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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若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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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哨

阿依吉伦

天若有情

沿江村的邓宝柱死了。他的女人终可改嫁了。

二十五年前的一天，她搭光棍汉宝柱赶的马车到县城去给爹抓药，回来路上，宝柱说马累了，靠山根停住车，将鞭杆插在车辕上，跳下车一头钻入柞树林，不知干啥去了。她蜷腿坐在车上，怀里捧着草药包，惦挂着病在床上的爹，巴不得立刻就回到家。

“秀娥，你来！”宝柱在林中大声唤她。

她没应声。秋日晌午的阳光晒得她暖融融的，懒得动。四野无人，天地间显得很静谧。望着远近成熟待割的庄稼，她心中产生一种少女对生活的空泛渺茫的憧憬，一种对大自然的崇拜和沉醉。

“来啊，有蘑菇采！”他又唤她。

她动心了，将药包放在车上，蹦下了车。想想，又将药包拎在手中。谁知放在车上会不会被一阵大风刮失了，或者被一个贪小便宜的过路人顺手牵羊地捎了去呢？

她走进柞林，却没瞧见膀大腰圆的宝柱。落叶挺厚，脚底下软得像铺了几床新絮的褥子。阳光透过枝间叶隙，晃得林子里明一处暗一处。“你在哪儿？”“往前走，许多许多的柞树蘑呀！”林子密处，宝柱催促她。“别你自个儿都采了，给我也留些呀！”她又往前走。一斤晒干了的柞树蘑在县城里能卖五六块钱呢！宝柱是村里出了名的贪心的人，哪会给她留下些！她走进密林，被枯枝绊了一下，险些摔倒。“你在哪儿呀？”她仍未发现他，以为他耍弄自己，骂了一句：“没安好心思的！”“这儿呢！”她还没来得及转过身，就被他那双有力的胳膊从后面紧紧搂抱住了。他的一只茧子很厚的大手，同时捂住了她的嘴。她拼命挣扎，拼命反抗，但毫无意义。那大车老板像公牛一样，轻而易举地就将她治服了，压倒在身子底下……

当他从她身上获得了近乎兽性的极大满足后，一边束紧腰带，一边说：“我先去给马加点料，你赶快来，我肚子也有些个饿了呢！”说罢，撇下她在林子里，拔腿就走了。

她仰躺在地，半天没动一动。“这两脚兽欺负了我……”心中这么想着，却不能立刻就想到刚刚发生的事对自己的严峻性，随即想到的是药，用卖了满满一篮子鸡蛋的钱给爹抓的药。一骨碌爬起，目光四下寻找，发现药东一包西一包散落在身子周围。有几包不知是被他还是她自己蹬破，草药混在落叶中。

“你……你赔我的药！”她发一声喊，由于受到粗暴的欺侮“哇”地大哭起来。然而那大车老板已走出了林子，既没听到她喊，也没听到她哭。她一边哭一边把完整的药包捡到一起，却找不见扎药包的纸绳了，只好将药包用衣襟兜着，抽泣地走出林子。

马，正津津有味地嚼着麻袋里的料。他，耷拉着两腿坐在车辕上，身子舒舒服服地靠着马屁股，在吸卷烟。他眯着眼泰然自若地瞅她走过来，爬上车坐好，便一声不吭跳下车辕，收了料，复坐到车上，拔下鞭杆，“驾”的一声吆喝，鞭马上路了。

叫一声刘彪你听端详，

那一年你爹爹十八我二十一。

……

他口中粗一嗓子细一嗓子不成板眼地哼着蹦蹦戏，情绪好极了。

她瞅着他那像石滚子般厚实的脊背，恨死他了。“这是顶顶丢人的勾当啊，叫别人知道了我可怎么活！……”她内心感到从未体验过的惶恐不安。不知为什么，刚才发生的事，令她联想到了他杀猪时的情形。他是村里人人翘大拇指头的杀猪好手，不用帮一把忙，口中叼着杀猪刀，扑倒要杀的猪，单膝压住，转眼就能麻利地捆住猪的四蹄。二百多斤重的肥猪，抓住捆牢的前后蹄，玩似的就能拎起来放到杀猪的案板上。每次杀猪，一刀下去，扭个劲儿，拔出刀往血盆里一扔，照例要卷支烟吸，一边吸，一边饶有兴趣地瞧着鲜红的血浆往盆里喷涌。卷烟吸剩小半截，每次都照例地往冒着血沫的猪鼻孔里一插，照例地说出那一句逗哏的话：“猪大哥，吸口烟吧！”令围观的大姑娘小媳妇和孩子们极为开心，嘻嘻哈哈一阵子。他自己也便咧开大嘴，露出满口被烟熏黄了的参差不齐的牙齿，得意非常。尔后，提上人家谢他的猪肠子猪尾巴，晃晃荡荡地离去。她也曾瞧过他杀猪，也曾被他逗乐过。但从这一天开始，她心底里对这个男人产生了无法清除的恐惧。

他扭回头看了她一眼，手伸进衣兜里掏什么。掏了半天，掏出一叠肮脏的卷烟纸，撕下一条，转身递给她，语调温柔得异乎寻常地说：“包上你的手。”

她低头瞧手，手背上不知何时被划了一道很深很长的口子，还在流血。她不接他递过来的肮脏卷烟纸，把手背贴在嘴上吸吮。吸了一会儿，“呸”地吐出一口血。

“你刚才那个样，好像我要杀你！”他说，又将鞭杆插在车辕上，两条腿也收到车板上，盘起来，和她脸对脸坐着，目光又眈眈地盯着她胸前衣襟隆起的部位，衣襟掉了两颗扣子。

她本能地用手掩住衣襟，防范地朝后挪了一下身子。因为她对他如此恐惧，他似乎感到很快活，嘿嘿乐了。

“金锁的姐、二虎的妹子，还有……罗锅会计的老婆，都跟我好过！别的女人，嘻！……”他愈加得意，那种表情分明是，我够抬举你的了！

她脸上却毫无表情，黑眸咄咄地瞪着他。如果当时她手中握着一把刀，她会毫不犹豫地扑过去，一刀杀了他！……

马车进了村口，她蹦下车时，他说了一句：“明晚我在马棚等你！”叭地在空中甩了一声炸鞭，将大车朝马棚赶去。

那天夜里，她几次从噩梦中惊醒。重新入睡，又接着做同样的噩梦。

第二天清早起来帮娘烧饭时，娘注意地端详了她几眼，疑心地问：“你夜来哭过？”

“没，没，娘。臭虫老多，咬得我一宿没睡。”她就用这话遮掩过去了。

天将一擦黑，她就不迈出门槛一步了。娘支使她到村里的碾坊去磨豆子，她谎说身子不舒服，没去，不敢去，碾坊离马棚太近。

几天之后，爹和娘商议，要杀家里养的那口没满膘的肥猪，暂缓拮据。

娘打发她去请邓宝柱。“不，我……我不去。”她惊惶得跟什么似的。娘骂：“死丫头！养大你了，就敢不听大人的指派了么？不去拧碎你脸！”“我……我怕……”“他又不是雷神爷下凡，怕他咋的！快去请来！”她不敢再回嘴，只好去。他住马棚旁的一幢小土坯房里。她没进他的屋，在外面叫了他几声。他哈腰钻出门，一手拿着件破褂子，一手拿根纳鞋底儿使的大针。

“你，怎么大天白日来找我！那天晚上为啥不来？叫我好等！”他四面瞅瞅，见附近无人，两步跨到她跟前，用胳膊肘拐了她一下：“进屋！”

她像被电了一下，身子倏地一抖，提防地躲开几步，不敢正眼瞅他，低声说：“我娘叫我请你去杀猪。”“杀……猪哇？猪肠子猪尾巴我早吃腻歪了，你不进屋，我就不去！”听他这么说，她也不央求，转身就走。“哎，哎，你等会儿嘛！我哪能不去呢！”见她站住了，他又说：“冲你，我也得去哇！”

他慌忙地回到小土坯房里，带上杀猪的家伙，随在她身后，朝她家里来。他跨着大步赶她。她走得飞快，脚步紧捯紧捯。直到她家门口，他竟没赶上她，也没能跟她说上一句话。

杀了猪，娘就手从案子上割下条五花肉，炒成几盘。又凑足零钱，叫她到供销社去装回半斤老白干，上宾般款待那屠夫。他摆出劳苦功高的模样，乐得其所。爹病在床上，不能陪客。给他上菜、盛饭、点烟、斟酒、倒水的，是她。这顿饭侍候他吃到天黑。

“我不能连吃带拿，猪肠子猪尾巴你们就免送了吧！”他酒足饭饱，临走时打着响嗝，醉眼眯瞪地瞅着她，口中对娘极慷慨地说出这话。

娘舍出一顿酒菜，要讨的就是这点便宜，心中喜出望外，脸面上却佯装不过意，堆下笑，连连称谢不已，并推了她一把：“死丫头，半点礼数都不懂，还不送送你宝柱哥！小心在意地搀着他！”

她只得默默服从，搀着他慢慢踱出家门。他口中喷出的酒气，令她一路扭着脸。他高一脚低一脚，歪歪斜斜，踉踉跄跄，几番差点摔倒，也差点将她带倒。没送出他多远，她已气喘吁吁。又搀扶他走了几步，她站住了，不肯再送，从他手中挣出了自己的腕子。

“你……你娘让你……送我……你……咋不……送了？……”他醉眼乜斜地瞪着她。月下，他眼中闪着令她心悸的光。她揉着被他攥疼了的手腕，欲逃。“明晚，我……还在马……棚等你……不来……我就把咱……俩的事……告……诉人……说你……勾……勾引的我……”打了个响嗝，他摇摇晃晃地扬长而去。她，望着他的背影，呆呆地站在那里。第二天，她去了。在他粗暴的摆布下，她哀求：“就这……一回了，求求你，千万……莫对别人……讲……”然而，那一次并没有就成为最后一回。第二次，第三次……既有他威胁相迫的作用，也有一种被“爱”的朦胧诱惑的作用。她从他对自己的饥渴之中，体验着一个农村少女对“爱”这个字浅薄而可悲可叹的理解。

几个月后，娘从女儿身上看出了非同小可的异常。娘要寻死觅活。被肝病折磨得力不支体的爹，挣扎着下了床，冷脸冰面地拷问她。麻绳蘸凉水，抽得她皮开肉绽。起始她咬紧牙关，一字不吐。爹火性子，她不敢招出宝柱，怕爹找他拼命，终于挨打不过，到了还是招了。

“宝柱？……”爹不再用麻绳抽她了。“宝柱？……”娘也不寻死觅活了。爹和娘，你一句我一句地追问，是她先勾引的宝柱，还是宝柱先勾引的她。事已至此，她也就顾不得一个女儿在父母面前的羞耻，原原本本地诉说了。爹和娘，互相看了一眼，也不解捆她的绳子，就一先一后走到外间屋去了。他们先小声嘀咕了一阵，后来声音逐渐提高。

爹说：“车把式，总比在地里撸锄杆的人强。”娘说：“他还杀猪，一年四季断不了油腥。”爹又说：“他孤丁一人，日子没拖累，当了女婿，也能帮咱家做许多事。”娘又说：“他若不肯，咱就告他，叫法院治他的罪！”“告不得！一告，村里都知道了，女儿就别想再嫁出去了。”“就拿告的话唬他嘛！不怕他不乖乖地依了。可就不知女儿乐意不乐意！”“做下这等见不得人的丑事，还管她乐意不乐意么？不乐意也得乐意！”“不过……女儿年岁还小了些呀！”“到这般田地，还说什么年岁小不小！嫁谁也是个嫁，晚嫁莫如早嫁，省得日后操心了！”“倒也是……喜事大面摆得过去就行，没替他挑礼的人，少花费许多呢！”……爹没再进屋，直接就找宝柱去了。娘从外间走进来，给她松了绑，又端盆温水，用沾湿的毛巾轻轻拭她身上的血印子。拭着拭着，娘的眼泪吧嗒吧嗒落在她身上。娘心疼地说：“你要早道出实情，你爹也不会把你打成这样！”她一头扎在娘怀里，抱着娘号啕大哭。

爹回到家里，只对娘说了一句话：“我从队里借了一百元钱。”便蹲在门槛上闷头吸烟，不再言语。

当天夜里，爹又胀腹水了。全家人慌手毛脚，不知所措。娘打发她去找宝柱到邻村请老中医。宝柱还算是个有良心的，在这人命攸关的时候，并没趁机跟她胡缠，二话没说，从马棚拉出匹马就跨了上去……

这年腊月，她出嫁了。十七岁。从此，她好听的名字“秀娥”，不常被人叫起了，而被称作“宝柱媳妇”了。

结婚的头天晚上，娘叮嘱了她许许多多一个好媳妇应该至死不忘的话。她只记住了顶要紧的一番话：“女人是船，男人是拴船的桩子。世上只有船桩放船行的理，没有船挣断缆绳的理！没这理！”

喜事办得草率，倒还热闹。宝柱人缘不善也不恶，但毕竟是村里不可无一、不可有二的人物，而且是个正当壮年的光棍，比一般人结婚稍不寻常，村人们倒乐得凑趣。在那些嬉皮笑脸、打科逗哏的男人中，她瞥见了一双很沉静、很灵秀的大眼睛，痴呆呆地注视着自己扑过粉、抹了红嘴唇的脸。那是老村长的儿子肖立文。她和他曾同桌念过三年小学，后来爹说一个女孩子念书没用场，耽误给家干活，不许她念了，她和他也就不再是同学了。那一年他已考进了县城里的寄宿高中，不常回村的。所有那些调笑胡闹的男人，并没使她怎样地难为情。她冷若冰霜，端坐如钟，不理睬他们。他们也就没机会过分放肆。倒是高中生的那双大眼睛，注视得她血一下子涌到脸上，羞得不行。于是她侧转身，勾下头，不敢再抬起。

宝柱极其慷慨地请人们吃“杂拌糖”，吸“握手烟”。到高中生跟前，不但不给糖，不递烟，反而不客气地将他朝门外推：“出去！出去！小毛孩子进我洞房来凑什么热闹，夜里做梦娶媳妇玩去吧！”将他推出门外还不算，并在他屁股上拍了一巴掌。于是那些男人们哄然大笑。

“咦，老村长咋不到场？”有人问。

宝柱怔了一下，目光眈眈地盯在司仪脸上。

“他感冒了，发烧呢！”司仪赶紧解释。

“中午我还见他好端端的嘛！”问的人似乎不相信。

“急发烧。刚才我又去请过的，说烧退点就来。”司仪自己分明也不太相信。

老村长到底没来，可能烧一点都没退。

新婚之夜，宝柱在被窝里把她紧紧搂在怀中，乐得跟神仙似的，美滋滋地说：“这是天定的姻缘，该着我邓宝柱这辈子造化，到手你这么个可心的小媳妇！”大车老板兼业余屠夫，竟也情不自禁地对她百般的温柔，千种的爱抚。那一夜她神魂颠倒，对他的恐惧消除了一半：“我今朝是他的媳妇了，此后我要一心一意和他过日子！”她像对自己，也像对冥冥之中的什么主宰发誓。不过这誓语没说出口，发在心里头。

大车老板对自己的小媳妇还算知疼知爱，不消说，要在他顺心的时候。一个月里他大约总有那么十来天莫名其妙地不顺心，一天里也总有那么几次在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不顺心。不顺心了，就骂她，就打她。儿时爹不也时常莫名其妙地打她出气么？娘不也时常无缘无故地将她没头没脑地骂一顿么？被打被骂，她便这样想。如此一想，便觉得原本是很自然很正常的了。何况他骂过打过之后，往往还会哄她、赔不是，甚至跪在她面前，自己扇自己嘴巴子的事也是有的。逢这时，她就会恰到好处地使些小性子，很有分寸地冷淡他，故意板起面孔不理睬他，或者掉几滴苦人儿泪，撩得他非将她抱在膝上像大人哄孩子似的哄上一阵，方才笑逐颜开。她就从此中获得一个女人支配和征服一个男人的心理上的趣味和快感，也从此中体味和享受夫妻间的恩爱。她认为这便是恩爱。一个做了媳妇的女人对于一个是自己丈夫的男人，除此之外还能幻想得到些什么感情范畴的东西呢？不过也有小性子使得不适火候的时候，惹得他恼了，一时暴起，吃大亏的是她。

她处处用娘说的那种好媳妇的标准检点和反省自己。沿江村在松花江岸。松花江流到这里，似乎疲倦了。江面虽然开阔了，流速却滞缓了。江上没架桥，但天天有渡轮摆渡。村里的人们或马车要进县城，非搭渡轮过江不可。过了江，还有三十里路。农闲时节，成帮结伙地过江，到县城去看流浪戏班子演戏，是村里人们最大的精神享受。有次，她想给男人做件新褂子，和几个姑娘媳妇进县城扯布，正巧碰上一个戏班子演戏，经不住诱惑和怂恿，买张票进场了。没看完就不敢再看下去，匆匆忙忙地独自往回赶。过了江，天黑了。一进家门，见他的脸比戏中的法海和尚还可怕。她自觉有错，赶忙到灶间去做饭。做好了，赔着小心给他端到桌上。

他问：“咋才回来？”

她临时编不出什么理由搪塞，只好实说：“在县城看戏了。”

“好看么？”

“好看。《水淹金山寺》，扮许仙那个小生比俊女子长得还……”

“扯的布呢？”

“布……哎呀，许是丢在戏园子里了……”

“啪！”一巴掌打在她脸上。

“你还回来干什么？看上了那戏子，怎么不跟他私奔了！……”他掀了饭桌，模样凶神恶煞。

她不敢言语，悄没声地躲到灶间去了。

从此，她再不过江去看戏了。

……

宝柱喝酒的本领和杀猪的本领在村里都是数第一的。而他挣现钱的本领也绝不次于前两种本领。挣的钱尽数买酒喝进肚里去了。

开春，松花江涨水了。接连数日，他一有空儿就去江边转悠，看着渡轮南来北往。

一日，吃罢早饭，他对她说：“跟我到江边去。”他不知夜里从哪儿搞到两块跳板，她在前，他在后，扛着往江边走。她那时怀在肚里的孩子已快近产期了。

到江边，放下跳板，她喘成一团，许久才平息下来，狐疑地问：“这干啥？”

“你别管！”他盯着开过江来的渡轮。

渡轮靠岸了。江中涨水，踏板连不到江岸的地面。大车老板便将抬来的两块踏板搭到船上。船上有村里的熟人，不禁高声夸奖：“宝柱大好人！”

他在岸上嘿嘿笑道：“少你娘的奉承我！邓宝柱做好事不图好报，图的是钱！”接着，扯开嗓子对船上的全体人喊：“不愿湿了鞋袜裤脚的，从我跳板上过！邓宝柱不拿大头，只收五分钱！预备好零钱，五分！”又对她吩咐：“你，去守着那块跳板。我守着这块。生人熟人，一般看待！”这一来，船上的人们纷纷骂起缺德来。骂归骂，大车老板不在乎。人们不得不从他的跳板上过，不得不乖乖地将五分钱塞到他的大手里。而她，脸却羞得绯红，低垂着头不看任何一个人，像旧社会迎候官码头的小丫鬟。她不敢不收人们的钱，他时时将目光向她一瞅，监督着呢！她觉得接在手里的每个五分钱，都像烧红了似的烫手心。

只有一个人没从跳板上过，不脱鞋，也不挽裤筒，从船上直接迈进水中，从两块跳板之间蹚到了岸上。众目睽睽之下，此人神态非常从容、非常矜持。上了岸，才挽起裤筒，脱下湿鞋拎在手中，赤足而去，头也不回。

此人是老村长的儿子，胸前佩戴校徽的肖立文。

“好小子！”有人喝彩。

“有骨气！”有人这么说。

“妈的，就算老子的钱丢进茅坑了！”有人横了宝柱一眼，嘟嘟哝哝。

“老子这叫按劳取酬！你小子不愿花那五分钱，可以跟他学么！”宝柱理直气壮，又恨恨地盯着高中生远去的背影，骂不绝口：“妈的，什么玩意！念了几天臭书，就像个人物似的，扎起架子来啦！省下那五分钱，能让你老娘孵出崽来不成！见钱眼开的东西！……”

她，再也听不下去，看不下去，将攥在手中的一把零钱扔了一地，一扭身就朝村里跑……

她做娘了。之前，宝柱请个算命的算了一卦，算命的瞎子说，娇妻爱子，自古福不单降，他其貌不凡，有贵人相，准会得个儿子无疑。这明明是一派胡诌八扯，瞎子怎能看出别人其貌不凡！偏偏宝柱深信不疑，欢天喜地。自此对她关怀备至，照料周到，捧在手中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他由大丈夫一变而为小奴婢，并向全村人许愿，到儿子出世那一天为止，自给各家各户杀猪，随找随到。他杀到第十一口猪的那天午时三刻，她临盆了，生下了个娃娃鱼般不丁点大的女孩。产婆向他道喜，他一屁股跌坐在凳上，张口结舌，半天说不出话来。他突然冲进屋，从她怀中夺下孩子，往外就走。

她惊慌失措，扑下炕，拽住他的胳膊不放：“你要把孩子咋样？”“咋样？扔到荒草甸子去！喂野狗！”他可着嗓子喊。“别，别……咱俩的骨肉啊！”她哀求，瑟瑟地双膝跪在他面前。“你！废物！我白替人家杀了十一口猪！”他要把孩子往地上摔。幸亏产婆上前夺下了孩子，训斥：“虎毒还不食子呢！如今新社会，孩子一出生就受法律保护，摔死了你要蹲监狱的。”他虽然替人们白杀了十一口猪，但因为她毕竟给他生了个丫头片子，而不是儿子，村人们仍不免背地里嘲笑他。“贵人相？嘻，就他那副模样！媳妇能给他生出个东西来就该谢天谢地了！”“午时三刻出生，这可不吉利！午时三刻，啧啧，古时候开刀问斩的时辰呀！”“一朵好花插在马粪堆上，他邓宝柱凭哪样该娶那么个俊媳妇？福大折寿，这是有天数的，往后瞧！……”如此这般的种种议论，难免不被风刮进他耳朵。遭殃的自然是她和孩子。

不久，她爹过世了。

宝柱没为老岳丈的后事帮一点忙。村中人对这个无情无义的女婿由蔑视而转为鄙视了。

他不计较这些。他一心一意只想要个儿子，迫不及待地想要个儿子。他觉得凭自己五尺高的堂堂男子汉，居然不能令一个女人给他生出个儿子来，简直是千年垂恨、万代垂伤的事！只为这，他才感到在人前抬不起头来，不为别的。

他更凶地灌酒。

得子心切，他已不再把她视为妻子，仅仅看成一个能生育的女人，一架可以造人的机器。他根本不疼惜她的身子。功到自然成，他这么认为。“不信我邓宝柱就不能叫一个女人生出带把的人崽来！哼！”

然而她再也没有怀孕。

她一天比一天憔悴了。

像一朵早开的花，她过早地枯萎了，凋谢了。

他对她彻底绝望。由绝望而厌恶，由厌恶而憎恨。憎恨通过种种虐待发泄在她身上。一方面，她以女人的极可佩服也极悲哀的忍耐性承受了；另一方面，她则时时需要像只母猫似的保护孩子。他在醉态下，是很可能把孩子一下弄死的，如同毁坏一件不称心的东西。

有天深夜，他烂醉如泥，被人架回家。第二天早晨，口歪眼斜，不能说话了。邻村的老中医来诊视，摇头道：“酒后中风了，没治。”她不信。村里出了挂马车送他到县医院，她抱着孩子随了去。县医院的医生不说没治，给打了针，开了药。回来后，半月内药全吃光，却并不见他的口眼复位，仍不能说话，连她也认不得了。痴了。再到县医院去，医生同情地望着她，问她多大岁数，她回说了。医生直摇头，叹息道：“今后可就难为你了！”

她明白了这话的含义，放声大哭。

村里的某些人可并不认为邓宝柱是“酒后中风”，而认为他是被不该轮到自己的艳福烧的。谁叫他娶了个比自己小十岁的迷人媳妇？活该！殷纣王不就是被一只狐狸精弄得失了江山、丢了性命么？别说他邓宝柱了！

娘颠颠地来到女儿家，用从来没有过的威严口气对她说：“好狗不换二主，好女不嫁二夫！你可不能见他不顶用了，心里就长草！不能叫人们把你看成狐狸精、克夫星！咱家的名声要紧！你还有两个妹妹没嫁出去！”她瞅了丈夫一眼，丈夫像具尸体躺在床上，永远也合不拢的嘴半张着，口水从嘴角淌到枕头上，连成线。

神情麻木的脸缓缓地，缓缓地转向了娘。心底里的悲愁和求助无援的哀苦渐渐地，渐渐地全部凝聚在一双目光呆滞的眼睛里。泪水顿时模糊了这双往昔很媚人的眼睛，唰唰落下。

“哭啥！”娘说，“这是你命该如此！哭也没用！人投九胎，今生受苦，来世修福……”她撩起衣襟，拭去眼泪，刚强地点了一下头。娘，似乎还想说什么，可那瘦得剩了无数道皮褶的嘴，动了一下，竟再没说出一个字。娘赶紧站起身就走了……隔日，德高望重的老村长在全村人都出工之后，走村外小路，从村东头绕到村西头，来到碾坊旁车把式的小土屋里。她正坐在被宝柱酒后摔断了条腿的矮凳上，呆呆地瞅着炕上的丈夫，头没梳，脸没洗，怀中抱着三岁的女儿，像具泥胎。

老村长朝炕上的人扫一眼，咳了声，说：“你要拿定个主意啊，该怎么就怎么，甭听人们那些个闲言碎语。至于宝柱，村里不会不管他的。”

没在娘面前哭出声来，在这位长者面前，“哇”的一声，胸中的悲哀冲闸而出！炕上，丧失了意志的人，忽然怪异地嘿嘿笑起来。“我……我……我服侍他……一辈子……”她断断续续，语不成声地说出这话。

老村长棱头纳底儿的鞋子使劲一跺：“嗨嗨！莫说这话，莫说！对旁人可莫要说！你还年轻哦，如今新社会，你若再走一步，也不为过，法律是许可的……”

“不，不，我不……我……认命了……”仿佛那长者替她出了个什么坏主意似的，她更低地勾下头，再不打算抬起来了。老村长瞅了她好一会儿，棱头鞋又跺了一下：“算我今天没来，也算我那话没说……”转身便走，在门口站住，扭回头，再次看了她一眼，再次看了躺在炕上的那个人一眼，无声地长叹一口气，脚步很沉重地走出去了。

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白天，她将孩子用兜带背着，和人们一块儿下地干活。夜里，常常被男人怪异的笑声惊醒……“就这么……着了？……”研究不幸者命运甚于同情的某些村人问。不是问她，是问娘。

“我的闺女，好女不嫁二夫郎！……”娘的脸，比被拆除了的古庙中王母娘娘泥塑的脸还要庄严。庄严得刻板。口气中，流露出压倒众人的一个庄户女人的极大傲岸。

于是，村人们对这位做娘的，产生了一种由衷的恭敬。对这位也已做了娘的女儿，自此崇尚起来。“这小女子，从前看不出！”“从前？若讲从前，皇上知道了，一道圣旨，准在村口修起个贤妇牌坊来！一人扬名，全村荣耀！”“写进县志里，那是一准的了！”……皇上不存在了，修贤妇牌坊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了，也没有被写进县志里。县志倒是还存在的，但作为文史资料，收藏进图书馆了。

不过县长居然耳闻了。渡轮驶过江，一辆小吉普车开进村，后面吸引了一群好奇的孩子追着跑，直开到车把式家门口，将她接了去，去参加全县的一次妇女代表大会。

一入会场，掌声顿起。四十多岁的有知识分子风度的县长，走下主席台，走到她跟前，主动握住她的手。在一种茫然的、极度惶恐的心理状态之下，她被县长领到了台上。

“妇女同志们，她，就是沿江村的靳秀娥……”县长大声向台下的妇女代表们介绍。“哗……”又是一阵掌声。更加茫然，更加惶恐，她真想从台上跳下去，逃出会场。县长又说：“她的事迹我刚才已经向你们介绍过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妇女，心灵，是多么的善良！品德，是多么的高尚！情操，是多么的，多么的……”县长沉吟了一刻，忽然又接着说：“伟大呀，伟大呀！妇女同志们！……”

更加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下面，请她给大家讲几句话！”县长轻轻将她推到麦克风前，低声说：“秀娥同志，台下坐的都是你的姐妹，她们都很敬重你，希望听你说几句话，别扫大家的兴……”

她眩晕了。不再是由于惶恐，而是由于激动。这种激动，是想对受到的敬意给予相等量的回报而又无法表达所造成的；这种激动，是她这个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农村少妇的心理所承受不了的。她眼看要被此压垮了。她几乎要在台上当众跪下，以表达……

“我……服侍他一辈子……”她喃喃地说。

麦克风将她这呓语般的喃喃之声扩大了几十倍。

掌声……

小吉普车又一直把她送到家门口。推门进家，见老村长的儿子正用条手绢给她的女儿变小把戏玩呢。女儿从他怀中挣脱，张扬着一双小手，朝她扑来，投入她的怀抱。他，从小方凳上彬彬站起，望着她，似乎微笑了一下。他那目光中似乎有一种淡薄的真实的同情。她的好心情，被这目光冲荡光了。她怔了片刻，在女儿脸蛋上亲了一下，问：“妮，饿坏了吧？”“叔叔给我做饭吃了。”女儿在她怀中朝他扭过头去。放下女儿，走到灶间，揭开锅盖，还有一份饭菜正热着。揭开的锅盖，半天没扣上。“你……学校放假么……今天？……”从灶间走进屋，站在破门帘旁，她问出这话。心中想说的，原本是一个“谢”字。

“我已经毕业了。”

“是么？……”

“前几天就回村了，给村里当小学教师。”

“是么？……”

“我自己要求回村的。”

“是么？……”

“我走了。”

“……”

他似乎又微笑了一下，摸摸孩子的脸蛋，走了。她没送他一步，也没说“再来啊”之类的话。心里很不平静地站了一会儿，猛地一下子想到了躺在炕上的男人，便从灶间端来那份饭菜，朝炕前走去。“叔叔喂爸吃了。”女儿说，瞪着大眼睛在看着她。端着碗，她呆呆地在炕沿前站立了许久。男人在酣睡。只有睡相，以前，现在，都一样的。仰面朝天，口半张着，鼾声如雷。“他长久地睡着就好了……”这想法在她头脑中一闪而过。她暗吃一惊，因自己竟产生如此罪过的想法。“娘，坐凳上，歇会儿吧！”女儿双手把小凳搬到她跟前：“叔叔给修好了。”……晚上，她做了一个梦。梦中，自己又回到天真烂漫的少女时期。

放学了，下雨了，她没带雨具，紧贴墙基站在学校的房檐底。他走到她面前，说：“咱俩披一块雨布。”“不……”她迟疑地摇头。“为什么？……”“怕……”“怕啥？……”“怕……同学笑话……”他，不再问什么，默默将雨布披了一半在她身上。过一条水沟，她又迟疑地站住了。“我……蹦不过去……”“我……背你……”“不，不嘛……”“没人看见的，来，趴我背上……”从梦中醒来，回味着梦境，心中像失落了什么，空寂寂的。是梦，也不是梦。念书时，她和他最处得来，男女同学背地里都叫他俩“小两口”。怎会做这样的梦呢？多真实的梦啊！像这件儿时的事重发生了一次！

他和她的生活又是多么不同啊！她，过早地做了别人的媳妇，做了娘。现在，一边躺着女儿，一边躺着丈夫。女儿在甜睡。男人……月光，从窗格子里映进来，映在床头，映在男人脸上。那张脸，僵浮着怪异的笑……

那天晚上，老村长的儿子虽然没做什么梦，却也辗转反侧，多思少眠。这村里第一个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对青梅竹马的秀娥，从她和车把式结婚那天起，就抱着极大的同情。在她家中一见即去，竟没有对她说几句宽慰的话，他很怅然。自从她做了别人的媳妇，那是他和她单独相见的第一次。归来后，他心中为她的命运产生了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哀。宽慰的话，说上一大箩，对她又有些什么实际的意义呢？

“你怎么还不睡？”当父亲的见儿子屋里仍点着油灯，吝惜灯油，披件褂子，趿着鞋，过来询问。儿子回答：“我想事。”“想事？刚到有选民证的年龄，啥事值你这么深更半夜熬灯费油地想？”父亲“噗”地吹灭了灯。“爹……”黑暗之中，儿子轻唤了一声。“咋？……”父亲在门槛前站住了。“秀……宝柱媳妇，怪可怜的……”“唔……关你啥事？”“我……我要把节省下的六元助学金，明早给她送去。”当父亲的沉默有顷，说：“助学金是学校发给你的，节省下了也是你的钱。你愿送谁，我管不着。”“我今后还要帮她排忧解难。”“……”“春天，我要帮她翻菜地；夏天，我要帮她割猪草；秋天，我要帮她苫房子、抹墙；冬天，我要帮她上山砍柴。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有空我就要去帮她……”儿子像在自言自语，又像在对谁下保证。“住口！”父亲低低地吼了一声，跨到儿子床前，严厉地说：“我是一村之长，这些轮不到你操心！不许你再迈进她家门槛！”“为啥？”“我是一村之长，我不愿听到许多闲话！”“我对她没半点坏心歹意，哪个敢说闲话？”“寡妇门前是非多……”“她又不是寡妇，是寡妇倒好了……”“住口！”黑暗中，父与子的目光眈眈地盯视着。“你今后少给我惹是生非！”当父亲的说罢这话，在炕沿上重重地拍了一掌，一抖褂子，怫然离去。

第二天早晨，小学教师和她在井台碰面了。他替她打满两桶水，正想与她说句什么话，她却低着头，也不看他，挑起桶就走了。他呆呆地站在井台上，望着她那瘦弱的身子被扁担压成弓形，脚步踉踉跄跄……

她的女儿到了念书的年龄。小学教师对妮妮比对任何一个学生都更加关心。学校在附近三个村子之间，离沿江村有四里多地。他每天都在村口等待妮妮，牵着她的小手，跟她一块儿到学校去。妮妮经常捧着作业本给娘看：“娘瞧，老师又给我打了个五分！”

“好，好，娘瞧见了。”她放下针线活，接过女儿的作业本。他把“五”写得多规矩、多好看呀！“娘，你不是说过给我买新书包的么？”“买，买，以后买，娘现时手头没钱呀！”“不嘛，我要你明天就买！”“听话！”妮妮纠缠着她撒起娇来，缠得她心烦意乱，“啪”地给了女儿一巴掌！女儿委屈地哭了……

几天之后，妮妮放学回家，身上背了一个新书包。“哪来的？”她厉色讯问。“老师给买的。”女儿脸上笑成朵花。“老师……给买的……”她轻轻重复着女儿的话，忽然将女儿紧紧搂在怀中，说：“听娘的话，明天给老师送回去。啊，妮妮今后再也不许要老师的东西！”泪水落在女儿脸上。女儿抬头瞅着娘，不晓得娘为什么落泪，顺从地点了点头。

过了几天，女儿放学归家，身上又背着那个新书包。“立时给老师送回去！”她真动气了，拿起一根劈柴，对女儿扬了起来。女儿望着她手中的劈柴，大眼睛眨巴几下，委屈地“哇”一声哭了。边哭边说：“这……这是学校开运动会，我……我……赛跑得的奖……”

“奖！你跑第几？”

“跑……最末……”

“最末会得奖？撒谎！”

“老师说……是……是……荣誉奖。不信……问老师去……”

劈柴从她手中掉到地上……

与此同时，老村长家，一场家庭审讯正在进行。原告——村长老伴，被告——小学教师；审讯官——家庭中的摄政王——老村长。

“你在今天的运动会上奖给妮妮一个新书包么？”做父亲的问。“是的。”做儿子的平静地回答。“她跑第一？”父亲明知故问。“最末。”儿子坦荡得很。“最末也要发奖？”“荣誉奖。”“所有跑最末的都发了荣誉奖？”儿子语塞了。“跑第一的不过发了个铅笔盒，跑最末的倒发了个书包，你这当老师的公正么？你知道学生们背地里议论你些什么呀？议论你偏心妮妮哩！你知道村里的女人们背地里说你些什么闲话？说你……说你偏心孩子，是为了讨好孩子她娘哩！说你有打宝柱女人主意的心思哩！你是为人师表的，你办事多欠考虑呀！……”

原告数落起儿子的不轨行为来。“够了！书包是我自己钱买的！我根本不想理睬女人们说的那些闲话！”被告愤慨起来。

“还有理？”当父亲的火了，旱烟杆上的黄铜烟锅几乎触到儿子的鼻梁上，“你以为就你有菩萨心肠，我这当村长的就不可怜那娘俩么？自打我当村长那天起，就没被人说过一句闲话！我不容你坏了我的名分！再说一遍，今后不许你对那娘俩献殷勤！就这话！你得给我牢牢记住！”

当儿子的站起来，一声不响，走进自己的屋，一会儿，肩上扛着铺盖卷出来了。“你哪儿去呀？”当娘的问。“我搬学校住去！”儿子说着，已大步走了出去。“你给我滚回来！”当父亲的大吼一声。儿子像没听见，头也不回，走远了。“这……”当娘的瞅了一眼当父亲的，忧心忡忡地说：“我看他八成真对秀娥……这可怎么好？宝柱还躺在炕上，今后要闹出见不得人的事，我们这做父母的脸往哪儿撂呀……”“你给我闭上嘴！”老村长的铜烟锅又直指老伴。

又入冬了。今年冬天来得早，比往年冷。夜里，下了头场雪。第二天，天刚麻麻亮，老村长在被窝里听到有人擂门。“谁？……”以为儿子回家取什么，打定主意不开门。“我……”“秀娥？……”“妮妮病了，烧一宿……”老村长匆匆穿上衣服，下地开了门。“没请邻村的老中医看？”“说是急性肺炎，要送县医院。”老村长的大手在孩子额头上摸了一下，生气了：“烧成这样！你是死人啊？夜里为啥不来找我？！……”“我……怕搅扰您……”“胡说！我是一村之长，应该的！”正在学校操场上兜着圈子跑步的小学教师，听到马铃声，抬头见一挂大车奔出村口。近了，他认出车上坐的是秀娥，怀里抱着妮妮，赶车的是自己的父亲。

他迎上去，不跟父亲说话，却问她：“大清早，哪儿去？”学校已经放寒假，他仍拗着性子，不肯搬回家住。“妮妮病了，我送她娘俩去县城医院。你，也一道去，帮着照应点！”老村长替她回答。小学教师二话不说，转身就跑向学校，一会儿，抱着被褥跑回，褥子铺在马车上，被子披在娘俩身上，跳上了车。

后半夜，这挂马车才从县里出来。清冷的月光洒在雪地上，马铃一路“哗啷哗啷”。没有风，干冷干冷。小学教师那件不适于出远门穿的棉袄早已冻透，袖着双手，身子瑟瑟发抖。

她靠近他，轻声说：“咱俩合披着被子吧！”要将被子披一半在他身上。“不。我……不冷……”他说，上牙磕下牙，反将被子替她娘俩围得更严紧。“你不披，我也不披了。”“你得披，孩子……”“那你也得披着点。小时候咱俩不就合披过一块雨布么？……”他不禁看了她一眼，月光下，她那双好看的眼睛明亮明亮的也正看着他。她将被子披到他身上了：“紧靠着点。”声音是那么温柔，像耳语。他们的话，使同样感到寒冷的老村长身上也似乎温暖了许多。他又鞭了一下马，吆喝一声：“驾！”雪夜中，马铃声十分清脆。老村长一直将马车赶到她家门前。村长老伴守在她家里，照看着床上的男人，得知孩子打过针退了烧，才放心离去。老村长吩咐儿子：“你，把马车赶到马棚去解套，我还有话对秀娥说。”儿子默默望了父亲一眼，走了。

她，对那位正在吸烟的长者说：“大伯，我可怎么谢您呢？”“谢什么！”“您，要对我说啥话？”他抬头瞅她一眼，张张嘴，却没说什么，又吸烟。她恭敬地期待着。

他在鞋底上磕磕烟锅，将烟杆插进旱烟袋，缓缓从小凳上站了起来，衣兜里掏出药，一一交给她，叮嘱：“这包，一天吃三次，一次两片；这包，一天吃两次，一次一片！这瓶药水，也是吃两次，记住了。”说罢，欲走。

“您，没别的话了么？”

他摇摇头，走出去了。只有自己知道，要说的，绝非这些话。然而他不能说出口。想说的话无论用怎样婉转的语气说出来，对她都是严重的伤害，他不忍。

第二天晚上，小学教师来到了她家。

“我来看妮妮是不是好些了。”

“好些了。”

四目相对，她立刻垂下头去。他心中也慌得很，经过一整天严肃思考的话，此时不知该从哪儿说起。“你……坐呀……”她拿起那只小凳，递给他。“修得……还结实么？”“结实。”“秀娥……”“嗯？……”“你……生活得太苦了！”她退回炕边，在炕沿上坐下，半晌才说：“把你的被褥拿来，我给你拆洗。昨天，一准弄脏了吧……”

听她说这话，他站在那里，半天没动一动。他忽然走到她跟前，抓住她的一只手，异常激动地说：“秀娥，让我和你一块儿抚养妮妮，一块儿侍候……他吧！……”

她的身子抖了一下。“我说的是真话！我要和你生活在一块儿，我要把妮妮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我们不撇弃他……”她轻轻抽回手，侧转身，始终不抬头，也不回答。“你说话呀！”“我……”“小时候我就想，等我们长大成人了，我一定娶你，绝不娶第二个女人……”

“别说了，晚了……”她抽泣起来。“不晚！”他又抓住了她的一只手。“晚……了！他不死，我就是他的女人。我在许多许多女人面前立过誓的呀！县长还……”她猛地扑进他怀中，将头抵着他的胸口，双臂紧紧地抱住他的身子，呜咽有声，双泪并流。炕上的女儿睁开了一下眼睛，立刻又闭上了。“你……你等我吧！要不……我就活得没指望了！等我把他……侍候到头那一天吧！”他不禁也凄然泪下，轻轻抚摸着她那瘦削的肩膀，许久才吐出两个字：“我等……”

从那一天起，他们在村人们包括亲人们有意无意的监视之下，默默地、暗暗地相爱着。两颗心在几个三百六十五天织成的厚茧的包束之下，执着地期待着、憧憬着，祈祷着他们的幸福在哪一天会到来。某些村人们对他们的有意无意的监视，并非出自对人类崇高情感的憎恶。不，那仅仅是出于对他们以为是美好而圣洁的道德楷模的维护。美好而圣洁的东西总是需要众人加以维护，甚至捍卫的。他们理所当然地、天经地义地这样想。

当妮妮考上了老师的母校——县寄宿中学那一年，当对母亲的怜悯使女儿开始对生活的原则产生怀疑的那一年，某天，一队红卫兵像当年百万雄师过大江一般，被那条破旧的渡轮摆过了松花江，以战斗姿态可畏地来到了沿江村。小小的沿江村“史无前例”地骚乱了……

幸亏老村长在前一年过世了，免受了许多皮肉之苦。然而推行资本主义农业路线的“罪行”，却由他的儿子代过了。肖立文被从学校“扫地出门”了。她的心分成了三份。一份系在男人身上，那是她要尽的义务，也是人们要求她尽的义务。一份系在小学教师身上。爱情，真正的爱情，并没有随着时间漫长的推移而枯死在心田。恰恰相反，它增长了。日益地增长着。一份系在女儿身上，她从女儿身上瞻望着某种生活中美好的、崭新的、未来的什么东西。

女儿接连几个星期没回家，她心中不安了。听说县城里天天都在“文攻武卫”，她深恐女儿发生什么不测。她过江到县城去了，县城里果然很混乱。寄宿中学正在开批斗会，被批斗的是县长。两个中学里的红卫兵，一左一右，反扭着县长的胳膊，将县长的头按低下去。沉重的牌子挂在县长脖子上。两个红卫兵中，有一个竟是女儿。当女儿送她走出学校大门时，见附近无人，她说：“再批斗他时，不许你上台！”女儿回答：“我恨他！”“他是好人！”“许是。但我照样恨他！要不是他在十几年前对你的赞扬和宣传，你的生活会这么孤苦么？你……你和老师……”“胡说！”她生气了，“我心甘情愿！——如果你再像今天这样对待他，我就不认你这个女儿！”女儿垂下了头：“妈，我听你的……”

她独自徐徐地走在县城的小巷里。十几年中，使她能够有勇气面对不幸的生活而保持心理平衡的那精神砝码，由于女儿的话而失去了分量。“当！当！当！……”抬头一瞅，是县长，一手拿着破脸盆，一手拿节木棒，一边敲一边走过来。这是县城里很时髦的“自我示众”。颈上，依然挂着那块大牌子，脚步蹒跚。她想躲避，小巷很狭、很长，无法躲。他走至她面前，看了她一眼，没认出她。他比十几年前老多了啊！双手没戴手套，冻得红肿。在他从她身旁走过时，她轻轻叫了一声：“县长……”那语调，仍然是一个农村妇女对一县父母官的敬畏的怯怯的语调。

县长站住了，仔细端详她，还是认不出。

“我……我是秀……”

“靳……秀……娥？”

“是，是！……”

那落魄了的人极其意外地怔了一刻，脸上渐渐浮出了微笑。这微笑是亲切的，是她所曾熟悉并保留在记忆中的。“你好，你好啊，靳秀娥同志！”他向她伸出一只手，但刚伸出，又想收回。她却赶紧握住了那只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淌下了泪。“哦！这不好，这不好！……”县长抽回了手，回头看看，见小巷中无人，关心地问她：“你还……那么生活么？”“嗯！”她点了一下头，似乎怕县长不够明白，补充说：“我还守着男人……真的！”

县长脸色阴沉起来，沉默良久，说：“秀娥同志，我没做过什么对不起老百姓的事。只是当年在你这件事上，近几年使我良心上常常不安。你把我当年说过的话……忘记了最好……也许晚了……”

见县长的双手冻得裂开了许多口子，她一声不响地摘下自己的棉手闷子，塞给了县长。“不，我不能带。带了，又构成一条罪状……”县长将手闷子还给她，又微笑了一下，走了。那一笑，表达出他心中的许多内疚和忏悔。“等等！”县长站住了，转过身。“斗您时，扭您胳膊的两个……有一个……是我女儿。您……您别记恨她……”说完，她猛转身，沿着小巷的石子路匆匆跑了。县长久久地望着她的背影……

经过十年动乱，沿江村的家家户户，都发生过一些伤痛的事，都面临着许多将要重新开始做起的事。人们，早已把她当年的荣誉忘记了。她仿佛第一次发现，人们早已对她并不崇敬了。她甚至暗暗怀疑，人们兴许从来也没有真正崇敬过她。又有许多人给沿江村带来了新的荣誉，人们对于这些人才似乎充满了真正的敬意，表现出由衷的崇敬。因为这些人是和许多促进沿江村朝一种崭新的生活远景发展的事业连在一起的，这些人中就有她的女儿。女儿为村里创办了开天辟地的第一所中学，自任全村第一位中学教师。

当年的小学教师又被请回了学校，当了中小学统一的校长。就在那一年的一天夜里，邓宝柱无声无息地死掉了。发送了男人，回到家中，她二十几年来第一次照了照镜子。镜子是破碎的，将她的脸分成了几部分，每一部分都是苍老的，已经生出了不少白发，眼角也有了细密的鱼尾纹。然而整个这一张脸，毕竟还保留着一个曾很俊美的女人的一切特征，保留着并没有完全消退的魅力的余痕。她已经四十二岁了，他还会要她么？明天去买一块新镜子，她想。

女儿不知何时回家了，悄悄站在她身后：“娘，肖老师来了！”

她吃惊地转过身：“他？……在哪儿……”

“在屋外。”

“快叫他进……不，不，先别叫他进来……你先陪他在外边说会儿话。”“娘，你……”她将女儿推出屋去，插上了门。心，跳得突突的！她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洗脸，梳头，换衣服……慌手慌脚。再对着镜子照了一次，她忽然双手掩面，指缝中落下两滴泪水！她终于打开了门。女儿先进来了，他后进来了。女儿瞧着她，抿嘴乐了。他瞧着她，轻轻叫了声：“秀娥！……”她定睛地注视着他，说不出话来。他向她跨近两步，情不自禁地，她倒在了他怀里……

女儿，悄悄退出了屋，无事可做，立在老树下，仰起脸望着夜空。望月亮，望银河，寻找着大熊星座、小熊星座、牵牛星和织女星……

一只蟋蟀在什么角落里悠然自得地吟唱着……

评级

A城南马路，有一幢新盖的三层楼。某星期六，家家做晚饭的时候，一个乒乓球从三层楼梯上弹跳着往下滚。滚到二楼时，被一只穿皮鞋的脚踩扁了。究竟是那个乒乓球滚到了那只脚底下，还是那只脚踏到了那个乒乓球上，用摄影机的慢速镜头也得不出结论。反正那个崭新的乒乓球没发出一点儿破裂之声就顷刻变成了一个元宵饼。这既成事实导致的后果是两个男孩子的争吵：

“你干吗踩扁了我的乒乓球？”

“你的乒乓球还硌疼了我脚呢！”

“你赔我！”

“赔你？猴年马月赔你！”

于是，拳来脚去的撕打代替了口舌，撕打中夹杂着哭叫和辱骂。首先被惊动的是正对楼梯的三号门的两口儿。

那两口儿正吃晚饭，女人放下筷子：“是咱们小二哭！”

男人腾地站起来，大步跨出门去。女人紧跟在男人身后，刚到门口，男人却又跨进门，把门关上了：“不是咱们小二！是苗主任的孙子跟韩连珂的儿子！”

女人说：“你倒是给他们拉开呀！”

“随他们打去，反正是俩孩子，打不出人命来！打累了就罢手了！”

男人说着，把女人推到饭桌旁。这两口儿刚坐定，一号门“呼”地开了，苗主任的胖老伴儿颠着一双小脚从屋里奔出来。这老太太对孙子娇爱得很，见心头肉正被老韩家的小儿子揪住了头发要按倒在地上，急了！奔到跟前，大声唬喝：“撒手！撒手！”

那韩家的小儿子却揪住对方的头发不肯放手：“他还掐着我耳朵呢！他先撒手我就撒手！哎哟呀！你使劲儿我也使劲啦！”把对方的头发在手里又一揪，苗家的孙子便哭叫得更邪乎了。“小恶人！你要把我孙子的头发揪光呀！君子动口不动手！”老太太一边嚷一边在韩家小儿子的屁股蛋上拍打起来。

忽然，有人大声叫道：“左邻右舍们都出来见识见识哟！好大年纪一个动口不动手的君子哇！”原来是韩家的主妇。她正在厨房切菜，匆忙之中菜刀也没顾放下就奔出来了。

那老太太一见韩家女人手里攥着菜刀，先是一愣，随即就火冒三丈，跺跶着小脚：“呀，呀！老韩家的！你要玩命杀人吗？我可是不怕你这个！”

“呸！你不怕死，我还怕脏了我的菜刀哩！”

此时，两个孩子倒是罢了手，各自站到大人身旁，说不清道不白地哭述自己的委屈。两个女人，则诅天咒地互不示弱地对起阵来。

说句客观话，苗主任老伴和韩连珂屋里的，并非都是那种刁恶霸道的女人。前者平素同左邻右舍相处说得上通情达理。后者同右舍左邻来往，也还算客客气气。今儿晚上这场“乒乓球事件”不过如一根导火索，是苗韩两家多年积怨的又一次爆发。其实，这两家既无前世冤仇，也无现世宿恨。说来韩连珂同苗主任还曾有过师徒之情，“文化大革命”以前两家关系正经挺不错。苗主任原来是车工组组长、六级工。“文化大革命”的派别之争抵消了师徒之情。在一次大辩论中，韩连珂呼名道姓地批判师傅是“铁杆保皇派”。师傅则指着徒弟的鼻子骂他“泥鳅鱼搅漩涡妄想成蛟龙”，还当众啐了他一脸唾沫。当徒弟的在火头上随手就扇了师傅一记耳光！那一巴掌扇在他脸上，却在他心上留下了五个指印！

后来，苗老头当上车间主任不久，厂里要抽调一批技术工人支援外地某新建工厂，车间里只有一个名额落到了韩连珂头上。如果说这是一种报复，或许会诬蔑了苗老头。论技术，韩连珂在车间里是数得着的，名额落到他头上是车间支部讨论决定的，并非苗老头一句话拍板的。但这“报复”两个字，却不由韩连珂不去想，因为当时他那小儿子正闹病。细论起来，这也是韩连珂的短理之处，他并没有把这个具体困难向支部提出来。

“这是存心整治我呀！鞋儿再小，我绝不向你姓苗的低三下四说一声挤脚！”那三级车工堵着这口气走了。可不到一个月他又回来了，是一封加急电报把他催回来的。小儿子病重了，韩连珂堵在心里那口气终于喷出来了：“要是我儿子有个好歹，非跟你玩命不可！”当着全车间工人的面，韩连珂对苗老头说下了这话。幸亏他小儿子的病没有“歹”，很快就好了，“玩命”那话才不了了之。

说了其实没了，两人的感情彻底伤了。两家大人孩子碰头照面儿都白眼相视。

这会儿，韩连珂正在家，他竖起耳朵听着走廊里两个女人的对阵，却不出来排解。最近几天，厂里正在评级。那韩连珂料想苗老头肯定会在这当口上从中作梗，自己这一级十有八九长不上。与其被人暗中整治，吃哑巴亏，倒莫如干脆找个因由再跟苗老头抓破面皮大干一场，让瞎子也看到了，聋子也听到了，或许会造成一种无形的舆论压力，使车间主任即使存报复之心也得考虑一下影响，自己那十有八九长不上的命运变成八九不离十能长上也说不定。因此，他静听着走廊里两军对阵的动态，只要苗老头一搅进去，他立刻也会闯出家门。

那苗主任这会儿也在家。老头知道自己这个评级小组组长绝非一个好担当的角色，但一来群众推选了他，二来他是车间主任，没法儿推脱，有点儿义不容辞。对全车间每个工人的情况，他心里都有一本账。论工作态度，除了几个吊儿郎当的，都不含糊；论贡献大小，谁也不比谁多干多少，谁也不比谁少干多少；论技术，有不少三四级工敢跟他这个老六级工比试比试；论工作年限，这一大半三四级工，差不多都有十五年以上的工龄，有的甚至二十多年了。哪一个不该长一级、加几块钱呢？甭说别人，就说他自己吧，刚建国就定为三级工，如今三十多年的工龄了，要不是有一场十年“文革”，八级工的工资早该拿到手好几年了！可是，有一个“百分之四十的比例”在那儿框着，应该长的就难保都能长上了。老头儿当上评级小组组长那一天就暗自在心中感叹：“要是车间里有几十个见利益就让的，我这角色可就好当多啰！”他很是担心在近几天跟什么人产生纠纷和矛盾，无事生非，而最要谨慎规避的当然还是韩连珂。他听着走廊里的争吵，本想出去把老伴吆喝回来，可是又怕老伴在气头上，不买他的账，韩连珂的女人再把舌锋转移到他身上，反为不美。但听那两个女人的争吵似乎要无休止的继续下去，而且果然都把双方丈夫之间的恩恩怨怨提带出来了，他再也沉不住气，就敞开门，站在屋内朝走廊里喊了一嗓子：“我说你，给我回来！”走廊里已经出来了几个劝架的。车间主任的老伴本已争吵得口干舌燥，听到老头子的一声断喝，仿佛听到了鸣金收兵的号令，很识趣地拉着孙子就往屋里走。韩连珂那口子，这会儿也猛然想起炉火上蒸着馒头，并且闻到了一股焦味，便也赶紧扯着小儿子回到屋里。那锅揉得很好的白馒头已经焦成了锅贴，她连馒头带蒸笼往案板上一掼，坐在厨房里的凳子上落下几滴眼泪来。

“大人孩子跟上你过这种穷日子不算，还整天受人欺负……”她一边抹泪一边数落自己的丈夫。

韩连珂跺了下脚：“你别跟我念这套经，咱们惹不起也还躲得起。时候不到，到时候咱们抬脚走！”

“到时候？什么时候？”

“长上工资的时候！”

“你往哪走？”

“此处不容人，自有容人处！凭我的技术，到哪个工厂……”

“就你？我早看透你的生辰八字了！你没长那前后眼，把人家得罪下了，如今人家当了官、掌了权，你还想长工资？一辈子拿你那四十六元吧！”女人不听犹可，听了丈夫那英雄气短的话，愈加伤心起来。

“唉！”当丈夫的也不由喟叹一声，他是多么后悔十年前自己那一巴掌啊！要是他现在单身一人，一辈子再不长工资他也不在乎。可是他如今有孩子，两个！

三号门里，那两口子已经吃罢了饭。女人一边刷碗一边埋怨男人：“有你这号人吗？左邻右舍住着，刚才两个孩子打架，你就应该给拉开，也免了两家大人这一场脸红脖子粗的争吵！”

“得得得！你少教训我！”那男人从床下拖出一个小筐，挑出一个顶大的苹果，揣在兜里，走出门，来到了隔壁的苗家。

这三号的主人姓王，单名一个“佼”字。他跟韩连珂是同年入厂的，上一次调级有他，已比韩连珂高了一级，是四级车工。这一次，他还巴望着长一级。如果这次没人提他，他倒也就死了这份心，偏偏提他的跟提韩连珂的人数相等。虽然论技术他远不如韩连珂，但人缘好，和车间主任的关系也不错。班组把他的名字同韩连珂的名字一块儿报到了车间评级小组，让评级小组从他俩之中确定一个。因此，也就难免他起了活动活动大有希望的念头，事在人为嘛！

他迈进苗家门槛，先把苗主任那孙子拉到跟前，抚平整了被揪乱的头发，擦干了挂在脸蛋上的泪花，疼怜不已地说：“傻孩子，你比人家小两岁，没人家胳膊粗力气大，还不是只有吃亏的份儿嘛！人家那是把对你爷爷的火气全都泄在你身上哩！”说着，掏出苹果塞到那孩子手里。走到苗主任跟前，又说：“老主任，不是我一个男子汉传闲话，我看下次调房子，你们家还是要求换换吧！这气谁受得了哇！我可得事先给你提个醒，这次评级，别看班组把我和韩连珂的名字一块儿报上去了，你这当车间主任的，还是把我的名字拉下来为好！如果把他拉下来，把我评上了，他准会说你这当主任的一碗水没端平，因为咱俩‘文化大革命’是一派的，偏向我。叫你背这个黑锅，我可是于心不忍……”

苗老头一听就火了：“他要跟我对着干，我不怕他！我姓苗的没报复过什么人，这次还偏是要叫他体验体验‘报复’两个字的滋味呢！”

正说这话，他的儿子小苗推开了家门，王佼便告辞了。

老苗问小苗：“怎么样？”

小苗扫了父亲一眼，反问：“什么怎么样？”

“你，怎么样？”

“还能怎么样？就这样！”小苗心里像有什么不顺气的事儿。

“你爸是问你，你们厂评级怎么样？”还是老伴理解了老苗的话。

“评上了！”

“嗯！”老苗满意地点了点头。

“群众评上了我，领导又把我刷下来了！”

“哦？”老苗一怔。

对于儿子，他是了解的，干起工作来和他一样，任劳任怨，一丝不苟。论工作年限，也在该长之列。他有点不相信：“你，最近出了什么差错？”

“没有。还不是因为‘文革’那阵子，我给一个领导贴过几张大字报！”

“就为这？这都过了多少年的陈糠烂谷子啦！这不明摆着是报复嘛！”

“缺德！”老伴忍不住插了一句，“当官的，在这种时候，不把良心摆正，搞恩恩怨怨，才叫缺德呢！”

“哼！你们当官的，有几个不报复的！”

“什么叫你们当官的？”老苗也火了，“你这话也包括我在内吗？我老苗就不知道怎样报复人，没学会！”

“他爸！”老伴立刻给老苗点上了一支烟，又给儿子递了个眼色，“他哪能连你都说在内呢！”

“爸，我可没说你！我是说，有些领导，少数、个别的，不够水平的！”小苗立刻解释。

老苗鼻子里使劲儿“哼”了一声，光吸烟，不说话，心里替儿子愤愤不平。

“爸，韩连珂这次评上了么？”儿子忽然问。虽然苗、韩两家关系很僵，但儿子却对韩连珂另有看法。

“他？做梦娶媳妇吧！”老苗悻悻地回答。他这会儿不愿提到韩连珂，他想的是：儿子这次能长上一级该多好！他的生活多紧迫啊，媳妇身体弱，经常闹病，每月还要给老丈母娘寄去十元钱。唉，在这时候报复人，是缺德！

儿子却很关心那个韩连珂，说：“他比我早参加工作整整十年，技术上拿得起放得下，工作上也不拈轻怕重的，却跟我同样拿三级工的钱！听说他不是还常搞一点革新吗？虽然没搞出什么名堂，可人家毕竟有那份儿热情！我看呀，他要是长不上，也准是因为脾气不好，得罪下了哪一位当官的！”

小苗这番话，竟使老苗沉默了好半天。

晚上，老苗翻过来掉过去，一夜没睡好。不知为什么，一闭上眼睛，面前就浮现出韩连珂那两个孩子的脸。一个声音在他耳边悄悄地说：“老苗，老苗，就冲这两个孩子，咱们也应该把良心摆正啊！缺德的事儿咱们不能干！”

在车间评级小组会上，老苗把韩连珂和王佼的情况客观地对比了一下，发表了赞同给韩连珂提一级的意见，得到了一致的拥护。但是，厂里平衡下来，又压掉了车间里的一个名额。为了确保韩连珂长上级，老苗把自己的名字从评级榜上除掉了。事后，韩连珂夫妇一块儿来向他诚心诚意地赔礼道歉，使他感动得不得了……

第二天醒来，却是一场梦。老苗躺在床上，左思右想，忽然产生了一个愿望，一个要把这梦变成现实的愿望，一个在良心上要得到和梦中同样的坦荡、公正、感动人和被人感动的愿望……

在A城

一

杜老缓缓走在马路上，心中反复念叨“高远”这个陌生的名字。他刚刚观赏了高远雕塑展览，还沉浸在强烈而深刻的艺术感受中。

他是一位著名电影导演，同时是一位雕塑爱好者，与许多雕塑家交往甚密。但高远这个名字，他过去连听也没听说过。他是在去文化局联系事务的途中，偶然看到了广告，才没有错过这次观赏的机会。

展览的整体艺术，显示了雕塑家不拘刀法、刻求意念的风格和别具匠心的才华。尤其那尊《人与兽》的胶泥雕塑，使他过目难忘。那是一尊图腾式的雕塑。人，挣扎着，扭动着，高举双手，仿佛要抓住什么能够抓住的东西，借助某种力量使自身从牛的躯体中蜕脱出来。显然，雕塑家的灵感是受埃及人面狮身的斯蒂芬斯的启迪。但他没有把自己的雕塑造型成人首牛身的怪物，却赋予了一种发人深思的主题：人性的解决。人与兽的离异，表现得那么栩栩如生，那么顽强！廉价的胶泥被雕塑刀神奇的魔力凿刻出了具有活力的动作性。杜老面对这尊雕塑的时候，似乎听到了人痛苦的呻吟和气竭的喘息。

这个高远究竟是何许人也？为什么他那些雕塑家朋友们一次也没有向他谈起过这个名字？真想不到这小小的北方A城竟然藏龙卧虎！

……

杜老忽然在人行道上站住了。这段马路是结冰的陡坡。汽车串成龙，一辆接一辆朝坡上移动。骑自行车的人们，在坡底就下了车，推着小心翼翼地往坡上走。一个坐在手摇三轮车上的人，大概下了车就寸步难行，一次又一次把车摇上半坡，车一次又一次雪橇般滑下去。冰坡太陡了！他的车每滑下一次，都比起始的地方更远。这情形吸引了几个穿着时髦的小伙子站在人行道上看热闹。

“哥们，别泄气，再来一次呀！”

“真他妈熊包，留股劲儿半坡再使呀！”他们朝那个人指手画脚，大叫大嚷。那个人，经过几番努力，分明有点乏了。他透过口罩呼出大口大口的哈气，皮帽子的遮脸被哈气挂上了一层霜。他前俯着上身，胸部几乎完全倾压在车摇把上，双手吃力然而又执着地摇动起来。

杜老迈开大步，从人行道跨到马路上去。当他推起那个人的手摇三轮车时，观望者们的叫嚷骤然停止了。随即，他们用穿着闪亮皮鞋的脚把雪块和冰坨踢到马路上。杜老对他们这种举动并不理睬，这种恶作剧他见过不止一次了。他终于把那个人推上了冰坡。他在半坡滑倒了一次，膝盖磕得很疼。

这是一段“A”形路，上了坡就是下坡。

“我离开你了，小心点！”杜老脸上已沁出了一层汗珠。他从后面轻轻拍了拍那个人的肩，目送那个人摇动着车子顺坡而下。

“爷们，好事做到底呀！”

“喂，你怎么不把他推到炕头上呀！”

那几个观望者又叫嚷起来，夹杂着起哄和口哨声。其中的一个小白脸，奔跑着追赶上那个人的车，从后面猛地一推，只见那辆车左扭右拐，失了控制，撞在人行道沿上，翻了。又是一阵起哄和口哨声。杜老“啊”了一声，立刻又朝那个人跑过去。幸好那个人穿得很厚实，没摔伤。杜老扶起他的车，将他搀到车上，很想说句什么，张了张嘴，却一个字都没有说出来。他感到一种比自己受捉弄更窘、更惶惑、更难过的心情。由于那个人戴着皮帽子和口罩，只露出一双眼睛，杜老无法判断他的年龄。对方那双睫毛挂了霜的眼睛，盯视了杜老一刻，低声说出两个字：“谢谢！”

杜老怅然地望着他摇动手摇车离去了。

那几个观望者晃晃悠悠地走了过来。

“向您致敬！其实我是一片好心没做成好事！”小白脸对老导演厚颜无耻地笑着，摘下头上的毛织滑冰帽，弯腰行了一个西方中世纪骑士礼。那张小白脸上布满雀斑，像撒了一层芝麻的白酥皮儿点心。

接下来的事情发生在几秒钟之内。那位自以为潇洒的“骑士”刚直起腰，老导演便一步跨到了他面前，叉开五指，打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对方趔趄了一下，小白脸上立刻现出五个清清楚楚的鲜红的指印。紧接着，又是一记耳光，比第一记更响亮！小白脸上的指印左右对称了。对方“唰”地亮出了一把刀子，那张小白脸扭曲得狰狞可怕。他的几个同伙也把杜老团团围住了。而老导演却像刚才被人逼迫着做了一件违心的事，怔怔地看着自己打过人的那只手发呆。

这时，一位民警匆匆走来……

“我不能理解，不能理解！他们怎么可以那样对待一个残废的人？！表现出那么可耻的幸灾乐祸？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在宾馆的房间里，老导演踱来踱去，愤怒地对演员、摄影师、制片主任大声问，向他们激动地摊开双手，希图获得回答。

谁也没有回答，都只是默默地思索着……

二

几天之后的一个早晨，一辆上海牌小轿车停在A城一条僻静的胡同口，老导演和他年轻的助手从车上下来，向胡同里走去。

这天早晨，一个小伙子在电话里通知他们说，从晚报上得知他们还在寻找一场重头戏的庭院式外景，而他的家就是这样的一处小庭院，问他们可有兴趣来看看。年轻的助理导演怀疑是那几个小流氓设下的圈套，要诓他们上钩，实行某种报复计划。杜老却不以为然，坚持一定亲自看看。这会儿，助理导演越往胡同深处走，越增加一种步入陷阱的忐忑不安。

按照电话里留下的地址，他们果然找到了一处独建的小小庭院。灰砖门楼，暗红色的油漆剥落的对开门，门上一边一只被人们的手触摸得锃亮的铜环。院内，小小的天井方砖铺地，很是洁净。一株多年的沙果树，叶子落光，根部培着雪，树干缠着保暖的草绳。看来它是小院主人的爱物。剧本的主人真好像就是在此地写出那场戏的。他们千里迢迢从北京来到A城要寻找的场景正是“这一个”。助理导演暗自称奇，很为自己事先的臆断有点尴尬，偷偷瞄了杜老一眼。老导演也正望着他，脸上的表情似乎在说：“怎么样，我们没白来吧？”

杜老是属于这种类型的导演：从不明确要求什么，永远习惯于重复一句口头语：“不行！”他们仿佛对什么都感到不满意、不称心。摄影师选择的角度，他们说：“不行！”美工师绘制的布景，他们说：“不行！”演员的表情动作，他们说：“不行！”为了从他们口中掏出一个千金难买的“行”字，摄制组的每一个成员都把自己的才华发挥到最大极限。有时甚至感到自己的艺术神经将要被“不行”两个字压得崩溃，而当终于听到一个“行”字的时候，会强烈感到一种“我又提高了”的自慰。

助理导演此刻多么希望能从杜老口中吐出一个“行”字啊！为了这场外景，他差不多跑遍了A城的大街小巷！

然而，杜老却不动声色，拍拍他的肩，低声说了一句：“我们走吧。”转身就走。

他一怔，追上杜老，问：“不行？”

“不行。”杜老肯定地回答。

“为什么？”

“因为那棵树。”老导演扫了自己的助手一眼，那种目光是不客气的批评，代替了一句潜台词：“难道你没有详细读过剧本吗？”

哦！那棵树！那棵该死的沙果树！年轻的助理导演这时才真正注意到它，并且在一秒钟内就对它的存在诅咒了十次！按照剧本的场景要求，它是必须去掉的东西。

他沮丧极了。

助理导演愣了一会儿，试探地问：“也许，我们可以和主人商量一下，出钱……”

杜老皱起了眉，在犹豫。

是啊，老导演的犹豫是不足为怪的。一棵沙果树，公正一点的主人可能只按损失要几十元。斤斤计较一点的主人也许会要上百元。贪婪的主人甚至可能狮子大开口，要几百元！类似的情况他们不是没碰到过。搞艺术的人在那种情况下工作，崇高的激情和自尊心往往都会感到受了严重的亵渎！谁知道这里的主人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这时，给他们开门的老太太，挪动着一双小脚走过来，笑盈盈地说：“我儿子出门的时候叫我告诉你们，那棵树嘛，可以锯了它。”

“真的？……”助理导演这一喜非同小可。

“唔？……”杜老眉梢一动，又扫了年轻的助手一眼，那目光代替了又一句潜台词：“瞧，人家比你更熟悉剧本！”

杜老把脸转向主人，沉吟了一刻，说：“老人家，这我们可太感激了！一定给你们补偿费，您……想要多少？说个数，我们……研究研究。当然，绝不至于让你们……吃亏……”老导演微笑着，轻轻搓动着双手。在这种场合，他总想把话说得非常得体，但却总是显得那么口拙舌笨，吞吞吐吐。这样的讨价还价的确是难为他了。

“你是说……给钱？”老太太郑重地回答，“那又何必呢？不就一棵树么？又不是棵金树银树！再说，也是我们心甘情愿的！我儿子从小是个电影迷，还想过当电影演员呢！你们在我家拍电影，他高兴，我也高兴，可别再提‘钱’字了！”

这番话竟说得老导演和他的助手惭愧起来。

当天，摄制组的全班人马就来到了这个小小的院落，搅乱了这里主人的生活规律。拍摄顺利，老导演异常兴奋。休息的时候，主人——那和气可亲的老太太，把他们请进北厢的一间屋里，泡了茶，摆出烟，热情而周到地款待他们。杜老为此番打扰甚感不安，主人却显出颇不高兴的样子说：“你们见外了，我儿子还生怕我款待不周呢！”

屋子里摆设很简单，一张床，一张写字台，靠墙并摆着两个大书架。书架上有不少电影理论方面的书，果然是个电影艺术爱好者，难怪给予摄制组这样主动无私的支持！

“老人家，这是您的什么人？”老导演忽然指着挂在墙上的相框中的一张照片问。

“那就是我儿子啊！”主人用衣袖擦了擦相框玻璃，有意让老导演看得更清楚些。她用一种充满母爱的语调说：“他父亲早就去世了。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老导演凑近照片，又认真端详了一阵，追问：“你儿子叫刘珂？”

“是，是啊！”

“我认识他。我找了他好多年！真想不到！真想不到！”他的话，使所有在场的人都大为惊奇。“我这大半辈子，认识过很多人，也忘记了很多人，这个年轻人到我临死那一天也忘不了！”老导演非常激动，摸摸衣袋，朝坐在身旁的摄影师伸过一只手。摄影师递给他一支烟，替他点燃。他猛吸了两口，并不看任何人一眼，而是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那张照片，用一种缓慢的语调讲起来……

三

“十三年了。那一年，我们电影制片厂向全国省市发了招考新演员的广告。我是招考小组组长。在我主考那一天，考生中有一个小伙子，严格说是个大孩子，刚上中学的学生。报考单告诉我，他是跨了三个省份来参加考试的。他那天做的小品中的每个细节，我至今还能清楚地回想起来。他的小品很成功，毫不造作。他的形象也很好，五官端正，线条明朗，一双深思的眼睛，显示出内心对生活具有一种早熟的主见。他是具有演员气质和表演才华的。在许多考生中，他是最出色的。结束了考试之后，他很自信地注视着我，低声问：‘什么时候才能接到录取通知？’我回答：‘你应该问，有被录取的可能没有？’他仍注视着我，轻轻咬着嘴唇沉默了一阵，说：‘我可不是仅仅怀着一点可能的希望就千里迢迢来参加考试的！’说完，转身就往外走。他竟这样回答我，未免太自负了！他是唯一一个迈着自信的步子走出考场的考生。

“招考结束后，在招考小组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出现了一个叫我十分为难的局面。其他几个成员，因为要在两个考生之中表决一个，争执不下，要我来确定。一个，就是那个考生刘珂。另一个，是我的一个老朋友的儿子。从艺术良心出发，我是站在刘珂一方的。从个人交情出发，我是站在老朋友的儿子一方的。我非常矛盾，想保持自己艺术良心公正，又没有勇气得罪老朋友。人，在一般情况下，是可以坚持原则的。但在某些哪怕稍微特殊一点的情况下，原则就会在个人杂念和利害关系的挑战下被放弃。我……也妥协了。我记得当时说了诸如此类的话：这少年虽有才华，但过分自负，自负便很可能导致狂妄，狂妄会使哪怕一个顶好的艺术苗子毁掉。我还举了古今中外的例子作为论证。这样一来，站在刘珂一方的几个招考成员都沉默不语了。虽然明显地看出他们并不由衷地赞同我的话。事后，我悔恨过，我自责过，我感到了深深的内疚。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利用自己的艺术威望做了一件亵渎‘艺术’二字的可鄙的事。我只能用这样的想法慰藉自己：他年纪小，今后还有报考的机会，他明年一定会再来……

“谁能料想几个月后就天下大乱了呢？我导演的几部影片都遭到了批判。我成了电影界的反动艺术权威。经过上百次的批斗之后，我被遣送到北大荒的一个劳改农场。在那里有条规定，每星期一、三、五开颂扬会，颂扬‘文化大革命’的丰功伟绩；二、四、六开批判会，批判一切‘牛鬼蛇神’。不久我便逐渐觉察出，颂扬也罢，批判也罢，都不过是在盲目的政治热忱的鼓动下演出的一幕幕活报剧。我，作为一个人的实际价值，不过仅仅是某些人的一件活道具而已……

“我万万没有想到，我和一年前那个考生刘珂，竟会在北大荒一个小小的‘夹皮沟’重逢，并且住在同一个大宿舍里。不过一年后的今天，我们的身份和命运已然不同！我是劳改分子，他是知青排的一个班长，他随时随地都有权对我实行监督和大声训斥，像别的知青对待我那样。但他一次也没有训斥过我。也许他根本认不出我了。我夜夜暗自祷告，但愿如此！有一天，我和他那个知青班在营建工地上一块儿抬石头。大概因为我是一个劳改犯，又年老体弱的关系吧，谁也不跟我一块儿抬。他，一手拿着扁担，一手拿着筐，看了我一眼，朝我走过来。

“他把筐放在我面前，问：‘你还认得我吗？’我，不得不点了一下头。他又问：‘我想知道，一年前我究竟因为什么没有被录取？’我呆望着他，无话可答。‘是因为我的小品表演得不好？’他固执地继续追问。我摇了摇头。‘那，是因为我的理论口试不及格？’我又摇了摇头。‘到底因为什么呢？’我不想为自己寻找理由欺骗他，那样做自己就更可鄙了。于是我回答：‘我一生只做过一件违背艺术良心的事，在这件事上我对不起你！’他理解了我的话的含意，盯视了我半天，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原来是这样！’他不再问什么，把扁担伸进了筐套。我把筐套橹到扁担正中，他冷冷地看了我一眼，一言不发地把筐套捋到他那一边。那一天，我们没有再交谈过一句话。虽然每一次他都把筐套捋到他那一边去，但我却感到比跟任何人在哪一天抬石头的时候都更加沉重。重压不在肩上，在心头……

“端阳节那一天，生产队要宰牛。那是一头高大的牤牛，犄角差不多一尺长，像两柄矛。它性情狂暴，发作起来如同一头野牛，抵伤过不少人。前不久抵死了喂牛的老头。那一天，我病倒了，躺在大宿舍里发高烧，忽然被几个青年从被窝里拖起来。他们把我带到晒麦场上，推到那头牛跟前。牛，拴在一根木桩上，狂暴地用蹄子刨着地，绕着木桩打转。牛嘴里吐着白沫，牛眼瞪得像铃铛，牛鼻孔张得大大的，呼呼喷气。那几个把我拖来的青年，将一柄大钐刀头朝我递过来，我这才明白他们是要我干什么。我后退着，我大声哀求着：‘不！不……’我生平连一只麻雀都没有杀死过。‘不？今天我们非得亲眼看着你把这头牛宰了不可！’他们硬将钐刀塞在我手里。我意识到，哀求是没用的了！他们这种取乐方式如果不达目的，今天是绝不会放过我的。于是我提出，让他们给我一支枪。生产队里有枪，既然那头牛非我来杀死不可，我不能用钐刀，只能用枪。他们嘲笑我：‘枪？给你枪？谁敢保证你不朝我们开枪？你非用这把钐刀头不可！’我绝望了。我横下一条心，攥着那柄钐刀一步步走到牛跟前。牛‘哞’的一声，偏过头，扭过肥壮的颈子，把两只牛角朝向我。我的手抖个不停，一下子跪在地上哭了，像个孩子一样地哭了。我为自己无力杀死那头牛而哭。我为人身上表现出的那种冷酷、野蛮、残忍而哭。我的哭，使几个年轻人意外地呆住了，也使其中的一个开心地笑起来。那笑声，至今回想起，仍使我心灵战栗。人，作为一个人的尊严，正是被那种笑声从我心底唤醒了，激发了。我不哭了。我镇定了。我从地上站起来了。我不再哀求什么了。我是老而弱的，但我要杀死那头高大而狂暴的牛！人，不能被兽慑服！人，要战胜兽！我这样想，慢慢闭上眼睛，猛地朝牛颈上拉了一刀！钐刀从我手中‘当啷’一声掉在地上。我没有立刻睁开眼睛，仿佛就站在那里化到了另一个世界中，一个听不见人的笑声和牛的叫声的世界。忽然一个人紧紧拽住了我的胳膊大声喊：‘快跑开！’我猛地睁开眼睛，首先看到的是地上的一摊鲜血，而后，看到了牛，颈子上一道可怕的伤口，血正在喷射出来。它扭动着头，把那根深埋在地下的桩子摇撼了。我完全麻木地、机械地被拖拽着跑到两幢砖房前面，被那个人推进两幢砖房之间的一条窄窄的夹缝里，像把一条鱼塞进罐头那样。紧接着，那个人自己也躲进了夹缝里。这时，那头牛拔出了木桩，带着木桩，从几十米远的地方，朝我们的藏身之处冲来，一头撞在砖墙上，我感到夹住身子的两堵墙震动了一下。它，退后几米，低俯下鲜血淋漓的头，瞪着猩红的眼睛，挺着两只一尺多长的矛一般的角，又撞来，夹墙又震动了一下。一次、二次、三次……它撞来，退回去，再撞过来。终于，它倒下了，像一道土坝坍塌一样。它顽强地向我们抬了最后一次头，再也没动……

“后来，我连续昏迷了几天。完全清醒过来之后，才发现自己躺在农场总部的病床上。我恍恍惚惚记得，有谁曾来看望过我。问护士，护士说我儿子来看望过我，不止一次。我摇头苦笑，对护士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儿子在云南插队，离此地上万里，我自忖不会有那么好心的人通知我这个‘反动艺术权威’的儿子来看我。就是真有这样的好心人，儿子也不会这样快就赶到这里。护士并不同我争辩，拿出几盒罐头放在我的枕边说：‘这就是你儿子带来的！’还告诉我，有一次儿子来看我，我在昏迷之中紧紧抓住他的手不放。他就那样被我抓住一只手，从晚上直到早晨，一动不动地坐在我的病床边。直到我自己松开了手，他才站起身离去。难道真是儿子？不是儿子，谁又会对我这个‘反动艺术权威’有如此深情呢？儿子，我当时多么希望能见到儿子一面啊！护士刚出去，又回来了，身后跟着刘珂！护士说：‘你看，我没骗你吧？这不你儿子又来看你了！’刘珂在护士背后朝我使了个眼色，叫了一声‘爸爸！’护士出去之后，他急切地走到我的床前，先询问我是否感觉好了一些，接着悄悄告诉我，他所以称我父亲，完全是因为想到医生给一个知识青年的家长看病会比给一个劳改分子看病更尽职些。我受到的照顾证明他想的并不错。我注意到了他手背手腕上有被指甲抠伤的痕迹，我猜测那一定是我给他留下的。

“我问：‘是你救了我？’他默然地点点头。我又问：‘你原谅我了？不恨我？’他轻声回答：‘有什么不能原谅的呢？人又不是为了怨恨活在世上的。虽然我也怨恨过您，但我认为您并不反动，现在我同情您。人总不该自私到连同情都不给予别人的地步啊！’我不再说什么，眼泪夺眶而出。我在那种处境下，曾对现实绝望过。但是从那一天起，我不再绝望了。我想，现实中还有像他这样的青年，现实还是有希望的！我还是应该活下去的！也是值得活下去的！我暗暗发誓，如果有一天我重返影坛，无论这个青年在什么地方，我都要找到他！我要尽我的一切能力，使他成为一名出色的电影演员！我要用有生之年为他铺一条顺利的艺术道路，使他前程似锦……”

老导演讲述到这里，紧紧抓住女主人的手，十分激动地说：“老人家，请您转告您的儿子，明天一定在家里等我，我非常想见到他啊！”

那位老母亲，慢慢抽回双手，不知何故，忽然捂上脸悲伤地哽咽起来……

四

这次偶然的再度重逢并没有如老导演预想的那样使年轻人激动不已。

那年轻人端坐在沙发上，见到他时，甚至都没有表示出起码的礼貌站起来一下，只是用沉静的目光迎视他，微笑了一下，说：“您请随便坐吧！”青年人富于浪漫和幻想的精神特点从他的面目上完全消失，取代的是一种堂堂男子汉的气质。他比当年清瘦，脸色略显苍白，一双睿智的眼睛，眸子明亮，目光炯炯，显示出内心某种坚定的信念。

“看来他仍像当年那样自负啊！”老导演心想。坐下后，老导演迫不及待地说：“刘珂，如今你可以实现你的夙愿了！我以我的名誉向你保证！你从今天起就算我这个摄制组的成员吧！我们还缺一个男演员，真的！”说完，盯视着年轻人期待回答。

回答是：“不……”

“为什么不？难道你再不想当一个电影演员了么？”

“想……”

“想，为什么回答‘不’？你不相信我？……”

“相信。”

“相信，可你却回答‘不’！你曾说过你已经原谅了我的，我今天也真心诚意地找上门来了，你要跟我怄气吗？！这是愚蠢，这毫无必要，这犯不着！如果你还想听的话，我可以再当面对你说一千次，请你原谅！……”老导演冲动了，霍地站起来。

年轻人苦笑了一下，摇摇头，什么也没说，双手慢慢提起两条裤筒。老导演顿时呆住了：一双假腿！老导演记不清自己是怎样结束了这次会面，又是怎样回到宾馆的。

“我们不能再继续在他家里拍摄下去了！”他对助手、制片主任和摄影师痛苦地说，“这样的重逢，倒莫不如永不相见！在一个那样想当电影演员而彻底没有了这种希望的年轻人家里拍电影，这意味着什么？你们理解吗？我不能够！我受不了这个！……”

看来，要把他强拉到拍摄场地是不理智的。摄制组宣布放假一天。他不接电话，不会客，连午饭也没吃，从早到晚，捧着一本《中国象棋弃子攻杀法》独自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傍晚，有人敲门。

他心烦意乱地吼了声：“进来！”

门开了……刘珂站在门外，拄着双拐。

老导演怔怔地望着他。

“不打扰您吗？”年轻人矜持而有礼貌地问。

老导演立刻走过去，把他搀进屋里，扶坐在椅子上。

“那场戏，不是还没有拍完么？”

“唔，这……没、没有……”

“为什么今天没有继续拍呢？”

“这……放假，临时放一天假……”

“明天还要接着拍的啰？”

“是的……明天……当然要接着拍。”

年轻人望着老导演微笑了一下，说：“你走后，我有一种预感，也可以说是一种猜测，现在看来是我的主观臆断了。”老导演没有注意听他的话，却在凝视他的双腿。“您，大概很想知道我的双腿是怎样残废的吧？”年轻人平静地问。

老导演眉梢抖动了一下，移开目光，默然地点点头。

年轻人依然用那种平静的语调说：“您知道，我救您，绝不因为您是一个著名的电影导演，也绝不因为我自己多么想当一个电影演员，我并没有幻想您有一天重返影坛，会对我誓心以报。如果那天不是您，是另外一个人，我也会毫不犹豫地上前救他的。我就因为救了您，又以父子名义把您送到了医院，还多次去看望过您，受到了批判。他们给我戴上了一顶很可笑的帽子——资产阶级人性论者，把我发配到深山老林中的一个伐木场，算是对一个人性论者的惩罚。我的双腿，就是在一次伐木的时候砸断的……”年轻人讲到这里，咬着嘴唇，用一只手依次抻响另一只手的五指，沉默起来。

他忽然淡淡一笑，说：“一个小小的悲剧，是吧？不过，不是所有的悲剧角色都会对生活彻底悲观绝望的。对我来说，悲剧已经结束，正剧刚刚开始。是的，刚刚开始。您不要以为在我家里继续拍摄下去会对我是一种了不得的心理刺激。不会的，不会的。您相信好了！”

老导演沙哑着嗓音问：“你现在生活得怎样？”

“我生活得很好。我现在愈加懂得，生活意志坚定的人，在任何时候都会明确人的价值，都有能力重新设计自己。”

“难道你什么困难都没有吗？我多想给你一些帮助啊！哪怕是一种偿还式的帮助也好啊！”年轻人第一次在老导演面前爽朗地笑了起来：“如果说偿还，您已经偿还过了！那一天在马路上，您推的就是我啊！……”

年轻人告别的时候，拄着双拐，用一种乐观的语气开了句玩笑：“什么时候我扔掉双拐，能够用假腿自己站立、行走的时候，请您的摄影师给我拍张大特写行吗？”

这句玩笑话并没有使老导演感到开心，他怅然地低垂下了头。老导演坚持要送他回家，他没有拒绝。

半夜，在刘珂家的小巷口，突然窜出几个人，把他们包围住。

“久违了！爷们！”为首的一个，一手漫不经心地抛弄着一把刀子，一手伸了过来：“钱包！手表！”小白脸！清冷的路灯下，一双歹毒的眼睛投射出复仇的凶光！

老导演挺身上前，护住了坐在手摇车上的年轻人，默默从腕子上捋下了瑞士手表。在小白脸那戴着尼龙手套的手正要把那块表攫过去之前，刘珂开口了，语调镇定而冷峭：“慢！你们，想要多少钱？”他把手摇车摇到了老导演和小白脸之间，由被保护者变成了保护者，从车座后把黑皮革手提包拿起，放在双膝上，笔直地坐在他的手摇车上，像一位古罗马的帝王坐在王位上。

“瘸子，你有多少钱？”小白脸盯视着手提包，像海盗瞪着百宝箱。

“你们，究竟要多少钱？”语调依然那么镇定，那么冷峭。他们听了这话，面面相觑。一方面，俨然是施舍的帝王。另一方面，由凶恶的抢劫者变成了可怜的乞讨者。人的尊严，在这种局势下，发生了质变。

小白脸迟疑地伸出两个指头，嗫嚅地说：“给我二百！不！二百五！”端坐在手摇车里的年轻人，嘴角轻轻一动，表现出一丝极其鄙夷的冷笑，慢慢拉开手提包的拉链，取出一件什么东西，托在手上：“拿去！”那是雕塑展览会上的一件展品，是那尊胶泥的《人与兽》。几只手，戴手套的，不戴手套的，同时伸过来把它抢夺了去。

“这算什么玩意？”

“泥的！我以为金的银的呢！”

他们大失所望地互相传看着。

“你拿这玩意来唬骗我们？！”小白脸咬牙切齿，执刀向手摇车逼近一步。

“不许你们伤害他！”老导演挺身上前，卫护着刘珂。

“不，他没有骗我们！晚报上登过，外国人想用一千元买这东西！”其中一个穿半截棉猴的顶高壮的说，同时把脸转向刘珂：“你是贼？你偷出来的？没处销赃，只好送给我们？”

“我不是贼。这是我的，我雕塑的。我还可以奉告一点，这胶泥的东西所以能值一千元，是因为它起码还具有一半人性！”那锐然而凛然的目光射在对方脸上，似乎在问：“你们算什么呢？是人？还是兽？合起来能值一千元不？”

“你？你是雕塑家高远？”怀疑的审讯似的口吻，流露出不由自主的些许敬意。

刘珂——高远？！老导演也不禁转过身，诧异地看着坐在手摇车里的年轻人。

而这时，那些抢劫者们，已开始争夺那尊价值千元的雕塑品，撕扭着，踢打着，互相下着狠手。只有两个人没有参加这场争夺：小白脸和那个穿半截棉猴的。那尊雕塑品“啪”地掉在地上，在你踢我、我绊你的皮鞋下被踏成碎片。

“他妈的！你存心耍弄我们！”小白脸手中的刀子闪着寒光，指向刘珂。那个穿半截棉猴的推开老导演，挡住了刀锋，一字一句地说：“别把事做绝了吧！”

“躲开！要不我毁了你！”

“我再说一遍，别把事儿做绝了！”刀光一晃，一刀刺在他左肩上。他愣了一下，一拳将他的同伙击倒在地，夺刀在手，拉开架势，用刀子一个个指着同伙，低吼：“谁敢上？！告诉你们，老子佩服他！他没有双腿，可活得算个人！老子从今往后再也不像你们那样作践自己了！”

他们你看我，我看你，恐惧了，后退了，忽然一齐转身跑掉了。

他，使劲把刀子向远处一抛，转过身对刘珂说：“看得起的话，就交个朋友吧！今后也许我会来拜访你！”说完，捂着被刺伤的左肩，头也不回地大步走开去，消失在小巷拐角……

老导演缓缓地弯下腰，双手将那雕塑品的碎片收拢起来，无能为力地拼对着，喃喃地嘟哝：“碎了，碎了，这可怎么好，这可怎么好？……”人的肢体、兽的碎片，混杂在一起，仿佛是有生命、有灵性的一堆，一片片，正淌着血……老导演惋惜地朝坐在手摇车上的刘珂扭过脸去，他愕然地张大了嘴。

那年轻人竟不靠双拐站立在手摇车上，如同一尊雕塑！

“啊！我……能够用假腿自己站起来了！”那年轻人发出一声狂喜的喊叫。月光把他的影子清清楚楚地投在大地上……

看自行车的年轻人

在存车处和一个冻得发僵的人不期而遇。

“请交零钱！”我刚掏出钱包，看自行车的人便这样对我说。那种南方人说普通话的特殊语调，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抬起头，目光盯在他脸上。这会儿才看出来，他只有二十七八岁，中等身材，穿一件半旧的黑布面老羊毛里子的短大衣，戴一顶貉绒帽子。他脸冻得通红，眉毛、眼毛和嘴唇上那几根毛茸茸的胡须都挂着霜，猛一看岁数不小了，然而从那微翘的鼻子和两片稍稍噘起的厚嘴唇看去，又带有天生的娃娃气。

没错！是他！

“吕、红、卫？”我盯着他一字一顿地道出了他的姓名。

他显然比我更觉寒冷，不停地在原地跺踏着脚，冻得打不过弯的双手拢在嘴上，一边哈气一边搓。听我叫出他的姓名，诧异地抬起头来，双手却还拢在嘴边，就那样怔住了。半晌，他才讷讷地吐出两个字：“是……你？”

这偶然的相遇，分明使他很意外，甚至有些尴尬。我呢，也引起了一段不愉快的回忆……

十年前，我戴着“反动翻译权威”的帽子，从A城外国文学研究所被发配到北大荒一个小小的村庄，接受劳动改造。村庄虽小，却来了不少知识青年，北京、上海、天津……也有我们A城的。

栽种“扎根树”是每个到这里来的人都必须参加的仪式。知识青年们对这种仪式的虔诚，是很令我感动的。这种虔诚从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可以看得出来。感动之余，我也不免惭愧，因为我自己是不够虔诚的。我虽然人在此地，心里却焦急地盼望着早一天重新回到办公室去，翻译那些还没译完的外国文学。要知道我精通三国语言，有二十多年的翻译经验啊！而且，我已是年近半百之人了，就是拼命工作，又能再翻译出几部外国文学呢？但我还是参加了那种仪式，并尽量做出十分认真的样子。站在我前面的人转身把铁锨传给我，我刚铲起一锨土，还没有扬进树坑里，就被一只手拦住了。

“你不能和我们同栽一棵‘扎根树’！”

听到这句十分严厉的话，我愕然地抬起头，看到了一张小青年的娃娃脸。

“为什么？”我疑惑不解。

“你自己明白！”那种南方人说普通话的特殊语调，那种和他脸上的娃娃气极不协调的严峻表情，使我听出了一句潜台词：“你是入另册的！”我手腕一软，铲起的土洒落在地上。

我本想作罢，可又一想，不妥。如果不栽一棵“扎根树”，也许有人会认为我不想扎根。于是，我找了一棵半死不活的小树苗，单独在大宿舍门前掘了个坑。刚把树苗扶正，身后有人说：“你也不能栽在这里！”转身一看，还是那张娃娃脸！他朝大宿舍门一指，振振有词地说：“你栽这里，我们那副对联指的是你这棵树哇，还是我们那棵树？”我这才发现，大宿舍门旁贴着一副对联：

红土红根红叶叶

红心红人红苗苗

又高又瘦的我，面对这个比我矮一个脑袋的娃娃脸，一时竟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然而事情并未到此算完。

我深感庆幸的是，以“劳改”的身份来到北大荒居然还能够住上“单间”。在生产队的猪场旁，有一间极小的草屋，是熬猪食的地方。冬天母猪下崽，那里就是“产房”。白天，我帮老猪倌喂猪。晚上，他一回家，小草屋便成了我的“三味书屋”。我可以在自制的油灯下，阅读和翻译偷着裹在行李中带来的几本外文书籍，通宵达旦，也从无人过问和搅扰。可谓“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了。我坚信，我在这种条件下付出的心血，总有一天会给读者带来益处。

一天，一头母猪生病，我到队部去报告队长请兽医。走到队部门口，听到里面有人在激昂慷慨地说：“猪场也不是世外桃源，不能成为资产阶级的避难所！我建议，叫他搬到集体宿舍来，便于我们对他实行监督改造！”这分明是“娃娃脸”的声音！

当天，就有人通知我搬到集体宿舍去住。我的铺位和“娃娃脸”紧挨着，而且挨得那样近，枕头连枕头。我想一定是他有意那样安排的。那时我才知道，他叫吕红卫，是团支部的组织委员。我感到自己从此变成了歌德诗剧中的可悲人物浮士德，而吕红卫就是终日像影子一样纠缠着我的魔鬼靡非斯特。每当我阅读外文书籍时，我总是加倍地提防他。

不久，吕红卫也分配到猪场来喂猪了，据说是他主动要求的，为了代表无产阶级占领这块“世外桃源”。跟他一块来猪场的还有一个我们A城的女孩子，叫苗小丽。她分配到猪场是因为同吕红卫是“一对红”，而他又是团支部指定的她的入团介绍人。我明确地知道他们同我的关系是改造和被改造、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虽然苗小丽是我的小同乡，我也并没有因此消除对她的戒备。那时谁的心不如同核桃一样，对旁人生出一层厚厚的硬壳呢？

有嘴，而且不是哑巴，却不能与人交谈，真是件令人难过的事！鲁滨逊和他的鹦鹉说话，我就和猪谈心，排遣烦闷。不久，老猪倌生病了，吕红卫也被公社抽去搞“内查外调”了。偌大个猪场，只剩下我和苗小丽两个人。虽然四个人的活落在我们两个人身上了，但我却因为暂时摆脱了吕红卫，反而感到非常舒心畅意。

有一天，我趴在猪圈门上，对一头马上要屠宰的猪喃喃自语：“你这位天蓬元帅，日子过得不错呀！吃饱了睡，睡足了吃，养得浑身是肉，脑满肠肥，虽然迟早逃不过挨一刀，可毕竟享够了清福呀！斯人自叹不如矣！”我是用英语说的，站在我身旁的苗小丽却捂着嘴哧哧地笑起来。

“你笑什么？”我奇怪地问。

“你说的怪逗！”她眨眨眼睛，抿着笑唇，“一个人怎么能羡慕猪呢！”

这小同乡的话使我不禁有点发窘。她竟能听懂我刚才那番话，可见英语口译的水平相当不低，我不禁对她刮目而视了。

“你会英语？”我又用英语问了一句。

她点点头。

接着，她告诉我：她的爸爸妈妈都是一所大学的英语教师，都在国外留过学。“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便双双受到审查，不准教课了。妈妈没课可教，便在家中教自己的女儿。妈妈曾对她说过，外国语是打开现代科学宝库的钥匙。苗小丽英语讲得很流利，发音准确，掌握了许多日常生活词汇。她刚满十七岁，看上去显得更小，如果戴上红领巾，便像个大孩子。从那天起，我和她，一老一少两个中国人之间，有了一种共同的语言——英语。它打破了我们之间监督和被监督的界限。我对她不再充满戒心，她也给予我人格上的尊重。而这一点，在当时当地对我是何等的珍贵啊！一喂完猪，我们就凑在一起，用英语娓娓交谈。无形中，我成了她的英语老师，她成了我的学生。她异常聪敏勤奋，记忆惊人。我偷偷把带来的那几本英文书籍借给她，她高兴得脸上浮起了红晕。

吕红卫从公社“内查外调”办公室回到猪场后，我便又主动拉远了跟小同乡之间的距离，可是她照样以亲近的态度对待我。我已经觉察出，吕红卫开始用一种研究的目光注意我们的接触了。

坦白地说，我也曾在暗地里留神观察过吕红卫，他仅比我的小同乡大一岁，却总是用一种自以为比对方成熟得多的、老大哥式的矜持态度关心她，经常提醒她向团组织写思想汇报。干活的时候，他总是一声不吭地抢着干脏活累活，这使我跟小同乡都沾了不少光。我从他对她那种矜持的关心中看出了一种掩饰着的腼腆，这种男孩子对女孩子的腼腆往往是一种微妙的感情的流露。在这方面我毕竟是过来人，每当他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我便有意避开。我虽然对“娃娃脸”从内心里那么不满，但却不愿妨碍这一对少男少女感情上的交流，因为那是人之常情嘛！

一天中午，我无意中听到吕红卫和苗小丽这“一对红”的谈心。

开始，他给她念了那段“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的语录，接着告诉她，公社决定要把她树立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然后，用很温和的语调问：“小丽，你头脑中是不是多少有点家乡观念在作怪呢？”

“家乡观念？什么意思？你直说嘛！”苗小丽的话音中带有点惑然。

“你同他接触得太多了！你们经常讲英语，都谈些什么呢？”

“这，没谈什么呀！我不过就是想跟他多学几句英语……”

“对组织可要诚实呀！”他那种南方人说普通话的特殊语调严肃起来。

“真的！我一句没撒谎，真的！你瞧，这本英语书就是他借给我看的！”

“这是一本什么书？”

“《彼特利克夫人》，英国作家哈代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写的一篇小说。”

吕红卫紧接着问道：“什么内容？”

“嗯，是写一个人，希望自己的儿子是他夫人和一个贵族的私生子，那样，他的儿子就可以带有贵族血统……挺有意思的！”

吕红卫又意味深长地“哦”了一声：“有意思？什么意思？……”

我心中不禁一沉：祸事来了！

果不出所料，吕红卫组织青年们召开了一次对我的批判会。他作中心发言，宣布我的罪状是利用资产阶级文艺作品毒害知识青年的思想，干扰和破坏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并告诫青年们，要以苗小丽为例，警惕被我这样的人“拉进资产阶级的泥潭中”。对于这种批判，我是司空见惯了。可对于苗小丽这样一个思想单纯、感情脆弱的女孩子，却是一种承受不住的压力。当最后吕红卫启发苗小丽要大胆地站起来反戈一击，对我进行面对面的揭发批判时，我那小同乡却双手把脸一捂，呜呜咽咽地抽泣起来。

“小丽，你为什么不发言呢？你可别忘了，你是咱们公社将要树立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啊！你光哭是什么意思呢？是委屈？还是悔过？还是对他同情？嗯？”“娃娃脸”的语调那般严肃，一连抛出几个问号。

苗小丽“哇”地哭出声来，忽然站起身跑出去了。由于她不愿当众揭发批判我，团支部在重点发展对象的名单中除掉了她的名字；自然，她也由“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变成了“被拉拢腐蚀”的典型。她病了，高烧四十度。当医生来给她打退烧针时，房门大敞着，她却无影无踪。深夜人们才在江边找到她，她披散着头发，呆瞪着双眼，喃喃地念叨着：“什么‘一对红’，骗子，犹大，我不，我不……”她精神失常了。她被护送回了A城，我从那时起再没见过她。

这件事之后，吕红卫也不再像以往那样处处都显出“革命青年”的绝对自信和气派了。一天，他忽然低声问我：“犹大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他：“是人们对出卖朋友的人的鄙称。”他眼神呆滞，自言自语地说：“可我不是想出卖她呀！我是为她好呀！”他愣了一刻，慢慢坐在草堆上，双手捂住脸，一滴泪水从指缝滴落下来。不久，他便报名参加了垦荒队，离开了那个小村……

不是冤家不聚头，谁会想到，十年后我竟又和他重逢了！我在钱包里翻了半天，也没找到零钱，只好拿出了一张两元的钱，交给他。他头也不抬，接过钱，用冻僵了的手从挂在脖子上的钱袋里一把一把掏钢镚儿，一分、二分、五分，一五、一十、十五地数给我。看着他那冻得发僵的手，我产生了一种语言所不能表达清楚的心情……

我家离研究所挺远，纵跨半个市区。上下班要骑一段路的自行车，还得乘一段公共汽车。我那辆自行车是去年一位朋友从国外给我带回来的，车身小巧灵便，造型美观，使我上下班方便不少。自从吕红卫接管了那个存车处，我每天存车取车，心里总有点别扭。

半月后的一天，下着雪，我很晚才结束工作回家。末班公共汽车已经开过去了，我一看表，十点多了，早已超过存车限定的时间。我忽然担心起来，我那辆自行车会不会被扔在那里，因无人看管而丢失呢？我急忙跑到存车处，看见只有我那辆自行车靠在存车架上。吕红卫坐在一只小凳上，蜷着身子，靠着墙，不知是睡着了还是冻僵了。他身边，掉落一个小本，几乎被雪盖住了。我替他捡起那小本，原来是本英汉词典。他忽然醒来，因为自己睡着了，脸上显出一种失职的惭愧，默默地伸出一只手向我索要车牌。

“这难道是一种向我忏悔的表示么？”我一边蹬车子一边想，心中颇有所动。但苗小丽那女孩子的形象，突然像电影特写镜头一样浮现在我眼前，驱除了我心中萌发的一点点感动。从那天开始，我每次存车取车都注意到，吕红卫经常是背靠着墙，翻起衣领挡着刺骨的寒风，坐在他那只低矮的小板凳上。冻得通红的双手，一手拿着那本英汉词典，一手拿着一截小木棍，在面前的雪地上书写英文单词。写完了用脚涂去，然后再写。像是给他提供一点方便似的，扫马路的老头在他面前留下了足够写字的一小片积雪而不扫尽。我甚至发现，连他每次交给我的竹片做的存车牌的背面，都用圆珠笔写上了密密麻麻的英语单词。我虽然不免钦佩他这种刻苦精神，但也还有一种惋惜：“年轻人，晚了！如果你当初就想到今天的话……晚了，实在晚了啊！”

我们外国文学研究所要招考一批年轻的翻译人员，以担负起向我国广大读者介绍和推荐外国优秀文学作品的工作，这意义是自然不需赘述的了。我，是招考小组组长。招考启事一见报，报考者如潮涌至。我们招考小组收到了一部翻译手稿，是用英文翻译的马克·吐温的小说《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语句通俗、流畅、准确，很有文采，保持着马克·吐温那种一本正经的幽默风格，受到我们招考小组三位同志的一致赞赏。译者既没留下姓名，也没写明住址，大概投寄时太匆忙了。我们彼此关照，要在初考中争取寻找到译者的线索。初考的第三天，其他两位同志临时有事，我便一人主持口试。按照报考表的顺序，我一个个叫那些考生的名字，用外语同他们对话。考过几个，都不够理想。我不禁又想到了苗小丽，心情一下子变得怅然起来。第六张报考表摆在我面前：

姓名 吕红卫

曾用名 吕宾宾

年龄 二十八

籍贯 上海市

难道是他？我往下看个人履历栏，果然是他。我面对这张报考表，一时陷入了沉思。

十年前，我那个善良温厚的小同乡，因为跟我学英语，受到他那种“左”得出奇的做法的无辜伤害而精神失常，使我一想起她就又愧疚又痛心！十年后的今天，他自己将要出现在我的考场上，由我来决定他的命运。我究竟该怎样对待他呢？我明白，当年他那套“左”得出奇的做法，不是他打娘胎里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我明白这一点，无须什么人启发，明明白白。可是，一种感情上的隔膜，一种心理上的宿怨，一瞬间左右了我的理智。我不是为自己跟你过不去，不！我是一想到苗小丽就很难从感情上原谅你。今天，你竟然来到我的面前接受议审。

我心中这样想着，便大声朝门外叫：“吕红卫！”门一开，果然是他走了进来。

他略微一愣，在门口迟疑了一下，分明没有料到主考的会是我。

“你考哪门外语？”我淡淡地看了他一眼，对他提问。

“英语。”他只回答了两个字。

我断定他的水平绝不会超过《英语九百句》，便注视着他，用英语问：“吕红卫，为什么你不改用自己原来的名字？”

他沉默了片刻，随后，严峻地望着我，用英语平静地回答：“这名字使我懂得了许多事，也记住了许多事，我要继续用这个名字。”

他竟这样回答我！而又回答得那么流利，没有任何语病。这倒使我震惊了！

“真没有想到……”我本想说“你也学起英语来了”，但说出的却是一句违心然而公正的赞扬话：“你学得这么好。”

他显然听出了我的弦外之音，回答道：“是的，比别人晚了！我却付出了比别人更大的努力和勤奋。”

我们的问答就这样用英语开始，并且继续下去：“你绝没有想到我们会在今天这种场合下交谈，而且用英语吧？”

“现在我请你原谅，而且是出于至诚。我尊敬你，这也是由衷的话。”

“你这样说，叫我怎么能相信呢？”

“在内心里，你不会看得起我，因为你知道人家归咎于我、众口一词地给我定了罪名的那桩事情。”他指的显然是十年前的那桩事情。后来我听到人们每当谈起这桩事，谈起苗小丽那可怜的女孩子，语言中常常流露出对他的鄙视和憎恶。

我体味着他回答我的两句话，猛然联想到了那份译稿。因为他回答的这两句话，恰恰是马克·吐温那篇著名小说中的两句话。

“你曾给我们寄来一份马克·吐温小说的译稿吗？”我不再用英语问了。

他点点头，依然用英语回答我：“是的，《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

我久久地望着他，好半天什么也没再问。他坦然地迎视着我的目光，平静地问：“我……考完了么？”又是那种南方人说普通话的特殊语调。

“哦！”我站起身来：“完了，你可以走了！”接着又补充了一句例行的话：“你回去等结果吧！”

他和我对望了一刻，似乎想说句什么。虽然没有说出口，我却从他脸上那种充满坚毅的恒心的表情，猜到了他要说的话：希望或者失望，都不会使我自暴自弃！不会！他一转身，大步朝门口走去。

“等等！”我违背自己意愿地叫住了他。他转过身，我又不知说什么好了。“你，知道苗小丽……她现在怎么样了么？”我竟问出了一句自己绝对不该在这种场合问的话，尤其是问他。

“她结婚了。”他的脸“唰”地红了，低声回答。

“结婚？和什么人？她的病好了吗？”

“和我。”他直视着我说，“她的病基本好了。我相信，只要我好好照顾她，她的病一定会彻底好起来的。”

我愕然，诧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呆呆地看着他。

“我知道，你一定会觉得奇怪。其实，我当年每次探家，都中途去探望她。她开始恨我，啐我，但是现在她爱我了，不能离开我了！我当初伤害了她，那也是因为，我当初就爱她，相信我自己的做法都是为她好。我要陪她生活一辈子，照料她一辈子，爱她一辈子！我相信，爱是能够医治她精神上、心灵上的创伤的，因此我没有回到南方去……”

“你的英语是自学的么？”

“小丽和她的爸爸妈妈，都是我的老师。”

我不知他是什么时候离开考场的。

我又拿起他那张报考表，思索起来：这难道仅仅是一种道德上的自我完成、良心上的自我解脱么？不、不，我不得不向自己承认，这个曾同我在感情上有一条深深鸿沟的年轻人的胸膛里，有着一颗善良的心在跳动，有着纯真的爱在生长，只不过当初……当初他才只有十八岁呀！主宰那个时代的种种极“左”思潮，像一块肮脏的破抹布。而他们这整整一代青年，用鲜红的纯洁的心灵，像接受神圣洗礼一样，虔诚地接受这块破抹布的揩擦。这难道能怪他们？这不公正啊！再也不能允许任何虚伪的东西亵渎和败坏整整一代人名誉的事情发生了！

我忽然因为自己曾对他那样耿耿于怀，感到了心灵上的不安。

我在他那张报考表上工整地写下了四个字——“初考优秀”，同时，像心灵上终于摆脱掉了某种可恶的东西，欣慰地舒出一口气。

作品欣赏第一课

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的始祖乔托的《逃亡埃及》，还是十五世纪佛罗伦萨画派奠基人马萨丘的《逐出乐园》？是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还是米开朗琪罗的《最后的审判》？

美术学院教室里的一年级学生，都在心中无把握地臆断着。

这是第一堂作品欣赏课。

中年男教师把画夹轻轻放在讲桌上，向全班学生扫视了一遍。然后，双手撑着讲桌的边缘，说出了一句出乎每个学生意料的话：“在你们看到作品之前，我要先讲一个故事，不，不是故事，是我的一桩亲身经历。”他的语调是很平静的，表情也是很平静的，但每一个学生都从他那平静的语调和表情中，觉察到了一种潜在的、从心灵深处流露出来的坦然，一种能够在无形中感染别人的坦然。

“一九六四年，我毕业于这所美术学院，留校做油画专业的教师。”学生们注视着他，安静地听着。教师一边追忆往事，一边慢慢讲述。“像那些有幸跨进维纳斯宫殿的年轻人一样，我如同一个痴情的恋人，整天迷醉于色彩、线条、透视、明暗的对比、静动的衬托。同时非常骄傲、自负，时时刻刻幻想着自己总有一天会成为一个美术巨匠、油画大师。”他停顿了一下，又向学生们扫视了一遍。几个女同学相互传递着会意的眼神，虽然没有被教师的讲述所吸引，但显然赞赏教师的坦率。

“第一个暑假，我自费到伊犁去写生。”教师接着说，“在哈萨克自治州委员会的招待所里，我搭上了一辆到牧区接州委书记的吉普车，开车的是一个哈族小伙，他的名字……我忘记了。吉普车顺着伊犁河畔的公路行驶，我几次请求小司机把车停下，飞快地画几幅速写。当我犹犹豫豫地想再次提出这种请求时，小司机却没等我开口就把车停下了。汽车需要加水。我趁机又掏出了速写本。小司机拎着半桶水回到汽车旁，衣服从上至下全湿了。我奇怪地问：‘你怎么弄的？’‘鱼，一条鱼，没捉住……’他讷讷地回答，还耸耸肩膀，一副掩饰不住的尴尬模样。

“汽车刚开走不远，后面突然传来一阵马蹄声。我从车镜里看到，有人骑着一匹青练马，像是在追赶我们的汽车。小司机也朝车镜瞥了一眼，嘟哝了一句：‘糟糕。’紧接着推加了一挡。车镜里的骑马者，也加了一鞭。汽车虽然开得特别快，却没能把那骑马者甩下。眨眼间，青练马便从车窗旁闪过，赶到汽车前头去了。我迷惑地问：‘怎么回事？’小司机舒了口气，说：‘没什么，马追汽车，常有的事儿！把汽车超在后边，也是常有的事！’

“汽车又朝前跑了不远，被一大群羊挡住了去路。羊群挤塞了差不多三十米的一段路面。一只灰白两色膘壮的头羊，四腿绷直地撑立在路中央，朝前挺着短而肥的颈子，羊头几乎快低垂到路面，一对弯镰似的巨大的犄角，威胁人地直对着我们的车头。那雄赳赳的样子，像古代两军交战时的阵前将军。小司机一个劲儿地按喇叭，羊群却仿佛被什么巫法定住，一动不动。忽然附近响起了清亮而悠闲的歌声，我们这才同时发现牧羊人——一个哈萨克少女。她坐在路旁的一棵沙枣树下，背倚树干，手里摆弄着长辫梢，嘴唇轻轻地一张一合，歌儿就如串串铃声从口中飞出。我对小司机说：‘你去叫她把羊赶开！’小司机为难地回答：‘不，我不能去！’我问：‘为什么？’他说：‘我刚才给汽车加水，在河边碰见她，我逗弄了几句玩笑，她就泼了我一身水！我，我偷走了她帽子上的羽毛……’果然，汽车前窗插着一根洁白的羽毛。我只好拔下那根羽毛，亲自去向那少女赔礼。我走到她跟前，忽然觉得，是的，是忽然，正像任何人在忽然之间产生了一种什么感觉一样，我觉得那棵枝繁叶茂的树，那条淌玉流银的河，那片碧绿如毡的草地，那服装鲜艳、姿容美丽的少女，眼前的一切，都是那样熟悉。是保留在我记忆中的梦境再现，还是我艺术幻想中的一点灵感与现实偶合？不，梦境不会这样印象清晰，灵感与现实也绝不会如此雷同。哦，我一下子想起来了，是的是的，我的的确确是见过眼前这人、这景！这不正是十九世纪法国现实主义画派的著名代表居斯塔夫·库尔贝的出色作品《塞纳河畔的姑娘》吗？而眼前这幅真实的图画，要比大师那幅保存在巴黎卢浮宫的作品更迷人、更美好、更赏心悦目、更富有诗意！我内心蓦地产生了一种无法控制的感情冲动！你们一定不难理解，舞蹈家听到优美的音乐，有时会情不自禁地翩翩起舞。音乐家从鸟儿动听的叫声里，有时也会捕捉到优美的旋律。而热爱绘画的人，面对这样诱发人灵感的情景，怎能不打开自己的画夹呢！我正是这样做了。对于一般人来说，这种举动一定是怪可笑的。然而，热爱艺术的人，不是每每做出常人以为可笑的事吗？在那个小司机眼里，我大概就是这样不可理解的。因此，他不停地按汽车喇叭。我呢，却已经分不出心神去理会他了。我站在那美丽的哈萨克少女面前，迅速地画了起来。她明白我在画她，便一动也不动了，连眼睛都不眨一下。这使我接连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画了好几张速写。忽然，她开口说话了：‘喂，你画了我这么半天，可怎么样谢我呢？’我愣了一下，问：‘你要我怎样谢你呢？’‘我要你的画，’她说，‘要你画我的画！’我把速写本递给她。她歪着头，像个内行的鉴赏家似的，微微眯起眼睛看了一会儿，说：‘这张画得很像，给我！’轻轻撕了下来。看看第二张，满意地点点头：‘这张也很像！’又撕了下来。看看第三张，喷喷嘴，明眸一转，用敬佩的目光飞快地瞄了我一眼，也撕了下来。就这样，把我画的几张速写都撕了下来。她显然因为自己太不知足、太不客气而难为情了，用黑晶晶的眸子盯着我问：‘你，舍得吗？’我能说什么呢？只好点点头呗！她从撕下来的画中挑选出两张，比较了半天，又问：‘你说，哪一张好？’我指着其中的一张，敷衍地说：‘这张好点。’‘真的？’她又用黑晶晶的眸子盯着我，好像要看出我是不是在骗她。随后，把我说好点的那张自己留下，把另一张还给了我，朝我莞尔一笑，说了句：‘你，真好！’蹦起身来，敏捷地跳上马背，打一声长长的呼哨，催动羊群离开公路，向草原走去，只把一串歌声撒在身后。这是怎样的一种性格呀！我久久地望着她的身影，那根洁白的羽毛，却插在我的上衣袋，竟忘了还给她。

“我在伊犁草原上漫游了好几天。带的油彩越来越少，画夹却越来越厚。大概是第五天傍晚吧，我又走到一个小小的村庄。这种牧区的小村庄，哈萨克语叫‘阿吾勒’。没到过草原的人，是很难领略那般美丽而寂静的黄昏景色的！晚霞的余晖，在天空与草原相接的地平线上，涂了几抹耀眼的金橘色。淡淡的暮霭，就像挥洒在宣纸上的点彩山水。东一幢西一幢散布的毡房，升起袅袅的炊烟。那炊烟使人想到植根在大海深底的海带，而无边无际的草原就是浩瀚的大海。暮霭的纬线，炊烟的经线，仿佛被一只看不见的梭子，不停地织呀织呀，越织越密，终于织成帐帏般地垂落下来。我按照在草原上养成的习惯，朝离我最近的一幢毡房走去。在哈萨克牧区投宿的陌生人，是不必顾虑会从主人的脸上看到不欢迎的表情的。短短的几天内，我已经通过自身的感受，深深地爱上了哈萨克民族。这个民族有着古朴、淳厚、善良、热情、勇敢的性格，他们爱憎分明、疾恶如仇、助人为乐，而绝不希图报答。你们大概不可能想到，我走进的那座毡房，竟是我在几天前碰到过的那个哈萨克少女的家。你们为什么用这样的眼光看着我呢？以为我是在编故事吗？不，我所讲的，都完全是真实的，是从心灵中倾泻出来的语言。这个哈萨克家庭，只有母女二人。她们把我当作贵客，热情款待，使我终生难忘。每当我回想起来，就会产生一种感慨，或者说是一种愿望：生活在我们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每一个人，假如都能够彼此以整个心灵去相敬、相爱、相助、相怜，以诚相待、以礼相交，那将是多么美好的事啊！你们听我说出这样的话，不要以为我把自己看成一个圣徒。我，是一个最最平常的人，像森林中的一棵树同所有的树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一样。我的灵魂上污染着许多卑猥龌龊的东西。然而，在那几天里，我的情感洋溢在大草原上，我的心灵与许多善良正直的心灵接触、贴近。

“那哈萨克族母女二人居住的毡房，至今仍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因为我刚一走进去，就马上怀疑自己是不是走进了画窟。雪白的毡壁上，用烧过的什么炭灰画满了各种形态的小人，跨骏马的骑士，长翅膀的仙女。有些小人下面，工工整整地用汉字写着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弟弟、妹妹、哥哥、姐姐、阿布德力大叔、吾拉孜汗大婶……这都是那少女的杰作。她简直是这草原上的维纳斯！没有任何一个人指导过她。这种对绘画的爱好也许只能解释为天性。她从未见过爷爷奶奶的面，爸爸在两年前去世了。没有兄弟姐妹，是个独生女。这个十五六岁的少女身上，竟表现出幼童般的稚气，使我很惊异。从那天开始，接连下了三天雨，我便住在这座现代画窟里。那三天，我并没有白白度过，而是参照速写本画了一幅油画。现在看来，那是一幅水平很一般的画。但当时，我却自我欣赏得不得了，以为自己涂抹在画布上的油彩是妙手偶成。第四天早晨，雨终于停了。我打算踏上归程，便出去找寻有没有顺路的车辆。回来的时候，看到少女正坐在我那幅油彩未干的油画前，认真地在用我的画笔往上堆着大块大块的油彩。那幅油画，已经完全不成样子了。我非常生气，呵斥了她几句。她万万没想到我会那么严厉地对待她，愕然地愣住了，半天才讷讷地说了一句话：‘我赔你一张跟你原来一模一样的画好了！’说完，唰地撕下一角裙子，一声不吭地在上面画了起来。当然，她是根本做不到的。世界上最伟大的画家，也无法完成两幅一模一样的作品。她终于绝望地丢下画笔，双手捂上脸哭了。我后悔极了。一边在心里暗暗责骂自己，一边哄劝她。我对她讲，我明年一定要到这里来招生，那时我要把她带到美术学院去，经过学习，她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哈萨克族的出色的女画家。我的话虽然止住了她的哭泣，但却没有使她脸上那种委屈的表情消失，换上高兴的笑容。

“因为没有找到顺路的车辆，我决定步行。当我离开那座毡房时，不知为什么，心里竟有点难过。少女没有理我，仍旧低头坐在那里，看来是我得罪了她。我离开那牧区的阿吾勒不远，少女忽然骑着青练马从后面追了上来。她在马背上望着我，轻声说：‘让我的青练马送送你吧！’我又惊又喜，立刻跨上马。她坐在我身后，青练马缓慢地走着，我心里充满了同身后这个哈萨克少女和解了的喜悦。

“她忽然又说：‘你真的会带我到那个没有树的果园去吗？’语调依然那么轻微。

“我不解地反问：‘什么没有树的果园呀？’

“她说：‘你刚才对我讲的，现在就忘了吗？’

“我笑了。她还不明白‘美术学院’这四个字的意思，当成什么‘没有树的果园’了。

“我回答她：‘明年！一定！’

“她沉默了一会儿，又轻声说：‘你，能发誓吗？’

“我不禁被她的真诚感动了，回答：‘我向这早晨初升的太阳发誓！’

“‘不！’她说，‘你得向月亮发誓！’

“真是个让人费解的少女。我心中暗想，为什么非得向月亮发誓呢？好吧，月亮就月亮吧！于是，我郑重地立下一个庄严的誓言：‘如果我不履行诺言，我将从此在夜晚看不到月亮，夜晚对于我永远是黑暗的！’

“我们一路再也没有说什么，不知不觉走了很远很远。我知道，如果我不开口劝止，她会一直默默地送我，哪怕到日落天黑。在草原上经常可以遇到这样的事情，你向一个陌生的哈萨克族人问路，他们往往会主动做向导，陪你走十里，甚至几十里路程，更不要说我是在她家里住过的客人了。于是，我索性跳下马，对她说：‘你不要再送我了！反正我们不是说好了，我明年还要来的吗？’她默默地注视着我，微微摇了摇头，忧郁地说：‘我还是有点不相信你的话，你连我的名字都没有问过。不知道我的名字，你一定很快就会把我忘记的！’她这番话，又一次触动了我的心弦，我又愧疚又歉意地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阿依达娜柯。’她回答之后，便转过脸去，双手却在摆弄着自己的发辫，拆散，又编上，编上，再拆散。‘阿依达娜柯？’我重复着这几个字，又问，‘什么意思呢？’她缓缓地转过脸来望着我，嘴角浮现了一丝狡黠的微笑，黑晶晶的眸子闪了一下，一字一句地回答：‘月亮的意思！’我想到她方才偏偏要我向月亮发誓，不禁笑了。当我走出老远老远，回头看时，她仍骑马站在原地，目送我。我在心里默默地说：‘阿依达娜柯，我明年一定会来的，一定！’……”

教师讲到这里，停住了，仿佛他的记忆到此突然中断。他呆呆地望着窗外。窗子上，一只纺线虫在不断地飞动，撞击着玻璃，发出“嗡嗡嗡”的声音。

一个女学生低声问：“后来呢？第二年您去了吗？”

教师把目光从窗外收回，再一次扫视着学生们，摇摇头：“我心里没有忘记她，可机会不照顾我。”

好几个学生同时发出一声叹息。

教师垂下头，盯着桌面，沉默了许久，才接着讲下去：“一九六八年，我们学院里一位很有成就的老教授，就是现在的副院长，被打成了外国间谍。我因为偷偷替他保藏了几幅珍贵的作品，也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遣送到伊犁地区，就是我四年前去过的那个地方……劳动改造。我被安顿在一间阴暗潮湿的红柳包后面的破土屋里。放下行李卷的第一天，我按照咱们汉族人的习惯，用毯子从河边背回来许多鹅卵石，动手在屋角砌炉灶。当我直起腰用泥手抹一下额头的汗时，看到低矮倾斜的门外站着一位身材窈窕的哈萨克族姑娘，正呆呆地注视着我。我立刻又弯下腰去，我不愿引起任何人对我这个现行反革命的注意。我双手轮番在炉灶上抹呀抹呀，抹得那么光，那么圆。我终于觉得再抹下去已经毫无意义，不得不第二次直起腰来，门外那哈萨克族姑娘已不知何时走掉了。从那一天开始，我那双握惯了画笔的手，生平第一次拿起了羊鞭。

“羊群是草原上的精灵，是诗情画意的宠物。可是整天和这样的一群牲畜厮守，使我感到一种人的尊严受到亵渎的悲哀。我宁愿被关进狮虎的笼子，被撕成碎片，也不愿再做一个牧羊人！一天，我放牧的那群羊受到了一只狼的袭击。头羊为了保护母羊和羊羔，同恶狼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搏斗。自然，结果是被狼咬断了脖子。我只听说狼吃羊，而羊敢于同狼搏斗，却还是生平第一次遇到。虽然被咬死了罢，但又死得何等英烈！这件事大大消除了我对羊的厌恶心理。

“第二天，从内地来了两个人，是专门来找我搞一份证明材料的。我如果在那份材料上签了名，他们便答应给我落实政策。可是我所敬仰的那位老教授，便会又增加一条莫须有的罪名。良心，一个人心中仅有的那一点儿正直感，使我断然拒绝了！他们因此折磨我，不许我睡觉，轮番用我的一只破铜盆，在我耳边敲打，声言是‘敦促’我反省。我无法忍受这种折磨和侮辱，横下了一条心：死！可是，连死神大概也怕同我划不清界限，没有接受我。我被人从挂在门框上的绳套中解救了下来。救我的，就是在我的土屋门外注视过我的那个姑娘。她，也正是四年前那个哈萨克少女——阿依达娜柯。她已经当上了牧区的马背教师。她告诉我：四年来，她日日夜夜盼望我，她无数次跑到自治州委员会去探问美术学院招生的人来过没有，也在心中暗自诅咒过我的不守誓言。她还拿出自己的画本给我看，那上面几乎每一页画的都是我，我在吃饭，我在讲课，我在画画，我在思念着草原，思念着她……她说：‘你一来到，我就认出了你，我经常在你的土屋子周围暗暗观察你。我知道他们这几天在怎样折磨你，我难过极了！你千万不能死！你死了，我的理想也就跟着死了！理想死了，我活着，也等于死了！’我哀伤地回答：‘阿依达娜柯，也许你不该救活我。我现在已经不是四年前那个美术学院的教师了，我是一个现行反革命。即使我死了，我的灵魂也会因为对不起你而日夜不安，因为我再也不能实现对你立下的誓言了！’她不容我再讲下去，用手捂上了我的嘴，说：‘你是好人！我们都知道的！厄运绝不会长久捉弄一个好人的，真的！’听她说出这样的话，我忽然双手捂住脸，像个孩子似的哭了。从那一天开始，阿依达娜柯又奇迹般地出现在我的生活里。她经常到我的破土屋来，请求我指导她画画，允许她称我老师。就这样，我又拿起画笔。阿依达娜柯对绘画那般酷爱，那般认真，那般刻苦。我很少接触到像她那样天资聪敏，外灵内秀的姑娘。我不赞同她对自己那样严厉，倘若哪一幅画画得不好，她就剪下自己的一缕发辫算作惩罚，我却无法制止她这样虐待自己。她尊敬我、关怀我、同情我，甚至可以说爱戴我。从那时起，我形成了一个观念：爱与同情，是比死与对死的恐惧强大的。只有紧紧地依靠它，人类的生命才能正常地维持下去，延续下去，发展下去。在人们心灵中制造猜疑、仇恨和残忍，是最大的罪行！无论冠以什么样堂而皇之的借口，都是应该诅咒、应该惩罚的！我和阿依达娜柯在一起时，常常不由自主地想起我四年前的誓言。按照那个誓言，我应该是一个在黑夜里永远见不到月亮的人。可是，我却成为世界上最幸运的一个人。只有我，享受着两个月亮的光辉。阿依达娜柯像我心头的月亮，驱除着笼罩我灵魂的黑暗。‘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心灵之间的壁垒是永远也没有办法打破的，心灵真是一件孤单得可怕的东西。’伟大的普希金的这句话，我以为是完全说错了。阿依达娜柯有一颗高贵而纯洁的心，从她那双会说话的美丽的眼睛里流露出来的善良的目光，就是她那颗金子般的心灵的反射。她用那样的目光望我一眼，我就感到心灵上的龌龊得到一次净化。我们往往彼此并无语言，感情却交融在一起。

“在阿依达娜柯的生日那天，她高高兴兴地来邀请我到她家中去做客。我想到自己的处境，婉言谢绝了。看到她当时非常沮丧和失望的样子，我跑到河边去采了一大捧鲜花，编了一顶花冠当作礼物送给她。她非常喜欢花冠上一朵最大的鲜花，告诉我那朵花叫‘爱不爱’花。‘如果你想知道我爱不爱你，你就学我这样做。’她说着，闭上眼睛，一边用手指数着花瓣，一边喃喃地念叨：‘爱、不爱、爱、不爱……爱！’忽然睁开眼睛，喜悦地望着我说：‘你看，我数到最后一瓣的时候，说出来的是“爱”字，这就证明我是爱你的呀！真的！’我呆呆地望着她。她的脸一下子变得绯红，立刻垂下了头。我从她手中拿过花冠，轻轻地戴在她头上。

“不久，我被指派到另一个很远的牧场去放牧。那地方是一座古城的废墟，当地的人都把它叫作‘死城’，据说经常有古代的鬼魂在深夜出来游荡。我就在那‘死城’的一处残垣断壁下，给自己搭了个遮风挡雨的窝棚。我不得不同阿依达娜柯分离开了，只有这时我才深深体验到分离的痛苦。当一个原本非常热爱生活的人被逼迫到孤独的境地之后，另一个人给予你信任、体贴、温暖、友爱，给予你一个人在感情范畴内所应得到的一切，不论那个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对于你来说，都会视同全部生活，整个世界！一旦分离，你定会感到孤独得可怕。我来到‘死城’六七天后的一个夜晚，阿依达娜柯骑着她的青练马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使我喜出望外得说不出话。她给我带来了许多干粮、烤肉、奶油、茶和一大块羊毛毡。同时带来了一个坏消息：明天将有一场特大暴风雪。她帮我把窝棚加固和围补了一番，然后钻进来，拨旺了火堆，把羊毛毡铺在火堆旁，和我并肩坐在上面。接着，她拿出最近画的几幅画请我指点，自己便动手给我熬茶。我听着外面一阵比一阵紧的风吼，无心看她的画，担忧地说：‘阿依达娜柯，你应该立刻赶回去了！你听风吼得多猛！’她专注地盯着熬奶茶的罐子，头也不抬地回答：‘我跟妈妈说过了，我不回去了，在这里陪你一块儿躲过这场暴风雪。’见我不回答，她才转过脸来望着我，问：‘怎么？你……’我站起身来，默默地钻到窝棚外面去了。阿依达娜柯也跟了出来，不解又不安地轻声问：‘老师，你怎么了？’我心里在默默地说：‘阿依达娜柯，阿依达娜柯！你是世界上最最善良的姑娘，而我，却像一个脸上被刺了字的罪犯。你为什么不为自己想想呢？你难道就没有想过别人会因此议论你一些什么吗？你难道就不怕那些专门饶舌的人们的流言蜚语吗？你难道就不怕我，一个现行反革命，玷污了你那圣洁的姑娘的名誉吗？’然而，我却没有勇气面对她说出这些心里的话。我心里的话只要有一句说出口，无论愿望多么纯正，语言多么诚恳，对于她那颗金子般的心，都无疑是一种伤害，一种亵渎，一种侮辱，一种罪过！不，我不能说这样的话！于是，我只低声讲了一句平常的话：‘暴风雪好像就要来了！’我和阿依达娜柯正要一块儿钻进窝棚去，在不远处突然传来了一声狼嚎。对于这种嚎叫我已经听惯了。狼甚至在白天有时也出现在这座‘死城’附近。阿依达娜柯却机警地拉了我一下：‘你听，是狼在叫！恶狼只有在深夜召集狼群的时候，才会发出这样的号叫！不好，也许是那只恶狼发现了夜行的人呢！’说着，她从腰间抽出马鞭，跳上了青练马，口气坚决地对我说：‘如果真是一个夜行人，我们得把他找到这里来！’听了她的话，我也毫不犹豫地跳上了自己的马背。我们一块儿打马向黑夜深处奔去……”

教师讲到这里，又停下来，沉默了许久之后，才接着说，“我没有阻拦阿依达娜柯，并且听从了她的话，这是我一生做过的最悔恨莫及的事。把我过去所有的悔恨加在一起，都不及这件事在我心灵上造成的悔恨！我们果真在黑夜中寻找到两个人，好几只恶狼跟在他们身后，鬼火一样的狼眼在黑夜中闪着绿光。当我们把那两个夜行人带到窝棚里来，我才看出这两个人正是从内地来找我写证明材料的那两个专案组的人。原来，他们是想回自治州去，因为没有搭上车，迷失了方向，几乎喂了狼。他们被寒冷冻透了，被恶狼吓坏了，一钻进窝棚，就瘫软在火堆旁。当他们恢复了一点人的清醒意识之后，便争夺着把已经熬开了的一整罐奶茶喝了个精光，这才各自抹着嘴角，打量起我和阿依达娜柯来。‘是你？’一个人看着我瞪起了眼睛。‘原来你躲到这里来了，难怪我们再也没处找你！’另一个人也瞪起了眼睛。‘是的，是我。’我正视着他们，点点头。‘你是谁？’第一个人研究地盯着阿依达娜柯问。‘你为什么和他在一起？’第二个人拖长了腔调问。‘他是我的老师，我是他的学生。’阿依达娜柯不卑不亢地回答。她的表情告诉我，她也是认出了他们。‘老师？’第一个人冷冷一笑，乜斜着阿依达娜柯，朝我翘翘下巴，‘你为什么偏偏要认一个现行反革命当老师呢？他给你教会了一些什么？大概毫无保留地把他那些反动的成名成家的思想都灌输给你了吧？嗯？’第二个紧接着说：‘那么，你们是师生关系了？可是，在这样的深夜，在这样边远无人的地方，在同一个小小的窝棚里，你们谈论的大概不仅仅是艺术吧？’说着，自以为看出了我们之间的什么隐秘，得意地朝他的同伴笑了一笑。阿依达娜柯的脸色先是红得像喝了烈酒，随即变得苍白无比，紧接着，“嗖”地从腰间拔出割羊肉用的匕首，朝他们跨近一步，大声说：‘如果不是我刚才救了你们，我现在就会杀死你们！’她看了我一眼，激动地说：‘你们迫害他，我偏爱他！我爱他！我愿意终生陪伴他！你们又想怎么样？’那两个人，不，他们不是人！他们同时被阿依达娜柯吓得跳了起来，连连后退。第一个闪到第二个身后，恶声恶气地说：‘我了解你的底细，你叫阿依达娜柯，你幻想着他——那个反革命能把你带到美术学院去吗？这是做梦！就凭你说出这种话，你一辈子也休想跨进美术学院的大门！你一辈子也休想当什么画家！休想！’阿依达娜柯呆住了，手中的匕首‘当啷’一声掉落在地上。她缓慢地转过脸，怔怔地望着我，忽然扑在我怀里，无声地哭了。我难过得几乎心都碎了！因为我知道，阿依达娜柯的心，一定是被他们那恶毒的话粉碎了！我抚摸着她的肩膀，找不到可以安慰她的语言，只能反复地说：‘阿依达娜柯，你别相信他们的话！他们没有权力扼杀你的理想！没有权力的！’然而，阿依达娜柯没有听完我的话便推开我，一转身钻出了窝棚，一阵马蹄声奔远了。我追出窝棚，大声呼喊：‘阿依达娜柯！阿依达娜柯！你回来！’回答我的，只有狂风肆虐的吼叫。想不到，当夜，暴风雪提前来临了！两天后，我和牧人们才在一处山崖下寻找到阿依达娜柯。她倒在雪地里，青练马也冻僵了！我，昏倒在雪地上……”

教师讲到这里，慢慢闭上了眼睛，用一只手罩住额头，他仿佛刚刚做完一件身心都无力承受的沉重的劳作一般，软弱地坐在讲桌旁的椅子上。所有的同学都清清楚楚地看到，一滴泪水，从他的指缝间滴落在讲桌上。

整个教室静得像没有人存在一样。只有那只纺线虫，仍在顽强地撞击着窗玻璃，发出“嗡嗡嗡”的声音。

教师一动不动地保持着那种姿势，用一种似乎自言自语的，勉强能使别人听到的声音说：“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是，我希望人死之后，真会有一种超脱肉体而存在于宇宙的东西。那样，生的悔恨就可以寄托在死后补偿，美好的情感也可以在另一个世界里继续。”

教师终于慢慢站了起来，最后一次扫视着他的学生们，指着第一排的一个空位子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个座位，是属于阿依达娜柯的，希望你们不要侵占，永远不要侵占她的座位！也希望你们珍惜生活给予你们的从事绘画艺术的幸运机会，永远珍惜！”

他仿佛觉得还有许多想说的话没有说，也仿佛觉得自己说得太多了，动手打开桌面上的画夹：“下面，请你们欣赏阿依达娜柯的几幅作品吧！”

北大荒纪实

一

我下乡到北大荒的时候，正值暮春四月。原野还覆盖着厚实的雪被，山林看不出一点绿意。马车和大解放汽车载着几百名知识青年和他们的行李，像远迁的部落一样，在茫茫的雪原上进发。一路只见两种颜色：白、黑、白、黑、白、黑……白的是雪，黑的是大地偶尔从雪被下袒露出的一块胸膛。

北大荒令我们感到这是一个没有春天的地方。从书本上看到的描写，老师在作上山下乡动员报告时对这个地方的赞美，我们用浪漫的向往所描绘的具有神秘色彩的图画，彻底被我们自己的眼睛否定了。歌声，早就停止了。笑声，早就停止了。交谈，早就停止了。从嫩江到黑河，一段没有铁路的上千公里的途程——沉默、进发、沉默、进发、沉默……

车队翻过一座山梁，猛然有人惊叫起来：“哎呀！花！”从山顶到山根儿，向阳坡上一片紫红！如同覆盖了一床巨大的紫红色锦缎被！这漫山遍野奇迹般出现的紫红色的花，这茫茫雪原之中乍一入眼的烂漫春色，对我们这几百名一路疲惫不堪的青年人来说，是多么赏心悦目哇！那种欢喜、激动、赞叹、兴奋，使每一个人的心头都不禁产生一种奇妙的微颤！那真是没法形容的！不是身临其境的人，单凭想象是难以理解和体验的！

因为是危险的下坡山路，汽车、马车一辆接一辆，想停也停不住。我们仅仅只能赞叹观赏这些紫红色的花而已，没有一个人跳下车去折一束花，非常遗憾。

中午，我和几十个知识青年，被三辆马车拉到一个类似“夹皮沟”的小小的靠山屯里。按生产建设兵团的正规叫法，那里是一个“连队”。集体宿舍一排临时腾空的旧仓库。“到了。终于到了！”心里面这么想着，一个个蹦下马车，扛起行李，有如思乡的游子归家似的，脸上都浮现出憨笑，脚步迫不及待地朝“家”门迈。走进去，只见墙和炕面都新抹了一层泥，火炕从南墙直抵北墙，长十几米。倘若再宽两米，三十个人在上面跳“忠字舞”是绰绰有余的。除此而外，屋里空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满屋里弥漫着被炕面烘烤出来的掺杂了麦秸、马粪的泥土的味道。

“啊哈！大家看！”眼睛刚刚适应了屋里的光线，就有人发现每个窗台上都摆着一束花！或插在酒瓶里，或插在罐头瓶里，或插在小铁盒里。这一发现，有如当年哥伦布那只船上的瞭望手发现了新大陆！众人一齐拥到窗台前观赏起来。花！就是那种大家在路上见到的开满山坡的花。紫红紫红的纽扣那么大的花瓣，像蜡梅一样的枝子，摆在朝阳的窗台上，给大宿舍增添了一种盎然春意！大家心里对为我们想到了这一点的人充满感激！

这叫什么花呢？大家互相询问，谁都摇头，都不曾见过。

“这是达子香花。”

大家纷纷回过头去，见说话的人抱着一抱劈柴，刚从门外走进来。他的身材挺高，但不壮。虽然穿着棉衣棉裤，整个人看上去还是怪单薄的。他戴一顶长毛的狗皮帽子，帽耳朵像京剧中县官的帽翅一样支棱着。脚上一双大头鞋，鞋面绽开好几道口子，显然是劈柴时被大斧子劈的，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他绝不是个地道的北大荒人。他的脸，黑、瘦、皱纹纵横。一张苍老的脸。而一双眼睛，却那么深邃，那么敏锐，又那么善良。

“达子香？为什么叫达子香呢？”于是我们异口同声地向他发问。

他把劈柴放在炕洞口，笑了笑，那是一种能立刻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感的微笑。

“没有谁考证过，也没有谁解释过，大概是从女娲补天那个古老的年代就这么一辈辈叫到今天的吧。”他这样回答。

因为自己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显出有点惭愧、有点抱歉的表情。

不管什么花，多半都具有一种芳香，有的馥郁，有的清幽。因此许多花都带有一个“香”字。可这达子香花，却无半点香味。既无半点香味，何以也攀附了个“香”字呢？是什么人封赐了这么个芳名？而且这名字——达子香，就有些古怪，全不像水仙、佛手、美人蕉、蟹爪兰、珠头樱草、令箭荷花等又好听又形象的花名，玄妙各异，耐人寻味。达子香，这名字不但土，而且叫你颠过来倒过去也琢磨不出个所以然来。究竟什么含义呢？内中有什么说道吗？我们把他当作一位植物老师，向他提出种种问题，竟使他一时不知所措。

正在这时，猛听一声喝喊：“同志们！……”大家都转过身去，但见一个短小精悍的人和一个虎背熊腰的半截黑塔似的人站在大宿舍门口。

虎背熊腰的人又喊了声：“全体立正！……”

短小精悍的人平静地说：“团参谋长看望大家来了！……”

话音未落，团参谋长出现在门口。我一眼便认出了她，她是我们A市女中红炮司的头头、市红代会的常委，一个二十二岁的秀美的姑娘。在庆祝市革委会诞生的大会上，我和她在主席台上并肩坐过。她的鼎鼎大名叫潘丽华。想不到我们同样是红代会的常委，她仅仅比我早下乡半个月，竟当上了团参谋长！那年头，在政治上女性比男性要走红得多！尤其对造反派们来说。我一点也没感到惊奇。何况我要不是对造反夺权等丰功伟绩腻烦透了，还不会报名来到北大荒呢！我是到北大荒来逃避使我怀疑和厌烦了的现实。

短小精悍的人又说：“下面欢迎参谋长作指示！”满口四川口音，说罢带头鼓掌。有人跟着鼓掌。更多的人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光是愣着。跟着鼓掌的人发现自己是少数，鼓了几下便停止了。掌声并不热烈，也不齐。

“请稍息！”参谋长下达了口令。

谁也没动，因为刚才谁也没立正。

“大家累不累？”参谋长用她那种还没脱尽女娃娃腔的语调大声问，那架势、那表情分明是在模仿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二〇三首长率领穿林海跨雪原的小分队战士出场亮相。不过远远没有抖擞出少剑波那种风度。她所希望得到的最满意的回答，大概也是像小分队战士回答少剑波的那句台词一样，异口同声、干脆利落的两个字——不累！

遗憾的是，大家缺乏这样特殊的训练，事先也没有谁关照过。更何况，大家并没把她这位参谋长放在眼里。就是有人介绍她是兵团司令，大家也不会格外尊敬多少的。司空见惯了嘛！

“这话问的，累得够呛！”

“真窝囊！别人搭上了大解放，我们坐的却是马车！”

“火炕上怎么没炕席啊？”

“在哪儿打洗脸水？”

“不是说我们要发领章、帽徽吗？……”

有几个人七嘴八舌地向这位参谋长发问。

女宿舍忽然跑来几个姑娘，像报告什么新闻似的，大惊小怪地叫嚷：“花！我们女宿舍有花！你们男宿舍有吗？嗬！也有哇！”

于是大家的情绪又都转移到花上来：

“你们知道这叫什么花吗？达子香！”

“我们早知道了！刚才那个烧炕的人告诉我们的！他还说这花是北大荒的迎春花呢！”

“他说这花还有别的颜色的没有？”

……

我却仍在悄悄打量着参谋长，见她十分尴尬，脸色绯红。身为长官而没有受到敬重，当然令人恼火。

“立正！”那个短小精悍的人又下达了一次口令，声调很严厉。大家不由自主地肃静下来，并拢了双腿，脚尖摆好三十度，双手贴在裤线上，像在学校上军体课一样，一个个以标准到可以做示范的立正姿势站着。说实在的，我对那个短小精悍的人从一开始就打心底产生一种潜在的敬畏，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大概是因为他有一张表情严峻的脸吧！显然其他人跟我的心理是一样的。

参谋长开始训话了：“乱吵吵什么？呃？从今天起，你们每一个人，都是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战士了！战士就得有个战士的样子！我们是从浴血奋战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战场转移到了另一个战场！我们现在是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到边疆的第一天，不问这里有多少地，每年打多少粮食，却对花呀草呀的这么感兴趣！像革命青年的感情吗？呃？……”

“装腔作势！”我在心里暗暗嘟哝了一句。也许是因为她现在比我高升了，我心里竟有点不大瞧得起这位造反派女战友。这算嫉妒吗？

“祁连长，”她把脸转向那个短小精悍的人，异常严肃地问，“这花是谁弄来的？”大家这才知道，个个暗自敬畏的就是我们的连长。

祁连长回答：“不太清楚。”

“怎么？你连安排的什么人打扫大宿舍都不知道吗？你们连队的接待工作太成问题了！”她又把脸转向那个虎背熊腰的人，问：“葛排长，你也不知道吗？”

“我……”葛排长支吾起来。他显然是知道的，不想说罢了。

“这花，是我折来的！”始终默默站在我们身后的那个烧炕人，这时自我承认了。他回答之后，从我身后走到了参谋长面前。

她愣住了。好一会儿，才又问：“炕烧热了吗？”

他镇定地点点头。

“洗脸水都烧好了吗？”

他又点点头。

“你折这么多花摆在知识青年的宿舍里干什么？”

……

“知识青年的宿舍，要保持一种严肃的集体生活的气氛！不许搞些花呀草的！这算什么情调！庸俗透顶！”

“每一个北大荒人都爱达子香花。”烧炕人异常冷静地回答。

“你！……”她更加恼火起来，却无话可答，脸又一次因尴尬而变得绯红。

“把这些花扔出去！”她向他大声说，完全是一种命令的口气。

“……”他一动也未动。

她的脸一时紫红得比达子香的颜色还深，用手朝他一指，面对我们大声说：“他，他是个思想反动的编辑！编辑出版过好几本反动的黑书！你们要监督他进行思想改造！……”

二

我对当编辑的人怀有一种深深的敬意。我的父亲在世的时候就是某出版社的编辑，他大半辈子都在同别人的稿纸打交道。用我母亲的话说，他是在别人的稿纸上一格一格爬过了一生。父亲一辈子编辑出版过不少书，却没有留下一页属于自己的文字在人间，只留下了上百件小小的不值钱的瓷器。那是许多作家和作者们送给他的。他一生唯一的乐趣仅仅在于此——收藏这类小瓷器。这上百件小瓷器目前只留存下来一件，是母亲作为父亲的遗物珍藏的，其余的全在十年动乱之中遗失了。我常常不无同情和惋惜地想，如果父亲把用在别人作品上的心血和精力分散出一小部分，一定是可以自己写出一本什么书来的吧？

仅仅由于我对编辑这种职业的敬意，使我比其他知识青年们对杨昉——那个给我们宿舍烧炕的“思想反动”的编辑要“人道”一些。

我并没有主动与他接触。我是一个“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他戴着一顶“反动”的帽子，我有顾忌。他没有注意过我，我却在暗地里处处留心观察着他。我观察出，他一点也没有那些命运乖舛的人们那种心灰意冷、失魂落魄、甘心受人摆布的表现。相反，他很乐观，一天到晚坦坦荡荡、毫无精神负担的样子。即使在连长和排长面前请示什么，回答什么，也是从容矜持、不卑不亢。

我们的祁连长是早在一九五八年转业到北大荒的十万官兵中的一个。他在部队里曾当过侦察排长，遇事异常沉着冷静。按说他到北大荒已经整整十年了，工作上又很有方法和魄力，往小了说也应该提升为营一级的干部了。当年他的许多战士都提升为他的上级了，却不知他为何官运如此不通。有一次我很婉转地兜着圈子向葛排长提出了这个问题，葛排长叹了口气，摇摇头苦笑着回答：“咱们连长八字不好。”接下来便守口如瓶，不肯透露什么。以后，我从一些老职工、老战士口中才逐渐了解到真相。他在工作中得罪了顶头上司，一度曾被撤职。后来，一位农垦部的领导到北大荒视察，听那些替他打抱不平的群众反映了情况，亲自替他平了反。临行，那位部里的领导还留下一句话：“只要有我在，祁连长永远当连长！”几年前，团里要提升他当副营长，有人说：“部里的领导当年讲过的，只要有他在，祁连长永远当连长。我看得慎重，最好先打听一下这位领导还在不在，然后再决定提升不提升。”团里还真够慎重的，派人到北京一打听，那位领导还健在，因此就没敢贸然提拔他。这真是桩叫人哭笑不得的事！唉！世界之大，无奇不有。祁连长本人，对提升不提升的，根本不在乎，全没当回事放在心上。

葛排长是个老好人，别看虎背熊腰的，性子却比贤淑的女人还要温顺。他是个山东庄稼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带着家小响应号召移居到北大荒的。对一切超出他理解能力的事，他总是一言以蔽之：“怪。”没多久，知青们就送了他个外号——“怪姥姥”。

我又观察出，连长也好，排长也好，都从未存心为难过杨昉，甚至有时还以特殊的方式照顾他。比如为集体宿舍上山伐木时，排长就会问连长：“还叫杨昉上山吗？他上山去也伐不了几棵树，你说呢？”连长便回答：“得了！叫他上山干什么！出个一差二错，我们也不太好交代！”

这一发现对我非常重要，大大消除了我心中的顾忌。

一次，我有意套排长的话，问：“那个杨昉，问题挺严重吗？”

排长抓抓腮帮子，没有正面回答，却说了这么一句：“那老家伙，很有学问。”

这句话使我心中的顾忌又大大消除了不少。以后我听说，在他结婚之后的第二年，他的妻子生病死了。他非常爱他的妻子，再也没结婚，至今仍是孑然一身。记不得是哪本书上写过这样的话了：“一个人对待爱情如何，可以衡量其品格高下。”我是挺信服这句话的。杨昉对他的亡妻爱到如此深的地步，毕竟这不可能是一个丑恶的灵魂所能具有的感情。“文化大革命”前，我所受的全部教育无非是：革命=好人，反动=坏人。“文化大革命”中的现实，却使我得出了自己的一套结论：被视为最革命的人也许并非好人，被视为最反动的人也许绝非坏人。我开始这样来认识杨昉其人。

每天夜深人静，大宿舍里鼾声如雷的时候，杨昉便悄悄爬起来，拧下手电筒的罩头，当成一盏小小的台灯，借着微弱的光亮，将身子低俯在一个小箱盖上写信。旁边放着信封、邮票、糨糊。有谁起夜从他身旁走过，他便将那几页纸塞进信封，贴上邮票，封好信封口，在信封上填写起地址姓名来。我发现他写的信那么多，寄信的时候却非常之少。

我愈是对他细加观察，愈是发现他身上确有一些令人不可捉摸之处。他一有空闲，便独自呆坐一旁，眼睛像固定的照相机镜头一样盯视着随便一件什么东西，状若泥胎。间或从衣袋里掏出几页纸，匆匆扫几眼，便又放进衣袋去。他分明是在默背什么。那几页纸上会写着些什么呢？是语录，还是圣经？他是一个心理上的被虐待狂，还是一个基督徒？

一天，零下四十度，连长发话放假，知青们便在大宿舍里分成几伙打扑克。

“他妈的！这屋里成冰窖了！”一个外号叫“刁小三”的知青，忽然把手中的扑克牌一摔，蹦下炕，将正坐在火炉前发呆的杨昉猛地扯了起来，指着他的鼻子说：“你不能把火烧得再旺点吗？”这“刁小三”是某造反团的一位职业打手，左额有一块可怕而丑陋的“光荣疤”。他不以为丑，反而引为自豪，常常当众炫耀。我很讨厌这个自以为是而又非常霸道的家伙。

杨昉看了“刁小三”一眼，一句话也没说，默默地走出了宿舍。许久，他抱了一大抱现劈的松明柴，冻得脸色铁青地回到宿舍。不一会儿，就把大铁炉子烧得红了起来。

“他妈的！你要把这宿舍烧得比炼人炉还热呀！老子受不了啦！你给老子把门打开！”“刁小三”又对杨昉斥骂起来。

杨昉默默地走过去，把宿舍门敞开了一道缝。

“给我打一茶缸开水去！”

杨昉默默地从“刁小三”手中接过茶缸，又默默地走出宿舍，打回满满一缸开水，默默地递给“刁小三”。

“刁小三”呷了一口，“噗”地吐掉，瞪着杨昉：“他妈的！这叫开水吗？”

“是开水，我烧的。”杨昉终于回答了一句。

“他妈的！我说不开就不开！你给老子重打去！”“刁小三”将一茶缸水泼在地上。

杨昉接过茶缸，盯视了“刁小三”足足有三分钟，随手将茶缸“当”的一声扔进宿舍的尿桶里。

“你！……”“刁小三”从炕上蹦了下来。

我也从炕上蹦了下来，走过去，不软不硬地说：“你别欺人太甚嘛！”

“刁小三”虽然霸道，却是有点怕我的。俗话说，二乎的怕野蛮的，野蛮的怕不要命的。在某些场合，我是很有点“不要命”的敢死精神的。

“这事儿没完！”“刁小三”嘟哝了一句，又凑到牌桌上去了。

第二天，“刁小三”和几个知青在宿舍里批斗杨昉。

“你说过‘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文化大灾难这句话没有？”

“说过的。”

“你这是含沙射影的恶毒攻击！”

“你懂什么叫‘含沙射影’吗？”杨昉反问。

“刁小三”答不上来。

杨昉便引经据典地解释起这个成语来。

“他妈的！你个臭编辑！跟老子诌什么文辞！”“刁小三”骂起来。

我一声不响地走过去，一把抓住“刁小三”的头发，将他的头朝土墙上撞，撞得他双手抱住头嗷嗷直叫。

我觉得把他教训够了，才松开手，警告他道：“你小子记住！以后提到编辑两个字再出言不逊，我就对你不客气！我爸爸是当编辑的！”

批判会叫我搅黄了。

当天晚上，葛排长到大宿舍来查夜，一盆脏水从门上扣到他头上。不用说，这准是想报复杨昉的，却让葛排长领教了。

第二天一早，连长来到了大宿舍，指着“刁小三”当众宣布：“你在开展大批判这方面很有创造性，但愿你在生产斗争中也能干得出色。连里决定，调你到新建点去！明天就去！”

“刁小三”傻眼了。他跑到连部，苦苦哀求连长，说自己有病，不适应新建点的艰苦生活。连长却任他可怜地哀求，丝毫也不为所动。

“他妈的！你这是报复！”“刁小三”见软的不行，来蛮的了。

连长霍地站起来，竖起手掌，朝桌角猛力一劈，只听“啪”的一声，将桌角劈下一只来！真不愧是当过侦察排长的！

“你再敢吐出一个脏字来，我就往你脑袋上来一下！”

“刁小三”吓呆了……

杨昉的所作所为，常常叫人无法理解。收大豆的时候，我们在豆地边上发现了一对母子狍，两只狍子一前一后朝树林里奔逃，许多人在后面追，把手中的镰刀当标枪，纷纷朝狍子身上砍扔。母狍逃得很快，小狍由于惊惶，东跑一阵，西窜一阵，眼看就要被人们撵上。母狍忽然站住了，扭过头，迟疑了一刻，竟又冒着被同时逮住的危险，跑回小狍身边，陪着小狍一块儿再朝林子逃。人们在后面穷追不舍，呐喊，飞抛镰刀。母狍忽然又站住了，再次扭过头，愣愣地瞧着追近了的人们，竟折转方向，朝公比拉河边逃去。人们都舍弃了小狍，追捕肥大的母狍。母狍逃一段，停一阵，然后再逃。小狍早已窜进林子里去了，母狍却被四面包围在河边。它刚跃起来要跳进河里去，一把镰刀砍在它的后腿上。它栽倒在地，没等它再站起来，就被赶上来的人压在身底下了。

捕获了狍子的人们，个个兴奋。

“真是傻狍子，一点都不假，不往林子里逃，偏往河边跑！”有人说了这么一句。

“我看它比人聪明。”杨昉走了过来，接过那句话说，“它是为了那只小狍子脱险，它的目的达到了。”他同情地望着那只受了伤被逮住的母狍，仿佛觉得它的被逮是很悲壮的。

葛排长迅速地解下鞋带，把狍子的四蹄捆上了。而后拍拍狍背：“这家伙真肥，准有七十多斤！”

连长看一眼手表，很有把握地说：“要是现在就派人送回食堂去，晚饭准能吃到狍子肉！”

“我把它扛回去吧！”杨昉自告奋勇。

连长点头同意了。

开晚饭时间，人们早早就排在了窗口前，专等吃狍肉。可空等了一场，炊事班长说，根本就没见到一根狍子毛。

连长气鼓鼓地去找杨昉，劈头便问：“狍子呢？”

“我放了！”杨昉平静地回答。

“放了？你怎么就给放了？！”

“要是换一只狍子，我就不会放了。可这只狍子太有灵性了，我不忍心看它叫人杀掉。”

“你，你这不是成心拿大伙耍着玩嘛！”

“就算我买它一条命还不行吗？按猪肉折价，七十斤，七十元钱。”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叠钱，“给，点点，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连长嘴里半天才挤出四个字：“岂有此理！”没接他的钱，恼得涨红了脸，拂袖而去。

三

团里突然来了调令，调我到宣传股当宣传干事。我觉得这事有些蹊跷，拿不定主意去还是不去，便跟我的好朋友王文君私下里商议。我和王文君是到北大荒之后才认识的。他的爸爸是个“走资派”，因此他时时事事处处小心谨慎，不得罪任何人。他为人很厚道，在大宿舍里是个弱者，常常无缘无故受到别人的捉弄和揶揄。当时我无形中养成了同情一切弱者的性格，以专爱打抱不平的“拼命三郎”自居。他把我看成“保护人”，我把他视为能够推心置腹的唯一可信赖的伙伴。人活在世上，如果没有一个可以信赖的人，生活可就太没意思了。经验告诉我，信赖弱者比信赖强者可靠。

我问他：“团里怎么会知道我这样一个人呢？”

他想了想，很肯定地回答：“准是潘参谋长向宣传股推荐的。”

“潘丽华？”

他点了点头。

“你怎么能这样肯定？”

“她跟我说起过你。她说你很有才华，能写一手好文章，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她说，可是你后来有点对政治斗争厌倦了……”

“她怎么会对你说起我呢？看来你们的关系还挺不一般呢！”我对他的信任不禁动摇起来，口气中流露出毫不掩饰的嘲讽来。

“不！不！……”他连声分辩，脸红了，讷讷地说，“我和潘参谋长只是一般的同志关系。连同志关系也说不上！市委夺权的那次武斗中，她被红二司的几个人追得沿着马路逃，逃到我家去了，是我把她藏在我家里才……要不她那次说不定就没命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

“对，就是这么回事！你可千万别误会！不过，说实在的，她对我挺关心的。她说，像我这样的人，一定要以实际行动得到党的信任，今后政治上才会有出路。”

我很同情地望着这个“走资派”的儿子，同时打定了主意，不到团里去当什么宣传干事。我才不需要那个潘丽华来提拔我呢！

没想到，那次交谈，竟是我和王文君的最后一次交谈。

几天之后，公比拉河由于山洪暴发，变成了一条汹涌湍急的大河。河水淹了坐落在河边的马厩。人们听到紧急的钟声，半夜三更爬起来，都奔到河边去抢救草料、马匹、驭具。一捆麻袋被卷到河心，冲出老远。王文君要跳到河里去捞，好多人都制止。河水已涨到两米多深，流速很急，从山上卷来许多断树、石块，实在有些冒险。

他生起气来，说：“那就眼睁睁地瞅着国家财产受损失吗？我们天天讲‘宁为“公”字前进一步死，不为“私”字后退半步生’，现在就是考验的关头，难道就当口头革命派吗？”

我紧紧拉住他不放，提醒：“可你的水性并不好哇！”

“现在要检验的不是哪个人的水性！是革命性！”说罢，他挣脱我的手，穿着棉袄扑通跳下河去。他刚游到麻袋旁，就开始下沉了。岸上的人纷纷跳下河去救他，他却转眼被河水吞没了，冲走了，在北大荒那个冰雪未消的四月的深夜里。记得那天夜里的月光非常清冷。第四天，才在公比拉河下游十几里远的地方找到他的尸体，紧紧地搂抱着那十来条一捆的麻袋。我亲眼看到，人们为把那捆麻袋和他的尸体分开，竟不得不掰断了他的三根手指……

连长十分难过，说：“我有罪！我有罪！马厩当初不该修在河边……”

从不发火的葛排长大发雷霆：“你们岸上的人都是呆子、痴子吗？为什么不制止他？为了一捆麻袋，就是一捆麻袋……叫我们怎么向他的父母交代？……”排长说着说着，放声大哭。

连队开了很隆重很庄严的追悼会。

团党委授予王文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称号。

团宣传股的报道员闻讯前来采访。

《兵团战士报》登载了他的英勇事迹。

然而他毕竟才十九岁就死了。在我敬佩他的同时，内心深处却为他产生一种惋惜，一种不能明言的悲哀，一种恨。我恨潘丽华，认为王文君的死，她应负有不能推卸的责任。应《兵团战士报》的要求，我写了一篇悼念王文君的文章，其中融进了我的种种感情和思想。

我觉得，王文君那天明明知道自己会死却还是要往河里跳。因为他不止一次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我做的任何一件好事都被说成是伪装积极、骗取信任、别有用心！看来我只有哪一天用一死来表明这一点了！”想起他说的这句话，我的心头不禁滚过一阵战栗！

愿这个“走资派”的儿子灵魂安息！

如今，我更加怀念我诚实厚道的朋友！

我永远哀悼这可怜的十年动乱之中的弱者！

我给杨昉看了这篇文章。杨昉要我把这篇文章收藏起来，别寄出去。

他说：“你无非想讲几句真话，我理解你。你知道高尔基为什么叫高尔基吗？这个笔名是‘痛苦’的意思。人，不能讲真话是最大的痛苦。痛苦就暂且痛苦一个时期吧！痛苦会促使你思考，思考会促使你成熟。”

我没有听从他的劝告……

四

几天之后，我被连长叫到连部。

“你写了一篇什么文章？”连长劈头便问。

“是的。”我承认了。

“你他妈的龟儿子！”连长破口大骂，“你奶毛干了没有？拔几根给我看看！别人都是毛毛虫，就你他妈的有思想是不是？！明天，不，今天你立刻就给我回城探家去！没有路费到会计那借！三个月之内不许你回连队！”

连长如此发火，我料到那篇文章准定惹下了什么大祸。我去找杨昉，向他吐露了自己的不安。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劝告？！你还想躲回城市去？！你躲得过去吗？！事到临头你才找我！找我有什么用？！”

他发的火一点也不比连长小，只不过没有像连长那样张口骂娘。

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没有躲回城里去。

想不到我那篇不到三千字的文章，居然惊动了从兵团到省里的许多大人物。大人物们一一作了批示：思想斗争的新动向。

思想斗争当然属于阶级斗争的一方面。

上面很快就派来了“钦差大臣”，亲临阶级斗争火线。

我们连队停产了。

团员、党员、干部、战士、积极分子，各种人物分别组成的学习班，动员、启发、引导，讨论了整整两天，为一次大批判开路。

批判会那天，我当真被吆喝到前面去当“活靶子”的时候，心里反倒坦然起来。

“借题发挥，否定知识青年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必要性”“宣扬资产阶级活命哲学”“公然和‘斗私批修’的伟大指示唱反调”……一顶顶帽子压在我头上。我知道那全是些言不由衷的批判。

“宁为‘公’字前进一步死，不为‘私’字后退半步生”，这句口号贯穿始终，伴随阵阵呼喊，加强了批判会的声威。

批判会结束后，“钦差大臣”们当场宣布，要在全兵团七个师、一百二十多个团、三千多个连队内，对我进行巡回批判。此决定刚宣布完，杨昉站起来了。

“我声明，”他镇定地说，“那篇文章不是他写的，是我写的。这个年轻人看过我写的那篇文章，在发表欲的驱使下，剽窃了我的文章。与其把那些罪名加在他头上，对他进行巡回批判，莫如针对我。”

想不到他会这样做！

我愕然了！怔怔地望着他。

所有的人都愕然了。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射在他身上。

“你、你、你有原稿吗？”

“钦差大臣”们疑惑地追问。

“原稿我已销毁。”他依然那么镇定。接着，他把我写的那篇文章从头到尾几乎一字不差地背述了一遍，以此证明他是那篇文章的真正执笔者。

我怎么能想到他会具有这种过目不忘的惊人记忆力呢！

那几位“钦差大臣”虽然对此半信半疑，但却对他比对我更感兴趣。

把一篇“反动文章”和一个“反动编辑”联系在一块儿，岂不是“狠抓阶级斗争”的伟大成果吗？何况他不打自招！

“钦差大臣”们是多么振奋和鼓舞哇！

无论我怎样解释、争辩、吵闹，都半点用处也没有。

第二天，杨昉被带走了，代替我去接受三千多个连队的巡回批斗。

排长亲自抱了几卷厚厚的草苫子，铺在马车上。他一眼也不看杨昉，却对那几个押解者说：“怕你们冻坏了呀！”

连长远远地站在大宿舍门前，望着杨昉坐上了马车，慢慢脱下自己的大衣，朝我招招手。我走过去，连长把大衣塞到我怀里，似乎想说什么，却什么也没说出来，只是朝马车翘了翘下巴，一转身走进大宿舍去了……

我捧着大衣走到马车跟前，望着杨昉，说不出话来。我把大衣一塞给他，眼泪便唰地涌了出来。

“别难过嘛！”他微笑着说，“你还记得那只傻狍子吗？那只很有灵性的傻狍子……”

他就这样离开了我们那个小小的“夹皮沟”。临行前，将一把钥匙交给了我，嘱咐我替他保管好他唯一的财产——一只旧木箱。

一万次的悔恨加上十万倍的痛苦也不能抵消我在这件事上的罪过。

悔恨和痛苦至今仍像老鼠一样啃咬着我的心！

那时我才理解，他为什么对我讲到高尔基——“痛苦”的笔名。

我打开他那只木箱的时候，惊呆了。在几件破衣服下面，放着满满一箱子信，至少有几百封。我从最上面一封没有封口的信中抽出信纸，看过之后才明白，根本不是信，是一部长篇小说手稿中的几页……我恍然大悟，原来他白天把一部长篇小说的初稿中的几页背下来，夜晚再装成写信的样子凭记忆并经过文字润色后工工整整地抄下来！谁能想到？！

春播之后，二十二岁的参谋长潘丽华到我们连队“蹲点”来了。她比以前消瘦多了，脸色也苍白了，好像刚刚害过一场大病的样子。一见到她，我就想到了王文君的死。想到这一点，我就产生了一种想对她实行报复的念头。我甚至把杨昉这笔账都很不公正地算到她头上了。一天，我借口找她有话单独谈，把她骗到了连队后面的山上。

“你要跟我说什么话？为什么一定要在这里跟我说？”她疑惑地问。

我从草窠间找出一把事先放在那里的铁锨，朝她手中一递：“挖！”

她迟疑地接过铁锨，又问：“挖什么？”

我冷冷地回答：“挖坟！”

“挖坟？给谁挖坟？……”

“给你自己！”

她惊愕地瞪大了眼睛：“你……”

“我今天要你死在这里！”我胸中积压已久的怒火喷发而出，“我要你给王文君抵命！是你害死了他！他听信了你的话！受了你的骗！没有王文君的死也就没有杨昉的事！为了他们，我要你死！……”

她呆住了。铁锨倒在地上。她慢慢地双膝跪倒，忽然捂住脸，哭了。

“是我的罪过吗？我真心实意为他好的呀！他和我是邻居，是同学，从小学到中学都是一个课桌。他对我比哥哥对妹妹还好。我，我是爱他的呀！……”她呜咽地说出这番话。

她这番话使我呆住了。

她忽然不哭了，站起来，说：“你走吧！既然你把我看成这么坏的人，别人也一定不会把我当好人看。那就让我死吧！不过你千万别对任何人说今天发生的事！要不我死后也会连累你！你走吧！我死就是！……”她拿起铁锨，真的替自己挖起坟来。

我忽然可怜起这个二十二岁的小姑娘来。我原本只想吓一吓她。我谴责自己的报复太过分了。

我默默从她手中夺下铁锨，抛出了很远。

我们无言地对视着，禁不住同时放声大哭起来……

杨昉回到连队了，是他的尸体。

我、连长和排长，亲自将他埋葬了。

不知他是如何熬过那一次次的批判的。

连长亲自找了个老石匠，为他刻了一块碑。碑上刻着“北大荒人之墓”。除了这几个字，还能怎样刻他的碑文呢？……

毫无香味的达子香，那只很有灵性的傻狍子，一位老编辑……

植物、动物、人……

常常使我产生奇怪的联想和某种思索。

如今，那部以信的方式修改并保存下来的书已出版了，扉页上烫金印的是别人的名字。只是在最后一页，书尾，印着六个小字：责任编辑杨昉。杨昉的名字，印在黑框之中。

虽然，我已经离开北大荒多年了，但无论何时何地，一眼看到了一种什么花，哪怕是最普通最常见的，比如路旁的一朵小小的无名的野花，哪家小院里栽种的扫帚梅、月季，或者窗台上摆的一盆玻璃翠、瓜叶菊什么的，心中都会蓦然有所牵动，想到生长在北大荒的达子香花。

我至今仍不晓得毫无香味的达子香花何以也沾带了个“香”字。倒是常常不无忧郁地想到杨昉当年放生的那只傻狍子。也许它又被什么人捕捉到了吧？还会有人放掉它吗？……

边境村纪实

我既然决定不告诉你们它的名字，同时也就决定不告诉你们他的名字。你们不妨这样认为：他和它——那个黑龙江边的村庄，完全是我臆想出来的。某些善于讲故事的人，总希望别人把故事当成真事。而我却希望，你们把我讲的当成一个故事。当成一个故事吧！我希望这样，真的……

我是个AB血型的姑娘。这种血型的姑娘，一般都不太明白如何才会讨人喜欢。遗憾得很，我属“一般”之列。幸亏长得还算清丽文秀，使我内心常保持着一种潜存的自慰。那一年我十七岁，企图逃避“上山下乡”运动，最终乖乖“就范”。怀着对现实幼稚的挑战，与几个男女同学来到那个紧靠黑龙江边的村庄插队落户。到时天已完全黑了，从远处望见一片橘黄的灯光，以为它很大。马车进村后才知道，半数灯光闪耀在江那边儿。

这村庄百余户，多是渔民。他们也种地，地很少。家家户户都有柳条编的小院篱笆，院里都竖着高高的笔直的桦木杆，晒鱼的。这一边境地域七八个村庄，有的和这个村庄一样，就在江边。有的离江边稍远，远也远不到哪去，至多半里。它是这七八个村庄的中心村。江对岸也有七八个村庄。他们的村庄和我们的村庄相对坐落，黑龙江仿佛是一条巨大的鳗鱼，他们的和我们的村庄，仿佛是它对称生长的鳍翼。白天，冰封的黑龙江像一道漆线，将我们的和他们的村庄划分开。夜晚远望，一片片橘黄的灯光，将他们的和我们的村庄连接起来。我们这些村庄里没电，他们那些村庄里也没电。各种油液灯的橘黄色的光，使我们和他们的村庄同样保持了一种如隔世纪的古老而神秘的色彩。那一带江面不宽，站在江边，可以清楚地听见他们村庄里的鸡鸣狗叫，人喊马嘶。我们这个村里的人告诉我们，妇女奶孩子的工夫，足够从我们的村庄到他们的村庄走两个来回。当然那是过去的事了。过去两个村庄里的人常来常往，互相请求人力物力帮助，或者交换彼此缺少的东西。

使我们感到惊异的是，我们村和他们村的小学校、卫生所，都一字排开建在江边。都是红砖结构，外观一模一样。它们是过去年代的产物。两村学校和卫生所用掉的几十万块砖，是我们的人在我们的砖窑里烧出来的，也都是我们的人一砖一瓦建盖的。他们送给我们两条机动渔船表示酬谢。这段友好时期的历史，是我们与村人们闲谈时了解到的。了解到这段历史，对我们这几个插队知识青年来说，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与当地的人们相比，我们更尊重现实。现实是距离我们和他们双方的卫生所五百余米处，隔江对峙着他们和我们的哨所。他们的哨所刷成深绿色，我们的哨所也刷成深绿色。驻守他们哨所的，是正规边防军。驻守我们哨所的，是基干民兵。两个哨所，与双方的卫生所和小学校相向并列江边，意味着历史严峻的延续。我们面对着历史，也面对着现实，历史有时就变得暗淡无光了。他们送给我们的那两条机动渔船，一条，已经破损得不能下水了；另一条几经维修，开江后还准备用来捕鱼。其实它已很少保留原部件，船体的五分之四由新木料替换了，连外形也分明有所改变。甚至可以说，它完全是另一条船了。但旧的苏造马达却没被沉入江底，废物利用，放在小学操场上，成了孩子们喜爱鼓捣着玩的东西。

“瞧，这就是他们那边当年送给我们的船。”不少村人提起当年事，都免不了领我们去看一遭那条船，如同向我们展示一件本村的文物。他们还会以强调的口吻对我们说：“它原先就是白色的。”好像认为它原先是白色的，便应该永远是白色的。我们只是看看、听听而已，对它原先是什么颜色的，今后是否会永远保持原先的颜色，半点都不感兴趣。倒是他们那种古怪的心理，使我们非常诧异。他们不厌其烦地维修的是一条船，也是在缅怀一段沉淀在他们记忆中的历史。一段恍如昨日的历史。他们分明是在固执地、含蓄地向我们也向现实申诉着什么。而我们，面对什么样的现实，便适应什么样的现实。也许是因为他们居住在黑龙江边上的缘故？也许还因为他们想到，他们的子子孙孙都将居住在黑龙江边上？我们毕竟和过去的历史没发生过任何牵连。

我们这个村卫生所原先的医生姓王。在我们到来前，被调走了。因为他是个劳改摘帽的“右派分子”。接任的医生姓姚，我们到村里时，他已为本村接生过两个孩子了。

他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是学眼科的。我母亲也是医生。我常听母亲说：“金眼科，银内科，叽哩哇啦小儿科。”可见眼科医生很有身价。据说他毕业时，本可以分配到哈尔滨市立医院的，因为他成分好，“文化大革命”中是个“散兵游勇”，没卷入到这个团那个队的派系斗争漩涡之中。他却不识时务，主动要求分配到了这种没人心甘情愿来的地方。这足以证明他有点迂腐。也许是“大智若愚”吧？为了捞取什么政治资本？我们不得而知了。

他既然来到这种地方，就不可能再仅仅做一个眼科医生了。这地方需要的不是专科医生，而是“百科医生”。他这人倒很好学，真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百科医生”。头疼脑热，小疾小病，偏瘫麻痹，久疴顽症，他都热心给予医治。一般性手术，他也敢下刀。学院派的西医，大抵都蔑视“江湖郎中”一类的“草药偏方”。他不，他很重视。虔诚收集，广为应用。这就使信服中医胜于信服西医的当地民众对他产生了十二分的好感。据我考察，当地民众普遍有两种感情深厚的信仰——共产党和中医。难道他对民俗心理学颇有研究？

他爱妇女。

我的意思是说，作为一个医生，他对遭受疾病折磨和缠绕的女性，不分老幼中青，都怀有一种博大的无私无欲的同情、怜悯和关心。他为她们治病，像为自己的亲人治病一样。他尤其关心那些将做母亲的女性。他有一个小本，七八个村子里的女人们，谁刚刚做了媳妇，谁怀了孕，谁的预产期什么日子，都在小本上记得一清二楚，他经常前往探视。当地七八个村子里的女人们也很爱他。我不便用“热爱”这个词。这个词的内涵太伟大，令人落笔迟疑。我也不想用“尊敬”或“喜欢”这类词。前者太严肃，后者太轻佻，都难以准确表达当地女人们对他的那种特殊感情。那是一种升华到了民俗感情之上的感情。只有哪个男人首先从人格而不是从生理上视女人为女人，女人们才会以这种感情报答他。我敢说，这样的男人不多。大概也只有当地女人们，才能够像爱他一样去普遍爱一个男人。这只能被认为是一种因地域偏远没有被“动乱年代”的“急风暴雨”涤荡掉的古朴民情。

男人们对于他，才用得到“尊敬”二字。这种尊敬是由衷的。因为他对他们的女人的爱和关心，也同时体现了他对他们子孙后代的爱和关心。何况他行为磊落，人品正派。他们没有半点吃醋的理由。不分辈分，都叫他“姚所长”。卫生所只有他一个人，他们这么称呼他也算顺理成章。

倘说他这人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不够谦虚。他仿佛认为他所受的一切尊敬和爱，都是当之无愧的。从没表示过半点“接受再教育”者的恭顺样子，却处处地、经常地对贫下中农进行种种“再教育”。而他们非常大度地容忍了他这个缺点，不甚计较。我们在村里“安家落户”一段日子后，进一步考察出，村人们对于在他们面前表现得过分恭恭敬敬的“接受再教育者”，反而印象并不怎么好。我们中的一个，是哈尔滨工业大学一位著名教授的儿子，对每一个年龄比他大的村人，不分男女，一律低眉顺眼，不敢高声说话，恭敬得几乎到了信徒对神父的地步。那在他是很虔诚的，因为他自觉背着一个“臭老九”子女的包袱。我们听到村人们背后议论他：“那孩子，怎么那样假酸捏醋的啊！真叫人受不了。”我们就启发他，教他和我们一样，如何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

有天锄地，他突然大喊一声：“老张头，来支烟！咱爷们到你们这里三个多月了，还没抽过你一支烟呢！”喊罢就上前翻老张头衣兜，翻出烟来，大大咧咧地叼一支在嘴上，剩下的半包“借花献佛”，分了。

从此，老张头对他倒格外亲近起来。过端午节，还单请他一个人到家去吃粽子。他悟性大开，万分感激我们对他的启发。

我们也是受到姚医生启发的。他不论跨进哪家门槛，赶上饭，便盘腿往炕头一坐，回到自己家里似的饱吃一顿。有时甚至进门就嚷：“嫂子在家吗？我替你看孩子，你给我做顿好吃的吧！这几天食欲不佳，体内缺‘卡’了！”

被称作“嫂子”的女人，虽然绝对不晓得什么叫“卡”，但却会很慷慨地将鱼、肉、鸡、蛋，凡属好吃的，统统做了给他端上桌子。看来他对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的个中道理，深通谙达。

他尤其受到队长的器重，是队长心目中的一个人物。队长觉得他这个人物，为本村增了不少荣光。

队长做主，“赐”给他一匹好马。那是一匹菊花青色的儿马。当地的马，都是苏联马与中国马杂交的后代，既有中国马的温良性情，也有苏联马优美而高贵的体态。长腿，长腰，长耳。如若头生叉角，特像驯鹿。他请村里一位“大嫂”按照他自己设计的衣样，裁做了两套紧身衣裤。一套春秋穿，一套夏季穿。除了冬季，他就穿着黑色或白色的紧身衣裤，在这一带村庄之间驰来奔去。他是个好骑手，骑姿潇洒极了。不是他，而是另一个人如此这般，当地民众肯定会按照当地惩罚“纨绔子弟”的传统做法，将这个人衣服裤子上刷遍面汤，贴满鸡、鸭、鹅毛，游村示众。对他，却非但不加丝毫指责，反而都挺为之自豪地说：“瞧咱们姚医生，多神气！”这使我们不无嫉妒。怀疑他靠什么狡猾而高明的手段，才将贫下中农们迷惑了的。我们几个“插姊插妹”对他的嫉妒，总不免掺杂别的成分。我们姑娘间都不愿彼此公开承认这一点罢了。

他对我们倒非常友好，俨然以“大插兄”自居，常到我们的集体宿舍来，来时总带一架破旧的手风琴，和我们一块儿唱歌。我们不高兴唱，他就独自唱给我们听。他的嗓音很淳厚，男中音。在那样一个缺少文化娱乐的村子里，每天能听他唱几首歌，也算难得。他唱的既不是“语录歌”，也不是“诗词歌”，都是外国歌曲，大多是苏联歌曲。他好像并不觉察我们心中都对他暗暗有些嫉妒，我们对他的嫉妒心理因此而渐渐消失。

冬天，下第一场雪后，他就不再骑马了。他自己制作了一副滑雪板。他还是个挺不错的滑雪运动员呢！每天滑雪巡回医疗。这个人使我们感到他太会生活了，太无忧无虑了，太快活太自由了！在这么一种几乎可以说是地角天边的地方，能够自得其乐，而且受到公众的尊敬，说到底还是一件令人嫉妒的事。我们都做不到。

村里有个叫刘栓的中年汉子，常酗酒，醉了就打老婆。一次又打老婆，惊吓了他们不到一岁的孩子。他不请姚医生，怕姚医生训斥他、挖苦他。这刘栓有他自以为聪明的办法。说来也算不得聪明，更算不得智慧，亦属“偏方”之类，不过很愚昧。他买了几张大红纸，裁成无数小纸，用歪歪扭扭的字体写下四句“陈词滥调”：

天皇皇，地皇皇，

我家有个吵夜郎。

过路君子念一遍，

一觉睡到大天亮。

他不敢在本村张贴，倒不是认为本村尽非君子，而是怕姚医生看到了，会不客气地责骂他。姚医生顶不能容忍的就是这一套近乎巫医的做法。他倒是想得出来，半夜里偷偷用一只风筝，将那许多小红纸载放到江那边去了。大概按照他的很“聪明”的想法，是苏联人看到还是中国人看到，是并不影响医效的。好比中药用沙罐熬或用砂罐熬效力一样，只要看到就行。看不懂中文也不要紧的，关键在于得有人看。越是看不懂，兴许就会越加研究。

第二天，苏联那边的哨所升起了语旗，要求与我们会晤。我们的民兵没有拒绝。会晤时，他们那几个驻守哨所的边防士兵向我们提出严正抗议——认为这是边境挑衅事件。

军人和老百姓是不一样的。军人有军人的思维，他们的思维是另一个世界，普通百姓是很难进入他们那个世界的。无论是我们的百姓还是他们的百姓。

会晤在江中间进行。双方百姓围拢观看。我们的民兵向他们的士兵解释不清，挺被动。双方百姓，当然都替双方的会晤者助威，阵势有些紧张。队长感到事态颇严重，请姚医生骑马去向公社汇报。姚医生没听队长的，穿着白大褂赶到了现场，用俄语向他们的百姓大声说了一通什么。他们听罢，一个个在胸前划起十字，并且喃喃有声。尔后，便四散离去，也把他们的士兵拉扯走了。那几个苏联士兵有些尴尬，也分明恼羞成怒。这从他们被拉扯走时，投向姚医生的那种记恨的目光看得出来。

一场边境风波总算平息。

队长问姚医生：“你对他们说了些什么？”

他笑笑，又像刚才面对苏联百姓时那般，拿着一张红纸振振有词地念道：“仁慈的上帝啊，博爱的大地之母，怜悯我们吧，我们的孩子整夜啼哭不眠；品格高尚的男人们和心肠善良的女人们啊，请为我们祈祷吧，祈祷我们的孩子睡眠安详。上帝将怜悯我们，上帝也将赐福你们！”

我们听罢，忍俊不禁，捧腹大笑。连刘栓也嘿嘿笑起来。

“刘栓，我没篡改原意吧？”姚医生一本正经地问。

“没，没哩！”刘栓不自然地打着哈哈。

我们又笑。队长也笑。

“有什么好笑的？”姚医生却倏地变了脸。

“刘栓，你过来。”他冷冷地看着刘栓。

刘栓心虚地走到了他跟前。

“啪！”他狠狠打了刘栓一耳光。然后猛转身，扬长而去……

刘栓可是个“无懈可击”的贫农。

那天晚上，我在刘栓家给他的大孩子补课。他那小孩子哇哇啼哭，两口子怎么也哄不好。

女人抱着孩子坐在炕沿，垂泪说：“这可怎么好，这可怎么好，姚所长怕是请都请不来了……”

刘栓耷拉着脑袋坐在女人身旁，一口接一口吸烟。

我有点怜悯他们了，更准确地说，是怜悯那孩子。孩子的嗓子都哭哑了。

我说：“我去替你们把姚医生请来吧！”

刘栓一下抬起头，问：“能请得来么？”

我说：“能。”心里却没多大把握。我们几个“插兄插妹”中，数我和他接触得最少。也许他对刘栓的火气还没消，谁知他会不会给我面子？

我站起身刚要出门，姚医生却进来了。

他一句话不说，也不理刘栓，打开医药箱，装上预先消过毒的针头，抽了药，就给孩子扎针。

扎针后，孩子哭得更凶了。那女人讷讷地说：“姚所长，你要是还没消气，就再打刘栓一顿……”

刘栓侧脸探过头去，低声下气地说：“给你打吧！”

“再打你一顿我也不解气的！”他口气生硬地说，推开刘栓的头，从女人怀中抱过孩子，来回踱着，轻轻拍哄，一边低声唱：

夜是已经降临了，

我的孩子快快睡吧，

听我唱着歌，

唱着你将来的命运，

你的远大前程。

我的孩子快快成长，快快长大啊，

快为我们祖国努力，

表现你自己，

将那纪念功绩的勋章，

挂在你的胸前啊。

夜是已经降临了，

孩子快快安眠吧，

伟大的生命无限前程正等待着你……

要么是他的歌声具有奇妙的安宁作用，要么是孩子对歌声具有先天的感应功能，孩子竟渐渐停止了啼哭。他继续拍着唱着，孩子终于在他怀中睡着了。

他示意那女人铺好小褥，摆好小枕头，轻轻地将孩子放下，替孩子盖上了小被。又掏出自己的手绢，拭去孩子额头哭出的汗珠。

刘栓用讨好的口气对他的女人说：“你跟医生好好学着点，就是这么哄孩子才行！”

他瞪了刘栓一眼，说：“哪条法律规定，哄孩子只是女人的事？”又转身问我：“你听到过这么一条法律么？”

我立刻摇头：“从来没听说过！”

刘栓红了脸，吭吭哧哧地说：“我……不会唱呀……”

“不会唱，还不会哼？”

刘栓狼狈起来。他女人得意地窃笑了。我也转过脸去，使劲抿住嘴。

“我到外面劈柴去！”刘栓借故脱身。

“先别走。”姚医生叫住他，问：“你想不想戒酒？”

刘栓回答：“想倒是想啊，可戒不了哇……”

“想戒就能戒得了！”姚医生说着，从医药箱里拿出一只保温杯，取下盖，递向刘栓，诱惑地说：“这是我配的戒酒良方，不少酒鬼服下，都滴酒不沾了。你把它喝下去！它不但有戒酒的功能，还有强身壮体的作用呢！”

“这……”刘栓犹豫。

“接过去喝呀！”姚医生催逼。

刘栓迫不得已，只好违心接过保温杯，一扬脖子，像大伏天喝凉水似的，咕咚咕咚喝了个精光。

“还不太难喝吧？”姚医生问。

“不难喝，怪甜的……”刘栓一副啼笑皆非的怪模样。

“我可预先告诉你，刘栓，”姚医生板起脸说，“你服了我的药汤，如果今后再喝一口酒，药力和酒力互相发生反应，就会生癌！到那时，你可别诬陷我坑害了你！”说罢，收拾好医药箱，匆匆走了。

我早已无心再给我的学生补课，也告辞了，出门紧走几步赶上他。

我问：“‘大插兄’，你给他服的药汤，果真有那么厉害吗？”

他笑道：“一杯甘草汤。”

我也忍不住笑出了声，说：“你这人真缺德！”

他说：“是啊，好人有时也难免做缺德事。”与我并肩默默走了一会儿，又说：“你可不能泄露我的天机啊！”

我突然觉得，我们这位“大插兄”身上，竟还保留着一些孩子气。成年人身上的孩子气，是可爱的。我张张嘴，几乎要把我的想法对他说了，却羞于出口。这想法使我的脸有些发烧。幸而天很黑，否则他一定会看出我的脸当时有多么红……

第二天，我们几个姑娘套辆牛爬犁，到江汊子里去割柳条。太阳刚升起来不久，又红又大。新雪将世界覆盖得一片洁白，将远山的轮廓勾勒出了一条柔和而起伏的耀眼曲线，将所有的可以望见的树木都变成了巨大的或玲珑的银珊瑚。江上还弥漫着薄薄的晨雾。阳光是那么灿烂，晨雾被渲浸得像一片展开的透明的红纱，几乎是静止的，经久也不飘散。雪地辐射着炫目的彤辉。景色真是美极了。大自然的美，更属于人类稀疏的地方。而在这种地方，人更易产生对大自然的依恋之情。

我们都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歌。

“嗨，姑娘们，你们到哪啊？”姚医生突然撑着滑雪板来了个漂亮的急转弯动作，拦住我们的去路。他头戴一顶白色的兔毛滑雪帽，脚穿一双靴子，身背医药箱，双颊绯红——那是因为滑雪速度太快被风吹的。那一天他显得那么年轻，那么潇洒，那么朝气蓬勃，又那么……英俊。

女伴们都呆呆地瞧着他，忽然一个个全变得羞涩起来，谁也不回答他。

我见他望着我，就说：“我们去割柳条呀！”

“往哪边儿去？”

“东边儿江汊子里。”

“正好，我要去东村，搭你们一段爬犁吧！”他蹲下身，解滑雪板。

我说：“‘大插兄’，滑雪多神气呀，何必搭我们的牛爬犁呢？慢慢腾腾的。”

他说：“有机会能和姑娘们坐在一辆爬犁上，那就只有傻小子才会觉得滑雪更神气了！”

女伴们互相交换着各种含意的眼色，一个个愈发显得庄重无比。他将滑雪板递给了我，我就像士兵搂着大枪似地搂着它。他坐在了我身旁，从我手中拿过鞭子，往老牛屁股上抽了两鞭子，老牛颠颠地跑了起来。

爬犁很窄，他又坐在我和另一个姑娘之间，倒挺自在、挺舒服的。我却得搂着他的滑雪板，而且身旁身后都没有女伴可靠，要靠着谁，就只有往他身上靠。我怎么能当着几个女伴的面往他身上靠呢？我随时会滚落下去。

他看出了我坐得不太稳妥，对我说：“搂住我的腰。”我装作没听见他说的什么。

他真以为我没听见他的话，也不再重复，用一只手臂轻轻揽住了我的腰。

这样一来，我就不得不靠在他身上了。我暗想，女伴们回去后一定会大大取笑我一番的。又对自己说：“管她们取笑不取笑呢，我可不愿从爬犁上掉下去，在深雪中打滚。”当时他就是吻我一下，我也不会真生气的。只要别吻得太粗鲁，要轻轻地，温柔地……

不知为什么，女伴们都不唱歌了，好像坐了一爬犁哑巴似的。

老牛却撒开了欢儿，颠儿颠儿地在雪原上越跑越快。

他回头看了女伴们一眼，有些奇怪地问：“你们怎么不唱了啊？”

谁也不吱声，她们光吃吃地笑。其实我知道，他坐到了我们的爬犁上，使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产生了一种和我同样的快活，尽管我们都停止了唱歌。说不定我们之中的某个姑娘，早已暗暗地爱上了我们这位“大插兄”呢？是瞧着他的背影，哧哧笑的那几个中的一个？还是仿佛他根本就不存在，眼望着远处雪色的那几个的一个？我暗暗猜测着。

“既然你们都不唱，那我就唱给你们听吧！”于是，他唱了起来：

快乐的风啊，

你给我唱一个歌吧。

快乐的风啊，

你吹遍全世界的高山和海洋，

全球都听到你的歌声。

唱吧，风呀！

对着险峻的高山，

对着神秘的海洋，

对着鸟雀细语，

对着蔚蓝的天际，

对着勇敢伟大的人物。

谁要是能够为胜利而奋斗，就让他同我们齐歌唱。

谁要快乐就能微笑，

谁要做就能成功，

谁要寻找就能找到。

……

我听出了这是一首苏联歌曲，我哥哥和我姐姐都会唱这首苏联歌曲。在哈尔滨这座城市里，我们上一代和上上一代的年轻人们，究竟喜爱过多少首苏联歌曲，只有他们自己才晓得。

可以大声唱苏联歌曲的年代过去了……

我说：“你今后别再唱他们的歌了。”

他转过脸看了我一眼，问：“为什么？”

我说：“你应该明白。”

他沉默片刻，用忧郁的语调说：“我来到这个地方后，常为自己是一个自由的人而感到格外快乐，没想到在这里也碰到了一位政治头脑格外敏感的人。”

他的话中，明显地包含着对我的暗讽。我感到委屈极了，也很生气，眼泪差点儿都涌了出来。我摆脱了他揽在我腰间的手臂，故意用淡漠的口吻说：“不听好人言，吃苦在眼前。”

他扭头对女伴们大声说：“姑娘们，你们听到这位小姐的预言了吗？”

我猛地蹦下了爬犁，将他的滑雪板朝雪地上一扔，用咄咄逼人的目光瞪着他。

他立刻勒住牛缰绳，用一种很不寻常的目光望着我。

我冷冷地对他说：“你再拿我开心，我就往你脸上啐唾沫！”

他望了我一会儿，很识趣地下了爬犁，对女伴们说：“真遗憾，我们愉快的旅途太短暂了！”他绑上滑雪板，又看了我一眼，飞快地滑走了。

一个姑娘埋怨我：“你今天吃火药了？他不过就跟你开句玩笑嘛！你搞得人家有多难堪！”

我恶声恶气地抢白道：“你为他抱不平？”

她脸倏地红了，挺恼地说：“你别恶语伤人！”

我自己都不清楚自己究竟凭什么认为，她一定就是暗暗爱上了他的那一个，一种强烈的嫉妒顿时在我心中作怪。

我冷笑着说：“你喜欢他，我可不喜欢他！你护着他，我今后偏要同他处处作对！”

她一下捂上脸哭了。

我不再理她，也不再坐到爬犁上，大步向前走去。

眼泪从我眼中渐渐流了出来……

春节期间，知青伙伴都回城市探家去了，只有我一个人不得不留在村里。因为我教那个班的学生年终考试平均分在全公社是倒数第一，我的姓名上了公社的《教育情况简报》。负责抓文教工作的一位公社副书记在教师大会上说：“这不仅是教学水平问题，而且是对贫下中农后代的感情问题。”我接连几天孤单一人躲在宿舍里，羞于在村中露面。我不是个理想远大的姑娘，我认为怀有某种远大理想的人必须具有某种特殊的潜质。但我也不甘在如此偏远的地域做一辈子乡村教师。公社副书记说的一点不错，这是个“感情问题”。我不喜欢孩子。因为我虽然已经差三个月十八岁了，但心里还依然保持一种自怜自爱的顽固意识——我自己也是个孩子。在家时我是一位小“公主”，我承认，父母和哥哥姐姐们把我娇宠坏了。

再说我当的又是一位什么样的教师啊！在我教的那三十五个孩子中，居然就分成一、二、三、四年级。上午给一、二年级上课，下午给三、四年级上课。在空荡而寒冷的大教室里，同时给两个年级的学生上课，得有导演的才干。给这一年级学生讲语文课时，预先给那一年级的学生布置半堂课能做完的算术作业。讲半堂语文课，就不得不转移思维，再开始给另一年级学生讲算术。讲语文课时，另一年级学生往往并不埋头认真完成算术作业，而是公然地听我朗读课文，公然对那些被我叫到黑板前默写生字而又写不出来的学生表示讥笑甚至幸灾乐祸。而当我开始给低年级学生讲算术新课或进行课堂考试时，高年级学生又会暗暗给低年级学生传纸条，或者张口替他们回答。并且因为有机会炫耀自己比低年级学生头脑聪明而得意扬扬。这种情况常常使我顾此失彼。在这种顾此失彼的状态中，我还一刻也不能忘了教室里那只大铁炉子。隔会儿，有时在讲半句话的时刻，就不得不去捅捅炉子，添几块木柴。炉火一旦灭了，我和学生们就得一块儿挨冻。

让城市里的小学教师们来试试看，看他们能否比我教得更出色！

公社决定，将我和另外几名小学教师召集在一起，到县里唯一的一所师范学校去接受培训。

那些日子我整天躲在宿舍里，羞于在村中抛头露面，感到又孤单，又寂寞，又自卑，又有点内心凄凉。坐在炕上，刮掉窗上的霜，呆呆地望着冰封的黑龙江，是排除内心种种复杂情绪的唯一方式，孤单寂寞之中感受一种冷寥凄凉的“原始宁静”。

冰封的黑龙江也是那般寂寞和宁静。面对白色会令人停止思维，进入一种忘我的境界。偶尔有他们的爬犁或我们的爬犁从江上驰过，像一幅无声影片的朦胧画面，在我眼前化出化入。

一天早晨，我又呆呆地坐在窗前凝望黑龙江。窗上的霜已被刮掉了一层，又结了一层，但很薄。霜图仿佛是一片奇株异叶组成的美丽喷制图案，使窗子变得像磨花玻璃似的。外面在飘落着大雪。宛若玉带的黑龙江看不见了，雪帏如一道虚幻的屏障，仿佛分隔两国的就是这从天垂落的幕。我们的村子里静悄悄的，他们的村子里也静悄悄的。在这静悄悄的黎明时分，世界显得那么神秘又那么宁静。现实的国界消隐了。使人真希望这世界能够永远保持这样一种近乎原始的宁静，不要风云突变，不要战争，不要炮火和硝烟污染这美妙的大自然的黎明的宁静……

突然，从江那边传来一阵女人的恐惧的喊叫声。

我本能地跳下炕，蹬上鞋，顾不得系好鞋带，就跑到了外面。我并没有感到害怕。真的，一点也没有感到害怕。即使江那边果然有一个凶恶而残忍的杀人狂，我也不会受到丝毫伤害。无须谁来保护，也无须担心毫无自卫能力。江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只要我不跨过它，我的生命就绝对安全。我是被极大的好奇心促使才跑出去的，想知道他们那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一家人打架？还是邻人斗殴？有热闹可瞧，就瞧瞧热闹，消除一些郁闷。

我看见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在江面上奔跑，她身后紧紧追赶着的一个男人，握着一把镰刀。许多人又追在那个男人身后。他们有好几次追上了他，围住了他，却不能擒获住他。他挥舞镰刀，朝围住他的人乱砍乱劈。他们一散开，他又追杀那女人。那女人始终在他们那半边江面兜转奔逃。在这种生死攸关的时刻，大概她那紧张的意识中也存在着“国界”两个字。

谁如果将这种场面当成热闹看，谁的灵魂中就丧失了全部的天良和人性。谁如果面对这种场面能掉头而去，谁就一定心如铁石。

我既不忍目睹惨事发生，也不忍无能为力地掉头而去。我完全呆住了，被这种情形吓傻了。

“来人呀！快来人救救她呀！……”我大声喊叫起来。

我们村里的许多人也都跑到江边来。他们与我一样，只能替那女人提心吊胆地隔江观望而已。我们的女人和孩子们，一个个都吓得屏息敛气，神惊色惧。男人们则齐声呐喊，企图用恐吓声制止那疯狂的追杀者，并用雪团冰块抛打他。几名苏联士兵也从他们哨所那边跑了过来，加入对追杀者的围追堵截。但他们来得太晚，那可怜的女人已眼看就要被追赶上了。

“往这面跑！傻娘们，往我们这边跑哇！”我们队长连连跺脚，扯着嗓子朝那女人大喊。

也许那女人能听懂中国话？也许对死的恐惧将她意识中的“国界”两字早已抹掉？

她拼命朝我们这边跑过来。我们的几个强壮的男人就跑过去迎救她。

而那男人，也紧紧追赶了过来，仿佛根本无视国界的神圣存在。

那女人不慎滑倒，未及爬起。那男人高举镰刀，只差几步就要砍到她了。

姚医生突然撑着滑雪板出现。谁也没注意到他是从何处滑过来的。他出现得太突然了！速度迅猛之极！他朝着那个男人从右侧直冲过去，转瞬间已将那男人撞倒，两人在雪中翻滚扭打起来。

两边的人都奔跑到一起了，我们的几个男人和他们的几个男人，一块儿治服了那个手握镰刀的追杀者。

他是个精神病患者。

那女人是他的妻子。她已经昏了过去。她穿得很单薄，赤着双脚。而且，还是个孕妇，肚子已经很大，显然离临产期不久了……

我们村里的某些人对那个苏联女人和她的疯丈夫有所了解，甚至还叫得出那个苏联男人和那个苏联女人的名字。我对这一点并不感到奇怪。如同江那边与这边的小学校和卫生所象征着过去的一段历史一样，在人们的内心里也保留着一段友好交往过的记忆。某些记忆是人们所不愿轻易从头脑中抹掉的。

村里的某些人还告诉我，那对苏联夫妻原来很恩爱，早年夏天经常在江里双双游泳后就并躺在江岸的沙滩上唱歌……至于那做丈夫的怎么得了精神病，就没有一个人能告诉我了。即使有人知道，我也绝不会去询问的。

某种好奇心只能使人感到自己卑俗。

我倒是深深同情那苏联女人……

晚上，我来到卫生所。在那几天里，我曾多次想找姚医生交谈些什么。哪怕什么也不交谈，就是听他唱支歌或拉段手风琴也好。我忍受孤独和寂寞的能力已达到了极限。自从那次我认为他当着我的女伴们嘲讽了我之后，再也没理睬过他。他也再没接近过我。好像只要我不主动与他和解，他就决不对我表示任何关心似的。但我却多么希望从他这位“大插兄”那里获得一些感情上和心灵上的安慰啊！孤独和寂寞深深地折磨着我，到头来我战胜了我那过分乖张的自尊。

他住在卫生所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内，左壁是注射室，右壁是药房。他住的小屋又兼作诊断室。我曾来开过几次药，那小屋给我留下良好印象，清洁、规整，一切都摆放得有条不紊。墙上用图钉按着一张白纸，上书“禁止吸烟”四个墨字，魏体，笔力挺雄浑，挺苍劲。他爱好书法。

我礼貌地敲了敲门，听到说“请进”，才迟缓地推门进入。

屋里乱七八糟。他的箱盖敞开着，他正往旅行包里装衣服。

“是你……”他有些意外地望着我。

“不欢迎？……”我低声说。

“不，是没想到。”见我局促地站在门旁，他立刻将旅行包从床上提到桌上，用一种客客气气的语调说：“你先请坐一会儿吧，我马上就收拾好。”

我在床沿上坐下后，问：“你要探家？”

“不。过几天我就要离开这里了。”他头也不抬地回答，继续往旅行包里塞衣服。旅行包塞得太鼓了，我帮他拉上拉链。

“你要到哪里去？”

“到边防部队去，当军医。”

“调你去的？”

“我自己请求去的。”

“这里人们不是都很尊敬你吗？你为什么要离开这里去当军医呢？”我的语调中，不自觉地流露出了几分挽留的意思。他抬头看着我，那目光是奇特的。他说：“你看看最近的报纸就会理解我了。男人对保卫国家疆土，比女人有更大的责任。我知道我不能成为一名好士兵。在学校军训时，我打靶成绩从没及格过。但我自信我能成为一名好军医。边防部队的接收函件已经转到公社了。”

我不再发问了，瞬息间，心中产生一种感伤的惜别之情。

他将提包放到桌子底下，忽然问：“你是生病了吧？真抱歉，我光顾收拾东西了。”

我忧郁地瞧着他，摇了摇头。

“那……你找我一定有别的事？说吧，我是你的‘大插兄’啊！”

我说：“什么事没有。只是想……听你唱支歌。”

“唱歌？对，对！此时此刻，为什么不唱歌呢？”于是他从墙上摘下了手风琴。

“如果我为你唱支苏联歌曲，你愿意听吗？”他非常认真地问。

我低下头，用更细小的声音回答：“不管你唱什么，我都愿意听。”

于是，他轻轻拉起了手风琴，低声唱道：

等着我，

我会回来。

不过要久等。

等着，当秋雨潇潇，撩起愁思时；

等着，当冬雪飘飞，炎夏难熬时；

等着，当别人不再等待亲人时；

等着，当远地没有书信寄来时；

等着，当同等的人都已灰心时；

等着，千万等着啊！

因为你跟别人两样，你善于等待。

你善于等待。

你善于等待。

……

我眼中涌出了泪水。我被这首歌所感动。我被在这个夜晚，我与他共同度过的这个时刻所感动。几天后，他就将离开这里了。也许，我从此再也不会见到我们这位“大插兄”了。他曾给予过我们许多关心，许多帮助，许多快乐……

他唱完之后，我们都陷入了沉默。他望窗外，我低着头。西北风在外面呼啸。井台上枯朽的吊杆，发出吱嘎吱嘎的响声。江对岸传来一阵狺狺的狗吠。我们的村子里的狗也咬了起来。

西北风更猛了，像一万个醉汉在吹口哨。

“咔嚓”！……

我倏地站了起来。

“是水井吊杆倒了。”他不动声色地说。

我又缓缓地坐了下去。

他却站了起来，走到我跟前，说：“有件东西，我想请你替我保存。”语调那么轻，又那么郑重。

我默默无言地直视着他。我想他要委托我保存的，一定是件对他来说无比珍贵的东西。否则他怎会用那么一种异样的目光瞧着我？我心中顿时对他充满了感激，为他在这样的一种时刻对我的信任。

没想到他从箱子里拿出的是一个笔记本。一个普普通通的、半旧的笔记本。蓝缎封皮，既无花纹，也无图案。他双手将它递给了我。我轻轻翻开它，见第一页上，庄重的字体写着一串姓名：

王涛——男，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凌晨四时三十二分出生，身长五十二厘米，体重八斤。先天发育良好。

李小娟——女，一九六八年七月三日夜十一时零一分出生，身长四十五厘米，体重六斤三两……

赵秀梅——女……

第二页，仍是这样一串姓名。

第三页，依然是……

我迷惑地抬头望着他。

他微笑了，说：“这是我建立的一份特殊档案。我来到这个地方三年多了，在这一带八九个村子里，接生了十七个孩子。我知道，你们这些小‘插弟插妹’曾背后议论过我，不理解我为什么来到如此落后偏远的地方，还会天天那么高兴。这十七个孩子的出生，就是令我感到高兴和自豪的理由啊！人，在一切物质之中，又在一切物质之上。人，这是所有文字中最崇高的一个字啊！……”

他情绪兴奋起来，双目闪耀着光彩。

他接着说：“胎儿与母体，实际上是两个完整的但又不可分割的生命。物理学家们，为原子的分裂感到自豪。而我所感到自豪的，是一个生命，一个人，在我的帮助下降临到了世界上。从此以后他或她将要寻找事业，寻找爱情，经历种种艰难和种种痛苦，感受种种喜悦和种种幸福，为人类和世界做出种种杰出的和平凡的贡献。我完成的，是生命的分化。这是最伟大的分化过程！每一个婴儿诞生的过程，对我来说，都如一首诗，一支歌，一段交响乐章！谁敢预言，在我接生的这些孩子中，将来不会成长起科学家、政治家、艺术家？当我听到新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时，我每次都想举起那个幼小的人，大喊：‘生命万岁！’……”

我被他的话迷住了，也被他那兴奋的表情迷住了。不，我是被他迷住了。那一时刻，我是多么想拥抱他，热烈地吻他呀！我觉得，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年龄比我小许多许多，情感和思想都很天真的孩子。也是一个年龄比我大许多许多，情感和思维都很深奥的老人。是一个内心充满浪漫色彩的诗人，也是一个膜拜生命的虔诚信徒。

他忽然停止说下去，一副窘态地问：“你觉得我可笑了吧？”

“不，不，你说得……真好，我一点也没有觉得你可笑，真的！”

“谢谢你！”他说，退到窗前去了，但目光仍注视着我。

不知为什么，我想哭。我怕会当着他的面情不自禁地哭了，就站起来，轻声说：“我走了！”说罢，立刻低着头朝外走。

“等等！”他叫住了我。

我不得不转过身。

他刚才那种兴奋的情绪平静了。

他说：“我把这十七个孩子委托给你了。也许，我比他们的父母对他们寄托的希望还大。他们的父母，可能只希望他们将来成为能种地、能打鱼的人。而我，却希望他们将来不仅仅成为能种地、能打鱼的人。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迎接到这个世界上的，是自然状态的生命，你要给他们注入灵魂，你要教他们文化和知识，你要使他们成为文明的一代，这个地方要依靠他们成为文明的地方。今后，无论我到何处，我心中都会想着他们。我要重新回到这个地方，寻找他们的足迹，告诉他们，某年某月，是我……”他竟说不下去了。他那种平静的语调，是无法掩饰他内心里此时此刻的激动的。

我说：“我一定记住你的话，我一定不辜负你的嘱托，只要……别发生战争……”

他怔愣了片刻，自言自语地说：“是啊，只要……别发生战争……”

西北风由呼啸转为嚎叫，似巨大的鸟羽扑打着窗子，又像是一阵狺狺的狗叫声，像醉汉的笑。西北风攫住这令人发悸的声音，将它挟卷到更远的地方去。

我再也不能迎视他的目光，再也不能继续听他谈下去，再也不能内心平衡地待在他的小屋里，再也不能……

我一转身冲到外面去了。

那天夜里，我辗转反侧，怎么也无法入睡。我从来没有觉得那么孤独过。这咄咄逼人的孤独感，将沉重的寂寞压迫到心灵的死角了。

他即将离开这个村庄了呵……

我的许多在别处插队的同学，来信中常常谈论战争。他们谈论战争的词句，如同少男少女们谈论郊游和野营计划。他们都自信在战争中会成为英雄。他们都希望在枪林弹雨中建立功勋，在炮火硝烟中获得荣誉。谈到“牺牲”，他们轻松地说：“人固有一死嘛！”他们甚至是在期待着战争。不，更确切地说，他们是怀着莫大的希望，准备勇敢地跳上人类的流血话剧的舞台之上，或者胸前挂满勋章骄傲地谢幕，从此与“插队知青”的命运一刀两断。

那天夜里，我认识到，只有远离战争威胁的人，才会像他们那样侃侃谈论战争。假如他们也和我一样，也和黑龙江边这七八个村庄的人们一样，离战争的毁灭性威胁近在咫尺，坦克半分钟内就能驰过江面，如履平地般碾碎这里的房舍，站在江界线上投掷的手榴弹会从窗口飞入屋内，几发重磅炮弹会将这里的人们经过几代甚至十几代辛劳筑造的村庄炸成一片瓦砾、一片废墟，无数生命可能在酣甜的梦境中变成鬼魂，缺肢断腿的肉体飞上天空，挂在树梢……那么，他们就会改变他们对战争的看法了。

我爬起来，在油灯下给我的同学们写信。将我这些冲动的情感与思想在纸上尽情发挥。

我告诉他们，我认为他们错了。

我告诉他们，如果我们神圣的国土受到侵犯，我会像法国女民族英雄贞德一样，为捍卫我们的疆土和人民去奋勇杀敌。

我告诉他们，乡村小学教师，是能够成为一名不惜捐躯的女战士的。

同时我也告诉他们，我是多么诅咒战争！如果用我的生命向某种神明祭祀，便可制止世界上的一切战争的话，我毫不吝啬我的身躯！

我还告诉他们，姚医生有一个怎样的笔记本，以及他对我的嘱托……

第二天早晨，姚医生到县里托运行李去了。下午，有人告诉我他回来了。我想再去看他，我觉得自己内心还有许多话，许多重要的话没对他说。但我知道，他几乎需要和全村的每一家每一户告别，就打消了念头。全村人都对他依依不舍。他的感情，是分赠给全村人的。我已获得一个小份，很珍贵的一小份，我应该知足了。人不能太自私。

我找到了一件足以驱除内心孤独和寂寞的事情去做。那一整天，我都在宿舍里认认真真地备课。我暗暗发誓，要成为一名优秀教师。

天黑不久，我听到了轻轻的敲窗声。

一定是他来正式向我告别！

我立刻跳起，内心异常激动地打开了门。却不是他——一个扎头巾的很胖的女人一步跨了进来，仿佛唯恐动作迟缓，就会被我拒之门外。

“你？……”她转过身，我后退了一步——油灯的光亮下，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一张年老的苏联女人的脸！

文字无法形容我当时大吃一惊的程度！

她会中国话。

她焦急地断断续续地对我说，她是偷偷越过边境的，她的儿媳妇，就是昨天被姚医生救了一条命的那苏联女人，临产了，但孩子生不下来。他们的乡村医生喝醉了酒。她苦苦哀求我，带她去找我们的医生……

“不，不，你……出去！”我打开了门。

“姑娘，上帝在看着你……”泪水淌在她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那是一张慈祥的老母亲的脸。焦急和希望，使这张脸上呈现着一种令人无比怜悯、无比同情的人性的力量。

我根本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但我那一时刻觉得，站在我面前的，就是我根本不相信的上帝的化身……

我把她带到了姚医生那里。人在某种情况下，不受思想的主宰，只听凭心灵的支配。

姚医生吃惊的程度不亚于我。

他脸色顿变，将我推出门外，从外面带上门，用那苏联老母亲在屋里完全听得到的声音对我吼：“你疯了？！你根本不应该带她到我这里来！你应该告诉她，怎么来的，怎么回去！我们的医生今天不在！……”

“可是我……”

“你该挨一记耳光！”

我从未见他发过这么大的火。我生平第一遭被人如此训斥。我呆呆地望着他，眼中渐渐涌出了泪水。我猛转身跑了。跑回宿舍，我扑在被子上，哭了。

我觉得昨天晚上他对我说的那许多诗一般的话，永远不会再使我的心灵受到丝毫感动了。我暗暗对自己说，我再也不要被诗一样的语言所蛊惑，再也不要轻信能说诗一样的语言的男人。

但是第二天早晨，我又深深自责起来。

我意识到自己是做了件蠢事。

我是该挨一记狠狠的耳光。

理性有时竟使人批判自己内心里最最真实的东西。

我去找他，要向他表示忏悔，请求原谅。

来到卫生所，发现门锁着。两行脚印通向江边。

一种预感使我内心极度慌乱。我顺着脚印跑到江边——两行脚印越过江面，通向对岸的村庄。

我久久地呆呆地站立在江边……

卫生所门上的锁和越过江面的脚印，一小时后就被许多人发现了。全村大哗，空前骚动。

队长来找我，劈头就问：“你见到姚医生了么？”

我故作镇定地回答：“见到了呀，他对我说，他要到东村去向人告别。”

我不是演员。

“你胡诌八扯！”队长大声嚷叫。

我不得不道出实情，并说：“队长，是我把那个苏联女人带到他那里去的，要惩办，就惩办我吧，千万别惩办姚医生！”

“你……你混蛋！”

队长那样子凶得像要一口把我吃掉。

然而他并没有立刻向公社汇报。

许多人都来到江边。有人一直站到中午。只要他早些从江那边过来，就意味着这件事根本没发生过。我相信，不会有一个人对外村人去多嘴多舌地讲这件事。包括本村的孩子们。

下午，两点以后，他还没过来。

队长不得不违心地派人向公社汇报。

三点四十分，公社的一辆吉普车开到了江边，从车上下来了一名边防站的翻译和两名县公安人员。

就在那时，对方的哨所升起了会晤旗。

他是被两名苏联边防士兵用担架抬过来的。

担架后跟随着苏联村庄里的许多男人和女人。

两国的百姓，站在江界线上，沉默地对望着。

抬担架的苏联士兵，将担架移交给我们的人，庄重地向躺在担架上的他敬礼后，才退到江界那边。

他头缠药纱布，脸色苍白，看样子伤得很重。

是那苏联女人的患精神病的丈夫伤害了他。

我扑到担架前，俯身注视着他，只是流泪，说不出话来。

他却微微笑了一下，对我低声说：“母子平安。替我记在笔记本上——奥丽娅·肖尔金娜。黄头发，蓝眼睛，一个漂亮的女孩，将来准是个迷人的姑娘……”

我噙着泪点了点头。

他被搀扶着向吉普车缓缓走去。

我们的边防站翻译脱下军大衣，轻轻披在他身上。

他走到车门旁，回头望了我一眼。

我心里默默对他说：“我会等着你的。我要久等……”

他没有再回到这个黑龙江的村庄，也没有成为一名边防部队的军医。

据我所知，在边防日志上，那一天是这样记载的——中苏双方，进行了一次非军事内容会晤。时间：三点四十二分至三点五十三分……

白桦林作证

公比拉河绕过驼峰山梯形的山脚，河床狭窄了，流速缓慢了，像一位羞怯的少女，在荒原上若有所思地徘徊。河北岸生长着一片年轻的白桦林。清晨，浓雾从驼峰山顶飘漫下来，总是张开无形的双臂，情意绵绵地最先拥抱白桦林。然后，才依依不舍地翩跹离去，神秘地梦幻一般消散在深沉的荒原上。白桦林，则用它那稀疏的枝叶和潇洒的身影遮挡着渐渐灼热的阳光，珍爱地保留着挂在笔挺礼服上的雾气凝成的晶莹露珠，不忍抖落……

白桦林与我们马场连队隔河相向。马场的男知青们，把它叫作“少年维特之烦恼”。其实，更准确一点说，应把它叫作“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地方。

烦恼的不是白桦林，而是“维特”们。这一点，他们自己清楚。

我们比他们更清楚。

那一年，我们马场只剩下七个半“夏绿蒂”了。年龄最大的，是北京姑娘邹心萍。年龄最小的是我。她们个个都超过了二十五岁，而我才刚满二十三岁。她们认为我还没有到产生“夏绿蒂”式忧郁的年龄，把我视作稚齿童心的小姑娘。我完全接受她们对我的看法。生活的鞭子还没有把我驱赶到非爱一个人或非被一个人所爱的地步呢！……

说不清从哪一天开始，马场的男女青年之间形成了一道似有似无的壁垒。是因为某某首长的儿子或女儿从北大荒“光荣入伍”而后“曲线返城”了么？是因为有人“走后门”开出了哪家大医院的诊断书“病退”成功了么？……没有谁提出过疑问，也没有谁回答过。

四十余万知识青年屯垦戍边，如同四十余万块石头垒起的大坝。它能否巩固地长存并发挥作用，全凭每一块石头与每一块石头之间那种紧靠的依傍性，那种可加不可减的牵制性。虽然走掉的也许仅仅是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但毕竟每年都在走。

走，走，走……

以各种方式走。

走了一个，动摇一批。走的并非都是最应该走的，但他们反倒走得心安理得，堂而皇之。他们无所留恋地走了，把不平留给了剩下的几十万人。

马场的女知青走得只剩下了我们“七个半”。

每天吃过晚饭，小伙子们从独木桥上走过公比拉河，三三两两地隐没在白桦林中。而七位“夏绿蒂”呢，则换上干净整洁的衣服，一块儿离开集体宿舍。她们穿过草甸子，兜一个大圈，绕到公比拉河下游，再沿着河边逆流往回走。经过对岸的白桦林，总要在河边停下，从兜里掏出条手绢什么的小物件，蹲在河中的石头上洗一阵。实在找不出什么东西可洗的，便采花折草。这时如果从白桦林中传出一声口哨，或一块石子在河面上打起一串水漂，她们就会像七头鹿一样抬起头，隔岸向白桦林睇望。通常情况下，她们是发现不了谁的身影的。于是面面相觑一阵，有所不甘地默然离去。如果一块挺大的石头飞落河中，“扑通”一响，吓她们一跳，白桦林中保准会有人躲在暗处嘻嘻窃笑。

“讨厌鬼！”

“缺德兽！”

“不得好死的！”

她们受了极大欺侮似的，七个人一字儿排开地站在河边，同仇敌忾，向对岸大叫大嚷，示威一阵方肯罢休。回到宿舍她们还要冥思苦想地猜测一番，那“讨厌鬼”和“缺德兽”很可能是哪一个。因此争论得面红耳赤的事儿也是常有的。

“够了！多无聊！”每逢这时，如果我在场，并且对她们的争论显出极感兴趣的样子，邹心萍就会大声制止，发出禁令。

她在我们七个，不，七个半“夏绿蒂”当中很有威信。这是一种特殊的威信，是现今善于关怀人的“老大姐”和往昔严肃的女排长双重人格所形成的一种威信。

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情形，至今回忆起来，每一个细节都历历在目。

是的，每一个细节……

对我来说，那是很惊心动魄的场面——两匹狂怒的烈马之间的争雄斗狠。一匹白马，一匹红马，都是我们马场最野性的马。我们知青给它们起了两个好听的名字。白马叫“雪兔”，红马叫“火狐”。它们只要凑到一块儿，就会展开一场恶斗。

那天，两个车老板分别把它们卸了套，牵到河边饮水洗澡。“雪兔”“火狐”不期而遇，野性突发，挣脱缰绳，转眼就斗到河中，又从河中斗到岸上。直斗得河中水花四溅，岸上飞沙走石。两匹马的搏斗，是显示出含蓄的狠劲的搏斗，并不像猛兽那般发出令人恐怖的咆哮，也绝不是血淋淋的张牙舞爪的生命的毁灭。不，完全不是那样。与猛兽相比，它们的搏斗甚至可以说带有西方贵族决斗的风度。一方在某一回合中获胜，下一回合，一定矜持地将主动进攻的机会让给对方。那简直不是两匹马，而是两个战神的化身。它们那瞪圆的眼睛，锃亮的铁蹄，呼呼喷气的鼻孔和剧烈颤动的马腹，那种狂怒，那种霸悍，那种争雄夺霸和誓不两立，那种半人性半野性的恶劲，那种力的持久的较量，既令人惊心动魄，又令人几欲为之呐喊助威！

那一天，是我到马场的第四天。一切的一切，都令我感到新奇、有趣。我和几个同批到达的姑娘正在河边洗衣服。起初我们只觉得这两匹马斗得好玩，斗得开心，站在远处观看。两个车老板对两匹马束手无策，也索性坐在河岸边的石头上，卷旱烟吸起来，摆出“看你们斗到何时方休”的听之任之的样子。但几分钟之后，我们那种袖手旁观的好兴致便云消雾散。我们都被震慑住了！两个车老板也扔掉卷烟，同时跳起身，躲躲闪闪地围着两匹马转，大声叱喝，跺脚挥拳，抛石头，却无济于事。“雪兔”的形体比“火狐”要小些，在那一天的恶斗中连连吃亏败北。它左前腿被“火狐”踢伤，一块皮肉翻垂，鲜血染红了雪白的马腿。也许是因为伤痛的刺激，它更加狂怒。而它的狂怒也将“火狐”的野性引发到了顶点。

我真担心“雪兔”会成为“火狐”那无情的铁蹄下悲壮的牺牲品！

不知哪个姑娘跑回去报信了。有人骑着马从村里奔驰而来。接近时才看出，骑者是位姑娘。短发，柳眉，凤眼，穿一套洗白了的军服军裤，腰间紧扎一条帆布武装带，英姿飒爽，豪气勃发。一副“假小子”模样，一种叱咤风云的气概！

那张秀气的脸晒得真黑呀！

她在两个车老板跟前勒住马，目光咄咄，厉声问：“你们是两个死人吗？”

两个车老板互相看了一眼，其中一个很不服气地说：“我们是死人，你是活人！你能耐，你来劝架嘛！”

“少废话！这两匹马是最优良的种马，两败俱伤，你们负得起责任吗？！”她的语气和她的目光一样咄咄逼人，两个车老板不再说什么，默默朝后退了几步，意思分明是：我们看你的！

她也不再啰唆，促马接近仍在恶斗的“雪兔”和“火狐”，扬臂挥鞭，朝它们狠抽过去。鞭绳在空中发出呼哨，叭叭地落在“雪兔”和“火狐”身上。“雪兔”和“火狐”立刻分开，傲岸地挺着脖子，昂着头，岿然不动地朝她睇视了一秒钟，仅仅一秒钟，又凶猛地冲撞到了一块儿。任凭鞭梢像雨点般落在它们身上，再也不予理睬。

一个车老板冷笑一声，嘟哝着：“就这两个鞭头上的功夫啊？”

另一个朝我们这边扫了一眼，撇撇嘴，讥诮地接着说：“还不是想在这几个初来乍到的面前露一手，逞逞能！”

她显然是听到了。我看出她的脸涨红了。她不知是被两匹马激怒了，还是被两个车老板激怒了，扔掉鞭子，双手紧勒缰绳，直勒得胯下的马打了个“立桩”，接连倒退数步。

“闪开！”她大吼一声。

正当“雪兔”和“火狐”又一次人立起来的刹那，她一抖缰绳，纵马向它们猛冲过去！

“雪兔”和“火狐”被撞开了。它们各自兜了一个圈子，长嘶一声，又人立起来……

她迅速拨转马头，又朝它们猛冲过去！

两匹马无法再斗到一块儿了。“火狐”首先退出战场，仿佛一个光荣的胜利者似的，绕着被铁蹄践踏得松软了的那片场地散跑一圈，“咴咴”嘶鸣几声，然后箭一般地朝马棚冲去。

“雪兔”的玉石眼中仿佛投射出不甘屈服的目光，昂头凝视敌方跑远，转身一步一步朝河边走去。它的右后腿显然也受了伤，一拐一拐的。它走到河边，并不立刻喝水，注视着自己前腿上的伤处。

它突然发出一声愤怒的悲啸！

两个车老板又朝我们几个姑娘这边瞅了一眼，都有点羞愧。

而她，朝他们狠狠瞪了一眼，一言未发，策马向村中奔驰。

我注视着她远去的身影，问一个姑娘：“她是谁？”

“大名鼎鼎的邹心萍嘛，三姐妹的头儿！”我得到了这样的回答。

我又问：“什么三姐妹？”

“三个扎根北大荒的知青典型人物呗，她们比我们这批知青早半年来到北大荒。”

又一个姑娘用敬佩的口气说：“咱们马场的二百多匹马，哪一匹她都敢骑！”

邹心萍——这是我来到北大荒后记住的第一个陌生人的名字。就在那一天，我内心中突然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崇敬。不过，不是对她——我们这位女知青排长，而是对它——“雪兔”。

这匹马那种为了维护自己尊严的不屈的刚勇感动了我。我天性对不屈的弱者抱有近乎本能的深厚怜悯和恻隐之心。一匹马也罢，一个人也罢。

我从此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欲念——要接近“雪兔”。

“雪兔”养伤的那一个月内，我几乎天天抽空独自溜到马棚去，带一捆从麦地上拔下来的青麦，或者从食堂仓库偷出来的一兜菜豆。有时甚至带几块家里寄给我的上海糖。“雪兔”对我由陌生、警惕，慢慢熟悉、亲近起来。不久，在它悠闲地嚼着我带给它的青麦时，已经允许我蹬着马草垛骑在它身上一小会儿了。

“雪兔”前腿和后腿的伤终于养好了。一天中午，趁马棚没人，我偷偷将它牵出。它摇头扫尾，用下巴蹭我的肩膀，看样子很驯服，也很高兴和我厮混一会儿。它的友好态度令我胆子更壮，我将它牵到碾料的磨盘跟前，爬上磨盘，跃身跨到它背上。突然，它长嘶一声，打了个“立桩”，险些把我从它背上甩下来！紧接着，它放开四蹄狂奔。缰绳从我手中脱落，我两手下意识地死命抓住它的长鬃，身子低伏在马背上。

“雪兔”从村路中飓风般驰过！

我害怕得闭上了眼睛，只觉身在空中似的，耳畔呼呼生风。我发出尖叫，叫喊了些什么，连自己也不晓得。同时听到村中许多人的惊嚷。

连队里悬挂作钟的铁轨“当当”地敲响了！一阵冷水溅到身上，衣服裤子全湿了，我才知道“雪兔”过了河。我始终不敢睁开眼睛，不知“雪兔”过了河后将我带到了什么地方。湿了的裤筒紧贴着腿，在马背上摩擦着，火辣辣地疼。我的整个身子几次从马背上抛起，落下；落下，又抛起……我精疲力竭了，我的头开始旋转，我心中默默地念叨着：“‘雪兔’，‘雪兔’，我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你今天可别坑害我……”

“别撒手！千万别撒手！……”我听到后面有人大喊。另一匹马的得得蹄声疾速迫近。

忽然，我感觉到有人从我身后飞跨到“雪兔”背上。接着，两条胳膊从我腋下向前插过来，揽住了缰绳。

这个人对我说：“别怕！”

我全身软绵绵地靠在了那个人怀里。

不知过了多久，“雪兔”的四蹄放慢了。终于，它站住了。我微微睁了一下眼睛，见已身在荒原，满目开放的野花。我仍一动也不动，目光落在一只紧紧握着缰绳的手上。那只手已被缰绳磨破，指缝沁出鲜红的血迹。我格外内疚，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我立刻挺直身子，正欲扭回头，看看将我从危难中解救了的是什么人，说一句感激的话，却不料已从马背上给推下去。幸亏草地极其松软，并没有摔疼哪儿。我双臂反撑着身子，仰起脸，原来是她——邹心萍！

“你！……你干吗摔我！”我大声抗议。

“摔你是轻的！我还想揍你呢！”她瞪着我，恶声恶气地说。

“你！……你得把我带回去……”我从草地上爬起来，几乎有点低声下气地说。

“想得美！你自己溜达回去吧！”她哼了一声，拨转马头，飞奔而去。我呆呆地、孤单地站在田野无人的荒原上，眼睁睁地望着她骑马涉过了公比拉河，消失在对岸的土岗后面……

我在荒原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七八里路才回到村中。

我在宿舍门外站住了，我听到她正在挖苦我——

“这个刚从上海滩来的小黄毛丫头！靠在我怀里，大概还以为是靠在哪个小伙子怀里呢！……”

一阵姑娘们的哈哈大笑，像刀子一般挫伤了我的自尊心。

“哼！等她回来再跟她算账！无组织、无纪律，自由散漫……”听语气她怒火未消。

我紧紧咬住了嘴唇。

我没有当时进宿舍……

因为这件事，邹心萍在女知青排里，对我进行了一次措辞极其严厉的点名批评。

从那以后，我对她心中怀着一半感激，又怀着一半怨恨。我想找机会当面对她说几句感激的话，又想在某个人多的场合，找碴儿和她大吵一顿。不过，感激的话始终没能有机会当面对她说，大吵一顿的念头也渐渐打消了。心中的怨恨竟被后来对她的同情所替代。这是因为，她们那知识青年扎根边疆典型的“三姐妹”之中的其他两个，先后都离开了北大荒。一个走后门上学了。另一个，在探家返城期间，找了一位比自己大十多岁的男人结了婚，不回来了。“永久牌”的典型成了“飞鸽牌”的典型。冷讽热嘲，刻薄挖苦，都极不公平地降临在她一个人身上。有人断言，她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她变了，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变得沉默寡言了，像河边的一块石头。再也听不到她在任何场合说出扎根边疆的豪言壮语了。“我们三姐妹”这几个字，永远地从她的生活语汇中消失了。她们这三个扎根边疆的典型人物，是高中的同班同学、好朋友。她们一块来到北大荒，找了一棵三个枝丫的小松苗，作为扎根树，栽到宿舍门前。如今，小松苗已长得腕子般粗，三个枝丫都很茁壮，生机勃勃地生长在宿舍前，恰恰对当年的扎根誓言形成了讽刺！

有天夜里，我们全被宿舍外面的一阵劈砍声惊醒了。我们都知道是谁，在做什么，但却没有一个人说一句话。我们静静地听着那一阵劈砍声。我相信，每个人当时都开始思考了些什么。而我自己，则是从那个晚上才开始明确地意识到：扎根，这是多么严峻的两个字啊！

第二天，我们发现，那棵扎根树，昨夜被砍去了两个枝。它只剩下了主干，像一柄剑。砍过的地方，隔夜之间，渗出了松脂。

那是一种绿色生命的透明血液。

邹心萍的双眼布满了血丝。那双眼睛里失去了富于浪漫幻想的光彩，投射出多思少眠的目光。

她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了。

马场的生活是单调的。放马，打马草，垫马圈。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只有哪一匹骒马生驹的时候，才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些微的劳动者的快乐。邹心萍和我们一块儿放马，不是骑着“雪兔”就是骑着“火狐”。那两匹马也似乎对她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对她驯服得很。她常常会骑着它们中的一匹，在荒原上突然地疾驰狂奔，口中无缘无故地发出高声的喝喊：“嗨！嗨……”

最无聊的是吃过晚饭到睡觉之前的那一段时间。看书？没有。任何一本多少描写到一点真实的生活的书都没有。只有红宝书，每人好几本。不是在过团组织生活通读“最高指示”的情况下，谁也不想去翻它。打毛线活，本是姑娘们的特长，可是要想买一根织针，也要托人到上百里地以外的团部去买。我们马场很少有人轻易到团部去一次。有人去，也未必能买到。谈天说地？彼此已经到了再没有什么新话题可谈的地步。何况“说说笑笑中也存在着阶级斗争”，这一点是每个人时刻都不能忘记的。

我要比所有的姑娘都幸运一点儿，因为我有一把小提琴。它是我从黄浦江畔来到北大荒后生活中最忠实的伴侣。琴弓、琴弦曾排解了我许许多多不为人知的内心的积郁和烦愁。我经常带上它，沿着一条曲曲弯弯的小路走到驼峰山脚下。那里生长着一棵高大的老杨树，树下有一块扇形的平滑的青石板。我站在青石板上拉小提琴，公比拉河从我面前淙淙淌过。夜幕常常在不知不觉中低垂，明月当空，虫声唧唧，繁星倒映在河面，仿佛蓝色的缎带上镶缀了无数的宝石。

那地方，对我具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令我弓弦系心，遐思驰骋。

有一天我发现了她——邹心萍，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似乎在欣赏我的琴声，又似乎在怀着忧情苦绪若有所思。我不愿意任何一个人出现在我的精神领地之内，没有主动跟她打招呼。她也仿佛根本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并不朝我看一眼。当我顺原路返回时，她从另一条小路离去。以后接连好几次，我出现在哪个地方，她也出现在哪个地方。我离开，她也离开。我们各走各的路。

终于有一次，当我停弓抬头时，发现她已不知何时站在我面前。

“太晚了，该回去了。”她平静地对我说。

的确太晚了，月亮悄悄地躲到驼峰山后去了。

“我并不打扰你吧？”她望着我问，目光闪亮闪亮的。

“不，绝对不……”我这样回答，不由自主地对她笑了笑。

她也微微地回笑了一下。

在彼此相对一笑之中，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宿怨冰消雪融了。

我们默默地并肩往回走。

她突然发问：“你相信别人对我的看法吗？”

我站住了，反问：“什么看法？”

“说我有一天也会离开北大荒。”

我犹豫了一下，轻轻摇头。

“真的？”

“真的！我相信你是绝不会像那两个一样离开北大荒的。”

其实我说的是违心话，我并不完全相信这一点。

她却分明被我的话感动了，亲密地拉起了我的一只手，走一路，握了一路。

我完全没有预想到，以后我同她之间的关系，有了极其特殊的转化。我是我们马场唯一一个“走资派”的女儿，政治地位自然跟别人不同，是入了“另册”的。“九一三”事件之后，我的父亲获得了政治上的“解放”，我又成了我们马场唯一的一个“老革命干部”的女儿。春节前，父亲专程从上海来到北大荒看望我，团长亲自陪同，小吉普车一直开到宿舍门口才停下。父亲走后不久，指导员找我谈了一次话。我回到宿舍时，大家都已经入睡了。我和邹心萍的铺位紧挨着，虽然我放被子的动作极轻，还是惊动了她。她翻过身，看着我在黑暗中脱鞋，问：“指导员找你谈了些什么？”

我用极小的声音回答：“没谈什么。”

她笑了：“保密？”

我呆呆地在床沿上坐了片刻，含糊地说：“明天你就知道了。”说罢匆匆脱衣，一声不响地钻进了被窝……

第二天，指导员对我们全体女知青郑重宣布：因工作需要，邹心萍调到炊事班任副班长，由我担任她的职务，任女知青排排长。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射到我和邹心萍身上。邹心萍的脸霎时苍白了。而我，像个贼似的，恨不得钻到一条地缝里去。她当场声明，宁肯当一个普通的放马员，也绝不当炊事班副班长。其实谁心里都明白，炊事班根本不需要一个副班长。我心里更明白这一点。

那一天里，我没有跟任何人说一句话，也没有任何人主动跟我说一句话。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和邹心萍原先紧挨着的铺位之间，被两个小小的肥皂箱隔开了。

我躺在被窝里，心中特别不是滋味，忍不住“哇”的一声哭了。

“你怎么了？你哭什么？”邹心萍从肥皂箱上探过身子，一边推我，一边问。

我哭哭啼啼地说：“我拒绝过，我拒绝过！……”

在我们知识青年当中，即使两个关系恶劣的人，特殊情况下，也会表现出诚挚的关心。她穿着衬衣爬过肥皂箱，伏在我身旁，追问：“你拒绝过什么？告诉我，告诉大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掀掉被子，猛地坐了起来，大声说：“我根本没想当什么排长！根本没想，从来都没想过！我知道我没你那么高的威信，我知道我没你那么强的组织能力！我对自己是半斤还是八两很清楚……这些话我都对指导员说了！可指导员说，他也没办法，对我的任命是团长的指示。团长是我爸爸当年的警卫员……我……我该说的都说了，叫我有什么办法呢！……”说罢，又委屈地呜呜地哭了。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别哭了，我保证今后服从你，绝不会跟你为难的。”

姑娘们都翻过身趴在被窝里了，你一句她一句对我说了无数谅解的、安慰的、鼓励的话。这些话使我压抑的心情畅快多了。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突然想起了什么，光着脚丫蹦到地上，从灶坑里扒出一些烤土豆，分给大家吃。

那天晚上，我觉得邹心萍，不，觉得我们这些姑娘中的每一个，都是那么可亲、可爱、可敬！

那是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给我留下了永远的美好的记忆……

从那时起，我就当了我们这个女知青排的排长。一直当到如今女知青只剩下了我们七个，不，算上我七个半“夏绿蒂”。排，如今缩编成班，我降职当班长。其他的姑娘，有的离开了北大荒，有的离开了马场。我在我们之间的地位是很特殊的。我既是每天发号施令的班长，又是一位处处受到格外关心和照顾的小妹妹。我是靠别人的威望来天天行使班长的职权的——靠邹心萍的威望。

她是一个最最自觉的战士。

父亲曾写来过一封信，信上说：他当年的一位老战友，是某某军区的师长。这个部队要到东北来招兵，他已跟这位老战友打过招呼，到那时来北大荒把我带走……

这封信被我悄悄撕了，也没向任何人透露过这件事。虽然我是一个极不称职的班长，但我已暗暗下了决心，永不抛弃我的七个大姐姐般的战士。永不！只要北大荒还留下她们之中的任何一个，我就不离开北大荒。我没有栽过扎根树，也没有公开发表过扎根的誓言。生活中，发表誓言的人太多了，尤其是在那些年头；违背誓言的人也太多了，尤其是那些慷慨激昂的誓言。我们这七个半，已经是一个整体。我是其中的一部分。一个人的存留，对于四十余万来说，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于我们这七个半组成的整体来说，那就并不是微不足道的。何况我早已不视自己为一个小妹妹了。

正如她们明白我们马场的小伙子们每天晚上为什么要到白桦林中去一样，我也明白她们每天晚上为什么要去集体散步。她们已都不是天真的少女，更不是荒原上的什么仙子或者精灵。她们已经到了向往和需要爱情的年龄。没有爱情的生活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不完整的生活。可是在北大荒，爱情如果不同“扎根”这两个严峻的字连在一起，就不过是美好而空洞的词句。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马场的“维特”们，才对她们这些“夏绿蒂”退避三舍，而宁肯去到白桦林中解脱烦恼。

一天夜晚，我从驼峰山下练琴回来，经过公比拉河边，猛然发现河对岸有两个紧紧拥抱在一起的身影。月光如水，洒在他们身上。

白桦林中那么静谧！

我回到宿舍的时候，宿舍里已经熄灯了。我不是回来最晚的一个，邹心萍还没有回来。

一会儿，她也回来了。

门一响动，灯立刻被拉亮。每一个人都同时翻起了身，目光一齐探究地投射到她身上。只有我躺着没动。

“你们怎么了？为什么都这样看着我？”邹心萍用异样的声音问大家。

“你到哪儿去了？为什么这样晚才回来？”有人反问，带点审讯的意味。

她轻轻地走到铺位前，坐在炕沿上，许久才低声说：“我到白桦林里去了。”

沉默。

“姑娘们，我要结婚了。”她的语调虽然还是那么平静，但却无法掩饰激动的颤音。

仍是一阵沉默。

“我都二十八岁了！”她又说了一句，伴随着一声叹息。

我也倏地翻起身来，盯着她问：“跟谁？”

“王志刚。”

王志刚是我们马场的会计。

姑娘们又都一个个默默地放倒了身子，缩进被窝里了。

“他是我高中的同学，我们在学校时就相爱了。不过来到北大荒之前，我们约法三章，如果我不向他提出结婚的要求，他就绝不首先向我提出这个要求……姑娘们，原谅我，我以前没有向你们公开这个秘密……”她用娓娓的语调说出了这番话。

我问：“那么现在，是你首先向他提出……的了？”

她回答：“是的。”

我再问：“他……答应了？”

她点点头，仍用两个字回答：“是的。”

我很失望，叫嚷起来：“这太简单了！坦白交代，你们拥抱了没有？亲吻了没有？”

她不回答。

她的窘态令我开心。

我说：“交代吧，我在河边都看见你们了！”

“别七问八问的！”一个姑娘大声制止了我。

邹心萍坦率地说：“爱情的诗意和人类情感的崇高冲动，我们今天晚上都体验过了。”

另一个姑娘突然又翻起身，说：“让我们小声喊一句‘乌拉’好不好？”

我们异口同声地喊：“乌拉！……”

我兴奋地发号施令：“姑娘们，从明天开始，大家每天四点钟起来，义务劳动，脱坯盖新房！”

我们马场还没有一幢像点样子可以当新房的住所呢！

邹心萍感动地说：“姑娘们，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扎根边疆的口号，已经到了应该用安家落户的行动体现的时候了！我绝不做一个违背自己诺言的人。我要做咱们马场知识青年中的第一个……妻子……”

第二天，天蒙蒙亮我们就起来了，走到宿舍外面，发现几个男知青也在和泥，脱坯……

秋末，打完马草，一幢泥草小房盖起来了。

婚礼如期举行。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参加的婚礼。我敢说，那幢新房，是一件集体创造的工艺品。集中了每一个人的才智。我们把四壁粉刷得雪白。我们把炕面抹得像镜子一样平滑。我们从山上采下了几麻袋榛子，每天晚上，在油灯的光亮下，很小心地用锤子敲碎，只把那些恰好裂为两半的挑选出来。我们把这些精心挑选出来的榛壳涂了各种颜色，在泥墙刚刚抹平之后，一个一个照预先设计好的图案按到墙上，像壁画一般。绿色的松枝和红色的柞叶用线穿起来，权当拉花，悬挂在顶棚上。剥得像窗纸一样透明的白桦树皮制成奇特的灯罩……没有酒，我们从荒原上采回打霜的都柿[1]，拌糖自制成甘甜的果酒。

每一个人，都打开了自己的箱子，检点出崭新的枕套、被面、水杯、脸盆……把一切对家庭生活有用的东西，诚恳地赠送给一对新人。

邹心萍感动得两眼噙泪。她举起倒满都柿果汁的酒杯，对大家说：“荒原作证，公比拉河作证，驼峰山作证，白桦林作证，我们的婚礼，是最美好的婚礼。我们的爱情，是最幸福的爱情！今天，是我生来最快乐的一天！……”她端着酒杯转身对她的丈夫——会计王志刚说：“你用你对我的爱情，洗刷了公众舆论对我造成的羞耻。现在，我有资格这样说了——我是一个永不违背自己誓言的扎根派！为了这一点，我将永远爱你，做你的好妻子……干！”

我们每个人都干了自己的一杯“酒”。

新郎官王志刚那天晚上显得特别矜持。他微微地笑，给大家斟满第二杯“酒”，用一种要求的语调说：“大家应该为我们喊一声‘苦哇’！俄罗斯民族婚礼上的这种风俗，对我俩的婚礼也很适合呢，洋为中用嘛！”

于是大家纷纷举杯，同时喊出：“苦哇！”

不知为什么，当时我总觉得王志刚那种反常的矜持，那种令人莫测高深的微笑，那种表面幽默实则在掩饰着内心的什么思想的语调之中，包含着某种幸福感之外的东西。然而在那样的场合下我并没有去深思，我只顾贪婪地分享别人的幸福了。

……

从那天晚上起，我们女知青宿舍又少了一个人的铺位。然而我们谁也没有感到更孤独、更空寂。

我们的做了妻子的老大姐，脸上又焕发了光彩。生活又还给了我们一个当年的排长邹心萍。

一个月之后，王志刚返回天津探家。他吻别妻子的时候说：“半个月后我就回来。”

半个月过去了，他没有回来。

一个月过去了，他也没有回来。

两个月过去了，他还没有回来……

一天，邹心萍来到了宿舍里，我问：“你那口子怎么还不回来？人有事不能如期回来，也总该写封信给你呀！这家伙，对你太缺少感情了！待他回来，你把他交给我们批斗一顿！”

她掏出了一封信，默默递给我。

我接过信。还没来得及看，就被另一个姑娘抢去了。

“我来念！看这家伙都写了些什么情情爱爱的！”她抽出信纸，看了几眼，却没有念，怔怔地望着邹心萍。我们这才发现邹心萍的脸色隔夜之间变得多么苍白！姑娘们默默传阅那封信，最后传到我手中。一封极短的信，无格的信纸上书写着会计王志刚抄各种报表练出来的工整字体——

邹心萍：

我已不可能再回北大荒了。我此次回家，舅父告诉我，他已为我办齐了返城手续。我真后悔，我们在北大荒结婚是多么荒唐、多么愚不可及的事啊！我当时心中太空虚了！我需要爱情！需要你！这种真实的需要令我失去了理智。

如果你要继续成为我的妻子，你就想办法离开北大荒吧！如果你没有办法离开，我们的夫妻关系便只能解体了！

……

我把信撕得粉碎！

“可耻！丑恶！骗子！流氓！……”我恨不得用世界上所有的骂人话诅咒这个王志刚！

我哭了，为邹心萍而伤心地哭了，也是为我自己，为我们这几个姑娘，为我们被欺骗了的感情。

一个姑娘气愤地说：“不能如此便宜了这个家伙！不跟他离婚！把他拖到四十岁，五十岁！……”

“不，”邹心萍说，“我不是离开他就不能生活。我还有你们大家跟我在一起……”她说着，也不禁潸然泪下。

我们都哭了起来……

邹心萍首先擦干了眼泪，说：“听着，这件事，不许对他们透露，一个字也不许透露！”

我们心中都明白，“他们”指的是我们马场的小伙子们。

我们一个个点头默誓。

第二天出工的时候，她走到我们前面，首先唱起了我们自编的一支歌：

我爱马场哎，我爱马，

马场就是我的家，我的家。

马儿是我伙伴，

我是马场主人……

小伙子们，见我们居然像刚到北大荒的时候一样，排着队形，唱着歌，从村路上昂扬地走过，都不禁好奇地望着我们。

我们唱着乐观豪迈的词句，我们唱着心中的凄婉不平。

又是一个新年到来了。

邹心萍的身子显出了将要做母亲的明显迹象。没有不透风的墙。马场的小伙子们终于一个个都知道，王志刚再也不会回到北大荒来了，再也不回马场来了。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对邹心萍表示种种关心和同情。王志刚一个人品格的低下，似乎令他们所有人都在我们面前感到了羞耻。他们对我们这几个姑娘，日益流露出崇敬来。

马场因为不是农业连队，因此并不受团里的重视。但那一年团里不知怎么忽然发了善心，竟拨给了我们一个上大学的名额。

指导员亲自找邹心萍谈话，对她说：“连里的几个领导经过研究，决定把这个名额给你。当然，还要经过评议。我们想，群众是不会反对的。即使少数人有意见，工作也由我们去做。不过……你不可能怀着孩子去上大学啊，这一点是有明确规定的。你……是不是……就别要这个孩子了？我们也是为你考虑，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你到边疆七八年了，是对得起边疆的。边疆也应该对得起你……”

邹心萍沉默了一会儿，低声回答：“谢谢领导对我的照顾，但，我不想离开马场。”说罢，站起身走了。

邹心萍拒绝了那个上大学的名额，结果也没有一个人顶替那个名额。心中想顶替的人，大概总是有的，也许是愧于开口吧！那个名额最终还是退给团里，连里的领导为此十分遗憾。

当春风又吹绿了荒原的时候，我们几个姑娘，开始为我们马场知识青年的第一个后代，即将出世的北大荒小公民准备小衣小裤了。

然而不久，知识青年大返城的龙卷风刮到了北大荒，刮到了公比拉河畔，刮得我们马场的知识青年们个个人心惶惶。马场连队的知青们在其他各个连队的兄弟、姐妹、同学、朋友，不远十几里、几十里赶到我们这儿，带来了种种消息。有来商谈的，有来动员的，有来告别的。种种信息都证实，每天都有成批的知识青年离开北大荒返回到城市里去了。

又过了几天，我们马场知青也开始走了，今天走一个，明天走两个，后天走三五个。起初，还有告别，还有送行，还流露出依依不舍。后来，连形式上的告别或送行都没有了。还没容我们几位姑娘对发生的这种突变认真思考，在短短几天内，马场的小伙子们全部走光了！如果不是指导员亲口告诉我们，我们简直不能相信！我们到男知青宿舍去看了一次，果然人去舍空。留下的只有穿坏了的鞋、袜子、棉衣，各种破损的生活物件。我们面面相觑一阵，默然退出。其他几位姑娘的心情，当时也跟我一样。

晚上，我们谁都没有吃饭，也无饭可吃。炊事班上自司务长，下至炊事员，一个没留。

指导员从家里端来了一盆馒头和一盘咸菜，拎来了一壶开水。他走进宿舍，一个个打量着我们，轻轻放下水壶、馒头盆，说：“姑娘们，凑合着吃一顿吧，饭总是要吃的。”

我们谁也没有对那盆馒头瞧一眼。

指导员缓慢地在炕沿上坐下，卷起烟来。卷好了一支烟，却没有马上点燃，目光盯着炕洞里将要熄灭的炭火，低声说：“姑娘们，你们个个都是好样的。八九年来，我对你们谁都照顾得很不够啊！我真觉得对不起你们……”他的语调发颤，话也哽住了。

我们都默默无语，谁也不知说什么好。

指导员站起来走了，走到门口，又转回身，望着我们，语调更加低沉但却很清楚地说：“你们也走吧！明天就走吧！我亲自套车送你们走，团里会给你们办返城手续的……”

第二天一早，指导员将一辆马车赶到了宿舍门前，他跨进宿舍，见我们谁都没有做好走的准备，似乎生起气来，吼道：“你们为什么还没准备好？还要我亲自动手给你们捆行李、搬箱子吗？”

仍然没有一个人动一动，大家都怔怔地坐在炕沿上。

指导员也怔住了，许久才又说：“走吧，走吧，四十余万都差不多走光了，你们几个姑娘还留下有什么意义呢？昨天团里已经来了正式通知，咱们马场连队也要撤销了。再说，小伙子们都走光了，你们就是留下，将来连个人问题都难解决……你们对北大荒的感情，对咱们马场的感情，我心里是有数的……”他不再说什么，果真动手捆起我们的行李来。

我们就这样告别了我们住过八九年的集体宿舍，告别了马场，告别了公比拉河，告别了白桦林……

虽然指导员将马车赶得很慢，但我们的马场连队毕竟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半路，有两匹马从后面追了上来，我们一眼便认出，是“雪兔”和“火狐”。它们是怎样从马棚里跑出来的，我们不知道。在我们的驯服下，它们早已不再是对头了，一匹走在马车左边，一匹走在马车右边。两匹马都不停地用下巴碰触我们的肩头。几年来，它们和我们这几位姑娘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它们也是来为我们送行的。难道我们走了，它们也会感到孤独么？瞧它们那种依依不舍的样子！真说不定啊！

邹心萍一会儿摸摸“雪兔”的鼻梁，一会儿拍拍“火狐”的脖子。指导员要用鞭子抽它们，把它们赶回去，被她阻拦了。

“就让它们跟着吧。从此以后，我再也见不到这两匹马了！”她说着，语调中流露出无限的感伤。

一辆拖拉机横在路上，没有灭火，还在“轰隆轰隆”地响着。脱了钩的挂斗，栽到路旁的深沟里。一只旧木箱被甩出挺远，散了架，一眼可见上面写着“寄往天津……”几个大墨笔字。

我们的马车停住了。邹心萍第一个跳下马车，向拖拉机走去。她进入驾驶室，将拖拉机开到路边，灭了火，却没有立刻下来。我和指导员走近拖拉机，见她双手仍握着操纵杆，头伏在手上。

她在无声地哭泣！

指导员说：“小邹，下来吧！”

我，却不知对她说什么好。

她拭干眼泪，跳下了拖拉机。指导员伸出手想扶她一下，没来得及。

指导员对我说：“你们路上要好好照顾她，别让她这么跳上跳下的，她肚里有娃。”

我无言地点了点头。

邹心萍注视着指导员，说：“指导员，我们几个姑娘，是最后离开马场，离开北大荒的。您知道九年来我们是怎样坚持在这里的，您知道我们是在什么情况下才不得不走的，如果今后有人问起我们，您，您可要对他们讲啊！……”

“我……讲……一定讲……”指导员声音沙哑地吐出这几个字。

我心中不禁暗想：会有人问起我们吗？会吗？我知道，那一天，将是兵团史上最后几天中的一天了。四十余万知识青年几乎全部离开了，我们，也离开了。“屯垦戍边”的业绩就这样结束了么？北大荒，北大荒，你今后将会变得怎样呢？

“雪兔”和“火狐”终于寻找到了向邹心萍表示亲近的机会，它们习惯地用下巴去摩擦她的左右肩头。

邹心萍忽然紧紧抱住了“火狐”的脖子，对它说：“‘火狐’，‘火狐’，你今后再也不许欺侮‘雪兔’了啊！你们再斗起来，我可不能给你们劝架了！……”“雪兔”似乎理解了邹心萍对它这种爱护之情，扬起头“咴咴”嘶叫了两声。邹心萍放开了“火狐”，转过身，回望着马场的方向。公比拉河如荒原上的一条银链，白桦林似地平线处的一道矮墙。

她面对整个荒原大声说：“荒原作证，公比拉河作证！白桦林作证！今天，我虽然走了，不得不走了，但二十年后，我将把我的儿子送来！我曾在这里栽过一棵扎根树，我的儿子劳动之余，将在那棵树下乘凉！”

指导员低声说：“我也作证……”当我们重新坐上马车后，指导员将马儿赶得奔跑了起来。此后，我就再也没有听到过马铃铛那种“哗啷哗啷”的悦耳声响……

如今，我们这几个姑娘已经回到各自家庭所在的城市两年多了，我们都有了不同的职业，我们之中任何两个人都没有机会再见过一面。我们经常互相通信，每个人的信中都流溢着对北大荒的真挚的怀念、眷恋之情，以及对我们在北大荒度过的那段难忘的生活的重新认识和评价。

我们在来往书信中时常进行种种严肃的反思。

一切过去了的岁月便都成为历史。

历史不也应该进行严肃的反思么？最近，邹心萍又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夹着一张照片——她和儿子在共同翻着一册画集。

一册《北大荒版画集》。

[1]即蓝莓，生长在北美洲与东亚，在中国分布于黑龙江、内蒙古、吉林等地。

荒原作证

一

一九八一年，我们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发生了许多重大的事情。

三月的一天，在北大荒，在双龙山下，在农垦总局直属的农机具制造厂的办公室里，工程师方婉之正和几个人决定着这个厂的命运。

四十岁，对于一个女人，无论是一个普通的女人，还是一位女工程师，都是严峻的年龄。方婉之已经超过这个年龄四岁了。

北大荒的烈日、暴雨、风雪、霜寒似乎对女性比对男性柔和些，并没有冷酷无情地从她脸上全部抹掉一个南方女子昔日的娟丽。不过，她脸上毕竟失去了城市妇女们善于保养才会焕发出的光润。她额头和眼角毕竟已被岁月勾勒出了细微的皱纹。她蹙眉凝目时，皱纹就会诚实地叙述出她生活的孤寂和往事在她心中遗留下的悲哀。她苍白的脸颊印下了冻伤的黑迹。她那双很大的眼睛网罩着多思少眠的倦意。

她注视着她的双手。

这双手平放在桌面上，皮肤粗糙，指甲翻翘，指尖皴裂，有几根手指用白胶布缠着。根本不像一位女工程师的手，倒像一双农妇的手。这双手在严冬季节也要伸进冰冷的汽油中洗刷农机具的钢铁部件，护肤霜之类的东西对这双手是不起什么作用的。

坐在她身旁的，是车间主任李福顺。他从她身上闻到了一种头油味。这种头油味他早已习惯，并且知道厂区的小卖部就可以买到，八毛七一瓶，“红梅”牌。北大荒只能买到这一种头油。可北大荒的女人也是女人呵！

李福顺无声地叹了口气。他很后悔上次出差到哈尔滨时没有替方婉之买回几瓶价钱贵点的头油。

其他几个人，有的闷头吸烟，有的假作认真地看报，谁也不想首先打破沉默。他们已经沉默了许久。方婉之把目光从自己的双手上移开，环视着大家，说：“那么，我们表决吧。赞同向农垦局打解散报告的举手。”大家避开她那茫然的目光，经过几秒钟的犹豫，纷纷举起了手。方婉之的目光最后凝注在李福顺脸上。他从她的目光中看出了一种无言的恳求，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哀求。

但他，也避开了她的目光，沉重地举起了手，同时低垂下了他的头。方婉之倏地站了起来，目光仍盯着李福顺，仿佛盯着一个背叛者。她盯了他足有半分钟，慢慢推开椅子，转身朝外就走。“郭厂长在，也挽救不了我们厂的命运，该散就得散，大势所趋……”有一个人自言自语。方婉之猛地转过身，两眼咄咄地盯着那个人。在这种场合，在这种时刻，对方用那样一番话提到她已故的丈夫，将她激怒了！她那线条温柔的脸上顿时呈现出冷峻男子般的严厉表情。

这时，外面响起了“当当”的钟声。这是厂区内的警钟，只有发生紧急情况才会被敲响。大家都腾地从各自坐的椅子上弹了起来。门“砰”的一声被撞开，工程师的女儿芸芸像头小鹿似的冲了进来，大声嚷：“都别开会了！出来看看吧！”说罢，又冲了出去。

短暂的沉寂里，开会的人们听到了从公路上传来的滚雷般的轰响。每个人都感觉脚下的土地受到了震动。墙皮从天棚和四壁簌簌而落。窗玻璃在颤抖。紧接着，桌上的空水杯和烟灰缸也颠跳起来。暖水瓶突然倾倒，李福顺急忙去扶，没来得及，一声爆响，碎了。开水在桌面上横溢，湿了几张报纸和不知是谁的狐皮帽子。

方婉之第一个迈出了门。她一走到外面，便被两眼所见的阵势惊呆了。一百多台外国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组成一条钢铁巨龙！龙首已经开到检修场上，龙尾却在二里地外的公路上缓缓移动！偌大的检修场，停了十几台外国联合收割机，就几乎毫无余地了。它们不耐烦左拐弯右掉头，进三尺退二尺，是龙的想找个地方盘着，是虎的想找个地方卧着。那一排厂房相形之下显得又低矮又寒酸。几台新组装起来的本厂生产的丰收2.5牵引式联合收割机，在这批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金属怪物们耀眼的漆光下暗淡无光，像一只只丑小鸭，自惭形秽，缩头缩尾地蜷伏着。

被钟声集合了的男女老少，围观着。职工们一个个眯着眼，皱着眉，盯着那批金属怪物身上曲里拐弯的外国字，时而点头，时而摇头，不知是在赞赏还是在叹息。好奇的孩子们早已爬上机车，指点着那排排威严神圣的字母，当成汉语拼音大声而认真地拼读着。几个姑娘，则聚拢在一台机车旁，研究苏小明唱的“毛毛雨”是从什么部位传出来的。

驾驶这台机车的小伙子，神采飞扬地炫耀：“外国制造的，世界第一流的！从今往后，归、我、开！”

小伙子的话音刚落，遭到一个人反驳。

“No，No，完全不对！这种东德的E516型，那种西德的Dl06型，还包括加拿大的那种MF706型，所有你们国家目前引进的几种联合收割机，都不如我们美国的JD7200型先进！我们美国制造的联合收割机，才真正是世界第一流的！”

小伙子的目光投向了这个反驳自己的人。见对方是个外国人，而且是以一种专家的口气说出的那番话，不禁肃然起敬，自谦地笑笑，不再说什么，拉上驾驶室的密封门，独自悠悠然地欣赏“毛毛雨”。

这外国人，确是位“货真价实”的农机具设计专家，叫弗兰克·普赖斯，美国某大型农机具制造企业的工程师。普赖斯先生曾数次应邀到中国来讲过学，中国话说得可谓流利。他此次到中国，是作为他的公司的全权代表，来与黑龙江农垦总局签订一项引进合同的。他的公司对他寄予厚望。如果他的使命顺利完成，那么总局将在最近两三年内有可能向他的公司成批引进大型农机具，意味着他为他的公司立下了“汗马功劳”——在中国打开了一条大型农机具的销路。专家一踏上北大荒的土地，就对北大荒的广阔赞叹不已。从总局到双龙山农场，专家坐的是吉普车。早晨出发，傍晚到达，路上始终是雪原、雪原、雪原……雪被下面沃野的土质，是他这位农机专家的头脑完全可以推测的。北大荒使他联想到了开拓初期的美国西域。一下吉普车，在迎接他的人们面前，专家滑了一跤。爬起来后，他情不自禁地扬臂大呼：“朋友们，我是为你们的北大荒而倾倒的！”

这美国人坚持不住在双龙山农场场部招待所专门为他布置的房间，而执意住到了农机厂来。因为，在他之后将要运到北大荒的JD7200，要在农机厂的实验地进行技能鉴定。当他得知农机厂实验地的面积竟达三万亩时，几乎又“倾倒”了一次！中国的这片叫作“北大荒”的神奇而广袤的土地，在这位美国专家眼中，是世界上最理想的无与伦比的现代化大型农机具实验地。当然，也同时被他认为是推销农机具的超级国际市场。在这片中国的土地上，如果没有美国的现代化农机具，那是普赖斯先生作为一位美国农机具专家感到耻辱的。可是，JD7200的样机至今还没有运到这个“国际市场”来展开竞争，使普赖斯先生这几天有点焦急了。这倒不仅是出于一个美国人对美国利益的考虑，也不仅是出于一位身负特殊使命的农机具专家对本公司利益的考虑，还因为JD7200是普赖斯先生设计的。它能否在北大荒的土地上被承认是世界第一流水平的，也意味着普赖斯先生本人是否被承认是世界第一流的农机具设计专家。今天，亲眼看到又有许多国家的大型农机具开到了这个“国际市场”，普赖斯先生不但焦急，而且颇感不安和忧虑了。

专家倒很希望小伙子跟他争论。那样，他就有机会为“姗姗来迟”的JD7200进行一番即兴的宣传。可是小伙子对他太友好太尊敬了，竟一句也不同他争论，专家觉得扫兴。

不进行宣传，就等于放弃竞争。这种纯美国式的观念，是普赖斯专家和他公司的信条。

专家沉吟了一刻，发现工程师方婉之站在不远处，正呆呆地瞧着那些外国农机具的驾驶员们兴致勃勃地加水、擦车、向围观的人们讲解着什么。她身旁的两位老工人在隆隆的机器声中大声交谈：

“听说了么？咱们这个厂要解散了！”

“听说了。谁叫咱们落后呢！人家国外的，喂入量是每秒钟八公斤，可咱们生产的，才二点五公斤！还是五十年代引进的旧机型！总耗功率超出人家两倍！还要咱们这么个厂干什么？”

“人家外国的工程师，吃的是牛排、奶油，兴许天生就比咱们中国的工程师脑袋瓜高明！货比货，人比人，咱们只得服！不服不行！”

“嘘……方工程师……”

“我才不怕她听见呢！当她面也是这话！”

……

方婉之紧咬着嘴唇，转身快步离开了。羞愧啊！像是谁当众把唾沫啐到了她脸上一样！她真恨不得自己能像巫师似的施展什么法术，呼来一阵台风，将眼前这批外国联合收割机全部刮得无影无踪！

她被迎面走来的普赖斯文质彬彬地拦住了。

美国同行用经过大脑周密思考的词句微笑着对她说：“方工程师，我很愿意向您介绍一下这批农机具的效能和功率。也许我的介绍会比这些国家的广告更客观也更公正。”

住到农机厂后，普赖斯专家虽然没有过于主动地同这位中国女农机工程师接近，但却处处暗中留心观察她的言行，尤其注意她对引进问题的态度。“同行是冤家”，他认为这是他学会的全部中国话中最有价值的一句。经验告诉他，引进问题，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同行，都是一种心理上的冲击。他要求自己摸准方婉之的脉搏。JD7200样机的鉴定和验收，总局是授权于她的。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他才选中了方婉之的女儿方芸芸，作为将要运到的美国联合收割机的预备驾驶员，进行操作和检修理论培训。

方婉之站住了，毫无表情地看着普赖斯，用极其平淡的语调说：“专家，谢谢。我此刻并不想听您介绍什么。如果有必要，我会随时向您请教的！”说罢，转身欲去，发现女儿向她走来。

方芸芸走到母亲身旁，没有先跟母亲说话，倒问普赖斯：“专家，JD7200的样机哪一天才能到哇？我可盼着呢！”

普赖斯还没来得及回答，方婉之早已盯着女儿开口了：“芸芸，是你敲的钟？”

“是我呀！”

“谁允许你敲钟？”

“我，我想……”

“我要扣你半个月的工资！”

“妈妈，你……”

“你给我立刻回家去！”

“我还要在这儿看会儿嘛！”

“不许！”方婉之恼怒了。

芸芸委屈地眨了眨眼睛，几乎要哭了。她简直无法理解，妈妈今天究竟是怎么了？何必当着专家的面对她大加训斥呢？

她咕嘟起嘴唇跟在妈妈身后怏怏地走了。

普赖斯耸了一下肩，久久地望着她们的背影……

二

北大荒的土地上，几乎没有比较宽阔的河流，但却有许许多多细小的河流。它们像人身体上的血管，滋润着北大荒土地上的一切生命，赋予北大荒对大自然的神奇的感应。

公比拉河，就是其中的一条河。有人说“公比拉”三个字是鄂伦春语，也有人说是赫哲语。究竟是鄂伦春语还是赫哲语，无人考证过。当地的人们普遍确信，“公比拉”三个字是“怀念”的意思。对不对，也无人考证过。但有人编出了美丽而动人的爱情故事讲述给别人听，使这条小河带有了很浓的人情色彩。

方婉之迈着机械的步子匆匆走到了这里。她心绪茫然而纷乱，是不知不觉地走到这里来的。河面，还被坚冰封锁着。河两岸的柳树，已抖落尽了雪挂。低垂到河面上的修长的柳枝，被风吹得来回摆动，在白雪上划出了心电图般的条条曲线。

“我为什么又来到这里呢？我在这里能获得什么呢？”她注视着柳枝在白雪上划出的那些曲线，在心中向自己如此发问。

怀念，这是作为人的最本质的、最圣洁的、最一己的、最巩固的权利。它和这个庄严的字共存。人如果丧失了这种情感，心灵一定会杂草丛生，开始荒芜。

方婉之，曾无数次来到这里。常常是在心绪忧郁的情况下，不知不觉地……

她的丈夫，就埋在这里。埋在河边。埋在“将军柳”旁。

她脚步缓慢地朝丈夫的坟走过去。当她伫立在丈夫坟前时，又想起了曾经在信中写给丈夫的一首诗：

我脚下的土地仿佛你的胸口，

我向往的土地仿佛你的额头。

我离你多么近啊，

紧贴你的胸口。

我离你多么远啊，

吻不到你的额头。

……

他们新婚不久，他便撇下她，带着垦荒队去开新荒了。在北大荒的土地上，两人相隔近千里！没有邮递员为他们这一对情意缱绻的新婚夫妻传递书信，而是委托别的垦荒队员转带的。到他手中，已经是两个月后，而且信封早已不存在，想必也被许多垦荒队员们偷看过了。那时，分别才使她真正理解“北大荒”三个字的含意就是广袤无边！那时自己是多么浪漫呵！还写诗！信中还夹上一朵小野花，信纸末页的下角还写上一个工工整整的“吻”字！但如果不是这种浪漫，她怎么会来到北大荒！怎么会被他爱，也爱上他！怎么会成为他的妻子！怎么会成为北大荒人！怎么会成为北大荒的一位女农机工程师！……青春时期的浪漫啊！她为之付出了决定一生命运的代价！后悔了么？不，不！她绝不诅咒自己当年的浪漫激情！谁没有过青春时期的浪漫和激情，谁就没有过盛夏般的青春！虽然她青春时期的浪漫早已被北大荒的岁月涂上了严峻的冷色，但她当年的激情却凝固为一层具有弹性和韧性的透明的茧衣，包裹着她那颗女性的心灵，加助着她心灵的有力的搏跳。而哀伤和悲凉的情愫，她是永远隐藏在心灵的深处，从不暴露人前的。

她已经成为一个刚强的北大荒女性！

她是在黄浦江畔长大的。从小热爱音乐，也热爱文学，还幻想过当电影明星。在她二十岁那年，曾怀着极大的自信报考过音乐学院，但是没考上。落榜者——她受不了这个！当时她是个自尊心多强的姑娘啊！父母劝慰她第二年再考，还要请著名歌唱家给她进行辅导，她不听从。她不但自尊心强，而且倔强任性。她发誓那一年要考上一所不管什么大学，要洗刷落榜者的羞耻。她考上了——农机学院。父母又劝她根本不必去报到。父母认为，女儿胸前别上一枚农机学院的校徽，那是很滑稽可笑的，绝对不是件光彩的事。

她自己也犹豫着。纯粹为了解脱烦恼，她独自来到了北方城市哈尔滨。接着，直抵黑河。之后，乘船逆黑龙江而上。一个南方姑娘，要饱览北国风光。她要在这次游玩中，对那份令她鄙视的农机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作出决定。客船发生故障，临时抛锚停靠。她不顾惜崭新的鞋袜，将连衣裙的下摆缠在腰际，偷偷抓住一条缆绳溜下了船，蹚着没膝深的江水上了岸。哦，那绿草萋芜的原野！哦，那遍野散紫翻红的鲜花！她被满目的鲜花迷醉了！她将鞋袜系在腰间，贪婪地采集鲜花，赤着双脚奔跑欢跃在这神奇的原野上，像一头初次走出森林的小鹿。忽然她抱着满怀的鲜花伫立住了。她望见了麦海。那是真正的陆地上的金色海洋！无边无际！麦浪追逐着麦浪，戏耍着，喧闹着，奔腾着。半轮西坠的残阳沉浮在麦海中，辐射出金灿灿的晚霞。火红的、乳白的、湛蓝色的收割机，驰骋在麦海中。这里莫非是“蓬莱仙境”？她连做梦都不曾梦到过眼前这种景色！

客船的汽笛响了。她呆愣了一刻，立刻转身朝江边跑。来不及了。眼睁睁地望着客船撇下她缓缓驶向江心，驶远了。夕阳已经完全沉落。晚霞也从天边消失。苍茫的暮色渐渐笼罩这片陌生的大地。浓雾像稠云从黑龙江上弥漫过来。原野在庄严的沉寂中悄悄向黑夜的帐幔后隐退……

鲜花早已散失，鞋袜也不知丢在何处。她感到了荒原上夜晚降临之前的凉意，感到了孤独。她后悔了，害怕了，“哇”的一声哭了。仍在麦海中作业的收割机，纷纷投射出雪亮的光束。她蹒跚地朝那里走去。

她在麦海中拦住了一台牵引收割机的“东方红”。两道光束照射得她不禁用双手捂上了眼睛，扭过身去。车灯熄灭后，她才转过身来。一个人站在她面前，交抱双臂，一手托着下巴，打量着她。微淡的暝色中，她看出对方是个小伙子，头戴单帽，帽舌不歪不斜地遮住方正的前额。那是一张英气勃勃的脸。这张脸掩饰着惊诧，故作出一种戏剧性的见怪不怪的表情。注视着她的目光是带有研究意味的：“你是谁？你从哪儿来？天上掉下来的么？”

她悱然地站在那里，模样可怜而可爱。

收割机手也跳下收割机，走了过来，不知为什么，目光竟首先落在她的双脚上，并且立刻大惊小怪：“哎呀！你的鞋呢？你怎么不穿鞋？麦茬子会扎穿你的脚！”

她忽然想转身逃掉。

“别跑！”收割机手一把拽住了她的胳膊，“你的脚是铁打的呀！”

“我……我被一艘客船撇下了……”

“唔？……我还以为你是个野花精呢！”收割机手微笑了，“上我的收割机吧。别怕，这里是国营农场，有你吃的，有你住的，保证没人欺负你。愿意在这里多玩几天，人人都会热情照顾你。不愿意，明天就送你到江边搭船。天天有在此地靠岸的客船。”

她迟疑地上了收割机。

他并不是个善于向姑娘套近乎和献殷勤的小伙子。在收割机里，一句话都不主动跟她交谈。倒是她自己，心情渐渐安定了，不时问这问那。从他简短的回答中她才知道，这儿就是小学课本中描写的“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神奇的北大荒。这里已经创建了一处处的国营农场。有十万转业官兵在这里开荒、播种、收获。他，就是十万官兵中的一个……

第二天，她没有离开。第三天，也没有离开。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她似乎要一直住下去，永远住下去，从此生活在他们——这些北大荒的主人们中间了。他们根本没有考虑到给一个女性住的地方。夜晚，她独自睡在连部帐篷里。连长、指导员和战士们睡到一顶帐篷里去了。她发现，这批创业者们，除了连长和指导员的妻子在内地，可以说是一支“成分”纯而又纯的“光棍拓荒队”。她意识到，哪怕她在这里住上一辈子，只要她自己不流露出要离去的意思，他们绝不会有谁问她“何时走”一类的话。她觉得自己简直像一群荒原勇士中的公主，因而认为这次北国之行的插曲非常有意思，真够浪漫的！指导员是抗美援朝战场上的英雄，连长是剿匪时期的传奇人物。那些荒原勇士，来自各个兵种：坦克部队、空军部队、东海舰队、野战军、通讯部队和机械化部队。这片神奇的土地使它的主人们在她眼中也个个带有神奇色彩。荒原勇士们教这个细皮嫩肉的大都市的美丽姑娘学骑马、开拖拉机和收割机。他们每天都把一大捧一大捧的鲜花送给她。她在短短几天内吃到了从来没有吃到过的狍子肉、野兔肉、野鸡肉和野鸭肉，吃到了他们特意为她叉的在当地的一条河中才有的“金钱鱼”，吃到了“白糖拌柿”——一种带有酒力的吃多了可以醉倒人的草莓类小野果，吃到了“煮野百合根”……

在这个世界上，有人崇拜金钱，有人崇拜权利，有人崇拜爱情，有人崇拜艺术，也有人崇拜享受。金钱，她一点也不稀罕。父母在银行里为她储蓄了十几万元，她时时犯愁，今后怎么花得完？发号施令，她腻歪透了！她是父母的独生女，是家庭中的国王，金口玉言，一句顶一万句。爱情，她认为那是件最有意思的事。不过宠惯她的父母在这件事上可对她约束得一点不含糊！而她自己也不想过早地品尝这颗又甜又苦的果子。享受，她在家里天天过的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家里用了两个保姆，有一个老保姆是专侍候她的。她觉得被人侍候也就同时失去了做人的自由和许多乐趣。那是极大的不幸！她讨厌享受的生活。只有艺术，才是她认为值得一个人崇拜的。

而北大荒在她眼中就是艺术！是诗，是画，是交响乐章，是读不完的长卷小说！

这大上海的娇小姐，偶然踏上了北大荒的土地，竟对这片广袤而神秘的土地产生了一种缠绵的恋情、一种由衷的崇拜！竟被这里的那些荒原勇士们所吸引。征服了荒原的人们，也征服了一颗保持着少女般的单纯稚气的姑娘的心！

她真不愿离开那里。可她总得离开啊！

一天，她打开一张几天前的报纸，发现父母竟在上面登载了寻找她的启事！

她再也不能自由自在、快快乐乐地像只蝴蝶一样飞舞在这片土地上了！

在她离开的前一天晚上，她到他们的帐篷里去告别。竟没有谁对她说一句挽留的话。她从他们的表情和目光中明明白白地看出，他们分明都是那么舍不得让她离去！这使她心中产生了一种惆怅和感伤。夜里，她躺在地铺上，失眠了，听到了荒原勇士们在低声哼唱着忧郁的北大荒小调：

北大荒啊真荒凉，

又有兔子又有狼，

就是缺少，

大呀大姑娘。

……

她深长地叹了口气，连自己也说不清，是为荒原勇士们，还是为她自己的离去……

第二天清晨，对她照顾得最多的拖拉机手和收割机手一块儿送她走。她脚上穿的是拖拉机手精心为她改造小了的“解放鞋”。两个战友一路沉默，只是不停地为她弯腰采着鲜花。这种沉默，使她体会到了一种最真挚的惜别。

他们一直把她送到黑龙江边，送到船上。一个将一大捧鲜花无言地塞给她。一个将一只沉重的旅行袋轻轻放在她脚边，说：“这是大家的一点心意。”

他们跳到了岸上，她在船上问：“旅行袋怎么还你们？”

拖拉机手大声说：“不用还了，留作纪念吧！”

船开了。她猛然想到，还不知他们的姓名。十几天来，她一直称呼他们“开拖拉机的”和“开收割机的”。

她喊：“你们叫什么名字？”

拖拉机手在岸上追着船奔跑着回答：“我叫郭秉玉！他叫李福顺！”

轮船将她和他们之间的距离拉开了。她捧着鲜花站在船头，对他们微笑，挥手。眼中却扑簌簌地滚下泪珠，望着他们在岸上追着轮船跑了很远。

她打开旅行袋，里面装的是木耳、蘑菇、猴头、黄花、榛子、野百合根、一罐头瓶白糖拌柿……

生活中有不少人，像海绵一样吸收着许许多多的人给予他们的许许多多的情谊。他们对待情谊像猴子摘食鲜果，一吐掉果核便立刻忘掉了鲜果的甘甜，同时又伸出手去向别的枝头摘取。

她不是这样的姑娘。也许因为她还没有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受到过欺骗，所以特别珍重情谊。偶然获得的情谊像在大海边偶然拾到的美丽贝壳，应该长久保存在心灵的百宝箱中。玩弄一会儿就随手丢弃，简直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过！她这么认为。

她那颗被艺术和文学所熏陶的花园一般的心灵，极善于将本来就很美好的情谊愈加美化。何况这种情谊不但美好而且浪漫！在那个时代，像她这样一位姑娘，怎能不像蝴蝶飞绕鲜花似的追求浪漫呢？

她有生以来第一次亲自到商店去选购东西。她买了那么多、那么多东西！牙膏、香皂、信纸、书、笔、小镜、梳子、各种糖果……五花八门，打了一个大大的包裹，邮寄到了北大荒。一双质量上等的牛皮鞋和一条纯毛围脖，她在信中指明是送给拖拉机手郭秉玉和收割机手李福顺的。她还在信中告诉他们，她跨进农机学院大门的决心，是为他们这些荒原勇士而下的。为了他们，她将来要当一名出色的农机工程师……

于是，一封封书信来往于农机学院和北大荒的万千里之间。许多荒原勇士们都给她这个农机学院的女大学生、大上海的秀丽姑娘回了信。一封信比一封信长，一封信比一封信语言亲近和火热。有的称她“尊敬的方婉之同志”，有的称她“上海小阿妹”。有时一次竟收到十几封来自北大荒同一地址的信。她感到茫然了。她没有那么多闲余时间写回信。而同学们也开始背着她窃窃私语了。在所有那些给她回过信的荒原勇士中，只有郭秉玉和李福顺这一对战友仅回了她一封信。极短，并且是联名。而她在收到他们的信后，不久又收到了他们各自寄来的三十元钱。她生气了。她觉得她的情感被亵渎了。生了几天闷气之后，她想出了一个“惩办”那一对战友的主意。她给他们两人写了一封回信，信中开列了一长串其他来信者的名单，请那一对战友代她向他们问好。当然，信封中没有忘记塞进几张邮票。两人寄来的钱，又被她寄回了北大荒。那一对战友联名回信了。回信不再像第一封那么短了。信中不乏“道歉”“检讨”“请原谅”之类的词句。

于是她和那一对战友之间的通信慢慢变得频繁了。于是其他的人们不再一封接一封地来信了。

他们两人的来信，每一封都是郭秉玉执笔。开始的几封信，李福顺还亲笔工工整整写上几句话。后来，李福顺不知为何撤出了“联盟”。她和北大荒的感情纽带，便仅仅通过她与郭秉玉之间的来往书信维系了。

在年轻的拖拉机手写给她的信中，往往夹着一茎树叶，一朵野花，或者一片白桦树皮制成的信笺。

如果心理学家要探讨爱情究竟是怎样开始在年轻人们的心中发生和发展的，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去研究他们的来往信件。其中一定不显山不露水地记载着爱情的发展史。当其中的一方向另一方吐露出或者暗示出“爱”这个字时，“爱”在他们彼此的心中早已发芽生根了，就像彩虹出现在雨后一样。

毕业前夕，她收到了他的一封信。他在信中用热切的语言写道：“快来北大荒吧！北大荒是多么想念你，多么需要你！我也是多么希望天天看到你就生活在我的身旁！”

隔了很长一段时间，她都没有回信。她明白，她再不能抱半点浪漫的态度去对待这封信了。他逼迫她思考和选择生活之路。她也不得不向自己承认，如果仅仅是出于对浪漫的体验和追求，她是绝不会那么持久、那么频繁地和他通信的……

那么爱情就是这样地到来了么？

在她进行严肃思考的那几天中，又收到了他的一封来信。他因为前一封信中的“唐突”的感情流露很羞愧，请她忘记，请她原谅。并且告诉她，他今后不再给她写信了。

她完全相信，他说得到，也会做得到。物理中的反弹力现象，在爱情方面有时也会得到同样的验证。不久之后，她又像从天上掉下来似的，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带着毕业证书……浪漫么？别人都这么认为。亲友劝阻，父母哀求。可是任何人都无法使她动摇。慢慢成熟的果子，才是最美好的东西，它的果汁也最甜蜜。她吃腻了各种各样的上海糖。她想经常吃到北大荒的“白糖拌柿”。酸，甜，而又带有微淡的酒力。

她当上了农场的农机检修员。

一天，她背着工具袋，到麦地里去检修收割机。路上看见一台拖拉机以五挡的速度迎面开来。

她站在公路正中，扬手拦住了拖拉机。

驾驶员从驾驶室探出头，抱歉地说：“真对不起，我不能带上你……”

没容对方把话说完，她大声喝道：“你给我下来！”

驾驶员狐疑地跳下了拖拉机。

“机车不许空跑，这是驾驶规章，你知道不？”她大加训斥。

“这我知道……”驾驶员讷讷地回答。

“你明知故犯！我取消你的驾驶资格！”

“可里面坐的是……”

“我才不管里面坐的是谁呢！”她打开驾驶室的门，喝道，“你也给我下来！”

一个瘦老头乖乖地蹦了下来。

驾驶员火了：“你……太放肆了！这是将军！”

她也火了：“这是我的权力！现在我就是将军！一公斤柴油从内地运到北大荒多不容易！将军也不许把拖拉机当小汽车坐！”她像是要啃下对方一层皮！

驾驶员还想争辩什么，被瘦老头制止了。“我自己能走。”瘦老头说完，一拐一拐地走了。

驾驶员跺了一下脚，挥起拳头恨不得揍她一顿：“你！混蛋！他是农垦部长！将军的脚在麦地里视察时扭伤了……”

“部长？”她呆住了。

当天晚饭后，全连在大食堂集合，将军要讲话。将军开口第一句话就是：“今天我大胡子挨了一顿训！”他言语简洁地把她拦拖拉机的事讲述了一遍。将军的目光在人群中间扫视着，发现了她，用手一指：“我说的就是你！站起来！到前边！”她不得不站起来，忐忑不安地走到了将军面前。将军两只有力的大手搭在她肩上，把她的身子轻轻转向人们，大声说：“这才是北大荒的主人，北大荒需要这种主人翁精神！”

她羞涩极了，脸红得跟什么似的。她怯怯地抬起头看将军，将军也正在瞧着她，那么爽朗地大笑了。她一扭身跑回座位去了。郭秉玉，不知何时坐到了她身旁，悄悄地握住了她的一只手。她和他对视一眼，两人都不禁微笑了……

两人踏着月色在小河边散步时，他告诉她，他曾是将军的警卫员。他怀着崇敬向她讲了许多将军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

第二天，她陪着将军到麦地中去视察收割情况。在一台发生了故障的收割机旁，她检修了一个多小时。有将军在旁观看，她心急，恨不得立刻就修好。

将军一边说：“别急，急中有错，慢慢修嘛。”一边给她递工具，帮把忙。

终于修好后，将军问：“你能告诉我这台收割机的效能和功率吗？”

她告诉将军：这是一台从苏联引进的CK-3型自走式谷物联合收割机，喂入量每秒钟维持在四公斤，功率耗损和金属耗损都很大。由于功率低、机体重，雨季无法作业。

将军抬起头，眺望着黑龙江对岸。江那面，几台CK-3型联合收割机也在麦海中迟缓地移动着。

将军的脸色渐渐严肃起来，沉吟良久，说：“我们开垦了北大荒，就要把北大荒变成北大仓，就一定要发展自己国家的农机具生产。我们要设计和制造出大型的先进的联合收割机来！依赖别人，是不长久的！”

这时，农场场长走了过来。将军从上衣袋取下粗大的自来水笔，另一只手伸进裤兜，掏出一只烟盒，将烟盒里剩下的两支烟，一边一支夹在两耳上，撕开烟盒，在背面写了些什么，递给场长，郑重地说：“这是我的委任令。我任命她为农机厂工程师。”

场长迟疑了一下，接过烟盒，说：“将军，我们现在还没有农机厂啊！”将军严肃地看着场长，说：“从今天起，应该有了！难道我们要永远使用外国的收割机吗？”她惶惑了，急忙说：“将军，不，我不行……”将军打断她的话，说：“我认为你行。当农垦部长，你不如我。当农机工程师，我不如你。”她还能再说什么呢？将军注视着她，目光中充满期望和信任。她低声回答：“将军，我绝不辜负您的期望，让荒原作证！……”

第二天，将军走了。许多人都要送行，将军不允许。将军只同意自己当年的警卫员送送他。她也在请求：“将军，让我也送送您吧！”将军微笑地点了一下头。路上，将军似乎才看出自己当年的警卫员和刚被他亲自任命的女工程师之间的特殊关系，问：“什么时候能吃上你们的喜糖啊？”

拖拉机手看了将军一眼，又看了她一眼，垂下了头，低声说：“将军，您狠狠批评我吧！”

将军一愣：“我为什么要批评你？”

“她……她是个资本家的女儿……”

将军不禁“唔”了一声，站住了，打量陌生人似的打量了她一阵，忽然大声说：“这很好哇！这很了不起！一个资本家的娇小姐，放弃大上海的舒适生活，来到北大荒，爱上了你这个土包子，这证明人家看得起你么！这才叫爱的伟大！何况人家还是个大学生，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哩！你郭秉玉够有造化的哩！”

将军的这番话，说得他和她都极不好意思起来。

将军注视着他们，从上衣口袋里取下了那支黑色的粗大的钢笔，可是取在手中之后，犹豫了一阵，摇摇头，自嘲地笑了，又将钢笔插进衣袋。

他试探地问：“将军，您还有什么指示吗？”

将军回答：“你们都热爱北大荒，都那么年轻，都那么有朝气，要是开个‘夫妻店’，那多好！”

“夫妻店？”她迷惑地眨了一下眼睛。

“是啊！”将军态度很认真地说，“你当农机工程师，他当农机厂厂长，从无到有，干它一番事业，那才对得起北大荒这么广阔的天地！可惜，我没有一块儿亲自任命你们！这种事儿，特殊情况下，做一次两次行，多了不行。做多了，人家要骂我独断专行了，是吧？”

将军爽朗地哈哈大笑了。

他们走过公比拉河时，有几个垦荒队员在植树。将军停下来说：“咱们一块儿栽棵树吧？我还没有亲手在北大荒的土地上栽过一棵树呢！”

那几个垦荒队员，为将军挑选了一株最茁壮的柳树苗。将军却发现了一株被丢弃的弱小树苗，拿起来，问：“这一株怎么了？为什么不栽上啊？”

一个垦荒队员回答：“快干死了，肯定活不成，栽也白栽。”

将军说：“我就栽这一株。北大荒的土地是肥沃的，我相信它能活，一定能够活。扎根在北大荒土地上的柳树苗，一定会有特别强的生命力！”

这时，将军坐的吉普车开来了。将军栽罢树，拍拍手，对大家说：“多浇点水，拜托你们了！”转身就朝吉普车走去。当将军走到吉普车旁，已经打开车门时，她突然叫了一声：“将军！……”将军转过身来。她快步走过去，站在将军面前，说：“将军，我会想念你的……”将军脸上渐渐浮现了亲切的笑容，说：“那你可要记住你对我说的话哦，荒原作证！反正我是要记住的！”吉普车开走了。她的目光恋恋不舍地追送着远去的吉普车，一种思想，或者说是一种观念，在她头脑中形成：将军，他是农垦之魂。同时她意识到，自己的一生，将同北大荒，同大型联合收割机，永远、永远地焊接在一起了！一场雨后，小柳树苗果然活了，长出了几片细长的翠绿的新叶。人们把它叫作“将军柳”。农垦总局按照将军的指示，在双龙山农场创建了农垦局的第一个农机具制造厂。将军虽然没有亲自任命当年的警卫员做农机厂厂长，但农垦局任命了他。经他多次请求。在北大荒，在那艰苦的创业时期，请求当“官”，就是请求多吃苦，多流汗。

……

然而直到如今，大型联合收割机还没有诞生！他们的孩子，却诞生了，并在“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中长大了。今天，也成了一个联合收割机手，将要不无自豪地开上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型联合收割机了。不过，不是她设计的，不是中国制造的。

而她为设计大型联合收割机多年收集的资料，在“文化大革命”中已被付之一炬。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也使北大荒“史无前例”地骚乱了。中国历史，不，世界历史上也从来没有一种“新生事物”像“造反派”那么广泛“普及”过。北大荒的造反派们虽然没有“油炸”或者“火烧”某某中央领导人的气魄，但他们要造反，也总得有点象征性的“暴烈”的行动。

他们要伐倒“将军柳”。

将军当年的警卫员，农机具制造厂厂长被激怒了！他手提一柄十八磅的大锤，像护法金刚一般站在“将军柳”前，圆瞪二目，谁敢靠近，他手中的大锤就要砸在谁的脑壳上！

那些脑壳里沸腾着的造反激情还没有把他们搞到不怕死的地步！他们呼喊了一阵“造反有理”“造反到底”之类的口号后，也就不得不悻悻地离去了。

农机具制造厂厂长守护着“将军柳”，直至深夜也不离去。月光下，他发现他的妻子朝这里走来。

“你来找我，我也不离开这里。”妻子走到跟前，他这样对妻子说。

“我不是来找你回家的，我来陪伴你。”妻瞧着他，低声回答，从怀里掏出一个馒头递给他。

就在那天深夜，下起了滂沱大雨，一道闪电，一声霹雳，粗壮的柳树被击倒了……

农机制造厂厂长被“罢官撤职”，带着妻子和女儿，到一个连队去“接受改造”了。

严峻的“文化大革命”中产生了多少不严肃的“革命口号”啊！“小镰刀战胜机械化”就是这类时髦的“革命口号”在北大荒的“异株杂交”。机械播种，镰刀收割，人海战术。眼看雨季将至，成熟的麦粒在阵阵秋风中一大片一大片地开始落粒，作为人的最原始的理性再也不能不被唤醒了！何况是为丰收洒下汗水的播种者们！

被“罢官撤职”的农机具制造厂厂长，第一个驾驶收割机冲进了麦海。然而，雨季毕竟是提前到来了，收割机一台一台地陷在麦地里。收割机手们不得不叹息地重新拿起镰刀、钐刀。就在这种被“异化”了的劳动中，她失去了丈夫。

人们发现他时，他单膝跪在麦海的泥泞中，一手捂着肝部，一手仍紧握钐刀柄。头，低垂在手臂上，已停止呼吸许久了。

这当年的创业者、垦荒者，北大荒土地上的播种者，是拖着病体来参加这种荒唐的、象征性的收获。

他死去的姿态，令人想到他死前对大自然的无可奈何的屈服、悲哀的屈服、不屈的屈服！

那一年，女儿十岁。那是农垦局改为兵团的第六年。

在潇潇秋雨中，丈夫被葬在“将军柳”旁。它虽然被雷击倒，但并没有丧失生命力。裂断处又有新枝长出。

沉痛的掩埋者们先后离去了。他们要继续握着镰刀和钐刀，投入到泥泞的无边无际的麦海中去。他们要继续进行那种荒唐的、象征性的收获，收获着脱落尽了麦粒和发了芽的麦子。

只有一个人留了下来——死者生前最亲密的战友李福顺。他一动不动地陪着她，站在厂长的坟前。

她慢慢抬起头，遥望着黑龙江对岸。大型联合收割机，从容不迫地在江对岸的麦海中冒雨收获着。她心中蓦然产生了一种无比的悲凉！五十年代，我们的收割机被陷在麦海中，他们的收割机也同样被陷在麦海中。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们拥有了大型联合收割机，而我们操起了小镰刀，还要高呼“万岁”！……

她心中有某种极强烈的冲动在翻涌，迫使她欲大声喊叫出什么！她张了几次嘴，连仅仅能令人听到的声音都没有发出。她不知应该喊叫什么，对谁去喊叫……

她猛扑在丈夫坟头，痛哭起来。

李福顺默默地将她扶起，默默地挽住她的手臂，一言未发地将她送回家。

今天，方婉之又站在丈夫坟前，站在“将军柳”旁，心中的压抑绝不比当年少一点！

但她没有哭。

方婉之已不是当年的方婉之。

“将军柳”的新枝粗壮，又长成了一株绿柳。它那抖落尽了雪挂的开始泛绿的枝条，轻轻拂扫着丈夫的坟头。她扶着“将军柳”，注视着丈夫的坟，伫立了许久，喃喃地说：“将军，秉玉，我们的农机具厂要解散了，你们原谅我……”

“荒原作证！”

她自己当年的声音，那么不负重托、充满自信的声音，这时奇妙地回荡在她耳畔。

她苦笑了一下。

“妈妈……”

她缓缓转过身，不知女儿何时来到了这里。女儿忧郁地瞧着她，说：“局长伯伯来了，在家里等你……”

三

有一类男人，像不生长任何植物的大山一样。你面对着它，你会断言说：“这，是一座荒凉的山。”可是你却并不知道，也许很多人都和你一样，并不知道在它的山体内蕴藏着某种宝矿。作为山，它不靠绿色来使人迷恋，它缺少绿色的装饰，没有绿荫。游玩者是会对它望而却步的，只有寻矿者才会对它刮目相看。它的山体内也会有炽热的岩浆翻滚沸腾，但被坚硬的外层封闭着，永远也不会像火山一般喷发。它是沉默的，同时又是安全的、可靠的。

李福顺便是这样一个男人。当方婉之回到家里的时候，他正和局长在交谈着什么。他们停止了交谈，一齐将目光注视到她身上。

她默默地坐在炕沿上，没有看李福顺一眼，单只瞧着局长，平淡地问：“有什么事，说吧。”她心里还在生李福顺的气，因为他今天在决定农机厂命运的时候，在她恳求的目光的注视下，也和别人一样举起了手。

局长掐灭了烟头，问她：“小方，你对今天亲眼见到的场面，有何感想？”她摇摇头：“无可奉告。”脸上毫无表情，俨然是一副理智到冰冷程度的女外交官模样。局长微微一笑，又问：“我知道，有好几个工作条件不错的地方单位争要你这位女工程师，你是不是下了决心要走哇？”她反问：“是，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李福顺这时忽然显得急不可待地插言说：“局长，她的去心已经是下定了的，你就别再想把她留在北大荒，留在双龙山，留在咱们这个农机厂了！既然总局党委现已任命我为厂长，我就有权对我的工程师进行任免！”他的脸转向了方婉之，“我要罢免你。”

方婉之呆住了。她不能理解这个多年来给予自己无私帮助的人今天为什么会这样对待自己，而且居然当着总局局长的面！

她忽然大声叫嚷起来：“你怎么敢！我是将军亲自任命的！”

他，却不动声色地回答：“只要我有权力，只要我认为是对的事，我什么都敢。将军如今已经不是农垦部长了。他管不了我。”

“你……”方婉之愤慨得说不出话来。

“都给我住口！”局长突然大吼一声。

局长也生气了，瞪着被他自己刚刚代表局党委任命的农机厂厂长说：“李福顺你今天想干什么？你偏偏要跟局党委唱对台戏是么？告诉你，你的农机厂厂长不能不当，她的工程师职务你也无权罢免！只许我罢免你，不许你罢免她！你们两个今天都得当着我的面下保证，这个农机厂不但要继续存在，而且还要生产出大型联合收割机来！”

李福顺看了方婉之一眼，紧闭双唇，不再说话。

方婉之胸中压抑的情绪顿时爆发，倏地站起身，大声说：“局党委是什么意思？你这位局长又是什么意思？那些外国的大型联合收割机，是你亲自到部里申请引进的！也是你亲自出国去定的合同！今天，它们耀武扬威地开到我们中国农机制造厂的大门口了，联合收割机的履带压到我们中国农机制造者的脚面上了，你倒说不同意我们这个厂解散！你倒说让我们保证生产出中国的大型联合收割机来！你拿我——一个农机工程师的自尊心开玩笑吗？……”

方芸芸这时正在门外偷听。李叔叔要罢免她母亲职务的话，使她心里非常不是滋味。不是为母亲，而是为她的李叔叔。除了她自己，一个做女儿的，还有谁比李叔叔更关心自己母亲的命运呢？李叔叔是爱着妈妈的呀！凭一个少女在情感方面的细微的本能，她早已窥察到了这一点。难道妈妈竟从无所思，从无所动？而她又确信，李叔叔是永远也不会当着妈妈的面将“爱”字说出口的！她同时也理解，李叔叔的罢免动机，是要运用权力强行解除妈妈和这个农机厂、和大型联合收割机结下的二十多年的契约！难道妈妈的命运被这种无形的契约束缚得还不够可悲么？二十多年啊！连一张完整的大型联合收割机的图纸都没有画出来过！妈妈你为什么还不肯解放自己的命运？而李叔叔，你明明爱着一个女人，又不把她的命运操纵在你自己手中，却要割断风筝的牵线，任“它”自由飞去，可能要飘离你和她共同生活过的这片土地，飘离得极远极远，飘落在别的地方，也许飘落到别人的生活中……你这又是一种什么方式的爱啊！

芸芸真想推门而入，把自己心中所想的这一切，当着妈妈和李叔叔的面大声说出来！

然而她不敢。

她轻轻将门推开一道缝，朝屋里窥视。只见局长伯伯从椅子上慢慢站了起来，向妈妈跨近了一步，说：“这批引进的联合收割机，是路过这里，加点水。你连这也不能忍受？”

妈妈冷言冷语地回答：“人能忍受自己，便能忍受一切。而我现在恰恰是不能忍受自己！”

局长伯伯退回到椅子跟前，盯着妈妈的脸，加重了语气说：“我们落后，这是现实！不是谁能不能忍受的问题，首先是敢不敢承认这个现实的问题！垦区现有耕地三千多万亩，一九八五年可达四千多万亩！一九九○年呢？二○○○年呢？大型联合收割机的需要量，比全国所有收割机制造厂全年生产的总和还多一倍！我们不引进怎么办？几百万、几百万的外汇是中国老百姓的汗水换来的！我知道这个！当和人家签订合同的时候，我的笔是沉重的！有的国家，耕地面积不及我国一半，一九七六年就拥有比我们国家多出八倍的联合收割机了！而且每台可担负的收获面积，又比我们高三倍！可我们国家呢？低到我在外国人面前羞于出口的程度！我们现有的又是些什么东西，你们不比我清楚吗？五十年代的破烂货！最新的也是六十年代的！超限使用，低效能、高损耗，早该报废了！中国十亿人口，农民八亿之众，目前连个体农民都开始购买中型农机具了，农机制造业停滞不前，社会主义如何振兴？如何崛起？如何奋飞？那还飞个屁！……”

芸芸听到妈妈讷讷的声音：“我……我并不是反对引进，我今天……心里好难受！”

屋里沉默了一会儿，她又听到局长伯伯用缓和了的语气说：“我并没有朝反对引进那方面去理解你的话。我相信你方婉之还不至于狭隘到那种地步。是啊，你心里难受，你可以朝我发火。我是局长嘛！我心里难受，朝谁去发火？现在，随处都可以看到中国人在发火！为各种各样的事发火！只会发火的民族，是没多大希望的民族！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是具有自强精神的！这种精神今天到哪儿去了？这种精神不应从我们身上消失掉！因为我们是北大荒人！我们不为北大荒的明天和后天去思考，去脚踏实地做，难道指望别人吗？”

“局长，话，点到为止。再说，就是多余……”李叔叔的声音。

“多余你也老老实实给我听着！引进，目前是完全必要的！但我们不能靠外汇买回一个农业现代化来！我们国家还不那么富！中国人搞现代化大农业的志气，是从哪一个国家也引进不了的！我们不能给后代留下这样一条搞四化的经验——花钱买！那样，后人是要骂我们这一代无能的！”

屋里又沉默起来。

芸芸再次将门推开一道缝，见妈妈站起身，走到箱子前，打开箱盖，将衣物全翻出来，最后取出一卷图纸，双手呈送给局长，说：“局长，这是我设计的联合收割机，请局党委审批……”

芸芸忽然想到普赖斯专家今晚还要给她讲解JD7200的性能原理，转身轻轻地离开了……

当芸芸回到家中时，见母亲坐在桌前，呆呆地沉思着。她走到母亲身旁，问道：“妈妈，你决心不调走了？”方婉之点了点头。“你就不为你自己今后的生活多想想？一位将军的话，当真要主宰你一辈子？”“这你是无法理解的。芸芸，你先去睡吧！”“我也根本不想去理解！我睡不着！我认为你是一个大傻瓜！”方婉之愕然地瞧着女儿。“天真烂漫的女工程师同志，向您致敬！你多有志气啊！你伟大得不得了噢！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重任全落在你身上了呢！普赖斯专家说，只要他能设计出来，他的公司就能制造出来！就算你是个天才，比美国专家高明多了！可你别忘了你是在中国，连报纸上都公开承认，中国比外国落后半个世纪呢！你更别忘了你是在北大荒，你是一个在全国根本排不上号的农机制造厂的工程师，你是一个四十多岁了的女人！能够制造出世界第一流水平的大型联合收割机吗？你能够吗，妈妈？！……”

方婉之呆呆地瞧着女儿。女儿脸上一副毫不掩饰的嘲讽神气。

女儿异常冲动地接着说：“妈妈，靠你，我什么时候能驾驶上现代化的大型联合收割机？在这一点上，我感谢普赖斯专家，却找不出任何理由感谢您，可敬的不可期待的妈妈工程师同志！……”

“啪”！方婉之突然挥手打了女儿一记耳光。芸芸怔了，她从没见过母亲发这么大的脾气，自己也从没受过这样的委屈。她捂着脸，跑进另一间屋子，嘤嘤地哭了……

四

在内地的一家联合收割机厂，北大荒的女工程师说明寻求协作和援助的来意之后，接待者上下打量着她，问：“北大荒？北大荒也有个联合收割机制造厂么？你们制造这玩意干什么？有我们这样的大厂制造就可以了嘛！”

她慢慢折起介绍信，揣进衣兜里，沉默了一会儿，平静地回答：“我们已经非常耐心地等了你们二十多年了。”对方一笑，伸出三根指头：“那就再耐心点，再等三年，最多四年！”三年、四年！还要“再耐心点”！她克制地咬着嘴唇，无言地注视着对方。对方以为她不相信，建议陪她到车间去参观参观。

在车间里，人家一边陪她在隆隆转动的车床间穿行，一边冲着她的耳朵大声说：“从国外买进的专利！五千多万美元！光图纸就装了一卡车啊！”她大声反问：“照葫芦画瓢吗？”人家用更大的声音回答：“照葫芦画葫芦！”“什么机型？”得到的回答，是一种重复机型。她内心里叹息了一声。连口水也没喝，她便礼貌地告辞了。

最后去打交道的一家联合收割机厂，倒是对这位北大荒来的女工程师非常敬重，待为上客。当天晚上还要为她“接风洗尘”。她在那里意外地碰到了她的同学。同学单独到招待所来看她，临别时特别叮嘱：“晚上你要当心，他们想灌醉你！”

“灌醉我？”

“嗯……我们这个厂，也在搞大型联合收割机，因此你一来，就等于竞争对手打上了门！他们要从你嘴里套出点什么信息……如今各行各业都很重视竞争对手的信息啊！”

她呆了。许久也说不出一句话。

在一家大饭店的单间餐室，几位女陪客，一口一个方工程师，轮番向她敬酒。几位该厂的头头脑脑，也频频举杯和她相撞。她从容镇定，应付自如。东道主低估了这个来自北大荒的女人。北大荒土制的各种烈性酒，早已把她“熏陶”出来了！敬酒，她不拒；干杯，她奉陪。酒过数巡，倒是那几个女陪客，一个个桃红染腮、自顾不暇了。男子汉们，也不禁对她刮目相看。

“没人陪我了？”她突然站起来，将四五杯酒排列在面前，一一扫视着主人们，问，“你们到底要从我嘴里套出什么？”问罢，拿起一杯，一饮而尽。

没人回答。她又问：“你们为什么不坦率诚恳，光明正大些，反而来这一套？”又拿起一杯，一饮而尽。

她端起第三杯，同样一饮而尽。她的脸色不但没有醉红，反而苍白如纸！她轻轻放下酒杯，说：“你们没志气和外国的农机具制造业争个高下，却在这儿和我一个女人钩心斗角！你们不觉得羞耻吗？不觉得给中国的农机具制造者们丢脸吗？”说罢，她怫然离开餐桌，忽然又走回来，“哗啦”一声，将餐桌掀了个底朝天！……

回到招待所，她吐了，她哭了。

第二天，没有告辞，她登上了返回的列车。只有她的同学在开车前赶到了车站送她。一个车上，一个车下，同学从窗口对她说：“他们都说你真够厉害的！他们都不好意思来送你，叫我代他们向你道歉！头头们说了，只要我们厂能做到的，我们一定大力协助你们！……”

方婉之忧郁地回到了北大荒。双脚一踏上北大荒的土地，她心中便暗暗发誓：再也不离开北大荒一次了。内地的人们，尤其是内地的女人们，在与她接触时，那种对她带有研究意味的目光，几次令她感到不堪忍受！仿佛她——一个北大荒女人在生理构造方面跟她们有些什么不同似的！

一个女人最不能容忍别的女人用这种眼光看待自己了！然而，她几次都容忍了。在哈尔滨市一个小而肮脏的旅馆里，一个服务员姑娘对她格外亲近。一交谈，对方原来是一个返城的兵团战士，当过多年的收割机手。她所有“外交使命”中落实的唯一一项，就是在这位姑娘的多方帮助之下达到目的的。那姑娘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福顺比她早两天回到了北大荒。他担负的几项“外交使命”也完成得并不顺利。他见到她的面时，心中又大为后悔，又忘了从内地替她买回几瓶质量好点儿的头油。

不过他没有对她说。

催问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发出，几家答应给予协作的兄弟厂，由于种种原因纷纷回电推迟援助日期。而局党委要求他们，必须按照图纸首先造出一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的模型，以便各级领导观摩，最后定论。

她急得生了一嘴大泡。李福顺也明显地消瘦了。他出了个主意：一部分模型部件用旧农机部件加工改造后代替。无法代替的，赶制木头的。外壳联结部分，用苞谷秸扎、牛皮纸糊。她不抱什么希望地问：“能行？”李福顺自信地点点头：“行。我会这手艺。我父亲从前干过给死人扎纸车纸马那行。”

几天之后，局长带着人按期来观审模型。方婉之和李福顺陪着局长一行人走进机车库。李福顺掀开蒙着模型的苫布，叫苦不迭：“哎呀！糟糕！被老鼠啃了！”展示在观审者们面前的，是具千疮百孔的联合收割机模型。局长皱起了眉头：“拿什么搞的？”农机厂厂长尴尬地回答：“苞谷秸，牛皮纸。”

“你们出我的洋相吗？”局长怫然而去。观审者们，也一个个面面相觑，摇头不止。李福顺伤心而羞愧地一下子蹲在地上。

局长的吉普车，在回总局的半路，又调转车头开回了双龙山，直开到方婉之家门前。局长一进她家的门，就急迫地说：“再带我去看你们那东西！”她回答：“烧了。”局长顿时恼怒起来：“烧了？好你个方婉之，小猫屁股也摸不得是吧？就算我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你怎么就敢把模型给我烧了？！我要处分你！”待局长发过了火，她一声不响地朝外就走。局长喝道：“你哪儿去？！”她低声说：“去找李厂长，叫他再扎一个。”

她猜测李福顺也肯定会因为受了委屈对她大发其火。不料他只嘟哝了一句：“那，就再扎一个呗。”听他这样回答，她凝眸注视起他来。那双和善的眼中布满了血丝。那双正在卷烟的手上，有那么多道血口子，那是被锋利的苞谷秸皮割破的。她不禁想到，自从丈夫死后，他给予她们母女多少帮助啊！她一直因为他也举手同意收割机厂解散而生他的气，不肯原谅他。其实她心里明白，他是为她好，希望她能在收割机厂解散后，调到一个理想的地方单位去。而且，她仿佛此刻才想到应该对自己提出一个并不难于回答的问题：这个丈夫生前的战友，这个十几年来关心自己的好人，为什么直到如今还不肯结婚呢？……

她情不自禁地抚摸着他那双手，把脸转向一边，回避着他的目光，轻柔地说：“福顺，原谅我，原谅我……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从头开始的。我们还不算太老，是不是？……”

五

绿色的北大荒变成了金色的北大荒。

一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终于在北大荒诞生了。从外形看，它既不像所有中国制造的联合收割机那么“土气”，也不像从国外引进的联合收割机那么“洋气”。普赖斯专家面对它的时候，很自然地联想到了在美国接触过的那些身着西装，但却保持着中华民族气质的中国留学生。专家爬到收割机下看过，一眼就看出底盘是选用东德E-512的结构，不过加以了改造。配备有双联拾禾器的拾禾台，可同时捡拾双铺脱粒。专家对它的双滚筒颇感兴趣。这种装置无疑会提高脱谷性能和分离性能，动力消耗减少，较适应高产潮湿作物的收割。北大荒的麦收季节往往正是雨季。它使专家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先进的不一定很适用，适用的才算最先进。不过专家坦率地对它的制造者们表示，他对双滚筒在实际收割中可能产生的机械副作用深感忧虑。尽管如此，专家不得不暗自承认，这是一台中国式的大型联合收割机。

它的制造者们，把它命名为“北大荒人”。专家对此极为欣赏，预告他将来设计的某一台收割机，一定命名为“汤姆大叔”。他认为具有人情味的命名，完全符合人类的创造和劳动心理学。

专家日盼夜想的JD7200也已经运到了，并将在同一天同一块麦地中和“北大荒人”先后进行试割。

那天，两台收割机像两匹赛马，在许多人的观望之下，停立在麦地边上。一台由方婉之驾驶，一台由她的女儿驾驶。发动机“隆隆”地响着，仿佛诉说着它们的焦躁。

专家又对芸芸耐心地讲述了一遍驾驶和操纵要领，然后在她额头上吻了一下，说：“姑娘，我很高兴你是第一个驾驶我所设计的这台联合收割机的中国人，别让我失望。”

姑娘忽闪着大眼睛，对专家自信地微微一笑。

当这母女俩分别坐进了两台收割机的驾驶室，专家忽然产生了什么想法，大步走到局长跟前，说：“我建议，如果两台收割机同时进行收割，可以令人更清楚地看出我们美国的联合收割机的优势。用你们中国的一句话讲，叫作有比较才有鉴别。”

专家提出这样的建议，并非出于美国人的狡猾或傲慢无礼。他要在这样一场竞赛中，亲眼看到中国农机制造业的潜力和美国在这方面可能存在的不足。

局长朝坐在“北大荒人”驾驶室里的方婉之看了一眼，微皱了一下眉头，忽然哈哈大笑道：“那么好吧，就按照您的建议开始吧！”于是他扬起手对两台收割机摆了一下，两匹“赛马”几乎同时驰进了无边的麦海。

方芸芸因为美国专家对自己的信任，因为是第一个驾驶这台世界上先进的大型联合收割机的人，内心非常自豪、非常兴奋。当她第一眼看到它，就喜爱上了它。它虽然庞大，但并不笨重，造型美观，威武而清秀。她也喜爱它那种火红的颜色。这种火红色使她内心充满激越情绪。专家曾对她说：“在全世界的观念中，你们是红色中国，因此，我建议将它漆成了火红色的。”在专家的指导下，她进行过了好几次操作训练，如今对它已是驾轻就熟了。

比赛开始不久，JD7200就将“北大荒人”甩下了十几米远。芸芸打定主意今天要使母亲领教失败的滋味。她无法理解，母亲压着几份调令，为什么不肯离开北大荒，不肯离开这个没有前途的农机具制造厂。是由于知识分子的偏执吗？是由于性格上的倔强吗？可是这种偏执，这种倔强，对母亲，对这个农机具制造厂，对北大荒，对中国，对四化，究竟有什么实际意义呢？芸芸认为一点意义也没有。也许只有失败，才能令母亲清醒地正视现实吧。

方婉之心里比任何一个人都明白，她今天在这场“比赛”中的失败命运是注定了的。作为“北大荒人”的设计者，她一方面要使它达到大型联合收割机的先进水平，另一方面，她又不能不考虑到中国农机具制造业现有的工艺水平，以及我们国家的农机具原材料的质量。美国专家的建议，虽然并无恶意，但毕竟象征着一种挑战。作为一个中国农机具工程师，她没有丝毫理由“怯战”！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某种情况之下，需要一个人以失败者的形象来维护它的尊严的时候，她相信，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都会有人心甘情愿去扮演这样的失败者的形象！这是一种特殊的勇敢！她一边从容地驾驶着“北大荒人”，一边在心中暗暗鼓励自己：“我不但是一个中国人，而且是一个中国农机具工程师！此时此刻，我要具有这种内在的刚勇！我要具有这种特殊的勇气！”

普赖斯专家站在那些他所熟悉和不熟悉的中国人之间，矜持地吸着一支粗大的雪茄，像一位元帅，自信地观望着代表两个国家水平的这场农业现代化的“比赛”。对于这场“比赛”的结果，专家稳操胜券，脸上充满自信的神情。局长泰然自若，就站在专家身旁。专家向他敬上一支雪茄，他摇摇头，掏出自己的烟盒。

李福顺一把一把地从麦秆上撸下麦粒，在掌中搓去麦壳，一粒一粒地丢到口中，慢慢嚼着。他真想变成一个金刚力士，冲入麦海，从后面猛推“北大荒人”，赶上并超过美国的联合收割机。他也明知“北大荒人”注定失败，心中非常难过。他后悔自己没有代替方婉之扮演这样一个失败者的角色。

芸芸从后视镜中，看到“北大荒人”被甩在后面很远，心中倏然产生了对母亲的怜悯。她懊悔地感到，自己要惩罚母亲的念头，是多么可耻、多么罪过！她内心深处不禁为母亲，为“北大荒人”，为中国而悲哀起来。一只手下意识地放到了变速挡上……

方婉之发现JD7200的速度缓慢了下来，立刻判断出是什么原因，心中骂道：“死丫头！你怎么敢！”她对女儿恨得咬牙切齿！如果女儿就在面前，她会狠狠地打她几记耳光的！

如此表现出的私情，只会更增加中国人的羞耻感！更增加她作为母亲的羞耻感！失败，也要失败得光明正大！失败得像一位中国农机工程师！她的自尊心被自己的女儿彻底击碎了！

普赖斯专家望见JD7200不但减慢了速度，最后竟停下不走了，“唔”了一声，扔掉雪茄，朝它匆匆走去。专家走到JD7200跟前，示意中国姑娘打开驾驶室的密封门，问：“为什么停下？”方芸芸讷讷地回答：“好像……发生了什么故障……”专家侧耳细听了一秒钟机声，仅仅一秒钟，就摇摇头，肯定地说：“一切正常，毫无故障！”方芸芸的脸“唰”地红了，垂下了睫毛。专家似乎明白了什么，对她说：“姑娘，请下来。”方芸芸不得不跳了下来。她默默地看着专家自己登上了驾驶室，忽然一转身跑出了麦地……

当中午的炎炎赤日灼烤着大地的时候，方婉之站在丈夫的坟旁，面对“将军柳”，泪水渐渐盈满了她的眼眶，模糊了她的双眼。她的双唇颤抖了许久，低微地说出了一句仿佛从心底挤压出来的话：“将军，荒原作证，我和他们较量了，可是我打不过他们……”她扑向“将军柳”，抱住树身，无声地抽泣起来。

当她终于克制住自己，心情冷静下来时，听到背后也有人在低泣。她擦干泪水，转过身，发现女儿、局长和李福顺也来到了这里。他们都在注视着她。女儿叫了一声：“妈妈！”扑向她怀中，将头偎在她胸前，止不住地放声大哭起来，边哭边说：“妈妈，都是我不好，是我使您难过……”

方婉之抚摸着女儿的肩，说：“别哭，孩子！哭，是没有用的。我们中国人，现在不是因为可以花钱买到人家的什么而高兴的时候，也不是因为落后于人家而绝望的时候。”

局长点了点头。这话，本是他想对她说的。此刻他觉得没必要再说一遍了。

李福顺低声说：“婉之，局长要向你祝贺。”

方婉之迷惑地看了局长一眼：“局长，我不需要安慰。”

局长表情严肃地说：“我代表总局党委向你祝贺。我们的‘北大荒人’，毕竟是一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毕竟比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多年来农机具制造的水平提高了一大步！我要建议局党委，向部里打报告，申请批量生产！我还要把这件事写信汇报给将军。我相信将军一定会感到非常欣慰的。从此，‘北大荒人’，将要在北大荒的土地上进行收获！……”

这天晚上，普赖斯来到了方婉之家中。美国专家从衣袋里掏出一个手绢包，放在桌上，打开后说：“方工程师，我诚意地向您祝贺！你们的‘北大荒人’脱粒干净，茎秆粉碎均匀，证明双滚筒还是可行的！”

手绢里包的是脱过的麦粒。

专家又说：“十年之后，你们也许……”

方婉之打断他的话，平静地说：“十年之后，我们也许还会落后于你们。但是请您相信，历史是长久的，十年不过才是一个世纪的十分之一，也许就在本世纪中，您和我还有机会比赛一次的。”

专家回答：“和您这样的对手再比赛一次，那是很值得的！不过我现在很想知道，您对我们的JD7200究竟如何评价？”

方婉之微微一笑：“需要我作出评价时，您再知道这一点并不晚啊！”

她这种回答当然不会令专家满意。普赖斯专家心情沉闷地告辞了。专家似乎有一种预感，在签订合同时，如果有什么不利的因素，那么很可能来自这位中国女农机工程师……

专家多虑了。中美双方签订引进合同时，方婉之对JD7200的机械功率和作业效能，给予了极公正的高度的评价。普赖斯专家回国时，方婉之和李福顺亲自把他送到火车站。开车预告铃已经响过，三人彼此握手道别后，美国专家说：“我一定还要到中国来。”

李福顺问：“还想来签订什么合同吗？”

专家不回答。

方婉之问：“再到中国来进行一次比赛？”

专家摇摇头：“不，我要来看你们‘北大荒人’的第二代，第三代……”

专家注视着方婉之，心中暗想，他接触过许多国家农机制造业方面的同行，某些国家农机制造业的发展和他们的农机专家，曾使他感受到对美国农机制造业和他这位美国农机专家具有超越性的威胁，但从来也没有被他视为真正的对手。真正的对手，也许就在中国，就在北大荒，就是眼前这位北大荒女人！

她，也像北大荒一样，身上具有某种同样令他倾倒的吸引力……甚至可以不算夸张地说，具有一种魅力……

夜宿“蛤蟆通”

我们七人——北大荒返城知青代表，应农垦总局邀请，又踏上了北大荒的土地。

我是七人中唯一的女性。回访各处受到的特殊接待和照顾，不亚于结婚后第一次归娘家的新媳妇。北大荒没有忘记我们。北大荒人是思念我们的。真实无伪的亲切感，消除了我们每一个人作为代表成员心理上的拘谨。

回访的第四天，我们乘坐小面包车来到了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蛤蟆通”水库。我们七人中没有谁是原三师的，因此对一路所见颇觉新奇。陪同我们的宣传部副部长有事留在三师师部了，我们只好不断地向司机问这问那。中年司机连日来与我们混得挺熟，很乐于回答我们的种种问题。

他对我们说：“你们知识青年是了不起的。这条公路，是知识青年铺筑的，被国家定为一级战备公路。北大荒的每一根电线杆子，都是知识青年们架设起来的。你们将青春贡献给了北大荒，你们是为北大荒立下了功绩的！”

一个北大荒的普通司机如此评价知识青年，令我们极受感动。他的话立刻使我想到了从北大荒返城的那些老姑娘，也想到了我自己。我也是个老姑娘，婚姻方面的“困难户”。历史荒唐而粗暴地剥夺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最佳年华，我们的青春一去不返。对此，世人仅仅给予我们一点点同情，那是多么不够啊！同情若不附加着对我们的功绩的肯定，这种同情无异于亵渎……

忽然，我们中的一个伙伴叫起来：“大家看，前面就是水库！”

我的思绪被打断了，抬头朝车前窗看去，但见一片连天水面，波浪浩渺。风很大，六到七级，水库失去了我们想象中的平静，展现出另一种气派。它真有如北大荒的“海”。

司机主动告诉我们，此地有一个水域纵横百里的天然湖泊，传说是一只蛤蟆精的栖身之所。水库的水引自湖泊，故曰“蛤蟆通”水库。

汽车开上水库大坝停住了。司机回头望着我们，征询地问：“你们下去看看么？”

我们当然不会失掉这次机会。我迫不及待地打开车门，第一个跳下了车。

大风险些将我刮倒在坝上，我努力面向水库站稳。身临其境，更有一种高崖观“海”之感。同时不无遗憾地想，今天要是风和日丽该多棒，扑进水库畅游一通才美气！

“这个水库，在全省也数一数二，是你们知识青年修建的！每年捕鱼量，十多万斤啊！还有下游的水利灌溉网，也是你们……”司机怕他的话被风刮跑了我们听不见，几乎是喊着说。

我心中情不自禁地暗想：三师的兵团战友们，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在我们北大荒知青的功绩册上，记载下了这座大水库。如今，你们又在哪里呢？你们生活得怎样呢？你们梦中可曾梦见过你们用汗水修建的这座大水库？请相信我的话吧，北大荒在任何时候都会说出这样一句公道话：“以这座水库的名义，向知识青年致敬！”那一时刻，我心中产生了一种比不能扑进水库畅游更大的遗憾——我不是一位电影摄影师，不能将这宏伟坚固的大坝和我在北大荒土地上亲眼所见的一切知识青年的永存的功绩实证拍成一部影片。哪怕仅仅是一部几分钟的影片，也能带回城市去，让许许多多的人都了解这样一点：在一场史无前例的也许是不负责任的运动中，几十万知识青年，包括那些并非是自愿离开城市、离开父母而来到北大荒的知识青年，一旦双脚踏上北大荒的土地，却在这场不负责任的运动中抱着怎样热忱而真挚的责任感，用自己的青春、力量、双手和汗水，做过多少具有真正意义的事情！

远处的水面上有一条小船出现在我的视野内，随着波浪的涌动，时起时伏。凭目测，我判断它距离大坝有四五里地远。是什么人在这样大的风浪中驾船离坝？太冒险了！我扭头疑问地望着司机。

司机也发现了那条船，很有些气恼地说：“准是附近农村生产队的农民偷偷捕鱼，这家伙，连命都不要了！”

果然，船上有人在向水中撒网。

司机将双手拢在嘴边大喊：“喂……你靠坝！我们不罚你款！我们担心你的命！……”

船离坝太远，撒网的人显然听不见他的喊声。

司机无可奈何地跺了下脚，责怪起水库管理站的人们来：“管理站的人干什么吃的！竟让这玩命的家伙偷偷下了水！”

我这时却发现，大坝的正中，高耸着一个建筑体，原来是一座碑。我的其他六个伙伴，都正围拢在碑前。

司机说：“咱们别管那家伙了！他要玩命，随他玩去好了！反正命是他自己的！世上总有些拿命不当回事的人！你也过去观看一下那座碑吧！为你们一个知识青年建的。”

听了司机的话，我立刻迈步朝那座碑走去。司机跟在我身后，差不多和我同时走到了碑前，低声对我说：“是你的知青老乡啊，挺好的一个北京小伙子，我认识他。水库大会战时期，我给会战指挥部的头头们开车，认识工地上的不少知青。他和我交情不错，托我帮忙，要等水库会战结束后调到我们师部汽车队来当司机。小伙子挺肯钻研的，经常捧着一本《汽车保养和维修理论》看得入迷……”

很普通的一座碑。碑体是整块的岩石砌成的。没有底座，仿佛这整个大坝就是它的底座。一块大理石板镶在碑的正面，其上用雄浑的隶书体刻着这样一行字：

北京知识青年王文君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三日为建水库大坝牺牲于此，他的名字将与大坝共存。北大荒永远怀念他！

字不是描金的，也不是鲜红色的，而是漆黑色的，因而也显得更加肃穆，更加庄严。

司机朝碑顶一指：“你看，那就是他。”

我缓缓抬起头，凝目仰视着碑顶。一个青年人的半胸雕像面向水库，仿佛在俯瞰着整个水库。“他”留着“学生头”，那正是我所熟悉的我们北京男知青们当年普遍留的发式。“他”迎风大睁着一双永远也不会流露出倦意的眼睛。“他”有如这水库大坝的一尊“守护神”。

我的心中顿时涌起一股哀思之情。十年“屯垦戍边”，我们有不少知识青年献身在北大荒。有的我认识，与他们有着兄弟姐妹般的情谊。有的我不认识，至今无法一一知道他们的姓名。还有的，我与他们之间，曾因某些事情，一度积下过怨恨。如今，过去了的十年已成为历史。我们离开了北大荒，他们的尸骨，却将永远地埋葬在北大荒的土地上了。有着兄弟姐妹般情谊的，和一度曾积下过怨恨的，我如今都对他们怀着深深的哀思。而我对他们的敬意是与我对他们的哀思一样真诚的。正是我对他们的敬意和哀思促使我常常想：还会有整整一代人，像我们当年那么充满创业者的热忱，那么富有牺牲精神，那么不屈辱地承受了历史对我们的不公正的摆布，而又那么毫不自私地贡献自己的青春乃至宝贵生命吗？

我默默地垂下了头，默默地在心中对“他”说：“王文君，我的不曾相识的好兄弟，我的北京知青同乡，我们大家来看你了！我们代表几十万北大荒返城知识青年看你来了！愿你的灵魂安息！”

在大坝上，在大风中，我们七人，不，八人，包括司机在内，向“他”进行了长久的哀悼——这是我们回访的四天中，第三次在我们北大荒知青战友的碑前表达我们的敬意和缅怀。

我们坐进车内之后，司机将车开得比扶柩的脚步还要缓慢，车轮无声地从大坝上经过，从碑前经过……

水库管理站的人们，预先接到了师部的电话，已经在公路上迎候我们了。

我们首先被恭请进了食堂。食堂里摆放着几盆温热的洗脸水。大家各自擦过脸后，又被请到一张圆桌旁。刚坐定，一个小伙子双手端着一托盘切好的西瓜从厨房内走了出来。那小伙子身材结结实实的，个头不高，也不算矮。他腰扎雪白的围裙，臂套雪白的套袖，像是他自己家里来了什么贵客似的，纯朴的脸上露出喜盈盈的笑容。

老站长介绍说：“他是咱们水库管理站食堂的小张。他今天休息，听到你们要来水库的消息，也不回家了，一定要亲自为你们做几样拿手好菜。你们瞧，还换上了新围裙、新套袖！”

我们都感激地瞧着他亲切微笑。

他将托盘轻轻放在桌上，腼腼腆腆地说：“怕你们一路渴了，先吃几块西瓜润润口吧！”

我们的确是渴极了，也就不客气，纷纷拿起西瓜，大口大口地吃。西瓜甜极了。红瓤的，黄瓤的，每一块都是沙瓤的，皮薄而籽少。

老站长可能是怕我们不好意思多吃，也陪着我们吃了一块，吃完后看着我们说：“吃吧！你们这是在吃自己的劳动果实，用不着半点客气嘛！”

“自己的劳动果实？”我放下一块西瓜皮，不解地瞧着老站长发问。

“是啊！”老站长肯定地点了一下头，“都说西北的瓜甜，咱北大荒人今天也能有口福吃上了！这瓜种，就是你们知青中当年一位有心的上海姑娘，写信给兰州的亲戚讨来的。别人都讥笑她冒傻气，说北大荒的土地上哪能长好兰州的瓜！还编了顺口溜逗她：武昌的大米兰州的瓜，北大荒的上海丫，兰州的西瓜好虽好，种在北大荒长成了大倭瓜，气坏了上海的倔小丫，发誓一辈子再不吃西瓜……这上海丫头还真有股倔劲，一个人业余时间侍弄了三年瓜，成了个瓜迷。第三年秋天，她自己开出的那块瓜地，到底结出了一千多斤又大又甜的北大荒生长的‘兰州瓜’。瓜种虽是兰州瓜的瓜种，可人们不叫这瓜‘兰州瓜’，而叫这瓜‘上海瓜’。如今，她已经离开北大荒三年了，一吃这瓜，就不由人不想起她……”老站长的语调，包含着无限复杂的感慨。

我们听了他的话，都不禁停止了吃瓜，你望我，我望你，一时不知该如何表示为好，竟个个有点不自然起来。

小张始终站在一旁，听老站长与我们交谈。他见老站长和我们都陷入了沉默，便插言道：“站长，他们不就是也代表上海丫重返北大荒来看望你的么？农垦总局的领导不是说了，他们几位知青代表是第一批，以后还要邀请第二批、第三批代表来么？咱们向总局领导建个议，下次一定要邀请咱们的上海丫回北大荒！我想，咱们的上海丫也一定会高兴有个机会回北大荒来看看的！”

瞧不出，腼腆而憨厚的北大荒小伙子还挺机敏，挺会说话。他的话，使暂时沉闷了片刻的气氛又活跃起来。

老站长呵呵地乐了，又说：“是呀是呀，我一定向总局领导建这个议。也拜托你们几位中的上海知青代表，走时记下她的名字，回上海后寻找到她，替我们捎个口信给她，就说我们‘蛤蟆通’水库的人，一吃着她培育的西瓜，就想起了她。至少可以说每年想到她一次吧？……”

我们也都笑了。我们中的那位上海代表，当时就掏出小本本，问清我们四十余万北大荒知青中的这位“上海丫”的姓名，工工整整地记在了小本上。

小张又捧来一个大西瓜，利落地操刀切了开来。

老站长却制止住了他，说：“不许他们再吃了，西瓜吃饱了肚子，一会还能吃得下饭去？饭后再吃吧！”又瞧着我们说：“咱们副站长小周，为你们驾船下水库捕鲜鱼去了！”

老站长的话，使我立刻想到了站在水库大坝上看到的那条令我当时分外担心的小船。

“我们看见她的船了，我还以为是偷偷下水库捕船的农民呢！”司机看了我一眼，因为当时诅咒了好人而窘红了脸。

“老站长，这么大的风浪，您不该允许……”我愈加替驾船的人担心，口气中不无埋怨。我们吃上吃不上水库的鱼有什么大关系？让人家为我们冒险，这反而使我们感到不安了。其他几个代表，也你一言我一语，要求老站长赶快派人去将捕鱼的召唤回来。

老站长挠挠头，说：“我当时拦不住嘛！小周讲的也有点道理，你们过去是北大荒的主人，如今就是北大荒的客人了！不管什么客人到咱们水库来，咱们都招待吃一顿鱼，这是咱们水库的规矩，对你们更不能例外！不过你们别担心，我嘱咐小周穿上了救生衣，不会发生危险的。再说风是朝大坝这边刮……”

老站长正说着，一个人从外面走进了食堂——是个姑娘。她剪着齐耳的短发，衣服裤子都完全湿了，显然是被浪花溅湿的。她还没有来得及脱下救生衣，一手提着网，一手拎着一条草绳。草绳上穿着四五条一尺多长的活鱼，鱼尾都在有力地摆动着。

“嘿，正说到你！你要是再不回来呀，他们肯定就会向我提出抗议了！”老站长说着起身，走到捕鱼的姑娘跟前，从她手中接过鱼和网，递给小张，随即将她轻轻推至我们跟前，介绍道：“这就是咱们水库的副站长小周同志！”

“周慧萍。”她低声说，微笑了一下，向我们伸出了一只手。

我第一个握住了她的手，同时作了自我介绍。她的手那么凉。她的身子冷得抖了一下。也许因为我是我们一行七人中唯一的女性吧，她的目光盯在我脸上，对我格外注意地端详了一会儿。那是一种探测性的目光。她仿佛要在与我握住手的这短短时间内，企图了解到我的过去和我的现在，并与她自己可能有过的什么经历作比较。我也趁机将她上下打量了片刻。她的身材适中，苗条而不显得柔弱，健壮而不失女性的优雅。她有一张娟丽的脸，眉清目秀，文静中透露出一股存在于内心的自信和刚强气质。不必别人旁作证我也知道，我们的脸色一定差别很大。返城两年，我的脸色变得白嫩了。因为我已经习惯了像目前城市中的女性们一样，每天用“珍珠霜”一类化妆品滋养自己的脸。而她的面部皮肤和我相比，自然要粗糙得多。由于穿着湿衣服，她的脸色冻得有些发青。我不禁低头看了一眼我们握在一起的手。一只白嫩的手和一只像北大荒男子的皮肤一样粗糙的手握在一起。我的手感觉到了她手掌上厚厚的茧子。那一瞬间我心中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一种羞愧。是因为我的脸白，手嫩，还是因为别的什么缘故，连我自己也不得而知。

我下意识地放开了她的手。

“风浪太大，鱼都躲到水底去了，浅水区捕不到。好不容易才在深水区捕到了几条，还实在不算大。你们一定很饿了吧？耽误你们吃饭了，真对不起！”她非常抱歉地说。尽管她的歉意绝不是虚伪的，这种歉意也仿佛是北大荒人对待我们的客观上的疏远。这使我心中倏然产生了一种悲哀。是啊，我们已不再是北大荒的主人了。我们过去曾是主人，但现在毕竟不再是了。如今我们是客人，是代表着几十万返城知识青年的特殊身份的客人。

我一时间竟不知如何回答她的话好，怔怔地望着她，默默地笑着，身为知青代表的那种难以彻底摆脱掉的拘谨心理，又将我整个人笼罩住了。我的神态，我那默默的笑，变得多少有点不自然起来。

她已将脸转向了我们中的别人，又向别人伸出手去。

“得啦得啦！别一一握手啦！别来这些客套的见面礼啦！你也是知识青年，你和他们更是自己人！自己人用不着那么多礼节！”老站长将她的手挡回去了，又说，“瞧你冷得脸都发青了！快回家去换下湿衣服再来，一会儿你得陪客人吃饭呢！”

老站长也称我们为“客人”，我心中不仅感到悲哀，还觉得似乎有点受委屈了。

她对我们亲近地微笑了一下，转身向外走去。在食堂门口，她站住了，扭回头望着老站长，犹犹豫豫地说：“站长，有你陪着客人吃饭，我就不必来陪着了吧？我还没给我妈做饭呢！等客人们吃过饭，我来陪着说话还不成么？”

老站长朝她挥了下手：“你妈用不着你操心，我早打发我老伴照料她去了！你如今是咱水库唯一的知识青年了，返城知识青年代表们来到，你不陪着吃顿饭还像话？”

她刚走出食堂，我便开口问老站长：“原来她也是个知识青年？我还以为她是北大荒姑娘呢？”

老站长却反问我：“怎么？你一点都没听出她的北京口音来？是啊，她来到北大荒整整十四年了，连口音都变了。听你说话的口音，你一定是个北京知识青年。她是你的北京老乡啊！”

我的北京老乡？真是意外相逢！当年的四十八万北大荒知识青年中，如今只剩下一万多扎根在北大荒广袤的土地上，像黄菠萝树一样成了北大荒的“稀有植物”。我这位北京知青老乡，居然是我们回访四天中接触到的第一个扎根知识青年。而且是位北京姑娘！她为什么没有离开北大荒？究竟为什么呢？四十多万都离开了，留下的，该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她哪来的这种勇气？我相信，每一个留在北大荒的知识青年，除了勇气而外，一定还有着不同于其他知识青年们在北大荒的特殊经历。我甚至相信，后一种因素是主要的，可能起决定作用的。那么，我的这位北京知青老乡，会在北大荒有过怎样的特殊经历呢？一个又一个的疑问，充满了我的头脑。

我们代表中的一个，对我开玩笑地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你一会儿可别太动感情哟！”

我觉得这种玩笑是不合时宜的，而且毫无幽默感。我没有理睬他。他们中的个别人，返城后的境况不错，有的考上了大学，有的当上了报社的记者或出版社的编辑。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都开始有点春风得意了，自以为前程似锦。所以一踏上北大荒的土地，大有点“衣锦还乡”的心理。我讨厌人在生活道路步步顺利如愿之后这种心理上的不良演化。

“我们的小周见了你们只有高兴，绝不会两眼泪汪汪的！更不会感到半点自卑！她的心比男人还刚强！”老站长说这话时，表情和语气都格外郑重。他敬佩我的北京知青老乡。我从他的表情上看出了这一点，从他的语气中听出了这一点。我心中很为她——我的北京知青老乡感到欣慰。

“她不但刚强，还善良。我们副站长是一个最好最好的女人！”说这话的是小张。他真可谓是一个神厨。才一会儿工夫，就端上来一盘浇汁鱼了。“最好最好”，这样的话，出自一个朴实憨厚的北大荒小伙子之口，应被理解为是对一个人的“最高最高”的评价了。他已不是在用“最好最好”这四个字表示对她的敬佩，而分明是在表示对她的赞美和崇拜了。

她究竟为北大荒作出过怎样了不起的贡献，才获得老站长如此的敬佩和小张如此的赞美呢？这加在许多问号之后的问号，成了我最想首先从她身上寻找到答案的谜。

小张又接连端上来了几盘菜，老站长便打开了一瓶“北大荒”酒。但他却并没有开始给我们斟酒。

他说：“咱们再等小周一会儿。”

他的话刚说完，她就走进食堂来了。她换了一件粉红色长袖的确良小褂，一条灰的长裤子，一双半旧的扣绊式皮鞋。短发分明梳理过了，也许还洗了脸。大概因为脱下了湿衣服，身上不再感到寒冷了，她的脸色变得那么红润，眼睛变得那么明亮，整个人变得那么神采奕奕。我惊异地发现，她比我刚才第一眼见到时，要美丽得多。

“我就和我们当年的女战友坐一块儿吧！”她走到我身旁，将椅子挪得更靠近我一些，款款地坐了下去。

吃这顿晚饭的过程中，她的话始终不多。菜很丰盛，小张的厨师手艺挺有水平。因为她是我们回访见到的第一个扎根知青，除我而外的六位代表，频频举杯向她敬酒。她颇有酒量，对每一个敬酒者都以礼相待，应酬从容，毫无勉强之色。和有意不失代表身份的他们比起来，她身上仍保持着北大荒知青当年那种豪爽，倒更具有男子汉气概。

他们对她举杯时所说的那些敬酒词，全是美好而不着边际的语言。如：“祝你青春常在”啦，“祝你身体健康”啦，“祝你一切称心如意”啦……我能体谅他们为什么除了这一类话就寻找不到别的更可亲点的话。作为一个知青中的返城者，对于知青中的扎根者，总是多少怀有一点同情的。如果不是万般无奈，谁会不随风潮返城而甘愿留在北大荒呢？这不但是他们的思想逻辑，也是我自己的思想逻辑。

我对她，内心深处也是怀有这种不能当面表示的同情的。当她以主人的身份举杯向我们敬酒时，句句话都打动了我们的心。“祝你母亲的病早日痊愈！”“祝你的工作调动问题顺利解决！”“祝你和新婚妻子的生活幸福美满！”“祝你考研究生的理想实现！”……仅仅从饭桌上很随便的相互间只言片语的交谈中，她竟能捕捉到每个人生活中目前最主要的忧愁、愿望、快乐和抱负。这简直是一种特殊的本领。不，仅仅被认为是一种本领太不完全。没有一颗善于理解别人和由衷地关心别人的心灵，即使有这种本领，也怕是只会以令人反感的形式显露出来——虚伪和讨好。

而她说那些祝酒词时，语气和表情是非常诚挚的。

我还始终没有向她敬酒。我一直在心中暗暗寻找着一句我认为能够表达我对她——一个离开了北大荒的姑娘对一个扎根在北大荒的姑娘充满敬意和深切关心的话。寻找到这样一句话那时那刻对我来讲竟很不容易。

她却主动向我举起了酒杯：“祝你获得美好的爱情！”语调特别庄重，目光注视着我。酒的作用，使她的脸色绯红，显得容光焕发。眼中流露出只有女性之间才会感受到的慰藉。

我慌忙起身，举杯，不待多加思索，一句话脱口而出：“我也同样祝你获得美好的爱情！”同时我对她更加暗暗佩服，由于我在饭桌上说了一句“爱情虽然美好，但爱神不对我笑”的话，她居然就判断出了我还没有获得爱情！

不料她听了我的话后，神色明显一变，一缕哀伤笼罩了她那张脸，闪亮的目光也顿时黯然了。她没有饮那杯酒，缓缓地坐了下去。我的同伴们面面相觑，其中有人向我投过谴责的一瞥。我立刻明白，一定是因为我的话无意中挫伤了她在爱情方面的什么隐衷。小张没有入席，一直站在她身后，一边听我们交谈，一边随时准备为我们服务。在这种谈话局面冷落了的情况下，他端起她那杯酒，说：“我们副站长的酒量喝到了，我替她饮这一杯！”说罢，一饮而尽。他的脸顿时红起来，比她的脸更红。看来，这北大荒小伙子，还不如我这北京知青老乡有酒量。然而他还有点硬充好汉，亮了亮杯底儿，又说：“大家喝好，大家喝好，我替我们副站长奉陪！”我想，他分明是在“掩护”她。我忽然觉得，这朴实憨厚的北大荒小伙子有些可爱。

老站长突然拿起了筷子，用筷子逐个指点着我们，接小张的话说：“大家别光喝酒呀，吃鱼！吃鱼！你们吃得客气，就辜负我们小周冒大风大浪为你们下水库捕鱼的一片心了！”

我们代表中的一个，出于寻找新话题的目的，有意将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到我身上，不无奉承地说：“小魏，你如今是一位青年女作家了，你为什么今天变得这么少言寡语了？给大家讲讲你现在正构思什么新作嘛！”

我的北京知青老乡的目光，极迅速地从我脸上掠过。我觉得她那一瞬间的目光是复杂的，包含着多少内容，我无法分析。

我微笑了一下，摇摇头，什么都没说。面对我这位扎根在北大荒的北京知青老乡，我真不知究竟该说些什么好。北大荒——北京，广袤的边土——首都城市，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她与后者斩断了命运的纽带，与前者结下了永久的契约？是万般无奈？还是心甘情愿？……

大家见我不说什么，便都挺自觉地又将注意力从我身上转移到鱼上，一边吃，一边纷纷赞不绝口地夸起小张做鱼的水平来。这顿招待饭，终于在对“蛤蟆通”水库鱼的肥美和小张高超的做鱼技艺的赞赏中吃完了。

饭后，天黑了。老站长为如何安排我这位唯一的女代表的住处沉吟良久。我主动说：“有个住处就行。当年在北大荒建新点，我还睡过干草堆呢！”他说：“当年是当年，现在是现在。现在你是咱们北大荒高贵的客人！我们这有招待所，空房间倒不少，只是让你一个人住一间，又大又空荡，怕你感到冷清。”我是绝不会因一个人住又大又空荡的房间感到冷清的。倒是老站长无意间随口说出的那两个字——高贵，使我心里觉得有点难过。

“让她住到我家吧！我晚上可以告诉她许多她想要了解的事。”我的北京知青老乡提出了这样的建议。老站长征询地瞧着我。

“这样最好！”我表示非常愿意。

她的家，住在离水库管理站不远的一幢砖房。我跟随着她走到她家门口，她转过身，压低声音对我说：“脚步轻点，也许我妈妈睡了。”她的家有两间住房，被厨房一左一右分隔开。我们刚迈进门槛，就听右边的房间传出一位老女人的问话：“是慧萍回来了么？”她赶紧回答：“妈，是我回来了。”随后对我说：“你要见见我妈妈么？”我回答：“那当然。”于是她拉着我的手，和我一块儿走进了那个房间。房间不大，收拾得很整洁。火炕上铺着一领新席，炕墙用墙纸裱糊着。一位头发花白、面容清瘦的老母亲躺在炕中，身上盖着被里雪白的被子。我礼貌地问候道：“大妈您好？”年老的母亲欠了欠身子，想坐起来。她立刻上前一步，轻轻将母亲按住，说：“妈，您老别动，就躺着吧！这位姑娘不是外人，是北京来的知青代表。”“代表？……”她的老母亲，侧身躺着，有点迷惑地望着我。她解释道：“妈，这姑娘当年和我一样，也是一个到北大荒来的知识青年啊！如今她返城两年多了，返城知识青年们想念北大荒，北大荒也想念他们，农垦总局的领导就邀请了几位返城知青代表回北大荒看看，也算探家吧！”

“回北大荒……看看？探家？……”那当母亲的喃喃自语，异样的目光从我脸上移到女儿脸上。

她将一只手探在母亲的褥子底下，摸摸炕面的热度，又弯下腰，看了看炕洞里的火势，然后，将暖瓶里的水倒在脸盆内，绞了一条热毛巾，开始替母亲擦脸。擦过脸，又擦手。擦完手，又从暖瓶里倒了一杯开水，放在母亲的枕旁。做完这些，她恭恭敬敬地说：“妈，今晚我不能陪您睡这屋了，我得陪客人在那屋睡。”“去吧，孩子，去吧！”我发现，那老母亲在对女儿说话时，眼中流露出一种非常令人感动的柔情，语调中充满慈爱。

我们悄悄退出这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我关心地问：“你母亲有病？”“半身不遂。”她郁郁地点了一下头，无声地叹了口气。这房间里也是火炕。她替我铺好被褥，又马上转身出去，端进一盆热水，放在我脚旁，说：“你洗洗脚吧！”她如此周到地接待我，令我心中十分不安。我说：“你先洗吧！”“你先洗。我是主人，你是客人嘛。”“你也把我看成客人？”她微笑了，瞧着我，挺认真地回答：“也把你看成客人，也把你看成我当年的兵团战友。”我们都洗过脚后，她问：“你乏不乏？我想你一定很乏了，我陪你躺下说话？”我说：“客随主便。”于是我们并头躺下了。我低声问：“你北京还有什么亲人吗？”她两眼注视着屋顶，过了一会儿，才用思念的语调回答：“有。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我可以说自己有一个又热闹又幸福的家庭。我在亲人方面，应有尽有。”“妈妈？你在北京有妈妈？”“是的。”“那，你这一位妈妈……”“不是我的亲妈妈。”我诧异了，追问：“你和这一位妈妈，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母女关系呢？能告诉我么？”她淡淡地反问：“你好奇？想从我口中收集到一点写小说的素材？”我翻起身，挨近她一些，说：“不，绝对不是好奇，真的，相信我！我只是……想了解你。因为你有勇气扎根在北大荒，我很钦佩你。”

“扎根在北大荒的有一万多知识青年呢，你为什么单单要钦佩我呢？”

“我也说不清。也许每一个扎根在北大荒的知识青年都值得我钦佩。但你是我们在这次回访中碰到的第一个扎根知识青年，了解你，我觉得这是我作为一个返城知青代表的责任。”

听了我的话，她沉默了许久，才问：“你们到水库上去过了？”

“去过了。”

“见到那座碑了？”

“见到了。我们还在碑前凭吊和哀思。”

“我现在所侍奉的这一位妈妈，就是名字刻在碑上那个人的妈妈。”

她的话，使我陷入了片刻的沉默。在她没说出这些之前，我心中就隐隐地觉得她一定和那座碑有着什么特殊的关系。果然不出我所料。

“我爱过他。”她不再待我追问，开始讲了起来，“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奔赴北大荒的列车上。我是我们学校那一批知识青年的带队。火车开动之前，我对姑娘们说：‘现在我以带队者的身份要求你们，离开车窗口，不许朝外看，不许和送站的亲人们做出生离死别的样子！我们要感情刚强，用笑声和歌声告别我们的亲人和北京！请大家跟我唱一首歌！’我首先放声唱了起来：‘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心，革命时代当尖兵，哪里有困难，哪里有我们，赤胆忠心为人民……’每一个人都服从了我的话，离开了车窗口，不朝外看，跟我唱歌。虽然每一个人的眼中都泪汪汪的。我一边唱，一边挥动手臂打着有力的节拍。我自己的眼睛也湿了。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我的全家，都在站台上的送别人群中。我清清清楚楚地听到了他们的呼喊声：‘慧萍！探出身来呀！让我们再看你一眼！’我也清清楚楚地听到了妈妈和小弟小妹的哭声。我狠着心，硬是不探出身去让他们再看一眼。列车缓缓地开动了。突然，坐在我身旁的一个男同学，不顾一切地扑向车窗口，探出身去，大喊：‘妈妈，妈妈！您自己今后要多保重啊！’他第一个哭了起来。这一下，车厢内，站台上，一片哭声。我急了，双手扯着他的衣后襟，使劲将他的上身拽进了车厢，训斥道：‘没出息的！哭什么！还算是个男同学呢！你们全体男同学的脸都让你丢尽了！’他挣脱了身子，又将头探到车窗外去了。我发现，站台上，人群中，有一位年老而身材瘦小的母亲，满头白发，跟随着我们那节车厢走了几步，向他探身的那个窗口伸出一只手臂，像是要将自己的儿子从车厢里拖出去似的。转眼，列车就将她抛在了后面。这位老母亲那张苍老的脸上依依不舍的表情，那满头白发，那伸出的手臂，将我要更加严厉地训斥她儿子的那些话，全部堵塞在我喉咙中，一个字也说不出口了。泪水从我眼中情不自禁地淌了出来。列车开出站台很远，他才将身子从车窗外缩进车厢内，双臂重叠地放在车窗前的小茶几上，额头伏在手臂上，埋下脸，许久许久没有抬起头……”

她讲到这里，不再讲下去了。她始终保持着仰躺的姿势，一动不动。两眼，也始终注视着屋顶。她脸上呈现着一种仿佛独自追忆往事的思索般的沉静。北大荒的夜晚依然那么安宁，没有半点喧闹之声。我并没有催促她继续讲给我听，只是默默地注视着她，期待着她。我不愿为满足自己的迫切心情而扰乱她追忆往事的淡淡的情绪。或许这种追忆，对她是一种特殊的精神上的补偿吧？

她缓缓朝我翻过身来，问：“你非常想听我讲下去吗？”

我没有用话语回答她，我相信我的表情已明确地回答了她。

她又恢复了那种仰躺着的姿势，两眼仍注视着屋顶，接着讲：“来到北大荒之后，我们分配在一个连队。我当了一名知青排长，他是我那一排中的战士。我和他虽不同校，但两家却住得很近，隔一条街。每次我的探亲假被批准，总要主动找到他，问他是否需要往家中捎什么，或从他家中往北大荒捎什么。我为什么要这样，连自己都说不清。也许仅仅是以此向他表示歉意。我常扪心自问，觉得自己在奔赴北大荒的列车上对待他的粗暴态度，是那么不近人情。可他每次总用一句话回答我：‘谢谢，不必麻烦你。’他似乎因列车上那一幕耿耿于怀，不肯原谅我。虽然他不肯原谅我，我每次回北京探家，总还是要到他家去看看。他家中只有一位年近六十的老母亲，体弱多病。上山下乡运动办公室竟不照顾他这种家庭情况，真使我替他暗自不平。如果他在社会上稍有后门，可能是会被留在北京安排工作的。在连队我没有向他当面表示忏悔的机会，也没有当面向他述说我对他的同情的机会。他也一次没有因我到他家中去看望过他的老母亲，照料过他的老母亲，而对我有所表示。我想，这可能是由于他的老母亲是文盲，不能够写信告诉他，记忆也不好，不能够将我和到他家去过的连队的其他北京姑娘们区分开。尽管他对我从无表示，我也毫不在意。

“他每次探家，都很热心地替同连队的北京男女知青捎带东西，却从不问我需要他在探家期间办什么事。第三年，他的探亲假又批下来了。而我在那几天刚收到家信，得知母亲因胃出血住院，病势险恶。我却不能回北京去守护我的母亲。因为我刚从北京探家回来不到两个月。团里对知青的探亲假卡得很严。我是知青排长，排以上干部的假由团干部股批准。我知道干部股根本不会再批我一次假，焦急万分而又无可奈何。接连几个晚上，躺在被窝里偷偷地哭。

“一天上午，我刚要带着全排战士去抢割大豆，连长把我留住了。

“在连部，连长对我说：‘你今天就回北京吧！’

“我说：‘这能行吗？团里没批我的假，连里放我走了，以后要是向连队追究起来呢？’

“连长说：‘追究起来的话，连里替你兜着。’

“我感动极了，哭了，保证说：‘连长，只要我妈妈的病一脱离危险，我就返回连队！’

“连长说：‘我们完全相信你。不过你离开连队前，应该去对王文君表示一下感谢。是他主动将自己刚批下来的探亲假让给你了，否则连里也无权做主放你走。’

“我当时怔住了。我真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做。如果他当时在我面前，我真有可能给他跪下。当我找到他时，我又不知对他说什么好了。因为我剥夺了一个知识青年一年中最重要的权利，也是最殷切的盼望。我想到了他那体弱多病的老母亲。我当时忽然觉得，我若允许了自己这样一种剥夺，是很自私、很可鄙的。我竟对他说：‘不，我不能够……’他说：‘你别想那么多。我们哪一个知识青年不爱自己的母亲！你的母亲就像我的母亲一样。你不是每次探家，都看望了我的母亲么？’

“原来他是知道的！原来他的老母亲对我是有印象的！

“我含泪微笑了。

“他交给我一封信，说：‘这封信不但要请你捎回去，还要请你念给我母亲听。因为她不识字。’

“在火车上，我看了那封信。他在信中写道：亲爱的妈妈，您一定很想我！可我今年却因为极特殊的情况失去了探家的机会，不能回到您身边了。捎此信的姑娘，是我们的排长。她的母亲生重病住院，我将自己的探亲假让给了她。我相信您一定会理解我这样做的。她是个好姑娘，她不是每次探家都看望过您么？您不是经常对我说，可惜这一辈子没福气有个女儿么？您就将她当一个女儿看待吧！见了她的面，就像您见到了您的儿子一样高兴吧……这封信，我至今几乎能全部复述下来。它使我了解到一个人的心灵。使我懂得了，儿女们对母亲的爱，也不应是自私的。

“我们的关系，从此变得非常友好。我当上副连长以后，他当上了知青排长。我们的接触多了，了解得也更深了。他正直而善良，获得了许多知青的拥护和信任。我们的关系也由友好而一天比一天发展得更加亲密起来。不知从哪一天开始，爱情悄悄进入到了我心里。我暗暗地爱着他，却从未向他明显流露过。我至今都不知道，他是否也爱着我。因为第二年，我们连队就参加了全师兴修水库大会战，他就在会战中……牺牲了……”

我用极低微的声音问：“他是怎么牺牲的？”

“具体情况，谁也无法知道。土坝刚筑起来，连日大雨，湖水猛涨。那一天夜里，他在坝上值班巡察。我在梦中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锣声，匆忙穿上衣服，奔出帐篷，跟随着许多人跑上了大坝。大坝已经决了一道口子，局面非常危险。紧接着便是一场抢险，一袋袋水泥投入到决口中。抢险过后，我们才在决口旁的坝堤上，发现了他拎着的那盏破碎了的马灯，和一面锣。我们在雨中大声呼喊他的名字，却听不到回答。据推测，他发现了决口，敲锣报警后，跳下去用身体挡在决口中，被水泥筑在坝中了……亲手往大坝决口中投放水泥袋最多的人，悲痛得泣不成声。我是这些人中的一个，我当时昏倒在大坝上……”

她的最后几句话，低微得勉强使我听到。

水库的方向，波涛拍击大坝的声响轰动着我的耳膜，在我心中造成了一种情感的澎湃和激荡。

眼泪从我的眼角淌下来了。我没有去擦它，任它湿了我的鬓发，湿了枕头。四十余万知识青年中，究竟有多少人献身在北大荒了？没有谁统计过。但永远留在“蛤蟆通”水库大坝上的“他”，绝不是我所知道的唯一的献身在北大荒的知识青年。愿他和他们的灵魂安息！

“你睡着了？”她在轻声问我。

我没有回答，也没有朝她转过身。我只是向她伸出一只手，摸到了她的手，紧紧地、紧紧地握着。

她继续讲：“我们的连队，将通知他老母亲这不幸事件的任务交给了我。我深知这不幸对他的老母亲意味着什么。我深知连队是交给了我一项最不寻常、最困难的任务。我深知自己无论如何都不会以轻松的方式完成这项任务，但我还是鼓起勇气接受了。我认为这是自己无权拒绝接受的任务。

“他当年托我捎回北京的那封家信，一直被我珍藏着。水库大会战结束，我带着这封信回北京的第二天就去他家了。我对老人家说：‘大妈，您的儿子今年又不能回北京探望您，和您过一个团圆年了。他给您写了一封信，我念给您老听。’于是，我就念起来。只念了开头几句，我的眼泪就不禁夺眶而出，一滴滴落在信纸上，将信纸滴湿了。老人家聚精会神地听着，并没有注意到我在落泪。老人家疑惑地问：‘这封信，你去年给我念过的呀！’这不认识字的老母亲对儿子爱到何种程度！连儿子一年前在信中写的话都记得清！我怎忍欺骗这样一位老母亲？而且欺骗总是不能长久的。我一下子双膝跪在老人家面前，泪流满面地说：‘大妈，文君他……他……他再也不能回来了！……’我的话，当时给我自己的感觉，仿佛一个无声的巨雷在屋内炸响。那老人家的身子摇晃了一下，险些倒下。我赶紧起身双手扶住了老人家，说：‘大妈，从今往后，我就是您的女儿！我要像您的一个亲生女儿一样服侍您，服侍您一辈子！……’许久，老人家才抱住我痛哭起来……

“我返回北大荒时，老人家向我提出了一个请求，请求我将她带到北大荒，带到儿子死的地方，看看儿子的碑。这样的请求，是没有任何理由拒绝的。我就将她带到了北大荒，带到了‘蛤蟆通’水库。以后，老人家就在‘蛤蟆通’水库住下了，再也没回北京。我为了照顾老人家，也要求从连队调到了‘蛤蟆通’水库。老人家住在我们‘蛤蟆通’水库的女知青宿舍里，成了我们所有知识青年的一位母亲。把我们所有女知识青年当作女儿，把我们所有男知识青年当作儿子。替我们洗衣服，拆洗被褥，做病号饭。我们每一个知识青年，敬爱她也像敬爱自己的母亲。大家都称她‘妈妈’……”

她不再讲下去了。

波涛拍击。“蛤蟆通”水库大坝的声响更凶猛了。

她不再讲下去，我也不再问什么。我什么都无须再问，什么都理解，什么都明白了。“蛤蟆通”水库的知识青年们撤离北大荒时，老人家仍留在了北大荒，为了和自己的儿子在一起。她也仍留在了北大荒，为了和老人家在一起……

第二天，当我醒来时，天已大亮了。我的北京知青老乡，不知何时起来的，已不在屋里了。

我的枕旁有一张纸，她在纸上写着这样几行字：

亲爱的北京知青老乡，当年的兵团战友，农垦总局的干部会议明天将在水库召集，今天上午我要去迎接开会的人们，也许不能赶回来送你们了。很觉歉意。请你回北京后，转告我的爸爸妈妈和兄弟姐妹，就说我在北大荒生活得挺好。早饭热在锅里，麻烦你端给我妈妈……

我不但替那老人家端了饭，喂她吃了，还像她那么细心地为老人家洗了脸，洗了手，梳了头……

我向老人告别时，这位知识青年的老母亲拉住我的双手说：“姑娘，我求你，劝一劝慧萍这孩子，离开北大荒吧！我已经拖累了她这么多年，我不能再拖累她了！她家中也有妈妈呀！……”

我不知应如何答复老人这种恳求。我想，老人一定不止一次当面用这样的话恳求过我的北京知青老乡，也一定不止一次恳求别人劝说过她。我的话绝不会比老人家自己的话，比别人对她劝说的话更起作用。

但我还是对老人家点了点头。

我们准备离开“蛤蟆通”水库了。临上车前，小张将我扯到一旁，说：“你如今不是一位青年女作家了么？你能不能……为我们副站长写一篇什么作品，告诉人们知道，扎根在北大荒的知青中，还有这么一位好姑娘？……”

我回答道：“我一定写！”是的，我一定写。但这写的强烈愿望，是同发表欲根本无关的。

小张犹豫了一阵，又说：“还请你，要写到这一点……有一个人，深深地、暗暗地爱着她，但又没勇气当面向她表示，也没勇气托人向她转达……希望你的作品发表后，寄给她看看，使她从你的作品中了解这一个爱着她的人的心……”

我保证说：“我一定写到这一点。”望着面前这个朴实憨厚的北大荒青年，我为我的北京知青老乡感到了极大的欣慰。

我们的汽车又从水库大坝上驶过。司机说：“碑顶的塑像，是有一年一批艺术家来水库观光时，其中一位老雕塑家听到了他的事后，很受感动，为他雕塑的，像他本人一样。”

司机有意将车速减慢。汽车缓缓从碑前驶过的时候，我的目光注视着碑顶那雕像，希望永远永远将我这一位不能返城的北京知青老乡、我当年的兵团战友的形象印在我的记忆中，永远……

鹿哨

傍晚，鹿群入圈了。

他，又坐在门槛儿上，斜靠着门框，吹起鹿哨来。

十九天了。

每天这时候，他都吹鹿哨。那是一种用鹿角磨制的小玩意儿，能酷似地模拟各种禽兽的鸣叫，能吹出优美的曲调。

看来这个吹鹿哨的人不喜欢模拟任何一种禽兽的鸣叫。也许不会？不过，有人知道，他会。而且知道，他能够模拟得极像。

那年轻的牧鹿女人知道。

她甚至还知道，他十九天以来，每天晚上吹的都是同一支歌的曲调。

他是吹给她听的。她十分明白。那牧鹿老人也明白。那几位牧鹿姑娘也明白。

那些鹿呢，好像也明白他是吹给她听的。要么，他吹的时候，它们为什么瞪着美丽的眼睛，竖起耳朵呢？这些有灵性的动物！

他也明白。他明白他们不是不理解他，而是不肯原谅他。要么，他们何以会每天听他从傍晚直吹到入夜而毫无表示呢？

只有梅花鹿有所表示。当他吹的时候，它们纷纷走到鹿栅跟前，探出头来凝望着他。

十九天了。

他所吹的这支曲调，一天比一天愈加忧伤。这支曲调，是当年来到北大荒的男女知识青年都喜爱哼唱的。据说，是他们之中一位颇有音乐天才的人创作的。曲调非常抒情，歌词更加优美：

在这里，我聆听过山林的呼啸，

在这里，我欣赏过麦海的波涛。

我来到北大荒，

爱上一位北大荒的姑娘。

我同她并肩坐在小河旁，

我向她讲起过我的童年。

她瞪着大而黑的眼睛，

痴痴地、呆呆地望着我。

……

如今，难得再听到有谁哼唱这支动听的歌了。知识青年们差不多从北大荒走光了。像被一阵龙卷风刮来，也像被一阵龙卷风刮去。留下的，是他们当年作为垦荒者的种种业绩。还有，曾被他们爱过和爱过他们的北大荒的姑娘。

他，是当年来到这个北大荒的新建农场的三百名城市知识青年中的一个。一年半以前，他撇下了临产的妻子——一位北大荒姑娘，怀揣一张准迁证，只身回到了他所熟悉的那座城市。

他曾劝说妻子跟他一块儿离开北大荒。

妻默默地听他劝说了半天，平静地问：“我能在城市落上户口吗？”

“能！让爸爸妈妈想办法。”

“我在城市能有工作吗？”

“你不必做任何工作。我养得起你。爸爸妈妈会在经济上帮助我们！”

“那，我成了什么样的人呢？一个城市里的家庭妇女？”

“如果你愿意工作的话，爸爸妈妈当然也会替你想办法！”

“不，我不能离开。我是喝北大荒的水长大的。我是从小和鹿一块儿长大的。我不能离开鹿场。我爱北大荒。我爱鹿。北大荒的一草一木，都是不能连根移到城市里，养活在花盆里的……”

他不能再劝说什么了。她是北大荒人，是北大荒人的女儿，是北大荒的女儿。即使她跟他一块儿到了城里，她的根也还是牢固地扎在北大荒的沃土上，她也还会回到北大荒。正如他自己，虽然在北大荒度过了整整十个年头，一有机会还是要返回到城里去一样。

他一个人离开了北大荒，离开了鹿场。他没有勇气留下。

三百个都走了，只留下他一个人，想到这一点，他觉得那是很可怕的。

……

一年半后，十九天前，他又回到了北大荒，回到了鹿场。一辆卡车顺便把他捎到了这里。他像路标一样站在这条公路的尽头，眺望着不远处的鹿场。想一步就接近它，又对它怀有深深的愧疚。一阵晨风过后，空气中吹送过一种特殊的气息，其中包含着大森林带有的淡淡松香味的气息，大草甸子百花浓郁的芳香混合在一起的气息，新开垦的荒原处女地潮湿的、陈年老窖美酒般的气息，吸收了公比拉河的惬人的凉意的气息。这几种气息像几种甘美的饮料调拌在一起，扑鼻而来，沁心润肺！这是他所熟悉的北大荒的气息！这种气息是北大荒人的一种特权享受！鹿场那里，正冒着袅袅炊烟，偶尔传来一两声雄鹿的吟叫。鹿的叫声令他感到格外亲切，他的心顿时激动起来！马上就会见到妻子和儿子了！儿子！他还没见过一面的儿子！他不能够想象出儿子会是如何的一种小模样，倒是立刻联想到了鹿场那头叫作“小东西”的幼鹿。他离开鹿场的时候，“小东西”刚出生两个月，活泼极了，一双眼睛像黑玛瑙似的，喜欢注视人，并对人投以信赖的目光。而儿子，却还在妻子的腹中……

他情不自禁地朝鹿场大喊：“我又回来啦！……”

他拔腿朝鹿场飞奔过去，一声接一声呼唤着妻的名字。他气喘吁吁地来不及平息一下心跳，便迫不及待地推开了他非常熟悉的那幢用整根整根的圆木建造成的小屋的门。那小屋曾经就是他温暖的家。他和妻在这里共同生活了四年。一个大城市的知识青年，在北大荒安家落户，那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啊！一年四季的蔬菜，得春天自己种下去，秋天自己收回来，冬天自己储藏。这里，没有影剧院，没有公园，甚至没有理发店、浴堂……即使买一颗纽扣，也要托人从场部的商店捎回来。冬天，北大荒漫长而寒冷的冬天，每隔一个月，他和妻就要拖着爬犁，扛着大锯，到山上去伐一次烧柴。饿了，扒个雪窝，拢一堆火，烤两个冷馒头。渴了，抓几把雪吃。那是很艰苦的四年啊！是生活在城市里的年轻夫妻们所无法想象的。就是喝一口开水，也得付出劳动……然而，他和妻相亲相爱，情投意合。那也是他一生中非常幸福的充满了古朴诗意的一千四百六十几天！生活愈艰苦，感情愈重要。它成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味精”。

妻不在家里。

一个孩子躺在炕上，睡得正酣。

他的目光一落在孩子身上，屋里的其他任何东西便在他的视线之中不存在了。他轻轻地走到炕头，俯下身去，啊！一张多么可爱的小脸呀！他从这张小脸上看到了他自己的特征。是儿子！他顿时体验到了一种做父亲的本能的冲动！小脸蛋多么细嫩！多么红润！那两个深深的酒窝儿，天生就是让人去亲吻的！他按捺不住自己的感情，将自己的脸紧贴在儿子的小脸蛋上，一下接一下地亲吻。

儿子醒了。

儿子睁开了眼睛。

一双小鹿般迷人的眼睛！黑白那么分明！像妻子的眼睛！儿子眨动着眼睛，注视着他，迷惑、吃惊、害怕。

“哇……”儿子哭了。

儿子不认识他。

他一时不知所措，将儿子抱了起来，拍着，晃着，哄着：“噢、噢、噢，好乖！别哭！别怕！爸爸抱着你！……”

儿子哭得更凶，两只小手使劲推他的下巴，喊叫着：“妈妈、妈妈、妈妈呀！……”

“啪！”是什么东西落在地上的声音，他抱着哭叫的儿子转过身——妻子站在门口，干柴散在她脚旁。

妻子注视了他许久，口中才轻轻吐出两个字：“是你？……”

她的身材还是那么苗条，像一株挺拔的小白桦。她的脸还是那么清秀，那么红润。北大荒的年轻女子们的脸都是那么红润，就像大草甸子里盛开的百合花。她，仍是一年半之前的她。只不过在少妇的特有姿韵之外添了年轻母亲的庄重。而这种变化，也许只有他才能观察得出。

他，笑了。笑得那么不自然，连他自己都感觉到了这一点。“这小家伙，不认识爸爸！我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呢！你给他起了个什么名字？”他掩饰着自己的局促，向妻子发问。

她，从他怀里抱过儿子。儿子立刻不哭了，将头扎在妈妈怀中，用陌生的眼神偷偷窥视他。

“好乖，叔叔喜欢你。”

妻的一句话使他愣住了。

她不让儿子叫他“爸爸”，而叫他“叔叔”。对于一个初次做父亲的三十二岁的男子汉来说，难道还有什么事比这更令人悲哀吗？……

妻，放下儿子，抱起刚才散落在门口的干柴，向灶间走去。一会儿，她端出一盆水，放在一只没有油漆过的白桦木方凳上：“洗脸吧。”水是温的，洗净了旅途中的满面灰土，他感到脸上的肌肉不再是绷紧的了。

他端起盆要去倒水，她拦住了他：“我去。”

妻又将一碗水冲蛋放在桌上：“吃吧。”

他仿佛又回到了一年半以前的生活中。那时的每一天都是这样开始的。妻时常说的也是这样几句话：“洗脸吧”“吃饭吧”……而那一天，这些简短的话中，令他有一种十分疏远的感觉。如果在每一句话前都加上一个“请”字，那他简直怀疑自己是身在旅馆，而妻不过是一位周到有礼的服务员了。

喝了蛋汤，肠胃温热了，舒服了。放下碗，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投到妻子身上。

妻，避开了他的目光，转过身去。

“你换一下衣服吧！”妻找出一套叠得整整齐齐的衣服，放在炕上。那是他没有带走的一套衣服。她又走出屋去，显然在回避。他又一次感到自己的心被深深刺伤了一下。

儿子，站在桌子旁，还不及桌子高，瞪着懂事的猜测的眼睛，一会儿望着妻，一会儿望着他……

屋外，远处的什么地方，传来一种奇特的声音。那是一种低沉而悠长的声音。那是一种箫吟般的声音。那是鹿哨的声音。

牧鹿人就是用鹿哨来召集或指挥鹿群的，也是用它来彼此取得联络的。

妻，听到这种鹿哨声，立刻走到儿子跟前，背对儿子蹲下身去。儿子习惯地伏在妻的背上。妻用兜带利落地将儿子缚在身上。

“我，该放鹿去了。”

妻看了他一眼，迅速走了出去。

一声呼哨，一匹白马不知从什么地方跑过来。妻在门外翻身上马，呼叫一声：“噢——嗨！”转瞬，一阵蹄声，如军鼓般，鹿群从门前奔驰而过，像一片彩云，又像金色的流霞。

白马引导着鹿群飘向远方。儿子，在妻的背上，一耸一耸地颠动着。

“呜——呜——”

鹿哨的声音，那么悠长，那么悠长……

这就是他和妻分别了一年半之后，相见在北大荒第一天时的情形。倘若没有那封信，那写给妻子的最后一封信，相见的时刻，该会与此多么不同啊！妻，也许仍然只说那几句普普通通的话：“洗脸吧”“吃饭吧”……但这几句话中，一定会流露出许许多多的温情！一定的！他，却无权责备妻子。

他真追悔莫及啊！

离开北大荒之后，他和妻仅通过三封信。在最后一封信中，他试探地向妻提出了离婚的意思。他不是陈世美。离婚？！天晓得！他一想到这件事，连自己都怀疑自己是否当真写过那样一封信！怎么解释呢？我们不妨这样设想，如果李甲不是遇到了孙富，也许不至于把杜十娘以千两白银卖掉；如果他的父亲、母亲、哥哥、姐姐、亲戚、朋友们不是那样整天地像说客一般责怪他、怂恿他、逼迫他，他一定不会做出在感情上如此背叛妻子的事！他一回到城市里就陷入了他们的重重包围之中。他们用善意和关心对他苦苦相逼，使他精神上备受折磨。他们向他指出他现在这种夫妻关系将给他今后的生活带来多少多少麻烦。他们向他应诺将给他安排如何如何理想的职业，离婚后再给他找一个如何如何漂亮的妻子。他们甚至对他表示，能够理解他在当时情况之下和一个北大荒姑娘的结合。年岁到了嘛，生活上有个伴侣总能得到点体贴、温暖、感情上的安慰。可如今时过境迁，总得现实一些嘛！何况，她自己不愿意离开北大荒……

不久他收到了妻寄给他的一个包裹——二斤黄芩，是给他治胃病的草药。在北大荒和妻共同生活的几年中，她一直亲自给他采集这种草药，每天晚上在他临睡前给他熬一碗药汤。多亏妻的精心照料，他很严重的胃病才痊愈。只有在婚后，他才懂得了什么叫作爱情。妻对他的爱是很特殊的爱，那是一种包含有母爱的成分在内的爱。他自信世界上只有一个妻子能够那般爱她的丈夫，也只有一个丈夫能够得到妻子那般的爱。那便是她和他。

他急切地在草药中翻找，希望找到她写给他的一封信，或者一张纸条。他所需要的不是治胃病的草药，而是她写给他的话。哪怕仅仅一句话，一句诅咒或责骂他的话也好！

他只找到了一张证明。一张盖有她自己和农场印迹的证明——同意离婚的字据。

他如愿了。他失望了。

他原以为，她一定会给他写一封很长很长的回信，像所有遭到背叛的妻子们那样，用最刻毒的词句辱骂他，或者用最动听的词句感化他，甚至可能找到城里来登门哭闹不休。

他想错了。

在这一点上，他竟是那么不了解妻子！

他的妻子，一个仅有小学六年级文化程度的北大荒姑娘，对待爱情竟是如此的无私，如此的庄严，如此的豁达！对待生活竟有如此坚定的独立性！

他愧悔极了！这张离婚的字据，起到了相反的作用，所有那些包围着他的人们那一切自以为对生活很有卓识真见的理论和种种劝阻，都变得那么苍白无力了……

他又回到了北大荒。

他们，那位牧鹿老人，那几位牧鹿姑娘和妻子，并没有对他的回归表示出什么明显的惊诧，更没有表示出什么明显的恶意。他被安顿住下了，和牧鹿老人住在一起。鹿场的每一个人对待他的态度，与其说是热情，莫如说是周到；与其说是周到，莫如说是礼貌；与其说是礼貌，莫如说是保持一种不伤害他自尊心的距离。就连那些他曾经牧养过的梅花鹿，也只允许他靠近它们而不接受他的亲近。

只有当妻不在时，他才怀着复杂的心情，走进妻的屋里，轻轻抚摸着一件件白桦木制作的、没有油漆过的家具。有一次他甚至在炕上躺了一会儿，头枕着松软的麦麸枕头，枕上散发着他熟悉的妻的发味。多少个夜晚，他和妻并枕着一只枕头，喁喁絮语，或者静听夜风摇动树叶的细碎声响……

只有当妻子不在时，他才怀着复杂的心情，将儿子拉到身边，蹲下去，盯着儿子的小脸。对儿子说那句儿子每一次都摇头拒绝的话：“叫我一声‘爸爸’，啊？”

十九天了。

每一天傍晚他都吹鹿哨。

第一天傍晚，那几位牧鹿姑娘在宿舍前洗衣服、编柳筐、绕毛线团、看书。她们不时悄声交谈几句，不时发出一串串欢愉的开怀的笑声。她们谁也没有注意到，或者说有意不去注意到他是那么孤独、那么忧伤地坐在门槛儿上。他被置于她们的快乐之外。当他用鹿哨吹起那支歌的曲调时，她们纷纷站起身，一个接一个地走进宿舍里去了。

只有那牧鹿老人，坐在大树下吧嗒吧嗒地吸着烟锅，似听非听地望着大草甸子出神。

后来几天的傍晚，他再吹起鹿哨的时候，姑娘们不躲到宿舍里去了。她们不再发出笑声。她们开始向他瞥上一两眼。最近几天的傍晚，他再吹起鹿哨的时候，她们竟也跟着低声哼唱起来。

十九天了！

每天傍晚，当他吹起鹿哨时，他所凝望着的那个窗口，便探出妻的两只手，从里面将窗子轻轻关上了。

窗子关上了，也不能将鹿哨的声音关在外面。

他望着关上的窗子，每天从傍晚直吹到入夜。

他吹得愈加忧伤，也愈加动听了。

牧鹿老人似乎听出了什么门道，对他说：“吹吧，吹吧，只要诚心诚意地吹，人家总会愿意听的！”

他感动极了！

他觉得牧鹿老人的这句话，是别人对他说过的最知心的话。

今天，这第十九天，是他情感上得到最大满足的一天。

他跟随牧鹿人一块儿去放鹿。一只从山林中窜出来的野猪，将鹿群惊散。在追逐鹿群时他从马背上跌落，摔伤了脚髁。妻把他扶上了自己的马背，送他回鹿场。

他双手揽着妻的腰，揽抱得那么紧、那么紧，好像生怕再从马背上掉下去似的。

白马驮着她和他，好像理解他的心情似的，四蹄迈动得那么懒散、那么缓慢。

“你哭了？”妻问。

“没，没哭。”

“你的眼泪，把我的衣服都弄湿了。”

他将脸贴在妻的背上，禁不住哭出声来。

哭得心里真畅快呀！

妻叹息了一声。“抱紧我，抱紧，我要放马跑了！”

于是马儿飞快地奔向鹿场。他将妻抱得更紧、更紧……

这第十九个傍晚，夜幕降临得好快啊！

这第十九个傍晚，月亮好大好圆啊！

这第十九个傍晚，草甸子上吹来的风好凉爽啊！

这第十九个傍晚，四周为什么这般静！

这第十九个傍晚，北大荒的傍晚，迷人的傍晚！

笔架山毗连的三座峰峦，像三位亲密并立的少女的剪影，在被月光辉映得湛蓝湛蓝的夜空下，显出清晰秀丽的轮廓来。弯弯曲曲的公比拉河，河面像浮着一层水银，由西向南缓缓流淌。只有大草甸子，显得昏暗，也显得神秘。那些栖息在水塘的野鸭和大雁，该是一双双一对对，互相依偎着，将头扎在翅膀底下，做起什么美好的梦来了吧？

鹿哨声，那么美妙，那么美妙！那么动听，那么动听！那么悠长，那么悠长……

姑娘们，还没有回到宿舍里去。她们坐在一起，你靠着我，我靠着你，轻轻地唱：

我和她并肩坐在小河旁，

我向她讲起过我的童年。

她瞪着大而黑的眼睛，

痴痴地、呆呆地望着我。

……

牧鹿老人吸烟锅时发出的火光，在附近一闪，一闪……

妻的窗口，没有关上……

月光的银辉，从窗口洒进屋里去。

窗前，坐着他熟悉的那个秀美的身影……

他吹着，吹着，吹着……

“叔叔，妈妈叫我送给你吃。”

儿子，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他跟前，手里端着一个饭盒。

“什么？……”

“都柿。糖拌的。”

啊！都柿！这种北大荒特有的小野果，像葡萄，像草莓。他已经有一年半没有吃到过了。

它是甜的。它含有酒力。它能够醉人。他曾在野地里吃醉过一次，倒卧在都柿丛中。是妻把他背到了鹿场。不是妻发现了他，也许他早就喂了狼。从那之后，他和她相识了……

他接过饭盒，觉得这一饭盒都柿沉甸甸的。

这北大荒到处生长的野果，此刻得来费工夫！

姑娘们仍在唱：

在这里，我曾聆听过山林的呼啸，

在这里，我曾欣赏过麦海的波涛。

……

在这里，他曾得到过荣誉、尊敬、信任、爱情……

他要重新得到这一切。在这里，他也曾经受过十分艰苦的生活的磨炼和种种意志上的考验。因为有后者，前者才更宝贵。

他贪婪地、大口大口地吞吃着拌了糖的都柿。

他真希望像当年那样再醉一次啊……

阿依吉伦

押解我的，是我在连队的两个最亲密的朋友——哈尔滨知识青年王文君和北京知识青年朱燕生。他们从连队把我押解到团保卫股，就算完成了任务。他们是主动向连里要求完成这一负有“政治”责任的差事的，真使我迷惑。连里竟同意了，更使我不解。

我被牵连进了所谓“知识青年反动通信案”。凡受此“案”牵连者，无一不被加上“策划投敌叛国”的罪名。而全部罪证，无非是分散在生产建设兵团各个师内的我们六名高中同班同学的来往书信。只有一点属实，我们这些来往信件内充满了对“四人帮”种种倒行逆施的政治义愤。

从连队到团部有五十八里。“囚车”是我们连队的一辆马车。两个押解人员各背步枪。

临上路，王文君当着连长和指导员的面大声对我说：“你可别想半路逃跑！你若敢逃跑，我们就开枪！”

全连的知识青年差不多都走出了男女宿舍，站在宿舍前，默默地不无同情地望着我。

朱燕生用细麻绳捆上了我的腕子。一边捆也一边提高了嗓门说：“你要听明白王文君的话，子弹可是不长眼睛的！”

鲍虹从姑娘们中间扑到我跟前，勇敢地当众紧紧拥抱我、亲吻我。

“鲍虹！……”连长大喝一声。

她回头朝连长看了一眼，不得不放开我。文书韩竹平斜倚着男宿舍的门框，两臂交叉抱在胸前，眯缝起眼睛瞥视着我，轻轻地悠然自得地吹口哨，满脸掩饰不住的幸灾乐祸的神气。我知道，他心里一定快活极了。我对他恨得咬牙切齿！是他向团保卫股出卖了我。他卑鄙地偷看了我和同学们的来往信件……

倘若他是出于某种政治动机而扮演犹大的角色，我也许还不至于这般痛恨他。但他完全不是出于政治动机，而是出于对鲍虹的低劣的爱，出于对我的一种阴暗的报复心理。

难道这种低劣的爱也配被一个姑娘接受吗？

难道靠这种出卖情敌的卑鄙手段也能够获得真正的爱情吗？

可耻的灵魂！

我朝他狠狠地瞪了一眼。他一接触我的目光，便仰起他那张漂亮而虚伪得可憎的脸看天。

王文君和朱燕生把我架上马车后，鲍虹突然失声痛哭了。

“我等着你！永远等着你！”她哭着对我说。

我眼中流下了泪水。

赶车的汪大胡子一屁股坐到马车上，扬起鞭子在空中“啪”地甩了一声响鞭，胸膛里憋着股恼怒似的大吼：“驾！……”

马车离开了连队……

汪大胡子四十多岁，是个为人厚道而又十分重义气的山东汉。

路上，他没有再鞭过一次马。他在我们连老板子中是有名的“急急风”，每次出车，只要车上载得不重，就常常一路将马儿鞭得铃声哗哗。今天他却很反常，似乎很有耐性，任马儿慢悠悠地走着。马儿停下来舔雪，啃路旁雪被下露出来的枯草，他也懒得吆喝一声。王文君和朱燕生也不催促他。

我明白，汪大胡子有意将马车赶得如此慢。由他赶着马车把我往火坑中送，他心中别扭，甚至可能还会觉得有点对不起我。我理解他。三个月前，他的小女儿患重病，生命垂危，由我护理。到团部医院，医生却说没治了，不收，他又赶着这辆马车悲哀而绝望地将心爱的小女儿拉回连里。我在他家炕前白天黑夜守了那女孩一个多星期，将我这个连队卫生员按规定应维持用半年的三瓶吊针都用上，终于保住了他小女儿的生命。他从此对我“感恩戴德”。将马车赶得慢点，也许能减少他自以为很对不起我的内疚。

至于我那两个平日的好朋友，我可实在不知该怎样理解他们。他们为什么主动要求押解我呢？而且当众对我说了绝情绝义的话！他们一路不跟我再说一句话，我也一路没开过口。我没什么可对他们说的。我到了这般地步，还有什么可对他们说的呢？何况他们不是在给我送行，而是押解我。

从团里再被保卫股的人押解到师部军事法庭以后，我将会受到怎样的审讯与判决呢？“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是注定要被戴在头上的了。劳改？入狱？我的命运今后只有任人摆布……我想到了鲍虹。她还要等着我，永远等着我。痴心的姑娘呵，但愿你能早早从心里把我忘掉！

昨夜下了一场大雪，这条路上还没有任何车辆通过。我们的马车在雪地上碾出了第一道车辙。天空阴沉，可能还会接着下雪。灰色的厚重的云块堆砌在远处的山头，和覆盖山头的白雪相衬，形成一种大自然的令人感到忧郁惆怅的调子。

我往日的两个好朋友盘腿坐在我对面装马料的麻袋上。一个将枪横放在腿上，一个将枪竖搂在怀中。

马车开始上山时，他们对视一眼，王文君干咳了一声，终于开口说：“你听着，我们有话跟你说。”

我茫然而漠然地瞧着他们。

朱燕生接着王文君的话对我说：“你面临的处境，你自己比我们更清楚。我们只想提醒你，无论你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冷静。”

王文君又补充了一句：“什么事你都可能遇到，也许在这一路上就会发生。”

我缓缓地将目光转向遥远的地平线，一时品味不出他们的话中有什么特殊的含意。

汪大胡子这时从鼻孔里重重地哼出一声，头也不回地说：“瞧你交的这两个好朋友！话说得多重情义！”他路上第一次开口，分明在用这句话敲点两个扮演“解差”角色的人。

马车像甲虫似的爬上了二龙山的缓坡，进入了山林地带。下了山再走十多里，就可以望见团部了。“解差”们分别朝两旁的密林中张望，不时交换一次莫名其妙的眼色。我观察出，他们分明都有点“心怀鬼胎”的样子。

汪大胡子喝住马，跳下车，倒过鞭杆朝他俩屁股上毫不客气地各捅一下，恶狠狠地说：“坐得倒怪舒服，起来！”说罢，放下鞭杆，还没容他俩挪动身子，就使股猛劲将麻袋从他俩屁股底下抽了出来。拖得他俩同时倒在车上。汪大胡子也不理睬他俩，自顾自拎起麻袋去喂马。

王文君跳下车，有点发火，嚷道：“大胡子，你今天存心找我们的别扭是不是？”

汪大胡子朝他一瞪眼：“怎么？你他妈冲我嚷什么？嚷火了老子，老子揍你！”

王文君忍气吞声，不再言语。

朱燕生息事宁人地说：“得了得了，平常关系都挺不错，今天无缘无故干嘛翻脸啊？”

汪大胡子又朝朱燕生一瞪眼：“谁跟你他妈的关系不错啦？”

朱燕生也被骂得哑口无言。

汪大胡子掏出旱烟包，蹲在地上，卷起一支又粗又长的旱烟，独自吞云吐雾。三匹马并不饿，嘴巴分别在麻袋里拱了几下，就不再理睬草料，都去舔雪。汪大胡子只好将麻袋甩上车，喝马前行，他自己跟在车下走。

马车行了不远，汪大胡子又将马吆住了。他在车下瞪着两个“解差”说：“你们要是还有点人情味，就给他解开捆手的绳子，让他暖暖手。”

两个“解差”互相看了一眼，朱燕生首先说：“不行！他要是跑了，你负责还是我负责？”

我说：“我不跑。”

王文君说：“不跑？傻瓜才信你的话！”

“就算我对驴念唱本！”汪大胡子嘟哝了一句，从自己手上摘下一只棉手闷子，套在我被捆住的双手上。

我感激地对他低声说：“大胡子，我忘不了你！”

这山东汉子却挺动感情地转过脸去了。我心中不免暗暗怨恨我平日的两个好朋友——他们也未免太尽职了！人在难中，友情的淡薄，使我心中很感伤。

突然，从路两旁的密林中闯出三个骑马的人，将我们和马车从三面包围住。从他们所骑的马和他们的衣着，一眼便可以看出是三个鄂伦春人。他们出现得那么突然，且来势汹汹！三支乌黑的步枪枪口，分别指向了王文君、朱燕生和汪大胡子。

他们拦我们干什么？难道他们要抢劫不成？可马车上、我们身上也没什么可抢的呀！再说从来也没有听说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还发生过鄂伦春人抢劫路人的事啊？他们是大森林的主宰，是陌生路人的善良的帮助者和保护者……会不会是冒充鄂伦春人的越境者？……

这判断在我头脑中一闪过，我便本能地想要起而反抗。但仅仅是想，却并没有动一动。我的双手是被捆着的。

我问：“你们要干什么？”

三个骑马持枪的拦路者都不回答。蒙面黑布的上方和狍皮帽子之间的三双眼睛，根本不朝我瞥视一下，咄咄地盯着他们枪口所指的人。

汪大胡子突然从车辕底下抽出支车杠，操在手中想发起反抗。拦路者之中的一个对他威胁地大吼一声，不轻不重地在他手背上捣了一枪托，支车杠从汪大胡子手中落到地上。他揉着手背，后退了一步，对方的枪口又指向了他。

另外一个拦路者从鞍上探腰夺去王文君和朱燕生的枪，熟练地卸下枪机，远远扔到路旁的林中去了，然后又将枪还给他们，说：“等我们走后，你们去寻找吧！”

他俩背靠背地紧挨在一块儿，吓得浑身瑟瑟发抖，就要哭出来的样子。这两个蠢货，我心中鄙视地骂了他们一句。此刻我才对自己彻底承认，我平日交了这么两个朋友真算瞎眼。

第三个拦路者这时把脸转向我，喝道：“下来！”

我坐在马车上一动不动。

“下来！”又一声大喝。

我还是一动不动。

前方传来了汽车喇叭声，有汽车开过来了。虽然由于山路的弯度还看不见车身，但听喇叭声离我们不远了。

那拦路者在马上双脚踩镫而立，还没容我有所反应，他早已向我探过身来，轻舒双臂，两手插在我腋下，将我从车上提起，举放到他的马鞍前。他的动作那么突然，矫健如猿，迅猛如豹。他一条胳膊挟制着我，打了一声呼哨，首先纵马驰入路左面的密林中。

穿过林带，我被劫持着翻山越岭，飞踏过两条冰冻的河流。马不停蹄地奔跑了不知多久，渐渐放慢速度，终于站住了。我又被从鞍上提起，轻放在地。

劫持者之一向我拨转马头，慢慢扯下了蒙面的黑布。狍皮帽子下现出一张圆脸形的眉目英俊的鄂伦春姑娘的面庞，对我微笑。

“阿依吉伦？！……”

我的惊愕无法形容……

我们连队地处山林之中，与鄂伦春人有密切的接触。每年秋末冬初，鄂伦春定居村的猎队便从我们连经过，进入深山老林狩猎。第二年春，他们陆续撤出深山老林，回定居村去，也经过我们连。一往一返期间，他们常在我们连小休几日。狩猎期，也常派人下山到我们连，请求援助一些粮食、子弹、医药、盐、酒之类的东西，我们连都尽力满足他们。“等价交换”，是鄂伦春族的传统道德观念之一。每次从我们连获得援助，归猎时，总会送给我们连不少狍肉、野猪肉或各种山禽。其实，这种交换总是不等价的。他们偿还的，一向多于获得的。友善、慷慨、有恩必报，是鄂伦春族的民族品质。

我第一次见到鄂伦春人，这些带有浓厚传奇色彩的森林大帝们，便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

一天深夜，我出诊归来，见连队医务所前的空旷场地上露天睡着十几个人，他们的身子都钻在“乌拉”里。“乌拉”是用狍皮缝成的被褥合一的铺盖。他们一律头枕马鞍，枪支放在鞍下，鞍旁预先架好一小堆干柴。他们的马匹拴在医务所门前的几棵杨树上。这情形使我联想起了革命年代纪律严明的红军部队。

完全是出于好奇心，第二天我起得很早，刮掉窗子上的霜花朝外看，他们正纷纷“起床”。他们首先将昨夜预先架在“枕头”旁的小干柴堆点燃，烘烤一阵衣服，然后才开始穿。

当我洗漱完，走出医务室，他们已离去。场地上的火堆遗迹和几棵树下的马粪，打扫得一干二净。我们医务所的柴垛上，放着半只冻狍子，偿还用去的干柴和桦皮……

不久后的一天深夜，有人急促地敲医务所窗子，把我从梦中惊醒。

我问：“什么人？”

外面回答：“找医生的。”

我赶紧从被窝爬起，披上大衣，开了门。门外，停着一具双马雪橇。

雪橇的主人问：“你是医生？”

我点点头。

对方一把抓住我的手腕：“快走！”

我挣脱后，问：“哪个连的？”

“跟我走你就知道了！”

“什么病？”

“生孩子！”

“接生？……”我犹豫起来。我只是在全团卫生员集训时期听过妇产科大课，还没有一次接生实践呢！以往都是医务所的女医生赵大夫接生，我仅给她当过几次助手。她探家还没回来。我为难地说：“我不会接生呀！”

“你是医生，怎么能不会！”对方哪肯相信！

“我不是医生，我不过是个卫生员。”

“那么我进去找真正的医生。”对方说着，就往屋里进。

“医生不在，回去探家了。”我拦住了对方。

“说来说去，你就是不愿为我们鄂伦春女人接生是不？”对方的语气恼怒而强硬起来。

鄂伦春！难怪我听对方说话的语音不对呢！我更犹豫了。倘然出个一差二错，那后果是比一般医疗事故更严重的！鄂伦春人虽然善良，但有时也会突然爆发粗野的性格。果真碰上个鲁莽的鄂伦春汉子的话，产妇或产婴性命不保的情况下，我被当场毁了也说不定。

我心里这么想，嘴上就说：“你还是到营部卫生所去请医生吧！”

“多远？”

“四十几里。”

“这……来不及了啊！”

“那你就别耽误时间了呀！反正我是无论如何不能跟你去的！”我退后一步，想关门。对方用肩膀抵住门，又一把抓住我手腕：“你非去不可，我求求你啦！”

“不行，我要……”我想说，我不能保证临产母婴的安全，也负不了这个责任。

没等我把话说完，对方怒喝一声：“别说啦！”同时，从腰间拔出了匕首，匕首尖指在我心窝，“你不去。我就杀了你！”

我刚一坐到雪橇上，鄂伦春人就连连鞭马。雪橇如飞般离开了医务所，驰离了连队。

雪橇驰入山林一个多小时之后顺着山坡飞滑下山谷，停在山谷间的一顶帐篷前。几个鄂伦春人焦急地期待在帐篷外，雪橇刚一停下，他们就围了上来，七言八语对我说些充满信赖的话，鄂伦春话、汉话相杂。

我顾不上和他们交谈一句，左推右搡分开他们，匆匆走进帐篷。在马灯的幽光下，我看到产妇那苍白的面容，脸上那一层水珠般的冷汗，那辗转反侧的痛苦状，听到了那令人心颤的呻吟，我头脑中的一切杂念立刻都消失了。我首先将马灯光拧得更亮，从容而镇定地打开了医药箱。

胎位稍偏，但不属典型难产，我的信心更充足了。产妇十分坚强，紧紧咬住嘴唇，不再呻吟……

当新生儿发出第一声啼哭，当鄂伦春女人苍白的脸上对我浮现出感激的微笑时，那盏马灯在我眼中仿佛变成了一轮红日，我顿时觉得帐篷里充满了明媚的阳光！

“是个男孩。”我将婴儿双手捧送给冲进帐篷的父亲。

“儿子！……”当父亲的那张被山风吹得皱纹交错的脸大放异彩！他幸福地对那粉红色的啼哭不止的小生命端详了许久，才抬起头来看着我。

他突然要对我双膝跪下去，慌得我手足无措，赶紧扶起他。可我自己却因初次接生成功的喜悦，接生过程中的高度紧张，被感激时体验的无比激动，在刚一转身时晕倒了……

第二天黎明，一位鄂伦春姑娘驾昨夜那辆雪橇送我回连队。路上，她回头问我：“你肯原谅我么？”

我反问：“原谅你什么啊？”她难为情地羞红了脸：“我不该用匕首威胁你。”

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昨夜那个鄂伦春人是她！我用友好的微笑向她表示，绝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通过交谈，我知道了产妇是她的嫂子。她的嫂子算上这一次生育过四次了，前三次，孩子都一生下来就死了。她说：“我们全家人早就天天祈祷嫂子能再生下一个男孩……你是我们全家的大恩人！”雪橇在山林中轻快地飞奔，她放声唱了起来：

云雀岭上的黄菠萝树啊，

每年春天开白花，

嫂子曾生下过三个孩子啊，

三个孩子一生下来就死了。

云雀岭上的黄菠萝树啊，

今年还没到开花的季节，

嫂子又生下了第四个孩子啊，

第四个孩子一生下来就会唱啦。

那呀那呀哎那耶，

是托汉族医生哥哥的福气噢！

那呀那呀哎那耶，

那依耶……

以后，我经常在早晨发现医务所的窗台上放着一块最好的狍肉，或者一只野鸡、一对飞龙……

北大荒有种草莓类野果——都柿。它属低灌木科植物，果实比葡萄略小些，颜色像葡萄一样，酸甜而含有酒力，贪馋的人吃多了便会被醉倒。它往往成片地生长在路旁、山坡上。寻找到一片都柿丛，将一块手绢铺在丛中，用截树枝在都柿根部轻轻一磕，爱煞人的小果实便会落满一手绢。

就在第二年秋季，我独自进入山林采中草药，发现一片都柿丛，竟吃醉了。待我酒醒后，见自己倒卧在都柿丛中，我身旁坐着一位鄂伦春姑娘，口中轻衔一茎嫩草，瞧着我正乐悠悠地笑呢。我一眼认出，她就是用优美的歌声唱“云雀岭上的黄菠萝树”的那个鄂伦春姑娘。

她吐掉嫩草叶，说：“我经过这里，见一个人醉倒在都柿丛中，怕被什么野兽伤害了，便跳下马走过来守护着，却没想到会是你。”

我记得自己走入都柿丛是中午，此刻夕阳沉落，天已黄昏。我感激地问：“你一定在这里守护了我很久吧？”她笑而不答，站起身，去到路旁牵她的马。我也站起身，跟在她身后走到路上，庄重地谢过她，转身刚要离去，被她拦住了。

“这儿离你们连三十多里呢！你走不了多远，天就会黑下来的。你骑上我的马回连队吧！”她说着，将马缰塞在我手里。

“那你……”

“我山路熟，可以穿密林走，用不了多久便能回到我们的帐篷。”说罢，她迈步就走。我不想拒绝她的好意，怕她生气。骑上她的马后，喊着问：“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啊！”

她站住了，转身告诉我：“阿依吉伦！”对我扬扬手，匆匆走入了密林……

想不到今天她竟参与了这种令我迷惑的劫持！另外两个劫持者这时也扯下了蒙面的黑布。我认出他们是阿依吉伦的老父亲和哥哥。

阿依吉伦说：“你没想到吧？我们是来解救你的！”

“解救我？你们怎么会知道我遭遇的事？”

“你的两个好朋友进入山林告诉我们的。今天这么解救你，是他们和我们一起商量的。”阿依吉伦说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折叠的纸条递给我。我打开一看，认出是王文君的笔迹，写着：

我们自己毫无办法帮助你，只好去通知你的鄂伦春朋友，请他们解救你。记住，从此以后，你就是一个“失踪”了的人，万万不能轻易离开山林。我们相信，你的鄂伦春朋友们会对你很好的。我们以后也会想方设法和你取得联系。

我想到自己刚才还暗暗咒骂过他们，心中惭愧极了！世上只要还有真实的友谊存在，人啊，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对生活绝望。

我如收起一件珍宝一样，仔细地将那纸条收藏在身，抬头望着阿依吉伦，说：“阿依吉伦，你真是个好心的姑娘！你的父亲和你的哥哥也都是好心的人！可我，怎么能连累你们哪？我要永远永远记住你们今天赤诚相救的一片恩情，但我却不能够和你们进入深山老林做一个失踪了的人。”

阿依吉伦听我说出这样一番话，神色顿时沮丧起来，用忧郁的目光注视着我。

阿依吉伦的父亲，老鄂伦春猎人这时说：“孩子，你不该说出这样的话。你的话已刺伤了我女儿善良的心，也令我这个老人非常失望。我们知道你是个好孩子才解救你。解救好人是我们鄂伦春人的品德！何况你有恩于我们一家呢！我请求你和我们从此一起生活吧！”老人说罢，打了一声呼哨，从对面树林中应声奔出一匹马来。

阿依吉伦的哥哥申肯，正当壮年的鄂伦春汉子，像刚才劫持我时一样，从鞍上朝我弯下腰，两条强有力的手臂平稳地将我提到了为我预备的马上。

……

多布库尔河解冻了，春天来了。

我已经与阿依吉伦一家共同生活了四个多月。他们对我像对待他们家庭中的成员一般亲热。然而我始终郁郁寡欢。我毕竟不是一个鄂伦春人。我毕竟不能够像他们一样习惯于长久生活在大山林之间。这种山林生活对他们来说是自由的，但对我来说无异于一种囚禁。我一天比一天更加思念我的连队，思念我们医务所那幢全连独一无二的破旧砖房，思念我的好朋友王文君和朱燕生。所有这些思念，都抵不上我对一个姑娘的思念——鲍虹的音容笑貌和她那苗条丰满的身影常出现在我梦中。对她的思念使我多少个夜晚叹息难眠。

阿依吉伦似乎比她的父亲和哥哥更能理解我的心，她用无言的关怀给予我种种深情的安慰。她是一个美丽的鄂伦春姑娘。不，美丽、俊俏、娟秀、娇媚——所有一切赞美一般女性的词句，其实一句也不能用来准确地赞美一个鄂伦春姑娘。在鄂伦春姑娘中寻找不到一个花容月貌的女子。夏季的赤日晒黑了她们的肤色，冬季的山风吹皱了她们的脸庞，山林中的狩猎生活使她们无暇也无心修饰自己。她们的美，美在心灵，美在气质。

当阿依吉伦身穿“苏恩”[1]，足蹬“奇哈密”[2]，头戴“灭塔卡”[3]，骑着她的名叫“卡普参”的白猎马，双臂平举猎枪，驰骋在大山林中追击野兽时，她那身姿，她那气概，就会使你情不自禁地发出赞美：好一位英武的鄂伦春姑娘！

一天，我在河边钓鱼，一种寂寞之情倏然笼罩心头。甚至觉得，被我从河中钓上来的鱼都是非常寂寞的，怀疑它们完全是由于寂寞所以才纷纷咬钩的。

阿依吉伦不知何时悄悄来到我身边，与我并坐在河岸一块大青石上。当她提醒我鱼咬钩了，我才发觉她的存在。她轻轻叹了口气，自言自语地说：“我们过几天就要回定居村去了。”

听了她的话，我不禁一阵发呆，心中暗想：我怎么办呢？她一家走后自己继续孤零零地留在大山林中，还是跟随她一家下山到鄂伦春定居村去呢？我可以跟随他们到定居村么？我有足够的勇气独自留在大山林中像个野人似的继续生活下去么？

“如果我送你一样东西，你要么？”阿依吉伦的话打断了我的沉思。我随口答道：“你送我什么，我都很高兴收下。”

她始终背在身后的一只手伸到了我面前，手中拿着一个小巧精美的椭圆形桦皮盒。我从她手中接过桦皮盒，忧郁的心情暂时轻松了许多，非常喜爱地端详着。桦皮盒盖上刻有很好看的花朵。

我问：“刻的什么花啊？”

“南绰罗花。”她脸上飞起两朵红晕，立刻站起身，急急地走了。

南绰罗花？我知道，鄂伦春人认为，男子有了南绰罗花在身旁，心就不会感到孤独了。我苦笑了。阿依吉伦，阿依吉伦，你又如何能理解我心中的孤独并非南绰罗花所能排除的啊！

我串起钓到的不少鱼回住地，见阿依吉伦兄妹正和他们的父亲做下山前的种种准备。我的心中又被忧郁严密笼罩了。

晚上，喝过鱼汤后，我们围坐在篝火旁，每个人都显得心事重重，不愿首先开口说话。阿依吉伦轻轻唱了起来：

威拉参哥哥，我有点小米，给你做点小米饭，那依呀！

韦丽艳姐姐，我来不是为吃你的小米饭，而是找你的好意，那哈依呀！

威拉参哥哥，我有点树鸡肉[4]，给你做点树鸡肉吃，那依呀！

韦丽艳姐姐，我来不是为吃你的树鸡肉，而是向你求婚来的，那哈依呀！

威拉参哥哥，我有点飞龙肉，给你做点飞龙肉吃，那依呀！

韦丽艳姐姐，我来不是为吃你的飞龙肉，而是和你过幸福生活来的，那哈依呀！

你如果真有这个心思，咱们就往大兴安岭奔驰，那依呀！

咱们赶快备上马鞍，咱们赶快跨上猎马，咱们一块儿向大兴安岭奔驰吧！

那依呀！那依呀！那哈依呀！

……

阿依吉伦的嗓音非常动听。只有在大山林中天长日久引吭高歌的姑娘才会练出这般动听的嗓音。这是嘹亮的、圆润的、自由随意的优美嗓音。当她站在一座山头上放声高唱，歌声会飞过周围所有的大山。而当她像此刻这样低吟悄唱，那歌声中又充满了缠绵的深情，如角哨，如长箫，似断犹续，抑抑扬扬，播送到大山林幽静的黑夜远处。

她唱罢，低下头去，久久不语。她忽而又从心底发出一声叹息，怀着满腹难言的忧思苦绪，站起身缓缓地走出帐篷去了。哥哥申肯和她的老父亲，注视着她走出帐篷之后，又一起将目光聚焦在我脸上。老猎人轻轻咳了一声，于是那当哥哥的似乎得到什么暗示，也站起身退出了帐篷。

帐篷里只剩下我和那鄂伦春老人时，他低声开口说道：“孩子，我们就要回定居村去了，你愿意跟随我们回到定居村去么？”目光仍然停留在我脸上。

我点点头。我这时才意识到，我在感情上和心理上是多么依恋这鄂伦春一家。我不敢想象，如果离开了他们，独自留在大山林中的日子对我来说将有多么可怕！

鄂伦春老人又说：“孩子，你想过没有？回到定居村，你不是鄂伦春人，一定会受到种种猜疑。定居村又不都是鄂伦春人，还有你们汉人，只怕对你很不便啊！”

“这……”我怔住了。

老人犹豫了一下，问：“阿依吉伦今天送给你一个小桦皮盒？”

“是的。”

“孩子，你知道它表示什么意思吗？”

“我……只知道一个男人身旁有了它，心就不会感到孤独……”

“它不仅表示一个姑娘对你的友情，还表示了爱情啊！我的阿依吉伦……她是喜欢上了你……孩子，如果你愿意一个鄂伦春姑娘做你忠实的妻子，我这个当父亲的鄂伦春老人，是绝不会反对的。我们鄂伦春人早就与汉人通婚……”

我呆若木偶。过了许久，才喃喃地说：“可是，我……我已经有了一个心爱的姑娘。她发誓，永远永远等待着我，我不能够……”

当父亲的鄂伦春老人也愣住了。

他很费劲地低声从口中吐出几个字：“那，就把我的话当成吹过你耳边的山风吧！”

我怀着一种有天良的负心人的内疚，脚步沉重地走到帐篷外面去了。我发现了阿依吉伦站在帐篷外的身影，她也同时发现了我，迅速隐到帐篷后面去了。

夜里，我躺在自己的帐篷中，听到阿依吉伦又在低吟悄唱。她唱的是一支鄂伦春人的古老的歌，一支关于母鹿和小鹿的歌。这支歌的大意是：

小鹿说：“妈妈，妈妈，你肩膀上挂着什么东西？”

母鹿说：“我的小女儿，我的小女儿，没有什么，那是树叶子。”

小鹿说：“妈妈，妈妈，别骗我，不是树叶子。告诉我吧，告诉我吧！”

母鹿说：“我的小女儿，告诉你吧，是猎人用枪把我打伤了，血在流啊！”

小鹿说：“妈妈，妈妈，我的心都为你感到疼啊！让我用舌头把你伤口的血舔净吧！”

母鹿说：“我的小女儿，那是没有用的，血还会从伤口往外流啊！你快去那边的高山上找你的爸爸，找到爸爸以后，和大伙一块儿走的时候，别闯在最前头，也别掉在最后头。喝水的时候，别站定了喝。快走吧，人要来了！”

……

她的歌声那么哀婉。

从帐篷口可以望到她的身影，坐在草地上，一动也不动。

月光如水银似的，洒在她身上。

从夜到明，我没合上过眼睛。

对面帐篷里还是静悄悄的。我急急忙忙收拾起自己的衣物，打成一个小包，悄悄离开了住地。我本想将桦皮盒留下，但一想到准会严重伤害阿依吉伦的心，便决定带在身上。

晨雾还没有散尽，我已穿过了两片林子，走上了一条鄂伦春猎队的雪橇常年往返压成的山路。

到哪里去呢？我眼前虽有路，却走投无路。

一阵马蹄声传来，身后有人大喊：“等一等！”

是阿依吉伦的哥哥申肯那粗犷的声音。

转身，两匹马一左一右，把我夹在山路中间。

申肯兄妹同时跳下了鞍。

我像一个偷走了人家东西的贼被物主追上，羞愧得没有抬头正视这对鄂伦春兄妹的勇气。

申肯将马缰朝鞍上一撩，一步跨到我面前，气咻咻地说：“你为什么偷偷离开我们呢？只有对朋友失去了信任的人才会这样做。难道我们已经失去了你的信任吗？你不告而别，叫我们将来如何向你们连队交代？不但你的两个朋友请求我们关照你，也是你们连长和指导员把你托付给我们的！”

“真的？……”我有些怀疑地望着申肯。

阿依吉伦从旁证实：“真的！你们连长和指导员是我父亲的朋友，也是我哥哥的朋友。”

我像个犯了错误的孩子似的，垂下了头。

阿依吉伦又说：“哥哥，既然追上了他，你就别发火了。你先走吧，我有话单独对他说。”

申肯气恼地哼了一声，上马奔驰而去。

马蹄声消失后，我才怯怯地抬起头。阿依吉伦的眼睛正盯着我呢！一接触到她那流露出愠怒和谴责的目光，我立刻又垂下了头。

阿依吉伦平静地说：“你因为我爱你，就要离开我们么？我爱你，与你有什么相干呢？我并没有纠缠你呀！我的父亲和哥哥并没有逼迫你做我的丈夫呀！我不配成为你的妻子，成为你的妹妹也不配吗？……”

我又内疚又感动，觉得非常对不起她，不知该对她说些什么话好。

“我的父亲和哥哥，已经允许我继续留在山上陪伴你，今后就让我们像兄妹一样相处好么？……”

我又一次抬起头看她，她期待着我的回答。

“阿依吉伦妹妹……”我情不自禁地这样称呼她。如果我的心，我的爱，不是已经给了另一个姑娘，我一定双手将它奉献给眼前这个鄂伦春姑娘！我一定情愿做一个鄂伦春人，永远和阿依吉伦共同生活在大山林中！

阿依吉伦轻轻地说：“哥哥，我们回住地去吧！”

我们彼此无言地走了一段路，她首先打破沉默，问：“你那心爱的姑娘和你在一个连队？”

我点点头。

“她叫什么名字？”

“鲍虹。”

“你一定非常非常思念她，是不？”我看她一眼，见她的目光是那么坦白，毫无妒意，又点点头。

阿依吉伦站住了。她说：“哥哥，我一定把她接到山上来一次！我知道，她一定也非常非常思念你！我一定要想办法让你们见上一面！”

我将她的话理解为对我的安慰，感激地苦笑了一下。不料我的苦笑惹恼了她，她说：“你以为我是在说空话欺骗你么？我们鄂伦春人是从来不用空话欺骗朋友的！”

我被她的真诚打动，抓住她的一只手，紧紧握在我的双手中说：“阿依吉伦，好妹妹，我完全相信你的话，真的！只是，你为我们这样做太不值得了！你今后千万别再产生这样的念头，答应我好吗？”

她抽出手，发誓说：“不，我一定要做到这件事！我们鄂伦春人有句谚语，恋爱的嘎呀鸟一旦长久分离，是会因相思而死的！”

“阿依吉伦，好妹妹，有你的友情，我绝不会像嘎呀鸟那样死去！”

“那你的心也会痛苦，你的感情也会忧伤，我要解除你的痛苦和忧伤！”

第二天，她下山去了，很晚才回到住地。她显出异常快活的样子，坐在帐篷口，从晚上一直唱到深夜。唱的不是哀婉伤感的歌，而是柔曼抒情的歌。

申肯问她为什么这般快活，她笑而不答。

几天后的一个黄昏，阿依吉伦要我陪她去打树鸡。我们并马下山，她一路不停歌唱。她引导我走上了一座山顶。我们勒马伫立，她朝远处一指：“你看！”

哦！我们的连队！在我居高临下的俯瞰视野中，连队那么远，又那么近！它被织在暮霭的纬线和炊烟的经线之中。我真希望我骑的是一匹神马，可以跃马行空，一下子飞落在连队！我真想大声呼喊，呼喊连长和指导员，呼喊王文君和朱燕生，呼喊赶车的汪大胡子，呼喊我昼思夜想的姑娘鲍虹。我张开嘴，嘴唇颤抖，发不出声音。泪水顺着脸颊淌到口中，咸咸的。

“你就待在这儿看你的连队吧！千万别离开。”阿依吉伦说罢，撇下我，纵马奔下山去。

不久，她的马又奔上山来，我一眼看出，马背上驮着两个人。

“鲍虹！……”我立刻明白阿依吉伦为什么引我到这里来了。果然，她在半山坡勒住了马，鲍虹从她背后跳下来。我也跳下马，朝她们跑过去。我和我朝思暮想的姑娘紧紧拥抱在了一起！她一边抚摸着我的脸，一边说：“可怜的，头发胡子长得这么长！你都快变成一个野人啦！”

我被意外的相逢所激动，狂热地亲吻她。她躲闪着，轻轻推开我，转身朝背后看了一眼。阿依吉伦不知哪里去了，她的马在安闲地吃草。

我的情感冷静了下来，问：“韩竹平还纠缠你么？”

鲍虹梳理着我的头发，说：“他已经办手续回城去了。王文君和朱燕生在他离开连队那一天，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我沉默了许久，终于鼓起勇气，低声说：“鲍虹，你把我忘掉吧！我也许要在山上待一辈子的啊！”

她愣了片刻，忽然又扑入我怀中，紧紧地偎贴在我胸前，说：“不，不！我爱你，我不变心！有阿依吉伦，我们会经常见面的！……”

……

阿依吉伦陪伴着我在大山林中又度过了四个多月。一种圣洁的深厚的情感，使我们在那四个多月中，亲如兄妹，又超过兄妹……

一天早晨，我和阿依吉伦正在烤肉，满山林忽然响起许多呼喊我名字的声音。我和阿依吉伦同时跑出帐篷，只见王文君、朱燕生、鲍虹、我们的连长和指导员骑着马一边呼喊一边向我们的住地而来。

他们一看到我，便几乎同时跳下马朝我跟前跑。他们围住我，轮番地长久地拥抱我。指导员把我从连长怀中扯入自己怀中，拥抱了我好一阵才放开，两手按在我肩上，仔细端详着我，说：“比起你那几个所谓的同案犯，你受的这点苦可真算不得什么啊！‘四人帮’垮台了，我们是来接你回连队的。”

我今天就要告别阿依吉伦离开她了吗？只有即将分别的此刻，我才凭心灵体会到我对阿依吉伦的感情已多么深、多么深！我转身寻找阿依吉伦，却不见她。我奔入帐篷，帐篷里也没有她。

“阿依吉伦！……”我喊了一声，无人回答。

在我要向她告别时，要向她表达我深深的敬意和感激时，她悄悄躲开了。

“阿依吉伦！……”我又接连喊了几声。

她仍不出现。她隐匿到这大山林的何处去了呢？

我心中一阵悲凉。我忍不住哭了。连长说：“我们走吧！阿依吉伦今后一定会到连队看望你的。”

我们下山了。我几次深情地回顾我和阿依吉伦的住地。

我最后一次回头时，发现阿依吉伦骑马伫立在山顶上。朝霞绚丽的光彩，照耀在她身上。

阿依吉伦并没有到连队去看望过我。直到我离开北大荒，再也没见到过她。她在山顶目送我下山时的身影，成了她保留在我记忆中的最后的最长久的印象。如今，我的孩子都两岁了。孩子已跟我学会了唱那支古老的鄂伦春族民歌：

威拉参哥哥，我有点小米，给你做点小米饭，那依呀！

韦丽艳姐姐，我来不是为吃你的小米饭，而是找你的好意，那哈依呀！

咱们赶快备上马鞍，咱们赶快跨上猎马，咱们一块儿向大兴安岭奔驰吧！

那依呀！那依呀！那哈依呀！

……

[1] 苏恩：音译，鄂伦春族的冬装皮袍、皮袄，皮毛取自狍、鹿、犴，纽扣最初取自鹿骨、犴骨、野兽角或者树木，后以铜扣代替。

[2] 奇哈密：音译，鄂伦春人的皮靴，用狍或鹿的腿皮制成，分为高筒和矮筒靴。

[3] 灭塔卡：音译，鄂伦春人的皮帽，也称狍头帽。男性的狍头帽上带有狍角，起到伪装的作用。女性的狍头帽除此之外还有装饰作用，寓意吉祥如意。有时还会采用狐狸皮、水獭皮或者貂皮。

[4] 树鸡：即榛鸡，属鸟纲松鸡科，有花尾榛鸡和斑尾榛鸡两种。树鸡和下文中的飞龙皆指花尾榛鸡，分布在东北地区北部和中部，满语叫作“斐耶楞古”，意为“树上的鸡”，“飞龙”是取其谐音，在东北被称作“树鸡”“树榛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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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天若有情

评级

在A城

看自行车的年轻人

作品欣赏第一课

北大荒纪实

边境村纪实

白桦林作证

荒原作证

夜宿“蛤蟆通”

鹿哨

阿依吉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