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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女孩的记忆／（法）安妮·埃尔诺（Annie Ernaux）著；陈淑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ISBN 978-7-208-17833-5

Ⅰ．①一…　Ⅱ．①安…②陈…　Ⅲ．①自传体小说—法国—现代　Ⅳ．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2）第136840号

责任编辑　赵　伟

装帧设计　林　林

一个女孩的记忆

［法］安妮·埃尔诺　著

陈淑婷　译

出　　版　上海

（201101　上海市闵行区号景路159弄C座）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4．75

插　　页　5

字　　数　85,000

版　　次　2022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22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7833-5/I·2034

定　　价　48.00元

所获赞誉

这本书被缩减到一个强烈的内核——不是忏悔，而是一种个人认识论。……阅读埃尔诺的书的一种方式是试图理解那种不透明的、痛苦的、本质的“成为”过程。

——《纽约客》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安妮·埃尔诺在法国文学圣殿中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因为她不仅有能力挖掘个人的记忆，而且有能力展示它们与集体经验的微妙互动方式……现在，英语读者也开始追捧。

——《纽约时报》

《一个女孩的记忆》是对时间在我们现在的自己和曾经的自己之间竖起的一道不可逾越的墙的深刻而美丽的审视。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书能如此生动地描述这堵墙的挫折和诱惑，以及我们在试图突破它时的心痛和渴望。安妮·埃尔诺是我最喜欢的当代作家之一，具有原创性和真实性。在读完她的书后，我总是在她的世界里走动几个月。

——希拉·赫蒂，《母性》和《人应该怎么过？》作者

法国当代著名作家埃尔诺，对她的羞耻感进行了很好的挖掘。她的写作中没有歇斯底里，也没有矫揉造作；她准确地处理她的个人历史，从不感情用事……对作家来说，重新审视痛苦时期不是什么新领域，但埃尔诺从这种做法中提炼出一种特殊的力量。正如她所说的，“关于羞耻的记忆比任何其他记忆都更加细致，更加让我不知所措。这种记忆是羞耻的特殊馈赠。”

——《纽约时报书评》

《一个女孩的记忆》写于2013年，虽然几年后才问世，但作为一种叙事体裁，它早于Me Too。埃尔诺的作品讲述了Me Too为女性提供的最简单也可能是最好的东西。这是她的根本要求：如何以集体形式在政治上记忆。……通过超过40年和21本书（几乎都是短篇的、以主体为导向的记忆）的个人化写作，埃尔诺从根本上动摇了法国文学的稳定，并重塑了这种类型。

——《国家》杂志

安妮·埃尔诺的回忆录写得如此真诚和脆弱，以至于我发现在读完之后，很难将自己的记忆与她的记忆分开。在《一个女孩的记忆》中，她梳理了一个充满欲望和羞耻的青春期，一个内部和外部都被贬低的时代。埃尔诺明智地涉足了她记忆中的灰色地带；她没有试图超越它们，甚至也没有试图“理解”它们，而是将它们牢牢地压在这本钻石般的书中。

——凯瑟琳·拉塞，《皮尤》和《答案》作者

在这本极具破坏性但却简单易懂的自传作品中，安妮·埃尔诺在她记忆的残骸中进行筛选，质疑它的性质：我们是否拥有它，构建它，或像照片一样看待它；长期被压抑的记忆是否可以作为叙事而复活和重构——在这样的行为中，作者在哪里结束，作者的角色在哪里开始。她问道：“如果记忆不是一种知识的形式，那么驱动我的信念是什么？”在《一个女孩的记忆》中，埃尔诺巩固了她作为一名具有深度和优雅的作家的地位。

——萨拉·杰拉德，《阳光之邦》作者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荒谬，但请告诉我，我是谁。

超级流浪汉乐队（Supertramp）

还有一件事，她说。我不为自己做过的任何事情感到羞耻，爱并且说出来，并没有什么可耻的。

可这不是真的。对于自己的软弱、文字、爱情的耻辱感持续吞噬着她，啃食着她，直到生命的尽头。

说到底，这一切并没有那么痛！不至于不能默默忍受，不表现出丝毫。这都是经验，是一件有益的事情。她现在可以写一本书，罗迪会是其中的一个角色；或者，她可以认真地进军音乐界；抑或是，自杀。

罗莎蒙德·莱曼（Rosamond Lehmann）《尘埃》

目 录

所获赞誉

一个女孩的记忆

一个女孩的记忆

有些人沉溺在别人的世界里，关注他人说话、交叉双腿、点烟的方式，活在他人的影子里。某天，更确切地说，某夜，他们被他者的欲望和意志牵着鼻子走，他们自己的所思所想都烟消云散了。他们丢失了自我，眼看着自己被支配、被拖入未知的进程中。他们的想法总是落后于他人，他人总是能占据先机，而且他们永远也追不上。

既不屈服也不认同，只是害怕现实，忍不住念叨“我发生了什么”，或者“只有我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除了这种情况，其他时候我是不存在的，或者不是同一个我。只有他者才能掌控时局、姿态和接下来的时刻，而且只有他自己对此了如指掌。

然后他者消失了，你不用再取悦他，他对你失去了兴趣。他把你抛弃在赤裸裸的现实里，就像一条脏内裤。他只关注自己的时间，而你已经习惯了服从，在没有主人的时候，形单影只。

于是，其他人乘虚而入，填补你的虚空，你不会拒绝他们任何事情，因为你好不容易才体会到他们的靠近。你在等待主人，希望他能给予你恩赐，至少碰你一次。某一天晚上，他这样做了，在你身上驰骋，这正是你苦苦哀求的。转天，他就消失了。这不重要，找到他已经成为你生活、穿着、自我提高、考试成功的理由。他会回来，你会配得上他，更甚至，往日那个没有存在感的你，现在变得美丽大方、学识渊博、自信满满，这些足以让他对你刮目相看。

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默默地以身相许的那个主人。但是，在你努力提高自己价值的过程中，不知不觉，你已经不可避免地远离了他。你审视自己的疯狂，你不想再见到他。你发誓会忘记一切，永远不会告诉任何人。

那年夏天，气候没有任何异常，戴高乐将军回归，推出了新法郎，建立了新的共和国，贝利夺得世界杯冠军，查理·高卢（Charly Gaul）获得环法自行车赛冠军，达琳达（Dalida）唱了《我的故事是一段爱情故事》。

那是一个漫长的夏天，就像25岁前的任何一个夏天。之后的夏天变得越来越短，记忆变得模糊不清，只记住了干旱异常、酷暑难耐的夏天。

1958年的夏天。

和往年的夏天一样，一小部分家境优裕的年轻人和父母一起到蔚蓝海岸晒太阳，另一部分同样富裕、在高中或者在圣-让-巴蒂斯特-德-拉-萨勒教会学校就读的年轻人，乘船前往迪耶普（Dieppe），练习学了六年的哑巴英语。还有一部分人，诸如高中生、大学生、小学教师等，他们假期很长，钱很少，会去在法国各地大型住宅或者城堡举办的夏令营看管孩子。无论走到哪里，女孩们都在手提箱里装一包一次性卫生巾，既担心又期待，想知道是否在这个夏天她们会第一次和男孩睡在一起。

那年夏天，特遣队的数千名士兵大多也是第一次离开家乡，前往阿尔及利亚恢复当地秩序。他们写了几十封信，讲述北非的炎热气候、山地、乡镇，以及被占领百年依旧不会说法语的阿拉伯“文盲”。他们发回了自己和朋友穿着短裤，在干燥、多岩石的风景中大笑的照片。他们像是童子军在探险，你会以为他们是在度假。女孩们什么也不问，仿佛报纸和广播上报道的“战斗”和“伏击”与他们无关。她们觉得他们履行作为男孩的职责是很自然的事情，正如那个传言，他们需要一只山羊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在她们看来，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他们休假回来，带回来项链、法蒂玛之手和一个铜托盘，然后又走了。他们唱起《退役的那一天》，改编自贝考（Bécaud）的歌曲《下雨的那一天》。他们最终回到了四散在法国各地的家，不得不结交新朋友，而这些朋友没有去过北非，没上过战场，不会谈到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士或北非阿拉伯人。他们与现实脱节，沉默寡言。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对是错，是应该感到骄傲还是羞愧。

1958年的夏天，她没有留下任何照片。

甚至连在夏令营庆祝的十八岁生日都没有照片。她是最年轻的辅导员。生日那天她正好休假，所以下午有时间去市区买起泡酒、拇指饼干和夏蒙尼牌橙汁，但只有少数人去她的房间喝了一杯，吃了些点心，并且他们很快就离开了——也许她不是他们常来往的人，或者只是觉得没意思，因为她没带唱片，也没带电唱机来夏令营。

1958年的夏天，在奥恩省S市夏令营遇到她的所有人中，有谁记得她这个女孩吗？应该没人吧。

他们忘记了她，忘记了彼此，9月底大家就都散了，回到了自己的高中、小学教师师范学校、护士学校、体育教育中心，或者被召唤加入了赴阿尔及利亚特遣队。大部分人都很满意这个看管孩子的假期，既挣到了钱，又获得了心灵上的满足。但她，作为一个异类，总是背道而驰、乱七八糟，应该会更快地被遗忘吧——让这些可笑的事情来增加记忆的负担是很荒谬的。在他们1958年夏天的记忆中没有她，而当年的记忆如今可能已经渐变成模糊地方的模糊轮廓，只剩下“夜晚地下室舞厅的黑人大战”和“未知的停演”，那是他们最爱开的玩笑。

因此，她从其他人的意识中消失了，从所有那些与奥恩省的这个确切地点有关联的意识中消失了。就在这个夏天，这些人评估他人的行为、表现、身体的诱惑力，尤其是她的身体。他们评判她，排挤她，一听到她的名字就耸耸肩或翻白眼，他们中的某个人因为找到了跟她名字有关的双关语而洋洋自得：安妮，你的身体在说什么（安妮·科迪(1)，哈哈！）。

她被其他人彻底遗忘了。这些人散落在法国或世界各地，已婚，离婚，独身一人，抑或成为祖父母，已经退休，头发花白或者染了头发。物是人非。

我也想忘记那个女孩。真正的忘记，就是不再想书写她，不再认为必须书写她，叙说她的欲望，疯狂，愚蠢与骄傲，饥饿与停经。可是我做不到。

日记里总有一些句子，暗指“S市的女孩”“1958年的女孩”。二十年来，我不断地在写作计划中写下“1958”。这本书至今仍未撰写，反复列入写作计划。无法形容的空白。

每次都是只写几页，除了有一次，那一年的日历与1958年的完全一致。2003年8月16日星期六，我提笔开写：“1958年8月16日星期六。我穿着花5000旧法郎买的一条牛仔裤和一件蓝白相间的横条纹无袖毛衣。这条牛仔裤是从玛丽—克洛德那里买到的，而她是花了10000旧法郎从鲁昂的埃尔达商店买到的。这是我最后一次拥有自己完整的身体。”我每天都奋笔疾书，试图让写作的日期与1958年的日期完全吻合，我乱七八糟地记下了所有重现的细节。仿佛这种每天不间断的周年纪念写作方式最有可能跨越四十五年的间隔，仿佛因为这种日期的“日复一日”，写作让我可以轻而易举地直接回到那个夏天，就像从一个房间进入到另一个房间一般简单。

由于画面、文字的涌入，写作需要不断延伸，很快，我的写作进度就落后于1958年各种事情发生的时间。我无法将1958年夏天的时间塞进2003年的日历中，它不断地溢出我。我越写越感觉自己写得不贴切。我很清楚地知道这些文字应该以另外一种状态呈现，但是我不知道应该是怎样的状态。我也没有寻找这种状态。其实，我只是单纯地享受释放记忆的快乐。我不愿意因形式而痛苦。五十页后，我又停笔了。

十多年过去了，又过了十一个夏天，与1958年的时间间隔增长到五十五年。1958年，连同那些战争、革命、核电站爆炸，一切都在被逐渐遗忘。

摆在我面前的时间越来越短。必然会有最后一本书，就像会有最后一个情人，最后一个春天，但没有任何迹象能预知到。一想到如果我在临死前没能书写那个我很早就称之为“1958年的女孩”，我就感到很困扰。终有一天，没有人能够回忆她。这个女孩而并非任何其他女孩所经历的，没有得到任何说明，等于白活了一场。

在我看来，这个写作计划不比其他写作计划更高明、更新颖、更让人快乐，但它确实是至关重要的，能够让我超越时间而存在。只追求“享受生活”是一种短视行为，因为没有写作计划的每一刻都像是最后一刻。

我相信，我是唯一记得的人，这让我着迷。1958年的夏天赋予我一种相较于其他人的绝对优势，就像是主权国家的绝对优势。我的欲望，在鲁昂街头的那些荒谬的梦想，以及十八岁就开始停经，如同一名老妇一般，这一切让我感到羞耻。而关于羞耻的记忆比任何其他记忆都更加细致，更加让我不知所措。简而言之，这种记忆是羞耻的特殊馈赠。

我意识到，以前发生的事情旨在消除阻碍我未来前进的障碍，就像在噩梦中一样。我准备好要开始寻找1958年的女孩，寻找她和其他人，并把他们都带回到现今某一年的夏天，比1914年的夏天还更加遥远。

我注视着一张黑白证件照，这张照片贴在伊沃托（Yvetot）市圣米歇尔寄宿学校为高中毕业会考C方向所制定的学生手册上。我看到，一张脸占据了照片的四分之三。这是一张标准的椭圆形的脸，鼻子笔直，颧骨平平，额头宽大。可能是为了让额头显得不那么宽大，一侧奇怪地垂着微微卷曲的刘海，另一侧垂着一绺卷曲的头发。其余的深棕色头发被梳到脑后盘成一个发髻。嘴唇勾勒出一个微笑，可以认为是甜美或悲伤，或两者兼而有之。一件深色毛衣，立领、插肩袖，有一种古板而平淡的天主教教士长袍的效果。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头发凌乱的漂亮女孩，给人一种甜美或慵懒的印象，今天再看，我们会觉得她不止十七岁。

我越盯着照片中的女孩看，就越觉得她在看着我。这个女孩，她是我吗？我是她吗？为了让我成为她，我必须：

能够解决一个物理问题和一个二次方程，

每周都读《晚安周刊》中连载的小说，

梦想最终能去参加“青年家庭舞会派对”，

支持保留法属阿尔及利亚，

感受到妈妈的灰色眼睛到处盯着我，

没有读过波伏瓦、普鲁斯特、弗吉尼亚·伍尔夫，等等。

名叫安妮·杜切斯内。

当然，我必须对未来，对1958年的夏天，一无所知。我必须突然之间忘记我的人生经历和世界的变化。

照片中的女孩不是我，但她不是虚构的。我对世界上任何其他人的了解，都没有对这个女孩这样广泛、无穷无尽。我知道，例如，

在2月假期的一个下午，她和她的好朋友奥迪尔在市政广场的摄影店拍了证件照；

她额头上的卷发，是因为她前一晚戴了卷发夹，她柔和的目光，是因为她近视——她摘下了厚厚的眼镜；

她的左唇角有一个爪形疤痕，在照片中看不见，是因为三岁时摔倒在玻璃瓶碎片上造成的；

她的毛衣来自费康市服饰用品批发商德卢姆。该批发商为家庭主妇经常光顾的店铺提供袜子、学习用品、古龙水等，其旅行推销员每年两次在咖啡厅的桌子上打开装满样品的手提箱推销产品，就是那个胖胖的推销员，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有一天跟她说她的名字与一个流行歌手名字一样，就是唱《牛仔的女儿》的安妮·科迪，当时她很不高兴。

历历在目，数不胜数。

因此，可以说，我对于其他任何人的记忆都没有如此之多。脑海中只有关于她的记忆，这也是我对1950年代世界的认知：穿皮毛大衣、戴巴斯克贝雷帽的男人，前轮驱动轿车，《雪之星》，乌鲁夫（Uruffe）神父的罪行，冯斯托·科皮（Fausto Coppi），克劳德·卢特（Claude Luter）的管弦乐队。关于她的记忆让我能够确定哪些人曾经存在过，哪些事曾经发生过。照片中的女孩是一个陌生人，她把她的记忆留给了我。

然而，我不能说我跟她不再有任何关系，或者更确切地说，跟转年夏天的她没有任何关系，这会让我感到不安，就像我在阅读帕韦泽（Pavese）的《美好的夏天》，罗莎蒙德·莱曼的《尘埃》，看一些电影的时候也会感受到强烈的不安一样。电影名我需要提前罗列一下才能下笔：

《旺达》《不幸时刻》《苏》《手提箱女孩》，还有我上周刚看的《露西亚离开之后》。

每次，我都像是被银幕上的女孩掳走了，我变成了她，不再是今天的我，而是1958年夏天的女孩。她将我吞没，遏制我的呼吸，给我一种我只存在于银幕里的短暂错觉。

这个1958年的女孩能够在五十年后重现并让我内心崩溃，所以她一直隐藏在我身上，无法摆脱。字典里关于真实的定义是，行动并且产生效果。这个女孩，不是我，但真实地存在于我的身上。这是一种真实的在场。

在这种情况下，我是不是应该把1958年的女孩和2014年的女人融为一个“我”？或者，使用“她”和“我”来区分二者，以期能够尽可能地阐述事实和行为。在我个人看来，这不是最公平的，而是最冒险的，同时也是最残酷的，就像你在门后听到别人谈论自己的时候用“她”或“他”，那一刻你感觉快要窒息了。

(1)　安妮·科迪（Annie Cordy），比利时演员、歌手。她的姓“Cordy”同法语“corps dit”（身体说）发音相同。——译注

即使没有照片，我也能看到她——安妮·杜切斯内，看到她于8月14日午后从鲁昂到S市的火车上下来。她的头发盘到脑后，形成一个垂直的发髻。戴着近视镜，眼睛看起来更小了，但是不戴的话，她眼前就一片模糊。她穿着一件海军蓝中长款大衣，是两年前一件米色罗登厚呢长大衣经过裁剪染色改制的；下身穿着一条粗花呢直筒裙，也是由另外一条裙子改成的；还穿着一件海军蓝条纹毛衣。手里提着一只崭新的灰色手提箱，是六年前和她父亲去卢尔德（Lourdes）旅行时买的，从那以后就再也没用过。还挎着一个水桶状的蓝白色塑料包，前一周在伊沃托市场上买的。

一路上敲打着车厢窗户的雨已经停了。出太阳了。穿着中长款的罗登厚呢和冬天的厚裙子，她太热了。我看到一个普通阶层的乡下姑娘，身材高大健壮，外表看起来勤勉好学，穿着“手工制作”的衣服，面料既耐穿又舒服。

在她旁边，我看到一个五十多岁女人的身影，矮一点，胖一些，她“外表很好”，西式套裙，红棕色烫发，神色威严。我看到了我的母亲，她的神态既有焦虑、怀疑，又有不满，一脸的“提防戒备”，一如既往。

我知道这个女孩此时此刻的感受，我了解她的愿望。她心中唯一的愿望：让她的母亲乘坐相反方向的火车离开。被别人看到自己的母亲陪同在侧，自己像孩子一样被母亲送到夏令营，她肯定会满心恼恨，羞愧万分。她母亲以需要在鲁昂换车为由，拒绝让她独自踏上行程，然而还有半个月她就十八岁了，而且她已经被聘为辅导员了。

我能看到，但我听不到。1958年的声音没有被记录下来，记忆以无声的形式转述了我当时说的话。很难说我是否还保留着诺曼底人的平缓语调，跟家里的所有长辈相比，我自认为已经改掉了这种口音。

关于这个女孩，我能说什么呢？就在夏令营的司机在火车站前停好车后，她迅速吻别了明显也想上车的母亲，急匆匆地上了车，把母亲一个人留在了人行道上，局促不安，风尘仆仆，一脸心碎。对此她不会在意。后来得知由于晚上没有去鲁昂的火车，母亲不得不在卡昂留宿旅馆一夜的时候，她依旧没有在意。她还理所当然认为母亲这是活该，本来就应该放她自己去S市。

在那个8月的下午，在奥恩省变幻莫测的天空下，对三天后将要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的状况下，在那个没有什么悬念、已经过去五十多年的时刻，她曾经如此鲜活地存在过。那么，该如何讲述当时的那个女孩呢？

如果她没有摘下眼镜，松开发髻让头发披散到肩上（没有了母亲的监视，她的这些行为都是可预见的），那么某些事情也许就不会发生了。可是，这些行为也不是某些事情发生的原因啊，或者，不是主要原因啊。

我不由自主地想道：她充满了渴望和骄傲。并且，她期待一段爱情。

我好想写到这里，貌似其他的都不应该说，我多想一切就到此为止。期待爱情，只是一种浪漫幻想，完全符合虚构女主角的人设。然而，必须继续写下去，解释清楚她的社会、家庭、性行为状况，因为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她迸发出渴望、骄傲和期望。必须弄明白她为什么骄傲，又为什么有这样的期待。

不得不提：这是她第一次离开父母。她从来没有出门见过世面。

除了十二岁时与父亲一起乘坐大巴车前往卢尔德，以及每年夏天在利雪的仪式日，在加尔默罗会修道院和天主教大教堂做完晨祷后，大巴车司机把朝圣者放在特鲁维尔海滩，除此之外，她没离开过父母的小食品杂货咖啡店和修女开办的圣米歇尔寄宿学校，作为走读生，每天两次往返于两者之间。假期时，她待在伊沃托，在花园里或房间里看书。

作为独生女，父母对她关怀备至。由于第一个女儿六岁时去世，而她五岁时也差点因为破伤风死去，父母不让她接触外界，父亲总是担惊受怕，母亲也顾虑重重。必须有堂姐或同学的陪同，她才被允许出门。她从来不能去参加舞会派对。她第一次跳舞还是三个月前在比利时广场搭建的帐篷里的狂欢节舞会上，母亲坐在旁边看着她。

她对社交一无所知，各种例证不胜枚举。她不知道怎么打电话，从来没有冲过淋浴或泡过澡。她从来没有与农民出身、信奉天主教之外的人打过交道。现在回头看她，我觉得她很笨拙，不自然，甚至很粗鲁，对自己的举止言谈很不自信。

自从识字以后，她的生活就是她所热爱的阅读。她是通过书籍和女性报纸了解这个世界。

在家里，在她的地盘上，杂货店老板的女儿——这是邻居对她的称呼，拥有一切权利。糖果和饼干随便吃，假期里躺在床上看书到中午，从不用摆桌子或擦鞋。她活得像个女王。

之所以带着这份女王的骄傲，与其说是因为她长期占据班里第一名，或者因为圣体圣事的负责人玛丽修女称她为“寄宿学校的荣耀”，更是因为她很擅长数学、拉丁语、英语、文学写作，而周边的人对这些完全没有概念。工人家庭的亲属们都认为她超群绝伦，每逢家庭聚餐总是会探讨她的学习“天分”是遗传自谁。

她骄傲于自己的与众不同：

电唱机放着布拉桑（Brassens）和金门四重奏，而不是格洛里亚·拉索（Gloria Lasso）和伊薇特·霍纳（Yvette Horner）；

读《恶之花》，而不是《我们俩》；

写日记，抄写名家的诗和语句；

怀疑上帝的存在，即使她从不会错过弥撒和宗教节日的圣餐。她可能处于一个不确定的领域，介于信仰和无神论之间，慢慢不再相信传说，但仍旧喜欢祈祷、弥撒仪式和圣礼。

她的与众不同，让她有了很多愿望，对此她也骄傲不已：

离开伊沃托，逃离母亲、学校和整个城镇的目光，做自己想做的事：通宵阅读，像朱丽叶·格雷科（Juliette Gréco）一样穿黑色衣服，去学生咖啡馆，去鲁昂波瓦兹街的拉卡奥特酒吧跳舞。

进入一个未知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寄宿学校有钱学生的标配——巴赫的唱片、图书馆、订阅《事实》杂志、网球、国际象棋、戏剧、浴室，既令人向往又令人生畏，但她也无法邀请她们到家里做客，因为她家既没有起居室，也没有餐厅，只有一个夹在咖啡馆和杂货铺之间的小厨房，厕所还在院子里。在那个世界里，她想象着大家一起讨论诗歌、文学、人生和自由的意义，就像萨特的小说《理性之年》一样，整个七月她都沉醉其中，她变成了伊维奇。

她没有我这般坚定，但是却跟我一样一本接一本地看书。

我知道，她无比坚信自己很聪明，很有力量，因为她身高一米七，身材健硕，大腿、臀部尤其健壮。对于她来说，未来很抽象，就像苏丁（Soutine）的《红色楼梯》，这幅画是她在《大众读本》期刊中剪下来的印刷品。

我看见她到达夏令营，像一匹从围场里逃出来的小马驹一样，第一次独自一人，自由自在，略带不安惶恐。渴望见到自己想象中的同类人，他们也会把她当成自己人。

母亲一直让她远离男孩，就像要远离魔鬼一样。从十三岁开始，她就一直向往跟男孩接触。她不知道如何与他们交谈，看到伊沃托街头有女孩驻足和男孩聊天，她就寻思她们是怎么做到的。就在几个月前，她第一次拥抱了农学院的一个学生，而且保持着这种无言的调情，他也不说话。这需要她千方百计地躲避母亲的监视：缺席弥撒，借口说看牙医需要等很久很久，等等。由于害怕冥冥之中受到惩罚，她在高中毕业会考前结束了这段关系。

她从未见过或触碰过男性生殖器。

（一段记忆能够说明她有多么无知：班上的一个女孩一边坏笑着一边让她看寄宿学校发的天主教记事本中援引的克洛岱尔的一句话：“男人没有别的幸福，除了全力以赴。”她不明白这句话哪里淫秽了。）

她渴望做爱，但只想为爱而爱。她牢牢记住了《悲惨世界》中描写珂赛特和马吕斯第一夜的一段话：“在新婚之夜的门槛上，一位天使站在那里，微笑着，一根手指放在嘴上。灵魂在这个举行爱的庆典的圣殿前陷入沉思。”

当年站在夏令营门槛前的那个我，心中对性行为充满了幻想，如何才能唤起这种幻想？

当年对这种生活中最陌生、最奇妙、从小就有耳闻却从未目睹的伟大秘密，一无所知，但又满怀期待，如何才能恢复这种状态？这种神秘的行为开启了生命的盛宴，创造了世间的根本。我的上帝，千万不能早死啊！这种行为，是奥吉诺（Ogino）避孕法时代的禁忌和恐惧，最糟糕的结果就是例假前每月八天的“自由”的诱惑造成的。

我无法回忆起那种欲望和禁忌纠缠、对神圣体验的期许和对“失去贞洁”的恐惧交织而成的精神状态。对于我和大多数法国人来说，“失去贞洁”这个表达已经失去了曾经的那种难以置信的影响力。

我还没有跨过夏令营的门槛。我刻意写得慢一点，就是为了抓住那个1958年的女孩，似乎我想尽可能细致地“刻画她的形象”，仿佛一直没有足够的社会和心理决定性因素，没有足够的线条。简而言之，我想说她是“外省某宗教学校的好学生，来自普通家庭，向往成为放荡不羁的中产知识分子”，即使这样会让她的形象模糊不清。或者，把杂志中的表达“一个在自尊自爱中长大的女孩”进行适度改编，“一个保持自恋的女孩”。我不知道那个坐上夏令营汽车的女孩是否属于上面的概括。她当然不会这样说或者这样想，但也许会借用萨特和加缪关于自由和反抗的话语。我知道那个时候的她有些怯场，因为她从来没有照看过孩子，而且，由于未满十八周岁的实习年龄要求，她没有经过任何辅导员的培训就被聘到了夏令营。

我无法找回她的话语，找不到她内心独白的各种表达，我本来以为通过写作是很有可能做到的，但是不行。不过，我至少可以从写给班里一个女生的信件里找到一些蛛丝马迹。这个女孩1957年离开了寄宿学校，这些信件是她2010年还给我的。所有的信件开始都是Darling或Chérie（亲爱的）玛丽-克洛德，结尾都是Bye-bye或Tchao（再见），当时高中流行这样写。在来到夏令营前几个月里的信件中，有这样几句话：

“终于能离开这个冷冰冰、让我们无限忧愁与窒息的地方（寄宿学校）了，万岁！”和“这个可怕的伊沃托小镇”。

“为了让修女们眼红，我扎辫子，涂指甲油，穿宽松的短衬衫。”

“年轻真是太棒了！不用着急给自己戴上婚姻的枷锁。”

1958年的那个女孩喜欢一切在她看来“自由”、“现代”、“时髦”的事物，她痛斥那些“坚守道德准则”、“目光短浅”、“花大价钱寻找丈夫”的女孩。

她“喜欢”写法语作文，她将作文主题抄写给她的朋友。拉伯雷是一个谜吗？布瓦洛说“保持理性”，缪塞说“拒绝理性！”，等等。

信件的内容完全围绕着学校的生活和阅读的书籍（萨冈、加缪、晦涩难懂的《反抗者》），未来和生活。语气活泼、激昂。“人间值得”的宣言时常出现。关于她参加的那场伊沃托狂欢节舞会，她写道：“在疯狂的漩涡中，我第一次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我自言自语道‘我很幸福’。”

没有关于父母的只言片语。

毫无疑问，我认为这些信件写得很真诚，但仍然充满了想向玛丽-克洛德表达自己对于他人和人生具有与其类似的兴趣、感受、姿态的愿望。玛丽-克洛德有很多奇思妙想，不尊重权威，阅读从工程师父亲书房里翻出来的当代小说，这些让她成为令人羡慕的对象，通往现代世界的摆渡人。

在1958年的记事本中，也许最有可能找回当时内心活动的记忆片段。这是一本红色卡纸的大记事本，是奶酪供应商赠送的商用记事本，多次搬家都被保留了下来，里面仔细抄录了多位作家的诗歌和名言。那个时期的女孩，通过这些她自以为能够准确描述她本人、没有她那个阶级的平庸的语言和粗鲁的语句，间接地表达着自己的内心。

除了普雷维尔（Prévert）的二十几首诗以外，还有于勒·拉福格（Jules Laforgue）以及缪塞的几首诗，另外还有一些单独的诗句：

我接受了生活，就像挨了一记耳光

当有人向一个陌生女人吹口哨时

我虽不认识她，但仍尾随她。——皮埃尔·洛伊佐（Pierre Loizeau）

还有普鲁斯特的一些名言，全部都是关于记忆的，出自保罗·克鲁泽（Paul Crouzet）的《法国文学史》。其他一些，我都忘了出处：

身在福中知是福，才是真正的幸福。——亚历山大·小仲马

占有渴求之物一向是虚幻的，而每种渴求给我的充实，胜过那种虚幻的占有。——安德烈·纪德

这是那个即将进入夏令营的女孩。

她是在我之外的真实存在，她的名字会出现在S市疗养所的登记簿中，如果这些被保存下来的话。安妮·杜切斯内。父亲的姓氏，我认为太过响亮，不太喜欢，可能也是因为母亲觉得这个姓不吉利。我更喜欢母亲的姓，杜梅尼尔，柔软而低沉。杜切斯内，这个名字六年后在鲁昂市政厅被删掉了，有些随意，也许还有一丝宽慰，与此同时，我迈入资产阶级的世界，在S市便无迹可寻。

这个地方也是真实存在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在我的记忆中已幻化成一座城堡，既像《美丽的约定》中的城堡，又像《去年在马里昂巴德》中的城堡。1995年秋天，我开车从圣马洛回来的路上，并没有找到它。当时我不得不把车停在S市的主街上，向一个烟店老板打听去疗养所的路，看见她神情迷惘，好像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地方，我又解释说“之前是残疾青少年医疗教育机构，我记得”，希望这样她就可以给我指路。这个地方，我今天才在网络上吃惊地得知，它是一座建于中世纪的修道院，几个世纪以来被拆除、重建和改造，除遗产日外，不对外开放。

在目前网上的相关图片中，找不到它曾经作为疗养所的任何痕迹。当时，在夏天它就成了一个大型的“健康夏令营”，能够陆续接纳两批数百名身体虚弱或“患性格障碍”的儿童，三十多名辅导员，两名体育教员，一名医生和几名护士。相反，在这张1958年8月下旬寄给奥迪尔的明信片上，没有任何涉及这个地方历史特征的信息。奥迪尔是另一个寄宿学校的密友，比玛丽—克洛德更亲密，因为她是农民的女儿，与杂货店女孩太有默契了，总是心领神会，她们说着方言，嬉笑玩乐。在这张几年前奥迪尔复印给我的明信片上，我看到一座雄伟的古建筑群的俯瞰图，外观朴素，石头略带赭色，由高度和长度不等的三个部分构成，形成T的形状，其中垂直的那部分偏向右侧。较短的那一侧可能是一座小教堂。在入口处，巨大的门廊两侧是两座门楼。整座建筑似乎可以追溯到不同时期，但主要是来自18世纪。两侧建筑中间夹着一个运动场。门廊左侧是一些战后的小型建筑，右侧是一个公园，看不到边界，一堵墙包围了照片中可见区域部分。背面：S市疗养所［……］——奥恩。

在写到1958年8月14日安妮·杜切斯内到达夏令营的时候，我陷入了一阵麻木之中，这往往预示着面对某些无法言明的困难时我会写不下去。这些困难不是由于记忆的缺失造成的：我尽可能不让各种画面叠加在一起，尽可能让自己痴迷于这样一部毫无意义的影片——一个房间、一条裙子、钻石釉质牌牙膏：记忆是一个疯狂的道具。我不是纠结于这个问题嘛：发现、理解这个叫安妮·D的女孩的行为、幸福和痛苦，将它们与半个世纪以前的社会规则和信仰，与人人所谓的那种显而易见的正常状态相联系。这里的“人人”不包括一小部分“现代人”，她和夏令营的其他人都不属于这一小部分人。

其他人。

我将他们的名字和姓氏输入电脑的白页中。先输入男生的。对于常见名，搜索出的结果太多，也无济于事，没有一丝线索能够让我在这么多重名的人中找出1958年夏天夏令营的那个雅克·R。他们淹没在人群中。居住地标记为下诺曼底的几个名字让我觉得，也许感觉是错的，它们与那些我记得1958年就已经住在那里的人有关系。所以，他们从未搬离过他们的故土。这个发现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就好像他们因为将自己扎根在一个地方，所以他们没有变一样，他们的地理身份保证了他们存在的永恒性。

我试着搜索了女孩们的名字。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是熟悉的，她们可能都像我一样，结婚的时候改了姓，并没有考虑联系簿中的温馨提示：“请填写娘家姓，这样熟人更容易找到您。”

我在谷歌上扩大了搜索范围。在“老朋友”网站上，我认出了迪迪埃·D，我很确定是他，他以前是迈松—阿尔福兽医学院的学生，还找到了居伊·A，但我不是太确定是我认识的那个人，他来自北方，出现在所属大区以及里尔的好几个体育网站上。

我回到目录服务，重新输入名字，然后坐在屏幕前发呆，仿佛置身于耀眼的星球边缘，试图把那些从1958年夏天以来被时光吞没的人一个一个地拽出来。

那些被法国电信在地图上用蓝色圆圈标注了地理方位的人，是他们吗？一张俯拍的照片放到最大之后，能看到灰色的房顶，像靶子一样被蓝色圆圈圈住，房顶下的人，是我认识的他们吗？

我想给他们，给那些甚至我不确定就是他们的人打电话，就以进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夏令营的调查为借口。我想象着自己假扮成记者问问题。1958年夏天你在S市吗？你还记得其他的辅导员吗？记得领队辅导员H吗？记得那位短暂当过辅导员、之后就转到医疗秘书处工作的安妮·杜切斯内吗？一个身材高挑，留着棕色长发，戴着眼镜的女孩？你能跟我说说她吗？他们可能会问我为什么对这个女孩感兴趣，或者他们会说我打错了，或者他们会挂断我的电话。

后来我问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要寻找什么。当然不是为了验证他们完全不记得安妮·D，更不是为了验证他们还记得她，这个假设太可怕了。说到底，我只想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听听他们的声音——即使我不太可能记得这个声音，这是他们存在的切实的、可感知的证据。就好像我需要他们活着才能继续写作。我需要书写生者，虽然这会让我陷入危机，但是我不能在他们死后再随心所欲地书写他们，让他们变成书中的虚构人物。把写作变成一项困难重重的事业。虽然写作不难，至少对于我来说不难，但是写作是要付出代价的，因为可能会面临很可怕的后果。

想一想，至少，希望他们还活着是一种邪恶的愿望，我要写书披露一些事情，会伤害到他们，会是对他们的最后审判。

这次，她进入了夏令营。当然，她前几周对疗养所的想象也破灭了，因为她看到了巨大的石楼梯，长长的有柱子的食堂，天花板高得令人眼花缭乱的巨大宿舍，狭窄黑暗的走廊，一排排辅导员房间。她的房间在走廊尽头，里面还住着另外一个辅导员，叫珍妮，顶着一头浓密的棕色卷发，戴着黑色的大框眼镜。珍妮已经选择了靠门口的那张床，把个人物品放到了壁橱里，占了一半的空间。我看到，她在车站前人行道上时脸上的那种兴高采烈、自信满满，已不复存在。在跟新来的人的陆续接触过程中，她觉得所有人都表现得从容而坚定，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到大惊小怪。

而一切对于她来说都是崭新的。

第一个晚上，她睡不着。室友倒头就睡，呼吸声困扰着她。她从来没有和不认识的人睡过一个房间，觉得卧室的空间属于她的室友，而不属于她。

其他人来自高中或小学教师师范学校，好几个已经就位。几个男孩女孩常年在疗养所负责教育工作。她是唯一一个来自教会学校的人。当然，她讨厌圣米歇尔寄宿学校，但是她完全不了解世俗世界，例如，8月15日和其他日子没有任何不同。孩子们在这一天抵达夏令营，这是她第一次在圣母升天节没去做弥撒。第一顿午餐的时候，有人用俚语问她就读于哪个中学？对于她来说，这个指代“中学”的俚语的意思是木箱，同时还有出租车的意思。在犹豫了片刻之后，她回答说在鲁昂的圣女贞德高中。当被追问她是否认识那里的某某女孩时，她不得不承认她才刚刚注册了下一学年，到目前为止还是就读于一所教会学校。

男女生混合工作制让她感到不安。她还不了解从事同一工作的男孩女孩之间如何培养简单的友谊，这是一种全新的情况。基本上，她只见过街头男孩跟随女孩时，女孩如何跟男孩说话，欲拒还迎，夹杂着戏弄和嘲讽。在孩子们到达之前的会议上，她的目光扫过了会场约十五个男孩，没有挑选出任何一个符合她爱情故事梦想的对象。

夏令营初期的两幅画面：

午饭时间，在食堂门前洒满阳光的草坪上，在身着秋叶图案外衣的文雅的主任的带领下，聚集在一起的一百多个孩子先是轻唱，然后越唱越响，最后震耳欲聋，之后又变成几乎听不见的耳语：爸爸！妈妈！这个孩子只有一只眼睛！爸爸！妈妈！这个孩子只有一颗牙齿！啊！我的天！生一个只有一只眼睛的孩子真烦人。啊！我的天！生一个只有一颗牙齿的孩子真烦人。

在公园的草地上，十二个身穿毛衣和蓝色短裤制服的少女一起跳舞，手挽着手，中间是一位金发碧眼的辅导员，扎着马尾辫，热情地带领着她们，脚步左右左右地跳着，一边唱着：“我的鞋子，我的鞋子，到处都是洞/我是爵士乐迷，我是爵士乐迷。”

这些画面保留至今，从中我看出1958年的那个女孩迷恋于这个组织严密的世界，这个世界由哨子控制，伴随着进行曲的节奏，气氛欢快而自由。在这个社会中，从主任到护士，每个人都心情愉快，她第一次觉得自己能够忍受成年人。毋庸置疑，这是她离开伊沃托的寄宿学校后进入的一个理想的封闭世界，丰富多样的食物、游戏和活动，能够满足所有的需求。

我看出她渴望适应这个新环境，但也满怀恐惧，害怕自己无法做到，害怕自己永远无法像金发辅导员那样——她只知道跟上帝有关的歌曲。（第二天得知自己不会专门负责一个小组，她放心了不少。她只是“机动辅导员”，也就是代替要去休假的辅导员。）

她已经到夏令营三天了。现在是晚上，星期六，宿舍里所有的孩子都躺下了。我看到她，就像我后来几十次看到的一样，穿着牛仔裤、无袖水手毛衣和白色系带凉鞋，和她的室友一起走下楼梯。她摘下眼镜，解开发髻，长发披散在身后。她兴奋极了，这是她第一次参加舞会派对。

我不记得她们到达地下室舞厅时，是否已经开始放音乐了。舞厅位于中央大楼外，可能在医务室或另一个场所的下面。也不记得他是否已经在那群围绕着唱片机忙着选择唱片的人群中。可以肯定的是，他是第一个邀请她跳舞的人。当时放着摇滚乐，她局促不安，因为自己跳得很糟糕（可能她已经告诉他并请他谅解了）。在他手腕的牵引下，她大步转身，凉鞋踩在舞厅的水泥地上发出咔嗒声。她有些困扰，因为他在引导她旋转时一直盯着她看。她从来没有被这样深沉的目光注视过。他是H，领队辅导员，身材高大，金发碧眼，身材魁梧，有一点点肚子。她没想过他是否喜欢他，她是否觉得他很帅。他看起来比其他辅导员大不了多少，但对于她来说，他不是一个男孩，而是一个成年男子，更多的是因为他的职位，而不是他的年龄。就像跟他职位一样的那个女孩子L，在她看来，他们更像是领导。当天中午，她曾和他同桌吃饭。当时她有些紧张，感到非常尴尬，因为她不知道该如何干净利落地吃甜点里的桃子。她自始至终都没有想过他会对她感兴趣，她惊呆了。

他一边跳舞，一边退到墙边，继续盯着她看。灯熄灭。他用力将她拉到胸前，嘴巴压上了她的嘴。黑暗中响起抱怨声，有人打开了灯。她知道，是他把灯关了。她无法抬头看他，沉浸在甜蜜的恐慌中。对于刚刚发生的事情，她惊魂未定。他低声说，我们出去好吗？她说好。因为他们不能当着别人的面调情。他们来到外面，贴着墙拥抱在一起。天气很冷。在食堂附近，在黑暗的公园前，他把她按在墙上，在她身上摩擦，她感觉到他的下体隔着牛仔裤顶在她的肚子上。他进展得太快，她还没准备好接受这样的速度与激情。她没什么感觉。她沉浸在他对她的这种欲望中，这是一种无拘无束、狂野原始的男性欲望，与青春期那种和缓而谨慎的调情完全不同。她没有问他要带她去哪里。她什么时候意识到他要带她回房间？也许是他说的？

他们在她的房间里，周围一片漆黑。她看不到他在做什么。这一刻，她还依然认为他们会在床上隔着衣服继续亲吻、爱抚。他说：“脱衣服。”自从他邀请她跳舞开始，她一直对他言听计从。被动接受的事情和主动做的事情之间，没有本质区别。在狭窄的床上，她赤身裸体地躺在他的旁边。她还没来得及适应他的一丝不挂，赤裸的男性身体。他使劲。她很痛。她说她是处女，以此作为防卫或解释。她尖叫。他凶她：“我希望你好好享受，而不要大喊大叫！”她想去别的地方，但她不会离开。她很冷。她可以起床，打开灯，告诉他穿好衣服滚出去。或者她自己，穿好衣服，回到舞会，把他晾在那儿。她本可以这样做的。我知道她从来没有过这个想法。就好像现在回去已经太晚了，一切必须顺其自然。在这样的状况下，她无权抛弃这个男人。他对她是如此的渴望。她无法想象，如果他没有选择她，在那么多女孩中挑选出她，该怎么办？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就像限制级电影的情节，男人的搭档跟不上他的进度，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她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只有他是她的主人。他总是领先一步。而这时他们进入房间才短短五分钟。

我已经不记得任何感觉了，更不用说当时的想法了。床上的女孩亲身经历着一切，而一个小时前她应该完全无法想象到这种场景，仅此而已。

他打开灯，问她放在水池左右两侧的香皂，哪一块是她的。然后，他用香皂擦洗着，也帮她打香皂。他们坐回床上。她拿给他从杂货店带过来的榛子牛奶巧克力，他吃得很开心，说“当你领到报酬时，买点威士忌吧”！这种高级酒，她父母是不卖，反正她讨厌酒。

她室友随时可能从舞会回来。他们穿好衣服。她跟着他去了他的房间，作为领队辅导员，他自己住一个房间。她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想法，完全听从他的指挥，相信他作为男人的经验。（他没有替她着想过。即使在今天，我依然不知道他当时是怎么想的。）

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接受了可以失去贞洁的想法，虽然并不是心甘情愿的，但是她很配合。

他反复说希望她能感受到欢愉。可是她不能，因为他抚摸得太大力了。如果他能温柔一些，也许她可以。她没让他那么做，因为一个女孩子要求这样的事情，太羞耻了。所以，她完全顺从他的意愿。

她屈从的不是他，而是一个无可争辩的普遍法则，就是她总有一天不得不屈从的男性野蛮法则。这条法则是残酷和肮脏的，事实就是如此。

他说了一些她从未听过的话，这些话将她带离出听到低声的猥亵之词会偷偷地笑的少女世界，带她进入了男人的世界，也就意味着她进入了纯粹的性的世界：

今天下午我手淫了。

你所在的夜总会里都是妓女，对吧？

他想说说话，所以他们就在彼此的怀抱里慢悠悠地聊着，对面就是窗户，窗户那侧的墙上贴着儿童涂色画。他来自汝拉，是鲁昂一所技术学校的体育老师，有一个未婚妻。他今年二十二岁。他们了解了彼此。她说自己的臀部很宽。他说：“女人的臀部是这样的。”她很高兴。他们之间变成了正常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们应该小睡了一会儿。

天亮了，她回到自己的房间。从她离开他的那一刻起，她便深深地觉得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是那么不真实。她还没有从吃惊中走出来，还沉醉于这件事中。这件事需要好好陈述、措辞，才能是板上钉钉的事，她需要说出来！所以，她跟已经洗漱完毕准备下楼吃早餐的室友说：我和领队辅导员睡了。

我不知道她当时是否已经认为这是她的第一次“爱之夜”。

对于这次回溯1958年8月16日至17日的夜晚，我是第一次感到如此满意。在我看来，我无法更好地还原当时的状况了。那既不恐怖也不羞耻。只有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以及毫无意义的一切。我无法更贴近那个即将年满十八岁的我，当时的我对于那个周日要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

午餐时，餐厅里一片嘈杂，她坐在桌子的一端，照看着十几个大声叫嚷的小男孩。盘子里黑黢黢、黏糊糊的蔬菜（茄子，她从来没有吃过），她完全无法下咽。在我看来，从她前一天晚上走进舞厅以来，她的心一直悬着。她看到他穿梭于食堂的柱子之间，挨桌检查。他停在她桌子的另一端，隔着两排小男孩，一言不发地盯着她。昨夜离开后，她没再见过他。现在她戴回眼镜，看到他的目光笼罩着她，盯着她，让她不得不想起昨晚她所做的一切。她垂下眼睛，无法承受那种直勾勾的目光，一桌的孩子，她是犯错的那个。（很久以后，我责备自己没有接住他的目光，他的目光中充满了那夜的回忆，充满了期待，期待女孩的心领神会，而那天上午的女孩是会意不到的。）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无法细致描述，只能从一个画面跳到另一个画面，一个场景跳到另一个场景，这些场景真正持续的时间应该不会经常超过几分钟，甚至只有几秒钟，但在记忆中却被延长，好像每一幕的时间都变长了一些。就像在“一二三木头人”游戏中一样，趴在墙上的人转身的时候，那些没停稳还在动的人就被抓住了。两个画面之间发生的事情，我已经忘记很久了。

我看到她下午在读袖珍本《人类的命运》的开头。每读一个句子，她就会忘记上一句。睡在蚊帐里的男人被谋杀这个段落后，她就读不懂这个故事了。她从来没有过这样的阅读障碍。

星期天晚上，我看到她在他的房间里，当时孩子们都睡下了，辅导员们也闲下来了，除了那些检查宿舍的辅导员依然行走在小夜灯的灰蓝色灯光中。是他下午遇见她时跟她约好的吗？还是她自愿来的？无论如何，对于她来说，因为前一个晚上他们同床共枕，即将来临的夜晚一起度过，也不是不能预料的。他躺在床上，她坐在床边。他拨弄着她塞在贴身的蓝色羊毛开衫领口的花围巾。这时她犯了第一个错误。她还像给他吃巧克力时那般天真，对男孩一无所知，没有思忖这将多么地伤害他的自尊心，而且这些年来我越回忆就越觉得这样太伤他的自尊了，她拿他和一位留着金色胡须、肩膀像橄榄球运动员那样宽大的辅导员做比较，说：“你是夏令营中除了大胡子之外最帅的男生。”

她认为这是在恭维他，也一点没觉得他的回答“我谢谢你！”带有讽刺意味，因为她还补充说：

“这是实话啊！”

她说这件事，根本没想过会伤害他，而是觉得事实就是如此，也绝不意味着她更喜欢大胡子。

他脸色阴沉，她意识到自己做了蠢事，但是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她想当然地希望和H能够再共度一夜。由于他们之间发生的事情，他们已经做过和尚未做过的事情，她肯定能够达成再共度一夜的这个愿望。他是她的情人。她在等待一个暗示，然而后者却迟迟不动，这让她有些困惑。

下一幕，就是他离开了卧室。她站着等他，相信他会回来的。

可是走进房间的不是他，而是一个顶着一头棕色卷发的布列塔尼人，叫克劳德·L。他的到来让她明白待在那里是没有用的，H是不会回来的。我记得她问他H是不是去见金发辅导员凯瑟琳·P了。他没有回答。也许他在笑。

（从这一幕开始，我便看不透S市女孩的心思了，只能描述她的行为、动作，转述一些别人说过的话，她的话很少。）

我看到她站在H房间刺眼的灯光下，惊慌失措，迷惑不解，也许还泪流满面。因为有人敲门，她跑到门后的墙角躲起来。房门大开，她在门后紧贴着墙。卷发男人应该向来人使了个眼色示意她的存在，随后她听到莫妮克·C一边笑一边说：“她在这里做什么？是不是喝醉了？”她从门后走了出来。她站在两人面前，距离有一米远，没有穿鞋，被莫妮克·C轻蔑地上下打量着。我不记得她说了些什么，也许他们跟她说了H是否和金发辅导员在一起，她因为羞愧说了一些埋藏心底的话；我也不记得对方说了什么轻蔑的话，让她对莫妮克·C发出这种哀求：“我们难道不是朋友吗？”莫妮克·C强烈反驳，拒她于千里之外：“啊！不是！咱们可没那么亲近！”

我一遍又一遍地回想这个场景，内心的恐惧并未减少一分。这一幕如此凄惨，她就像是一条来乞求爱抚却被踢走的狗。但是这种反复审视并没有让我拨开半个世纪前的迷雾，我依旧完全无法理解另一个女孩对我的厌恶。

只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安妮·D，备受父母宠爱的小女儿，优秀生，那时那刻，在莫妮克·C和克劳德·L的眼中，在所有那些她本以为能与其成为朋友的人的眼中，变成了鄙视和嘲讽的对象。

她离开了H的房间。不记得是那个星期天晚上的什么时候，迷茫憔悴的她在路上遇到了一小群辅导员，男女都有，也有可能是她自投罗网吧。夜晚，他们聚集到一起狂欢喧哗，也许刚来夏令营，就已经迫不及待地想捉弄新人了吧。总之，我看到她在宿舍的走廊上，无谓地反抗着，被一桶水浇成落汤鸡，湿漉漉的头发模糊了她的视线，周围都是尖叫声，之后变成了有节奏的呐喊声。他们哈哈大笑：“你这样特别像朱丽叶·格雷科！”透过湿漉漉的头发，她看到了他，H，身材魁梧，一动不动地站在房间门口，以一副长者的姿态，微笑地注视着这群高中生，纵容他们的胡闹。（现在回想起来，我猜测他们已经知晓一切，打算把我推到H的房间，就是为了好玩。）她做了当晚的第二件蠢事。她从人群中冲出，大喊他的名字，面露笑意，向他呼救，跟他说别人说她看起来像朱丽叶·格雷科。由于前一天晚上他们曾赤裸爱抚，所以她觉得向他求救是很正常的。她扑进他的怀里，可他的双臂依旧垂在身体两侧。他继续微笑着，一言不发。他转身走回自己的房间。（他可能越来越觉得这个女孩就是一个白痴，一个自认为是朱丽叶·格雷科的傻子，他可不想跟她有任何瓜葛。）

在2014年11月的这个阴沉的周日，我看着那个曾经是我的女孩，她亲眼看到，那个她第一次向其献出身体，玩弄了她的男人，当着大家的面，转身离开。她大脑一片空白，只记得他俩的身体、行为，她在半推半就中他们做过的事。她因失去而倍感惶恐，虽被抛弃，却也无可奈何。

她迷失了，像个布娃娃。什么都无所谓了。她行尸走肉般顺从地被兴奋的小团体簇拥着前行。他们来到修道院左侧的一座新建的小建筑里，那是一个宽敞的房间，墙壁是灰绿色的，从天花板上垂下一个光秃秃的灯泡。她没戴眼镜。他们坚持说这是主任的两个秘书的房间，秘书周末不在，但她很惊讶，因为他们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他们放上罗伯特·拉穆勒（Robert Lamoureux）和费尔南·雷诺德（Fernand Raynaud）的唱片，拿出酒杯和白葡萄酒。她没有意识到他们在拿她找乐子，在搞恶作剧，因为转天她得知，他们所在的房间是两个体育教员居伊·A和雅克·R的房间。雅克·R当着他们的面在床上与她拥抱在一起。就像克劳迪娜·D，一个脸颊上有酒红色雀斑的辅导员在几天后跟她说得那样，他们所有人可能已经知道她和领队辅导员睡过一晚，并且也见证了她在楼道里的丢脸时刻，他们早就开始戏弄她了。

她听到他们大笑，讲着肮脏的故事，她心不在焉，无动于衷。（现在，我一边写着，脑海里一边浮现出芭芭拉·洛登（Barbara Loden）电影的最后一幕：旺达在一个夜总会里，被两个寻欢作乐的男人围着，沉默寡言，接过他们递给她的香烟，把头转向右边，再转向左边。她人虽在但心已不在。在此之前，她曾说过“我一文不值”。摄影机聚焦到她的脸上，她面无表情，然后画面逐渐虚化。）

《旺达》的续集早在十五年前的奥恩省S市夏令营的一间卧室里就曾经上演过。他们关了灯，两两拥抱着躺在床上、地板上。电唱机上一直播放着唱片。她和雅克·R躺在床垫上，躺在同一个睡袋里。他不停地吻她，而她不喜欢他柔软的嘴唇。他撩拨着她，我觉得她在哭泣，她在黑暗中听到其他男孩开玩笑似的说着自己与女孩子的进展，听到达琳达唱着“我满心欢喜地离开了，啦啦啦啦，耶耶耶耶/我奔向幸福”。

他温柔地反复尝试，就想发泄自己的欲望。她没想过离开。因为这虽然不是好事，但也不全是坏事，虽然让她忧伤，但也是一种安慰，这是由另一个男性在相同的欲望的驱使下带给她的安慰。她只是献出自己的身体，但却又坚决捍卫着入口。也许，她只想把自己“献给”H，那个前一天晚上想要得到她而刚刚又拒绝了她的男人。

我跟随着她，那个女孩，一幕接一幕，从晚上她和室友进入舞厅，再到H邀请她跳舞，但我无法了解事情的所有进展和原因，无法得知她是如何一步步沦落到当时的那种境地的。

我只知道，8月18日星期一黎明时分她回到自己的房间后，已经起床的室友认为她和雅克·R在睡袋里发生的事情完全无关紧要，是不作数的。（当她脱下牛仔裤换衣服时，看到鲜血从她身体里流出来，她感到惊慌失措，最后却发现是自己的月经提前了八天，这才松了口气。）

我看到她，安妮·D，处于极度渴望的状态。她完全有理由否认H想要的不是她，可她坚决认为他想要得到她，哪怕当晚当她来到H的房间，H毫不留情地拒绝了她，理由就是她和R“走了”，甚至在她知道金发辅导员凯瑟琳已经代替她上了H的床以后，她依旧认为H还想要她。凯瑟琳即将与一名在阿尔及利亚的入伍士兵订婚，这一点从她的蓝宝石戒指和每天餐盘旁收到的盖着“法国本土”字样的信件就能看出来。

她希望他有所表示，表现出他对她的渴望。她希望他从她身上获得欢愉，飘飘欲仙。而自己想得到什么，她完全没想过。

她不会放弃他，她就等着某天晚上他想要她，不管他是出于心血来潮还是怜悯，又或者是由于金发辅导员疲乏无力，怎么都行。她渴望他，迫切想要他主宰她的身体，这一切让她抛弃自尊，不顾廉耻。

由于他眼皮沉重，嘴唇厚实，身材魁梧，她觉得他像马龙·白兰度。虽然某些辅导员窃窃私语说他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但这无关紧要。她内心称呼他为“大天使”。

空闲时间，她会走进S市大教堂，小心翼翼地，就怕被某个辅导员看到，否则他们肯定会挖苦她，并乐此不疲。首当其冲的就是那位来自南方的小学老师，他会当着她的面用《圣母颂》的曲调唱《小指颂》，讽刺地看着她。她真正的上帝，其实就是H，可他已经离开了她，对她的绝望和痛苦漠不关心。他更喜欢金发辅导员而不是她。主啊，只要对我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得到救赎。

写作时，我意识到之前从未想过金发辅导员会想要占据我偶然占据的位置，而且无论订婚与否，她都不会把位置让给这个局促不安的“大笑话”，这个戴眼镜的“近视眼”。从第一天我们在医务室排队进行X光检查的时候，她对我的印象应该就是这样的。可能别人也是这么认为的，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人批评她脚踏两只船。大家不自觉地默认了魁梧的领队辅导员和可爱的小学老师在这个夏天临时搭档到一起。有一天，小学老师穿着泳衣，好身材展露无遗，男孩子们吹起口哨，一边喊着“辣妹”，一边竖起手指，是勃起的意思，这是他们的常见用词和动作。2003年，我简明扼要地总结如下：“她是辣妹，而我不是。”

随着写作的深入，叙述出记忆中的内容，变得没那么简单了。直接来到1958年底，抛弃积累多年的各种阐释。不进行任何加工。我不是在塑造一个虚构的角色，而是在解构曾经的那个女孩。

一个怀疑：难道我下意识地不想展开自己生命的那一段时间，不想直面现实，而是想体验一下写作是有限度的（我甚至认为我以前的书从这个角度来看都只是大概叙述）？或许还牵扯到我的作家形象问题，可能有损这个形象，我迫切地想要澄清误解，比如“我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就像“我不是你们以为的处女”这句话，路上的辅导员们听到都立刻面露冷笑。

H不再想要她，而她又不想要雅克·R，这之后的事情，该怎么写是个问题。

现在该如何进入这个女孩的魔幻漂流呢？她正在经历着人生中最令人振奋的时刻，让她对所有的嘲讽、讥讽、侮辱性言论都无动于衷。

以何种口吻叙述她在S市所经历的一切呢？悲情、抒情、浪漫，甚至幽默，都不会那么难。她觉得自己冷静、傲慢，但在其他所有人眼中，她绝对是精神错乱，行为不检点。她所讲述的一切，别人都认为是糟糕至极，心怀不轨。

我是否应该这样写，在五月革命的十年前，我勇敢无畏，是捍卫性自由的先锋，是《上帝创造女人》中芭杜的化身——这部电影我没看过，因此我应该采用一种轻松愉快的写作笔调。在1958年8月末寄给玛丽-克洛德的一封信中，我的语气十分活泼，现在这封信就在我眼前：“我这里，是最好的世界，一切都朝着最好的方向发展［……］我和领队辅导员［……］同床共枕一整夜。这样的爆料是否让你震惊？第二天我还和一位体育教员睡了。就是这样，我道德败坏又厚颜无耻。最糟糕的是，我内心毫无悔意。总之这些都不是事儿，我转瞬就忘了。”我可以用今天的目光去看S市的女孩，写作笔调轻松愉快。在今天的法国，除了乱伦和强奸之外，没有什么性行为是会受到谴责的。或者立足于1958年法国社会的观点？认为女孩的“行为举止”是女孩全部价值的体现，说这个女孩太过无知、天真幼稚，可怜可恨，自己应该承担所有责任。或者写作视角应该在1958和2014年之间不断转换？真希望有一个句子，可以毫无违和地把两个角度融合在一起，我想发明一种新句法。

每晚都是派对。她参加所有临时舞会，在关灯的房间里听着唱片，做一些冒险的事情，比如把主任的雪铁龙2CV开到食堂，私自外出，在S市空无一人的街道上溜达。她想尽情享受当下，享受夜晚。我看见她：

站在“格兰多尔格家”酒吧的凳子上，喝着杜松子酒。父母家咖啡馆里的酒鬼让她对酒产生过厌恶，而现在她也不管不顾了。

爬到修道院的墙上站着保持平衡，她也害怕摔下去，因为她有点醉。

跟两个男孩勾肩搭背，大家成群结队兴高采烈地走在人们已熟睡的城市街头，高唱着淫秽歌曲。

在电影院看一部东方国家的电影《下水道》，头靠在不知是谁的肩膀上，因为没戴眼镜，她看不清画面和字幕，眼前一片模糊。

最夸张的是，手指间夹着一支高卢牌香烟，连滚带爬地冲下两段楼梯，就为了跟小团体会合，渴望跟大家一起玩闹。小团体的人员构成会有所不同，因为有的辅导员需要检查宿舍，有的选择两两单独待在房间里。

比幸福本身更重要的，是能够感知到这种幸福，对此我深信不疑，这也正是我在红色记事本中抄写下面这句话的原因：身在福中知是福，才是真正的幸福——亚历山大·小仲马。

她身上没有了一丝伊沃托、寄宿学校、修女、咖啡—杂货店的痕迹。9月中旬，她的父母来看她，前来的还有一位叔叔和一位阿姨。看着他们在疗养所门廊前大张旗鼓，扯着嗓门从雷诺4CV车上下来，她惊讶于自己这一个月完全把他们抛到脑后了。她觉得他们老了，内心泛起隐隐的怜悯。

她对自己的自由以及自由的程度赞叹不已。她第一次赚钱，买自己想要的东西、蛋糕、钻石釉质牌牙膏。她只想过这样的生活。跳舞、大笑、起哄、唱淫秽歌曲、调情。

远离了母亲的视线，她过得轻松随便。

（然而，也有一幕不那么光彩的画面与这种幸福背道而驰。一个女孩在晚上独自蹒跚而行，走在通往厕所的走廊里，厕所就在带有柱子的食堂附近。身体瘫软如泥，但白葡萄酒却仿佛让她的意识更清醒了，她寻思自己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

自从H的靠近之后，她便持续渴望有一个男人的身体拥着她，双手抚摸着她。

她很自豪男人们垂涎她，数量之多足以证明她的诱惑力。收藏的自豪。（有这样一个具体回忆：在田野里亲吻了一个来S市度假的化学专业学生之后，自豪地跟他显摆我在夏令营有过多少调情对象。）马不停蹄地卖弄风情，发泄欲望。他们直奔主题，因为他们了解她的名声，知道他们肯定会被接纳。他们在亲吻她的同时撩起她的裙子或解开她的牛仔裤的拉链。她说她不想，她是处女。从来没有高潮。

身边的人换了一个又一个，她不爱慕任何一个，甚至也不爱皮埃尔·D，她跟他睡了好几夜，他房间有个小窗户，透过小窗户，他可以监管那个很大的男生宿舍。他对她说“我爱你”，他是第一个对她说这句话的人，她回答说：

——“别，这只是欲望。”

——“不，安妮，我真的爱你，我向你保证。”

——“不要。”

这里感觉像是在赞美1958年的那个我，我不能说那个我已经不在了，因为当我1999年2月8日再看《不幸时刻》时，布里吉特·芭杜（Brigitte Bardot）又让当年那个我席卷而来，我立刻在日记本中写道：“1958年我和那些男人的相处模式，我做过的那些蠢事，我的性情，跟一个男人说我和另外一个男人调情的行为，毫无章法可言，真是像极了芭杜，太让人吃惊了。那是我最不愿提及的画面。”我想找回那个曾经无知者无畏的我，那个我后来困扰着我，因为我害怕她会主宰我后来的人生方向，让我误入歧途，而我却浑然不知。

但我重返那个夏天所寻找到的，是一种巨大的、难以言喻的欲望，在这种欲望的驱使下，女孩子抛弃美好的愿望，她们做尽一切。那些不懂“生命的绝望”的人们的纵欲行为，都变得微不足道了。

他们的姓名，加上H和雅克·R一共八个，依次写在一个小记事本的最后几页，这个记事本是我1963年用来写《正发生》的。我已经不记得当时为什么要在夏令营过去四年多后再罗列出他们的名字。

我可能在1958年的记事本中已经罗列过了，而母亲在20世纪60年代末把它烧毁了，连带当时的日记。她觉得摧毁这些不良生活的痕迹，就能拯救自己女儿的社会地位，让她又爱又气的女儿可是她的杰作啊。当时的我已经成为一名文学教师，“嫁得很好”，育有两子。然而，真相并未被大火摧毁。

书写自我的历史陷阱：这份名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代表了我的“不检点行为”，这个词本身已经是历史了，然而对于2015年的我来说，这份名单即使不短，至少也完全不让人觉得可耻。今天，为了让人体会到S市的女孩遭受了多么大的责难，我必须面对另一份清单，就是那些对于肥胖的嘲讽、调侃、伪装成俏皮话的侮辱，通过这些，这群辅导员们将她彻底当成一个蔑视和讥笑的对象。他们的话语霸权不受质疑，甚至被某些女生辅导员所钦佩。他们评估了所有女孩让人产生性冲动的指数，将她们划分为“正派的女孩”和“随便的女孩”。所以，他们列出了冲她开的玩笑话，并乐此不疲，以逗乐男女观众，尤其是男观众们，总是随时准备好补充，女观众们微笑着，从不表示反对。

我不是你以为的处女

你读了太多的小说

你在100旧法郎店买的太阳镜？（虽然我认为这副眼镜还挺好的）

你的屁股像盆一样

医疗队来了（因为我在教学方面的不足很快就显现出来，之后我就转岗代替度假的医务室秘书）。

双重含义的句子：

如果你寻找我，你会找到我

我不在乎。

他们在她经过的路上唱改编歌曲：如果你不想要/我就把它放回到短裤里/恰恰恰金枪鱼，等等。

不要忘了他们最喜欢的谚语：谋事在男人，成事在女人。她一事无成。

最后写下这个词：妓女。这个词让他们口出污言秽语，大张旗鼓地否定她的智力，你这个数学—拉丁文学士，啊啊，我甚至不会颁发给你中等教育初级阶段毕业证书。妓女这个侮辱性的词，因为1958年夏天被频繁地使用，所以它听起来没有那么严重，那么不堪。

在我卧室洗手台的镜子上，用我的牙膏写着红色大字：妓女们万岁（这个表达引起了我的室友——一个只有一次调情经历的聪明女人的愤怒，并让我感到很讽刺：是“们”让你觉得不舒服吗？）

1958年的女孩并不生气，在我看来，她甚至自娱自乐，就如同她面对司空见惯的嘲讽攻击一样。也许她认为这进一步证明了他们对她的评价都是假的，是不对的。她不是他们所说的那样。

今天，我们把这种确定性归因于什么呢？归因于她坚决保持的处女之身，她出色的学习生涯，还是她读过的萨特的书？更重要的，是她对H的疯狂的爱。她一直称他为大天使，甚至在克劳迪娜·D面前也这样称呼他。克劳迪娜用手指着她的太阳穴，说她走火入魔了。同时，还要归因于他对她的吸引力，让她完全不顾耻辱。

她，不是羞耻，我确信，她用红色牙膏封固了记忆。羞耻是名不符实的侮辱，是他们把她认为是妓女的错误。在这一时期，我没有看到任何可以称为耻辱的东西。

午餐时间，她的注意力被餐厅附近的告示板前五六名辅导员的笑声所吸引。她走近一看，发现了她前一天写给好朋友奥迪尔的私人信件，皱皱巴巴，被钉在公告旁边，暴露在众人面前。前一天她把那一页信纸撕下来，扔掉，重新提笔写。他们围着她，大笑着，引用信中的话：所以，像这样，当H经过时把手搭在你的肩膀上，会让你发疯吗？她骂他们是混蛋，大喊着他们没有权利这样做，问谁竟敢这么做。他们说是厨师，他在垃圾桶里发现了这封信，把它贴了出来。她把它从告示板上撕下来。她想见见厨师。他毫不犹豫，悠哉悠哉地从厨房出来，说很高兴她这么主动要见他，其他人都笑弯了腰。哪怕在这些时候，她也没有觉得羞耻。

我又看到了他，V，四十出头，娃娃脸，金发，穿着蓝白相间的格子外套，和他的厨师妻子一样，是个亲切和善的人。他沾沾自喜，神情愉悦。我想给他一巴掌吗？他是不可战胜的，得到所有人的支持。她周围是哈哈大笑的人墙。老实说，他们不认为有任何不妥。她是否意识到，她愤怒地重申对权利的主张，“你们没有权利”，他们根本体会不到。她有错在先。因为写了那封多愁善感的信，因为把它到处乱扔。她没有什么好尴尬的，她是一个妓女，爱上了一个喜欢和比她漂亮的金发女郎共度夜晚的男人。她无法改变他们对她的印象。这种印象根深蒂固，让他们为所欲为，厨师可以张贴她的信，其他人可以哄堂大笑。我不记得她是否注意到他们对她的看法和他们对她的行为之间的这种联系，也许她只是纠结于H很可能读了这封信，会像别人那样嘲笑她，甚至嘲笑得更厉害。

今天，我把这个场景和与H共度的夜晚联系到一起：同样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的想法。再回顾一遍，场景逐渐变得不带个人色彩。被围在中心的不再是我，甚至也不是安妮·D。发生在夏令营走廊里的一切变成了一种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场景。每一天，在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一群男人围着一个女人，随时准备好向她扔石头。

1958年的女孩被人群围在中间的场景。从当年10月学习哲学开始，这个场景就变成了一个侮辱性的存在，而今天，我却不这么觉得了。我在去年夏天才第一次向一位小说家朋友讲述这件事，我知道1958年的那个女孩并不为她在信中写的东西感到羞耻。她只是很吃惊，不理解为什么责难会落在她身上而不是厨师身上。不相信他们会对这种恶心的行为鼓掌，不相信没有人会站在她这边。他们刚刚越过的那条线表明，他们不认为她和其他女生辅导员一样，只要跟她有关的事情，他们就完全有权利。她不能与她们平起平坐。她比不过她们。莫妮克·C曾说过：“咱们可没那么亲近！”她对于群体来说无关紧要，可有可无。

她没必要成为其中的一分子。

我甚至不认为她有过这样的想法，那就是认命，不再与群体打交道，像一些女生辅导员一样早早上床睡觉，这本是她应该坚持的自律或尊严。自从她进入夏令营以来，她无法做到不去探索，在一个与社会其他部分隔绝的地方，在少数成年人冷漠而仁慈的权威下，与同龄的年轻人生活在一起，这种感觉令人陶醉。这个社群把被单对折铺床，说双关语，唱淫秽歌曲，充满了嘲笑和粗俗，在这里会感到很兴奋。这种洋溢全身的兴奋感，就像我们的青春因别人的青春而变得更加精彩——大家一起醉生梦死。

在我的记忆中，有这样让人幸福无比的画面，数百名儿童一起做游戏，他们发出笑声和叫声，但是这一切从早晨开始就逐渐变成流言蜚语，无处不在，吃饭时回响在巨大的食堂里，到了晚上，在宿舍高高的天花板下，在夜灯的蓝光中，就消失殆尽。

因为群体带来的幸福感比羞辱感更强，所以她想一直是他们中的一员。我看到她渴望和他们一样，甚至模仿他们。模仿他们的口头语：“不要谈论你的生活，因为它已经千疮百孔”；“闭嘴，行动”；“算了，玛丽，春天来啦”；“不要把奶奶推到荨麻丛里（别夸大其词）”；哪怕她觉得这些话蹩脚得令人难以忍受。像他们一样，她的表达也出现了下诺曼底地区特有的拖沓的“呃啦”。在群体中，小学教师师范学校在读的学生和已经毕业的学生组成了一个快乐的反教会联盟，他们因为确信自己属于一个精英阶层而团结在一起。她羡慕他们组成了一个自豪而团结的群体，有男有女。她听他们谈论自己和师范学校。她对寄宿学校只字不提，她知道自己已经丧失了谈论的资格，因为在那里，修女们“都是被压抑的”，祷告也是不得不做的，他们会神采飞扬地嘲笑那里的天主教教育。

耻辱是可逆的。因为有传言说新来的辅导员安德烈·R吹嘘自己在上一次夏令营时有一个女孩投怀送抱，所以大家决定给他一个教训。（按照群体的标准，他不是被认为“没有天赋”吗？）1958年的女孩认为这是个很好的主意。首先要让他喝酒，她负责这个事情。我看到她和他跳舞，并把一整瓶白葡萄酒递给他，她只喝了一点点。之后，我看到他站在椅子上，腰部以上一丝不挂，眼睛被蒙住，而大胡子正忙着用蘸有鲜红颜料的刷子在他背上画了一个巨大的男性生殖器。我听到他说“我们给你做了一个”，听到哈哈大笑声。他束手无策。独自一人时如何能摆脱这种戏弄！这一次，她是围观者之一。

每天早上写作的时候，一个俯瞰视角的画面总是会出现在我面前：城堡矗立在草坪上，还有很多看不清是谁的孩子，统一穿着蓝色的衣服，除此之外，还有：

他们，一群辅导员，一个男生淫秽合唱团，他们的声音、笑声和歌曲。

他，H，远在天边，既在“他们”中间，又“悬空”于他们之上，是画中的天使。

她，安妮·D，和他们一起位于画面的中心。

画中没有我，只有别人，他们印在她——安妮·D的身上，就像印在一块敏感的板子上。在城堡围墙围起的封闭空间之外，也没有1958年夏天的世界的其他画面。

通过餐厅的电视机传到夏令营的事件传闻中，现在也只记得戴高乐宣布的公投。这个公投剧烈地刺激了共产党教师，他们纷纷投出“反对”票。这次公投引发了几场辩论，安妮·D在其中肯定更像是一个旁观者而不是一个参与者。另外，关于阿尔及利亚“事件”的状况，我也只能从每天午餐时间厨师放在金发辅导员餐盘旁边空运过来的信件了解一二。在我看来，没有一个男孩提到过他们存在去北非的可能性，也许他们认为“叛乱”会在他们被征召时被“镇压下去”。

我在网上看到了袭击清单（针对苏斯泰勒，一名路人死亡，三名受伤），破坏铁路，扫射咖啡馆和警察局，烧毁工厂（普瓦西的西姆卡汽车公司，格勒诺布尔的佩希尼公司）和炼油厂（马赛格拉旺雄圣母镇），从1958年8月底（25日有15次袭击）到9月底几乎每天都发生。大多数都是在报纸上报道的（《世界报》《费加罗报》《人道报》《战斗报》），电视上似乎没有。这些袭击行为是由民族解放阵线策划并实施的，他们造成了法国本土的冲突。法国做出反击，8月27日，“米歇尔·德布雷（Michel Debré）宣布对北非人实行宵禁”。8月28日，“对巴黎的穆斯林实行大围捕：3000名男子被集中关押在巴黎冬季赛车场等待审讯。”

这些事件都没有唤醒一丝我头脑中的记忆。今天被认为是笼罩在战争中的氛围并没有困扰S市的女孩，因为我确信她赞成在阿尔及利亚“维持秩序”，因为阿尔及利亚一直会附属于法国的，就像戴高乐承诺的那样。这要么是对三年的冲突习以为常，要么是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懵懂无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是人类的天性。

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对夏令营之外的一切都充耳不闻的行为，当1958年这个日期出现在我阅读的书或者报纸中时，我会突然停下来。我又重返事件发生的年代，其他人，陌生人，他们曾经历过这些事件，我再次跟他们属于一个共同的世界，仿佛其他人经历的现实能够证明1958年的女孩所经历过的一切。

2001年9月11日，在威尼斯圣斯德望广场，沿着托伊坎蒂河，一直到新河岸街，这条路线是我后来回忆起来的，我可能想到了1958年9月11日，想到了那个纪念日，我疯狂的“加冕日”，曼哈顿双子塔倒塌的纪念日都得排到第二位，这两个日子相隔四十三年重合到一起。那晚，H成为我的第一个情人，他对此一无所知。

我意识到，关于9月11日至12日的那个夜晚，我只记得一些画面，完全不记得当时的想法，仿佛梦想成真的时候，满脑子就只剩下他了。那个晚上的情形对于我来说就是奇迹般的存在，仿佛命中注定一般。我记不清是什么时候得知H正在组织一个奶酪火锅晚宴，庆祝他第二天离开夏令营，而那个金发辅导员休假了，去了卡昂，所以不会到场。

我看到的第一幅画面中的女孩，像其他人一样兴奋地围着电炉上的大锅旋转，我能够想象她怀抱着一个疯狂的希望，也许在祈祷，希望属于她的时刻已经到来。在灯光熄灭，敲击声响起，舞者必须更换舞伴的那一刻，她发现自己在H的怀里，而他立即掀起她的裙子，就在那一刻，她沉浸在疯狂的幸福里。从第一夜起，这三周来，她一直等待着这样的蹂躏。她没有感到任何的堕落感。除了原始的、简单的、纯化学上的欲望，没有任何其他感受，希望被他——H占有。他跟她说去他的房间，是请求还是命令？一切都朝着她希望的方向发展，甚至，她还根据奥吉诺避孕法计算过安全期。万事俱备，就等第一夜整整三周后的这个夜晚。

在第二幅画面中，我看到她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双腿张开，忍住不叫出声。海格力斯大力士的第十三次任务是什么，她头脑中可能浮现了这个谜语。

我看到他平躺着，她凝视着他伸展四肢，惬意地享受着，这些词是事后我写在日记里的，十年后重读，我记得我称之为坏文学。他并不担心她没有快感，他说女性往往在第一次分娩后才能体会到愉悦。她肯定提到了那个金发辅导员，因为他指着床头柜上的一个相框说：“我只爱一个，那就是她，我的未婚妻。”照片中的女孩很漂亮，棕色头发，面带着微笑。他说，她是个处女。她明白自己不是一个可以让他爱上的处女，或者说他总之很高兴自己没有夺走她的贞操。这对于他来说无关紧要。她并没有挫败感。他让她回到自己的房间，因为他需要睡觉，他要早起离开。他答应转天早上六点来和她告别。9月11日至12日的夜晚与他共度了大约一个半小时。

她不想睡觉。等他清早过来时，她一定不能睡着。她是一个人，她的室友查宿舍去了。她发现自己的内裤底部有血迹。无法言喻的幸福。她确定自己的处女膜撕裂了。宝贵的血，是证据，是污点，必须保存在衣柜的衣服下面。短暂的夜晚开始了，这是一个浮想联翩的甜蜜之夜。H，这一次，真的成了她的恋人。她永远的爱人。欣喜，安心，她完成了自我献身。天可崩地可裂，但这个夜晚会是永恒的。她的帕斯卡之夜（但谁没有过呢？）。只能用这种神秘的表达才能描绘出S市女孩的感受。只能在那些已经变得晦涩难懂的小说中，在20世纪50年代的女性连载小说中，而不是在科莱特或弗朗索瓦丝·萨冈的作品中，我们才能了解到这种典型的观念，那就是失去童贞是不得了的事情。木已成舟。

黎明时分，因为他没有来，所以她去敲他的门。寂静无声。她以为他还在睡觉。她之后又去了好几次。（我已经忘记有多少次了。）最后一次，敲门后，她试图开门。门被锁着。她透过钥匙孔看了看。他就在屋里，穿着睡衣背对着她，正在伸懒腰。他没有开门。

即使像我所理解的那样，她也曾怀疑过他允诺来跟她告别只是为了摆脱她。可是，种种客观存在，比如未婚妻、失约、没有在鲁昂约见面，在自己构思了一整夜的小说面前，都变得毫无意义。她的小说风格像极了拉马丁的《湖》、缪塞的《夜》《奇异的爱情》中热拉尔·菲利佩和米歇尔·摩根追逐奔跑的大团圆结局，所有那些我耳熟能详的歌曲——爱情的世界语。

有一天你会看到/我们会相遇。——穆鲁德基（Mouloudji）

我日等夜等/我会一直等/你的归来。——吕西安娜·德莱尔（Lucienne Delyle）

如果你爱我/我可以抛弃整个世界。——艾迪特·皮雅芙（Édith Piaf）

我的故事是一段爱情故事。——达琳达

那个早晨，是昨日/是昨日，遥远的昨日。——亨利·萨尔瓦多（Henri Salvador）

此时此刻，在街道上、空地上、地铁里、教室里，人们的大脑正在构思着数以百万计的小说，一章又一章，擦去，重写，最后都会消失，要么是因为梦想成真，要么是因为无疾而终。

每当地铁或巴黎全区快速火车（RER）里响起《我的故事是一段爱情故事》的时候，有时是西班牙语版本，我随即就会放空自己。普鲁斯特出现了，我觉得在这三分钟里自己真的变成了S市的女孩。但重现的不是她，而是她的梦想，达琳达和达里奥·莫雷诺（Dario Moreno）的歌词把她的梦想唱到了整个宇宙皆知，然后她又因为曾经拥有过这个梦想而感到耻辱，从而遮掩、压抑这个梦想。

我在通讯录白页上的杜省输入了他的姓氏。查到了，但是名字不一样。犹豫了一分钟后，我按照通讯录的建议，在邻近的一个省份寻找。姓氏名字全出现了，地址是在一个村子里，或者是一个镇子，应该是小地方，我没听说过。有一个电话号码。我坐在屏幕前，难以置信地盯着五十年来我从未在任何地方见过的姓名，盯着每一个字母。因此，我只要拨通这个号码就能听到我在1958年9月最后一次听到的声音。真实的声音。然而就是这个简单的动作，让我感到害怕。想想都让我恐惧。这种恐惧就像是，在我母亲去世后的几个月里，一想到如果我拿起电话就可能听到她的声音。就像穿越禁忌的边界一般。仿佛在我听到他声音的那一刻，整个五十年的时光就会被抹去，而我将再次成为1958年的女孩。我在恐惧和渴望之间徘徊，仿佛面临着一种通灵体验。

然后我想我很可能听不出他的声音了，就像我在离婚十五年后在录像中听到我前夫的声音时，我也没有听出来。或者说，这种声音已经无法激起我内心的涟漪。我自认为这个声音可以把今天的我变成1958年的我，这本身就是一种近乎神秘的假想，天真地以为在一个神奇的时间短路中可以毫不费力地变回1958年的女孩。总之，如果给H打电话，我的失望应该会多于担忧吧。

9月11日的夜晚之后，她继续待在团体里，但她是捉摸不透的。他们对她的梦想一无所知。他没有跟她约在鲁昂见面，这并不重要，她肯定会在10月份找到他，只需在她即将攻读哲学的贞德高中外面的街道上随意走走。除了位于左岸、他担任体育老师的男子技术学校，她不知道其他的地方。

几乎没有夏令营最后两周的画面。可能是因为我的追求单一贫乏，所以其他事情根本没记住。某一日下午休息，她坐在一块石头上，在她的面前，就在她脚下，是一座湖，湖边都是红色的岩石。这是一个废弃的采石场，溢满了水，在一片森林里，离S市很近。她搭顺风车到那里，下了车，在一条石子路上走了很远，然后突然发现了一个缺口，看起来像一个峡谷。一些青少年来到这里，放倒自行车，在水里玩耍。他们肯定向她打招呼了，她没有回应，因为他们对她说“如果你不美，就乖乖待着”。比起夏令营那群人的讥笑，她对此更为反感。

她吃得越来越多，无节制地享用夏令营的丰富食物，体验到一种对她来说不可或缺的快乐：她控制不住地偷偷吞下发给医务室孩子们的沙拉里的番茄片。她在伊沃托梦想的自由自在，在她频繁去S市的糕点店买摩卡和咖啡泡芙的路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自从我把曾经是我的女孩安妮·D放在奥恩省S市火车站前的人行道上后，过去了夏秋冬三季。这段时间的书写，我都局限在夏令营里，时间范围就卡在1958年的夏天，努力让自己持续处于一种沉浸状态，不考虑之前或之后。因此，我的进展非常缓慢，将这六个星期的夏令营生活无限延展，覆盖了三个季节，也就是二百七十三天，以便尽可能细致地观察，通过写作进行深度还原，希望能让人们在阅读这一百多页书的两个小时里，感受到一个年轻时代夏天的无限漫长。

我经常被这样的想法所困扰：书写完，我可能就不在了。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是对出版的恐惧还是一种功成身退的感觉。我不羡慕那些写作时不考虑自己之后会死去的人。

在孩子们登上前往车站的大客车之后，第一天的寂静突然又笼罩了这个围墙圈住的地方，她一直走到市中心，想再次看看那里的一切。在离开S市之前的最后一个画面，是她一个人站在老洗衣房旁边，眼睛盯着河对岸疗养所长长的外墙，此时此刻，下午五点钟的太阳正照射着它。她看着这个她认为自出生以来使她最幸福的地方。她在那里见识了聚会、自由和男人的身体。她不想离开。但他们都走了或准备离开，着急回家。（也许我是唯一一个希望这种生活永远持续下去的人。）不确定的是，在那个时刻，在鲁昂见到H的希望是否能够抵消这种失落：没有他们这些夏日伙伴，她该如何生活，如何熬过漫长的一年。

但是这个女孩，在奥恩河畔边哭泣边吃着奶油蛋糕，我知道她为自己的经历感到骄傲，认为所有的侮辱和贬低都可以忽略不计。她为自己的经历感到自豪，为拥有一种新的知识感到自豪，她无法衡量或想象这种知识在未来的几个月里会给她带来什么。收获的未来是不可预知的。

她没有遇到自己的同类，是她变了，不再是原来的她了。

这一次——2015年4月28日，我真正地离开了这个夏令营。只要我没有通过写作再次踏入，没有停留这几个月，我就没有离开。我还没有从床上起来，依旧赤身裸体地躺着，浑身发抖，从第二天起我就疯狂地爱上了这个男人。我在2001年写道：“在S市的房间和卡迪内街堕胎医生的房间之间，有一种绝对的连续性。我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中间的一切都被抹去了。”

在我看来，我已经救赎了1958年的女孩，打破了把她禁锢在这座奥恩河畔的雄伟古建筑里五十多年的魔咒，那里面都是孩子，唱着我们是夏季的儿童团。

我可以说：她就是我，我就是她。

我不能就此停笔。只要我还没触及过去的某一点，只要没有找到此刻我的故事的后续，只要我还没揭开夏令营后的那两年，我就不能停笔。在这里，在我的稿纸前，那两年不是我的过去，其实，是我的未来。

这是一张正方形黑白照片，边长五六厘米，边缘呈锯齿状。从右到左，可以看到，靠着竖板条墙依次摆放的是一张金属框架床，紧挨床的是一张带抽屉的长方形小木桌。桌子旁边是一扇关闭的门，门顶部有一扇玻璃窗，可以从走廊上透过这扇窗户看到里面。

在桌子上方，照片的中间位置，有一件无袖的夏季连衣裙贴着隔墙挂着。墙上的两个白色的搪瓷球正好作为衣钩。裙子上印有五颜六色的图案，是花朵或阿拉伯式花纹，腰部有许多褶子，这是大码裙子的标志。光线落在裙子上，裙子的底部垂到桌子，可以看到上面有两本书或笔记本，打开着，一沓纸，一个笔袋。灯光的亮度能够让人看清房门，看清门把手上方的深色污垢痕迹，以及似乎是锁被拆除后留下的痕迹。床只拍到了一半，床头在阴影中，堆着浅色衣服，可能是睡衣或睡裙，在最上面，有一张小图片钉在或贴在隔板上，内容看不清，但肯定祈祷卡。

裙子空荡荡的，那两个挂衣球看起来像盲人的大白眼，奇奇怪怪的，整个画面像是一个无头生物，挂在脏兮兮的墙上。同时，在周围一穷二白环境的衬托下，它有一种奢华感。（凭我的直觉，我会在里面穿有箍的荷叶边衬裙，这种衬裙会使外面的裙子有一种蓬起的感觉，就像贝尔蒙多在电影《筋疲力尽》中举起的那个路人一样，然后我会穿上从埃拉姆买来的与之配套的浅绿色薄底浅口鞋。）

照片没有任何景深，就像是一个没有立体感的平面画。由于房间狭窄，相机又没有广角，除了一堵墙外，没能拍到其他东西，唯一捕捉到的，就是洒满阳光的画面。背面用蓝色记号笔写着：离开前的埃尔内蒙单间，1959年6月。

这张照片是我在参加完哲学专业的笔试后拍摄的。就在不久前，我刚得到一台相机，是一台柯达酚醛塑料布朗尼闪光相机，一个批发商送给我父母的。他们大量购买一种产品时会得到各种各样的赠品。我记得当时特意把桌子搬到了窗下，通常它是放在床边的，所以，它才能入镜。

我不知道当时拍摄这个房间对我意味着什么。这是我之后四十年再也没有做过的事情，我甚至没有想过的事情。也许我想记录一种不幸和一种蜕变的痕迹。今天，我觉得照片中的两个物品代表了这些痕迹：裙子，是我前一年夏天在夏令营穿得最多的一条裙子；还有桌子，我在桌前花了大量的时间学习哲学。

我现在用放大镜观察照片，以便发现更多的细节。我盯着挂着的裙子的褶子，金属的电钮——一种停产很久的款式，电钮在一条黑色电线的末端，电线沿着门框向下延伸，这个电钮是后安装的，上方还留着之前那个电钮的痕迹。我没有试图回忆，而是试图置身于女生宿舍的这个单间里拍照，不思前顾后，只是聚焦在那一刻。在这一刻，我是一个即将年满十九岁的女孩，她拍下自己马上要离开的地方，她知道，是永远地离开。将视线定格在门上洒落的白光上，一拨听觉感受袭来。每个整点的钟声，宿舍管理员（也就是修女们雇用的可怜女孩）干巴巴的拍手声，她每天六点半拍手叫我们起床，接着是“万福玛利亚”的喃喃自语，听着像还没睡醒的样子，从别人的单间里传出来。一个女孩下课回来，经过我的单间，脚踩在地板上吱吱作响，关门的声音震动了整面墙，然后她一边收拾，一边哼着歌：“保持快乐，保持伤痛。谁知道船什么时候返航。只有失去的爱不再。”这就是我的真实处境，既满怀悲伤，又充满期待，更确切地说，这种感觉无从描述，仿佛重陷其中便不可言传。

这个房间，它是真实存在过的，我除了用语言来表达它的存在，别无他法。

我在想，我一直盯着这张照片看，与其说是想变成1959年的那个女孩，不如说是想捕捉那种现实与过去不同的特殊感觉，现实是我坐在窗下的书桌前，过去是一种脆弱的、也许是无用的征服，但在我看来却是理解生活、掌控生活的能力的延伸。

在我写作的时候，一个我不能称之为我的人活跃在埃尔内蒙的单间，这个人缩小成一个眼神、一个声音，外形模糊不清。

矛盾的是，我再也不想成为那个房间里的我，想想都觉得可怕，那是在1959年夏天和1960年秋天之间，那个我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1958年9月30日下午，这个女孩和母亲一起来到埃尔内蒙修道院女生宿舍的这个单间里，修道院就在鲁昂埃尔内蒙街上。然而，她仍然怀抱着一种不可思议的期待，迫切地希望能以另一种形式延续夏令营的生活。母亲帮她买了安顿所需要的被子和床单，花的是她在S市赚的钱，然后就走了。她随即敲响了隔壁房间的门，一个棕色小卷发的女孩打开门，惊讶又尴尬地看着她，她欢快地说道：“你好！我叫安妮，你呢？”这将是她们唯一的一次交流，因为这个女孩是美发师学徒。“美发师女学徒”是最多的，她们和那些上高中或大学的女孩哪怕住隔壁，彼此也不说话，在食堂里也分桌吃饭。

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别人，满心欢喜地想跟别人分享自己的假期。

最初的几个晚上，她提议玩夏令营的猜谜游戏，说一些玩笑话，唱起《妈妈，什么是贞操》和《柏拉图之父博物馆》，完全不顾及周围女孩的矜持，认为她们羡慕或嫉妒她，直到一个女孩用平静的语气说她的朋友中没有人这样讲话。（她，玛丽-安尼克，曾是多明我会的学生，一个工业家的女儿，每周都去上击剑课，我讨厌她，她肯定更看不起我。）

她给室友珍妮写了一封言辞深情的怀旧信，又给住在鲁昂那个脸上有酒红色雀斑的女孩克劳迪娜写了一封，希望能再见到她。她俩都没有回信。在那一刻，我是否曾怀疑过她们一直把我当成一个无脑的小妓女？

从伊沃托的圣米歇尔寄宿学校毕业后，最理想的去处就是贞德高中。班里二十六名同学，她一个都不认识，也没有老师认识她。在这里，安妮·杜切斯内昔日的优秀生光环消失了。她们都有自己的朋友圈，她发现自己寂寂无闻、不为人知。没有了修女们的严密监视，取而代之的是，优雅的青年教师的漠不关心。她们能力超群，让她大为震惊，同时也让她对自己的能力感到担忧。

英语课上，她时刻担心被提问，因为她甚至可能听不懂问题。终于等到去上体育课，去游泳池，但是没有想象得快乐。体育馆很无聊，游泳池也只适合会游泳的同学。很快，有了医生的假条，她就不用上体育课了。

与她所想的不同，在圣帕特里斯街的高中出口处，没有随便、叛逆的女孩，也没有一群男孩在那里等待。她试图寻找那些放荡不羁的女孩，但却不敢跟她们接近。

在寄宿学校的时候，她知道存在社会差异，但来自杂货店的女孩可以取得傲人的成绩，这是富家女孩做不到的，她们的学习成绩排名往往与父母的社会层级排名相反。高中统一要求穿衬衫，颜色根据每周的具体要求，不是米色就是粉色，她可以看出社会阶层差异，但是不明显。

她觉得自己处于一种不易察觉的优越氛围中，这让她感到很害怕，因为在接受存在优越的同时，她就会立刻把它与父母的职业（省长、医生、药剂师、师范学校总务主任、教师）以及他们在鲁昂上层地区的住所联系在一起。班上唯一的工人阶层女孩科莱特·P，有奖学金，父亲是泥瓦工。有一天，一个高傲的学生耸耸肩，对她说法语中没有“se parterrer”这个表达，别人抱以同情的微笑，这个时候，这种优越感体现得淋漓尽致。她为科莱特感到羞愧，为自己同样说了很久的“se parterrer”感到羞愧。

她默默地观察别人，看着他们轻松自然地说“在柏格森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以及“明年我要去读巴黎政治学院”，或者“明年我读文科预科一年级”（她完全不了解她们在说什么）。她格格不入，就像她十月份读的加缪的小说。在一群穿着粉红色衬衫的女孩中间，她显得笨拙邋遢，她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没有乱七八糟的性经历。

哲学课的第一个主题让她陷入一种无名的焦虑中：我们能否区分认知的客观模式和主观模式？她写法语作文总是不费吹灰之力，但现在却被一项似乎很可怕的作业困住了。她为自己没有想法，无法详述想法而感到恐慌，她思考自己是否不适合学习，或者是否应该去学法律，她曾经听说：“法律只要死记硬背就行。”（在这段人生时期，我对在家庭之外听到的一切都深信不疑）。

要处理这个主题，我就必须把自己从夏令营、从聚会的回忆、从9月11日的夜晚中抽离出来。抹去一个男人的身体留在自己身上的印记。她会竭尽全力完成自己的作业，付出的努力在我今天看来仍旧是叹为观止，但作业最后也只能勉强及格吧。她陷入难以言喻的空虚中。

在这个问题上，我估量过自己往昔的回忆对现在有多么重大的影响。那是某天下午在奥姆尼亚厅，正在上演路易·马勒（Louis Malle）的《恋人们》。“好像他在等她”：从这句话和勃拉姆斯交响曲的前几小节来看，不是让娜·莫罗，而是她，在床上，和H在一起。每一个画面都让她因欲望和痛苦而崩溃。她在山洞里，无法触及自己，与屏幕中的自己重合在一起。她沉迷在这个故事中，这个故事为她和H的故事投下了一束光，在写作时，我无法确定，经过岁月的洗礼，这束光是否已经彻底熄灭了。她所读的诗句也曾为她的爱情投下过同样的光，她从卡普金斯图书馆借来《当代诗人》诗集，大段抄写阿波利奈尔（《致卢的诗》）、艾吕雅、特里斯坦·德雷姆（Tristan Derème）、菲利普·苏波（Philippe Soupault）等人的诗句。（在红色记事本中重读这些诗句，我意识到自己已熟记于心：我的爱人，我能知道你是否仍然爱我吗？傍晚的号角声缓缓响起。）

有时，我抬起头，抽离开审视自己的目光，这种目光让我对周遭的一切都漠不关心。我审视自己，就像别人从外面的冷杉夹道观察我一样：坐在靠窗的一张小桌子前，开着一盏大灯。这是一种既定形象，也很讨喜（在报纸或电视上，我经常被要求摆出这样的姿势）。我想知道对于一个女人来说，重温五十多年前的场景意味着什么，她已无法再想起更多的事情。如果不是认为记忆是知识的一种形式，那么又会是什么信念呢？已经不满足于简单地理解，而是迫切地希望在成千上万的名词、动词和形容词中，找到那些能让自己确信（也可能是错觉）已经非常接近于现实的字眼，如果不是希望安妮·D这个女孩和其他任何人之间至少有一点点相似之处，那么又会是什么希望呢？

如果在还原过去真实状况的过程中，我质疑记忆的可靠性，哪怕是那些板上钉钉的事实，只有一个原因：我是通过身体的反应去挖掘在S市的过往经历的。

从十月开始，我的月经停了。

尽管1958年的女孩缺乏生理常识，但根据她当时所了解的，她也知道自己根本不可能怀孕，H离开后她还来了月经，但是除此之外，她也找不出别的理由来证明这不是怀孕。

那是十月底的一个星期六，我看到她躺在父母的床上，旁边是闲置的壁炉，上方挂着一个特蕾莎修女的大画框。家庭医生B正在触诊和听诊她的腹部，在床尾，母亲的眼睛死死地盯着。画面中的演员们都缄默不语，聚精会神。判决前一片死寂。这一幕几十年间在医生的诊室和手术室里不断上演，就像是一幅一成不变的画作，就像米勒的《晚祷》，也许是因为医生B和母亲都低着头，她已分不清现实的场景和画作中的场面。我不知道这个女孩在想什么，也许她在乞求画框中的修女。医生B抬起头，突然滔滔不绝起来，似乎想让这位母亲相信自己女儿的清白，他解释说，亲爱的女士，这是所谓的闭经，是很常见的，有些战俘的妻子在整个战争期间都没有来过月经！一片欢乐的氛围，大家都如释重负。曾经想过但从未表达过的一切都烟消云散。悲剧并没有发生。等她周六从鲁昂高中回来时，慈悲会善良的修女会来给她打针。

任何治疗方法都未能奏效，不管是神经科医生开出的安宁药片，还是妇科医生开出的碘滴剂，我的卵巢两年没有排卵。神经紧张的母亲拉我去看各种专家：你不能总这样！母亲甚至语出惊人，要挟道：如果你不来月经，就别想参加农业学校的舞会！她不自觉地流露出自己的猜疑。

我不认为她相信我是清白的。不知何故，她觉得闭经就是某种未知罪行的标志，与夏令营有关，她的女儿因所犯的罪过而受到惩罚。她和我都没有向任何人谈及此事，认为这是一个不可告人的污点。

我被排除在女孩群体之外，她们每个月都会定期出血。除了“不幸中枪”或者接近死亡的遥远绝经期之外，停经是不可想象的。绝经期便没了这种或多或少受欢迎的月事访问。闺蜜之间会说“我的姨妈萝丝来了”或者“英国人登陆了”。我穿越了时间，年龄不明。

1958年10月，比莉·哈乐黛（Billie Holiday）在巴黎的蒙特蕾剧院演唱，11月12日，在奥林匹亚剧院弗兰克·特诺（Frank Ténot）和丹尼尔·菲利帕奇（Daniel Filipacchi）组织的音乐会上演唱。她会在巴黎的火星俱乐部待到月底。她整日醉生梦死，沉迷于酒精和毒品。

1958年7月20日，维奥莱特·勒杜克（Violette Leduc）遇到了三十五岁的模板工勒内·加莱（René Gallet），前者在《追逐爱情》中写道：“我在五十岁第一次体验到高潮，我毋庸置疑地成为享受到男女鱼水之欢中的一人。”9月，她带勒内去翁夫勒和埃特雷塔。10月21日，她在写给西蒙娜·德·波伏瓦的信中说：“勒内·加莱没有写信来，他人也没来，我得到的，又失去了。我想死。”她深陷痛苦而不能自拔。12月，她再次给西蒙娜·德·波伏瓦写信说：“我想他，我在妄想”，“我要放弃文学”。这段关系逐步瓦解，1959年春天彻底结束。

阅读这些东西让我感到烦乱不安。仿佛1958年秋天在圣罗曼集市的喧闹声中走上伊瑟大道的那个十八岁女孩，虽然孤独而绝望，但却没有这般不安。因为这些当时她甚至不知道是谁的女性也在同一时间陷入孤苦无依的境地，她甚至感觉自己好像得救了。回顾过往，联系当下，反而有种奇特的美妙安慰了记忆。别人在同一时间经历了类似的事情，反而让你觉得自己也不是那么孤单特殊。

尽管我看到自己五十年来曾多次走过塞纳河上的科尔奈尔桥，徘徊在塞纳河左岸重建中的索特维尔区，寻找男子技术学校，可能就是谷歌地图上显示的马赛尔-塞姆巴技术高中，H曾在那里担任体育教师。我一定是通过当时手边的年历内页上的鲁昂地图找到这个地方的。但是，这只是想象中的路线。1958年的女孩从未穿过塞纳河。我不想让人看出来我在寻找H，也不想真的找到他，那样我很有可能得面对真相，就是被怀疑、被拒绝，他是看不起我的。我只想跟他偶遇，在我日常通勤的路线上，从圣帕特里斯街到波瓦兹广场，或者在星期四，我的休息日，在格罗斯-霍洛格街。只要我没有遇到他，我就可以一直幻想。

因为我发觉学校里的一名顶着一头大波浪棕发的主管，和H床头的照片很像，我曾神秘地对R——每节课都坐我旁边的那个矮胖女孩说，“那个学监是我的情敌”。

有些晚上，在宿舍楼道的厕所里，我会趴在屋顶朝向塞纳河开着的天窗前，看着鲁昂的灯光洒落到左岸。我可以听到城市的喧嚣，听到港口的汽笛声。我的第一个情人就在那里，黑暗开始的地方。我并不觉得自己很辛苦。我的梦想已经变了。它已经变成一种憧憬，期盼明年夏天的到来，我确信，到时会在夏令营里再见到H。

我在谷歌上输入H的姓名。这个姓名出现在搜索页的第一条链接中，还有六张照片。其中四张是年龄介于二十至三十岁之间的年轻男子，所以被排除掉，另外两张是合影。我点击彩色的那张，然后放大。这是省报中一篇文章的配图，前面有一个大标题：E和H庆祝他们的金婚纪念日。这肯定是他，这个地区的名字和这个地点让我对此坚信不疑。照片中，一大群宾客为了都能入镜，在草地上紧挨着站成四排，背景是树叶。因为距离遥远，所以脸有点模糊。照片中跟我同一年代的男士们都长出了白发。在这群人中间，我找到了他，那个身材最强壮的人，肩膀厚重，肚子很大，有一种大家长的神态，旁边是一个娇小的女人，可能戴着眼镜，有点看不清。他穿着一件领口敞开的休闲衬衫。盯着他看，我分辨出他棱角分明的脸，高大的鼻子，这些特征曾让我觉得他像马龙·白兰度。现在，照片中的他是电影《巴黎最后的探戈》中的白兰度。我数了数，有四十多个人，各个年龄段都有，孩子们有的坐在地上，有的被抱在怀里。之后，我想到了夏令营。据该报报道，这对夫妇在20世纪60年代结婚，儿孙满堂，甚至都有了重孙子。这就是一个男人的生活。

没有什么比这张不到一年前的照片本身更真实的了。然而，我却不相信自己目睹的这一切，对此我觉得很吃惊。相比于1958年S市夏天的种种，现在显得不真实，这幅农村家庭照片显得不真实。几个月来，我一直着手于把画面和感觉转化为文字。

我们是如何影响他人的人生、记忆、生活、行为方式的呢？与这个人共度的两个晚上对我的人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我对他的人生的影响却微乎其微。

我不羡慕他，是我在写作。

今天，我再次看了谷歌上的这张照片，然后我感到隐隐的不适，有些灰心丧气。突然觉得这是一个小集体的形象。从一粒种子成长为一个庞大的、团结的团体，这是一种成功的社会轨迹，毫无意外。人多力量大。我认为“我是孤独的，他们却成群结队”，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地下室手记》中的人物。他们似乎团结在他这个教父的周围，反对一个他们一无所知的事业，团结在一起反对他们没有经历过或已经忘记的那个时代的记忆，但我没有。由此给人的印象是，他们指责我执着于寻找五十年前狂热的爱情：每天在书桌前，回忆曾经是我的那个女孩，融入她的身体里——我才是她的鬼魂，萦回在她逝去的岁月里。

我看着黑白照片中的这个女孩，照片背面写着“伊沃托地区农业学校舞会，58-12-6”。她比右手边的一对夫妇都高，也比他们都胖。他们三个人站在一棵绿植前，好像是棕榈树。她穿着白色吊带抹胸连衣裙，胸前的褶皱让胸部显得很突出，裙摆很大。她露出了肉肉的手臂和粗壮的小腿。她闭嘴微笑，因为她的牙齿长得很不齐。脸似乎很宽，目光涣散，是近视眼的缘故。涂了口红，头发很短，略微烫过，额头前有拳曲的鬓发，这是唯一可以看出这个女孩就是六个月前毕业典礼照片上的女孩的细节。这张照片是奥迪尔四年前给我的一张复制品，奥迪尔是照片中夫妇的女儿。我不记得我自己那张是什么时候毁坏的，可能是很久以前，因为我无法承认这个身材魁梧的女孩“就是我”，或者“是曾经的我”，她看起来有二十五岁、三十岁的样子，我仿佛还能在她的脸上看出S市的欢愉。或者因为在这张照片面前，我会想起之后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

我昨晚梦见一辆载着很多作家的大客车。它在一条街上停下了，就在我父母的杂货店前面。我下车，因为到“家”了。我有钥匙。有那么一瞬间，我担心钥匙打不开门。我知道里面没有人。门窗的挡板都关着。钥匙在锁眼里转动，我松了口气。我进门。一切都和我记忆中的一样，在周日下午的半昏半暗中，唯一的光源来自朝向院子的第二扇窗户，夏天时会挂上一幅色彩鲜艳的布帘遮阳。当我醒来时，我想，只有存在于这个梦中的我，才有能力写下去，而写下去的条件就是要置身于这个不符合常理、根本不存在的情景中。

但是，如果不是为了揭露一些事情，哪怕是一件事情，一件不管是从心理学还是从社会学的角度都无法解释的事情，一件不能通过先入之见或演绎推理而理解的事情，一件只能通过叙述、从叙述的细枝末节才能体现出来的事情，一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承受发生的一切以及自己所作所为的事情，那么写作的意义何在？

记不清什么时候梦想就变了。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1959年1月开学的时候，埃尔内蒙女孩的梦想发生了变化。（也许是因为我越来越觉得自己以前在H面前表现得像个傻瓜，自己配不上他。）明年夏天他在夏令营见到的，将是一个脱胎换骨的女孩，美丽出色，他会眼前一亮，立刻爱上她，他会忘了那个在与他共度两个夜晚之外还对别人投怀送抱的女孩。但在这个梦想里，她掌握主动权，会刻意与他保持距离，不会立即满足他的欲望。前一个夏天被拒绝的女孩，将在一段时间里，我目前也不确定会是多久，变成一个无法触碰的人。（我此时才知道，在爱情生活中，最初是要适当拒绝的，可惜我懂得太晚了。）为了取悦他，为了让他爱上我，我必须脱胎换骨，改头换面。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出击，这就是我的梦想。

这是一个真正的自我完善计划，其中的要点记录在我的日记中，日记本后来丢了。但我可以轻而易举地还原这些内容，因为它们都被付诸实践了。目标是：

改造外形：减肥，头发染成像S市金发辅导员的那样。

积累知识：有条不紊地研究哲学和其他学科，不参与晚上宿舍里的闲聊。

学习知识是为了弥补我在社交上的不足和无知，比如游泳、跳舞；或者是为了显示比同龄女孩更有优势，比如学习开车、考取驾照。

在这个行为改造清单中，还有一个重要的项目：在复活节假期去“积极教育方法培训中心”参加培训，成为一名非常出色的辅导员。

这一精心设计的大变身，涉及身体、智力和社会层面，优势明显，目的明确，那就是充实明年夏天到来之前的这段时间，明年夏天我一定能再次见到他。

重温埃尔内蒙女孩而不是S市女孩的往昔，我依旧面临重重困难，就像是面对某个人物的历史学家，不得不面对每一时刻影响她行为的错综复杂的因素，不得不思考这些因素的时间顺序，同时也要思考我的叙述顺序。归根结底，只有两种文学，一种是描述文学，一种是寻求文学，两种都一样重要，除了对于那些主动选择一种而不是另一种的人来说。

1959年1月23日的一封信让我更加确信哲学课的重要作用。哲学课的老师是个身材矮小的女士，招风耳，黑色的双眼像松鼠的眼睛一样炯炯有神，声音出奇地低沉有力、强势。她就是贝尔蒂埃老师，名字是让娜，但老师的名字是一个禁忌，学生不能直呼其名。埃尔内蒙的女孩对这位老师既感到钦佩，又隐隐带有些许敌意。

“哲学能使我们变得理智，这很惊人。通过思考、重复和写作，我们发现他人不能作为手段而应该作为目的，我们是理性的，因此，无意识和宿命论是可耻的，哲学使我失去了调情的兴趣。”

我完全被这种清晰性所震撼：笛卡尔，康德和他的绝对命令，整个哲学体系都在谴责S市女孩的行为。因为她没有追求享乐，而是在大喊大叫，反对妓女的称呼，介意停经的问题。在同一封信中，她表示哲学让她感到羞愧，让她彻底否定了夏令营的女孩。

“有时我觉得曾经在S市生活的是另外一个女孩［……］而不是我。”

她为自己是杂货商兼咖啡馆老板的女儿感到羞愧。她还羞愧于：曾经骄傲于自己是欲望的对象，认为自己在夏令营的生活是对自由的征服，“安妮，你的身体在说什么”，“咱们可没那么亲近”，公告栏前的场景，别人的笑声和蔑视。这是一个女孩的耻辱。

这种耻辱是历史性的，十年后才出现“我的身体我做主”的口号。纵观历史，十年如白驹过隙，但是十年对于生命之初而言，是一段漫长的岁月，代表着几千个日子，几万个小时。在这些日子里，经历过的事情，其意义不会改变，依然令人羞愧。没有什么能使一个世界的经历，即1968年之前的那个世界并被那个世界的规则所谴责的经历，在另一个世界中彻底改变其意义。这仍然是一件单一的性的事件，其带来的羞耻感在新世纪看来依然是无法消失的。

1959年冬天的那个女孩，我看到她意志坚定，决心追求自己的目标，但却一步步走向不幸。一种不祥的意愿。

我首先从身体的改变做起。自一月份开学以来，我早餐在家除了一碗咖啡加牛奶，不吃任何其他东西；每天中午只吃一片薄肉片，除了星期五吃水煮鱼片；晚上喝汤，外加一点果泥或者一个苹果。过去几个月我胡吃海塞，往肚子里填满黄油面包和薯片，获得的快乐转瞬即逝；现在，我主动戒掉大吃大喝，牺牲自己，成全他人，周围没有人这样做过。举个我引以为傲的具体例子，每天中午食堂的修女会发给大家一板巧克力作为下午点心，我不会吃，而是把它放在抽屉里攒着，我说，是为了明年夏天把它们发给夏令营的孩子们。我在伊瑟大道药店购买的减肥药服用说明书上看到的让人发胖的东西，我都拒绝服用。食堂的每一顿饭都是冒险，每次从那里出来，我或者稍微果腹，或者感觉更饿，但总是感觉胜利了，因为我把那份“微笑牛”奶酪塞给了我同桌。我体验到一个禁食冠军的自豪，全身心投入与脂肪的斗争中，成效显著，药店的体重秤和臀部变松的裙子说明一切。

我还是无法克服饥饿感。我只能通过不断工作来忽略它。我满脑子都是吃的。生活方式变了，总是通过衡量下一只餐盘里东西的热量来决定下一餐能吃些什么。小说中对一顿饭的描述会像性爱场景一样让我突然目不转睛。在宿舍里，听到从学校回来的小V从纸袋里拿出糕点的声音，想象着她正在享用，我便无法集中精力。我憎恨她。什么时候我也能尝尝呢？仿佛决定权不在我身上，而在另一个女孩身上，为了吸引H，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变成一个理想的女孩。

三月某个周日下午，在门窗挡板关闭的杂货店里，我的斗志突然丧失。父母当时不在家，开着雷诺4CV到乡下日常兜风。很明显，当天这一切只可能发生在那里，在杂货店里，那个在我去夏令营之前一直给我免费提供丰盛食物的地方，那个能够吃自助餐的地方，它使别人的家看起来很奇怪，甚至有些悲凉。在这个甜蜜的童年王国里，所有的悲伤，所有来自母亲的耳光，都能被一盒饼干或一罐糖果治愈。我不知道那个突然无法控制自己欲望的女孩在想什么，我想，她就是想放纵自己大口吃切片奶酪，零售的马德莱娜蛋糕，焦糖制的糖果。可能别的什么都没想。最开始的场景，是她双手疯狂地抓起食物，放入嘴中，简单咀嚼过后就吞到肚子里，她已经变得无法自控，一味地感受身体变成无底洞的快乐。接下来，伴随着一阵恶心，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结果：因堕落而绝望，决定整周节食，以抵消这半小时摄入的大量食物中的一小部分，减轻一点负罪感。

那一天，杂货店里的女孩不知道她已经进入了残酷的节食地狱轮回，随后又将重新陷入暴饮暴食的危机中，其中的原因不明，但却无法阻挡。吃一口令人向往的禁忌食物，就会击垮她所有的决心，从而一发不可收，尽可能多吃，一直吃到晚上，转天早晨再重新节食，除了黑咖啡以外，什么都不吃。

她不知道自己即将沦为欲望最悲惨的牺牲品，那就是食物的奴隶，一个不断压抑欲望的人，最后的结局就是暴饮暴食，满心愧悔。她时而纯洁，时而污秽。在这场斗争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胜利的前景越来越渺茫。什么时候我不再这样，什么时候我才能恢复正常。

我不知道有哪个词可以形容我的行为，但是有一天我在《拉鲁斯词典》中看到一个词：异食癖——反常的食欲。倒错。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病，我认为跟精神有关。我不认为与H有什么关系。

二十年后，在图书馆偶然翻阅到一本关于饮食失调的书，我有些不解，便借了出来，终于知道一个词：暴食症。这个词可以解释我那几个月的生活状态，那种食欲过剩，那种不可告人的快乐：产生脂肪和排泄物，造成血脂升高，那种畸形的、让人绝望的、不惜一切代价想要这样生活的意愿，哪怕厌恶自己，满怀愧疚。今天依然很难说这些知识是否会对当时的我有很大的帮助，我是否能被治愈，如何治愈，或者那时的我干脆放弃治疗。医学会对梦想有什么作用？

1959年冬天，我看到这个女孩晚上在共和国街的塔勒舞蹈班上，为自己没吃晚饭而洋洋自得，厌恶其他舞者的手、靠得太近的脸，以及他们自以为幽默的文字游戏。

我看到她和R在大教堂附近的保罗啤酒屋，喝着热量估值很低的速冲肉汤。R是班上唯一一个她会与其交谈的女孩，爱说爱笑，脸圆圆的，眼睛是蓝色的，身高刚到她的肩膀。

我看到她傍晚天快黑的时候站在离新式百货商店不远的人行道上，目送着戴着蓝色毛线帽的R坐着去鲁昂郊区德维尔的大巴车慢慢离开。我知道，在那一刻，她很羡慕R，因为她不必回到过堂风阵阵的宿舍，脱鞋声、刷牙声、咳嗽声和呼噜声等各种嘈杂声不绝于耳；还因为她不用在走廊泛黄的灯光下几个小时都无法入睡，夜灯将房间分为黑暗区和光明区，其分界线正好穿过她的被子；她羡慕她可以回家，回到父母家。

12月，她给玛丽-克洛德写信说：“我希望明年可以读法学院或者大学预科。我妈妈应该同意我在大学宿舍里申请一个房间，这可比修女之家更让我满意。你看，我可能期望太高，会失望的。因此，这些计划对我来说似乎有点乌托邦。我担心以后会后悔没有好好学习。”2月，她报名参加鲁昂师范学院的入学考试，如果她通过考试，将在高中毕业后进行一年的专业学习。

我面前是安妮·杜切斯内1958—1959学年哲学II的季度成绩单。成绩单显示，除英语外，她所有科目的成绩都很好，一如既往。她在哲学专业二十五人中排名第五。不断登上荣誉榜，虽然没有鼓励，也没有祝贺。所有科目的评语都会提到“该生聪明认真”。暗淡，既没有闪光点，也没有鲜明特色，这是我对那个女孩的记忆，她课堂上从来不参与互动。鉴于这样的学习成绩，可能不管在当时还是现在，大家都认为我会一直学习。以至于在我看来，希望成为在S市备受欣赏的师范学校学生，希望拉近与金发辅导员的差距，似乎不足以解释我为什么放弃了以前的雄心壮志。

在高中的这几个月里，我看到安妮·D的学习抱负在慢慢消失，这是因为她的社会地位在不知不觉中被内化了，她认为她的同学们肯定没有发现她的父母在伊沃托开着一家杂货店—咖啡馆，但他们当然会通过其他迹象来了解她。在高中，周围都是佼佼者，他们敢于向老师提问。虽然她以前庸中佼佼，被圣迹垂青，但是现在无才无能。她在学校不再出类拔萃。其他的女孩不在乎中学毕业会考的成绩，考试只是一种形式，她们说自己会去读文科预科一年级或者读药剂学，进入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或者巴黎政治学院，仿佛入学资格已经十拿九稳。她们的胸有成竹让她不知所措。她觉得读书就像一条漫无尽头、令人疲惫的隧道，没有收入，很凄惨，这将让她的父母花费大量的金钱，同时她还得继续依赖父母。读书不再是令人心驰神往的幸福。她在整个童年时期听别人说学习让人“头痛”，听别人夸赞她有学习天赋，而她身边是一群没上过学的孩子，她慢慢被这些说法洗脑。而如今，她只向往国家和教育部在1959年为农民、工人和咖啡馆老板的孩子们铺好的道路和未来。女儿回到父亲的身边，告诉他她不想继续读书了，她想读师范学校。（没必要强调是“小学教师师范学校”，当时父亲和她都不知道还有“高等师范学校”，哪怕时至今日，除了教师和上层阶级，谁又知道它呢？）父亲十分高兴，而母亲却很失望。

我也猜想：当一个女人已经有过性经历了，哪怕她拒绝或者排斥这样的行为，她是否还能像一个高中女生那样心无旁骛地坐在长凳上苦读呢？

那时她对未来的美好想象是，她在一所乡村学校里工作，周围是成堆的书籍，办公室前停着一辆雪铁龙2CV或雷诺4CV。她教学生们诗歌，读弗朗西斯·贾姆斯（Francis Jammes）的“我喜欢温柔的驴子/它沿着冬青树丛漫步”，维克多·雨果的《魔神》。在她对小学教师的幻想中，孩子们就像S市夏令营的那些孩子，像歌曲《夏季的儿童团》里的孩子，面貌模糊，简单快乐，她只需教他们一周。

语言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出现得比较晚，不像画面那样容易被记住。复活节假期在塞纳河畔奥托的一个城堡里，在辅导员培训期间交流过成千上万句话，最后只记得一句嘲讽：“你像一个年老色衰的妓女。”这句话是一位皮肤干裂、戴着烟色镜片眼镜的小学老师在我们一起洗碗时对我说的。后来我把这句嘲讽归咎于我在白皙的皮肤上涂抹了过多的粉底和腮红。我不知道该如何反击，只说出：“你像一个老皮条客。”妓女这个词猝不及防地再现，我被击垮了，也许被吓坏了。我自认为培训班的女孩高尚冷静，但她身上是否还遗留着夏令营女孩的踪影？

想到她随时会再现，我惊恐万分。禁不住同桌男孩的挑逗，培训结束后我就任由他在电影院里亲吻我，抚摸我的胸部，当时电影院人很少，正在播放一部B级怪物电影。我的全身不由自主地被唤醒。这个修长瘦弱的男孩的抚摸和亲吻唤起了我的欲望，我意识到这个欲望有多么强烈，感到很害怕。他送我到家门口，我确信永远不想再见到他。2000年，我的出版社收到他的来信，他写道，他从未忘记来自塞纳河畔奥托的“美丽的年轻女孩”，这个措辞让我感到惊讶。他已婚，有孩子，在鲁昂经营一家汽车修理厂。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正发生》的作者就是安妮·杜切斯内，就是培训班的那个女孩。

四月的一个中午，当我在食堂餐位看到印有S市疗养所字样的信件时，我也许已经预料到他们拒绝了我递交的针对当年夏天的工作申请。其中的措辞我已经记不清了，这封信简单粗暴地证实了我的肯定：安妮·杜切斯内在夏令营是不受欢迎的。在我看来，那一刻吞噬我的，不是无法再见到H的痛苦，也不是梦想的破灭，而是我的过去是如此不堪。这种拒绝不常见，因为好几个辅导员连续去了两三年。这次的拒绝让我明白：他们无论如何都不想再听到关于这个女孩的任何消息。之前的那个女孩。但在S市，他们并不认识现在这个女孩。耻辱是不可磨灭的，被封闭在夏令营里。

由于无法确定两个回忆的先后顺序，所以无法建立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不知道我是在1959年4月读完西蒙娜·德·波伏瓦的《第二性》之前还是之后收到这封信的，3月底玛丽-克洛德借给我这本书。

我再次看到埃尔内蒙的女孩，顺坡而下，向高中走去，魂不守舍，双眼看向这个赤裸裸的世界，几天前还能维持表象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从伊瑟大道上的汽车到她路上遇到的去高等商业学校的打着领带的大学生，一切都标志着男人的权力和女人的束缚。这本书用一千多页无懈可击的论证、男女关系的诠释，让这个女孩直面整个去年夏天的回忆，直面领队辅导员。一个她只知道名字的女哲学家写的文字，迫使她进入一个她不能也不想回避的对话，因为之前从未有过这样的对话。

我想她当时的想法是这样的：

对关于女性状况的描述感到震惊，从史前到现在，类似的悲剧一直在无情地上演。

无法忍受女性逆来顺受的悲观看法，当男性出类拔萃时，她们就认为是性别差异。

更加厌恶怀孕生子，她对分娩的恐惧源于九岁时读的《乱世佳人》中梅兰妮的分娩。

对围绕女性的各种无稽之谈感到困惑，对自己关于男性的了解甚少而感到受挫，但无论如何，在夏令营时别人指责她说“你是一只母螳螂”，对此她十分反感。

对作者坚持认为月经很恶心、很羞耻、是“污点”感到惊讶，而她却因洁白的内裤和停经而感到羞耻。

我不知道她是否在西蒙娜·德·波伏瓦对失去童贞的戏剧性描述中想到了她与H的第一夜。如果她同意这句话：“第一次插入总是强奸。”我甚至今天都无法对H使用强奸这个词，也许这意味着她不同意那句话。疯狂地爱上一个男人，在他紧闭的房门外等他，被当成疯子和妓女，这一切的耻辱是什么呢？我是否已经被《第二性》救赎了，或者相反，被淹没了？我左右摇摆：得到了理解羞耻的秘诀，并没有消除羞耻的力量。

无论如何，在1959年4月，重要的是未来。她确信这位哲学系学生借用了西蒙娜·德·波伏瓦在最后一页的呼吁：“我们认为她（女性）要在卓越的自己和束缚的对象之间做出选择。”她已经得到了问题的答案，这或多或少是当时女孩们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应该如何做人？答案是：做一个自由的主体。

女孩拍下了宿舍单间的照片，然后离开了埃尔内蒙。那时她依旧不会游泳，不会跳舞，这两门课她很快就放弃了。另外，她的驾照也没考下来。但是这些失败在她看来无关紧要。她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中学毕业会考，我知道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地希望为他人服务，“实现自我”，将存在主义的指令与夏令营的理想模式结合：教育儿童。她坚持凭自己意愿做出的选择。

下一个夏天到来的时候，也就是1959年的夏天，气候干燥炎热，这种天气一直持续到九月开学后。当时戴高乐将军首次规定开学时间是九月。我需要审视这个假期的自己，不再是以往假期中安妮·D的样子，而只是卡拉-纳格（Kala-Nag），然后是迦利（Kali），在各个中小型夏令营中，人们陆续用这些名字称呼她。这些夏令营基本上是由女性管理，管理力度适中，不像S市那般乱七八糟，她当时就那么认为了。她呈现出曾经准备在H面前、在别人面前展现的样子。

卡昂附近的奥恩河畔克林尚夏令营的主管凯瑟琳·R很快就开始讨厌我了。有一天她在厨房里和另一个女生辅导员（我们只有两个女生辅导员和一个男生辅导员）说我坏话，称我为“荡妇”，当时我就站在楼梯口听着，她的话我今天一个字也记不起来，只记得我当时很想当场死去。

鲁昂附近的伊马雷夏令营的主管称我为“奇异”女孩，他在我生日的时候送给我一本儒勒·罗曼（Jules Romains）的小说，书名是《奇异女子》，他当时笑出了声，然后我听到他又笑着对他的太太富尔米说：“自从我在夏令营工作以来，从来还没碰到过像迦利这样的辅导员！”

她难道不就是那个在1959年7月29日写信的人吗？信封是黄色的，上面盖着乌弗瓦尔夏令营非教会作品联合会的印章。信中写道：“我在卡昂看了伊娃·巴托克主演的《瘾君子》。这种对吗啡的迷恋令人匪夷所思，这件事情也可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我倒不觉得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尽管我大部分时间不得不穿牛仔裤或运动短裤、网球鞋，带着我负责的那个班的女孩走在路上，但是我仍然能看到那个女孩穿过深绿色印着大朵椴花的裙子，和在1959年夏天唯一的照片中所穿的一样。这张照片是在一个空无一人的海滩上拍的，当时我坐着，裙摆从腰部散开呈花冠状，我看起来很像摆在鹅卵石床上的布娃娃。脚上蹬着在埃拉姆买的同样是椴花图案的高跟鞋，这让我显得高一米八，路过的男孩们会讥讽地问：“上面的天气好吗？”当你身材高大，目光掠过别人的头顶，瞟过别人的头发，一眼看到街尽头的时候，事情就截然不同了。如果男孩们侮辱高个子女孩，他们不敢像对待矮个子女孩那样，触摸她的屁股。她染成金色的头发遮住了耳朵，像麦琳娜·德蒙吉奥那样挽了一个低发髻，穿着蓬蓬裙，流露出一种显而易见、不可触碰的女性气质，她和H的过往与《第二性》的命令在她的身体和姿态中实现了融合。

卡拉-纳格或迦利，她不想成为荡妇或怪胎，相反，她想做一个符合培训要求的好辅导员，跟其他人一样，沉浸在“同事间真诚以待”的氛围中。但是，为什么选择迦利这样的凶恶女神形象来指代她，而别的女生辅导员都是花的名字，比如茉莉花、雏菊等，难道不就是想把她排除在外吗？我不知道她是否在自欺欺人，她是否认为付出就会改变现状？她为了掩盖暴饮暴食的恶习，在餐桌上拒绝进食，但却贪婪地盯着别人的盘子。坐在草坪上吃下午茶时，她终于忍不住狂吞孩子们丢给她的黄油面包片和木瓜泥，他们不想吃这些东西，所以很乐意分享给她。她强装对自己辛苦组织的游戏感兴趣，丝毫不敢流露自己的苦恼，她想逃，但是又能逃去哪儿呢？她需要给她带的十二个孩子编排《胡桃夹子》芭蕾舞剧，让他们在家长会上表演。家长们都是鲁昂港的码头工人，他们顺便带来了几公斤香蕉，她直接把自己填饱。她一直压抑着自己与所处环境格格不入的感受，不断约束着自己的行为。

维奥莱特，一个很矮的女孩，头发卷卷的，很可爱，她直截了当地问我，什么样的母亲是不称职的？克劳黛特，总是神经兮兮的，对一切都不满，在宿舍晚安吻别时猛地抱住了我；玛丽斯，她对别人总是骂骂咧咧，被骂的时候笑得牙龈都露出来了；还有那个聪明的淡褐色头发的女孩，留着平齐式发型，读过《小王子》，等等。在我回忆在伊马雷夏令营负责的十岁至十二岁女孩的脸时，我发现无法读懂她们的面部表情。我的内心冰冷，拒别人于千里之外。

1959年夏天的那个迦利、卡拉-纳格是没有感情的。她拒绝孩子们流露出的感情，自己像牲口一样，无法对这种感情给予回应，对他们是不公平的。她对危险无动于衷，在休息日独自穿过树林去参观一个小教堂，搭便车。她差点被一条蝰蛇咬伤，因为她没有戴眼镜，所以没有看到，蝰蛇就在离她网球鞋一毫米远的地方，她写道：“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被咬了，孩子们让我回营地，我拖拖拉拉不想回。你能想象吗？我知道自己有生命危险的时候，也并没有感觉害怕。”

她也不再思考些什么，仿佛生活在一个神秘感和味道都消失的世界里。她无法回应现实，只能表达出痛苦的、不恰当的情绪——当她以为自己弄丢了一封尚未打开的母亲的信时，差点哭了。

归根结底，她希望自己一直是一个少女，正如在一封关于夏令营十四岁女孩们的信中所写的那样：

“我真的很羡慕她们。她们不知道现在是最好的年华。不知道自己人生哪个阶段是最幸福的，真的很愚蠢。”

自我书写是为了保证人生的延续性，现在再审视这个表达时，发现一个一成不变的缺陷：人们在当下无法理解所经历的事情，当下的那种未知会攻陷每一句话，每一个说法。被孩子们称为迦利的女孩，和他们一起在乡间小路上徒步远行，唱着“夏令营呀，鲜花盛开的家呀”，她不知道，也无法说明“哪里出了问题”，她就想大吃大喝。

一天下午，她独自一人在宿舍里，便从一个女孩的柜子里偷了糖果。受害人控诉班里的其他女孩，最后不了了之。迦利辅导员自然不会被怀疑。一定是另一个女孩，无法抑制冲动，有了偷窃行为。但今天的我仍旧能看到床头的木柜，记得宿舍里的寂静无声。任何关于别人偷窃的想法，便不攻自破。我不知道自己偷了多少糖果，只知道当场就把它们吃光。

9月初，她接到通知去参加鲁昂小学教师师范学院的学士入学考试。虽然她感觉自己关于友谊的口头表达很优秀，但是她确信自己会因为绘图测试和潮汐发电厂的总结报告而落选。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她在二十名被录取学生中排名第二，一共有六十名考生报考呢。她觉得这个排名明确地预示了她的命运。

那个9月下午的画面：我坐在伊沃托家里自己房间的床上，面对着带镜衣柜，放着施特劳斯的华尔兹——这是父母的朋友送给我的唱片，是为我准备的音乐，那一刻，它与我的胜利太搭配了。我陶醉在成功的纯粹喜悦里，疯狂地庆祝着成功，伴随着维也纳的音乐，看着镜子中的自己，仿佛未来与世界就在脚下，在等着我。这是一个盲目的时刻，大错特错的时刻，下一刻便是错误的开始。

那个星期天的晚上，她把师范学校规定的必备行装分别放置好，每一件都标上了姓名首字母，然后她就躺下睡觉了。她觉得床太短了，夹在粉红的墙壁之间，小房间的门顶和门底都是敞开的，就像一个柔软的装布娃娃的盒子。那一刻，她是否想过她来到了在夏令营时就心心念念的地方了？是否想过她成了师范大学生，就像金发辅导员那样？

我对师范学校的很多记忆是零碎的：入口门廊、宿舍、食堂、院子和体育馆等，都是些经常去的地方。我经常浏览的网站能够提供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全景和建筑概述。它建于1886年，占地19000平方米，可以俯瞰整个鲁昂，直到圣凯瑟琳海岸。这里有花园、玫瑰园、运动场、阶梯教室、音乐舞蹈室。主楼三面圈出庭院，主楼正面延伸出一个玻璃挑棚。学校1990年关闭，损坏严重，木蕈长满各处角落。该省在2014年以400万欧元的价格将其出售给马特穆特保险公司，后者后来把它打造成了一个集四星级酒店、会议中心、公园等为一体的建筑群。一张照片显示，一楼的窗户被砖头封住，其他楼层的玻璃破损不堪，处处杂草丛生。

我并未感到一丝丝悲伤。

这座建筑于我而言，变成了一座金光闪闪的监狱，一个令人窒息的茧。可是开始的时候，却并非如此。1960年2月，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六下午，我拎着行李箱沿着鸟场街一直走到火车站，满心雀跃。我不自觉地认为这个地方华丽宏伟，设施丰富，总之，这个机构的完美，一定让师范生安妮·杜切斯内兴奋不已，让她觉得这个地方的地位高于夏令营。毫无疑问，她向父母详细描述了这里的一切，尤其是向父亲，让他为女儿生活在这样一个福地而感到开心。她描述了丰盛多样的饭菜，十点钟提供的黄油饼干，宿舍的中央供暖，免费的各种福利，从卡介苗到换鞋底，还有学年末发放的津贴。（回忆这种美好的、有计划的自给自足，让我理解了苏联体制的性质，后来也理解了很多俄罗斯人为什么对此十分怀念。）

她十九岁才开始住校，但她很快就习惯了这个基本全由女性组成的小小世界的严格管控。只有历史老师和尼古拉两个男人，尼古拉擅长修修补补，但是长相丑陋。每天早上，透过隔板的下端，她都能看到隔壁女孩光着脚丫子洗衣服。从早到晚，满眼都是女孩子，悲伤和厌烦，混杂着反感，慢慢在心中聚集。当她掀开厕所垃圾桶的盖子，看到陌生人扔的带血的卫生巾，恶心不可遏制——她已经一年多没有看到过这个东西了。

R也参加了考试并被录取，但她可以像其他一些住在鲁昂或其郊区的学生一样，当走读生。我见过她了，在一个新的环境中，老同学的存在给人一种安全舒服的感觉。这种曾经同窗的记忆从一开始就让我们之间形成一种默契，一起对其他女孩和学校品头论足。

在9月21日星期一写给玛丽-克洛德的信中，首先是一段热情洋溢的文字——“所有的女孩都去看了《广岛之恋》，我们还异口同声地重复台词‘你在广岛什么都没看到’”，然后，我就开始了对学校的评价，言语间虽然没有流露出失望，但明显缺乏激情：“勉勉强强吧。课程多种多样，心理学、教育学、绘画、唱歌、家政，氛围不错。好像不太累，简直太好了。”

入学成绩优秀的安妮·D在任何教学科目表现都不突出。除了20世纪文学和当代历史——这两门科目不打分，还有尤其是烹饪课之外，她对其他任何事情都没有兴趣和爱好。烹饪课就是在专门的、设备齐全的厨房准备一整顿饭，她可以从橱柜里偷拿葡萄干和糖渍水果。像其他师范生一样，她开始学习打毛线，买了棒针和当下流行的天蓝色安哥拉山羊毛，想给自己织件外套。在织了10厘米的长度后，发现根本不成样子，就放弃了。

我看到她瘫坐在第三排，在R和米歇尔·L中间，满脑子都是吃的；或者在体育馆，穿着运动服和篮球鞋，给邻近“应用学校”的学生上第一节体育课，而她只盼着赶紧下课，当时她还不能确定自己选错了未来。我该如何把握此时她的心理状态、人生态度和生活呢？

她压抑着这种可怕的、不可告人的感觉，即她不适合从事初等教育，她觉得自己远远达不到师范学校所怀抱的提供优质教育的理想，就好像教师要对整个社会进行道德引导一样？如何估量她的绝望呢？甚至还清楚地记得这段记忆：曾希望在食堂工作，推着手推车，将饭菜分送到每张桌子。

前一年的欲望和痛苦还剩下什么呢？看到埃玛妞·丽娃和日本人的身体交缠在一起，她暂停了呼吸。读克里斯蒂安·罗什福尔（Christiane Rochefort）的小说《战士的休憩》，她感受到强烈的混乱和近乎恶心的感觉，仿佛她就是女主角，是个顺从者。

一墙之隔的外部世界跟她无关。不管是学哲学时一直关注、最后完全赞成独立的阿尔及利亚事件，还是热拉尔·菲利普（Gérard Philipe）和加缪的离世，她都无动于衷。在宿舍也不说话，其他女孩骄傲于自己的嗓音，唱着《去吧，来吧，我的老爷》《千拍华尔兹》和《美味的水果沙拉》，这些歌让她神经受不了。

我把时空框架设定为在鲁昂师范学校的那五个月，学校里学生们的轮廓不断划过脑海，越来越多，这种时空设定仿佛打开了我尘封几十年的记忆库。那些女学生的名字和面孔不断浮现，我当时也许想过她们为什么会在那里，她们是否满意自己当下的身份，是否愿意成为一名小学教师。

职业培训班的其他女孩，她们对我有什么样的印象？她们对我有哪些我不知道的了解？比如来自小村子拉沃帕里的安妮特·C，来自格拉旺雄的米歇尔·L，住在鲁昂“法国制造”商店旁边阿尔辛街的安妮·F，她们怎么看我？她们自己可能都没意识到自己对某人的印象是那样的，当她们知道的时候，可能也吓一跳：自己原来是这样想的，这样以为的，等等。她们眼中的真相为什么对我今天的写作很重要？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真相让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是什么时候在一起的，我们是一个团队，未来的小学教师团队。她们是否对此有过疑问？反正我不认为自己会是其中的一分子。

我在1959年12月的一封信中写道：“总之，我选择了和我真正选择了是两码事儿，你不觉得我们会受到当下发生的状况的影响吗？”

我去年开始写作时，根本没想到会在师范生这段日子停留这么久。我意识到，我需要唤醒那个女孩，她误入歧途，选择了一个不适合自己的行业，而且还签了十年之约。总之，我需要提出一个在文学领域很少被提及的问题：最初，我们所有人是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那就是：为了活着而工作，做选择的时刻是否满意自己的选择？

那时是冬天。从玛丽-胡德玛尔小学出来的实习教师多么希望自己已经死了。或者说，不希望自己是当下那个样子。因为一位上了年纪的模范教师当着另一个实习教师的面，紧盯着她早已泪水模糊的眼睛，对她说：你没有这个天赋，你不是做教师的料。这个女人在师范生眼中，是出了名的凶悍，所有师范生都不敢去她的预科班实习，但当赤裸裸的真相摆在她的面前时，她依然是感到如此恐惧。尽管我不敢承认，尽管我努力准备阅读课和写作课，尽管我用驯鹿和雪中小屋的图画创作了圣诞故事，但事实就是事实。在我选择的这条道路上，我一无是处，能力不足。面对这样的事实，我无能为力。

然后我看到这个女孩逃到附近的圣哥达教堂，最后回到学校，见到了其他女孩子，她们很高兴终于能跟学生面对面了，她们很兴奋，因为能在鲁昂自由出行。

实习快结束的考核课上，我也没能逃脱悲惨的命运。学监、校长和模范教师沿着窗边坐成一排，他们聊着天，而我当时正在举着写着阅读课生词的纸卡。快下课时，我让最好的学生回答问题，可她分不清动词“有”和“是”，回答说“牧羊人是宽袖长外套”。她因为犯错难过得要哭了，小脸写满了失望，而我却痛苦地再次意识到自己的无能。

多年来，每当我想起这个冷漠的女人，想到她间隔特别大的双眼、薄薄的优雅的嘴唇、整齐干净的牙齿，我就想踹她两脚。可是，这并不重要，我不得不承认，正是她，通过当时看起来很残忍的判决，不能说是救了我，但至少让我少浪费了很多时间。有一些人，通常不那么讨人喜欢，但是我觉得他们无意中却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她就是其中之一。

R在一节失败的语法课后就恰好生病了，所以她没能完成在一所郊区学校的实习。我俩在职业方面遇到了相同的挫折，难道正是这个原因，才让我们在1960年1月开学时走到一起吗？才让我们拥有类似的思想和冲动吗？才让我们之间培养了独一无二的默契吗？我俩的默契是从这件事情开始的：我们像花丛中的蜜蜂一样毫无节制地偷拿合作社囤放在隔壁教室的焦糖小果条、棒棒糖和夹心饼干，心照不宣。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这样做，但是每次都是小心翼翼的，因为合作社负责人发现这种小偷小摸后会大声呵斥。我们下意识或者有意识地践踏自己本该教授给学生的道德品质。

我们经常会找个空教室，背着别人侃侃而谈。我们首先提出了一个假设，然后把它当成了我们共同的计划：离开师范学校，去英国做交换生，十月份回来攻读文学专业。我不记得我们是苦思冥想了几个小时，还是灵机一动有了这个想法。但是谁先萌生了这个想法呢？肯定是R。我看到安妮·D当时绝望至极，暴饮暴食，深陷寄宿生活的困境，她永远不会也不能逃出自己纵身跳下的陷阱，主动动摇最初的承诺，不得不让父母为她在学校的这几个月的学习生活买单，而所有这些，最后发现都是非常容易解决的。不管是校长，还是父母，都没有施加阻拦。

我的家人没人知道我想就读的“预科”是什么，但这并不妨碍母亲内心充满骄傲与抱负，她准备好倾其所有，只为女儿能够爬得“更高”。父亲很失望，好像我轻视了他的理想。（他一生都把《巴黎—诺曼底日报》刊登的师范学校录取通知放在钱包里。没有什么能够取代他这一最幸福的时刻，作为一个十二岁就辍学在农场工作的小农民，这是他对世界的反击。）

然而，离开师范学校后，我对自己实现抱负的能力有所了解了。我在1960年2月29日的信中写道：

“我想成为一名教师，但是梦想可能无法成真。我想成为一名图书管理员，重拾我以前的梦想。”

1960年3月末。我看到她站在停靠在滨海布洛涅火车站的人行通道上。金黄色的发髻，镶金边眼镜，眼镜上边框是黑色的。她穿着天蓝色的中长款防水大衣，在这个季节，这件衣服太薄了，但是她的行李箱没有空间放冬天衣物，而且她秋天就会回来。火车几分钟后会再次启动出发前往滨海火车站，乘客们的目的地是福克斯通。透过紧闭的车窗，她看着站台上一动不动的母亲。母亲既感到吃惊，又感到挫败，因为她不得不下车，不能陪女儿一直到海关，然后送女儿上船，可是她坚强地冲女儿微笑。女儿感到眼泪在眼睛里打转。不知道她是否还记得一年半前在S火车站的类似场景。今天，正在写作的我，把两幕场景放在一起，一幕场景中女孩眼泛泪光，我注意到两个女孩的不同：第一个女孩，志得意满，恨不得立刻离开家，离开她的小镇；第二个女孩，既不骄傲也不迫切，佯装镇定，努力掩饰离开和分别带来的悲伤，她对即将面临的未知世界没有任何期待。这个从未去过巴黎的女孩，可能自己独自来到伦敦，被带到一个外国家庭，和他们一起生活六个月，时间太长了。这完全无关于童年和青春时期的梦想。她离开，是因为她误判了未来，她因失败而远走他乡。不能在伊沃托待着“无所事事”，置父母于尴尬的境地，客人们出于好奇会故意问东问西。她必须离开，这是不可避免的，从她上小学、成绩优异开始，这一切就注定了。她不应该想要——她不应该喜欢——待在厨房那张铺着油布的桌子旁边，待在伊沃托，她必须像她母亲所说的那样，“继续前进”。她是阿兹纳武尔（Aznavour）的歌曲中的莎拉，这首歌让她暗自烦恼，其中的一句歌词是“不能为了父母而活”。那时那刻，她必须断掉自己与这个世界的唯一联系。两周后R会在伦敦与她会合的约定，也丝毫不能让她摆脱离别的哀愁。

前几封写给玛丽-克洛德的信件，信封背面都写着“英国伦敦肯弗街21号，邮编N12，安妮·杜切斯内”，信中洋溢着热情，而这种热情自从夏令营开始就消失很久了。住在“时髦的人”家里，即珀特纳夫妇，他们“三周后要举办花园聚会”，也不必帮忙照顾他们的两个儿子，因为他们都大了，布莱恩八岁，乔纳森十二岁，对此她满意极了。她形容这座房子“非常漂亮，铺着红地毯，到处都是镜子，有点美国的感觉”，提到他们“信仰犹太教，周五晚上吃饭时会习惯在桌子上点蜡烛”。她罗列了自己参观过的地方，国家美术馆（“马奈、莫奈、雷诺阿”、《泉》），圣保罗大教堂，杜莎夫人蜡像馆（“恐怖厅”），伦敦塔，码头，白金汉宫，大理石拱门，皮卡迪利广场。她写道：“我喜欢我的生活，我喜欢四海为家，我想周游世界、热爱万物”，然后她还补充道：“当我们在伊沃托的时候，我们觉得你会有浪迹天涯的命运，而我会有宁静的生活，不是吗？世事真的改变了我们。”她这样说，是出于虚荣，也是出于一种无意识的对过去自己的反击，就在不久前，她还处于困境中裹足不前呢，而现在却有了更好的社会身份。

我认为“世事”指的是夏令营、H和师范学校的经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写下“英国是安静的国度，万物平稳。草绿油油的。人们喜欢浅色，粉红色的蛋糕，甜美的歌曲，就像佩里·科莫（Perry Como）的歌”的女孩，不再不属于这个世界。即使她仍旧暴饮暴食，哪怕她的例假还是没来，但是她冰冷的内心正在慢慢融化。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什么是“好品味”。而回想起来当时，室内粉刷得金碧辉煌，没有古董家具，没有书柜，没有书籍，只有一本《读者文摘》，这在我看来似乎是典型的新贵阶层的家，1960年的女孩一定觉得自己身处在一个豪华的世界里。在一间挂着厚重窗帘的客厅，有两张面对面摆放的柔软沙发，一台大电视，几张茶几，一个酒柜。厨房里配备了她只在家用电器展柜内见过的电器，电炉、冰箱、洗衣机、烤面包机、食品搅拌器。浴室明亮耀眼，厕所是粉色的，门口的雕花小圆桌上摆着一部象牙色的电话。她是否曾想到前一年看过的雅克·塔蒂（Jacques Tati）的电影《我的舅舅》 ？看电影时她并没有觉得电影好笑。有生以来第一次躺在浴缸里，让她体会到久违的快乐。在这样的环境里活动、呼吸、吃饭、睡觉、使用新工具，让她毫无异议地接受一切不喜欢的工作，这些工作远远不是管理交换生的“国际关系”组织所宣传的简单的“家务帮助”，而是：

每天早上：洗碗，擦厨房和起居室的地板，用清洁剂擦洗浴室和厕所，用吸尘器打扫所有房间（楼梯需要用小扫帚配着小簸箕清理）。

每周：给前门打蜡，清洗铜器，熨烫衣服。

这段记忆也是无法磨灭的。

简而言之，这种在更高阶层沉浸式生活让我同意父亲在我回到法国后所说的话，他说：“实际上，你在英国就是个小女佣！”这种想法，哪怕笑着说出来，也深深刺痛了我，极具侮辱性。处于这样的奴役状态，我不由自主地使用各种小技巧，以便自己中午前能空闲下来，比如只是弄平床单和毯子的皱纹，吐口水来擦拭玻璃桌。

我在第一封信中就表达了“熟练掌握英语”的决心，我还在信中说我阅读《每日快报》，开始阅读被称为“新萨冈”的美国人帕梅拉·摩尔（Pamela Moore）的《早餐巧克力》，还去看了《绅士联盟》，但这种决心很快就瓦解了。越来越不想去郊区上课，虽然每周只有一个晚上有课。可以从芬奇利的一个图书馆借阅当代法国小说，但却让她很受打击。信中说“一直沉浸在法国小说中，让我很自责”，她罗列了读过的书，基本都是近期出版的：

布托尔（Butor）的《变》

安德烈·施瓦兹·巴尔（André Schwartz-Bart）的《最后的争议》，一本精彩的书

罗杰·瓦扬（Roger Vailland）的《致命一击》，让我赞赏不已

伯纳德·普利瓦特（Bernard Privat）的《墙角》，我喜欢

罗杰·佩里菲特（Roger Peyrefitte）的《特殊友谊》，相当无聊

克洛德·莫里亚克（Claude Mauriac）的《城里的晚餐》

让·布洛特（Jean Blot）的《纽约的孩子们》

一直处在外语的环境中，让我越来越无法抗拒沉浸在母语中的乐趣。我最初的愿望是好的，这个愿望也不是出于我自己的本心，我还记得班里一个女孩提出“用英语思考”的时候，我当时有多么惶恐不安。后来R到了英国，她的寄宿家庭离我的只有一英里，自此，我彻底放弃了自己的美好意愿。

我一直没读完帕梅拉·摩尔的书，维基百科显示她在1964年自杀了。

R是我唯一的“青年时期的好友”，也就是说在进入社会，步入婚姻，迈入职场之前。我意识到我只有一张我们一起出现的照片，那还是1958年10月哲学II班的班级照，照片上我和她隔着两排呢。她坐在第一排，双手搭着平放在身前。她的脸上没有笑容，噘着嘴，流露出嘲讽与自满，这是她最常有的表情，我经常能看到。今天我还发现，在她接近栗色的金色短发下，脸庞洁白高冷。她坐着的时候显高，她实际身高是一米五八，仔细观察，可以看到她的双腿笔直，并拢在一起，只有脚尖着地，穿着平底系带皮鞋。

在我的记忆中，她是另外一番样子：身材娇小，做事果断，处世圆融；面对她想吸引的成年男女，她可以一改冷酷，露出纯真的微笑；一旦遇到想讨好的人，她可以一改响亮又略显低沉的嗓音，收起惯有的强势语调，硬生生地发出甜美温柔的声音。

我把波伏瓦的小说《女宾》中的沙维尔和她联系到一起，我再也无法忍受她的咄咄逼人。

受邀来我家的时候，她用“ça-va-ti，Monsieur”跟我父亲问好，这是自视高人一等的人故意采用的方式，以为这样就能拉近自己跟底层人的关系。

我知道她从来不邀请我去她父母家做客，是怕让我觉得相较之下我的父母拿不出手。

1961年夏天，我和学校新认识的朋友G一起给她写了封信，算是跟她断交了。

在以上种种事情发生之前，关于她，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之后，我再也没见过她，除了1971年在圣奥诺雷-莱班温泉公园，在中心池塘附近，我看到她的背影，当时她身旁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小女孩，我一眼就认出了她，因为她的小腿异常发达，就像自行车运动员的小腿一样。她转身的时候，我们四目相接，但又默默地转移目光。

该说她些什么呢？但是为什么需要说说她呢？

可能因为整整六个月，在异国他乡，我和R无依无靠，彼此相依为命，不说她，我便无法回忆起那个在英国的我，我一直称呼自己为“伦敦女孩”，取自由皮埃尔·麦克·奥兰（Pierre Mac Orlan）创作、杰曼·蒙特罗（Germaine Montero）演唱的同名歌曲，“一只老鼠进入我的房间”。

也许还要摘抄我写给玛丽-克洛德的信：

“R［……］是一个了不起的女孩，没有偏见，风趣幽默，她是那么乐观，在她眼里，所有问题都不是问题。”

在这封写于五月中旬的信中，也就是R到达六周后，满满都是我对她的崇拜。我崇拜她的行为方式，欣赏她的轻松自在和随意洒脱，这是我没有的，以前没有，现在依然没有。她的随意洒脱，我今天将其归因于父母对她的宠爱，相比于已婚无业、带着两个孩子的姐姐，她就像一个小天才，父母更偏爱她。也要归功于她的社会背景，虽然我不太了解，但是从一些细枝末节可以确定她的社会等级肯定高于我的：父亲是“坐办公室”的，是工业设计师，母亲是全职家庭主妇，他们会去蔚蓝海岸度假，会听古典音乐唱片。出身小资产阶级又备受宠爱，对未来无忧无虑，也许正因为如此，她才跟着我一起去上师范学校，然后又能轻而易举地抽身。

我们只要一有空就在一起。我们把寄宿家庭的女主人统称为“好女人”，只要她们不在，我们就立刻奔向电话，在家里私自使用电话是我俩的重大发现。我看到我们，一高一矮，看起来不搭的组合，像《双面和帕塔雄》，游走在芬奇利的塔利赫角购物中心，从沃尔沃斯超市到奶品店，还会一直走到巴尼特、海格特、亨顿、戈尔德斯格林，走过车辆川流不息的马路，路上只有我们两个行人，我们坚信通过走路就能抵消我们吃的柠檬奶昔、奶油酥饼、乳脂松糕、聪明豆、银河巧克力棒、雀巢卡拉马奇巧克力、吉百利牛奶巧克力，还有在自动售货机花四便士购买的威化饼雪花冰激凌。各种新甜品让我们兴奋不已，我们什么都想尝尝。我带着R暴饮暴食。“伦敦女孩”发现R是一个游走在贪食和节食之间的好伙伴。

我们坐在塔利赫角购物中心的咖啡屋一聊就是几个小时，一边喝茶或者喝保卫尔牛肉汁，这是以含牛肉成分的英国调味料冲开水而成的。咖啡屋的老板是一个戴眼镜、头发花白的女人，一直不停地清洗擦拭杯子。我们在高中和师范学校的共同经历，让我们话题不断，滔滔不绝。我们心有灵犀，乐此不疲，总能在英国人的行为举止和生活方式中找到可以批评、比较和诋毁的东西。我们毫不掩饰地说出自己的想法，确信自己骂人是混蛋或荡妇的话没人能听懂。我们脱离现实，在一个醉人的法语泡沫中，在一个无拘无束的社会中。

只有在R面前，我是安妮。其余时间，珀特纳一家按照英语发音喊我“艾妮”，这个称呼不知道喊得是哪个人，或者哪个东西。

我们开心地与过去告别，与我们极力鄙视的师范学校告别，也不用担心虚无缥缈的未来，反正10月份才入学。我看到我们放飞自我，无所事事。后来，我觉得在英国的这几个月，就像尼采所说的“生命的星期日，众生平等，远离恶念”。1960年英国的星期日，无所事事，游手好闲。

我们的生活中没有调情，没有爱情。R似乎没有这方面的烦恼，虽然她也愿意并乐意吸引男人的目光，并以一种天真困惑的神态回应男人投来的目光。前一年夏天在海滩上的几个吻似乎就是她的全部爱情经历。在R身边，“伦敦女孩”觉得自己老了，是个女人了，而她觉得R还是一个小女孩。也许正是这种所谓的纯真——我甚至无法想象她会自慰，让我无法向R倾诉“我有一个情人”。还有，我也曾犹豫过是否告诉她“我不是处女了”。我不认为凭着我们的默契关系，我会介意谈论一个禁忌话题。我认为不说符合我想忘记H和夏令营的意愿，同时也是由于接触哲学和波伏瓦后意识到自己曾是“性对象”的耻辱。我们抛开爱情和激情这些纯粹的束缚、可笑的幻想，反而关系更紧密了。在一封写给玛丽-克洛德的信中说道：

“没有男性，我们自娱自乐。”

似乎开始写作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生活和写作是对应的：我觉得自己描述与H的第一夜是很久之前的事情，就像我在芬奇利时觉得与H的第一夜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一样。仔细想想，这两个时间段并没有太大差别：距离我写完1958年8月的那一夜已经过去了十三个月，而当我在芬奇利时，那一夜已经发生了二十几个月。这两个时间段同样都是生活，也是虚构。

清楚地记得，我们想要像在师范学校时那样进行小偷小摸，但记不清具体的情形，比如确切的地点、日期和垂涎的对象。可能是在超市，里面的自助服务在法国几乎没有，这让我们欣喜若狂。这一次是在商业场所行动，冒着被发现的风险，让我们体会到了一种新奇、前所未有的快乐，出来后我们到酒吧或者公园里检查战利品，让我们乐不可支，每次看到得手后的战利品，会有更加强烈的快感。

起初，我们的行动范围只局限于糖果，一对年长的烟草店夫妇，即拉比茨夫妇，尤其遭殃。他们展示巧克力棒和聪明豆的陈列架的高度正好到我背的夏令营蓝白相间的袋子，我就顺便把它们塞进袋子。行动范围很快扩展到沃尔沃斯货架上的小玩意儿，比如口红、美甲工具、针线盒等。尽管交换生每周只有1.5英镑的最低工资，不允许有任何挥霍，但是在这期间，我仍然可以买两条裙子，买一些小礼物送给父母，还买了一个非常别致的韦奇伍德陶瓷收纳盒送给珀特纳家作为离别礼物。因此，我们的这种行为不是出于需求或者愿望，而是出于冒险的想法。

一进商店就开始侦查现场，选择行动区域。然后，目光四处窥探的同时，要佯装自然。发挥所有的注意力、想象力、判断力，就为了靠近垂涎的东西，拿起，放下，离开，每一个步骤都根据当下的情形随机应变。偷窃是一种身体行为，身体变得像雷达一样，对周围的环境非常敏感。行动的那一刻，伸手把东西放到自己兜里或者包里的那一刻，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对自己当下可能面临的风险，是有非常清楚的意识的。这个时刻将一直持续到走出商店，身上带着那个“烫手山芋”。走出50米外，确定自己安全了，这时才感到无与伦比的狂喜，开心自己再次战胜恐惧，完成个人壮举，我们有证据，战利品就在包里，或者在我们身上，比如穿在内衣裤外面的塞尔福里奇比基尼，这种装扮让我们在回来的地铁上乐得不得了，这是我们最美的战利品。

行动的勇气，我们称之为“胆量”，拥有它就值得骄傲，就比别人更胜一筹。

当安妮·杜切斯内在拉比茨烟草店偷糖果时，和R一起欺骗这对毫无戒心的小店主时，她是否在他们身上看到了父母的影子？她是否曾有过一丝丝内疚？我认为她没有，尽管那位女士发灰、严厉的面孔越来越像今日迈向生命尽头的母亲。她丧失了道德，让她不能像别人一样分辨是非曲直。我们不认为自己是犯罪分子，因为我们不会偷任何人的一分钱，我们会把街上捡到装满钱的钱包交给警察。我们小偷小摸，只是因为我们比其他女孩更勇敢、更没有偏见。

在我一年后写的几首诗中，我找到了这一首，开头是：

那是在托特纳姆宫路

在无情的镜子中

我满脸恐惧

茶馆逐渐笼罩在夜色中

那是在另一个世界

灰色冰冷，永生永世

我记得曾把它读给几个大学朋友听，我可能很自豪，因为我通过一连串隐喻把一个不可提及的现实生活片段变成了一种神秘的、虚幻的东西。但也许正是由于这首诗，让我写下这首诗的画面才历久弥新：一个女孩独自坐在茶室里，周围有镜子，她在镜中看到自己。

不久前，在离开牛津街的一家百货公司时，一只手拉住了一条胳膊。不是我的胳膊。那是一个身材矮小、穿着蓝色西式裙套装的黑发女人，长相惊人得丑陋，大鼻子像木桩一样，她强迫R跟着她走回店里，坚决不让我陪同。她是一名私人侦探。在一楼的配饰柜台，我们决定在那里开始行动，我没能偷到任何东西，很奇怪，我感觉不自在、受拘束，对正在大肆行窃的R说了好几次“我不知道怎么了，我没胆量”，很无奈，不能像她那样。

我可能告诉R我会在托特纳姆的那个茶馆里等她，我看到那个穿着棕色仿麂皮外套的女孩独自坐在桌子旁，看着门口（最终，R寄宿家庭的妈妈出现在门口，她收到了警察的通知），她除了惊慌失措之外，还有别的感觉吗？原来这不是一场游戏？她是否庆幸自己侥幸逃过，感到有些不可思议，觉得发生了奇迹？今天在我看来，这只是因为我对他人的存在和关注尤其敏感。然而，可以想象的是，她肯定觉得自己的人生败得一塌糊涂，可是我不知道她是否找到了根源，之后我找到了，就是夏令营。

R矢口否认，镇定自若地否认了一切，尽管在她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副手套和其他小玩意。她的英国寄宿家庭缴纳了二十英镑保释金，才让她免于在监狱里过夜。转周她就出庭受审。我把手放在《圣经》上发誓，给她做无罪证明。我提前还锻炼了英语。我感到一种必胜的决心，就像面对考试一样。珀特纳一家觉得我很了不起。R的律师在结束辩护后，恳请法官看看被告的脸，那张脸上难道不是写满了无辜吗？他手指向她圆圆的脸，当时她留着珍·茜宝（Jean Seberg）那样的发型（因为我们刚看过电影《你好，忧伤》），同时他还想让大家相信：私人侦探的面孔讨厌凶恶，她的指控一定是诬告。

R被认定为无罪。我们的鲁莽行动，持续了两个半月，结局总算圆满。

我们以为社会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只是肉眼可见的一些事情。社会秩序的恢复打破了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游戏泡泡。通过让R出庭受审，让我宣誓，英国教训了我们，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不当行为。法律层面的胜利，让我们很快忘记了这件事。R把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与1960年发生在一个女孩身上的最糟糕的事情相比较，得出了一个很好的结论：这比怀孕要好。似乎我们很快就不再谈论此事。这是我们两个不光彩的秘密。

关于R，我记得的最后一个真实画面是，1971年8月底的一个早晨，一个穿着黄色连衣裙和蓝色开衫的无精打采的年轻女人，和丈夫、小女儿在圣奥诺雷—莱班温泉公园的一条小路上越走越远，最后上了一辆停在停车场里的DS汽车。

我不知道她后来怎么样了。正是这段流逝的时光和这种一无所知，让我觉得可以讲述关于她的事情。仿佛半个多世纪前从我的生活中消失的那个女人人间蒸发了；或者说，除了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其他时间我不觉得她存在过。当我开始写关于她的事情的时候，出于一种潜意识的小心机，我一直未言明自己是否有权揭开她的秘密。在某种程度上，我收起了自己的顾虑，以便能够达到目前这样的状况，我知道不可能删除、放弃自己写的关于她的一切。这对于我所写的关于自己的内容是有帮助的。这就是与虚构故事的区别。现实和已经发生不留给我们任何商量的可能。过去记录在伦敦法院的档案中，有我们的名字，她是被告，我是辩护证人。

我在英国做交换生时唯一一张照片，是R在芬奇利露天泳池帮我拍的。那是一张5×5厘米的黑白照片，照片中的我离得很远，坐在石板地面上，背景是田野和树林。我在想，这张照片上的我当时在想什么，在回忆什么，心里装着什么事？或者说，所有这些就注定了我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我已经成为什么样的人。

挽着像布里吉特·芭杜那样高耸蓬松的金色发髻，穿着一件塞尔福里奇比基尼，戴着太阳镜，摆出精心设计的姿势——一只手撑在石板地面上，另一只手自然地放在蜷起的腿上，这样的姿势凸显了我的丰乳细腰，但其实是因为胸罩里垫了“增大”泡沫衬垫。我看到一个令人销魂的女孩。安妮·D成功变成了大号版的夏令营金发辅导员，H的金发女孩。只不过她这个销魂女郎冷漠无情，暴饮暴食，没了月经，傲慢地拒绝了男性的靠近。1960年8月18日的信中写道：“在泳池里，我和三个男孩说话了，一个瑞士人、一个奥地利人、一个德国人。很有趣，很有意思，但是他们的暗示让我望而却步，我们的关系没能更进一步。”

夏令营的回忆尘封了。R这个“真实的女孩”的存在让“一无是处的女孩”的过去不值一提。无法向R倾诉，我只能选择遗忘。在她身边，我慢慢建立起自己的体面。无论她生理上是否失去了贞操，妓女又变成了“真正的女孩”。现在谁还记得之前那一个？真的没有人。

当她闭着眼睛躺在浴巾上的时候，照片中的女孩感觉“自己已经脱胎换骨”，正如我后来在信中所写的那样。我想童年的画面一定划过她的脑海。因为正是在伦敦，某天下午，天上飞机的轰隆声让她想到了战争时期的狂轰滥炸，街上让人惊慌失措的警报声，可她却有一种甜蜜的感觉。因为她远远地看到了父母，他们在小店里，老了，有点呆呆的，善良依旧。离别让她感受到她对父母的爱。似乎现实与记忆有很大差距。

我开始培养自己变成一个文人墨客，一个某天会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书的人，仿佛这些经历就应该被记录下来。

1960年8月底或9月初的一个周日下午，我独自坐在伍德赛德公园站附近的公共花园的长椅上。天气晴朗。孩子们在玩耍。我带了写作的纸笔。我开始写小说。我可能写了一两页，或者更少。也许只有这个场景：一个女孩和一个男人躺在床上，她起身离开，去了市里。

这个开头已经找不到了，但是我仍然清楚地记得第一句话：马儿在海边慢慢地踱步。

在珀特纳家，我在电视上曾经看到一个让我非常不安的场景。我看到两匹马在海滩上仰头、直立行走的慢镜头。通过这个画面，我感受到时间被延长的感觉，从而我觉得性行为的画面也被慢放了。如果以两年后我写的那篇非常短的小说为例（小说开头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个），我想在小说里讲述的，不是我和H的真实故事，而是一种远离尘世的方式，而是在现实世界不懂如何为人处世的状况。写作是一个巨大而模糊的事情，所以我没能在接下来的日子继续写作，可能是要让我在未来开启文学（或哲学，因为波伏瓦，我有些犹豫）学习生活的时候再来完成我的小说吧。R完全不知道我有写作的想法。我相信如果她知道了，肯定会竭尽全力让我了解自己的野心是多么的疯狂。

我想知道，开始写这本书时，我是不是被伍德赛德公园站附近花园里的画面吸引了，那个坐在长椅上的女孩，仿佛夏令营那一夜之后发生的种种，一件接一件，逐渐促成了那时的写作行为。走过一段难熬的岁月，我来到了写作的港口，写了这个故事。最终形成一个有教益的示范，重要的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面对发生的事情，我们如何应对。我所写的一切，都属于那些令人安心的信念，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信念注定会越来越根深蒂固，但事实上，这一切的真实性是无法确定的。

1989年1月的一个周末，我和几位作家去伦敦参加在巴比肯中心举行的文学活动。周日上午是自由活动时间，我乘坐北线到东芬奇利，然后乘坐公共汽车。我向司机询问格兰维尔路站在哪里，那里离珀特纳家最近。到站前，我看到了游泳池。我走在肯沃大街上。珀特纳的房子在我看来比较小，也很普通。在塔利赫角购物中心，只剩下了沃尔沃斯超市。拉比茨烟草店已经不在了，电影院也不在了，当年电影院前贴着伊丽莎白·泰勒主演的《突然之间，去年夏天》电影的海报，让我十分想看那部电影（十年后我才看），而且在那里不进电影院看电影也能买到大包的爆米花。我坐地铁回到伍德赛德公园站。我记得当时没看到那个花园。回去后，我在日记中写道：“所有的与会者都去了博物馆，只有我去了曾经生活过的北芬奇利。我对文化不太感兴趣，对于我来说，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把握生活，抓住时间，去理解，去享受。”

这就是这个故事最重要的事实吗？

当时是1960年10月初的秋天。再过几天，我将和R一起乘船去迪耶普，离开英国，回到伊沃托，到鲁昂大学注册预科。在英国写的最后一封信：“经过了一年的无所事事，我又要重拾学业了，我肯定会觉得这样的转变是很困难。但是，做点事情总是好的，因为会觉得自己是有用的，自己在创造价值。只是写的东西真的对社会没有任何价值！”

我从杂货店到大学，坐快车或轨道机动车半小时就能到。大学里没有女生宿舍，我也不想住进凄凉的修女院。虽然父母让我觉得丢脸，比如父亲说话会有语法错误，母亲因此会冲他嚷嚷，等等，可是我太需要待在他们身边的那种安全感了，他们的小店铺可是我儿时的港湾啊！同时，我把国家发的奖学金全都给了他们。我获得国家最高等奖学金，而R只获得最低等的。

开学那天，在阶梯教室，我兴奋极了，迫不及待地想立刻去市立图书馆借文学系主任亚历山大·米卡（Alexandre Micha）教授开出的三页书目清单上的书籍。我生活在知识的海洋中，幸福洋溢，期待认识新同学。在课表公告栏前，我和一个纤细苗条的漂亮女孩G攀谈起来，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我发现她除了糖果和酸奶之外几乎什么都不吃。我拿到了法国学生全国联盟卡。世界和政治都与我有关。

我订阅了阿拉贡创办的《法国文学》，每周日上午去伊沃托图书馆借阅“新小说”，罗伯-格里耶，菲利普·索莱尔斯。在小组的第一次文学写作实践中，我获得了最高分。我带着一种成就感和自豪感去上课。《稚嫩的年龄，木讷的头脑》《比雷埃夫斯的孩子们》《绿色的田野》，这个秋天的所有歌曲都给我带来快乐。

我朝着将要写的书走去，就像两年前我朝着爱情走去一样。

我对食物也不再那么执着，胃口又恢复成夏令营之前的状态。十月底月经也来了。我意识到这个故事在与食物和月经相关的两个时间界限内展开，这是我身体的界限。

我似乎没再思考过我是否还是处女。在我的头脑里，我认为我变回了处女。

（1995年在首尔，我走过一些小巷，有些女孩在玻璃窗后火炉旁等待顾客，陪同我的使馆人员告诉我，她们来自乡下，几年后返乡，结婚，忘记这里没有人知道的事情。）

我在1961年12月写给玛丽-克洛德的信中说道：

“我足不出户，在房间里寻找帕斯卡式的休闲。最好的时刻，就是快五点钟的时候，我透过玻璃窗看夕阳。外面的一切都冻僵了，我刚刚连续学习了四个小时。昏暗的市立图书馆也很适合我。［……］我觉得尼采的这句话说得太好了：‘艺术被赋予我们，是为了防止我们因真理而死亡。’”

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后的第一个夏天，也就是1962年的夏天，我和大学同学M一起去度假。她用当小学教师赚的工资买了一辆雪铁龙2CV。我们要去西班牙。是我规划了从伊沃托到西班牙边境的路线，穿过奥恩省，路过S市。我们不紧不慢，她完全乐意迎合我的想法。我轻松地给她指路。这是一条林荫道，但它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熟悉。我们在门廊前停车，我从车里向四周张望。右边的门房，被修剪成所谓无袖毛衣形状的花坛，疗养所的灰色外墙。没有看到任何孩子和辅导员。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下车，可能害怕被认出来。那时是7月初，气候温和，没有阳光。我穿着海军蓝西式裙套装和一件糖果粉小毛衣。由于太热，穿过卢瓦河后我就把西装脱了。我的穿着和我第一天在医务室见到的“金发辅导员”的穿着一模一样，当时只有我们两个人在那里，等着拍肺部X光片，以及用一个玻璃瓶进行尿液采集。

我不知道在1962年的那个时刻，我坐在2CV里有什么感觉。我摇下车窗，尽情地张望四年前离开的地方。要知道这一点，我就必须知道在那一刻我对在S市生活的那几个星期有什么样的记忆，并弄清这段生活在我二十二年的人生中以何种变幻不停、含糊不清的形式存在过。可能我没有任何感觉，除了发现这个地方跟我印象中不一样时感到惊讶。我想回来看夏令营，并不是为了寻找什么感觉，我还太年轻，不会有这种愿望，而且我还没有读完《追忆似水年华》。我回来是为了展示我与1958年的女孩有多么大的不同，并表明我的新身份——一个出色得体的文学系大学生，将来会是一名中学或大学教师，会从事文学事业，以此来衡量两者之间的差距。其实，我来这里，不是为了1958年的现场“告诉我什么”，而是我要告诉17世纪建筑的灰色墙壁，告诉楼顶我房间的小窗户，我和1958年的女孩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在我看来，我之所以想回到S市，再看看那个夏令营，是因为我希望能汲取力量，写出我想写的小说。这是一种必要的、有益于写作的前期准备工作，我抱着一种赎罪的姿态，或者是一种祈祷，似乎这个地方可以成为过去和写作之间的默默无闻的斡旋者。绕道回S市，这其实就好像我跟随朝圣者们在蒙特塞拉特黑圣母脚下留下一吻，朋友M非常反感这么做。我当时许愿要写一本小说。

在秋天，我写了一篇很短的文章，题目是《树》，来源于我在梅里美的书信集中读到的一句话：“你必须习惯像树一样活着。”后来，被瑟伊出版社拒绝了，我把它改名为《五点钟的阳光》，并寄给了布切特-夏斯特尔出版社，也被拒绝了。

1963年夏天，我二十三岁那年的夏天，在圣希莱尔-杜-图瓦的一家小旅馆“雅克之家”的带有木质天花板的房间里，我的生理上的处女之身被验证是确切无疑的。我只知道他的名字，菲利普。在他写给我的第一封信中，我知道了他的姓，埃尔诺，前两个字和埃尔内蒙的一样，这让我感到很困惑，根据我对语言学课程的记忆，这证明了它们的词源是一样的。我发现了一个神秘的迹象。

这本小说我就这么一直写下来，并没有回头思索。

我感觉所有这些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书写，比如像写原始事实报告一样。或者从细节上着手：第一夜的肥皂，用红色牙膏写的字，第二夜紧闭的门，在塔利赫角购物中心咖啡店里播放《阿帕奇》的点唱机，刻在高中课桌上的名字保罗·安卡，我和R在某处听过之后在一家唱片店买到的那张唱片《只有你》，周六晚上在伊沃托，关着灯在房间里给自己播放这首歌，独自在黑暗中跳慢狐步舞。

我们当时不知道所经历的事情有什么意义，这才让写作变得十分有必要。

我前面写了什么，现在都忘记了。我不知道这个文本是什么样子的。甚至我写这本书时想探寻的东西也已模糊不清。我在字里行间看到了一种这样的意愿：

当下发生的事情，具有骇人的真实性，多年后回头看，发生的事情似乎不那么真实了，我的目的就是探索两者之间的天壤之别。

Mémoire de fille

Annie Ernaux

© Éditions Gallimard，2016

Cover Picture © Archives privées d'Annie Ernaux（Droits réservé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2 by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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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女孩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