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目录

大隋兴衰四十年1：东亚霸权

大隋兴衰四十年2：饥饿盛世

大隋兴衰四十年3：雄略暴君

大隋兴衰四十年4：自杀王朝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隋兴衰四十年．1／蒙曼著．—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20.11

（蒙曼说历史）

ISBN 978-7-5722-0558-3

Ⅰ．①大…　Ⅱ．①蒙…　Ⅲ．①中国历史—隋代—通俗读物　Ⅳ．①K24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13507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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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悦久

蒙曼说历史

MENG MAN SHUO LISHI

大隋兴衰四十年1

DASUI XINGSHUAI SISHI NIAN 1

蒙曼　著

出版发行　浙江教育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40号　电话：0571-85170300-80928）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成品尺寸　145mm×210mm

印　　张　9.625

字　　数　198000

版　　次　2020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20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978-7-5722-0558-3

定　　价　4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0571-88909719

再版序

看过去的作品，有点儿像看青年时代的照片。比着剪刀手，穿着过时的衣裳，乍一看几乎认不出来，自家几时有过这般可笑的模样？可是，再一看，那眉眼，那神情，不是自家又是谁呢？只不过是身形再细些，脸庞再鼓些，嘴角再翘些，看起来都是无足轻重的改变，却又是再高级的美颜相机也打造不出来的模样。

我们年轻的时候，只要不是过分自大的人，任谁听说，你现在这个样子最美，都不会轻易承认吧？我们总对自己有各种各样的不满，发型太丑，大腿太粗，笑容太野，这林林总总的问题，难道日后不会一一修正吗？我们都相信，修正了之后的自己才是最好的自己。殊不料，若干年之后，浓密的黑发委了地，肥厚的脂肪上了腰，浅浅绽放的笑容里也多了皱纹的加持——我们一直在努力，却终未长成自己理想的模样。非但没有长成，甚至还多了一点“盛年不重来”
的惆怅。所以，人生究竟是用来经历的，还是用来修正的？修正了之后，真的就会更好吗？若并未更好，为什么我们还要汲汲于修正？

这些问题，在此次修正书稿的过程中都曾反复回旋于我的脑海，回旋之后，我的态度是保守的——只美颜，不动刀吧。所谓动刀，就是外科手术式的修正，腿短了接骨，腰粗了去脂，乃至改头换面，重新做人。这样的做法放在书稿上，可能就意味着调结构，换立场，改结论，“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
。我固然佩服这样每日精进的锐气，却全无躬身践行的勇气，因为这套书出版近十年来，无论是我自己，还是整个隋唐史学界，对隋代的认识并无突破性进步，在这种情况下贸然伤筋动骨，实恐得不偿失。

尽管如此，美颜还是必要的。当日木兰凯旋，“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
，曾让多少伙伴惊喜交加：“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
确实，洗去十二年征尘的木兰，在伙伴的眼里，不也恍若脱胎换骨一般吗？把这动人的一幕置换到书稿上来，我也权做画眉张敞，弄粉调朱吧。

首要的“美颜”自然是洗其污垢。其中最大的“污垢”当属隋炀帝陵的位置。史载隋炀帝死后，辗转迁葬雷塘。隋唐时期雷塘的位置久已失载，清嘉庆十二年（1807），大学士阮元经考证，认定扬州市邗江区槐泗镇槐二村的土墩墓即为雷塘隋炀帝陵，并请时任扬州知府伊秉绶立石书碑。阮元为一代学宗，其说一出，几成定论。本书初版之时，也沿袭此说。然天不藏道，地不爱宝，2013年，真正的隋炀帝墓在扬州市邗江区西湖镇司徒村曹庄发掘出土，千载之疑，至此冰释。此番修订，自当存真去伪，改用新说。除此之外，还有若干其他讹谬，此次修订也一并改正。盖史书之事实错误犹如美人之面上污点，这类修正，算是洗了污垢。

其次的“美颜”是增其华彩。原书稿脱胎于《百家讲坛》讲稿，以当时口语成书，虽有“如闻其声”之得，却也有“文不雅驯”之失。此次修订，一律润饰，冀少增文采。这类笔削，散在章章节节，字字句句，看似简单，但操作起来，才真正理解古人“推敲”之不易。盖文辞之简陋伧荒犹如美人之粗服乱头，这类修订，算是施了淡妆。

袁枚诗云：“爱好由来下笔难，一诗千改始心安。阿婆还似初笄女，头未梳成不许看。”
想来阿婆白发皤然，纵使梳头，难夸云鬓。但洗面施妆，终是爱己尊人之举，其情可感。俾观者知之，不亦乐乎？

蒙曼

2020年3月23日

序言

2011年“五一”的时候，我乘火车过九江，听江声浩荡，不由得想起隋文帝来。

当年，隋朝的大军就是在这里集结，准备过江的。那些从蒙古草原、黄土高原上走下来的将士们，面对这汤汤流水，会是怎样的心情呢？他们是否意识到，自己正在缔造一段崭新的中国史？还有，他们的统帅，隋文帝杨坚，是否足够意识到了自己这个决策的历史价值呢？

那个曾经叫普六茹那罗延的孩子，沾染了一身胡气，文化程度不高，但是拼命想建立一个理想政府，想要像自己心目中的圣君一样，做君临天下的皇帝啊。因为理想高远，所以他克己复礼、励精图治，这让他远远地超越了侪辈，成为中国历史上贡献最大的英主之一，也让他的王朝能够凌驾于乱象丛生的魏晋南北朝之上，和唐朝一起，共同构成中国历史上最繁盛的时代。以功业而言，这是一个配得上“千古一帝”称号的皇帝。

但是，这只是隋文帝的一面，正如惊世的武功、焕然的典章、干云的豪气，也只是隋朝的一面一样。隋文帝的另一面，大概是冷硬与无趣吧。隋文帝有一点音乐素养，谱过两支曲子，一支叫《天高》，另一支叫《地厚》。曲子的具体韵律当然早已无从知晓，但是，其精神基调，据说是在赞美帝王之道与后妃之德。

这样的艺术品位与生活情趣，争如唐朝的风流天子李隆基！当年，李隆基潇洒地对大臣讲，“吾得贵妃，如得至宝”
，一曲《得宝子》由此诞生。一个一脸严肃，另一个满面春风；一个谆谆教诲，另一个浅吟低唱，谁能阻止我们私心爱慕李三郎呢！甚至连他和杨贵妃的不伦之恋，我们都能拔高为“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的千古绝唱，而隋文帝终其一生，和老妻独孤伽罗同眠同起，言笑晏晏，反倒成为怕老婆的笑柄。唉，人啊人。

但是要注意，我并非一味地给隋文帝鸣不平。我知道，人们不太喜欢隋文帝，并不真的因为他为人过于严肃，更不是因为他坚守一夫一妻的道德原则，而是因为，他的内心缺乏一种柔度，缺乏一种对人的真实同情。他有理想，就要求全国人民和他一样有理想；他有道德，就要求全国人民和他一样有道德；而且，在内容与程度上都不允许有任何差异。这种信念过了头，就把人变成了机器。

这种机器一般的感觉，体现在他苛责儿子，不教而杀上；也体现在他为了确保仓库的存粮量，宁可和百姓一起逃荒，也不肯开仓放粮上，甚至还体现在里坊森列，严整如棋局般的大兴城上。他建立了那么多好制度，却没有真正弄清楚，所有的制度都是为人服务的。

恰恰相反，他一心希望把所有的人都约束在规范之下，而当这个规范无限大的时候，人就会被压缩得无限小，小到如同蚂蚁一般，这不就成了时代之殇吗？

这样的价值取向，让隋文帝可以成为有为的君主，但不会是有道的君主，更不会是有情的君主。这样的统治方式，也使整个大隋王朝陷入了一种只有气度而没有温度的迷局。这是隋朝如流星般焕发出瞬间光彩的依据，同时也是它如流星般瞬间陨落的根源吧。

由隋文帝，我又不免想到隋炀帝。

我觉得，隋朝最有魅力的两位男士，一位是隋炀帝，另一位是隋炀帝的功臣——杨素。

谁不知道风尘三侠的故事呢？红拂女、李靖和虬髯客，多么迷人的武侠经典！问题是，如果没有杨素放行，身为杨府家伎的红拂怎么能夜奔成功呢？谁又不知道破镜重圆的故事呢？落魄的徐德言、已经沦为侍妾的乐昌公主，如果不是杨素慷慨玉成，单凭一块破镜、一段痴情，怎么敌得过世事沧桑、陵谷变迁！隋炀帝就更不用说了，那样的美男子，那样的大诗人。他的《饮马长城窟行》，“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万里何所行，横漠筑长城”。
慷慨质朴，直逼魏武帝曹操。难怪他会自负地说：“天下皆谓朕承藉绪余而有四海，设令朕与士大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
天下都说我是因为我爸是皇帝才当上皇帝的，其实不然，如果让我和天下文人士大夫比才学，我还是皇帝！这样的霸气，这样的才情，再配上东狩西巡、倚红偎翠的事迹，谁能否认他的魅力呢？

可是，就是这样两位潇洒倜傥的美男子，就是这些熠熠生辉的风流佳话，却也拖着那么浓厚的阴影！当我们津津乐道于杨素的慈悲时，会不会想起他的敢死队中，那些只许进、不许退的普通战士？或者，当我们陶醉于隋炀帝的风采时，会不会想起在他改天换地的急政之下，那些扔下锄头、离开家乡、开河筑堤、转死沟壑的平凡农夫呢？慷慨悲歌的英雄背后，是千千万万个很难发出声音的愚夫愚妇吧！但是，一旦他们发出声音，那可就是惊天动地的呐喊了。

这呐喊声最后消失在唐朝，消失在唐朝初年的仁政里。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叫唐承隋制。唐朝保留了隋朝所有的好制度，只是增加了一条“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的深刻认识而已。常常听人议论唐朝的豪迈气象，但是我倒觉得，隋朝是刚，唐朝是柔；隋朝是骨，唐朝是肉。刚柔并济、骨肉相连的时候，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段——隋唐盛世才真正诞生。千载之后的我们，面对这段历史，除了惊叹与艳羡之外，是否还可以有更深的思考呢？

写到这里，我再一次深感幸福，探索历史的幸福。历史总让人升腾起理想，又让人产生回到现实的力量。就是这深邃而厚重的历史让我们知道，不管理想有多高远，在现实世界中，我们都得一步步走过，不能跑，更不能飞；也是同样的历史让我们知道，如果没有高远的理想，我们甚至连下一步都无从落脚，只能在歧路徘徊。

蒙曼

2011年6月于京西寓所

目 录

再版序

序言

第一章　流星王朝

一、矛盾的王朝

二、矛盾的皇帝

第二章　杨坚出世

一、武川苗裔

二、杨忠发迹

三、雄武少年

第三章　坎坷仕途

一、两姑之间难为妇

二、北周武帝亲政

三、晋升皇亲

第四章　权威镇主

一、周武平齐

二、威势镇主

第五章　翁婿斗法

一、少年暴君

二、杨坚得势

三、翁婿斗法

第六章　杨坚辅政

一、祸起萧墙

二、控制朝廷

第七章　剪除宗室

一、剪除京城宗室

二、五王事件

第八章　三方叛乱

一、乱起三方

二、困难重重

第九章　平定三方

一、决战时刻

二、胜利原因

三、战争意义

第十章　建立大隋

一、开皇启运

二、禅代原因

三、政治气象

第十一章　万物维新

一、建立三省六部制

二、地方制度

三、法律制度

第十二章　妙选贤才

一、隋初四贵

二、苏威崛起

三、苏李交替

四、用人方略

第十三章　营建新都

一、议定迁都

二、营建新都

三、大兴城的意义

第十四章　降服突厥

一、突厥势盛

二、战斗英雄

三、外交胜利

四、降服突厥

第十五章　隋陈对垒

一、昏君陈后主

二、战争准备

三、导火索

第十六章　统一天下

一、兵分三路

二、直捣黄龙

三、活捉陈后主

第一章　流星王朝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秦朝是第一个短命的统一王朝。继秦之后，公元581年建立的隋朝，也在短短的三十八年间，二世而亡。尽管短命，隋朝却和秦朝一样，拥有非凡、传奇的历史特性：统一、富强、文明与短命、暴虐、造反并存。

这是一个富强、文明的王朝，它的仓库里堆着五六十年吃不完的粮食，它的皇帝被突厥人誉为“圣人可汗”；这又是一个短命、暴虐的王朝，它的皇帝修长城、建东都、开运河、游江南，搞得国无宁日、民无宁时。“隋”这个名字就像流星一样，在中国历史上瞬间璀璨又瞬间毁灭。隋朝两代父子究竟做了什么？大隋王朝勃兴速亡的原因又在哪里？

一、矛盾的王朝

说起隋朝，大家都不陌生。不仅不陌生，可能还会有三个关键词立刻出现在脑海之中。

第一，短命。隋朝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短命王朝，581年建立，618年灭亡，一共才存在了三十八年。如果不算隋末的几个傀儡小皇帝，这三十八年其实就只有两代皇帝，开国皇帝隋文帝后面紧接着就是亡国皇帝隋炀帝。二世而亡，恐怕只有秦朝可以“媲美”了。

第二，暴虐。隋朝暴虐的名声主要是隋炀帝制造的。很多史书都说隋炀帝是杀死了父亲隋文帝才当上的皇帝。弑父当然暴虐，但是也会有人说，权力是人性的腐蚀剂，皇家自古多冷血，一代圣君李世民还残杀兄弟呢，也没比隋炀帝强多少。真正让人不能原谅的是，隋炀帝治国比治家更暴虐。

隋炀帝当政十三年，修长城、建东都、开运河、游江南、巡张掖，再加上三征高句丽，大工程连着大战争，搞得国无宁日、民无宁时。当时，全国三分之一的丁男都被征发参加各种劳役、兵役，甚至出现了“丁男不供，始以妇人供役”的局面，这在古代可是超出常理的暴行。

可能有人要说，不是说妇女能顶半边天吗？让妇女服劳役，说明隋朝女性很强悍啊！话可不能这样讲。古代受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妇女以家务劳动为主，男主外、女主内并非纯然是对妇女的压迫，更多的倒是对妇女的体恤。在这种情况下，哪个政权如果敢让妇女走出家门，走上工地，那可真是滥用民力，骇人听闻了。百姓为了不去远方送死，干脆咬咬牙，自己把一只手或者一只脚砍掉，人工致残，还美其名曰“福手福足”。这样的人间惨景全是拜隋炀帝所赐。

所以，隋末就出现了一篇檄文，讨伐隋炀帝，说：“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把南山上的竹子用完，都写不完他的罪行；用尽东海的水，也洗不尽他的罪恶。以后就演变成一个成语——罄竹难书，意为坏事多得数不过来。

第三，造反。皇帝如此暴虐，老百姓当然难以承受，最后只能揭竿而起了。隋朝末年，豪杰蜂起。《隋唐演义》号称十八路反王，挥着三板斧的程咬金、卖马的秦琼、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李元霸，都是老百姓耳熟能详的英雄。瓦岗寨、高鸡泊也和水泊梁山一样，成为中国人心目中英雄聚义的圣地。当然，这些英雄不免有戏说的成分，但是，戏说的背后，是天下大乱的社会现实。事实上，就连唐高祖李渊也是造反的英雄之一，后来修成正果，建立大唐，那是后话了。

虽然短命、暴虐和造反给人的印象深刻，但是，仅仅这三个词，绝不是隋朝的全部形象。要说到隋朝的历史地位，还有另外三个关键词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哪三个词？统一、富强、文明。

先说统一。这可是隋朝对中国历史的一个非常伟大的贡献。这个贡献大到什么程度？和秦始皇统一六国一样，甚至比秦始皇统一六国还不容易。

有人可能会质疑，秦统一六国，而隋朝只是平定江南，为什么说隋朝统一比秦朝还不容易？

这是因为，虽说秦灭六国，但是总的说来，齐、楚、燕、韩、赵、魏、秦这七国还都属于华夏民族，所以秦朝建立的主要还是华夏民族的统一。但是隋朝统一就不一样了，它把很多少数民族都整合进了中原政权，是真正建立在大范围民族融合基础上的大统一。

西晋末年，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纷纷进入中原，他们建立政权，号称十六国，把西晋王室赶往江南。后来，鲜卑族在群雄混战中崛起，统一北方，建立了北魏，再后来，北魏又分裂成东魏和西魏，东魏和西魏又演化成北齐和北周，与逃往南方的汉族政权对峙。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两晋南北朝时期。

在这将近三百年的时间里，民族矛盾非常尖锐。汉人和少数民族互为仇敌，南方人和北方人也互相瞧不起。南方人管北方人叫索虏，嘲笑他们脑袋后面拖着的辫子；北方人管南方人叫岛夷，嘲笑他们困居小岛，施展不开。有个带有民族歧视的词语甚至一直沿用到现在。什么词？汉子。现在管男人又叫汉子，比如说西北汉子、红脸汉子，是中性词，甚至略带褒义。其实，这个词最早出现就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当时可是北方少数民族对汉人的蔑称，也是二等公民的代号。

北方是少数民族的天下，南方是汉人的天下，当时好多人都以为，这两部分可能就这么永远分开了。可是，隋朝就有本事把这两个部分捏在一起，也只有把北方少数民族和汉人整合在了一起，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这样的统一，当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秦朝了。

再说富强。什么叫富强？通观今天的世界就知道，所谓富强，至少包含两个指标。

第一，经济富。

第二，军事强。

这其实是古今通则，隋朝也不例外。

先看经济实力。说到古代的经济状况，人们通常考虑两个指标：第一是人口；第二是粮食。隋朝的人口有多少？将近五千万，接近西汉末年的水平。有人说，过了好几百年，还没达到汉朝的数字，这说明隋朝不行啊！

要知道，从西汉后期开始，中国的人口数量可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到了西晋，更是衰落到一千六百万的最低值。西晋之后，五胡入华，战乱不已，大量人口被迫寻求豪门庇护，成了世家大族和豪强的私有财产，国家能够控制的人口没有多少。即使到南北朝末期，北周、北齐和陈朝三国人口相加也不过三千多万，而隋朝仅用三十年的时间就让国家可控人口重新达到了五千万，这是何等了不起的成就！

干活的人多了，隋朝又实行均田制，耕者有其田，耕者缴其税，不仅使人们的劳动热情空前高涨，政府的税收也有了保障。在这样的情况下，隋朝存粮量无与伦比。

隋朝一共有六大粮仓。粮仓大到什么程度？举一个例子，河南巩义的洛口仓，周长二十余里，粮窖三千个，每个粮窖储存粮食八千石，整个仓库储米二千四百万石。唐太宗李世民曾经感慨，他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

储存的粮食够政府吃用五六十年，这恐怕是中国历史上存粮量的最高值了。这样看来，隋朝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富裕的时代，当之无愧。

除了粮食储备量大、人口规模大之外，隋朝的物资流通也很便利。这就有赖于一个重点工程——大运河。大运河北起涿郡（今北京），南到余杭（今浙江杭州），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这条水路一通，北方的政治中心和南方的经济文化中心就牢牢地拴在了一起。大运河经过修修补补，一用就是一千多年，有的河段甚至今天还在使用。唐朝的皮日休有一首诗《汴河怀古》说得好：“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一代暴君隋炀帝，在唐朝人眼里甚至可以和大禹相提并论，就是因为唐人深受其惠了。

再看军事实力。隋朝实行府兵制，府兵都是均田的农民，农忙种田，农闲练兵，有战争则随时奔赴战场。只要杀敌立功，就可以享受各项优惠政策，分得更多的田地。因为生活有保障，又有良好的激励机制，府兵作战非常英勇。再加上隋朝统一后国内战争结束，枪口一致对外，隋朝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很快就变了。

本来，隋朝建立以前，整个东亚的霸主是突厥。当时，北方北齐和北周并列，两个政权都争着向突厥进贡，搞得突厥非常傲慢，甚至大言不惭地说：“我在南两儿（指北齐、北周皇帝）常孝顺，何患贫也！”

隋朝建立以后，两代皇帝励精图治，南北关系就逐渐颠倒过来了。隋朝越来越强，突厥反而分裂成东、西两部。没过多久，东突厥在隋朝的军事压力下投降了隋朝。

大业三年（607），隋炀帝率领五十万大军，北巡蒙古草原，东突厥的启民可汗率领本部和附属民族恭恭敬敬地跪迎隋炀帝，为了表示臣服，启民可汗甚至要求放弃本民族的服装，改穿汉家衣冠，当大隋王朝的百姓，这真让隋炀帝喜出望外。慑于大隋皇帝的威风，西突厥和它控制的西域胡人也都纷纷前来朝贡。

北方的威胁彻底解决了，这可是西汉以来从未有过的盛事。

唐太宗李世民号称“天可汗”，意思是说，他不仅是大唐的皇帝，还是北方少数民族的最高首领。其实，这个称号还是从隋朝开始的。当时，东突厥的启民可汗感动于隋文帝的扶助之恩，给隋文帝上了一个尊号，叫“圣人可汗”，和天可汗是一个意思。就在圣人可汗的领导下，以隋朝为中心的东亚秩序重新构建起来了。这就是强盛。

最后说文明。要知道，从五胡十六国开始，中原地区就弥漫着重武轻文的风气。少数民族统治者或者本身就非常轻蔑文化，或者心有余而力不足，整个社会粗野凶暴、无法无天，这对于文明的成长当然不利。隋朝皇帝虽然也是军人出身，但难得的是，隋文帝和隋炀帝父子两代都知道，马上打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那到底怎样治天下？他们实施的方案是文治。

统一战争刚刚结束，隋文帝就颁布命令：“武力之子，乃可学文。”铸剑为犁，让将士们放下武器，学习文化去了。他还创立了大名鼎鼎的科举制，通过考试选拔人才。虽然这时候科举制还很不完善，但是，既不是凭老子，也不是凭拳头，而是凭借文化素质来谋求自身社会地位的方向一旦确立，就会显示出极为强大的生命力。

科举制在中国一直实行到清朝末年，而且还极大地影响了西方文官制度的形成，可谓隋朝对全世界的伟大贡献！

除了科举制之外，隋朝在制度方面另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三省六部制。所谓三省六部，是中央政务机构的总称。其精髓就是三省之间相互分权与制衡，共同对皇帝负责。这个制度使得皇帝的权力大大加强，皇帝专制下的宰相集体议政的制度也正式形成，这可是中国传统行政体制的一大变革。三省六部制经过一些变革，也一直沿用到清末，用了一千多年，当然可以称为万世之良法。

统一、富强和文明让隋朝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可是，这也就和前面所说的短命、暴虐和造反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一个王朝怎么会有如此截然不同的两面？这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事实上，后世不仅对隋朝的评价反差强烈，对隋朝皇帝的评价也同样反差强烈。

二、矛盾的皇帝

隋朝的两代皇帝，在历史上名声都不大好。

说到隋文帝，大家一般有两个印象。

第一，欺女儿。清代学者赵翼曾经在《廿二史札记》中说过：“古来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以妇翁之亲，值周宣帝早殂，结郑译等矫诏入辅政，遂安坐而攘帝位。”
隋文帝是以皇太后的父亲、小皇帝外祖父的身份夺取的北周天下，得国于孤儿寡妇之手，已经为人不齿，何况这对孤儿寡妇还不是一般的孤儿寡妇，而是自己的女儿和自己名义上的外孙。谋害至亲骨肉，这算什么本事？所以自古号称得国不正。

第二，怕老婆。因为害怕独孤皇后，隋文帝废掉了大儿子杨勇，把天下传给了二儿子杨广，就是后来的隋炀帝，结果就是这个儿子把隋朝弄灭亡了。因为接班人没选好导致亡国，隋文帝自然得负连带责任。

隋炀帝就更糟糕了。正史、野史讲了他无数荒唐的故事，主要针对三方面。

第一，奢侈。传说他为了游江都，不惜动用几百万民工挖大运河，花钱无算，死人无数。

第二，暴虐。暴虐到什么程度？隋炀帝三次发动对高句丽的战争，是战争狂人。结果，战争引起人民反抗，他又说，之所以有反抗是因为人太多，于是制定严刑峻法，对老百姓大开杀戒，这不是暴虐至极吗？

第三，荒淫。据说他在父亲隋文帝弥留之际就迫不及待地调戏父亲的妃子，还说他在江南穷途末路的时候依然广选美女充实后宫，每天临幸，夜夜不虚。当然，最有总结性的是他的谥号。炀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谥号之一，《谥法》说：“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
又好色，又害民，又违礼，又逆天，真可谓坏事做绝。

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隋朝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如果隋文帝和隋炀帝两代帝王都如此荒唐，又怎么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呢？

事实上，隋文帝无论如何都可以称得上是励精之主，平生有三大优点，堪称帝王典范。

第一，勤政。

第二，节俭。

第三，爱民。

先说勤政。勤快到什么程度？唐朝的宰相萧瑀曾经有一段评价：“（隋文帝）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宿卫之士，传飱而食。”
意思是说，隋文帝每天上朝，从早忙到晚，连好好吃一顿饭的工夫都没有，还得让卫士传盒饭，吃工作餐。要知道，唐朝接的是隋朝的班，唐朝的宰相绝对没有给隋文帝吹喇叭抬轿子的可能，萧瑀能这样评价隋文帝，可见这勤政并非虚言。

再看节俭。隋文帝简朴，在历史上也是出了名的。他贵为天子，每天吃饭，只有一道荤菜；一件衣服，也是洗了又洗；他坐的车子，也是一再修理，就是不肯换辆新的。

自己节俭还不算，他对官员要求也特别严格。有一次，有一个地方官到大兴进献贡品，供品是干姜，为了方便，当然也为了好看，这个官员就把姜装在了布袋子里面。没想到隋文帝这个老守财奴看了，大为心疼，把这个官员叫过来骂了一顿。官员灰头土脸地回去了，也没太明白皇帝为什么发那么大的火，还以为自己做得不够好，下次进贡香料，居然用毡袋子包裹起来。隋文帝觉得此人死不悔改，直接拉过来，打了一顿板子。这下官员才明白过来，不是自己做得不好，而是做得太好了，看来皇帝所谓勤俭治国，不是喊口号，而是动真格的。按照这个逻辑，若是隋文帝看见林黛玉拿绢袋子葬花，还不得当场气死。这样的皇帝，可能生活上是缺乏一点情趣，但是，他绝不会劳民伤财，这对于一个大乱之后亟须涵养元气的国家而言，该是何等重要！

再看爱民。这方面，隋文帝可圈可点的事情就更多了。开皇十四年（594），关中大旱，闹饥荒，隋文帝没办法，只好带着老百姓到洛阳去讨生活，这在当时叫作“就食”。一路上，文帝就跟老百姓走在一起。山长水阔、路窄人多，走着走着，老百姓不免就挤进皇帝的卫队里了，离皇帝这么近，防护工作当然难做。卫队出于安全考虑，想把老百姓赶到一边去，没想到隋文帝不干了，不仅不驱赶老百姓，看见老百姓拖家带口的，自己还赶忙退到路边，让老百姓先过。遇到山路崎岖的地方，他又让卫兵把老百姓肩头的担子接过来，放在马上。这样爱民如子，把老百姓感动得热泪盈眶。

可能有人会说，文帝是开国皇帝，开国皇帝一般素质都还不错。但是隋炀帝太差劲了。这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其实，隋炀帝虽然在爱民、节俭方面不及隋文帝，但是，至少在勤政方面一点都不亚于其父。隋炀帝在位十三年，真正住在大兴城里的时间不足两年。住在东都洛阳的时间也不到四年。那其他时间都干什么去了？到各地巡游去了。有人会说，皇帝整天游山玩水，不就是劳民伤财吗，怎么能叫勤政？

要知道，隋炀帝出行，可不是都到那些山清水秀的温柔富贵乡去。他去的地方，今天请您，您都未必愿意去。比如，隋炀帝为了加强对西部地区的控制，决定亲自巡行河西走廊。

怎么去？隋炀帝走青海。从青海进入河西走廊必须翻过祁连山，祁连山主体都是海拔四千米以上的崇山峻岭，要想穿越，只能走山谷。隋炀帝就选择了一个叫大斗拔谷（今甘肃、青海两省交界处的扁都口）的山谷。大斗拔谷虽然是山谷，但海拔也在三千米以上，天气变幻莫测，刚刚还艳阳高照，马上就能变得风雪交加。不光天气可怕，路也可怕，最窄的地方只能容许一个人通过，就算贵为皇帝，也只能凭自己的两条腿走过去。隋炀帝一行十万人，走长蛇阵，从清晨一直走到深夜还没能过完，只能露宿山谷。好多小王子乃至后宫妃嫔、公主冷得受不了，只能抱成一团取暖。可想而知，隋炀帝肯定也是狼狈不堪。事实上，在这样艰苦的地方徒步穿越，纵观整个中国古代史，也只有隋炀帝一个皇帝做过。

隋炀帝往西最远走到哪里？他到过甘肃敦煌西北的玉门关。

唐代诗人王之涣有一首《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讲的就是玉门关的肃杀苦寒。想想看，连春风都不去的地方，隋炀帝居然去了，这还不能称为壮举吗？事实上，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皇帝往西走得最远的一次。

问题是，隋炀帝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到处旅游？最大的动力当然是开疆拓土。就是在这次巡游之后，隋炀帝在河西走廊设立了四个郡，分别是西海、河源、鄯善和且末。西海和河源都在今天的青海，而鄯善和且末则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原王朝第一次全面统治青海地区，就是隋炀帝的贡献，这还不是勤政吗？

然而，既然无论是隋文帝还是隋炀帝，都堪称一代英主，那就应该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垂范后世、威加八方，为什么隋朝会二世而亡呢？而且，灭亡得如此迅速？

从史书上我们知道，自大业十一年（615）隋炀帝亲征高句丽开始，整个隋帝国就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先是不堪劳役、兵役的农民反了，紧接着，镇压不力的政府官员反了，曾经臣服的少数民族也反了。再到后来，想要谋权篡位的野心家反了，最后，连皇帝身边最可靠的亲信、最可靠的军队也都反了。所在啸聚，四海沸腾，真是呼啦啦如大厦倾。

不到三年的时间，富强的隋帝国土崩瓦解，隋炀帝也从一个一统天下的大隋皇帝变成了困守江都的独夫民贼。最后，连独夫民贼也当不成了。618年，隋炀帝最信任的军官带着他最信任的禁军发动政变，用三尺白绫结束了隋炀帝的性命，一代君主，就用四块床板草草收殓，草草地葬在了江都。此后屡次迁葬，最终安顿在雷塘。

雷塘到底在哪里？一千多年来，好事者始终争论不休。清代大学士阮元根据一幅明朝嘉靖年间绘制的《维扬志》，把地址断在了扬州市邗江区槐泗镇槐二村；2013年，考古工作者在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西湖镇司徒村曹庄发掘出一座砖室墓，墓志之上，“隨（隋）故炀帝墓志”六个大字清晰可见。至此，隋炀帝最终埋葬的地方终于尘埃落定。

唐朝诗人罗隐曾在《炀帝陵》诗中感慨：“入郭登桥出郭船，红楼日日柳年年。君王忍把平陈业，只博雷塘数亩田。”
这样的结局、这样的评价，和他的功业相比，有着巨大的反差。但其实，这强烈的反差，恐怕正是大隋王朝的魅力所在。

隋朝就像流星一样，瞬间璀璨，瞬间幻灭。而且，当初的璀璨多触目，后来的毁灭也就多惊心。正是这触目惊心的感觉引起了人们深深的思考，隋朝勃兴速亡的原因在哪里？隋文帝和隋炀帝两代帝王，到底做对了什么，又做错了什么？

事实上，这种反思从唐朝就已经开始了。唐朝的开国君主亲身经历了隋朝的兴盛，也亲手促成了隋朝的灭亡，所以，他的反思意识来得格外强烈。唐初的君臣讨论，有一个永恒的话题，那就是隋朝兴亡的教训。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反面教材随时提醒着唐朝君臣，短命的隋朝之后才出现了中国古代历史的巅峰——唐朝。正如短命的秦朝之后就是强大的汉朝一样。

那么，隋朝究竟为唐朝做了怎样的铺垫？唐朝又从隋朝吸取了怎样的经验教训？我们今天还能从中得到怎样的收获和启迪呢？我们从下一章开始，慢慢道来。

第二章　杨坚出世

杨坚，大隋王朝的开国皇帝，和历史上很多开国皇帝一样，有着传奇的人生经历。其中一个传奇就是，他虽然出身关陇贵族，却是一个生在寺院，由尼姑抚养长大的孩子。这段奇特的经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它给杨坚后来的人生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一、武川苗裔

要讲隋朝，当然得从它的缔造者杨坚说起。

杨坚何许人也？可能有人会说，杨坚是弘农杨氏后裔。《隋书》《新唐书》都是这么记载的，那可是名门望族。这个家族有个大名鼎鼎的祖先叫杨震，是东汉人，号称“关西孔子”，是个大儒。这样说来，杨家不仅是名门望族，而且还是文化精英。

可是“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这个所谓弘农杨氏后裔，恐怕是假的。

为什么？有两个证据。

第一，杨坚的父亲叫杨忠，而杨震的曾祖父也叫杨忠，这就有问题了。要知道，中国人跟外国人不一样。外国人若是敬重自己的祖宗，会给小孩取跟祖宗一样的名字，以示纪念。所以在英国皇室，就有从亨利一世到亨利四世，甚至还有从爱德华一世到爱德华八世。而中国人则不同，中国人在取名的时候讲究不犯祖先的名讳，特别是杨坚生活的时代还是士族社会，士族更讲究这一点。当时有学问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能背大量的家谱，可以和别人说一天的话，绝不冒犯别人任何祖先的名讳。比如说别人的爸爸叫李进，那当着人家绝不能说出“进”字，这样一来，“进门”就得改成“入门”。连别人祖先的名讳都要避讳，更何况是自己的祖宗。试想，如果杨坚真的出身弘农杨氏，他的父亲怎么可能取名杨忠呢？

第二，杨坚的妈妈名叫吕苦桃，是山东人。山东吕氏本来就默默无闻，再看苦桃这两个字，更是和小花、小草一样，是典型的劳动妇女的名字。事实上，吕苦桃的家庭也确实寒微。后来杨坚当了皇帝，到山东去寻找舅舅一家，把舅舅接到京城。杨坚看到舅舅就想起去世的母亲，潸然泪下，没想到，舅舅一点悲伤的表现都没有，反而当着好多大臣的面说了一句：“种末定不可偷，大似苦桃姊。”
意思是，我们家的种谁也偷不去，你看皇帝跟我苦桃姐长得多像！说话如此不文雅，尽显寒门小户的本色。魏晋南北朝是门阀士族社会，婚姻最讲究门第。如果杨坚家出身于弘农杨氏，他的父亲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跟这样小门小户的女子结婚的。

所以说，所谓弘农杨氏，纯粹是自抬身价，冒牌货。

如果杨坚不是弘农杨氏的后裔，那么他到底是谁的后裔？

从现有的史料来看，他的远祖是谁，从哪儿发祥的，已经搞不清楚了。根据《周书》等史料的记载，他真正的有名字和事迹记载的第一代祖先不是大儒杨震，而是一个投靠了鲜卑族政权的汉人，叫杨铉；杨氏一族，也不住在弘农，而是居住在一个叫武川镇的军镇里。

武川镇在今天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西北的土城梁村，南面紧紧依靠着大青山，扼守草原进入内地的门户。

北魏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政权，太延五年（439）一举统一了中原，但是，北魏也有敌人。在它的北面，有一个强大的少数民族叫柔然，不时侵扰北魏。当时，北魏的首都还在平城（今山西大同），紧挨着草原，为了保障首都的安全，北魏就在沿边地区（今河北北部、内蒙古南部）建立了六个军镇，合称“六镇”，武川镇就是其中之一。

因为肩负着保家卫国的重任，所以，六镇将士大部分是鲜卑贵族，还有一部分是汉人豪强，他们出将入相，政治前景光明。杨坚的祖先待在这个地方，进门喝酒吃肉，出门风吹草低，小时候舞枪弄棒，长大了精忠报国，应该生活得挺有意思，也挺有意义。

可是，后来发生了一件大事，永远地改变了六镇的命运，改变了北魏的命运，当然，也改变了杨坚家族的命运。

正光四年（523），六镇士卒起义。起义大军离开自己的军镇，滚滚南下，迅速地冲垮了北魏政权。

可是，六镇是为了保护北魏而设立的，是国家柱石，怎么会起义？

这还得从北魏的汉化说起。北魏虽然是鲜卑族建立的政权，但是非常有雄心。统一中原后，它不希望延续此前少数民族政权的命运，只会打仗，不会治国，总是骤兴骤灭，它想要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在中原扎下根来。可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要想扎根，只有汉化。

基于这样的雄心和见识，北魏孝文帝进行了大规模的汉化改革。积极学习汉人的先进管理经验，而且还要求所有鲜卑人都穿汉服、改汉姓、说汉话、娶汉女、葬汉地，加速民族融合。

另外，为了离中原地区更近，孝文帝还把首都从山西平城迁到了河南洛阳。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当然是一场非常伟大的变革，大大地推动了鲜卑族的文明进程，但与此同时，这场改革也埋下了六镇起义的种子。

为什么？简单来说，孝文帝的汉化政策损害了六镇军人的利益。

六镇本来是保卫国家、保卫首都的桥头堡，可是自从孝文帝迁都洛阳，六镇的地位就变了。从保卫首都的重镇变成了远离首都的边镇，没那么重要了。随着六镇的边缘化，六镇将士的地位也大大降低了，不仅升官越来越难，他们粗野豪放的生活方式也越来越不入那些汉化了的鲜卑贵族的法眼了。

又要吃苦，又不能升官，还要被人看不起，哪个鲜卑贵族还愿意到六镇来！没办法，北魏只好征发附属部落、汉人百姓甚至犯罪分子过来戍边。这样一来更糟糕了，原来的贵族子弟培训基地居然变成了劳改农场，地位真是一落千丈。

在这种情况下，有两种气氛就在六镇弥漫开了。

第一是怨气，怨那个越来越汉化、越来越腐败、越来越跟他们格格不入的北魏中央政权。

第二是六镇内部的袍泽气，也就是哥们儿义气。大家虽然来自五湖四海，有鲜卑人，有汉人……但是，既然处境相同，也就不用把民族界限分得那么清楚了，都是割头换命的好兄弟，都把各个军镇看成自己的第二故乡，甚至比第一故乡还要亲切。

各个军镇和中央的关系越来越紧张，终于，正光四年（523），六镇士兵爆发起义，起义军犹如洪流一般，一下子把北魏政权冲得七零八落。

二、杨忠发迹

这场大变故一下子改变了杨家的命运，确切地说，是改变了杨坚的爸爸杨忠的命运。

就在这场起义中，杨忠离开了世代生息的武川镇，辗转流落到山东。在泰山脚下，杨忠和农家女儿吕苦桃结婚了。显然，就杨忠的本意而言，他是想随遇而安，在山东开始新生活了。

但是，命运捉弄人，没过多久，杨忠又当了梁朝的俘虏，漂泊到了江南。

当时，和北魏隔淮河对立的政权正是梁朝。北魏内乱，梁朝趁火打劫，出兵山东，抓了不少俘虏回去，杨忠就是其中之一。按照史书记载，杨忠长得高大威猛，比南方人强壮多了，一看就是当兵的好材料，所以，他很快又被吸收进梁朝的军队。这样的日子过了五年，又过不下去了。这次是为什么？

永安元年（528），北魏的内乱还没有结束，梁朝又想插手北魏的政治了。当时，北魏的皇帝去世，梁朝派了一支七千人的大军，护送早年投降梁朝的一个北魏王子元颢返回洛阳，争夺皇位，想要建立傀儡政权。原本出身北方的杨忠又被编入这支军队，进入洛阳。

本来，梁朝扶植的这个傀儡皇帝如果能够稳定下来的话，杨忠也算是从龙功臣，会有一个比较理想的位置。可是，好景不长，这个名叫元颢的皇帝没当几个月，就被一支少数民族军队杀了，杨忠再度当了俘虏。

这时候，北魏已经是乱者为王了，各种势力都在拼命发展，争夺地盘，相互吞并，杨忠也就辗转在各种军事力量之间，如水中的浮萍一般。

后来，他终于投靠到了独孤信将军麾下。独孤信也是武川镇出身，对杨忠这个小老乡很是赏识。从此，杨忠就成了独孤信的心腹，又跟着独孤信不断转战，到处流浪，从洛阳到关中，从关中到荆州，再从荆州二度进入江南的梁朝，几乎要把全天下都跑遍了。

就在杨忠颠沛流离的时候，中原地区的政局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北魏最终分裂成了东魏和西魏两部分。西魏定都长安，东魏定都邺城（今河北临漳）。两边虽然都拥立一个北魏皇族后人当傀儡皇帝，但真正掌权的都是六镇出身的权臣。其中，西魏的掌门人叫宇文泰，是武川镇人，而东魏的掌门人叫高欢，是怀朔镇人。

各个军镇的内部凝聚力很强，既然出身武川镇的宇文泰在西魏掌握了大权，流落在各地的武川人就纷纷向西魏靠拢，杨忠当然也不例外。大统二年（536），在宇文泰的人才政策吸引之下，他又跟着老长官独孤信辗转从江南来到关中，投身到宇文泰的麾下。

当时，西魏政权还是鲜卑人的天下，所有人都必须向鲜卑人看齐。宇文泰赐给杨忠一个新的姓，叫普六茹。从此，杨忠也就变成了普六茹忠。改换鲜卑姓氏意味着他已经被这个政权视为自己人了。这一年，他已经三十一岁。

古人讲，三十而立，这个说法对杨忠来说一点不错。虽然早年坎坷，但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杨忠终于稳定下来，进入人生的快车道了。当时，西魏和东魏整天打仗，杨忠屡立战功，在军队中的地位节节攀升，逐步树立起了骁勇的威名。

史书中记载了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有一次，杨忠陪宇文泰打猎，忽然一头猛兽跑了过来，杨忠一看情况紧急，“左挟其腰，右拔其舌”
，赤手空拳就把猛兽打死了，跟打虎英雄武松有得一比。

第二个故事。杨忠率领的军队和敌人的大军隔河对峙，两边兵力悬殊，情况非常危急，士兵吓得腿都软了。杨忠一看，索性命令士兵都下马，坐在地上休息，自己一个人骑马站在河中间，宛如中流砥柱，瞪着敌人。敌人一看杨忠如此神勇，再看士兵如此放松，以为是计，居然害怕，不敢追了。堪比猛张飞当阳桥上一声吼。

在战乱年代，这样的英雄当然会受到重用，就在杨忠进入西魏十四年之后，西魏整顿军队，完善府兵制，在府兵的顶端设置了八柱国、十二大将军，杨忠也就成了这十二大将军之一。这个身份到底有多重要？

要知道，在当时战火纷飞的情况下，西魏其实是军政合一，因此，这八柱国、十二大将军都是出将入相，不光是军队的统帅，同时也是国家的领导核心，还是当时关中地区最显赫的二十大家族的首领，各方面都处于社会的顶端。

这批军事贵族以武川镇军人为班底，定居关中，胡汉杂糅，文武合一，而且互相通婚，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所以史学界对它有一个固定的说法，叫作“关陇贵族集团”。西魏、北周、隋、唐四代皇帝都出自这个集团，其中，西魏、北周和唐朝的始祖都是柱国，而隋朝的始祖杨忠则是大将军。能够挤入这个集团，杨忠真是发迹了。

三、雄武少年

杨忠已经功成名就了，他还缺什么呢？缺子嗣。半生奔波，转眼已经人到中年，不能没有接班人。老天也往往喜欢做锦上添花的事，就在杨忠事业日渐兴旺发达的时候，他的长子，也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隋文帝杨坚诞生了。

这时候，杨忠已经三十六岁了，三十六岁得子，即使在今天都不算早，何况是杨忠生活的那个年代。中年得子，杨忠当然大喜过望。

中国历代皇帝诞生，都有各种灵异现象。杨坚出生时有没有？当然有。《隋书·高祖纪》里就记载了一段：“皇妣吕氏，以
大统七年（541）六月癸丑夜，生高祖于冯翊般若寺，紫气充庭。有尼来自河东，谓皇妣曰：‘此儿所从来甚异，不可于俗间处之。’尼将高祖舍于别馆，躬自抚养……为人龙颔，额上有五柱入顶，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
这是最官方版的灵异说法了。

这段故事虽然话不多，但是包含着杨坚早年的重要信息，当然得仔细分析一下。我们把它分成三部分分析。

第一部分：“紫气充庭
。”这是不是真的？这种紫气神光的故事太多了，基本都不可信，帝王神话而已。当然，若是生在朝霞四射的早晨或者是彩霞满天的傍晚，就算我们小老百姓的孩子，也没准儿能伴随着点紫气神光，只是没人记录罢了。

第二部分：“有尼来自河东，谓皇妣曰：‘此儿所从来甚异，不可于俗间处之。’尼将高祖舍于别馆，躬自抚养。”
这是不是真的？主体上是。

事实上，杨坚不仅生在寺院里，而且也确实是一个叫智仙的尼姑在寺院里养大的，跟佛教的缘分比从和尚到皇帝的朱元璋还要深。问题是，朱元璋是穷人，不得已到寺庙讨生活，杨忠好歹也是将军，为什么要把儿子交给尼姑养？这一方面当然说明杨忠信佛，但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杨忠太爱这个孩子了。

中年得子，唯恐养不活，怎么办？当时的人普遍信佛，不如托身佛门，所以才让尼姑放在庵里养大。但是，真要放在尼姑庵里，自家人不能随时照看，杨忠哪能放心！怎么办？他是将军，家大业大，于是就把自家房子的一部分改作寺院，请当时鼎鼎有名的神尼智仙来住持，和《红楼梦》里的槛外人妙玉住进贾家家庙栊翠庵一样。这样一来，杨坚是进寺不离家，佛家的好处和世俗的好处都沾上了。这当然是杨忠疼惜儿子的一片苦心。

第三部分：“为人龙颔，额上有五柱入顶，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
这部分是不是真的？半真半假。

假的是哪部分？“为人龙颔，额上有五柱入顶”
肯定是假的，因为这很畸形，根本不是正常人的长相；手上有字可信可不信，跟众多旅游景区那些所谓的犀牛望月是一个类型，看得出看不出全凭想象力了。

哪部分是真的？“目光外射”
是真的。所谓目光外射，其实就是双眼炯炯有神，这是精力充沛的表现，也是权威人格的特征。杨忠本人就是个美男子，身材高大，美髯飘舞，很符合当时的审美品位。这样的身材遗传给杨坚，再加上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还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后来有很多人给杨坚看过相，都说他容貌非常，可能就是被他雄伟的外表和精光四射的眼神折服了吧。

可能有人会想，这样一个孩子，爸爸是将军，难免仗势欺人；父亲还是中年得子，肯定娇生惯养；又在尼姑庵里长大，难免带点女性气息，这应该是二世祖吧？长大不会有什么出息的。

是不是呢？还真不是这样，杨坚从小就老成持重。在两方面的表现，令人叹为观止。

第一，清心寡欲。杨坚成年之后曾经说，我从小在尼姑庵长大，所以就喜欢吃素，喜欢听寺里的钟声，大概前生就是和尚吧。换言之，尼姑庵没给他培养出什么女性气息，反而造就了他宗教徒一般的清静性格。

第二，不苟言笑。严肃到什么程度？《隋书》有一句话说他“虽至亲昵，不敢狎也”。
从小就深沉，天生是当领导的料。

杨坚为什么会养成这样深沉严肃的性格？也可以找出两个至关重要的原因。

第一，西魏的大环境不给他当二世祖的机会。北魏在六镇起义后，分裂成东魏和西魏两个政权。杨坚家属于西魏。那么，东魏和西魏哪一方力量更强？当然是东魏。

首先，东魏经济实力强。东魏和西魏基本上以黄河为界。黄河“几”字形东边一竖再往东，也就是今天的山西省以东就是东魏，这可都是当时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几”字形东边一竖往西，也就是陕西省往西，才是西魏。这边地狭民瘠，经济条件比东魏差了不少。

其次，东边的军事力量也强过西边。东魏和西魏的掌门人虽然都是六镇出身，他们的军事班底也都是六镇将士，但是，因为东魏占据的是原来北魏的中心地带，所以六镇将士中，绝大多数都归了东魏，有十几万之众。而西魏只拿到了六镇中的一个——武川镇的兵力，最初入关的时候甚至都不满三千人，军事力量对比相当悬殊。

因为力量相差太远，东魏天天想着吞并西魏，所以连年进攻，咄咄逼人，而西魏则是疲于应付，自身难保。

有一件事情最能说明两方的力量对比情况。当时，每年冬天，黄河的水封冻之后，东魏都有可能派骑兵来偷袭。西魏打不过，只好派兵整天守着黄河，不光监视敌情，还得监视河水，一看见黄河结冰，就赶紧把它凿开，好让东魏骑兵过不来。凿冰正说明了西魏处于守势。

在这种情况下，西魏的领导集团天天想着救亡图存，因此励精图治，很有朝气。这种大环境可不允许腐化堕落的二世祖存在，相反，越是将军的儿子，越要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谁让他天生责任就比别人重！

第二，杨坚本人所处的教育环境也非常严格。杨坚十三岁以前接受的是尼姑智仙的教育，十三到十四岁则是在太学读书。智仙虽然是个尼姑，但是，从她游走在权贵之家可以看出，她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尼姑，相反，她有非常入世、非常政治性的一面。

智仙是怎么教育杨坚的？举两个例子就可以知道了。

第一，智仙给杨坚起了个小名叫那罗延。那罗延是梵文的音译，金刚力士的意思。在佛教里，那罗延扮演的是护法神的角色。我们现在在寺庙里还能看到护法神左手持剑，右手持叉的形象。从这个小名看来，智仙非常清楚，杨忠将军的这个儿子，虽然交给她养育，但并不是要当佛门弟子养育的，相反，这个孩子一定会接着当将军，做杀伐的事业。有了这样的认识，智仙的教育方向当然也就有了皈依。

第二，杨坚七岁的时候，智仙曾经告诉他：“儿当大贵，从东国来；佛法当灭，由儿兴之。”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发展兴盛，同时，“末世论”“灭佛论”也很有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智仙殷切期望她所养育的小孩将来能够护法，这不足为奇。不过，在幼小的孩子心中，还是“儿当大贵”
这样的心理暗示更有影响力吧。

再看太学教育。尼姑的教育虽然方向不错，但是，毕竟太与世隔绝了。一个有远大志向的孩子真想成长，必须完成社会化的过程，跟更多的人打交道，积累政治资本。

十三岁的时候，杨坚终于走出尼姑庵，到太学读书了。

太学是中国古代专门培养贵族子弟的学校，在汉朝曾经非常兴盛。但是，后来天下大乱，太学也越来越没落了。西魏集团是从六镇起家的，本来就是一些赳赳武夫，鲜卑人当然没什么文化基础，即使是六镇的汉人，也深受鲜卑化的影响，基本都是不学无术。幸好，西魏的掌门人宇文泰是个有见识的人，他知道，只凭武力没有办法在关中地区扎下根来，所以，他一直提倡学习，甚至在自己的衙门里设置学堂，让部下白天工作，晚上学习。让官僚子弟到太学读书，也是这种思想的产物。

杨坚从小就深沉严肃，志向远大，他在太学不仅学习了一些儒家经典，而且很快就成了领袖人物，有了一批追随者。这可是一张宝贵的关系网。事实上，后来帮助杨坚从北周小皇帝手里夺权的郑译，就是杨坚在太学的同学。这样看来，不仅西魏的环境要求杨坚奋发向上，杨坚早年接受的教育也同样鼓励他成就大事。

说了这么多杨坚的身世和早年教养，可以来总结一下杨坚其人了。杨坚此时虽然还是少年，但是，他身上已经表现出几个至关重要的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背景深厚。杨坚的祖上出身武川镇，父亲是西魏的大将军，而武川镇军阀是当时西魏社会的最高层。在门阀体制下，这样的出身会让他很容易进入政治高层，这也是他日后功业的基础。

第二个特征是志向远大，教育良好。杨坚的出身决定了他以天下为己任的性格，而他的学习背景又成就了他文武双全的底蕴。这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素质。

事实上，当时人对杨坚的评价也确实如此。据史书记载，一代枭雄宇文泰在看见杨坚之后非常惊诧，赞叹说：“此儿风
骨，非世间人！”
可以想象，一个少年英雄的形象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十四岁那年，杨坚从太学毕业，被任命为京兆功曹。这个官职虽然只是长官征召，不是政府任命，不算是正式的官员，但是，从这个岗位上，杨坚毕竟迈出了他仕途的第一步。那么，这个带着不平凡印记的少年会有怎样的未来呢？

第三章　坎坷仕途

杨坚十四岁正式步入仕途，此时的中国刚刚经历了一次重大的政治变故——西魏政权被北周取代，江山易主，权臣更迭。整整八年，杨坚在右小宫伯这个位置纹丝未动。是什么导致杨坚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始终没有得到提升？这八年的磨难将给杨坚带来什么影响？

一、两姑之间难为妇

十四岁的杨坚进入仕途。没过多久，他又迎来了一件人生大喜事。他父亲的老上司独孤信决定把女儿独孤伽罗嫁给他。

独孤信是西魏八柱国之一，地位比杨忠还高，杨坚有了这样一个岳父，当然背景更硬了。这时候，西魏已经被北周取代，但是政权的基础并没有改变。杨坚自身素质好，出身高贵，再有这样一位强势的老丈人，在新王朝的仕途本应该是一帆风顺的。可是非常遗憾，杨坚刚刚踏入仕途，就遇到了一个最麻烦的问题，北周当时有两个当家人，一个是周朝的皇帝，另一个则是权臣宇文护，他身处其间，不知道该追随谁才好。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还得从宇文泰说起。宇文泰是西魏的权臣，从大统元年（535）开始执掌西魏朝政，为西魏的生存和发展建立了莫大功业。但是，556年，宇文泰去世了。西魏的江山是宇文泰开创的，宇文泰当然希望儿子能够接着给西魏当家，问题是，他的儿子们都比较年轻，宇文泰怕那些老将军，也就是自己当年的老哥们儿不买儿子的账，左思右想，宇文泰把年少的儿子托付给了已经成年的侄子宇文护。

宇文护当时四十四岁，正当年富力强，人气很高。宇文泰希望他能辅佐自己的儿子，接着当西魏的权臣。面对叔叔的重托，宇文护倒是慨然允诺了。但是，怎么才能把叔叔交代的事情办好？宇文护是个有谋略的人。他觉得，宇文泰要是皇帝也罢了，老皇帝死了，小皇帝接班顺理成章，可是权臣就不一样了。权力再大，也不过是个大臣。而要让权臣的儿子接班当权臣，就有点名不正言不顺了，别的大臣可能不服气，会引发政治上的混乱。

想来想去，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把西魏的皇帝废了，辅佐着宇文泰的嫡子宇文觉当了皇帝，西魏也就因此变成了北周。有了皇帝的名分，谁再敢不服气，那就是造反，就是人人得而诛之。虽然这样看起来比较鲁莽，但实际上倒是快刀斩乱麻，很好地解决了问题。

从建国这个角度讲，宇文护算是北周最大的开国功臣。既然是功臣，当然就希望掌握权力，而皇帝一旦有了名分，也不会轻易放弃权力。这样一来，宇文护和自己亲手扶持起来的皇帝又展开了权力斗争。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杨坚接受了他人生中第一个正式任命的官职——右小宫伯。这个职位好不好？非常好。右小宫伯掌管皇宫宿卫，就在皇帝身边工作，算是皇帝的近臣，因此升迁很快。

但是，这个官职的地位也非常尴尬，因为虽然他的职责是保卫皇帝，但是，在行政隶属关系上，它是天官大冢宰的下属，而当时的天官大冢宰正是权臣宇文护。换句话说，这个职位正好夹在了皇帝与权臣之间。

这个任命一下来，杨坚倒抽了一口冷气。明知道皇帝和宇文护不和，这不是让他左右为难吗？那么，这个任命是谁的意思？宇文护。宇文护为什么这么干？这是卖给杨家的一个人情。杨忠身为十二大将军之一，在老一辈中颇有实力，而杨坚又是少年新锐，宇文护想拉拢杨坚父子。杨坚刚刚进入仕途，右小宫伯这个职位靠近权力中枢，升迁很快，是个美差，把这个职位给杨坚，杨家应该对自己感恩戴德，没准儿以后还能成为自己的眼线。

宇文护想拉拢杨坚，那么，杨坚应不应该接受？他还真觉得为难。宇文护大权在握，连皇帝都斗不过他，跟着他似乎很有前途，但是，断然投靠宇文护，杨坚也有顾虑。宇文护毕竟是大臣，以臣凌君，这无论如何也算是悖逆。另外，就在不久之前，宇文护为了专权，逼死了老臣独孤信，而独孤信正是杨坚的岳父，这国仇家恨加在一起，让杨坚对宇文护也没太多好感。

到底何去何从？在政治舞台上往往是屁股决定脑袋，杨坚拿不定主意了。怎么办？父亲杨忠在政坛摸爬滚打了一辈子，问问他吧。

杨忠到底老谋深算，面对如此难题，他说了一句最贴近人情，因此也最明智的话：“两姑之间难为妇，汝其勿往！”夹在婆婆和小姑之间最难做媳妇了，你还是哪边也别靠吧。这句话说得杨坚茅塞顿开，成了他夹缝求生的指南。

虽然接受了这个任命，但是，杨坚对宇文护不冷不热、若即若离。这样的表现宇文护当然不满意，从此开始给杨坚小鞋穿。从557年到565年，杨坚在小宫伯的职位上一待就是八年。当年，他刚当上右小宫伯的时候，才刚刚十七岁，谁都觉得他前程远大，现在，他已经二十五岁了，早期的同事都平步青云，而他还在原地踏步，心里真是无限失意。要知道，杨坚也是个胸怀大志的人，而且，童年时代尼姑智仙所说的“儿当大贵”一直萦绕在他的耳边，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真的大贵起来？

就在杨坚越来越焦躁的时候，事情有了转机。保定五年（565），可能还是因为背景太硬，杨坚终于晋升为大将军，出任随州（今湖北随州）刺史。

随州刺史并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职位，但是，离开沉闷的京城，杨坚还是欢呼雀跃，满怀憧憬。没想到，命运之神又跟他开了个玩笑。没过多久，他又被召回了京城，继续待命。不过，虽然在随州没待多久，也没干出什么成绩，杨坚却有了重大收获。他收获了一个朋友和一颗野心。

这位朋友名叫庞晃，当时是襄州总管府总管宇文直的下属。杨坚任职的随州属于襄州总管府，按照惯例，杨坚一上任，就先去拜见上司宇文直。宇文直是当朝皇帝武帝的亲弟弟，但却是权臣宇文护的亲信，因为有宇文护的庇护，一贯眼高于顶，并没把杨坚放在眼里，只是跟他敷衍了一下，就派下属庞晃去例行回访。

庞晃跟宇文直可不一样。此人很有见识，只可惜命运不济，年纪已经一大把了，但是官职一直没升上去，只能屈居人下。庞晃一看杨坚精光四射的长相，立刻觉得此人不凡，从此倾心结交。

后来，杨坚从随州回长安，路过襄州，庞晃还专程来给他送行，两个人整整喝了一夜的酒。眼看着窗外渐渐泛白，两个人都喝得差不多了，庞晃忽然探过身来，附耳对杨坚说：“公相貌非常，名在图菉。九五之日，幸愿不忘。”
所谓九五，正是中国古代皇帝的代称啊。所以，庞晃其实是在跟杨坚交底：我看你绝非普通人，等你当上皇帝的那一天，千万可别忘了我！预言杨坚要当皇帝，这简直是大逆不道。

听庞晃说出这样的话来，杨坚的酒吓醒了一大半，赶紧说：“何妄言也！”

可巧，就在这时候，窗外忽然传来雄鸡喔喔报晓的声音。这可是吉兆，杨坚心里一动，就对庞晃说，你射一下这只鸡看看，如果射中了，我就相信你说的话。日后我真富贵了，你去找我，拿今日之箭做凭证。庞晃一听，挽弓就射，一下射了个正着。眼看庞晃射中了，杨坚拊掌大笑，说：看来这真是天意了！一高兴，把两个贴身的婢女都送给了庞晃。

说到这里，可能大家觉得，这两个人都不大正常。议论改朝换代是要掉脑袋的事情，庞晃胆子可真够大的！杨坚当时才二十多岁，官职也不高，庞晃怎么就看上他了？不光庞晃表现奇怪，杨坚也挺奇怪。庞晃敢说，他居然就敢听敢信，他怎么就会有这样的野心？

要解释这个疑惑，就要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要知道，从南北朝时期开始，王朝更迭特别频繁，宫廷政变，权臣篡位都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在当时的人看来，兵强马壮就有可能当皇帝，所以，大家对王朝的忠诚度非常低，稍不如意就可能造反，或者想鼓动别人造反。庞晃就是这么一个人。

那庞晃为什么看上杨坚了？除了长相与众不同之外，他可能更在意的是杨坚的身份。杨坚是十二大将军之子，和西魏、北周的皇帝同属于关陇贵族集团。这个集团本来就是皇帝轮流做，北周正是这样取代西魏的，凭什么杨坚就不能取代北周？正因为有这样的时代背景，所以，庞晃敢说，杨坚也敢听，听了还敢信。

就这样，在庞晃的鼓动下，杨坚带着某种憧憬回到了长安。不过，长安的政局马上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自从宇文护当政，皇帝已经换了三个（北周孝闵帝、北周明帝、北周武帝），没有一个人斗得过他。宇文护依然不可一世，杨坚也依然受到宇文护的排挤，看不到一点前途。

正好这时候杨坚的母亲生病了，杨坚索性辞了职，整天在家侍奉母亲。本想避一避宇文护，没想到却因此声名鹊起。当时提倡以孝治天下，大孝子杨坚一下子成了话题人物，声望节节走高。这样一来，可把宇文护气坏了，区区一个毛孩子，却让他屡屡受挫，真是必欲置其死地而后快。

更糟糕的是，天和三年（568），杨坚的父亲杨忠去世了。这下杨坚又失去了最重要的政治靠山，更是觉得前途渺茫。庞晃不是说他相貌非常，能够大贵吗？现在得罪了宇文护，生命都没有保障，这个大贵什么时候才能到来？

就在这种焦虑不安的心情之中，杨坚开始频繁地和术士来往了。

当时有一个著名的术士叫来和。有一次，杨坚把他请到家里来，神神秘秘地说，我只要一听到别人的脚步声，就能分辨出来人是谁，这是不是好事？来和赶紧说：“公眼如曙星，无所不照，当王有天下，愿忍诛杀。”
您的眼睛像早晨的星星一样无所不照，这正是帝王之相。只是希望您不要杀太多人才好。听到这样的秘语，杨坚又觉得宽慰了一些。

杨坚这一时期为什么如此迷信术士算命？是不是因为他野心太大，急不可耐？并非如此。事实上，此时的杨坚还远远没到野心爆棚，一心想要自己当皇帝的地步，只是因为他太担心前途了，所以才要靠这些虚幻的力量来安慰自己。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穷算命，富烧香”
了。

二、北周武帝亲政

就在杨坚郁郁寡欢、求神问卜的时候，北周出了一件大事，一下子就改变了整个政局，也再次改写了杨坚的命运。

这件大事就是北周武帝诛杀权臣宇文护。北周武帝名叫宇文邕，是北周的第三任皇帝。他能当上皇帝，还是拜宇文护专权所赐。

宇文邕是宇文泰的第四个儿子，本来是轮不到他当皇帝的，但是，就因为宇文护一连杀了两个皇帝，他居然成了皇帝。前面说过，宇文护废掉西魏皇帝，拥立宇文泰的嫡长子当了皇帝。这就是北周孝闵帝。既然有这么大的功劳，宇文护难免不把皇帝放在眼里，想自己专权。可是，北周孝闵帝也不是好欺负的，非要和宇文护较量，结果宇文护发狠，把北周孝闵帝毒死了，另立了宇文泰的庶长子当皇帝，史称北周明帝。

这北周明帝也是个有血性的人，当了皇帝之后接着跟宇文护斗，宇文护不耐烦，又把他毒死了。这时候再看看宇文泰活着的儿子，觉得十七岁的宇文邕比较老实，就让他当了皇帝。这就是后来的北周武帝。这样一来，宇文护又成了北周武帝的大功臣，还是继续专权。

北周武帝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当年，他的父亲宇文泰就非常赏识他，曾经说：“成吾志者，必此儿也。”
他的哥哥北周明帝临死前，也说：“能弘我周家，必此子也。”
两代皇帝都对他评价这么高，可见北周武帝必有不凡之处。

他和两个哥哥一样，也想结束宇文护专权的局面，但是，他不急于求成，而是宁愿把时间拉长，分两步走。

第一步叫韬光养晦。北周武帝一上台就装傻，表现出一副对政治不感兴趣的样子，任由宇文护发号施令，解除宇文护的怀疑。装傻之外，他还对宇文护毕恭毕敬，努力讨得他的欢心。

即位之后，他下了一道诏命，说：“大冢宰晋国公……亲则懿昆，任当元辅……自今诏诰及百司文书，并不得称公名。”
意思是说，大冢宰宇文护，从亲戚的角度来说是我哥哥，从官职的角度来说是国家的宰相，这是多么尊贵的人！以后任何诏诰和文书，都不能直呼其名，只能称晋国公，以示尊重。这就是所谓的赞拜不名，在中国古代是极大的荣耀。

事实上，不仅赞拜不名，他每次在宫里见到宇文护，都要站起来说话。他说，我和晋国公不仅是君臣，还是亲人，宇文护是堂哥，我是堂弟，站着说话是应该的。

他讨好宇文护本人还不够，还要讨好宇文护的家人。当时，宇文护的母亲被北齐俘虏，三十五年之后才放回北周。老母亲受了这么多委屈，宇文护自然想竭尽全力地补偿她。北周武帝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对这位伯母特别关心。每到年节都要给伯母跪拜祝贺，伺候得比皇太后还要周到。看见武帝对自己的母亲好，宇文护也很感动，对他的警惕就放松了。

北周武帝这样韬光养晦了整整十二年。十二年如一日地忍气吞声，他得到了两个收获。

第一，慢慢打消宇文护的戒心，让宇文护对他放松警惕。

第二，慢慢滋长宇文护的骄奢，让他狂妄自大，尽情树敌。

等到宇文护戒心基本解除，树敌也越来越多的时候，北周武帝该使第二招了。

第二招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宇文护有个亲信叫宇文直。此人也是北周武帝的亲弟弟，跟两头都有关系。建德元年（572），宇文直因为作战不利被宇文护罢官，心里不忿，一气之下，转而投靠了北周武帝。武帝一看敌人内部发生分裂，感觉时机差不多了，于是就制订了一个计划。

这一年春天，宇文护从同州返回长安，北周武帝照旧出来迎接，陪同宇文护一起拜见北周武帝的母亲——皇太后。

武帝一边走，一边对宇文护说：“太后春秋高，颇好饮酒。虽屡谏，未蒙垂纳。兄今入朝，愿更启请。”
母后现在岁数大了，还老是喝酒，对身体多不好！哥哥你有威望，她也尊重你，请你劝劝她吧。

宇文护说，我劝她倒是可以，但是怎么劝呢？

这时候，武帝从怀里掏出一篇《酒诰》说，我早想好了。您见皇太后的时候，就把这篇《酒诰》读给太后听，太后觉得惭愧，没准儿从此就戒酒了。

宇文护觉得没有问题，当即应承下来。进到太后居住的含仁殿，拜见太后，宇文护然后大摇大摆地坐下，武帝则规规矩矩地在旁边侍立。宇文护坐好之后，就按照武帝的交代，对太后读起了《酒诰》。

没想到他读得正起劲，武帝举起玉珽就往他脑袋上猛地一击，宇文护一下子就跌倒在地。但是，没有死。

这可太意外了，情急之下，武帝赶紧命令心腹宦官何泉用刀砍，不料宇文护平时威风惯了，何泉怕他，心慌手颤，连砍几刀都没有击中要害。

这下可危险了，万一宇文护挣扎出去，发动政变，北周武帝可就要变成他手下的第三个牺牲品了。怎么办？宇文护的心腹宇文直当时已经投靠武帝了，他此时就埋伏在宫里充当预备队员，一看形势危急，马上跑了出来，一刀砍死了宇文护。

就这样，杀死两代皇帝的权臣宇文护命丧黄泉，北周武帝终于大权在握，当上了真皇帝。

消灭了宇文护的势力，这对北周的发展可是一件大事。从此，北周结束了权臣专权造成的政治乱象，开始在一代英主北周武帝的领导下，集中精力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了。

这件事能够成功，不仅北周武帝高兴，杨坚也跟着雀跃起来。毕竟这么多年，一直是宇文护在压制他。现在宇文护死了，北周武帝又会怎样对他？杨坚拭目以待。

三、晋升皇亲

经过一番观察，杨坚发现了，北周武帝真不是一般的皇帝。亲政不久，他就做了三件大事。

第一项，整军。北周武帝发布了两个著名的命令。

第一个命令，“改诸军军士并为侍官”
。以前，北周军队的将士都直属于本军长官，因此，将军们权力很大，皇帝都管不了他们。现在改军士为侍官，不仅名称变了，含义也变了。从此以后，所有士兵都是皇帝的侍官，直属于皇帝，不再是将军们的私兵，这样一来，皇权就大大加强了。

第二个命令，“（诸军）募百姓充之，除其县籍”
。简单地说，就是汉人百姓从此之后也可以当兵了。

这个诏令的意义太重大了。要知道，自从南北朝以来，少数民族政权都实行部落兵制，只让本民族的人当兵，借此维护本民族的特权，压制汉人和其他附属民族。这是民族压迫的一种表现，也是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不能长久的重要因素。

现在，北周武帝吸收汉人当兵，真可谓一箭双雕。不仅扩大了兵源，也解决了困扰已久的民族问题。汉人能够当兵，从此不再是二等公民了，内心岂不激动！从此以后，汉人大量进入北周的军队，慢慢就成为北周军队的主体了。

这样一来，北周就不再只是鲜卑人的国家，它也是汉人的国家，大家都对北周有了认同感，这可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础。

第二项，找钱。怎么找钱？从佛寺里找。具体说来，就是没收寺产，销毁塑像，勒令和尚、道士一律还俗。

当时身处乱世，老百姓内心苦闷，所以，对宗教，特别是佛教的信仰非常虔诚。在这种背景下，寺院大肆扩张。小小的北周竟然有一万多座寺院，和尚则超过了一百万人。这还不算，各个寺院还占据了大量土地和大量的依附人口。给寺院服务的人多了，给国家服务的人就少了，这样与国争利的事，北周武帝是不能接受的。

建德三年（574），北周武帝下诏，废掉佛寺，没收寺产，充当军费，同时，勒令和尚还俗，其中的青壮年一律编入军队。这就叫“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
。北周的经济实力乃至军事实力都因此大为增强。

第三项，远交近攻。北周的主要对手是北齐，要跟北齐争霸，可得有个和平的外交环境，否则难免腹背受敌。为此，北周武帝北和突厥，南通江南的陈朝，大搞和平外交。

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绝非易事。就拿北和突厥来说，北周武帝历经千辛万苦，娶了突厥可汗的公主阿史那氏。这当然是政治联姻，缺乏真正的感情基础，所以，娶回来之后，武帝对她明显没有热情，尊重有加，亲切不足。

这种情况被武帝的外甥女，一个六七岁的小姑娘看到眼里了。这个小姑娘对武帝说：“四边未静，突厥尚强，愿舅抑情抚慰，以苍生为念。但须突厥之助，则江南、关东不能为患矣！”
现在我们跟江南还有北齐打仗，突厥强大，我们还有求于人家，为了国家，请舅舅您装出一副爱她的样子吧！

武帝一听，幡然醒悟，从此就把真正的感情放在一边，每天在这位突厥公主面前扮起恩爱郎君。这个眼光精准，少年老成的小姑娘是谁呢？她就是后来唐高祖李渊的夫人窦皇后。

北周武帝进行这一连串的改革，他想要干什么？谁都知道，他这是把枪口对准北齐了。这么多年，一直是东魏和北齐压着西边打，想把西魏、北周吃掉，现在，风水轮流转，北周武帝要让局面反过来了！

北周武帝这样励精图治，杨坚也是摩拳擦掌。他毕竟是武将之子，虽然还没打过仗，但是，他已经继承了父亲的爵位，当然也要继承父亲的使命。现在终于要有建功立业的机会了，杨坚怎么能不激动！

好事成双。就在杨坚心情日渐开朗的时候，一件更让他兴奋的喜事降临了。

建德二年（573），北周武帝为他的太子宇文赟纳妃，娶的就是杨坚和独孤夫人的长女杨丽华。

和北周武帝成了亲家，杨坚的身份一下子抬高了不少。现在，他不仅是随国公、大将军，还是皇亲国戚，这才是真正的位高权重，与国休戚。

那么接下来，这个国家，还有他本人，又会经历怎样的历史变局？

第四章　权威镇主

在南北朝后期的中原大地上，存在着两个对立的政权——北齐和北周。北齐占有今天黄河下游流域的河北、河南、山东、山西以及苏北、皖北的广阔地区，兵多地广，实力强大。北周多年受到北齐的压制。但是，由于北周武帝励精图治，北周逐渐强盛起来，而北齐却在昏君的统治下日益衰落。在这种情况下，北周武帝剑锋东指，决定讨伐北齐，统一中原。双方交战的结果会是怎样？杨坚的命运又将经历怎样的变故？

一、周武平齐

北周武帝在平定内乱，解决了权臣专权问题之后，就开始致力于对外战争，要和北齐决一胜负了。然而，打仗是双方的事情，战争的输赢不仅取决于自己做了什么，还取决于对手做了什么。

北周武帝励精图治的时候，北齐皇帝又在干什么？

简而言之，北齐正在后主高纬的领导下走下坡路。高纬可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昏君，此人既软弱，又凶残，还变态。

先看软弱。北齐后主虽然是个皇帝，但是胆子特别小，从来不敢看着大臣说话。若是哪个大臣在汇报工作的时候多看了他一眼，他马上就会大发雷霆。搞得大臣也很紧张，只好把工作报告时间减少到最短，讲个大概，赶紧走人。

按照想象，软弱的人应该心肠好吧？却又不然。北齐后主还特别暴虐。当时，有人弹劾他的弟弟在地方杀人，请他管束，他就把弟弟召回来，问他，听说你在地方玩游戏花样翻新啊，什么游戏最好玩？他弟弟说，弄一盆蝎子，然后把猴子放进去，看蝎子咬猴子最好玩了。

北齐后主一听大受启发，连夜派人捉了好几升蝎子，放在浴缸里，然后把人脱光了扔进去，听人在蝎子堆里惨叫，他在外面哈哈大笑。这爱好，真是让人毛骨悚然。

再说变态。北齐后主好好的皇帝不当，喜欢当叫花子。他在自己的后花园建了一片贫民窟，自己穿上叫花子的衣服，在里边游荡。一个人游荡没意思，他又搞了一个贫民窟跳蚤市场，让一帮公卿大臣、宦官宫女都扮成叫花子，在那儿做生意。看得高兴了，北齐后主自己也参与进去，又买又卖，玩得不亦乐乎。

有了这样三个特征，就不难看出，他根本就不是当皇帝的料。

这么一个不靠谱的人当皇帝，肯定干不出什么好事来。事实上，北齐后主也确实没干过什么正经皇帝该做的事情，倒是在其他两方面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一，亲佞远贤。北齐后主在用人方面极其糊涂。他最喜欢能陪他玩儿的人。北齐后主虽然政治昏庸，却是个艺术家，擅长谱曲，也能弹琵琶。曾经写过一首著名的《无愁》曲，人称“无愁天子”。所以，他最喜欢能歌善舞的西域胡人，跟这些人惺惺相惜，让他们都当官。

《北齐书·恩幸列传》记载，当时“刑残阉宦、苍头卢儿、西域丑胡、龟兹杂伎，封王者接武，开府者比肩”
。任非其人也倒罢了，更夸张的是，就连养在宫里的波斯狗、斗鸡、猎鹰都能当官，按照性别，雄封仪同，雌封郡君。

朝廷里小人多了，君子自然难以立足。很多有为的大臣都在北齐后主的统治下死于非命。在所有被冤杀的大臣里，最可惜的就是斛律光。说到斛律光可能大家并不熟悉，但是，如果说他的父亲斛律金，大家一定知道。

大凡在中国上过小学的人，有谁不知道《敕勒歌》呢？“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这首千古绝唱最早的歌唱者就是斛律金。斛律光父子两代为北齐服务，战功赫赫，女儿还是北齐后主高纬的皇后，但是，在昏君高纬手下照样难逃一死。

斛律光可是北周的劲敌，听说北齐后主自毁长城，北周武帝高兴得要命，大赦天下，举国庆贺。真是亲者痛，仇者快！

第二，宠幸美色。说到北齐后主宠幸的女子，就不能不提到中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美人冯小怜了。冯小怜本来是婢女出身，但是，她不仅聪明漂亮，而且能弹琵琶，擅长歌舞，跟皇帝颇有共同语言。对这样的美人，北齐后主真是一往情深，跟她坐则同席，出则并马，整天祈祷生死一处，恩爱之情一点都不亚于唐玄宗和杨贵妃。

可能有人会说，封建帝王难得伉俪情深，这也不算什么大错吧。深情本来没错，要命的是，自从有了冯小怜，北齐后主治国理政就更荒唐了。有道是，狼带领的羊群能够打败羊带领的狼群，把雄才大略的北周武帝和昏庸无能的北齐后主放在一起一对比，任谁都能发现，命运的天平已经明显向北周倾斜。平定北齐，也就正式提上了北周武帝的议事日程。

打仗都要讲究时机。时机找好了，可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建德四年（575），江南的陈朝发起了对北齐的进攻，要夺回被北齐侵占的淮河以南地区。北齐的好多兵力都被吸引到了南边，真是天赐良机。就在这年的七月，北周武帝下令，调动十八万大军东出潼关，直扑洛阳。而杨坚则被任命为偏师统帅，率领水军从渭水进入黄河，配合主力作战。

洛阳是当年北魏的首都，也是北齐的军事重镇，河洛一带，会聚着北齐大量精兵。北周武帝带兵连续攻打了二十天，愣是没攻下来。这时候，北齐的援军也到了，北周武帝又生了病，只好下令撤军。

主力走了，杨坚的三万水军怎么办？这时候，虽然水军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独立作战是肯定不行的。所以，杨坚也得走。问题是，怎么走？原路返回吗？

要知道，出征的时候从渭水进入黄河，那是顺流而下，但要想原路返回，可就是逆流而上了，船走得慢，极容易被北齐的追兵追上。

杨坚想来想去，只好下令部队烧毁战船，改走陆路回去了。

这样看来，这次战役无论是北周武帝还是杨坚，都是铩羽而归。不过，虽然战争失利，但杨坚的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这毕竟是杨坚第一次上战场，他在战争整体不利的情况下能够审时度势，果断地做出决定，烧掉战船，全身而退，算得上是个合格的将军。

第一次出师不利，并没有影响北周武帝平齐的决心。到第二年十月，北周武帝又率领十五万大军出征了。这十五万大军分为左、右各三路，其中右路第三军总管就是杨坚。很显然，由于第一次带兵打仗表现不错，这一次，杨坚的地位也提升了，他已经不再是偏师将军，而是主力统帅了。

这一次，北周武帝接受教训，没有选择重兵把守的河南，而是往北走，直扑北齐的军事重镇平阳（今山西临汾）。北周武帝攻打平阳的时候，高纬在哪儿？他正带着宠妃冯小怜在天池（今山西省宁武县管涔山）打猎。两地相距不远，平阳的告急文书马上就过来了，而且是“自旦至午，驿马三至”
。从早晨到中午，鸡毛信已经走了三趟。

可是，不管来了几次，北齐后主根本没看到。一个叫高阿那肱的皇帝宠臣直接挡下了。他说，皇上玩得正开心，这点小小的战斗乃是家常便饭，何必去打扰皇帝的雅兴。

就这样，到了傍晚，终于传来了平阳陷落的消息。这下，高阿那肱也觉得大事不好了，赶紧报告北齐后主。后主一听也着急了，决定亲自率领大军驰援。

没想到，他急，有人不急。谁呢？冯小怜。冯小怜当时玩兴正浓，求后主说：“更杀一围。”
这才真叫“闺中少妇不知
愁”
啊。

一边是江山，一边是美人，这下北齐后主可难办了吧？一点都不难办，他二话没说，就陪着冯小怜打猎去了。

要知道，平阳在北齐的地位非常重要。因为北齐虽然定都邺城，但是别都却在晋阳（今山西太原）。而平阳正是晋阳的前哨。现在平阳陷落，北齐后主居然还有心情打猎，真是荒唐到家了。

好不容易打完猎，北齐后主和冯小怜直接回了别都晋阳。北齐后主调动了十多万鲜卑精锐，率军亲征，要夺回平阳。皇帝亲征，这对北齐士兵当然是个巨大的鼓舞，士气一下子高涨起来。一看北齐军队势头很猛，连北周武帝都害怕了，留下一个叫梁士彦的将军率领一万士兵守卫平阳，自己率领大军先回长安避风头了。

这下子，北齐军队可把平阳城围了个铁桶一般。昼夜轮番攻打，平阳城上的堞楼都给打秃了，城也越打越矮，最后只剩下一米左右。眼看着要顶不住了，梁士彦慷慨自若，对将士们说：“死在今日，吾为尔先！”
今日就算死，我也要死在你们前头。弟兄们，跟我冲！这是何等英雄的统帅啊。

将士们一看主帅这样舍生忘死，也都个个奋勇争先，一下子把北齐军队打退了好几百米。北齐兵退了，梁士彦赶紧修城。等到城墙粗粗修好，北齐军队也回来了。

眼看着城墙修得这么坚固，北齐军队改了主意。他们改挖地道，把城墙下掏空一个洞，墙轰的一下子倒下一个大缺口。北齐士兵就要开始冲锋了！可是，谁也料想不到，就在这关键时刻，北齐后主突然传令，暂停进攻！为什么？他想让冯小怜亲眼看看这大军入城的光荣时刻。那就赶紧去请冯小怜吧，可让美人露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冯小怜正化妆呢，好一阵子才走出门来。

这工夫，北周的士兵已经用木头把垮塌了的城墙暂时堵上，北齐军又进不去了。就因为北齐后主一再贻误战机，小小的平阳城围了一个月，愣是没有攻下。就在两军僵持的时候，北周武帝又亲自率领八万援军赶到了，双方当即摆开阵势，准备决一死战。

大战在即，怎么鼓舞士气？北周武帝就在战场上搞起了阅兵式。只见他骑着马，从一个一个阵前走过。每到一个阵前，就高声叫出主帅的名字，鼓励他英勇杀敌。好多将领根本就没想到北周武帝能够记得他们的名字，感动得热泪盈眶，战士们也都热血沸腾，北周的士气一下子就提起来了。

不过，北周虽然士气高涨，也还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北齐军队和北周军队之间横亘着一道深达几米的壕沟，如果强攻，肯定人员伤亡不少，这让北周武帝颇为犯难。正在犹豫的时候，北齐后主亲自来给他们帮忙了。

北齐后主怎么会给敌人帮忙？当时，他正召开军事会议，跟大家商讨如何打仗，那些宠臣赶紧表态。其中，一个宦官说，北周武帝是天子，陛下也是天子，他们远来攻伐，咱们怎么能守着壕沟示弱！不如咱们填平了壕沟，先冲过去！北齐后主一听，觉得很有道理。对啊！怎么能做这么没有面子的事？当即命令士兵把壕沟给填平了。北周武帝一看碰上这么个傻子，真是喜出望外，马上率领大军冲了过去。

两军交锋，北齐后主和冯小怜就在旁边并马观战。本来北齐军队并不弱，只是东翼稍稍退却了一点，这在战场上实属常事。可是冯小怜不懂军事，一看到自家军队退了，马上吓得花容失色，大叫道，军队败了！陛下赶快跑吧！北齐后主本来是个没有主意的人，听美人一叫，也拨转马头就跑。

他这一跑，军心可就乱了，结果，这一仗北齐大败，战死的、踩踏而死的超过一万人。不仅平阳没夺回来，很快，连别都晋阳也丢了。唐朝的诗人李商隐曾写《北齐二首》嘲笑这场战役：“一笑相倾国便亡，何劳荆棘始堪伤。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
后来就有了“玉体横陈”这个成语。

这首诗也好，成语也好，难免有红颜祸水的意思，冯小怜在这场战争中也确实没起什么好作用。但是，如果不是因为北齐后主昏庸到了极点，就算冯小怜玉体横陈，又怎么可能影响战争大局！

这个时候，北齐后主跑到哪里去了？他跑回首都邺城了。邺城屯驻了不少兵力，如果指挥得当，还是可以固守的。北周武帝在打仗之前，不是亲自阅兵，激励士气吗？守卫邺城的大将斛律孝卿也给北齐后主出了同样的主意，让他亲自向守城将士讲话，鼓励军心。

当然，斛律孝卿也知道北齐后主不靠谱，为了让他别出错，斛律孝卿还亲自为他撰写了演讲稿，请后主提前背熟，到时候务必讲得慷慨激昂，打动人心。可北齐后主天生懦弱，本来就害怕跟人面对面地说话，现在看着眼前这十几万士兵，他一下子就把演讲词给忘了，站在那里张口结舌。

这也罢了，站了一阵子之后，他也不知道是紧张过了头还是哪根神经搭错了，居然哈哈大笑起来。这下子可把将士们惹恼了，大家都说，皇帝这么不把国家当回事，我们还舍生忘死干什么？谁也无心打仗了。

这时候，北齐后主也绝望了，为了逃避亡国的责任，他干脆把摇摇欲坠的皇位传给了年仅八岁的太子，自己当起了太上皇。这还不算，传位大典刚刚结束，北齐后主就带着小皇帝逃走了，打算投奔陈朝。

可是，仗都打到这个地步了，北周怎么可能让他跑？他们一行人刚到青州，北周的军队已经从天而降了，北齐后主束手就擒，被押往长安，很快被杀。一笑倾城的冯小怜，也被赏给了代王宇文达做妾。

据史书记载，宇文达对冯小怜相当宠爱。但是，小怜始终不能忘情于北齐后主，还曾写诗《感琵琶弦断赠代王达》明志：“虽蒙今日宠，犹忆昔时怜。欲知心断绝，应看膝上弦。”
没过多久，冯小怜自杀身亡。

单从感情角度看，这也算是一对生死相依的薄命鸳鸯了。只是，政治毕竟不是男欢女爱，伴随着“无愁天子”的亡国，北齐疆域内的五十州、一百六十二郡、三百三十万户人也都归入北周。北魏是在永熙三年（534）分裂为东魏和西魏的，至此，东西两部分再度合而为一。北方实现统一，北周的实力因此大幅增强了。

二、威势镇主

北周打败北齐，统一中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那么，杨坚作为右路第三军的统帅，在其中有什么贡献？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但是，在追歼北齐残余势力方面，杨坚的贡献倒是非常突出。

当时，北齐最大的残余势力当属任城王高湝。高湝是北齐的始祖高欢的儿子，也是北齐后主的亲叔叔。当时担任瀛州刺史，在北齐的宗室中辈分最高，威望也最高。在北齐后主带着小皇帝逃跑的过程中，北齐后主又让小皇帝禅位给任城王高湝。传达禅位诏书的就是给北齐后主写讲话稿的斛律孝卿。

可是，斛律孝卿早就对北齐政权绝望了，他并没有去找任城王，而是带着这份诏书直接投奔了北周。不过，高湝虽然没有见到这份禅位诏书，但他毕竟是北齐的亲王，家国情深。所以，北齐危亡之际，他不待命令，已经在冀州募兵，组织抵抗了。

高湝不惜重金招募勇士，很快就招募了四万人，一时之间声势很大，影响北齐故地的稳定。怎么办？北周武帝就派齐王宇文宪和杨坚率领主力部队，出兵讨伐。

杨坚这边是宜将剩勇追穷寇，高湝那边则兵败如山倒，所以，讨伐的结果毫无悬念，过程也没有什么惊心动魄之处。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杨坚在这场战役中的位置。他是齐王宇文宪的搭档，宇文宪可是北周武帝的亲弟弟，北周武帝派亲家和弟弟一起讨伐北齐残余势力，说明北周武帝对杨坚相当看重。

在这次战役之后，建德六年（577），北周武帝任命杨坚为定州总管，进位柱国。定州总管是主政河北地区的封疆大吏，柱国则是最高级别的军事统帅，杨坚这两个身份兼而有之，那就是不折不扣的亲信加重臣，能够得到这样重要的位置，杨坚也是满怀喜悦。

当年，杨坚在随州当刺史时结交的朋友庞晃说他得天命，让失意的杨坚倍感安慰。现在，杨坚当上了定州总管，而庞晃正好出任常山郡太守，常山郡和定州毗邻，两个老朋友可以常常见面，这对杨坚来说更是意外之喜。

但是，就在杨坚事业顺利、心情愉快的时候，有一些对他不利的说法开始出现了。

杨坚是定州总管。定州城的西门很久以来一直是封闭的。当年，北齐开国皇帝高洋在位时，曾经有人建议把西门打开，方便行人走路。结果，高洋不仅不允许，还说了一句奇怪的话：“当有圣人来启之。”
现在，杨坚升任定州总管，到这里就把西门打开了。结果，定州的父老马上联想起当年的传说，一下子就传了个沸沸扬扬，说杨坚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圣人。

要知道，“圣人”这个称呼可不是随便叫的，这在当时是皇帝的代名词。这个说法一传出去，当朝皇帝北周武帝立刻敏感起来。这些年来，没少有人在他面前说杨坚的相貌不寻常，难道杨坚真有天命不成？

那么，如果我们跳将出来，从今天的角度看，这城门一开一关，是不是那么神秘？

其实并不神秘。为什么高洋时期，定州城不开西门？因为那时北齐和北周处于军事对抗状态，高洋唯恐敌人从西边突破，所以不开西门。但是杨坚就不一样了，他本身就从西边来，而且，既然北齐和北周已经统一，当然要采取措施，便利东西向的交流，所以就把西门打开了。这本来没有什么神秘之处，当年高洋所谓“当有圣人来启之”
不过是个说法而已。

但是，我们能够这么想，武帝可不能这么想。因为除了这个定州城的传说之外，在此之前，已经有一些关于杨坚相貌的传言了，说杨坚有反相。谁说的？第一个就是齐王宇文宪。

早在建德四年（575），也就是北周第一次伐齐之前，宇文宪就曾经对武帝说：“普六茹坚相貌非常，臣每见之，不觉自失。恐非人下，请早除之。”
意思是说，普六茹坚有非凡的相貌，我每次看见他都感觉到深深的震撼，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这样的人不会久居人下，陛下还是尽早除掉算了！

第二年，北周的内史王轨也对武帝说：“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坚貌有反相。”
皇太子不是个有本事的人，普六茹坚倒是面有反相。这个外戚不寻常，陛下要为今后打算啊！

要知道，齐王宇文宪是武帝的亲弟弟，而内史王轨则是武帝的近臣，两个人都深受武帝信任。这两个人说杨坚有反相，武帝不可能不重视。

可是，要怎么重视？这两个人提出的都不是什么真凭实据，而是比较主观的“反相”，那武帝也没法调查研究，只能是以虚对虚，找相面专家来给杨坚相面了。这个相面专家叫来和。

当年宇文护执政的时候，杨坚就请来和相过面。来和说杨坚有帝王之表。现在，北周武帝又问了同样的问题，来和会怎么说？来和说：“随公止是守节人，可镇一方。若为将领，阵无不破。”
随公杨坚只是个守节的臣子，能够镇守一方而已。如果让他当将领，倒是战无不胜，但是，别的也就没什么了。

来和为什么会改口呢？难道说他对杨坚的判断已经变了吗？当然不是。促使他改口的是另外两个理由。

第一，来和在政治上倾向于杨坚，愿意帮杨坚摆脱困境。

第二，如果来和对北周武帝说杨坚有帝王相，武帝必定要审杨坚，一审问，就会牵连出当年来和给杨坚算命，预言杨坚要当皇帝的事，那来和就是自讨苦吃了。所以，来和不敢乱说，索性一口咬定，杨坚就是当将军、当大臣的料，不会有反心。

来和也算是当时顶级的相面专家，听他这么一说，武帝也就没有继续追究，还让杨坚参加了两次平定北齐的战争，杨坚也确实像来和说的那样，阵无不破，立了大功。正因为如此，武帝才让他当定州总管府总管。可是，现在定州出现了这样的传说，武帝心里又不踏实了。

问题是，怎么处理杨坚？置之不理？不可能。因为身处乱世，北周武帝见过太多权臣篡权的事了，他爸爸宇文泰就是权臣，他家的江山就是从西魏篡来的，而且，他当皇帝的头十二年，也是一直受制于权臣宇文护。现在杨坚位高权重，又是太子的岳父，皇亲国戚，再有这样的天命传闻，他不得不提高警惕。

那么，直接把杨坚干掉好不好？也没必要。武帝雄才大略，不是疑神疑鬼的人。杨坚毕竟没有任何出格的举动，而武帝本人也才三十多岁，年富力强，平定北齐后，声望更是如日中天，杨坚在他的手下，能翻起多大的风浪？

天命的传言既不能全信，又不能不信，怎么办？武帝采取了折中原则，给杨坚换工作了。定州在北方，又是北齐故地，还临近突厥，地位太敏感了，杨坚在政治上不完全可靠，不适合待在那里。所以，建德六年（577）十二月，也就是杨坚当定州总管十个月之后，北周武帝又任命他担任南兖州（今安徽亳州）总管。虽然级别相同，但是，南兖州的重要性可不及北方的定州，让杨坚到这里来，他比较安心。

然而，北周武帝安心，杨坚却不安心了。本来，从小到大都有人说他相貌非常，他也不是完全没动过心，但到此为止，也没有特别谋求过造反。可现在不一样了，他为北周立下了赫赫战功，本来自视甚高，而北周武帝居然无缘无故地猜忌他、压制他，这让杨坚一下子觉得怒不可遏。

现在，他可是有兵权、有地盘的人，难道就任由武帝摆布？杨坚的野心一下子被激发起来了。

事实上，不仅杨坚觉得不甘心，杨坚的老朋友庞晃也觉得不甘心。庞晃本来就是野心家，现在实力大增，他更不安分了。听到杨坚接到新的任命后，庞晃又来给他送行了。

酒过三巡，庞晃杀气腾腾地说：“燕、代精兵之处，今若动众，天下不足图也。”
定州有着精兵强锐，现今若是动手造反，何愁大业不成！言外之意，现在我们手握大兵，不如动手吧！

朋友说到了自己的心坎上，杨坚怎么回应的？他握着庞晃的手说：“时未可也。”
我不是不想，只是，还没到时候！

毫无疑问，杨坚是一个稳健的政治家，他不是不想造反，他只是在评估自己的实力。现在，他的实力还远远不足以挑战北周武帝，他可不想贸然出手，只能继续养精蓄锐，等待时机。

就这样，杨坚怀着满腹的心思到南兖州赴任去了。那么，他所盼望的时机会到来吗？

第五章　翁婿斗法

杨坚被任命为定州总管不久，就因为定州城中的一句流言而受到北周武帝的猜忌，被调到了南兖州。南兖州的军事地位远远逊于定州，所以，这次调动对于杨坚来说等于是降级任用。杨坚会认命吗？

一、少年暴君

此时的北周武帝正是如日中天，杨坚知道，和他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

杨坚是个政治上相当成熟的人，思前想后，他决定，向武帝低头，忍！当年，北周武帝以帝王之尊，尚且在权臣宇文护的手下苦熬十几年，才迎来出头之日，他杨坚有什么不能忍的呢？

杨坚打算，就在这南兖州总管的位置上先忍着，养精蓄锐，慢慢打算。可是，无论谁也不曾想到，杨坚这个持久战根本没打多久，就不用打了。就在杨坚上任六个月之后，北周武帝忽然去世了。

前面讲过，北周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平齐之后，他的雄心也进一步增长，一心想要统一中国。所以，平齐当年，北周的军队就在徐州大败陈朝的水军，第二年，也就是建德七年（578）五月，北周武帝又率军北伐，追讨北齐的残余势力。南征北战，他称霸天下的脚步似乎已经不可阻挡。

可能是连续作战太劳累了，就在这次北伐大军刚刚出发不久，北周武帝突染重病，六月一日一命归西，年仅三十六岁。所谓“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英雄无命，无论何时，都那么令人惋惜。

但是，就在北周举国同悲的时候，杨坚却偷偷地笑了。本来，北周武帝在的时候，杨坚对前途的估计并不乐观。

首先，北周武帝是皇帝，跟他拼名分，杨坚拼不过。

其次，北周武帝雄才大略，杨坚跟他拼智力，也不占优势。

最后，北周武帝比杨坚还小两岁，就算拼耐力，杨坚仍然不行。

按照这种态势，也许杨坚一辈子只能屈居人下了。可是，现在他居然死了，这不是天助杨坚吗？北周武帝一死，他的儿子，太子宇文赟接了班。这就是历史上的北周宣帝。

宇文赟娶了杨坚的女儿杨丽华，是杨坚的女婿，这样一来，杨坚的身份可就从国戚变成国丈了。不仅身份变了，杨坚和皇帝之间的力量对比也变了。

新皇帝还是一个刚刚二十岁的毛头小伙子，这让杨坚的野心又开始膨胀了。那么，杨坚在新皇帝手下会不会迎来转机？

那就得先看看新皇帝是何许人了。北周宣帝有三大特征，在历史上的知名度很高。

第一，荒唐。从一上台就荒唐。中国讲究孝道，父母去世，作为儿子，肯定是锥心泣血，而且还有一系列的追思活动。这套仪式在皇家尤其严格。可是，就在北周武帝的棺材还摆在宫里，尚未安葬的时候，宇文赟居然就指着棺材破口大骂，老东西，你死得也太晚了！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宇文赟发泄完怒火后，转身就进了后宫。他干什么去了？检阅父亲留下来的妃嫔去了，只要看见模样顺眼的，都统统充实进自己的后宫。这不是违反人伦吗？

再举一个例子。中国古代实行一夫一妻多妾制。所以，皇帝只能有一个皇后，其余再多都是妃嫔。但是，宇文赟就敢突破这个限制，他同时封了五个皇后，其中一个还是自己的侄媳妇，他也有本事硬把人家夺过来。

皇帝如此倒行逆施，当然好多大臣都有意见，纷纷搬出儒家经典来教育他。宇文赟满不在乎地说，妇人取法大地，土地有五类，所以当然可以有五个皇后。他分别封这五位皇后为天元大皇后、天大皇后、天中大皇后、天左大皇后、天右大皇后。有了这五朵金花，北周宣帝非常开心。没事的时候，他就让五位皇后坐在五辆专车上出行，每辆车门口再倒挂一只活鸡，车一动，鸡就又叫又挣扎，看着五朵金花吓得尖叫，他就在一旁哈哈大笑。天下哪有这样荒唐的天子！

第二，自大。自大到什么程度？宇文赟觉得当皇帝都不足以彰显他的身份，他想要比皇帝更高的身份。

比皇帝更高的身份是什么？恐怕只有太上皇了。即位不到一年，才二十一岁的宇文赟就把皇位传给七岁的儿子宇文衍，史称北周静帝，自己当太上皇去了。

不过，他这个太上皇可不是一般清静无为的太上皇，他的权力比皇帝大，名分也比皇帝高。高到什么程度？他自称天元皇帝，住的宫殿称为天台，对臣下讲话时也不称朕，而是自称天。他还设计了一个高高的通天冠，上面飘着长长的绶带，真是峨冠博带，恍若神仙。大臣见他之前，都要斋戒三日，而且还得洗澡，里里外外都干净了才能上殿。

北周武帝灭佛，宇文赟偏要和爸爸反着来，不仅不灭佛，他还精工制作了一尊佛像、一尊道教天尊像，然后自己坐在两座塑像中间，三位一体，在广场上接受臣民的跪拜。更可笑的是，他自大到根本不允许别人跟“高、大、上、天”一类的好词沾边。如果姓高，那就要改成姓姜；高祖就改叫长祖。这不是乱来吗！

第三，暴虐。中国古代讲刑不上大夫，可北周宣帝才不管这套。他当上皇帝后，经常派人明察暗访，把大臣的言行举止都记录下来，如果有哪点不对，马上就打。打多少？保底数是一百二十下，上不封顶，号称天杖。

后来他发现，有人身体真好，打一百二十下都不死，干脆改成二百四十杖。而且，不光大臣要挨板子，宫里的妃嫔也要挨板子，搞得内外恐惧，人人自危。

可能读者朋友们会疑惑，北周武帝不是一代英主吗？儿子如此荒唐残暴，难道他看不出来？怎么还会让宇文赟接班？有道是知子莫若父，宇文赟不成器，武帝早就看出来了，不光武帝看出来了，其他大臣也都很清楚。

前面提到过，王轨跟北周武帝说“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坚貌有反相”
，这个人后来还有一次借着酒劲跟武帝吐露真言：“可爱好老公，但恨后嗣弱耳。”
意思是说，你这老头真不错，只可惜儿子太差了。

朝廷上下都知道宇文赟不成器，可是，武帝其他的儿子或者更不成器，或者还小，如果不让宇文赟当太子，武帝也选不出别人来。所以，只好立足于教育。怎么教育？棍棒教育。

从宇文赟被立为太子那天起，武帝就要求他和其他大臣一样上朝排班，无论严寒酷暑，一律不能休息，这是工作要求。

在生活方面更严格。宇文赟从小喜欢喝酒，武帝知道后，严令后宫，一滴酒也不能送到东宫去！这也就罢了，武帝还唯恐自己不能随时随地关注宇文赟，于是让东宫官员每天都记录太子的一言一行，按月上报。只要发现哪一天犯了错误，抓过去就是一顿痛打，打得宇文赟伤痕累累。打完了还要再威胁一句，你别以为自己是个太子就有了保障，古往今来，废掉的太子多了。难道我其他的儿子就不能接班？把宇文赟搞得胆战心惊。

虽然武帝是一番好意，唯恐儿子不成器，接不好班。可是，苦心归苦心，方法还是太粗暴了。在这样简单粗暴的教育下，宇文赟的思想水准没有提高，但是表演水准却大大提高了。每天装得规规矩矩，心里却酝酿着仇恨。

现在，武帝一死，宇文赟头上的大石头被搬开，他终于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他虽然身为皇帝，但是从实际年龄来说也还算是“青春期少年”，思想并不成熟，只知道一味地和北周武帝反着来。当年他爸爸北周武帝艰苦奋斗，一心要当好皇帝，那他就反其道而行之，要多荒唐有多荒唐。

二、杨坚得势

如此说来，北周宣帝其实和北齐后主是一样的人了？并不尽然。北齐后主是个真正的昏君，除了冯小怜，什么都不管；而北周宣帝虽然荒唐，但还是管了一件大事——权力。怎么管的？他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

第一，用人。他把自己的亲信都安插进御正、内史等皇帝直属机构，让他们去分割朝廷的权力。

举个例子。当时有一个人叫郑译，是杨坚的同学，此人有文化，通音律，是北周宣帝当太子时的下属。两个人整天一起玩。

当时北周武帝不是派人盯着太子的一言一行吗？他看到这种状况很生气，就把郑译除名为民，赶出宫去了。宇文赟舍不得他，又悄悄地把他叫回来。郑译回来之后，流着眼泪对宇文赟说，太子殿下，您什么时候才能当皇帝？我等得花儿也谢了。宇文赟一听，心说此人天天盼着他当皇帝，真是大大的好人，也感动得不得了。如今他真的当了皇帝，马上就任命郑译为内史上大夫，委以朝政。就这样，北周宣帝身旁聚集了一批亲信少壮派。这些人在朝廷中都没有什么势力，当然只能唯北周宣帝马首是瞻，这样一来，他就有权力了。

第二，杀人。光用亲信还不够，北周宣帝还想解除那些元老重臣对他的威胁。怎么解除？他把很多元老重臣都杀了。其中最著名的有两个，一个是前面提到过的王轨，另一个则是他的亲叔叔宇文宪。

王轨是北周武帝的心腹，当年北周武帝杀宇文护，王轨就是主谋之一。北周武帝去世之前，还把太子宇文赟交给了王轨，王轨也算是托孤的重臣了。自古以来，少年皇帝和辅政大臣都有矛盾，像唐高宗和长孙无忌，康熙和鳌拜，概莫能外。何况王轨还几次三番地说宣帝不堪重任。以宣帝的性格，怎么能容得下这样的人？

宇文宪也一样，此人是平齐过程中最重要的指挥官，也是北周宗室的代表人物。当年，宇文护仅仅是堂兄，就能压制北周的三代皇帝，专权十五年，现在宇文宪是宣帝的叔叔，又素来德高望重，宣帝当然也害怕他以后心怀不轨。怎么办？也杀了吧。

杀了这两位元老重臣还不够，只要是辈分高、名声好的宗室亲王，周宣帝都把他们安排到了外地，这样一来，中央只有北周宣帝独大，这才叫天上地下，唯我独尊。

北周宣帝这样杀人、用人，建立自己的权威，对不对？平心而论，也没什么大错，毕竟主少国疑，加强皇权还是有必要的。

但是，有道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北周宣帝这样大开杀戒，杨坚可从中获利了。

首先，北周宣帝杀死的这些元老重臣，也恰恰是当年对杨坚疑心最重的人。宇文宪和王轨不都说过杨坚有反相吗？这些人政治敏感度高，对国家责任心强，又有胆量跟皇帝直言。现在，这样的人死了，也就没有人再提醒宣帝警惕杨坚了。

其次，这些元老重臣一死，朝廷里的很多位置就空出来了，总得有人填补，谁来填补？宣帝宠幸的那些亲信资历还不够，而杨坚出身贵族，立过战功，再加上国丈的身份，真是既亲且贵。现在朝廷用人，岂不是非他莫属！

就这样，随着北周宣帝登基，杨坚也迅速从南兖州回到了朝廷，而且地位火箭式蹿升，一年之内，连升三级。官位大前疑，也就是首席宰相；勋位上柱国，也就是北周的最高级勋官；爵位随国公，也算是当时大臣能够得到的最高爵位。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杨坚都是位极人臣了。这还不算，宣帝不是刚刚当政一年，就把皇位禅让给了自己七岁的儿子北周静帝了吗？静帝虽然不是杨坚之女杨丽华的亲生儿子，但是，杨丽华毕竟是宣帝的原配皇后，在宣帝的五个皇后中地位最高。按照中国古代的规矩，这个小孩也算是她的孩子。

这样一来，杨坚又成了小皇帝的外祖父，地位更高了。每次宣帝出去巡游，都是他留守京城，这样的权力、这样的信任，和北周武帝时代相比，真是冰火两重天！

三、翁婿斗法

北周宣帝行为荒唐，又没什么政治经验，而杨坚老成持重，政治经验丰富。既然如此，那杨坚就应该好好地辅佐自己的女婿，而宣帝也应该信任自己的岳父，让他放手工作了吧？完全不是这样。

杨坚在北周武帝时代就整天找人算命看相，早有不臣之心。现在自己位高权重，女婿又年轻荒唐，不免产生了非分之想。而宣帝虽然荒唐暴虐，但是在大事上并不糊涂，对于权力一向抓得很紧，眼看岳父声望日隆，当然会产生警惕心。翁婿两人都盯上了权力，自然就会产生矛盾。

有了矛盾，杨坚和北周宣帝的斗法也就开始了。怎么斗？有两件事比较重要。

第一件是收买人心案。第二件则是皇后赐死案。

先看第一件事。什么叫收买人心？这其实和当时的法律制度有关系。当年，北周武帝在位的时候，讲究乱世用重典，法律制度比较严苛。北周宣帝即位之后，有意减轻刑罚，这本来是好事，但是，好事没办好。

北周宣帝还没有想清楚新法律到底要怎么制定，怎么推行，就盲目地把原来的法律废了。根据旧法抓进去的许多犯人也都从监狱里放了出来，算是新皇帝的恩典。可是，这些人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一出来就到社会上为非作歹，真让宣帝觉得打脸。

宣帝大为恼火，头脑一热，马上又颁布了一个新的法律，叫作《刑经圣制》，比原来北周武帝时代的法律还要严酷。矫枉过正之下，老百姓怨声载道。

杨坚看到这种情况，就向宣帝上书进谏说：“法令滋章，非兴化之道。”
法律太多了，这可不是好事，希望宣帝要施行仁政。宣帝哪里是听劝的人，马上驳回了。可是，朝廷里这一正一反两种意见传出来后，坊间可就议论纷纷了，都说皇帝拒绝纳谏，而宰相杨坚是个难得的好人。这样的议论传到宣帝耳朵里，宣帝不免产生疑虑：杨坚这么做，是不是有意收买人心？他到底想要干什么？有了这样的疑虑，宣帝对杨坚的防范就加强了。

在这种情况下，又发生了第二个事件，就是所谓的皇后赐死案。

前面提到过，北周宣帝一连封了五个皇后，除了杨坚的女儿是正宫皇后外，还有其他四个由宠妃提拔成的皇后。要知道，后宫本来就是是非场，一个皇后尚且不消停，何况是五个皇后并立。按照想象，肯定争宠争得一塌糊涂了，可事实又不完全如此。其他四个皇后确实经常争宠，但是，只有杨坚的女儿，也就是宣帝的原配皇后杨丽华不争。不仅不争不抢，而且还主动团结其他四个皇后，让这个乱糟糟的后宫维持基本的秩序。

这样一来，整个后宫都对杨皇后印象非常好，愿意唯她马首是瞻。在这种情况下，宣帝是不是很应该感谢她？如果是一般的皇帝，遇到如此通情达理、顾全大局的好皇后，当然要念佛了。可宣帝不是一般的皇帝。他既多疑又暴虐。一看到杨丽华如此得人心，马上把她的表现和杨坚上谏联系起来了。心想，你爸爸在外面收买人心，你在宫里收买人心，你们是要联手篡我的权啊！想到这里，宣帝真是无名火起，对着杨皇后破口大骂道，你不要装贤惠收买人心，我一定要将你家灭族！

本来，这是皇帝暴怒之下的言语，并不一定当真。如果杨丽华服软，在宣帝面前跪地求饶，满足一下他的虚荣心，可能宣帝也就罢了。可是没想到，杨丽华不是这样的性格。她本来就是北周宣帝的正宫皇后，对自己的身份颇当回事，总想着跟宣帝平起平坐，又是贵族之女，从小也是骄傲惯了的，又没有真的做错什么，她怎么可能轻易向别人低头？听了宣帝这句狠话之后，杨丽华镇定自若，就是不认错。

这一下可把宣帝气坏了，这岂不是故意藐视他的权威！宣帝暴跳如雷，当场让她自杀谢罪。赐皇后自杀，这可是件大事，如果真这么执行，遭殃的可不仅是杨丽华，整个杨坚家族都得受牵连啊。

幸好在宣帝和杨丽华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早有宫女去给杨坚报信了。杨坚一听，吓得魂飞魄散，赶紧让妻子独孤氏飞奔到宫里，向女婿求情。可怜独孤氏一个堂堂柱国夫人，又有岳母之尊，居然忍气吞声，对着自己的女婿叩头求饶，直到头上鲜血淋漓，这才让宣帝消了气，把女儿救了下来。

不过，宣帝虽然暂时饶了杨丽华，对杨家的疑虑可并没有打消。在他看来，杨丽华这么强硬，无非是倚仗杨坚的权势，杨坚不消灭，始终解不了他的心头之恨。所以，这件事没过几天，宇文赟又传令召见杨坚。而且，他还吩咐左右佩刀武士，一旦看到普六茹坚脸上变色，就当场砍死他！

杨坚是什么人？那可是政坛老手了，早就练就了喜怒不形于色的本领。这次宣帝召他，他也知道来者不善，但是，表面上还是神色自若、言语从容，根本没有给佩刀武士动刀子的机会。宣帝想找碴也找不到，只好又把他放走了。

虽然这次侥幸逃脱，但是，杨坚走出宫后，可真是害怕了。他知道，以宣帝的性格，既然对他如此不放心，杀他也只是迟早的事情。

有道是三十六计走为上，杨坚觉得，与其在北周宣帝眼前提心吊胆，朝不保夕，不如先到外面避避风头再说。可是，他已经是首席宰相了，找什么理由才能脱身？杨坚思来想去，决定去求郑译。

郑译是宣帝的宠臣，同时也是杨坚读太学时候的老同学，跟杨坚关系一直不错。杨坚把郑译拉到一个僻静的地方，悄悄对他说，你也知道，我从不贪恋权位，老早就想到地方去享清福了，你在皇帝面前说得上话，希望你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帮我美言几句。

郑译怎么回复他呢？要知道，郑译是个佞人，也是个聪明人。他固然追随北周宣帝，但是，眼看着宣帝凶狠残暴，大失人心，又整天喝酒纵欲，他也怕宣帝长不了。而杨坚在朝廷很有势力，没准儿哪天就修成正果了，他何不结个善缘，也给自己留条后路？出于这样的心态，郑译慨然允诺。他说：“以公德望，天下归心，欲求多福，岂敢忘也。谨即言之。”
以杨公您的道德威望，真是天下归心了，待您得志，我还得指望您罩着我，我怎么可能不替您办事？您放心，我会尽力办的！

可是，答应归答应，怎么才能让杨坚走，又不引起北周宣帝的疑虑？郑译开始动脑筋了。他知道，宣帝有一块心病，那就是自己在政治上没业绩。宣帝从小一直被爸爸北周武帝打压，形成了强烈的逆反心理，当了皇帝以后，总想证明自己比爸爸强。

可是，当年北周武帝平齐，这可是个大功绩，不容易超越。现在，宣帝要想比爸爸强，那就只剩下平定江南了。因为有这样的竞争之心，宣帝虽然荒唐暴虐，但对于开疆拓土一直很有热情。所以，受到杨坚委托后，郑译就从这个角度去游说宣帝了。

有一天，正好北周宣帝又跟郑译说起平陈之事，打算派他带兵进攻南陈。郑译赶紧说：“若定江东，自非懿戚重臣无以镇抚。可令随公行，且为寿阳总管以督军事。”
如果要平定江东，不用朝廷懿戚重臣做统帅，难以镇抚，请命令随公普六茹坚随军前往，担任寿阳总管，负责前线军事。

宣帝一听，立刻觉得这主意不错。他看杨坚不顺眼已经有一阵子了，杀了他，又没理由；留着他，又怕他作乱。不如索性让他到外边去，利用他的军事才能为自己打仗。如果打好了，光荣自然还得归皇帝的英明领导；如果打不好，正好借机把他杀掉，怎么都不吃亏。

就这样，大象二年（580）五月四日，北周宣帝任命杨坚为扬州总管，准备发兵南征。接到这个任命，杨坚终于松了一口气，好歹可以活着离开这是非之地了。可是，真到整装出发的时候，杨坚又觉得郁闷了。

一年以前，他刚刚从地方回到中央，那时候，还以为从此飞黄腾达了，没想到又被打回了原形。政治斗争风云变幻，谁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回来！更重要的是，他对北周宣帝也不放心。

杨坚不是整天找人给自己看相吗？看来看去，自己也有点无师自通了，他总觉得，北周宣帝长着一副短命相。有一次，他还跟自己的心腹说：“天元实无积德，视其相貌，寿亦不长。加以法令繁苛，耽恣声色，以吾观之，殆将不久。”
天元皇帝其实没积下什么功德，看他的面色身形，也不是个能活得久的。他施加的法令繁重而又苛刻，沉溺放纵于淫声与女色，我看他就快要死了。

无论是从北周宣帝不健康的生活习惯还是从所谓的面相上看，杨坚都觉得他活不长。这就让杨坚不放心了。不放心什么？不是担心他死，而是担心他死的时候，自己正好不在场。要知道，如果宣帝死了，肯定政局又要有大变化，如果自己远在地方，鞭长莫及，怎么办？想到这里，杨坚心里又非常纠结，不走不安全，走又舍不得。

那么，杨坚到底走没走？北周的政局，又将面临怎样的变化？

第六章　杨坚辅政

因为北周宣帝的猜疑，杨坚的日子过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正当他犹豫着要不要到外地避避风头的时候，公元580年，北周宣帝暴病身亡。按道理讲，本来轮不到杨坚入宫“辅政”。但事实上，杨坚却当上了辅政大臣。杨坚这个辅政大臣当得顺利吗？朝廷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是谁帮助了杨坚？

一、祸起萧墙

任命杨坚为扬州总管的诏书下来后，他又眷恋好不容易取得的权力，内心犹豫不决。那么，杨坚到底走没走？他没走。

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就在这个时候，杨坚得病了，病的名称叫作足疾。这个足疾是真菌感染还是外伤不得而知，反正五月四日，杨坚得到任命书，一直到五月十日，他还没有离开京城。就在杨坚迁延不去的时候，国家出大事了，杨坚的女婿，大魔头北周宣帝一命呜呼了。

就在大象二年（580）五月九日夜里，北周宣帝突发奇想，要人备法驾巡幸天兴宫。本来，皇帝出巡是大事，没有说走就走的道理，更没有连夜走的道理。

但是，北周宣帝是疯子，天杖放在那里，他说的话没人敢不听，所以，随行人员只能二话不说，一窝蜂地跟着他出去了。没想到，刚出去一天，宣帝就生病了，而且病势沉重。

皇帝如果死在宫外，这可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关系到国家的稳定。这样一来，左右只好簇拥着病皇帝，火速回宫。回宫之后，宣帝已经进入弥留之际了，赶紧召御正大夫刘昉和颜之仪进入卧室，承受遗诏。为什么要召见这两个人？因为所谓御正大夫，相当于唐朝的中书舍人，是专门替皇帝起草诏书的，现在，他们要起草皇帝的最后一份诏书了。

这个皇帝遗诏应该包括什么内容？按照古代的一般规律，主要内容应该是任命接班人。比如让皇太子柩前即位，通常都会写进遗诏之中。但是，北周的情况又不一样。就在579年，北周宣帝刚刚二十一岁的时候，就已经荣任太上皇，让自己的儿子宇文衍当了皇帝，所以不存在让谁当皇帝的问题。

但是，小皇帝宇文衍刚刚八岁，不能亲政，需要有人辅佐。这时候，遗诏就要解决谁来辅政的问题了。

那么，究竟由谁来辅政？根据史书记载，这时候，北周宣帝已经“喑不复能言”
，嗓子哑了，说不出话来，所以，两位草诏大臣的地位一下子重要起来。大权在握，他们何不把自己的想法通过皇帝之口传达出去呢？那么，这两个御正大夫到底怎么决定的？在这两个人之中，刘昉起了主导作用。

据《隋书·刘昉传》里记载：“昉见静帝幼冲，不堪负荷。然昉素知高祖，又以后父之故，有重名于天下，遂与郑译谋，引高祖辅政。”
刘昉看静帝幼小，恐怕担不起国家重担。而刘昉跟杨坚很熟，杨坚又是皇后的爸爸，有大名于天下，就和内史上大夫郑译商量，在遗诏中写上杨坚众望所归，让他来辅政。

可能很多读者朋友不理解，就算太上皇已经无法表达自己的意志，北周皇室总还有别人，刘昉和郑译为什么不听听有关人士的意见，就要自己伪造皇帝遗诏？另外，他们为什么会选择杨坚？

先看第一个问题。刘昉等人为什么要伪造遗诏？因为他们是所谓的佞臣。当初，北周宣帝为了提高皇权，拼命打压老臣、宗室，启用没有太深背景的新人。刘昉和郑译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凭借东宫佞臣的身份，当上了御正、内史等皇帝身边的侍从角色，成为宣帝的心腹。

这样的人固然对皇帝言听计从，不会威胁皇权，但是，他们也有弱点，就是政治立场特别不稳定。他们在朝廷本来没有什么根基，能够做到这个位置全凭当朝皇帝的宠信，所以，他们的政治抗压力也特别弱。他们深知，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旦宣帝去世，他们这些所谓先帝幸臣在新皇帝手下肯定不会有好结果。

要想维护自己的荣华富贵，最好的方法就是拥立一个新的当权者，让自己重新变得重要。有了这样的想法，他们当然就要充分利用手中的权力了。宣帝不行了，又是由他们负责起草遗诏，他们为什么不用好这个难得的权力呢！

再来看第二个问题，他们为什么要选杨坚？这其中有三个原因。

第一，杨坚有权力、有威望，让他辅政，大家基本可以接受。

第二，杨坚平时跟他们关系不错，特别是跟郑译还是太学的同学，算是自己人。既然是他们说了算，为何不选一个自己人？

第三，按照一般的政治原则，辅政大臣通常都是宗室，不会落到杨坚这个外戚头上。正因为如此，如果他们矫诏让杨坚辅政，杨坚才会格外感恩戴德，这才有利于他们今后的发展。

就这样，两个人商量好之后，就假托宣帝命令，召杨坚入宫侍疾。

杨坚正谎称足疾，在家养病，忽然听说让他进宫侍疾，被吓坏了。这个所谓的入宫侍疾是真的还是假的？是不是他迁延不去扬州上任，皇帝生气了，骗他进宫，要杀他？还是皇帝真的病了？杨坚忐忑不安地进宫了。

也是机缘凑巧，杨坚在宫中永巷的东门碰到了术士来和。来和给杨坚看过相，还说他有帝王之相，跟杨坚关系不错。另外，此人跟皇帝关系也很亲密，经常出入宫廷，是个消息灵通人士。

看见来和，杨坚就像捞到救命稻草一样，赶紧问他：“我无灾障不？”
我此去会有灾难吗？来和刚从宫里出来，当然知道了几分情况，就微微一笑，说：“公骨法气色相应，天命已有付属。”
从您的骨法气色上看，您有当皇帝的样子，天命已经有所嘱托了。杨坚这才稍稍放下心来，进宫了。

杨坚一进去，刘昉和郑译马上就对他摊牌了。他们说，太上皇快不行了，没留下什么政治安排。我们想要替他起草一份诏书，让你给小皇帝当辅政大臣！

听他们这么说，杨坚是什么反应？根据《资治通鉴》记载，杨坚“固辞，不敢当”
。坚决推辞，说自己当不了。

杨坚不是一直有野心吗？现在，天上掉馅饼，让他当辅政大臣，他怎么还要推辞？是不是装样子，三让而后受之呢？

其实并不是。要知道，三让而后受之，一般都出现在当权者胸有成竹的情况下，让与不让只是一个程序问题。但是，杨坚此刻可没有这样的把握。北周宣帝眼看不行了，各种政治力量都在激烈地争夺权力，鹿死谁手还不一定，他怎么敢随便推辞？

那他为什么还要推辞？很简单，他没什么心理准备。要知道，虽然杨坚一直觉得宣帝活不长，但是，宣帝毕竟才二十二岁，谁也没想到他会这么快就死。现在事起仓促，谁知道刘昉、郑译他们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杨坚可是个老成持重的人，在情况不明的情况下，他决定，先推辞一下。

问题是，他这样一推辞，刘昉他们可难办了。本来，他们假托圣旨，请杨坚辅政，也是冒了巨大的风险，杨坚如果不领情，不接受，那他们下一步又该怎么办呢？在这种情况下，刘昉真着急了，他说：“公若为，速为之；不为，昉自为也。”
你要干就快点儿，你不干，我干。

杨坚一听他说得这样诚恳，知道事情不假，这才放下心来，赶紧说，那还是我来吧。就这样，因为北周宣帝暴卒，也因为刘昉、郑译等人的帮助，杨坚突然咸鱼翻身，从一个备受猜忌、性命难保的倒霉蛋一跃成为北周辅政大臣。

二、控制朝廷

杨坚这样就窃取了权力，也太容易了吧？难道北周真就没人了不成？眼看外戚篡权，大家都不动声色？事情当然不会这么简单。

按照《隋书》以及《资治通鉴》的记载，五月十日北周宣帝去世，五月二十二日才正式发丧，五月二十五日杨坚就任左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辅佐小皇帝宇文衍。这中间经过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很显然，这两个星期就是杨坚控制局面的时间。控制局面为什么要这么久？因为杨坚遇到了三大麻烦。

第一大麻烦，颜之仪不肯在遗诏上签名。

颜之仪是何许人？他就是和刘昉一起在北周宣帝卧室里承受遗诏的人。说到颜之仪，读者朋友并不熟悉，但是，如果说他的弟弟颜之推，大家就有印象了。颜之推是中国第一部成体系的家训类著作《颜氏家训》的作者，民间经常说的“教妇初来，教儿婴孩”
就是《颜氏家训》里的名言。

颜之仪本来是山东人，儒学传家。后来出仕梁朝，梁朝灭亡后进入北周，凭借自己的文化底蕴，在北周当了太子东宫官。当年，北周宣帝还是太子时，颜之仪就在他的手下。北周宣帝虽然暴虐，但是汉化程度很深，一生推崇文化，喜欢文化人，所以对颜之仪很是欣赏。又加上颜之仪是战俘，在北周孤立无党，所以北周宣帝对他特别放心，把他当成了近臣心腹，让他担任御正大夫，专门负责起草诏书。所以，在宣帝病危的时候，颜之仪就和刘昉一起进入宣帝的卧室之内，聆听皇帝的遗诏。

问题是，当时宣帝已经不能说话了。看到这种情况，刘昉走了出去，过了一阵子又回来了，手里拿了一份起草好的遗诏，上面写着让杨坚辅政，总知内外兵马事，请颜之仪署名。这下颜之仪可就不干了。

虽然宣帝当时已经说不出话来，但是，从平时的心思判断，颜之仪知道，宣帝最不放心的人就是杨坚，他怎么可能引狼入室，让杨坚辅政？颜之仪可是正统儒家知识分子，满脑子忠君的观念，既然食周之禄，就要忠于周朝，怎么能做这么没有良心的事！所以，一看这份假遗诏，颜之仪马上厉声对刘昉说：“主上升遐，嗣子冲幼，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贤戚之内，赵王最长，以亲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备受朝恩，当思尽忠报
国，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仪有死而已，不能诬罔先帝。”
意思是说，主少国疑，如果要辅政，也应该由宗室辅政，这才能保证大周江山永不变色。怎么能轮得上杨坚这个外戚！这是欺君罔上，我不过是一死而已，坚决不能签字。

这就麻烦了，颜之仪不签字，这遗诏就没有法律效力！

怎么解决？根据史书记载，刘昉干脆把颜之仪给抛开，又找了一个人，替他签字了事。

可能读者朋友们会疑惑，别说是皇帝遗诏，就算是如今上班打卡，请人代替都是一件极其为难的事，刘昉怎么就有本事，让其他人替颜之仪签字呢？事情确实没有这么简单。刘昉找人替颜之仪签字不假，但是，这绝不是他一个人能做主的事情，背后恐怕还有人支持。谁呢？杨坚的女儿，太后杨丽华。

杨丽华是个温柔的女人，在政治上没什么野心。但是，也正因为如此，一旦北周宣帝暴死，她才真的慌了神，以后他们孤儿寡母怎么办？古往今来，做女儿的最信任的就是自己的娘家了，杨丽华也不例外，她是真心实意地希望老爸杨坚能帮她一把。

现在，刘昉矫诏让杨坚辅政，她当然高兴。可是，颜之仪不署名，遗诏就不能生效。这时候，杨丽华就来行使皇太后的权力了。《隋书·天文志》记载得清清楚楚：“宣帝崩，杨后令其父随公为大丞相，总军国事。”
换言之，在刘昉和颜之仪发生争议的情况下，皇太后杨丽华做了最后的仲裁，让杨坚辅政。皇太后懿旨在此，颜之仪还有什么可说的，干脆弃权了。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刘昉才敢找个人替他签字了事。

就这样，因为刘昉和郑译的阴谋，也因为杨丽华的最后拍板，所谓的宣帝遗诏顺利出炉，杨坚成了辅政大臣，总知内外兵马事。第一个麻烦顺利解决了。

可是，第一个麻烦刚刚解决，第二个麻烦又接踵而至。杨坚的官职要怎么安排？以什么名义辅佐小皇帝？

这时候，刘昉和郑译两个人又来出主意了。他们提出了一个一揽子安排，请杨坚当冢宰，也就是最高行政长官；然后，由刘昉做小冢宰，给杨坚当副手；而郑译则担任大司马，掌管军事。当年宇文护专权的时候，职务就是冢宰，现在，让杨坚接着当这个官，杨坚应该满意吧？杨坚才不买账。要知道，自从北周武帝杀了宇文护之后，冢宰的权力就被削弱了。它只是名义上的六官之首，并没有真正的统辖百官的权力，也不掌握军权。

现在刘昉、郑译拿出这个方案，目的很明显，就是要分割权力。刘昉当小冢宰，这是分割行政权力；郑译当大司马，这是分割军事权力。

政权、军权都被分割了，那杨坚这个辅政就成了摆设。这也正是刘昉、郑译愿意冒险伪造遗诏的真实目的。以他们的资历和地位，不可能自己当辅政大臣，所以不如把这个名分给杨坚，但是，既然冒险一场，也不能白给他人做嫁衣，自己总要分点权力。

一看他们这个方案，杨坚心里咯噔一下，刘昉、郑译可是自己的大恩人，他们提出的要求不好拒绝。可是，如果不拒绝，自己这个辅政大臣所为何来？这又是一个大麻烦。怎么办？

这时候，内史上士李德林出面帮忙了。此人原本是北齐的大臣，也是名满天下的才子。北周平定北齐，北周武帝专门派人到他家请他出山，而且说了一句话：“平齐之力，唯在于尔。”
我平齐，最大的收获就是得到了先生您。可见对他的器重。但是，到北周宣帝一朝，因为信用佞臣，李德林就被冷落到了一边。正在郁郁不得志的时候，北周宣帝暴卒了。

这时候，杨坚派人找上门来，说：“朝廷赐令总文武事，经国任重，非群才辅佐，无以克成大业。今欲与公共事，必不得辞。”
朝廷现在让我来总管文武大事，但这不是我一个人办得到的，所以我希望和诸公群策群力来办好这件事，在所有人里头，您的分量很重，希望您能够好好地帮助我。

这话说得太好听了，中国知识分子自古讲究士为知己者死，李德林当然也不例外，马上慨然允诺。

现在，杨坚不知道怎么抵挡来自刘昉、郑译的温柔一刀，来找李德林商量，李德林立刻给他出了一个主意。李德林说，索性不要在北周的官职系统里打转转了，不如另设一个官，叫大丞相，而且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

这个职务有什么意义？这个职务可太厉害了。所谓大丞相，当然是总揽朝政，假黄钺是掌握百官的生杀大权，而都督中外诸军事则是掌握军事大权。这三个头衔都加在一个人头上，就是军事、政治、人事权力一把抓，这才是真正的权臣。

那刘昉和郑译怎么解决？好办，让他们当丞相府的长史和司马，给杨坚服务。

这样一来，刘昉和郑译可傻眼了，本来是想和杨坚一起给北周打工，现在成了给杨坚打工了。不过，这两个人毕竟都是小臣，没什么势力，事已至此，也只能吃哑巴亏了。就这样，第二个麻烦又解决了。

但是，紧接着，第三个麻烦又来了。大臣们并不买杨坚的账。

怎么回事？五月二十二日，杨坚给北周宣帝发丧，五月二十五日，小皇帝北周静帝亲政，杨坚就任左大丞相、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同时，他还宣布，让小皇帝搬到当年北周宣帝居住过的天台，把东宫，也就是正阳宫腾出来，改作丞相府。

一个大臣，把皇帝赶走，住到皇帝的房子里，这可是僭越。这个命令一颁布，文武百官真是傻眼了。他们倒未必知道北周宣帝死后的猫腻，也不见得知道杨坚是矫诏当上的辅政大臣。问题是，就算皇帝真让他当辅政大臣，他也不能这么放肆，这明摆着是想篡权嘛！大臣们三三两两地嘀嘀咕咕，好像都有不同意见。

要知道，想当权臣，控制朝廷是关键。如果大臣都不肯追随，杨坚这个辅政的位置也坐不稳。

怎么办？又有一个人出面支持杨坚了。谁呢？卢贲。卢贲本来也是北周宣帝当太子时候的东宫官僚，后来平齐有功，转为司武上士，也就是皇帝禁卫军的军官，而他的顶头上司就是杨坚。就是在杨坚手下工作期间，卢贲发现，杨坚不是一般人，所以“深自推结”
，投靠杨坚了。

现在，杨坚矫诏辅政，就把卢贲调到了身边。杨坚宣布丞相府搬家的时候，卢贲就率领着卫士在外面候着。眼看大臣们大眼瞪小眼，表现得犹犹豫豫，卢贲对着这些人大声说：“欲求富贵者，当相随来。”
谁要是想富贵，赶紧跟着丞相走！

一听卢贲这么说，有些大臣心思机灵，醒悟过来了，赶紧跟着杨坚，但是，也有些大臣内心拐不过这个弯来，还想着要忠于周朝，不愿意跟杨坚合作，甚至掉头就要往外走。

卢贲哪能让他们走？早安排卫士挡在门口了。眼看着明晃晃的刀枪剑戟，大臣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只能跟着杨坚走了。于是，前头杨坚带路，后面卢贲押送，浩浩荡荡地直奔正阳宫而来。可是，到了宫门口，又遇到麻烦了。

守卫宫门的卫士也是死心眼，只认得小皇帝宇文衍一个人，现在看见杨坚过来，就是不让进。这怎么办？这时候，卢贲又出面了。他对卫士说，现在丞相辅政，一切都要听从丞相安排。这话说得很明白了，可是，卫士还是不干。这可把卢贲惹恼了，把脸一沉，“瞋目而叱之”
，要知道，卢将军也是武将出身，可能也是豹头环眼一类的长相，他把眼睛一瞪，卫士立刻害怕了，乖乖地把门打开，退到了一边。杨坚这才顺利地入主正阳宫。第三个麻烦也顺利解决了。

就这样，因为得到少壮派的支持，再经过一番文攻武斗，杨坚成功地掌握了大权，一次不流血的宫廷政变宣告成功落幕。到这一刻，天下固然还是北周的天下，但是，谁都知道，随着杨坚冉冉升起，变天的时间不会太远了。

那么，这场政变为什么能够成功？应该是四方面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一，北周宣帝的力量。众所周知，北周宣帝青年暴卒，给了杨坚辅政的机会。但事实上，北周宣帝的作用还不止于此。当年，他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大规模地削弱宗室，有实力的宗室或者被杀，或者被流放到外地，以致在他病危的情况下，长安城根本找不出来一个可以主事的宗室，这才给杨坚可乘之机。所以说，虽然他在主观上猜忌杨坚，但在客观上，倒给杨坚帮了大忙。

第二，北周宣帝近侍的力量。在北周宣帝暴崩的情况下，刘昉和郑译矫诏让杨坚辅政成为左右时局的关键。正因为他们的作用如此巨大，所以，对于这场政变，古人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叫作“刘昉牵前，郑译推后”
。刘昉和郑译官职不高，为什么能发挥这么大的作用？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北周宣帝的政治考虑。北周宣帝为了巩固皇权，疏远大臣，启用新锐，把他们都放在亲近侍从的岗位上。正是这种安排给了刘昉和郑译可乘之机，在北周宣帝病危的情况下，他们利用起草遗诏的机会让杨坚辅政，直接导演了这场政变。

北周宣帝为了坐稳江山而启用心腹，最后江山就葬送在这些心腹手里，真是让人感慨万千。

第三，皇后的力量。杨丽华这个女儿给杨坚的帮助太大了。她不仅让杨坚有了一个国丈的身份，从而有了篡权的基础，还动用自己皇太后的身份，最终拍板让杨坚辅政，这可是政变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后来，杨坚谈到这个女儿时，一再表示“公主有大功于我”
，此话绝非虚言。

第四，杨坚个人的力量。所有前面提到的势力都为杨坚辅政做出了贡献。但是，一定要知道，杨坚可不是所谓傻人有傻福，只是因人之力就能当上辅政大臣。事实上，杨坚本人在整个事件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给他帮忙的刘昉、郑译、李德林、卢贲等人，或是杨坚平素结交的朋友，或是杨坚在关键时刻网罗的人才。结交朋友、发现人才，这其实也是统治者的基本素质。当年，北周宣帝要置他于死地，而刘昉、郑译等人愿意拥戴他，可能都是因为他具有这样的素质吧！

以大丞相的身份辅政，其实已经迈出了篡权的关键一步。这时候，杨坚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之中，但与此同时，恐惧感也油然而生。权臣固然离皇帝只有一步，但是离杀头也只有一步。宇文护就是先例啊！

据史书记载，杨坚成为大丞相之后，心里不安，连夜召见太史中大夫庾季才，问他：“吾以庸虚，受兹顾命。天时人事，卿以为何如？”
意思是说，我到底有没有天命？

庾季才听了微微一笑，回答道：“天道精微，难可意察。窃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纵言不可，公岂复得为箕、颍之事乎？”
就算没有天命，你还能退得回去吗？

杨坚一听，默然良久，最后说了一句：“诚如君言。”这是来自外廷的鼓舞。

更重要的鼓舞来自家人。史书记载，就在杨坚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时候，夫人独孤氏派人传话给他，说：“大事已然，骑兽之势，必不得下，勉之！
”你已经是骑兽难下了，好好干吧！

看来，一旦走出了这一步，就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了。只能是过河卒子，努力向前。那么，杨坚还会遇到哪些问题？

第七章　剪除宗室

北周宣帝暴崩，命运之神把杨坚推到了历史的前台。在刘昉、郑译的帮助下，杨坚矫诏当上了辅政大臣。而按照常理，辅政大臣应该在宗室，也就是北周宣帝的叔伯或者兄弟中产生，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落到杨坚这个外戚的头上。对于杨坚辅政，北周的宗室会如何反应？通过非正常手段当上辅政大臣的杨坚，又会如何对待北周宗室？双方又将展开怎样的较量？

一、剪除京城宗室

因为北周宣帝暴崩，杨坚在刘昉、郑译等人的推戴下成为辅政大臣，出任左大丞相、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这就迈出了篡权的关键一步。

但是中国古代王朝都是家天下，要想改朝换代，不仅仅要换皇帝，还要把整个皇族，也就是宗室都换一遍。现在杨坚既然已经走上了这条道路，马上，对宗室的清洗也就开始了。

怎么清洗？杨坚把宗室分成了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在京的王爷，具体说来，就是北周宣帝的亲弟弟汉王宇文赞和北周宣帝的堂兄毕王宇文贤。

第二部分则是京外的王爷，具体说来，就是北周宣帝的五个叔叔，赵、陈、越、代、滕五王。

对付身在京城的汉王宇文赞，杨坚采取的策略是先拉后打。

当初考虑杨坚官职的时候，李德林出的主意是让他担任大丞相。但是，到了实际任命的时候，这个职衔又变成了左大丞相。有左大丞相就有右大丞相，而这个右大丞相，就是汉王宇文赞。

宇文赞刚刚十五岁，平时酷爱吃喝嫖赌，是个五毒俱全的家伙。不过，此人不成器，对于杨坚来说倒是一件好事。皇帝年幼，杨坚以外戚身份总揽大权，但是，毕竟当时还是北周的天下，为了掩人耳目，他总得拉一个宗室撑门面。

拉哪个宗室？汉王宇文赞是最好的选择了。他是北周宣帝的亲弟弟，小皇帝的亲叔叔，身份尊贵，无人能比，让他出面辅政，名正言顺，谁也说不出什么来。但是与此同时，他又年少轻狂，不学无术，让他辅政，不会对杨坚构成威胁。就这样，宇文赞被放在了右大丞相的位置上。

右大丞相和左大丞相哪个官位更高？右大丞相更高，算是充分体现了对北周宗室的尊重。当然，这种工作安排，本来就是名义上的，杨坚可不打算让宇文赞发挥任何作用。

可是，宇文赞不是个聪明人，看不透形势，接受任命之后，他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每天准时准点地到丞相府上班，和杨坚坐在一起办公。这多碍手碍脚，把杨坚搞得很无奈。怎么办？杀了他？那岂不要舆论哗然？既然他蠢，就骗骗他吧。

这方面，佞臣出身的刘昉是高手。刘昉最知道怎么对付这些不成器的家伙了。知道宇文赞好色，刘昉就在外面找了几个绝色的歌伎，精心打扮之后，献给宇文赞，宇文赞一看，乐得合不拢嘴。赶紧问刘昉，你怎么对我这么好？

刘昉说：“大王先帝之弟，时望所归。孺子幼冲，岂堪大事！今先帝初崩，群情尚扰，王且归第。待事宁之后，入为天
子，此万全之计也。”
大王您是先帝的弟弟，众望所归的人物。现任皇帝宇文衍这么小，怎能担负起治理天下的重任！所以，最终还得您来！只是现在先帝刚刚去世，人心不稳，还不便贸然行动。依我看，您不如先回自己的府第，韬光养晦，不要引人注目。等待事情安定后，我一定想办法迎立您为天子，这才是万全之计。

刘昉这番迷魂汤一灌，宇文赞马上晕了头，乖乖地带着美女回府，等待刘昉的好消息。就这样，碍手碍脚的右大丞相解决了。

搞定了宇文赞，接着就要对付北周宣帝的堂兄，毕王宇文贤了。毕王时任雍州牧，也就是首都所在地的行政长官，相当于北京市市长。此人精明强干，又是个实权人物，可不像宇文赞那么好对付。

怎么办？有一个人立了大功。谁呢？杨雄。杨雄跟后来的女皇武则天是亲戚，他是武则天的母亲杨夫人的大伯，算是武则天的伯外祖父。不过，杨雄在当时的重要性可不是因为武则天，而是因为杨坚。他是杨坚的族侄，而且，当时正好担任雍州别驾，是毕王宇文贤的手下。

杨坚五月二十五日出任的左大丞相，六月十日，杨雄就出面举报了，说毕王宇文贤和同党诽谤执政者，阴谋作乱，这可是谋反罪啊。任何时代，谋反罪都是要严惩的。所以，接到杨雄的举报后，杨坚二话没说，就把毕王宇文贤抓了起来，全家处死。

毕王一死，他雍州牧的官职也就顺理成章地落在了杨雄头上。这对杨坚可是太有利了。一方面，解决了宇文贤这个危险分子；另一方面，则是把自己的亲戚安插在了重要岗位上，真是一举两得。这样一来，京师里的两位重要王爷都解决了。

二、五王事件

解决了京师的宗室，接着该解决京外的王爷了。当时，在京师以外的王爷有五个，分别是赵王、陈王、越王、代王和滕王。这五个人的身份可不一般。前面被解决的京师两位重要王爷都是北周宣帝的兄弟，而京外这五个王都是北周宣帝的叔叔，也就是北周的实际开创者宇文泰的儿子。这些人年富力强，政治经验丰富，正处在人生的巅峰状态。

既然如此，为什么他们都被京外安置呢？这全是因为北周宣帝。宣帝一直致力于加强权力，五个强大的叔叔自然成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当上皇帝之后，马上把几个叔叔都外放到地方了。

具体外放到哪里呢？正好北齐刚并入北周，也需要重臣镇守，所以，这五个叔叔里，除了滕王的封地在河南新野以外，其他的四个王都被安排到原来的北齐故地，距离长安非常遥远。

正因为如此，北周宣帝去世的时候他们都不在长安，这才让杨坚捡了个大便宜。既然这五位王爷实力强大，杨坚要想谋权篡位，当然也容不下他们。

问题是，怎么解决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杨坚可没少费心，他分了五步走。

第一步，骗入京师。五个王都在地方，如果杨坚改朝换代，他们很可能就在地方起兵造反。这可是个大问题。所以，当务之急是要把他们集中到京城来。问题是，怎样才能让这五个王都到长安来？在这个问题上，不同史料就有不同说法了。

第一种说法是《隋书·高祖纪》的记载，说五王是被杨坚骗来的。

杨坚在给北周宣帝发丧之前，已经假借皇帝的名义，向五位王爷发布了一道诏令，说千金公主要下嫁突厥和亲，请他们入朝观礼。

要知道，千金公主就是赵王的女儿，她被册封为公主，和亲突厥，那是一年前就定好的事情。而且，突厥的使者二月就已经到长安来迎亲了，所以，这个理由顺理成章，五王也没有怀疑，就纷纷上路了。

第二种说法则是《隋书·崔彭传》的记载，说五王是被绑架来的。

崔彭是北周的一个将军，很有武功，杨坚就派他带了两个随从到齐州去请陈王宇文纯。

崔彭在离王府三十里的驿站就停住了，派随从到陈王府去，声称自己有皇帝的诏书要向陈王宣读，但是，现在身染重病，没法走了，请陈王屈尊到驿站来。陈王一听，马上带着大批随员骑马来到了驿站，显然是有所防范。

这时候，崔彭说，我要宣读诏书了，请王爷下马。

陈王刚一下马，崔彭的两个随从马上就扑了上去，把陈王绑了起来。事发仓促，陈王的随员目瞪口呆。这时候，崔彭对着他们大喊：“陈王有罪，诏征入朝，左右不得辄动。”
左右一听崔彭这么说，不明真相，只好纷纷散去。就这样，陈王被绑架到京师来了。既然陈王有这样的经历，以此类推，其他四位王爷应该也都受到了类似的胁迫。

这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究竟哪个更接近事实？虽然《隋书·崔彭传》中的说法更加活灵活现，但是，我个人认为，恐怕还是第一种说法更可靠。

第一，召五王进京是事关杨坚成败生死的一件大事，杨坚肯定是慎之又慎，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既然如此，他怎么可能只让崔彭带两个随从就去抓人？万一失手怎么办？

第二，杨坚虽然想要谋权篡位，但是，他当时的身份毕竟还是辅政大臣，对北周的宗室至少要保持明面上的尊重。这一点，从他让宇文赞当右大丞相就可以看出。既然如此，他怎么可能轻易对王爷动粗？

第三，如果杨坚跟五王都已经撕破脸皮，把他们绑架到长安，那么到长安之后，一定会迅速地把他们杀掉，至少是关押。但是，从事态的发展来看，至少在五王回到长安之后不久，杨坚对他们还是非常礼遇的，这就和此前的行动矛盾了。

这样看来，还是应该相信《隋书·高祖纪》的说法，五王是被骗来的。骗来之后，杨坚就要执行第二步了。

第二步，敲山震虎。怎么敲山震虎？就是利用前面提到过的毕王宇文贤谋反案。根据史书的记载，五王是在六月四日回到长安的，回来之后他们才发现，这长安城已经是杨坚的天下了。眼看着杨坚咄咄逼人，而北周的江山摇摇欲坠，这五位王爷当然不甘心。他们马上就跟京城里的王爷联络了，想要齐心合力拯救北周。其中，他们最重要的联络对象就是毕王宇文贤。

结果，就在六月十日，杨雄告发了毕王的谋反罪，杨坚随即处死了毕王一家。这不是杀鸡骇猴吗？虽然没有把五王牵扯进去，但是也狠狠地警告了他们一下，谁要是图谋不轨，毕王就是前车之鉴！

但是，很多时候，一味高压是不行的，五王毕竟德高望重，对他们太过严厉可能会引起舆论不满，更重要的是，当时，尉迟迥等三个将军已经在地方发动了叛乱，口号就是匡扶周室，杨坚可不想搞得内外交困。

在这种情况下，他又开始走第三步了。

这第三步叫作糖衣炮弹。杀死毕王宇文贤，已经把五王都震慑了一把。一个月之后，杨坚又主动向五王示好了。七月十六日，杨坚让小皇帝北周静帝下诏，令五王“入朝不趋，剑履上殿”
，表示尊崇。

五王是小皇帝的爷爷辈，地位尊贵，以后，他们入朝的时候就不用一路小跑了，而且可以穿着鞋、带着佩剑进殿，这在古代当然是很大的优礼。

杨坚为什么要这么做？一是要缓解五王对他的警惕心，另外也是做给天下人看的。地方那些叛乱分子不是说他要谋夺北周天下吗，他想让大家看看，自己对北周宗室多好！所以，这也算是他收买人心的一个举措。

不过，凡事有利就有弊。这样优待五王，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收买人心，但是，在地方大乱的情况下，这也毕竟存在着极大的风险。五王位尊，万一趁乱造反怎么办？还有，更可怕的是，万一五王和地方上的叛乱分子勾结怎么办？所以，很快，杨坚就抛弃了这种做法，开始实施第四步了。

第四步是重拳出击。具体说来，就是杨坚利用一次所谓的谋杀事件，一举把两个王爷给剿灭了。据《周书》《资治通鉴》的记载，此事并非杨坚挑起来的，而是赵王宇文招主动挑起的。赵王当时痛恨杨坚专权，想谋杀杨坚，就请杨坚到自己家喝酒。杨坚害怕他下毒，又不好拒绝，只好自己带着酒肉去了。

杨坚到了之后，赵王就在房间摆开酒席。他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小舅子都在左右佩刀侍立，另外还有好多壮士埋伏在后院。而杨坚只带了两个随从，一个是堂弟杨弘，另外一个是心腹元胄。两个人坐在门边，很明显寡不敌众。

这也罢了，喝了一会儿之后，更惊险的事情发生了。当时大家都有点醉了，要吃水果解解酒。这时候，赵王的两个儿子就把果盘端了过来。赵王则拔出佩刀，用刀尖插着果盘里的西瓜往杨坚嘴里送，而且，杨坚刚吃完一块，另一块马上又到嘴边了。这不明摆着想要刺杀杨坚吗？相当于当年鸿门宴上的项庄舞剑啊！看到这么紧张的场面，元胄可坐不住了。他对杨坚说，相府还有事，请丞相赶紧回去吧！

一听元胄说话，赵王马上把脸沉了下来，教训他说，我和丞相说话，你算哪根葱，敢随便插嘴，还不快快退下！元胄也是大将军，素来勇敢自负，怎么会听赵王的？不仅不听，还气呼呼地瞪着赵王，而且提起刀就站到了杨坚的身边。

赵王一看不好对付，赶紧又换上一副笑脸，赐元胄喝酒。还说，我请丞相喝酒，难道还有恶意不成？你也太多疑了吧！元胄软硬不吃，继续站在杨坚身边。

有这么一个雄赳赳的保镖在旁，赵王自己不好下手了，怎么办？他不是还安排了卫兵埋伏在后堂吗？

俗话说，饿虎架不住群狼，只要大家一拥而上，就算是元胄勇猛，恐怕也无能为力了。于是，赵王就装出一副喝醉了的样子，假装要吐，起身往后院走。没想到，他还没起利索，就被元胄一把按在椅子上。这位赵王还真是坚韧顽强，一次不成，就再试一次。元胄也不含糊，又把赵王给按了下去。就这样，他一连试了三次，每次都是刚起来，就被元胄按下去，根本没有到后院的机会。

赵王一看这招不行，又换了一招。他对元胄说，我现在渴得要命，你既然不让我动，就劳驾你到厨房给我拿杯水。这明摆着要把元胄支开。如此小儿科的做法，元胄怎么可能上当，根本不理他，就是不离开杨坚。

就这样，双方僵持在那里了。正好这时候，五王中的另一个王——滕王来拜访赵王。王爷驾临，身为大臣的杨坚赶紧起身，到台阶下迎接。趁这个机会，元胄赶紧凑到杨坚耳边说，这里情况异常，请丞相赶紧离开！

没想到，杨坚根本不听，还对他说，赵王手上又没有军队，能做出什么事来？元胄一听简直郁闷死了，说，我的傻丞相，大周所有的兵马还不都是他宇文家的！他如果先发制人，那就全完了。我劝您走，并不是因为我怕死，我是怕就算死了也保护不了您啊！

元胄都说得这么恳切了，杨坚什么反应？还是没反应。他摇摇头，又回到座位上去了，接着跟赵王和滕王一起喝酒。元胄没办法，只好继续站在身边守着。

就在这时候，忽然卧室后头传来盔甲碰撞的声音。元胄一听急了，是不是埋伏的人得到信号，起身要出来了？赶紧上前对杨坚说，丞相府公务繁忙，丞相您怎么能在这里逗留？不容分说，拉起杨坚就往外跑。杨坚如果跑了，这鸿门宴不就白设了吗？所以，赵王也赶紧往外追，可是，元胄怎么可能让他追上？

怎么拦赵王呢？很简单，元胄长得膀大腰圆，铁塔一般。他身子一横，就把卧室门给堵住了。赵王往左也挤不出去，往右也挤不出去，干着急，没办法。这时候，杨坚已经跑到大门口了，元胄估计没事了，这才放开房门，跟着杨坚走了。看着杨坚远去的背影，赵王恨得直弹手指头，把指甲都弹出血来了，自己怎么就这么窝囊，没早点动手！事已至此，赵王再恨也没用了。

第二天，杨坚就下诏说，赵王宇文招和越王宇文盛谋反，想要谋杀他，顺势把这两位王以及他们的儿子都杀了。

这段记载讲得活灵活现，有语言，有动作，紧张激烈，真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问题是，它可不可信？我觉得，虽然《周书》《资治通鉴》都言之凿凿，但它的疑点太多了。

第一，赵王的表现太傻了。既然已经决定要刺杀杨坚，就要制订周密的计划。比如第一套方案是什么，第二套方案又是什么，方案之间如何转换，等等。如果事先制订了计划，一旦发现自己用喂西瓜的方式刺杀不成，就应该摔杯为号，或者举杯为号，或者做出任何一种暗示，让后面埋伏的士兵冲出来，怎么还会需要装吐，亲自跑到后庭去叫士兵？这不是太笨了吗？

第二，杨坚的表现也太笨了。居然连赵王要刺杀他都看不出来，甚至在元胄百般提醒他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要把饭吃完，这样很傻很天真的人，怎么当得了权臣，当得了皇帝？

第三，这件事情的处理太离奇了。本来，按照各种史书的记载，涉案人员应该是赵王宇文招和后去的滕王，可是，最后在处理的时候，处决的居然是赵王和越王两家。越王岂不是太冤枉，而滕王岂不是太幸运了！完全没有道理可言。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疑点，这个故事本身太传奇，太像我们熟悉的鸿门宴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相似性？不是杨坚和赵王亦步亦趋地模仿刘邦、项羽，而是史书的作者直接把鸿门宴改头换面，放到北周了。

既然这段记载不可信，那真实情况应该是怎样的？

《隋书·高祖纪》中的一句话透露了一些蛛丝马迹：“五王阴谋滋甚，高祖赍酒肴以造赵王第，欲观所为。”
并不是像其他记载那样，是赵王请杨坚喝酒，而是杨坚主动拿着酒肉找上门来，请赵王喝酒。换句话说，杨坚是有备而来，而赵王倒是措手不及，所以才会有喝酒过程中，滕王忽然闯进来的事情发生。

既然赵王没有准备，当然更不可能有刺杀杨坚的举动。但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杨坚喝完酒回去，就编造了一个险些遇刺的故事，加罪于赵王。

那为什么后来处死的是赵王和越王两家？这应该是杨坚早就计划好的事情。赵王和越王在宗室中都以文韬武略著称，特别是当时尉迟迥起兵，推戴的就是赵王的儿子，按照他的计划，这次事件就是要除掉赵王和越王。因此，虽然滕王中途闯进来，但是事出偶然，不在杨坚的计划之内，也不予追究，而越王虽然始终没有露面，但还是和赵王被一并处死了。

一下子处死两位爷爷级的亲王，这可是震惊朝野的大动作，所以叫重拳出击。经过这次出击，五王这边元气大伤，基本上没什么还手之力了。但是，既然杨坚想要篡位，那剩下的几个王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就都不重要了，他们活着本身就是罪过。到了大象二年（580）秋冬之际，杨坚开始执行第五步了。

这第五个步骤可谓斩尽杀绝。前面说过，大象二年（580）的六月，尉迟迥等将军在地方发动了反对杨坚的叛乱。到十月，这些叛乱都已经被平定了，改朝换代的事情正式被杨坚提上议事日程，在这种情况下，剩下的几个王也就开始碍事了。

就在大象二年（580）十月和十二月，杨坚又先后以谋反罪诛杀了还活着的陈王、代王和滕王以及他们的家属，至此，北周最有政治能量的五王都被消灭殆尽。北周皇室之中，也就更没什么人能够阻挡杨坚改朝换代的步伐了。

在消灭五王的过程中，我屡次提到了尉迟迥等三位将军的叛乱。很明显，这两件事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杨坚篡权的巨大障碍。那么，这三位将军的叛乱是怎么回事？杨坚又是怎样解决的？

第八章　三方叛乱

杨坚矫诏当上辅政大臣后，一方面稳定朝廷，一方面铲除北周宗室，改朝换代的态势已经相当明显。看起来，北周变天的日子不远了。但就在这时，北周的元老大臣们不干了，一时间，三个既有实力又有资历的老臣，在地方相继起兵，向杨坚发难。杨坚将如何应对？

一、乱起三方

北周宣帝暴崩，杨坚凭借国丈的身份，在刘昉、郑译的推戴下矫诏辅政，准备改朝换代。他这么一搞，北周的元老大臣可就不干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改朝换代的事情太多了，元老大臣倒未必特别忠于北周。问题是，就算北周气数已尽，要改朝换代，那也轮不到杨坚。杨坚算什么？手里既没有武装，又没有地盘，就凭国丈的身份，就凭皇帝死的时候他恰好在京师，就凭几个小臣矫诏推戴，他就想改朝换代？这也太便宜他了！就在杨坚就任左大丞相之后不久，三个既有实力又有资历的老臣，也是北周的三个大军区司令，马上发作了。

第一个，相州总管尉迟迥，治所在今天河北临漳。

第二个，郧州总管司马消难，治所在今天湖北安陆。

第三个，益州总管王谦，治所在今天四川成都。

这三个总管为什么格外和杨坚过不去？因为他们的身份都比较特殊。

先看尉迟迥。此人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了，是杨坚父亲一辈的人物，他有两重身份非常重要。第一个身份，他是北周实际开创者宇文泰的外甥；第二个身份，他是北周宣帝的爷爷丈人，也就是当时小皇帝北周静帝的太爷丈人。这个身份又是怎么回事呢？

宣帝宇文赟立的五个皇后中有位尉迟皇后，曾经是宣帝的侄媳妇，后来被宣帝看中，强行留在宫里当了皇后，那位尉迟皇后就是尉迟迥的孙女，这样一来，尉迟迥就成了宣帝的爷爷丈人，当然也就是北周静帝的太爷丈人了。把宇文泰外甥和北周宣帝爷爷丈人这两个身份综合起来看，尉迟迥跟北周的关系比杨坚还亲，不能眼看着杨坚成了北周的当家人。

再看郧州总管司马消难。此人也大有来头，他是北周当朝皇帝静帝的老丈人。北周静帝七岁的时候，娶了司马消难的女儿司马皇后。若是杨坚篡夺了北周的天下，司马消难的女儿往哪儿摆？再说了，按照司马消难的意思，就算篡权，也得他这个当朝国丈篡，哪轮得上杨坚这个前国丈！

接着看益州总管王谦。王谦的情况就比较不同了。他不是哪个皇帝的老丈人，但是，他对北周的感情深。他的爸爸是西魏十二大将军之一，也是北周著名烈士，他就是因为烈士子弟的身份才当上益州总管的。正因为如此，王谦格外忠诚于北周，总觉得自己世受国恩，无论如何都要尽忠报国，怎么能够容忍杨坚谋权篡位。

这三位总管既有实权，又都不满意杨坚谋权篡位，就决定起兵清君侧，誓把杨坚拉下马。其中，最先起兵的就是相州总管尉迟迥。

尉迟迥率先起兵，有两方面的因素。

第一，他实力强，野心也就格外大。

第二，也正因为他实力强，杨坚是最先拿他开刀的。

先看第一点。尉迟迥有什么实力？他当时的身份是蜀国公，相州总管。

杨坚不是随国公吗？看起来和尉迟迥实力相当。但是，杨坚这个随国公是从爸爸手里继承来的，而尉迟迥这个蜀国公可是因为自己带兵征服蜀地打下来的。

众所周知，四川是关中地区的大后方，关中只有和四川联系在一起，才是进可攻、退可守的宝地。所以，能够把四川并入北周的版图，这当然是莫大的功劳，这样得来的蜀国公岂是杨坚能比的？

另外，尉迟迥担任相州总管，镇守原来北齐的都城邺城。这可是极其重要的职位，也是北周所有的总管之中实力最强的一个，有这样的身份和实力，尉迟迥难免有点儿非分之想。

据《资治通鉴》中记载，杨坚在五月二十二日给北周宣帝发丧，各地都要为皇帝举哀。正好有一个朝廷派出的巡视员叫杨尚希，当时就在相州，于是就和尉迟迥一起给宣帝举哀。但是，举哀完毕之后，这个巡视员连夜就从相州往长安跑了。

他说：“蜀公哭不哀而视不安，将有他计，吾不去，将及于难。”
什么意思呢？我看蜀国公尉迟迥哭得一点都不伤心，明显是假哭，而且一边哭，一边眼珠子乱转，像是有什么心事。我觉得他恐怕是图谋不轨，我要是再不跑，恐怕也得卷进去。

这样看来，北周宣帝死后，尉迟迥自己也想趁机大显身手，怎么可能让杨坚大权独揽？

再看第二个因素。什么叫杨坚拿他开刀？杨坚在五月二十五日当上左大丞相，他知道，肯定有人对自己不服气。在所有人里，杨坚最担心的就是尉迟迥。

既然尉迟迥不是盏省油的灯，与其等他造反，不如自己先下手为强。所以，五月二十七日，杨坚就以小皇帝的名义发布诏令，征召尉迟迥回京参加北周宣帝的葬礼。同时，派了一个和尉迟迥资历相当的老将军韦孝宽前往相州，接替尉迟迥的职务。

杨坚的意思非常明显，他这就是在跟尉迟迥摊牌：我知道你是个厉害角色，你要是愿意服从我，就乖乖地回来，如果你不想回来，那韦孝宽也不是吃素的。这不是在逼尉迟迥吗？

尉迟迥本来就对杨坚辅政不忿，一听这个消息马上火了，我还没把你怎么样，你杨坚倒先来夺我的权力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在这种情况下，尉迟迥磨刀霍霍，准备造反了。

可是，造反是件大事，不能说打就打。在没准备好之前，尉迟迥可不想贸然行动。所以，虽然打定主意要开战，但表面上，尉迟迥还是高高兴兴地接受了杨坚的安排。

杨坚派了韦孝宽来接替尉迟迥，尉迟迥就派了自己的一个心腹贺兰贵去迎接韦孝宽。就在朝歌（今河南淇县），贺兰贵和韦孝宽两个人碰上了。韦孝宽政治经验相当丰富，跟贺兰贵一交谈，他就觉察出来，尉迟迥那边恐怕有变！自己若是贸然前往，没准儿刚到就被祭旗了。

怎么办呢？先了解一下情况吧。于是，韦孝宽就开始装病了，走得比爬得还慢。一边拖延时间，一边派手下以求医问药为名，先到相州打探消息。

就这样进三步退两步地到了汤阴（今河南省汤阴县），尉迟迥又派人迎接他来了。这次派的是韦孝宽的侄子韦艺。此人虽然是韦孝宽的侄子，但是，长期在尉迟迥身边工作，在政治上也是坚定地拥护尉迟迥。

正因为如此，尉迟迥才叫他来迎接韦孝宽，也是想进一步麻痹韦孝宽。叔侄两个坐下来聊天，韦孝宽就问韦艺尉迟迥那边的动静。结果这个侄子一句真话都没有，可把韦孝宽给气坏了，你小子胆敢向着外人，给我推出去斩了！

韦艺胆子本来不大，又受制于当时的宗法观念，一看叔叔发火，赶紧跪地求饶，承认尉迟迥确实要造反，现在正在加紧准备。一听韦艺这么说，韦孝宽也就证实了自己的猜测。这时候再去相州纯粹是把脑袋往老虎嘴里塞，赶紧给朝廷送信，同时，自己往回跑。

不过，韦孝宽可是战神级别的人物，紧要关头，他可不是一味地傻跑。每经过一个驿站，他都跟驿卒交代两件事。

第一，这个驿站的所有马匹他一律征用，一匹都不能留。

第二，蜀国公尉迟迥马上就要过来，请他们竭尽所能，准备美味佳肴。

韦孝宽为什么这样做？他是防着尉迟迥追他。果然，一发现韦孝宽叔侄逃走，尉迟迥马上派几百骑兵追过来了，想要半路截杀。可是，走到任何一个驿站，都找不到能够换骑的马，倒是有一桌桌的好酒好菜等着。追兵也是人，难免受到诱惑，就地大吃大喝起来。这样一来，就把追兵拖住了。

就这样，韦孝宽平安脱险，杨坚那边也接到了尉迟迥要造反的消息。

听说尉迟迥要造反，杨坚什么表现？应该说，这事早在杨坚的意料之中。他先想了一个智取的法子。

杨坚赶紧派一个使者到邺城去安慰尉迟迥，告诉他自己并没有改朝换代的意思，请他不要激动，这是明面上的工作，但是，在暗中，杨坚则是让这个使者把一封秘信交给了尉迟迥的副手——相州总管府长史晋昶，请他协助朝廷暗算尉迟迥。

杨坚这个想法不错，问题是，尉迟迥也不傻，当即就发现了朝廷的阴谋，二话没说就把两个人的脑袋都割了下来。杀了朝廷的使者，这也就是与朝廷为敌了。

这时候，尉迟迥把官兵和百姓都召集到城楼下，自己登上城楼，做起战争动员。

他说：“杨坚以凡庸之才，藉后父之势，挟幼主而令天下，威福自己，赏罚无章，不臣之迹，暴于行路。吾居将相，与国舅甥，同休共戚，义由一体。先帝处吾于此，本欲寄以安危。今欲与卿等纠合义勇，匡国庇人，进可以享荣名，退可以终臣节。卿等以为何如？”
什么意思呢？杨坚本来没什么本事，只不过倚仗自己是皇后的父亲，就要挟制我们年幼的天子，作威作福，不臣之心，已经昭然若揭。我是太祖文皇帝的外甥，与国休戚。先帝让我镇守相州，就是让我在关键时刻维护国家利益。现在，我要与你们一起纠合义勇，拯救国家，你们同意吗？

他这番动员效果相当好。要知道，相州是原来北齐的中心，百姓对北周的征服本来就没有好感，现在尉迟迥挑头造反，他们当然乐意响应了。

就这样，大象二年（580）六月十日，尉迟迥首先举起了造反的大旗。紧接着，七月二十五日司马消难起兵，八月七日，王谦也起兵了。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三总管之难。

这三位总管都是实力派，他们一造反，大半个北周都骚动起来了。

其中，尉迟迥很快就控制了北起河北、南到安徽的大片领土，而司马消难和王谦则分别占据了湖北和四川，对关中形成了合围之势。

杨坚怎么办？没办法，赶紧迎战。既然是三个总管起兵，杨坚就任命了三位行军元帅去迎战。其中，派韦孝宽讨伐尉迟迥；老将梁睿讨伐王谦；另一位将领王谊则讨伐司马消难。

二、困难重重

尽管有了安排，但是，杨坚要想平定这三方叛乱，还是太不容易了。不算正面交锋，已经有三大困难摆在了面前。

第一，如何赢得北周元老重臣的支持？杨坚和三总管开战，究竟鹿死谁手，北周元老重臣的向背非常关键。这些人支持谁，谁的胜算就大。当时，这个集团的代表人物是李穆。

李穆是何许人？此人是北周的开国将领之一，对北周的开创者宇文泰还有救命之恩。当年，他随宇文泰一起讨伐东魏，宇文泰在阵前忽然马失前蹄摔了下来。危急时刻，李穆赶了过来，一鞭子抽到了宇文泰身上，骂道，笨蛋，连骑马都不会吗？说着，把自己的备用马给了他，让他立刻滚蛋。已经杀到跟前的北齐士兵一看，以为宇文泰不过是个小喽啰，就抛下他，往别处活捉宇文泰去了，算是救了宇文泰一命。有了这番经历，宇文泰从此对李穆宠信有加。

那么，到尉迟迥起兵的时候，李穆是什么角色？他是并州总管。并州是原来北齐的陪都所在地，精兵聚集，又正好夹在尉迟迥和朝廷之间，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他追随杨坚，则杨坚赢的可能性大增；追随尉迟迥，则尉迟迥赢的可能性大增。

那么，这个时候，李穆到底追随谁？按照一般逻辑判断，他是很有可能选择尉迟迥的。要知道，李穆和尉迟迥可是同辈人，一起打仗流血的老哥们，战斗友谊非常深厚。而且，尉迟迥也是个聪明人，刚一起兵，马上派使者去联络李穆了，要跟他共图大事。

尉迟迥的使者一到，李穆的侄子和儿子都劝李穆和他联合，李穆自己也在犹豫。如果他真的入伙，对杨坚来讲可就是大麻烦了。

正在这个危急关头，杨坚的使者也到了。这个使者叫柳裘，是个著名的说客。

当初，北周宣帝刚死，刘昉、郑译矫诏让杨坚辅政，杨坚犹豫不决。这时候，柳裘一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点醒了杨坚，杨坚从此就把柳裘视为心腹。

柳裘既然口才这么好，杨坚就把劝说李穆的重任交给他了。不过，杨坚也知道，柳裘只能做到以理服人，真正想要打动一个人，不能只讲理，还要讲情，做到以情动人。怎么以情动人？杨坚利用了李穆的儿子。

李穆有一个儿子叫李浑，当时就在京城担任侍卫。这时候，杨坚把他也派到并州来了，让他帮助做李穆的思想工作。

要知道，父子情深，按照一般做法，如果想让父亲就范，往往会拿儿子当人质，用儿子来逼迫父亲。但是，杨坚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不扣押李浑，反而主动把李浑打发到李穆身边，这就叫作充分释放诚意。

杨坚这么表态，李穆可就要好好考虑一下自己的立场了。他怎么考虑的？

首先，杨坚已然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反抗他就是反抗朝廷，这能成吗？

其次，就算自己支持尉迟迥，尉迟迥赢了，那自己还不是尉迟迥手下的打工仔，跟现在有什么区别？既然如此，又何必费这个劲？

最后，杨坚对自己仁至义尽，倒像一个能成大事的人。

就这样，经过通盘考虑，李穆决定支持杨坚。杨坚既然派李浑来劝说，李穆就让李浑把家中的熨斗捎给了杨坚，让他转告杨坚，自己希望杨坚拿这个熨帖天下。同时又向杨坚进献十三环金腰带，要知道，十三环金腰带可是皇帝才能用的腰带，李穆把它献给杨坚，用意很明显，他不仅支持杨坚当权臣，他还支持其当皇帝。

李穆投靠杨坚，对杨坚的影响可太大了。要知道，李穆全家都是将军，他们加盟，杨坚这边当然是实力大增。更重要的是，李穆的政治影响力非凡，是全国的风向标。一看他投诚杨坚，一大批北周元老也都决定支持杨坚，这样一来，杨坚在政治上就占了优势了。

第二，如何安定前线军心？刚刚摆平李穆的事情，前线又出事了。

李穆的侄子李询给杨坚送来一封密报，说韦孝宽手下的三员大将，梁士彦、宇文忻和崔弘度私下接受了尉迟迥馈赠的金钱。换言之，前方将领政治立场不坚定，有可能阵前倒戈。而且，就在这节骨眼上，韦孝宽还生病了，每天躺在床上，只派身边伺候的妇女传达命令。

将军阵前掉链子，无法真正驾驭手下，这不是最糟糕的事吗？

杨坚可真着急了，赶紧把心腹刘昉、郑译找来，跟他们商量，想要把这几个不忠的将领换下来。

这个动议刚一传出去，有一个人就匆匆忙忙赶了过来。此人就是当初劝杨坚别当大冢宰，一定要当大丞相的那位高人——李德林。这一次，他是来提反对意见的。李德林说：“公与诸将，并是国家贵臣，未相伏驭，今以挟令之威，使得之耳。安知后所遣者，能尽腹心，前所遣人，独致乖异？又取金之事，虚实难明，即令换易，彼将惧罪，恐其逃逸，便须禁锢。然则郧公以下，必有惊疑之意。且临敌代将，自古所难，乐毅所以辞燕，赵括以之败赵。”

李德林的话有三重意思。

首先，您虽然挟天子以令诸侯，但是，您和这些将领本来地位都差不多，他们并没有忠诚于您的义务。您现在怀疑这几个将军不忠诚，想要派别人替换他们，可您怎么就能保证新派去的人比他们忠诚？

其次，所谓受敌方贿赂，是一件虚实难辨的事情，如果现在派人去追究，不仅这几个人可能畏罪投敌，而且上至韦孝宽将军，下至普通士卒，难免人人自危，这不是自己动摇军心吗？

最后，临阵换将是自古兵家大忌，前朝因为这样做而失败的多了，请千万不要重蹈覆辙！

几句话说得杨坚出了一身冷汗，赶紧道谢说，如果不是先生，我几乎误了大事！那以先生的意思应该怎么办？难道就听之任之？

李德林说：“如愚所见，但遣公一腹心，明于智略，为诸将旧来所信服者，速至军所，使观其情伪。纵有异志，必不敢动。”
我觉得您不必派将军去，派一个您也信任、前方将领也能接受的人去当监军算了。只要您的眼线一到，前方的将领也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杨坚一听，佩服得五体投地，不再找将军，而是去找监军了。

让谁当监军呢？李德林提出的条件是心腹。当时谁是杨坚的心腹？杨坚想来想去，觉得只有刘昉和郑译最让人放心了。本来，自己当辅政大臣就是他们的主意，这时候出乱子了，他们能不帮忙吗？可是，别看刘昉、郑译两个人搞阴谋挺有本事，一听说上前线，全都害怕了。

杨坚先去问刘昉，刘昉说，我倒是想去，问题是，我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怕误了您的大事，您还是问别人吧。杨坚又去问郑译，郑译说，我也想帮忙，可是，我妈年纪大了，身边不能没人照顾，您还是成全我这一颗孝子之心吧！关键时刻全都明哲保身，可把杨坚气坏了。

正在为难之际，有人主动请缨来了。谁呢？丞相府的录事，也就是管家——高颎。高颎又是何许人？此人原本是杨坚岳父独孤信的手下。当年，宇文护专权，逼得独孤信自杀。独孤信一死，树倒猢狲散，很多门生故吏纷纷变了脸，不再和独孤家来往，只有高颎不趋炎附势，还照样和杨坚的夫人独孤伽罗往来。

有道是“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
。高颎这么做，当然赢得了杨坚夫妇的尊重。北周宣帝暴崩之后，杨坚辅政，独孤夫人立刻就向杨坚推荐了高颎。杨坚对夫人历来尊重，马上派侄子杨雄去和高颎沟通，希望他和自己共谋大事。高颎也慨然允诺，说：“愿受驱驰，纵令公事不成，颎亦不辞灭族！
”我情愿跟你干，就算是以后这事不成，被灭族都心甘情愿。现在，看到杨坚这里需要人才，高颎就来履行诺言了。

郑译不是声称自己老母在堂，不能上前线吗？这话是真是假不知道，但是，高颎倒是真有白发老母。接受杨坚的任命之后，高颎连家都没有回，直接就骑马出发了，只是在临上马的时候挥泪对下属说，请到我家禀告老母，自古忠孝不能两全，现在国家有难，儿子只能舍孝全忠了。这是何等的高风亮节！

就这样，高颎到了前线监军，军心很快就稳定下来了。高颎也就顺势留在了军中，给韦孝宽当了军师。这样一来，第二个困难又解决了。

紧接着，第三个困难又来了。这个困难难在如何避免第三方势力趁火打劫。所谓第三方势力，当然就是北周的邻国了。

当时，北周的北边有突厥，南边有陈朝，这都是所谓的敌国。尉迟迥一起兵，马上就北结突厥，南连陈朝，连儿子都送到陈朝去当人质了，而司马消难更过火，干脆就投靠了陈朝，还接受了陈朝“随国公”的封号。这样一来，突厥和陈朝也就卷入了战争之中。

这还不算。当时，北周在湖北还有一个附属国后梁。后梁是萧梁王朝的后裔建立的，这时候也想趁乱谋求复国。本来，三方叛乱已经够让杨坚头疼了，如果再跟这些政权打起来，那就更麻烦了。

怎么办？杨坚的方略是各个击破。

先看突厥。当时，北周和突厥和亲，要嫁千金公主给突厥可汗，突厥的迎亲使已经到了几个月了，因为北周的政治变故，一直还没有出发。这时候，为巩固友好关系，杨坚把千金公主打发上路了。另外，突厥不是爱钱吗？杨坚又派人携带大量的金银珠宝去贿赂可汗，这样一来，突厥满意了，不再插手北周的内部事务。

再看后梁。后梁不是想复国吗？但是统治者知道自己实力弱，拿不定主意，于是先派一个叫柳庄的使者到长安来探探虚实。

杨坚自然是热情接待，并且和柳庄聊起了旧谊。他说，我当将军的时候曾经路过梁国，承蒙你们国君的热情款待，至今念念不忘！现在我们大周遇到了暂时的困难，天子年幼，时局不稳。我受先皇的委托，只能出来主持局面。梁国君主几代都忠于朝廷，希望能在这个时候珍惜传统友谊，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这话说得虽然客气，但是里面也透着威胁。如果你们梁国现在表现不好的话，一旦我腾出手来，那么，此前几代人精心培育的战斗友谊可就一笔勾销了！

一听杨坚这么说，梁国使者马上回去向国君汇报了：我看杨坚不好惹，我们还是安分点儿吧。

接着看陈朝。陈朝是老对手了，劝说拉拢估计没有用，那只能是打了，而且是主动打，以攻为守。一番战斗下来，也没让陈朝占到什么便宜。

就这样，经过一番外交和军事的努力，第三方势力基本也算安定下来了。虽然困难重重，但是，正面战场以外的干扰好歹都让杨坚解决了。

不过，即便如此，三总管的势力依然非常强大。特别是尉迟迥这边，不仅兵强马壮，而且因为占据了原来的北齐故地，还得到了许多北齐复国分子的支持。

这样一来，如果杨坚不能取胜，那就不仅意味着他个人的失败，还有可能造成国家的再度分裂。那么，战争究竟能否取得成功？

第九章　平定三方

与地位不稳的杨坚相比，三总管的力量非常强大，特别是尉迟迥，他不仅兵强马壮，而且占据了原来北齐的故地，得到了很多北齐复国分子的支持。这样一来，如果杨坚失败，整个中原地区可能重新陷入分裂局面。相反，如果杨坚赢得这场战争，就意味着他朝皇位又迈进了一大步。那么对于这场生死攸关的战争，杨坚会如何应对？

一、决战时刻

因为杨坚辅政，尉迟迥等三个总管发动叛乱，他们来势汹汹，而且裹挟着周边政权的势力，给杨坚和北周都造成了很大威胁。其实，仔细分析一下就会知道，三方叛乱中，最有实力的应该是尉迟迥这一支，因此，战争能否取胜，关键就看韦孝宽和尉迟迥的较量了。

韦孝宽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如果仅仅把韦孝宽说成是一个将军，那就小看他了。他不仅是一个将军，还是一个战略家。韦孝宽一生有两件事最值得称道：一件是玉壁之战，另一件则是平齐三策。

玉壁是一个地名，在今天山西省的稷山县西南。当年，西魏和东魏打仗，玉壁可是西魏的战略要地。

当时，东魏力量比西魏强，武定四年（546），东魏权臣高欢率领十几万大军倾巢出动，打算一举吞并西魏。就在玉壁这个地方，被韦孝宽挡住了。韦孝宽坚守一座孤城五十多天，杀伤东魏七万士兵，最后硬是逼得高欢撤军，而且高欢回去之后没多久就郁郁而终。

这可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案例，也是城市保卫战的典范，古代战争史没有不讲玉壁之战的。

那为什么又说他是战略家？因为韦孝宽不仅会打仗，还有全局观，有大谋略。事实上，北周武帝能够统一北齐，也有韦孝宽的功劳。韦孝宽虽然没有亲自参战，但是，他在此之前曾经给北周武帝上了平齐三策。

第一策是远交近攻。北周如果想要削平北齐，一定要和北齐的敌国，也就是和江南的陈朝建立友好关系。

第二策是通过外交努力迷惑敌人。在发动军事进攻之前，应该先打外交战，先要与北齐交好以迷惑对方。

第三策是做好准备，静观其变。利用北齐的内乱，寻找时机，最后展开讨伐战争。

这些思想都被北周武帝采纳了，也都在北周平齐的过程中一一落实，这样看来，韦孝宽绝对是个合格的将军。

那么，韦孝宽在对阵尉迟迥的战斗中到底表现如何？太厉害了，绝对称得上有勇有谋。

先举一个有谋的例子。杨坚派韦孝宽去相州接替尉迟迥，韦孝宽发觉尉迟迥图谋不轨，就赶紧向西跑了。他跑到哪里去了？虽然当时还没有接到杨坚让他打尉迟迥的命令，但是，韦孝宽可没有一路跑回长安，而是在河阳（今河南孟州）就停住了。

为什么？因为河阳是洛阳的前哨，而洛阳是北魏的旧都，也是东部的战略要地，韦孝宽是直接来保卫洛阳了。问题是，当时河阳可不是堡垒户、大后方，事实上，河阳当时正酝酿着兵变。怎么回事呢？河阳一共八百个守军，全是关东地区的鲜卑人。这些人原来都是北齐的士兵，本来对北周就没什么好感，再加上他们的家属都在相州，在尉迟迥的手里，这些人就更不安心了。

现在，尉迟迥和朝廷开战，这些守军就阴谋策应尉迟迥。韦孝宽只带了几个随从来到河阳，如果士兵真的哗变，那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招架之功。另外，如果河阳守军叛变了，对洛阳也是个威胁。

这时候，韦孝宽就开动脑筋，开始用计了。他伪造了一封洛阳来的公文，声称皇帝要赏赐这些河阳守军，但是赏赐的东西储存在洛阳的不同地方，所以让他们分成几个编队，分别到洛阳领赏。这些士兵都是有勇无谋的家伙，一听说有赏，都动了心，想着不管怎么样，先把东西拿来再说，就分成几队，领赏去了。

当然，韦孝宽早已经跟洛阳的长官沟通好了，河阳这些守军一到，马上就被扣押了。河阳和洛阳安然无恙，从战争的火药桶变成了平叛的基地。老将军只身一人，智擒八百勇士，这就是谋略！

再举一个有勇的例子。接到朝廷让他剿灭尉迟迥的命令后，韦孝宽就率领大军到了武陟（今河南武陟），而尉迟迥的儿子尉迟惇带领十万大军驻扎在武德郡（今河南沁阳东南），两军隔着沁水摆开了阵势。当时正好连日暴雨，沁水暴涨，韦孝宽只好让部队先停了下来。

正在这时候，高颎来了。高颎一看，这要等到什么时候？赶紧搭桥。桥刚修到一半，尉迟惇从上游扔下了好多大木头筏子，筏上泼着油，着着火，顺流而下，想要把桥烧毁。

没想到，高颎早就防着这一招，提前在河里设置了很多土狗，也就是拦截坝，筏子流到土狗前，就被拦住了，根本过不去。就这样，桥修成了。

这时候，韦孝宽赶紧率领大军渡河。那尉迟惇应该怎么办？按说，应该死守河滩的险要阵地，过来一个杀一个。可是，尉迟惇不这么想，他自作聪明，想要用计。

一看韦孝宽率领大军渡河了，他马上命令部队向后撤，打算等到韦孝宽的军队过来一半的时候再发动反击。韦孝宽也是战神级别的人物，哪给他这个机会，一看尉迟惇的军队后撤，他大叫一声：“今日一战，有进无退！”
下令擂鼓助威，让各支部队全速渡河。

前面不是说高颎是他的军师吗？宣传鼓动工作更是在行，一看老将军带兵往前冲，高颎也开始喊话了。他说，昔日项羽破釜沉舟，灭掉大秦，我们现在也只能是背水一战，否则死无葬身之地。

说完之后，马上下令把桥给烧了！将士们一看退路断了，都鼓起勇气，奋勇向前，这一下，尉迟惇的军队可招架不住了，有组织的后撤变成了无组织的逃命，人踩马踏之间，被杀的、被踩死的，不计其数。

一看这种情况，尉迟惇只好骑上一匹马，只身逃回了相州。这可是韦孝宽和尉迟迥交战以来的第一仗。这第一仗就打出了威风，既打出了韦孝宽的勇，又打出了高颎的谋，杨坚真是喜上眉梢。看来，韦孝宽这个将军委任对了，高颎这个军师也委任对了！

就这样，韦孝宽和高颎带着部队，一路追杀到了邺城之下。邺城可是尉迟迥的老巢，就在这里，韦孝宽和尉迟迥展开了决战。

这时，已经是大象二年（580）的八月十七日，距离尉迟迥叛乱整整六十八天。既然是决战，尉迟迥也是倾巢出动。他这边一共是十三万人。另外，尉迟迥的弟弟手下还有五万人，也正在从青州赶来的路上。如果这两支军队加到一起，可就是十八万人了，力量相当强大。特别是其中有一支精锐部队，叫作黄龙兵，是尉迟迥的王牌。

这支军队是尉迟迥从关中带过来的，算是他的亲兵，共有一万多人，各个头戴绿巾，身穿黄袄，一眼望去，如同一条黄色巨龙，所以就叫黄龙兵。尉迟迥就骑马站在这支黄龙兵的最前头，虽然白发苍苍，但仍然是威风凛凛。

韦孝宽这边虽然是乘胜而来，一看这阵势，心里也不由得紧张起来。

尉迟迥和黄龙兵绝非浪得虚名，各个神勇无比，两军一交战，韦孝宽这边明显不敌。眼看着部队不断往后撤，韦孝宽手下的几个将军可着急了。如果这十三万人尚且打不过，再过一会儿援军到了，岂不是更加危险！怎么办呢？

《孙子兵法》讲：“兵者，诡道也。”
就在这种情况下，宇文忻看到在城南的高坡上，站了好多老百姓，就打起了歪主意。

战场上怎么会有老百姓观战？这其实也反映出邺城百姓的一种心态。邺城是当年北齐的首都，北周灭北齐，邺城老百姓对北周并没有什么好印象。现在看到尉迟迥和韦孝宽两军同室操戈，自相残杀，邺城的老百姓倒是有点幸灾乐祸的感觉。所以纷纷出城，站在高处看热闹。从四面八方一共来了几万人。按照史书的记载，就是“邺中士女，观者如堵”
。也就是说，邺城的百姓男男女女都出来围观了，像一堵一堵的墙。

现在韦孝宽作战失利，形势危急，宇文忻忽然想出一个损招。他对身边的弓弩手说，别射尉迟迥的人了，先射这帮观众！

一时间万箭齐发，对着山坡上的无辜群众就过去了。老百姓万万没想到自己成了作战的对象，毫无防范，马上就乱了套。有的死，有的伤，男女老少都往城里跑，哭声、喊声震天动地。

尉迟迥的军队背城为阵，现在这么多老百姓都向自己奔来，他们也是措手不及，马上就被冲乱了。这时候，宇文忻大喊，叛贼失败了！他这么一喊，韦孝宽这边的士兵可来了精神，一个个如下山猛虎般冲了过去，把尉迟迥这边打得落花流水。

这时候，韦孝宽手下的几个将军都纷纷率军进入邺城，尉迟迥也退到了北门的城楼上。眼看大势已去，老将军真是万念俱灰，但是，既然是将军，就要死在战场上，所以虽然明知无望，尉迟迥还是拿着箭，一支一支地射下城楼，想要战斗到最后一刻。

这时候，韦孝宽手下一个叫崔弘度的行军总管，已经顺着龙尾道登上了城楼。

崔弘度是何许人？说起来他和尉迟迥还是亲戚。崔弘度的妹妹嫁给了尉迟迥的儿子，两家的姻亲关系非常亲密。

此刻，一看有人登上城楼，尉迟迥引弓就要射过去。

这时候，崔弘度摘下兜鍪（头盔），对尉迟迥说，尉迟老前辈，您不认识我了吗？咱们可是至亲。可是，如今为了国家，也就不能顾及私情了。不过我想，好歹咱们亲戚一场，所以我才约束士兵，不让他们上来凌辱您。现在事已至此，您该为自己打算一下了，还等什么呢？

尉迟迥一听，长叹一声，口中大骂杨坚，挥剑自刎。

就这样，规模空前的尉迟迥叛乱宣告结束，从开始起兵到兵败自杀，一共才六十八天。

尉迟迥本来是三方叛乱的主力，他失败后，司马消难和王谦也就大势已去了。大象二年（580）八月二十七日，就在平定尉迟迥十天之后，王谊率军开到了司马消难的老巢郧州，司马消难连夜逃难，投降了江南的陈朝；又过了两个月，十月二十六日，梁睿率领大军逼进成都，蜀州总管王谦被杀。

至此，三方叛乱全部平定。三方叛乱可是隋朝开国过程中的一件大事。它来势汹汹，声势浩大，但是，从六月十日尉迟迥起兵，到十月二十六日王谦被杀，一共才维持了四个半月，若以主力尉迟迥来算，只有短短的六十八天。

二、胜利原因

三总管本来都是实力派人物，为什么他们的败亡会如此迅速？有三点原因。

第一，三位总管外强中干，而杨坚确实精明强干。尉迟迥等人确实都拥兵自重，是实权派人物，但是王谦本来就以庸懦著称，而司马消难则是文士出身，在军事方面并不见长。唯一军事经验丰富的尉迟迥当时已经年过七十，无论是在智力还是体力方面都过了黄金时期。

另外，尉迟迥虽然军力强大，但却缺少得力的参谋。据史书记载，他的主要谋士崔达拏是一个白衣秀士，只会纸上谈兵，这样的高参当然没法给尉迟迥更多的帮助。

反观杨坚这边就不一样了。杨坚在这场战争中，得了三个满分。

第一个满分是用人。

第二个满分是纳谏。

第三个满分是统战。

先看用人。杨坚用了什么人？武有韦孝宽，文有高颎。这两个人可都是一时之选，韦孝宽沉稳善断，高颎文武双全，有这样的将军和谋士，没有打不赢的仗。所以说杨坚在用人上可以打一百分。

再看纳谏。杨坚最有价值的一次纳谏，是接受了李德林的建议。当时前线战场上传来了将军有二心的消息，杨坚本来打算临阵换将。而李德林以一介书生的身份，建议杨坚不要更换将领，而是派遣监军，这可是一个有风险的提案，而杨坚居然能够信任有加，不折不扣地采纳他的意见，这需要怎样的判断力和胸怀！

而事实上，被指控的三位将军最后都在战场上立了大功，特别是崔弘度，算是亲手斩获了尉迟迥。这是杨坚纳谏结出的善果，当然可以打一百分。

再看统战。对谁统战？杨坚统战的最经典范例就是怀柔李穆了，而且，通过李穆，又怀柔了一大批北周元老，确立了自己的政治优势。

确实，论军功，杨坚可能不及三位总管，但是，他当领导人的素质却远胜于三位总管。当年刘邦说得好：“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意思是说，在营帐里出谋划策，在千里之外战胜敌人，我比不上张良；镇守国家，安抚百姓，发饷馈赠，使粮道不得断绝，我比不上萧何；联结百万士兵，凡作战就能胜利，凡攻击就能取得城池，我比不上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的豪杰，我能任用他们，所以才能取得天下啊！

这段话不仅是刘邦的写照，也是杨坚的写照，是古今中外所有成大事者的共同写照。换言之，两方面的素质差异已经决定了杨坚的优势。

第二，除了领导能力占有优势之外，杨坚方面还具备政治优势，而最大的政治优势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

尉迟迥、王谦和司马消难说杨坚谋权篡位，而他们则是要匡扶周室，但是，那只是他们的一面之词，不足以号令天下；而杨坚说这些人是叛臣，一定要剿灭，那可是打着皇帝的名号说的。臣子和皇帝谁说话管用？当然是皇帝，这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重要力量。事实上，李穆等老臣最终决定投靠杨坚，和这种政治态势有着直接的关系。

第三，扶助北周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号召力。

本来，北周当时建国刚二十四年，还不足以让人形成绝对的忠君意识，而北周宣帝统治时期，又凶残暴虐，这使得很多大臣对这个政权失去了信心。

相反，杨坚辅政后，修改法令，厉行节约，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并不愿意为北周卖命。

事实上，就连这三个起兵的总管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个人野心，并非真的要匡扶北周。领袖尚且如此，那还怎么号召全天下的人？

正因为有军事、政治和人心方面的多重因素影响，所以三总管叛乱虽然来势汹汹，但是很快也就偃旗息鼓了。

那么，这场战争对于北周、对于杨坚，究竟意味着什么？

三、战争意义

第一，经过这场战争，北周的统治更加稳固了。

三个叛乱的地方都是北周新征服的土地。其中，除了蜀地征服稍早之外，相州和郧州都是在北周武帝末年和北周宣帝时期刚刚纳入北周的版图。在这些新征服地区，北周的统治并不稳固。事实上，叛乱在这三个地方爆发，足以证明这一点。但是，经过这样一场战争，北周对这些新附地区的统治都加强了。

以相州为例。相州原来是北齐的都城邺城所在地，攻克相州之后，杨坚一把火把邺城烧了个精光，把居民全部南迁四十五里，也就是从今天河北的临漳迁到了河南的安阳，从此，北齐时代盛极一时的邺城彻底消失。这种从地球上抹掉一个城市的做法虽然野蛮，但是，从杜绝隐患的角度看还是颇有效果的。

第二，经过这场战争，杨坚的统治地位更稳固了。

原来，杨坚是左丞相，就在平叛之后，北周静帝废除了左、右丞相的设置，晋升杨坚为大丞相。这样一来，杨坚进一步摆脱了束缚，成为名副其实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仅如此，杨坚的大儿子杨勇也被任命为洛州总管、东京小冢宰，统辖北齐旧地。这样，杨坚对原来北齐故地的控制也加强了。

杨坚刚刚当上辅政大臣的时候，他的心腹元楷曾经担心地说：“公无党援，譬如水间一堵墙，大危矣。公其勉之。”
您其实没有什么政治势力，所以当上辅政大臣，就好比立在急流之中的一堵墙，水的冲击力有多大，您就有多危险，所以请您一定努力干。

但是，经过这次考验，杨坚成功地从水中的一堵危墙华丽转身，成为坚不可摧的中流砥柱。有了这次考验，他的权威已经无人能够挑战了。

第三，这场战争也给了杨坚一个考验骨干的机会。

本来，杨坚矫诏辅政，朝廷内外肯定有很多人不服气。但是，一般来说，反对者并不会轻易表现出来。敌暗我明，很容易形成政治隐患。而三总管叛乱一爆发，形势反倒一下子明朗化了。在战争状态下，每个人都被迫作出自己的选择，非此即彼，不容含糊。这样一来，杨坚也就能够迅速而且清晰地认清敌友了。这就叫长痛不如短痛。

第四，这场战争也让杨坚检验了人才。

三方叛乱之前，杨坚手下最得力的助手，也是他心目中最重要的人才，是刘昉和郑译。这两个人帮他得到了辅政大臣的身份，也就成了他的心腹。

据《资治通鉴》记载，杨坚对他们的赏赐不可胜数，甚至都达到了让朝廷侧目的程度。但是，经过这场战争，杨坚发现了，这两个人会在关键时刻掉链子。前线缺乏监军的时候，杨坚对他们抱了最大的希望，结果两个人都胆小如鼠，左右推托，根本无意帮杨坚排忧解难。

光胆小也罢了，这两个人根本没有责任心。要知道，三方叛乱波及北周疆域的一半以上，对杨坚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杨坚为此忧心忡忡，忙得焦头烂额。但是，刘昉和郑译却只顾沉浸在刚刚得到巨大权力的喜悦之中，整日招权纳贿，花天酒地，根本不理政事，这让杨坚非常不满意。他明白了，这两个人只是政变人才，只有阴谋诡计，并没有真正的政治韬略和政治家气度。这样的人，以后要靠边站了。

怎么安置他们俩呢？郑译当时是丞相府的长史，每天到他这儿来报到听令的官员络绎不绝。可是，就在郑译拒绝监军之后，杨坚发话了，以后任何人都不许再找郑译汇报工作。

第二天上班，郑译照样高坐相府，等着百官前来听令，没想到等了一天，一个人都没来。第三天、第四天，天天如此。这下子，郑译可坐不住了，赶紧打报告要求辞职。

这还不够，大定元年（581），御史台弹劾郑译，说他居然和母亲分家另过，这可是大大的不孝。御史为什么单纠这件事？这恐怕体现的是隋文帝的意思。你不是孝顺老母，不肯上前线吗？现在我就要揭你这层皮！

问题是，跟老母分家另过这样的事情严重不严重？这样的事情在今天来看可能并不严重，但是，在古代可就是重罪了。怎么处罚呢？隋文帝下诏说：“若留之于世，在人为不道之臣，戮之于朝，入地为不孝之鬼。有累幽显，无以置之，宜赐以《孝经》，令其熟读。”
要是把他留下，那就是个不道之臣，但是，把他杀了，地下岂不是就多了一个不孝之鬼！既然人间、地下都无处安置，还是别让他去祸害地下了，就赐给他一本《孝经》，让他好好读书，闭门思过吧。

其实，一看就明白了，这不是什么真正的惩罚，这就是羞辱。对郑译如此，对刘昉也是如此。没过多久，刘昉就因为纵容爱妾卖酒，违反禁酒令被御史参上一本，后来更因为卷入谋反案被正法。两大功臣，就这样退出了政治舞台。

那么，这两个人靠边站，哪两个人靠前站了？杨坚又发现了两个人才，一个是李德林，另一个是高颎。

李德林多谋善断，而且文采斐然。到这个时候，他已经给杨坚出了两个好主意了。一个是让杨坚担任大丞相、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把军、政、人事大权都掌握在自己手里；还有一个就是让杨坚不要临阵换将，扰乱军心，而是派监军春风化雨，稳定局面。这两个主意对杨坚来说都非常关键。

事实上，就在李德林建议杨坚派出监军之后，杨坚就已经把李德林当成谋主了。军事上的大事都和他商议，最重要的文书也都由他起草。

李德林在北齐的时候就是著名的才子，但是，直到遇到杨坚，他的才华才算是得到充分的施展。

据《资治通鉴》记载：“时军书日以百数，德林口授数人，文意百端，不加治点。”
当时每天需要起草的军事文书不低于百份，李德林一个人对着几个文字秘书来口述，而且每一篇文章都有独特的风格和立意，口授结束后，绝对不需要再修改。这真是位难得的人才。

再看高颎。如果说，李德林更像一个谋士，是比较单纯的文人型官员，那高颎就是能文能武了。

据《隋书·高颎传》记载：“颎强明，又习兵事，多计略。”
高颎是个可以出将入相的人物。事实上，就在这次平定三方的过程中，高颎的军事能力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检验。高颎从前线载誉归来后，杨坚亲自在卧室里宴请他，还把自己的御帷赐给了他，这当然是对他的格外宠信。

换言之，打仗的意义是多方面的，能够发现这样两个人才，杨坚觉得，这个仗打得值！

就在这一年的九月初九，司马消难的叛乱刚刚平定，杨坚就以北周静帝的皇后司马氏是叛臣之女为由，把这个小皇后给废了。皇后都可以废掉，可想而知，北周静帝的皇帝之位也摇摇欲坠了。

现在，北周宗室的势力已经摧毁，地方反抗的战火也已经平息，杨坚改朝换代只是时间问题了。那么，这个历史时刻究竟会在什么时候到来？

第十章　建立大隋

公元581年，杨坚终于迎来他前半生最辉煌的时刻，登基称帝，建立大隋王朝，史称“隋文帝”。他是怎样完成这个巨大的身份转变的？杨坚称帝，对于中国历史又意味着什么？

一、开皇启运

杨坚要怎样实现改朝换代？要知道，在中国古代，权臣篡权是有固定模式的。模式主要包括四方面的内容：第一，天降祥瑞；第二，臣民劝进；第三，殊礼相待；第四，前朝皇帝表态。

现在，杨坚想要改朝换代，这一套当然也得来过一遍。于是，从大象二年（580）年末开始，苍鸟、白雀、庆云一类的祥瑞在各地纷纷涌现，劝进的表文也像雪片一样飞进了杨坚的丞相府，其中领头的就是老臣李穆。

天意、人事都看好杨坚，当然，杨坚的身份也就开始越过正常大臣的红线了。

大象二年（580）九月二十九日，杨坚被任命为大丞相，十月十日，又加上了大冢宰，到十二月十三日，杨坚的爵位晋升为随王。

转过年来，北周静帝改元大定。

大定元年（581）二月九日，北周静帝又把杨坚的职务换成了相国，剑履上殿，赞拜不名，加九锡之礼，而且，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到这一步，其实大臣已经当到尽头了。现在，改朝换代只是时间问题了。

在这种情况下，专门负责观测天象、精通天文历数的术士庾季才出面说话了。他说：“二月日出卯入酉，居天之正位，谓之二八之门。日者，人君之象，人君正位，宜用二月。其月十三日甲子，甲为六甲之始，子为十二辰之初，甲数九，子数又九，九为天数。其日即是惊蛰，阳气壮发之时。昔周武王以二月甲子定天下，享年八百，汉高帝以二月甲午即帝位，享年四百，故知甲子、甲午为得天数。今二月甲子，宜应天受命。”

什么意思呢？首先，二月份太阳从正东方出来，进入天空的正位。太阳象征天子，所以，天子即位，应该就在二月。那具体是二月的哪一天？甲子日最好。因为甲是天干的开始，子是地支的开始，都是天数。另外，当年的二月甲子还正好是惊蛰，正是阳气复苏、万物萌动的时候，也是个吉祥的节气。当年，周武王就是二月甲子即位，所以周朝一共传承了八百年。因此，您要改朝换代，也就在这一天吧。

既然这边连具体日子都选好了，那北周静帝也只有配合的份儿了。

大才子李德林早把禅位诏书替北周静帝起草好了，这时候，北周静帝只要派人宣读就可以了。禅位诏书是这么写的：“元气肇辟，树之以君，有命不恒，所辅惟德。天心人事，选贤与能，尽四海而乐推，非一人而独有。……朕虽寡昧，未达变通，幽显之情，皎然易识。今便祗顺天命，出逊别宫，禅位于随，一
依唐虞、汉魏故事。”
意思是说，天命不常，惟德是辅。现在天意人心都已经在随王这边了，我虽然愚昧，但也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我决定，禅位于随王。

皇帝的禅位诏书一下，也就算正式表态了。再履行一番三让而后受之的手续，终于，在二月十三日这天，杨坚接受了北周的传国印玺，正式称帝了！

这个新王朝叫什么名字？在中国古代，国号往往出自开国者在前朝的封号。杨坚本来是随国公，后来又成了随国王，所以，他的新王朝就叫随。不过，随国公也好，随国王也好，都是有走之旁的“随”字，杨坚觉得不吉利。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新王朝，可别轻易就走了！怎么办？改一个同音字吧，从此，走之旁的“随”就成了今天这个“隋”。杨坚也就成为隋朝的开国皇帝，史称隋文帝。

朝代的名字定了，还得定一个年号。隋文帝选定的年号叫开皇。这个年号也有讲究。

一方面，它是个佛教名词，意思是“圣皇启运，像法载兴”
。杨坚从小是由尼姑养大的，是个佛教徒，这个年号是向佛教表态，北周武帝废佛的时代过去了，从此，皇帝要弘扬佛法。

另一方面，这个年号也是个道教名词，道教的《灵宝经》说了，天地之间，每四十一亿万年就是一劫，每一个新的劫数开始，就有一个新的年号。其中，开皇就是道经里提到的年号之一。这样看来，用了这个年号，就可以保证四十一亿万年的统治了，真是野心不小。

杨坚一个年号拉拢了佛、道两教，自然，也希望得到这两教的保佑，开启自己的万年基业。

建立大隋，改元开皇，这可能是杨坚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了。当年，尼姑智仙说他“儿当大贵”
，算命的术士也屡次说他必有天命，为此，北周武帝、北周宣帝还都要拿他开刀。现在，那些充满希望的日子也罢，忧心忡忡的日子也罢，全都成了过去，他终于大富大贵了！一种君临天下、威加八方的豪情油然而生。

但是，“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
。在巨大的历史转变面前，有人笑，就有人哭。谁在哭？史书记载，有两个女子为此黯然神伤。一个是杨坚的女儿杨丽华，另外一个则是北周武帝的外甥女窦氏。

杨丽华是个软弱的女人，北周宣帝刚刚去世的时候，她确实希望爸爸杨坚帮她度过艰难时局，所以，还动用太后的权威，帮助杨坚谋得了辅政大臣的地位。但后来，当她发现杨坚志不在此的时候，杨丽华的态度就变了。她可不希望杨坚改朝换代。为什么？

第一，古代女子出嫁从夫，既然嫁给了北周皇帝，她就得维护北周的利益。

第二，这也涉及她自身的地位问题。一旦杨坚改朝换代，她这个前朝太后难道要重新回头，做新朝公主吗？

那么，杨丽华不满意爸爸篡位，会有什么表现呢？按照《隋书·后妃传》的记载：“后知其父有异图，意颇不平，形于言色。及禅位，愤惋逾甚。”
杨丽华发现她爸爸杨坚图谋不轨，便形于言色，并且指桑骂槐、愤愤不平。等到杨坚真的改周为隋，她的愤怒和伤感就越发不可遏制了。但是，愤怒归愤怒，作为一介弱女，她还能怎么办？

杨坚也觉得挺对不起这个女儿的，重新把她封为乐平公主，还要再给她找个乘龙快婿。结果，杨丽华誓死不从，就以乐平公主的身份了此一生。从皇太后变成公主，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了。

那窦氏又是怎么回事？这个小姑娘的事迹前文提到过。北周末年，为了结好突厥，对付北齐，北周武帝还特地娶了突厥公主。可是，娶回来之后，武帝又对突厥公主没感情，整天把人家冷落在一边。当时，窦氏刚六七岁，就劝武帝要善待突厥公主，远交近攻，实现平齐大业。从那件事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有政治智慧的女孩子。

现在，听到杨坚改朝换代的消息，窦氏气得扑倒在殿阶下，拊膺长叹道，恨我不是个男子，不能把舅家宇文氏一家从灾难中拯救出来！真是刚烈之气，不让须眉。难怪以后能够嫁给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生出李世民那样英雄的儿子。

但是，杨太后的委屈也罢，窦姑娘的烈性也罢，在周、隋禅代的滚滚洪流之中，都只不过是一朵小小的浪花罢了，既然北周的文武大臣都已经决定和杨坚合作了，她们的愤懑还有什么意义？

二、禅代原因

杨坚建隋，前后一共用了不到九个月的时间，在中国古代王朝的创业史里算是比较容易的了。清代学者赵翼甚至说：“古来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以妇翁之亲，值周宣帝早殂，结郑译等矫诏入辅政，遂安坐而攘帝位。”

是不是真的如此？从一定意义上讲是这样的。杨坚能当皇帝，确实具有一定偶然性。这个偶然性就是北周宣帝暴崩，北周主幼国疑，这才方便了杨坚夺权。这就是所谓的得国于孤儿寡妇之手。

但是，历史上的偶然性背后，也一定会有一些必然性的因子在起作用，杨坚建隋也是如此。虽然事出偶然，但是，就在这个偶然性的事情之前，已经有了足够多的历史铺垫，可以归结为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的因素。

先看天时。所谓天时，就是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民族分裂，已经到该结束的时候了。

自从西晋末年匈奴人刘渊建立政权，中国北方就一直处于少数民族的统治之下。到北魏时期，魏孝文帝施行汉化改革，但是，因为损害了六镇鲜卑人的利益，引发六镇起义，汉化进程又被打断了。后来，由北魏分裂而成的西魏和东魏都重新出现了胡化的倾向。

当年，宇文泰建立府兵制，统兵的汉人将领都被赐予胡姓，杨坚的爸爸杨忠也被赐姓普六茹。事实上，不仅他改姓普六茹，他所统领的士兵也都跟着他改姓普六茹。这是想要让汉人，特别是有军事权力的汉人将领认同胡人，让所有士兵也都成为胡人的部落兵。

但是，西魏以少数鲜卑将士统治关中地区，这就陷入了汉人的汪洋大海之中，要想站稳脚跟，不可能完全忽视汉人的力量。所以，西魏宇文泰时期，就模拟《周礼》建立六官制度，试图通过继承汉族的古制，打造自己的文化基础，赢得关中汉人的认同。

到北周以后，汉化的倾向就更明显了。北周武帝实行兵制改革，允许汉人参军，从此，汉人士兵逐渐成为北周军队的主体力量；而北周宣帝虽然是个不肖子，但是在推行汉文化方面倒是完全继承了爸爸的衣钵，甚至比爸爸还要激进。事实上，北周宣帝就是穿着汉人的衣冠登基当皇帝的，也就是在他的统治下，文武百官的官服都改成了汉服。

更重要的是，北周宣帝为了加强皇权，打击元老重臣，重用一些没有根基的汉人小臣，这就使得官僚队伍的构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事实上，在杨坚建隋的过程中，支持他的文官刘昉、郑译、李德林、高颎，无一例外都是汉人，甚至连平定三方的武将韦孝宽、王谊和梁睿也都是汉人。这就说明，汉人出身的官僚已经成了北周官僚的主体。

本来，中原地区的居民就是以汉人为主，现在，兵也是汉人，官也是汉人，那么，让汉人当皇帝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但是，到底什么样的汉人能当皇帝？要知道，当时各个少数民族毕竟已经在中原大地活动了两百多年，他们不仅仍然有着很强的政治军事实力，而且，他们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也已经给中原地区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纯粹的汉人其实也无法承担统治重任。新时代的统治者既需要是汉人，又不能是纯粹的汉人，所以杨坚这样的人最合适了。

从身份上讲，他是汉人，可以得到广大汉族官兵的拥护；但是，他又是在鲜卑政权体制下长大的，而且还和鲜卑族建立了错综复杂的姻亲关系，他的夫人独孤伽罗是鲜卑化的匈奴人，他的女儿也嫁给了鲜卑皇帝，这使得他同样可以得到胡人的认可。

换言之，杨坚本身就是民族融合的产物，这也是他能够当上皇帝的深层因素。能产生这样一个既体现着民族融合的精神，又代表着未来发展方向的领导人太不容易了，如果从“永嘉之乱”算起，中国已经摸索了整整二百七十年。以将近三百年的时间为杨坚登基做铺垫，这个天下的得来，着实不容易。当年，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后，曾经说过一句话：“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但却是人类的一大步。”
其实，这句话放在杨坚身上也同样成立，改朝换代，是杨坚的一小步，但它却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大步。

再看地利。所谓地利，就是杨坚出身关陇贵族集团这个优势。

杨坚的爸爸杨忠本来出身武川镇，后来，又在武川镇军阀缔造的西魏政权中大显身手，成为西魏十二大将军之一。

八柱国、十二大将军家族构成了所谓关陇贵族集团的核心。正是因为隶属于这个集团，杨坚才得以早早地踏入仕途，顺利地进入政治高层，并且和北周皇室联姻，成了太上皇的岳父。

这是他最终篡位的基础。而奠定这个基础，如果从他爸爸杨忠算起的话，已经经历了几十年，这当然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再看人和。所谓人和，就是北周宣帝时代的政治局面了。北周宣帝时代，有两个政治特征值得注意。

第一，他为了加强皇权，疏远宗室，宠幸佞臣。

第二，他荒唐残暴，人心丧尽。

因为第一个特征，北周宣帝暴崩之际，宗室中无人主持局面，佞臣才得以勾结国丈杨坚篡权。

又因为第二个特征，人们对北周的统治并没有留恋之情，所以，杨坚也就没有遭遇特别激烈的反对，而是很快就赢得了大多数官僚的支持。这个因素，如果从北周宣帝当政算起的话，也有三年之久了。

这样看来，虽然杨坚建隋看起来顺风顺水，充满偶然因素，但是，要论起偶然之中的必然因素，那就不是几个月，而是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艰难历程了！

既然把杨坚建立隋朝，拔高到西晋以来的民族融合基本完成，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最终建立这样一个高度，那隋朝的建立也就不再是一场普通的宫廷政变，而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那么，这个新时代有哪些新气象？杨坚在称帝前后，有两方面的表现值得注意。

第一，恢复汉姓。就在大象二年（580）十二月，也就是杨坚称帝之前，他以小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一个诏令：“诸改姓者，宜悉复旧。”
原来在西魏时代赐姓胡姓的，都恢复汉姓。

当然，第一个恢复汉姓的就是杨坚本人，到这个时候，普六茹坚才正式变成了杨坚。换言之，杨坚终于恢复了自己的汉人身份。随之而来的，是一大批人都恢复了自己的汉人身份。

第二，恢复汉制。开皇元年（581）二月，也就是杨坚刚刚当上皇帝之后，马上宣布，废除北周的六官制度，恢复汉、魏旧制。这样一来，杨坚当过的什么大前疑、大冢宰等官职就统统退出历史舞台了，相反，所谓三师，也就是太师、太傅、太保，三公，也就是太尉、司徒、司空等官名重新出现。

另外，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五省，御史、都水二台，太常等十一寺，左、右卫等十二府也都建立起来，成为新政府最主要的职能部门。毫无疑问，这是要恢复汉人的管理体制。

很显然，无论是恢复汉姓，还是恢复汉制，杨坚的目的都是要彰显汉人和汉文化在整个国家中的主体地位。这可并不是大民族主义，事实上，因为汉人在总人口中占绝大多数，汉文化当时的发展程度也远远高于其他文化，所以，恢复汉人在国家中的主体地位和汉文明的主导作用是有积极意义的，它代表了中国的发展方向，也符合在中原地区生活的各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

从这两件事上就可以看出，杨坚对时局具有非常好的把握能力，是一个高瞻远瞩的政治家。

三、政治气象

但是，要知道，建立一个新的政权，要让它走稳走远，除了要建立良好的制度，还要树立相应的政治风气和政治精神。隋朝的政治风气如何呢？先来看它宽容的一面。

当时有一个人叫荣建绪，跟杨坚一向关系不错。杨坚即将接受禅让的时候，荣建绪被朝廷任命为息州刺史。这时候，杨坚喜滋滋地对荣建绪说，待两天再走吧，和我一起享受荣华富贵。杨坚暗示得很清楚，我就要改朝换代了，你等着看这个光荣的历史时刻吧。没想到，荣建绪兜头就给他泼了一盆冷水，说，您这样的话我可不想听。

后来，杨坚顺利即位了，荣建绪入朝，杨坚问他，现在后悔了吧？荣建绪回答说：“臣位非徐广，情类杨彪。”
徐广本来是东晋的大臣。后来，权臣刘裕篡权，东晋变成宋了，徐广呜咽流涕，悲不自胜。而杨彪是东汉的老臣，曹魏篡汉之后，他闭门不出，始终自称汉臣。这两个人都是在王朝更迭之际眷恋旧君的人物，也就是所谓的忠臣，荣建绪以之自比，态度还是很强硬的。

那么，杨坚听完是什么态度？根据《资治通鉴》记载，帝笑曰：“朕虽不晓书语，亦知卿此言不逊！”
杨坚说，朕虽然不明白书上的典故，但也知道这肯定不是好话！说笑完了，照样赏识荣建绪。

杨坚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想到两个原因。

第一是要树立传统的儒家价值观。虽然自己是北周的叛臣，但是，现在自己已经建立隋朝了，杨坚可是衷心希望，每个大臣都能对新王朝忠诚无二。

第二是为了展现新政权的宽容精神。杨坚的大隋是从宇文氏的大周脱胎而来的，所有的大臣都曾经为北周效劳。怎样对待这些出入两朝的臣子，怎样让他们心悦诚服地为新政权服务，这是当时杨坚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怎样收拾人心？杨坚的做法就是宽容，宽容地对待他们对前朝的感情，同时，既往不咎，给他们在新朝继续服务的机会。

这可真是一种明智的做法，就是通过对这些异见分子的宽容和优待，隋文帝有容乃大的形象树立起来了，官僚系统中的敌意逐渐消失，这才是天子有道，天下归心，这是一种很正面的政治气象。

但是，就在隋文帝对官僚队伍温情脉脉，树立宽容政风的情况下，也有一段不太光彩的插曲出现了。这就是对北周皇室的处置问题。

就在杨坚登基前，有一个叫虞庆则的大臣给杨坚出了一个主意，让他把北周所有存活的宗室统统干掉，以绝后患。应不应该这么做？杨坚也有自己的考虑。他觉得，北周宗室和大臣不一样，大臣固然可以实施怀柔政策，让他们慢慢归心隋朝，但是，宗室就不一样了，因为他们还有政治号召力。

虽然在清除五王势力后，北周宗室其实已经没有什么能干的人选，并不足以对他的统治构成威胁，但是，万一他们被别人利用怎么办？这样一来，杨坚心里就倾向于同意虞庆则的意见——斩草除根了。

尽管如此，为了保险起见，隋文帝又去问心腹高颎。高颎知道，这可不是一般的出主意、想办法，这是个关系到政治大是大非的问题。如果说不用诛杀北周宗室的话，会不会被皇帝怀疑为政治立场不坚定？这样一想，高颎也表态了，该杀！

隋文帝本来就想要大开杀戒，高颎再表示赞同，这件事就基本定下来了。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前面反复提到的，出身北齐的才子李德林跳出来提反对意见了。李德林主张宽恕。按照他的想法，诛杀北周宗室固然可以在短时间内消除隐患，震慑大臣，但是，它也有明显的负面效果。因为，隋朝得国于孤儿寡妇之手，本来就不具备太多的道德合法性，如果再诛杀无辜的宗室，那就更让人不服气了！所以，李德林希望的是能够通过怀柔解决问题。

这种想法跟他在三方叛乱的时候主张派人监军其实是一脉相承的。那一次，杨坚听取了他的意见。这一次，杨坚还会对他言听计从吗？非常遗憾，没有。现在杨坚的身份变了，纳谏的心情也变了。他一听李德林这么说，马上怒气冲冲地回了一句：“君书生，不足与议此！”
你是个书呆子，哪里晓得这里面的利害！

就这样，因为隋文帝的坚持，以北周静帝宇文衍为首，北周文帝、孝闵帝、明帝、武帝、宣帝五代君主的后嗣和一些关系更远的宗室都被诛杀殆尽。李德林也因此被杨坚疏远了。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什么问题？

第一，隋文帝的宽容是不稳定的，他的性格中，不乏猜忌和严苛的一面。

第二，对李德林这样的儒家知识分子和他们所代表的儒家文化，他也有一种深深的怀疑。换言之，对杨坚来说，所谓宽容，更多的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而不宽容，才是根深蒂固的基本精神。这其实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整个隋朝的政治基调。

就这样，大隋王朝带着欣欣向荣的气象，也带着肃杀严酷的气息隆重登场了。这一年，杨坚刚刚三十九岁，正是一个政治家的黄金年龄。那么，他会把隋朝带向何处去？

第十一章　万物维新

三省六部制是隋文帝创建的政治制度，生命力极其旺盛，不但被唐朝直接继承，而且一直影响到清朝。三省六部制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政治制度？为什么影响如此深远？除了三省六部制，隋文帝还创立了哪些垂范后世的制度？

一、建立三省六部制

隋朝的建立虽然是杨坚搞宫廷政变、欺负孤儿寡妇的成果，但是，它也是中原地区近三百年民族融合的产物，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杨坚上台伊始，做了三件大事，非常引人瞩目。

第一件大事是改革中央官制，确立三省六部制。这可是对北周官制的一个重大改变。

北周中央官制的核心是什么？六官制。这六官分别是大冢宰，也就是天官；大司徒，也就是地官；大宗伯，又叫春官；大司马，又叫夏官；大司寇，又叫秋官；大司空，又叫冬官。六官分别掌管各类行政事务，而由大冢宰统领。这都是宇文泰当西魏权臣的时候制定的制度，后来一直沿用到北周。

西魏之所以实行六官制，有两个原因。

第一，寻找政治合法性。当初西魏刚刚建立的时候，真是处处不如人。在军事实力上远不及东边的东魏，在文化上更比不过以汉文化正统自居的南朝。

怎样来维持这种东、西、南三足鼎立的局面？宇文泰一方面加强军事力量，另一方面则打出了文化复古的旗号，利用自己地处关中的地缘优势，宣称自己是西周的嫡系继承者。

怎么表现自己是西周的继承者？根据《周礼》的记载，西周的制度就是天、地、春、夏、秋、冬六官，那西魏也就实行六官制度，这叫继承西周政治传统。中国人好古，又爱家乡，宇文泰拉起这么一面立足关中地区、追随西周古制的大旗，既团结了关中地区的汉人，也给自己找到了立足中原的政治合法性，一举两得。

第二，突出宇文泰的专权地位。六官制度中，大冢宰统领其他五官，居于主导地位，而宇文泰就担任大冢宰。这就给他把持西魏朝政提供了制度依据，有利于宇文泰专权。这两点对西魏政权的成长都非常有利，所以，六官制度也就一直沿用下来，到北周还继续使用。

但是，事物总是向前发展的，再好的制度总有时效性。六官制度也越来越显现出不利的一面。

首先，六官制度毕竟是西周制度，而西周距离当时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用一千多年前的制度去规范一千多年后的生活，难免会显得格格不入。怎么办？只能是对制度进行断章取义的改造，以适应现实政治需要。

所以，宇文泰就把好多适应鲜卑社会的制度塞进了六官制里。古代的制度外壳再加上少数民族的一些政治原则，这就更四不像了。史学大师陈寅恪曾说：这是“虚饰周官旧文以适鲜
卑野俗，非驴非马”
，肯定不能维持长久。

其次，当初宇文泰制定这套制度，是为了方便他当权臣。可是后来，无论是宇文泰的子孙篡了西魏，建立北周，还是北周的权臣杨坚篡权建立隋朝，当然都希望维护君主集权，不能容忍权臣再度出现。这样一来，以大冢宰为核心的六官制度就显得非常讨厌。

如果仍然是东、西、南三家鼎立，鲜卑人当皇帝也就罢了，再不方便，也不敢轻易丢掉这面大旗。可是，现在既然中原地区已经统一，而且新皇帝杨坚还是个汉人，那么，争夺文化正统性，收服关中民心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在这种情况下，杨坚决定，废除六官制度，实行汉魏官制！

不过，这个所谓的汉魏官制，既不是汉朝的制度，也不是曹魏的制度，而是把南北朝时期经过历代政权改革的中央官制整合起来，形成的一套新官制。

这个新官制什么样子？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开皇元年（581），隋文帝“置三师、三公及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五省，御史、都水二台，太常等十一寺，左右卫等十二府，以分司统职”。

这段记载涉及内容很多，其中，核心就是后来为人所熟知的三省六部制。

所谓三省，就是尚书、门下、内史三省。其中，内史省负责起草诏令，长官叫内史令；门下省负责审核诏令，长官叫纳言；而尚书省则负责执行，长官叫尚书令。当然，因为尚书令位高权重，一般情况下都空缺，所以，实际的领导就是尚书省的副长官，左右仆射。

所谓六部，则是尚书省下设的吏、礼、兵、都官、度支和工部六个行政部门。从三省的职能分工不难看出，门下省和内史省是最高权力机构，类似于如今的全国人大；而尚书省则是最高行政机构，类似于如今的国务院。六部则类似于国务院各部委。三省之间互相配合，共同构成了国家最主要的部门，而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官职宰相则由三省长官共同担任。

这可是中国宰相制度的一大变化。要知道，中国宰相制度的发展，从大的方面说，一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秦汉时期的三公九卿制；第二个阶段则是隋唐时期的三省六部制；第三个阶段是明清时期废除宰相，实行内阁或者是军机处的替代体制。

那么，三省六部制和三公九卿制相比，有什么不同？有三个特点值得注意。

第一，宰相由具体的个人变成了机构负责人。在原来的三公体制之下，太尉、司徒、司空这三公是宰相。皇帝先任命他们做宰相，再让他们组建丞相府，管理全国政事。这样一来，就是先有宰相个人，再有宰相机构。在这种情况下，宰相真是名副其实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当然气焰熏天，经常和皇帝发生冲突。最典型的就是汉武帝时期，田蚡当宰相，不停地安插亲信。武帝看了当然恼火，问他：“君除吏已尽未？吾亦欲除吏。”
你任命官员任命够了吗？我也想任命几个自己人当官，行不行啊？可见君相冲突有多严重。

为了对抗宰相，皇帝只好不断发展内廷势力，提拔身边人。三省的长官，尚书令也好，纳言也好，内史令也好，最初都是皇帝身边的随从。可是，到三省体制之下就不一样了。三省长官共同构成宰相集团，这就意味着，先有宰相机构，再有宰相个人。这样一来，突出的就不是宰相个人，而是整个宰相机构的权力。

把对个人的依赖转变为对机构的依赖，这有助于防止宰相专权。

第二，三省制还意味着决策和行政的分离。在三省体制之下，内史省和门下省是最高决策部门，主管诏令的起草和出台，但是不管执行；而尚书省是最高行政部门，主管诏令的执行，但是不管决策。这种决策权和行政权的分离，其实也是在分割宰相权力，同样有助于提高皇权。

第三，三省制还意味着决策的程序分工。任何一个诏令，都是在皇帝的领导下，经过宰相，也就是三省长官的集思广益而成。而且，在宰相形成基本意见后，还需要经过内史省起草、门下省审核和尚书省执行这三个步骤才能真正生效，这种程序分工其实就意味着决策的审慎化。这当然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拍脑门决定，也就减少了行政失误。

把这三个特点综合起来看，就会发现，三省六部制贯彻的是君主集权、宰相分权以及行政理性化这样一些基本原则，符合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所以生命力特别旺盛，影响力一直到清朝，真可以说是为万世法了。

二、地方制度

中央官制理顺了，隋文帝做的第二件大事是改革地方制度。这次改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向。

第一，改革原来的州、郡、县三级行政体制，实行州、县两级制。

第二，改变高门大姓把持地方的局面，地方佐官由中央任命。

先看第一项措施。为什么改三级制为两级制？因为当时的地方行政区实在是太多了。举一个数字。西汉的时候，全国一共一百零三个郡，一千五百八十七个县。可是到了隋朝建立之时，别看领土少了江南一大块，行政区倒多起来了。州有二百一十一个，郡有五百零八个，县则有一千一百二十四个。平均一个州才管两个半郡，一个郡管两个多一点县。这也太不合理了！

为什么隋初的行政区这么多？很简单，因为隋朝继承的是北周和北齐的行政设置，北周和北齐的行政区本来就多。当年北齐和北周分裂的时候，争相用官职笼络人才。现有官职不够，就增加地方行政设置。原来一个郡的地方，分成三个郡，就可以多安排几个官员。

你这样笼络人才，我也这样笼络人才，这样一来，无论是北齐还是北周，行政区都越划越小，官也越来越多。后来，北周吞并北齐，地方基本没做变动，就照单全收了，而隋朝又篡了北周的天下，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问题是，这么多的行政区，这么多的官，不仅仅意味着人浮于事，行政效率低下，还涉及一个行政成本的问题。要知道，所有官员都得老百姓来养，官员多了，老百姓就苦了。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地方行政体制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开皇三年（583），有一个叫杨尚希的官员，给隋文帝上了一个奏章，说：“窃见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具僚已众，资费日多；吏卒增
培，租调岁减；民少官多，十羊九牧。今存要去闲，并小为大，国家则不亏粟帛，选举则易得贤良。”

这份奏章把问题说得非常清楚，但是，解决办法并不理想。什么叫存要去闲，并小为大？闲和要到底怎么区分，小和大的界限在哪里？还有，如果这样搞的话，是不是三个层级都要大动干戈？隋文帝觉得这太不好操作，干脆，直接省掉一个行政层级算了！省掉哪一级？只能省中间层。

开皇三年（583），随着隋文帝一声令下，马上，全国五百零八个郡全部撤销，这样一来，实行了好几百年的州、郡、县三级制变成了州、县两级制，行政层级减少，十羊九牧的局面大大缓解，地方行政开支也大幅度下降，对老百姓而言，可真是一件大好事。

再看第二项措施。地方佐官由中央任命，这可是一项大改革。要知道，从秦汉以来，中央只任命州刺史、郡太守、县令这样的主要长官，而长官下属的官吏，也就是佐官，都由长官自行辟召。地方长官都辟召什么样的人？当然首选当地的高门大族。因为他们对地方的情况比较清楚，而且关系网发达，有能力摆平各种局面，那些中央空投过来的地方官还得依靠他们站稳脚跟。这就跟《红楼梦》中贾雨村当官，先要抄一张当地的护官符一样。这样一来，虽然地方的主要长官是中央任命，但是，地方的实际行政往往把握在当地豪门手里。

东汉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歌谣：“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
什么意思？当时的南阳太守是弘农人，叫成瑨，他到南阳做官后，就辟召了当地的名士岑公孝，让他当功曹。结果，岑公孝把政事打理得清清楚楚，根本不用成瑨操心。成瑨每天只需要找个清静地方吹口哨玩就可以了。所以，人们说，真正的南阳太守是岑公孝，弘农来的成瑨不过是坐在那里吹口哨罢了。问题是，这样的地方设置大大加大了世家大族把持地方的能力，并不利于中央集权。中国从东汉末年到隋朝近三百年分裂，贵族把持地方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还是在开皇三年（583），隋文帝规定，原来由长官辟召的佐官统统下岗，担任乡官，只管教化风俗，不管行政事务。那空出来的行政职务由谁担当？文帝下令，从今以后，地方佐官一律由中央任命，而且一年一小考，四年一大考，依据考核情况决定去留。

这样一来，地方官吏的任免权就被中央牢牢地抓在了手里，中央和地方的步调高度一致，世家大族再想横行乡里、左右地方政治、闹分裂、搞割据就难了，这样就加强了中央集权。

三、法律制度

隋文帝做的第三件大事是改革法律制度。这可是隋文帝非常关注的一件大事。

隋文帝为什么关注法律？

从正面来说，法律是治国的根本。只有法律制度健全了，国家管理才能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老百姓的行为也才能有所依据。所以，有为的统治者都会重视法制建设。

从反面来说，前朝的教训也太深了。当年，北周统治者迷信乱世用重典，本来就是法令森严，到了北周宣帝时期，更是严刑酷法，动不动就给官员来一顿天杖，所以才众叛亲离，让杨坚钻了空子。现在，杨坚自己也当了皇帝，当然不能重蹈覆辙。怎样才能不重蹈覆辙？隋文帝刚一上台，马上就组织了一个班子，由宰相挂帅，专门负责修订法律。按照三方面的原则修订。

第一个基本原则是法律条文从疏、从简。

北周原本有罪名一千八百多条，太复杂了，对社会管理太细碎，老百姓动不动就会触犯法律，这样的法律反倒失去了人民对其应有的敬意。如果大家都觉得犯法是常有的事，你还怎么指望他们敬畏法律？

隋文帝一下子就把法律条文减少了一千三百多条，只剩下五百条，法网稀疏了，老百姓就不会莫名其妙地犯罪；另外，减少法律条文后，法律的重点也就突出了，这反倒容易让人掌握真正的法律精神。

这和秦末农民战争的时候，刘邦进入关中地区，马上废除秦朝的严刑酷法，宣布“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是一个意思。对杀人的人处死，让打伤人或者偷盗者，抵偿相应的罪名和刑罚。这三条基本法律好理解，好执行，目的就是安抚人心，让社会规范更宽容。

但是，无论法网怎么稀疏，肯定还是有人犯法。怎样处理这些已经犯法的人？

第二个基本原则就是量刑从宽、从轻。

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就是：“去前世枭、

及鞭法，自非谋叛以上，无收族之罪。始制死刑二，绞、斩；流刑三，自二千里至三千里；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杖刑五，自六十至百；笞刑五，自十至五十。……除前世讯囚酷法，考掠不得过二百；枷杖大小，咸有程式。”

首先，除了谋叛、谋反这样的重罪，剩下的犯罪行为都是一人做事一人当，不再搞族诛、连坐这一套了。

其次，把车裂、枭首示众这一类的酷刑都废除了，只允许五类刑罚存在。

第一类是死刑，又分为斩首和绞死。

第二类是流放，路程是从两千里到三千里。

第三类是有期徒刑，年限是一年到三年。

第四类是杖刑，打板子六十到一百下。

第五类是笞刑，还是打板子，数量是十到五十下。

要知道，北周宣帝时期打板子的底线可是二百四十下，这样一对比，就知道隋朝的刑罚很轻了。

最后，尽可能地减少审讯过程中的刑讯逼供问题。中国司法一向重视口供，按照当时的观念，为了取得口供，审讯人犯的时候可以用点刑，但是不能搞刑讯逼供。这个尺度怎么把握？文帝规定，拷打人犯不能超过二百下。这恐怕就是他心目中人类忍耐的极限了，过了这个线，只要不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大概就只有屈打成招这条路了。这是保护犯人的合法权益，这两个原则加在一起，就叫以轻代重、化死为生。既然如此，是不是说隋文帝即便放在今天，也是法制建设的标兵、维护人权的典范了呢？又不尽然。因为他还有第三个原则。

第三个基本原则是维护君主专制，维护等级制度。

要知道，隋文帝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封建统治者。他做这一切工作，归根结底还是要维护皇权、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

举个例子。“十恶不赦”这个词，就是从隋朝的法律中来的。隋律规定，最重的罪行有十种，分别是：谋反，就是危害国家；谋大逆，就是毁坏皇陵、皇宫、宗庙一类的皇家建筑；谋叛，就是阴谋叛国；恶逆，就是殴打和谋杀父母、公婆一类的尊长；不道，就是投毒、灭门这样引起社会公愤的罪行；大不敬，就是盗窃皇帝专用物品，或者因为失误而威胁到皇帝的安全；不孝，就是辱骂父母，在给父母服丧期间谈婚论嫁、吹拉弹唱；不睦，就是卖掉或者谋杀五服以内的亲属，或者妻子殴打丈夫；不义，就是杀害自己的老师和长官，或者妻子不给丈夫服丧等；内乱，就是强奸近亲或者和近亲私通。这十种罪行都是罪大恶极，即使皇帝下令大赦天下的时候也绝不赦免。

把这十种罪名通盘考察一下就会明白，这一共是三类案件。

第一类是危害国家和皇帝，一共占了五条，分别是谋反、谋大逆、谋叛、大不敬、不义。

第二类是危害家族伦理，一共占了四条，分别是恶逆、不孝、不睦和内乱。

第三类是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只有一条，就是不道。

从这个比例可以看出，隋朝的法律在维护礼教，维护伦理秩序。

中国古代讲究礼别异而乐合同。音乐是讲和谐的，众音和谐，才能奏出美妙的音乐。但礼是讲差异的，所谓礼，规范的就是人和人之间的等级秩序。在等级秩序里，家长地位比子孙高，丈夫地位比妻子高。所以，如果子孙敢打骂尊长，妻子敢打骂丈夫，那就是重大罪行，不能宽恕。而中国又是讲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皇帝就好比全国人民的大家长，长官就是一个地方的父母官，所以，在家挑战家长罪大恶极，在国家挑战皇帝、挑战长官也是罪大恶极。这就叫援礼入法，礼法合一，这才是立法原则的重中之重。

隋文帝制定的这部《开皇律》在历史上的地位太高了。

首先，它奠定了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和基本框架，此后的唐律、宋律、元律、明律、清律一律照既定方针办。可以说，《开皇律》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法律制度的基础，是中国法制史上最重要的一座里程碑。

另外，它还传入日本、朝鲜、越南等邻国，奠定了整个东亚法律体系的基础，可以和西方的《汉谟拉比法典》相媲美。

讲清楚隋文帝三方面的新政措施，总结一下，这些维新措施有什么特点？有两个基本特点相当引人瞩目。

第一，无论中央官制、地方行政建制，还是法律制度，都把维护君主集权、中央集权摆在了最首要的位置。

从东汉末年开始，中国就走上了贵族政治、分裂割据的道路，现在，隋文帝以强悍的姿态，重建中央集权，对于整个中国重新走上统一道路当然具有莫大的意义。

第二，无论中央官制、地方行政建制还是法律制度，都是整合了南北朝时期制度发展优秀成果的产物。只举法律的例子就明白了。

《开皇律》是怎么制定的？按照史书的记载，是“采魏晋刑典，下至齐梁，沿革轻重，取其折衷”。
所谓“魏晋刑典”
，就是在少数民族元素进入之前的汉人传统法律体系；所谓“下至齐梁
”，齐代表的是融入了北方少数民族元素的法律体系，梁代表的是南渡之后进一步发展了的汉人法律体系。这就把源和流、南和北、汉人和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融为一体了。

事实上，不光是法律制度，官僚制度也是如此，隋文帝并没有凭空发明任何制度，他的真正业绩是集大成。这种集大成可不是一件小事，事实上，它是把几百年间胡汉民族在东、西、南、北各个区域创造出来的优秀成果凝合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让它为新王朝服务。

这样的工作，没有大眼界、大雄心和大手段，又怎么能够做好！那么，这个生机勃勃的新王朝和雄心勃勃的新皇帝还有哪些不凡的举措，新王朝又会向哪方面继续前进呢？

第十二章　妙选贤才

隋朝刚一建立，隋文帝就进行了大规模的制度改造，并且如饥似渴地选拔人才，推进制度。其中一个名叫苏威的大臣，深得隋文帝杨坚的欣赏，竟身兼五职。他是什么样的人？隋文帝为什么如此欣赏他？隋文帝的用人方略有什么特点？

一、隋初四贵

再好的制度，也需要人来实行。那么，雄心勃勃的隋文帝，在用人方面又有着怎样的考量呢？

要分析隋文帝的用人政策，当然要先看他选什么样的人当宰相了。隋朝的宰相由尚书、内史和门下三省长官构成。那么，这三省长官由谁来担任？《资治通鉴》记载得非常清楚，隋文帝刚一上台，就下达了一道任命：“以相国司马高颎为尚书左仆射，兼纳言，相国司录京兆虞庆则为内史监，兼吏部尚书，相国内郎李德林为内史令。”

这里一共提到了三个人，其中，高颎身兼尚书和门下两省的重任，地位最高；而李德林和虞庆则共同执掌内史省。但是，虞庆则除了担任内史监外，还担任吏部尚书，主管人事工作，而李德林只是担任内史令，因此，虞庆则的地位又高于李德林。这三个人，就是当时隋朝大臣中的第一、第二、第三号人物。

在这三个人中，高颎和李德林已经介绍过了，高颎本来是杨坚的岳父独孤信的部下，文武兼资；而李德林则是北齐才子，北齐灭亡之后又任职于北周，是个比较典型的文人型官员。这两个人都是杨坚辅政之初就延揽的人才，在平定三方叛乱和周隋禅代等重大历史关头给杨坚出过大力的。

虞庆则又是何许人？《隋书·虞庆则传》是这样记载的：“京兆栎阳人也。本姓鱼。其先仕于赫连氏，遂家灵武，代为北边豪杰。父祥，周灵武太守。庆则幼雄毅，性倜傥，身长八尺，有胆气，善鲜卑语，身被重铠，带两鞬，左右驰射，本州豪侠皆敬惮之。初以弋猎为事，中便折节读书，常慕傅介子、班仲升为人。”
从这段记载中，能看出两个问题。

第一，虞庆则是个胡化程度很深的人。从祖辈起就为北方少数民族服务，他本人喜欢说鲜卑语，可见内心相当认同鲜卑族。

第二，虞庆则虽然也算文武双全，既能左右驰射，又能够折节读书，但是，很明显，在他的身上，武的因素远重于文的因素。把这两个因素综合在一起考虑，虞庆则很像杨坚本人，也是民族融合的产物。

杨坚是怎么发现虞庆则这个人才的？其实是高颎推荐的。北周宣帝的时候，虞庆则任并州总管，镇守太原，功勋卓著。当时，太原西边的石州（今山西吕梁）发生稽胡叛乱，高颎受命讨伐，讨平之后，他就向皇帝建议，派虞庆则担任石州总管，把局面稳定下来。

虞庆则不负所望，到任之后，恩威并施，稽胡非常服气，向他投降的就有八千多户，彻底解决了稽胡问题。这让高颎非常欣赏。

所以，高颎投靠隋文帝后，也就把虞庆则推荐给杨坚了，很快，虞庆则就受到了杨坚的赏识。

杨坚看重的是他的狠劲。隋朝刚刚建立的时候，面临着怎么处理前朝宗室的问题，虞庆则力劝杨坚对北周宗室斩尽杀绝，以绝后患。

当然，这种处理方式遭到了李德林的反对，李德林主张宽恕，不希望滥杀无辜。两派意见摆在杨坚面前，杨坚是什么表态？他不耐烦地对李德林说：“君书生，不足与议此
！”很显然，虞庆则的意见更符合杨坚的心愿。

也许，就在这一刻，虞庆则和李德林的排名就出来了。在隋文帝看来，虞庆则更像一个务实的政治家，所以排在第二位；而李德林过于书生意气，所以只能屈居第三。这是三省长官的排序情况。

在三省长官之外，隋朝初年还有一个人非常受杨坚的重视，就是杨坚的族侄杨雄。此人在杨坚改朝换代的过程中可没少出力。杨坚网罗高颎和李德林，都是杨雄出面联络的。所以，杨坚当上皇帝之后，马上任命杨雄担任左卫大将军。

简单来说，左卫大将军就是国家最高军事长官。隋唐时期实行府兵制，府兵的最高统帅，就是中央的十二卫大将军。在十二卫大将军中，排名第一的就是左卫大将军，负责率领府兵宿卫皇帝。

这样重要的职位当然要让本家担任才放心，所以，杨雄就出任左卫大将军，同时参与朝政，和高颎、虞庆则、李德林一起，成为隋朝初年的政治核心人物。

这四个人搭班子，确实妥当，方方面面都考虑得非常精心。

先看文武搭配。杨雄是武将，虞庆则文武双全但是偏重于武，高颎文武双全而偏重于文，李德林则是一个比较纯粹的文臣。在文武搭配上非常合理。

再看出身搭配。高颎、虞庆则和杨雄属于北周系统，而李德林则属于原来的北齐系统，东西兼顾，也算合理。

再看民族成分搭配。高颎、杨雄、李德林都是汉人，而虞庆则胡化色彩异常明显，可以作为胡人的代表。从胡汉搭配的角度看也很不错。

但是这个精心安排的权力核心并没有维持长久，很快就有一个新人插了进来。谁呢？苏威。

二、苏威崛起

苏威又是何许人？按照史书记载，苏威出身于关中大族武功苏氏。他的爸爸名叫苏绰，是当年第一批支持宇文泰的京兆大族。宇文泰初到关中，曾经问苏绰应该怎么治国。苏绰经过深思熟虑，起草了“六条诏书”，就是先治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

所谓先治心，就是要想治理国家，先要管好自己。

所谓敦教化，就是治国要从教化开始。

所谓尽地利，就是既然到中原地区来统治农民，就要搞好农业问题。

所谓擢贤良，就是管理国家要选拔人才，往深里讲就是一定要寻求汉人知识分子的合作。

所谓恤狱讼，就是要用法律治理国家。

所谓均赋役，就是不要对百姓进行过于残酷的超经济的剥削，要有一个稳定的剥削方式。

这六条原则其实就是中原地区积累千年的政治伦理和施政原则的总结，宇文泰大开眼界，马上颁行天下。这就是西魏时代赫赫有名的“六条诏书”。宇文泰还给自己留了一份，贴在座位旁边，随时提醒。

苏绰不仅有卓越的政治眼光，还有实干能力，是一个财政专家。他创立记账法，编写预算，帮助宇文泰理财。

要知道，宇文泰他们这些少数民族统治者固然弓马娴熟，深沉勇敢，但是，他们对汉人社会缺乏了解，缺乏长远的治国理念，更不擅长复杂细致的管理方法。所以，苏绰的这些贡献对于他们来讲极其难得，宇文泰甚至下令，谁要是不会背“六条诏书”、不会记账法，就不能当官。

大统十二年（546），苏绰病逝。归葬乡里时，宇文泰扶棺痛哭，说：“尚书平生为事，妻子兄弟不知者，吾皆知之。惟尔知吾心，吾知尔意。方欲共定天下，不幸遂舍我去，奈何！”
苏尚书平时做的事情，有些他的妻子、兄弟都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只有他知道我的心，也只有我知道他的意。我本来是想和他一起共定天下的，没想到他中途弃我而去，奈何，奈何！这是对苏绰多么大的认可啊。

苏威在这样的政治世家长大，从小也是颇受瞩目。北周初年，权臣宇文护专权，就对苏威颇为垂青，希望他能为自己服务。

怎样笼络这个年轻人呢？宇文护干脆把女儿嫁给了苏威。宇文护在北周的位置堪比西魏时期的宇文泰，苏威会不会像他爸爸那样选择合作？苏威考虑问题可没这么简单。他觉得，时代在变，宇文护未必长久得了。所以，苏威虽然没有拒绝这门亲事，但也没有到岳父的手下任职，而是摆了一个最最清高的姿态，带着新娘子到山寺隐居读书去了。这样一来，宇文护倒台的时候，他并没有受到牵连。

苏威这么有政治头脑，北周武帝也很赏识他，多次让他当官，但是，苏威好像是决心清高到底了，每次都推说自己有病，就是不接受。这就好比高卧隆中的诸葛亮，越清高，就越有声望；越有声望，也就越清高。

隋文帝杨坚刚刚当上北周的大丞相，高颎马上就把苏威推荐给杨坚了。杨坚求贤若渴，赶紧拜访苏威，跟他聊了聊天下大势，真是惊为天人，心里暗暗地把他当成自己的佐命大臣了。可是，就在杨坚即将改周为隋之前，苏威忽然连夜逃跑了。

跑到哪里了？一打听，原来苏威回老家种田去了。这么一个人才怎么能让他跑了？高颎立劝杨坚派人去追。可是，杨坚想了想，这是不想参与改朝换代的事。别追了，还是等事情都定下来再说吧。

此刻，隋文帝成功改朝换代，马上征拜苏威为纳言，兼任度支尚书，也就是户部尚书，主管经济。苏威这次也不再推辞，欣然出山了。

讲了苏威这么多故事，分析一下，苏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苏威其人，有三个特点值得重视。

第一，谨小慎微，不愿意卷入任何灾祸之中。所以，他既不想参与宇文护专权，也不想参与杨坚改朝换代，属于遇事就跑、明哲保身型人物。

第二，注重名节。苏威不愿意卷入宇文护和杨坚的活动，除了谨慎，还因为他爱惜自己的名誉，不愿意参与这些不符合传统礼法的活动。能够占据道德制高点，也是他当时受人尊重的重要原因。

第三，头脑清楚，渴望建功立业。这从他在杨坚改朝换代成功后，马上接受任命，出任宰相就可以看出来。苏威非常清楚当时的政治形势，也看好杨坚作为开国之君的非凡能力，在内心深处，他愿意辅佐这位明主，和他一起建功立业。所以，该出山的时候，他自然会出山。

把苏威这三个特点放在一起，就可以得出结论，这个人可能有点闯劲不足，但是心思缜密、头脑清楚，非常适合当大臣。隋文帝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所以，对他也是满怀期待。

三、苏李交替

那么，苏威能不能不辜负隋文帝的这些期待？一点问题都没有。苏绰是经济学家，苏威也继承了爸爸这方面的才华。不过，他可不是亦步亦趋沿着爸爸的方向走，苏威一上台，马上就把爸爸制定的赋役制度给改了。

西魏时期，苏绰规定，男子十五岁成丁，成丁就是成年，可以分得土地，这叫均田。分了田之后就要向国家提供田租（租）、劳役（役）和纺织品（调）了，这种租调役制，就是后世租庸调制的雏形。这对老百姓其实是相当沉重的负担。后来，北周虽然把成丁的年龄提高到十八岁，租调的数额也有所降低，但是，百姓的负担依然沉重。

现在，苏威提出，继续减轻农民负担。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初令民二十一成丁，减役者每岁十二番为二十日役，减调绢一匹为二丈。周末榷酒坊、盐池、盐井，至是皆罢之。”
不仅成丁的年龄提高了三岁，而且，向国家缴纳丝织品的数额也从一匹变为两丈，足足减少了一半。另外，向国家提供的无偿劳役也从每年一个月减少到二十天，减少了三分之一。这是向农民让利。

除此之外，苏威还建议免收酒税和盐税，这是向工商业者让利。

这样大幅度的惠民政策，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激动人心，一下子，全国人民都拥护隋文帝了。

可是，苏绰也是治国理政的好手，为什么他不实施这样的措施？中国人讲三年不改为父之道，苏威为什么一上台就先把父亲订立的制度改了呢？事实上，苏威的这些调整，虽然表面上看是改变了父亲制定的政策，其实质恰恰是在完成父亲的心愿。当年，西魏政府实在是太穷了，又要整天打仗，没办法，只能向老百姓征收重税。所以，苏绰在制定税收政策之后，自己也喟然长叹，说：“今所为者，正如张弓，非平世也。后之君子，谁能弛乎？
”我今日的所作所为，是把弓拉满了，这可不是正常状态。以后的君子，谁能让这张弓稍微松点劲？苏威从小就记牢了这句话，现在隋朝的财政状况已经不那么紧张了，自己又当政，怎能不实现父亲的遗愿！

事实上，不光是赋税制度，开皇初年法律制度、地方行政制度的改定都有苏威参与其中，他为隋朝制度的完备做出了重要贡献。

确立各项制度体现了苏威的施政能力，但是，作为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光有能力不行，还要有道德。在政治道德这个问题上，苏威也是可圈可点。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据《资治通鉴》记载，隋文帝的宫里挂了好多帐子，帐子钩都是用银子做的。苏威看见了很心疼。他找到隋文帝，滔滔不绝地宣讲节俭的美德，隋文帝一听，大为感动，马上把钩子都换成铁的了。这叫不肯逢迎帝王之喜好。

第二个，也是《资治通鉴》的记载。有一天，有个小官不知道为什么得罪了隋文帝，文帝大怒，非要杀了他。可是，杀人是大事，要依法进行。隋朝的《开皇律》有五百条，什么罪该杀，什么罪不该杀规定得清清楚楚，通篇看下来，也没有哪一条规定官员触怒皇帝就得判死刑。皇帝和法律，到底谁说了算呢？

苏威的选择是，劝皇帝尊重法律，按规矩办事。可隋文帝正在气头上，就是不肯听，还非要亲手杀了这个官员不可。一看隋文帝握剑在手，杀气腾腾，苏威觉得此时说什么都没用了，干脆用自己的身体挡在了隋文帝前面。隋文帝不依不饶，绕过苏威，还去追杀那个官员，苏威又一次扑上去阻止。隋文帝气得不行，拂衣而入。可是，过了一阵子，隋文帝又出来了，对苏威说：“公能若是，吾无忧矣。”
你能够这样做，我就不用担忧了啊！这叫不肯逢迎皇帝之愤怒。

一个宰相，能够坚守政治原则，不逢迎皇帝，这当然称得上是有政治道德。既有政治能力，又有政治道德，这样的人，隋文帝怎么能不欣赏？所以，没过多久，就又给苏威加担子了。

开皇二年（582），隋文帝又让他兼任大理卿、御史大夫、京兆尹。大理卿管刑狱，类似于最高法院院长；御史大夫管监察；京兆尹类似于北京市市长。就职的五个部门没有一个不是要害部门，现在，苏威一个人包揽了！

这样身兼数职也太过分了，治书侍御史梁毗有意见了。他弹劾苏威，说苏威兼任五职，一点举贤自代的心意都没有，这是贪恋权位。问题是，苏威这五个职务都是隋文帝给的，这哪里是弹劾苏威，分明是提醒文帝要权力均分。

面对弹劾，隋文帝是什么反应？他说：“苏威朝夕孜孜，志存远大，何遽迫之！”“威若逢乱世，南山四皓，岂易屈哉！”
什么意思呢？

第一，苏威早晚勤勉不懈，有远大的志向，为什么要急于逼迫他呢！我之所以让苏威担任这么多职位，是因为他有这个本事。

第二，苏威愿意担任这些职位，还因为我是明君。如果遇上乱世昏君，请苏威当官，他也不会当的。

所以，我俩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苏威不值我，无以措其言；我不得苏威，何以行其道”
。苏威没遇到我，就没有办法施行他的见解；我没得到苏威，又靠谁来实行我的主张？隋文帝对苏威评价这么高，顺便还把自己放在了明君的位置上，别人也就不敢再说什么了。

眼看着苏威这样权势逼人，连他的推荐者高颎都坐不住了。高颎当时是尚书左仆射兼纳言，尚书左仆射是二品官，而苏威虽然职务多，但都是三品官。这时候，高颎赶紧上表说自己的官太大了，能力又不够，不如也让苏威兼任吧。

那么，隋文帝怎么考虑呢？文帝对高颎说：“苏威高蹈前朝，颎能推举。吾闻进贤受上赏，宁可使之去官！
”苏威这个大贤才就是你推荐给我的，我赏你还来不及，怎么会让你辞职呢？你就踏踏实实当你的官吧。

皇帝如此维护苏威，是不是意味着当时的朝廷成了苏威的天下，无人敢和他作对呢？当然不是。李德林就不怎么买苏威的账。史书中多次记载了二人之间的纷争。

隋朝平陈之后，苏威建议隋文帝，每五百家设立一个乡，每乡设一个乡正，处理民间诉讼。这是想要加强对江南地区的控制。

李德林一听，马上反对。他认为，当初改革地方行政，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让乡官理事，如果现在再赋予他们处理诉讼的权力，这不是又改回去了吗？另外，这些乡正都是本乡本土的人，难免有三亲六故，你怎么能保证他们处理诉讼的时候立场公正？这不是培养恶霸吗？

两个主要大臣意见相左，多像当年虞庆则和李德林争论要不要杀北周宗室的场面！那一次，隋文帝是请高颎来裁决的，结果高颎投了虞庆则的赞同票，李德林因而败北。这一次，隋文帝又问高颎了。那高颎投谁的赞同票了？这一次，高颎又放弃李德林，支持苏威了。他说，李德林对同僚凶狠，遇事又固执己见，还是苏威可靠。

高颎这番表态太厉害了。他不比较双方观点，而是直接攻击人格，这就等于把李德林的根基给端掉了！二比一，隋文帝下令，按苏威的意见来！各地马上都设立了乡正。

可是，这事并没有完。一年以后，到关东地区去视察工作的虞庆则回来报告说，新设的乡正果然横行乡里，地方社会又被他们把持了。

隋文帝一听，也很郁闷，只好再下令废除乡正。按说，这是回到李德林的想法上来了，李德林应该高兴才是。没想到，李德林又提反对意见了。他说，设乡正这件事我本来就不同意，但陛下还是设立了。一旦决心设立，就应该让政策延续一段时间。现在您刚刚设立乡正，又旋即废掉，这不是朝令夕改吗？法令如果太不稳定，那就没有权威了，所以，请陛下三思。

隋文帝本来已经觉得很没面子，现在又听见李德林牵扯上什么朝令夕改、政令不一等这些批评意见，更是恼羞成怒，干脆把李德林贬官了，让他到地方担任刺史，永远离开了中央。

至此，隋朝的政治核心就变了。原来是高颎、虞庆则、李德林、杨雄位高权重，随着苏威的登场、李德林的失宠，隋朝的掌权者变成了高颎、苏威、虞庆则和杨雄。这就是所谓的“隋初四贵”。

四、用人方略

那么，为什么李德林的位置会被苏威取代？这反映出隋文帝怎样的用人思想呢？

其实，李德林之所以被苏威取代，固然有一些具体因素，但是，在所有的具体因素背后，还有两大隐性因素非常重要。

第一，李德林是关东人，属于原来北齐的范畴；而苏威是京兆武功人，属于原来北周的范畴。而在隋文帝心中，显然更信任出身关中地区的北周系统官员。

事实上，这样的地域倾向性不仅在隋文帝身上存在，在隋文帝的重要谋臣高颎身上也同样存在。李德林和虞庆则发生冲突，他无条件支持虞庆则，李德林和苏威发生冲突，他又无条件支持苏威。他的这种支持恐怕不仅仅出于政治见解，还是门户之见。虞庆则和苏威都是他推荐的人，都是关中人，都是自己人，而李德林是外人，这就是党同伐异。以此言之，隋朝君臣确实有器局不够阔大的弱点。

第二，李德林更多地考虑基本政治原则，而苏威则偏重于具体的行政工作。换言之，李德林是思考型官员，苏威是办事型官员。在思考型和办事型之间，杨坚更喜欢办事型的。因为杨坚本身自视甚高，是权力欲望非常强的人。他最需要有人把他头脑中的蓝图变为现实，而不是也长出一个头脑，跟他一起思考，甚至跟他辩论。

这样一来，苏威的优势就非常明显了。虽然在当时就有人批评苏威过于苛碎，但是，隋文帝还是不为所动，反而对他赏识有加。因为他觉得，他跟苏威这样的关系，才是最为典范的君臣关系！

这样看来，隋文帝的用人政策就有他狭隘的一面了。这种狭隘，不仅表现在地域上，也表现在思想和心灵上。

不过，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总的说来，隋初的四贵还都是相当不错的大臣。特别是居于核心位置的高颎和苏威。两个人都兢兢业业，克己奉公。前面所讲的隋朝各项制度，其实都倾注了这些人的心血。

据史书记载，高颎即使在夜里也经常思考公务，他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在枕边放一个粉盘，以便夜里想起什么事来，记到粉盘上，以免早晨忘掉。这样一心为公的大臣，正代表着隋朝初年的政治元气。

另外，这四个大臣虽然各有特点，但他们都是政治上的后起之秀，在北周并没有什么势力，是隋文帝把他们提拔到各自的岗位上来的。因此，他们对隋文帝非常忠诚，这无疑有助于加强皇权。

事实上，不光大臣政治热情高涨，隋文帝自己的勤政程度也是罕见的。当时，官员杨尚希看到隋文帝“每旦听朝，日昃忘倦”
，就劝他说：“周文王以忧勤损寿，武王以安乐延年。愿陛下举大纲，责成宰辅，繁碎之务，非人主所宜亲也。”
周文王因勤于政务折损寿命，武王因安享帝位延年益寿，希望陛下您列举出政务大纲，就交给宰相去做吧。那些烦琐的小事，不值得您来亲自操持啊。

隋文帝也许有点管得太多太细了，但是，和魏晋南北朝时期那些荒唐的皇帝相比，勤政又是他难得的优点。有这样一个孜孜不倦的皇帝，再有这样一些忠诚勤勉的大臣，对于历经南北朝混乱政局的老百姓而言，隋朝当然是一种崭新的气象。那么，帝国的发展又将铺开哪些新的篇章呢？

第十三章　营建新都

刚刚当上皇帝的隋文帝，除了进行制度建设以外，还兴建了一项举世无双的工程——大兴城，也就是后来唐朝时的长安城。大兴城是如何兴建的？隋文帝建造大兴城，体现了他怎样的梦想？

一、议定迁都

经过一番制度和人事的变革，隋朝的中央集权显著加强，整个国家也欣欣向荣。可是，隋文帝觉得还不够，他还要建一个有形的东西，让人一看，就能感觉到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也感受到这个新王朝的宏大气魄！这个有形的，天下人都能看到的东西是什么？是一座崭新的都城。

既然说到要建新都，那么，原来的都城在哪里？隋朝篡了北周的天下，同时也就继承了北周的都城。这个都城就是西汉时期建立的长安城。地处渭水南岸的龙首原上，西汉之后王莽的新朝、东汉末年、西晋后期、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都把这里作为都城，累积算下来，已经有将近八百年的历史了。这么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隋文帝为什么不满意？史书记载了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长安城鬼怪纵横。

说到鬼怪，今天的无神论者可能觉得这是无稽之谈，但是，隋文帝接受的可不是无神论教育，他是在尼姑庵长大的，是个有神论者，他怕鬼。他最怕什么鬼？政治斗争的屈死鬼。

隋文帝在建国之初对北周宗室大开杀戒，当初是希望能减少威胁，睡个踏实觉。但是，现在这个城市里神出鬼没，他又害怕了，是不是这些亡灵变成厉鬼来报复自己了？所谓疑心生暗鬼，隋文帝越想越睡不踏实了。既然这座城市里故事太多，那还不如建一个没什么故事的新城。

第二，长安城水体污染严重，水灾频繁。

水污染不仅是现代社会存在的问题，在古代同样存在。长安城建都将近八百年，无数人在这里生息繁衍，浅层地下水早已受污染，按照当时的说法就是“水皆咸卤，不甚宜人”
。

另一个问题是离河太近，容易闹水灾。

长安城的北面就是渭水。隋朝的时候，渭水的位置远比现在靠南，就在长安城边流过，渭河一发水，长安城就告急。根据《隋唐嘉话》的记载，有一天，隋文帝做了一个梦，梦见渭水把长安城给淹了，这才真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样的都城，不能给人安全感，这是隋文帝想要迁都的第二个原因。

第三，长安城格局不规整，不足以体现皇家威严。

汉朝的长安城不是规划好了再建的城市，而是从汉高祖到汉武帝，陆陆续续修成的，是自然成长起来的城市。这样的城市必然不规整。一般的不规整也罢了，最不理想的是，受汉代以前居室布局观念的影响，皇宫未央宫偏在了城市的西南角，这哪能体现出天子堂堂正正、君临天下的器局！

另外，因为城市是自然形成的，所以，宫殿和官衙、民居都交错在一起，不仅不够严整、气派，就是治安也非常不好管理。

出于这些原因，隋文帝当上皇帝后，就很想迁都。

可是，迁都是一件大事，不能说迁就迁，要考虑各种因素。最重要的因素是，当时国家刚刚建立，财政也不富裕，而且北有突厥，南有江南的陈朝，还得准备军事战争，再搞这样大的工程建设，大臣也好，老百姓也好，能不能接受？

隋文帝不是一个任性的昏君，他是个对自己要求很严的皇帝，不希望落人褒贬。所以，尽管很想迁都，但还是非常犹豫。不过，犹豫到开皇二年（582）六月，终于有了实质性进展。开皇二年（582）六月，文帝把两个最得力的大臣高颎和苏威找来商量对策了。商量到半夜，还是没有得出什么结论，只好散会。

可是，第二天早晨上朝的时候，著名术士庾季才上了一个奏章。他说：“臣仰观玄象，俯察图记，龟兆允袭，必有迁都。”
臣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发现天地都在暗示一件事：我们该迁都了。

看了他这个奏章，文帝什么反应？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帝愕然，谓颎、威曰：‘是何神也！’”
这也太神奇了吧，怎么我一想迁都，上天就来凑巧呢？

那么，是不是真有这么个神奇的天象？这倒不一定。当年，杨坚刚刚当上辅政大臣的时候，向庾季才打听天意，庾季才说了一句最老实的话，他说，天象精微，我也说不好，但是，就算上天不支持，您难道还能退回去不成？那个时候，他承认天象不容易看懂，怎么到了这次，他又一下子看懂了？所以，这所谓的天象，恐怕只是一个说辞。

问题是，既然天象不一定存在，庾季才怎么就在这个时候恰如其分地拿出这么一个奏章？很明显，高颎和苏威这两个宰相给他暗示了。这两个人知道皇帝想要迁都，但是又犹豫不决，所以跟庾季才打了招呼，让他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给皇帝打打气。

然而，光有天象还不行，还要有人的支持。这时候，老臣李穆出面了。李穆是关陇贵族集团的代表人物。三方叛乱的时候，李穆支持杨坚，对于杨坚赢得战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杨坚当上皇帝之后，也投桃报李，给李穆安排了太师的荣誉头衔，虽然没有什么实际权力，但是，这毕竟是国家最高官职，正一品，比宰相还高。

隋文帝不光让李穆当一品大员，还把李穆全家都照顾到了。他们家担任五品以上官职的有一百多人。

按照当时的规定，五品以上官员上朝的时候就可以拿着象牙做的笏板了，李家的笏板如果放在一起的话，能堆满一屋子，这在中国古代可是难得的荣耀。皇帝这样给面子，李穆也得处处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现在，皇帝需要有人带头表态，李穆当仁不让。

所以，庾季才上书之后没两天，李穆也上书了。他说：“帝王所居，随时兴废，天道人事，理有存焉。始自三皇，暨夫两
汉，有一世而屡徙，无革命而不迁。曹、马同洛水之阳，魏、周共长安之内，此之四代，盖闻之矣。曹则三家鼎立，马则四海寻分，有魏及周，甫得平定，事乃不暇，非曰师古。……伏惟陛下膺期诞圣，秉箓受图，……变大乱之民，成太平之俗，百灵符命，兆庶讴歌。……至若帝室天居，未议经创，非所谓发明大造，光赞惟新。自汉已来，为丧乱之地，爰从近代，累叶所都。未尝谋龟问筮，瞻星定鼎，何以副圣主之规，表大隋之德？”
什么意思呢？此番上奏，有三层意思。

第一，一个王朝对应一个都城，从三皇五帝直到两汉，没有改朝换代而不迁都的。那怎么解释曹魏和西晋都定都洛阳，西魏和北周都定都长安？李穆说，那是因为这些朝代都是乱世，还没来得及迁都就灭亡了，不足为法。

第二，陛下是应天顺人的一代明君，一登基就移风易俗，开创了崭新的大好局面，所以，在都城方面也应该有所改变。

第三，现在的都城自汉代以来屡经战火，已经残破不堪，而且一开始建立的时候就未经规划，怎么能担当起我们大隋首都的重任！

这三条道理讲得头头是道，足以打动人心。杨坚一看，大喜过望，说：“天道聪明，已有徵应，太师民望，复抗此请，则可矣。”
现在，天意、人心都已经表达清楚了，杨坚也就下定决心了，营建新都！

二、营建新都

营建新都城的决心已经下了，但是，要把它变为现实，还要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新都城在哪里建？

第二，这么大的工程，怎么来规划？

第三，如何在国家财力不太雄厚的情况下把都城建起来？

先看第一个问题。新都城建在哪里？关中平原被山带河，进可攻，退可守，地理位置优越，又是关陇集团的大本营，隋文帝可不想离开这里。不仅不想离开关中，他连旧都所在的龙首原都不想离开，龙首龙首，这名字听着多吉利！那新都到底建在哪儿？旧都建在龙首原的北部，隋文帝倒是看好了龙首原的南部。南部比较开阔，可以容纳一个比较大的城市；另外，南部远离渭河，也可以避免水灾的干扰。

解决了选址的问题，接着就要解决规划的问题了。要知道，这次营建新都可是一切从零开始，等于是在一张白纸上重做文章，规划可是重中之重。规划由谁来负责？隋文帝找了一个名叫宇文恺的人。

宇文恺又是何许人？根据《隋书·宇文恺传》的记载，宇文恺是鲜卑人，他的父亲宇文贵和隋文帝的父亲杨忠一样，都是西魏十二大将军。他的哥哥宇文忻则是隋文帝平定尉迟迥叛乱时重要的将领。全家都以武力知名，只有宇文恺“好学，博览书记，解属文，多伎艺，号为名父公子”。

从这段描述中，就可以明白隋文帝为什么要选他了。除了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之外，宇文恺还有两个额外的优点。

第一，多技艺，是个技术专家，懂建筑。

第二，博览群书。所谓博览，那就不是只看专业书籍了，他还具有综合的人文素质。

能够把专业技术和人文精神结合起来，让技术工艺体现文化内涵，这是难得的人才。

可是，宇文恺毕竟姓宇文啊，也算北周宗室。隋文帝称帝的时候，不是对北周宗室大开杀戒吗？确实，宇文恺最初也上了死亡黑名单，但是，因为他是个难得的建筑人才，他哥哥又是功臣，所以，隋文帝才高抬贵手放了他。

现在，隋文帝又把营建新都的任务交给他，那对于宇文恺来说，就有点戴罪立功的味道了，所以，他干得也格外卖力。

为了完成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宇文恺先在脑子里建了一座城。他觉得，既然要建都城，那就必须符合三个要求。

第一，气派。

第二，有文化。

第三，安全。

怎样才能做到气派？这就要从规模上下功夫了。根据宇文恺的规划，这座新都东西宽九千七百二十一米，南北长八千六百五十一米，周长约三十七公里，总面积八十四平方公里。这个规模大不大？做一个比较就知道了。它是汉代长安城的2.4倍，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1.4倍，在整个中国古代无出其右。这是纵比。

再看横比，它是黑衣大食（也就是阿拉伯帝国）的首都巴格达城的6.2倍，是东罗马帝国首都拜占庭城的7倍。要知道，在当时，隋朝、大食和东罗马可是三足鼎立的强国，但是很显然，论都城，后两者可比隋朝差远了。事实上，宇文恺规划的这座新城，是全世界在近代以前建造的最大的一座城，规模本身就意味着气派。

气派有了，文化意象又怎么体现呢？用结构体现。宇文恺把整个都城划成了三个区域。

第一个区域是宫城，就是皇帝的办公区和生活区，在全城的最北面。为什么在最北面？宇文恺说，皇帝就好比天上的北极星。北极星在中国古代可是一颗政治明星。孔子说过：“为政以德，比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众星围绕着北极星，就犹如全国人民拱卫着皇帝一样。既然北极星在天空的最北面，皇帝也得在都城的最北面。

第二个区域是皇城，就是文武百官的办公区，在宫城的南边。从天象上说，这象征着围绕北极星的太薇垣；从人事上说，皇帝南面称尊，面朝南接受臣子的跪拜，那臣子待的地方当然就应该在皇帝的南面。

第三个区叫外郭城，从东、西、南三面拱卫着宫城和皇城。从天象上说，当然意味着众星拱卫北极星；从人事上说，则象征着全国人民团结在皇帝和朝廷的周围。这是南北方向的结构。

那么，东西方向的结构怎么安排？中国人喜欢对称，所以，沿着中轴线东西对称是最合理的安排了。这条中轴线就是从皇城的正南门直通整个都城正南门的朱雀大街，街宽一百五十米，比现在北京城的长安街还要宽整整三十米。在朱雀大街的两侧，是整整齐齐、东西对称的里坊，相当于现在的居民区。

因为太整齐了，所以后来唐朝的诗人白居易曾经写诗《登观音台望城》说：“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

这棋盘一般的安排已经很有文化了，但是，还不算完。宇文恺在实地考察的时候发现，龙首原不是一马平川，它从北到南一共有六条土坡，避不开。既然避不开，那就只能考虑怎么合理利用了。

怎么处理这六条土坡？宇文恺把这六条坡和《易经》的卦象联系在一起了。他说，这不就是乾卦的六爻吗？

《易经》一共六十四卦，排在第一的是乾卦。每一卦都有六爻，也就是阴和阳的组合。乾卦的六爻是什么？初九，潜龙勿用；九二，现龙在田；九三，君子终日乾乾；九四，或跃在渊；九五，飞龙在天；九六，亢龙有悔。虽然说每一个爻有自己的道理，但是，从一般角度看，比较好的当然是九二、九三和九五这三个爻。

既然如此，宇文恺就在这三条土坡上安排主体建筑了。

他把皇帝的宫殿放在九二这条坡上。皇帝是龙，当然要放在现龙在田的位置上。九三这条坡上建百官的官衙，这就叫君子终日乾乾，象征为官之道。再下一个好位置就是九五了，九五是飞龙在天，这可不是凡人能待的地方，干脆建寺庙和道观，给神仙和佛祖居住。

就这样，通过宇文恺这么一设计，整个新都城处处都透出文化气息来。这个文化的核心是什么？尊君卑臣，皇帝至高无上！

最后，再看第三个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安全。其实，把百姓住宅区、政府办公区和皇帝起居区区分开来，已经是一种安全防范措施了，但是，宇文恺觉得，这还不够。为了体现皇帝就像北极星的理念，他把皇宫放在了最北面，可是，北面无遮无拦，太不安全了。

怎么办？宇文恺大笔一挥，把皇宫的北面都划成了禁苑，也就是皇帝的后花园、狩猎场。原来的都城，也都包在了禁苑之中。禁苑里再驻扎上军队，专门保卫皇帝，这样一来，安全问题就解决了。

当然，宇文恺没有预料到，人防终究不那么可靠。后来唐朝发动宫廷政变，阴谋家勾结北门禁军直扑皇帝寝宫成了惯例，北面的玄武门也因此成了最危险的城门。不过，这毕竟是唐朝的事情了，宇文恺还管不到。他正沾沾自喜于自己伟大的设计，整个新城，想想就觉得气魄雄伟、美轮美奂！

整体设计有了，怎样才能迅速地把图纸变为现实，还不特别劳民伤财？在这一点上，隋文帝可做出表率了。他的思路是低碳环保，废物利用。修建新都的建筑材料，隋文帝可没有到处砍森林，运木材。他直接从旧都城拆，拆东墙补西墙。

何以见得是废物利用？看唐朝的史料就知道了。唐朝开元年间，太庙忽然崩塌，唐玄宗觉得很不吉利，就去问姚崇。姚崇说：这太庙早该塌了。太庙的柱子还是前秦时候留下来的，从前秦一直用到北周。后来隋文帝迁都，又把这些柱子拆下来，搬到了新都，修成了太庙。而大唐又沿用了隋朝的太庙。所以，这几根柱子已经用了几百年，哪有不朽烂的道理！

要知道，在古代，太庙可是非常重要的建筑，连太庙的柱子都是从旧城拆下来的，那其他的建筑材料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样低碳环保、循环利用的理念，即使放在今天也可圈可点，令人佩服。

就这样，因为隋文帝的雄心，因为宇文恺的规划，当然，也因为几万老百姓的辛勤建设，新都很快就建成了。到底有多快？开皇二年（582）六月刚刚开始规划，到了开皇三年（583）三月，隋文帝已经率领文武百官搬家了！这么大的工程只用了十个月就竣工，这在世界建筑史上也是奇迹。

那么，这座新都叫什么名字？隋文帝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大兴城。

这个名称是根据杨坚在北周的爵位来的。杨坚刚刚踏上仕途的时候，得到的第一个爵位就是大兴公。在隋文帝看来，大兴公是他一生事业的开始，他希望这个吉祥的名字，也能成为这座城市辉煌的开始。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来，隋文帝对这座新都，对他主宰的这个新的王朝，寄予了多大的希望啊！

三、大兴城的意义

大兴城这座崭新的都城，对于隋朝，对于中国历史，意味着什么？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大兴城是隋朝建设的第一项重大工程，也是最为成功的一项工程。为什么说它成功？因为它兼顾了气魄宏大和爱惜民力两个方面。大兴城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座都城，不仅满足了隋朝的需要，而且，后来中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唐朝继续在这里定都，仍然一点都不觉得局促。

要知道，唐朝时期，首都的人口超过百万，但是，整个都城除了局部调整之外，并没有整体的扩建改建，就是因为隋朝建立时的气魄足够宏大，给后世留下了足够多的发展空间。这是这座城市的超前之处，也是它的伟大之处。更难得的是，建设这么大的一个公共工程，并没有搞得官怒民怨。这就不得不承认隋文帝的功劳了。

他是怎么建设这座城市的？大胆规划，小心落实。他明白，这么大的工程如果想一步到位，老百姓的负担肯定相当沉重，怎么办？分期建设。

隋文帝时期，只是把城市的框架搭建起来，把最重点的宫殿修建起来了，其他都暂缓进行。就比如说城墙，隋文帝时候还相当低矮，后来到隋炀帝时候，才又增修了一下，基本成为后来一丈八尺的规模。

一个封建帝王，能够在建设公共工程的时候兼顾老百姓的承受能力，真算难能可贵，也正因为如此，这个工程才能得到老百姓的理解和拥护。反观后来隋炀帝修大运河，本来是一件好事，就因为没有兼顾到老百姓的承受能力，才落下了千年的骂名。

第二，大兴城建设的核心精神是皇权至上。大兴城的设计和建设都是以皇帝居住的宫城为出发点的。整个城市以宫城为原点向南层层推进，地位越高，离皇帝越近，反之，地位越低，离皇帝越远，这是礼教的秩序。但是，无论地位高低，距离远近，只要居住在这个城市，看着高大的宫殿和森严的布局，每个人都能由衷地感受到皇帝的权威。而皇权至上，正是这个新王朝的基本精神，其实也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突出精神。

第三，大兴城固然彰显了新王朝的宏大气魄，但是，也体现出某种拘谨的气息。为什么这样说？这个城市其实像一个俄罗斯套娃。宫城是一个基本的模子，皇城就是宫城的一个扩大版，外郭城是皇城的扩大版，甚至，城里的每一个坊也都是用同一个模子套出来的。可以想象，居住在这样的城市中的老百姓，就像一个个士兵一样整齐，但是缺乏个性。这正是隋文帝心目中臣民的标准形象。

这种既昂扬向上、尊重权威，但又严肃有余、活泼不足的精神其实也正是隋朝的精神。那么，在这种精神指引下的新王朝，还会遇到哪些新问题？

第十四章　降服突厥

就在大隋王朝沉浸在新都落成的喜悦中时，北部边境的突厥民族，突然进犯。在这种情况下，隋文帝将如何应对？在与突厥交战的过程中，双方究竟有着怎样的心智较量和武力比拼？

一、突厥势盛

隋朝建立之后，建立新制，起用新人，营建新都，真是万物维新，整个国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但是，隋朝并不是孤立地存在于世界上，它除了要处理国内问题，还要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开皇二年（582）五月，就在隋朝上下齐心合力进行内部建设的时候，边境忽然传来一个坏消息，北方的突厥率领四十万大军，伙同原来北齐的营州刺史高宝宁，朝着整个长城沿线扑过来了！四十万大军在当时可是极大的数字，突厥为什么要如此大规模地进攻隋朝？有几个原因。

第一，突厥不希望隋朝统一。公元6世纪初突厥从蒙古草原崛起之后，很快就成了北亚霸主。而当时的中原地区正是北齐和北周并立，双方为了压倒对手，都争相结好突厥，每年都向突厥输送大量财物。

这样一来，突厥可太高兴了，骄傲的佗钵可汗曾说：“我在南两儿常孝顺，何患贫也！”
只要我在南边的两个儿子都孝顺，我怎么会担心穷呢！

两家的好处它都吃，突厥到底帮谁？北齐强的时候帮北周，北周强的时候则帮北齐。总之，就是要让两个政权保持平衡，维系东西分裂的局面，自己渔翁得利。可是后来，北周统一了北齐，接着，隋朝又取代了北周，这个平衡就被打破了，这对突厥相当不利。更让他们觉得刺激的是，新生的隋朝对突厥非常冷淡，再也不向突厥进贡了，突厥怎么能够容忍呢？

第二，突厥的可贺敦，也就是第一夫人是北周的千金公主，也想为自己的家族报仇。千金公主是赵王宇文招的女儿，在北周末期嫁到突厥来和亲。可是，杨隋代周，整个北周皇室差不多被一网打尽，她的父亲赵王也被杨坚陷害，死于非命。

女儿哪怕远在天边，也永远把娘家放在心底。想想娘家的悲惨遭遇，千金公主真是无限辛酸。于是，她天天在突厥可汗沙钵略面前吹风，让他替自己报仇。在她的鼓动下，沙钵略对下属贵臣说：“我，周之亲也。今随公自立而不能制，复何面目见可贺敦乎！”
我可是北周皇室的亲戚啊。如今他杨坚当了皇帝，我要是不做出点姿态，哪有脸再见我的可贺敦！

第三，当时蒙古草原正面临严重的自然灾害。整整一年都没有下雨下雪。突厥可是逐水草而居，现在水没了，草也枯了，牲畜大量死亡，真是致命的打击。突厥人要维持生存，也只能走打仗、抢掠这条路了。

基于这样三个原因，就在开皇二年（582）五月，突厥向长城一线发起了猛攻。

面对来势汹汹的突厥，虽然隋朝刚刚立国不久，但隋文帝还是坚决主张，打！之所以这么坚决，也有他的一番考虑。

第一个考虑针对整体局势。他知道，突厥出于对自己利益的考虑，不想看到中原地区统一，因此，想跟突厥寻求和平是不可能的，既然想打也得打，不想打也得打，不如索性丢掉幻想，破釜沉舟。

第二个考虑针对突厥实力。他觉得，突厥没有传说中的那样可怕。北周时期，隋文帝的父亲杨忠曾经与突厥联手攻打北齐。结果突厥人来了之后，抢东西倒是勇猛，真打起仗来都跑光了。杨忠太生气了，回到朝廷之后，就打报告说：“突厥甲兵恶，赏罚轻，首领多而无法令，何谓难制驭？由比者使人妄道其强盛，欲令国家厚其使者，身往重取其报。朝廷受其虚言，将士望风畏慑。但虏态诈健，而实易与耳。”
杨忠认为，突厥人装备差，而且赏罚不分明，首领多而法令不统一，因此并没有那么能征善战，难以控制。过去我们老是觉得他们可怕，是因为过去派去的使者，都妄言突厥有多强盛，想让国家给突厥使者更优厚的财物，自己往来出使突厥时也能得到丰厚的报偿。朝廷受到这些使者的虚假欺骗，将士们也都望风畏惧。现在我认为，他们不过是些貌似强壮的纸老虎，实际上很容易对付。

当时杨忠这番言论并没有打动皇帝，倒是给杨坚留下了深刻印象。谁说突厥就一定战无不胜？把这两方面的原因叠加起来，隋文帝就不想妥协了。

所以，他当了皇帝之后，马上就叫停了对突厥的进贡，而且，征调百姓，修补长城，还派出将领镇守边关，一直在做战争的准备工作。现在，既然敌人已经进犯，那就还击吧。

二、战斗英雄

要知道，自五胡十六国时代以来，中原政权跟北方少数民族打，基本就没赢过。而这次隋朝跟突厥交战，真是打出了威风，涌现出两个一级战斗英雄：一个叫达奚长儒，另一个叫史万岁。

先看达奚长儒。达奚长儒是鲜卑人，是行军元帅虞庆则的麾下。

当时，突厥已经进入渭水流域，隋文帝赶紧命令虞庆则进驻弘化（今甘肃庆阳）。到了弘化之后，虞庆则就派达奚长儒先带一个小分队去探探路。

可是，达奚长儒万万没想到，就在离弘化不太远的周槃，他和沙钵略的大部队遭遇上了。达奚长儒手下只有两千人，而沙钵略这边则是十几万人。士兵一看面前黑压压望不到头的骑兵，吓得腿都软了。

怎么办？达奚长儒觉得，众寡如此悬殊，如果掉头逃跑，等于自己先乱了阵脚，到时候，突厥骑兵蜂拥而上，不用说打，踩也把人踩死了。因此，不能乱跑，只能是以战求生。他把战士编成严整的方阵，每个人都长刀在手，步调一致地往弘化方向撤退。

突厥人怎么能让这些到嘴的羊羔轻易逃跑？排山倒海一般冲了过来。一阵刀光剑影，达奚长儒的方阵很快就被冲散了。可是冲散了不要紧，达奚长儒一声令下，再把散兵重新组织起来，还是编成方阵，边战边走。就这样，聚了又散，散了再聚，紧紧团结在达奚长儒的周围，就是不屈服。开始战士们手里还有兵器，后来，剑都折了，刀也卷刃了，就用拳头来打，打得手上的骨头都露出来了。

这些战士为什么如此顽强？因为达奚长儒本人也是身先士卒。他五处受伤，其中，贯通伤就有两处，但是依然裹伤迎敌，这成了对部下最好的激励。达奚长儒这支小分队坚持了整整三天，顶住了突厥人十四次进攻！到了第三天，两千人的队伍只剩下了二三百人，不过他们也离弘化城越来越近了。

按说，这个时候，虞庆则应该率军出来接应。但是非常遗憾，他没有。别看虞庆则平时可以左右开弓，号称名将，可当他看到这一小队血肉模糊的队伍后面跟着那么多突厥人，还是害怕了，紧闭城门，不敢救援！

那么，这二三百人的队伍到底怎么样了？是不是被突厥人消灭了？也没有。仗打到这么惨烈，已经远远超过突厥人的预期了，面对着眼前这支不要命的队伍，再看看身后一路的尸体，再看看前面高大的弘化城城墙，骄傲的突厥人忽然失去了继续战斗的勇气，自己主动撤退了。

最后清点战场，达奚长儒以两千人的兵力，杀伤敌军过半，这真是世界战争史的奇迹。隋文帝也是深受震撼，下诏通令嘉奖。诏书说：“突厥猖狂，辄犯边塞，犬羊之众，弥亘山原。而长儒受任北鄙，式遏寇贼，所部之内，少将百倍，以昼通宵，四面抗敌，凡十有四战，所向必摧。凶徒就戮，过半不反，锋刃之余，亡魂窜迹。自非英威奋发，奉国情深，抚御有方，士卒用命，岂能以少破众，若斯之伟？言念勋庸，宜隆名器，可上柱国，余勋回授一子。其战亡将士，皆赠官三转，子孙袭之。”
意思是说，突厥人猖狂，侵犯我边塞，敌人多如羊犬，遍布山野。长儒受命去北边阻敌。他率领不足敌人百分之一的士卒，不分日夜，四面抗敌，历经十四次激战，所向披靡。来犯的突厥人，大半有来无回，沦为刀下亡魂。如果不是长儒英勇威武，赤心报国，抚慰统御军队有方，让士卒拼死效力，又怎么可能以少败多？他的功勋应当镌刻于宝器，他应当被封为上柱国，剩余的功绩足以再授封一个儿子。那些阵亡的将士，都赐官位三级，由子孙承袭。大力表彰了这个英雄群体。

再看第二个战斗英雄史万岁。史万岁对付的就不是沙钵略可汗了，而是阿波可汗。当时突厥一共有五大可汗，沙钵略算是他们的共主。每个可汗都有地盘，互不统属，但遇到战争则要听沙钵略调遣。所以，沙钵略可汗进攻东部地区的时候，阿波可汗也从西边向隋朝发起进攻。

隋文帝派他的姐夫窦荣定为行军元帅，西出凉州（今甘肃武威），迎战阿波。眼看两军交战在即，窦荣定说，两国交战，士兵何罪之有！为什么非得杀这么多人才能分出胜负呢？不如我们双方各派一个壮士决一雌雄，我们赢了，你们撤退；你们赢了，我们撤退。

阿波可汗也是英雄，喜欢这种一对一的比法，马上表态说，没问题，那就单挑。

窦荣定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把握要单挑？因为他手里有一个秘密武器，这个武器就是史万岁。此人可是个传奇人物。他出身昭武九姓之史国，是个胡人。北周末年“三方叛乱”的时候，他隶属于韦孝宽军团，是行军总管梁士彦的手下。

一次行军的路上，天上飞过来一行大雁。史万岁就对梁士彦说，看我来射那第三只！说完，盘马弯弓，第三只大雁应声落地。史万岁的名声一下子就传开了。

后来，史万岁因为卷进一场谋反案，被发配到敦煌戍边。开始的时候，长官还不了解他，总是羞辱他，有一次史万岁在长官面前露了一手，长官马上心服口服，把他视为自己的得力助手。

敦煌紧挨着突厥，史万岁经常到突厥那边打猎去，每次都是深入好几百里，从来没有失过手。所以，突厥人对他也是久仰大名，相当畏惧。现在，朝廷用人之时，史万岁投靠到窦荣定的门下，窦荣定也是早闻大名，把他当成了秘密武器。

既然两军的长官都已经同意了单挑，史万岁就跃马而出，就在两马交错的一瞬间，神鬼不知之际，突厥壮士的人头已经在史万岁的手里了。突厥人一看，大惊失色，再一打听，原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敦煌戍卒史万岁，更是佩服，只好如约后退。就这样，因为史万岁一个人，几千几万人的性命就保住了。

讲完两个战斗英雄的故事，就不难明白，如果说达奚长儒和他的部队体现的是隋朝军队坚韧顽强的集体风貌，那么，史万岁体现的就是隋朝将领的个人英雄主义了。有这样英雄的将领，再有这样不屈的士兵，隋朝还有什么打不赢的仗吗？

三、外交胜利

但是，自古以来，打仗并不只在战场上进行。就在将士们前线浴血厮杀时，隋朝的外交活动也在配合进行。在这条战线上，也出现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隋朝著名的外交家，唐朝长孙皇后的父亲，长孙晟。

开皇二年（582），突厥大举进犯，突厥刚一出兵，长孙晟就给隋文帝上了一道奏疏。他说：“玷厥之于摄图，兵强而位下，外名相属，内隙已彰；鼓动其情，必将自战。又，处罗侯者，摄图之弟，奸多势弱，曲取众心，国人爱之，因为摄图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弥缝，实怀疑惧。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间，颇畏摄图，受其牵率，唯强是与，未有定心。今宜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乘衅讨之，必可一举而空其国矣。”
什么意思？

当时，突厥分为五大可汗，第一个是沙钵略可汗，名叫摄图；第二个就叫第二可汗，叫庵罗；第三个称为阿波可汗，名叫大逻便；第四个称为达头可汗，名叫玷厥；第五个则是沙钵略可汗的亲弟弟突利可汗，名叫处罗侯。

长孙晟说，突厥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内部分裂。在这五大可汗中，达头可汗、阿波可汗和突利可汗都与沙钵略有矛盾。既然他们彼此有矛盾，那我们就应该离强合弱，远交近攻，充分利用他们之间的内部矛盾，就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这可是一个具有战略眼光的判断。隋文帝一看这份奏疏，非常高兴，马上把长孙晟请到跟前，想要亲耳听听他的高见。结果，长孙晟一边讲着天下大势，一边就把突厥的山川地图给画出来了，而且，还把每个可汗的强弱虚实都给隋文帝剖析了一遍。

隋文帝一听太震撼了。这长孙晟怎么对突厥的事情这么清楚？因为当年送千金公主和亲的时候，他就是送亲使团的副团长。

当年突厥和北周和亲，两边都争相夸耀自己的力量，所以，送亲团也好，迎亲团也好，各个都是容貌英俊、武艺高强。长孙晟能够在这个精选出来的队伍里成为副团长，可见水平很高。

果然，到了突厥后，沙钵略可汗对其他人都没放在眼里，唯独看中了长孙晟，挽留他住了一年多。

有一次，沙钵略可汗和长孙晟一起出游，正好看见两只雕争肉吃。沙钵略顺手给了长孙晟两支箭，说，你把这两只雕射死吧。长孙晟看了看角度，只抽出一支箭来，弯弓射过去，一下把两只雕穿成了糖葫芦。这就是成语“一箭双雕”的来历。

突厥民族天生崇尚英雄，一看长孙晟射箭这么准，沙钵略对他佩服得无以复加，让贵族子弟都来陪他玩，跟他学射箭。特别是沙钵略的弟弟突利可汗，干脆偷偷跟长孙晟结了盟，天天来和长孙晟一起指点江山，纵论天下大事。历史上哪个特工能有这样好的工作条件啊！一年之后，长孙晟已经把突厥的部众强弱、山川地理和战略虚实都弄得一清二楚了。

现在，两国交兵，他把这些成果都贡献给隋文帝，隋文帝能不重视吗？马上就照长孙晟说的去做外交了。

隋文帝派出了两个使团。一个使团往西，去找沙钵略的叔叔达头可汗，赐给他一面狼头纛，也就是狼头大旗，这在突厥人看来是权力的象征，向他表示，隋朝更认可他的权力；还有一个使团往东，由长孙晟亲自率领，去找从前的朋友，沙钵略的弟弟突利可汗，跟他重修旧好。这就等于在沙钵略的东西两边各插了一把尖刀。

这还不算，更厉害的一招是对付阿波可汗的。阿波可汗和窦荣定交战，结果，窦荣定让敦煌戍卒史万岁出马，把阿波吓退了。当时，长孙晟就在窦荣定身边当偏将。他一看阿波退兵，马上就派使者去找阿波了。对他说：“摄图每来，战皆大胜。阿波才入，遽即奔败，此乃突厥之耻也。且摄图之与阿波，兵势本敌。今摄图日胜，为众所崇；阿波不利，为国生辱。摄图必当因以罪归于阿波，成其夙计，灭北牙矣。愿自量度，能御之乎？”
人家沙钵略每次出来，都能打胜仗，可是你居然一打就输，这不是突厥的耻辱吗？况且沙钵略与你阿波兵力相当，如今沙钵略连日获胜，受人崇敬，而你阿波战则落败，给国家带来了耻辱。沙钵略肯定会乘机归罪于你，达成他图谋已久的野心，向北消灭掉你。

言外之意，沙钵略早就想吞并你的势力，这次肯定要拿这件事做文章，你估计自己打得过他吗？

阿波一听，出了一身冷汗，是啊，这可怎么办？赶紧派人听听长孙晟的高见。长孙晟对他的使者说：“今达头与隋连和，而摄图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连结达头，相合为强，此万全计也，岂若丧兵负罪，归就摄图，受其戮辱邪！”
现在达头可汗已经与我隋朝联合，沙钵略不能再制约于他。可汗何不也依附我大隋天子，联结达头，相互联合成强势呢？这才是万全之策啊。怎么至于兵败获罪，归向沙钵略，然后被他屠戮侮辱呢？总之，一句话，你就投靠我们大隋吧。

阿波听长孙晟分析得头头是道，想来想去，真派使者跟着长孙晟入朝了！

沙钵略一听阿波可汗派遣使臣到了隋朝，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你打败仗也就罢了，居然还敢叛变！趁着阿波可汗还没有回来，自己率军袭击了阿波可汗的牙帐，不仅收编了阿波可汗的部众，还把阿波可汗的母亲杀死了。

阿波可汗是个孝子，回来一看惨状，真是椎心泣血，只好掩埋了老娘，向西投奔达头可汗去了。而早就投靠了隋朝的达头可汗，一听阿波的遭遇，勃然大怒，马上援助阿波向东进攻沙钵略，阿波和沙钵略一交锋，原来被沙钵略收编的那些部众纷纷倒戈，又回到了阿波的旗下。

这样一来，沙钵略可就吃亏了，只好狼狈地逃回东边。俗话说墙倒众人推，一看沙钵略实力不如从前，其他大大小小的势力也都起来造反，真是众叛亲离。突厥逐渐分成了沙钵略的东部集团和阿波的西部集团两大势力。

本来，是突厥看着中原分裂，现在，风水轮流转，该是统一的中原政权看着突厥分裂了。这就是外交战的成果。

四、降服突厥

到这一步，隋朝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战略转折。此后，虽然隋朝还有过失败，但是总的来说，都无伤大局了。

到了开皇四年（584），沙钵略西抗阿波，南抗大隋，终于筋疲力尽，再也撑不下去了，只好向隋朝求和。自古以来，少数民族政权和中原政权建立友好关系，有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和亲。可是，现在突厥那里已经有了一个北周的千金公主，再和隋朝和亲不太方便。怎么办？

千金公主是个聪明人，一看形势不好，她再也不提给娘家报仇的事了，而是主动上表，请求改姓杨，做隋文帝的女儿。这不就等于突厥又和隋朝和亲了吗？那么，隋朝同不同意和亲？

当时，隋文帝的二儿子杨广，也就是后来的隋炀帝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和亲干什么，现在我们兵锋正锐，干脆一举把他灭了算了！

听儿子这么说，隋文帝笑了。小孩子懂得什么，如果灭了沙钵略，那阿波可汗就没人制衡了。所以，要接受沙钵略的请求。千金公主不是请求当隋文帝的女儿吗？隋文帝就重新给她改了一个封号，叫大义公主。这个封号是什么意思？理解成深明大义也行，理解成大义灭亲也行，反正，颇有点嘲讽的含义。

这时候，沙钵略可汗也管不了那么多了，赶紧给隋文帝上书：“从天生大突厥天下贤圣天子、伊利居卢设莫何沙钵略可汗致书大隋皇帝：皇帝、妇父，乃是翁比。此为女夫，乃是儿例。两境虽殊，情义如一。自今子子孙孙，乃至万世，亲好不绝。上天为证，终不违负！此国羊马，皆皇帝之畜。彼之缯彩，皆此国之物。”
大隋皇帝陛下，您是我妻子的父亲，也就是我的丈人；我是皇帝女儿的丈夫，也就等于是皇帝的儿子。两国地方虽然隔得远，但情义是一样的。如今亲上加亲，子子孙孙乃至万世，都不会断绝我们的亲密关系。上天做证，我一定不会违背这份诺言。我国的羊马，都是你隋朝皇帝的牲口；而你的绫罗绸缎，也都是我的东西。

这封信写得太高调了。虽然当了女婿，但是处处想和隋文帝分庭抗礼。说什么我的牛羊是你的，你的丝绸也是我的，这隋文帝哪能同意？

怎么对付他呢？隋文帝也给他回了一封信：“大隋天子贻书大突厥沙钵略可汗：得书，知大有善意。既为沙钵略妇翁，今日视沙钵略与儿子不异。时遣大臣往彼省女，复省沙钵略也。”
沙钵略可汗啊，收到你的信，我大大地感受到了你的心意。既然你认我这个老丈人，那我当然视你如同我的儿子一般。我就派个人看看我女儿、女婿去吧。

派谁去呢？探亲团的正团长是宰相虞庆则，副团长则是外交家长孙晟。这两个人都很厉害，一个有勇，一个有谋。

使团到了突厥，沙钵略果然耍起了花样。他把帐篷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兵器和珍宝，然后大模大样地坐在榻上迎接虞庆则和长孙晟，说，我病了，不能起来拜见，再说，我们家从祖宗以来从来没给别人下跪过。

这态度多强硬啊。不光沙钵略强硬，千金公主也来帮腔了。她偷偷地对虞庆则说：“可汗豺狼性；过与争，将啮人。”
我家可汗是豺狼，你可别惹他，小心他咬你。这是在威胁虞庆则。

怎么办呢？这时候，长孙晟说话了。他说：“突厥与隋俱大国天子，可汗不起，安敢违意！但可贺敦为帝女，则可汗是大隋女婿，奈何不敬妇翁！”
这是在跟可汗讲家礼。咱们两国关系暂且不谈，可是，既然你要当隋文帝的女婿，那无论如何得拜见岳父吧。

沙钵略一听，愣在那里了，长孙晟说得有道理啊。他想了想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起身下拜，跪着接受了隋文帝的玺书。

眼看沙钵略的气焰被打下去了，虞庆则又往前进了一步，让沙钵略称臣。沙钵略不知道什么叫臣，就问左右说：“何谓臣？”左右有跟隋朝打交道多的，就告诉他说：“隋言臣，犹此云奴耳。”
所谓臣，就是我们所说的奴才啊。

这哪是沙钵略想要的结果，可是，既然跪也跪了，拜也拜了，沙钵略自己都泄气了，再争还有什么意思，干脆认命。

又过了一年，开皇五年（585），阿波可汗和达头可汗再次进攻沙钵略，沙钵略只好南迁到漠南，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古草原，成了隋朝的保护国。

有个成语叫“祸不单行”。一次，就在沙钵略和阿波打仗的时候，有一个叫阿拔的部落偷袭了沙钵略的老巢，连他的妻子儿女都俘虏了。这时候，又是隋朝替沙钵略打败了阿拔，帮他夺回了妻子儿女。这样一来，沙钵略终于彻底服气了，上表给隋文帝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大隋皇帝，真皇帝也！岂敢阻兵恃险，偷窃名号！今感慕淳风，归心有道，屈膝稽颡，永为籓附。”
天上没有两个太阳，地上没有两个国王，大隋皇帝才是真正的皇帝啊。我怎么敢倚仗天险去阻挡你的军队，又怎么敢偷走帝王的名号？从今以后我一定感念光大你的仁慈之心，诚心归顺于你，向你屈膝稽首，永远归附于你。再也不提什么我的牲畜都是你的，你的丝绸也都是我的这一类硬话了。

到了这个时候，突厥问题终于圆满解决。

就这样，因为突厥的内乱和天灾，因为隋文帝的坚强领导，因为将士的拼命厮杀，也因为长孙晟的外交努力，隋朝的北边威胁彻底解除，国内建设有了安全的保障，与此同时，一个以隋朝为核心的东亚新秩序也即将确立。那么，隋朝下一步会向何处去？

第十五章　隋陈对垒

随着突厥分裂成东、西两个部分，大隋王朝在北方的威胁基本解除。这时候，雄心勃勃的隋文帝又把目光转向了江南。统一南北，不仅是隋文帝的梦想，也是三百年来所有英主的共同梦想。问题是，江南地区的陈朝不仅经济繁荣，文化发达，还拥有长江这一天然防线，它会轻易屈服吗？面对这一对手，隋文帝又有什么想法？

一、昏君陈后主

开皇四年（584），隋朝经过外交努力和军事斗争，基本解决了突厥的问题。帝国北部的威胁解决了。马上，又一件大事提上隋文帝的议事日程——平定江南。

从永嘉五年（311）“永嘉之乱”西晋灭亡算起，江南地区和中原已经分离了将近三百年，如果再算上西晋之前割据江东的东吴政权，南北分裂的时间就更长了。这将近三百年里，江南地区先后建立了六个政权，就是东吴、东晋和宋、齐、梁、陈四朝，这也就是所谓的“六朝”。

经过六个王朝的开发治理，江南地区经济发达、礼乐昌明，有一个说法叫“六朝金粉”，和北方的金戈铁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中国有大一统的传统，谁都觉得南北分裂不是长久之计。所以在将近三百年的时间里，不断有人想统一南北，但是，最后都以失败告终。现在，轮到隋文帝来谋划统一大业了。

其实，古往今来，两国交兵，能否取胜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

第一，自身如何。

第二，对手如何。

隋朝在隋文帝的带领下，兵强马壮，欣欣向荣，自身情况良好。那么，它的对手怎么样呢？

当时，和隋朝隔江对峙的是陈朝。陈朝的皇帝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此人姓陈，名叔宝，史称“陈后主”。

有人一听这个名字，马上就会想起杜牧的那首《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陈后主就是《玉树后庭花》的作者，是个著名的昏君。这是本书提到的第三个昏君了。第一个是北齐后主，第二个是北周宣帝，第三个就是陈后主。

这三个皇帝虽然都是昏君，但是，昏得各有特点。其中，北齐后主是荒唐，北周宣帝是暴虐，陈后主则是文弱。陈后主的文弱体现在三大方面，在历史上备受指责。

第一个方面是重用没有政治经验的文士。陈后主自己是个诗人、书法家，他眼里的人才，也都是和他一样的人。

当时，江南有一个著名的才子叫江总，很入他的法眼。此人从小就喜欢读书，家里有几千卷藏书，他“昼夜寻读，未尝辍手”
，十七八岁就蜚声江南，好多五六十岁的老文豪都争着跟他当忘年交。陈后主觉得这样的人才难得，就任命他当了宰相。

问题是，江总虽然读书好、诗文好，但并没有什么施政经验。不过幸好陈后主也不要他打理政务，他的最重要职责就是陪皇帝饮酒赋诗。

饮酒赋诗可是江总的本行，完成起来当然容易。江总每天就纠集十几个文士，到后宫来陪侍陈后主。朝廷的才子组团来了，皇帝也不能逊色，于是，陈后主就在后宫挖掘出十几个才色双全的宫女，封为女学士，和江总他们对垒。

要知道，中国古代讲究男女授受不亲，特别是皇帝的后宫，更是戒备森严。但是，到陈后主这里，妃嫔也好，女学士也好，男学士也好，都混杂在一起，猜拳行令，赠答唱和，往往通宵达旦，一点规矩都没有。其中，有一个叫孔范的大臣还跟孔贵妃拜了干兄妹，真是乌烟瘴气。

单写诗没意思。陈后主下令，谁的诗写得好，就马上配上曲子，组织宫女排练演唱。其中，最著名的曲子就是陈后主亲自作词的《玉树后庭花》了：“丽宇芳林对高阁，新妆艳质本倾城。映户凝娇乍不进，出帷含态笑相迎。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

诗是写美人的，内容就是一件事，美人真美。怎么美呢？美人的脸像带着露水的花朵一样娇艳，她的身材像临风的玉树一样婀娜。这就是典型的宫体诗，辞藻华丽，内容空洞。

从陈后主这首代表作就可以知道，江总他们写的诗是什么样子了。宰相和大臣不想怎么治国，就会到后宫写艳情诗，一般人当然看不惯，管江总他们叫“狎客”。如果这帮家伙只知道帮闲也就罢了，问题是，他们还并不安分，总想揽权。

孔范对陈后主说：“外间诸将，起自行伍，统不过一匹夫敌，若望他有深见远虑，怎能及此？
”外面带兵的那些武将，都是行伍出身，只有匹夫之勇，哪里有什么深谋远虑，怎么能事事都听他们的呢？

陈后主一听，觉得挺有道理，压制武将，历来符合君主集权的大方向，所以立刻欣然接受，从此之后，只要陈朝将士稍有过失，陈后主就会下诏夺去他们手下兵马，分给孔范等文士去指挥。这样固然不用担心武将造反了，问题是，整个朝廷的文武大权就交到了一帮只会吟风弄月的人手里，这对国防安全而言非常危险。

第二个方面是宠幸女色。陈后主的皇后姓沈，是个有才学，又很端庄的女性。这样的人当然和风流的陈后主不投缘，所以，陈后主很快就把沈皇后丢到了一边。

那么，他宠幸谁呢？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有龚贵妃、孔贵妃等一干人，但最著名的还是张贵妃。

此人名叫张丽华，本来是兵家之女，父兄都以织席为业。张丽华虽然出身低微，但是，却生得风神秀朗、顾盼神飞，是陈后主后宫中的第一号得意之人。张丽华为什么这么得宠？因为她有三大优点，无人能及。

第一，她漂亮。张丽华可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美人。著名的美人总是各有特点，赵飞燕美在瘦，杨贵妃美在肥，而张丽华最美的是头发。据史书记载，张丽华发长七尺，比身高还要长，而且黑亮如漆，光可鉴人。临窗梳妆，宛若神仙。

第二，她不嫉妒。要知道，古代后宫竞争压力大，所以，一般的妃嫔嫉妒心都极强。但是，张丽华与众不同。她不仅不嫉妒，而且还经常把身边的妃嫔、宫女推荐给陈后主，所以，在后宫人缘极好，甚至达到了“竞言其善”
的程度。这当然也是陈后主眼里的加分项目。

第三，她聪明。又漂亮又善解人意已经难得了，何况张丽华还善于处理政事。陈后主懒于上朝，百官奏事都由宦官代为转达，陈后主就抱着张丽华，坐在软椅上听政。宦官文化程度不高，表达起来常常颠三倒四，这时候，张丽华就帮他们厘清思路，而且还能融会贯通，把事情的前因后果都跟陈后主说得明明白白。有这样的红颜知己，陈后主真是夫复何求，朝廷里的大事小情都和张丽华一起决策，对张丽华言听计从。张丽华也就借此招权纳贿，无所不为。

问题是，这样一来，皇帝轻松了，国家可就倒霉了。本来，国家大事应该由宰相和皇帝来思考处置，现在，宰相是个狎客，皇帝是个浪荡子，谁都不把朝政放在心上，整个国家就处于一种失控的状态了。

第三个方面是奢侈享乐。陈后主是个风雅的人。风雅往前走一步，往往就和奢侈联系在一起了。

他上台没多久，就大肆兴修楼堂馆所。其中，最为标志性的就是临春、结绮、望仙三座高阁。

这三座高阁是陈后主在后宫之中为自己和爱妃修的私家花园，陈后主自己住在临春阁，张贵妃住在结绮阁，龚贵妃和孔贵妃两个人住在望仙阁，三座楼都用回廊连在一起，往来方便。每个高阁都高达数十丈，阁下垒石为山，引水为池，门窗栏杆全是檀香木做的，装饰着金玉珠翠，微风吹来，香飘数里。皇帝和爱妃往楼上一站，衣袂飘飘，简直是神仙一流的人物。

问题是，过这样的日子得要多少银钱才行！怎么才能敛财？这时候，陈朝历史上几个著名的佞臣，施文庆、沈客卿等就派上用场了。这些人统统出身寒门，受经典教育的程度不够，缺乏政治理想，但是，他们办事能力很强，在朝廷中没有什么依靠，只能尽力投靠陈后主，迎合他的所思所想。

现在，皇帝需要钱花，这些能干的宠臣一点都不为难，直接增加税收项目，加大税收额度。就这样，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层出不穷，老百姓苦不堪言。税收问题是关系全民的大问题，这个方面一动，乱的可就不光是朝廷，还有整个社会。

有这样三大方面的问题，就可以断定，陈后主虽然在历史上以文采风流著称，但要论政治能力，则确实是个昏君，根本不是隋文帝的对手。

既然如此，为什么隋朝建立之后没有先进行统一战争？事实上，隋朝建立之初，确实曾经考虑优先攻打陈朝，而且还调兵遣将，做了很多准备。问题是，当时隋朝的北边还有突厥，从开皇二年（582）开始，突厥就大举入侵，隋文帝没有能力两面作战，也不想腹背受敌，这才放弃先南后北的计划，改为先解决突厥问题。

二、战争准备

不过，虽然隋朝并没有急着打陈朝，但这几年来，隋文帝也没闲着，一直做着战争的准备。主要有三方面的准备内容。

首先是麻痹敌人。隋文帝一上台，就赶紧派出使臣，主动去陈朝示好。而且，每次派出使臣，还要特意嘱咐他们，要有涵养，“勿以言辞相折”
。也就是说，不要占嘴头上的便宜。

隋文帝自己做出表率了。使者通好，要带上皇帝的信，隋文帝给陈叔宝写信，署名是“杨坚顿首”
。顿首就是磕头的意思，是古代一种非常客气的说法。

要知道，从领土来说，隋朝比陈朝大，从军事力量来说，隋朝也比陈朝强。一个这么强大的对手，居然对自己如此客气，如果是个精明的皇帝，早就提高警惕了。另外，按照一般做人的道理，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如果是个厚道的皇帝，也会礼尚往来。可是，陈后主既不精明，也不厚道，他马上就被麻痹住了，还以为隋文帝真怕他，既没有提高警惕，也没有做到基本的礼貌，反倒妄自尊大起来，回信相当无礼。

他说：“想彼统内如宜，此宇宙清泰。”
我统辖的宇宙非常清静太平，你那块地盘也还不错吧？这样自不量力，难道不会激怒对方吗？隋文帝拿着这封信遍示群臣，让大臣们都记住这个耻辱，但是照样客客气气地回信、派使节。这就叫卑辞厚礼。光卑辞厚礼还不算，隋文帝还发布通令，再也不招降纳叛了。

本来，南北朝对立，彼此互挖墙脚的事司空见惯。但是，隋文帝说了，现在隋陈睦邻友好，所以，陈朝的文臣也好，武将也好，再要投诚隋朝，一律不接受。有了卑辞厚礼和拒绝投诚这两种表态，隋文帝的和平诚意似乎相当明显。陈后主本来就无心国事，现在更加放心了，再也不做什么战争准备，开始安心花天酒地。这样一来，隋文帝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其次是消耗对手。在这个问题上，宰相高颎出了一个好主意。他说：“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热，水田早熟。量彼收积之际，微征士马，声言掩袭。彼必屯兵御守，足得废其农
时。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贼以为常。后更集兵，彼必不信，犹豫之顷，我乃济师，登陆而战，兵气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储积，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风纵火，待彼修立，复更烧之。不出数年，自可财力俱尽。”

什么意思？这条计策其实包含两方面的内容。

第一，消耗对方的财力。具体来说，就是到江南的庄稼即将收割的时候，就征调士兵，做出一副要打仗的样子。陈朝那边肯定要坚壁清野，准备迎战，这样一来，庄稼就没法收割，只能糟蹋在田里。

另外，当时江北地区主要是土坯房，而江南则主要是竹楼、木楼。竹木结构的房子容易着火，所以要多派一些间谍到江南去，趁人不备就放火，一烧就是一片。而且要经常去，修好了再去烧。

这样慢慢消耗陈朝的财力。他们没钱了，这仗也就不好打了。

第二，消磨对方的精力。怎么消磨？和消耗财力放在一起进行。前面讲过，每到江南快要收割庄稼的时候，隋朝就假装集结兵力，等到江南那边也把军队都调动起来，隋朝这边就解散，让对方白忙活一场。

这样反复几次之后，南方的陈朝就会觉得，北方就是在虚张声势，玩狼来了的游戏，当然也就放松警惕了，等以后真的狼来了，他们肯定措手不及。

隋文帝一听，妙计啊，赶紧依计而行，果然，陈朝的军队和百姓都被搞得疲敝不堪。

再次，调兵遣将。高颎不是有谋略吗？开皇初年，隋文帝刚一上台，就问高颎，谁可以经略江淮地区。高颎马上给隋文帝推荐了两个人。一个叫贺若弼，另一个叫韩擒虎。

贺若弼出身武将世家，而且博览群书，是个文武双全的人物。他的父亲贺若敦是北周著名战将，临死前对贺若弼说：“吾必欲平江南，然此心不果，汝当成吾志。”
我立志要平定江南，但是此生做不到了，你一定要继承我的志向啊。贺若弼把老爸的话牢记心头，念念不忘要平定江南。

开皇元年（581），隋文帝任命贺若弼为吴州总管，镇守广陵（今扬州西北）。得遂夙愿，贺若弼相当激动，他给寿州总管，同时也是自己的好朋友源雄赋诗一首，题为《遗源雄诗》：“交河骠骑幕，合浦伏波营。勿使麒麟上，无我二人名”。
表示要向汉朝的名将霍去病和马援学习，建功立业。

再看韩擒虎。此人原名韩擒豹，一听就是个威猛之人。事实上，在民间传说里，擒虎、擒豹都还算不了什么，韩擒虎干脆就是主管人间生死的阎罗王。不过，此人虽然威猛，但跟贺若弼一样，也喜欢读书。同样是在开皇元年（581），隋文帝派他当庐州（今安徽合肥）总管，经略江南。

隋文帝为什么任用这样两个人？很明显，这两个人不仅有勇，而且有谋，不是一味蛮干的将领。隋文帝已经决定先打突厥，再打陈朝，为此还卑辞厚礼，迷惑陈叔宝，在这种情况下，派两个有智谋的将领坐镇前方，既能扎实推进工作，又能领会皇帝的意图，不会孟浪作战，打乱国家的整体安排。这就是隋文帝和高颎的独到眼光。

就这样，在对抗突厥的同时，隋朝已经悄悄地进行平陈战争的准备了。开皇四年（584），隋朝基本解除了突厥的威胁，马上，平陈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三、导火索

可是，毕竟和陈朝和平友好的口号已经喊了好几年，现在要开战，总得有个理由。怎么找这个理由？隋文帝利用了一个傀儡政权——后梁。

当初南朝分成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梁朝灭亡的时候，有一个皇孙逃到了湖北江陵，投靠西魏，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史称后梁。后来，西魏变成北周，北周变成隋朝，后梁的地位不变，始终是个傀儡政权。国土面积不过方圆四百里，人口也才十几万。有道是人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后梁自己没有实力，对隋朝一直非常恭顺，隋文帝对后梁也很客气，还给自己的二儿子晋王杨广，也就是后来的隋炀帝，娶了后梁的公主当王妃，此人就是后来的萧皇后。

然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现在隋文帝决心统一天下，连陈朝都准备打了，怎么能允许后梁再存在下去？所以，就在开皇七年（587）八月，隋文帝忽然下令，征后梁国主，也就是杨广的大舅子萧琮入朝。萧琮哪敢怠慢，赶紧率领文武大臣出发了。结果，这些人一到长安，就直接被扣押，与此同时，隋文帝还派崔弘度率部进驻江陵，稳定局势。

这个崔弘度，就是北周末年尉迟迥叛乱的时候，最终逼死尉迟迥的那位将军，在隋朝也算威名赫赫。后梁的百姓一听说崔弘度来当接收大员，可吓坏了。

因为崔弘度不仅是一个能打仗的将军，还是个著名的酷吏，以残酷著称。举一个例子。崔弘度有一次吃甲鱼，旁边有八九个小吏伺候。吃着吃着，崔弘度就一个一个地问身边的小吏，这个甲鱼味道好不好？小吏都说，味道很好。

八九个人都问完了，崔弘度勃然大怒，说，你们根本没吃，怎么能知道好不好吃，可见欺诈成性，每个人重打八十大板！就这样，严酷的名声建立起来了，民间还有个顺口溜：“宁饮三升酢，不见崔弘度。”
“酢”就是醋，老百姓宁可喝三升醋，也不愿意见到崔弘度。有多怕他，可想而知。

后梁一直属于南朝风范，统治比较宽松，人民自由惯了，现在让这样的人来接收江陵，江陵百姓能不怕吗？

怎么办？既然当时陈隋对立，江陵百姓干脆投降了陈朝。陈后主是个好大喜功之人，一看有这么多人投奔自己，如同穷鸟入怀，正好彰显自己是有道明君，拥有万方来朝的风范，焉有不接纳之理！马上派人接应，把江陵的十万百姓接到了陈朝。

问题是，这样一来，蓄谋已久的隋文帝可找到理由了，咱们隋陈两国号称友好邻邦，所以，我也从来不从你那边招降纳叛，如今，你怎么敢随便接收我这边的叛臣！在这种情况下，隋文帝马上表态了。他说：“我为民父母，岂可限一衣带水不拯之乎！”
我是老百姓的父母，怎么能让如一条衣带那样狭窄的水域阻挡我统一的脚步！

但是，尽管陈叔宝昏庸，尽管隋朝此前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尽管陈朝招降纳叛，隋朝师出有名，尽管隋文帝已经表态要吊民伐罪，但这句狠话放出去之后，隋文帝并没有立刻开始对陈朝用兵。

为什么？他也有顾虑。毕竟，南北分裂已经近三百年了，统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南朝经济文化的发展程度都很高，水军也有几十万之众，综合国力并不弱。而隋朝虽然地广人多，军队也算百炼成钢，但是，毕竟并不擅长水战。万一打不好怎么办？

当年，十六国时期，前秦的苻坚统一北方之后，也是雄心勃勃地想要南征。他集结了八十万军队，号称只要把马鞭子都扔在江里，长江就会断流，结果淝水之战，被东晋打得惨败，强大的前秦政权也因此灭亡，只留下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的成语。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现在讨伐陈朝，万一有个闪失，会不会也断送隋朝已经取得的大好局面？

就在隋文帝心怀犹豫的情况下，大臣们可坐不住了。纷纷献计献策，表达决心。其中，有两个大臣的意见非常重要、非常有代表性。

第一个叫皇甫绩。此人即将到晋州当刺史，临行之前，他对隋文帝说，陛下伐陈一定会成功。为什么呢？他给了隋文帝三个理由：“大吞小，一也；以有道伐无道，二也；纳叛臣萧岩，于我有词，三也。陛下若命鹰扬之将，臣请预戎行，展丝发之效！”

第一，隋大陈小，这是比实力。

第二，隋朝的皇帝有道，陈朝的皇帝无道，这是比政治能力和政治道德。

第三，陈朝接纳后梁的叛臣，这叫师出有名，这是比战争的合法性。

隋朝在这三方面都占优势，还能不成功吗？

第二个大臣是薛道衡。此人是个著名的文学家，本来并不以谋略见长。但是，面对平陈这个问题，薛道衡也是信心满满。他说：“凡论大事成败，先须以至理断之。《禹贡》所载九州，本是王者封域，南北分裂已久，战争不息，否终斯泰，以运数言之，其必克一也；有德者昌，无德者亡，自古兴亡，皆由此道，我隋主上躬履恭俭，忧势庶政，陈叔宝峻宇雕墙，酣酒荒色，其必克二也；为国之体在于用人，陈重用小人，命将非才，其必克三也；陈甲士不过十万，西至巫峡，东至沧海，分之则势悬而力弱，聚之则守此而失彼，其必克四也。”
什么意思？他给了四个理由。

第一，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现在已经到了统一的时候了，这是天意。

第二，隋文帝有道，陈后主无道，以有道伐无道，必定胜利，这是人心。

第三，陈朝重用小人，命将非才，难以组织有效抵抗。

第四，陈朝的防线过于漫长，兵力不够，肯定顾此失彼。

有这样四个有利条件，隋朝肯定没问题！

听了大臣们的意见，隋文帝终于踏实下来了。这不见得是因为他没有想到这些问题，而是因为他从这些慷慨激昂的献计献策中看到了民心。这两个提出意见的大臣既非武将，也非重要的谋士，其实代表着普通官员的判断和心声。当年苻坚未能打败东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内部不统一，因此，在作战的时候也离心离德。而现在，普通大臣都对胜利充满信心，这就说明，举朝上下在认识上是一致的。团结就是力量，这样的团结之师，岂有不胜之理！

就这样，开皇八年（588）三月，隋文帝下诏说：“陈叔宝据手掌之地，恣溪壑之欲，劫夺闾阎，资产俱竭，驱逼内外，劳役弗已；穷奢极侈，俾昼作夜；斩直言之客，灭无罪之家；欺天造恶，祭鬼求恩；盛粉黛而执干戈，曳罗绮而呼警跸；自古昏乱，罕或能比。君子潜逃，小人得志。天灾地孽，物怪人妖。衣冠钳口，道路以目。重以背德违言，摇荡疆场；昼伏夜游，鼠窃狗盗。天之所覆，无非朕臣，每关听览，有怀伤恻。可出师授律，应机诛殄；在斯一举，永清吴越。”
简而言之，陈叔宝失德，我要吊民伐罪了！

这道诏书一出，也就算正式对陈宣战了。那么，这场精心准备的统一战争能否顺利？

第十六章　统一天下

在大隋王朝建立八年之后，隋文帝发布诏书，讨伐陈朝，准备一统天下。但此时南北分隔已经将近三百年，统一绝非一纸诏书就能解决的问题，它还需要真刀真枪地拼杀，而当时的陈朝也算是国富兵强，且有长江天堑作为天然屏障。并不擅长水战的隋朝将士将如何实施战争方略？过程是否顺利？结果又是怎样？

一、兵分三路

开皇八年（588）三月，隋文帝颁布诏书，吊民伐罪，讨伐陈朝。可他到底要怎么打这场仗呢？有一个叫崔仲方的谋臣给隋文帝出了一个好主意。他说：“今唯须武昌已下，蕲、和、滁、方、吴、海等州更帖精兵，密营渡计。益、信、襄、荆、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张形势，为水战之具。蜀、汉二江，是其上流，水路冲要，必争之所。贼虽于流头、荆门、延州、公安、巴陵、隐矶、夏首、蕲口、盆城置船，然终聚汉口、峡口，以水战大决。若贼必以上流有军，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诸将即须择便横渡。如拥众自卫，上江水军鼓行以前。虽恃九江五湖之险，非德无以为固，徒有三吴、百越之兵，无恩不能自立。”
隋陈之间隔着长江天堑，因此，所谓统一，其实就是如何突破长江的问题。在长江中上游地区，有两个点是兵家必争之地，一个是三峡的峡口，另一个是汉口。针对这两个关键点，崔仲方建议隋朝在长江中游的武昌地区增派精兵，同时在位于上游的蜀地建造舟船，大造声势。如果陈朝担心上游和中游地区的安全，派精锐部队来布防，那隋军就可在下游乘机横渡长江；如果陈朝固守下游核心地区，那隋军就从上游及中游顺流而下。简单来讲，就是上、中、下游互相配合——上游牵制，下游突破。

这个策略其实正是三百年前西晋灭吴的故技，现在，崔仲方把它献给隋文帝了。

隋文帝对这个方略非常赞赏，马上就根据这个方略部署军队。

隋文帝总共调集了五十一万多人的兵力，把他们分成三个集团军。

第一集团军由隋文帝的二儿子晋王杨广担任行军元帅，下设四路大军，负责长江下游作战，重点突破陈朝的首都建康，也就是现在的南京。

第二集团军由隋文帝的三儿子秦王杨俊担任行军元帅，下设三路大军，负责长江中游作战，重点突破汉口。

第三集团军由清河公杨素担任行军元帅，下设两路大军，负责长江上游的作战，重点突破三峡的峡口。

在三支大军中，第二、第三集团军是策应部队，共同任务是吸引敌人视线，牵制敌人兵力；而第一集团军则是主力部队，任务是直捣陈朝的首都建康，结束陈朝的统治。

其中，第二、三军团主要由秦王杨俊负责，而整个三大军团的总负责人则是晋王杨广。很明显，这次战争是要一统天下，也是为杨家打江山，所以，杨坚当然要把自己的儿子放在突出地位。

杨广和杨俊是杨坚的儿子，那杨素又是何许人？他有何德何能，能够和皇子站在同样的位置上？

杨素可是隋朝历史上一位非常著名的人物。此人出身弘农杨氏，长得高大威猛，长髯飘飘，很有英雄气概。不过，杨素可不是只会打仗的草莽英雄，他精研诗书，擅长书法，还兼通占卜术，是个难得的文武双全的人。

北周的时候，杨素替武帝起草诏书，下笔成章，武帝赞赏不已，就说：“善自勉之，勿忧不富贵。”
意思是说，小伙子，好好干，以后会有富贵等着你。这已经是很高的评价了，一般人都会觉得受宠若惊。没想到，杨素却应声答道：“臣但恐富贵来逼臣，臣无心图富贵。”
我倒不想要富贵，只怕富贵追着来找我。大话说到这种程度，真令人叹为观止。这才叫风流倜傥，落拓不羁。有这样的才干，再有这样的性格，一看就是干大事的人。可惜，到了隋朝开皇四年（584），杨素却狠狠地栽了一个跟头。

杨素的夫人郑氏是个著名的悍妇，杨素一辈子连皇帝都不怕，就是怕夫人。有一次，杨素被夫人欺负得实在忍不住了，就愤愤然说了一句：“我若作天子，卿定不堪为皇后！”
这样公然反抗夫人的权威，郑夫人哪能饶得了他！立马就向朝廷举报，说杨素想当皇帝。这是谋反罪啊，按照法律，谋反是要杀头的。当然，隋文帝也知道他们夫妻是怎么回事，内心也挺同情杨素，所以并没有严厉追究，只是把杨素免官了事。

开皇四年（584）对突厥的战争基本结束，朝廷的中心工作也已经转移到平定江南上来。杨素既然免官，就整天在家琢磨平陈的方略，几次向隋文帝上书，献平陈策。隋文帝也知道，杨素是个难得的人才，赋闲在家太可惜了，于是，就重新起用他担任信州总管，驻扎在四川的奉节，经营长江上游。

杨素到任之后，马上积极备战，修造大船。船大到什么程度？最大的一种叫五牙，据说高达一百多尺，船面上起五层楼，能够容纳八百士兵。船的前后左右设有六个拍杆，所谓拍杆就是投石头的杠杆，相当于六门大炮，论起作战能力，简直就是古代的航母。而且，造船的时候特意搞得声势浩大，吸引足了陈朝军队的眼球。

这不正符合隋文帝的战略部署吗？所以，隋文帝对杨素相当看好，虽然不是自己的儿子，但也委以重任，让他担任一个集团军的司令了。

事实证明，隋文帝一点也没看走眼，平陈战争的第一战正是由杨素打响的。

开皇八年（588）十二月，秦王杨俊率领十万大军进驻汉口，做出一副要从武昌渡江的样子，陈朝赶紧调动驻扎在三峡口的数万军队援助武昌，这样一来，上游三峡就兵力空虚了。陈朝军队一调动，杨素率领的第三集团军就马上下水了，浩浩荡荡，顺流而下。可是，到了三峡的流头滩（今湖北宜昌西北），船走不过去了。陈朝的一个大将率领几千士兵扼守在前方的狼尾滩上。狼尾滩在长江水路的中间，水流湍急，不利于隋朝的大船发挥作用。怎么办？杨素是个聪明人，他没有硬攻，而是搞了一个水陆并进的夜间突袭。

陈朝的士兵固然擅长水战，但是到夜里，还有相当多的战士在岸上扎营休息。只要他们在陆地上，隋朝的军队就可以发挥优势了。就在当天晚上，趁着月黑风高，杨素组织三支军队衔枚出发了。一支是水军，由他亲自率领，登陆狼尾滩，实施突袭；另外两支则是陆军，从南北两岸进攻陈军在长江两岸的军营。

陈军的将士们睡得正香，一下子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稀里糊涂就成了杨素的俘虏。就这样，狼尾滩战役首战告捷。

狼尾滩大捷对隋朝的意义太大了。中国历来讲南船北马，北方士兵就怵水战，对渡江作战信心不足。现在狼尾滩战役一打赢，等于给隋朝的士兵打了一剂强心针。谁说我们不能打水战？士气一下就高涨起来。

突破了狼尾滩，杨素的军队就出了三峡，长江的水面开阔起来，杨素苦心经营的大船也能施展开了。一时间，长江江面“舟舻被江，旌甲曜日”
。杨素坐在五牙战船的船头，衣袂飘飘，威风凛凛。陈朝人一看这样的气派，都纷纷议论：这哪是人，这分明是江神啊。所到之处，望风投降。

就这样，杨素顺利地和中游的杨俊会合，牢牢地牵制住了陈朝布置在长江中上游的十几万大军，完成了既定的战略部署。

二、直捣黄龙

上游的牵制工作已经完成，该看下游的了。下游是隋军的主力，负责直捣陈朝首都建康，由晋王杨广亲自率领。这可是整个战争的重中之重。当时，杨广才二十岁，难以独当一面，隋文帝还特意安排久经考验的宰相高颎给他当元帅长史，全面负责前敌指挥。那么，他们这边的情况怎么样？

下游的局面比上游还顺。因为陈后主亲自“照顾”他们，给他们送上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大礼包。

前面说过，开皇七年（587），后梁的宗室带领十万百姓投奔陈朝。这可是一支不小的力量。陈后主对这些人难免有些不放心，总想震慑一下他们。怎么震慑？按照惯例，新春要举行大朝会，陈后主就决定，在新春朝会的时候搞个阅兵式，向这帮降将展示一下武力，让他们看看自己兵有多多，将有多广，以防他们生出二心。

问题是，光靠首都卫戍部队营造不出千军万马的场面。为装门面，陈后主下令把江州（今江西九江）以东的水军全部调往首都。这意味着整个下游江面上连一艘巡逻艇都没有，这可太危险了！陈朝当然不乏明白人，很多大臣议论纷纷，说现在隋朝军队大军压境，恐怕来者不善。请陛下不要孟浪，要加强重点地区的重点防守。

可是，陈后主是个昏君，这些意见一提出来，马上就被他否决了。他说：“王气在此。齐兵三来，周师再来，无不摧败，彼何为者耶！”
我们江南有王者之气，老天会保佑我们的。当年北齐三次进犯，北周也两次兴兵，都没能把我们怎么样。难道隋朝就能比他们强？既然天命在此，加强防守干什么？那岂不是对隋朝示弱？

陈后主这番胡话已经够雷人的了，偏偏还有人帮腔。谁呢？孔范。就是认了陈后主的爱妃孔贵妃做干妹妹的那位狎客。孔范说：“长江天堑，古以为限隔南北，今日虏军岂能飞渡耶！边将欲作功劳，妄言事急。臣每患官卑，虏若渡江，臣定做太尉公矣！
”老天安排这样一道长江，就是为了隔绝南北的，所以我们根本不用担心北方人打过来。所谓江防紧张，不过是沿江守卫的将领们想要立功，所以来吓唬陛下的小伎俩罢了！而且，我正嫌自己官小，如果他们真的打过来，就让我替陛下把他们打回去吧，那时候，陛下可别忘了封我做太尉哦。总之一句话，我们不怕！

就这样，眼看着隋朝大军压境，陈朝的江防居然前所未有地松弛，这真是千载难逢的大礼包。有道是，“天予不取，反受其咎”
。杨广和高颎可不是陈后主那样的糊涂人，他们马上决定，利用春节陈朝军队防守空虚这个有利时机，跟陈叔宝决一死战。

开皇九年（589）正月初一，天降大雾。这雾又酸又辣，直呛鼻子。陈后主喝得烂醉，一直睡到下午才醒过来。就在陈后主做梦的时候，杨广的军队已经在大雾的掩护下开始渡江了。

杨广军团下分四路大军。按照杨广和高颎的部署，中路军由杨广亲自坐镇，直扑长江北岸的六合镇桃叶渡，和建康隔江对峙。还有一路走海路，从东海南下，直扑吴郡，就是现在的浙江，从东南方向包抄建康。另外两路则作为先头部队，率先渡江。这两路的统帅是谁？就是隋文帝早就安排好的两员猛将，贺若弼和韩擒虎。其中，贺若弼在东边，从扬州渡江；而韩擒虎在西边，从庐江渡江。

长江自古号称天堑，他们要怎么过去？

先看贺若弼，他直接来到江边，坐上船大摇大摆就过来了。

江对岸的陈朝守军怎么不管？因为他们被贺若弼骗了。贺若弼长期驻防扬州，以前每次军队换防的时候，贺若弼都把队伍拉到江边，大张旗鼓，做出一副要渡江的样子。开始陈朝军队很紧张，赶紧严阵以待。没想到，热闹一阵子，也就消停了，再一打听，原来只是换防而已。久而久之，陈朝的军队再看见贺若弼在江边集结部队，就直接认定是换防，根本不去管。这也正是贺若弼想达到的目的。这次，他又大张旗鼓地来到江边，陈朝的士兵还是不当一回事，该喝酒喝酒，该赌博赌博，于是，贺若弼开出事先准备好的战船，率领一万二千大军，在大雾掩映下直接过江而来。

再看韩擒虎，他就更顺了。他是大年三十夜里渡江的，江对岸的陈朝守军正过除夕，一个个喝得烂醉，韩擒虎率领五百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就摸过来了。可笑长江天堑，竟没让两支军队损失一兵一卒。

就这样，开皇九年（589）大年初一，贺若弼和韩擒虎这两把尖刀已经一东一西，插在了建康城的两边。现在，他们的任务就是逐步向建康城推进，然后等待主力部队过江，一起合围建康城了。

按说，就算过江顺利，到了陈朝的地盘上，总要打几场恶战。可是，就在这种情况下，更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

贺若弼和韩擒虎的先头部队都推进得出奇地顺利，简直如入无人之境，根本没遇到什么抵抗。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说到底还是因为陈后主君臣决策失误所致。

要知道，陈后主最不信任的就是武将了，唯恐武将乘机扩大权力。所以，虽然战火已经烧到自家门内，把陈后主吓得直哭，但是一旦武将请战，他还是畏首畏尾，就是不肯真正给武将权力。

这边畏首畏尾，迟迟不调兵遣将，可把贺若弼和韩擒虎两位将军高兴坏了。他们赶紧扩大战果，一路势如破竹，向建康推进。隋朝的战斗檄文说要吊民伐罪，两位将军在军纪方面也下足了功夫。对自己的士兵严格要求，哪怕喝老百姓一壶酒也要处死，而抓到俘虏，则是宽大为怀，既不杀头，也不收编，还奉送路费，让他们带上隋朝的宣传品回家。江南的军民一看，这是仁义之师啊，便纷纷主动投降。这样一来，部队推进的速度就更快了，到了正月十七，贺若弼和韩擒虎已经从东西两个方向把建康城包围了。

眼看兵临城下，陈后主终于意识到，应该听听将军们的意见了。当时，陈后主的身边最重要的将军有两位，一个是萧摩诃，另一个则是任忠。两人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将，手中的军队加起来不少于十万人。这两个人中，萧摩诃是积极主战派，任忠则不是。

任忠献计说：“兵法：客贵速战，主贵持重。今国家足食足兵，宜固守台城，缘淮立栅，北军虽来，勿与交战；分兵断江路，无
令彼信得通。给臣精兵一万，金翅三百艘，下江径掩六合，彼大军必谓其度江将士已被俘获，自然挫气。淮南土人与臣旧相知悉，今闻臣往，必皆景从。臣复扬声欲往徐州，断彼归路，则诸军不击自去。待春水既涨，上江周罗睺等众军必沿流赴援，此良策也。
”

任忠这番献计，有四个意思。

第一，我们主场作战，应该老成持重，坚壁清野，不要轻易和这两支军队交战。

第二，给我一万精兵，我直接渡江去打杨广的主力，他们看到我们的军队，肯定以为自己的先遣部队已经被我们吃掉了，士气就会受影响。

第三，我到淮南去制造谣言，声称自己要进攻徐州，徐州是南北往来必经之路，他们怕我们截断归路，很可能慌不择路地往回跑。

第四，在解了燃眉之急后，我们再静等长江中游的军队来救援。

任忠这个方略非常好。既老成持重，又不乏开拓进取，可以说是一个积极的防守策略。

问题是，萧摩诃是主战派。两个将军意见不一致，陈后主也不知道该听谁的。回去想了一夜，第二天，终于表态了。他说：“兵久不决，令人腹烦，可呼萧郎一出击之。”
仗打了这么久还没打完，我都心烦了，要不，让萧郎跟他们打一场吧。这就等于认可了萧摩诃的意见。

任忠一听，赶紧叩头苦谏，说，要是早几天他们刚过江的时候打也就罢了，现在他们兵临城下，不是打的时候啊。正在这时候，旁边孔范说话了：怎么叫不是时候？只要打，保证赢，而且，我们还要一直打到北方去！这不是痴人说梦吗？可陈后主就爱听这样的恭维话，当即下令，让萧摩诃领军出战。

就这样，正月二十日，集结在国都的十万陈军倾巢出动，由萧摩诃总领，要和东边的贺若弼决战了。

贺若弼当时有多少人？八千。明显是寡不敌众。所以，远在六合的总指挥杨广发来指令，让贺若弼坚守，等待主力渡江，然后一起进攻。

可是，贺若弼登上钟山一看，马上改主意了。陈朝的十万军队居然摆开了“一”字长蛇阵，南北长达二十里，首尾不能兼顾，完全可以找一个薄弱环节突破。

有道是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贺若弼当即决定，不等主力部队了，直接打！

事实证明，贺若弼轻敌了。陈朝虽然皇帝昏聩，但军队还是有一定战斗力的。特别是前锋鲁广达部，打得相当顽强。没一会儿工夫，就杀死了两三百隋军。

贺若弼手下一共才八千人，牺牲不起。怎么办？只好在阵前放火，借助烟火的掩护往后撤。这时候，如果陈朝的军队穷追不舍，贺若弼真是形势危急。可是，就在这危急时刻，又有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陈朝的军队一看贺若弼往后撤，也不去追，纷纷停下来争抢死去隋军的人头。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原来陈军出发之前，陈后主发话，谁要是割下敌军首级，必有重赏！陈朝军纪不严，利欲熏心，所以兵士都不乘胜追击，而是忙着跑回去领赏了。

这样，贺若弼终于缓过一口气来，重整旗鼓，回头反击。这次，他知道厉害了。再不跟鲁广达的军队交战，而是率军直奔孔范的队伍。孔范牛皮吹得比谁都厉害，可他一看见隋军过来，怪叫一声，纵马就跑。他这么一跑，整个长蛇阵可就乱了套。各部士兵都四下逃命，打死的、踩死的多达五千人，连总指挥萧摩诃也被活捉了。

萧摩诃也是陈朝数一数二的人物，他这是怎么指挥的，怎么就被活捉了？确实，萧摩诃根本就没起到主帅的作用，不过，这倒不完全是因为他无能，而是他不愿意指挥了。

就在开战之前，萧摩诃忽然接到家人通报，他前脚走，陈后主后脚就派人把他夫人接到宫里去了，拿他夫人当人质，在古代也是常见的做法。但是，萧摩诃的夫人是个著名的美人，陈后主又是见一个爱一个的风流天子，萧摩诃觉得，夫人到了那里，恐怕就回不来了。这可太让萧摩诃伤心了，本来，打仗无非是保家卫国，现在陈后主把他的家先毁了，他这个仗还打什么？老将军干脆什么也不管了，束手就擒。

就这样，陈朝十万大军，居然败给了贺若弼的八千人马。

三、活捉陈后主

陈朝的两员大将，萧摩诃被俘，任忠哪里去了？任忠逃回建康城了。

一看见陈后主，任忠就说，陛下好自为之吧，我已经无能为力。到这时候，陈后主才真正着急了，赶紧拿出两大箱金子来，交给任忠，让他出去招募勇士。任忠看了看金子，对陈后主说，陛下收拾收拾东西，准备上船逃吧，我一定拼死护卫您。

陈后主一听，感激得眼泪都流下来了，赶紧让任忠出去安排。自己和妃嫔都穿好旅行装，在宫里坐等。可是，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任忠到底干什么去了？投降去了。

前面说，隋朝有两支先头部队，一支由贺若弼统率，另一支由韩擒虎统率。任忠在贺若弼这边吃了败仗，干脆找韩擒虎投降去了。而且，主动给韩擒虎当向导，领着他杀回了皇宫。到了朱雀门，还有一些士兵想要抵抗，任忠发话了：“老夫尚降，诸军何事？”
我都投降了，你们还抵抗什么啊？众人一听，一哄而散。眼看着局面已经无法收拾，内城里的文武百官也顾不得什么忠孝节义，都纷纷逃走。

这时候，陈后主真是孤家寡人了，平时无时无刻不在身边奉承的狎客早就不见了踪影，只有尚书仆射袁宪一个人还陪在身边。陈叔宝看看袁宪，长叹道：“朕从来待卿不胜余人，今人皆弃我去，唯卿独留……非唯朕无德，亦是江东衣冠道尽。”
大意是说，我平时待你并不好，没想到最后你护卫我。其实咱们国家亡国真是应该。为什么？不光我无德，你看，咱们江南这些衣冠士人，一个个不也都没道德？大难临头各自飞了！把亡国的责任推到所谓的“江东衣冠”
身上，真是死到临头都不认错。

这时候，喊杀声已经越来越近。陈后主一听，顾不得叹息，赶紧往后跑。袁宪劝他说，大军已经进来，您还能跑到哪里去？不如整齐衣冠，端坐正殿，还能保持一点尊严。

陈后主哪有这个胆量，他说，你开什么玩笑？刀剑不长眼睛，我可不敢跟大兵较劲。说完，拉上几个妃嫔，撒腿就跑。跑到哪儿去了？跑到后宫景阳殿去了。那儿有一口枯井，陈后主跑到了井边。

这时候，老宰相袁宪追了过来，和另一个官员一起，遮住井口，不让他跳。别看陈后主平时是个文弱书生，关键时刻力气可不小，南拳北腿一起上，到底把两个老大臣推开，义无反顾地跳了下去。

这边陈后主跳井，那边隋军已经进来了，到处找不到陈后主。怎么办呢？有宫女悄悄指了指那口井。井里黑，隋军也看不清里头的情况，就对着井口喊话。喊了好几句，里面都无应答。士兵威胁道：你再不说话，我可扔石头了。这时，陈后主终于说话了：别扔，我在里面呢。隋军一听，赶紧扔下一根绳子，要把他拽上来。几个精壮小伙子往上拽，一拽，不动；再一拽，还不动。小伙子们就发牢骚了，这陈朝的皇帝怎么这么沉呢？好不容易拉上来，一出井口，大家都笑了。怪不得这么沉，原来不是一个人啊。绳子的那一头，陈后主、张贵妃、孔贵嫔三个人抱成一团出来了。真是多情至死。

就这样，因为隋朝的精心准备，也因为陈后主的昏聩无能，隋朝平陈战争异乎寻常地顺利结束了，主力部队甚至都没有出动，两个偏师将军就立了大功。自此，江南三十个州，四百多个县，二百多万人口都纳入隋朝的版图，南北方在分裂三百年后终于再次实现统一。这也是中华民族继秦汉之后的第二次真正意义上的统一。

站在一千多年之后的今天回想，这次统一的意义太重大了。

首先，这是把南北朝时期分别发展的南北国土、南北民族和南北文化整合到了一起，让中华民族有了一个更广阔，也更深厚的发展空间。唐朝人在谈到南北朝经学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南学简约，得其精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
其实这句话不仅可以概括学术，也可以概括整个社会发展。在南北朝分裂期间，南朝就像树的主干，保持着中国文化的根本；而北朝就像大树的枝叶，把中华文化尽力地向四周发扬。现在，南北统一，树干和树枝、树叶终于长到了一起，这才是完整的中华文明之树。隋唐两朝的巨大繁荣就建立在这棵根深叶茂的大树之上。

其次，这次统一，也使得隋朝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升。经过和隋朝的战争，突厥这个老的东亚霸主已经倒下。现在，随着隋朝统一战争的结束，一个新的东亚霸主站了起来。这其实也就意味着一个以隋朝为主体的新东亚，乃至新世界秩序的建立。

那么，一个以崭新的姿态崛起的大隋王朝，还有哪些卓越的表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隋兴衰四十年．2／蒙曼著．—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20.11

（蒙曼说历史）

ISBN 978-7-5722-0595-8

Ⅰ．①大…　Ⅱ．①蒙…　Ⅲ．①中国历史—隋代—通俗读物　Ⅳ．①K24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13877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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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曼说历史

MENG MAN SHUO LISHI

大隋兴衰四十年2

DASUI XINGSHUAI SISHI NIAN 2

蒙曼　著

出版发行　浙江教育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40号　电话：0571-85170300-80928）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成品尺寸　145mm×210mm

印　　张　7.875

字　　数　148000

版　　次　2020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20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978-7-5722-0595-8

定　　价　4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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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571-88909719

再版序

看过去的作品，有点儿像看青年时代的照片。比着剪刀手，穿着过时的衣裳，乍一看几乎认不出来，自家几时有过这般可笑的模样？可是，再一看，那眉眼，那神情，不是自家又是谁呢？只不过是身形再细些，脸庞再鼓些，嘴角再翘些，看起来都是无足轻重的改变，却又是再高级的美颜相机也打造不出来的模样。

我们年轻的时候，只要不是过分自大的人，任谁听说，你现在这个样子最美，都不会轻易承认吧？我们总对自己有各种各样的不满，发型太丑，大腿太粗，笑容太野，这林林总总的问题，难道日后不会一一修正吗？我们都相信，修正了之后的自己才是最好的自己。殊不料，若干年之后，浓密的黑发委了地，肥厚的脂肪上了腰，浅浅绽放的笑容里也多了皱纹的加持——我们一直在努力，却终未长成自己理想的模样。非但没有长成，甚至还多了一点“盛年不重来”
的惆怅。所以，人生究竟是用来经历的，还是用来修正的？修正了之后，真的就会更好吗？若并未更好，为什么我们还要汲汲于修正？

这些问题，在此次修正书稿的过程中都曾反复回旋于我的脑海，回旋之后，我的态度是保守的——只美颜，不动刀吧。所谓动刀，就是外科手术式的修正，腿短了接骨，腰粗了去脂，乃至改头换面，重新做人。这样的做法放在书稿上，可能就意味着调结构，换立场，改结论，“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
。我固然佩服这样每日精进的锐气，却全无躬身践行的勇气，因为这套书出版近十年来，无论是我自己，还是整个隋唐史学界，对隋代的认识并无突破性进步，在这种情况下贸然伤筋动骨，实恐得不偿失。

尽管如此，美颜还是必要的。当日木兰凯旋，“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
，曾让多少伙伴惊喜交加：“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
确实，洗去十二年征尘的木兰，在伙伴的眼里，不也恍若脱胎换骨一般吗？把这动人的一幕置换到书稿上来，我也权做画眉张敞，弄粉调朱吧。

首要的“美颜”自然是洗其污垢。其中最大的“污垢”当属隋炀帝陵的位置。史载隋炀帝死后，辗转迁葬雷塘。隋唐时期雷塘的位置久已失载，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大学士阮元经考证，认定扬州市邗江区槐泗镇槐二村的土墩墓即为雷塘隋炀帝陵，并请时任扬州知府伊秉绶立石书碑。阮元为一代学宗，其说一出，几成定论。本书初版之时，也沿袭此说。然天不藏道，地不爱宝，2013年，真正的隋炀帝墓在扬州市西湖镇司徒村曹庄发掘出土，千载之疑，至此冰释。此番修订，自当存真去伪，改用新说。除此之外，还有若干其他讹谬，此次修订也一并改正。盖史书之事实错误犹如美人之面上污点，这类修正，算是洗了污垢。

其次的“美颜”是增其华彩。原书稿脱胎于《百家讲坛》讲稿，以当时口语成书，虽有“如闻其声”之得，却也有“文不雅驯”之失。此次修订，一律润饰，冀少增文采。这类笔削，散在章章节节，字字句句，看似简单，但操作起来，才真正理解古人“推敲”之不易。盖文辞之简陋伧荒犹如美人之粗服乱头，这类修订，算是施了淡妆。

袁枚诗云：“爱好由来下笔难，一诗千改始心安。阿婆还似初笄女，头未梳成不许看。”
想来阿婆白发皤然，纵使梳头，难夸云鬓。但洗面施妆，终是爱己尊人之举，其情可感。俾观者知之，不亦乐乎？

蒙曼

2020年3月23日

序言

2011年“五一”的时候，我乘火车过九江，听江声浩荡，不由得想起隋文帝来。

当年，隋朝的大军就是在这里集结，准备过江的。那些从蒙古草原、黄土高原上走下来的将士们，面对这汤汤流水，会是怎样的心情呢？他们是否意识到，自己正在缔造一段崭新的中国史？还有，他们的统帅，隋文帝杨坚，是否足够意识到了自己这个决策的历史价值呢？

那个曾经叫普六茹那罗延的孩子，沾染了一身胡气，文化程度不高，但是拼命想建立一个理想政府，想要像自己心目中的圣君一样，君临天下的皇帝啊。因为理想高远，所以他克己复礼、励精图治，这让他远远地超越了侪辈，成为中国历史上贡献最大的英主之一，也让他的王朝能够凌驾于乱象丛生的魏晋南北朝之上，和唐朝一起，共同构成中国历史上最繁盛的时代。以功业而言，这是一个配得上“千古一帝”称号的皇帝。

但是，这只是隋文帝的一面，正如惊世的武功、焕然的典章、干云的豪气，也只是隋朝的一面一样。隋文帝的另一面，大概是冷硬与无趣吧。隋文帝有一点音乐素养，谱过两支曲子，一支叫《天高》，另一支叫《地厚》。曲子的具体韵律当然早已无从知晓，但是，其精神基调，据说是在赞美帝王之道与后妃之德。

这样的艺术品位与生活情趣，争如唐朝的风流天子李隆基！当年，李隆基潇洒地对大臣讲，“吾得贵妃，如得至宝”
，一曲《得宝子》由此诞生。一个一脸严肃，另一个满面春风；一个谆谆教诲，另一个浅吟低唱，谁能阻止我们私心爱慕李三郎呢！甚至连他和杨贵妃的不伦之恋，我们都能拔高为“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的千古绝唱，而隋文帝终其一生，和老妻独孤伽罗同眠同起，言笑晏晏，反倒成为怕老婆的笑柄。唉，人啊人。

但是要注意，我并非一味地给隋文帝鸣不平。我知道，人们不太喜欢隋文帝，并不真的因为他为人过于严肃，更不是因为他坚守一夫一妻的道德原则，而是因为，他的内心缺乏一种柔度，缺乏一种对人的真实同情。他有理想，就要求全国人民和他一样有理想；他有道德，就要求全国人民和他一样有道德；而且，在内容与程度上都不允许有任何差异。这种信念过了头，就把人变成了机器。

这种机器一般的感觉，体现在他苛责儿子，不教而杀上；也体现在他为了确保仓库的存粮量，宁可和百姓一起逃荒，也不肯开仓放粮上，甚至还体现在里坊森列，严整如棋局般的大兴城上。他建立了那么多好制度，却没有真正弄清楚，所有的制度都是为人服务的。

恰恰相反，他一心希望把所有的人都约束在规范之下，而当这个规范无限大的时候，人就会被压缩得无限小，小到如同蚂蚁一般，这不就成了时代之殇吗？

这样的价值取向，让隋文帝可以成为有为的君主，但不会是有道的君主，更不会是有情的君主。这样的统治方式，也使整个大隋王朝陷入了一种只有气度而没有温度的迷局。这是隋朝如流星般焕发出瞬间光彩的依据，同时也是它如流星般瞬间陨落的根源吧。

由隋文帝，我又不免想到隋炀帝。

我觉得，隋朝最有魅力的两位男士，一位是隋炀帝，另一位是隋炀帝的功臣——杨素。

谁不知道风尘三侠的故事呢？红拂女、李靖和虬髯客，多么迷人的武侠经典！问题是，如果没有杨素放行，身为杨府家伎的红拂怎么能夜奔成功呢？谁又不知道破镜重圆的故事呢？落魄的徐德言、已经沦为侍妾的乐昌公主，如果不是杨素慷慨玉成，单凭一块破镜、一段痴情，怎么敌得过世事沧桑、陵谷变迁！隋炀帝就更不用说了，那样的美男子，那样的大诗人。他的《饮马长城窟行》，“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万里何所行，横漠筑长城”。
慷慨质朴，直逼魏武帝曹操。难怪他会自负地说：“天下皆谓朕承藉绪余而有四海，设令朕与士大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
天下都说我是因为我爸是皇帝才当上皇帝的，其实不然，如果让我和天下文人士大夫比才学，我还是皇帝！这样的霸气，这样的才情，再配上东狩西巡、倚红偎翠的事迹，谁能否认他的魅力呢？

可是，就是这样两位潇洒倜傥的美男子，就是这些熠熠生辉的风流佳话，却也拖着那么浓厚的阴影！当我们津津乐道于杨素的慈悲时，会不会想起他的敢死队中，那些只许进、不许退的普通战士？或者，当我们陶醉于隋炀帝的风采时，会不会想起在他改天换地的急政之下，那些扔下锄头、离开家乡、开河筑堤、转死沟壑的平凡农夫呢？慷慨悲歌的英雄背后，是千千万万个很难发出声音的愚夫愚妇吧！但是，一旦他们发出声音，那可就是惊天动地的呐喊了。

这呐喊声最后消失在唐朝，消失在唐朝初年的仁政里。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叫唐承隋制。唐朝保留了隋朝所有的好制度，只是增加了一条“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的深刻认识而已。常常听人议论唐朝的豪迈气象，但是我倒觉得，隋朝是刚，唐朝是柔；隋朝是骨，唐朝是肉。刚柔并济、骨肉相连的时候，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段——隋唐盛世才真正诞生。千载之后的我们，面对这段历史，除了惊叹与艳羡之外，是否还可以有更深的思考呢？

写到这里，我再一次深感幸福，探索历史的幸福。历史总让人升腾起理想，又让人产生回到现实的力量。就是这深邃而厚重的历史让我们知道，不管理想有多高远，在现实世界中，我们都得一步步走过，不能跑，更不能飞；也是同样的历史让我们知道，如果没有高远的理想，我们甚至连下一步都无从落脚，只能在歧路徘徊。

蒙曼

2011年6月于京西寓所

目 录

再版序

序言

第一章　再平江南

一、江南再叛

二、杨素高压

三、杨广怀柔

四、岭南归顺

第二章　计杀大义

一、都蓝势盛

二、计杀大义

三、抑强扶弱

第三章　圣人可汗

一、突利入隋

二、杨广立功

三、战争意义

第四章　开皇之治

一、发展经济

二、发展文教

三、整顿吏治

第五章　太子失宠

一、太子杨勇

二、失爱于父

三、失爱于母

第六章　杨广结盟

一、独孤援手

二、杨素加盟

三、太子危机

第七章　高颎罢相

一、保护太子

二、得罪皇后

三、高颎之废

第八章　东宫易主

一、皇帝发难

二、压平朝廷

三、废长立幼

第九章　骨肉相残

一、秦王之死

二、蜀王之废

第十章　由盛转衰

一、仁寿逸志

二、任情枉法

三、猜忌大臣

第十一章　风波再起

一、独孤之死

二、杨素失宠

三、杨广危机

第十二章　文帝之死

一、两种记载

二、死亡之谜

第十三章　一代英主

一、丰功伟绩

二、不达大体

三、矛盾的皇帝

第一章　再平江南

开皇九年（589），隋文帝仅仅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异常顺利地打败陈朝，统一南北。但就在第二年，陈朝的旧境全面发生叛乱，隋朝又被重新卷入战火之中。江南为什么会发生叛乱？先前的顺利和此时的反弹之间有什么关系？隋朝的统治者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让江南人民无法接受？

一、江南再叛

隋朝仅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结束了陈朝的统治，实现了全国的统一，整个战争进行得顺风顺水，让隋文帝君臣很是得意了一把。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就在平陈之后不到两年，也就是开皇十年（590）年底，一场席卷陈朝旧境的叛乱全面爆发，重新把隋朝拖入战乱之中。

江南为什么叛乱？

首先，因为隋朝在江南处置失当，失了人心。

根据史书记载，隋文帝把陈后主俘虏到长安之后，每次宴会都叫上他，让他享受三品待遇。奏乐的时候，怕他听到家乡的音乐伤心，从不当着他的面演奏江南音乐。听说他整天喝酒，隋文帝先是想劝他少喝，后来又怕他不喝酒更苦闷，就让有关部门敞开供应。这样体贴入微，让陈后主心情非常轻松。

南方是鱼米之乡，陈后主到长安之后也入乡随俗，不吃鱼，改吃肉了。他特别爱吃驴肉，想来一定打心眼里认同“天上龙肉，地下驴肉”的说法。生活幸福了，陈后主还主动跟隋文帝要官做，小日子过得相当滋润。这正是全拜隋文帝所赐。

可能读者会疑惑，隋文帝的安抚工作做得挺好啊，怎么还会失去人心呢？隋文帝对陈后主确实不错，但是，对江南其他人就没有那么好了。

举个破镜重圆的例子吧。陈后主有一个妹妹，被封为乐昌公主，嫁给太子舍人徐德言为妻。夫妻俩郎才女貌，非常恩爱。徐德言是一个有政治眼光的人，他看到陈后主昏聩，国事衰微，预感到陈朝可能会被隋朝吃掉，就对乐昌公主说，一旦国破家亡，凭着你的才气容貌，一定会被掳入豪门。咱们夫妻恩爱一场，倘若情缘未断，还望有相见之日，到时候应该有信物为凭。什么样的东西做信物好呢？两人一商量，就把一面铜镜破成两半，夫妻俩各拿一半，约定以后如果夫妻分离，就每年正月十五去市场卖半面镜子，用这种方式给对方发信号。

后来，隋朝灭陈之后，乐昌公主果然作为战利品，被赏给了大将军杨素当小妾，跟杨素到了长安。而徐德言则天涯落拓，亡命江湖。

杨素很宠爱乐昌公主，但公主心里还是想着徐德言，每年正月十五都让老仆人到市场上去卖镜子，而且故意要价很高，当然从来无人问津。

过了好几年，徐德言终于漂泊到长安，正月十五这天，他也怀揣半面镜子去了市场。到那儿就看见一个老头在高价卖半面镜子，徐德言把自己的镜子往上一对，严丝合缝。爱妻终于找到，徐德言当然非常高兴。赶紧向老头打听妻子的下落。老头讲，乐昌公主现在杨素府上。杨素可不是一般人，徐德言一下子就心凉了半截。怎么办？思来想去，他没敢贸然前往，就在镜子上写了一首诗：“镜与人俱去，镜归人未归。无复姮娥影，空留明月辉。”
当年镜子和人一块儿离开了我，现在镜子回来了，可是人却回不来。我再也不能在镜子里看到我妻子像嫦娥一样的身姿了，镜子里只留下一片明月的光辉。

徐德言让老仆人把题了诗的镜子带回去给公主。公主一看丈夫的笔墨，顿时泪流满面。一连几天都郁郁寡欢。杨素问怎么回事，乐昌公主据实相告。杨素一听，居然还有这样的奇事！一时心动，就派人找到徐德言，请他吃饭。夫妻两人终于又坐在一起了，泪眼相望，原来风流倜傥的徐德言已经两鬓斑白，而金尊玉贵的乐昌公主也已经成为他人的小妾。夫妻相对，真是恍若隔世。

正尴尬之际，杨素令乐昌公主赋诗一首，公主应声说道：“今日何迁次，新官对旧官。笑啼俱不敢，方验做人难。”
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我的前夫和我的现任丈夫居然都到了眼前。面对这两个人，我哭也不敢，笑也不敢，这才体会到做人何等艰难！一首诗道尽了人生的辛酸。

杨素也是个风流人物，深受感动，就成人之美，把乐昌公主交还给徐德言，还送他们一笔钱，让他们回江南终老。这就是成语“破镜重圆”的来历。

这个故事结局很美丽，问题是，有多少人能有乐昌公主这样的好运气呢？可以想象，在这么一个传奇的特例之后，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悲惨命运。

当时，上至王孙公主，下至平民百姓，肯定有无数江南女子被掠入北方，也肯定有无数江南士人失去了原来的社会地位。到处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按照《隋书》的记载，“江南士人，悉播迁入京师”
，这当然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动荡。

其次，隋朝对江南的社会改造太急了。南朝是典型的士族社会，皇权比较衰弱，政府对社会的控制也比较宽松，世家大族、地方领袖乃至少数民族首领，都为所欲为。

举一个典型的例子，陈朝占据长江以南那么大地盘，经济发展又那么好，居然只有二百万人口，看起来非常不合理。江南人为什么这么少？其实不是江南真的人少，而是大部分人都成了豪强大族的依附人口，国家根本统计不上来。

但是，到了隋朝就不一样了。隋朝皇权强大，怎么能够容忍江南士族为所欲为，跟国家争夺社会资源呢？所以，平陈之后，马上按照隋朝方式来改造江南社会。改造方式分为如下三种。

第一，实行州县两级制，撤销原来的郡级行政建制。

第二，州县长官都换成北方人担任，原来的官员或者押往北方，或者退职在家，基本不再留用。

第三，在乡村设立乡正、里长，检查户口。

这些措施对不对？从大的方向来讲是对的，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也符合社会发展的方向。但是，做得太急了，不仅触犯了官员和世家大族的切身利益，也让老百姓非常不习惯，这当然会引起他们的反抗。

再者，隋朝对江南的文化政策太高压了。怎么高压？有两件事处理得很不得体。

第一件，限制佛教。隋文帝自己是佛教徒，在北方也一直弘扬佛法，但是，在江南就不一样了。江南佛教势力大，隋文帝害怕有人利用宗教蛊惑民心，所以，平陈之后，他宣布，每州只能设置两所佛寺，其余的都要废弃。杜牧的《江南春》说得好，“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寺院林立，梵呗悠扬本来就是江南人司空见惯的样子，也是他们重要的精神寄托，现在每州只剩下两座寺庙，老百姓哪能接受呢？

第二件，信奉五教。隋文帝限制老百姓信佛，转而向他们推行五教。所谓五教，就是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项内容。平陈战争刚一结束，隋朝的文化专员就下江南了，给江南人民宣讲五教。而且，每一项都做了长篇大论的注释，还要求江南人人背诵。

平心而论，这几条伦理原则本身并没有什么错，隋文帝也是希望百姓能够通过学习，移孝作忠，都成为国家的顺民。问题是，他的做法太夸张了。

自从南北分裂以来，江南一直以文化正统自居，文化水平比北方高很多，现在北方人居然到江南来推行文化，这不是班门弄斧吗？而且，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条目背后还有大量的注解，当然都是大肆宣传隋朝的好人好事，德音善政，宣传的味道过浓，宣传的方式又过硬，自然令人不快。不仅世家大族、知识分子反感，普通江南百姓也特别反感。

总之，可能正是因为平陈战争太顺了，所以，隋朝的统治者对江南问题的复杂性认识不足，自我感觉过于良好，结果造成了统治政策的简单粗暴，因此也激起了江南人民的普遍不满。

开皇九年（589），隋军进入江南地区时，老百姓还望风迎降，转过年来，到开皇十年（590）年底，民间的风向就转了。老百姓纷纷谣传，隋朝不仅要把他们的官员、文人迁往北方，还要把普通老百姓也统统迁到北方去。

要知道，中国人安土重迁，故土难离。这个谣传一出来，马上，江南的造反也就开始了。大的队伍有几万人，小的队伍有几千人。一路攻城略地，见到隋朝派来的官员就杀，杀了之后还不解恨，还要抽他们的肠子，吃他们的肉，一边杀，一边骂：“更能使侬颂五教耶！”
我吃了你，你还能让我背五教吗？

这场起义的规模到底有多大？江南户籍人口一共才二百万人，其中三十多万人都参加了造反。这差不多就意味着全境皆反了。

二、杨素高压

面对乱局，隋文帝只好赶紧组织平叛，他第一时间派出了杨素。

为什么派杨素？两个原因。

第一，杨素参加过平陈战争，对江南熟悉，比较有经验。

第二，杨素治军严格，作风冷酷，战无不胜。

根据史书记载：杨素每次作战前都故意找碴儿，只要手下士兵犯点小过错，他就军法处置。每次杀人，少则十几人，多则上百人，流血满地，而杨素却言笑自若。这就叫立威。告诉士兵，谁要是不听命令，就是自讨苦吃。

这还不算，每次两军对阵时，杨素都先让一二百人前去迎敌，若取胜自然重赏，如果打了败仗回来，无论回来多少，全部斩首。然后让二三百人再去，不胜照杀不误。这样一来，部下就知道了，只要不能取胜，回来也是死，所以只能拼命厮杀，这样就可以战无不胜了。

可能有人要说，杨素这样残酷，手下难道不造反吗？并不造反。因为杨素有一个优点，赏罚分明。在他手下当兵，只要有战功，他一定有办法给你讨得朝廷的封赏，绝对不会埋没任何人的成绩。在他手下干，进步快，所以将士都愿意追随他，他的军队也素称骁勇。

既然杨素如此英雄，隋文帝当然第一个就想到了他，希望他还能像平陈战争那样，打出威风来，尽快结束战斗。

那么，是开皇九年（589）的平陈战争更难，还是这次的平叛战争更难？

虽然平陈战争规模大，但是，论起战争的复杂程度，还是这次平叛难。因为平陈战争是政府军和政府军之间的较量，只要打败敌人主力，攻破敌方首都就大功告成。但是这次平叛可不一样，扑灭这支队伍，还有那支队伍，占领这座城池，还有那个山洞。这是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了，能不难吗？

果然，杨素到江南之后，马上就意识到困难了。而且，越往江南的腹地打，就越困难。因为每座山、每个洞都可能有武装分子。纯粹是打游击，必须各个击破。个中甘苦，真是不足为外人道。

举个例子。很多人在电影里看到过漂流瓶的故事。现在的漂流瓶一般都记载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自带浪漫情调。但是，很少有人知道，隋朝也有人用过漂流瓶。谁呢？著名的一级战斗英雄，敦煌戍卒史万岁。

当时，史万岁跟着杨素一起来平叛。杨素自己主攻一个名叫高智慧的叛乱分子，让史万岁带两千士兵去剿灭那些小股部队。史万岁就从浙江的东阳沿小道向婺州（今浙江金华）进发，然后再从婺州向东打，一路翻山越岭，转战一千多里，中间大大小小的战斗打了七百多次。

古代通信落后，他们又是一直在山里转，有一百多天音信全无，所有人都以为他们全军覆没了。结果有一天，有人在下游打水，忽然看到从上游漂下来一个竹筒，不像是自然形成的。这人捡起来一看，里面还有一封信，信里就写着史万岁这一百多天艰苦转战的经历，什么狼虫虎豹、断粮断水、敌军围困之类的倒霉事几乎全经历过了。

打水的人把这封信交给杨素，杨素一看，真是催人泪下，马上派人去接应史万岁，同时上报隋文帝。

隋文帝也觉得太不容易了，赶紧给史万岁家赏钱十万。这样的漂流瓶故事，可一点儿浪漫气息都没有，相反，它充满了艰辛和绝望，也引起了最高统帅的深深思考：单纯的军事路线真的能解决问题吗？

反思的结果是隋文帝改变战略了，他觉得，江南的问题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还包括复杂的社会问题。

既然如此，隋文帝就要两手抓了。他增派了晋王杨广。不过，杨广此行的主要目的可不是打仗，而是为了怀柔。

三、杨广怀柔

为什么选杨广？两个理由。

第一，和杨素一样，他参加过平陈战争，熟悉江南情况。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杨广对江南有感情。

杨广的王妃萧氏是后梁的公主，这个王妃可大有来历。梁朝有个著名的昭明太子，修了一部《昭明文选》，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鼎鼎有名。萧妃就是昭明太子的玄孙女，文化素养极高。杨广受她的影响，也非常好学，而且对江南文化极其推崇。推崇到什么程度？他不仅学江南的诗风、文风，甚至学了一口吴侬软语。杨广不是执行怀柔政策的最好人选吗？

杨广不负众望，一到江南，就做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拉拢儒家知识分子。陈朝有个博士叫潘徽，精通“三礼”。当年隋陈通好的时候，隋朝往陈朝派使者，每次都派有学问的人，以示大国尊严。相应地，陈朝也妙选高人接待，绝不示弱。有一次，隋朝方面派去了一个礼学家，陈朝三思之后，决定派潘徽接待。两个礼学家一交谈，潘徽引经据典，滔滔不绝，把隋朝派过去的礼学家说得理屈词穷，心服口服。从此，潘徽在隋朝也扬了名。此时杨广下江南，先把潘徽罗致在自己的幕府之中，让他领衔修《江都集礼》，当主编。既然当主编，那下面就有一群执笔人了，这些执笔人当然都是江南著名的文人。

就这样，通过潘徽，通过修书，杨广就把一批江南儒生笼络过来，为他服务。儒学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根基，把儒生笼络住了，对整个社会当然会有影响。

第二件大事，拉拢佛教高僧大德。前面说过，江南佛教发达。当年梁朝的梁武帝就曾四次舍身同泰寺当寺奴。后来的陈后主也热衷此道。连皇帝都尚且如此，可见当时江南人的信仰程度。既然佛教影响力大，那就好好借助吧。怎么借助？

杨广去找一位著名的智顗大师。此人俗家姓陈，是士族后裔，也是江南佛教界的头号人物。当年，陈后主非常敬重他，还曾经把他接到宫里去，行三拜之礼，请他讲经说法。既然是领袖人物，杨广当然要倾心结交。他一到扬州，就先派人去请智顗大师，自称弟子杨广，请他到江都弘法。这已经足够给面子了，但智顗大师也是个傲岸人物，征服者发出邀请，他哪会轻易接受？婉言谢绝了。

可是，他谢绝不要紧，杨广有耐心。拿出刘备三顾茅庐的架势，接着请。一次比一次恭敬。请了三次之后，智顗大师终于却不过情面，驾临江都了。这可给了杨广表现的机会。

他在扬州总管府内设千僧会，组织一千个高僧大德迎接智顗，场面相当隆重。而且，就在欢迎会上，正式拜智顗为师，受菩萨戒。既然拜师了，老师给起个法号吧。智顗给杨广起的法号叫“总持菩萨”。“总持”是梵文音译，就是“持善不失，持恶不使起”，也就是扬善抑恶，而菩萨则是留在红尘，拯救众生的佛。从这个法号就可以看出来，智顗大师对杨广寄予了相当高的期望。

师父给徒弟起法号，徒弟也得给师父上尊号。杨广给智顗一个“智者大师”的尊号，称赞老师大彻大悟，全知全能。从此，师徒二人亲密交往，光保存下来的往来书信就有四十多封。这种态度，当然受到佛教界的好评，同时也得到全社会的认可。

从这两件事，就可以看出来，杨广其实是在修正隋文帝的文化政策。隋文帝简单粗暴地让北方人给南方人当老师，教人家五教，杨广就充分尊重南方儒家知识分子，让他们自己编书；隋文帝限制江南佛教的发展，杨广就尽自己的力量在江南护法。通过他这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的工作方式，让江南的民心平服了不少。

这难道不是和隋文帝对着干吗？当然不是，这才是杨广的聪明之处，隋文帝让他来，就是让他怀柔江南，平复民怨的呀。就这样，杨素用武，杨广用文，经过杨素与杨广“胡萝卜加大棒”的共同攻势，到开皇十二年（592）年底，江南的叛乱终于被平定。

四、岭南归顺

但是，这还不算完。江南之外，还有岭南。所谓岭南是指五岭之南的珠江流域。此前秦汉时期已经被纳入中央政府的版图，但是随着汉末动乱，中原政权的控制力减弱。到了南北朝时期，随着江南政权的成长，岭南接受了江南政权的管理，但是，仍然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

而在隋陈嬗替之际，说到岭南地区，就不得不提到中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巾帼英雄——冼夫人。冼夫人名英，娘家是俚族，是百越地区的大首领。冼夫人的丈夫叫冯宝，是汉人，本来是十六国时期北燕皇帝的后裔，亡国后逃到岭南，在南朝为官。

一个外人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当然不容易，所以，冯宝就娶了冼夫人，依靠夫人的威望进行统治。这样一来，冯宝也就有了双重身份，既是朝廷命官，又是部落首领。后来，冯宝去世，冼夫人顺理成章地继承了他的双重身份，一方面是岭南几千个部落、十几万户百姓的头领；另一方面也归顺陈朝，当陈朝的官。

陈朝灭亡以后，岭南群龙无首，大大小小的头领就共同推举冼夫人为王，叫她“圣母”，请她带领大家保境安民。这是义不容辞的事情，冼夫人当仁不让。

可是，就在这时候，隋朝派了一个叫韦洸的大臣担任广州总管，想要接替陈朝，对岭南行使主权。这是考验冼夫人的时候了，接受不接受隋朝的统治？冼夫人说，这事儿我说了不算，韦洸，你说了也不算。我身为陈朝的命官，就得听陈后主的命令，他让我投降我才投降。

那韦洸怎么处理呢？直接往前打是行不通的。岭南地区地形复杂，气候复杂，民族更复杂，没有冼夫人的同意，韦洸真不敢贸然往前闯。于是，他把矛盾上交给了杨广。

当时，杨广正担任平陈总指挥，就让陈后主给冼夫人写了一封信，告诉冼夫人，陈朝已经灭亡，夫人还是归顺大隋吧。可是，空口无凭，陈后主又把冼夫人当年献给他的犀牛角手杖和信一起交给使者，作为信物。冼夫人一看到犀牛手杖，确认这是陈后主的意思后，这才召集几千个部落首领向北痛哭一天，然后正式归顺隋朝，还让自己的孙子冯魂把韦洸接进了广州城。

本来，岭南问题到这里已经圆满解决了，但是平陈之后，隋朝对整个陈朝旧境都实行高压政策，岭南也不例外。所以，韦洸在这里也作威作福，想要让岭南少数民族地区和中原执行一样的政策。

这样不顾民风民情的事怎能行得通呢？岭南的大小首领憋了一肚子火。后来，江南地区起兵，岭南的一个部落首领王仲宣马上响应，把广州城围了起来。王仲宣一挑头儿，岭南好多部落首领也跟着反了。岭南一下子处于半独立状态。

这时候冼夫人的地位又重要起来了。冼夫人在岭南势力大，她帮造反派，岭南可能就会闹独立；她支持朝廷，则朝廷的统治就可能会维持下去。冼夫人到底怎么抉择？她慨然宣布：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迁，我就认准一个道理，既然已经归顺朝廷，那就要支持朝廷。不仅口头支持，她还派了自己的孙子冯暄率兵去增援广州。

可是没想到，冯暄本人就是倾向于造反的，所以，对冼夫人阳奉阴违，跟叛军串通好了，逗留不进。冼夫人一看孙子这么不成器，勃然大怒，马上派人把冯暄抓了起来，改派另一个孙子冯盎统兵，和朝廷派来的大臣一起讨伐王仲宣。有了她的支持，王仲宣之乱很快就被平定了。

这个立功的冯盎，就是唐玄宗时期的大宦官高力士的爷爷。

协助平定王仲宣还不够，冼夫人亲自身披铠甲，骑着马，张着伞，带领骑兵，护卫隋朝派来的使者巡抚岭南诸州。冼夫人威望极高，所到之处，部落首领纷纷前来拜谒，随同归顺。这样一来，岭南地区终于安定下来。就这样，因为冼夫人深明大义，忠君爱国，岭南问题也得以圆满解决。如此忠君爱国的夫人，怎么能不表彰？隋文帝下令册封她为“谯国夫人”，也就是妇女爵位中的一等。

这个谯国夫人和其他靠丈夫、儿子封为夫人的那些贵妇可不一样，按照隋文帝的诏令，谯国夫人可以自己开幕府，任命官吏，而且，任凭她处置岭南地区的所有部落兵，遇到紧急情况，还可以自行调兵遣将。

这意味着什么？

第一，当然意味着隋文帝对冼夫人的信任。

第二，这也意味着隋文帝对岭南地区政策的改变，不是一味地要求和中原整齐划一，而是可以因俗而治了，这才是长治久安的正道。

就这样，随着岭南地区的平定，原来陈朝旧境的反叛终于结束，隋朝对南方的统治也基本稳定下来。

综合来看，隋朝再平江南，有以下三方面的意义值得重视。

第一，打击了南方的士族和豪强，加强了中央集权。江南地区之所以反叛，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隋朝的政策触动了世家大族和豪强的利益。现在，通过一年多的平叛斗争，这些造反的大族和豪强或者被消灭，或者被削弱，对于隋朝加强中央集权具有积极意义，也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

第二，这场战争让隋朝的君臣明白，江南社会分裂了三四百年，必然有其发展的特点，要想稳定统治，必须学会尊重这些特点。换言之，整个国家的军事、政治整合可能是一场战争就能解决的问题，但是，文化整合和社会整合绝对任重道远。有了这样的认识，隋朝的统治水平也就提高了。

第三，这场战争也让晋王杨广的威望提高了。平陈战争的时候，杨广虽然号称总指挥，但是，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宰相高颎，但是这一次，他扎扎实实地凭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为江南的再次平定做出了贡献，也给江南人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这对于他以后的人生发展乃至整个隋朝的命运都至关重要。

那么，隋朝接下来还会面临什么问题？

第二章　计杀大义

她本是北周皇室的公主，为了和亲远嫁突厥，成为突厥的第一夫人。北周政权被隋文帝杨坚取代后，这位公主又被杨坚认作干女儿，封为“大义公主”。但她对杨坚覆其邦家、灭其宗族的行为，一直无法释怀，总想寻找机会替娘家报仇。但不幸的是，她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反倒让自己也命丧黄泉。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隋文帝为什么不能容忍这个弱女子？

一、都蓝势盛

平陈之后，隋文帝当然要遍告主要邦交政权。其中，他特意挑选了一架从陈朝宫廷里缴获来的精美屏风，千里迢迢地送给了自己的干女儿大义公主，也就是突厥的可贺敦。可是，当时大概没人想到，这架屏风最终不但要了大义公主的命，而且促成了漠北草原各种势力的重新洗牌。这是怎么回事？

要想了解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得先了解一下开皇年间，突厥内部局势的变化。

开皇四年（584），突厥的沙钵略可汗对隋称臣。沙钵略可汗居住在蒙古草原的东部，和西部的达头可汗对抗。这种东西对立的局面是由隋朝促成的，隋朝对此也相当满意。

但是，开皇七年（587），沙钵略去世，弟弟处罗侯接了班，史称莫何可汗。隋文帝的干女儿大义公主也依照突厥风俗，嫁给了莫何可汗。

又过了一年，莫何可汗也去世了，可汗的位子又传给沙钵略的儿子雍虞闾，号称都蓝可汗。大义公主又依据风俗，成了都蓝可汗的妻子。

这个都蓝可汗可是个精明强干的人。他一方面对隋表现得非常恭顺，源源不断地从隋朝套取财力、物力支持，另一方面则是狐假虎威地借助隋朝的威望向西扩张。

到开皇十年（590），都蓝可汗的势力已经到达天山地区。都蓝可汗一得意，就把从于阗掠回来的一柄玉手杖献给了隋文帝。这个礼物一送来，隋文帝心里咯噔一下。没想到都蓝变得这么强了，他会不会有一天一统草原呢？这可不符合隋朝分而治之的战略意图。怎么办？隋文帝一直想找个机会敲打他一下，让他别太得意。正好，隋朝刚刚攻破陈朝，从陈后主的皇宫里掠夺了不少好东西。文帝下令，把其中一架屏风送给自己的干女儿大义公主。

为什么送这么一个礼物？两层意思。

第一层，示好，咱们是友好邻邦，你又是我女儿，我得了好东西，也想着你。这是浅层次的意思。

第二层，警告一下大义公主夫妇，我们大隋武力强得很，你看，陈朝不是那么快就被我们打败了吗？今天我可以把从陈朝那边缴获的宝贝送给你，明天我也可以把从你们那里缴获的宝贝再送给别人。所以，乖女儿，乖女婿，你们收敛一点，不要太张扬。这是深一层的意思。

这样想会不会是思之过深了？绝对不是。事实上，就在这之前，隋朝已经威胁过突厥一次了。

当时，突厥派使者到长安，朝见隋文帝，隋文帝问他：你知道江南有个陈朝，陈朝皇帝叫陈叔宝吗？使者说，知道。隋文帝招手把韩擒虎叫到突厥使者面前，说，你看看，这就是抓陈叔宝的人。韩擒虎本来长得威风，此刻配合隋文帝，把眼睛一瞪，真有降龙伏虎的气势，吓得突厥使者不敢抬头。

让韩擒虎亮相也好，送屏风也好，发出的都是同样的政治信号。那么，大义公主怎么回应这个信号呢？

从理论上来讲，大义公主既然是隋文帝的干女儿，就应该表现得兴高采烈才是。不仅要高高兴兴地接受，还要祝贺干爹取得这样大的成绩。可是，别忘了，大义公主本来就不是隋朝的公主，她是北周的千金公主，是在北周灭亡，前夫沙钵略可汗又穷途末路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委曲求全，投靠隋朝，做了隋文帝的干女儿，改叫大义公主的。对于隋朝公主这个新身份，她也一直不情不愿，难以认同。现在，看到陈朝的东西摆在自己面前，大义公主一下子触动心事了。这陈朝和北周，真是同病相怜啊！

本来，如果她丈夫都蓝没什么本事，还是靠隋朝的卵翼才能生存的话，大义公主即使心里难过，面上也不敢表现出来。可是，现在都蓝可汗强大了，大义公主有了底气，表达感情也就比较自由了。

大义公主是个有文化的人，有了心事，就会形诸笔墨。她在屏风上题了一首《书屏风诗》：“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荣华实难守，池台终自平。富贵今何在？空事写丹青。杯酒恒无乐，弦歌讵有声。余本皇家子，漂流入虏廷。一朝睹成败，怀抱忽纵
横。古来共如此，非我独申名。惟有明君曲，偏伤远嫁情。”
盛衰就像早晨和晚上那样轮回，世道也像浮萍一样不定。荣华富贵不能常有，就像水池和高坡一样，都有成为平地的那天。我曾经的富贵又在哪里？只在这屏风的画里罢了。这画里的酒哪能给人带来快乐？这画里的歌又怎么会有声音？我本来是皇家的公主，现在不幸漂泊到了突厥的宫廷。目睹了这么多的兴衰成败，我再也忍不住热泪纵横。古往今来就是这样啊，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命运。尽管如此，听到王昭君留下的《出塞曲》，我还是忍不住产生远嫁天涯的悲凉之情。

大义公主这首诗，从文学欣赏的角度来讲相当不错，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就没那么好了。

这首诗一传到隋文帝的耳朵里，隋文帝马上意识到，大义公主始终忘不了北周的亡国之痛！忘不了北周，那不就是对大隋存有二心吗？开皇二年（582），沙钵略可汗大举进犯隋朝，就是因为大义公主（当时还叫千金公主）撺掇着要给娘家报仇。现在，都蓝的势力正在逐步增大，如果大义公主再从中挑唆，会不会对大隋构成新的威胁？想到这里，隋文帝开始对大义公主警惕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又发生了一件事，一下子让隋文帝对大义公主的敌意升级，从警惕变为必欲除之而后快了。

根据史书记载，开皇十三年（593），有一个叫杨钦的隋朝犯人逃窜到了突厥，指名要见大义公主，声称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带给她。什么信息呢？杨钦说，大义公主的姑姑宇文氏和她的丈夫，也就是北周驸马刘昶，打算起兵反隋，希望能和突厥联手，先派他来跟大义公主通个气。

这件事其实颇为蹊跷。这位北周驸马刘昶也是个将军，在隋朝的位置还挺高。但是，已经又老又病，干不成什么大事了。

既然如此，杨钦为什么说他想要反隋？因为他有个不成器的儿子，叫刘居士。此人是个不折不扣的恶少，任侠使气，胡作非为。经常以交朋友为名，把一些公卿贵族子弟骗回家中，让几个家奴一哄而上，把他们的头塞到车轮里，然后拿起大棒一顿乱打，挨打的人如果求饶，他会觉得这个人是软骨头，没意思，从此不再交往。但是，如果有人宁死不屈，他就会非常高兴，把这样的人称为壮士，视为知己。

人有性格就有魅力，刘居士这样胡作非为，居然也真的纠集了三百个死党。这三百人经常凑在一起，寻衅滋事，以致长安城没有不怕他们的。

这也罢了。隋文帝建了新都后，原来北周的都城就不用了。刘居士居然带着党徒跑到废弃的北周正殿未央殿前，自己面向南端坐，让党羽站在两边排班罗拜。这是公然模仿皇帝。

刘居士肆意妄为，言行出位，他爸爸刘昶又是北周驸马，有好事者就把这两件事联系到一块儿，说刘昶父子想要造反，光复北周。杨钦正是好事者之一。此时，他就把这个情报添油加醋地献给了大义公主。

这样看来，刘居士确实是纨绔子弟，不知死活，但是，尽管如此，离谋反尚有十万八千里，跟有计划的内外勾结，起兵反隋更是一点都不沾边。

可是，大义公主为娘家报仇心切，再加上古代通信不发达，她也没有太多的渠道可以核实情报，所以，马上把这不靠谱的消息当真了。既然姑姑、姑父和侄儿都打算起兵，我怎能不出手相助呢？

问题是，都蓝一直跟隋朝关系不错，怎么说服他起兵？大义公主想来想去，先去找她的情人了。

大义公主身为可贺敦，怎么还有情人？其实这也很好理解，自从和亲以后，她的丈夫换了一个又一个，太频繁了，估计跟哪一个感情都不深，完全是政治婚姻。既然如此，索性自己找乐子。所以，大义公主就找了个情人。

这个情人叫安遂迦，是个九姓胡，能歌善舞，很讨人喜欢。不仅是大义公主的情人，也是都蓝的宠臣，犹如《红楼梦》里在贾琏和凤姐手下都吃得开的俏丫鬟平儿。因为有这样的双重身份，又能说会道，大义公主就让安遂迦先帮她去游说了。

安遂迦怎么游说呢？他对都蓝可汗说，现在我们已经很强了，不必总看隋朝的脸色，也该抖抖威风，恢复祖上的光荣。九姓胡在突厥部落中经常扮演军师的角色，都蓝也觉得他说得有道理。安遂迦游说之后，大义公主再跟都蓝吹枕头风，告诉他，隋朝内部不稳，已经有人跟我联络了，想要跟咱们一起，里应外合，共同对付隋朝。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你好好考虑考虑吧。

那么，都蓝可汗是什么反应？听两人这么一说，他也动心了。虽然他自己也好，他爸爸沙钵略可汗也好，都是靠着隋朝才有的今天，但是俗话说，人一阔脸就变，现在都蓝既然实力强大了，也就不怎么把隋朝放在眼里，又听说隋朝内部不稳，侵略的本性马上就暴露了出来，开始跃跃欲试，动了趁火打劫的心思，对隋朝就不再像原来那么恭敬了。

隋文帝也不是傻子，都蓝态度一变，他马上就感觉出来了。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得派人去探听一下。隋文帝派出著名的外交家长孙晟，让他出使突厥，打探情报。

长孙晟一去就发现，都蓝果然气焰见长，大义公主表现得更是露骨，说话的时候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什么原因让他们如此放肆？

长孙晟可是个大名鼎鼎的情报专家，很快就调查清楚了，原来是叛臣杨钦在这里捣鬼，让大义公主想入非非，这才撺掇都蓝，生了不臣之心。而且，据说大义公主嫌都蓝的胆子不够大，步子不够快，已经背着都蓝，自己悄悄跟西边的小可汗联络上了，打算纠集突厥各部，起兵攻打大隋。

长孙晟回来一汇报，隋文帝勃然大怒。好你个大义公主！你写诗发泄一下不满也就罢了，居然还敢来真的！要知道，突厥的可贺敦和中原的皇后可不一样，那是有实实在在的政治影响力的。有这么一个仇视大隋而又手段高明的公主在，大隋怎能踏实得了？这样一来，隋文帝也就对大义公主动了杀心。

二、计杀大义

怎样才能除掉大义公主？没过多久，隋文帝又派长孙晟出使突厥。这次出使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挑拨都蓝可汗和大义公主之间的关系。

长孙晟一到突厥，就跟都蓝可汗索要杨钦。长孙晟说，我们获悉，有一个正在通缉的逃犯杨钦就隐藏在突厥，此人犯了“国家安全罪”，我们希望把他“引渡”回国受审。

都蓝受大义公主的煽动，已经对隋朝三心二意了，就推脱说：“检校客内，无此色人。”
检查了所有的外来客人，并没有你说的这个人啊。

既然可汗说没有，那就没有吧，长孙晟什么也没说，就下去收集情报了。

有钱能使鬼推磨，长孙晟很快就买通了都蓝可汗帐下的一个达官（头领），把杨钦的隐藏地点摸清楚了。夜深人静的时候，长孙晟带着几个人直扑杨钦隐藏的营帐，到那儿就把他捆了起来，带到都蓝可汗面前。

都蓝可汗一看谎言被揭穿，非常尴尬，脸一阵红一阵白。没想到，让他更尴尬的事情还在后头。

长孙晟说，我知道可汗为什么骗我，这一定是大义公主的意思。问题是，您为什么那么听大义公主的话？您知不知道，她天天骗您！是不是她告诉您我们隋朝内部有人想造反，杨钦就是联络员？我可以负责任地保证，这完全是假的，我们内部安定团结得很。她这样说，无非是要挑唆您和大隋作对。她在政治上骗您也罢了，在感情上也骗您，我有确凿证据，那个整天在您面前花言巧语的安遂迦，就是她的情人！

接着，一桩桩、一件件的猛料开始爆出来，和今天相比，就差没有出示视频了。

自己的可贺敦跟胡人私通，而且连千里之外的隋朝人都知道了，都蓝居然还被蒙在鼓里，这对他的打击太大了。一时间，都蓝恨不得杀了大义公主。本来，长孙晟只要捉拿杨钦，现在，都蓝一气之下，把安遂迦也绑起来交给了长孙晟，说这个人你也带回去处理吧，要杀要剐随你便，总之我是再也不想看到他了。

这样一来，隋朝就成功地离间了都蓝和大义公主的关系。

不过，光是揭露大义公主私通还不行。因为突厥民族对贞操不像中原看得那么重。虽然眼前是剑拔弩张，但是没准儿过两天，大义公主给都蓝赔个礼，道个歉，夫妻就重归于好了。

怎样才能彻底解决问题？隋文帝又用了美人计。

长孙晟他们这帮使者刚走，隋朝又派第二批使者来了。长孙晟是来突厥要人的，这批使者正好相反，是来给突厥送人的。

怎么送？使者到了都蓝面前，先宣读皇帝的诏命，说大义公主对隋朝图谋不轨，所以从即日起废黜大义公主。宣读完废黜诏书后，一挥手，从后面出来四个美女。使者说，这是皇帝陛下送给可汗的礼物。虽然我们不认公主了，但是隋突友好还在，我们希望和可汗能继续交往下去。

隋文帝这是在干什么？这是在怂恿都蓝杀大义公主。废黜她的公主封号，是告诉都蓝，从此之后，公主已经不受我们的外交保护了，你愿意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不用害怕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

那赐给都蓝四个美女又是什么意思？这是大义公主的替代品。所谓“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现在，新人我都给你送来了，这旧人你还有什么舍不得的？你杀了她吧。

那么，都蓝到底上没上钩？一半一半。一方面，都蓝确实被美人迷住了，整天围着她们团团转，彻底把大义公主冷落到了一旁；但是，另一方面，他也并没有废掉大义公主，更没有杀她，大义公主名义上还是都蓝的可贺敦。这当然也是都蓝的政治智慧。

问题是，他这样的态度可太让隋文帝郁闷了，这个都蓝，怎么如此没有丈夫气概呢！

只要大义公主还活着，就是一个隐患。怎么办？

正在这时候，突厥内部出了一个野心家，最终帮隋朝把问题给解决了。谁呢？都蓝的堂弟，突利可汗。

突利可汗名字叫染干，受封在北方，是都蓝手下的小可汗。此人虽然是个小可汗，但是野心不小，他看到都蓝因为有隋朝的支持，这几年蒸蒸日上，也派使者来向隋文帝求婚。

要不要跟这个小可汗联姻？隋文帝其实并没有想好。不过，不管以后怎么样，现在不妨先利用他一下再说。于是，隋文帝就对使者开出条件，说：“当杀大义主者，方许婚。”
杀了大义公主的人，才可以许婚。

突利一听，行啊，我去试试吧。突利怎么劝都蓝？其实还是那一套，大义公主和人私通，尽人皆知，这样的人你还留她何用？如果是顾虑和隋朝的关系也就罢了，眼下隋朝自己都抛弃她了，你留着她，只会影响你和大隋的关系。为了这样一个妇人，值得吗？

这些话如果隋朝人说出来，都蓝就会有警惕，隋朝到底有什么目的？同时也会有逆反心理，你凭什么管我家的事？可是，自己的堂弟说出来，效果就不一样了。突利这么一撺掇，都蓝可汗的火气一下子就被激了起来，再也不顾大义公主这几年的夫妻之情、辅佐之功，大步闯入可贺敦的大帐之中，随着手起刀落，大义公主就这样成了刀下之鬼。

那么，应该怎么看待这位和亲公主？

如果抛开隋突关系的恩恩怨怨来考虑，可能今天的读者都会非常同情大义公主。她这一生，简直就是一连串的悲剧。

当年，她从北周远嫁突厥，并非自己的心愿。政治联姻，本身就是一个悲剧。

嫁过来之后，又赶上北周灭亡，她马上成了无根之草。这是第二个悲剧。

为了给娘家报仇，她撺掇丈夫沙钵略可汗进攻隋朝，没想到招来更大的灾难，沙钵略众叛亲离；为了挽回局面，她被迫认贼作父，给隋文帝当了干女儿。这是第三个悲剧。

再后来，复仇不成，反倒遭隋暗算，被丈夫都蓝可汗杀死。这是第四个悲剧。

人生由这么多悲剧构成，真是可悲可怜可叹！

事实上，大义公主还不仅仅是可怜，她还挺可敬的。大义公主一生的主线就是给娘家帮忙，给娘家复仇，也算是个烈女子，符合中国古代皇帝最提倡的孝道。

可以想象，如果她的仇人是一个普通人，没准儿隋文帝还会表彰她。可惜的是，她的仇人不是普通人，而是如日中天的大隋帝国。她的个人心愿和隋朝稳定边疆的愿望发生冲突，那她就只能成为历史的牺牲品。

三、抑强扶弱

无论如何，大义公主被杀，隋朝也就除掉了一个心腹大患。问题是，接着要怎么跟突厥相处？

这时候，都蓝可汗又重新来提亲了。按照他的想法，既然隋朝恨大义公主，他也把大义公主给杀了，那隋突友好就可以继续下去，你隋文帝不信任干女儿，那就派一个亲女儿来吧。

要不要满足都蓝的要求，隋文帝一时没想清楚，就让大臣集思广益。好多大臣都说，应该和亲。都蓝在突厥各部中势力最大，派一个自己的公主到那里去，就等于在他身边安插一个眼线，而且还可以营造一个亲隋的气氛，只要都蓝亲隋，隋朝的北部边疆就安宁了。万一再生下一个小外孙，以后当突厥可汗，双方成为舅甥之谊，那就更好了。这是主流意见。

可是，有一个人的想法跟主流意见不一样。谁呢？长孙晟。他说：“臣观雍虞闾反覆无信，直以与玷厥有隙，所以欲依倚国家，虽与为婚，终当叛去。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灵，玷厥、染干必受其征发。强而更反，后恐难图。且染干者，处罗侯之子，素有诚款，于今两代，前乞通婚，不如许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抚驯，使敌雍虞闾以为边捍。”
大意是说，我看那都蓝可汗是个反复无常的人。他现在之所以想和我们联姻，是因为他和西边的达头可汗打仗，想要借助大隋的威名。一旦哪天他强大到无须借助我们的程度，肯定还会掉过头来打我们。如果我们现在把公主给他，就等于帮他壮大声势，这样一来，突厥的其他两个可汗，达头也好，突利也好，就更不能与之抗衡了，他强大起来的速度也会大大加快，这是养虎遗患啊！所以，我们不能答应他的请求。

如果不答应，那隋朝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长孙晟说，突厥现在一共有三股势力。东边是都蓝，最强；西边是达头，次强；北边是突利，最弱。我们与其跟都蓝和亲，不如跟突利和亲。他因为实力弱，和亲之后，只能依附我们。到时候，我们再让他往南迁，和都蓝抗衡，扶弱抑强，这才是长久之计。

总之一句话，和亲公主是可以利用的，但是，不要只想依靠公主来换取和平，而是要借助公主，加强制衡。

真理有时候就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长孙晟就是那个“少数人”。

隋文帝是个兼听则明的好皇帝。马上表态，长孙晟想得周全，就按这个计策执行吧。

对都蓝这边，不仅不给公主，而且其他的支援也断了，这样一来，都蓝再和西边的达头打仗，就没有优势了。都蓝的势力大受影响，逐渐衰弱下来。

对于突利这边，既然他帮隋朝杀了大义公主，隋朝也准备履行先前的承诺，嫁公主给他。不过，他不能着急，得做好准备。

准备什么呢？隋朝提要求说，你既然要迎娶我们的公主，就得先学习一下我们的礼乐文明。否则，跟公主没法交流。于是，几年之间，突利派了三百多名使者分批、分期来到隋朝。隋朝就把他们安排在太常寺读书，当留学生来培养。

这是干什么？一言以蔽之，输出文明，培养亲隋派！

到开皇十七年（597），隋朝终于觉得差不多了，就把宗室之女封为安义公主，嫁给了突利可汗。而且，为了离间突利和都蓝的关系，还搞得特别隆重，不仅嫁妆加倍，连派出的和亲使者规格也特别高。真让突利受宠若惊。

婚礼之后，长孙晟就奉命鼓动突利可汗南下，举族来到都斤山，也就是现在蒙古国的杭爱山脉。

这里可是都蓝的旧地盘。突利又尚公主又搬家，可把都蓝气坏了。他气呼呼地说：“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
我是突厥的大首领，怎么现在我的小弟染干都比我有面子？不仅隋朝抛弃了他，嫡亲的堂弟也背叛了他，是可忍，孰不可忍！

怎么出这口气呢？因为失去了隋朝的支持，都蓝可汗的实力已经弱了下来。现在，他的敌人西有达头，南有隋朝，又加上一个隋朝扶持的突利。总不能几面树敌啊。所以，想来想去，都蓝决定摒弃前嫌，投靠达头，和达头联手，狠狠地打击一下隋朝。

这两大势力联合可是非同小可。那么，隋朝要怎样应对？草原的形势，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第三章　圣人可汗

其实早在唐太宗这位“天可汗”之前，隋文帝早已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兼任北方草原民族的共同可汗，并被尊称为“圣人可汗”的皇帝了，这正是“天可汗”的雏形，也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个极大荣耀。隋文帝的这个称号是怎么来的？突厥人为什么这么尊崇隋文帝？

一、突利入隋

我们知道，唐太宗号称“天可汗”，意思是他不仅是唐朝的皇帝，还兼任北方少数民族共同的可汗，这是中国政治史上的极大荣耀，一千多年以来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

其实，中原王朝的皇帝兼任北方草原民族的可汗，并不始于唐太宗，而是始于隋文帝。只不过隋文帝当时不叫“天可汗”，而是叫“圣人可汗”。

那么，隋文帝到底是怎样才得到这个称号的？这可不是通过武力逼着人家承认的，而是突厥可汗心甘情愿奉送给他的。

前面讲过，隋朝采取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战略，扶持弱小的突利可汗，触怒了大可汗都蓝，都蓝可汗为了复仇，转而和老对手达头可汗联合，一起进攻隋朝。就在开皇十八年（598）春天，达头已经率领十万精兵到漠南了。

怎么办呢？隋文帝早已做好准备，马上派第四个儿子蜀王杨秀挂帅，率领大军从灵州道出发，迎击达头。

大事由王子挂帅，这是隋朝的惯例，但是，王子只是名义上的总指挥。那么，发挥实际作用的是谁？宰相杨素。

此人特立独行又能力超强，两征江南都战功赫赫，是当时蹿升最快的政治明星。现在，隋文帝又把他调到漠北来了，希望他不辱使命，再立新功。杨素从灵州出去，没走多远，就和达头遇上了。

突厥是马背民族，擅长运用骑兵，搞破袭战，而汉人是农耕民族，不擅长冲杀，但是，擅长防守。所以此前汉人将军和突厥打仗，都是以防守为主，安置大量鹿角（障碍物），结成方阵，来抵御突厥的冲锋。

不过，隋军和一般的汉人军队不一样，这是一支胡汉杂糅的军队，早已打出了威风。而杨素更不是一般的将军，他是超级军事明星，历来不走寻常路。他说，结成方阵，不过是在消极防守，防守得再有效也只能保证不输，可是，现在我们追求的是打赢！所以，我们不用防守，而是要进攻。既然如此，那么，我们也不能用障碍物拦截敌人的战马，而是要和突厥一样，运用骑兵，主动出击，和敌人决一死战！

杨素的骑兵阵摆好，达头也率军过来了，远远一看，隋朝这边居然也用骑兵，达头激动得滚鞍下马，扑倒在地，磕起头来。

磕头是什么意思？这是谢天呢！天赐我也，居然派了这么一个笨蛋将军来，这不是找死吗？达头一声长啸，带着他的部队就冲了过来。那么，隋军会不会像达头想象的那样在骑兵的冲击面前不堪一击？

如果是别人指挥，当然有可能。但是杨素指挥就不会了。杨素带兵素以严苛著称，每次出战，都先派一二百人做前锋，胜了有赏，如果败了，回来多少杀多少。所以，杨素带出的兵都不怕死，到了战场上就知道往前冲。现在，达头的骑兵一冲锋，杨素的骑兵不仅不退缩，反而不要命似的迎了上去。

这可太出乎突厥人的意料了。

突厥打仗一般都是为了掠夺财物，既要钱，也要命。这样的心态反映到打仗方面，就形成了一个特点，冲劲很强，但是韧性不足，基本上属于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的那一类型。作战技术很好，但是作风不顽强。

这样的两支军队碰到一块儿，谁更厉害些？当然是杨素的军队。有道是“狭路相逢勇者胜”，在杨素手下这帮不要命的士兵面前，突厥人的气势很快就矮下来，越打越乱。而杨素这边则是越战越勇，开始还以一当一，后来就成了以一当十，把达头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连达头本人都身负重伤，仓皇逃走。这样一来，突厥对隋朝的第一次威胁就解除了。

这样的结果，都蓝他们哪能甘心。到了第二年春天，都蓝又联合达头，纠集十多万军队，卷土重来。

隋文帝这边也赶紧派出最小的儿子汉王杨谅和宰相高颎迎战。

可是，这一次都蓝也学乖了，他们知道隋军是硬骨头，不好啃，所以避开隋朝的大军，直接扑向突利。就在长城脚下，跟突利展开了决战。

突利实力本来远在都蓝、达头两可汗之下，对付一个都不够，哪是两强联合的对手？马上就被打得七零八落，兄弟子侄全部被杀，身边只剩下五个骑兵，连夜突围出来。几个人往南一路狂奔，一直跑到第二天，来到蔚州，也就是山西灵丘县附近，这才慢慢停下来。

突利沿途收拾打散了的人马，也才收到几百人。茫茫草原，就这几百个人，以后怎么办？既然自己没法立足，摆在突利面前的就只有两条路。

第一条，往南走，投靠隋朝。

第二条，往北走，投降突厥。

到底选哪条路？突利和他的追随者陷入迷茫之中。如果投靠隋朝，以前有点实力还好，人家还拿你当盘菜，现在剩下这么几个人，连公主都丢了，真好比穷鸟投怀，人家怎么瞧得起。

与其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受窝囊气，还不如投靠突厥，毕竟是一个祖宗，好沟通。虽然都蓝和自己势不两立，但是，自己和达头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如果投靠达头，他应该不会拒绝。一群人一合计，眼看着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可他们如果真的这样选择，那隋朝就白扶持突利一场了。怎么办？

就在这关键时刻，有一个奇人发挥了作用。谁呢？长孙晟。

此前不久，长孙晟受委派出使突利，刚好赶上这场战争，就和突利一块儿逃出来了。看着突利和手下嘀嘀咕咕，长孙晟知道，突利这是在犹豫，不知投靠谁好。长孙晟可是力促朝廷扶持突利的，离强合弱就是他提出来的战略构想。他怎么能允许突利脱离隋朝呢？这里已经是在蔚州境内了，离自己人不远。长孙晟就派手下悄悄到蔚州的一个边镇，叫怀远镇，跟那里的守军说，你们赶紧点烽火，能点的全点上，出了事长孙将军负责。

这边一点火，马上，突利他们就看见狼烟四起。突利不明就里，赶紧请教长孙晟：隋朝的守军为什么要点烽火？长孙晟骗他说，这是怀远镇的烽火。他们那边比我们这里地势高，肯定是远远地看见有敌人来了。而且据烽火数来看，敌人还不少。因为根据我们国家的制度，如果敌人少的话，就点一个烽火；再多，点两个；再多，点三个；最多，点四个。现在已经是最高级别的警报，估计是都蓝他们率领大军杀过来了吧！

突利可汗一听长孙晟这么说，可吓坏了。就算是投降，也得等形势稍微稳定一些再说，现在追兵来了，如果迎上去投降，没准儿还没等他说出“我投降”这三个字，脑袋就已经搬家了。这如何是好呢？

看到突利犹豫，长孙晟赶紧献计：怀远镇守军不少，易守难攻，要不咱们先到怀远镇躲一躲吧。

突利一听，连连点头，就被长孙晟骗到了怀远镇。

到了怀远镇，长孙晟一刻都没让突利停留，紧接着连哄带劝地把他裹挟到了首都大兴城。

突利到大兴城的时候，正好，都蓝派出的使者也在隋朝，仇人相见，分外眼红。隋文帝当仁不让，当起了“国际裁判”。让他们两个当庭辩论，讲讲打仗的理由，看看孰是孰非，隋朝好给他们进行“国际仲裁”。

本来，如果双方都客观陈述，突利是很有把握赢的，明明是都蓝先攻打自己，自己实事求是，把来龙去脉讲清楚不就行了？没想到，都蓝的使者是职业外交家，精通演讲术、辩论术，一张口就是一串理由，讲来讲去道理都在人家那边。而突利这边唯唯诺诺，倒好像是理屈了。这局面让突利太郁闷了，打仗也打不赢，辩论也辩论不过，自己怎么这么窝囊！本来突利就担心自己是败军之将，到隋朝不受尊重。现在不仅仗打败了，辩论也输了，他觉得，隋文帝肯定要抛弃自己了，心情也从忐忑变成了绝望。

那么，隋文帝是不是像他想象的那样抛弃他？并没有。隋文帝看中的就是他这些表现，这个突利，实力弱，心眼直，嘴也笨，这正是隋朝需要的啊！让他来当突厥的领头人，隋文帝放心！那么，到底该怎么对待一无所有的突利呢？隋文帝接连奉送了四个大礼包。

第一个，给他钱。隋文帝赏给突利大量珍宝，让他招降流亡的突厥百姓，赶紧摆脱光杆司令的境况。

第二个，给他名分。十月，隋文帝册封突利为“意利珍豆启
民可汗”
，翻译成汉语就是“意智健”的意思，说他既英明又勇猛强健，这可是好词。把突利梦寐以求的优点全部放在徽号里了。从此，突利可汗在史书中就变成启民可汗了。

不过，隋朝加封“启民”这个尊号可不光是为了夸奖他。这个尊号还有更重要的一层意思，尽管你还只是一个流亡政府，但从此之后，你就是我们大隋唯一认定的突厥合法政府了，这可是对启民最大的支持。

第三个，给他地盘。这时候，突厥百姓陆陆续续归附启民的已经有一万多人，这些人不能总在长安流亡，隋文帝急人所急，派启民可汗的老朋友长孙晟率领五万人，在朔州紧急修了一座大利城给启民和他的部众居住。这个大利城就在今天内蒙古的清水河县，这里已经是隋朝的地界，启民弱小，离得近一些，便于隋朝保护。

第四个，给他公主。开皇十七年（597），隋文帝嫁去和亲突利可汗的安义公主，在这次战争中，没能突围出来，死在了乱兵之中。和亲公主可是隋朝和突厥之间联系的纽带，断断不能缺位，于是，隋文帝又做出决定，册封宗室女儿为义成公主，再次跟启民和亲。

这些举措可把启民感动坏了，现在，他的钱和人是隋文帝给的，名分是隋文帝给的，地盘是隋文帝给的，可贺敦还是隋文帝给的，可以说，一身一物全拜隋文帝所赐。这不就是人们常说的生死肉骨吗？现在看来，投降隋朝，算是做对了。

二、杨广立功

启民可汗在隋朝的全力扶持下重建了东突厥帝国，他的哥哥，也是死对头都蓝可汗可没这么走运了。开皇十九年（599），宰相高颎率领大军大败都蓝。

突厥帝国本来就是靠武力征服才聚拢到一起的，内部的各个部落之间关系松散，凝聚力不强。所以，一旦打了败仗，几乎马上就会面临众叛亲离的命运。都蓝也不例外。

就在这场战役结束之后不久，都蓝就被手下杀死了，兴衰成败，只在转瞬之间。

都蓝一死，部众很多都投靠了达头可汗，达头也就接了都蓝的班，成了隋朝的头号敌人。宜将剩勇追穷寇，这样的道理隋文帝了然于心。

谁去解决这个对手？历史又把这个重要机会交给了晋王杨广。

开皇二十年（600）六月，隋文帝命令晋王杨广为行军元帅，和汉王杨谅各统一军，出兵反击。

其中，晋王杨广带领一路往西，出灵武道，手下的重要将领有长孙晟；汉王杨谅带领另一路往东，出马邑道，手下的重要将领是史万岁。

这两路大军怎么排兵布阵呢？

先看杨广这边。长孙晟不是频繁出使突厥，熟悉山川地形吗？知道了达头大军的营地之后，他立刻献上一计——投毒计。长孙晟派人在突厥营地的上游河水投毒，突厥人喝了河里的水之后，上吐下泻，好多人马都死去了，没死的也失去了战斗力。

突厥人不知道是长孙晟在捣鬼，还以为是老天在惩罚他们，天降恶水，这是要灭亡我们啊！纷纷跪倒在地，祈祷上苍开恩，连夜拔营而去。

长孙晟看突厥部众仓皇转移，知道投毒已经奏效，赶紧乘机追杀。本来，长孙晟在突厥人里声望就很高，号称长孙总管，一般突厥人都传说他弓如霹雳，马如闪电。现在看见他带人追过来，更是惊慌失措，仓促之间被杀得大败，三千多人葬身荒野。

再看杨谅这边。杨谅的重要将领史万岁就更厉害了。当年，打沙钵略的时候，史万岁一刀结果了突厥将领的性命，从此在突厥人中间立下了威名。现在，史万岁又和达头可汗在大斤山，也就是如今内蒙古自治区的大青山相遇了。古代崇尚个人英雄，两军交战，要先通报将领姓名，达头可汗一听对方居然是敦煌戍卒史万岁，惊得目瞪口呆，仗也不打了，领兵就往回走。史万岁哪能让他就这么轻易走人？纵兵追杀，大破突厥，斩首几千级，也是得胜还朝。

就这样，两路大军都取得了胜利，初步打击了达头可汗的气焰，杨广再立新功，声望更高了。

不过，尽管打了这样两个胜仗，但是达头可汗的实力还在，只要有他的威胁，启民可汗终究是无法立足，隋朝也始终存留隐患。怎样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公元601年，隋文帝改元仁寿。

仁寿元年年底，长孙晟上表称：“臣夜登城楼，望见碛北有赤气，长百余里，皆如雨足，下垂被地。谨验兵书，此名洒血，其下之国，必且破亡。欲灭匈奴，宜在今日。”
我夜登城楼，仰观天象，看见蒙古草原上空有一道红色的雾气，长一百多里，就好像雨脚一样，一直垂到地下。我查了兵书，这种天象叫作洒血，意味着它下面的国家一定灭亡。陛下，现在看来是灭突厥的最佳时候了！

我们今天相信科学，不大相信天象了，其实古人也未必真的那么相信，好多时候，天象只是促成某些大事的一个说法。既然如此，足智多谋、富有战略眼光的长孙晟将军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拿天象说事？

原来，经过连年战争，达头可汗的内部问题逐渐显露出来。几年之间，达头可汗扩张太快，整天跟那些附属部落征兵征马，把附属部落搞得疲惫不堪。这些部落本来是为了利益才投靠达头的，现在，利益没占着多少，光给达头当炮灰了，他们自然怨声载道，离心离德。

长孙晟是突厥通、情报专家，洞悉了这一情报之后，他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只要隋朝再从外面推上一把，达头内部就很有可能爆发革命。内外因共同作用，不怕达头不垮台！所以才用天象来做引子，坚定隋文帝的信心和决心。

果然，隋文帝听了长孙晟的话之后信心倍增，开始着手组织北伐了。

第二年，也就是仁寿二年（602），隋文帝派杨素为云州道行军总管，长孙晟为受降使者，携带启民可汗，一起北伐。

从这三人的名单可以看出来，这次军事行动，隋文帝是有分工的。杨素的任务是正面打达头可汗，长孙晟是作为隋朝的政治代表乘机招抚那些对达头心存不满的附属部落，而启民可汗则是隋朝钦定的蒙古草原新主人。

很显然，这次出兵的目的，就是用启民取代达头。

那么，这次出征打赢了没有？赢得非常圆满。

就在杨素率军攻打达头之后，附属达头的铁勒等部落在长孙晟的游说之下纷纷反叛，达头众叛亲离，只好率领自己的少数亲信远走高飞，再也不能对隋朝构成威胁了。

随着达头兵败逃跑，启民可汗终于成了统帅整个突厥的大可汗。只不过，他这个大可汗地位的取得跟以往的突厥可汗并不一样，他可不是靠自己的本事打出来的，而是隋朝全力扶持的结果。没有隋朝也就没有启民可汗，启民对这一点心知肚明，对隋文帝感激得五体投地。所以，他上表给隋文帝说：“大隋圣人可汗怜养百姓，如天无不覆，地无不载。染干如枯木更叶，枯骨更肉，千世万世，常为大隋典羊马也。”
大意是说，大隋圣人可汗，您爱怜天下的百姓，就像天没有一处会不覆盖到，就像地没有一处会不承载到。我染干也沐浴到了您的光辉，像枯树又长出了枝叶，像枯骨又长出了血肉一样，我又活过来了。所以我感念您，我愿意千秋万代，为您典养羊马，尊您为“圣人可汗”，这就是圣人可汗的来历。

这样一来，因为启民可汗的推戴，隋文帝不仅是隋朝的皇帝，还成了突厥的圣人可汗，这是中原皇帝兼任少数民族君主的首例，也是开唐朝天可汗的先河。

就这样，隋文帝君臣投注大量兵力，用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终于解决了突厥问题，把突厥从地位基本平等的翁婿之国变成了货真价实的附属国，这可是一个荣耀的时刻。

三、战争意义

那么，这场旷日持久的隋突斗争到底有什么意义？

首先，它比较彻底地解决了突厥问题，巩固了隋朝在东亚的地位。

启民可汗完全是隋朝扶植起来的可汗，这样的突厥帝国，和隋朝的关系相当友好。《隋书·突厥传》记载：大业三年（607）四月，炀帝幸榆林，启民上表曰：“已前圣人先帝莫缘可汗存在之日，怜臣，赐臣安义公主，种种无少短。臣种末为圣人先帝怜养，臣兄弟妒恶，相共杀臣，臣当时无处去，向上看只见天，下看只见地，实忆圣人先帝言语，投命去来。圣人先帝见臣，大怜臣，死命养活，胜于往前，遣臣作大可汗坐著也。其突厥百姓，死者以外，还聚作百姓也。”
大意是说，先前圣人先帝，也就是隋文帝活着的时候，一向爱怜我，把安义公主赐给我，还给我好多好处，让我的老百姓都活得很快乐。结果引起了我兄弟的妒忌，他们一块儿来想要灭掉我。我无处可去，向上看只看见天，向下看只看见地。就在这走投无路的时刻，我想起圣人可汗来了，决定投奔他。他见到我之后，不仅不蔑视我，反倒更加可怜我，死命地养活我，对我比以前还好，不仅让我坐大可汗的位置，而且把我那些百姓都重新收拢回来，做我的子民。这也是我没齿不忘的恩德啊！

显然，即便是在隋文帝死后，启民可汗也念念不忘隋文帝在他“向上看只见天，下看只见地”
时刻的活命之恩和让他重登大位，统帅突厥的再造之情，这种心灵的征服当然比军事的征服更可靠，更长久。正是有了这种军事和政治并行的举措，隋朝才真正巩固了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

其次，它树立了一个农耕时代中原王朝和北方少数民族交往的典范。

在整个古代中国的历史中，北方民族处于攻势，中原民族处于守势，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

问题是，怎样在这种不可改变的事实面前争取主动？

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说过：“中国始终用其远交近攻，离强合弱之政策，是为妨碍突厥建设一持久帝国之要因。设无此种反间政策，突厥之国势不难推想得之。”

确实，智取为主，力取为辅，离强合弱，远交近攻是隋朝最终赢得战争的关键。不盲目迷信武力，而是重视智力比拼，重视结交盟友，这正是农耕民族的优势所在。隋文帝能够扬长避短，这就是他的政治智慧，也是中华民族的军事智慧，所以才能屡战屡胜。

再者，对突厥战争又一次成就了杨广的名声。

虽然杨广只是名义上的统帅，但是他作为总指挥参加了对突厥的最后一击，所以，北破突厥之功也就加在了他的头上。

在此之前，杨广已经有了两平江南的美名，这让他在隋文帝的所有皇子之中相当突出。而且，虽然此刻杨广还没有什么具体作为，但是，通过一次次的出征，他和很多重量级大臣，比如说能文能武的杨素有了合作经验，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对杨广和整个隋朝的发展至关重要。

那么，解决了军事问题的隋朝，还会有哪些新的举措？

第四章　开皇之治

隋文帝统治时期，诞生了一个流传千载的称号——“开皇之治”。可想而知，在人们的心目中这是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富庶、人民生活安定的时代。那么隋文帝在当政期间都有什么建树？社会状况究竟如何？

一、发展经济

隋朝建立之后，北降突厥，南平江南，取得了辉煌的战果。这难免让人猜想，隋文帝就是一个马上打天下的开国皇帝。其实并不尽然。说隋文帝尚武不假，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凡是有为的君主都不可能是一个只知道穷兵黩武的人，隋文帝当然也不例外。

事实上，就在隋朝南征北战的同时，国内建设也进行得如火如荼，而且取得了骄人的业绩。这个业绩在历史上有个专有名词，叫“开皇之治”。这可是个非常光荣的称号。中国历史上能够称得上“之治”的时代并不多，我们耳熟能详的，不过是“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有数的几个，换言之，只有政治清明、社会蓬勃发展的时期才能配得上这个称号。

那么，隋文帝有什么样的成就，能够让他统治的时代号称开皇之治？有以下三方面的成就不容忽视。第一，经济；第二，文化；第三，吏治。

关于隋文帝时期的经济成果，《资治通鉴》有一段记载：“开皇十二年，有司上言：‘府藏皆满，无所容，积于廊庑。’帝曰：‘朕既薄赋于民，又大经赐用，何得尔也？’对曰：‘入者常多于出，
略计每年赐用，至数百万段，曾无减省。’于是更辟左藏院以受之。”
大意是说，到了开皇十二年（592），有关部门向隋文帝汇报：国库里都已经堆满了布帛，连走廊都堆满了，再也没法往里挤了，请陛下快给我们解决仓库问题吧！隋文帝一听大为震惊，连国库都有填满的时候，不可能啊！赶紧问，我跟老百姓收的税也不多呀，这几年老打仗，又没少花钱，我还怕国库都空了呢，怎么反倒满了？官员回答说，这几年您每年赏赐各色人等的绢帛确实不下几百万匹，可是每年进来的更多啊！看到十几年间国家财富积累得如此雄厚，隋文帝真是喜上眉梢，赶紧命令新修一座左藏院来储存财货。这可是了不起的经济成就。

在中国历史上，这样储备丰富的记录不是没有过。比如汉武帝时，就有过“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的景象，唐玄宗天宝年间，也出现了物资爆满，不得不加盖仓库的事情。

但是，拿汉唐盛世的景象和隋朝比，又不完全合理。毕竟，汉武帝是汉朝第五代皇帝，唐玄宗是唐朝第七代皇帝，汉唐两朝，都是经过几十年乃至一百多年的发展才达到这样的程度，而隋朝则是在第一代皇帝任上，仅仅用了十三年就出现了相似的局面，确实令人叹为观止。

那么，隋朝为什么短期之内就变得如此富裕？很多人会想到均田制。是不是呢？那得先看看均田制是怎样的一个制度。所谓均田制，是北魏时期在战争破坏严重，人民颠沛流离，大量土地抛荒的情况下开创的一项制度，基本做法就是国家把国有土地平均分给农民耕种，然后再以此为依据，向农民征收赋税。这样一来，不仅无主荒地得到了开垦，而且流离失所的农民也能够安顿了下来，政府的财政也有了保障。这是个多方利好的制度，所以一直沿用到唐朝前期，成为整个北方经济的基础。

问题是，到了隋朝，社会条件已经变了。北方的无主荒地已经没有那么多，很多地方都从原来的人少地多变成人多地少了。隋朝制度规定，每个男丁都应该分到一百亩地，但是，开皇年间，好多地方的男丁只能分到二十亩，特别是在长安和洛阳这两京地区，土地资源更是紧张。这样一来，虽然在制度上均田制并没有废除，但是实际上已经发挥不了那么大的作用了。换言之，均田制固然是隋朝重要的土地制度，但仅谈均田制，还不足以说明为什么隋朝发展得那么快。

既然不能归功于均田制，那么，又该归功于什么？

我觉得，应该归功于隋朝对人口控制能力的加强。隋朝建立的时候，贵族的势力还非常大，他们都占有好多依附人口，这些人根本不向政府报户口，当然也就不纳赋税。

另外，由于隋朝的赋役对象是针对成丁的男女，很多狡猾奸诈之人就会想办法逃避，明明是二十八岁的精壮小伙子，报户口时非说自己是十四岁的少年，或者明明是五十岁的壮年人，非说自己已经是七十老翁了，这些行为在当时被称为诈老诈小，目的就是逃避赋役。

这两大社会问题使得隋朝少了很多纳税人，怎么办？开皇年间，隋文帝推行了两项政策，一个叫输籍定样，另一个叫大索貌阅，来解决这两个问题。

所谓输籍定样，其实就是国家制定颁布的户等划分样本。符合什么样的标准叫上户，什么标准叫中户，什么标准叫下户，上、中、下户各自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赋役在上面写得明明白白的，任何人一查就知道。而且，整个细则贯彻着上户多交，下户少交的原则，明确保护弱势群体。

为什么要制定这样的标准？这其实是宰相高颎出的主意。他说，之所以有那么多人愿意当大户人家的依附人口，不愿意当国家的编户齐民，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赋役标准不明确，穷人也要承担不少赋役，所以他们觉得，给国家干不如给大户人家干划得来。现在我们反其道而行之，让他们明白，如果投靠政府就能享受优惠政策，比依附大户人家划算，这些人就会自觉自愿地脱离大户人家的控制，主动申报户口来了，这样一来，我们的纳税人就多了。隋文帝一听，好主意，赶紧推行。这就是输籍定样。

那什么是大索貌阅？就是依靠乡里基层组织，搞入户调查，根据体貌特征核实年龄，如有隐瞒，严惩不贷，甚至殃及邻里。这样一来，再有胡子拉碴的大小伙子想冒充小正太，就算官府查不出来，邻居也会揭发检举，国家因此又得到一大批隐藏起来的丁口。

就这样，隋王朝凭借着强大的国家力量，推行更加严格的人口管理办法，隐瞒人口的现象显著减少，一下子增加了好多纳税人口，这样一来，仓库自然在短时期内充实起来了。魏晋以来贵族豪横，国家软弱的局面也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转。

二、发展文教

衡量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和发展前景，不能光看经济基础，还要考虑上层建筑，也就是文化指标。

《隋书·儒林传》记载：“四海九州，强学待问之士靡不毕集焉……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
大意是说，隋朝统一以后，四海之内的知识分子都会集到京师来了。人们为了追求学问，不远万里到处求学，所以，在路上都能听到诵读诗书的声音。这可是汉魏以来从没有过的喜人景象。

确实，自从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开始，中国已经经历了几百年的打打杀杀，路上往来的不是军队就是难民，现在居然满街都是负笈远游的书生了，这不正是天下太平的最好写照吗？这样的局面又是怎样开创出来的呢？

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叫牛弘的官员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牛弘是关陇集团里一个难得的读书人，博览群书，甚至有点儿书呆子气。据《隋书·牛弘传》记载，隋文帝让牛弘去宣一道敕令。牛弘领命而去。结果下了台阶之后，就把敕令给忘了。牛弘只好折回来，老老实实地对隋文帝说，对不起，我忘了您让我宣什么敕令了。隋文帝一听，哈哈大笑说，传话这样的小事，本来也不该您这样的大知识分子来干。连皇帝的敕命都能忘掉，真是糊涂到家了。

可是，这么一个书呆子，糊涂虫，在大事上可是一点儿都不糊涂。开皇初年，还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牛弘就给隋文帝上了一封奏疏。他说：“昔陆贾奏汉祖云，‘天下不可马上治之’，故知经邦立政，在于典谟矣。为国之本，莫此攸先。”
国家既然已经建立了，就要考虑怎么治理。政权可以马上得之，但不能马上治之。要把国家治理好，就要学习前朝的经验教训。而前朝的经验教训全写在书里，所以说，要想治理国家，得先读书。

这当然是个好主意，问题是，鼓励大家读书，总得有书可读才行。而隋朝继承的是魏晋南北朝乱世的底子，根本就没什么书可读。隋朝建立的时候，把北周和北齐的藏书归拢到一起，才一万五千卷。杜甫有言“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而隋朝整个国家的藏书刚够杜甫一个人看，这怎么行！

牛弘说，不要紧，“礼失求诸野”
。现在国家历经战乱，没有藏书，但是，贵族文化世代相传，私人手里藏书不少，可以从民间征集。可是，人都是有私心的，没有什么好处的话，谁愿意白白把手里的藏书交给国家？所以，牛弘在奏章中提议：要想从老百姓手里征集图书，靠行政命令是不行的，必须舍得花钱去买。要让老百姓觉得合算，这样他们才会心甘情愿地把书拿出来。

对于牛弘这个建议，隋文帝是什么反应？隋文帝的表现绝对称得上是英主。尽管当时国家刚刚建立，哪里都等着钱用，隋文帝还是慨然下诏说：“献书一卷，赉缣一匹。”
任何人，只要进献一卷图书，就给他一匹缣。这一匹缣是什么概念？要知道，当时国家的赋税分租、调两部分，其中，一个农民一年的调就是一匹缣，也就是说，只要你给国家贡献一卷书，你一年差不多二分之一的赋税就不用交了。这可是个不小的数字。

更人性化的是，你把书献给国家后，国家并不是据为己有，而是组织人力去誊抄，抄完之后，你的原件还会完璧归赵。

有这样的好事，谁能不愿意呢？老百姓踊跃献书。就这样，经过隋文帝和牛弘君臣的努力，隋朝的藏书很快达到三万多卷，比原有的藏书规模整整大了一倍，这当然也就成了推行文治的基础。

今天再回头看，我们会意识到，牛弘了不起的地方，除了力主国家优先发展文化事业，展现出学者的战略眼光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优点是脚踏实地，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重视老百姓的利益需求。牛弘能想到这一点，并非出于本能，因为他自己在经济上并不敏感。

《隋书》记载了一个著名的故事，牛弘的弟弟是个酒鬼，有一次喝醉了酒，把牛弘家的牛给杀了。这牛可不是耕牛，而是牛弘的座驾，牛没有了，牛弘怎么上班呢？牛弘的妻子非常不高兴，等到牛弘回家，赶紧跟他告状说，孩子他叔叔把牛给杀了。牛弘一听，只说了两个字——“作脯”，也就是做牛肉干，说完就到一边闷头读书去了。妻子不甘心，又走过来说，叔叔无缘无故就射死咱家的牛，这也太可恶了吧。牛弘连头都没抬，说知道了。说完继续读书，不为所动。

这个故事说明什么？说明牛弘本人并不是个斤斤计较于钱财的人。但是，就是这么一个眼光高远，对个人私利并不在意的人，却能够切实体察老百姓的利益需求，保障老百姓的利益需求，这就是真正的政治家风度。

牛弘伟大，隋文帝更伟大。

隋文帝只正经上过两年学，文化水平不高，但是，他能够认识到发展文教的意义，并且能动用国家的力量推动文化发展，这就是一个有眼光、有见识的皇帝。

事实上，在文化方面，隋文帝不仅见识高，做法也比中国历史上很多帝王高明多了，甚至比号称千古一帝的唐太宗还高。

唐太宗喜欢王羲之的书法，尤其喜欢《兰亭序》。即位之后，通过坑蒙拐骗的方式千方百计地搞到自己手中。搞到手后，就再也不还给人家了，留在自己身边把玩。这也罢了，最出格的是，到了晚年去世的时候，他干脆要求把《兰亭序》带到陵墓里，陪他殉葬，让别人永远也别想再看到，这不是自私透顶的行为吗？反观隋文帝，抄完图书物归原主，不夺人所爱，这才是真正的风雅之举。

除了收集图书之外，隋文帝还敦促各级政府兴办学校，平陈之后，更是大力网罗南方的文化人才。正是因为有了这样既富有远大理想，又能脚踏实地办事的君臣，隋朝的文教事业才发展得如此有声有色。

三、整顿吏治

一个社会真想良性发展，光有经济和文化成果还不行，还有一个指标也非常重要，那就是吏治状况。因为官员不仅是老百姓的管理者，是各项社会事业的组织者，也是国家和老百姓之间的桥梁，代表着政府的形象。只有官员清正廉洁，人民对政府才能有信心，国家也才能获得发展。这其实也就是直到今天还非常敏感的干部队伍建设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可太不容易了。因为隋初的官僚基本都是行伍出身。这不难理解。此前中国一直处在战乱之中，不仅在国内和不同政权之间打，还要跟突厥打。将军打了胜仗，总得有安置。怎么安置？一般做法就是让他们去当地方官。这样一来，隋初的地方官基本都是军人出身。

问题是，当军官和当地方官的要求截然不同。

首先，军官治军，以威为主；而地方官治民，则应该以慈为主。中国有一句古话叫“慈不带兵”，当将军讲究令行禁止，不能太婆婆妈妈。但是，地方官则被称为父母官，既然为人父母，当然要爱民如子。这是很大的区别。

另外，对将军，人们主要要求他勇；而对文官、地方官，则主要要求他廉。南宋的岳飞说过：“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直接反映了两类官员节操侧重点的不同。正因为军官和地方官基本要求不同，所以，让军官去当地方官，往往当不好。好多将军说起打仗来头头是道，但是，一谈起治理国家就不知所云，所以，履职水平普遍不佳，按照当时的说法，就是“刺
史多任武将，类不称职”
。举个例子。当时有个叫燕荣的将军，性格刚毅，武艺高强，是个难得的军事统帅。后来，打而优则仕，当了幽州总管，这一下可把老百姓害苦了。

武将出身的燕荣，巡行属地的时候，看见路边的荆条，手就痒痒，想要试试打人好不好用。拿谁做实验呢？身边的下属倒霉了，被他拉过来就打。下属冤枉啊，连哭带喊，说我没犯错，为什么打我？燕荣不以为然地说，我先打着，以后你再犯错就免了。下属一听，这打人还带预支啊？没办法，忍着吧。没想到过几天真的犯错了，燕荣拉过来，又要拿荆条打。这个下属赶紧说，您前几天不是说先打了我，等我再犯错就不打了吗？燕荣哈哈大笑道：你没犯错尚且都打了，何况犯错？给我狠狠地打！这样的领导风格真是形同儿戏！

对下属的赏罚不负责任，对老百姓就更不负责任了。燕荣每次巡行，只要看见漂亮的姑娘、媳妇，就在人家的家里肆行奸淫，真是荒唐残暴，无法无天。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受老百姓爱戴呢？

官吏队伍建设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官吏素质这么差，怎么办？

隋文帝做了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第一个工作，严肃官员任命，不再用官职来奖赏功臣。平陈战争之后，一下子产生了很多战争功臣，大家都按照惯例，等着当官。没想到，隋文帝明确表态：“功臣正宜授勋官，不可预朝
政。”
军功是要奖赏，但是，只能用金钱、荣誉和待遇来奖赏，绝对不能用官职来奖赏。这是认识理念的一大进步。

隋文帝既然不让将军当文官了，他到底打算怎么选拔文官？

第二个工作，建立健全选官制度。在这个问题上，隋文帝想了好多办法，比如说下求贤诏，让现任官员推荐，从优秀基层官员中提拔等，在当时都收到过一定的效果。但是，对历史影响最大的还是考试制度。

开皇七年（587），隋文帝下诏：“诸州岁贡三人。”
也就是说，各个州每年选派三个人，到中央参加考试。

可别小看这短短一句话，就是这句话拉开了影响深远的科举制度的序幕。隋朝的科举考试的科目有秀才、明经和进士三种，考上了之后再经过吏部铨选，然后就能被任命为官员，踏上仕途。

诚然，隋朝的科举制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其中最重要的是考生还不是自由报考，而是由各州刺史推荐。所以有人说，它还是此前察举制度的延续。

但是，它毕竟再次重申，要把读书和做官，把个人才华、个人教养和个人前途，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让每个人有了一个凭本事而不是凭老子崭露头角的机会，也让国家有了推行文治的制度基础和人才基础。因此，它也就注定拥有了无限的前景和活力。

事实上，就是在开皇年间的一次考试中，十八岁的房玄龄高中进士，从此踏上仕途，最终成长为唐初名相，也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宰相之一。

隋文帝在开皇年间的这个选官制度，最终发展为自由报考的科举制，成为中国古代文官政治的重要基础，也是中国古人对全世界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就凭这一点，隋文帝足以永垂不朽了。

第三个工作，建立赏罚分明的考核制度。不管是什么渠道上来的官员，其实都存在良莠不齐的状况，而且人是会变的，有的人起点不高，但是公忠体国，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可能越做越好；当然，也有的人起点很高，但是越来越腐化堕落。怎样才能够有效地保持官员的活力和纯洁性？

隋文帝规定，地方刺史每年年底到中央述职，根据政绩决定赏罚。平时还不定期地派出监察官员到地方寻访。比如前面提到的燕荣，就被审查出贪污、暴虐等种种问题。而且，查出之后立即赐死了。

有罚就得有赏。隋文帝都奖赏过什么样的好官吏？《隋书·循吏传》专门记载了受到隋朝两代皇帝表彰的爱民模范。根据《隋书·循吏传》的记载，就大体可以知道隋文帝时期好官吏的标准了。

举个例子。当时有一个人叫房恭懿，因为苏威的推荐当上了新丰县令，结果任期内第一次考核就被评为首都地区第一名，隋文帝非常高兴，马上赏赐给他四百匹布，结果，房恭懿拿回去就分给穷人了。隋文帝听说后，又赐给他三百石米，没想到房恭懿回去之后，又不声不响地送给了穷人。这样廉洁爱民的好官到哪里去找？隋文帝很快就把他任命为德州司马，也就是州刺史的副手。结果年终考核的时候，房恭懿又是天下第一。

隋文帝欣喜异常，这样的典型必须大力宣传，让天下地方官都向他学习。古代没有发达的媒体，怎样才能让人们都知道房恭懿的先进事迹呢？隋文帝把所有到京城述职的官员都召集到一起，对他们说：“如房恭懿志存体国，爱养我百姓，此乃上天宗庙之所佑助，岂朕寡薄能致之乎！朕即拜为刺史。岂止为一州而已，当今天下模范之，卿等宜师学也。”
意思是说，我把你们召集到这儿来，是想向你们推荐一个好官房恭懿，这个人是如此之贤良，贤良到这种程度，绝不是我一个人的德行所能罗致的，这一定是上天和祖宗把他赐给我的，因为他这么优秀，所以我决定把他提拔为刺史，希望你们都能向他学习。当众把房恭懿提拔为海州刺史。

这个提拔可比光开先进事迹报告会管用多了，一下子，天下地方官都知道了，皇帝设定的考核制度并不是逗你玩，而是真的奖勤罚懒，扬善抑恶！既然如此，咱们以后也都要好好干了。

正因为有这些方面的措施，所以隋文帝时期的官员素质普遍有了提升，这当然是老百姓的福气，也是整个国家兴旺发达的重要保证。元朝的历史学家胡三省说过：“开皇之治，以赏良吏而
成。”
对隋文帝重视吏治、奖赏良吏的举措予以高度评价。

就这样，经过隋文帝十几年的励精图治，隋朝不仅在军事上捷报频传，在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吏治建设方面也是成绩卓著。因此，历史学家们把这段国泰民安的黄金时期称为“开皇之治”。

事实上，不光是史学家认可了隋文帝的成就，连隋文帝的手下败将——陈朝的亡国之君陈叔宝也非常服气。开皇年间，陈叔宝跟隋文帝一起登上洛阳的北邙山，俯视大好河山，陈后主不由得诗兴大发，当场赋《入隋侍宴应诏诗》一首：“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太平无以报，愿上东封书。”
日月光大了陛下的德行，山河让陛下的宫阙更加壮丽。面对这样的太平盛世，我无以为报，只能给陛下上一封请求东封泰山的文书了！陛下，您缔造了这样的太平盛世，应该去封禅了啊！

事实上，这倒并不完全是阶下囚陈叔宝的吹捧，当时全社会的绝大多数人都觉得自己沐浴在盛世的光辉之中，也相信，大隋王朝能够在隋文帝的英明领导下，越走越好。

可是，就在这举国上下信心十足的时候，有两个乌鸦嘴却吹出了不同的哨音。

谁呢？房玄龄父子。

房玄龄的爸爸叫房彦谦，时任监察御史。他曾经私下对亲友说：“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诸王擅权，天下虽安，方忧危乱。”
大意是说，主上为人猜忌苛刻，不得人心，他立的太子卑弱无能，其他几个王爷又权力太大。这样看来，虽然眼下国泰民安，但将来可能会有祸乱。

房玄龄非常认同老爸的观点，而且说得更露骨。他说：“主上本无功德，以诈取天下，诸子皆骄奢不仁，必自相诛夷，今虽承平，其亡可翘足待。”
主上通过权诈之术取得天下，统治的合法性本来就不够。他的儿子们又都骄奢不仁，以后难免会自相残杀。如今虽然看起来像是太平盛世，但是，亡国恐怕也是翘首可待的事情啊！

在他们看来，虽然整个国家文治武功都不错，但是，皇帝的家庭内部却隐藏着深深的矛盾，而这个矛盾很可能给国家引来更大的危机。

那么，他们的担忧是否有道理？

第五章　太子失宠

隋文帝是位好皇帝，但未必是好爸爸，治国有法的人未必治家有方。他当政之后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其实就是家庭问题，确切地说，是太子杨勇的问题。嫡长子杨勇在开皇元年（581）就被立为太子，一直接受严格的政治训练，他的政治表现也不乏精彩之处，本来应该顺利接班。但令人遗憾的是，不知是“太子”这个位置太敏感，还是皇帝的要求太高，随着时间的推移，杨勇似乎越来越不入父皇母后的法眼，他的太子之位也随之摇摇欲坠。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一、太子杨勇

隋文帝是中国历史上个人道德非常高尚的皇帝之一，在独孤皇后活着的时候坚持实行一夫一妻制，因此，五个儿子全是一母所生，这在两千多年的帝王史上不说绝无仅有，也算是非常罕见了。

对此，隋文帝本人也非常得意。隋朝初年的时候，他曾经对大臣说：“前世皇王，溺于嬖幸，废立之所由生。朕傍无姬侍，五子同母，可谓真兄弟也。岂若前代多诸内宠，孽子忿诤，为亡国之道邪！”
在他看来，前朝帝王往往因为宠幸妃子，被美色冲昏头脑，最后做出废长立幼的事情来，严重的甚至因此亡国。而他只爱皇后一个人，五个儿子也都是亲兄弟，所以绝不会发生内斗，这就是大隋万年基业的保障。

谁想到，说嘴打嘴，在巨大的权力诱惑面前，再浓的亲情也不堪一击。杨坚的儿子之间也终于爆发了惊心动魄的争斗，太子地位逐渐变得岌岌可危。

要想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还要先交代一下隋文帝儿子们的基本情况。

隋文帝和独孤皇后一共生了五个儿子。其中，老大叫杨勇，隋初封为太子。老二叫杨广，封为晋王。老三叫杨俊，封为秦王。老四叫杨秀，封为蜀王。老五叫杨谅，封为汉王。杨勇因为是长子的缘故，从小就跟爸爸的政治前途绑在了一起。

北周末年，杨坚矫诏辅政，马上任命杨勇为东京小冢宰，替老爸镇守洛阳；杨坚篡位前夕，杨勇又回到京师，统领禁军，为杨坚篡权保驾护航。总之，身为嫡长子的杨勇为杨坚建立隋朝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所以，隋朝建立以后，杨勇也就毫无悬念地被立为太子，成了爸爸的法定接班人。

既然当了接班人，自然要学习怎样治国理政。隋朝初年，军国大事杨坚都让杨勇参与决策，杨勇的表现也可圈可点。其中，最为人称道的就是他关于怎样处理北齐遗民问题的建议。

隋朝是由北周和北齐整合而成的。其中，北周社会发展落后，所以，老百姓通常不是当兵就是种地，少有第三种职业。而北齐经济发展程度相对比较高，老百姓有很多都脱离了土地，从事工商业，这让在北周社会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隋文帝杨坚非常看不惯。他觉得，离开土地就是游手好闲，游手好闲就会为非作歹，所以，一定要好好整顿整顿这些人！

怎么整顿？隋文帝说，与其让他们闲来生事，倒不如把他们都迁到北方边境去。这就相当于流放了。可以想象，如果这个政策出台，肯定会让整个山东地区都骚动起来，对于新生的隋朝当然不利。

皇帝一言九鼎，怎么办？这时候，身为太子的杨勇就给爸爸上谏了。他说：“窃以导俗当渐，非可顿革，恋土怀旧，民之本情，波迸流离，盖不获已……若假以数岁，沐浴皇风，逃窜之徒，自然归本……何待迁配，以致劳扰。”
您想让老百姓都安顿下来，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移风易俗是个慢工夫，需要慢慢地引导。如果操之过急，让老百姓背井离乡，恐怕引起变乱。隋文帝一听，觉得有道理，便采纳了他的建议，山东地区的老百姓也因此躲过了一劫。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来，杨勇治国的理念要比杨坚先进。杨坚对待异己分子不问缘由，简单粗暴，是一种军事化的思维模式和管理模式。而杨勇则强调春风化雨，循序渐进，体现出了一种文治的精神。

这两种治国理念哪个更好？对于开创帝业，也许隋文帝更合适；但是对于守成而言，应当是杨勇的更胜一筹。

事实上，史书提到杨勇时，也说他“颇好学，解属词赋，性宽仁和厚”
，也就是说，他特别爱学习，通晓辞赋，性格宽仁厚道，为人率直任情，不美化掩饰自己。符合人们对太子的一般期待。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隋文帝对他也颇为满意。但到了开皇中期，太子杨勇却逐渐失宠了。而且，既失宠于父，又失宠于母。这是怎么回事？

二、失爱于父

杨勇失宠，有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他不够艰苦朴素。

第二，他不够谦虚谨慎。

先看第一点，艰苦朴素的问题。隋文帝是个非常节俭的人，当了皇帝之后也还保持节俭的本色，每天只吃一个荤菜，穿衣也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可是，到了杨勇的时候，国家已经富裕起来，国库里的绢帛都多得没地方放，杨勇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也就比爸爸高出了许多，开始向往精致的生活。

有一次，他居然想用金银去装饰一副从蜀地运来的铠甲，这可把隋文帝气坏了。铠甲是防身用的，装饰得那么花哨干什么！为教育儿子，文帝板起面孔说：“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长者。汝为储后，当以俭约为先，乃能奉承宗庙。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时复观之以自警戒。恐汝以今日皇太子之心忘昔时之事，故赐汝以我旧所带刀一枚，并菹酱一合，汝昔作上士时常所食也。若存记前事，应知我心。”
大意是说，帝王要想统治长久，就不能奢侈享乐。你以后是要当皇帝的，所以要特别注意节俭。就拿我来说吧，当了皇帝之后，我特意保留了一身过去穿的旧衣服，随时提醒自己不忘本，现在，我也把这个好方法传授给你。我要赏给你一把旧刀和一盒酱，刀是我用过的，酱是我当年常吃的，希望你随时看看这两样东西，保持艰苦朴素的本色。

老爸也是老板，说得自然没错，杨勇只好唯唯诺诺地接受过来了。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怎么评价这件事？老实说，虽然隋文帝讲的居安思危并没有错，身为一个皇帝，主动约束自己也非常可敬，但是就事论事，杨勇也不乏令人同情之处。仔细想想，杨勇面临的问题和我们这一代人颇有相似之处。我们这一代人都是伴随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眼看着国家一天天繁荣起来，当然也乐于享受一下这繁荣的成果，花钱难免随意了一些，而我们的父辈大半生都在艰苦奋斗，花钱往往更仔细。两代人生活经历不一样，观念不一样，很难绝对说谁对谁错，但是，老辈人难免还是要唠叨，说我们不懂事。这里面，其实有着微妙的张力。

问题是，我们的父辈都是老百姓，他们对我们看得惯也罢，看不惯也罢，其实对我们未必会产生太大的影响，而隋文帝就不一样了，他可是皇帝，他对太子不满意，这难免让一部分人紧张兮兮，也会让另一部分人心生他想。

再看第二点，谦虚谨慎问题。太子怎么不谦虚谨慎了？这其实是一次冬至节惹的祸。

按照古代的礼仪，冬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因为从这一天开始，阳气就逐日增长了，阳气象征着为君之道，所以冬至那天，文武百官都要朝贺皇帝。太子是储君，按照当时的规矩，百官在朝拜完皇帝之后还要去东宫觐见太子。

这一年冬至的时候，百官又按照惯例，去给太子朝贺，杨勇也相当排场，让乐队演奏迎宾曲，自己则身穿礼服，大模大样地接受百官罗拜。本来，杨勇这样做也是南北朝的惯例，而且恐怕往年都是这样搞的，但是这一年，不知道为什么触怒了隋文帝。

隋文帝问朝臣，我听说冬至那天文武百官都去朝觐太子了，这是什么礼数？有个大臣回答说，百官见太子应该叫贺，不应该说朝。隋文帝说，既然是贺，那就应该是三五成群，谁愿意去谁去，怎么文武百官都排着班去了？而且，太子又是穿礼服，又是奏乐，比我排场还大，他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皇帝？

发了一顿无名火之后，隋文帝马上下了一道诏令：“礼有等差，君臣不杂。皇太子虽居上嗣，义兼臣子，而诸方岳牧正冬朝贺，任土作贡，别上东宫；事非典则，宜悉停断！”
国家制定礼仪就是要区别人的身份、等级，皇太子虽然是储君，但毕竟还不是君主。现在他的身份，不还是臣子吗？而你们这些大臣，居然也像对待我一样，去朝贺他，还要给他上贡，这不合典则的事情，从今以后，再也不许这样做了。

很明显，杨勇这个娄子捅大了。用金银装饰铠甲还只是生活态度问题，而大模大样地接受百官朝贺可就涉及最敏感的权力问题了。

隋文帝是一个猜忌成性的皇帝。因为他自己的皇位是篡来的，所以总担心别人也像他一样篡权。因此，对人格外防范。现在一看太子丝毫不懂得谦虚谨慎，排场比自己还足，他的猜忌心一下子就膨胀起来，这小子，想当皇帝的心也太急切了吧。从此，隋文帝对杨勇就更加看不惯了。

三、失爱于母

在父皇面前失宠已经非常不妥，更糟糕的是，杨勇在母亲这边也失宠了。

在父亲那边是因为不够艰苦朴素，不够谦虚谨慎，那么，在母亲这边又是因为什么？主要问题是生活作风不够检点，不能坚守一夫一妻制。

杨勇还没当上太子的时候，杨坚夫妇就给他娶了一个姓元的姑娘。这个姑娘的爸爸叫元孝矩，是北魏的皇族，也是北周著名的将军，跟杨勇门当户对，应该是门好亲事。

没想到，正是因为出身皇族，又是武将之女的缘故，元姑娘刚强严肃有余，温柔活泼不足。这样的性格特点很对婆婆独孤皇后的胃口，但可惜，完全不是杨勇喜欢的范儿。杨勇曾经跟他的叔叔抱怨说：“阿娘不与我一好妇，亦是可恨！”
所以，杨勇当了太子之后，虽然立元氏为妃，却对她一点儿热情也没有。

杨勇不喜欢元妃，那他喜欢谁？他喜欢的人可不少，但最得宠的是一个姓云的姑娘。这个云姑娘的爸爸叫云定兴，是个手艺人，在古代地位很低，但此人心眼特别灵活，替人设计个马鞍，这个马鞍立刻就成了京城里的流行样式，再替人设计个帽子，这种帽子马上也赢得满大街人的效仿。

可以想象，这样的爸爸调教出来的女儿定是心思灵动的。另外，既然是寒门小户出身，也就不会整天端着个架子，相反，一定是特别温柔体贴。

杨勇在元妃面前没有感受过的生活乐趣，在云姑娘这里全找补回来了，所以，没事整天往云定兴家里跑，跟云姑娘偷偷约会，甚至还生了一个孩子。既然孩子都生了，云姑娘当然也就不能住在外面了。杨勇把她接进宫来，封为昭训。之后接连跟她生了三个儿子。这样一来，元妃也就彻底失宠了。

杨勇的这种行径按照古代的一般标准来看并不出格，但是，可把他的母亲独孤皇后给得罪透了。

独孤皇后为什么不满意？因为她奉行一个在今天看来极端合理，而在当时看来却极端出格的原则，一夫一妻制。

要知道，独孤皇后可是北朝贵族出身，北朝贵族女性在历史上是鼎鼎有名的嫉妒成性，独孤皇后在这个问题上态度尤其坚决。根据《隋书·后妃传》的记载，十四岁的独孤伽罗在新婚之夜就让丈夫杨坚立下誓言，终生只有她一个妻子。

独孤伽罗为什么这么霸气十足？除了对自身比较自信之外，更重要的是，独孤夫人的爸爸独孤信就是杨坚爸爸杨忠的老上级，而独孤夫人的姐姐当时已经是北周的皇后，所以，独孤夫人算是下嫁，自然强势一些。

可是，后来独孤信不是很快倒台了吗？杨坚也犯不上怕她一辈子吧。确实，后来独孤信死了，但独孤夫人自己却成长起来了，成了杨坚的贤内助，让杨坚对她又敬又爱。

有一件事让杨坚没齿难忘。北周末期，杨坚刚刚开始辅政的时候，忐忑不安，还在犹豫当权臣还是直接篡位当皇帝的时候，独孤夫人派人给他传话说：“大势已然，骑兽之势，必不得下，勉之！”
意思是说，现在形势已经是这样了，你已经是骑虎难下了，所以不如往前再走一步。这一下子坚定了杨坚的信心。

这种审时度势的能力和坚强果敢的性格让杨坚佩服得五体投地，情愿跟她终身厮守。即便是后来当了皇帝，还是自动自觉地坚守当年的诺言。虽然也按照惯例在后宫设置了一些妃嫔的职位，但是，这些职位都是摆设，而且品位比一般朝代都低，只有独孤皇后才是三千宠爱在一身。

独孤皇后这样做，生活在今天的人肯定高度认可。问题是，她不仅要求隋文帝这样做，也要求所有人都这样做，这就有点脱离时代背景了。

举个例子。当时有个大臣叫长孙览，此人在平齐之战中有功，所以，北齐灭亡之后，皇帝就把齐后主的妃嫔库狄氏赏给他当了小妾。没想到，长孙览对库狄氏一见钟情，很快就把原配夫人郑氏冷落到了一边。郑夫人一生气，就把状告到了独孤皇后这里。独孤皇后可是“妻子权益保障协会主席”，一听郑夫人控诉，二话没说，勒令长孙览和库狄氏离婚，终身不许往来。

事实上，不光对长孙览如此，独孤皇后无论听说哪位大臣纳妾，都相当反感，如果谁家小妾怀孕就更不得了，她必定得让隋文帝把这个大臣降级才行，真是疾恶如仇。

现在，太子杨勇居然敢无视母亲的训诫，冷落母亲选中的原配夫人，宠幸一个在外面认识的下等人，当然让她非常恼火。

就这样，杨勇不仅得罪了父皇，还得罪了母后。

总结一下，杨勇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抛开具体的事情不谈，杨勇真正的问题出在他的性格上。

《隋书》写得非常清楚，就是“率意任情，无矫饰之行”
。非常任性，随心所欲，不喜欢伪装。换句话来说，明知道自己的有些做法不符合皇帝、皇后的期待，依旧我行我素。这样的性格跟隋文帝夫妇简直格格不入。从前面的讲述中不难看出，隋文帝夫妇的性格严肃、刻板、苛刻。责己严，责人更严。在这样一对夫妇面前，任性简直就是犯罪。

这样看来，杨勇有这样的性格，确实不太适合给隋文帝夫妇当太子，失宠当然也就在所难免了。

太子失宠，对于一个国家来讲绝对不是好事。不过，有一个人却因此偷偷地笑了。

谁呢？隋文帝的二儿子，杨勇的弟弟，晋王杨广，小名阿
。杨广两征江南，北破突厥，在王子里表现相当突出。

事实上，杨广不光功劳大，名声也挺好。举个例子。有一次，杨广带领士兵出去围猎，忽然天降大雨，手下赶紧拿来雨衣，请杨广穿。没想到，杨广却说，将士们都还在淋雨，我怎么能独自穿雨衣呢！这样的仁义之举马上在将士中传遍了。就从这样一件小事中，也可以反映出，杨广的政治素质还是相当不错的。

人有功绩，欲望自然也随之增长，但是，按照中国古代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作为二儿子的杨广本事再大也没有接班的希望，这让他相当无奈。可是现在，眼看哥哥杨勇不讨父母喜欢，杨广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

怎样做才能抓住这个机会？杨广是个聪明人，他决定，杨勇从哪里跌倒，自己就从哪里爬起来。为了取悦隋文帝夫妇，杨广做了以下三方面的事情。

第一，艰苦朴素。杨勇不是因为过度装饰铠甲挨批了吗？杨广就把自己王府里所有的屏风、帐子都换成了素缣。既没有图案，又没有颜色，乌压压一片，朴素得让人心疼。

杨勇不是喜欢声色犬马吗？杨广也反其道而行之，虽然精通音律，但为了政治地位，也暂时忍了，大手一挥，把屋子里所有乐器的弦都弄断了，上面落了一层灰也不让人去擦。为什么？这是预备着隋文帝检阅呢。

果然，有一次隋文帝驾临晋王府，一看这灰头土脸的屋子，灰头土脸的破乐器，脸上马上就绽开了笑容。这个儿子，个性和我一样严肃，只喜欢干正经事，不喜欢花里胡哨的东西。这样的生活态度，我喜欢！

第二，一夫一妻。讨好完老爸，还得讨好老妈。老妈不是对生活作风问题特别感兴趣吗？那就在这一点上做足文章。杨广把晋王府里年轻漂亮的侍女都“屏蔽”了，不让她们在人前曝光，就留下几个又老又丑的在外面活动，任谁看了都说，别看晋王年轻，却不好色。仅仅不好色还不够，独孤皇后还特别要求夫妇之间的忠贞。这一点，杨广更是没有问题，天天和自己的王妃萧氏大秀恩爱。

这个萧妃也不是寻常人物，她本来是隋朝的傀儡政权后梁国主萧岿的女儿，因为生在二月，按当时迷信的说法就是克父母，按照惯例要溺死。萧岿不忍心杀害这个小生命，就把她送给了自己的弟弟抚养。没想到，长到八岁的时候，领养她的叔叔死了，于是，父母又把她托付给了舅舅。

后梁国主比较清正廉洁，没怎么照顾过萧妃的舅舅，这个舅舅家的日子相当清苦，所以，萧妃小时候也就跟着舅舅过粗茶淡饭、荆钗布裙的日子。直到十四岁，隋文帝替自己的二儿子晋王求婚，选中了她，萧妃这才重新开始体验皇家生活。可是，这样的日子没过几年，刚找到一点后梁公主、大隋王妃的幸福感觉，她的娘家后梁又让隋朝给灭了，这难免给她造成不小的心理阴影。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坎坷的经历倒也历练了萧妃的性格。因为是后梁的公主，所以她有一种自然的高贵气和书卷气；又因为在贫寒的舅舅家长大，她比一般的贵族小姐多了一份谦和体谅；再加上经历亡国之痛，又让她在政治上更加敏感和成熟。

这样成熟懂事的王妃跟深谋远虑、野心勃勃的晋王在一起，正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彼此配合得相当默契。即使晋王偶尔搞点风流韵事，萧妃也能以大局为重，不仅不去找独孤皇后告状，反而帮他掩盖得滴水不漏。人前人后一副模范夫妻的样子，晋王的两个儿子都是萧氏所生，简直是隋文帝和独孤皇后的翻版，独孤皇后看了当然喜欢。

第三，谦虚谨慎。隋文帝不是讨厌杨勇妄自尊大，乱出风头吗？杨广就刻意低调。每次只要隋文帝或者独孤皇后派人到杨广府上，无论此人身份高低，年龄大小，杨广和萧妃必定热情接待。这种热情，可以具体化解到三个步骤。

第一步，老早就站在门口恭迎。

第二步，奉上美味佳肴，让客人吃好喝好。

第三步，临走的时候再送上一份厚礼。

连吃带拿，再听好话，谁不愿意呢？特别是独孤皇后派出的那些婢女，每次到晋王府来，萧妃都跟她们同吃同住，一点架子也没有，把这些婢女感动得眼泪汪汪的，不住嘴地念他们的好。这让隋文帝夫妇也相当感动，这孩子对我们的奴仆都这么尊重，正说明我们在他的心目中地位高啊！

因为有这三条优点，再加上不俗的功业，杨广在父皇母后心中的地位直线上升。

正在这时候，杨勇那边又出了一个大麻烦，让他和父母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了。

开皇十一年（591）正月，失宠的元妃得了急病，两天之后就去世了。

元氏得的是什么病？按照史书的记载是心疾，也就是心脏病。这种病本来就有发作快、死亡率高的特性，因此两天去世也不是不可能。

问题是，因为有元氏失宠的事情在先，所以，独孤皇后不免怀疑这里有问题，这个可怜的儿媳妇，很可能是被杨勇毒死的！杨勇为什么干如此丧心病狂的事？还不是想杀了她，好给那个姓云的妖精腾地方！为妾杀妻，这可就触犯独孤皇后的道德底线了。

古代婚姻讲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现在，做儿子的居然把父母为他迎娶的媳妇杀死，换成自己选中的情人，这可就触犯了中国古代一个根本性的伦理原则——孝顺了。

何为孝顺？从这个词的构成就可以知道，顺即为孝。只有顺从，才叫作孝。现在，母亲给娶的妻子你不喜欢，不喜欢也就罢了，还要把她毒死，这不光是一个怎么对待妻子的问题，还是一个怎么对待母亲的问题。

中国古代可是讲究以孝治天下的，隋朝对这一点推崇得尤其厉害。独孤皇后本人也是孝道的大力倡导者。独孤皇后的父母早已去世，她就把一片孝心播撒在大臣的父母身上了，只要听说哪个大臣还有父母，独孤皇后一定亲自致意。她这样做，本来也是母仪天下的意思，要给天下人做表率，让天下人学习。想不到，自己的儿子竟然都没有学好，这不是自己打脸吗？

更重要的是，是否孝顺母亲不光是感情问题，还涉及是否尊重母亲的权威问题。权力可是隋文帝夫妻，当然也是任何一个皇帝最敏感的问题，现在太子居然敢触动这根红线，那他在父母心目中的形象自然直线下降。

两个儿子的形象一升一降，意味着什么呢？

就在这一年，隋文帝接见了一个来自南方的术士韦鼎。此人在北周时期预言过隋文帝要当皇帝，所以，隋文帝对他相当信任。这一次，隋文帝问他：“诸儿谁为嗣位？”
我的这些儿子，你看谁应该接班？韦鼎回答说：“至尊皇后所最爱者，当与之，非臣敢预知也。”
皇帝和皇后喜欢谁，当然就是谁来当了，这可不是臣能预知到的。

这一问一答可太有趣了。要知道，当时太子已经立了十多年，按道理讲，谁应当接班是早就确定的事了，隋文帝根本不该有此一问。但他既然这么问，那就说明，这件事已经不再是那么板上钉钉了，反而出现了变化的可能。

隋文帝问得有趣，韦鼎答得也有趣。皇帝应该由谁来接班？当然应该是嫡长子了。但是，韦鼎可没有这么回答。他说，皇帝和皇后喜欢谁就是谁。这是个滑头的说法，但也是皇帝和皇后最爱听的说法。这一问一答，就好像一朵突如其来的乌云，出现在隋朝的政治天空中。

尽管如此，太子号称国本，如果没有重大变故，轻易不能变化。换言之，晋王虽然在父母心目中地位不低，但是，要想把太子拱下来，恐怕还有好长的路要走。

那么，他下一步要怎么做？

第六章　杨广结盟

随着隋文帝夫妇对太子杨勇不满的升级，晋王杨广也使出浑身解数，尽力讨取父母欢心。但是太子号称国本，轻易不能废立，隋文帝虽然对杨勇不满意，也不可能随便废黜。杨广究竟采取了什么手段，促使隋文帝下定决心？他又为自己谋求了哪些势力支撑？

一、独孤援手

因为太子杨勇任性，而晋王杨广善于表现，隋文帝和独孤皇后的感情天平不由自主地向杨广倾斜，甚至隐隐约约流露出一点更换太子的意思。这让杨广觉得非常激动。但是，他也知道，废立太子可是一件大事，绝不是仅凭父母的感情倾向就能解决的问题。要想撼动太子的地位，必须有强大的势力支持才行。

什么样的支持才管用？既然改立太子既关系到家庭的前途，又关系到国家的命运，那么，来自这两方面的支持就都不可或缺。一定要这两方面都有人给自己说话才行。在家庭内部，杨广把突破口选在了母亲独孤皇后身上。

为什么选独孤皇后？因为独孤皇后不但是六宫之主，而且在政治上对隋文帝影响非常大。

独孤皇后对政局的影响，可不是一般人设想的吹吹枕头风，而是每天都和隋文帝一起上朝。根据《隋书》记载，每次隋文帝上朝，独孤皇后必定陪同前往。但是，送到为止，绝不进朝堂。虽然独孤皇后人不进朝堂，她的心可全在朝堂上。她会派小宦官在朝堂旁听隋文帝处理公务，随时向她汇报大臣的上奏和隋文帝的批示情况，一旦她觉得有什么不妥，就会立刻派宦官传话，提供自己的意见，而隋文帝往往也会尊重她的高见。

这样一来，就连当时的人也难以分清到底什么决策是隋文帝的主意，什么决策是独孤皇后的主意，所以，宫里都把他们两人合称“二圣”。

一听“二圣”，可能大家有印象，唐朝的时候唐高宗和武则天不也合称“二圣”吗？没错，武则天跟唐高宗合称“二圣”，那已经是翻唱了，真正的原创在独孤皇后这儿。不过，虽然都是合称“二圣”，独孤皇后跟武则天可不一样。她虽然热衷政治，但价值观还比较正统，并没有武则天那么强烈的个人野心。

举个例子。有的大臣知道独孤皇后对隋文帝影响力大，就想讨好她，上奏说，根据《周礼》，百官之妻的命妇头衔都应该由皇后授予，现在，请求恢复古制。这是想给独孤皇后找一个出风头、露脸的机会。如果是武则天，肯定会眉开眼笑地接受。但独孤皇后可不一样。

她不仅没有顺杆儿爬，反倒一口拒绝：“以妇人与政，或从此渐，不可开其源也。”
如果让皇后册封命妇，我恐怕会开了妇人参与国务活动的口子，甚至发展到干权乱政的程度，所以万万不可。她很清楚，册封内、外命妇是个擦边球，既可以说是妇女活动，又可以说是国务活动。她没有野心，也不愿打这个擦边球。

就这样，独孤皇后一方面积极为隋文帝贡献她的政治才华，另一方面则是牢牢把握尺度，甘做幕后英雄，这样的贤内助谁会不爱？

更浪漫的是，按照史书记载，每天晚上隋文帝退朝的时候，独孤皇后必定早早等在朝堂门口，两个人同反燕寝，相顾欣然。三十年如一日地保持蜜月状态，这样的感情让千年之后的人都羡慕不已，可以想象，在当时，要想找一个能够影响隋文帝的人，不找独孤皇后还能找谁？

这样看来，杨广想要在独孤皇后这里打开突破口确实是明智之举，问题是，要怎样打开这个突破口？杨广是聪明人，他知道，面对独孤皇后这样睿智的女人，玩智谋是不行的，要想打动她，只能靠母子亲情。

再平江南以后，杨广就出任扬州总管了。就在皇太子妃元氏死后不久，杨广回京省亲的假期也结束了，即将离开大兴城，回到扬州去。临行之前，杨广进宫跟母后辞行，一见到独孤皇后，他就扑倒在地说：“臣镇守有限，方违颜色，臣子之恋，实结于心。一辞阶闼，无由侍奉，拜见之期，杳然未日。”
我假期结束了，该回去工作了。一想到又要有好长的时间不能看到您慈祥的面容，我心里就难受啊。说完哭得呜呜咽咽，简直都直不起腰来。

这样的做法我们可能觉得有点儿过头，但是，天下哪有一个母亲会怀疑儿子对自己的感情呢？独孤皇后也被感动得潸然泪下，说：“汝在方镇，我又年老，今者之别，有切常离。”
你到那么远的地方去赴任，我如今又老了，咱们母子隔得那么远，我也舍不得离开你啊！

其实独孤皇后那年才四十岁，但是在古代，这已经算是老了，老人虑及身后事，难免有点儿伤感。

杨广一看，感情气氛营造得差不多了，就开始添油加醋地告状了。他说：“臣性识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爱东宫，恒蓄盛怒，欲加屠陷。每恐谗谮生于投杼，鸩毒遇于杯勺，是用勤忧积念，惧履危亡。”
意思是说，我之所以这么伤心，除了不舍得离开母亲您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不知道怎么把太子得罪了。他每次见到我就咬牙切齿，杀气腾腾。我真怕他会在您和父皇面前进我的谗言，或者干脆派人给我下毒。所以我天天忧心忡忡，就害怕哪一天再也见不到您了。

本来独孤皇后就一直怀疑儿媳妇元氏是被太子杨勇毒死的，现在又听说自己钟爱的二儿子杨广提到害怕被大哥投毒，一下子触到了她的心事，独孤皇后的怒气马上就爆发了。她说：“睍地伐渐不可耐，我为伊索得元家女，望隆基业，竟不闻作夫妻，专宠阿云，使有如许豚犬。前新妇本无病痛，忽尔暴亡，遣人投药，致此夭逝。事已如是，我亦不能穷治，何因复于汝处发如此意？我在尚尔，我死后，当鱼肉汝乎？每思东宫竟无正嫡，至尊千秋万岁之后，遣汝等兄弟向阿云儿前再拜问讯，此是几许大苦痛邪！”
翻译成如今的语言就是说，睍地伐这孩子，越来越让我受不了了，我本来好好地替他娶了元家的女儿，指望他们两个能够兴家立业呢，没想到他对人家不理不睬，却专门去宠爱那个阿云，还跟她生了那么多猪崽子、狗崽子。我这可怜的元氏儿媳，本来一点病都没有，忽然就死了，还不是他杨勇派人投毒所致吗？但事已至此，我也没法深究，没想到，他又想在你这儿干同样的事情！我在的时候他尚且这样对待你，要是有一天我不在了，还不知道他要怎么作践你们兄弟几个呢。我每每想到东宫居然没有一个出身好的后代，还要让你们兄弟在至尊千秋万岁之后，对着阿云生的那些狗崽子跪拜称臣，我的心里就不知道有多痛苦。说完之后，搂着杨广，哭成一团。

这样一来，杨广知道，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现在母亲的心是完全在他这边的了，有母亲盯着，后宫这边他就不用操心了。

但是，在古代，废立太子是国家大事，光是母亲支持不行，还得大臣支持。那么，大臣这边，谁会支持杨广？

二、杨素加盟

梳理大臣的态度，要先分析一下当时的朝廷情况。隋初朝廷说话最算数的有四位大臣，号称“四贵”，也就是高颎、苏威、虞庆则和杨雄。但是，到了开皇九年（589）平定江南以后，这个格局就变了，杨素的地位迅速蹿升，而苏威、虞庆则、杨雄则先后失宠。所以，在这个时候，朝廷里说话最管用的是两个人，一个是高颎，另一个是杨素。如果他们也能支持杨广，这个事就差不多成了。问题是，这两个人会不会支持？

高颎恐怕不会。为什么？

第一，高颎为人方正，不太可能参与这样的宫廷阴谋。

第二，高颎已经是位极人臣，再参加政治阴谋也没有什么好处。

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高颎的儿子娶了太子杨勇的女儿，和太子是亲家，不可能不帮杨勇说话。

高颎不会支持，杨素有没有可能？杨素还是很有可能的。

第一，杨素为人才大于德，好做奇事，好建奇功，这样的人原则性不强，敢于冒险。

第二，跟高颎相比，杨素在政治上还有上升空间，所以，可以用权力来诱惑他。

我们今天这样分析，杨广当年也会这样分析，所以，拉拢的重点就放在杨素身上了。问题是，图谋废立可是掉脑袋的事情，怎样才能让杨素同意入伙？

杨广回到扬州之后，马上就找了一个谋臣宇文述。宇文述是隋朝名将，也参加过晋王杨广领衔的平陈战争，算是杨广的下属。杨广觉得他头脑灵活，就把他留在身边，当了寿州刺史，同时也兼任杨广的军师。

杨广见到宇文述，把自己的想法向他和盘托出。那么，宇文述怎么回答的？宇文述说：“素之谋者，唯其弟约。述雅知约，请朝京师，与约相见，共图废立
。”
意思是说，您的军师是我，而杨素的军师是他的弟弟杨约。您要是想让杨素给您办事，先得说服杨约。而我恰好认识杨约，所以，请您让我到京师去吧，我先会会杨约再说。

杨广一听大喜，赶紧给宇文述打点了大量的金银财宝，让他进京。

宇文述一到大兴城，就开始琢磨了，怎样才能拉杨约下水？一般拉人下水，最常用的就是两个手段，一个是金钱，另一个是美色。不过，到杨约这里，美色就免了。

因为此人小时候淘气，爬树时不小心从树上摔下来，摔成了宦官，从此对美色就免疫了。不过，可能也正因为身体有缺陷，他的智力发育格外好，心思缜密，性格阴鸷。杨素本来眼高于顶，难得瞧得起谁，但对杨约倒是言听计从。

既然对美色免疫，那就用金钱收买吧。宇文述回到京城之后，就请杨约吃饭。把从扬州带来的各种各样的金银宝器都摆在旁边。杨约贪财，一边吃，一边不住地瞟这些好东西。

这时候，宇文述说话了。他说，看得出，您喜欢这些东西。我是个好赌的人，干脆，咱们赌一场吧，就赌这些宝贝，谁赢了归谁。那场赌博到底谁赢了？根本不用猜，杨约赢了。

赌博就是这样，只要赢，就上瘾，从此之后，杨约就天天到宇文述这里报到了，从扬州带来的宝贝也一件件地到了杨约家里。赢到最后，杨约都不好意思了，而且也知道这里必有缘故，就回请宇文述。席间提到那些宝贝，宇文述直言道：“此晋王之赐，令述与公为欢乐耳。”
你以为我有那么多宝贝？可别做梦了，这都是晋王赐给我的，是晋王让我拿这些宝贝来跟您一块儿欢乐欢乐的。

杨约一听，马上意识到问题严重了。赶紧问，晋王想让我干什么？

宇文述说：“夫守正履道，固人臣之常致，反经合义，亦达者之令图。自古贤人君子，莫不与时消息，以避祸患。公之兄弟，功名盖世，当途用事，有年岁矣。朝臣为足下家所屈辱者，可胜数哉！又储宫以所欲不行，每切齿于执政。公虽自结于人主，而欲危公者固亦多矣。主上一旦弃群臣，公亦何以取庇？今皇太子失爱于皇后，主上素有废黜之心，此公所知也。今若请立晋王，在贤兄之口耳。诚能因此时建大功，王必镌铭于骨髓，斯则去累卵之危，成太山之安也
。”
大意是说，您兄弟两个都是大官，您哥哥杨素是宰相，您也是大理寺少卿，都没少给国家办过事。问题是，办事就会得罪人，所以，肯定有很多大臣恨你们吧。另外，太子因为许多事情不能随心所欲，恐怕也会迁怒于宰相。这样看来，虽然皇帝宠幸您兄弟二人，但暗地里想要整你们的人怕是也不少。现在皇帝已经老了，还能保护你们几年？一旦皇帝升天，你们的处境恐怕就不妙了。怎样才能变不利为有利呢？我想给您支一招。您也知道，如今的太子不讨皇后喜欢，皇帝也早有换人的打算了，只是还没决定下来。如果您能劝您哥哥在这个时候游说皇帝，让他改立晋王，那可就是建了奇功了。事成之后，我们王爷自然不会忘了您兄弟二人的大恩大德，那您就等于又给自己找了一把新的保护伞。您好好想想吧。

杨约本来拿人家手短，再听宇文述分析得入情入理，头头是道，马上就认可了他的意见，回家之后，就把这个意思跟杨素说了。而且，还特别向杨素保证，独孤皇后支持这件事。

杨素听完，抚掌大笑说，你真是比我聪明多了，就照你说的来！

废立之事，弄不好可是要掉脑袋的，杨素怎么答应得这么痛快？很简单，他的动力太大了。

什么动力？权力。当时朝廷里势力最大的就是他和高颎两个人。高颎第一，杨素第二。如果政局维持现状，以后太子杨勇接班，自然跟高颎关系更近，那他这个千年老二可就要做到底了。但是，如果他能帮助杨广夺得太子之位，自然就成了首席功臣，这样一来，他不就成了朝臣之首吗？

杨素是个功名心很重的人，对这样的诱惑真是难以抗拒。所以，他也就豁出去了，赌上一把，力挺晋王，就是力挺自己！

三、太子危机

不过，杨素毕竟是老谋深算之人。虽然愿意赌一把，但在没有摸清情况之前，他可不想贸然行动。

杨素最需要摸清的是皇后的态度。没错，无论是宇文述游说杨约，还是杨约游说他，都保证过独孤皇后支持这件事，但是，这毕竟都是别人嘴里传出来的话，是不是可信，他还得亲自验证一下。

怎么验证这个消息？正好，没过几天，皇帝请客，让他进宫侍宴。这是个接近皇后的好机会，杨素当然得抓住。就在酒宴之上，杨素跟独孤皇后闲聊的过程中，非常随便地说了一句：“晋王孝悌恭俭，有类至尊。”
晋王这个人，又孝顺又友爱，又恭敬又节俭，跟他的皇帝爸爸一个样。

这句话非常巧妙，说儿子像爸爸，这话到哪里去说都不犯忌讳，也让人抓不到把柄。但是，在独孤皇后所有的儿子里，不提别人，单单提到晋王跟皇帝的共同之处，这又是微妙的试探。

那么，对于杨素的这种试探，独孤皇后是什么反应？独孤皇后的回应非常直截了当。她流着眼泪说：“公言是也。我儿大孝顺，每闻至尊及我遣内使到，必迎于境首。言及违离，未尝不泣。又其新妇亦大可怜，我使婢去，常与之同寝共食。岂若睍地伐共阿云相对而坐，终日酣宴，昵近小人，疑阻骨肉。我所以益怜阿

者，常恐暗地杀之。”
您说的真是太对了，我这二儿子确实孝顺，每次皇帝派人到他那儿去，他必定要走到扬州的边界上去迎接，而且每次从京城回到扬州的时候，也没有一次不哭的，那是真舍不得离开我啊！不光他孝顺，他媳妇也不错，我每次派婢女去，她都跟我的婢女同寝共食。这样的好孩子，哪像老大睍地伐和他媳妇阿云，这两口子终日就知道坐在那里，让自己吃好喝好，还整天亲近小人，猜疑骨肉。我现在就担心啊，睍地伐出于嫉妒之心，把他弟弟阿
给暗杀掉了。这是明明白白地表示，自己喜欢杨广，不喜欢杨勇。

听独孤皇后这么一说，杨素放心了，马上亮明态度说，就连我这个做大臣的，也和您想的一样啊。既然见解一致，目标一致，那就一起来，把太子拉下马得了！独孤皇后当即赏给杨素一大笔钱，让他当活动经费。

就这样，倒太子挺晋王的集团正式形成，并且开始分头活动。

独孤皇后利用自己皇后的身份在太子宫中安插了眼线，从此，太子每天的一举一动被她尽收眼底，然后再挑出其中的阴暗面，添油加醋地汇报给隋文帝。让隋文帝觉得，太子生活奢侈糜烂，难当大任。

另一方面，杨素则在朝廷里煽风点火，鼓动所有官员，特别是任职于太子府的官员写检举信，深挖太子在工作方面的失误。一时之间，真是“内外喧谤，过失日闻”。

与此同时，杨广倒是被各个方面夸成了一朵花。两相对比，由不得隋文帝不动心。

太子杨勇虽然任性，但是，他也不是傻子，现在，宫廷和朝廷都掀起了反太子大合唱，父母对他也越来越冷淡，他当然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了。

怎么办？人一急，脑子就乱，杨勇也不例外。他不去想怎样检点自己的行为，改变父母的印象，反倒想了一个最最愚蠢的法子，请术士作法。

他请的这个术士叫王辅贤，号称精通天象。此人到了太子府上，看了看天象，发表了一通高论：“白虹贯东宫门，太白袭月，皇太子废退之象也。”
有一道白虹横贯了东宫门，而且，太白金星也夺了月亮的位置。东宫和月亮都是太子的象征，看来，您有被废的征兆。

一听就能明白，这哪是算的？从外面一打听就知道了。古往今来，算卦的都是这么骗人的。

然而，当局者迷，太子杨勇可没想到这些。相反，他觉得，术士算得真准。既然算出来了，赶紧给指一条生路吧。王辅贤说，你要是被废，那不就成庶人了吗？不如你现在就主动体验一把庶人的生活，把自己打扮成庶人的样子，过过庶人的苦日子，这样一来，就等于把日后的灾难给提前化解了。

贪心让人变蠢。太子听信了术士的主意，赶紧在后花园造了一座庶人村，建几座低矮破旧的草房，里面铺上草席，每天穿得破破烂烂到那里面去待着，希望能把灾躲过去。

他这样做有没有用？当然没有用，不仅没有用，反而有害。这是搞厌胜，是古代宫廷里头最忌讳的事了。

果然，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隋文帝很快知道了这件事，派杨素去了解情况。这等于让狼去调查羊了。杨素高高兴兴地领命而去。到了太子府前，大张旗鼓地派人通报，我奉皇帝之命了解情况，请太子做好准备。

一听说皇帝派来的特使就在门前，杨勇当然不敢怠慢，赶紧穿戴得整整齐齐，恭候杨素。没想到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

杨素到底干什么去了？先找个地方休息去了，故意拖延时间，就是不进门。杨素这样做意欲何为呢？这就是在激怒太子。他知道，让太子这么冠带整齐地干等着，他心里肯定是又气又急。太子城府浅，喜怒形于颜色，他一急，肯定控制不住脾气。而这正是杨素要达到的效果。就这样，杨素休息够了，估计太子已经等得火星乱冒的时候，终于慢条斯理地露面了。

果然，太子一看见杨素，就恨不得生吃了他，脸色也变了，说话也没了逻辑，答辩过程非常失败。杨素回到皇帝身边，一点都没有添油加醋，直接跟隋文帝说，太子一见到我，就对我乱叫乱嚷，态度非常嚣张。现在，我担心的已经不是他怨恨您了，我最担心他会狗急跳墙，铤而走险，陛下还是防着一点吧。

皇室自古情浅怨深。一听杨素这样说，隋文帝可真紧张了。马上把东宫的卫兵都换成了老弱病残，而且还在皇宫和太子宫之间布置了特别岗哨，每隔几步就派一个士兵，对太子严防死守。

到这个时候，傻子都知道，皇帝恐怕真是要换太子了。

俗话说墙倒众人推。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是宫里和朝廷里反对太子的声音越来越大，连术士都纷纷出动，争相跟隋文帝讲，天象有变，皇太子应该废黜。看起来，独孤皇后和杨素这个联盟非常成功，废黜太子简直是势在必行了。

不过，尽管如此，隋文帝还是非常犹豫的。因为有一个关键人物一直没有表态。

谁呢？老宰相高颎。高颎当时在宰相的岗位上已经干了二十年，从建国到治国，没有一件事他没有参与，对待任何问题，他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是，在太子问题上，他一直没有表态。这让隋文帝很不踏实。

那么，高颎对这件事是什么态度？就在开皇十九年（599），隋文帝亲自来试探了。有一天，他假装出一副随随便便的样子问高颎：“有神告晋王妃，言王必有天下，若之何？”
我儿媳妇晋王妃，做了一个梦，梦见神仙告诉她，晋王当有天下，爱卿啊，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这已经是非常明确的暗示了。

高颎是什么反应呢？他马上跪倒在隋文帝面前，说：“长幼有序，其可废乎！”
这一句话，把隋文帝憋在那里了。很明显，老宰相不赞成这件事。而且，老宰相说的这个原则很难驳倒。

看来，只要有高颎在，太子的地位还是撼动不得的。

那么，高颎这把太子的保护伞到底能不能一直撑下去？

第七章　高颎罢相

在晋王杨广的推动之下，独孤皇后和宰相杨素结成了反太子联盟，对太子杨勇展开内外夹击，促使隋文帝产生了废掉太子杨勇、改立晋王杨广的想法。不过废立太子毕竟是国之大事，还得征得宰相高颎的赞同。高颎当年为隋朝的建立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深得隋文帝和独孤皇后的信任。当隋文帝拿这件事去问他的时候，高颎一口否决。高颎为什么要反对废立太子？他的反对给他带来了什么后果？

一、保护太子

废立太子乃国之大事，除了皇帝认可之外，还得宰相赞同。可是，当隋文帝拿这件事去征求老宰相高颎的意见时，高颎却义正词严地说“长幼有序”
，一口给否决了。

要知道，高颎在隋朝的地位可是非同寻常，他不仅是隋文帝的佐命功臣，也是隋朝最重要的辅政大臣。二十年来，没有哪件大事不是在他的参谋规划之下完成的。现在他投否决票，让文帝也觉得非常为难。

问题是，高颎一直和隋文帝同心同德，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问题上唱反调？换句话说，他反对废杨勇，立杨广的理由，真的仅仅是长幼有序吗？

古往今来，人们在考虑这件事的时候，往往会想到一桩公案。有记载说高颎和晋王杨广曾经因为一个美女产生过矛盾。这个美女不是一般人，而是陈后主的宠妃，张丽华。

这两个人和张丽华之间的关系，还得从开皇九年（589）的平陈战争说起。

隋朝平陈，晋王杨广是名义上的统帅，但实际上主持工作的人是高颎。隋军进入陈朝首都建康后，高颎马上也就跟进做善后工作了。善后工作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处理战争罪犯。而高颎所列出的战犯名单中，贵妃张丽华高居榜首。

让一个妃子承担亡国的罪名，我们今天可能觉得并不公平，不过，按照当时人的想法，张丽华用女色魅惑陈后主，这本身就是罪不容恕。

可是，正在高颎准备执行死刑的时候，忽然接到一封晋王杨广写给他的加急信，信上请他千万刀下留人，留下来干什么？《隋书·高颎传》写得清清楚楚，“晋王欲纳陈主宠姬张丽华”
。这样的美人，杨广要留下来自己享用。

那么，对于晋王这么一个请求，高颎是什么反应？高颎说：“武王灭殷，戮妲己。今平陈国，不宜取丽华。”
张丽华和商朝的妖姬妲己一样，都不是好东西，不能留，坚持把张丽华给斩首了。

杨广一听高颎如此不给自己面子，勃然大怒，当时就放出话来，说一定会想办法“报答”高公。从此，两个人就产生了过节。

既然有这样的过节，如果杨广当了太子，以后再当皇帝，高颎一定没有好下场，所以，高颎不可能支持杨广。

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呢？虽然这件事在《隋书》和《资治通鉴》中都有记载，关于隋炀帝的各种小说更是宣传得不亦乐乎，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不是真的。有三个理由可以佐证。

第一，晋王杨广很早就是个有远大理想的人，一直致力于树立不好女色的良好道德形象。事实上，他也正是靠着这种形象才打动了隋文帝夫妻，甚至让他们产生了废长立幼的想法。

试想，这样一个心机深沉、自制力极强的人，怎么可能在平陈这样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庇护一个天下知名的坏女人？就算杨广好色，他在政治上也不会如此幼稚。

第二，平陈那年，张丽华所生的儿子都有十五岁了，而杨广当时刚刚二十岁。两个人的年龄差距太大，就算是杨广不考虑自己的名声和政治前途，似乎也没必要找一个妈妈级别的美人。

第三，当时的一些史书，比如《陈书》《南史》都明确记载，“晋王广命斩贵妃”
。也就是说，杀张丽华以谢江南百姓，其实正出自晋王杨广的命令。

基于这样三个理由，所谓杨广和高颎因为张丽华而早有矛盾的记载并不成立，是后来的人在隋朝灭亡之后为了丑化隋炀帝而编造的故事。

既然如此，高颎为什么一定要反对隋文帝的废立之举？他有公、私两方面的考虑。

从公的角度来说，作为一个有经验、有操守的政治家，高颎深知废长立幼可能引发严重的政治斗争，轻则造成政局不稳，重则因此国破家亡，前朝已经有不少这样的教训了，他不希望隋朝再重蹈覆辙。

从私的角度来说，高颎和太子杨勇是儿女亲家，高颎的儿子娶了杨勇的女儿，所以，如果杨勇倒台，以高颎这样敏感的身份，在新皇帝手下很难立足。

有了这公、私两方面的原因，高颎坚决举起了反对废长立幼的大旗，旗帜鲜明地反对废太子。

怎样才能保护摇摇欲坠的太子？除了旗帜鲜明地反对废长立幼之外，高颎也不忘在具体问题上维护太子的利益。

当时隋文帝要削弱太子的军事力量，下令从东宫挑选强壮的卫士，到皇帝身边来侍卫。这对太子当然不利，高颎马上上奏说：“若尽取强者，恐东宫宿卫太劣。”
如果把强壮的人全挑走了，东宫警卫力量怕会变弱。

隋文帝一听，马上反驳道：“我有时出入，宿卫须得勇毅。太子毓德东宫，左右何须壮士！此极弊法。如我意者，恒于交番之日，分向东宫，上下团伍不别，岂非佳事！我熟见前代，公不须仍踵旧风。”
大意是说，我经常出门，当然要壮士保卫，太子整天在东宫待着，要壮士干什么？把卫兵分成皇帝和太子两拨本来就不是好事，依我看，不如干脆把太子的卫兵废掉，都用我这边的侍卫，在我和太子两边轮流上班就行了。说完这件事，隋文帝还不忘补充一句，说，我知道以前很多大臣都会心向太子，为自己的将来做铺垫，希望你不要学这种做派！也算是狠狠敲打了高颎一下子。

不过，尽管不能排除高颎的私心，但是，高颎所说的不能废长立幼毕竟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政治原则，隋文帝也心存顾忌，不好一意孤行。

就这样，因为老宰相高颎的庇护，太子的地位暂时算是安稳了一些。

那么，高颎这把保护伞是不是能够一直撑下去？非常遗憾，这把伞撑不了多久，因为高颎当时已经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

二、得罪皇后

简单地说，高颎地位不保，是因为他得罪了独孤皇后。

独孤皇后跟高颎关系不是很密切吗？高颎曾经是独孤皇后的爸爸独孤信的家臣，在独孤信倒台后还不忘旧情，一直出入于独孤皇后的家门，所以深得独孤皇后的敬重。杨坚辅政之初，第一时间就去找高颎帮忙，应该也是出自独孤皇后的推荐。独孤皇后对隋朝的政治影响力相当强大，当时和隋文帝合称“二圣”，高颎出自独孤皇后的门下，对他的政治前途自然意义重大，事实上，高颎能够执掌隋朝的朝政二十年，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自己的才干了得，但在另一方面，独孤皇后的大力支持也是重要因素。

问题是，有一句话叫作“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独孤皇后如此强悍，她欣赏高颎的时候，固然是难得的贵人，可一旦翻了脸，杀伤力也就不是一般的强悍。恰恰就在这个时候，独孤皇后跟高颎翻脸了。原因是两件事。

第一件事，独孤皇后觉得高颎瞧不起她。这还得从一个桃色事件说起。

隋文帝虽说当了皇帝，但是还模范地执行一夫一妻制。可是有一句话说得好，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生只做好事，不做坏事。隋文帝当了一辈子模范丈夫，临到晚年，却犯了一次错误。

有一天，隋文帝到仁寿宫度假，心情放松下来，对什么事情都有兴趣。就在这种情绪的鼓舞下，他注意到了一个宫女。这个宫女不仅长得漂亮，而且气度不凡，看起来大有来历。隋文帝把她叫过来一打听，原来是尉迟迥的孙女。

当年，尉迟迥可是杨坚当皇帝最大的障碍。北周宣帝死后，杨坚矫诏辅政，马上引发了三总管起兵，尉迟迥作为势力最大的那一个，当时可让杨坚没少担心。

后来，尉迟迥兵败被杀，他的孙女也被没入后宫，成了宫女。一听宫女说完身世，杨坚不由得回想起了当年金戈铁马的峥嵘岁月，内心也百感交集。就在这种复杂的心境下，他临幸了这个宫女。

俗话说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独孤皇后再好，毕竟已经四十多岁了，人老珠黄，跟二十出头的尉迟氏相比立马黯然失色。杨坚一下子就被美色冲昏头脑了，也顾不得独孤皇后的嫉妒了，对尉迟氏山盟海誓，保证退朝之后再来看她。

独孤皇后是六宫之主，出了这样的事情，她马上就知道了。但她装得跟没事人一样，照样和隋文帝一起出门上朝，把隋文帝送到朝堂之后，自己又折回后宫，一顿乱棍打死了尉迟氏。

隋文帝惦记着早晨的约定，退朝之后，兴冲冲地来找尉迟氏，这才发现早被皇后打成了烂羊头。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让隋文帝太伤心了，堂堂一个皇帝，连一个小宫女都保不住，这皇帝当得也太窝囊了！

怎么办？把独孤皇后废掉？隋文帝还真没有那份勇气，盛怒之下，他只好离家出走了。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就是“单骑从苑中出，不由径路，入山谷间二十余里”
。骑着一匹马，从禁苑跑出去了，也不管有路没路就往前闯，一直跑出去二十多里，跑到山里去了。

一听说皇帝跑了，朝廷这边可慌了神，国家哪能没有皇帝？赶紧去追吧！谁去呢？高颎和杨素这两个宰相当然义不容辞。好不容易在山里找到隋文帝，两个人赶紧扣马苦谏，让皇帝回去。

隋文帝长叹了一声，说：“吾贵为天子，不得自由！”
我虽然贵为天子，但是你们看看，皇后把我管成这个样子，一点自由都没有。

看到隋文帝这么苦恼，高颎不免劝了几句：“陛下岂以一妇人而轻天下！”
皇后不过是个妇人，头发长，见识短，你岂能因为生她的气就抛弃天下？

高颎这是什么意思？这是给隋文帝找台阶下呢，说皇后不值得您生气，陛下大人大量，为国家考虑，还是回去吧。隋文帝也知道高颎的一番苦心，总在外面也不是办法，所以，磨蹭到半夜，终于还是回去了。

回去之后，独孤皇后也赔了不是，夫妻双方把酒言欢，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可是到了后来，独孤皇后细细打听隋文帝回来的经过，听说高颎居然管她叫“一妇人”，不禁动了无名之火。你是我们家的家臣出身，我这么多年一直庇护你，你怎么敢说我不过是一个妇人？从此对高颎产生了不满。就这样，因为一句无心之言，高颎把强势的独孤皇后得罪了。

这样强势的皇后，得罪一次已经够受的了，没想到，高颎还要得罪第二次。这次是因为高颎的妾生了儿子。

开皇十八年（598），高颎的妻子去世了。独孤皇后虽然对高颎有所不满，但是，毕竟是几十年的交情了，这时候还是挺同情他的，就对隋文帝说：“高仆射老矣，而丧夫人，陛下何能不为之娶！”
高仆射那么大岁数了，夫人去世，身边没有一个照应的人，陛下再给他娶一房吧。劝隋文帝帮他再娶一个老伴，好照顾他。

这本来是一番美意，但是，高颎却流着眼泪回绝了。他说：“臣今已老，退朝，唯斋居读佛经而已。虽陛下垂哀之深，至于纳室，非臣所愿。”
我老了，退朝回家就吃斋念佛，不想再娶了。伉俪情深，这是独孤皇后最乐于见到的事情了，对高颎的印象不由得大为改观。

问题是，没过多久，情况变了。高颎的爱妾居然生了一个儿子。

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可把独孤皇后气坏了。独孤皇后平生信守一夫一妻制的原则，最恨大臣纳妾，现在，高颎不仅有小妾，还跟小妾生儿子，这不是道德败坏是什么？道德败坏也就罢了，还要在皇帝面前假装清心寡欲，这不是两面人吗？有了这两件事，高颎在独孤皇后心目中的形象彻底改变了。再加上高颎还公然支持自己不喜欢的太子杨勇，独孤皇后真是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对高颎必欲除之而后快。

怎么才能除掉高颎呢？

独孤皇后的做法是在隋文帝面前挑拨、挑拨再挑拨。从不同角度出发，挑拨隋文帝和高颎之间的关系。

第一个角度，从高颎不忠诚入手。独孤皇后借着高颎的爱妾生子这件事发话了。她对隋文帝说：“陛下尚复信高颎邪？始，陛下欲为颎娶，颎心存爱妾，面欺陛下。今其诈已见，安得信之！
”您要给高颎娶妻，他是心里想着爱妾，才不肯娶的，可是却骗您说什么吃斋念佛，无心再娶，这就是公然欺诈。您怎么还会信任他？

那么，独孤皇后这番挑拨对隋文帝有没有影响？当然有。隋文帝和任何皇帝一样，最看重的就是大臣的忠诚，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心口不一。

高颎这个事倒是不大，但是一滴水可以折射太阳的光辉。当面欺君，背后又当如何呢？从此之后，隋文帝也开始疏远高颎了。这样一来，独孤皇后的第一次挑拨也就成功了。

第二个角度，从高颎工作不尽力入手。开皇十八年（598），高句丽侵略辽西地区。当年，高句丽所在的朝鲜半岛曾经划入过汉朝的版图，隋文帝此时战无不胜，早想把它收入囊中。没想到隋朝还没动手，高句丽居然主动兴兵犯边，隋文帝当然不能容忍。马上派汉王杨谅为元帅，高颎为元帅长史，率领大军讨伐高句丽。

问题是，高句丽虽然是一个小国，但因为地处偏远的东北地区，又有水道阻隔，运粮运兵都有困难，所以，高颎并不同意这次出兵，也苦苦劝谏过隋文帝。

但是，隋文帝盛怒之下，拒不接受，所以他只好跟汉王杨谅一起去了前线。去了之后，果然因为河水泛滥，运输困难，最后无功而返。

作为皇帝，应该怎样看待这次失败？正常的看法应该是承认决策失误，反思此前高颎的意见。但是，独孤皇后对隋文帝讲：“颎初不欲行，陛下强遣之，妾固知其无功矣！”
高颎本来就不想去，陛下非要派他去，我就知道他会无功而返的。

什么意思呢？仗为什么打输了？还不是因为高颎根本就不想打！这就等于把战败的责任从隋文帝的身上转嫁到高颎身上了。

这样的解释，隋文帝太爱听了，不仅爱听，也非常愿意相信。当然，因此也就对高颎更加不满了。这是第二次挑拨。

第三个角度，从高颎骄横跋扈入手。前面讲过，讨伐高句丽，是由汉王杨谅挂帅。杨谅是隋文帝最小的儿子，少不更事，在前线难免发些不切实际的高论。而高颎是多年的老宰相，吃的盐比杨谅吃的米还多，所以，也不怎么愿意理会小王爷那些不经之谈。

高颎这么做固然是一心为国，不肯为了敷衍一个小王子而耽误了国家大事，但是，杨谅可不是这么理解的，他觉得，高颎就是轻视他，这可太伤自尊了，所以，回来之后，杨谅就哭着对母亲说：“儿幸免高颎所杀。”
在前线我差点被高颎杀害。独孤皇后一听怒不可遏，立马汇报给了隋文帝，说高颎对汉王不尊重。这可又触动隋文帝的敏感神经了。

隋文帝虽然自己对儿子要求很严格，但是，在大臣面前，倒是极力维护王子的地位。

隋文帝为什么要这样做？很简单，就是为了提升皇权，提升皇家的威严。但是现在，高颎居然拿汉王不当回事，这不是典型的居功自傲，骄横跋扈吗？这不是想要当权臣吗？隋文帝自己走的就是从权臣到皇帝的路，他当然不希望别人也踏上这条道路。

就这样，因为有独孤皇后这样三番五次的挑唆，隋文帝对高颎的印象也彻底颠覆了。以前，高颎是心腹重臣，现在成了既不忠诚，又不肯干，而且骄横跋扈的权臣。有了这些嫌疑，再加上在太子问题上不肯合作，隋文帝也和独孤皇后一样，对高颎是必欲除之而后快。

三、高颎之废

不过，高颎毕竟是国家大臣，多年的宰相，要想把他拿下去，总得有个能服人的理由。而对付大臣，再没有比谋反更好的理由了。

开皇十九年（599），高颎奉命率军追击突厥，仗打到一半，高颎上奏，要求增兵。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可是，面对君相不合的局面，竟有大臣揣摩隋文帝的意思，告高颎谋反。高颎要兵干什么？不是想往前打，他是想往回打，这是有谋反企图？

大臣一告状，隋文帝心里也在紧张激烈地搏斗，要不要就此治高颎的罪？他有点犹豫。没想到，前方战事转折太快，还没等隋文帝犹豫完，高颎已经率领大军凯旋了，这谋反之罪也就不了了之了。

不过，有句话叫“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隋文帝既然惦记上高颎了，自然不可能就此罢手。

很快，又一件谋反案出来了。只不过，这次谋反案的主角不是高颎，而是高颎当年推荐的一位将军，名字叫王世积。此人被仇人告发，说他曾经请人看相，看相的说他贵为国君。还说他担任凉州总管期间，曾经和手下议论凉州是用武之地，可以把这里作为基地，图谋大事。这不是狼子野心吗？

这件谋反案其实也只是红口白牙，拿不到什么具体的证据。但是，王世积是高颎推荐的，隋文帝马上敏感起来，要求司法部门认真审问，顺藤摸瓜。

怎么认真审问？那就打吧。打来打去，王世积招供了，他确实想谋反，而且跟高颎有牵连。有些宫廷里的情况，他就是听高颎说的。这就把高颎给卷进来了。一听王世积这么招供，隋文帝大惊失色，一定要彻查此案，还宰相一个清白。

不用说，彻查的结果肯定对高颎不利。有关部门报告说，根据调查，王世积和高颎确实过从甚密，还给高颎送过名马。这可是明白无误的受贿，仅凭这一条，就可以治罪了。这时候，隋文帝才下令结案，判处王世积死刑，而高颎则从轻发落，就地免职，退休回家。就这样，因为一件子虚乌有的案子，高颎二十年的宰相当到了头。

事情到了这一步，是不是就该结束了？

隋文帝可不这么想。高颎虽然回家了，但是，声望还在，朝廷里恐怕还有很多人在观望，甚至等着他复出。另外，高颎虽然被免了官，但并未被剥夺爵位，还是齐国公，这也是政治资本，仍然能对朝政有所影响。

怎么把这两个政治资本都解除干净呢？隋文帝是个极有心机的人，他又实施了第二步计划——苦肉计。

高颎被免职没几天，隋文帝就到他的儿子秦王杨俊家里去了，还特地召高颎侍宴。酒席之上，高颎悲不自胜，独孤皇后也呜咽流涕。随从的大臣都觉得，这应该是皇帝念旧，要召回高颎了。没想到，隋文帝话锋一转，对旁边的大臣说：“我于高颎，胜于儿子，虽或不见，常似目前。自其解落，瞑然忘之，如本无高颎。人臣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
过去，我对高颎比对儿子还亲，就算不见面，也总想着他，可是现在，我已经彻底忘掉他了。彻底到什么程度？就好像他这个人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所以，诸位爱卿，当大臣的不能自恃功劳，要挟君主啊，一旦这样，可就万劫不复了。隋文帝为什么这么说？这是在向大臣明确表态，高颎要挟皇帝，我已经彻底抛弃他了。

有道是“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
。皇帝这么一表态，下面的人马上就知道该怎么办了。高颎是齐国公，他的下属齐国令很快就发难了。他声称，高颎的儿子，也就是太子的女婿高表仁对高颎说：“司马仲达初托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焉知非福！”
过去司马仲达也曾经假装生病，不去上朝，后来怎么样？他的孙子司马炎不是改朝换代、建立晋朝了吗？那么今天父亲您被皇帝贬官待在家里，未始不是一件好事。

司马仲达就是曹魏的权臣司马懿。他在家装病，骗过了曹操，最后篡夺了曹家的天下。所以，这个告密的齐国令是想说，高颎父子也在图谋造反。

既然有人检举，隋文帝赶紧命令有关部门拘捕高颎，仔细审问。这一审问，罪行就更多了。有人接着举报，曾经有和尚对高颎说：“明年国有大丧。”
也就是说，明年皇帝要死。还有一个尼姑对高颎说：“十七、十八年，皇帝有大厄，十九年不可过。”
开皇十七年（597）、十八年（598），皇帝会遭大灾的，十九年（599），他是坚决过不下去的。

这些罪状串到一起，就成了一个首尾相连的故事：高颎整天求神问卜，希望皇帝快点死，他好学司马懿，篡位夺权，这不是谋反是什么？

审案子审到这一步，隋文帝终于发话了。他说：“帝王岂可力求！孔子以大圣之才，犹不得天下。颎与子言，自比晋帝，此何心乎！”
皇帝难道是可以求得的吗？那是天降大任才能得到的。像孔子那样的圣人，都没能当皇帝，高颎算什么东西？居然也想自比皇帝？怎么处置？免去爵位，除名为民吧。

就这样，经过步步为营的罗织，高颎的政治资本彻底丧失，再也不能对朝廷发挥任何影响力了。当年，高颎刚刚当上仆射的时候，他母亲就告诫他：“汝富贵已极，但有一斫头耳，尔其慎之！”
你现在位极人臣，什么都有了，恐怕只剩砍头了！这是一个久经生活历练的老母亲深深的忧虑。高颎也是一个听话的孩子，一直小心翼翼，低调做人，但是，最后还是被卷入宫廷斗争，不免被罢废的命运，真可谓世事无常。

高颎之废是隋朝开皇末年的一件大事，对朝政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一，朝廷里少了一个有能力、有节操、有见识的顶梁柱。要知道，高颎是隋朝政治素质最高的宰相，按照当时人的说法：“杨素粗疏，苏威怯懦，元胄、元旻正似鸭耳。可以付社稷者，唯独高颎。”
几个宰相之中，杨素个性粗疏，苏威为人怯懦，而元胄、元旻就像鸭子一样，叫唤叫唤可以，其实没脑子。真正能托付江山社稷的，只有高颎一人。

现在，高颎离任，隋朝能把握政治方向，能办大事的人没有了。

第二，也是最直接的影响，高颎一废，皇太子再也没有有力的庇护人了。此刻，杨勇就像砧板上的那块肉，杨素也罢，杨广、独孤皇后、隋文帝也罢，都要向他举起刀子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隋朝的政局，会出现什么样的巨变？

第八章　东宫易主

由于独孤皇后的挑拨，宰相高颎被隋文帝革职为民。太子杨勇失去了强有力的支持，很快被废黜。晋王杨广则成功上位，成为大隋王朝的新太子。可是，太子杨勇虽然不讨父母喜欢，但毕竟没有什么大的过错，隋文帝究竟是以什么名义废黜太子的？这一废立的过程又是如何完成的？

一、皇帝发难

老臣高颎被革职为民，太子杨勇的保护伞轰然倒塌。现在，朝廷里的主要人物隋文帝、独孤皇后和宰相杨素意见高度一致，废长立幼已经是势在必行了。问题是，具体怎样操作？这时候，有个叫姬威的小人物派上了大用场。

姬威是太子杨勇的手下，但早就被晋王杨广给收买了，成了潜伏在杨勇身边的老鬼。开皇二十年（600），杨广觉得时机已到，就对姬威下达命令说：“东宫过失，主上皆知之矣。已奉密诏，定当废立；君能告之，则大富贵！”
意思是说，主上已经决定废掉太子，就缺一个人挑头了，你若挑头，富贵唾手可得！

姬威一听，赶紧上书隋文帝，说有确切情报，太子杨勇图谋不轨！

隋文帝当时正在行宫仁寿宫避暑，一听这消息，大惊失色。连忙赶回了大兴城，一夜都没睡好。第二天一大早，隋文帝上朝，第一句话就对大臣说：“我新还京师，应开怀欢乐；不知何意翻然愁苦！”
我回到京师，本来应该挺高兴的，但不知为何却如此苦闷，你们说说，这是怎么回事？

隋文帝为什么要问群臣呢？因为他在仁寿宫，整日听独孤皇后和杨素两个人讲太子的坏话，现在又接到姬威的举报，他就以为，太子不才，肯定已经是朝廷的共识了，现在这样问，是想给大臣一个表达的机会，他好趁势把太子废掉。

问题是，他听到的那些太子劣迹好多都是假情报，一般大臣对所谓的太子失德并没有明显感觉，也不了解宫廷斗争的内幕，脑子里没绷紧这根弦，所以，听皇帝这么一问，面面相觑，不知道说什么好。好半天，吏部尚书牛弘才挤出来一句：“臣等不称职，故至尊忧劳。”
您这么闷闷不乐，肯定是因为我们工作没做好。

这简直是牛头不对马嘴。隋文帝一听，气不打一处来，干脆直接对东宫的那些官员发难道：“仁寿宫此去不远，而令我每还京师，严备仗卫，如入敌国。我为下利，不解衣卧。昨夜欲近厕，故在后房恐有警急，还移就前殿，岂非尔辈欲坏我家国邪！”
仁寿宫和大兴城离得并不远，但是，我每次回来，都不得不戒备森严，简直像进入敌国一样，你们难道不知道因为什么吗？还有，昨天晚上我拉肚子，本来应该住后殿，这样才方便上厕所，可是后殿防护力量不够，我害怕有人偷袭我，不得不睡到前殿，而且连衣服都不敢脱，这难道不是因为你们想要坏我国家吗？一顿大发雷霆之后，隋文帝直接把几个重要的东宫官员给抓了起来。紧接着，命令杨素当庭宣布太子的罪状。

杨素说，太子的罪状太多了。诸位都知道太子手下有一个叫刘居士的恶棍，纠结一伙豪强子弟，整天为非作歹，扰乱京师治安。刘居士固然已经捉拿归案，但余党尚存。我奉陛下敕令，请太子好好处理刘居士的余党，他居然对我吼叫说，刘居士他们不是早就正法了吗，还让我处理什么？就算还有什么遗留问题，你是宰相，也应该由你负责，跟我有什么关系？诸位听听这话，这不是公然违抗陛下的旨意吗？

还有，太子还曾经对我说，当年我爸爸在北周谋求天下的时候，多危险啊，万一出点差错，还不是我这个长子跟着他一块儿没命，如今他当了皇帝，竟然让弟弟们都骑到我的头上，把我当成眼中钉，肉中刺，这也太没良心了吧。诸位再听听，这不是在怨恨皇帝吗？这哪是太子应该说的话！

大臣们一听，就这些？这也算不了什么大事啊。

隋文帝一看大臣反应不热烈，觉得杨素说的这些还不够有力，自己还得加以补充。他说：“此儿不堪承嗣久矣，皇后恒劝我废之。我以布衣时所生，地复居长，望其渐改，隐忍至今。勇尝指皇后侍儿谓人曰：‘是皆我物。’此言几许异事！其妇初亡，我深疑其遇毒，尝责之，勇即怼曰：‘会杀元孝矩。’此欲害我而迁怒耳。长宁初生，朕与皇后共抱养之，自怀彼此，连遣来索。且云定兴女，在外私合而生，想此由来，何必是其体胤！昔晋太子取屠家女，其儿即好屠割。今傥非类，便乱宗社……我虽德惭尧、舜，终不以万姓付不肖子！我恒畏其加害，如防大敌；今欲废之以安天下！”

大意是说，我早就觉得这个儿子不堪继位，皇后也经常劝我废掉他，但是，我考虑他是嫡长子，又是没当皇帝时生的，所以，一直给他机会，希望他改恶从善。没想到，他这几年越来越不像话了。怎么不像话？隋文帝接连列举了太子的四条大罪。

第一条，太子曾经指着皇后的侍女说，这以后都是我的。我和皇后还没死呢，他就惦记上我们的东西和我们的人了。这不是不孝吗！

第二条，太子妃元氏死的时候，我疑心是他毒死的，说了他两句。没想到，他居然质问我说，是不是元妃的爸爸告的刁状？我一定要把这老东西干掉！这不是威胁我吗？

第三条，他和云定兴家的姑娘在外面鬼混，生了儿子，我和皇后也不计前嫌，还当成自己的孙子看待，主动抱过来要帮他抚养，没想到他居然认为我们不怀好意，马上又派人来把孩子要回去了。这不是和我们离心离德吗？

第四条，云定兴家的女儿，既然能和他鬼混，恐怕也就能和别人鬼混，谁知道孩子是不是他的！如果不是他的，以后也接班当皇帝，那不是乱了血统吗！就算是他的，以云定兴那样的人家，也必定生不出什么好孩子！所以我想来想去，终究不能要这个不肖子！现在，我打算本着为天下百姓负责任的态度，把他废掉，另立太子，你们同意不同意？

大臣们一听隋文帝这番长篇大论，更是糊涂了，说什么儿子盯上妈妈的侍女，儿子不让爹妈抱孙子，甚至孙子不一定是儿子的亲骨肉，这些婆婆妈妈的家庭纠纷，不堪登上大雅之堂，这哪里是皇帝应该说出来的话？太没水平了。就凭这些琐事废掉太子，也太轻率了吧。

就在尴尬之时，左卫大将军元旻说话了。他说：“废立大事，诏旨若行，后悔无及。谗言罔极，惟陛下察之。”
废立太子，天子无二言，可是一件大事，陛下不要听信谗言，以免后悔。

很显然，大臣并没有像隋文帝想象的那样，立刻举双手赞同皇帝废长立幼，相反，他们表现得相当怀疑，甚至直接反对。

二、压平朝廷

到这个时候，隋文帝才意识到，自己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这几年，他整天听独孤皇后和杨素两个人说太子的坏话，就误以为太子的种种罪过早就人所共知，大家都巴不得他被废掉，只有高颎反对，所以，才只把工作重心放在了高颎身上。以为只要高颎一下台，就没有任何障碍了。现在看来，情况远比想象的复杂。府中的大多数臣子对于太子的过错并没有多少认识，甚至，还有人公开支持太子。

在这个时候，其实隋文帝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好好反思一下，自己是不是太轻率，只听信一面之词？然后重新评估废长立幼的必要性。

第二种，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父子之间的嫌隙已经形成，就只能顶着压力把它办成。

隋文帝选择了哪种方案？他选择了后者。为什么？除了他确实对太子不满之外，还因为，经过这么一番折腾，他和太子的矛盾已经公开化，如果太子继续留任的话，以后两个人肯定难以相处，弄不好甚至搞出宫廷政变来。所以，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太子废掉算了。

既然下了这样的决心，就要考虑具体对策了。

那么，怎样才能让朝廷里的大臣在短时间内都认识到太子的问题？

还有，怎样才能让太子的支持者闭嘴？

先看第一个问题，让大臣了解太子的过错。只有一个办法，让了解真相的人检举揭发吧。能够揭发太子隐私的，当然还得是太子的手下——叛徒姬威了。不过，这一次，隋文帝也意识到，不能只讲太子和自己之间的过节，要重点突出太子可能对国家造成危害才行。

姬威到底是怎么对大臣讲的？他说，太子跟我说了，以后他要是当了皇帝，一定到处修建离宫别馆，好好享受生活，绝不允许任何人上谏，谁要是敢给他提意见，他就立刻杀人立威，杀他一二百人，自然再也不会有人来上谏了。

他还说，宰相这个级别的，也要杀一两个，这样他们就再也不敢轻视太子了。这不是悖谬吗？如果让这样的人当皇帝，肯定是昏君加暴君，诸位可要倒霉了。

另外，太子还请人算卦，说陛下活不过开皇十八年（598）。他天天掐着指头给陛下算日子，诅咒自己的父亲，已经突破做儿子的底线了，这样的人真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怎么能够继续当太子？

听姬威把太子对大臣、对皇帝两方面的危害都说到了，隋文帝这才流着眼泪发话。他说：“谁非父母生，乃至于此！朕近览《齐书》，见高欢纵其儿子，不胜忿愤，安可效尤邪！”
意思是说，谁不是爹生娘养的，怎么对父母这么没感情？我最近看《齐书》，见高欢放纵其子酿成大祸，实在忍不住愤怒，这样的事怎么能效仿啊？所以，我这也是忍痛割爱，为国除奸啊！

君臣二人这么一唱一和，不管宣传效果怎么样，也算是给大臣一个交代了。

再看第二个问题，左卫大将军元旻反对废太子。要知道，左卫大将军是隋朝最高的武官，而且掌管禁军，一旦处理不好，甚至可能引发兵变。怎么办？隋文帝把这个难题交给杨素了。

杨素是个足智多谋、心狠手辣的人。在他的精心运作之下，没过几天，司法部门向元旻发难了。他们讲，根据调查，元旻本来跟太子就是同党，两个人往来非常密切。前几天，元旻跟着陛下去仁寿宫，太子还特地派自己的亲信给元旻送信，信封上还写着“勿令人见”
四个字。什么事这么见不得人？肯定是搞阴谋！

隋文帝一听这话，赶紧做出恍然大悟的样子，感慨道：怪不得我在仁寿宫干什么太子都一清二楚，原来是有内鬼啊！当时元旻还在殿下带兵宿卫，忽然之间，只听隋文帝一声令下，马上，两个武士就把他绑起来了。这就叫迅雷不及掩耳，解决得干净利落。

元旻一抓，不仅现实的军事威胁解决了，还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马上，再也没人敢为太子喊冤了，整个朝廷一片寂静。

三、废长立幼

皇帝亮明态度是第一步，压服朝廷是第二步，把这两步都走完，隋文帝觉得，还得把太子的罪状搞得更大一些，好让天下人信服。

具体操作当然还是让杨素去办。杨素下令彻查东宫，搜寻对太子不利的证据。搜查的结果怎么样？经过不懈努力，还真搜出了两样新鲜东西。

第一样，几千根槐树棍。

第二样，几斛艾绒。

杨勇贵为太子，收藏金银珠宝、古玩字画，乃至刀枪剑戟我们都能理解，他收集些树枝树叶有什么用？槐树棍和艾绒之间又有什么联系呢？

我们今天的人缺乏相关的生活背景知识，但是，古代人都知道，这两样东西是点火用的。古人没有火柴，怎么点火？就得敲打燧石，打出火星来之后，用艾绒去引着，然后再用着火的艾绒去点燃槐树棍，就可以当火把用了。

问题是，皇太子囤积这样的东西干什么？原来，就在几天之前，太子杨勇从仁寿宫回大兴城，路上见到一棵枯死的老槐树，左右都说，这是好东西。杨勇是贵族公子哥心性，没有生活经验，就问左右，这东西有什么用？左右告诉他，古槐点火最好。杨勇一听，觉得特别有趣，就说，既然如此，你们就把它砍下来，削成棍子，分给卫士们当火把多好！于是就有了这些槐木棍，艾绒则是槐树棍的配套用品。

这本来也是公子哥一时兴起，体贴下人的杰作，可是回来还没几天，也没来得及分发下去，隋文帝就向他发难了。所以，槐树棍和艾绒还堆在仓库里，现在被杨素发现了。

看着这两样东西，杨素马上就动了脑筋了，这里面有文章可做啊！怎么做？他又把姬威找来了，问姬威：你是东宫官员，你说说，太子要这些东西干什么？

姬威既然当了叛徒，那就比任何人都盼望太子倒台，否则他一定是死无葬身之地。他才不会照实说，这是太子一时新鲜，从外面捡回来的。怎么解释呢？姬威一口咬定，这正是太子为造反准备的材料。太子可不光是囤积了这么多槐树棍，他还养了一千匹马呢。从东宫到皇帝避暑的仁寿宫，骑马一夜就到。所以，他打算让卫兵点上火把，趁夜奇袭仁寿宫，把皇帝困死在里面。

杨素一听，这解释很圆满，大喜过望，马上拿着所谓的证据去跟太子对质。问太子，你养一千多匹马，又准备了几千根火把，这难道不是准备造反吗？

杨勇一听他这么无中生有，真是悲愤交加，马上反问杨素，我贵为太子，养一千匹马就是造反，你不过是个大臣，倒听说你家里有一万匹马，这岂不更是要造反？问得杨素顿时哑口无言。

不过，事情既然发展到这一步，那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不管有没有事实依据，槐树棍也好，艾绒也好，马也好，都作为谋反的证据，交给隋文帝就是了。

到此为止，对太子的抹黑工作已经全部完毕，只差最后摊牌了。那么，这个历史时刻会在什么时候到来呢？

开皇二十年（600）十月九日，隋文帝派人召见杨勇。带到朝堂一看，隋文帝一身戎装，端坐在大殿中央，殿下站满了全副武装的士兵。在皇帝和士兵之间，殿东边是文武百官，殿西边则是皇室宗族。很显然，废太子既是国事，也是家事，所以，把两边的人都叫上了，让他们做一个历史的见证。

杨勇和他的几个儿子一到，隋文帝马上让内史侍郎薛道衡宣读废皇太子诏书：“太子之位，实为国本，苟非其人，不可虚立……皇太子勇，地则居长，情所钟爱，初登大位，即建春宫，冀德业日新，隆兹负荷，而性识庸暗，仁孝无闻，昵近小人，委任奸佞，前后愆衅，难以具纪。但百姓者，天之百姓。朕恭天命，属当安育，虽欲爱子，实畏上灵。岂敢以不肖之子而乱天下。勇及其男女为王、公主者，一并可废为庶人。”
皇太子是国本，承载的是天下重托，所以一定要选好人。可是当今太子亲近小人，不仁不孝，前后所犯错误难以统计。我为天下百姓考虑，不得不割恩正法。杨勇也好，他的儿子女儿也好，一律废为庶人。

宣读完诏书，隋文帝又对杨勇说，你的罪恶，早已是人神共愤，所以，休怪我无情。

事已至此，杨勇是什么反应呢？说实在的，刚才派卫士召见他，杨勇还以为是要将他处死，现在听说只是废为庶人，他甚至都产生了一种隐约的幸福感。所以，二话没说，赶紧跪倒在地，连连叩头说，我本该斩于闹市，以儆效尤，陛下居然可怜我，饶我一命，我真是感激不尽，怎么会怪陛下呢？

就这样，随着一纸废黜诏书，二十年的老太子，瞬息间，苍狗白云。

眼看着太子被废，晋王杨广终于露出了笑容。有废就得有立，现在，他十多年的努力终于要开花结果了。果然，就在差不多一个月之后，开皇二十年（600）十一月初三，众望所归的晋王杨广正式被册立为皇太子。至此，持续了十年左右的储位争夺战最终以杨勇失败、杨广胜利告终。

杨广是个心思缜密的人。他知道，杨勇之所以能被他打败，起因就是隋文帝认为他不够艰苦朴素、谦虚谨慎，这个教训可要牢记。就在正式册立之前，杨广特地向隋文帝提出两个要求。

第一，降低册立仪式上太子的礼服等级。

第二，以后，太子东宫的官员不再向太子称臣，也和其他人一样，只向皇帝称臣。

看到新太子这样自觉自愿地维护皇权，隋文帝打心眼里高兴。怎么表达这种高兴的心情？当时首都地区分为两个县，一个叫长安县，一个叫大兴县。隋文帝让新太子先到大兴县住下了。

这样安排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隋文帝说得很清楚：我得到的第一个爵位就是大兴公，我是从大兴公这个身份一步一个脚印地当了皇帝的，现在，让你住大兴县，是希望你能沾一沾“大兴”这两个字的运气。很显然，隋文帝对这个新太子充满期待。到此为止，隋朝的太子之争正式尘埃落定。

回头来看，应该怎么评价隋文帝改立太子这件事？可能有人会说，这是大错特错，因为新太子杨广，也就是后来的隋炀帝，最终导致了隋朝的灭亡。隋文帝废长立幼，其实就是亡国的根源！事实上，不光我们这样想，古人也这样想。例如，唐太宗李世民就说：“隋太子勇抚军监国，凡二十年，固亦早有定分。杨素欺主罔上，贼害良善，使父子之道一朝灭于天性，逆乱之源，自此开矣。”
杨勇做隋朝太子监国二十多年了，名分早就定了。杨素欺骗君上，残害良臣，帮助杨广上位，使得杨家父子失和，隋亡的乱象从那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那么，这样的说法对不对呢？事实上，这样的说法貌似正确，但其实颇有点事后诸葛亮的嫌疑，是从结果回推原因，并不具有客观性。

那么，仅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应该如何评价这次太子废立风波呢？有两方面的情况值得考虑。

第一，隋文帝选择废长立幼，在当时有一定的合理性。比较一下杨勇和杨广两个人的自身素质就知道了。

杨勇前后当了二十年太子，表现如何？客观来说，即使排除独孤皇后和杨素恶意抹黑的成分，也得承认，此人热衷享乐，道德自律性差，顶多算是中人之姿。

相反，晋王杨广不仅功勋卓著，而且少年老成，在性格和能力方面都相当突出。正因为一个是中人，另一个是高人，所以杨广才能在杨勇的太子名分已定，优势极其明显的情况下脱颖而出。隋文帝是个有理想的皇帝，他希望选贤任能，让更优秀的儿子接班，这种想法和做法并不算错。

第二，虽然废长立幼具有某种合理性，但是，它还是给当时的政治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首先，废长立幼人为地造成了朝廷的分裂。因为太子之争，很多朝臣都或主动，或被动地被卷进了政治旋涡，各保其主，成为水火不容的仇人。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高颎和杨素了。

两个人都是当时最优秀的人才，事实上，杨素虽然眼高于顶，但是，最看得起的人就是高颎。就是因为太子问题，这两个人最终站在了对立面上，这是最可悲的人才消耗。

其次，废长立幼也造成了“君子道消，小人道长”
的政治局面。客观地说，因为杨勇当太子符合立嫡以长的政治原则，而杨广挑战太子之位违反这条基本的政治原则，所以，杨勇的支持者大多是正人君子，而杨广的支持者则都是些野心家、投机分子。

但最终的结果却是，随着杨广获胜，他的支持者也都鸡犬升天。而随着杨勇被废，他的支持者则难免人头落地。在这样的刺激下，整个朝廷开始弥漫一股不讲原则，不讲道德，只讲利害的政治风气，这当然不利于一个王朝的良性发展。

最后，废长立幼也开启了隋文帝的儿子之间骨肉相残的局面。晋王杨广能当上太子，并不是理所当然，而是努力争夺的结果，这难免让其他的王子产生觊觎之心，从而引发新的动荡，而为了稳定统治，稳固自己的地位，皇帝也好，太子也好，都会变得越来越多疑，越来越高压，也越来越冷血。

换言之，上一轮宫廷斗争刚刚结束，下一轮骨肉相残恐怕就要开始了。

那么，这次的骨肉相残又会是怎样的局面？

第九章　骨肉相残

大儿子杨勇被废太子之位，并不是隋文帝家庭唯一的悲剧。在这场继承权争夺战中，隋文帝另外两个儿子也相继遭遇不幸，三儿子秦王杨俊死于非命，四儿子蜀王杨秀也被剥夺官爵，废为庶民。这是怎么回事？隋文帝的儿子们都做了什么？为什么会有如此悲惨的结局？

一、秦王之死

开皇二十年（600），隋文帝在晋王杨广的诱导之下，废掉了太子杨勇，这自然是家庭悲剧。但是，这并不是隋文帝家庭唯一的悲剧。事实上，就在此前后，隋文帝还有两个儿子也未得善终，一个是隋文帝的三儿子秦王杨俊，另一个则是他的四儿子蜀王杨秀。

秦王杨俊是何许人？简单来说，他和隋文帝的其他儿子一样，是一个从少年时代就被寄予厚望的人。当初，隋文帝能够轻易地夺取北周的天下，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北周宗室力量微弱。所以，杨坚当了皇帝之后，接受这个教训，把自己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儿子都派到要害之地，让他们出镇一方。

当时，秦王杨俊刚刚十二岁，就被任命为河南道行台尚书令，洛州刺史，出镇洛阳。后来，先后担任过秦州总管、扬州总管、并州总管等重要官职。很显然，隋文帝是希望儿子能够在全国的主要地区都历练一遍，增长才干，好拱卫国家。

隋文帝期望很高，可杨俊是不是符合这些期望？非常遗憾，杨俊本人对政治的兴趣其实并不大，因为他志不在此。杨俊从小的理想是当和尚。隋文帝夫妇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几个儿子受他们影响，也都信仰佛教。特别是秦王杨俊，尤其虔诚。小的时候，就曾经请求出家，但是被隋文帝拒绝了。

不过，尽管没有成就夙愿，杨俊倒一直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平陈战争的时候，杨俊受命驻守汉口，扼守长江中游，牵制住敌人，好给下游的主攻部队创造机会。

当时，江南的陈朝在汉口对面的鹦鹉洲布置了几万水军，按照作战部署，秦王杨俊应该主动攻打他们，只有这样才能拖住敌人。可是，杨俊心软，他害怕一开战会死人，所以，坚决不许部下出击。幸好当时陈后主无德，这些水军也没什么心情替他卖命，所以干脆识时务者为俊杰，主动投降了。

这样一来，杨俊虽然没有打仗，却收到了打仗的效果，所以隋文帝也没有惩罚他，算是老天成全，善有善报了。不过，尽管秦王人还不错，但他处理事情过于感性，大局观念不强，恐怕不是当政治家的料。

果然，随着年龄的增长，杨俊不仅没能克服这些问题，反倒增添了一些新的毛病。什么毛病呢？跟太子杨勇一样，奢侈。可以想象，一个王子，生活在富庶的年代，又没有什么政治理想，就会逐步耽于享乐。那么，杨俊的奢侈主要表现在什么方面？他喜欢建筑，喜欢把宫殿装饰得富丽堂皇。装饰宫殿就得有钱，预算不够怎么办？杨俊干脆拿自己的办公经费当本钱，放起了高利贷。这样的事情传出去，名声当然不好。被隋文帝知道了之后，狠狠地教训了一下，手下一百多人都被贬了官。

按道理讲，有这样一次教训，杨俊也该知道收敛一点了吧？完全没有。不久，他又“旧病”复发，照样每天想着怎么造房子。别看杨俊政治上糊涂，但是心灵手巧，自己会设计房屋，按照《隋书·文四子传》的记载，他曾经设计了一座水殿，“香涂粉壁，玉砌金阶。梁柱楣栋之间，周以明镜，间以宝珠，极荣饰之美”
。房子的四面墙壁都用香料涂得香喷喷的，而台阶则是大理石铺就，就像玉石砌成的一样。宫殿里的每两根廊柱之间，都装上铜做的镜子，一眼望去，不但富丽堂皇，而且富有迷幻色彩。镜子之上再装饰些珠宝，显得很有异域风情。

光会设计房子还不够，他还擅长各种手工活。按照史书记载，他曾经给自己的王妃亲手打造了一副七宝幂篱，盖在头上珠光灼灼，极尽华美之能事，真是风流王子。只可惜珠宝太多，太沉，没办法真的戴在头上，出行的时候只好放在马鞍上摆派。

杨俊的这些行为当然都不入隋文帝的法眼，但是，他所在的并州毕竟离皇帝很远，只要别太出格，隋文帝也未必都能知道。可是，偏巧，杨俊又得罪了他的王妃，把事情闹大了，进而引起了隋文帝的注意。

杨俊的王妃姓崔，是隋朝著名酷吏崔弘度的妹妹。崔弘度以性格严苛、脾气暴躁著称，所以当时有一个顺口溜，叫作“宁饮三升酢，不见崔弘度”
。显然，谁犯在他手里，都够喝上一壶的。有其兄必有其妹，崔弘度的妹妹和他一样，也爱较真，不容人。和她的婆婆独孤皇后一样，崔王妃也信奉一夫一妻制的原则。

不过，独孤皇后的丈夫杨坚是一个工作很忙、自制力极强的人，所以，对一夫一妻制基本上还能遵守；而崔王妃的丈夫杨俊就不一样了。他没有什么工作，又有点艺术家气质，自制力不强，在古代，让这样的人执行一夫一妻制简直太难了。

眼看着秦王今天喜欢这个，明天喜欢那个，网罗了一大群美女，整天在新建的水殿里头轻歌曼舞，王妃崔氏不干了。崔氏不是又强悍又暴躁吗，她没哭、没闹，更没上吊，而是直接往秦王杨俊吃的瓜里投了毒。既然我不能完全拥有你，不如索性毒死你，看你还花心不花心！结果，投毒剂量没掌握好，杨俊没死，而是生了一场重病。

地方医疗条件有限，病了就回到京城去吧，这一回去，问题可就暴露出来了。太医皱着眉头说，秦王杨俊不是一般的生病，是中毒。王子被人投毒，这还了得！再一调查，原来是王妃干的。王妃为什么要投毒？是因为秦王好色。好色都有什么表现？养一大帮美女在水殿里腐败。一连串的问题就这样被揭了个底朝天。

好色和奢侈，那是隋文帝夫妇最不能容忍的问题。太子杨勇就是因为这两个问题失宠的，现在怎么三儿子也这么不学好！

怎么处置呢？隋文帝大笔一挥，“免官，以王就第”
。别当官了，你就以王爷的身份到你的府里待着去吧。本来是儿子被媳妇投毒，差点丢了命，可是，隋文帝不仅没有可怜儿子，反倒治了他的罪，这真是有点违背人情了。

连宰相杨素都劝隋文帝说：“秦王之过，不应至此，愿陛下详之。”
秦王杨俊这个人有错，但是错不至此，所以陛下啊，是不是可以原谅他一下，从轻发落？

那么，隋文帝是怎么回杨素的呢？他说：“我是五儿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别制天子儿律？”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说得义正词严，其实就是心如铁石，坚决不宽恕。

隋文帝这边不宽恕，那杨俊怎么办？杨俊当时还在病中，根本起不来床，只好派了一个使者，替他向隋文帝请罪。隋文帝对使者说：“我戮力关塞，创兹大业，作训垂范，庶臣下守之而不失。汝为吾子，而欲败之，不知何以责汝！”
我好不容易创业，你却想败我的家，我真不知道怎么收拾你好！也就是说，贬官还是客气的！

秦王是一个性格很软弱的人，本来病得不轻，现在又被隋文帝这么一威吓，病势反倒加重了。到了开皇二十年（600）六月，终于一命呜呼。按说，白发人送黑发人，隋文帝应该很伤感吧，并没有。要知道，开皇二十年（600）六月，正是皇太子杨勇被废的前夕，隋文帝全部心思都放在了和太子斗法上，对于秦王之死，根本就没怎么放在心上，只是到秦王府邸哭了几声就了事了。

这也罢了，更冷酷的是，连秦王府的僚佐请求立一块碑，隋文帝都拒绝了，说：“欲求名，一卷史书足矣，何用碑为？若子孙不能保家，徒与人作镇石耳。”
想要求名，最好的方法是名垂青史，要一块石头有什么用？这样的说法貌似正确，但实在是太绝情了。人性总有逢迎的一面，大臣一看皇帝如此绝情，也就开始落井下石了。

有人提出，秦王的儿子是崔王妃所生，崔氏因为对丈夫投毒，已经被赐死了，那就是一个罪人啊。她既然是一个罪人，她生的儿子也就是罪人之子，没有继承父亲的资格，也没有主持丧礼的资格。怎么办？干脆让秦王府的官员主丧吧。

就这样，秦王先是被妻子投毒，接着又被父亲抛弃，到死后，既没有墓碑，也没有一个亲人主持丧礼，堂堂王子，简直就和孤魂野鬼一般，真是凄凉透了。

可能有人会说，隋文帝这样严格要求儿子，总比纵容儿子为非作歹强吧？话虽如此，可作为一个父亲，隋文帝的做法还是太过偏激，太过无情了。儒家学说之所以强调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无非是说，人伦关系中的温情不容置疑，不容漠视，这是一个社会良性运作的基础。俗话说虎毒不食子，一个连儿子都可以这样冷酷对待的皇帝，还会对谁有更多的同情和宽容呢？

二、蜀王之废

开皇二十年（600）六月，杨俊病死，同年的十月，太子杨勇被废。按照道理，一年之中两个儿子遭遇不幸，隋文帝应该有所反思，格外珍惜剩下的三个儿子才是。但是非常遗憾，他并没有珍惜。很快，老四蜀王杨秀又倒霉了。

蜀王杨秀比秦王杨俊小两岁，小时候的经历和秦王如出一辙。开皇元年（581），他还只有九岁的时候，就被封为蜀王，担任益州总管，去独当一面了。不过，虽然经历相似，但蜀王的性格和哥哥秦王可不一样，他并不软弱，反而相当有英雄气。

根据史书记载，杨秀“有胆气，容貌瑰伟，美须髯，多武艺，甚为朝臣所惮”
。杨秀这个人，胆子很大，个子长得也高，留了一口好胡须，还会武艺，政治上也很明白，所以大臣都害怕他。高大魁梧，精力充沛，热衷政治，这不是很像隋文帝吗？隋文帝应该会很喜欢他吧？事实却并非如此。

因为杨秀太锋芒毕露了。杨坚其实是一个多疑的人，特别是到了晚年，更是疑神疑鬼，容不得别人表现突出。看到蜀王如此英气勃勃，他觉得很不放心，私下对独孤皇后说：“秀必以恶终。我在当无虑，至兄弟必反。”
杨秀这个孩子，一定不得好死。我活着的时候，可能还没什么问题，到他兄弟掌握天下的时候，他一定会造反。

话虽如此，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隋文帝也并没有把杨秀怎么样，相反，一直让他镇守蜀地，可见对他的能力还是认可的。就算是有疑心，也并不过分。但是，到了开皇二十年（600），情况就发生变化了。

开皇二十年（600），隋文帝废长立幼，改立二儿子晋王杨广当太子。随之而来的是，他对杨秀的不放心程度大大加强了。为什么呢？

首先，他知道，杨秀是在政治上有野心的人，如果杨勇当太子，那是嫡长子，也算是天意，他可能也就认了。可现在隋文帝居然打破这种天经地义的继承原则，让老二杨广当了太子，以他的性格，能完全认可吗？

其次，杨秀镇守蜀地二十年，也是有实力的人物，如果他不认可，会不会引发什么变故？把这样两个因素放在一起考虑，隋文帝就不那么放心了。

一个王子，让皇帝不放心，已经很糟糕了，更要命的是，当时对他不放心的还不只是皇帝。新太子杨广的忌惮之心比隋文帝还重。总的来说，杨广对杨秀的疑虑其实和隋文帝差不多，只不过，他的紧迫感比隋文帝可强多了。

这个老四太能干，现在就威胁我的太子地位，即使以后我当了皇帝，也未必压得住他。与其到那时候找麻烦，还不如现在就把他解决掉了。

怎么解决？杨广可是个聪明人，他知道，在这个问题上，隋文帝的立场和他一致。既然如此，不如借刀杀人，利用老爸把他干掉。

具体怎么运作呢？杨广又找到了老搭档杨素，两个人一嘀咕，很快，杨素一纸奏疏，把蜀王杨秀给举报了。举报什么？杨素说蜀王杨秀在四川穷奢极欲，残害百姓，而且打造了一些只有皇帝才能用的器物供自己享用，有不臣之心。杨素这个检举可太好了，专挑隋文帝的软肋。

第一个软肋是对奢侈腐化零容忍。只要发现有人涉嫌这个问题，他保证火冒三丈。

第二个软肋是抓住权力不放手，就怕别人惦记他的皇位。

现在，杨素就针对这两个软肋进行揭发，隋文帝当然非常重视。本来，自从废长立幼之后，隋文帝对蜀王杨秀就提高了警惕，再听到杨素这些举报，隋文帝更觉得，自己的想法被坐实了。

有道是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隋文帝立刻决定，征调杨秀回京师。而且，为了避免他抗旨不回，还同时任命了一个叫独孤楷的大臣接替他担任益州总管，即刻上任。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已经断了蜀王的后路了，你想回来也得回来，不想回来也得回来，因为在四川已经没有你的位置了。这其实是北周末年杨坚对付尉迟迥的手段。从这一件事就可以看出来，蜀王杨秀这次绝对是凶多吉少了。

隋文帝让杨秀回京，杨秀是什么打算？他也在犹豫之中。这时候，有的属下就劝他，你还是回吧，如果不回，陛下不就更怀疑你有不轨之心了吗？难道你还真想造反不成？杨秀想来想去，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还是奉旨回到了京师。

一到京师，隋文帝马上就给他来了个下马威。根本不跟他说话，晾他一天，让他惶惶不安，这是打击气焰。第二天，更厉害了，连面也不见，直接派使者去严词责备他。

经过这样两轮攻势，年轻气盛的杨秀已经被打击得没什么底气了，只能痛哭流涕地谢罪，说：“忝荷国恩，出临藩岳，不能奉法，罪当万死。”
让我去镇守一方，结果我没干好，我真是罪该万死。主动承认错误，希望唤起隋文帝的同情。

面对儿子的哀哀求饶，隋文帝怎么回答呢？他说：“顷者秦王糜费财物，我以父道训之。今秀蠹害生民，当以君道绳之。”
杨俊只是浪费资财，而你居然残害百姓！这样看来，你这个错误的性质比秦王还严重，对于杨俊，我只是用父亲管儿子的那种方式来管教，而对你，我恐怕就要用皇帝对待大臣的方式来惩罚了！

一听隋文帝这么说，朝堂上的大臣都觉得太过分了。隋文帝用父亲管儿子的方式管秦王，都已经把秦王管死了，现在又要对蜀王加重处罚，那不更是没有好结果吗？眼看着又一起悲剧正在酝酿，有一个叫庆整的官员挺身而出。他说：“庶人勇既废，秦王已薨，陛下儿子无多，何至如是？然蜀王性甚耿介，今被重责，恐不自全。”
陛下，您一共五个儿子，现在，老大废了，老三死了，您剩下的儿子已经不多了，何苦这样严厉？再说了，蜀王是个骄傲自负的人，这样的人就像铁一样，虽然硬，但是容易断。您这样责备他，我怕他承受不了啊。

这本来是一番好意，可隋文帝觉得是在揭他的短，勃然大怒，差一点把庆整的舌头割掉，不仅没有消气，反倒更加暴怒，当即对大臣说：“当斩秀于市，以谢百姓。”
应当把杨秀杀掉，来向天下百姓谢罪！随即把杨秀关了起来，让杨素等人审讯。

让杨素来抓这个案子，就等于把杨秀放到太子杨广的手心里了。杨广正中下怀，马上就和杨素达成共识，务必让杨秀万劫不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杨广和杨素两个人分头行动。杨广负责制造证据，杨素负责发现证据。

杨广都制造了什么证据？有以下两方面。

第一个证据，他暗中制作了两个木偶人，捆住手脚，再用针刺穿木偶的心。然后一个写上隋文帝的名字，另一个写上他的第五个儿子——汉王杨谅的名字。写了名字之后，还在上面刻上一行小字：“请西岳慈父圣母神兵收杨坚、杨谅神魂，如此形状，勿令散荡。”
请求西岳华山的男山神和女山神，把杨坚和杨谅的魂魄，都收到华山底下，千万别让他们跑出来，到处游荡。写好之后，就把两个小人埋在了华山脚下。

熟悉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人都知道，这叫厌胜，是中国古代最经典的咒人方法了。

杨广为什么单写隋文帝杨坚和汉王杨谅的名字，不写自己的名字？很简单，这是给自己脱清干系，省得有人怀疑是他干的。

第二个证据，杨广伪造了一封檄文，上面写着“逆臣贼子，专弄威柄，陛下唯守虚器，一无所知”。
说皇帝身边都是乱臣贼子，他们早已把皇帝蒙蔽住，而且架空了。

既然如此，蜀王准备怎么办？檄文上写得清清楚楚，他要“陈甲兵之盛”并“指期问罪”
，也就是说，他要从四川亲率大军，讨伐逆臣贼子，清君侧。这不就是叛乱吗！这篇檄文放在哪里呢？杨广把它塞到杨秀的文集之中了。

这两个证据伪造好，接下来就是杨素的工作了。杨素的任务是发现证据，他经过一番搜查，很快就从杨秀的文集里发现了这封所谓的造反檄文，接着，又根据文集中的其他一些线索，来到华山脚下，几下就把搞厌胜的两个小木偶刨了出来。

这两个关键性证据一出来，杨秀的罪可就大了，又是想发动兵变，又是搞厌胜，诅咒自己的爸爸和弟弟，简直是天理难容。隋文帝本来对杨秀就心存疑虑，再一看杨素拿来的这些所谓证据，气得浑身发抖，怒吼道：“天下宁有是耶！”
天底下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不孝子？

事已至此，隋文帝马上宣布，罢免杨秀的蜀王王爵，废为庶人，而且把他放在内侍省，让宦官把他软禁起来，从此一直到死，再也没有恢复自由。就这样，杨广的借刀杀人之计算是圆满完成，又一个政治对手被彻底打倒。

当然，对于隋文帝而言，则是又一个儿子从眼前消失了。隋文帝曾经跟大臣夸耀自己五子同母，家庭和睦，现在，五个儿子中的三个已经被他自己除掉了，这当然是莫大的人伦悲剧。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评价这两起家庭悲剧呢？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在王子教育上，隋文帝存在很大失误。隋文帝最初对王子都寄托了极大的期望，为什么后来又把他们都废掉了？抛开有人恶意栽赃陷害的成分不说，不可否认的是，秦王杨俊也好，蜀王杨秀也好，乃至太子杨勇也好，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那就是骄纵奢侈。而他们的这个毛病，恰恰是隋文帝教育出来的。

隋文帝让儿子从小就出镇一方，赋予了他们很大的权力，这难免会刺激小王子的骄傲之心。虽然他也给儿子们选派了辅佐大臣，希望他们能够教育儿子，但是，他又害怕大臣们不尊重王子，给大臣们订立了种种规矩，务必让儿子凌驾于大臣之上。这样一来，小王子们自然是有恃无恐，再好的大臣也没有办法管教了。

人都是有弱点的，一个小孩子在权力巨大，而又缺乏必要约束的环境下长大，骄横奢侈就在情理之中了。蜀王杨秀在被废之后曾经上表说，自己“九岁荣贵，唯知富乐，未尝忧惧”
，这才导致了最后“轻恣愚心，陷兹刑网”
，这个总结非常诚实，也非常沉痛。

第二，在处理王子问题上，隋文帝同样存在很大失误。他的处理方法过于简单粗暴，过于冷血残酷。隋文帝自己的教育失误导致了王子的人格偏差，一旦王子出现问题，隋文帝却丝毫不去反思自己的问题，而是非常轻易地把他们废黜，甚至逼死。

他这种做法，貌似公正无私，法不容情，但其实违反了中国最基本的人情和人伦规范。家国一体，儒法互补本来就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精髓。如果只讲铁血统治，丝毫不考虑忠恕之道，那最后出现的可能就是暴政。

现在隋文帝在父子关系上已经表现出了这个倾向，可想而知，以后在君臣关系，乃至君民关系上，他也有可能犯同样的错误。

第三，在处理王子的问题上，其实隋文帝是被新太子杨广和宰相杨素利用了。无论是废黜太子杨勇，还是废黜蜀王杨秀，其实，都是杨广在借刀杀人，而杨素则是他最重要的帮手。这两个人都为了个人私利，置亲情于不顾，也置国家利益于不顾。这反映出他们在政治道德方面的严重缺陷。

固然，杨广和杨素都很有才能，也正因如此，他们缺乏政治道德才显得尤为可怕。因为一旦他们的才能运用不当，就有可能给社会造成巨大的危害。

这样看来，骨肉相残，既是家庭悲剧，又不完全是家庭悲剧。事实上，它更像是隋文帝晚年政治上一系列严重失误中的一个环节。

那么，在治理国家方面，隋文帝还会暴露出怎样的问题？

第十章　由盛转衰

隋文帝晚年，家庭四分五裂，变故频繁，他本人也一改隋初勤俭自律的作风，开始放纵自己。在治国理政方面，隋文帝也出现了严重的失误，隋朝初年那种君臣协力、奋发图强的局面，不复存在。隋文帝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他这种心态的变化会给隋朝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一、仁寿逸志

开皇九年（589）平陈战争结束后，隋文帝的家庭开始出现一系列问题。太子杨勇被废，蜀王被废，秦王夭亡，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四分五裂。

事实上，在同一时期，不仅隋文帝的家庭出现了问题，他在治国理政方面也同样出现了严重的失误，隋朝初年那种君臣协力、奋发图强的局面也因此不复存在。

第一个问题，隋文帝开始骄傲自满，追求生活上的享受了，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兴修仁寿宫。在讲太子被废的时候，已经提到过仁寿宫了，那么，这个行宫是怎么修起来的？这还是在开皇十三年（593）。当时，国内战争已经基本结束，财政上又出现了几百年未曾见过的仓库皆满的喜人场景，国家一副太平景象，隋文帝都有点找不到奋斗的方向了。再加上他已经年过半百，辛苦了这么多年，也想稍微享受一下了。

怎么享受？正好，这一年年初，隋文帝到长安西面的岐州祭祀，觉得这里山长水阔，很适合生活，就决定在这里修一座行宫。这个想法非常不错，问题是，找谁主持修建呢？当时杨素风头正盛，隋文帝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他了。

杨素适合不适合去完成这项任务呢？从能力来讲，当然不容置疑，但是，杨素有一个弱点，那就是奢侈。在隋朝，如果你想找出一个最有钱的官员，那肯定就是杨素了。杨素富裕到什么程度？按照史书的记载，他有“家僮数千，后庭姬妾曳绮罗者以千数。第宅华侈，制拟宫禁”
。意思是说，他有好几千家奴，在后庭穿着绫罗绸缎的高级姬妾，也有一千多人，他的房子修得富丽堂皇，比皇宫还好。

杨素怎么会这么有钱？因为他战功赫赫。隋文帝是一个能办大事的皇帝，虽然生性吝啬，但是奖赏功臣从不含糊。而杨素在平江南、平突厥等重大战争中都立下了赫赫战功，当然被赏赐很多，这样一来，杨素慢慢成了富翁，生活也极尽奢侈。

让这样一个人来主持修建行宫，问题自然就出来了。杨素品位高，他按照自身的品位来设计仁寿宫，把仁寿宫设计得美轮美奂。按照史书的记载，就是“夷山堙谷以立宫殿，崇台累榭，宛转相属”
。宁可削山填谷，务必要弄出一大块人造平地，好修建大规模的宫殿建筑群。工程量这么大，当然得耗费大量的钱财，也就远远超过预算了。

光是奢侈也罢了，更要命的是，杨素还有另一个弱点——暴虐。杨素不是每次都在战场上派敢死队冲锋吗？只要打了败仗，回来多少处死多少。

这样严明的军纪是杨素克敌制胜的法宝，在战场上有它的合理性。问题是，现在他又拿这套做法来对付服劳役的老百姓了。这些老百姓在杨素的严厉监督之下昼夜赶工，稍稍体力不支，马上就被视为无用之人。

怎么处理这些无用之人？在山里建行宫要填平山谷，创造更多的平地。杨素下令，就用这些民夫去填，直接把他们推下山谷，上边再盖上土石，打成地基得了！在这样残酷的劳役之下，两年下来，累死的民夫就达到一万多人。这不是对盛世莫大的讽刺吗？

开皇十五年（595）三月，仁寿宫终于修好了。当时高颎还是首席宰相，隋文帝先派高颎去验收。高颎可是和隋文帝一起开创节俭型政府的人物，跟杨素的价值观很不一样，他一看这个宫殿如此豪华，马上心疼国库，也心疼百姓了，回来之后如实汇报说：“颇伤绮丽，大损人丁。”
建得倒是挺好，问题是好过头了，损失了好多老百姓。

隋文帝是个节俭的好皇帝，一听高颎这样汇报，心里咯噔一下，就有了先入为主的坏印象。

三月底，隋文帝终于抽出时间亲自去视察了，这一视察，印象更坏了。他在沿途就听到一些说法，说杨素为了赶工期，把好多民夫都累死了，有些人死后填了山谷，还有些干脆就地焚烧了事，这也太不爱惜民力了！所以，一到仁寿宫，隋文帝就怒气冲冲地说了一句：“杨素竭百姓之力，雕饰离宫，为吾结怨于天下。”
杨素用尽百姓的财力来修建离宫，他这么干，是在给我招恨啊。

这话传到杨素耳朵里，可让他惴惴不安了一阵子。本来是竭尽全力想讨好皇帝，没想到马屁拍到马腿上了。怎么办？

这时候，有个人把杨素的担忧看在眼里，悄悄给他出了个主意。谁呢？杨素的侄女婿，也是仁寿宫的监工——封德彝。封德彝对杨素说，皇帝听皇后的，现在既然皇帝对您有成见，您不如先跟皇后沟通一下，只要皇后认可，皇帝肯定不会责备您，没准儿还有赏赐呢。

杨素一听主意不错，赶紧悄悄找到独孤皇后，对她说：“帝王法有离宫别馆，今天下太平，造此一宫，何足损费！”
按道理来讲，帝王就应该是建离宫别馆的，现在天下如此太平，我就帮皇帝修这么一座离宫，这有什么不可以的？花的那点钱算什么？

这一句“天下太平”
真的把独孤皇后给打动了。是啊，我们以前克勤克俭，不就是为了能够天下太平吗？现在既然已经天下太平了，干吗还要一直当苦行僧呢？

第二天一早，隋文帝召见杨素。杨素虽然提前做了工作，心里还是不太踏实，磨蹭了好半天才进去。进入宫中，一看隋文帝和独孤皇后并排坐在那里，面色和缓，他终于放下心来。果然，刚一说起此事，独孤皇后就发话了。她说：“公知吾夫妇老，无以自娱，盛饰此宫，岂非忠孝！”
你知道我们夫妻年纪大了，也没别的爱好了，所以给我们修了一座好宫殿，让我们也享受享受，是个忠孝之臣啊！

隋文帝听了，也面带喜色，连连点头。就这样，杨素靡费资财，草菅人命，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倒赐钱百万，赐绢三千段。

怎么评价修仁寿宫这件事？这件事其实并不大，客观地说，作为一朝皇帝，兴修一两座离宫别馆也不算过分。问题是，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隋文帝夫妇的追求改变了，在巨大的成就面前，他们已经不那么愿意自我约束，自我克制了。而隋文帝的自我约束，自我克制，其实正是隋朝在魏晋南北朝的乱世中脱颖而出的法宝。现在，在生活上，隋文帝已经露出了放纵的苗头，那么，在其他方面的任性和放纵也就为期不远了。

二、任情枉法

第二个问题，隋文帝在法律方面任情枉法。隋朝的法律制度是由《开皇律》来规范的。《开皇律》体例严谨，宽严适当，是隋朝法制建设的重大成果，也是隋朝依法治国的依据。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隋文帝也确实模范遵守法律。史书中讲了很多他维护法律尊严的故事，当时的国子博士何妥也称赞他：“留心狱讼，爱人如子，每应决狱，无不询访群公，刑之不滥，君之明也。”
说隋文帝这个人非常尊重生命，在断案和量刑问题上都非常谨慎。

但是，到了开皇后期，隋文帝在司法方面的态度逐渐改变，变得越来越任性了。经常无视法律规范，全凭喜怒任意量刑。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关于基层文官的。要知道，隋文帝内心非常讲究等级制度，相信只有严格的等级制度才能最有效地维护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可是他发现，在很多部门，有很多下属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敬重上司。但是，按照现行法律，对他们的惩处力度又不够有威慑力。

隋文帝觉得这不好，这是纵容下级抗上。怎么处理呢？开皇十七年（597）三月，隋文帝下了一道命令，说：“诸司论属官罪，有律轻情重者，听于律外斟酌决杖。”
如果上司觉得下属实在可恶，就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惩罚之外再追加杖刑。

这本来是想要给那些中下层官吏一个下马威，让他们知道尊重长官。可是，凡事都有两面性，这条诏令一出，长官们可得意了，争相凌虐下属，以至于出现了“以残暴为干能，以守法为懦弱”
的风气。这样一来，上下级矛盾就更突出了，产生了更大的问题。这就是隋文帝率性而为，随意修订法律带来的恶果。

再举一个例子，关于老百姓的。隋文帝是一个很讲道德的皇帝，毕生追求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境界。可是，小民百姓的道德境界没有这么高，总有小偷小摸的情况，这让隋文帝很不高兴。

怎样才能做到天下无贼？隋文帝信奉治乱世用重典。他发布诏令说：“盗一钱以上皆弃市。”
偷一文钱就要判处死刑，这样的严刑峻法，真是史无前例，闻所未闻。更极端的是，有一次，三个小伙子渴了，共同偷了一个瓜，也被判处了死刑。这都不能算严刑峻法了，简直就是恐怖统治。

这样不合情理的诏令一公布，问题就更多了。

不法分子会觉得，既然偷一文钱要死，偷一千文钱也要死，抢一个商队还要死，那还不如索性做点大案，就算被逮住，死了也值了。这样一来，小偷小摸是少了，可是大偷大盗、抢劫绑票这类大案要案反倒增多了。犯罪分子并没有被震慑住，倒是先把商人吓破了胆，每天都要提醒自己晚点上路，早点投宿，夜里也不敢睡个好觉，生怕被人打劫。这才真是恶政一出，天下骚动。

就在整个社会都惶惶不安的情况下，有几个胆大的人想要好好开导一下皇帝，就劫持了一个司法官员。劫持了之后对他说，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劫持你吗？我们可不是贪图你那点小钱，我们只是想让你给皇帝传一句话，自古以来，无论谁建立国家，制定法律，都没有偷一文钱就被判处死刑的道理，所以请皇帝也不要这么肆意胡为！如果你不把我这句话带到，小心我下次宰了你！

这个司法官员害怕，赶紧跟隋文帝禀报了这件事。隋文帝一听，也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了，只好取消了这项政策。这样朝令夕改，同样是率性任情，不尊重法律的恶果。

按说，有这样一个教训，隋文帝应该知道尊重法律的重要性了吧。其实并没有，他的认识始终没跟上去。所以，这条诏令虽然取消了，但没过多久，隋文帝又颁布了新的诏令。

他说，“盗边粮者，一斗已上皆死，家口没官”
，还有，“行署取一钱已上，闻见不告言者，坐至死”。
只要贪污，就判处死刑，而且连家人带知情人都不放过。

这么做貌似严格整顿吏治，为民除害，其实，和偷一文钱就判处死刑一样，都只能说是动机良好，效果却很糟，不仅不能真正为民除害，反倒从根本上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

把这些例子放在一起，就会知道隋文帝晚年在法律方面犯了什么错误。这些错误综合起来，其实就是越来越不理性，一切全凭自我感觉，跟着感觉走，完全无视法律的尊严。那么，隋文帝为什么如此任性？说到底还是皇权凌驾一切的观念在作祟。越到晚年，隋文帝越看重自己的权力，也越乐于享受一下绝对的权力带来的满足感。在这样膨胀的皇权面前，法律当然不可能受到尊重了。

隋文帝想要甩掉法律的束缚，享受绝对皇权，有些野心家就要加以利用了。谁呢？杨素。前面屡次说过，杨素是一个才大于德的人，心机深沉，手段丰富。为了私利，可以不讲任何道德和原则。隋文帝其实已经被他利用过好几次了。现在，看见皇帝喜怒无常，经常抛开法律，任意量刑，杨素又要利用他了。

利用他干什么？这一次，杨素要利用隋文帝除掉一个仇人——鸿胪少卿陈延。此人跟杨素不和，杨素一直想干掉他，但苦于没有机会。有一天，杨素经过鸿胪寺下属的蕃客馆，也就是外国使节的驻地，发现院子里居然残留着没及时清扫的马粪，这不是工作人员失职吗？杨素顿时心生一计，悄悄走进院子，眼睛搜索着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到哪里去了？原来都坐在毡子上赌博呢。这下杨素可算逮到机会了，赶紧添油加醋地汇报给隋文帝，说鸿胪寺在陈延的领导下工作作风非常散漫，工作人员都在上班时间赌博，无人做事，以至于外国使节的驻地到处都是马粪，损害国际形象！

隋文帝可是一个不宽容的人，对待子女也好，下属也好，历来都是恩少威多，一听杨素这样汇报，也不调查、取证，不由分说地把蕃客馆的长官主客令和参与赌博的工作人员都乱棒打死，鸿胪少卿陈延也因为对下属管教不严，就地免官，拉到西市去，被当众揍了一顿，差点一命呜呼。

就这样，杨素略施小计，公报私仇。一般人谈到这件事，肯定会感慨杨素的阴损。问题是，杨素为什么能如此嚣张？说到底，还是因为隋文帝自己先乱了法度，任情枉法，所以才给杨素可乘之机。

三、猜忌大臣

第三个问题，隋文帝猜忌大臣。隋文帝是由权臣当上皇帝的，改朝换代的合法性不足，所以内心一直比较猜忌。还是在开皇初年，他就已经屡兴大狱，把帮他夺取政权的刘昉、郑译一类文官还有王谊、元谐等一班武将都先后除掉，然后提拔高颎、苏威等跟前朝关系不深的政治新秀为自己服务。

客观地讲，隋文帝这样做虽然有点过河拆桥的意思，显得不够厚道，但是，对于摆脱功臣对政治的不正常干扰，建立新的领导核心还是有积极意义的，所以，历来评价也还都比较正面。

可是，到了开皇十年（590）以后，随着国家越来越稳定，越来越强大，隋文帝的猜忌之心不仅没有减弱，反倒逐步加强，这就有点不对头了。

他猜忌谁呢？到这时候，隋文帝猜忌的对象恰恰是他亲手提拔起来的文臣武将。

举一个虞庆则的例子。虞庆则和隋文帝的出身、性格都非常相似，所以在隋朝初年颇受宠幸，和高颎、苏威、杨雄一起，合称“四贵”，本来是隋文帝的心腹重臣。但是，到了开皇十七年（597），虞庆则居然被以谋反罪的名义砍了头。

这件事说起来又是一场家庭悲剧。虞庆则有个小舅子叫赵什柱，本来没什么本事，但是，虞庆则念及亲戚情分，拼命提拔他，让他担任自己的参谋长。

没想到赵什柱居然恩将仇报，在虞庆则身边没几天，就和他的爱妾私通上了。赵什柱也知道，虞庆则是火爆脾气，一旦发现他的丑事，肯定饶不了他，不如先下手为强，把虞庆则除掉算了。正好这时候桂州（今广西桂林）一带有人造反，隋文帝派虞庆则前去平叛，赵什柱心思一动，就想借这个机会除掉虞庆则。

怎么除掉这样一位重臣呢？赵什柱决定铤而走险，到隋文帝面前告密，说虞庆则根本不想去，对皇帝有抱怨之意。按照赵什柱的想法，如果皇帝因此治虞庆则的罪，自己的目的就达成了。

那么，隋文帝是不是像赵什柱希望的那样听风就是雨？并没有，隋文帝既没有罢虞庆则的官，更没有直接把他投进监狱，而是照样派他出征了。

尽管如此，送行的时候，隋文帝还是冷着一张脸，让虞庆则很是摸不着头脑。但是，不明白归不明白，虞庆则还是带兵南下了，而且，一到那里就打了个胜仗，很快就解决了叛乱。

这样一来，跟着他的赵什柱可着急了，再这样下去，他的诬陷之词不就不攻自破了吗？恐怕不等虞庆则收拾他，皇帝就要收拾他了。

就在赵什柱绝望的时候，事情又出现了转机。虞庆则是武将出身，到哪里都喜欢登高远眺，看看山川地貌，分析一下军事地形。从桂州回朝廷，要路过潭州，也就是今天的长沙。他又按照老习惯，带着赵什柱，登上当地的高山临桂岭，眺望山河。眺望一周之后，虞庆则对赵什柱说：“此诚险固，加以足粮，若守得其人，攻不可拔。”
这个地方非常险峻，只要囤积足够多的粮食，再有一个能人防守，绝对是易守难攻啊。

听他这么一说，赵什柱几乎高兴得跳了起来，你说这里易守难攻是什么意思？这不分明是想借这个地方造反吗？本来我只是要告你怠慢军务，就可以了，力度也不够大。现在你居然让我抓住了这么一个大把柄，那我还不如干脆告你谋反！

这样一想，赵什柱就开始用计了。他对虞庆则说，咱们离开朝廷的时候，陛下似乎对你有点不满，也不知是为什么，要不要我先替你到京城打探一番？你也别急着回去，就在这里休息几天，等我探听好了情况你再启程，无论怎样，心里要有个准备。虞庆则一听不无道理，就让他先回去了。

结果，赵什柱一回到京师，马上就向隋文帝汇报：虞庆则认为潭州易守难攻，想在那儿谋反，所以这几天一直逗留不回，我冒死前来向陛下汇报！

隋文帝一听，不由不信，马上就派司法部门去调查了。调查证明，虞庆则确实说过易守难攻的话，也确实在潭州逗留。这也就印证了赵什柱所说的话。

那么，隋文帝怎么处理虞庆则？他根本没给虞庆则辩驳的机会，就以谋反罪把他处决了。一代名将，近二十年的宰相，就这样死于非命。

可能有人会说，就算如此，也不能证明隋文帝猜忌吧？没准儿他是被赵什柱蒙蔽了。其实不然。虞庆则的案子，只要稍微调查了解一下，就能够证明孰是孰非。但是，隋文帝居然既不调查研究，也不给虞庆则辩白的机会，而是一听传言，马上杀人。这是什么心态？这就叫宁可错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本身就是一种猜忌之心。

事实上，当时不光是虞庆则被杀，“四贵”之中的其他三贵也都没有逃过被猜忌的命运。其中，高颎因为太子事件被罢官，杨雄因为人缘太好而被架空，苏威也因为涉嫌朋党问题被免职，当年被隋文帝亲手提拔，因而也格外信赖的“四贵”，结局居然都如此不堪，说明隋文帝的猜忌之心已经深入骨髓了。

人一旦陷入猜忌的迷局之中，就要开始做荒唐事了。根据史书记载，隋文帝整天怀疑政府部门的小吏贪污受贿，但是又没有证据，怎么办呢？他居然派手下的人充当特务，故意拿钱去贿赂那些小吏，谁要是收下贿赂，就马上斩首。这相当于钓鱼执法。一个皇帝，居然做这样的事情，按照古人的说法，那可就是失人君之大体了。

这样一来，隋朝初年那种君臣一体、励精图治的良好局面也就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上下离心、人人自为身谋的新局面。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隋文帝和大隋王朝，还会遇到哪些问题？

第十一章　风波再起

隋文帝后期，因为家庭变故，他的统治心态和朝廷局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朝堂之上日益充满火药味和紧张感。而受这些变化冲击最大的，则是新太子杨广。他好不容易到手的太子之位也变得不稳定起来。这个家庭变故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对政局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

一、独孤之死

隋文帝一生用过两个年号，一个是开皇，另一个是仁寿。听起来，这两个年号都挺好，所谓开皇，当然是开启一代基业，体现出一种创业者激情四射的心态；所谓仁寿，是享国长久的意思，体现出一种守成者的安详。对于一个统治多年的皇帝而言，先创业，再守成，本来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

然而遗憾的是，隋文帝在仁寿年间的生活并没有如此安逸。中国人常说，人一生有三种最大的不幸，那就是少年丧父，中年丧妻，晚年丧子。隋文帝开皇末年、仁寿初年，正好是六十岁上下，按照现在的说法，是介于中年和晚年之间，却接连赶上了丧子和丧妻两大不幸。

伴随隋文帝的这种人生不幸，隋朝政坛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局，让仁寿这个年号显得并不平静。丧子的不幸前面已经写过了，那么，丧妻又是怎么回事？

仁寿二年（602）阳春三月，独孤皇后和隋文帝一起去仁寿宫度假。这已经是从开皇后期开始每年的惯例了。但是，这一次去，独孤皇后就再也没能回到大兴城。就在仁寿二年（602）八月二十四日，独孤皇后一病不起，病逝于永安宫，享年五十九（虚）岁。

独孤皇后属于正常死亡，五十九岁在当时也不算短寿，为什么还要把这件事郑重其事地交代出来？因为独孤皇后之死对于隋文帝来说影响太大了。有两个方面的影响尤为深刻。

第一，她的去世让隋文帝自由了。前面多次讲过，独孤皇后信奉一夫一妻制，而且精力特别充沛，每天送隋文帝上班，接隋文帝下班，搞得隋文帝一点私人空间都没有，好不容易喜欢一个尉迟氏宫女，还被独孤皇后打死了。为这件事，隋文帝还曾经离家出走，感慨自己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现在，独孤皇后一死，隋文帝头上的紧箍咒终于解除，可以随心所欲地享受自由了。马上，就有两个美女出现在隋文帝的生活中。这两个人，一个是宣华夫人陈氏，另一个是容华夫人蔡氏。

其中，宣华夫人陈氏是陈朝的亡国之君陈叔宝的妹妹，跟哥哥一样风流文雅，而且因为是亡国之人，所以又有一份别样的懂事和小心，这样的性格甚至让独孤皇后都产生了我见犹怜的感觉，所以，在独孤皇后活着的时候已经得到了侍奉文帝的特权，现在独孤皇后一死，更是理所当然地上升为第一夫人了。

容华夫人蔡氏也是南方人，陈朝亡国之后进入后宫。此人号称仪容婉丽，隋文帝垂涎已久，只是碍于独孤皇后的威风，不敢表露出来。现在障碍解除，蔡氏也立刻成了隋文帝身边不可或缺的宠妃。

这样两个温顺的南方美女和刚毅的独孤皇后形成鲜明对比，让隋文帝觉得非常新鲜，也非常迷恋。

这么说来，独孤皇后之死对隋文帝而言是好事了？也不尽然，因为独孤之死对于隋文帝还有第二个影响。

第二，她的去世让隋文帝没有知己了。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说谁和隋文帝最像，那就是独孤皇后了。两个人在方方面面都高度一致，有若干事例都可以证明。

第一个，隋文帝节俭自律，独孤皇后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毫不含糊。《隋书·后妃传》记载了一个著名的故事。当时突厥和隋朝互市，出售一筐明珠，要价八百万钱。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价格，幽州总管就力劝独孤皇后买下来。结果独孤皇后说：“非我所须也。当今戎狄屡寇，将士罢（疲）劳，未若以八百万分赏有功者。”
珍珠是什么东西？饥不可食，寒不可衣，我要它没有用。如今我们跟突厥打仗，将士们都已经非常疲劳了，如果说我们的国库真能拿出这八百万钱的话，不如拿它去奖赏有功将士。这样的高风亮节，一下子赢得满朝喝彩。

事实上，独孤皇后那里不仅没有多余的首饰，连基本的化妆品都没有，有一次隋文帝配药，需要一盒胡粉，去问独孤皇后要，结果独孤皇后说，不仅我没有这种东西，整个后宫都没有这种东西。对于一个妇女而言，不施脂粉，简直是节俭自律到家了！

第二个，隋文帝一心维护皇权，即使是亲儿子挑战，也要绳之以法。在这一点上，独孤皇后也和他保持一致。隋文帝镇压儿子，独孤皇后就压制外戚。整个隋文帝一朝，独孤皇后的娘家人没有一个身居高位。

不提拔外戚也就罢了，一旦外戚犯罪，还要从重处罚。独孤皇后有一个表兄叫崔长仁，涉嫌职务犯罪，本来，隋文帝想要看在独孤皇后的面子上赦免他，不料独孤皇后说：“国家之事，焉可顾私！”
坚决主张斩首崔长仁。这种不纵容外戚，自觉维护皇权的风范当然赢得了隋文帝的尊重。

第三个，隋文帝爱民如子，在荒年的时候跟老百姓一起到洛阳就食，在路上还让侍卫帮老百姓拿行李。在这一点上，独孤皇后也不逊色，据史书记载，每次大理寺判决死刑，独孤皇后都会为死刑犯流下眼泪。

两个人的心意、做法如此相似，当然可以称得上是夫唱妇随，但更贴切的说法应该是同心同德。所以，《隋书·后妃传》说：“后每与上言及政事，往往意合。”
隋文帝的任何一项政治决策，独孤皇后都是第一参与者、第一拥护者和第一执行者，夫妻二人相互扶持，相互砥砺，共同经营着大隋王朝。这就是所谓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站着一个伟大的女人。

特别是在隋文帝晚年，因为权力斗争，他已经疏远了大臣，跟儿子的关系也异常紧张，在这种情况下，独孤皇后其实就是他唯一能够信赖的伙伴，也是他精神的支柱。现在，知己没有了，隋文帝的内心世界其实也在坍塌之中，而且，独孤皇后和隋文帝年纪相差不多，她的去世，肯定也让隋文帝产生了来日无多的恐慌感。

结婚四十多年，当皇帝二十多年，隋文帝已经习惯依赖独孤皇后坚定的意志和敏感务实的政治智慧了，现在，这个支撑一倒，隋文帝真是茫然若失。

这种茫然若失有什么表现？表现在生活上，就是纵欲，整天和宣华、容华二位夫人泡在一起，醉生梦死；表现在政治上，则是更加多疑、善变。

隋文帝是一国之君，他这一变，整个国家的政局就有可能受到影响。事实上，随着独孤皇后去世，有两个人的处境马上变得尴尬起来。一个是宰相杨素，另一个是太子杨广。

二、杨素失宠

先说杨素。独孤皇后去世后，最伤心的当然是隋文帝，但是要说张罗得最辛苦的，还得说是杨素。杨素为什么辛苦？因为独孤皇后的葬礼就是他经办的。为了办得风光隆重，杨素也算是殚精竭虑。

葬礼之后，隋文帝还特地下诏褒奖杨素：“杨素经营葬事，勤求吉地，论素此心，事极诚孝，岂与夫平戎定寇比其功业！可别封一子义康公，邑万户。”“并赐田三十顷，绢万段，米万石，金珠绫锦称是。”
杨素办这个事情办得费心费力，竭尽心力给独孤皇后选风水宝地来安葬她。要论他这份诚心，那是无与伦比的，功劳比平戎定寇还大。因此我决定，封他的一个儿子做义康公，另外给他一万户的食邑。从此，一万户人家的赋税，就不用缴到国库了，而是直接进入杨素的家门。

办一个葬礼，隋文帝居然认为比平戎定寇还要重要，而且给了那么多的赏赐，既说明隋文帝爱屋及乌，当然也说明杨素的用心程度。

但是，这次葬礼恐怕也是杨素在隋文帝一朝得宠的巅峰了。因为就在此后不久，杨素在隋文帝心目中的地位就开始下降。原因是有人弹劾他了。谁呢？大理寺卿梁毗。

就在仁寿二年（602），梁毗上书隋文帝，说：“臣闻臣无有作威福。臣之作威福，其害乎而家，凶乎而国。窃见左仆射、越国公素，幸遇愈重，权势日隆，搢绅之徒，属其视听。忤意者严霜夏零，阿旨者膏雨冬澍，荣枯由其唇吻，废兴候其指麾。所私皆非忠谠，所进咸是亲戚，子弟布列，兼州连县。天下无事，
容息异图，四海稍虞，必为祸始。夫奸臣擅命，有渐而来。王莽资之于积年，桓玄基之于易世，而卒殄汉祀，终倾晋祚。季孙专鲁，田氏篡齐，皆载典诰，非臣臆说。陛下若以素为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伏愿揆鉴古今，量为外置，俾洪基永固，率土幸甚。轻犯天颜，伏听斧锧。”
我听说，臣子是不允许作威作福的，如果一个国家允许臣子作威作福的话，那么必定天下大乱。现在我们国家有没有哪个大臣作威作福？当然有啊，这个作威作福的人就是越国公尚书左仆射杨素。他倚仗陛下的宠幸，权力已经大得没边了，所有的官员都要看他的脸色办事。我们整个官僚系统，其实都受他的指挥。这样下去，有一天他也会走上像王莽、桓玄那样奸臣、权臣的道路。希望陛下能够预先留心到这一点，鉴古知今，不要再给他这么大的权力，我知道我这话不中听，说出来也许您不喜欢，但是为了国家利益，我万死不辞。

当时杨素可是炙手可热的人物，首席宰相梁毗这样说，不是找死吗？果然，隋文帝大怒，马上把他抓了起来，亲自质问他，怎么可以如此诽谤大臣。

没想到，梁毗毫不畏惧，当面对隋文帝说：“素既擅权宠，作威作福，将领之处，杀戮无道。又太子及蜀王罪废之日，百僚无不震悚，惟素扬眉奋肘，喜见容色，利国家有事以为身幸。”
我确确实实认为杨素是一个作威作福之人。我有充分的证据。陛下，请您想一想，当年您废掉太子杨勇和蜀王杨秀的时候，我们这些大臣，谁都觉得这是一件非常让人震惊、让人恐慌、让人难过的事，可唯独他越国公杨素，表现出一副扬眉吐气、志得意满的样子。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心态？他这是盼着国家有事，好抬升他自己的地位！陛下，这难道是一个忠臣应有的行为吗？

这席话一说出来，隋文帝真是傻在那里了。确实，此前隋文帝一直觉得杨素是在忠实地执行着自己的命令，替自己除掉了两个不肖子，所以才把杨素视为心腹重臣。如果按照梁毗的说法，杨素有个人野心蕴含在里头，那自己岂不是给杨素做了嫁衣裳？这让隋文帝不寒而栗。

另外，梁毗所说的臣子作威作福，必然危害国家，这也是隋文帝衷心认同的观点。把这两个因素叠加在一起，隋文帝对杨素的印象也就发生了改变。按照《隋书·杨素传》的说法，就是“上渐疏忌之”
。渐渐地疏远猜忌他了。

隋文帝下敕说：“仆射国之宰辅，不可躬亲细务，但三五日一度向省，评论大事。”
仆射是我们国家最重要的大臣，怎能去操心那些鸡毛蒜皮的事？以后你不用每天去上班办那些小事了，你三五天上一次班，管一管大事就可以了。

在古代，这是一条很古老的做法，叫作“外示优崇，实夺之权也”
。国家哪有那么多大事要办？人的权威都是从日常工作中奠定起来的，现在隋文帝剥夺了杨素办理日常事务的权力，那实际上，他真正能管的事就很有限了，这是从杨素手里收权。

问题是，光收回杨素的权力还不够。要想让国家正常运作下去，还要扶植新的依靠对象。扶植谁呢？隋文帝越到晚年越猜忌，大臣都不敢信任了，儿子又不放心，综合权衡之后，隋文帝选择了自己的女婿柳述。因为柳述有三个优点。

第一，柳述出身河东柳氏，门望很高，本人又文质彬彬，比较有社会声望。

第二，柳述年轻，没有什么功劳业绩，所以一定唯自己马首是瞻。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柳述的妻子兰陵公主是隋文帝最心爱的女儿。

隋文帝夫妇一共生了五男五女，柳述娶的是隋文帝最小的女儿，小名就叫阿五，封号为兰陵公主。本来最小的女儿就容易受到父母的宠爱，何况兰陵公主也确实给父母争气。是上了《隋书·列女传》的人物，号称“美姿仪，性婉顺，好读书”
，不仅长得漂亮，而且性情温婉，爱好读书，是一个知书达理、谨守妇道的人。这让提倡道德的隋文帝非常有面子，所以宠冠诸女。

既然喜欢女儿，爱屋及乌，连带着女婿也沾光，所以，柳述在女婿之中也最受宠。

现在，隋文帝要削弱杨素的势力，就选中这位宝贝女婿取而代之了。让他当吏部尚书，同时参掌机密，整天跟着自己，俨然就是沟通朝廷和宫廷的桥梁。

问题是，柳述上台，对杨素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大大的不利。因为兰陵公主和柳述两个人都和杨素有私人恩怨。

对兰陵公主而言，杨素曾经间接害死了她的第一任公公。兰陵公主一生嫁过两个丈夫，第一个丈夫叫王奉孝，是隋初大臣王谊的儿子。王谊和隋文帝是太学同学，隋文帝篡周，王谊也衷心拥护，所以，隋朝建立后，王谊被封为大司徒，还跟隋文帝结成了儿女亲家。

可惜，结婚没多久，王奉孝就去世了，兰陵公主刚刚十三四岁就成了寡妇。王谊看了很可怜，就给隋文帝上书，请求让兰陵公主提前除掉丧服，改嫁算了。

这本来也是公公的一番好意，没想到，却被人弹劾了，说是不知礼数，败坏名教。谁弹劾的呢？就是当时还担任御史大夫的杨素。

隋文帝提倡礼教，杨素这么一弹劾，隋文帝就狠狠地批评了王谊一顿，这让王谊觉得没面子透了。于是心灰意懒，整天在家发牢骚，还找人算命。这么高的身份，又发牢骚，又算命，当然触犯了皇帝的大忌，所以，开皇五年（585），隋文帝干脆把他赐死于家。这也是隋朝初年诛杀功臣的大案。虽然史书没有明确记载兰陵公主有什么反应，但是想来，她对于逼死公公的杨素应该也没有什么好印象。

那柳述跟杨素之间有什么恩怨？杨素奚落过柳述的爸爸。

柳述的爸爸和杨素是一辈人，当官的经历也差不多。但是，隋文帝篡周的时候，柳述的爸爸和叔叔都没有明确表态支持，所以隋朝建立之初，有点不得志，到外地做官去了，而杨素因为立场明确，所以任职中央。

这本来也没有什么，但是，杨素为人轻狂，有一天隋文帝赐宴，杨素和柳家兄弟都位列其中，杨素就借着酒劲奚落柳述的爸爸和叔叔说：“二柳俱摧，孤杨独耸。”
你看，原来咱们差不多，现在你们这两棵老柳树可被我这棵钻天杨给比下去了。

这当然是句俏皮话，问题是说得太轻浮了一点，柳述的爸爸一言不发，当然，酒席也就不欢而散。就这样，杨素和柳家也算结了怨。

既然杨素和兰陵公主以及柳述都有过节，现在，柳述得宠，当然不会让杨素好过。据史书记载，柳述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当众折辱杨素。

举个例子。柳述是吏部尚书，杨素是尚书省左仆射，本来是上下级关系，柳述做出的批示都要经过杨素审核方能生效，如果杨素审核有问题，按照规定，可以要求柳述改。可是，柳述偏偏不买杨素的账。每次杨素向柳述提出什么修改意见，柳述都一律驳回，而且直截了当地对使者说：“语仆射，道尚书不肯。”
去告诉杨仆射，就说我柳尚书不肯改。

这不是要把杨素气死吗？可是他也没办法，明摆着，柳述有人撑腰。就这样，一边收权，一边分权，原本在开皇末年叱咤风云的大功臣杨素在仁寿年间被冷落了不少。

三、杨广危机

开皇末年，杨广、独孤皇后和杨素可是三位一体的关系，杨广能够当上太子，全拜独孤皇后和杨素里应外合所赐。现在，独孤皇后去世，杨素又受到猜忌，这两重因素叠加，对太子杨广的打击太大了。

杨广虽然已经当了太子，但是毕竟时间不长，加上当年废掉前太子杨勇的理由本来就不过硬，所以，杨广当太子的根基并不深厚，还是非常需要独孤皇后和杨素保驾护航的。现在，这两大支柱一死一伤，杨广的势力马上就大大削弱了。

政治上的权力比拼本来就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伴随杨广这边的实力下降，前太子杨勇的势力又有了逐渐抬头的趋势。这趋势有三方面的表现。

第一，杨勇自己不甘寂寞了，整天哭着喊着要见隋文帝。隋文帝废掉太子杨勇之后，就让新太子杨广负责看管。一开始杨勇还很安分，但是，久而久之，他终于耐不住寂寞了，于是整天请求杨广让他见父亲一面。

这不是与虎谋皮吗？杨广当然不会答应，杨勇情急之下，居然爬到东宫的大树上，对着皇宫大喊大叫。东宫距离皇帝的后宫不远，隋文帝还真就听见了，但是，又听不清。正好当时杨素在旁边，隋文帝就问杨素，杨勇在喊什么？杨素赶紧说，这个废太子最近疯了，整天在树上乱喊，谁也不知道喊什么。隋文帝一听，也就没再追究。

这事虽然有惊无险地过去了，可是，杨广还是着实担心了一下。看来，杨勇还是贼心不死啊，以后一定严加看管，再不能让他上树了。

第二，有人开始替杨勇和高颎喊冤了。谁呢？贝州长史裴肃。此人上书称：“高颎以天挺良才，元勋佐命，为众所疾，以至废弃；愿陛下录其大功，忘其小过。又二庶人得罪已久，宁无革心！愿陛下弘君父之慈，顾天性之义，各封小国，观其所为：若能迁善，渐更增益；如或不悛，贬削非晚。今者自新之路永绝，愧悔之心莫见，岂不哀哉！”
这番话主要有两方面的意思。

首先，高颎有天赋的才能，又是开国元勋、佐命大臣，因受人妒忌，被废黜不用。希望陛下记着他的大功，忘掉他的小过。言外之意，高颎功大过小，不能永远废弃在家。

其次，前太子杨勇和前蜀王杨秀都已经废为庶人很久了，应该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希望陛下弘扬为君为父的慈爱，顾念父子人伦天性，每人给他们封个小国，观察他们的所作所为：如果能变好，就慢慢提升他们的地位；如果他们仍然不悔改，再贬位削爵也不晚。现在您断了他们改过自新的路，就看不出他们有没有悔改之心。这不是很悲哀吗？

这样的话如果放在高颎刚刚倒台，两个皇子刚刚被废的时候说，那就死定了。可是现在，隋文帝居然很感慨地说：“裴肃忧我家事，此亦至诚也。”
裴肃能够关怀我的家事，真是个诚臣啊！还特地征他入朝谈话，大大慰问了一番。

隋文帝这样的态度可把杨广吓坏了，父皇是什么意思？他是不是心思又活动了？杨勇和高颎他们会不会卷土重来？

第三，也是最大的问题，隋文帝当时的心腹，政治后起之秀柳述跟杨勇关系很铁，但是跟杨广关系并不好。

当年，兰陵公主改嫁，也是精挑细选的。选来选去，产生了两个候选人。一个是柳述，另一个则是杨广的小舅子，萧妃的弟弟萧玚。这两个人都是高门大族，隋文帝自己也挑花了眼，不知道选谁好了，就多方征求意见。

征求到杨广这里，杨广当然希望妹妹嫁给自己的小舅子，所以极力说萧玚的好话。隋文帝当时被他说得挺动心，也就答应了他。但后来又问到术士韦鼎，就是当年说隋文帝“当有天下”
的那位高人，结果韦鼎说了这么一句话：“玚当封侯，而无贵妻之相，述亦通显，而守位不终。”
萧玚面相里就不该有高贵的妻子，而柳述只是官位不能到头而已。

这是向着谁说？看起来更像是偏向柳述。隋文帝一听，马上说，官位还不是我说了算？我想让他到头就能到头，于是就把女儿嫁给了柳述。

这样一来，无论是柳述对杨广，还是杨广对柳述，其实都没什么好印象。与之相反，柳述对杨勇倒是印象不错，因为他最初担任的官职就是太子杨勇的亲卫，两个人过从甚密。现在，柳述在禁中办事，整天跟着隋文帝，会不会为杨勇说话？杨广心里当然极不踏实。

就这样，因为独孤皇后之死，隋文帝原本坚定的政治路线变得不坚定起来，朝廷里出现了很多新的变数。这些变数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那就是朝廷似乎又要洗牌，太子之位也重新变得不稳固起来。这让太子杨广极度不安，真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就在这种心境之下，杨广偷偷地对给独孤皇后占卜葬地的大臣萧吉说：“公前称我当为太子，竟有其验，终不忘也。今卜山陵，务令我早立。我立之后，当以富贵相报。”
您当年预言我能当太子，如今果然应验了，我信任您，不会忘记您的大恩大德。现在，请您在占卜墓地的时候再替我想一想，怎样才能找一个风水好的地方，让我早点接班。如果您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我当了皇帝之后，必定要报答您。

这番话是什么意思？说白了，就是请您想想办法，务必让我爸爸早点死，这样我才能踏实下来。杨广提出了一个如此露骨的要求，萧吉是怎么回复的？他说：“后四载，太子御天下。”
放心吧，我给你妈妈选一个地方，保证让你在四年之后就当皇帝。

那么，萧吉是否有这样的本事？隋文帝到底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第十二章　文帝之死

独孤皇后去世两年之后，仁寿四年（604），隋文帝崩于仁寿宫大宝殿，留下一个伟大的帝国，也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谜团。两代皇帝交接班，这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是关键期和敏感期，也往往伴随着流血和阴谋，隋文帝也不例外。隋文帝是正常死亡，还是被人谋杀？隋文帝之死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不同的说法？

一、两种记载

皇帝是个高危职业，不仅是改朝换代时期要充当殉葬品，就是在一个王朝内部，两代皇帝交替之际，也往往充满血腥阴谋，留下了很多谜团。而在所有事关皇帝的谜团中，隋文帝之死也算是最扑朔迷离的案例之一，一千多年以来一直众说纷纭。

如前所述，独孤皇后死后，隋朝出现了一股同情废太子杨勇的势力，这让新太子杨广很是紧张。为此，他还请求术士萧吉在替独孤皇后选择墓地的时候留心一下风水，让父亲隋文帝也早点死去，自己好早日接班。当时，术士还向他保证，四年之内隋文帝必死。那么，术士的话有没有实现？

实现了，而且提前实现了。就在两年之后的仁寿四年（604）七月十三日，隋文帝崩于仁寿宫大宝殿，享年六十四（虚）岁。隋文帝的死亡时间并没有任何争议，问题是，他的死亡原因和过程，在史书上就有不同的记载。有说是病死的，有说是被毒死的，有说是被勒死的，还有说是用木棒打死的，林林总总，有四五种之多，但是，把各种死法稍微总结一下，其实可以概括为两种基本说法。第一种，隋文帝是正常死亡的；第二种，隋文帝是非正常死亡的。

先看第一种。正常死亡。这个说法主要依据是《隋书》，《资治通鉴》也引用了这种说法。按照《资治通鉴》记载：“帝将避暑于仁寿宫，术士章仇太翼固谏；不听，太翼曰：‘是行恐銮舆不返！’帝大怒，系之长安狱，期还而斩之。甲子，幸仁寿宫……夏，四月，乙卯，帝不豫。六月，庚申，赦天下。秋，七月，甲辰，上疾甚，卧与百僚辞诀，并握手歔欷，命太子赦章仇太翼。丁未，崩于大宝殿。”
在六月隋文帝准备巡幸仁寿宫之前，术士章仇太翼就曾经直言不讳地警告他，此次出行不吉利，出去恐怕就回不来了。隋文帝不信，照样巡幸仁寿宫，而且把章仇太翼关了起来，还告诉他，等我从仁寿宫回来再杀你。没想到，刚到仁寿宫，隋文帝果然生病了，而且病情逐日加重。

到了七月十日，隋文帝已经不行了，所以召见文武百官，和他们握手诀别，君臣唏嘘流涕，非常伤感。面对此情此景，隋文帝想起了还关在监狱里的章仇太翼，叮嘱太子杨广把他放了，算是自己认输。又过了三天，隋文帝最终病死在大宝殿。

另外，根据《隋书·何稠传》的记载，差不多就是在诀别大臣之后，隋文帝又单独召见了曾经修筑独孤皇后陵的工程建筑专家何稠，说：“汝既曾葬皇后，今我方死，宜好安置。属此何益，但不能忘怀耳。魂其有知，当相见于地下。”
既然独孤皇后的陵寝是你修的，现在我把我的身后事也交托给你了，我怎么也忘不了皇后，希望你造这个陵寝，能够让我们两个死后，在地下世界里还魂相通。

然后又召见太子杨广，搂着他的脖子说：“何稠用心，我付以后事，动静当共平章。”
何稠是一个很用心的人，我已经把我的身后事交托给他了，等我死后，你跟他商量着办就可以了。

按照这样的记载，隋文帝之死过程清晰，场面温馨，尤其是最后先诀别大臣，再安排陵寝，最后又搂住太子的脖子交代后事，简直就是君臣一体、父慈子孝的完美体现，没有任何值得怀疑的地方。

问题是，这种完美的正常死亡场面只是一种记载，还有另一种记载，就比这惊悚多了。说隋文帝并不是自然死亡的，死亡过程也没有这么温馨，事实上，他的死，跟亲生儿子杨广大有瓜葛，很可能就是被杨广害死的。

这是怎么回事？还是引《资治通鉴》的说法：“上寝疾于仁寿宫，尚书左仆射杨素、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皆入阁侍疾，召皇太子入居大宝殿。太子虑上有不讳，须预防拟，手自为书，封出问素；素条录事状以报太子。宫人误送上所，上览而大恚。陈夫人平旦出更衣，为太子所逼，拒之，得免，归于上所；上怪其神色有异，问其故。夫人泫然曰：‘太子无礼！’上恚，抵床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独孤误我！’乃呼柳述、元岩曰：‘召我儿！’述等将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岩出阁为敕书。杨素闻之，以白太子，矫诏执述、岩，系大理狱；追东宫兵士帖上台宿卫，门禁出入，并取宇文述、郭衍节度；令右庶子张衡入
寝殿侍疾，尽遣后宫出就别室；俄而上崩。故中外颇有异论。
”

这一段文字讲了隋文帝死亡当天的两件大事。

第一件，密信误传事件。当时，隋文帝已经进入生命的最后阶段，三个主要大臣尚书左仆射杨素、兵部尚书柳述及黄门侍郎元岩都入宫侍疾，太子杨广也住进大宝殿，以备不测。

要知道，隋文帝此时身处仁寿宫。这算是死在首都以外，在古代是很危险的事情，为了避免发生不测，太子杨广考虑到应该采取一些防范措施，以免皇帝死后措手不及，就写了一封密信给杨素，跟他商量一旦皇帝驾崩，应该怎么控制局面，稳住朝廷。

杨素也回了一封密信，把自己想到的事情都逐条开列出来，让宫女交给太子。但是，也不知道是杨素没交代清楚，还是宫女糊涂，这封信居然被送到了隋文帝那里。隋文帝一看，自己还没死，儿子和宰相就已经商量起自己死后的事情来了，而且估计言辞极为直白，所以心里很不高兴。这就是所谓的密信误传事件。

第二件，陈夫人被调戏事件。独孤皇后死后，隋文帝最宠爱陈叔宝的妹妹，宣华夫人陈氏。陈夫人这时候当然也在宫里伺候。这一天早晨，陈夫人出去更衣，忽然衣冠不整、惊慌失措地跑回来了。隋文帝赶紧询问怎么回事，结果陈夫人含泪说了一句：“太子无礼！
”

隋文帝刚刚看过那封不慎送到他这里来的密信，本来就在气头上，现在一听说太子无礼，简直如同五雷轰顶，爸爸还没有死，儿子不仅急不可耐地想要抢班夺权，还要对爸爸的妃子非礼，这岂不是衣冠禽兽？所以气得直拍床板，说道，这个畜生，我怎么能把国家托付给他？这都是独孤皇后误了我啊！

可是，光拍床板没有用，隋文帝痛定思痛，把两个心腹，也就是兵部尚书柳述和黄门侍郎元岩叫了过来，对他们说，赶快去叫我儿子。这两个人不明就里，一时没反应过来，就问，是叫太子吗？隋文帝愤愤然地吼道：不是太子，是杨勇！两个人一听，恍然大悟，这是隋文帝要改立太子啊，赶紧到外面草拟敕书。

可以想象，如果这个敕书起草好了，前太子杨勇重新回到隋文帝身边，那么，隋文帝很可能再行废立之举，隋朝的政局也就要出现重大翻盘了。

问题是，他们有没有成功？没有，因为有杨素在。当时隋文帝身边有三个大臣，除了柳述和元岩之外，还有宰相杨素。虽然隋文帝刚刚看了杨素给太子的密信，已经把他视为太子党羽，根本没有叫他参与敕书的起草，但是，隋文帝这么一顿大喊大叫，杨素早已知情。

杨素可是废黜前太子杨勇的干将，如果杨勇翻天，这对他来讲可是事关生死的大事。事不宜迟，杨素赶紧传话给太子杨广，说，隋文帝的心意有变，柳述等人正在起草诏书，打算废弃杨广，重立杨勇，请太子快拿主意！

太子杨广知道这件事后是什么反应？史书没有记载，但是完全可以想象，他肯定吓出了一身冷汗。如果这个敕书出来的话，他十几年的努力就功亏一篑了。不仅当不成皇帝，而且恐怕性命难保。

事已至此，杨广只能是先下手为强了。他略一思索，马上采取了以下五项措施。

第一，矫诏逮捕了柳述和元岩，把他们关进了大理狱。这样，正在起草中的敕书自然夭折。

第二，紧急调动东宫军队进驻仁寿宫，包围仁寿宫。

第三，命令左庶子宇文述等人控制宫禁，不许任何人出入。

第四，命令右庶子张衡进入皇帝寝殿，控制隋文帝。

第五，将侍奉皇帝的所有宫女和宦官等闲杂人员全部逐出，关在别殿。

有了这五项措施，隋文帝就等于被太子杨广给囚禁起来了，而且和外界切断了全部联系。就在这天晚上，隋文帝与世长辞。

因为有这些变故，所以人们当然不免要猜测一下，隋文帝是正常死亡吗？那么《资治通鉴》在这个问题上是怎么判断的？

虽然司马光是第一流的史学家，但在这个问题上也觉得难以说清，所以只写了一句话：“故中外颇有异论。
”也就是说，大家都议论纷纷。这是一个描述句，并没有给出最终的结论。

而在《资治通鉴》之外，有两条史料却给出了更为明确的结论。

一条是唐初赵毅的《大业略记》，赵毅说：“帝（杨广）事迫，
召左仆射杨素、左庶子张衡进毒药……素等既入，而高祖暴崩。
”杨广让杨素和张衡两个人给隋文帝喂了毒药，这个毒药投下去之后，隋文帝就暴毙了。也就是说，杨坚是被杨素和张衡毒死的。

另一条史料是唐中期马总的《通历》：“乃屏左右，令张衡入拉帝，血溅屏风，冤痛之声闻于外，崩。”
说隋文帝不是被毒死的，而是被张衡打死的，而且死得非常惨烈，鲜血溅满了屏风，高呼救命的声音连外面都听得到。

虽然在具体的死法上有分歧，但无论如何，依照这两条记载，隋文帝之死都是杨广集团人为操控的结果，也就是说，隋文帝是被自己的儿子杨广谋杀的。

隋文帝是自然死亡还是人为谋杀，关系到对隋文帝晚年宫廷斗争的判断，也关系到杨广，也就是隋炀帝继位的合法性问题。既然如此，这两种记载哪一个更可靠呢？

二、死亡之谜

分析一段历史，自然要依据以下原则：第一，史料；第二，时间；第三，逻辑。

先看史料。说隋文帝是自然死亡，最主要的史料来源是《隋书·高祖纪》，《隋书》作为正史，准确率应该很高。但是，说隋文帝是被人谋杀的，同样也可以从《隋书》中找到依据，比如，《隋书·后妃传》就记载了杨广调戏宣华夫人陈氏的事情，《隋书·杨素传》和《隋书·张衡传》则暗示两个人和隋文帝之死有牵连。这样看来，仅仅从史料对比，并不能分析出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再看时间。两种记载在时间上有没有冲突？原则上也没有。因为说隋文帝是自然死亡的史料，只记载了两个关键时间，第一个是仁寿四年（604）七月十日，隋文帝和百官诀别；第二个就是七月十三日隋文帝去世。而说隋文帝是被谋杀的史料，其实强调的就是隋文帝死亡当天的事情。这样一来，就完全可以理解为隋文帝本来已经病入膏肓了，七月十三日又发生了一系列突发事件，最后导致杨广谋杀了隋文帝。事实上，《资治通鉴》的记载本身就隐含着这个意思。换句话说，两种记载在时间上并不矛盾，也不能据此判断孰真孰假。

接着来看逻辑判断。

前面讲过，《资治通鉴》在讲隋文帝死亡之前，交代了两个背景，第一个是密信误送事件，第二个是陈夫人被调戏事件。

这两个事件哪个更重要？毫无疑问是陈夫人被调戏事件更重要，也更具有直接意义。因为老皇帝还没死，太子就提前准备接班事宜，虽然在情感上可能让人不好接受，但从理性的角度还是可以理解的，不至于激起隋文帝那么大的愤怒，甚至产生改换太子的想法。而调戏隋文帝妃子的性质可就完全不同了，它不仅触及了人伦底线，也暴露了杨广的真面目。

当年，隋文帝为什么废杨勇，立杨广？就是因为杨勇任性好色，而杨广则表现得道德高尚，不近女色。现在看来，这些优点全都是伪装的，这就彻底颠覆了杨广当太子的依据，所以隋文帝才会大叫：“独孤误我！
”认为是独孤皇后判断失误，把自己害苦了！

既然发现了杨广的真面目，隋文帝也就产生了对杨勇的悔过之心，以前觉得大儿子不行，现在看来，二儿子的毛病比大儿子严重得多，既然如此，还是让大儿子回来接班吧，所以才有接下来让柳述、元岩起草诏书，召回杨勇的事情。召回杨勇，当然也就意味着杨广这些年的努力付诸东流，而且恐怕还要死无葬身之地。

杨广是个有本事的人，当然不能坐以待毙，只能狗急跳墙，先行把爸爸结果了。所以说，陈夫人被调戏，这是整个事件的核心，也是隋文帝死于非命的直接原因。如果此事为真，那么，隋文帝的死亡几乎就可以定性为人为原因造成的了。

既然陈夫人被调戏事件如此关键，就要仔细分析一下，这个事件本身有没有问题？事实上，这件事的真实性太有问题了。

第一，杨广的行为不合情理。老皇帝临终，新皇帝登基之前，是政治最敏感的时期，绝对容不得半点差错。杨广是一个有着高度自制力的人，当年，为了得到太子之位，杨广能够十年如一日，维护自己不近女色的美好形象，现在，在皇位更替的最敏感时期，就算杨广内心再好色，他又怎么会忍耐不了这几天，非要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对陈夫人下手？

另外，隋文帝要死，而且是死在大兴宫以外，身为太子的杨广有好多问题需要处理，以确保朝廷不会生变，在这种情况下，给他三头六臂恐怕都忙不过来，又怎么会有时间、有心情去调戏父亲的爱妃？这样的事情，这样的做法，完全不符合我们对杨广性格的判断和当时形势的判断。

第二，陈夫人的行为不合情理。按照有关史书的记载，陈夫人是去更衣的路上，被杨广截住的，然后杨广强行调戏，陈夫人奋力反抗。换言之，恐怕是陈夫人长得太漂亮了，让杨广乍看之下，不由得兽性大发。似乎两个人此前根本没什么关系。

是不是这样？完全不是。据《隋书·后妃传》记载，陈夫人和太子杨广早有瓜葛，事实上，杨广能够当上太子，陈夫人也是出了力的。这是怎么回事？

陈夫人是亡国之君陈叔宝的妹妹，因为小心懂事，很是讨人喜欢，属于八面玲珑型的人物。即使在独孤皇后活着的时候，也特许她侍奉隋文帝，成了隋文帝时期少数能够吹得进枕头风的女性。

当时，身为扬州总管的杨广，正在积极图谋当太子，整天琢磨怎样扩大支持者队伍，对这位能干的陈夫人当然也不敢掉以轻心。扬州金银器很有名，杨广就经常送一些黄金制品给陈夫人。陈夫人审时度势，也都笑纳了。

按照《隋书·后妃传》的记载，就是“规为内助，每致礼焉。进金蛇、金驼等物，以取媚于陈氏”
。陈夫人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在杨广和前太子杨勇斗争的过程中也没少替杨广说话，算是杨广的功臣。换句话说，两人早有瓜葛。

这个瓜葛当然主要是政治盟友关系，但是，当时陈夫人刚刚二十多岁，比杨广还小，因此也不排除有某种情感关联。无论是哪一种关系，晋王杨广和陈夫人都是老熟人，绝非初次见面，一见钟情，所以，杨广完全犯不着在陈夫人更衣的仓促之际去非礼她。

第三，就算是杨广当时丧心病狂，真的非礼了陈夫人，陈夫人恐怕也不会到隋文帝面前去告状。为什么？陈夫人是个在政治上很成熟的女性。当年，她能够在杨广还没当太子的时候就甘冒政治风险，替他说话，说明她非常擅于未雨绸缪，为自己在新皇帝手下谋一个合理的位置，这恐怕也是亡国贵族的自保本能。既然如此，她又怎么可能在老皇帝气息奄奄、朝不保夕的时候得罪即将接班的太子杨广？

所以说，所谓陈夫人向隋文帝告状说“太子无礼”
的描述并不合理。既然这个故事的两大关键人物的行为都完全违反常理，那么只能认为这个故事本身有问题了。

如此说来，隋文帝算是正常死亡了？并非如此。

虽然陈夫人被非礼事件可能并不存在，但是《资治通鉴》中所描述的其他事件，具体说来，就是密信事件，还有太子杨广囚禁隋文帝事件恐怕都是存在的，只不过，把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的不是陈夫人，而是隋文帝的两个心腹，柳述和元岩。

这个事情的大体轮廓可能是这样的。仁寿四年（604）七月十三日，宰相杨素给太子杨广回密信，讨论隋文帝死后的安排问题，不料密信却被误投给隋文帝本人，引起隋文帝极大反感，肯定是怒形于色。当时，柳述和元岩以心腹的身份陪在隋文帝身边，他们本身都是反对太子杨广，同情废太子杨勇的人，一看到老皇帝对太子杨广和宰相杨素表示不满，忽然感觉这件事可以利用。

怎么利用？最好的方式就是趁着隋文帝糊涂烦恼，矫诏召废太子杨勇入宫！可能有读者会觉得，这冒的风险也太大了吧？有一个成语叫利令智昏。柳述和元岩都属于隋文帝晚年提拔的少年新锐，跟太子杨广和宰相杨素的关系并不好，如果太子即位，他们的权力肯定难以继续下去。如果能够矫诏成功，让已经废黜多时的杨勇重新接班，他们可就是佐命大臣了。这种心态跟当年北周宣帝病危的时候刘昉和郑译矫诏让杨坚辅政是一个道理，都是在为自己打算。既然成败对比如此明显，两个人也就愿意冒一次险，于是就操控了基本处于弥留之际的隋文帝，矫诏起草敕书，打算让废太子杨勇入宫。

但是，他们的密谋还没有实现，就被杨素知道了。这对杨素来说也是事关生死的大事，所以杨素马上禀报太子杨广，迅速采取措施，把柳述、元岩二人抓了起来，顺便把隋文帝也软禁起来了。

问题是，软禁隋文帝之后，杨广是否会让人把他毒死或者打死？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根本不值得。隋文帝在三天之前已经和大臣诀别，这就意味着他本来已经来日无多，现在，只要把他看住，不让别人操纵他就可以了，反正他也活不了一两天。在这种情况下，杨广还有什么必要杀他，然后再去背负弑父弑君的千古骂名呢？

既然如此，为什么隋文帝当晚就死了呢？这恐怕是一系列事情连气带吓的结果。所谓气，当然是指密信事件；所谓吓，则是指杨广派兵软禁他。隋文帝本来就已经处于弥留之际了，就算没有这些变故，也未必能活过十三日，何况又经过这么一番折腾，当然会死得更快了。

分析到这一步，终于要得出结论了，隋文帝到底是怎么死的？大概率的情形，是介乎正常死亡和非正常死亡之间。

所谓正常死亡，是指他并没有真正遭到外力的侵害，既没被投毒，也没被打死。所谓非正常，则是指七月十三日的一系列事件，也确实对他的精神构成了重大打击，从而加速了他的死亡。

这样看来，历史上所谓的隋炀帝弑父其实并不完全正确，杨广真正做的只是用软暴力加速了隋文帝的死亡而已。如果他以后干得好，人们很可能会慢慢忘掉这件事，只可惜杨广后来亡了国，人们也就开始把各种各样的帽子都扣到了他的头上，在这种背景下，所谓淫母弑父的说法也就纷纷出笼，直到最后被写进史书中。

就这样，一代英主隋文帝在这种半昏、半明，半自然、半被迫的状态下走完了自己的人生。在他身后，留下了一个统一强大的隋帝国，这是他无上的功业。但是，从隋文帝临死前惊心动魄的宫廷斗争也可以看出，他也留下了一个矛盾重重，并不怎么稳定的政治局面。事实上，就在隋文帝死后不久，太子杨勇全家被杀，兰陵公主和柳述也都死于非命。这些动荡不安、血腥暴力乃至骨肉相残又给隋文帝的统治蒙上了一层阴影。

那么，到底应该怎样评价隋文帝波澜壮阔的一生？

第十三章　一代英主

在西方人眼中，隋文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继秦始皇之后第二个伟大的皇帝。但是在大多数中国人心中，第二名的业绩是轮不到他的。

隋文帝杨坚在位二十四年。他统一中原，确立制度，修订法律，完成了一件又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堪称历史上极为高效的帝王之一；他诛杀功臣，废黜太子，给人留下了为政苛察、多威少恩的印象。到底该如何评价隋文帝？为什么在中外人士心目中，隋文帝的形象会如此不同？

一、丰功伟绩

美国人迈克尔·哈特著有一本书叫《历史上最有影响的100人》。在这本书里，他按照对人类历史影响力的大小开列了一个百人名单，其中，中国有两位皇帝榜上有名，一位是秦始皇，另一位就是隋文帝。

这样看来，隋文帝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地位还是很高的，至少在中国皇帝中排名第二。但是，如果让一个中国人选出他心目中的两个好皇帝，一定不会选到隋文帝。那么，隋文帝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皇帝，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为何如此不同？

我想，无论如何应该承认，隋文帝是一位建立了丰功伟绩的皇帝。这些功绩不能被抹杀，也不容被抹杀。

第一，也是最伟大的功绩，当然是统一。开皇九年（589），隋文帝平定江南的陈朝，重新统一全国，这是中国历史上继秦朝统一之后的第二次大统一。这次统一意义太重大了，不光标志着南北两地域合为一体，还标志着北方“永嘉之乱”后历时近三百年的民族融合最终完成。真正做到了地无分南北、人无分夷夏的大统一。

为何要特别说明地无分南北、人无分夷夏呢？

只要看看隋文帝这个第一家庭就明白了。杨坚是汉人，而他的皇后独孤伽罗则是鲜卑化了的匈奴人，这两个人的结合，其实就叫人无分夷夏。

再看他们的接班人太子杨广，虽然出生在关中地区，却偏偏喜欢吴侬软语，还娶了一个出身后梁皇室的萧氏做妃子，这就叫地无分南北。

隋文帝这个家庭其实也是当时中国的一个缩影，也是我们今天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础。建立这样一个统一的国家意义有多大？那真是怎么评价都不为过的。

第二，建立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制度。

先看政治方面。建立三省六部制。三省制的核心是什么？一句话，皇帝集权，宰相分权。这种管理模式符合中国古代政治发展的大方向，所以唐朝直接沿用，影响力则一直持续到清朝。

再看文化方面。文化方面最伟大的创举当然是科举制。科举制的精髓是什么？是英雄不问出处。这个原则意义重大。

首先，有才华的人可以依靠个人本领，而不是家族势力出人头地了，平民家的才俊子弟可以和门阀士族的孩子一样当官，这就意味着社会的公平。

另外，科举制也有利于维护皇权。试想，是谁给了科举考生做官的权力？皇帝。官位要从皇帝这里获得，考生们自然成为维护皇权的中坚力量。因为有这样双赢的特性，所以，科举制度一经创立就生机勃勃，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

再看军事方面。军事方面影响最深远的制度是府兵制。府兵制是西魏创立的，那时候的府兵户籍单列，土地单分，人员单住，是一个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军事集团。这样的制度助长了军人特权，却不利于皇权。

开皇九年（589），平陈战争刚结束，隋文帝就对府兵制做了大幅度调整，要求所有府兵一律在地方落户，军人的土地也划归地方政府统一调度。这就是所谓的“垦田籍帐，一与民同”。

这个改革的意义是什么？把府兵从兵农分离、兵将合一的职业兵改造成了兵农合一、兵将分离的民兵。

这样的改革意义重大。兵农合一意味着府兵和百姓合二为一，自给自足，国家不用养兵了。兵将分离则意味着将军们的权力大大下降，这也就削弱了军人对政治的干扰，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因为有这样的优势，所以，改造后的府兵制不仅唐朝前期继续沿用，而且影响力一直断断续续地持续到了清朝。

再看法律方面。法律方面最大的成就是《开皇律》。开皇律的精髓是什么？一言以蔽之，那就是援礼入法，礼法合一。礼强调长幼尊卑的秩序，《开皇律》就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这种以皇帝为首的社会等级秩序。《开皇律》不仅是唐律的直接蓝本，垂直影响力一直持续到清朝，而且，也成为整个东亚法系的基础。

这四项核心制度有什么共同之处？共同之处就在于都在强化皇权的同时兼顾社会公正。这正是中国此后一千多年的历史发展方向。所以，隋文帝制定的这些伟大的制度，不仅给当时的国家建立了框架，也对此后一千多年的社会持续发展产生了影响，这个贡献，也是怎么说都不过分的。

第三，建立了以隋朝为主导的东亚新秩序。汉朝的时候，中国曾经是当之无愧的东亚霸主。但是，随着汉室瓦解，五胡入华，中原政权日益衰落，东亚的主导力量也就变成了北方游牧民族。到了隋文帝时期，通过跟突厥反复的军事和外交较量，终于让突厥心服口服，并给隋文帝上了“圣人可汗”这么一个尊号。

随着老霸主的倒台，一种以隋朝为主导的东亚新秩序重新建立了起来。表面看来，这似乎是恢复了汉朝的声威，但是，实际上，汉朝和隋朝又并不一样。汉朝的东亚秩序是怎么建立的？它强调军事征服和领土占领，而隋朝则不完全如此。

在军事之外，隋文帝强调的是政治上的臣服和人心上的归附。所以，无论是打突厥，还是打吐谷浑、打契丹，打完之后，都注重安抚，注重收拾人心。这就是儒家所谓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这种和平的外交路线也是中国此后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思路。隋文帝对外交思路的贡献，也是怎么说都不过分的。

第四，建立了政治清明、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统治局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开皇之治”。

在隋朝建立之前，南北朝时期，无论北方还是南方，政治都比较黑暗。人们看到的皇帝，或者是上战场都带着宠妃的齐后主；或者是一下子立五个皇后，动不动就给人一顿天仗的北周宣帝；或者就是国破家亡之际，还不忘抱着两个爱妃，一同钻到井里的陈后主。不是昏君，就是暴君，甚至是昏君加暴君，人们对皇帝已经失望透了。最高统治者腐朽，下边的官吏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最后受难的，当然是底层老百姓。

但是，隋朝建立后，政治局面立刻就不一样了。这首先是因为皇帝不一样了。隋文帝很快树立了一个节俭自律、爱民如子的好皇帝形象。

什么叫节俭自律？按照《隋书·高祖纪》的说法：“每旦听朝，日昃忘倦，居处服玩，务存节俭。”
每天天不亮就上班，太阳落山了才下班，无论是宫室还是服装器具，都不慕奢华，唯求节俭。这还不是个好皇帝吗？

什么叫爱民如子？仍然引《隋书》的说法：“乘舆四出，路逢上表者，则驻马亲自临问……尝遇关中饥，遣左右视百姓所食。有得豆屑杂糠而奏之者，上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责，为之彻膳不御酒肉者殆将一期。及东拜泰山，关中户口就食洛阳者，道路相属……逢扶老携幼者，辄引马避之，慰勉而去。至艰险之处，见负担者，遂令左右扶助之。”
这一段说的是三件事。

第一件事，每次出门，只要路上有人上表，隋文帝都停下马来，亲自接待。这叫关心百姓心声。

第二件事，开皇十四年（594），关中闹灾荒，隋文帝让左右把老百姓家里日常吃的东西拿来给他看。结果都是碎豆子、米糠一类的东西。隋文帝一看，马上眼泪滚滚而下，自己带头节约，一个月都不喝酒吃肉。这叫关心百姓生活。

第三件事，还是这次大饥荒期间，隋文帝和老百姓一起到洛阳逃荒，遇到路窄的地方，隋文帝总是把马牵到边上，让老百姓先走。如果哪个老百姓拎的东西多，背不动，隋文帝甚至让左右的侍从替他们拿。这种亲民的形象，放到今天都感人至深，何况是一千多年前的帝制时代。

俗话说上行下效，皇帝带了个好头，官员也都比较勤政清廉。翻《隋书》就会发现，隋文帝时期，没有发生经济上的贪腐大案，倒是有好多清官都被收到了《隋书·循吏传》里。

举个例子。当时有个叫赵轨的官员，担任齐州别驾。此人清廉到什么程度？他东边的邻居家有一棵桑树，枝条越过院墙，到了他们家院子里。桑葚熟的时候，凡是从邻居家的树上掉到他家院子里的桑葚，赵轨都让孩子给人家送回去。

想想看，一颗桑葚都不沾的人，还能占老百姓什么便宜？他离开齐州回京的时候，齐州老百姓都来送他，说，别驾一清如水，我们送行也不敢拿酒，就喝我们一碗水再走吧。

有这样的皇帝，这样的官吏，当然老百姓的日子就好过多了。

隋朝建国十年之后，就出现了仓库充盈的局面，这当然有很多种原因，但是，官府不横征暴敛，老百姓安居乐业，肯定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一个统治者，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老百姓看到生活的希望，这个功绩，也是怎么评价都不为过的。

如此说来，隋文帝岂不是一代圣君了吗？可为什么中国人一提到古代的圣君、贤君，首先想到的是唐太宗，而不是隋文帝？因为隋文帝固然建立了丰功伟绩，但依然不能掩盖他自身的很多问题。

二、不达大体

隋文帝最大的问题是缺乏一种宽厚恢宏的气度。按照《隋书》的说法，就是“好为小数，不达大体”
。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贞观年间，唐太宗问大臣，隋文帝是什么样的君主？大臣回答：“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宿卫之士，传飧而食，虽性非仁明，亦是
励精之主。”
隋文帝是个克己复礼的好皇帝，早早上班，很晚下班，中午都来不及回去休息一下，只能吃工作餐，让卫士从外面把饭直接递到办公桌上来，这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啊！

那么，唐太宗是怎么评价的呢？唐太宗说：“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承顺而已。”
大意是说，你这样夸他，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呀。这个人性情很苛刻，心里也并不明白。因为不明白，所以他很多事情都判断不好，又因为多疑，不肯信任别人，所以只能事必躬亲。而且，因为他靠欺负孤儿寡妇取得天下，唯恐百官不服，所以并不能真正信任他人，只好什么事都亲力亲为。这样一来，他是累得半死还不讨好，而百官则是什么都不敢说，也不敢做。这种不能摆正君臣关系，不能和大臣做合理分工的皇帝哪能算是好皇帝？

第二个例子就更有说服力了。开皇十四年（594）关中饥荒时，隋文帝关心爱护老百姓的故事十分感人。但是，唐太宗可不这么看。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是时库房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
当时国家粮食储备有的是，完全可以开仓放粮，让老百姓渡过难关，但是，隋文帝却不这样做，只是流着眼泪，跟老百姓一起逃荒，这哪是爱护百姓啊？分明是妇人之仁，廉价的同情啊。把粮食看得比人还重要，这就是不识大体。

唐太宗也是皇帝，皇帝看皇帝，算是内行人看内行人，果然看得门道比较深。

通过这两件事可以发现，隋文帝确实有一些政治智慧，也做出了种种努力，但他缺乏一种大局意识，缺乏一种恢弘的气度，这样一来，就引发了一个很重要的悖论，虽然隋朝的国力很强盛，政治很清明，但是，隋朝人的幸福指数并不高。

所谓幸福指数不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老百姓的幸福指数不高。因为隋文帝管得太死了。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隋朝老百姓跟我们一样，很喜欢过节，特别是元宵节那天，不仅张灯结彩，鼓乐齐鸣，而且青年男女还要戴上假面，走街串巷，一些艺人也到街头进行表演，载歌载舞，很多人都出来观看。这本来是挺好的事，可隋文帝居然认为，这类活动贵贱不分，男女混杂，有伤名教，干脆一声令下，禁止过节。

连这样的单纯娱乐活动都不能容忍，管得太宽，也太刻板了。在这样的皇帝统治之下，可以想象，老百姓虽然生活安定，但是也非常单调，没有一种真正舒心的感受。

第二，官员幸福指数也不高。

首先，隋文帝太刻薄寡恩了。今天用你，明天就有可能杀你。按照《隋书》的说法是“其草创元勋及有功诸将，诛夷罪退，罕有存者”
。开国功臣，杀的杀，贬的贬，留下来的没几个了。

就拿高颎来说吧，既是佐命功臣，又是辅政大臣，还是战争统帅，文武双全，为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

当年，隋朝刚刚建立的时候，隋文帝对他非常倚重，倚重到什么程度？隋文帝建新都大兴城，高颎全盘谋划，经常到工地去巡视，每次去了都坐在一棵大槐树下办公。后来，这棵大槐树的南面建起了朝堂，要重新栽行道树，好让整体格局整齐美观。大槐树的位置比较不伦不类，工人就说砍掉算了。没想到隋文帝说，这是高颎办公的地方，算是历史文物，一定要保留下来，让后人知道高颎的操劳。这样一来，这棵树就真保留了下来。这是多么感人的故事！

隋文帝的赞赏也换来高颎的忠诚，为大隋王朝兢兢业业地工作了近二十年。可是，开皇末年，就因为高颎反对废太子，隋文帝就必欲除之而后快，甚至不惜诬陷他谋反，直接贬为平民。这就太过分了。对一个最忠诚的老臣都能如此无情，可想而知，对其他官员更是缺乏最基本的宽厚之心，在这样的皇帝手下办事，怎么可能有真正的幸福感。

其次，隋文帝越到晚年，用人思路越褊狭了。隋朝开皇初年，李德林非常得宠。李德林是一个有独立见解，能对皇帝提出不同意见的人。能用敢讲真话的人，这当然体现出一种恢宏的气度。

但是后来，隋文帝嫌李德林太有棱角，改宠苏威了。苏威是一个能把皇帝的每个想法都落实下去的办事人才。只用办事人才，这在器局上就已经差下来了。

后来，隋文帝觉得苏威也太坚持己见了，改宠杨素。杨素是一个能迎合皇帝好恶的人。只用逢迎之人，这当然说明他的气量更小了。

可是，最后连杨素也显得太过独立了，隋文帝改宠柳述。柳述没有什么真本事，仅仅是一个乖女婿，完全唯皇帝马首是瞻，根本谈不上大臣，只能算机要秘书了。

随着隋文帝的用人范围越来越窄，官员们发挥的余地也就越来越小，英雄无用武之地，幸福感也就无从谈起了。

众所周知，隋文帝面对的是一个刚刚整合在一起，各种矛盾非常复杂的社会，关中、山东、江南三大部分，生活方式不同，思想观念不同，政治背景不同，经济水准也不同。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让社会稳定下来，良性发展，海纳百川的气度和用人不疑的精神非常重要，但是，隋文帝恰恰缺乏这样的气度和精神。

本质上讲，隋文帝的为人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那就是“多威少恩”“多张少弛”“多政少德”。多威少恩意味着人们只能畏惧他，但是不会真正拥戴他；多张少弛意味着社会已经是满负荷运转，缺乏足够的张力和弹性；多政少德意味着，人们只能建立制度，依赖制度，而不能相信道德，依赖道德。然而，一个没有道德底线的社会是非常危险的。

三、矛盾的皇帝

说到这里，就已经明白，为什么西方人对隋文帝评价相对高，而中国人对隋文帝的评价相对低了。因为隋文帝其实是一个矛盾的皇帝，具有鲜明的两面性。

一面是高智商，外在表现是建立了那么多优秀的制度，这也正是西方文化看重的东西。

另一面则是低情商，外在表现是苛刻多疑和急功近利。这让整个社会缺乏一种真正的道德和精神，而这也是中国文化比较看重的东西。

把这两面加起来，才可能是一个相对全面的隋文帝。

那么，隋文帝这种两面性是从哪儿来的？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非常重要。

第一是他的个性。隋文帝从小就是一个自律的人。自律到了刻板严肃，毫无情趣的程度。我们都知道，唐太宗爱书法，唐玄宗爱音乐，谁能知道隋文帝爱什么？他似乎什么也不爱，除了政治。毫无疑问，这种心无旁骛的自律精神正是隋文帝超过南北朝时期大多数皇帝的优点，是“开皇之治”能够实现的基础之一。

但是，任何事情都有正反两面。自律的另一面是什么？是不宽容。既不宽容自己，也不宽容别人。自己崇尚道德就要求别人道德高尚，自己早上班晚下班，就要求别人也满负荷工作，无论对儿子、对大臣，还是对百姓都一个态度。这其实就是前面讲的多张少弛的体现。

第二是他的文化素质。隋文帝小的时候受过寺院教育，少年时代又在太学念了不到两年书。这样的文化素质，大概可以算作一个半吊子文化人。

这种文化素质，从正面来讲，意味着隋文帝知道文化的力量，所以，他才会搜集图书，兴建学校，力图偃武修文，打造一个制度健全的社会。

但从反面来说，又意味着他对文化的理解并不深刻，只知道利用文化，不知道涵养文化。一旦文化不能直接发挥作用，他就会急躁，就会抛弃文化。

举一个例子。隋文帝曾经大力兴建学校，不仅在中央设立学校，地方州县也要求兴建学校。这本来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但是，到了仁寿元年（601），也就是办学十年后，他忽然下了一道诏令：“国学胄子，垂将千数，州县诸生，咸亦不少。徒有名录，空度岁时，未有德为代范，才任国用。良由设学之理，多而未精。今宜简省，明加奖励。”
我办了这么多年学了，怎么还没选出几个有用的人才？看来，招这么多学生没用，干脆精简一下吧。全国只保留了国子学的七十二个学生，其余的学生一律回家，不用念书了。

隋文帝这个想法有没有问题？太有问题了。有道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的培养哪能期待几年之间就见成效？就以今天而言，一个孩子从小学到大学毕业，需要整整十六年时间，这也还只是刚刚走上工作岗位，远远不能说发挥什么栋梁作用。而隋文帝仅仅因为十年内没有培养出高级人才，就急不可耐，干脆解散学校。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正是多政少德的体现。

第三是他生活的时代背景。隋文帝生在一个民族融合的时代，他自身就是民族融合的产物，既有胡人的尚武精神，也认同汉人的制度文化。这种融合性使得他能站在时代的潮头。但是，几百年的战乱和少数民族统治带给他的也并不都是好影响。因为少数民族政权的短命和统治的不稳定，几乎每朝每代，包括他自己建立的隋朝，都伴随阴谋和血腥，这无疑在他心中留下了猜忌和杀戮的阴影，让他对任何人都怀有深深的不信任感，甚至不惜对儿子和功臣大开杀戒。这也正是多威少恩的体现。

这样的性格、这样的教育和这样的时代，一方面促成了隋文帝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制约了隋文帝的发展，让他在取得丰功伟绩的同时留下了巨大的问题——急功近利。开皇十四年（594），正是在隋文帝的统治如日中天的时候，他临幸并州，写了一首《宴秦孝王于并州作诗》。这也是他一生中留下的唯一一首诗。诗文如下：“红颜讵几？玉貌须臾。一朝花落，白发难除。明年后岁，谁有谁无。”
年轻的容颜能保留多久？花容月貌不过是转瞬即逝。花儿瞬间就会凋落，白发也很快就会覆满你的头顶。人生不就是这样短暂吗？到明年、后年的时候，有谁还活在这世界上，又有谁会一去不复返？

诗写得很真诚，但并不算特别出色。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隋文帝的内心世界太不丰满了。他只知道感慨人生的短暂，却不知道，人的肉身之外，还有精神可以永恒。

比一比曹操的《龟虽寿》就能够看出巨大的差距：“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曹操也感慨人生的短促，但是，这种感慨让他升华，升华成“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的情怀，这就是曹操的伟大与雄壮之处，也是隋文帝不能超脱的地方。

正因为隋文帝没有悟到这一点，所以，他太执着于肉身的功业，太急于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把一切事情都办好，太不考虑社会的可承受度了。这其实也正是隋朝真正的问题所在。

一千多年来，人们经常说，隋文帝最大的问题是选错了接班人，因此才导致了隋朝的短命。这种说法其实并没有真实的意义。因为我们无从知道，如果杨勇接班，是不是能比杨广更好。我们永远无法改变隋朝的走向，但是，我们可以一次次地回首隋朝的来路。回首那个叫普六茹那罗延的孩子如何在金戈铁马中成长，回首那个叫杨坚的皇帝如何在惊涛骇浪中历练，也回首那个被称为隋文帝的人如何在历史中被反复定位。隋文帝是一位历史人物，但对他的每一次定位都饱含着新时代的精神。我们一直在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真相，但我们也一直悄悄地把自己的烦恼和期待加在历史上，期待历史真的能够勾连起未来。

大风起兮云飞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隋兴衰四十年．3／蒙曼著．—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20.11

（蒙曼说历史）

ISBN 978-7-5722-0566-8

Ⅰ．①大…　Ⅱ．①蒙…　Ⅲ．①中国历史—隋代—通俗读物　Ⅳ．①K24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13507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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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曼说历史

MENG MAN SHUO LISHI

大隋兴衰四十年3

DASUI XINGSHUAI SISHI NIAN 3

蒙曼　著

出版发行　浙江教育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40号　电话：0571-85170300-80928）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成品尺寸　145mm×210mm

印　　张　10

字　　数　188000

版　　次　2020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20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978-7-5722-0566-8

定　　价　4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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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571-88909719

再版序

看过去的作品，有点儿像看青年时代的照片。比着剪刀手，穿着过时的衣裳，乍一看几乎认不出来，自家几时有过这般可笑的模样？可是，再一看，那眉眼，那神情，不是自家又是谁呢？只不过是身形再细些，脸庞再鼓些，嘴角再翘些，看起来都是无足轻重的改变，却又是再高级的美颜相机也打造不出来的模样。

我们年轻的时候，只要不是过分自大的人，任谁听说，你现在这个样子最美，都不会轻易承认吧？我们总对自己有各种各样的不满，发型太丑，大腿太粗，笑容太野，这林林总总的问题，难道日后不会一一修正吗？我们都相信，修正了之后的自己才是最好的自己。殊不料，若干年之后，浓密的黑发委了地，肥厚的脂肪上了腰，浅浅绽放的笑容里也多了皱纹的加持——我们一直在努力，却终未长成自己理想的模样。非但没有长成，甚至还多了一点儿“盛年不重来”
的惆怅。所以，人生究竟是用来经历的，还是用来修正的？修正了之后，真的就会更好吗？若并未更好，为什么我们还要汲汲于修正？

这些问题，在此次修正书稿的过程中都曾反复回旋于我的脑海，回旋之后，我的态度是保守的——只美颜，不动刀吧。所谓动刀，就是外科手术式的修正，腿短了接骨，腰粗了去脂，乃至改头换面，重新做人。这样的做法放在书稿上，可能就意味着调结构，换立场，改结论，“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
我固然佩服这样每日精进的锐气，却全无躬身践行的勇气，因为这套书出版近十年来，无论是我自己，还是整个隋唐史学界，对隋代的认识并无突破性进步，在这种情况下贸然伤筋动骨，实恐得不偿失。

尽管如此，美颜还是必要的。当日木兰凯旋，“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
，曾让多少伙伴惊喜交加：“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
确实，洗去十二年征尘的木兰，在伙伴的眼里，不也恍若脱胎换骨一般了吗？把这动人的一幕置换到书稿上来，我也权做画眉张敞，弄粉调朱吧。

首要的“美颜”自然是洗其污垢。其中最大的“污垢”当属隋炀帝陵的位置。史载隋炀帝死后，辗转迁葬雷塘。隋唐时期雷塘的位置久已失载，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大学士阮元经考证，认定扬州市邗江区槐泗镇槐二村的土墩墓即为雷塘隋炀帝陵，并请时任扬州知府伊秉绶立石书碑。阮元为一代学宗，其说一出，几成定论。本书初版之时，也沿袭此说。然天不藏道，地不爱宝，2013年，真正的隋炀帝墓在扬州市西湖镇司徒村曹庄发掘出土，千载之疑，至此冰释。此番修订，自当存真去伪，改用新说。除此之外，还有若干其他讹谬，此次修订也一并改正。盖史书之事实错误犹如美人之面上污点，这类修正，算是洗了污垢。

其次的“美颜”是增其华彩。原书稿脱胎于《百家讲坛》讲稿，以当时口语成书，虽有“如闻其声”之得，却也有“文不雅驯”之失。此次修订，一律润饰，冀少增文采。这类笔削，散在章章节节，字字句句，看似简单，但操作起来，才真正理解古人“推敲”之不易。盖文辞之简陋伧荒犹如美人之粗服乱头，这类修订，算是施了淡妆。

袁枚诗云：“爱好由来下笔难，一诗千改始心安。阿婆还似初笄女，头未梳成不许看。”
想来阿婆白发皤然，纵使梳头，难夸云鬓。但洗面施妆，终是爱己尊人之举，其情可感。俾观者知之，不亦乐乎？

蒙曼

2020年3月23日

序言

隋炀帝，众人眼中的“大暴君”。可是，谁能否认他的审美价值呢！万丈豪情，千秋功业，再配上一个悲剧性的结局，一个不铁面无情的谥号，如此巨大的张力，万人恨，万人迷。

在我家里，妈妈最喜欢为隋炀帝鸣不平了。她总对隋炀帝的英雄气概啧啧称奇，也总为他后来的身死国亡叹息不已。每到这时候，我就问她：“隋炀帝可是踩着万民的尸骨去摸天呢，您一个小老百姓，愿意生活在他的统治下吗？”老人家立刻不说话了，但是，到下一次，照样惋惜。

爸爸更有趣。有一天，他推开我的房门，递给我一张皱巴巴的纸，然后说：“我写了一首诗。”我赶紧肃立，拜读。这哪里是一首诗哟！是六首呢，有绝句，有律诗。更重要的是，所有的诗都指向一个共同的主题——隋炀帝。我在微博里写过，爸爸是一个有点才子气，又有点英雄气的人。他会半真半假地感慨生不逢时，未能允许他大展长才，而我和妈妈会半开玩笑地打击他，说他有心无力。时也，命也，这不正是人类慨叹的永恒主题吗？

这六首诗就放在我面前。我确信，它们的第一读者和批判者绝不是我，一定是我那有着清醒头脑和发达情感的妈妈。我还确信，它们最终的读者和批判者仍然不是我，因为我已经打算把它们奉献给大家——我的读者们。

《怀古六首》——蒙善泉

南游怀古（一）

春水悠悠秋水长，运河两岸好风光。

稻浪滚滚千顷碧，荷花亭亭十里香。

扁舟浮云织锦绣，绿柳青烟笼画舫。

翁媪黄昏闲来坐，指点晚霞话隋皇。

南游怀古（二）

半江锦帆半江霞，风拂绿草水蒙沙。

扬子浪卷千堆雪，钱塘潮推一线涯。

石头城下听昆曲，虎丘塔侧品新茶。

最是游人销魂处，隋堤柳影洛阳花。

甘肃行

祁连山高万木幽，瀚海黄河一望收。

大斗拔谷君涉险，观风行殿草伏诛。

怀远何惧餐风露，睦邻敢忘万兜鍪。

隋筑长城今安在，惆怅遥瞻漠北头。

洛阳怀古

洛城一望春渐深，隋堤漫步忆前尘。

勃兴忽亡
千古，载舟覆舟俱斯民。

炀帝陵

雷塘自古号繁华，碧瓦红墙百千家。

可叹一隅隋皇墓，孤坟老树宿寒鸦。

雷塘行

和风微醺日欲斜，红楼碧野接天涯。

游人或谓春将老，我来雷塘拾落花。

妈妈眼中的隋炀帝在叹息里，爸爸眼中的隋炀帝在诗文里。那么，我眼中的隋炀帝呢？应该就在这本书里吧。很多朋友会发现，和我以前的几本书不同的是，这个前言并未涵盖对隋炀帝的整体评价。也许，如此毁誉交织的人生，如此跌宕起伏的命运，如此波澜壮阔的历史，本来就不该由一篇短短的前言容纳。因此，还请您耐下心来，从头看起。

蒙曼

2012年5月4日

目 录

再版序

序言

第一章　悲情天子

一、英雄天子

二、独夫民贼

第二章　炀帝其人

一、幸运公子

二、优秀王子

三、谨慎太子

四、心狠手辣

第三章　杨谅叛乱

一、杨谅造反

二、一举平叛

三、决胜原因

四、平叛意义

第四章　营建东都

一、营建东都

二、东都形制

三、洛阳得失

第五章　千秋运河

一、开河原因

二、运河构成

三、运河意义

第六章　游幸江都

一、巡游江都

二、安抚江南

三、炫耀文物

四、巡游评价

第七章　扬威塞北

一、出巡塞北

二、耀武扬威

三、北巡评价

第八章　经略西域

一、裴矩献策

二、双管齐下

第九章　炀帝西巡

一、天子西巡

二、万方来朝

三、东都炫富

四、评价

第十章　杨素之死

一、猜忌杨素

二、杨素之死

三、评价

第十一章　老臣伏诛

一、因言获罪

二、新仇旧恨

三、诛杀后果

第十二章　言者有罪

一、薛道衡之死

二、张衡之死

第十三章　朝廷五贵

一、前期宰相

二、朝廷五贵

三、五贵乱政

第十四章　太子风波

一、元德之死

二、齐王犯错

三、齐王失宠

第十五章　一征高句丽

一、出征原因

二、准备出征

三、御驾亲征

四、出征预测

第十六章　铩羽而归

一、渡辽失将

二、辽东受挫

三、止步平壤

四、铩羽而归

第十七章　再征高句丽

一、渡辽出征

二、血战辽东

三、狼狈撤军

后记

第一章　悲情天子

隋炀帝，一个中国历史上备受唾骂的皇帝。在市井传说中，他弑父杀兄，奸母淫妹，凶残暴虐。在正史记载中，他大兴土木，穷兵黩武，好大喜功。一个“炀”的谥号，永远把他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千百年来，他已经固化成为人们心目中昏君与暴君的典型。

君不见，大运河沟通南北，通波千载；洛阳城威震东方，千万名城。一善固然不能遮百恶，但一罪也不能废百功。历史上的隋炀帝，真的一无是处吗？他这个人，到底有几分是魔鬼，又有几分是英雄？

一、英雄天子

隋炀帝是何许人也？很多人想都不用想，就会说：昏君，暴君。要不怎么会那么快就搞垮了大隋朝？要不怎么会留下那么多荒淫无耻的传说故事？要不怎么会谥号为“炀”？按照《逸周书·谥法解》，“逆天虐民曰炀”
。一个皇帝，又好色，又违礼，又虐民，又逆天，这不是昏君、不是暴君是什么？

没错，隋炀帝作为昏君、暴君的骂名从隋末农民起义时就传开了，而且一直被骂到今天，骂了一千多年。但是，现在总结隋炀帝，我倒想给他几个新评价。

第一，理想高。

第二，精力好。

第三，功业大。

第四，才情美。

先看第一点，理想高。隋炀帝的理想是什么？一句话，就是要建立“轥轹轩、唐，奄吞周、汉”
的伟大业绩，当一个“子孙万代，人莫能窥
”的千古一帝。所谓“轥轹轩、唐，奄吞周、汉”
，就是要超过轩辕，超过唐尧，超过西周，也超过两汉。轩辕黄帝和唐尧都是古代传说中的圣王，西周和两汉则以统治时间长著称。这四个时代，都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盛世，隋炀帝若是超过他们，那确实算得上前无古人了。再加上“子孙万代，人莫能窥”
，那就是后无来者。一个皇帝想要让自己的功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当然称得上是理想高了。

这句话说得很豪迈，问题是，它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两句话出自《隋书·杨玄感传》，是唐朝建立之后，魏徵等人修《隋书》时对隋炀帝的总结。换言之，这是他评价而不是自评价，不能完全采信。要全面评价隋炀帝的理想，还得看看他自己怎么说。

隋炀帝自己倒是没怎么公然谈论过理想，但是，他的年号透露了他的心思。隋炀帝的年号叫大业。所谓大业，就是千秋万代的伟业，用这样一个年号，足以显示出统治者的雄心壮志。

事实上，当时议论这个年号的时候，有人提过反对意见，说大业的“业”字（繁体字作“業”），可以拆成一个“苦”字和一个“末”字。所以，“大业（業）”就是“大苦末”，苦而且末，很不吉利，让隋炀帝换一个。可是，隋炀帝不信邪，坚决不换。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来，成就一番大业，在隋炀帝心里有多重的分量。一个皇帝有这样的人生理想，难道还不叫理想高吗？

再看第二点，精力好。再高的理想，也要靠人去实现。因此，理想越高，人要付出的努力也就越大。对于这一点，隋炀帝非常清楚。他可不是一个懒惰的皇帝。他说：“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而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此何理也？”
南朝的皇帝为什么不行？因为太宅，太娘娘腔了，整天涂脂抹粉坐在深宫里，对外界一点都不了解，对老百姓的事情一点都不知道，这怎么行呢？

隋炀帝瞧不起端坐深宫的皇帝，他下定决心，要充分接触社会。所以，从上台开始，隋炀帝就不停地四出巡游。在位十四年间，他三下江都，四巡塞北，还有一次西巡张掖。大规模、远距离的出巡就有八次之多，在西京大兴城和东都洛阳之间往来更成了家常便饭。

唐史学家岑仲勉先生曾经做了一次统计，隋炀帝在位十四年中，待在大兴城的时间累计只有一年多，在东都洛阳的时间累计不超过四年，其余时间都在各地巡游，他的人生就是在路上。这得多充沛的精力才能做到啊！

再看第三点，功业大。隋炀帝有如此高远的理想，再有如此充沛的精力，当然要建立一番不世出的功业。

隋炀帝有什么功劳？他的所有功绩中，影响最深远的是两项大工程，一个是营建东都洛阳，另一个是开凿大运河。

隋炀帝为什么要营建东都洛阳？那是要把隋朝的东、西连在一起。他为什么要开凿大运河？那是要把隋朝的南、北连在一起。要知道，隋朝本来是由原来西边的北周、东边的北齐还有南边的陈朝三部分组成的。隋文帝时候，虽然用军事力量把这三部分捆绑成一个统一体，但是，这个统一体内部的裂痕还相当明显。怎样才能让这三部分真正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呢？隋炀帝给出的答案就是营建洛阳城和开凿大运河。

随着洛阳城的修建，隋朝在东部有了一个稳定的据点，从此，两京密切往来，对东方的整合就容易了不少。而随着大运河的开通，隋朝的南、北两部分终于有了一条连在一起的大动脉。从此，贸易流通、人员往来的洪流势不可当，中国的南方和北方才形成了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关系，再也不能截然分开。这样一来，隋朝的统治就稳固下来了。

要评价一件事业是不是足够伟大，除了看它的当前价值之外，更要关注它的长远价值。在这一点上，东都洛阳和大运河都无懈可击。这两项工程不仅对隋朝有用，对继之而起的唐朝也有用，而且可以说是更有用。唐朝跟隋朝一样实行东、西两京制，武则天时期干脆定都洛阳，把洛阳作为最重要的政治中心。而大运河也继续发挥着沟通南、北的功能。

到唐朝，南方经济和文化飞速崛起，当时的人力和物力，就是通过大运河这条大动脉，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北方。特别是安史之乱后，唐朝东北部地区的土地、财富都被割据的藩镇把持，不再上供给中央了，这让唐朝损失了最大的财源。但是，就靠着运河输送过来的东南财富，远在西北地区的李唐朝廷硬是又生存了一百五十年，这就是大运河的伟大作用！所以，唐朝后期的人提起大运河，都不由得流露出感恩之心。其中，皮日休的《汴河怀古》流传最广：“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把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沟通江南经济中心和北方政治中心的功劳与大禹治水相提并论，这也算得上对隋炀帝的最高赞美了！

再看第四点，才情美。毛泽东在《沁园春·雪》中评价古代君主说：“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确实，人无完人，中国历史上，有为的君主，比如唐太宗、宋太祖，往往在才情上稍逊一筹，显得无趣。而有才情的君主，比如李后主、宋徽宗，又往往在政治上糊涂荒唐，显得无能。能够把功业和才情集于一身的皇帝，在历史上非常难得，唐玄宗算是一个代表，如果要再找一个代表，那就应该是隋炀帝了。

唐玄宗最突出的特长是音乐，而隋炀帝最突出的特长则是赋诗。要知道，隋炀帝生活的时代，还是宫体诗大行其道的时代，所谓宫体诗，就是在内容上偏重写宫廷生活和男女爱情，在形式上追求辞藻华丽，在格调上则比较轻佻甚至下流。这是当时诗坛的主流。但是，隋炀帝一出手，马上境界就不一样了。

即便在西巡那样艰苦的环境中，隋炀帝也照样诗兴大发。其中有一首《饮马长城窟行》流传至今，堪称代表：“肃肃秋风
起，悠悠行万里。万里何所行，横漠筑长城。岂合小子智，先圣之所营。树兹万世策，安此亿兆生。”
这首诗还是写宫廷生活，男欢女爱吗？不是的，它是写大漠风光，英雄豪情。它还是堆砌辞藻，无病呻吟吗？也不是，它质朴凝重，大气磅礴。这首诗一扫宫体诗的淫靡之气，让人一下子想起了魏武帝曹操的慷慨悲歌。按照当时人的说法，“隋炀起敝，风骨凝然”
，“隋炀从华得素，譬诸红艳丛中，清标自出。”
大意是说，隋炀帝在非常华丽的状态之中，追求一种素雅的境界，就好比在万花丛中开出了一朵清新的芙蓉，他一洗南朝以来颓唐的诗风，而追求一种诗的本真的境界。他让诗超越了宫体诗纤靡的风格，而且直接接上了大气磅礴的汉魏雄风。

如果在隋朝只讲一个代表性诗人，那应该就是隋炀帝，他是当时写诗质量最高的人。而如果要讲一个最高产的诗人，那仍然应该是隋炀帝。因为隋炀帝现今留下来的诗一共是四十余首，在所有隋朝诗人里也是排名第一。

一个有为的皇帝，能够同时成为当时最伟大的诗人，这还不意味着绝世的才情吗？事实上，就是一代圣君唐太宗李世民，对隋炀帝的诗才也非常佩服，佩服到什么程度？别看他整天跟大臣探讨隋炀帝为什么亡国，但是私下里，他又把隋朝的乐工请回来，让他们把隋炀帝的诗谱成曲子，在宫里演唱。这说明唐太宗虽然在政治上是隋炀帝的对头，但在诗才上，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粉丝呢！

二、独夫民贼

如此志存高远、才华横溢、精力过人而又功勋卓著的皇帝，怎么会成为亡国之君？而且，只统治了十四年，还留下了那么多的骂名。这个矛盾怎么解决？

我觉得，正是因为隋炀帝太能干了，因此也太急躁、太骄傲，把好事办坏了。

先看太急躁。隋炀帝不是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远大理想吗？他需要把这理想变成现实。理想是奋斗出来的，那就全国人民总动员，大干快上吧。隋炀帝一上台，那些彪炳史册的大工程就连续上马，老百姓都被分派到各个工地劳动去了。

就拿隋炀帝时期最著名的三项工程来说，大业元年（605）修东都洛阳，总计用十个月的时间，每月用工两百万；大业三年（607）修长城，发丁百余万；大业元年到大业六年（610）修大运河，累计用工三百万以上。

把这些林林总总的工役加起来，大业年间老百姓的负担到底有多重？唐史学者胡如雷先生曾经做过一项估算。他说，从仁寿四年（604）隋炀帝即位，到大业八年（612）第一次东征高句丽，八年之间，隋炀帝一共兴修了二十二项大的公共工程，总共动用的人力达到三千零一十二万人次。要知道，隋炀帝时期全国人口才四千六百万，八年时间就动用了三千多万人次的劳力，每年平均征用四百万左右的劳动力，占到了总人口的将近十分之一几乎就是全国成年男丁的总数了，这不是滥用民力吗？

隋炀帝为什么如此疯狂？一言以蔽之，太急于求成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恨不得一天就跑步进入太平盛世，完全不考虑老百姓的承受能力，谁受得了呢？

人的心情如果急躁，脾气就容易暴躁，不体谅人情。隋炀帝是一个精力极端充沛的人，是个超人。但是，全国人民大多数并不是超人，而是普通人。无论是智力、体力还是精力都不如他。但是，隋炀帝可不体谅这一点。他觉得，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换言之，只要他想得到，老百姓就必须做得到。如果谁做不到，那就是不努力，就是游手好闲，就要加强管教。这样一来，老百姓惨了，每天都要超负荷劳动，稍微一松懈，监工的皮鞭就下来了。

隋炀帝这样蛮横的结果是什么？是劳动人民的大批死亡。按照史书记载，营建东都洛阳，“僵仆而毙者，十四五焉”；
修长城，“死者十五六”
；挖大运河，“死尸满野”
，河挖到哪里，运送尸体的车子就跟到哪里。隋炀帝的理想不是要建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太平盛世吗？可是，现实居然是男丁尸横遍野，妇孺哀哀无告。理想如此丰满，现实如此骨感，真是莫大的讽刺。

隋炀帝的理想和现实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距？说到底，不是他的理想错了，而是他实现理想的节奏错了，操之过急。

隋炀帝实行这样的急政相当危险，难道没有人提醒他吗？确实，隋炀帝手下不乏清醒的大臣，这些大臣也曾经提醒过隋炀帝，但是，隋炀帝听不进去。为什么呢？

这就涉及他的第二个毛病——太骄傲了。举两个例子。如前所述，隋炀帝是隋朝第一诗人，他对自己的诗才非常自负，曾经说：“天下皆谓朕承藉绪余而有四海，设今朕与士大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
天下人都以为我是接我爸爸的班才当的皇帝，其实不然，就算让我跟你们这些士大夫一起比试，我也照样得第一名，当皇帝。

“与士大夫高选”
，和天下人打擂台，这是何等自负！一个能干的人，有一点骄傲本来无可厚非。但隋炀帝绝非一点骄傲，而是骄傲过头了。骄傲过头的表现，就是眼里没有别人，不能容忍任何人比自己强。

《隋唐嘉话》记载了一个著名的“艳诗断头”的故事。隋炀帝擅长写诗，也喜欢跟其他诗人比较。通常别人写的诗都没有他好，这令他非常得意。问题是其他人也有头角峥嵘的时候。当时有一个著名的文人叫薛道衡，也很擅长写诗。他最有名的一首诗叫《昔昔盐》，写一个丈夫出征、独守空闺的女子，其中有两句非常有名：“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
蛛丝儿结上了窗框，燕泥也落满了雕梁。女主人为什么不收拾一下呢？因为她丈夫久久不归，她没这份心情。一联诗句通过刻画一个因为缺少人气而空荡荡的屋子，让人体会到女主人那空虚寂寞的心情，非常传神。

这首诗让隋炀帝佩服得五体投地。几次模仿，但都写不出薛道衡这样精妙的句子。怎么办？隋炀帝恼羞成怒，干脆找了个由头，把薛道衡杀了。杀头之前，隋炀帝还得意扬扬地问了一句：“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
我叫你人头落地，看你还能不能再写“空梁落燕泥”
！如此不能容人，不就成了嫉贤妒能吗？

在诗文上，骄傲到不许别人超过自己；在政治上，隋炀帝同样是师心自用，觉得自己比天下人都强，所以，决不允许任何人劝谏。隋炀帝有一句名言，非常经典。他说：“我性不喜人谏，若位望通显而谏以求者，弥所不耐。至于卑贱之士，虽少宽假，然卒不置之地上。汝其知之！”
我生性最讨厌别人进谏，如果你已经当了大官，居然还想靠进谏这种方式来求得美名，我尤其容不得你，当场就要杀了你。如果你是一个卑微之士，想要靠给我提意见来吸睛上位，我可能稍微宽待你几天。但是你放心，我决不会长久地让你站在这个地面之上，我终究要杀掉你！

这几句话一出口，既压住了官员们的建言献策之志，也冷却了官员们的拳拳报国之心。有一句话叫“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或有一得”。不得不承认，隋炀帝有着精准的政治眼光和高超的政治智慧。但是，再准的眼光，也有看不到的地方，再高的智慧，也有虑不到的事情。所以，民间才有“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
”的说法，《增广贤文》也讲“木受绳则直，人受谏则圣
”。这本来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可是，聪明如隋炀帝，偏偏就被骄傲蒙蔽了双眼，只知道刚愎自用，文过饰非。

老臣高颎劝他不要太奢侈腐化，以免重蹈北周天元皇帝的覆辙，他听不进去，把高颎杀了；帮助他软禁隋文帝、夺取皇位的张衡劝他不要滥用民力，他听不进去，把张衡也杀了。甚至到最后，天下义军蜂起，隋炀帝困守江都宫，卫士们纷纷谋划着要造反，一个宫女好心提醒他注意防范，他还是听不进去，又把宫女杀了。这样杀来杀去，再也没有人敢提不同意见了，他的错误也就无法得到及时纠正，只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根据史书记载，隋炀帝准备第三次征讨高句丽的时候，征求满朝文武的意见，一连好几天，竟然没有一个人说话。一个皇帝孤家寡人到这个程度，够凄凉了吧？

更凄凉的是，大业十四年（618），江都之变前夕，有一个宫女分明听到了将士谋反的计划，禀告萧皇后，萧皇后想了想说，事已至此，无药可救。告诉陛下，也只能让他心情更加烦乱，索性不用管了吧。一代皇帝，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走向了穷途末路。连至亲的妻子都不能跟他讲真话，这叫什么？在隋炀帝自己看来，也许叫作英雄的孤独；而我们从千载之后回头看去，却只能感慨他失道寡助。一个皇帝一旦落到失道寡助的境地，又怎么可能不败呢？

就这样，因为隋炀帝的急功近利和傲慢自大，他身上那些原本闪闪发光的优点也都走向了反面。

他有理想，可是，他的理想却成为悬在全国人民头上的索命咒，让他们累死在工地，战死在沙场，或是饿死在荒芜的田野上。

他有精力，可是，他的精力却成了他挑选游戏伙伴的试金石。你跟得上我的节奏，我们一起往前冲；你跟不上我的节奏，对不起，你出局了，根本不配生活在我统治的时代。

他有才情，可是，这才情却成了他自高自大、蔑视一切不同意见的借口。到最后，当全国只剩下他一个脑袋在思考的时候，他思考出来的成果就已经不再是高明的政治决策，而是疯子的胡言乱语了。

他有功业，可是，这些利在千秋的功业却没能够造福当时的百姓，反而让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又怎么可能受到百姓的拥护？

到底是什么让隋朝虽然强盛但却短命，隋炀帝虽是英雄但却被人唾骂？根本原因在于隋炀帝没有摆正英雄和人民的关系。本来，英雄的业绩应该建立在引导人民、造福人民的基础上，但是，隋炀帝这个英雄却只知道一味地蔑视人民、压榨人民。自己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又怎么可能不被人民抛弃？

有一个说法叫“可爱非君，可畏非民”
；还有一个说法叫“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这样的道理，隋炀帝至死也没有想明白。所以，他虽然创造了千秋功业，但是却只能以一个独夫民贼的身份，死在举国皆反的浪潮中，死在自己亲信和卫兵的手下。这难道不是一个悲剧吗？

更悲惨的是，当年，陈朝的末代皇帝陈叔宝去世，隋炀帝大笔一挥，给他谥号为“炀”。在隋炀帝心目中，陈后主沉湎女色、任用小人、破国亡家，是一个多差劲的皇帝！

可是，隋炀帝万万没有想到，多年之后，唐朝皇帝给他的谥号居然也是“炀”。和自己最蔑视的人物并肩而立，分享同样的历史评价，对于隋炀帝这样一位有着浓厚的英雄情结、渴望成就千秋大业的人而言，该是怎样的悲情！

那么，一千多年之后，我们到底应该怎样评价隋炀帝这位功过并存、毁誉交织的皇帝？他到底算是英雄天子还是独夫民贼？他的那些故事，到底有几分是真、几分是假？他的悲剧人生，对于当时，对于继之而起的唐朝，乃至对于今天，又会引起怎样的思索和启迪？

第二章　炀帝其人

当皇帝之前，隋炀帝杨广在父母眼中，是孝顺孩子；在大臣眼中，是优秀王子，具备接班人应有的一切优秀素质和品格。但当政之后，杨广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性情。这是权力欲膨胀导致的，还是人性的弱点使然？他为何能够赢得父皇和母后的信任，成为大隋王朝的接班人？

一、幸运公子

人的一生都有连续性，皇帝也是如此。隋炀帝让人感兴趣的当然是他当皇帝的业绩，但是，若要了解他为什么成为这样的皇帝，还得从他没当皇帝的时候说起。这个日后大名鼎鼎的隋炀帝，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隋炀帝，大名杨广，曾用名杨英，小名叫作阿
，出生在北周天和四年（569）。他在人生路上的第一个身份，是一个幸运公子。

第一个幸运之处在于出身。杨广出生在569年的北周，他的父亲杨坚，官位为大将军，爵封随国公，是北周赫赫有名的军事贵族；他的母亲独孤氏，则是北周柱国独孤信的小女儿，也是将门虎女，身家显赫。北周的八柱国、十二大将军构成了所谓的关陇贵族集团，这个集团就是当时社会的最高层，无论是皇帝、高官还是贵戚，都从这个集团中产生。

举个例子就明白这个集团中的人物能量有多大了。杨广的外祖父独孤信一共生了七个女儿。其中，大女儿是北周明帝的皇后；四女儿是后来的唐高祖李渊的母亲，追封为元贞皇后；小女儿就是杨广的母亲，隋朝的独孤皇后。一门出三朝皇后，既说明了这个老岳父的远见卓识，更足以说明这个集团的显赫地位。小小的杨广能够有这样的出身，就等于含着金汤匙出生，当然非常幸运。

第二个幸运之处在于资质。按照《隋书》的记载，隋炀帝“美姿仪，少敏慧”
。长得漂亮，人又聪明伶俐，非常讨父母的喜欢。杨广聪明到什么程度，史书没有记载，我们也不能妄自揣摩，但是，要说长相好，还是可以找到一些佐证的。

杨广的小名阿
是一个佛教用语，又叫阿

尼，是“善女”的意思。给杨广取这么一个女性化的小名，除了民间所谓的好养活之外，恐怕也是因为他长得眉清目秀，简直像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吧。

隋唐时代做官可是要挑长相的，所谓身、言、书、判，第一个条件就是长相端正。杨广长得端正，又聪明，出身又这么好，按照当时的惯例，他的人生道路应该是早早进入仕途，然后步步高升，走上父辈和祖辈的老路。事实上也确实如此，隋炀帝在北周被封为雁门郡公，那时候，他才是一个几岁的孩子。从这样的高起点起步，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非常幸运的事。但是，这对杨广还不算什么，还有更大的幸运在等着这个孩子。

隋开皇元年（581），他的父亲杨坚以北周皇太后之父的身份篡权成功，建立大隋，当皇帝了。年方十二岁的杨广马上子以父贵，从北周的雁门郡公变成了隋朝的晋王，升级了。

二、优秀王子

当贵族公子的时候，杨广是个幸运的公子，当了晋王以后，杨广又是个优秀的王子。在两方面表现非常突出。

首先，功勋卓著。

其次，人品端正。

先看功勋卓著。杨广当晋王的时候有什么功业？有三大功业无人能及。

第一个功业是北破突厥。隋朝建立之后，就开始跟突厥争夺东亚霸主的地位。为此，双方在开皇二年（582）到开皇四年（584）大打出手，后来，开皇十七年（597）到开皇十九年（599），再次龙争虎斗。

第一个阶段，隋朝迫使突厥的沙钵略可汗称臣，突厥也因此分裂成东、西两部分。隋朝取代突厥，赢得了东亚霸主的地位。

第二个阶段，隋朝逼死了沙钵略的儿子都蓝可汗，另立亲隋的启民可汗，维护了东亚霸主地位。

总之，两次都是隋朝大获全胜。那么，晋王杨广在其中作用是什么？

在第一次战争期间，杨广虽然年纪尚小，未曾亲自参战，但是，他从开皇元年（581）到开皇六年（586）一直担任并州总管，驻扎晋阳（今山西太原），而并州总管最主要的任务就是防控突厥。换言之，虽然没有战功，但是，日常防控的职责和苦劳还是有的。

到第二个战争阶段，杨广就真正发挥作用了。开皇二十年（600），就是他亲自指挥了对突厥的最后一击，这样一来，北破突厥之功也就自然而然地记在了他的头上。这是莫大的功业。

第二个功业是南平陈朝。隋朝在解决突厥问题之后，马上就在开皇八年（588）发动了平陈战争，平陈的统帅就是晋王杨广。当时，杨广年方二十岁，以行军元帅的身份统领三大集团军，五十万士兵进军江南，一举活捉陈后主，把整个南方纳入隋朝的版图。这又是莫大的功劳。

作为一个皇子，有了北破突厥和南平江南这两大功劳，已经相当引人注目，但是，这还不是杨广的全部业绩。

他的第三个功业是安抚江南。开皇八年（588），隋朝顺利地平定了江南。由于南北分裂太久，统治方式、思想方式差距很大，而隋朝又急于实现全国一盘棋，推行了一些过激的政策，引起了江南人民的不满。到开皇十年（590），原来陈朝旧境爆发了大规模的叛乱。

在这种情况下，杨广临危受命，担任扬州总管，坐镇江南。这一次，他不仅参与了平叛，而且在平叛后继续留在南方，在扬州总管这个职位上，一干就是十年。

这十年杨广都做了哪些事情？一句话，就是安抚人心。原来隋文帝迷信军事征服，导致了南方的反叛。杨广反其道而行之，充分尊重南方文化，笼络南方人才，让江南人民慢慢摆脱被征服者的屈辱感，逐渐接受隋朝的统治。

那么，杨广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有一个举措堪称典范。杨广为了安抚江南百姓，专门学习吴侬软语，用当地人的语言跟当地人说话，没有什么比这更有亲和力和示范性了！经过他这么一番春风化雨的行动，江南人心逐步安定，隋朝统一的成果也才算稳定下来。

如果说北破突厥和南平陈朝代表晋王杨广的武功，那么，安抚江南就代表杨广文治的能力了。一个皇子，既有武功，又能文治，既有北部军事经验，又有南方民政经验，既跟少数民族打过交道，又跟江南汉人打过交道，而且处处都留下不凡业绩。这样的精力，这样的功业，难道还不算优秀吗？

再看人品端正。杨广在人品上也有三方面的过人之处。

第一是孝顺。

第二是老成。

第三是仁慈。

先看孝顺。杨广长期担任扬州总管，远离皇帝皇后。按说，孝顺体现在行动上，不在父母身边不好表现，可是，杨广就能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根据史书记载，每次隋文帝杨坚或者独孤皇后派人去扬州探望他，不管来人地位多么卑微，杨广都必定亲自迎接。迎接回来之后，如果是男性使者，就跟他本人同吃同住；如果是女性使者，就跟他的妃子萧氏同吃同住。总之，务必做到以最高规格招待，让使者感觉到春天般的温暖。

这跟孝顺有什么关系？有道是爱屋及乌，对父母派来的使者都这么敬重，就间接体现出对父母的敬重了。要知道，皇帝跟普通百姓不一样，他不需要你照顾吃饭穿衣，但是，他在乎你是否对他表现出最大程度的敬畏。杨广能够投其所好，这在隋文帝夫妇心里，就是最大的孝顺！

再看老成。所谓老成，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不近女色。根据史书记载，杨广一共有三个儿子，其中两个出生在他当晋王时期，而这两个儿子，全是他的正妻萧妃所生，这当然是他不近女色的最好证据。一个年轻的皇子，私生活能够这样严谨，这不就是老成持重吗？

再看仁慈。儒家学说讲究仁者爱人。有一次晋王杨广和手下士兵出去打猎，忽然天降大雨，左右赶紧给他拿来雨衣。不料杨广回绝道，这么多士兵都淋着雨，我怎么好意思一个人穿雨衣？我还是跟大家同甘共苦吧。这不就是仁者爱人最好的证据吗？

一个皇子，能够孝顺父母，不近女色，善待下人，这在道德上已经相当高尚了，又有过人的功业，简直是一个完美的王子。是不是呢？在当时人眼里的确如此。按照《隋书》的说法，就是“声名籍甚，冠于诸王”
。

三、谨慎太子

有这样的大功劳，再有这样的好名声，幸运之神又来眷顾他了。开皇二十年（600），鉴于杨广一直表现优秀，和太子杨勇形成鲜明的对比，隋文帝在独孤皇后和宰相杨素的撺掇之下，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废掉已经当了二十年太子的嫡长子杨勇，改立晋王杨广为太子。这一下，杨广就实现了人生的第二次飞跃，成为储君了。

这个曾经的幸运公子、优秀王子，当了太子之后又有怎样的表现？杨广人生的第三个身份可以称为谨慎太子。

怎么叫谨慎？只看一件事就够了。杨广当晋王期间屡立大功，但是，当太子之后，几乎找不到一件像样的功劳，整个人似乎一下子失去了光彩。其实，不光我们今天有这种感觉，杨广自己也有同感。当太子的时候，他给自己的下属史祥写过一封信，信的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比监国多暇，养疾闲宫，厌北阁之端居，罢南皮之驰射。博望之苑，既乏名贤，飞盖之园，理乖终宴。亲朋远矣，琴书寂然……”
最近皇帝到仁寿宫避暑去了，所以我负责在大兴宫监国。时间非常充裕，但是我既不想弹琴，也不想骑射，也不想跟人聊天宴饮，总之，整天没什么事情可做。

杨广为什么当了太子之后就无所作为了？我认为，这正是因为他谨慎。要知道，在中国古代，太子最忌讳的就是出风头。在坏事上出风头固然不对，在好事上出风头也不行，因为那会引起皇帝的警惕：你是不是沽名钓誉？是不是急着接班？所以，当太子最安全的做法就是什么也不表现。杨广深谙此道，所以，整天待在东宫，既不娱乐，也不做事，尽力避免引人注目，表现得老成持重，谨小慎微。这样的表现，对一个太子而言，还是相当得体的。

总结杨广人生的三个阶段可以看出，杨广在人生的每一步上都非常得体，他步步为营地构筑出一个完美的形象，这样的形象让人们对他的未来充满期望。

可是，仁寿四年（604），一件大事一下子就把我们对杨广的完美印象彻底打破了。这件大事就是隋文帝之死。

四、心狠手辣

众所周知，隋文帝之死是个千古谜团，很多历史记载表明，隋文帝的死亡和他的儿子杨广有密切的关系。这个关系具体是毒杀，还是打死，抑或是以其他形式促成，不同史书有不同的记载。但是，无论如何，对文帝之死，杨广难辞其咎。而且，根据史书的记载，隋炀帝在父亲临终之前，还曾经企图强奸庶母，也就是隋文帝的宠妃宣华夫人，杀父淫母，真是令人齿冷。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按照我们在上册书中分析，事情的大体经过是这样的：仁寿四年（604）年初，隋文帝到仁寿宫避暑，突发重病。身为皇太子的杨广为了确保政权平稳交接，利用密信和自己的亲信——宰相杨素私下沟通，提前安排文帝死后的各项工作。没想到，这封密信被误传到隋文帝手里。要知道，隋文帝一辈子紧抓权力不放松，现在，自己还没有死，儿子就急不可耐地谋划接班事宜，这让老皇帝情何以堪！隋文帝一气之下，就让自己的两个亲信起草诏书，打算召回废太子杨勇，重新考虑接班人问题。

如果隋文帝在临终前真的改换太子人选，杨广就前功尽弃了。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杨广痛下杀手，发兵包围仁寿宫，武装保卫隋文帝，彻底斩断了他和外界的联系。隋文帝本来已经病重，经过这么一番刺激，病情进一步加重，很快一命呜呼。老爸一死，杨广的危险解除，这才顺利接班登基。

那么，应该怎样看待这件事？可能有人会说，权力是亲情的腐蚀剂，宫廷自古多冷血，一代圣君唐太宗李世民也曾杀兄逼父，这在历史上不算新鲜。问题是在此之前，杨广一直精心维护着大孝子的形象，这件事一出来，马上，人们对杨广孝顺的印象可就被彻底颠覆了。

这还不算。隋文帝死后，杨广又接连干了几件事情，让人觉得，他不仅谈不上孝顺，另外两项优秀品质——老成和仁慈也都禁不起推敲。

先看第一件，同心结事件。

这件事的主角，就是杨广和隋文帝的宠妃宣华夫人。这两人之间的纠葛，《资治通鉴》是这样叙述的：“晡后，太子遣使者赍小金合，帖纸于际，亲署封字，以赐夫人。夫人见之，惶惧，以为鸩毒，不敢发。使者促之，乃发，合中有同心结数枚，宫人咸悦，相谓曰：‘得免死矣！’陈氏恚而却坐，不肯致谢；诸宫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烝焉。”
隋文帝去世那天下午，太子杨广居然在百忙之中派使者给宣华夫人陈氏送来了一个小金盒，盒子上还贴着封条，上面那个“封”字还是杨广亲手写上去的。宣华夫人还以为里面装的是毒药呢，吓得寒毛直竖，怎么也不敢打开。后来，在使者的反复催促之下，迫不得已，把盒子打开了。战战兢兢往里面瞄了一眼，一看之下不要紧，周围的人都笑了，但是，宣华夫人的脸却红了。

里面到底装了什么？几枚同心结。表示杨广要跟宣华夫人永结同心。要知道，宣华夫人可是隋文帝的宠妃，隋文帝才死了几个小时，就接到他儿子的定情信物，这也太过分了吧。所以，宣华夫人扭扭捏捏，把盒子放在一边，不理使者。后来，还是在身边宫女的督促之下，才被迫拜谢使者。既然拜谢了使者，那就意味着，宣华夫人同意了。所以，当天夜里，杨广就临幸了宣华夫人。这就是所谓同心结事件。

可能有读者朋友会不理解，在上册书中，你不是认为杨广并没有企图强奸宣华夫人吗？既然如此，他怎么还会给宣华夫人送同心结？

确实，我至今确信，在隋文帝去世之前，杨广是不可能去骚扰宣华夫人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杨广不爱慕宣华夫人。要知道，宣华夫人以美貌著称，杨广早在当太子之前，就和宣华夫人有过来往，也许那时候就已经产生了爱慕之心，只是不敢表达罢了。此刻，经过这么一番生死较量，隋文帝终于去世了，杨广接班已成定局，他的内心一下子放松下来，再也无所顾忌，马上向庶母表白了。面对他的表白，宣华夫人怎么处理？宣华夫人首先是迟疑。一方面，她知道此事在道德上非常不妥，因而表现得很犹豫，但是，另一方面，她也得权衡利弊。老皇帝已死，新皇帝现在掌握着她的生杀荣辱，她作为亡国之女，前朝之妾，还有什么资本去抗衡这个胆大妄为的新皇帝呢？经过这样思量之后，她最终还是接受了杨广的信物。这就是同心结事件的真相了。

换言之，杨广淫母这件事确实存在，只不过不是发生在隋文帝去世前，而是在隋文帝去世之后。按说，这件事不过是男女私情，反映的无非是隋唐时期，闺门礼法不严的事实，并不影响政治大局，为什么还要在这里特别提到？因为这件事一出来，马上，我们心中对杨广老成持重、不近女色的印象被颠覆了。他并非不近女色，恰恰相反，他非常好色，甚至不顾伦常。他当年的老成形象完全是装出来的！

再看第二件事，逼死兄、妹事件。

这里，兄指杨广的大哥——废太子杨勇。前面提到过，隋文帝弥留之际，曾经想要重新召回废太子杨勇。虽然没有成功，但是，这也让杨广意识到，只要大哥在，对他始终是个威胁。怎么消灭这个威胁？杨广决定，利用一下先皇，让他最后发挥一下余热好了。

杨广以隋文帝的名义给废太子杨勇下诏书，赐他服毒自杀。可是，人都恋生畏死，杨勇还想最后挣扎一下，拒绝服毒。怎么办？杨广可是下过死命令的，一看杨勇不合作，杨广派去的使者干脆把他活活勒死了。随后，杨勇的十个儿子，也都被二叔杨广相继处死，无一善终。

杀完兄长，还有妹妹。杨广的眼中钉、肉中刺是他最小的妹妹兰陵公主。兰陵公主本人在政治上并不活跃，但她的丈夫柳述，可是替隋文帝拟诏召回废太子杨勇的人。这样的人杨广当然不能原谅。所以，他一上台，马上就把柳述贬往岭南，还让兰陵公主和柳述离婚，改嫁他人。没想到，兰陵公主是个烈女子，认定了女子出嫁从夫的道理，不愿意因为丈夫在政治上犯了错误，就离他而去。所以，不仅不服从命令，还要放弃公主名号，追随柳述一块儿到岭南去。这岂不是在公然挑战隋炀帝的权威！隋炀帝怒不可遏，马上软禁了兰陵公主，没过多久，刚刚三十二岁的兰陵公主就郁郁而终，临死前留下遗言，要与柳述合葬。

兰陵公主对丈夫的忠诚非常符合儒家伦理，所以当时舆论都对她颇为同情，那么，杨广会不会遵从舆论，让小妹与丈夫合葬？他才不会。对他来讲，这叫誓死挑战他的权威！怎么处理这个不听话的妹妹？杨广毫无悲戚之情，下令把公主草草地埋在洪渎川了事，无论是离娘家的陵寝，还是离婆家的祖坟都远得不能再远，算是对她挑战皇威的惩罚。逼死兄、妹这样的戏码一上演，我们心目中对杨广仁慈的印象也就被彻底倾覆。一个人对自己的手足同胞都如此心狠手辣、睚眦必报，还怎么指望他对别人善良？

这样几件事看下来可以发现，杨广这个人不简单。当初，他为了能够成功上位，一直在压抑着自己，表现得既有能力又有道德，这一压抑就是二十年，真是坚韧顽强。但是，一旦上位成功，当了皇帝，他又能马上撕下伪装，表现得那么放纵、残忍，完全不考虑任何道德标准和社会舆论，真是蛮横粗暴。这样又顽强又蛮横的人当皇帝，对大隋王朝来讲，真不知道是福还是祸。

但是，无论如何，仁寿四年（604）七月，杨广还是当上了皇帝，接手了一个幅员辽阔的强大帝国。这一年，杨广已经三十六岁了，正是一个政治家施展身手的大好年华。

那么，杨广的皇帝生涯会不会一帆风顺？他的第一次挑战来自哪里？

第三章　杨谅叛乱

汉王杨谅是隋文帝最小的儿子，在众王子中得到隋文帝的宠爱最多，实力也最强。杨广登基称帝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清除这个实力最强的弟弟。而汉王杨谅也早已磨刀霍霍，准备造反。一场兄弟大战由此拉开了序幕，让人不由得感慨帝王权力是如此不容挑战，又是如此冷酷无情。这场大战的结局究竟如何？

一、杨谅造反

就在隋文帝刚刚去世、隋炀帝刚刚接班的时候，忽然传来一个可怕的消息：隋炀帝的五弟，并州总管汉王杨谅起兵造反了！这是怎么回事？

既然是杨谅造反，还得先了解一下杨谅是何许人。杨谅是隋文帝杨坚最小的儿子，也是最受宠爱的儿子。

杨坚的五个儿子，除了老大杨勇被立为太子之外，其余老二杨广、老三杨俊、老四杨秀都是十二三岁就出阁，坐镇地方，独当一面。只有杨谅直到二十二岁才离开父母，出任并州总管。为什么这么晚才让他出去？只有一个缘故——舍不得。正因为宠爱小儿子，杨坚给杨谅的权力特别大。

首先是军事权力。不仅让他担任并州总管，还让他总领北齐旧境五十二州军事，等于把原来的北齐都做了他的封地。

其次是司法权力。杨坚对其他儿子都强调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唯独对这个小儿子，杨坚宣布，可以不受法律约束，便宜从事。

最后是经济权力。别看杨坚自己简朴，要求其他儿子也简朴，但是，偏偏怕这个小儿子受穷，因此还特许杨谅自己铸钱。真是要枪有枪，要权有权，要钱有钱。生活比蜜还甜。

隋文帝替小儿子想到了一切，唯独没想过，自己死后小儿子该怎么办。可是，他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死去了，而杨谅随即就造了反。杨谅为什么这么迫不及待地造反呢？

杨谅造反，其实是蓄谋已久。这也是杨广夺嫡的后遗症。自从开皇二十年（600）二哥杨广取代大哥杨勇当了太子，紧接着四哥蜀王杨秀又因为谋反罪被废，杨谅心里就不踏实了。这个二哥也太生猛了吧？会不会哪天把兄弟们都吃掉？所以，他就开始防备了。

杨谅担任并州总管，并州是个用兵之地，在隋朝主要承担防控突厥的任务。杨谅就以防控突厥为名，修整武器，招降纳叛，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

他一共招了多少人？按照史书记载，“左右私人殆将数万”
，光是私人亲兵、敢死队就有数万人。一个王爷，要这么多私人武装干什么？一方面固然是防范杨广，另外一方面，也不乏有样学样的心理。既然二哥杨广可以仗着实力当太子，为什么我不可以？如此积极备战，这不就是蓄谋已久吗？

尽管杨谅已经准备了一段时间，但是，单挑这个时候造反，还是杨广诏书激变的结果。杨谅这几年一直磨刀霍霍，杨广并没有蒙在鼓里。当太子这几年，他一直盯着杨谅呢。他知道杨谅图谋不轨，但是，因为有隋文帝这把保护伞撑着，杨广不敢把他怎么样。现在，隋文帝死了，隋炀帝觉得，与其养虎遗患，倒莫若趁此机会，把杨谅解决掉算了。

心动就要行动。杨广伪造了一份所谓文帝的玺书，召杨谅入朝。按照隋炀帝的想法，杨谅跟父亲关系好，父亲召他进京，他应该没有怀疑的道理，只要他一回来，那就是羊入虎口，有去无还了。这其实就是杨坚当皇帝之前，对付北周五王的故技。

可是，隋炀帝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份玺书，给他惹了大麻烦。汉王杨谅把玺书看了一眼，马上说，这是假的！

原来，隋文帝老早就和汉王杨谅有过密约：“若玺书召汝，敕字傍别加一点，又与玉麟符合者，当就征。”
我要征召你入朝，一定会加双保险的。

第一道保险是玉麒麟的兵符，我一半你一半，要两个兵符合得上才是真的。

第二道保险是“敕”字旁边要多加一个点，没有这一点，你就应该明白那是假的。

其实，从这里可以体会到隋文帝的苦心了。他怕有人像他当年对付北周皇室一样，先挟制了他这个皇帝，然后再假冒他的名义召他的儿子，把他们父子一网打尽，所以，特地留了一手。如果真有奸臣作乱，拿着假冒的敕书去骗汉王，汉王也可以有所防范。没想到，这个原本对付奸臣的约定，最后对付的倒是自己的二儿子杨广。

现在，汉王杨谅一看见这个假玺书，马上就意识到，爸爸已经出事了，二哥杨广在骗他。

问题是，就算知道这份玺书是假的，杨谅还能怎么办？他有两条路可以选择。

一条是不管玺书真假，自己恪守臣节，回去就是。当初秦始皇死的时候，秦二世胡亥假造诏书，让公子扶苏自杀，扶苏不是就服从了吗？

另一条路就是造反了。

那么，汉王杨谅到底走哪条路？别看他招兵买马蓄谋已久，但是，事到临头，他还是有点犹豫。就在他犹豫的时候，有人撺掇他来了。撺掇他的是两个南方人，一个叫王
，一个叫萧摩诃。

这两个人为什么撺掇他造反？因为他们在现有政权体制下郁郁不得志。

王
本来是梁朝大将王僧辩的儿子，梁朝灭亡后进入北周。此人不仅精通经学，而且熟读兵书，号称“倜傥好奇略”
，自认为有将相之才，但是，隋文帝执行关陇本位政策，他因为出身南方，在隋朝一直没有受到重用。

萧摩诃是江南陈朝的大将，陈朝灭亡之际投降隋朝，但是，到隋朝之后也同样受到排挤。自古以来，大才不展、壮志难酬都会令人激愤，这两股激愤的洪流一直在寻找出口，现在看到汉王有不臣之心，他们就开始极力撺掇了。

汉王杨谅本来就有不臣之心，再受到这两个人的撺掇，心里的天平当然大幅地向造反倾斜了。恰恰在这个时候，并州又忽然传出来一首童谣：“一张纸，两张纸，客量小儿作天子。”
这首童谣是什么意思无人能够说清，可是，杨谅就开始据此瞎猜了。他觉得，我小名叫阿客，大名叫杨谅，另外，我又是家里最小的儿子，这所谓客量小儿，不就是在说我吗？所以，这童谣说明，我要得天命，当天子了！既然天命如此，那我还有什么好犹豫的？

今天我们回头分析，这童谣是哪儿来的？很可能就是王
、萧摩诃这些野心家编出来的，用以增加汉王的信心。我们现在是旁观者清，但当时的杨谅却是当局者迷，他本来就是一个被父母惯坏了、骄横跋扈、野心勃勃的少年，此时有人怂恿，再有童谣蛊惑，还怎么能指望他保持头脑清醒？就这样，汉王杨谅下定决心，起兵造反了！

汉王杨谅起兵，对隋炀帝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原因有二：

第一，杨谅实力强。他不仅是并州总管，还总领北齐旧境五十二州军事，这意味着西起太行，东到渤海的广大地区在军事上全都听命于杨谅。这是多大的地盘！另外，杨谅图谋不轨已经很长时间了，准备相当充分，所以，一起兵就调动了三十万大军。而杨广则是即位伊始，仓促应战。别看他是皇帝，临时动员的兵力只有几万人。几万对三十万，颇有点寡不敌众的感觉。

第二，杨广的政治地位还不稳定。本来，以一个皇帝，对付藩王叛乱，政治优势应该是比较明显的。但到杨广这里就不一样了，他虽说已经当了皇帝，可还没有正式登基；更重要的是，隋文帝去世之前，出了那么多的变故，天下人都还在议论纷纷，所以，统治并不稳定。现在，自家兄弟造反，人们更容易首鼠两端。这样一来，杨广在军事上处于劣势，政治上也不够强势。

那么，这场兄弟之间的战争，到底谁胜谁负？

二、一举平叛

到底谁胜谁负，那就要看怎么打了。先看杨谅一方。杨谅一起兵，就走了一步臭棋。他打出了一个口号，叫“杨素造反，清君侧”。这口号实在不怎么有力。要知道，杨谅当时最值得利用的事情就是爸爸隋文帝杨坚死因不明，天下议论纷纷。如果这个时候打出杨广弑父，自己替父报仇的旗号，那就等于从政治上颠覆了杨广的合法性，同时也给自己赢得了名分。可是他居然说什么杨素造反，这就陷入了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套路之中。既然如此，只要皇帝出来辟谣，说杨素没有造反，他的行为不就没有合法性了吗？所以说，这是一步臭棋，在政治宣传上已经丢分了。

这还不算，紧接着，杨谅在战略部署上又开始丢分了。杨谅虽然已经起兵，但这仗应该怎么打，他还真没想清楚。这时候，那个撺掇他起兵的王
来给他出主意了。他说：“王所部将吏家属，尽在关西，若用此等，即宜长驱深入，直据京都，所谓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据旧齐之地，宜任东人。”

什么意思呢？杨谅的部众和家人都在关西地区，得要合理利用。这里指出了两条路，让杨谅选。

一条路是夺权，就是王
所说的“长驱深入，直据京都”
。一鼓作气打到大兴城去，自己当皇帝。

还有一条路是割据，就是王
所说的割据旧齐之地。

这两条道路不同，接下来的战略部署也不同。如果杨谅想要夺权，那就应该尽量利用手下关陇豪杰的力量；如果杨谅想要割据，那就应该尽量利用原来北齐的文武官员。

两条路都摆在杨谅面前，杨谅却拿不定主意了，他两头都不想放弃。而这种首鼠两端的心态意味着作战方向不明，战略部署又丢分了。

还好，眼看着王爷拿不定主意，大军不知道往哪里去，一个叫裴文安的官员给他出了个两全的主意。裴文安说，大王您的实力非常强，可以兼顾。一方面，您可以安排一些老弱病残，非主力部队，在山东地区扼守要害，顺便也攻城略地；另一方面，您要把主要兵力用在向西突破上。

如何向西突破？裴文安毛遂自荐说，我愿意做前锋，攻打黄河东边的蒲津关（今陕西大荔县东）。在蒲津关渡过黄河，就进入京畿地区了。等我渡河成功，您再率领大军跟进，大兴城那边肯定措手不及。他措手不及，您兵临城下，在这种情况下，京师内部肯定不稳，到那时候，您再借着军威号令天下，谁敢不从？十天半个月之内，天下不就都是您的了吗？

平心而论，这是非常务实的一个意见，表面上兼顾了夺权和割据两头，但核心意思还是要夺权，而且有具体可行的方案。杨谅一听，很高兴，就这么办了。

于是，杨谅委任裴文安为柱国，率领大军，直奔蒲州城而去了。

这支征西大军打得比预期还顺利，没损失一兵一卒就进了蒲州城。为什么？因为杨谅这边使了一计——移花接木。

他挑选了几百个精锐骑兵，都蒙上幂篱（当时贵族妇女出门戴的面纱），来到蒲州城下，谎称是杨谅的女眷，要回大兴。既然是王爷的女眷，守城的士兵自然不敢随便检查，马上开门放行。结果，这几百个精壮骑兵一进城，马上露出本来面目，直接就朝蒲州刺史的衙门杀过去了。蒲州刺史毫无思想准备，事起仓促，干脆弃城逃跑了。

就这样，裴文安兵不血刃拿下了蒲州城。拿下蒲州，按照原定的计划，接下来就要渡过蒲津关，过黄河了。而一旦渡过黄河，杨谅至少就有了百分之五十的胜算。

那么，事情是不是就这样顺利进行的？

非常遗憾，并没有。就在这胜利在望的关键时刻，杨谅又走了一步臭棋。他紧急叫停裴文安说，你回来吧，别再往西打了，我不想夺权了，咱们专心经营东边得了。你赶快把黄河上的浮桥给拆了，守住蒲津关，别让杨广他们打过来就行。这岂不等于在战略部署上忽然变卦了？

杨谅为什么会这样做？因为他胆怯了。要知道，杨谅虽然是并州总管，但是，因为受宠，他根本没上过战场，更没打过硬仗。现在，一旦渡河，可就是和二哥杨广真刀真枪地干上了，杨广是个厉害角色，他能打得过吗？还未交锋，杨谅自己先心里发虚了。

这时候，他又想起王
所说的第二条道路了，与其决一死战，还不如稳妥一点，割据山东呢，日后井水不犯河水，各自当皇帝，不也挺好吗？所以，干脆改主意，不往前进攻，改防守了。

问题是，他这样临时改为防守，到底对不对？其实大错特错。要知道，他是叛军，虽然暂时有兵力上的优势，但是就总体实力而言，绝对不如朝廷，所以兵贵神速，只有打杨广一个措手不及，才有可能取胜。而杨广那边虽然暂时因为准备不足，处于劣势，但是，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就能调兵遣将，发挥整体优势。此刻杨谅居然主动放弃优势，拿自己的弱项去拼杨广的强项，那不是自找倒霉吗？

果然，杨谅这边一松劲儿，杨广那边马上就用劲儿了。派来一个战神级别的将领领导平叛战争。这个战神是谁？就是杨谅口号里要消灭的宰相杨素。杨素可是常胜将军，平生还没打过败仗。接到命令之后，杨素马上率领大军趁着月黑风高，衔枚夜度，偷袭蒲津关，杨谅这边的守军还在做梦，蒲津关已经被杨素一举拿下了。蒲津关易手，战争局面其实就初步扭转了，原来是杨谅率军往西打，现在，成了杨素率军往东打了。

往东怎么打？杨素决定，擒贼先擒王。只派少量军队牵制山西南边的州县，自己率领几万主力部队一路北上，直扑杨谅的老巢晋阳。杨谅派了一个叫赵子开的将军，率领十多万大军，在晋阳南边的霍邑迎战。赵子开也是个有本事的人，仗着自己人多，在每一个山口都竖起了栅栏，严防死守，自己则屯兵高壁，居高临下。

杨素这边只有几万人，敌众我寡，地形又不利，硬拼肯定不行。怎么办？杨素是个有智慧的人。他把大部分主力留下，跟赵子开对峙，自己悄悄率领一小队骑兵，往霍邑东北边的霍山摸下去了。这支别动队沿着悬崖峭壁，摸到了赵子开大营的后面。悄悄安营扎寨。扎下营之后，杨素发话了：咱们留三百人守营，其余人跟我去冲击赵子开的大营。谁愿意留下来？士兵一听要冲击赵子开的大营，都吓傻了。咱们这儿才一个别动队，人家那里几万大军，怎么冲击？那不是找死吗？纷纷要求守营。一共三百个名额，你争我抢，大打出手。

一看这情况，杨素微微一笑，又发话了，决定留下守营的，出列！三百个优胜者马上站了出来。杨素看了看他们说，这三百人贪生怕死，给我斩了！一时间，三百颗人头滚落在了营帐之前，其他人都吓傻了。这不是杨素当年打突厥时候的故技吗？杀完三百人，杨素再问，谁留下来守营？没一个人说话了，大家都抱定必死之决心，跟着杨素就朝赵子开的大营杀过去了。

赵子开万万没料到杨素能摸到他后边，以为是神兵天降，马上乱了阵脚。一看敌军乱了阵脚，原来跟赵子开对峙的杨素大军也大举进攻，两面夹击之下，赵子开兵败如山倒，十几万大军死的死，伤的伤，溃不成军。

赵子开一败，杨谅可吓坏了。好在他手下兵多，赶紧亲自率领大军，到太原南边的蒿泽（今山西平遥西）抵挡杨素。

这时候，双方兵力对比又是如何呢？杨素还是那几万人的军队，而杨谅则有十万人，从人数对比来讲，杨谅还是占优势的。只要接下来的战役好好打，谁胜谁负还未可知。问题是，就在这时候，杨谅又开始下臭棋了。

眼看杨素大军压境，天下起了大雨，他又胆怯了，居然下令说：时气不好，咱们先往回撤吧！拔腿就要往回跑。杨谅的军师王
一看这情况，赶紧制止说：“杨素悬军深入，士马疲弊，王以锐卒自将击之，其势必克。今望敌而退，示人以怯，沮战士之心，益西军之气，愿王勿还。”
杨素那边是疲劳之师，我们这边是以逸待劳，只要我们下定决心打，一定能打赢。但是，如果望风而退，那士兵的士气就完了，结果也就很难预料了，大王，请您三思，千万别着急撤退啊！

面对王
提这样有理有据的建议，杨谅怎么处理？他都要吓得尿裤子了，哪儿还听得进去，只知道没命地往回跑。

杨谅仓皇回撤，杨素这边可是大踏步地前进。在太原南边的清源（今山西清徐），杨素终于追上杨谅了。

一场大战随之打响。打的结果如何呢？跟王
估计的一样，杨素这边是宜将剩勇追穷寇，杨谅那边则是兵败如山倒，溃不成军。之前不是说陈朝大将萧摩诃曾经力劝杨谅叛乱吗？就在这场战斗中，萧摩诃也被活捉了。杨谅本人倒是狼狈逃回了晋阳，不过，打下了清源，晋阳也就成了一座孤城，杨素乘胜追击，很快就包围了晋阳，杨谅穷途末路，只好出来投降。

就这样，杨谅起兵一个多月，以失败告终。

三、决胜原因

杨谅叛乱可是非常有实力的一场叛乱，占地面积广，发动兵力多，准备充分。既然如此，杨广为什么就能够迅速打败杨谅？杨广跟杨谅比，有三大优势。

第一，杨广名分上占优势。无论如何，杨广是皇帝，是合法统治者，而杨谅则是叛乱分子，这在名分上已经高下立判了。在这种情况下，杨谅如果能以当时社会上议论纷纷的杨广弑父为号召，坚决不承认杨广的皇帝地位，兴兵讨伐，还能赢得一部分人心。但是，杨谅并没有质疑杨广的皇帝地位，相反，却打出杨素造反，他去清君侧的旗号。《论语·子路》中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没有名分，那还怎么维持人心？别说别人，就连杨谅的大舅子豆卢毓，都站在了杨广这边。

豆卢毓是杨谅的妃子豆卢氏的哥哥，就在杨谅手下做事。一看杨谅起兵，他就对自己的弟弟说：我若是自己骑一匹快马，连夜回到大兴城，跟杨谅划清界限，倒也不是不可以，但那只是为自己考虑罢了，于国家无益。反过来，如果我暂且留在杨谅身边，做地下工作，找机会算计他，那不就是给国家做更大的贡献了吗？所以，我虽然反对杨谅造反，但是，我不能走，我要坚守自己的岗位。

他到底是怎么做的呢？当时，杨谅自己向南出兵，让豆卢毓守晋阳城。杨谅刚走出去没多远，豆卢毓就直接把城门关上了。杨谅听说之后气得七窍生烟，赶紧回师，豆卢毓则率领城上的士兵向杨谅放箭。不过，杨谅毕竟是王爷，豆卢毓只是个将军，守卫西门的士兵害怕杨谅，就违背豆卢毓的命令，放杨谅从西门进来了。杨谅进城之后自然大开杀戒，豆卢毓就壮烈殉国，成了大隋的烈士。虽说功败垂成，但是，这件事本身就说明，杨谅叛乱在道义上是不占优势的，而隋炀帝杨广则算是得道多助。

第二，杨广在用人上占优势。杨广最重要的决策就是任用杨素。杨素治军严酷，而且身先士卒，这两个特点在打杨谅的过程中表现得相当突出。能够起用这样优秀的将军，隋炀帝已经成功了一半。

反观杨谅这边就不行了。他不是没有人才，而是不会使用人才。就拿王
来说，此人足智多谋，给杨谅提的建议也都切中时弊，但是，杨谅却优柔寡断，将信将疑。杨谅兵败后，王
逃到山里，自知难免一死，就对儿子说：“吾之计数，不减杨素，但坐言不见从，遂至于此。不能坐受擒执，以成竖子名也。吾死之后，汝慎勿过亲故。”
大意是说，我的计谋并不亚于杨素，只可惜杨谅不采纳我的建议，所以咱们今天才沦落到这个地步。但我现在也不能白白地让他们抓住，让那群竖子成名，所以干脆自杀算了。但是，儿子你应该逃生。怎样逃生呢？我告诉你，你出去以后，千万不要去到亲朋故旧家里，宁可找生人，也不要找熟人。切记切记！

王
说完就自杀了。他的儿子洒泪逃走。东躲西藏几天后，他的儿子饿得受不了，还是违背了王
的告诫，去投亲靠友了，结果被亲友出卖，最终被杨素杀死。整个过程，完全符合王
的预判。试想，王
临死之前还能把后续问题考虑得如此明白，可见头脑不简单，但是，杨谅对他言不听计不从，他也就发挥不了作用。

第三，杨广在个人领导素质上占优势。为什么杨谅在战争中屡出臭棋，既不能喊出有水平的口号，又不能坚持稳定的作战方略，还不能相信并任用有本事的人？关键是他自身素质不行。他其实就是一个被惯坏的孩子，只知道要造反，却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反。该进攻的时候不进攻，该防守的时候不能防守，患得患失，优柔寡断。

相反，隋炀帝杨广却曾经北破突厥、南平陈朝，军事经验丰富。两个人根本不在一个重量级上。当年，隋文帝活着的时候，虽然喜欢杨谅，但是也警告过他：“彼取尔如笼内鸡雏耳
。”
杨广要是抓你，就像一个人把手伸进鸡笼子里抓一只小鸡一样。真是知子莫若父。以隋炀帝这样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来打杨谅这样一个昏庸无能的叛乱分子，谁胜谁负自然就在意料之中了。

就这样，杨谅叛乱虽然规模浩大、来势汹汹，但是，才一个多月就以失败告终了。

那么，杨广会怎样处理这个弟弟？别看杨广曾经逼死兄妹，但是这一次，他倒愿意表现一下胜利者的宽仁大度了。他说：“朕终鲜兄弟，情不忍言，欲屈法恕谅一死。”
我兄弟少，真不忍心杀他，所以我就违反一次法律，饶他一命吧，只把杨谅除名为民了事。

当年，隋文帝杨坚不是吹嘘自己五子同母，绝无纷争吗？如今他自己逼死了老三杨俊，废掉了蜀王杨秀，他的儿子杨广又逼死了老大杨勇，废掉了老五杨谅。除了杨广一支，剩下的四个儿子无一善终，真是说嘴打嘴，可悲可叹。

四、平叛意义

杨谅叛乱圆满解决了。那么，这次平叛对于杨广的意义是什么？有两方面值得重视。

第一，这次平叛不仅维护了隋朝的统一，也让杨广的统治地位稳固下来。本来，在这次叛乱之前，因为隋文帝之死，大家对杨广这个新皇帝还心存疑虑，现在，通过打赢这么一场反颠覆、反分裂的战争，杨广的权威已经不容置疑，他的统治地位也算正式稳固下来。

第二，这场战争也让杨广看到了两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总管府制度。当年，杨坚设立总管府，让儿子担任大军区总管，本来是为了加强皇家的权力，震慑地方。但是，现在看来，拥有太大权力的总管府反倒成了维护君主集权的障碍。杨谅要是没有这么大的权力，怎么可能想到造反？所以，就在这次平定叛乱之后，隋炀帝马上就把总管府废了。

第二个问题，杨广意识到，山东和江南还需要进一步稳定。这次叛乱发生在山东地区，而山东有十九个州都支持了杨谅的叛乱。另外，撺掇杨谅叛乱的主要是原来的江南人士，这说明山东和江南还有离心离德之势，需要加强经营。既然如此，杨广接下来会怎么做？

第四章　营建东都

隋朝两代皇帝，各建造了一座城，隋文帝建造了大兴城，也就是后来的长安城，隋炀帝则建造了洛阳城。大兴城在当时已经独一无二了，为什么在这么近的时间内隋炀帝还要大兴土木？隋炀帝建造的洛阳城和大兴城比起来有什么不同？这座都城，又反映了隋炀帝怎样的眼光和心胸？

一、营建东都

大业元年（605）三月，隋炀帝发布命令，营建东都洛阳。这是隋炀帝上台之后的第一项大工程，也正是这个工程，拉开了隋炀帝大兴土木的序幕。

当时隋朝已经有了一个都城大兴城了，这座都城形制严谨，规模宏大，是中国古代都城的典范。既然如此，为什么隋炀帝还要修洛阳城？

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说洛阳城是隋炀帝算命的结果。大名鼎鼎的《资治通鉴》里就是这么说的：“章仇太翼言于帝曰：陛下木命，雍州为破木之冲，不可久居。又谶云：‘修治洛阳还晋家。’帝深以为然。”
有一个叫章仇太翼的术士跟隋炀帝说：您是木命，而雍州，也就是大兴城所在地偏处西边。西边属金，金又克木，对您不利，不能久居。另外，有谶语说：“修治洛阳还晋家。”
您曾经封为晋王，应该重修洛阳，到那里定都。隋炀帝很信章仇太翼这套说法，于是赶紧张罗修建洛阳城。

这是不是修建洛阳城的真实理由？我觉得，这条记载不太可靠。为什么？有两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这条记载的来源并不十分可靠。这条记载出自笔记小说《大业杂记》。笔记小说本来就不乏捕风捉影的小道消息，因此，算不得第一等史料。《资治通鉴》引这段话，本身就不够严谨。

第二个理由，《大业杂记》里记载的这件事不符合逻辑。要知道，章仇太翼可是废太子杨勇的党羽，跟隋炀帝的妹夫柳述关系也颇不一般。隋炀帝即位后，没干掉他已经颇为开恩，怎么可能对他言听计从呢？

既然如此，为什么素以严谨著称的《资治通鉴》要选用这条材料呢？一个可能的因素是，《资治通鉴》是为给皇帝提供借鉴而编写的史著，希望皇帝以史为鉴，避免犯同样的错误。而隋炀帝在当时是个公认的坏皇帝，所以，不妨再给他加一条宠信术士的恶名，以便让后来的皇帝知道警诫。

既然隋炀帝因为命相问题决定营建洛阳不够合理，那他为什么要在大业元年（605）即位之初，就先张罗修这样一个大工程？其实隋炀帝自己写过一个营建东都的诏令，把前因后果交代得清清楚楚。在诏书里，隋炀帝一共讲了三个原因。

第一，这是安抚东部地区的需要。杨谅叛乱后，杨广有一个特别深切的体会，那就是隋朝的东部地区并不稳定，很容易发生变故。杨谅叛乱，东部不就有十九个州响应吗？发生变故当然得镇压，问题是，隋朝的都城大兴城远在西北，急切之间，反应太慢。此次杨谅叛乱，这个问题已经非常明显了。现在，叛乱固然已经结束，但是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而是要查漏补缺，防患于未然。万一以后再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在东边建一座都城，让东边也有一个稳定的政治核心，这样一来，以后东边再发生变故，就可以直接指挥行动了。

另外，当时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隋炀帝为了惩罚叛乱分子，把杨谅老巢并州的老百姓迁了好几万到河南来。在杨广看来，这些人都有同情杨谅的嫌疑，本身就是不稳定因素。怎么控制他们？最好的方法仍然是建都，就近震慑。这就跟周朝建立之后，把殷商的遗民都集中在洛邑，然后又定都洛邑是一个道理。所以说，安抚山东是营建洛阳城的最重要理由。

第二，这也是安抚江南的需要。杨谅叛乱，还体现出一个问题，那就是江南地区也并不稳定，人心思变。推动汉王杨谅起兵造反的，主要就是南方人。这要怎么解决？大兴城离山东地区远，离江南地区就更远、更鞭长莫及了。如果能在东部地区建一个都城，对江南的作战能力和震慑能力也会明显增强。

这样说来，无论是出于安抚山东地区的考虑，还是出于安抚江南地区的考虑，都需要在东部地区建立一座都城，问题是，这个都城为什么一定要选在洛阳？这就涉及第三个因素了。

第三，洛阳地理位置好，作为都城，比大兴城更有优势。中国古代，什么样的都城算是好都城？有一个叫陈建的明朝人写过一篇《建都论》，总结得非常清楚。他说：“夫建都之要，
一形势险固，二漕运便利，三居中而应四方。”
简单来讲，所谓建都三要素，第一是地势，第二是交通，第三是要居中。以这三个要素来衡量，就会发现洛阳的优势了。

首先看地势。洛阳符合不符合要求？太符合了。洛阳北靠北邙山，南临伊水，正好是所谓的被山带河，这样的地形，有夷有险，易守难攻。拥有守城之利，这对于都城当然重要。

其次看交通。洛阳最大的优势正在于运输便利，能够很好地解决漕运问题。这也是它和大兴城相比最为突出的优势。

大兴城坐落在关中平原上。关中平原虽号称八百里秦川，土地肥沃，但是无论如何，面积还是太小，单靠自身力量养活不了一个大都市。关中往西是比较荒凉的河陇地区，往东则是非常富庶的关东地区。所以，一直以来，坐落在关中的都城都要仰仗关东地区输送物资，特别是粮食。

可是，大兴城偏偏在交通方面有问题，让两地之间的流通非常困难。古代运输粮食一类的大宗物资，都要靠水运。大兴城若走水道东出关东，三门峡是必经之地。所谓三门峡，乃是人门、鬼门、神门三门，自古号称天险，漕船一到这里就过不去，只能改走陆路。人挑肩扛，翻山越岭，这样的成本消耗太大，划不来。如此一来，东边的粮食很难运进关中，每次关中平原闹水旱灾害，皇帝只能领着文武大臣、平民百姓，千里迢迢到东边逃荒。这多么辛苦！相反，洛阳就不存在这些问题。洛阳城水陆交通都四通八达，当然比大兴城更有优势。

最后看居中。洛阳的第三大优势在于它居天下之中。可能有人会想，中国的地标中心不是在陕西吗？怎么洛阳又成了天下之中了？虽然按照中国领土的绝对比例，洛阳可能不是天下之中，但是，按照当时中原王朝实际可能利用的土地来计算，洛阳绝对是天下中心。事实上，即使到今天，河南还是号称中州大地。

居天下之中有什么意义？按照古人的政治想象，天子就应该在天下的中心，因此，天子所居的都城也应该占据天下之中的位置。而且，如果都城在天下之中，那么，皇帝的用心也会不偏不倚。都城在大兴城的时候，整个国家的政治文化都偏重于西北，对东部和南部明显关照不够。但是，把洛阳建成第二首都，无论东、西、南、北哪方有事，都可以立刻做出反应。与此同时，也可以借助都城来协调利用东南西北各地的人力、物力，这样，国家的发展不就更平衡了吗？

这样看来，营建洛阳绝不是一个算命先生一两句话就能左右的决定，恰恰相反，它是隋炀帝深思熟虑的结果，也符合当时国家发展的实际需要。既然营建新都有这么多好处，那还犹豫什么？隋炀帝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就在大业元年（605）三月，随着他一声令下，洛阳城正式破土动工了。

二、东都形制

要建一座新都，隋炀帝可谓轻车熟路。因为有大兴城在那里做参照，就仿照大兴城的建造方式好了。隋文帝修建大兴城的时候，不是让宰相高颎领衔，工程技术专家宇文恺实际主持设计施工吗？这一次，隋炀帝照葫芦画瓢，照旧请宇文恺做总设计师，也还是让宰相领衔。只不过，当时的首席宰相已经是杨素了，所以，领衔的宰相也就从高颎变成了杨素。

工程技术班子不变，设计理念、设计思路也就基本不变，所以，乍一看，洛阳城还真像大兴城。两座都城之间有三大相似之处。

首先，它也是先设计，后施工，一张白纸好做文章，所以特别规整。

其次，它也是由皇帝住的宫城、大臣办公的皇城和老百姓住的外郭城三部分组成，宫城修在北边的高坡上，居高临下，俯视芸芸众生，还是突出皇权至上的主题。

再次，它也实行里坊制度，整个外郭城划分成一百零三个坊，说它“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
，也未尝不可。

事实上，这座新建的洛阳城周长六十七里，比大兴城小了大约四分之一，乍一看，完全可以说它就是一个缩小版的大兴城。但是，仔细看，它和大兴城又有不同。哪里不同呢？

第一，洛阳城明显比大兴城华丽了。隋文帝是个追求质朴的人，所以，大兴城也建得非常简朴，城墙都不是一次完工的，而是一段一段接上去的；宫殿的材料也是拆东墙补西墙，尽可能地废物利用。但是，到了隋炀帝修洛阳城的时候，就大不一样了。再也不主张因陋就简，每座宫殿都极尽华丽之能事。

举一个例子。洛阳城里，皇帝举行典礼的正殿叫乾阳殿。这座大殿气派到什么程度？根据史书记载，这座宫殿“殿基高九尺，从地至鸱尾高一百七十尺，十三间二十九架”。
它的台阶高达九尺，仅台阶就高三米左右，而大殿更是高达一百七十尺，按照今天的算法也足有五六十米高，整个大殿由十三间房子二十九根横梁组成。既宽阔又高耸，真是雄伟壮丽，高大巍峨。

为什么要这么雄伟？这才能凸显皇帝的气派！《红楼梦》里刘姥姥说“大家子住大房”
，只有这样美轮美奂的大殿，才能真正凸显皇家的威仪。

事实上，不光是洛阳城的宫殿比大兴城的宫殿华丽，连洛阳城的禁苑也明显比大兴城的禁苑华丽。洛阳城的禁苑又叫显仁宫，就是皇帝的私人苑囿。其地位大体相当于大兴城北面的大兴苑。但是，大兴苑和大兴城一样，都有点因陋就简的意味，只是一片空旷的场地，并没有什么真正的设施。现在修洛阳城的禁苑，建设理念可就完全不一样了。

不一样在哪里呢？这座禁苑建得比洛阳城本身还漂亮。《资治通鉴》中有一段记载：“五月，筑西苑，周二百里；其内为海，周十余里；为方丈、蓬莱、瀛洲诸山，高出水百余尺，台观宫殿，罗络山上，向背如神。”
大意是说，大业元年（605）五月，洛阳城西边的配套设施禁苑开工。洛阳城本身的面积是方圆六十七里，这个禁苑则是方圆二百里，约为洛阳宫的三倍大，而且里面有山有水。虽然都是假山和人工湖，但是，务必追求真实感。

怎样才最逼真？扩大规模就会增强真实感。按照这个思路，禁苑里面的水域周长有十几里，简直像内海一样，一眼望不到边，而方丈、蓬莱、瀛洲三座假山则高出水面一百多尺，直插云天，简直像真山一样。

这还不算，更让人觉得难以想象的是禁苑的装点。这禁苑有山有水，春、夏两季肯定非常漂亮，无须装饰。那秋天和冬天怎么办？不要紧，天然景致没有了，自会有人工景色来补齐。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宫树秋冬凋落，则剪彩为华叶，缀于枝条，色渝则易以新者，常如阳春。沼内亦剪彩为荷芰菱芡，乘舆游幸，则去冰而布之。”
到了秋天和冬天，树叶凋落，花也没了的时候，人们就把绫罗绸缎剪成叶子和花的样子粘到树上去，一望之下，栩栩如生。丝绸做的假花草整天被风吹雨淋，总有褪色的时候，一旦褪色，马上又换一批新的，让禁苑之内始终一派春意盎然。水面也是用绫罗绸缎剪成荷花、荷叶、莲蓬、菱藕的样子，一旦皇帝巡游，就先行把冰除去，然后把这些剪好的装饰品放在水面上，确保皇帝的世界里永远没有灰色，没有冬天。

这不禁让人想起了《红楼梦》里的大观园，大观园所谓的琉璃世界，珠宝乾坤，不就是这番光景吗？建造大观园花光了贾府的资财，想来，洛阳城的建设也让隋朝的国库狠狠地动了动筋骨。

就这样铺张，还不是禁苑的全部内容。禁苑最迷人的地方是里面的十六院。这十六院都是沿河而建，里面住着最迷人的美女。每一个院子都有一位四品夫人做主人，客人当然就是隋炀帝了。这些主人为了招揽隋炀帝这个客人，都使出种种手段，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隋炀帝当然愿意享受这样的生活，经常趁着月夜带几千名宫女从洛阳宫骑马来到禁苑夜游，而且，每次来的时候，还要让人演奏《清夜游曲》，一边骑马，一边听曲，一边想着十六院的女主人，这就不光是华丽，而是淫靡了。当年，隋文帝哪里体验过这样的生活！

可能有读者会想，洛阳城和大兴城不都是宇文恺修的吗？怎么差别这么大？

一是因为领衔的宰相变了。修大兴城的时候，领衔的宰相是老臣高颎。那是一个著名的老成持重之人，而且特别反对浪费。修洛阳城的时候，领衔的宰相变成了贵臣杨素。此人家资巨万，自己的房子都不比皇宫差，让他修皇宫，他能不高标准严要求吗？当初，隋文帝晚年修仁寿宫，就是杨素领衔监修的，结果搞得非常华丽。隋文帝让高颎去验收，高颎老是不客气地汇报说，奢侈太过，多伤人力。由此也可以看出这两人做事风格的差异。现在，杨素全权主持工作，当然就把自己的享乐理念灌注到洛阳城里来了。

二是皇帝的风格也变了。隋文帝是个克己复礼的人，所以，杨素给他修仁寿宫，奢侈了一些，还怕他追究，自己吓个半死。但是，新皇帝杨广和他的父亲并不一样。杨素和宇文恺早都看出来了，新皇帝是个好大喜功之人。怎样才能讨他喜欢？杨素和宇文恺的原则就是“穷极壮丽”
。这样一来，洛阳城当然就比大兴城华丽了很多。

三是洛阳城跟大兴城功能不同。大兴城的定位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军事中心。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定位。但是，洛阳城就不一样了。它固然也是位居第二的政治中心，但是，除此之外，它还要成为全国的仓储中心和经济中心。

如前所述，杨广一定要修建东都洛阳，除了加强对东部和南部的控制以外，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要储存漕粮，不再当逐粮天子。既然洛阳水陆交通方便，隋炀帝就打算把这里建成一个仓储基地。所以，他在洛阳城内以及洛阳周边建了几个大粮仓，挖窖储粮。

首先是洛阳城里的含嘉仓。这个粮仓有多大？根据近年来的考古挖掘成果和唐代记载，这座粮仓能储存粮食五百八十三万多石，以一石折合八十一斤来算，大约二十四万吨。这可是个了不起的数字。但这还不是洛阳粮仓的全部。

除含嘉仓之外，隋炀帝还在洛阳设置了洛口仓和回洛仓。其中，洛口仓有三千口粮窖，每窖能容八千石，折合近一百万吨，而回洛仓设置三百口粮窖，收储的粮食也达到十万吨以上。这三大粮仓的存粮量已经达到一百三十多万吨。这个数字，即使在今天也不容小觑。

再看经济中心。洛阳城修好之后，隋炀帝马上就让周围居民都进城，农转居了，这一举措初步奠定洛阳城的人口规模。可是，一个城市要繁荣，不仅仅要有人，更要有富人。为了让洛阳尽快繁荣起来，隋炀帝又迁了几万家富商、几千家地主和几千家手工业者到洛阳，拉动内需。伴随着大规模的移民，洛阳的户口总数迅速地达到了二十多万户，总人口也有百万之众。这在当时的世界上，恐怕只有大兴城可以媲美。

有人，有钱，再有工商业，经济就活跃了。经济活跃的指标要看市场。

大兴城有两个市场，一个叫东市，一个叫西市。而洛阳城则有三个市场，分别是北市、南市和西市。而且，每个市场都有直接可以行船的河渠和码头。这样一来，运输、贸易就方便了许多。

就这样，经过隋炀帝这么一番打造，洛阳城迅速地成为当时中国最繁华富丽的城市，一下子就把冷峻严肃的大兴城比下去了。

三、洛阳得失

综合参考洛阳城的规模、华丽程度和功能就能明了，这座新城可不仅仅是大兴城的一个东方缩小版，事实上，隋炀帝对它的期望值相当高。高到什么程度？在隋炀帝眼里，洛阳就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换言之，洛阳城一建立，隋朝的整个重心都向东方倾斜了不少，这可是隋炀帝时期国家定位的一大变化。

那么，今人应该怎样评价这座新都城？有三方面的问题不容忽视。

第一，隋炀帝修这座城，眼光相当精准。要知道，中国的国土面积很大，在古代交通、信息不畅的情况下，只靠一个首都来管理这么大的国土存在很多困难。为此，古代人很早就发明了两京制。比如西周定都镐京，又营建东都洛邑。隋炀帝在大兴城之外又修建东都洛阳，当然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但是，他考虑的问题还不止于此。修建洛阳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关陇贵族集团对政治的垄断，让国家的政治气度更宏大一些。要知道，隋朝定都大兴城，其实和它的历史传统有关。隋朝继承北周，北周继承西魏，无论政权怎么更迭，都是关陇贵族占统治地位。关陇贵族出身于关中地区，家族势力也在关中地区，所以，他们的都城也必定放在关中。

这样一来，大兴城其实就成了关陇贵族集团的大本营。

如果这个政权还只是一个地区性政权，这样做当然可以。但是，此刻的隋朝已经不再是一个地区性政权，而是一个全国性政权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只是死守大兴城，死守关陇集团的老根据地，就会显得非常狭隘。当初王
和萧摩诃之所以撺掇杨谅造反，就是因为他们是南方人，怎么也融入不了隋朝的统治核心。这就是偏重于一端的政治模式所暴露出来的问题。

现在，随着洛阳城的建立并且成为新的统治中心，杨广其实也是在向东方和南方人做一个表态：大隋王朝是一个整体，以后，国家要打破原来的地区垄断，隋朝的机会将会向每一个人开放。这是极有眼光的一件事，也是营建洛阳城最大的意义。

第二，就在修洛阳城的过程中，隋炀帝急功近利的苗头已经显现了。洛阳城是从大业元年（605）三月开始修的，到大业二年（606）正月，这座新城已经完工，总共才用了十个月。如此大的工程量，为什么这么短时间就能完成？因为投入的人工太多了。按照史书记载，修建东都洛阳，每个月投入的人工有两百万人。

这个数字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比较一下前朝就知道了。当年，北周的天元皇帝也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他也曾经想修建洛阳城。为此，他每月役使四万人筑城，这在当时已经是物议沸腾。要知道，北周天元皇帝可是一个著名的暴君，他动用的民力只不过是每月四万人，而隋炀帝为了迅速完成任务，居然能一次性动用两百万人，这就让劳役显得非常夸张。这样看来，虽然洛阳城还只是隋炀帝建立的第一项大工程，算是牛刀小试，但是，隋炀帝急功近利、滥用民力的苗头已经初露端倪。

第三，在修洛阳城的过程中，隋炀帝好大喜功、奢侈腐化的倾向出现了。无论是建宫殿，还是修园林，隋炀帝都务必要做到最好，这让人在惊叹的同时也感到一丝不安。有道是“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
。即使像隋文帝那样节俭的皇帝，杨素尚且想要建一座美轮美奂的离宫来讨好他；如果皇帝本身就追求奢侈，那么，大臣的行为就会更加没有节制，这样一来，老百姓的负担就越发沉重了。

当初，隋炀帝下令修洛阳城之前，曾经下过一道诏书。在诏书里，他说：“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也。民惟国本，本固邦宁。百姓足，孰与不足！今所营构，务从节俭。无令雕墙峻宇，复起于当今；欲使卑宫菲食，将贻于后世。”
大意是说，当皇帝是要以一人治理天下，但绝不是让天下奉养一人。国家最重要的是老百姓，老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坚固，国家才能安宁。老百姓若是富足，天下也就富足了。所以今天建设这个宫殿，绝不能损害百姓的利益，不能让雕墙峻宇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相反，要让卑宫菲食的节俭传统代代相传。

这话说得多好听！可是，真到执行的时候，他却把自己的话全忘了。他忘了节俭，百姓也就没了安宁。就是这座洛阳城，让老百姓付出了“僵仆而毙者，十四五焉”
的代价。所以，《隋炀帝艳史》里才说：“巍焕无非民怨结，辉煌都是血模糊。”
虽然是小说家语，但是相当深刻。

就是这种代价，让这个本来大有益处的都城蒙上了一层阴影，也让隋炀帝的统治形象蒙上了一层阴影。

那么，隋炀帝下一步会向何处去？他是会继续这种思路，还是会有所改变？

第五章　千秋运河

说起隋炀帝，无论如何也绕不过他开凿大运河。有人说“种柳开河为胜游”，批评隋炀帝仅仅为了满足个人巡游江南的私欲，就大兴劳役，陷民于水火；也有人说“至今千里赖通波”，称赞大运河的开凿为沟通南北做出了贡献。隋炀帝开凿运河，真的只是为了饱览江南美景吗？大运河对中国历史又到底意味着什么？

一、开河原因

年纪大一点的人都知道，过去老人家吓唬不听话的小孩子，常常会说：马虎子来了。小孩听大人说得如此严肃，也会安静上一阵子。这吓人的“马虎子”到底是何方神圣呢？其实，马虎子真正的读法应该是麻胡子，大名叫麻叔谋。而说起麻叔谋的可怕之处，又涉及隋炀帝时期一个最著名的工程——开凿大运河了。

隋炀帝修大运河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有名的程度和秦始皇修长城属于同一个重量级别。基本上，人们只要想到秦始皇，就会想到修长城；想到隋炀帝，也一定会想到开凿大运河。如果隋炀帝的一生，只允许探讨一件事，那么，没有任何其他选择，要探讨的一定就是大运河。既然大运河如此重要，那么就要了解一下，隋炀帝为什么要开凿大运河？大运河究竟是怎么修成的？还有，大运河对隋炀帝、对中国历史，又意味着什么？

就在大业元年（605）三月二十一日，隋炀帝刚刚下令营建东都洛阳之后四天，他又下了一道新的命令，征集百万男丁，开挖一条水道，把黄河和淮河连接在一起，这条水道就是大运河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后来叫通济渠。

营建东都本来就是一项重大工程，既然一项重大工程刚刚开展，应该是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比较紧缺的时候，为什么隋炀帝非要在这个时候再上马一项新的大工程？关于隋炀帝开凿运河的原因，有两个流传最久的解释，一个是游江都，另一个则是压王气。

这两个解释，其实都出自一本唐朝的笔记小说《炀帝开河记》。根据《炀帝开河记》的记载，隋炀帝有一次看到一幅《广陵图》，立马就呆住了，眼睛盯着画一动不动，好久都不愿意离开。萧皇后很奇怪，就问他：这画怎么那么好，陛下都看呆了？隋炀帝说：“朕不爱此画，只为思旧游之处。”
我不是爱这幅画，只是怀念以前游览过的地方。

于是左手搭在萧皇后肩膀上，右手指着图上的山水、村落、寺宇，一一讲给萧皇后听。萧皇后明白，隋炀帝这是思念扬州了，就提议：“帝意在广陵，何如一幸？”
既然想念扬州，何不前往游幸呢？

隋炀帝一听，很是动心，第二天就召见大臣，说要坐大船，走水路，下扬州。

这条水路怎么走？隋炀帝说，可以先进入黄河的支流汴河，从汴河到黄河，再进入东海，然后再从海路到淮河，再到扬州。可是，他这个想法刚一提出来，就有大臣表示反对，说这样走必然经过孟津，那个地方水流湍急，不安全。

怎么办呢？萧皇后的弟弟萧怀静提议道：最近有术士说睢阳（今属河南商丘）有王气，这个说法不能小觑。如今既然陛下想走水路，天然水路又不安全，还不如人工挖一条水路，从汴河一直挖到淮河，这条水路肯定经过睢阳，这样一来，不光是交通安全问题解决了，顺便也把睢阳的王气给挖断了，这不是一举两得吗？

隋炀帝觉得很有道理，马上下令执行，这才有了大运河。

按照这种说法，开凿运河就是隋炀帝怀旧和迷信的产物。这样的解释可信不可信？当然不可信。它有两大问题。

第一，《炀帝开河记》作为笔记小说，硬伤太多了。比如，它说隋炀帝在当皇帝之前是陈王，这当然不对，众所周知，他的封爵是晋王。还有，说萧皇后的弟弟叫萧怀静也不对，遍查史书，萧皇后的兄弟都是单名，而且排斜玉旁，比如萧琮、萧瑀等，兄弟们的表字都带一个“文”字，如萧琮字温文，萧瑀字时文，绝对没有一个叫萧怀静的兄弟。连这么基本的问题都搞不清，这本小说的整体可信度也就大打折扣了。

第二，这部笔记小说把隋炀帝说得过于迷信了。听说睢阳有王气，就兴师动众地挖一条大运河去厌胜，这完全不符合隋炀帝的性格。此前提到过，隋炀帝改元大业，有人说大业的“业”字（繁体字作“業”），可以拆成一个“苦”字和一个“末”字。所以，“大业（業）”就是“大苦末”，不吉利，隋炀帝不为所动，照样用大业做年号，可见隋炀帝是个相当理性的人，并不迷信。既然如此，他怎么会因为一个荒唐的王气之说，就启动这么一项大工程？这实在太贬低隋炀帝了。

读者朋友们可能会觉得，就算如此，说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是为了下扬州总没有错吧？这个说法其实半对半错。

先说半对。可以肯定，开凿大运河确实和隋炀帝游江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大业元年（605）三月二十一日，隋炀帝下令开挖通济渠。而在三天之前的三月十八日，隋炀帝已经下诏，宣布要游历淮海。而且，当年八月通济渠和邗沟开通，隋炀帝马上就沿着运河下扬州了。这说明隋炀帝挖运河与下扬州确实息息相关。说开凿大运河是为了下扬州，并没有错。

那为什么又说半错呢？因为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也好，下扬州也好，都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情感或者喜好问题，而是有着复杂和深刻的背景，其中有两方面最为重要。

第一，南方的政治稳定。

第二，南方的经济发展。

先看南方的政治稳定。隋朝是由西边的北周、东边的北齐和南边的陈朝三部分构成的。隋文帝虽然用军事手段把三部分整合在一起，但是，作为被征服地区，东边和南边一直不太稳定。开皇十年（590），南方不是曾经全境皆反吗？南方一旦发生叛乱，就需要隋朝做出反应。可是，隋朝的都城大兴城远在西北，山遥路远，信息不畅。另外，即使信息通了，如何从北方调集兵力、财力到南方，也是一件麻烦事。

要知道，在人类发明铁路之前，人员也好，物资也好，只要是大宗的运输，就数走水路最方便，因为水力比人力、畜力都强大多了。可是，中国的地形西高东低，一江春水向东流，除了西北的额尔齐斯河和西南的澜沧江，鲜有南北走向的水道。这样一来，如果想把北方的士兵运到南边，就会相当不便。

杨广是当年平陈战争的统帅，又亲自参与南方平叛，此后坐镇扬州十年，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深入的认识。怎么解决呢？他一上台，先营建东都洛阳，要在东部地区建立政治中心，目的就是及时对东边和南边的事态做出反应。

与此同时，他还要开凿大运河，利用人工水道把北边和南边联系起来，这样也好解决战争状态下运兵的问题。换句话说，在当时，开凿大运河首先是江南维稳的需要，也是维护统一的需要，是一个政治举措。只有考虑到这个因素，才能解释为什么隋炀帝刚刚下令营建东都，随即就下令开凿大运河，然后马上巡游扬州。因为在隋炀帝看来，这三件事本来就是三位一体的关系。

再来看第二个背景，南方的经济发展问题。开凿大运河，可不是单向的政治考虑。它除了能把北方的军队运到南方之外，还能把南方的粮食运到北方。这就涉及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江南开发。

在更早的秦汉时期，江南地区还一片荒芜，人烟稀少，非常落后，在整个国家中的经济地位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当时的政治中心在关西，经济中心在关东，都属于黄河流域，所以，跟一江春水向东流并没有什么关系。但是，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大动荡，很多北方人都到了南方，南方逐渐被开发，成了物产丰富的鱼米之乡。

到隋朝的时候，南方在全国经济中的比重已经超过了百分之四十，而且发展后劲十足，俨然是成长最快的经济区，这就不能忽略不计了。经济中心逐渐南移，而政治中心还在北方，两个中心无法沟通，这样一来，原来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就成了问题。隋炀帝镇守江都十年，对这种形势的改变认识得非常清楚，所以，从经济的角度来讲，也有必要开凿大运河，沟通南北。

这样看来，大运河的开凿有着非常严肃的政治、经济目的，是隋炀帝判断形势、高瞻远瞩的结果，绝不是帝王享乐或者是迷信这样肤浅的理由所能概括的。

二、运河构成

开凿大运河有十足的必要，问题是，具体怎么开凿？隋唐大运河北起涿郡，南到余杭，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在中国的大地上跨了十多个纬度，全长四千多里。这么大规模的工程，规划必须先行做好。

隋炀帝做出的规划，有三点至关重要。

第一，分段开挖。

第二，尽量利用原有水道。

第三，以洛阳为中心，向东南和东北两个方向延伸。

先看第一个特点，分段开挖。大运河沟通五大水系，这五大水系是由四条运河沟通在一起的。沟通海河与黄河的叫永济渠，沟通黄河与淮河的叫通济渠，沟通淮河与长江的叫邗沟，沟通长江和钱塘江的叫江南河。这四段运河，大致分了三次开挖。

首先是大业元年（605）三月，开凿通济渠和邗沟。为什么这两段最先开凿？很简单，为了隋炀帝下扬州。扬州在长江的北岸。隋炀帝从洛阳到扬州，要先从黄河流域进入淮河流域，再从淮河流域进入长江流域。这样一来，沟通黄河与淮河的通济渠，还有沟通淮河与长江的邗沟自然要率先开工。

其次是大业四年（608）开凿永济渠。永济渠沟通海河和黄河，一直可以走到北方的涿郡，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城。为什么在大业四年开凿永济渠？为了打高句丽。大业三年（607），隋炀帝北巡草原，就在突厥启民可汗的牙帐里，看见了高句丽的使者，同时也就产生了征服高句丽的念头。涿郡自古就是东北地区的军事重镇，把这里作为征东大军的后方基地再合适不过了，既然如此，就要迅速开挖这段运河，把洛阳和涿郡连接起来，以便日后运兵、运粮。

最后开挖的是江南河，这是在大业六年（610）开始动工的。当时，隋朝势力达到鼎盛，隋炀帝北巡西狩的工作都已经完成，大规模的战争还没有开始，算是难得的轻松时光。在这种情况下，美丽富饶的长江三角洲进入了隋炀帝的视野，无论是从眼前的巡游览胜，还是从长远的经济沟通考虑，把三吴地区包含进全国水道网中都是非常合理的想法。

就这样，前后经过六年的时间，分三次努力，四段运河相继完工。这一规划的轻重缓急非常分明。

再看第二个特点，利用旧有水道。虽然沟通南北的大运河是隋炀帝的创举，但是，在局部地区开挖运河的传统却是古已有之。比如春秋末年，吴王夫差为了北上争霸，开凿了连接江淮的邗沟，这其实就是隋朝大运河邗沟段的基础。另外，还是春秋末年，魏国强大，为扩张需要，又开挖了连接黄、淮的鸿沟，这其实是大运河通济渠的基础。这些水道断断续续，年久失修，但是，有基础总比没基础强。隋炀帝就是在这些旧运河的基础上，裁弯取直，疏浚引流，才形成了全长四千多里的大运河。

如前所述，整个大运河系统一共用了六年的时间完工，但是，这六年可不是天天在挖沟。其中，通济渠和邗沟有明确的时间记载，一共用了五个月的时间完工，其他两段运河永济渠和江南河没有具体记载，但是，可以想象，每一段用的时间应该相差不太大。

为什么不连续挖掘呢？因为挖河和其他工程不一样，必须在枯水期开挖。这样一来，每年能用的时间就有限了，大略估算一下，几段运河开凿的时间加在一起，恐怕也不会超过一年半的时间。

这么长的水道，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尽可能地利用旧有河道。这样规划，也算充分考虑了省时、省力、省钱的节约原则。

再看第三个特点，以洛阳为中心，向东北、东南伸展。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个特点？因为洛阳是隋炀帝考虑全部问题的中心。隋朝立国的基础本来是以大兴城为中心的关中地区，但是，关中偏在西北，不利于对全国的控制。隋炀帝即位后，开始有意识地把国家重心向东部迁移。

最合理的迁移地点就是东都洛阳。洛阳位置居中，向西可以通过隋文帝开凿的广通渠连接大兴城，向东可以辐射整个东部地区。而大运河，正是以洛阳为结点的一个“人”字形水道。洛阳以北的永济渠是“人”字的一撇，叫北运河；往南的通济渠、邗沟和江南河是“人”字的一捺，叫南运河。形象一点说，东都洛阳就好比是一个人的心脏，而一撇一捺，既可以比作两条胳膊，又可以比作两条血管。如果是两条胳膊，那就让它紧紧地拥抱整个东部地区。如果是两条血管，那么，东、西、南三部分的血脉就靠它联通起来了。

其实，这个特点也正是隋朝运河和元朝以后京杭运河的主要区别。京杭运河不是北起北京，南到杭州吗？和隋唐运河的起点和终点都一样，往往有人把这两条运河混为一谈。

但事实上，这两条运河可大不相同。它们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心点不同。京杭运河以北京为中心，所以，它基本是一条直的水道，从北京直达杭州。而隋朝大运河则是以洛阳为中心，洛阳远比北京靠西，所以，整个运河就不是一条直线了，而是走了一个“人”字形。走一条直线，那是沟通南、北，走一个“人”字形呢？那可是沟通东、西、南三方了。

从这两条运河的不同走向，可以大致看出中国历史的发展变化。隋唐时代，中国还是东、西、南三部分相对平衡地发展，各有优势；而到了元明清，则是东边的权重远远高于西边了。

三、运河意义

就这样，经过前后六年的时间，一条四千多里长、沟通五大水系、辐射东西南三方的庞大水利工程大运河，终于全面竣工。这也是人类在近代以前开凿的最长的人工运河，比后来的京杭运河还长一千四百多里。

这么一个大工程，应该怎么评价？以今天的眼光看，我们必须承认，这项工程太伟大了。

首先，它促成了隋朝的政治统一和经济流通，是隋朝富强的基础。这在此前已经说明，无须赘言。但是，这还不是大运河的全部意义。

更重要的是，大运河的作用不仅体现在隋朝一个时代，而是一直到唐、宋两朝。以唐朝为例，安史之乱以后，唐朝东北部地区大片土地都割据自雄，不再给远在西北的中央提供赋税了，在这种情况下，大运河就成了唐朝的生命线，就是靠大运河源源不断地输送来东南地区的财富，唐朝才又苦苦支撑了一百多年。后来黄巢起义断绝运河河道，唐朝就迅速灭亡了。一条运河维系了一个历史上最强大的朝廷，这样的功劳，再怎么评价也不为过。

再看宋朝。宋朝经济发达，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盛极一时。以汴京为背景的《清明上河图》，直到今天还让人赞叹不已。汴京的发达是怎么来的？跟大运河也有莫大关系。据《宋史·河渠志》中记载，宋朝人张洎说过：“唯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
大意是说，只有那汴水贯穿中国，连接黄河，又通过航运沟通长江，惠及南海，天下一半的财富，以及山川湖泽无数的宝物，全都要从这条水路运往朝廷。

在这段话里至关重要的汴水，指的就是大运河通济渠一段。甚至直到元、明、清三朝，虽然因为政治中心的东移，重新开凿了京杭运河，但是，京杭运河在很多地方还是沿用了隋代大运河的河道。有些河段，直到今天还能继续通航。真可谓一条大河波浪宽，利国利民千余年。

中国人固然有修运河的传统，但是，在隋炀帝以前，所有的运河都是局部的、支离破碎的。编织起一张覆盖全国、泽被千秋的水道网，从来就没有人想过，也从来就没有人做过，但是，隋炀帝想到了，也做到了。这难道不伟大吗？

问题是，隋朝的老百姓怎么看待这项工程呢？他们的心情和我们这些千载之后的旁观者并不一样。我们说这项工程伟大，是因为我们只享受它的恩惠，而没参与它的建设，真正的建设者，恐怕就要说它是一条吃人的河了。

大运河真正开凿的时间其实不足一年半。用一年半的时间贯通四千多里，虽然尽量利用旧有水道，但是，对老百姓而言还是极其沉重的负担。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开凿通济渠，隋炀帝一次役使男丁百余万；开凿邗沟，役使男丁十余万；开凿永济渠，更是征发丁壮五百余万。后来，丁男实在不够用了，居然让妇女服役，这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

工程量大还不算，大运河工程质量的要求还特别高。高到什么程度？就拿最先开通的通济渠和邗沟来说，隋炀帝要求“渠广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树以柳”
，这条运河的宽度要统一为四十步，还要在河岸上都栽上柳树。

这些柳树，直到唐朝后期还挺立在河堤两岸，诉说着岁月的沧桑。白居易感时伤世，为之赋诗《隋堤柳》：“隋堤柳，岁久年深尽衰朽。风飘飘兮雨萧萧，三株两株汴河口。老枝病叶愁杀人，曾经大业年中春。大业年中炀天子，种柳成行夹流水。西自黄河东至淮，绿阴一千三百里。大业末年春暮月，柳色如烟絮如雪。南幸江都恣佚游，应将此柳系龙舟。紫髯郎将护锦缆，青娥御史直迷楼。海内财力此时竭，舟中歌笑何日休？……”

种柳树当然没有错，但是，当年那些挖河的民夫，种树的丁匠，面对如此紧急的工程，如此高标准的规格，又会作何感想呢？而且，就在修运河的同时，隋炀帝还在沿岸兴修了大量的行宫和粮仓作为配套设施。这样一来，整个工程量就更大了。

如此大的工程量，如此紧迫的时间，怎么完成？跟修东都洛阳一样，让冷血的监工监督，逼迫民夫进行超常规、超负荷的劳动。这样一来，结果不用说，又是民夫大量死亡。

本章开篇提到过的麻胡子麻叔谋，就是当时监工的代表。按照《隋帝开河记》的说法，麻叔谋是开河总监，素以严厉著称。每天监督别人，自己也难免着急上火，到了宁陵（今河南宁陵），麻胡子病倒了。医生看了看，开了几服药，留下话，说必须用羊肉当药引子才行。麻叔谋赶紧让人在当地买羊肉。

宁陵县有个人叫陶榔儿，一听说这件事就动心思了。他家祖坟靠近运河河道，他害怕挖河的时候挖到他家祖坟，想给麻叔谋送礼，请麻叔谋稍微改道，绕过他家祖坟。送什么礼呢？麻叔谋不是要吃羊肉吗？按道理应该送羊肉。可是，陶榔儿觉得这礼物太普通了，不够档次，干脆偷了别人家一个小孩，谎称羊肉，蒸熟后献给麻叔谋做药引子。麻叔谋吃得香美异常，十分满意，就真的下令让河道在经过陶家坟地时绕了个弯。其他黑恶势力一看，原来送孩子肉就能办成事，纷纷在四邻八乡偷孩子，孝敬麻叔谋。

麻叔谋一共吃了多少小孩？据说有好几百个。这样一来，老百姓吓坏了，谁家有小孩都赶紧藏起来，连晚上睡觉都把小孩锁在柜子里。小孩一哭一闹，大人赶紧说，麻胡子来了！小孩一听，马上一声不吭。久而久之，麻胡子就和欧洲的蓝胡子一样，成了吓人的怪物，直到今天，许多农村老太太还这么吓唬小孩。

这故事是不是真的？很可能不是。因为在《隋书》或者其他文献中，完全找不到有关麻叔谋的记载，但是，它反映的情绪是真的。老百姓不敢骂皇帝，就塑造了这么一个黑心的、吃人的开河总监。这吃人的麻胡子背后，不就是吃人的隋炀帝吗？把这毁誉两方面的意见综合起来，就能对大运河进行整体评价了。

什么评价呢？这项工程非常伟大，但是，过程太快，政策太猛，造成了滥用民力的大失误。然而，这是我们今天的反思，隋炀帝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据说，隋炀帝在通济渠开通以后，非常兴奋，曾经写下《水调歌》志喜。老百姓在哭，皇帝在歌，这一歌一哭之间，问题就来了。和营建东都洛阳一样，一项伟大的工程如果不能惠及当时的百姓，一个雄心勃勃的皇帝如果不能体恤自己的子民，一个高速前进的王朝如果不肯等等蹒跚前行的百姓，让他们稍稍喘口气，及时休养生息，那么，离心离德的情绪就会出现。而这种情绪一旦蔓延开来，对隋炀帝的统治，对隋朝的发展可都不是好事。

隋炀帝已经开了运河，那么，他下一步又要做什么？

第六章　游幸江都

大运河的开凿，尽管有长远意义上利国利民的一面，但它带给隋炀帝更多的是骂名。大运河开通后，隋炀帝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游江都。巡游江都固然让隋炀帝本人风光无限，但也让后来的史家和小说家捕风捉影，大肆渲染，直至演绎成隋炀帝一生最大的罪状之一。隋炀帝为什么非要那么大张旗鼓地游江都？为什么这次巡游会招致那么多的非议？

一、巡游江都

隋炀帝把营建洛阳、开凿运河和巡幸江都作为三位一体的问题来看待。前两件事都办完了，接下来就是巡幸江都了。

大业元年（605）八月，通济渠和邗沟刚一开通，隋炀帝马上发布命令，从洛阳出发，沿着新开凿的大运河，巡游江都。这次巡游，排场可太大了，创造了三个空前绝后。

第一，船队规模空前绝后。

第二，船夫人数空前绝后。

第三，沿途供应空前绝后。

先看第一个特点，船队规模空前绝后。根据《隋书·炀帝纪》的记载，为了这次巡游，事先建造的船队有龙舟、凤艒、黄龙、赤舰、楼船等大小船只数万艘。其中，真正使用的也有数千艘。这“数千艘”是什么概念？唐朝杜宝的《大业杂记》有一个详细的清单，包括：龙舟一艘，翔螭一艘，浮景舟九艘，漾水彩舟三十六艘，五楼船五十二艘，三楼船一百二十艘，二楼船二百五十艘，等等，加起来一共五千一百九十一艘。

这五千多艘船，可以按照船只级别和使用者的身份大致分为三等。

第一等是水殿，是皇帝和后妃乘坐的。包括隋炀帝乘坐的龙舟，萧皇后乘坐的翔螭，高级妃嫔乘坐的浮景舟和中下级妃嫔乘坐的漾水彩舟。为什么这些船统称水殿？因为它们都是宫殿式设计。

其中，隋炀帝乘坐的龙舟最大，高四十五尺、阔五十尺、长二百尺。隋朝一尺大约相当于三十厘米，换算下来，这个龙舟就有六十米长、十五米宽、十三米高。这十三米的高度被分成了四层。其中，最上层分为正殿、内殿和东西朝堂，中间两层一共有一百二十（另一说法是一百六十）个房间，最下层则是宦官和船夫居住。整个船体到处装饰金银珠宝，还挂满流苏，遍插羽毛，通体金碧辉煌，分明就是一座水上宫殿！

其次是萧皇后乘坐的翔螭舟。翔螭舟比龙舟稍微小一号，但是，规格和装饰则是一样的，也是四层结构，五彩焕然。

翔螭舟之下是高级妃嫔乘坐的九艘浮景舟，一共三层，所以又叫小水殿。

浮景舟之下是贵人、夫人乘坐的漾水彩舟，一共三十六艘。漾水彩舟的规格再降一等，只有两层，又叫大朱航。

这四十七艘船共同构成了水殿，算是船队里的第一等。

第二等姑且称为楼船，是给官员乘坐的。其中，诸王、公主以及三品以上高官乘坐的叫五楼船；四品官和一些高僧、高道乘坐的叫三楼船；五品官和各国使节乘坐的叫二楼船；五品以下官员和家属乘坐的叫黄篾舫。这些船具体什么样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但从名称来看，或许是从五层楼到一层普通船递减的结构。

第三等则是普通士兵乘坐的运兵船。除此之外，还有装仪仗和物资的运输船。

这么多船一共搭载了多少乘客？最保守估计应该不下十万。这么大规模的船队，在水面上排列开来，从头到尾就是二百里长，按照《资治通鉴》的说法，是“舳舻相接二百余里，照耀川陆，骑兵翊两岸而行，旌旗蔽野”。
船头、船尾接在一块儿，在水面上排开二百多里长，光彩夺目，把山水都照亮了。两岸还有骑兵打出来的旗帜，铺排开来，遮天蔽野。场面极其宏大。单是从第一艘船起航，到最后一艘船离港，就整整用了五十天时间。

这样大规模、高规格的船队，恐怕连明朝的郑和下西洋或者清朝的乾隆南巡，都要望尘莫及！

再看第二个特点，船夫人数空前绝后。古代没有机动船，船要么是依靠风力，扬帆起航；要么是靠人力，由船夫划桨，或者由纤夫拉着走。隋炀帝这些船个头太大，而且运河风力不足，所以，都是纤夫拉着走的。纤夫都是由什么人来担任的呢？各种记载的说法就不一样了。按照《大业拾遗记》《隋炀帝艳史》这一类笔记小说的说法，这些拉纤的可不是一般的纤夫，而是一些妙龄少女。

为什么要选妙龄少女做纤夫？据说这是大臣王弘出的主意。他说陛下的龙舟如此华丽，如果用男丁拉纤，影响美观。不如到江南去选一千名十五六岁的女孩子，让她们打扮成宫女的样子拉纤，多有情趣啊。

隋炀帝一听也觉得有趣，但是又担心女孩子体力不好，万一拉不动怎么办？王弘笑说，这好办。如果一千个女孩子拉不动，就再选一千只白色的小山羊，一个美女配一只小羊，人力畜力加起来，不就行了？隋炀帝一听，大喜过望，就依计而行了。

为什么用羊不用牛马？因为在古代，羊是具有某种色情含义的动物。西晋武帝司马炎曾经乘坐羊车到后宫巡游，羊停在哪位夫人门前，就临幸哪位夫人。所以，羊和美女是风流绝配，可以凸显隋炀帝的荒淫。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只是一个段子。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可怕的是，事实比段子还夸张。

隋炀帝巡游，绝对不是只用了一千个纤夫，而是总共用了八万人。其中，给龙舟拉纤的叫殿脚，一共一千零八十人，分为三番，三班倒，每番三百六十人；给翔螭拉纤的也叫殿脚，一共九百人，分成三番，每番三百人。给浮景舟拉纤的叫黄夫人，每船一百人，一共九百人，以此类推，级别越低，船夫越少，一直到运兵船和运输船，就不给纤夫了，都是由士兵自己拉纤。

这些拉纤的纤夫都统一着装，特别是给皇帝、皇后和妃嫔拉纤的，一律身着锦袄，远远望去，简直就是移动的云锦一样。这样的排场，也是空前绝后。

再看第三个特点，沿途供应空前绝后。隋炀帝这个船队的乘客最少是十万人，拉纤的船夫又有八万多人，加起来，就差不多是二十万人了。这么多人，路上的物资供应怎么解决？总不能带着肉、蛋、奶上路吧？没错，隋炀帝才不带这些呢，所需物资一律由沿途州县供应。

怎么供应呢？隋炀帝下令：“所过州县，五百里内皆令献食
。”
也就是说，只要是运河沿岸五百里以内的州县，都有供应物资的义务。

皇帝摆这么大的排场出来了，周围的州县哪敢不小心伺候，唯恐自己送的不够多、不够精，让皇帝不满意，所以都是竭尽所能。每个地方一送都是好几百抬，水陆奇珍应有尽有。光是被征调来送饭的民夫每天都在十万以上，真是家家骚动，人人不安。州县送来这么多东西，隋炀帝一行能吃得完吗？根本吃不完。吃不完怎么办？扔掉就是。很多东西动也没动，直接就填埋在路边了，这真是巨大的浪费！

可能读者朋友会觉得，隋炀帝这件事做得太差劲了。为了自己游山玩水，就这样浪费民力，虚耗资财，这不是一个昏君吗？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如此。游江都可能是给隋炀帝带来最多骂名的事情，历史上基本没有什么正面评价。不仅对这件事本身没什么正面评价，就连开凿大运河，都受到游江都的连累，显得不那么正面了。

唐朝后期，对隋炀帝印象很好的皮日休说过：“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本来开凿大运河的功劳是可与大禹治水相提并论的，但是，一旦连上游江都，马上就成了“种柳开河为胜游”
，意义也就大打折扣了。

那么，隋炀帝这么大张旗鼓地游江都，难道真的只是为了炫耀，为了排场，为了享乐吗？是否还有其他一些因素？那就需要看看，隋炀帝在江都都做了什么事。事实上，隋炀帝在江都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安抚江南。

第二件，炫耀文物。

二、安抚江南

大业元年（605）八月，隋炀帝下令巡幸江都。经过一个月的行程，到九月，他就来到了扬州城。扬州可是隋炀帝的故地，当年，他第一次到扬州的时候，还是一个二十岁的青年王子，虽说号称是伐陈的统帅，但是，那只是个名分，并没有多少真实的权力。

后来，他离开扬州的时候，已经是三十多岁的成年人了，是十年的扬州总管生涯让他积累了雄厚的政治资本，帮助他最终夺嫡成功，成为太子。

此刻，他再到扬州，已经是龙飞九五、富有四海的大隋天子，抚今追昔，真是感慨万千，这扬州也算是隋炀帝的福地。

当年，项羽当了西楚霸王之后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
富贵以后如果不回到老家，就像穿着好衣服走夜路，谁会知道呢？

隋炀帝跟西楚霸王一样，也是一个爱炫耀的人，所以，他这次下扬州，颇有点衣锦还乡的意思。既然衣锦还乡，总得给当地一些好处才是。

一到扬州，隋炀帝马上给了扬州三个好处。

第一个好处，用来讨好当地的老百姓。大业元年（605）十月，隋炀帝刚到扬州，马上下令：“赦江淮已南。扬州给复五年，旧总管内给复三年。”
所谓“给复”，就是免除租赋的意思。隋炀帝金口玉言，扬州城五年之内都不用上交租赋，扬州总管府辖区内的老百姓也有三年不用缴纳赋税。另外，所有江淮以南的犯人，都免除羁押之苦，释放回家。这样丰厚的恩典，当然赢得万民称颂。

第二个好处，用来讨好原来的陈朝皇室。大业二年（606）年初，隋炀帝宣布了一件大喜事，纳陈后主陈叔宝的第六个女儿陈婤为贵人。可能有人会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呀。当年，陈朝刚刚灭亡，隋文帝就纳陈叔宝的妹妹为宣华夫人了。没错，隋文帝确实娶了宣华夫人，而且还非常宠爱她，但是，这基本上是一种个人行为，宣华夫人得宠，其他的陈朝皇室子弟照样流离失所。最简单的例子，破镜重圆故事中的乐昌公主当时不就被掠到杨素家里当小妾了吗？现在，隋炀帝纳陈婤当贵人可不一样了，他还有配套措施。

隋炀帝下诏：当年平陈时被流放到各地的陈朝皇室子弟“尽还京师，随才叙用”
。陈朝的宗室子弟不用在边疆受苦了，都回到京师来吧，根据才能在隋朝继续当官。这样一来，本来已经被打翻在地，而且被踏上一只脚的陈朝旧贵族可算翻了身了。

根据学者统计，大业年间，陈朝宗室当县令的有二十一人，当郡守的有七人，在中央当到九卿级别，也就是位居三品大员的也多达五人。

隋炀帝这么做有什么意义？这是在拉拢原来南方的政治上层。陈朝虽然已经灭亡了，但是，陈朝贵族的政治影响力并没有消失。他们的政治态度，对于整个南方地区仍然有莫大的影响力。现在，隋炀帝让他们男做官，女做妃，保证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对隋朝的态度也就随之转变了，由原来的心怀不满、暗中对抗变为感恩戴德、通力合作，这正是隋炀帝想要达到的目的。

第三个好处，用来讨好佛教界。开皇十年（590），南方皆反的时候，当时还是晋王的杨广就通过拜天台宗的智者大师为师，赢得了南方人民的好感。现在，智者大师已经圆寂，但是，隋炀帝和江南佛教界的缘分可并没有断掉。

根据佛教典籍《国清百录》记载，就在大业元年（605）十一月，隋炀帝将智者大师的弟子，也是天台山僧人的智璪请进了江都宫。别看隋炀帝在外面是威风八面的皇帝，但是，面对智璪大师，他却口称弟子，毕恭毕敬。而且，对天台山寺的情况也是百般存问，关怀备至。

这番善意令天台山的僧人感动不已。正好，隋炀帝做晋王时捐资兴建的天台山新寺院落成，得起个名字。天台山的僧人就趁势启奏隋炀帝说：“昔陈世有定光禅师，德行难测，迁神已后，智者梦见其灵云：‘今欲造寺，未是其时。若三国为一家，有大力势人当为禅师起寺，寺若成国即清，必呼为国清寺。’”
意思是说，在陈朝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大和尚，很是神通，名叫定光禅师。定光禅师虽然早就圆寂了，但是他曾经托梦给智者大师，说：你别随便建寺，你是建不起来的。得到三国归为一统的时候才能建，到那时，必然有一个大有势力的人帮你建。而且这寺一旦建成，国家就会进入河清海晏的局面，所以，到时候你们就管这座寺叫国清寺吧。

天台山僧人讲的这个故事是不是真的？很可能不是。但是，他们既然这样说，就表明他们已经完全认可了隋朝一统天下的地位，而且愿意鼎力支持，这也正是隋炀帝要达到的目的。

隋炀帝听罢这个故事，当然大喜过望，马上亲笔题写“国清寺”三个大字，赐给国清寺。如今，隋炀帝题写的这三个字已经没有了，但是，国清寺历经修缮，还屹立在天台山里，既是中国天台宗的祖庭，也是日本天台宗的祖庭。

就这样，隋炀帝用经济手段笼络了南方百姓，又用政治手段笼络了南方贵族，还用文化手段笼络了南方宗教界，一下子，南方到处都是拥护隋炀帝的声音。再加上隋炀帝几千艘船，二十万人下扬州这一壮举带来的震撼效果，大隋的形象在江南一下子就树立起来，江南的不稳定因素马上消除了不少。安抚江南成功，隋炀帝真是心花怒放。首战告捷，还得再接再厉，隋炀帝紧接着又办了一件漂亮的大事。

三、炫耀文物

大业二年（606）二月，隋炀帝下诏，让吏部尚书牛弘等议定舆服、仪卫制度。同时，任命开府仪同三司何稠为太府少卿，让他具体负责修造器物，造好之后赶紧送到江都来。

所谓舆服，就是车舆、冠服与各种仪仗。在中国古代，皇帝坐什么车、穿什么衣服、用什么仪仗，那都不是随便根据喜好来的，而是必须体现礼仪、体现文化、体现等级制度。但是，在隋朝之前，中国经历过很漫长的乱世，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原来的制度很多都丢了。现在隋炀帝下扬州，深感自己穿的衣服、坐的车子、用的仪仗都有胡人气息，不能体现礼乐文明。

要知道，南方一向以中原文化正统自居，现在，隋炀帝这么一身行头来到南方，这不是让人瞧不起吗？所以，隋炀帝才发布这么一个诏令，让牛弘和何稠商议舆服仪卫制度，并且，赶紧打造一套像样的东西，送到江都来。

牛弘是何许人？那是关陇集团中难得的读书人，当年劝文帝花钱在民间收集图书的就是他。另外，牛弘也是隋朝著名的礼学家，曾经修撰过《五礼》。隋炀帝让他主持制定舆服制度，真是知人善任。

何稠又是何许人？此人之前也提过，隋文帝临死前，搂着当时还是太子的隋炀帝的脖子跟他说，修陵墓的事务必交给何稠办。何稠是隋朝的一个著名的工程技术专家。此人祖上是西域昭武九姓之何国人，古代西域胡人素来以心灵手巧著称，何稠在这一点上深得先辈真传。

举个例子。我们看《红楼梦》，都知道“勇晴雯病补雀金裘”的故事，贾母给了宝玉一件俄罗斯过来的雀金裘，宝玉不小心烧了个洞，让谁补都补不好。最后，还是大观园里最巧的丫头晴雯带病给他补好了，但是，也只能做到大体相似，如果仔细看还是会看出破绽的。

何稠的本事可比晴雯大多了。据《隋书·何稠传》中记载，隋朝的时候，波斯曾经进献过一件金绵锦袍，织法复杂，花纹艳丽，谁也仿制不了。隋炀帝把它交给何稠，何稠做好之后呈上，炀帝拿来一看，竟然比原件还好。山寨版超越正版，这得多大的本事才能做到！更妙的是，何稠不仅心灵手巧，本人还是在江陵长大的，江陵的萧梁王朝灭亡之后才进入隋朝为官，因此也算是半个南方人，熟悉南方所保存的中原器物。让这样一个人来负责修造器物，当然更是不二人选。

那么，牛弘和何稠到底把这个任务完成得怎么样？完成得非常漂亮。

举一个例子。何稠发现，按照旧制，天子乘的五辂车都只有一个车厢。这意味着皇帝和警卫都在同一个空间里，这不是贵贱无别了吗？怎么改造呢？何稠把五辂的车厢用栏杆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警卫站立的地方，另一部分则架起须弥座，其实就是抬升高度，让皇帝坐在那里，这样一来，就突出了皇帝的威严。要知道，隋朝正是君主集权强化的时代，隋炀帝到江都来，也是为了宣扬皇帝的威严，何稠这么细心，隋炀帝当然满意。

就这样，在牛弘和何稠的通力合作之下，很快，皇帝和皇后的礼服、车辇，百官在各种场合穿的官服，还有三万六千人的皇帝仪仗队的行头、器物就全部做好了。而且，每一样都既符合礼制传统，又符合现实需要，还体现华丽的皇家风范，真是让隋炀帝大喜过望。既然做好了，当然得赶快亮相。每次隋炀帝出去巡游，光是仪仗队就绵延二十多里长。而且因为是新做的，所以特别光鲜亮丽，让扬州的老百姓看了个目瞪口呆。

要知道，在此之前，扬州也好，乃至整个南方也好，对北方人的印象就是一群粗鲁的草莽英雄，就算是把南方征服了，那也只是武力征服，难服人心。现在可不一样了，隋炀帝这次到南方来，炫耀的已经不再是武力，而是最能体现礼乐文明的仪卫制度，这样一来，南方人还敢再小视这个政权吗？当然不敢了。事实上，说不敢还不够，应该说，更多的是心服口服了。

四、巡游评价

细究隋炀帝到达江都之后所做的两件大事就能明白，隋炀帝巡游江都，绝不仅仅是游山玩水，而是有着宣扬国威、巩固统一、促进交流的重大意义。通过一次巡游，不显山、不露水地解决了这么多问题，既震慑了南方，又恩养了人心，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事实上，隋炀帝巡游江都，和他之前营建东都、开凿大运河一样，都是找准了时代脉搏，也把握好了历史发展方向的大举措，让隋炀帝的政治眼光和政治能力表现得淋漓尽致。

但是，与此同时，隋炀帝的弱点在这次巡游过程中也展现得淋漓尽致。除了前面屡次强调的急功近利、好大喜功之外，还有一点同样非常致命，那就是讲究排场，铺张浪费。

举一个例子。隋炀帝让何稠给他制作仪仗，基本精神就是越华丽越好，领受了命令，何稠当然要竭尽所能。古代皇帝的仪仗需要大量的羽毛，何稠就以皇帝的名义传令州县，让各地都进献羽毛。这样一来，那些长着华丽羽毛的鸟可倒霉了，到处都是捕猎者，它们无处躲藏。

《资治通鉴》中记载了一个心酸的故事。乌程（今浙江湖州）有一棵大树，树高百尺，一点枝杈都没有，就在树顶上有一个仙鹤搭的巢。这只仙鹤每天飞来飞去捉虫子喂小仙鹤，被人看到了，就要拔它的羽毛来应差。可是，仙鹤躲在树上不下来，人也爬不上去，怎么办呢？有人出主意说，干脆把树锯断算了。捉鸟的人一听觉得有道理，就纷纷找锯子，要砍树。仙鹤一看，怕树倒了伤到自己的孩子，没办法，只好用嘴把自己美丽的羽毛拔下来，扔到地上。当地人一看，这可太新鲜了，赶紧上报隋炀帝说：“天子造羽仪，鸟兽自献羽毛。”
让隋炀帝又狠狠地得意了一把。

这个故事是不是真的？很有可能不是。但是，它反映出的人们的不满是真的。事实上，就因为这次造仪仗，隋炀帝又动用了男丁十万多人，所花的金钱更是以巨亿计。这些花费里，固然有些是必要的，但肯定不都是必要的。更何况，自从隋炀帝上台以来，这样的大工程、大活动一件接着一件，就没有停下来过，这让老百姓怎么承受得了！中国有个成语叫“过犹不及”，凡事都有一个尺度，超过了这个尺度，好事就可能会变成坏事，雄才大略也可能会变成残暴不仁。

现在，隋炀帝的所作所为，已经超过了老百姓能够承受的尺度，那么，他会反思吗？他的下一步，又会剑指何方？

第七章　扬威塞北

隋炀帝登基以后，马不停蹄地建东都、开运河、游江都，通过这三个大动作，有力地巩固了隋朝的统治，基本解决了大隋帝国西部、东部和南部的整合问题。接着大业三年（607），有着长远政治眼光的隋炀帝又把目光移向北方，那里是一片由突厥人控制的辽阔土地。隋炀帝准备怎样加强自己在北方的影响力？他又是如何定位大隋与突厥之间的关系的？他出巡塞北又是出于怎样的政治目的？

一、出巡塞北

隋炀帝通过营建东都、开凿大运河和巡游江南，基本上把东部和南部的问题解决了，现在，该解决北部的问题了。

隋朝的北边是突厥人的天下。突厥曾经是隋朝的最大边患，但是，经过隋文帝时期的一系列战争，突厥的威胁已经得到很大程度的缓解。特别是开皇二十年（600），隋朝扶持亲隋的启民可汗当上了东突厥的大可汗，让他掌管居住在今天蒙古草原的突厥各部，双方关系更是友好。

隋炀帝即位之后，启民可汗曾经亲自入朝，表示忠诚。尽管如此，隋炀帝还是不敢掉以轻心，他还想进一步加强对突厥的控制。

隋炀帝是个精力极其充沛的人，他不喜欢待在都城发号施令，他永远喜欢用亲临现场的方式解决问题。所以，这一次，他的安排还是出巡，亲自到启民可汗的地盘走一走，让他看看，大隋帝国神威无比，天下无敌。

大业三年（607）四月，隋炀帝下诏，亲率五十万大军，十万匹战马，僧、尼、道士、女冠等宗教界人士，以及百戏班子从京师大兴城出发，巡行塞北草原。按照计划，隋炀帝的行程安排是先到榆林（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旗黄河南岸），从这里出塞，深入蒙古草原，巡视启民可汗的牙帐，然后往东到涿郡，再从涿郡南下回来。

简单来讲，就是由西向东，在蒙古草原兜一个圈子。毫无疑问，这次巡行的目的就是要向启民可汗宣示国威军威，震慑草原。

可能有读者会奇怪，宣示国威军威，带军人很好理解，为什么要带宗教职业者和艺人？其实，这才正是隋炀帝心目中最想展示的国家综合形象。

在这个综合展示里，军人代表什么？代表武力，属于国家的硬实力。宗教界人士呢？代表文治，属于国家的软实力。有了这些人，才能展现出隋朝相对于北方草原的文明优越性。

可是，既然要展示文明，为什么不用儒生做代表？这其实就是入乡随俗了。儒家学说是适应农耕民族发展起来的文明体系，它所倡导的尊祖敬宗、耕读传家等学说并不适合草原生活，所以，草原民族对它很难理解，也缺乏兴趣。但是，草原民族对宗教颇为信仰，也有自己的原始宗教。所以，隋炀帝就想用佛教和道教这些发展程度比较高的宗教来和他们沟通，展示自己的文明成果。

那艺人又代表着什么呢？代表国家的繁盛。有道是艺术无国界，多姿多彩的艺术表演历来都是国家之间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更重要的是，隋炀帝带去的百戏里面好多都是吐火、喷水一类所谓的幻术，这些东西，正好可以突出隋朝的神秘感。

这样看来，这个代表团的人员构成绝对是隋炀帝精心思考的结果，他要通过这支队伍，来展现隋朝各个方面的成就。所以说，这次北巡也是一次炫耀之旅，当然，炫耀的目的最终还是震慑。

最高领袖出访，在任何时代都是大事。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这准备工作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是要做好双方的沟通工作，包括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回，由什么级别的人接待，商谈些什么主要事宜，等等。第二则是要搞好安保，包括走哪条路线，沿途做哪些准备等，确保领袖在整个行程中的安全。现在，隋炀帝出巡塞北，当然也要做这两方面的准备。

先看沟通问题。要知道，虽然历史上中原王朝和草原民族一直打交道，但是，中原王朝的皇帝带五十万大军巡行塞北，这可是开天辟地头一回。隋炀帝怕把启民可汗吓着，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怎么办？先派人和启民可汗沟通一下。

隋炀帝派出了隋朝著名的突厥通长孙晟。很多隋突之间的大事都是他去沟通的，当年启民可汗投靠隋朝，也是他穿针引线的结果。现在，隋炀帝仍然派长孙晟先去通报启民可汗，告诉他，隋炀帝准备北巡，这次北巡虽然要带很多军队，但是，目的绝对是和平，请他不要担心。

长孙晟奉命前往启民可汗牙帐，启民可汗也赶紧召集各个依附部落诸如奚、室韦等部族，请各个首领都到自己的牙帐里来听隋炀帝的最高指示。

所谓牙帐，是突厥可汗的大帐，但其实也就是一个大的蒙古包，直接在草地上搭建而成，大帐里面固然铺上了地毯，但是帐外的地面上都长满了青草。这在草原民族看来是司空见惯，没人觉得有什么不妥。

但长孙晟不这么认为。他左右一看，满地是杂草，心想，陛下北巡，不就是要立威吗？我何不借这些杂草来启发一下启民可汗，让他知道皇帝的威风！

长孙晟信步走出大帐，指着大帐前面的杂草对启民可汗说，这草真香啊！

启民是个老实人，一听，赶紧俯下身子去闻，闻了又闻，却怎么也闻不到香味。难道是自己的鼻子失灵了？百思不得其解，启民可汗只好困惑地问长孙晟：我怎么闻不到香味呢？

长孙晟笑说：其实我也没闻到。但是，按照规矩，天子临幸的地方，诸侯王都要亲自洒扫御道，把御道上的杂草铲除，来表达自己的恭敬之心。现在我看见你这牙帐外长了这么多草，我还以为是特意留的香草呢！启民可汗一听，恍然大悟，赶紧谢罪：“奴之罪也！奴之骨肉皆天子所赐，得效筋力，岂敢有辞。特以边人不知法耳，赖将军教之；此将军之惠，奴之幸
也。”
这真是我的罪过！我这一身骨肉，都是天子赐给我的，天子让我出点力，拔拔草，我怎么敢推辞呢？我之所以没有提前拔草，完全是因为我是边疆百姓，不知道礼数，现在幸好将军您教我了，这是您对我的恩惠啊！

说完之后，马上拔出佩刀，亲自砍倒牙帐周围的杂草。那些附属部族的首领一看，也赶紧追随。拔光了杂草还不算，启民可汗还往前多想了一步。长孙晟说天子巡幸，诸侯都要亲自打扫道路，可我们草原上并没有固定道路，怎么办呢？那就开一条道路吧。

启民可汗决定，征集所有的部落百姓修路，从榆林的北边修起，一直修到他的牙帐，然后再从牙帐一路往东，一直修到涿郡。总之，只要是在他的地面上，修路的事他全包了。

这条路有多长？一共三千里，而且，路宽百步，也算是当时最高等级的草原高速了。因为专门为迎接隋炀帝才修的，所以就叫御道。

这就能看出长孙晟的厉害了，不仅把隋炀帝交代的事情办妥了，而且连隋炀帝最终想要达到的目的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提前替隋炀帝打好了预防针，还外带赚了一条高规格的巡访道路，一举三得，隋炀帝满意得不得了。

再看安保问题。照理说，隋炀帝带着五十万大军，安保应该没有问题，可再多的军队也要看怎么调度。有关军队调度问题，当时就出现了两派意见。

第一派的代表人物是太府卿元寿。他说：“汉武出关，旌旗千里。今御营之外，请分为二十四军，日别遣一军发，相去三十里，旗帜相望，钲鼓相闻，首尾相属，千里不绝，此亦出师之盛者也。”
当年汉武帝出塞的时候，队伍排了一千里长，如今陛下您出去，规模不能比汉武帝小。依我之见，除了您自己的御营之外，咱们把其余军队分成二十四军，每天出发一军，每一支军队相隔三十里，互相之间可以看到旗帜，可以听到角鼓。我们就这样一天一天地发兵，最后也能绵延一千里，这多威风啊！

很明显，这种意见主要目的是追求排场，可以叫花架子派。元寿这个意见一提出来，马上有人反对了，谁呢？定襄太守周法尚。他说：“不然，兵亘千里，动间山川，猝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道路阻长，难以相救，虽有故事，乃取败之道也。”
这可不行！大军绵延千里，不就是长蛇阵吗？长蛇阵可是兵家大忌。各路军队离得太远，彼此隔山隔水，谁也照顾不到谁，万一皇帝遇难，别的军队甚至都不知道，路途遥远，援救不及时，这不是自取灭亡吗？虽然有先例，但是不可取！

隋炀帝一听也觉得有道理，就问周法尚，那你说怎么办？

周法尚说：“结为方阵，四面外拒，六宫及百官家属并在其
内；若有变起，所当之面，即令抗拒，内引奇兵，出外奋击，车为壁垒，重设钩陈，此与据城，理亦何异！……臣谓此万全之策也。”
我们不如把五十万大军结成方阵，让后宫和百官的家属在这个方阵的最里头，由军队环绕四周。万一有人攻打我们这个方阵，他打哪一面，哪一面就先跟他抵抗，然后再调度其他军队策应，同时把车子都集结起来，围成壁垒，守卫皇帝和内眷。这样一来，虽然我们是在草原上行军，但是，也能收到和城里一样的防守效果。要知道，我们最擅长的就是守城，而草原部落最不擅长的也正是攻城，以我之长攻彼之短，这才是万全之策啊！

隋炀帝一听，非常欣赏，决定就依周法尚之策。就这样，安全问题也解决了。

二、耀武扬威

两个关键问题都解决了，隋炀帝就一路北上了。启民可汗不敢怠慢，亲自率领自己的附属部落酋长到榆林迎接。两位君主一见面，隋炀帝就开始展示实力了。

隋炀帝到底是怎样耀武扬威的？除了前面提及的五十万大军和高规格使团之外，还有两样东西给他争足了脸，一个是大帐，一个是观风行殿。

大帐是什么？是按照突厥牙帐的样子打造的帐篷。长孙晟到启民可汗那里，不是嫌人家的牙帐寒酸吗，隋炀帝就要造一个高规格的大帐给启民可汗看看。这个任务，就交给了隋朝的工程建筑专家宇文恺。

隋朝的两个都城大兴城和洛阳城都是宇文恺设计督造的，连一座都城都能装在他心里，现在让他建一个大帐，那还不是小菜一碟！

宇文恺建造的这个大帐，最大的特色就是大。大到什么程度？一个帐篷可以容纳上万人。启民可汗不是亲自到榆林迎接隋炀帝吗？他可不是一个人去的，连他的手下，再加上附属部落的酋长，一共有三千五百人。隋炀帝大手一挥，让他们全进到帐篷里来。

这一招可把启民可汗镇住了，有生以来，哪见过这么大的帐篷！再看看，这帐篷里可不光是他们这三千多人，还有隋炀帝的仪仗队，也是好几千人。这还不算，双方分宾主坐下后，隋炀帝带来的那些艺人也都上场了，有的表演喷雾，有的表演背山，有的表演吐火，再加上乐队演奏，美女跳舞，又得好几百人，但是，这帐篷还是只显得热闹，不显得拥挤。

在这么大的帐篷里一坐，启民可汗真是自惭形秽，自己的牙帐跟隋炀帝的大帐相比，的确是小巫见大巫。其实，这正是隋炀帝要达到的效果。你有的，我也有，但是我的比你的好。

再看观风行殿。大帐确实是体积庞大，有气势。但是，这个东西还是启民可汗能够想象出来的，是他熟悉的东西。隋炀帝觉得，这还不够震慑，他想要一个突厥人完全没有的东西，而且，这个东西还要体现出华夏文明的特色。这可难不倒工程建筑专家宇文恺。他又给隋炀帝造了一个观风行殿，一下子，这两个需求都满足了。

观风行殿是什么？简单讲，就是一个高规格的活动宫殿。虽然只是用板子搭起来的，但是，也照样雕梁画栋，金碧辉煌。而且，这个宫殿的规模还足够大，大到除了隋炀帝和萧皇后外，还能容得下几百个侍卫，简直就如同真的宫殿一般。这不就是突厥人没有，又体现隋朝特色的建筑吗？

既然叫行殿，肯定要能够走才行。宫殿怎么走呢？按照《隋书·宇文恺传》的记载，这个行殿的下面装有轮轴，人能够推着走，而且走得还挺快，“推移倏忽，有若神功”
。一会儿就推进很远，跟神仙在那儿助力一样。这也太神奇了。

连今天的人都觉得神奇，当时的突厥人就更觉得神奇了。要知道，普通突厥百姓本来就没见过宫殿，更没见过还能走的宫殿。所以，隋炀帝坐在观风行殿里在草原上行走的时候，沿途的突厥牧民都以为是神仙降临了，十里之外就赶紧跪下来磕头，这效果，多震撼！

隋炀帝是个好大喜功之人，这样的人表演欲望特别强烈，一看自己表演如此成功，观众如此满意，他当然飘飘然了。

就这样，到大业三年（607）八月初九，隋炀帝和萧皇后一行一路招摇，终于来到了大利城（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西北）的可汗牙帐。在这里，隋炀帝和萧皇后就各自分工了。隋炀帝临幸启民可汗牙帐，萧皇后则临幸可贺敦义成公主的牙帐。这可是历史上中原王朝的皇帝第一次驾临草原民族可汗的牙帐，启民可汗自然激动不已。

怎么表现激动的心情？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启民可汗“奉觞上寿，跪伏恭甚，王侯以下袒割于帐前，莫敢仰视”
。启民可汗带头跪倒在隋炀帝面前，按照草原民族表示尊敬的最高规格风俗，割下身上的肉，献给隋炀帝吃。要知道，隋炀帝可是亲自参加过对突厥的战争，领教过突厥人的强大。现在，看见曾经不可一世的突厥可汗跪倒在自己面前，他真是心花怒放，即兴赋诗一首：“鹿塞鸿旗驻，龙庭翠辇回。毡帷帐望风举，穹庐向日开。呼韩顿颡至，屠耆接踵来。索辫擎膻肉，韦鞲献酒杯。如何汉天子，空上单于台。”
（《云中受突厥主朝宴席赋诗》）大意是说：边塞之上旌旗飞扬，可汗的龙庭迎来了皇帝的翠辇。如今我驾临启民可汗的牙帐，可汗的百姓都把毡房的门向我打开，犹如每天他们向着太阳打开。启民可汗像汉朝的呼韩邪单于朝见汉宣帝那样，在我面前叩首了，他手下的其他首领也都像汉朝的屠耆单于一样接踵而来，在我面前跪拜。他们向我献上了羊羔，献上了美酒，面对此情此景，我终于觉得自己已经超越了汉武帝。为什么呢？因为汉武帝打匈奴，只是把匈奴打跑了，自己只能登上一座空空如也的单于台。而我现在是让和匈奴一样强大的突厥人拜倒在脚下，让他们对我心服口服，这难道不比得到一片空地更伟大吗？可以看出，这首诗写得非常得意，非常豪迈。

启民可汗表示效忠，隋炀帝当然也不能亏待他，一定要表现出宗主国的大度。隋炀帝下令，赐给启民可汗和义成公主金瓮各一口，赐给突厥人二十万匹绢帛，还在礼仪上给予启民可汗特殊优待，让他在朝拜的时候站在诸侯王之前，而且赞拜不名。

这些优待，一方面表明了隋突友好的特殊关系，另一方面也进一步强化了突厥的附属国地位。到这一步，应该说，隋炀帝北巡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那么，隋炀帝是不是就觉得心满意足，从此高枕无忧了？这就太小看隋炀帝了。事实上，就在这次出巡期间，隋炀帝还做了两个决策，非常值得深思。

第一件，拒绝启民可汗要求改穿华夏衣冠的请求。此前写到，启民可汗主动到榆林迎接隋炀帝的北巡仪仗。一到榆林，启民可汗就给隋炀帝上了一份情真意切的奏表。奏表先追溯了当年自己落难时文帝对他的高天厚地之恩，接着又讲了隋炀帝即位以来给他的种种好处。最后说：“臣今非是旧日边地突厥可汗，臣即是至尊臣民，至尊怜臣时，乞依大国服饰法用，一同华夏。”
我现在从内心来讲已经根本就不是昔日那个突厥可汗了，我就是大隋的一个臣民，我也不想穿这身突厥的袍子了，请您赐给我华夏衣冠吧，我想要从里到外都成为一个大隋臣民。

要知道，在古代，改变衣服就意味着改变民族文化。比如大家都熟知的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就有一个改变服饰的内容。清朝入关，也曾要求全国剃发结辫。现在，启民可汗自请改穿华夏衣冠，这可是最高规格的归顺了。这不正是隋炀帝此行的目的吗？

那么，隋炀帝是否欣然同意呢？并没有。他回复道：“断发文身，咸安其性，旃裘卉服，各尚所宜。……但使好心孝顺，何必改变衣服也。”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生活的环境，也有和这个环境搭配的衣服。突厥人是马背上的民族，整天骑马打猎，还是穿原来的衣服比较合适。所以，启民可汗只要内心忠顺就够了，何必非得改变衣服？非常委婉，但是非常坚决地拒绝了这一请求。

那么，隋炀帝为什么要拒绝启民可汗的易服请求？我想，除了隋炀帝自己提出的理由之外，至少还有两个层面的考虑。

第一个层面，他在考虑，如果让突厥人改变服饰，做隋朝的臣民，在当时的条件下，隋朝有没有可能直接统治突厥人？其实是不可能的。与其到时候承担失控的苦果，还不如像现在这样，让他们按照自己的风俗生活，隋朝只进行羁縻控制。这样，既不会引起整个草原的大波动，还能给隋朝防守北部边疆。

第二个层面，他也在考虑，能不能让启民可汗一个人穿华夏衣冠？那就更不可能了。因为要想维护启民可汗的地位，就必须让他和突厥百姓尽可能地保持一致。如果部落百姓发现启民可汗过于中原化了，可能就会和他离心离德。这样一来，隋朝苦心培植的亲隋势力就倒台了。如果隋朝想长久地借助启民可汗控制突厥，就决不能允许他改变服装。所以，隋炀帝强调，只要有一颗恭顺的心就可以了，何必非要表露出来呢！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尽管隋炀帝好大喜功，但在关键问题上一点都不糊涂，拿捏分寸非常到位。

第二个决策更耐人寻味。就在隋炀帝此次北巡期间，大业三年（607）七月二十九日，隋炀帝下诏：发丁男百余万修筑榆林以东的长城。转过年来，大业四年（608）七月，他再发丁男二十万，继续修长城。

可能读者朋友会质疑，隋炀帝这次震慑草原的效果不错，启民可汗对隋朝也非常忠诚，难道隋炀帝还信不过他？为什么在如此友好的局面下，隋朝还要修长城呢？

其实，从这就可以看出隋炀帝的过人之处了。他确实希望通过威慑的方式来降服突厥，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他对启民可汗的表现也确实相当满意，尽管如此，他一直没有放弃对突厥的警惕和防范。

他知道，整个隋朝的北方安全绝不能建立在哪一个人的忠诚之上，也绝不能仅仅建立在威慑之上。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必须以能打仗、能防守为基础，否则，就非常有可能在关键时刻措手不及，乃至满盘皆输。而修长城，正是在这个认识基础上的未雨绸缪之举。从这个角度讲，隋炀帝的确算是个深谋远虑的皇帝。

三、北巡评价

走笔至此，可以评价一下隋炀帝北巡了。应该怎样认识这样一次大规模的巡行？有三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这次北巡对于隋朝巩固北部边防有非常正面的意义。就是通过这次北巡，隋朝以和平的方式展现了自己的实力，不仅进一步巩固了和突厥之间的友好关系，而且，对于东北、西北的部族也是一个强大的震慑。事实上，就在这次北巡期间，吐谷浑和高昌这两个西北政权也都派人朝贡，这对于隋朝国际地位的提升有非常正面的意义。

第二，这次北巡也典型地体现了隋炀帝解决问题的方式和风格。简而言之，他的方式是亲力亲为，他的风格是奢华豪迈。这样的方式和风格，在他建东都、开运河、游江南的时候都有体现，这一次，同样体现得淋漓尽致。

这种行为方式有着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这让隋炀帝的个性和执政特色都显得非常鲜明。鲜明到什么程度？可以说，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都是不同寻常的。

这种性格自有其迷人之处，但是，也酝酿着一种很大的风险。人当英雄当久了，就会越来越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只看到自己的力量，只相信自己的智慧，从而对别人越来越轻视。这种情绪和倾向，对于一个国家领袖而言是相当危险的。

第三，这次北巡和隋炀帝的其他活动一样，大量消耗了国力，也让老百姓背负了沉重的负担。五十万大军、十万匹战马，光粮草就不是一个小数目，更何况还有惊人的劳役。事实上，这次北巡，不仅是老百姓不满，就是在官僚集团内部，也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声音。

无论如何，隋炀帝已经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大规模的工程建设和大规模的巡游，把东、南、北三个方向的重大问题都解决了。

那么，他的下一个目标，又会指向何方？

第八章　经略西域

隋炀帝无疑是个具有雄才大略并且野心勃勃的皇帝。他的眼光不仅盯着内地，也盯着边疆，跃跃欲试地准备着开疆拓土，威加八方。出巡塞北以后，大隋王朝的东、南、北三个方向都已经稳固下来，这时候，隋炀帝又把目光转向了西方。西域，那是传统的丝绸之路延伸的方向，有着广袤的土地和擅长经商的民族。当年，汉武帝曾经把汉朝的势力发展到这片土地上。那么隋炀帝打算如何解决西域问题？

一、裴矩献策

隋炀帝当上皇帝之后，建东都、下扬州、巡塞北，把东、南、北三个方向都视察了一遍。按照这个思路，他下一步会向哪个方向出手？西方。没错，隋炀帝下一个目标就是西域。

所谓西域，有狭义和广义的区别。狭义的西域是指从甘肃玉门关、阳关往西，直到葱岭（帕米尔高原）的广大地区，基本以今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主体。而广义的西域则指凡是通过狭义西域所能到达的地区，包括中亚、西亚乃至南亚。

西汉的时候，汉武帝曾经征服西域，打通了著名的丝绸之路。但是后来汉朝衰落，接着又经历了漫长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政权自顾不暇，当然也就没办法顾及西域了。

现在，隋朝已经统一了中原，隋炀帝更是雄才大略，自比汉武帝，一心要打造盛世，重现汉朝的辉煌。这样一来，西域进入了他的视野，成了他的新目标。只不过，在此前向东、南、北三个方向活动时，似乎只是隋炀帝一个人在唱独角戏，显得特别个人英雄主义，而这次经营西域，在很大程度上却是一个大臣协助乃至推动的结果。

这个大臣名叫裴矩。在隋炀帝时期，裴矩算是一个难得的能够在皇帝面前说得上话的人。众所周知，隋炀帝是个眼高于顶的皇帝，一般人都不入他的法眼，裴矩怎么就能让隋炀帝听他的意见呢？因为裴矩也是一个奇人。

裴矩本来是北齐人，出身于著名的河东裴氏，从小父母双亡。裴矩是个自律的孩子，每天三更灯火五更鸡，只是埋头读书。看到这种情况，他的伯父就劝他说，以你的才智，成为一个文士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如果你想要当官，就不能光靠读书，还要关心一些现实事务。

裴矩听了伯父的点拨之后，很受启发，从此开始留心政治。有了文化底蕴，再加上对时局的敏感，裴矩的仕途非常顺利，成了一个文人型官员。文人型官员本身并不难得，难得的是，裴矩跟一般的文人型官员不一样，他身上还有一股侠气。

举一个例子。隋文帝灭了陈朝以后，命令裴矩巡行岭南。裴矩还没有动身，就赶上了南方造反，把岭南的路掐断了。这时候，连文帝都觉得，只能等事态稳定之后再打发裴矩上路。没想到，裴矩却主动表态说，发生了这种情况，正是国家用人之时，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退缩！随即义无反顾地出发了。

他去了之后才发现，不仅江南造反，岭南也造反了，而且，叛军把岭南地区的中心——广州城都围得铁桶一般。裴矩一介书生，手里只有三千老弱残兵，怎么办呢？换作一般人，或者留在原地等待救援，或者干脆直接往回跑算了。但是，裴矩可不是一般人，面对叛军，他毫不畏惧，带着三千士兵就冲了上去。有道是“狭路相逢勇者胜”，叛军一看这支军队气势逼人，居然解围散走。裴矩趁机入城，宣扬皇威，处置地方，圆满完成了安抚岭南的任务。一个文官关键时刻能够挺身而出，敢打仗，能拼命，这不是侠气吗？

再举一个例子。隋文帝时期，东突厥都蓝可汗的可贺敦大义公主想要给娘家北周报仇，一直撺掇都蓝可汗攻打隋朝。后来，长孙晟刺探出大义公主跟可汗手下的胡人有奸，隋朝就想利用这件事，劝说都蓝可汗杀掉大义公主。派谁去呢？裴矩成了最佳人选。要知道，游说人家丈夫杀死妻子，这可是冒风险的事，但是，裴矩照样毫不畏惧，慷慨陈词，让隋朝的朝廷上下都很佩服。

通过这些事例就能看出，裴矩既有文人情怀，又有豪侠义气，是一个不甘平庸、敢于冒险、渴望建功立业的人。这样的性格，其实和隋炀帝有点相似。正因为如此，隋炀帝对他很欣赏。上台伊始，就任命裴矩为吏部侍郎，把他派到了西边的张掖（今甘肃张掖）。当时张掖是西域胡商和中原商人进行贸易的主要场所。表面上看，裴矩的任务就是监管双方之间的贸易，但实际上，也不乏让他顺便考察西域形势，以便日后经略西域的用意。

裴矩何等聪明，对隋炀帝的想法当然心知肚明，而且，这也正符合他的冒险性格和建功理想，君臣想到一块儿去了。所以，他对自己的差事非常热心。裴矩负责监管西域胡商贸易，可他不像一般官员那样，只知道收税和维稳，他还格外热心于情报工作。每次胡商到来后，裴矩都主动找这些商人聊天。聊什么？三个主题。

第一，你从哪个国家来？

第二，你们国家有什么山、什么河，你是走哪条路过来的？

第三，你们国家有多少人，都长什么样子？穿什么衣服？国王是什么人？

所谓“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这样聊来聊去，最后，裴矩把西域各国的情况都摸清楚了，就发挥自己读书人的特长，写了一本书，取名《西域图记》，作为献礼性的成果，进献给了隋炀帝。

《西域图记》讲的是什么？这本书有两部分内容。

第一，记载他所知道的西域四十四个城邦国家的山川、地貌、特产、人口。

第二，这本书中还画了一幅详细的地图，把各国相对于隋朝的方位和远近都标了出来，还标注出从隋朝的西部边陲敦煌通往西域的三条主要道路。

第一条是北路，又叫伊吾道，从敦煌直奔伊吾（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然后走天山北路，经过中亚草原，可以一直到达东罗马帝国。

第二条是中路，又叫高昌道，从敦煌奔高昌（吐鲁番），走天山南路，也就是塔里木盆地的北缘，可以一直到达波斯湾。

第三条是南路，又叫鄯善道，从敦煌到鄯善，走塔里木盆地南缘，可以一直到达南亚印度河流域。

这不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丝绸之路吗？没错，《西域图记》讲的就是西域各国和丝绸之路的基本情况。

为什么要写这本书？裴矩考虑得非常清楚。他说：“以国家威德，将士骁雄，泛濛汜而越昆仑，易如反掌。但突厥、吐浑分领羌、胡之国，为其壅遏，故朝贡不通。今并因商人密送诚款，引领翘首，愿为臣妾。若服而抚之，务存安辑，皇华遣使，弗动兵车，诸蕃既从，浑、厥可灭，混壹戎、夏，其在兹乎！”
以我们国家现在的国力和军力，想要并吞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是没有问题的，西域各国也非常希望能够归顺我们。为什么他们还没有派遣使者朝贡呢？因为这些小国都受制于两个大的政权，一个是西突厥，一个是吐谷浑。西突厥和吐谷浑就挡在丝绸之路上，控制着这些小国，每年向他们征收重税，这些小国都苦不堪言。现在，只要陛下派遣使者，安抚这些小国，向这些国家亮明我们的态度；再解决掉西突厥和吐谷浑两大势力，拔除联通西域各国与中原的障碍，我们就可以实现对西域的控制，重新打通西行的道路，这可是恢复汉朝盛世荣光的壮举啊！

听裴矩这么一分析，隋炀帝真是心潮澎湃，心想其他大臣总劝我不要瞎折腾，现在终于找到知己了！裴矩不仅明白我的心思，还给我提供了这么详细的情报，真是难得的人才！当即赏赐裴矩五百段绢帛，把他拉到御座旁边，跟他详细了解西域的情况。

一看皇帝如此重视，裴矩也很激动，又对隋炀帝讲：“胡中多诸珍宝，吐谷浑易可并吞。”
陛下，西域胡人都是商业民族，手里珍宝无数，如果能够打通西域，不仅有政治上的好处，还有经济上的好处。而吐谷浑并没有那么强大，吞并它应该易如反掌。

此前讲过，隋炀帝有两大特点，一是好大喜功，二是奢侈浮华。裴矩对他讲这两个好处，可以说是正中下怀。

这样一来，隋炀帝对裴矩更加刮目相看，很快把他提拔为黄门侍郎，进入宰相行列，同时，也把经略西域的事情交给他了。

二、双管齐下

君臣相得，裴矩要怎么办好皇帝交代的任务？他自己讲得非常清楚。要想拿下西域，打通丝绸之路，一定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要加强隋朝和西域胡人之间的沟通，让他们了解隋朝，心甘情愿地归附隋朝。

第二，要拔掉西域各国和隋朝之间的两颗钉子，一个是西突厥，一个是吐谷浑。

对这两个问题，裴矩的做法是双管齐下。

先看加强隋朝和西域胡人之间的沟通。裴矩负责监管商旅往来，他通过商人不断向西域各国释放友好的信号，宣讲大隋的好处。大业二年（606），就在裴矩的宣传诱导之下，西域十多个国家的使节齐聚张掖，这可是隋朝外交的重大胜利。大业三年（607），隋炀帝北巡时，高昌和伊吾的使者更是进入榆林，直接觐见隋炀帝。

但是，无论是裴矩还是隋炀帝都非常清楚，只要西突厥和吐谷浑这两颗钉子不拔除，西域各国就算想投靠隋朝，也没有可能。所以，虽说是双管齐下，还得把重点放在拔除西突厥和吐谷浑这两颗钉子上。怎么拔呢？

先看西突厥。当初，突厥帝国强大的时候，其实就是东、西两部分分开发展的。东突厥主要居住在蒙古高原，而西突厥则在天山南北游牧，势力一直达到中亚地区。开皇末年，西突厥达头可汗和东突厥都蓝可汗结成联盟，一起进攻隋朝。后来，都蓝可汗被隋朝打败，达头可汗也一蹶不振，他的可汗之位被西突厥另外一个部落的首领处罗可汗取代了。此时，统治西突厥的正是这位处罗可汗。此人非常勇武，但也有很大的弱点，那就是刻薄寡恩，所以，西突厥内部并不稳定，甚至可以说是濒临众叛亲离的边缘。西突厥这种困境对于隋朝当然有利。

更妙的是，这时候，裴矩了解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有了这个情报，隋朝甚至连仗都不用打了。

原来，处罗可汗的母亲居然是中原人，姓向。此人本是处罗可汗父亲的小妾，后来又依据风俗，嫁给了处罗可汗的叔叔。开皇二十年（600），隋朝打突厥的时候，向夫人和她的新丈夫都投降了隋朝，此刻就住在大兴城。处罗可汗是个孝子，非常思念他的母亲。

了解到这样一层关系，裴矩太高兴了，这简直是天助我也！马上打报告给隋炀帝，请他利用向夫人招降处罗可汗。

大业四年（608），隋炀帝派了一个叫崔君肃的使者来到处罗可汗的牙帐，直接提出，要向处罗可汗宣读大隋天子的诏书，请他跪接诏书，归顺隋朝。要知道，处罗可汗是西突厥大可汗，自视甚高，现在又没有败给隋朝，哪能就这么轻易接受隋炀帝的招抚，当然不肯。

看到这种架势，崔君肃义正词严道：“突厥本一国，中分为二，每岁交兵，积数十岁而莫能相灭者，明知其势敌耳。然启
民举其部落百万之众，卑躬折节，入臣天子者，其故何也？正以切恨可汗，不能独制，欲借兵于大国，共灭可汗耳。群臣咸欲从启民之请，天子既许之，师出有日矣。顾可汗母向夫人惧西国之灭，旦夕守阙，哭泣哀祈，匍匐谢罪，请发使召可汗，令入内属。天子怜之，故复遣使至此。今可汗乃倨慢如是，则向夫人为诳天子，必伏尸都市，传首虏庭。发大隋之兵，资东国之众，左提右挈，以击可汗，亡无日矣！奈何爱两拜之礼，绝慈母之命，惜一语称臣，使社稷为墟乎！”

什么意思呢？崔君肃的大意是说：西突厥和东突厥本来是一个国家，但是，交兵几十年了，谁也制服不了谁。东突厥的启民可汗拥百万之众，实力强大，他为什么非要臣服于我们大隋天子？不为别的，就为了能够向我们大隋借兵，好来消灭处罗可汗你。启民可汗是我们的友好邻邦的首领，他提出这个请求，我们满朝文武，个个摩拳擦掌，连天子也同意了。

本来皇帝就要发兵，连日子都定好了。结果，你的母亲向夫人怕你被天子剿灭，每天从早到晚守在宫门口，向皇帝苦苦求饶，一定要让我们皇帝陛下派一个使者来招降可汗，说可汗你必定会归顺大隋。

我们皇帝可怜向夫人一颗慈母之心，这才派我到这里来，给你一个机会。没想到可汗你居然如此傲慢，不想归顺，那你母亲岂不就是在说谎了吗？说谎可是欺君大罪，我们陛下一定会处死她，而且，还会派出大军，跟启民可汗一起来剿灭你！

处罗可汗，你现在已经众叛亲离，你估计自己能抵挡得了吗？如果你抵挡不了，又何必要这个面子，不肯对天子诏书行两拜之礼呢？你真忍心看着年迈老娘为你而死，国家因你而亡吗？

一席话说得危言耸听而又入情入理，让处罗可汗不得不思考。处罗可汗是个孝子，老娘在人家手里当人质，他也就要不得这个强了，一番犹豫后，终于流着眼泪倒身下拜，跪着接受了隋炀帝的诏书。这样一来，西突厥算是归附大隋，再也不敢阻挠隋朝和西域各国的交往。

就这样，隋炀帝兵不血刃地解决了西突厥问题，去除了征服西域的一大障碍。接着该轮到吐谷浑了。

吐谷浑本来是鲜卑人的一支，首领就叫吐谷浑，是鲜卑人的庶长子。后来因为兄弟不和，愤然出走，从东北一直走到了西北，建立政权，就把自己的名字上升成了族名，也是政权名，都叫吐谷浑。领土包括现在的甘肃南部、青海以及川西北地区，向西一直到达塔里木盆地的东边，在西域的势力仅次于西突厥。它和西突厥把西域各国给瓜分了，裴矩提到的那四十四个城邦国家，不是归附西突厥，就是归附吐谷浑。这当然是隋朝不能容忍的。

不过，虽然吐谷浑和西突厥一样，都是隋炀帝西进的障碍，但是，两国情况又有所不同。西突厥和隋朝的敌对关系比较直接，而吐谷浑则是在表面上和隋朝维持着友好关系，但在暗中却又常常给隋朝使绊子，算是个两面派。

当时，吐谷浑的可汗娶了隋朝的宗室女儿光化公主做可贺敦，可汗的儿子也被派到了隋朝当人质，看起来对隋朝非常恭顺。但实际上，吐谷浑却经常利用这种便利条件从隋朝那里打探情报，卖给西突厥，自己从中渔利。这不是两面三刀吗？隋炀帝因此非常恼火。这样的敌人其实更狡猾，怎么对付呢？

正好在这时候，一个叫铁勒的部落向隋朝发出了友好的信号，一下子让隋炀帝找到了收服吐谷浑的办法。

铁勒也是个草原民族，本来臣服于突厥，后来因为不堪突厥的压迫，在隋文帝开皇年间闹起了独立，和隋朝一起搞垮了突厥帝国。此后就主要在新疆东部游牧。大业三年（607），铁勒一度骚扰过隋朝的边境要塞敦煌。但是，骚扰之后，铁勒很快后悔了。

为什么后悔？因为从地理位置看，铁勒夹在东、西突厥之间，生存环境比较险恶，如果再和隋朝把关系搞砸，就会更加左支右绌。现在一时糊涂得罪隋朝，铁勒的可汗也很紧张，赶紧派使者到隋朝请罪。

看到铁勒请罪，隋炀帝计上心头。正好利用铁勒的可汗急于取得隋朝谅解的心理，让他帮忙从西边攻打吐谷浑！

怎样才能说动铁勒？这又是裴矩的拿手好戏。到了铁勒之后，裴矩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游说道：因为可汗攻打敦煌，我们天子非常生气。大隋的军威你也知道，要消灭你绝非什么难事。但是，天子念你有悔改之意，还是愿意给你一次机会。现在吐谷浑得罪了天子，只要你能向东攻打吐谷浑，之前的罪过我们大隋就不追究了。

一席话把铁勒可汗说得连连点头，唯恐抓不住这个戴罪立功的机会，马上同意出兵。

就这样，大业四年（608），铁勒从且末（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且末）攻入了柴达木盆地，吐谷浑措手不及，支撑不住，赶紧向东逃，逃到了西平（今青海西宁），这已经是吐谷浑领地的边缘了。还往哪里逃？吐谷浑可汗走投无路，只好向表面友好的隋朝求援，请求隋朝接应。

这正中隋炀帝下怀，他马上答应了。随即派出心腹重臣宇文述率领大军前去接应。宇文述率领大军，浩浩荡荡来到了隋吐边界。

吐谷浑可汗一看宇文述带着这么多人马，杀气腾腾直向自己扑来，终于恍然大悟，这哪里是来接应，分明是想和铁勒两面夹击，要我的命啊！怎么办？再往东走就是自投罗网，只好掉头又往西跑。

宇文述哪能容许他跑掉，率领大军穷追不舍，短兵相接，斩首三千多人，俘虏四千多人。其中，单是王公级别的高级贵族就抓了两百多人。只剩下吐谷浑可汗率领一些残兵败将往南逃走了。

可汗一逃走，原来吐谷浑掌握的大片领土就空下来了。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置州、县、镇、戍，天下轻罪徙居之。”
吐谷浑空出来的土地东西向有四千里宽，南北向有两千里宽，这个地方现在没有人了，隋朝的势力得以迅速填充进来。

这样一来，吐谷浑问题也算基本解决。

到此为止，因为有裴矩出色的协助，征服西域的两大前期准备工作：加强与西域胡人的沟通和拔除钉子，都已经初见成效。

那么，接下来，在西域这片广阔的舞台上，隋炀帝又会展现出怎样的姿态呢？

第九章　炀帝西巡

在中国的历代皇帝中，隋炀帝走得最远，走的路最多。他在位十四年，真正住在大兴城的时间不足两年，住在东都洛阳的时间也不到四年，其他时间都是在巡游中度过。他曾西巡青海和河西走廊，足迹踏过大西北的山山水水。特别是在大业五年（609）翻越海拔四千米以上的祁连山脉时，由于自然条件恶劣，风餐露宿，随行的许多士兵冻饿而死，隋炀帝本人也吃尽苦头。为什么隋炀帝不好好待在京城，而冒着生命危险西巡？隋炀帝西行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一、天子西巡

隋炀帝通过种种手段，收服了西突厥，打败了吐谷浑，为打通西域扫清了障碍。接下来，他还要怎么做才能恢复汉朝在西域的声威？隋炀帝还是用老办法，亲自走一趟。

大业五年（609）三月，隋炀帝向大臣抛出了一个问题：“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而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此何理也？”
大意是说，自古皇帝就应该到处去巡游，但是我看南朝那些皇帝都整天涂脂抹粉，坐在深宫里头，也不跟百姓见面，这是什么道理呢？

大臣回答：“此其所以不能长世。”
这就是他们不能享国长久的原因所在啊。

隋炀帝一听，大为高兴，马上宣布，要巡行西部边塞。随后不久就率领后宫眷属、文武百官、和尚道士、百戏艺人，当然还有十几万护卫大军，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这已经不是隋炀帝第一次大规模出行了。那么，这次西巡和以往的历次出巡相比，有什么特色？一言以蔽之，这次出巡是隋炀帝所有巡游活动中最艰苦的一次，充满了血雨腥风、艰难险阻。

看路线就知道，隋炀帝此次西巡，是要从大兴城一路向西，先进入吐谷浑残余势力盘踞的地方，也就是现在的青海，然后再向北进入河西走廊，也就是今天的甘肃。这就让他面临两大困难。

第一，军事的困难。吐谷浑虽然被隋军打败了，但是，它并没有被打垮，它的王还在，残余势力还相当强大，隋炀帝要想通过乃至占据传统上属于他们的地盘，势必要面临激烈的军事冲突。

第二，自然环境的困难。即便是吐谷浑的问题解决了，要想从青海进入河西走廊，也相当不容易。因为两地中间隔着高耸入云、终年积雪的祁连山。只有几条山谷在夏天积雪融化的时候可以穿越，但也都是道路艰险、风雪难测，自然环境相当恶劣。可想而知，无论是哪个困难，对一个皇帝而言都具有相当的风险。

那么，隋炀帝是怎样面对这两个困难的？

先看第一个困难。对吐谷浑残部，隋炀帝的做法是大张声势、主动出击。大业五年（609）五月初九，隋炀帝一行来到了拔延山（今青海化隆马场山），在这里围猎，也就是组织军事演习。这次军事演习的规模相当大，围起来的猎场周长达到两百多里，投入的兵力有十几万。真是旌旗遍地，杀声震天。

隋炀帝为什么要这样做？很简单，这是制造声势，震慑敌人。不过，心理战虽然能起一定的作用，但是，敌人不可能真的被吓死。所以，制造声势之后，还得真刀真枪地打。

怎么打？主动打。就在五月二十日，隋炀帝大宴群臣，部署十几万大军对吐谷浑进行围剿。这次围剿的过程极其复杂，难以细说。但无论如何，结果还是一目了然。经过这次围剿，吐谷浑部落十万多人投降隋朝，剩下的残余势力四散逃亡，短期内无法对隋朝形成威胁了。

这样一来，原本属于吐谷浑领地的整个青海地区乃至新疆地区东部都空了出来，成了隋炀帝的囊中之物。与此同时，隋朝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左屯卫大将军张定和以及大将军梁默都死于乱箭之下。两位三品大员陨落，可想而知，这次军事行动还是相当凶险的，但是，无论如何，隋炀帝打赢了。

再看第二个困难。打击吐谷浑、占据青海可不是隋炀帝此次西巡的全部目的。隋炀帝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那就是把这块新征服的土地跟河西走廊连接起来，打通丝绸之路。怎样把青海跟河西走廊连在一起？隋炀帝要用自己的脚走出一条路来。

前面讲过，隋炀帝的路线安排是从青海北上河西走廊，这就必须从南向北，穿越高耸入云的祁连山，这条山脉可没有现成的康庄大道，只有几条山谷可以通过。因为地形非常艰险，自古以来，只有商人、牧羊人从这里穿行，从来没有大队人马走过，更不用说是一国之君了。

然而，隋炀帝可不是那种只走寻常路的皇帝。为了实现心中的目标，他不怕任何艰难险阻。所以，面对这样的挑战，隋炀帝只有一个字，走！

从哪里走？隋炀帝一行选择了大斗拔谷，也就是今甘肃、青海两省交界处的扁都口。这条山谷南北长八十里，路况复杂，窄的地方只能容许一个人通过，所以，为安全起见，一般要求必须白天通行。

隋炀帝能不能做到一个白天通过大斗拔谷呢？隋炀帝精力过人，体力过人，如果只是他本人连同少量卫士，应该能够做到。然而要命的是，他不是一个人走，而是率领十几万大军以及不少后宫女眷一起走，这就制造了不少人为的麻烦。这么多人排成一字长蛇阵，出发迟缓，而且步调不一致，当然会影响过山的速度。结果，一直走到夜幕降临也没能走出山谷，只好在山里过夜。

祁连山的天气变幻莫测，白天还是好端端的晴天，到了夜里，居然刮起寒风，下起小雨来了。隋炀帝一行带的帐篷不够，好多士兵乃至官员都只能露宿山中。这些人的衣服都湿透了，再加上凄风苦雨，真是冷透骨髓，好多人甚至在山上活活冻死。好不容易到了山下的张掖郡，检点一下人数，才发现“士卒冻死者太半”
。士卒有一半以上都冻死了。这个“太半”的说法固然夸张，但毫无疑问，减员肯定是不少的。

光冻死士兵还不算，连隋炀帝的同胞姐姐乐平公主也未能幸免。这位公主时年四十九岁，按照当时人的预期寿命，已经算是步入老年了，再吃这么一番苦头，身体怎么受得了！连冻带饿，再加上疲劳，勉强支撑着走过了祁连山，可是一到山下的张掖，马上一病不起，溘然长逝了。虽然贵为公主，但还是为隋炀帝的宏图伟略赔上了性命。

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这位公主？因为她除了是隋炀帝的姐姐之外，还有另一重身份，那就是北周天元皇帝周宣帝的皇后，末代皇帝周静帝的嫡母，隋文帝就是从她手里得到的江山。

当年，周宣帝就喜欢巡游，还强迫以杨皇后为首的五位皇后同行，谁慢了就会遭到鞭打。没想到，杨皇后杨丽华没有死在暴虐的丈夫手里，却死在了弟弟的巡行路上，真是令人感慨。

那么，隋炀帝如此艰苦的行军和穿越有什么意义？这个意义至为深远。

第一个意义，扩大领土。就在这次重创吐谷浑之后，隋炀帝在原来吐谷浑的地盘上设立了四个郡，把整个青海和新疆的东部都纳入了大隋的版图。

第一，河源郡，位置在今天青海共和县西。

第二，西海郡，位置在今天的青海湖以西。

第三，鄯善郡，位置在今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若羌。

第四，且末郡，位置在今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且末的西南。

设置四郡之后，隋炀帝下令，大赦天下，把相当数量的罪犯都变为戍卒，让他们到边疆来屯垦戍边，充实边防，将功抵罪。这四个郡的设立，意味着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青海全境纳入版图。隋炀帝不是一心想超过汉武帝吗？在疆域问题上，他已经做到了。

第二个意义，开通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从青海进入新疆鄯善、且末的新丝绸之路。这条道路蜿蜒在河西走廊的南边，和原来的丝绸之路互为表里，并行不悖，这条道路开通之后，中原地区和西域的往来就更加畅通了。

二、万方来朝

不过，光是设置四郡、开通道路还不够。隋炀帝西巡的终极目的在于沟通西域各国，让他们在政治上都臣服于大隋。这个目的怎么达到？裴矩会帮他实现。

隋炀帝西巡，有大批官员随行。但是，在这些随行的官员里，独独少了一直帮助隋炀帝经略西域的裴矩。裴矩到哪儿去了？他在张掖替隋炀帝打前站。隋炀帝从祁连山出来，第一站就到河西走廊的张掖郡，裴矩就在那儿等他。不过，裴矩可不是干等。在等待期间，他帮隋炀帝张罗了两件大事。

第一是张罗行头。隋炀帝还没到张掖，裴矩就把大帐篷、观风行殿、表演文艺节目的服装道具等能够展现隋朝强大的东西都给他准备好了，随时准备听候隋炀帝调遣。

第二是张罗观众。隋炀帝这么铆足了劲儿西巡，是要做给谁看？做给西域各国的使者看。几年来，裴矩不是一直受隋炀帝委派，在张掖替他沟通西域各国吗？现在，展示他外交成果的时刻到了。

大业五年（609）六月十七日，隋炀帝一行十几万人来到了张掖北面的燕支山下，裴矩早就率领各国使节在那里恭候着了。一共有多少国家的代表呢？按照史书记载，有高昌王麴伯雅、伊吾吐屯设等二十七个国家的首脑或者使者。这么多国家的首脑、使者济济一堂，简直就相当于今天的亚欧博览会。

光是人多还不够，裴矩把场面也搞得热闹非凡。他让各国使者都整整齐齐地排在隋炀帝经过的道路左边，穿上华丽的民族服装，佩戴上金玉首饰，焚香奏乐，载歌载舞地迎接隋炀帝。隋炀帝一出场，十里长街，马上一片欢腾。这就叫万方来朝，也算是中国古代皇帝的最高追求了，隋炀帝能不高兴吗？

裴矩把前期工作都做到了极致，隋炀帝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了。他又和大业三年（607）巡行塞北一样，搭好观风行殿，在里面大摆酒宴，款待各国使者，给他们表演鱼龙百戏，让这些西域小国的使者看得瞠目结舌，啧啧称奇。眼看表演效果好，隋炀帝更来劲了，索性下令，让武威、张掖两个郡的男男女女都穿上最好的衣服，停下手头的工作，一起来参加这个嘉年华。谁要是穿得不够体面，或者是参加活动不积极，就治郡县长官的罪。

跟仕途前程一挂钩，各级长官当然不能含糊，个个竭尽所能，把老百姓全都鼓捣过来了，所以，一时之间，燕支山下“骑乘嗔咽，周亘数十里”。
骑马的、乘车的，一下就把道路都堵满了，周围好几十里全是人。

要知道，张掖无论如何也是国家的边陲，属于地广人稀的地方，现在居然交通拥堵，堪比首都，真是千年不遇的奇观。隋炀帝要这些百姓来干什么？充当群众演员。让那些西域小国的使者看看，我大隋强盛富庶，不仅仅皇帝强、军队强，连百姓也都这么强、这么富，你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服气，还有什么理由不朝贡，还有什么理由不通商呢？

就这样，隋炀帝从大业五年（609）六月到达张掖，一直到九月回京，在西域待了两个多月，这国富民强的表演也就一直持续了两个多月。

经过这么一番表演，隋炀帝的目的达到没有？当然达到了。一个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伊吾吐屯设当即奉献西域数千里之地，这是政治臣服的最高表现。

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隋炀帝最远到了哪里？按照《隋书·西域传》的记载，最远到了玉门关，也就是今天甘肃敦煌西北一百八十里的地方。唐朝诗人王之涣《凉州词》写道：“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悠悠古城，莽莽黄沙，连春风都很难吹过，但是，作为万乘之君的隋炀帝用脚步走过去了，这个西行纪录，一直到清朝末年，再也没有第二个皇帝打破过。

三、东都炫富

到此为止，隋炀帝西巡是不是就算结束了？并没有。好戏还在后头。九月初隋炀帝启程回朝，并不是原班人马返回，而是带了不少新人一起回去。这旅行团的新成员，就是西域各国的首脑、使者，还有大批的胡商。隋炀帝已经在河西走廊向他们展示过实力了，但是，那还只是边陲，噱头有限。他还要让西域各国人看看，大隋的首都是什么样子的，让他们进一步心服口服。

自从隋炀帝修建东都洛阳后，隋朝就有两个首都了，在两个首都之中，大兴城规模更大，但是，洛阳城沟通东西南北，更加繁华，商业氛围更浓。让西域胡人看哪个首都？裴矩向隋炀帝建议，两个都看，但是，重点看东都洛阳。隋炀帝觉得，这个主意好。九月，先率领各国使节回到了西京大兴城，稍稍休整了两个月，到十一月，又把这些使节和商人带到了东都洛阳，就在洛阳过年了。

既然是皇帝要炫富，这个年过得可就热闹了。隋炀帝早早就把天下的艺人都召集到东都洛阳来了，征集了多少呢？按照史书记载是“以十万数”
。这么多艺人怎么表演？大业六年（610）正月十五元宵节，隋炀帝在洛阳城端门外搞了一个大型文艺汇演。

所谓大型，重点在一个“大”字。表演场地周长五千步，光是演奏乐器的就有一万八千人。丝竹动地、锣鼓喧天，方圆几十里都听得清清楚楚。

要知道，隋唐时期，平时夜里都要宵禁，实行灯火管制。但是，元宵节这天不宵禁，到处张灯结彩，花团锦簇。文艺演出也是通宵达旦，异彩纷呈。这已经够热闹了吧？隋炀帝觉得还不够。

所谓热闹，最主要的表现应该是人气足。隋炀帝下令，在洛阳城主要街道两旁都搭建棚阁，也就是看台，组织各级政府官员和老百姓前去观看，而且，着装要求和在张掖的时候一样，务必穿上最好的衣服。彼时正当过年，老百姓都穿上刚做的新衣服，所以，个个“被服鲜丽”
，和台上的演员交相辉映，真是琉璃世界，锦绣乾坤。这番景象把西域胡人看得目瞪口呆，对隋朝佩服得五体投地。

按说，这样高规格的演出，演一场已经相当费钱费事了，可是，隋炀帝下令，从元宵节开始，连演十五场，一直演到正月末！这么一来，花费的钱财自然就是以巨亿计，成了天文数字。

西域各国都是商业立国，一看东都洛阳如此繁华富丽，马上就动了经商的本能，纷纷向隋炀帝提出申请，要到市场去看看。这个要求隋炀帝自然满足。不过，他可不能打无准备之仗，马上，市场又成了隋炀帝炫耀国力的新舞台了。隋炀帝给市场下了三条命令。

第一，整齐。

第二，丰富。

第三，不要钱。

怎么叫整齐？隋炀帝先让人把东都的市场都整修了一遍。正值冬天，市场上的树都光秃秃的，不好看。怎么办呢？这难不倒隋炀帝。只要每条街道旁的行道树都缠上绢帛，不就繁花似锦了吗？仅仅做这样的装饰还不够，各个店铺的新旧程度，外立面装修风格都不统一，也让隋炀帝不放心。为此，隋炀帝下令，每个店铺都重新装修，务必做到整齐划一。外观要求这么高，店铺里面当然更不能寒酸。隋炀帝要求，小贩无论卖菜卖肉，都必须铺上上好的龙须草编的席子，这才叫表里如一。

怎么叫丰富？隋炀帝规定，所有店铺必须把最好的货品摆上来，而且昼夜开业，不得休息。所谓丰亨豫大，在隋炀帝这里一定能落到实处。

怎么叫不要钱？隋炀帝规定，凡是胡人客商经过，饭馆务必主动邀请客人进去吃饭，而且一定要拿出最好的食材和手艺来，务必令客人酒足饭饱。这也罢了，一旦客人吃好之后，准备埋单，一定要坚决拒绝，而且，连拒绝的标准用语都规定清楚了，要说：“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
中国地大物博，吃饭从来不要钱。这些商人哪见过这样的好事，都是啧啧称奇，盛赞隋朝是神仙国度。

不过，是不是所有西域使者都被隋炀帝蒙住了？也没有，有些使者观察力强，没过几天，就发现了问题。隋炀帝请他们参观的恐怕都是样品街，在这些繁华富庶的街道背后，也有衣不蔽体的穷人。这样一来，当饭馆老板再跟他们说“中国丰饶”
的时候，有个胡商就说话了。他说：隋朝确实富强，连树上都缠上绢帛。可是，我们过来的时候，偶尔也会看见穷人，那些人衣衫褴褛，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真是可怜。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把绢帛拿给他们做衣服，非要缠在树上呢？小贩一听非常惭愧，又没有事先准备好标准答案，脸都红了，结结巴巴，什么也说不出来。

小贩们惭愧不重要，重要的是，隋炀帝觉得心里舒坦了。在他看来，炫耀国力，这都是打通西域必须付出的代价，在这个时候，花点钱，费点力，铺张浪费一点，又算得了什么呢？

四、评价

至此，读者朋友们对炀帝西巡的前前后后都有了一些了解。那么，到底应该怎样评价隋炀帝的西巡？

其实，这次西巡，和隋炀帝此前的几次大规模巡行一样，都是利弊参半。利在哪里？除了把今青海全境以及新疆东部地区纳入隋朝版图，并且打通丝绸之路外，还极大地提高了隋朝在西域的声威。

事实上，就在这次炀帝西巡之后，西突厥处罗可汗的势力在隋朝的打击下进一步衰落，最后干脆离开故地，投靠了隋朝，成了隋炀帝麾下的一名侍卫武官。这是巨大的外交胜利。

但是，与此同时，西巡西域也让隋朝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代价就是困弊。无论是炀帝率领十几万大军西巡本身，还是西巡之后夸张性的炫富，都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这还不算，更大的消耗是自此以后的常规性消耗。炀帝西巡之后，西域胡商经常往来于丝绸之路上，所过州县，都按照隋炀帝的要求高规格接待，搞得人困马乏。这样一来，丝绸之路畅通的好处也就被抵消了，甚至得不偿失，按照《资治通鉴》的说法，就是“由是百姓失业，西方先困矣”
。从此以后，百姓就开始流离失所了，天下也从西边先行穷困下来。

要知道，无论是开拓领土，还是打通道路，目的都应该是为人服务，一旦这些成果不能服务于百姓，甚至成为百姓的负担，那么，这些成果也就很难守住了。而隋朝的西域形势，正是如此。

随着四个方向功业的建立，隋炀帝的统治达到了巅峰状态。就在隋炀帝在西域建立四郡之后，《资治通鉴》里交代了这么一句话：“是时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万有奇。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极于此矣。”
这时，隋朝无论是人口、行政区划还是领土都达到了鼎盛状态。这样的极盛，当然首先是隋炀帝东奔西走的功劳。

但是，所有这些大事，都是在非常短的时间里快速完成的，原本就带有强烈的急功近利色彩。再加上隋炀帝奢侈挥霍的心性，更是造成了巨大的铺张浪费。急功近利再加上铺张浪费，可想而知，带给老百姓的负担该有多么沉重。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规划政治蓝图是隋炀帝的长项，而安养百姓则是他的弱项。当然，人无完人，皇帝不可能是全方位的专家。他自己不擅长的事情，其实可以通过合理的用人政策加以修正。

那么，隋炀帝在用人方面的表现又如何呢？

第十章　杨素之死

杨素是隋炀帝一朝最大的功臣，隋炀帝给了他高官厚禄。他也是隋炀帝最为猜忌的大臣，隋炀帝让他胆战心惊。一赏一防之间，杨素尝尽了伴君如伴虎的辛酸。面对猜忌成性的隋炀帝，老谋深算的杨素会面临怎样的结局？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猜忌杨素

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会发现，有些时代，是皇帝大放异彩，而大臣默默无闻，比如秦始皇时代；有些时代，是皇帝和大臣交相辉映，比如唐朝时期的唐太宗和魏徵；还有些时代，是大臣彪炳史册，而皇帝作用不突出，比如明朝的张居正时代。

隋炀帝时期属于第一种情况，皇帝大放异彩，大臣默默无闻。隋炀帝东奔西走，除了在西巡问题上裴矩发挥了一些作用之外，其余功业中，很少有其他大臣的影子。隋炀帝时期的大臣为什么显得默默无闻？很简单，因为隋炀帝非常猜忌，不愿意让他们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些从杨素之死这个问题上能看得清清楚楚。

杨素是何许人？他是对隋炀帝上台帮助最大的功臣。毫不夸张地讲，没有他，就根本没有隋炀帝。他对隋炀帝有三大功劳。

第一，帮助他当上太子。当年，杨广还是晋王的时候，在宫里巴结母后独孤皇后，在朝中巴结宰相杨素，这两个人利用自己巨大的影响力，里应外合，这才促使隋文帝改变心意，推倒了法定太子杨勇，改立了杨广当太子。在这个过程中，杨素居功至伟，所以说，没有杨素的大力襄赞，杨广根本当不上太子。

第二，帮助他当上皇帝。隋文帝病重之际，杨广一直和杨素互通声气，跟他商量接班事宜。还因此发生了所谓密信误传事件，信差误把杨素写给杨广的回信交给了病榻上的隋文帝，隋文帝一怒之下，想召回废太子杨勇，重新洗牌。这时候，又是杨素帮助太子杨广控制住隋文帝，同时派杨素的弟弟杨约勒死废太子杨勇，斩草除根，永绝后患，这才保证了杨广顺利登基。所以说，没有杨素帮忙，杨广也很难当上皇帝。

第三，帮助他坐稳皇位。因为隋文帝临死之前这么一番波折，所以，当时朝野上下都议论纷纷，怀疑杨广当皇帝的合法性，杨家老五——汉王杨谅甚至起兵造反，直接向隋炀帝发出挑战。汉王杨谅兵强马壮，而隋炀帝准备不足，一时之间，形势相当危急。在这种情况下，又是老将杨素领兵出征，一举消灭杨谅的势力，这才让杨广坐稳了皇位。

把这三大功劳加起来，杨素对杨广都做了什么事情？典型的扶上马，又送一程，算得上是劳苦功高，恩重如山。

杨素对隋炀帝恩重如山，反过来说，隋炀帝对杨素也不错，让他做高官、领厚赏，还予以隆重表彰。

杨素做了什么高官？尚书令，也就是尚书省的正长官。尚书令是宰相，但是又不同于一般宰相。

不同在哪里呢？要知道，隋朝的宰相是由三省长官构成的，尚书令、内史令和门下侍中都是宰相，但是，独独尚书令比其他两省长官的级别都高。其他两省长官是三品官，而尚书令是二品官，这也是隋唐时期职事官系统中的最高官职，绝对是位极人臣。

正因为位高权重，所以，从魏晋南北朝后期开始，尚书令的职位就不再轻易授予大臣，隋、唐两朝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只有杨素、李世民、郭子仪三个人曾经当过尚书令。这三个人中，李世民南征北战，打下了唐朝大半个江山，而郭子仪则是收复两京，再造唐朝，都是重量级的人物。杨素能够和他们比肩，算是相当高的荣誉了。

怎么叫领厚赏？举几个例子。平定杨谅叛乱之后，隋炀帝赏赐杨素布匹五万段，高级丝绸一千匹，女伎二十人。大业元年（605），杨素官拜尚书令之后，又赐给他东都洛阳“甲第一区”
，也就是高级住宅一套，另外，还赏赐布匹两千段。而且，按照史书记载，这样的封赏可不是一次两次，而是不可胜数，待遇相当优渥。

怎么叫隆重表彰？杨素平定杨谅叛乱之后，隋炀帝给他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上说：“公乃建累世之元勋，执一心之确志。古人有言曰：疾风知劲草，世乱有诚臣。公得之矣。乃铭之常鼎，岂止书勋竹帛哉！功绩克谐，哽叹无已。稍冷，公如宜。
军旅务殷，殊当劳虑，故遣公弟，指宣往怀。”
杨公您最优秀的地方，不仅仅是建立了不世之功，还因为您有一颗忠贞不二的心。古人说“疾风知劲草，世乱有诚臣”
，在我心里您就是劲草，您就是忠臣。我一定要把您的名字镌刻在鼎上，让您的名字流芳百世。现在天越来越冷了，您在外面作战一定要注意身体。我没有办法亲口向您表达谢意，就派您的弟弟到您身边去转达我的意思吧。

一封信，不仅有崇高的评价，还有亲切的关怀，皇帝能做到这个程度，作为臣子，也就应该知足了。

如果只看这些，那就得承认，隋炀帝和杨素是君臣关系的典范了。杨素对隋炀帝劳苦功高，隋炀帝对杨素也仁至义尽。是不是呢？完全不是，这只是表面现象。真实情况是，隋炀帝对杨素充满了戒备和猜忌。

为什么这么讲？从两件事能看得非常清楚。

第一件事。隋炀帝让杨素当尚书令，本来应该是百僚之首，位高权重，但是，杨素当了尚书令之后，反而闲下来了。大业元年（605）隋炀帝办的几件大事里，几乎看不到杨素的痕迹。这说明杨素虽然位极人臣，但事实上已经被隋炀帝挂起来了。

从第二件事就看得更清楚了。大业二年（606），有太史上奏说：“隋分野有大丧。”

所谓分野，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占星术的一个说法。古代人把黄道分成十二个部分，分别叫作星纪、玄枵等十二星次，类似于巴比伦的黄道十二宫，或者现在所说的十二星座。这在天文学上叫分星。然后，再把这些星次和地面上州、国的位置对应起来，就叫作分野。

古人认为，占星专家可以通过观看天象，来占卜它所对应地面上的吉凶祸福。观测天象是太史的责任，这时候，太史声称，根据他对天象的观测结果，隋这个分野有大丧，这意味着会有一个重要人物死去。

太史把这个“科研成果”汇报给了隋炀帝，隋炀帝怎么反应？隋炀帝做了一件有趣的事情，一下子暴露了他的心迹。他立刻把杨素封为楚国公，食邑实封二千五百户。表面上看，这是进一步抬高杨素的地位，实际上，他这也是在搞厌胜，拿杨素挡灾。因为古代人认为，隋和楚在同一个分野。按照隋炀帝的逻辑，既然这个分野上会死一个重要人物，那就让杨素去应这个天象吧。这不是巴不得让杨素去死吗？

隋炀帝为什么这么巴望杨素死？很简单，杨素功劳太大了，正所谓功高震主。而且，他的官职、封爵都已经达到极限，让皇帝无以为报了。一个大臣，如果让皇帝产生无以为报的惶恐之感，那么，皇帝巴不得他死就是必然的了。

隋炀帝猜忌杨素，杨素知不知道？作为隋朝数一数二的聪明人，他怎么可能不明白？看明白皇帝的用心之后，杨素出了一个怪招。他一改不拘小节的洒脱风范，拼命求田问舍，积累财富，表现出一副贪婪的模样。按照《隋书·杨素传》的记载：“素贪冒财货，营求产业。东、西二京，居宅侈丽，朝毁夕复，营缮无已。爰及诸方都会处，邸店、水硙并利田宅以千百数，时议以此鄙之。”
杨素在东、西两京大张旗鼓地买房子，装修房子，早晨装，晚上拆，故意搞得尽人皆知。另外，在地方也大肆买进土地以及旅馆、水磨等经营项目，拼命赚钱。他这么一搞，朝野上下自然议论纷纷，都很鄙视他，杨素的声望一下子大幅下降。杨素为什么要这么干？这其实叫韬光养晦，古人又称之为“自污”，就是以各种方式来证明，我这个人很没有理想，就认得钱；我也没什么威望，全国舆论都鄙视我。

要知道，虽然理想和威望是褒义词，贪婪和鄙视是贬义词，但是，比起一个有理想也有人缘的大臣，皇帝倒宁愿喜欢贪婪和受人鄙视的大臣，因为前者对他构成威胁，后者则构不成威胁。这其实也是汉朝建立之后，功臣萧何求田问舍的故技重演。

那么，杨素这样自我败坏、韬光养晦有没有用？并没什么用处。杨素聪明，隋炀帝也不傻呀！杨素越这样，隋炀帝就越不放心。而他越不放心，杨素也就越紧张。最后会怎么样呢？

二、杨素之死

杨素在大业二年（606）七月二十三日死去了，享年六十二岁。怎么死的？史书有不同的记载。

第一种记载说，杨素是被隋炀帝毒死的。《大业杂记》中记载：“初，太子之遘疾也，时与杨素同在侍宴，帝既深忌于素，并起二卮同至，传酒者不悟是药酒，错进太子，既饮，三日而毒发，下血二斗余。宫人闻素平常，始知毒酒误饮太子，祕不敢言。太子知之，叹曰：‘岂意代杨素死乎？命也！’数日而薨。后素亦竟以毒毙。”
大意是说，有一天，杨素和隋炀帝的太子杨昭一起侍宴，隋炀帝就想趁机毒死杨素。于是他让人调制了一杯毒酒，命宫女传给杨素。可是，宫女并不知道这是毒酒，误传给了太子。结果，三天之后，太子中毒发病了，吐了两斗血，杨素倒是什么事都没有。这时候，宫女才知道，自己把酒传错了。太子听说这件事后，长叹一声说：没想到我倒替杨素死了，真是命啊！隋炀帝一看，自己没毒死杨素，倒先把太子毒死了，恼羞成怒，只好再接再厉，二次投毒，终究还是把杨素毒死了。而且，按照相关史料，杨素之死和太子之死，中间只差一天的时间。

第二种记载则是说，杨素是病死的。根据《隋书·杨素传》的记载，大业二年（606）夏天，杨素生病了，而且，病势比较危重。杨素是当时隋朝头号大臣，对他的病况，隋炀帝表现得相当关心。为了让他早日康复，隋炀帝天天派御医来探望杨素，而且把御用药品也拿出来，赐给杨素吃。总之，对杨素关怀备至。但是，每次御医回宫，隋炀帝必定都要问他一句：杨素到底什么时候能死啊？

隋炀帝那边是天天探视，唯恐杨素不死，杨素对皇帝的用心也是心知肚明，他知道，皇帝这么天天来打探，自己若是再拖延下去，恐怕就要不得好死，而且死无葬身之地了。怎么办呢？杨素把自己的心腹，也是当年一起为隋炀帝效力的弟弟杨约叫来了。对他说：“我岂须更活邪！”
皇帝这么巴望我死，我还活着干什么？从此干脆就不再吃药，而且故意折腾自己，导致病情加重。到七月二十三日，杨素终于一命呜呼。

这两种说法，一个说投毒，一个说病死，到底哪个更贴近事实？个人觉得，应该是第二种更为合理。

第一，《大业杂记》是一本笔记小说，而《隋书》属于正史，一般来说，正史的史料可信度超过笔记小说。

第二，《大业杂记》的记载多有不合情理之处，而《隋书·杨素传》倒是完全符合逻辑。试想，皇帝如果想要毒死首席大臣，那一定要经过周密策划，精心准备，谁放药，谁送酒，事成如何处置，事败如何补救，都应该安排得清清楚楚。怎么可能出现皇帝冒险投毒，送酒的宫女浑然不觉，居然误送到太子手里这样的荒唐事？这是不合情理的。

相反，《隋书·杨素传》的说法倒是入情入理。杨素受到皇帝猜忌，自然心理负担沉重，郁郁成疾。他既然生病，隋炀帝当然是满怀期待，天天盼他死。杨素一看皇帝表现得这么迫切，也觉得心灰意懒，干脆不吃药，加速了自己的死亡。这样的心理，这样的做法，都非常符合逻辑，也非常符合人情，可信度相当高。

第三，《大业杂记》之所以这样记，其实是因为隋炀帝的太子恰好死在杨素前一天，按照一般人的想法，哪有这么无巧不成书的事，再加上隋炀帝猜忌杨素这一客观事实在先，于是就炮制出这么一个故事来。

这样综合来看，杨素确实应该是病死的，但是，在病死的前前后后，都有隋炀帝制造的巨大精神压力。这样看来，说杨素是隋炀帝逼死的，也未尝不可。

不管怎么说，到大业二年（606）夏天，杨素终于死去，隋炀帝除去一个心腹大患，总算可以睡一个好觉了。要怎么安葬这个还算懂事的老臣呢？隋炀帝下令：务必厚葬。隋炀帝追赠杨素为光禄大夫、太尉公、十郡太守，这是政治待遇。另外，给他辒车、班剑、鼓吹，这是提高葬礼规格。还有，赐给杨素家人粟麦五千石、布帛五千段，这是经济待遇。这还不算，隋炀帝还下令，给杨素树碑立传，表彰他的卓越功勋。这样的待遇，也算是生荣死哀了。

不过，就在这些表面文章都做完之后，隋炀帝顺口说了一句话，一下子把他苦心经营的君明臣贤、君臣一体的面纱撕了个粉碎。隋炀帝说：“使素不死，夷其九族。”
幸好杨素懂事，自己死了，如果再不死，我一定杀他九族。这样杀气腾腾的狠话，真是让人听了毛骨悚然。

这还没完。就在杨素死后不久，有术士对隋炀帝说，杨素的坟上“白气属天”
，这表明要有兵祸，是灭门之相。这不是暗示杨素家会有人造反吗？隋炀帝心里又不踏实了。怎么处理呢？

没过多久，杨素的弟弟杨约路过杨素坟墓，想起哥哥生病之后不敢吃药、只求快死的辛酸往事，忍不住趴在墓道上号啕大哭。

有人把这件事上报给隋炀帝，隋炀帝马上又疑虑暗生。杨约也是宰相，手里权力不小，如果他觉得哥哥冤枉，要替杨素报仇，也是麻烦。为了保险起见，隋炀帝干脆把杨约贬为淅阳太守，让他离开朝廷了。

想当初，杨约也没少为隋炀帝做贡献。最早的时候，杨广就是通过他来游说杨素加盟，一起陷害前太子杨勇。后来，隋文帝去世之际，又是杨约帮隋炀帝勒死了废太子杨勇，保证了隋炀帝顺利接班。既是功臣，又是文臣，基本不构成威胁，本来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就因为他是杨素的弟弟，隋炀帝就要这样严加防范，可见内心对杨素的猜忌有多深。

三、评价

那么，应该如何评价杨素之死呢？要想弄清这个问题，先得看看，杨素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杨素这个人非常复杂，身上同时具有两方面的特征。

第一方面，文韬武略，识人成人。

所谓文韬武略，是说杨素是隋朝不可多得的文武全才。

武的方面，他是隋朝四大名将之首。隋朝的四大名将分别是杨素、史万岁、贺若弼、韩擒虎。其中，贺若弼和韩擒虎的功劳主要体现在平陈，史万岁则体现在打突厥，都有局限性。只有杨素，无论是平陈、打突厥还是中原的战争，他都参加了，而且，都是台柱子。另外，杨素还有一个纪录无人能够打破，那就是他打仗从来没有失败过。把这两个优点加起来，他作为四大名将之首的地位也就无人撼动了。

再看文的方面。在上册书中我曾经提到，隋文帝恐怕是冒牌的弘农杨氏。但是，杨素可绝对是正牌弘农杨氏出身。出身贵族，从小受到良好教育，擅长草隶，工于诗文。他写诗的水平，在隋朝也是数一数二的。仅以代表作《出塞》为例：“漠南胡未空，汉将复临戎。飞狐出塞北，碣石指辽东。冠军临瀚海，长平翼大风。云横虎落阵，气抱龙城虹。横行万里外，胡运百年穷……”

这首诗是在吟咏汉朝的两个名将卫青和霍去病。“漠南胡未空，汉将复临戎”
，既可以指卫青打漠南匈奴，也暗含霍去病的典故。霍去病当年有一句名言：“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不是正好和这首诗的情境类似吗？因为匈奴还没有打完，所以将军们又出征了。第二句，“飞狐出塞北，碣石指辽东”
，这是讲霍去病东临碣石，攻打东北的匈奴。“冠军临瀚海，长平翼大风”
，这里连用两位将军的典故。所谓冠军，是指冠军侯霍去病。而长平则是长平侯卫青。因为有这两个人的奋击“横行万里外”
，所以，才会有“胡运百年穷”
的结局。很显然，有这样的将军拼命打仗，胡人的势力不能长久，这才缔造了汉家的荣光。表面上看，这首诗吟诵的是汉朝的两个将军，实际上呢，杨素这是在自我标榜。因为我奋力厮杀，所以我们大隋才得以安宁。

杨素的诗篇既有风骨，又有气度，和隋炀帝非常相似。清朝文学评论家沈德潜在《古诗源》中曾经感叹：“武人亦复奸雄，而诗格清远，转似出世高人，真不可解。”
杨素是一员武将，也是一个奸雄，但是他的诗清新高远，就好像出世的高人，真让人困惑不解。这种令后人惊叹的水准，正体现了杨素卓越的文韬。

再说说知人之明，成人之美。如果说文韬武略主要讲才能，那么知人成人，就主要指他为人方面的优点了。先举两个例子，证明他的知人之明。

第一个例子。隋朝四大名将之一的韩擒虎有个外甥，名叫李靖，当年还是个年轻人，没什么名气。结果，杨素一看到他，马上指着自己的座椅说：“卿终当坐此！”
小伙子，总有一天你会坐到我这个位置上来。这句话杨素说得准不准？准得无以复加。这个李靖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李卫公，他是唐朝最著名的将军，也是唐朝最著名的军事理论家，他的形象画在了唐朝的凌烟阁上，他的《卫公兵法》直到清朝还是考武举的必读书，他和红拂女的爱情，更是中国人心中的千古传奇。

第二个例子。隋朝有个人叫封德彝，当时也是个小官，谁都没太注意他。但是，杨素一看，马上和他倾心结交，而且也指着自己的座位说：“封郎终居此坐。”
封郎，有一天你会坐到这个位置上来。这句话后来实现没有？也实现了。封德彝是李渊晋阳起兵的主要策划者之一，他本人在唐朝官居宰相，是唐朝初年最有影响力的大臣。

杨素指了两次椅子，就给唐朝指出了一将一相，这还不是知人之明吗？

什么叫成人之美？除了前面讲过的，杨素放侍妾乐昌公主与落魄的前夫徐德言破镜重圆的故事之外，再讲一个《隋唐嘉话》里的故事。隋文帝时期有个宰相叫李德林，他的儿子李百药非常聪明，出口成章，但是跟好多文学青年一样，比较多情也比较轻浮，竟然吃了豹子胆，跟杨素的爱妾私通。结果东窗事发，被杨素发现了。

怎样处理这对奸夫淫妇？杨素最开始的反应是勃然大怒，必欲杀之而后快。可是，李百药一抬头，杨素的刀又放下了。为什么？因为李百药“年未二十，仪神隽秀”
，年纪不到二十岁，是个英俊少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杨素一时动了恻隐之心，对李百药说：“闻汝善为文，可作诗自叙，称吾意当免汝死。”
听说你写诗写得好，现在你就写诗描述一下你此刻的处境和心境，如果写得好，我就放了你。

李百药也毫不含糊，一气呵成，文采斐然。杨素看完，气也消了，不仅不杀，反而拱手把爱妾送给了李百药，“并资从数十万”
，还推荐李百药升了官。所谓成人之美，还有比这更彻底的吗？

说了杨素这么多优点，大家可能会觉得，这简直是个万人迷、超级偶像。但这并不是全部。因为杨素还有第二方面的特性。

这第二方面是热衷功名，不择手段。

这个特性从杨素对隋炀帝的三大贡献中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这三大贡献固然成就了隋炀帝的皇位，也让杨素位极人臣，但是，从传统的政治道德和政治原则考虑，那可就是彻头彻尾的不忠不义，对隋朝的政治稳定造成了很大伤害。

把杨素这两方面的特性结合起来，杨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隋书·杨素传》的说法非常经典：“考其夷凶静乱，功臣莫居其右；览其奇策高文，足为一时之杰。然专以智诈自立，不由仁义之道。”
考察他那些平叛靖乱的功劳，没有哪个功臣能比他更强；考察他的对策诗文，也没有哪个文人能比他更强。但是他只认得智力，只懂得诈术，他根本就不会考虑仁义之道。

一言以蔽之，杨素其人，才胜于德。这样的人其实相当危险，因为他们能力超群，而又不讲道德，不顾大局，一旦他们的利益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那么，他们对国家的危害可能比任何人都大。

有了这样的前提，再来评价杨素之死，就会意识到，隋炀帝猜忌杨素，乃至逼死杨素，有当时的必然性。这样的人其实就是功臣型的大臣，搞阴谋的能力高于搞建设，这样的人只能共患难，不能共安乐。一旦政治局面安定下来，他的出局也就在所难免了。

尽管杨素有很多问题，但是，我们还是会觉得，隋炀帝的做法太凉薄了。特别是杨素死后，隋炀帝说的那句“使素不死，夷其九族”
，更是让人不寒而栗。

一代佐命元勋竟然落得如此下场，不仅让人产生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悲哀，也让人清楚地感觉到这个皇帝的冷酷。而一个皇帝，若是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对团结朝臣是非常不利的。

更重要的是，隋炀帝对大臣的清洗并没有就此打住，相反，紧接着，又有几个并未像杨素那样功高震主，而且也颇有治国理政之才的老臣相继被隋炀帝清除，给隋朝的朝政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第十一章　老臣伏诛

在隋炀帝的猜忌之下，功高震主的老臣杨素被逼而死。朝堂之上，已经没有人能对隋炀帝构成威胁。但仅仅在杨素死后的第二年，又发生了一起震惊朝野的大案。三位元老重臣，被隋炀帝一道诏令，在同一天处以极刑。这三位元老重臣究竟做了什么？隋炀帝为什么一点也不顾及君臣之情而下此狠手？他又是以什么名义对这些元老重臣下手的？隋炀帝毫不留情地诛杀元老重臣，又将给他带来怎样的影响？

一、因言获罪

大业二年（606），隋炀帝逼死了老臣杨素，为他统治期间的君臣关系蒙上一层阴影。转过年来，大业三年（607），大隋的朝廷又发生了一起震惊朝野的大案，一下子让高颎、贺若弼、宇文弼三位元老重臣死于非命。

这件事的起因，其实是和隋炀帝北巡联系在一起的。隋炀帝在大业三年（607）巡视塞北，临幸启民可汗牙帐。为了壮大声威，他制造观风行殿，表演鱼龙百戏，而且修筑长城，搞得声势浩大。这一方面固然是巩固了北部边疆，但是，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很大的浪费。这样浮华奢侈的作风，让一些跟着隋文帝一起打江山的老臣看得很不顺眼，聚在一起，议论纷纷。这些老臣中，威望最高的是三个人，高颎、贺若弼和宇文弼。

高颎是隋文帝时期著名的宰相，隋文帝开皇后期，因为反对废黜杨勇、改立杨广当太子而被罢官。隋炀帝上台后，为了表现自己的宽宏大量，不计前嫌，又重新任命他当太常卿，掌管礼乐，是九卿之一，三品官。

贺若弼是平陈战争的功臣，隋朝四大名将之一，当时的头衔是右武侯大将军，光禄大夫，宋国公。右武侯大将军是三品官，也是最高级别的武职事官。光禄大夫是他的散品，是一品官，宋国公则是他的爵位，仅次于亲王和郡王，基本上算是大臣能够拥有的最高爵位了。

宇文弼则是北周宗室，也是能打仗、能写书的文武全才，当时的官职是礼部尚书，也是三品官。

细究这三个人的身份就能明白，这三个人其实有共性。首先，他们都是隋文帝时代遗留下来的老臣，很有威望。另外，在隋炀帝时代，他们也都是三品大员，位高权重。

他们几个人能够聚到一起，其实还是拜隋炀帝所赐。隋炀帝每次巡游都带着大臣一起走，这就给大臣制造了难得的社交机会。这些大臣平时住在京城之中，上班各有公干，下班各回各家，并没多少时间在一起聊天。现在，跟着隋炀帝一块儿旅行，帐篷连在一起，马拴在一起，每天又没什么事，不聊天还能干什么呢？要聊天，一定是年龄相仿、身份相近的人比较聊得来。高颎、贺若弼、宇文弼他们恰恰就是年龄相近、身份相仿，所以自然而然扎堆聊天。

他们都聊些什么？这些人都是政治人物，聊得最多的还是政治。当时，隋炀帝厚待启民可汗，还让启民可汗入朝。高颎就大不以为然：“此虏颇知中国虚实、山川险易，恐为后患。”
我们皇帝陛下这样做可不对，带着启民可汗一块儿走，这是干什么？这是给他带路呢，让他把从草原到中原的路都摸清楚了，地形地貌、守备虚实也都弄清楚了。一旦他有了反心，这不就是养虎蹦遗患吗？

后来，隋炀帝大搞鱼龙百戏，铺张浪费，高颎又说：“近来朝廷殊无纲纪。”
最近朝廷里怎么乱搞？一点纲纪都没有了。总之一句话，对隋炀帝的内政外交政策都有意见。

高颎发牢骚，宇文弼也发牢骚。他一看隋炀帝搭建能装几千个人的帐篷，就去对高颎说：“天元之侈，以今方之，不亦甚乎？”
咱们当年都看不惯天元皇帝周宣帝奢侈，再看当今天子，不是比那个时候还要变本加厉吗？

隋炀帝征集民夫修长城，宇文弼又对高颎说：“长城之役，幸非急务。”
咱们既然已经花了这么多钱，跟突厥搞好关系了，这友好总得维持几年吧，那还急着修什么长城？劳民伤财的。

高颎和宇文弼不满意，贺若弼也不满意。他看着隋炀帝为东突厥启民可汗大摆酒宴，就跟高颎议论：这皇帝，也太奢侈了吧，国库还不让他败坏光了。

他们几个凑到一起瞎议论，没想到隔墙有耳，有人把这件事报告给隋炀帝了。

照理说这些议论也就属于一般不满，虽然把皇帝比成历史上的亡国之君，显得不太客气，但是，这毕竟是私下议论，属于背后骂皇帝的类型，又没有什么具体的反抗，应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那么，隋炀帝是怎么处理的？大业三年（607）七月，就在北巡路上，隋炀帝下诏说：高颎、宇文弼、贺若弼三人，谤讪朝政，处以死刑。儿孙或者流放边疆，或者没入后宫，充当奴仆。一时之间，三个位高权重的老臣死于非命，真是朝野震惊。

当年，隋文帝在位的时候，高颎的母亲就曾经警告过他：“汝富贵已极，但有一斫头耳，尔其慎之！”
你现在已经富贵非常，该得到的都得到了。要说还差什么，那就差一个砍头了，你以后小心一点吧。说得高颎战战兢兢。所以，后来，高颎被隋文帝革职为民，他还颇有解脱感，以为从此远离政治，不再有性命之忧，没想到，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最终还是没能避免砍头的命运。

贺若弼就更可怜了。他的父亲贺若敦曾经是北周的名将，在权臣宇文护当政时期，他因为议论朝政被逼自杀。临死之前，贺若敦把贺若弼叫到面前，对他说：“吾必欲平江南，然此心不果，汝当成吾志。且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
我平生的遗憾，就是没有能够平定江南，现在我要死了，这个愿望你以后一定要帮我实现。我为什么会死？就是因为我长了一个长舌头，乱说话，所以才死于非命。你务必接受这个教训，以后谨言慎行。

说完，他让贺若弼张开嘴，拿起锥子对着舌头一通乱扎，扎得贺若弼满嘴流血。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育啊！没想到，贺若弼最后还是因言获罪，和父亲一样死于非命。

二、新仇旧恨

高颎、贺若弼、宇文弼都是三品大员，是隋炀帝手下的重臣，因为这几句牢骚，就把这样几位元老重臣处以死刑，这个惩罚也太夸张了。

那么，隋炀帝为什么要这样做？除了隋炀帝刚愎自用、听不进不同意见之外，这里面至少还有三个原因值得考虑。

第一个原因，这三个人在历史上都跟隋炀帝有矛盾。

高颎跟隋炀帝的矛盾最明显，他是当年杨广当太子的最大障碍。

贺若弼又有什么问题呢？此人在平陈战争中不听杨广的命令，抢了头功。当年，杨广是平陈战争的最高统帅，贺若弼也好，韩擒虎也好，都是他派出去的先头部队。按照计划，贺若弼应该等杨广率领主力部队过江，再一起攻打陈朝的首都建康。可是，贺若弼和韩擒虎过江之后，发现形势一片大好，干脆没等杨广，就自行投入战斗，一直打到建康城，活捉了陈后主，抢了杨广的头功，这让杨广很是恼火。所以，他率领主力部队进入建康城后，第一件事不是犒赏军队，而是先把贺若弼和韩擒虎给抓了起来，要治他们违抗军令的罪。幸好后来隋文帝及时解救，这才没有被正法。但无论如何，贺若弼还是给隋炀帝留下了目无上司的印象。

宇文弼和隋炀帝又有什么过节？他当年担任过汉王杨谅的行军司马。杨谅造反，让隋炀帝一直耿耿于怀。

这样说来，三位大臣原来都不是杨广的嫡系，甚至是杨广的反对派。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这三个人都是隋文帝时代的元老，总有点儿倚老卖老，对隋炀帝不够尊重。

先看高颎。高颎为什么让隋炀帝觉得不受尊重？主要是因为他太不领情了。高颎反对立杨广当太子，因此在隋文帝晚期被革职为民，是隋炀帝又重新起用了他。按隋炀帝的想法，高颎应该感激他宽宏大量、不计前嫌，从此唯他马首是瞻才对。

遗憾的是，高颎并没有因此唯命是从。他刚一当上太常卿，就跟隋炀帝发生了矛盾。隋炀帝到处巡游，需要展示隋朝的盛世繁华。用什么来展示？他认为，大搞各种文艺演出，用艺术的形式来展示是最好的方式。可是，别看隋文帝给隋炀帝留下了那么多遗产，唯独在文艺方面没能给他奠定基础。

为什么呢？因为隋文帝是个严肃的人。他觉得，北周和北齐之所以灭亡，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皇帝太过娱乐化，整天听那些宫廷艺人演奏从西域传来的靡靡之音，还让艺人当官，结果君子道消、小人道长，这才亡了国。所以，文帝当政之后马上下令，遣散北齐和北周的宫廷艺人，打造严肃认真的政治风气。后来，隋文帝虽然也出于统治的需要制礼作乐，但是，他打造出来的宫廷音乐都是所谓的雅乐正声，规矩到刻板的程度，娱乐性不强。

隋炀帝想要繁荣文艺，宫廷现有的资源又不够，怎么办？这时候，隋炀帝就回想起北齐北周时代艺术的繁荣局面了。下令把原来遣散的北齐和北周的宫廷艺人都召回来，还在民间大肆征集散乐。

所谓散乐，其实就是前面一直提到的百戏，那就不是严肃音乐了，而是杂技、武术、幻术、滑稽表演、歌舞戏等乐舞杂技表演的总称，基本上和清朝时候北京天桥的表演是一个性质，属于民间通俗文艺。

当时，高颎官居太常卿，制礼作乐本来就是他的本职工作，隋炀帝下诏征集散乐，他应该配合才是。

那么，高颎是不是全力配合呢？并没有。因为这和高颎的理念严重不合。要知道，高颎给隋文帝当了十八年宰相，毫无疑问，隋文帝的主张也正是他的主张。高颎和隋文帝一样，是个有点清教徒精神的人。他觉得，隋炀帝要的那些东西无非就是淫词艳曲、靡靡之音，这简直就是亡国之兆，他怎么能够同意！

既然不同意，高颎就给隋炀帝提意见了。他说：“此乐久废。今或征之，恐无识之徒弃本逐末，递相教习。”
陛下，您说的这套通俗音乐也好，百戏也好，都废弃很久了。如果现在再从民间征集，我怕老百姓会觉得陛下喜欢这种淫词艳曲。要知道，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您这一开口子，天下必然纷纷效法。这样一来，父教子，兄教弟，大家都去学那种东西，天下的风气可就败坏了！

高颎说这种音乐歌舞废弃有理，收集起来有害。废弃散乐是隋文帝的政策，收集回来是隋炀帝的政策，这不是明摆着说隋炀帝不及隋文帝吗？这就叫是古非今，以隋文帝压隋炀帝。这让隋炀帝非常不痛快。

在隋炀帝看来，高颎提意见，并不是老大臣责任感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是自以为是元老重臣，不把他这个天子放在眼里。这个家伙，当年反对自己当太子，自己都没有跟他计较，反倒还提拔他。现在他居然恩将仇报，蔑视自己的权威，真乃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当然不会接受高颎的意见，反倒非常不悦。

高颎一看上谏无效，只好悄悄跟底下人发牢骚说：“周天元以好乐而亡，殷鉴不遥，安可复尔！”
北周天元皇帝就是因为喜欢这些淫词艳曲才亡国的，这才过去几天，怎么我们皇帝就要重蹈覆辙呢？把隋炀帝比喻成亡国之君周宣帝，这不是大逆不道吗？这样一来，隋炀帝对他更是恨之入骨。

再看贺若弼。贺若弼为什么让隋炀帝觉得不受尊重？因为他太骄傲了。说起贺若弼的骄傲，在历史上真是大名鼎鼎，任谁也受不了。

当年，贺若弼平陈有功，自以为应当出将入相，但是，隋文帝并不这么想。平陈之后，隋文帝提拔了杨素当宰相，让杨素和高颎搭班子，主持朝政，并没有提拔贺若弼，他就因此愤愤不平。到处跟人讲，高颎和杨素都是吃干饭的货，没有真本事。

这可把隋文帝气坏了，就当面质问他，高颎和杨素都是我任用的宰相，你却说他们无能，你是什么意思？

贺若弼才不怕隋文帝质问。他昂然说：“颎，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并知其为人，诚有此语。”
高颎是我哥们，杨素是我舅舅的儿子，我太了解他们啦，说他们是吃干饭的，这是我在了解的基础上做出的客观评价，一点错都没有。

高颎和杨素是隋朝最有本事的两个大臣，贺若弼居然这么评价，还不是骄傲自大吗？隋文帝算是一个好皇帝，对他这样的骄傲都觉得难以容忍，所以，晚年对他颇为冷落。

那么，贺若弼有没有因此反省，收敛一些？完全没有，在隋炀帝面前，他更骄傲了。再举一个例子。

隋炀帝还是太子的时候，问他：“杨素、韩擒（虎）、史万岁三人，俱称良将，优劣如何？”
杨素、韩擒虎、史万岁这三个人，朝野都说他们是良将，你给我评价评价，他们谁优谁劣？这其实是把四大名将中除他以外的三大名将都拿了出来，请他评价。

贺若弼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杨素是猛将，非谋将；韩擒（虎）是斗将，非领将；史万岁是骑将，非大将。”
杨素是个猛将，但是没有谋略；韩擒虎是个勇将，但是没有领导能力；史万岁擅长骑射，单兵作战还不错，但是当不了大将。总而言之，三个都不行。

杨广接着问他：“然则大将谁也？”
他们三个都不是大将，那你说大将是谁？

“弼拜曰：‘唯殿下所择。’”
贺若弼下拜施礼说，殿下，您看着办吧，您说谁就是谁了。明摆着，他觉得自己才是大将，真是目空一切。

他这样目空一切，隋炀帝当然不能接受。要知道，隋炀帝本人也是骄傲自大的人。在隋炀帝看来，如果说人间还有文武全才，那就是他本人，怎么可能是贺若弼？所以，隋炀帝上台以后，对贺若弼更加疏远。

如果贺若弼是个细致的人，这时候应该知道，皇帝不喜欢他瞎说，该学会闭嘴了。可是，贺若弼其实是个粗线条的人，毫无察觉，照样信口开河，这次议论隋炀帝北巡太过奢侈就是明证。他这么口无遮拦，如果换一个皇帝，也许还会觉得贺若弼就是这么一个性格，不用放在心上。但是，隋炀帝就不一样了。因为此前早有过节，他觉得贺若弼之所以这样肆无忌惮，就是没把他放在眼里，这样的人当然不能容忍。

再看宇文弼。宇文弼为什么让隋炀帝觉得不受尊重？说起来宇文弼最冤枉，因为他声望太好了。宇文弼这个人才兼文武，曾经给《尚书》和《孝经》做过注，在北周和隋朝都立过战功，而且，当地方官也很有成绩，这才被提拔到中央，担任礼部尚书。

按照《北史·宇文弼传》的说法，此人“历职显要，声望甚重，物议多见推许。”
历任多种重要工作，每一样都做得特别好，所以声望极高，算是一个公认的有本事的人。

一个人这么有本事、有人气，隋炀帝本来就觉得不放心，现在，他居然公然批评隋炀帝，更让隋炀帝觉得他是倚仗自己的声望，不把皇帝放在眼里。

第三个原因，这三个人私议朝政，有结党嫌疑。

其实，当时对隋炀帝的政策议论纷纷的并不止这几个人。比如高颎说“此虏颇知中国虚实、山川险易，恐为后患”，
是跟谁在议论？他的听众是建筑专家何稠。另外，对于隋炀帝修长城，老臣苏威也曾经上谏反对。

那么，为什么何稠、苏威这两个人不被处死？因为这两个人和高颎他们情况不同。

何稠是什么人？何稠是工程建筑专家，隋文帝夫妇的陵寝都是他修的，隋炀帝到江南用的仪仗也是他设计的。这是典型的技术型官员，虽然也议论朝政，但是，隋炀帝认为威胁不大，可以不予追究。

苏威为什么没被处死？因为苏威提意见，是以上谏的形式提的。这叫作正大光明，走组织程序。虽然也不讨隋炀帝喜欢，被隋炀帝免了官，但是，毕竟还算是从轻发落。

高颎他们三个就不一样了。这三个人背景相似，都是前朝老臣，素有威望，再加上彼此情投意合，这不就是暗中结党，组织反对当朝皇帝的小集团吗？而大臣抱团结党，无论什么时候，都是皇帝最忌讳的事情。

就这样，因为新仇旧恨，三个功勋卓著的老臣都被清洗掉了，这可是当时轰动一时的大案。

三、诛杀后果

那么，应该怎样看待隋炀帝诛杀老臣这件事？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值得考虑。

第一，这件事虽然看似是因为议论朝政引起的，好像是隋炀帝拒绝纳谏的经典案例，但其实背景没有这么简单，而是有着鲜明的清除隋文帝时期元老重臣的意味。

这三个大臣都是隋文帝时期的老臣，他们之所以不满意隋炀帝的做法，往往是基于和隋文帝政治风格的对比。元老重臣的存在，本来就容易让年轻皇帝产生压抑感，更何况是隋炀帝这样一个权力意志特别强烈的皇帝！自然会觉得难以忍受。

这样看来，这次清洗不仅仅是拒绝劝谏的问题，它还存在着清除文帝政治势力，给自身统治开道的因素。它意味着朝廷的洗牌。

第二，这次诛杀老臣，也意味着对关陇贵族集团的一次重大打击。

关陇贵族集团形成于西魏、北周时期，在隋文帝时期继续占统治地位。这个集团的成员普遍文武兼备，出将入相。另外，他们身份高贵，对皇权也有很大制约。杨素以及高颎等人其实就属于这个集团。现在，这几个关陇贵族集团中最有实力的老臣相继被清除，这一方面意味着隋炀帝的权力大幅提高，另一方面，也给出身于其他地区的官员地位上升开辟了道路。

第三，这次事件对隋炀帝的政治统治产生了四个非常不利的影响。

第一个影响，它一下子让隋朝损失了好几位优秀的政治家。这几位老臣全都出将入相，算是当时最有经验的政治家。特别是老臣高颎，无疑是隋朝最有能力的大臣。按照《资治通鉴》的说法：“颎有文武大略，明达世务，……当朝执政将二十年，朝野推服，物无异议，海内富庶，颎之力也。”
高颎有文韬武略，办理政务很在行，在朝做官将近二十年，大官小官都很推崇他。隋朝的富足，与他的功劳是密不可分的。

这样的人，对于把握政治方向，稳定政治局面都有重大价值。隋炀帝的统治一直比较冒进，本来需要能够制衡他的人。谁能制衡他呢？元老重臣应该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现在把元老重臣都处死，能够制衡隋炀帝的力量也就缺失了，朝廷的纠错机制更加薄弱，这对朝政当然会产生不利影响。

第二个影响，它也不利于隋炀帝政治形象的塑造。这几个老臣对隋朝都忠心耿耿，而且很有政治节操和社会声望。杀掉这样的老臣，本来就容易引人反感。特别是老臣因言获罪，尤其会引起人们的同情。按照史书记载，高颎死的时候，“天下莫不伤之”。
天下人都替高颎伤心，那也就意味着，天下人都不认可隋炀帝的做法。这样失人心，犯众怒，对一个皇帝而言自然相当不利。

第三个影响，它让隋朝的政治风气变坏了。什么风气呢？就是至关重要的进谏与纳谏的风气。在皇帝和大臣的关系上，皇帝是指挥棒。皇帝能够宽仁纳谏，大臣才能勇于进谏。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后来的唐太宗和魏徵。相反，如果皇帝拒绝纳谏，多数臣子就会为了自身的利益，明哲保身，甚至见风使舵。现在，几位元老重臣因言获罪，一下子就给朝臣发出了一个不良信号：皇帝不喜欢听不同意见，以后，能不开口的地方最好就别开口了。这样一来，朝廷里一言堂的情况就更加明显，这当然不利于政治统治。

第四个影响，这次事件也暴露出隋炀帝性格的重大缺陷。那就是刚愎自用，害怕别人胜过自己。这些老臣之所以不为隋炀帝所容，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有实力、有威望。隋炀帝因为自视过高，最恨的就是别人的实力和威望，必欲除之而后快。然而，好皇帝的标准并非样样都高明，而是能够把大臣的才华发挥到极致，就像当年汉高祖承认自己不行，但是大胆起用张良为师、萧何为相、韩信为将那样。一个皇帝如果害怕大臣有能力，只喜欢不如自己、顺从自己的大臣，怎么可能开创良好的政治局面呢？

这样看来，因为诛杀老臣，隋炀帝在政治上又失了一招。表面看来，他除掉了文帝时代的老臣，树立了自身权威，统治更加稳固，但其实，这件事造成的不利影响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那么，他会努力挽回局面，还是会在这条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第十二章　言者有罪

隋炀帝诛杀手握大权的元老重臣，表面上看，这些老臣都是因言获罪，但事件的背后却隐藏着隋炀帝清除前朝政治异己、巩固自己权力的意图。而在随后的岁月里，他的打击面逐渐扩大，有两个大臣仅仅是因为说了几句不该说的话，和政治斗争没有任何牵连，居然也死在隋炀帝的屠刀之下。在这一波打击中，因言被杀的又是何许人？隋炀帝为什么会做出如此极端的反应？

一、薛道衡之死

因为高颎等三位老臣在北巡的道路上议论朝政，隋炀帝把他们悉数处死。这已经是隋炀帝时期因言获罪的先例，对隋炀帝的政局产生了不利影响。但是，这三个大臣被处死的原因比较复杂，其中不乏清洗文帝政治遗存，给自身统治开路的意思，所以还不能完全视为拒绝不同意见。

可接下来，又有两个大臣相继死于非命，而这两个大臣，除了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之外，其实并没有更多的问题。这就更加值得重视了。

第一个被杀的大臣叫薛道衡。薛道衡出身北齐，是当时著名的诗人、文学家。十三岁的时候就能讲《左传》，长大之后和大才子李德林齐名。后来北齐灭亡，才进入隋朝。虽然属于亡国之臣，出身不算好，但是，很快因为文化优势崭露头角。当年，平陈之役，薛道衡就在高颎手下掌管文翰。

当时还是晋王的杨广也是个优秀的文学家，对文人本来就有惺惺相惜之感，又因为正在致力于提升自己的声望，拼命网罗人才，所以，对薛道衡颇为爱慕，很想把薛道衡延揽到自己的麾下。

如何延揽呢？正好，当时薛道衡被人告发结党，触怒了隋文帝，隋文帝就把他流放岭南。落难之时，杨广悄悄地给薛道衡写信，让他取道扬州。按照杨广的计划，一旦薛道衡到了扬州，自己就给父亲打报告，把他留在自己身边。这本来是一番好意，可是，薛道衡为人非常正统，不愿意跟藩王走得太近，还是拒绝了杨广的建议，根本没走扬州，而是从江陵南下了。这样一来，杨广的计划落空了，这当然让杨广很失望，不过，也无可奈何。

后来，薛道衡结束流放生涯，重新回到京城，当了内史侍郎，负责起草诏令。他起草的诏令都文辞华美，隋文帝特别满意。不仅皇帝满意，两个宰相高颎和杨素也都推崇他。特别是杨素，自己就是个文人，跟薛道衡尤其要好，两个人经常互相唱和，简直情同手足。

隋文帝晚年，杨素当政，隋文帝有意削弱他的势力。如何削弱呢？隋文帝觉得杨素主持朝政，薛道衡起草诏书，两个人过从甚密对自己不利，就让薛道衡出任襄州总管，离开中央了。薛道衡也真是书呆子，明明是隋文帝排挤他，他却根本没感觉，反倒特别留恋隋文帝，呜咽流涕，不舍得离开。一看薛道衡如此单纯，隋文帝也很感动，还对他讲：“尔光阴晚暮，侍奉诚劳。朕欲令尔将摄，兼抚氓俗。今尔之去，朕如断一臂。”
你也老了，总在我身边做事，太辛苦了。之所以让你到地方去任职，也是让你歇歇的意思，当然，也是让老百姓都感受一下你的风采。可是，你知道吗？让你走，我真觉得像断了一条胳膊一样难受啊！因为有隋文帝这样一番煽情的表达，薛道衡不仅不怨恨隋文帝，反倒更觉得他是个好皇帝。

通观薛道衡的言谈举止就可以看出，此人是个典型的书呆子。智商很高，但是情商比较低，很多人情世故他看不透，也不计较。

隋炀帝当政后，追念薛道衡的风采，又把他从地方召回中央，想要让他担任秘书监。秘书监是三品官，负责掌管图书文籍，也算发挥薛道衡的专长。应该说，隋炀帝这个做法，比隋文帝对薛道衡要厚道多了。

那么，对皇帝的这番美意，薛道衡如何回应呢？他回京之后，立刻给炀帝上了一篇《高祖文皇帝颂》，称赞隋文帝：“八荒无外，九服大同，四海为家，万里为宅。……天性弘慈，圣心恻隐，恩加禽兽，胎卵于是获全，仁沾草木，牛羊所以勿践。”
隋文帝武功卓著，并吞八荒，一统天下；而且隋文帝文德仁厚，可以施恩草木，惠及禽兽。总之，隋文帝是一个有圣德神功的好皇帝，把隋文帝夸得像一朵花一样。

薛道衡为什么要在新皇帝面前歌颂老皇帝呢？其实，他的想法挺简单的。

第一，他确实喜欢隋文帝，真心实意地觉得隋文帝是个好皇帝。

第二，他觉得，对着儿子夸爸爸，也是理所当然。

那么，薛道衡这么想这么做，到底对不对呢？其实不对，甚至可以说是大错特错。要知道，皇帝的家庭关系和一般家庭关系可不一样，对着隋炀帝夸隋文帝，不是简单的对着儿子夸爸爸，而是对着当今皇帝猛夸前朝皇帝，这不就叫是古非今，以死人压活人吗？

所以，隋炀帝一看这篇颂文，马上就对大臣讲：“道衡致美先朝，此《鱼藻》之义也。”
薛道衡对着我这个当今皇帝夸前朝皇帝，这是《鱼藻》的意思啊！所谓《鱼藻》，是《诗经·小雅》里的一首诗，主要内容就是通过怀念周武王来反衬周幽王的过失。隋炀帝的意思是，薛道衡这是在通过赞美先皇来贬低我啊！

有了这样的印象，隋炀帝可不高兴了。在他看来，隋文帝把你薛道衡整出朝廷，我又把你请回来，你应该感激我才是，怎么反倒赞美他，来贬低我？这样的大臣必须惩罚，隋炀帝一道制书，不让他再担任秘书监，改让他当司隶大夫了。司隶大夫是四品官，在级别上比秘书监低，这已经是一种惩罚，更重要的是，司隶大夫这个官职可不好当。

司隶大夫主管监察，相当于纪委书记，是专门给人挑错的。这样的岗位容易得罪人，所以也特别招人嫉恨，一旦当上这样的官，就会成为很多人的眼中钉、肉中刺。薛道衡是一个不通人情世故的书呆子，让他到这样的部门工作，这不是黑他吗？

当时，有一个人就看出门道来了。谁呢？薛道衡的下属，司隶刺史房彦谦，唐朝著名宰相房玄龄的爸爸。他对薛道衡说：皇帝怕是不怀好意，你千万小心点，少见朋友，少说话。可是，薛道衡是书呆子，他听是听了，终究体悟不深。果然，就在这个岗位上，薛道衡出事了。

大业五年（609），隋炀帝命令群臣议论一项新的法令。群臣意见并不统一，所以，这个法令就议来议去，久久不能决定。一看这种扯皮的情况，薛道衡心生烦躁，公然对朝臣说：“向使高颎不死，令决当久行。”
要是高颎不死，这么点小事早就解决了。

薛道衡平时干的是得罪人的工作，早有人看他不顺眼了，现在听他说这样犯忌讳的话，马上汇报给隋炀帝了。隋炀帝一听，勃然大怒道：“汝忆高颎邪！”
你好大胆，居然给高颎鸣冤叫屈！马上把薛道衡抓了起来，让御史大夫裴蕴审理。

那么，薛道衡这个罪过大不大？其实并没有那么大。他确实出言不慎，涉嫌给罪臣鸣冤叫屈，但是，这鸣冤叫屈是在朝廷上公开说的，并不是搞阴谋诡计。所以按照常理，应该属于可以原谅的错误。而且，薛道衡当时已经七十岁了，本来就是风烛残年，可能皇帝根本就不会治他的罪，直接让他退休回家了事。不仅我们是这么分析的，薛道衡本人也这么想。所以，他待在监牢里，天天催促审案的人快点审理，早点给他个结论。

当时审理此案的是什么人呢？是御史大夫裴蕴。这是个著名的见风使舵的马屁精。他断案既不依据法律，也不依据事实，他只看皇帝的脸色行事。看到皇帝厌恶薛道衡，他马上从严处理了：“道衡负才恃旧，有无君之心，推恶于国，妄造祸端。论其罪名，似如隐昧；原其情意，深为悖逆。”
大意是说，薛道衡这个事情本身倒是不大，但是，从这个事情上可以看出他恃才傲物，有无君之心！他替高颎鸣冤，这不是把过失推到皇帝身上吗？这可是大逆不道啊！所以，我认为，虽然他的罪状看起来比较轻微，但是，用心却极为险恶。所以，我建议处以死刑！

那么，对裴蕴这种结论，隋炀帝怎么决定呢？隋炀帝说：“然。我少时与之行役，轻我童稚，与高颎、贺若弼等外擅威权；及我即位，怀不自安，赖天下无事，未得反耳。公论其逆，妙体本心。”
你说得太对了。我当年和他一起征伐陈朝，那时他就轻视我年轻，和高颎、贺若弼这些人一起，作威作福，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现在，我当了皇帝，他内心不安，肯定想要反叛。只是因为国家形势太好，他找不到造反的由头罢了。现在，你通过这个案子，揭示出了他的叛逆之心，值得表扬！

就这样，君臣两个达成一致，薛道衡的审判结果也出来了。什么结果？大逆不道，赐令自杀！

这个结论一出来，可把薛道衡惊呆了。本来，他以为隋炀帝一定会赦免他，所以，听说这一天要宣判，还特地传话给家人，让他们准备酒菜，预备招待来给自己压惊的朋友。没想到等来的却是隋炀帝让自己自杀的判决。这太出乎意料了，薛道衡根本不敢相信，所以，迟迟不肯动手。

他不肯动手，司法部门只能向隋炀帝汇报，请皇帝裁决。那么，隋炀帝怎么回复呢？他说：既然我好心让他自尽他不领情，那就把他勒死算了。一代文宗，七十岁的老臣，就这样死于非命。

当时正是大业五年（609），隋炀帝刚刚在吐谷浑地区新设了四个郡，正缺人口，薛道衡一死，隋炀帝马上把他的妻子儿女都流放到且末郡，给大隋戍边去了。

可能有读者朋友会想，此前章节不是说，隋炀帝是因为嫉妒薛道衡的文采才让他去死的吗？他死后，隋炀帝还说了一句“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
现在又说是因为薛道衡怀念高颎，有无君之心才被赐死，这不是前后矛盾了吗？

其实，这两个说法并不矛盾。隋炀帝刚愎自用，不喜欢别人超过自己。对于文采斐然的薛道衡，他一方面是惺惺相惜，另一方面，也不乏嫉妒之心。但是，仅仅因为这一点，显然不足以让隋炀帝杀死薛道衡。现在，薛道衡又犯了抬高先皇、贬低自己以及替高颎鸣冤叫屈等一系列错误，隋炀帝新仇旧恨，数罪并罚，这才置其于死地。在他死去之后，隋炀帝追念此前的诗文之辱，脱口而出“空梁落燕泥”
之句，不也就可以理解了吗？

回望历史，有时候真令人感慨万千。薛道衡死得实在太冤枉了。他跟高颎等人不一样，他并不是特别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他不过就是个文人，甚至是个书呆子。就算口无遮拦，就算是古非今，但是，他无论如何都不会对隋炀帝的统治造成任何威胁。对这样一个名满天下而又根本不构成威胁的文人、老人，隋炀帝都不能容忍，只能说他心胸狭隘了。

事情还没有结束。薛道衡因为同情高颎被清除掉了，没过两年，又有一个人因为同情薛道衡而被迫自尽。

二、张衡之死

此人名叫张衡，从隋炀帝当晋王时起就一直追随他。当年隋炀帝登基，他可没少出力。隋文帝临死之前，杨广让亲信武装保卫隋文帝，这个亲信就是张衡。张衡为隋炀帝登基立过大功，隋炀帝上台以后，他也成为隋炀帝的心腹重臣，隋炀帝对他优礼有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业三年（607）隋炀帝北巡回来，在路上对张衡说：“朕欲过公宅，可为朕作主人。”
我要到你家拜访一下，请你当一回主人，招待我吧。

要知道，古代帝王临幸大臣家乡，那是对大臣莫大的恩宠，隋炀帝这么一表态，张衡当然喜出望外。光临幸还不足以彰显隋炀帝的宠幸，为了临幸张衡老家，隋炀帝还特地修了一条九十里长的道路，一直从太行山通到张衡的家门口。这可把张衡感动坏了，率领全族的老少，杀牛摆酒，诚心款待隋炀帝。张衡老家附近风景优美，隋炀帝一住就是三天。临走的时候还对张衡说，我过去陪着先皇登泰山，途经洛阳，遥望你们这里，就觉得景色特别优美，只可惜当时有公干在身，不能来玩。今天到你家，也算是实现了我的夙愿，谢谢你！临幸之后，还赐给张衡良田三十顷，宝马一匹，绢帛六百段。这样一来，张衡更是感动得无以复加。

既然皇帝如此看重自己，张衡就暗暗发誓，一定要为隋炀帝肝脑涂地。从此之后，给隋炀帝办事更加尽心竭力。

大业四年（608），隋炀帝游幸汾阳宫（故址在今山西宁武），嫌宫殿规模不够大，让张衡主持扩建，还赏赐张衡五百匹绢，这本来是张衡效力邀功的好机会。问题是，这几年之间，张衡眼看着隋炀帝大兴工役，到处建立离宫别馆，老百姓已经吃不消了。现在再扩建汾阳宫，岂不是太过铺张浪费！这样滥用民力、虚耗资材，不利于国家长治久安啊。

张衡觉得，自己既然是隋炀帝的亲信，一旦发现问题，就应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才是对皇帝负责。所以，就找了一个机会，劝谏隋炀帝说：“比年劳役繁多，百姓疲弊，伏愿留神，稍加抑损。”
这几年总搞工程，老百姓已经很辛苦了，扩建汾阳宫的工作是不是可以先缓一缓，让老百姓稍微休息一下呢？

张衡本来是一番好意，是真把自己当成隋炀帝的心腹才这么说的。然而，隋炀帝可不领情。他觉得，张衡敢这样讲，无非是自以为有功，目无君长，非但没有听从张衡的建议，反倒对张衡心生嫌隙，指着张衡对身边的侍臣说：“张衡自谓由其计画，令我有天下也。”
张衡还以为我是靠他的谋划才得的天下呢！这明显是对张衡不满了。

从此之后，张衡在他心中的形象也就直线走低，没过多久，隋炀帝就找了一个借口，把张衡贬为榆林太守，把他从身边赶走，省得再听他说那些讨厌的逆耳之言了。

过了一年，也就是大业五年（609），隋炀帝又一次临幸汾阳宫，当时，张衡正在监督老百姓修楼烦城。既然皇帝驾临，张衡赶紧前来谒见。本来，张衡离开身边这么久，隋炀帝也有点想他了，可是，真等张衡来到隋炀帝面前，隋炀帝又生气了。

这是为什么？他发现张衡居然长胖了。长胖了有什么问题呢？按照隋炀帝那种自高自大的想象，他把张衡从身边贬走，张衡应该非常惶恐，人一惶恐就应该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就应该非常憔悴，又黑又瘦才是。如果张衡真的又黑又瘦，诚惶诚恐，隋炀帝就会原谅他，让他重新回到自己身边。可是现在一看，张衡根本就没有憔悴，反而长胖了，这不就意味着他并没有深刻反省自己的错误，并没把自己放在眼里吗？隋炀帝当然不高兴。

一看之下，隋炀帝也就打消了让张衡回到自己身边的念头，对张衡说：“公甚肥泽，宜且还郡。”
你既然活得这么滋润，那就继续回榆林待着去吧。

张衡回榆林不久，隋炀帝又把他差到江都去监督修建江都宫了。这江都可是隋炀帝时期除大兴城和洛阳城之外的第三个首都，是隋炀帝控制江南的中心，隋炀帝对它非常重视。派张衡去监修江都宫，还算是看重他。可是，就在这个地方，张衡又倒霉了。

当时，负责修建江都宫的宫监非常残暴，逼老百姓干活又严又急，都逼出人命了。既然张衡负责监督这项工程，有人就把这件事写成状子，汇报给张衡，请他主持公道。张衡当时并不愿在江都久留，一心想要回到隋炀帝身边，对这个职务也就稀里糊涂，心不在焉。所以他想也没想，直接就把这个状子交给了宫监。

这行径确实非常恶劣。这不是出卖举报人吗？果然，宫监一看状子，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狠狠地报复了举报人。这样一来，举报人对张衡也是恨之入骨。正好，隋炀帝又派了礼部尚书杨玄感到这里来检查工作，这个举报人就向杨玄感喊冤了。

杨玄感是何许人？他是老臣杨素的儿子，杨约的侄子。此人本来就跟张衡有过节。当年张衡当御史大夫的时候，他手下的御史弹劾杨约对隋炀帝心存不满，杨约因此被赶出朝廷，很快就去世了。杨玄感和叔叔杨约感情深厚，所以，对张衡早就有意见。现在看到告状人递来的状子，杨玄感对张衡更添了一重坏印象。

可是，对这些事情，张衡本人不知道。他是人在江湖，心在朝廷，一看朝廷来人，张衡居然产生了他乡遇故知的亲切感，也没怎么寒暄，更没有谈自己的工作，而是劈头来了一句：“薛道衡真为枉死。”
薛道衡这书呆子，死得可真冤枉。就这一句话，把张衡给葬送了。

听到张衡口出狂言，杨玄感新仇旧恨一起报，立刻弹劾张衡为罪臣说话，诽谤皇帝。这真让隋炀帝大失所望：你是我的亲信，凡事应该替我考虑。现在你居然带头败坏我的名声，是可忍，孰不可忍！马上下令把张衡拿下，锁到江都的集市上，当众处斩。那么，张衡的事情是不是就到此结束了呢？还没有。就在千钧一发的时刻，隋炀帝突然心软了，重新下令，把张衡革职为民，放归田里。

按道理讲，既然放归田里，就成了一个普通农民，跟政治再没有关系，也就没有了政治风险。但张衡的霉运还没有到头。他回到家乡之后，广置良田美妾，着实享受了几天快活日子。但是，小妾多了就会争宠，他又未能搞好平衡，把其中的一个小妾得罪了。这个小妾是个厉害角色，大业八年（612），她一纸诉状告到朝廷，诬告张衡怨恨皇帝，诽谤朝政。

大业八年（612），正是隋炀帝第一次征高句丽失败之际，隋炀帝心里正郁闷着，一听到张衡小妾的申诉，更加心头火起，哪管什么是非曲直，也不派人细细追究，干脆下令让张衡自尽。一代功臣就这样死于非命。

那么，应该怎么评价张衡之死呢？平心而论，张衡死得太冤枉了。虽然张衡和高颎等人都是因为讪谤朝廷的罪名被处死，但是，张衡和高颎又有极大的不同。高颎等三人都是隋文帝时代的老臣，确确实实从内心深处不大看得起隋炀帝。因此，他们有了意见之后，并不当面提，而是背后嘀嘀咕咕，这其实不是建设性的态度。

张衡则不然。他本来就是隋炀帝的心腹，对隋炀帝忠心耿耿。正因为如此，他才对隋炀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问题直接讲出来，这无非是希望皇帝越做越好。可是，隋炀帝连这样的逆耳忠言也听不进去，甚至把这样的忠臣除掉，这其实反映出他在统治心理上的重大欠缺。《唐鉴》说得好：“国将兴必赏谏臣，国将亡必杀谏臣。”
赏谏官的国家才会兴盛，杀谏官的国家定会灭亡。对于不同意见的态度，直接关系到国运的兴衰。隋炀帝这样一意孤行，文过饰非，对于国家的发展而言，当然非常不利。

就这样，猜忌成性、不能纳谏的隋炀帝，先除掉了功高震主的杨素，接着又除掉了代表文帝政治路线的老臣高颎、贺若弼、宇文弼，进而消灭了并无威胁的书呆子薛道衡，最后，连忠心耿耿的张衡也容不下了。他这样一路厮杀，似乎是什么人都不能放心，什么意见也都听不进去。

那么，隋炀帝到底要用什么样的人？

第十三章　朝廷五贵

隋炀帝刚愎自用，权力意志极强，不仅容不下元老重臣，甚至对提出不同意见的心腹，都会痛下杀手。但作为大隋王朝的皇帝，他又不能单枪匹马去治理天下，无论如何总还需要宰相辅佐，大臣协理。隋炀帝这样乾纲独断的皇帝，喜欢什么样的下属？他有着怎样的用人风格？这样的用人思路，对隋朝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一、前期宰相

要讲隋炀帝的用人风格，当然是看宰相队伍最有代表性。隋炀帝都用什么人当宰相？这在他的统治前期和中后期是相当不一样的。

隋朝建立了三省制，三省长官就是宰相。隋炀帝初年，三省长官是如下几位。

第一，尚书令杨素，他是拥立隋炀帝的大功臣，也是关陇贵族集团的代表。

第二，尚书右仆射苏威，他是隋文帝时代的老大臣，也是关陇贵族。

第三，内史令杨约，他是杨素的弟弟，出身关陇贵族。

第四，内史令萧琮，他是隋炀帝的大舅子，也是原来江陵萧梁政权的皇帝。

第五，门下纳言杨文思，他是杨素的从叔，出身关陇贵族。

第六，门下纳言杨达，他是隋文帝初年四贵之一杨雄的弟弟。出身皇族，也是关陇贵族集团成员。他还有一个身份，是大周女皇武则天的曾外祖父。

这六个人构成了隋炀帝初年的宰相集团。这个宰相集团，有三个特点不容忽视。

第一，关陇贵族集团占主体地位，除了萧琮之外，其他五位全都是关陇集团的成员。

第二，杨素家族的势力极其强大，六位宰相之中，杨素家族占了三个。这当然是因为杨素在隋炀帝登基的过程中贡献巨大，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第三，皇亲国戚多。六位宰相中，有两个是皇亲国戚，一位是皇帝的宗亲杨达，另一位则是皇后的哥哥萧琮。这两个人当宰相，恐怕是为了平衡杨素势力，增强皇帝方面的力量。

这个宰相班子是否合理呢？当然不合理。

第一，代表面太窄了。隋朝的疆域由之前关中的北周、关东的北齐和江南的陈朝三部分组成，宰相集团也应该容纳三方面的代表才合理。而这个宰相班子几乎由关陇贵族集团一统天下，过于狭隘，当然不利于国家的发展。

第二，杨素家族势力过于强大，有震主之嫌。杨素为隋炀帝登基立下汗马功劳，杨氏一门也在新政权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这样一来，难免会形成君弱臣强的局面，对皇权发展不利。

第三，皇亲国戚势力太大，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皇帝的压迫。皇亲国戚虽然比一般大臣跟皇帝亲近，但是，也并不安全。因为他们的身份本来就已经非常尊贵，再有了政治权力，就会愈发不好控制。历史上宗室作乱、外戚篡权的事情比比皆是，隋文帝杨坚当年就是以外戚的身份夺取的北周天下。殷鉴不远，隋炀帝当然不会忘记。

综合几条弊端可以看出，这个政府班子很难让人满意。隋炀帝是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从国家的角度讲，他要建立一个东西南北平衡发展的大帝国，当然不满意于一个只代表关陇地区利益的政府；从个人的角度讲，他要当一个全面贯彻自己意志的强势皇帝，当然不允许大臣无论是功臣还是亲戚凌驾于自己之上。这样看来，这个宰相班子肯定得改。

怎么改呢？既然杨素家族势力最大，那就先拿杨素开刀。大业二年（606），隋炀帝逼死杨素，杨约受到连累被免官，不久也死去了。而杨文思当时已经年近七十，年老体弱，本来就不怎么真正管事。杨素死后没多久，他也去世了，这样一来，杨素家族的势力被清除殆尽，六位宰相也就少了三个。

另外三个人也都没待长久。

苏威在大业三年（607）受到高颎的连累，免官回家了。

杨达深知隋炀帝猜忌，所以一直低调做人，在朝廷里很少说话，后来干脆转为武职，远离了权力核心。

萧琮本来当过西梁的皇帝，算是亡国之君，又是隋炀帝的大舅子，这两个身份都很微妙，所以更是小心谨慎，上班不说话，下班就喝酒念佛，从不妄言妄行。按说，这样一个人应该能保平安了吧？还是不行。萧琮为人孤傲，一般人难入他的法眼，可他偏偏跟名将贺若弼要好。大业三年（607）贺若弼因为议论朝政被杀，萧琮马上受到了猜忌。正在这时，又传出了一个童谣，没头没脑，就唱“萧萧亦复起”
，隋炀帝一听难免猜测，这是不是说萧梁又要复兴？童谣这种事情，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干脆把萧琮免了官，让他回家，不久他也病死家中。

就这样，大业初年的六位宰相死的死，废的废，走的走，很快都离开了宰相岗位，关陇贵族集团也大受打击。那么，谁来顶替他们的职位呢？大业中后期，隋炀帝又组织起一个新的宰相班子，这个班子在当时有一个称号，叫作“五贵”。

二、朝廷五贵

所谓“五贵”，顾名思义，是个五人组合：纳言苏威、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内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蕴、黄门侍郎裴矩。

这五个人都是何许人？一个个来介绍。

先看苏威。大业三年（607），苏威不是被革职为民了吗？此刻，他又东山再起了。其实，要说苏威东山再起，这可不是第一次。苏威当年给隋文帝当宰相，就曾经两起两落。到了隋炀帝手下仍是如此，是个政坛不倒翁。苏威到底有何德何能，怎么就能侍奉隋文帝和隋炀帝这两代猜忌的皇帝，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两个原因不容忽视。

第一，苏威是苏绰的儿子，也是关陇集团中汉人吏治派的代表。苏威的爸爸苏绰可不是凡人，当年草拟“六条诏书”，帮西魏和北周政权建立了基本的政治规范。这样的背景对苏威至关重要。要知道，隋朝脱胎于西魏、北周，政治文化一脉相承，所以苏绰的功劳直至隋朝依然受到重视。让苏绰的儿子在隋朝当宰相，本身就是继承关陇集团政治路线的一种姿态。这是苏威的第一个优势。

第二，苏威比较柔顺。苏威这个人有特点，小事好争，大事不敢争。跟同僚好争，跟皇帝不敢争。简而言之，是一个怕死、惜命的人。这一点，从他的个人经历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当年，北周宇文护专权的时候，他不赞同，但是也不敢反对，结果上山隐居了。接着，隋文帝要篡夺北周的皇位，他心里赞同，但是不敢公开表态，又临阵脱逃了。后来在隋文帝手下当宰相，每次一遇到皇帝真生气，苏威的表现都是“免冠顿首”
，把帽子摘掉，趴下来就磕头，无论是非，谢罪了事。现在到了隋炀帝手下，隋炀帝又因为他上谏免了他的官，苏威还是诚惶诚恐，以此换取隋炀帝的原谅。

这样的人，站在道德制高点来讲，当然可以说他是软骨头、没原则，但是从比较持平的角度看，也就是一个既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又胆小怕事的人。这样的人其实很容易控制，也很好用。一个老大臣，既能体现政治的延续性，又能保证在大事上遵从皇帝决策，还有什么理由不予以保留呢？

再看宇文述。宇文述也出身于关陇贵族集团。杨广当晋王的时候，他就跟随左右。当年，杨广想当太子，拉拢杨素的主意就是他出的，跟杨约赌博也是他去赌的，因此算是隋炀帝的大功臣。按理说，功臣容易受猜忌，杨素就是最好的例证。宇文述怎么就能受到隋炀帝的信任呢？原因有三。

第一，宇文述从本质上讲还是一介武夫。虽然也会使些心机，但是，那都是些权谋小术，要论文韬武略，他比杨素可差远了。能力不行，自然威胁也小。作为功臣，他跟皇帝天然地亲近，但又不让皇帝感受到威胁，这样的人，皇帝自然喜欢。

第二，宇文述听话乖巧。既然不以谋略见长，宇文述干脆就全听隋炀帝的。甚至听话到盲从的程度。按照《隋书·宇文述传》的说法，就是“君所谓可，亦曰可焉，君所谓不，亦曰不焉。无所是非，不能轻重。”
隋炀帝说什么事行，他就跟着说行，隋炀帝说什么事不行，他也跟着说不行，反正一切以隋炀帝为准，从来不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也从不费心去权衡任何事情的利弊。这对于喜欢乾纲独断的隋炀帝来讲，可算是难得的美德。

第三，心灵手巧，投其所好。隋炀帝喜欢什么？除了喜欢权力、喜欢排场之外，他还喜欢技术。比如说，之前屡次提到的能够拆卸组合的观风行殿，隋炀帝就非常喜欢，走到哪里带到哪里。这些东西，纯粹的中原儒家士大夫是不屑一顾的，一律视为奇技淫巧，但是，宇文述出身鲜卑族，在这一点上倒和隋炀帝颇为一致。

按照《隋书·宇文述传》的记载，他“凡有所装饰，皆出人意表。数以奇服异物进献宫掖，由是帝弥悦焉”。
他自己整天就琢磨什么奇装异服好看，今天这儿改改，明天那儿修修，一定要跟一般人不一样。他不仅把自己打扮得光鲜亮丽，与众不同，还经常把他设计发明的一些奇装异服和装饰品进献给隋炀帝，隋炀帝因此非常喜欢他。

既是功臣，又顺从，还能投皇帝所好，隋炀帝对宇文述满意得不得了，甚至把自己的女儿南阳公主嫁给了宇文述的儿子宇文士及，两个人又成了亲家。有这样的恩宠，宇文述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宰相，而且还是宰相之中最受宠幸的那一个。

第三个，黄门侍郎裴矩。此人前面讲过，在帮助隋炀帝开拓西域方面功勋卓著。这个人为什么能当宰相？也有两个原因。

首先，此人出身北齐，能代表东部地区的势力。

其次，这个人是边疆和民族问题专家，在开疆拓土方面和隋炀帝高度一致。

隋炀帝曾经表扬他说：“裴矩大识朕意，凡所陈奏，皆朕之成算。未发之顷，矩辄以闻。自非奉国用心，孰能若是？”
裴矩总能跟我想到一块儿，若是有什么事我在脑子里盘旋良久，就差说出来了，裴矩准能在这个时候把相关的表章送到我面前，简直是心有灵犀。为什么我们君臣能这么高度一致？就是因为裴矩奉公体国，有一颗忠君爱国之心。

这样一个既有地域代表性，又能在具体问题上呼应隋炀帝的人，当然也是隋炀帝眼中宰相的合适人选。

第四个，内史侍郎虞世基。虞世基是江南人士，也是个著名的才子。文章出众，兼工草隶，当年在陈朝号称“南金之贵”。后来由陈入隋，凭借出众的文采崭露头角。此人为什么能当宰相？有两个理由。

首先，他出身南方，有地域代表性。

其次，他文采斐然，是个好秘书。

举个例子。《隋书·虞世基传》记载：“四方表奏日有百数。帝方凝重，事不庭决，入閤之后，始召世基口授节度。世基至省，方为敕书，日且百纸，无所遗谬。”
这段话其实讲了隋朝的行政决策过程。按照行政程序，四方都要给隋炀帝奏事，每天的表奏都有一百多份。隋炀帝是一个老成持重的人，不愿意当场做出决定，而是把这些表奏接过来，然后退到后殿去思考，再口授处理意见。他口授的对象就是虞世基。虞世基听完隋炀帝的口授之后，再到他所在的内史省把这些意见写出来。一天写了一百多份，从来没出过差错，也没有遗漏任何一份，每份意见都忠实地体现了隋炀帝的意思。

这不是难得的秘书吗？这样的人，既能代表江南人物，又善于以秘书的身份领会贯彻皇帝意图，当然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第五个，御史大夫裴蕴。裴蕴又是何许人？这个人的经历非同凡响，可以说是隋朝最高级的特工。

说起来，裴蕴和裴矩是一家子，都是河东裴氏出身。但是，在南北朝战乱时期，裴蕴的祖辈都到了南方，在梁朝和陈朝做官。后来，北周和陈朝打仗，他父亲又被北周俘虏了，成了北周的官员，再后来，北周变成了隋，裴蕴的父亲也就成了隋朝的大臣。父亲已经在北方做官，而裴蕴还留在江南，当陈朝的官员。在这种情况下，裴蕴怎么选择自己的立场呢？

裴蕴是个聪明人，他看出来了，陈朝总有一天会被隋朝吃掉！想来想去，裴蕴通过他父亲和隋文帝搭上了关系，愿意给隋朝当内应。要知道，裴蕴在陈朝可是直阁将军，这是负责皇帝贴身守卫的官员，对陈后主的情况了如指掌。这就等于把间谍工作做到了陈后主的鼻子底下，陈朝岂有不灭之理！后来隋朝打陈朝顺风顺水，和裴蕴的情报工作有很大关系。既然立了这么大的功劳，隋朝当然要对裴蕴有所回报。

陈朝灭亡以后，隋文帝亲自检视陈朝官员名单，一般官员都降级使用，但到了裴蕴，非但没有降级，反倒给了他一个仪同三司的散官。这样的任命显得不合情理，所以当时的宰相高颎马上就提意见了，说：“裴蕴无功于国，宠逾伦辈，臣未见其可。”
裴蕴这个人没有什么功劳，您为什么给他这么高的官？他怎么就比那些同僚的官都大呢？我看不出有什么道理。

隋文帝听完微微一笑，说：你觉得给他的官太大了吗？这样吧，改为上仪同。这上仪同可不是降级，而是又提高了一级。高颎急了，再次上谏。隋文帝又说：既然宰相不同意，那就加开府吧。又提了一级。一看隋文帝这么强硬，高颎摸不着头脑，再也不敢说话了。

就这样，裴蕴当天就拜为开府仪同三司。要知道，开府仪同三司是一品官，这也是隋朝文散官的最高官阶了。

这件事说明什么问题？除了说明裴蕴的贡献特别大之外，还说明裴蕴这个特工级别特别高，直接对皇帝负责，连高颎这样的人物都被蒙在鼓里。

裴蕴为什么能当宰相？这段光荣史倒不见得是最重要的原因，他最重要的优点有两个。

第一，办事能力强。进入隋朝后，裴蕴接连担任地方刺史，到任何一地，都有成绩，声望很好。

第二，擅长揣摩隋炀帝的心思。举一个例子。当时，高颎在隋炀帝手下当太常卿，裴蕴给高颎当副手，做太常少卿。他觉得，隋炀帝爱热闹，讲排场，好大喜功，自己所在的部门应该能够做出贡献。

怎么贡献呢？他越过自己的长官高颎，上书隋炀帝，建议征调已经遣散的北周、北齐和陈朝的乐工，同时到民间征集百戏，共同繁荣隋朝的文艺。

这个建议立刻受到隋炀帝的重视，责令高颎落实，结果高颎不同意这么做，还给隋炀帝上谏，惹恼了隋炀帝，也为他日后被杀埋下了伏笔，而裴蕴则是恰恰相反，从此步步高升。

就从这一件事，已经可以看出裴蕴体察皇帝心思的能力来了。这样的人，当然也是隋炀帝眼中的理想大臣。

三、五贵乱政

总结一下这“五贵”的共性，有四个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他们的代表面很广。其中，苏威和宇文述代表关中势力，裴矩代表山东势力，裴蕴和虞世基则代表江南势力。帝国的三个组成部分全都有了自己的代表人物。特别是江南地区，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显著增长。这和隋炀帝初年的宰相班子有了很大区别。

第二，他们都是兼职宰相，地位相对比较低。什么叫兼职宰相？按照隋朝的制度，所谓宰相，应该是三省长官。也就是尚书令（包括尚书仆射）、内史令、门下纳言这一类的官员。隋炀帝初期的几个宰相，都是三省长官。但是，“五贵”就不一样了。

除了苏威是门下纳言以外，其余四个人，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内史侍郎虞世基、黄门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蕴，没有一个是三省正长官。其中，内史侍郎虞世基和黄门侍郎裴矩虽然品级不够，但至少还是三省官员，而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御史大夫裴蕴甚至连三省官员都不是，这可就大大突破隋朝初年建立的宰相制度了。

这些人基本都不是三省长官，为什么还能被视为宰相？因为隋炀帝给了他们一个头衔，叫“参与朝政”。意思是说，他们原来的官职不变，但是，多了一个参与朝政的兼职。这参与朝政算什么？既不是正式名号，也没有任何品级，只是隋炀帝的一个口头任命，临时差遣。

这样一来，“五贵”的身份可就降低了不少。他们的权力不是来自正规的制度，而是来自隋炀帝的个人赏识，所以，他们的地位就大打折扣了。

第三，他们都很柔顺。几个宰相各有各的特点，但有一个特点是有共性的，那就是柔顺。按照《隋书·宇文述传》的说法，就是“以水济水，如脂如韦”
。这些人像水一样柔和，像油脂一样顺滑，皇帝说什么，他们就听什么，绝不提不同意见。

第四，他们都是专家型的官员。其中，苏威是活字典，行政专家；裴矩是民族问题专家，外交家；虞世基是最优秀的秘书；裴蕴是法律专家；宇文述军事能力过硬，在技术方面也颇有造诣。这些人在各自领域都有建树，但是，正因为太专了，他们统领全局的能力不够，方向感不强。

明白了“五贵”的特点，也就不难理解隋炀帝为什么要任用这些人当宰相了。任用这五个人，就是在解决隋炀帝初年宰相人选的两大问题。

第一，宰相代表面过窄问题。这次已经有了圆满的解决，大隋王朝终于摆脱了地域狭隘性，成长为货真价实的全国性政权了，从这个角度讲，隋炀帝用人的眼界和心胸还是相当开阔的。

第二，皇帝权威不足的问题，这下也解决了。新任命的“五贵”，以兼职宰相为主，性格柔顺，而且都是专家型官员，统领全局的能力不足。这样一来，宰相的势力减弱，就失去了制约皇帝的能力，皇帝的权威也就不会受到任何挑战了。

隋炀帝这样选择宰相，到底对不对呢？很难做出非黑即白的评价。因为它解决了两大问题，又增加了两个新问题。

第一，这个新的宰相班子，势力太过软弱了，根本无法发挥宰相的应有职能。所谓宰相，应该是能够在道德上劝谏皇帝，在政治上辅佐皇帝的人物，这才叫股肱之臣。“五贵”能不能承担这样的职责？完全不能。他们是兼职宰相，身份不明；他们性格柔顺，谏诤精神不足；他们还是专家型官员，不擅长统领全局。这样一来，他们就只能是简简单单地听命于皇帝，替皇帝办事，这可就和宰相的辅弼职责相去甚远了。

隋炀帝本身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本来就存在严重的急功近利、滥用权力等问题。这样的皇帝，其实需要有效的宰相机制加以制约。但是，到“五贵”时代，因为他们自身能量不足，这种制约作用当然要大打折扣，这对于政治的良性发展当然不利。

这几个宰相的个人品格不高，根本无法发挥朝廷表率的作用。举几个例子。在“五贵”之中，最受隋炀帝信任的是功臣宇文述，其次是秘书虞世基。可是，恰恰就是这两个人，都以贪婪著称。不过，他们贪婪的表现形式不一样。宇文述贪婪的表现是认儿子，虞世基贪婪的表现是怕老婆。

先看宇文述。根据《隋书·宇文述传》的记载，宇文述没事就喜欢认有钱人当干儿子。当时什么人有钱？商人有钱，胡商更有钱。这些人有钱，但是社会地位低，非常希望在朝廷找个靠山。而宇文述在朝廷能说上话，但是手里的钱却不太够用。这样一来，两方面算是一拍即合。胡商为了能得到好处，纷纷巴结宇文述，送给他金银珠宝，管他叫干爹。而宇文述也是来者不拒，到处认干儿子，收保护费。这不是官商勾结吗？

这还不算，如果遇到更有钱的，宇文述还可以再降一辈，直接管人家叫哥哥。他管谁叫哥哥？废太子杨勇的老丈人。杨勇当初之所以被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宠幸一个姓云的姑娘。这位云姑娘的爸爸叫云定兴，在杨勇当太子的时候没少捞到好处，家里攒了不少宝贝。后来杨勇倒台，云定兴受到连累，被革职为民。云定兴是个不甘寂寞的人，总想着东山再起。怎样才能实现梦想呢？他就把自己积攒的那些宝贝都孝敬给了宇文述。

宇文述和云定兴本来处于政治上的对立面，但是，两个人都没什么廉耻心，所以，谁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云定兴敢送，宇文述也敢收。而且收了之后眉开眼笑，马上就张口管云定兴叫哥哥，还保举他一路高升，一直当到左屯卫大将军。这不就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吗？

再看虞世基。虞世基最大的问题是怕老婆。怕老婆跟贪婪有什么关系呢？虞世基贪婪，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夫人孙氏。这位孙夫人以前嫁过一个人，这人死了之后才跟虞世基结婚。别看不是结发夫妻，但是，孙夫人又风流又放荡，别有一番情趣，虞世基很快就被她迷住了，心甘情愿地供养她，过奢侈浮华的生活。问题是，虽然虞世基是宰相，但工资总有数，日子过得太奢侈，他也支撑不起。

怎么办呢？孙夫人干脆自己创收了。她跟前夫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夏侯俨，这时候年纪也不小了，孙夫人就让夏侯俨打着虞世基的名号到处招权纳贿，卖官鬻爵。这样一来，虞世基家里门庭若市，金宝堆积，财政赤字问题也就解决了。这当然不是正道。有道是上行下效，宰相带头受贿，朝廷自然也就腐败成风，小人当道。

皇帝好大喜功，滥用民力，宰相再招权纳贿，不能匡扶，这国家不就往更危险的方向走了吗？那么，隋朝还会遇到什么问题呢？

第十四章　太子风波

隋炀帝想当一个有政治成就的皇帝，但是他既没有虚心纳谏的胸怀，也没有任人唯贤的眼光。在他的一意孤行下，表面风光的大隋王朝，实则隐藏着各种危机。这危机，既表现在国家政治上，也表现在家庭关系上。

中国古代皇帝家国一体，立储是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但隋炀帝一直到死，都没能确立一个太子。这里面又有着怎样的曲折故事？

一、元德之死

中国有句俗话叫“家和万事兴”。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隋文帝生性猜忌，总觉得儿子要谋反，今天除掉这个，明天除掉那个，开始是“五子同母”
，最后却只剩下隋炀帝一根独苗。

隋文帝废长立幼，猜忌骨肉，让隋朝付出了很大代价，隋炀帝会不会吸取教训，好好处理家庭关系？事实证明，隋炀帝在这个问题上也没能高明到哪里去。如果说隋文帝最大的问题是更换太子，那么，隋炀帝的问题则更严重，他一直到死，都没有立一个真正的太子。

要说隋炀帝的家庭关系，还得先来了解一下隋炀帝儿女的基本情况。很多人知道，风流天子唐明皇有三十个儿子，三十个女儿。按照各种小说的说法，隋炀帝更是风流成性，应该有更多的儿女吧？其实并不是。隋炀帝活到成年的儿子一共有三个，女儿的情况不是十分清楚，在历史上留下记载的有两个。一般说来，女儿跟宫廷的权力争夺关系不大，姑且不论，先看这三个儿子的情况。

三个儿子中，老大叫杨昭，生于开皇四年（584）；老二叫杨暕，生于开皇五年（585），都是萧皇后所生；老三叫杨杲，生于大业三年（607），是萧嫔所生。这个萧嫔到底是何许人，史书记载不清晰，但是，一般都认为和萧皇后有很近的亲属关系。

这样看来，在家庭问题上，隋炀帝其实是相当严肃的，基本算是秉持了父亲隋文帝的风格，对皇后非常忠诚。虽然还做不到三子同母，但是，绝不像小说所讲的那样淫乱。恰恰相反，他的家庭结构简单清晰，不存在后妃争宠、诸子争权的问题。这对于挑选接班人，还是非常有利的。

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大儿子杨昭因为是嫡长子，顺理成章地被立为皇太子。这个皇太子品性如何呢？一言以蔽之，非常优秀。比隋文帝的嫡长子杨勇靠谱多了。这位太子有三大优点。

第一，生活简朴。杨昭因为是隋炀帝的长子，很受祖父母隋文帝和独孤皇后的宠爱，从小就被抱到他们身边抚养。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下，杨昭倒是颇有祖父母的风范。虽然贵为太子，每次用膳，都是一两个菜就解决问题，被褥、床帐也都极其简朴，跟隋炀帝没当太子的时候差不多。

第二，为人忠厚。有一个事例被记载在史书之中，让人印象深刻。杨昭三岁的时候，有一次在玄武门玩石狮子。正好爷爷奶奶，也就是隋文帝夫妇来看他。若是在平时，小杨昭看见爷爷奶奶，早就跑过去行礼了，可是这天，他却低下头，回避了。为什么呢？原来是那天隋文帝犯了腰疼的毛病，走路的时候就把手搭在独孤皇后的肩膀上，杨昭觉得这个举动过于亲热，他就依据非礼勿视的原则，回避了。

问题是，杨昭当时才三岁，连隋文帝夫妇都没想到他会有这么复杂的思想，这么高的精神境界，所以没当回事，继续勾肩搭背地在出现在他面前。可是，每次只要他们一进入杨昭的视线，杨昭马上眼观鼻，鼻观口，坚决不正视。

这样几次之后，隋文帝终于明白了，孙子这么小，居然就知道非礼勿视，这是多么规矩的孩子啊！隋文帝禁不住感慨道：“天生长者，谁复教乎！”
我这孙子，生下来就是个忠厚长者，这可不是大人能教会的！

再举一个例子。一般老人家不都喜欢逗小男孩，说给他娶媳妇吗？北方还有一首儿歌说：“小小子，坐门墩，哭着闹着要媳妇。”隋文帝虽然贵为天子，但是爱孙子的心情和一般老百姓并没什么区别。

有一次，隋文帝也逗杨昭，说要给他娶媳妇。没想到杨昭一听，马上哭了。隋文帝大惑不解，赶紧问他为什么。杨昭回答说：“汉王未婚时，恒在至尊所，一朝娶妇，便则出外。惧将违离，是以啼耳。”
汉王杨谅叔叔没结婚的时候，一直都待在爷爷奶奶身边，可是，一旦娶了媳妇，立马就让他出去住了。我怕娶媳妇就要离开爷爷奶奶，所以才哭呀！

这么一说，又把隋文帝夫妇感动得无以复加，觉得这孩子真是天生孝顺。

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杨昭长大之后并没有蜕化变质，还继续保持着忠厚孝顺的本性。他太子府里的官员，如果家里有老爹老娘，杨昭一定会亲自拜访，过年过节还有额外赏赐。

第三，性格谦和。根据史书记载，杨昭从来不会跟人发脾气，他手下人犯了再大的错，他顶多说一句“大不是”
也就罢了，至于骂人打人，根本不会。

这样的太子好不好？真是挑不出错来。仁爱温和，特别适合当守成之主。隋炀帝对他也是满怀期望。只可惜，这个太子有一个大毛病，身体不好。按照史书记载，杨昭长得特别胖，人一胖就容易得心脑血管疾病。杨昭也确实有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最怕骤起骤降。俗话说怕什么来什么，太子杨昭居然就死在了这个骤起骤降上。

隋炀帝喜欢到处巡游，基本不在大兴城待着。他出去的时候，太子杨昭就留在大兴城监国，但是，逢年过节，总要到隋炀帝驻跸的地方朝拜。

大业二年（606），隋炀帝出巡洛阳，杨昭又从大兴城赶来朝拜了。朝拜之后，就要回大兴城。杨昭孝顺，不舍得离开爸爸，所以，到了要走的时候，就恳求爸爸，希望再多陪侍父母几天。

然而隋炀帝是英雄天子，对这套儿女情长不感兴趣，当场就拒绝了。

隋炀帝拒绝，杨昭就反复恳求，按照当时的礼节，反复恳求就要反复跪拜，这样连跪带磕头，引发心脑血管疾病了，没过几天，一命呜呼，享年二十三岁。一个好太子就这样没了。谥为元德太子。

二、齐王犯错

太子死了，按道理讲，就得再立一个新太子。不过，虽然隋炀帝还有两个儿子，但是，小儿子杨杲就生于大业三年（607），换句话说，元德太子死的时候，他还没出生。再说，即使他已经生了下来也没用，因为他的母亲是萧嫔，不是皇后。

这样一来，候选人就只剩下一个老二齐王杨暕了，无论是论嫡还是论长，他都是唯一人选，不存悬念。齐王杨暕从小长得眉清目秀，又涉猎经史，工于骑射，也算是能文能武，所以也深得隋炀帝喜爱。而且，年龄只比元德太子小一岁，是个成年人了，由他来当太子，并没有任何争议。

事实上，隋炀帝也是这么安排的。就在元德太子死后，隋炀帝立刻就把原来元德太子的僚属两万多人都转到了齐王杨暕的名下，而且，还郑重其事地任命了一个叫柳謇之的人当齐王府长史。

柳謇之是何许人？此人简直就是大隋帝国的面子。长得高大英俊，喝酒一石不醉，而且喝得越多，谈吐越风雅有趣。这样的人真是天生的外交官，所以，隋朝无论是跟江南的陈朝打交道，还是跟北方突厥、吐谷浑打交道，柳謇之都是使者，给隋朝做足了脸面。更难得的是，这样一个风流倜傥的人还非常急公好义，每次出使回来，得到的赏赐全都散给宗族，自己家徒四壁也不以为意。这样一来，柳謇之简直就成了天下人的偶像。

现在，隋炀帝让这么一个偶像级别的人物给齐王杨暕当长史，无疑是想进一步提升齐王的人气。由此也可以看出隋炀帝对齐王的用心。皇帝表态都这么明确了，大臣当然也不甘落后，前来拜访的络绎不绝，齐王府天天门庭若市。自己巴结还不算，大臣们还纷纷把自己的子弟送到齐王府里做事，谁都觉得，今天的齐王，就是明天的太子，后天的皇帝，不预先巴结行吗？

不过，有的时候，越是笃定的事就越有风险。表面上看来，让齐王杨暕当太子的决定简直呼之欲出，可事实上，这个任命最后是无限期推迟了。为什么？因为齐王杨暕也觉得自己是太子的不二人选，缺乏危机意识，所以并没有刻意表现自己。恰恰相反，他在考察期的表现糟糕透顶。有三件事让隋炀帝大为恼火。

第一件事，纵情声色，骚扰百姓。隋炀帝不是特意挑选了偶像派大臣柳謇之给齐王杨暕当长史吗？不料，天下人都喜欢柳謇之，唯独齐王不喜欢。齐王觉得，柳謇之太正派了，不好玩。所以，干脆把柳謇之晾到一边，自己选了几个情投意合的大臣，让他们四处寻找声色犬马。

这些大臣哪是什么好人？得了齐王的命令，马上就拉大旗作虎皮，为非作歹了。齐王让他们选美人，他们就在京城四处打听，知道谁家有漂亮女儿，马上找上门去，不容分说，直接拉到齐王府第，肆行奸淫。扣留几天之后，他们玩够了，再给送回去，这不是害人吗？

另外，当时隋朝和西域通商，齐王知道西域产宝马，就让手下的喽啰到陇西给他弄几匹名马。这些喽啰才不会正正经经做买卖。他们到了陇西就把当地胡人酋长都拘押起来，严刑拷打，逼着人家拿出最好的马来给齐王送礼。这样弄来的马连齐王杨暕自己都觉得来路过于不正，不好意思收，让他们再给送回去。这些人会不会依令而行呢？已经吃进嘴里的肉，他们才不会再吐出来。齐王不要，他们干脆拉到自己家里，谎称是齐王所赐，直接昧下了。这样一来二去，齐王的名声可就不好了，京城也罢，边地也罢，到处都风传齐王的丑事，传到隋炀帝耳朵里，隋炀帝当然生气。

第二件事，齐王不仅骚扰百姓，还跟爸爸隋炀帝争起了美女。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还得从乐平公主说起。

乐平公主杨丽华，是隋炀帝的大姐，也是北周的太后。当年，隋文帝杨坚取代北周，杨太后重新回到娘家，被封为乐平公主。俗话说人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乐平公主回到娘家，也得讨好自己的弟弟隋炀帝。有一次，乐平公主访到了一个姓柳的美女，觉得倾国倾城，就跟隋炀帝大力推荐，建议他纳入后宫，收为妃子。无奈隋炀帝雄才大略，对建功立业的热情远高于对美女的热情，所以并没给乐平公主正式答复。久而久之，乐平公主见隋炀帝再也不提这件事，以为他就不要了。

然而这柳家姑娘太美了，简直就是为宫廷而生的，如果不进宫都辜负了这番品貌。怎么办？既然皇帝不要，那就把她送给未来的皇帝吧。于是，乐平公主又把这位柳姑娘推荐给了侄子齐王杨暕。杨暕好色，平时还派人到处搜罗美女呢，这送上门来的岂能不要？当即就笑纳了。

本来这件事至此就算结束了。没想到，又过了一段时间，隋炀帝又想起这位柳姑娘来了，就问姐姐乐平公主，柳姑娘现在在哪里？意思是让她入宫。这下乐平公主可尴尬了，只好说，以为陛下不要，已经在齐王那里了。隋炀帝什么反应？按照史书的记载，“帝不悦”
。这不高兴里面，可包含着不少因素。

第一，这说明齐王迷恋女色，这本身就不是未来的太子应该表现出来的品性。

第二，虽然隋炀帝并没有纳柳姑娘为妃，但在心里，他已经把柳姑娘当成自己的人了。一个做儿子的，居然敢动爸爸的禁脔，真是大逆不道！

可能有读者会觉得齐王很无辜，他怎么会知道这件事的前因后果？的确，他并非明知故犯。但是，他也并不无辜。要知道，他可是一个正在考验期的王子，在这种时刻，做任何事情都应该小心翼翼，多考虑几个来回。比如，他应该问问姑姑，这个姑娘既然如此美貌，为什么不送给父皇？如果他多问这么一句，乐平公主肯定会告诉他来龙去脉，那他就应该避嫌，绝不打这个姑娘的主意。但是，他没有问清楚，更没有避嫌。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他太放肆了，根本没把爸爸放在眼里。既然如此，隋炀帝生气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第三件事，和隋炀帝争猎物。就在柳美女事件过去之后不久，杨暕跟随隋炀帝一起巡游汾阳宫。皇帝父子一起打猎，自然要做些安排。隋炀帝让杨暕先率领一千骑兵把猎物围起来，好瓮中捉鳖。杨暕领命而去，也确实把猎物给围起来了。围起来之后呢，他就把爸爸晾到一边，自己开始纵情追赶起猎物来。

杨暕工于骑射，是个好猎手，所以，一会儿工夫，就打到不少麋鹿。这让他得意非凡，赶紧派人把猎物送到隋炀帝面前表功。

眼看着儿子送来这么多猎物，隋炀帝气不打一处来，因为他还一头猎物都没打到呢。这风头被儿子抢了去，让隋炀帝很没面子。又不好明说，只能责怪身边跟从的人不好好打。

跟从的人一肚子委屈地说，我们也想好好打啊，问题是，野兽都被齐王手下那帮人挡住了，根本过不到咱们这边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

这样一来，隋炀帝对这个儿子更不待见了。

走笔至此，不禁想起了清朝咸丰皇帝的故事。咸丰是道光的四儿子，当时道光皇帝有两个儿子都表现不错，很有当太子的潜质。一个是后来的咸丰皇帝奕詝，另一个则是老六奕訢。

道光怎么考察这两个儿子呢？他也是带着他们哥俩去打猎。打猎之前，奕詝的老师就悄悄对咸丰说：真论打猎，你不是六阿哥的对手。所以，你干脆一个也别打，两手空空地回来。如果皇上问起你原因，你就说，春天万物生长，你不忍心杀生。奕詝依计而行。结果，打了一圈下来，奕訢满载而归，奕詝两手空空。道光很诧异，奕詝再不能干，也不至于到这个地步吧？就问他怎么回事。奕詝就把老师那套答案给道光皇帝背了一遍。结果道光立谁当了太子？奕詝。因为他虽然不出风头，但是有一颗仁爱之心。

对比一下咸丰和杨暕，就知道杨暕的问题出在哪里了。他太爱出风头了，根本不管这种风头是不是投皇帝所好。要知道，隋炀帝本身就是一个刚愎自用、好出风头的人，一心希望天下人都不如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一个聪明的王子，就应该投其所好，把猎物都赶到他这边来，让他满载而归。只要他高兴了，天下不就都是你的了吗？可是杨暕恰恰相反，他太幼稚，太高调了，完全是个人主义，只顾自己出风头，根本不考虑皇帝的感受。这怎么能不引起隋炀帝的反感呢？

三、齐王失宠

有了这几个错处，杨暕在隋炀帝心目中的形象越来越差了。隋炀帝不仅不提让他当太子的事，反而故意让人去挖掘杨暕的过失。

一个皇帝如果想找人麻烦，那不是易如反掌吗？马上，一件事就被揪了出来。

当时制度规定，县令无故不得出境。但是，有一个伊阙县令叫皇甫诩，很受杨暕喜爱。杨暕就违反了禁令，偷偷带他出境到汾阳宫，一起寻欢作乐。隋炀帝此时正找杨暕的碴儿，有一个御史叫韦德裕，就投其所好，把这件事揪了出来，弹劾杨暕违制。

面对韦德裕的弹劾，隋炀帝怎么处理呢？他大张旗鼓，命令一千多个士兵包围了齐王府邸，进行掘地三尺的搜索，务必搜出更多的罪状来。就在这样的穷追猛打之下，有一件丑事终于曝光了。

齐王杨暕的妃子韦氏很早就去世了。杨暕放着那么多美女不喜欢，偏偏喜欢上了韦氏妃子的姐姐。既然如此，把韦家姐姐纳入齐王府不就行了吗？又不行。因为这个姐姐当时已经嫁给了一个姓元的人，是已婚妇女。喜欢韦家姐姐，又不能娶她，怎么办？杨暕就和韦家姐姐暗地私通，而且还生了一个女儿。

这也罢了，更要命的是，有一天，齐王杨暕居然请了一个看相的先生给他的妃子们相面，而且还把韦家姐姐安排到了妃子的队伍里。看相的靠什么赚钱？不就是察言观色吗？这位先生马上就看出来，齐王对韦家姐姐情有独钟。既然如此，就投王爷所好吧。看相的先生把其他妃子都撇在一边，单指着韦家姐姐说：“此产子者当为皇后。”
他这么说，齐王杨暕自然高兴。韦家姐姐命里该当皇后，那就意味着他命里该当皇帝喽。可是，当时的情况是隋炀帝迟迟不下诏令，让自己当太子。这让杨暕很着急。

皇帝为什么不立自己当太子？杨暕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反倒恨起大哥元德太子的三个儿子来。他觉得，大哥虽然死了，但是留下了三个儿子。这可是长房长孙啊，万一隋炀帝改变主意，不立儿子，要立孙子怎么办？要确保自己接班，只能让这三个侄子去死了。

怎样才能让三个活蹦乱跳的孩子死呢？杨暕用起了古代人的老办法，当然也是最笨的办法厌胜，企图用诅咒的方法咒死三个侄子。而要施行厌胜，肯定会用到小木偶之类的东西。现在，隋炀帝对齐王府邸进行掘地三尺式的侦查，这些罪行当然无法掩盖，都被揭露出来了。

揭露出来之后怎么办？隋炀帝大发雷霆，把那几个帮齐王寻找声色犬马的官员斩首，让韦家姐姐自杀，还有好多府僚都流放边疆。隋炀帝不是让偶像官员柳謇之当齐王府长史吗？上任的时候，隋炀帝还对他讲：“今以卿作辅于齐，副朕所望。若
齐王德业修备，富贵自当钟卿一门。若有不善，罪亦相及。”
谁都觉得柳謇之肯定步步高升。没想到，这句话的前半句并没有应验，应验的倒是后半句，就在这次事件之后，柳謇之因为不能匡扶齐王，被除名为民了。

处理了这么多相关人士，齐王本身怎么处置？要不要像隋文帝对儿子那样，或杀或关？隋炀帝倒没有那么做。隋文帝儿子多，他儿子太少了。这时候，三儿子杨杲还非常小，古代儿童的成活率又低，万一把齐王除掉，杨杲又死了，隋炀帝就成了孤家寡人，连继承人都没有了。万般无奈之下，隋炀帝恨恨地说了一句：“朕唯有暕一子，不然者，当肆诸市朝，以明国宪也！”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只好先饶了他。如果我有更多的儿子，肯定就把这个儿子拉出去斩首，以昭明国家的法度！

虽然不能即刻除掉齐王，但是，隋炀帝此后对他就非常疏远了。给了他一个京兆尹的头衔，但是什么事都不让他干，而且还专门派了一个虎贲郎将，跟在齐王身边，监视他。只要杨暕有任何小错，这个虎贲郎将马上报告给隋炀帝，这就等于被监禁起来了。

即使这样，隋炀帝还不放心，派给齐王的府僚都是些老弱病残，唯恐齐王利用他们作乱。齐王得宠的时候，官员都争先恐后地把儿子往齐王府送，等到齐王失宠，这些人也就跟着倒霉了。举一个例子。

有个太史令叫庾质，就是当年给隋文帝打气，说他有天命的那位太史令庾季才的儿子。庾质算是隋炀帝的心腹，而他的儿子则在齐王府上班。此刻，隋炀帝讨厌齐王，无处撒气，就揪住庾质，怒气冲冲地质问他：“汝不能一心事我，乃使儿事齐王，何向背如此！”
你把你儿子送到我儿子那里，就是对我不忠！

庾质是怎么回答的？他说：“臣事陛下，子事齐王，实是一心，不敢有二。”
我侍奉您，我儿子侍奉您儿子，我们一家给您一家服务，没有不忠啊！

照理说，这回答也算费尽心机了。可是，隋炀帝哪会听这种花言巧语，直接把他贬到外地当县令了事。

就这样，因为元德太子杨昭早亡，齐王杨暕失宠，赵王杨杲太小，隋炀帝立太子的事情就耽搁下来了，一直到后来隋炀帝被杀，隋朝也没有一个法定的太子。这对于一个王朝而言，也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这样看来，隋炀帝当皇帝之后，虽然修东都、建南都、开运河、修长城，四面开疆拓土，国力也迅速增强，看起来达到了极盛局面，但是，他有一些问题处理得相当失败，比如滥用民力问题、用人问题以及接班人问题。这些问题其实都很严重，只是当时还被掩盖在国力不断扩张的表象之下。而一旦隋朝的国力扩张受阻，这些问题就会暴露出来，乃至酿成大祸。

那么，隋朝会遇到这样的麻烦吗？

第十五章　一征高句丽

由于高句丽国王高元没有像其他北方少数民族一样，来隋朝觐见，隋炀帝大动肝火，决定亲率百余万大军讨伐高句丽，而这个动作最终带领此时鼎盛辉煌的大隋王朝，驶向万劫不复的深渊。高句丽问题到底有着怎样的来龙去脉？隋炀帝为何非要如此大动干戈？

一、出征原因

隋炀帝即位后，短短几年时间，不但修东都、开运河，巩固了国内统一和促进交流，而且北出西巡，在塞北和西域都宣扬了大隋的声威。隋炀帝创造了汉武帝以后几百年间从未有过的富强局面，让隋朝的国力达到了极盛。当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办这么多大事，也让天下百姓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如果隋炀帝就此罢手，休养生息，那么，国家和人民都会逐渐安定下来，投入正常的生产生活，没准儿隋朝会成为历史上一个难得的黄金时代，犹如后来的唐朝。可惜，历史从来不允许一厢情愿的假设。事实上，隋炀帝并没有让人们休养生息，恰恰相反，他接连三次大规模远征高句丽，把老百姓从工地中又拖到战场上，最终引来天下骚动，群雄并起，不仅让隋炀帝本人身首异处，盛极一时的大隋帝国也在很短的时间内灰飞烟灭。

高句丽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隋炀帝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非要攻打它呢？

要想弄清楚隋炀帝出征高句丽的原因，还得先了解一下高句丽的基本状况。

所谓高句丽，是建立在今天朝鲜半岛北部和辽东地区的一个地方政权，定都在今天的平壤，当时的统治者名叫高元。隋炀帝为什么要打高句丽？一个直接的原因是，高句丽的国王高元没有像突厥等其他少数民族那样，到隋朝来朝贡。

这还得追溯到隋炀帝北巡的时候。大业三年（607），隋炀帝北巡塞北草原，临幸启民可汗的牙帐。当时，高句丽也正派了使者到启民可汗那里。启民可汗当时已经向隋称臣，对这个情况不敢隐瞒，就向隋炀帝做了汇报。

隋炀帝一听，马上让使者给高句丽国王传话：“令速朝觐，不然者，当率突厥，即日诛之。”
命使者回去跟国王高元讲，赶快来朝见大隋天子，如果他不来，我就率领突厥人一块儿去讨伐他。很明显，这是在威胁高句丽。使者回去之后，当然如实把隋炀帝的意思传达给了国王高元。

那么，高元有没有吓得立刻前来朝贡呢？并没有。高元确实害怕大隋，可是，害怕之后，他并没有如隋炀帝想象的那样遣使朝贡，而是干脆开始整军备战，准备誓死抵抗了。

隋炀帝是一个自视甚高的英雄天子，高句丽这样无视他的权威，他当然不能忍耐，所以才下定决心要征讨高句丽。

根据这种说法，整个战争其实就来自两个政权在第三方的一场偶遇，而且，似乎是隋炀帝死要面子的结果。但历史远没有如此简单，事实上，隋炀帝一定要打高句丽，至少有三点理由值得注意。

第一个，高句丽所辖区域本来就曾经属于中原王朝。根据《史记》记载，在朝鲜半岛最早建立国家的是商朝的遗民箕子。公元前11世纪武王伐纣，灭掉商朝，商朝的宗室箕子率众东走，到了今天的朝鲜半岛建国，在政治上臣服于周朝。

后来，到了秦末汉初，天下大乱，燕人卫满东渡鸭绿江，灭了箕子的后人，自己建立政权，定都就在今天的平壤；而后，西汉时武帝出兵灭了卫氏朝鲜，在这里设立了乐浪、玄菟、临屯、真番四个郡，实行和中原一样的管理模式；再后来，东汉末年的时候，辽东太守公孙康在乐浪郡南面又设了带方郡。直到三国曹魏时期，魏国的版图还包含了这块地方。只是到了西晋末年，五胡入华，这块地方才脱离了中原政权的控制。

脱离了中原政权的控制，它落到谁的手里了？落到高句丽人手里了。高句丽本来是活动在吉林东部长白山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中原政权南渡之后，高句丽趁机南下，不仅占领了朝鲜半岛北部原来的三个郡，还侵占了辽东半岛不少领土，从此，辽东半岛也罢，朝鲜半岛北部也罢，就成了高句丽的天下。

这样说来，在历史上的漫长时期，特别是在隋炀帝最感兴趣的汉朝，这个地方就是中原政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现在，隋朝想要恢复大汉声威，怎么可能任这片土地游离在外？事实上，这不光是隋炀帝一个人的想法，很多大臣也都是这个想法。在突厥启民可汗那里看到高句丽使者之后，隋朝的边疆和民族问题专家裴矩马上就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高（句）丽本箕子所封之地，汉、晋皆为郡县，今乃不臣，别为异域。……当陛下之时，安可不取？使冠带之境，遂为蛮貊之乡乎？”
高句丽本来是箕子建立的国家，那是我们自己的领土，在汉晋时期都是中原政权所辖的郡县，在这之后才成为异国他乡的，陛下您现在文治武功都达到极盛，怎么能不收复这片土地呢？您难道真的忍心让传统的中原领土变成蛮夷之乡吗？可以看出，收复故地是当时很多人的一个共识，也是隋炀帝决心出征的第一点原因。

第二个，高句丽在东北亚地区的霸权和隋朝的东亚霸权发生冲突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为中原地区乱者为王，谁也顾不上东北，所以，高句丽迅速发展了势力，逐渐成为东北亚地区最大的政权。另外，因为历史原因，高句丽文明程度比较高。这样一来，在东北区域的竞争中相当占优势。它周边的那些民族，包括北边的靺鞨，西边的契丹、奚、室韦，都渐渐不是它的对手。另外，当时在朝鲜半岛南部还有两个政权，一个叫新罗，一个叫百济，也都比高句丽弱小。

这样一来，高句丽就成了东北亚地区的强国。在北边，它把室韦、靺鞨都变成它的附庸；在南边，它也不断向百济、新罗施压，谋求统一朝鲜半岛。打遍周边无敌手，俨然是东北亚的小霸王。问题是，就在高句丽凯歌高唱的时候，中原地区出现了强大的隋朝。隋朝一建立，整个东亚局势马上就变了。随着一个中原强国重新崛起，原来那些受制于高句丽的民族纷纷向隋朝朝贡，都想借助大隋的威风加强自己的力量。这就让高句丽原来的战略部署受阻了。怎么办呢？

高句丽虽然表面上跟隋朝保持着友好关系，向隋朝进贡，接受隋朝的册封，但是，在背地里，它却没少搞小动作。它一方面积极支持当年北齐的亡国势力，鼓动他们复国；另一方面派人到江南的陈朝朝贡，企图牵制隋朝。这当然让隋朝很不舒服。后来，开皇九年（589），隋朝统一陈朝，高句丽就更紧张了，害怕下一个讨伐对象会轮到自己。所以，它干脆停止了对隋朝的朝贡，开始积极备战。

这也罢了，毕竟，隋文帝时期，突厥才是隋朝军事活动的重点，隋文帝还抽不出心思来管高句丽的事情。可是，就在开皇十八年（598），有一件事终于惹恼了隋文帝。

这一年，有一支原本臣服于高句丽的契丹部落改投了隋朝，这在隋朝看来叫弃暗投明，在高句丽看来，就是可耻的背叛了。如果让这些附属民族都背叛下去，高句丽在东北亚也就威风扫地了。

高句丽国王高元不能坐视不管，他亲自率领大军杀到了隋朝统治的辽西地区。这可让隋文帝忍无可忍了。于是，就在开皇十八年（598），隋文帝派汉王杨谅为元帅，高颎为元帅长史，率领三十万大军讨伐高句丽。

结果怎么样呢？由于准备仓促，隋朝这次讨伐失败了，不过，高元也吓了一跳，赶紧遣使谢罪，自称“辽东粪土臣元”
，重新派人朝贡。这样一来，隋文帝算是有了面子，也就没有再追究。虽然这件事草草收场，但可以看出来，两个霸权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以后的冲突还是在所难免。

第三个，高句丽和东突厥勾结，让隋朝感受到了威胁。虽然在隋炀帝时期，东突厥已经臣服于隋朝，但是，对这个骁勇的马背民族，隋朝一直不敢掉以轻心。大业三年（607），隋炀帝在突厥那里看到高句丽使者，一下子就敏感了起来。他害怕这两个政权联合。如果他们联合，一北一东雄视中原，还是很有杀伤力的。所以，隋炀帝才让使者传话给高元：“令速朝觐，不然者，当率突厥，即日诛之。”
这句话，仔细分析其实有两层意思。

第一，告诉高句丽国王，现在，大隋如日中天，请你赶紧认清形势，俯首听命。

第二，别打突厥的主意，现在突厥是我的藩属，不可能跟你联合。特地把突厥提出来，其实恰恰反映的是隋炀帝的担心。

这样看来，虽然隋炀帝在突厥遇到高句丽使者具有偶然性，但是，双方的矛盾和冲突却是由来已久，具有必然性。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看法，必然性在事物发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而偶然性可能加速或者延缓事物发展的进程。隋朝和高句丽的关系也恰恰是这样。因为两个政权具有天然的矛盾和冲突，所以不仅隋文帝要打高句丽，隋炀帝也要打，到唐朝还要打。双方必有一战，但是，究竟什么时候打？在具体时间的确定方面，大业三年（607）隋炀帝在突厥偶遇高句丽使者事件就有重要意义了。这次遭遇之后，隋炀帝终于下定决心，晚打不如早打，现在隋朝兵精粮足，如日中天，此时不打，更待何时！

二、准备出征

要和高句丽打仗，怎么打？隋炀帝可不像当年隋文帝那样仓促起兵。事实上，他做了精心的准备。

第一项是后勤准备。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任何时代打仗，后勤都是一个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隋朝的西京在大兴城，东都在洛阳，位置都比较偏西。而高句丽则在东北地区，相隔很远。怎么解决后勤补给问题？隋炀帝的解决方法是挖运河。就在大业四年（608）元月，隋炀帝颁布诏令，征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万余人开挖永济渠，永济渠从洛阳一路往北修，一直修到涿郡，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城。这条运河就是直接为征伐高句丽修的。运河一开通，隋炀帝就可以通过水路把兵员和物资运到涿郡。再以涿郡为基地进攻辽东，就容易多了。

第二项是修造船只。既然依靠运河运输粮草，当然就要打造运输船只了。按照一般的想法，大业四年（608）运河完工，紧接着，大业五年就应该造船了。是不是呢？并不是。大业五年和六年，隋炀帝又把目光转向了西北，解决了西突厥问题和吐谷浑问题。不仅赢得了大片领土，重新打通了丝绸之路，还把不少西域小国的国王和使者都带回了中原，让他们好好地感受了一下大隋的繁荣富庶。这就耽误了两年。

直到大业七年（611），隋炀帝才又有精力重新考虑东北地区的高句丽。高句丽到现在还没有臣服，是可忍，孰不可忍！这样一来，本来中断了两年的准备工作又重新启动了。大业七年二月，隋炀帝下令，征调民夫，在东莱海口造三百艘大船，而且，在一个月之内必须造好！这么急的期限，民夫只好昼夜赶工，因为整天泡在水里，腰部以下都生了蛆，到船造好的时候，民夫已经死去十之三四。就这样，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第二项准备工作也做好了。

第三项是征发兵源。在这个问题上，隋炀帝的做法是扫地为兵。

首先，全国的常规部队都到涿郡来集结。

其次，还要再征调一些特种兵。什么样的特种兵？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隋炀帝“发江淮以南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排镩手三万人”
。水手是划船的，弩手是拉弓的，作战能力弩比一般的弓要强。而所谓排镩手，其实就是专使丈八蛇矛的长枪手，这是《三国演义》里张飞的武器，杀伤力很强。岭南地区山高林密，盛产非常优秀的排镩手。

第三项是调集军需。隋炀帝下令，让河南、淮南和江南老百姓建造戎车五万辆，送到高阳（今河北高阳），预备给战士们送衣服和帐篷；又征发江淮以南地区的民夫和船只，把几大粮仓的粮食、铠甲和一些攻城的工具运到涿郡。

这样大规模的准备工作一共动用了多少人？按照《资治通鉴》记载，当时奔走在路上的有好几十万人。这个准备规模，不仅远远超过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那次对高句丽的战争，也远远超过了当年的平陈战争。

就这样，经过一年紧锣密鼓、不计成本的折腾，到大业八年（612）正月初一，各项准备工作终于就绪了。从全国各地调来的大军齐集涿郡，总共达到了一百一十三万多人，当时号称二百万，整装待发。

三、御驾亲征

大业八年（612）正月初二，隋炀帝发布诏书，公布了高句丽不修职供、招亡纳叛、侵扰辽东以及内政紊乱等四大罪状，然后宣布，自己要亲总六师，吊民伐罪！作战要师出有名，宣布这些当然没有错。问题是，隋炀帝把该宣布的宣布了，把不该宣布的也给宣布了。他宣布什么不该公开的信息了？

首先，他把作战部署给宣布了。按照隋炀帝的文宣，他的二百万军队要分成左右两翼，每一翼又分为十二路军，每支军队都有自己的行军路线。比如，左第一路军走镂方道，左第二路军走长岑道；右第一路军走黏蝉道，右第二路军走含资道，等等。反正，二十四路大军的进军路线都公布得清清楚楚。

其次，隋炀帝还把军队番号也给公开了。

各路大军即将出征，隋炀帝要求，每路大军必须在衣服领子上缝一块布做的军记带，这个军记带长一尺五寸、宽两寸，上面写上各军的番号，省得谁走丢了，找不着队伍。另外，既然御驾亲征，不仅皇帝本人要去，大臣们也都得跟着去，这些大臣也不按原来三省六部那样的编制了，而是分别隶属于御营六军。哪六军？内、外、前、后、左、右六军，他们也要戴上军记带。这样一来，一百多万官兵，每个人隶属的军队番号也都摆在了敌人面前，这不是故意泄露军事机密吗？

最后，更糟糕的是隋炀帝的出征方式。按道理讲，兵贵机密、兵贵神速，如果能够快速突袭敌人，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那就会赢得很多先机。可是，隋炀帝不这么想，更不那么做。他的方略是“日遣一军，相去四十里，连营渐进”
。一共是二十四路大军，每天派一支军队出发，每支军队相隔四十里，一天一天地挨着走。这样一来，光是这二十四路大军出发，就花了二十四天的时间。二十四路大军之外还有天子六军，又是六天的时间。再加上一些辎重部队，整个出发仪式完成，一共用了整整四十天时间！敌人就是再迟钝，也早都知道了。

光是出发迟缓也就罢了，关键是，这样一来，整个军队就形成了一字长蛇阵，首尾相隔一千多里，别说是互为犄角，前面出什么事，后面根本就不知道。隋炀帝北巡突厥的时候，不是还刻意避开了一字长蛇阵吗？可是这一次他却掉进了自己曾经避开的深坑。这样一来，所谓百万大军，战斗力也就相当有限了。

这些举措已经充满漏洞，但是还没有完。隋炀帝的军队里可不光有军事人员，还有其他各种闲杂人员。什么闲杂人员呢？大概有四类。

第一类，乐队。隋炀帝随军带了一支军乐队，什么钲、鼓、箫、笛子，应有尽有。这哪里是去打仗，这不是去演戏吗？

第二类，宗教职业者。隋炀帝此行还带了不少和尚道士，可以在战场上讲经说法。

第三类，女眷。隋炀帝不仅自己携带后妃宫女出征，还让自己最亲信的宰相宇文述也带上家眷。

要知道，中国古代人比较迷信，认为女性上战场会对战争不利。但是，隋炀帝对这个问题倒是看得开，他怕宇文述不好意思，还特地给宇文述做思想工作，说：“古称妇人不入军，谓临战时耳。至于营垒之间，无所伤也。项籍虞姬，即其故事。”
你不要听别人乱说什么女人上战场不吉利，古人是说，在白刃战格斗的时候，不要轻易让夫人露面。至于安营扎寨的时候，有女眷在旁边，一点关系都没有，西楚霸王项羽打仗不也带着虞姬吗？这样一来，好多女眷就出现在行军队伍之中。

第四类，外国使节。隋炀帝不是在大业六年（610）把好多西域小国的君主都带到中原来了吗？其中有一些人一直没回去。比如说高昌王、伊吾吐屯设，还有吐谷浑的太子，乃至西突厥的处罗可汗，当时都跟在隋炀帝身边。现在，隋炀帝把他们也带上了，一起随军观战，好进一步感受一下大隋的威风，从而坚定追随大隋的信心和决心。

这样的军队，还哪有什么军纪和秘密可言？

四、出征预测

这样一支前所未有的军队，就以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出发了。这哪里是去打仗，简直就是武装游行，还外带嘉年华。这支军队能不能取胜？隋炀帝认为完全不成问题。在他看来，像高句丽这样的蕞尔小国，哪里还用得着打？有这样一支威武之师、雄壮之师往边境一站，他们吓也得吓死了。所以，根本就不需要考虑什么战略战术问题，只要考虑好如何接受投降的事宜就行了。怎样才能顺利地接受敌人投降？隋炀帝觉得，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好。

第一个，如何防止将领贪功冒进。

第二个，如何有秩序地接受敌军的投降。

怎样防止将领贪功呢？隋炀帝下令，二十四路大军不设统帅，互相牵制，而且，有事必须禀报隋炀帝决定，不得擅自开战。这样一来，就谁也不能冒进了。

怎样接受敌军投降？隋炀帝规定，每支大军专门设立一个受降使者，这个受降使者“承诏慰扶，不受大将节制”
。慰抚使直接隶属于皇帝，跟本军将领是平级关系，如果将领不接受投降，慰抚使可以节制他。

要知道，自古要打好仗，讲的就是“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
。只有这样，主帅才能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发挥主观能动性，打出胜仗。可是现在，上面有隋炀帝管着，旁边有受降使者看着，这仗岂不是没法打了？隋炀帝为什么这么荒唐？不是他不会打仗，而是他根本就没预备打仗。他想的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隋炀帝如此，其他人是不是也这么想？未必。当初，太史令庾质因为把儿子送到齐王府当官，被隋炀帝贬为县令了。这时候，大军出征之前，隋炀帝又想起他来，就把他叫回身边，问他：“高（句）丽之众不能当我一郡，今朕以此众伐之，卿以为克不？”
高句丽是个小国，还不及我一个郡大，现在我派大军讨伐，你觉得能不能打赢？

庾质回答说：“伐之可克。然臣窃有愚见，不愿陛下亲行。”
打还是可以打赢的，但是依我愚见，陛下还是不要御驾亲征了。

这个回答让隋炀帝很不高兴，他变了脸色说：“朕今总兵至此，岂可未见贼而先自退邪？”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现在已经率领这么多大军来到涿州，已经在前线了，你难道让我不见敌人就跑回去吗？

庾质怎么回答呢？他说：“战而未克，惧损威灵。若车驾留此，命猛将劲卒，指授方略，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克之必矣。事机在速，缓则无功。”
如果陛下御驾亲征，万一不胜，是很没面子的事。因此，还不如留在后方，派将领去打。将领没了您这个负担，倒可以迅速出击。要知道，兵贵神速，这样拖延，恐怕劳而无功。这是非常中肯的意见。

而且，这也不是唯一的批评意见。事实上，在领兵将领之中，也有人对这次出兵有不同意见。谁呢？老将段文振。段文振是隋炀帝委任的二十四将军之一，还没到辽东，就病倒了。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就在临终之前，段文振给隋炀帝上表说：“夷狄多诈，深须防拟，口陈降款，毋宜遽受。水潦方降，不可淹迟。唯愿严勒诸军，星驰速发，水陆俱前，出其不意，则平壤孤城，势可拔也。若倾其本根，余城自克；如不时定，脱遇秋霖，深为艰阻，兵粮既竭，强敌在前，靺鞨出后，迟疑不决，非上策也。”
什么意思呢？段文振说了两方面的内容。

第一，陛下一心想要接受高句丽人投降，问题是，这些敌人很狡猾，很有可能诈降。所以，一定要多留个心眼，不要被他们骗了。

第二，眼看雨季就要到了，所以我们出兵一定要快一点儿，只有出其不意拿下平壤城，才有胜算。否则，等到雨季到来，运输艰难，我们的后勤补给跟不上去，那时候，高句丽再伙同靺鞨等附属民族打我们，麻烦可就大了。这个意见相当具有前瞻性。

这样看来，虽然隋炀帝自恃兵多将广，信心满满，但是，对于隋炀帝的军事方略，一些官员表现得忧心忡忡。

那么，隋炀帝征讨高句丽，到底会是怎样的结局呢？

第十六章　铩羽而归

隋炀帝亲率百余万大军，铺天盖地地向高句丽挺进，两路大军分别包围了高句丽的军事重镇辽东和首都平壤，希望能够直接把高句丽给吓得投降。被逼到墙角的高句丽，面对大军压境、存亡不保的困境，誓死抵抗。本来优势明显的隋军，竟然莫名其妙地被高句丽牵着鼻子走。最终高句丽以弱胜强，逼得隋炀帝丢下三十多万将士的尸骨，惨败而归。隋军究竟败在哪里？亲自督战的隋炀帝在这场战争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兵多将广的隋军为什么会变得如此被动？

一、渡辽失将

隋炀帝率领一百多万大军，摆足了排场，御驾亲征，希望能够直接把高句丽吓得投降。他这个目的达到没有？非常遗憾，没有达到。高句丽是被逼到墙角了，但是，所谓困兽犹斗，面对大军压境、存亡不保，高句丽反而迸发出了勇气，誓死抵抗。

大业八年（612）三月十五日，经过两个半月的行军，隋炀帝率领他的百万雄师，终于来到了辽河西边。这时候，高句丽的战士已经在辽河东边严阵以待了，完全没有投降的意思。一场战争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怎么打呢？要交手，首先得过河。过河就需要架桥。隋炀帝手下有个著名的工程建筑专家宇文恺，就是给隋炀帝造观风行殿的那一位。此人工巧，隋炀帝就把搭建三座跨河浮桥的任务交给了他。很快，浮桥架好了。谁来打头阵？这时候，大军中涌现出了一位英雄人物左屯卫大将军麦铁杖。

麦铁杖出身江南，是一位著名的传奇人物。此人出身很低，大字不识一个，最大的本事就是走路，可以日行五百里，跟马走得一样快，是真正的神行太保。当年在陈朝的时候，麦铁杖白天在皇帝身边伺候，给皇帝举着伞，晚上则到南徐州（今江苏镇江）去抢劫。要知道，南徐州跟陈朝的首都建康（今江苏南京）相隔一两百里，麦铁杖一去一回，再加上抢劫，第二天早晨居然不耽误上班。有一次，被抢的苦主把他给认出来了，向皇帝告状。皇帝怎么也不信，说他不可能跑那么远抢劫。可是，苦主坚持认为贼人就是麦铁杖，不屈不挠地写控告信。

怎么办呢？这时候，有一个官员给皇帝出了个主意。官员说，要不您假装招募一个人去南徐州送信，如果一个晚上能够送到，第二天早晨上班之前再把回信拿回来，就赏他百金。如果麦铁杖应募，且真能一个晚上跑一个来回，就说明确实是他作案。皇帝一听，依计而行。果然，麦铁杖受骗了，应募去送信，一个晚上跑了一个来回，第二天早晨没耽误上班。

这样一来，他抢劫的事也就暴露了。暴露了之后怎么样呢？皇帝觉得此人可用，骂了他一顿就不了了之，根本没惩罚他。后来，陈朝灭亡之后，麦铁杖辗转到了杨素手下做事。有一次他作战立了大功，要论功行赏的时候，正好赶上朝廷召唤杨素，杨素快马加鞭赶往京城，居然把麦铁杖给忘了。

怎么提醒杨素呢？麦铁杖拔腿就追，到晚上，就出现在杨素面前。杨素这才想起来，还欠人家一个官呢，就在文帝面前保举他为开府仪同三司。后来又辗转当了刺史。

麦铁杖不识字，刺史干得也不太好。再说，又是南方人，出身低微，所以，那些关陇贵族官僚老是看不起他。有一次回京师参加考核，窦威（唐朝窦太后的堂叔）就当面讽刺他说：麦是什么姓？没听说过。没想到，麦铁杖脱口而出：麦子和豆子，都差不多吧！把窦威说得哑口无言。或许麦铁杖的文化程度不高和社会背景确实不佳，但是，麦铁杖既聪明又硬气，足以抵消他的缺陷。就因为这两个素质，隋炀帝挺喜欢他的，把他安顿在自己身边，还让他当了左屯卫大将军。

一个南方人，既没出身，又没文化，能够做到这个位置相当不容易，所以，麦铁杖对隋炀帝感恩戴德，这次出来之前，他就发誓要为隋炀帝战死。现在大战在即，麦铁杖主动请缨，当前锋渡河。在出发之前，他对自己的三个儿子说：“吾荷国恩，今为死日！我得良杀，汝当富贵。”
我领受着这么重的国恩，如今是为国而死的时候了，如果我真能为国而死，皇帝陛下不会辜负你们的。说完，领着军队就冲了过去。

可是，冲到半道，麦铁杖发现了一个大问题，这个工程建筑专家宇文恺，居然在关键时刻掉链子了，没算好长度，这浮桥居然短了一丈多，够不到岸上。

所谓开弓没有回头箭，此刻总不能再往回走吧。没办法，只好往水里跳。这一跳当然吃亏，高句丽的士兵在岸上，居高临下，倒成了痛打落水狗的态势。麦铁杖毫无还手之力，英勇战死。隋炀帝在河对岸眼看着这惨烈的一幕，这才意识到，打高句丽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容易。

尽管出师不利，折了一员大将，但接下来的进展还算顺利。另一个工程技术专家何稠又重新修建了一座够长的浮桥，隋朝的大军还是顺利地渡过了辽河，杀死了一万多高句丽士兵，而且围困了军事重镇辽东城（今辽宁辽阳）。

二、辽东受挫

把辽东城围起来之后怎么打？这时候，隋炀帝又犯了糊涂，他又想通过吓唬高句丽来解决问题了。隋炀帝让建筑专家何稠在辽东城对面给他造了一座六合城。这座城方圆八里，城墙高十仞，上面插满旗帜。城的四个角都建有门楼，四面还各开三个城门。在城里，隋炀帝再亮出他的宝贝观风行殿，一眼看过去，这就是一座货真价实的城池！更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这座城就是用一个晚上搭建而成的。

第二天早晨，高句丽守卫辽东城的士兵起来一看，眼前居然多了一座像模像样的城，都惊呆了，觉得隋朝神乎其神。问题是，感慨叹息一番之后，高句丽人并没有投降，该守城还照样守城。这样一来，隋炀帝的如意算盘又落空了。

威吓不成，只好继续打。按道理讲，隋朝毕竟兵多将广，又有皇帝督战，拿下一座城，应该不是什么费力气的事。可是，隋炀帝还是没有真正下定决心，总是幻想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所以，虽然下令进攻，但与此同时，他又跟将领们交代了一个原则：一旦高句丽有投降的表示，就要停止进攻，向他禀报，不得宜将剩勇追穷寇。

这样一来，将士们打仗就有了顾忌。一来二去，辽东城里的守军也看明白了隋炀帝的用心，跟隋军玩起了心眼。一旦感觉顶不住了，马上派人摇着白旗出来谈判，说要投降。隋炀帝有命令在先，这些将领只好停止进攻，派人跟隋炀帝请示。等请示回来，人家城里早就调整好了，翻脸不认人，接着跟隋军打。这样反反复复，随军就被拖在了辽东城下，一直到六月份也没能攻下来。

这不是让人着急吗？隋炀帝不反省自己的失误，反倒骂起攻城的将领来了。他说：“公等自以官高，又恃家世，欲以暗懦待我邪！在都之日，公等皆不愿我来，恐见病败耳。我今来此，正欲观公等所为，斩公辈耳！公今畏死，莫肯尽力，谓我不能杀公邪！”
你们是不是都自以为是个人物，就轻视我啊？怪不得出征之前你们都不愿意让我来，原来是害怕我看到你们这副窝囊相。我今天就要留在这儿监督你们！如果你们再不肯尽力，信不信我真的会杀了你们！

将领们自然是不服气，心想，要不是你在这儿瞎指挥，我们也不至于如此被动。可是，隋炀帝脾气大，这样的话谁也不敢讲。

三、止步平壤

总耗在一座辽东城前头也不是办法。隋朝不是有二十四路大军吗？就在一部分军队包围辽东城的同时，其他的部队已经准备进攻平壤了。按照隋炀帝的想法，平壤是高句丽的首都，只要把平壤攻占了，其他地方肯定不攻自破。既然平壤关系全局，隋炀帝就格外用心，派了水陆两路大军联合作战。

先看水路。水军由谁来率领？水军的主帅叫来护儿。来护儿跟麦铁杖一样，也是南方人，也深受隋炀帝的信赖。就在这次征辽东之前，隋炀帝还赐给他牛和酒，让他回乡祭祖，并且宴请父老乡亲，还让三品以上的官员都到他家拜访。这是多大的荣耀啊，所以，来护儿对隋炀帝感恩戴德，非常希望能把仗打好。

开始的时候，来护儿打得确实不错，很快渡过了大同江，来到平壤西边六十里的地方。就在这儿，来护儿和高句丽军队遭遇上了。尽忠报国的机会来了，来护儿和他的军队有如下山猛虎一般，大破敌军。

打了胜仗之后该怎么办呢？来护儿和副手周法尚发生了争执。来护儿一心想要报效隋炀帝，再加上刚打了胜仗，比较轻敌，所以，就主张乘胜追击，直扑平壤。而周法尚则认为，现在咱们是孤军前进，不如等步兵人马到了一起攻城。再说，皇帝陛下也是这样交代的，所以，还是等等步兵吧。那么，最后听谁的呢？来护儿毕竟是主帅，比较强势，当然是来护儿的意见占了上风。他根本没等步兵，就率领精兵四万，直扑平壤城。

高句丽守军知道硬拼不过，早就设计好圈套了。先派一些老弱病残跟来护儿交手，打不过就往城里跑，来护儿自然乘胜追击。有句话叫骄兵必败，来护儿手下这些没怎么遇到困难的士兵，一到城里，马上就控制不住军纪了，沿街抢掠起来。眼看隋军的队伍乱了，这时候，早就埋伏好的精兵强将再杀出来，把来护儿的军队打得措手不及。

这一下，隋军可就乱了阵脚，狼狈逃窜。本来进城的时候是精兵四万，最后逃出城去，回到大同江边的只剩几千人了。这几千残兵败将也无心恋战，干脆撤退吧，一直撤退到海边，接应步兵的事当然也就成了泡影。

再看陆路。当时，陆路方面，一共有九路大军，共计三十万人攻打高句丽。陆路这边从一开始就没有水路那么顺利，首先就碰到了后勤补给问题。高句丽坚壁清野，隋朝军队只好自己背着军粮行军。他们需要从泸河和怀远开始背起，一直要背到平壤去。

这条路太远了，所以，每个人出发的时候都背了足够吃一百天左右的粮食。这实在是太沉了，再加上必要的武器、辎重，每个战士的负重都在三石以上，这不是要把人活活累死吗？怎么办呢？既然是来打仗的，武器总不能扔吧，所以战士们只能扔粮食。但是，在出发之前，隋炀帝已经下过死命令了：“遗弃米粟者斩！”
碍于禁令，士兵只好半夜偷偷起床，在帐篷里挖个坑，把粮食埋掉了事。

这样一来，负担是减轻了，可是，路才走了一半，粮食就已经快吃完了。虽然沿路也在老将于仲文的指挥下打了个大胜仗，士气不错，但是，谁都知道，没有粮食，仗可就没法打下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事情出现了一个大转机。隋朝打了个胜仗，高句丽的宰相乙支文德渡过鸭绿江，到隋军营帐前投降来了。

怎么刚打了一个败仗，宰相就要投降？其实，他根本不是投降，他就是诈降，来探听虚实的，看看隋军到底还能撑多久。高句丽已经跟隋军打了几个月交道，知道隋炀帝善待投降者，所以，身为宰相的乙支文德就大摇大摆，来诈降了。

乙支文德是高句丽的二号人物，不同于一般人，隋炀帝虽然糊涂，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有考虑的。就在出征之前，隋炀帝还曾经跟于仲文有过秘密交代，说：“若遇高元及文德来者，必擒之。”
一般人投降归投降，如果高元和乙支文德来投降，一定要擒拿他们。这就是所谓擒贼先擒王。

现在隋军粮草困难，若是能够抓住乙支文德，战局就会有一个大的转变。所以，于仲文在心里直喊天助我也，磨刀霍霍，要把乙支文德给抓起来。可是，就在这关键时刻，又出差错了。

什么差错？前面讲过，隋炀帝本来不立足于打仗，而是立足于招降。所以每支军队都配了一个招降使者，叫慰抚使。招降使者不受本军主帅节制，直接对皇帝负责，实际上就是一个监军。这时候，于仲文的军队里也有这么一个慰抚使，叫刘士龙。刘士龙其实并不怎么受隋炀帝重视，所以，关于遇到高元或者乙支文德就直接抓起来的命令，隋炀帝没跟他说。可是，这个关键时刻，刘士龙倒是站出来行使自己的职权了。他说，皇帝陛下早有交代：“高（句）丽若降，即宜抚纳，不得纵兵。”
高句丽如果投降，我们要善待这些投降的人，要让他们来去自由。所以，只要我还在这儿，坚决不能抓乙支文德！

这怎么办？既然有隋炀帝的密旨，于仲文就应该当仁不让，先把乙支文德抓起来再说吧？却又不行。因为隋朝当时有九路大军，于仲文只是其中一路的主帅，其他统帅，对于要不要违抗隋炀帝的公开诏令意见并不统一。

这样一来，于仲文遇到的阻力就太大了。没办法，想来想去，还是把乙支文德放走了事。好好的一个擒贼先擒王的机会，就这么白白放过去了。不过，放走乙支文德之后，于仲文马上后悔了，又派人去追，说请他再回大帐，继续协商投降事宜。

乙支文德还会回去吗？当然不会。这样的鸿门宴，谁还敢去第二次。何况乙支文德把该了解的隋军信息都了解得差不多了，傻子才会再回去！

抓捕乙支文德不成，隋朝的九路大军可犯了难。接下来怎么办？这时候，宇文述表态说，眼看粮食没有了，在这里也是等死。干脆，撤军吧。

一听宇文述这么说，于仲文可急了。他说：“将军仗十万之众，不能破小贼，何颜以见帝！且仲文此行，固知无功，何则？古之良将能成功者，军中之事，决在一人。今人各有心，何以胜敌！”
我们率了这么多军队来打高句丽，最后居然自己主动撤退，还有什么脸回去见皇帝啊？说实在的，这一次打仗，我早就知道会无功而返。为什么呀？因为自古以来要想打胜仗，必须要统一领导。现在倒好，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这样的仗没法打了！言下之意，要是大家都听我的，绝不会打得这么窝囊！

要知道，于仲文在这些将军中资历算是老的，隋炀帝也比较信任他，还曾经下令其他将领有事向他请教。现在他说出这番话来，其他统帅都不好再说什么了。既然老将军想打，那就饿着肚子，打吧。

就这样，三十万大军在粮食严重短缺的情况下，渡过鸭绿江，继续往平壤挺进。乍一看，他们挺进得相当顺利。每次跟高句丽的兵将刚一接触，高句丽人就掉头往回跑，一天的时间，隋军就接连打了七个胜仗，最后，将领们都纳闷起来了，这仗怎么打得这么顺？

到底为什么这么顺利呢？这其实是乙支文德在用计，他通过侦察，已经发现隋军缺粮，战士都面有菜色，这才决定，拖着隋朝的军队往前跑，打疲劳战。现在，隋军果然上钩了。三十万大军一路跟着高句丽的军队往前冲，一直冲过清川江，来到距离平壤不到三十里的地方安营扎寨。

到了这里，于仲文也好，宇文述也好，才真觉得不妙了。本来，隋朝之前的方略是水陆并进，来护儿的水军应该在这边接应他们了，但是现在连个水军的影子也没有，这不是要孤军奋战了吗？

那能不能依靠步兵自己的力量攻打平壤？那就更不行了。平壤城是高句丽的首都，自然是深沟高垒，守备坚固，本来就是一块最硬的硬骨头。而隋朝的士兵经过这么一番奔波，早已疲劳不堪，又没有粮草，不要说再去攻城，就算是原地待命都维持不了几天。

这时候，将士们都恨透了于仲文，你鼓动着我们往前冲，现在冲到这儿来了，粮食也没有，友军也没有，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怎么办？正在隋朝的将帅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人来救他们了。谁呢？乙支文德。

乙支文德大摇大摆，又来投降了。他说：隋军的情况我们也知道，你们打不动我们，我们也不想再打你们。这样吧，如果你们就此撤军，我们国王高元愿意到隋炀帝驻跸的地方去朝觐。你们这么兴师动众，不就是为了让我们国王去朝觐吗？

乙支文德提出这么一个解决方案，隋朝的将领简直都要感激涕零了。他们本来还担心被高句丽困死在这里，如果能够按这个方案撤军，简直就是最体面的结局了。所以，再也不想捉拿乙支文德了，第一时间就同意了他的方案，赶紧拔营，往回撤。

四、铩羽而归

眼看着隋朝的三十多万大军落荒而逃，乙支文德哈哈大笑。他派人追了上去，送了一首诗给隋军的将军们。诗云：“神策究天文，妙算穷地理。战胜功既高，知足愿云止”
。诸位将军，你们真是神机妙算，上通天文，下晓地理，你们现在打了这么一个了不起的“胜仗”，就知足吧！像你们这样的败军之将，能活着回去就该谢天谢地了，还想让我们国王去朝觐，没门！

光是言语羞辱就罢了，更要命的是，隋朝军队回撤，是要渡过清川江的，军队刚刚过去一半，高句丽军队突然向隋军的后路发起总攻。这样一来，隋军可乱了套，一下子溃不成军。

俗话说兵败如山倒，到了这个时候，兵也顾不了将，将也管不了兵，大家都只顾着没命地往回跑，一天一夜就跑了四百五十里，都快赶上神行太保麦铁杖了。整个军队从清川江一直跑到鸭绿江才站住脚。就这样，进攻平壤的步兵也以惨败告终。检点一下人数，当初渡过辽河的九路大军一共是三十五万五千人，如今撤回来的，只有两千七百人。

不光是士兵损失了这么多，将领的损失也非常惊人。工程技术专家宇文恺，隋初“四贵”之一的观王杨雄，炀帝初年的宰相、杨雄的弟弟杨达，兵部尚书段文振等，都死在这次东征过程中。至于兵器物资的损耗，就更加不计其数了。

水陆两军都败了，损失又这么严重，这仗也没法打下去了。大业八年（612）七月二十五日，隋炀帝下令，班师回朝。就这样，由隋炀帝御驾亲征，并投入百万大军的东征高句丽之战几乎没有任何收获，就以这样窝囊的形式铩羽而归。这可是隋炀帝当皇帝以来的第一次失败。隋炀帝不是想要炫耀兵威国威吗？现在反差如此强烈，隋炀帝也太没有面子了。

怎么向天下人和各国使者交代？隋炀帝羞愤之余，只好诿过于将领，那个阻挠于仲文扣押乙支文德的慰抚使刘士龙被斩首，于仲文、宇文述也都被革职为民。可是，即便诿过于臣子，又能挽回皇帝多少尊严呢？

今天我们回头去看，隋朝这样声势浩大的东征，为什么会以失败告终？原因当然很多，比如高句丽面对强敌，同仇敌忾；比如辽东地区和隋朝内地相隔甚远，物资运输不畅；再比如东北地区的军事战争受到天气制约，只能在三四月份寒冻结束到六七月份雨季来临之间进行，因此无法发挥隋朝人多的优势打持久战；等等。但是，除了这些理由之外，还有两个原因至关重要。

第一个原因是指挥失误。开战之前，隋炀帝根本就没有立足于打，而是希望按照他习惯的方式，靠震慑不战而屈人之兵。正因为如此，他才像组织游行一样组织出兵；他才会二十四路大军并进，不设主帅，互相扯皮，互相牵制；他才会把招降置于打仗之上，让敌人反复钻空子，一再贻误战机。那么，为什么他会有如此重大的失误？还是因为他当皇帝这几年太顺风顺水了，太自信了，自信到了狂妄的程度，被狂妄蒙蔽了双眼。

第二个原因，他原来预期的盟军没有帮忙。隋炀帝征高句丽，本来预期会得到东突厥的大力支持。大业三年（607），隋炀帝还威胁高句丽使者，要率领启民可汗一起去讨伐他。可是，现在到他真正讨伐高句丽的时候，东突厥根本未发一兵一卒。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到这个时候，启民可汗已经去世了，他的儿子始毕可汗即位。始毕可汗虽然仍然向隋朝朝贡，但是，对隋朝远没有爸爸那么热情。事实上，他倒是觉得，东突厥和高句丽本来就是唇亡齿寒的关系，他可不愿意看到高句丽灭亡，更不会帮隋朝促进高句丽的灭亡。

始毕可汗的态度说明了什么？说明隋朝的北部边疆其实并没有那么稳定，而且很有可能在酝酿新的风暴。

就这样，因为这场出乎意料的惨败，隋炀帝想要通过征服高句丽来进一步震慑四夷的目的完全落了空，声威大受影响。更重要的是，因为这次战争，隋炀帝大肆征发兵役徭役，让本来已经疲惫不堪的老百姓更加忍无可忍，一场社会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第十七章　再征高句丽

隋炀帝不甘心第一次东征高句丽的失败，半年后再次御驾亲征。吸取教训的隋军凭借优良的兵力，周密的部署安排，即将大获全胜，一雪前耻。然而就在关键时刻，突然发生了一件意外之事，迫使隋炀帝忍痛放弃大好形势，再一次无功而返。这又是怎么回事？

一、渡辽出征

大业八年（612），隋炀帝亲自率领百万大军讨伐高句丽，最后以惨败告终。那么，面对这样的严重失败，隋炀帝有什么反应呢？一般说来，在这种情况下，人的反应无非是两种。

第一种，老老实实地承认失败。一方面安抚遭受重创的百姓，另一方面卧薪尝胆，好好反思，等时机成熟之后，再图大事。

第二种，无论如何不承认失败，而且，越挫越勇，非要较这个劲不可。

那么，隋炀帝属于哪一种情况？他选择了第二种。就在大业九年（613）四月，隋炀帝又率领百万大军，渡过辽河，再度讨伐高句丽。

大败之后，休整刚刚半年就再次出征，这无疑是一个比较冒险的决定。那么，隋炀帝为什么非要这么仓促再战？除了此前提到的那些战争理由继续存在外，还有一个新的原因也非常重要——面子。

第一次讨伐高句丽失败，隋炀帝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他这样一个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经历过无数大风大浪的大隋天子，怎么可能在高句丽这样的小河沟里翻船？而且还当着四夷的面，这不是太丢面子了吗？隋炀帝可是个骄傲的皇帝，这个面子，他无论如何都要挽回来，而且越快越好，否则在中原、四夷似乎都很难交代，所以，无论如何，这个仗必须要打。

可能有读者朋友会觉得，打也可以，总不必再亲征了吧？上次亲征并没得到什么好处，隋炀帝这次为什么还不吸取教训？其实，这个问题，不光我们这样想，当时人也这样劝过他。

第一个，左光禄大夫郭荣。他说：“戎狄失礼，臣下之事；千钧之弩，不为鼷鼠发机，奈何亲辱万乘以敌小寇乎！”
戎狄要是失礼，惩罚他们，是我们做大臣的职责，由我们去办就可以了；能发千钧的弩机，怎么可以用来射杀老鼠呢？您是万乘之尊，怎么可以亲自去对抗那些小小的蛮夷呢？郭荣的意思很明显，皇帝有皇帝的身份和职责，用我们今天常说的一句话总结，杀鸡焉用宰牛刀？

第二个，太史令庾质。这个人在隋炀帝第一次亲征的时候就提过反对意见，这次提得更直接了。他说：“陛下若亲动万乘，靡费实多。”
陛下您去的话，这战争成本可就大了，本来一百块钱能办成的事儿，一千块钱也办不下来了。

大臣们的劝说都很有道理，那么，隋炀帝有没有可能听进去这些意见呢？完全不可能。因为这就更关乎面子了。上一次，隋炀帝亲征打败了，这次如果派一个将军去倒打胜了，隋炀帝的脸往哪儿放？所以，一听庾质他们的建议，隋炀帝勃然大怒道：“我自行犹不克，直遣人去，安得有功？”
我自己去都不能够打赢，派一个将军去，怎么可能赢？因为有这样的心理，所以，大业九年（613）的御驾亲征也就势在必行，无人能够阻挡了。

这次御驾亲征会不会得胜还朝呢？应该说，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一次出征跟第一次相比，多了两个有利条件。

第一，隋炀帝学乖了，不再瞎指挥了。第一次出征，还没打仗，他就先规定了两条基本原则。

第一条原则，任何将领不得擅自开战，遇到情况必须先行禀报。

第二条原则，每支大军都设专管招降的慰抚使，控制将领，把招降看得比打仗还重要。

这两条原则束手束脚，让隋军吃了大亏。这一次，隋炀帝主动把这两条都取消了，不再设慰抚使，而且宣布“听诸将便宜从事”
。换句话说，他终于摆正心态，不再幻想天子有征无战，而是真把仗当仗打了，这不就有利于调动将领的积极性了吗？

第二，这次出征，军队的战斗力也有改善。隋朝在原有的府兵之外，增加了一支名叫骁果的军队。所谓“骁果”，字面翻译就是骁勇果敢，为什么骁勇果敢呢？因为这支军队是招募来的，所有的骁果战士，都是志愿兵，这就和府兵有了本质的区别。

要知道，府兵是征发而来的，想参军得参军，不想参军也得参军。因此，府兵里面有好多人都是不情不愿地走上战场，这样的士兵，战斗力能强吗？但骁果战士就不一样了，骁果战士是自愿报名参军，都是渴望通过战争建功立业的人。有道是“知之者不如乐之者，乐之者不如好之者”
，喜欢打仗的人，战斗力当然强。

另外，为了保证兵源质量，隋炀帝还刻意提高骁果战士的待遇，不仅免除骁果战士之家的赋役，还让骁果战士隶属于专门负责保卫皇帝的左右备身府，充当皇帝的侍卫亲兵，这一点可太诱人了。俗话说“宰相门房七品官”，更何况是直接跟着皇帝干，进步得多快啊！所以，好多富豪子弟、英雄豪杰都争相应募，骁果之中，人才济济。

如前所述，一征高句丽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在于指挥失当。现在，皇帝不再瞎指挥了，将领有权，再加上士兵精锐，这仗不就容易打了吗？就这样，百万隋军又信心满满地出发了。

二、血战辽东

这一次，隋军准备怎么打呢？总的说来，隋炀帝的战略部署仍然和第一次一样，分兵进发，同时出击。而且，出击的着力点也和第一次一样，仍然是两个。

第一个着力点当然是平壤，这是朝鲜半岛的核心，也是高句丽的首都。

第二个着力点则在辽东城，这是辽东半岛的核心，也是高句丽的东部核心，相当于第二首都。

对于平壤，隋炀帝的安排仍然是海陆并进。陆路的指挥者是隋炀帝最宠信的宰相宇文述，按照部署，他率领大军先一路东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再从鸭绿江南下，直奔平壤。而海路则由大将来护儿统领，从东莱出发，跨海作战，直趋平壤，然后和宇文述两面夹击，合围平壤。

这两个将军，其实都是上次一征高句丽的败军之将，回来之后都被隋炀帝免了职。但是，他们毕竟和高句丽人打过仗，熟悉情况，所以，这一次，隋炀帝依据用功不如用过的用人原则，给他们机会，让他们戴罪立功。这是平壤方向。

辽东方向更不得了，那是和隋朝直接接壤的部分，所以，由隋炀帝亲自督战，集合了大约四十万军队围攻。要知道，辽东城的守军只有三万人，以四十万对三万，那不是以石击卵吗？事实还真不是这样。别看皇帝亲自督战，各路将士奋力拼杀，但是，大军攻城将近一个月，硬是没有攻下来。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主要原因是攻城作战太不容易了。高句丽和隋朝的老对手突厥、吐谷浑等游牧民族可不一样，它是农耕民族，善于筑城，也善于守城。辽东城相当于高句丽的第二首都，修筑得特别结实。内外有两层城垣，两个门楼，都是高大坚固。在没有火药、没有大炮的情况下，要想拿下这样的城池非常困难。隋军虽然人数众多，但是一时之间，也发挥不出作用来。

怎么办？为了拿下这座城池，隋炀帝算是把那个年代能想出来的攻城手段都用了一个遍，像什么飞楼、冲车、云梯、地道，轮番上阵，可是，效果都不理想。眼看屯兵城下将近一个月，还是毫无进展，隋炀帝自然着急。就在这时候，隋朝大军之中涌现出一位英雄人物，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局面。谁呢？

此人名叫沈光，是吴兴人，原来是陈朝的子民。他爸爸在陈朝官至吏部侍郎，本来也是官宦子弟出身，后来陈朝灭亡，沈家一下子败落下来，举家迁到了大兴城，没有工作，他爸爸和哥哥都靠给人写信谋生。

本来，亡国之民命运凄惨，一般人可能也就认了，不再挣扎。但沈光不是一般人，他不甘心这样了此一生，就非常用心地结交权贵。他最先结交的对象就是太子杨勇，在杨勇手下当了学士。

没想到，杨勇后来被废，沈光只好回家。后来，他又辗转投到汉王杨谅的手下，给杨谅当府掾，没想到，杨谅举兵造反，而且造反以失败告终，王府就此撤销，沈光只好又回到家里。真可谓挺谁谁死，眼光奇烂。

眼看正常的途径无法出人头地，沈光又改换思维方式，走起了野路子戏马。沈光和一般斯文秀气的南方文人不一样，他是个有武功的人。按照《隋书·沈光传》的说法，就是“光少骁捷，善戏马，为天下之最”
。所谓戏马，和如今的马术还不完全一样，有点类似于杂技。耍杂技每个时代都有，沈光怎么就能号称天下第一呢？

因为他技术好，而且不要命。当时大兴城新建了一座寺庙叫禅定寺，寺前立起一座幡杆，高十多丈。可是，幡杆竖起来之后，绳子忽然断了。要把绳子重新挂上去，只能把幡杆砍断，这未免显得太不吉利。怎么办呢？正在和尚们一筹莫展的时候，沈光游逛到了这里，他上下打量了一下幡杆，说：把绳子给我吧，我帮你们挂上去。

如何挂呢？按照《隋书·沈光传》的记载：“光以口衔索，拍竿而上，直至龙头。系绳毕，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拒
地，倒行数十步。”
沈光嘴里叼着绳子，拍打着和地面成九十度角的光溜溜的幡竿往上爬，一直爬到顶端龙头部分，把绳子重新系好。按说这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沈光的表演还没结束呢。绳子系好之后，沈光一下把手和脚都放开了，腾空而起，直接落地。十几丈高的幡竿，那是怎样惊人的高度呀？从这样的高度飞身而下，冲击地面的作用力相当大。如何化解这个作用力呢？触地之后，沈光手脚并用，倒退了几十步，然后站起来，毫发无伤。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轻功吗？所以当时“观者骇悦，莫不嗟异”
，围观的老百姓既开心，又惊叹，都在那儿啧啧称奇，管他叫“肉飞仙
”。这样一来，沈光豪杰的名声就奠定了。

大兴城是关陇贵族集团的老家，这个地方的人都勇武豪横，也最崇尚豪杰。沈光身手好，为人又行侠仗义，不拘小节，所以，很快身边就聚拢了一批京师恶少，这些人有的供他喝酒，有的供他吃肉，所以别看沈光没有工作，养家糊口倒是一点儿问题都没有，每天只是呼朋唤友，斗鸡走狗，日子过得还挺滋润。

但是，英雄毕竟是英雄，仅仅把日子过滋润还不行，最重要的还是要实现理想。中国古代人有什么理想？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说法：“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文也罢，武也罢，一定要受皇帝赏识，为国家所用，才算有最终的归宿。

问题是，沈光出身不好，不光是江南亡国之民，而且还在政治上站错了队，有过给废太子杨勇和汉王杨谅打工的前科，这样的人，要想出头可并不容易。可是，现在为了征讨高句丽，隋炀帝招募骁果，只问武艺，不问出身，这样一来，沈光总算是盼来了出头之日，当即报名参军。沈光人缘好，从大兴出发的时候，有一百多人都骑着马来给他送行。沈光目光炯炯地盯着这些朋友，把壮行酒洒到地上，发下重誓说：“是行也，若不能建立功名，当死于高（句）丽，不复与诸君相见矣。”
此行一定要立功，不成功，即成仁。

现在，隋军攻打辽东城，久攻不下，正是沈光建功立业的机会。就在这种情况下，沈光隆重登场了。

当时，隋朝军队为了攻破辽东城，使用了一种叫冲车的装备。所谓冲车，一般都有四五层高，里面满载士兵，下面装着轮子，可以推着走，上面斜竖着一个长十五丈、包着铁头的木头杆子，就用这木头杆子冲击城墙。然而，辽东城修得过于结实，冲车的冲击力量不够，不管用。

怎么办？沈光一看，就悄悄地从冲车里面爬出来，顺着冲车上面的木头杆子爬上去了。他本来就擅长爬杆，转瞬之间，就上到了冲杆的顶部，然后一跃而下，直接跳上辽东城的城头，挥舞大刀，照着守城士兵的脑袋就砍了下去。守城士兵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马上乱了阵脚，一连被杀了十几个人。

不过，尽管旗开得胜，沈光毕竟是孤军奋战，等高句丽士兵反应过来，一拥而上，沈光一个人当然抵挡不过，一下就从城墙上掉下来了。要知道，辽东城素以高峻著称，这样硬生生地摔下来，就算不死，也得骨折，隋军这边不由得发出一片惊呼。可是谁也没想到，就在沈光即将落地的一刹那，他一把抓住了冲杆上垂下来的绳子，不仅没有摔着，反而像猴子一样，直接顺着绳子爬上去，又斩杀了好几个高句丽士兵，然后滑下冲杆，毫发无伤。

这番举动，把两边的将士都看呆了。这哪里是打仗，简直就是行为艺术了。一时之间，隋军这边扬眉吐气，军心大振。

隋炀帝不是亲自督战吗？亲眼看到了这英雄的一幕。这么英勇的士兵，简直就是大隋军魂！马上把沈光树为典型，一连给了他三大荣誉。

第一，拜沈光为朝散大夫，赐予宝刀良马。这宝刀良马也就罢了，关键是朝散大夫，这是五品官，已经进入中高层。沈光一介白衣，一次战斗，官拜五品，也算是一步登天了。

第二，隋炀帝还把沈光调到自己身边，担任自己的贴身侍卫。而且，就在贴身侍卫里，沈光的待遇也比别人高。按照史书记载，隋炀帝跟他解衣推食，宠幸无比。

第三，隋炀帝还给他写了一首赞美诗。诗名叫《白马篇》：“白马金贝装，横行辽水傍。问是谁家子？宿卫羽林郎。文犀六属铠，宝剑七星光……本持身许国，况复武力彰。会令千载后，流誉满旗常。”
一匹白马装饰着金刀贝壳，五彩焕然，横行在辽水之旁。骑着白马的少年郎是谁呢？那就是皇帝的宿卫羽林郎。他穿着犀牛皮做的铠甲，手里的宝剑也闪闪发光。……这个羽林郎梦想着以身许国，他的德行非常高超。而且他不光德行高超，他的武艺也非常高强。因为既有德行又有武艺，即使千年以后，他的赫赫英名还一定会在军旅之中久久传扬。

可能有读者会说，这首诗讴歌的对象，应该是群体形象，而不是个人形象吧？没错，这首诗赞美的确实是隋朝士兵，确切地说，是骁果这个英雄群体，但是，谁敢说这个骑白马、佩宝剑，威风凛凛而又风度翩翩的少年武士，不是以沈光为蓝本塑造的？有了皇帝这样的首肯，不仅沈光建功立业的理想得以实现，隋朝的士气也一下子振奋了不少。

虽然沈光骁勇，他的英雄行为也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但是，终究还是无法改变辽东城的战局胶着状态。

怎样才能把辽东城拿下来呢？隋炀帝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让人赶制了一百多万条布袋子，分发给士兵，让他们把布袋子里都装满土，然后一袋子一袋子地从营地一直往辽东城的城下堆，最后堆成一个宽三十步，最高高度和辽东城齐平的斜坡，这个斜坡的名字隋炀帝都想好了，就叫鱼梁大道。一旦这个鱼梁大道修成，隋朝的士兵迈着方步就可以攻上去了，到那时，高句丽的三万士兵就只有束手就擒的份了。所以，虽然在堆沙袋的过程中受到高句丽居高临下的打击，造成不少伤亡，但是，隋炀帝还是咬紧牙关往前推进，毕竟隋军人多，拼消耗还是拼得起的。到六月下旬，眼看这鱼梁大道就要完工了，这意味着总攻马上就要开始，隋炀帝的心里乐开了花。

有道是“好事成双”，这时候，不仅辽东战场的形势一片大好，平壤方向的推进也相当顺利，宇文述已经率领陆路大军来到鸭绿江边，准备渡江作战。而水军统帅来护儿也统帅士兵，齐集东莱，随时准备扬帆起航。在隋炀帝看来，只要再有几天的时间，顶多半个月，这场战争就可以结束了，想想都令人扬眉吐气。

三、狼狈撤军

可是，就在总攻即将开始，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的时候，一个满面烟尘的骑兵忽然出现在隋炀帝的大帐之前，翻身下马，呈上一封密信。隋炀帝一看这封密信，当即脸色变了。怎么回事呢？原来，负责给隋朝远征军督运粮草的礼部尚书杨玄感在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举兵造反了！这可让隋炀帝一下子慌了神。慌在哪里呢？

首先，运粮官造反，意味着马上粮草难以为继，没了粮草，出征在外的大军就算不打仗，也要饿死了！

其次，这次出征，好多追随隋炀帝的文官武将都把子弟留在了洛阳，现在杨玄感逼近东都，这些孩子可都成了他的囊中之物，孩子在杨玄感手里，这些官员能踏实吗？

最后，东都洛阳可是隋王朝的命根子，一旦被杨玄感占领，岂不是意味着隋朝的半壁江山都面临危险？

想到这里，隋炀帝真是心乱如麻。面对这么一个突发情况，隋军到底何去何从？隋炀帝不是傻瓜，当然知道孰轻孰重，高句丽再可恨，毕竟属于肢体之疾，而杨玄感造反，东都不保，那可就是关系到隋朝前途命运的心腹之疾了，隋炀帝怎么能为了肢体而丢掉心腹呢！所以，第一个反应自然是立刻撤军，回去灭火。

问题是，如果这时候撤军，那真等于煮熟的鸭子又飞了，此前的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放在谁身上谁都不甘心啊！

就在这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事，让隋炀帝不敢再犹豫了。什么事呢？兵部侍郎斛斯政投降高句丽了。说起来，斛斯政投降仍然是杨玄感造反的连带后果。斛斯政出身关陇贵族集团，祖上都是武将，本人也非常有才干，很受隋炀帝宠信。所以，这次出征高句丽，隋炀帝让他掌管军机，相当于总参谋长的角色。

要命的是，斛斯政不光跟隋炀帝好，他跟杨玄感也关系不错。杨玄感造反之前，曾经跟斛斯政有过联系，还让他帮自己伪造两份文牒，让自己的两个弟弟都从隋炀帝身边逃出来，回来帮自己一块儿造反。要知道，关陇贵族是一家，彼此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关系，所以，斛斯政也就帮了这个忙。现在，隋炀帝严令追查杨玄感的党羽，斛斯政坐不住了，这件事一旦败露，肯定要被隋炀帝杀头！

斛斯政的狼狈处境是杨玄感造成的，按道理讲应该投奔杨玄感才对，然而，他这时候想要千里迢迢投奔杨玄感，肯定不可能。怎么办呢？眼前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投奔高句丽了！所以，就在大业九年（613）六月二十六日深夜，兵部侍郎斛斯政居然趁着夜黑风高投敌了！这不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吗？

第二天早晨醒来，隋炀帝听到这个消息，真是苦不堪言。斛斯政是隋炀帝身边的总参谋长，对隋朝的军事部署了如指掌，他这一投敌，就等于隋朝所有的军事机密都曝光了。怎么处置这个叛徒呢？赶紧追吧。隋炀帝下令，让将作少监阎毗率领两千骑兵，火速追击。可是，斛斯政已经走了半夜，怎么可能追得上呢？

这样一来，隋炀帝已经没有选择，只好撤军。大业九年（613）六月二十八日凌晨，隋炀帝突然召见将领，传令军队轻装撤退。这次轻装撤退的情况，《资治通鉴》写得非常清楚：“军资、器械、攻具，积如丘山；营垒、帐幕、案堵不动，皆弃
之而去。”
一句话，丢盔弃甲，狼狈逃窜。

要知道，杨玄感起兵也好，斛斯政投敌也好，都是隋朝的最高军事机密，一般士兵，乃至中下级军官都无从知晓，现在仗打得好好的，眼看胜利在望，忽然这么狼狈撤退，士兵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一时间小道消息满天飞，都在自己吓自己，队伍也越走越乱。

隋朝的军队纳闷，辽东城内的高句丽士兵更纳闷。眼看隋朝的鱼梁大道就要合龙，他们都觉得自己命在旦夕，都打算跟辽东城同归于尽了，没想到一早起来，居然一夜之间地覆天翻。每天热闹的大隋军营现在空空荡荡，鸦雀无声，军资器械都乱扔在那里，堆成了一座座小山。

高句丽将领不敢相信自己有这么好的运气，还以为是隋军在玩空城计，故意引蛇出洞。所以，继续下令紧闭城门，严防死守。一直过了两天，确信隋军不是玩鬼把戏，而是真的撤退了，这才派出几千士兵，出来追杀。不过，毕竟隋军人多，威慑力还是有的。高句丽的士兵也不敢太过分，只是在后面跟着。一直等到隋军主力都渡过辽河，只剩下几千老弱残兵的时候，这才一拥而上，把这几千老弱残兵消灭了。

这边辽东半岛的大军一撤退，在东莱待命的来护儿水军也自动撤军，回援东都。就这样，隋炀帝第二次大举东征高句丽又以失败告终，而且，是功败垂成。说起来，这次失败真是太冤枉了，连我们在千年以后都不免替隋炀帝发出一声叹息，真是时乖运蹇，英雄无命！

那么，改变了整个战局的杨玄感究竟是何许人？他为什么要在这个节骨眼上造反呢？

后记

十二年，弹指一挥间。那时候，我三十出头，对电视一无所知。懵懵懂懂间，纵身一跃，就跳上了《百家讲坛》。现在，我都四十又五，人到中年。偶尔，走到外面，还有人介绍说，这是《百家讲坛》最年轻的主讲人，我也只好笑一笑，补充上两个字“曾经”。武则天曾经是泪眼婆娑的绝望尼姑，杨广曾经是气吞六合的风流天子。然而，几十年的风烟散去，武则天成了“政启开元，治宏贞观”
的一代女皇，而杨广则成了“好内远礼，逆天虐民”
的隋炀帝。结局和曾经之间，该有多大的距离！那么，我呢？我知道，人生本来就是开放式结局，那曾经的因，其实没有必然的果。外在的环境总在改变，自己的理想也未必恒定吧。在执着与鼎新之间，到底应该怎样取舍、怎样平衡呢？当年，看冰心先生所集龚自珍诗句“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
中的境界，真是羡煞。沧海横流，能让心定下来的力量，到底是什么呢？是良知，是梦想，还是清风明月，右史左图？

十二年，一轮。对人生而言，该是一个小段落了。在这个段落结束之后，我想稍事停留，给自己一个思考的余地。或许，等再读几本书，想明白几个道理之后，我还会跳上这个或者那个讲坛？毕竟，在我心里，一直回荡着古人的豪情：试上小红楼，论诗说剑；更尽一杯酒，举首高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隋兴衰四十年．4/蒙曼著．—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20.11

（蒙曼说历史）

ISBN 978-7-5722-0559-0

Ⅰ．①大…　Ⅱ．①蒙…　Ⅲ．①中国历史－隋代－通俗读物　Ⅳ．①K24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13190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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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曼说历史

MENG MAN SHUO LISHI

大隋兴衰四十年4

DASUI XINGSHUAI SISHI NIAN 4

蒙曼　著

出版发行　浙江教育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40号　电话：0571-85170300-80928）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成品尺寸　145mm×210mm

印　　张　9.5

字　　数　166000

版　　次　2020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20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978-7-5722-0559-0

定　　价　4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0571-88909719

再版序

看过去的作品，有点儿像看青年时代的照片。比着剪刀手，穿着过时的衣裳，乍一看几乎认不出来，自家几时有过这般可笑的模样？可是，再一看，那眉眼，那神情，不是自家又是谁呢？只不过是身形再细些，脸庞再鼓些，嘴角再翘些，看起来都是无足轻重的改变，却又是再高级的美颜相机也打造不出来的模样。

我们年轻的时候，只要不是过分自大的人，任谁听说，你现在这个样子最美，都不会轻易承认吧？我们总对自己有各种各样的不满，发型太丑，大腿太粗，笑容太野，这林林总总的问题，难道日后不会一一修正吗？我们都相信，修正了之后的自己才是最好的自己。殊不料，若干年之后，浓密的黑发委了地，肥厚的脂肪上了腰，浅浅绽放的笑容里也多了皱纹的加持——我们一直在努力，却终未长成自己理想的模样。非但没有长成，甚至还多了一点儿“盛年不重来”
的惆怅。所以，人生究竟是用来经历的，还是用来修正的？修正了之后，真的就会更好吗？若并未更好，为什么我们还要汲汲于修正？

这些问题，在此次修正书稿的过程中都曾反复回旋于我的脑海，回旋之后，我的态度是保守的——只美颜，不动刀吧。所谓动刀，就是外科手术式的修正，腿短了接骨，腰粗了去脂，乃至改头换面，重新做人。这样的做法放在书稿上，可能就意味着调结构，换立场，改结论，“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
我固然佩服这样每日精进的锐气，却全无躬身践行的勇气，因为这套书出版近十年来，无论是我自己，还是整个隋唐史学界，对隋代的认识并无突破性进步，在这种情况下贸然伤筋动骨，实恐得不偿失。

尽管如此，美颜还是必要的。当日木兰凯旋，“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
，曾让多少伙伴惊喜交加：“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
确实，洗去十二年征尘的木兰，在伙伴的眼里，不也恍若脱胎换骨一般了吗？把这动人的一幕置换到书稿上来，我也权做画眉张敞，弄粉调朱吧。

首要的“美颜”自然是洗其污垢。其中最大的“污垢”当数隋炀帝陵的位置。史载隋炀帝死后，辗转迁葬雷塘。隋唐时期雷塘的位置久已失载，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大学士阮元经考证，认定扬州市邗江区槐泗镇槐二村的土墩墓即为雷塘隋炀帝陵，并请时任扬州知府伊秉绶立石书碑。阮元为一代学宗，其说一出，几成定论。本书初版之时，也沿袭此说。然天不藏道，地不爱宝，2013年，真正的隋炀帝墓在扬州市西湖镇司徒村曹庄发掘出土，千载之疑，至此冰释。此番修订，自当存真去伪，改用新说。除此之外，还有若干其他讹谬，此次修订也一并改正。盖史书之事实错误犹如美人之面上污点，这类修正，算是洗了污垢。

其次的“美颜”是增其华彩。原书稿脱胎于“百家讲坛”讲稿，以当时口语成书，虽有“如闻其声”之得，却也有“文不雅驯”之失。此次修订，一律润饰，冀少增文采。这类笔削，散在章章节节，字字句句，看似简单，但操作起来，才真正理解古人“推敲”之不易。盖文辞之简陋伧荒犹如美人之粗服乱头，这类修订，算是施了淡妆。

袁枚诗云：“爱好由来下笔难，一诗千改始心安。阿婆还似初笄女，头未梳成不许看。”
想来阿婆白发皤然，纵使梳头，难夸云鬓。但洗面施妆，终是爱己尊人之举，其情可感。俾观者知之，不亦乐乎？

蒙曼

2020年3月23日

序言

隋炀帝，众人眼中的“大暴君”。可是，谁能否认他的审美价值呢！万丈豪情，千秋功业，再配上一个悲剧性的结局，一个不铁面无情的谥号，如此巨大的张力，万人恨，万人迷。

在我家里，妈妈最喜欢为隋炀帝鸣不平了。她总对隋炀帝的英雄气概啧啧称奇，也总为他后来的身死国亡叹息不已。每到这时候，我就问她：“隋炀帝可是踩着万民的尸骨去摸天呢，您一个小老百姓，愿意生活在他的统治下吗？”老人家立刻不说话了，但是，到下一次，照样惋惜。

爸爸更有趣。有一天，他推开我的房门，递给我一张皱巴巴的纸，然后说：“我写了一首诗。”我赶紧肃立，拜读。这哪里是一首诗哟！是六首呢，有绝句，有律诗。更重要的是，所有的诗都指向一个共同的主题——隋炀帝。我在微博里写过，爸爸是一个有点才子气，又有点英雄气的人。他会半真半假地感慨生不逢时，未能允许他大展长才，而我和妈妈会半开玩笑地打击他，说他有心无力。时也，命也，这不正是人类慨叹的永恒主题吗？

这六首诗就放在我面前。我确信，它们的第一读者和批判者绝不是我，一定是我那有着清醒头脑和发达情感的妈妈。我还确信，它们最终的读者和批判者仍然不是我，因为我已经打算把它们奉献给大家——我的读者们。

《怀古六首》——蒙善泉

南游怀古（一）

春水悠悠秋水长，运河两岸好风光。

稻浪滚滚千顷碧，荷花亭亭十里香。

扁舟浮云织锦绣，绿柳青烟笼画舫。

翁媪黄昏闲来坐，指点晚霞话隋皇。

南游怀古（二）

半江锦帆半江霞，风拂绿草水蒙沙。

扬子浪卷千堆雪，钱塘潮推一线涯。

石头城下听昆曲，虎丘塔侧品新茶。

最是游人销魂处，隋堤柳影洛阳花。

甘肃行

祁连山高万木幽，瀚海黄河一望收。

大斗拔谷君涉险，观风行殿草伏诛。

怀远何惧餐风露，睦邻敢忘万兜鍪。

隋筑长城今安在，惆怅遥瞻漠北头。

洛阳怀古

洛城一望春渐深，隋堤漫步忆前尘。

勃兴忽亡
千古，载舟覆舟俱斯民。

炀帝陵

雷塘自古号繁华，碧瓦红墙百千家。

可叹一隅隋皇墓，孤坟老树宿寒鸦。

雷塘行

和风微醺日欲斜，红楼碧野接天涯。

游人或谓春将老，我来雷塘拾落花。

妈妈眼中的隋炀帝在叹息里，爸爸眼中的隋炀帝在诗文里。那么，我眼中的隋炀帝呢？应该就在这本书里吧。很多朋友会发现，和我以前的几本书不同的是，这个前言并未涵盖对隋炀帝的整体评价。也许，如此毁誉交织的人生，如此跌宕起伏的命运，如此波澜壮阔的历史，本来就不该由一篇短短的前言容纳。因此，还请您耐下心来，从头看起。

蒙曼

2012年5月4日

目 录

再版序

序言

第一章　后院起火

一、玄感其人

二、蓄谋已久

三、黎阳起兵

四、李密献策

第二章　玄感败亡

一、旗开得胜

二、隋军反击

三、兵败身死

第三章　炀帝失策

一、兵败原因

二、隋炀帝对策

第四章　三征高句丽

一、三征高句丽

二、不败而败

三、天下皆反

第五章　李敏之死

一、神秘谶语

二、宇文述的阴谋

三、贵族解体

第六章　雁门之围

一、再巡突厥

二、雁门之围

三、内外交困

第七章　三下江都

一、国家失控

二、苏威被贬

三、三下江都

第八章　李密崛起

一、瓦岗聚义

二、大展宏图

三、檄文讨隋

第九章　中原苦战

一、军事难题

二、计杀翟让

第十章　太原起兵

一、预谋造反

二、晋阳起兵

第十一章　关中易主

一、拉拢李密

二、霍邑之战

三、儿女英雄

四、关中易主

第十二章　禁军谋叛

一、醉生梦死

二、骁果思归

三、逃亡变造反

第十三章　江都宫变

一、江都宫变

二、隋炀帝殒命

三、南北分途

第十四章　隋亡唐兴

一、杨侑禅让

二、杨浩之死

三、杨侗之死

第十五章　殷鉴不远

一、赫赫暴君

二、殷鉴不远

后记

第一章

后院起火

从第一次征讨高句丽开始，隋炀帝不仅在对外战场上损兵折将，国内的老百姓为了逃避沉重的赋役，也纷纷起兵造反。而隋军第二次东征高句丽，眼看胜利在望，礼部尚书杨玄感却突然在后方起兵造反，迫使隋炀帝紧急撤军，功败垂成。这个改变了整个战局的杨玄感究竟是何许人？他为什么要在此时造反？

一、玄感其人

杨玄感这个直接打乱了隋炀帝二征高句丽计划的人可不是一般的鼠窃狗盗之辈，恰恰相反，此人是个大贵族，“三好生”。

第一，出身好。杨玄感是大名鼎鼎的宰相杨素的长子。要知道，杨素是关陇贵族集团中的重量级成员，官至司徒、尚书令，爵封楚国公，是隋朝官位最高的大臣。有父如此，杨玄感也就成了当时第一等的贵公子。这样的出身，本身就意味着无限的号召力。

第二，能力好。杨玄感跟乃父杨素一样，允文允武，按照《隋书·杨玄感传》的说法，就是“骁勇，便骑射，好读书
”，从小就非常勇敢，而且弓马娴熟，还喜好文墨。这种文武兼资的素质在当时非常受人推重。

除了有这样的基本素质，杨玄感个人能力也很强。他当初担任郢州刺史的时候，年纪尚轻，又是“空降干部”，所以，当地官员都没把他放在眼里，等着看他的笑话。杨玄感上任之后，不急不躁，先派了一些耳目眼线调查情况，把手下官员的德行能力，乃至贪污受贿情况都搞了个一清二楚，这才分别找他们谈话，做出下一步工作安排。这些官员一看，自己的隐私都被杨玄感掌握得丝毫不差，还有什么勇气再跟他叫板。从这一件事，就可以看出杨玄感的心机与气度。

据说，杨玄感小的时候发育比较晚，学会说话和走路都比别人迟些，很多人都以为他是个傻孩子。只有他爸爸杨素不以为然，总跟别人说：“此儿不痴也。”
有道是知子莫若父，杨素眼光精准，曾经一望之下，就预判出唐朝的两大开国元勋封德彝与李靖，面对自己朝夕相处的儿子，他怎么可能判断失误！

第三，风度好。杨素就是美男子，当年平陈战争的时候，往船头上一站，江南人都以为是江神下界。杨玄感深得其父之风，也长得高大威武，美髯飘飘。不过，讲杨玄感风度好可不光指长相，更重要的是他待人接物的态度。按照《隋书·杨玄感传》的说法，杨玄感“性虽骄倨，而爱重文学，四海知名之士多趋其门”
。虽然自己出身高贵，平时对一般同僚也比较傲慢，但是，对于有文学才华的名士则是非常客气。礼贤下士的名气一传开，跟他交往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了，这样一来，杨玄感的社会声望也非常高。

因为有这么多过人之处，杨玄感的仕途相当顺利。在隋文帝一朝，他就已经官拜柱国。柱国可是二品大员，当时杨素官居尚书右仆射，也是二品官，所以每到朝会的时候，父子两个都站在同一排。隋文帝不是最讲孝道吗？觉得儿子和爸爸站在同一排有违孝道，特意让杨玄感降一等，到三品官的序列里排班。

面对这样的安排，杨玄感如何表态？他赶紧拜谢说：“不意陛下宠臣之甚，许以公廷获展私敬。”
我没想到陛下钟爱我到这个程度，能够让我在朝廷里还表现出对爸爸的恭敬之心。这话说到隋文帝心坎里去了。从此，对杨玄感更是另眼相看。

隋文帝对他不错，隋炀帝也没有亏待他，大业初年，杨素去世，杨玄感以长子的身份袭爵楚国公，很快官至礼部尚书，这可是所谓尚书八座之一，权力很大。

这样看来，杨玄感要官有官，要爵有爵，要名有名，幸福指数应该相当高。按道理来讲，这样的人最应该忠君爱国，与国休戚了，他为什么还要造反呢？

二、蓄谋已久

杨玄感造反可不是临时起意，而是蓄谋已久。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想法的？从他爸爸杨素去世就开始了。他蓄意造反，有两个理由。

第一，隋炀帝对他有杀父之仇。此前写到，杨素为隋炀帝立过大功，功高震主，难免让隋炀帝产生了猜忌之心。正好当时杨素生病，隋炀帝天天派御医探望，一副急不可耐的样子，巴不得杨素早一天死。杨素看到皇帝这么迫不及待，长叹一声，放弃治疗，主动病死了。

杨素死后，隋炀帝还不放心，又找了一个由头，把他的弟弟杨约免职，杨约也因此郁郁而终。换言之，杨素兄弟之死，隋炀帝都脱不了干系。这些事情，杨玄感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爸爸和叔叔都为隋炀帝的帝业殚精竭虑，最后竟然落得如此下场，这真是让他伤透了心。

这也罢了，更让他难以容忍的是，杨素葬礼之后，隋炀帝一不留神，说了一句：“使素不死，夷其九族
。”
这句狠话传到杨玄感耳朵里，他的心情就更复杂了。看来，隋炀帝对他们一家子都不放心啊。本来还只是一个杀父之仇，现在，又增加了切身利害，杨玄感跟隋炀帝之间就有点不共戴天的味道了。

第二，杨玄感也有个人野心。杨玄感出身关陇贵族集团，这个集团的特点就是皇帝轮流做。最开始是姓元的当西魏皇帝，然后是姓宇文的当北周皇帝，现在改成姓杨的当隋朝皇帝，轮来轮去，总在这个圈子里转悠。

杨玄感也出身于这个圈子，而且在圈子里的地位还挺高，这就让他不安分起来。在他看来，爸爸杨素掌权那么多年，门生故吏遍天下，自己也整天招贤纳士，人气十足，这可都是政治资本。既然有人拥戴，焉知这位子不会轮到他家里？这样一来，杨玄感又多了几分可取而代之的想法。所以说，杨玄感是早有反心，只等恰当的机会了。

机会在哪里呢？杨玄感找到的第一个机会还真不是东征高句丽，而是隋炀帝西巡。大业四年（608），隋炀帝从青海经大斗拔谷穿越祁连山，进入河西走廊。这条路非常艰苦，最窄的地方只能容许一个人通过，所以，即使贵为天子，也只能是自己照顾自己。另外，因为人马太多，一天之内不能过完，到夜里，还要在山谷里搭帐篷露宿。这意味着皇帝的安保工作很难周密。

皇帝的安保不严格，对杨玄感来讲可是难得的时机。所以，当时杨玄感就想趁乱袭击隋炀帝的行宫。可是，就在他跃跃欲试的时候，他的叔叔杨慎把他拉住了。杨慎说：“士心尚一，国未有衅，不可图也。”
现在隋炀帝还比较得人心，国家也没遇到什么问题，你要杀皇帝，绝对没有好下场。言外之意，你要杀皇帝我不反对，但是，总要等时机成熟。

怎样才叫时机成熟？杨慎说得很清楚，要等到人心不稳，国家有变的时候才行。杨玄感是个听劝的人，听叔叔这么一说，马上放下屠刀，不但终止犯罪，而且整个人都换了一番面貌，对隋炀帝越发忠心耿耿起来。他是真的改变想法了吗？当然不是，他只是在等待时机。

这个时机什么时候到来呢？本来，杨玄感以为，隋炀帝第一次东征高句丽的时候就到来了。

为了讨伐高句丽，隋炀帝从大业七年（611）就开始调兵遣将，兵役和徭役一下子加重了不少，特别是离战场比较近的山东地区，更是成了重灾区，成年男丁不是被拉去当兵，就是被拉去当民夫，把劳动力都给抽走了，弄得民不聊生。在这种情况下，山东地区就开始有人铤而走险，揭竿斩木了。

外有战争，内有造反，杨玄感觉得，这就是叔叔杨慎所说的人心不稳，国家有变了！当然得抓住这个机会。

杨玄感任礼部尚书，是文官，这时候，他主动找到兵部尚书段文振，对他说：“玄感世荷国恩，宠逾涯分，自非立效边裔，何以塞责！若方隅有风尘之警，庶得执鞭行阵，少展丝发之功。明公兵革是司，敢布心腹。”
我杨玄感世代蒙受皇恩，无法报答，现在边疆有战争，我愿意投身行伍来效尺寸之功。您是兵部尚书，所以我先向您申请一下。

这就叫主动请缨，要求上战场。为什么杨玄感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很简单，他想带兵。要造反，手里没有兵怎么行。

那么，他这个目的达到没有？非常遗憾，并没有。段文振倒是把他的请求如实汇报给隋炀帝了，隋炀帝一听，也很感动，还跟旁边的大臣们说了一句：“将门必有将，相门必有相，故不
虚也。”
都说将门有将，相门有相，现在一看真是那么回事。杨素是大将军，如今杨玄感明明是个文官也主动请缨，可见家族遗传就是强大呀。隋炀帝狠狠地夸了杨玄感一顿。

问题是，夸了之后，隋炀帝只是赏给他丝绸千段，然后就没下文了，杨玄感还是礼部尚书，标准文官，跟战争无缘。就这样，杨玄感的第一次希望落空了。可以想象，这一定让他很是郁闷。

可是很快，机会又来了。大业九年（613）四月，隋炀帝再次东征高句丽，人心惶惶，国家动荡的局面再次出现。这也罢了，更重要的是，就在东征之前，隋炀帝想起了杨玄感上次那番慷慨激昂的表白，决定让他也参与到战争中来。这一次，隋炀帝对他委以重任，让他到黎阳（今河南浚县）督运军粮！

三、黎阳起兵

杨玄感一听这个决定，真是大喜过望，这简直比让他领兵出征还好。为什么？

首先，粮食是军队的命脉，隋炀帝让他督运军粮，就等于把自己的脖子交到了他的手里。

其次，隋炀帝的远征军固然需要粮食，杨玄感起兵造反也需要粮食呀。有了这个美差，他造反的后勤保障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最后，不光是督运军粮这个差事好，黎阳这个地方也好，它远在后方，跟隋炀帝隔山隔水，自成一体，隋炀帝无从监视，不管搞什么活动都很方便，远比带一支军队在隋炀帝眼皮子底下活动自由多了。

所以，这个任命一下来，杨玄感心里直念佛，自己暗中准备了这么多年，不就是为了等到这个机会吗？“天予不取，反受其咎”
，这样的好机会再不抓住，老天都要不容的。

既然天时、地利、人和俱全，杨玄感一上任，就紧锣密鼓地开始准备造反了。

杨玄感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运往辽东的粮草截留了。隋炀帝让他督运粮草，本来期待他能够充分利用大运河的运力，把粮草一船一船地运到辽东前线去。没想到，这粮食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眼看前方的粮食都快断顿了，杨玄感的大船还是不见踪影。隋炀帝急得跳脚，赶紧派人催他。

杨玄感对使者解释说：没办法，现在路上不太平，匪盗多啊。我怕这么一船一船地走遇上劫匪，所以想要多等几条船过来，把它们集结成一批，再武装押运过去。为了安全起见，为了减少损失，还是请陛下再等几天吧！这话说得入情入理，连隋炀帝都信以为真了。

杨玄感为什么这样做？很简单，这是希望把前线的士兵饿死，就算饿不死，至少也能动摇军心。而且，通过不断截留，杨玄感手里也聚集了大量的粮草，这是第一个准备。

杨玄感干的第二件事，是集结官兵。要造反，光有粮食不行，还得有兵。可是，杨玄感只是一个运粮官，不是领兵官，手里并没有军队，怎么办呢？杨玄感使了一条贼喊捉贼的妙计。他先安排了一个仆人伪装成使者，假装从东边，也就是隋炀帝那边过来，交给杨玄感一封密信，信上说，水军将领来护儿因为未能如期攻打高句丽，害怕追究责任，起兵造反了，因此，皇帝命令杨玄感集结队伍，准备镇压！

这封信一到，杨玄感马上公开宣读，紧接着就把黎阳城占领了，占领之后，关上城门，满街抓青壮年男丁。这样一来，黎阳城里可就乱套了，无论你刚才是在种地还是在做买卖，哪怕你只是在街上闲逛，总之从被抓之时起，你就是杨玄感手下的兵了。

可是，就这么扫地为兵，也还是不够，于是，杨玄感又以讨伐来护儿的名义给周围各郡写信，让他们把本郡的留守部队都集中起来，一律开到黎阳城。可是，各处留守人马本来就少，而且也不会都听他的安排，就算增加了一些力量，兵力也还是远远不够。隋炀帝那边有百万大军，要想造反，兵力相差太悬殊也不行。

还能怎么办呢？杨玄感又开动脑筋了。他原来督运粮草，手下虽然没有士兵，但是有船夫，这也都是壮劳力。干脆，直接转换身份，当兵吧。于是，几千漕运船夫和篙梢手也进入了战斗序列。这就是造反的军事基础了。

光有兵也不行，还得有官，否则谁带着这些士兵攻城略地？打下了地盘，又让谁来镇守？兵都是抓来的，官从哪里来？杨玄感的官是骗来的。他假借运粮的名义，把周围郡县一些有才能、入他法眼的官员都召集到了黎阳郡，来了之后立马任命，原来是县尉、县主簿的，现在都能当州刺史，只要你能把那个州打下来，可以就地当官。若是有人不接受任命，那也好办，直接杀头了事。

就这样，经过几天紧锣密鼓的折腾，杨玄感终于官兵齐备了。到这时候，杨玄感再也不提什么来护儿造反之类的事情了，而是宰杀猪羊、祭天誓师。他说：“主上无道，不以百姓为念。天下骚扰，死辽东者以万计。今与君等起兵，以救兆民之弊，何如？”
主上昏庸无道，都不管百姓的死活了，把我们的子弟儿郎都押送到了辽东战场，死者数以万计！现在我想和诸位一起起兵，解民于倒悬，你们觉得好不好？

这段话可比打来护儿有号召力。隋炀帝两征高句丽，大肆征发兵役劳役，老百姓早就烦透了，一听杨玄感这么宣传，立刻欢呼起来。这样一来，杨玄感就算正式揭竿而起了。

四、李密献策

揭竿而起之后，接下来该怎么打？别看杨玄感考虑造反已经有数年之久，但是，事到临头，他还真有点不知所措。不过，幸运之神正眷顾着他，他没想好不要紧，有一个人替他想好了，而且不早不晚，杨玄感刚刚举兵，这个人就出现在他面前了。

此人就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李密。李密和杨玄感一样，都出身于关陇贵族集团。李密的太爷爷叫李弼，是当年北周的八柱国之一，比隋炀帝爷爷杨忠的出身还要高。隋炀帝说的那句“将门必有将，相门必有相”
，放在李密身上也没有错。

李密从小就表现得非同寻常。《新唐书·李密传》记载了一个故事。李密年轻的时候，曾经当过太子府的宿卫武官，当时的太子就是后来的隋炀帝。有一天，太子杨广经过李密身边的时候，不经意看了他一眼。就这一眼，让他过目不忘。李密长得“额锐角方，瞳子黑白明澈”
。天庭饱满，棱角分明，尤其是一双眼睛，黑是黑，白是白，黑白分明，像水一样清澈，但是也像水一样闪着寒光。

这让杨广印象太深刻了。回去之后，他马上把自己宠信的大臣宇文述叫过来，问他，帐下那个小个子，黑脸，长着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的宿卫叫什么名字？宇文述说，他叫李密，是八大柱国李弼之后，袭爵蒲山郡公。太子杨广说，这小子眼睛乱转，看得我心里发毛，以后不要叫他做宿卫了。

这故事让人一看就想起曹操来，因此有人怀疑这里有照搬曹操故事的嫌疑。是真是假暂且不论，总之能够看出来一个事实，李密从小就与众不同。不过，以当时的情况看，与众不同也没能给他带来什么好处，反而不讨领导喜欢。怎么办呢？李密索性辞职回家读书去了。也正是因为读书，他才得以结识了杨玄感。

李密回家之后，就拜了当时一个著名的学者包恺为师，学习《史记》和《汉书》。有一天，他骑着牛到老师家里去请教问题。可是，牛走得很慢，李密觉得这一路上的时间浪费了可惜，就在牛角上挂上一帙书，边走边看，旁若无人。正好，杨玄感的爸爸杨素从旁路过，一看这个年轻人看书如此入神，不由得心生感慨，就问道：“何书生勤如此？”
你是哪儿来的书生，怎么读书这么勤奋？

李密回头一看，这不是大名鼎鼎的宰相杨素吗？赶紧下拜，把自己的出身说了一下。杨素又问，读什么书啊？李密回答，《项羽传》。项羽可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英雄，一个能对历史上的英雄如此着迷的人，绝非凡人可比。这样一来，杨素对李密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不免跟他聊了起来，越聊越觉得这个年轻人不寻常。回去之后，杨素就对儿子杨玄感说：“吾观密识度，非若等辈。”
我看李密的见识和气度，不是你们这些人能比的。这就是成语“牛角挂书”的来历。

此前写到，杨玄感虚怀若谷，乐于结交天下英豪。一听爸爸这样夸赞李密，也赶紧和李密倾心结交，两个人很快成了好朋友。当时号称刎颈之交，也就是割头换命的好兄弟。

不过，杨玄感毕竟是宰相之子，有时候难免露出一些轻狂傲气，这让李密觉得很不痛快。有一天，李密对杨玄感说：“人言当指实，宁可面谀！若决机两陈之间，暗呜咄嗟，使敌人震慑，密不如公；驱策天下贤俊，各申其用，公不如密：岂可以阶级稍崇而轻天下士大夫邪？
”咱们既然是好朋友，就应该对彼此说实话。我觉得咱俩各有优长。如果说在战争状态下跟敌人对垒，喑呜叱咤，气吞山河，我李密不如你杨玄感。可是如果说招纳天下英俊为我所用，人尽其才，你杨玄感不如我李密。咱俩各有长处，你怎么能因为你爸爸是个大官就轻视我呢？

杨玄感一听，哈哈大笑，赶紧认错，而且把李密的话深深地记在了心上。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在招贤纳士和知人善任方面不如李密，所以，决定起兵之后，第一时间就派人到大兴城去接李密了。

李密也是慷慨有大志的人，早就不耐烦安安稳稳过日子了，眼看着隋炀帝瞎折腾，天下露出动乱之象，他也不免跃跃欲试。现在，好朋友杨玄感居然挑头造反，李密也是兴奋莫名，二话不说，赶紧过来加盟。就在杨玄感起兵这个关键时刻，李密刚好赶到，简直是喜从天降！

军情紧急，两个人连寒暄都来不及，杨玄感就直奔主题了。他说：“子常以济物为己任，今其时矣！计将安出？”
你整天号称要以天下为己任，要救世济民，现在时机到了，你给我分析一下，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李密说：“天子出征，远在辽外，去幽州犹隔千里。南有巨海，北有强胡，中间一道，理极艰危。公拥兵出其不意，长驱入蓟，据临渝之险，扼其咽喉。归路既绝，高句丽闻之，必蹑其后。不过旬月，资粮皆尽，其众不降则溃，可不战而擒，此上计也。”
天子在外出征，与幽州尚且远隔千里，想要回来千难万难。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直奔蓟州（今北京一带），然后据守临渝关（今河北秦皇岛市抚宁区），切断隋炀帝回来的退路。这样一来，隋炀帝往前走有你杨玄感堵截，往后看有高句丽追兵，两路夹击，再加上没有军粮，不出十天半个月，必死无疑。这是上策。

听李密讲完所谓上计，杨玄感迟疑了一下，说：“更言其次。”
你再告诉我一个比这个差一点的方略吧。

李密说：“关中四塞，天府之国，虽有卫文升，不足为意。今帅众鼓行而西，经城勿攻，直取长安（即大兴）。收其豪杰，抚其士民，据险而守之。天子虽还，失其根本，可徐图也。”
如果不采取上策，关中地区四面都有要塞阻隔，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天下的宝地，虽然有卫文升镇守，但也不足为虑。你应该率领大军，一路向西挺进，直奔大兴城，把隋炀帝的老巢端掉，招揽大兴城的豪杰之士，安抚那里的百姓，然后据险守住关中地区。这样一来，就算是隋炀帝回来，也是有家难归，很可能自行解体，这是中策。

杨玄感听了之后，又沉吟了一下，说：“更言其次。”
你再说说比这个还差一点的方略。

李密说：“简精锐，昼夜倍道，袭取东都，以号令四方。但恐唐祎告之，先己固守。若引兵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非仆所知也。”
如果不考虑中策，那就挑选精锐部队，昼夜兼行，袭击洛阳。但是，你这么大张旗鼓地造反，恐怕已经有人跑到洛阳报信了，因此洛阳很可能是有准备的。一旦有了准备，可就不好打了。如果百日之内打不下来，隋炀帝就会组织各路人马进行围剿，到时候可就胜负难料了，确切地说，失败的可能性更大些。因此，这是下策。

李密这三策可谓大局着眼，高屋建瓴，把战局说得清清楚楚，真是没白读了兵书。那么，作为主帅的杨玄感会选择哪种方案？

第二章

玄感败亡

杨玄感趁隋炀帝第二次东征高句丽，后方空虚之际起兵反隋。他在战场上连连得胜，队伍迅速发展到十万之众，但却在短短的两个月后落得兵败身死的结局。这戏剧性的转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杨玄感为什么从一呼百应走向了一败涂地？

一、旗开得胜

杨玄感采取的是下策。他说：“今百官家口并在东都，若先取之，足以动其心。且经城不拔，何以示威！公之下计，乃上策也。”

杨玄感为何认为李密所出的下策是上策？

首先，百官的家口都在东都洛阳，一旦拿下洛阳，把这些人当作人质，就可以动摇隋炀帝的军心。

其次，如果我们连近在咫尺的洛阳都拿不下来，那还有什么威风可言，谁还跟我们再去打别处呢？

战略方向一旦确定，接下来就是具体战术问题了。杨玄感把手下士兵分成两路，直奔洛阳城而去。

第一路由他的弟弟杨积善率领，一共三千人，从偃师沿洛水向西推进。

第二路由他的另一个弟弟杨玄挺率领，一千多人，由白司马坂越过北邙山，向南推进。

此外，他还亲自率领三千兵马，作为杨玄挺的后援，跟着杨玄挺走。

大战在即，杨玄感这几路大军实力如何？一句话，样样不行。

首先，兵源不行，不是船夫，就是老百姓，都是临时抓来的，没有受过任何军事训练。

其次，装备也不行，按照史书的记载，他的这些士兵“皆执单刀柳楯，无弓矢甲胄”。
每个人就是一把大刀，一个柳条编的盾牌，弓箭、铠甲统统没有，也就是说，既没有顶用的进攻用具，也没有顶用的防守用具。

就这么一支军队，能打赢吗？那就看跟谁打了。

他们的对手是谁呢？隋炀帝出征之前，派自己的孙子，也就是死去的元德太子的儿子越王杨侗驻守东都，但是，杨侗这时候还只是一个十岁的孩子，所以，真正主持工作的是民部尚书、东都留守樊子盖。此人在隋朝一直以清廉著称，曾经当过武威太守，治军也颇为严整。

杨玄感派两路大军进犯，樊子盖也派两路大军还击。其中，由河南县令达奚善意率领五千军队，抵抗杨积善；再由河南赞治裴弘策率领八千军队，抵抗杨玄挺。按道理，他们率领的都是正规军，装备精良，人数上也占优势，对抗杨玄感应该不成问题，但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

先看达奚善意这边，他一看见杨积善部队气势汹汹，居然不战而逃了，而且，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撤退，而是狼狈逃窜，铠甲、兵仗都丢了一地。杨玄感这边正缺装备，立刻就都接收了过去。

再看裴弘策这边，他倒是和杨玄挺打了一仗，但也没打赢，最后还是丢盔弃甲地逃跑了，这样一来，杨玄挺这边的士兵也都用捡来的装备武装起来了。不过，就在他们捡装备的时候，裴弘策这边已经慢慢地收住了阵脚，又集结成一个军阵。这个军阵就在前面三四里地的地方等着杨玄挺。

在这个时候，整体形势依旧对官军有利。但杨玄挺毕竟是将门之子，颇有韬略。他一看官军已经在前面布上阵了，马上收住脚步，严禁自己的士兵往前冲，相反，倒是先让他们都坐下来休息。两军对峙，裴弘策的军队虎视眈眈地盯着杨玄挺。但是，盯来盯去，杨玄挺这边一直端坐不动，裴弘策那边的士兵逐渐盯得不耐烦了，越来越松懈。这时候，杨玄挺率军忽然一跃而起，冲杀了过去。裴弘策这边一路败退，一直退到洛阳城东边的城门太阳门。最后，裴弘策只带着身边的十几个人逃进了城里，其余七千多人，除了战死的，剩下的全都投降了杨玄感。

为什么隋朝官军这边兵源充足，武器精良，却打不过杨玄感手下那帮装备奇差的船夫呢？一言以蔽之，两边的士气不一样。杨玄感这边的船夫都是被隋炀帝强征来的民夫，怀着对隋炀帝的满腔怒火，所以造反既是自救，也是救人，当然士气旺盛。而官军这边其实也对隋炀帝颇为不满，和叛军观点倒基本一致，当然也就无心打仗了。

就这样，杨玄感依靠着民心民意，旗开得胜，不但很快就冲到了洛阳城下，而且军队的人数不断增加，装备也大大改善了。

这还不算，还有更好的事情等着杨玄感。大军压城，隋朝的一大批官僚子弟居然都投降了。怎么回事呢？说起来，这还算是东都留守樊子盖送给他的。樊子盖出生在南方，他爸爸那一辈逃到北齐，北齐灭亡之后又进入北周，给北周效力。后来，北周被隋朝灭亡，他又成了隋朝的官员；在平陈战争中立过功，又在凉州当过刺史，居官之处都以清廉著称；个人能力很强，很得隋炀帝的赏识。

大业六年（610），他到江都朝见隋炀帝，隋炀帝对他说：“富贵不还故乡，真衣绣夜行耳。”
你现在已经当上凉州刺史了，算是个大官。这是光宗耀祖的事情，为何不回家乡炫耀一番？为此，隋炀帝还专门赐给他六千石米面，让他到老家庐江（今安徽庐江）祭祖。这可是莫大的荣耀。

总而言之，樊子盖在隋炀帝面前颇为讨喜，所以隋炀帝才让他辅佐杨侗，留守东都。他对隋炀帝感恩戴德，也一心一意想要为朝廷出力。

问题是，他想出力，可东都官员并不买账。他出身不高，又不是一直在朝廷当官，不过是刚刚从凉州这么一个偏远地方调过来的空降兵，哪里来的威信！特别是败军之将裴弘策，本来品级和他差不多，更不甘心受他指挥。裴弘策刚打了败仗，本来心里就怯，这时候樊子盖又让他出战，他就拒不从命。怎么办呢？樊子盖为了严肃军纪，居然丝毫不讲情面，把他推出去斩了。这样一来，樊子盖的威风倒是有了，令行禁止，可他也把城外住着的那些隋朝官僚子弟吓坏了。

这些子弟的父祖都跟着隋炀帝出征去了，临走之前，把他们留在了洛阳周边的别墅里，其实也算人质。现在杨玄感作乱，这些子弟本来应该进城和樊子盖一起保家卫国才是。但是一看樊子盖杀人立威，这些人都怕了。樊子盖这个蛮子翻脸不认人，可别撞在他的枪口上，成了下一个刀下鬼！于是谁也不敢进去了。

既然不敢进去，那就投降杨玄感吧，反正杨玄感也是关陇贵族出身，这些官僚子弟之中不少人跟杨玄感的交情比跟樊子盖要好。互相攀扯着投降的一共四十多人，四大名将之一韩擒虎的儿子、隋初四大宰相之一观王杨雄的儿子、隋炀帝的宰相裴蕴的儿子、虞世基的儿子，还有水军大将来护儿的儿子都在其中。这样一来，杨玄感原来设想的通过控制官僚的儿子来扰乱隋炀帝军心的目的就达到了。

这还不算，随着战果的扩大，不光官僚的儿子投降了，官僚本身也投降了。投降的官僚之中，有两个人最为重要，一个是隋朝的内史舍人韦福嗣，还有一个是大将李子雄。

韦福嗣出身京兆韦氏，是当时数一数二的大族，和杨家又是世交，所以他一投降，杨玄感马上就把他任命为机要秘书，凡有大事都跟他商量。

李子雄在隋炀帝手下当过右武卫大将军，那是最高级别的武官了，属于难得的专业人才，所以，他一投降，杨玄感就把军事上的事情都托付给他了。有了这一文一武，杨玄感觉得自己手下人才济济，整个军队的士气也提振了不少。

眼看形势一片大好，杨玄感内心空前豪迈，真的升起一股为民请命、再造山河的豪情。他就在洛阳城的上东门外发表演说：“我身为上柱国，家累钜万金，至于富贵，无所求也。今不顾破家灭族者，但为天下解倒悬之急，救黎元之命耳！”
我作为上柱国，家有万金，不贪求什么富贵。现在不顾及被灭族的后果断然起兵，只是为了解民于倒悬啊！

一番话说到了痛处，老百姓也跟着热血沸腾，争着献上牛、酒犒军。洛阳周边子弟要求参军的每天都有一千多人。这样一来，杨玄感手下的士兵很快就发展到五万人，比开始起兵的时候严整多了。

二、隋军反击

杨玄感是不是能这么一直凯歌高唱下去？那还要看他下一步怎么走。此刻，他势力发展得很快，但是，那都是在洛阳周边，洛阳城可始终在樊子盖手里。此前交代过，一个小小的高句丽辽东城，因为修得比较坚固，隋朝几十万大军一个月都打不进去，何况是精心修筑的大隋东都洛阳！杨玄感猛攻了一个月，洛阳城还是壁垒森严。

这对杨玄感而言相当不利。因为就在他和樊子盖僵持不下的这一个月里，隋朝的各路救援大军从各个方向朝洛阳扑过来了。

第一路大军是首都大兴城的救援部队。当初，隋炀帝东征，让樊子盖辅佐越王杨侗留守洛阳，让刑部尚书卫文升辅佐代王杨侑留守大兴城。现在，卫文升听说杨玄感叛乱，立刻就率领七万大军直奔东都而来。

卫文升是个狠角色，路过杨玄感他们老家华阴的时候，先把杨素的坟给挖了，把杨素的尸骨也给扔出来烧了，这一方面是宣誓和杨玄感不共戴天，另一方面也是杜绝士兵投降。因为中国古代人讲究孝道，一个把你爸爸挫骨扬灰的人，就算投降也不能被原谅。这样一来，士兵断了投降这条路，只能和杨玄感拼命了。

从大兴城到洛阳要经过函谷关，当时有人就劝卫文升说，函谷关可是险要地方，万一杨玄感在这里设埋伏怎么办？我们不如持重一点，先让人探探消息再说。

卫文升说，杨玄感的本事我心里有数，他此刻一心攻城，不可能有伏兵函谷关的远略！所以我们无须观望，果断出关就是了。

果然，路上并没遇到杨玄感的伏兵。就这样，卫文升的大军成了率先赶来的一路。

第二路大军是来护儿的部队。杨玄感起兵的时候，谎称来护儿造反。这话传到来护儿耳朵里，可把他给气坏了。你小子自己谋反也就罢了，居然敢败坏我的名头！来护儿立刻召集将领，让他们做好准备，马上回师救援东都！问题是，当时他们的军队还在东莱海口待命，准备渡海攻打平壤，将领一听来将军要回师，都害怕了，纷纷说：如今皇帝陛下严厉，没有他的敕书，我们能随便乱动吗？

来护儿勃然大怒，厉声道：“洛阳被围，心腹之疾；高（句）丽逆命，犹疥癣耳。公家之事，知无不为，专擅在吾，不关诸人，有沮议者，军法从事！”
洛阳被围，这是心腹大患；高句丽违抗天命，只是癣疥一样的小病。国家有难，当大臣的就应该知无不为，怎能患得患失！这个决定是我做出的，和你们没有关系，一旦皇帝怪罪下来，我绝不连累你们。现在，如果有谁敢阻挠我，一律军法从事！当天就率领大军往回走了。

当然，来护儿也不是鲁莽之人，在开拔的同时，他又让自己的两个儿子赶紧去见隋炀帝，向隋炀帝禀明情况。这两位来公子见到隋炀帝，把来护儿的行动跟隋炀帝一说，隋炀帝真是喜出望外，立刻就给来护儿写了一封信，信上说：“公旋师之时，是朕敕公之日，君臣意合，远同符契。”
你回师的日子，正好就是我在这里发布敕令，让你回去救援的日子啊！看来咱们君臣情意相投，就好像符契一样吻合。总之一句话，这件事来护儿做对了！

就这样，因为来护儿不等敕命，当机立断，第二路大军也从东面进逼东都了。

第三路大军就是隋炀帝亲自统率的军队。隋炀帝一听说杨玄感造反，赶紧烧营回军，并派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和左候卫将军屈突通火速先行，直扑洛阳。

屈突通也是关陇贵族集团成员，素以严厉著称，当时有个歌谣，叫作“宁食三斗葱，不逢屈突通”，
宁可吃进去三斗大葱，也不愿意跟屈突通打交道。这样的恶人得多么令人畏惧！毫无疑问，从这首歌谣里就能看出来，屈突通绝非平庸角色。

这样，第三路大军又从北向南扑过来了。

这样一来，杨玄感就陷入最初起兵时李密所讲的那种四面受敌的境地了。那么，他能不能对付得了这些人？其实，别看杨玄感此前一直担任文职，但是，所谓将门有将，从小耳濡目染，他真是一个不错的将军，按照《资治通鉴》的说法，是“玄感每战，身先士卒，所向摧陷，又善抚悦其下，皆乐为致死，由是每战多捷”。
杨玄感带兵打仗永远身先士卒，每次都说“弟兄们跟我来”，而不是“弟兄们给我上”。这样一来，弟兄们当然都乐于追随主帅。另外，杨玄感平日里对士兵也很不错，亲切和蔼，所以士兵都愿意给他卖命，因此打仗的时候总能获胜。这些优点，多像西楚霸王项羽啊！这样的将军，还是很有战斗力的。

卫文升最先前来救援，也最先感受到了杨玄感的威力，跟杨玄感一交战，马上损失惨重，手下士兵死伤大半。而杨玄感倒是越打越勇，手下人数都超过十万了。

可是，俗话说得好，好虎架不住一群狼。以杨玄感的勇猛，抵挡卫文升一支军队还可以，但很快，屈突通大军也到了黄河北面，马上就要渡河过来了。

在两面夹击之下，降将李子雄给杨玄感出了一个主意。李子雄说：“通晓习兵事，若一得渡河，则胜负难决，不如分兵拒之。通不能济，则樊、卫失援。”
屈突通是个厉害角色，如果他渡过黄河参战，我们的麻烦就大了。所以，一定要把他挡在黄河北岸，不让他过来。怎么才能不让他过来？只有分兵。一支军队继续对付卫文升，另一支军队赶紧去拦截屈突通。当然，还得有一部分军队留下来包围洛阳城。

这种战略在兵法上叫围城打援，而且，是同时打两支援军，一支是卫文升，另一支是屈突通。

这个主意，不能说不好，算是在历史上久经考验的经典战术。但是它有个问题，杨玄感的兵力本来就不占优势，这样一分为三，兵力就更弱了。更何况，洛阳城里的樊子盖也不是傻子，他正指望着屈突通的援军，杨玄感想到打援，樊子盖能让他去吗？

果然，杨玄感打援的部队刚要开拔，樊子盖就立刻率领大军出城作战，而且屡战屡胜，把杨玄感牢牢地拖在了洛阳城下。

至此，所谓围城打援的计划也就没能实施得了，屈突通很快就渡过了黄河。这样一来，杨玄感这边的形势可真是危急了。这时候，李子雄又进了一言：“东都援军益至，我军数败，不可久留，不如直入关中，开永丰仓以振贫乏，三辅可指麾而定，据有府库，东面而争天下，亦霸王之业也。”
现在各路援军都过来了，我们不能再死围着洛阳城，应该往关中走，到了关中之后，打开永丰仓来赈济百姓，奠定群众基础，接着我们就在关中地区盘踞下来，面向东方和隋炀帝争夺天下。

这不就是李密提出的中策吗？当初可是被杨玄感断然否决掉的，现在，他若是再不走这一步，眼看就要被隋朝的各路官军包饺子了，所以，杨玄感二话不说，同意开拔。

问题是，怎么跟手下解释要放弃洛阳这件事？直接说我们打不过了，眼看就要被包饺子了，未免影响士气，杨玄感并不想这样做。这时候，李密给他出了一个主意。李密说：“弘化（今甘肃庆城县）留守元弘嗣握强兵在陇右，可声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关，可以绐众。”
跟将士们不提我们打不过，只是说，甘肃那边也有人造反了，现已派使者迎接我们过去，所以我们得赶紧去扩大战果。这不就变被动为主动了吗？

杨玄感一听，很有道理，就这么宣传吧。

此前提到，卫文升从关中出来的时候，先到杨玄感的老家华阴扫荡了一圈，华阴杨家损失惨重。正好这时候，杨玄感在华阴的亲戚赶过来了，要杨玄感替他们做主。这样一来，杨玄感就顺理成章地把这些落难的亲戚说成是元弘嗣派来迎接他们的使者，然后宣布说：“我已破东都，取关西矣！”
我已经攻破了东都洛阳，现在要去攻取西关了！于是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地往西进军。

三、兵败身死

杨玄感这时候再西进关中，形势怎么样呢？这时候形势已经很不乐观了。但是，在关东与关中（今河南和陕西）之间，有一个著名的关隘，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就是潼关。如果杨玄感能够迅速进入潼关，再严防死守，不让关东各路大军入关，未来就仍然还有希望。但是，潼关东边的弘农郡又出了一件事，把杨玄感拖住了。

弘农有一个隋炀帝修的行宫，叫弘农宫。杨玄感率领大军来到弘农宫旁边的时候，路边忽然出现了一群百姓。这些人拦住杨玄感说：“宫城空虚，又多积粟，攻之易下。”
弘农宫防守特别空虚，而且里头粮食特别多，很容易拿下。

杨玄感一听不免动心，既有粮食，又有群众基础，还很容易得手，要不要打？杨玄感很难抵制住这一诱惑。

问题是，这些百姓是哪儿来的？虽然史书里没有记载，但是我怀疑，这批人根本就是弘农太守派来的！为什么这么猜测呢？因为当时的弘农太守名叫杨智积，是隋炀帝的堂兄弟。既然是宗室，当然爱国。所以，杨玄感还没有到的时候，他已经跟手下人讲过了：“玄感闻大军将至，欲西图关中，若成其计，
则难克也；当以计縻之，使不得进，不出一旬，可以成擒。”
杨玄感听说朝廷大军将到，打算向西谋取关中。若是他这个计划成功了，我们再控制他就不容易了。所以我们应该设计牵制住他，让他没法向西推进。这样一来，不出十天，就可以把他抓住。

他的计谋是什么呢？我觉得，这百姓拦路邀兵，就是他的一步棋，这步棋的目的正是要诱惑杨玄感留下来。果然，杨玄感上钩了。既然已经上钩，杨智积就要走下一步棋了。

第二步棋是激怒杨玄感。杨玄感大军放缓了行军脚步，来到弘农城下，杨智积先登上城墙，对着杨玄感破口大骂。一时间，忘恩负义、势利小人这类羞辱性语言向杨玄感滚滚袭来，这还不算，杨智积不光骂杨玄感本人，连他祖宗八代都通通问候了一遍。杨玄感是当时第一号的贵族公子，素来骄傲自负，所谓士可杀不可辱，怎么能够容忍别人这么羞辱他，当即下令大军停止前进，进攻弘农！

他这个命令一出，李密可看出了危险，立马苦谏。李密说：“公今诈众西入，军事贵速，况乃追兵将至，安可稽留！若前不得据关，退无所守，大众一散，何以自全！”
杨将军，我们可是骗将士们说有人在关中迎接我们，然后才一路星夜兼程赶来的，骗人不可长久，得在整个事情被揭穿之前赶紧进关才是，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逗留。另外，就算不考虑骗人的事，我们后边不是还有追兵吗？万一我们在这儿逗留下去，追兵很快就会赶上来，到时候我们进不了潼关怎么办？一旦前后夹击，大军溃散，那您也罢，我也罢，还能自全吗？

这一番话，从军心说到形势，说得再透彻不过了。可是，杨玄感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脑，哪里听得进去，给李密的回答就两个字——攻城！

攻城在古代极端艰巨，杨玄感既没有云梯，也没有冲车，只能火攻。他率领大军冲到弘农郡的城门下，放起火来，想要把城门烧开，然后率领大军冲进去。

他这边放火，杨智积那边怎么办？杨智积真是个聪明人。你在外面放火，我在里面也放火。而且添油添柴，让火烧得特别旺。他这一招，其实也是火攻，就算是你把城门烧坏了，面对城门里熊熊燃烧的火墙，也不敢往里闯，否则就成了自焚了。

就这样，眼看着弘农城门的大火烧了三天，杨玄感心头的怒火倒是逐渐熄灭了。他也知道自己中计了，赶紧放弃弘农，接着往西走。可是，到这时候再走，已经晚了。就这三天的时间，宇文述、屈突通、来护儿、卫文升“四大天王”已经追了上来。

就在皇天原（今河南灵宝西），杨玄感的大军和四路官军对峙上了。双方布阵长达五十里。眼看着乌泱泱涌上来的各路官军，杨玄感这边的气势先不行了。有道是兵以气胜，气势一衰，这仗就没法打了，一天之内，杨玄感连吃三个败仗。

且战且走，到八月初一，双方又在董杜原摆开了决战的阵势。此时杨玄感只有一路人马，官军可是分为四路，四路合围一路，怎么谋篇布局都容易。这样一来，这一仗的结果也就毫无悬念了，杨玄感惨败，只剩下十几个骑兵，跟他一起往上洛方向（今陕西商洛）跑去。

杨玄感一跑，隋朝的官军当然得追，眼看就要追上了，杨玄感回过头来，喑呜叱咤，声音有如雷鸣闪电一般，居然把追兵吓得落荒而逃，真是英雄本色！

问题是，这种喝断当阳水倒流的气势只能吓人于一时，不能吓人于一世。走到这一步，杨玄感也知道，自己不行了。眼看着队伍越走越少，最后，只剩下杨玄感和弟弟杨积善两个人了。杨玄感长叹一声，对弟弟说：“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杀我！”

杨积善和哥哥想的一样。他二话不说，手起刀落，杨玄感委地而亡。看着兄长已逝，杨积善也要自杀，但这时候官军已经追上来了。杨积善一急之下，未能一刀刺中要害，被官军活捉，连同杨玄感的尸体一起，被押送到东都洛阳。

就这样，杨玄感起兵历时两个月，终告失败。

杨玄感为什么会失败？他的起兵，又给隋炀帝的统治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第三章

炀帝失策

杨玄感起兵虽以失败告终，却拉开了隋朝灭亡的序幕。这场仅维持了两个月的兵变，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打败了杨玄感的隋炀帝，是否能够意识到自己胜利的真正原因？在杨玄感兵变的背后，究竟还潜伏着哪些危机？

一、兵败原因

杨玄感起兵可不是一般的农民造反，他是来自统治集团内部的反戈一击，所以，它的意义也就不仅仅是让隋炀帝二征高句丽功败垂成，还意味着隋朝末年从内到外的动乱的开始。

据史书记载，隋炀帝在这件事之后深受打击，曾经当众呜咽流涕。如此示弱，可是他当皇帝以来的第一次。

既然如此，如果隋炀帝是一个会反思、负责任的皇帝，他就应该想一想，为什么杨玄感能反得起来？还有，为什么杨玄感造反会失败？只有把这两件事想清楚了，才能知道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避免此类事情再度发生。

为什么杨玄感能够起兵？其实很简单，除了他的家仇和个人野心之外，很大程度上还是利用了当时老百姓反对隋炀帝暴政的情绪。

自从隋炀帝征讨高句丽以来，老百姓苦不堪言，不是兵役就是徭役，各种征发无休无止，特别是离战场比较近的东部地区，更是成了重灾区。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群众基础，所以杨玄感才能登高一呼，应者云集，很快把军队从一万发展到十万。也正因为有这样的基础，杨玄感才能率领着用大刀和柳条盾牌装备起来的船夫打败装备精良的官军。杨玄感起兵顺应了民心、民意，这一点，在历史上应该是没有争议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杨玄感起兵又会以失败告终？这就有不同的解释了。其中有一个最经典的说法认为，杨玄感失败的关键原因在于他没有听李密的计策。李密给他出了上、中、下三策，他没有选择上策，直扑涿郡、渔阳郡，占据临渝关，截断隋炀帝的归路；也没有选择中策，占据关中，端掉隋炀帝的老巢；而是选择了下策，就近去攻打东都洛阳，结果洛阳城没有拿下来，他反倒被各路官军包围，最后落得兵败身死。总之一句话，为什么失败？就是因为杨玄感太笨。

是不是这样呢？虽然古往今来，很多人都这样考虑，但是我认为，事情绝非如此简单。研究历史也罢，理解历史也罢，最重要的方法无非是设身处地思考问题。设身处地想一想，在杨玄感起兵的时候，有没有可能直扑涿郡或者直奔关中？那是不大可能的。

第一，无论是涿郡还是大兴城，距离杨玄感起兵的黎阳都有千里之遥。杨玄感最初起兵的时候，只有不到一万人的队伍，而且，这一万人还都是临时拼凑的，既没有任何战斗经验，也没什么正经的装备，这样的军队，怎么可能冲州过府，千里奔袭那么遥远的目标？恐怕在路上就得散掉。

第二，就算这支军队没有在路上散掉，它还面临着一个大难题——攻打涿郡或者大兴城。李密给杨玄感出的主意中，无论是袭击涿郡，还是占领关中，都是建立在突然袭击，敌人没有防备的基础之上的。问题是，一支军队转战千里，总要一个月以上的时间，对手怎么可能全无防备？一旦有了防备，涿郡也好，大兴城也罢，都是不容易攻下的。

特别是大兴城，那是隋朝花大力气建造的首都，隋炀帝二次东征之前，还特地征调十万民夫又把城墙加固了一遍，比洛阳城还要坚固。只是城墙坚固也就罢了，大兴城守军也特别多。前文讲过，卫文升听说洛阳被围，马上抽调七万大军前来救援。这意味着大兴城的守军至少在十万以上，这样坚固的城池，再加上十万大军，杨玄感怎么可能攻得下来？最后还不是落得和打洛阳一样的下场？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杨玄感手下那些士兵，在最初起兵的时候有没有可能跟着他去攻打涿郡或者大兴？根本不可能。他们都是黎阳的百姓，并没有什么走南闯北的经历，古代资讯又不发达，像什么大兴城、涿郡城，他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更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让这些安土重迁的农民抛家舍业，去进攻一个他们都没听说过的地方，这怎么可能？恐怕没上路就开溜了。

但是洛阳不一样。自古以来，洛阳就是整个东部地区的中心，对于这些生活在古代所谓的山东地区，也就是今天河北、河南、山东一带的老百姓来说，洛阳是他们耳熟能详的地方，也是他们心目中的政治中心，对于他们来说，打下洛阳就意味着胜利，而且，也只有打下洛阳才意味着胜利。这一点，作为大军统帅的杨玄感其实是心知肚明的。他为什么不同意李密的上、中两策，非要用下策，道理就在这里。换句话说，所谓李密三策，貌似天花乱坠，非常高明，但其实仅仅是一种理论构想而已，缺乏可操作性。在当时，打洛阳是杨玄感唯一能做的选择，既然如此，所谓不选上策选下策，也就不是杨玄感失败的关键因素了。

既然不存在所谓的战略失误，为什么杨玄感会失败？还有一种常见的解释就是用人不当。杨玄感开始的时候任用李密，自从韦福嗣和李子雄这两个重量级官员投降之后，杨玄感就逐渐把重心放在他们两个身上了。

问题是，韦福嗣是个首鼠两端之人。当初，杨玄感俘虏了他，他没有办法，暂且跟了杨玄感，但是，他并非一心一意替杨玄感谋划，而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凡事预留后路，总想着万一官军得胜，自己也可以洗刷干净，李密是聪明人，早就看出来了韦福嗣的用心，曾经私下跟杨玄感建言：“福嗣元非同盟，实怀观望；明公初起大事而奸人在侧，听其是非，必为所误，请斩之！”
韦福嗣跟我们本不是一路人，他虽然人在我们这边，但怀有观望之心。您刚刚开始谋划大事就让这样的奸人在侧，听他的胡言乱语，这不是福气，而是祸害！依我之见，还不如把他斩首了事。

李密建议杀韦福嗣。那么，杨玄感听没听他的意见呢？并没有听。非但没听，杨玄感还觉得李密心存嫉妒，所以，只回了一句：“何至于此！”
就不理李密了。

这种回应气得李密扼腕叹息，回去就跟自己的死党讲：“楚公好反而不欲胜，吾属今为虏矣！”
杨玄感喜欢造反，但是又不想取胜，我们这些人就要做俘虏了。

韦福嗣如此，李子雄又如何呢？李子雄倒是没有首鼠两端的问题，但是，他的脑子不够灵光。

举一个例子。就在隋朝的各路援军都已经逼近洛阳，杨玄感四面楚歌的情况下，杨玄感去请教李子雄下一步的方略，李子雄给出的意见居然是请杨玄感赶紧当皇帝！

杨玄感倒不是不愿当皇帝，但总觉得这个时候当不大合适，就又去问李密。李密说：“昔陈胜自欲称王，张耳谏而被外；魏武将求九锡，荀彧止而见诛。今者密欲正言，还恐追踪二子；阿谀顺意，又非密之本图。何者？兵起以来，虽复频捷，至于郡县，未有从者；东都守御尚强，天下救兵益至，公当挺身力战，早定关中，乃亟欲自尊，何示人不广也！”
过去陈胜想自立为王，张耳进谏，结果被疏远；魏武帝曹操想谋求九锡，荀彧阻止他，结果被杀害。现在李密我想进言，也怕步这两个人的后尘啊！可是，阿谀奉承，也劝您称帝，又不是我李密的本意。为什么不能称帝呢？咱们起兵以来，虽然屡战屡捷，却没有归顺的州县。洛阳守御森严，天下的救兵接踵而至，在这种情况下，您应该奋力战斗，早日平定关中，怎么能先想当皇帝呢！真要这么做，只能让天下人觉得您气量狭小，只为自己打算了！

其实，仅凭这一点，就能看出李子雄和李密的差距了。且不说当时军事形势紧急，根本不是称帝的时候，只从争取舆论的角度考虑，也不应该称帝。要知道，杨玄感起兵以来，就是依靠只反隋炀帝，不反隋朝，废昏立明、解民倒悬这样的口号才赢得了老百姓的拥护。现在这么早就要称帝，暴露改朝换代的个人野心，这不是自挖墙脚吗？李子雄出这样的馊主意，可见境界不高，能力也不强。

这样看来，用这两个人当谋臣，确实是杨玄感的丢分项。那么，用人不当，是不是杨玄感失败的主要原因呢？也不是。因为杨玄感起兵一共两个月，这两个月来，韦福嗣和李子雄给他出的主意其实并不多，而且也并非所有的主意都是馊主意。既然并未掌握战争主导权，把失败的责任都推到他们身上，显然不合适。

那么，杨玄感到底为什么失败？根本问题恐怕在于杨玄感反得并不是时候。当时，隋炀帝固然是忙于对外战争，整天征发兵役劳役，让老百姓吃尽了苦头，老百姓也确实想造他的反，但是，统治集团内部还比较稳定，官僚队伍基本上并不反对隋炀帝。举两个例子就明白了。

第一个，杨玄感刚刚造反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儒生——治书侍御史游元在黎阳和他一起督运军粮，杨玄感劝他一起造反，还动员他说，我这是“帅义兵，以诛无道”
，你追随我，不要有任何心理障碍。游元怎么回答他呢？游元讲：“尊公荷国宠灵，功参佐命，高官重禄，近古莫俦，公之弟兄，青紫交映，当谓竭诚尽节，上答鸿恩。岂意坟土未干，亲图反噬，深为明公不取，愿思祸福之端。仆有死而已，不敢闻命。”
杨公，你爸爸杨素可是受国重恩，近代以来，没有谁比他的官大，也没有谁比他钱多。你们杨家兄弟都在朝廷里做着大官，朝廷对你们杨家不薄啊！你正应该竭尽全力，报效国家。现在，你爸爸坟上的土还没有干，你怎么就造反了呢？我觉得你根本不应该这样办。至于我，要想让我跟你一块儿造反，对不起，我宁死不从。游元骂杨玄感忘恩负义，誓死也不肯追随他，很能体现官员的基本态度。

第二个，杨玄感原本设想，如果能够把官员的子弟作为人质，就可以扰乱军心，然而事情的发展并未如他所愿。来护儿的儿子投降了杨玄感，但是，来护儿照样率领大军讨伐杨玄感，一点儿都没有手软。可见，在家和国发生冲突的时候，大多数官员还是选择了忠于国家，忠于皇帝，这说明他们对国家和皇帝还是有信心的。这一点，当时的有识之士看得相当明白。

当初，隋炀帝刚刚从辽东前线回来平叛的时候，曾经迫不及待地问太史令庾质：“玄感其有成乎？”
你觉得杨玄感造反会成功吗？

庾质回答说：“玄感地势虽隆，素非人望，因百姓之劳，冀幸成功。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动。”
杨玄感虽然门第很高，但他本人在官僚之中的声望并没有那么高。他现在之所以能够发展到这么大的势力，是因为老百姓确实是太困苦、太劳累了，所以才会群起响应他。不过，虽然有老百姓的响应，但现在天下一家的局面还在，所以杨玄感不太容易成功。

这番话的中心意思就是说，杨玄感起兵造反并没有得到官僚队伍的认可。所谓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如果统治集团内部还比较稳定，想要打败这个政权还是相当困难的。杨玄感只是看到了百姓骚动，就以为可以造反，这其实是误判形势。事实上，当时造反的时机根本不成熟，因此，他选择上策也罢，选择下策也罢，用李密也罢，用韦福嗣也罢，恐怕都难以改变兵败身死的命运，这才是他失败的关键。

如果隋炀帝能够反思这两个问题，他就应该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既然杨玄感能够起兵是因为老百姓已经不堪忍受暴政，那么，以后就应该尽可能地施行仁政，缓和社会矛盾；既然杨玄感失败是因为统治集团依然心向皇帝，那就应该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对官员推心置腹，凝聚人心，逐步弥合因为杨玄感叛乱引起的内部分裂。只有在这两个方面齐头并进，才能够避免这类事情再度发生。

二、隋炀帝对策

那么，隋炀帝是不是这样考虑的呢？非常遗憾，隋炀帝根本没有这样思考经验教训，也根本没有采取上述两种措施。恰恰相反，他对官员也罢，对百姓也罢，都采取了完全错误的做法。

先看官员。杨玄感叛乱之后，隋炀帝对待涉案官员严惩不贷。叛乱刚一结束，隋炀帝就成立了以御史大夫裴蕴和民部尚书樊子盖为首的专案组，专门审理涉案官员。

这两个人审案都有特点。裴蕴的特点在于既不看事实，也不看法律条文，只看皇帝脸色。樊子盖的特点则是冷酷无情，心狠手辣。把案子交到这两个人手里，其实也就意味着，隋炀帝要抛开法律条款，重判、重罚。举两个人的例子为证。

第一个，杨玄感本人。他已经被弟弟杨积善杀死了，运回来的时候，已然是一具尸体，但是，就算是尸体，隋炀帝也不放过。他先把杨玄感的尸体五马分尸，再把这些尸体的碎块儿陈列在街头整整三天，又把碎块剁成肉酱，最后一把火焚烧了事。要知道，隋朝的法律中最重的处罚是斩首，根本就没有五马分尸这一类酷刑。可隋炀帝不按照法律办事，又把这些老早就废除的酷刑捡了起来，这不仅仅是从重处理，更是法外施刑。

事实上，不光是首犯杨玄感被处以极刑，杨玄感的几个弟弟，无论有没有参与叛乱，也全部被杀光。可怜杨素为隋炀帝做了那么大的贡献，最后因为杨玄感叛乱，终致断子绝孙。

第二个，杨玄感的军师韦福嗣。杨玄感毕竟是首恶，让隋炀帝二征高句丽的大业泡汤，损失难以估量，隋炀帝发泄一下怒火也情有可原。问题是，隋炀帝残酷对待的，可不只是杨玄感一个。杨玄感的军师韦福嗣罪行没那么重，对他的处理仍然是挫骨扬灰。

韦福嗣当初给杨玄感当军师的时候，本来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所以，一到杨玄感解除对洛阳的包围，率军西走的时候，他就脚底抹油，开溜了。主动到洛阳城投案自首，希望坦白从宽。在洛阳关了一阵子，杨玄感兵败后，又从洛阳被押往隋炀帝驻跸的高阳受审。当时，李密他们这些顽抗到底的人也已经被抓住了，韦福嗣就跟他们一块儿押送。

李密是个明白人，他知道，只要被押到高阳，一定不得好死，所以，在路上，就跟押送他的狱卒攀上了交情，把几个同案犯身上的金银全都搜罗到一起，打点狱卒，还经常请狱卒喝酒。喝来喝去，和狱卒喝出了感情，狱卒对他们的管理也就越来越不严格。

有一天，李密把狱卒都灌醉之后，居然穿墙逃跑了，而且叫韦福嗣跟他一起跑。然而韦福嗣没有跑，他说，我跟你不一样，我并非主动造反，而是被迫跟从杨玄感的，即使在杨玄感手下的时候，我也没少替朝廷考虑，从来没有认真给杨玄感出过什么主意。更重要的是，我是在杨玄感兵败之前就主动投案自首的，所以，就算到了高阳，我也不怕，皇帝顶多是骂我两句罢了，然后该怎样怎样，我何必冒险逃跑，落得个不忠不义的罪名？于是就规规矩矩地到了高阳。

到高阳之后，隋炀帝是不是像他想象的那样对他从宽处理了？才没有。隋炀帝把韦福嗣替杨玄感写的劝降书放在了他的面前。那上面清清楚楚写着“废此淫昏，更立明哲”
，连这样大逆不道的话都敢说，你还想活着，笑话！

隋炀帝一声令下，韦福嗣就被绑在了一个木头杆子上，又在头上套上车轮，固定住。随后隋炀帝下令文武百官一起朝他放箭，一时间箭如雨下，把韦福嗣射得浑身像刺猬一样。这还不够，射完了箭，也把他五马分尸，挫骨扬灰。

本来韦福嗣是胁从犯罪，又是主动投案，还抵制住了半路逃跑的诱惑，其实就是希望能够得到宽大处理，现在居然落得和杨玄感一样的下场，这就不免让人感到冤枉了！

可能有人会觉得，韦福嗣毕竟是杨玄感的军师，帮杨玄感写了那么多宣传品，把隋炀帝骂得体无完肤，隋炀帝生气也难免。问题是，还有很多人并没有参加叛乱，只是因为跟杨玄感关系不错，也被砍了头。

杨玄感号称礼贤下士，好多读书人都跟他交了朋友。这些人也就是跟杨玄感喝喝酒、写写诗的交情，叛乱的时候，连杨玄感都没想起他们，也没让他们参加。现在倒好，隋炀帝把他们一一追查出来，处死的处死，戍边的戍边，这些人才真是比窦娥还冤。

隋炀帝这样做对不对呢？一言以蔽之，大错特错。要知道，杨玄感造反这件事，是关陇贵族集团内部的一次重大分裂，涉案人员比较多，影响力也比较大，本来就非常敏感。说到底，隋炀帝还是靠着统治集团对他的拥护才打败了杨玄感，所以，他的所作所为，都应该是以进一步团结这些人为目的。

隋炀帝如果明智，就应该尽量装糊涂，缩小打击面，大事化为小事，小事化为无事，这才能够彰显皇帝的胸怀，逐渐安定人心，弥合统治集团内部的裂痕。

但是，隋炀帝的所作所为恰恰相反。他该糊涂的地方不糊涂，该怀柔的地方不怀柔，无论主犯从犯，一律严惩不贷，看起来好像是威风八面，颇有震慑作用，其实，这是把好多本来可以团结的人都推到敌对方去了。

有道是“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本来，杨玄感叛乱已经把统治集团撕开了一个口子，现在隋炀帝不仅不努力把这个口子缝起来，反而还把这口子继续往大里撕，这不是大错特错吗？

再看对老百姓。杨玄感之所以能在起兵之初取得那么大的成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老百姓受不了隋炀帝的兵役、劳役，所以才追随杨玄感造反的。隋炀帝如果明智，就应该吸取教训，尽量安抚百姓才是。

怎样才能安抚百姓？一方面，当然要减轻对老百姓的压迫，这是普遍性的做法；另一方面，还要尽量对参与这次叛乱的老百姓从轻发落，充分释放诚意，才能缓解矛盾。

然而，到这个时候，“怀柔”这个词早就不在隋炀帝的词典之内了。他采取的措施根本不是缓解矛盾，而是进一步激化矛盾。杨玄感叛乱之后，隋炀帝让裴蕴、樊子盖组成专案组，专案组的工作方针，隋炀帝跟裴蕴说得清清楚楚。他说：“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盗耳。不尽加诛，无以惩后。”
为什么杨玄感能够纠集那么多人？就是因为天下人太多了。人多就会造反，所以，还是别要那么多人好，干脆把造反的人一律杀掉，也好惩前毖后。

一个皇帝，一个在儒家话语体系里本该子育万民的大家长，居然说出这样的话来，这不是反人民吗？

裴蕴他们一看皇帝这个态度，那就大开杀戒吧。凡是跟杨玄感有牵连的，一律砍头抄家。到底什么叫跟杨玄感有牵连呢？杨玄感围攻东都的时候曾经开仓放粮，凡是从他那里领过米的，就算是跟他有牵连，一律抓起来活埋。

那么，他们一共杀了多少人？据史书记载达到三万多人，流放的还有六千多人。《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做皇帝的如此不把老百姓的生命当一回事，老百姓造反的心只会越来越盛。

本来，自从隋炀帝准备攻打高句丽，太行山以东地区就已经出现了起义的队伍，到杨玄感叛乱之后，起义队伍的数量和规模一下子扩大了不少。东到山东，西到宁夏，北到河北，南到江淮，到处都有人造反，而且很多造反队伍都达到了十万人以上的规模，原来的星星之火，慢慢开始有了燎原之势。按照《隋书·食货志》的说法，就是“举天下之人，十分九为盗贼”
。全天下的老百姓，十个中有九个是盗贼（起义军），这不是全民皆反吗？

这样一来，因为杨玄感起兵造成的影响，更因为隋炀帝接下来的处置失当，隋朝官员的离心倾向不断加剧，老百姓的造反规模也越来越大，天下大乱，已经初露端倪。

当初，隋炀帝刚刚接到杨玄感造反的消息时，非常害怕，就把老宰相苏威叫到大帐之中，问他：“此儿聪明，得无为患？”
杨玄感是一个聪明人，他造反是不是一个很大的祸患？

苏威说：“夫识是非，审成败，乃谓之聪明，玄感粗疏，必无所虑。但恐因此浸成乱阶耳。”
什么叫聪明？审时度势才叫聪明，杨玄感现在造反，其实就是不会审时度势，所以也谈不上聪明，成不了什么气候。我只是怕他成为祸根罢了。

现在看来，老宰相的担心非常有道理。

接下来，隋炀帝是会尽量挽回局面，还是会沿着错误的道路越走越远呢？

第四章

三征高句丽

在公元612年、公元613年两次东征高句丽失败以后，不服输的隋炀帝又在公元614年发起了第三次对高句丽的战争，与前两次相比，这一次隋朝的军队士气最差，失败似乎已成定局，但事实上战争却进行得异常顺利。这是怎么回事？战争的胜利，能否化解隋朝社会的危机？

一、三征高句丽

前文提到，杨玄感兄弟以及军师韦福嗣，都是被拉到高阳处决的。为什么不到大兴城，不到洛阳，单单要拉到高阳处决呢？因为隋炀帝当时就驻跸在那里。隋炀帝从辽东撤军回来，既不回大兴城，也不回东都洛阳，一直驻跸靠近涿郡的高阳，这说明他东征的心没有死，他还想继续打高句丽。

果然，就在转过年来的大业十年（614）二月，隋炀帝又一次召集文武百官，商量再次讨伐高句丽！这一次，文武百官是什么态度？《资治通鉴》记载了一句话：“数日，无敢言者。”
讨论了好几天，没人说话。

在中国古代的语境下，没人说话，其实就是不同意。

官员们为什么不同意？因为到这个时候，整个国家的局面已经相当混乱了。全国各地到处都有老百姓造反起义。其实，从大业七年（611）隋炀帝准备打高句丽的时候，隋末农民大起义就已经拉开了帷幕。大业七年（611），隋炀帝在山东地区征兵、征夫，一时之间民不聊生，山东地区（指广义的太行山以东）就首先扯起了造反的大旗。当时有一个叫王薄的人自称知世郎，在长白山造反。这个长白山，不是位于吉林省的长白山，而是今天山东邹平市的一个山头。他还编了一首《无向辽东浪死歌》。歌中唱道：“长白山前知世郎，纯着红罗锦背裆。长矟侵天半，轮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
我是长白山前能够预知时局的知世郎，我身着红罗做成的锦背裆，一身打扮光鲜漂亮。我举起长矟，矟尖刺破长天；我抡起大刀，刀锋辉映日光。我上山擒拿獐鹿，下山宰杀牛羊。一旦官军到来，我也挥刀就上。这样就算死去，好歹也过了几天快活时光。跟战死在遥远的辽东相比，又有什么值得悲伤！

这首歌越传越广，一时之间成了当时山东地区的流行歌曲。此后，随着战争负担加重，起义也越来越多。但是，在杨玄感造反之前，相对来讲，这些起义军境界都不够高，基本思路都是逃避兵役，啸聚山林，过几天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日子，活一天算一天，没什么更高的追求。

但到杨玄感起兵之后就不一样了。连隋炀帝的亲信都来造他的反，天下人一下子看到了推翻隋朝的希望。农民造反不仅规模越来越大，而且有人公然表示，要称王当皇帝了。所谓天无二日、国无二主，隋炀帝现在是皇帝，你再称皇帝，那就是跟隋政权势不两立，这个目标，可远比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有杀伤力，让官员很是恐慌。

所以，当时官员的主流想法就是休养生息，先安抚造反者，解决国内问题。现在国内都乱成一团了，哪还有心思去打远在辽东的高句丽！所以他们不同意。

既然不同意，为什么不说出来呢？因为不敢。如前所述，隋炀帝是个刚愎自用的皇帝，曾经亲口讲过不喜人谏。这句狠话可绝不是单纯的威胁，高颎、贺若弼、薛道衡等一系列老臣，不就是因为出言不慎，被他杀死的吗？这样老资格的官员都说杀就杀，把其他官员的胆子早都吓破了，所以，高颎等人死后，基本就无人再敢提不同意见了。

官员们心里不同意，也不敢说不同意，只能集体沉默下来。隋炀帝连着问了几天，朝堂里始终一片沉默。

按道理讲，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大臣都不说话，隋炀帝也就应该知道他们的基本意见了。那么，他会不会尊重他们的意见，改变一下自己的想法？隋炀帝才不会。他是一个自视甚高的人，眼里一贯只有自己，没有别人。此前，他大兴土木也好，巡视四方也好，大臣中也总有不同意见，他照样做了，而且效果挺好，这让他觉得只有自己才是天才，别人都是傻子，傻子的意见根本不值得重视。

再说，如果这时候放弃讨伐高句丽，那就等于认输了。隋炀帝如此骄傲，怎么可能轻易认输？何况，二征高句丽输得太冤枉了，真是功败垂成，在这种情况下认输，他也不甘心。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再打一仗，把局面扳回来。

细细想来，这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理性政治家审时度势、能屈能伸的心理了，而是一个赌徒的心理，输得越多就越想赌，一定要把赔掉的本钱都捞回来！

所以，尽管群臣一片沉默，隋炀帝还是一意孤行。就在大业十年（614）二月二十日，隋炀帝下诏：“黄帝五十二战，成汤二十七征，方乃德施诸侯，令行天下。”
连黄帝和成汤那样的古圣先贤也不是一次就取得成功的，我们两次东征失败也算不了什么。现在，为了完成大业，我要第三次亲征高句丽！

二、不败而败

隋炀帝一下令，立马，全国再一次动员起来。士兵和民夫又纷纷从全国各地齐集涿郡，向辽东进发。

那么，这一次东征，跟前两次相比，有什么区别呢？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士气差了。

第一次东征的时候，士兵编队出发，一天一队，跟参加嘉年华似的，就差唱着歌去了。

第二次东征虽然已经知道了厉害，没那么兴高采烈，但是大军开拔，也还算顺利。

到第三次，局面就完全不一样了。士兵的家乡都已经乱了套，谁还有心思到辽东打仗？整天想着怎么开小差，往回溜。按照《资治通鉴》的说法，就是“士卒在道，亡者相继”
，一路上逃跑的士兵络绎不绝。

隋炀帝可不能容忍这种局面，一定要警示一下逃亡者。三月二十五日，隋炀帝一行到了临渝宫（今河北抚宁）。在这儿，隋炀帝亲自穿上戎装，搞了一个祭祀黄帝的大典。当年黄帝大战蚩尤，开创基业，现在，隋炀帝想通过祭祀这位远古的胜利者来显示自己的必胜决心。祭祀黄帝跟警示士兵有什么关系呢？隋炀帝专门造了一面大鼓，把抓回来的逃亡者斩首，用人血涂到鼓面上，然后敲响大鼓，号令三军。

这场面够血腥、够恐怖吧？然而照样没用。士兵该逃还是逃，而且越逃越多。今天这个编队没人了，明天那个编队没人了，越往前走士兵越少。隋炀帝一路走还得一路抓逃兵，行军速度越来越慢。前两次讨伐高句丽都是四月份就推进到辽河，但是这一次，直到七月中旬，隋炀帝才到了辽河旁边的怀远镇（今辽宁辽中区）。

要知道，高句丽位于东北亚地区，战争受到天气的严重制约。一般来说，一定要在春天霜冻期结束到夏天雨季到来之间进行，否则运兵运粮都会受困。辽东地区几月结束霜冻？四月。几月开始集中下雨？八月。这样一来，一年之中，其实只有四月到八月这四个多月的时间可以打仗。可是现在，隋炀帝七月中旬刚到前线，这仗不就没法打了吗？

然而凡事都有意外。本来，三次出征中，就数这次情况最差，但若论结果，却偏偏就是这次打得顺利。前两次征讨高句丽的时候，隋朝大军一向是水陆并进，这次也是如此。水军统帅来护儿先从海路登陆辽东半岛，一举占领毕奢城（今辽宁大连北边）。高句丽派军迎战，被来护儿打得大败。接下来，来护儿就要按照原定计划，向高句丽的首都平壤推进了。正在这时候，形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高句丽的国王高元居然决定不打了，遣使请降，而且，还把大业九年（613）因为杨玄感叛乱投降高句丽的隋朝将领斛斯政五花大绑地押到了辽东城下，算是投名状。

高句丽守城何等顽强，怎么忽然软下来了？很简单，它也打不起了。战争是最消耗实力的事情，隋朝如此强大，两次仗打下来，尚且民不聊生，举国造反；高句丽一个小国，经历了两轮打击，可想而知，受到的损失有多大。再坚持下去，它也要亡国了。所以，尽管这次隋朝的声势不如前两次，那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而高句丽就好比一匹瘦马，已经奄奄一息，再跟隋朝这只病骆驼赛跑下去，必死无疑。在这种情况下，国王高元审时度势，干脆投降了。

高句丽几乎是不战而降，隋炀帝又是什么反应呢？按道理讲，不战而胜正是隋炀帝最初的追求，他应该高兴才是。但是，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劳民伤财地打了三次，最后居然没能亡其国、擒其主，而是就在边境讲和，这其实又让隋炀帝很不甘心。

到底接不接受呢？思来想去，隋炀帝还是接受了。毕竟，眼看着国内动荡、士兵逃亡，时间又一天天耗下去，隋炀帝对打赢这场战争也没什么把握。既然高元请降，正好就坡下驴，接受投降，也算有一个交代了。就这样，隋炀帝下令各路大军停止进攻，接受投降，班师回朝！

隋炀帝要班师，对于整个隋朝军队来讲其实是一件好事。但是，水军总指挥来护儿可接受不了。来护儿是个将军，习惯用比较单纯的军事眼光来看问题。他这边刚打了胜仗，正士气旺盛，眼看就要直捣平壤，这时候撤军，不是半途而废吗？

有道是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来护儿集合三军，搞起了动员。他说：“大军三出，未能平贼，此还不可复来。劳而无功，吾窃耻之。今高（句）丽实困，以此众击之，不日可克。吾欲进兵径围平壤，聚高元，献捷而归，不亦善乎！”
我们已经是第三次出兵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基本上也不可能再有第四次。既然是最后一战，就一定要打个明明白白，分出胜负来。现在高句丽已经是困顿不堪，只要我们坚持一下，就一定能够直捣平壤。到那时候，我们押着高元回去献捷，该多么荣耀！现在的机会千载难逢，不管皇帝怎么样，我是下定决心要接着打。我宁可得罪皇帝，也绝不撤军！希望大家跟着我，再拼一把！

皇帝要和，来护儿要打，那么，这仗到底是打还是不打呢？就在这关键时刻，来护儿的副手崔君肃站出来，对下面的将领说话了。他说：“若从元帅，违拒诏书，必当闻奏，皆获罪也。”
这不是军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皇帝已经下令撤军了，你们要是跟着元帅，那就是反抗皇帝，我一定会向皇帝报告这件事，那时候，你们全都吃不了兜着走。

这个场面太熟悉了，这多像一征高句丽的时候，将军于仲文面临的局面！当时，高句丽的宰相乙支文德到隋军大营来诈降，于仲文希望活捉，但是，监军发话说：皇帝有令，凡是投降的人，都来去自由，你们若是活捉他，我一定禀报皇帝。结果于仲文万般无奈，只好放走乙支文德，坐失良机。

现在，又轮到来护儿来面对这个局面了。崔君肃拿皇帝这顶大帽子一压，谁还敢再跟着来护儿？下面的将领纷纷劝来护儿撤军。众心不附，来护儿也不敢再坚持，只能是长叹一声，撤军了。就这样，大业十年（614）的八月四日，隋炀帝从怀远镇班师回朝，第三次东征就此告终。

按说，这是在高句丽投降基础上的凯旋，算是得胜还朝，应该非常风光吧？才不是。当时已经天下大乱，因此，这支大军虽然没有被高句丽人追杀，却被自己人打劫了。

隋炀帝从辽东回师，要经过河北地区，而河北地区当时已经成了起义军的天下。就在隋炀帝御驾途经邯郸的时候，早有一支起义军盯上了皇帝的资装。这支八千人的部队就埋伏在路边，等隋炀帝的护卫队过去之后，一拥而上，把后勤部队冲得七零八落，夺了隋炀帝的四十二匹御马，扬长而去。连御马都让人给劫走了，隋炀帝当然是心惊肉跳，国内都乱成这个样子了，还算什么得胜还朝！

更让他郁闷的事情还在后头。隋炀帝回到大兴城时，已经是冬天了。眼看就要过年，按照惯例，元旦的时候要进行大朝会，四夷的君主都得来朝觐皇帝，表示臣服。现在，高句丽既然已经投降，隋炀帝就要征高元入朝。

那么，对待隋炀帝的征召，高元什么反应呢？高元根本没反应。入朝多不安全，反正你已经撤军了，难道还能再打回来不成！所以，他连理都没理。

这可让隋炀帝太没面子了，当年之所以要打高句丽，直接原因就是高句丽不肯朝觐。现在，劳民伤财地打了三次，国内也因此乱成一团，结果居然跟没打一样，高元照样不朝觐，这不是最大的羞辱吗？

本来，这次大朝会就是要借助高句丽向四夷示威，让他们看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重申一下以隋朝为主导的国际秩序。现在，都城已经披上了节日盛装，鱼龙百戏也已经上演，四夷君主都来了，可是，高句丽的国王却不见踪影，这不是在打隋炀帝的脸吗？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结果却只收获了羞辱。这真叫不败而败，而且是惨败。

面对此情此景，隋炀帝真是难掩心头悲愤。大朝会之后，他回到长乐宫，喝了个酩酊大醉，趁着酒意，写下了一首五言诗。这首诗大部分已经失传，只保留下了最后一句：“徒有归飞心，无复因风力。”
我空有一颗想要雄飞的心，但是，却再也没有借助长风，凌空翱翔的力气。诗成之后，隋炀帝让身边的美人反复吟唱，自己忍不住涕下沾襟，旁边的侍从也都跟着唏嘘不已。这个雄心勃勃、一心想要超越汉武帝的皇帝终于认输了。

万般无奈之下，隋炀帝把一腔悲愤都发泄在了叛臣斛斯政的头上。隋炀帝下令，把斛斯政押到金光门外，绑在柱子上，让文武百官都来射箭，把斛斯政射得跟刺猬一般，然后再千刀万剐，剐完之后，再分给百官品尝。按说，吃人肉够恶心吧，可是，有些官员为了表现自己对叛臣的痛恨，居然吃了一块又一块，一直吃到饱为止。可就算千刀万剐，就算把肉吃光，就算挫骨扬灰，对于局势，又能有怎样的影响呢？

三、天下皆反

尽管三征高句丽最后还是没有得到任何实质的成果，但好歹隋炀帝总算把重心转移到国内问题上来了，这对挽救当时的乱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当时国内最大的问题就是人民造反。怎样对付造反？隋炀帝开出的药方是：“诏民悉城居，田随近给。郡县驿亭村坞皆筑城。”
老百姓都搬到城里去集中居住，让起义军找不到给养，也让老百姓不能投奔起义军。他以为，这样就能够把起义绞杀了。

问题是，老百姓都是农民，搬到城里去住，地怎么种？隋炀帝给出的说法是“田随近给”
，也就是在城市旁边就近分田，可事实上，政府根本没有那么多现成的郊区田地可分。所以，所谓分田只是一句空话而已。真正的后果是，老百姓被迫搬家之后，都活不下去，只能铤而走险，投奔起义军。这真是适得其反！

这个药方不灵，那就只能是强加镇压了。征讨高句丽的大军一回来，马上就投入了国内战场。来护儿是一员猛将，他的儿子也相当英雄。特别是他的第六个儿子来整，进入山东、河北战场之后，更是所向披靡，所以当时有一首歌谣专唱来整：“长白山头百战场，十十五五把长枪。不畏官军十万众，只畏荣公第六郎。”
长白山头到处都是战场，我们的壮士十十五五，手握长枪。我们不害怕官军十万众的围剿，只害怕荣国公来护儿的第六个儿郎。

因为来整率军从辽东地区进入山东、河北地区镇压，一下子，山东地区的起义沉寂了不少。

另一个更厉害的将军是张须陀，他也是在山东战场上涌现出来的得力战将。按照《隋书·张须陀传》中的记载，此人“性刚烈，有勇略”
，有勇有谋，而且，曾经在隋朝的两大名将史万岁和杨素手下当过军官，是个能征惯战的老将军。

大业七年（611），王薄在长白山起义。当时，张须陀正担任齐郡丞，长白山属于他的管辖范围。面对声势浩大的农民军，张须陀毫不畏惧，凭借两万人的力量，大败王薄的十万联军，一下子就打出了威风。

到大业十年（614），张须陀已经升任齐郡通守，领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讨捕大使，负责管辖今天河南、河北、山东、山西、江苏乃至安徽部分地区的镇压任务。

在这个新岗位上，张须陀照样干得如鱼得水。他之所以能够当此大任，除了因为他本人战功卓著之外，还因为他手下有两员得力干将：一个是罗士信，另一个是秦琼。

看过《隋唐演义》的人知道，这是所谓隋唐十八条好汉里的第七条和第十六条好汉。很多人都知道，在《隋唐演义》中，秦琼是个中年人，罗士信是个傻小子。这只是小说家的说法，并不可信。事实上，这两个人都是少年英雄。

年轻到什么程度？当时秦琼十八岁，罗士信只有十五岁。

英雄到什么程度？秦琼是后来唐朝的大将，凌烟阁功臣，民间所谓两大门神之一。不是天纵英雄，怎么能上得了凌烟阁，当得了门神？

罗士信出道的时候只有十四岁，还是个孩子，个子也小，只是胆子特别大，整天要求上阵杀敌。张须陀一听就笑了，对他说，你怕是连甲胄都穿不上吧。罗士信二话不说，往身上连披两副盔甲，再挂上两壶箭，飞身上马，顾盼神飞，把张须陀看得目瞪口呆，从此就把罗士信带在身边。

罗士信有一点与众不同，别人上了战场，都是斩首级回来请赏，只有罗士信专割鼻子，每次一出战，必定带回来一串鼻子，令敌人闻风丧胆。

此时，张须陀负责河南道十二郡讨捕，这两个少年英雄就派上用场了。当时，张须陀的最大敌人叫卢明月。此人从涿郡起家，一路转战到山东地区，有十多万部众，声势很大。而张须陀手下只有一万多人。人少也就罢了，更糟糕的是，张须陀跟卢明月对峙了十多天之后，粮食也吃完了，只好先行撤退。

问题是，敌众我寡，就这么撤退，难免会被敌人追杀。怎么办呢？张须陀问部下：“贼见兵却，必轻来追我。其众既出，营内即虚，若以千人袭营，可有大利。此诚危险，谁能去者？
”敌军见我们走了，一定会来追杀的。他们要是来追杀，大营一定空虚，如果这时候我们去劫营，肯定能取胜。问题是，劫别人大营是件非常危险的事，谁敢去？

有了金刚钻，敢揽瓷器活。这样的任务，正合了秦琼和罗士信的心思。两个少年英雄主动请缨，趁着夜色，率领一千人埋伏在路边的芦苇丛里，看着张须陀率领主力部队撤退。

卢明月这边一看张须陀撤退，果然率众来追杀。这时候，秦琼和罗士信带着伏兵直扑卢明月营寨。来到营外，两人身先士卒，沿着栅栏先爬了过去。要知道，卢明月虽然去追张须陀，但也不可能倾巢出动，营寨里还有不少人留守，眼看有人来劫营，这些人自然也要奋力抵抗。只见秦琼和罗士信手起刀落，一连砍杀了十几个人。这样一阵冲击，卢明月的留守部队马上就乱了套。

这时候，两个少年再打开营门，让手下士兵进来，四处杀人放火，把卢明月的大营烧成了一片火海。卢明月正追张须陀，回头一看自己的大营起火了，赶紧回来救援，这时候，张须陀再率领大军杀了个回马枪，和秦琼、罗士信他们两面夹击，把卢明月的部队杀了个七零八落。最后，卢明月只带着数百骑突围而去，其余的全部做了隋军的俘虏。这样一来，官军在河北、山东的局面也跟着为之一振。

眼看自己手下的将军这般出色，隋炀帝也觉得十分欣慰，赶紧命令画工到军队里，专门给张须陀和罗士信画了像，摆在自己面前，整天欣赏。按照隋炀帝的想法，如果将士们都能像张须陀、罗士信这样奋勇杀敌，那么，国家安宁也就指日可待了。

可是，就在隋炀帝积极镇压农民起义的时候，有一则谶语开始流传，让隋炀帝的目光又从外面转移到了自己的身边。

第五章

李敏之死

三次东征高句丽之后，隋炀帝政权已经内外交困。对外战争并未获得任何实质性成果，国内的农民起义却是风起云涌。就在这关键时刻，大隋的朝廷里又发生了一起大案，仅仅因为一条荒诞的谶语，三十二个李姓大贵族死于非命。由此，皇帝和大臣之间的信任度变得更加脆弱，关陇贵族集团再度分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在这场惨案中，隋炀帝本人扮演了什么角色？

一、神秘谶语

大业十年（614），有一个名叫安伽陀的方士上书隋炀帝，声称现在各地流行一则谶语，这个谶语号称“当有李氏应为天子”
，所以，他劝隋炀帝，为了大隋江山社稷，要杀尽天下姓李的人！

这个上奏，一下子就引起了隋炀帝的高度警惕。要知道，中国古代所谓的谶语，其实也就是一些政治预言，每到改朝换代的时候，都会出现一些模棱两可的说法，预测未来的政治走向。

比如秦朝末年，有所谓“亡秦者，胡也”
的说法。秦始皇为此还大动干戈去修长城，以防范匈奴，没想到最后这个“胡”字应到了胡亥身上。现在，隋朝天下大乱，政权不稳，类似的谶语也就应运而生了。

那么，面对“当有李氏应为天子”
这个说法，隋炀帝该怎么办？能不能像那个方士所说的那样，把所有姓李的人都杀掉？那是不可能的。

自古李氏就是大姓，真要大开杀戒，那得杀多少人？而且即便在皇权体制下，皇帝也不可能大规模无故杀人，这个办法显然不行。那可不可以将这条谶语视为迷信，干脆不予理睬？这个隋炀帝也做不到，他是古代人，没有那么高的觉悟。而且，他也知道自己的统治已经出了很大问题，他确实害怕有人要推翻他，改朝换代。现在出了这么一条谶语，他不可能完全不信。

既不能不信，又不能全信，既不能不杀，又不能全杀，隋炀帝到底怎么办？他选择了折中手段，悄悄地进行重点排查，看看哪个姓李的人可能应这个谶语，把他提前消灭掉。

姓李的那么多，当然要先从有势力的人中开始排查。当时社会上最有势力的就是所谓关陇贵族集团，而关陇贵族集团的顶层就是西魏的八大柱国、十二大将军。在这八大柱国、十二大将军之中，姓李的就有三家。

一个是八大柱国之一的李弼，他的重孙子就是跟着杨玄感一块儿造反的李密，当时已经逃亡江湖了。

还有一个同样是八大柱国之一的李虎，他的孙子名叫李渊，当时正在山西镇压起义军。

再有一个是十二大将军之一的李远，他的孙子名叫李敏，当时在隋炀帝身边担任将作监。

这三个人，其实也就是天下李姓中的头号人物了。既然谶语说姓李的以后会取代姓杨的当皇帝，这三个人也就成了重点怀疑对象。

在这三人之中，谁更可疑呢？今天的人马上会想到李渊，因为李渊后来取代隋朝当了皇帝，这是属于逆推，事后诸葛亮。当时隋炀帝可看不到后来的历史进程，在他的眼里，最可疑的倒还不是李渊，而是李敏。因为李敏有三大过人之处。

第一个，家族显贵。这样说可能有读者不同意了，李渊和李密的祖上都是柱国，李敏的祖上才是大将军，怎么倒说他家族显贵？这就要看是哪个时代了。固然，在西魏时代，李敏的爷爷不及李渊和李密的祖上，但到了隋朝，李敏一族的势力可大大提升了。因为李敏的叔爷爷李穆非常强悍，是隋朝最重要的开国功臣。

当年，隋文帝杨坚要篡夺北周的天下，激起尉迟迥等三总管起兵，形势相当险恶。幸亏元老重臣李穆力挺杨坚，这才赢得天下归心，杨坚也因此顺利建隋。

因为有这样的不世之功，所以，李穆在隋朝的大臣里排名第一，官拜太师，赞拜不名。他的子孙，即使还是襁褓婴儿，也都官拜仪同，一门之中，五品以上的中高级官员就有百余人，一下子成了隋朝最显贵的家族。

叔爷爷打下了基业，爸爸也不是凡人。李敏的爸爸在开皇三年（583）的时候因为打突厥壮烈牺牲，这样一来，李敏不仅是功臣之孙，还是烈士之子，从小就养在宫里，备受关照。

这样看来，若论原始出身，李渊和李密确实比李敏强，但是，若论在隋朝的背景，李敏可就占优势了。

第二个，跟皇帝关系近，是隋炀帝的外甥女婿。隋炀帝的外甥女，就是隋炀帝的大姐、北周太后、隋朝乐平公主杨丽华的女儿，名字叫作宇文娥英。当年，杨丽华嫁给北周天元皇帝，只生了娥英这么一个女儿，那是响当当的北周第一公主。后来，隋文帝杨坚从女儿杨丽华手里夺取了天下，改周为隋。宇文娥英虽然失去了公主身份，但隋文帝也好，隋炀帝也好，念及她妈妈乐平公主的巨大功劳，对她都相当照顾。

宇文娥英长到女大当嫁的年纪，他们也没有贸然给她选一个丈夫，而是充分尊重她的意见，让她自己选。怎么选呢？当时，隋文帝在弘圣宫拉了一道纱帘，宇文娥英就坐在后面，然后，再把那些品貌相当的贵族公子都集中到弘圣宫，让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进来，先自我介绍，再展示才艺，宇文娥英看上哪个就是哪个。

宇文娥英也是个挑剔的人。每天面试一百来个，面试了好几天，愣是没有看上眼的。后来，终于轮到李敏了，小伙子往纱帘前面一站，跪拜有节，舌灿莲花，顿时让之前的面试者都黯然失色。这一刻，娥英姑娘终于露出了笑容。就是他了！

为什么李敏能够胜出？因为根据史书记载，李敏“美姿仪、善骑射，歌舞管弦，无不通解”
。人长得漂亮，又弓马娴熟，吹拉弹唱无所不能，正好符合人们在那个年代对贵族公子的经典要求，这才能赢得宇文娥英的青目。就这样，李敏成了隋文帝的外孙女婿，从隋炀帝的角度说，就是外甥女婿了。

宇文娥英在隋朝待遇很高，出嫁的时候也尽显风光，各种礼数都比照公主对待。为了让新郎官配得上她，隋文帝下令，借给李敏“一品羽仪”，让他用一品官的仪仗迎接宇文娥英，算是给足了面子。

“一品羽仪”只是面子，怎样才能让李敏真正高贵起来呢？这时候，乐平公主出手了。宇文娥英下嫁，隋文帝要赐宴，宴会开始之前，乐平公主对李敏说：“我以四海与至尊，唯一婿，当为尔求柱国；若余官，汝慎勿谢。”
我把天下都给皇帝了，就得你这么一个女婿，我一定给你讨一个柱国的散官做才肯罢休，所以一会儿皇帝赐给你别的官，你千万不要谢恩，什么时候他让你当柱国了，你再谢恩。

李敏对岳母的教诲自然是心领神会。宴会开始之后，隋文帝亲自弹起琵琶，李敏载歌载舞。一曲终了，隋文帝非常高兴，笑着对乐平公主说：“你这个女婿真不错。现在当什么官呢？”公主答道：“他什么官都没当，不过是个白丁罢了！”隋文帝马上对李敏说：“那我授你仪同吧。”这已经是五品散官，不算低了。

李敏什么反应呢？他只是笑笑，既不答话，也不拜谢。隋文帝一看这个样子，又说：“不满意，是不是？那我授给你开府吧。”这是三品散官，算是高官了。没想到李敏沉得住气，照样不谢恩。

隋文帝多聪明，马上就明白了，这一定是乐平公主在后面撑腰呢。怎么办？隋文帝索性大方一次，说：“公主有大功于我，我何得于其婿而惜官乎！今授汝柱国。”
乐平公主为我立过大功，我怎么能对她的女婿还吝惜一个官职呢？这样吧，我直接授你柱国。

柱国可就是二品散官了，已经符合乐平公主的预期。这一下，乐平公主终于绽放笑颜，李敏也赶紧跪下谢恩。后来，到隋炀帝大业四年（608），乐平公主跟随他一起西巡，死在了河西走廊的张掖。临终之前，公主还向隋炀帝托孤说：“妾无子息，唯有一女，不自忧死，但深怜之。今汤沐邑，乞回与敏。
”我没儿子，一辈子就守着这么一个女儿，现在我要死了，自己倒不觉得有什么遗憾，只是不放心我这个女儿。我死之后，请求陛下允许，把我的汤沐邑转给李敏吧，让他们小两口过上幸福的生活。

既然姐姐这样交代了，隋炀帝二话没说答应下来，把乐平公主的食邑五千户又转到了李敏名下，真是皇亲国戚，既富且贵。

第三个，他还是隋炀帝的心腹。宇文娥英是乐平公主唯一的女儿，乐平公主自然不放心让她离开自己身边，这样一来，李敏也就不能到外地任职了，虽然当过几任外州的刺史，但那都是用来赚资历的，他从来不去上任，一直都待在皇帝身边，陪侍着皇帝。一来二去，跟隋文帝和隋炀帝的感情都很亲近，成了他们最信任的人。

怎样才叫最信任呢？举个例子。因为杨玄感是在督运粮草的岗位上叛乱的，所以，到第三次征讨高句丽的时候，隋炀帝对这个岗位特别敏感，觉得谁做他都不放心。后来到底派给了李敏，才终于踏实下来。从这一件事就可以看出来，在隋炀帝心目中，最可靠的还是这个外甥女婿。

有了这三个过人之处，就可以看出来，无论是从家世背景、婚姻关系还是本人受信任的程度看，李敏在当时的李姓贵族中都独占鳌头。现在既然说“当有李氏应为天子”
，李敏当然也就首当其冲受到了怀疑。

只是姓李也罢了，李敏的名字也不好，让隋炀帝加深了对他的猜忌。

李敏是大名，他还有个小名，叫洪儿。亲近的人都这么叫他，估计隋炀帝私下里也是这么叫他的。这个名字叫了三十多年，谁都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可是，现在“当有李氏应为天子”
这个谶语一出来，隋炀帝心里可没底了。

炀帝从小就听说，他爸爸隋文帝曾经做过一个噩梦，梦见洪水把都城大兴给淹没了，这才兴建的大兴城。这洪水淹了都城，是不是暗指洪儿要结果大隋啊？

隋炀帝越想越不踏实，索性找到李敏，直截了当地把自己的担心跟他讲了，还让他改改名字，别叫洪儿了。

隋炀帝发了话，李敏可吓坏了。名应图谶，在古代可是吃不了兜着走的事，在这个问题上让皇帝惦记，那可是凶多吉少。就算小名改了，难道隋炀帝就能饶过他吗？李敏是深表怀疑，也深感恐惧。

怎么办呢？李敏自己想不出办法，就去找堂叔李浑和堂兄李善衡商量去了。可是他万万没想到，这么一商量，就真的给自己商量出了灭门之祸。

二、宇文述的阴谋

既然说到李浑，还得先交代一下，李浑是何许人。这个李浑，是李穆的第十个儿子，长得高大威猛，美髯飘飘。当年杨坚篡周前夕，李穆送给杨坚一把熨斗，让他熨帖天下，这送熨斗的就是李浑。此人不仅对隋文帝有功，跟隋炀帝的关系也相当不错。当年，隋炀帝还是晋王的时候他就一直追随左右，算是藩邸旧臣，炀帝即位之后，他也顺利升迁到左武卫将军，是隋炀帝的心腹武将。

不过，李浑虽然位高权重，为人却并不善良，曾经为了争夺爵位和食邑干过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情，把自己的两个侄子都害死了。那还是隋文帝开皇六年（586），李穆去世，按照惯例，他的爵位申国公以及食邑应该传给嫡长子。可是，李穆的大儿子去世得比爸爸还早，因此，这个爵位按照惯例又应该传给大儿子的大儿子，也就是嫡长孙李筠。眼看着老爸留下的爵位和财产都便宜了侄子，李浑心里相当恼火。偏生这个侄子还不怎么懂人情世故，又比较小气，继承了那么大一份家业之后，并没想着给叔叔分一杯羹，这让李浑更加忍无可忍，甚至起了杀心。

恶从心头起后，李浑又找到另一个侄子李善衡，怂恿他把李筠谋害了。按说，人命关天，李筠又不是一般人，朝廷总要调查一下，难道李浑不害怕败露？他才不怕呢，他早就想好了对策。这个李筠，平时跟自己的一个堂兄弟李瞿昙不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现在出了人命，嫁祸于李瞿昙不就得了。于是，在朝廷调查的时候，李浑以长辈的身份公然做伪证，说李筠是被李瞿昙所杀，可怜李瞿昙百口莫辩，稀里糊涂被砍了头，成了冤死鬼。

李浑接连干掉两个侄子，他到底想干什么？很简单，他想把老爸李穆留下来的爵位和食邑据为己有。问题是，李浑是李穆的第十个儿子，就算李筠死了，也还是轮不到他继承。在这种情况下，李浑又想起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之前讲的朝廷五贵之一——隋炀帝的心腹宇文述。

李浑为什么想要利用宇文述？因为他的夫人是宇文述的妹妹，郎舅二人关系素来不错。眼看着朝廷又在议论给申国公立嗣，李浑就去找宇文述，让他帮自己在皇帝面前说好话，还许诺他，事成之后，一定把食邑的一半都拿出来答谢宇文述。宇文述是个财迷，听了之后觉得很划算，就启奏皇帝说，立嗣无非是两个原则，一个是立长，另一个是立贤。现在，死去的李筠没有儿子，立长已经谈不到了，那就应该立贤。申国公李穆的子孙都是草包，只有李浑一个人不错，还不如让他袭爵。皇帝念及李浑的功劳，还真的恩准了。

就这样，申国公的爵位和食邑终于落到了李浑头上。李浑当然是喜不自胜，连宇文述也跟着高兴，就等着李浑履行诺言了。

问题是，事情根本不像宇文述想象的那么顺利。李浑继承了李穆的爵位之后，整日花天酒地，光是小妾就收了一百多个，还个个都穿金戴银。至于先前许诺给大舅子宇文述一半财产的事，也不知是忘了个精光，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反正再也不提了。

这不是把宇文述耍了吗？宇文述气得要命，发下毒誓说：“我竟为金才所卖，死且不忘。”
所谓“金才”是李浑的字。宇文述的意思是说，我居然被李浑这个浑蛋给耍了，这个仇到死也不能忘。

宇文述不仅是个记仇的人，也是个能报仇的人。得罪了他可不是闹着玩的。自从被耍弄以后，他一直想着怎么整一整妹夫李浑，但是时机未到，愿望一直都没能实现。他之所以斗不倒李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李穆他们家有丹书铁券。《隋书·李穆传》中有提到，这其实是当年隋文帝赐给李穆的，上面写着：“太师、上柱国、申国公，器宇弘深，风猷遐旷，社稷佐命，公为称首，位极帅臣，才为人杰……自今已后，虽有愆罪，但非谋逆，纵有百死，终不推问。”
太师李贤、上柱国李远、申国公李穆，器度深厚胸襟宽广，名望高尚影响深远，在朝廷的辅政大臣中，申国公是第一人，职位最高，才能卓越……从此以后，即使犯有罪过，只要不是谋反叛逆，纵然有一百个死罪，也不加审问。

也就是说，李穆兄弟，还有他们的子孙，只要不是谋反，平常的小问题一律不治罪。找这样的人报仇，这不是太难了吗？

可是现在“当有李氏应为天子”
的谶语传得沸沸扬扬，李敏又总往李浑家里跑，宇文述终于有了主意。他向隋炀帝进言道：“臣与金才夙亲，闻其情趣大异。常日数共李敏、善衡等，日夜屏语，或终夕不寐。浑大臣也，家代隆盛，身捉禁兵，不宜如此。愿陛下察之。”
术士安伽陀所说的“当有李氏应为天子”
还真不是无中生有啊！我和李浑是亲戚，近来发现他变化很大，整天和李敏、李善衡等人嘀嘀咕咕。昼夜不息。李浑是国家贵臣，他这么做极其不妥，陛下要多加提防啊！言外之意，李浑和李敏他们日夜密谋，想要造反！

当时隋炀帝的神经本来就敏感，连李敏小名叫洪儿都让他心惊胆战，更何况还有搞阴谋这样的事。他赶紧让宇文述带领一千士兵，把李家围了个水泄不通，把李敏、李浑、李善衡等一干人众还有他们的家眷，包括李敏的夫人——隋炀帝的外甥女宇文娥英都捉拿归案了。

人都抓起来了，就要立案。谁来审理呢？当然还得找最能见风使舵、最会顺着皇帝意思断案的御史大夫裴蕴。问题是，李浑也好，李敏也罢，确实没有谋反之心，更没有谋反的事实。裴蕴虽然擅长把小事说成大事，但要让他把没事说成有事，他还真是力不从心。审了好几天，还是没找到谋反证据，只好如实禀报给隋炀帝了。

面对这种情况，隋炀帝怎么拿捏分寸呢？他当时的心理就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错杀，不可漏网。他在心里已经判了李浑、李敏叔侄死刑了，所以，当然不能接受裴蕴审理的结果。既然这个案子是宇文述挑起的，那就责令他去办好了。而把案子转给宇文述，就等于是把羊肉给喂到狼嘴里了。

宇文述根本不去提审李敏、李浑这一干人，而是把李敏的夫人——宇文娥英从监狱里提出来了，对她说：“夫人，帝甥
也，何患无贤夫！李敏、金才，名当妖谶，国家杀之，无可救也。夫人当自求全，若相用语，身当不坐。”
夫人，您是皇帝的外甥女，您还怕以后找不着好丈夫吗？李敏也好，李浑也罢，他们的名字就应了那个“当有李氏应为天子”
的妖谶，国家是万万不能让他们活下去的，谁也救不了。所以您不如和我合作，您只要肯合作，我保您不受他们的牵连。

宇文娥英半生娇生惯养，哪里经得起监狱这一番折腾，现在一听宇文述这么说，马上软了下来，战战兢兢地说：“不知所出，惟尊长教之。”
我倒是想配合您工作，但是，不知道怎么招供才好。

宇文述说这个容易，我教你。你就这么说：“李家谋反，金才尝告敏云：‘汝应图箓，当为天子。今主上好兵，劳扰百姓，此亦天亡隋时也，正当共汝取之。若复渡辽，吾与汝必为大将，每军二万余兵，固以五万人矣。又发诸房子侄，内外亲娅，并募从征。吾家子弟，决为主帅，分领兵马，散在诸军，伺候间隙，首尾相应。吾与汝前发，袭取御营，子弟响起，各杀军将。一日之间，天下足定矣。’”
他让宇文娥英去招供，就说李家确实想谋反。李浑曾经跟我丈夫李敏说，你的名字应了那个谶语，以后一定会当皇帝，我可以帮你做成这件事。当今陛下大兴兵役，天下大乱，这是天意要灭亡隋朝。主上既然喜欢打仗，他以后还会再去打高句丽。那个时候，以你我这种身份定会担任大将，各自率领一支军队。按照每支军队两万多人计算，我俩手里的兵加起来就是五万人。另外，我们家兄弟子侄众多，一旦再次讨伐高句丽，我们就让所有的兄弟子侄包括三亲六故都去应募，以我们家的背景，只要去应征，必定能当主帅。到时候，我们的子弟散在各支部队之中，一旦时机成熟，我和你负责去袭击隋炀帝的御营，然后咱们的兄弟子侄再在各支军队中响应。你放心，一天之内，我们就能改朝换代了。

宇文娥英一听如此复杂，干脆让宇文述口述，自己笔录算了。笔录完毕，交给宇文述，宇文述立刻就当作密表，上奏给隋炀帝了。

隋炀帝一看自己亲外甥女的这封密信，眼泪滚滚而下，拉着宇文述的手说：“吾宗社几倾，赖亲家公而获全耳。”
隋炀帝的女儿嫁给了宇文述的儿子，所以，隋炀帝和宇文述是亲家关系。隋炀帝说：如果不是亲家公，我的江山社稷就完了！人心难料啊，我原来那么信任杨玄感，结果杨玄感造反；我那么宠幸外甥女婿李敏，结果李敏造反，这个世界上究竟还有没有可靠的人！

就这样，李浑、李敏等一干人都被定成了谋反罪，这可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绝对不容姑息，连丹书铁券也保护不了他们了。

隋炀帝下令，把以李浑、李敏为首的李氏宗族三十二人处以死刑，其余关系比较远的亲戚也都流放到岭南。那告密者宇文娥英结果如何呢？她可并没有像宇文述保证的那样免予处罚，再找个好丈夫。没过几个月，隋炀帝就赐给她一杯毒酒，把她给毒死了事。这真是人心易变，天道好还。

就这样，一句谶语，再加上宇文述公报私仇的阴谋，一下子就把隋朝关陇贵族集团中势力最大的李穆一家子送上了黄泉路。

三、贵族解体

毫无疑问，这是一起冤案。这个冤案一出来，非但没有让隋炀帝的统治更稳固，反而让他的政权更加分崩离析了。因为它让整个关陇贵族集团人人自危，其中，最惴惴不安的就是后来的唐高祖李渊。

要知道，李渊不仅是八大柱国之一唐国公李虎的孙子，他的母亲和隋炀帝的母亲都是西魏元老独孤信的女儿，因此，他还是隋炀帝的两姨表弟，身份也是既亲且贵。当时天下大乱，隋炀帝派他以卫尉少卿的身份兼知关右诸军事，也算兵权在握。这三个特征加到一块儿，也是有可能应那句谶语的。隋炀帝对他也并不放心。

收拾完李敏之后，隋炀帝很快征召李渊入朝。李渊当时正不踏实，一听说隋炀帝要召见他，更是心惊肉跳，死活不敢去见皇帝，干脆装病不出门。正好，李渊的外甥女王氏就在隋炀帝的后宫之中，隋炀帝问她道：“叫你舅舅入朝，他为什么不来呢？”王氏赶紧解释说：“舅舅病了，实在起不来床。”这时候，隋炀帝冷笑一声说：“病了？那你看他能不能病死啊？”王氏把这句话转达给李渊，李渊吓得魂飞魄散。

重压之下，何以自保呢？李渊从此开始招权纳贿，纵情声色。这是告诉隋炀帝，我就是个草包，没有任何野心。隋炀帝天天听人讲李渊无能，心里反倒踏实了不少，居然就没再追究。

问题是，这样对整个国家好不好？当然不好。本来李渊还算是镇压农民起义的一员干将，现在干将也不干了，跟皇帝玩心眼儿，离心离德，这只能让隋朝的局面变得更加糟糕。换句话说，因为李敏一案，隋朝统治集团又出现了一次大分裂，皇帝和大臣之间的信任度也更加脆弱。现在，隋炀帝既面临着农民造反，又面临着统治集团解体，真是两路夹击，众叛亲离。

在这样狼狈不堪的局面下，他还会遇到什么新的问题呢？

第六章

雁门之围

公元615年已经是隋炀帝统治的第十一个年头，此时的大隋王朝内部面临着民众造反和统治集团内部分裂两大乱象，真可谓众叛亲离。就在这危机四伏的时刻，隋炀帝做出的一个惊人的决定，让他颜面尽失，甚至差点性命不保。这是个什么样的决定？它给隋炀帝带来了怎样的后果？

一、再巡突厥

因为三征高句丽失败，隋朝国内已经面临着民众造反和统治集团内部分裂的两大乱象，隋炀帝也陷入了众叛亲离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他又做了一件蠢事，一下子让隋朝的国际关系也紧张了起来。

就在大业十一年（615）八月，诛杀李浑、李敏一族之后没多久，隋炀帝又率领后宫女眷、文武百官、侍卫部队、僧尼道士、鱼龙百戏等一共十几万人，离开东都洛阳，途经太原、雁门，准备进入草原地区，再次巡幸东突厥！

当时隋朝国内局面乱成一团，正该静下心来，整理内政。隋炀帝为什么还要兴师动众，出巡东突厥？有三个原因值得关注。

第一，东突厥对于稳定隋朝的国际地位至关重要。隋炀帝讨伐高句丽失败后，国际威望空前下降。而东突厥在隋朝所有的邦交国中是老大，对周边民族有着很强的影响力和示范作用。隋炀帝希望通过巡幸东突厥，再次强调隋朝在整个东亚的霸主地位。

第二，隋炀帝想要游说东突厥帮助他讨伐高句丽。隋炀帝三次出兵高句丽，东突厥都没有派出一兵一卒参战，这也是隋朝难以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高句丽的国王高元仍然不肯朝觐，隋炀帝也不肯善罢甘休，还准备再打第四次。所以，此次出巡，也有敦促东突厥助力出兵的意思。

第三，这也是隋炀帝的施政风格。自从登基以后，他一直四处巡游，很少老老实实地待在都城。特别是这个时候，因为三征高句丽失败，国内一团乱象，他更加觉得烦躁。在这种情况下，巡游也是一种解压的手段。

就这样，隋炀帝不顾国内的政治危局，又一次带队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隋炀帝巡幸漠北，自然也提前通报了东突厥方面。这一次，东突厥的可汗是否还会像大业三年（607）隋炀帝巡游时候那样，专门为隋炀帝开辟一条御道，再亲自给隋炀帝铲除营帐前面的杂草呢？

这时候，东突厥的可汗已经不是当年由隋朝扶植起来的那位启民可汗，而是他的儿子始毕可汗了。始毕可汗对隋朝可远远没有他爸爸那么恭顺，事实上，他对隋朝还颇为怨恨。因为这些年来，始毕可汗逐渐强大，隋朝开始对他进行防范，颇闹出了几桩不愉快事件。

第一件，扶植西突厥的处罗可汗。自从突厥分裂后，东、西两部一直是对头。当年，东弱西强，隋朝扶持东突厥的启民可汗；现在，眼看着东突厥逐渐强大，隋朝又转而支持西突厥的处罗可汗，还把宗室女嫁给他，这让始毕可汗相当不满。

第二件，隋朝还试图在东突厥内部搞分裂，扶持始毕可汗的弟弟。这其实是隋朝的国际问题专家裴矩的主意。还是在第三次东征高句丽的时候，裴矩就向隋炀帝提出来，始毕可汗近来势力大增，羽毛逐渐丰满，为了避免日后坐大，不如现在开始分化他的势力。怎么分化呢？裴矩建议，把一个宗室女儿封为公主，嫁给始毕可汗的弟弟叱吉设，再拜他为南面可汗，让他和始毕可汗分庭抗礼，这样就分化瓦解了东突厥的力量。

隋炀帝一听觉得挺好，就让裴矩跟叱吉设沟通。没想到叱吉设比较有自知之明，既不敢要公主，也不敢当南面可汗，让隋炀帝的如意算盘落了空。更糟糕的是，这件事后来还被始毕可汗知道了，当然更加怨恨隋炀帝。

这两件事，其实都执行的是当年隋文帝时期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外交政策，只不过时移世易，彼时的蜜糖，已经成了此刻的砒霜而已。

第三件，设计诛杀东突厥的谋臣。这件事说起来还是裴矩出的主意。裴矩向隋炀帝汇报说，突厥人是很纯朴老实的，比较容易对付。但是，现在东突厥部落里有很多胡人，非常狡猾奸诈，始毕可汗的好多主意都是他们出的。

裴矩这里所说的胡人，其实就是粟特人，在当时又叫昭武九姓、九姓胡，是活跃在中亚地区，专门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业民族，粟特人因为从事国际贸易，往东一直走到隋朝，往西一直走到东罗马，眼界比较开阔，人比较精明，所以很受突厥人的信任，不光把外贸工作都包给了他们，还让他们进入决策层，充当突厥人的军师。

裴矩说，在这些胡商之中，有一个叫史蜀胡悉的人尤其奸诈，算是始毕可汗的谋士，不如把他杀掉，以后始毕可汗就好对付了。隋炀帝一听不错，就同意让裴矩去谋划。

裴矩派人给史蜀胡悉传话说：“天子大出珍物，今在马邑，欲其蕃内多作交关。若前来者，即得好物。”
我们大隋天子现在拿出了好多珍宝到马邑跟你们互市，谁要是先来，谁就先得，来得越早，得到的宝物越多。

史蜀胡悉是商人，一听说有这样的事，动了私心，觉得机不可失，根本没告诉始毕可汗，就直接带着自己的部落，赶着牛羊到马邑来交易了。没想到，刚一到马邑关下，埋伏好的隋朝士兵就一拥而上，把他和他的部落连窝端了。

算计了史蜀胡悉也就罢了，裴矩还用隋炀帝的名义给始毕可汗写了一封信，说：“史蜀胡悉忽领部落走来至此，云背可汗，请我容纳。突厥既是我臣，彼有背叛，我当共杀。今已斩之，故令往报。”
史蜀胡悉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背叛可汗，领着部落转来投靠我了。可汗你是我的臣子，你的臣子背叛你，我绝不能容忍。所以我替你把他杀了，现在跟你通报一声。这不是倒打一耙吗？

这种鬼话始毕可汗才不信，他固然纯朴，可也不是傻子，隋炀帝这是得了便宜还卖乖，从此始毕可汗对隋炀帝恨之入骨。

现在，听说隋炀帝要来巡幸塞北，始毕可汗笑了：既然你自己送上门来，可别怪我不客气。接到隋炀帝的诏书之后，他就率领着几十万兵马，杀气腾腾地往南扑过来了！

隋炀帝一行往北走，始毕可汗一行往南来，是不是双方就要遭遇上了？并没有。因为始毕可汗的妻子——义成公主给隋炀帝送信了。义成公主是隋朝的宗室女儿，隋文帝把她嫁给启民可汗，启民可汗去世后，她又依照突厥的习俗，嫁给了启民可汗的儿子始毕可汗。和亲的女儿总是心向母国，现在她一看到始毕可汗率领大军南下，赶紧派人给隋炀帝送信，告诉他，情况有变，再也不要往前走了！

义成公主这封密信一送到隋炀帝手里，隋炀帝真是吓了一跳。他虽然也有十几万人，但是，因为开始的目的是巡幸，不是打仗，所以真正的战斗部队没多少，哪里打得过始毕可汗的几十万骑兵！怎么办呢？幸好当时他们离雁门郡（今山西石玉县南）还不远，就赶紧退回雁门郡了。

二、雁门之围

这时候，形势已经相当危急了。隋炀帝一行在八月十二日退守雁门，到第二天，也就是八月十三日，突厥的骑兵已经包围了雁门郡，很快，雁门郡下属的四十一城就被攻克了三十九座，只剩下雁门郡城和崞县（今山西原平）还在隋朝手里。而且，就这两个硕果仅存的城池，形势也是相当危急。

突厥围城之后，一时间箭如雨下，其中，有些箭头甚至就落在隋炀帝脚下，隋炀帝这时候也失去了往日的骄傲，抱着小儿子赵王杨杲泪如雨下，而且哭得“目尽肿”
，帝王威仪荡然无存。

军事不利还不是全部问题，更要命的是，雁门的粮食也不够吃。小小一座城池，一下子涌进来十多万人，再加上原有的军民，总人口达到十五万，储存的粮食只够吃两旬（20天），就算省着吃，也绝不会超过四十天。如果四十天之内不解围，就算不被杀死，也得被饿死了。这可怎么办？

危急时刻，隋炀帝赶紧把身边的亲信大臣召集起来，让他们发表意见。第一个说话的当然是隋炀帝最信任的宰相宇文述。他说：在这里待着就是死路一条，所以，皇帝应该带领几千精锐骑兵赶紧突围。

这个意见刚一提出来，老臣苏威马上表示反对。他说：“城守则我有余力，轻骑乃彼之所长，陛下万乘之主，岂宜轻动！”
我们擅长守城，突厥人擅长野战，怎么能用我们的短处去拼敌人的长处呢？陛下是万乘之主，怎么能冒这种险！

两相对照，谁的意见更好？当然是苏威的更合理。所以，苏威话音刚落，曾经在杨玄感叛乱期间坚守洛阳城的民部尚书樊子盖马上表示支持。他说：“陛下乘危徼幸，一朝狼狈，悔之何及！不若据坚城以挫其锐，坐征四方兵使入援。”
陛下现在如果轻易地跑出去，一旦人家大军来追，那可就后悔都来不及了。我建议，咱们不如坚守雁门城。先挫伤敌军的锐气，再征召天下援军，让他们赶紧救援。

紧接着，另一个大臣虞世基也表态同意厚赏士卒，坚守雁门。

这样一来，三比一，坚守的意见占了上风。

问题是，只靠死守也不行，还要想一些办法，争取主动。这时候，萧皇后的弟弟——内史侍郎萧瑀又贡献了一条意见：“突厥之俗，可贺敦预知军谋；且义成公主以帝女嫁外夷，必恃大国之援。若使一介告之，借使无益，庸有何损。又，将士之意，恐陛下既免突厥之患，还事高（句）丽，若发明诏，谕以赦高（句）丽、专讨突厥，则众心皆安，人自为战矣。”

什么意思？他其实提到了两件事。

第一件，萧瑀说，按照突厥的风俗，可贺敦是可以参与军机的，所以，我们应该赶紧派出使者去找始毕可汗的可贺敦义成公主，让她想办法叫可汗退兵。她是我们大隋派出的和亲公主，她在突厥的地位要靠大隋的支持，所以，她肯定得帮娘家的忙。

这其实是汉朝初年，刘邦困白登山时候的故技。当年，汉高祖刘邦被匈奴人围困，万般无奈之际，就是靠贿赂匈奴单于的阏氏（相当于皇后），才得以脱身的。萧瑀熟读史书，对这个故事了然于心。

另外一件事，萧瑀认为，现在将士们之所以态度不十分坚决，是因为害怕陛下从突厥这里脱身之后还要去征讨高句丽，如果陛下明确下诏，赦免高句丽的罪状，专心对付突厥，那么，将士们的心安定下来，也就会力战到底了。

萧瑀这个主意非常得体，内外兼顾，远愁近虑，体现出了一个负责任的谋臣风范。

既然如此，那就照这个主意办吧。隋炀帝雷厉风行，马上采取了三个措施。

第一步，派人突围出去，给义成公主送信，让她想办法劝始毕可汗退兵。

第二步，下诏书招募天下诸郡发兵勤王。

第三步，激励士卒，请他们务必坚守。

尤其是这第三步，隋炀帝做得太卖力了，不仅像萧瑀所说的那样许诺不再征讨高句丽，还亲自巡视守城士兵，对他们说：“努力击贼，苟能保全，凡在行陈，勿忧富贵，必不使有司弄刀笔破汝勋劳。”
诸位都努力打仗，只要能够保全我的性命，我一定许你们大富大贵。倘若那些刀笔吏想凭借笔杆子把你们的功劳抹杀掉，我一定替你们做主！

守城士兵到底能得到怎样的奖赏呢？隋炀帝狮子大开口，说：“守城有功者，无官直除六品，赐物百段；有官以次增益。”
只要守城有功，如果你现在是一介白丁，一点官职都没有，解围以后直接升六品官，还要赐布一百段；如果你现在已经有官职了，没关系，从这六品的基础上再往上加就是。

皇帝亲自出面封官许愿还不够，隋炀帝还派出使者，替他慰劳士兵，一天派出去若干批次，后面一个都能望见前面一个的背影，可见频度之高。

这三个步骤都十分打动人心，因此效果也非常明显。

首先，城里守卫的士兵都觉得隋炀帝挺有诚意的，许诺的奖赏也让人满意，所以，士气顿时高昂起来。个个摩拳擦掌，人人奋勇杀敌。这样一来，内部就稳定多了。再看外部。义成公主接到隋炀帝的告急信后，马上做出了积极反应。按照突厥人的惯例，始毕可汗率众南下，她便留守在大帐。这时候，她从大帐派人给始毕可汗报信，说“北边有急”
，让始毕可汗赶紧回去救火。她这么一说，始毕可汗心里当然不踏实起来。

再看援军情况。隋炀帝不是下诏全国救援吗？这时候，各地的援军也都纷纷赶来了。在所有的勤王军队中，有两个人表现非常突出。

第一个，江都的王世充。此人可是在隋末唐初叱咤风云的人物。王世充家族本来也有胡人血统，本姓支，后来辗转来到中原，才改成姓王。王世充当时担任江都宫监，因为擅长给隋炀帝兴修亭台楼阁，镇压江都周围的农民起义也非常得力，所以，很讨隋炀帝的喜欢。隋炀帝的征兵诏书一到，王世充马上行动起来了。根据《隋书·王世充传》中的记载：“世充尽发江都人将往赴难，在军中蓬首垢面，悲泣无度，晓夜不解甲，藉草而卧。”
王世充一听说皇帝有难，马上把江都所有能动员的人都动员起来了，动员之后，他自己也穿上一身戎装来到军营，头也不梳，脸也不洗，就大哭起来，直哭得昏天黑地。为了加快行军速度，他根本就不脱下甲胄睡觉，实在累极了就靠在草堆上歇一会儿。

王世充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表现对皇帝的忠诚和热爱。一个大臣，对皇帝忠诚到这个程度，隋炀帝能不感动吗？从此，王世充就开始崭露头角了。

第二个，李世民，也就是后来的唐太宗。王世充的突出之处还只是救援态度好。李世民比王世充还出色，不光态度好，能力也强。当时，李世民只有十六岁左右，一看到隋炀帝的诏书，马上应征入伍，隶属于屯卫将军云定兴的麾下。

云定兴就是废太子杨勇的宠妃云昭训的爸爸，后来杨勇一家倒霉，云定兴又巴结隋炀帝的宠臣宇文述，转而投靠了隋炀帝，这时候已经升为屯卫将军了。可云定兴是个手艺人出身，让他设计一件衣服、做一顶帽子都没有问题，但是行军打仗，其实并不是他的长项。将军水平不高，整支部队都会吃大亏。怎么办呢？这时候，就凸显出李世民的英雄本色了。他对云定兴说：“始毕敢举兵围天子，必谓我仓猝不能赴援故也。宜昼则引旌旗数十里不绝，夜则钲鼓相应，虏必谓救兵大至，望风遁去。不然，彼众我寡，若悉军来战，必不能支。”
这其实是出了一条疑兵计。

这条计策的大意是说，始毕之所以敢于围困天子，就是觉得咱们不可能这么快就去救援。所以，我们一定要昼夜兼行。但是，我们人少，而始毕可汗人多，如果让他们知道虚实，必定不怕我们，来和我们打，而我们肯定打不过。怎么办呢？我们不能实打实地来，而是应该故布疑阵，白天让士兵都拿上旗帜，走长蛇阵，搞出个几十里旌旗不断的声势来；晚上再敲锣打鼓，闹得动静越大越好。这样一来，始毕可汗以为救援大军到了，肯定会望风逃窜。

云定兴一听，有道理，马上照办。照办之后的效果据说相当好，始毕可汗果然乱了阵脚，后来《新唐书》等官修史书也都浓墨重彩地书写这件事，把这条计策作为李世民英雄天纵的一个证据。但是，千年之后，也有一些当代学者认为，这只是李世民后来当了皇帝之后给自己涂脂抹粉，不一定是事实。

到底怎么看待这件事呢？我觉得，若说云定兴这支军队对始毕可汗有什么决定性的打击或者影响，这恐怕谈不到，因为毕竟还有其他更重要的援军。但是，若说李世民曾经给云定兴出过这样一个主意，应该也假不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呢？因为从李世民后来东征西讨的功业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一直是一个胆大急进、喜欢冒险的军事统帅。这一次的献计正符合他的作战风格，算是牛刀小试。一个十六岁的少年能够有这样的眼界和胆识，真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自古英雄出少年！

既然三条举措都发挥了作用，形势对始毕可汗就逐渐不利起来了。雁门郡的守军誓死抵抗，他一时半会儿攻不进去；各路勤王大军又纷纷赶来，其中最近的已经到达忻口（今山西忻州市北），马上就会兵临雁门城下；可贺敦又报称草原有变，后院起火。三种因素加起来，始毕可汗决定，教训一下隋炀帝就算了，撤兵！

这样，到九月十五日，始毕可汗解围而去了。眼看着突厥大兵滚滚北走，隋炀帝提了一个多月的心才终于放了下来。又因为知道援军很近了，他的精神也振奋了不少。有了后盾，就不能这么轻易放过始毕可汗了，隋炀帝下令，赶紧派骑兵出去，追着突厥人的尾巴打！结果竟然俘虏了突厥的老弱病残两千多人，算是小胜。

到九月十八日，隋炀帝正式离开雁门，前后算起来，被围困了整整三十七天。真是受够了惊吓，也丢尽了颜面。本来想着靠北巡突厥给自己长长威风，改善一下国际形象，没想到又是事与愿违，隋炀帝真是郁闷透了。

三、内外交困

离开雁门之后，往哪里走？按照一般想象，现在里里外外都一团糟，应该回老家，回大兴城。因为关中是关陇贵族集团的老巢，也是隋朝的根基所在。既然外面乱了，那至少应该把家守好。不光我们这么想，老臣苏威也趁机劝隋炀帝：“今盗贼不息，士马疲弊，愿陛下亟还西京，深根固本，为社稷计。”
现在外面兵荒马乱，军队也已疲惫不堪，请陛下赶紧回西京大兴城，把我们的根本保住。

面对老臣的劝谏，隋炀帝点头答应了，但是，答应得不情不愿。为什么？因为他有英雄情结。

当年，项羽兵败乌江，有人劝他渡过江东，重整旗鼓，项羽说，我率八千子弟出来，现在就剩我一个人，我没脸回去。现在，隋炀帝其实也不乏这种想法，当年在大兴城登基的时候，那是何等的豪迈，一心想当个功追汉武的好皇帝。可是现在家里乱了，外头输了，这时候回去，怎么见关中父老？

宇文述虽然在雁门被围的时候没出过什么好主意，但这时候，他可看出隋炀帝的态度来了。怎样才能让皇帝满意呢？宇文述说：“从官妻子多在东都，宜便道向洛阳，自潼关而入。”
我们确实应该回大兴城，但是文武百官的妻子、儿女都在洛阳，所以我们不如先去洛阳把他们接上，然后再从潼关回大兴城，这也不晚。这个建议，等于给隋炀帝缓了一步，隋炀帝马上欣然接受了。

就这样，一行十多万人又来到了东都洛阳，总算是能够休整一下了。休整之后应该干什么事？按照一般道理，最紧迫的事情就是论功行赏。这可是隋炀帝当初承诺的，士兵们也都眼巴巴地盼着呢。事实上，一到洛阳，隋炀帝也确实召集大臣讨论这件事了。那么，大臣是什么态度呢？

老臣苏威先打了头炮。他说：“勋格太重，宜加斟酌。”
当初设的赏格太重了，怕是国家承受不起，还是再斟酌一下吧。

这不是言而无信吗？一听苏威这么说，亲自指挥打仗的老将樊子盖坐不住了，他愤然道：再怎么困难，也不能失信于将士。人无信则不立，何况是皇帝呢！陛下难道忘了当初危难之际自己对将士的承诺了吗？

苏威和樊子盖的意见哪个更有道理？当然是樊子盖的，因为这是一个政治信誉问题。那么，隋炀帝到底听谁的呢？他听苏威的。樊子盖再想争执几句，隋炀帝眼睛一瞪，威吓道：“公欲收物情邪！”
你想拿我的国库去收买人心吗？吓得樊子盖再也不敢说话了。

从这点来看，隋炀帝很像项羽。当年，韩信曾跟刘邦分析过项羽的弱点，他说：“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
项王对待将士恭敬慈爱，语言温和，将士生病了，项王会心疼得流泪，甚至将自己的饮食分给他们。但等到有人立下战功，按规章制度应该加官晋爵时，他却把刻好的大印放在手里磨得失去了棱角，也舍不得给人，这就是所谓的妇人的仁慈了。也就是说，项羽只有小算计，不讲大原则。这不是和隋炀帝一样吗？

那么，隋炀帝到底是怎么奖赏将士的呢？

当初他说，只要参战就当官，现在改了，一共一万七千立功将士，真正授勋官的只有一千五百人，还不到十分之一。

当初他说，起家就给六品官，现在也改了，以前如果是白丁，只给立信尉，这是从九品官。

当初他说，每人赏一百段布，现在也一笔勾销，一毛不拔。这三项重赏都落了空，士兵可就炸锅了，纷纷骂皇帝过河拆桥。

更要命的是，雁门被围的时候，隋炀帝信誓旦旦地说，以后一定不再征讨高句丽了，将士都觉得这是最后一次拼命，所以才奋勇杀敌。可是现在，刚刚从雁门回来，隋炀帝又发话了，明年还要讨伐高句丽！这样言而无信，以后谁还敢再相信他说的话！所以，“将士无不愤怨”
。这样一来，隋朝的禁军也跟隋炀帝离心离德了。

光是对士兵过河拆桥还不够，隋炀帝居然又拆到大臣头上了。雁门被围的时候，谁出的主意最管用？当然是萧瑀。可是，隋炀帝大概觉得自己居然沦落到让萧瑀指点，很丢面子吧，一回到东都洛阳，就对群臣说：“突厥狂悖，势何能为！少时未散，萧瑀遽相恐动，情不可恕！”
突厥人悖逆犯上，有什么了不起的？刚围了雁门几天，萧瑀就在那儿耸人听闻，恫吓寡人，这样的人我怎么可能饶恕呢！

怎么处理他？隋炀帝干脆把萧瑀贬为河池（今陕西凤县）郡守，让他从自己身边走人了。

又是打压樊子盖，又是贬走萧瑀，官员的心也都凉了。

事已至此，应该怎样评价雁门之围呢？我觉得，因为这次冒失的北巡，隋炀帝又有两大损失。

第一，跟突厥关系恶化。因为雁门之围，隋朝跟突厥的矛盾公开化了，突厥也就再次成为大隋边境的最大威胁，这可比跟高句丽失和厉害多了。为了防范突厥，隋炀帝被迫加强太原、马邑等地方的边防，任命表兄弟李渊担任太原留守。后来，恰恰是李渊利用了手中的权力，拉起造反的大旗，隋朝也最终变成了唐朝。

第二，因为雁门之围后对将士和谋臣处置失当，隋炀帝又进一步失去了军心，也失去了正直的大臣，更加陷入孤家寡人的境地。

本来国内形势已经乱成一团，现在，又加上了糟糕的四夷形势和难以收服的人心，隋炀帝可以说是一错再错。那么，下一步，他准备怎样收拾局面呢？

第七章

三下江都

隋炀帝当皇帝期间，共有三次下江都的经历，前两次都是风风光光，挣足了面子，摆尽了排场。但到三下江都时，却弄了个灰头土脸，狼狈不堪。为什么同样的行为，会有如此不同的效果？他为什么非要到江都去？这一次江都之行将是什么结果？

一、国家失控

隋炀帝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我觉得，他的皇帝生涯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大业元年（605）到大业六年（610），这个时期，他是个明君。修东都、开运河、拓疆土，虽然也不乏劳民伤财的成分，但总的来说还都是利在千秋的好事，他做得有眼光、有气魄，也让隋朝达到了极盛，所以叫明君。

第二个阶段是从大业七年（611）到大业十一年（615），这个时期，他是个暴君。为了征讨高句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不顾客观历史条件，任性妄为，把老百姓和国家都拖进了灾难中，所以叫暴君。

第三个阶段是从大业十二年（616）开始到他的人生终结。这个时期，他是昏君。因为在前两个时期，虽然他既有功，又有过，但他都知道自己的帝王责任，也竭尽所能地履行帝王责任，只存在履行得好和不好的问题，而到了第三个时期，他已经不知道自己的责任是什么，也不想履行什么责任了，只想浑浑噩噩混日子，所以叫昏君。

而第三个阶段之所以从大业十二年（616）开始算起，是因为这一年隋炀帝第三次下江都。这一去，他就再也没有回来。

隋炀帝为什么要再下江都？因为当时国家已经失控了。举一件事就能明白。

古代皇帝在元旦都要举行大朝会，地方政府和周边附属民族都得派官员或者使者朝觐皇帝。隋炀帝是个好排场、爱热闹的人，因此在他统治时期，大朝会搞得更是花团锦簇。可是，到大业十二年（616）元旦，大朝会一下子就冷清下来了。

首先，已经没有外国君主或者使者前来朝贡了，这其实是隋炀帝三征高句丽失败和雁门之围的后果。周边民族都不再买隋炀帝的账，这也意味着隋朝两代皇帝苦心经营的以隋朝为主导的东亚国际秩序已经崩溃了。

其次，国内各郡派出的朝集使也有二十多位没能及时赶到东都。因为此时遍地都是起义军，有的郡被围住了，根本出不了城，还有的是使臣在路上被堵住了，进不了东都。

连一年之中最隆重的大朝会都举行不下去，可见当时的国内形势有多严峻。

面对这种局面，隋炀帝是什么反应？他不是去想怎样应对问题，解决问题，而是陷入一种既恐惧又绝望的心境之中了。

先说恐惧。根据《资治通鉴》中记载，从大业八年（612）第一次东征高句丽失败开始，隋炀帝就已经有失眠多梦的症状了。就是“每夜眠恒惊悸，云有贼，令数妇人摇抚，乃得眠”
。隋炀帝夜里睡觉，总是突然一下子就吓醒了，醒了之后就大喊有贼，得好几个妇女在身边拍着他、摇着他，才能再次入睡。这还是皇帝吗？这简直是吓坏了的小孩子啊！

到了大业十二年（616），这个症状更严重了，而且，还经常因为一点小事自己吓自己。比如说，当年四月，洛阳的大业殿西院发生火灾，本来也不是多大的事，可是，隋炀帝的第一反应居然是起义军已经打进宫里来了，连滚带爬地跑到宫殿后面西苑的草丛之中躲了起来，直到火彻底扑灭，才战战兢兢地重新回到宫里。这说明他内心深处天天害怕起义军打进来，已经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程度了。

再看绝望。大业十二年（616）五月，隋炀帝住在景华宫，嫌夜里山谷太暗了，他就派人到处找萤火虫来照亮。下面的人不敢违抗，赶紧分头去捉，一下子捉了好几斛。隋炀帝把这些萤火虫放到山谷之间，看着它们忽上忽下，发出点点微光，高兴得手舞足蹈。

有人可能会想，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一个皇帝，有点这样的小爱好也无伤大雅。没错，这样的爱好本身不算什么，问题是，这和隋炀帝的个性严重不符。隋炀帝是一个精力充沛、干劲十足的皇帝，恨不得带着天下人往前跑，还嫌大家跑得不够快。而现在，在天下扰攘的情况下，他居然躲在宫里玩萤火虫，这绝不意味着他有情趣，而是意味着他的内心已经充满着空虚感和无力感，他绝望了。

可是，隋炀帝不是个英雄天子吗？当年干了那么多大事，哪一件不是豪气干云？怎么现在遇到挫折，就会如此绝望？其实，这就是隋炀帝的秉性使然。正因为他如此英雄，所以，他也无比骄傲，就像一块生铁一样，质地非常硬，但也非常脆。不遇到挫折的时候可能无比强悍，可一旦遇到挫折，马上就断了。

国家形势如此严峻，隋炀帝又是如此恐惧和绝望，那么，他的下一步该怎么走？这时候，隋炀帝开始考虑往江都走了。江都是隋炀帝的起家之地，大业五年（609）又修了江都宫，算是隋朝的第三个首都，也是整个南方的政治中心。南方固然也有起义军，但总的来说，情况比北方要好得多。更重要的是，从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开始，国家一有动乱，朝廷就往南跑，这已经成了惯例。隋朝是刚从南北朝走出来的，对这种局面记忆犹新，大不了再走回去，重新割据。

然而，中国历史上，在江南建国的都是小朝廷，最后都要被北方统一，成不了气候。隋炀帝当年亲自率军统一的江南，现在自己再躲到江南去割据，多没出息！话虽如此，问题是，隋炀帝已经对现实绝望了，所以也就不在乎有没有出息，把剩下的一点精力都用来准备南下了。他的准备工作分两步走。

首先，从大业十一年（615）开始，隋炀帝已经下诏在江南修离宫别馆。比如说在毗陵（今江苏常州），就仿照洛阳的西苑修了一组方圆十二里的离宫，而且规格非常高，据说比西苑还要华丽，这是在给自己准备退路。

其次，他还得准备交通工具。当年隋炀帝一下江都、二下江都，都是坐龙舟沿着运河过去的，但是杨玄感叛乱，运河上停靠的龙舟已经让他一把火都烧了。怎么办？还是在大业十一年（615），隋炀帝又让江都王世充重新修造数千艘船，造好了送东都备用。

总之，从雁门回来之后，隋炀帝就开始紧锣密鼓地为下江都做准备了。

二、苏威被贬

隋朝的根基毕竟在关中地区，官也好，兵也好，关中人士都占了不小的份额。现在，隋炀帝想要去江都，那也就意味着他要放弃关中，乃至整个北方了，这对那些关中人来说意味着抛家舍业，难道他们都心甘情愿吗？当然不是。

在雁门之围刚刚解围后，老臣苏威就曾经劝说隋炀帝，赶紧回大兴城，那才是根本之地，宗庙社稷所在。现在隋炀帝准备抛弃北方，苏威难道不会力谏吗？他再也不会了，因为此时的苏威已经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

从雁门回来后，苏威就跟隋炀帝产生了矛盾。大业十二年（616）四月，隋炀帝问宰相关于起义军的情况。宇文述是他最亲信的宰相，又特别擅长揣摩隋炀帝的心思，他知道隋炀帝这时候已经心灰意冷，爱听好消息，不爱听坏消息，所以赶紧说：“渐少。”
起义军越来越少了。

隋炀帝一听挺高兴，又追问了一句，少了多少？

宇文述怎么回答？他说：“不能什一。”
原来有十个，现在都不到一个了，减少了十分之九以上。

简直是睁眼说瞎话！苏威在一边听不下去了，又不愿意揭穿他，赶紧躲到柱子后头，希望皇帝别看到他，更别问他。问题是，他这么一躲一藏，隋炀帝反倒注意到他了，于是问他怎么看这个问题。

苏威想了想说：“臣非所司，不委多少，但患渐近。”
我不是主管这件事的，不知道盗贼一共有多少，我只是担心他们越来越近了。

隋炀帝一听，赶紧问，此话怎讲？苏威说：“他日贼据长白山，今近在汜水。且往日租赋丁役，今皆何在！岂非其人皆化为盗乎！……又昔在雁门，许罢征辽，今复征发，贼何由息！”

过去盗贼是在长白山（山东），而今已经到了汜水（河南），这不是越来越近了吗？还有，我一直主管财政，就从这个角度来推测一下吧，往年咱们有多少租赋丁役，都是依据人丁征收的。可现在根本收不上来。为什么收不上来呢？还不是因为这些纳税人都成了盗贼了！

这几句话说出来，隋炀帝已经很不高兴了，可是，苏威还觉得没说够，又追加了一句：去年陛下在雁门的时候，亲口许诺不再征讨高句丽，现在又说要征发士兵讨伐辽东。要知道，这些盗贼都是因为征发辽东才造反的，陛下这样做，盗贼怎么可能平息？

苏威这番言论说得真好。既含蓄又有分量，还切中要害，老大臣一辈子的政治智慧都发挥出来了。不过忠言逆耳，隋炀帝对此作何反应呢？按照《资治通鉴》中的记载，“帝不悦而罢”
。隋炀帝非常不高兴，拂袖而去了。这不就是讳疾忌医吗？这是两个人第一次起冲突。

没过几天，苏威和隋炀帝的矛盾升级了。当时是五月初五，端午节，按照习俗，大臣要给皇帝送礼。一般大臣都送的是珍玩宝器一类的东西，只有苏威送了隋炀帝一册《尚书》。众所周知，《尚书》是最早的儒家经典之一，里面记载的都是夏、商、周时期的历史事件和历史教训，特别突出仁君治民之道和贤臣事君之道，所以在古代非常受重视。苏威献这本书，虽然在节日期间似乎有点过于严肃，但是也无可非议。

问题是，苏威当时和隋炀帝已经有矛盾了，有人就在隋炀帝面前诋毁道：苏威为什么献这本书？是因为《尚书》里面有一篇《五子之歌》，是讲夏朝的君主太康的故事。太康这个人一味地游玩打猎，不理朝政，最后被后羿给驱逐了，这在历史上叫太康失国。苏威现在是故意借这篇故事来讽刺陛下！

这个谗言非常有力量，因为它恰好吻合了隋炀帝当时的处境。隋炀帝心里清楚，自己就是太康那样的人。他也害怕把国家丢掉啊！越害怕就越不愿意让人提起。现在苏威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他当然更不满意了。这是第二次冲突。

没过多久，隋炀帝和苏威的矛盾再次升级。这次是因为隋炀帝又向苏威问起再次兴兵讨伐高句丽的事了。

可能很多人觉得奇怪，隋炀帝因为征讨高句丽已经惹出这么大的麻烦了，他怎么就执迷不悟，非要再打高句丽？其实，这就是隋炀帝的一个心结。他知道，自己现在面临的一切问题，诸如人民造反，国际地位下降，甚至跟大臣失和，等等，起因都在高句丽这儿，可是越是这样，他就越觉得不甘心，越觉得只要把高句丽拿下，一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所以才会像着了魔似的，非要打高句丽。

苏威是“五贵”之一，隋炀帝要打高句丽，当然得征求他的意见。按照我们之前对苏威的了解，他肯定不会认同。问题是，要怎么回复，才能让皇帝放弃这么危险的主张呢？他说：“今兹之役，愿不发兵，但赦群盗，自可得数十万。遣之东征，彼喜于免罪，争务立功，高（句）丽可灭。”
陛下愿意打也可以，但是我考虑，这次打仗都不用征兵了。我们只要把群盗赦免就好了。只要一赦免群盗，立刻几十万军力就出来了。陛下赦免他们的罪过，让他们戴罪立功，他们肯定感恩戴德，奋勇争先。这样一来，就可以灭掉高句丽了。

这个回答真够用心良苦了，又顺着隋炀帝说可以打高句丽，又跟他亮明了当时天下大乱，义军蜂起的现状，希望隋炀帝能够幡然悔悟，真正考虑一下当务之急。说得婉转迂回，算是曲谏，这本来是一番好意。

不料隋炀帝一听之下，马上恼羞成怒了。他怒气冲冲地对另一个宰相裴蕴说：“老革多奸，以贼胁我！欲批其口，且复隐忍。”
所谓老革，就是老皮老脸，老家伙。这个老东西，他居然敢拿所谓的盗贼来威胁我！我真想当场打他几个嘴巴，好不容易才忍了下来。

裴蕴是最会见风使舵的人，一听隋炀帝这个口风，赶紧鼓动了一个人诬告苏威，说：“威昔在高阳典选，滥授人官，畏怯突厥，请还京师。”
这人一共罗列了苏威三大罪状。

第一，滥授官爵。

第二，畏惧突厥。

第三，请求皇帝回大兴城。

这简直是莫须有。苏威选官的情况今天已经不得而知，暂且不论。但是，要说畏惧突厥，雁门之围的时候，隋炀帝的眼睛都哭肿了，还有谁比他更畏惧吗？再说让皇帝回大兴城，那难道不是最好的决策吗？可是，隋炀帝才不管什么是非，真就拿这三个莫须有的罪名给苏威定罪，直接把他除名为民了！

这还不算完，紧接着，又有人落井下石，控告苏威勾结突厥，隋炀帝又让裴蕴立案侦查，裴蕴倒干脆，直接给判了个死刑。如前所述，苏威是个比较软弱的人，这时候已经八十多岁了，但是，为了活命，也只好叩头告饶，请求隋炀帝看在自己侍奉两朝三十多年的份儿上饶他一命。

隋炀帝看他实在可怜，也就饶了他这一回。但代价是把他本人还有子孙三代全都除名为民，这样他就再也不能对政治发表意见了。

为什么在这样重要的历史节点上长篇大论地讲苏威的问题？不光是因为苏威头脑清醒，能给隋炀帝出好主意，还因为他是当时关陇贵族集团的政治代表，也是唯一有可能反对隋炀帝下江都的人。

前文提到，隋炀帝后期，在政治上有发言权的，就是所谓“五贵”。“五贵”里头，裴蕴和虞世基是南方人，隋炀帝到南方，对他们来讲差不多就是恢复陈朝的局面，他们自然不反对；裴矩是北齐人，属于北方，但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国际问题专家，其他事情不大参与意见。而宇文述虽然也是关陇贵族集团成员，但从他的所作所为来看，他更像一个佞臣，只知道讨好隋炀帝，根本没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原则。

这样一来，真正有头脑，能代表关陇贵族利益，代表北方利益，其实在这一刻也代表国家利益的宰相只有苏威了。现在苏威被除名为民，在决策层里，隋炀帝下江都也就再无阻碍。

三、三下江都

果然，苏威刚被贬官，江都修的龙舟就到了，宇文述马上向隋炀帝提出来，请隋炀帝巡幸江都。这正中隋炀帝下怀，他立马就同意了。既然如此，整个朝廷是不是又二话不说，跟着他就走？也不是。虽然这时候决策层已经没有了反对的声音，但好多地位没那么高的人倒是忧国忧民，坚决反对。例如，右候卫大将军，也是关陇贵族集团出身的赵才这时候就进谏说：“今百姓疲劳，府藏空竭，盗贼蜂起，禁令不行，愿陛下还京
师，安兆庶。”
如今百姓疲惫劳苦，国库空虚，盗贼蜂拥而起，国家法令都已形同虚设。希望陛下返回京师，安抚天下百姓。

隋炀帝一听，直接把他关了起来。这还算好的。另一个六品小官建节尉任宗上书劝谏，隋炀帝干脆在朝堂上一顿板子把他打死了。紧接着，九品小官奉信郎崔民象也上表隋炀帝，请他以江山社稷为重，不要巡幸江都，隋炀帝这次更狠，先把他的嘴削掉，然后再砍头。有这样血淋淋的例子在前头，朝廷里还有谁敢再说什么？

朝廷里确实万马齐喑了，但隋朝除了有朝廷，还有后宫。隋炀帝出巡，自然不可能把所有的妃嫔宫女都带上。那些妃嫔宫女虽然在深宫里，可也知道现在天下大乱，皇帝这一去恐怕就回不来了，那她们不就没人管了吗？所以，整天拉着隋炀帝哀哀哭泣，请他留下来。

对这些妃嫔宫女，隋炀帝如何处理？这一次，他倒是惜香怜玉，不杀人了，还赋诗一首，说：“我梦江南好，征辽亦偶然。但存颜色在，离别只今年。”
其实我向往的是江南的美好，征讨高句丽只是偶然兴之所至罢了。你们都好好保养自己美丽的容颜吧，我只是到江南看看，明年就回来。

这诗写得怎么样？看起来风流倜傥，但是，实在太不真诚了。其实这时候，无论是他本人还是妃嫔宫女，谁都知道，这一去就不可能再回来了，再写这样的诗，就不是多情，而是真正的无情了！

就这样，在一片反对声和哀哭声里，隋炀帝还是义无反顾地带着皇亲国戚、妃嫔宫女、文武百官、僧尼道士以及禁军骁果沿着运河下江都了。把两京都留给了自己的孙子和大臣。其中，在西京留守的是代王杨侑，在东都留守的则是越王杨侗。这两个人都还只有十几岁。当时北方的乱局，连隋炀帝自己都处理不了，居然就把它扔给两个十几岁的孩子，这不就是放弃了吗？

这已经是隋炀帝第三次下江都了。

第一次是在大业元年（605），那个时候，隋炀帝刚刚当上皇帝没多久，下江都颇有点衣锦还乡的意味，再加上运河是新开的，龙舟也是新造的，一切都是春风得意，一路上杨柳依依，旌旗猎猎，那是何等的惬意！

第二次是在大业六年（610），那个时候，隋炀帝对内完成了几项大工程的建设，国富兵强，对外则通过西出北巡，成了名副其实的圣人可汗，隋朝的国力达到顶峰，江都宫也刚刚落成，成了隋朝的第三个首都，在这种情况下巡游，那是何等的豪迈！

可是这次，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隋炀帝一路上听到的都是各地造反的消息，而且，还不断有人拦路上书，请求隋炀帝不要走。隋炀帝一行刚刚到汜水，也就是河南荥阳，奉信郎王爱仁就冒死上表，请求隋炀帝返回大兴城。隋炀帝二话没说，把王仁爱斩了，接着走；走到梁郡，也就是商丘，又有老百姓上书说：“陛下若遂幸江都，天下非陛下之有！”
陛下如果真的执意下江都，那天下就不归您所有了啊！隋炀帝又是二话没说，砍了他的头，再走。就这样，一路砍头，一路往前走，这还算什么巡游？简直就是突围逃跑了！

根据笔记小说《海山记》中记载，有一天半夜，隋炀帝忽然在龙舟上听见有人唱歌：“我兄征辽东，饿死青山下。今我挽龙舟，又困隋堤道。方今天下饥，路粮无些少。前去三十程，此身安可保。寒骨枕荒沙，幽魂泣烟草。悲损门内妻，望断吾家老。安得义男儿，焚此无主尸。引其孤魂回，负其白骨归。”
我兄长替皇帝去征讨辽东，结果就饿死在青山脚下。如今我替皇帝拉纤，又困在了隋堤的官道上。现在天下都已经没有粮食了，我是饿着肚子往前走的。可是山一程水一程，离江都还有三十程（三百里）的路呢，我肯定到不了目的地，就会饿死在半道。死了之后，我的骨头就枕在黄沙上栖息，我的孤魂就绕着荒草飞舞。知道我这种惨状，远在家乡的妻子一定会为我悲啼，父母也一定会为我号啕。不知我能否有幸遇到一个义气的男儿，能够把我的尸骨背回家去，引导着我的孤魂还乡，别让我的灵魂无依无靠！

这悲哀的歌声太凄凉、太不吉利了，隋炀帝赶紧让人去查是谁在唱，可是，却根本查不出来，隋炀帝也因此怅然若失。这件事是不是真的？很可能不是真的，但是，这个传说所反映出来的情绪一定是真的。事实上，如果真让老百姓发出声音，那么，他们骂得一定比这还要狠；而隋炀帝的心情，恐怕也比他表现出来的要凄凉多了。

就是在这样的悲凉心境之下，隋炀帝终于到了江都。就在到江都之后没多久，又一个打击接踵而至。他最信任的大臣宇文述一命呜呼了。宇文述可是隋炀帝的藩邸旧臣，当年为隋炀帝登基效力不少，此后一直在隋炀帝身边，逐渐成了所谓“五贵”之首。

当然，宇文述人品并不好，没给隋炀帝出过什么好主意，还陷害了不少好人。但他毕竟是隋炀帝身边的元老重臣，见识过隋炀帝前些年的兴，也目睹了隋炀帝后几年的衰。无论如何，他还是隋炀帝当时最为倚重的大臣。

现在，苏威废了，宇文述死了，隋炀帝身边的“五贵”只剩了三个。在当时大厦将倾的情况下，这个人数越来越寥落的宰相班子也显得无比凄惶。这恐怕也是此次巡游江都的整体基调了。

回过头来，应该怎样评价隋炀帝第三次下江都？一言以蔽之，就是放弃责任。而且，为了能够放弃责任，他还废了头脑清醒、忠心耿耿的老臣苏威，又杀了那么多忠君爱国、冒死进谏的普通官员，乃至百姓。他放弃了西京，放弃了东都，放弃了官员，放弃了百姓，其实，也就等于放弃了天下。那么，这时候，天下又将出现怎样的局面？

第八章

李密崛起

李密因参与杨玄感叛乱而成为大隋王朝的通缉犯，整天东躲西藏，提心吊胆。但是一次命运的转机，让他成为隋末农民起义的首领，从此率领着瓦岗军南征北战，威震中原。那么，谁是李密命中的贵人？李密的崛起，对整个隋末政局意味着什么？

一、瓦岗聚义

大业十二年（616），隋炀帝第三次下江都。他这一走，马上，各路起义军的力量更加壮大起来。原来还是各自为战，到大业十三年（617）已经形成几支大的联盟了。

第一支，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

第二支，杜伏威和辅公祏领导的江淮起义军。

第三支，翟让和李密领导的河南瓦岗军。

在这三支起义军里，力量最强、影响最大的就是瓦岗军。我们从小熟知的那些隋唐英雄，比如单雄信、秦叔宝、程咬金、王伯当全都出身于瓦岗寨。更重要的是，当时天下大部分人都认为，有资格改朝换代，推翻隋朝，建立一个新政权的，应该就是瓦岗军。瓦岗军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关键在于它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李密。

李密的造反经历，要从参加杨玄感叛乱开始算起。此人是关陇贵族集团的成员，也是杨玄感的谋士，杨玄感失败后，他也被俘虏了，要送到高阳处斩。但是，李密在押送的过程中略施小计，麻痹了押送他的公差，逃走了。

李密逃跑，就成了通缉犯，自然不能回家重新当贵族公子哥，只好落草为寇。他先是就近投奔了河北的农民军领袖郝孝德，想给郝孝德当个军师。没想到郝孝德是个粗人，李密满腹经纶，到他这儿反倒成了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郝孝德也根本没把李密放在眼里，对他非常不客气，李密待不下去，只好走人。

离开郝孝德后，他又在淮阳（今河南周口）的一个小村子里落下脚来，改名叫刘智远，当起了教书先生，哄几个小孩子，勉强糊口。教了几个月之后，李密耐不住寂寞，有一天乘着酒兴，大笔一挥，题了一首五言诗《淮阳感怀》。诗是这样写的：“金风荡初节，玉露凋晚林。此夕穷途士，郁陶伤寸心。野平葭苇合，村荒藜藿深。眺听良多感，徙倚独沾襟。沾襟何所为，怅然怀古意。秦俗犹未平，汉道将何冀。樊哙市井徒，萧何刀笔吏。一朝时运会，千古传名谥。寄言世上雄，虚生真可愧。”
现在是金风初起、树叶凋零的时节，有一个穷途之士忍不住涕下沾襟。他为什么会流下眼泪？因为他想起了古代的一些人和事了。他想起秦末汉初那段风起云涌的日子，现在难道不也是像秦末一样天下大乱吗？但是汉朝重振的景象却还看不到。可越是这样的时候，就越是英雄的用武之日啊。比如秦末汉初的时候，樊哙不过是一个市井之徒，萧何也不过是一个刀笔小吏，可风云际会，他们都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所以，世上的英雄啊，千万要珍惜自己，珍惜机会，不要虚度一生！

写完之后，李密痛哭流涕。诗中寄言的英雄，不就是他自己吗？

李密表现得这么奇怪，周围有人看出点名堂，觉得这个教书先生有问题，给淮阳郡的太守赵佗打了小报告。赵佗赶紧派人来捉拿，幸好李密提前得到消息，又逃跑了。

这次他逃到妹夫雍丘县令丘君明那里了。丘君明倒是还算仗义，愿意帮忙，只是，他的官衙人来人往，藏这么一个通缉犯，也不安全。怎么办？丘君明又把李密托付给了当地一个游侠王秀才。王秀才是个有眼光的人，看出李密是个英雄，不仅收留了李密，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

要知道，李密这时候已经颠沛流离了两年，整日担惊受怕，逃命的时候，甚至要吃草根树皮，现在忽然进入这么一个温柔乡，难免英雄气短，儿女情长，未必不想过几天平凡安稳的日子。有道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他想安稳，形势却不许他安稳。

没过多久，又有人告发他了。谁呢？丘君明的侄子。本来丘君明帮助通缉犯李密隐藏行踪，也是担着天大的干系，所以丘君明一直小心翼翼，不向任何人透露这件事，但是，他千防万防，唯独没有防范自己的亲人，这件事被他的侄子知道了。丘家侄子是个卖亲求荣的人，知道之后立马上报。李密可是一级逃犯，隋炀帝一听到他的消息，立马派人捉拿。

幸好那天李密有事出去了，又没抓到。但是，李密的妹夫丘君明、岳父、王秀才还有新婚的妻子都当了替死鬼。这样一来，李密想当一只燕雀也当不成了，只好重出江湖，做一只雄鹰，跟命运厮杀。

有一个成语叫否极泰来，就在李密家破人亡，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终于找到了一个成就他一生事业的地方，这个地方叫瓦岗寨（今河南滑县）；也终于找到一个赏识他的人，这个人叫翟让。

翟让是何许人？他是当时的瓦岗军头领，在瓦岗寨占山为王已经有五六年了。说起来，这个人的经历和后来《水浒传》里的宋江有点类似。翟让本来是东郡法曹，是个小官吏，平时为人豪爽，广交朋友。大业六年（610），不知为什么事情触犯了法律，罪当斩首，可是，狱卒黄君汉敬重他是条好汉，不顾自己的身家性命，悄悄地把他放了。

翟让是个厚道人，不忍心只顾自己逃命，所以，离开监狱的时候，回身问了黄君汉一句：“让蒙再生之恩则幸矣，奈黄曹主何！”
我现在蒙受你的大恩，就像重生一样，可是我走了，你怎么办？

没想到黄君汉大怒，说：“本以公为大丈夫，可救生民之命，故不顾其死以奉脱，奈何反效儿女子涕泣相谢乎！君但努力自免，勿忧吾也！”
我为什么豁上身家性命来救你？是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大丈夫，可以拯救生民的性命，所以才冒死助你脱身。没想到你居然像小儿女一样哭着向我道谢，这难道是我希望你做的事吗？现在我既然放你跑，你就努力去跑，不用替我瞎操心。你日后干一番事业，就算对得起我了！

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翟让也就肩负着救生民之命的责任，逃跑了。跑到哪里？他选择的地方就是瓦岗寨。翟让原本是条好汉，在当地颇有影响。他这一落草，有两个高人立刻入伙。一个是单雄信，另一个是徐世勣。

单雄信是传说中的隋唐好汉之一，擅使马槊。徐世勣在后世以支持武则天当皇后闻名，不过当时，他还是个快意恩仇的少年英雄。什么叫少年英雄？徐世勣自己说得好：“我年十二三为无赖贼，逢人则杀；十四五为难当贼，有所不快者，无不杀之；十七八为好贼，上阵乃杀人。”
我从小就是一个贼人，十二三岁的时候是一个无赖贼，碰见谁杀谁；十四五岁的时候，我成长了，变成了一个难当贼，谁惹我不痛快，我再杀他；十七八岁的时候，我又变成了一个好贼，不随便杀人，而是上阵当了一个战士，以战士的身份去杀人。

那么，徐世勣从无赖贼到好贼这个人生转折点，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其实这次转折，就是以他跟翟让相识为节点。徐世勣在跟随翟让之前，是个快意恩仇的难当贼，但是，跟了翟让之后，则变成上阵杀敌的好贼了。

单雄信、徐世勣二人都非常骁勇，而且都是有钱人，仗义疏财，有他们加盟，翟让的实力很快壮大起来，手下人马超过一万，成了河南、山东一带势力最大的起义军。

李密从雍丘县逃出来后，也在山东一带流亡。他在各路豪杰之间冷眼旁观，觉得翟让的瓦岗军能成气候，就投奔翟让了。

可是到山寨入伙，总得展示展示自己的本事，这就是所谓的投名状。《水浒传》中林冲投奔水泊梁山，缴纳的投名状是一颗人头。那李密到翟让这里，缴纳的投名状是什么？他给了翟让一个盟主的地位。怎么回事？

当时山东地区豪杰并起，翟让手下有一万人，算是大山头，还有一些小山头，少则几百人，多则上千人，李密一一拜访，各个击破，说服他们都去追随翟让。这样一来，翟让一下子收编了不少人马，势力大增。

这些英雄凭什么听李密的？因为这时候已经是大业十二年（616）了，隋朝灭亡的迹象越来越明显，那条“当有李氏应为天子”
的谶语也已经到处流传，大家看李密是公卿之子，举止不俗，又几次虎口脱险，这会不会是所谓的“王者不死”？慢慢地，就有人相信他是那个真命天子了。

恰恰在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一个名叫李玄英的术士，一下子把李密应谶的神话推向了高潮。当时李玄英从东都过来，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寻找李密。别人问他为什么非要找到李密不可，他就说：“斯人当代隋家
。”
这个人以后会取代隋朝，成为新一任皇帝。

他怎么知道李密要取代隋朝呢？李玄英说：“比来民间谣歌有《桃李章》曰：‘桃李子，皇后绕扬州，宛转花园里。勿浪语，谁道许！’‘桃李子’，谓逃亡者李氏之子也；皇与后，皆君也；‘宛转花园里’，谓天子在扬州无还日，将转于沟壑也；‘莫浪语，谁道许’者，密也。”
大意是说，最近流行的《桃李章》歌谣太有来历了，什么叫“桃李子”
？桃李子就是一个正在逃跑的姓李的人。什么又叫作“皇后绕扬州，宛转花园里”
呢？皇也罢，后也罢，都是君主的代称，这君主到了扬州之后，就要死于沟壑之间，回不来了。“勿浪语，谁道许”
什么意思呢？你不要乱说话，这意味着要你保密。这“密”字不就呼之欲出了吗？所以这首歌谣连起来就是说，隋朝的皇帝到了扬州，就回不来了，谁取代他？一个在逃亡中的姓李名密的人。这不就意味着李密必然取代隋朝吗？

大家听他分析得头头是道，不由得更是信服，于是，也就愿意接受李密的调遣，到瓦岗军入伙了。这是一份多难得的投名状啊！

二、大展宏图

入伙瓦岗寨，李密的人生就进入了快车道。就是在这里，他终于遇到了一生中一个难得的贵人——翟让。翟让这个人没有多大的本事，但是宅心仁厚，有一双识人的慧眼，还有一颗容人之心。眼看李密有这么大的来头，又有这么大的本事，翟让发自内心地高兴，很快就对李密另眼相看，开始跟他讨论起军事大计来。

李密遇到知己，也再次燃起当年追随杨玄感造反的激情，把心中的想法和盘托出了。他说：“刘、项皆起布衣为帝王。今主昏于上，民怨于下，锐兵尽于辽东，和亲绝于突厥，方乃巡游扬、越，委弃东都，此亦刘、项奋起之会也。以足下雄才大略，士马精锐，席卷二京，诛灭暴虐，隋氏不足亡也！”
现在，隋朝的精兵都已经在征高句丽的时候消耗尽了，又和突厥断绝了来往，力量相当虚弱，再加上皇帝放弃东都，逃到江南，约等于天下无主。这正是英雄逐鹿的时候啊！当年刘邦、项羽不也就是这样起家的吗？希望您不要满足于占山为王，而是要拉起人马，席卷两京，推翻隋朝，这才是英雄大业！

这番话一下子把翟让的眼界打开了，也把瓦岗军的境界提升了。原来占山为王的瓦岗军有了推翻暴隋，夺取政权的终极目标，多么激动人心！

李密提出这么一个宏伟目标，翟让作何反应呢？翟让是个比较软弱的人，他说：“吾侪群盗，旦夕偷生草间，君之言者，非吾所及也。”
我就是一个盗贼，我就想在草泽之间苟且偷生，你说的这些话，我还真是想不到，恐怕也做不到。

不过，话虽然这么说，他还是真心实意地尊重李密，很快在李密的建议下主动出击，攻破了荥阳郡好几座县城。又拉来了队伍，又打出了地盘，这样一来，李密在瓦岗军也算是站稳了脚跟。

不过，李密的理想可不止于此。站稳脚跟只是他规划的第一步。第二步，他要图谋更大的发展了。很快，李密又做了两件大事，把他在瓦岗军中的地位又提升了一大步。

第一，大败张须陀。

第二，夺取兴洛仓。

先看第一件。瓦岗军不是攻破了荥阳几座县城吗？这可让隋炀帝着急了。荥阳就在东都洛阳的东边，如果这个地方被瓦岗军占领了，马上就会威胁到洛阳的安全。

怎么办？隋炀帝赶紧任命老将张须陀担任荥阳通守，围剿瓦岗军。张须陀是隋朝难得的一员大将，手下有秦琼和罗士信两个猛将，没少打败过各路起义军，是一个让人闻风丧胆的人物。朝廷派这个人来，瓦岗军何以应对呢？这时候，李密和翟让的意见不一致了。

翟让是什么反应？他吓坏了，赶紧说，这个人厉害，我在他手下没少吃过亏，要不咱们避避风头，先撤吧。

李密是什么意见？他说：“须陀勇而无谋，兵又骤胜，既骄且狠，可一战擒也。公但列阵以待，密保为公破之。”
不用害怕张须陀，他是一个有勇无谋的人，而且最近刚打了大胜仗，这让他变得骄横而又暴躁，这样的人其实并不可怕，我保证跟他打一次就把他俘虏。翟公您就放心地跟他正面交战，我保证能让您取胜。

怎么才能一战破之？李密用了一个诱敌深入的伏兵计。他让翟让率领几万主力和张须陀正面交战，自己则率领一千精兵埋伏在大海寺（今荥阳老城东）北林树木之间。张须陀可是常胜将军，根本没把翟让放在眼里，摆开方阵就冲了过来，翟让则是且战且走。张须陀一看翟让不敢打，更得意了，想也没想，一路往前追，眼看着就追到了大海寺。

等到张须陀的主力刚一过了大海寺，李密马上率领一千勇士从树林中杀了出来，死死咬住了张须陀的后队，这时候，翟让再杀个回马枪，很快就把张须陀的部队团团围了起来。张须陀真是一员猛将，凭借一杆长枪，很快杀出重围。可手下的兄弟们还被围在里面，怎么办？张须陀是个顾及手下人的好长官，按照《隋书·张须陀传》中的记载，他“跃马入救之，来往数四，众皆败散，乃仰天曰：‘兵败如此，何面见天子乎？’乃下马战死。”
张须陀本来冲出来了，看弟兄们还在包围圈里，就又冲了进去，来来回回好几次，最后发现怎么也不能把全军带出来，败局已定，他仰天长叹，说：“我兵败到这个份儿上，还有什么脸面再见天子？”干脆下马力战，直至战死。

张须陀死后，所部兵昼夜号哭，数日不止。作为一个将军，尽忠报国，受人爱戴，也算是难得的好将军了，只可惜生不逢时，又有什么办法？

大败张须陀，对李密的意义十分重大。这让他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人马。张须陀死后，他手下的士兵纷纷投降了李密，从此就成为李密的嫡系部队。翟让是一个能容人的厚道人，眼看李密势力壮大，他并没有打击报复，相反，还顺水推舟，让李密独立出来，成立“蒲山公营”。这样一来，李密在瓦岗军的地位就再也不是一个谋士，而成了合伙人。

再看第二件，夺取兴洛仓。大败张须陀之后，瓦岗军兵多将广，成了当之无愧的中原第一军。李密的梦想是改朝换代，现在他离梦想又近了一步。问题是，真要改朝换代，除了靠军事之外，还要靠人心。

怎样才能得民心？这时候，李密又给翟让出了第二个主意。他说：“今百姓饥馑，洛口仓多积粟，去都百里有余，将军若亲
帅大众，轻行掩袭，彼远未能救，又先无豫备，取之如拾遗耳。比其闻知，吾已获之，发粟以赈穷乏，远近孰不归附！百万之众，一朝可集，枕威养锐，以逸待劳。纵彼能来，吾有备矣。然后檄召四方，引贤豪而资计策，选骁悍而授兵柄，除亡隋之社稷，布将军之政令，岂不盛哉！”
如今天下大乱，老百姓最缺粮食。而距离东都一百多里的兴洛仓是个大粮仓，囤积的粮食不可胜数，目前并没有什么守备。如果我们奇袭兴洛仓，开仓放粮，远近的老百姓一定会归附我们。到那时，我们又有武装，又有粮食，还有民心，改朝换代，不是易如反掌吗？

这可是个大计划，翟让如何表态呢？他说：“此英雄之略，非仆所堪；惟君之命，尽力从事，请君先发，仆为后殿。”
你这个主意真是英雄伟略，这不是我所能想到、做到的，但是我愿意尽力帮你，你做前锋，我来殿后，咱们一起把这个事情干起来。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来，翟让确实平庸了点儿，但是，为人真厚道，让李密充分施展才华，自己则是全力配合。

有了翟让这句话，李密也就没有顾虑了。他和翟让两个人率领七千精兵，从阳城（今河南登封）出发，一举拿下了兴洛仓。

兴洛仓是隋朝最大的粮仓，周围二十余里，“穿三千窖，窖容八千石”
，三千个粮窖，每个粮窖储存粮食八千石，全仓储粮约有二千四百万石，相当于今天二十八亿斤，这得够多少人吃饭啊！

拿下兴洛仓之后，瓦岗军立刻开仓放粮，四方饥民扶老携幼，都到这里来领粮食。瓦岗军让老百姓有饭吃，老百姓对瓦岗军自然感恩戴德，果然出现了李密预料中的踊跃参军的大好局面，几天之间，瓦岗军就扩充到了几十万人。

夺取兴洛仓，对瓦岗军的影响实在重大。

首先，这个粮仓一拿下，就直接切断了东都洛阳的粮食供应，让东都变得岌岌可危。这是军事意义。

其次，通过开仓放粮，瓦岗军作为威武之师、仁义之师的名声也一下子传遍了整个中原。这就是政治意义。

军事和政治哪个更重要？都非常重要！不光对瓦岗军重要，对李密个人也重要。兴洛仓打下来之后，李密个人名声如日中天。谁都看得到，自从李密入伙，瓦岗军就开始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真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翟让是个厚道人，大业十三年（617）二月，他干脆放下身段，推李密为主，号称魏公，改元永平元年。虽然没直接称帝，但是，基本建制已经和皇帝差不多了！

三、檄文讨隋

到这一步，李密有权、有兵、有粮、有地盘、有民心，要诛灭暴隋，他还应该干什么？还有两件事至关重要。

第一件，拿下东都，占领隋朝的政治中心。

第二件，制造舆论，让天下周知改朝换代的合理性，进而拥护改朝换代。

这两样都做到了，才能建立一个新政权。攻打东都是一个大问题，留到后面再写。先看制造舆论。怎样才能让大家认可李密和瓦岗军不是造反的乱臣贼子，而是除暴安良的正义之师？怎样才能说服大家必须打倒隋朝？这时候不能光靠枪杆子，得靠笔杆子。

李密手下有一个笔杆子，名叫祖君彦。此人的经历，和唐朝扬州叛乱中给徐敬业捉刀代笔讨伐武则天的骆宾王有点相似。骆宾王是一代诗人，但官场不得志，最后才铤而走险加入叛军，祖君彦也是如此。此人是北齐宰相祖珽的儿子，从小博闻强记，出口成章，隋文帝的时候，大诗人薛道衡就向文帝推荐过他。没想到隋文帝一听这个名字就说，这不就是北齐大奸臣祖珽的儿子吗？这种人我不用！好好一个青年，就因为他爸爸的历史污点被晾在了一边。

好不容易到了隋炀帝时候，历史问题没那么敏感了，可是，隋炀帝在文学上颇有点自负，容不得别人超过自己，所以对祖君彦这么一个大才子也颇为忌讳，只让他当了一个小小的宿城县令。怀才不遇，这让祖君彦非常不满，眼看着隋朝一天乱似一天，他也整天郁郁思乱。

心动就要行动，瓦岗军势力强大起来，祖君彦干脆投降了李密。李密正在创业时期，招贤纳士，对祖君彦自然奉若上宾，凡有檄文、告示，一律交给祖君彦负责。有道是“士为知己者死”，祖君彦半生蹉跎，终于找到肯赏识他的人，也一心一意为李密效力。现在，李密要打舆论战，祖君彦大笔一挥，写成了一篇《为李密檄洛州文》，又叫《讨隋檄文》，历数隋炀帝十大罪恶。都是什么罪恶？

第一条，杀父害兄。

第二条，强奸亲妹。

第三条，沉湎酒色。

第四条，广建亭台。

第五条，横征暴敛。

第六条，巡游无度。

第七条，征伐高（句）丽。

第八条，拒谏妒能。

第九条，卖官鬻爵。

第十条，言而无信。

从私德说到公德，把隋炀帝骂了个狗血喷头。这也罢了，说完这十大罪状之后，祖君彦还加了两句厉害的对仗：“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把南山的竹子都伐下来写满字，也写不完隋炀帝的罪恶；把东海掘开，波涛滚滚，也涤荡不尽他的罪行！这就是成语“罄竹难书”的来历。这样的皇帝，不就是独夫民贼吗？所以，李密起来推翻他，就是救民于水火的正义之举了。

那么，这个檄文说的这十大罪状是真的吗？不完全是。比如说隋炀帝杀死父亲，就不完全对；再说他强奸妹妹，更是子虚乌有；说他沉湎酒色，也没什么根据。隋炀帝是个工作狂，几乎没什么机会坐下来享受生活。另外，他一生敬重萧皇后，三个儿子之中有两个是萧皇后所生，在好色这个问题上倒是比一般封建帝王还要检点一些。所以说，这些私德方面的指责，其实都不怎么可靠。

即使是公德方面，隋炀帝也绝不是一团糟。所谓广建亭台、巡游无度等问题都有具体的历史背景，不能一概算成恶政。要说真正无可辩驳的，也就是征伐高句丽、拒谏妒能、言而无信等三四条而已。

问题是，就这三四条，已经让老百姓深受其苦了，何况檄文又不是研究论文，只要铿锵有力、打动人心就是好作品，谁还那么认真地去分析真假？越是这种真假参半的，宣传起来才越有效果。所以，这篇檄文一出来，真是堪比雄兵百万，天下马上为之震动。

本来李密驻兵荥阳，兵锋就已经直指洛阳城了，现在再加上这么一篇厉害的檄文，留守东都的越王杨侗坐不住了，赶紧派了一个叫元善达的官员向隋炀帝报信。

元善达历经千辛万苦，赶到江都，一见到隋炀帝，眼泪滚滚而下。他说：“李密有众百万，围逼东都，据洛口仓，城内无食。若陛下速还，乌合必散；不然者，东都决没。”
李密拥众百万，包围东都，占据了洛口仓，东都城内已经没有粮食了，若是陛下迅速返回东都，李密的乌合之众慑于陛下威灵，必然会溃散而去；若陛下不回，东都就一定会陷落。

要知道，东都洛阳可是隋炀帝时期最重要的政治中心，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西京大兴城。所以，听到元善达的奏报，隋炀帝也深受震动。可是，震动归震动，他会因此回东都吗？当然不会。

隋炀帝其实是一个很脆弱的人，经历过几番失败之后，他已经心灰意冷，再没有当年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勇气。怎么打发这个元善达呢？这时候，宰相虞世基说了一句话：“越王年少，此辈诳之。若如所言，善达何缘来至？”
越王年轻，这些人诓骗他。要是真像元善达所说的那样，李密把城都围起来了，他怎么能跑到这里呢？

隋炀帝一听，赶紧顺坡下驴，不仅自己不回东都，还直接把元善达打发到了东阳（今属浙江金华）农民军最活跃的地方督运粮草。没过几天，元善达就被农民军杀死了。这不就是所谓的装聋作哑的鸵鸟政策吗？

隋炀帝扮鸵鸟，不敢回北方，这对李密来说应该是个好消息。那么，李密能否顺利打下洛阳城呢？

第九章

中原苦战

自从投靠瓦岗军，李密接连取得军事和政治上的重大胜利，从一个东躲西藏的通缉犯，跃身成为隋末农民起义的第一号人物，受到各路英雄的推戴。那么，李密是否从此顺风顺水，成就大业？

一、军事难题

李密进入瓦岗寨后，如鱼得水，不到一年时间，就大破张须陀，夺占兴洛仓，取得了军事和政治上的重大胜利。他自己也从一个东躲西藏、无处容身的通缉犯，一跃成为瓦岗军的首领，受到各路英雄的推戴，建号魏公，设置官署，离皇帝似乎只有一步之遥了。但是，这一步之遥的路程可并不容易走。此刻的李密，开始面临两大问题的考验。一个是军事问题，另一个是人事问题。

李密在军事上遇到什么难题了？从具体的战役来看，他一直在打胜仗，什么问题也没有，但对一个统帅来讲，最大的军事难题不是一城一地之得失，而是如何制定重大作战方略。瓦岗军崛起于河南，因此，从一开始，攻打东都洛阳似乎就成了必然目标。事实上，李密进入瓦岗寨后，所做的一切，也都是要把瓦岗军和洛阳的距离越拉越近。问题是，李密想要夺取天下，攻打东都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当年杨玄感起兵的时候，李密曾经给他出过上、中、下三策。其中，上策是攻打临渝关，切断隋炀帝的归路；中策是攻打关中，占据隋炀帝的老巢，让他有家难归；下策才是攻打东都洛阳。最后，杨玄感采取了下策，李密还因此扼腕叹息。可是，到大业十三年（617），李密却也在东都周围修营垒、挖壕沟，摆出一副打持久战的模样了。

李密这样做，不是和自己原来的理念背道而驰了吗？所以，也有人给他提意见了。提意见的人有两个，一个叫柴孝和，另一个叫徐洪客。

先看柴孝和。柴孝和本来是隋朝的县令，后来举城投降李密，当了李密的谋臣。眼看着李密屯兵洛阳城下，胜仗没少打，但无论如何，短时间内难以攻破洛阳，他觉得不是办法，必须改弦更张。

柴孝和说：“秦地山川之固，秦、汉所凭以成王业者也。今不若使翟司徒守洛口，裴柱国守回洛，明公自简精锐西袭长安。既克京邑，业固兵强，然后东向以平河、洛，传檄而天下定矣。
”洛阳是所谓的中州四战之地，就算拿下来，也无险可守，在地理位置上远不如被山带河的关中地区。秦汉两朝都定都关中，正是看中了这个地理优势啊！另外，洛阳城防坚固，兵力不少，短时间内难以攻克。而关中兵马大多被隋炀帝带到扬州去了，城防相对空虚，更容易拿下。两相对比，不如把关中作为主攻方向。站稳关中，进可攻，退可守，这才是建立霸业的基础。

那具体怎么实施下一步作战计划呢？柴孝和说，可以让副统帅翟让守住兴洛仓，再让李密手下的另一员大将裴仁基守住新近攻下的回洛仓。李密本人则率领精锐，突袭大兴城。拿下大兴城，其实也就占据了隋朝的根本，在气势上就占了优势。到时候再挥师东进，洛阳其实倒好拿下，到那个时候，再传檄天下，肯定一往无前。

分析完这些，柴孝和还补充了一句：“方今隋失其鹿，豪杰竞逐，不早为之，必有先我者，悔无及矣！”
如今隋朝把自己的鹿丢掉了，天下都来追这只鹿，如果您不早下手，肯定就有人下手了，到那时后悔莫及啊！

那么，李密听了柴孝和的建议，是什么反应？李密说：“此诚上策，吾亦思之久矣。但昏主尚存，从兵犹众，我所部皆山东人，见洛阳未下，谁肯从我西入！诸将出于群盗，留之各竞雌雄，如此，则大业隳矣。”
这确实是个好主意，我也想了很久，但是很难实现。

第一，我的部下都是山东人，洛阳在他们心里就代表着隋朝。如果我连洛阳都拿不下来，谁肯抛家舍业，跟我去打关中？

第二，我手下将领都是群盗出身，有我在这里镇着，他们还能相安无事。一旦我离开，谁也不服谁，恐怕马上就会自相残杀起来，到时候，现有成果都保不住，更谈不上什么成就大业了！

李密这两个顾虑有没有道理？太有道理了。其中，第一个顾虑就是当年杨玄感面临的难题，这是由瓦岗军的兵源构成决定的，李密没有办法扭转。

第二个顾虑就涉及瓦岗军的组织情况了。瓦岗军是怎么组织起来的？这类似一个加盟连锁店。翟让当年的班底算是一个总店，在这个总店之外，又不断地吸收河南、山东的大小山头加盟进来，算是分店。这些加盟进来的山头，虽然都叫瓦岗军，但还是独立建制，各自统领原班人马。

这种组织方式的好处是比较灵活，可以迅速地吸收各路人马加盟，但它也有坏处，那就是上下级关系比较松散，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君臣关系，难以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只能靠统治者通过个人魅力震慑。李密就是这么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但他也知道，一旦自己像柴孝和所说的那样离开，这个松散的联盟马上就会出问题。到那个时候，李密这个盟主、这个众望所归的魏公，恐怕也就很难当了。

柴孝和是个聪明人，一听李密这样讲，马上也就明白了李密的处境。不过，他不死心，接着又出了一个主意。他说：“然则大军既未可西上，仆请间行观衅。”
既然主力部队不能动，那我自己拉一支人马去探探路行不行？

李密一听，这是个好主意。就派柴孝和带着祖君彦写的那篇《为李密檄洛州文》，再带上几十个骑兵往西走了。

瓦岗军早已名声在外，柴孝和一路走，一路宣传，周围的山贼草寇都纷纷加盟，到了陕县，也就是河南和陕西交会的地方，已经由原来的几十人发展到一万多人了。照这个样子下去，就靠柴孝和这支偏师去攻打关中，也不是不可能。可惜就在这个时候，李密这边出事了。

李密一直在跟东都的隋军打仗，他每次都身先士卒，一不小心，被流矢射中，只好躺在大营休养。隋军了解情况后，哪能放过这个机会？赶紧派出大军，连夜突袭回洛仓。李密没办法，只好裹伤作战，结果大败，不仅人马死伤过半，还把回洛仓给丢了，不得已又退回了兴洛仓。

如前所述，瓦岗军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李密的个人魅力和战无不胜的英雄业绩才凝结到一起的。现在吃了败仗，问题马上就显露了出来。柴孝和招来的那一万多人马一听说李密败了，纷纷逃散，很快跑了个精光。柴孝和没办法，只好又带着几个亲兵回到了李密身边。这样一来，这次试探性的出兵关中也就以失败告终了。

李密兵败回洛仓，但这只是一时的失利，很快，李密不仅夺回了回洛仓，还进一步发展壮大，拿下了黄河南岸的黎阳仓。黎阳仓在隋朝的储粮量仅次于兴洛仓，把这个大粮仓拿下，李密又一次开仓放粮，老百姓再一次踊跃参军，一下子，瓦岗军又扩编了二十万人。李密也是志得意满。这个时候，第二个提意见的人出现了。此人就是徐洪客。

徐洪客原本是在泰山上修行的道士。别看此人是出家人，但极有政治眼光。反复旁观过李密的战况之后，徐洪客给李密写了一封信。他说：“大众久聚，恐米尽人散，师老厌战，难可成功。”
你现在队伍的规模越来越大，这些人可都是要吃米的，我恐怕有一天，米被吃完了，你的大军也就散伙了。现在你不趁着士气旺盛赶快打仗，等以后大军待久了，就失去了打仗的锐气，那个时候你怎么办？劝李密趁着人多势盛赶紧打，别等粮草散尽，师老厌战的那一天。这提醒，对正处于得意之中的李密真如醍醐灌顶一般！

问题是，往哪里打？徐洪客说：“乘进取之机，因士马之锐，沿流东指，直向江都，执取独夫，号令天下。”
你别整天就知道围着东都转悠，你若真想成大事，就应该赶紧率领精锐部队往江都打，把独夫民贼隋炀帝俘虏了，天下不就是你的了吗？

这是什么意思？其实，这正是李密当年给杨玄感出的上策，用一句话表述，那就是擒贼先擒王。把王擒住了，就一切都好办了。

那么，李密会不会采纳徐洪客的建议？也不可能。理由其实跟他不能放弃洛阳，直扑关中一样。关中好歹还是北方地区，士兵们尚且不可能追随李密去打，更何况是远在南方的扬州了！

既不能入关中，也不能下扬州，李密也只好跟当年的杨玄感一样，把东都洛阳当作唯一可行的目标，就指望能把洛阳拿下，然后以此为基础，号令天下了。

然而，洛阳又是一个最为易守难攻的目标。不仅城池坚固，而且，隋炀帝派来的援军也到了。大业十三年（617）七月，隋炀帝手下的一员得力干将王世充来到洛阳，和李密对决。

王世充生性狡诈，特别会讨隋炀帝的欢心。当初隋炀帝被围雁门之时，下令各地勤王，王世充听到消息之后，昼夜号哭，衣不解带，昼夜兼行赶去救援，从此赢得了隋炀帝的信任。不过，此人可不是光会拍皇帝马屁，在带兵打仗方面也颇有心计，可谓心狠手辣。

举一个例子。当年杨玄感起兵，江南刘元进等人也率众响应。王世充当时担任江都宫监，率领一支江淮子弟兵进攻刘元进，把刘元进打败了。这倒还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关键是，刘元进失败之后，余部还有三万多人，化整为零，继续作战。怎么对付这三万多人？王世充就耍了个阴谋。

他先是找了个黄道吉日，到佛寺去焚香，诅咒发誓说只要这些人投降，就一律免罪。刘元进的余部也都是老百姓，无非是官逼民反，现在听说能够获得谅解，接着回去过自己的小日子，也不疑有他，纷纷投降。不料王世充是个背信弃义之人，一旦起义军放下武器，他马上就露出了狰狞面目，把这三万多人全都杀死在一个叫黄亭涧的山谷里，尸骨累累，把山谷都填平了。这是何等的凶残阴险！

现在，隋炀帝把这个人派到东都洛阳来了，让他指挥整个东都的战斗。王世充从江淮带了五万亲兵，再加上其他各路援军，总共有十万人归他调遣。要知道，洛阳城本来就是深沟高垒，易守难攻，再加上新的有生力量，当然对李密就更加不利了。向别处打不行，打洛阳也困难，这是李密面临的重大军事困境。

二、计杀翟让

再来看人事问题。就在李密率领瓦岗军，与东都洛阳的守军以及王世充的外援部队苦苦战斗的时候，瓦岗军内部又出了一件人事方面的大事——李密把老长官翟让给杀了。

翟让可是李密一生中难得的贵人，此人虽然眼界不高，能力不强，但是宽厚仁慈，从一开始收留李密，到让李密建立独立的“蒲山公营”，和自己分庭抗礼，再到后来干脆放弃瓦岗寨的领导权，推举李密当瓦岗寨主，称魏公，自己甘愿称臣，翟让真是把名字里这个“让”字发挥得淋漓尽致，对李密也是仁至义尽。可以说，如果没有翟让的退让，也不可能有李密的光芒。

李密对这一点心知肚明，对翟让也颇为尊重。李密称魏公之后，立马拜翟让为上柱国、司徒、东郡公，让他也自行设置官吏，当瓦岗军的副统帅。两个人一个有义，一个有情，各得其所，相安无事。

可是，事情的发展往往不由人们的主观意志决定。虽然翟让和李密两个人都不是什么坏人，但他们毕竟代表着两个不同的系统。翟让手下有单雄信、徐世勣等一批瓦岗军的元老，而李密手下，好多都是后来在战斗中收罗的隋军败将，比如秦琼、程咬金、罗士信、裴仁基，等等。

这些起义元老和投降将领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微妙的矛盾。元老们难免倚老卖老，而新投降过来的将领又难免自恃出身较高，不把老同志放在眼里。本来，在李密还只是二把手的时候，他一直都是压着自己的手下，不让他们惹是生非，所以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一旦李密成了翟让的领导，他手下的人自然随之嚣张起来，李密的心理也难免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然而，翟让却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变化，说话做事都不大注意。有几件事办得让李密很不满意。

第一件，当时有一个叫崔世枢的官员投降了李密，李密一向招贤纳士，崔世枢又是大族，所以对他非常客气。可是到翟让这儿就不一样了，翟让也知道崔家是大族，既然如此，那就应该很有钱，怎么不见他给自己送礼？为了索贿，翟让干脆把崔世枢给关起来了，非逼着人家送钱，不送就要动刑，这不是让李密很难堪吗？

第二件，翟让有一天偶然高兴，就召李密元帅府的一个记室（相当于秘书），一起赌钱，可是，这个记室不知道因为什么耽搁了，没有马上到位，翟让一生气，当即打了他八十大板。打狗看主人，现在，翟让居然如此放肆地对待李密手下的人，这也让李密觉得不痛快。

第三件事就更不像话了。有一天，翟让居然对李密手下的一个重要谋臣房彦藻说：“君前破汝南，大得宝货，独与魏公，全不与我！魏公我之所立，事未可知。”
你此前攻破汝南时得了很多宝货，只送给了魏公，却不给我！魏公是我拥立的，天下事的变化尚难知道呢！

言外之意，李密这魏公是我立的，我既然可以立，当然也可以废，你凭什么就这么势利眼？这不是居功自傲，公然不把李密放在眼里吗？

李密手下那帮将领本来对翟让就不服气，再加上出了这么几件事，他们也就开始撺掇李密了，说：“让贪愎不仁，有无君之心，宜早图之。”
翟让这个人贪婪、刚愎，而且有无君之心，对您不够尊重，所以不如早点把他解决算了。

李密怎么回应的呢？他说：“今安危未定，遽相诛杀，何以示远！”
如今天下大局未定，我要是随便杀自己人，外边的人怎么看我？从这句话里就可以看出来了，虽然李密并不同意手下的意见，但对翟让也颇为不满，只是还碍于外界的评论罢了。既然李密已经动了杀心，接下来，翟让的处境可就堪忧了。

而在此时，翟让的哥哥又犯了一个错误，一下子让李密忍无可忍。翟让的哥哥叫翟弘，是个比较愚蠢，又比较贪婪的人。翟让把瓦岗军的第一把交椅让给了李密，翟弘就很生气，说：“天子汝当自为，奈何与人！汝不为者，我当为之！”
做天子这样好的事情，你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你要是不想做，我做！

翟让听了什么反应？他哈哈大笑，根本没往心里去。可是，这话传到李密耳朵里，李密可就上了心。看见李密心存疑虑，他手下那帮谋臣就更要撺掇了。有人讲：“毒蛇螫手，壮士解腕，所全者大故也。彼先得志，悔无所及。”
一旦被毒蛇咬到了手上，壮士就会把整个手都砍掉。为什么？因为和生命相比，手是小的，不能因小失大。您跟翟让的关系也是如此。虽然他和您交情不浅，但是这个交情和您的大业相比，那就是小问题了。翟让兄弟都是粗人，粗人的问题是思考能力弱，但行动能力强。翟司徒目前固然没什么不利于您的想法，但是，万一他哪一天有想法了，可不会像您这样前思后想，恐怕是说出手就出手，到时候您可就追悔莫及了！

李密一听有道理，思来想去，终于下定决心，解决翟让，扫除隐患！

大业十三年（617）十一月十一日这天，李密摆下宴席，请翟让、翟让的哥哥翟弘、翟让的侄子翟摩侯一起喝酒。翟让欣然前来赴宴。但也不是自己来的，手下两员大将单雄信和徐世勣都跟着他。翟让坐下，他们两个就站在后边侍立。李密本来准备在宴席上动手，一看这架势，深觉不便。这两个大将可都有万夫不当之勇，有他们在场，自己的刀斧手未必对付得了！

怎么办呢？李密想了想，发话了：“今日与达官饮，不须多人，左右止留数人给使而已。”
今天是我们兄弟欢聚，闲杂人等就别在这儿吧。希望翟让的人能自动退出。

李密一发话，他自己身边的人倒是走了几个，可是，单雄信和徐世勣照样站在翟让身后，不肯走。

这不是该走的都没走，不该走的都走了吗？怎么办呢？这时候，李密的谋士房彦藻在旁边说了一句话：“今方为乐，天时甚寒，司徒左右，请给酒食。”
今天挺冷，您哥儿俩喝酒，是不是请翟司徒的左右随员也去喝一杯？

李密反应快，赶紧说：“听司徒进止。”
让翟司徒说了算吧。把这个问题抛给了翟让。翟让此前虽然不无防备，但被李密将在这里，也不好拒绝，只好说：“那就去吧。”既然主公发话，单雄信和徐世勣也就走了。只有李密手下的一个壮士蔡建德还在旁边带刀侍卫。

这时候，李密跟翟让讲：“翟司徒，我新得了一把好弓，趁着酒菜还没摆上来，您先帮我过过眼？”翟让也是英雄出身，一听说好弓，顿时来了精神，马上接过来，一使劲，拉了一个满弓。就在他屏气凝神，跟那把弓较劲的时候，蔡建德从他身后一刀砍了下来。翟让毫无防备，应声倒地，发出像牛一样的吼叫声。可怜一位忠厚老实的好汉，瓦岗军的创业者，就这样死在了李密之手！

杀死翟让之后，蔡建德又接连几下，把翟让的哥哥翟弘、侄子翟摩侯一并砍倒在地。这时候，在隔壁屋子喝酒的单雄信和徐世勣都惊呆了。单雄信腿一软，当即跪在了地上，叩头请求饶命，李密当然是好言安慰。

单雄信服软了，徐世勣呢？徐世勣反应快，夺门而逃。刚跑到门口，就被守门的武士一刀砍在了脖子上，鲜血直流。看到这种情形，李密请来的陪客——当然也是参与者之一的王伯当赶紧喝住了门卫，将徐世勣抬回屋子里，由李密亲手给他包扎。

把这两个重量级人物安顿好了，李密赶紧出来，对着翟让带来的其余人马大喊：“与君等同起义兵，本除暴乱。司徒专行贪虐，凌辱群僚，无复上下；今所诛止其一家，诸君无预也。”
咱们都是一块儿起兵要推翻隋朝的，可是翟司徒这个人贪婪暴虐，凌辱手下的官僚，对我也很不尊重，所以今天我就把他一家给杀了，跟你们没有关系，你们不要害怕。

说完之后，还单枪匹马，进入翟让大营，安慰翟让手下的官兵。要知道，翟让是个粗鲁的人，平时待部下恩少威多，比较残忍。他的哥哥和侄子更是没什么人缘，所以，眼看着他们死于非命，其手下人并没有特别伤心。再加上李密推诚待人，还让翟让阵营的徐世勣、单雄信等人继续统领部众，这些官兵也就逐渐安顿下来了。

这样一来，虽然诛杀翟让是瓦岗军集团一次严重的内讧，但也并没有引起轩然大波。连一直跟李密打仗的王世充也忍不住说了一句：“李密天资明决，为龙为蛇，固不可测也！
”李密真是一条汉子，以后是成龙还是做蛇，不好说。言下之意，这件事他本来是想利用一下子的，但现在看来，利用不成了。

尽管如此，这件事难道就真的完全没有后遗症了吗？不可能。瓦岗寨谁不知道翟让是李密的大恩人，李密连恩人都能杀，以后还有什么人不能杀？所以，虽然表面上太平无事，但是所有人都产生了自危之心，对李密的拥戴之情也冷淡了许多。

经历了这样一些困难，李密的前途会怎样呢？应该说，尽管内部、外部困难重重，但只要没有其他势力的介入，李密的成功还是很有希望的。

东都那边，虽然有王世充增援，但总的来说，李密还是胜多败少，更何况他掌握了几大粮仓，而东都里的粮食供应则是一天比一天吃紧，就算是拖时间，李密也并不吃亏。在内部，虽然杀翟让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但因为李密处置还算得体，所以并没有引发严重的内部分裂。换句话说，只要给李密足够多的时间，他应该可以拿下东都，也可以慢慢弥合瓦岗军的内伤。问题是，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一个基础上，那就是没有其他势力的介入。可是，这个前提本身是不存在的。就在李密在中原大地上和隋朝的主力部队苦苦搏斗的时候，从山西崛起了一股新的力量，这股力量一崛起，马上，隋末的形势，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方向都发生了一次大的改观……

这支新的势力是谁领导的呢？

第十章

太原起兵

论亲疏，他是隋炀帝的亲表哥；论身份，他是隋朝册封的唐国公，既富且贵。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位与隋炀帝有着如此密切关系的人，也开始起兵反叛大隋。这个人到底是谁？他为什么也要造反？

一、预谋造反

大业十三年（617），就在李密率领瓦岗军和隋军主力苦战的时候，有一股力量从太原崛起，迅速地改变了整个隋末局面。这股势力，是一支出自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造反力量，它的领导者名叫李渊。

李渊是八大柱国之一李虎之后，关陇贵族集团的重要成员，封爵唐国公。他跟隋炀帝还是亲戚，李渊的母亲和隋炀帝的母亲是亲姐妹，两人都是北周重臣独孤信的女儿，李渊比隋炀帝年长两岁，私底下，隋炀帝应该管李渊叫表哥。

正因为这样的出身、这样的关系，隋炀帝在第三次下江都之前，拜李渊为右骁卫将军，太原留守，主持山西地区的军政大局，这可意味着很大的信任。可是，就是这个李渊，居然在大业十三年（617）七月揭竿而起了！

农民军反对隋炀帝可以理解，那是官逼民反，李渊既亲且贵，为什么也要造反？

关于李渊起兵，有一个传统说法是，他本人并不特别想造反，都是被他儿子李世民撺掇的。李世民就是后来的唐太宗，当时还只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少年，在李渊的儿子里排行老二。别看年纪轻，但人非常英勇。《资治通鉴》中的说法是：“聪明勇决，识量过人，见隋室方乱，阴有安天下之志。”
此人非常聪明，勇敢果断，而且非常有见识。眼看着隋朝大厦将倾，而自己的爸爸李渊担任太原留守，手握精兵，李世民就产生了夺取天下的想法。

怎样才能夺取天下？按照《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的说法，他背着李渊，偷偷开展了如下活动。

第一是结交谋士。当时有个人叫刘文静，本来担任晋阳（今山西太原）令，是个有抱负的人。因为和瓦岗军的领袖李密是姻亲，受到牵连，被关进了太原监狱。这样的人，一般人都会躲着走，可李世民偏偏到监狱里去探望他。

刘文静平时就对李世民青眼相加，此时更为感动，推心置腹道：“天下大乱，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
现在天下大乱了，只有像汉高祖或东汉光武帝那样的人才，才能够挽救这个局面。

李世民当即回应：“安知其无，但人不识耳。我来相省，非儿女子之情，欲与君议大事也。计将安出？”
你怎么知道现在没有？只不过别人还没看出来罢了。言下之意，我就是汉高祖、光武帝那样的人才。而且我现在到监狱来探望你，也不仅仅是出于一般的友情，我是想来跟你谋划天下大事的。你说说，心里有什么打算？

刘文静说：“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围逼东都，群盗殆以万数。当此之际，有真主驱驾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盗入城，文静为令数年，知其豪杰，一旦收集，可得十万人，尊公所将之兵复且数万，一言出口，谁敢不从！以此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过半年，帝业成矣。”
大意是说，如今隋炀帝南巡江淮，不回来了，而李密又包围了东都洛阳。其他的群盗数以万计，真是天下大乱。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有一个英雄，振臂一呼，肯定会应者云集。在我们太原地面上，就应该产生这样一位英雄。为什么？现在太原城里，有十万人都是避贼入城的避难之人。我在这里当了几年的县令，深知此地临近少数民族地区，民风劲悍，一旦将这些人召集起来，那就不是十万难民了，而是十万雄兵。而且，你父亲唐国公李渊手里本来就有几万军人，如果把这两股势力——难民的势力和军队的势力结合到一起，然后乘虚进入关中地区，那么不出半年，天下就可以平定。

刘文静从形势分析到实力分析，再到作战的方向把握，应有尽有，给李世民提出了一整套夺取天下的解决方案。

李世民一听大喜，说：“君言正合我意。
”这样一来，刘文静也就成了李世民的一个谋士。

第二是结交将领。当时有三个皇帝的侍卫武官，一个叫长孙顺德，一个叫刘弘基，还有一个叫窦琮，都因为逃避辽东之役，到太原来政治避难。既然要造反，就得有带兵的将军。李世民觉得这几个人素质不错，就倾心和他们结交。这些人本来都是戴罪之身，算是在人屋檐下讨生活，现在居然得到唐国公二公子李世民的礼遇，心里当然感激，很快也就都成了他的死党。

谋臣和武将都有了，等于造反班底搭起来了，现在只差一个最关键的人物——李渊。太原毕竟是李渊的天下，如果李渊不同意造反，李世民再折腾也是白搭。

李渊是什么样的人？按照传统史书中的记载，李渊是个胸无大志的人，每天就知道醇酒、美人，而且年纪也五十多岁了，在古代已经算步入晚年，意志比较消沉，不想冒风险。

怎么能让他振作起来呢？谋士刘文静给李世民出了一个主意。刘文静说，李渊最喜欢晋阳宫监裴寂，每天跟裴寂一块儿喝酒，总有说不完的话。请裴寂劝他，他没准儿容易听进去。问题是，怎样才能说服裴寂，让他甘当李世民的说客呢？裴寂爱钱，李世民就拿出几百万私房钱，派自己的一个手下和裴寂赌博。赌博的结果不用说，自然是李世民的钱全部进了裴寂的口袋，然后再告诉裴寂，这都是李渊的二公子李世民奉献给他的。

这是不是很像当年杨广收买杨素的故技？非常神似。而且结果也和当年一样，裴寂见钱眼开，也就答应帮助李世民游说李渊了。

正好在这个时候，李渊这边又出了一个新情况，一下子让游说工作变得容易了。

当时隋朝已经跟突厥关系破裂，突厥经常性地骚扰北边，这一次，甚至一直打到了马邑（今山西朔州）。这可是李渊的职权范围，李渊派副留守和马邑太守王仁恭一起迎敌，结果却打输了。

打输了会有什么后果？别看隋炀帝自己打高句丽也打不赢，但处理败军之将还是非常严厉的，所以，李渊心里没底，非常惶恐。看到这种情况，李世民就悄悄地对李渊说：“今主上无道，百姓困穷，晋阳城外皆为战场。大人若守小节，下有寇盗，上有严刑，危亡无日。不若顺民心，兴义兵，转祸为福，此天授之时也。”
当今皇帝无道，百姓深受其苦，晋阳城外几乎没有太平的地方。大人，您现在处境多狼狈！外面有盗贼作乱，上边还有皇帝的严刑威逼，您这次又打了败仗，还不知道皇帝会给您什么处罚，与其在这儿坐着等死，还不如顺应天意民心，兴兵造反。这才是真正的转祸为福啊！

儿子劝反，李渊什么反应？据记载，李渊大惊失色，厉声说：“汝安得为此言，吾今执汝以告县官！”
你怎么敢说这样的话！我马上就去告发你！说着就要拿纸拿笔。

李世民当下不急不火，神色从容，继续劝谏：“世民观天时人事如此，故敢发言；必欲执告，不敢辞死！”
我也是综合考虑了天时人事，才跟您说这番话，如果您一定要告发我，我不敢不死！

李渊怎么可能真的去告自己的儿子呢？他长叹一声，罢了。

第二天，李世民恭恭敬敬，又来游说李渊了。他说：“今盗贼日繁，遍于天下，大人受诏讨贼，贼可尽乎？要之，终不免罪。且世人皆传李氏当应图谶，故李金才无罪，一朝族灭。大人设能尽贼，则功高不赏，身益危矣！”
就算这次兵败突厥，皇帝不处罚您，您也要想想自己的处境。您来太原，是肩负着讨伐盗贼的任务。可如今盗贼遍天下，您能讨伐得尽吗？讨伐不尽，终究免不了一死。要是万一成功，就更麻烦了。最近天下都传“当有李氏应为天子”
，皇帝也很忌讳。李金才什么罪都没有，居然就被灭族。如果您真的把盗贼讨伐尽了，到时候功高不赏，皇帝岂不是更加猜忌！那咱们一家，还能活着吗？您好好考虑一下我昨天的意见吧。

李渊听罢，叹息一声说：“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矣！”
我一夜都在考虑你的话，你说得很有道理。你就折腾去吧，以后若是把我们搞得家破人亡，那是你的罪过；若是你真能化家为国，那也是你的功劳。这算是默认了李世民的做法。

正在这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事，更加坚定了李渊的决心。

李渊自从迎战突厥失败之后，整天惴惴不安，不知道皇帝会怎么处罚他。这时候，隋炀帝的处置终于下来了，他派了一个使者到太原来，要把李渊和王仁恭押送到江都！

到江都之后，会是什么结局？最大的可能就是杀头。就算不杀头，恐怕也要降级使用，没准儿就留在江都帮隋炀帝镇压起义军了。这就等于是背井离乡，任人宰割。李渊才不愿意主动送死，所以，一看见这个处罚，他的心都凉了。

趁这个时机，李世民赶紧再劝，说：“今主昏国乱，尽忠无益。偏裨失律，而罪及明公。事已迫矣，宜早定计。且晋阳士马精强，宫监蓄积巨万，以兹举事，何患无成！代王幼冲，关中豪杰并起，未知所附，公若鼓行而西，抚而有之，如探囊中之物耳。奈何受单使之囚，坐取夷灭乎！”
如今主上昏庸，国家动荡，为这样的君主和国家尽忠是没有意义的。明明是您手底下的人打了败仗，却要让您去顶罪，这不是滥罚无辜吗？现在马上要把您押到江都去了，形势紧急，希望您早定大计。

我们太原地区兵强马壮，而且晋阳宫囤积了不少战略物资，我们就以这个为基础兴兵造反，那一定是战无不胜的。

若是决定了兴兵造反，咱们就直扑关中，因为在大兴城主持工作的是代王杨侑，他不过是一个十多岁的小孩子，没什么能耐。如今关中也是豪杰并起，只不过还没有一个主心骨，没有一支核心力量。如果我们现在从太原打过去，就能够成为核心力量。到那时候，要夺取天下，还不是如同探囊取物一样容易！

有这么好的前景不要，居然想接受一介使者的囚禁，到江都去忍受不测之灾，那不是犯傻吗？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铤而走险！

李渊本来已经动了心，这时候也别无选择，准备依计而行。

可是，有一句话叫“好事多磨”，正在李渊父子蠢蠢欲动的时候，忽然隋炀帝又派了一个使者来，传令说：先前让李渊去江都那个诏书不算了，皇帝仁慈，赦免李渊的罪行，让他还继续当太原留守。

这道新的诏令下来，李渊松了一口气，对造反的事又不热心了。他一不热心，李世民可着急了，这个老爹爹怎么如此胸无大志，出尔反尔呢？

李世民不是拉拢了李渊的心腹裴寂吗？这时候，裴寂该派上用场了。李世民让刘文静去找裴寂，对他说：“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何不早劝唐公举兵，而推迁不已！且公为宫监，而以宫人侍客，公死可尔，何误唐公也！”
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这是人人都懂的道理啊！你都答应我们劝唐公起兵了，怎么还不快催着点儿！另外，你当晋阳宫监，居然私自把皇帝的宫女送给唐公，这可是欺君死罪。你死了也就罢了，可不要连累唐公！

刘文静这是在威胁裴寂，你做的那点事，别以为我不知道，我若是给你报告上去，你可吃不了兜着走，所以，还是按咱们之前的约定来，赶紧劝李渊起兵吧。

那么，裴寂到底劝没劝？劝了。他悄悄对李渊说：我前一段时间送您侍寝的那些女孩子都是晋阳宫的宫女，如果被皇帝知道了，我们都得死，所以，还不如造反算了。李渊本来还不知道自己犯了这么大的错，既然知道了，也就别无选择，只好下定决心，准备造反。

按照这种记载，虽说是李渊起兵，但前前后后都是李世民在张罗。从开始预谋造反，到建立造反班底，再到说服李渊，为李渊指明造反的方向和方法，全都是这个十八岁天才少年的功劳。是不是果真如此呢？其实并不是。有两个理由不容忽视。

第一，根据相关史书中一些蛛丝马迹的记载，李渊可不像《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说的那样窝囊，事实上，对于改朝换代，他是早有预谋的。唐朝笔记小说《隋唐嘉话》记载了这样一段话：“炀帝宴群臣，以唐高祖面皱，呼为‘阿婆’。高祖归，不悦，以语窦后，后曰：‘此吉兆。公封于唐，唐者堂也，阿婆即是堂主。’高祖大悦。”
大意是说，隋炀帝某次大宴群臣，李渊也参加了。因为李渊满脸皱纹，隋炀帝就打趣他，管他叫阿婆。李渊觉得很没面子，回家就跟夫人窦氏诉苦。夫人说：这是吉兆啊！皇帝管你叫阿婆。阿婆是什么？那是堂主。你封为唐国公，他说你是堂主，这不是说你要化家为国，当天下之主吗？李渊一听，高兴得不得了。

这件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史书并没有记载，但是，大业十二年（616），李渊被任命为太原留守，同一年，隋炀帝也下了江都，他俩能一块儿喝酒，说明这件事一定发生在这一年以前。换句话说，最晚在大业十二年（616），李渊也好，李渊的夫人也好，就在脑子里翻腾起了当天下之主的念头，根本不用李世民来启发。

其实，这一点都不奇怪。关陇贵族集团本来就有皇帝轮流做的传统，一旦现行统治者地位不稳固，内部立刻就会有人产生取而代之的想法。当年，大贵族杨玄感不也是基于这种想法才造反的吗？李渊是八大柱国之后，一个姨妈是隋文帝的皇后，另一个姨妈是北周明帝的皇后，他的妻子窦氏还是北周武帝的外甥女，两朝皇亲国戚，论根基，比杨玄感还要硬，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他怎么可能没有“彼可取而代之”的想法？所以说他早有预谋，根本不用儿子提醒，更不用儿子逼迫。

既然如此，那么，李世民所做的那些事，诸如拉拢文臣武将等是不是真的？我觉得，那些事情应该是真的，但是，它应该不是出自李世民的原创，而是李渊授意的。为什么这么说？有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如果没有李渊在背后支持，李世民一个十八岁的少年，哪里来的几百万私房钱去收买人心？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李渊的老辣来了，眼看着天下大乱，他也想乘时而起，但是，他是一个谨慎的人，知道自己身份敏感，目标太大，不方便行动。怎么办？就让儿子李世民替他来办这些具体的事，替他联络英雄。等英雄的野心被激发起来，他再假装窝囊，非让英雄们再劝一番，才最终表态。这其实也是为了进一步统一人心，凝聚思想，跟“三让而后受之”是一个道理。

只不过后来李世民通过政变做了皇帝，成了历史的胜利者，为了说明自己当皇帝的合理性，干脆篡改历史记录，把自己从执行者变成了主谋，又把老爸李渊刻画成了一个窝囊废而已。这个结论，最近一些年已经被历史研究者充分论证了。

二、晋阳起兵

经过李渊的老谋深算和李世民的努力协助，造反的班底算是搭建起来了。问题是，造反无论如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弄不好就要身败名裂。李渊是个城府很深的人，既然决定造反，那就一定要把准备工作做好，确保万无一失。造反之前，李渊一共干了五件大事。

第一，召集儿女。俗话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李渊要是造反，最信赖的当然是自己的儿女。可是，当时他的几个大一点儿的儿女中，只有李世民在身边，其余长子李建成、三子李元吉和女婿柴绍都不在太原。怎么办？往回叫吧。这几个孩子接到父亲的书信，也都拼命往回赶。到六月，基本都到了太原。

第二，收买民心。就在大业十三年（617）五月，太原留守李渊忽然接到一封皇帝的敕书。里面写着：“发太原、西河、雁门、马邑民年二十已上五十已下悉为兵，期岁暮集涿郡，击高（句）丽。”
大意是说，凡太原及其周边地区，男子在二十岁到五十岁的，统统当兵，到年底再去打高句丽。这不是扫地为兵，让老百姓都去送死吗？

这道敕书一传开，马上“人情恟恟，思乱者益众”。
老百姓都议论纷纷，想要造反。难道隋炀帝此时真的发出了这样一道敕书吗？其实并不是。这是李渊让刘文静伪造的。问题是，这个伪造的敕书太像真的了。谁都知道，隋炀帝一直对高句丽耿耿于怀，也一直没死了打高句丽的心，所以，说这道敕书是他发出的，绝对无人怀疑，也无人不恨之入骨。就这样，凭一封伪造的敕书，李渊成功地把太原变成了一个火药桶，也为自己以后起兵赢得了民心基础。

第三，大肆募兵。要想造反，不光要有民心，还要有兵力。李渊手里已经有了几万士兵，但是还嫌不够，还要再招募一些。当时，太原周边有很多支造反军队，其中有一支军队的领袖叫刘武周，此人借助突厥势力，把马邑太守王仁恭杀了，还抢占了隋炀帝的行宫汾阳宫。

李渊担任太原留守，不仅要防控突厥，还要防控起义军。现在，听闻起义军占了皇帝的行宫，李渊就把手下的军官都召集到一起，问他们：“武周据汾阳宫，吾辈不能制，罪当族灭，若之何？”
刘武周占据汾阳宫，我们却不能制止，论罪该当灭族，怎么办？

这些将领也都在为这件事发愁，此刻赶紧说，我们没主意，都听您的。听了这句话，李渊为难道：“朝廷用兵，动止皆禀节度。今贼在数百里内，江都在三千里外，加以道路险要，复有他贼据之；以婴城胶柱之兵，当巨猾豕突之势，必不全矣。进退维谷，何为而可？”
朝廷用兵，行止进退都要禀明上级，问题是，如今贼在三百里外，而皇帝在三千里外的江都，加上道路险要，还有别的盗贼盘踞，我们如此拘泥，盗贼则势如虎狼，两相较量，我们必然无法保全。真等禀报了皇帝再决定，那恐怕黄瓜菜都凉了，我也是进退维谷，不知怎么办才好啊！

手下一听，赶紧表态说：“公地兼亲贤，同国休戚，若俟奏报，岂及事机；要在平贼，专之可也。”
您既是宗亲，又是贤臣，同国家命运休戚相关，若是事事等着奏报，哪里赶得上时机？只要是为了平灭盗寇，专权也是可以的。意思是说，别禀报了，就您说了算吧。

李渊见目的达到了，这才说：“然则先当集兵。”
既然如此，那我就专权一把。现在兵力不够，要想大败起义军，只好赶紧募兵。文书发布出去，没过半个月，就招募了一万人左右，让李世民还有他结交的那帮英雄统领。

第四，除掉绊脚石。隋炀帝虽然派李渊担任太原留守，但对他也并不是完全信任。还派了两个副手，一个叫王威，另一个叫高君雅，让他们来监视他。这两个人本来也同意李渊募兵，但是把招募来的新兵都交给逃兵役的罪犯来统领，他们心里不免怀疑起来了。这个唐公，不会是想造反吧？想到这儿，他们决定先把刘弘基和长孙顺德抓起来审一审。李渊当时各项准备工作还没有完全做好，如果这时候把他手下的重要将领抓起来审问，难免会露出蛛丝马迹来，后果将不堪设想。可有道是“吉人自有天相”，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位贵人来给李渊帮忙了。

此人是山西当地的一个木材商人，名叫武士彟，就是大名鼎鼎的女皇武则天的爸爸。这个人精明强干，黑道、白道都能走，别看只是一介商人，但跟太原的军政长官都很熟。就在王威和高君雅想要追查李渊手底下那些统兵官将发未发之际，有一天，武士彟来找王威和高君雅喝酒。

大家平常关系都很熟，喝酒的时候，说话也比较开放，王威和高君雅也没想背着他，就说：“顺德、弘基皆背征三侍，所犯当死，安得将兵！”
刘弘基、长孙顺德都是逃避兵役之人，是罪犯，现在唐公让他们领兵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想把这两个人抓起来审一下。

武士彟一听他们这么说，大脑开始飞速旋转起来：太原留守和副留守之间产生矛盾了，而且不是一般的矛盾，这恐怕就是拥隋和反隋的两条路线斗争！在这两条路线之间，哪个更有前途？武士彟是一个聪明人，他觉得反隋更有前途。既然如此，何不给自己搏一个未来呢？想到这里，他装出一副推心置腹的样子，对王威和高君雅说：“二人皆唐公客，若尔，必大致纷纭。”
两位老兄真要去审刘弘基和长孙顺德？恐怕不妥呀。这两个人都是唐公的客人，现在并没有什么实实在在的证据，你就抓人家手底下的人，以后你们上下级之间的关系还怎么处理？还是先放放，有了证据再说吧。王威和高君雅也比较优柔寡断，觉得有道理，真就把这事儿给放下了，暂且算是救了李渊。

不过，虽然武士彟暂时替李渊挡了一下，但是眼看着李渊紧锣密鼓地张罗，王威和高君雅也不是傻子，心里的疑虑还是越来越大。怎么办？此时正逢太原大旱，李渊作为最高军政长官，要到晋祠去替百姓祈雨，王威和高君雅想来想去，打算趁李渊出城，身边没有防备的时候把他抓起来，交送隋炀帝。他反也罢，不反也罢，由皇帝说了算。这可是千钧一发之际，试想，起义都还没有开始，主帅如果被抓起来，那是什么后果？

但是，谋划了这么一件事之后，王威和高君雅又犯傻了。这两个人一贯办事不密，不小心把这事情告诉了他们的一个朋友。此人名叫刘士龙，是晋阳的一个乡长，算是基层公务员。

刘士龙也是个八面玲珑的人，内心判断了一番之后，把这件事报告给了李渊。李渊大吃一惊，连夜做了安排。第二天早晨，他照样和王威、高君雅一起坐在府衙里处理公务。处理未毕，刘文静带进来一个人，声称有密状。李渊就让他交给王威。没想到，这个告密状的人坚决不给，说自己这密状告的就是两位副留守，所以，坚决不能交给他们，一定请唐公您亲自看！

李渊一听，假装大惊失色，赶紧接过来看，只见里面赫然写着：“威、君雅潜引突厥入寇。”
王威、高君雅暗中勾结突厥人入侵。

直到此时，高君雅终于反应过来，破口大骂说：“此乃反者欲杀我耳！”
这是造反的人要杀我了啊！可是，此时再明白还有什么用？刘文静和刘弘基、长孙顺德一干人一拥而上，把两位副留守抓了起来，砍头了事。就这样，王威和高君雅举报李渊未成，反倒被李渊先发制人，成了冤死鬼。

把这两个绊脚石除掉，意味着李渊的内部稳定下来了，从此，整个太原城就听李渊的了！

第五，称臣突厥。现在，李渊兵源有了，民心有了，内部也稳定了，他还差什么？李渊要想夺取天下，还有一个最大的顾虑，那就是太原以北的突厥。突厥当时兵强马壮，一旦李渊发兵去攻打大兴城，他们从背后打过来，那李渊就腹背受敌了。怎么办呢？这时，刘文静出主意说，不如和突厥联合，这也是中原政权的老方法，当年北周和北齐都这么干。李渊也熟知此道，马上依计而行。

怎么联合突厥呢？李渊打点了一大堆金银珠宝送给始毕可汗，还以臣子对君主的礼仪，亲自给始毕可汗写了一封信，信上说：“欲大举义兵，远迎主上，复与突厥和亲，如开皇之时。若能与我俱南，愿勿侵暴百姓；若但和亲，坐受宝货，亦唯可汗所择。”
现在天下大乱，皇帝在江都不回来，这样不行！所以，我想举义兵，把他接回来主持局面。然后和突厥和亲，跟当年文帝时候一样。可汗若是愿意和我一起兴兵南下，那我当然欢迎，如果只是想和亲，不想和我们一起打仗，那我们也高兴，照样会奉上礼物。

这其实是给始毕可汗指了两条路，一条是帮李渊一起打，这是积极方案；还有一条路，就是不帮忙，但是也不坏事，这是消极方案。

两条道路都对突厥有利，始毕可汗当然不会拒绝。他到底选哪条道路呢？他选的是积极道路，派了两千兵马过来助阵。突厥这样一表态，李渊终于觉得，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大业十三年（617）七月，李渊以第四子元吉为太原太守，留守晋阳宫，坐镇后方。自己则在军门誓师，夹杂着打起绛、白两色大旗，表示既服从隋朝，又服从突厥，然后打着推尊远在大兴城的代王杨侑的旗号，和大儿子李建成、二儿子李世民一起，率领三万士兵，从晋阳宫出发，直奔大兴城而去了！那么，这支军队又会面临怎样的前景？

第十一章

关中易主

在起兵反隋的各路武装中，瓦岗军的李密实力最强，他也是胸怀大志之人，梦想着改朝换代。但是最终的胜利者却不是李密，而是在太原起兵的李渊。李渊为什么能笑到最后？面对李密这个有实力的对手，老谋深算的李渊是如何运作的？

一、拉拢李密

大业十三年（617）七月，李渊从晋阳起兵，直奔关中而去。这一路进兵，能否顺利呢？

征程顺利与否，一方面取决于自己的实力；另一方面还要取决于对手的实力。此时李渊的对手是谁？恐怕大多数人会不假思索地给出答案：当然是隋炀帝了。李渊打出反隋炀帝，不反隋朝的口号，声称要推尊代王杨侑，隋炀帝岂能饶他！毫无疑问，隋炀帝确实是李渊的对手，但是，此刻他远在江都，真是天高皇帝远，并不能真把李渊怎么样。

除了隋炀帝，李渊的对手还有谁？还有两个对手非常重要。一个是包围洛阳的造反派李密，另一个是在大兴城监国的代王杨侑。为什么李密是对手？很简单，因为李密和李渊有共同的志向，都是要打天下，改朝换代。这样一来，两个人自然形成了竞争关系。而且，李密的内心，也是想要占据关中的，现在李渊先下手为强，他能痛快吗？李密当时已经在洛阳周围打出了威风，是当之无愧的反隋盟主，李渊刚刚起兵，还比较弱势，此刻若是与李密为敌，李渊吃不消，也划不来。怎么办呢？

李渊是个聪明人，他主动给李密写了一封信。先表达了一番对李密的敬仰之情，然后说明自己只反隋炀帝，不反隋王朝的志向，告诉李密，自己并没有争夺天下的企图，希望李密理解。

李密接到信之后非常兴奋。要知道，李渊和李密虽然都是八大柱国之后，但是，李渊是祖父一辈任八柱国，而李密则是曾祖父一辈任八柱国，李渊比李密长了一辈，年龄比他大了十五岁左右。若论在隋朝的官职地位，李密更是没法跟李渊比。

现在，李渊主动跟自己沟通，而且信写得这么客气，李密心里很是受用，马上就让祖君彦起草了回信。信中先说：“与兄派流虽异，根系本同”
，一笔写不出两个“李”字，咱们五百年前本是一家子，关系应该是很亲近的。然后又说：“自惟虚薄，为四海英雄共推盟主，所望左提右挈，勠力同心，执子婴于咸阳，殪商辛于牧野，岂不盛哉？”
我自认为势单力薄，但被天下的英雄共推为盟主，希望能和各路英雄互相扶持，同心协力完成在咸阳抓住秦王子婴、在牧野灭掉商帝辛这样的大业。总而言之，就是进一步确认自己是反隋盟主，希望李渊追随他，一起灭掉隋朝。

李渊看见这封信后，不禁笑了起来。说：“密妄自矜大，非折简可致。吾方有事关中，若遽绝之，乃是更生一敌；不如卑辞推奖以骄其志，使为我塞成皋之道，缀东都之兵，我得专意西征。俟关中平定，据险养威，徐观鹬蚌之势以收渔人之功，未为晚也。”
李密这个人妄自尊大，还真把我当小弟了。不过，我可不想跟他计较。我若是跟他计较，那就等于又给自己多找了一个敌人，这毫无必要。因此，还不如好好地忽悠他，让他去给我堵住虎牢关，拖住东边的隋军，这样我才能一心一意地往西打。等我平定关中，他和隋军也就两败俱伤了，到时候，我再坐收渔人之利，岂不是最好的事情！

有了这样的策略，李渊给李密回信，就写得相当艺术了。他说：“殪商辛于牧野，所不忍言，执子婴于咸阳，未敢闻命。”
将商帝辛诛灭于牧野这样的话，我是不忍心说的；在咸阳抓住秦子婴的事，我也是不敢听的。言外之意，我是隋朝的忠臣，因此，你劝我像当年消灭商纣王、捉拿秦王子婴那样对待隋炀帝，我是不敢做、不肯做，也不忍做的。

但是，话虽如此，李渊又说了：“天生烝民，必有司牧。当今为牧，非子而谁！”
天生众生，必须要有管理他们的人，而今治民之人，不是您又能是谁呢？也就是说，我虽然不做，你却可以做呀！等你做了皇帝那天，如果能把我还封为唐公，我就心满意足了！还是摆出一副胸无大志的窝囊样子。

李密一看这封信，更加志得意满，跟手下说：“唐公见推，天下不足定矣！”
连唐公都推举我，看来天下不足平呀！真把李渊当成了伙伴，对李渊向关中推进也就没有任何意见了。就这样，李渊通过外交手段，成功地把一个敌人变成了盟友。

二、霍邑之战

再来看代王杨侑。李渊不是声称要推尊杨侑吗？怎么杨侑也成了敌人呢？这其实一点儿都不难理解。别看杨侑当时还是一个十三岁的孩子，但是，残酷的政治环境催人成熟。他非常清楚，李渊的所谓推尊，只是一个掩人耳目的幌子罢了，一旦让李渊进入大兴城，无论是大隋王朝，还是他本人，也就任人宰割了。所以，一听到李渊太原起兵的消息，代王杨侑马上安排两员大将进行殊死抵抗。

这两员大将，一个是虎牙郎将宋老生，率两万精兵，屯驻霍邑（今山西霍州）；还有一个是屈突通，率几万骁果，屯驻在河东郡（今山西永济）。霍邑也好，河东郡也好，都在从太原进军大兴城的必经之路上，代王杨侑是希望依靠这两位将军，把李渊挡在潼关以西。李渊要想打进关中，必须先把这两处拿下才行。这样一来，李渊和两位将军必将狭路相逢。

大业十三年（617）七月十四日，也就是起兵的第十天，李渊的军队已经打到了霍邑旁边。但是，就在这个地方，李渊遇到了第一次重大挫折。

七月，北方的雨季到了。连日阴雨，道路湿滑，李渊的军队没法往前推进，只好就地驻扎下来。可是，没过几天，驻扎就变得困难起来，主要的原因是没粮食了。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三万人的军队没粮食吃，这不是等着哗变吗？

这也罢了，就在这时候，有一条小道消息不知从何而起，说突厥人背信弃义，和刘武周一起攻打晋阳了！

这条小道消息一传开，军队马上就慌了神。晋阳是李渊军队的大本营，粮食也罢，其他补给也罢，全靠晋阳供应。此时，李渊已经派人回晋阳去调集粮食去了，如果晋阳失守，这粮食恐怕就调不过来了！再说，不光是粮食问题，好多军人的家属都在晋阳，一旦晋阳失守，这些老弱妇孺可怎么办！

这时候，威望很高的裴寂先行表态：“宋老生、屈突通连兵据险，未易猝下。李密虽云连和，奸谋难测。突厥贪而无信，唯利是视。武周，事胡者也。太原一方都会，且义兵家属在焉，不如还救根本，更图后举。”
我们前面是宋老生和屈突通的军队，这两个人都挺有本事，而且据险死守，恐怕一时之间难以拿下。东都的李密也不是什么好人，虽然表面上说是和我们联合，但也很难相信，没准儿就会乘人之危，突然打过来。突厥更不可信，那是唯利是图之人，如果他们觉得跟刘武周打太原得到的好处比我们送给他的多，那他们一定会背信弃义。而刘武周就是一个靠突厥吃饭的打手。太原可是我们的大本营，将士家属也都在那边，这个地方绝对丢不得。此刻太原告急，我们得赶紧回去救援，其他的事都得往后靠！很明显，裴寂主张撤军。

他的话刚一说完，年少气盛的李世民马上反驳。他说：“今禾菽被野，何忧乏粮！老生轻躁，一战可擒。李密顾恋仓粟，未遑远略。武周与突厥外虽相附，内实相猜。武周虽远利太原，岂可近忘马邑！”

这其实是一条一条地把裴寂的话给反驳回去了。

先说缺粮的问题。我们现在暂时是没有粮食，可七月田野里到处都是即将成熟的豆子和各种谷子，我们就近收割，也能解决一部分吃粮问题，这不是真正的危险。

再说敌人宋老生。宋老生是一个非常轻狂、暴躁的人，我敢保证，只要打一仗我就可以赢他，这个问题交给我，你也不用担心。

再说李密。你说李密可能偷袭我们，我认为不能。李密正守着他那几个大粮仓，美美地当着富家翁，他可没有那么积极进取。让他抛弃那份家底来攻打我们，我认为他做不到。

那么，刘武周和突厥呢？刘武周和突厥表面上是同盟，但其实也是各怀心事，互相猜忌。如果刘武周引得突厥人来打太原，他就不怕他刚刚占领的马邑也被突厥人顺手吃掉吗？

所以，这些担心是不必要的。既然如此，李世民打算怎么办呢？他说：“本兴大义，奋不顾身以救苍生，当先入咸阳，号
令天下。今遇小敌，遽已班师，恐从义之徒一朝解体，还守太原一城之地为贼耳，何以自全！”
我们是义军，打出的旗号是拯救天下苦难。如果我们真的怀揣理想，就应该一鼓作气，打到大兴去；如果我们说得挺好，结果遇到一点儿小挫折，就往回撤，天下人会怎么看待我们？追随我们的士兵，又会怎么看待我们？很可能他们就解体了。如果大军解体，那我们就算回到太原，守住太原，也不过是跟其他那些婴城自保的盗贼一样，除了眼前的一点利益，什么都没有。到时候朝廷来围剿我们，我们恐怕连自保都难。所以我认为，绝对不能往回退，一定要一往无前。

军队里出现了两派意见，李渊到底听谁的？他是个老成持重之人，觉得还是裴寂的说法更稳妥些，所以不顾李世民反对，勒令军队回师。

这样一来，李世民可着急了。想再去劝劝李渊，可是天色已晚，李渊睡下了，不见人。情急之下，李世民索性站在帐外，号啕大哭起来，哭得李渊都睡不着了，只好把他叫进来，问他哭什么。

好不容易赢得机会，李世民不由得慷慨陈词：“今兵以义动，进战则克，退还则散；众散于前，敌乘于后，死亡无日，何得不悲！
”如今士兵是靠大义聚集起来的，如果一鼓作气往前走，就能够打败敌人。但如果往回退，气势先没有了，士兵心散了，人也就会散去。到那时候敌人再从后面追杀我们，我们必死无疑。想到这些，我怎么能不哭？

李渊一听，觉得也有道理，赶紧说：“军已发，奈何？”
我已经让军队回撤了，怎么办呢？

李世民说：“右军严而未发；左军虽去，计亦未远，请自追之。”
我率领的右军整装而未发，大哥建成率领的左军虽然出发，但估计还没走远，请您下令，让我去追赶他们吧。就这样，连夜又把左军追回来了。

峰回路转。不仅士兵追回来了，李渊派回晋阳运粮食的人也回来了，当然，突厥人进攻的小道消息也不攻自破，军队随之安定下来。这时候已经进入八月，雨也停了，万事俱备，正好鼓行向前！

八月十二日，李渊大军经过一个月的耽搁，终于来到霍邑，与宋老生对峙。眼下宋老生是守，李渊是攻，守的人和攻的人，谁更着急？当然是进攻方着急。所以，李渊这时候又陷入了一个新的烦恼中，万一宋老生固守霍邑，不出战，怎么办？

这时候，李世民又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他说：“老生勇而无谋，以轻骑挑之，理无不出；脱其固守，则诬以贰于我。彼恐为左右所奏，安敢不出！”
您放心，宋老生有勇无谋，我们用轻骑向他挑战，按理他不会不出战；假使他坚守不出，我们就诬陷他对朝廷有二心，所以才拖延不战，他害怕被左右的人奏报，怎敢不出战呢？

李渊一听这个分析，不由得对这个儿子刮目相看。这条计策，够狠，也够毒！

到底怎样“以轻骑挑之”
？这时候，李渊先带着几百个骑兵到霍邑城东去迎接步兵，只有李建成和李世民带领几十个骑兵来到霍邑城下，他们拿着鞭子指来指去，好像在谋划将来怎么围城。

宋老生一看这些人如此嚣张，已经非常生气了，这时候，李世民他们又对着城头破口大骂起来，把宋老生骂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宋老生是个性情暴烈的人，早已忍无可忍，又看到李世民手下不过几十号人马，自然不放在眼里，领着三万士兵就从东门和南门杀了出来。这时候，李渊手下的步兵也到了，两军立刻陷入混战之中。

宋老生的军队从东门出来的比较多，李渊和大儿子李建成在霍邑城的东门列阵；李世民则在霍邑城南门列阵，对付从南门出来的守军。

宋老生的军队毕竟已经在城里养精蓄锐很久了，正处在以逸待劳的良好状态下；而李渊的军队则在外面风餐露宿了一个月，就连当天的早饭还都没吃，难免战斗力差一些。此刻李渊被宋老生的人马一冲击，不由得向后退去。这边李世民一看局面不好，当机立断，马上放弃南门，领兵就朝东门杀了过去。

这样一来，宋老生相当于腹背受敌，阵势就有点乱了。这时候，李世民挥舞两把大刀朝宋老生的军队砍了过去，一口气连杀了几十人，两把大刀都砍得卷了刃。古代人袖子宽，李世民又接连杀人，两只袖子里兜满了敌人的鲜血。只见他把袖子提起来，把血往外一倒，又冲入敌阵之中。有他这么身先士卒，很快，李渊这边的局势稍稍扭转了一些。

不过，虽然李渊的个人英雄主义很有魅力，但宋老生的三万士兵还是具有相对优势，如果持续战斗下去，胜负未可预料。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李渊这边也不知道谁喊了一句：已经抓住宋老生了！这样一来，军心大乱，宋老生的军队再也无心作战，只知道没命地往回跑。李渊是个久经沙场的老将，哪能让他们再跑回去，早领着骑兵先去把城门从外面关上了。

宋老生跑到城门边，一看门关着，进不去，慌不择路，一下子就跳进了城边的壕沟里。这不等于自寻死路吗？李渊手下的将军刘弘基走上去，一刀结果了宋老生。宋老生尚且死得如此凄惨，他手下的将士就更是可想而知了。按照《资治通鉴》中的说法，死者“伏尸数里”
，惨不忍睹。就这样，到薄暮时分，经过将近一天的搏斗，霍邑终于被攻克了，代王杨侑设立的第一道防线也就此失灵。

下一道防线就是屈突通把守的河东郡了。屈突通这个人前面提到过，是个厉害角色，大兴城里曾经有“宁食三斗葱，不
逢屈突通”
的歌谣。他可不比宋老生，他沉得住气，自从手下跟李渊打了一个败仗之后，他就再也不出城了，婴城固守。这对李渊一方相当不利。

怎么办？这时候，李渊这边又发生争执了。争执的双方还是裴寂和李世民。

裴寂说：“屈突通拥大众，凭坚城，吾舍之而去，若进攻长安不克，退为河东所踵，腹背受敌，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东，然后西上。长安恃通为援，通败，长安必破矣。”
我们必须先解决屈突通。否则，如果我们绕过他，进攻大兴，他就会从后面打我们，到时候我们不就腹背受敌了吗？所以，不如先集中全力解决他，只要把他打败，再破大兴就易如反掌了。这是主张按顺序来，先解决屈突通。

可是，李世民对此不以为然。他说：“兵贵神速，吾席累胜之威，抚归附之众，鼓行而西，长安之人望风震骇，智不及谋，勇不及断，取之若振槁叶耳。若淹留自弊于坚城之下，彼得成谋修备以待我，坐费日月，众心离沮，则大事去矣。且关中蜂起之将，未有所属，不可不早招怀也。屈突通自守虏耳，不足为虑。”
兵贵神速。我们如果尽快打到大兴，那边就会来不及谋划，也来不及决断，在乱成一团的状态下，我们拿下它才容易。如果我们现在耽搁在河东郡，大兴城那边就会加强防守，再打就不容易了。而且，关中地区造反的英雄也不少，但都还不成气候，如果我们尽快招抚，以后就是我们的好帮手，如果我们不去，怕是容易被别人利用啊！依我看，屈突通不过是个胆小鬼罢了，就算是我们绕过他去打大兴，他也不敢出来！

这两派意见谁的对？其实各有各的道理。那么，作为主帅的李渊怎么裁夺呢？李渊做了一个最妥当的裁决。他留下大儿子李建成，让他率领左路军，绕过河东郡，在河东郡西边的潼关驻扎下来，守着屈突通，不让他越过潼关救援大兴；同时，让二儿子李世民率领右路军全速前进，直取大兴！

三、儿女英雄

就这样，李世民率领右路大军，昼夜兼行，直奔大兴而去。当时，谁也料想不到，他这一路打得异常顺利。因为他的姐姐，也就是后来的平阳公主早就在大兴周边替他做好铺垫了。

李渊起兵之前，不是先把两个儿子李建成、李元吉，以及一个女婿柴绍都叫到身边了吗？柴绍临走之前，对夫人李氏说：“尊公举兵，今偕行则不可，留此则及祸，奈何？”
你父亲起兵，我必须去帮助他。可是现在我们不能一起走，但要单独把你留在此地，我又怕你会遭遇不测，怎么办？

李氏一听，马上说：“君弟速行，我一妇人，易以潜匿，当自为计。”
你只管赶快动身，我一个女人容易躲藏，可以自己想办法。

柴绍想了想，以大局为重，狠下心来，走了。他走了之后，李氏到底是怎么藏匿的？李氏才不会藏起来，她火速赶回鄠县的别墅，把家财全部拿出来，自己也开始招兵买马了！

在李氏招纳的这些兵将里，有一个名叫何潘仁的人最富传奇色彩。他本来是个西域胡商，也就是粟特人。眼看天下大乱，生意难做，他索性改行当起了盗贼，手下有好几万人。李氏看上了何潘仁这支势力，派自己的家奴马三宝去游说他，希望他跟着自己干。

何潘仁是个商人，头脑灵活。他知道，自己虽然有本事，但是恐怕很难成大事，而这李氏夫人，不仅自己英雄了得，还是唐国公李渊的女儿，跟着她，绝对更有前途。因此二话没说，改旗易帜，进入李夫人的麾下。

李氏旗开得胜，有了经验，也有了信心，接连派马三宝出使，逐渐把大兴周边那些盗贼就都集中到了自己手下，甚至连李密的伯父李仲文，这时候也被李氏招到了麾下。

手下有了这么多人，李氏开始攻城略地：诸如周至、武功、始平等大兴城周边的县城纷纷改姓了李，手下部队也迅速扩充到了七万，比李世民的兵还多。就这样，李夫人留在大兴，不仅自己毫发无伤，还给李渊进军关中扫清了障碍。这是多大的功劳！

等到李渊最终摆平了屈突通的势力，渡过黄河，李氏也派使者来迎接他。李渊一听说自己的女儿如此了得，占了那么多地盘，招了那么多人马，内心激动不已，谁说女子不如男！李世民不是作为先头部队先进入关中地区吗？李氏率领一万精兵和李世民在渭河北岸胜利会师，真可谓双峰并峙，儿女英雄！

有道是“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
，动乱年代，事功就是真理。李渊此刻一门心思谋发展，也就不管什么男女有别，男主外、女主内一类的教条了，重赏了女儿，让她和她的丈夫柴绍一样，开设幕府，自己任免官吏，她手下的军队，也号称“娘子军”，和其他军队并列。真是英姿飒爽，豪气干云！

四、关中易主

就这样，在几个得力儿女的配合下，到十月，李渊已经来到了大兴城的东门外，手下的兵力也从开始起兵时的三万发展到二十万。十月十四日，李渊把大兴城围了个铁桶一般。这时候，大兴城里面的代王杨侑正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为什么？就在这生死搏斗的关键时刻，杨侑身边最重要的辅佐大臣卫文升居然生病了！

隋炀帝下江都之前，安排了代王杨侑留守大兴城。而杨侑年仅十三岁，不能独当一面，于是隋炀帝就安排刑部尚书卫文升来辅佐他。这个卫文升能力不错，隋炀帝一伐高句丽的时候，被打得大败，各路大军多数都是十不存一，只有卫文升带的队伍全身而退，这让隋炀帝很是赏识。但他也有致命的缺点，他太老了，一身是病。此刻听说李渊围城，卫文升吓得一病不起，根本管不了任何事，而且很快一命呜呼。

这样一来，大兴城就等于群龙无首了，只能靠次一等的官员左翊卫将军阴世师、京兆郡丞骨仪两个人主持防守。所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指挥不力，战斗力自然就差远了。

守城的人差，围城的人可是越战越勇。围了将近半个月后，十月二十七日，李渊下令，向大兴城发起总攻。阴世师和骨仪两个人誓死抵抗，为了彰显抵抗的决心，甚至把李渊的祖坟都给挖了。但是，终究是弱不敌强，寡不敌众，十一月九日，李渊手下的军头雷永吉第一个跳上城楼，隋朝的首都大兴城被李渊正式攻破。这个时候，距离李渊誓师起兵，还不到半年。真可谓势如破竹。

李渊能够这么快取得成功，除了大兴城防守不力之外，还有两个原因至关重要。

第一，李渊这边的方略好，真正贯彻了兵贵神速的原则，让大兴城来不及做好防守准备，也让其他地方的隋军来不及增援。

第二，李密替他抵挡了隋军的主力。当时，隋军大部分有生力量都被李密牢牢吸引在了东都洛阳旁边，无暇西顾，这样一来，李渊才能够乘虚而入，一举让关中易主。所以，说李渊是吉人天相，也并没有错。

李渊进占大兴城，代王杨侑成了李渊的俘虏。怎么处置这个俘虏呢？李渊会不会把他杀了，自己当皇帝？才不会。大业十三年（617）十一月十五日，李渊准备了法驾（专门给皇帝用的仪仗）迎接杨侑，让他在天兴殿即皇帝位，改元义宁，同时遥尊远在江都的隋炀帝为太上皇。完全兑现了自己起兵时的诺言。

安顿好小皇帝，再解决自己的身份。李渊让小皇帝杨侑把自己任命为假黄钺、使持节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进封唐王。一句话，除了皇帝的名分不在，剩下所有的军政权力，全归了李渊。

可能有心急的人会想，既然都已经打下大兴城，掌握了全部权力，李渊为什么还要这么遮遮掩掩，不直接称帝？其实，此刻不仅是李渊不称帝，在洛阳叱咤风云的李密也没有称帝。

这一东一西两大英雄为什么都不称帝？道理有两个。

第一，出头的椽子先烂。这时候，不管是像李密那样的起义军还是像李渊这样的造反派，称公称侯的都不少，但这些称呼都还没有彻底颠覆隋朝统治的意思，所以从隋朝的角度讲更容易接受，从其他山头的角度讲也更容易接受。如果谁要称帝，他的性质马上就变了。不仅隋朝会围剿，在造反者这边也会成为众矢之的！

第二，中国古代人还有很浓厚的忠君观念。此刻，隋炀帝毕竟还在，隋朝也没有正式灭亡。在这种情况下公然称帝，那就是乱臣贼子，有违当时的道德观念。所以，无论是打下了西京的李渊，还是正在攻打东都的李密，都在悄悄观望。

就在这个时候，江都忽然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一下子改变了整个胶着状态。

第十二章

禁军谋叛

自从大业十二年（616），隋炀帝第三次下江都之后，天下局势越来越糟：窦建德占据河北大部；李渊攻占首都大兴城；李密围攻东都洛阳；杜伏威占领高邮，直逼江都；甚至后来，就连一直忠心耿耿保护隋炀帝的禁卫军也纷纷叛逃。隋炀帝在江都宫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隋炀帝是如何应对的？本应该忠心耿耿的禁卫军为什么会造反？

一、醉生梦死

随着隋炀帝抛弃中原，三下江都，大隋王朝土崩瓦解的局面进一步恶化。不仅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统治集团内部也纷纷举起了造反的大旗。其中，起义军的代表人物是李密，当时已经包围了东都洛阳，正在和隋朝的官军主力艰苦鏖战；而统治集团内部造反的代表人物则是李渊，当时已经占领了隋朝的首都大兴城。那么，当他们逐鹿中原的时候，隋炀帝又在干什么呢？

隋炀帝在醉生梦死。何谓醉生梦死？

第一个表现是纵情声色。到了江都之后，隋炀帝性情大变，一天比一天流连于所谓醇酒、美人了。此前提到，隋炀帝是个有远大理想的人，把帝王大业看得至高无上，整天忙得不可开交，因此，在私生活方面相当节制。他无论到哪里巡游，都把萧皇后带在身边，他的三个儿子，两个是萧皇后所生，好不容易姐姐乐平公主替他选了一个美女柳氏，他都没有心思见一见，以至于最后被自己的儿子齐王夺走，这还不是私生活检点吗？

但是，到了江都之后，隋炀帝一下子就变了。按照《资治通鉴》中的记载，他“荒淫益甚，宫中为百余房，各盛供张，实以美人，日令一房为主人。江都郡丞赵元楷掌供酒馔，帝与
萧后及幸姬历就宴饮，酒卮不离口，从姬千余人亦常醉”
。隋炀帝在江都宫修了一百多套豪宅，每套豪宅里都安插进一个美人，每天让一个美人当主人，招待隋炀帝、萧皇后以及他宠爱的姬妾喝酒。为了保证酒菜的供应，隋炀帝还让江都郡的郡丞赵元楷专门负责特供。醇酒、美人都齐了，隋炀帝每天酒不离口，口不离酒，喝得酩酊大醉。不仅他喝醉，跟着他下扬州的一千多个姬妾也是天天烂醉如泥。

描写隋炀帝的那些笔记小说不是说隋炀帝荒淫吗？给他编了不少故事，说他整天就知道醇酒、美人，那些故事，放在隋炀帝执政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瞎说，但是，如果放在隋炀帝第三次下江都之后，就趋近于事实了。

第二个表现是意志消沉。隋炀帝为什么在私生活上一下子荒唐起来了？因为到这个时候，他对国家的局势已经绝望了，再也不想建立什么大业了，所以，就开始用醇酒、美人麻痹自己。但是，麻痹终归是麻痹，它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快乐。

隋炀帝此刻真正的心境是什么？是消沉。《资治通鉴》中有一段记载，说他“退朝则幅巾短衣，策杖步游，遍历台馆，非夜不止，汲汲顾景，唯恐不足”
。一退朝就用一方幅巾把头发扎起来，穿上家常衣服，拄着手杖，在宫里到处游走，一直走到天黑透了才回去，好像要把所有的亭台楼阁乃至湖光山色都记在脑子里。

很明显，这是知道自己来日无多，舍不得这大好景致啊！

流连风景之外，隋炀帝还经常给自己算卦。他算卦的方式是观星。仰望着头顶深邃的星空，隋炀帝仿佛看到了自己莫测的未来。看够了星星后，他操着一口吴侬软语，对萧皇后讲：“外间大有人图侬，然侬不失为长城公，卿不失为沈后，且共乐饮耳！”
外面有好多人在算计我，但是，让他们算计好了，大不了我当长城公，你当沈后！这样的结局也没那么可怕，我们照样及时行乐！说完之后，接着喝酒，一直喝到烂醉。

长城公和沈后是谁？所谓长城公，就是陈朝的亡国之君陈叔宝，后来入隋之后封为长城公。而沈后则是陈叔宝的皇后。当年青年杨广平定江南，一举俘虏陈后主，那是何等意气风发，现在他倒自比为当年亲手打败的对手了，这又是何等的意志消沉！

还有一则故事更说明问题。有一天，隋炀帝忽然拿起一面镜子，照来照去，顾影自怜。照够了，他回头对萧皇后说：“好头颈，谁当斫之？”
我这么好的脑袋，不知道谁会把它砍下来呀？

萧皇后一听大惊失色，赶紧说：“陛下何出此言？”

那隋炀帝怎么回答？他苦笑着说：“贵贱苦乐，更迭为之，亦复何伤！”
人世间的贵贱苦乐都是轮着来的，就算失去了，又有什么值得难过的呢？

从这些记载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隋炀帝到了江都以后，已经非常明白自己的处境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是力图去改变处境，扭转局面，而是意志消沉，纵情声色，打算破罐子破摔。这不是醉生梦死吗？

那么，隋炀帝是否就在江都等死了？也不尽然。虽然他也担心有人要砍他的头，但他当时的主要想法并不是等死，而是割据。要知道，隋朝建立之前，中国南北分离，划江而治已经有三百多年了，而隋朝统一不过才二十多年。所以，在人们心目中，割据的印象还相当深刻，一旦统一的大帝国难以为继，划江而治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

其实，当年杨广坐镇扬州，谋取太子之位的时候，就曾经考虑过，万一不成，还可以割据江东。现在，兜兜转转一大圈后，他又回到扬州，也再一次考虑起割据的事了。《隋书·五行志》中的记载，隋炀帝这时候做了一个梦，梦里头，有两个小孩子在唱歌。唱的是“住亦死，去亦死，未若乘船渡江水”
，去也是死，离也是死，不如坐船渡过长江。这就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隋炀帝觉得，北方是回不去了，扬州在长江北岸，还是不够安全，要想安全，就得利用长江天险，划江而治。

渡过长江，到底往哪里走？这时候，有个地方自然地就浮现在了隋炀帝的脑海之中。这个地方就是丹阳，也就是今天江苏省的省会——南京，在隋朝以前，这个地方叫建康。说起南京，有一个固定的说法是“六朝金粉”。所谓六朝，是指孙吴、东晋、宋、齐、梁、陈。这六个王朝都定都于此，是个有定都传统的城市。正因为如此，当年，隋文帝平陈之后，曾经把建康夷为平地，表明自己铲除割据，天下一统的坚定决心。

但是现在，隋炀帝丧失了君临天下的能力，也丧失了君临天下的斗志，他又想起了这块六朝金粉之地，打算在这里重新建都，割据江东。当年结束割据的杨广，现在自己反过来谋划割据，这是个多大的讽刺啊！

隋炀帝想要迁都割据，但迁都是国家大事，不能说迁就迁，当然得和大臣商议。这一商议，马上，两派不同意见就针锋相对起来。

第一派是赞同派，代表人物是内史侍郎，“五贵”之一的虞世基。虞世基就是江南人，定都江南对他有利，所以当然支持。

第二派是反对派，代表人物是右候卫大将军李才。此人是个武将，出身关陇贵族集团，当然不愿意隋炀帝定都江南，所以，“极陈不可，请车驾还长安”
。极力说明迁都不可取，请隋炀帝赶紧回大兴。

两个人意见针锋相对，干脆就在朝堂里面争执起来，甚至从里面一直吵到外面。面对这样的局面，隋炀帝作何反应？他一改往日雷厉风行的作风，一言不发。皇帝不开口，朝堂上的气氛可就诡异起来了，每个人都在观望，也在心里激烈地斗争。

沉默了一会儿，终于，有一个小人物说话了。此人是门下录事——衡水人李桐客。他说：“江东卑湿，土地险狭，内奉
万乘，外给三军，民不堪命，恐亦将散乱耳。”
江东气候不好，土地也少，经济能力不强。让这个地方支撑起一个中央政府和军队，是很难办到的，一定会加重老百姓的负担，到时候，老百姓就会造反，所以，别以为江南就安全。

这不还是反对吗？这样一来，正反两面的平衡就被打破了，形成了二比一的局面。隋炀帝怎么处理呢？要知道，迁都本来就是隋炀帝的意见，他自然不可能喜欢反对派。不过，不喜欢归不喜欢，李才毕竟是三品大员，手握兵权，现在隋炀帝虎落平阳，难免要忌惮一些，不好轻易发作，所以，李才提意见的时候，隋炀帝不说话。但等到小人物李桐客一开口，隋炀帝可就没必要客气了，他立刻变了脸色。

朝廷里永远不缺见风使舵的人。一见皇帝不悦，马上就有御史顺着隋炀帝的意思弹劾李桐客了，说他谤毁朝政。李桐客也随即被拖下朝堂，丢进了监狱。

有了李桐客的先例，文武百官也就彻底明白了，这哪儿是让我们来讨论，这就是让我们来鼓掌通过的。于是，百官公卿纷纷表态，说：“江东之民望幸已久，陛下过江，抚而临之，此大禹之事也。”
江南百姓渴望陛下临幸已经很久了，陛下过江抚慰百姓，这简直就是追踪大禹南巡的事迹啊！

既然百官都认可了，隋炀帝立刻下令，修建丹阳宫，准备迁都！

按照隋炀帝的想法，在江南再修一座都城，就等于给自己再加一个安全阀，但是，他万万没想到，这个决策一出来，一场大祸马上就要降临了。

二、骁果思归

这场大祸来自禁军。随着迁都的决议一下发，跟着隋炀帝从大兴城南来的那些禁军不干了。此前提到，为了打高句丽，隋炀帝在原有的府兵之外又招募了一批士兵，号称“骁果”。这些人骁勇善战，很快就成了隋朝的军事主力。隋炀帝下江都，也把这批骁果带过来了，作为禁卫军，保卫自己的安全。问题是，骁果大多是关中人，来到江都没多久，就开始思念家乡了，很多人干脆开了小差，往回跑。

怎么遏制这一风潮呢？“五贵”之一的裴矩给隋炀帝出了一个主意。他说：“人情非有匹偶，难以久处，请听军士于此纳室。”
这些年轻小伙子要是没成个家，就很难在南边待下去，不如让他们在这里结婚，一结婚，人就会安定下来了。

隋炀帝一听大为赞赏，马上下令，把江都待字闺中的少女和寡妇都集中到江都宫，让将士随意挑选，保证军婚。若是将士中有哪位在江都已经有了心上人，这时候只要出来承认，隋炀帝也一律玉成，绝不会说你违反纪律。就这样，很多骁果都在江都建立了小家庭，暂时安定了下来。

但是，这安定只是暂时的，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回家始终是不变的期待。现在，一听说隋炀帝要迁都丹阳，骁果又骚动起来了。虽然我们在这里娶妻，但是，我们的父母兄弟还在关中，祖坟也在关中，我们可不想客死他乡啊！

这样一来，随着隋炀帝下令修建丹阳宫，骁果们又开始纷纷叛逃。禁军叛逃，这可是直接威胁皇帝安全的大事，怎么办呢？隋炀帝的办法是来硬的，只要抓回来，一律斩首，哪个营的骁果跑了，长官还要负连带责任。他想要通过这种手段来震慑骁果。然而，这个手段太糟糕了，普通骁果并没有真的被吓住，倒是将领开始人人自危，也想逃跑了。

在逃跑的将士中，有个领头人叫司马德戡。此人也出身关陇集团，曾经和杨素一起打过汉王杨谅，跟隋炀帝一起打过高句丽，心思灵敏，战功卓著，深受隋炀帝宠幸。到江都之后，隋炀帝任命他担任虎贲郎将，统领一万多骁果，在江都的东城驻扎。现在，眼看隋炀帝不打算回去，骁果又纷纷逃亡，司马德戡也开始动了脑筋。隋朝眼看大厦将倾，我要不要陪他殉葬呢？就算我一直忠诚，万一手下人跑路，我会不会受到牵连？想来想去，司马德戡决定，干脆跑路算了。

司马德戡觉得，众人拾柴火焰高，只是自己一个人跑，比较危险，如果跑的人多，反倒安全了。怎样才能劝说更多的人跟他一块儿跑？司马德戡先找了自己的两个好朋友，也是两员武将，一个叫元礼，另一个叫裴虔通，跟他们做思想工作：“今闻陛下欲筑宫丹阳，势不还矣。所部骁果莫不思归，人人耦语，并谋逃去。我欲言之，陛下性忌，恶闻兵走，即恐先事见诛。今知而不言，其后事发，又当族灭我矣。进退为戮，将如之何？”
陛下现在想在丹阳建都，我手下的那些骁果都在议论纷纷，想要回家。我倒是很想跟皇帝陛下打个预防针，但是陛下这个人爱猜忌，又讨厌听坏消息，我若是现在告诉他有好多人要跑，没准儿他一生气先把我杀了。可是，如果我不告诉他这件事，万一我手底下的人跑了，他还是会杀我。所以我是进被杀，退也被杀，你们说我该怎么办？

听他这么一说，元礼和裴虔通也深有感触，都说：是啊，我们也都替你担心。听两位朋友这么说，司马德戡不由得冷笑道：你们替我担心？照我看来，你们还不如替自己担心呢。元礼和裴虔通吃了一惊，赶紧问：我们又没领那么多兵，我们担心什么？

司马德戡说：“我闻关中陷没，李孝常以华阴叛，陛下收其
二弟，将尽杀之。吾等家属在西，安得无此虑也！”
我听说李渊已经占领了关中，好多留在关中的官员都投降了他。比如华阴县令李孝常，就投降了李渊。他投降了倒不要紧，他弟弟却还跟着陛下在江都。现在陛下听说李孝常背叛，一气之下，把他的两个弟弟都给杀了，这多冤枉啊。你们二位想想，万一你们的哪位亲戚也干出像李孝常那样的事来，你们不也就跟着倒霉了吗？

听他这么一说，裴虔通不由得变了脸色，说：“我子弟已壮，诚不自保，正恐旦暮及诛，计无所出。”
我们裴家是一大家子人，我的儿子也罢，弟弟也罢，都是成年人了，散落在各地做官，我真怕他们做出背叛陛下的事情，最后牵连到我。我为此也是整夜睡不着觉，可就是想不出办法来。

司马德戡觉得自己的动员已经有了成效，这才说：“同相忧，当共为计取。骁果若走，可与俱去。”
我们现在都是朝不保夕，何不一同想想办法？依我之见，在这里是极不安全的，如果骁果逃亡，我们就跟他们一起逃吧！

既然彼此同病相怜，裴虔通和元礼也随即决定：“诚如公言，求生之计，无以易此。”
您说得有道理，为了活命，也只好这样了。

就这样，司马德戡、元礼和裴虔通组成了逃亡领导小组，各自发展下线，联系更多的人逃亡。因为司马德戡担心的那两个问题已经成为公共问题，所以很多官员，包括内史舍人元敏、虎牙郎将赵行枢、鹰扬郎将孟秉等都感同身受，纷纷加入这个密谋逃亡的队伍。

有道是人多力量大，参与密谋逃亡的人多了，大家的恐惧心也就小了，这些人居然“日夜相结约，于广座明论叛计，无所畏避”
。他们就在大庭广众之下公然讨论叛逃的事情，一点也不顾忌。

俗话说隔墙有耳，司马德戡等人这么大肆谈论，很快，这些话就被一个宫女听到了。这宫女是个负责任的人，赶紧向萧皇后汇报说：“外间人人欲反。”
外边那些骁果都在议论着要造反呢！

萧皇后是个性格深沉的人，她想了想，对宫女说：“任汝奏之”
，于是这个宫女就向隋炀帝汇报了。

按道理讲，这个情报太重要了，隋炀帝应该暗暗调查真相，重重奖赏举报人吧？才不会。隋炀帝听罢勃然大怒，说这个宫女不守本分，多管闲事，竟然把这个宫女给杀了。这不是讳疾忌医，掩耳盗铃吗？一个皇帝，消沉到如此地步，又懦弱到如此地步，还残暴到如此地步，真是无药可救了。隋炀帝这边自欺欺人，司马德戡那边也就更加肆无忌惮，过了几天，他们的计划又被另一个宫女听到了。这个宫女还是按照规矩，先跟萧皇后汇报，说听见骁果士兵密谋逃跑。

这回萧皇后怎么回应她的呢？有了上次的教训，她还能怎么回应！听完之后，萧皇后长叹一口气说：“天下事一朝至此，无可救者，何用言之！徒令帝忧耳！”
天下时局已经是这个样子了，救不了了，还说什么呢？说了也只是让陛下担心而已，干脆别说了！这话说得多么无奈，多么沉痛！

史载萧皇后知书达理，明辨是非，从十四岁嫁给隋炀帝开始，一直追随在隋炀帝身边，跟隋炀帝也算恩爱有加。这样的才华，这样的感情，本来，她也有机会成为像婆婆独孤皇后那样的皇后，无论是对丈夫，还是对政治，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然而遗憾的是，萧皇后是萧梁王朝的后裔。作为江南佳丽，她本性柔弱；作为亡国遗民，她又未免多了一份恭顺小心。再加上她的丈夫隋炀帝又是一个权力意志强烈、刚愎自用的人，所以，萧皇后虽然也不乏政治头脑，但始终无从伸展，只能默默看着，也跟着隋炀帝一起走向深渊，这是她的人生悲剧，与此同时，也是隋朝的政治悲剧。

就这样，隋炀帝众叛亲离，连亲人也不再提醒他迫在眉睫的危险，眼看一场大规模的禁军逃亡是在所难免了。事实上，司马德戡已经定好了日期，就在大业十四年（618）的三月望日，也就是三月十五日逃亡。但是，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故，一下子让这场逃亡运动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三、逃亡变造反

就在司马德戡等人拼命发展下线，极力扩充自己势力的过程中，一个野心家出现了。他就是将作少监宇文智及，也就是隋炀帝最信任的宰相，“五贵”之首宇文述的二儿子。

当年，隋炀帝宠爱宇文述，把自己的女儿南阳公主嫁给宇文述的儿子，两个人成了儿女亲家。那个尚公主的乘龙快婿，是宇文述的三儿子宇文士及。

除了这个三儿子之外，宇文述还有两个儿子，老大叫宇文化及，老二叫宇文智及，哥儿俩都不是什么好人，整天就知道斗鸡走狗，调戏妇女，所以人送外号“轻薄公子”。光是轻薄浮华也罢了，兄弟俩还特别贪婪，为了赚钱，公然违反隋炀帝的禁令，私自和突厥人做生意，搞得隋炀帝非常恼火，把他们关了好几个月禁闭，想要斩首示众，后来还是南阳公主求情才刀下留人。

不过，虽然没有杀死这两个为非作歹的家伙，隋炀帝还是惩罚了他们，把他们从宇文述的儿子贬为家奴，将近十年都没有让他们出来当官。

后来，宇文述临死之前，奏上一表，请求隋炀帝可怜自己这两个不肖子，给他们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隋炀帝念及老臣的情分，这才重新启用这哥儿俩，让哥哥宇文化及当了右屯卫将军，掌管禁军；弟弟宇文智及则当了将作少监。

不过，别看宇文智及为人很差，脑子却非常灵活。他听说了司马德戡等人的叛逃计划之后，马上摇头说：“主上虽无道，威令尚行，卿等亡去，正如窦贤取死耳。”
皇帝虽然不怎么样，但毕竟还是皇帝。是皇帝就有皇帝的权威。你们现在要逃跑，肯定只能动员一部分人跟你们跑，而其他人还是会听皇帝的命令，去追杀你们。你们如果被追回来，也会像另一个逃跑的大臣窦贤一样，难免一死。所以，这个办法不妥当。

那怎样才妥当？宇文智及出主意说：“今天实丧隋，英雄并起，同心叛者已数万人，因行大事，此帝王之业也。”
如今老天都要灭掉隋朝，所以天下英雄并起，这正是逐鹿中原的好时候啊。你们既然已经发动了几万人，那还逃跑干什么？还不如直接造反，把皇帝干掉，咱们自己当皇帝，这才是帝王大业！

司马德戡等人一听，真如醍醐灌顶，反正都是冒险，何不干脆扯起大旗造反，还逃跑干什么！到底是宰相的儿子，眼界就是不一样。大家赶紧表示，听宇文智及的。

这样一来，整个事情的性质可就变了。原来只是要逃跑，这还是消极自保，现在要造反，那就是要夺取政权了。性质变了，领袖也就得变一变了。逃跑的时候固然也需要领袖，但跑完了之后大家各奔东西，所以这个领袖的意义不太大。造反就不一样了，造反的领袖，没准儿就是未来的皇帝，这可就值得好好考虑一下了。

这个造反的领袖会不会还是当初挑头的司马德戡呢？那不可能，他威望不够。司马德戡虽然也是关陇集团出身，但因为父亲早死，早年还曾经给人杀猪卖肉，养家糊口，这在当时人心目中可不算什么光彩的历史。就算不提早年经历，看现任官职，也不过是虎贲郎将，五品官，以这样卑微的身份，怎么可能服众！

谁能服众呢？以当时的情形看，毫无疑问，宇文家的人才能服众。宇文家族是关陇贵族集团成员，宇文述是隋炀帝后期最受宠信的宰相，宇文士及还是隋炀帝的女婿，这样的三重身份，在当时无人能及。

如此说来，这领袖是不是就应该选出主意的宇文智及了呢？那也不行。因为宇文智及还有一个哥哥，叫宇文化及，此人因为是嫡长子，所以承袭了宇文述的爵位——许国公，算是宇文述的继承人。而且，当时担任右屯卫将军，这是三品官，还是禁军统帅，在军队中更有号召力。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比宇文智及更合适一些。

考虑到这些因素，司马德戡等人又把宇文化及找了来，推举他当领袖。那么，宇文化及对此是什么反应呢？按照《资治通鉴》中的记载：“化及性驽怯，闻之，变色流汗，既而从之。”
别看平时无恶不作，但事到临头，宇文化及比谁都胆怯，吓得两腿发抖，汗流浃背。不过，尽管汗流浃背，他只略微沉吟了一下，就还是接受了。无论如何，当皇帝的诱惑实在太大了，身为关陇贵族集团的成员，哪个不想当皇帝呢？

就这样，因为隋炀帝在天下大乱的情况下抛弃关中，打算割据江南，他的亲信卫队骁果产生了逃亡回家的打算；又因为隋炀帝意志消沉，实行鸵鸟政策，这些逃亡者肆无忌惮地发展势力；而在发展势力的过程中，他们原本比较简单的回家意愿就被出身关陇贵族的野心家宇文氏兄弟利用了。此刻，这些逃兵的新领袖宇文化及想要的，已经不是回家，而是要造反，当皇帝！既然如此，他会怎样对待现任皇帝隋炀帝？隋炀帝到底会面临怎样的结局？

第十三章

江都宫变

大业十四年（618），隋炀帝的禁卫军骁果发动兵变，夜袭江都宫。但根据记载，当时在江都宫城外有大将军来护儿，宫城内也有精锐的给使营守卫。在内外守备森严的情况下，骁果军怎么能突破重重防线，顺利进入江都宫？面对死亡，隋炀帝会是怎样的反应？不可一世的隋炀帝，为什么最后会死于一个无名小卒之手？

一、江都宫变

政变需要什么？除了领袖、武装这一类基本准备之外，政变还需要一个触发点，或者说，一个导火索。现在，宇文智及和司马德戡要鼓动骁果政变，导火索是什么？他们编造了一个谣言，在骁果之中煽风点火。谣言说：“陛下闻骁果欲叛，多醖毒酒，欲因享会，尽鸩杀之，独与南人留此。”
陛下已经知道你们这些骁果要叛逃了，他准备了许多毒酒，想要趁宴会之机，把你们都毒死。毒死你们这些关中籍贯的骁果之后，他自己再和南方人留在江南过好日子。

这个谣言一出来，骁果可真被激怒了：我们只不过想回家而已，并没有把你怎么样，你居然就要毒死我们！既然你对我们不仁，休怪我们对你不义！

眼看着骁果人人惊恐，个个愤怒，司马德戡觉得时机差不多了。大业十四年（618）三月十日，他就把骁果中的大小头目都召集起来，跟他们说了政变的打算。这些小头目只回了一句话：“唯将军命！”
我们都听您的了！

就这样，政变的动员顺利完成，当天下午，政变正式开始了。

三月十日这一天，正好是个阴雨雾霾的天气，下午四五点钟，天就已经黑了。趁着天黑，司马德戡把御马厩里的御马都牵了出来，又把兵器磨得闪闪发光，这是所谓厉兵秣马。紧接着，每个将领的职责也分配清楚了。其中，宇文智及在宫城外策应，宫城里的工作则由司马德戡负责。

司马德戡的两个哥儿们元礼和裴虔通本来就负责殿内宿卫，现在，他们继续负责大内里的工作，盯着隋炀帝。另一个叫唐奉义的将领本来负责关闭城门，这时候，司马德戡对他说，当天晚上城门只要虚掩，不上门闩，确保城里城外往来畅通。司马德戡本人则负责把几万造反的骁果都集中到他管辖的东城，作为战斗主力。这一切安排好以后，到了三更，司马德戡点燃火把，跟城外的宇文智及通风报信。

这一打火把，隋炀帝可就看到了，再说，毕竟是几万士兵集结，总会有动静，所以，隋炀帝也觉得有点儿反常，就问殿下宿卫的裴虔通怎么回事。

裴虔通气定神闲地回复道：没什么大事，草坊失火了，正救火呢。

裴虔通是从隋炀帝当晋王的时候就一直跟随身边的老臣，隋炀帝对他一向信任有加，现在听他这么说，也就信以为真，不理论了。

隋炀帝不理论了，可是，就在这最危急的关头，有两个人看出问题来了。

第一个发现问题的是燕王杨倓。杨倓是隋炀帝的长子元德太子杨昭的儿子，当时只有十六岁，聪明俊秀，是隋炀帝最喜欢的孙子。杨倓当时住在宫外，听见士兵吵吵嚷嚷，他马上明白，这是出大事了，禁军们怕是要造反！怎么办？赶紧给隋炀帝通风报信吧。

别看杨倓只有十六岁，但是他知道，这时候不能走任何正规渠道了，只能偷偷地溜进去。于是，杨倓趁着夜色偷偷从宫城北边的芳林门旁边的排水口爬了进去，打算从这儿经过玄武门，再到隋炀帝的寝宫。

杨倓有防备，造反的骁果更有防备。杨倓刚到玄武门，就被守门的士兵拦住了，问他半夜进宫干什么。杨倓回复说：“臣猝中风，命悬俄顷，请得面辞。”
我突然中风了，就要死了，请让我当面向皇上告别。

这谎话编得也太离谱了，谁会相信！不仅不让他进，裴虔通干脆把杨倓抓了起来。这样一来，杨倓想要挽救危局的努力也就落空了。

第二个发现问题的是“五贵”之一的宰相裴蕴。宇文智及在宫城外集结兵力的事情，被江阳县的县令知道了。这个县令忠实于隋炀帝，赶紧把情况汇报给了宰相裴蕴。裴蕴一听也很着急，情急之下，就想假传圣旨，把宫城外所有军队都交给大将来护儿调遣，然后再把替隋炀帝划龙舟的那些殿脚（船夫）都集中起来，交给燕王杨倓调遣，靠这两支力量先逮捕宇文化及兄弟，然后再打进皇宫，救援隋炀帝。

这个主意听起来相当不错，如果顺利实施，未必不能力挽狂澜。然而，它并没有实施。因为裴蕴犹豫了一下，他觉得，这件事自己一个人做不来，还得找另一个宰相虞世基。

为什么要找虞世基？自从宇文述死后，虞世基就成了隋炀帝面前最能说得上话的人了，算是首席宰相，位置比裴蕴靠前。更重要的是，虞世基当时担任内史侍郎，所有的制诏，都是由隋炀帝口述，他来起草的。现在裴蕴想要假传圣旨，也得由他来起草和发布。既然如此，那就先找虞世基去。

听了裴蕴的想法，虞世基会做出怎样的判断呢？那就得看虞世基是什么人了。我们此前探讨朝廷“五贵”的时候曾经提到过，虞世基是个标准的秘书人才，非常柔顺、听话，让他照着隋炀帝的意思说话办事，他很擅长，但是，让他在危急关头自己做出决断，他可就不擅长了。现在，裴蕴请他假传圣旨，发布号令，他哪里有那么大的胆子！万一这个情报是假的呢？他怎能担得起那么大的责任！所以，干脆否决了裴蕴的意见。就这样，因为虞世基的不敢担当，这个拯救危局的机会也丧失了。

两个先知先觉者都无能为力，这样一来，隋炀帝也就真的成了孤家寡人，任凭叛军宰割了。

第二天，也就是三月十一日凌晨，叛军兵分两路，进入隋炀帝的后宫。

先看第一路。这一路由裴虔通率领，带几百个骑兵直扑隋炀帝的寝殿成象殿。当时，宿卫成象殿的是右屯卫将军独孤盛。独孤盛一看裴虔通气势汹汹地扑了过来，赶紧问：怎么回事？裴虔通说：“事势已然，不预将军事；将军慎毋动！”
我们是搞政变的，目前形势已经这样了，不关独孤将军您的事儿，您只需保持沉默，一边儿待着去。我们也不杀您。

独孤盛是忠臣，一听这话，来不及披上盔甲，挥起大刀就扑了过去，他手下只有十几个人，裴虔通身边可是有几百人，寡不敌众，没几分钟就被砍倒在地上，这样一来，裴虔通再往前推进，也就无人阻挡了。

再看第二路。第二路由司马德戡率领，直扑玄武门。玄武门在隋唐时期可是非常敏感的一道门户，那是宫城的北门，隋唐时期，皇帝居住的宫城在城市的北面，因此，从北门进去，就能直接进入皇帝的后宫。既然玄武门如此重要，一般来讲，皇帝也都会把最信任、最精锐的部队放在这里，保卫自己的安全，隋炀帝也是如此。

自从到了江都之后，隋炀帝就从官奴里挑选了几百个壮汉，号称给使，专门宿卫玄武门，算是最后一道防线。为了确保给使忠诚，隋炀帝给他们的待遇特别优厚，甚至把貌美如花的宫女赐给他们做妻子，所以，这些给使对隋炀帝忠心耿耿。既然如此，司马德戡率军突入玄武门，给使一定会拼死抵抗吧？根本没有。事实上，给使们居然集体失踪了。

这是怎么回事？原来，隋炀帝和给使之间有个联络人，是个司宫（宦官），姓魏。隋炀帝对给使有什么吩咐，都让魏司宫传达。可是，恰恰就是这个魏司宫，当时已经被司马德戡拉下水，成了内应。这一天，魏司宫假传圣旨，让给使们都外出休假，所以，关键时刻，给使们居然一个都不在。

就这样，隋炀帝精心打造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没能发挥作用，司马德戡大摇大摆地进了玄武门。

二、隋炀帝殒命

两路大军都进了宫，外面吵嚷的声音越来越大，隋炀帝终于意识到，这不是失火，而是有人造反了！赶紧换了一套衣服，逃到了西阁。这时候，裴虔通和元礼已经进入寝宫了，可是，到处找不着人。

一看隋炀帝不在宫里，裴虔通他们提着刀就进了永巷。永巷是宫女的集中住宅区，在这里，裴虔通一把抓住一个小宫女，把刀架到她的脖子上，问：皇帝躲到哪儿去了？小宫女赶紧往西阁指了指。

马上，一个叫令狐行达的将领又提着刀直奔西阁。隋炀帝看见人来了，知道躲不过，就隔着窗户问令狐行达：“汝欲杀我邪？”

令狐行达回道：“臣不敢，但欲奉陛下西还耳。”
我不敢杀您，我是想奉迎您一块儿回到关中老家去。说着，就冲进西阁，把隋炀帝从西阁里拉了出来。

这一下，隋炀帝可是直面叛军了。这一看不要紧，领头的将军居然是自己多年的亲信裴虔通，隋炀帝不由得问了一句：“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
你不是我的老朋友吗？你恨我什么？你为什么也造反？

裴虔通说：“臣不敢反，但将士思归，欲奉陛下还京师耳。”
我不敢造反，只是骁果们都想回家，我们想奉迎陛下跟我们一块儿回家。

隋炀帝一听，赶紧顺水推舟，说：“朕方欲归，正为上江米船未至，今与汝归耳！”
原来你们想回家啊！我也想回去，只是上游的运粮船还没有到，我想等一等这船，等咱们粮草充实了再回家。如今也不用等了，我这就跟你们走！

这番话能不能救得了隋炀帝？救不了，太晚了！

既然抓住了隋炀帝，那就该迎接这些叛军自己选定的领袖宇文化及了。宇文化及其实是个最窝囊不过的人，只是凭借宇文述长子的身份，才被捧到这个位置上来，在政变中也没干什么具体的事，就躲在家里。现在，来人禀报，说隋炀帝已经被抓住了，请他出面主持工作，宇文化及一时还反应不过来，哆里哆嗦，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只是在众人的簇拥之下，机械地跨上马，往宫城里走。这一路上不断地有人在马前拜见，宇文化及就趴在马鞍上，低着头，连说“罪过”，完全不像个领袖的样子。

好不容易到了宫城门口，司马德戡已经在那里迎接他了，把他领到朝堂，称他为丞相，让他在这里等着见隋炀帝。这边，司马德戡刚刚安顿好宇文化及；那边，裴虔通就对隋炀帝发话了：“百官悉在朝堂，陛下须亲出慰劳。”
百官现在都在朝堂里等着了，陛下，您需要到朝堂走一遭。紧接着就牵过来一匹马，逼隋炀帝上马。

到这个时候，隋炀帝反倒镇定下来了，看了一眼马鞍，说：这么破的鞍子，没法用，换一个好的来！裴虔通没办法，只好又找了一副新的马鞍换上。隋炀帝这才不疾不徐，挺身上马。裴虔通一只手牵着缰绳，一只手提着刀，出了宫门。叛军一看昔日耀武扬威的隋炀帝今天居然任人摆布，马上欢声雷动。

眼看就要到朝堂，宇文化及又胆怯了，不敢直面隋炀帝，只是传出话来说：“何用持此物出，亟还与手。”
别让这家伙出来，赶快弄回去，杀了算了！

裴虔通遵令，又把隋炀帝给拉回了寝殿。随即和司马德戡一起，拔出刀来，虎视眈眈地盯着隋炀帝。

事已至此，隋炀帝也知道死到临头了，他叹了一口气，说：“我何罪至此？”
我有什么罪，你们非要杀我？

怎么回答呢？有一个叫马文举的叛军喊道：“陛下违弃宗庙，巡游不息，外勤征讨，内极奢淫，使丁壮尽于矢刃，女弱填于沟壑，四民丧业，盗贼蜂起；专任佞谀，饰非拒谏；何谓无罪！”
陛下难道以为自己没罪吗？陛下抛弃宗庙，四处巡游，对外征伐不已，对内穷奢极欲，让我们的青壮年男子都战死在沙场，让我们的老弱妇孺都饿死于沟壑，让士、农、工、商四民全部失去本业，让盗贼蜂起，天下大乱。你还任用奸佞，拒绝谏言，文过饰非。这些难道不是你的罪过吗？

这一番话说得义正词严，把隋炀帝的问题揭示得清清楚楚，相当有分量。隋炀帝怎么回答呢？他说：“我实负百姓；至于尔辈，荣禄兼极，何乃如是！今日之事，孰为首邪？”
我确实辜负了百姓，但是，并没有辜负你们这些当官的。我给你们高官厚禄，你们为什么还要背叛我？告诉我，谁是你们的头儿？

这话说得太有意思了。这说明，隋炀帝真是至死不悟，他根本就没把老百姓放在眼里，觉得只要给官僚好处，官僚就会忠实于他，他的统治就能维持下去。他不知道，当官的也好，当皇帝也好，是不可能孤立地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如果天下人都怨恨你，官僚们就算为自己考虑，也只能抛弃你。

所以，一听他这么说，司马德戡马上回了一句：“溥天同怨，何止一人！”
现在天下人都恨你，都想杀你，造反又何止是一人的事！所以你也不用追究谁是当头的了。确实，这时候，全天下都已经抛弃了隋炀帝了！

面对咆哮的将士，森森的刀戟，一直陪在隋炀帝身边的小儿子，年仅十二岁的赵王杨杲吓坏了，忽然号啕大哭起来，裴虔通一个不耐烦，一刀砍了下去，小杨杲立刻就死在了隋炀帝面前，血溅了隋炀帝一身。

既然已经开了杀戒，那么接下来要杀的就是隋炀帝本人了。隋炀帝毕竟是一代皇帝，事到临头，那种不可侵犯的尊严感又抬头了。他说：“天子死自有法，何得加以锋刃！取鸩酒来！”
我们做天子的有做天子的死法，怎么能砍头？给我取鸩酒来！

这鸩酒是怎么回事？到江都后，隋炀帝也预感到前途不妙，所以也预先做了准备，早就用瓶子装好毒酒，交给宠幸的姬妾，跟她们说，一旦盗贼杀进来，就把这东西给我，让我自尽。现在，隋炀帝就是要找这帮美人，跟她们要毒酒。可是，那些平时围绕在他身边的美人早就跑得无影无踪，还上哪儿去找！

这时候，乱军已经等得不耐烦，令狐行达一把将隋炀帝按在坐榻之上，就要动粗。隋炀帝长叹一声，自己解下一条丝练，交给令狐行达，让令狐行达把他勒死了。

雄才大略，一心想要建立千秋大业的一代枭雄隋炀帝，就这样客死他乡，死于自己信赖的禁军之手，年仅五十岁。他的遗体，就由萧皇后和几个宫女拆下几块红漆床板，拼成一口小棺材，草草埋葬在江都宫西院的流珠堂。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隋炀帝一死，他的儿孙亲眷也就任人宰割了。除了小儿子赵王杨杲之外，隋炀帝的弟弟——一直软禁在身边的蜀王杨秀以及他的七个儿子，还有隋炀帝的二儿子——齐王杨暕以及他的两个儿子，还有隋炀帝的孙子燕王杨倓以及其他跟随隋炀帝在江都的宗室、外戚，一律被宇文化及斩草除根。只有隋炀帝的侄子秦王杨浩跟宇文智及私交不错，宇文化及也觉得还可以留着他当个幌子，号令天下，才暂且留他一条性命。

在这些人里，死得最冤枉的要数隋炀帝的二儿子齐王杨暕了。杨暕也是萧皇后所生，元德太子死后，一度很有希望被立为太子，可惜自己没有把握好，放肆胡为，不仅没当上太子，还深受隋炀帝的猜忌。

前面不是谈到叛军冲进寝殿，隋炀帝感觉不妙吗？他的第一个反应居然是问萧皇后：“得非阿孩邪？”
不会是阿孩要夺权吧？阿孩，就是杨暕的小名。死到临头，隋炀帝还以为是杨暕要夺取皇位，搞宫廷政变。

爸爸猜忌儿子，儿子也猜忌爸爸。杀了隋炀帝之后，宇文化及又派人到杨暕府上去杀他，杨暕睡得迷迷糊糊，也不知道来取他性命的是谁，还以为是爸爸隋炀帝派来的人呢，赶紧苦苦哀求说：“诏使且缓儿，儿不负国家！”
诏使且缓缓再动手，孩儿并没有对不起国家！杀手哪里管这些，一言不发，一把将杨暕拖到街上，砍头了事。可怜杨暕至死都不知道到底是谁杀了他。一对父子，相互猜忌、防范到这个地步，这不也是人伦悲剧吗？

三、南北分途

杀完宗室，接着就该处理隋炀帝留下的那帮大臣了。杀谁留谁？这时候，南北派系的矛盾就凸显出来了。

在政变之前，司马德戡编造谎言说，陛下想要把北方骁果都毒死，和南方人留在南边。从这儿其实已经可以看出当时南方派系和北方派系之间的矛盾了。

事实上，自从隋炀帝上台后，一直致力于提高南方的政治地位，特别是到他统治后期，更是重视南方人。“五贵”之中，虞世基和裴蕴都是南方人。第三次下江都之后，他的这个倾向性就更加明显了。

这个做法从全国一盘棋的角度来看不能说不对，但是，这就威胁到了一直把持政治舞台的关陇贵族的利益，也引起了关陇贵族集团的极大不满，事实上，这次江都宫变，正是关陇贵族集团对隋炀帝抛弃关中，滞留南方政策的一个大反抗。现在，他们反抗成功了，自然，北方势力就要抬头，而南方人士也就要倒霉了。

就拿“五贵”来说，当时宇文述已死，只剩下四贵。这四位大臣都是隋炀帝信任宠幸的人，对隋炀帝的暴政，也都要负连带责任，但是，叛军对他们的处理却并不相同。对属于南方派系的裴蕴和虞世基怎么处理？杀无赦！而对出自北方的裴矩和苏威，就强调情有可原了。

裴矩是个聪明人，看到天下大乱，他早就给自己留了后路，对士卒一向客气，还建言献策，让骁果在江东娶妻生子，所以，骁果对他印象非常好。政变之时，裴矩也被抓起来了，可是，士兵一看见他就说：“非裴黄门之罪。”
现在我们这个处境不是裴黄门的罪过，又把他给放了。宇文化及出来安抚士兵，裴矩立刻拜于马首，主动投降，宇文化及也就任命他为右仆射，比原来的官职还高。

苏威就更好办了，他当时已经年过八十，因为跟隋炀帝几次意见相左，很受冷落，早就不再参与朝政，所以，也没有民愤。政变之后，苏威更是积极主动地去参见宇文化及，宇文化及也很受用，特地把官员集中到一起接见苏威，给他很高的礼遇。宇文化及这样做，北方系统，特别是关中籍的官员和士兵当然满意，也都迅速地投靠了宇文化及。

北方派系的官员背叛了隋炀帝，而南方派系的官员却做出了相反的抉择。总的来说，他们对隋炀帝远比北方人忠诚。

先看文臣。隋炀帝死后，宇文化及拥立秦王杨浩当傀儡皇帝，自称大丞相，总揽朝政。文武百官都到朝堂去朝贺，只有给事郎许善心不去。他的侄子一看，赶紧快马加鞭地去找他，说：“天子已崩，宇文将军摄政，阖朝文武咸集。天道人事自有代终，何预于叔，而低回若此？”
隋炀帝已经死了，宇文将军现在统摄朝政，这属于天道循环。一个朝代灭亡，另一个朝代取代，这也是咱们司空见惯的事了。叔叔，你何苦还这么执迷不悟，非要替隋炀帝守节呢？

面对侄子只讲利害，不讲伦常的劝说，许善心勃然大怒，坚决不走。

要知道，许善心在南方威望很高。他从小号称神童，当年隋文帝平江南，还说了一句：“我平陈国，唯获此人”
，可见隋炀帝对他的评价有多高。

既然许善心名气很大，宇文化及当然也希望他能跟自己合作。可是他现在不来朝贺，怎么办呢？宇文化及干脆派人把他强拉到朝堂上，然后又放开他，希望恩威并施，让他知道厉害，认清形势。

没想到这一招对许善心不灵。宇文化及放了他之后，他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说，拂袖而去。这样傲慢的态度当然让宇文化及忍无可忍，立马又把他抓回来，砍头了事。许善心九岁的时候父亲去世，寡母范氏辛辛苦苦把他抚养成人，这一年，范老太太已经九十二岁高龄了，按说，老年丧子是人生最大的苦痛之一，可是，范老太太听说之后，居然一声都不哭，说：“能死国难，吾有子矣！
”我的儿子能够尽忠报国，能够死于国难，是一个好儿子！随后也跟着绝食而死。

许善心母子原本是陈朝人，而陈朝恰是被隋炀帝带兵所灭，现在这一对母子居然为隋炀帝殉节，也算是对隋炀帝这些年厚爱江南的充分认可了。

再看武将。这些政变的骁果，最初的目的就是回家乡，现在既然政变成功，接下来就要开拔回乡。宇文化及也学习隋炀帝，建立了一支跟皇帝一样的护卫仪仗。隋炀帝不是训练了几百个骁勇的官奴组成给使营吗？此时，宇文化及直接把他们接管过来，让他们接着给自己当亲兵，还给他们指派了一个领导，折冲郎将沈光。

沈光号称“肉飞仙”，当年在隋炀帝二征高句丽的时候脱颖而出，从此就成了隋炀帝的贴身宿卫。现在，宇文化及让他统领给使营，沈光心里难过，可是又没有办法。正在这时候，另外两个南方籍的将领，一个是大隋烈士麦铁杖的儿子麦孟才，还有一个叫钱杰，找到了沈光，对他说：“吾侪受先帝厚恩，今俯首事仇，受其驱帅，何面目视息世间哉！吾必欲杀之，死无所恨！”
我们都受了先帝极大的恩惠，现在低头为仇人做事，受他驱使指挥，还有什么脸见人！我们一定要杀了他，为先帝报仇，就算死了也没有什么遗憾的！

沈光一听，潸然泪下，慨然回应：“是所望于将军也！”
我也想报仇，现在就等将军牵这个头了！

三个人意见一致，预谋在凌晨发动政变，突袭宇文化及，给隋炀帝报仇。可惜事前走漏了风声，被宇文化及知道了。宇文化及一听麦孟才和沈光合谋算计他，大惊失色道：“此麦铁杖子也，及沈光者，并勇决不可当，须避其锋。”
这麦孟才是麦铁杖的儿子，肯定不得了。他和沈光都勇不可当，我还是躲起来，避避风头吧。于是，宇文化及赶紧从大帐里溜了出来，同时派司马德戡率领大军包围了军营，逮捕麦孟才。

沈光一听军营里传出喧哗声，马上知道事情败露了。怎么办呢？他连甲胄都没有穿，直扑宇文化及的大营，想要以一己之力杀死宇文化及。可是，进来一看，宇文化及早就不见了。这时候，司马德戡已经领兵包围了大营。沈光大吼一声，杀出重围，他手下的几百给使也都纷纷拿起武器，奋勇杀敌。后来，到底寡不敌众，被司马德戡一一剿灭。尽管事功不成，这几百个人无一投降，也算是以鲜血报答了隋炀帝的知遇之恩，厚待之情。

这还不算。中国人讲究生荣死哀，视死如生。事实上，隋炀帝的丧事也是由南方人操办的。隋炀帝死后，不是被萧皇后草草埋葬了吗？宇文化及走后，留守江都的右御卫将军——江南人陈棱又把遗体重新装殓，按照天子礼数，安葬在吴公台，此后直到唐朝贞观年间，才又改葬到位于今天江苏扬州曹庄的雷塘（关于雷塘和吴公台的位置关系，学术界有不同看法，此处不作详细辨析）。安葬吴公台的路上，陈棱“衰杖送丧，恸感行路”
。陈棱为隋炀帝披麻戴孝，哀伤之情让行路之人都为之感动。

其实，从这些江南人的表现可以看出来，面对作为亡国之民的江南百姓，隋炀帝没有粗暴对待，相反，他尊重他们的文化成果，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江南人民还是颇为感念的。只是，隋炀帝这个步子走急了，过于忽略当时还很强势的关陇贵族集团的利益，因此终被关陇贵族集团抛弃。

就这样，因为天下的反叛，更因为江都宫变，一代枭雄隋炀帝走完了自己的悲剧人生。那么，在他之后，已经四分五裂的天下，又会向何处去？

第十四章

隋亡唐兴

大业十四年（618），隋炀帝在扬州死于非命，天下马上陷入群龙无首的局面之中。各路反隋力量纷纷称王称帝，建立割据政权。在这个群雄并起的历史时刻，究竟谁成了大隋王朝的终结者？

一、杨侑禅让

隋炀帝一死，天下马上陷入群龙无首的局面，各地大大小小称帝称王的割据政权有增无减，其中，光是打着大隋名号的皇帝，就一下子出来了三个。

第一个，隋炀帝的孙子——代王杨侑，当时已经被李渊立为皇帝。

第二个，隋炀帝的侄子秦王——杨浩，被宇文化及立为皇帝。

第三个，留守东都，正跟李密打仗的越王杨侗，在隋炀帝死后也被立为皇帝。

只要他们还在，隋朝就还算没有灭亡。那么，这几个小皇帝的最终结局又是怎样的？

先看关中的杨侑。杨侑是在大业十三年（617）十一月十五日，就被李渊操纵着当上了傀儡皇帝，此时距离隋炀帝之死还有四个月，他当时还尊奉隋炀帝为太上皇。大业十四年（618）三月，隋炀帝被杀。古代交通和通信不方便，这个消息又过了一个多月才传到大兴。

传到大兴之后，李渊作何反应呢？按照《资治通鉴》中的记载，李渊“哭之恸”
，哭得特别伤心。他说：“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乎！”
我作为一个大臣，面向北来侍奉君主，君主无道，我不能匡救，现在君主死了，我怎么能不哀痛呢？

话说得挺好，可实际情况是，他正等着这一刻呢！如前所述，如果隋炀帝没死，谁杀死他，谁就是弑君；谁要是称帝，谁就是大逆不道，这些行为都是冒天下之大不韪，都要受道德谴责。所以，李渊虽然攻破了大兴城占了关中，但也不敢称帝，表面还得尊奉隋朝。但是现在，隋炀帝已经死了，这层顾忌也就不复存在，所以小皇帝杨侑也就没有用了！

大业十四年（618）五月十日，也就是隋炀帝遇害两个月之后，小皇帝杨侑颁下一纸诏书，说：“相国唐王膺期命世，扶危拯溺……屈为人臣，载违天命。”
相国唐王李渊应天顺人，救世济民，让这样的人屈居人臣是不合天意的。所以，我要给他禅位！

为了表明这次禅让合乎天意，诏书里还特意说了一句：“予本代王，及予而代，天之所废，岂期如是。”
我本来就被皇帝封为代王，正好，这个朝代到我这儿就要被新的王朝所代替了，这就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啊！好像这是老天安排好的。

其实，哪里有什么老天，真正能安排他命运的，只有李渊罢了！又过了六天，也就是大业十四年（618）五月十六日，李渊正式登基称帝，改国号为唐，改元武德。这个时间，距离隋朝建立，仅仅过去三十七年。

不过，尽管唐朝已经建立，但是隋朝并没有结束。因为隋炀帝死后，一共出现了三个继续打着隋朝名号的皇帝，杨侑只是其中之一。现在，杨侑禅让了，而其他两个皇帝还在。只要他们还在，隋朝就算还没有灭亡。那么，这两个小皇帝——杨浩和杨侗，又会面临怎样的结局？

二、杨浩之死

先看杨浩。杨浩是被宇文化及拥立的傀儡皇帝，因此，杨浩的结局，必定得跟宇文化及捆绑在一起。江都宫变后，宇文化及立刻率领十万大军，踏上了千里迢迢的回乡之路。然而，这条回乡之路走得并不顺畅。

首先，领头羊宇文化及实在太差了，很快暴露出三大问题。

第一，愚蠢。据《资治通鉴》中的记载，他“每于帐中南面坐，人有白事者，嘿然不对”。
他虽然不是皇帝，但是也装模作样，像皇帝一样南面称尊，每天就坐在大帐之中，接受其他大臣的拜见，可是，无论大臣跟他禀报任何事，他都一言不发。

宇文化及为什么不说话？因为他愚蠢，根本不知道说什么好。问题是，千里行军，遇到的情况都很紧急，作为一个领头人，遇到情况总不说话，这怎么行！

第二，骄奢残暴。宇文化及杀了隋炀帝，却也把隋炀帝那一套排场全都继承来了，隋炀帝的后宫和珍宝他一律据为己有，这对于千里行军来说，可是个巨大的负担。他们一行人从江都出来的时候走运河，这还好办，美女也好，珍宝也罢，辎重也罢，都可以用船运输。但走到彭城的时候，因为战乱，水路不通，改走了旱路。没有了运输工具，这些宝贝又舍不得放手，怎么办呢？宇文化及干脆从当地老百姓手里抢了两千辆牛车，拉着美女和金银财宝走。而辎重则分散开来，让士兵背着！这样一来，可把老百姓和士兵激怒了，都觉得这家伙比隋炀帝还狠！

第三，猜忌。宇文化及当时最猜忌的，当属江都宫变最大的功臣司马德戡。司马德戡是江都宫变的灵魂人物，宇文化及也是他一手扶上领导岗位的。也正因为如此，宇文化及当政之后，最不放心司马德戡。司马德戡统领骁果，宇文化及觉得很不安全。怎么办？干脆任命他为礼部尚书，由武将改文职了。这不是夺司马德戡的兵权吗？

司马德戡聪明，马上就明白宇文化及的用心，不由得怒从心头起。他对另一个政变将领赵行枢说：“君大谬，误我！当今
拨乱，必藉英贤；化及庸暗，群小在侧，事将必败，若之何？”
你可误了我的大事了！宇文化及当初是你推荐给我的，然后我们把他拥为领袖，可是现在天下大乱，真能领我们走出乱局的，一定得是英豪人物。可是你看看宇文化及，庸暗顽劣，怎么可能成就大业！我们一定会败到他手里的，这都是你当时没有知人之明导致的恶果，现在，你说怎么办吧？

赵行枢能出什么主意呢？搞政变的人通常都政变成瘾，所以，这个时候，赵行枢说：“在我等耳，废之何难！”
我们既然能立他，就能废他！不如再发动一场政变，把宇文化及干掉算了。

可是，人算不及天算。这次新的政变还没等谋划成熟，就提前泄露了。在这个危急关头，宇文化及倒是没有犹豫，马上把司马德戡抓了起来，问他：“与公戮力共定海内，出于万死。今始事成，方愿共守富贵，公又何反也？”
咱们在那么危险的时刻勠力同心，一块儿发动了江都之变，把隋炀帝给解决了，这是何等不容易的事情！现在正应该共享富贵，你怎么又来反我？

司马德戡是怎么回答的？他说：“本杀昏主，苦其淫虐；推立足下，而又甚之；逼于物情，不获已也。”
我们为什么要杀隋炀帝？就因为他这个人既昏庸又残暴；改立了你之后，没想到你比他还要昏庸，还要残暴。我也是因为舆情汹涌，不得不反了！

确实，论起荒淫残暴和猜忌，宇文化及都比隋炀帝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要论才华，则不及隋炀帝百分之一。这样的人率领这支军队千里转战，怎么可能顺利！

事实上，这支军队要从江淮地区回到关中，就必须面对两大敌人，一个是正在围困东都的李密，还有一个是已经占据了关中的李渊。这两边都铆足了劲要当皇帝，当然不能允许一个新皇帝出现。

先看李密。李密当时正在包围东都洛阳，洛阳城里是已经称帝的越王杨侗。现在，宇文化及一路北上，眼看就要接近洛阳，李密和杨侗心里都不踏实了。为什么不踏实？从李密这个角度讲，洛阳城里的杨侗是老敌人，现在老敌人还没有攻下来，又来了宇文化及这么一个新敌人，这不是腹背受敌吗？

再看杨侗。宇文化及既然杀了他的爷爷隋炀帝，那就是不共戴天之仇了，必须跟他打。可是，光抵挡李密就已经左支右绌，哪儿还有什么精力再打宇文化及？这样一来，宇文化及倒成了李密和杨侗共同的敌人。有道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政治人物就有这翻云覆雨的能力，面对宇文化及这么一个共同的威胁，李密和杨侗干脆握手言和了！李密向杨侗称臣，杨侗也立刻封李密为魏公，随即宣布，就由李密来负责攻打宇文化及！

这样一来，宇文化及可倒霉了。无论是文韬还是武略，他都赶不上李密一个零头。几个回合的斗智斗勇下来，宇文化及连吃败仗，众叛亲离。原来跟他一起政变的谋臣逃亡殆尽，甚至连亲弟弟老三宇文士及都悄悄投降李渊去了。手下的十万大军也只剩下两万人，还打什么天下！

好不容易逃过李密的追杀，宇文化及狼狈不堪地来到了魏县（今属河北邯郸），而这里，已经是另一支农民起义军窦建德的地盘了，要想从这个地方过，还得准备挨窦建德的打。宇文化及本来就窝囊，一看这种局面，更是心灰意冷，天天喝酒买醉。只要一喝醉，就开始埋怨宇文智及，说：“我初不知，由汝为计，强来立我。今所向无成，士马日散，负弑君之名，天下所不容。今者灭族，岂不由汝乎！”
我本来不知道你们这些破事儿，是你硬拉着让我当头儿的，现在我们一事无成，困顿在这里，还要背负着弑君的恶名，天下谁也容不下我们，我们马上就要遭到灭族之灾了，这一切还不是你引起的！说完，抱着自己的两个儿子号啕大哭。

听大哥这么说，宇文智及也毫不相让，他说：“事捷之日，初不赐尤，及其将败，乃欲归罪，何不杀我以降窦建德！”
当初我让你当头儿，你也没拒绝。事成之后，你还挺高兴的，但是并没有奖赏我什么，现在败了却让我负责，你还不如把我杀了去投降窦建德呢！

有道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宇文化及这一对兄弟，丝毫不能患难与共，反倒互相埋怨，兄弟阋墙，这只能让他们的处境雪上加霜。眼看着领导层矛盾重重，士兵就更加绝望，逃走的也越来越多。

到这时候，宇文化及也知道自己必败无疑了，他叹了一口气，说：“人生故当死，岂不一日为帝乎！”
人固有一死，干吗不当一回皇帝再死呢？

这样一来，原来的傀儡皇帝杨浩就碍事了。宇文化及也不再跟他客气，一杯毒药灌下去，杨浩当即一命呜呼，就这样，第二个傀儡皇帝杨浩也死于非命。

三、杨侗之死

到这时候，就只剩下留守东都的杨侗了。本来杨侗已经被李密围困很久了，屡战屡败，而且粮草不继。如果没有意外，迟早要被李密攻破。但因为宇文化及，李密居然向自己称臣，这可真是意外之喜。李密这个臣子当得相当合格，只要一打赢，就马上向杨侗告捷，杨侗也给李密加官晋爵，双方的关系一度比蜜还甜。

可是，这样的蜜月期注定是短暂的。没过多久，东都洛阳就爆发了激烈的流血冲突，而且，杨侗自己也落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说起来，这还是李密归降引起的。李密投降，杨侗手下的文臣和皇帝一样，都很开心。最开心的是杨侗信任的宰相元文都。杨侗和李密联合，本来就是他出的主意，现在一看效果这么好，元文都心里得意，天天给自己竖大拇指。

文臣开心，武将可不高兴了。最不高兴的，当属杨侗原来倚重的军事统帅——王世充。王世充本来是江都通守，后来，因为东都告急，隋炀帝才派他来救援，自从来了之后就一直跟李密打仗。现在，王世充看见杨侗和元文都这样器重李密，还要让李密入朝辅政，内心很不以为然。他对手下说：“元文都辈，刀笔吏耳，吾观其势，必为李密所擒。且吾军士屡与密战，没其父兄子弟，前后已多，一旦为之下，吾属无类矣！”
元文都不过就是个刀笔吏，根本没有谋略，整天就知道说李密好。可李密终非人下之人，元文都这么做，纯粹是养虎为患，肯定有一天要被李密干掉！一旦李密到洛阳做官，谁最倒霉？那就是咱们兄弟了。咱们跟李密打过那么多仗，杀死过人家的父兄，李密一定会报仇的。到时候，我们死无葬身之地！

王世充这话是什么意思？明显是在挑动士兵反对元文都。他这些言论传到元文都耳朵里，元文都又气又怕。想来想去，元文都决定，与其等着王世充发难，不如先下手为强，把王世充干掉算了！他悄悄安排了士兵，打算等王世充入朝的时候，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抓俘虏。

这件事当然是密谋，而密谋是否能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保密。就在元文都即将发难之前，有一个参与了密谋的大臣，名叫段达，突然害怕了，偷偷地把这件事告诉了王世充。王世充手里有兵，一听这消息，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发动兵变，攻打洛阳城的城门含嘉门。

元文都此时毫无准备，只好簇拥着杨侗，率领宫城里的宿卫士兵抵抗。然而，他是文臣，王世充是武将，他手里兵少，王世充手里兵多，怎么可能抵挡得过！到天亮的时候，城门还是被王世充攻破了。眼看着王世充就要冲进宫里，杨侗赶紧派人问话：“称兵欲何为？
”你领兵入宫，想做什么？

王世充下马拜谢说：“元文都、卢楚等横见规图；请杀文都，甘从刑典。”
元文都、卢楚想要害我，我是来杀元文都的，并不是来杀您的。您只要把他交出来，让我杀了他，我甘愿接受您的责罚。

这不是策反皇帝吗？元文都一听，赶紧回头对杨侗说：“臣今朝死，陛下夕及矣！”
陛下千万不要听他花言巧语，您把我交出去，我早晨死，晚上就轮到您了！

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杨侗怎么可能保他？只好痛哭着把他交给王世充处死了。

处死了元文都，杨侗的日子也就难过了。王世充虽然表面痛哭流涕，说自己只是痛恨元文都，不敢对皇帝有二心，但实际上，第一时间就把杨侗身边的宿卫都换了个遍，等于把杨侗给软禁了。杨侗毫无还手之力，只好任命王世充为左仆射，总督内外诸军事，把军政大权全都交给了他。

洛阳城里，王世充兵变杀了元文都。洛阳城外，李密在干什么？李密已经把宇文化及打败了，正在入朝的路上，打算到洛阳辅政。一听元文都被王世充杀死，李密马上明白了，和洛阳方面的联合，到此结束。怎么办？李密二话没说，又回到自己的地盘，重新和洛阳对峙上了。

李密回去了，王世充也马上厉兵秣马，准备出城作战。

其实，此前李密和王世充打仗，李密赢得多，所以，王世充一直待在洛阳城，不敢出战。既然如此，这一次，王世充为什么一反常态，要主动攻打李密？很简单，洛阳城一直被围，粮食越来越少，再不出来打，饿也要饿死了。

问题是，王世充的兵跟李密打仗都打怕了，比较怯战。怎样才能让他们鼓起勇气呢？王世充也是个聪明人，就利用了古代一个非常经典的方法——装神弄鬼。他找了一个叫张永通的士兵，让他谎称自己曾经三次梦见周公，然后又找了一个巫师解梦。

这个巫师说：这是周公利用张永通给王世充传话，让王世充放心攻打李密，周公保证在天上暗中相助。巫师还说：各位军士，谁要是奋勇杀敌，保证有丰厚回报。谁要是临阵逃脱，则必遭瘟疫。

可能有读者会觉得，这方法也太幼稚了吧？幼不幼稚要看知识背景。古代人本来就迷信，王世充手下的兵又都是从江淮地区带来的，江淮地区是古代的楚地，楚人又以好鬼著称，所以，一听说周公传话，个个信以为真，都坚决请战。王世充大喜过望，立即挑选三万精锐，从洛阳直奔李密而来。

王世充找李密打仗，李密应不应该应战呢？按理说，李密此刻不应该打。

首先，这样精神亢奋的士兵不好打。应该避开风头，把他们的精气神磨没了再说。

其次，李密刚刚和宇文化及打过几场恶仗，损兵折将不少，急需休养生息。

最后，李密占领了几个大粮仓，手里有粮，心中不慌，没必要着急，正应该跟王世充耗着。

李密是难得的军事家，这些道理他都懂得，开始也想深沟高垒，不理睬王世充的挑衅，慢慢耗着。但是，他手下不是刚刚从宇文化及那里接收了不少降兵降将吗？这些人新换了个主人，都想好好表现一下，立功心切，整天撺掇李密正面迎敌。听他们七嘴八舌一怂恿，李密脑子一热，决定了，打！

打得结果如何呢？一场战争谁胜谁负，看看双方的战前准备就能知道得差不多。先看王世充这边。战斗开始之前，王世充召开誓师大会，慷慨陈词：“今日之战，非直争胜负；死生之分，在此一举。若其捷也，富贵固所不论；若其不捷，必无一人获免。所争者死，非独为国，各宜勉之！”
今天打仗，你们以为是较量胜负吗？不对，今天打仗是来决定咱们的生和死的！如果这一仗打赢了，荣华富贵就都是我们的；如果打输了，我们都死无葬身之地。所以请诸位好好打。因为你们不是为国家而战，而是为自己的生死而战！这其实是把士兵置于“哀兵”的地位，中国古代有个成语，就叫作“哀兵必胜”。

李密方面呢？李密本来就瞧不起王世充，打赢了宇文化及之后，更是心高气傲，根本不把王世充放在眼里。虽然决定打了，却连个防御工事都不修。这叫什么？这也是一个成语，叫“骄兵必败”。

简而言之，单看准备情况也能猜到，王世充打赢的可能性大。战场上的情况是不是符合这一判断呢？完全符合。两军相交，李密的兵还没排成列，王世充的兵已经冲过来了。这本来在气势上就输了一招。更要命的是，两军交战正酣的时候，王世充忽然绑了一个又黑又矮、容貌长得很像李密的人从阵前掠过，大喊一声：抓住李密了！

这一喊不要紧，王世充这边的人就如同打了强心针一样，欢声雷动，如下山猛虎一样直扑过来，而李密那边则是大惊失色，兵败如山倒，一路丢城失地，一直退到了虎牢关。

此前提到，李密虽然叱咤风云，但瓦岗军的底子还是各路英雄组成的大联盟。打胜仗的时候，这个联盟可以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一旦打了败仗，也非常容易分崩离析。现在李密兵败，马上，这种局面马上就出现了，很多文臣武将都举城投降了王世充。李密在河南的地盘丢了大半。

何去何从呢？这时候，有一处战略要地出现在李密的脑海之中——黎阳。杀了翟让之后，李密就把徐世勣打发到黎阳来镇守黎阳仓了。这个地方有兵有粮，如果到这里休养生息一阵子，未必不能东山再起。

可是，这个主意刚提出来，马上就有人反对了。他们说：“杀翟让之际，徐世勣几死，今失利而就之，安可保乎！”
徐世勣不是咱们的人，是翟让的人。当年您杀翟让的时候，徐世勣差点陪着死了。现在我们兵败了，再去投奔他，万一他直接把我们活捉了怎么办？

李密一想也对，那么多自己提拔起来的人在这个危急时刻尚且背叛，何况是有过节的徐世勣！杀翟让的后遗症到这个时候才真正显现出来。

不能投靠黎阳了，还能往哪里走呢？这时候，李密又想到一个人，李渊。当年，李渊起兵之后，不是曾推戴李密吗？李密还拿人家当小弟。现在，风水轮流转，李渊已经牢牢地占据了关中，称孤道寡，而原来不可一世的李密却成了丧家之犬，真是悲哀！

可是，好汉不提当年勇，现在只能寄希望于李渊顾念当年结盟的情分，收留自己了。想到这一步，李密对手下说：“诸君幸不相弃，当共归关中；密身虽无功，诸君必保富贵。”
承蒙诸位不抛弃我，我们干脆一起投奔关中的李渊吧。我李密虽然身无寸功，但是诸位一定会享受富贵。

他这么一说，有个叫柳燮的下属马上表示赞同：“明公与唐公同族，兼有畴昔之好；虽不陪起兵，然阻东都，断隋归路，使唐公不战而据长安，此亦公之功也。”
您和唐公李渊是同姓宗亲。再说了，虽然当初您没跟他一块儿起兵，但是您把隋朝官军拖在东都洛阳，截断了隋军的归路，李渊才得以占据关中。所以，您对李渊是有巨大贡献的，怎么能说无功？他肯定会收留我们，给我们个好待遇的。

确实，当初如果不是李密在东都拖住隋军主力，李渊怎么可能顺利入关？这样说来，李密也算李渊的大功臣，在他手底下，应该可以混一碗饭吃吧。就这样，隋末叱咤风云，天下瞩目的英雄李密带领手下两万残兵败将，出虎牢关，投奔唐朝了！

李密兵败投唐，河南基本上就成了王世充的天下。王世充接下来要干什么？他也要当皇帝。既然他有了这份心愿，原来的小皇帝杨侗就成了绊脚石。王世充指派段达、云定兴等大臣去游说小皇帝说：“天命不常，郑王功德甚盛，愿陛下遵唐、虞之迹。”
天命是不固定的，郑王现在功劳非常大，希望陛下能像尧、舜一样，把尊位禅让给郑王。

别看杨侗年幼，但是关键时刻，还真有帝王威严。他义正词严地说：“天下，高祖之天下，若隋祚未亡，此言不应辄发；必天命已改，何烦禅让！公等或祖祢旧臣，或台鼎高位，既有斯言，朕复何望！”
天下是我个人的天下吗？它是高祖文皇帝的天下。如果说天未亡隋，你们就不应该说让我禅让的话；如果说天已亡隋，我也用不着禅让，让王世充直接来杀我好了。你们都是老臣、旧臣，累世做官，如果连你们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我还有什么希望？

确实，段达是隋文帝时代就崭露头角的老臣，隋炀帝也信任他，这才让他和元文都一起留守洛阳，辅佐杨侗。云定兴就更不用说了，那是隋炀帝的大哥废太子杨勇的老丈人，更应该与国休戚。可现在居然是由他们来劝说杨侗禅让大隋江山，这让杨侗情何以堪！

可是，都到这个时候了，就算再义正词严，又有什么用呢？王世充一看杨侗如此不配合，也不再谈判，干脆把他关起来，软禁在了含凉殿。自己搞了一套三让而后受之的把戏，然后登基称帝，国号为郑。

既然如此，杨侗是否就要在含凉殿终老此生了呢？当然不可能。他既然当过皇帝，就始终是个政治隐患，王世充不会让他活得太久。一个多月以后，王世充的侄子王仁则和一个叫梁百年的家奴拿着一瓶酒打开了含凉殿的大门。这不是一般的酒，而是鸩酒，就是隋炀帝临死前要找的毒酒。

杨侗生在帝王家，当然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求生是人类的本能，何况杨侗还只有十六岁！他对王仁则讲：“更为请太尉，以往者之言，未应至此。”
你能不能回去再跟王世充说一声，跟他商量商量，他过去许诺不让我死的。

王仁则摇摇头，拒绝了。杨侗又请求与自己的母亲辞别，王仁则又摇摇头，也拒绝了。

万般无奈之下，杨侗焚香礼佛，祈祷道：“愿自今已往，不复生帝王家！”
佛祖啊，请你保佑，从此以后，生生世世，不要再让我投胎到帝王之家！说完，饮鸩自杀。

可是，谁也没想到，也不知道是毒酒制作水平不高，毒性不强，还是杨侗的生命力太过顽强，喝下去之后居然不死。怎么办呢？慌乱之中，王仁则走上前去，拿出一条白绢，直接把杨侗勒死了事，和隋炀帝的死法一模一样。

又过了三个多月，杨侗的亲弟弟，已经禅位给李渊的代王杨侑也在大兴神秘地死去。皇帝死后不是都有谥号吗？杨侗、杨侑兄弟的谥号是什么？王世充和李渊心有灵犀，给这哥儿俩的谥号都是“恭皇帝”。事实上，根据史书记载，杨侗“眉目如画，温厚仁爱，风格俨然”
，是个清秀的美少年，杨侑也素以温和友爱著称。如果隋朝没有灭亡，他们或许真的可以成为一个谦恭有礼的守成之君，但在此刻，他们两人能做到的，只是恭顺地让位，继而恭顺地死去了。

随着杨侗的禅让，隋朝彻底灭亡了，而随着杨侗和杨侑的相继去世，隋炀帝的直系儿孙也大都死于非命。然而，也就在同一时刻，作为中国古代盛世巅峰的大唐王朝已经冉冉升起。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样评价大隋帝国的终结者隋炀帝？他又为后来的唐朝带来了什么？

第十五章

殷鉴不远

隋炀帝、唐太宗，一个是万人唾骂的暴君，一个是百世流芳的圣君。这两位皇帝，不仅有着那么近的亲缘关系，有着相似的出身和性格，还有着相似的志向与能力。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会有如此迥异的结局？

一、赫赫暴君

到此为止，隋炀帝时代波澜壮阔的历史告一段落。我们回顾了隋炀帝未当皇帝之前的机关算尽，也铺陈了他当皇帝之后的雄才大略，还探讨了他东征西讨、滥用民力，最后落得土崩瓦解、破国亡家的悲惨结局。那么，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皇帝？他给继之而起的唐朝又留下了什么？

先看第一个问题，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皇帝？我想，有三个评价同时成立。

第一，他是一个有魅力的皇帝。

第二，他是一个有功业的皇帝。

第三，他是一个有重大道德缺陷的皇帝。

先看第一个评价，隋炀帝是一个有魅力的皇帝。他有两大魅力锐不可当。

第一个魅力是志存高远。在隋朝建立之前，中国已经经历了几百年的乱世。这几百年间，固然不乏北魏孝文帝、北周武帝那样的英主，但更多的却是一些或暴虐或庸碌的昏君。就比如隋炀帝亲自俘虏的陈后主，每天所思所想，无非是淫词艳曲、风花雪月，甚至最后亡国之际，还不忘左拥右抱，跟两个美人一块儿跳井。这样的皇帝，一辈子只知道醉生梦死，穷奢极欲，何尝想过怎样才能当一个有为的皇帝，怎样才能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

隋炀帝就不一样了。他真是个有志向的皇帝，他就是要创建大业，就是要超迈前古。在国内，他一直瞄准了盛世天子汉武帝；在国际上，他则要当一个四夷臣服的圣人可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隋炀帝一生都在东奔西走，很少在都城连续住到半年以上。这样的雄心壮志，这样的精力充沛，透露出一个新时代生机勃勃的新气象，让千载之后的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一种理想主义的魅力。

第二个魅力是风流倜傥。如果说志向高远还是隋炀帝和隋文帝的共同特征，那么，在风流倜傥方面，隋文帝可就比隋炀帝差远了。

隋文帝晚年曾经赋诗《宴秦孝王于并州作诗》：“红颜讵几，玉貌须臾。一朝花落，白发难除。明年后岁，谁有谁无。”
这是在感慨生命短促，风格质朴，而情绪颓废。

隋炀帝可不一样了。他在北巡的路上写下《饮马长城窟行》：“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万里何所行，横漠筑长城。”
慷慨雄浑，这是在吟咏建功立业的壮志。

隋炀帝还有一首《春江花月夜》：“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
美满开阔，这是在吟咏对自然真心实意的热爱。

一个颓唐，一个热情；一个质朴，一个浪漫。谁能抵御隋炀帝的魅力？

不光是诗，音乐歌舞也是一样。隋文帝是个刻板的人，相信音乐和政治直接相关，认为靡靡之音会导致亡国，所以一心希望追求雅乐正声。这个雅乐雅到什么程度？按照《隋书·音乐志》中的说法，就是只用黄钟一调。所有的音乐都一个调门，这还怎么听！用权力来压制艺术，只能让整个社会笼罩在一种压抑的气氛之下。

到隋炀帝时代就完全不同了。雅乐要不要？当然要，但是，要融进在江南发展起来的袅袅梁音。俗乐要不要？当然也要，而且，要尽可能吸收西域传来的繁复声调，也就是隋文帝所谓的靡靡之音。

这样的原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松绑，不仅是音乐的松绑，更是整个社会的松绑。一个正常运转的社会一定需要欢乐，需要开放，而一个有魅力的人，一定是认可欢乐和开放的人。正因为如此，隋炀帝是有魅力的，这种魅力，无论是表现为高远的政治理想，还是表现为风流的艺术气息，都让人产生一种向上的力量。

再来看第二个评价。隋炀帝是个有功业的皇帝。按照《隋书·炀帝纪》中的说法就是：“地广三代，威振八纮。单于顿
颡，越常重译。赤仄之泉，流溢于都内；红腐之粟，充积于塞下。”
隋炀帝手中的地盘比三代的盛世时期还要宽广，他威振八方，让很多少数民族都纳贡称臣。北方少数民族的首领都来叩首请降，而边远荒凉、经过两道翻译才能跟中原沟通的小国，也派出了使者。这是政治方面的成果。经济方面呢？隋炀帝创造了那么多财富，都城里都堆满了钱，甚至可以随便在大街上捡到；边疆的仓库里也堆满了粮食，而且一直没有人食用，以至于都变质甚至腐烂了。

这段话其实是一种全方位的赞美，说隋炀帝在短短的统治时间内创造了无比繁盛的局面。一个王朝在第二代就能达到巅峰状态，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此，这是个很高的评价。

以上这些能不能代表隋炀帝的全部功业？还不能。隋炀帝的功业，还有比这更重要的。那就是几件利在千秋的大工程、大作为。

什么是大工程？

第一，营建东都洛阳。这是在西京大兴城之外，建立的整个东部地区的政治核心。这种东、西两都的思路，后来继续被唐朝保留。

第二，开凿大运河。这是打通一条沟通南、北、中三方的交通大动脉，沿着这条大动脉，北方的野蛮精悍之血和南方的文质彬彬之气才能交融汇通，北方的政治中心和南方逐渐成长起来的经济中心也才能连成一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这个工程，就没有李唐王朝近三百年的盛世基业。

第三，修长城。这是针对突厥的北方防线。众所周知，突厥的威胁一直到唐朝还继续存在，虽然唐朝号称军事强盛，自己不修长城，但是，这条军事防线也一直都在用，成为屯兵守备的要塞。

这几个大工程，以隋炀帝一代之力迅速完成，却能嘉惠唐朝近三百年，无疑应该算是大功业了。

那什么是大作为？

第一，巡江都。这是为了加强和江南的联系，提高江南的地位，巩固南北统一。

第二，巡塞北。这是确立对东突厥的宗主国身份，同时也就是确认隋朝在整个东亚地区的霸主地位。

第三，巡西域。这是把青海纳入版图，同时打通丝绸之路。

这三个方面的作为有什么意义？一句话，还是为唐朝奠基。大唐盛世让人称羡“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
，不正是建立在江南繁华的基础上吗？唐太宗所谓“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的天可汗气度，不正是建立在隋炀帝北巡西狩的基础之上吗？

隋炀帝取得这些功业，一共用了多久？他统治天下一共才十四年，但从他大业八年（612）就开始征讨高句丽，国内建设也就基本停顿下来了。所以，所有这些大工程、大作为的取得，主要都是前面八年时间的结果。以八年的时间，能够建立这么多传之久远的功业，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也算是顶尖的了。

既然隋炀帝有如此魅力，又有如此功绩，隋朝为什么那么快就会灭亡？他自己为什么又被谥为“炀帝”呢？按照《逸周书·谥法解》：“逆天虐民曰炀。”
“炀”几乎是中国古代最差的谥号了。这亡国与恶谥的原因，又在哪里呢？

接着看第三个评价。隋炀帝是个有重大道德缺陷的皇帝。这缺陷，就在于恃才傲物，有才无德。隋炀帝有没有才华？太有才华了。无论是宏伟的政治蓝图，还是风雅的个人品位，哪个不需要才华横溢做基础！但是，正因为他太过才华横溢，所以，隋炀帝也非常自负，自负到只把自己看成英雄，把别人都看成蝼蚁，都只能贯彻他的命令，服从他的意志，绝不能有任何的个人主张，甚至，不能有任何的个人权力。

比如他兴建那么多大工程，发动那么大规模的战争，有没有征求老百姓的意见，或者说，考虑一下老百姓的承受能力？怎么可能！在雄才大略的隋炀帝眼里，老百姓只是为他的宏图伟业添砖加瓦的一群工蚁，本身一钱不值。既然如此，他们是否同意，能否承受，又有什么意义！

隋炀帝曾说过：“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盗耳。”
天下人别那么多，人多了聚到一块儿就成强盗了，所以该杀的时候就要杀。在他眼里，多死几个人不是坏事，还可以减少管理的难度。这不是反人民吗？

老百姓不需要考虑，官员需不需要考虑？官员也不需要考虑。隋炀帝觉得，没有哪个官员比他更聪明，因此，如果他们赞同自己的意见，那算是理所当然；如果他们不同意自己的意见，或者给自己提意见，那就是沽名钓誉，十恶不赦了。这一点，隋炀帝也说得很清楚。他说：“我性不喜人谏，若位望通显而谏以求名者，弥所不耐。至于卑贱之士，虽少宽假，然卒不置之地上。”
这是多么刚愎自用，又多么冷酷无情！

官也无视、民也无视，这样一来，隋炀帝眼里还有谁？不就只有他自己了吗？

一个皇帝，这样恃才傲物有什么后果？后果就是成了独夫民贼吧。你不顾及老百姓的死活，非要把老百姓逼上工地，逼上战场，直至逼上梁山，那老百姓没有办法，也只能是揭竿而起了。这就是所谓“君视民如草芥，则民视君如寇仇”。

隋末的形势，可称得上是“土崩瓦解”。这土崩，当然就是老百姓造反了。唐朝初年，魏徵有一段话说得好。他说：“彼山东之群盗，多出厮役之中，无尺土之资，十家之产，岂有陈涉亡秦之志，张角乱汉之谋哉！皆苦于上欲无厌，下不堪命，饥寒交切，救死萑蒲。莫识旌旗什伍之容，安知行师用兵之势！但人自为战，众怒难犯，故攻无完城，野无横阵，星离棋布，
以千百数。豪杰因其机以动之，乘其势而用之，虽有勇敢之士，明智之将，连踵复没，莫之能御。”
隋末那么多所谓的盗贼都是怎么来的？他们并非天生的盗贼，他们本来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既没有什么资产，也没有什么见识。既然如此，为什么这些人还要造反？就是因为皇帝的欲望实在太多了，压迫太重了，他们为了活命，只好造反。这些造反的人，真的像秦末的陈胜（字涉）、汉朝的张角那样，有推翻统治者的强烈欲望吗？没有，他们只是想要活下去而已。但是，如果一个人为活下去而战，他就会迸发出最强的力量。这个力量强到什么程度？谁要是遇到仅仅为了活着而揭竿起义的老百姓，一定会被踏成碎片，碾成齑粉。

换言之，不是老百姓天生就是盗贼，而是隋炀帝的暴政把这些老百姓都逼成了战士。天下的百姓都成了战士，这天下也自然就率土分崩了！

除了土崩，还有瓦解。所谓瓦解，就是统治集团内部造反。隋末杨玄感、李渊为什么要造反？除了个人野心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朝廷没有向心力。一个皇帝，不信任官员，不允许官员发表意见，那官员也就无法产生跟国家休戚与共的感觉，相反，离心离德的趋势倒是非常明显，一旦局势不稳，就只会为自身利益打算。李渊是最经典的例子。

可能有读者会说，李渊本来就是野心家。然而，就算是那些并无改朝换代野心的人，也不敢轻易得罪自负的皇帝，只能阿谀奉承，谎话连篇。

隋炀帝三下江都以后，宇文述号称隋炀帝最信任的大臣，但是隋炀帝问宇文述外界盗贼的情况，宇文述也只敢说“渐少”
，根本不敢吐露实情。甚至到了江都宫变前夕，萧皇后知道有人要搞政变，杀隋炀帝，都不敢告诉他，只能任由他走向毁灭。

这样一来，隋炀帝可就真成了孤家寡人，身边是只会顺情说好话的佞臣，外界则是遍地开花的起义军和野心家，在这种众叛亲离的情况下，想不亡国，又怎么可能？

所以，分析隋亡的原因，固然可以追究到隋炀帝滥用民力，三征高句丽，但是，这些其实都只是直接原因，表面原因。而真正的深层原因，还是隋炀帝根本不懂得当皇帝的道理。

一个皇帝，最重要的任务绝不是逞个人英雄，强迫所有人去服从自己的梦想，而是要把自己的梦想、官员的梦想和老百姓的梦想整合到一起，带领所有人一起去实现这个梦想。

怎样才能把所有人的梦想整合到一起？其实很简单，就像孔子说的那样：“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隋炀帝不是有国吗，那就应该允许老百姓有家。隋炀帝不是有政治理想吗，那也应该允许官员有政治主张。

非常遗憾的是，隋炀帝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他只想靠自己发达的大脑给全国设定一个方案，然后再用自己的权力意志去强力推行这个方案，还梦想着这个方案就是千秋基业。问题是，他在制订方案和执行方案的时候，完全没有顾及客观历史条件，没有顾及当时老百姓的承受能力，也没有顾及大臣们的修正意见。一个皇帝，眼里只有自己，没有百官，没有百姓，这就叫缺乏人君之德了。有道是：“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
一个人如果只有功而没有德，那么开始那几步走得好，这是可以做到的，但是一直走到最后还走得好，几乎是不可能的。隋炀帝就是一个经典案例。

贞观年间，唐太宗对魏徵说：“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
我看《隋炀帝集》，觉得隋炀帝的文章写得特别漂亮，句句都是人话，也知道说尧舜好、桀纣坏，可是他办事的时候，为什么就会反过来呢？

魏徵回答说：“人君虽圣哲，犹当虚己以受人，故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
会当皇帝的人，无论自己有多少才能，也还要虚心纳谏。因为只有你诚恳对待别人，智者才能为你献上计谋，勇者才能为你献上力气，这样，你的事业才能平稳地走下去。然而，隋炀帝不是这样。他依恃着自己的才能，谁都看不起，谁的话都不听，所以他才会口说尧舜之言，这是智力就能解决的问题，但是他不会身行尧舜之举，这是因为他没有深入了解尧舜究竟是怎么做的。正因为他满口里说的都是尧舜的话，身体力行的却是桀纣的事，至死不悟，所以政权才会灭亡！这段话说得真是一针见血。

正因为隋炀帝恃才傲物，有才无德，他的“才”也就变成了走错了方向的歪才，变成了他国破家亡的催命符了。《隋唐演义》里说：“莫道有才能治国，须知亡国亦由才。”
不要说有了才能就可以治理国家，有时候亡国也是任才导致的结果。我们中国一直强调德才兼备，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分析了以上三个方面的特征，可以稍微总结一下，隋炀帝到底是个怎样的皇帝？一言以蔽之，他是一个暴君。

什么叫暴君？那就涉及对古代皇帝的分类了。中国古代皇帝分类原本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不必追求一致，不过，虽然划分的标准多种多样，但明君、暴君和昏君还算是最基本的类型。

所谓明君，是有才有德；所谓暴君，是有才无德；所谓昏君，是无才无德。

这三类皇帝里，哪一类贡献最大？当然是明君。既能克己复礼，又有文治武功，所谓“一人有庆，兆民赖之”
，所作所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唐太宗李世民就是明君中的典范。

哪一类危害最大？其实不是昏君，而是暴君。因为昏君无才，而暴君有才。一个无才无德的皇帝，顶多醉生梦死，他固然没有贡献，但对社会的危害也相对要小；相反，一个有才而无德的皇帝可就不一样了，他才能强，本领大，足可以让四海沸腾，民不聊生。这样的皇帝，固然可以建功立业，甚至利在千秋，但与此同时，他也一定是罪在当代，成为万众唾骂的悲剧人物。隋炀帝不就是最好的例证吗？

二、殷鉴不远

说到这里，恐怕有读者会意识到一个问题。恰恰就在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暴君死后不久，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明君唐太宗。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或者说，隋炀帝到底给继之而起的唐朝带来了什么？

毫无疑问，这两者之间太有关系了，没有隋炀帝，恐怕也很难有后来的唐太宗。因为隋炀帝给唐太宗送了一份最难得的大礼——教训。如果没有这教训，没准儿唐太宗也会是第二个隋炀帝。因为这两个人太像了。

像到什么程度？历史学家胡如雷先生说过一句话，“李世民之于杨广如影随形，但不是相似的形影，而是一个头脚倒立的水中倒影。”
既然叫倒影，可见两个人确实很像。甚至可以说，方方面面都像。

第一，身份像。两个人都是关陇贵族集团的成员，隋炀帝的母亲独孤皇后正是唐太宗的姨奶奶，唐太宗见了隋炀帝，还得叫一声表叔。

第二，经历像。这两个人都是皇帝的二儿子，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都没有资格接班。但是他们早年都功勋卓著，因此也都野心勃勃，为了能当上皇帝，两个人都搞阴谋诡计，无所不用其极。隋炀帝搞了“仁寿宫变”，唐太宗更是搞了大名鼎鼎的“玄武门之变”，当皇帝的来路，都不怎么正。

第三，理想像。两个人都自视甚高，都想青史留名，为此，当皇帝也都当得兢兢业业。

可是，就是这么两个极端相似的人，后人对他们的评价却天悬地隔。唐太宗成了明君中的明君，流芳千载；而隋炀帝则成了暴君中的暴君，只能遗臭万年。两个相似的人，为什么结局会判若云泥？关键的原因就是隋炀帝给唐太宗提供了教训。有两个教训至关重要。

第一，人民值得尊重。

第二，君主需要节制。

先看第一个教训。要知道，唐太宗亲身参与过隋末农民战争，亲眼见识过人民力量的强大。所以，他对老百姓的看法和隋炀帝截然不同。他知道，单个老百姓看起来固然软弱，但是，把一个个老百姓汇到一起，就会成为一股巨流。正因为认识到老百姓这种令人畏惧的力量，所以，唐太宗认可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他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
皇帝怎么当？第一要素就是爱养百姓，如果靠损耗百姓的利益来成全自己的利益，那就如同割大腿上的肉来填饱肚子，肚子填饱了，人也就该死了。

把这两句话和隋炀帝那句“天下人不欲多，多则相聚为盗”
放在一起，精神境界高下立判。正因为有这种认识，唐太宗才能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兴工役、不夺农时、休养生息，这样一来，隋末流离失所的老百姓才能在唐初迅速安定下来，才会捧出一个君明、臣贤、民安的“贞观之治”。

再看第二个教训，君主需要节制。节制什么？节制欲望，节制权力。隋炀帝就是因为超迈周汉的欲望太强烈，权力又太大，所以才会不停地大兴工役，东征西讨，直至最终走上逆天虐民的道路。

怎样才能节制欲望？唐太宗给出的答案很简单，就是自律。他说：“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
苦
。”
一个国家治理得好坏，起决定性作用的人物其实是君主。君主如果有很多欲望，老百姓就会痛苦，君主如果没什么欲望，老百姓就会快乐。

正是隋朝的教训让唐朝的皇帝知道，一个君主，不仅要节制穷奢极欲的欲望，还要节制建功立业的欲望，至少，要把这种欲望约束在老百姓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否则，超出了人民的承受力，连政权都保不住，还怎么能够再奢望建功立业？怎样才能节制权力呢？唐太宗给出的答案是纳谏。贞观二年（628），唐太宗问魏徵，何谓明君暗君？魏徵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
这就是著名的成语“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来历。只有多方采纳意见，才能避免君主唯我独尊，刚愎自用，也才能够充分做到群策群力，避免行政失误，这就与隋炀帝的恃才傲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唐太宗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
。”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隋朝勃兴速亡的反差有多强烈，隋炀帝这个反面教材的力量就有多大。正因为有了隋炀帝这么铭心刻骨的教训，唐太宗才能谨身节欲，求才纳谏，成为顶天立地的一代圣君，而隋炀帝，则只能是水中的一个倒影，一个反面。

隋炀帝一心想做超迈前古的好皇帝，最后却成了笔记小说里荒淫无耻的反面典型，顶着一个“炀”字盖棺论定。平心而论，这种评价并不十分公正。但是，在他身后，却崛起了一个既威武雄壮又温柔敦厚的大唐王朝，而在史书中，隋唐联称已成定局，以自身的教训给盛世奠基，这也算是历史给隋炀帝这个悲剧人物的一点补偿吧。

后记

十二年，弹指一挥间。那时候，我三十出头，对电视一无所知。懵懵懂懂间，纵身一跃，就跳上了“百家讲坛”。现在，我都四十又五，人到中年。偶尔，走到外面，还有人介绍说，这是“百家讲坛”最年轻的主讲人，我也只好笑一笑，补充上两个字——“曾经”。武则天曾经是泪眼婆娑的绝望尼姑，杨广曾经是气吞六合的风流天子。然而，几十年的风烟散去，武则天成了“政启开元，治宏贞观”
的一代女皇，而杨广则成了“好内远礼，逆天虐民”
的隋炀帝。结局和曾经之间，该有多大的距离？那么，我呢？我知道，人生本来就是开放式结局，那曾经的因，其实没有必然的果。外在的环境总在改变，自己的理想也未必恒定吧。在执着与鼎新之间，到底应该怎样取舍、怎样平衡呢？当年，看冰心先生所集龚自珍诗句“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
中的境界，真是羡煞。沧海横流，能让心定下来的力量，到底是什么呢？是良知，是梦想，还是清风明月，右史左图？

十二年，一轮。对人生而言，该是一个小段落了。在这个段落结束之后，我想稍事停留，给自己一个思考的余地。或许，等再读几本书，想明白几个道理之后，我还会跳上这个或者那个讲坛？毕竟，在我心里，一直回荡着古人的豪情：试上小红楼，论诗说剑；更尽一杯酒，举首高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