，中国并不是像苏联那样的国家，并没有要去和美国（或者其他大国）争霸。中国所担心的是被西方妖魔化，成为其意识形态冷战的牺牲品。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必须加紧意识形态建设。问题在于，要建设怎样的意识形态？如何建设意识形态？在国际事务上，是要建设一个和西方争锋相对的意识形态，还是建设可以和西方避免意识形态冷战的意识形态？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对这些问题并没有明确的答案。

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需要应对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的挑战。官方所主导或者支持的意识形态建设，主要是为了回应内部的自由派和民主派对西方的无限向往。长期以来，自由派和民主派经常用西方的话语，来解读甚至判断中国本身的制度。这在很大程度上的确可以对现存体制构成很大的压力。并且，从制度建设来看，自由派和民主派过于脱离中国的现实和实践，无助于中国的现实需要。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需要回应，各种形式的“左派”的崛起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但问题在于，左派话语也同样很难解释中国，更难以提供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左派”话语并没有为社会所接受而成为中国的主流话语，而是在很多方面制造了社会的分歧和对立。

今天左、右派的论述过于政治化，是一个极端对着另一个极端。即使在雾霾等环保问题上都是如此。自由派是一个极端，把什么都和执政党联系起来，而左派则是另外一个极端，认为雾霾都是可以合理化的。实际上，自由派并没有多少道理，因为无论谁执政，只要有工业化和城市化，都会面临包括雾霾在内的环保问题。左派也没有多少道理，无论谁执政，都需要解决包括雾霾在内的环保问题，否则就很难说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雾霾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左、右派的争论表现在方方面面。政治体制问题上也是这样，尽管中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体制，但左、右派都是借用西方的话语来说事。两边的论述除了政治化，看不到任何理性。对中国来说，如何直面问题？如何解决问题？这些是最为关键的，但没有多少人去研究和论述。

在国际关系上，左派（往往表现为民族主义）和自由派也是如此。自由派一切唯西方为正确，而民族主义者则相反，把中国的一切置于西方的对立面。在实践层面，中国既不会像自由派所相信的那样，会变成西方那样的国家，也不会像民族主义者那样，对西方的东西什么都加以排斥。在国际关系上，自由派并不能赢得西方的尊重，但有可能赢得西方的同情。能够获得西方的同情，是因为自由派争取西方所认同的价值观。不会赢得西方的尊重，是因为这仅仅是自欺欺人，而且中国变不了西方。民族主义话语即使能够赢得一些人的支持，但因为具有过分的“义和团主义”色彩，也很难成为国内的主流话语。在国际社会，民族主义者一旦失之过度，不仅会把自己孤立起来，更会陷入和西方的意识形态冷战。

左、右派话语在内政外交上的无效性，表明中国需要对建设什么样的意识形态这一问题作重新的思考。一种意识形态，首先要自己的人信服，然后才有可能让人家信服。中国是可以建设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只要中国具有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丰富的实践，足以建设一种自己和西方都可以接受的意识形态或者话语体系。

和今天左、右派具有高度排他性的论述不同，一种新的意识形态需要客观地反映中国各方面实践的开放性、包容性和进步性。没有这样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不仅国内的意识形态领域会继续极端分化，更容易和西方陷入意识形态之争，从而影响中国真正的崛起和中华民族的复兴。

二、中国意识形态当代转型

中国意识形态的两极化及其后果

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高速经济发展，导致多元社会利益。但是因为社会群体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异越来越大，多元利益很快演变成为分化社会。

任何经济体在发展早期都会经历一个收入分配差异拉大的阶段。收入分配差异对一个社会的政治影响也取决于该社会的接受程度。在中国，收入差异不仅从客观上说（即从基尼系数来衡量）已经超过了一般国际水平，更超过了中国社会的接受程度。

很多社会阶层对收入分配不公已经从不满转向愤恨。实际上，收入分配差异及其造成的政治社会影响也是中国官员多年来关注的焦点。

尽管中国政府在缩小分配差异、实现社会公平方面已经做了诸多的努力，但是并未看到这些努力已经遏制了收入差异的扩大的迹象。反之，因为政府还没有发展出足够有效的能力来管治资本，收入分配的差异还在继续扩大。

2008年以来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更是增加了问题的严重性。在沿海地区，随着大量工厂的倒闭，失业工人队伍越来越大，尤其是农民工。问题是：这种状况对中国的政治生态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影响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利益分化已经导致了中国意识形态层面的分化。

这里指的是中国社会层面的意识形态，就是社会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对某一种主义或者意识的认同，而另一部分人则对另一种主义和意识的认同。尽管官方规制着中国的舆论界，但这并不妨碍各种主义的流行。

今天的中国思想界有各种主义一一涌现，例如所谓的“左派”“右派”“保守主义”“民族主义”，还有其他各种从本土培育的或者西方进口的主义。各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宗教也反映了这个趋势。

意识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各种主义在中国崛起是个常态。不过中国的各种主义之间并没有多少直接的争论和沟通。各种主义都在以各种方式和社会支持力量结合，寻求政策层面甚至政治层面的效应和结果。

很多年来，主导中国经济改革的是经济自由主义话语。经济自由主义在推动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今天的经济自由主义处于一个非常难堪的局面。

经济自由主义很难解释中国社会的分化，也缺乏有效的政策来改变这种局面。相反，在很多人眼中，经济自由主义已经沦落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工具。在一些人看来，经济自由主义现在已经变成了中国进一步改革，尤其是社会改革的障碍。

在另一端，一些社会阶层成为经济自由主义主导下的改革的受害者或者牺牲品。他们看不到未来改革的出路。所以，一些人开始全面否定改革开放政策。他们对邓小平的改革路线开始抱怀疑态度，要求反思和纠正改革路线。

因为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出现了问题，他们往往向后看。无论新老“左派”还是国外称为“毛泽东派”的社会团体和知识分子都在不同程度上有这种倾向性。当然，这里也有一些从理想出发来审视和批判现实的知识分子。

各种主要的主义都呈现出激进化的趋向。在非理性的情况下，各种主义都可以表现出“民粹”的特点。“民粹”往往被用于指向社会底层被动员起来的状况。但是在今天的中国，既存在着“左派”民粹主义，其基础是社会底层和弱势群体；也存在“右派”民粹主义，其基础是既得利益者和特权阶层。

双方者似乎很难找到妥协的基础。一方面，既得利益者的心态是“穷人该死”，他们动员一切尽可能的力量在千方百计地保护自己已经取得的利益基础上再扩大利益。另一方面，底层社会也越来越难以忍受一个越来越不公正的社会，视既得利益为“不义之财”。他们和他们的代言人当然也要动员自己的支持力量。

在这两者之间，中国的中间力量非常小而弱。中国的中产阶层本来就不大，但现在这个还是弱小的中产阶级处于一个困局。因为财富加速从多数人手中转移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中产阶层中的少数一部分人已经通过积累财富和扩张，进入既得利益阶层。

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城市居民重新贫穷化，成为新穷人阶层。尽管经济的发展在继续制造中产阶层，但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决定了中国的中产阶层不会很快成长。

执政党当然不想看到社会的激进化。官方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激进化也是有相当认识的。官方在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还在继续。但因为利益的多元化，这种控制的有效性也存在着问题。

即使在执政党内部也出现了思想多元化的局面。这使得建立一种各方都可认可的意识形态重要起来。

很容易理解，官方的意识形态强调的是各种利益之间的妥协。但总体来说，官方的意识形态还是处于一个衰落的状态。因为长期秉持“不争论”路线，有关方面倾向于持一种超然的态度，不时地干预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争论，但对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并不很明确。

尽管努力达成各阶层利益之间的妥协，但并未看到妥协的意识形态和有效的妥协政策。虽然各社会阶层都能看到社会利益妥协的好处，但对处于社会底层人士来说，在没有看到建立能够造就社会利益妥协的具体制度和政策之前，还是难以忍受现存的社会不公状态。

社会意识形态激进化已经开始表现在社会行动的一些方面。最显著的是表现在前些年的社会群体事件上。早期的群体事件由具体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所引发，参与者也更多地表现为对具体利益的争取。但是前些年的社会群体事件有的超越出经济和社会范围，具有政治性。

不可否认，一些群体事件开始由理想的概念所引导，就是说社会意识形态开始在群体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如果高度分化的利益不能达成妥协，那么最终可能会演变成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不想看到的革命局面。尽管有人会说一场以社会正义为目标的“革命”并不可怕。可是，中国现在的社会结构表明“革命”之后可能又来一个重复。这与“革命”的愿望刚好相背。

中国社会的这种现状表明执政党要明确确立本身的改革路线及其方向。一方面要通过政府与社会各阶层的全面接触政策而达成改革共识，另一方面更需要下大力气加快建立能够促成社会利益妥协从而实现基本社会正义的制度。

要达到社会共识，“不争论”路线应当得到修正。这个路线如果继续下去，只会导致执政党改革话语权的继续弱化甚至丧失。当社会的各种力量对自己的支持力量拥有了强大话语权的时候，执政党本身更应当感到迫切的压力。

如何通过大争论来达到社会的共识，确立社会的共同价值，这应当是执政党宣传和理论部门改革的重要内容。

国家建构与执政党之间的张力

全球化推动中国建立起一种治理结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合乎国际规则与标准，但碰到的一个难点是党与法治的关系。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党和国家领导人强调的是中国的国家改革，而不是中国共产党的自身改革。起初，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的兴起在增强党治国家的合法性上是有利的。改革派领导人为减少实施激进经济改革政策的政治阻力，容许甚至鼓励党政官员“下海”，投身于商业活动，由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私人领域变得比公共领域更有利可图，这个目的是达到了，但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第一，很多人才，特别是那些大力推动市场改革的人才，离开国有部门而投身私人领域。削弱了领导人队伍。第二，这些人“下海”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使用公共权力来追求私人经济利益的机会。当公共权力被用于追求私人经济利益的时候，腐败就变得不可避免，而且越来越严峻。

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的兴起也导致了意识形态不可避免的衰落。在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中，官方意识形态越来越不能发挥管制党政官员日常生活的主要作用，更不用说对社会成员了。官方意识形态从主动性姿态转向防御性姿态，也即从作为指导党政干部、指导决策的手段，转变为给党和政府的政策提供正当性证明的手段。

随着意识形态首要性的消蚀，有些党政干部开始形成各种各样的思想，包括物质主义、旧左派和新左派、西方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甚至宗教信仰。更严重的是党员干部的腐败。以往党政干部的政治忠诚是衡量他们政治业绩的最重要标准，现在“金钱”已经替代了政治忠诚。

当邓小平向人民提供谋取利益的机会时，他不会期望出现对资本主义和货币过度的、了无拘束的崇拜。然而当人们富起来时，却发现他们生活在道德的真空中。在精神上，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哪里，要到哪里去。

在中共领导人看来，所有这些社会弊病必须得到救治，因为它们侵蚀了党和政府的合法性。结论是，中共应该成为政治稳定的最终保证者，成为全球化进程中一切失误的纠正者。但在调整党适应全球资本主义问题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因为伴随全球化而普及的是法治认识。法治的核心是如何驯服国家。尽管领导人反复强调法治，但在他们仍然把法律作为一种统治工具。

于是，中共一方面拒绝进口一些现代西方国家最重要的政治产品如民主和法治时，另一方面则回归中国传统，即儒家、法家的大传统和共产主义的小传统，党的领导人试图从中找到困扰着党的那些问题的解决办法，以此维持党对权力的掌控。近年来，提倡回归美德和道德价值，已经成为领导人复兴党的最重要方法。包括江泽民在执政的后期，也在渐渐把重心从法治转向德治。从2000年起至今，中共掀起了大规模的干部教育培训。不言而喻，对党而言，为了证明中国共产党执掌权力的合法性，最便捷的方式就是求助于传统价值。

如今，党的权力仍然位居于社会之上。当中国共产党在国家转型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时，因缺乏党的转型，中国成为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国家的目标变得困难起来。但是随着社会力量的兴起，党也必须调整自身的权力结构，从而逐渐适应社会现实。它的选择空间有限。

更为严峻的是，当执政党意识形态逐渐消失，作为最基本的国家制度的法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时候，中国社会已经开始再意识形态化。在一个利益导向的社会里，中国步入了一个人们所说的物质主义时代。随着经济空间的大扩张，各个社会群体纷纷在物质世界领域里追求和满足自身的需求。因为各个社会群体不可能在经济扩张过程中取得同样多的利益，在这一过程中也不断出现各种社会矛盾。不过，人们忙于追求物质利益，并且也的确多少能够追求到物质利益，很多社会矛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就被忽略过去。

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情形又如何呢？人们试图用不同的概念来形容今天中国社会，例如“分化”“断裂”“信任危机”“管制”等等。不管对中国社会做怎样的评价，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在近40多年的经济扩张之后，这个社会原来不是自己想要的社会。当不同社会群体发现自身在这个社会生活得不舒适甚至不安全的时候，就自然出现了各种“反现状”的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意识形态。很容易理解，对每一社会群体来说，所谓的理想主义就是要改变目前的社会形态，使得其能够符合自己的生存和发展。

从各国发展的经验看，理想主义钟摆的摆动是必然的。任何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在公共领域活动久了，就想回到私人领域；在私人领域活动久了，就想回到公共领域。同样，当他们的物质利益满足了之后，就会回到理想主义；当他们的理想主义演变成了空想之后，他们又会回到物质主义。

不过，中国的理想主义摇摆并不是简单的重复。尽管有些人继续追求单纯的理想主义，但也有人已经有了更加确实和现实的理想。今天的中国，尽管有人认同毛泽东主义中的一些价值，但很少有人真正想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各种空想主义主导下的抽象的社会正义和公平；尽管有人仍然崇拜西方民主与自由，但很少有人相信中国真的能够成为西方那样的国家。理想主义的这种转变有利于中国的转型。在把抽象转化为具体、把意识形态转化为有形事物的时候，人们就会更多地从工具和操作层面来追求他们所认同的理想的价值。这一趋势，在中产阶层和草根阶层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人们也可以相信，随着这种现实理想主义的回归，中国社会也会有长足的进步。

但归根结底的问题是，执政党如何容纳已经是高度复杂的社会，无论是物质利益上还是意识形态上。如果物质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分化不可避免，那么越来越显示法治社会的重要性，因为只有法治才能包容社会的复杂性。而法治建设也正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真实难题。

中国需要建设国家意识形态

今天的中国，在执政党本身的意识形态急剧衰落的同时，社会层面的意识形态多元化，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可以说，什么样的“主义”都可以从中国社会找到，并且任何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都有或多或少的社会影响力。这个情况有些类似于晚清和“五四运动”前后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必然的局面。晚清和“五四运动”前后，各种意识形态的背后是革命，信仰者的动机是通过革命为国家寻找一条出路。今天，各种意识形态的出现不仅反映了中国利益多元化的局面，更重要的是，它们的出现也再次说明了意识形态的本质就是要改造社会。只有当人们对所处的社会感到不满的时候，才会去求助于一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没有人可以排除，今天的一些意识形态尤其是左、右派所秉持的那些大意识形态，其目标也是影响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方向。

再者，无论是“五四运动”期间还是今天，百花齐放体现出三个主要特点。其一，社会层面的各种意识形态大都是从西方进口，很少有植根于中国本土的，也就是说，和“五四运动”期间一样，中国社会还是试图继续用西方思想来改造中国。第二，代表各种意识形态的社会力量之间不存在共识，各种意识形态都在竞争其信仰者，在争取其在社会中的支持者。第三，各种意识形态的不断激进化，各方都在创造着自己的意识形态神话和乌托邦。不过，当代社会也有和“五四运动”不同的特征。“五四运动”期间，各种意识形态的信仰者主要局限于知识阶层，对普通社会群体来说，这些意识形态离他们的实际生活太远。不过，当代各种社会意识形态信仰者更广。一方面是因为今天的社会成员所接受的教育程度越来越高，另一方面是今天有更有效的传播方式，尤其是以互联网为基础平台的传播技术的普及。

社会意识形态多元的局面不可避免，但也在产生着严重的负面后果。首先是政府权威和权力的急剧衰落。任何一种政权都必须具有建立在意识形态之上的合法性。一旦这种合法性不再存在，政权也会失去其存在的“理由”。大清政权的解体和其意识形态不再与社会现实相适应是有很大关系的。当时，种种从西方进口的意识形态没有一种可以论证清政府的合理性，为清政府提供政权的合法性。各种进口的意识形态要么和中国社会不相关，要么可以对现政权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

第二是政府和社会之间的沟通无法有效进行。对任何一个政权来说，其意识形态是软力量，是政府和社会两者沟通的最有效手段。在官方意识形态衰落的情况下，社会不再能够理解政府的意图，社会对政府既没有信任感，也没有信心感。相反，因为缺少官方意识形态，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冲突面就凸显出来。两者之间一旦缺失软力量，那么双方的关系必然体现为“硬碰硬”，即暴力对暴力。

第三，缺失官方意识形态使得执政党和其政府内部的腐败每况愈下。执政党从前有两种力量，一是组织，二是意识形态。一旦没有了意识形态这种软力量的约束，而只有硬力量（组织）约束的时候，腐败变得不可避免。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意识形态往往扮演一种准宗教的角色，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现在没有了软约束，硬力量的应用越来越强。但腐败为什么仍然风行呢？很简单，个人总比政府聪明。腐败者总能逃离“硬力量”的约束，被发现腐败案例总会是少数。腐败不仅有效损害着政府的合法性，而且更使得维持政权的成本急剧提高。

第四，缺失官方意识形态，信仰不同意识形态的社会群体之间也容易发生冲突。一个社会出现意识形态多元化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一社会没有一个主流意识形态。很难想象，美国社会没有了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会成为什么样子？主流意识形态是调节社会群体的有效手段。不同社会群体因为利益不同会偏离主流意识形态，但它们的中心仍然以主流意识形态作为参照物。没有了主流意识形态，那么各社会群体会显得极其自私，因为它们视自己所信仰的意识形态为唯一真理。

第五，缺失官方意识形态使得社会成员，无论是官员还是老百姓，都感觉不到生活的真正意义。中国文化是世俗文化，没有宗教。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不需要宗教。在传统社会，官方以儒家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扮演了宗教的角色，因此儒家也被称为“世俗宗教”。现在传统文化衰落了，人们便转向各种主义例如民族主义、民主、公平正义等等寻求意义，把这些视为是“世俗宗教”，但因为大多这样的主义在中国并不存在，人们很难从这些主义中得到生活的真实意义。当然，也有大量的民众直接转型信仰各种宗教，也有人转向创造宗教（大多是人们称之为“邪教”的东西）。与之相关的就是中国各社会阶层在商业社会面前显得焦虑不安，安静不下来。没有能够使人安静下来的文化或者意识形态，社会就很容易发生动荡。

第三章　中国话语体系建设

一、中国的也可以是普世的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还没有话语权

国际话语权就是要对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能产生影响的软力量。话语权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对方自愿接受，而非被强加给予。在经济力量迅速崛起以后，中国也想提出自己的国际话语权。尽管在“中国模式”方面，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的话语权，但从总体上看，目前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尤其对发达国家而言还是非常微弱的。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外在的经济影响力增大，但即使是在国际经济上的话语权也并没有显现出来，至少是与其经济力量不相符的，更不用说在世界政治上的话语权了。

经济上，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却面临有责无权的局面。随着中国的崛起，西方和发展中国家都要求中国担负起更大的国际责任，中国也在一定程度上愿意负责。但是中国是通过“买单”和“开支票”等方式来承担国际责任的，这种方法很不利于中国，从长远来看不可持续。尽管中国有努力争取提高自己在国际经济体系上的话语权，例如2016年G20峰会和2010年世界银行投票权改革，但是这些并没有改变欧美主导国际金融体系的基本格局。

文化上，这些年来，中国开始提倡和鼓励文化走出去（如建设孔子学院和媒体“走出去”等）。然而孔子学院只局限于语言教育，而语言只是文化的一部分。况且不论这种政府主导的文化推广是否可持续，如果只是语言的推广，是不能转化成国际话语的。应当指出的是，即使是“孔子学院”的方式也已经开始出现很多问题。因为是侧重语言教育，有关方面强调的是学生人数，而非中国文化对西方精英（例如学者）的影响。为了增加学生人数，一些孔子学院已经走向中学，并引起了西方社会的反弹。

政治上，西方的学界和政界把中国的发展模式概括为“权威资本主义”（authoritarian capitalism），由于这种模式与西方国家所秉持的民主发展模式（democratic development）背道而驰，因此被认为是会对西方政治价值构成巨大的挑战，也会对现存国际秩序产生负面影响。西方各国的这种普遍担忧促使他们有意无意地对中国施加共同的政治压力。

军事上，对国际关系的零和游戏思维正加深着西方对中国的深刻疑虑和不安。对西方国家来说，中国在军事上一举一动都是威胁。西方社会理解中国军事现代化的需求。任何国家随着经济的现代化，军事现代化不可避免。但西方所不理解的是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意向和战略。

外交上，只要中国接受西方话语权，西方就高兴。一旦中国与西方行为方式不一样，西方就生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外交事务上一直努力阐述“和平崛起”或者“和平发展”话语，但“和平崛起”是针对中国本身的行为而言的，说明中国本身为什么和怎样融入世界体系。这个话语很难论证中国的“走出去”及其在“走出去”过程中为什么会和西方的利益发生冲突，尤其在价值观层面。中国已经进入世界体系，成为利益相关者，但在价值方面，中国和西方还是没有达成共同点。没有一定的共同价值，在处理无论是双边、多边或者国际问题时，就难以达成共识。

对于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还是有一些话语权的。近年来，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精英开始反思西方的“民主发展模式”的时候，中国的发展经验开始对发展中国家产生很大的吸引力。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近四十年，不仅造就了内部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而且融入世界体系并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在内部发展上，中国的发展模式是渐进的、有秩序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一个良性的互动。在外交方面，中国积极参与和发起地区性的和国际性的多边组织。中国参与发起的组织侧重于解决问题与社会经济的互动，不像西方国家组织的多边组织那样具有战略性。此外，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交往没有其他的战略和政治意图，并且奉行不干预主义。中国在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的贸易和经济交往中，既满足中国自己发展的需要，也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些都是西方国家没有做到的。当然，也应当看到，尽管这种国际行为方式为发展中国家所接受，但很多发达国家则视其为一种威胁，认为中国正破坏着西方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建立起来的游戏规则，即有条件的经济交往。

无论是内部发展还是外交交往，中国的行为模式都对发展中国家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但是这方面也有很多问题存在。中国自己对这个模式是什么没有说清楚，“我是谁”的问题还没有回答。发展中国家当然可以以自己的角度来理解中国，但只要中国本身不能回答“我是谁”的问题，有关“中国模式”的话语权还是很难建立起来。同时，西方则用自己的话语来描述中国在这些地方的行为，如“新殖民主义”、“和西方竞争外交空间”、“搞全球外交”和“权威资本主义”等等。尽管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行为，但很多发展中国家陷入西方话语体系多年，那里的人们很多还是相信西方的话语，而中国本身也没有能够给这些国家的人和国际社会一个合理的说法。一些说法，不中不西，不伦不类，没有任何影响力，这对中国很不利。中国要确立能够解释自己的国际行为的话语，就首先必须脱离西方的话语体系。用西方的话语来解释自己只是对西方的一种“迁就”，而非和西方的平等对话。国际话语并不是自说自话、闭门造车能够产生的，而是必须通过和西方、发展中国家的平等对话才能产生。如果不能产生一整套能够解释自己的概念和理论，就很难争取到和西方的平等对话权。

中国必须提升国际话语权

目前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的有利因素主要是其经济实力的增长。2012年，中国的GDP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硬实力一直在上升，又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无论是发达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要和中国有经济往来。中国的增长模式对发展中国家尤其具有吸引力，它们想要知道中国的发展经验，即支撑硬实力增长的软实力是什么。经济力量的崛起，以及世界各国对中国软实力的了解的需求，为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的不利因素主要在于其与西方（美国）不一样的市场经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西方国家对中国“权威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担忧，促使它们会经常联合起来对中国施加压力。同时，西方各国普遍认为中国在军事上崛起也会对现存的国际秩序造成很大的冲击。

鉴于上述因素，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难点在于如何让中国能够被世界尤其是西方所接受，如何让国际社会相信中国的崛起是对这个世界有利的。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国家，如果要崛起成为大国，就必须在经济增长的同时，造就一个为世界所接受的知识体系。英国的崛起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其自由主义贸易体系理论的确立。古典自由主义的确立是对世界的一个贡献。当然，这个理论体系既有利于英国，为英国在全球的贸易做了合理的论证，同时也有利于世界，推动了世界贸易经济的发展。一个利己利人的思想体系也使得英国在很长历史时期里掌控了世界的话语权，充当了世界经济体系的领导角色。

在英国之后，美国是世界的领导者。在自由主义理论方面，美国实际上没有多大的创新，大多是继承欧洲的传统。美国的贡献在政策科学和实际政策的推行层面。二战后，美国利用欧洲的经济困难，推出了“马歇尔计划”，在复兴欧洲的同时，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导者。这种领导权也体现在美国对世界经济体系的重组。到今天为止的世界金融制度和贸易制度等都离不开美国的努力。也必须认识到，对世界秩序重组的核心是为了增进美国的利益。此外，美国也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大力推行西方价值观，民主、自由和人权是美国国际政治话语的核心。

现实地说，在所有这些传统话语领域，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很难和西方（美国）竞争，更难超越它们。发展中国家所能做的只是“依附”西方。这种依附性战略除了能够赢得西方的一些“同情”外，并没有实质性的用处。中国要争取国际话语权和领导权并不容易。如果在经济自由和政治民主方面，中国很难作为，那么就要在其他方面有所突破，这样的突破也不是不可能的。

中国话语权建设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1）不重复西方的议题联盟

在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中，中国不应该构建所谓的议题联盟。西方推行其软实力的失败之处就是他们的民主同盟。民主和自由历来就是西方世界在国际事务中的软实力，西方把推行西式民主和自由作为自己的使命，甚至不惜到处使用军事力量。民主在亚非拉国家并不成功。这是因为西方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推行民主的时候忘掉了西方式的民主是西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传统的产物。很多发展中国家缺少有利于民主发展的文化，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下，基本国家制度缺乏，民主没有生存的根基。在这些国家，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陷入了恶性的循环。同样重要的是，西方在发展中国家推行民主往往并不是真正为了那里的民主发展，而是为了其战略利益。正是西方世界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西方式民主和自由，才导致了西方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的衰落。

西方建立联盟在全球范围内推行民主的失败表明软实力是强加不了的，而是必须要能被国际社会的大多数成员自愿接受，被不同的文化自愿接受。中国在考虑国际话语能力建设时要考虑目标群体，即希望被哪些国家、哪些文化接受，但是不可以明确建立议题联盟，不要与他国尤其是西方对立起来。中国的国际话语应该是一种能够得到国际社会认同的价值观，必须结合中国本身的经验，在和外在世界（既包括西方世界，也包括发展中国家）的互动过程中产生。在确立自己的国际话语过程中，中国没有必要排除西方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如果目标是为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那么中国的国际话语必须是参与式和开放式的。西方所走过的单向的、意在把自身价值观强加给他国的路已经被证明为行不通。参与式和开放式的国际话语既符合中国本身的发展经验，也顺应全球化这一大趋势。

（2）加强中国模式的研究

那么，在不建立议题联盟的情况下，如何增进中国国际话语的渗透力和传播力呢？如前所述，中国的软实力必须要让不同的文化接受，要让别人自愿接受，强制推行就不是软实力了。每个文化都可以有自己的话语权。中国要做的首先是要回答好中国自己的软实力是什么这个问题。正如前文提到的，尽管中国的发展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吸引力，但是因为中国没有说清楚自己的发展模式是什么，没有建立起自己的一个对世界有贡献的思想和价值体系，反而陷入了西方的话语体系，因而没有能够为自己的行为和发展提供一个合理的说法。因此，中国要提高国际话语权，就必须首先明确自己的模式到底是什么。近年来，有关中国模式的讨论多了起来，但是深入的学术研究还是很少。学术研究是第一步，没有这一步光是泛泛的政治说法不会有很正面的作用。动员大量的学术人才对中国模式进行研究看来非常有必要。

（3）从文化到政治

中国建设国际话语应该要区分文化话语权和政治话语权，文化话语权与政治话语权的建设与推广要一步一步来。要先从建设文化话语能力开始，再进一步发展到政治话语权和其他方面。历史上，西方国家国际话语权的建立和推广是从宗教话语权开始再到文化话语权再到政治话语权的。国际话语权的建立要有一个过程，不能一步到位、全面出击，更不能强加于人。现在中国应该先注重文化话语能力的建设，比如目前在世界各地建立孔子学院推广语言这种做法就是一个试验。孔子学院大都只限于语言的教育，但正是因为只是一种语言的推广，所以就不会被视为对西方文化构成直接的威胁，推广的阻力也因此会相对比较小。当然，语言的推广是不会直接转化成文化话语权的，中国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在这个基础上一步步建立起自己的文化话语权，进而再发展到政治话语权的建设。

（4）孔子学院的转型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可以考虑逐渐把孔子学院从“大众教育”（侧重于语言学习）转型成为“精英教育”（侧重于对中国的深入学术研究）。怎么做？可以在完成了初步语言教育的基础上把孔子学院转型成孔子基金会。这方面中国台湾成功推行的“蒋经国基金会”可以效仿。孔子基金会可以设立各种项目，包括研究基金、奖学金和会议基金等等。中国可以成立一个专家委员会，有选择地审批项目。这种侧重于精英的方式远较侧重于大众的方式来得有效。毕竟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大都决定于那里的媒体和研究人员。

（5）强调和西方的互补而非不同

在建设中国国际话语权的过程中，强调中国与西方在基本价值观方面的互补和协调非常重要。很多人在考量构造中国软实力时，总是把中国放在和西方竞争的位置上，强调中国与西方的不同，即中国特色。中国和西方的确有竞争的一面。如果中国需要自己的国际话语，那么就必须和西方的行为区别开来。这就是竞争面。但另一方面，中国话语和西方话语又具有很大的互补性。尤其从长远来看，中国本身并没有否认包括民主自由在内的西方价值的合理性，而更多的是强调西方民主自由价值不适合中国，因为中国和西方社会处于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和文化传统。同样，在发展中国家，中国既不曾也没有理由否认西方价值的合理性。中国强调的是民主、自由等这些价值的实现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没有社会经济基础，即使民主发生了，也不见得能够是和平的和可持续的。

（6）社会的参与

要激活国内的话语倡议能力，就要让更多学者争论中国自己是什么这个问题。当前中国的政策在体制上不支持学者的争论，构建国际话语的方式太过分依靠国家主导。政府在推广软实力的过程中作用过大，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比如媒体的“走出去”政策，采用了非常急进和强势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推广中国的软实力，这些努力似乎不但没有消除其他国家的疑虑，反而在加深他们对中国文化“扩张”的不安。因此，这种做法是不可持续的。

国际话语构建和软实力崛起的主体是社会而不是政府，中外都如此。在构建国际话语的过程中，政府与社会要配合，要确保在国内首先达成共识。要达到社会共识，“不争论”路线应当得到修正。如何通过大争论来达到社会的共识，确立社会的共同价值，这应当是执政党宣传和理论部门改革的重要内容。推广中国软实力的社会力量既包括国内社会又包括海外华人社会。只有通过支持这些社会力量对软实力的推广，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建设才能事半功倍。

中国的话语体系建设

（1）中国需要什么样的话语

最主要的问题是中国需要建设什么样的新话语。加强中国的国际话语建设，首先是要界定当今世界上的主流话语是哪些，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等方面，并认清西方（美国）的强项和弱项。在此基础上，中国要懂得扬长避短。对于西方的传统强项，中国要强调协调和互补，不要与西方对立起来。对于西方的弱项，中国如果能够实现这些话语，就能够被国际社会接受。

（2）不能夸大和西方的冲突，要强调互补性

民主、自由、人权和市场经济是西方的传统强项。如前所述，对于这些，中国要强调与西方互补和协调的重要性，要强调相同的方面而不是一味强调不同之处。中国与西方不一样的地方人家都知道，重要的是要让人知道在这些基本价值观上中国和西方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中国提出的和谐、发展就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民主、自由和人权。发展、平等、公正等理念是实现民主、自由、人权的条件，不能用前者来否定后者。

在强调普世性价值的存在的同时也要强调它们在每一个国家和文化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表达方式不同。简单地说“西方的就是普世的”是不对的。任何一种文化尤其是文明都包含普世性价值。中国文明有中国式的人权等价值。正如温家宝总理曾经强调过的：“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价值也具有普世性。

（3）中国的也可以是普世的

中国的改革开放既是普世价值在中国的体现，同时又为普世性价值增加了中国元素，比如民生权、和谐社会以及不一般的市场经济。民生权与和谐社会在很多实行民主的发展中国家都无法解决和实现。权利不是抽象的，不同国家由于所处发展阶段不一样，其人民各种权利的优先权也不一样。中国模式强调的正是各种权利获得的阶段性。任何一个社会，只有经济社会方面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人们的政治权利才有基础。或者说，民主政治需要一个有效的社会经济基础设施。西方式的民主没有解决发展中国家的民生权，反而带来政治腐败和社会乱象。而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大多数人民所获得的包括政治方面的权利要比民主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多得多。此外，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对平衡世界经济的贡献也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得到凸显。改革开放是中国的最优实践，可以被转化成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这是目前很多国家都需要的经验。

（4）寻找新的话语源

西方的弱项在于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方面。这并不是说，西方在这些方面没有话语，而是因为西方缺少有效的机制来实现这些话语。而这些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得甚至比民主自由更重要。这些年来，随着气候的急剧变化，以低碳经济为核心的环保经济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关注点，国际社会对环保经济的共识也越来越高。西方尽管长期以来在环保问题上掌握着国际话语权，但他们并没有能力起到实际上的领导权。在国际层面，西方没有履行在金钱或者技术上对发展中国家承诺的援助。相反，在面临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时，他们转而向这些发展中国家施加莫大的压力，要求它们承担更多的责任。推卸责任是国际社会对美国的认知。在国内层面，西方国家在低碳经济方面遇到了强大的既得利益的阻力，无所作为。这自然导致了国际环保组织和国际社会对发达国家的失望。

就中国来说，可以把气候问题铸造成为另外一个议程，借此争取中国的国际话语权，甚至是部分领导权。如果中国在环保经济方面能够取得重大的突破，那么无论在国际话语方面还是在造就新经济增长动力方面就可以在国际上起到引领作用。因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环保经济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的政策话语的核心。只不过“科学发展观”关切的是内部发展，而非国际发展层面。不过，把环保经济造就成为中国国际话语体系的核心一部分并不难。就像美国借用欧洲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一样，中国在弘扬本身的环保理念的同时，同样可以借用西方的环保思想体系。

重要的是政策执行。中国内部在推行环保经济时也同样面临强大的既得利益的阻碍。不过，和西方比较，中国具有强有力的经济和政策工具来落实环保经济。中国的体制至少在两个方面存在着优势。一是强大的国有企业。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所显示的，中国强大的国有部门能够成为政府推行政策的强有力的工具。一旦国家（环保经济）意志确定下来，国有部门可以成为执行国家意志的直接手段。二是国家对经济强大的干预能力。和西方自由经济体不同，中国政府始终保持着对经济部门的干预能力，无论是国有部门还是非国有部门。国家可以通过各种经济和金融工具控制和影响投资方向。这两方面是西方各国所不具备的。这也就是西方往往是光有政府的（环保经济）话语，而没有能力把话语转化成为政策的主要因素。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社会层面也积聚了足够的环保压力来促使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前面近四十年人们拼命追求经济的高增长，但现在人们感觉到，在高增长带来了巨大财富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地方（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因为环保问题已经变得不适宜人类居住了。国家的环保意志、政治动员能力和社会压力，结合在一起，就可以造成强大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动力。

对中国来说，环保经济可以说是国际责任、国际话语权（领导权）和本身可持续发展的结合点。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不能光在国际层面和其他国家讨价还价，而是要全心全力促成自己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造就一个环保经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至少在世界经济领域，谁控制了环保经济，谁就可以主导新的世界经济增长，可以主导国际发展话语权和国际社会的领导权。无论从环保经济的知识体系的存在还是从体制动员能力来看，中国在这方面具备很大的竞争能力。

（5）做好“国际责任”这篇大文章

近年来，因为金融危机，西方社会关于中国经济责任论的讨论非常之多。在气候、环保等方面的话语权可以结合目前国际社会有关中国的国际责任的话语来展开。国际责任话语也包括中国在一些国际大是大非问题上的责任，包括中东和朝鲜的核武器问题。国际社会对中国国际责任的讨论会越来越多，中国也不可避免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国际社会的中国责任论既是一种压力，也是一种机会。既然中国避免不了这种压力，那么就要把它看成一种拓展中国话语权的机会。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建立国际话语权的过程中要把软实力和硬实力区分开来，要把话语权和具体的政策区分开来。像资源能源定价这些是商业政策行为，是硬实力，而不是话语权，两者不应混淆。

二、中国外交的大变局与大抉择

各种迹象表明，中国的外交正面临史无前例的大变局。在经济上，就GDP总量来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为中国人均GDP仍然很低，人们不认为这一变化对自己有什么具体的影响。但在海外，中国超越日本的事实则是意义非凡的。再者，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是开放状态下取得的，中国经济现在已经是世界经济的内在一部分。正因为如此，中国也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主动力。当发达国家都在推行各种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时候，作为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则在全力推动贸易自由主义。

中国经济的外在影响，也必然反映在世界权力分配上。中国进入世界体系之后，在体系内部一步步稳定地往上升。尽管诸多国际经济组织，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是西方建立的，但中国在这些组织中间的地位正在快速上升。在很大程度上，这意味着中国至少在经济领域开始和其他大国一起“掌管”世界经济秩序。中国早已经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不过，中国在世界经济秩序中的角色，更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开始有能力“掌管”世界经济秩序，为中国提供了什么样的机遇？这是人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另一方面，中国也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外交局面，表现在方方面面。在经济上，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被认为是应当为全球经济失衡负责。在这一认知下，美国（和西方）对人民币汇率问题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被认为是和其竞争资源。而与经济发展紧密相关的气候和环保问题，也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一环。更典型的是在战略方面，中国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不仅表现在大国关系，而且也表现在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上。

进入2010年以来，中美关系、中韩关系、中日关系、中国和东盟（亚细安）的关系都在发生巨变。在所有这些关系里，美国等国家和中国的互动方式令人担忧。美国是今天世界上最强的军事大国。因为美国在经济方面的力量开始显得力不从心，使得美国更加偏向注重军事力量和军事手段。美国不断和中国周边国家在中国近海搞军事演习，而中国也不甘示弱。双方强硬的军事声音，似乎大于理性的外交声音。

中国的抉择决定世界未来格局

很显然，中国面临“机遇”，也面临“忧患”。“机遇”和“忧患”，说穿了就是两种互为矛盾的力量。人们既可以利用“机遇”来克服“忧患”，但也有可能因为防范“忧患”而忽视或者放弃“机遇”。抓住了“机遇”，“忧患”就不成为“忧患”，单纯地防范“忧患”，“忧患”则会变得更加真实和深刻。因此，这里就面临一个“如何选择？”的问题：如何抓住“机遇”？如何防范“忧患”？实际上，中国的选择不仅会决定中国自身的未来，而且也决定世界权力格局的未来。

中国现在的选择决定未来，这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证明了的。20世纪70年代末期，尽管世界还处于美苏冷战时期，但邓小平敏锐地感觉到了中国的机遇，毅然作出了“改革开放”政策的选择。中国的这一选择既改变了中国自身，也改变了日后的世界。当时贫穷的中国，要发展就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但这样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自己争取来的。为此，中国放弃了从前的封闭政策，打开国门，改革自己，和世界接轨。在没有多长时间里，中国成为了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当时邓小平的理性选择，很难想象中国今天在国际社会的地位。

中国的选择也改变了世界。最直接的就是给当时以苏联为首的东欧阵营产生了很大的压力，引诱出日后的巨变。有人说，中国改革开放就决定了柏林墙要最终倒塌，这不无道理。

今天，中国面临新的国际局势和权力分配，再次面临选择。但中国的选择并非是自由选择，而是取决于国际权力格局。理性的选择，取决于中国能否准确认识自己在国际权力格局中所处的位置。

从结构因素看，现在面临一个实际上的G2结构：中美两国同处一个国际结构，并且两国都处于这个结构的顶端。两国的互动因此极为关键。所谓的互动，就是一方的行为影响着另一方。

美国是这个体系的既得利益者，而中国是后来者。美国的行为深刻影响着中国，中国如何回应美国的行为，又决定着美国日后如何行为。

一个显著的特点是，美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越来越凸显其军事力量。自冷战时期以来，在很长时间里，美国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三权合一”，即在政治（民主、自由和人权）、军事和经济方面，美国的力量都是无以伦比的。美国“三权合一”的优势在冷战之后达到了顶峰。但是，好景不长。美国滥用权力，要以民主政治和经济自由主义来“终结”世界历史。结果，在推行民主方面连连受挫，而经济上毫无约束的新自由主义，更是导致了国内深刻的经济危机。近年来，受金融危机极度影响的美国经济，似乎没有能力得到快速地恢复。可以想见，在美国全面恢复其经济和政治信心之前，军事力量很容易走上美国外交和国际关系的前台；在一些时候，军事力量的使用甚至变得不可避免。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如何反应成为关键。中国如果像苏联那样，同样使用军事力量来反制美国，那么就很有可能再次把世界体系一分为二。这种“以牙还牙”方式是西方盛行多年的所谓现实主义的逻辑。有人认为，因为中美两国的经济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互相依赖程度，不可能想象世界秩序还会一分为二。不过，相互依赖只是增加了美国或者中国退出这个体系的成本和代价，而不能从制度上阻止任何一个国家的退出。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情形也是这样。当时欧洲各国经济贸易往来频繁，形成了一波早期全球化浪潮，一些人认为没有任何国家能够不顾其巨大的经济利益而和他国发生战争，他们因此预言欧洲的永久和平与发展。但经济上的互相依赖终究没有能够阻止欧洲各国之间的战争。（此后，西方社会一直在寻找什么样的机制能够阻止国家间战争的爆发，包括权力平衡和制衡理论、霸权理论、民主政体，等等。）中国会不会因循西方帝国（包括苏联）的军事逻辑？面对外在的巨大压力，中国必然会也必须要加速其军事现代化来加强其国防。没有一个国家会陷入没有军事力量，其国家利益会得到有效保护的迷思。同时，因为中国的外向型经济，无论进出口还是投资，其经济和世界经济体的相关性会继续强化，这也要求中国发展军事力量来保障其海上航道的安全。实际上，保障海上航道的安全不仅仅是美国和其他大国的关切，更是中国的关切。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中国是否能够保障其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地位也要求其有能力来为维持世界秩序做些事情，就是说，中国要发展出自己承担和履行国际责任的能力。在这方面，中国（正如一些美国学者所强调的）一直是一个“搭便车者”（free rider）。无论是自身经济安全的需要还是履行国际责任，中国本身必须具备能力，“搭便车”是不可持续的。

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国必然成为另外一个西方式帝国。中国可以做这个选择，但从历史经验看，中国更可能选择继续目前的经济现代化道路。就是说，中国会继续是一个经济大国，而军事的现代化会继续处于次要位置，仅仅是为了上述各种需要：自我防卫、经济安全和履行国际责任。

自近代以来，中国到今天开始第一次真正发挥具有实质性的外交影响力。尽管各种内部制度因素继续制约着中国的外交影响力，但外在世界已经感受到了中国日益高升的外交影响力。很显然，这种影响力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关性，而非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和日本在钓鱼岛“撞船”事件上的较量，已经充分显示出中国经济的能量。从前总是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但中国现在也已经具备了这种能力。西方国家对中国出口贸易和人民币币值的关切，也是中国经济能力的反映。这方面的能力必然会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而持续得到加强。

中国大外交的新时代

中共十八大以来，新一代领导人形成了新的改革和发展模式。通过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中国内政方面的发展方向已经表述得很清楚。两个全会所通过的500多项改革方案如果落实，未来将出现很不一样的中国。这些发展规划所着眼的，关乎中国未来30年至35年发展的长远规划。中国领导层所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计划，现在已经过去了近七十年，未来三十年该怎么走？这个问题，不仅中国人关心，世界各国也非常关注。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的决定，已经给出了明确的蓝图。

在外交方面，中国未来又该怎么走呢？如同内部改革与发展，这个问题对中国和世界也同样重要。对中国来说，它关乎是否有能力塑造可持续的外部和平环境，不仅有利于自己的可持续崛起，而且也有能力承担大国维护国际和平的责任。对外部世界来说，则关乎崛起的中国会对世界带来怎样的影响，不仅仅希望中国的崛起不会颠覆现存世界秩序，而且更可以从中分享巨大的利益。

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尽管经济发展速度已经进入习近平所说的“新常态”，但较之其他国家，势头仍然是最强劲的。今天的中国是否还会继续邓小平20世纪80年代所提出的“韬光养晦”战略呢？这一直是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近年来，无论是大国外交还是周边外交，中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韬光养晦”转向了“有所作为”。但在国际社会看来，中国外交开始具有了“自信性”甚至“进攻性”。很多国家，尤其是那些和中国存在领土和领海纠纷的国家，因此把中国视为直接的威胁。崛起的中国和外在世界的这种互动，也使得中国的外交环境发生着很大的变化。这些都表明中国迫切需要明确的大外交战略。

无论从中国外交的实际行为还是话语看，从中共十八大到今天，中国的大外交战略基本形成。但这不仅是指亚太经合组织会议、领袖外交等这类日常外交，更是指中国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其大外交思路和战略等的筹划。新的外交思路就是“两条腿走路”的大外交：一方面是与美、欧、俄等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另一方面是面向发展中国家的“一带一路”的新丝绸之路；连接这两个方面外交的则是“周边外交”。这个大外交战略的核心话语就是和平与发展，在维持和平的基础上求发展，在发展的基础上争取和平。

这一外交思路和战略与邓小平以来的外交一脉相承，很多具体内容过去已经开始做了，但是在外交战略上更明确了。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有明确的大外交战略，其重要性怎么说都不会过分。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早期，实行的政策是“请进来”（即把自己的大门向外在世界开放）和“接轨”（即改革自己的内部制度体系来和国际秩序接轨）。在这样的情况下，的确可以做到“韬光养晦”，因为无论是“请进来”还是“接轨”，都不会和外在世界发生根本性的冲突。

但今天中国开放进入“走出去”阶段，并且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经济舞台的一个主角，这必然和舞台上的“既得利益”者发生互动和冲突。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必须回答自己需要什么和如何行动等问题。只有外交战略明确了，才能获得他国理解，并且通过调整来相处。在以往很多年里，尽管客观上中国需要形成自己的大外交战略，但实际上并不能拿出这样一个战略，因此外交的很多方面既缺方向，更缺行动力，造成了“大国小外交”的难堪局面。

在习近平的大外交战略中，新型大国关系占据关键位置。在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几次谈话中，非常明确地提出建设和实践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概念也适用于同欧洲、俄罗斯、印度等大国的关系。新型大国关系既是国内发展的需要，更是国际和平的需要。中国是世界贸易大国，与各个国家在经济、技术、环境等各方面有很多交往与合作。中国过去近四十年的发展成就，和加入西方所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密切相关。中国今后的可持续发展，仍然需要向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开放。

不过，中国与这些大国交往，要解决的不仅是贸易问题，更重要的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历史上看，一个崛起中的大国经常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则往往恐惧于前者，这导致了无穷的战争和冲突。要维持世界和平必须寻找新的道路。能对中国构成致命的外在威胁的也是这些大国。可以预见，在今后很长的历史时间里，随着中国的继续崛起，这些大国越来越把中国视为竞争者，甚至敌人。这不难理解，既得利益者总是不喜欢有新的利益者崛起。因此，如何同现存既得利益者和平共处，是中国寻求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主要意义，也是中国作为大国所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

在第二个层面，中国也形成了以发展中国家为目标的“一带一路”。尽管“一带一路”也连接欧洲的发达国家，但主要目标是发展中国家。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能为发展中国家做什么？从战略上说，中国光有“新型大国关系”并不足以立足于国际政治舞台，拓展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能开辟中国国际战略的“大后方”。这个“大后方”做实了，才会具备更大的力量来实施“新型大国关系”。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的发展蓝图，就回答了这些问题。

新“丝绸之路”首先是一个促进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问题。“一带一路”沿途多是发展中国家，甚至不发达国家，需要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经济。而中国拥有丰厚的资本、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和技术、过剩的产能及其需要拓展的新市场，这些都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从供求关系来说，这是双赢的发展战略。在这方面，中国将避免走西方殖民主义的老路，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初级原料、倾销自己的商品。中国的道路是让发展中国家也发展起来，中国提供的是他们所需要的资金和技术。只有其他国家也富裕起来了，中国本身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

今天的西方国家尽管很发达，但也面临着高度发展的瓶颈，很多国家内部发展缺乏动力，更别说帮助发展中国家了。即使那些具备能力的西方国家，也往往因为意识形态（民主、人权等）的制约，为援助设置了诸多“条件性”。中国则不一样。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要逃避这个陷阱，唯有走向发展中国家。而西方对中国的恐惧和与之而来的贸易保护主义，更促使中国走向发展中国家。

无论是建设新型大国关系还是实施“一带一路”，中国外交战略的核心便是周边外交，这主要是中国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所决定的。中国的大国外交不能学英国和美国。英国是海洋国家，而美国周边国家只有几个。中国既是陆地国家也是海洋国家，并且周边有十几个国家，需要根据自己所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制定有效的国际发展战略。中国外交的前沿是周边国家，北边有俄罗斯，东边有发达的日本、韩国等，西面和西北面、南面和西南面都是发展中国家。在今后很长的历史时间里，主要的地缘政治压力来自美国。不过，中美之间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冲突，就两国双边关系来说，已经形成了高度的互相依赖性。中美之间的冲突，主要是中国和周边美国盟友之间的冲突。这种情况决定了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和周边外交密不可分。同时，“一带一路”的起点也是周边国家，从这个角度说，“一带一路”也是周边外交的内在部分。

新形成的大外交战略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其符合“时代精神”。每一个时代要有符合时代精神的东西。英国崛起，主张自由贸易；美国崛起，主张自由民主。中国的时代精神，是和平、开放、包容式的发展。这是新的时代精神。中国不会也不能重复从前英国、美国崛起的模式，而是要追求新型的崛起。中国欢迎周边国家“搭中国崛起的便车”，表现在中国已经提出的“一带一路”、建立亚投行倡议，成立丝路基金等动议上，并且以后还会有更多的动议。

这些动议都是区域和国际经济发展的工具，具有开放性，符合中国历来提倡的开放的区域主义精神。发展的开放极其重要，开放才具有包容性。这也是从前英国和美国成功最关键的因素。在今天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竞争力，不在于谁更民族主义，而在于谁更加开放。国家越开放就越发展，因为可以调动国际生产要素的流通和有效配置。西方国家从开放走到今天的贸易保护主义，如果不改变，就不可能很好地发展。现在中国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国家之一，是最大贸易国，这要求中国更大的开放。

所有这些客观条件迎来了中国的大外交时代，而新领导层也抓住了这个机遇，确立了大外交战略。这是中国可持续崛起所必需的。不过，中国的大外交既创造了新的机遇，但也不可避免带来了不确定性，对中国来说，甚至包含危险性。在实施大外交战略的过程中，犯些小错误在所难免，但中国必须避免犯颠覆性错误。如果犯了颠覆性错误，不仅促成不了中国的崛起，反而会导致崛起之前就开始衰落。

从历史的经验看，中国的理性选择或者不选择应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不可选择（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退出现行国际体系。这里会有两种情形。一是当中国感到外在世界太麻烦了，就选择孤立，自我封闭起来。二是另组一个国际舞台，如同苏联一样。在当今世界，也的确有些国家（尤其是那些被西方视为“敌人”的国家）希望中国能够站出来和西方对立。孤立主义显然行不通。封闭就要挨打，这是近代历史给中国最惨痛的教训。而一旦选择另组体系，中国必然面临一个规模和能量无比强大的对立面体系。

第二，中国不可选择走军事国家道路，包括模仿德国、日本和苏联。中国要进行军事现代化，但军事现代化要最大限度限制在防御政策界内。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是否可以持续，最终还是要取决于经济实力。单纯的军事现代化不足以成为一个大国，并且一旦走上军事道路，经济就会变得不可持续。和前一种情形一样，一旦中国选择军事国家道路，就必然会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即另外一个视中国为威胁的军事国家或者集团。

第三，中国不可选择美国的道路，到处扩张，并且动不动就使用军事力量。今天世界上的很多问题，都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动用军事力量的结果。当然，动用军事力量也已经给美国造就了巨大的负担。美国在维持世界秩序方面远不及18世纪、19世纪的英国。

第四，中国应当继续选择做经济大国。历史上，中国成为亚洲大国是因为其经济力量及其和经济力量相关的文化崛起。同样，中国用来维持亚洲国际体系的也是经济力量，即“朝贡制度”（贸易安排），而非军事力量。在所有这些方面，今天也不例外。中国的选择也会制约着美国往军事国家的方向发展。就是说，中国经济能力增加这个事实，本身可以促使美国走向同一“跑道”，即经济竞争。中美两国经济上的竞争要好于军事竞争。

第五，中国要选择在和其他国家互动过程中，来确立和培养自己的国际责任感，而不是像美国那样简单地把自己界定的“国际责任”强加给他国之上。当然，中国也必须发展其承担和履行国际责任的能力。

塑造中国崛起的新国际战略

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高层一直在讨论“两个一百年”目标的问题，“两个一百年”即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从这些年的发展趋势来看，在今后的几年里，中国有足够的能力实现第一个一百年的目标。第一个一百年的目标早已经相当明确，具体体现在中国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十三五）上，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更具体地说，就是要在十三五结束时，中国的人均国民所得从现在的9000美元左右提升到12000美元；只要实现年均6.5%的经济增长率，就能达到这个目标。同时，中国也正在进行一场全国性的精准扶贫运动，以控制绝对贫困人口的数量。

一般认为，鉴于中共强大的动员能力，实现这些具体目标没有大的悬念。这意味着，十九大之后中共高层会把重点放在实现第二个一百年的目标。尽管这个目标仍然需要细化，但大方向已经有了，反映在“中国梦”“中华民族复兴”等概念中。

内部的发展目标对中国外交也必然发生重大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帮助了中国实现第一个一百年目标。无疑，要实现第二个一百年的目标，中国仍然需要有利的国际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到今天，中国的外交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尤其和其他几个大国相比，中国的成就更是显然。无论是美国还是俄罗斯，都在不同程度上挑起和卷入国际纷争甚至战争。但中国外交，用中国自己的话来说，则是“一心一意”谋求内部的发展和外部的和平崛起。

这一外交“教义”促使中国能够抓住“国际机遇”。今天的中国正在经历一个非常关键的转型，即从早期的“抓住机遇”到“创造机遇”。

在前面的数十年里，中国有效地抓住了有利的“国际机遇”。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作了一个伟大的判断，即认为国际大环境是和平的。在这一判断之下，中国才开始了改革开放政策。邓小平也定义了中国外交所应当有的方法，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在90年代，中国进而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战略，一方面加入国际体系，与世界“接轨”，另一方面要在现存国际体系内部“和平崛起”。这些政策无疑有助于中国“抓住机遇”，而中国也的确抓住了当时的机遇。中国加入了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所有重要国际组织，抓住了自80年代开始、90年代加速的全球化进程。

尽管全球化也给中国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例如收入差异的扩大和社会的分化，但中国总体上也借着这一波的全球化，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贸易国。过去的实践表明，如果对国际形势没有正确的判断，就很难制定正确的政策，抓住发展机遇。

经过这几十年的努力，现在中国已经有了足够的能力来为自己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为自己创造有利于内部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机遇。十八大以来，在总结前面的经验基础上，中共更是已经探索出自己的一条道路，不管是针对大国、中等国家的还是小国。笔者把自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战略概括成为“两条腿、一个圈”。

第一条“腿”即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尽管最先是针对美国提出，但这一概念的应用不仅针对美国，也针对俄国和印度等其他大国。习近平本身多次强调，中国要避免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出现的“修昔底德陷阱”，即守成大国和新崛起大国之间所发生的争霸战争。中国既不想和“守成”的美国发生冲突，也不想和紧随自己的新兴大国印度发生冲突。

因此，无论对美国和印度，中国尽力保持克制，千方百计地寻求通过非战争的方式来解决冲突。例如，2017年中印洞朗对峙局面。在长达两个多月的对峙期间，用战争解决问题的声音在两个国家都很高涨，引发了对第二次中印战争的猜测和疑虑。不过，两国以和平方式结束了洞朗对峙局面。就中国来说，这可以说是成功地把“新型大国关系”引用到对印度关系的一个成功案例。

第二条“腿”即是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带一路”。尽管“一带一路”涵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但其主要对象是发展中国家。沿边国家大都是发展中国家，有不少甚至是贫困国家。

一方面，中国要通过“一带一路”实现“走出去”的目标，服务于国内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借此尽到大国的责任，为这些国家提供区域的和国家“公共物品”（public goods）。用中国自己的话说，就是容许发展中国家搭中国经济发展的“便车”。这是一种包容式、开放式和参与式的区域和国际发展模式。

“一带一路”已经有很多国家加入。即使是从前持怀疑甚至是反对态度的美国和日本，也在改变它们的态度。这两个国家都派代表参加了2017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峰会。

“一个圈”即中国的周边外交。周边外交可说是中国外交的核心，这是由中国特殊的地缘政治位置决定的。中国周边十几个国家，如果搞不好周边外交，中国崛起的难度可想而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早些年提出的“睦邻”“安邻”和“富邻”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概念。

这些年来，尽管中国和一些邻居国家就南海问题面临紧张的关系，中国坚守自己的核心国家利益，但中国从来没有动用过西方惯用的“经济制裁”等手段；相反，尽管中国和有关国家政治、外交关系很冷，但经贸关系从未冷却。这也是这些国家之后能够快速改善和中国关系的基础。

在国际层面，今天的西方因为内部经济困难大搞民粹主义，导致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使得现存国际经济体系岌岌可危。但中国领导层则清醒地意识到，无论是内部的民粹主义还是外部的经济民族主义，都不是解决内外部问题的有效方式，无论是反全球化还是逆全球化都会雪上加霜。

全球化既势不可挡，又是创造财富的有效机制。中国领导人利用各种国际场合，无论是2016年的杭州G20峰会，还是2017年初的达沃斯论坛，或者2017年5月北京的“一带一路”国际峰会，都相继释放出继续推进全球化的强大信号。今天中国是少数几个大力推进全球化的国家。同时，中国也在努力探索解决全球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主要是财富分配不均和社会分化。例如，中国希望通过“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让当地社会的大多数人受惠。

尽管一些西方人认为，今天的中国已经放弃了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的国际战略，但实际上，世界上从来没有像今天的中国那样“韬光养晦”的。从前的大国，在其快速崛起的过程中，无论是成功的英国和美国，还是失败的德国和日本，大都发展出如何扩张，甚至如何称霸世界的战略；但今天的中国努力探索的则是如何和平崛起，如何为世界的和平做贡献。

不过，人们也要意识到，迄今为止，中国崛起的不同方面是很不平衡的。总体上说，中国在经济贸易方面进展很稳健，但在战略方面仍然面临巨大挑战。从以前大国崛起的经验看，崛起包括经济上的崛起和战略上的崛起两个方面。

无论是大英帝国还是美国，它们是在这两方面同时崛起的。而苏联的崛起主要表现在军事上，因此不可持续。日本的崛起只表现在经济上，而非战略上。日本因为是美国的同盟，战略上也不可崛起。这也表明，日本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能成为世界大国。

中国既要实现经济崛起，也要实现战略崛起。而后者则显然是中国的“短板”。不过，在战略崛起方面，中国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东海、中国南海和处理同印度的关系中。在东海的钓鱼岛问题上，中国并没有对日本的挑衅退让，现在已经形成了稳定的互动模式。

在中国南海，中国几经艰苦的努力，已经改变了从前被动回应的局面，转为主动掌控局面。尽管中国南海问题还没有解决，但现在中国已经处于主动地位，无论是美国还是东南亚相关国家都是对中国的“回应”。相信随着《南海行为准则》的进展，各方可以找到更多稳定局势的机制和方法。

在与印度的边界问题上，中国在耐心和克制的前提下，也通过各种方式对印度施加压力，和平结束对峙。尽管未来和印度的关系并不容易处理，但如果中国能够继续把“新型大国关系”应用到对印度的关系，是可以找到一条有效途径的。

现在中国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即朝鲜半岛核危机。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已经面临着双重的国家安全威胁，即来自朝鲜的“核危机”和来自美韩的“萨德危机”。更为严峻的是，如果朝鲜成为核国家，中国的未来安全问题完全没有了保障。

今天，中国周边已经有了三个核国家，即印度、巴基斯坦和俄罗斯。如果朝鲜变成核国家，一下子可能增加三个，即朝鲜、日本和韩国。日本已经是一个事实上的核国家，韩国发展核武器也不会有很大的困难了。更为糟糕的是，如果中国处理不好朝鲜问题，中国台湾地区也必然有野心来发展核武器。如果那样，中国的国家统一问题就会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

历史地看，一个国家的大国地位，从来不会从天上自动掉下来，而是要经过很多次大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经历了很多次国际大考，通过了，并且考得也不错。但如果这次朝鲜问题，中国考不过，不仅很难成为大国，更难保障未来的国家安全。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说，朝鲜半岛的这次考试甚于1962年美国的古巴导弹危机。如果美国当年不是冒着和苏联进行核战的风险，来果断处理古巴导弹危机，美国很难崛起成为日后的美国。

无论是中国南海问题、和印度的对峙，还是朝鲜核危机，无疑都是对中国的考验。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些也是中国崛起的国际机遇。处理成功了，就崛起一大步。每一次危机，如果都能认真对待，在正确判断的基础上，果断行动，就可以以更快的速度实现国家的真正崛起。

第四章　从文明角度把握中国的未来

一、告别中国百年悲情

中国正发展新的文明因素

1989年美国学者福山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历史的终结”一文。文章的中心观点只有一句话，西方式的民主是人类历史上最终的政治制度形式，其他制度形式终将消失在历史舞台上。

福山似乎预见了随之而来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解体。当然，正是因为苏东社会主义政权的解体，使得福山的观点名噪一时。

但不久之后，1993年，另一位美国学者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更具影响力的《外交事务》上发表了题为“文明的冲突”一文。和福山文章观点相反，亨廷顿认为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西方民主政治的胜利，而是文明冲突的开始。

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实际上就是民主与非民主政体之间的冲突。他因此预测伊斯兰文明和儒教文明会结合在一起和基督教文明发生冲突。原因很简单，因为在亨廷顿的眼中，前者代表民主，而后者代表非民主。

然而，历史的发展既没有证实福山的乐观论，也没有证实亨廷顿的悲观论。尽管西方所说的第三波民主浪潮在福山著作出版之后达到了高潮，但民主显然没有成为人类历史的最后一种形式。

不仅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产生的民主有回潮的迹象，更重要的是很多原来是民主的国家面临各种困难，社会出现乱象。也同样不可忽视的是，西方民主模式正在受到新型政治模式的挑战。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历史只向西方民主开放。另一方面，西方和伊斯兰国家的冲突的确发生了，并且在“9·11事件”以后变本加厉，但中国并没有和伊斯兰文明结合在一起挑战西方，自己本身也避免了和西方的冲突。

实际上，正是在西方的“历史的终结”和“文明的冲突”的声浪中，中国的文明有了巨大的转型，而中国人也逐渐恢复了对自己文明的自信。自从清朝衰落以来，中国人对自己的文明越来越没有自信，造成文明自卑。从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到1989年的电视剧《河殇》，都典型地表现出这种不自信。

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就曾经认为，原来处于儒家边缘地带的地区如韩国、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等等已经变成了中心地带，而原来的儒家中心地带中国大陆则成了边缘地带。

帮助中国寻回文明自信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在漫长的历史上，中国文明的每一次复兴都和开放政策紧密相关。就是说，新类型的文明是与外来文明冲突和融合中发展出来的。

同样，这次文明的复兴是邓小平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全面开放政策的结果。在全面开放政策环境下，中国世俗文明再次显现出其优点来。世俗文明包容一切，各种不同的文明因素纷纷走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来，并且正在得到有机地整合。

尽管外来文明的进入不可避免地冲击着传统本土文明，在很多方面，中国传统正在急剧地消逝，但在其他很多方面，也正发展着新的文明因素。

文明自信需配合政治自信

一次真正的文明复兴或者新文明的产生必须配合政治上的自信。

政治上的自信至关重要。在中国历史上，如果文明的复兴和开放有关，那么文明的衰落也总是和政治上的不自信结合在一起的。

因为政治上的不自信，一些朝代的统治者（例如明朝和清朝）就开始实行封闭政策。尽管这样那样的封闭政策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利益，但牺牲的则是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当然，当文明发展不可持续的时候，最终还是要牺牲掉统治者的自身利益的。

在经验层面，近代以来很多中国人与其说是对文明的不自信，还不如说是对政治的不自信。很多人是由政治上的不自信最终转变成为对文明的不自信的。正因为这样，中国知识群体对政治的批评总是通过对文明的批评表现出来的。这一点从五四运动到改革开放后的《河殇》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从这个角度看，当人们看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所体现出来的文明自信的同时，也体会到在一些方面表现出来的政治上的不自信。在奥运会期间，西方媒体所批评的一些事情及这些事情的处理方式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是政治上具有足够的自信，那么这样的事情可以减少。

当然，政治上的不自信不仅表现在奥运会期间的一些事情上，更表现在日常政治生活里的各个方面。

如果政治上的自信不能达成，文明的复兴和新文明的形成就会困难重重。如果因为政治上的不自信而实行这样那样的控制政策，那么文明不但不能复兴，而且还会衰落。很显然，确立政治上的自信乃是中国今后相当长历史时期的要务。

如何确立政治自信？简单地说，政治自信要通过政治改革而达成。无论是经济、社会还是文化，今天中国各个领域的发展都和开放分不开。原因很简单，只有开放，才会有碰撞，才会有竞争，才会产生发展和转型的动力。

同样，政治改革要成功也离不开开放，向新的思想的开放，向新的利益群体的开放，向新的体制的开放。只有在一种开放的政治体制下，中国才能确立政治上的自信。

同时，政治自信的确立必然大力并且有效促进文明的复兴，或者新文明的产生。当那个时候，中国就不只是把自己辉煌的传统拿给人家看，而是贡献给人类一个面向未来的新型文明。也只有到那个时候，人们才可以说中华文明真正复兴了。

二、包容使中国更强大

近年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强调要推进亚洲文明对话。这不仅是中国内部发展所需，更关乎中国在区域内所起的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尽管亚洲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日益密切，国家之间的互相依赖不亚于甚至超过其他很多区域，但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经常被很多历史和现实问题所困扰。中国因此倡议建立“亚洲命运共同体”。问题是如何建设？这离不开亚洲文明对话。更为重要的是，在全球化时代，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文明，同时也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文明对话因此不仅是中国文明和亚洲其他文明的对话，更是中国文明和世界上的其他文明的对话。

文明对话对中国来说尤其重要。中国文明就其本质来说就是一个对话文明。这个对话文明表现出的特点是开放、包容和进步。很多基于宗教之上的文明一方面具有封闭性和排他性等特点，另一方面又具有使命感和扩张性，即把自己的价值观扩张甚至强加给其他文明，“转化”其他文明。和宗教文明不同，中国文明是世俗文明，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来对待其他文明，通过和其他文明的对话，学习其他文明来实现自己的进步。因此，人们也可以称之为“学习文明”。对话文明的主体是自己，是把其他文明的长处吸纳进来，而不是简单地照抄照搬其他文明，更不是把自己“转化”成其他文明。

如同所有其他文明那样，中国文明也有兴衰；但和所有其他文明不同，中国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数千年没有中断和消失的文明。没有中断并不是说中国文明没有断裂过，而是说断裂之后，又重新连接上了。断裂之后能够重新连接上，这是中国文明的特点，是其生生不息的根源。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文明中断之后还会再次复兴？中国文明的这个特征最吸引学术界的注意，也是学术界一直试图要回答的问题。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但主要是因为中国文明是一种“对话”文明。

中国文明发展的四个阶段

中国文明从古代到近代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形成阶段，从约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2世纪。在这个古典阶段，中国发展出了其基本观念和制度，后来成为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古典遗产的一部分。第二阶段是佛教时期（公元3世纪至公元10世纪），其间在东亚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力量是大乘佛教，而各种本土的传统则存活在社会层面。第三阶段为新儒学时期，从公元11世纪至公元19世纪，其中新儒学在新的社会与文化中占有领导地位，而佛教则在当时的群体基层中力求生存。第四阶段为近代以来，在这一时期，扩张中的西方文明冲击着东亚国家，至今这种冲击还没有中止。

从“对话”的角度来理解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很有意思。在第一个阶段，对话主要是在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之间进行。应当强调的是，这些都是中国本土所产生的思想。在第二个阶段，对话主要发生在佛教、儒家和其他东亚国家的本土传统之间。在这个阶段，佛教成为主体，但本土思想并没有消失。佛教和本土的各种思想处于互相调适时期。在第三个阶段，对话主要发生在新儒家和佛家之间。在这个阶段，本土文明尤其是儒学再次成为主体，这是新儒学的功劳。新儒学成功地把佛教中国化，使之成为中国文明的一部分。在第四个阶段，对话主要是在新儒家与西方文明之间。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明冲击东方，东亚国家对西方文明做出了不同的反应。

在中国，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来，在中国内部对话的与其说是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之间，倒不如说是在不同西方思想之间进行。正如在第二个阶段，佛教成为主导话语，近代以来，西方文明一直主导中国。所不同的是，佛教时代仍然存在佛教和本土文明的对话，但近代以来的中国，主要是中国人所接受的不同西方思想之间的对话。在很多方面，使用“对话”这个词也并不确切，因为中国所面对的只是简单的选择，在西方所提供的各种思想或者主义中间进行选择，或者说不同的西方思想在竞争中国人的选择。这种情况直到中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之后，才发生些许改变。

中国本土文明和外来文明之间的互动必然经过一个复杂的过程。在外来文明来到中国的早期，人们对此的态度更多的是反应性的。每一次外来文明来到中国，总是中国王朝处于低潮甚至社会政治秩序处于混乱时期。佛教来到中国是这样，近代西方文明来到中国时也是这样。正因为这样，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力量来抵制外国文明的到来。在外来文明到达中国之后，起初人们总是抱着怀疑、不信任的态度，经常发生冲突，甚至是极具暴力的冲突。但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中国文明就逐渐变得自信起来，自信到一定程度，就主动去吸收消化。在这后一个阶段，中国文明改革被动的局面，再次变为主体。这典型表现在佛教和中国本土文明的融合过程里。佛教传进中国，早期也发生了诸多冲突，灭佛的事情也有发生，但最终通过互相调适，合为一体。到了宋朝，新儒学崛起，再次确立了中国文明的主体地位，并且有机地把佛教融合到中国文明中来，形成了儒、道、释三教合一的局面。

在近代西方文明进入中国之后，中国文明到底是如何反应的，是被动地反应，还是主动地反应，这是学术界一直在争论的问题。不过，以中国直到今天所流行的话语来看，中国的反应不仅是被动的，而且并没有看到西方文明和本土文明之间的对话，也就是说，本土文明仍然被排挤在西方文明之外。

这种情况正是今天很多人所担心的。西方文明的进入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断裂了中国传统的文明。如果不能再次连接上，中国文明就很难真正复兴。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尽管中国社会不再像“五四运动”之后那样，激进地对待中国本土文明，并且各种传统的思想也开始复活，且不说传统文明能否通过类似所谓“国学”的方法真正得到复活，在中国的文明对话，基本上仍然是在各种进口的西方思想之间展开的，中国本土文明还是处于“另类”状态，被视为和西方文明格格不入。

人们希望在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间进行对话，而不是看到是不同西方文明继续在中国大地上的对话。对中国来说，这不是公平的对话，而只是简单的选择，甚至是一种被动的选择。清朝解体之后，经过数十年的革命，中国终于再次统一，在1949年建立了独立的政权。在经过数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已经崛起。但从文明的角度来看，中国还未真正崛起，中国文明还未真正复兴。正因为如此，直到今天人们仍然强调文明的复兴。

不过，即使在整个东亚社会发展的情况来看，这种复兴并非易事。除中国之外，在其他东亚社会，传统文明并非因为西方文明的到来而中断。人们可以假定，这些社会发生了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的对话。但即使如此，传统文化也并没有成为主流话语，主流话语仍是西方话语，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传统文化以各种方式生存下来了，但只是作为生活方式而得以生存。学者们所说的新儒家和西方文明的对话，可能只发生在学者中间，而没有发生在政治领域。即使是在学者中间，大多数也只是用西方的方法来解读和阐述传统文化。正因为这样，在20世纪80年代，李泽厚先生就在中国提倡“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李泽厚用这八个字概括了传统文明在其他东亚社会的状况，也认同这种状况。在80年代之后，东亚社会无一不是深受西方影响，政治、经济和社会各种制度都主动或者被动地西方化。或者说，这些社会都变革成为“类西方”社会。不过，这些社会都面临巨大的挑战，主要表现在西方制度和本土文化之间的显性的和隐形的冲突。

在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仍然在继续。当时，史学家钱穆先生就强调：“中国千万不应该想要用那种从根拔起并摧毁过去遗产的文化革命的方式来得到解放；它只能透过中国文化本身，不管它的好坏都要面对它，认为中国人的未来实植根中国文化这种方式才能获得。虽然有些中国人可能寄寓异国，并且吸收不同文化；但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毕竟是生活在由共同的历史所形成的条件与外观之下。对他们来说，移民异域当然是不可能的。”钱穆先生指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激进主义。不过，这一告诫也适用于东亚一些社会的激进（西方式）民主化方面。对中国来说，在中华文明复兴的道路上，必然要步其他东亚社会的后尘吗？如果中国拒绝类似于其他东亚社会的“西方化”民主，中国本身又能产生怎样的政治制度呢？历史经验表明，中国文明的复兴并非简单地回归传统，而是要在和其他文明的对话中再次复兴。今天的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间应该进行怎样的对话呢？如果不想进行李泽厚先生所说的“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对话，又如何追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对话呢？尽管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时间，但从中国对话文明的本质来看，中国文明的复兴来自于在以自己为主体的基础上来包容其他文明，而不是简单地拒绝其他文明。

当今中国仍需要中学为主、西学为次

中国文明第一个阶段是中国内部各种思想之间的对话，韩非子是一个顶点。第二个阶段是在佛教文明和中国文明之间的对话，但佛教文明是主体地位，中国文明处次要地位。到朱熹的第三个阶段，中国文明再次成为主体。

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类似宋朝这个时代。我们需要有新的文明整合，不是想着如何排斥西方文明，而应当思考怎么样把西方文明整合到我们文明里来。这个是老问题，20世纪80年代李泽厚先生曾经提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观点。这也是近代以来一直所争论的。李泽厚先生那个时代，他看到的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他认为这些制度是西方的制度，西方是主体，中学为用。但我自己觉得，从亚洲“四小龙”的经验来看，文明的对话必须像朱熹那个时代一样，中学为主，佛学为次，就是说今天仍然要以中学为主、西学为次，还是要有文明自信心。我觉得，如果意识到佛教在中国的演变过程，基本上也能理解西方文明进来以后的历程。我们已经到了新的时代，这是今天的大背景。

讲到中西之间的关系，首先要梳理亚洲价值观。“亚洲”这个概念不是我们亚洲自己发明的，是西方给我们的。我们一直在批判文明中国论。但我觉得，西方也是一个西方为中心的文明。中方有中方的天下，西方有西方的天下，任何一个文明都有自己的中心，没什么大的忌讳。

我发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时候已经开始谈论东方了。有意思的是，因为希腊文明东边就是波斯文明，他们就把波斯称为东方，波斯以东的都叫东方。他们以这个来区分世界。东方分为近东、中东，我们这里是远东。我觉得这是西方人犯的错，他们把整个东方等同成同样一个文明，把中国称为东方主义就是在这样一个错误基础之上的。他们根本不知道中国以儒家为核心的文明与波斯文明是不一样的，没有区分来看。我认为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到现在的中国定位没有任何大的变化。

真正把中国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化和概念化的是三个德国人。第一个是卡尔·马克思，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第二个是马克斯·韦伯，第三个是卡尔·维特佛克，是20世纪50年代耶鲁大学的教授。

这三个人非常有名气，西方所有对中国的看法从这三个人身上来看是最系统化的。从文艺复兴开始到启蒙运动，西方学者有谈中国，但是还没有系统化。直到马克思第一个谈亚洲，从物质层面来分析东方专制主义。他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个专制的生产方式，这是第一次对东方主义的概念化，当然还包括了印度。第二个是马克斯·韦伯，从宗教和文化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专制主义。第三个人是对以上两者的综合，他把中国称为水利社会。这三个人是现在西方看中国的理论基础。我们今天用的totalitarianism，或者totalism也好，20世纪80年代被翻译成全能主义，都离不开这三个德国人。

塑造中国价值需要找回三个传统

我觉得，他们非常致命的错误就是延续了从西方古希腊开始的东方专制主义。我今天讲怎么塑造软力量，但这三个人影响了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看法。我们要塑造中国的软力量，就必须在讲中国故事的同时，也要讲印度的故事、西方的故事，光讲中国的故事就永远达不到目的。亚里士多德讲他的政治学，是把古希腊各种政治制度比较得非常透，把它概念化、理论化，成为了经典著作。这三位德国人也是这样的。

东方专制主义一直延续了西方对中国的看法，直到20世纪80年代李光耀先生提出亚洲价值观。当时李光耀先生把世界上很多学者都找来了，研究亚洲价值观。亚洲价值观遭到西方的围攻。不仅如此， 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亚洲价值观也开始遭到亚洲一些开始民主化的国家的批评。

我自己觉得亚洲价值是存在的，只是新加坡的力量太小。现在中国崛起了，提出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我觉得，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中国改变不了西方。中国现在讲自己的中国模式，这并不容易。很多年以前，美国的一些政治人物实际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中国对西方的真正威胁不在于中国的军事力量有多强大，也不在于中国的经济力量有多强大，中国如果对西方能够有威胁的话，就是中国这套体制所代表的价值。我刚才说提到西方怎么回应亚洲价值观。无论是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之间的争论，还是近年来对中国模式的争论都很有意思。

事实上，我们可以把中国模式、中国发展经验放在亚洲价值这样一个背景里来谈。我相信中国模式是亚洲东亚模式的一部分。

东亚主要是儒家文化圈，朝鲜半岛、日本、越南、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或地区，都是儒家文化圈的一部分，它们的成功确实跟西方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它们不是拒绝西方，而是像中国文明一样，包容了西方。他们在把西方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同时不是把自己变成西方。一旦变成西方就会犯错误，日本犯了错误，韩国没有照搬西方，只是政治选举上采用西方的方法，很多机制都是符合自己特点的体制。我自己对新加坡比较了解，觉得完全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一个做法，西方的东西都是作为工具来用，价值还是自己的。

从政治上说也不复杂，把中国的selection 和西方的election 结合起来就行了。经济上也是这样，中国的国有企业存在了几千年了，但要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处理好，要把社会保护好。实际上，中国的很多理念都具有普世性，所以我们要承认这些东西是普世性的。任何一个文明都是共享价值和核心价值两者的统一。

任何一个文明都有它自己的核心价值，西方文明、中国文明、波斯文明，正是因为他们都是人类社会，他们之间也具有共享价值。现在我们提倡的一些价值观，老百姓很难理会，因为一些是在现实中找不到的东西。我们要把社会上已经有的东西找出来，这样老百姓才能信你。大家还是找现在已经有的东西把它们作为核心价值，不要找没有的东西；没有的东西，没人相信，只能制造一些困惑。

塑造中国价值有三个传统，有几千年的大传统、近代以来的中传统、改革以来的小传统，加上全球化。我觉得知识分子应该有知识的担当，任何一个文明的核心就是它的知识体系。西方的媒体很强大，但媒体只是一个技术和形式的东西。西方媒体强大是因为它背后有一套知识体系，媒体只是把这个体系传播出来。西方媒体的强不是传播技术的强，是它后面知识体系的强。我们现在弱是我们没有自己的一套知识体系。从经验上说，我们是有的，但是现在没有人做。

我们要有担当，把这件大事情做起来，这样中国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崛起。

三、中国文化体系重建

我曾在台北参加了一次有关中国模式的国际会议。会议上，一个来自美国南加州大学的教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大家都在谈论中国的崛起，但中国崛起的标志是什么？中国能否为这个世界提供另一个文化选择？

这个问题提得很简单，但是的确可以供我们思考一阵子。这里可以涉及至少三个相关的问题，第一，中国需要文化崛起吗？第二，中国需要一个不同于西方的文化吗？第三，中国能够创造一个不同于西方文化的文化吗？

中国能否为世界提供一种新的文化选择

第一个问题比较简单。尽管大多数人在谈论中国崛起的时候强调的是经济崛起，但和这位教授一样，很多人也开始涉及文化方面。中国执政党在2011年10月召开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主题就是文化建设。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没有文化的崛起，单一的经济崛起并不能说是真正的崛起。经济崛起大多是以GDP来计算的。一个国家的GDP很重要，但GDP只是其中一个主要指标，并不能涵盖其他方面。举例来说，根据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的估算，在19世纪20年代，中国的GDP占到了世界GDP的三分之一还多。从现在的角度来说，这不能不说是大国的象征。但很可惜的是，20年之后，中国就被英国所打败，也就是著名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当时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在内的西欧8国的GDP只占世界GDP总体的12%，而日本是3%，美国是1.8%。

中国是一个具有数千年传统的文明古国。为什么当时在一个新兴国家面前不堪一击？表面上看，英国的胜利在于其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海军和洋枪洋炮。但如果光从军事武器来看问题，就会过于肤浅。再深入一步，人们可以看到当时中国和英国的不同国家形式。在西方来到中国之前的很长历史时间里，中国拥有世界上很先进的政治体制，尽管皇权体制和世界上的其他帝国差不了多少，但中国的文官制度或者说官僚制度是最为先进的。但是这个体制一旦遇到产生于近代西方的国家体制，就变得不堪一击。传统中国皇权尽管理论上非常集权，但实际上往往是无比分权，“无为而治”，或者“统而不治”。中国自己经常用“天高皇帝远”来形容这个体制，也就是说，这个体制没有很多制度建设，没有动员能力。皇权所拥有的动员能力主要是维持皇朝尤其是为皇室服务的。因此，尽管当时中国拥有那么高比例的GDP，但这些资源并不能有效组织起来，转化成为政府能力，尤其是军事能力。而英国呢？当时的英国所拥有的是一种全新的国家政权形式，即主权国家。这是一种高度集权的国家政权。之前，英国所有的是极其分散化的城堡政治。君主政治消灭了城堡政治，国家政治权力才能集中。尽管当时的英国的GDP并不算高，但国家能够有效动员资源和使用资源。英国是一个海洋国家，当时的英国具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

那么问题在于，近代国家形式先崛起于西欧吗？这里就涉及文化的崛起。西欧近代国家的崛起是中世纪后期西欧理性文化崛起的产物。简单地说，这是一种最初源自地中海地区，后来又逐渐容纳了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世界先进文化的文化。文化的崛起自下而上，文化最后的政治结晶便是近代国家形式。当然这种文化还具有更广泛和深刻的内容，涵盖各个领域。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西欧国家自15世纪之后，不断产生着有利于中央集权制度建设的政治文化。尤其对英国来说，因为是海洋国家，英国便根据自己的经验发展出了“自由贸易”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说，如果当时英国的船坚炮利是其硬力量的话，那么“自由贸易”便是其软力量。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文化崛起的重要怎么说都不会过分。从这一角度来说，我们今天强调文化崛起和文化创新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对第一个问题，即文化崛起的重要性，人们不会有很多疑义。但是对接下来的两个问题，就很不好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需要创造一个不同于西方的文化吗？这个问题一旦提出，中国社会马上就会分化。在很大程度上说，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是要消灭自己的文化的。当时的人们看到了西方的崛起是文化崛起所致，因此认为中国如果要强大起来，就要学西方的文化，消灭自己的文化。在亚洲，日本是一个例子。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去日本化”而“欧化”，即仿照欧洲国家（主要是英国和德国）来建设国家。当然，在中国的西欧文化或者西方文化因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崛起而消失。中国共产党所接受的是马列主义，这种选择当时是符合历史现实的。西欧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平。人们可以向往这种文化，但很难搬用到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以苏俄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文化崛起于较为落后的国家，对中国比较适应。也应当指出，当时欧洲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对中国的知识和政治精英的影响很大。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接受了苏俄文化，尤其在政治上。

接受西方文化这种思维在改革开放之后也没有消失。20世纪80年代之后，尽管人们不直接谈论用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文化，但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存在的。最近几年，人们讨论的最多的就是普世价值观。一些人把西方的看成是普世的，相信中国只有接受了普世价值（或者西方价值），中国才会强大起来。很显然，对这些人来说，提“中国是否需要创造一个不同于西方的文化？”这样的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

把文化再造或者崛起等同于文化的西方化，或者说把西方的看成是普世的，都过于简单。上面说过，西方近代文化的崛起本身就吸收了很多非西方的文化。所有文化或者文明，因为都是人类社会创造和积累起来的，都存在有普世性的东西。的确，自近代以来，西方的文化话语一直占据强势，但这既不是说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没有相关性，更不是西方文明是普世的论据。中国文化和文明中的很多因素也是普世的。

日本一般被视为是属于西方国家的。但日本并非真正是西方国家，而是一个假装西方的东方国家。日本接受了西方的工业化和民主化的制度形式，但无论是经济制度还是政治制度，其运作规则还是保留着浓厚的日本传统。可以说，日本是一个把西方形式和日本传统内容结合得很好的国家。同样，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成功也并非直接照抄照搬了苏俄模式，而是对苏俄模式进行了中国式的改造，也就是当时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日本的政治制度是西欧自由主义日本化的结果，而中国共产党政权是较为落后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也就是说，不管是哪一种外来文化，如果要成功，都必须和本土文化结合起来。任何一种文化基本上是长期历史演进的产物，其可以变化，但不可以被取代。

回到那位美国教授提出的问题，人们可以说，中国需要一个不同于西方文化的文化。如果中国单纯接受西方文化，那么中国就不能算是崛起。当今在中国盛行的各种“主义”都是西方的舶来品，尽管在中国因为加入了中国要素而变形，但很难对西方发生任何影响力。西方可能因为中国接受了他们的文化而高兴，但这并不是说我们的文化具有吸引力。很多年前，我读过美国记者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写的一本书，书名叫More Like Us（中文可以译成《非常像我们》），就是说亚洲国家随着发展越来越像西方国家了。这当然是西方的胜利，西方的崛起，而不是亚洲的崛起。亚洲通过学习西方而崛起，这是大多数西方学者的解释，也为亚洲大多数人所认同。在这个背景下，亚洲当然不是除西方之外的另外一个选择，亚洲只是西方的延伸。

显然，第三个问题更难回答，那就是，我们基于中国文化之上，是否有能力创造一个和西方不同的但又可以成为除西方之外的另一个选择的文化？产生一种不同的文化比较容易。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不同的文化，一些文化比较强势，而另一些文化比较弱势。强势文化具有话语权，为比较多的人所接受，而弱势文化稍有话语权，甚至没有话语权，不为人所接受。也就是说，要创造一种不同于其他文化圈但同时又可以被其他文化圈的人所接受的文化，这是一件艰巨的任务。历史上，宗教文化，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文化是这样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也是这样一种文化，至少在东亚文化圈里是这样。

造就这样一种文化很难，但不是不可能。这里举“东亚模式”的例子来说。1994年世界银行出版了一本题为The East Asian Miracle (中文为《东亚奇迹》)的书，肯定了亚洲的发展模式，并指出东亚模式不同于西方模式。这个研究项目的出台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当时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并不承认有东亚模式，因为他们认为东亚模式没有什么了不起，东亚是向西方学习的，是西方因素促成了东亚模式。当然，东亚经济体，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认为自己的发展和西方的不同。这些经济体成功了，当然可以开始说话，开始建立自己的话语权。尽管有西方主流学者的反对，这个研究项目最后是在日本银行的大力支持下成功推出了。今天尽管也仍然有人不认同东亚模式，但东亚模式已经为西方主流所接受。当然，东亚模式也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所模仿和接受的经济发展模式。实际上，在知识界，人们围绕着东亚发展模式已经发展出一套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这套体系由各种亚洲要素组成，包括儒家文化、国家和政府的经济角色、社会因素例如高储蓄率、强调教育、家庭的作用等等。

和东亚的经济话语相比，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政治话语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在这方面，即使是亚洲的主流话语都是从西方进口而来。亚洲国家和地区没有自己的政治话语权，很多政治体系即使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和西方的非常不同，但也都伪装成西方政治体系。日本是很典型的，韩国也差不多。实际上，即使是民主政体，亚洲国家的组织方式和西方很不相同，除了形式上的定期选举之外。比如，日本被视为是西方式民主，但自民党一党独大模式和西方民主大相径庭。当然，也有一些西方学者看到了这种不同。可以说，亚洲的政党、政府、社会等方面的组织有它们自身的规律，在形式上套上了西方政治形式并没有改变其文化性质。

那么，中国的情形又是怎样呢？不能说中国没有文化。中国有数千年古老文明，是文明古国。在历史上，中国文明也曾经为西方文明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西方启蒙时代哲学吸取了很多中国的理性主义。我们常常强调“四大发明”，这些是技术上的事情。但即使在思想和实践领域，中国文化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东亚地区，而达至西方。这里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中国的文官制度。传统上，中国发展出了世界上最为庞大也最有效的文官体系。那么大的中华帝国靠什么来统治？建立帝国的是武力，但统治帝国的是发达的文官体系。西方也经过帝国时代，但没有发展出类似中国的文官体系。西方从近代国家的产生到后来民主政治的转型和运作，没有文官体系是不可想象的。隐含在中国的文官体系里面的几个原则对西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是皇权和治权的分离。天下是皇帝打下来的，国家的所有权属于皇帝，但是治理天下的权力，即治权或者相权（宰相）是向社会开放的。中国发展出了一套中央集权式的考试制度来录用官员。这和西方历史上的家族统治构成了鲜明的对照。西方引入了中国式的文官制度。在民主化发生之后，最终演变成为现在的政治和行政的分离。而政治和行政的分离是近代以来民主政治运作的制度前提条件。

二是文官的中立性。政治是要变的，但如何保证一个国家的政策连续性呢？如何保证治权不会因为政治的变化而中断呢？中立的文官制度就是关键。在西方，政治人物受民主规则的制约，但文官制度的运作具有其自身的规律，不受民主政治的影响。这一点任何西方一本教科书都会有论述。

三是文官的轮流掌管不同部门的制度。中国历史上，文官一般不能在一个地方长期掌权，皇帝会把他们进行调动，也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干部交流制度”。有两个目标，一是防止地方主义和地方势力的形成，二是为了让官员积累治理不同地区的经验，便于他们升迁，治理整个国家的事务。这一点对近代西方国家政权制度也很重要，更不用说在亚洲了。

我要举的第二个例子是中国传统的“有教无类”思想。传统中国也是等级制度，有“士、农、工、商”等，但中国没有像其他文明那样的等级制度，例如基于宗教、种姓、民族等之上的等级制度。对中国的儒家来说，人只有“接受过教育”和“没有接受过教育”之分，而每一个人都是可以“被教育好的”。西方传统教育制度是精英教育制度，能够接受教育的是贵族和富裕家庭的子女。在近代之前，教育权力为社会的绝少数人所垄断。中国的“有教无类”思想对西方后来的“大众教育”影响很大。尽管在中国传统社会，儒家往往垄断知识，中国本身并没有发展出大众教育制度，但“有教无类”的思想则在西方演变成为“大众教育”制度。近代以来，西方各国政治制度逐渐民主化，而大众教育则构成了大众民主有效运作的最重要的一环。

那么，当代中国的情形又是怎样呢？这里我们可以从讨论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中国文化“走出去”运动开始。随着经济崛起，中国感觉到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因为没有文化“走出去”，中国其他方面的“走出去”已经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比如企业“走出去”往往被视为是对外在世界的威胁，军事现代化被视为对世界安全的威胁，等等。所以，这些年中国正在努力把中国文化推向国外，包括孔子学院、各种名目繁多的“媒体走出去”项目。那么，这些“走出去”项目的国际命运怎样呢？在何种程度上成功了？

一个严酷的现实是，大家都知道了中国文化需要“走出去”，但却不明了文化方面什么东西要走出去。正如商家做营销，你要推销产品，首先必须有产品。营销只是包装和策略问题。营销得当就能够改变人们对你所有的产品的认知，甚至确立对你的产品的认同感。但无论如何，首先必须有高质量的产品。如果产品质量低下，营销做得怎么好也会无济于事。

孔子学院在做什么呢？在推销中国语言。各种媒体“走出去”项目在做什么呢？中国是在做“进口转外销”的努力，就是说中国从西方进口了一些概念，经过中国包装之后再出口西方。

一句话，中国没有自己的文化知识产品，没有自己的话语权。西方从中国的传统中学到了很多，并且在很多方面已经大大超越了中国。中国很难再依赖传统来推销自己了。不求进步，光想着从传统中找些什么，是很不负责任的做法。更为重要的是，传统已经解释不了当代中国。尽管今天的中国有传统传承的一方面，但已经不再是传统文化中国了。改革开放近四十年，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变。当然，这种巨变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甚至可以追溯到清末以来的历史。这就需要我们生产一种新的知识体系，追求新的话语。没有这些，一种新的文化无从谈起。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完成这一任务？这种新文化能否成为除西方之外的另一个选择呢？也就是说，这种文化不仅为中国人所接受，而且也可以为处于其他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所接受。

现在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至少离这个目标还远得很。一种文化要成为“软力量”至少需要三个条件。第一，这种文化，不管是产自本土还是结合了从外面“输入”的因素，必须是能够解释自己。如果一种文化不能解释自己，那么如何让“他者”了解自己呢？第二，这种文化必须能够让“他者”信服，信任。如果“他者”对这种文化不能信服，不能信任，那么便是没有软力量。第三，也是更为重要的是，“他者”能够自愿接受这种文化。这是软力量的本质。具备了这三个条件，文化是不需要被推广的。在唐朝，文化不用推销推广，但文化到达了东亚社会的各个角落。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传播也是如此。我说过，西方的民主自由等价值是西方政治软力量的核心，但如果西方政府通过各种手段要把这些价值强行推销到其他国家，强迫其他国家接受，那么便不再是软力量，而是软力量的反面。

中国现在还不具备这样一种文化，因此各种“推销”行为显得很吃力。中国现在所有的是一种依附性的知识体系，要不依附于自己的历史传统，要不依附于西方文化。文化里面包含有传统因素，或者西方文化因素，或者是两者的结合，这不仅没有问题，而且也是优势。但这种文化必须能够满足第一个条件，即能否解释自己。中国缺少的是能够解释自己的“文化产品”。很多人在进行所谓的“文化创新”过程中，要么简单照抄照搬，要么就是应用性，也就是西方技术，中国材料。在很多方面，中国往往是用人家的话语来说明自己，结果是很显然的。中国那么大的国家，很难像一些小国那样，用西方的话语来打扮自己，更因为中国努力抵制西方式政治制度而不能像日本等国那样假装自己是西方国家。中国强力反对西方把其逻辑强加给自己，但什么是中国自己的逻辑呢？

很多年里，无论政府还是民间，大家都在呼吁“文化创新”。但是效果怎样呢？这些呼吁往往沦落为简单的口号和运动。现在国家有钱了，大家都想多分一块蛋糕。能否把得来的钱用在文化创新上呢？以往的经验告诉人们，一旦得到了钱，往往是不了了之。即使所得到的钱能够用到“文化创新”的领域，也不见得能够保证文化创新。

实际上，从历史上看，钱不是文化创新的前提条件。欧洲丰富的文化的确产生了巨大的经济价值，但钱是结果，不是前提。很多文化创造都是在贫穷的状态下进行的。实际上，一旦个人或者文化的创造者沦落为钱的奴隶的时候，就很少与文化创造相关了。要进行文化创造或者创新，就要寻找另外的途径。

是什么阻碍了文化软实力的崛起

现在很多人担忧文化的衰落，但只知道形式，忽视了精神。可以设想，即使中国人今天改穿长衫马褂，留小辫子，大家都来唱京剧，也不见得能够复兴中国文化。没有创造性，传统文化很难得到衍生。传统文化要生生不息，关键在于新的创造。

那么，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底蕴到哪里去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盛行日剧。这些年又被韩流所冲击。为什么？这并不是说日剧和韩流包含着什么高深的艺术水平，而是因为中国观众从中看到和感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子，引出了共鸣。这是一种现代和传统的有机结合，或者说一种创造性的结合。

人们对传统文化衰落的担忧，本身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复兴传统文化的努力并没有成功。另一方面，这近四十年，中国的文化领域也向西方学，并且在学的同时不断表现出文化走出去的欲望。但结果呢？正面积极的东西没有学来，负面消极的东西拼命进来了。

很多人认为现在一些西方的价值观、道德观和文化中不健康的东西严重腐蚀着许多国民。这或许有些道理，但过于简单，也不公正。为什么西方好的东西学不来，色情、暴力等则蜂拥而至，学得有过之而无不及呢？

文化艺术领域没少向外学，但学的只是形式，而非精神。学西方是做给西方人看的。但问题是，西方人所喜欢的，国人不见得喜欢。文化产品不反映民族文化，没法引出国人的共鸣。

中国的文化人现在也有很多人在国外获奖，但为什么在国内没有很大的市场呢？文化艺术是世界性的，是时代性的，但更是民族性的。没有时代性的文化，就很难要普罗大众接受和吸收；没有民族性的文化，就不会成为世界性。

民族性是世界性的基础。曾有德国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批评中国文学是垃圾文学，原因在于中国的作家不是在写中国的东西，也不是在在写民族的东西。这个批评应当是中肯的，光有国际市场的捧场，是不够的。

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文化崛起的重要性。光有经济的发展，光有高楼大厦，没有以文化为主要载体的软力量的崛起，一个国家是不能真正崛起的。正因为有这种认识，所以要大张旗鼓地推进文化产业的发展，提倡和鼓励文化走出去。但如果没有内部的文化崛起，又如何能够走得出去呢？近年来，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办得轰轰烈烈，但只是局限于语言教育。况且不论政府主导的东西是否可以持续，如果只是一种语言的推广，那么软力量也仍然是微弱不堪的，因为语言只是文化的一部分。普通话说得一流的国人本身都不能成为中国文化的载体，怎么能要求学几个汉字的外国人来弘扬中国文化？

文化复兴和软力量崛起的主体是社会，中外都是如此，修建一些大型建筑是复兴不了中国文化的。留给今天中国人文化遗产的、组成中国文化主体的所有伟大的哲学家、艺术家和作家，都是由社会培养出来的。

数年前，温家宝总理在看望科学家钱学森时，钱学森提出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的问题。这可能不仅仅局限于科学研究领域，而也适用于包括文化在内的所有领域。

这些年，政府在文化领域的投入并不少，但显然并没有大的哲学家，大的艺术家和大的作家。没有任何经验表明，政府的大量投入能够产生这样那样的“大家”。

在近代欧洲，规模并不大的社会经济转型产生了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一代又一代的大家。尽管当代中国的转型无论是规模还是速度在世界历史上罕见，但产生不了大家，这是应当加以深刻思考的问题。

这就要求人们深刻反思中国现存文化管理体制。文化官僚体制对中国文化的复兴和软力量的崛起是一个有效的制约。曾经听一位领导干部说，他们（文化官僚）已经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文化管理的方法，说是只要把哲学家、艺术家和文学家管理好，文化领域就太平无事了。

这位领导干部说得非常对。的确，从历史上看，一切所能找到的“负面”形容词都可以套用到这三种“家”身上，如非理性、狂热、疯人、蛊惑人心、颓废，等等。但是，如果把这三“家”管理死了，就不会有文化复兴了。正是在这些领域，存在着文化复兴所需要的所有要素。如果没有了文化直觉和文化本能，那么如何才能产生大家？

从经验层面看，西方文化的进步同新类型的哲学家、新类型的艺术家和新类型的文学家是相关联的。新的哲学、艺术和文学既是时代的写照，也推动着时代的进步。

新文化的崛起是创造的结果，是一种对传统的毁灭性的再创造。从古希腊到现代，西方文化再创造的历史并没有中断过。在这个漫长的文化再生产过程中，西方的文化也融合了世界的文化，甚至是中国的文化，例如西方的理性主义和中国传统的世俗文化有很大的关联。

中国庞大的文化管理体制，并未切实地鼓励创新，反而更着重于控制。无论在任何国家和地方，文化规制是需要的，例如一些会造成宗族、宗教冲突的东西，色情和暴力的东西，都有必要加以管理。

这也是很多西方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因此才有一些新概念例如“政治上不正确”的出现。当然，之前，也存在着各种制约性，例如“宗教上不正确”。

提出中国文化管理体制的问题，并不是说不要任何规制文化活动的体制，而是要从随意主观的政治控制转型成为法治基础之上的规制。在政治控制状态下，文化管理的目的就是寻找他们所定义和规定为“敏感的”和“不正确的”东西。一旦出现一些新的思潮和文化形式，容易作过分政治化的解读。一旦政治化，便把文化创造扼杀在本能和直觉的状态。

在很大程度上，这使得文化界和管理部门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矛盾，这也就是文化界存在着的“一收就死、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状态的政治根源。

要建立文化规制，就需要在管理部门和文化领域建立边界。文化领域应当有属于自己本身的自治空间。文化领域进行自治，就可以鼓励文化领域内的竞争和自我约束。专业精神才会在这个领域占主导地位，只有有了专业精神，创新才会成为可能。

只有当文化活动超过了这个边界，国家规制才可以介入。政府规制的唯一目标就是在文化创造和公共利益之间求得平衡，保障公共利益。从根本上而言，没有文化管理体制的大变革，就不会有中国文化的复兴和软力量的崛起。

文化创新的三个“解放”

那么，中国的文化创造和创新如何成为可能呢？这里我要强调讲三个“解放”，即从“思想和思维”的殖民地状态中解放出来，从权力状态中解放出来，从利益状态中解放出来。下面来分别讨论一下。

首先是解放思想，就是从思想和思维的“殖民地状态”解放出来。中国自清末在军事和政治上被西方类型的国家打败之后就对自己的文化失去了信心。很多人把中国的落后的终极原因归诸于文化。“五四运动”的核心主题可以说是“去中国化”。当然，发展了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并不是想去就能去掉的。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政权的“新生活运动”就是要复归传统文化。毛泽东也是意识到传统文化的实际功能的。在革命战争年代，他提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中国成立之后，很多运动表面上看是反传统的，但实际上是要复归传统。

不过，反传统是中国革命的主线。自“五四运动”之后，学习西方变成了向西方追求真理。因为西方成为了真理，那么包括中国本身在内的非西方就变成了不是真理了。向西方学习成为政治上的正确，否则就是不正确。当然，这里的西方既包括自由主义，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等等一切来自西方的东西。

学习西方并没有错，但把西方视为是真理则大错特错了。中国并不拒绝其他文明和价值，但中国文化本身必须成为主体。在学习西方过程中，因为没有中国的主体意识，中国文化就失去了自己的主体地位。问题在于，西方文化主导下的西方话语解释不了中国的一切。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西方话语不能说明自己。（这一点，我在其他场合多次强调过。就是说，如果西方是苹果，中国是橘子的话，那么苹果的话语是解释不了橘子的。同样，橘子可以学习苹果，因为大家都是水果，但是必须明白，橘子学习苹果的目标不是把自己变成苹果，而是要把自己变成更好的橘子。）但是，很少有人去创造，去发明。不用说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传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有那么多的经验，中国为什么不能产生自己的话语呢？不能产生自己的概念和理论呢？大部分人一如既往地选择用西方来解释自己。这种情况不改变，中国永远不会有自己的话语、自己的概念和自己的理论，当然更不用说是文化软力量了。因此，我们尤其是知识分子必须花大力气从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思维和思想被“殖民”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西方继续要学，但中国的主体地位也必须得到确立。

第二个解放是要从政治权力中解放出来。中国传统数千年，主流文化是一种依附性文化，一种以王权为核心的文化。王权文化本身只是王权体制的结果，也并没有什么好指责的，正如基督教和穆斯林文化是以宗教为核心一样。但我这里要强调的是中国文化的依附性质有效阻碍了文化的创新和扩张。

传统上，我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可以分为政治知识分子和非政治知识分子，分别由儒家和道家为代表。儒家是入世的，道家是出世的。也就是说，儒家是关心社会政治的，而道家则根本不关心现实社会的，道家往往对现实世界失去信心，因此往往崇尚自然，扎根到深山老林。道家讲清静，本来应当有很多时间来思考问题的。但因为不关心现实社会和政治，道家对中国的知识体系的贡献很有限。道家提倡人与自然的合一，不知道主客体之分，犹如庄子和蝴蝶的关系，不知道谁是主体，谁是客体。这种人与自然合一的哲学在一个层面来说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很难演变成为一套科学思维和研究的体系。中国没有出现近代自然科学，和道家的态度是有关联的。

中国社会政治知识体系的主体是儒家。不过，儒家依附王权，为权力服务，往往变成权力的奴隶。这里有自觉的“奴隶”和被“奴隶”两种含义。有人说，“儒”这个字由“人”和“需”组成。从儒家的角度看，主要是为了解决“人”的“需要”问题，而这种“需要”是通过服务于王权而获得。从王权的角度看，主要是为了解决服务于自己的“人”的问题，也是一种“需要”。历史上，王权需要获得两种绝对的忠诚，一是知识的忠诚，即儒家，二是太监的忠诚。这两种忠诚保证王权的绝对性，儒家管理的是国家事务，太监管理的是王权内部事务。对儒家的忠诚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讲真话的忠诚；一种是讲假话的忠诚，即愚忠。尽管历史上不乏讲真话的忠诚，但大多都是“愚忠”，自私的“愚忠”，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说假话。从知识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的王权的统治术远比其他文明发达，这是儒家的功劳。西方人强调法治，中国人强调人治。有了法治和一套有效的国家制度，平常人也可以统治一个社会。但在中国，儒家是不提倡法治的。没有一套有效的国家制度，必须有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来做皇帝，否则天下就很难治理。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中国没有发展出一套国家制度建设学说来，和儒家仅仅服务于王权是有很大关系的。

儒家没有能够发展出有关中国社会政治的知识体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儒家垄断了知识。传统中国被视为儒家社会，但是社会上到底有多少人可以称为是儒家呢？比例非常之少。人人可以成为“儒”，也就是说“儒”这个阶层是开放的，人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尤其是通过考试制度而成为“儒”，但开放性并没有导致“儒”和整个社会的关联。儒家垄断了知识，并没有努力把知识传播到整个社会，用今天的学术语言来说，就是儒家没有社会化的过程。服务于王权，这一本质决定了儒家对社会现实不那么感兴趣，自然也就没有关于这个社会的知识。上面说过，儒家的“有教无类”思想为西方所用，对西方的大众教育制度的建立产生了很大的作用，但这一思想在中国本土却没有发挥如此的作用。

与传统相比，中国社会现在已经大变样了。但是，中国知识阶层的权力依附性却没有太大变化。就对权力的关系来说，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可以分成三类，一类为权力服务的，一类是反权力的，这两类是主体，第三类的是那些对政治和权力不关心的人，类似于传统的道家。为权力服务的知识分子似乎不用加以详细讨论，大家都有认识，就是那些光会说好话，为体制辩护的人。第二类知识分子是反权力、反现存体制的人。实际上，这些人也是在追求权力，就是想用他们的知识去影响实际政治甚至得到实际政治权力。他们因此往往自觉地站在权力的对立面，也为了反对而反对。就是说，他们是要通过反对权力而得到权力。

无论是为权力服务还是反权力都很难产生有关中国的知识体系。知识分子的权力（力量）哪里来？在中国，人们往往把那些经常讨论实施政治、关心现实的知识分子视为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来自西方，但在中国已经变形了。知识分子首要的任务是解释世界。在解释世界的基础上，知识分子才会拥有权力。如果你把世界解释好了，知道了社会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问题在哪里，如何解决问题和改进社会，那么即使你没有任何权力职位，你也会得到权力。一些政治人物可能会采用你的判断、诊断等来改革社会。所以，马克思说，哲学家有两项任务，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而认识世界又是改造世界的前提。在没有认识世界之前，你是不会有改造世界的权力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显然不是这样，总是没有能力去解释世界，但有巨大的野心去改造世界。结果是可想而知的，那就是导致权力和知识之间的恶性互动。知识想挑战权力，权力想遏制知识。知识和权力两者之间没有任何边界，两者都想互相渗透，结果两边都不专业。权力不专业，没有信心，总想控制一切。知识界不专业，解释世界的事情不做，但要干预政治。可以想见，如果这个恶性互动模式不改变，中国文化或者知识体系的创造还是没有希望。

第三个解放是要从利益中解放出来。在很大程度上说，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物质利益对文化创新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权力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一直强调，我们这个文明已经经历政治上的考验，但还没有经过商业文明的考验。即使经历过“焚书坑儒”和各种“文字狱”，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还是保持了其对自己坚持的知识的认同，体现出了抵抗权力和反抗权力的勇气。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商业革命却彻底冲垮了知识分子对知识的应有的信念，他们向物质利益投降了。为“五斗米折腰”是当代知识分子的常态。我记得温家宝总理曾经感叹过，中国为什么没有穷人经济学家。其实，这非常容易理解。中国现在所拥有的是大量的利益知识分子，就是为各种利益说话的知识分子。为穷人说话没有利益可图，穷人当然不会有自己的知识分子。中国不存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所应当有的“有机知识分子”，如果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概念的话，有机知识分子能够超越具体的利益，为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说话。都想从组织那里分得一块利益，但就是没有人为这个组织的长远利益考虑。从知识供应的角度来说，中国目前所面临的诸种问题例如收入分化、社会不正义和道德衰落等等，知识分子是要负起责任来的。知识分子没有能够超越自身的利益为改革政策提供有用、有效的知识。

知识分子不能超越自己的利益，这一特点更使得政治权力轻易吸纳和消化知识分子。这一点，我们可以用现在的科研制度设计为例子来说明。随着国家财力的增加，国家对大学、研究机构的投入也越来越多。但是，为什么中国没有大师级学者？道理很简单，因为没有培养大师的制度设计，目前的制度设计不是用来推动知识发展的。在中国的科研评审制度下，教授学者们整天要为发表论文发愁。目前的体制迫使人写很多的文章，但阻碍人们尽心做研究。哪有教授每年都能发表优秀论文呢？即使在西方优秀的大学，如果一位教授一生中能够发表几篇高质量的文章，就很不错了。举政治学领域为例。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是大家熟悉的。但是他写过多少篇名著呢？没有多少。中国的评审制度要求我们的教授每年都能写出大文章来？这有可能吗？结果是，一辈子也写不出一篇想象中的文章来。做研究和写文章完全是两码事情。好文章是建立在长期的研究基础上的，把时间都来用在写文章了，哪有时间来做研究呀!

中国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工资制度的设计也在扼杀知识的创造和创新。在中国，教授、教师和研究者们的基本工资都非常低，没有额外的收入。这使得他们把很多时间都花在申请研究经费，用各种变相的途径把研究经费转化成为自己的收入。这里就产生了很多负面结果。第一，贫富分化，中国的教授中，穷的和社会上的穷人没有什么差别，而富裕者犹如社会上的富豪。第二，不鼓励科研和教育。对很多人来说，科研和教育只是副业，因为他们要把大量的时间花费在搞钱上。第三，变成钱的奴隶。教育和科研部门所掌握的钱越多，设计了非常多的科研项目，要各个方面的人来申请。实施过程中存在着“你听话了，我给你一块；你不听话，我就不给”。这种制度设计加强了行政控制，使得知识分子变成钱权的奴仆。在西方，教授、教师和研究者90%以上的收入都来自基本工资，工资可以给他们带来体面的生活，这使他们有充分的时间来从事科研和教育。中国现在的情形如何？对很多人来说，可能不到一半的收入来自基本工资，其余的来自其他资源。在基本工资不能维持一个体面生活的情况下，谁有时间来做严肃的研究呢？如果也像西方那样，把工资制度调整一下，让90%的收入来源于基本工资，那么结果就会很不一样。那么，为什么不可以进行改革呢？

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的教育体系从幼儿园到博士后都有被利益化了的问题。这个非常漫长的教育链条，被各种利益所分割。有很多寄生于教育的机构，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设计了无数的项目，通过正式的制度和非正式的社会压力，施加于受教育者及其家庭之上。教育的目标是传授知识和生产知识。但现在中国教育的各个环节却唯钱是图。改革开放近四十年了，教育的投入也越来越多，但中国产生多少有影响的学者，更不用说是大师了。现在连两院院士都成为各种组织争取利益的工具。中国的教育者应当看看西南联大时期的情况，在那么恶劣的情况下培养出如此多的大师。可以说，钱越多，教育就越腐败，中国教育体制已经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中去了，结果牺牲的是受教育者及其家庭。因为接受教育是文化发展和创新的前提，在这样的情况下，根本就谈不上生产和创新知识和文化体系了。

另一方面，尤其对文化创新来说，中国的文化机构又养了一大批不会创作的作家、艺术家、歌唱家等等。这些事业单位可以企业化嘛。中国的市场那么大，这些群体通过市场机制可以过好的生活；同时，市场机制的压力也可以刺激他们的创作精神。这个改革为什么不能进行呢？

更为严重的是政府部门更是对这种制度进行“寻租”来追求物质利益。例如教育部门，这些年来，教育部门设计了多少评审、评估等名目繁多的项目呢？很多项目表面上冠冕堂皇，但实际的目标就是明目张胆地向社会要钱、向学校要钱。

现在大家都在讲文化创新，知识创新。但如果所有这些制度不能得到改革，那么文化知识创新只会是幻想罢了。正如开头所讲到的，尽管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文化创新和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性，有关方面也开始有具体的政策来追求这些目标，但没有基于自身的文化创造和创新，拿什么“走出去”呢？能够向世界销售什么呢？

新的文化选择

实际上，如果从国际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的客观形势不容乐观。简单地说，两种主要的宗教文化，即西方文化和穆斯林文化正在急剧扩张，而中国文化则越来越处于守势。

西方文化，也就是从地中海产生和开始兴起的文化仍然占据世界文化的主导地位，并且越来越具有进攻性和侵略性。这个文化从地中海开始一路扩张，先占据了大西洋两岸，现在又扩展到太平洋和印度洋。西方文化基于宗教之上，具有使命性。这种宗教使命一直是推动其无限扩张的巨大动力。同时，也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文化尽管还具有宗教性质，但很多方面已经被世俗化，也就是不再具有原先的原教旨主义色彩。在亚洲尤其是东亚，这种变化更有利于其传播。

另一宗教文化，即穆斯林文化，近年来因为西方反恐怖主义战争，似乎处于守势，甚至消退。一些人把穆斯林文化简单地和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穆斯林文化总体上并非鼓励暴力。从事恐怖主义的只是很小一部分极端激进组织分子。实际上，这些年来，尽管有西方的反恐战争，穆斯林这些年在世界上的发展却相当迅速，并且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即使在基督教为主的欧洲社会，穆斯林也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化力量。在欧洲，穆斯林信仰者和基督教信仰者经常发生冲突，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穆斯林文化在欧洲的发展。在亚太地区，尤其是东南亚、南亚和太平洋岛国地区，穆斯林文化的扩张同样迅速。如果和基督教文化相比，穆斯林文化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特色。如上所说，基督教文化倾向于世俗化，或者说世俗化成分在增加。推行基督教文化的主体是作为这一文化产物的世俗政府。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一直在世界范围内努力推行其民主、自由为载体的政治文化和制度。穆斯林文化圈内，政府的力量相对软弱，并且也没有类似自由、民主那样的吸引人们的政治体系。实际上，西方以民主、自由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和体系也对穆斯林文化圈产生着巨大的影响。穆斯林文化扩张的主体就是社会本身。这是一种信仰和道德体系的扩张。从长远看，会不会随着基督教文化的世俗化，穆斯林文化会占据越来越多的信仰空间？这需要我们的关注。

和这两种主要的宗教文化相比，中国尽管有经济崛起，但文化则处于守势。这种守势，即使在中国大陆也是很显然的。原因很简单，正如上面所讨论的，中国人的思维本身就已经相当西方化了。我们现在所进行的文化推广活动，尽管声势浩大，但不会对中国文化的扩张具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中国缺少一套可以和其他文化分享的共享价值(shared value)。很显然，中国文明如果不能发展出一套自己的核心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共享价值，那么就会被前面两种文化逐步消解和融化。不过，从历史上看，中国的世俗文明成功地消解了其他的宗教文化，包括佛教文化和犹太教文化。我相信，中国可能也能够再次发展出一种新的文化范式，一种能够容纳和整合其他宗教文化而又能保持自己的世俗文化性质的文化。要不被消解，要不再次重生，中国的选择并不多。如果不想看到前一种情形，那么就必须重生。这就是我们今天讨论中国文化创新的全部意义。

第五章　儒学：能成为中国软力量的核心吗

儒学与现代国家建设

《文化纵横》：从文明竞争的角度来看，其实，全球各个古典文明都曾经遭遇了现代性的挑战，这种古今之争到今天也还没有终结。对于这种冲突，基督教国家的处理相对比较成功。他们的政治实践，成为某种具有规范意义的标准，也成了我们衡量某种文明是不是“文明”“进步”的指标，那么从经验意义上来看，基督教国家的成功之处何在?这些指标又是不是合理的呢?

郑永年：文明之间的竞争其实从一开始就有，尤其对以宗教为核心的文明来说。其中基督教在竞争过程中获得了优势。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首先是个人层面，经过宗教改革之后，个人获得了可以直接面对上帝、和上帝对话的权利。也就是说实现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这是西方个人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前提条件。而个人主义在西方各方面发展过程中都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在经济方面，宗教改革也证明了商业行为的合理性。基督教强调人的“原罪”，但这种“原罪”不是不可以克服的。我们在韦伯那里可以看到，人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清洗“原罪”的。再者，如果商业行为被合理化，但并非所有的社会领域都是可以被商业化的。基督教因此也在一些方面保护社会。除了提供信仰外，宗教还努力保护家庭。教会对离婚的惩罚(无论是心灵上的还是物质上的)都很严厉。有些西方学者指出，没有宗教改革，西方的工业化和商业化就不可能那么顺利。当然，早期是宗教保护社会，后来保护社会的很多功能被转让给了世俗政权。在政治上，基督教实现了政教分离，尽管过程相当困难。国王的事和教皇的事分开来很不容易，但这种分开的意义则是怎么说也不过分的。

此外，更重要的是基督教到现在为止都在努力保持与现实世界的相关性。只有这样，宗教才能具有指导意义。如果没有相关性，就变成一种纯宗教和信念，在引导人的行为方面容易变得激进。在很大程度上，基督教正在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比较世俗化的宗教。在20世纪初，尼采曾宣称说“上帝死了”。但现实的情况是，即使原来的上帝死了，人们也会创造出另外一个符合当代需求的上帝。文明竞争不仅仅指的是一种文明和另一种文明的竞争，而且也是文明本身的进步。

伊斯兰教和其他一些宗教的情况有所不同。尽管不是说这些宗教没有进步，但在向现代性调适方面，它们没有基督教那样的灵活。当基督教文明已经变得相当世俗化的时候，其他一些宗教文明的宗教性似乎不减。所以，有些学者认为，现在所谓的文明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世俗化和作为纯信念宗教之间的冲突。

《文化纵横》：那么，对于儒学而言，其对于现代国家的建立有什么优劣之处呢?

郑永年：儒家作为一种统治哲学必须和一个特定的政体相关。这也表现在中国的历史上。历代皇帝尊孔，但皇帝们对孔的理解可以有不同。同样，在儒学国际化(区域化)过程中，不同社会接受儒学，但对儒学的理解可以有不同。比如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儒学在这些东亚社会都普遍存在，但表现为不同形式。

就中国来说，作为一种统治哲学的儒学更有了其特定的功能，即作为社会道德的根源。儒学因此也往往具有一种国教性质。在其他宗教文明，存在着一个外在的和超然的东西，但在中国，没有这个东西。对超然的东西的认同使得人们有一个“心中”的客观标准。比如说，西方的左、右派之间的争论不会走得太远，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外在的标准作为参照。在这样的情况下，理性争论(reasoning)成为可能。而在中国，因为没有这个外在的存在物，人们的参照物就是世俗的。历朝历代，如果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各方都会把争论拉向一个极端。那么，最后谁来说了算呢?最后目标就是“中庸”，而“中庸”是世俗的皇帝说了算。所以，中国的统治者有额外的负担，要提供道德资源。同时，这也使得中国的统治者拥有了额外的权威。

这个特点既是儒学的优势，也是儒学的劣势。说其是优势，是因为儒学对统治者有额外的要求。中国文明对皇帝和政府官员有那么高的要求和儒学是分不开的。这也就是人们所理解的儒学作为一种与西方的民主(democracy)相对的“贤人政治”(meritocracy)。说其是劣势，是因为人们往往把规范(normative)层面的东西当成实证(positive)层面的东西，例如把“皇帝应当是贤者”当成了“皇帝是贤者”。因为皇帝和统治者具有了至高无上的道德含义，他们往往不受任何东西的约束，而行使专断的权力。而儒学努力加之于统治者之上的“规范”显得过于软弱，而根本不能约束统治者的行为。

因此，要儒学再次成为统治哲学也需要创造性地转型。对统治者的道德要求必须培养。我说过，这个世界上，没有像中国那样更需要孔子学院的国家了。但是，统治者的道德权威不能让统治者本身来规定。对统治者的评估权力必须分散到社会，而这要求儒学的社会化。中国不可能创造一个有宗教色彩外在的制约机制。在民主化时代，这个外在的制约机制只能来自于社会力量。只有当社会对政府官员产生外在的制约时，执政者才会真正体现儒学的优势特质。从长远来看，这种外在的衡量标准和制约手段也有助于中国的法制建设和法治精神的产生和发展。

东亚的儒家特性

《文化纵横》：我们再来看看现实中的儒学，或者通常所说的儒教社会，也就是东亚的国家和地区的实践。人们通常用亚洲式资本主义来形容这些国家，亨廷顿在他的书中将其归纳为：秩序、纪律、家庭责任感、勤奋工作、集体主义、节俭等。在我看来，很难说这些特征为东亚所有的国家和地区所分享，比如，秩序、纪律在当代中国很难说是重要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当下中国是全世界最灵活多变、最善于逃避纪律和规则的地方。集体主义似乎在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表现也不那么突出。你怎么看呢?

郑永年：的确如此。但我愿意强调儒学的普世性，而非特殊性;或者说普世性是首要的，而特殊性是第二位的。我觉得很多人强调的西方vs东方既不符合现实，也无助于现实政策。从前亚洲较欧洲落后的时候，人们就认为亚洲的价值观对经济发展有害。这就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主题。比韦伯更早的时候，马克思也提出了著名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把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亚洲价值视为是与经济落后、政治专制联系起来的。德国学者魏特夫更在此基础上把中国社会视为 “水利社会”。

亚洲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是日本。日本崛起的时候，很多人把日本视为西方化的结果。日本的主流社会也是这样认为的。但当后来亚洲“四小龙”崛起以后，人们就对亚洲价值有了相反的看法。因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属于儒家文化圈，人们的目光就落在了儒学对亚洲经济的贡献。这方面已经有很多的文献。同时，西方学者也重新解读日本的发展，不再强调日本的西方化，而是强调日本文化的特质。我的老朋友傅高义就是其中这样一位学者，他著有《日本第一》一书。

你提到的亨廷顿也属于这类学者的一位。但实际上他所强调的这些品质在西方也存在。比如说，亚洲价值中体现的节俭更是西方新教伦理的核心。我上面也强调过，基督教是非常重视家庭的价值的。节俭(鼓励投资)、家庭、勤奋等所谓的亚洲价值也是西方价值。我个人倾向于认同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说法，认为集体主义、个人主义、纪律等品质与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和工业化程度有关。很难说一个社会代表的是个人主义，而另一个社会代表的是集体主义。工业化既需要集体主义(在生产线上需要高度的合作)，也需要个人主义(需要创新)。西方比亚洲社会更早地实现了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在西方得到更早的发展和整合。亚洲社会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处于农业社会，并不存在产生西方式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客观条件。当我们说日本人比中国人更具有集体主义精神时，这并不是说日本人天生就是集体主义的，而是其社会经济结构要求日本人具有集体主义精神，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文化。

所以，如果经验地考察每一个社会人群的各种特征或者价值的起源，人们就会发现西方vs东方实际上是被夸大的。西方文化和儒家文化不仅没有发生任何具有本质意义的冲突，相反，随着亚洲社会现代化的进展，亚洲文化和西方文化越来越具有相同的表现特征。文化对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发展发生影响，但另一方面，文化也不是恒久不变的。任何文化如果不能适应经济政治的变化，那就会被淘汰。文化因此也是经济社会制度的产物。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现代化和经济发展，加上当代全球化，正在创造越来越多的跨越国界的文化，但同时地方性文化仍然继续发展，并且因为全球化而凸显出其本身的特色。很多地方性文化的继续和强化并不是这些地方个人的特质所致，而是因为不同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所致。

《文化纵横》：不过，在我看来，另外一些特征，或许在东亚的国家和地区中更具有普遍性。尤其是在华人社会，中国台湾、香港地区，新加坡，以及中国大陆。在社会层面，精英和大众的天然分野非常鲜明，大众是普遍的物质主义的、个人主义的，对于政治和公共事务通常并不关心，而精英则被普遍地要求某种奉献精神，或者说他们用这种奉献精神、献身精神来塑造自己的合法性。当然，他们也掌握权力。在观念层面，则是普遍的信仰现实的功利主义，没有、似乎也不需要某种超越的宗教。在政治上，则多多少少地都信奉贤人政治，当然这是就普遍人群而言。台湾出现了竞争性的政党政治，但是当地的人们似乎也更多地是从工具主义的角度来接受民主政治，也就是说人们是因为相信民主能够选择贤人而选择了民主，而不是因为相信每个人的自由选择是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而选择民主。当然，这些特征中，有多少是与儒学有密切关系的，还需要更深入地探讨。

郑永年：在一定程度上说，所有社会，凡是经历了现代化和经济发展，都会导向利益主导型社会，都会产生民众的政治冷漠感。在西方也一样。政治冷漠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政治经济学家赫希曼 (Albert Hirshman)曾经探讨欧洲社会是如何从情感(passion)社会转型到利益(interest)社会的。宗教、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等都会导致情感社会，而商业精神和经济发展则导向利益社会，人们的行为更具理性精神。

东亚社会尤其是华人社会是最为世俗的，既没有宗教精神，也缺少欧洲式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从一定程度上说，儒学文化圈的民众较之西方人更为理性。他们的政治冷漠是预期中的。除了少数政治人物或者知识分子，民众一般不会把民主或者自由视为一种抽象的价值。他们更多的是把这些价值视为工具来追求自己的切身利益。就民主化来说，理性(或者冷漠)实际上也可以成为政治优势。就是说，很多人只有被动员的时候，才会参与政治。他们本身不会对民主政治有宗教般的热情。这使得儒家文化圈的民主政治的发展相对平稳。例如，在世界各个社会，民主化过程往往是和极端的暴力政治联系在一起的，但这在儒家文化圈还没有发生。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夸大西方人的政治热情。民主的价值或许和宗教关怀有关，但对大多数老百姓来说，民主和民生也是分不开的。在西方，民主往往被定位为政治精英之间的一种竞争。从理论上说，竞争就是政策的竞争，看哪一位候选人能够提供给选民更多的利益。民众的政治参与也是一样的。早期西方民主实践中，人民也都需要被动员才去投票。在民主化前的贵族社会，政治是贵族的事情，和普通老百姓毫不相关。商业革命和工业化导致了民主化。早期工人阶级对民主政治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这是因为工人可以通过民主来为自己追求物质和其他方面的利益。但是，在后工业化社会，大众民主又表现为政治冷漠。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西方各国的投票率一直很低。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亨廷顿等人就发展出了政治冷漠的理论，认为政治冷漠是正常的;如果人们对政治过于热情的话，政治系统就会瘫痪。所以，即使在西方，人们也在不断地修改理论来解释人民实际的政治行为。当理论和实践不相吻合时，需要修正的是理论，而不是实践。

《文化纵横》：很多亚洲的政治家，如李光耀、马哈蒂尔、马凯硕都曾经大力鼓吹亚洲价值，但是这些价值的实质内容是什么，似乎还都很空洞，也经常在被这些政治家以一种机会主义的态度所利用。

郑永年：在亚洲政治人物中间，对“亚洲价值”没有什么特别的共识。你这里提到的政治人物强调的是“亚洲价值”，而另一些政治人物(如韩国前总统金大中等)强调的是他们认为的具有普世价值的西方价值。在很多年前，亚洲的政治人物中间有过一场争论。尽管现在没有了争论，但分歧还是存在。要回答你所提出来的问题，我觉得首先不要看亚洲的政治人物怎么看亚洲的概念。我们需要考量两个基本的问题，一是什么是亚洲价值，二是亚洲价值和西方价值的关系。

首先是亚洲价值的问题。什么是亚洲价值?如何定义?在亚洲，很难找到一种共同的价值。亚洲有宗教文明和宗教价值，例如印度和穆斯林文明。也有世俗文明，包括中国大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内。亚洲的文明和价值体现为多元性。应当认识到，当人们强调亚洲价值时，他们所指称的可能不是同一件事情。但一般当人们讨论亚洲价值时，往往指的是儒家文化圈。早期日本的发展、亚洲“四小龙”和当代中国大陆的发展都是在儒学文化圈。但并不是说亚洲的发展仅仅局限于儒学文化圈。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发展，近年来印度的发展，都说明了不同文化价值都在推进现代化和经济发展。

这就促使人们深入思考亚洲价值和西方价值之间的关系。工业化从西方开始，然后再到世界各个角落。这表明，不同的文化价值体系都是可以实现现代化的。当然，如前面所强调的，不同文明对社会经济的发展的适应性是不同的。过分强调文化价值对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很难解释现实。除了文化外，其他很多制度性的因素也很重要。当然，有些制度因素植根于文化之中，而另外一些制度因素更多地体现为技术性，就是说，各种文化价值都可以接受的技术。

亚洲政治人物中间有关亚洲价值的争论很有意义。尽管他们不能指明亚洲价值到底是什么(这更应当是学者们的任务，而不应当让政治人物来回答)，但他们作为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推动者或者实践家的确意识到了亚洲价值的存在。当然，他们也看到了西方价值的缺陷，他们并不认为，亚洲只要跟随西方实践就能实现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相反，亚洲要现代化和推进经济发展，必须在自己的文化基础上来制定有效的政策。20世纪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很少有人谈论亚洲价值了。表面上，好像是金融危机打击了亚洲价值，其实不然。人们发现，越来越多的价值领域，东西方有共同之处，尽管东西方价值体系的发展阶段不同。这次产生于西方而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更说明了双方都可以有向对方学习的地方。亚洲国家有植根于其文化之上的最优实践(best practice)，正如西方有基于其文化之上的最优实践。

《文化纵横》：综合我们以上的讨论，我觉得，亚洲，特别是东亚国家的政治实践有其独特之处，这些特征是特殊性的，还是具有某种普世意义，我们现在还不很清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国家的实践目前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论总结和抽象。如果让你来总结，你觉得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实践的独特之处何在?就此而言，在东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这些以华人为主体地区，有没有可能出现某种“亚洲价值观”的现实载体?

郑永年：如果在不夸大亚洲民主和西方民主的差异的情况下，我会认同这种说法。前面已经说过，亚洲价值和亚洲经济的关系，就是说，亚洲价值是有其经济制度载体的。民主也一样。实际上，在儒家文化圈内，亚洲价值早就有了政治载体。那就是日本。日本民主是把西方民主形式和其文化传统(包括儒家价值)结合得最好的民主实践。也就是我上面所说的选举加选拔。在很长历史时间里，日本自民党内部的竞争(也就是党内民主)要远比自民党和反对党之间的竞争激烈。而自民党内部的竞争并非西方式的，而是日本传统式的。现在日本民主党执政，但民主党是从自民党发展而来。王赓武先生说，民主党的执政表明亚洲社会第一次出现了“忠诚的反对派”。“忠诚的反对派”是个西方概念和西方实践。西方之外的反对派大都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没有忠诚的概念。为了反对而反对的反对党的存在往往会瘫痪民主政治。这在亚洲屡见不鲜。在日本之外，其他社会的民主例如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刻意模仿西方的成分比较大。但即使这样，这些民主的内核也表现为儒家式，例如韩国对政治人物的高度道德要求，你上面提到的中国台湾民主对民主的工具性认同等等。

根据我自己的观察，在日本之后，新加坡可能会成为第二个把西方民主形式和自己传统结合得比较好的政治形式。中国从目前的发展情况看，也有这种可能。但不管怎样，应当强调的是民主没有原版，民主基本上是一国一模式。但民主的确有山寨版，如果一些精英人物要刻意去模仿西方模式的话。《文化纵横》：我们知道，东亚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已经引起了整个世界的关注。但东亚地区的国家合作却始终没有什么起色，这当中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就是东亚国家之间巨大的文化差异。那么，在你看来，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即随着东亚国家和地区在文化和政治上的自信确立、认同的增强，东亚形成一个更强有力也更紧密的联合体，从而对整个世界格局产生影响?

郑永年：你这里所指的是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从经济整合的角度来衡量，东亚地区实际上并不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差，包括一直被人们视为是模范的欧洲模式和北美模式。东亚经济的整合表明如同其他区域一样，经济的区域化(和全球化)也发生在东亚。但同时，东亚的整合也表现出和其他模式不同的特点。北美模式和欧洲模式表现在正式的、外化为法制式的，而东亚模式则更多地表现在非正式的、非制度化的。我想，你所说的“没有什么起色”指的是制度化方面的合作。

为什么东亚的整合有很不相同的表现方式?这里既有历史、地缘政治的原因，也有文化的原因。北美模式是由地缘政治和文化决定的，它呈现出等级的模式。美国是超级霸权，而无论是加拿大还是墨西哥都高度依赖美国，这两国的经济都从结构层面上被整合进美国经济。(实际上拉丁美洲也是这样的，被学界称之为“依附型发展”。)除了经济因素，北美模式也有文化因素，因为这些国家都有类似的文化价值和政治制度。

和北美模式不同，欧洲模式表现为扁平型。欧盟的主要国家包括英、法、德等力量旗鼓相当，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而历史的原因更促使这些国家追求通过经济的整合来最终达成政治上的整合(如果不是行政上的话)。欧洲尽管共享同一种文化价值，政治制度也相差无几，但对国家利益的过度自私追求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欧洲根深蒂固的制度和法律文化更是大大促进了欧洲共同体的宪政化。

亚洲区域整合的表达方式也受亚洲地缘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差异的影响。概括来说，亚洲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不重视正式的制度表达，亚洲不存在欧洲的契约文化，但对非正式的“关系”极为强调。所以，从法律层面来说，东亚整合不如欧洲和北美。但同时也要看到，正是这种共同文化(儒家)的存在有效地克服了东亚社会政治制度的差异而达成了经济上的整合。东亚目前所看到的经济整合的动力在于中国的开放。在中国开放之前，无论是日本还是“四小龙”的经济都是和西方经济的整合。而在过去30年间，因为其开放政策，中国已经成为东亚经济整合的轴心。这种经济整合首先从海外华人到中国投资开始，早期就有人提出“大中华经济圈”的概念。但整合马上超出了华人圈，涵盖了日本和韩国。于是有人又提出了“儒家经济圈”的概念。不过，“儒家经济圈”的概念也并不确切，因为东亚(主要是中国、日本和韩国)经济的开放型是全球定位的。很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提倡“开放型区域主义”的概念，就是说，东亚区域主义不是排他性的(exclusive)，而是包容性的(inclusive)。我个人觉得，从深层次的文化来说，开放型区域主义正是儒家精神核心的反映。

尽管东亚制度化层面的整合要比北美和欧洲低，但如果中国一直能够坚持开放型区域主义，东亚模式完全能够超越其他模式。无论是北美模式还是欧洲模式，它们所强调的是内部的整合和区域内部资源的合理配置;对外而言，这两个模式都可实行重商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就是说它们都是排他性的。而东亚开放模式从长远来说，可以达成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配置。

阻碍东亚深化合作的文化因素不是“大”文化因素，而是“小”文化因素，或者说是东亚社会各个社会的政治制度差异。前面说过，东亚很多国家先前是被西方整合的，很多社会发展出了西方式或者类西方式的制度。政治制度之间的差异，加上历史恩怨，使得各国之间的信任程度比较低。地缘政治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日本和韩国一直是美国在东亚地缘政治的关键，美国(有意或者无意地)一直对东亚的制度化整合起着负面的作用。当然，对实际国家利益的定位和追求也使得这些国家不敢和中国靠得太近。

但这种情况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而得到改变。中国的经济发展导致了东亚国家(和东南亚)经济和中国经济的整合。这已经变成了既定的事实。东亚国家已经开始从“经济的思考”转型到“文化的思考”或者从“经济利益”转向“文化利益”。日本很多年前就开始思考和美国的关系，而民主党上台后要在政策层面调整对美国的关系。日本明治维新之后走全盘西化的道路，但现在随着中国的崛起，日本必然面临新的选择。韩国的“中国文明情结”表现得更为特殊。冷战期间，韩国的认同是向着西方的，这和日本差不多。其制度也是根据西方模式来设计的。但这些年，情况在发生变化。尽管统治阶层内很多人还继续偏向西方，但也有很多人“回归”东亚传统。最有意思的就是和中国竞争代表东亚传统的正统性。

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东亚无疑是世界经济的重心。这会继续促使东亚国家对自己传统的回归。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对东亚价值的认同正在促进东亚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很显然，这种影响包含软硬力量两个方面。东亚本身的整合和其在世界格局的位置主要取决于中国。最重要的就是中国本身的文化自信和体制转型，这两方面不仅会影响东亚本身的有机整合，而且也影响到儒家文明和国际的整合。只有足够的文化自信才能促成体制的转型。文化自信了才能更加开放，才能有效借鉴和融合外在的有效的制度形式和文化价值。儒家在历史上是通过包容外来文化和制度创造辉煌的，今天也不例外。

文明竞争与儒学的未来

《文化纵横》：随着中国力量的强大，中国的价值诉求和利益主张也越来越被关注，而中国人在这方面的表达，还仅仅停留在反抗压迫的情感宣泄阶段，还很少，或者说几乎没有提出自己的主张。那么，在你看来，什么样的价值诉求是最符合中国的发展逻辑的，或者说，在这当中儒学是不是也有可能发挥某种作用?为此，我们需要解决哪些理论上的难题?

郑永年：这个问题是关键。中国的利益需求已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表露无遗了。但很多问题没有回答：如何去追求利益?如何在追求利益过程中表现为中国的价值?如何把自己和西方区别开来?等等。你说得很对。在这些问题上，中国各方面还仅仅停留在情感表达的阶段。当别人指责中国什么时，我们只能回答，我不是什么。我不是从前的“帝国主义”，也不是“殖民主义”等等。中国还没有回答最为关键的问题：我是谁?这是自我认同问题。没有自我认同，哪能要求他人对自己的认同呢?而没有他人的认同，就不会产生任何软力量。在推行软力量之前，首先要回答软力量是什么。

这表明，我们在软力量领域的创新能力的低下。我们在国际社会没有话语权。自从和西方接触以来，中国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了自己的话语权。人们一直在努力学习西方，用西方的话语来解释自己。但现在看来，西方的话语不仅解释不了自己，更严重的是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可以这么说，中国的话语权建设至少要落后中国的社会经济变迁30年。

因为儒家的符号意义，儒学可以在建设中国的话语权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儒学要扮演这个角色，儒学本身就需要现代化。我认为，儒学如果不能具有足够的开放性来包容和整合各种主要社会思潮，那么儒学的发展空间并不大。儒学如何才能具备足够的开放性?很简单，中国需要儒者。目前的中国只有儒学研究者，但没有儒者。要复兴儒学，首先就需要儒者，大儒者。大儒者从何而来?这个问题和钱学森所问“为何中国没有大师”的问题是一样的。

《文化纵横》：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并没有偃旗息鼓，甚至我们可以说这种竞争可能更为残酷。而这种竞争，不仅仅是在看得见的经济、军事方面，在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的概念之后，国家在文化力量上的竞争也被揭示出来。如何塑造中国的软实力，成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中国的学者为此提出了很多主张和方案。我们也注意到，在革命的意识形态褪色之后，中国官方在对外的宣传中，在着力将孔子的文化形象和儒学推出，似乎希望将儒学作为中国人的文化认同象征。这种努力，在国外的反响如何?你认为，儒学在其中会扮演一种什么样的角色?

郑永年：看到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趋向激烈这一点非常重要。硬力量的竞争从来就没有停止，也不会停止。但硬力量的效用正在下降。在近代，硬力量是最重要的，因为国家间的优劣主要是一个国家能否在战争中胜出。到了冷战，进入核武器时代，美苏两国之间不仅在硬力量上竞争，主要表现在核武器等方面，而且也在软力量方面竞争，表现为意识形态的竞争。冷战后，硬力量的使用及其效用受到更大的限制。美国在世界各地(尤其是中东)的军事胜利并没有使它成为一个胜利者;相反，军事上的胜利正在给它带来无穷的负担。美国的软力量也不如从前。民主、自由、人权等都是其软力量的核心。但当美国使用其霸权地位，使用各种方法向全世界推行美式民主的时候，其不再是软力量。近年来其所推行的颜色革命，在取得了早期的胜利后，最近遇到很大的麻烦。硬力量和软力量是相辅相成的，但如果没有软力量，硬力量的使用就没有道德基础。

当意识到软力量的重要性之后，中国也在追求软力量。但要明确意识到，重要的不仅仅是硬力量或者软力量本身，而且更是使用的方法。就苏联来说，硬力量的软性使用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但软力量的硬性使用倒没有好的效果。

软力量，顾名思义，就是人们自觉自愿地接受。中国唐朝的文化能够走向亚洲各国，不是政府推动的结果，而是人们自愿接受的结果。很多本来属于软力量的东西，被政府来推动，就失去了软性。无论是以意识形态的名义还是以文化的名义，政府的作用是有限的。因此，中国如果要在国际社会推行软力量，就必须考虑社会的力量。要明确的是，社会而非政府，是软力量的载体。我想，儒学的复兴及其国际影响力的扩大过程，社会应当起到主导作用。

《文化纵横》：近年来，民族主义在中国赢得了很多拥趸，儒学作为一种软力量的来源，在一定意义上也与其相表里。这是因为中国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从文明竞争的角度来看，中国还处于极其弱小的地位，甚至可以说百余年来，我们几乎没有取得什么值得称道的成就。如你所说，硬力量与软力量必须相辅相成，因此，没有软力量的大国是危险的。那么，儒学是不是中国寻求软力量的一种恰当选择，除此之外，中国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吗?

郑永年：民族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中国迅速崛起是有多方面的因素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主动向西方学习。但在1989年之后，西方制裁中国，中国人开始反思。随着中国本身的崛起，中国的文明自信心也开始恢复。这同时也是因为全球化。全球化在把中国整合进世界体系的同时也使得国人看到自己国家和其他国家的不同，这样就比较容易建立自我认同。

但是民族主义绝对不是软力量的基础。民族主义产生于欧洲，在催生众多欧洲主权国家的同时，也

为欧洲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主要是战争。欧洲现在抛弃了民族主义的概念，又走向整合，欧盟是一个新型的帝国。民族主义传播到其他国家之后，既有积极的作用，也有非常消极的作用。在德国和日本，民族主义变得非常具有侵略性。在发展中国家，民族主义在争取民族独立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在多民族国家，民族主义也经常是国家分裂的主导性意识形态。

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的独立和解放进程中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从孙中山到蒋介石到毛泽东，尽管政治人物的意识形态可以有不同，但他们都是民族主义者，因为他们当时所面临的政治任务是同一的，即建设一个统一和独立的国家。

但我觉得民族主义是具有阶段性任务的，并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良方。那种从西方进口的民族主义和中国的传统精神刚好互相冲突。民族主义是排他性的，表现为封闭，而我们这里所说的国学或者儒学是包容性的，表现为开放。我们可能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中国需要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吗?在和西方接触以来，这几乎是数代政治人物的理想目标。顾颉刚老先生曾经说过，传统上，中国的国家从来就没有按照种族或者民族的原则(就是西方的民族主义原则)来组织过。民族、种族等因素在中国是存在的，但中国并不把它们作为组织国家的原则。组织中国传统国家的是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儒家。在孙中山先生那里，民族主义也只有工具价值。因此，在推翻满清皇朝之后，他就主张要“五族共和”。所以，不能无限制地抬高民族主义的价值。在多民族的中国，我们思考这个问题应当具有当代意义。实际上，美国也不是一个民族国家。美国是一个文化概念，而非宗族和民族概念。这在很大程度上和传统中国一样。我自己在想，从长远看，中国要建立的应当是一个非民族国家，而不是民族国家。

在国际关系上也是一样。中国硬力量的发展不可避免，但还没有找到有效的软力量来论证硬力量的合法性，或者来“软化”硬力量。不过，民族主义绝对不是软力量的一部分，而只会成为硬力量的一部分。自从民族主义产生之后，它已经为世界带来了太多的灾难。这种现象到现在还没有停止。

当然，在主权国家时代，民族主义也不可能消失。但也有很多因素的产生来制约民族主义，例如包括物质和思想在内的区域主义和全球化。

这在一个侧面也表明了很多因素都在支持儒家的复兴。儒学的包容和开放性使得其有能力吸收和消化当今时代的各种主义(包括民族主义在内)。从这个意义上，一种转型了的、具有现代性的儒学较之其他任何主义更能成为中国软力量的核心。也可以这么说，如果不能确立这样一个核心，中国就内部说就很难找到立国之本，从外部说就不能回答自我认同的问题，也就是没有东西可以和西方话语或者其他话语进行竞争。

（本文最初发表在《文化纵横》2010年第2期，编辑：高超群）

郑永年论中国：中国通往海洋文明之路

版权信息

郑永年论中国：中国通往海洋文明之路/郑永年著.—北京：东方出版社，2018.8

ISBN 978-7-5207-0391-8

Ⅰ.①郑…　Ⅱ.①郑…　Ⅲ.①海洋-文化研究-中国　Ⅳ.①P7-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35434号

郑永年论中国：中国通往海洋文明之路

（ZHENG YONGNIAN LUN ZHONGGUO: ZHONGGUO TONGWANG HAIYANG WENMING ZHI LU）

作者：郑永年

责任编辑：陈丽娜　李鹏飞

出版：东方出版社

发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113号

邮编：100007

印刷：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版次：2018年8月第1版

印次：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张：8

字数：100千字

书号：ISBN 978-7-5207-03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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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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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中国要警惕“明朝陷阱”

第一章 中国的海洋地缘政治形势分析

一、中国海洋地缘环境：东海、南海和印度洋

二、中国传统国际定位的困局

三、G2结构和中美关系

四、亚洲是中国地缘政治的重心

五、非洲和拉丁美洲：商业利益和战略考量

初步的结论

第二章 中国如何崛起成为海洋大国？

一、海洋国家与海洋地缘政治

二、中国地缘政治：从陆地向海洋

三、如何实现军事崛起

第三章 如何守住南海“生命线”

一、中国南海问题局势分析

二、为什么美国的地缘政治转向亚太

三、如何考量南海“僵局”的真实情况

四、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必须要有所作为

五、在南海问题上避免陷入中国“梦想”

六、要反思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老思路

简单的结论

第四章 地缘政治大变动时代的周边关系

一、地缘政治的大变动时代

二、地缘政治大变动的原因

三、应当追求东亚共同体吗

四、和印度要确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第五章 地缘政治背景下的中美博弈

一、贸易战还是技术冷战？

二、地缘政治、世界秩序与中国

三、美国对中国的冷战思维

四、如何掌握中美博弈的主动权

第六章 “印太”概念的兴起与“一带一路”倡议

一、“印太”概念背后的国际秩序变迁

二、“一带一路”回答中国要如何“走出去”

三、中国须和中亚国家以及俄罗斯合作

四、“一带一路”探索国际新规则

序言：中国要警惕“明朝陷阱”

今天中国的崛起是否会陷入“明朝陷阱”，即在没有真正崛起之前就开始衰落？毫不夸张地说，今天的世界正处于一个“不确定性”的状态。地缘政治面临急剧的变动，英国脱欧、南海、朝鲜半岛、中东与叙利亚、印度与巴基斯坦、中国与美国、美国与俄罗斯、中国与俄罗斯等所有重要的方面都在发生变化。所有的变化是地缘政治变化的产物，也反过来重塑新的地缘政治格局，世界经济也是如此。

西方引导的全球化开始出现逆转，尽管这并不在任何意义上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但也表明西方和美国在领导全球化方面，已显得力不从心。对崛起中的中国来说，所有这些变化应当被视为正面和积极的；如果中国能够抓住机遇，便是崛起的好机会，在“不确定性”中崛起，重塑区域甚至是国际秩序。

意大利古典政治哲学家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在论述政治人物的政治作为时，专门讨论了“运气”或“命运”的作用。其实，在国际舞台上，一个国家的作为也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确定性”可以解读为中国崛起的“运气”或“命运”。因此，人们首先不应当悲观地把“不确定性”视为负面因素。所谓的“不确定性”只是一个客观的局面，是时势变化所致。任何国家都要根据时势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国际角色。不管怎么说，中国崛起也是当今世界“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根源。

中国是否可以抓住自己崛起的“运气”和“命运”呢？这些年来，中国的确在努力这样做。在南海问题上，因为涉及中国所明确规定的“核心利益”问题，中国冒了很大的风险，有所进步。今天南海局势基本稳定，而且中国掌握了主动权。在国际经济上，中国也在努力继续推动自由贸易，通过“一带一路”等方式方法扮演世界经济发展的角色。

但是，人们不难观察到，中国也在竭尽全力、非常理性地“规避”风险。然而，规避短期风险反而招致长期的更大风险。在国际经济方面也有类似的情形，中国一方面加入国际经济秩序，也有能力去引导国际经济发展，但同时对现存国际经济体制（明确地说是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体系）抱着深刻的怀疑态度，总觉得这个体系是一个“阴谋”或“陷阱”。很多人因此认为，中国在国际体系里面是个“半心半意”的角色。

中国的作为和俄罗斯的作为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一蹶不振，直到总统普京执政之后，俄罗斯才稳定了政局。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俄罗斯都已失去往日的辉煌。尽管俄罗斯到今天为止仍是军事强国，但这主要还是苏联的功劳。经济力量远不如以前，经济结构单一，看不到明确的前途。政治上主要是围绕着普京一人的政治，尽管目前强势，但未来仍然很不确定。

不过，俄罗斯不愧为一个战斗的民族，明明没有能力做大国了，但不仅在苦苦支撑着其所认为的大国地位，而且时刻寻找机会复兴俄罗斯的辉煌。如果得到机会，俄罗斯一个也不会放弃。在这一点上，俄罗斯人还是很骄傲的，认为当今世上能够和美国争取平等地位的仍然只有俄罗斯。

中国则不一样，明明出现了很多能够促成其崛起的机会，但却一个接一个地放弃机会，不管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这个现象使得人们担心，今天中国的崛起是否会陷入“明朝陷阱”，即在没有真正崛起之前开始衰落。这里指的是明朝失去了使中国成为海洋国家的机遇。明朝是世界海洋时代的开始，当时，中国政府和民间海洋力量皆为世界第一。如果郑和“下西洋”代表政府力量，东南沿海一带“猖獗”的“倭寇”海洋活动，则反映了民间力量。

不过，正如人们日后所看到的，仅仅因为朝廷的意识形态和一些既得利益的阻碍，中国在此后数百年时间里把自己“封锁”起来，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陆地国家，最终成为西方海洋国家的“阶下囚”。

今天的中国是否会再次像明朝那样，主动放弃真正崛起的机遇呢？提出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因为中国可能面临着诸多促成自己放弃机遇的因素。至少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讨论：

第一，中国已经没有大国的记忆。中国从秦朝统一国家，到汉唐不仅在地域上扩大了，而且建立起当时最强大的政治体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被西方称为“开放的帝国”。之后的王朝（主要是蒙古人和满族人所建立的王朝）尽管在疆域方面有扩大，但在制度建设方面却没有什么创新。

明清之后，中国王朝变得越来越封闭，最终被近代西方所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主权国家打败。近代以来，中国人受苦受难，到今天为止，中国人有太多的弱国记忆、苦难记忆和受害者记忆。从这个角度来看，不难理解今天的中国人祈祷国际和平与国际公正。不过，一些人（尤其是精英阶层）的“受害者”心态过于强烈，缺少自信，不仅认识不到机遇，有了机遇也抓不住。没有人会怀疑中国人对和平与正义的诉求，但国际和平与国际正义等诸多价值绝对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是要斗争出来的。

第二，今天的中国有太多的意识束缚。对叙利亚、朝鲜、美国、俄罗斯等的看法都深受意识形态影响。“意识形态化”表明人们已经不容易实事求是地去看一个问题或事物，而只是从一个特定的意识形态角度去看它们，结果看到的不是事实的真相，而只是基于“偏见”之上的幻影。

这里仅以美国为例。在很多中国人的眼中，美国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即“敌人”。很多人不满于美国把中国视为“敌人”，但忘记了自己也把美国视为“敌人”。一旦把美国视为“敌人”，自然就不能对美国作科学理性的分析。

结果就曾出现过，美国做什么，中国就要反对什么；美国不做什么，中国就要做什么。这使得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失去了太多的东西。实际上，作为大国，美国和中国拥有很多一样或类似的道德价值观和国际责任。

两国国家利益不同，分歧不可避免，但这些分歧不能简单地用意识形态来看待。对美国的态度，中国本应该支持的就支持，该反对的就反对，但因为把美国视为一种意识形态，结果既看不到一个真实的美国，也看不到自己在处理和美国关系中的真实利益，处处陷于被动。

第三，错误理解毛泽东。毛泽东时代中国是弱国，针对美国和西方列强的围堵和遏制，中国发展出强大的民族主义（实际上，这种民族主义至少自孙中山先生开始就已经在塑造）。不过，毛泽东更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毛泽东发展出“三个世界”理论，为很多国家所接受。这主要是因为“三个世界”的理论是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原则上。例如毛泽东把美国和苏联这两个拥有对立意识形态的国家列为“第一世界”，而把很多西方国家列为“第二世界”。

这种实事求是的分类，使得毛泽东正确和精确地看到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从而为中国外交找到巨大的空间。在和美国打交道上，毛泽东的现实主义表现得更是充分。毛泽东痛恨“右派”，但在和美国打交道时，他明确表示喜欢美国的“右派”，因为“右派”比较接近实际，讲利益。

他不喜欢和美国“左派”打交道，因为“左派”讲价值观。在代表美国的“右派”（即共和党）总统尼克松执政期间，中国和美国结束长达20多年的敌对状态，这和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精神分不开。

第四，错误理解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也是现实主义者。在外交上，他提倡“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人们只关切“韬光养晦”，忘记了“有所作为”。正是“有所作为”，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抓住了所有机遇，既避免了国家危机，也实现了高速发展。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20世纪90年代初的“南方谈话”和后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背后都是邓小平实事求是的精神。

在对美国的态度上，邓小平永远旗帜鲜明，尤其表现在其对美国在中国内部事务的干预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愤怒；另一方面，邓小平也把美国看成中国学习的对象。在内部发展上，他更是把人们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市场经济”，视为一种发展的工具，一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使用的工具。没有邓小平的实事求是精神，很难想象中国能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走出“文革”困境、在20世纪80年代末走出内外部因素所造成的政治困境，以及在20世纪90年代与世界接轨。

“韬光养晦”和“永不称霸”应当是永恒的原则，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不要作为，不要斗争，更不是用各种方式来论证变相的“不作为”。现在有一些人把“韬光养晦”解读成“不用作为”，这是完全错误的。

在国际关系上，经验告诉人们，如果一个国家抗拒自己的“命运”，最终会受到“命运”的惩罚。正如内部改革的前提是思想解放一样，外部崛起也要思想解放。只有思想解放才会把自己从眼前的利益格局中解放出来，才会在更高的格局中找到自己的新利益。

大国的“命运”在召唤中国，但如果中国继续受制于眼前的局部利益，将很难看到已经降临的“命运”，也很难实现真正的崛起。

本书的出版要感谢东方出版社的许剑秋先生和吴玉萍女士以及编辑陈丽娜和李鹏飞，由于他们的努力，本书才能够这么快与读者见面。

第一章　中国的海洋地缘政治形势分析

这些年来，中国的海洋地缘政治正在面临一个全新的格局。这里既是中国内部因素变化的结果，更有外部环境变化的原因。从内部因素来说，中国已经从一个资源自力更生的国家转变成为一个高度依赖外部供给的国家。同时，随着中国内部持续的经济发展，中国也已经从一个资金短缺的国家逐渐演变成为一个资金过剩的国家。和其他国家的资本一样，中国资本也必然会走向世界的其他地方。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走出去”势在必行。国内发展所需的大量的资源和国内资本过剩所导致的对外投资是“走出去”的巨大经济推动力。政府的政策在这个过程中也起到了一个重要的辅助作用，主要是因势利导。强调这一点很重要。国际上，一些国家，主要是西方国家，把中国“走出去”战略视为是中国政府要主导甚至称霸世界的战略。实际上，中国政府并没有这样的计划，“走出去”政策只是对经济发展客观要求的辅助。

中国“走出去”表明海洋战略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国家地缘政治的新因素和新核心。中国传统地缘政治以陆地为核心，主要表现为防卫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和很多周边国家解决了陆地主权纠纷问题，虽然很多问题仍然存在着，例如和印度的陆地边疆纠纷还没有解决，朝鲜问题仍然存在，新疆和西藏等边界地区还会出现新的挑战。但是，和海洋地缘政治比较，中国对陆地地缘政治持有较大的操控权，因此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来稳固陆地地缘政治局势。海洋地缘则不然。一方面海洋地缘政治涉及复杂因素，受制于其他很多国家，从而往往超出中国自身的控制范围；另一方面，海洋地缘政治对中国来说还是一件比较新颖的事情。较之老牌海洋大国，中国在这方面并没有多少具有实质性意义的经验，各方面的弱点在实践中不断表露出来。

从外部环境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美国所谓的“重返亚洲”。因为周边国家众多，中国的周边地缘政治本来就已经非常复杂，美国高调“重返亚洲”更是恶化了中国的周边环境。近年来东海、钓鱼岛和南海等问题的恶化都和美国的“重返亚洲”有紧密的关联。

一句话，中国海洋地缘政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要成为一个海洋国家，不会因为周边地缘政治环境的恶化而退缩。如果因为外在的压力和“走出去”的困难就止步不前，那么当代中国就会像当年明朝一样，终结成为海洋国家的梦想。

一、中国海洋地缘环境：东海、南海和印度洋

海洋地缘指的是能够促成或者阻碍中国成为一个海洋国家的地缘政治环境。很显然，对中国来说，主要是东海、南海和印度洋。在所有这几个领域，中国都面临巨大的挑战。

先来看南海问题。南海问题是个历史问题，近年来凸显出来，主要是因为美国高调宣布要“重返亚洲”。2010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越南宣布美国对南海问题的关切，提出南海问题和美国的国家利益的相关性。这一宣布很快就把南海的历史问题转变成为现实问题。紧接着，在冷战期间互为敌人的越南和美国也似乎在一夜之间成了准盟友，美国航母访问越南。尽管美越两国强调的是双边关系，但显然是针对中国的。这是继奥巴马政府宣布要“重返亚洲”之后最引人注目的直接而具体的举动了。更早些时候，美国也有诸多外交和经济方面的举动，但并没有引出人们多大的关注。因为航母这个举动涉及军事安全问题，才真正触动了中国人的神经。从宣布“重返亚洲”开始，围绕着中国，美国战略开始明朗化。第一是针对南海问题，美国开始调整在亚洲的战略。例如在澳大利亚派驻兵力和同中国的周边国家发展战略关系。第二是经济战略，开始实行类似冷战期间的战略性贸易。

中国各方面对这些表现出高度的关切，并不令人惊讶。对中国来说，南海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一些人说南海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或者更进一步，是核心国家利益，因为其涉及中国的主权问题。但实际上，南海不仅仅是主权的问题，更是中国的生命线。一旦失去南海，中国的海洋地缘可能不再存在，会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一个内陆国家。那么，为什么可以这么说？

这里首先涉及的是中国的东海问题。中国的东边已经有牢固的美、日、韩同盟。这个联盟以美国为统领，且已经高度制度化。日本民主党上台执政后，当时的首相鸠山曾试图追求和美国较为平等的关系，不过以失败告终。鸠山政权的失败说明任何一届日本政府都很难改变这个制度现状。同样，也不会有人希望韩国政府能够改变这个局面。“天安号”事件之后，美、日、韩联盟有强化的趋向。2011年以来，中日关系因为钓鱼岛问题而迅速恶化。尽管这并不是说美国会完全站在日本一方而不顾中美关系，但美日联盟的存在的确表明中国要解决甚至控制东海问题的难度。同时，尽管日本和韩国之间的关系也因为“独岛”（在日本称“竹岛”）的关系而呈现紧张状态，但这也并不意味着美、日、韩联盟会解体。这只是说，美国在维持这个联盟上的一些具体困难。就国际关系的本质来说，中国作为大国的存在这一事实表明了美、日、韩联盟存在下去的理由。

那么，美、日、韩联盟的存在对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其一，中国很难通过东边成为海洋国家。其二，日、韩等国可以利用联盟来增进本身的利益而损害中国的利益。例如日本可以在东海问题上增加其谈判能力。日本决定把钓鱼岛等具有争议性的水域进行“国有化”就是试图利用目前联盟有利于日本这样一个局面。日本意图将钓鱼岛“国有化”之后，日本和美国的关系也表明日本在这方面的企图。其三，联盟也可以对中国构成直接的安全威胁。美国在小布什政府期间已经完成了亚洲“小北约”的布置。近年来，随着美国开始在澳大利亚驻军，这个“小北约”战略渐趋成熟。对“小北约”的性质需要持续的观察，但有两点已经很明显：首先，至少到今天为止，美国主要是想通过这个“小北约”对中国构成“威慑”，即防止中国的作为对美国利益可能构成的致命威胁。其次，对美国的“敌人”来说，这个“小北约”不是建设性的，而是摧毁性的，也就是美国要通过这一战略来大大提升对其界定的“敌国”的打击和摧毁能力。

就是说，对中国而言，东海的重要性取决于中美两国关系的性质。如果美国要围堵中国，那么东海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无论中国还是美、日联盟都看重所谓的“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的原因。不过，尽管大家都担心这个问题，但对“岛链”的性质，人们的看法并不深刻。很多问题都可以提出来。例如，美国真的要在传统地缘政治意义上围堵中国吗？从冷战的构架内，答案可能是肯定的。但问题在于在今天的全球化状态下，美国的这种传统围堵方式会有效吗？中国并非以前的苏联，现在中美两国都处于同一个世界体系之内。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如何围堵中国？再如，中国是可以被围堵的吗？“岛链”只有当中国有了类似于西方传统的扩张主义的时候对中国才具有意义，也就是说中国要走出太平洋去扩张。但显然，中国既没有这样的想法，更没有必要这样做。中国冲破这两个“岛链”只具有象征性的战略意义，而无实质性的战略意义。中国要和日本作战吗？要和美国作战吗？如果没有这样的扩张计划，那么“岛链”的存在对中国并不具有实质性的伤害。或者说，“岛链”的存在只是赋予美国及其盟友对中国构成“威慑”。也同样重要的是要意识到，中国的自我军事防卫能力也在与日俱增。随着中国自我防卫能力的提高，要冲破这些“岛链”并不困难。同时，中国的攻击能力实际上也可以对这些“岛链”构成威慑。

在中国的西南面有印度洋。那么，中国有可能通过印度洋而成为海洋国家吗？也很难。顾名思义，印度洋是印度必争的势力范围，中国和印度洋没有直接的通道。一些人主张通过缅甸来打通这个海洋通道，但这也说明，中国几乎也没有希望通过印度洋成为海洋国家。因为这里存在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其一，中国和缅甸的关系。缅甸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也在理性地寻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游走在中国、印度和美国之间。近年来，美国在尽力改善和缅甸的关系，这是符合缅甸和美国双方的利益的。其二，印度和中国的关系。印度也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并且充满着民族主义情绪。其国内强硬派一直视中国为竞争对手和潜在“敌人”。印度不会容许印度洋成为中国崛起成海洋国家的通道。其三，印、美关系。一旦美国视中国为对手，那么印度很容易倒向美国。美国和印度近年来的关系有了实质性的进展，而且多边军事合作和协调也已经开始，例如美国、日本和印度的军事合作。印度被西方视为民主国家这一事实表明，美国的国内政治有利于美国和印度的合作，至少合作过程中美国国内阻力会相对较小。

因此，对中国来说，成为海洋国家的希望在于南海。南海在很多方面远较东海和印度洋重要。所以说，南海是未来中国的生命线。现在美国谈南海航道的“安全与稳定”的问题，好像话语权在美国这一边。实际上，这应当是中国的话语。无论是作为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体还是作为一个高度依赖资源进口的大国，南海航道的安全与否决定了中国的经济是否能够正常运作的问题。邓小平当年在南海问题上提出“搁置（主权）争议、共同开发”是为了给国内的经济建设提供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而在今天的国际环境里，这个提法又有了新的甚至是更为重要的含义。很显然，对经济体系运作的威胁可以直接威胁到每一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具有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含义。

尽管近年来的南海局势并不像一些悲观的人们所说的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但如果我们不能直面现实，未来局势必然会恶化。如何应付挑战？这就首先要提问：今天这个局势是怎么来的？只有理解了是怎么来的，才能找到如何控制和解决问题的理性方法。很显然，今天的局势并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以往历史的结果。实际上，对长期观察南海局势的人来说，出现近年来的局势毫不意外，是理性预期之中的。

谁都明白南海问题的历史复杂性。现在各国都在寻找有利于自身的历史根据。但客观地说，要从历史根据来解决问题可能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使命。目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南海问题的主要特点是其只能控制和管理，而不能解决。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当年才提出“搁置（主权）争议、共同开发”的现实主义的设想。在这个设想指导下，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和其他相关国家在双边层面就“共同开发”做了很大的努力，但成效不大。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相关国家似乎并没有很大的动力或者动机和中国搞合作。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有关方面忘记了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国家没有动力和动机？但原因似乎也很显然，中国对这些国家还没有足够的影响力，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结果，这些国家认为没有必要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实际上，中国在这个领域的“不作为”为这些国家创造了主动“作为”的外在条件。很多年里，这些国家在南海问题上都取得了他们所认为的“国家利益”。这也就是为什么一旦南海问题爆发出来，中国方面认为是这些国家的“挑衅”而致，而自己只是在反应而已。

这种局面的产生可能和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外交方法论有关。其实，较之中国，有关国家可以说是小国。小国家就其本能来说最担心的就是单独面对一个大国，不管这个大国有多么的善意。因此，这些国家就转向了多边主义。对它们来说，需要多边来制约中国的行为。这就是很多年来，这些小国家一直想努力把南海问题放置于东盟多边构架内的原因。近年来，在美国的支持下，这些小国家加大了这方面的努力。尽管中国并没有考虑接受这方面的多边主义，但仔细分析起来，这样做也是符合中国的利益的。虽然多边并不见得能够解决问题，但多边对所有相关国家都是一个制约。或者说，如果多边对中国有约束，那么对其他相关国家也会产生约束力。东盟其他和中国没有这方面纠纷的国家当然希望中国和相关国家能够通过双边关系来求得问题的解决，但在双边解决不了的情况下，多边关系就成为维持和平局面的有效机制。中国并不想把这个问题多边化，认为多边化反而会使得问题复杂化。中国的顾虑并非没有道理，但问题在于在双边关系的构架下，这个方面很难有实质性的进展。

除了多边化，有关国家也在努力使得南海问题“国际化”。一些国家，尤其是越南和马来西亚，早在几年前已经把有争议的区域提交给国际法庭，希望通过国际组织的介入来求得问题的解决。菲律宾在前些时候也这样做了。和其他大国一样，中国当然也不希望走这条路。

在双边解决不了，而中国又不接受“多边”和“国际化”的情况下，怎么办？这就恶化了这些年来人们所观察到的“大国政治化”的局面，即美国的介入。无论是“多边化”还是“国际化”都和美国有关，但一旦问题不能在这两个层面得到解决，那么更大的压力又转向了“大国政治化”。一旦“大国政治化”深化，就给南海局势注入了无穷的变量。无论是双边关系、多边关系还是国际化，如果能够解决问题，东南亚国家都是可以接受的。尽管并不是所有东盟国家都和中国有着南海方面的纠纷，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等都是东盟成员国，东盟其他国家有道义和责任来关心。但“大国政治化”则不然。很多东南亚国家和中美两国都有很深厚的关系，中美和平共处是这些国家的最大利益，但一旦中美两国发生冲突，一些国家就会面临靠向哪一边的问题，正如在冷战时期所发生的那样。就是说，在南海问题上，“大国政治化”并不是东南亚国家的最大利益。

东南亚国家对美国“重返亚洲”是表示欢迎的，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重返亚洲”是东南亚国家“游说”美国的结果。这不仅因为美国本来在本区域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且本区域的地缘政治稳定需要美国力量的存在。对很多东南亚国家来说，美国是一个经过了“考验”的大国。尽管中国在崛起，但中国还远远没有满足人们心目中的大国定义和形象。无论是大国的责任还是大国的能力，中国还需要经过很多努力和考验。

不过，美国“重返东南亚”并不表明南海问题注定要“大国政治化”。越南等国要求美国介入南海问题并不是新鲜事。在美国宣布“重返亚洲”之前的很多年里，这些国家早就开始努力游说美国了，只是当时美国没有下决心罢了。那么，为什么现在美国决定接受“劝说”了呢？这是中美两国互动的产物。“南海之争”仅仅是中美关系的一个缩影，在中美两国其他很多方面的双边关系中，都存在着类似情形的互动。

可以说，中国海洋地缘政治的核心是如何处理中美关系。美国卷入南海事务，中国当然感到不安和愤怒。但应当理解的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情绪没有任何附加值，只有理性才能追求国家利益，把国家利益最大化。不管人们是否喜欢或者接受，中国在东南亚面临严酷的现实。对此，中国不能有任何幻想，理性是唯一的选择。不管与南海问题相关的国家如何行为，如果没有美国明确站在哪一边，问题不会超出控制和管理的范围。现在既然美国要卷入，如何处理中美关系仍然是管理和控制南海问题的关键。很显然，中国需要突破双边甚至多边主义，而需要在整个国际权力局面中来处理这个问题。这里，中国的关键问题是其国际责任。中国的大国责任这篇“文章”做好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就会接受中国，南海问题也就自然不会浮上台面。

和陆地地缘政治不同，和美国关系处理好了，中国的海洋地缘政治环境就会稳定。那么，如何处理中美关系呢？应该认识到，多年来，主导中美关系变化的一直是美国，中国大多处于被动，只能做出“救火式”的反应。中国需要形成一个处理对美关系以及国际关系的宏观战略，而宏观战略的形成要求对中美关系的本质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中国如果不能从国际权力大格局中来认识中美关系的本质，而仅仅从中美双边关系来理解，就会不得要领。

二、中国传统国际定位的困局

如果说和美国相处共存的关键是确定中国本身的国际责任，包括在亚洲的区域责任，那么，首先要改变的是中国传统的国际定位。传统上，中国的国际定位是发展中国家。今天，中国当然还没有成为发达国家，但也已经不能简单地把自己定位在过去那种的发展中国家。从GDP总量来说，中国现在已经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因为在国际权力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中国不得不负起一些带有全球性的责任。传统的“发展中国家”的认同不仅仅是中国当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客观反映，也是政治和战略上的考量，即对国家安全和反霸权主义的需要。同样，现在对这个认同需要做重新考量，不仅仅是因为客观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也是新形势下战略和政治的需要。不管中国的实际能力如何，从国际社会的期望来看，中国要承担的国际责任已经大大超越了发展中国家的范畴。

传统上，发达国家多在美国阵营，并且一直以来，它们和美国一起共治世界。现在它们遽然发现中国这个和美国很不一样的国家站在它们之上，能够扮演一个比它们自身更重要的角色。在很多场合，这些国家的作用每况愈下，甚至在一些场合，它们在国际事务上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在很多情况下，例如气候、核武器等问题，中国、美国和其他少数国家能够起决定性的作用。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发展水平的差距还是非常巨大的，而且还在加大，这就决定了两类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认同度高于对美国的认同度，这不仅是因为“发展中国家”是中国的传统认同，而且在利益方面，中国和发展中国家较为接近。这种情况使得中国如果不慎重，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其他发展中国家“推出来”充当发展中国家的领袖。这反映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被“推出来”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领袖，和西方发达国家争“领导权”。结果呢？其他发达国家很不满中国的做法，欧洲尤其是英国对此大为恼火。而发展中国家也不都是支持中国的。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在气候问题上和中国有比较多的共同利益，所以他们支持中国的做法。而另外一些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受气候变化影响很大的国家，对中国就非常不满。不管怎样，哥本哈根会议给人的印象就是中美两国主导世界事务，不过，中国不知不觉地承担了最大的国际压力。

这说明了什么？很简单，中国需要调整自己的国际关系的定位。面对这种复杂的局面，根据传统的“发展中国家”的定位去处理问题很容易使中国不小心承担了一份不应当、承担不了，也不希望承担的责任。而且，传统上，中国争取国际秩序的民主化，但今天当中国开始向世界体系的顶端接近时，中国如何作为会影响到国际秩序的民主化程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仍然是中国外交关系中的关键一环，但各种迹象表明中国需要调整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国要意识到，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他们的利益不是铁板一块的，而是有很大的分歧。和发达国家一样，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国际领导权的问题。发达国家（主要是西方）一方面担心中国的崛起，恐惧于中国取得国际领导权，但同时又希望中国承担国际责任。和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发展的问题。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希望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继续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但同时在发展问题上，和中国的竞争性越来越突出，尤其表现在对资源和工业化的竞争上。也很显然，一些国家例如印度对中国的崛起怀有巨大的战略担忧。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中国都持有矛盾的态度。这种情况在今后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不会根本改变。如果说，从前我们是根据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来确定自己的国际定位，那么，现在需要根据新的情况来重新确认新的定位，中国必须避免在发展问题上被发展中国家“推举”出来和西方对抗，而同时在战略上被发展中国家联合美国来对抗自己这样一种困境。

任何国家的国际定位是根据地缘政治来进行的。中国也不能例外。不根据地缘政治就会自我欺骗。中国传统上把自己定位在“发展中国家”也有地缘政治的需要。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就是为了团结其他发展中国家反对美国和苏联霸权，因为这两个霸权在当时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最大的威胁。

改革开放以来，因为中国的高速发展，中国的地缘政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原则并没有变化，如同前面所分析的，这已经造成了现在所面临的挑战。第一，在亚洲（即中国的后院），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恶劣，尤其是海洋地缘；第二，在非洲（和在一定程度上的拉丁美洲），中国的战线又拉得过长，显得力不从心；第三，当其他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国把其地缘政治的重心转移到亚洲区域之时，中国海洋地缘正在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三、G2结构和中美关系

调整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要从中国在国际权力格局上的位置的变化而进行。必须考虑到中国的全球定位、中国和其他大国的关系以及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这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那么，中国的国际关系面临什么样的结构性变化呢？冷战之后，美国成为唯一的霸权，世界权力结构呈现一霸结构。而中国的崛起又再次促使这个结构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什么？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有人说这个变化是一霸多强，或者国际权力的多极化。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在全球化状态下，世界只有一个，也就是说世界只有一个权力体系，一个霸权。如果说是权力多极化或者多强，也只是说是一种一个体系内部的“内部多元主义”（internal pluralism），即一个权力体系内部的多个权力中心，并且多个权力中心都是围绕着唯一的霸权即美国而运作的。如果中国不选择苏联“另起炉灶”的道路，那么只有一个权力极的局面不会发生变化。从现在的情况看，我们可以说，中国不仅在过去没有选择苏联的道路，今后也很难选择这条道路。

这种情况下，这个世界所面临的就是近年来人们所谈论的“G2”结构的形成。对很多人来说，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被G2”的。中国官方也没有承认G2。实际上，G2是不可以加以正式化的。从结构上说，在G2内部，中国处于第二位，可能只是个帮手，好像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美国处于结构的顶端，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只有责任而没有领导权。美国和中国在国际事务上需要合作，同时美国也在政策操作层面给予中国履行国际责任的空间，如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提高中国的权限等。不过，因为美国在诸多关键领域持有否决权，美国对中国的要求可以满足，也可以不满足，而中国对美国则没有实质性的制约能力。

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实力和美国还是不能相比。尽管经济实力在增长，但中国本身还缺乏履行国际责任的手段，更不用说领导权了。因为和美国同处一个结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需要通过美国确立的体制来履行自己的国际责任。很难想象，中国能通过美国确立的机制来享受国际领导权。

中国不能正式接受G2的另外一个因素是中国的主观认识，即中国意识到，中美两大国不能决定国际事务，这不仅和中国的“国际事务民主化”的目标不相符合，而且如果这样做，中国也会面临无穷的国际压力。例如前面所举的例子，哥本哈根会议决议尽管是美国和中国合作的结果，但美国并没有承担责任，而中国不得不承担来自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压力。

但同时，“被G2”的理解也不够确切。G2是客观国际权力结构变化的产物，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事实上G2结构的产生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的高速发展，而且也是中国战略选择的结果。如前面所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选择加入以美国和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体系，这是中国“和平崛起”或者“和平发展”的结构性保障。这个体系存在着很多缺陷，但中国并不是要在体系之外挑战它，而是力图通过加入这个体系，在内部来改变它。中国已经在这个体系内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进而，中国的高速发展表明中国在体系内的地位上升，形成今天所看到的G2结构。

那么在G2结构内，如何来理解中美关系？在美苏冷战期间，大国外交是为了竞争国际空间，即美国阵营和苏联阵营。但现在则不同，因为中美两国同处一个体系。尽管中国离美国力量的距离还非常之远，但目前中国和美国是最接近的。日本在美国的（军事）体系内部，只是一个半主权国家，而欧盟毕竟不是一个主权国家。这就增加了中国大国外交的复杂性。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应当向整个体系负责，但站在这个体系顶峰的则是美国。因此，一些人就分不开对体系负责和对美国负责这两者之间的区别。这两类责任之间有重合，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因为处于体系的高端，都必须为这个体系的稳定负责。但这两类责任并不是同一件事情，因为体系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体系利益和美国的国家利益的一致性要远远大于体系利益和中国国家利益的一致性。很简单，这个体系是在美国领导下建立的，并且美国仍然处于体系的最顶端。同处于一个体系之内，但同时又有不同的国家利益，这就决定了中美两国之间既有合作，又有冲突。

在事实上的G2结构内，对中国，美国面临两个互相矛盾的任务：一是要防止中国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二是要中国承担国际责任。反映到美国的实际政策中，一方面，美国要时时提防中国，和中国周边国家结盟、亚洲“小北约”、东海、南海、新疆、西藏、台湾等问题都是美国可以用来制约中国的手段。但另一方面，美国也意识到，“帝国扩张过度必然加速衰落”。美国帝国已经扩张过度，但美国又不能全线收缩。怎么办？美国在动用一切力量和一切方法来巩固已有同盟（如日韩）的同时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这是这些年来美国对中国认同变化的一个主要原因。美国一直在呼吁中国的国际责任，希望中国不能老是做一个“搭便车者”（free rider）。很显然，如果中国不能承担责任，美国很难单独维持这个世界体系。这种双重的任务使得美国的对华政策话语不断变化，这种变化取决于美国把重点放在哪一方面。美国国内对中国描述的话语经历了从早期的中国军事、经济“威胁论”到后来的“利益相关者”和“责任论”，再到如今的“领导角色论”。

近年来，美国对自己的战略定位是“维持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这并不难理解，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美国历届总统不管其战略话语是什么，所实施的战略都是维持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或者领导地位。作为唯一的霸权，美国最大的国家利益便是维持这个地位。但历任总统所使用的方法可以是不同的。比如小布什政府奉行单边主义，而奥巴马政府则倾向于奉行多边主义。不过，这也不是绝对的，单边和多边同时存在，只不过是在不同时期的侧重点不同而已。

同时，在美国的新战略中，最大的变化是美国对中国的新定位。美国要中国肩负起“负责任的领导角色”（responsible leadership role）。美国当然是从其国家利益的角度赋予中国这一新角色的。美国意识到，“新世纪的重担，不能只由美国独立担负。我们的敌人希望见到美国因为扩张太快而耗尽国力”。在这个认知下，美国就要调整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新兴大国的关系，重新定位这些国家的国际角色。因此，美国要与俄罗斯建立“稳定、重要的多层次关系”，重申要与印度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又强调“我们欢迎巴西的领导”。对中国，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在表示两国间的人权分歧“不应影响在共同利益上的合作”的同时也声称会监督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计划并做出应对准备。美国对这些新兴国家的定位的调整实际上早已经开始，从美国试图用G20取代G7的努力中可以看出。

要在同一个体系下处理共同的问题，这需要中美两国拥有最低限度的共同价值观和对处理问题的方法的共识。如果这个层面没有一点点共识，那么不仅共同的问题很难解决，更严重的是冲突会加剧，甚至比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还要坏。在冷战时期，美苏各有自己的阵营，双方之间除了核武器互相威慑之外，没有其他实质性的关系。这种关系当然很危险，但美苏双方的互动并不多，日常冲突也因此很少。中美共处一个结构，互动是日常事务。一旦遇到要处理具有全球性的问题，就需要两国具有一定的共识。这就是为什么在伊朗、朝鲜等问题上，美国近来越来越要求中国和其保持一致。可以预见，美国的这种要求在今后会越来越多。尽管中美两国之间不可能有完全一致的价值（不同的文明、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但两国在处理国际问题上的达成具有工具性的共识和价值也不是不可能的。这就需要两国进行经常的对话，通过对话达成共识。不过，两国对话达成共识并不是要排挤其他国家的意见，否则就是谁也不想看到的“中美共治”的G2结构。

国际权力结构性的变化又影响到中美双边关系。就双边关系来说，中美两国已经高度相互依赖，尤其是在经济关系上。这种相互依赖关系非常重要。例如这使得美国要把中国作为“敌人”就非常难。如果没有这种相互依赖性，美国就很容易把中国作为“敌人”来应付，因为这不会对美国的利益构成直接的损害。但有了这种相互依赖性，美国如果要把中国作为“敌人”来打击，就会直接损害到其自身的利益。再者，这种依赖性也有助于美国在制定其中国政策时平衡其各方面的国家利益。例如，美国在处理和日本关系时，必须平衡经济上的“中美国”（相互依赖关系）和战略上的“美日联盟”。如果两者失衡，美国的国家利益必然遭受损害。

更为重要的是，在G2结构内，中美两国的双边关系越来越具有国际性，就是说，中美两国如何处理双边关系都会对整个国际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投资、贸易、汇率、军事和外交等方面的双边关系都会产生巨大的外在影响。这就要求两国把这些问题放置于整个国际关系的格局中来处理，而不仅仅是双边关系。这种局面非常有利于中国拓展国际舞台空间，也就是说，中国可以在全球舞台上和美国互动。尽管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霸权，但因为中国处于G2这一结构的“老二”位置，在和美国的互动过程中，中国的影响力很自然达到世界的各个地方。这和中国的主观意愿没有多大关系。不管中国是否喜欢，这正在成为一个国际关系的现实。

四、亚洲是中国地缘政治的重心

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说，中国的战略重点应当在亚洲。中国是亚洲国家，亚洲是中国的大后院。中国的崛起应当首先在亚洲。如果中国要成为世界大国，在世界事务上扮演一个大国所应当扮演的角色，那么就首先不仅仅要成为亚洲大国，而且要有实实在在的能力来处理亚洲问题。在亚洲，中国的陆地和海洋地缘合而为一，如果处理不好亚洲地缘政治，中国很难崛起成为大国。

客观地说，不能说中国忽视了亚洲。在中国的外交概念中，周边外交有特殊的意义，而周边外交实际上就是亚洲外交。在这方面，中国提出了睦邻、安邻和富邻的政策取向。实际上的行为也不少。例如中国和东盟已经达成自由贸易区，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和六方会谈等多边组织上起着关键的作用。在所有这些方面，中国都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但以中国是亚洲最主要大国的角度来看，这些成果并不能说是很显著。实际上，中国在亚洲正面临越来越多、越来越棘手的问题。

当今世界上的绝大多数热点问题都发生在中国周边，其中的很多和中国直接相关。人们可以列出长长的一堆，主要包括朝鲜半岛问题、东海问题（包括钓鱼岛问题）、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南海主权纠纷、和南亚印度的边界问题、阿富汗问题、巴基斯坦问题、缅甸问题，等等。还可以包括那些发生在中国境内但很容易变成高度国际化的问题例如西藏问题和新疆的东突问题等。总的情况是，旧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又加上越来越多的新问题。

在所有大国当中，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表现得非常特殊。例如和美国相比，美国北有加拿大，南有墨西哥，地缘位置非常简单。因为美国的强大，无论是加拿大还是墨西哥都需要依赖美国而得到发展。但中国则不同。上述周边的这些地方和这些问题，都可以转化成为重大的危机，稍不注意，就会随时爆发出来。可以说，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中国除了应付，还没有发展出任何有效的战略和策略来求得问题的根本解决。中国不能求得这些问题的解决，但外界则对中国抱有很高的期望。例如在朝鲜半岛核武器危机上，在缅甸问题上，世界本来对中国有很大的希望，期待着中国能够下大力气来解决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的解决也非常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但近年来，人们发现中国在这些问题上并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力，并且中国也并没有很强烈的意愿来解决这些问题。倒是来自远方的西方国家则时刻关注着这些问题并施加影响力。中国因此一直被视为在这些问题上没有“尽心尽力”，这更使得西方国家有理由来干预这些问题，而西方的干预当然会影响到中国。这是个悖论。你自己不想也没有能力解决问题，那么别人就有了充分的理由违背你的意志来解决问题，结果对你不利。

出现这种窘况表明中国在亚洲战略上有很大的反思空间。有两个问题很突出：一是与其他区域相比，对亚洲的人、财、物投入不够。中国往往说得多，但做得不够。中国的周边外交中有很多很好的概念，例如上述睦邻、安邻和富邻，但实现这些目标的行为则较少。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结合自身的国家利益和亚洲的利益，出台了非常有效的政策即人民币不贬值，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外界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视中国为一个负责任的亚洲国家，并对中国抱有很高的期望。但此后，中国对亚洲外交的投入很少。中国的重点转移到了和大国打交道，而对国外的投资或者政府援助大多去了非洲和其他地方。中国对亚洲的穷国家有援助，但很多年里，中国的援助并没有实质性的增多。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的周边外交在执行过程中往往出现很多问题。在同周边国家的外交中，外交部似乎并非主角，甚至被边缘化。地方政府、很多产业和经济部门则成了主要执行者甚至是决策者。地方政府和经济部门往往从短期的和物质的利益出发，很难把政策放在国家利益中来执行。也有地方政府大搞公共工程，对境外国家产生深刻影响。在很多年里，周边国家实际上已经积累了对中国的很多抱怨，只是没有办法，需要中国的继续帮助，没有发声罢了。这对中国影响的扩大反而产生负面的影响。中国出了钱和力，但因为执行不当，反而导致了很大的抱怨。但有一点很明确，很多国家觉得中国的“钱”很不好用，一旦有机会就去找日本和韩国的帮助。近年来，美国“重返亚洲”，这使得从前积累起来的这样那样问题很容易爆发出来。中国企业在缅甸的遭遇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在周边外交上，中国有关方面的确需要考量中国的软力量问题，问一问自己：花了很多钱与精力，但到底哪些国家是你真正的朋友？还有一个重大的方面就是在过分迷信多边主义和迷信双边主义之间经常走极端路线：要不迷信多边主义，而无意中忽视了双边关系；要不迷信双边主义，而无意中忽视了多边关系。多边和双边关系有个发展过程。中国从前只相信双边，不相信多边。在很长时间里，中国拒绝接受多边主义。但经过这么多年的转型，中国现在更重视多边。在亚洲，中国不但参与和加入现有多边组织，而且更是积极地组织多边关系，例如前面所说的上海合作组织和六方会谈。但是实际上，很多问题不能通过多边关系而还是要通过双边关系来解决的。中国和周边国家中大多数问题需要通过双边关系来得到管理或者解决，例如领土纠纷问题。即使在经贸领域，因为周边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也需要中国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双边关系中。不过，在新形势下，重视双边关系又不能忽视多边关系。这些年的实践已经证明，领海问题很难通过传统双边关系来得到解决。在新形势下，多边关系是个基础，必须在多边关系的基础上在双边关系上多做文章。国家间的信任更需要双边关系的推进。应当指出的是，中国对多边和双边关系的理解也过于机械。上面所说的南海主权纠纷问题就过于注重传统意义上的双边关系，而忽视了多边关系之内的新双边关系形式。再者，和其他区域相比，中国没有把足够的精力放在和本区域国家间的元首外交关系上面。令人迷惑的是，中国传统本来在亚洲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正是在亚洲，中国的软力量严重缺失。

这个问题随着美国“重返亚洲”正在变得越来越严峻。美国在“重返亚洲”方面学得很快。在前些年，美国过分地把重点放在了军事战略上，这有可能导致中国的东南亚政策上也会侧重于军事战略。这尽管有利于那些和中国有海洋权利纠纷的国家，但不利于那些和中国不存在海洋权利纠纷的国家。对大多数东南亚国家来说，中美之间在东南亚的互动可以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中美两国都强调军事战略。第二种是一方强调经济，而另外一方强调军事战略，第三种是中美两国都强调经济。很显然，第一种情况是东南亚国家最不愿意看到的。一旦中美两国发生军事战略竞争，就会面临最糟糕的情况，那就是它们必须在中美两国之间做选择。第二种情况，也就是中国强调经济，而美国强调军事战略。这从短期内还可以接受，但不可持续。在冷战期间，美国和东南亚国家无论从经济上还是军事战略上都发展出高制度化的关系。但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一些东南亚国家从战略上选择继续和美国站在一起，但也注重和中国发展出越来越紧密的经济关系。不过，到今天，东南亚国家已经感受到，这种经济和军事战略两分的方法难以持续。第三种情况对东南亚国家最为理想。如果中美两国都重视经济，那么所有国家都会在这种关系中获得最大的利益。

美国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正在改变过分注重军事战略的方法，而表示今后要强调美国和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关系。尽管这并不是说美国会放弃军事战略关系，但表明美国在经济和军事战略两方面以比较平衡的方式来发展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美国已经开始放下大国的架子，以“低姿态”的方式和中国周边国家（尤其是缅甸）发展关系。对中国来说，积极的方面就是美国不会在军事战略上那么嚣张，同时美国在经济上和中国竞争对中国也不会有很大的害处。不过，美国东南亚政策的改变也会对中国构成压力，就是要以更为“精细”的方式来发展和邻居的关系。中国不怕美国和自己的邻居发展关系，但要防止邻居变成美国威胁自己的工具。

五、非洲和拉丁美洲：商业利益和战略考量

中国的资源外交主要是和非洲以及拉丁美洲的关系。这些年来，中国的“走出去”战略在发展中国家主要是这两个区域。中国在这些区域有大量的投资，主要是国家资本。同时，中国高层也频繁高调地访问这些区域。给西方的感觉是，中国的确崛起了，其影响力已经达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当然，这里人们看到的也是中国想与这些区域发展更为紧密关系的强烈意愿。

因为内部资源的需要，这种资源外交不可避免。但资源外交的重点是商业利益。亚洲外交要考虑国家安全，但和非洲、拉丁美洲的关系要着重考虑商业利益。商业利益能否得到具有实质性的发展决定了中国和这些区域的关系能否持续。中国要避免从前欧洲和美国走过的道路，在发展中国家树敌。美国没有从大国那里吃多少亏。冷战期间和苏联对峙，美国没有吃亏。冷战后，中国和美国合作，美国更是图利。美国的外交和战略危机全都来自小国，在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都是如此。中国在这些地区没有过多的战略考量，也不应当有很多的战略考量。一旦涉及战略，这些国家和中国的关系就会复杂化，同时美国和欧洲也会担心中国在那里的发展。中国要明确清楚地告诉西方，中国只有商业利益，没有战略利益。

当然，现在也有人认为，正是因为中国在亚洲的海洋地缘政治面临太多的挑战，中国应当“远交近攻”，向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发展，来反制美国在海洋方面对中国的制约。但是，事实上，就中国现在方方面面的水平来说，中国和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中东的关系，如果其重点不在经济贸易，而在于和美国竞争的战略方面，那么，无论是中国的陆地地缘还是海洋地缘都会面临更大的挑战。

要避免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在这些地区竞争战略关系，中国必须对商业利益和战略利益有一个综合的考量。商业利益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具有战略意义，一方面是中国在那些地区的商业利益会对中国和这些地区的关系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为了保护那些地区巨大的商业利益而必须制定有效的国际战略，包括军事战略。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这些地区，中国也会发展出具有战略含义的政策，但“商业优先、战略其次”的格局不应当改变。这个格局既有利于中国和这些地区关系的发展，也有利于中国处理和发达国家尤其是和美国的关系。

初步的结论

从以上的讨论中，我们可以得出几个初步的结论。

第一，海洋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凸显出来并不是说陆地地缘政治不重要了。中国要“两条腿”走路，在发展海洋地缘政治的同时，继续努力发展和稳定陆地地缘政治。陆地地缘政治方面，中国要掌握主动权。

第二，海洋地缘政治离不开美国。处理好中美关系是海洋地缘发展和稳定的前提。和美国相处共存就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考量美国的利益。

第三，处理中美关系需要放到中国目前面临的国际政治大格局里面，主要是一个事实上的G2结构。在这个结构内，中国要重新确定自己的国际定位和国际责任。

第四，在亚洲，中国必须把陆地地缘和海洋地缘结合起来，不能把这两方面分离开来，因为它们本质上是重合的。

第五，除亚洲之外，中国应当把陆地地缘和海洋地缘分离开来。和拉丁美洲、非洲的关系，应当侧重海洋地缘，主要是考虑到中国能源的需要和海洋航线的安全。在那里，中国没有也不应当有陆地地缘政治的考虑。

中国已经向美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决定打破传统上霸权战争的大国关系逻辑。很显然，要和平崛起和和平发展，中国需要和美国相处共存。正如这里所讨论的，这并非不可能，但需要很多的努力。不过，同时，我们也应当对美国霸权有清醒的认识，不可能天真到相信美国有朝一日不会对中国从今天的“威慑”战略转型成为“围堵”战略。如果美国“重返亚洲”是为了平衡中国力量，那么中国也必须找到平衡美国的方法。在这里，我们强调的是如何和美国共存，从积极面讨论和美国的合作。如何平衡美国力量则是需要另外专门加以探讨的一个大问题。

第二章　中国如何崛起成为海洋大国？

中国传统上一直是一个陆地国家，尽管有很长的海岸线，但海洋地缘政治从来就不是政府要考虑的事情。原因也不难理解，那就是，中国从来就没有计划要成为一个海洋国家。只有一个国家要成为海洋国家的时候，海洋地缘政治才会变得重要起来。而中国要成为海洋国家，只是近来的事情。尽管中国不可避免也必须成为海洋国家，但从海洋国家的历史看，这会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在现阶段，有两个相关的问题已经变得非常重要：第一，中国要成为海洋国家，首先必须培养海洋意识。海洋国家首先是一种海洋文化和海洋意识。中国数千年里是陆地国家，具有浓厚的陆地意识和陆地文化，要培养一种海洋意识和海洋文化需要艰苦的努力。第二，这种新的海洋意识和文化的需要并不是说陆地意识和文化就不需要了。中国需要认识到，尽管海洋变得重要起来，中国的陆地也仍然重要。中国所需要的是一种平衡，一种海洋地缘和陆地地缘之间的平衡，一种海洋意识和陆地意识之间的平衡。如果中国继续仅仅强调陆地的传统，或者放弃陆地专注于海洋，中国的生存和发展都难以得到持续。

一、海洋国家与海洋地缘政治

近代海洋国家起源于欧洲，这并非偶然。海洋国家不仅仅是特殊的地缘政治的产物，而且更是文化的产物。起源于地中海区域的欧洲文化就其本质来说就是海洋文化。与此不同，欧亚大陆国家属于大陆文化。波斯是典型的欧亚大陆文化，而希腊则是典型的地中海文化。古希腊所产生的文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其影响传播到从地中海地区、南欧到北非的广大地区，并且涉及政治、文化、经济和文明活动的方方面面。地中海地区也利用其海洋的优势，抵挡住了来自陆地的外来入侵，包括蒙古和阿拉伯世界。历史地看，欧亚大陆国家依赖的是陆地。陆地国家所争取的一切都和土地相关，它们之间的所有贸易和人口流动都在土地上进行。属于地中海文化的西欧国家到处扩张，但他们最终在从北非到中东一线被挡住，因此他们就开始另找出路。葡萄牙、西班牙首先开始成为海洋国家，荷兰、英国随后，他们从不同的路径到达了新大陆，印度洋、东亚、东南亚，几乎是世界的各个角落。

西欧小国成为成功的海洋国家也有其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当葡萄牙人走向大西洋的时候，只是一个一两百万人口的小国。但在15世纪的100年时间里，葡萄牙人到达了世界的各个角落。那个时候，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还没有海洋意识和注意到海洋，葡萄牙人成功出航，成为海洋国家。当然，葡萄牙也不是天生注定要成为海洋国家的，在很大程度上说，葡萄牙是“被迫”成为海洋国家的，因为当时宗教内部战争以及宗教之间的战争不断，葡萄牙人在陆地上没有地方可去，因此海洋成为他们最容易的选择。

人们并不难理解，1945年之后建立的世界体系是海洋而不是陆地体系。海洋力量和陆地力量非常不同。从资源动员的角度来看这一点非常清楚，因为资源动员能力决定了一个国家各方面的实力。海洋和陆地的主要区别在于海洋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于陆地的动员能力。如果你要出海，征服海洋就可以了，你面对的只是自然力量。这里，海洋是你的主要“敌人”，而要对付这个敌人，你所需要的只是技术。再者，海洋是“自由的”，海洋的规则是“自由航行”，没有人会在海洋上阻拦你。这就是为什么欧洲的小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能够成为强大的海洋国家的原因。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国家为了一片海洋而战。陆地则很不相同，甚至在近代主权国家概念产生之前，地球的每一个地区都已经被人类所占据。如果你要从一头移到另一头，就可能会遇到很多不愿意你从他们土地上经过的人。对土地的争夺是人类大多数战争的根源，尤其在帝国时代，各国所争夺的是土地和人口。进入主权时代以后，对土地的争夺已经到了“寸土不让”的地步。海洋和土地的不同也可以从经济价值的角度来看。以土地为基础的经济活动产生各类资源和食品。在帝国时代，各个文明、文化和国家之间也都有贸易交往，但往往是小规模的。进入近代之后，世界上的贸易越来越依赖于海洋。比较优势的经济理论告诉人们，贸易产生附加值，而海洋则是产生附加值的中介。

与陆地国家相比较，海洋国家体系产生了无比巨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互动以及大量的人类活动。在海洋文明从地中海传播到大西洋，跨过印度洋而到达太平洋和东亚的过程中，海洋国家的扩张导致了国家间和文明间的巨大冲突。今天的世界体系无疑深受海洋文化遗产的影响。欧洲国家体系是16世纪之后海洋力量造就的，这个体制在大英帝国时期到达了顶峰，随后是美国。尽管美国既是海洋力量，也是陆地力量，但其陆地力量可以忽略不计，因为美国不面临来自陆地的任何威胁。因此，不难理解，近代以来，海洋主导着国际经济，谁主导海洋，谁就主导世界经济。

二、中国地缘政治：从陆地向海洋

中国成为陆地国家（或称“地锁国家”land-locked power）和中国国家的形成和扩张的历史有关。无论是中国的文明还是国家都起源于黄河流域。中原王朝从黄河流域向四周扩张，扩张过程中都是陆地。中原王朝经常遭受来自陆地的少数民族的侵扰。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之后都被先进的汉文化所消化，主动接受先进的汉文化，也就是说，这些进入中原少数民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在少数民族成为统治者之后，他们经常搞扩张。中国版图的大扩张都是在少数民族成为中原统治者之后实现的。但是，这些少数民族的扩张也同样是向陆地扩张。

很容易理解，历代王朝所注重的也都是陆地地缘政治。实际上，在西方列强到来之前，王朝从来就没有面临来自海洋的威胁，所有的威胁来自陆地。中原王朝的国防安全的重点自然也是侧重于陆地。最典型的就是长城了。历代王朝修筑长城，其意图就是想把北方少数民族挡在长城之外。近代之前，除了来自陆地的北方少数民族，中原王朝并没有真正的敌人。中原王朝因此修筑了长城，而不是海军，来应付敌人。除了修筑在本土的长城之外，中原王朝也实行朝贡制度来应付周边国家，朝贡制度是一种可控的贸易，不管朝贡国是来自陆地还是海洋。

中国在明朝时开始受到来自海上的威胁，即所谓的“倭寇”。但非常有意思的是，也正是在这个时代，中国具备了成为海洋国家的能力。15世纪是世界海洋世纪的开始，欧洲的葡萄牙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海洋国家。不过，论技术，当时的中国是最有条件成为海洋大国的。在西欧小国进行海洋远征的同时，在中国的东南沿海，也出现了掌握了很高航海技术水平的海员，他们已经到达了印度洋和其他地区。他们制造的船舰远比葡萄牙人制造的要庞大、坚实和美观。当时，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中国都具备了足够的能力来实现这个目标。在政府层面，有名的郑和数次下西洋就是政府财政和中国航海技术的证明。这一点，这些年人们已经说得很多，不需要在这里再做论述。即使是民间也具备了很强大的能力，当时所谓的“倭寇”或者“海盗”的大部分成员实际上并非日本人，而是浙江和福建的民间海商活动。但是，无论是政府组织的航海还是民间自主的航海都没有继续下去。郑和下西洋不仅被政府中止，而且政府也销毁了所有航海的数据和资料。在民间方面，政府下大力气，花了很多年镇压了民间“海盗”，从此之后施行闭关锁国的“海禁”。这就使得中国失去了一次成为海洋大国的最好机遇。王朝为什么这样做？其中有几个主要原因。

第一，王朝的以陆地地缘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到明朝，这个意识形态已经确立了好几千年，根深蒂固，难以动摇。尽管福建的海员具有很高的技术水平，但是他们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们从文化上说不是葡萄牙人。葡萄牙人有他们自己独立的王国和国王，国家可以达成一个统一的意志，也就是具有巨大的动员能力。但福建海员并不能够独立于专注于陆地的国家政权，因为福建也只是中国诸多省份的一员。王朝陆地地缘政治的需要阻碍了福建海员向海洋发展的冲动。中国历代王朝对港口城市并不很感兴趣，并没有看到像香港和上海那样的港口城市的重要性。上海那么具有海洋优势的城市在很长历史时期里只是一个小港口，而其他港口城市要么被视为是渔民出海捕鱼的地方，要么只是驻扎军队以防止海盗和走私者的地方。当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船舰来到中国的时候，港口城市成为王朝把外国人挡在内陆之外的停留处。

第二，既得利益的阻力。陆地地缘政治不仅仅是一个意识形态，而且更是既得利益背后的意识形态。航海需要很大的花费，这方面花费的增多必然影响到能够用到陆地防护的费用，负责陆地防护的王朝机构必然反对发展航海。

第三，在客观层面，即使当时的中国受到“倭寇”的骚扰和侵害，但威胁并不大。日本当时处于封建时代，对中国并没有构成真正的威胁。朝廷面临太多的内部问题，并不想再找海洋方面的麻烦。结果，朝廷就用简单的镇压“倭寇”和“禁海”的方式来处理问题。总体上看，尽管明清时代中国也经历了国家崛起的时刻，但封闭政策越来越甚。等到晚清时期真正面临海洋的“敌人”的时候，中国已经无力成为海洋国家了。

在19世纪，随着英国人的到来，中国才开始意识到海洋国家的强大。但即使对英国，中国也没有非常害怕。对中国来说，英国只不过是几条大船和几千军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尽管处处被英国人打败，但朝廷仍然不重视，看不到海洋地缘大局。失败之后，以“割地”的方式应付了之。当中国的近邻日本成为东方的第一个海洋国家并打败中国之后，朝廷才醒悟过来，但为时已晚。王朝从来就没有意识到海洋力量的崛起可以通过控制贸易港口和城市经济，成为足以摧毁中国的陆地力量。

总体上说，在过去500多年的历史里，中国只有在19世纪末受日本的影响，曾经想建立一支海军，也努力这样去做了，但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从此再也没有想去努力建设海军。在整个20世纪，中国也没有把重点放在海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初期并没有一条军舰，也没有海员，但却赢得了战争的胜利。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都是陆地战争。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对海军有战略意义上的思考，但发展海军更多地是为了国防的现代化，而与中国的海洋地缘毫无关系。在很长的冷战期间，和苏联对抗的都是海洋国家；相反，支持苏联的则是大陆国家。即使苏联本身也主要是陆地国家，其海军并不很强大，没有办法和美国等海洋国家相比。中国早期实行“一边倒”的政策，和苏联站在一起，自然受苏联的军事思想的影响。后来和苏联交恶，更说明中国的威胁来自陆地。等中美建交之后，中国才再一次和一个海洋大国打交道。

80年代，当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人们开始思考海洋文明。很有意思的是，改革开放实际上主要是向西方和受西方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和东亚经济体开放，而这些国家和地区也就是海洋国家。向海洋国家开放导致和海洋国家的互动，这是人们思考海洋文明的动机。

简单地说，中国成为海洋国家的需要来自中国的开放政策所导致的中国和世界的关联。我们可以把中国的开放政策分成三个阶段，即“请进来”“接轨”和“走出去”。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已经走过了两个阶段，现在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在80年代，中国开放政策的主题是“请进来”，也就是打开国门，欢迎外国资本的进入。在这个阶段，中国和世界没有，也不会发生冲突。到了90年代，中国确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实行了“接轨”的政策，也就是调整和改革自己的制度体系来适应世界体系。在这个阶段，中国和世界也不会发生冲突。

从21世纪开始，中国开始实行“走出去”政策，这就直接导致了中国海洋地缘的崛起。这里有几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中国在很短时间里，从一个资本短缺国家成为资本过剩国家，资本必然要走向能够赢利的地方。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资本和其他国家的资本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第二，中国是一个资源短缺的国家，国内高速的经济发展需要进口大量的资源。同时，中国又是出口导向的世界制造业中心，对外来资源的依赖和出口导向的制造业促成了中国的贸易大国地位。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大国之一。第三，中国资本“走出去”表明中国需要发展出足够的能力来保护自己的海外利益，贸易大国的地位也决定了中国海上航道安全的重要性。第四，中国周边海洋资源的大发现加快了周边国家在和中国有争议的海洋（岛礁）地区开发资源的步伐，这大大加剧了中国和周边国家围绕着海洋岛礁的主权争议。所有这些都说明中国必须转向海洋，把海洋地缘政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海洋地缘政治重要起来了，但要成为海洋大国则不容易。中国过去从来就没有注重过海洋，现在开始讨论海洋和海军，但这仅仅是一个开端。英、美等国家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成为海洋的主人。现在，中国努力仿效今天主导着世界体系的美国，但已经没有了当时英、美等国家成为海洋国家的历史条件。不过，尽管无论是主观上的海洋意识和海洋文化还是客观上的环境制约都不容许中国像从前的海洋国家那样顺利成为海洋国家，但上述要素也在为中国成为海洋国家提供巨大的动力。中国成为海洋国家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而不是能不能的问题。

当然，中国学习其他海洋大国的经验并不是要重复其他国家成为海洋国家的路径，中国必须探索自己成为海洋大国的道路。今天的全球化环境已经为海洋地缘政治提供了全然不同的条件。尽管全球化在一些方面强化了海洋地缘政治的重要性，但在另一方面则使得地缘政治变得不那么重要。全球化表明各国之间的贸易，表明海洋地缘的重要性，但金融的全球化则表明金融经济的重要性，而金融经济则使得海洋地缘变得不那么重要，因为金融活动不需要经过海洋。如果说在海洋地缘政治时代，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那么在金融全球化时代，谁控制了金融，谁就控制了世界。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贸易和金融经济至少对中国来说同样重要，而且金融经济的未来具有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诸如此类新出现的要素表明，中国要明了自己目前所处的世界地缘政治新环境，从而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新型的海洋大国。

不过，对中国来说，在强调海洋地缘政治的时候，在成为海洋大国的过程中，中国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平衡陆地地缘和海洋地缘。这个平衡决定了中国的综合国家安全和海洋地缘政治战略的可持续性。

三、如何实现军事崛起

（一）军事崛起：中国的现实需求

军事现代化是中国国家现代化的最重要的衡量标准。一个国家如果只有军事崛起，而没有其他方面的崛起，那么军事崛起便是不可持续的。但如果没有军事崛起，而只有经济社会等其他方面的崛起，那么也很难说是一个强国。自近代以来，军事力量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标志。早期帝国主义时代，一个国家是否强大主要是用能否取得战争的胜利来衡量的。欧洲列强之间经常发生战争，但战争只是他们竞争强国的有效手段。那个时候，使得列强之间战争合法化的是基于达尔文进化论之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因为其奉行的是“弱肉强食”的原则。帝国主义对外的侵略，也就是殖民主义，往往也是用枪炮征服和统治其他较不发达的社会。可以说，军事力量是名副其实的硬力量。只是到了当代，在所有西方国家具有了强大的军事力量之后，他们才开始讨论“软力量”。“软力量”当然很重要，但要清楚认识到，没有硬力量，软力量本身很难在国际社会发挥作用。在很多时候，“软力量”就是“硬力量”的“软”用。当然，往往体现为文化和价值观等的“软力量”，如果用硬力量来推动，销往其他具有不同文化和价值观的社会，那么“软力量”也会变得很“硬”。中国如果要崛起成为世界强国，硬力量的建设和发展无疑是首要的。而所有硬力量当中，军事力量便是最主要的。

今天，中国军事崛起的议题变得越来越现实。随着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国家对军事现代化的投入越来越大。这和其他国家没有什么区别，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通过不同的方式转化成为军事力量。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从人均收入水平来看，也已经进入中等收入社会。这表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已经具备了相当的经济基础。同时，中国各方面的技术发展也达到了一个转折点或者突破口。这些年来中国航天、高铁、电子等方面的民用技术的发展都具有军事含义。

再者，中国经济“走出去”也必然导致战略的“走出去”。任何一个国家，随着其经济力量走向世界，其军事力量也会跟着“走出去”。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不长时间里，已经从一个资本高度短缺的国家转型成为一个资本过剩的国家，同时中国又是一个贸易大国。这两个事实表明，中国的资本也必然“走出去”。从本质上说，中国的资本和其他国家的资本并没有什么差别，就是要走向能够盈利的地方。资本走出去了，但如何保障走出去的资本安全呢？现在的世界和早期殖民地主义的世界已经很不相同。现在已经有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很多国际经济组织来保障各国在海外的投资。但这并不意味着，军事力量变得毫不重要了。相反，军事力量的重要性不仅没有降低，而且在增加。尽管主权国家之间的军事冲突有减少的趋势，但非政府角色在国际事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就贸易来说，海上航道的安全经常被海盗所威胁。国际恐怖主义更是对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构成威胁。这些都需要军事力量来对付。今天，越是全球化，世界就越需要全球“公共服务”（public goods），包括海上航道安全以及人、财、物免予恐怖主义的威胁，等等。小国家还可以依赖大国家来提供公共服务，但大国则不可以。就是说，大国必须负责提供全球性公共服务。大国在建立和维持国际秩序方面必须承担更大的责任。

中国必须成为一个能够提供全球公共服务的责任大国。到今天，尽管中国也在力所能及地参与全球公共服务的提供，例如为联合国提供“维和部队”、在联合国构架内派军舰到非洲索马里护航等，但总体上说，中国还是被视为是一个“搭便车者”（free rider），即是用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提供的全球性公共服务。实际上，在过去四十年来，中国的发展主要是内部的发展，海外的发展只占据次要的位置。中国并没有过多地考量提供全球性公共服务。同时，中国也没有多大的实力来这样做。从前大国的经验，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要提供全球性公共服务，最主要是需要军事硬实力。没有足够的军事硬实力，提供全球性公共服务只是空谈。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之所以能够提供全球性公共服务，关键在于他们都是海洋国家，关切海洋地缘政治，也是以海洋地缘政治为基础来进行军事建设。如同前面所讨论过的，在海洋地缘政治方面，中国刚刚开始。这也表明，为海洋地缘政治服务的军事建设也刚刚开始。

（二）中国军事崛起必须考量的两大问题

中国的军事崛起有需要，也是必然。但军事崛起是在一个国家崛起的方方面面中最为艰难的。这些年来，随着中国军事投入的增加，国际社会也给予了中国军事现代化越来越多的关切。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其他国家视中国的军事崛起为威胁，那么也必然会在军事上和中国竞争，最终有可能导致中国和其他国家间的军事竞赛，而这正是中国必须避免的。从以前大国崛起的经验看，中国军事崛起至少必须考量如下两个大问题。

第一个大问题是军事崛起的可持续性。历史上看，简单地说，军事的崛起有苏联模式和美国模式，前者表现为不可持续性，而后者表现为可持续性。中国的选择是不言自明的。对中国来说，所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苏联模式不可持续，美国模式是可持续的？从军事现代化的视角看，苏联模式也曾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国家在短时期内动员大量的人、财、物来搞军事现代化，其军事技术曾经领先世界。但这种基于国家动员模式的军事现代化并没有持续下去，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苏联有称霸全球的野心，也就是搞帝国主义政策。在整个冷战期间，世界一分为二，以苏联为核心的东欧集团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苏联的军事现代化的目标非常专一，那就是和西方集团竞争。要竞争，当然必须把西方集团视为敌人。无论是争霸的冲动还是来自西方集团的威胁（不管是真实的威胁还是观念上的威胁）促使苏联走向国家动员体制来搞军事现代化。军事现代化的这种使命感一方面促成了其军事技术的飞跃式发展，另一方面也很快耗尽了国家的人、财、物。第二个原因是苏联的军事现代化模式。在和美国竞争过程中，苏联使得整个国民经济军事化，国家的大部分经济活动都在为军事服务。这种畸形的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社会的基本需求得不到保障。这两个因素最终导致了苏联的失败。实际上，苏联当时的国民经济结构，即计划经济和这个体系之内的既得利益集团（主要是军事经济），使得其竞争者美国找到了有效的手段促成苏联的早日解体。这个手段就是和苏联搞军备竞赛。美国一搞军备竞赛，苏联就感受到了威胁，国家必然把最大量的资源导入军事经济，而这些资源又落到既得利益集团手中，而既得利益集团利用国家的名义追求私利。所以说，苏联是在美国的促动下自我解体的。

美国模式很不相同。在第一层面，也就是和苏联争霸、搞军备竞赛方面，和苏联是一样的。因为把苏联视为竞争者和敌人，美国也动用了巨大的人、财、物，用于军事的现代化。冷战时期美国军事技术突飞猛进和苏联搞军备竞赛分不开。冷战后人们所看到的很多军事技术（包括电脑技术、太空技术）就是搞军备竞赛搞出来的。但为什么在这场竞争中垮掉的不是美国而是苏联呢？这主要是第二层面的不同。和苏联的计划经济不同，美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美国没有像苏联那样的国有企业，政府对军事现代化的大量投入都进入私营企业。苏联的国有企业是最具有实力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能够从政府拿到大量的投入，但效益低下，并且大量的利益流向了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尽管美国民营的军工企业也被美国学者称为既得利益集团，但和苏联的国有企业既得利益集团运作方式不一样。在美国，因为企业不是政府的，政府就有制度机制来监管企业。同时，美国政府可以引入市场机制，让很多企业来竞争政府的军事订单。强调竞争的美国制度最终战胜了强调垄断的苏联制度。

中国军事现代化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要避免苏联的做法。中国既要避免和美国搞军事竞赛，也要避免国民经济的军事化。在第一个层面，目前的形势下，美国实际上是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的，尽管中国的军事实力远不能和美国的相比。对中国来说，把美国视为对手，向美国学习不失为军事现代化的有效途径。但这并不是说，中国要和美国搞军事竞赛。中国目前没有任何实力和能力和美国搞军事竞赛，中国也不需要这样做。和苏联不同，中国完全没有和美国争霸的意图。中国军事现代化的主要目标是国防。这样的话，中国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速度来搞军事现代化。

在第二个层面，中国如果要避免苏联的命运，就要克服更多的困难。尽管中国现在的经济已经是市场导向，但在很多方面，经济结构仍然类似计划经济时代。西方称中国为“国家资本主义”，这并不确切，因为除了国有企业，中国还有一个庞大的民营部分，低层的自由市场规模也不容忽视。不过，不可否认的是，国家垄断仍然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要地位，尤其在军事工业部门。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旦发生和美国的军事竞赛，政府必然把大量资源导入国有部门，而非民营部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政府推出4万亿的拯救方案，这4万亿都流入了国有部门，导致了国有部门大举扩张，占据了原来由民营企业所占据的空间。今天中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结构性失衡就是国有企业大扩张的结果。如果发生军事竞赛，类似的局面不可避免。而这种情况就是冷战期间苏联的情况。也就是说，如果军事竞赛发生，美国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应付中国经济，最终促成中国的“自我击败”。很显然，尽管国有企业仍然会在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过程中起主导作用，但应当有意识地去避免苏联的情况。这些年政府提倡把军工企业的投资开放给民营企业，但实际上的执行则少有人问津。中国应当学习美国，尽最大的努力促成军工的民营化。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军事现代化要实现可持续，这是一条必须走的路。中国军事现代化的第二个大问题就是要实现基于国家安全之上的国防和基于国际责任之上的国际合作。不和美国争夺霸权表明军事现代化保持在防御性的水平即可。不过，对外在世界来说，尤其是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来说，中国的军事崛起必须考量到区域化和全球化这两个重要因素。也就是说，必须把军事崛起放置于中国大国责任的构架内。在这个构架内，中国至少可以制定三方面的政策。

第一，制定一系列包括军事透明化在内的军事政策。透明化很重要，不透明，其他国家就会感到恐惧。考虑到中国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透明化尤其重要。中国周边要不就是像日本、俄罗斯和印度那样的大国，要不就是比较弱小的国家。这两类国家都恐惧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大国害怕的是中国和他们竞争霸权，而小国恐惧的是中国会对他们实行什么样的政策，是王道还是霸道。

第二，寻求不针对他国而针对区域或者国际秩序建设的国际合作。这种秩序最典型的就是上海合作组织，这类区域组织是针对解决这个区域内所有国家都面临的共同问题。在军事层面，上海合作组织所要解决的是恐怖主义，它并不是针对其他任何国家的。随着各种要素的区域化和全球化，这类组织的重要性越来越显现。到目前为止，中国尽管在军事上奉行不结盟政策，但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中国会有巨大的动力去构建这类组织。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会像美国那样和他国结成军事同盟。

第三，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必须用实际行动来表明，中国的军事崛起是为了提供区域和全球性的“公共服务”。如上所说，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不可能一直采用“搭便车”的策略。“搭便车”既不能和中国的大国地位相吻合，更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国际利益。如前面所讨论到的，在早期主权国家时代，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强大，是否是大国，主要是战争。但是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强大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是否能够提供全球性“公共服务”。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需要中国提供更多的全球性“公共服务”。到目前为止，中国在经济上已经开始提供，主要是通过积极参与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发挥作用，在军事上已经参与到联合国主导下的“维和”活动中。但这些远远不够。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世界很多国家一直在呼吁中国做一个负责的大国。中国的责任包括多方面的表现形式，但提供全球性安全便是其中最主要的一项。

国际责任也给中国的军事和平崛起创造了条件。如果中国能够把军事崛起放置于中国的国际责任的构架内，那么其他国家不仅不会感受到“威胁”，反而会感觉到中国军事崛起的必要性。从国际责任的视角看，中国的军事和平崛起不仅必要，而且也是可能的。例如在中国派军舰到非洲索马里海湾维持海上航道的安全问题上，在开始的阶段，各国媒体纷纷发表意见，质疑中国，但到现在，这些国家不仅都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而且更相信这是必要的，是中国的责任。

承担国际责任可以有多种形式，既可以在联合国的构架内，也可以和其他国家合作，也可以是单独进行。在联合国构架内履行责任，这方面中国并不难，已经展开，积累了不少经验。和其他国家合作刚刚开始，例如上海合作组织。这里，尤其要强调中美两大国之间的合作。美国现在是全球性责任最大的承担国，但已经力不从心，因此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但中美两国并没有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军事上的合作。两国之间互相猜疑，没有信任度。从长远来看，如果中美两国不能合作提供全球性“公共服务”，那么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很难单独提供。中美两国现在有战略对话，这个领域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而中国单独提供全球性“公共服务”则可能要到比较后期才会发生。今天，中国既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单独提供，而且很多国家也还没有认同中国。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中国要提供，也会被其他国家视为威胁。等到未来中国被世界接受，也发展到具有足够的能力，中国才会开始单独提供全球性“公共服务”。在现阶段和今后相当长的阶段，中国还是会在联合国的构架内或者和其他国家合作来提供全球性“公共服务”。

第三章　如何守住南海“生命线”

一、中国南海问题局势分析

对中国来说，东南亚的地缘政治意义主要是南海问题。南海问题不仅仅涉及中国的主权问题，也就是中国所界定的核心利益问题，更涉及中国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中国目前的对外贸易高度依赖于南海航道，一旦这个航道失去安全，就会对中国内部的发展构成威胁。因此，南海航道也可以说是中国的“生命线”。

近来南海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和严峻了。美国国防部部长因为南海问题而推迟原定对中国的访问。在日本召开的G7发表了《海洋安保声明》，尽管没有明确提到中国，但在明确批评中国在南海的行为。无论是美国和菲律宾的联合军演，还是日本的加入或者澳大利亚等国的关切，无疑都是在指向中国。不过也不难看出来，这里美国的角色至关重要。尽管中国一而再、再而三地明确向美国表明，南海岛礁问题是中国的主权问题，是中国和相关国家的双边争议，但美国几乎已经决定了其干预政策。进而，也有观察家已经指出，区域内国家似乎变得更加团结了，对华政策具有了一致性了。概括地说，在南海问题上，正在出现一个以美国为领导的、意在对付中国的新联盟。而这个新联盟所造成的一个局面似乎是要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作出“让步”。

不过，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在南海问题上，并没有多少可以退让的空间。在填海造岛领域，中国是“后来者”，包括越南和菲律宾在内的其他国家都先于中国在进行此类活动了，只是因为中国国家能力的强大，在短短一段时间内所做的大大超越了其他国家过去数年所做的总和。就是说，中国的行为是对其他国家行为的反应。再者，如果中国不能对其他国家的行为作出反应，那么执政党的合法性必然产生危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没有任何理由放弃其所认同的主权。在南海问题上，越南、菲律宾等国家存在着民族主义情绪，中国也存在着民族主义情绪。也因为同样的理由，中国如果对好不容易争取到的“现状”做任何重大的退让，那么其领导层也会面临巨大的国内民族主义的压力。实际上，如果国外的压力越大，那么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就越是会高涨起来。当然，对其他国家也会如此。

如果这样，那么南海的情形是否就会如一些观察家所预见的那么悲观吗？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互动一定会促成南海问题的升级而演变成为中国和这些国家之间的公开冲突甚至战争呢？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做一些细节的分析。南海问题实际上由三个层面的关系组成，即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关系、中国和其他申诉国之间的关系。这三个层面是互为关联着的，但分析时需要区分开来，因为在不同的层面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在中美关系这个层面，美国的南海政策背后有几个主要因素。第一，美国的主要关切便是“航行自由”。所谓的“航行自由”就是美国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其想去的任何地方。实际上，为了保证其“航行自由”，美国本身并不是国际海洋法的一部分。近期美国到西沙巡航也是这个意思，美国人并不是不懂西沙和南沙之间的不同，因为西沙并没有像南沙那样具有那么多的争议性。第二，美国对中国南海行为的错误战略判断，即美国认为中国填海造岛是中国帝国主义扩张政策的开始。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也不难理解。美国本身的历史经验就是如此，只是把自己的经验简单地套用到中国而已。第三，美国担忧军事化，妨碍区域和平。中国从一开始就一直强调南海岛礁建设的非军事化用途，如果有也只是最低限度的防御。就中国的军事能力（尤其是导弹能力）来说，把一些军事能力安置在海南岛和南海的这些岛礁上并没有多大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美国不断派军舰和飞机来从事“航海自由”促成了中国的“军事化”；或者说，中国的“军事化”只是为了向美国人显示，如果“我乐意，我是可以做到的”。

尽管日本对南海“航行自由”也有关切，但在南海问题上，日本一方面是出于美日同盟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日本也有其自己的算盘。在东南亚扩张其地缘政治影响力是日本国家正常化的必然需要。在今天的亚洲，日本主要的地缘政治空间在东南亚，日本要趁这个机会利用美日同盟介入东南亚事务。

就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的关系来说，东盟国家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申诉国，另一部分是非申诉国。非申诉国尽管在主权问题上和中国没有冲突，但也必须关切南海问题，包括航行自由、区域的稳定、同盟作为一个整体的团结一致性等。在南海问题上，这些国家对中国也有诸多要求，包括要求中国明确“九段线”的定义、主权的含义、岛礁和海洋的区别、中国东盟行为准则的达成等。对中国来说，这里的难题是历史和法律之间的矛盾。较之中国，东盟国家都是较小的国家，都是倾向于诉诸国际法。国际政治上，一个规律性现象就是，大国不太乐意诉诸国际法，而小国则以国际法来自保和追求自己的权利。不过，很显然，在南海问题上，国际海洋法和中国的历史权利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冲突。南海问题本身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九段线是中国继承下来的历史产物，而国际海洋法则是非常当代的事情。历史具有特殊性，但正如所有的法律，国际海洋法追求的是普遍性。中国一直回避“九段线”这个问题，道理很简单，在中国看来，一个非常当代的法律并不能解决复杂的历史问题。从历史经验看，如果东盟（和美国）硬要迫使中国明确“九段线”，那么中国肯定会说，“这是我的”。如果中国给予了明确的界定，那么势必加剧局势的紧张。这里不难看到，中国的模糊外交策略的合理之处。

二、为什么美国的地缘政治转向亚太

南海形势恶化和当今世界地缘政治转向亚太地区紧密相关。更直接地说，南海问题是美国“重返亚洲”引发的结果。南海问题是历史问题，美国当然没有制造南海问题，但南海问题浮上台面和美国相关。这里，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即，为什么美国的地缘政治转向亚太地区？

首先是地缘经济因素。亚太地区日渐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是不争的事实，并且这种趋势在未来的数十年不会改变。今天，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日本是第三大经济体。此外，印度也正在崛起成为继中国之后的另外一个亚洲经济大国。印尼和东盟国家的经济增长也不可忽视。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尽管也有经济增长的潜力，但远不及亚洲地区。多年来被人们称道的“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中间，其他几个国家的GDP总量目前还不及中国一个国家。欧洲和美国现在面临严重的经济结构问题，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做调整。欧美经济对世界经济依然重要，但在其结构调整期间，要扮演世界经济领头羊的角色比较困难。这样，亚洲会在很长时间里保持世界经济重心的位置。

在这样的情况下，主要经济体包括美国、欧洲甚至俄国，其经济战略必然向亚洲转移。从世界历史上看，也是如此，即一个国家的地缘经济是跟着世界经济的增长点也就是经济重心走的。例如唐宋时期的中国，18、19世纪的欧洲和冷战期间的大西洋两岸。因为亚洲地区涉及世界上几个最大的经济体，世界经济重心转移到亚洲也表明，代表这些经济体或者主权国家的政府之间的互动必然会增加。这种互动意味着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的重叠。如果代表主权国家的政府不是互动的主体，那么国家间的经济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公司之间的贸易关系。但一旦主权国家成为主体，那么经济互动面的战略重要性就显示出来。就是说，即使是经济上的互动，也具有了极大的战略意义。

对美国来说，把战略重点转移到亚洲非常符合其“税收国家”的本质。作为唯一霸权的美国，一直在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来维持其所谓的“世界秩序”或者提供全球性“公共服务”。但这样做需要大量金钱的支撑。因此，美国也一直扮演着全球性的“税收国家”的角色，即尽最大的努力通过各种方法向全世界各国“征税”，来承担维持“世界秩序”的费用。这一事实也决定了美国的地缘政治和其地缘经济的紧密相关性。如果两者是重合的，那么美国维持其全球秩序的费用就低；但如果不重合，美国所要承担的费用就会很高。显然，并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的地缘政治会随着其地缘经济而转向亚洲。既然亚洲会在未来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扮演世界经济重心的角色，那么美国就有充分的理由把其地缘政治的重心转移到亚洲。在这里，美国的“税基”庞大，其安全战略是可持续的。

地缘政治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的第二个重要因素就是战略本身。在美苏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就变成了唯一的霸权国家。在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分庭抗礼，只主宰了半个世界，即西方世界。苏联一垮掉，美国的最高战略利益就是维持其唯一霸权的地位。美国开始利用现存体制来消化中国等新兴国家，也包括所有苏联阵营国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美国做得相当成功。历史似乎沿着“历史的终结”（福山语）的道路行走。在小布什刚刚上任之初，美国就出台了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政策，意在对付中国。这种政策调整非常符合西方外交政策的逻辑。因为西方的国际关系史表明，现存霸权必然会遭受另一个崛起国家的挑战。对美国来说，中国很自然成为美国的目标。

三、如何考量南海“僵局”的真实情况

第一，中国要从周边国家或者和南中国海问题相关国家的角度来考虑问题。长期以来，中国有关方面长于向外宣示自己的具有良好愿望的立场，如“和平崛起”、“和平发展”和“睦邻”等。这些很重要，但远远不够，因为中国忽视了周边国家是如何看待中国崛起的，他们对中国的崛起的担忧是什么。只有了解了周边国家担忧的情况，中国才能制定有效的政策。否则，不管你的意愿如何，诸如“和平崛起”之类的话语就会变成自说自话。

第二，中国必须区分南中国海航道安全和主权争议问题。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等国家关心的是国际航道安全，其介入南中国海事务的主要理由也是这个。在这方面，中国要立足现实，承认和强调南中国海航道安全是所有各方的关注，也是所有各方的责任；中国愿意和美国、日本、印度、东盟国家一起担负起这个责任。在实际层面，国际航道安全一直是美国等大国在负责的。中国尽管开始具有这方面的能力，但还远远承担不了这个责任，哪怕是区域性的航道安全。美国批评中国“搭便车”，维护国际航道安全就是其中一方面。在这个领域，中美两国具有很大的合作空间，这样的合作也是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的。

第三，下一个层面是中国和东盟的整体关系。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等宣称拥有南中国海中的一些群岛全部或部分主权的国家都是东盟成员国，这就决定了中国要考虑东盟的整体利益及中国和东盟的整体关系。尽管到目前为止，中国不太乐意接受多边主义，但最终不得不接受，并且是接受得越早，对中国越有利。设想一下，如果《南中国海共同行为准则》早些年具有了约束力，事情也不至于发展到现在。无疑，中国如果要接受多边主义，《南中国海共同行为准则》仍然是一个方便的入口。

第四，再下一个层面就是如何面对主权争议。这方面是关键，中国应当放弃传统的双边主义，而接受新双边主义，也就是多边主义构架之下的双边主义。就是说，中国和有关国家可以在中国—东盟多边构架内举行双边会谈，讨论南中国海问题。在这种多边构架内，和南中国海主权不相关的国家不会明确表示支持哪一边，中立立场是其最大利益，同时这个构架也给有关国家较大的动力来和中国商谈。

南中国海问题现在变得越来越复杂，要得到问题的一揽子解决不太可能。如果解决不了问题，那么管理和控制就成了选择。要管理和控制南中国海问题，那么就必须发展出各种制度机制。中国尽管目前处于被动的位置，但中国所能作为的空间也是很大的。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也应当开始在区域甚至国际背景下，来寻求南中国海问题的管理和控制方法。如果不能有效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空间会变得越来越小。

四、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必须要有所作为

针对南中国海问题日益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焦点这种局势，作为南中国海问题主要角色的中国，需要特别小心、理性地来处理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不仅有可能和主权争议国家发生冲突，更有可能和美国发生冲突。中国必须具有足够的政策工具，来应对各种可能发生的问题甚至危机。政策工具包括内外部政策的调整。从目前局势看，中国至少必须注意如下几个领域的问题，也可以在这些领域有所作为。

第一，中国对东南亚国家行为的反应应当有所节制，保持理性的态度。在东南亚国家看来，中国有些方面的做法经常缺少大国风范，因此很难确立人们对中国的大国认同。例如对菲律宾的态度。菲律宾所做的，尤其是其总统所做的，并没有得到很多东南亚国家的认同。相反，菲律宾的行为往往和东盟（亚细安）其他国家不合拍，人们对菲律宾多持有批评的态度。不过，每当菲律宾挑衅或者抗议中国的时候，必然遭到中国各个方面的口诛笔伐，很多超出人们可以接受的程度。中国的一些人和机构往往把国内“骂人”的方法带到国际社会。这就产生了很多相反的效果。很多东南亚国家都会同情菲律宾，而不管菲律宾有多大的错误。在国际社会，人们总是同情弱者的。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关系中，中国是大国，而其他都是小国。这本身决定了中国在“软力量”方面处于不利的地位。

这就说明了，中国如果要在东盟国家获取任何“软力量”，对小国的一些反应必须有所节制，要有理性，要思考自己的反应是否会走向反面。实际上，在很多方面，大国对小国不需要任何形式的口诛笔伐。世界上只有小国和弱国对大国和强国的民族主义，而不是相反。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和东盟国家打交道时，中国就不需要媒体战了。恰恰相反，中国要在媒体战场加倍努力。如曾经所分析过的，现在的局势就是从前无声的“私下外交”的产物。中国所需要的不是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叫骂”，而是基于经验证据之上的理性论辩。有关人士和机构的“叫骂”，当然并非外交系统所能掌控的。这意味着，中国需要内部的协调。如果民间的情绪不能掌控，政府系统的情绪必须得到管控。

第二，中国可能不得不接受南中国海问题已经高度国际化这个事实。理想地说，中国—东盟关系就是中国和东盟国家双边之间的关系，和域外的其他大国没有多大的关系。但现实已经不是这样了。东南亚国家和美国一直具有紧密的关系，美国和一些东盟国家更有同盟关系。如果东盟小国感觉到来自中国（或者其他国家）的压力或者威胁，这些国家很自然就要邀请域外大国来干预（或者如一些东盟国家所说的“平衡”）。也就是说，东南亚国家需要美国。实际上，即使没有中国，一些东南亚国家也仍然需要美国。东南亚的情况非常复杂，并非中国所能解决的。至少有几个问题和中国无关。

首先是文化、种族和宗教问题。东南亚是多文化、种族和宗教地区，不同文化、种族和宗教之间也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为了安全，一些国家需要域外大国即美国在本区域的存在。一旦遇到危机，他们可以依靠美国的力量来管控局面。其次，越南问题。越南在历史上一直具有扩张的野心和行为，这种行为不会因为越南成为东盟的一部分而消失。要遏制越南，东盟也需要其他域外大国的存在（实际上包括中国）。再次，印度尼西亚问题。印尼历来是东盟的“老大”，历史上也曾经对其他国家构成外交压力甚至威胁。所有这些因素证明了域外大国存在的合理性。对中国来说，不要把美国的存在的方方面面都视为是针对中国的。如果是那样，就很难处理好和东盟国家、和美国的关系。

第三，中国应当避免南中国海问题成为日本扩张其地缘政治影响的一个极好国际大环境和机会。近年来，南中国海问题恶化，日本可以说是最大赢家。日本不仅在东海和中国叫劲，更是利用中国和东盟一些国家关系的恶化，发展自己的地缘政治势力范围。随着日本的国家正常化，其必然追求本身的地缘政治利益。今天，在美日同盟的保护伞下，日本正在追求这个目标。日本的地缘政治利益在哪里？在东北亚，中国台湾是其选择。一旦民进党掌权，日本会努力发展和中国台湾的关系。在东南亚，日本正在努力和那些同中国具有主权争议的国家，包括菲律宾和越南发展准同盟关系，也在和澳大利亚、印度、菲律宾等国家结成所谓的“民主同盟”，来应对“非民主的”中国。同时，日本和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关系也在强化，扩大在那里的投资，增加对这些国家的经济资助。

应当意识到，尽管日本在二战战败，但东南亚国家对日本的看法非常复杂。在一些国家，日本被视为是帮助这些国家赶走了西方列强。在整个冷战期间，当中国成为封闭国家的时候，日本一直在发展和东盟国家的关系。直到今天，日本在东盟的经济影响力仍然非常可观，并不亚于中国。近年来，日本在东盟整体“布局”，把各种力量整合起来。如果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只专注于美国，忘记了日本，从长远来看，日本必然是赢家。实际上，南中国海问题也有可能演变成中国和日本之争，而非中国和美国之争。这是中国需要理性把握的。

第四，更为重要的是，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必须管控美国所具有的那种军事冒险主义。美国从其涉及世界事务以来，养成了军事冒险主义精神。冒险主义精神一方面和美国“牛仔文化”相关，另一方面和这种军事冒险主义所带来的巨大好处有关。美国这个国家就是通过冒险主义式的扩张所形成的。自从一战期间进入世界舞台之后，美国几乎没有失败过。和苏联的军事竞争中，美国不仅赢得了胜利，而且促成了苏联的解体。中国要关切美国的军事冒险主义，不是胆怯的表现，更不是投降，而是要对此进行有效管控。冷战时期，美苏设立“热线电话”就是为了管控军事冒险主义。当然，当时苏联本身也具有军事冒险主义精神。更进一步而言，中国要管控美国的军事冒险主义，也是为了避免自己在不当心的情况下，被动地被美国拉入军事冲突的轨道。

五、在南海问题上避免陷入中国“梦想”

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其他很多问题上也一样），多年来中国似乎一直生活在自己为自己设定的“梦想”之中。从战略层面看，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并不是没有机会占据优势的，反而是占据了优势却又自动地放弃。

那么，最后的结局会如何？中国可以放弃吗？在社会媒体那么发达的今天，在主权问题上，当政者所能做妥协的空间越来越小，更不用说放弃了。如果这种情形继续下去，最终必然发生冲突。不过，届时的冲突对中国非常不利。

问题出现了，就要对付。首要的任务是要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除了上述中国本身的问题外，还有一些其他的重要原因。对有关国家来说，这是“国际大环境”和“国内小环境”的产物。

先说国际大环境。对有关国家来说，最重要的国际大环境莫过于中国的经济崛起和随之而来的国防、军事现代化及其对亚洲的地缘政治形势的影响。有关国家感觉到时间并不在自己这一边。尽管中国强调“和平崛起”，但其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被视为是采取了拖延的政策，等待着国际形势对中国有利的时候来解决问题。因此，对有关国家来说，南中国海问题必须在中国真正崛起之前，得到有利于他们自身的解决；否则等到中国崛起了，希望就会很渺茫。于是，必须通过任何方式，加紧行动，促使形势尽量往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

对中国来说，大国环境主要指大国间政治的变化，尤其是和美国等大国关系的变化。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美国，不管喜欢与否。不过，在中美关系上，中国尽管花了大量的精力，却仍然不知道如何与美国相处，尤其在亚洲。美国的存在对亚洲国家的重要性是很显然的。中国不太理解为什么美国要待在亚洲。很多人认为美国留在亚洲的主要目标是针对中国的，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简单。美国在亚洲不仅仅是对付中国，也是因为地缘政治的因素。例如，如果没有中国因素，美国仍然能够找得到在亚洲的生存空间。无论是东北亚、东南亚还是南亚，各国之间的复杂关系都需要美国的力量来平衡。

六、要反思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老思路

说到新思路，就要反思中国的老思路。中国传统的思维核心就是反对南中国海问题“国际化”。从理论上说，这当然并没有错。问题在于这个概念不但不能描述南中国海问题的客观情况，更难以顺着这个思路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这里面涉及几个层面的主要问题。

第一是双边主义。中国主张搁置主权争议、共同开发。但这个政策到现在基本上还停留在口号状态。为了加强和东盟的关系，中国自己没有南中国海开发计划，倒是相关国家在近年来加紧开发，不过不是中国所提倡的共同开发，而是单边开发。在共同开发方面，相关国家并没有意愿或者意愿不强。说穿了，中国并没有足够的实力或者动力机制，来促成相关国家认同和接受中国所提出的共同开发。

第二是多边主义，即中国和东盟的关系。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主要表现在中国也签署了《南中国海共同行为准则》。但是这个文件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力。文件签署多年了，没有国家有效推动其成为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应当说，中国本身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尽到责任。关键还是在于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恪守双边主义，反对多边化。不过，考虑到南中国海纠纷的很多问题本质上是多边的，拒绝多边化只是中国有关方面不想面对现实的态度而已。

第三是国际化。有关国家已经把南中国海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和国际组织。中国不太会接受，因为求助于国际组织或者国际法，中国赢的机会不太大。上面已经讨论到，中国在那场国际舆论战中的失误。

第四是大国政治化。东南亚有关国家希望美国的介入，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美国介入的程度有多深，就要看是否符合其国家利益。在东南亚，美国因素一直是存在着的，美国从来就是这个体系的一个部分。实际上，美国在东南亚的利益比中国的利益还要根深蒂固。美国从冷战时代开始就致力于和东盟国家的关系建设，而中国只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和东盟发生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关系。美国和东南亚的关系是全方位的，而中国则主要还是在经济关系上，其他方面的关系还处于早期阶段。所以，中国有关方面反对“大国政治化”也是看不到事实的缘故。

对中国来说，处理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的原则，可以是寻求与其合作。如同前面所讨论的，因为美国和东盟国家的关系，以及东盟国家对美国的需求，要“赶走”美国不仅不可能，反而会走向反面，即促成美国和东盟一些国家的关系更趋紧密。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可以转而尽量寻找和美国的合作点，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不是互相排斥，而是有效的合作。例如海上航道的安全问题。这个问题关乎大多数东盟国家，也关乎美国和日本的利益。直到今天，美国担负着海上航道安全的大多数责任。中国的责任尽管在扩大，但还不足以担负起全面的责任。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存在，对中国来说也并不是毫无好处，中国可以（如一些美国人所抱怨的）继续搭美国的“便车”。当然，中国也可以创始一些东盟国家都可以接受的区域性倡议，例如渔业协议。在南中国海区域，尽管存在着严重的渔业纠纷，但并不存在区域性的渔业协定。南中国海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仍然没有渔业协议的区域。不管中国的创始会不会成功，但可以完全改变中国的国际形象。不管如何，一旦承认美国在南中国海存在的现实，类似的合作领域并不难找。

对中国来说，南中国海问题处理得好不好，不仅仅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更是国内现代化建设是否可以持续的问题。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今天中国所面临的最为严峻的问题，仍然是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即中产阶级社会）。在这个大背景下，南中国海问题就变得重要起来。人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

第一，要实现可持续的发展，除了内部的创新，中国会继续需要西方技术进口。如果西方进行技术出口制裁，中国内部的现代化进程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尽管也有可观的技术创新，但从西方进口的技术仍然是主体。这个局面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不会得到彻底的改变。也就是说，中国会继续依赖西方的技术从事现代化建设。美国正在就南中国海问题对中国做一个判断，如果美国认为中国正在成为一个“侵略性”国家，美国必然会带领西方对中国实行技术禁运。要避免美国的这一判断，中国就需要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改变和美国的互动模式。

第二，中国的现代化仍然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在过去30多年取得了巨大的建设成就，这不仅和中国的努力分不开，也和中国所面临的和平国际环境分不开。同时，中国本身的现代化建设，也为国际和平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一个和平的国际大环境，仍然是中国可持续的现代化所需要的。实际上，维持国际和平乃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主要国际责任。在这方面，中国应当加大努力，使得中国的维持国际和平的责任，不仅体现在行动层面，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体现在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中。从长远看，中国必须下大力气打破美国等西方国家把持的“西方是和平的使者，而其他国家是破坏者”的国际话语体系。维持南中国海和平，必然有助于中国确立国际和平话语体系。

简单的结论

南海似乎已经陷入“僵局”，而且“僵局”一时难以化解。“僵局”并不是坏事，因为僵持的情况经常较匆匆忙忙寻找一个解决方法为好。不过，各方必须保证不会升级到公开的冲突甚至战争。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是起关键作用的。有几点是中国必须意识到的。

第一，中国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从前中国总是回应其他国家的所作所为，而现在则是其他国家对中国的行为作出反应。第二，对中国来说，关键在于耐心，因为理性出自耐心。对他国的行为，中国不能有本性的反应。在中国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中国更应当理性。第三，中国要有自信。美国在南海行为的成本非常高，而中国自己的成本远较美国低。只要中国自己没有扩张的野心，美国支撑不了多久。第四，中国和东盟仍然有很多的外交空间。大多数东盟国家也是想和中国友好的，不想以中国为敌。较早时候，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和东盟首脑在美国加州的峰会没有明确提到南海问题，表明东盟作为一个整体仍然不想过多刺激中国。事实上，中国和东盟之间的经济互赖性已经相当高。第五，即使和其他申诉国的关系也有改善的空间。中国不是美国，美国可以中断和古巴的所有关系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但中国从来不会把事情做绝。例如，这些年来，中国和越南、菲律宾等国仍然维持良好的经贸关系，尽管政治和外交关系很冷。这表明，双边之间也会出现机会来改善关系，一旦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不那么亲美了，或者对美国不再那么幻想了，那么就会有改善的空间。第六，中国可以以更开放的态度来对待域外大国，例如可以容许美国和东盟国家也使用设施，共同维护海上安全。第七，在相关国家都实际占领了一些岛礁之后，中国也可以倡导重新回到谈判桌上，回到邓小平早年所倡议的“搁置（主权）争议、共同开发”的道路。

对中国来说，如果因为南海问题而发生重大的国际冲突，那么无论对内部建设还是外交都会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而如果能够稳定局势、和平地解决问题，那么中国会是和平崛起的典范。而作为一个能力越来越大的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在这方面是具有巨大的潜能的。

第四章　地缘政治大变动时代的周边关系

从地缘政治的视角来说，中国最直接的挑战就是亚洲地缘政治的变迁。这变迁尽管有诸多要素，但更和中国自身的崛起有关。历史地看，一个大国的崛起不可避免地要引发地缘政治的变革。因为当一个国家崛起了，就会形成以这个国家为中心的新的地缘政治影响范围或者新秩序，其形成必然导致原来地缘政治格局秩序的强烈反弹。

尽管中国崛起所产生的影响力是全球性的，但中国地缘政治最直接的影响，主要是对周边国家及其和周边国家相关的其他国家，尤其是大国。这些国家对中国的反应表现在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作为国家个体的单边反应，第二个层面是这些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多边集体反应。在第一个层面，包括美国、日本和东南亚各国；在第二个层面，则包括美日联盟、美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日本和东南亚之间的关系。类似的情况也有可能随着中国的继续崛起，向其他地区扩展，例如印度。这两个层面既互相关联，也可以相对区分开来。如果把两个层面混为一谈，很难看到问题的本质，更难找到应付问题的有效方法。

一、地缘政治的大变动时代

世界正进入地缘政治大变动时代，所带来的危机超乎人们的预期甚至想象。全球圣战主义的崛起、中东区域秩序的解体、欧洲难民危机、法国右派力量（国民阵线）和美国特朗普主义的兴起、朝鲜半岛核危机、新兴经济体的巨大不确定性、金融震荡、大国争端等等变化，都是地缘政治危机的表象。

国际关系首先是双边关系。对中国而言，首要的是中美关系。全世界的目光都盯着中美关系，因为这对关系是当今国际关系的两根主柱，任何一根主柱垮了，天下就会大乱。两国如果合作，什么事情都好办；但如果发生冲突，整个世界都要遭殃。就双边关系而言，中美关系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两国并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冲突，因为两国处于太平洋的两岸，如习近平所言，具有足够的空间来容纳两个大国，而且中国努力建设“新型大国关系”。避免大国冲突即“修昔底德陷阱”是习近平所担忧的两个“陷阱”之一（另一个是“中等收入陷阱”）。这种避免冲突的意识很重要，它引领着中国对美政策大方向。中美已经发展出了高度互相依赖的关系。前些年一些美国学者称中美经贸关系为“中美国”。近年来，两国的政治关系不如人们的预期，但经贸关系上的“中美国”也开始出现变化，战略上担心中国崛起影响中国地缘政治的第二对双边关系是中日关系。这里最重要的是日本再一次向大国地位冲刺。日本是亚洲第一个成功现代化的国家，曾经是亚洲的最强国。但崛起之后发动亚洲战争，为亚洲各国带来灾难。今天的日本从很多方面来说其大国地位已经过去，包括国内的变化例如老龄化和经济萎缩，和国际因素如美国的制约和中国的崛起。日本已经是一个中等国家。不过，日本今天企图通过国家正常化来再次成为大国。作为主权国家，成为大国的企图可以理解，不能让日本邻国接受的是其错误方法，即通过为其战争历史辩护和合理化。日本的行为经常激发邻国的民族主义，尤其是中国和韩国，而邻国的民族主义的高涨，又促使日本对邻国尤其是中国的恐惧。

东南亚各国今天都和中国发展出越来越紧密的经贸关系。这是地缘经济使然。中国的崛起是开放式的，有效地促进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发展。不过，就双边的战略关系来说，东南亚国家分为两个群体：一类是包括菲律宾、越南等和中国有主权纠纷的国家，另一类是那些和中国不存在主权纠纷的国家。随着中国的崛起，前一类国家感觉到时间不在他们这一边，因此要在领海领土问题上有所作为。尽管中国的领导人邓小平很早就提出“搁置（主权）争议、共同开发”，但这些国家并不理会，而是对南中国海进行单边开发，这就导致了中国的反弹。再者，东盟（亚细安）作为一个整体，在战略上也担心中国崛起。东盟相信，如果东盟本身或者其他区域外大国不能平衡中国的崛起，中国迟早要成为主导本区域的国家。

面对中国的崛起怎么办？美国所担忧的是其霸权地位，即恐惧于中国对美国霸权地位的挑战，因此要千方百计地遏制中国的崛起。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和日本、东南亚各国的关系，对中国的地缘政治秩序构成了很大的挑战。美国所使用的方法很是老套，即传统的联盟方法，包括美日同盟，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联盟等。美国所谓的“重返亚洲”的实际表现，主要是强化和东亚一些国家的联盟关系。在经济上，美国也想作为，主要是通过科技冷战对中国施加压力。不过，经济上美国对中国的约束力已经不再那么有效了，因为中国本身也已经具有足够的能力来反制。

对日本来说，日美同盟具有不同于美国的议程。在浅层次来说，日本是要借助所谓的“中国威胁”来强化日美同盟，再用这个同盟来对付中国；从深层次来说，日本是要发展出自己的独立势力范围，营造自己的联盟来冲刺其在亚洲的大国地位。因此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表面上日本是为了配合美国，但日本是有自己的地缘政治企图的。

东南亚一些国家在和美国、日本结成同盟或者准同盟的过程中，也是各打算盘。经济上东南亚国家很难独立于中国。对多数东南亚国家来说，中国的经济崛起也是它们本身发展的机会。所有东南亚国家和中国的经贸关系一直在深化和强化。不过，在战略问题上，多数东南亚国家对美国和西方具有深厚的“认同政治”。殖民地历史、冷战时期的对立、中国崛起过程中不能把握同东盟小国的关系等，都是东南亚诸国高度“西方认同”的根源。

所有这些单边的和多边的形势综合起来，今天似乎已经造成了亚洲一些国家正在联合起来对付中国崛起的局面。

这也是中国国内很多人所认知的中国地缘政治局面。对这个局面，很少有人会说是积极正面的；相反，很多人担心和忧虑中国会被围堵，其崛起进程会被中断。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当然对此会有反应。从中国迄今为止的反应来看，中国至少有如下几种选择。

第一，再次努力改善和邻居的关系，使得自己和亚洲其他国家更加整合。无论在东海还是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都没有主动挑起事端，都是反应性的。中国这些年的反应尽管很难被其邻居所接受，但毕竟掌握了主动权。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可以“进两步，退一步”，以大局为重，稳定局势。中国一方面不会让步，不会为外在的压力所屈服，但另一方面则可以努力把双边和多边的关系，从战略向经贸倾斜，并且通过各种经济项目真正使得亚洲邻居受惠。中国也可以在战略上持开放态度，随时和周边国家进行政治和外交谈判，回到“搁置（主权）争议、共同开发”的道路。在这样一种情景中，中国会继续让东盟扮演领导角色。

第二，中国倾向于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强化关系，而和另一些国家僵持下去。中国可以接受一个整合的、对中国友好的亚洲，但不太可能接受一个联合的、围堵中国的亚洲。鉴于中国强大的经济能力和日益崛起的战略能力，即使中国没有能力改变所有亚洲国家（尤其是那些和中国具有主权纠纷并且与中国对峙的国家）的态度，中国却有能力选择和哪些国家友好，和哪些国家不友好。即使中国继续坚持“不结盟”的政策，还是可以强化和一些国家的经贸和战略等方面的关系，形成中国所说的伙伴关系。这种选择对亚洲尤其是东盟不利，因为这样做有可能造成亚洲的分裂。

第三，中国可以实行“向西看”的政策，借此减轻来自东部美日同盟、美国和东南亚一些国家联盟的战略压力。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国已经开始尝试这种战略。“一带一路”中的“一带”显然具有这方面的考量。近年来，中国针对非洲和欧洲的外交政策力度在加大。如果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外交努力继续受阻，这一趋势会变得更加不可避免。这一选择尽管对中国成为海洋大国不利，但毕竟可以缓解战略压力，避免和美日同盟的正面冲突。不过，这一选择对东南亚国家更不利，因为东南亚地区很有可能成为一个侧重于战略和军事竞争的区域，而不是以经贸为主体的区域。

第四，中国可以选择营造另一类“新型大国关系”，即和俄罗斯、印度等国的关系。迄今为止，中国的“新型大国关系”是针对美国。但如果这对关系没有办法建成，而中国又不想和美国公开冲突，中国也可以选择通过和俄罗斯等大国发展关系来平衡美国。俄罗斯尽管国力不如从前，但就地缘政治来说，是一个永远不能被忽视的力量。俄罗斯也在寻找其地缘政治影响力，重建其地缘政治秩序。这里，俄罗斯和印度、俄罗斯和越南等国之间的关系对中国至关重要。如果俄罗斯和印度、越南等国发展出具有实质性的关系，就会创造一个非常复杂的利益网络链条，避免一个意在针对中国的美国印度联盟或者美国越南联盟。而像印度这样的文明大国，实际上也有这种需求。印度很难完全靠向美国，而是要在诸大国之间搞平衡，通过平衡来拓展其国际影响力。

面对急剧变化的地缘政治形势，中国有诸多战略选择。中国的选择极其重要，基本上决定了亚洲未来的地缘政治局面，甚至是战争与和平。

二、地缘政治大变动的原因

今天的世界再一次面临地缘政治大变动。如同以往所有时代的地缘政治变迁一样，尽管小国家也能够发挥一些作用，甚至成为触动地缘政治变动的直接原因，但大国仍然继续主导地缘政治秩序的确立，无论是区域性的还是国际性的。因此，要探讨当代地缘政治的变迁动力，还必须回到大国政治这一主题上来。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之后，主导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是唯一的霸权，即美国。尽管也有其他大国的存在，包括俄罗斯、中国、日本等，但所有这些国家都不足以挑战美国。这些国家实际上也没有任何意愿挑战美国，而都想和美国站在一起。日本是美国西方阵营的一部分。俄罗斯自苏联的后期即戈尔巴乔夫时代起就呈现出亲西方的态势，叶利钦的时候巴不得把俄罗斯转型成为西方的一部分。这一趋势直到普京时代才告一个段落。而中国自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之后，致力于通过和西方“接轨”的方式进行内部的现代化，可以说，中国的开放主要是向西方的开放。

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俨然成为世界的“警察”，并且确立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这种地缘政治情况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正如前面所讨论过的，历史上，所有的帝国都是区域性的，只在特定的区域发挥其影响力。从来就不存在一个像美国那样能够对全球事务发生重大影响的帝国。作为世界地缘政治秩序的构造者和维持者，美国提供全球范围内的“公共品”，即秩序，而其他国家都或多或少地“搭美国的便车”。这种全球地缘政治秩序的出现有效推动了经济的全球化，而全球化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前的确造就了一个繁荣的世界。

但是美国独霸全球的好景不长。或许是因为在“独霸”的情况下，美国不存在任何权力的制约，就开始滥用权力，从而在国际和国内事务方面出现重大的战略失误。而这个失误始于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该事件是由非政府组织即恐怖主义组织策划和发动的。“9·11”恐怖袭击事件既表明恐怖主义的崛起，更表明非政府组织足以对一个最强大的主权国家的国家安全构成最直接的威胁。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特别强调非正式政治力量对世界地缘政治变迁的重要性的原因。可以说，“9·11”恐怖主义事件触动了当代地缘政治的变迁。

今天的世界，人们把当代地缘政治变化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中国的崛起。但实际的情况并非那么简单。这里，我们聚焦于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同时也论述全球性地缘政治变动。我们认为，触动这个地区地缘政治变迁的要素主要有四个，包括美国的相对衰落、日本的正常化、俄罗斯的相对复苏和中国的崛起。这四个要素不仅决定了未来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秩序，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世界范围内的地缘政治秩序。我们的讨论也从“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的相对衰落开始。在这四个要素中，美国的相对衰落是最主要的因素。（我们对美国的讨论比较详细，这是因为美国成为大国及其衰落过程对中国具有很特别的参照意义。）

1.美国的相对衰落

美国从19世纪90年代之前的一个区域性大国发展到冷战结束后一个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全方位大国是有其诸多国内国际前提条件的，也经历了几个主要的阶段。这个过程，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最重要的就是美国国内的发展和制度建设。美国在19世纪90年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此前，美国基本上实行孤立政策，不愿卷入国际性事务。当然，所谓的“孤立主义”只是相对的。美国的形成从根本上说也是扩张的结果。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实力的增强，美国的扩张主义也在形成。1823年美国出台了所谓的“门罗主义”，和欧洲列强争夺地缘政治利益，美洲成为美国的势力范围。不过，在一战之前，美国充其量只是个地区性大国。

第二，美国是被邀请扮演世界领导角色的。这与其他的大国截然不同。在美国之前，所有大国大都是自己打拼出来的。美国的被邀请是因为欧洲的“一战”和“二战”，这段时期是美国成为世界大国的关键时期。当时，欧洲战争对欧洲各国造成了巨大的创伤，不仅自身很难恢复，更不用说是领导世界了。欧洲列强就邀请美国扮演世界领导角色。文化上，欧洲和美国基本上同属一种文化，美国人大都是欧洲移民的后代。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美国和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相似，即民主政治。在地理位置上，美国不属于欧洲，是欧洲地缘政治之外的大国，没有和任何欧洲国家构成地缘政治竞争，容易被欧洲国家所接受。同时，美国本身的地缘政治比较简单，周边只有两个邻国，即北边的加拿大和南边的墨西哥，这两个国家既无力和美国竞争，也高度依赖美国。当然，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国内的实力。即使美国没有被邀请，美国也有条件成为国际大国。被邀请只是使得美国轻松地取得了领导权。

第三，可持续的内部发展和有效的外部策略。这两方面都和美国式的市场资本主义有关。资本主义为美国内部发展提供了无穷的动力。不过，政府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规制资本主义的活动，使得资本主义可以持续发展。政府的作用在危机期间尤其明显，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代。外部崛起的有效策略是先成为地区性大国，然后成为世界性大国。二战之后，美国成为西方世界的领导者。但在整个冷战期间，美国充其量也只是领导半个世界，即西方世界，美国对苏联集团没有任何影响。在冷战期间，美国的外部有效策略主要表现在其和苏联的竞争方面。而美国的策略和美国所实行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有关。苏联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为了和美国进行军事竞争，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很快把整个国民经济军事化。而美国所实行的市场经济，在和苏联竞争中，政府也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不过是投向私营部门。美国很快在和苏联的竞争中赢得了胜利。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领导的西方很快把其地缘政治秩序扩展到苏联的领域。苏联和东欧一解体，美国各方面都没有了竞争对手。整个世界似乎都在美国的掌控之下了。可以说，这是人类地缘政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

但是，为什么在冷战结束之后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里，美国衰落了呢？

在讨论美国的衰落之前首先应当指出几点：第一，美国的衰落是相对的。较之其他所有国家，美国还是最强大的。第二，美国的衰落不是全方位的。今天的美国在军事上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军事力量的强大在今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不会有真正的竞争者。但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表现为相对的衰落。第三，美国的衰落不会表现为突然，而是要经过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在衰落的过程中，如果美国能够做有效的政策调整，仍然有复兴的机会。

2.日本的正常化

日本的国家正常化也在影响着至少是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二战之后，美国占领日本，日本成为一个“非正常国家”，也就是并非享受完全主权的国家。日本的外交和国防的发展受制于美国。而后来当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美国也通过打压日元的方法，再次使得日本“臣服”美国。从日本的角度来看，追求国家正常化并不难理解。实际上，在80年代，日本右派已经有了向美国说“不”的呼声。前些年，在民主党的鸠山执政期间，日本提出了“东亚共同体”的设想，意在追求和美国比较平等的地位，但以失败告终。鸠山的“东亚共同体”概念被视为过分倾向于中国，美国人当然不高兴，也不能同意。现在，代表右派利益的安倍政权再次开始了追求国家正常化的努力。这次，安倍采用的是“反中”的方式进行的，美国不但没有“意见”，反而要全力支持。原因不外乎两个：第一，如前面所说，美国恐惧于中国的崛起，把中国视为潜在的或者实在的霸权竞争者和敌人。第二，日本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联盟，如果美国对日本挑战中国不支持，那么，这种同盟关系就会受到非常负面的影响。一旦美国没有了信用，说不定同盟就会解体。但美国和日本的这种做法正在为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引入巨大的变化动力。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如前面所说，日本是想通过合法化和美化战争历史的方式来追求国家正常化的，这使得日本和邻居国家的关系恶化。日本追求国家正常化并不难理解，不仅在国内得到支持，而且也可以得到邻国的理解。原因在于日本政治人物的政治智慧急剧衰落。日本国家正常化的主要阻力在于美国，因为不是其他国家而是美国使得日本成为不正常国家，并且也只有美国能够制约或者容许日本的行为。但如上所说，要从美国手中脱离出来，谈何容易！鸠山政权失败了，安倍政府也会如此。因此，日本转向了被美国视为竞争者和敌人的中国。修改和平宪法和军队正常化等内容都需要有一个敌人。这个方便的敌人就是中国。从钓鱼岛事件开始，日本一步步开始了塑造这个“敌人”的过程。但问题在于，不仅中日之间存在着领土纠纷，日本和韩国之间也存在着领土纠纷。再者，论证战争历史的合法性，不仅中国和韩国等日本受害国不可以接受，其他国家都难以接受。东南亚国家尽管“原谅”了日本，但这并不是说，他们能够接受日本美化历史的做法。西方国家甚至整个国际社会都是如此。很显然，日本的做法已经导致了其和邻国中国和韩国关系的恶化。

第二，伴随着其国家正常化的努力，日本也在开始追求其本身的地缘政治利益。日本的地缘政治利益在哪里？一方面是在美日联盟的名义下和美国分享地缘政治利益，另一方面便是寻找自身的、不同于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日本在形成自己的联盟，日本的盟国和美国的联盟，从现阶段来看，有很多的重合，但从长远看，美国和日本的利益冲突在所难免。更为重要的，日本要和中国竞争地缘政治利益。这些潜在的地缘政治利益包括东北亚的中国台湾地区。在东北亚的朝鲜半岛和中国，日本已经没有了任何希望。但台湾仍然有希望。尽管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经济整合已经到了不可分离的程度，但政治上的分歧仍然存在。一旦台湾民进党掌权，无论民进党和日本都有很大的愿望增进“不一般”的关系，甚至不能排除冒险的动作。在东南亚，日本已经下大力气和越南、菲律宾等和中国存在领土、领海主权争议的国家结盟。同时，日本也在转向中国的邻国，尤其是缅甸，增加其地缘政治的影响力。此外，日本也在做所谓的“民主价值同盟”的努力。“民主价值同盟”的概念是美国提出来的，美国本身近来并不再强调这个难以操作的政策概念。但日本接过去了。在这方面，日本正在和菲律宾、澳大利亚和印度等“民主国家”结盟。不管日本的结盟努力是否最终会成功，但其国家正常化的地缘政治“版图”已经相当明朗化了。

从总体上说，日本成为一流大国，为时已晚，因为其力量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但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日本对其地缘政治利益的追求对美国和中国仍然可以产生巨大的影响。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明朗，因为日本所追求的这些地缘政治利益也是中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尤其表现在中国台湾。作为中国主权的一部分，中国是不会容许“台湾”和日本结盟的。“台湾”一旦有“独立”的诉求，中国更不会无动于衷。而如果日本结盟的努力成功，无论是和中国有领土、领海纠纷的国家，中国周边国家，还是所谓的“民主同盟”，都将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利益构成挑战，甚至威胁。

日本的地缘政治努力对美国也有影响，这种影响并不亚于对中国的影响。至少有几方面的影响：首先，日本可以挟持美国来追求自己的利益，这就是我们前面讨论过的美国所面临的“联盟负担”。其次，对美、日、韩三国关系产生影响。为了应付中国，美国一直试图整合已经存在的美日联盟和美韩联盟。但现在这种情况继续下去，这种整合便毫无可能性。再次，日本美化历史的做法给美国造成了一种“道德困境”。如果日本像德国那样追求正常化，那么美国不会面对这种困境。但要通过美化战争历史来追求正常化，那么美国支持日本的行为不但难以得到美国国内人民的支持，更会受到国际社会的质疑。最后，也是更为重要的是，日本一旦正常化，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存在便成为问题。在亚洲，没有国家损害和伤害过日本的利益，相反，多数亚洲国家是日本的战争受害者。对日本构成“伤害”的只有美国。打败日本的是美国，扔原子弹的也是美国。实际上，日本右派痛恨美国的大有人在。如果说美国使得日本成为半主权国家，那么日本正常之后，受影响最大的也会是美国。今天美国是亚洲地缘政治的一部分，一旦日本正常化，美国在亚洲的地缘政治利益就面临流失的威胁。

3.俄罗斯的相对复兴

和其他大国一样，俄罗斯作为一个文明型大国，历史上都在努力追求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但其地缘政治的影响范围起起伏伏。我们不用回到久远的过去，苏联的地缘政治势力范围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二战结束以后，苏联很快确立了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其加盟共和国，二是东欧国家。这两部分组成了当时西方所说的“苏联东欧集团”。这个集团在冷战期间不仅统治东欧，而且也努力把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扩展到世界其他各个地方，和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集团分享对世界的统治权。苏联东欧集团和西方集团都是大多数国际组织的一部分，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构成了世界政治的主体。这两个集团之间也不存在具有实质性的互动平台，以核武器对峙为主体的军事对抗造就了西方所说的结构性权力平衡和这种平衡之下的“和平”，就是说双方互相恐惧对方，谁也不想发动核战争。

同样重要的是，苏联也在其地缘政治利益范围内部的各个国家形成了与自己相似的政权类型，即共产主义政权。这类政权的形成及其扩张至少具有三个条件：第一，西方民主的危机。一战和二战都发生在西方近代形成的主权国家之间。尽管民主作为西方意识形态已经被广泛接受，成为西方的主流，但这并不是说，民主可以解决西方所面临的问题了。相反，一战和二战的发生导致了人们对民主的怀疑。实际上，无论是意大利还是德国极权政权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民主失败的产物。西方民主的这种失败促成人们对另外的政治形式的思考和选择。第二，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形式起源于革命，但是这种意识形态的扩张主要是因为西方民主的危机。这种意识形态赢得了当时西方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左派知识分子群体的理解和支持。第三，建立在这种意识形态之上的政治形式在东欧的扩张主要归功于苏联的强力推行。这主要是地缘政治因素所致。东欧国家作为苏联集团的一部分，其政体自然要受苏联的影响。即使苏联没有权力推行，这些国家的政权也会和苏联的发展出相当的相似性。这种类政权的产生也体现在中国、越南、古巴等非苏联、东欧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一是这些国家对意识形态的信仰，二是苏联的政治输出。当然，在以苏联为中心的东方集团中，并不是所有政治形式都是一模一样的。例如南斯拉夫、中国等国家尽管在结构上和苏联政治形式类似，但在很多其他方面都具有实质性的差异。

在苏联解体之后，其地缘政治秩序随之解体。在苏联时代，也有很多苏联人尤其是自由派知识分子（包括持政治异见者）相信，苏联一旦民主化，就可以得到西方的支持，加入发达西方集团。戈尔巴乔夫搞民主化运动，在意识形态上是相信西方的。但实际上并不如此。苏联解体之后，西方对其地缘政治利益的考量远远超过对民主的考量。（当然，这不仅仅表现在西方和俄罗斯的关系，而且也表现在西方和其他东欧国家的关系上。）尽管在叶利钦时代，俄罗斯也进行民主化，并且努力向西方靠拢，但西方并没有多大兴趣。相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趁着俄罗斯的积弱侵入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利益，俄罗斯失去了大部分往日的地缘政治利益。

俄罗斯在进入普京时代以后，逐渐地复苏。如同俄罗斯从前的各类政体，相对复兴的俄罗斯也必然要重建其地缘政治利益，甚至从西方夺回原来属于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逐渐和前苏联一些原来的加盟共和国确立了独立国家联合体，即“独联体”。今天，和其中一些独联体国家的各方面关系密切化。近来，乌克兰的发展更是说明了俄罗斯决心要从西方收回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的决心和不择手段。尽管俄罗斯现在也有多党制和选举，但西方并不认同俄罗斯的民主。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只要两个国家都民主了，就不会发生冲突，即“民主和平论”。但俄罗斯的发展表明，这个理论很难成立。这不仅因为民主的定义权掌握在西方手里，更重要的是因为西方的地缘政治利益，远远大于其对民主的关切和民主的利益。当然，俄罗斯在和西方的地缘政治竞争中是否能够赢得胜利，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俄罗斯在地缘政治方面的作为至少明确地说明了两点：第一，俄罗斯争取其地缘政治利益的努力永远不会停止。道理很简单，俄罗斯国家甚至其文明的发展需要地缘政治利益。或者说，地缘政治秩序是其文明的载体。这具有普遍性，因为西方等其他文明也是如此。第二，第一秩序（地缘政治秩序）高于一切。如果俄罗斯赢得了胜利，在俄罗斯地缘政治范围之内的其他国家的政治形式也必然要受制于俄罗斯本身的政治形式。反之，如果俄罗斯失败了，那么其地缘政治秩序也必然解体，原来在其地缘政治利益范围内的其他国家的政治形式就会转向西方形式。

4.中国的崛起

和俄罗斯一样，中国也是一个基于文明之上的国家，但中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和其文明的特征密切相关。中国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世俗文明，其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不是其他基于宗教之上的排他性文明所比拟的。从秦始皇统一国家到汉唐盛世，中国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帝国。直到明清才开始变得封闭起来。那么，在开放的状态下，中国如何组织自己的外部地缘政治利益呢？简单地说，地缘政治秩序主要是两部分组成：就其他国家和中华帝国的关系来说，就是“朝贡体系”；就中国“走出去”来说，就是“丝绸之路”。

朝贡体系存在了数千年，直到西方帝国主义入侵中国才衰落。近代以来，朝贡体系被中国自己，也被其他国家“妖魔化”。一般地说，这个体系被视为是中华帝国主义和中国大国沙文主义的体现。但这些看法都是非历史的，是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过去，或者从西方的文化来看待中国文化。朝贡体系当然有其封建的一面，例如包含其中的叩头仪式很难为西方所接受。但基本上，朝贡体系是中国“礼尚往来”文化的体现。基本上，朝贡体系是一种贸易体系，贸易是实的一面，而朝贡只是形式。通过朝贡这一形式，朝贡国不仅从中国皇帝那里得到了比其送的礼物要大得多的礼物，而且更是取得了和中国的贸易权利。历史地看，这是一种低成本的自由贸易模式。西方国家要依靠大炮武力来打开中国的贸易大门，但朝贡国通过朝贡这一形式就可以和中国通商了。当然，这不是说，中国今天还需要这个传统，而是说，这种仪式在当时无可非议，是符合当时的做法的，为所有朝贡国所接受，是中国和朝贡国之间的外交均衡，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这个体制能够生存数千年。唯一可以加以质疑的就是，在西方强权来到中国之后，中国还是守旧，跟不上时代的发展罢了。

中国的丝绸之路从来就是由陆地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组成。陆地就是中国向西，通过中亚、中东的广大地区和欧洲连接起来。提到海上丝绸之路，人们大概能够想起的就是明朝郑和下西洋，实际上则不然，中国从秦汉开始就进行海上贸易，尤其是和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并且这种贸易从来就没有中断过。秦汉、唐宋开放时期，海上贸易是合法的。反而在郑和下西洋中断之后，明朝实行海禁，海上贸易变成民间的贸易，并且是非法的。

这里要强调的一点就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通过朝贡体系和丝绸之路，中国形成了一个自然的区域地缘政治秩序。中国是大国，这是一个事实，不管人们喜欢与否。如何组织区域地缘政治秩序，这里体现了中国的和平文化。中国只有在北方少数民族征服中原，变成统治者之后，才出现扩张政策。应当强调的是，这些少数民族最终被中华文化所“融合”，不仅接受中华文化，而且成为中华文化的内在一部分，这是中国文化的特质。这里所说的自然的区域地缘政治秩序区别于人为的、通过国家力量尤其是武力来组织的地缘政治秩序。正如前面所讨论过的，历史地看，无论是帝国时代的地缘政治秩序还是帝国解体之后所形成的基于民族国家之上的地缘政治秩序都是基于暴力之上的。大英帝国、苏联、美国在确立其以自身为中心的区域地缘政治秩序和国际关系的时候，往往是用武力开路的，武力也是这个秩序的基础之一。中国自然形成的地缘政治秩序体系在西方基于民族国家之上的国际体系产生之后才解体。

自近代以来，中国被西方打败，失去了其大部分地缘政治利益。现在随着中国的再次崛起，中国也必然要重建其地缘政治利益。国家的统一是恢复中国地缘政治利益的第一步。在香港和澳门和平回归之后，中国也在寻找和台湾统一的方法。不管怎样，中国是不会容许香港、澳门、台湾、西藏和新疆等从中国独立出去的，不管以何种方式。正是基于这个意义之上，中国把这些界定为核心利益。和所有其他大国一样，一旦这些核心利益受到损害，中国会不惜一切来保护的。

同时，中国重新崛起也必然会导致其地缘政治利益环境的变化，不仅对自己内部发展有影响，而且对周边地区的发展也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显然，中国也不会容许其他大国在中国周边造成对中国的不安全。美国不容许苏联在古巴布置导弹。中国一旦具备了这个能力，也会防止或者阻止其他大国在中国的周边这么做。今天，中美两国出现的很多问题就是由两国之间的地缘政治之争引起的。尽管中美两国并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利益冲突，但美国要把其地缘政治利益扩展和深入到中国的周边国家，这导致了和中国的间接冲突。

中国地缘政治利益关切也会影响到这个地区的政治形式。今天在香港泛民主派和中国有关香港特区民主化的争论就是这方面的反映。尽管中国政府并不反对香港的民主化，但不会容许香港的政治发展超出自己的管理范围。而香港的泛民主派仅仅是从民主化的角度来看问题，忽视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对其地缘政治的考量。如果这个情况继续下去，两者之间的冲突便不可避免。

再者，中国的崛起也会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形式产生影响。这不是说中国要干预其他国家和地区。历史地看，中国从来没有干预过其他国家所发展起来的政治形式。即使在中国内部，不同民族所采用的政治形式也是不相同的，例如西藏和新疆有自己的区域自治形式，南部各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不同版本的土司制度。今天，中国一直强调不会把自己的制度强加给其他国家的政策，便是中国文化传统精神的反映。但中国崛起之后对周边国家和地区政治形式的影响和中国主观的愿望不是那么相关，这更多的是因为周边国家和地区会逐步地向中国调适。传统上形成的儒家文化圈的政治形式便是如此。

也很显然，中国本身的政治秩序的变化更为重要。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也逐渐地摸索出自己的政治模式或者政治道路。这种模式尽管也受西方影响，但绝对不会发展成为西方那样的模式。可以相信，中国模式不会取代西方模式，但会成为除西方之外的另一种选择。这种选择的存在会通过不同途径影响到周边的国家和地区，甚至更远。

总之，今天的世界面临着自冷战结束之后地缘政治的大变局。地缘政治在重组，除了这里所讨论的美国、中国、日本和俄罗斯等大国，其他国家包括印度、巴西、印尼等也在崛起，并且在不同的区域发挥作用。不过，这些国家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会是局部性的力量，不会产生全球性影响。主导本区域地缘政治利益的仍然会是美国、中国、日本和俄罗斯。

同时，随着地缘政治的变化，地缘政治秩序也必须得到重建，而这种重建也必然会影响到各国内部政治形式的变化。可以相信，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个世界所面临的不仅仅是地缘政治利益之争，而且也是政治秩序之争。人类已经进入一个国际政治秩序和内部政治秩序大变动的时代。

三、应当追求东亚共同体吗

（一）东北亚地区的现状

东北亚也就是中国的东边已经有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美日联盟这些年来因为中日关系的恶化而有强化的趋势。中国也非常担心这些联盟对中国国家安全所能构成的实际威胁，所谓的“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的争论就是这方面担忧的考量。不过，美日同盟是否演变成为专门针对中国的，并且是进攻性的？这取决于中、美、日三国之间的互动。只要中国没有和美国进行争霸战争，美日联盟要发动对中国的围堵的可能性并不大。同时，中国冲破“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的象征性意义多于实际意义，因为中国走出太平洋的商贸利益大于军事战略意义。

尽管美日联盟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需要持续的关注，但东北亚对于中国的地缘政治意义更重要的一方面在于中日关系。中日相处数千年，尽管在大多数时间相安无事，但一旦关系处理不好就会走向战争。近代以来，日本已经两次打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即甲午战争和抗日战争。中日关系直到今天仍不能从历史的阴影中走出来和中日之间的战争有关联。不难理解，针对日本的中国民族主义尤其强烈。对中国来说，如何维持一个和平的东北亚对内部的现代化建设至关重要。

如何维持东北亚的和平局面？在欧洲，发展到今天的欧盟对欧洲的和平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欧洲人终于下大决心通过发展区域组织来防止战争、维持和平，并在此基础上来整合整个欧洲。尽管欧洲的整合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欧盟在维持欧洲和平方面的确是达到了很高的制度水平。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东北亚三国的经济贸易关系也得到快速的发展。但到现在为止，东北亚仍然是一个地理概念，而非像北美或者欧洲那样的制度概念。很多年里，东北亚三国都想努力建设东北亚区域主义的制度构架，尤其在经济贸易方面。的确，现在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日本是第三大经济体，韩国的经济实力也在快速上升。如果这三个经济体达成类似欧盟和北美那样的自由贸易区，那么必然会大大促进东北亚的经济发展。

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在东北亚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些年来，中国力推建设东北亚的自由贸易区。但问题在于，中国这样做会成功吗？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看，失败的可能性远远大于成功的可能性。尽管有诸多现实因素（主要是经济要素）在促成东北亚区域主义，但东北亚三国都很难从历史的阴影中真正走出来。“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仅仅是一个理想，因为这些国家的人们并没有准备好忘掉历史，而走向未来。相反，历史深深地植根于现实之中。一旦现实出现哪怕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历史就回来了。历史一回来，政治人物的最大的努力也会无济于事。

尽管东北亚地区同属儒家文化圈，这并没有在任何意义上有助于区域主义的形成。二战前，日本曾经尝试过要建立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东亚共荣圈”。日本通过战争的方式来实现这个目标，不过以失败告终。在日本发动对华战争时，其叫嚷“同文同种”。尽管今天中国强调的是通过经济合作而促进区域主义的制度化，但如果过于理想主义，也同样会失败。近年来的一些经验也表明了东北亚这三国之间合作的有限性。例如，东北亚这三国分别和东盟形成了三个“10+1”机制（即中国—东盟、日本—东盟和韩国—东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10+3”机制，就是东北亚三国在东盟的平台上进行互动。尽管在这个机制内，这三国也达成了一些合作，但并没有出现人们所预期的进步。

中国扩大和发展同日本、韩国的经贸关系，这是历史的必然，但日益紧密的经贸关系并不见得要演变到类似欧盟和北美那样的制度化。制度化可以做一些，但很难达到很高的程度。中国可以推动制度化，但必须意识到这种制度化是有限度的，过分的理想反而会走向失败。作为大国，中国要对东北亚区域主义做些哲学思考，重新探索一种可行的整合或者分离机制，保障国家安全和区域和平，在最低程度上防止国家的现代化再一次被中日关系的变化而中断。

（二）东北亚发展趋势展望

那么，东北亚的发展有哪些可能的情形呢？当然，日本并不是决定东北亚局势的唯一因素，其他一些因素例如朝鲜半岛无核化或者统一也会对区域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但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东北亚局势的主轴是中日关系，其他关系是次要的，或者辅助性的。

再者，能够主导中日关系发展主轴便是日本国家的“正常化”。战后，日本成为战败国，美日结成联盟。尽管日本得到了这个联盟所带来的国家安全，但也使得其成为一个半主权的国家，即日本不被容许有独立的国防和外交政策。日本国内针对这种“半主权”状态一直有非常不满的声音。在中国崛起之前，日本国内经常有针对美国的民族主义。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以石原慎太郎为代表的右派政治人物对美国喊出了“不”字。今天，有很多因素在促使日本快速向正常国家迈进。

首先是中国崛起本身。尽管日本从中国的崛起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中国的日益强大使得日本感到“威胁”。日本的这种“被威胁”并不难理解，正如近代日本的崛起对中国构成“威胁”一样。而日本的这种“被威胁”感更是因为其本身经济长期得不到复苏而强化。近年来，随着中日关系因为钓鱼岛主权纠纷而每况愈下，日本政府更是公开宣扬中国“威胁”，以此来加速国家的“正常化”。

其次，朝鲜半岛的发展趋势也促使着日本的“正常化”。在东北亚国家中，朝鲜是最弱的，同时，其所感受到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程度也是最大的。无论是日本还是韩国都受到美国核保护，基本国家安全不成问题，但朝鲜则没有这样的保护。尽管朝鲜和中国、俄罗斯比较靠近，但不论中国还是俄罗斯都没有单独或者联合为朝鲜提供这样一种保护。客观地说，这种情况也是朝鲜要发展核武器的动机之一。不管如何，朝鲜的核武器项目一直被美国、日本和韩国视为本区域最大的威胁。日本政府也一直以来自朝鲜的军事威胁为理由，推动国家的“正常化”。

再次，中美关系的强化也在影响着日本的国家“正常化”。中美关系的高度依赖性促成了一些人所说的“中美国”。的确，中美关系现在已经构成了整个国际关系的“结构性”因素，也就是说中美关系的发展决定了国际关系的很多方面，包括美日关系和中日关系。正因为这种结构关系，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不能离开对方而在国际舞台上有很大的作为。并且，从发展的势头来看，中美关系也必然会进一步得到强化。中国现在强调和美国建设“新型大国关系”，也就是说在实现和平共处的最低目标的基础上，共同维护世界政治的格局。如果中美关系一直持续这种势头，那么也会促使日本趋向于成为独立国家。一旦日本感觉到美国不会为了日本的利益而牺牲中美关系，或者日本感觉到美国不能提供其所需要的安全，那么日本会转向依靠自己。这必然促成日本的国家“正常化”的努力。这里，“正常化”也就是脱离美国而实现国防和外交政策的独立性。

无论是因为哪种因素而促成日本的国家正常化，对中日关系必然产生巨大的影响。尽管“正常化”表明日本可以独立于美国而决策，但中日关系不会过于紧密。两个大国如果是邻居，他们之间的关系会处于长期的竞争状态，而非合作状态。或者说，竞争是正常现象，而合作只是“运气”。欧洲的法国和德国也是这样一种情形。

当然，日本的国家“正常化”运动也不会是一个一帆风顺的过程。中国对日本没有任何制约，但美日联盟则可对日本构成有效的制约。日本今天的“正常化”运动之所以能够取得比较快的进展主要是美国的“容许”。中美两国之间缺乏政治信任，美国对中国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经常把中国视为竞争者，甚至是“敌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要强化日本这个同盟，以此来消化和对抗来自中国的可能威胁。美国经常宣称，美日关系是其东亚安全政策的基石。同时，对日本而言，这种情况表明其可以“挟持”美日联盟来追求国家“正常化”，即发展军事力量来应付中国。当然，当日本的国家“正常化”涉及从美国“独立”出来之时，情形就大不相同了，美国会向日本施加莫大的压力，迫使日本放弃这种想法。例如几年前，日本民主党鸠山由纪夫执政之时，想建设东亚共同体，追求和美国相对平等的关系，但马上面临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以失败告终。今后，如果美国感觉到日本要从美日联盟中“独立”出去，并且这种“独立”不利于美国的利益，美国同样会施加压力。

日本因为中国的崛起而要追求国家的“正常化”，但同时因为美国的制约而无法从美日联盟中“独立”出来，这种情况表明什么？这种情况表明东亚会出现两个次区域体系，即中美韩关系和美日韩关系。这两个体系相对独立，但同时它们之间又构成相互依赖关系。美日联盟和美韩联盟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这些年因为朝鲜问题，这两个同盟也有变得更为紧密的趋势，也就是变成美日韩同盟。美日韩同盟中，美国一直是主导力量，今后也会这样。原因很简单，日本和韩国也同样负有巨大的历史包袱，并且也有领土上的纠纷。没有美国，日韩两国很难结成任何有意义的同盟。另一方面，中美韩的关系也趋向密切。中韩的经济已经整合到难以再分开的程度。因为中日政治关系对中日经济关系的负面影响，中韩经济关系反而得到了强化。这种势头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改变。同时，如前面所说，中美经济关系也已经发展到了难以再分开的程度。无论在韩国还是中国，已经有人开始讨论“中美韩”三国的联盟关系。尽管这三国要结成类似美日韩那样的联盟并没有可能，但这三国的关系会越来越紧密，有可能会达到一个实际上的联盟的关系。

这种趋势当然并不是说中日两国会互相关上大门，实行封闭政策。中日的经贸关系仍然会发展，但中日的政治和战略关系会变得相对独立。同时，中、美、韩和美、日、韩这两个次体系之间的关系又会是互相依赖的。从上面所分析的要素来看，两个相对独立但又互相依赖的次体系可能是东亚国际关系的大趋势。如果出现这样一个局面，可以从制度层面来保障东亚的和平和安全，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内部的现代化都会是正面的发展。在东北亚三国本身很难发展出制度化比较高的区域主义的情况下，这样一种新局面也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四、和印度要确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一）中印关系的重要意义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东边的日本（连同美日同盟）已经对中国的海洋地缘政治构成了有效制约，那么西南边的印度又如何呢？实际上，在地缘政治的构架内，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和印度的关系越来越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中国在西边没有直接的出海口，离中国最近的就是印度洋了。中国通往印度洋必须通过邻国巴基斯坦或者缅甸，但这样做的时候面临着几乎不可超越的困难。顾名思义，印度洋对印度至为重要，是印度地缘政治的核心。印度会通过任何可能的办法来阻止中国通向印度洋。如果中国要通过巴基斯坦进入印度洋，那么就会使得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复杂化。中国如果通过缅甸通往印度洋，同样会遇到缅甸的问题。作为主权国家，缅甸也在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尽管缅甸和中国一直具有深厚的关系，但是随着缅甸国内政治的变化，这个国家已经开始游走于印度、美国和中国之间。如同其他所有同盟国家一样，缅甸不会完全依赖一个国家，其国际空间和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取决于缅甸和诸大国的关系。

从国土面积和人口来衡量，印度是中国的最大邻居。和中国一样，印度也正在急速现代化，经济发展快速。无论是内部追求现代化还是外部追求国际地位，印度和中国都有共同之处。更为重要的是，和中国一样，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印度国内的民族主义也一直处于高涨状态。如果中国的民族主义主要是针对日本和一些西方国家的，那么印度民族主义主要是针对中国的。针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既存在于民间，也存在于政府官员当中。近年来，中印两国围绕着领土主权纠纷一直在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冲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解决了和俄罗斯、越南等国家的陆地主权纠纷，但和印度的主权纠纷的解决不仅没有进展，而且经常出现不等程度的危机局面。现在看来，越来越多的因素阻碍着中国解决和印度的领土纠纷，这些因素包括：中印两国各自的民族主义趋于高涨；两国社会媒体的发展使得任何具有“秘密性”的外交变得不可能；印度的民主制度很难产生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等等。

也同样重要的是，印度涉及中国的西藏问题。西藏达赖集团常驻印度表明印度政府和社会可以对达赖集团产生直接的影响。印度可以促使达赖集团成为中国的麻烦，也可以促使达赖集团不成为中国的麻烦。也就是说，达赖集团是印度和中国交往过程的一个有效工具。印度做哪一种选择则取决于中国和印度的关系。

除了中印双边关系，印度之外的因素也在影响着中国和印度的关系。为了制约或者平衡中国，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内的其他大国也一直试图和印度结盟。（中国也不能忘记，在冷战期间，印度和苏联的关系也是针对中国的。）尽管印度在经济上仍然较中国落后，但印度自称为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大国（人口最多）。也就是说，印度和美国、日本和其他西方国家享有共同的民主价值。和西方国家一样，民主自由是印度在国际社会的软力量。因为意识形态因素，美国经常发现和印度的“共同语言”，因此在一些核心问题上（例如核武器问题）对印度网开一面，用各种方式容忍印度。这些年来，面临中国的崛起，美国一直在思考着如何把印度纳入美国的国际网络内，和印度合作来应付中国。日本也仿效美国，要和印度建立“价值同盟”来应付中国的崛起。实际上，美、日、印正在努力发展出战略和军事协调机制。

另一个与此相关的因素是中国和印度在中东、非洲区域的互动。和中国一样，作为崛起中的大国，印度对海外能源的需求也越来越大，非洲和中东对印度的重要性甚至甚于对中国的重要性。中国在非洲和中东更主要的是经济利益，而对印度来说，除了经济利益，还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利益。在非洲，印度的影响尤其是经济面发展得也很快。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主要来自于国有企业部门，而印度的则来自于私营企业。中印两国在非洲有竞争也有合作。尽管在非洲两国的协调非常重要，但如何协调则还是一个未知数。但很显然，中印必须避免如从前欧洲老殖民地主义者那样的大国竞争。

在中东，中印两国互动的情况更为复杂。中东传统上是美国的势力范围。近年来，中东正在政治“变天”。政治“变天”有内外原因。从内部说，最主要的是中东各国内部政治的变化，主要是传统的政治体制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从外部看，最主要的是美国的中东政策的变化。美国针对一些中东国家发动的反恐战争不仅仅是反恐，而且也在改变那里的政治体制。从理想上说，美国想在那里建立美国式的民主政治体制。但结果并不好，不仅所希望的民主制度建立不起来，很多国家在旧体制解体之后处于失败国家的边缘。再者，美国因为页岩气的开采，正在成为能源大国，这意味着美国必将减少对中东能源的依赖。美国过去在中东的各方面的投入（尤其是军事投入）和其在这个地区的巨大能源利益有关。一旦美国减少对中东的能源依赖，那么美国也必将减少在那里的军事存在。这表明，在不久的未来，中东会出现美国撤出之后所出现的安全真空。这个真空的竞争者主要有三个大国，即俄罗斯、中国和印度，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俄罗斯在中东只有安全利益，而少有能源经济利益，因为俄罗斯本身也是一个能源大国。中国和印度在中东的地缘政治利益是多方面的，包括能源、安全和反恐，等等。中国和印度如果在中东合作得好，那么便有利于各方；反之，如果不能合作甚至发生冲突，那么就会互相损害对方的利益。

（二）如何处理中印关系

面对这样一个印度，中国应当和印度确立一种怎样的关系呢？正是因为上述这些要素，从亚洲区域甚至全球范围内看，对中国来说，从长远来看，中印关系是仅次于中美关系的一对最重要的关系。这表明，中国要把与印度的关系提高到中国国际关系的战略水平。如果在最大程度上搞好和印度的关系，中国西边的陆地地缘政治甚至海洋地缘政治都会得到稳定。在最低程度上，中国必须千方百计不把印度推向美国和日本。但如果和印度搞不好关系，印度本身或者印度联合其他国家，可以为中国制造无穷的麻烦。印度近年来和美国、日本靠近，尽管有美国和日本的因素，但也有中国因素的影响。作为邻国，印度本来就对中国的崛起抱有戒心，而边界问题既没有稳定下来，又经常发生一些小冲突，更引发和强化印度的对华民族主义，尽管边界问题是中印两国互动的产物，但责任并非完全在中国一边。

要处理好和印度的关系，首先必须把印度提高到中国未来外交战略的高度。尽管现在印度并非那么强大，也算不上强国，但随着其现代化的进程的加快，印度具有很大的潜力成为大国。对这一点，中国方面的认识并不很清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关注的对象是美国，把大部分精力放在美国。如果说对美国问题，领导层自己抓，那么印度问题并不在领导高层的议程里面。在政策操作层面，中国的对印政策的主体是政府低层（包括军方）所为。很多对印政策都停留在战术领域，和印度的互动主要表现为反应性的特点，也就是以牙还牙式的。这个特点非常清楚地表现在近年来最具有争议的边界问题上。在边界问题的互动上，很难看到中国的战略意图。当然，印度也没有。这种没有战略意图的日常互动稍不当心，便会酿成国家间的大问题，如果不是公开冲突的话。

中国也必须加深对印度的认识。对印度的认识是对印度政策的基点。确切地说，中国对印度的认识仍然非常肤浅。传统上，中国对印度的理解仅仅停留在文学艺术文化方面，对其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外交战略等方面的了解甚少。因为高层领导把眼光放在美国，中国的学术圈也把眼睛盯着美国，没有多少人对印度感兴趣。在学术和政策圈内，研究美国有很大的利益，而研究印度利益甚少。中国现在对印度发表意见最多的就是那些没有多少学术和经验知识背景的媒体工作者，还有那些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印度的情况也差不多，政策圈和学术圈不了解中国，发声的也是一些媒体人士和公共知识分子。因为两国都是如此，经常触发两国间毫无理性的“言语”对峙，往往表现为激进的民族主义声音。

随着印度的发展和中印两国之间各种问题的浮现，中国对印度的认识必然要开始。这里不讨论中国如何认识印度，但有一点中国必须把握，那就是，和中国一样，印度也是一个文明国家，倾向于实行独立的外交政策。正如中国本身，印度很难成为另外一个大国（美国或者日本）的附属。近年来，每当美国或者其他大国（例如日本）访问印度或者和印度达成什么协议，中国方面的主流声音必然是“阴谋”，认为印度和这些国家做什么都是针对中国的。这种简单的思维一旦成为外交思维，那么中国很难有正确的对印外交政策，也很难确立有效的中印关系。和印度的关系要从最基本的做起，最终才能提升到战略层面。

第五章　地缘政治背景下的中美博弈

中美两国的贸易战，正在激烈地交锋之中。目前的局部贸易战会不会升级成为全面的贸易战？贸易战会不会导向技术冷战甚至全面冷战？这里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如果中美两国能够在理性的引导下，只打一场有限贸易战，那么不仅中美两国可以维持正常的贸易关系，而且目前的世界秩序也不至于解体。但如果贸易战失控，最终演变成一场技术冷战甚至新冷战，那么就意味着现存世界秩序的解体。在今天的世界格局中，中美两国关系绝对不是一对简单的双边关系。笔者一直把中美关系称为今天国际关系的两个最主要的“柱子”，缺一不可，哪一根“柱子”倒了，国际体系就会垮掉。

一、贸易战还是技术冷战？

今天很多人对贸易战很亢奋，也很恐惧。不过，从积极面来思考，一场有限的贸易战也不无正面意义。如果双方都感到贸易战对自己都有重大的损失，那么大家都会变得理性一些，意识到在经济全球化和互相依赖的情况下，民族主义的情绪没有多少用处，解决不了问题，必须找到和冷战期间不一样的行为方式。这对美国尤其如此。在贸易问题上，现在美国特朗普政府还是停留在“冷战”思维阶段，对今天复杂的世界贸易格局没有理性的认识。很显然，这一波全球化以来，世界产业链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从前一个国家制造一个整产品，但现在一个国家只制造一个产品的一些甚至一个部件，一个整产品是由众多国家制造的。尽管中国被视为是世界制造工厂，但确切地说，中国只是组装工厂。很多产品部件都是由其他很多国家生产之后运到中国组装，再出口美国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必然要影响到其他参与到产业链的国家。

再者，受贸易战影响的不仅仅是贸易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全球性贸易体制的问题。国际贸易体制的形成就是为了减少和解决贸易纠纷问题，但如果一些国家避开国际贸易体制搞单边主义的贸易战，那么不仅直接破坏国际贸易体制，而且也会大大打击国际社会对国际贸易体制的信心。这一点，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刚刚过去的博鳌亚洲论坛上说得很清楚，他认为贸易战会对多边国际贸易体制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就中美双边关系而言，贸易战也会促使双方意识到在推进自己内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时候必须同时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利益。例如，美国生产什么、消费什么、生产多少、消费多少，就会影响到中国，反之亦然。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经济大国，在全球化时代，如果过于自私，那么必然会产生负面的外部反应。

如果这次贸易战能够促成人们这些思考，那么不仅有利于中美关系的重建，更有利于国际经贸关系甚至整体国际秩序的重建。

贸易战会不会朝着这个积极的方向发展？经验地看，概率不是没有，但很小，更大的概率是往更坏的方向发展。如果全面贸易战爆发，那么中美两国之间的冷战就会变得不可避免。实际上，至少就美国强硬派的战略设计来说，贸易战便是新冷战的起点。从贸易战到技术论战再到全面新冷战，这个逻辑很清楚。

最近几年里，很多学者一直把今天的国际格局比喻成一战之前的格局。一战之前也经历了类似今天的全球化，至少在欧洲国家之间，经济上互相依赖的程度并不比今天中美两国之间低。并且，欧洲国家和世界上其他地区之间的贸易依存度也不低。当时的人们不相信战争会爆发，因为国家间的战争就是互相伤害。不过，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并且是热战。原因很简单，在“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之间，人们做出了很直截了当的选择，那就是“国家安全”。逻辑地说，贸易依存度既可以提高，也可以减少，甚至脱钩。就中美经贸关系而言，前些年美国一些学者把两国关系称为“中美国”，直到今天在中国仍有人把中美关系称为“夫妻”，即使是不情愿的，甚至是强迫的“夫妻”。不过，经验地说，这样的看法过于简单。“夫妻”不仅可以离婚，而且更可以成为仇敌。如果美国的强硬派想把中美关系引向冷战，那么这次贸易战至少可以起到两个作用：第一，贸易战减少中美贸易依存度，直到最后的脱钩。第二，美国向其盟友发出信号，并开始调整和强化和盟国的关系。在两国贸易高度依赖的情况下开始冷战，美国对自己的伤害程度会很大，那么贸易战便是一个调整时期，逐渐地把成本降下来。一旦脱钩，政治上甚至军事上的冷战便自然开始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美国的贸易战不具有普遍性，即针对所有国家，而是专门针对中国的，美国已经把对其盟友和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区分开来了。

不过，这里也有一个人们没有想到也不肯面对的问题，那就是：即使这场贸易战因为双方觉得对自己都不利就不打了，在危机时刻戛然而止，但从长远来说美国也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其所想要的效果，那就是拖慢中国的崛起。正如一些观察家所观察到的，今天中美两国已经开始了技术冷战，即在技术领域的冷战。正如美国政策界和决策圈所公开明示的，美国发动这场贸易战的最终目标就是“中国制造2025”。

对中国来说，“中国制造2025”是一个长远的国家经济发展规划，但美国并不这么看。美国认为这是一个中国超越美国甚至威胁美国的计划。事实上，中国内部也有不少人（至少在知识界）也把此视为是中国超越美国的计划。这些年来，不少人不是把自己的可持续发展视为目标，而是把超越美国视为目标，给国际社会的一种强烈感觉就是，中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超越美国。这种过度的宣传更是强化了美国西方对中国的忧虑或者“威胁感”。再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技术发展也已经累积到一定的水平，在一些领域赶上了甚至正在超越西方，西方的确感觉到了实实在在的竞争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拖延甚至遏制中国的技术超越？这是西方战略家们这些年在对华政策上所考量的一个主要问题。在这个层面，可以说，技术冷战也具有必然性。

今天西方的一个普遍共识是，尽管中国技术的发展也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但这么快速的发展主要是因为西方技术在中国的扩散。西方认为，中国是这一波全球化的最主要的受益者，因为中国是从这一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其中西方技术的扩散和西方向中国开放市场是两个主要因素。就向中国开放市场来说，西方促成了中国的人口红利转化成为经济活动，“西方技术+中国劳动力”促使中国成了世界制造工厂。就技术来说，高铁就是其中一个案例。要防止中国在技术上超越西方，西方也必须在技术上做文章。很多年里，西方对中国的所谓的“工业信息谍报战”和中国企业对西方企业的“技术转让”要求一直耿耿于怀。美国在奥巴马政府期间已经明确把如何阻止中国这么做提到政策议事日程上来了。特朗普上台之后，尽管很多方面和奥巴马政府的政策背道而驰，但在对华政策上不仅具有一致性，并且更进一步。近年来，欧洲和日本等技术先进国家在这方面的防范心理也越来越甚。

因此，尽管这次特朗普发动贸易战及其贸易战的方法并不是所有西方国家都认同，一些政治人物甚至持批评和反对态度，但在针对“中国制造2025”方面可以说整个西方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在美国国内，无论是亲华的还是反华的，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在这方面更可以说结成了“统一战线”。

怎么和中国进行一场技术冷战？目前来看，西方主要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西方防止对中国的技术出口，尤其是防止高端技术出口中国。另一方面，西方防止中国企业进入西方市场，尤其是高科技领域。尤其是，西方总是把技术进出口置于西方“国家安全”的概念构架中去认知和讨论，明显表明西方把经济和国家安全绑架在了一起。一旦冷战爆发，那么这方面西方的动作会更大。尽管中国发展到今天这个水平，西方怎么做都难以围堵和中止中国的崛起，但必然会拖慢中国的崛起。

没有多少人预判到今天的中国国际形势会发生如此戏剧性的变化。尽管在冷战结束以来，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中国威胁论”的声音一波接着一波，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但所有这些声音被简单地视为“冷战思维”，被人们人为地忽视了；尽管美国的强硬派一直没有中断过制造新冷战格局，但在全球化时代一场新冷战被视为是不可能的。尽管美国方面多年来一直在中国周边进行挑衅（尤其近年来在南海问题上），但因为中国有效地应付了这些挑衅，人们便对美国很是藐视，觉得美国不过如此，没有能力对中国进行更大规模的挑衅，或者进行一场新冷战。

现在国际局势巨变，很多人就很不理解，就简单地指责特朗普个人的错误，认为是特朗普个人“非理性”甚至“疯人行为”所致。特朗普个人因素当然很重要，主要是因为特朗普政府的决策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特朗普政府的决策模式是商人+军人。在这个模式下，决策效率大大提高，但缺失了中国人所说的“权衡”过程，容易导致在外界看来是“非理性”甚至是“错误”的决策。不过，特朗普政府本身就不会有如此的认知。在特朗普看来，他所做的正是美国很多届总统想做而做不成的事情。不管人们喜欢与否，美国正在做着其应当做的事情，中国也会作出其应当作出的回应，这就是国际政治。国际政治上有“认知”（perception）和“错误认知”（misperception）的分析，无论是“认知”还是“错误认知”都不是对错的道德判断，因为两者都是“社会事物”，一旦产生了，都会对现实政策产生影响。

美国正在发动的冷战对中国构成了挑战，尤其是对中国的政策研究界。对特朗普的“错误”，人们可以做科学的分析，分析其是如何产生的。但更为重要的是，人们为什么对特朗普误判呢？为什么没有预期到特朗普会作出“错误的”决策呢？当然，不仅仅是对特朗普的误判，而且是对整个国际局势发展的误判。误判的根源又在哪里呢？

就中国来说，除了对一些微观层面因素的误判，例如对特朗普政府上述决策模式变化的误判，还有对地缘政治的忽视，甚至遗忘。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是不研究地缘经济的，更不研究地缘政治。这些年来，经济学所强调的是比较优势和互相依赖。尽管各种经济要素都是在特定的地缘政治环境下才发生作用的，但经济学一直排斥地缘政治。国际政治和外交学者看到了地缘政治因素的作用，但他们要不迷失在全球化过程之中，要不从来不考量地缘政治对经济的影响。说到底，中国缺乏一门可以称之为“地缘经济学”的学科。

不过，从历史经验看，影响一个国家内部发展的，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最主要的因素便是地缘政治。近代以来，西方高度重视地缘政治，无论是陆地地缘政治还是海洋地缘政治。原因极其简单，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处理好地缘政治，那么内部的发展就会受到巨大的制约；另一方面，如果内部发展了，具有了外部影响力，那么又会对外部地缘政治产生影响。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兴衰可以离得开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无论是大英帝国和美国的成功崛起历史，还是德国和日本的悲惨失败历史，都是一部地缘政治史。

中国尤其如此。数千年的历史都说明了这一点。从秦朝修长城到明朝海禁，主要是为了一个周边环境的稳定问题。只有当地缘政治环境稳定和确定的时候，才能顾得上内部的发展。当周边环境是稳定的时候，国家就稳定和富足；当周边环境不稳定的时候，国家就失序，甚至衰败。但更为重要的是，明清两朝，中国是通过把自己封闭起来以求得内部的稳定的，这就导致了和世界潮流的完全脱节，直至最后的衰落。

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能够取得如此大的内部建设成就，主要是存在着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尤其是周边环境。而这样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是中国和外在世界互动促成的。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国际局势作出了一个正确的判断，那就是，和平与发展是国际两大趋势。在这个判断下，中国进行改革开放。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反过来促成了世界的发展与和平。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邓小平的正确判断和中国本身的努力，中国能够经历40年的和平国际环境。

今天，不利于中国的国际政治环境又回来了。对研究者来说，要理解变迁中的国际政治，就首先要理解地缘政治。如果要面向未来，构建新的国际政治环境，人们更必须把地缘政治重新带回研究议程，甚至最重要的议程。这里可以做这样一个判断：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无论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都不会有地缘政治那样能够有效地解释中国和世界的变迁。也就是说，地缘政治决定着中国的未来，无论是内部的经济发展还是政治发展。

二、地缘政治、世界秩序与中国

地缘政治并非抽象。一个时代的地缘政治环境主要是体现在这个时代的世界秩序上。封建时代如此，帝国时代如此，民族国家时代如此，今天的全球化时代也依然如此。

一个首要的问题是，今天的世界秩序是如何形成的？毋庸置疑，在近代以来的国际政治舞台上，西方一直是主角，国际秩序也是西方诸国确立起来的。尽管其他国家也有参与，但最多也只是配角。二战以来人们称之为“战后秩序”的国际秩序也是美国主导下的西方确立起来的。苏联和中国也有份参与这个秩序的建设，但不是主体。在冷战期间，苏联另起炉灶，形成了自己的小集团，这使得其更为世界秩序所排斥。尽管中国也参与了这个秩序的确立过程，但因为在冷战期间中国不是在美国阵营，中国很长时间被排斥在外。中美建交和进入联合国之后，中国开始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但很难说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

就体制而言，国际秩序表现为一系列国际组织机构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在这些机构内部，领导职务长期以来牢牢被西方国家所把握，可以理解，这些国际组织的议程也是被西方所把握的。

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里，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驱动变化发生的是中国内部改革和外部开放，尤其是外部开放。在开放方面，概括地说，中国迄今走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请进来”。主要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改革初期，中国仍然处于邓小平称之为“贫穷社会主义”的阶段，经济体量在整个世界经济体中微不足道，人均国民所得不到300美元，资本高度短缺。为了发展，中国主动向外资开放，即“请进来”。最先进入中国的不是西方资本，而是海外华人资本，包括中国的香港和台湾以及新加坡。西方资本是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中国市场的。应当强调的是，在这个阶段，中国实行的实际上是“单边开放”政策，即不管其他国家是否向中国开放，中国都向这些国家敞开大门。“单边开放”很重要，今天经常被人们所遗忘。

第二阶段，“接轨”。发生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过程中，即90年代后期。中国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花大力气对内部的各种法律体系、制度和政策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以符合国际规范。这一步非常关键。如果没有这一步，中国的法律体系（至少在经济层面）、经济制度和政策就缺少改革的动力。因为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多边组织，中国“接轨”的过程也是领会“多边主义”精神和学会“多边主义”操作手段的过程。

第三阶段，“走出去”。这是21世纪初以来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也在加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可以说是中国大规模“走出去”的始点。“走出去”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中国制造品的“走出去”。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西方资本大量进入中国，中国很快成为世界制造工厂，中国制造的产品源源不断走向世界的各个角落，主要是西方世界。其次是资本的“走出去”。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因为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很快从一个资本高度短缺的经济体转化成为资本过剩的经济体。就资本而言，中国的资本和西方的资本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即需要走到可以获利多的地方。

应当强调一下，“走出去”开始改变中国和西方（国际社会）关系的性质。无论是“请进来”还是“接轨”，中国和外在世界不存在实质性的冲突，即使有冲突，也只发生在中国本土。一到“走出去”的阶段，关系就发生了变化，即从“和谐”转变成为“冲突”，从一个战场（即中国国内）转变为两个战场（即中国国内和国际）。当中国“走出去”的时候，马上发现这个世界的地缘政治是西方主导的，西方已经占据了地缘政治的要点。中国因此只好走向那些西方利益薄弱但风险极高的地区。一旦中国走向已经有西方力量存在的地方，冲突马上就发生了。同时，因为中国国内的快速发展，各方面的竞争力在提高，西方感到了压力，冲突也自然增加。

和中国开放政策相适应，中国和国际社会尤其是国际组织的关系也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加入。与苏联“另起炉灶”方法不同，中国选择的是和国际社会“接轨”。在这一战略选择指导下，中国积极加入现存国际组织。到今天为止，中国几乎已经加入了所有重要的国际组织，并在这些组织内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今天所经历的被称为“全球村”的国际体系和中国的选择分不开。如果中国做了早先苏联式的选择，那么这个“全球村”就很难形成。

第二阶段，改革。正是因为近代以来西方国家是国际秩序构建的主体，对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个国际秩序并非公平和正义，而体现国际秩序的国际组织内部的权力分配也是不公平的。中国一直在呼吁国际秩序的民主化和公平正义。中国在加入这些组织以后，一直力主内部改革。中国代表发展中国家，希望这些组织能够通过改革来更充分地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近20年来，发展中国家的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体的份额越来越大，但这并没有反映在国际组织内部的权力分配上。中国的改革呼吁也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中国在各个国际组织中的地位逐步上升。很自然，中国地位的上升也意味着其责任的增加。今天，中国在国际秩序中承担着越来越大的责任。

第三阶段，创新补充。“创新补充”是近几年来的新趋势。维护和改善现行体制仍然不足以应付新产生的挑战。例如随着全球化，世界各国之间并不是变得更公平了，而是相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富国与穷国、南方与北方之间的收入差异越来越大，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公平。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贸易国，中国也承担着发展现存国际体系的责任。中国近年来确立了亚洲基础设施银行（AIIB）和金砖国家银行等区域组织，并推出“一带一路”经济倡议，意在推动区域和全球经济发展，引领新一波全球化。不过，中国领导人明确并且再三强调，中国这样做并非要取代现有的区域和国际组织，而是作为补充，使得现在的秩序更强大。实际上，不难发现，中国在引入制度创新的同时，也是战后秩序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和维持者。

在这些基础上，中国更进一步提出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这是中国和国际秩序互动的自然结果。如果没有中国和世界秩序的接轨，就不会有这个概念的产生。很显然，中国提出这个概念也表明中国有意愿和能力来为此目标而努力。在这个概念指引下，中国不仅加大内部改革开放力度，而且在西方盛行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的时候接过“自由贸易”的大旗，引领经济全球化。

这里还必须强调一下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因为这也是中国影响世界秩序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中国没有和其他任何国家进行军备竞赛，但即使是正常的军事现代化也足以对外在世界产生深刻的影响。随着经济现代化和“走出去”，中国的正常军事现代化成为必然。中国军事现代化无非具有几个主要目标，包括国防和自我防卫、在国际组织的构架内提供全球性的“公共服务”（public goods）和维护全球秩序、在必要的时候保护中国在海外的利益（人员和经济利益等）。不过，在美国或者其他一些国家看来，如果中国的军事力量随着中国的经济利益走向全球，那么势必改变目前的世界地缘政治和国际秩序。可以理解，“中国军事威胁论”一直是西方“中国威胁论”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当中国经历着崛起和扮演着越来越重要国际角色的时候，美国则感觉到其相对的衰落。尽管在物质意义上美国仍然是世界最强国，例如美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和最大的军事强国，美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仍然为世界上最强，但美国的自信心一直处于下滑状态。这主要还是内外部因素所致。在外部，美国一直解决不了帝国“过度扩张”的问题。在一战期间进入国际体系以来，美国一直处于扩张之中。在美苏冷战期间，世界一分为二，美国为核心的西方体系与苏联为核心的东方体系进行对抗，美国的扩张行为实际上是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的。但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包括整个西方）的地缘政治势力范围大扩张，一霸独大，造成了“过度扩张”的问题。美国要支撑这么一个庞大的帝国，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从克林顿到奥巴马，历届美国政府都意识到要解决这个问题，但同时美国很难从世界各地区真正收缩，因为收缩意味着美国霸权地位的动摇。直到今天，美国仍然处于这种“两难境地”之中。在内部，美国受党派政治的制约，很难产生一个有效政府。党派政治异常对立，民主和共和两党之间为了反对而反对，互相否决。没有一个有效政府，就难以应付全球化造成的越来越多的内部问题，例如收入分化、种族分化、枪支泛滥、内外的恐怖主义等问题。

美国的相对衰落不仅仅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而且对全球的整体地缘政治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地缘政治而言，今天的世界俨然是一个群雄逐鹿的局面。俄罗斯、土耳其、德国、法国、印度、日本等大国或者中等国家都在全球范围内竞争影响力。而在地区层面，中东的中等国家、亚洲的中等国家也都在竞争区域大国地位。这种竞争不仅表现在经济和军事领域，更表现在各国民族主义的崛起上。今天，民族主义再一次成为这些国家的外交主题。

无论是世界体系还是国际秩序，大国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并非小国所能比。随着美国的衰落，美国必须处理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同时其他大国又是美国的竞争者或者说可能的竞争者。如此，美国对这些其他大国的定位和关系是很不相同的。很显然，日本一直是美国的盟友，两者在安全方面是高度整合的，尽管在其他领域也会发生冲突。美国对印度的定位是潜在的盟友，这不仅仅是因为印度是民主国家，而且更是因为印度可以成为中国潜在的敌人。这么多年来，印度是美国和日本拉拢的对象。尽管美日要整合印度的安全并不容易，但这个方向是很明确的。土耳其也想恢复其过去的帝国梦，但这个国家主要是北约和俄罗斯的关系，美国通过北约处理和土耳其的关系。

尽管有其他竞争者，但在今天新的地缘政治格局里，美国主要要处理的就是和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尽管2017年年底《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中国和俄罗斯并列为是“最大的威胁”，但实际上，美国所界定的主要威胁是中国。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对俄罗斯的定位是这个国家会一直衰落，至少半个世纪之内很难崛起。尽管普京上台执政时宣称，“给我20年，还给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但是20年过去了，俄罗斯不仅没有强大，反而更脆弱了。今天俄罗斯的经济体比加拿大还小，并且内部仍然是寡头政治和经济。尤其是，俄罗斯的人口减少很快，严重制约着其长远的发展。中国和西方的一些人认为，美国和俄罗斯会进行一场新“冷战”。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就曾针对俄罗斯网络操纵美国总统选举发表意见，也使用了“新冷战”这一概念。但美国和俄罗斯的新冷战实在是过高地估计了俄罗斯的力量。对美国和西方来说，俄罗斯主要是一个麻烦制造者，例如干预西方的选举政治、克里米尔问题等。尽管俄罗斯的军事力量仍然强大，但其军费仅仅是美国军费的一个零头，俄罗斯的军事实力仅仅是苏联的遗产。如果俄罗斯的经济基础继续薄弱，那么其军事实力也会继续受到严重制约。西方媒体出于对俄罗斯的仇视，过度炒作俄罗斯。但在西方战略家们看来，对美国西方地缘政治的主要威胁仍然是中国。

三、美国对中国的冷战思维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最为矛盾，其对华政策是在矛盾中制定，也是在矛盾中走过来的。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国力仍然弱小，并且在处理和苏联的关系方面，中国和美国是站在一起的。在克林顿政府期间，美国对华基本上在“接触”与“接触加围堵”之间。到小布什政府，美国新保守主义崛起，开始在如何围堵中国方面下工夫。但不巧，“9·11”事件发生，美国不得不改变其对华政策，中美两国勉强地找到了一些共同的利益，或者共同的“敌人”，即恐怖主义。到奥巴马政府，美国提出“重返亚洲”策略，在南海等问题上对中国咄咄逼人。在国际经济上，奥巴马强调，TPP的主要目标就是美国要继续保持其“书写规则”的权利，而绝不容许中国拥有这份权利。如上所说，中国已经是世界秩序的重要一员。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经是最大的贸易国。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AIIB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都让美国异常恐惧，因为这些意味着中国已经开始改写或者重新制定国际规则的过程。

那么，为什么美国和西方对中国如此恐惧呢？简单地说，美国这几年来逐渐形成了对中国的三个冷战判断，即：政治上的权威主义；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国际关系上的新扩张主义。

第一，西方对中国发展过程中的政治制度抱冷战思维。近代以来，政治制度的不同往往是国家之间对抗和冲突的一个重要根源。在这方面，西方和中国的价值观全然不同。中国相信不同政治制度的和谐共存，而西方往往把具有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视为竞争者甚至敌人。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政治变化，西方一直抱有希望。在80年代，西方相信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会演变成西方那样的自由民主制度国家。但后来的发展对西方是一个严重的打击。90年代以来，邓小平所实施的一些重要举措缓解了西方对中国的看法，主要包括：①主要领导人领导职务任期的限任制；②领导干部的年龄限制，主要是高层领导的“七上八下”制度；③集体领导；④宪法和法治的逐步落实；⑤市场经济的改革开放。西方认为，这些方面的变化构建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早些年，西方趋向于接受当时提出的“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的中国政治发展过程，即党内民主在先，社会民主在后。但近年来，西方在这个方面的希望消失得很快。西方的一些精英也理解十八大以后的集权，因为无论是顶层设计，还是反腐败或是党内反寡头政治，都需要权力集中。不过，一旦西方认为邓小平所确定的制度被改变，西方从上到下对中国的看法就发生了变化。

概括地说，当西方看到中国不仅没有走西方式“民主道路”，而且发展出了自己的政治模式的时候，就莫名其妙地感觉到了“威胁”。今天，西方基本的判断是中国的“权威主义”趋于永久化。对西方来说，更为严峻的是，中国的“权威主义”政治体制已经对非西方国家产生很大影响，越来越多的国家会仿照中国的体制。在西方看来，这是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最大挑战和最大的“威胁”。

第二，对中国经济制度的冷战思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渐趋成熟，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混合经济模式”。不过，西方简单地把中国视为“国家资本主义”模式。80年代，西方相信中国会从计划经济转型到自由市场经济，但现在已经没有这种观点了。近年来，西方一直在炒作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今天西方所认定的是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内外部影响，主要包括如下几个层面：①国家资本主义导致中国内部市场的不开放，西方企业在中国失去了“竞争力”；②中国国有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政治原则高于经济原则，影响西方企业的竞争力；③国家资本主义是中国“外部扩张”的主要政治工具。在西方看来，正如苏联经济模式是对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的最大威胁，今天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已经成为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最大经济威胁。

第三，对所谓的中国“新帝国主义”的冷战思维。主要表现在西方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冷战式思维，认为这是中国国际扩张主义的体现。德国外长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的言论可以视为西方国家态度的变化。在2018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这位外长指出中国借“一带一路”打造有别于自由、民主与人权等西方价值观的制度，自由世界的秩序正在解体，“目前中国是唯一拥有，而且坚定实现全球性地缘政治目标的国家”，西方国家应当提出对策。这位外长还警告欧洲被中国和俄罗斯分化的危险。紧接着，德国总理默克尔也警告中国，认为中国不应把对巴尔干国家的投资与政治问题联系起来。欧洲国家包括德国早先对“一带一路”持积极的态度，但现在立场出现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并非仅限于德国，而是相当普遍。美国本来就反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前国务卿蒂勒森在被特朗普解职之前，到处说中国是“新帝国主义”。

对中国来说，绝对不能忽视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对中国的这三个判断。历史地看，所有国家的重大外交决策都是建立在对时代和其他国家的判断之上的。实际上，这三个判断基本上也是冷战前美国对苏联的判断。细读一下乔治·凯南的8000字电文，其核心就是这样的判断。二战期间，美国和苏联还是盟友，但因为有这样的判断，两国很快就陷入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对中国的战略基本上包括三个方面：①围堵和遏制中国崛起，至少防止中国挑战西方的霸权；②鼓励中国进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不想失去中国，即不想让中国成为另外一个“苏联”；③改变中国成为一个类似西方的国家。但现在这些选项都没有了。西方的新冷战思维是：既然西方没有能力围堵遏制中国，也没有能力改变中国，因此，一个可行的选择就是中国变成另一个“苏联”，和中国进行一场新的冷战，这样西方至少可以团结起来尽最大的努力遏制中国的扩张，并且也能孤立中国。

特朗普政府2017年12月以及国防部2018年1月分别发表的国家战略报告与国防战略报告，都直接称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并声称美国将聚集资源应对中俄的挑战。非常有意思的是，白宫新闻发言人把美国的这份国家战略报告称为美国“新时代的新国家安全战略”。这种称呼和中国领导人所提出的“新时代”相呼应，其针对中国的目标昭然若揭。

那么，和中国的新冷战会如何进行呢？这个问题需要去问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博士，但不是基辛格博士本人，而是要去读他的书，读他对国际关系史和世界外交史的科学分析和深刻洞见。基辛格在外交上是赤裸裸的现实主义。可以说，基辛格主义是马基雅维利主义在外交领域的体现。我把基辛格主义归纳为三条：①无意识形态性，即不要用任何意识形态来分析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国际关系的核心是赤裸裸的利益，尽管这种利益不仅仅是物质意义上的；②无道德性，即不要用任何道德观来影响人们处理外交关系，今天的敌人可以是明天的朋友，今天的朋友可以是明天的敌人；③手段上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即目的证明手段正确，只要能够实现国家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只要能够击败敌人，那么使用什么样的手段都是正当的。

在特朗普刚刚当选的时候，美国传出基辛格在为新政府设计“联俄抗中”的思路。尽管“联俄抗中”因为特朗普的“通俄门”而中止，但这个思路是符合基辛格的逻辑的。“联俄抗中”要转化成实践并不那么容易，因为在漫长的冷战期间，美国社会累积起来的对苏联（俄罗斯）的仇恨并没有那么容易消解。今天，“联俄抗中”不提了，但又出现了美国可以发动冷战的“抓手”，包括贸易战、朝鲜核危机、中国台湾等问题。很多人在思考如何赢得和美国的竞争甚至战争，主要还是从中美的武力冲突着眼的。不过，中美两国同为核大国，两个核大国之间爆发大规模的热战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概率极低。即使发生冲突，也只会是局部性的，并且不会在本土，而在其他地区。即使像南海这样的地方，也不太会发生热战，因为南海岛礁是中国领土，攻击南海岛礁会被视为是攻击中国本土。对美国来说，武力较量很重要，但武力较量只是为了更有效地进行一场新冷战。就美国与苏联冷战的成功经验来说，美国也会选择冷战，而非热战。

因此，对中国来说，不仅要化解热战的威胁，更要有勇气和美国打一场新冷战。要从最坏处着想，往最好处努力。一旦贸易战演变成冷战，那么这会是一场全方位的冷战，包括朝鲜半岛、台湾、南海、西藏、新疆、“一带一路”、产业政策、开放政策、政治模式和意识形态等，都会成为战场。不过，还是一句话，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的大国地位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别国给的，而是斗争出来的。中国亦然。

四、如何掌握中美博弈的主动权

地缘政治的变迁可以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前些年大家都在讨论中美两国会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担心并非没有道理。正如哈佛大学教授、“修昔底德陷阱”理论的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领导的研究小组所发现的，自1500年以来，人类历史上经历了16次主要的权力转移，即从一个大国转移到另一个大国，但有12次发生了战争，只有4次避免了战争。就是说，中美之间的冲突乃至战争的概率是相当高的。正因为这样，多年来，中国提出了和美国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政策导向，目标就是要有意识地去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但要避免这个陷阱，需要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现在，美国政府开始进行贸易战，要通过贸易战来拖慢甚至遏制中国的崛起。不过，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吴下阿蒙，有能力和美国较量了。说穿了，冷战总比热战好。

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和美国较量的过程中，有几个领域显得特别重要，需要人们的高度关注。在这些领域，中国把控得好，那么就可以促成国际形势朝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掌握主动权，避免热战，赢得冷战的胜利。

1.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和政策来化解贸易战争

对中国来说，贸易战争最坏的结局便是和世界分离开来，孤立起来，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一旦孤立起来，就很有可能陷入“明朝陷阱”，即在国家还没有真正崛起之前就开始衰落。如果滑向冷战，那么中国必须千方百计避免出现美苏冷战情况，即除了核武器互相威慑之外，和西方没有任何具有实质性的意义。避免这一结局对中国来说并不困难，即用更开放的政策来应付西方的贸易保护主义。近年来，美国盛行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中国已经接过了“自由贸易”的大旗，继续引领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在下一阶段，中国不仅需要继续把“自由贸易”的大旗扛下去，更需要具体的政策行为。

在和美国进行贸易战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到两个重要因素：第一，美国政府利益和资本利益之间的不一致性；第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利益的不一致性。贸易战实际上就是经济利益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再分配。美国行政当局在一些利益集团的支持下发动贸易战，但贸易战必然使得其他一些利益集团受损。因此，中国必须利用资本的力量来减少贸易战对中国的影响，甚至遏制贸易战，因为美国行政当局很难支配资本的流动。中国对特朗普贸易战的强有力反击和更大程度的开放并不矛盾，就是说，中国必须在一些领域给予特朗普有利回击的同时在另外一些领域实行力度更大的开放。资本唯利是图，只要能够在中国赢得大利，没有西方政府能够阻止得了西方资本的进入中国。

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也是中共十九大的重要核心内容。中国本来也在准备开放更多的领域，主要是服务业领域。但是，中国需要更多的开放领域，例如互联网。早期出于保护民族工业的需要，这个领域不开放是可以理解的。但今天，在保护了那么多年之后，互联网业已经具备足够的实力和西方（主要是美国）竞争。实际上，因为缺少竞争，国内互联网业已经失去了进步的动力，主要依靠垄断地位来盈利。如果再保护下去，互联网业就会远远落后西方。封闭条件下是产生不了优质的互联网业的。金融服务业也有类似的情况。

中国下一阶段的目标是实现优质经济增长。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优质国际资本。要吸纳国际优质资本，中国需要构建几个大的经济平台。贸易战意味着贸易保护主义，意味着多边主义的被边缘化。在下一个阶段，中国仍然会在多边主义方面继续努力，但现实地说，要找到突破口并不容易。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迫切需要在自己可以掌控的范围内建设几个经济大平台。这方面包括目前正在进行中的粤港澳大湾区、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港等都可以成为这样的经济大平台。尽管这些都可以成为很大的自由贸易平台，但现在的改革力度远远不够，不足以吸引西方优质资本。

“中国制造2025”是国家的长远发展规划。在这方面确实需要深化体制改革，包括技术升级、科研和知识产权保护等。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自改革开放以来，西方世界在这一领域一直对中国不满。这次美国发动贸易战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知识产权保护，并且日本和欧洲等一些国家也加入美国，要和中国谈判这个问题。尽管这些国家不见得赞同特朗普的做法，但这个方面它们有共同的目标。知识产权保护不仅仅影响到西方世界，也在长期影响着中国企业本身。中国企业在研发方面没有足够的动力，主要原因还是没有足够的知识产权保护。如果没有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和制度机制，那么国家经济发展从数量型转型到质量型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方面，还有大量的深度改革空间。

在国际层面，中国要加快“一带一路”建设，在推动沿边沿岸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开拓发展中国家市场。西方近来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发生变化，这正是因为西方看到了这一倡议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能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力。尽管西方诬蔑“一带一路”为中国的扩张主义，但这一倡议已经在发展中国家产生积极作用。只要发展中国家接受和支持中国，“一带一路”会以更稳健的步伐发展。这种互赢互利的发展方式有助于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形成共同市场，从而抵消西方的贸易保护主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2.在朝鲜核危机上寻求最有利于中国的突破

中国接受金正恩突然访问北京的请求的决策无疑是正确的。如果金正恩和特朗普先见面，那么中国势必陷于被动的局面，甚至有可能被金正恩所出卖，因为这些年来中国和朝鲜之间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信任度已经很低。金正恩这次访问北京尽管满足了金正恩的愿望，但中国本身也从被动转向主动。金正恩需要这次访问，因为有了这次访问，他和美国、韩国的谈判更有了底气。

那么，在朝鲜核危机问题上，什么是中国最好的结局？什么是最坏的结局呢？最好的结局必须追求，而最坏的结局必须避免。回答这个问题就首先需要问另外一个问题，即朝鲜和美国各自的最优目标是什么？很简单。对朝鲜来说，就是成为正常核国家。尽管包括朝鲜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在使用“去核”，但现实主义地看，要朝鲜以和平方式“去核”的概率非常之小，甚至趋零。朝鲜正是因为有了核武器（哪怕是低质量的核武），才有资格和其他所有大国进行谈判。一个合理的判断是，朝鲜已经开始游说世界，要世界承认其是核武国家。接下来，朝鲜领袖会采取一系列的动作，包括改革开放，改善其形象，慢慢地让其他国家放心，最后承认朝鲜的核武国家地位。实际上，这和朝鲜一贯的“先军事后经济”的战略是高度一致的。

美国的最大利益是什么？不惜用武力手段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器吗？事实上，美国越是强硬，朝鲜越没有可能放弃核武器。但我们必须提出一个问题，即美国的最大利益真是朝鲜弃核吗？不见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必须置于美国对中国的定位。如果美国把中国定位成“最大的威胁”或者“最大的敌人”，那么对朝鲜的定位是可以改变的。这也就是国际政治中的基辛格主义。实际上，长期以来，美国尽管一直在谈论朝鲜的“去核”问题，但美国最关心的则是朝鲜的洲际导弹投送能力，而非核本身，或者说，对朝鲜导弹能力的关心甚于对朝鲜的核武能力。

这就是为什么必须密切关注特朗普和金正恩的见面。如果美国给朝鲜的条件是：第一，核导分离，即容许朝鲜成为核武国家，但必须终止导弹开发；第二，朝美关系正常化；第三，“向东开放”，即向韩国、日本和美国开放，帮助朝鲜发展经济，成为正常国家。如果这样，那么就是中国的“噩梦”。尽管要达成这样的结果不是那么容易，但是这是对中国最坏的结果。这个结果保障了朝鲜的安全，但这是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最大挑战，即朝鲜成为美国遏制中国最有效的“前哨”。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容易看到自己的最大利益了。朝鲜的最大利益和其他国家的最大利益实际上是一样的，即安全（包括领导人、家族和国家安全等多方面）和发展。对中国来说，首先要保障朝鲜的安全。这次金正恩访问中国表明朝鲜在安全方面对中国仍然是有信任的。很难设想，金正恩会去一些经常讨论对其要进行“斩首行动”的国家进行访问。但朝鲜必须“去核”，不能“去核”长远来看是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可以开出的条件是：第一，中国本身或者联合俄罗斯向朝鲜提供“核保护”，正如美国向韩国和日本提供“核保护”那样。续签《中朝友好条约》，明确这一点，也是有可能的。第二，容许朝鲜在核武器问题上“军转民”，即把军用核武器转化成为民用，像日本那样。第三，鼓励和帮助朝鲜的“开放与发展”。

在和平条件下，这是中国有可能得到的最优利益。不过，也不容易。如上所说，朝鲜已经开始游说成为正常核武国家。如果没有更为强大的压力，包括以军事手段“去核”，朝鲜不会有任何妥协的。如果金正恩访问北京之后，朝鲜核问题又回到“原点”（例如“六方会谈”），那么也是朝鲜的成功，其他国家的失败。不管怎样，中国必须考量如何追求对自己来说的最大利益，一种基于现实主义原则之上的最大利益。

3.寻找机会解决台湾问题

一旦冷战开始，在安全方面，台湾因素必然会变得越来越重要，被美国所利用来牵制中国。近年来美国一直试图提升和台湾的关系来制约中国。不可低估这次特朗普签署《台湾旅行法》的恶果。在台湾问题上，台湾的影响力在美国国会和各种游说集团，中国所能依赖的只是行政当局。不仅在美国，而且在整个西方，对台湾的同情和支持是显然的。

对美国的做法，台湾当局主动配合。近年来，因为两岸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官方关系，双方都在采用单边主义。中国大陆近来的“单边开放政策”对台湾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台湾越来越感觉到紧迫。在两岸情势紧张之际，台湾的民进党（外交和两岸关系方面）走上台面，他们希望中美之间陷入一场“冷战”，相信只有美苏那样的“冷战”局面才能维持台湾的现状，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寻找“台独”的机会。

下一步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在与美国的新“冷战”局面下解决台湾问题？即使美国视中国为“冷战”对象，中国大陆也不会视台湾为“冷战”对象。无论就经济影响力还是军事实力而言，在中美冷战局面下，台湾很难实现一些台湾人所设想的成为美国的“第51州”的设想。对中国大陆来说，“胡萝卜加大棒”政策的有效应用足以解决台湾问题，即一方面是强大的军事压力，另一方面是更为强大的经济和社会利益。

4.南海区域从稳定到主动开放

南海问题上，中国已经从被动防御转型到掌握主动权。在很长历史时期里，中国在南海问题上过于被动。当然，这和当时的国力也有关系。经过前些年的斗争，主要是岛礁建设，中国已经掌握了主动权。尽管美国等国家也不时“闯入”南海，但主动权毕竟在中国手中。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反对中止不了中国的岛礁建设，反而会促使中国加紧岛礁建设。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很难贸然对中国的岛礁进行攻击，因为这会被视为对中国本土的攻击。

在掌握了主动权之后，在南海问题上，中国下一步应当采取更加开放的态度和政策。首先，中国要花大力气稳定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周边国家和中国的关系非常重要。菲律宾这些年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如果周边国家和美国站在一起制造麻烦，那么就会很麻烦。但如果周边国家能够和中国合作，那么情况就会好得多。实际上，在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上，中国所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中国需要继续大力帮助和参与周边国家的内部发展和建设，尤其是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南亚，近年来中国在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国的投入已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越南等一些国家对中国有猜疑也不要紧，中国在另一些国家成功之后，就会对越南等国产生“示范效应”，即证明中国不是另一个“美国”，中国不会干预别国内政，也不会威胁他国安全。

就多边而言，中国也要加紧这些年提倡的“泛南海经济圈”，把此建设成为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在很多方面，南海区域多边机制缺失，例如渔业协定、海洋资源开放、海洋生态保护等，在这些方面各国大有文章可做。作为大国，中国必须在这些方面有所作为。

在国际层面，中国实际上已经把“主权问题”和美国西方所关切的“海上航行自由”区分开来。因此，下一步，中国需要“两条腿走路”，即一方面加紧岛礁建设，另一方面加紧和相关国家就“海上航行自由”达成建设性协议。和东盟国家的“海上共同行为规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尤其是在中国岛礁建设初步完成之后，中国可以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对所有国家开放，容许这些国家访问或者停靠船只，包括军事船只。中国可以开放香港给美国航母停靠，为什么南海不可以呢？这是一个可以思考的问题。但中国的原则应当是：是友善的朋友就欢迎，是恶意的敌人就痛击。

第六章　“印太”概念的兴起与“一带一路”倡议

“印太”概念的崛起与世界秩序及权力核心正在经历转移变迁的事实相关，或者说，后者是前者的国际背景。很长时间以来，有关变动中的国际秩序，学术界和政策圈谈论最多的是如下三种观点。

第一，世界权力转移理论，就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转移到以中国为核心的世界秩序。这一提法的前提就是，不管美国乐意与否，都将会慢慢接受这种转型；同样地，中国不管愿意与否，或乐意与否，都会成为这个核心。

第二，世界权力的重组，它意味着“大的变化”“秩序调整”“秩序改组”等。在很大程度上，这与中国对世界秩序的态度有关系。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强调的是主动加入世界秩序，而不是另起炉灶。对于中国来说，“重组”可以用三个词概括，即“接轨”、“改革”、“补充”。

第三，秩序解体与无政府。也有学者怀疑，世界秩序是否正在解体？目前的情况显现出来的是，美国没有能力维持世界秩序，中国则没有能力和意愿来接管。

我们需要意识到的是，包括“印太”概念在内的很多区域性现象的产生和崛起与这个大背景有关。

一、“印太”概念背后的国际秩序变迁

近代以来的国际秩序的建立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现在人们批评美国和西方的霸权，这比较容易，但是人们在批判过程中往往忘记了，秩序的建立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近代以来的世界秩序的构建受三个因素影响：第一，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扩张。世界秩序需要一个经济基础。如果没有资本主义扩张的话，世界秩序就建立不起来。第二，大国战略，主要是以军事为中心的战略。资本走到哪里，战略就跟到哪里，这二者是互相补充、互相强化的关系，没有战略、军事上的保护，资本的利益就不能得到保障。第三，西方内部的制度秩序。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但也容易被忽视。如果没有西方内部制度秩序的崛起，世界秩序的体系就无法维系。具体而言，人们也可以参照从前的帝国体系，如罗马帝国等。它们都是一种内部秩序，内部秩序强大之后继而扩展到外部，形成帝国。一旦内部解体，外部秩序就会马上跟着解体。苏联帝国也是如此，苏联一解体，东欧体系就支撑不下去。

就这一点而言，今天世界秩序最麻烦的地方就是西方内部秩序出现了严重问题。美国的问题不是军事问题，而主要是政治问题。即使从经济层面看，美国的问题主要也是政治问题，或者说政治和经济之间严重失衡。美国的资本金融为什么出现这么大的问题？这是因为大众民主出现了问题，监控不了金融资本。欧洲也是如此，主要是福利制度过度。

为什么说今天世界秩序处于解体的过程中？美国是今天世界秩序的一根支柱，如果美国国内的秩序得不到改善，就不会有力量继续支撑世界秩序。即便美国的军事力量和资本力量仍然是最强大的，但是在没有有效的国内政治秩序的情况下，美国也很难维持其世界霸权地位。

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既得利益精英阶层接受不了。但是，特朗普的判断是正确的，即美国需要调整。人们对特朗普不满主要是因为特朗普没有找到合适的方式进行调整，采取的手段不够高明。不过，也可以这么说，美国的精英阶层已经虚伪到没有任何自我反省能力的程度。欧洲同样如此。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现在的政治人物没有一个是负责任的，动不动就以“民主”的名义简单地把事情推到老百姓身上。

实际上，政治秩序出现问题与精英阶层的腐败和堕落是分不开的。任何国家都一样，一旦精英阶层腐败和堕落，秩序就会出现问题。欧洲各国本身很小，寄希望于成立欧盟而成为世界权力一极，但现在看起来很困难。从英国的情况可见一二。英国公投本来就是精英不负责任的结果。现在连“公投脱欧”都遇到困难，因为没有人可以去有效执行。

未来二三十年的国际秩序不容乐观。这是因为国际秩序的接管者尚不明晰。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出现了大的问题，但这个秩序由谁来接管呢？尽管西方能力不行了，但是精英阶层的心态仍旧是精英，西方是不会轻易放弃其所主导的国际秩序的，不会任由旁人随意接管，至少不会是顺利接管。

那么交由谁来接管呢？俄罗斯接管很难。西方的判断是，在苏联垮掉后，俄罗斯半个世纪都站不起来。这个预判看来并非毫无道理。普京式的崛起并非真的崛起，这是个人的崛起，而非俄罗斯国家的崛起。印度也不太可能成为接管者。西方对印度一直很看好，印度本身也一直处于“膨胀”的状态。不过，印度话语权大但是实际能力不够。印度很难成为像中国这样一个市场经济体。无论它的传统社会的种姓、家庭结构，还是现代因素包括民主和法治，似乎都是反资本主义的，资本很难像进入中国那样进入印度。印度不可能像中国一样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可以预见，在未来很长时间里，印度很难成为像中国那样强大的世界经济增长体。

至于中国，当今的世界舞台是由西方主导搭建的，中国是否有意愿去接管？至少到目前为止，人们仍然看不清楚。这里面有很多困难。第一，国家心态的调整并不容易，英美花了数十年时间去实现其主导地位，中国可能需要花上更长的时间，因为到现在为止，中国仍然强调“中国特色”。

第二，中国是否已经具备这个能力了呢？在一些方面具备了，但还远远不够。“一带一路”对构建新世界秩序有帮助，但并不能成为世界秩序的基础，因为它至多是个经济发展项目，并非世界秩序项目。第三，文化层面，中国历来奉行世俗文化，从来不是使命性的文化，这也就导致文化基础的缺失。第四，国民大国心态缺乏，因为近代以来被帝国主义所击败，直到今天很多人仍然抱有受害者心态，大国小民的心态十分明显。

第五，正如中国国家领导人常说的，中国在很长时间里将致力于国内秩序的建立。这一点甚至更重要。没有有效的国内秩序建设，很难去构建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世界秩序。

未来国际秩序或将重现帝国并存的境况。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有理由对未来二三十年的国际秩序持悲观的态度，它或将陷入一种即便不是无政府状态也是准无政府的状态之中，并将催生出区域性的东西，如多极状态。“印太”概念的出现只是表明人们重构区域或者世界秩序的愿望。类似的概念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不过，尽管人们一直追求多极世界，但多极世界来了，现实并不一定跟想象的一样美好。帝国之间的战争、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这些跟多极世界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今天，人们对于多极世界的渴望，更多的是源于对美国和西方的不满和憎恨。

最终的结局可能会比较类似于以前帝国共存的时代。历史上只存在一个秩序的情况并不多见。冷战时期存在着两个秩序，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霸权，这一局面可以视作一个秩序，然而这个秩序维持的时间不长，现在也确实维持不下去了。世界可能会重新回到近代以前几个帝国共存的状态，从印度，到俄罗斯，到中国，到美国，都在追求以自己为中心的区域秩序。这便是今天大的世界格局。

美国正处于相对衰落的境况，特朗普的上台并非偶然。从克林顿时代开始，美国人就叫嚷着“美国帝国已经扩张过度”。然而，美国的衰落并不值得中国或者任何一个国家高兴。除非有人接替美国，不然将会导致很多事情产生。就目前情况而言，中国连朝鲜的事情都还没解决。经济、资本的强大本身不构成一个大国，这些仅是必要条件而已。

崛起中的中国应当找准自身定位，发出恰如其分的声音。针对“印太战略”这一提法，其实人们应该意识到“亚洲”“亚太”“印太”这三者的不同。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印太”的概念甚至比“亚太”的概念更早提出。欧洲国家最早的是葡萄牙和西班牙打到东南亚，随后是荷兰，然后是英国。“印太”概念是早期殖民话语体系塑造出来的，后来是由美、日等国提出“亚太战略”的概念。但需要注意的是，日本人更强调的是亚洲主义，西方则不然。

印太战略中的印度、印尼、东盟都属于亚洲，但是澳大利亚的身份则比较尴尬。澳大利亚是一个西方国家，跑到了亚洲，寻求亚洲人的认同，但却因为过分坚持西方的东西，最终发现越来越孤立，越来越不是亚洲的一部分。此外，澳大利亚与印尼的关系也非常复杂，因为地缘政治的因素，澳大利亚惧怕印尼的崛起，往往会采取包括军事在内的手段对其崛起予以遏制。澳大利亚在本质上与中国没有太大的地缘政治关系，双方仅有经贸往来。

日本以前推行的亚洲主义是失败的，所以之后不得不接受美国的亚太概念，以及对亚太身份的认同。至于东南亚国家，它们对其亚洲身份存在共识，主要表现在东盟的独特运作方式上。

现在中国崛起了，可是尚未找到合适的提法。强调亚太、印太，还是亚洲，还是现存（西方建立起来的）秩序？人们还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就是说，还缺乏对自身的认同。不过，这也是所有大国的难处，很难对自身进行定位，因为大国的影响力往往远超其所处的区域。中国如何通过“立足亚洲、放眼世界”来给自己定位？这将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

二、“一带一路”回答中国要如何“走出去”

中国要“走出去”。只有“走出去”才会成为大国，也只有“走出去”，才能履行作为大国的责任。就丝绸之路来说，这不是一个“应当怎样”的规范性问题，而是一个实际问题，就是中国要做什么？要回答“做什么”的问题，首先就要明了一些应该注意的大战略问题。没有一个大战略概念，很难去实施有效的丝绸之路。要把丝绸之路做成一个大战略，至少必须考虑如下几个大方面的问题。

最为重要的是中国所面临的地缘政治问题。在中国的东边，存在着美日联盟。近年来，中日之间因为钓鱼岛的争端，两国关系每况愈下。而作为日本盟友的美国则公开站在日本这一边。中国当然不可以放弃钓鱼岛的主权，但是人们必须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太平洋对中国如此重要吗？太平洋的确很重要，但其重要性的象征性多于实质性。走出太平洋，当然是中国力量的象征。但走出太平洋要做什么呢？中国并没有想挑战美国，称霸全球，中国不会走出太平洋和美国较劲。无论从中国的文化精神还是实际能力来看，中国很难像美国那样，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视为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中国不会跨越太平洋到美洲去影响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

就是说，在东边，中国处于防守的地位，能够保卫住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就可以了。这个客观的地缘政治形势正好说明了陆地丝绸之路（“一带”）和海上丝绸之路（“一路”）的重要性。尽管中国已经成为贸易大国，但要维持贸易大国的地位和辅助国内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寻找新的经济贸易空间。这些新空间可以从“一带”（中亚和中东的广大地区）和“一路”（从东南亚到印度洋和非洲的广大地区）找到。

很显然，在陆地丝绸之路方面，中国要处理好和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利益关系。俄罗斯和中国都有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历史上，俄罗斯侵犯中国的地缘政治利益。今天中国和俄罗斯已经解决了边界问题。但这并不是说两国之间没有地缘政治的潜在冲突了。作为邻居，中国的周边和近邻国家也是俄罗斯的周边和近邻国家，搞不好，就会造成地缘政治利益的冲突。不过，这也说明了双方拥有巨大的合作空间，把潜在的地缘政治冲突转化成为合作。和中国一样，俄罗斯也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地缘政治压力。中俄两国如果能够互相照顾各自的地缘政治利益，两者的关系具有很大的发展前途。

陆地丝绸之路也就是“一带”涉及通过中亚、中东的广大地区而与欧洲连接。这一带经常是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利益的核心。一百多年以前，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把中亚视为世界地缘政治的核心，认为谁要控制世界，就首先要控制中亚。大英帝国把自己视为全球性的帝国，美国后来居上，也想称霸全球，因此，它们都非常相信麦金德的理论。美国人直到今天仍然相信这一点，因为其仍然想维持全球霸主的地位。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很快就和其欧洲盟友合作，收编了原来苏联位于中亚的几个共和国，把美国和西方的地缘政治利益延伸到了俄罗斯的后院，这就大大触犯了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利益。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萎靡不振，美国和西方任意扩张其贪婪的战略。而一旦俄罗斯国力恢复正常，必然要拿回其失去的地缘政治利益。今天在乌克兰所发生的事情本来就是美国和欧盟战略贪婪的结局。

三、中国须和中亚国家以及俄罗斯合作

就是说，中国在规划和实施陆地丝绸之路的过程中，必须在和中亚国家合作的同时和俄罗斯合作。中国在这方面已经有了一个相当有效的机制，即上海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是针对有关国家所共同面临的问题，例如恐怖主义，而不是针对第三方的。中国在规划和实施陆地丝绸之路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可以借力于上海合作组织的。当然，陆地丝绸之路不仅仅局限于中亚国家，而是可以向西延伸到欧洲。但至少在中亚这一段，上海合作组织是相关的。

在处理陆地丝绸之路时，也必须意识到传统丝绸之路和现代丝绸之路所面临的不同文化环境。传统上，丝绸之路是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商业交往。阿拉伯文化基本上是一种商业文化。当时的阿拉伯世界也是以穆斯林人口为主，不过穆斯林人口商业文化很浓厚。但现在中国面临的是穆斯林化了的世界。穆斯林文化的主体是和平的文化，但穆斯林一些人口中的激进化也已经成为现实。这使得中国的向西开放或者丝绸之路面临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威胁。在中国的新疆，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国家安全和稳定的最大威胁。这里的因素很复杂，说明了陆地丝绸之路的困难性。如果在规划和实施丝绸之路的过程中，忽视了恐怖主义存在的事实，那就会犯巨大的策略错误。

海上丝绸之路也同样面临着地缘政治的挑战。首先是南中国海问题。随着中国的崛起，东南亚一些国家尤其是那些和中国存在着海上主权冲突的国家对中国感到巨大的不确定性，甚至把中国视为威胁，因此开始“邀请”美国的“介入”。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主要要处理和东盟（亚细安）国家的关系。在这方面，中国必须有足够的理性和耐心。东南亚国家都是小国，天生恐惧大国。中国必须从小国的立场看问题才能处理好和这些国家的关系。其次，海上丝绸之路还会涉及印度的地缘政治。中国要通过东南亚，走向印度洋和非洲，印度是关键。作为大国，印度也把其地缘政治利益放在首要地位。中国的崛起和“走出去”已经引起了印度的高度关注。同时，中国和印度之间还存在着陆地主权纠纷。不过，如果处理得好，中国和印度不仅能够克服地缘政治利益的纠纷，而且能够找到更多、更大的合作空间。中国和印度相处数千年，并且都是很大的经济体，但没有大的冲突。今天两国所面临的问题都是西方帝国主义遗留下来的问题。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要走向非洲，如果能够照顾到印度的地缘政治利益，就可以找到巨大的合作空间。无论在中东还是非洲，印度已经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同样，中国必须确立丝绸之路的话语权。话语权很重要，因为它是国际政治中的软力量。任何国家都需要软力量，大国更是如此。英国和美国都确立了反映其核心价值观的软力量，对英国来说，是自由贸易，对美国来说，是民主自由。苏联在建立之初也试图确立其软力量，即共产主义。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逐渐崛起过程中，实际上也注意到了话语权的建设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先后围绕着“和平崛起”和“和平发展”建设国家话语。先是使用“和平崛起”的概念，但后来觉得这个概念还是过于敏感，就使用不太敏感的“和平发展”。在一段时间里，“和平发展”的话语的确对中国的国际关系产生了非常正面的影响，至少是向世界传达出中国崛起的主观意向。

不过，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崛起，西方和中国周边国家越来越担忧中国力量。后来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就没有对外在世界产生足够的正面积极的影响。无论是“和平发展”还是“和谐世界”，中国要向世界展示自己崛起的和平性质。但是，问题在于，中国要使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保证和平呢？中国历来强调中国文化和文明的和平性质，这无可非议。不过，对外在世界来说，强调文化和文明的和平性质，即使是事实，也显得过于抽象。人们还是想进一步知道，中国文化和文明何以是和平的？就是说，仍然需要说明传统上中国到底使用怎样的方法而成为一个和平大国？现在又可以使用什么样的方法而成为一个和平大国？从这个角度看，丝绸之路可以帮助中国确立国家和平崛起的话语权。

或者说，丝绸之路既具有物质的一面，也具有精神的一面，贸易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交易，更是文化上的互动和交流。无论是朝贡体系还是丝绸之路都是历史上中国用来组织自己的国际关系的方法，这个方法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和平性质。今天，中国重返丝绸之路，首先必须强调丝绸之路的和平性质，作为中国和平崛起的方法。丝绸之路可以成为中国软力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前些年，中国的一些学者和政策研究者在这方面很不小心，经常把经济活动战略化，就是用战略甚至是军事战略的概念来描述中国的对外经贸策略。这些概念包括“西南战略大通道”“桥头堡”“西进”等。明明是地方政府或者企业想要做些经济上的生意（例如贸易和投资），但把它们上升到了军事战略高度，把本来可以成为软力量的东西转化成为硬力量了。其实，如果人们对历史有足够的注意，就不会这样做，因为类似的概念日本人在二战前和二战期间就使用过。也很容易理解，这些概念对中国周边国家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例如印度对“西南战略大通道”就很警觉，担心中国会损害印度的地缘政治利益。东盟国家对“桥头堡”也很警觉，因为这个概念包含过多的军事性质。而俄罗斯则对中国的“西进”非常担忧。从历史上看，丝绸之路的核心是经贸，其性质是和平的。这一点为中国重返丝绸之路奠定了历史和文化基础。因此，中国的学者和官员再也不要把丝绸之路的话语“战略化”，否则就会同样遭到不必要的阻力。

四、“一带一路”探索国际新规则

中国必须考量如何与国际自由主义经济体系继续对接的问题。自邓小平以来，中国已经走了三步：第一步，“加入”国际体系并“接轨”。第二步，在国际体制内部对现行体制进行改革，促成其更合理。第三步，创新和补充，即根据自己的实力对现存体制进行创新和补充，这一步主要表现在“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等方面。

2016年的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和2017年年初习近平在瑞士达沃斯的演讲，中国已经显示了和经济全球化秩序对接的意愿。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再进一步对接。

就发展导向而言，中国接受现行体制成本最低。中国要引领全球化，是中国本身的需要，也是国际社会的需要。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最主要的目标是要引导国际发展，推动全球经济的发展，而不是简单地书写规则，或者把美国西方书写规则的权力竞争过来。

从这个角度看，“一带一路”的目标是发展，并非书写规则，是通过发展来书写规则，而不是通过书写规则来实现发展。正是在推动发展的角度，很多人把“一带一路”理解成为区域和国际公共品。正因为是公共品，大国要多提供，而小国家一般会选择“搭便车”。

不过，中国已经意识到，较小国家也要通过参与“一带一路”来作出相应的贡献，否则“一带一路”就会像朝贡体系那样（无论是中国传统版还是现代美国版）不可持续。因此，“一带一路”表现出开放性、包容性和参与性等特点，尽管这是中国的倡议，但这是所有参与国的项目。

当然，在一些方面，中国并不要求参与国的对等开放，中国甚至可以单边开放。在一些领域如贸易，中国已经开始践行单边开放，例如“早期收获”。“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倡议，但其规则是中国在和所有这些国家互动过程中形成（书写）的，而不是中国先书写好了，再加于这些国家之上的。这种参与式书写的规则更能体现公正公平性。

在经济层面是这样，在战略层面也是如此。尽管战略层面因为涉及安全问题情况比较复杂一些，但道理也是一样的。战略层面涉及两个重要问题：第一，中国是否有意愿提供更多的公共品？这些公共品包括区域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航海自由等；第二，其他国家是否愿意接受中国所提供的公共品？

现在面临的情况有两个特点：第一，中国还没有成长到有足够的能力提供这些公共品；第二，区域国家因为过去习惯了接受美国所提供的公共品，而对中国所提供的公共品抱怀疑的态度，甚至抱拒绝态度。不过，从动态角度来看，这不是一个可不可能的问题，而是一个时间问题，因为这是一个互相调适的过程。《南中国海共同行为准则》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当然，如果把经济面的“一带一路”和战略面的《南中国海共同行为准则》放在一起来考量，这个过程就会进行得更快一些。“一带一路”是做大饼的项目，就是把各国的共同利益做大。共同利益做大了，各国在战略上的分歧就会缩小，也能增进互信。

从长远来看，中国和美国的竞争不是简单的谁来书写规则，而是制定规则的方式的竞争。美国在经济贸易上退出TPP，表明美国自觉这种方式出现了很多问题；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美国试图把自己的“规则”强加给中国，更遇到中国的强力抵制，这也表明单边书写的规则出现了问题。

现在美国处于一个调整时期，等美国调整好了，就会再出发。从这个视角来看，对中国来说，这的确是一个机遇。不过，正如这里所强调的，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接收美国“退缩”而出现的“规则”空间的机遇，而是一个探索不同于美国的规则书写确立的过程。

和美国不同，中国一方面须更为积极主动，倡议国际经济的发展。中国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国，中国有能力这么做。另一方面，中国须摒弃美国道路，即简单地把自己的规则强加给其他国家的霸权主义，而应当持开放包容的态度，通过其他国家的参与来形成规则和书写规则。

“一带一路”倡议其影响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还包括更广范围的影响，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运作，中国提出的方式是大国多提供一些，小国也参与进来，体现出开放、包容、创意的理念。这个过程是互利的，可以说，“一带一路”倡议改变了经济全球化模式，过去的经济全球化方式既创造了财富，但也导致社会分配不公。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关注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这是能够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是能够让很多人受益的，这是有别于过去经济全球化的新路径。正因为有这样开放、包容的发展理念，“一带一路”倡议现在得到很多国家响应、参与，没有纳入“一带一路”的国家有的希望和中国的“一带一路”对接。

新加坡和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内的合作前景广阔，新加坡是东南亚金融中心，实现“一带一路”倡议涉及庞大的融资问题，新加坡在这方面是大有可为的，这也可能成为新中合作的一个突破点，新加坡还可以起到“门户”作用，既是中国走向东盟及其他国家的“门户”，也是其他国家走向中国的门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加坡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一带一路”不能被理解成一个单向道，不仅仅是中国走出去，也包括其他国家到中国来，是双向的。因此，“一带一路”将成为引领新型经济全球化的样板，为中国开展区域合作乃至全球化合作，通往海洋文明提供一个重要的平台。

郑永年论中国：中国民族主义新解

版权信息

郑永年论中国：中国民族主义新解/郑永年著.—北京：东方出版社，2019.10

ISBN 978-7-5207-1123-4

Ⅰ.①郑…　Ⅱ.①郑…　Ⅲ.①民族主义-研究-中国-现代　Ⅳ.①D0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81994号

郑永年论中国：中国民族主义新解

（ZHENG YONGNIAN LUN ZHONGGUO：ZHONGGUO MINZU ZHUYI XINJIE）

作者：郑永年

译者：陈纳慧

责任编辑：陈丽娜　李鹏飞

出版：东方出版社

发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北里51号

邮编：100028

印刷：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版次：2019年10月第1版

印次：2019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张：11.625

字数：155千字

书号：ISBN 978-7-5207-1123-4

定价：5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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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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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英文版序言

致谢

第一章 在中国发现中国民族主义

一、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中国民族主义

二、国家认同与对外行为

三、中国问题和民族主义

结论

第二章 国家权力危机中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

一、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

二、放权与发展

三、国家—社会关系

四、对国家权力危机的认知和国家主义的兴起

结论

第三章 认同危机：“新左派”和反西化浪潮

一、寻求新的民族认同：现代化还是“西化”

二、反对制度拜物教

三、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本土化”

四、“赶超”还是“比较优势”

五、新集体主义的理论抱负是什么？

六、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

结论

第四章 文明的冲突？儒家文明vs.基督教文明

一、现代中国的民族认同和民族主义

二、儒家民族主义？

三、文明的冲突？

四、民族主义的转型？

结论

第五章 爱国主义、新民族主义的官方话语

一、作为官方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

二、中国人如何感受到威胁

三、军民联合和官方运动

四、中国官方对反华理论的话语反攻

结论

第六章 新的认同、国家利益和国际行为

一、中国的综合国力与国家战略

二、后冷战时期的国家利益

三、中美关系：从敌人到“战略伙伴”

四、钓鱼岛争端

五、从双边主义到多边主义

结论

第七章 中国新民族主义将何去何从？

一、后冷战时期的中国战略选择

二、中国真的会被围堵吗？

三、自由主义与新民族主义的争论

四、中国正在拥抱这个世界

参考文献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母亲褚凤香和缅怀我的父亲郑堂土（1911—1997）

译者序

郑永年老师的《中国民族主义新解》的英文原书出版于1999年。20年过去了，中文读者终于可以通过阅读较为全面地了解郑老师在20世纪90年代对于中国民族主义的真知灼见。

该书的翻译始于2014年我在新加坡攻读博士期间，而郑永年老师在萌生撰写此书的最初想法时，也正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生。翻译此书前，我有幸在新加坡多次受教于中年学者郑永年，而研读此书则是我跨越时空与同龄的青年学者郑永年对话。美国与新加坡、20世纪90年代与21世纪第二个10年，两代中国留学生在西方和亚洲的异域回望母国，这种回望在时代变迁中承续同一个主题，即中国的民族主义。这种承续性是理论与现实的双重需要，反映了《中国民族主义新解》在英文版问世20年后依然所具有的生命力。在此，我仅就自己在新加坡的观察和思考对《中国民族主义新解》于后辈学者的启迪意义略作论述。

郑永年在《中国民族主义新解》一书中指出，到了邓小平的改革时代，一种不同于传统排外主义的新的民族主义在中国兴起。这一新民族主义通过界分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来强调中国性。我认为，在理论层面，此点可从两个相互关联的角度来加以理解和进一步思考：一方面，中国民族主义的核心要义由爱国主义转化为新时期的文明，意味着文明认同和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合流了。更确切地说，当民族主义站在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时，对中华文明的认同和中国民族主义也就成了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中国民族主义对西方文明的攻讦所要建立的是中华文明域的内部认同，而这一文明域的覆盖面显然远超中国。另一方面，与其说中国新民族主义将中华文明与中国民族主义合流，不如说是要以文明思维来补充民族主义思维，以超越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思考国际关系的局限性。

在国际关系的现实层面，中华文明渗入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直接结果是，中国人在看待海外华人时更加难以辨清他们的国家认同和文明认同的严格界限，这也增加了中国国内对海外华人和他们的所在国认知的复杂性。以我研究中新关系所得的发现为例，通过将华族人口占四分之三强的新加坡囊括在中华文明的“大伞”下，中国倾向于对其采取一种以文明从属拉拢政治立场甚至赢得政治从属的外交策略。然而，在新加坡方面，对新加坡的政治认同和对中华文明的文化认同在很多情况下构成一种紧张关系。他们坚持要澄清两点。首先，中华文明不应占据新加坡文化空间的全部，它与其他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共同形成新加坡的文化认同。政府在推广中华文化的同时，又力图控制它在包括马来文化、印度文化在内的文化拼盘的影响力比重，以使其恰到好处地服务于建构全体新加坡人的文化认同，而不是让华族的文化认同摧毁新加坡人的文化认同。其次，新加坡的领导者再三强调要将中华文明与中国相区分。新加坡所依从和依附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由此可见，以文明为认同基础来理解现代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面临着诸多严峻的挑战，这也为中国如何借中华文明复兴的契机，在影响和定义世界秩序上发挥有效作用提出新的思考点。事实上，撇开中华文明与民族主义的界分，单就考察新加坡的文明从属本身，新加坡文明属性的秤砣往往在西方一侧。新加坡的文化和文明从属的历史发展和演变也说明，文明的影响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一个不停变化的涵盖面。决定某一文明影响力的固然有其所承载的文化内容，但更重要的却是代表和代言此文明的国家实力。中西文明在新加坡这一角逐场的胜负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中美实力的比拼结果。新加坡会越来越倾向于从属于中华文明吗？新加坡人会越来越乐于接受、学习和实践中华文化和价值观吗？如果中国真正崛起为世界强国，那么回答是肯定的。

在此译著出版之际，以上是我最想表达的观点。

最后，我要感谢为此书的翻译工作提供过协助的郑永年老师、东方出版社的编辑以及帮助寻找相关资料的同学和朋友。翻译工作的主体完成于2015年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学期间。哥大丰富的图书馆藏和高效的馆际互借等服务为我的翻译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对于《中国民族主义新解》一书所引用的中文文献，我都力图寻找到原始资料以最大程度地为中文读者展现作者所要表达的原意。

陈纳慧

2019年5月于北京昌平

英文版序言

撰写一本有关中国新民族主义的专著的最初念头，是笔者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形成的。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谈话中强调中国应借鉴市场经济以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视察南方谈话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使中国民众重拾民族自豪感，也助长了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外界观察家开始思考中国崛起对于世界的意义，他们从历史经验推测，中国也将如同其他曾经崛起中的大国那样，对既存的世界秩序构成挑战和威胁。但不少中国人却很难理解，为何西方无视中国相对落后的现状，如此执迷于中国的崛起。

在分析中国崛起的世界影响时，应将中国国内的因素考虑在内。在与普林斯顿大学的政治学教授阿图尔·科利（Atul Kohli）讨论了笔者有关中国新民族主义的初步想法后，笔者意识到，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国家的兴衰是何等重要。于是，笔者决定撰写此书以深入讨论这一话题。

为民族主义下定义

在有关民族主义的浩繁文献中，笔者发现很难为民族主义找到一个确切的定义，也没有哪个单独的定义可以涵纳民族主义的各个方面。具体到中国的民族主义，相关的研究亦是多层面的（Wang，1996b）。无疑，要以一项研究来讲清楚中国民族主义的各个层面，是很困难的。在此书中，笔者将重点放在民族主义作为国家认同的特性以及它如何影响了中国人对中国国际地位的认知上。

顾名思义，民族主义与“民族”有关。民族同样是一个很难定义和解释的概念。一部分学者在阐释民族主义时，通常避免使用“民族”一词。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1975：6）指出：“在政治学词典中，民族是最令人困惑也是主观色彩最浓的概念之一。”他更愿意使用“国家”一词。但国家与民族显然并不能等同，如林蔚（Arthur Waldron，1985：417）所言：“‘民族’拥有一些‘国家’所不具备的东西：那就是‘民族主义’所蕴含的无可比拟的情感、热情和合法权利。”这是因为，民族同时具备语言、宗教和共同的血统这样的客观特性，以及以民族意识和情感为代表的主观特性（Kellas，1991：2）。

围绕着民族国家这一概念，民族主义的定义也千变万化，但它的主要内容还是清楚的。民族主义包含两个重要层面：机构和认同。首先，民族主义最终要通过机构表现出来。尤其是在国际关系中，个体的民族主义情感或观念，在被组织起来之前是无足轻重的。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中，最重要的机构就是国家。如克劳福德·扬（Crawford Young，1976：72）所言：“只有现代国家才能成功表达民族主义。”其次，民族主义事关归属感和认同感。民族认同不应与种族、族群、文化、语言、宗教等认同相混淆。民族认同归属于某一特定的民族国家。杨（Young，1976：71）指出：“民族主义是一种有关认同的意识形态。通过将民族规定成归属感的终极指向，民族主义向民族赋予无上的精神权力。民族主义是一种深邃的政治学理论；它主动地为民族这一共同体承担义务，而非仅仅是被动地处于从属的位置。”在极端情况下，民族认同表现为“人民愿意为了他们的民族而牺牲生命”。（Kellas，1991：3）

民族国家与民族认同是民族主义的两个方面，它们相互联系。欣斯利（F.H.Hinsley）提出，可以把民族主义理解为：

一种将政治归属感投向民族的观念。民族主义从无到有，并不是因为人们的政治归属感从无到有。政治归属感一直都存在，只不过它之前投向其他形式的组织，如今转向了民族。变化的并不是政治归属感本身，而是它所归依的对象和表现它的对象（Hinsley，1973：19）。

确实，是现代国家的出现和发展产生了民族认同。欣斯利指出：

国家的兴起将政治归属感的对象提升到国家层面。在氏族、部落、部落联盟乃至城邦这样的政治共同体中，社会结构相对简单，都不足以产生国家运行所需的行政准则。在对外交往中，也不会有国家以这样的准则来要求它们（Hinsley，1973：28）。

此外，民族主义也包含了国际层面。中国民族主义与中国人对中国国际地位的认知有关，它涉及中国的主权、独立和与他国的关系。民族主义对于民族国家体系和国际社会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因为它意味着“世界被分成或应该被分成各个民族，民族是主权国家的唯一合法基础，也是政府权威的根本来源”（Mayall，1991：2）。在詹姆斯·梅奥尔（James Mayall）看来，主权的原则对民族国家意义重大。首先，只有主权国家之间相互承认主权，才能使国际问题的解决具有合法性。第二，任何一个国家的主权都是唯一的。主权国家间所达成的协议和共识，由各主权国自我监管或共同监管。第三，从人们狩猎、农耕和去工厂做工的地方到他们实现政治生活最高目标的地方，主权原则都普遍适用。最后，主权原则是对他国国内事务的不干涉原则。否则，主权国家之间很难达成共识。国家作为民族的代表，将本民族与世界连接起来。在现代社会，只有民族国家才能使文化、种族、语言等民族主义的要素在国际体系中产生重要作用。

致谢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获得了许多学者的特别指导。我非常感谢王赓武先生，他读了两遍我的手稿，并为我提供了有益的批评、坚定的鼓励以及他自己的有关中国民族主义的知识。同时也非常感谢Peter Katzenstein，他对我形成从世界政治视角来观察民族主义的方法论观点提供了重要帮助；还有Benjamin Schwartz，他鼓励我从历史的角度审视中国的新民族主义。

非常感谢Paul A.Cohen、Eric Heginbotham、黄亚生、刘晓源、Ido Oren、Robert Ross、Etel Solingen、吴国光、Ashutosh Varshney、王小冬和黄朝瀚的点评和建议。感谢来自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两位匿名推荐人，他们给予了我有关国际政治方面建设性的意见。还要感谢黄山奇、邱泽奇、傅高义（Ezra Vogel）、James L.Watson和王志广所提供的经常性帮助。

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亚太研究丛书”的编辑John Ravenhill鼓励我把这本书稿提交给这套丛书。我还想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编辑们的有益支持，尤其是Phillipa McGuinness，从书稿的初审直到书的出版，她都参与其中。还有Paul Watt和Edward Garuso，他们在手稿编辑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我还要感谢Russell Brooks为本书准备了索引。

最后，我要感谢很多机构的支持，正因如此，本研究项目才可能顺利进行。非常感谢社会科学研究会/麦克阿瑟国际和平与安全研究基金提供的研究经费。我还要感谢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傅高义先生领导下的费正清中心（Fairbank Center）为我（以及其他许多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有益的知识环境，而王赓武先生领导下东亚研究所（East Asian institute）在世界上商业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的新加坡，为我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学术场所。最后，非常感谢东亚研究所图书馆工作人员对我的帮助。

第一章　在中国发现中国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的兴起，是20世纪末国际关系领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这股民族主义浪潮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军备预算的增长、军事的现代化及在国际事务中自信心的树立而来。这一新兴的民族主义之于国际关系有何意义？又该如何应对它？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1995）相信，除非中国成为民主国家并且被纳入世界体系中，否则它将一如20世纪30年代羽翼渐丰的德国般危险。詹姆斯·库尔思（James Kurth，1996）亦担忧，到了21世纪上半叶，中国将在军事和经济上对美国构成严重的威胁，并殃及国际安全和经济秩序。正如1866年后德国的崛起打破了欧洲的平衡，中国经济在1978年后的高速增长及近几年中国军备现代化这两重因素，使得亚洲的商业贸易和势力均衡岌岌可危。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西方出现了“中国威胁论”“遏制中国”等各式理论。

然而，这些理论的形成只是基于一部分西方人的视角。中国的民族主义真的具有侵略性吗？它对世界和平尤其是东亚安全构成主要威胁吗？中国应该被遏制吗？对于西方的许多人来说，中国的民族主义，正如历史上的日本和德国等其他主要国家的民族主义，是危及世界和平和安全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必须加以遏制以维持世界和平的现状。这些充满敌意的西方观点反过来又进一步激化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

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被误解了。这些误解无疑促成了中国政府所谓的“反华”理论在西方的出现。事实上，“中国威胁论”“遏制中国”等“反华”理论在西方相当具有争议性。虽然不少人认为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正构成潜在威胁，却也不乏反对此观点的声音。许多因素促成了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复兴，其中包括中国国内的高速发展及其带来的中国国际地位的复归。苏联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继瓦解，中国经济却已成功保持了高速增长。普通中国人的生活随着国家的发展日新月异。他们为此重拾的强烈民族自豪感，丝毫不亚于1949年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一刻中国人所感受到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建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势在必行。基于此，中国的当政者自然乐见民族主义的复兴。若运用得当，它可以为执政者提供执政合法性的依据。为了避免意识形态缺失所引发的危险，中国领导层时时有意识地求助于民族主义为其保驾护航，这种以中华传统为底蕴的新型民族主义可以为中华民族的一统提供理论基础。

但是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很多人并不这么看。他们将中国崛起视为对现存国际体系尤其是美国在亚洲利益的挑战。自苏联解体以来，美国将中国视为潜在的劲敌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不少美国人坚持认为，美国须善加利用台湾、香港、西藏、南海、人权、最惠国、世界贸易组织、军售等各种问题来遏制中国。

“反华”理论的大肆传播在不少美国人的认知中植入了中国的妖魔化形象。1994年末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7%的美国民众将“中国崛起为世界强国”视为对美国的“严重威胁”，比1990年40%的比例有所增长（John E.Rielly，1995；引自The Economist，1997a）。另据1997年8月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美国人普遍认为中国并不友善，甚至是敌人。[1]

在太平洋的另一边，中国人目睹了美国如何从20世纪80年代的“朋友”转变为90年代的“敌人”：它向李登辉发放签证以促进美台关系升温；它差一点通过了向西藏派驻大使的决议，此项决议一旦通过，就意味着美国承认西藏是独立国家。中国人看不出最惠国待遇和人权政策之间有任何丁点儿的实质性联系，他们所看到的是，美国利用人权政策为其现实政治服务。中国竞选2000年奥运会主办国时，美国对中国发难，这一行为惹恼了中国的普通民众。一名美国观察家指出：“在过去的5年中，很多关注国际局势的中国人已然从对美国的过度美化中清醒过来，他们意识到美国决心树中国为敌。”（见Overholt，1997：5）在此种背景下，在中国知识界，针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民族主义如此盛行，也就不难理解了。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和《妖魔化中国的背后》正反映了这一现象。[2]另有一篇文章将美国当下的反华情绪比喻为其20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这篇文章曾发表在官方英文报纸《中国日报》上。值得注意的是，民族主义情绪在美国院校的中国学者与留学生中也并不鲜见。

误解和民族主义往往彼此强化，很容易酿成悲剧。照这种情势，中美之间打一场新的冷战也并不是毫无可能。事实上，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有不少学者认为另一场冷战正在迫近。如欧伟伦（William Overholt）所言：

第二次冷战越来越难以避免。中美间的敌意不仅体现在两国的国家政策上，也深植于两国人民的观念中。中国在美国人眼中充满危险、尚武好斗又具有侵略野心，中国人则认为美国想方设法要打压中国复兴。这些偏见显然远非事实，却已在双方心目中根深蒂固（1997：4）。

对中国政策的恰当解读，必须建立在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正确理解上。通过细致审视国人视角下诸多重要的国内外议题，本书试图探究在中国转型时期应运而生的新民族主义的本质和它对外部世界的意义。若要依西方所愿使中国崛起，进而起到促进国际和平的作用，必须搁置对民族主义和中国民族主义旧有的西方解读，在中国语境下重新解读中国民族主义。

一、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中国民族主义

西方对中国民族主义的误解根植于其流派繁复的国际关系理论，这些理论又是根据他们的国际关系经验而来。在众多理论流派中，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对西方人理解中国民族主义于国际社会的意义的影响最为显著。

现实主义将现实简化，从而使国际地缘政治和势力结构一目了然。它将大国崛起解释为结构驱动现象。国家间经济增长率的差异和国际无政府状态两个因素的互动，决定了大国是否会崛起。经济发展的起伏，使得各大国在时间长河中兴衰交替。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提出：“体系中不同国家实力增长的差异导致了权力再分配。”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也指出：“国际事务中主导国的相对实力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主要是因为各个国家间的经济增长率不同，它们从技术和管理上的突破所沾享的福利也不尽平衡。”相对高的增长率使新的大国崛起，“终有一天它们会在军事和区域秩序中获得决定性的话语权”。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崛起中的国家对现状不满，因此要求重新划定势力范围。如吉尔平（1981：95）所言，非均衡增长率的意义在于“它改变了重整国际秩序的成本，成本的改变又影响了挑战旧秩序的动机”。促使大国崛起的另一个因素是国际无政府状态。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1979）指出，国际体系是一个自助系统，各国须各自照看生存和安全问题。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1993）认为，在国际体系这个角逐场，每个国家都必须致力于增强本国实力以防受到戒惩。

依现实主义的观点来看，中国民族主义的重现归因于冷战的结束。冷战的结束“使得东亚内部之前被抑制的固有矛盾浮出水面”，并形成了“权力真空”的局面。饶义（Denny Roy）对“权力真空”做出如下定义：

随着往昔的霸权国渐渐失势，区域内至少有一个曾受其牵制的国家开始试图扩张势力……权力真空意味着新的霸主将崛起以取代没落霸主。新的霸主或许不如鼎盛时期的没落霸主，但足以傲视区域内的其他任何国家（1995）。

中国的现代化和经济的高速增长催生了新民族主义，也很有可能使中国有能力来填补这种权力真空。有学者指出，中国的民族主义将改变东亚的权力分配，对区域安全构成重大威胁。饶义认为：

中国从一个发展中的弱国成长为一个繁荣的强国，势必要推行更为强硬的外交政策……经济实力的增强使得中国更有能力控制其周边环境，同时又使这种控制的成本降低。富起来的中国将以大国姿态在区域立足：中国会更大胆地争取利益，也会对与区域内其他主要国家合作有所保留（1994）。

此外，还有学者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加剧了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对世界和平构成的威胁。早前，外交史家如费正清（John Fairbank，1968）曾指出，“天朝综合征”影响着中国的现代外交政策。老一代中外学者一致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实主义相悖，它对战争和暴力的理解与其他文化有着天壤之别。儒家传统爱好和平。中国人鄙弃直接施加暴力而看重计谋、策略和其他心理战术，这就是孙子所谓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但对国外新一代学者来说，传统中国对于武力的理念正好与西方的“现实主义”相洽。基于对中国古代兵法典籍和明朝历史（1368-1644）的研究，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1995）提出，中国的现实主义并不是一般所认为的简单的实用主义和权宜之计，而是体现了中华文化本身。这是一种极端现实主义的战略文化，这种文化“将动用武力视为消除安全隐患的最有效手段”。因为中国的现实政治行为根植于这一战略文化中，推动中国使用武力来解决安全问题的“不是无政府国际结构所产生的自卫动机，而正是这一战略文化”（Johnston，1995）。战争被认为是国际关系中相对恒常的要素，与对手的冲突是一种零和博弈，而纯暴力则是最有效的解决敌人潜在威胁的手段。

自由主义者认为民主国家间不会发生战争。那些由自己的公民来选择领袖的国家更倾向于和平共处。无论在贸易还是外交上，它们都是更可靠的合作伙伴。相反，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威权政体则很可能成为世界和平的重要威胁。欧洲的和平正是由于大多数欧洲国家是稳定的民主国家，社会和经济分层现象相对不严重，亚洲的情况则并非如此。首先，财富和收入分配均衡的稳定的民主国家在亚洲少之又少。其次，亚洲的政体类型也更为多样化，包括朝鲜的斯大林体制，东南亚的现代民主与传统威权并存的体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自由民主制，以及中国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

自由主义者也相信国际组织可以促进国际合作，降低某些国家单方面发起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然而，亚洲国家间的经济依赖关系不如欧洲国家间那么密切，也很少有强大的区域组织为泛亚合作提供平台或牵制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的崛起。

更重要的是，中国无意加入多边安全协议，这是因为：

中国人相信任何关系都不是长久的，因此保持独立和使自由度最大化尤其重要。联盟和约束性承诺限制行动自由、妨碍独立，因此须加以避免……此外，结盟国通常是不可信的，它们打着自己的算盘，操纵中国以满足一己之利，而这往往使中国陷入与这些国家的敌对国的争端中（Shambaugh，1994：45）。

该如何对付中国？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主张设计一个宏观战略以应对中国的崛起。然而，由于两派对“中国威胁”的看法存在差异，他们所设计的战略也不尽相同。现实主义者主张抑制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牵制其国家实力的发展。他们的观点体现在“遏制中国”的讨论上。他们力争通过控制贸易和技术输出等手段从经济上孤立中国，遏制其发展，以符合美国和其他亚太国家的利益。

柯翰默（Charles Krauthammer，1995：72）提议，瓦解中国应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美国应在“公众场域”继续敦促中国尊重和重视人权。美国传统基金会根据中国在人权、安全和经济等一系列方面的表现，将其判定为“藐视国际行为规范”的无赖国家，并建议“美国必须使北京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表现为整个国际社会所不容”。

《经济学人》杂志（The Economist，1995）言称，遏制中国“并不是要让西方国家像曾对待过苏联的那样，用核武器将中国大陆包围”，而应该形成统一战线“渐进地……与台湾加强联系”。现实主义派别还提议，西方可以通过鼓动中国的地方主义来削弱其中央政权，并策划一套旨在更大程度上承认中国各省和地区的行政自主权为基础的经济接触，以使地方上对其自主地位和与外界交往的能力更为自信。

杰拉尔德·西格尔（Gerald Segal）还提出，遏制中国的最好办法是使其融入国际体系，因为“中国融入国际社会越深入，它的愤懑情绪就越有可能得到疏解，它使用武力来解决争端的可能性也会降低”。

不同于现实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则坚信，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文化进步最终会使中国走向民主化。美国副国务卿斯特罗布·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1996：57）基于其他东亚国家的政治发展经验总结道：“从长期来看，经济发展和政治专制必定是不相容的，特别是在被通信和贸易密切联系起来的当今世界。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视野的拓展，他们对政治参与权和法治的要求会更为迫切。”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在他第二届任期的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也指出，随着外界资讯的涌入，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将共同推动自由精神的发扬。中国无法逆民主潮流而行，正像柏林墙终究还是要倒塌一样。基于这一关于自由精神的假设，美国提出了将中国纳入现有世界体系的接触战略。然而，这种接触是有条件的，中国必须首先接受现有国际规范和机制，西方国家才会考虑接纳它。

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都没有抓住中国新民族主义的本质。他们对中国新民族主义和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的误解只会使它火上浇油。同时，在民族主义情绪的驱动下，中国人也时常误解美国的对华政策。确实，西方对于中国民族主义的误解很有可能成为它走向激进化的主要因素。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Said）在他的《东方学》（Orientalism）中讨论了当西方学者试图探究非西方文化时，是如何产生误解的。在萨义德看来，现实和被呈现的现实之间并无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这是因为：“所有呈现，正因为它们仅仅是一种呈现，都首先植根于表述者的语言中，其次又受表述者所处的文化、制度和政治环境的影响。”同样，保罗·柯文（Paul Cohen）也认为：“对于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晚清以来的这段中国史的美国学生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种族中心主义的偏见。”确实，萨义德在中国知识界颇具威望，他的东方学也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建构抵制西方的民族主义话语的理论武器。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依循萨义德的理论来阐析本土观念中的中国民族主义。在阐释异域文化时，种族中心主义所带来的偏见固然不可避免，但将这种偏见最小化却是可行的。柯文（Cohen，1984）指出，以中国为中心的方法的最主要特点是，“它立足于源自中国的中国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受到西方的影响，也可能正是由西方所造成。抑或，这些问题不管是从其所处的场域和影响的人群，还是衡量其历史重要性的尺度两个层面来看，都是中国本土的而非西方的”。

柯文进一步阐释了中国中心法的四个特点：

·它的中国历史始于中国而非西方，并以本土的（中国的）而非外来的（西方的）标准来评判历史事件的历史意义。

·它将中国“水平地”划分为区域、省、地级市、县和乡，由此产生了区域史和地方志。

·它也将中国社会“垂直地”分层，促进了民间和非民间的关于较低阶层的历史书写。

·它将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引入史学，为历史分析所用（Cohen，1984）。

以中国视角来理解中国新民族主义，要求在中国发现中国民族主义并“挖掘”出它的内在动因，这是西方视角所无法做到的。同时，这也要求通过分析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它的变与不变，为何变以及如何变来识别它的要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各种西方视角对于理解中国新民族主义没有助益。而是说，不能用它们来“建构”或想象中国民族主义。因此，我的研究可以说是要破除这种“建构”，展现本土视域里的中国民族主义。

二、国家认同与对外行为

国家认同如何与中国的对外行为发生联系呢？近期关于国际事务尤其是国家安全的文献，超越了传统的权力和国家利益视域，将目光投向文化和身份认同这些社会学的分析因素。这些研究证明了文化对国家内外行为具有重要影响。人们根据安·斯威德勒（Ann Swidler）称之为习惯、技能和风格的“工具箱”来建构行动策略，文化规范和身份认同因此而得以影响个体行为。换句话说，规范通过给行为提供组织形式而非限定行为本身来塑造行为。它们根据经验来创造解读习惯和行动指令。此外，重要的不仅是政治行为人对于塑造他们的兴趣和行为的社会规范的依从性，也包括行为人（再）阐释他们的身份并据此（再）定义他们的兴趣和行为的能动性。

民族主义是一种集体认同。可以从多种角度来研究中国民族主义的心理或“观念”基础——国家认同——及其对中国的国际关系或对外决策的影响。长久以来，文化、观念、身份认同和个体认知对于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马克·曼考尔（Mark Mancall，1984：xvii）写道：“那些根据指导他们日常生活的世界观来定义这个世界和他们自己的人，制定和施行了政策。外交决策者的理性假设、感性偏好、认知地图和知识结构都基于流行于他所处的社会的世界观。”饶济凡（Gilbert Rozman）、艾伦·怀廷（Allen S.Whiting）和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的著作研究了精英阶层对于某国的观念如何影响了中国对此国的外交政策。

例如，为了研究中国对日政策的变迁，怀廷锁定中国精英阶层和普通大众，发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日本印象。正面印象将日本视为中国现代化应该效仿的对象，反面印象中的日本则是历史上残酷的敌人和侵略者。通过细致的研究，怀廷得出了与现实主义的观点相反的结论。现实主义一般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外交政策基于对国家经济和战略利益的理性追求。怀廷则发现，中国知识精英和学生对于日本的无知、误解、错觉和不信任，成为阻挠中日合作和中日关系稳定发展的重要障碍。

通过研究关于中国对苏维埃社会主义的观念变迁的学术文章，饶济凡试图探究1978—1985年期间“中国对国内外重要敏感问题的看法”，以及相应的外交决策的内部机制。同样，沈大伟关注中国的“美国观察家”如何转变对美国的看法，发现中国的精英阶层对美国的观念依然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深刻影响。这些研究都表明，了解中国精英阶层的世界观能增进我们对中国对外政策和国际行为的理解。

江忆恩等人最近的研究强调了观念对中国外交行为的作用。江忆恩的研究显示了中国的战略文化如何在不同历史时期左右决策者的对外行为。在他们合编的关于中国国家认同的文集中，罗德明和塞缪尔·金（Lowell Dittmer&Samuel Kim）在中国对外关系的语境下讨论了这一集体身份认同，指出蕴藏在中国国家认同中的，是一种独特的国际使命感。此书的编者和作者都发现，中国的传统，不论是诸如传统文化和价值的“大传统”，还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那样的“小传统”，都在塑造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国家认同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国家认同已经变得多样化。爱德华·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也观察到了这一点，并将这一特点提炼为一个概念：“去国家化。”它的意思是说，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改革使中国社会多元化，因此弱化而非强化了国家认同。弗里德曼认为中国已然存在两种不同的国家认同，即，北方认同和南方认同。他暗示，北方的沙文主义国家认同造成了中国寻衅好斗的民族主义。

这些学术成果丰富了关于中国国家认同和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但也忽略或忽视了另一些重要方面。第一，中国国家认同和民族主义的变化并未引起足够重视。一些学者过于强调中国国家认同的延续性。诚然，新的国家认同必然建立在民族主义的旧有框架中，但也会随着中国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改变，以适应全球竞争。换句话说，观念因素对中国对外行为有重要影响，而观念本身也在不断变化。不重视观念的变化，也就无法更好地理解中国对外行为的变化。

第二，各种机构，尤其是国家，在重构新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主义中所起的作用被低估了。不少学者注意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改革产生了像区域主义和族群主义这样的地方身份认同。但地方认同和国家认同并不必然相互排斥。国家认同并不是被地方主义削弱的，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的共产主义国家认同，是随着这一基础的衰落而走向末路的——这正是国家和其他社会和政治组织努力构建新的国家认同的理论依据。大多数学者认为，身份认同的转变和公民社会的兴起，会削弱国家权力和人民对国家权力的认同，但他们低估了改革所带来的新的认同感，以及国家和其他组织所付出的加倍努力，来将这种新的认同感整合入民族主义。

第三，虽然国家认同呈现多样化，但是有着不同国家认同的不同群体如何影响中国的对外政策，却是另外一回事。新民族主义和中国外交政策之间的联系也须再度细审。本书意在探讨中国国家机器和其他社会组织如何再建构新的国家认同，以及这一再建构对中国在国际上的自我认同的影响。

在近代关于民族主义的研究中，国家和其他机构在塑造民族主义中所起的作用得到重视。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以工业化的逻辑来解释民族主义的形成。由于社会力量分散、社会组织不成体系的前工业社会无法自发形成工业社会所需的均质可流动的劳动力，国家便通过控制教育来生产这些工业社会必备的劳动力。当个体的基本身份归属感由分散的社群转向民族国家，民族主义便产生了。它通过国家权力为社会的工业化提供语言沟通条件和一致的文化。盖尔纳强调国家的功能属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等学者则更重视民族主义的主观特性。安德森（Anderson）将民族主义视为“想象的共同体”，另有一些学者则致力于探索民族传统的“虚构”性（Hobsbawn&Ranger）。

国家和其他机构通过转变或重建它们的文化或认同以适应变化中的国内外环境。一方面，这些认同的转变对中国的国际关系作用显著；另一方面，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的变化，也对其国家认同产生了重要影响。国际政治方面的著作揭示了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如何相互联系。自从詹姆斯·罗西瑙（James Rosenau）在几十年前开启了“关联政治”的研究，学界对此有着密切关注。以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和厄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为代表的区域一体化学派，特别强调国内政治对国际事务的影响。不同于区域一体化学派对外交决策中的国内因素的关注，另有一些学者强调了国际经济对于国内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影响。还有些学者如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Robert Keohane&Joseph Nye）强调相互依存性和跨国主义。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和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不仅指出了国内因素之于对外经济政策的作用，还强调最高决策者同时受到来自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压力。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和其他学者（Evans, Jacobson&Putnam）试图以政府代理人在联结国内外政治所起的作用为突破口，建立一种更加灵活有效的国内—国际关系的模型。

虽然上述的大部分学者都没有直接触及民族主义，他们丰富多样的研究方法和视角，有助于分析中国新民族主义的兴起及其对世界的意义。在此，有三点值得指出：其一，既然认同影响行为，新民族主义的意义须根据变化中的国家认同和国际认同来解读。其二，国家认同和国际认同随着中国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在解读中国的新民族主义时，不能脱离开国内外环境的背景。此外，随着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依存性与日俱增，他国的对华政策和对华战略将对中国的国家认同和国际认同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其三，为了适应变化中的国内外环境，国家认同和国际认同也会相应地做出改变。改革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民族主义。从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到新民族主义，国家及其他主要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对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了新的认识。

三、中国问题和民族主义

新的民族主义关乎国家、国家认同和国家主权，须放在中国国内外形势发展的背景下进行分析。从国内情况来看，中国正经历着一场社会、经济和生态的彻底转变，这些转变为中国新的国际地位奠定了基础。从外部环境来看，中国所处的全球体系也发生了结构重组。国内外的双重转变催生了新民族主义的兴起。就此而言，新民族主义有几重含义。首先，它关乎中国国家机器应该如何及能够如何被重塑，以顺应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其次，它关乎国家主权和中国人民对中国在世界民族国家之林中应有的地位的认识。最后，它关乎中国人民对与中国国家利益相符的“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的看法。

据王赓武看来，中国民族主义具有多面性，它的关切包括中国的政体、国家主权的复归、国家统一、民族自尊心、道德秩序及传统价值观的存续和发扬。他进一步阐明：“我称之为民族主义的恢复，它包括保存和更新两个层面，怀着对美好未来的展望，它更直接地维系于对辉煌往昔的信念。”回顾中国近代史，每当以上所提及的方面（即，国家权力、国家认同和国家主权）出现问题，民族主义就往往成为一种解决方案。

中国人用内忧外患来形容中国作为民族国家所遭遇的严重危机。内忧和外患相互联系。一个中央羸弱的分裂国家通常比较容易遭到外族入侵。因此，强有力的中央是中国成为独立自强的民族国家的前提。“中国问题”因而处在中国国内政治和国际环境交织的网络上，民族主义也正是在这一双重背景交织的网络上呈现出意义。

内忧外患贯穿着中国的近代史，这些危机的解决需要一个强势政府。这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西方的入侵恰逢王朝的没落。中央权力的萎缩、地方势力的崛起以及重建新皇权努力的失败，说明王朝这一传统国家形式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这一切遵循着“王朝循环”的铁律，并非西方入侵的结果，但西方入侵确实加速了旧的政治体制的瓦解。

第二，西方势力的入侵使中国渐渐沦为半殖民地社会。半殖民地化使中国在内政外交上都面临国家权力的危机。此外，它迫使中国步上现代化道路。现代西方制度和观念涌入中国，影响中国的发展方向。第三，革命成为近现代中国的主题。所有这些革命的目的都是为了建立一个新的政权。于中国人而言，只有革命方能摧毁存续了数千年的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为新国家的建立铺平道路。各种政治派别都认为，革命是实现他们理想中的新政权和强大的中国的最有效方式。

半殖民地化启动了中国的现代化。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深深地依附于西方。在许多中国政治精英看来，西化和现代化是同一的；西方是中国现代化的参照标准，也只有通过西化，中国才能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拥有与他国平等的权利。

然而，现代化和西潮的涌入都无可避免地在中国掀起了矛盾的民族主义情绪。一方面，中国的统治者对师夷长技的效果心服口服；另一方面，中国在与西方的争战中节节败退，被迫签署了一系列屈辱的不平等条约。

故此，反中国传统与排外主义、反西化与西化成了两对矛盾的孪生体。

在西方势力入侵之前，中国在与少数民族的频繁接触中形成了文化民族主义，汉文化从未在真正意义上受到过挑战。少数民族以其自有的方式统治中国的尝试从未成功；相反，他们往往最终被汉文化所同化。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坚信他们的国度是中央帝国且疆域无边。这一世界观反映在朝贡体系上。西方的入侵打碎了中国人对于国家权力和世界秩序的既有观念，他们感到中国这一文化共同体正面临危境。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开始了现代化，也产生了现代民族主义。现代化和民族主义的共同目标是求得民族生存和建立强大的国家。

中华民国的创建者孙中山所提倡的民族主义以民族生存为主题。在孙中山看来，民族主义的首义是确保饱受外族蹂躏的中华民族能够存活下去。他指出，中国民族主义有多层含义。首先，由于自秦汉以来中国就是由单一种族发展而来的单一国家，民族主义等同于国家主义。其次，民族主义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第一要义。最后，民族主义要求各种族平等，是中国重获自由和与他国平等的地位的途径。纵观中国近现代史，“强国梦”是萦绕几代民族主义者的心结。实现这一梦想和目标的努力一旦遭遇挫折，民族主义便应势而起。

从这一角度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后民族主义的兴起，并不仅仅是中国经济迅速增长和国力增强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它是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所浮现的“中国问题”的反应。新民族主义可以在中央权力衰落、国家认同感淡化、事实上或观念上的外部威胁等等“中国问题”中得到解读。也正是围绕着这些问题，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建构起他们的民族主义话语。

受外国列强欺凌的历史使中国人明白一个道理：中央弱则国家难强，抵制他国欺凌的唯一办法就是建立强势中央。此外，毛泽东的“政治挂帅”战略可以动员所有的国内资源，使中国尽快赶超西方发达国家，防止再度沦为他国的欺凌对象。这些观念直到邓小平复出后才得以转变。邓小平对于国际政治有着更为现实的看法，他认为经济实力才是国家地位的基础。他指出，中国能否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占得一席之地取决于中国国内发展情况。邓小平之前的国家领导人将国家统一视为中国富强的基础，但邓小平提出，国家能否统一取决于中国能否赶上发达国家。也就是说，成为富强的国家是中国实现统一大业的先决条件。虽然邓小平并未放弃“政治挂帅”的原则，但他强调经济优先的原则，即政治服务于经济，他坚持要求那些无法推动经济现代化的官员必须下台。邓小平的“经济挂帅”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无疑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它对中国的国内发展和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然而，中国在经济优先原则指导下所取得的出色经济成就并非没有代价。自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节节攀升；另一方面，中央权力却日渐式微。中央政权的削弱是放权这一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结果。在西方，特别是日本和德国，现代化和集权是两个并进的过程。在那里，正是现代化产生了中央集权的国家。但在中国，为了推动现代化，国家将中央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和社会，中央权力因此而被削弱。

弱中央淡化了国家认同感，这有几点原因：首先，放权为强势地方政府的形成提供了条件，一些先富起来的地区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带头作用。[3]当地居民的社会经济福利与地方政府直接挂钩，他们的认同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从中央政府转向地方政府。第二，放权意味着将中央权力从地方撤出，于是，中央渐渐失去了与地方社会的接触。中央政府不再将社会经济福利直接分配给地方居民，因此国家认同感淡了。第三，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一直以来都是中央政府管理和协调地方社会的最有力的意识形态武器。改革开放的深入，地方居民渐渐被个人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等西方意识形态所吸引。

邓小平的改革也影响了中国的外部环境。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经济就保持着9%以上的年均增长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道称，按照“购买力评价”对各国国内生产总值进行计算的结果，中国在1994年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一些世界主要国家因此感受到中国的挑战。西方“反华”理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纷纷浮现。而此时，中国国内正遭遇国家权力和国家认同的危机。西方人害怕中国的现代化会带来实际或潜在的“负面影响”，而中国人自己则担心他们的国家无法避免现代化的铁律——国家权力的危机。此外，随着各种“反华”理论的兴起，中国人也开始担忧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会受到外力的阻挠，民族主义由此应运而生。中国人越来越相信西方国家并不愿意看到中国发展成与它们地位平等的竞争者，它们也不愿意承认中国的实力，这样的观念催生了中国的新民族主义。

不少人建议，中国政府应当利用民族主义，来重建新的国家认同和抵御国外的“中国威胁论”。然而，新民族主义的兴起并不意味着中国会对世界采取进攻性的姿态。本研究将展示，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被用来加强政权的合法性，也可能引发政治骚乱。中国的执政者并不想简单地利用大众民族主义，而是要重建能够捍卫政权合法性及有助于维持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官方民族主义。从对外政策的制定来看，中国的内外认同都发生了变化。中国的政治精英认为中国只有融入世界体系，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和强国。他们想要做的并不是推翻现有的世界体系，而是要世界认可中国的实力和其应有的世界地位。

结论

新民族主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的兴起有着多重原因。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中国发现自己忽然被西方推到了大国竞争的前线，这是自清末以来，中国第一次面临成为真正的大国的机遇。但中国也看到来自国际社会的巨大挑战，它的对外动机受到西方的怀疑和警惕。尽管如此，随着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中国人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显得越发自信，也要求国际社会给予其更多的尊重。

这种种原因催生了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新民族主义呼声。中国政府虽然会控制其他方面的政治论争，但是对新民族主义的发展却给予了足够的空间。在发表有关新民族主义的内政外交的看法时，中国的知识分子获得了相对自由。《战略与管理》《东方》等新刊物也应运而生。《世界经济与政治》《当代国际关系》《现代国际关系》等各种已有的学术期刊也成为新民族主义的理论阵地。在香港回归中国之后，越来越多的大陆学者将他们的见解发表在《社会科学季刊》《香港社会科学学报》和《二十一世纪》等香港刊物上。此外，《中国可以说不》和《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等带有极端民族主义色彩的书籍也纷纷面世。更重要的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开放力度不断加大，在中国开展研究相对自由，也可以在中国大陆进行采访活动。这些新情况都使得在20世纪90年代展开一项关于中国新民族主义的细致研究成为可能。

第二章　国家权力危机中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

在许多其他国家里，现代化和集权几乎是同义词。但在现代中国，现代化却是一个放权的过程。放权一方面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另一方面也往往带来国家权力式微和国家建构危机的负面效应。这正是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所看到的。放权一方面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推动着社会的变迁；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民族国家的危机。如同许多其他多民族国家，中国的现代化并不总是意味着国家建设，也有国家破坏；并不总是建构，也有解构。随着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对于民族主义者而言，中国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而不是削弱它，更不是摧毁它。因此，国家主义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新民族主义的主流话语体系。

一、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

国家主义何以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主导话语？对于此问题的探究，可以通过对民族主义在西方和在中国的发展史进行简要比较，从中寻得线索。现代西方的民族国家，是在国家主权和人民主权这两种主权形式的互动中形成的。其中，民族主义在人民主权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按照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的理解，民族主义与自由观密不可分。“作为一种政治现象的民族主义，须理解为对于集体自由和个体自由这两种自由的向往，即一个民族不受制于另一民族的自由，和个体依其所愿归属任一民族的自由。”因此，民族主义不仅吁求民族整体的自由，更意在争取个体解放的胜利。民族主义的出现并不仅仅因为君主专制政权向他国出卖了国家，更因为它压制了本国民众的个体自由。摩根索阐述道：

个体自由是民族自由的先声，后者仅仅是前者在国际领域的延伸。制定政治原则和法理的初衷在于肯定和保护个体自由，当然，它们也同样适用于民族自由（1957：482）。[4]

没有人民主权的兴起，也就难以解释现代西方民族国家的发展和演进。

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概念是从西方“引进”的，其国家建构也受到西方民族主义的显著影响。然而，民族主义一旦传入中国便改头换面：民族主权与人民主权之间的联系被割裂了。相应地，个体自由也被民族自由所取代。纵使中国的政治精英们沉迷于民族认同、民族性、民族地位等从西方传入的新概念，他们的兴趣却立足在强大的国家，而非公民权和民众的政治参与。

这一“强国情结”的形成有其独特的语境。中国现代化起步时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完全不同于历史上西方进行现代化时所面临的情况。在整个近现代时期，中国的政治精英们上下求索，一再尝试建立一个有着新的民族认同的民族国家。但这些努力同时受到国际环境和本国政治结构的双重束缚。在这种双重困境中，中国的政治精英们逐渐意识到，要建立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唯有将民族主义的重心从人民主权转移到国家主权上。

19世纪末，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发现，若要为政治现代化寻求出路，就必须把军事现代化放在首位。放眼欧美，国家实力无不以其是否能打胜仗来衡量。中国人一直以雄踞于世界中心的天朝上国的子民自居，这一根深蒂固的世界观很快被洋枪大炮粉碎了。西方将民族国家的概念带入中国，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并不打算承认其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如西奥多·弗兰德（Theodore Friend）所言：

在文艺复兴的外交传统下，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以平等原则对待彼此；但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下，他们又理所当然地认为，亚洲国家低他们一等，除非有反例可以证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1988）。

在这一国际体系下，中国除了走现代化别无他途。马里厄斯·詹森（Marius Jansen）曾指出：

中国和日本的现代化都在西方经济和军事势力的阴影下展开，这也在两国寻求转变的动力中起到了特别意义。它们寻求转变的最根本动因，实际上都是御敌卫国。不早不晚，现代化与枪炮同时来到东亚……因此，现代化宿命性地担当起防御外患的重任。按当时的境况，要么现代化，要么亡国。要医治病榻上的民族，除了现代化，再无别种良药（1975）。

只有现代化的军事力量才可能阻止西方势力的进一步入侵。入江昭谈到：

中日两国的精英们看到，西方的强国首先都是拥有先进的军备，强势的军官，以及海外基地、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军事强国，这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深信自己的国家也须照此方向发展（1992）。

中国的当权者也很快意识到，增强军备力量不仅能保家卫国，还能使中国重获他国尊重。因此，军事现代化作为现代化的重中之重，如火如荼地展开了。李鸿章用欧洲进口来的洋枪和大炮来装备他的淮军。清政府还建立了新式海军舰队，并设立了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统一管理海军事务。此外，各地出现了外语学校，西方的军事、商业和科技书籍也被引进和翻译。

上述这些努力随着中国在甲午中日战争（1894—1895）中的惨败而付诸东流。中日两国的军事现代化几乎同时展开，但中国的政治制度严重束缚了军事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增强军事实力，一开始是应当权者维持统治秩序之需。李鸿章的淮军最初是由乡绅们组织的地方性军事力量，用以对抗太平军；之后被收编为国家的军队，并成为甲午战争中的主力军。然而，虽然这支军队已经国有化了，却依然带着浓郁的地域性。日本“陆军之父”山县有朋大将是甲午战争中的日军总指挥，他认为弥散在中国陆军中的地方主义，是中国战败的主因。他观察到：

李鸿章的军队有一个和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类似的致命弱点，当时的日本四分五裂，受控于封建领主的家臣们。李鸿章不仅从他的家乡雇佣了大量士兵，连将领们都是他的亲族、朋友和同僚。因此这些将领若有差池，无法从其他军队中找人顶替，而必须从李的家乡另找新人。

如果没有权力集中的现代政权，军事现代化本身并不能拯救中国。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试图通过政府改革来建立强大的国家。随着西方势力的入侵，人民主权这一西方民族主义运动的主题也被传播到中国。其实早在甲午战争之前，许多中国人就对以军事现代化为主轴的自强方略存有疑义。有见识的思想家王韬指出，如果中国想要赶上西方国家，应更关注“人民”的作用，自强方略并不能为政府赢得民众支持。王韬在1893年写道：“夫天下之大患，莫患乎在下有不信其上之心。”[5]今国家正处此大患中——“上下之交不通，君民之分不亲。”[6]

早前李鸿章等尝试“师夷长技以制夷”，但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的事实，凸显了强势政权的重要性。严复一针见血地点破：一个没有民众基础的国家，是没有出路的。康有为主张进行一系列大刀阔斧的革新，认为如此方能彻底摆脱外虏的欺凌和无理要求。这些革新包括建立新的官僚体系、新的经济和教育政策、由最先进的武器装备起来的民兵、新式税务体系、四通八达的铁路覆盖网等，但重中之重是养民：“夫国以民为本，不思养之，是自拔其本也。”（Hunt，1993：66）[7]梁启超也提出，虽然中国的帝制高度集中，但这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集权政治。强有力的民族认同感尚未建立，民众的爱国情怀也鲜有民族主义的意味。中国要成为一个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其民众必须完成从帝王子民向国家公民的转变（Levenson，1970）。与此同时，统治者也开始将关注点投向“民众”。慈禧太后在廷议是否应依靠义和团来抵御外虏时说道（Hunt，1993：67）：“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尔。”[8]

即便如此，甲午战败后，军事现代化依然是现代化的重心。相较于此，制度改革的进程则缓慢得多。虽然民众基础逐渐受到重视，但政治改革受到封建帝制的束缚，举步维艰。原有的政治体系高度集中，但中央政府又极度羸弱。它制定了各项法律，却又无法实施。西方列强入侵时，中国的皇权已走向末路，日本的当权者通过集权拯救了国家。在中国，集权已是既定事实，但集中的权力却无法被运用。为了实现现代化，中央不得不将权力下放给地方以激发他们的积极性，但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削弱了中央。地方精英借机发展各自势力，他们的野心随着权力的增长而膨胀。很快，地方这块肉已不再能满足其胃口，他们要在国家大事的发言权上分得一杯羹。因此，分权改变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地方参与国家的大政方针，意味着中央不再一言九鼎，它还得听听地方的声音。这一新的国家—社会关系，使得中央在处理国内外事务时，更加施展不开手脚。陷此困境，中央不得不重新集权。

理论上讲，主权在民可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但事实上却并没有。正当激进派所倡导的政治改革如火如荼之际，慈禧太后唯恐中央将失去对局面的掌控，在1898年夏叫停了改革，以阻止中央权力的进一步流失。能激发地方积极性固然是良策，但中央也不愿放松权柄，更希望通过改革来稳固权柄。若改革结果逆其愿而行，中央自是不能坐以待毙。诚如保罗·科恩（Paul Cohen）所言，中国政治的真正纷争点不在改革与否，而在于应当如何改革，以及由谁来操控改革大局。慈禧意图建立君主立宪制，如此既可以加强中央权力，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主权在民和民主政治的理念。

当一些族群开始吁求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民族主义便产生了。在中国，这种“独立”性须放在满族和中华民族之别的语境中加以理解。当“族群”和“主权在民”的概念随着民族主义渐渐深入人心，许多人尤其是激进改革派开始怀疑，清统治者是否是一支可以依赖的革新力量。虽然清廷采取了不少措施以推行君主立宪制，但这些改革派认为，中国不仅应成为强大的国家，更应是中华民族的而不单单是满族的国家。在狭隘的清王朝的框架内进行改革，并不能拯救中国和中华民族。

对中国民族主义的这一认识不仅成为国内外政治活动家的共识，甚至在清廷官员中也不乏同见者。对民族主义革命家来说，君主立宪制显然并不足以实现他们的爱国目标；只有共和制才能彻底清除自私无能的清朝政权，如此才有望建成强大的国家。于是，他们开始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来对抗清廷。

孙中山和其他革命党人试图用民族主义的两大要义，即基于民族的国家和基于民主的人民主权，来再造中国。吊诡的是，1911年的共和革命本身就是分权的产物。新国家的建立首先要求集权，这在当时难以实现。革命过后，地方割据势力开始主导中国政治。各省的掌权人物曾是革命的中坚分子，因此要求分享革命成果。他们在革命中获得了对地方的自治权，在革命后要求继续维持并加强这一权力，自是不能容许集权中央的复现。此时，国家已变得四分五裂，各种力量争权夺势。再往下看，各省内部也在1911年后繁衍增殖了一大批地方政权，这些政权握在各地有权有势的乡绅手中，他们操控地方财政，甚至还试图影响当地政府的人事任命。

中央权力的瓦解使得当时的头号军阀袁世凯深信，“地方分享中央权力不利于重振国威”。袁世凯听从了弗兰克·古德诺（Frank Goodnow）[9]就君主立宪制与共和制究竟何者更为相容于中国政治传统的建议，决定采纳君主立宪制，重建中央集权的政治格局。但袁的皇帝梦遭到各方阻力而迅速破产。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宪制和议会制形同虚设，官僚体系无法运转，共和政府已然名存实亡，中国进入了军阀混战时期。

在孙中山早期的革命生涯中，他奉行主权在民的理念，并相信参照欧美多党制模式建立起来的共和政府可以为中国民众提供政治参与的渠道。然而，1911年的辛亥革命并未在中国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民主政权。新的民主议程“没有能够带来团结和秩序，更不用提获得合法地位。代议制政府很快蜕变为一个与民主为敌的独裁政权，在外交上也显得软弱无能”，这使得孙中山重新思考“主权在民”的问题，他意识到没有完备的组织架构，任何形式的民主政权都是脆弱的，更无法建成强大的国家。于是，孙中山转向组织层面，寻找中国革命的出路。他的策略是“以党建国”，这是他从俄国革命中学到的：

从前何以不从事于有组织、有系统、有纪律的奋斗？因为未有模范，未有先例之故。……俄国革命之发动迟我国六年，而俄国经一度之革命，即能贯彻他等之主义，且自革命以后，革命政府日趋巩固。同是革命，何以俄国能成功，而中国不能成功？盖俄国革命之能成功，全由于党员之奋斗。一方面党员奋斗，一方面又有兵力帮助，故能成功，故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Teng&Fairebank，1979）。[10]

在孙中山看来，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之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因此，俄国模式更可为中国之楷模。中国应采用“以党治国”的模式，而党的首要任务是建国。“我们现在无国可治，只可说以党建国。待国建好，再去治它。”（孙中山，1986，卷九：103）按此逻辑，建党是建国的前提，强党方可强国，而国强才有可能实行切实有效的民主制度。因此，孙中山提出了建国三序方略：军政、训政与宪政。

按此思路，孙中山对国民党进行党内改革，使其面貌焕然一新。他的继任者蒋介石承袭孙之衣钵继续强党立国，依靠国民党来加强民族团结、恢复国家秩序、挫败列强的侵略野心、取消不平等条约、收复领土，最终使中国在国际上重拾尊严。通过1926—1928年间的北伐战争，国民党将中国重新统一在中央集权下。它通过两种方式建立中央集权：在军事上，中央控制武装；在民事上，通过建立相关组织和发动各种运动来使政府触角遍布和深入市民社会。国民党政权效法西方，将统治中心放在城市，却忽略了这样的事实：“以城市为重心的策略或许在西方甚为成功，但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农村为主体的社会，城市的影响相较于西方远为局限得多。”（Whiney，1970）而国民党政权所严重依赖的各股地方势力也没有能力从根本上改善农民的生活。

更致命的是，如惠特尼（Whiney）所言，国民政府的国家理念无法赢取民心。作为执政党，国民党强调国家集权，限制民众的参政空间。但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主权在民的观念已然深入人心。共产党围绕主权在民，用它来动员城市居民和知识分子，一举戳中了国民党的软肋。约瑟夫·利文森（Joseph Levenson）指出，在与国民党的较量中，共产党所提出的国家理念更能引起知识分子的共鸣。此外，无法有效地传播其国家观也是国民政府的一大败笔，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化战略忽略了广大农村地区。相反，共产党的干部却在农村地区极为活跃，他们将其党的建国理念传播到农民中间，使得党民同心展望国家蓝图。最终，共产党得了农民，也得了天下。

共产党运用“主权在民”的思想获得城市居民的拥护，成功取代了国民党。然而，一旦它成为握有权柄的执政党，就开始将大量精力投入组织化和意识形态的建设上。弗朗茨·舒曼（Franz Schurmann）剖析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的国家性质：

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从国民党手中夺权，并建立了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去的十五年间，中国的大小人物各怀目的，动用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共同上演了一出人间大戏。他们建立了新的伟大国家，训导他们的人民，提高了生活质量，并为经济增长打下基础……共产主义中国就像一座由各种砖石砌成的大厦。不管这些砖石是如何堆砌的，这座大厦终究还是伫立起来了。而黏合这些砖石的正是意识形态和组织（Schurmann，1968：1）。

二、放权与发展

诚然，组织和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两大支柱。20世纪50年代初，土地改革如火如荼，这一运动消灭了地方政治势力，也清除了国家建设道路上的最大障碍。通过严密的组织和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掌控，党领导下的国家很快将地方权力收归中央，实现了集权。虽然暂时坐稳了江山，但如何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却依然是艰难的问题。仅靠几个领导人的个人意愿和才能，并不能实现国家的经济增长。没有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的积极配合和协助，上层的意愿很难真正落到实处。

因此，一旦实现了中央集权，却又似乎马上要陷入作茧自缚的困境。权力集中有利也有弊，更何况，分权也有分权的好处。于是，毛泽东意识到，须将集权与分权两者进行调和。他试图在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中央集权制和地方分权之间寻找平衡点。他认为，应加强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民主”成分。于是，随着50年代前半段的集中化浪潮退去，如何激发地方对建设新国家的热情，就被列入中央政府在新时期的议程。毛泽东提议：

[中央政府]应当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有两个积极性[中央和地方]比只有一个积极性[中央]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毛泽东不喜欢苏联式的积冗的中央官僚体系，他更偏爱全民大动员。故此，集权常常尾随放权而至。然而，几波放权运动，再加上受封闭的地理条件所限，地方不得不自力更生，这就使地方在事实上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由于地方掌握着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各种资源，中央空有集中的权力，却无实际的施权之能，有权而无力。这种“各自为政”的局面使得国家和社会的脱节日益加深，而社会的疲怠又消磨了国家能力。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陷入严重的危机中。

当此之际，邓小平复出。他提议，中央与其揣着这种无效的权力，不如向社会和地方放权来解决危机。不少其他领导人也认识到，社会和地方能动性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缓解国家——社会紧张关系上具有重要的作用。在这一共识下，经济改革很快大阔步前进了，尽管政治改革在当时还尚未放开。人民日常生活的去政治化已成大势所趋。

因此，当东欧还在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中国的改革派已试图用放权的手段来改革经济体系和实现经济增长。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改革派将决策权下放给地方，并在实际上放松中央对地方产权和财政权的控制。随着这一制度布景的完工，各地政府也旧貌换新颜，成为发展型政府。

事实证明，地方政府向发展型政府的转型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良方。由于中国各省间差异显著，国家很难推行统一的政策。只有当各省被赋予充分的经济政策自决权，中国经济才有望实现快速增长。这一点尤其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和山东等沿海省份得到了明证。随着改革的深入，放权几近成了地方政府与中央交涉的口号，尤其是沿海省份，一再向中央争取更大的自决空间。这使得国家的权力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广东记者颜长江谈到：“中央这些放权政策，实际上是把广东‘承包’给广东人。”（颜长江，1993）

当自治权充分在握，地方政府的思路就活了：何不投身到世界经济大潮中去？至少也该与邻国或邻近地区进行贸易往来。颜长江描述了广东的情境：当时广东省的领导向外一看，香港的南风已千方百计钻进来，瞧人家那发达的经济！为什么不利用他们呢（颜长江，1993）？于是，各省争先恐后，纷纷发展对外经济。在这一浪潮中，省际的竞争深刻影响了各省的经济改革。如《经济学人》中的文章所描述的：

广东的成功让其他各省汗颜……广东毗邻香港，确实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这一点为其他省所不可比拟。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如果广东没有一个亲商的政府和大量的私营企业（国有企业只占很小的比例），香港也不会主动叩响广东的大门。于是，各省力争上游，争先恐后推出各种改革模式（The Economist，1992）。

放权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为人民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78—1992年间，中国经济创下了年增长率9.5%的历史纪录，并在此后三年实现两位数的增长新高。但讽刺的是，虽然小康生活近在咫尺，强国之梦却依然遥不可及。更糟的是，经济增长反而诱发了国家权力危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深刻影响了中国人对国家危机的认识，这一点不容小觑。

放权所带来的种种好处并不是没有代价的，这首先体现为国家结构的失序。权力从中央转移到地方，但这一新的中央—地方关系的制度化还有待时日。没有有效的制度约束，地方主义繁荣滋长，对中央权力构成严重威胁。

财政权的流失是中央权力危机的一个重要迹象。自1978年实行改革以来，中央的财政收入一路下滑。一开始，中央将财政权下放给地方来激励地方的积极性。但权力一旦下放，中央要想从地方征税就变得相当困难了。据统计，1978年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34%，到了1995年锐减为6%（胡鞍钢，1996）。当中央要求它们多交些税，这些富省恃财而不愿执行中央指令和权威。而它们之所以能先富起来，正是得益于放权。

放权也拉大了各地区间的贫富差距。在广东、浙江、江苏和山东等沿海地区，集体所有制、私有制和合资形式的非国有制经济蓬勃兴起，它们为地方创造了巨额财富。而在中西部内陆地区，由于资金和人才的匮乏，地方政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经济增长难有起色，更不用说对所有制和工业结构进行调整和升级。发展上的差距不仅使东西部的人民生活呈现出全然不同的样貌，也让中央难以采取统一的政策来有效指导和管理地方。更有甚者，地方可以忽视中央指令，继续我行我素，这使得中央利益和地方利益的磨合变得十分困难。

中央权力和权威的式微加速了地方保护主义的兴起，中央无法再对地方进行有效的经济调配。毛泽东时期的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中央能够有效调控地方经济，但这一体系历经“文革”后瓦解殆尽。现在，中央对地方没有什么可调控的了。当富省有能力独立制定自己的发展蓝图时，就不再愿意与其他省合作。即使是在一省内部也鲜有合作。有研究发现，广东省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区域的地方政府“各自为政，缺乏协作”。另有研究显示，江苏省的苏州、无锡和常州三个最富裕的地区之间也少有经济往来。富省和穷省之间的合作更是乏善可陈。他们其实有相似的工业结构，但贫困省对富裕地区心存芥蒂。例如，安徽的地方官们不愿意与邻居上海有所往来，因为他们感觉被上海人欺负了，上海在他们眼里活脱脱就是一个新的“殖民中心”。湖南也自觉为“鱼肉”而不愿与“刀俎”广东合作，湖南的领导有一次还下发禁令，不许向广东运粮。类似的现象并不鲜见，各省采取各种行政手段来保护本省利益，与其他省竞争。

由此可见，放权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但在国家内部，放权反而引致各省经济关系的疏离。据世界银行的报告显示，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省际贸易占了GDP总量的22%，而欧盟各国之间是28%，苏联解体前各加盟共和国之间也占到27%。世界银行因此警示：这是亲他国而疏他省，随着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的总量发展方向背道而驰，中国各省正在演变成一个个独立的“王国”。

放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在各地激起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给中央带来了巨大压力。贫富差距成为中国政治最重要的新议题。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干部呼吁中央重新集权，并要求对穷省进行政策倾斜。显然，他们也是受到了民怨压力，当地居民眼见着自己的生活水平远远不如富裕地区的居民，这令他们感到不平衡和不满。1994年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当被问及地区收入差距过大可能带来的最坏结果时，回答问卷的省地级干部中有84%认为这将导致社会不稳定，16%的人认为可能会出现国家分裂，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结果还显示，近64%的省地级干部认为解决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间的经济差距是国家的当务之急（胡鞍钢，1994）。

那么，放权对中央—地方关系又意味着什么呢？过硬的经济基础使得地方得以掌握一定的政治主动权。在毛泽东时代，中央领导人一拍掌就能震得地方颤一颤，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央不再能够轻易控制地方的人事任免、移除地方势力。中央与地方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关系。有了经济实力做支撑，地方自己选举的官员并不是中央说罢免就能罢免的。渐渐地，地方干部不再满足于将自己的权力局囿在地方，他们也要求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自改革开放以来，地方的利益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在中央一级的人事安排上。地方想要在中央有可以支持他们的人，从地方调任上来的干部常常居于中央政府和党中央的高位，此类人事录用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一种惯例。在毛泽东时期，党的精英大部分来自中原地区，特别是湖南、江西和湖北三省。地方官员晋升为中央领导的现象确实令人瞩目。在吴国光看来：

这一改变使得更多的地方干部最终得以进入中央领导层，首先意味着地方势力在经济大潮中水涨船高，而中央也认可了这一事实。从此，在中央将听到更多来自地方的声音（Wu Guoguang，1993）。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和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中，来自各省的领导都占了大头，这充分体现了地方势力的壮大。

三、国家—社会关系

纵观中国近现代史，各种国家建构运动此起彼伏，而它们所面临的共同难题是如何界定国家—社会关系。虽然主权在民从来都不是主流话语，却一直都在中国的民族主义议题中占有重要席位。不少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认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必须建基于人民，国家与人民之间缺乏制度联系只会削弱国家。然而，即便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改革极大地改观了国家—社会关系，两者间的脱节依然存在。

邓小平时代的改革策略被认为是“经济改革大张旗鼓，政治改革避而不谈”（Shirk，1993）。重振国威的强烈使命感令改革派领导人断定：政治自由化必须服从经济增长。于是出现了经济改革先行，政治的民主转型暂且搁置一边的情况。同时，国家还运用各种行政机制来干预经济发展，这便使国家和社会之间的鸿沟变得更加难以填补。

当然，邓小平复出后也强调主权在民或民主对于建构一个强大的中国的重要性。邓小平在1978年访美后提到，美国的校园组织了各种各样的社团，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对于培养一种民主的学术氛围是非常有益的。邓小平对美国校园民主氛围的兴趣，可以被视为党领导下的国家放松对社会团体尤其是对知识分子的控制的先兆。在改革的早些年间，不少高层领导人曾表示支持民主。邓小平甚至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邓小平，1983）受到这一想法的鼓舞，民间自发成立了各种社团和组织。对他们来说，官方话语中的四个现代化，即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并不足以将中国建成一个强大的国家。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势在必行。

同样，当时中央领导人肩负起领导全面改革的重任，他们也试图拉近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距离。新的领导班子强调为学术和文化发展创造自由空间。领导人意识到，要想使政府决策更具科学性，一定形式的政策论辩不可或缺。而通过社会讨论后所做出的决策也更具说服力，更令人民心悦诚服。1983—1984年间，以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领导人和理论家为代表的保守派发起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随后又在1985年发起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面对保守派的挑战，改革派领导人试图将其影响控制在党内。

所有这些尝试和努力显然都有利于非政府的民间组织的发展。尽管如此，中央却不能容忍社会力量过多干预国家的政治议程。自清末以降，为了实现国家自强，慈禧太后、袁世凯、蒋介石陆续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他们都“极其强调秩序和稳定，不仅对社会动员所带来的不可控结果，甚至对多元政治和体制内可控的异见也有着历久不渝的反感”（Cohen，1988）。孙中山曾指出，只有强大的国家力量（而不是社会力量）才能在中国这一后发展国家实现现代化，从而赶上西方先进国家。这种观点在中国的政治精英中不乏响应者。邓小平就认为改革的首要目标是强化国家。史谦德观察到：

邓小平的政治改革主要关注如何在国家机制内制定和施行政策。换句话说，他的政治改革实际上只是行政改革。对公民的政治参与权，即中国民众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参与国家政策制定和施行的权力，涉及非常有限（Strand，1989：1）。

民众的政治参与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才得以可能，并在其监督下进行。邓小平在当时强调，中国再也承受不起更多的政治和社会混乱了。

四、对国家权力危机的认知和国家主义的兴起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国家主义并不只是对20世纪80年代的放权所带来的大量不可预知的后果的回应，也是强国情结的产物。这一情结往往使得民族主义者对国家权力危机产生错觉，并通过夸大危机的严重性来为加强中央权力的合理性寻求辩解。无论是经济改革派还是政治民主派，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对他们来说都意在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他们的争论点是该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国家领导人中的改革派视经济增长为强国的第一捷径，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则认为政治民主化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主义成了各种观点的调和剂。但对于90年代的新兴民族主义者来说，问题已不再停留在经济发展和民主何者对建立强大的国家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们认为，这两者都很重要，但又是双刃剑，都可能挑战和威胁到国家权力，一旦这种情况发生，维护国家权力压倒一切，因为国家权力才是维持中国统一大业的倚仗。

20世纪90年代，各种社会和政治力量纷纷表达他们对国家主义的看法，其中尤以北京、上海两地的知识分子最为活跃。在民族主义的话语体系下，关于国家主义有两大主要观点，两者的目标都指向如何通过集权来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

持第一种观点的国家主义者认为：唯有国家强大，民族才得以延续。在20世纪80年代，不少人将威权政体视作中国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主要障碍。他们认为，为了将中央权力下放，政治改革势在必行。但国家主义者指出，放眼世界，不少国家的悲剧已经证伪了这一观点。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以及南斯拉夫的内战都证明，国家权力的削弱将导致国家的崩塌，而威权或极权政府的倒台也并不必然能促成极权到民主、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两者都应在国家的框架内展开。一旦脱离了这一制度框架，混乱就在所难免。

如前所述，分权让利产生了一些负面结果。确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不少民众和政府官员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新权威主义的支持者强调中央对维护国家统一的作用。他们目睹了分权让利导致全国拧成一股绳的局面成为如烟往事，担忧各地政治和经济的一盘散沙状态最终会造成国家不稳定。

分权让利不仅成为中央有效实施政策、管理市民社会的主要障碍，还引致了“诸侯国”的崛起。“诸侯割据”指当中央权力衰落时，各地权贵纷纷宣称地方自治的一种国家分裂状态。

在毛泽东时期，有领导人主张实行南斯拉夫那样的分权。但之后南斯拉夫的解体使其成为一个反例。国家主义者提醒，如果中央再不收权，中国将走南斯拉夫的老路。这一论断在90年代初关于“国家能力”的大论争中获得了普遍认同。1993年，王绍光（时任耶鲁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获康奈尔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和胡鞍钢（时任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成员）两位学者发表了关于中国国家能力变弱不利于国家长治久安的报告。他们指出，国家能力的变弱以国家财力资源下降为显著特征。邓小平的分权让利改革，导致了中央的财政汲取能力下降，而这又产生连锁反应，导致其他能力下降。如果势态继续恶化，国家分裂也并不是没有可能的。一般认为，苏联和前南斯拉夫的解体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民族冲突。但在王绍光和胡鞍钢看来，南斯拉夫的解体并非由于民族仇恨，而主要是由国家的财政能力过弱所致。由此，他们依托国家能力的理论学说来建议中央重新集权，从分权让利的改革走向制度创新的改革。其实，早在此报告发布两年前，王绍光就曾提出，国家能力变弱并不是什么好兆头。诚然，“过度集权会造成严重的效率损失，过度分权则可能导致国家的分崩离析。”（王绍光，1995）

但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这般悲观。黄亚生就认为，权力下放得再厉害，中央也还是有办法通过各种机制来规制地方官员。

然而，王绍光和胡鞍钢的观点则正好击中了中央对于地方失控的隐忧。陈元早前就提醒过：分权让利将导致中国分裂。他于1991年写道：

如果把经济与政治联系起来考虑，加强集中，更是势在必行。中国是个幅员辽阔、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是根本不行的。如果听任分散格局的进一步发展，经济首先会被瓦解，随之就将是政治上的分裂和割据。要保证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稳定，就要进一步增强民族的向心力……这都要求中央政府拥有足够的权力。除此之外，别无选择（陈元，1991）。

确实，到了20世纪90年代，对于分权让利可能会导致国家分崩离析的忧虑不仅困扰着知识分子，也波及官场，成为中国转型的新焦点。王绍光和胡鞍钢的报告很快得到了高层的重视。彼时中国经济改革的操刀者朱镕基警示：“中央一穷，中国就要分裂。”多数省地级干部，尤其是来自少数民族地区的，也担心中央财政汲取能力的不断下降将导致国家分裂。如果中央不能推进欠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矛盾就将不断尖锐化，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的重要根源之一。因此，今后的改革应着力于建立“强中央，强政府”，如此方能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

那么究竟该如何重拾中央权威？一直以来，组织和意识形态是中国共产党巩固权力的两大法宝。国家主义者力倡再度集权，但他们并不打算借助这两大法宝。转而向西方学习制度建设，因为他们意识到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体还没有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而传统手段显然无益于这一目标的实现。在当时的情况下，关于政治集权的公共讨论还没有完全放开，因此国家主义者关于集权的建言一窝蜂地涌向财政等经济领域。

在国家主义者们看来，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统一局面的维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央能否重握财权。他们将现阶段所出现的问题归咎于财政放权，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中央财政能力的弱化。王绍光指出，财政系统放权过甚，中央权力被掏空，已到了无权可施的境地。中央财权的衰微引发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财库的亏空使中央政府无法为老百姓提供足够的公共物品和服务，基础设施的不足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此外，中国正面临着严重的生态和环境危机。中国经济骇人的增长速度是以生态和环境为代价换来的。酸雨不但威胁着本国的经济、生态和国民的身体健康，也引发了日、韩等邻国的不满和抵制。但鉴于中央财力不足，无法拨发更多的款项用于污染治理，环境仍将继续恶化。

20世纪90年代初，中央尝试实行中央地方分税制来重新集权，这一制度于1994年正式在全国推广。但因触动了地方利益，建立分税制并非一帆风顺。作为一项艰难的制度创新，分税制的目标目前还尚未实现。中央财政汲取能力进一步下降。1993年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约为5%，1994年上升为6%，1995年又下降为5.7%。中央财政支出占GDP比重1993年为5.7%，1995年降为3.5%，比南斯拉夫解体前的5.3%还要低（胡鞍钢，1996：2）。因此，胡鞍钢论断“中央财政已濒于‘破产’的境地”（1996：2），这并非杞人忧天。中央将面临无力支付军队、警察和政府行政运作的各项开支的。困境，不仅国家的进一步发展举步维艰，连国家分裂这样的预言都可能不再是危言耸听了。因此，不论从哪方面分析，财政集权都已是刻不容缓的头等大事。

那么该如何集权以提高中央财力？支持在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上重新集权的学者认为，不仅要继续推行分税制，更应实施必要的经济惩罚和行政手段，唯此方可树立和强化中央的政治权威。中央财政的重新集权不仅是就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而言，亦是就中央与各部门之间的关系而言。虽然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来看，分税制相对集中了中央财力，但中央本级财力依然极其分散。一些部门各自形成利益集团，强调本部门的局部利益，这使得中央无法集中有限的财力办成几件大事。因此，国务院要适当地集中中央本级财政，至少要使每年新增中央本级财政收入集中到国务院总理手中。

此外，应取消计划单列市和副省级建制。自改革以来，许多城市由省辖市升格为“计划单列市”。这些副省级单位的行政与财政事务不是由所在城市的省级政府，而是由中央直接领导和管辖。但事实上，它们既不受中央控制，也不服省政府管，已经成为财力雄厚的“独立王国”。如果不取消副省级序列，这些“独立王国”的存在无疑将成为提高中央财力的重大阻碍（胡鞍钢，1996：8）。

结论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所面对的共同问题是如何将中国从传统的王朝国家转变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当时，相当大一部分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作为文化意义上的国家或王朝国家，与现代欧洲的民族国家有着天壤之别。王朝国家高度集权化，但中央政府又太羸弱以致无法发展国家，更不用说来保卫国家。要使中国成为强国，第一步不是要实现民主化或发展社会福利，而是要建立一个现代的国家。那么如何将中国建成一个现代的国家？许多人力主将实行个人独裁的专制统治作为首要之务，因为只有强力政府才有可能建成强盛国家。这一主张甚至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也激起了强烈的共鸣。正是这种对强力政府的寄托成了30年代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基础。

时光荏苒，历史很快演进到新的改革时期，但20世纪90年代的新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依然面临着他们的先辈在20世纪30年代所面临的困惑，这就是：中国该如何转型。中国共产党打下江山后不久，就建立了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但国家转型却成为其孜孜以求几十年的难题。面对参差不齐的各地地情，中央曾采取分权让利的政策手段，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于20世纪90年代的新民族主义者而言，任何形式的政体，哪怕是专制政权，只要能保存国家，就是合理的。若国将不存，讨论国之转型又有何意义？

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国家主义者们的逻辑。他们还相信，“集权”而无需“极权”就可以实现强国之梦。他们认为，强国和现代化可以同步进行，这便是，通过现代手段来改造国家。而事实上，不通过现代手段，也很难将中国从传统的“极权”王朝带向现代的“集权”国家。

但问题是，权力一旦下放，就很难再集中起来。国务院提出的各项新制度都遭到了来自地方和中央本级各部门的强烈抵制，这使得中央不得不调整最初的计划来与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进行妥协。面对重重荆棘，中央能否突出重围，强国之梦能否实现依然悬而未决。

第三章　认同危机：“新左派”和反西化浪潮

民族主义事关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的尖锐化，对民族主义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换句话说，在锻造民族主义这一硬币时，对于“我们”的认同和对“他们”的贬抑往往构成它的正反面。这使得民族主义与排外主义常有交集。也正因此，民族主义在体现一国民族认同的同时，对于该国的国际行为也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认识到民族认同之于建构强大的民族国家的重要意义，这是他们在世纪之交的重大发现。他们将日本明治时期文字资料中的“民族”（按字面意思讲，即“同宗同族之人”）这一现代概念引入中国。但大体来说，中华民族在酝酿其现代民族认同时所处的国际环境使这一认同浸染了浓烈的仇外色彩。有学者指出，在现如今的中国民族主义中，这种仇外情绪仍然依稀可见。

中国的民族主义形成于反帝声浪中。面对外族的入侵，当时的知识分子用笔在纸上奔走疾呼：亡国灭族的危险已然迫在眉睫！正是在这样的民族主义书写中，“中华民族”一词频频出现。王赓武曾扼要概述了外部因素对中国民族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一连串的战败使得世界各地的中国人抬不起头来，使得外国人在中国境内享有治外法权，也使得外商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对于所有倍感蒙羞的中国人而言，民族主义这一概念本身就是莫大的鼓舞。纵观整个20世纪的（中国）反帝反殖斗争史，民族主义在引领这些斗争的理念中几乎都占有核心地位。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是在民族危机的驱动下投身政治的。而尽管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掌权后打着浪漫的国际主义的旗号，但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也始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要目标（1995）。

追昔抚今，该如何理解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改革语境中的反西方情绪呢？它是旧有的仇外主义的延续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说中国的新民族主义具有挑衅性（尤其针对那些对中国采取不友好政策的国家），就并非夸大其辞。抑或，这是一股新的反西方浪潮？如果是，那么，这是因为中国想要像二战时的德国和日本那样，展示一下自己被现代化所滋养的日渐强壮的肌肉呢，还是因身陷现代化的窘境，日益浮现的各种“中国问题”迫使中国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应对策略呢？

尽管新时期的民族主义仍然以排外主义为主要特征，二者却再也无法等同。相较于毛泽东时代，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执政时期的民族主义，不仅是对变化中的国际环境的回应，更是对国家现代进程中渐显的诸多病症的内在反思。在新的民族主义者看来，20世纪80年代西化导向的现代化，导致了包括民族认同感下降、传统价值观衰落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信仰魅力下降的各种危机。如果继续沿着西化的方向，中国的现代化将毫无出路。要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中国的现代化就必须扎根于民族主义。然而，不同于传统的仇外主义，新的民族主义旨在建立一种新的民族认同，它强调20世纪80年代以后改革语境下的“中国性”以及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区别。

这种发端于民间的以反西化为主题的民族主义，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被理论家们贴上了“新左派”的标签，[11]另一种则以反西方文明为特征。“新左派”不满于有关中国改革的种种理论，认为这些理论深受西方经济改革论调的荼毒。而反西方文明一派则强调，民族主义为什么应该借助以及该如何借助儒家文明来抵御西潮的吞噬。

一、寻求新的民族认同：现代化还是“西化”

很难将西化认定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现代化的主要特征。事实上，“西化”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在寻求新的文化和民族认同的过程中建构出来的产物。毛泽东时代的激进主义瓦解了原有的文化和民族认同。这一认同缺失的危机在邓小平的改革时代转化为认同建构的危机。民族主义者们将新的危机归咎于20世纪80年代以西化为导向的现代化。将西化树立为对立面后，建构新的民族认同也就变得容易多了。

无疑，邓小平的改革意在缓和毛泽东的激进政策所引发的认同危机。促进经济发展为特征的改革将中国从毛泽东时代的泥淖中拉出来，点燃了新的希望。但双足还未洗净，中国很快又掉入新的泥淖，于是，人们便又质疑起邓小平的改革模式来。

毛泽东离世后，中国民众对国家是否正在经济上遭受重大磨难看法不一，但他们一致认为严重的认同危机正侵蚀人心。在中文著述中，这被称为“信仰危机”。这一危机波及社会各群体，在年轻人身上表现得尤为显著。媒体称经历危机的这代人为“省思的一代”“受创的一代”“被遗弃的一代”“迷失的一代”和“堕落的一代”。

20世纪70年代末，一场关于“人生意义”的大讨论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旗下的《中国青年》杂志上展开。讨论的起因，是源于1978年该杂志刊登的一封题为“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的读者来信。作者是青年女工潘晓。她相信每个人都是自私的，“在利害攸关的时刻，谁都是按照人的本能进行选择……任何人，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这封信甫一刊登，就在青年人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在短短25天中，《中国青年》编辑部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8603封读者来信。潘晓的困惑不无响应者，一位学生写道：

我们这代人，从小学一年级起，受到的教育是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如何如何好，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则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现在，一旦打开了我们的眼界，从电视中看到外国那豪华的城市建筑、现代化的设施及公园、文化中心等等，再比比我国，后者就显得落后了。这个弯怎么转得过来呢？（《人民日报》，1979年5月18日）

认同危机还影响了地方干部对中央的态度。尤其是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和山东等沿海省区，他们不再信任中央制定的国家发展目标及其达成这些目标的能力，转而要求中央进一步放权，以在更大程度上实现本地经济的自治。1979年4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表示（引自颜长江，1993）：“广东同志讨论来讨论去，觉得优势发挥不出来，我们的经济工作往哪里走，我们很苦恼！……我们想向中央要权！请求中央政策放宽，让我们多出口，我们也给中央多创汇！”

20世纪70年代末发生在中国的认同危机，源于民众对现有意识形态的信仰的瓦解和对国家发展目标缺乏信心。面对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局面，邓小平复出后的首要任务是安邦，之后才是强国。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以现代化为导向的改革卓有成效，国家经济迅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从一系列的增长值上可见一斑。根据《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的统计结果，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年均9%的高增长率。在1978—1991年间，粮食消费总量平均上升了20个百分点。1981年，平均每100户城市家庭才拥有不到一台彩色电视机；而10年后，这个均值则达到了70台。同样，1981年每100户城市家庭只有6台洗衣机，到了1991年则达到了80多台。

与此同时，西方的各色观念也乘着改革开放之风迅速涌入中国。事实上，国家决策者的经济改革政策就借鉴了西方经验。有学者指出：“在改革开放的最初阶段，西方社会的制度结构和价值观念，曾经对我们的社会发生过重要的影响。”（孙立平，1996）到了80年代中期，不少中国人对西方文化兴趣渐浓。1987年的一项全国调查显示，75%的普通中国人对西方思潮进入中国持宽容态度，而持相同态度的党员比例则占到了80%（闵琦，1989）。

但这些发展并未能改善国家—社会关系。相反，它为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带来了新的危机，这一点在知识界和年轻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另一方面，政治民主化的吁求也越来越强烈。最初，政治改革确实曾被提上国家的改革议程，但却又很快被放弃了。政治上任何实质性的改革措施都举步维艰，不少人将矛头指向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这种以责难为基调的认同危机持续到80年代末，终于迎来了打着“新权威主义”旗号的新一批民族主义者，民族主义已注定要成为新历史时期浓墨重彩的一笔。将民族主义推上中国话语舞台主场的是风云骤变的国内和国际环境，这两方面的变化又牵引着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改变。这些变化影响了中国人对国家发展和世界局势的认知，主要表现在四方面：

首先，冷战后，民族主义在苏联和东欧取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孙立平看来，东欧剧变对于民族主义思潮在中国形成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它使知识分子认识到，在传统意识形态衰落、社会矛盾和危机加重的情况下，政治解体和社会解体，恐怕是一种比停滞和保守更为严重的危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人开始倡导民族主义（1996a：17）。[12]

第二，随着中国渐渐融入国际体系，中国知识界开始熟悉西方制定的国际规则，关于大洋彼岸的信息也变得唾手可得，这使得他们有条件重新认识和反思西方文化。在改革的最初阶段，西方被视为可以效仿的榜样。但随着中国日渐强大，西方的善意也渐行渐远。西方守成大国唯恐中国崛起，而西方的影响也并不全是正面的，在与西方文化的拉锯战中，中华传统文化受到严重侵蚀。

国人对西方文化和观念的反思是新民族主义兴起的诱因。在改革开放初期，西方被视作舒适的物质生活、合理的制度建构、创新精神和先进科技的代名词。但在与西方共舞的同时，中国人越来越意识到完美的西方只是想象中的乌托邦，西方神话很快破灭。西方的各种行径也对中国的国家利益不利，尤其是当其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设置高门槛时，西方守成大国对中国崛起的抵触心理更是彰显无遗。

第三，虽然中国正渐渐融入国际体系，但却又不愿意全盘接受现有的国际规范和准则。这使得中国备受各方压力。民族主义成为中国抵制这些外来压力的精神支柱。如一位学者所言：

外交上，（中国）虽放弃意识形态标准而尽量务实，但又不可能与西方国家采取共同的价值准则。这反而导致中国需要单方面承受外部意识形态的压力。……在这特定的历史情势中，民族主义被推举为“候选人”（陈少明，1996）。

第四，随着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在国家经济实力增长的同时，原有的意识形态和空泛的政治口号，也在变迁的生活面前失去现实意义。因此政府需要新的对民众有感召力的精神工具，来驾驭转型时期复杂多变的中国社会。民族主义成了这样的精神工具。

在新民族主义者看来，中国的现代化与西化并无太大差别。正是西化引发了民族和文化的认同危机。为了扭转危机，民族主义者将抵制西化视为己任。但抵制西化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须被放缓，而是要认清复兴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才是重中之重。民族和文化认同是中国这一民族国家的建基所在，任何对其构成威胁的改革方案都是不可取的。要在复兴旧有认同的基础上建立新的认同，改革就不能以西化为导向，而应是“中国化”的。换句话说，现代化应与西化撇清关系，而与“中国性”建立紧密联系。这种对“中国性”的强调将“新左派”与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教条的“旧左派”区别开来。

如何使国家变得富强，是困扰中国现代民族主义者最主要的难题。当西方思潮随着洋枪大炮与现代化同时来到中国时，他们在西化与现代化两者间进退维谷。在激进的改革家看来，过于强调中国性和固守传统只会使国家故步自封。只有以更为开放的态度借鉴西方的普适价值观，顺其势借其力来改造中国，才有望使中国尽快重新参与到世界的角逐场。相反，保守主义者不赞成西化，他们深信，传统价值观才是开启尘封已久的民族自信心的密钥。

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改革时代，知识界和政治精英们依然围绕着国家富强的途径形成不同阵营。当时的激进改革派提倡依循西方的经济和政治模式来进行改革，而保守派和左派则坚持传统价值体系，甚至提出以毛泽东的意识形态为旨归。很难将“新左派”归于这两大阵营的任何一方。不同于“旧左派”，“新左派”并不排斥改革开放政策。但他们反对任何政治上和经济上激进的改革措施。也与“旧左派”党的利益至上的立场不同，“新左派”强调国家利益高于党，党应改革自身以适应中国的现代化。“新左派”最为关心的是如何使现代化和保存独有的民族认同及文化认同这两方面并行不悖。

二、反对制度拜物教

如前所述，20世纪80年代不少知识分子提倡以市场经济体制来取代计划经济体制，以民主制来取代威权政治。当时，国家领导人虽对是否应大胆引入西方的民主制仍持保留态度，但他们确实愿意在政治上适当放松。邓小平就曾强调政治改革于经济发展的必要性。经济改革则在国家调控之外，加入市场调控，促进经济发展和运行。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东欧剧变之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已开始对“西化”导向的改革策略进行了反思。20世纪80年代末风靡一时的新权威主义及关于它的论争，正是这一反思的直接产物。之后，东欧剧变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更加确信：“西化”导向的改革很可能使经济和政治走向秩序的反面。为了避免欧洲的失序和混乱在中国重演，“新左派”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登上了话语舞台，它反对任何形式的激进改革，为以集权政权来引领中国发展的合理性正名。

反制度主义，或曰新保守主义，是“新左派”的重要一支。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派主张以西方制度来取代中国旧有的体制。反制度主义者则认为此法不可取，外来的制度无法在中国生根，如果一味以建立西方制度作为实现现代化的指标，政治和经济灾难就会接踵而至。改革仅仅意味着改变和革新现行的制度，并不是非要以相异的外来制度取代之。“新左派”的代表人物萧功秦指出，中国的现代化不应以西式的民主制和自由市场经济为目标。在西方，民主与自由市场机制得以良性运作，皆因社会内部存在着若干社会、经济、文化因子作为支撑条件。当人们为了在中国取得上述效能而孤立地搬入某一西方制度时，由于中国社会缺乏相应的社会条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因为任何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这一母体所滋养的力量都与其具有先天的亲缘性，所以中国的政治精英将目光投向西方制度，以期寻找外来变革力量也就顺理成章。但西方模式亦是在西方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土壤中孕育而生的，激进改革派忽视了这一点，他们将西方模式移植到中国土壤的构想便也将很快幻灭。当新旧制度的连续性被抽离，民族认同的危机就在它们之间的裂缝中浮现了。

“新左派”将中国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所遭遇的挫折归咎于西方制度至上论者。他们的激进改革政策和政策建言——如80年代末的以价格闯关促经济改革，又如自由经济派所主张的曾施行于东欧的“休克疗法”，再如不少知识分子和主要改革派当权者一再强调的以西式民主制度为自由市场经济建基——致使国家政治失序。

东欧剧变及相应的经济失序，促使人们重审集权制的意义。政权这一顶梁柱一旦崩裂，民族国家便“呼啦啦如大厦倾”，更勿论架构于其内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因此，盛行于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齐步走的倡议，并不为“新左派”所称道。在他们看来，能为中国的自由市场经济保驾护航的并非自由民主制，而应是中央集权制。只有这样的强势政权方可有力地支撑起国家这一大厦以容纳改革，也才有能力应对经济现代化将带来的任何不可期的结果。

萧功秦在他的文章中谈到威权政治于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性：

现代化发展不得不求助于强大的国家力量：通过强人政治的有效统治，来维持整个社会发展的秩序与安定，为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以及为中产阶级的发育、壮大，创造一个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萧功秦、朱伟，1989）。

在西方，自由市场机制或称“看不见的手”是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独立发展成型的。但在中国，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在打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过程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如此看来，中国的政治改革应旨在建立一个新权威主义的而非西式民主的政权。萧功秦在文章中进一步指出，新权威主义往往借助传统的价值体系作为凝聚社会精神的支撑点。而传统的价值体系具有强烈的专制导向，它暗示着权力的集中和个人崇拜，这很可能使新权威主义的治国者推行强权政治，追求权力的个人化而又缺乏有效的监督，由此而产生的便是权力的滥用和政治的腐败。从这一点来看，新权威主义可能成为民主化的重要障碍。但作为一种政治理论的新权威主义，对中国现代化模式的选择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启迪作用。这是因为：首先，新权威主义的治国者并不排斥现代化。由于其威权的合法性来源于民族主义及现代化，新权威主义“高度强调经济发展、普及教育等目标，以获得最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其次，新权威主义凭借庞大但有效的国家体制和强有力的军事力量，来实行自上而下的统治。最后，新权威主义对西方的资本和先进的技术、文化采取开放的政策，希望借此来推动本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萧功秦、朱伟，1989）。萧功秦的这些观点在中国知识界获得了广泛认同。

三、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本土化”

“新左派”的另一分支试图将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本土化。他们强调，必须同时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建立起中国改革的新模式。时值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者还未就经济改革形成清晰的思路，他们愿意倾听西方经济学家和来自国际经济组织的看法。1980年和1988年，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两次访华，在中国的知识界和改革派政要中反响热烈。

但随着以西化为中国经济改革走向定性的提法付诸东流，中国的改革在“新左派”眼里已然胜利在望，因为它成功抵御住了西方的影响。但“新左派”马上又面临着建构本土经济理论的任务，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手持有力的理论武器继续与西化相对抗。

激进的改革措施如“休克疗法”和“大爆炸”直接引发了东欧的政治经济大混乱，在“新左派”看来，这全应归咎于这些国家的当政者试图以西方新古典经济原则来指导本国的经济改革。事实证明，西方模式一旦被移植他方就很容易水土不服。中国的经济改革不照搬任何模式，也无法用西方的经济范式来加以阐释。如崔之元所言：

旧范式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此范式的核心观念是“矫正价格”（“getting the prices right”）和“矫正所有制”（“getting property rights right”）。东欧改革的设计者是这一范式真诚的信徒：一系列被广泛称为“震荡疗法”（“shock therapy”）或“大爆炸”（“big bang”）的急速价格开放和私有化计划，是新古典主义范式自然的政策归趋。但与此强烈对比的，是中国并没有实行“一步到位”的价格开放……因此，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看来，中国的改革似乎是走上了歪路（崔之元，1995）。

那么究竟该如何解释中国的改革成就？“新左派”认为，不可将中国的实践经验削足适履，硬塞入西方的社会理论框架内，而应为其特制本土理论。“新左派”的领军人物甘阳指出：

今日所说的社会科学，即西方社会科学乃是在西方本身“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形成的，它不仅体现了西方人对西方这一社会变迁过程的自我理解，同时也是这一变迁过程中各种复杂社会政治因素的作用结果（甘阳，1994）。

“新左派”呼吁中国改革理论的本土化。然而，他们所提出的种种理论还远未形成完备的体系。

四、“赶超”还是“比较优势”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曾一度被世界经济体系所孤立，改革开放后的领导人意识到这种孤立状态是新中国成立后经济迟迟不见起色的主要原因。他们相信，中国想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融入世界经济。改革开放政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

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经济日渐融入世界体系。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的经济学家开始为国家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实践提供理论依托，并为深化中国参与世界经济寻求更多可能路径，其中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有国际大循环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国际分工理论、海外投资理论等。这些理论有着共同的要义，即只有充分融入世界经济，中国才能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与他国在国际市场上一决雌雄。

1989年后中国经济改革的势头一度放缓。1992年，邓小平高调视察南方，意在发起新一轮改革。视察南方后，中国的对外经贸飞速发展，知识界就这一新经济现象展开讨论。众说纷纭中，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林毅夫及其合作者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a，1994b，1995，1996）。他们指出，毛泽东时代的赶超战略使中国的经济发展严重受阻。这一战略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系为依托，各级政府介入经济活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绩效差，福利分配难以遵循理性经济法则，还常常引发通货膨胀。这使得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中央和地方收入也捉襟见肘。反之，邓小平时代的比较优势战略则大大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国内，经济放权赋予地方政府和个人更多自主权，使他们得以放开胆量搞活地方经济。在国际上，开放政策使中国能够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

既如此，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何依然困难重重？在林毅夫看来，这皆因战略的转换不够彻底，经济政策依旧带有昔日赶超战略的余迹。唯有大刀阔斧深化改革，为自由市场的良好运作提供配套机制，才能将比较优势战略贯彻到底。

比较优势战略很快招致“新左派”和其他反西化学派的反对声浪，他们的反对理由主要有三点：

第一，比较优势战略要使中国经济紧跟世界经济发展的风向标，虽然中国可因此而在经济上获益，它的政治独立性和国家安全却将受到挑战。“新左派”的干将石中认为，比较优势战略的逻辑被推向极端后，就存在这样的危险：“这将使中国把自己的命运交在他人手中，允许自己的经济前途、国家安全取决于别国的战略利益。”（1995：11）将中国经济整合入国际体系将会给国家的发展和安全带来隐患。石中继而指出：

国家安全并不仅仅是一个军事概念，而是一个经济概念……现代的产业技术恰恰可以做这样的分类：一类产业技术是可以控制他人，使他人依赖于自己的；而另一类产业技术却恰恰相反，它可以使一国依赖于他国，受他国控制（石中，1995）。

中国的近现代史告诉我们，依赖最终会导致国家主权的沦丧。鸦片战争前，中国经济在许多方面依然遥遥领先于西方，但工业尤其是军工技术在西方的蓬勃发展给了中国致命一击。中国的政治精英因此意识到赶超的迫切性，只有实行赶超战略，才能让中国这一后进国免受他国欺辱。

毛泽东的赶超战略引发并遗留下各种经济问题，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也正是这一战略使中国得以建立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不受他国挟制。尽管中国经济自1978年以来取得了傲人成绩，但在许多核心产业技术上仍旧远远落后于西方先进工业国，故此，石中提醒道：

中国如果不搞赶超战略，就很可能被新的技术革命再次甩到后面，这次很可能比十九世纪更惨……因此，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仍应是中国的长远目标（石中，1995）。

鉴于相对落后的中国经济无法与西方跨国资本相抗衡，比较优势战略无法保护民族产业免受激烈的国际竞争的冲击。民族产业被视为中国的脊梁骨，将支撑起中国的大国地位。而比较优势战略却为海外资本打开大门，它们潮涌而入，对民族产业不宣而战。跨国资本抢滩登陆中国，在不少国人看来，其来势汹汹意在挤垮民族产业，以达到永久占有中国市场的目的。

比较优势战略要求中国遵循由西方所定义的国际秩序，而这往往与中国自己的国家利益相冲突。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何新建言，当政者应学习毛泽东的国际战略，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在国际社会中大胆推行对本国最为行之有效的准则。

此外，中国能否发挥比较优势，还取决于特定历史时期的国际环境。“新左派”们曾预言，随着苏联的解体，中国的国际环境甚至会变得更糟。中国无法利用比较优势与西方先进国家竞争。事实上，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已经感受到中国的比较优势所带来的“威胁”，这正是他们对中国施加技术禁运和贸易制裁的原因。

第二，“新左派”反对中国实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认为该模式会使中国经济失去独立性。在毛泽东时期，中国奉行以进口替代为主搞外贸的经济发展模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对外开放成为基本国策，中国的经济发展开始转向出口导向型模式。如上所述，改革派领导人视出口导向型模式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命脉。这一模式在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后再次备受瞩目，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强调要学习东亚模式，深化中国的经济改革。但“新左派”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作为一种依赖型发展模式，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会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刘力群所言：“出口导向经济模式的最大缺点，是受国际环境影响太大。对欧美市场需求的依赖性极大，只要国际市场发生小变化，就会造成本国经济大波动。”（刘力群，1994：44）这种情况在东亚其他国家中屡见不鲜。在国际经济中，关税、配额、信贷、投资、汇率等国际经贸条件实际上是由西方发达国家控制的，而出口导向小国只能对它们唯命是从。一旦这些小国的发展触及发达大国的利益，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制裁（刘力群，1994：44）。

据“新左派”的预见，虽然在过去十年间中国从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中短期获益，但以长远计，中国继续依赖这一模式的前景不容乐观。如果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改革不统一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上来，不在经济上与西方国家同集团，西方就不会允许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发展。刘力群认为（1995：445），迄今为止出口导向模式在东亚的成功有赖于三项外部条件：冷战中的政治军事同盟是单向优惠的基本条件，经济贸易同集团是产业、技术升级的必要条件，社会经济同体制是既依附又竞争的自由贸易的一般条件。很显然，如果中国继续奉行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就会受制于西方发达国家。

再者，即便中国继续属意于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这一模式在中国也将难以为继。原因之一在于，促成此模式在东亚其他国家生效的上述三项历史条件已不复存在。其二，西方并不乐见中国崛起。早前，西方有意将中国纳入世界经济体系，但随着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对西方的经济，甚至军事和政治构成挑战，西方既得利益者开始将日益强大的中国视为洪水猛兽，对其采取坚决遏制的态度。

综上来看，走出口导向型经济之路不符合我国利益。一旦中国经济在更深层次上融入国际体系，西方将在他们所定义的规则中找到更多遏制中国的选项和突破口。因此，有必要重新思考中国的发展战略。即使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可以满足眼前的利益需求，但“从我国长远利益看，还是独立比依附好”。

第三，比较优势论者言称，废除计划经济体制，以市场取而代之可以深化中国的经济改革。“新左派”对此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要想取得经济改革的更大成功，反而应当加强政府的经济规划职能。但这并不意味着回到旧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相反，“新左派”倡议一种全新的计划经济模式。

比较优势论者和“新左派”对计划经济所持观点的相左，体现在他们对东亚经济奇迹的不同解读上。前者将之归因于比较优势发展模式，后者则认为政府的“计划理性”造就了这些国家的成功。“新左派”进一步指出，回观中国，也不乏计划理性的实践，毛泽东时代的赶超战略正是这类实践的典型体现。从经济绩效来看，即使在“文革”时期，中国的表现也并不差。旧的计划体系拒斥市场经济，政府应通过主动计划引入市场体系。只有当纲领性的经济发展计划与市场规律发生耦合效应，政府根据市场规律指导经济，中国才能避免俄国那样的因一味强调“市场理性”而产生的经济混乱。

五、新集体主义的理论抱负是什么？

“新左派”有两大理论抱负：其一，证伪西方模式在中国的可行性；其二，为中国的改革和经济增长提供本土的理论依托。包括比较优势论者在内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将中国已取得的成绩归功于以西化为导向的改革，并认为，经济增长能否持续，取决于中国是否能真正建立起自由市场机制、实现私有化。“新左派”则坚持，是毛泽东时代的制度为其后中国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此外，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将关注点投注在经济发展本身，“新左派”则更关心经济发展对社会公平、政治稳定及民族团结的影响。

毛泽东强调平均主义。在他看来，社会公平比经济效率更为重要。邓小平的改革则改变了这一逻辑。他提出“让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以充分调动个人和地方的积极性。他相信，劳动者的主动性才是让经济充满活力的秘方。这项政策无疑以牺牲分配的平均性为代价，它使各地区和各社会群体间的贫富差距日益拉大。“新左派”忧心于此种状况继续发展最终会使苏联的悲剧在中国重演。他们指出，苏联的领导人误入了“制度拜物主义”的歧途，抛弃共产主义传统，转而奉行西方的经济原则，最终自食恶果。为了避免步苏联之后尘，也为了给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中国必须重拾毛泽东时代的传统，妥善运用毛泽东的理论遗产。

“新左派”指出，毛泽东的理论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于它的集体主义。这一点在农村发展上尤为明显。在邓小平时代，农村经济增长势头强劲，但农村的发展最早可以追溯到毛泽东时期。中国的许多地方尤其是沿海省份，早在毛泽东时期，甚至是“文革”时，就已打下了经济发展的基础。即使是到了邓小平时代，毛泽东的集体主义依然是这些地区经济的实践框架。换句话说，邓小平的改革只是提供了一个政治条件，使得毛泽东的集体主义能够对农村的经济增长发生效力。邓小平的改革并没有为以私有化为基础的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农村寻得市场。即使改革已推行了十年有余，私有化依然不是主流。集体而非个人才是经济活动的主角。“新左派”将这一中国社会所独有的社会经济组织方式称为新集体主义。在他们看来，正是新集体主义促成了农村经济的高速增长。

“新左派”并不认同简单否定毛泽东所倡导的意识形态。对许多地区的地方官而言，毛泽东主义依然是他们投身于地方发展、为乡民谋福利的“精神”指引。尤其在农村，毛泽东主义在缩小农民间的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稳定上起了重要作用。为了深化农村改革，必须继承而非摒弃毛泽东的集体主义，并根据实践的需要对这一遗产做相应的改良和发展。[13]

“新左派”还提出，中国如果想要深化工业改革，发展国有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就不应盲随任何西方模式。制度拜物教（西化）最终使得东欧的社会主义走向破产。中国若要避免这样的悲剧，就不应该以西方理论来指导自己的改革实践。私有化、私有产权这些资本主义手段是西方文明这一土壤的产物，不可盲目移植到中国。无论是“矫正价格”，还是“矫正所有制”，都无法在中国实现经济的强劲增长和社会的稳定。拥有一套自己的理论来指导自己的发展才是题中要义。在过去，不少领导人在做经济决策时惯用西方思维，没有善加继承毛泽东的理论遗产。但在崔之元看来，毛泽东时期的大民主实践为现代企业的生产提供了或许不是唯一的，但至少是其中之一的最有效的管理模式。他尤其赞赏“鞍钢宪法”，认为以此为例的毛泽东的生产管理模式堪比西方的后福特主义。

六、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

“新左派”也呼吁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但他们提出民主化不等同于西化，西方民主所强调的言论自由、政治参与权和多党制并不是民主的唯一要义。他们在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中发现了重要的民主元素，并认为若能对这些元素善加发展，将使它们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展现出新的生命力。

崔之元提出，民主包含整合和议事两个方面。前者强调民主的形式，指将不同人的既有取向聚集起来，而这一般是通过选举过程中的投票来完成的；后者强调民主的实质，指将既有取向通过公共讨论转化为政策。在中国，“整合”远比“议事”受到研究民主的学者的关注。中国议事民主理论的雏形可以追溯到毛泽东时代，它强调非集中化的协调，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打下了基础。这是因为，经济和政治的非集中化鼓励地方组织和个人参与到国家发展中来，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地方积极性。这从如雨后春笋般一批批涌现的乡镇企业可见一斑。作为一个突出的例子，经济的议事民主在“鞍钢宪法”中得到了充分体现。“鞍钢宪法”所提供的制度框架，保障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有权发言。议事民主也调动了地方各级政府的积极性，使它们在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在“新左派”看来，中国经济体制的指导思想应是议事民主或经济民主，而更能促进经济民主发展的恰恰是毛泽东的理论遗产而非东欧的私有化浪潮。

在政治上，“新左派”提议从毛泽东的理论，特别是他的“大民主”理论之得失中寻找借鉴意义。他们认为，毛泽东所倡导的“大民主”并非政治斗争，而是一次“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大实践，意在克服西方主流现代性的内在矛盾（规律vs.解放）。毛泽东的“大民主”社会实验是要使全民参与到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中来，但由于种种原因，“大民主”在实践中被扭曲了。“新左派”因此呼吁以“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建立起毛泽东所孜孜以求而未得的“开放性制度”。若能实现这一构想，那么中国就真的以自身的实践对西方主流现代性进行了重构，建立起中国自己的民主，从而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结论

“新左派”的理论虽然以反对中国西化为特征，实则是对国家认同危机的反应。这使得它所体现的新民族主义更为错综复杂。“新左派”的反西化运动与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排外运动有着本质区别。这些排外运动发生在国家危亡的背景下，由政治精英自上而下发起，意在抵御外虏的武力和思想侵略。“新左派”则正视西潮涌入中国的必然性。他们所指摘的并非中国融入世界这一历史所趋，而是中国的发展刻意照着西方模式亦步亦趋。

为了避免西化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主导话语，“新左派”致力于构建扎根于本土实践经验的中国话语。传统的排外主义由外强侵略这一外因所引致，“新左派”的理论则是对中国国内的新发展这一内因的反应。随着中国羽翼渐丰，是时候该在众声喧哗的西方话语中发出中国自己的声音了。如此，中国的国家认同和对外影响力都可得到加强。

大多数人关注改革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新左派”则看到改革与国家认同间的因果联系。他们将西化导向的改革视为国家和民族认同衰微的主要原因。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传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中国新时期的发展渐渐失去解释力。于是不少人转而将目光投向自由市场和民主等发源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但这显然不被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所看好。在中国共产党的强烈反对下，想用西方意识形态来填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留下的理论空缺自然困难重重。如何建构能同时被政府和民众所接受的新的主义？“新左派”认为这一新意识形态必须以反西化和植根于中国的本土经验为特征，并旨在加强民族凝聚力和国家认同。

邓小平曾倡议人民的“思想”大解放，并提出对于能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应不问出处。面对新的改革实践，“新左派”提议展开新一轮的“思想”大解放。这次解放须强调改革的“中国性”，以避免苏联西化后的厄运。现存的西方理论关注自由市场、非政府介入、私有化和自由贸易，无法为充满活力的中国经济现状提供合理解释。也难以指引中国未来的改革和现代化进程。自由市场经济可以帮助我们强化对传统计划经济的认识，却不能有效地指导中国的改革。当实践无法为理论框架所容纳，也正是到了对常规理论提出挑战并进行革命性的重新思考的时候。为了更贴切地解释中国改革的成败，有必要构建立足于中国改革的复杂现实的新的理论。无疑，“新左派”意在从理论入手，对中国改革的实际进程产生影响。

“新左派”的关注领域涉及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发展进程中所遇到的最主要问题。它的反西化和寻求民族主义的理论路线为其在执政党尤其是老一辈理论家中寻得市场。而它对改革所产生的分配不均、腐败、拜金主义等大量负面结果的反思也使其在社会各群体中引起广泛共鸣。但“新左派”终究难成气候。二十年的经济改革造就了新的中产阶层，在很大程度上重组了社会结构，也使资本主义对中国经济发展思路的深刻影响成为不容回避的既定事实——这些都奠定了自由主义在中国政治和经济上的主导地位。“新左派”无力与自由主义在当前的理论战场角逐，也很难争夺到对中国未来发展走向的定义权。

第四章　文明的冲突？儒家文明vs.基督教文明

一、现代中国的民族认同和民族主义

几个世纪前，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建立科西嘉岛宪法时，指出了文化主义对于国家存亡的重要意义。他说：“我们已尽了最大努力来平整未来国家的基座：现在该在这一基座上勾勒大厦的雏形了。先要找到民族特性来为这一国家大厦定义风格；假使寻而未果，我们也定要创造一个。”在卢梭看来，一个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只有同时是文化和精神的共同体，才能经受住各种考验，这样的国家即便暂时落入外族统治，也有希望存活下来。同样，德国思想家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也指出，文化民族主义的形成是德国崛起为强大的民族国家的先决条件。若无有力的文化支持，德国将无处可往。受到赫德的启发，以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克·李斯特（Friedrich List）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学派，在各民族间“不平等交换”或“非均衡发展”的语境下理解民族主义。他们提出，通过发掘民族的独有个性来构建和强化民族主义。

那么该如何塑造文化民族主义呢？这也是几代中国民族主义者所苦思冥想的问题。早在西学东渐的初始，中国的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就意识到，可以以民族差异为平台，来搭建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从更广义的角度理解，民族差异即是文明差异。中国传统的文化主义孕育了民族主义，而民族因素对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建构起了核心作用。西潮的涌入催生了现代中国民族主义，后者作为对前者的反应，宿命般地肩负起了保全中华文明的使命。

前面提及，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强调如何保全和延续中华文明，如何使饱受强虏欺凌的中华民族免遭灭族之灾。按照这一思路，建构中国民族主义可以从两种区分入手，即国家内部的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区分，以及中华民族作为整体与境外异族的区分。凝聚汉人便可以凝聚中华民族，而要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应将民族主义建立在中华传统文化和文明的基础上。

孙中山认为，只有建立起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才能真正实现满族、蒙古族、回族和藏族间的民族和谐，也才能将所有民族凝聚成中华民族这一整体。满族统治下的清王朝频受西人欺凌，也使得中国各民族人心涣散，将其推翻是历史所向。但孙中山也指出，推翻清廷并不是民族主义的“正向”目标，但只有先将这一“逆向”彻底铲除，才有可能实现拯救中华民族这一“正向”目标。

此外，孙中山也强调中华民族与他族的区别：

人类的分别，第一级是人种，有白色、黑色、红色、黄色、棕色五种之分。更由种细分，便有许多族。像亚洲的民族，著名的有蒙古族、巫来族、日本族、满族、汉族。中国人黄色的原因，是由于根源黄色血统而成。祖先是什么血统，便永远遗传成一族的人民，所以血统的力量是很大的（1927）。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成为国民党的教义，并在发动民众抵御列强和统一中国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无疑，共产党也有效运用了民族主义来实现建立其理想中民族国家的目标。民族主义曾帮助共产党发动群众反抗日本侵略者，也为其赢得民心而最终从国民党手中夺得执政权。在国内民族问题上，新中国成立不久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国家内部各民族的民族主义因此而被弱化。同时，党又用“爱国主义”来取代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以此突出民族和国家的同一性，实现国家统一和境内各民族团结。

二、儒家民族主义？

前面提及了两种区分，即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区分及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区分。需要指出的是，新民族主义是在后者的语境下产生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境内的族群民族主义可以被忽视。

王赓武指出，民族主义虽然可以激发民众热情，却也可能引致一国内部各族群间的相互猜忌、恐惧和敌意。因此，若国家建构不能合理展开，身份认同达不成共识，尤其是当各族还未融合成整体，却被硬生生地圈囿在国境内，它们势必努力挣脱这种捆绑（1995：48）。

为执政党在新时期寻找新的执政基础是中国知识精英的重要任务。在新民族主义者看来，党需要新的合法性基础来巩固执政权，而这又是国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前提。由于党的传统意识形态式微，尤其是知识界不再唯共产主义马首是瞻，国家认同危机一触即发。在社会层面，人们在经济大潮中迷失了方向，成为金钱的奴隶。钱袋子的确鼓起来了，信仰却有些空荡荡的。

新民族主义者认为这一信仰缺失使国家裹足不前，通过再造“主义”来填补精神真空已经刻不容缓。康晓光指出，当前最大的问题是精神疲软。十几亿人口没有一个主义，大家跟着感觉走，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苏联如此庞大的一个帝国，几天之内就分崩离析了，最重要的原因是意识形态衰败了、没落了。它的思想、它的价值、它的主义不能再为它的政权赋予号令天下的合法性。根据这种前车之鉴，能否再造主义亦是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大国存亡的关键。

那么，究竟该再造何种“主义”？一些人提出它应是民主和自由主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则坚信它是蕴藉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民族主义。这是因为，民族主义作为一个民族个体间情感的有力维系，是最具实效性的意识形态。一个民族辉煌的历史和文化、祖先的勇气和智慧可以激发出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为其领袖的政治权威提供合法性。通过诉诸民族主义，政治领袖得以有效地带领民众度过各种危境。按萧功秦的话来讲：

唯有民族主义才能对人们产生一种最直接、最自愿、诉诸人的亲缘本能的感召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只要人类还存在着各个不同的民族，相对于其他意识形态的实效性而言，民族主义可以说是一种实效性最为长远的意识形态。从国家政治层面上来看，民族主义的情感与理念是一种极为珍贵的、“天然”的政治资源。（萧功秦，1994）

该如何创造新的民族主义？毋庸置疑，它不是也不该是对传统儒学或近现代史上民族主义的简单回归。萧功秦指出，传统儒学、党的社会主义传统、爱国主义、反帝革命传统、中国的国际环境等因素的糅合及对它们的创造性解读，为新民族主义的萌生提供了丰厚土壤（萧功秦，1993）。

新民族主义应以儒学为基的观点受到学者们的认同，但不可犯拿来主义，而应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儒家教义进行重新阐释。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干将梁启超曾指出，儒学所推行的理念，在诸多方面不相容于现代民族主义，故应对前者先行改造和转化，方可为后者所用。萧功秦将中国近代自卫型民族主义分为两种类型：以儒教卫道派为代表的“儒家原教旨”的民族主义和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务实的民族主义。前者具有保守性、非理性和排外性的特征。面对西方列强的威逼和侵凌，一味要求排外以避害，回归传统以保全国家。相反，后者则提出，引进和效仿西方先进制度才是摆脱外来威胁的必由之路，今天的中国需要的是这种务实的民族主义。

在传统中国，儒学一直是主流文化形式。在当前的现代化语境下，中国能否在经济高增长和政治稳定间找到平衡，取决于能否对儒学进行传承和创造性地运用。萧功秦强调：

由于主流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政治精英、知识精英与民众文化认同的基础，当一个民族的主流文化价值成为这个国家的中心象征的组成部分时，它就对于这个民族的凝聚力和民族共识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萧功秦，1994）。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共同应对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挑战，儒学正是这一集体经验的思想结晶，这一属性使它成为民族的有效黏合剂。

照此理解，中国的民族主义等同于卢梭所说的“民族特性”。事实上，现代中国的改革家严复也曾注意到“国性”对国家存亡的重要性。各国国性大相迥异，但都反映了国家的独有文化和价值观。民族性绝非一蹴而就，通常需要数千年的积累和沉淀。只要民族性尚存，哪怕被外族所征服，该民族也不会覆亡。严复指出，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将五湖四海的华夏子孙凝聚到一起，形成了今天的中国，这首先要归功于儒家学说的教化。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演变，儒家经典已成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文化之源。而它又历久弥新，在西学东渐和社会大重整的革新时代，儒学依然是稳定民心、将他们凝聚在一起以抵御洋枪利炮的强大力量。[14]

萧功秦看到儒家的制度和文化遗产于新民族主义的意义。他提出，中国的现代化，可以启用以儒家主流文化为基础的民族主义，作为社会凝聚与整合的新的资源，这基于两大原因：首先，儒学已不具有“抗现代性”的特质。儒学在近代之所以成为排拒西方近代文明的基本支点，并起到抵制中国现代化变革的消极作用，乃是由于儒学与传统封建专制政治相结合，从而形成官学化的意识形态。如今，这种制度基础已经瓦解殆尽。其次，儒学的道德自主性和“为万世开太平”的社会使命感，使其能够实现现代民族主义的凝聚功能。在人们可以作为权利义务主体而享有多元选择机会的时代，它有可能成为真正的依托点。

儒家民族主义植根于当今中国的国内发展情况和所处的国际环境，同时又为这两者所需。首先，在社会层面，人们的价值观变得更为实际。现代化和经济高增长改变着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也使民众意识到国家利益与个体利益休戚相关，而国家利益正是现代民族主义的核心内容。其次，旧的官方意识形态无法再凝聚人心，它的衣钵需要新的主义来承接以将民众团结在政权周围。民族主义恰恰可以胜任这一角色。最后，中国的国际环境日趋恶化。西方将日新月异的中国视为潜在的竞争对手，意欲对其进行围堵。这必然挑起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外来势力最猖獗的时期往往也是民族主义呼声最高涨的时候，外来威胁使共有同一文化、宗教、习俗和历史的个体醒悟到——他们的命运被捆绑在一起。

此外，历史记忆也可以激活民族主义。在萧功秦看来，虽然中国在当今时代并不存在某一具体的、对中国人的生存条件构成直接威胁的外部敌人，但近百年来的历史遭遇、深重的屈辱与挫折，使中国人有一种积淀于心理深层的情结，一种被人们称为“强国梦”的情结。

启用儒学作为新民族主义的要义，还需要重新审视它被文化激进派和党的爱国主义意识形态所诟病的历史。不少知识分子指出，儒学于民族主义的价值之所以迟迟不被发现和认可，很大程度上在于现代激进主义对文化民族主义具有抵触性。1919年，中国的激进派知识精英发起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其主旨之一就是“反孔教”。他们认定儒学是阻碍国家进步的陈腐思想，拒绝以它为核心来定义中国文化。五四传统影响了中国几代政治家和知识精英。他们奉行反传统主义，这一主义运用到中国，就是要坚决抵制儒家主流文化，为实现国家富强扫清积尘腐叶。儒学的历史性退位意味着能凝聚中华民族的最重要精神资源流失了。

作为革命的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继承并推进了反传统主义理念。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都认为孔教是典型的“封建思想”，必须加以铲除。此外，在苏联的影响下，民族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被斥责成资产阶级思想，是新兴资本家用来反抗封建贵族统治的手段。民族国家也被认作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的历史性产物，必然随着国际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的到来而消亡。马克思主义者提出“工人阶级无祖国”。中国共产党信仰马列国际主义，在其所介入的国际冲突中，国际主义信仰有时与中国的国家利益相一致，如20世纪50年代的抗美援朝战争和60年代的抗美援越战争；但有时与中国的国家利益并不完全一致，于是国际主义对民族主义构成了挑战。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自20世纪50年代始，中国共产党启用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来凝聚民心。民族主义一直被党视为资本主义的产物，因而被排除在其意识形态之外。爱国主义顺理成章地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主梁，但新民族主义者质疑爱国主义上位的合理性。它由边缘文化杂糅而成，缺乏儒家正统价值观的支撑。萧功秦指出：

爱国主义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主要诉诸传统的边缘性文化因素作为自己的思想材料。例如，传统的下层劳动民众的智慧、反抗外族侵略者的勇敢精神、四大发明和其他一些古代科学技术成就等等（萧功秦，1994）。

无疑，建立在这些非主流文化因素上的爱国主义“并不能起到作为民族中心象征的作用”，它作为政治共同体内的社会成员凝聚力的力度是相当有限的。因此，如果要使爱国主义成为团结民心于政权周围的重要力量，就应为其改头换面、重建理论基础。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应成为新民族主义的重要元素。政界和知识界一致认同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国富强的必经之路。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的社会主义其实就是民族主义。此外，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来，作为最核心的官方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已经深入人民思想和实际生活的角角落落。从革命到改革，它对平稳承续政治秩序和执政党的权威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

从具体操作层面来看，社会主义也很容易被整合入新民族主义。党正是在社会主义的旗号下，将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推进到新的高度，它在经济上的作为已成为其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只要发展主义牵头国家走向，经济增长率就一直会是政权合法性的重要依靠。但萧功秦不看好发展挂帅主义，认为它：

对发展的方向、目标，对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以什么方式实现整合，对集体与个人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利义务，对稀缺资源的分配，对精神生活与理想的追求，均无法提供足够的制约与规定（萧功秦，1994）。

这样看来，新民族主义就应当以儒学为中心。为了使儒家思想与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相容相洽，两者都须重新阐释。儒家民族主义并不是对传统儒教的简单回归，它是兼容并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政府政绩等其他元素后的产物。但儒学对所有这些元素的整合作用却不可或缺，并与它们共同创建出一种新的、有效的民族主义。

三、文明的冲突？

一种盛行于20世纪80年代的普遍观点是：传统使中国裹足不前，对它的落后难辞其咎；西化才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唯一出路。到了90年代，情况开始发生逆转。知识界挖掘出传统文化和文明的新价值，如获至宝。西方的价值观和文化则受到了冷遇甚至攻击。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三：第一，新民族主义是对80年代慕洋风气的反击，对西方的盲目崇拜使一种身为中国人的自卑感在社会各界蔓延，不少人开始疏离中华文化。一位民族主义者将这种对西方文化的热望和对本土文化的遗弃称作“自我憎恨”。

第二，改革在20世纪90年代所取得的硕果也是新民族主义产生的重要原因。东欧政权的倒台宣告当地改革的破产，同时也使中国成为唯一一个既实现了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高增长，又能保持政权屹立不倒的社会主义国家。民族自卑感很快转变为民族自豪感，有不少人将传统文化视为中国成功的秘诀，对其青睐有加。

第三，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知识界对中华文明自豪感的觉醒。在这篇文章中，亨廷顿提供了一个分析多元文明世界秩序的新框架。此文受到广泛关注，知识界围绕着亨廷顿的观点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其间弥漫着一股浓浓的民族主义情绪。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使得相当一批知识分子感觉到，自己是文化上的西方的异己者。

具体来看，亨廷顿的文章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至少有三个层面。第一，亨廷顿认为儒家文明正成为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这一观点在不少人看来意味着西方已开始承认儒家文明与西方文明相平等的地位。第二，大批知识分子在“中国威胁论”“围堵中国”等反华理论的语境下理解“文明的冲突”，这使得他们将保卫儒家文明视作自己的使命。第三，亨廷顿提出，就民主、人权、自由经济等的发展而言，西方文明是迄今最主要的推动力。但中国的知识分子看到的却是一幅全然不同的图景，西方文明在发展和扩张的过程中常常走向它所标榜的理念的反面；相反，和平与和谐曾是儒家文明圈的重要特征。这一对比暗含着这样的结论，即儒家文明优于西方文明。这一中华文明优越论主要基于两大观点：（1）西方文明的扩张带来了国际冲突，（2）儒家文明有助于各国各民族和平相处。以下将对这两点展开具体论述。

1.西方文明和国际冲突

《什么是文明》和《经济学怎样挑战历史》两篇文章让中国社科院的经济学家盛洪在学术圈名声大噪。它们分别出现在《战略与管理》和《东方》上，两者在当时都是推介新民族主义的重要理论平台。显然，盛洪希望在理论上有所建树，他将着力点放在寻求两种联系上：西方文明扩张和国际冲突的联系、儒家文明的和谐理念与世界和平的联系。

什么是文明？盛洪提出文明应具有两个性质：其一，它认为合作比不合作要好；其二，它从多次博弈的结果来计算成本和收益。因此，文明是一种解决人们之间冲突的方式，而冲突的解决会给人们带来新增的福利。文明的本质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由于各文明形成于不同的时空，当两种不同的文明相遇时，对一文明实体有益的文明规范却很可能对另一文明实体有害，于是就有了冲突。文明越发达，就会越倾向于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冲突。如果认为可以用武力来消灭其他文明规范，这种做法本身已经是不文明的了。

现代西方文明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基础。社会达尔文主义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从自然界搬到了人类社会，很容易得出“存活下来的，或获胜的文明是优秀的文明”的结论。这一理论忽视了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即动物没有人的谈判能力，因而不能形成文明。

以这样的理论为基础，西方文明的扩张必然导致文明间的冲突。传统解释将西方近代以来的胜利视作市场竞争规则的胜利、自由贸易的胜利；而它在军事上的胜利则是先进文明战胜了落后文明。但盛洪从近代史解读出与传统解释迥然不同的解释。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在近代的兴起，与其说是依靠自由贸易，不如说是依靠坚船利炮。”这从中国近代史上的鸦片战争可见一斑。盛洪谈到，时至今日，西方主流文化还是将丑恶的鸦片战争描绘成“为自由贸易而战”的正义事业。但事实上，鸦片贸易起源于英国在中英贸易中的巨额逆差的背景下，它的直接目的是弥补贸易上的逆差。西方学者对这一事实讳莫如深，因为他们依然秉持西方文明以传播自由贸易理念为使命的信念。这一信仰传统延续至今，使得西方在国际事务上依然咄咄逼人。他们努力不懈，誓要将基督教的民主体制和人权理念输出强加到非基督教的文明社会，又对阿尔及利亚和前南斯拉夫地区的不同种族采取区别对待政策。这些在他国看来飞扬跋扈的对外行为，西方人却认为名正言顺。

即使在其文明内部，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基础的西方文明，也无法以和平方式解决各国间的矛盾。西方各国的关系本质是竞争而非合作，当竞争趋烈时，向文明外扩张的手段曾在一定时期内起到过平息文明内战争的作用，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盛洪指出：

欧洲近代以来的向外扩张是减少欧洲国家之间战争并使它们采取一致行动的重要因素，从殖民地、半殖民地中获得的利益又成为缓和各集团利益冲突的重要的物质补充。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瓜分完毕、扩张遇到极限，又使得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再度紧张，最终导致比扩张以前大得多的战争（盛洪，1995）。

更糟糕的是，西方文明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其他文明树立了坏典型。当西方文明的理念漂洋过海，散布到世界各个角落，国家交往的常态开始越来越多地呈现为战争和冲突，和平与和谐在“兵戎相见，胜者为王”的新的国际流行法则下渐行渐远。东亚的日本是受到西方理念之害的典型例子，它一方面是受害者，另一方面又是施害者，成为亚洲的祸端。由于它在二战中策动亚洲战场，亚洲国家不得不将大量人力物力投入战争和军事发展。之后，日本又学着不愿意承认鸦片战争罪行的英国，对其二战罪行遮遮掩掩，甚至试图歪曲历史，将罪行一笔抹杀。西方现在开始担忧核武器的威胁，但“尚武”之风的发源地正是西方。

就中国而言，其近代史就是一部西化史。为了实现现代化，中国努力适应西方所制定的游戏规则。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改变了自己，也正改变着世界。

在付出了骇人听闻的代价之后，中国终于当上了世界第三大核国家。中国人自己能制造核武器的意义是什么呢？首先，这说明，按照西方人的规则玩游戏，中国人也有能力玩好；第二，按武器先进者胜这一规则进行的游戏，发展到了更为危险的地步，因为世界核俱乐部多一名成员，就意味着多一部分资源不是用于和平目的；第三，从中、西方冲突的意义上说，中国作为一个掌握核武器的东方国家，可以在核博弈中与西方国家进行同一层次的互动。但拥有核武器这一事实，对中华文明的发展究竟是助益多还是危害多，目前还很难下定论。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再次向西方看齐，最明显的是引入市场经济体制和推行自由贸易。这两项政策很快促成了中国的经济奇迹，各界对这一现象有三种解读：第一，中国又一次向西方证明，自己完全有能力在西方的游戏规则下胜出；第二，中国正渐渐成为与西方争夺资源和市场的最强劲对手，它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关系也呈现紧张化趋势；第三，经济基础的日渐牢固必然促进中国军事实力的增长，世界势力格局将因此而改变。单从这三点来看，中国似乎已成为国际竞争的赢家，但与其说是中国赢了，不如说是西方文明赢了。所有这些都是中国或主动学习西方，或由西方强加其价值观和规则后的产物。西方现在又大力鼓吹各种反华理论，中国很快也会向西方学习并学会该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届时西方又将自食恶果。国际冲突是西方文明扩张的必然结果，为了解决这些冲突，是时候改变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了。

2.儒家文明与世界和平

国家间的冲突为何是西方文明扩张的必然结果？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者将矛头直指西方文明的宗教本质。

盛洪指出，宗教是以组织化和仪式化的形式来实现其道德教化的功能的。一旦形成组织，一旦有具体的仪式，就要有人专业化地从事此活动，就会有一群人的利益与宗教本身相关。再者，宗教之间的关系是竞争关系，因为上帝只能有一个。这一竞争不仅不能受到政府的规范，反而经常借用国家的军事力量，表现为国与国的战争。

既然所有以宗教为基础的文明都会导致国家之间的冲突，就需要一个不以宗教为基础的文明来调和不同的文明规范。儒家文明可以担当这一角色。盛洪分析了儒家文明的非宗教的伦理本位性：

中华文明是通过伦理结构来解决道德教化问题的。这种伦理本位的方法的实质，就是强调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只要任何两个人之间能够和睦相处，整个社会就能达到和谐状态……中华文明的这种性质，使她有可能成为文明之间的缓冲带和文明融合的媒介（盛洪，1995）。

不同于西方帝国主义的扩张本质，中华文明偏爱和谐，不喜冲突。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阎学通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著名学者。在他看来，不同于西方，中国传统文化是反对霸道、尊崇王道的。历史上，虽然中国曾三度极盛，但从来都不屑于用武力来征服其周边的“夷狄”。唯一的一次向外扩张发生于元朝，而元朝本身就是少数民族夺取中原政权的产物。儒家思想秉持以德服人的对外安全战略理念，中国的帝王不认为强制性的暴力有助于帝国影响力的扩张。明朝郑和下西洋并不是要占领东南亚，相反，他为所到之国带去了丰盛的中原特产，以此来传播中华文明，实现“协和万邦”的理念。

儒家文明有别于其他文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不存在救赎主义的宗教，它更看重“现世”而非“彼岸”。“救赎”往往呈现为具有狂热性、扩张性与易爆性的非理性行为。不带有救赎包袱的儒家文明崇尚世俗的理性精神。中庸、和平、恕道这些因素构成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

中国的确在近代与西方发生过冲突，但这些冲突是由西方挑起的。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反应性的，它的强弱也取决于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受到的外来威胁的严重程度。虽然中国的新民族主义受到西式民族主义的影响，但儒家文明的平和精神依然深刻影响着执政者的国际观。在对外安全战略上，以核武器战略为例，中国政府一直主张三项原则：永远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原则。盛洪指出，这其中不能不说充满了中华文化的内涵：

第一个原则实际上是“一报还一报”的原则；第二个原则则包含了更高的含义，即不用核武器的优势对无核国家实行核讹诈。也就是说，不对武器水平比自己低的国家或民族使用“武器先进者胜”的规则；第三个原则表达了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各文明实体之间纠纷的理想（盛洪，1995）。

这些原则也说明，只要中国秉持儒家理念，就不会成为对他国、对国际社会构成威胁的扩张者。

四、民族主义的转型？

现代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兴起意味着西方的国际观战胜了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在中华文明的发源地，西方文明争抢到重要席位。但喜好和平与和谐依然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只要国际环境由敌对转为友好，西式民族主义在中国就会渐渐退潮。反之，若反华言论甚嚣尘上，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必然会再度高涨。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该如何应对并不友善的国际环境？是该以西方民族主义之道还治西方，还是保持反应式的民族主义，再或是问师于儒家传统？

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生成也是中国从文化实体转变为政治实体的重要标志。约瑟夫·利文森（Joseph Levenson）指出，现代民族主义于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来到中国，作为新的国家认同，它完全不同于前现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儒家以天下为其文明教化的场域。这种文明无国界的理念以文化为文明的认同基础，强调儒家美德的普适性，并认为贤能政府的道德教化可以培养民众的善行。现代民族主义对认同的理解与儒家思想迥然有别，它将民族国家作为认同单位。中国的文化主义是文化优越感的产物，19世纪末的西潮冲破了它的自足自给，迫使它转化成民族主义。

无独有偶，约瑟夫·惠特尼（Joseph Whitney），塞利格·哈里森（Selig Harrison），伊什沃·欧嘉（Ishwer Ojha）等学者也注意到，随着西方的民族主义将儒家的国家和天下观从世纪之交的中国意识形态战场横扫出局，中国完成了从文化体向政治体的转化。对于文化，民族主义仅仅将它看作一种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手段；文化主义却认为真正应该效忠的是文化，而文化又是无国界的。

王赓武则为现代民族主义和儒家文明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另一种视角，他认为两者并不矛盾：

对中国人来说，这两者过去是，将来还可以是互补的……对儒家思想的深刻理解有助于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但儒家价值体系却具有不依赖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政权的自主性。它曾遭到误解甚至官方的猛烈抨击，但顽强的生命力使它历久弥新。此外，成为孔子的门徒也并不只是中国人才能独享的特权，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学习儒学典籍掌握其要义。由此看来，儒学有助于民族国家的形成，而它的存续却又不依托民族主义（Wang Gungwu，1996）。

诚然，引进西式民族主义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中国也因此而崛起为今天的世界大国。但大国应有新的担当，中国将推进世界和平视为己任，这项使命的达成须要向儒家传统寻求灵感。因此，中国新民族主义的目标应是复兴儒学。西式民族主义该在中国的土地上偃旗息鼓了。

如果中国想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就应重拾天下主义。李慎之指出，中国的传统世界观是“天下主义”而非“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效忠于民族和国家，天下主义则以文化为本。因此，民族主义往往意味着狭隘的民族感情，发展到极端就会成为沙文主义，如此，则绝非中国之福。在全球化已经成为大趋势的现实情况下，中国应该理解并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中去。

19世纪末，民族主义随着西方的坚船利炮来到中国，并很快将天下主义赶下主流话语舞台。在此之前，中国没有现代政府、清晰的国界、现代军队，也没有国歌、国旗、国徽，它还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天下主义无法为民众提供清晰的国家认同，也很难将他们动员起来共同抵御外虏。在这一历史情境下，是民族主义拯救了国将不国的中国。但也正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打破了天下主义的自足性，迫使中国接受民族主义。

中国人在近代以来抛弃了天下主义。随着中国天下主义文化的消失，整个世界实际上回到了民族主义的均衡状态，与其相伴相生的战国原则，即“军事力量强者胜”的规则也从西方走向了全世界。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的觉醒和中国的迅速崛起引起了西方国家的不安，由此出现了遏制中国论。如果民族主义继续在中国鸠占鹊巢，天下主义迟迟不得复位，那么西方文明最终将被另一个自己——装在中国民族主义套子里的西式民族主义——所打败。

然而，中国的民族主义仍是包含了天下主义的民族主义。显然，西方的反华理论使世界和平前景不容乐观。面对西方的挑衅，中国人必定会诉诸西式民族主义来维护国家利益，而这又将进一步激起西方的恐慌。如此恶性循环，结果只能是人类文明的毁灭。能够使人类避免这一灾难的只能是天下主义文化。那么，如何从这个民族主义的世界中产生天下主义呢？在盛洪看来，有两条道路：一条是欧洲的道路，一条是中国的道路。现在欧洲正试图通过和平的方式来实现欧洲的统一。但欧洲国家的文明极为相似，其实同属一种文明，因此这种统一没有提供不同文明之间和平融合的榜样。中国的道路看起来更为可行。她的文化传统可能成为再一次从民族主义走向天下主义，或者说复兴天下主义的精神源泉。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到19世纪末在列强环伺欺压下才产生的。但世界和平需要中国放下民族主义的复仇包袱，将它转化成新天下主义。新天下主义不再是有着华夏和蛮夷之分的文化自大主义，而是一个承认和尊重不同文化有着平等地位的天下主义。

结论

中国的知识分子诉诸文明的冲突来建构新民族主义有多种原因。他们要实现两大理论目标：建立民族和国家认同、填补民众的信仰真空。这两项是中国能否真正崛起为大国、强国的关键。那么，该如何再造“主义”？前面曾提及，在中国，知识分子能真正施展拳脚、进行理论建树的空间并不大，而呈现在新民族主义者们眼前的理论元素又往往是支离破碎，甚至相互矛盾的。如何用有限的条件实现并不轻松的理论目标？他们将关注点锁定在中西文明的冲突上。

现代化没有解决国家认同问题。政权的经济成就无法在根本上扭转其政治合法性江河日下的事实。同时，经济发展使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日盛，世道人心分崩离析。若继续放任情况恶化，国家危机就将为时不远。为了整合国家、整合人心，理论界或倡议复兴儒家传统，或在中西文明的冲突中寻找突破口。有学者指出，中国当代民族主义有三个现实基础：一是作为社会生活不可动摇之基石的国体；二是雄厚的综合国力，它使国家有能力处理内政外交和面对危机；三是儒家道德认同，它所生发出的天下为公的思想，能使个体克服狭隘的利己心态。

不少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无法真正将散沙状的个体凝聚成牢固的民族实体。这一致命的缺陷使中华文明在西方文明的挑战下败下阵来，也促发了中国人现代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强调文明之间的冲突正在于凸显与他者的相异之处，从而强化共同体内的认同。外来威胁能凝聚民心，也为当权者最大程度地利用本国资源实现其政治抱负提供机遇。石中指出，文化比较研究是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动员手段。80年代中国重新掀起了学习西方、与西方发展经贸关系，甚至用西方文化改造中国文化的热潮。这是中华文明目前所面临的挑战的真正来源。为了重拾对华夏文明的自信心，新民族主义的建立迫在眉睫。

这样看来，新民族主义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的反应。一些西方学者将中国的新民族主义视作反西方主义或排外主义（Barme，1996）。另一些甚至预言它将使中国在国际社会张牙舞爪（Segal，1995b）。这些定论都过于草率，反西化运动的实际影响和结果是多重的。中国的新民族主义者并不是要召回旧式的、以排外为特征的现代民族主义，他们要建立的是一种新的现代民族主义，一种更为现代化的现代民族主义。

不可否认，正是发源于西方的民族主义而非中国的儒家传统使中国成长为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但为了推行中国传统的文化主义和天下主义，新民族主义者又必须为中华文明优越论正名，这正是反西化运动的初衷。无奈的是，反西化与国家更富更强的目标相悖。但要实现世界和平与和谐的理想，又不得不诉诸儒家思想，尽管它会使中国在弱肉强食的民族主义世界处于劣势。这层层相扣的矛盾提出了如何调和与整合儒学与民族主义这一有待解决的难题。

第五章　爱国主义、新民族主义的官方话语

在解读中国的新民族主义时，学者们通常难以将它的两种形态——官方的和民间的——区分开来。中国政府现在可以放手让民族主义为其效力：对内，民族主义被用来加强当政者的执政合法性；对外，民族主义有助于争取中国的国家利益。这一观点不仅在西方学者中颇为流行，在有着西方教育背景的中国学者中也相当有市场。

此类观点隐而不晦地强调：中国的民间民族主义并不是单纯的民间民族主义，它在很大程度上由政府所驱动，来为政权的合法性服务；民族主义情绪也必然会影响中国对外政策的制定。爱德华·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就曾明确地将民族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兴起归因于当政者的大国沙文主义情怀。

然而，这一看法没有考虑到两个重要的层面。第一，它忽视了或至少低估了民间民族主义与官方民族主义间的矛盾。官方民族主义以爱国主义为重心，这与民间民族主义有很大不同。政府固然可以利用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来巩固政权，但一旦失控，民族主义情绪就会如洪水猛兽般吞噬国家和社会的稳定。

第二，民族主义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也远比上述论点复杂。中国政府试图利用民族主义为国家外交服务，但又面对诸多制约。一国的对外政策或多或少反映了本国民意，但即使是在民意对当局的外交决策有着举足轻重影响力的民主国家，从民意到实际的对外政策也并不是想象中的直径。在实行威权统治的中国，政府的外交决策与民间民族主义情绪的联系更是相当微弱。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完全无视民意或滥用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来服务其外交政策。

一、作为官方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

民族是事实上或想象中的共同体，这一共同体被共同的历史、文化和祖先所维系。民族主义意在寻求国家这样一种民族的政治表达。国家对于民族的重要性来源于这样的事实：“民族需要更加强有力的组织形式来捍卫自己，或帮助其拓展宏图伟业”在现代社会，民族国家是最为有效的民族组织形式。若一个民族的政治表达受挫，民族主义便会随之而起（Breuilly，1982；Kellas，1991；Guilbernau，1996）。

传统中国并未萌生出现代民族主义。相应地，中国也不同于西方的民族国家。传统中国运行的是帝国政治体系。不同于现代西方的民族国家，帝国有领土而无疆界。中国自恃为处于世界中心的天朝上国，国家的大小取决于历代统治者权力的强弱。换句话说，中央权力的消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命运的盛衰。再者，现代民族主义将民族国家视为共同体的终极形式，而儒家文化主义则以道德目标和普适性的文明价值观为认同旨归。这使得中国即使在转变成现代民族国家之后，也与西方的民族国家相异，白鲁荀（Lucian Pye）称中国是“一个乔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

在“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这些西方概念被传入中国后，中国的有识之士逐步认识到，唯有以现代的民族主义观将中国转变成现代的民族国家，方可使它在达尔文主义的竞争世界存活下来。1895年的甲午战败是天朝上国所建构的世界秩序土崩瓦解的开端，也正是自此，民族、主权、种族和公民等西方概念开始进入中国人的认知，并悄悄转变着他们的认同基础。随着日渐猖獗的帝国主义势力进一步蚕食中国，将中华民族置于灭亡的边缘，除了保全国家，中国的民族主义已无暇他顾，传统的文化主义因此很快被国家主义替代了。在西方，民族主义体现了人们的民族意识，以及他们寄寓于民族的情感。在中国，民族主义则意味着强烈的国家认同。迈克尔·亨特（Michael Hunt）就曾强调此民族主义非彼民族主义：“或许有比民族主义更恰当的词来描述中国的情况。”遍寻《辞海》后，中国的知识分子最终找到了爱国主义，他们认为爱国主义最能表达对国家的忠诚和为其效劳的意愿，是西方的民族主义概念在中国语境中的最恰当的对应词。对此，亨特也深表认同，爱国主义确实更恰如其分地描述和解释了中国人寻找国家认同的特点。从民族主义到爱国主义，这并不是简单的语言翻译上的转换，而是一种政治重构。

作为一种政治建构的产物，爱国主义顺应着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需求而被一再重构。毛泽东强调：“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但无论历史条件如何变化，强烈的国家认同这一爱国主义的主题不会改变，建构这一主题的逻辑也不会改变。

学者们讨论了毛泽东如何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并运用阶级和社会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来锻造如何强国的理论基础。在西方人看来，爱国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相互对立的，但毛泽东并不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国际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民族主义的一种形式之间有任何对立性。“国际主义者的共产党员，是否可以同时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呢？”毛泽东的回答是：“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应该的。”这如何得以可能呢？毛泽东的解释是：

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都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

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领导人，正是依照毛泽东的逻辑建构了爱国主义。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日益加深，务实的领导人也乐于引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治理经验。但在意识形态上，他们并不持同样的包容态度。他们创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等各种新的术语来强调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以区别于西方的概念。这种做法的逻辑与上述毛泽东的逻辑一致。显然，建构这些新术语的用意是寻找通向国家富强的中国式道路，也反映了建构者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情怀。

这就是中国领导人坚持使用“爱国主义”这一概念背后的政治逻辑。一方面，当政者乐于用民族主义来填补信仰后所留下的意识形态的真空，为其执政的合法性服务，因此对民间的民族主义呼声持默许态度。但另一方面，民间民族主义并不必然有助于稳固当权者的执政地位。相反，它甚至可能冲击执政党苦心经营而得的现有执政基础。故此，当政者要建构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官方民族主义的新视野，而不是盲从民间民族主义。

各社会和政治群体的民族主义表达呈现出多样性。比之于此，多年来爱国主义的主题则相对一致。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国家统一三点是中国政府所建构的爱国主义的最主要内容。

经济建设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基础。毛泽东试图通过一系列政治手段使中国成为强大的民族国家，邓小平则看到了发展经济对巩固毛泽东所建立的政权的重要性。毛泽东的“政治先行”一度使得中国经济处于低度发展状态，人民对国家前途产生质疑。眼见着几代中共领导人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事业岌岌可危，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改革派认为，推行经济现代化已是势在必行，他们希望以此来重建富国强国的基石，赢得人民对党和国家的信心。

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党要做的三件大事是：反对霸权主义、实现国家统一、加紧现代化建设。他强调，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因为：

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如果我们国家发展了，更加兴旺发达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就会大。……所以，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归根到底，都要求我们的经济建设搞好。

邓小平的这一经济现代化和强大的民族国家之间的逻辑，在中国朝野都拥之者众。20世纪80年代末，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的《大国的兴衰》被翻译成中文，他所提出的经济实力决定一国的国际地位的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同。与此同时，针对中国经济改革所遇到的困难，知识界展开了关于中国的“球籍”的讨论。其中的主要观点是：无论付出何种代价，经济改革必须继续深化，否则中国将无法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

如何使社会主义和经济现代化相洽，是中国领导人所思考的更重要的问题。他们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个概念来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定性。对外界观察家来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是两个对立面。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转向市场经济，正是因为社会主义的那套行不通。但在中国的爱国主义者眼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蕴含着国家领导人对走独特的中国道路的热情和信心。东欧的经济转型引致了社会动乱和经济停滞，中国则实现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顺利过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中国稳步迈上了富强之路。这一市场经济的中国模式证明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显示了其普适性潜力。

王赓武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解颇有见地。他指出，中国领导人使用这一术语，并不是不懂现代经济学而误用概念。这一概念被创造出来基于诸多考虑，最重要的就是服务于国家的民族主义目标。要使中国重获世界大国的地位，在全球事务中起到其应有的作用，首先就要想方设法通过多种经济手段来改善人民的生计。在领导层看来，社会主义在过去几十年一直指引着中国的发展，而今只有继续坚持社会主义，才能加强人民对国家的认同以及政权的合法性。

政治稳定是中国领导人所建构的爱国主义的第二大要素。经济现代化为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重获应有的位置提供经济基础，而经济发展的条件，关键是要政局稳定。邓小平一再强调，实现现代化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国际上的和平环境，另一个是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讲，爱国主义意味着不要给政局稳定添乱，使国家能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他指出，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爱国主义在此被视为是爱社会主义中国。邓小平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形象改变了。中国今天的形象，不是之前任何一个政权创造出来的。

政治稳定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首先，中国历经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动乱和革命，现有的稳定政局来之不易。爱国主义要求人们认同现有的国家并尊重它。为了使国家变得更加强大，政治改革必不可免，但政治改革并不意味着引进西式民主。许多民间民族主义人士坚持民主化是中国的出路，当权者则试图证明民主制并不是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维持社会稳定和人民安居乐业的必要条件。江泽民也一直强调，“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本质上是统一的”，“爱国主义与人民民主即社会主义民主，本质上也是统一的”。

政治稳定的第二个层面是压制“狭隘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通常生发于居住在同一片土地，有着共同的历史和文化的人群中。它假定每个民族都有权力来建立自己的国家。若依循这一假定，民族主义对中央政权构成了潜在威胁。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如果各个民族都要求建立自己的国家，那么苏联的悲剧就将在中国重演。民族主义建立在共有文化和民族性的基础上，爱国主义则不需要这些，它囊括所有合法公民，不问他们的国家认同和文化出处。因此，爱国主义意在降低民族性和文化对于认同的重要性，培养国民对现有政权的忠诚感。

在这一意义上，爱国主义类似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称的“官方民族主义”。安德森提到，因为害怕民族分裂主义使国家瓦解，十九世纪欧洲的诸王朝国家纷纷建构出国家民族主义，对整个国家施加一种特定的民族文化，并使之成为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必要条件。

爱国主义的第三大要素是国家统一。在这一点上，爱国主义超越了国家主义的狭隘定义。在建构爱国主义时，中国的领导人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他们必须淡化国内各民族的民族性和每一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从而使各民族紧紧围绕在现有政权的周围，防止民族分裂主义对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威胁。另一方面，达成统一大业又要求政权重文化认同而轻国家认同。基于各种历史原因，长久以来，台湾、香港和澳门与中国大陆实行不同的经济、政治制度。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声明国家统一是始终摆在议事日程上面的一个重大问题。但是，邓小平也意识到跨越制度差异的困难性。因此，他提出“一国两制”的方针来解决国家统一问题。在这一方针下，港澳台地区的爱国主义有别于中国内地，被赋予了特殊含义。在阐释“一国两制”时，邓小平言称：

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要具备这些条件，不管他们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封建主义，甚至相信奴隶主义，都是爱国者。

邓小平在此处强调的爱国者所爱对象不是现有政权，而是民族和国家。继承这一理念，江泽民也提出，爱国主义就是要促进国家统一。他强调：“我们并不要求所有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都赞同大陆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他们赞同‘一国两制’，我们就要同他们加强团结。”事实上，这一主旨贯穿于改革时代的始终。

以上讨论显示了官方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如何有别于民间民族主义。民间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目的都是要建立一个富强的中国。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两者是一致且无冲突的。民间民族主义将民主化视为中国的出路，而倡议爱国主义的当权者则认为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才是国家的重中之重。此外，爱国主义要求国土内的所有公民认同现有的政权，但族群民族主义者则要建立基于本民族文化的独立政权。

民间民族主义与官方民族主义在诸多方面相异的事实，要求国家对民间民族主义加以适当的控制。不少学者认为民间民族主义可以为当权者所用，为现有政权提供一种合法性基础。但民族主义也可能成为危险的潘多拉魔盒，一旦失控，就会释放出巨大能量，造成诸如大众政治参与和国家分裂那样的与当政者的国家构建目标相悖的结果。因此，当通过加强民族自豪感和利用民族主义情绪来巩固政权时，当权者慎之再慎。除此之外，民族主义对政权有着更为复杂的影响，它的利弊兼杂要求国家对其加以制约。在接下来的部分，笔者会用中国政府发起的抵制“反华”理论的运动来说明，为什么当政者不愿借用民间民族主义的力量来处理此类敏感问题。

二、中国人如何感受到威胁

反华理论在西方的兴起，使中国各界担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会像遏制苏联那样来遏制中国。20世纪80年代，中国领导人相信和平与发展是国际政治的两大趋势，“反华”理论的出现打破了这种信心。中国官学两界发现国际环境正在恶化，而国际上的敌意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中国高速的现代化所引致。冷战格局的解体对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不见得是利好消息。随着美国霸权的衰落和世界走向多极化，之前的以美苏两大国为权力中心的两极格局的制衡作用消失，世界重新进入无序状态。各国都力图扩张本国的国家利益，民族国家重新陷入彼此对抗的状态中。这正是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刘靖华预言，到了21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中国崛起成为历史事实，来自美欧两方面的针对中国的“软遏制”局面将最终形成。所谓“软遏制”，是指中国的发展和生存空间遭到来自美欧两方面的以资本、市场、高科技、西方价值观外加军事力量为手段的遏制和围堵。

刘靖华还指出，中国与美欧的冲突在所难免。美国总统克林顿所主张的接触政策不会成为美国与中国交往的长期策略。接触政策有两个目标：一是利用强大的资本和高科技，在中国市场经济尚未秩序化之前占据中国市场，获取巨额利润；二是用西方的民主价值观影响中国。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王缉思认为，克林顿的接触政策立足于本国的战略目标。在许多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此外，美国也可以通过接触政策，从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向中国渗透美国的价值观和理念，从而影响中国的内外政策。王缉思还强调，美国希望中国接受西方主导制定的国际规范。

在不少人看来，即使是接触政策框架下的中美间的有限合作也将很快难以为继。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将随之发生作用，这会使美国和西方其他发达国家在中国市场上获取的利润额大大减小。相反，中国利用西方市场的能力大大增强，这令美国决策者重新考虑对华政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西方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反华”理论。

王缉思预言，中美两国利益的冲突将驱使美国对中国实行遏制政策。两国的利益冲突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中国却依然实行“集权”统治。美国人普遍认为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争，“集权国家”是引发战争的邪恶之源。因此，在意识形态上，美国将依然是反共产主义的桥头堡，遏制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第二，中国的崛起将与西方主导的现有国际秩序发生冲突，这是不可避免的。第三，中国将大量的廉价商品倾销到美国，却对美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严加管控。第四，随着冷战的结束，宗教和文明取代意识形态，成为国际冲突新的根源。儒家文明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成为挑战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潜在对手。第五，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令周边国家惶恐不安，在不少亚洲国家看来，美国是确保区域安全的重要力量。

除了不同的国家利益，中美冲突还源于中西的文化和种族差异。南京大学的时殷弘教授是中国著名的国际问题研究专家，他指出：

美国对中国的敌意不仅源自于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经济等因素，还植根于种族和文化上的差异。西方国家从未真正对非西方国家一视同仁……他们往往根据对方的种族和文化属性以及国家实力来论敌友，这种心理的形成与西方长达几个世纪的优越地位有关。

美国曾以旷日持久的冷战遏制苏联，现在又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东扩来制约俄罗斯。除此，种族和文化上的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本世纪初西方和日本之间的冲突。不难理解，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加深了美国对中国的敌意。美国媒体对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视而不见，反而热衷于报道甚至故意夸大、曲解和捏造中国所遇到的问题。他们对中国内外政策的阐释荒谬古怪。正如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所言，“西方和非西方”已经成为许多西方国家的主导思维模式，这一划界让西方国家站在一起对抗彼岸的非西方世界。

尽管中美之间的冷战势在必发，克林顿政府还是提出了接触战略。很难说接触与遏制是否换汤不换药，但显然，接触的一大目标就是防范、制约和遏制中国。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是如何遏制中国的呢？根据中国政府的分析，美国的遏制政策包含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基地亦是其围堵中国的亚洲大本营。亚洲国家的一系列反美运动和反美情绪，并不能挫败美国继续在亚洲施加影响力的决心，驻扎在亚洲的10万美军正是为了抗衡中国的区域影响力。以此为代表的美方行为清楚地表明，阻止中国称霸是美国的根本战略利益所在。美国对与中国相关的军售、军事现代化等一系列事务表现出浓厚兴趣，于美国而言，接触就意味着尽一切可能手段牵制中国，以推进美国国家利益的实现。

第二，美国力图加强美日联盟。一直以来，日本都是中国强劲的区域竞争对手和潜在的安全威胁。随着经济实力的上升，日本开始寻求区域政治影响力。它努力发展高端战力投射能力，其所拥有的尖端技术让日本有能力在短期内发展核武器、导弹和军用飞机。在许多中国分析家看来，美国对日本军事实力增长的贡献不容小觑。1995年，日本和美国签署了《日美安保联合宣言》，两国的安保合作将进一步推动日本的军事扩张，而这无疑是要制约中国的崛起。日美安保体制“似有日美携手，主宰亚太的味道”。

第三，除了日本，美国与中国的其他邻邦也建立了各种军事联盟与合作。例如，1996年，美国与澳大利亚建立了密切的军事关系。但是，澳大利亚政府却宣称澳美同盟并不意在围堵中国（The Economist）。虽然澳大利亚显示了对中国的友好，却有不少亚洲国家与中国存在着实际的或潜在的冲突，美国致力于正常化或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在这些国家中，美国将越南视为围堵中国的重要力量，在过去几年中积极增进与越南的关系。蒙古也是美国用来围堵中国的重要目标国。1994年，美国将蒙古纳入它的亚太安保体系中。1995年，美国又重申要加强与蒙古的军事合作。

第四，美国也试图介入南海事务。为了加强其在东南亚的影响，在中国与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就南沙群岛的领土争端中，美国站在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一方。美国一方面声称在岛屿主权究竟归何国所有的问题上，其立场是中立的，另一方面却又表明了愿意站在东盟国家一方的态度。

第五，更重要的是，为了保有台湾这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美国反对台海两岸的统一。美国坚决反对中国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显然，台湾“独立”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一直以来并将继续为台湾提供先进武器，并试图将美台关系推进到官方层面。1992年夏，布什政府通过了对台发售150 F-16战斗机的提案。数月后，美国贸易代表卡拉·安德森·希尔斯（Carla Anderson Hills）被派往台北。这是自1978年台美终止外交关系后，美国现任内阁成员首次访问台湾。1995年春末，克林顿政府为台湾领导人李登辉发放赴美签证。此外，美国国会还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来“取代”1982年秋发布的关于对台军售的公报。这些做法违背了美国之前对中国的承诺。美台关系的升级显示了美国默认甚至推进台湾“独立”的态度。

第六，除了打“台湾牌”，美国也大打“西藏牌”。尽管美国政府并未正面挑战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却想方设法利用西藏问题来阻挠中国的崛起。美政府多次公开表示支持流亡境外的达赖集团，高层领导人也表达了乐于会见达赖喇嘛的意愿。此外，美国国会还发布了所谓的“西藏是被占领的主权国家”的声明，时不时地批评中国对西藏的“强占”，并提出美国总统应向西藏派送特使。

第七，美国还利用人权问题来煽动中国分裂。尽管中国已努力改善其人权现状，美国还是一再谴责中国政府侵害人权。美国国会也就中国的人权问题通过了几项法案：在设计面向中国的广播节目时，自由亚洲电台应参照中国在海外的异见分子所提供的“专家意见”；为与境外异见运动有所关联的私人组织提供资助，帮助和鼓励他们向中国传播“自由之声”；美国国会还要求总统提供他在决定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时所提出的推进中国人权的举措已在多大程度上生效的特别报告。

总之，美国政府声言要与中国“全面接触”。“接触政策”的实质是：美国政府希望它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影响向中国社会的纵深渗透能将中国“拉入”它所倡导的那套国际规范中，以便用它所制定的竞争规则来约束中国。可以说，美国增加同中国接触的目的是制约中国的国内外行为，迫使其按美国的利益行事。在中国国内，美国以接触来推行“人权战略”。它打着人权的旗号，支持中国境内和境外的异见分子来反对中国政府。在国际上，美借口“国际准则”，在经贸、军事、知识产权、环境保护、军售等诸多领域阻挠中国崛起。

尽管“反华”理论停留在话语层面，但是中国各界都相信，美国已在实际上展开了围堵中国的行动。在政府层面，中国领导人并不主张对美政策过于温和。尤其是在1996年的台海危机期间，美国以介入和干涉两岸事务相要挟，以遏制中国动武的做法，引起中国官方的强烈不满。

在社会层面，中国的新民族主义者呼吁用民族主义来迎战西方的对华政策。民间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在各项问卷调查中都得到了反映和印证。根据《中国青年》所发布的另一项在1995年9月开展的全国调查的结果，在接受调查的样本中，有57%的中国人表示他们最不喜欢美国，而支持美国是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这一选项的则高达87%。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可以说不》和《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类的民族主义书籍能够得到中国政府的允准而出版是大势所趋。

然而，中国政府对民族主义情绪保持警惕。他们意识到西方的“反华”理论加剧了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很清楚这一情绪一旦失控，将对中国国内的稳定造成危害。更糟糕的是，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还有可能反过来被西方所利用，成为阻碍中国发展的绊脚石。因此，必须由官方出面来发起抵制“反华”理论的运动，清除这一影响国家发展战略顺畅实施的不良因素。抵制西方的反华理论和控制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如何双管齐下？对于中国新的领导集体来说，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它要实现三个目标：首先，中国政府必须让国际社会信服，高速发展的中国将成为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促进力量而不是威胁。“反华”理论居心叵测，意在遏制中国的现代化。其次，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必须降温。一旦失控，它将危害中国的开放政策和国家发展。第三，民族主义应被用来巩固新的领导集体的政治合法性。在过去一段时间，经济增长于执政者而言一直是把双刃剑，它一方面成为当政者执政合法性的最主要来源，另一方面却也带来了不少问题。执政者发现，若谨慎处理民族主义，它可以被转化成为加强执政合法性的有力武器，这正是中国政府对民族主义欲拒还迎的原因。

民族主义可以促使中国民众意识到国家正遭受外部威胁，从而获得他们对政府的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外交政策的支持。但民族主义也可能激发国民的民主参与意识。中国的领导人很清楚，和平的国际环境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民族主义的对外政策不一定有益于中国的国家利益。踏踏实实地致力于国内发展才是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的正道。对外开放和向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依然是中国赶超这些国家的最重要途径。在政策制定时过于强调民族主义只会损害中国自己。因此，促进友好的国际环境是中国在改革时代最重要国家战略之一。

三、军民联合和官方运动

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削弱军管并恢复政府对军队的控制是邓小平的主要改革目标之一。单从制度的角度来看，邓小平的军队改革成效卓著。在他逝世之时，一大批高级将领退休，军区数量减少，地方军队系统走马换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军方代表也被裁减。

然而，军队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力却更为显著了。新一代的年轻军官受过良好的教育，军队对外部世界的变化和发展也越来越敏锐，他们了解国家的经济现代化，也强烈地要求实现军队现代化。在海湾战争中，军方和国家领导人见识到高科技战争的复杂性，深为叹服，同时也自惭于人民解放军与先进国家军队的差距。因此，当政府由于惧怕社会和政治的稳定性将遭到破坏，而对现代化日趋保守时，军方却一直对中国的现代化持大力支持的态度，并提出人民解放军应为改革保驾护航。

自1989年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以来，江泽民积极增进与军方的关系以加强他对军务的影响力。一方面，他一再强调加强党控制军队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为了赢得军方的政治支持，江泽民把军事现代化提上重要议事日程，这从中国日益增长的军费预算中可见一斑。

为了优先发展经济，国家领导人须赢得军方的支持，但同时也要限制军人干政。在中美关系恶化以及1996年台海危机等的背景下，中国军方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他们指责政府的对外政策过于温和。在江泽民的折中政策下，官方的抵制西方“反华”言论的运动一直处于不愠不火的状态。江泽民和他的同僚们表达了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也提请军方警惕来自美国的潜在威胁，但江泽民也承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性。军队最终在抵制“反华”理论的运动中挑起大梁，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比其他群体更为强烈，而是出于如下两方面的原因。

最重要的原因是为了维护社会和政治稳定。民族主义无疑是一把双刃剑。社会和政治的稳定会因民族主义的失控而受到威胁。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发起了几轮民族主义运动以应对西方的围堵政策。到了江泽民执政时期，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已认识到，发动民间民族主义来应战西方“反华”理论的策略并不可行。相反，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必须得到有效控制，更不能任由其对中国对外决策进行施压。然而，要稳住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维护国内的稳定局面，政府又必须以一种民族主义的姿态反击西方“反华”论调。为了兼顾这两点考虑，政府决定由军方牵头来发起民族主义运动，但将其停留在言语层面而不再发展成实际的政治运动。江泽民和他的特别是军人出身的同僚们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对西方“反华”理论的不满，但与民间汹涌的民族主义情绪不同，务实的领导人在声讨西方时张弛有度。

第二个也是最为实际的原因，西方之所以炮制“反华”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他们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将对世界稳定和区域安全构成威胁的担忧。

四、中国官方对反华理论的话语反攻

不少中国领导人相信，尽管美国政府提出了接触政策，但是围堵才是其真正的对华战略，接触只是围堵的一部分。接触政策意在打开和渗透中国市场，以影响中国的长远发展，围堵政策则是要用尽一切可能手段，遏制住中国将对美国构成的威胁。江泽民主席在讲话中谈到，西方的反华和反共产主义势力不会轻易放弃“西化”和“分化”中国的企图。他们将中国视为潜在的敌人，不希望看到中国成长为他们强劲的竞争对手，因此利用台湾问题、西藏问题和人权问题等牵制中国的发展（江泽民，1995）。

那么该如何应对这些反华势力呢？江泽民诉诸爱国主义。中国政府一再强调要用爱国主义来抵制西方的“和平演变”。早前，江泽民曾提出，爱国主义主要表现为献身于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事业，献身于促进祖国统一的事业。在他看来，爱国主义可以成为对抗“和平演变”的有力武器（江泽民，1991）。中宣部曾发起一场反对西方和平演变的运动，揭露以美国为首的资产阶级敌对势力妄图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邪恶嘴脸。1991年10月，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在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的大会上发言时强调，爱国主义不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能有效地抵制外来压力。1994年9月，中宣部发布了一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的重要文件。同时，党中央还出版了一本主要领导人关于爱国主义的演讲集（《人民日报》，1994a；刘云山，1994）。

面对西方的“反华”压力，江泽民一再号召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及人民群众以“政治手段”来抵制西方的政治压力。他指出：“西方敌对势力要‘西化’、‘分化’我们，要把他们那套‘民主’、‘自由’强加给我们，李登辉要搞‘台独’，我们不讲政治行吗？”（江泽民，1996：1）江泽民意识到，只有在中国国内进行爱国主义的政治动员，才能抵制住外来的政治压力。此外，爱国主义也可以增强人民对国家处理外务的信心。

但是，中国领导人也很清楚，爱国主义也可能使民族主义情绪过度泛滥，给国家的对外政策和改革政策带来不利影响。因此，江泽民强调，爱国主义并不意味着中国将改变优先国内发展的大政方针。相反，为了反攻西方的围堵战略，中国恰恰要坚持走符合自己国情的强国之路，日子越过越好。“反华”言论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迫使中国脱离开既有的发展轨道。

遵照这一思路，中国官方对“反华”理论的反攻话语在表达民族主义情感的同时又不失理性，避免领导人的过激言辞激发起群众更大的情绪波澜，以致一发而不可收拾。

中国官方的反攻话语主要有三种。第一种从中华文化寻找依据，证明中国自古就没有黩武的传统。西方有不少人将今日的中国与昔日的德日同等看待，中国官方则强调中华文化在本质上是追求和平的。有人指出俾斯麦之后的德意志帝国由普鲁士军官们统治，对这些军官来说，战争是国家的一项主要功能。但中国没有这样的军官阶层，也没有黩武的传统。中国领导人常常引用孔子的箴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来说明中华民族自古就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不会威胁和侵犯他国。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会长、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徐信谈道：

只要对中国历史有所了解的人就会明白，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提出“和为贵”的思想。汉代以后孔子的思想学说成为中国的官方哲学，……睦邻友好深深沉淀在中国人的社会心理中（方知，1996）。

尽管帝国时代的中国曾试图在亚洲建立霸权，但这显然不同于以获取政治和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现代霸权。中国的朝贡体系以传播中华文化为旨归。若按照这一观点，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慈善的大国，在国家最为强盛的时候，也无意于侵犯周边的“蛮夷”；反倒是这些“蛮夷”，时时觊觎中原的沃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校长邢世忠看来，和平主义也是今天中国国际行为的指导思想。

这就形成了两派观点。一派以江忆恩等西方学者为代表。江忆恩认为，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更有可能诉诸武力来解决领土争端。中国人则持另一种观点，他们坚信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类似于20世纪70年代对越南所采取的行动也是以维护和平为原则。

邢世忠对后一种观点作出了解释：

中国不谋求霸权的政策取向同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和历史遭遇有着深刻的联系。……在近代历史上，中国备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和欺凌。这段痛苦的经历，不仅使中国人民倍感独立、平等和自由的可贵，而且憎恨任何形式的侵略扩张。这一历史传统和民族心理，深深地影响着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国防目标和战略方针（邢世忠，1996）。

第二种官方反攻话语强调，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会导致其在军事上的扩张。西方的一种主流观点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军事扩张之间建立起正向联系。中国人不认同这一观点，在他们看来，中国战略思想的和平主义传统决定了中国不可能率先攻击他国。邓小平一再强调：“我们的战略始终是防御，……就是将来现代化了，也还是战略防御。”邢世忠也指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了，就会大力发展军事力量”，这如果不是一种偏见，至少也是一种冷战思维。且不说中国真正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还是相当长远的事，单看现状，在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四个现代化中，军事现代化最不被强调。

在邢世忠看来，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中经济因素的作用明显增强，以经济和科技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赛表现得十分激烈。各个国家在21世纪的地位和前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场竞赛的结果。在这种巨大的竞争压力下，中国清醒地认识到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而不会去发展超出防卫需要的军事力量。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国家对军工企业实行了大规模的军转民改造。

中国的国防建设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中国的近现代史告诉当政者，军事实力仰赖于经济基础。因此，为了优先发展经济，中国的国防费用在世界范围来看是很低的。近年来，中国的国防经费从绝对数字上看确实如西方所言有所增加，但若把物价涨幅算进去，实际的军费水平在逐年下降，甚至难以满足军队的日常开支。此外，中国在军售上也非常慎重。徐信指出，中国在军售问题上一直坚持三个基本原则：购买国以防御为目的、不打破地区平衡、不干涉别国内政。中国坚持这些原则是因为它们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在西方反华声浪此起彼伏的背景下，中国的新民族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因此，它是反应性的。事实上，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历史上一直都是反应性的，应外部威胁而起。军方分析家指出，中国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和军事战略决定了中国不会参加任何军事集团，不会在外国驻扎军队或建立军事基地，更不会发动战争去侵略别的国家。那种经济发展引发民族主义的推论，是西方帝国主义的逻辑。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打响到1945年中日战争结束，中国一直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对象和受害者，无数中国人在反帝斗争中失去了生命。现在，中国人民终于可以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西方却集结起新的反华势力进行破坏。西方的做法激起了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此，该对中国新一轮民族主义浪潮负责的正是西方。

第三种反攻话语认为，中国日渐融入世界体系这一事实让“中国威胁论”不攻自破。中国政府充分认识到，融入世界经济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国防报》的一篇评论指出，中国经济发展了，不会对别国构成威胁，而是对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的重大贡献。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它与国际经济互补且相互促进。中国不仅从世界和地区经济的发展中受益，也在不同程度上带动了世界及地区经济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迫切要求加入多边经济体，与他国进行经济合作。中国的发展只会促进各国共同繁荣，而不会对他国构成威胁。

那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为何要“炮制”反华理论呢？据中国政府和军方看来，通过捏造“中国威胁论”，西方意在达到如下三个目的：第一，散布“中国威胁论”是为遏制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造势。冷战结束后，两局格局解体，尽管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但社会主义的中国依然存在，成为西方一些人和其政治势力的心腹之患。他们散布“中国威胁论”，从本质上讲就是为遏制中国制造舆论。徐信指出，如果按照“中国威胁论”制造者的逻辑，谁富起来谁就会威胁别国的安全，那么，他们所在的国家早已是世界安全的巨大威胁。似乎中国只有永远戴着贫穷落后的帽子，天下才能永久太平。显然，“威胁论”只是他们的一种借口，其实质是要剥夺中国的发展权。邢世忠也认为，归根结底，“中国威胁论”炮制者的真实意图，就是不愿看到一个自立自强、繁荣昌盛的中国。他们既有意识形态上的偏见，又有担心自己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失去霸权的恐惧。

第二，通过制造紧张气氛来为美国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寻找依据。冷战时期，美国以苏联为对手，攀上了世界政治的巅峰，仅在亚太地区就驻扎了十多万军队。冷战后，他们又制造“中国威胁论”，其目的也只是为他们在这一地区维持军事存在、销售军火、干涉别国内政、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制造理由。

第三，美国利用“中国威胁论”来挑拨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其他亚太国家的关系，从而达到牵制中国、坐收渔翁之利的目的。“中国威胁论”作为冷战思维的延续，正在毒化国际气氛。

邢世忠谈到，所谓“崛起大国即等于威胁”的推论，是帝国主义争夺势力范围的逻辑。西方把这种推论强加到中国头上，但事实上真正的不稳定因素恰好来自西方的一些大国。美国在世界各地继续保持军事基地和军事集团，把远离本国领土之外的地方划进自己的“安全圈”。同时，美国还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别国，肆意干涉别国内政。这样的行为方式才是破坏世界和地区稳定的危险因素。

结论

即使是在西方，“中国威胁论”和“围堵中国”等理论也极受争议，更勿论在亚洲。[15]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穆罕默德（Mahathir Mohamed）就一再强调中国不会对区域稳定构成威胁（马哈蒂尔·穆罕默德，1996）。确实，不少东南亚国家元首认为孤立和围堵中国是不明智的，也是危险的，应积极将中国纳入多国组织。

然而，许多中国人相信“围堵中国”是西方有意针对中国的战略，民族主义情绪因此而被引燃。显然，这一波民族主义浪潮是对西方反华政策的反应。一位中国分析家在评论中国民间对美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时指出：“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自己种下了恶果。”在中国官方层面，尽管民族主义情绪也颇为盛行，政府在处理民族主义尤其是反西方情绪时却非常慎重。有学者预言告诫：“民族主义可能对外对付不了西方，对内却引发少数民族的分离，成为一把伤己不伤人的双刃剑。”

中国官方意识到民族主义和仇外情绪过度泛滥将于开放政策不利，而20年来中国一直从开放政策中受益。尽管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要以民族主义来填补民众的信仰真空，但是民间民族主义，尤其是当其发展成为社会运动时，会威胁到国家的政局稳定。因此，民族主义不能逾度。面对着民间的新民族主义浪潮滚滚涌来，中国政府以官方名义主动发起抵制西方“反华”言论的运动，以此来平息民众对西方的怨愤。与此同时，政府也加强对媒体的管控。不少人认为民族主义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对外政策的制定产生了负面影响。中国的领导人也感到在民众过激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下，很难理性地做出外交决策。此外，民族主义也将一个不理性的中国呈现给外界，对中国的国际形象不利。

然而，不单是民间民族主义，官方民族主义也可能失控。中国的新民族主义是反应式的，它是否将演化出侵略性，不仅取决于国家和社会间的关系，更取决于国际社会对中国施加的压力。如一位中国学者所言，“围堵中国”战略会在中国激起强烈的民族主义反应，并推动新的威权政权的上台。换句话说，围堵战略将促使中国在反西方的道路上愈行愈远，最终对西方的利益构成真正的威胁。

第六章　新的认同、国家利益和国际行为

笔者已经在前面的论述中指出，中国新民族主义的主要目标，是要为中国的前途提供美好愿景。因此，尽管新民族主义者反对中国西化，提倡复兴传统的儒家民族主义，他们在新时期复兴民族主义的主要目的，却并不是要向国际社会彰显中国日益强大的国力，而是要解决中央权力衰落和国家认同缺失等国内问题。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新民族主义对中国的国际行为毫无意义。中国的前途和未来将对国际社会尤其是其邻邦产生重大影响。国际上就此有诸多关心的问题，包括：中国政府和知识界的民族主义分子费力培养和加强中国民众的国家认同感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国家认同事关“我们”和“他们”的划界，对“我们”的认同的加强常常自然而然地意味着对“他们”的敌意，按照这一思路，国际社会不得不警惕：建立和加强中国民众新的国家认同将对国际社会产生何种影响？中国人会因此而更加仇视其他国家吗？

此外，从唯物论的观点来看，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又将如何影响世界体系？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就是扩张主义。许多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指出过，帝国主义是国内民族主义向外的自然延伸。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会使中国走上扩张之路吗？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经济日渐融入区域经济。近年来，内地与香港、大陆与台湾的经济往来受到广泛关注。人们用“大中华”“中华经济圈”“中华经济共同体”等来描述这一经济联结。除了香港、台湾、澳门地区之外，中国也与邻邦开展经济合作。事实上，中国官方对“大中华”的概念甚为反感，因为它让人联想到日本于20世纪30年代所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但不少外界观察家却恰恰认为，中国正在事实上践行它的扩张野心。随着对外经济网络的稳步建立，中国在区域内重拾信心。

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扩张与其新民族主义的兴起是何种关系呢？西方不少人认为，正是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促发了中国新一波的民族主义浪潮。尽管一些人认为中国的新民族主义与其往昔的以反帝为主旨的民族主义和毛泽东所发动的民族主义不同，但是更多的人则认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正变得越来越强硬。

艾伦·怀廷（Allen S.Whiting）区分了两种形式的民族主义：过于自信的和自信的。前者强调“我们”和“他们”之间不可妥协的对抗，后者则认为妥协是可行的。迈克尔·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提出中国出现过四种民族主义：自怨自艾、自鸣不平式的民族主义，愤怒仇外、自我孤立式的民族主义，刚愎自用的、火药味浓烈的民族主义，展现民族自信心的民族主义。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民族主义属于最后一种。

在江忆恩看来：

自古以来，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权力结构下，中国人一直信奉“居安思危，有备无患”（parabellum）的战略文化。这一战略文化体现在中国决策者的战略决策中，例如，中国喜好使用进攻性的武力（Johnston，1996）。

江忆恩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战略文化，依然延续着对进攻性武力的偏好。尽管世界局势已相对稳定，中国经济也日渐融入了全球体系，中国的决策者在考量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时，却依然采取极端现实主义的立场。

在这一战略文化的影响下，中国有可能利用经济资源来扩张政治影响力，并借此解决领土争端问题。不少人担忧，以中国为中心的帝国势力范围终将再度形成。两位西方学者指出，因为坚持依循其固有的对于主权的观念，“即使大多数其他国家认为中国试图改变领土现状的行为是侵略性的和危险的，中国却觉得这样的改变完全合乎情理”（Buzan&Segal，1994）。

想要论证中国的新民族主义并非其经济扩张的结果这一观点并非难事。这一观点引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中国政府会通过经济扩张等手段来拓展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吗？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是：中国依然固守于以朝贡体系为基础的传统世界观吗？还是已经转变了对于国家利益、国家主权和中国的国际地位的看法？

在有关民族主义如何作用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对外行为的讨论中，有一个重要的事实被忽视了，即中国领导人对现有国际体系的看法已经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转变了。观念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在西方帝国主义入侵之前，中国在与周边国家的交往中，形成了天朝上国的优越感。洋枪利炮为中国带来了现代意义的民族主义，但中国的民族主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迁，中国的民族主义被一再地重新建构。因此，中国目前的对外意图不能简单地通过其过去的行为来推断。在讨论规范和认同如何影响一国的对外行为时，保罗·科维特（Paul Kowert）和杰弗里·勒格罗（Jeffrey Legro）指出，要厘清这一问题，就要先回答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这些规范本身从何而来？不了解规范的形成过程，便很难预测该国会如何采取对外行动。依此类推，如果忽视中国的国家认同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生的变化，就难免对新民族主义产生错误认识。

在前面几章中，我已从数个方面讨论了中国的新民族主义，这些讨论主要从中国国内政治的角度呈现了新民族主义的复杂性。本章通过分析民间民族主义和官方民族主义（爱国主义）间的矛盾，来解决为何中国官方对民族主义涉入中国外交事务持保守态度的问题。之后，本章将探讨官方民族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对于国家利益的新认同。尽管在阐释中国对外行为的意图时，“民族主义”这一术语一再出现，中国的民族主义也被与德国和日本的扩张主义相提并论，但中国民族主义对于国际社会究竟意味着什么还有待进一步厘清。本章将关注“综合国力”（CNP）这一中国官方民族主义话语的核心词，讨论在涉外事务中，对“综合国力”的解读如何影响中国决策者对国家利益的战略思维。

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家利益”这一概念取代了毛泽东的国际主义，成为中国外交的主要依据。中国官方分析家提出，在制定对外政策时，国家利益应成为首要的考虑因素。在涉外事务中，民族主义情绪的表达固然应适可而止，国家利益却不可不被强调。董正华指出：“在国际政治中，国家利益与民族主义具有一致性。”“综合国力”是中国国家利益的核心。在中国官方民族主义话语中，“综合国力”和“国家利益”两个概念往往互换使用。综合国力为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搭起桥梁，因此对中国和国际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对综合国力这一概念的分析将有助于理解中国官方民族主义的内容和中国官方民族主义对中国对外政策制定的影响。

一、中国的综合国力与国家战略

根据中国官方的定义，“综合国力是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所具有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政治组织实力的整体表现，是体现该国各方面发展水平和在国际关系中所处地位的主要标志。在综合国力中，经济实力是主要的和决定的因素，它包括一个国家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钟财，1995：37）。

近一个世纪以来，“国力”被用来衡量一国在世界民族国家之林中的位置（见Cline，1994）。“综合国力”类似于“国力”，中国人自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使用这一概念。邓小平、杨尚昆等老一代国家领导人提出，衡量一个国家的国力，要综合地看，全面地看。1992年，综合国力的概念正式出现在官方文件中。是年，党的十四大上提出了“综合国力竞争”战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强调：“当前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16]基于这一国际观，中国的战略理论家正式发展出“综合国力竞争战略”，这是指导一个主权国家发展综合国力以实现国家利益和目标的方略。于中国而言，这些目标包括：

·捍卫国家的性质、政治制度；

·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安全；

·保卫和促进国家经济、科技的持续发展；

·创造一种有利于本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国际环境；

·对来自国外的威胁、冲突和挑战做出有效的反应；

·避免和遏制国内和国际间的战争；

·维护和提高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威望。

虽然这一战略直到此时才被正式理论化，它在改革初期就已在实际上被视作中国发展的指导方针。如何将“综合国力”解读为一个政治概念？这就有必要对中国国家战略的演进作一个简单的回顾。

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对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国家战略。据中国官方分析师所言：“国际环境”（IE）的核心是国际格局，以及一国在这一格局中所处的地位。国际环境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军事上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大小；二是政治上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得到多少支持；三是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受到什么样的制约。

综合国力的重要性在该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中体现出来。中国的综合国力越强大，在国际上的地位就越高，也越容易从国际上获利。强大的综合国力也使中国有能力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综合国力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衡量。经济实力指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融入了国际经济体系，以及能从这一体系中获益多少。军事实力可以通过中国是否受到他国的军事威胁来衡量。政治实力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国际上，中国是否有能力保护其海外利益；在国内，是否有能力维持政治稳定和实现国家统一。

在各项指标中，“科技发展水平”（LTD）尤其重要。它指中国的科技实力在世界科技发展现状中所处的位置。中国能否有效地实现国家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科技发展水平。科技发展水平也对中国的国际地位有着重要影响。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国家战略经历了几次大的转变。在大跃进时期（1957—1958年），毛泽东提倡“赶超”战略，他提出中国必须在15年内赶超英、美这样的西方发达国家。“文革”期间，阶级斗争取代经济发展，成为国家的首要任务。1975年，周恩来提出以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四个现代化为国家的发展目标。在对外政策上，由于中国领导人将避免战争视为中国最主要的国家利益，反霸权主义作为中国外交的主题贯穿整个毛泽东时期。

20世纪80年代末邓小平掌权后，中国开始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对国际环境的认识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1978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正式提出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这一国内重心的转移要求中国将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作为国家的战略目标。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变化都有赖于邓小平对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相互联系的认识。1980年，邓小平为中共提出了三项重要任务：反对霸权主义、国家统一和经济现代化。尽管在国际事务中，邓小平依然强调反对霸权主义，但反霸权主义的主要目标，却是要为中国的国内发展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邓小平将经济现代化视为解决中国国内问题和所面对的国际上的挑战的最重要途径，并认为经济实力决定中国在民族国家之林中的地位。他公开承认中国的国家实力非常弱，必须集中力量于国内发展，对外政策的制定应依从有利于国内经济建设的原则。[17]

在邓小平看来，寻求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应该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他提出：

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邓小平，1984）。

但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平必须首先被认为是可能的。在毛泽东眼里，中国的周边危机四伏。邓小平则试图说服其他中国领导人世界是善意的。

1983年，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时再一次强调：“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以前我们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1985年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他又重复了这一想法：

我们多年来一直强调战争的危险。后来我们的观点有点变化。我们感到，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邓小平，1985）。

1987年，邓小平得出了“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的结论。

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制定的主旨，是为本国国内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这一战略的施行获得了成功。中国改善了与各邻邦的双边关系，实现了经济的高增长，尤其是在对外贸易上增长显著。

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中国的国际环境恶化，受到来自西方的各种制裁。随着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瓦解，中国成为固守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唯一大国。邓小平的国家发展战略面对来自国内和国际的严峻挑战。但是，他坚信国际上的挑战是可以克服的，因为和平与发展依然是世界政治的主题。鉴于此，中国还是应该将经济发展放在首位。因此，中国政府还是表达了中方愿与美方改善关系的诚意。与苏联分道扬镳后，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邓小平却保持冷静的实用主义立场，认为中国的国家实力应以经济实力为基础。在他看来，为了集中力量于本国国内的发展，中国必须坚持如下几项原则：

第一，中国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决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

第二，中国的对外政策还有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

第三，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每一行都树立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一定要打赢。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

这些原则被纳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中。这项决议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包容市场经济体制，并重申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十四大所提议的“综合国力竞争战略”是对邓小平相关思想的系统阐述。尽管十四大的决议也强调了中国融入世界政治和军事现代化的重要性，它的根本主旨是以国内发展为基础，树立中国的强国地位。

为了提升国家的综合国力，中国政府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促进经济、科技、公民的教育水平和军事等各方面的发展和进步。

中共很清楚应紧紧把握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使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这于提升综合国力至关重要。根据198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根据官方说法，国家在1988年实现了第一步目标，并且在1995年就顺利完成了第二步的任务，提前5年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1996年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国家发展轮廓性的远景目标。在这一远景目标中，到2000年，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人均收入到2010年再翻一番。如此，中国将在15年内成为中等收入国家。

提高科技水平是增强综合国力的另一项要务。邓小平强调中国必须在世界的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钱学森和周光召等老一辈科学家也指出，下个世纪将是高科技竞争的世纪。高科技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密钥，只有当中国在高科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方可成为有能力应对国内和国际上各种挑战的世界强国。“863”计划是自1987年开始实施的高新技术研发计划，意在提升中国在生物、自动化、信息、能源和新材料等方面的技术水平。此后出台的“火炬计划”通过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来推进新兴技术的产业化。

军事现代化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方面，它的重要性到了20世纪90年代尤其显著。人民解放军将战略重心从毛泽东的“人民战争”转向高新技术，军备发展的重心也由陆军转为海军。这些最新趋势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即便关于中国的军费预算热议不断，中国政府也依然认为，国家只能将一小部分经济资源投入军事现代化。军方也认识到军事现代化会消耗大量的经济资源。在军事现代化和经济发展孰者优先的问题上，政府和军方似乎达成了共识：经济发展优先于军事现代化。1980年，邓小平（1980，1994：285）指出国家现在支付的军费相当大，这不利于国家建设，“我们应当尽可能地减少军费开支来加强国家建设”。1985年，他再次强调：“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因此，军事现代化必须服从国家的总体现代化战略。邓小平也鼓励军队涉入国家经济建设。事实上，支持国家和地区经济建设已经成为中国军队的一项主要任务，这对军队产生了不利影响。

提高中国的人口素质也是中共的一项重要议程。中国政府力图在2000年之前全面实行义务教育。此外，各项教育政策纷纷出台，包括强化现有的义务教育，发展职业教育，完善高等教育的现有体系，改革中国的教育系统和提高教育工作者的专业水准等。[18]

然而，很难说中国的教育状况与改革之前相比是否有所改善。财政的萎缩使政府无法为基础教育提供足够的资金，这一情况在贫困地区尤为严重。国家财政实力的下降也对高等教育产生了负面影响，大量教育工作者和研究人员将心思放在获取经济利益上，热衷于参加商业活动以赚得额外的收入。目前，中国有22000万文盲，约占世界文盲总数的四分之一。教育水平的低下已成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主要阻碍，而财力和人力的不足也使这一情况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改善（黄硕风，1990）。中国的人力资源在亚太区域位列末流，相比于韩国的42%，中国只有2%的适龄人口接受过高等教育（见Wong，1996b：14）。如果这一情况持续下去，中国的经济增长将很快放慢。

尽管综合国力发展战略意在实现平衡的发展，经济发展还是被置于绝对的优先地位，因为科技进步、军事现代化和人口素质的提高都需要经济资源的支持。经济发展优先原则也影响了中国的对外政策，后者服务于中国国内的经济建设。

在邓小平时代，“国内发展优先”无疑是中国制定对外政策时所依循的原则，外交政策也因此而相对稳定。然而，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增长，国际社会开始担忧中国是否会因此转而推行侵略性的外交政策。换句话说：在后冷战时代，中国会改变对国家利益的看法吗？

二、后冷战时期的国家利益

20世纪90年代，三个重要因素影响着中国对国家利益的看法：冷战的结束、新一代领导集体的政治合法性、领导集体对中国真实实力的认识。

冷战期间，中国的国家利益须放在美苏两大国主导世界政治的格局中来理解。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瓦解，中国的国家利益也面临着重新定义。如同其他大国，冷战的结束也将中国抛入一个不确定的世界。对中国来说，这些不确定包括提升国际地位的机遇。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昔日的世界强国正在衰落，中国经济却已实现了十多年的高速增长。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与日俱增，中国学界乐观地认为中国已是世界大国。

中国应如何在新的国际政治格局中为自己定位呢？中国官方分析家认为，新格局的特质使冷战后的国际关系产生了四个基本特征：一是关系复杂化。在多元格局里五大力量之间形成交叉三角关系，敌友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各国政策变化取向不确定。二是集团松散化。政治与军事集团内部关系松散，各国对外政策独立性增强，同盟国之间和非同盟国之间的距离日益接近。三是外交多边化。多边机构和组织的作用突出。四是合作区域化。区域化成为新地缘政治的动力，地缘和文化同一性的概念不断取代了意识形态同一性的作用（阎学通，1996b）。

无论国际环境如何变化，有一点是清楚的：中国还是应该集中力量于自身发展。本国的经济增长和现代化是中国在国际上寻求利益的先决条件——这不仅是邓小平一代的领导人的共识，也是新的领导集体的共识。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1997）上强调经济改革先行。他指出，中国近代史告诫我们，落后就要受制于他国，因此增强综合国力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一步决定，施行大规模的政府机构重组，来为国家的经济改革提供制度保障。无论国际环境如何变化，中国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20年来，经济的发展不仅令中国各个方面的面貌都焕然一新，也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除非国际上发生危害中国国内发展的剧变，经济建设的优先地位就不会被动摇。

冷战的结束恰逢中国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学界认为新一代领导集体正诉诸民间民族主义来巩固政权。这是因为，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的执政合法性，来源于他们打江山的革命经历，新一代领导人则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执政者担心政治改革会导致政局动荡，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已有前车之鉴，而不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发展”才是巩固政权的硬道理，当政者就只能完全依赖经济绩效来稳固执政地位。不改善老百姓的生活，要稳住人心谈何容易。

新的领导集体意识到如果不把经济搞上去，中国很难真正在国际上立足。根据1996年发布的政府远景目标，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在未来15年保持年均7.4%的增长率。到了21世纪初，中国有望成为超级经济大国（《大公报》，1996）。但对于中国崛起，中国领导人却并不乐观。他们认为即使中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它也还是贫穷的。到了2010年，中国的人口将多于13亿（《大公报》，1996），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依然会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届时还将有至少1000万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

马克思主义者相信，为了保持经济的增长，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必然产物。中国的发展可以避开这条铁律吗？中国的战略家很清楚，现在早已不是通过海外军事扩张来保持经济增长的时代，科技进步才是促进生产力的最重要手段。邓小平早就提出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在上文所提到过的国家远景目标中，其中一项就是将中国的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变成集约型。

对中国现有综合国力的清醒认识，使得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的领导班子继续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们清楚，只有壮大中国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稳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而要实现这一切，一个和平友好的国际环境至关重要。

正因此，中国对于国际和平与国内发展之间关系的认识，在冷战后并无大的改变，而这又影响了中国对于国家利益的理解和所采取的相应的国际行为。在中国的战略分析家看来，在后冷战时期，中国的国家利益包括民族生存、政治承认、经济收益、主导地位和世界贡献。这几项内容形成了“民族生存”在最高处和“世界贡献”在最底层的等级结构。冷战期间，中国将国家安全和政治承认或国家主权视为最高国家利益。随着冷战结束，这一观念转变了。阎学通指出：“冷战后的多极格局和我国与世界强国之间实力差距的缩小趋势，使得我国的安全环境明显改善，这使我国安全利益的紧迫性下降了。然而对经济发展重要性的认识，以及我国与发达国家巨大的科技差距，提高了我国经济利益的紧迫性。”事实上，于中国而言，维持世界和平、避免卷入任何形式的军事冲突是首要的国家利益，因为只有实现了这一点，国内的经济建设才能正常进行。在现实主义政治思想家阎学通看来，世界和平和中国发展间的正相关关系可以通过统计数据得到证明：

从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间里，中国平均每5年要卷入一次军事冲突。由于频繁地卷入军事冲突，所以经济建设不能正常进行，这30年的经济建设没能取得更大的成果。而80年代起，中国没再卷入任何军事冲突，经济建设成果丰硕。……中国必须将避免卷入军事冲突作为首要的国家利益（阎学通，1996c）。

经济实力的增长推动着中国在国际上寻求更大的利益空间。中国的战略理论家指出，无论是国力增长的国家还是国力衰落的国家，都要根据自身新的实力来重新确定本国的利益范围和内容，综合国力增长的国家自然感到国家利益的范围在扩大，内容在增加，目标要提高，同时想要更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如阎学通所言：“随着国力的增长，中国认为自己有必要采取更坚定的立场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利益”（亦见顾德欣、黄琦，1996）。

邓小平在苏联瓦解时就曾指出：“美苏垄断一切的情况正在变化。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此外，他也警示：“强权政治在升级，少数几个西方发达国家想垄断世界。1989年，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总统特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时声明：‘两国（美国和中国）相处，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来解决纠葛。’”邓小平也在其他场合多次强调作为独立的主权国家，中国有自己的国格和民族自尊心。他国不可在不听取中国意见的前提下，把它们的意志强加给中国。

事实上，新的领导集体将寻求国际尊重视为中国外交的主旨。当时的外交部长钱其琛也认为，中国在世界事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的同时，必须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和尊重。他声言：

一个和平、安定、繁荣、发展的中国正在世界的东方崛起。这件事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国家的重视。……人们在讨论中国将在国际上可能起到的作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需要中国。孤立中国做不到，也没有什么出路，只会使自己受损。……相互尊重、平等对话，才是增进共识、缩小分歧、发展国与国之间合作的唯一正确途径。

值得指出的是，新老两代领导人为中国寻求国际认同的方式存在差异。老一代领导人强调中国的主权，并坚决抵制和仇视来自国际上的压力。而新一代领导人则意识到，尽管他国应该尊重中国，中国也要积极主动地“争取”这种尊重，所以，新一代领导人更有可能站在他国的立场来反观中国该怎么做。也正因此，民族主义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被最小化了。在本章的余下部分，我将用三个案例来呈现中国对国家利益的新认知如何影响其对外行为。

三、中美关系：从敌人到“战略伙伴”

1989年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施加严厉的经济和政治制裁。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提出，结束两国的敌对状态，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在与美国总统特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的谈话中，他也表达了对布什总统能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做些贡献的希望。在邓小平看来，中国无法承担与美国敌对的代价，因为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也正因此，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的对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顺应着美国的对华政策。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大洋彼岸的美国对此呈现出一片乐观情绪。他们相信中国将成为第一个从计划经济和极权制向市场经济甚至民主制转变的社会主义国家。换句话说，中国会变得“更像我们（美国）”。不难理解，中国政府对1989年的政治风波的态度使美国人如梦初醒，他们的对华政策也因此急剧转向。

但事实上，中美两国冲突的实质并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利益。冷战期间，苏联是中国和美国共同的敌人，中美关系建立在对抗苏联这一共同利益之上。此外，中国的改革开放也为美国带来了经济利益。但随着苏联的瓦解，中美共同的战略利益消失了。除此之外，中美间的贸易平衡也很快发生了逆转。从80年代初期到末期，美国对中国贸易从顺差转变为与日俱增的逆差。许多美国人开始将中国视为另一个重商主义的亚洲经济体，它的成长壮大只会损害美国的经济利益。

尽管布什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末对中国施加了多项制裁，它还是避免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例如，它保住了中国的最惠国待遇。1993年，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成为美国总统，美国对华政策急剧转变。克林顿政府将人权问题视为对华政策的核心，是否更新中国的最惠国地位，也被明确置于中国是否能改善其人权状况的前提下。布什政府曾试图增进中美高层领导人的对话，但克林顿在当政头几个月回避了此类接触。

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在中国激起了强烈的反响。邓小平一再强调美国和西方没有任何权力将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中国，因为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中国也不会向任何威胁屈服。另两件事也加重了中美关系的恶化：美国对中国申办2000年的奥运会投了反对票；克林顿政府命令美国海军搜查驶往中东的中国商船银河号，据称该商船载有化学武器。20世纪80年代，不少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曾视美国为中国学习的榜样，但银河号事件等加上西方所散布的“中国威胁论”，转变了中国民众对美国的印象。如同笔者在之前篇章中所提到过的，大多数中国人开始将美国视为敌人。[19]

1993年底，在对已有的对华政策进行评估后，克林顿政府提出了“接触”政策。接触策略为美对华政策带来三项改变：第一，将是否更新中国的最惠国地位与中国的人权问题脱钩。第二，不再紧追人权问题不放，而是将双边对话拓展到更广阔的领域。第三，克林顿重启与中国高层领导人的接触。在中国官方看来，“接触策略”意味着什么并不明晰。许多人将“接触”视为“围堵”的一部分。在实际操作层面，中国并未看到美对华政策有什么大的改变。美国确实派遣了来自商务部、国防部、商务代表处和人权事务处等的内阁使团到访中国，但他们对中国似乎并不友善。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做法加深了中国对美涉华政策的质疑。1994年，克林顿政府重申了美对台政策。它没有明确美对台长期意图，也没有触及台湾“独立”的敏感问题，却将重点放在美国与台湾官员接触的规定上。其中一项规定是：台湾官员只有在以美国为中转站前往他国时才可进入美国。但这项规定很快被打破。1995年春末，台湾地区当局领导人李登辉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发表主题演讲。中国官方认为，美国通过挠扰海峡两岸的统一，甚至支持“台独”，来对华实施围堵政策。当中国通过发射导弹和在台岛沿岸部署舰队来表达对“台独”的不快时，美国却通过向海峡派遣两艘航母来表达保护台湾的意愿。美国的做法让中国民众的反美呼声再一次高涨。

台海危机表明了中国实现国家统一的决心，显著影响了美对华政策。克林顿政府声言，帮助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使其享有一个大国应有的权益并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是美国的长远目标。美国并无意阻挠中国崛起或围堵中国。“接触”意味着帮助中国成长为一个受尊敬和负责任的真正的大国。中国在成为大国俱乐部的一员时，必须遵守这一大家庭的规则。克林顿政府还强调，美国并不认为中美两国的核心国家利益相冲突，相反，两国可以形成长期合作伙伴关系。

克林顿政府表达了愿与中方恢复最高规格的官方接触的意向。1997年春，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被派往中国。同时，两国元首互访的行程也在计划中。按照这一计划，江泽民主席将于1997年末访问美国，克林顿总统也将在1998年访问中国。此前，江泽民和克林顿已在联合国和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组织见过面，但他们的双边会晤却将是自1989年以来的头一次。中美间的国事互访，1989年乔治·布什（George Bush）总统访问中国后就中止了。

美国所表达的帮助中国融入大国俱乐部的意愿，在中国看来是要视中国为平等的伙伴。此前，部分中国人认为美国的“融入”战略是要将中国束缚在由西方主要大国所创立和主导的国际体系中，以限制中国的发展。令人吃惊的是，一旦美国承认中国是大国，中国马上对“融入”的概念持欢迎态度。的确，长久以来，成为世界大国一直是中国民族主义的主旨。

自从中国领导人看到了美国的善意，中国的对美政策也发生了大转变。那些曾经对美持批评态度的领导人开始强调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解释了这一转变：

美国从来没有直接侵略过中国。《望厦条约》和1900年的庚子赔款等更多的也只是历史学家们的研究对象，中国的普通民众对此并无多少印象。……美国人民直率的性格、对自由的追求和实用主义的风格赢得了中国人民的欣赏。因此，近两代人的敌意在两国关系的天空中只是一抹扰人的云彩而已。现在这朵云飘走了，于是万里晴空（刘吉，1997）。

事实上，使中国发展得像美国那样强大，是几代中国人的梦想。对他们而言，两国关系的真正阻碍，是美国不愿将中国视为平等的伙伴。反对美国无视中国的国家尊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中国，正是反美民族主义呼声的主要内容。

1997年9月，江泽民主席如期出访美国，与克林顿总统就中美两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达成共识。中国政府认为克林顿和江泽民的会晤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是中美两国关系进展中的重大成就。次年6月，克林顿总统对中国进行了回访，这无疑进一步改善了中国对美国的印象。

中美就区域稳定、核合作、人权、宗教自由、非政府组织论坛及联合国关于经济权、社会权和文化权的公约达成了多项协议。双方决定展开政治和安全对话以促进世界和平和稳定。此外，两国元首将定期会晤，美国的国务卿、国防部长和国家安全顾问也将与中方代表互访，双方还将定期举行关于政治、军事、安全和军备控制等议题的非正式会谈，并建立两国首脑的直接沟通渠道。在军事关系，海上军事安全，军队交流，推进法制和加强执法，打击毒品和犯罪，科技、能源、环境合作等方面，两国也取得多项共识。

对于江泽民和克林顿的会晤，中国官方和民间的反响都比预期的更为积极。李鹏总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江泽民主席成功访美，标志着西方对中国的不公正制裁基本结束。更重要的是，会晤使中国人民对美国产生了好感。不少中国人将克林顿标榜为第一位愿意接纳中国的大国地位和不再以美国利益来评价中国行为的美国总统。

诚然，在不少中国领导人看来，中国无意也不应该挑战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李鹏总理表示，中国决不低估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无论它的经济实力还是科技、文化等，都有许多可取之处。但是，中国绝不能容忍美国干涉中国内政（MP，1998）。刘吉指出，中国想要寻求的中美关系不是对抗，而是合作；中美合作不仅与美国在下个世纪继续担当世界第一超级大国的利益相洽，也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即使在中国的现实主义者看来，中国是否将崛起为真正的世界大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避免与美国的正面冲突。阎学通将“避免与美国的军事对抗”视作“中国长期的战略安全利益”。在他看来，冷战结束后中国面临的最主要潜在军事威胁来自美国，中美对立会使美国采取如下行动：第一，在亚太合作中强化日美联盟，以日本平衡中国在亚洲的大国作用。第二，加强对中国分裂势力的支持，增加对台军售，使中国的统一安全受到威胁。第三，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边界纠纷中支持与中国对立的一方，增加他们在与中国解决矛盾时讨价还价的筹码。

在其于哈佛大学所作的演讲中，刘吉指出，“谁想与中国为敌，谁就会发现，中国不仅是不可战胜的，也是坚韧不拔的；以真心换真心，以朋友之道对待中国，中国也将以友谊相报”（刘吉，1997）。刘吉的此番言论很快被民族主义呼声的渐渐平息所证明。克林顿与江泽民的会晤，让中国领导人看到了美国的善意，也对中美两国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双方都愿意通过减少分歧、取得共识来建立长期的伙伴关系。随着双边沟通变得更实际、更理性，两国关系的稳定化及中国成为美国长期战略合作伙伴的前景指日可待。

四、钓鱼岛争端

1996年7月16日，一些日本学生（右翼分子）在钓鱼岛上非法搭建了一座灯塔。一如往昔，中国政府强烈谴责日本的做法，并重申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在日本，政府官员对此事件表示遗憾，但也重申日本对钓鱼岛的主权。两国外交话语交恶很快引爆了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在内的世界各地中国人的保钓运动。

中日两国对钓鱼岛的主权争议由来已久。邓小平在1978年访问日本时提出，以搁置争议来推进两国关系。1979年，一些日本人试图在岛上建设交通设施，引起了中方的激烈反对。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改革时代，为国内发展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主旨。1984年，邓小平以钓鱼岛为例，提出中国政府在处理与他国的领土争端时，应优先考虑如何不让这些争端对国内的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来解决领土争端问题。在中国领导人看来，占有钓鱼岛不会为中国带来任何实际的战略利益，而维持中日邦交的正常化却符合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然而，中方的示好并未获得日方的友好回应。

1996年保钓事件始发时，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政府会支持民众的民族主义热情。但这样的预期显然并无任何站得住脚的依据。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官方和民间对中日关系都保持着高度的敏感性。日资随着改革开放涌入中国，这使得中日的联系日益密切。但相应的问题也很快出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北京学生掀起了反日浪潮。1985年中日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164.4亿美元，其中进口额108.3亿美元，出口额56.1亿美元，两项逆差52.2亿美元。不仅如此，一些日本商人向中国市场倾销了一批过时淘汰的机械设备。更令中国人不快的是，日本领导人拒绝为日本国在二战中的侵略行为道歉。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青年学生们轻易地接受了中央高级领导人中存在着“亲日派”的说法，认为政府的对日政策太软弱了。

更重要的是，日本在亚太地区的政治影响力逐步上升。日本于1996年与美国签署了新的安全协议，欲将协议范围扩展至台海地区。在日本国内，不时有政府官员参拜供奉着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甚至矢口否认二战时的对华侵略事实。这些都引起了中国人的强烈不满。中国官方分析师指出，新的美日防御计划意在牵制中国的崛起。而日本对二战中的侵略行为的否认，也被普遍认为是其军国主义的抬头。

于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而言，政府应该站在民众一边，对日本采取强硬政策。这是因为：第一，政府可以借民众的民族主义运动来向日本显示保钓的决心。第二，以爱国主义为主旋律的反日呼声有利于加强新的领导集体的执政合法性。据报道，江泽民在了解了上海学生的反日示威后，称赞他们是爱国的。这是这么多年来，中央领导人第一次欣然接受学生的请愿。第三，香港、台湾及世界各地中国人与日俱涨的反日爱国主义情绪，可以成为促进中国统一的强大力量。中国政府表示愿与台湾一起保卫钓鱼岛。台湾当局不仅表示支持反日运动，还呼吁大陆和台湾共同捍卫对钓鱼岛的领土主权。在香港，12000人上街示威游行，抗议日本的夺钓行为。包括香港六所高校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在内的公共组织领导了这些示威游行。在参加示威的各色人等中，呼声最响亮的是曾强烈谴责中国政府的各民主团体的领袖，其中包括一直对中国政府抑制香港民主进程政策持不满态度的议员们。中国政府能够团结起如此多而复杂的政治势力、在中华各地形成民族凝聚力，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但事态的发展并不如中国的爱国主义者所愿。事件之初，中国政府对日本的夺岛行为反应激烈，然而，随着香港、台湾、澳门和大陆各地的反日呼声日渐高涨，中国政府很快采取强硬举措控制大陆的示威运动。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政府对钓鱼岛的主权问题采取妥协态度。相反，中国政府对日本加大了“官方”压力。中国政府对民间民族主义浇冷水，只是为了确保它不会对中国的国内稳定和国际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几项因素促成了中国政府对民众反日运动态度的转变。首先，民间民族主义的复杂性，使得政府对其可能产生的结果难以预估。包括香港的民主力量在内的各种政治势力都发出了爱国主义呼声，但中央政府很难判断他们是否会借机滋事，将反日运动与中国的民主化等政治问题相联系。第二，示威游行与中国政府的以政治稳定为重的原则相悖。如果学生运动愈演愈烈，可能将超出政府的掌控，威胁到国家的稳定和现代化。第三点也是更重要的，和邓小平一样，中国新的领导人深知稳固的中日关系对中国国内发展的重要性。中国政府不希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因任何国际纷争和冲突而放缓。也正是从日本侵华的深刻教训中，中国人明白了落后就要挨打。因此，为了集中力量建设国家，即使经常遭到民众的不满，中国政府也力图维持与日本的友好关系。

在国家的对外关系中，对日关系是最受中国民众关注的。他们不仅关心日本的对华政策，也通过密切追踪日本国内的政局，来揣摩中日关系的走向。这种格外关注的理由很简单：

日本侵华在中国的民族历史上留下了血淋淋的伤痕。日本人是最后的入侵者，因此中国人对其罪行的记忆也是最切近的。日本不仅侵吞了大块大块的中国领土，也通过收买汉奸来统治中国。更糟糕的是，中国的部分统治精英为日本的劝诱所动而与其勾结，助长了日本在华势力的形成和扩张。而战后，日本的执政者却对其士兵在侵华战争中的罪行采取拒绝承认甚至失忆的态度（Wang，1996）。

刘吉也指出：“日本侵华的惨痛记忆很难从中国人的脑海中褪去。”日本侵华史构成了中国现代史的重要部分。于不少中国人而言，日本成功迈入现代化，正是以将中国绑在耻辱柱上为代价的。因此，日本一旦对中国“使坏”，就立刻令他们想起其过去的滔天罪行：1894年到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马关条约》、伪满洲傀儡政权的建立、“九一八”事变、“华北五省自治”、卢沟桥事变和南京大屠杀。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中国青年》于1997年初对10万名海内外青少年进行了有关日本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这些青少年中的99.4%表示不会忘记日本曾经侵略过中国，76.4%表示看到日本国旗会让他们想起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接受问卷调查者的平均年龄在25岁左右。另一项1997年初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调查表明，超过90%的人清楚地知道中日两国之间在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同时82.7%的学生认为，作为一名中国青年，应该牢记日本侵华的历史。

中国人未看到日本忏悔战争罪行的诚意，日本也依然对中国缺乏尊重。德国人一再向二战中遭受其暴行的欧洲和其他地区的人民致歉，日本政府却有意曲改历史。日本的年轻人对国家历史的阴暗面所知甚少。中方认为，只有承认史实，日本才有可能正确面对历史。否认史实，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抬头的信号。在过去25年里，日本的政治家屡次发表声明否认侵华史实。在日本的中、小学教科书中，这段历史也被含糊地一笔带过。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中国青年》杂志社发起的调查显示，96.8%的中国青少年对日本拒不承认侵华罪行感到极大愤怒，93.3%的青少年认为日本对侵华史的态度是影响两国关系的最主要因素之一（The Xinhua News Agency，1997）。事实上，不少人担心不知悔改的日本将会继续对中国构成威胁，正如其积极响应西方针对中国的围堵战略。这种担忧显然影响了中国人对日本的印象。例如，在上述的问卷调查中，只有3%的青少年认为，日本在华投资是为了帮助中国，而有83.3%的人则认为，这是为了占有中国市场和获取利益，更有45.6%的人认为，日本试图在经济上控制中国。

中国官方分析家认识到民间民族主义并不是解决中日两国纷争的有效途径。要建立长期稳定和和平的中日关系，就要正确解决两国历史遗留问题。如同德国，日本应从心理上同那些曾遭受过侵略的国家改善关系。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人是否可以原谅日本过去的罪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对上次战争所持的态度，这个态度将决定日本未来对于可能发生的冲突所持的态度。

五、从双边主义到多边主义

新的国家利益认同的建立，也促使中国的战略思维从双边主义转向多边主义。冷战时期，中国在区域内以双边主义的政策影响邻邦，以期建立亚洲霸主的地位（Levine，1984：118）。冷战后，中国的战略家们越来越意识到多边政治合作和集体安全体系的重要性，双边主义已不再是中国追求国家利益特别是安全利益的最有效手段。阎学通指出：

冷战后，世界主要国家都意识到和平既是一国，也是世界各国共同的国家利益。靠增强军事实力保护个体安全的方法是难以持久的，为了持久有效地维护自身的安全，有必要建立集体安全体系（阎学通，1996）。

中国的战略家认为，集体合作安全保障体系是一种比个体安全保障体系更为安全和保险的系统。这是因为：在集体合作安全体系中，每个国家的安全除了靠自己的力量之外，还受到集体合作安全条约的保障。此外，集体合作安全机制还多了一层威慑作用。畏于集体的惩罚，单个国家就不敢冒险采取侵略行动（阎学通，1996）。

这一集体安全观反映在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政策上。中国在冷战时期是不赞成在东南亚搞集体安全机制的，并视1967年成立的东盟（ASEAN）为由美国主导的反华军事联盟，会对中国安全构成威胁。[20]但中国的战略家在冷战后逐渐改变了看法，他们意识到建立亚太地区集体合作安全保障是中国宏观的战略安全利益。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冲突主要围绕着南海诸岛尤其是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邓小平在1984年会见来自美国的代表团时提出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领土争端），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同年，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将“搁置主权问题，共同开发”作为解决南沙群岛问题的办法。

另一方面，东南亚国家也劝说中国加入与东盟的多边安全会谈。1994年中国在东盟地区论坛首次会议上，提出五点亚太安全合作的原则和措施。中国的搁置主权问题的提议目的在于促进集体安全机制的早日建成。尽管进展有限，但是这些提议无疑有助于中国调整与邻国的关系。中国参与了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盟地区论坛（ARF）等各种形式的区域对话，并表达了通过协商来寻找解决领土争端的可能途径的意愿。

建立亚太地区的集体合作安全机制对中国的战略安全有两个好处：可以防止东亚地区的军备竞赛，也有助于建立和平的周边环境。但在阎学通看来，真正值得担忧的是，如果他国擅自使用武力来占领具有争议的岛屿，中国也就不得不诉诸武力来保卫其领土和主权。

结论

中国的当政者基于对国家利益的认识来制定对内和对外政策。强调综合国力就意味着国家发展须从各个方面平衡考虑，而不仅仅是着力于军事实力、经济实力等单个方面。将经济发展作为提升综合国力的重中之重，说明中国的当政者相信国家利益可以量化。

这一逻辑使得中国的领导班子在制定对外政策时更加务实。意识形态因素不再对中国的外交起到主要作用。中国的战略家意识到“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之争已不再是国际政治斗争的关键”（阎学通，1996c：43）。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中国就放弃了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策。务实渐渐成为中国外交的主要特征，这尤其体现在中美关系上。即使是对于领土主权，中国的看法也有了一定的变化，在某些具体的问题上，主权分歧可以让位于国际合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开始寻求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变得更为自信是可以理解的，但自信并不等同于攻击性或侵略性。随着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发展，中国对国家利益的观念也发生了转变。在国家利益认同上，如何从旧的世界观转换到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语境中，中国人依然在学习和适应。

饱尝了几个世纪的屈辱，中国人渴望获得国际社会的尊重。这或许会被视为一种执迷不悟，但中国人不这么看，他们相信这份尊重是中国应得的。随着经济发展和国家实力的增强，不少中国人甚至认为他们有权力要求这样的尊重。中国的新民族主义正是在他国未给予中国应有的尊重的情境下而兴起的，因此，它将如何影响中国的对外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国会以何种态度对待中国。

第七章　中国新民族主义将何去何从？

中国的新民族主义会变得具有侵略性吗？它意在推动中国与其他世界大国争夺军事和政治权力吗？不少西方学者认为，崛起中的大国会对全球势力分配的现状和既有霸主的霸权构成挑战。这种动荡的转变和竞争，最终会将世界引向战争。据此观点，许多西方人担忧，中国崛起会成为现有国际秩序的不稳定因素，威胁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一、后冷战时期的中国战略选择

中国人如何思考中国的国际角色。这些思考所呈现的国家认同的转变表明，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影响并不必然落入这些西方学者所预设的模式。借用艾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所提出的“退出、抗议和效忠”三种策略选择，中国最有可能选择的国际战略是“抗议”，而不是“退出”或“效忠”。

中国不可能无条件地“忠于”现有的国际体系，这须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如前面章节中所讨论过的，在新民族主义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现有的国际体系并不必然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西方国家一手制定了现有国际体系的规范和准则，当时贫弱的中国并无实际的发言权和影响力。这些规则固然使中国受益，但终究会制约中国的发展。正因此，中国的领导人倡议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另一方面，西方对中国崛起将改变世界秩序和稳定的担忧，也让中国人明白，现在的国际体系很难真正包容崛起中的中国。

中国也很难做到“退出”现有的国际体系。第一，西方不会允许中国这么做。让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共产主义国家“生存”在国际体系之外是危险的。如第一章所言，除了一些“强硬的现实主义分子”，西方并不愿意孤立中国。

第二，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也让“退出”无以可能。与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联系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部分，20多年的改革开放也让中国经济极大地融入了世界体系。在经济改革的初始阶段，中国吸引了大量外资，但却无法引进西方的高新技术。中国的建设者很清楚西方资本和高新技术对中国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而融入国际体系是获得这些的最有效途径。因此，1997年9月，江泽民在会见克林顿时的一项重要的议程，就是说服美国重新开放因1989年的政治风波而对中国中断的高新技术输送。同样，朱镕基也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1998年3月，朱镕基总理访欧，他特别提出中欧应在科技方面开展合作。

第三，即使西方愿意接受中国的崛起，中国也无法建立一个以己为中心的世界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长足发展，可望在21世纪初成为超级经济体。但高速现代化也给中国国内带来了诸多问题并引发了中央权力的危机。没有稳固的制度基础，中国难以建立以己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此外，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也对国民失去了吸引力，中国人意识到，旧的意识形态已经成为国家重塑国际声望的主要阻碍，而国际声望对一个世界大国来说又是至关重要的。虽然知识界开始复兴儒家文明，中国能否依靠儒教来建立新的国际秩序还有待观望，如白鲁荀所言：“尽管中国有着伟大的历史……它进入现代化的方式让它的民族主义相对稚弱。”

在后冷战时期，中国最有可能选择的是“抗议”战略。事实上，中国已然对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发出抱怨，并呼吁建立新的国际秩序。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试图“退出”现有体系，中国也无意于主导建立新的国际秩序。中国要做的是“改革”现有体系，使其更有利于中国崛起和中国的国家利益。

新民族主义的兴起会改变中国的“抗议”战略吗？接下来的部分将论证为何中国将“抗议”视为其成为大国的唯一途径。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下，中国官方学者和政府中强硬的现实主义派会做出理性的战略选择吗？本研究表明，随着国家利益观的转变，这些精英在制定政策时所使用的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语言，并不影响这些政策的理性实质。更何况，新民族主义也面临着中国国内的诸多挑战。民族主义只是20世纪90年代众多政治势力中的一支，而不是唯一的。20多年的改革开放培育了众多政治和社会力量。20世纪80年代，受到政府抵制的自由主义盛行于各社会群体中。到了20世纪90年代，民族主义兴起，但自由主义依然有着很大市场，它还与全球主义密切相关。的确，自由主义或全球主义对民族主义构成了严重挑战，要理解新民族主义的未来也须从理解它的挑战入手。

中国新民族主义的兴起不仅是对本国现代化所做出的回应，也是对国际形势的发展所做出的回应。西方各式各样的反华理论在中国激起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不少中国人相信西方并不乐见且想方设法遏制中国的发展，因此，民族主义被视作动员各方国内力量抵制西方围堵战略的必要手段。但这一想法对国家政策制定的影响显然具有复杂性。

新民族主义的对外目标是建立新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如前所述，新民族主义者不满于现有的国际势力分配，希望国际秩序向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方向转变，这让中国的新民族主义呈现出进攻倾向。中国也不可能选择“退出”现有的国际体系。中国国际战略的选择不仅受制于各种国内外因素，也取决于中国如何看待自身崛起和西方对中国崛起的态度。中国官方的战略家们即使满怀民族主义情绪，也还是认为“抗议”和“参与”才是中国成为大国的唯一途径。

二、中国真的会被围堵吗？

中国真的会被围堵吗？在中国的现实主义分子看来，“围堵中国”理论的出现是冷战结束的自然结果，不可能真的实现。冷战后，美对华政策发生了变化。随着苏联的瓦解，中美失去了共同的敌人，中国也因此不再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的迅速崛起很自然地让不少美国人对其是否会挑战美国的全球利益产生质疑。但围堵理论的制造者高估了中美利益的冲突面，低估了合作面。只要两国在全球和区域拥有共同利益，美国就不会真的对华实施围堵政策，同样，中国也不会发动民族主义运动来反对美国。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所炮制的围堵战略，受到多项因素的制约。中西间的冷战并不现实。中国不同于苏联，既不想孤立自己，也无意于建立集团或联盟。开放政策是中国国家战略的核心。中国和西方都想参与对方的发展，双方也已在中国开放政策下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关系。只要中国的发展依然保持活力，能让西方从中获益，西方就不会孤立和围堵中国。

退一步讲，就算美国真的对中国实行围堵政策，也很难成功。世界局势在冷战后向多极化发展，并不是唯美国独尊。美国与其他世界大国的关系不应被美化，他们之间的潜在冲突不容忽视。在欧洲，统一后的德国依然可能成为第一流的国家。在亚洲，日本倾向于将东盟放到战略考虑的重要位置，并力图成为区域的政治领袖。日本的所作所为不仅值得中国警惕，也将对美国的亚洲利益构成挑战。此外，区域认同的加强也促进了各种形式的区域经济、军事和政治联盟的形成。这些都表明，尽管美国依然是头号强国，它的霸主地位并非不可动摇。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美国也不可能采取过于强硬的对华战略。美国一方面不愿看到中国变成对其国家利益形成挑战的另一个苏联，另一方面也极力遏制俄国再次发展壮大。正因此，美国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东扩，并插手台海危机。但美国也深知，它对中俄两方的遏制行动都不能太过火，否则，中、俄很有可能形成联盟共同对抗美国，这将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造成致命打击。

亚太问题也是美对华遏制战略所受到的制约之一。亚太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谁掌握了亚太，谁才能够在世界上占据最有利的地位。美国在亚太的利益系于两点：一是这一新兴地区的领导权不能失于他人之手；二是这一地区业已形成的繁荣稳定的局面必须保持，其巨大的发展机会不容丢失。就第一点即亚太的主导权而言，美国面临的是两个对手。它既要挟日抑中，也要借中抑日。今天的日美安保关系与冷战时期的情况已不可同日而语，美国的用意之一，是借此继续拴住日本，把日本置于从属的位置；而日本的用意也有转移美国对它的注意力，麻痹美国的对日警觉，借中美对抗达到同时牵制两个对手，进而坐大自己的目的。这就使美国在推行对华遏制政策时不得不留一手，防止日本从中利用。就美国利益的第二点，即保持亚太的繁荣稳定，不丢失巨大的发展机会而言，美国若采取与中国全面对抗的政策，恰恰对它是不利的。中国目前是西太平洋地区最具分量、最有前景的国家之一，丢失了中国，将给美国在亚太的经济利益带来严重损失，并为美国的竞争对手更多地进入中国市场提供可乘之机。

美中之间可观的共同战略利益的存在对美国对华遏制战略构成了最重要的制约，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经济上互有需要。冷战后，一国的经济利益上升为该国最重要的战略利益，使经济因素在当代国际关系和一国对外政策中的分量加重。经济利益、经济安全大大提高了美中关系在各自战略棋盘上的分量。二是在维持国际力量均衡方面，美国需要借助中国来平衡其他的大国力量。三是在保持亚太的稳定和推进区域合作方面，中国是个举足轻重的因素。四是在解决与西方和美国利益相关的全球性和地区性问题上，需要得到中国的积极配合，例如国际禁毒、抵制伊斯兰激进势力的蔓延和威胁、防止核扩散、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协调等等。

但美国的遏制战略并不是中国崛起的唯一外来障碍。除了美国因素外，中国的崛起环境有其他的复杂层面。阎学通认为崛起环境可从三个方面来看：卷入战争或军事冲突的风险、世界主要国家接受该国崛起的程度、海外经济利益的扩张速度。

中国必须在崛起道路上规避战争和军事冲突，因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将耗费大量原本可以用于国内建设的资源。世界主要国家的对华政策，也决定着中国是否能够和平崛起。不少国家已经对中国的雄心保持警觉，如果中国不能与这些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消除它们的顾虑，其崛起必然受到阻碍。当然，这些国家是否将遏制中国，最终还是取决于利益考虑。这也牵涉到崛起环境的第三方面，即中国的海外经济利益扩张。中国在出口、技术引进和海外投资等方面的经济活动，不仅应有利于中国的发展，也应使其他参与国获得经济利益。中国海外经济环境的改善，有赖于这种共赢的局面。

鉴于上述这些考虑，中国的现实主义者认为，必须压制国内的民族主义运动。这有多重战略意义：一是防止美国与中国周边国家共同遏制中国。冷战后，中国的崛起已经在西方国家和周边地区引起了一些误解，认为中国强大之后会称霸世界，所以“中国威胁论”的市场不断扩大。这种认识虽然是错误的，但中国应充分正视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将长期存在这一现实，采取参与的战略，进入到这个体系中去，而不能因为民族主义情绪而游离于这个体系之外。游离国际体系之外的孤立主义政策，容易使中国成为美国的遏制对象，而进入到这个体系之内，中国则能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发展较多的共同战略利益。二是有利于中国积极主动地参加亚太地区各种多边政治和安全机构的活动。如此，即使中国的观点立场不能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原则，至少可以减少不利于中国的国际规则出台。三是使中国外交变得更加积极和具有建设性。参与不是卧薪尝胆，不是准备将来有一天对在历史上有负于我国的国家进行报复，而是通过向世界提出更多的有建设性意义的思想，增强中国的影响力，更多地承担起领导世界走向更美好的未来的责任。

中国的现实主义派还提出，不应去主动挑战现有的国际体系。中国只能成为区域性大国，不可能成为世界性领导者。要成为世界性大国，不仅取决于经济、军事等因素，还有一个价值观的问题。目前世界上的主流价值观是西方的价值观。东方文明能否取代西方文明，世界潮流是否将由西方转向东方，这种趋势也决定着中国能否成为世界一流国家。此外，也有学者指出，“搭便车”对中国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定位必须是大国，否则没有出路。中国，做挑战者没有资格，也不可能；做纯粹的追随者，也不可取。中国只能在不同的领域选择不同的战略。

尽管新民族主义者中的大多数反对现有的国际体系，他们中也有部分人认为应将精力放在国内改革上，这样才能使中国融入国际体系。这种内部改革包括如下几点：第一，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必要条件。世界通行的经济准则即使与中国的利益有所抵触，也应被尊重和遵循。第二，中国应废弃传统的重商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主权、社会秩序和市场发展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不应过多涉入中国在国际上的经济活动。中国一方面从自由的国际市场获利，另一方面却又嚷嚷着要重塑国际经济秩序，这并不可取。中国应致力于推进自由的国际市场，唯有如此，中国崛起才能对世界体系做出贡献。第三，对于国家主权的观念应做些改变。无疑，捍卫国家主权是国家的责任。但荣敬本也指出：“在建立国际新秩序方面，同样必须尊重历史形成的国家主权，如果去算历史的老账，必然引起国际民族纠纷。”任何冲突都会对中国国内的发展和稳定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所以，在争夺主权时，也应考量国家经济由此将受到的影响。

煽动人心的民族主义确实常常妨碍决策者的理性思考。不少国外观察家担心，中国的外交决策将在新民族主义的影响下脱离理性的轨道。但实际上，民族主义与理性选择并非不可并存。中国民族主义的目标是实现国家富强。因此，民族主义“热情”屈从于国家“利益”，前者并不妨碍中国的决策者为国家做出理性的选择。

三、自由主义与新民族主义的争论

中国的新民族主义者认为中国不应被整合进由西方所建立的现有国际体系中，提议通过“反西化”和“反西方文明”来强化国家认同感，并强调中央集权是中国发展的先决条件。然而，这些观点受到了自由主义者和全球主义者的严重挑战。在自由主义者眼里，自由主义是超民族的或超文明的价值体系。民族主义者认为市场化和自由化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因此将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改革视为一种西化过程。自由主义者则不这么看。他们认为自由主义是人类文明的普适价值，并不是任一文明的独有产物，它是中国走向现代化无法拒绝也不应拒绝的价值观。如秦晖所言：

“自然”的制度优于“人为”的制度，市场经济优于指令经济，民主政治优于专制政治，政教分离优于政教合一，信仰自由优于宗教审判，等等（秦晖，1996）。

经济改革带来个体自由，这不应被视为“西化”。个体自由是一种普适价值，也应是民族主义的目标，束缚公民权的民族主义是不合理的。在个体自由这一点上，各文明之间不存在冲突，实现人的尊严和权利是它们共同的终极目标。中国要成为真正的文明大国，就应接受自由主义。

合理的民族主义以公民权利的实现为前提。……

民族主义所要捍卫的民族利益只能是民族中每个成员个人利益的整合，因而民族利益的体现者只能通过自由公民意志的契约整合程序（即民主程序）产生。任何人不能超越这一程序而自称为民族利益体现者，并要求别人为他所宣称的“民族利益”作出牺牲。换句话说，合理的民族主义是以民主主义为前提的（秦晖，1996b）。

著名作家刘心武提出，所有国家都应尊重“人类共享文明”，中国作为这一文明的一员也不例外。他谈道：

这种文明虽然是由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比较早地创造出来，但是，它有利于推动其他民族的生产力的发展与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文明就叫做人类共享文明。……但我们得坦率地承认，最近几百年来，西欧和北美为人类这一文明提供的东西更多一些。这些东西既不要去问姓“社”姓“资”，也不要问姓“外”姓“中”，它就是人类共享文明（刘心武，1996）。

正像《中国可以说不》一书所体现的，民族主义者对西方文明持强烈的抵制态度，自由主义者则认为对西方说“不”只会拖缓中国自己的发展进程。在许纪霖看来，《中国可以说不》中所表现的一类民间反西方情绪，已经成为近代中国落后的一个主要因素。日本向先进的西方学习治国之道，将自己从受外强欺凌的危境中解救出来。在同样的危境下，中国的统治者却试图利用义和团运动这样的民族主义运动来抵抗西方。西方文明虽然是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张来到东方，但两者并非是一个有机的不可分离的整体。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多元结构中，既有支持霸权主义的成分，也有抗拒它的成分，不可一概而论。中国需要的是合理的民族主义，向西方学习市场、自由、民主、法治等等“软实力”。反西方主义只是一种饮鸩止渴，它只能倒过来加剧民族认同的危机本身，而无助于走出现代化与民族主义冲突的传统困境（许纪霖，1997）。

新民族主义者认为，民族主义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前提，并强调缺少了民族主义的现代化将无以使中国强大。而自由主义者则将全球主义视为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在他们看来，民族主义过盛会妨碍中国融入世界体系。例如，孙立平就曾指出：

民族主义情绪的兴起，以及这种民族主义的情绪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的不断加深，使得一个问题再一次提到我们的面前，这就是中国要不要继续进入和融入到世界主流文明中去。……在另外的一些国家，民族主义情绪却成为自我封闭的理由，成为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障碍。只要看一下当今的世界，我们就不难看出，一些最旗帜鲜明地坚持民族主义的国家，往往也就是最抗拒现代化的主流文明的国家，有的甚至也就是当今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孙立平，1996a）。

孙立平进一步区分了作为手段的民族主义和作为目标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可以被用作促进社会整合和民族凝聚的手段。但若将民族主义视为目标，则往往会片面夸大本民族某些特质的优越性，并以这样的优越性来拒斥其他民族文化中有益的东西。就一个正在进行现代化的落后国家来说，前一种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往往会对现代化起推动的作用，而后一种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则往往使这个民族的现代化走向歧途，甚至出现对现代化的反动。在这种情况下，能否自觉地选择世界的主流文明，将自己自觉地融入到这个主流文明中去，并在这个主流文明中成为一个积极而活跃的角色，仍然是中华民族面临的一个关键的抉择。如果狭隘地以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基本的标准，由此设定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发展目标，将会对中国社会的发展造成极为有害的影响（孙立平）。

新民族主义者认为，由西方所主导建立的现有国际规范和准则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应改革现有的国际体系或至少对一些规则做出调整。相反，自由派则认为现有的国际规则于中国有利。自由派的代表人物李慎之提出，中国应抛弃地缘政治这样的陈旧概念，接受全球化和相互依存有利于世界各国的事实。对遭受西方列强欺凌的屈辱记忆，很容易使中国的民族主义衍变成沙文主义，而这实际上会阻碍中国崛起。要成为真正的大国，并为世界和平与安全做出贡献，中国只能接受现有的国际准则。据他所言：

在全球化已经成为大趋势的现实情况下，中国未来可供选择的现代化道路就不可能是另起炉灶，而是理解全球化的进程更深刻，参与全球化的进程更积极，在全球化进程中提出更高明的指导原则，来推进和提高全球化的进程（李慎之，1994）。

无疑，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和外交准则是在西方几个主要国家的主导下制定的，将它们称作西方文明的产物并不夸大。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无法从这些准则中受益。

陈少明认为，中国不能因为自己是发展中国家，就以国际规则不适应本国国情为理由而拒绝之。其他东亚国家已经证明，接受这些规则有助于改善国情。

继《中国可以说不》成为畅销书之后，新出版的《中国不当“不先生”》一书赢得了同样可观的读者，它的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研究员沈骥如。在这本书中，沈骥如列举了一组反对“说不”的理由。他认为，全球主义应成为中国的认同。中国对西方说不起“不”，也无法拒绝融入现有的国际社会，更不可能孤立自己或寻求霸权。苏联正是因为说“不”而最终分崩离析。

苏联曾试图谋求世界霸权。它以争夺和对抗的方式处理国际关系，在联合国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并拒绝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些做法严重威胁了美国利益，促使它联合其他西方国家，全面地遏制苏联。同时，由于苏联的扩张危及了西方的势力范围，促使西方进一步加强了反苏联的阵线。苏联为了取得压倒美国的军事优势，不遗余力地与美国开展了军备竞赛，耗尽了国力。经济改革的失败最终使苏联难逃瓦解的厄运。

在沈骥如看来，自冷战以来崛起了四股主要力量：美国、欧盟、俄国和中国。中国应在国际事务中扮演重要的合作者的角色，与其他三股力量共同推进多极世界的形成。尽管坚决反对美国的霸权，中国也须承认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重要角色，与美国真诚合作，以保障自身的安全利益。如此，美国才不会将崛起中的中国视作其全球利益的威胁。

沈骥如还提出，中国应在国际经济事务中顾及西方的经济利益。合作可以带来双赢局面，适当做些让步并不会使中国的尊严受损。中国在得利于国际经济合作的同时，也应尊重国际贸易机制的规则。更重要的是，中国不应坐等被拉入国际体系。中国在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的表现，展示了中国主动融入国际体系的意愿和努力，应得到肯定和鼓励。

针对中国国内的政治体制，自由派对民族主义者提出了更激烈的挑战。新民族主义者支持国家主义，认为只有将权力重新收归于中央才能振兴中国。自由派则支持通过政治改革来实现民主制，在他们看来，国家主义和中央集权会削弱国力。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官学两界展开了关于新权威主义的讨论。新权威主义的支持者认为，中央权威是推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提出实行新权威统治。自由派则坚持，民主制才是中国的政改方向。20世纪90年代的东欧剧变让中国的知识分子深切认识到稳定的重要性，他们不再谈民主化和激进的改革。但随着新民族主义的兴起，这一论争又被摆到台面上。

事实上，自由派并不排斥中央集权，但他们认为中国走向富强的基石应是民主而非民族主义。他们指出，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兴起于亡国灭种的危境中，但既然现在已经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就应将重心转向民主和人权。李泽厚、王德胜谈到：

又例如社会秩序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我主张集权，中央要有很大的权威，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假使地方权力太大，完全不听中央，那最后就必然是打内战，因为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利益，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来调节、控制，地方利益冲突起来，那还得了。……“新权威主义”要把集权固定下来，我却认为还是要向民主制度过渡（李泽厚、王德胜，1994）。

陈少明对新民族主义大加反对。他指出，民族主义声称维护、争取国家利益就是为了民族利益。但事实上，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未必等同。他以纳粹德国为例来论证这一观点：

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例，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主义的国家都声称为民族利益而战，其时国家意志都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但结果是，有些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是一致的，有些是背离。纳粹时代的德国，国家牺牲了人民，即最终损害了德意志民族的利益。民族主义很容易……演化为国家主义。……在和平的年代里，如果我们热衷于强调国家意志的话，那只有一种选择，就是从市场经济退回到计划经济（陈少明，1996）。

国家主义的支持者认为中央须牢牢控制财权。自由派并不反对中央掌握财权，但他们提醒不对权力加以约束就会导致权力被滥用。将权力集中到中央应以对中央权力进行制度约束为前提（张曙光，1995）。

当政者不能以抵制普适价值为代价来巩固政权或促进民族团结。没有内部竞争机制（民主）的保障，任何政治系统都会走向末路。张曙光（1995）指出，苏联有先进的武器，人民对国家也有信心，但最终还是分崩离析了。显然，张曙光是借用苏联的例子来告诫民族主义的危害。只有实行民主，使民众参与政治事务，中国才有望成为强国。陈少明谈到：

以民族主义进行社会动员是有条件的，一般是民族危机时期，它才对社会有感召力。……但一旦这种危机消失，社会复又一盘散沙。……如果（民众）没法将自己的切身利益同有组织的行为联系起来，对任何政治动员的反应自然冷淡。……要提高社会动员的效率，从长远看，切实的措施是通过改革，提高民众参与政治事务以表达其愿望的机会（陈少明，1996）。

沈骥如认为，中国不仅应在经济体制上与世界接轨，也应在政治和社会制度上向美国学习。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并保持住这一地位，除了国力和财富，更重要的是制度因素使然，它的自由和包容吸引了世界各地的顶级人才（沈骥如，1998：351）。沈骥如也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并非一成不变，资本主义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共通性越来越明显。因此，中国应该欢迎之前一直排斥的“和平演变”，它有助于中国社会的进步。

笔者在第二章中提到，中国近代史上关于民族主义的讨论，围绕着三种主权类型展开：民族的、国家的和人民的。国家主权论和人民主权论者都寻求强大的国家，但就如何建立强大的国家看法不同。他们的分歧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依然存在，两派都在政坛和社会各界有着各自的拥护者。无疑，新民族主义的发展受限于自由派的抵制。从对抗西方到与之合作，中国社会对国家利益的理解的转变受到了全球主义的推动。

四、中国正在拥抱这个世界

20世纪90年代初，白鲁恂在审视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轨迹后总结道：中国的精英在否定中华文明和将其浪漫化两个极端间摇摆不定。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文明正在努力尝试向传统注入现代元素，从而产生出新的民族主义，而中国似乎更愿意固守传统，这正是出于对中华文明的浪漫情结。

看到今日中国的景象，白鲁恂一定会同意他当初的结论过于草率了。几十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渐渐融入世界，而目前的国际环境，也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和平的国际环境和与他国的紧密联系让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改变了。当普通中国人接触到越来越开放的外界信息，他们对世界大事的了解也会更加客观和深入。1996年，《中国青年》在中国五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和哈尔滨）对民众如何看待国家对外开放的程度展开了调查。调查显示，在五个城市居民中，很关心国际新闻者占56.5%；不关心者占5.1%。

从封闭走向开放，中国社会的改变对中国人的观念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首先，中国人对世界秩序的看法变得更为多元了。当上述调查中的五个城市居民被问及中国目前在世界上的地位时，有两种观点的赞成者的比例比较接近，即特殊地位论——“中国的文化悠久，具有它特殊的世界地位”（32.8%）和地位未定论——“中国正在改革和发展中，它在世界上的地位还不好判断”（30.0%）；其次为潜在市场论——“中国仅仅在经济上被其他国家作为一个很有发展前景的大市场来看”（16.9%）和世界强国论——“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力量已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13.1%）；持落后国家论——“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的一个落后国家，没有什么特殊重要作用”者的比例为2.7%（零点调查公司等，1997：32-3）。大多数居民看好融入世界对国家发展的影响，并认为中国应向西方学习。其次，在向西方学习一事上，中国人也变得更为理性。他们不再盲目崇拜西方，开始有选择地吸取各国所长，以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所用。

在这一背景下，新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全球主义）之间的关系便能得到更好的理解。显然，“抗议”介于“效忠”和“退出”之间。中国不会完全接受现有的国际体系，也不会拒斥它。

“抗议”战略契合中国民族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主权的主旨。在中国近代史上，民族主义是中国对西方帝国主义凌辱的反抗。中国的政治精英希望借助民族主义来重拾独立的民族主权、民族尊严和中国的大国地位。始自孙中山，民族主义就寻求中国作为大国应有的国际地位（见第二章），目前的新民族主义亦如此。对于孙中山等民族主义者来说，中国可以通过表达不满而非建立一个以己为中心的新的国际体系，来争取与其他大国平等的地位。换句话说，“合作的方式”比“对抗的方式”更有利于中国的国家利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成为苏联的亲密伙伴。50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毛泽东试图带领中国重建国际秩序。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中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大转向，开始联美抗苏。自此，中国不再拒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并努力融入之。即使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了新民族主义，这一积极融入世界的大方向也没有改变。

冷战结束后，中国的领导人一再强调应建立更有利于中国利益的新国际秩序，而这一“新国际秩序”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推进中国作为独立主权国家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在正式场合和文件中，中国的政治精英很少用“新世界秩序”一词，而是以“新国际秩序”来表达他们对世界政治的看法。在中国人看来，“世界秩序”一词带有霸权的意味，美国作为霸主是这一秩序的主要推动者。“新世界秩序”以合作解决世界问题之虚，行干预国家主权之实。反之，“新国际秩序”意味着各个主权国家是这一秩序的独立单元，而这一秩序的初衷也是为了保持这些国家的独立和主权。

中国并不需要以革命的方式来建立这样的新国际秩序。中国要做的是发出不满的声音，以期对现有的国际秩序进行改革。西方特别是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有目共睹。随着苏联的瓦解，两极格局结束了，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中国人很清楚，尽管中国可以成为一“极”，但美国的世界领袖地位不可动摇。资深国际问题专家何方坦言：“美国确实拥有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的全面优势。”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分析家也承认，在所有这些方面，美国是中国现代化的参照标准，这也正是中国的政治精英一再强调中美合作重要性的心理基础。

1993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央军委办公厅举办了国际形势发展研讨会。根据香港方面对此次会议的分析报告，逾六成与会者把日本看成头号敌人，三成认为美国仍是主要敌手，约一成与会者认为俄罗斯将成为危险敌手。如前所述，不少中国人认为新的日美军事联盟意在遏制中国。但随着日本称霸东亚的野心日渐彰显，中国认识到美国介入东亚事务可以平衡日本势力。据美国高校的一位中国博士生的研究分析，中国官方认可美国的世界领导者地位，有40%的政治精英在不同程度上表示“赞成或支持美国领导世界”，这是因为：首先，国际体系需要一个领导者。其次，与其他更为危险的野心国相比，美国温和得多。1995年，李登辉访美在中国激起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但中国官方对此事处理谨慎，以防引致任何于中美关系不利的结果。诚然，中国官方在不同场合表达对西方的不满，但也尽量避免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任何直接冲突。

值得注意的是，一旦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示好，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就会有所平复。如本书第六章所呈现的，中国有融入世界的意愿，也希望改善与他国的关系，这些都反映在中美关系和中国与亚洲邻邦关系的转变上。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政府也显示出合作的诚意。在与美国总统克林顿的会晤中，江泽民主席做出承诺，中国将批准1966年获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CESCR）。1998年3月13日，北京方面声称中国政府已于1997年10月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尽管据媒体推测真正的签署日期可能是1998年4月的某一天。同时，中国政府也宣布将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该公约于1966年由联合国大会通过，1976年生效。由于中国曾坚决抵制这两项国际公约，中国如今的表现令外界惊讶。但若考虑到成为“大国俱乐部中的一员”是几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梦，中国为此做出改变也在情理之中。

中国不仅积极融入世界，也在区域秩序中承担起大国的责任。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泰国提供的一揽子救济计划捐献了10亿美元。中国政府还坚持人民币不贬值，防止了亚洲货币的新一轮贬值。而中国这样做，按照朱镕基的话说，是因为中国对亚洲地区的经济稳定负有责任。

随着苏联的瓦解和冷战的结束，中国和西方都失去了国家战略的旧有基础，在调整对外行为以适应新的国际环境上遇到了许多困难。失去了苏联这个共有的敌人，中国和西方还未找到足够坚实的新的合作基础。双方的利益，无论是物质的还是文化的，都面临着严重的冲突。

中国在经济上迅速崛起，苏联的瓦解忽然将它推到一个特殊的历史机遇前。这是自清末以降，中国第一次有望成为国际社会中的重要力量，一洗百年耻辱。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提升了。在国际事务中，中国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些都让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强烈要求，改变由西方主导建立的于中国利益有诸多不利的现有国际体系，甚至建立一个全新的体系。中国的战略家也认为，在国际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将极大地有利于中国。对于中国国内的情况，民族主义者目睹了以分权为导向的现代化对国家的影响，提出应借助民族主义来树立新的国家认同，反西化是这一时期中国民族主义的主题。此外，经济上的成就也让中国人对自己的文明和传统恢复了自信。儒家思想不再被视为现代化的障碍。以西化为导向的现代化给中国带来了各种“疾病”，儒家思想是治疗这些疾病的良方。而为了复兴儒学，必须展开抵制西方文明的运动。从以上这些方面来看，中国很有可能变得民族主义化。

但中国的外交政策不会是民族主义的。中国的新民族主义是反应性的。中国的当政者很清楚落后就要挨打，而以落后之资窥霸主之位更是痴人说梦，因此将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作为重中之重。中国愿意接受不触犯中国利益的国际准则，也愿意在大是大非的国际问题上做出适当妥协，因为友好的国际环境有利于国内发展。当然，中国主张根据变化后的全球势力格局相应地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会动用原本用于国内建设的资源来进行这种国际革命。相反，大部分中国人认为中国应该通过积极参与来融入现有的国际体系。中国人关心中国的国际和区域地位，但也谈中国对推进全球和区域和平与安全的“责任”。但中国不能容忍西方用现有的国际规则来遏制中国的发展，因此采取“抗议”战略。王缉思指出，美国试图迫使中国围着它转……一旦美国将本国的意志强加于中国，两国就会产生摩擦。

一个强大的中国，对中国自身和对国际社会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从美国方面来看，随着苏联的解体，中国不再是战略合作伙伴。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从地缘政治的旧有观念来看，它没有理由再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中美间的战略合作基础一旦瓦解，就注定在安全、贸易、人权、台湾、香港、西藏等问题上发生严重冲突。此外，西方一部分人在20世纪80年代认为，改革会将中国变成一个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国家，西方价值观也将盛行于中国。但事态发展并非如他们所愿。冷战结束后不久，西方又有人预言中国将步苏联之后尘成为民主国家。但他们的期望又落空了。于是，这些西方人开始恐惧中国的崛起，害怕一个强大的异己的中国成为西方的严重威胁。但中国已经在经济上取得了傲人成绩，必将成为区域乃至世界的霸主，西方能做的只能是遏制其进一步发展。这正是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威胁论”的发生逻辑。如何减轻甚至消除中国的威胁，成为西方的棘手大事，他们提出了“围堵中国”和“分裂中国”等理论。

但是，想要遏制中国的崛起并非易事。西方的阻挠或许将使中国的崛起速度在后二三十年放缓，却无法使其停止。这是因为，中国国内蕴藏着巨大的干劲和能量。如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并不认为中国的发展可以被遏止。巨人已然出瓶，再也塞不回去。即使没有外力帮助，中国国内的活力也足以使它发展壮大。而西方对中国的不友善和遏制，激起了中国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说明，中国民族主义的诱因不是中国国内的发展，而是外来刺激。尽管中国民间的新民族主义风起云涌，当政者却对此保持冷静。中国政府并不愿意看到国家的高速现代化受到任何外来因素的负面影响。当然，这便意味着政府要面对来自国内民族主义的压力。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否无害，取决于中西间的关系，取决于西方是否能逐步接纳和适应中国的崛起。历史将证明，持续接触而不是遏制中国不仅可以缓和其民族主义，也将使中国更好地融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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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he Economist（1997b：22）（October 25）。亦见The Economist（1997b：29-30）（March 29th）。

[2]宋强、张藏藏、乔边（1996）；李希光、刘康等（1997）。另见何新（1996）；陈锋等（1996）。

[3]“地方经营政府”（local governmental state）指以发展为导向的县及县以下的地方政府（见吴国光、郑永年，1995）。

[4]关于现代欧洲民族国家发展的解析，见Tilly（1975）。

[5]译文引自王韬：《论所谈洋务终难坐言起行》，《万国公报》，第59期，第5页，1893年12月。——译者注

[6]译文引自王韬：《弢园尺牍》，12卷，第25页，天南遯窟，光绪庚辰，1880年。——译者注

[7]译文引自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第二册，第143页，神州国光社，1953年。——译者注

[8]因英文原文可追溯至《剑桥中国史》卷十一，此处译文引自该书中译本，见[美]费正清、刘广京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7页。——译者注

[9]弗兰克·古德诺（1859-1939）是美国政治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并且在1903年担任学会第一任主席。1911年至1912年间，他服务于塔夫脱（Taft）总统的经济和效益委员会。自1914年起，他成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校长，直至1929年退休。1913年，古德诺应邀出任袁世凯政府的法律顾问。

[10]此处译文引自孙中山演说的中文版原文，见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八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6—437页。——译者注

[11]有必要指出的是，“新左派”一词是西方术语的直译，但中国的“新左派”不同于西方的“新左派”。在国内外中国问题研究者们的指称中，该词囊括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诸多思想流派，如新保守主义和新权威主义。“新左派”之“新”意在与改革之前的“左派”相区别。

[12]包括改革派领导人在内的一大批人认为，如果不进行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国家前途堪忧。

[13]根据南街村的案例研究，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和他的集体主义制度在引领该村的经济增长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见邓英淘、苗壮、崔之元（1996）。

[14]严复的民族主义理论详见Schwartz（1964）。

[15]饶义（Denny Roy，1996）对《中国威胁论》的支持观点和反对观点作了简要述评。

[16]参见新华社政治编辑室编（1992：15），国际竞争力的相关研究，见狄昂照编（1992）。

[17]邓小平在论及中美关系时提出了这一观点。他指出中国还十分贫穷，基础设施落后。在制定对美政策时，必须考虑到这些情况。见邓小平（1987b：265）。

[18]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教育体系的介绍，参见Bih-jaw Lin＆Li-min Fan（1990）。

[19]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媒体密切追踪银河号事件。大多数观点认为美国是霸权国家，藐视中国的国家尊严。

[20]关于中国对东南亚政策的讨论，见郑永年（1996：48-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