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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第一章 从马克思到韦伯

第二章 现代性的两大要素：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

第三章 现代性的第三要素：立足于个人的民族认同

第四章 系统论的综合：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

第五章 追溯西方现代价值的起源

第六章 价值和社会的互动：系统演化论的史观

第七章 现代社会第二个层面的建立：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

第八章 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学习、立宪与内部整合

第九章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第十章 在俄国革命的背后

第十一章 现代价值的危机和第一次全球化的终结

第十二章 否定个人权利以及种族主义的畸形发展：法西斯主义

第十三章 现代社会结构的自我修正

第十四章 告别二十世纪：轴心文明与大历史观

后 记

附录

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从古罗马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第一章 从古罗马看社会组织的秘密

1.1 罗马帝国奇特的商品经济

1.2 城市生活和罗马帝国的政治与意识形态

1.3 罗马、中国、印度——不同的社会结构

1.4 社会组织的结构功能分析

1.5 罗马共和国怎样演变为罗马帝国

第二章 古代社会的衰落

2.1 是什么因素侵蚀了罗马共和国的小农经济

2.2 罗马帝国灭亡之谜

2.3 没有万古长存的帝国

2.4 互相维系的状态破坏的原因：功能异化

2.5 一个比喻：赫胥黎之桶

第三章 新社会结构的诞生：西欧封建社会和拜占庭帝国

3.1 潜组织的成长和取代

3.2 查理曼帝国和西欧封建制的确立

3.3 东罗马帝国：斯拉夫人入侵和君士坦丁堡

第四章 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首先在西欧确立

4.1 中世纪城市和古希腊罗马城市、东方古代城市的差别

4.2 影响资本主义确立过程的三种因素

4.3 议会和三角形均势：英国捷足先登

4.4 官僚机构的阻碍和法国疾风暴雨式的大革命

4.5 王权衰落和再版农奴制：德国的道路

第五章 结构取代和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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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纸版由法律出版社于2015年4月出版

作者授权法律出版社（Publishing House of law)于合同有效期内在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中国澳门、其他地区、全世界范围以电子书出版物形式、手机出版物形式、网络产品形式（含对作品的注释改编、整理、汇编）出版发行上述作品的中文简体本、中文繁体本、英文本以及其他文字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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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历史的巨镜

著者：金观涛

序

历史的进程犹如人生，岔道中又有岔道。我常常扪心自问，应到哪里去寻找通向真理的大路。

——重录二十多年前写的卷首语

每一本书都有自己的生命，而所谓作者的感受无非是寄生在这一生命之上的附加物而已，这当然也包括了为书作的序。当搏非告我法律出版社准备刊印《历史的巨镜》并希望我作一新序时，我立即想到的是先把2009年该书在台湾出版时的序附上，再写一点这四年来的进展。当时，我曾这样写道:

在人类认识自身的历史上，存在着一些常青的问题。现代社会为什么起源于西方就是其中之一。从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到今天，无论社会思潮如何变换，这个问题每隔一段时间总会在学术界以不同的面目出现，而且中国历史研究的新进展往往是重提该问题的契机。1990年代白银帝国以及前几年出版的《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引起的讨论都是这方面的例子。其实，早二十多年前，我和刘青峰提出中国传统社会超稳定系统说时，亦力图用根据中国史研究得到的大历史观来回答现代社会为什么起源于西方。这是《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从古罗马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一书在1985年出版的原因。

从方法论上讲，如果超稳定系统假说对中国传统社会长期被禁锢在某种社会结构中的论述是成立的，那么它也就给出了中国为什么没有最早发展出现代资本主义的新解释。这样一来，只要将该视角投射到西方，一定有助于理解现代社会为何起源于西方这一历史难题。当年我已感觉到，这里蕴含着一种考察人类历史的新研究纲领，我们称之为系统论史观。《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一书正是通过阐明西方现代社会如何从古希腊罗马社会演化而来，用系统演化论取代决定论以展开新史观探索之尝试。

该研究纲领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处理价值系统，不能回答为何最早的现代社会是新教国家，并讨论现代化和全球化以及民族国家的关系。或者说，《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一书只做到了用系统论对马克思典范作出发展，而不能涵盖韦伯典范以及包容二十世纪政治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成果。我深信系统论可以解决这些困难，故自1989年以后就从哲学研究中走出来，沉入中国传统社会现代转型和思想史研究中去。我希望中国思想研究和社会转型之经验有助于理解传统文化和现代社会起源的关系，并能发现价值系统和社会互动的普遍法则。我当然没有估计到，这场苦战旷时日久，居然长达二十年。

1993年，我和刘青峰完成用超稳定系统说解释中国近现代史的著作，2000年我们又把该方法推广到中国思想史研究之中，并建立《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对我们得到的结论进行检验。直到2007年我才感到用系统论把当年研究和我们思想史探索统一起来的方案成熟了，故决定再版《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一书，并为它写导读，这就是《历史的巨镜》一书。为了读者阅读方便，我把当年我和唐若昕先生合著的《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作为《历史的巨镜》的附录，以表明今日的研究是1980年代探索的继续。

我心中充满了难言的感慨。从青年时代起，我们就把通过历史研究以理解人类的生存处境作为自己生命的意义和奋斗目标。在某种意义上讲，从1980年代到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研究都是围绕着这本书所提出的问题展开的。今日学术界或许不会认同这种重构大历史的努力，一些人看到这些讨论就会以为这是在建构体系，有一种回到历史规律决定论的毛骨悚然的感觉。而我却认为，只有系统论史观才能帮助我们摆脱支离破碎的史观造成的无力感，理解什么是现代社会，认识全球化给人类带来的处境。

有些朋友或许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一定要把今日之研究和1980年代带有稚气的书联系起来，显示出一种学术上的怀旧。其实，至今我仍将自己的工作定位于二十多年前的思想解放时代，相信当时形成的视野之重要性。我甚至认为：对历史研究而言，没有关心人类命运的宏大心灵和跨学科研究纲领，更专业化的诉求都可能把我们引到黑暗中去。

从2009年到今天，又过去了五个年头。当时我刚从专业思想史研究中走出来，开始大历史写作。今日看来没有当时的决定，不可能有现在已取得的进展。从2011年冬起到2012年，我和青峰通过“中国思想史十讲”的讲座，贯通地讲中国古代思想史和近现代思想史。2013年，我又通过八次“轴心文明与现代社会”的讲座做出新的探索。这种探索是把文明动力学有关超越突破的哲学研究和比较思想史结合起来，从轴心文明演化的大历史观来考察现代社会的起源，尝试勾画出人类文明从古文明到轴心时代、再从传统社会到现代全球化时代的历史地图。从这一地图来看，现代社会只不过是不同的轴心文明类型在互相融合中演化的一个阶段而已。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因高科技和经济的无限增长，生活样式和思维方法已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不可逆转的剧变，同时，那些由不同的轴心文明铸造出的多种信仰和道德伦理的基石正在动摇中，也许，这说明人类正在走向新轴心时代。

金观涛    2014年8月于北京

第一章  从马克思到韦伯

现代性社会为什么最早起源于西方——现代性的本质——市场经济说的局限——民主制度和科技进步说——博兰尼的市场社会——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布罗代尔的全球贸易——现代社会是一个科技和经济可以无限制增长的社会——扩大了的马克思典范的局限——回到价值系统——韦伯典范

要理解现代社会为什么起源于西方，首先要回答何为现代社会？用今日话讲，这就是界定现代性的本质。所谓现代性无非是把现代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思想上与传统社会区分开来的特点。人们一般用经济形态和生产方式作为传统与现代的分野，把农业社会看成传统社会，现代社会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工商业社会。但是一旦把这种常识性的见解放到历史研究中去，立即发现它不符合事实。

就以罗马帝国为例，自从罗马皇帝图拉真(Trajan,Marcus Ulpius Nerva Traianus， 98~117年在位)完成帝国历史上最后一次远征后，帝国疆土差不多等同于今日美国，人口达一亿以上。它基本不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而是一个市场主导的商业社会。注1当时，仅西班牙一省，重要城市就有400座。罗马本土粮食主要靠外部地区供应。“爱色斯”号是穿梭于埃及与罗马之间的运粮船，它一次可载货1575吨，平均价值15,000美元。注2罗马帝国是一个商业帝国，但它不是一个现代社会。那么，我们能否用生产方式来界定现代社会呢？表面上看，古罗马不算现代社会，似乎基于其奴隶制度的生产方式，但美国在南北战争以前，生产方式中奴隶制度也占重要地位，它却是一个现代社会。

那么，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本质不同是不是可以用民主制度以及生产力发达程度来表达呢？我们知道，古希腊城邦曾实行过民主制度，但它并不属于现代社会。什么是生产力？如果我们剥离了市场经济，那么它是指生产工具和生产组织规模。不要忘记，古罗马的奴隶生产劳动也是大规模集体式的，如果一定要用生产力来代表现代性，那就只能将一切归为现代科学技术了。但这立即发生了一个新问题，这就是何为现代科技？如果把现代性等同于现代科学，西方现代科学和第一个现代社会应是同步出现的。如果我们讲的是技术，技术进步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今日计算机、互联网和蒸汽机、邮局的差别远大于十七世纪蒸汽机和风车、驿站的不同，我们有什么理由要将蒸汽机的出现视为现代呢？事实上，把蒸汽机和工业革命作为现代性的标志也是经不起认真检验的，工业革命开始于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当时荷兰和英国早已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社会了。

而且在十六世纪前中国的技术水平远高于西方。如果把技术进步视为传统社会演化到现代社会的关键，那么为什么现代社会没有在中国最早起源呢？总之，虽然我们可以把现代社会看做在各方面大量应用科技的社会，但是，并不能以科技水平和科技在生产中应用的程度作为传统和现代的分界。实际上，无论是从银行、会计学上的记账的方式还是金融制度上都无法找到现代与传统的划界。正如保尔·格鲁赛(Paul Grousset)所说，“当代资本主义没有丝毫发明”。阿尔芒多·萨波利(Armando Sapori)进一步指出：“直到今天，人们不能找到任何东西，包括所得税在内，在天才的意大利共和国没有先例。”注3

自二十世纪中叶开始，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从另一个角度把握现代性。这就是把现代化视为全球化，从市场经济发展的无限制和生产力水平的超增长来界定现代化的本质。博兰尼(Karl Polany)指出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特点在于为“卖”而“买”。他认为：“就一般而言(在传统社会)，人类的经济是附属于其社会关系之下的”，而现代社会是市场关系无限扩充以至于占领所有领域的社会，故他亦将现代社会称为市场社会。注4哈耶克(F. A. Hayek)把现代市场经济定义为人类可以不断扩展的自发合作秩序。注5布罗代尔则进一步把现代资本主义与全球化的经济关联起来，并从全球市场的形成特别是远程贸易的兴起来追溯现代社会的起源。注6马克思早就用劳动力作为商品来定义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它同博兰尼所谓为卖而买，即社会成员“为稻粱谋的动机被图利的动机取代了”异曲同工。《共产党宣言》在刻画资本主义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其生产力超增长和全球化的特征。注7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博兰尼和布罗代尔的学说都可以归为扩大了的马克思典范。注8

从科学技术无限运用于人类生活和市场机制无限制扩张导致经济(生产力)的超增长，来界定现代社会无疑是正确的。市场经济和科技运用虽然古已有之，但在社会现代转型之前，人类在传统社会中生活了几千年，都没有发生科学技术无限制地运用和市场经济不断扩展导致超增长的情况。然而扩大了的马克思典范最大的问题在于它只给出现象的描述，而不能回答超增长的本质。为何在传统社会科技应用和市场组织不能无限制地扩大到一切领域而导致全球化，以致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和生产水平呈现出不受限制的超增长呢？哈耶克把现代社会视为自发合作秩序不断扩张无疑也是正确的，但同样没有解决有关机制问题。注9

人的任何行动都是在其种价值观支配下发生的，并受到道德和正当性框架限定；当某种社会行动缺乏价值动力或不存在道德上终极的正当性时，其充分展开是不可能的。在传统社会，除了天灾、疾病等自然因素造成生产力停滞外，经济不能超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及科技的应用缺乏价值动力和道德上的终极正当性，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和社会制度及主流价值系统发生冲突，不得不停顿下来。现代社会完成了价值系统的转化，科技的无限运用以及市场机制无限扩张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正当性和制度保障。故为了理解现代性的本质，还必须回到人的价值系统，特别是社会制度及其正当性根据上来。或者说，离开价值系统社会行动正当性标准，是不可能认识现代性本质的。这时，我们必须从扩大的马克思典范转向广义的韦伯(Max Weber)典范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注10

第二章  现代性的两大要素：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

现代性的两个基本要素——何谓工具理性——几何式的思维模式——理性化——科技无限制地运用到社会生活的可能性——何谓个人权利——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为什么是正当的——现代社会的组织原则——社会契约论——仅仅用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不足以理解现代性的全貌——寻找第三要素

如果从文化价值系统来看，是可以非常容易地界定“现代”和“传统”的差别。“现代性”意味着以下两种全新价值在人类社会中涌现：第一为“工具理性”成为社会行动(制度)正当性最终根据；第二是个人权利观念的兴起。

韦伯把现代化称为工具理性的扩张。人们通常把工具理性理解为对达到目标的手段的精密计算，它是达到目标的手段和过程的理性化，似乎工具理性与目标无关。这是对工具理性严重的误解。例如，我要去某地，如何坐车最方便、最经济，这种理性考虑是工具理性，但我为什么要去这个地方，难道就不是理性的吗？我如何评价并反思这一行为的种种方法，难道又不是理性的吗？实际上，理性包含三个层面的要素：目的、手段(工具)、评价方式。所谓工具理性不包含目的，不是指一般的目标，而是人生的终极目的和意义。也就是说，工具理性是指终极关怀(例如对上帝的信仰)与理性(ratio)表现出二元分裂的状态。在二元分裂的结构中，人的终极关怀与他的理性思考互不干扰。

众所周知，理性精神在古希腊和罗马时代已经出现。罗马人把法律背后的精神视为理性，古希腊也讲人是理性的，但理性是神的一种表现。也就是说，在古希腊和罗马思想中，神和理性并没有呈二元分裂的状态。为什么二元分裂是如此重要呢？人是有终极关怀、有信仰的，同时又有理性的。假定一个人的理性是由信仰推出来的，那么，当信仰发生变化的时候，理性也会随之变化，变成不稳定的。同样，当社会制度理性化(理性的不断扩张)的时候，理性对信仰(它往往是道德的基础)就会具有颠覆性。这样一来，信仰对理性便构成限制，使理性不能贯彻到一切社会行动中去，从而妨碍了理性(包括科学技术)在社会生活和公共事务中的无限制地应用。换言之，只有到十七世纪，西方发生终极关怀和理性的二元分裂，两者呈互不相干的状态，理性才可以稳定地成为科学、技术、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基础，不会对信仰和道德造成颠覆。

这一点在古希腊罗马社会表现得十分突出。翻开希腊史，我们可以看到理性的发展与古代信仰(古代神话、城邦的精神)发生巨大冲突，最后限制了理性化进程。苏格拉底之死，正是古代希腊人对理性的扩张感到恐惧并最后扼杀理性的最具象征性的事件。这一切正如基托(H.D.F.Kitto)所说：“前六世纪和五世纪早期的伊奥尼亚哲学家们的大胆哲学思考，激发了人们对许多方面的问题进行系统追问，其结果使许多公认的道德观念发生严重动摇。……苏格拉底及其热心的年轻追随者们发现，传统道德体系在逻辑上没有基础。”注11因此，理性精神虽起源于希腊，但古希腊罗马社会没有实现理性化，故不可能是现代社会。

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可以视为工具理性为科学无限制地发展提供前提最有力的证明。近代科学的产生，虽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经院哲学很长的传统，但牛顿(Isaac Newton，1643~1727)力学建立的过程，却和工具理性在西欧的孕育同步。科学史表明，工具理性在新教精神中形成之前，无论古希腊还是经院哲学，甚至是文艺复兴的意大利，科学无限制地发展都会和信仰冲突。否则我们不能解释为何以牛顿力学为象征的近代科学革命恰恰发生在英国。注12

工具理性的另一个特点是几何式的思维方式。笛卡儿和斯宾诺莎都把自然界看做服从几何定律的大机器，运用理性是强调清晰的思考，用几何公理体系式的理论结构来论证法律并使社会行动理性化。注13了解工具理性的特点后，自然会明白为什么社会制度和行动的理性化表现为工具理性的扩张了。社会行动分两类，一是个人行动，二是群体组织的行动。个人行动的工具理性化包括以下几方面：选择哪个目标最有利于行动者？行动者有哪些手段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理性的个人会把这些目标和相应的手段科学地列举出来，从中选择最有效率的付诸实行。群体组织和制度的工具理性化则是韦伯所讲的官僚化、科层化。例如把社会组织看成是一部机器，社会管理机构的目标被层层分解，使其效率最大化，以及整体行动不取决于个人，等等。

群体组织行动理性化最典型的例子是欧洲现代军队的兴起。现代军队最早产生于荷兰，其创立者莫里斯亲王(Maurice of Nassau， 1567~1625)强调了三件事。一是铁铲，用来掘防御沟，在此以前，挖沟被认为是胆怯。二是将火绳枪的装弹和射击分解为42个单一的连续动作，给每个动作定出名称和发令词，迫使士兵们练习火绳枪的装弹和射击动作。三是训练士兵步伐整齐，把训练变成军事行动必不可少的部分。这些步骤体现了用工具理性组织军队，将其改造为不依赖个人的最有效达到目标之机器。军事行动的理性化使当时的荷兰可以战胜西班牙。十六世纪如日中天的奥斯曼帝国亦从此受到遏制，并开始走向衰亡。正是从那时候起，现代军队建制出现，一营为550人，营分为连，连分为排。从此以后军队不再是个人的勇敢行动，而是像一部接收指令而行动的机器。事实上，人类今日之军队，其武器和高科技运用虽远远超出十七世纪，但就其组织背后的精神而言，以导弹装备军队的结构与当时是一样的。注14

西方中世纪时，理性作为自然法的基础，本是与上帝连在一起的。工具理性精神最早出现在新教之中，新教徒把对上帝的信仰视为与理性无关。这样，随着基督教的入世转向，一个新教徒可以信仰上帝，以基督教为终极关怀，同时也可以以理性作为行动的原则，用科学技术改造世界。十七世纪的著名小说《鲁滨孙漂流记》十分传神地描绘了具有这样一种心灵状态的个人。工具理性的形成意味着理性就可以相当稳定地成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基础，而不会对信仰和道德造成颠覆；从此以后理性贯彻到所有社会领域(当然包括了科学技术的应用)才是可能的。正因为如此，韦伯把现代化归为理性化，即工具理性贯穿于一切社会行动，成为社会制度正当性基础之一。

仅仅用理性化还不足以把握现代社会在价值和制度上的全部特点。例如，它不能说明为什么现代社会主张价值多元和法治，大多都实行民主制度，以及为什么市场经济是现代社会的主流经济形态。所以，现代性还包含第二个核心：个人权利为正当性的最终根据。什么是个人权利？权利(right)这个字在西方古已有之，指合法的利益与权力。从九世纪开始，英语中“权利”一词的含义是指符合尺度，如直线、直角等。它逐渐转化为应当、理应的意思。简单而言，个人权利可以定义为个人的自主性为正当，它可以细分为两层含义：第一，个人是指具有理性的个人，人有权在法律限定下去做他想做的事情；第二，正当并不等同于道德，但却具有道德含义。这里的正当不等于好，也不是善，而是一个崭新的概念。一个成年人有权利去看三级片、逛红灯区，但是不是因此就可以断定这些行为都是好的呢？显然，这些行为并不能被视作一种好的行为，但是，成年人完全有权做这事。个人自主性为正当这种观念，在十七世纪之前是不存在的，它是代表现代性的重要价值。正是基于这个基本价值，产生了许多只在现代社会才有的理念。比如说，正因为个人权利是现代价值核心，那么一个符合正义的社会应该是保障每个人的个人权利的社会。由于每个人追求的价值可能不同，它们都具有正当性，故现代社会主张价值多元。在价值多元化的社会中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必须区别价值与事实，社会秩序由超越个人价值的形式法规来维持，即实行法治(rule of law)，强调公共事务程序优先。

必须注意，在某种程度上被默认的个人权利(亦可以称之为个人自由)自古以来就存在，正如市场经济广泛存在于传统社会一样。现代社会以个人权利为核心价值的准确意思是：除了它凸现出来成为主要公共价值外，更重要的是它成为论证社会制度正当性的最终根据。为什么个人追求利润是正当的？为什么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为什么市场经济是合理的？中国人通常都用它能促使生产力的进步为理由。但社会制度正当性论证是一种道德论证，道德论证中应然(应该如何或什么是对的)不能用实然(事实上如何以及它可以增加我们的利益)来证明。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在道德上的正当性，只能从个人权利导出。事实上，正因为个人权利是社会制度正当性的最终根据，那么每个人把自己的东西自愿地与其他人交换，以增加彼此的利益，当然也是正当的。于是保证交换和分工的市场制度亦是正当的。这就是市场经济为正当与合理的根据。此外，为避免自主的个人发生冲突，每个人交出部分的权利形成公共权力，以管理公共事务。由于公共权力来自每个个人之委托，故人民在不满意时有权更换这种委托。这是民主政治的根据。

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这两个现代性的核心价值互相结合，形成了现代社会的组织原则，这就是社会契约论。所谓社会契约论即把所有社会组织看做个人之间契约的产物。注15今天人们一谈起现代政治和社会组织蓝图的起源，不约而同地想到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i， 1469~1527)的《君王论》和《论李维》。事实上，前者只是将政治建立在理性之上，而后者则用对古罗马共和政治的缅怀来表明文艺复兴后期政治和公共事务从君王私人家事中分离出来。在十七世纪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结合的不可抗拒的潮流中，早期理性主义和共和主义理想迅速被社会契约论取代。为什么基于现代基本价值的社会组织原则只能是契约论？根据个人自主性为正当这一基本价值，社会制度的正当性只能由它推出，这意味着任何一种制度的建立必须基于每一个个人(至少是多数人)的同意之上。再加上工具理性把社会视为达到个人目的的工具(甚至于是服从几何定理理性之机器)这一限定，只能推出由人与人关系构成之社会是由个人之间契约组成的图画。注16

由此，我们得到现代社会组织原则和传统社会的本质差别：组成现代社会的最基本单元是个人，组织机制是契约(法律也可以归为契约)；而传统社会是有机体，为认同某种共同价值(例如宗教或某种终极关怀)的社群，文化和血缘等天然有机的联系比契约在社群结合上起着更大的作用。也就是说，一旦把个人权利作为正当性最终根据，正当的社会组织再也不是高于个人的有机体，而是为个人服务的大机器，甚至家庭和国家亦变成了一个契约共同体。例如康德(Immanuel Kant)把婚姻界定为“两个不同性别的人，为了终身互相占有对方的性器官能而产生结合体”，注17并从契约论推出家庭义务。注18

契约关系在人类社会一直存在，自古以来它就是市场交易和组织之基础，但在传统社会契约关系只是寄居在社会有机体内部，它不是占主导地位的人际关系。正因为如此，市场经济的扩张是有限度的，当它和社会有机体冲突时，发展就停了下来。现代社会组织蓝图把家庭、社会、国家以至于全人类组织都看做契约共同体，就造成市场经济无限扩张的可能性。那么，这是不是说，只要肯定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接受现代社会组织蓝图，就能保证了市场经济无限制地扩张导致生产力的超增长呢？又不能这样认定。人类社会要真正成为一个契约共同体，仅仅有上述现代价值是不够的。现代价值系统还必须包含第三个基本要素，我们称之为作为民族国家基础的现代认同。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就必须分析拥有工具理性、个人权利观念的个人如何才能建立起契约共同体。

第三章  现代性的第三要素：立足于个人的民族认同

两类契约组织——没有政治共同体无法建立契约社会——如何规定政治共同体的规模——什么是认同——传统社会的“我们”：与终极关怀一致的社会有机体——社会有机体观念解体带来的冲击——西方现代价值的核心——个人观念的产生和西方认同危机——孤立的个人如何聚集成“我们”——“民族”被创造出来了——美国如何成为现代民族国家——法国大革命的意义——西方成为民族国家的集合——双元革命——经济超增长和全球化

一谈到独立的个人建立契约社会，人们通常立即联想到公司和协会。表面上看，建立经济和社会的契约组织，不需要其他价值，仅凭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就够了。但是，公司和市场运作需要法律保护，任何一种契约有效都必须依靠法律存在(契约必须是立约人在法律许可下签订的，否则不同的契约会互相冲突)。何为法律？它也可以归为个人之间的契约，但法律必须由某一立法机构(政治共同体如国家)公布。这种政治共同体当然亦可以认为是个人之间契约的产物，但它是和公司、协会完全不同的组织。注19由此可见，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契约和契约组织，一种是经济和社会的，另一种是政治的。注20如果不存在政治的契约和政治契约组织，经济和社会的契约和契约组织是不稳定的。

建立政治的契约组织需要所有人一起立约。那么，何为“所有人”？它是指全人类吗？当然不是。在此，暂时撇开让全人类一起商议建立统一契约共同体的可能性，先讨论如何处理以下问题：契约共同体建立的前提是立约的个人自愿，而在个人权利至上的社会中，并非所有人都愿意走到一起建立统一政治共同体的。也就是说，建立政治共同体先必须解决一个问题，这就是哪些人同意生活在同一政治共同体内，并让渡部分个人权利给该共同体呢？显然，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这两种价值没有包含该答案。简言之，现代社会组织蓝图虽然把国家视为个人间契约的产物，但其中存在一个逻辑的缺环，这就是如何规定政治共同体的规模，即哪些人属于同一国家。显然，这一问题不解决，现代价值为经济无限增长提供前提只不过是纸上谈兵。

请注意，国家在把人类社会组织转化为一个契约共同体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对内，国家是形成统一市场、把不同人因实现自己的目的建立大大小小的契约组织互相整合的前提；对外，国家作为主权拥有者可以摹仿拥有权利的个人组成社会那样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建立在契约之上。注21因此，如果作为个人契约结合的政治组织(我们将其称为现代国家)无法建立，就不能为科技无限制地运用和市场经济不断扩张提供制度框架；即使科技运用和市场经济在人类某一小范围(如一个政治共同体内部)确立，它亦不能越出国家范围无限扩张。事实上，现代认同以及建立在它上面的民族观念和民族主义，就是为解决这个问题而产生的。它是和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同步配套出现的现代价值。

上面说的哪些人意识到必须聚合在一起制订契约、让渡个人权利以建立一个政治组织这一问题，对参与立约的人来说就是我属于哪一个政治共同体？或何为我们？这在政治哲学上称为认同。今天由于“认同”一词的含混性，人们使用它时相当任意。其实认同(identity)是指关于自我之思考。也就是去问：我是谁？其意思是，我属于哪一类(哪一个社会或政治共同体)？它规定了“我们”和“他们”“他者”的区别。

当社会是有机体时，何为我们或一个国家应由哪些人组成，是不言而喻的。传统社会的人生活在不同的轴心文明中，终生属于某一固定的社群，我属于哪一个类别(社会政治共同体)有现成而明确的答案，故很少发生认同危机，即“我是谁”的困惑。古希腊城邦是社会有机体，中世纪统一教会之下的西方社会也是有机体，中国的家国同构的天下，伊斯兰的乌玛和印度种姓社会都是有机体。正因为如此，西方十六世纪后社会有机体观念的解体是一件史无前例的事情。它意味着人类第一次不再用人所属于的(和终极关怀和谐一致的)共同体性质和关系来界定自我。

社会有机体的解体反映在语言上，是将个人称为individual，以及该词(个人)的广泛使用。individual(个人)一词来自拉丁文individuus，其本意为不可分割的，是波埃修斯(Boethius)用于翻译希腊词“原子”时所应用，以表达单一特定的不可以从观念上进一步分割之意思。注22原子作为最终不可分割之个体的观念在古希腊早已存在，但一直没有用它来指涉人。原因十分清楚：当每个人都被视为社会有机体的一部分，把整体分割成不能进一步再分之基本单位时，得到的只是用有机体属性去界定的部分而不是“个人”，如中国家族关系之称谓，组成希腊城邦的公民，或西方封建社会之等级。

我们可以通过古希腊罗马社会分析来说明这一点。用今天的眼光看，希腊城邦实际上是由在这些城邦里生活的所有人构成；但是无论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只把公民作为组成城邦的单元，其他人并不包括在内。古希腊罗马社会的公民不是个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关键在于：城邦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对有机体之分割得到构成城邦的基本单元，这才是公民。亚里士多德是这样论述城邦组织的：“城邦作为自然产物，并且先于个人，其证据就在于，当个人被隔离开时他就不再是自足的；就像部分之于整体一样。”注23这里，亚里士多德明确将公民称为组成整体之部分。注24

亚里士多德曾严格地论述了公民的定义。公民不是居住在某一个地方的人，不是妇女、儿童，奴隶更不用说，甚至也不是拥有诉讼权利的人。公民被单纯地归为参与法庭审判和行政统治的人。注25如何规定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实际上和社会组织蓝图中部分如何形成整体之组织原则直接相关。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城邦实际上被定义为一个政治有机体，其组织原则为基于理性的道德责任和参与政治之能力。公民根据城邦道德(它规定了每个公民权利和对城邦的责任)参与统治；在这种强调道德责任的组织原则中，唯有公民才具有这种道德和能力，故组成整体之最小单元(部分)只能是公民。

换言之，妇女、儿童、奴隶不具备参政道德，不可能是公民，外乡人及没有居所和足够财产的人因不具有自我立足、可以参与统治之能力，故亦不称为公民。公民只能是合法而自足之家庭统治者，也就是家长。城邦这种政治有机体实际上是一个个家庭组成的。没有公民身份的其他人在某种程度上都被归为家庭内部。正如基托所说，古希腊“社会是家庭的聚合，每个家庭都有它自己责任重大的领袖”。他甚至将希腊式国家泛称为一个由男性亲属组成的集团。注26

罗马公民定义和希腊大致相像，只有一点不同。希腊不把公民权给予本城邦之外的人，故由公民组成之国家不可能超越城邦。而罗马则把公民权给予各城邦的家长，形成所谓虚拟的公民社群(fictitious a community of citizens)。注27虚拟公民社群之单元由生活在罗马以外各城市之公民组成，他们实际上不参与政治。但是从理论上讲，只要各城邦之公民亲自去罗马，是可以有参政权的。故罗马社会组织蓝图中的整体可以是城邦的聚合体，即是可以超越城邦的。罗马社会的组织蓝图亦和希腊基本上一样，其社会组织单元为城邦，其进一步细分是合法的家庭(其代表是作为家长之公民)，而整体为城邦的联合体——共和国或帝国。在这种组织蓝图中，整体仍为某种政治有机体，无论实际上商品经济多么发达，基本生产活动在社会组织蓝图中仍被归为组成整体之单元即家庭之中，它属于纯粹私人的领域。公民参与公共活动组成社会意味着从私人领域步入一个和私人无关的新领域。这一切正如阿伦特所说：“古代人必须每天穿越横在他们面前的那条鸿沟，越过狭窄的家庭领域，‘升入’政治领域。”注28

必须注意，家庭内部成员和所有事务完全属于私人领域这一点对古希腊罗马社会无个人观念至关重要。因为家庭作为社会组织之基本单元，它并非不可进一步分割的。如果将家庭细分，就有作为家庭成员的每一个人和家庭中的奴隶。当家庭组织原则亦是国家组织原则一部分时，国家(城邦)一定也可以看做由这种部分之部分组成，这样城邦和国家也是可以当做由个人组成的。因此，在古希腊罗马社会只有家庭组织机制和国家组织原则不同，家庭完全属于私人领域，其部分不具备公共事务和道德上的正当性，组成家庭之部分(每一个人)才不能被当做形成城邦和共和国之单元。正因为如此，在古希腊罗马社会，“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但它并非政治术语。当时拉丁文中代表观念上不可分割之最小单元的individuus一词亦从未用于表达组成社会之部分。

用individual(个人)指涉社会组织中的个人发生在十六世纪，它意味着将人从家庭、国家等组织中区别出来意识之呈现。注29虽然至今尚没有一个哲学家可以把现代人对自我的看法彻底剖析清楚，但是，把西方个人观念之形成导致的认同变化，作为现代性进一步成熟的标志则是毫无疑问的。注30

现在，我们已找到了现代性第三个关键性要素，这就是因个人观念产生而引发的现代认同。一旦社会不再被视为有机体，人意识到自我是individual(个人)时，孤立的个人面对上帝，虽然仍可以用信仰的灵魂界定终极关怀层面的自我，但我属于哪一个共同体不再有明确答案。这时，何为我们？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认同危机发生了。民族主义是人类对认同危机的响应，即民族国家的兴起，实为不得不用某一种属性(或符号)来重新界定“我们”的结果。

现在，我们可以指出仅仅把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这两种价值视为现代性本质说的局限了。个人权利与工具理性并没有规定现代社会政治共同体(主权的拥有者)的大小，无法组成现代国家。政治社会的组织规模需要靠认同来限定，故必须把现代(民族)认同和民族主义作为现代性的第三个基本要素，否则，没有一种力量能够把一个个孤立的个人凝聚起来。民族认同对内将个人组织成社会，规定政治共同体的形态，对外为国家主权提供正当性，现代社会一定是由一个个民族国家组成的。民族国家出现的前提是一些不同于轴心文明普世价值的新认同符号之形成，从而使得“我是谁”有了新的答案；故自十八世纪起至今日民族主义一直盛行不衰。

人们常有一个误解，认为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东西。其实，人们心目中的这种民族概念与现代政治哲学所讲的民族，并不是一回事。政治哲学的民族主义，实际上是指社会有机体解体以后，个人怎么组成国家。或者说国家主权应由哪些个人授权或怎样产生？因为民族认同规定了何为我们，不同的认同方式(符号)对应着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因此，判断民族观念是否属于现代思想必须看它是否建立在个人观念之上，中国人有Individual(个人)观念和个人权利的观念是在1900年以后，故中国民族主义的出现，大约也在1903年前后。西方比中国早了近二百年，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兴起是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的事情。

有两个典型的事件，可以说明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在西方社会现代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性。第一个就是美国的独立。今天人们常把美国的建国，作为现代社会确立的典范。人们津津乐道的是新教徒在上帝面前立约，建立作为契约共同体的政教分离的国家，而往往忽略了美国式的民族主义，即美国认同的重要性。因为仅仅是新教徒在上帝面前立约，只涉及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如果没有民族认同，即规定了什么是美国人以及美国式的爱国主义，是不足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美国的独立，是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的兴起，亦是民族国家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的出现。

第二个例子是法国大革命。人们已充分理解法国大革命在现代价值传播以及启蒙运动对传统秩序颠覆方面的意义，其实，法国大革命是第三等级用自己的权利来合成国家主权的象征。它不仅意味着法国成为现代民族国家，还引起了欧洲一系列民族国家的诞生。因此，法国大革命以后，可以说现代性的三大价值基本上在西方得已确立。从此，西方变成一个以基督教为终极关怀，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组成的世界共同体。这一切为经济的超增长提供了制度框架。正因为如此，和法国大革命同步发生的是西方工业革命，并随即引发了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史学家将其称为双元革命。注31

今日讲现代经济的兴起，往往都追溯到英国十七世纪清教徒革命。其实，这是不准确的。工业革命和西方经济超增长发生在十八世纪后期。正如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邦所说：“‘工业革命爆发’这一用语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的某一个时候，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摆脱了束缚它的桎梏，在人类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从此以后，生产力得以持久迅速地发展，并臻于人员、商品，和服务皆可无限成长的境地，套用经济学家的行话来说，就是从‘起飞进入自我成长’。”注32事实上，经济超增长是现代性三大基本要素都已确立的结果。其直接表现为市场经济可以越出国界不受限制地扩张，这就是十九世纪开始的以西方为中心的第一次全球化。

所谓全球化，是指生产力的增长和市场经济(特别是跨国贸易)同步在全球扩张，两者互为因果、互相加速。在某种意义上讲，十九世纪第一次全球化的进程和今天的全球化相当相像。首先，随着全球贸易高速发展，生产力出现超增长。正如经济史家所说的：“在十九世纪期间扩展性经济世界中，工业生产与国际贸易的年平均成长率几乎相同，大约为百分之三点四。”注33历史学家这样描写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化进程：“1850年之后发生的事件是如此的反常，根本找不到先例……在双元革命期间(1780~1840)，世界市场扩大了3倍多……到1870年，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和斯堪的纳维亚的每人平均外贸额，已上升至1830年的4~5倍，荷兰和比利时上升了3倍，甚至美国也扩大到原来的2倍多……西方主要大国之间，每年大约有8800万吨的海上贸易运输，相对之下，1840年只有2000万吨。”注34从1815年至1914年，世界人口增加了2倍，但贸易额从20亿美元扩大到400亿美元，增长了40倍。注35

全球化的另一个特征为新科技把世界联成一体。虽然那时没有今日的全球航空业和互联网，但是有两样类似的东西，第一是铁路和轮船，第二是电报。这些现代交通工具和电讯的广泛使用，把世界变成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地球村。1807年富尔敦发明蒸汽船，1819年美国蒸汽帆船塞芬拿号用二十九天横越大西洋，1839年英美邮政公司大西洋航线已经定期化。注361848年前，除英国外世界各地尚不存在铁路网，但到1855年世界五个大陆上都已铺设铁路。注371875年全世界共拥有6.2万部火车头，11.2万节客车车厢，共运载了13.71亿旅客和7.15亿吨货物。1848年前环绕地球的航行最快也不能少于11个月，但1872年已能在80天之内周游世界。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早期(1882年)，每年几乎有20亿人坐火车旅行，其中大多数是来自欧洲(72%)和北美(20%)。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出现的一系列“自由贸易条约”，在实质上拆除了主要工业国家之间的关税壁垒。注38这一切犹如今日之WTO(世界贸易组织)那样。

第四章  系统论的综合：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

现代性三要素的不同功能——市场经济的扩张和理性无限制运用的前提：它们必须被视为是正当的——现代性的系统观：正当性和制度的耦合——“社会”的兴起和公共空间——重读阿伦特、哈贝马斯和博兰尼——现代政治结构在耦合中的关键性作用——现代社会建立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民族国家集合和国内社会整合——现代社会的双层次结构——现代化为什么是全球化——探索现代社会起源的两条线索——发生过程和学习过程——经济决定论和观念决定论的谬误

如果从功能角度来分析现代性三要素，就可以发现现代认同的性质与其他两个现代性要素是不完全相同的。工具理性保证了社会行动和组织理性化不会颠覆信仰和道德，导致科技可以无限度地应用和发展。个人权利主张个人自主性为正当，从而使个人求利动机正当化，并使个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它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基础)高于其他人际关系。这两种价值的功能可以归结为理性化和给市场经济无限扩张提供了价值动力和道德论证。而现代认同的本质在于规定政治组织的规模，是将个人凝聚成具有主权(立法权)的契约共同体(国家)之力量。或者说，基于现代认同，独立的个人才能建立政治组织，并立法保障契约社会。当没有这种凝聚力时，经济的和社会的契约组织得不到法律保障，亦不能互相整合；这时，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是不可能成为实际存在(不断扩张)的契约组织正当性基础的。

用系统论语言讲，现代认同是实现现代价值和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耦合的前提。这样一来，我们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把握现代社会的本质，这就是将其视为现代价值与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耦合，形成如图一所示的基本结构。据此，马克思典范和韦伯典范可以结合起来，得到一种把握现代社会性质的系统论观点。

让我们来回顾前面论述的基本逻辑。一开始我们根据扩大了的马克思典范，把现代社会定义为市场经济可以无限扩张及科技无限运用而导致生产力超增长的社会。该定义是唯象的，没有涉及超增长的机制。接着我们转向韦伯典范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指出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这两种价值之所以代表了现代性，这是因为它们可以为市场经济不断扩张和科技无限运用提供价值动力和道德上的正当性。但是仅仅在观念上确立这两种价值并不意味着经济的超增长可以成为现实，只有实现观念系统和社会系统的耦合，它们才成为社会制度正当性基础，无穷无尽的生产力才被解放出来。这里，建立在个人观念之上的现代认同(民族观念)在形成这种耦合中起着关键性作用。所谓现代(民族)国家的确立，正是指民族认同使得现代政治(契约)共同体得以形成，它通过立法保障私有产权、市场经济以及现代价值的主导地位，以使社会契约关系可以互相整合并不断扩展。我们之所以将其称为三个子系统的耦合，是想强调现代国家出现后形成的政治、经济和现代价值系统之间的互相维系关系。一方面现代价值系统为政治经济制度提供正当性，与此同时政治结构为经济和价值系统提供保护，另一方面经济系统则为政治系统运行和价值之实现提供物质支持，三者缺一耦合结构都不能稳定存在。

通过这种稳定的耦合结构，工具理性解决了理性化和信仰(道德)之间的冲突，使得科学技术获得独立自主无限的发展可能。而个人权利则成为社会行动和基于契约的各种制度正当性的最终根据。从此，不仅每个人自主地追求个人目的和利益是正当的，而且契约关系具有高于传统血缘、道德和有机的人际关系的正当性并成为一切社会制度的框架。于是，市场交换和获利活动得以克服种种传统观念和人际关系的枷锁扩张到一切领域，个人自主的创造力和以无止境地追求个人利益为特征的社会财富之增长也就被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来了。以上分析表明，如果只存在现代价值和经济(社会)两个子系统，它们是无法形成自足耦合的。保障超增长的耦合需要经济、政治和现代价值(文化)三个子系统，其中通过现代认同形成的政治结构是促成耦合整体稳定的关键。

纵观二十世纪的社会科学和宏观历史研究的成果，都表明独立的个人为实现各自目的通过契约形成组织的重要性，它是保障生产力超增长的基础(现代社会确立的标志)。事实上，无论是科学技术发明转化为产品和新工艺，还是新的更有效的生产方式取代旧生产方式，都需要资金、劳动力、信息有效地组合，特别是具有创新精神的个人为了达到目的自行组织起来。这里除了理性的普及和承认人的致富求利动机为正当，即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被普遍接受外，其首要前提是社会不再是一个由传统人际关系束缚之下不变的有机体，而是一个人可以自行组织起来的系统。社会(societas)这个词的原意是个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自愿形成之组织，它和由等级、共同的文化以及血缘组成的共同体(universitas)或有机体不同。在十七世纪前“社会”一词从未被用于指涉人类生活在其中的组织系统。阿伦特指出，现代社会的出现在时间上和既不属于国家也不属于私人的新领域——社会领域的形成同步。注39换言之，社会的出现是市场经济可以不断扩张、生产力出现超增长的前提。

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研究发现，和现代市场经济不断扩张同时出现的是另一种传统社会不曾有过的组织形态——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所谓公共空间，是指人类事务中这样一个领域和机制：该领域处在私领域和国家之间，在这里可以通过公共理性讨论(rational public debate)将个人意见和选择合成为公共意见和选择(我们可将其称为存在将“私”合成“公”的机制)。在西方历史上，这一领域的成长与资产阶级公民社会兴起同步。注40用公共空间的形成解释现代社会的起源，也是讲明个人权利和工具理性如何为公共事务及相应的组织提供正当性，它和服从契约机制的社会兴起本质上是类似的，都是论述现代价值系统和社会系统耦合之过程。注41

哈贝马斯高度强调国家在社会和公共空间形成中的核心功能。确实，如果缺乏民族国家的一系列立法和建立理性化的科层组织，经济的和社会的契约关系就无法顺利建立，公共空间也得不到保障而不能正常运作，更谈不上各种契约共同体互相整合和不断扩张。在讨论英国十七世纪经济起飞的原因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制度经济学将之归于国家立法保护私有产权，并通过和法国、西班牙的对比来说明这一点。事实上，早在二十世纪中叶，博兰尼的经典性研究已经证明：现代市场经济在英国的成长绝非来自传统社会的市场经济自发扩展，而是由国家根据经济自由主义理念推行一系列立法造就而成；即使对于十九世纪上半叶促使西方经济超增长的廉价雇佣劳动力市场之出现，亦是英国在经济自由主义指导下废除大锅饭式的《济贫法》(Speenhamland Act)的结果。注42换言之，英国十九世纪成为世界工厂有赖于民族国家的双面功能：对内通过一系列立法促使全国性雇佣劳动市场形成以使得市场不断扩张；对外则是建立以大英帝国为中心的民族国家贸易秩序，使得市场经济可以超越国界而导致全球化。

上述分析使我们得到一个结论：保证生产力的无限增长的现代社会其组织形态在整体上应该具有如下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民族国家内部，必须实现如图一所示的现代政治、经济和价值三个子系统耦合；第二个层次是由民族国家群体组成的世界共同体，每一个民族国家作为主权拥有者如同拥有权利的个人组成社会一样，来建立国家间的契约组织。民族主义(主权国家对世界秩序的想象)、全球贸易和国际法三者同样必须构成一个互相维系的耦合系统(参见图二)，这样，市场的扩张才不受国界限制，生产力的超增长才可以持续下去。注43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现代化(即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一定是全球化；而且，民族国家在双层次结构(三个子系统耦合以及把两个层次互相联系起来)中起着核心作用，故建立民族国家亦成为传统社会现代转型的关键。

既然现代社会具有上述由特殊经济、政治、文化价值子系统互相耦合而成的双层次结构，那么研究该系统(现代社会)的形成就必须分别勾画如下两种不同的过程。第一条线索是代表现代性的各要素(子系统)是如何起源及壮大的，它们是在何种条件下互相耦合，以构成整体结构，即由图一所示的三个子系统耦合而成的结构是如何从传统社会中出现。该研究该涉及第一个现代社会(现代国家)的起源，我们称之为现代性发生问题。显然，仅仅在一个或少数国家建立了现代社会(实现了三个子系统耦合)是不够的，现代社会的双层次结构规定了现代社会形成必须出现众多民族国家，建立由民族国家关系组成的第二个层次耦合(参见图二)。故现代社会的形成还必须包含第二条线索，这就是在现代性发生社会影响(冲击)之下其他社会的应变和摹仿或转型过程，我们称之为现代化学习、改革和内部再整合(革命)，其结果是民族国家群及世界契约共同体的出现。

从这一思路来看，只是从市场经济、城市和议会制度以及资本原始积累来刻画现代社会的成长是不够的。因为新价值系统的出现不是社会事实变化(例如经济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变化)的自然结果，而取决于人类原先的价值系统在实行时和社会的互动。也就是说，研究现代社会的形成，必须首先去追溯第一条线索，即第一个现代社会的起源。显然，如果不存在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这两种现代价值，价值系统和社会制度的耦合是无从谈起的。因此，研究第一个现代社会的起源必须从梳理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这两种价值形成开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主张观念决定论。因为任何新观念都是在旧观念与社会互动中产生的，我们在第六章将指出，不理解观念和社会的互动，就无法真正理解观念的演化；而且研究新观念的壮大以及和社会的耦合，亦需要一种系统演化论。注44

第五章  追溯西方现代价值的起源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为孪生现象——现代社会起源于新教国家的背后——超越韦伯命题——现代价值的结构——个人权利观念和工具理性同时出现的前提——寻找最早的统一体——从探讨西方法治的起源开始——十一世纪的教皇革命——罗马法被纳入基督教导致的后果——理性和信仰的结合——大一统教会如何成为西方现代社会的母体——个人观念的神学起源：唯名论革命——唯有个人才是真实的——对上帝理性设计等级宇宙的解构——个人权利和自然法——理性和信仰的二元分裂——为什么现代价值互相关联——宗教改革坐收天主教孕育的成果

马克思典范将现代价值起源归为意大利文艺复兴，而韦伯典范则主张现代性起源于新教伦理。吉尔森(E. Gilson，1884~1978)指出，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本为孪生现象。注45在某种意义上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是从不同方面刻画了同一个过程，这就是理性与信仰的二元分裂。文艺复兴作为人的发现，意味着中世纪的心灵发生入世转向，古希腊罗马经典和理性精神得到了重视。然而正如我在第二章所说，古希腊罗马的理性是与古代宗教互相包容的，而在文艺复兴的过程中不断壮大的理性则是在基督教中发展并开始从中独立出来。故文艺复兴并非单纯向古代理性主义的回归，而是启动了理性和宗教的二元分裂。从此以后，经院哲学中信仰和理性的联系即告断裂，而这恰恰正好是宗教改革的基本精神。

无论是路德(Luther.Martin)还是加尔文(Calvin)，都认为上帝代表了无所不能的意志，理性只能在日常生活和信仰无关的领域中运用。在西方，道德的基础是对上帝的信仰，越是将信仰视为和日常生活的逻辑以及和自然界无关，道德和理性的二元分裂越彻底。也就是说，对于一个新教徒而言，他一方面遵循社会秩序规定的道德规范，另一方面又实现了世界的除魅，可以将理性运用到改造自然和一切日常生活事务中去。这里，必须注意路德和加尔文的区别。加尔文的救赎命定说和禁欲主义比路德把信仰限制在个人精神层面更为入世，将理性用于改造世界亦更为强烈。因此当我们去追溯工具理性这一现代性基石的奠定时，可以发现它始于文艺复兴，却是通过宗教改革最后完成的。

正因为新教实现了信仰和理性的二元分裂，缔造了现代的心灵，故在研究现代价值起源方面，韦伯典范比马克思典范更为深入。但是，从今日眼光看来，韦伯仅仅用新教的禁欲主义解释推动资本原始积累的价值动力，并从天职(calling)来说明现代社会专业精神起源，还是远远不够的。新教徒不仅实现了理性和信仰的二元分裂，还最早具备个人权利观念，而且他们居然还是社会契约论的支持者。也就是说，现代价值的所有要素差不多都可以在新教中找到。否则我们便不能理解，为什么最早的现代社会(荷兰和英国)均是新教国家。正如思想史家希尔(Friedrick Heer)所说：“加尔文主义者是近代世界的先驱。他们在十六世纪推动了西欧宗教改革的发展，十七世纪里推动了西欧国际政治的发展；十八世纪又推动了西欧科学的发展。十六世纪之后，欧洲无论在劳动精神、在雄心壮志、殖民开拓、战争与经济结合、自然科学的进展，都与加尔文主义者的活动分不开。”注46

这样一来，探讨现代价值的起源就必须超越韦伯进一步往前走。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回答现代价值为何在新教精神中普遍存在，而且互相之间有着结构性的关联。也就是说，他们在实现信仰与理性二元分裂的同时，为什么又具有自然权利观念并拒绝社会有机体，接受“我”是individual(个人)呢？请注意，工具理性讲的是信仰和理性的关系。而个人权利主张个人自主具有终极的正当性，它除了需要有个人观念外，还需要把本来只和法律相联系的权利观念与正当性的终极根据相结合。这里，不仅涉及新的观念［如individual(个人)］如何从社会有机体中起源，更重要的是需要一种力量把原本属于不同范畴的观念(如理性、信仰、法律、权利、正当性终极根据)结合在一起。新教是在反对天主教，特别是在批判经院哲学中形成的。新价值固然可以源于对原有价值系统的否定，但新价值之间的结构性关联却是因为有一个孕育他的母体。铸造该母体必须依靠一种历史的力量，这就是古希腊罗马的法律被纳入基督教。

让我们通过个人权利观念的起源来展开有关讨论。自古以来，权利都是由法律规定的，是统治者意志的衍生物。现代权利观念来自于十六世纪盛行的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s)，规定自然权利的是自然法(natural law)。自然权利具有终极的正当性，前提是法律(自然法为其一部分)必须高于道德、统治者意志，它是社会制度正当性的最终根据。这正是西方法治(rule by law)的起源问题。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有一种误解，将西方的法治(法律高于政治权力和道德以及程序优先)的建立归为市场经济和资产阶级兴起的结果。实际上这是大错特错。早在中世纪，西方已经形成法律高于政治的传统。注47资产阶级革命只是将契约视为法律的基础而已。注48如果没有早已存在的西方法律精神，十七世纪基于契约的现代社会组织原则是不可能产生的。也就是说，要研究西方现代价值的形成，必须追溯西方法律传统是如何起源的。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学术界对此的了解才有突破性进展。

这方面最重要的著作是伯尔曼(Harold J. Berman)的《法律与革命》。该书指出西方法律精神起源于十一世纪的教皇革命。所谓教皇革命主要指如下两件事，一是1059年举行教会会议第一次禁止由世俗当局任命主教，宣布由罗马红衣主教选举教皇。在此之前几百年间任职的25位教皇中，有21位由皇帝直接指派，有5位被皇帝废黜。第二件事是1075年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拟定一个由27条主张组成的文件——教皇敕令，该文件从罗马法中为教皇不受世俗权力的约束找出根据，从此使得罗马法律传统和基督教传统紧密结合，产生了仅仅凭两者自身不可能单独形成的东西，这就是法律作为形式规则高于政治，以及修改法律必须依靠法则的西方法律传统。注49

虽然汤因比(A.Toynbee)早就指出大一统教会是西方现代社会的蛹体，但在伯尔曼之前，无人系统论述过教会法和教廷与法治及现代政府之间的关系。伯尔曼指出，在西方几乎所有近代事物均起源于1050年至1150年这一时期，而不是在此以前，这不仅包括近代的法律制度，而且还包括近代的法治政府、近代的城市、近代的大学和许多其他近代事物。为什么会如此？关键在于：一旦确立法律为社会制度正当性的根据，那么任何一种被认为正当的组织和社会行动必须是合法的，其组织和制度的建立亦必须依靠法律。可以用西方城市形成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众所周知，西方现代社会是在中世纪城市中发育的。为什么西方城市出现在十一世纪晚期和十二世纪而不是在此之前呢？伯尔曼指出，十一、十二世纪的新城市和城镇都是宗教的联合。它们中有许多是誓约公社(共谋集团)。商人行会本身就是宗教团体，那些皇帝、国王、公爵、大主教(或其他宗教人士)主动建立起来的城镇，正是通过一种法律行为(通常是授予特许状)而建立的，特许状是由宗教誓约来确认，并且，这些随着官员的不断替换而更新的誓约，首先包括宣誓维护城市法律。与西方相比较，无论中国、俄国还是伊斯兰城市和城镇从来都不是誓约公社，它们也不具有结社团体性质，不需要法律规定它的权限和特许状。换言之，如果没有教皇革命后形成的法律传统，就不会有城市法律意识和相应的城市法律体系，也就根本无法想象欧洲城市和城镇的产生。注50

实际上，我们可以把伯尔曼的发现表述为古希腊罗马的法律纳入基督教。基督教最重大的特点之一是“救赎”意识，即人们对此世不感兴趣，这样法律被视为上帝所制订的治理有罪人类的规则。注51而以教皇革命为象征的政教分离和教会法产生的重要性在于：从此在救赎这种对此世冷漠之价值中，开始正视此世事务之管理，这是形式法规至上的法治精神之起源。仅仅就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法律不能产生这种精神，仅仅是基督教也不能产生这种精神。因此我们可以将教皇革命视作基督教精神与古希腊罗马理性主义结合的开始。因为法治背后的价值是理性，法律纳入基督教亦意味着古希腊罗马的理性主义必须和希伯来宗教结合。其后果是古希腊罗马的理性精神全面被基督教吸收，出现亚里士多德学说和基督教教义结合的经院哲学，它成为孕育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以及种种现代价值的母体。注52

我们必须强调，只有古希腊罗马法律和理性精神纳入基督教，西方文明才能成为孕育现代价值的温床。首先，法治被视为人类社会秩序的基础，现代性的两大支柱——个人权利和国家主权理念已在铸造之中了。法治与德治不同，它肯定人们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自主的行动即自由是正当的。法律可以分为两大类：来自上帝的自然法和由立法者制定的人为法。自然法既然是来自上帝的法律，它必定是普世的和超越国界的，它所规定的权利是每个人都享有且自然合理的。这样一来，自主性(权利)为正当观念开始出现了。至于另一类人为制定的法律(我们称为人为法)，通常由国家(或国家权力拥有者)颁布。当法律被视为秩序来源时，国家和国家权力也就被等同于立法权和主权。下面我们将指出，这一点对日后民族国家的出现极为重要。

另外，法律背后的精神是理性，一旦法律成为基督教有关社会制度正当性之根据，就必定要求理性亦成为信仰的一部分。故与法律纳入基督教同步发生的是理性和信仰的统一。从此，对上帝的信仰和理性的运用不仅没有矛盾，而且上帝的存在是可以用理性来证明的。这个过程中，亚里士多德学说在起着关键作用。根据亚里士多德树状的宇宙等级结构，只要从个别性不断向普遍性推演，共相之顶端(终极的普遍完美之存在)就是上帝。理性和信仰的统一不仅保证了古代理性精神通过基督教传播和普及，亦创造了日后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同步形成的思维模式。

请注意，自然法虽然蕴含了自然权利观念，但在相当长时间中并没有推出个人权利为正当。关键在于西方中世纪的自然权利的主体，不是个人而是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社会有机体的不同等级。注53这一点在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中得到了透彻的表达。注54封建制度是上帝根据理性所创造，由这一理性得到的自然法之承担者为某种普遍属性所规定的社会等级。正如韦伯所说：“各式各样的行业和社会等级是按天命注定的，其中每一种都被分派了神所期望的或为客观世界的规范所确定某种特定和必不可少的职责，因此，不同的伦理义务都与人们各自的地位连在一起。在这种理论形式中，各式各样的职业各等级被比做一个有机体的组成部分。”注55

由于每个人都是这一有机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于有机体各个部分而言，将这个人和那个人区别开来的是他所属于的种和属的性质(共相)。即把不同人区别开来的是共同体赋予的关系和属性，因此个人观念尚没有出现。举一个例子，从今天大量遗留下来的十二世纪文献可见，当时某一个骑士自我认同之特征必须诉诸血缘、效忠对象和独特之骑士精神，这些标准均来自用于规定种和属的性质，而非个人性。注56这时，自然法虽规定了相应权利，但既然无个人观念，当然也不会承认个人权利是正当的。注57

因此，只有形成个人观念，自然法才会进一步转化为现代性核心价值，即个人自由(权利或自主性)为正当。虽然基督徒面对上帝时，已经存在个人观念；但这只是一种出世的个人，现代个人观念是一种入世的个人观。注58近年来的研究发现：促使西方文明迈出这最关键一步的，是十四世纪后唯名论思潮对经院哲学(阿奎那神学体系)之解构，特别是奥卡姆(William of Ockham)在早期唯名论基础上掀起的所谓唯名论革命(Nominalist Revolution)。

在西方哲学史上，中世纪唯名论和唯实论的争论早就受到重视，只是一直没有将其和现代性起源联系起来。奥卡姆以其命名的剃刀(Ockhams Razor)闻名，认为反映真实的理论必须越简单越好，多余的假设必须像毛发一样剃去。奥卡姆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关键在于他不同意经院哲学将“种”和“属”这种普遍理念看做真实的存在。奥卡姆认为，普遍理念理成为一种共相，只是将具体事物归类的一个名称而已，对于约定之名必须越简单越好。西方思想史研究者将唯名论对经院哲学之颠覆称之为现代性的神学起源。注59

唯名论认为唯有个体才是真实的，在这一派看来，经院哲学中来自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新柏拉图主义(Neoplatonists)式的“种”和“属”，它们作为共相，只是一个名称，不是实在。这样一来，将封建社会视为一个上帝设计的理性有机体的观念就不再成立。国家是由一个个独立的个人根据法律(自然法和人为法)组成的，自然权利的承担者只可能是个人。注60吉莱斯皮(Gillespie)详细论述过这种来自唯名论的本体论个人主义(Ontological Individualism)对西方现代思想的形成，在三个方面发生持久影响。第一，从此之后寻找真理不应在如何由共相推出个别即修辞学和三段议论的语言分析中花费时间，因为共相不是真实，而应转向自然界。这种观念促使实验科学之兴起。第二，唯有个体才是真实的这一观念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发挥，个人生活即私人领域的意义和正当性得到确立，它和自然法结合形成了个人权利和隐私(privacy)等近代观念。第三，它直接促成了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唯名论相信上帝的无所不能并通过其意志创造了每一个具体之个体，这样一来人和上帝的沟通(得到启示)可以依靠个人单独进行，大一统教会不再是必不可缺的中介。注61这正是新教的基本理念。

更重要的是，唯名论否定共相的真实性，由类和属组成的宇宙等级之树只是人的想象，也不可能通过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和理性证明上帝的存在。正因为如此，启示的真理和理性必须分成为两个互不相干的领域。也就是说，唯名论的信徒不仅是个人主义者，同时亦主张对上帝的信仰和理性无涉。这样，就完成了工具理性的塑造。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新教徒会同时接受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观念，并成为普遍社会契约论的宣传者和实行者，从而影响到十七世纪国际政治的形成，他们又是十八世纪现代实验科学兴起的重大动力。从现代价值起源来看，新教中的种种现代价值都是对经院哲学解构的产物，但所有现代价值之所形成整体性的关联，却正好源于古希腊罗马理性主义(包括法律)和基督教的结合。故路易·杜蒙有一句名言：“宗教改革坐收了在天主教会里已经成熟了的果实。”注62

第六章  价值和社会的互动：系统演化论的史观

为什么东罗马帝国没有法律革命——庇护制的前提：罗马私法中的契约——教皇革命和西欧封建社会——如何研究互为因果的过程：子系统的互动和稳态——什么是社会结构的演化——系统论演化对经济决定论的取代——《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的研究纲领——怎样形成耦合——城市成为最早的现代国家：荷兰——美国认同的形成——耦合体超越城市的困难——作为立法主体的王权——三角均势和议会的起源——英国为什么捷足先登——两党制的起源——启蒙运动的本质——法国大革命的两阶段：制宪主体和民族国家——原子弹引爆氢弹：从法国大革命到十九世纪初的革命潮流——西欧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

读者或许会问，拜占庭作为罗马帝国在东部的延续，比西欧更完整地保存了古希腊罗马文明的遗产，为什么没有发生类似于教皇革命的事件，从而把古罗马法律及古希腊的理性主义纳入东正教呢？法律革命实为教会独立于世俗权力并为此找正当性根据之结果。众所周知，在拜占庭帝国，教会一直处在皇帝和官僚机构严密控制之下；并不存在建立独立于世俗权力的统一教会并为其寻找正当性根据的问题。而西欧教会之所以可以用罗马法为根据，摆脱世俗权力的干扰获得独立性，首先缘于西罗马帝国的崩溃。

历史学家常常津津乐道如下过程：在五世纪西罗马帝国解体的大混乱中，商品经济破坏，为了在盗贼横行的自给自足农村建立秩序，农民投身领主城堡以求保护；而领主之间不得不形成一种建立在互相同意之上的庇护制度。今天一讲起庇护制，人们就想起以欧洲大陆“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为特点的封建关系，而常常忽略了它是建立在私人契约之上的。我附庸的附庸之所以不是我的附庸，这是因为“我”和“我附庸的附庸”之间没有契约。西方早期封建采邑和封臣制度虽然是一种等级秩序，但其基础是私人契约，故人们不得不从罗马法中寻找其正当性根据。注63正因为如此，教会要在分裂割据的世俗权力中建立统一组织，也只能以法律作为根据。事实上，在一个现实中已确立的契约社会中(这里立约者不是受法律保护的个人，故和现代契约社会有本质不同)，建立法治相对容易。这正是教皇革命只能发生在西欧封建社会的原因。换言之，古罗马法律被纳入基督教，是西欧封建社会早期商品经济衰落、统一王权解体以及普遍依附关系的出现的直接结果；否则教会独立于世俗政治权力是不可思议的。

教皇革命一旦完成，基于宗教信仰之上的法治(rule by law)出现了。这时，任何社会关系的确立必须建立在法律之上，故从十一世纪开始出现等级制度的法律化，西欧封建社会成为法律制度的产物，注64并迈向法治社会。从此西欧特有的由法律授予特许状之上的中世纪城市得以形成，它终于成为孕育现代社会潜结构的温床。也正是基于等级制度的法律化，唯名论革命可以导致个人观念和自然权利观念的产生。由此可见，宗教文化之变迁不能独立于政治、经济结构。

上一章是为了简明起见，我们只就文化价值系统内部的变化勾画出现代价值的起源。然而从更基本的原则上讲，是不能忽略经济和政治宏观条件来讨论该过程的。因此，研究第一个现代社会的起源，仅仅将视野局限在现代价值的形成是不行的(即使该视野已经超越了韦伯)，而应该去剖析政治、经济和文化互动的长链。它必须包括以下过程，罗马帝国崩溃，文化价值系统为适应新的社会环境而发生的结构性变异，庇护制的出现，寻找庇护制正当性根据，法治的形成，法律对政治经济行为的规范，封建制度的法律化和天主教法治国家建立，作为誓约公社(法团)的中世纪城市出现，经院哲学的形成，唯名论和唯实论的争论，现代价值的出现，现代价值影响之下社会经济政治的变迁等一系列相关问题。

这样一来，立即发生一个严重的方法论挑战：历史学家如何可能把握这近乎无穷无尽的长链呢？为此，我们引进系统演化论。二十世纪系统论方法最重要的成果是指出，无论长链多么复杂，不同子系统互动只可能有三种宏观结果。它们分别为：(1)形成子系统耦合的稳态，这时子系统之间的互动表现为稳态的自我的维系；(2)紊乱(chaos)；(3)原有稳态的破坏后，各子系统从旧稳态走向新的耦合稳态。注65第一种情况对应着社会结构三个子系统形成互相维系的稳定结构；第二种情况即紊乱(chaos)意味着社会稳态的解体；而第三种情况则刻画了新稳态的形成，也就是社会结构的演化。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一书中，我们曾将上述方法论系统地运用到社会历史研究中去。我们发现：任何社会都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子系统的耦合体。不同的社会结构中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子系统耦合(互相调节和维系)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用耦合的稳态来刻画形形色色的社会结构。稳态的破坏必定导致旧社会的解体，新社会结构的形成需要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子系统在互相调节和维系中形成新的稳态。这样一来，社会的结构的演化意味着旧稳态的破坏，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中的新要素不断壮大形成潜结构，以及潜结构取代旧结构。注66该过程不是政治、经济或文化三个子系统中任何一个可以决定的，故宏观历史研究应该从经济决定论和观念决定论的阴影中走出来，用系统演化论对马克思典范和韦伯典范实行综合。

一旦将现代社会起源研究纳入系统演化论，我们的研究就是去探讨如图一所示的现代社会结构(独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价值子三个系统的耦合体)是如何从传统社会三个子系统的耦合体中产生的，这正是我们把有关现代社会起源的整个讨论纳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一书基本框架的原因。《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初版时有一副标题“从古罗马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该书从分析古罗马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子系统互相维系出发，证明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都属于耦合系统的稳态，罗马帝国对罗马共和国的取代属于稳态的连续移动。注67当奴隶制商品经济、帝国政治、神人同型的宗教文化这三个子系统互相维系稳态破坏时，意味着罗马帝国的灭亡不可避免。西欧封建社会和拜占庭帝国分别为新形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子系统互相维系的两种不同的稳态，罗马帝国向西欧封建社会和拜占庭的演化，实为旧稳态解体后新稳态之形成。注68

《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一书力图用这一逻辑来解释现代社会为何最早在西欧封建社会内部出现。该书用了相当篇幅讨论十二世纪的城市如何作为现代社会的潜结构在西欧封建社会内部形成和壮大，以展开系统演化论的研究纲领。必须指出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写《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一书时，作者对价值系统内在演化逻辑所知甚少，故只对经济和政治子系统的互动作了较详细研究，系统演化论史观并没有得到彻底贯彻。如前面几节所说，没有现代价值系统的形成，就不会有图一所示三个子系统的耦合，第一个现代社会在西欧封建社会中起源就是不可思议的。《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把第一个现代社会视为最早实现归为市场经济、代议制政治和现代价值互相耦合的系统，这一点完全正确；但正因为忽略了现代价值这一子系统最先是在新教中成熟的，故对第一个现代社会的起源没有给出更详尽的解释。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克服该书后半部分的不足，刻画现代社会最早在西欧出现的较完整图画了。

在中世纪后期城市中，一直存在市场经济和市民组织(议会和代表会议)。教会早就在选举主教和教皇过程中形成代议政治中的多数决定原则，教廷为现代法制政府提供了模板。因此，只要加尔文教徒在一些市场经济发达的城市里集中，该城市就有可能初步实现如图一所示的三个子系统耦合，成为最早的现代社会。这正是第一个现代社会出现在十六世纪末尼德兰的原因。事实上，荷兰共和国原则上只是一个城市国家。注69

西方封建社会中的城市作为现代社会的潜结构，最早成为如图一所示的三个子系统耦合体并不困难，但是现代社会组织规模要越出城市的范围，把众多城市群体、特别是广大的农村都包含进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如前所说，现代价值系统和市场经济的广泛耦合，必须依靠建立在现代个人观念之上的政治契约组织。要令超越一个个城市，包括广大农村在内的所有新教徒在一起立约建立政治国家，还需要所有人都认为自己属于该政治共同体，其前提是形成一种属于统一的政治共同体的认同。该过程漫长而又艰巨，美国的建立就是例子。

很多人把五月花号在新大陆登陆，全体移民一起立约建立政治共同体视为美国的起源。正如路易·杜蒙所说，1620年清教徒在新普利茅斯这个侨居地建立之前，已经用在上帝面前的誓约拟定了将在移民据点实施的公约，这些清教徒的契约是美国宪法的前身。注70美国确实是清教徒以契约建立现代国家实现三个子系统互相耦合的典型，但是如果没有美国认同，这一个个由移民组成的小政治共同体(每个共同体人数只有几百人)，也是无法合并成一个统一政治共同体的。其实，该认同形成的过程漫长而又艰巨，长达一百五十年之久。它是新教徒从东向西开拓边疆时逐步实现的。美国认同(即美国人的精神和民族性)的形成是同新教信仰的坚定化甚至人口的增加同步发生的。注71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国的独立(建立三个子系统耦合)发生在五月花号登陆一个多世纪之后。

很难想象，发生在新大陆的缓慢的认同整合可以在西欧封建制度的重重限制下进行。西欧封建社会认同整合必须依靠另外的机制。通常人们形成属于同一政治共同体理念需要依赖强大而持久的王权，或者说形成稳定而持久的统一君主制国家。建立在统一王权之上的政治结构虽有助于解决认同问题，但它要成为现代社会耦合系统的一部分，却面临另一个困难，这就是它必须同时变成独立个人让渡其拥有的权利而形成的政治契约组织。这又如何可能呢？

为此，先必须看一下何谓统一王权？在中世纪基于天主教的法治社会中，王权即为立法权(制订不同于自然法和教会法的人为法，其主要内容是有关收税的法律)，建立国家意味着王权把属于封建诸侯管理的地区纳入统一的人为法管治之下。如前所述，作为现代社会结构子系统的政治结构，法律来自个人之间的政治契约，即立法必须基于人民同意。这样一来，作为立法者的王权要成为现代政治结构的一部分，就必须受到臣民的制约，或者说其行使立法权必须得到臣民同意。在西欧封建社会中唯有英国满足这一条件。

今日一讲起现代宪政的起源，人们都会想到英国1215年的“大宪章”(Magna Chart)。因贵族(封建诸侯)对王权的钳制，使得国王不得不签署“无全民一致同意不可征收税役和贡金”的大宪章。在西欧封建社会，每当贵族力量大到可以限制王权时，通常伴随出现的是王权衰落(统一国家的解体)，而不是国王颁布大宪章。为什么英国会如此独特？

在《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一书中，我们提出“三角均势模型”来解决这个难题。在西欧封建社会中存在王权、市民和诸侯三种不同利益群体，它们是可以互相制衡的力量。当这三种力量满足三角均势(即任何二者之和大于第三者)时，王权力量和市民联合足以压倒诸侯，建立起统一国家；与此同时，若市民力量加上诸侯力量总是大于王权力量，使得王权立法必须得到市民和诸侯的同意，否则，立即会发生市民与诸侯联合压倒王权，推翻国王立法。在英国，早在十三世纪就开始形成王权、诸侯和市民的三角均势，频频出现三种力量的两两结盟以遏制某一方的独大。王权不时依靠市民遏制诸侯力量分裂倾向以保证英国的统一，市民亦频频与诸侯联手限制王权独断专行，使得国王收税和重大立法都需经过三方同意，作为立法机构的议会就是被三角均势创造出来的。注72议会成为立法机构，使得英国最早具有现代代议制政治的雏形。这样一来，只需现代价值成熟，就比较容易形成现代价值系统和议会政治、市场经济的耦合结构。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何清教革命后，这种基于三角均势的议会可以迅速和选举结合，演变成现代民主社会的代议制政治制度。英国在十七世纪即成为超越城市共和国最早的现代国家。

《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一书还论证了在三角均势下，只要诸侯力量不断减弱，一定会出现市民力量和王权力量的势均力敌状态。注73这两种力量在十七世纪转化为辉格和托利两党。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指出的：“就辉格党而言，政党存在的目的是要把国会当做一种制衡王权的机制；而对托利党而言，政党的目的是在维护原本确立的机制，尤其是君主制度。”注74换言之，三角均势中封建诸侯力量随市场经济和王权强大而消失，最后导致议会政治中两党制的起源。

《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一书还进一步以法国为例，说明即使统一王权解决了政治共同体认同问题，但那种缺乏三角均势的政治结构的国家，现代社会发展就比较困难。法国王权在市民帮助下压倒诸侯建立统一国家时，市民和诸侯力量之和不足以遏制王权，三级会议力量极为弱小，结果法国变成绝对君主制国家。因缺乏现代政治结构的框架，统一王权造就的法国认同无用武之地。形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之耦合体也不是现代社会结构。正因为如此，虽然十七世纪法国的城市和市场经济水平一度超过英国，但并没有变成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结构从中脱颖而出，就必须打破旧社会结构的枷锁。注75而且法国作为天主教国家，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洗礼。确立类似于新教中诞生的现代价值，就需要一场思想文化变革，这就是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

学术界在为启蒙运动定位时，往往把理性、人权和社会契约论这些现代价值之核心的建立，归之于这一文化运动，并高度强调它在颠覆天主教传统方面的作用。注76这固然不错，但如果深入检讨启蒙思潮的本质，就可以明显看到英国和法国的不同。发生在英国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实际上只是将本来蕴含在新教内部的现代价值体系化，综合为自由主义哲学。英国的自由主义为议会政治和市场经济提供正当性论证时，并没有改变新教中理性和信仰的二元分裂，以及自然权利和基督教不矛盾的基本结构。无论是休谟哲学的出现，还是密尔对洛克自由主义的系统化，以及亚当·斯密对市场经济正当性的理论论证均是如此。

法国启蒙运动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它需要在冲破天主教权威过程中确立起现代价值体系，并将其视为与宗教传统相对立的东西。自由、平等、博爱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均为颠覆传统天主教价值的利器。注77然而我们必须看到，法国启蒙运动对天主教的颠覆，并没有改变法国人的终极关怀。以自然神论(理神论)为国教只盛行于法国大革命发生的短短几年中。启蒙运动的结果正是造就了信仰和理性二元并存；个人权利和社会契约论成为政治和经济正当性基础时，宗教只是让出位置退到与此无关的领域。正如诺曼·汉普森(Norman Hampson)在总结十九世纪法国人的精神状态所描绘的：“当妻女前往教堂时，家里的男人却展读着伏尔泰著作的诡异景象，恐怕也只能在法国家庭才看得到。”注78也就是说，工具理性和其他现代价值在法国的确立，和新教国家没有本质不同，无非它是通过激烈反传统达成而已！

一旦现代价值在法国确立，原有社会结构的存在立即丧失了正当性。现代价值对旧制度实行颠覆并确立与其相应的政治制度，这就是法国大革命。法国长达十年的疾风暴雨式社会动荡由两阶段组成。前四年(1789~1792)为第一阶段，主线是旧制度的崩溃，现代价值终于成为政治制度正当性基础。后六年(1793~1799)是第二阶段：作为民族国家的法兰西共和国出现在世界舞台上。路易十六以叛国罪被送上断头台，这是民族国家建立的标志。在旧制度下，无论对于“朕即国家”绝对君主制，还是王权为国家象征的君主立宪制，判国王叛国罪都是不可思议的。可见在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的背后，是国家观念的巨变，国家已成为第三等级(严格说来是全体国民)作为制宪主体的政治共同体。故与此同步发生的，是法国向奥地利、英国、荷兰、西班牙宣战。新兴民族国家为了保证主权不受他国干预东征西讨，最后由克里斯马的军队统帅拿破仑作为民族国家代表建立政治秩序。注79

法国现代民族国家通过大革命建立，为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开启了全新的时代。在此之前，无论荷兰共和国的出现，还是英国在建立现代国家方面捷足先登，均属现代性(第一个现代社会)的起源问题。而法国大革命则意味着现代民族国家群开始形成，涉及现代社会第二层面的建构。

为什么法国大革命有如此重要的功能？关键在于，通过启蒙运动(特别是法国大革命)现代价值已彻底从宗教中独立出来，甚至被作为传统的对立物，它的传播可以超出任何宗教与文化的限制，令现代价值的扩张远远超过宗教改革地区，并要求建立实现这些价值的现代社会。更重要的，现代价值的冲击还是以民族国家输出革命的形式发生，它急骤地要求其他社会学习现代价值摹仿现代社会，并利用一种可以迅速出现的认同力量，把现代价值和社会制度耦合起来。这就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

如果把法国大革命比成原子弹爆炸，它引起十九世纪初席卷欧洲的革命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潮流，则无疑相当于由核爆引发的氢弹，其冲击波直达拉丁美洲。霍布斯邦认为1815~1848年间西方世界有三次革命浪潮。第一次是1820~1824年，以西班牙、那不勒斯和希腊为中心。其后果是拉丁美洲民族国家的建立。第二波是1829~1834年，比利时独立、波兰革命、意大利和日耳曼各地动荡不安，自由主义盛行瑞士。第三次即为1848年影响全欧带来“民族之春”的大革命。注80顺应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需要，现代性第三要素民族认同在传统社会现代转型中的重要性一下子凸显出来了。

前面我们已讨论了现代认同对造就现代社会结构三个子系统互相耦合的重要性。荷兰城市共和国规模太小，现代认同相对容易；英国和法国认同的成长依靠的是王权；而美国的现代认同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现代认同之缔造，属于民族国家形成的范畴，在现代性起源社会其塑造过程大多需要依靠民族主义之外的其他因素(民族认同是其非意图后果)。而要在迅速引进现代制度的同时建立民族国家，实现由民族国家群组成的全球秩序(现代社会结构第二层面)之建构，依靠民族主义之外的其他因素慢慢实现认同整合就远远不够了。于是，民族主义被创造出来，成为传统社会现代转型不可缺少的力量。注81

第七章  现代社会第二个层面的建立：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

现代社会结构第二层面的形成——建立民族国家的两个典范：美国和德国——转向认同研究——超越视野和终极关怀层面的自我——为什么传统社会没有民族主义——对主权拥有者的再定义——想象的共同体——必须规定国家和个人的关系：宪法的意义——立宪主体和民族主义——西方民族主义三个基本论断——为什么在西方民族与国家是等同的——民族自决的理论根据——认同符号——认同的主观性和认同符号的客观性——民族主义两种理想类型——英美民族主义和德国的民族主义——不同形态的民族国家

现在，让我们来做简短的总结。第四章我们根据现代社会的双层次结构指出，探索现代社会形成必须去追溯两条线索。第一条是现代性的起源(即现代价值为什么在西方出现，以及如何同社会制度耦合)，第二条为民族国家群(现代社会双层次结构)的形成。我们先简述了西方现代价值如何在天主教中酝酿及通过宗教改革而成熟的过程，再讨论为何现代价值在新教国家(荷兰和英国)最早完成和政治经济制度耦合，这都是对第一条线索的勾画。接着我们指出：法国只有扫清旧结构的障碍，现代价值才能成为社会制度的正当性基础。故在启蒙运动中，现代价值终于从西方宗教中独立出来，成为反传统的利器。其广泛传播以及对传统社会的颠覆开启了建立民族国家群的历程。揭示该过程需要我们展开第二条线索的研究。

实现现代社会结构第二层面的建构，前提是出现一批依靠民族主义建立的主权国家。对内，主权国家是立法者，制定保证市场经济和科技发展的一系列法规，从而实现现代价值(它们可以是由外引进的)和社会制度的整合；对外，民族国家作为主权拥有者，如同个人捍卫权利一样，在国际上和其他民族国家竞争，并在经济发展中建立民族国家之间的契约(包括竞争)关系，使得市场经济的扩展能超越国界。从此，生产力和科技进步依靠国与国之间竞争和对外殖民获得更迅猛的动力。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存在两种不同的典范，这就是美国的独立和德国的崛起。

美国成为民族国家与法国大革命几乎同时发生，它在十八世纪末就加入到西方民族国家群之中，并通过南北战争摆脱了对英国的经济依附，开始同欧洲竞争。而德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比美国晚了近一个世纪。现代社会起源之前，德国的城市曾一度比英国和法国更为发达，而且和英国一样经历了宗教改革，但是德国缺乏足够强大的王权建立统一国家，很难培育出一致的认同以实现现代价值和政治经济制度耦合。正因为德国没有建立现代社会结构，市场经济和生产力在十七世纪发生大倒退，很多地方出现二次农奴化。十八世纪的德国无论科技还是经济都远比英国和法国落后。注82直到受法国大革命冲击，民族主义终于在德国兴起，三十八个邦凝聚成一个强大的德意志帝国。德国经济和科技突飞猛进，直接威胁大英帝国这一现代性起源国家的霸权地位。

我们认为，德国民族国家的建立特别值得注意。首先，它是在现代性起源社会影响甚至是冲击之下发生的。现代化历程必须包含民族主义对国家的塑造、社会制度的摹仿以及经济追赶和国力争雄。更重要的是，它必然地把这些因素加入现代社会结构第二层面的建构中去。由于该过程对十九世纪现代社会双层次结构的形成极为重要，特别是民族主义对现代社会结构的自我调整和演化起着关键作用，这使得我们有必要对民族主义建立主权国家之机制详加剖析。为此，我们不得不先将探讨重点转到民族主义的基础即认同分析中来。

如第三章所述，民族主义是现代思想，其之所以必须是因为现代个人观念形成后，孤独的个人必须用民族认同来回答“何为我们”以建立政治共同体。读者一定会问，在社会有机体解体、现代个人观念出现之前，为什么没有民族主义呢？自古以来，每个人都属于某一种政治社会，该组织的任何一种属性如人种、地域、使用的语言、文化、习俗都可以用来定义我们。也就是说，用类属性界定自我，有着相当多的方法，而且大多和种族、民族有关。这样，每一种与民族有关的政治主张都有可能产生民族主义，那么为什么又要说民族主义是传统社会没有的现代思想呢？这是因为自我认同存在两个层面，我属于哪一个政治共同体只是第二层面的自我意识，在它之上，还存在终极关怀层面(即第一层面)的认同。在传统社会，第二层面自我意识是建立在第一层面自我意识之上的，即终极关怀的认同压倒了社会组织的认同。

所谓终极关怀，是指人从社会组织中走出来考虑生存的意义，寻找不依赖于社会的终极价值。其前提为超越突破，它是轴心时代的贡献。超越突破是人们常讲的哲学概念，但因其定义长期含混不清，理论分析亦难以展开。根据史华慈(Schwartz)的说法，所谓超越(transcendence)，其意义指“退而瞻远”(standing back and looking beyond)。张灏将超越界定为发现现实世界之外的终极真实，它可以凌驾其他领域价值之上。注83但是，人如何可能退而瞻远呢？又如何让某一种价值凌驾在其他价值之上呢？西方学术界用救赎宗教或舍离此世的价值追求来定义“超越”。但这样一来，就无法解释中国文化具有的超越视野，中国文化只能被勉强地称为“内在超越”。我们认为，可以这样来定义超越突破，即人获得这样一种能力，当他面对生死问题或社会组织解体时，不得不从社会中走出来，寻找独立于社会组织的价值或意义。注84换言之，作为“退而瞻远”的“超越”(transcendence)，其中“退”是从社会中走出，“远瞻”即是把意向性(意志)指向独立于社会组织之外的价值目标。一旦实现超越突破，其他社会价值就可以建立在这一价值上面或处于该价值反思及笼罩之下。这样一来，我们得到有助于分析终极关怀理念形态的重要结论，这就是终极关怀背后存在的超越视野，它本质上是人从社会组织中走出来，追问独立于社会的意义和正当性的结果。

追求独立于社会而存在的价值，又有哪些最基本的类型呢？以往对轴心文明有四种分类。我们可以采用另一种推理方法，也可以得出四种理想类型。显然，就价值目标本身而言，只有在此世之中和不在此世两种可能；达到该目标的方式原则亦只有两大类，一种是依靠个人自己内心的判断和力量，另一种是依靠外部力量和评判标准。请注意，当外部力量和评判标准不能是来自社会时，它只可能是神秘的或来自自然界的。某种追求方式和一种价值目标的结合规定了一种超越突破的基本形态，形成一种超越视野。而两两组合有四种可能性，故超越突破存在四种基本类型(见表一)。注85

表一  超越突破的四种类型

第三种类型是依靠外部力量(标准)追求此世的价值目标。这就是以“正确”或“对”、“正义”(right)为生命的意义。请注意，一般在社会系统中判别“对”、“错”或是否正义(人行为正确与否)的标准都是来自于社会的，现在要脱离社会寻找独立于社会规范的此世正确或正义时，唯有把它视为追求包括自然知识在内的普遍知识的结果，也就是以求知作为生命的意义。自从柏拉图把知识定义为必须经某种人以外的标准鉴别才能判断的正确信念之后，古希腊哲人的探索就代表了超越突破的第三种类型。我们称之为认知的意志。我们知道，古希腊哲人把追求知识作为终极的意义，其他价值(比如道德)都由求知推出。对于中国人来说，你能不能做个好人、实践道德理想，主要是纯化向善的意志问题。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不是这样看。他们认为关键在于人不知道什么是善；一旦认识到什么是善，当然可以做到善，即道德是从认知推出。也就是说，终极价值为追求知识；而且作为知识的“善”，其“对”、“错”的基础是“真”、“假”，是要透过外部规则(如是否符合理性)来检测的，检验过后才能知道它是否属于善。这种思想方法中国人很陌生，但和西方今日科学的认知精神类似。它代表了超越突破的第三种基本类型。

第四种类型是依靠人自身(内在就具有的能力或标准)追求此世的“正确”或“正当性”。人依靠自身内心的感受就能判别的(行为)正当性只有是善。为什么这样讲？善可以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道德黄金律来定义。请注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讲的正是每个人利用内心标准判断何种行为“对”。它和用外在标准如神意或自然法则(包括法律)、知识去判断何种行为为“对”(我们将其称为“正义”)是不同的。故超越突破的第四种类型，可以用向善的意志或追求道德来代表，这就是中国儒家文化。从来，当应然仅仅作为习俗而存在时，虽然它亦规定了人应该如何行动(行为规范)，但它是不能独立于社会有机体而存在的。把善和社会行为规范相剥离变成人依靠自己内心感受就能判定的价值，并把它作为意志指向的目标，意味着应然活动具有双层次的结构。第一个层次是人对应该如何行动的意识，它对应着社会的规范。第二个层次是把善从具体的行为规范中分离出来，成为自由意志(意向性)指向的终极目标(真实)。当应然只有第一个层次时，社会组织的解体往往伴随着习俗解体；一旦应然具有双层结构，在更高层次向善意志的控制下，习俗转化为“道德”，成为不依赖众人行为的内在追求，这时具有双层结构的道德规范不会随社会组织解体而丧失。即使原有道德规范不可欲，人可以将新的行为规范和善对应，即创造新道德。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超越视野只存在救赎(希伯来宗教)、解脱(印度)、对道德的追求(中国)、认知(希腊)四种基本形态。注86每一种类型都存在相应的终极关怀及自我意识，注87它构成认同的第一层面。既然超越视野是人从社会中走出来后意识到自我存在的意义，它必定是个人性的，这是个人观念的最早起源。但它并不是现代个人观念。因为individual(个人)还必须是人参与社会组织和行动时对自我的看法，是规定“我们”的基本单元(我属于哪一个政治共同体)。它和超越视野中出世的个人观(严格说来是独立于社会的个人观)不同，是一种入世的个人观(个人如何组成社会，或合理的社会组织蓝图中个人的位置)。民族和民族主义产生的条件，取决于这第一层自我意识和第二层自我意识的关系。注88

我们以西方中世纪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如图三所示，因亚里士多德学说被纳入终极关怀——基督教(A’决定B’)，亚里士多德学说规定的社会有机体之自我(认同第二层面B)由终极关怀层面自我意识(A)决定。因终极关怀的普世性，由它规定的“我们”包含了持该终极关怀的全人类。换言之，因社会有机体和对上帝的信仰(终极关怀)配合得天衣无缝，有机体的民族特性也就会被终极关怀的普世性掩盖。中世纪西欧虽然分裂为许多封建国家(其种族和语言可以大不相同)，政治共同体层面认同和终极关怀层面认同互相一致，使得社会组织蓝图为统一教会之下的基督教世界。注89事实上，不仅西方如此，在其他轴心文明中，也存在和图三类似的关系。即以轴心文明的核心价值为标准来界定我们，对“我是谁”的问题答案虽然与西方不同，但它们的社会组织蓝图均属世界主义性质。和基督教的世界共同体学说一样，中国的天下观、印度教的社会组织蓝图是由道德或种姓而非民族决定。注90

我们可以想象，只要工具理性出现，图三中第一条链A’和B’就发生断裂，立即会导致第二条链中A和B以及B和C之间的分离。这里我们看到连锁效应：社会有机体观念的解体在实现理性和信仰二元分裂的同时，还如同一把利剑斩断了基督徒第二层面认同和第一层面认同的联系，使得民族成为界定国家不可缺少的观念。本来终极关怀层面的认同和共同体认同，是通过种和属的真实性互相整合，当种和属不再具有真实性时，“我”为社会有机体一部分的观念即告解体。属于哪一个政治共同体不再有明确答案。这时何为我们？它构成唯名论者持久而不易回答的问题。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认同危机发生了，而民族主义是人类对认同危机的响应。注91

必须强调的是，二元分裂是指两条链的同时断裂。在图三中，一是A’、B’的断裂，使得C’亦不能由B’推出；二是与此相对应的是A、B、C之间原有关系之断裂，这就得到图四所示的现代社会的认同结构。由于“我属于哪一个共同体(C)”不能由A和B导出，必须重新界定C；也就是说，民族(何为我们)和民族国家(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我们)的凸显实为第二条链断裂的结果，我们可以称之为民族主义的起源。民族主义是指“提供一种准则，而且往往是终极的原则，以确立一个社群能够恰当地建立它独有的国家政府行使政治权力，并自组一个政治社会的正当性”。注92于是，民族国家被创造出来了。这就是为什么种族(民族)自古以来就存在，但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却是近代的事物的理由。

这里，问题的关键是必须重新定义国家。显而易见，当用某一种认同来规定我们(民族)时，在逻辑上存在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是把国家等同于主权(立法权)。因拥有主权的传统有机体已解体，特别是当主权的正当性不能用君权神授导出时，只能将主权定义为由个人权利合成的。这时国家也就被认为由一个个个人根据契约组成的，国家主权来自一个个独立的个人权利的让渡与合成。注93这时，主权的主体和组成该国家的所有个人的总和是相等的。如果将后者定义为民族，就可发现，在该思路中国家和民族必定是全等的。这是第一种类型的民族国家。第二种可能是把国家看做该认同规定的“我们”(民族)组成之实体，立法权(主权)被视为该实体(国家)的属性。这时主权和参与该政治共同体的个人权利无关。我们称之为第二种类型的民族国家。

无论是第一种类型民族国家还是第二种类型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国家)都必须由民族认同符号规定的全体个人(国民)建立。如图四所示B和C的原有的联系已不存在，现在必须重新确立国民与民族国家之间的联系。这就是明确界定国家构成的法则，该法则通常亦称为宪法。注94宪法既然是规定国家与国民(组成民族国家的每一个个人)关系的基本原则，它必须包含三方面内容：一是保障基于个人的三大现代价值不受政治共同体的损害，使它能成为现代社会制度正当性最后根据；二是阐明个人如何组成国家；三是明确宪法形成之方法。第一方面内容通常包括对个人权利的保障和政教分离原则。注95第二方面为国民义务和政府运作及立法遵循的规范。第三方面必须阐述宪法正当性根据和建立程序，也就是明确立宪主体。故建立民族国家必须立宪，而民族主义往往是和立宪主体同时出现的。

西方民族国家大多(特别是英美)属于第一种类型。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早在基督教神学中，人民(res populi)曾一度被视为政治共同体(koinonia politik)即国家的主体，注96但在国家主权由人民赋予的观念出现之前，西方并没有民族主义。注97在西方，民族国家和人民的“制宪主权”(constituent sovereignty)即对国家制宪权主体的界定是同时产生的。正因为如此，在西方现代政治理论中，民族主义这一理念通常包含三个逻辑上互相联系的部分。第一是民族认同的符号，即怎样规定“我是谁”，或民族(组成同一国家即主权的拥有者意义上的“我们”)如何界定。国家组织范围和规模一旦明确，民族国家是这些人互相制订契约的结果。这样就得到有关民族主义的第二个论断：由某一认同符号规定的群体(nation)构成同一政治组织实体——国家(state)，即西方民族主义论述中nation和state指涉通常互相重合。或者说一个民族有权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注98而且这种共同体的形成既然是基于其成员的契约，即自愿交出某种权利以形成国家主权。故民族主义通常包含第三个要素，这就是民族自决：某一个民族可以用全民公决方式以决定是否建立独立的国家。注99显然，美国的独立十分形象地刻画了上述特点。正因为如此，安德森(Anderson.Benedict)把民族称为想象的拥有主权的政治共同体，并将美国独立视为现代民族主义起源的典范。注100

综上所述，对第一种类型的民族国家(国家由立法权来定义)来说，民族主义与自由、人权和民主不仅不矛盾，而且是互相联系的。民族国家的建立，一方面意味着传统社会现代转型，另一方面是民族自决、民权确立和自由主义普及。但对于第二种类型的民族国家，国家为一代表民族之实体，主权(立法权)只是国家之属性，主权并不依赖于人权，民族国家的建立只需工具理性与形成民族认同，而和个人自由无关，甚至在某些方面是靠压制人权建立的。

这两种类型民族国家的不同明显地表现在民族认同符号及形成过程的重大差别上。第一种类型的民族国家认同的形成大多是一个自然发生过程，往往经历相当长时间，英国、美国均是如此。在长时间自然形成的认同过程中，往往可以主观地回答“我是谁”，即只要某一地域内一群人互相承认同属一共同体，就可以构成一个民族，而不一定需要诸如共同文化、血缘、历史和其他客观性指标来界定。注101

以美国为例，表面上看，美国人的民族认同之中有国旗、宪法认同符号，但显而易见，仅仅靠国旗和宪法并不能回答“我是谁”，民族界定依靠的是主观认同标准。如科本所说：“任何地域性的社群，它的成员意识到他们是社群的成员，并希望维持他们社群的认同，就是一个民族。”注102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讲得更清楚：“两个人属于同一个民族只需要他们互相承认对方是同一个民族……而不是由于他们共同具有其他相同的属性……”注103这里，民族认同与某种特殊文化历史以及其他种种客观属性(如人种)关系不大，民族主义的意义仅仅在于捍卫这一民族国家的主权，而不需要对某种特定的文化、人种和历史表示忠诚。注104

相反，如果民族国家迅速建立，统一认同不能依靠慢慢成长的主观互相承认的过程，而必须基于文化、人种或其他客观认同符号的凝聚力，例如利用种属、文化或某种其他客观属性定义民族，这样，民族国家的形成就需要诉诸民族主义的动员力量。这时往往会对和这一认同符号相悖的东西加以反对和排斥。注105这样，随着民族认同符号不同，民族主义的表现形态和开放程度也不同。注106换言之，如果民族国家认同符号是主观的，民族主义为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形成的民族国家如同美国那样，是一个可以把各种文化、种族、族群融合为一个统一现代国家的熔炉。注107如果民族认同符号是客观的(如独特的文化、人种)，那么民族主义促成第二种类型民族国家的建立，其速度往往比第一种类型的民族国家要迅速得多。德国民族国家之形成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注108

如前所述，德国的民族认同建立在德意志共同的文化之上。德国的民族文化起源于十八世纪末的狂飙运动，并在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气氛下进一步成熟。狂飙运动本是文化抗议运动，它反对浮夸、虚伪形式的物质文明和僵化的文化建制，抵制法国文化与启蒙思想。注109浪漫主义反对工具理性将宇宙和自然界当做一部大机器，接受有机自然观，在文化上则否定启蒙运动所主张的超越民族文化之上的价值。换言之，德国认同是在法国大革命冲击下形成的。德国民族主义奠基者之一费希特(Johan Fichte)就认为，将法国大革命和启蒙价值看做普世的(cosmopolitan)是一种时代错误。注110哲学家赫德(J.G. Herder)歌颂人民，夸大伯克气质的独特性，强调德国特殊而优秀的文化。他主张民族应该像个人忠诚于自我那样忠实于民族文化。注111进而浪漫主义思想把民族想象成一个大个体，一个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独特个体。注112这样，浪漫主义直接促使德国把本民族历史文化当做认同和忠诚对象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形成。

对于德国人而言，民族文化是一先于国家的历史存在，民族国家乃为文化和精神之载体，而非一个个个人的集合。因此德国民族国家的建立并非靠德国人公民自决而产生，而是通过普鲁士在一系列征战中显示日耳曼民族特殊认同符号而建立。其中以1870年普法战争最为典型，该战争爆发原因为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巧施手段，迫使法国向普鲁士宣战，普鲁士因此可以获得南日耳曼各邦支持；在强化德意志民族文化认同之下，统一的民族国家终于形成。由于普鲁士国王是民族国家之代表，由全境男子投票选出的四百名帝国议会(Reichstag)代表对皇帝并无约束力。注113德国民族主义构成了不同于英美民族主义的另一种理想类型，注114与其对应的是我们前面讲的第二种类型现代民族国家。因为非西方文明建立的现代民族国家大多属于这种类型，故十九世纪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十分重要，开启了不同类型民族国家崛起以导致现代社会结构第二层面发生内在冲突的历程。

第八章  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学习、立宪与内部整合

现代化成为全人类不可回避的命运——为什么必须区别学习过程和起源过程——学习的前提：人不能引进道德上错误的事物——价值和制度层面的学习：终极关怀退出政治经济领域——学习现代化和非西方文化的现代转型——关键在于如何建立民族国家——立宪的重要性——民族认同的形成：传统文化与理性的二元分裂——被动的学习过程：帝国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印度、奥斯曼帝国的例子——主动的学习过程——日本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什么如此迅速——日本的“亚洲主义”——现代社会双层次结构不稳定性的暴露——现代社会的内部整合和演化

我们之所以反复强调存在两种类型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是因为随着民族认同符号及形成的机制不同，民族国家建立方式和社会现代转型之速度大不一样。第一种类型民族国家大多限于现代性发生社会，其民族认同之形成，基本上是一个自然过程。而第二种类型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建立则是在最早完成社会现代转型国家冲击下发生的。它不需要依靠来源于加尔文教彻底个人主义式的对统一共同体之主观认同，只需利用现有的政治权威，斩断终极关怀和原有政治有机体之联系(工具理性随之出现)，或用民族主义作为政治和社会制度(它们可以是学习的产物)的正当性基础，进行立宪实行宪政即可。这是一个比现代性发生社会更为迅速地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一旦现代化的冲击来临，该过程即普遍发生。基于该机制，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可以越出西方文明之范围，导致非西方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即引发现代化后进社会的学习和立宪；故它具有最大的普遍性，可以把全人类都卷括进去。

确实，在人类历史上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的变化具有某种分水岭性质。一方面，德国统一民族国家的建立意味着西方已成为一个由现代民族国家组成之集合；另一方面，美国南北战争的结束标志经济自主的北方压倒依附于英国棉织业的南方，西方民族国家之间的现代化竞争更趋激烈。由于现代社会双层次结构在西方的确立，全球化立即对所有传统社会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马克思亲眼目睹了该过程，他曾这样写道：“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注115换言之，现代化后进国家特别是非西方文明要是不学习西方现代社会的制度，就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十九世纪下半叶起，全人类被迫面对一种史无前例的挑战，这就是必须有意识地学习起源于西方的现代科技和社会组织方式。由此，全球化冲击下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波澜壮阔地展开了。这是有别于轴心时代以来传统社会各自演化的全新过程。

翻开世界史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在这一时期，世界各大文明纷纷以西方现代社会作为自己的学习对象。俄国宣布解放农奴改变米尔制度，东正教社会痛苦的现代转型揭开序幕。日本则进行明治维新。古老的中华帝国经历了两次痛苦的鸦片战争，开始了自强运动以应对全球化冲击。甚至正在沦为西方殖民地的印度，亦第一次出现了建立自主民族国家的尝试。

但是，传统社会如何才能顺利地实现社会现代转型呢？以往的研究，只是强调推动这一转型的物质力量和前提，如这些传统社会感受到西方船坚炮利的巨大压力，因求存救亡的需要，必须学习西方科技以致引进相应的经济、社会制度。这固然是不错的，但如果用现代性的系统观来考察传统社会学习西方现代化的进程，就可以发现，存在一个马克思典范和韦伯典范都看不到的关键性要素，这就是学习现代制度必须先在观念上确立其正当性。我们可将其概括为传统文化实行现代转型。

所谓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就是化解现代价值系统和传统文化终极关怀的冲突，为学习现代制度寻找正当性根据。注116要知道，大多数人是不会去学习道德上错误东西的。把现代事物特别是制度(如市场经济、现代政治的制度和科技广泛运用等)学习过来之时，人们必定会问：为什么这些制度是正当的？在那些现代性起源的国家，现代制度正当性的根据是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这些现代价值的形成源于古希腊理性主义和基督教的结合，经历了宗教改革或启蒙运动漫长的历史演化，它们并非是市场经济扩充的自然产物。而现代化后进国家在学习现代制度时，并没有经历上述过程。要顺利地引进西方现代事物，在确立现代制度的同时，必须证明其为正当。

从现代性的系统观看来，所谓现代社会的建立是指现代价值系统和现代政治经济制度的耦合。对于现代化后进社会，现代科技和相应设施由于其有效就可以成为必须学习和引进的理由，但社会制度大多是文化价值系统的实现，价值系统演化遵循自身独特的规律，从外界引进的硬件和设施并不一定会促进价值系统的变化。特别是该社会存在由传统确立的一套自己的正当性标准，在传统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正当性标准未曾改变之前，大规模引进现代社会制度几乎是不可能的。西班牙就很典型。十五世纪西班牙天主教帝国在世界上拥有最大的殖民地，但是它既不像英美那样是新教占统治地位，也没有像法国那样受到启蒙运动和大革命的洗礼，也没有如德国那样经历了宗教改革并接受浪漫主义的文化民族主义，甚至不如它在南美的殖民地通过民族独立转化为民族国家。注117法国大革命后，西班牙一度引进拿破仑法典以及学习各种现代制度，但西班牙在现代化道路上一直步履维艰。其关键原因正是天主教和现代价值的矛盾。注118

特别要强调的是，不同的轴心文明有着自身的正当性最终标准和不同于西方基督教传统的道德价值系统，它规定了这些社会中生活的人的认同和不同于西方的正当性论证模式。要引进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作为正当性，就必须解决它们与非西方文明原有的信仰和道德是一种什么关系的问题，化解其冲突。如果该问题不解决，引进的现代经济政治制度不仅不可能生根，而且会导致原有社会崩溃。从理论上讲，化解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价值冲突的前提是传统终极关怀退出政治和经济领域，或在西方冲击下发生终极关怀与理性的二元分裂。正如上一章分析所指出的，只有该过程发生，政治共同体(国家)才不再由终极关怀层面的认同来规定。

这样，根据图四我们可得到一个结论，只要民族主义兴起，认同结构之巨变同时会引发工具理性形成。也就是说，一旦民族主义为政治制度提供正当性并实行立宪，个人权利等现代观念就可以随着民族独立被引进，与此同时，还意味着终极关怀退出政治社会制度正当性论证，这通常亦是工具理性之形成。这时，学习引进的现代价值和现代政治经济制度，就可以通过建立民族国家迅速实现耦合。由此可见，建立民族国家(立宪)在学习西方现代社会制度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

上述变化的实现可以分成主动和被动两种过程。所谓被动，是指该传统社会没有抗拒西方入侵之能力，通过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和占领完成现代转型。首先是沦为殖民地，西方现代价值随着制度的引进在本地精英分子中确立，传统终极关怀及其正当性标准亦逐步地退出政治经济生活。一旦西方社会对殖民地控制能力衰落，殖民地独立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印度是被动转型的典型例子。印度作为英国殖民地，现代价值由外引进，社会精英由国外培养。在殖民地统治漫长的过程中形成了国大党，在社会精英心目中来自本土文化的终极关怀虽在国家认同中起作用，但它已退出政治经济制度正当性论证，达到工具理性所需要的信仰和理性的二元分裂。注119在公共领域中与民主制度配套的价值，亦基本来自于西方。对于这一类被动过程，展开的前提是传统终极关怀和理性可能发生二元分裂以及可以退出政治和经济领域。

当传统文化很难退出政治经济制度正当性论证，又不能实现信仰与理性二元分裂时，传统终极关怀和现代在社会生活特别是西化的制度上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其后果是非西方传统社会和西方发生长时期的文明冲突。它伴随着两种文明的战争，传统社会的解体，社会内部长期动荡、无序和普遍贫困化。奥斯曼帝国的命运就反映出这一点。早在十八世纪奥斯曼帝国已经感受到西方现代的冲击。由于伊斯兰教比印度教更难退出政治经济领域，拒绝精神与世俗分成两个不相干的部分，致使社会精英阶层几乎无法理解和接受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注120其结果只能是文明冲突和传统大帝国不断地衰落。不管它在器物层面如何现代化，因无法建立民族国家实现社会现代转型，最后只能崩溃。注121到今天为止，在相当多的伊斯兰社会中，传统精英(伊斯兰教的本土宗教领袖)仍无法接受工具理性所必需的信仰和理性的二元分裂，由此引起对学习之厌恶，这正是二十世纪原教旨主义兴起之温床。注122

根据以上分析，在逻辑上必定存在另一种可能。这就是：如果传统社会在全球化冲击来临之前或来临之时，已经做到了理性与终极关怀的二元分裂，或有某种因素可促使二元分裂的达成，这时社会现代转型必定极为迅速，现代民族国家可以在极短时期内建立。该过程在速度上和上一章所讲的西方第二类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相同，而有别于殖民地被动式的社会转型，这是一种主动的学习。必须注意，在主动学习过程中导致终极关怀与理性二元分裂的原因是非西方传统文明内在因素，它必定极深地卷入学习机制。换言之，在主动转型的过程中，制度现代化主要是靠学习模仿，而这些制度正当性根据之形成即文化现代转型，并不是简单的学习引进所能说明。文化现代转型在相当程度上依赖着本土的价值在外来冲击下和外来价值结合，成为其引进现代社会制度正当性之根据。其最典型的例子是日本。

十九世纪下半叶日本的现代化，一直使西方社会学家感到意外。日本只用了三十年即完成社会现代转型，成为十九世纪末世界五强之一，其速度可与德国媲美。从制度层面看，日本的现代化当然离不开学习和引进。但在文化价值层面，日本用做论证现代社会制度合理的根据，则与西方不尽相同。日本至今仍不是一个以个人为本位、全盘接受西方政治契约论的国家，但这一切并不妨碍日本的立宪和公司的运作以及市场经济及国力的高速成长。注123

日本社会现代转型之迅速，可以归为日本传统中本来就潜藏二元政治结构：作为国家象征的天皇和具有实权的幕府将军。天皇背后的文化观念是神道，而德川幕府政治合法性基础本来自中国的程朱理学。但早在江户时代，气论对朱子学的解构产生了日本独特的儒学——徂徕学。徂徕学中，已发生了政治理性和道德的二元分裂，国学更把天皇视为至高无上。注124明治维新时期，我们可以看到表面上互相对立的过程，一是王政复古，二是全面向西方学习。这正好揭示了日本能迅速实现社会现代转型的机制：理性和终极关怀(神道和儒家道德)的二元分裂，一方面使得日本可以迅速学习西方制度，同时通过王政复古来建立君主立宪的民族国家。

1889年2月11日明治宪法正式颁布，标志着现代价值和政治经济制度耦合的实现。宪法规定作为国民的全体日本人如何组成现代民族国家，如内阁向天皇而非国会负责，天皇统帅陆海军以及国民的各种权利。正如安德鲁·戈登(Andrew Gordon)所说：“宪法的颁布及民选国会的召开，象征日本已成为一个由主体组成的国家，民众一面要承担国家义务，另一方面也获得政治权利。义务包括男性要服兵役、所有人都要上学、每个人都要付税。权利包括少数人得到选举权、能够在政府决定预算中表达意见。”注125故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日本就迅速加入到第一次全球化生产力高速发展的进程中去，工业产量以每年百分之五的速度增长。1895年至1915年间，其工业总产量增加了二点五倍，同期美国只增加了一倍。注126

总而言之，在西方现代社会的全面冲击尚未来临时，日本传统社会已蕴含着某些价值。这些价值自身虽不足以催生现代社会；但是一旦开始启动制度层面向西方学习，这些有着极强的本土资源的价值，就会迅速亲和相应现代价值并和西方引进的社会制度耦合，成为其正当性基础。这使得日本传统社会现代化与其他国家被动学习过程不同，而是格外迅速。日本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其前提是天皇(加上国学和神道)为民族认同符号，以及用民族主义(日本主义)实行立宪。由于明治时期的政治理性是与儒家道德和神道分离的，所以它可以迅速接受西方价值，成为引进现代政治经济制度的正当性根据。

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度中，天皇既是国家象征亦是最高统帅，国会对天皇约束力极为有限。这样，日本民族国家建立，同时意味着每个人确立国民和臣民的双重身份。对社会来讲个人为国民，对国家而言个人是忠于天皇之臣民。国家是由天皇为代表、必须效忠对象，而非由个人权利合成之客体。由于天皇为一个唯日本才具有的客观认同符号，日本以单一民族国家见称。

就民族国家性质而言，日本和德国同属第二种类型。即这两个国家主权不是由个人权利合成的。因此，我们可以把现代德国和日本的兴起，作为现代社会结构中不同类型民族国家形成的标志，亦意味着现代社会双层面结构已超越西方文明范围，开始演变为一种力图把所有轴心文明都包括在内的世界秩序。

然而，我们必须指出，由于德、日与英、美属于不同类型的现代民族国家，因此前者与后者对世界秩序的理解也呈现了相当大的差异。如第五章所说，西方现代性三要素工具理性、个人权利和民族主义之所以可以结合在一起，是因为持唯名论主张的加尔文主义视任何社会组织(包括民族国家)为个人之间契约的产物，这样，国家只能用立法权来界定，主权是由人权合成的，而非实体之属性。而现代民族国家间的世界秩序(即现代社会结构的第二层面)，只能是如图二所示的国际法笼罩下主权国家的契约共同体。注127但是，在德国或日本这类民族国家中，国家不是由个人权利合成，它或为民族文化的载体(如德国文化民族主义)，或是某种最高文化价值的实现(如日本忠于天皇)。这时，必定造成了对世界秩序的不同理解。在这种民族主义的视野中，不同的民族国家不可能是平等的，国际社会亦不一定是民族国家组成的契约共同体了。

在德国民族主义兴起的过程中，出现了日耳曼民族比其他民族优越的泛日耳曼主义。在十九世纪，因为以大英帝国为首的现代性发生国家主导着国际秩序，德国的泛日耳曼主义当时只是民族国家现代化竞争中的潜流，西方现代社会双层面结构的稳定性尚未破坏。日本崛起后，情况日趋严重。在日本民族主义中，天皇为民族认同符号，以忠君为核心价值的日本式儒学形成了其对世界秩序之想象。在日本式儒学看来，黄种人的亚洲有别于西方，应成为一个共荣圈，而先进的日本当然是亚洲的领袖。该民族主义对合理的世界秩序之界定，是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主义，而非遵守国际法的各民族国家平等的契约组织。也就是说，随着德国和日本等第二类型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现代社会结构第二层面已出现和图二所示结构的不同。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二十世纪上半叶民族国家剧烈战争的硝烟味了。注128

现代民族国家的普遍建立，特别是第二类型民族国家的出现，不仅使得现代社会结构第二层面变得不稳定，甚至会对其第一层面产生冲击。在后发型国家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还会产生另一个问题，这就是现代化学习导致社会整合的解体。我们在第七章中论证了，只需迅速斩断传统终极关怀和社会有机体(包括传统国家)的联系，就能较顺利地引进西方制度、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这只是高度简化地讲了一个必要条件。实际上还存在另一个更重要的必要条件，这就是新建立的民族国家必须能代替原有社会有机体实现社会整合。这对于那些幅员辽阔大帝国的现代转型特别重要。因为这些社会的迅速转型，通常出现传统社会有机体被包容到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中，由于传统社会有机体和现代国家组织方式往往是互相矛盾的，两者被迫结合就必然会引发内部组织形态激烈的变构。其结果，多半是传统社会有机体在现代化过程中解体。这样，只要新形成的现代社会组织不能实现社会整合，必定出现严重的社会脱序。

非西方传统社会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后发生严重的社会整合危机，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它和不能建立民族国家而出现的社会无序性质完全不同。后者是传统社会因不能接受现代价值导致文明冲突；而前者则是主动学习现代价值、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后的社会危机。它或意味着某些轴心文明对经学习得到的现代价值必须进行重构，才能实现社会整合，或意味着去建立新的社会有机体代替碎裂的民族国家。前一种情况即现代价值之重构，意味着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现代价值之新价值的出现，后一种情况意味着形成能实现社会整合之现代民族国家必须经过一个过渡阶段。这两种过程和主动学习一样，都会迅速地以雷霆万钧之势展开，并指向建立另一种现代社会。该过程立即对现代社会结构第一层面发生冲击。这既是现代社会结构越出其起源地以后的进一步演化，亦是现代社会有机体的呈现。

简言之，源于西方(严格地说是来自天主教文明)的现代社会结构要被全人类接受，其前提是其他轴心文明(特别是大帝国)能通过制度和价值层面的学习亦成为现代社会。然而无论是对中国文明还是东正教文明的俄国，在学习之后均发生社会整合的解体。这一切使得现代社会结构刚刚形成就碰到巨大的挑战，走上无可避免的自我调整和演化之路。无论是俄国罗曼诺夫王朝还是中华帝国，在发生社会现代转型导致的整合危机时，均是用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代替民族主义，实现社会重建。因此，为了展开传统社会在转化为现代民族国家后社会整合危机的发生以及建立另一种现代社会的讨论，我们必须先分析何为马列主义？对现代性而言，它有什么意义？

第九章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批判康德：从费希特、黑格尔到费尔巴哈——对工具理性的否定——自由主义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共同基础：个人权利的可欲性——从劳动价值论到剩余价值学说——现代社会组织蓝图的虚妄——社会高于个人和人的解放——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马克思主义的定位：反思现代社会之巨镜——批判不能独立于批判对象而存在——令人着迷的“现代社会之后”——巨镜之粉碎：对思想和意义死亡的预示

如果把十七世纪定位为现代价值和现代社会结构的起源，十八世纪为现代价值在西欧的普及以及西方核心地区社会的现代转型，注129那么十九世纪则是全球化展开以及经济自由主义全面推行的时代；这也是现代社会结构发生异化、弊病开始呈现的时期。它导致对现代价值之批判和对现代社会组织蓝图的再评价。注130一种力图超越现代社会的想象亦日益强烈。马克思主义正是其代表。

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曾明确指出过马克思主义有三大来源，它们分别为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注131今日看来，这三大来源恰恰刻画了现代社会形成过程中对现代性(工具理性、个人权利和现代民族认同这三大价值)的怀疑以致否定的思潮。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来源(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代表了对工具理性的否定，第二个来源(英国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继承)则记录了对个人权利为正当性最终标准的怀疑，以致形成全盘颠覆性的理论，而第三个来源则刻画了对社会契约论和民族认同的批判和取代。

所谓德国古典哲学，通常指从康德开始，通过费希特、谢林(Schelling, Friedrich Wilhelm Josheph Von,1755~1854)到黑格尔(Hegel, George Wilhelm F.，1770~1831)不断深入之德国观念论，以及包括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1804~1872)对黑格尔主义批判在内的德国哲学传统。其实，这恰恰是一条反映德国民族精神诞生的哲学之路，亦是否定工具理性之路。康德经历了整个启蒙运动并目睹它怎样导致法国大革命，作为力图用其精神取暖而不是被其焚毁的思想家，康德哲学是从观念论角度对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精神(二元论)作出总结。注132他的代表作《纯粹理性的批判》用哲学分析指出理性的能力和局限，建立了信仰(道德)与理性(科学)二元分裂(也是为工具理性提供正当性)的现代哲学体系，故康德是属于对现代性进行阐述和论证的哲学家。注133

费希特则不同，虽然他自称康德的传人，但因深受拿破仑大军入侵的冲击，开始怀疑法国启蒙价值的普世性，主张德国民族精神。为此，他告别信仰与理性二分立场，提倡主体(包括理性、意志和情感)的主观精神论。注134谢林进一步将费希特的主观一元论转化为客观的精神一元论。黑格尔继续顺着这一条思路，建构出精神不断自我发展、以民族国家建立为理性最高实现的宏大体系。显而易见，只要把外部世界视为人控制和改造之对象，世界就可以看做精神之实现。黑格尔正是基于这一点提出了他的绝对精神自我实现说。当理性和信仰都作为绝对精神的表现时，上帝的存在亦得到证明。注135故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将黑格尔绝对精神称为“自我设定的上帝”，它既不同于有神论(theism)，亦不同于自然主义(naturalism)，“黑格尔的主体理论是一种自我实现理论。因此，它是彻底反二元论的”。注136既然终极关怀可从精神推出，理性和信仰再次达到统一。因此在黑格尔哲学中，康德哲学的基本精神(对工具理性的肯定等)已被颠覆。(注意：德国观念论对工具理性的批判，仅仅局限于哲学而非普遍文化价值，即并不意味着路德教放弃信仰和理性二元分裂的工具理性原则)

我们知道，新柏拉图主义或亚里士多德哲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观念一元论，而工具理性正是建立在唯名论对经院哲学(信仰与理性统一的一元论)的否定之上的。黑格尔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回到新柏拉图主义，但它是一种和托马斯主义完全不同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思想。它之所以产生，这是因为德国在宗教改革后一直没法建立统一的现代社会，唯有文化民族主义才能实现现代价值和社会耦合，一旦精神成为先于世界之存在，民族文化作为精神之载体，民族国家也就可从作为理性之最高实现了。

黑格尔认为，当精神(观念)创造出与它相对应的现实后，精神还能再一次对这被创造的现实进行反思，产生对上述过程的自我意识，这意味着更高一级观念之诞生。在黑格尔的模式中，精神不仅是万物之主宰，而且通过反思处于不断演进之中。据此黑格尔提出所谓精神进步的正、反、合、三阶段论(诸如理性的确立、理性的实现或异化、对理性实现的反思使理性达到更高阶段)。黑格尔为了将正、反、合表达为包罗万象之内在发展法则，而把自我矛盾作为其方法论。黑格尔认为，规定性A和它的否定非A是同时存在的。正因为在一切领域对于任何一个规定性Ａ，必定同时存在与其矛盾的非Ａ，这使得这个世界是内在发展的。在黑格尔时代，不可能知道A和非A共存造成的逻辑悖论会对整个理论体系命题论证造成什么后果。今日我们知道，如果允许在一个理论系统中存在悖论，即同时有着自我矛盾的Ａ和非Ａ，那么在这个系统中任何想要的结论均可推出。这一点(后被马克思主义继承)使得理论体系可以抗拒证伪、具有巨大的随时代需要而应变的能力。

在西方哲学传统中，本来就存在否定心物二分(包括信仰与理性)的唯物论。唯物论认为世界是物质组成的，不承认上帝存在。但朴素唯物论不能回答理性在物质世界的位置，十七世纪前只是辅助性观念系统。只有黑格尔唯心主义产生后，一元论才具备与心物二分论理性主义抗衡的力量。故一旦费尔巴哈认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只是物质世界的反映，马克思就立即可以将黑格尔辩证法颠倒过来，系统地把黑格尔对工具理性否定之辩证法和唯物论结合，建立了辩证唯物论哲学。

西方现代价值系统第二个核心是个人权利，以个人权利为正当性最终标准对政治和经济制度作合理性论证，这就是自由主义。十八世纪，充分展开了从理性和个人自主性(拥有财产和追求个人利益的正当性)来讨论相应经济制度之研究，形成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一直是和自由主义共同成长、互相交叉的。洛克、休谟既是自由主义哲学家，亦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基人。个人权利为正当性最终标准，本具有双重含义：第一，和自然权利相对应的自然法是来自于上帝的规定，它和自然法则等价；第二，拥有自然权利的个人就是理性的和追求自己利益的个人。这两个原则转化为市场经济正当性之论证就是经济自由主义。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意味着这两个原则的确立，这既是现代经济学的诞生，亦意味着英国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形成。

众所周知，自亚当·斯密后，经济学家开始将市场法则当做物理定律那样的规律，经济学的目的即为揭示该规律。注137与此同时，人的自主性则主要体现在其经济能力之中。据此，博兰尼认为，经济自由主义有三个要素，一是必须由市场来决定劳动力和商品的价格；二是金本位制；三是货品必须能在国际间自由流通不受阻挠或保护。注138事实上，十九世纪的经济自由主义，还有第四个要素，这就是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继承来的劳动价值论。

为什么这样讲？以个人权利为正当性最终根据有一个基本预设——自主的个人总是可以自己维持自己的生活的。但是当人无财产时又如何维生？为了保证个人自主性这一价值是人人可欲的(即使对无产者也是如此)，必须假定一个人只要具有劳动能力，必定可以在市场中生存。劳动被认为是一切价值之来源，故自洛克到亚当·斯密，都主张劳动价值论。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这四个要素并不是自洽的。它们之间的互动会导致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的产生，从而推出一切权利都是阶级的权利。也就是说，十九世纪经济自由主义的演化，本身就隐含着对个人权利作为正当性最终标准的怀疑和否定。

根据劳动价值论，既然劳动作为市场价值来源，那么工人出卖劳动力即可以获得生活必需的资源。这一理论预设的成立，必须有一个前提，这就是工人一定可以在市场上能找到赖以维生的工作。但这一预设是和经济自由主义的认为市场万能、政府越少干预经济越好相矛盾的。因为价格和工资的刚性(价格和工资不能无限制地降低)，必然出现非自愿失业(特别是经济不景气时)。只要失业工人多到一定程度，市场社会即发生大量工人无法维持自己生活的情形。而在不受干预的市场经济中，该情况一定会周期性地发生，这就是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出现周期性生产过剩。

众所周知，随着贫富差别拉大，会导致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因为金本位制，货币的供给量受到限制，经济自由主义又不允许国家用增加公共开支以刺激有效需求，其结果必定就是同时发生周期性生产过剩和大量工人找不到工作。这时，如果仍坚持劳动价值论，就只能接受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即资本家剥削了工人的剩余价值，使工人的收入不足以购买他们创造出来的社会产品。本来市场分配基于自主的个人自愿交换，它无疑是正当的；而剩余价值论证明交换中存在剥夺，这就等于指出现代市场经济不具正当性。为什么基于个人权利的自愿交换会是不公正的呢？唯一的解释是一切权利都是阶级的权利，也就是说，个人权利再也不是普世价值，当然亦不是现代社会制度的正当性最终标准了。整个自由主义的基础面临被颠覆的危险！

由此可见，十九世纪的经济自由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自我否定的悖论。一旦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受到怀疑，作为现代社会组织蓝图的社会契约论就会开始崩溃。注139本来根据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合理的社会不是有机体，而是个人之间契约的产物。当社会契约失去了正当性之后，随着现代经济危机出现，重返社会有机体的呼声日益壮大，这就是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潮。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何马克思主义第三个来源是空想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源于工业化过程中社会有机体解体而导致的贫困问题，特别是形成赤贫无望的无产阶级。所谓乌托邦社会主义均为各式各样重建无产阶级社群之尝试，如欧文(R. Robert Owen，1771~1858)建立工厂、消费和教育一体化社会之思想就是其中之一。

《共产党宣言》列举了三种社会主义，指出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都是反动的，因为它们代表着对已过时的社会有机体之缅怀和反对工人革命，而批判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是空想的。注140马列主义之所以视其为空想，是因为主张用科学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来代替它，这一理论中暗含着用另一套组织机制(道德意识形态共同体)来重建新式的社会有机体。因此，马克思主义第三个来源中包含着对现代性第三个核心观念的否定，个人并不是先于社会的，未来社会必须对自我认同的第二个层面重新界定。或者说，现代社会整个认同结构都是被商品社会异化了的，民族更是无意义的。人类必须形成全新的自我意识，马克思称之为人的解放。这里，既存在对传统认同的否定，也是对现代民族认同的批判。本来民族是在人被作为individual时对“我们”的定义，自由主义的传播与民族主义并行不悖，如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1805~1872)认为民族的解放就是个人权利的普遍确立。马克思主义既然否定个人权利的终极正当性，又将黑格尔主义颠倒过来，故主张工人无祖国。一种超越民族主义、主张社会高于个人的彻底的世界主义之学说出现了。注141

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它集中地反思并批判了现代价值的所有要素，还在于将其铸造成一个宏大而看上去一致的理论体系。注142首先，他将黑格尔辩证法颠倒过来，用矛盾斗争、否定之否定作为解释宇宙演化的法则，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然后将这种物质发展观运用到人类社会，得到历史唯物论和阶级斗争之理论。历史唯物论主张经济决定论，认为人类的经济在不断发展中。政治和文化只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它们必定也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然后，马克思用唯物史观来解剖资本主义社会，这就是剩余价值论。它是论证现代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之根据；最后推出科学社会主义，即经过无产阶级革命，一个完美的共产主义社会就会来临。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将对西方现代性否定之诸因素组成一个互相说明的整体，故它构成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为深刻的批判体系，我们可将其视为全面反思现代社会巨镜的树立。正如伯林(Isaiah Berlin)所说：“这一最终完成的体系是一个巨大的结构，无法对其进行直接攻击，它包含了意在对付敌人拥有的已知的每一件武器的材料。它对朋友和敌人一样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对社会科学家、历史学家和批评家。它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改变了人类思想的历史，即自有了这个体系后，某些东西就再也不可以振振有词地说出来了。”注143

只要认真思考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就会发现辩证唯物论、经济决定论和剩余价值说之间并无逻辑联系。因为从辩证唯物论推出经济决定论，需要一个前提，这就是把经济等同于物质。而这只是语言含混带来的模拟。从经济决定论进一步推出剩余价值说必须依靠劳动价值论，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并不正确。马克思主义使用了黑格尔哲学方法使得其论证含混，推导具有任意性。换言之，正是由于其逻辑的不严密，使人们觉得三者组成一个能解释一切的体系。当然，如果不讲究思想体系的整体性和预见性，同样可以对经济自由主义、工具理性和民族主义进行反思和批判，并用相反的价值取而代之。故在马克思主义周围的是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它们共同构成平等高于一切的思潮。并据此产生了对不平等给人类带来的苦难激烈的批判和对现代性铁笼的反抗。“总的说来，它构成了迄今表达出来的最令人生畏、最持续恒久、最雄辩有力的控诉，反对整个社会秩序，反对它的统治者、它的支持者、它的理论家、它的自愿或非自愿的工具，反对一切使自己的生活和它的生存息息相关的人。”注144

作为现代性批判者的马克思主义是成功的。但十九、二十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的功能远不止此，它直指一个具有无比魅力的“现代社会之后”的理想世界。当乌托邦的社会蓝图被认为是科学的时，它必定转化为人类大规模的社会实践，主张建立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另一种现代社会的尝试出现了。然而，正如镜子的功能本是让照镜者意识到自己的缺陷，反思之巨镜是不能脱离其反思对象而存在的。根据镜子想象的图景去建立了另一种不同形态的现代社会，并不能保证该社会允许科技无限运用和经济超增长，也就是说它不一定能同现代资本主义竞争。其失败反而会导致反思现代性巨镜的粉碎，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类将面临思想死亡和批判意识丧失的时代。

第十章  在俄国革命的背后

马克思主义转化为大规模社会实践的前提：社会现代转型导致社会整合危机——社会整合解体的两种类型：中国和俄国——依靠扩张的帝国：俄罗斯帝国的社会结构——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同和异——帝俄的国家汲取能力——贵族和农民的极度不平等——为什么俄国知识界对马克思主义情有独钟——军事失败和改革之间的关系——米尔解体和泛斯拉夫主义——俄国推行君主立宪和中国预备立宪的差异——第一次改革的经济成果——农村的危机——日俄战争和斯托雷平改革——罢工和军队不服从：社会解体的象征——走向战争的动力——马克思主义与俄国社会的再整合——什么是列宁主义——二十世纪初中国和俄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共同点——必须研究现代社会结构两个层面的互动

马克思主义在何种情况下才能转化为追求另一种现代社会的实践？我们认为，它通常有两个前提：一个是前面讲过的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发生社会整合的解体，另一个为存在用意识形态(或准意识形态)整合政治社会的传统。在轴心文明中，东正教的俄罗斯帝国和以儒家伦理为政治意识形态的中国都具备这两个条件。本章主要以俄国为分析例子来展开有关讨论。一方面，这是因为中国接受马列主义过程是在俄国革命影响下发生的，它比俄国复杂，涉及中国独有的文化融合传统。我们必须在另一本专门著作中进行剖析。另一方面，二十世纪初俄国用马列主义建立另一种现代社会的尝试对现代社会结构造成的冲击远比中国革命来得巨大。

俄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尝试比中国早半个世纪。基于俄罗斯帝国的特殊形态，对外战争的胜负常常是鉴别其是否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的标志。正因为如此，俄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必然地和对外战争胜败相联系。这样，俄国学习现代民族国家的失败亦产生了世界性影响，成为马克思主义实践的开始和传播的中转站。也就是说，俄国社会转型直接影响到现代社会双层次结构的稳定性。为了讨论俄国社会转型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我们必须先花少许笔墨分析俄罗斯帝国的社会结构。

图五  帝俄的扩张(1550~1660)

正当现代社会在西方起源之际，俄罗斯帝国兴起。注145图五反映出俄国自1550年至1660年这一百多年间版图的迅速扩张。注146在版图扩张的背后，是一种十分独特的社会整合方式的形成。值得注意的是，该社会整合方式和中华帝国存在若干相似之处。我们在《兴盛与危机》一书中曾指出：中国传统社会之所以能实现辽阔农业社会的整合，是因为建立了以王权为中心的大一统官僚机构、绅士在县以下的自治和家族组织这样的三层次的社会结构。注147其独特之处在于：家族作为社会基层组织，绅士作为县以下自治构成社会组织的中层，有效地把以皇权为中心的官僚机构(上层)权力同基层家族组织结合起来；儒家意识形态在维系王权、绅士和家族三个层次整合中起着关键作用(图六)。

俄国在十六世纪建立起幅员辽阔的农业帝国，其奥秘也在于形成了皇权(官僚机构和军队)、服役贵族(领地的管理者)以及基层农村公社(米尔)的三层次结构(图七)。帝俄社会结构的上层是以沙皇为中心的官僚机构，它透过服役贵族这个中间层次统治农村基层社会。皇帝为了让贵族为其服务(包括扩张领土)，赐给贵族一定的封地。俄国军功贵族得到的封地与西方领地完全不同，称为米尔(Mir)；米尔为俄国特有的农村公社。注148虽然米尔名义上是属于服役贵族(米尔的农民都是贵族的农奴)，但严格说来服役贵族不具有米尔土地的所有权，而只能掌握部分米尔的农产品作为自己的收入。米尔土地属于国家。米尔成员虽由服役贵族(公社主)管理，但必须共同劳动，向国家提供税收和兵源。他们要分别为国家、军功贵族(公社主)及村社管理者交税。

将图六和图七相比较，就可以看出帝俄社会整合层次和结构在整体上同中国传统社会有类似之处。但三层次的每个子系统却存在重大差异。首先，米尔与中国的家族不同。中国的家族是由祠堂、族谱、族田组成的想象的血缘共同体，由一群住在同一个地方的有共同祖先(同姓)的人组成，并从中推举族长。家族虽有公共的田地和某种管理族人的权力(具有基层政府的功能)，但每个核心家庭各自却是经济独立的，实行私有制，家族并不是统一的经济单元。米尔则完全是一个集体所有制的单位。其土地公有，定期重分；实行连环保，即贵族所收的税金由公社统一支付，而不是每家每户自己上缴；如果有哪一家逃税，就由公社共同承担租税。米尔还实行土地共同耕种，强制性聚居和村社民主。注149换言之，中国基层社会组织是实行私有制，而米尔是集体所有制，甚至是公有制(全国土地实为沙皇所有)。正因为如此，俄国中央政府对农业剩余的汲取能力远比中华帝国要高。

第二个基本差异是社会整合的中层。十九世纪末，俄国总共有35万个米尔。这意味着其管理者共有一百多万至数百万人(包括其家族)，帝俄的中层人数虽然和清代绅士人数差不多。但是帝俄的服役贵族与中国传统社会绅士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中国绅士大多身兼族长，是基层组织的利益代表。而服役贵族作为米尔的统治者，和米尔组织既无血缘关系亦不代表村社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利益。此外，中国的绅士属于士大夫阶层，是儒家伦理的载体，作为社会的精英分子，协助政府管理地方事务。他们本身并不是官僚机构成员，往往是地主、文人，亦可以经商。而服役贵族只为沙皇服务，以祈沙皇赏赐他们米尔，即帝俄官僚机构和国家军队远比中国庞大。而且俄国贵族经商的兴趣很少，在社会的现代转型中，他们多转化为知识分子和文学家，而不是成为商人，亦不能代表地方利益。

第三个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差别来自将三个层次互相整合起来的文化价值系统。儒学依靠忠孝同构，将家庭伦理外推出王权的正当性，可以将三个层次整合起来。一旦忠和孝断裂，儒家伦理被限定在家族内部(私领域)有效，皇权的正当性不再由儒家伦理推导出来，这时容易形成政治理性(公理)和终极关怀(儒家道德)二元分裂的意识形态，它和西方工具理性形成时信仰和理性的分裂同构。在中西二分的二元论意识形态中，由于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已退出政治制度正当性论证，它可以作为民族认同符号，形成文化民族主义。皇帝也不再是民族文化的代表，建立的民族国家不属于日本、德国类型。也就是说，绅士阶层在公共领域引进西方现代价值时，可以颠覆王权，建立儒学式公共空间或共和国。

俄国维系沙皇、服役贵族、米尔三个层次的整合的是东正教。沙皇被认为是宗教最高首领，特别是农民视沙皇为君父。天主教实现了希伯来精神(一神信仰和救赎)和古希腊理性主义(主智认知精神)的结合，注150而东正教只有希伯来精神，没有包含古希腊理性主义和罗马的法律传统。注151东正教要实现终极关怀与理性的二元分裂甚至比儒学还要困难。注152这亦构成了俄罗斯特有的思想方式，主张人可以通过冥想接近上帝。这种寻找救赎的方式和天主教差距极大，和新教更是南辕北辙。在思维结构上，它有点类似于黑格尔的观念一元论。注153据此，以东正教为背景的民族主义只能是泛斯拉夫主义，沙皇仍是民族国家的代表，其建立的民族国家属于德意志帝国及日本同一类型。

由于中、俄社会整合三层次结构的相似，使得这两个社会现代转型过程表现出某种类似性，这就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中会发生社会整合危机。而且，因两国都缺乏(天主教传统社会具有的)法治传统，意识形态或宗教本来在整合传统社会上、中、下三层次中就具重要功能，注154当社会整合被摧毁时，都可以用新意识形态建立党国，重新实现社会整合。然而，中、俄社会结构三个层次中每个子系统和文化价值系统的巨大差异，又使得它们的社会现代转型方式、建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态以及社会整合危机发生的原因都有极大不同。

俄国因其特殊的米尔制度使得国家具相当大的汲取能力，可以利用农奴制经济的剩余推行国防现代化。这使得俄国面临西方现代社会冲击初期，在保持其原有社会结构不变前提下的国防现代化相当成功。我们在《开放中的变迁》一书中指出，晚清三十年洋务运动的目标正是在保持原有社会结构不变前提下推行国防现代化，但国家汲取能力太低，中央政府只能拿到农业剩余的百分之四还不到，建立现代国防如无根之木。注155俄国情况完全不同，早在十七世纪末，俄国已感受到西方最早现代社会的军事冲击，因米尔可以向国家提供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农业剩余，俄国建立了强大的军队和国营工业，这是中国洋务运动可望而不可即的。注156十八世纪，俄国打败瑞典成为欧洲军事强国；十九世纪初，俄国又在对拿破仑的入侵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国防现代化的成功使得俄国社会现代转型要等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即在西方民族国家普遍建立全球化不可阻挡时才感到有进一步改革的必要。

米尔制度固然可以使俄国有效地榨取农业剩余，将其转化为国防和工业投资，但代价是农民被严格禁锢在集体所有制的村社中，生活极其悲惨。它造成贵族和农民之间严重的阶级对立。众所周知，在吸收西方文化的贵族中，出现了俄国最早的知识分子。注157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不满沙皇专制，同情米尔制度下的农民，这一切都促使民粹主义在知识界的传播成为俄国独特的近代传统。

我们必须意识到，类似于洋务运动的国防现代化无论怎样卓有成效，由于没有实现社会转型，迟早不能应付全球化冲击。在中国，甲午战败宣告洋务运动破产拉开传统社会现代转型的序幕。1854~1856年，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战败，暴露了保持原有社会结构不变前提下军事现代化和官办现代工业的弊病。军事失败亦是俄国力图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开始。克里米亚战争中死亡了60万人，其中一半是俄国人，它对俄国统治阶级造成了巨大的思想冲击，他们终于认识到，如果不学习西方现代政治经济制度，再也不能保持昔日的霸权。注158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1855~1881年在位)推行改革，这是俄国力图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转变。

对俄国而言，所谓社会现代转型，是指将沙皇帝国转化为现代民族国家。它包括在农村推行私有制，并将服役贵族转化为现代科层制官僚机构。其前提除了引进西方现代价值外，最重要的是东正教退出政治社会制度的正当性论证，将沙皇、军队和官僚机构的统治合法性建立在民族主义之上。这正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泛斯拉夫主义在俄国兴起的原因。注159

所谓泛斯拉夫主义，强调斯拉夫人和相应文化的优越性，沙皇被视为斯拉夫文化的代表。泛斯拉夫主义和德国文化民族主义(泛日耳曼主义)一样，都指向建立第二种类型的民族国家。表面上看，只要随着泛斯拉夫主义普及，帝俄整个统治结构的正当性可以平稳地从东正教转移到民族主义之上。然而，事情不那么简单。问题在于，东正教和德国新教不同，不存在individual“个人”观念，亦不接受理性和信仰二元分裂。本来东正教是维系米尔作为一个有机体存在的根据，一旦统治正当性转化为民族主义，米尔面临瓦解，俄国农民又很难接受契约社会的正当性；又由于帝俄一直没有法治传统，这就造成一旦基层社会有机体解体，整个俄国将面临严重的社会整合危机。

正因为如此，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改革是不彻底的。民族主义虽然兴起，但东正教并没有退出政治和经济制度正当性论证。废除农奴制只是解除米尔农民对服役贵族的义务，并没有破坏米尔结构。1861年的改革产生了两个结果，一是大量贵族分得米尔部分土地，将其据为私有财产；二是米尔村社成为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的一部分。在此基础上，1874年实行军队改革，实行义务兵役制，使得国家可以更方便从米尔中征兵。由于服役贵族与米尔的分离，贵族不再是村社主，这为贵族大规模转化为经营地主和知识分子准备了前提，它亦导致俄国现代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增长。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概括的：“铁路建造从1861年的1500公里扩充到1890年的30，500公里。同样的，1860年到1890年间，工业劳动力增加超过了一倍，达到150万人。扩张中的绝大部分来自于私人企业——特别是铁路建设……政府在计划与财政上有主导地位；强调工业上的资本财而非消费财；资金的来源来自对已负担过重的农民抽重税；鼓励外资大量投资……计划的核心是铁路建设的庞大扩张……横越西伯利亚所需的大量炼钢与采煤工业，在整个工业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地位。”注160

另一方面，村社土地由于贵族变成地主而减少，面对国家的榨取，俄国米尔农民生活更为悲惨，不平等和阶级对立更为严重。由于贵族向地主、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转化，在俄国民族主义兴起的同时，是俄国知识分子阶层的形成。注161因俄国社会比其他社会转型造就了更大的不平等，现代资本主义格外丑恶，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呈现出巨大的说服力，俄国成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温床。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刚产生时，就在俄国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资本论》的翻译。《资本论》出版后一年，即1868年秋天，第一个俄文本就在圣彼得堡出现。马克思知道后大吃一惊，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在等待英译本，但直到去世，这个期望都没有实现。而俄国读者则频频地和马克思通信，成为他的信徒，询问在俄国有否可能跳过资本主义进入共产主义。注162翻开俄国近代史，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和俄国知识分子的成长同步。这一切都为马克思主义转化为大规模社会实践准备了前提。

正因为1860年的改革并没有实现社会现代转型，俄国仍然不能与新兴民族国家竞争。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俄国再次战败。统治阶级终于意识到，再不废除米尔制度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俄国将无法立足于现代世界，于是进一步加快了改革的进程。1905年，沙皇召开国会(杜马)，这和当时清廷预备立宪类似，是进一步迈向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改革。但俄国和中国预备立宪的不同在于：中国是绅士公共空间的形成，几乎所有绅士(社会中层)都参与其中，成为立宪主体；而在俄国，并没有形成精英阶层的公共空间，对泛斯拉夫主义而言，沙皇是当然的立宪主体。因此，帝俄的专制统治没有丝毫松动，无论是杜马的权限，还是参加杜马的人员，都受到严格的限制。俄国根本不可能发生社会中层请愿要求开国会，甚至不服从中央以至于颠覆王权这样的事件。因此，日俄战争后，俄国的改革，只是进一步将沙皇和官僚统治正当性从东正教转向泛斯拉夫主义。其结果是米尔完全破坏，俄国出现社会整合的解体。

对比一下中华帝国和俄罗斯帝国解体方式的差别是意味深长的。中华帝国社会整合的解体是由于绅士公共空间扩张的结果。清廷的废科举和预备立宪导致绅士的城市化，即图六中社会中层的上移。它虽造就了中国第一次现代化高潮和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但从社会整合上来看却是扩大的绅权颠覆王权(中央政府)和社会三层次整合的断裂。中国面临军阀割据和严峻的社会整合危机。注163俄国的改革在导致社会整合之中层和基层解体方面与中国类似，但不存在中层上移颠覆王权问题。这样，社会整合危机必定与对外战争失败有关，即俄国社会现代转型中的社会整合危机和中国不同，表现为对外战争引发的沙皇权威崩溃和基层社会骚动的互动。

该互动过程开始于日俄战争俄国之战败。注1641906年斯托雷平(Peter Stolypin，1906~1911任首相)的农业改革出台，强迫废除村社，把它转化为贵族和地主的财产，没有钱和地的农民被赶出家园，这实际上是把农民从村社控制下解放出来。改革一度使俄国的工业产生了很大的奇迹。1907~1914年俄国的粮食产量超过了美国，成为欧洲的粮仓。但是，随着公社的解体，社会整合危机发生了，工人罢工、农村骚动此起彼伏。大量无地农民成为基层革命的动力，国家只能依靠强大的军队镇压来实现控制。

本来东正教是沙皇统治的正当性基础，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必须实现政教分离。为了强化统治的正当性，只能将沙皇专制的合法性完全基于泛斯拉夫主义。这产生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即任何斯拉夫民族的解放都和俄国有关。也就是说，以解放斯拉夫民族为名的对外战争，亦成为展现俄国民族主义、巩固俄国成为第二种类型民族国家必要的证明。俄国内部社会整合危机越深重，沙皇越需要在捍卫泛斯拉夫主义的对外战争中凸显民族主义，为社会整合提供凝聚力。这使得俄国更深地卷入欧洲国际纷争，这些纠纷是信仰东正教的斯拉夫人建立民族国家引起的。我们在下一章将指出，它直接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旦战败，其对整个社会的冲击亦更为猛烈。1914年，俄国因巩固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需要参与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战争第三个年头即1917年春天，俄国估计有600万~800万人阵亡、受伤或被俘。注165军事的失败直接否定了沙皇的统治权威，导致1917年的革命。    沙皇权力崩溃源于基层社会暴动(层出不穷的罢工和游行示威)和军队的不服从。前者出于社会有机体的解体，后者则表明当战争失败时泛斯拉夫民族主义再也不能给沙皇以正当性支持。1917年年初沙皇被迫退位后，由国会建立临时政府。无论立宪派的临时政府多么软弱，仍不敢宣布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停止战争意味着放弃民族主义对其正当性的支持。从这一意义上讲，十月革命取代二月革命是历史的必然。与德国签订单方面丧权辱国的和约，为俄国民族主义所不容；因此只有新的意识形态成为政治社会制度正当性时，退出战争才是可能的。而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其实，自1906年俄国开始陷于越来越严重的社会整合危机时，已经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的知识分子阶层，它使得利用新意识形态整合社会成为可能。虽然马克思主义早已为建立另一种现代社会提供了蓝图，但新意识形态整合社会必须依靠列宁主义政党这种组织方式，它恰恰是在这段时间内被发明的。所谓十月革命确立苏维埃政权，本质上是用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政党(其成员主要为知识分子和工人)组成官僚机构、统率军队先整合社会中上层，然而再深入农村，并再次利用传统农村的有机体(米尔制度的复活以及它的变构即集体农庄)实行社会整合。为了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俄国社会整合的需要，必须对其进行发展，产生了列宁主义。

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涉及社会整合具体模式，但既然反对社会契约论，就只能回到社会有机体。因此，当马克思主义转化为建立新社会实践时，必然和各式各样传统社会原有的整合方式结合。在中国，它吸收了儒家意识形态整合社会的方式；在俄国亦只有结合东正教社会整合结构，特别是将十九世纪民粹主义政党整合社会的主张和米尔传统吸收进来，这就是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它是1906年以后才逐步成熟的。注166

列宁主义包含了三个基本要点：一为帝国主义说，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它一定会引发世界大战。这实为运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说来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注167列宁主义的核心在于第二要点，即建立无产阶级先锋队，也就是列宁主义政党。列宁高度强调列宁主义政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重要性，主张用其领导革命建立新型的一党专政的现代国家。1847年到1848年间，马克思受魏特林(Weitling,Wilhelm,1808~1871)和布朗基(L.Blanqui，1805~1881)的影响，一度相信无产阶级革命可以由经过训练的革命家推动，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放弃了这个想法。所以列宁主义政党和马克思主义基本上无关。

列宁主义政党的组建，在相当程度上受列宁哥哥的影响，即继承了民粹主义的遗产。注168列宁将民意党改造，提出由知识分子组成的职业革命家来领导革命的想法。1902年列宁出版了《怎么办》，该书为这种组织的意识形态根据作了有力的论证。他这样写道：“掌握科学利器的，不是无产阶级，而是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因此，目前的首要急务是把工人革命转变成以党活动为主的知识分子革命(我们特别强调‘以党活动为主’，否则的话，这种转变就没有意义)。”注169

列宁主义第三个要点是土地国有化。表面上看它是从马克思主义推出的，其实俄国马克思主义并不主张土地国有化。在沙皇时期，土地实际上是国有的。社会民主党反对沙皇，因此是否定土地国有化，主张发展资本主义。1906年，列宁回到了民粹主义的主张，认同土地国有化立场。十月革命后实行的所谓土地国有化，实为让农民自行占取富农和贵族的土地，恢复了传统的村社。注170在政权稳固后，苏联将传统的村社(包括私人家庭农庄)转化为国家控制的35万个集体农庄，注171以便国家可以有效汲取农业剩余，推动进一步工业化。集体农庄的数目以及它在社会整合中的功能和米尔如出一辙，这实际上是表明苏联恢复和原有米尔同构的制度。它十分典型地反映了在社会整合危机日益严重时，俄国原有的社会整合方式是如何为新意识形态实现社会整合提供组织模式的。

由以上分析使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和俄国传统社会在现代转型过程中都曾出现社会整合的破坏，当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发生社会整合解体时，用新意识形态整合社会是这两个社会面临的共同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五四”以后“以俄为师”，正好显示出中国对社会整合危机反应与俄国的类似性。其实，用意识形态及其政党重组社会，不仅出现在俄国和中国，甚至发生在“一战”后的意大利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的德国等。正如“五四”后中国社会的再整合有着传统王朝更替的影子一样，受东正教影响的民粹主义成为孕育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模式就一点也不值得奇怪了，苏联同样存在帝俄社会整合的影子。批判社会契约论一定会导致现代思想和传统社会有机体观念互相结合，使得传统深层结构以旧瓶装新酒方式复活，创造出种种看来似乎是全新的社会组织方式。

二十世纪初，俄国社会现代转型导致的社会整合危机对世界的影响远比中国巨大。其原因除了苏联建立了第一个另一种形态的现代社会外，还在于俄国民族主义(泛斯拉夫主义)的兴起使得它同对外战争存在不可隔断的联系。也就是说，二十世纪初，正当人类各大文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趋于实现之际，现代社会两个层面的互动亦随之开始，人类进入现代社会结构自我调整的极端年代。其标志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第十一章  现代价值的危机和第一次全球化的终结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系统论解释——泛日耳曼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的冲突——为什么国际法失效——殖民地和秘密外交——霸权消失后的民族国家结盟——扰动被无限放大——现代社会结构第二层面的不稳定性——百年和平的终结——巴黎和会：力图重建一战前的世界秩序——现代社会第一个层面的问题——有效需求不足和周期性经济危机——贫穷和失业对现代社会组织蓝图的挑战——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经济自由主义的失效——个人权利可欲性前提的破坏——现代社会结构自我调整的两个方向——现代性起源国家的反应——福利国家和美国新政——个人权利被颠覆的结果——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

二十世纪历史研究中最不可思议、至今仍为不解之谜的，是为什么会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6月28日，一位塞尔维亚十九岁的学生普林西比(Gavrilo Princip)枪杀了奥国皇位继承人裴迪南大公(Archducke Franz Ferdinamd)。由于这一个别事件，两个月之内，奥国、俄国、德国、法国、英国等都先后卷入了战争。现代社会在数年之内发生了空前的浩劫。在此之前，找不到任何即将爆发世界性战争的迹象，大战亦没有对参战的任何一方带来预期的利益。它使人想起自然界颇为奇特的紊乱(chaos)现象：某处一只蝴蝶拍动翅膀结果引起席卷整个大陆的风暴。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正是现代社会结构第二层面中的chaos(紊乱)。微小的扰动启动了国际秩序中类似于多米诺骨牌倒塌的效应，其结果是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全球化太平盛世的终结。

我们在第六章指出，互相维系的各子系统在互相作用的因果长链中，chaos(紊乱)的发生意味着系统稳定性破坏。chaos(紊乱)形成机制本质上是自为因果或互为因果的关系(它表现为互相作用的非线性过程)对扰动结果一步一步乃至无限制地放大，其后果往往是旧结构解体、新结构形成。我们在第四章指出，世界秩序由现代社会双层次结构决定。事实上，只要分析二十世纪初现代社会结构第二个层面的变化就可以理解chaos(紊乱)是如何发生的。

根据现代社会组织蓝图，其第二层面结构(图二所示的三个互相维系的子系统)本应形成内稳态，即不仅三个子系统每一个是稳定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必须有助于国际秩序的稳定性。例如国家主权和个人权利同构，代表民族国家的自主性(民族国家有权自行制定本国法律，有如独立个人处理个人事情那样管理国内事务)，正如个人权利不应互相矛盾一样，一个主权国家不得干预另一个主权国家，侵犯别国利益。民族主义对世界秩序的想象应该是自洽的。又例如与个人之间通过契约合作以增加各自利益类似，民族国家亦可签订条约甚至建立契约共同体，国际法保证这些结盟与条约不会互相冲突。至于各国之间的贸易基础是互利，金本位制维系货币信用的稳定，全球市场组织本身也是自洽的。换言之，主权观念(民族主义对世界秩序的想象)、国际法约束下的国家之间关系、国际贸易这三个子系统互相紧密关联，它们的耦合应该有助于世界秩序的稳定性。

然而，随着十九世纪全球化的展开，一个又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出现了多种类型的民族主义；第二种类型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就可能互相冲突，即不一定是自洽的。例如泛日耳曼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都把本民族视为最优秀，在其理念中各民族国家并不平等。又例如日本民族主义对世界秩序的想象不是国际法统治下的民族国家集合，而是与西方并列的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东亚共荣圈。而且，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起，民族国家之间的军备竞赛开始了。注1721880~1913年间，德国常备军由42万扩张到87万，法国由50万增至80万，俄国由80万扩至230万，仅陆军就有140万。奥国由27万增至80万，意大利亦由20万增加到35万。扩军既是民族国家捍卫主权力量的加强，亦是民族主义支配下的现代化竞争，只要民族主义作为至高无上的价值，它是不可阻挡的。换言之，随着民族国家的现代化竞争，不同民族主义对世界秩序想象的不一致有可能演变成日益严重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

当个人权利(自主性)之间发生冲突时，唯有法律才能保证社会秩序。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亦必须依靠国际法，而在现代社会结构第二层面很难做到。我们不要忘记，国际法本来自自然法，它是天主教现代转型的产物，国际法的权威原则上只在基督教世界才有效。随着越来越多非天主教传统社会转化为现代民族国家，国际法不再有约束力。上述第二层面的结构稳定性开始破坏。

事实上，正如法律维系秩序需要执法机构存在一样，国际法的实行需要世界政府(由所有民族国家一起立约建立的政治共同体)，在它被有意识地建立起来之前，世界警察所依靠的是现代性起源社会(大英帝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或某种世界性霸权。随着法国、德国、美国和日本的相继崛起，大英帝国霸权受到挑战。保持国际和平不得不依靠大国形成力量均势。于是，民族国家越来越注重同盟关系。变动中的结盟固然有助于维系均势，而一旦两个国家发生战争它亦会导致盟国纷纷卷入，将国与国的冲突转化为世界战争。此外，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贸易体系亦产生了新的问题，这就是殖民地争夺。十九世纪有相当多非西方传统社会现代转型是被动的，它们先沦为西方殖民地，即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均无自主性。西方列强将其视为原料产地和自己的市场。具有这种帝国主义心态的列强之间，极易因争夺殖民地发生冲突。注173特别是德国和日本这些新兴民族国家，感到原料产地及商品市场不足时，认为这是源于英国和法国这些老牌现代民族国家的先下手为强。总之，鉴于图二中三个子系统及其相互关系的上述变化，二十世纪初，世界秩序已孕育着chaos(紊乱)发生的可能性了。

综上所述，二十世纪初，现代社会结构第二层面三个子系统已和图二(理想状态)不同。世界经济(秩序)子系统中帝国主义成分日增，国家主权子系统相应各类民族主义互相冲突，即阿伦特所说的各种“泛某某”运动(泛日耳曼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为其典型)和大陆帝国主义兴起相呼应，注174而国际法让位于大国结盟。由这样性质的三个子系统组成的整体终于成为微小扰动的放大器。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刺杀奥国王储事件是如何引发世界大战的。二十世纪初的奥匈帝国本是一个多民族的联邦，而塞尔维亚则是斯拉夫人的民族国家，其民族主义的目标是建立包括巴尔干半岛所有斯拉夫人在内的国家，这无疑会导致作为多民族联邦的奥国解体。早在1878年奥匈帝国为了保护联邦的稳定，曾托管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成为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目标的主要障碍。本来对世界秩序而言，恐怖主义刺杀只是一种微扰，但在泛斯拉夫主义勃兴背景下，奥国认为这是对其生存之挑战，决定一举解决塞尔维亚问题。微扰被放大为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

一般说来，只要全球民族国家秩序是稳定的，国与国的冲突通常会迅速平息，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亦不算大事。十九世纪的战争有两类，一是频频发生的民族独立，二是现代民族国家对传统帝国的冲击和争夺殖民地引起的战争。它们都没有导致世界秩序的崩溃。但到二十世纪初，由于现代社会结构第二层面的变异，使得奥国和塞尔维亚之冲突很快被放大。首先，因俄国的民族主义为泛斯拉夫主义，支持塞尔维亚扩张不仅有助其达到本国利益，而且可以转移国内视线克服统治危机。虽然战争不一定给俄国带来经济利益，但在1914年内部极不稳定的前提下，民族主义者一直在寻找合适的对外战争以便用泛斯拉夫主义巩固日趋削弱的政府权威，故俄国一定会出兵帮助塞尔维亚。注175为了遏制俄国卷入奥国和塞尔维亚的冲突，奥国向德国求助以牵制俄国。在泛日耳曼主义中，德奥有着比一般民族国家同盟更深的关系。德国远没有估计到泛斯拉夫主义对保持帝俄统治合法性的重要，反而以为俄国内部不稳定不会参与支持塞尔维亚的战争，于是就给奥国开出无条件支持的空头支票。在此条件下，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

我们可以看到，本来为了保持力量均势，以维系国际秩序的国家同盟关系，现在反而成了扰动的放大器，它启动了各国参战的连锁效应。奥国向塞尔维亚宣战两天后，7月30日俄国总动员，出兵援助塞尔维亚。8月1日德国不得不向俄国宣战。十九世纪，法国一直是俄国经济现代化的主要外资来源，法俄同盟极为重要。法国可以不管1904年的日俄战争，但不能不理会德国向俄国宣战。因自普法战争后，法国和德国就成为宿敌，法国只能依靠和俄国结盟才有可能拿回失去的领土，法国立即支持俄国。德国早有经济上被法国和英国封锁的感觉，于是8月3日又向法国宣战。为了迅速打败法国，必须通过布鲁塞尔直指巴黎，德国在8月4日入侵中立国比利时。英国为了不让德国处于欧洲霸权地位，必须尽可能保持力量均势，只能站在俄、法一方。而且根据1830年保持比利时永远中立的伦敦条约，英国不得不向德国宣战。8月6日奥匈帝国向俄国宣战，8月12日英国又向奥国宣战。日本为了取得德国在中国的利益，实现其民族主义目标，亦于同年9月向德宣战，11月攻占青岛。不久美国亦卷入战争。世界各大民族国家均在民族主义、同盟关系和争夺殖民地利益的支配下，卷入一场事先没有想到而给本国带来巨大牺牲和经济损失的世界战争。在短短四年中，6500万人参战，1000万人丧生，2000万人受伤，损失达1700亿美元。

自拿破仑战败以后，虽不时发生新民族国家独立和殖民地利益冲突而引起的局部战争，但建立民族国家之间的国际秩序及贸易体系一直是世界的主流。1815~1914年这一百年为现代社会结构第二层面结构之成长和全球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博兰尼称其为百年和平。第一次世界大战无疑意味着百年和平之终结和现代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秩序的崩溃。

由于美国参战，协约国力量压倒同盟国，加上同盟国内部的变化如德意志帝国爆发革命以及奥匈帝国解体，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方取胜结束。1919年1月各国在巴黎召开和会，签订凡尔赛和约等一系列条约，力图重建世界秩序。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原则，主张用公开立约代替秘密外交，要求裁军、民族自决以及商业贸易自由，并建立由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国联(League of Nations Covenant)——来保障世界和平。巴黎和会是想针对民族国家关系中(即我们所说的现代社会结构第二层面)的不稳定性因素，力图消除chaos(紊乱)出现的原因，重建国际秩序。注176然而这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在“一战”期间苏联的建立，世界秩序已不仅仅是如何建立民族国家关系问题，而是出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现代社会之间的对抗。事实上，巴黎和会在重建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同时，亦是围堵苏联，意欲把布尔什维克主义扼杀在摇篮里。梅耶(Arno Mayer)认为1919年即为冷战的开始。注177

事实上，“一战”之后人类再也不可能回到1914年以前的现代世界中去了。除了苏联建立，现代社会结构第二层面(国际关系中)出现了全新的要素外，还在于现代社会结构第一层面亦发生了新问题，其稳定性开始减弱甚至破坏。它首先表现在周期性经济危机愈演愈烈，终于出现对经济自由主义全盘否定的思潮，甚至个人权利这一现代价值的核心都受到怀疑。

早在十九世纪初，全球化刚开始时，人们就发现了一个表面上似乎不可思议的现象：在经济高速发展、社会财富总量不断增长的同时，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严重贫困问题，大量贫民流离失所无法维持其生计。注178经济自由主义将其归之于社会现代转型的不彻底。在传统社会即使很多人生活数据相当缺乏，但有机的社会联系不至于使穷人流落街头。而在完全由个人组成的契约社会中，每个人都只能依赖市场为生。当社会有机体解体而市场机制又不够发达时，就出现了大量穷人流离失所。在经济自由主义看来，工人贫困化是现代市场经济尚未充分发展所致。他们认为，随着传统社会现代转型的完成，市场组织完全代替社会有机体，贫困问题会自然解决。

确实，经济高速增长曾带来了人民生活的改善。例如，在1880年到1914年间，英、法、德等国的购买力几乎增加了一倍。原来的西方工人只能以马铃薯和面包为食，但到后来，工人家庭的餐桌上，已有肉类食物。许多工人可以买得起工厂的成衣，咖啡屋成为工作之余最主要的娱乐场所。注179但是这种生活改善的前提是工人有工可做。一旦工人在市场中找不到工作，便没有什么可以保障他们有吃饭的权利。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周期性经济危机(经济学家称之为“商业循环”)出现了。每当经济繁荣若干年后，大衰退必然来临。这时出现了十分讽刺的局面：物资过剩，工人找不到工作。资本家把大量物资销毁，而工人却没有饭吃，在繁荣时期改善了的生活顿时化为乌有。

在经济自由主义看来，无论是金融恐慌还是生产过剩，都是市场机制进行自我调节的表现，不值得大惊小怪。生产过剩、工资下降之时，亦是物价低廉之际。由于低廉的价格鼓励人民购买更多的东西，不景气过一两年就会过去。注180换言之，根据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市场调节会自行解决问题。经济自由主义对不景气的对策是强调政府不干预、让市场自我完善。它亦可概括为通货紧缩，即缩减政府的耗费以平衡预算，降低产品的价格以增加销路，收紧银根保证国际社会对本国货币的信心以及用金本位制保持国际货币的稳定，等等。

一开始，这一套办法似乎行得通，萧条一两年就会过去。但随着时间推移，经济危机愈演愈烈，复苏日益困难，所需时间亦更长。如1873年，西方发生金融恐慌，德国从1874年至1883年几乎没有经济增长，整个社会大难临头，几乎回到野蛮状态。全靠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各国军备竞赛挽救了大萧条。但到二十世纪“一战”结束，军备竞赛停顿，经济危机再次来临时，比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更为可怕。1929年至1933年，股市暴跌百分之八十五。注181全世界工业生产力降低百分之四十四，世界贸易减少百分之六十五。注182这场经济危机持续了十年之久。1932年，德国有600多万人失业，美国失业人口高达1200万，工业生产跌落了百分之四十七。其中钢铁工业下降了百分之八十，汽车工业下降了百分之九十五。

为什么会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特别是当大萧条来临时，伴随着生产过剩的为什么是普遍的失业？根据凯恩斯主义，经济危机是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和资本边际效率崩溃造成。当经济繁荣时，预期乐观，过分的投资导致生产过剩。与此同时，边际消费倾向降低。特别是因市场分配导致贫富差距悬殊，当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或储蓄相当高)时，社会购买力疲软难以消费生产出来的商品。两者综合效应是经济景气之后萧条的来临。注183而且，工资和价格是不可能无限制地降低的(经济学称之为工资和价格的钢性)，这使得生产过剩时失业大量出现和不得不倒掉过剩商品。

也就是说，只要政府不干预市场调节，周期性的大萧条以及普遍失业(它伴随着无可避免的赤贫)是全球化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产物。事实正是如此，统计表明，自全球化开始以来，无论经济增长多么迅速，总是有三分之一的人生活在赤贫之中。根据1899年的社会调查，英国的约克有百分之二十八的居民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伦敦有百分之三十点七的居民无法达到温饱。1900年左右，即使在最富有的国家里，也有接近三分之一的人在挨饿，注184死在慈善医院或街道上。有一位英国打杂的女佣人，请人在她死后的墓碑上写着：“朋友们，不要为我哀伤，更不要为我哭泣，因为我从此再也不必做牛做马了！”注185当自由而享有权利的个人无法维持生存，终生劳苦而没有一点尊严时，现代价值的意义何在？个人权利还值得留恋吗？

这里，我们看到个人权利这一现代价值的核心在自我实现过程中的异化。如前所述，它本是现代社会和政治制度正当性的最终根据；正因为人们相信该价值，私有产权和市场分配才获得正当性，而政府干预经济被认为是不恰当的，政府的功能被限制在立法保证私有产权，而不能参与分配、影响市场运作和创造总需求。也就是说，现代市场社会得以建立并能有效运行，是完全依赖该个人权利自主性这一价值的存在。然而，当在现代市场中相当多人找不到工作，想出卖劳动力但无法维生时，无疑宣布了市场谋生能力对他们已没有意义，如果再追下去则表明个人权利观念的虚妄。

任何一种价值的有效，其前提是它对每个人都是可欲的。经济自由主义既然把个人权利等同于经济能力，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在市场中找不到工作也就宣布了该价值的不可欲性。法朗士(Anatole France)用一个讽刺来巧妙地表达当工人无法在市场经济中生存时个人权利这一现代价值的荒谬，他说：“在其庄严的平等上，法律赋予每一个人在丽池大饭店用餐和在桥下睡觉的同样权利。”注186这种荒谬，致使人们怀疑个人权利这一现代核心价值是否能作为现代社会和政治制度正当性的最后根据。如果个人权利这一现代价值的核心不是人人可欲的，它亦不再能无可怀疑地作为现代社会和政治制度的正当根据，现代社会基础也因之而崩溃。

让我们分析图一所示的现代社会结构第一层面。现代价值(个人权利)为政治和经济两个子系统提供正当性，维系它们的稳定。如果仅仅只是经济危机，还属于子系统内部的扰动。但大量失业否定了将个人权利等同于经济能力这一十九世纪根深蒂固的观念时，不仅经济自由主义被抛弃，个人权利的意义亦受到挑战。这时价值系统便不能再支持经济子系统，不受干预的市场经济也不再是正当的。图一所示的现代社会结构(第一层面)的稳定性被破坏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正是产生了这一后果。市场经济万能的观念不仅被人们视为荒谬，而且成为绝对的罪恶，思想全面“左倾”，注187这时，现代社会结构第一层面被迫进行自我调整。

从逻辑上讲，为了达到新的稳态，现代社会结构的自我调整只有两种方向。第一种方向是尽可能斩断人的经济能力和个人权利的关系，使得人们对市场分配正当性的怀疑不进一步波及其基础——个人权利。现代性起源国家的反应大多属于此。这时，仍可坚持个人权利是政治制度的正当性根据，支持法治和代议制政治。放弃的只是经济自由主义，国家用行政干预和立法来解决市场出现的危机，保障工人的最低收入，从此开始福利国家和国家对市场的宏观调控。福利国家的最典型例子是丹麦、瑞典和挪威。在这些国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大危机使得社会民主党大获全胜，并从此连续执政40多年。如瑞典的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889年，因部分接受马克思主义对现代市场社会的批判，主张用普选消灭阶级。该党一上台，即扩大公共部门，实行“人民之家”，以尽力做到“全民就业”。

国家干预市场包括将部分企业收为国有和实行宏观调控(控制货币供给、流通总量和制造新的需求)。宏观调控的最典型例子为美国的新政。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的大萧条中，百分之六十的美国家庭年收入不足2000美元，百分之二十一的家庭年收入在1000美元左右，温饱成为严峻的社会问题。1933年罗斯福实行新政(New Deal)，提出改革、复兴和救济三方面目标。国会通过法案保障银行稳定，政府干预农业，拨款33亿美元进行公共工程，解决失业，这是前所未有的对市场经济之干预。罗斯福新政虽有助于克服经济危机，但政府干预经济缺乏理论上的正当性，故在自由主义看来，新政是对个人权利的侵犯，是披上自由主义外衣的法西斯主义。1935年联邦最高法院判决“国家工业复兴法”违宪，1936年又宣布“农业调整法”违宪。注188

另一种可能是否定个人权利是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正当性根据。本来，个人权利、工具理性和民族认同一起构成现代法制社会的基础；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都是个人契约的结果，个人交出部分权利形成公共权力，代议政治具有无可辩驳的正当性，民族主义在个人权利为正当的约束下只表现为争取民族自决和主权以及对立宪主体的限定。虽然，第二种类型民族国家把国家视为某种超越个人的共同体，但立宪和法制是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必须具有的，一旦在现代性三要素中抽掉其核心价值——个人权利，民族主义和工具理性立即畸变，法西斯主义产生了。

只要政治组织不是个人契约的产物，它必然是有机的整体或别的什么。其正当性基础又来自何方呢？为了填补政治如社会制度正当性的真空，形形色色的畸形意识形态兴起，并凌驾在法律之上。注189换言之，现代社会自我调整的第二个方向除了国家干预市场外，还产生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畸形变种。当否定权利是正当性最终标准时，个人观念亦不再有意义，极权主义兴起。而且，现代社会结构第一层面的巨变立即反过来冲击第二层面，它再也不能保持稳定了，人类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十二章  否定个人权利以及种族主义的畸形发展：法西斯主义

保护主义——放弃金本位制——第一次全球化的终结——马克思主义的勃兴——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灾难对文化民族主义的冲击——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的畸形变态——反犹主义的兴起——个人道德的沦丧——极权主义——现代性的黑暗面：法西斯主义的本质——第二次世界大战——如何看待意识形态整合社会——马克思主义和畸形种族主义的本质不同——追求另一种现代社会之尝试

民族国家用行政和立法干预市场，意味着保护主义愈演愈烈。显然，为了保持本国经济的稳定，必须尽可能切断外部经济的冲击。当国际市场不再重要时，金本位亦就无意义。1931年5月11日，维也纳财力最雄厚的信托银行(Credit-Anstalt)倒闭，8月德国被迫冻结外国资金，9月19日英国拒绝接受英镑而出售黄金，金本位制被放弃了。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各国市场经济纷纷被限制在民族国家内部，或正在演变成国家控制之下的经济(甚至是计划经济)。第一次全球化终结了。

在现代社会结构的自我调整中，马列主义显示出巨大的吸引力。马克思早就指出，在市场出卖劳动力的工人之所以贫穷，是因为他们生产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占有。这样一来，工人所获得的工资必定远远不足以购买他们所生产的产品，致使社会出现购买力的薄弱，即有效需求不足，必定出现周期性生产过剩。除了古典劳动价值论外，这个解释和凯恩斯学说几乎等价。但是它导出的结论却和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调节不同，是彻底推翻旧社会(包括取消市场经济)。

按马克思的说法，个人权利只是阶级的权利，它不再是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正当性基础。而且既然市场经济是不合理的，代议制民主只是资产阶级的事务所，那么自由的个人应如何组成社会呢？马克思没有清楚回答这个问题，他只是笼统地指出，从市场的异化中解放出来的个人具有无限的创造能力，可以通过自由联合组成社会。这里完全忽略社会组织机制，实际上是乌托邦。

我们必须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存在两个本质上互不相关的部分：一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二为新社会的建构。其中第二部分远比第一部分含混不清，并且不受理性的约束，从而使得各种轴心文明的传统都可以卷进来填充其含混空白之处。历史学家早就发现犹太教传统对马克思建立共产主义的影响。注190事实上，人们是否根据马列主义去建立合理的新社会，往往不是取决于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是看是否存在一个建构不同于市场社会新秩序的潜在方案。该方案在相当程度上是受传统文化深层结构支配，特别是由人们习惯的社会整合模式所规定的。

本书第十章指出，俄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信服，乃出于东正教传统对二元论的拒绝，以及对帝俄社会不平等(特别是农民极度贫困)的深恶痛绝。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苏联建立集体农庄汲取农业剩余以实现工业化，该结构和帝俄社会相同。中国知识分子拥抱马列主义，亦是基于革命乌托邦的理想，而革命乌托邦本身是对宋明理学的价值逆反。注191在马列主义被中国人知晓之前，中国知识分子早已把世界大同视为现代民族国家进一步演化方向。也就是说，凡是接受马克思主义将其转化为建立新社会实践的，都是因该社会组织和文化深层结构中存在独特的与马克思主义相似或可亲和的要素。

对于大多数民族国家而言，不一定存在这些因素。特别是当二元论思维方法根深蒂固时，全盘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容易，人们更倾向在民族主义中寻找新社会建构的方向。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既然是民族主义膨胀的产物，大战引起的现代文明浩劫必定给民族主义以巨大的反作用。一战后的民族主义必不同于十九世纪的民族主义。但我们又如何才能从思想内在变化的逻辑，去把握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民族主义的冲击呢？

民族主义的核心是民族认同。民族认同方式(符号)存在文化(语言)、人种和主观承认三种基本类型。一般说来，主观认同和种族认同不易受外来冲击的影响，故由这两种认同符号规定的民族主义受“一战”影响较小。而文化民族主义受制于人们对文化本身的看法，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带来的一个后果是对战前文化的幻灭。虚无主义和愤怒的行动主义席卷欧洲。诗人们公然宣称他们厌恶“垃圾文化”，有的德国知识分子甚至说：“当我听到文化这个词时，我就会拔出手枪。”注192当文化本身不再受尊重时，基于本民族文化认同的文化民族主义必定要改变形态。因此，“一战”以后原先盛行的文化民族主义受到的冲击最大，而基于种族和主观认同的民族主义几乎不受影响。在该前提下民族主义的重构，一方面意味着第一种类型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形态保持基本不变，另一方面对于第二种类型民族国家，有的发生了文化民族主义向种族主义的转向。

必须注意，种族主义本是民族主义的一种，它早就存在。种族作为民族认同符号(共同祖先和血缘)是把个人凝聚成“我们”的力量，并不一定有哪一个种族最优的意识。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上半叶，它一直是争取民族独立的力量。但到十九世纪末，随着以西欧为中心全球经济体系的建立，和贫富悬殊同时出现的是南北差距的拉开，注193白种人优秀的观念凸显出来。因为当时种种现代事物大多是白种人创造的，加上进化论在社会文化中错误运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流行，从而出现一种新思潮，这就是：“基于生物学上的差异，大多数人都无法达成理论上只有白人(或者，更狭义地说，具有北欧血统的人)能够做到的成就。”人类必须区分优秀和低等种族的观念，开始和进步的想法一样渗入这个时期西方人的心灵。注194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对个人权利可欲性的质疑，北欧白人优越观念迅速与民族主义的种族主义转向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畸形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无论是希特勒(Hitler,Adolf,1889~1945)打算集合所有日耳曼人(Volk)于一国中并给其足够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还是匈牙利冈波斯种族保卫党(Party of Racial Defense)及党醒团(Ezsz or Etlkoz Association)力图建立一个“伟大的信基督教但在种族上纯正的匈牙利”，以及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把国家工团(社会)主义和雅利安人优秀的民族主义混合，建立法西斯国家，都是畸形种族主义内核的膨胀。它产生了可怕的后果。本来泛日耳曼主义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诱因，现在德国人的文化自傲感变成了雅利安人的种族优越论，泛日耳曼主义蜕变为雅利安人统治劣等民族的政治主张。它指向外部世界时，除了要洗清凡尔赛条约给德国的耻辱外，还要建立德国统治全世界的新秩序，其后果只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祸根虽由第一次世界大战种下，但两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并不完全相同。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可以归为民族主义膨胀导致现代社会世界秩序解体，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是现代性黑暗面的显现。在现代价值系统中，以种族为根据的民族主义本基于现代认同，它是现代个人观念形成后无法界定“我们”的结果；即它和个人权利是同时形成，以至于民族主义一开始都是建立在个人权利之上的。一旦否定个人权利的正当性甚至进一步抛弃个人观念在民族认同中的位置时，十九世纪那种强调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意义上的民族(种族)主义就消失了。也就是说，作为现代性之一的民族主义开始死亡。从此，种族压迫和灭绝代替了民族解放和捍卫国家主权，工具理性和畸形的种族主义结合并失去平衡地发展，终于露出了其狰狞面目。它首先表现为反犹主义(Antisemitism)。

十九世纪末在西方世界兴起并愈演愈烈的反犹主义，不是缘于中世纪以来基督徒对寄居在基督教社会中异教徒的排斥(Jew-hatred)。阿伦特指出，它是伴随着民族国家转化为帝国主义而产生的。注195姑且不论“一战”前西方民族国家是否已变成帝国主义，有一点无疑义，这就是随着西方社会由基督教共同体转化为现代民族国家，犹太人的地位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现代民族国家的确立意味着社会有机体的瓦解，终极关怀退出政治经济制度正当性论证。在此过程中，不同民族国家中的犹太人分别获得该国国民身份，犹太人不再是作为一个有机的群体和基督徒对立。也就是说，作为寄居在基督教有机体内的异教徒的犹太人对民族国家而言，不再是必须排斥的对象。

既然犹太人已作为国民被融入民族国家，基督教传统的排犹就应该不再重要了，为什么还会有反犹主义兴起呢？我们不要忘记，在现代民族国家中，宗教的终极关怀虽然不再是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正当性基础，但仍是现代民族国家中国民个人信仰和道德来源。这时对异教徒的反感很容易转化为指责犹太人道德低下。又由于相当多金融家是犹太人，当人们苦于资本主义造成的社会危机时，犹太人作为资本主义人格化身，在基督教民族国家中则加剧了对犹太人的普遍厌恶。“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传布全西欧的政治反犹太主义，和犹太人的实际数目并没有什么关联……这种反犹太运动所针对的是银行家、企业家，以及其他‘小人物’眼中的资本主义荼毒者……因为在犹太人所主导的企业领域中，他们不仅与小商人竞争，同时也扮演给予或拒给农夫和小匠信贷的角色。”注196显然，仅仅反对资本主义，而没有甚嚣尘上的畸形种族主义，是不会形成席卷欧洲的反犹主义的。换言之，反犹主义是将对资本主义的厌恶汇入二十世纪畸形种族主义的结果，它导致对犹太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

希尔伯格(Raul Hilberg)描述了纳粹德国如何用现代化的、高度发展的官僚机器，在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支配下精确并有效地实施一连串的灭绝措施，导致对欧洲犹太人的灭绝性屠杀。服从工具理性的官僚机构成为“灭绝机器”(machinery of destruction)。注197畸形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对内的目标是消灭犹太人，对外是压迫所有劣等种族。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指出的，纳粹德国对苏联的攻击是受其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支配，“除了在战争中粉碎军事抵抗外，还要有目的有计划地消灭其政治制度(例如布尔什维克主义)、消灭种族(犹太人以及其他‘劣等的’种族)……德国早在战争开始之前就废除了通行的战争规范与法规。下达了杀死俘虏(红军政委)的命令……对被占领的国家及地区进行的抢掠，目的在于让上千万人活活饿死”。注198

本来，作为现代价值实现的现代社会，无论其民族主义类型和民族国家性质有何种区别，以及代议制民主贯彻程度有多大不同，因为个人权利、工具理性和民族认同三个基本要素的同时存在，使得法治和立宪对任何现代政治制度都是不可缺少的。一旦在现代性三要素中抽离了核心价值——个人权利时，不仅个人变得不重要，甚至建立在个人之上的终极关怀亦可有可无了。人丧失了信仰和道德，变成不能独立于群体的存在。换言之，“人的自主性完全消失，道德人格(Moral person in man)被摧毁，人被等同于活死人，凡事皆可为的风气兴起”。注199这是自轴心时代以来从未发生过的，在西方世界尤为严重。

我们在第五章指出，自从希伯来超越突破与古希腊超越突破的结合，法律在西方就成为政治权力正当性基础。特别是十一世纪教皇革命后，西欧封建社会是建立在法治之上的。因基督教对此世不感兴趣，通常不能算做意识形态，西方从未出现过凌驾在法律之上的意识形态统治。即使随着传统社会现代转型，民族主义和现代意识形态的出现(请注意，自由主义亦是意识形态)，但是由于个人权利是现代价值之核心，法律被归为民族国家中所有人的契约，法治一直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形态。因此，即使当传统社会实现现代转型(只要建立民族国家没有导致社会整合危机)，高于法律的意识形态统治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当法西斯主义盛行时，政治制度的正当性不再建立在法律之上，这在西方是全新的事物。正如阿伦特所说：“这一桩事实(意识形态恐怖统治)是史无前例可循的。欧陆历史的持续性，因这桩的确实而被阻断了。由于它，我们的传统显示出断隔的‘裂痕’。”注200

在西方，一旦个人无足轻重，法律不再是社会组织的柱石时，从团体到国家都变成了光天化日之下的黑社会，社会运动亦成了黑社会的行动，注201这一切构成法西斯主义的本质。法西斯(fascio)一词，源于拉丁文，其意义为“一捆”；注202延伸到政治，指一种和西方本作为选举机器的议会政党不同的紧密结合的团队。因个人道德和法律对其都是没有意义的，法西斯运动一方面抹杀个人，另一方面藐视法律，诉诸赤裸裸的暴力。

法西斯主义(fascism)最早出现在意大利，由墨索里尼(Mussolini,Benito,1883~1945)提出。正如G.威尔普所说：“法西斯主义植根于十九世纪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受到那些从统一到大战爆发期间拥护意大利民族主义的人们的支持。”注203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起源的轨迹，十分典型地表现出个人权利可欲性的破坏，是如何导致工团主义兴起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主义的种族主义化趋势，而这两者互相结合，就演变成法西斯主义运动。“法西斯”这个来自古罗马的词被选中，表面上意味着社会组织向希伯来精神和古希腊罗马法制精神结合前状态(罗马帝国)的回归，实际上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组织形态之出现，这就是极权主义政权。

今天，极权主义社会的组织形态已得到透彻的研究。它有如下六个特点。第一，以某一种超越法律之上的意识形态进行统治，意识形态提供了全社会生活的目标和意义；第二，信仰意识形态的核心分子(不到总人口的十分之一)组成一个政党，领袖独裁，一党专政；第三，国家用秘密警察进行恐怖统治；第四，人民的通信工具为党和政府所垄断；第五，军备和武装掌握在党和官僚手中；第六，中央控制经济活动。注204西方政治学家是通过将苏联社会和纳粹德国进行比较而总结出上述结论的。其实，在上述六个特点的背后，存在个人权利缺失导致意识形态凌驾法律之上这一核心原则，其本质是用意识形态来整合社会。因此，当意识形态性质不同以及用意识形态整合社会发生的历史境遇存在巨大差异时，与其相应的各种极权主义社会形态是不可比的，也遵循着不同的演化逻辑。注205

我们在第十章详细讨论了建立民族国家导致社会整合解体的案例，指出这时用新(准)意识形态整合社会是另一种选择。因此，对某些极权(威权)主义政体(如葡萄牙、西班牙、越南、朝鲜等)而言，它只是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化的过渡形态。西方极权主义研究最大问题是把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统治和畸形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统治混为一谈。法西斯主义为现代价值系统中抽取个人权利后工具理性和种族主义的畸形结合，代表了现代性的黑暗面。而马克思主义源于对现代价值系统的批判，虽然它亦不把个人权利作为新社会建设的基石(这必然使得社会组织形态表现出极权主义的特征)，但平等一直是其基本追求。特别是马列主义力图克服现代性的黑暗面，追求一种现代社会之后(没有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理想社会，这和畸形种族主义有本质不同。更何况苏联和中国用新意识形态整合社会的实践过程中，东正教(帝俄)和儒家意识形态(中国)组织社会的传统分别被卷入。因此用纳粹德国为原型抽出的极权主义的概念，原则上很难用于把握苏联和中国建立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社会的尝试。注206

特别对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更是如此。1927年国民党利用列宁主义政党组织原则建立党国、党军、党天下，本是绅士公共空间解体带来社会现代转型之失败之后民族国家的重建。1949年以后意识形态凌驾在法律之上的情形，在中国绝非历史上从未有过，亦并不是中国人道德的沦丧，反而是力图把社会建立成一个新的道德共同体。注207

总之，只有超越西方经验中心论，对意识形态整合社会的分析具备更为广阔的历史视角，我们才能理解二十世纪现代社会结构自我调整的方向。否则不能解释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英国、美国、苏联和中国共同进行的反法西斯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以及为什么“二战”开启了第三世界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其后果既是西方民主国家对法西斯主义的胜利，亦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特别对中国而言，它是经过国民革命重构后的民族国家战胜力图把大东亚共荣圈强加给亚洲的日本，也是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国社会整合并展开大规模社会主义实践的前提。从此，人类全面进入两种不同现代社会竞争的新时代。

第十三章  现代社会结构的自我修正

冷战及其后果——自由世界的形成和资本主义的自我改进——计划经济的弊病的暴露——西方对市场经济的再一次肯定——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很难认识到计划经济的问题——社会主义和民族国家——伊斯兰社会的现代转型——从泛阿拉伯主义到泛伊斯兰主义——高于经济发展的社会目标——中苏利益分歧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定位——反修防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新华夏中心主义的凸显和解体——无产阶级立场的不可欲——改革开放和冷战的结束——现代常识理性对市场经济的支持

1945年2月，当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之际，美国、英国和苏联等各盟国领袖在雅尔塔举行会议，讨论战争结束以后的世界秩序。会议决定建立联合国取代已经失效的国联，创造了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的安理会制度。表面上看，这似乎是重新建立由独立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秩序，以保障世界和平与现代社会结构第二层面的稳定。但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的影响力如日中天，苏联的势力范围已远远超过帝俄时期，其对国际秩序的理解与英美不同。列宁主义将帝国主义视为垂死的资本主义，力图通过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斯大林心目中的世界秩序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不断扩张；而英美对共产主义扩张之担心远甚于对法西斯主义的恐惧。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世界立即被分成两个对立的阵营，冷战开始了。

冷战开启了现代世界秩序的新局面。本来，在现代社会结构中，民族国家作为将现代社会结构两个层面互相联系起来的枢纽，是国家利益的载体，任何两个民族国家的经济互利都是通过市场中的交换来实现的。现在，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存在不同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另一种形态的现代社会模式。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意识形态目标应该是高于民族国家利益的，这就是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和建立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新社会。在这一挑战面前，西方各国亦必须联合起来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自由世界的观念由此得到强化。正如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超越民族国家利益的军事和经济合作一样，西方自由世界亦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民族国家之间的经济援助。著名的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就是一例。为了抵抗共产主义，美国希望欧洲迅速完成重建。1947年至1951年间，美国对欧洲拨款达131.5亿美元，其中百分之八十八为赠款。该计划消除了长期存在于西欧各国的关税和贸易壁垒，有助于西欧的一体化。该计划结束时，绝大多数参与国的国民经济已恢复到战前水平。西方自由世界形成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西方自由世界的壮大，并非是向战前民族国家结构的回归，而是面对社会主义的巨大压力、吸取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现代社会结构进行大幅度改进的过程。

早在1945年，英国工党首次得到史无前例的多数票执政，开始推动煤矿、铁路等行业国有化，并通过国家干预来克服长期以来失业人口在百分之十左右的社会弊病，以实现充分就业。英国工党源于第一国际英国工人代表。伯林将工党的建立称为马克思对接纳他的这个国家所作的一项最大的贡献。注208北欧福利国家的经验受到高度重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已有百分之九十五英国人在政府支持的医疗保险系统中看病。法国建立了基于(计划和市场、国有和私有)混合经济之上的第四共和国(有别于战前的第三共和国)，经济国有化程度远超过英国。意大利则由一个战前君主立宪的国家变成实行混合经济的共和国。其工人家庭收入只有百分之五十九是工资，其余则来自于各式各样的福利。注209即使美国那样对私有制和市场持原教旨主义热忱的国家，凯恩斯主义和国家对市场的宏观调节亦被普遍接受。未经计划的市场经济体系，因为不能为产品创造足够稳定的需要而受到全社会的责难。从此，西方社会的政府职能被重新界定。本来政府的职能对内仅在于立法和保护私有产权，现在控制货币供给和保证社会有效需求和就业也成为其不可缺少的部分。

在西方，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和福利制度保障每一个人有生存权，这就使得“二战”前愈演愈烈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得到控制。即使发生萧条，亦不会出现大量工人失业无法维系生计的情况，现代价值的核心个人权利的可欲性又得以恢复。也就是说，现代社会结构第一层面的内在危机已被克服，它又可以支持生产力的超增长了。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市场的推动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自由世界经济水平已是战前的三至四倍。消费社会来临了。

冷战作为两个阵营、两种现代社会制度的对抗，必定首先表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军备和国力的竞争之上。在军备竞赛背后，实际上是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两种现代经济制度谁优谁劣的比赛。正如我们在第十章指出的，苏联用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克服帝俄现代社会转型中发生的社会整合危机，在深层结构上是利用了传统社会整合方式，即与帝俄社会类似的社会结构有利于榨取农业剩余推行工业化。但计划经济本身毕竟是现代社会全新的事物，亦是社会主义有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象征。计划经济真的能保证生产力的不断增长并且能克服市场经济的弊病吗？这是经济学家面临的新问题。

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指望一个庞大的无所不能的计划系统来统计人民需要什么，并根据社会需要来组织生产和分配，这是一种致命的理性自负。注210没有一个经命令形成的外在秩序可以代替市场经济中自由的个人形成的自发秩序，以实现经济不断增长所必需的资金、人才和社会需求信息的有效整合。也就是说，计划经济力图用国家控制的僵化官僚组织代替处于流变中的契约组织，是不可能保证生产力超增长的。一旦西方自由世界用宏观调控避免了1929年那样的经济大萧条，福利国家保证个人权利的可欲性，计划经济就再也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对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样的苏联经济制度对西欧的优越性不再存在，人们日益发现计划经济会造成普遍而持久的物资短缺、无效率和种种弊病。在美国和苏联的核武器军备竞赛中，苏联虽然没有输给美国，但因为计划经济本身的特点，庞大的军费开支必定会拖垮苏联的经济。即为了赢得军备竞赛，计划系统再也不能保持人民生活的改善，甚至生活必需品的供给也经常出现困难。

虽然计划经济在效率上不如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但要宣告计划经济的失败，还必须证明它在道德上也是虚妄的。计划经济既然指责市场分配的种种弊病并声称自己具有道德上的先进性，但它真的能保证公平的分配吗？市场分配的公正性建立在两个独立的个人自愿交换之上，其盲区是在市场上找不到工作的人无法维持生计使得个人权利对他们不可欲。计划经济虽可以用国家管制和分配保证每个人有工作，但不能阻止有特权的管理者演变成新的阶级。计划经济分配的公正性是建立在以平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之上，一旦形成特权阶层，其后果必定是计划经济分配及其意识形态统治丧失正当性。

从经济制度的效率和正当性来讲，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谁优谁劣或许早就可以得出结论，但是这并不能证明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因为社会主义不单是给出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它还包含了现代化后进社会利用国家干预加速工业化和建立民族国家的尝试。不仅那些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发生社会整合危机的社会是这样，对于不易用民族主义建立现代国家的传统社会更是如此。这特别反映在伊斯兰社会的现代转型之上。我们在第八章指出，伊斯兰教很难退出政治经济领域，亦几乎做不到理性与信仰的二元分裂，故伊斯兰传统社会通过民族主义建立民族国家颇为困难。我们曾用奥斯曼帝国在西方冲击下社会现代转型步履维艰和由此引起的文明冲突说明这一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解体。除了土耳其在全盘反传统基础上利用土耳其认同建立了现代民族国家外，整个伊斯兰世界分崩离析，广大地区沦为西方托管国或殖民地。由于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不同，这些殖民地大多不能建立有效的现代政府。但是，自从社会主义兴起，情况发生变化。社会主义作为另一种现代社会形态立刻引起伊斯兰世界的注意，伊斯兰社会现代转型加快了。从中东、北非到南亚，“二战”后形成的伊斯兰教国家，大多宣称自己推行社会主义。

为什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冷战会成为加快伊斯兰社会现代转型的契机？我们认为，关键在于以社会主义为旗帜、反对西方争取独立，比民族主义更适合伊斯兰社会。我们在第七章指出，民族认同的形成需要终极关怀退出政治经济领域，民族主义在争取民族独立过程中引进现代个人权利和社会契约论，这些新观念是学习现代政治经济制度的前提。该过程会破坏基于传统终极关怀的有机体，这必定遭到伊斯兰教的坚决抵制。而社会主义本来就主张社会为有机体，并不一定要建立在独立个人之上。这样一来，只要引进的现代制度(国家对军队的控制、部分企业国有化和有限的土地改革)不与伊斯兰教规定的原有社会生活方式相冲突，该国家就能通过社会主义取得独立并开始现代化。

事实上，正因为社会主义只是伊斯兰教处理世俗生活的新形态，使得这类伊斯兰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列主义社会主义阵营根本不同。其社会政治制度正当性根据既不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不是民族主义，而是基于伊斯兰教之上(或与其高度吻合)的观念系统。不同的伊斯兰国家即使各自主权独立，但其正当性基础既然以伊斯兰教为内核，这使得它们都指向超越民族国家之上的更大的想象的共同体。注211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实践导致了伊斯兰世界特有的民族解放运动，泛阿拉伯主义勃兴就是著名的例子。

历史学家早就指出，泛阿拉伯主义源于奥斯曼帝国解体时伊斯兰教对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反动，旨在建立大阿拉伯联邦。注212表面上看，它以阿拉伯语为认同符号，提出阿拉伯民族这一观念，是属于文化民族主义。其实，在阿拉伯语背后是普世性(即不是只对某一特定人群才有效)的伊斯兰教，故泛阿拉伯主义不是单纯的民族主义。其终极目标不是建立民族国家，而是更大的政治共同体。“二战”后，在以社会主义为旗帜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泛阿拉伯主义终于凸显出来，转化为大规模的社会行动。

1945年3月阿拉伯国家联盟成立，最多时(1977年)共有22个成员国。其宗旨除了捍卫阿拉伯独立和主权外，还要全面考虑阿拉伯国家的事务和利益。其中以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的努力最为有名。他在埃及推行阿拉伯社会主义，1956年埃及将苏伊士运河收为国有，在建设独立的现代国家同时，还想把所有阿拉伯国家合并为一个政治共同体。正是根据该理念，1958年2月叙利亚和埃及合并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二十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泛阿拉伯主义一直是推动中东阿拉伯国家共同对抗西方寻求独立的精神力量。一直要到社会主义实践式微，其背后伊斯兰教便突破现代民族主义外壳，泛阿拉伯主义变成泛伊斯兰主义。注213

其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争不仅是两种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比赛，还是终极关怀和生活意义的抉择。现代性起源于个人观念出现后导致终极关怀和理性的二元分裂及社会有机体的解体，它在保证理性无限制地贯彻到一切领域的同时，也意味着高于个人之上的社会普遍目的之消失和世界的除魅。在现代价值系统中，无论是信仰、求知还是纯化道德意志的修身都是个人的事。社会主义既然是建立在批判现代价值系统的意识形态之上，也就坚持超越个人选择的普遍人生意义。社会主义社会作为高于个人的有机体，还对应着个人利益和价值之上的普遍目标，使得社会行动重新魅力化了。本来通过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实现社会现代转型，现代化是其最终目的；现在，高于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意义凸显出来，并转化为改造世界的行动。

这一切都十分典型地发生在1949年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我们在有关研究中指出，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接受马列主义和三民主义，是用经过重构的中国式现代价值(现代常识理性、常识个人观念和作为关系共同体的中华民族认同)建立新道德意识形态。表面上看，用科学证明世界是物质组成的，再从唯物论推出了唯物史观，最后得出共产主义理想(人生观)，是科学主义对新道德意识形态的建构。实际上，中国式科学观的正当性来自于现代常识理性，背后是一种和常识建构程朱理学同构的过程。注214“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接受的马列主义是具有类似于程朱理学结构的道德理想主义，这是中国人新的终极关怀。而三民主义则是建立在现代人之常情之上的新意识形态。现代常识理性中存在现代常识不可怀疑以及现代人之常情合理两大基石，它们构成了论证道德意识形态正当性的最终标准。正因为中国当代道德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现代常识之上的，它带来两个苏联马列主义不可能的结果。第一，道德意识形态给了中国超越民族国家利益之上的社会目标，当中国一旦完成社会整合，就会去实现这些目标，只有当证明它是不可欲时，道德意识形态才会解构。第二，当道德意识形态被证明不可欲时，现代常识理性会对其重构，即马列主义的解魅不会如同苏联那样导致党国正当性的彻底崩溃。这两个特点给人类的社会主义实践带来重要影响。

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成熟后，形成了具有儒学修身结构的观念系统。这样一来，实现新终极关怀的社会行动是进行纯化无产阶级的修身，这是一种比国家富强更重要的意义。而且，只要开展批判对立面的群体修身运动，就能遏制党员的常识个人主义，达到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导致作为道德共同体的党组织规模不断地扩张。故毛泽东思想成熟后，中国共产党找到一种把全社会改造成新道德共同体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中国社会的再整合。新中国成立实现土改和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毛泽东思想所提出的纯化无产阶级立场的道德修身，很快成为高于经济发展的普遍价值。

随着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苏联作为一个潜在的民族国家和中国的利益矛盾不再被容忍，在毛泽东思想的斗争哲学视野中，苏联基于自身利益与美国和平竞争就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中国共产党人认为苏联已经变成修正主义，即共产党演变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会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该过程在中国发生，就必须反修防修，保证无产阶级事业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毛泽东发动了以共产党组织为批判对立面的群体修身运动，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一种和民族主义不同的新华夏中心主义主导了中国对世界秩序的看法。全球被划分为三个世界，中国必须支持第三世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必须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反对修正主义和少数精英垄断文化的斗争。红卫兵造反引发了全球性的反体制、冲击一切现存权威的运动。这是自法国大革命赋予革命具有摧毁旧事物至高无上道德意义后，革命作为超越个人价值之上社会行动的最大规模亦是最后一次大爆发。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使得革命丧失了其神圣性并开始了世界性的退潮。

“文化大革命”向全人类证明，现代社会似乎不存在高于个人之上(即不是由个人目标和价值合成)的普遍价值。一旦社会主义该层面(即道德)的意义被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和自由世界经济水平之差异立即凸显出来，计划经济带来的落后再也不能忍受了。“文革”后，中国开始把四个现代化作为最高目标，宣布对外开放和经济改革。新华夏中心主义解体后，中苏关系重新定位于两个民族国家的关系，中国放弃计划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反过来对苏联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1985年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总书记，1986年苏共二十七大亦决定实行经济改革。1988年鼓励私有经济的《合营法》全面实施，其后果是苏联共产党统治的解体。苏联解体方式和帝俄1917年被推翻虽然不同，但形式上看来却一模一样。在西方市场经济和自由主义的冲击面前，马列主义再也不能为苏联共产党统治提供正当性了。当加盟共和国出现独立和工人大罢工时，军队不再服从镇压的命令。1991年苏联解体，分裂为一群民族国家。冷战结束。

在中国不但没有出现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苏联和东欧那样的连锁解体，反而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出现了生产力的超增长，使得中国和美国成为二十一世纪初世界市场经济的两驾火车头。为什么中苏两国呈现出那么大的差别？这是因为中国政治制度正当性基础与苏联马列主义结构是不同的。表面上看两者都把共产主义作为最终目标，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现代常识理性之上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的解魅只是导致意识形态结构的变化而不是全盘崩溃。如前所说，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是把基于科学常识之上的共产主义理想放到道德境界层面，再在人之常情层面之上建立了可以遏制常识个人主义的无产阶级道德品质。一旦境界层面的革命乌托邦解体，中国的历史唯物论就可以迅速转化为科学主义之上的唯生产力论，而在现实道德层面无产阶级立场的消失使得常识个人主义膨胀。建立在现代常识理性之上的常识个人主义是一种关系的个人主义，只要中国放弃了计划经济，科学主义推出唯生产力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被用于检验政策是否正确，促进经济增长的绩效成为各级官员的目标。在推行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市场化改革中，常识个人主义又为个人追求的利益提供了正当性，这一切使市场经济扩张获得巨大推动力，中国出现了经济的持续超增长。

第十四章  告别二十世纪：轴心文明与大历史观

长十九世纪和短二十世纪——现代价值的自我修正——对民族主义的约束——主权不能高于人权——权利如何才能满足可欲性要求——个人自主性为正当性的最终根据——无知之幕下的社会契约论——第二次全球化的到来——新的挑战——环境问题的本质：消费社会——结构对生产力增长的容量——文明冲突背后：工具理性的异化——终极关怀退到私领域的后果——社会道德的沦丧——个人的异化：从占有的个人到纵欲的个人——权利的异化：关系主义对法治的挑战——没有思想的多元主义：正当性最终标准的消失——系统演化论及二十世纪的方法论遗产——历史终结的背后：超越轴心时代

史学界有长十九世纪和短二十世纪的说法。所谓长十九世纪指的是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百多年。根据我们的分析，之所以可以将其视为统一的研究时段，是因为这一时期的特点为现代社会结构的形成和第一次全球化。而短二十世纪是指“一战”到1991年这七十多年间，它作为统一的研究时段具有前一时段完全不同的性质。这就是现代社会结构运行中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如第二层面稳定性被民族国家之间的两次世界战争破坏；在第一层面，大萧条暴露了个人权利的不可欲性。正因为如此，经济超增长停止了。可以说短二十世纪是现代社会结构自我调整、人类重新探索现代性三大价值及其相互关系的时代。探索得到的第一个教训是：如果否定个人权利，仅用工具理性和民族主义建立现代社会，其结果是法西斯主义。也就是说，现代性三要素中某一核心价值的缺失会导致可怕的后果，这是人们原先不知道的现代性黑暗面。另一个教益或许更为深刻。这就是：对现代价值系统的批判无论多么重要、有理，但单凭批判和否定是不能建立超越现代社会缺陷的新社会的。注215因此，我们可以把二十世纪看成是对现代社会结构弊病的反思以及对其价值系统的怀疑。正是基于该反思和多方面痛苦的尝试，现代社会结构两个层面都得到巨大的改进。

现代性三大价值中首先被改进的是民族主义。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人类意识到民族主义是现代性不可缺少的要素，民族自决不可阻挡，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暴露了没有人权的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可怕。巴黎和会时还尽量使民族国家的国界符合民族分布的疆界。“二战”以后，国家边界再也不是由种族分布来决定。有1300万日耳曼人被驱逐出中欧，离开被划给波兰的地区；另有650万人被迁入苏联与波兰、捷克之间的新疆界。注216人类终于认识到国家主权和人权的不可分离以及必须防止畸形的种族主义，只有与普遍人权自洽的民族主义才是健康的。

对民族主义的反省落实到现代社会结构第二层面，就是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性政治组织——联合国在人类事务中日趋重要。为了防止民族国家主权扩张的无约束性，还确定了主权不应该高于人权的大原则。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建构中，主权本应该是由人权推出来的。但在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由于民族认同符号不同，民族主义价值里面主权和人权的关系是不清楚的。经过短二十世纪，特别是科索沃战争以后，终于在政治哲学里明确建立了人权必须高于主权的大原则。这是现代价值系统的第一个大进步。注217

现代价值系统第二个重大调整，是对个人权利作为社会制度正当性最终根据的重新定位。一方面，极权主义的压迫使得人类普遍认识到人权的重要性，没有该价值仅仅依靠追求平等是无法建立良好社会的。但另一方面，亦意识到了在市场经济中，人有可能丧失生存权的困境。也就是说，十九世纪从个人权利推出市场机制在分配中无可怀疑的正当性是有问题的。如何做到既肯定个人权利，又避免人权各项内容对穷人不可欲的困难？目前采取的办法是将个人权利中自主性和达到权利清单各项内容的能力区分开来。人类在坚持个人自主性作为社会制度正当性最终根据的同时，还必须把个人能力与后天条件看做并非必然和个人的自主性相连的。这样，从个人自主为正当可以推出现代社会仍是契约社会，但仅仅立约者的同意并不能保证契约是正当的，还必须考虑立约的前提，即它必须符合正义原则。这一切在实践上表现为政府对市场分配的干预，并用宏观调节来克服市场机制的局限，建立福利制度以保证人的基本生存条件，等等。

虽然，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已经开始用宏观调控克服经济危机，用福利国家避免个人权利的不可欲，在西方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福利资本主义体制，注218但是这些实践并没有在理论上解决如何确立现代社会制度的正当性根据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理论回答，是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竞争的冷战时期完成的。它反映在政治哲学上，就是把正确(right)和权利(rights)进行区分。社会制度正当性应建立在right而非rights之上，这就是二十世纪的新自由主义。

我们知道，当把个人权利作为正当性基础的时候，就无条件地肯定了私有产权和市场分配的正当性，而对自愿达成的契约进行任何干预和审定都是不正当的；这是古典权利自由主义的基本精神。现在，契约既然建立在个人自主性而不是个人权利之上，经济自由主义被政治自由主义取代。普遍的契约论变成有条件的契约论。如必须假定无知之幕的存在(人在立约时对自己能力和后天条件一无所知)，从而使得社会契约不能越出正义的框架，等等。这就是罗尔斯(John Rawls，1921~2002)的巨著《正义论》要解决的理论问题，它通过有条件的契约论得到差异原则，即经济不平等的增大只有当对市场中最弱势群体有利时才是正当的。其实，除了新自由主义外，正义原则仍处于重铸之中。在当代种种被广泛接受的新价值原则中，都包合着对短二十世纪经验教训的总结和第一次全球化弊病的反思。

总的说来，冷战结束后，随着人类重新肯定工具理性、个人权利和民族认同这三大现代价值，第二次全球化的进程开始了。由于短二十世纪对现代社会的结构及其价值系统的局限性进行了修正，第二次全球化的进程比第一次更加宏大和迅速。事实上，正因为第二次全球化有了比第一次全球化更加牢固的基础，今天我们正处于经济无限度地超增长和新科技全面改变人类生活面貌的太平盛世。表面上看来，自从现代性诞生、现代社会形成以来，其双层次结构和价值系统从未如今日那么自洽；繁荣和进步似乎可以无限制地延续下去，人类好像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事情了。但我认为在这“晴朗”的天空中远远出现了两朵乌云，值得引起注意。第一朵乌云是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另一朵乌云是表现为“文明冲突”的伊斯兰教对西方的抵抗。这两朵乌云之所以不能忽视，乃因为其原因根植于推动第二次全球化的现代社会结构和基本价值的深处。

第一朵乌云基本上是消费社会造成的。为了克服市场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除了用政府干预市场制造需求外，另一个措施是建立消费社会。消费社会用远远脱离人实际需求的消费欲望来拉动有效需求，以克服市场社会贫富差距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形象一点讲，为了使市场社会中穷人有饭吃，不断将蛋糕做大，使得最小份额亦能满足弱势群体需求。另一方面通过广告和各种手段使人尽可能地扩大消费，但完全不理会蛋糕无限增大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在这种机制中，只要蛋糕不再增大，往往会发生严重的社会危机。西方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进入消费社会，随着冷战结束消费社会扩张到全球。消费社会的来临导致第一次全球化过程中周期性经济危机和生产过剩不再发生(即使出现后果亦不是那么可怕)，但正因为无止境的增长成为维系市场经济正常运作的前提，必定会带来环境破坏和生态负担一天比一天严重。注219

事实上，环境危机背后还存在更深刻的挑战，这就是现代社会结构的长程合理性问题。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一书中，我们把人类社会结构表达为由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子系统耦合组成的整体，并指出一切关系固定的耦合结构(类似于有机体的组织系统)对经济(生产力)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容量。注220人类前现代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但是，现代社会找到了人的社会组织不断随生产力增长而改变自己固有形态的方法(如社会不再是关系固定的有机体而是契约组织)，以及发明了推动其运行的全新价值系统，从此生产力超增长不再受到限制。然而，我们不要忘记，社会结构是建立在地球生态系统中的。生态组织作为类似于有机体的耦合系统，对于它能包含的组织之成长有一固定的容量。注221今日的环境危机正是生产力超增长已快达到该容量极限的信号。人类能够利用科学技术不断改变生态组织的结构(或者使得生产力超增长不影响生态组织)，以永远保持超增长吗？如果不能，从长程的历史眼光来看，现代社会结构真的是合理的吗？

如果说第一朵乌云只是第一次全球化带来弊病的变种和深化，人类必须意识到自己将面对现代社会结构的长程合理性问题，那么第二朵乌云则是现代价值面临全新的挑战。它首先表现为被美国称之为恐怖主义的伊斯兰教和西方之间的“文明冲突”。关于“文明冲突”，大家或许会想到亨廷顿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著名文章。他预言伊斯兰文明将与儒教文明结盟反对西方。注222十几年来，亨廷顿的判断被证明是有问题的，将伊斯兰文明和西方的冲突归为全球恐怖主义更是错误。在今天看来，与其说这是文明的冲突，还不如说它源于伊斯兰教对工具理性的抵抗。

如前所述，伊斯兰社会较难通过民族主义实现现代转型，社会主义曾是伊斯兰社会实现民族解放的有效途径。当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实践在全球失败时，利用民族主义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成为顺应全球化冲击的唯一选择。但当一部分伊斯兰社会做不到这一点时，于是所谓的“文明冲突”凸显出来了。换言之，“文明冲突”的原因是某些伊斯兰社会很难做到让终极关怀退出政治和经济领域，其背后更深刻的理由是伊斯兰教难以形成工具理性所要求的终极关怀与理性二元分裂的结构。为什么会这样？伊斯兰教在希伯来超越突破之上实现了第二次突破，并发生入世转向后，是不可能出现类似西方新教那样的宗教改革的。一方面，穆罕默德作为封印使者，向人类宣读古兰经，是神和人最后一次对话。另一方面，伊斯兰教义主张建立公正的社群，圣训规定它不能政教分离，也不能将信仰变成私领域的生活。因此，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讲，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包括伊斯兰和西方的文明冲突意味着超越视野对工具理性的反抗。或者说，第二朵乌云实际上就是工具理性这一价值开始发生问题了。

现代社会是建立在工具理性、个人权利和民族认同三大支柱之上的，后面两个价值发生了问题导致了第一次全球化的危机，而第一个价值似乎从来没有出现过问题。这是不是意味着作为现代性第一大支柱的工具理性在运行中发生了自我异化，也会孕育出某种深刻的危机呢？当然，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但有一种大趋势是十分清楚的，这就是在第二次全球化中，终极关怀愈来愈退出公共领域，正在变成私领域的价值。因私人的价值追求是多元的，而且可能是不可通约甚至很难沟通，这样当终极关怀变成私领域多元文化的一部分的时候，它开始被多元文化淹没甚至消灭了。其突出表现是新世纪生活在消费社会的人类对思想的冷漠。

当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感到思想退出社会公共领域带来的困境。宏大思想理论被社会轻视，思想家开始进入隐秘的历史黑暗中，这是从轴心时代以来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是思想的自由，一旦人类失去了思想的兴趣，自由虽然重要，但已经不存在雄辩的力量。而且这时对自由崇高的追求和个人贪欲无穷的满足之间也失去了明确界线。没有思想，求知作为终极关怀退化为鸡零狗碎的考据，如同一部不断扩大数据的计算机，找不到方向。一个由越来越细专业构成的没有思想的知识体系和由一个个孤立的只有欲望(和实现欲望的权利)没有灵魂的人组成的社会是同构的。当大写的人消失时，沟通的理性只是肉体欲望互相投射的幻象。

现代性起源于人的解放，知识挣脱信仰和道德至上束缚的牢笼，个人从社会有机体中独立出来以申诉追求真理和创造的权利，但思想的死亡也是虚无对现代人的胜利。从此，一个个必定死亡的个体在孤独的黑暗里发问：生命的意义何在？同类的回声即使震耳欲聋，但也无助于克服死亡的恐惧。这将是人类心灵面临的真正的黑暗时代。

我们不要忘记，人类对思想的注重与思考终极意义及进行宏大价值追求是直接相连的。故思想受到轻视和终极关怀退到私领域甚至消失，本是同步的现象。从轴心时代开始的人类的道德、核心价值以及大文化传统，都是基于终极关怀之上的。第一次全球化危机发生的时候，终极关怀并没有完全退到私领域。二十世纪对第一次全球化危机的响应和新价值的出现，大多来自于终极关怀层面的推动。正因为如此，从十七世纪现代性诞生以来到二十世纪均是思想的世纪。令人担忧的是，二十世纪末开始新一轮科技革命以来，似乎新科技和不断扩展的市场正在解决一切病痛苦难，人类生活普遍的富足和似乎永久的太平盛世已经可望可及；在这种被已故思想史家史华慈称之为“太阳底下的新鲜事”的精神状态中，注223大多数人已经习惯了思想和公共价值退出我们的视野，每个人只需关心自己的专业和私生活。终极关怀不断向私领域退却，最后消亡，意味着思想文化被消灭或人类的心灵回到轴心时代之前。这时，如果生态环境崩溃和史前的洪水再次来临，人类或许将丧失应付危机的精神力量。

或许有人会说，终极关怀退到私领域并不等于它不存在。正如世俗化并不是宗教的死亡，而是信仰地位的改变。例如上帝从一种不容置疑的信仰，降格为一个普通的观点，人们将其和其他各种个人意见混杂在一起加以考虑。终极关怀作为私领域的价值一样能起到它的作用，特别是当全球化把人类变成一个不同信仰的人共同生活的地球村时，终极关怀退到私领域有利于克服不同信仰之间的冲突。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当终极关怀变作一种纯私人的价值时，它能长久保持自己的稳定吗？正如泰勒在讨论当今世俗化倾向时所描绘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我们自己怀疑自己信仰的状态中。”注224如果该趋势进一步发展，终极关怀也许难逃消亡的命运，自轴心时代人类建立起来的超越视野将随之消失。它必然对当今的文明造成不能忽视的影响。

首先是道德的沦丧，这在当今世界处处可见。原因很简单，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以及印度和伊斯兰世界，道德均是建立在终极关怀之上的，甚至服从契约的精神力量亦与终极关怀有关，终极关怀这一现代性萌发的基础一旦瓦解，法治和契约精神还能保持今日的状态吗？更重要的，现代自我认同存在终极关怀层面，如前所说，西方现代个人观念的起源于唯名论斩断终极关怀层面自我与共同体层面自我之间的联系，并没有取消终极关怀。当终极关怀消失了，人还会具有终极关怀层面的自我意识吗？因此，终极关怀的消失所带来的长远影响必定会冲击现代个人观念。这是比法律取代道德更为重大的变化。因为个人观念是整个现代价值系统的基础，当基础崩溃了又不能找到新的基石，只能导致现代价值的死亡和变异。本章展开现代性起源及其演化讨论，都证明一个基本观点，现代性和现代社会结构植根于轴心文明之中。现在，超越视野的隐退无疑意味着人类开始走出轴心文明了，这是人类三千年来未有之巨变。

在结束本章之际，我不得不向那个孕育了我青春的二十世纪思想告别。我意识到这不仅仅是告别过去的百年迎来新世纪而已，实际上人类可能要告别的是自轴心时代以来的那个不死的精神世界，那个使生命不朽、人生充满着宗教和道德追求的三个千年。在这一意义上讲，历史确实是终结了。但是在漫漫的思想黑暗中，人类完全陌生的历史篇章终于掀开。

我们必须创造，除对终极意义外，还要重构个人观念和自由观念的基础，用新的理性精神去驾驭失去控制的工具理性。作为一个来自中国文明的思索者，还应该用科学精神去突破常识理性。所有这一切，除了依靠大无畏的创造精神外，别无选择。今日孤独而失去理想的个人在走向茫茫的黑夜之时，同时可以做的也是首先应去做的，是把对过去的认识转化为一种超级的历史意识。这就是轴心文明的大历史观。全球化的现代文明唯有在此巨镜中才能照射出自己存在的意义和方向。

英国音乐家曼纽因(Yehudi Menuhin)曾说过：“如果一定要我用一句话为二十世纪作总结，我会说，它为人类兴起了所能想象的最大希望，但是同时却也摧毁了所有的幻望与理想。”注225我们必须承认，二十世纪曾被理想的太阳照耀过，而正在这种意义上讲，现在人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思想黑夜。对于我们这一些残存的理想主义者，虽然可以沉浸在思想和历史研究中不忘记正在消失的理想，但这些理想只是过去世纪落日的余晖，后继无人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在暮色中匆匆地赶路，去响应那个我们虽不能度过却必须面对的新世纪。

后  记

2008年2月10日，我完成本书的初稿，既无往日做完一件重要工作时的如释重负，亦无即将开始新研究的喜悦。

差不多快二十年了，我没有写过这样宏观的作品。在宏大历史消失、专业越分越细的时代，我已经习惯了写只有几十个读者的论文。著作也越来越专门，文章则在匿名审稿期刊上发表；其全部意义或许仅仅在于学术考核上多一个记录，当然还有写作时那种用知识填充生命空虚带来的充实感。

三年前我与老朋友严搏非商量我们1980年代写的书在国内再版时，就开始着手构思本书，我当时将其取名为《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作为《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一书再版的导读，2007年6月动笔写作。我最大的困惑是为何写作？为谁写作？当心目中没有读者只是自言自语时，写作无非是把二十年前困惑自己的问题作一番清理。本来，这些思想或许是没有必要表达的，既然要将其写出来，每天必须硬着头皮写下去。因没有卷入情感，有时感到自己在解数学题，离开了“因为”“所以”就没法继续往下走。语言太枯燥，始终觉得是在挤一个已榨干的柠檬。这十几万字的导读断断续续，从构思到完成差不多用了几年时间。    搏非是第一个读者，他表示充分的肯定。青峰用十天读完全文，提出详细和重要的修改意见。故本书的定稿是根据搏非和青峰的意见删改而成。青峰和搏非的意见大致相同，其中最关键的建议是把讨论中国社会现代转型部分删去，专门写成另一本书。本来，本书的视野完全立足于中国传统社会现代转型的历史经验，这样才能突破西方中心论的局限来看西方历史。中国的历史是如此特殊，已超出当今所有西方社会理论的解释。本书中我对中国社会现代转型所做的概括，是基于我和刘青峰这二十年的研究之上的，这些著作和论文全部在海外发表，国内读者几乎没法看到，因此把中国部分写成本书的姐妹篇是一个好主意。正因为如此，本书简化了，也比较好读。但为了防止简化有可能带来的误解，建议读者把本书和其有关中国历史的姐妹篇一起翻阅。

秋天，正在本书酝酿出版之际，世界金融海啸发生。搏非认为，面对今天这个危机重重却又思想消退的时代，本书提出的典范或许对寻找当代问题逻辑原点，以实现“思想再出发”有意义。他建议在书正式出版前，先印300本征求意见。在江南资助下，2008年12月19日近五十名学者来到浙江南浔归来书院，对本书作了一天半的讨论。会议结束后，我根据听到的意见对全书的表述作了修订。

这次聚会加深了我对形势的判断，虽然我们力图通过这种讨论为思想的存在找到某种载体，但事实上对该尝试表示同情的大多是我的同龄人，而青年一代则在具体的细节问题上和我争论。今天，思想正在被专业吞没，我们这一代人也许是最后的思想者。

出版《历史的巨镜》是我从专业研究中走出来，再次关注大历史的标志。我深知不会有多少人对此有兴趣。思想在当今世界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处于绝对孤独状态。我要感谢搏非和青峰在精神上和学术上的支持以及同辈学者的各种意见。也许今日，对于严肃的思想者和出版者，只有六个字才能使其存在下去。这就是：为坚持而坚持。

金观涛

2008年12月于香港马鞍山

附录

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从古罗马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金观涛  唐若昕  著

说    明

《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从古罗马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运用系统演化理论分析了罗马共和国向罗马帝国的演变以及西欧封建社会的形成与资本主义社会确立的过程。该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发表在“走向未来丛书”之中，因提出系统论史观，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和争议。今收入作为本书附录，为了尽可能保持其出版时的原貌，除了作少量删节外，文字和注释都没有改动。

时间是人类自身发展的空间。

——马克思

在一个人短暂的一生里，某一个历史学家的个人贡献对于知识的巨大而不断增长的洪流来说，只不过是小小的一杯水。但是，如果他能鼓舞——或挑动——其他学者也来把他们的那几杯水也倒进去，那么他就会感觉到真正完成了他的任务。

——汤因比

第一章  从古罗马看社会组织的秘密

在一个民族的一生中，除了做梦，它很少有时间问自己：我想在哪一种社会里生活呢？我觉得，我们是接近这种时刻了。我们可以着手建设一个新社会，一个繁荣、朝气蓬勃、慷慨和解放的社会。

——沙邦

1.1  罗马帝国奇特的商品经济

公元二世纪，世界的东方和西方分别屹立着两个庞大的帝国，一个是汉王朝时代的中华帝国，另一个是地中海沿岸的罗马帝国。当时，罗马皇帝图拉真(98~117年在位)完成了帝国史上最后一次远征，使帝国的疆土几乎同今天的美国一样辽阔，人口几乎达到一亿。这时，中国的汉朝也正值鼎盛时期，人口超过五千万。但是这两个庞大的帝国无论在社会形态、社会结构和组织方式上都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历史学家在剖析古代社会时，可以把它们作为两个不同的范例来运用。现在，我们从这两个不同的范例出发，来阐述系统论史观的核心思想——社会结构调节原理。根据这个原理，我们可以讨论出社会结构演化的模式，以解决为什么第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出现在西欧的历史难题。

罗马帝国在历史上留下了数不清的秘密，其中最使历史学家感兴趣的是它那极其特殊的经济结构。众所周知，在古代农业社会中，人类各个文明的经济结构大多是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而罗马这个奴隶制大国却是一种典型的非自给自足的奴隶制商品经济。一些人把罗马帝国仅仅看做是只知穷兵黩武的国家，仿佛它的存在就是征战、掠夺和奴役战败国家的人民。其实，自从公元二世纪“罗马和平”降临时起，罗马就以工程技术和商品经济大国的形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了。

首先，罗马城市之多、之大，是世界古代文明中罕见的。只要翻开古代地图，就可以看到整个帝国的版图上数以千计的城市星罗棋布。仅就西班牙一省来说，重要的城市就有400座，次要的城市也有293座。注226一般说来，当时的中小城市都有几万人口，大城市人口可达几十万或近百万。地中海几乎是帝国的一个内陆湖泊，沿地中海各行省形成了相当专业化的社会分工，稠密的海陆商业贸易网维系着帝国的经济生活。有人统计，作为罗马中心地区的意大利几乎所有的产品都不是在产地消费的。注227

就拿经济生活中最主要的粮食来说，当时罗马本土的粮食消费主要靠外部地区供应。罗马城居民一年的口粮中竟有四个月的粮食来自埃及。据记载，埃及每年都要供给罗马本土四千万加仑麦子。注228有些人认为，大量的物资从行省流向本土反映了罗马帝国的殖民掠夺性。然而在古罗马帝国鼎盛之际，这种掠夺并不是仅仅依靠武力来实现的。罗马帝国对行省的剥削主要是靠各种税收，其主要形式是交纳货币。而物资流动则大多是由市场商品经济及自由贸易机制维系。甚至帝国政府控制最紧的粮食，也通过和私人公司签订合同的方式来管理。对商人来说，贩运粮食是一项有利可图的事业。四世纪时，一条从亚历山大开往罗马的运粮船可以获得百分之四的利润。一条从非洲开往罗马的运粮船则可获得百分之一的利润。“爱色斯”号是经常穿梭往返于埃及与罗马之间的运粮船，它一次可以载货1575吨，平均价值达15，000美元。注229

罗马帝国商品经济的发达和地区经济非自给自足的特点，是公认的事实，也是使历史学家们长期困惑不解的问题之一。一般说来，在古代，商品经济仅仅限于城市或城郊，为什么在罗马帝国出现了如此奇特的经济结构，成为历史上少有的例外呢？

我们知道，在传统社会里，商品经济的增长往往有一个极限。我们且不谈政治上、文化上会出现的限制商品经济发展的因素，仅就经济发展本身而言，就存在几个无法克服的天然屏障。第一个是交通和通信工具的缺乏。打破自给自足的状态需要使交换成为一种连续不断的大规模的日常活动，其贸易量必须大到足以支持其居民基本生活资料需求的程度。这么多的粮食、货物运输要有相当发达的交通和通信作为基础。然而对古代社会来说，做到这一点往往十分困难。因为仅仅依靠经济本身的力量并不能把人们组织起来去修筑商品经济所必需的诸如四通八达的公路等大规模的公共工程。所以，在古代，商品经济发达的城市往往仅限于沿海港口或大河流域。在这些地方，大自然为它们提供了水路运输条件。而要把商品经济发展到广大内陆地区，就要建立纵横交错的商业交通网。这依靠古代商品经济本身的力量是很难做到的。

第二个障碍是交换媒介的不足。要维系巨大的交易量，就要有大批的贵金属源源不断地投入市场，去充当通货。否则流通就不畅达。在古代社会，依靠经济自身的力量同样不能大规模地组织采掘贵金属，铸造货币。只有通过超经济的力量干预，才能把大量的交换媒介提供给社会，以打破自给自足的生产状态。

第三个障碍是缺乏契约和商业法的保证。商品经济必须建立在稳定的社会秩序上；交换的双方必须遵守契约，即社会经济团体所确立的某种共同规范；一旦发生争执，要有权威性的制裁机关来处理。这同样不能依靠古代商品经济自身来保证。它需要强有力的政府存在，以及相应的文化背景。在古代，任何一个分散的乡村社会都很难同时克服这三大障碍。因此，商品经济的发展往往有一个限度，在这些困难面前，要么放慢速度，要么停滞下来。

这些障碍在罗马帝国同样存在。考察罗马帝国克服这三大障碍所采用的手段，可以使我们解开罗马帝国商品经济发达的秘密，从而为分析罗马帝国社会结构中各个子系统的相互作用打开一个突破口。

众所周知，地中海交通在罗马商品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公元八世纪伊斯兰国家封锁地中海以前，它一直是欧洲最重要的商业运输通道。然而，假如罗马帝国仅仅依靠地中海这一天然交通要道，充其量在地中海沿岸发展起商品经济。就像古希腊城邦的繁荣那样。商品经济仍不可能深入到纵深地区，建立一个贸易普遍发达的经济大国。历史学家们发现，罗马帝国商品经济的普遍繁荣，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它的陆路交通发达，归功于帝国版图上巨大的公路网和河流航运系统。这个系统之巨大，是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的。据统计，罗马帝国在高卢一省的公路就长达13，000里，注230即使在偏远地区的不列颠，也有长达5000里的公路。注231就拿萨丁尼亚一个小岛来说，居然也修了1000里的公路。注232无数的商队昼夜不停地跋涉在大大小小的公路上，维系着整个帝国商业的繁荣和经济运转。即使在近代技术条件下，要修建和维护这些公路系统，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可以想见，罗马帝国修建和维护这些公路，克服了多么巨大的困难。

值得注意的是，罗马帝国修建这些公路，并不是为了商品经济的目的，而是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公路首先是为了军事目的而修建的。它经由罗马军团年复一年的修筑和维护。我们知道，罗马帝国的本土意大利只有800万左右的人口，而要统治一亿以上的臣民。注233管理那么大的地区，镇压随时都可能出现的奴隶起义和蛮族入侵，就要求罗马军团有很高的机动性。例如，罗马帝国在北非只驻有一个兵团的卫戍部队，却要保证整个北非的稳定和安全。由此可见，抵御内陆掠夺部落的侵扰，不得不依靠四通八达的公路系统，使部队得以迅速调动，军事情报得以高速传递。如果罗马帝国没有高度发达的公路系统，使罗马的野战军团在短时间内到达它所要去的地方，仅仅依靠边防要塞和地方治安，整个罗马的政治统治几乎是无法维持的。然而，这个用于军事目的的公路系统，却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便利。它使迦太基的经济与整个地中海地区及大西洋、撒哈拉沙漠地区联系起来，形成了商品经济必需的通道。

罗马的公路非常典型地反映了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彼此之间的依赖关系。本来，它是政治结构的产物，是维持政治统治的物化手段，却同时造就了与这种政治结构相对应的经济形态。我们知道，早在罗马共和国晚期，罗马的奴隶总数就达到了90万人，自由民只有71万人。注234由于分工及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帝国各地都布满了奴隶制大田庄，大量的奴隶被集中在一起，强迫在田间生产。而大多数田庄主人却住在城里，过着城市生活。他们从奴隶中挑选一些能干的人当管家，管理田庄上的事务。显然，高度集中的奴隶很容易团结起来，发动起义。因此，罗马帝国必须有一支高度机动的强大军团存在，这不仅是为了消灭海盗和边远地区的蛮族进犯，也是为了自身内陆的安全。所以，罗马帝国总是像保护眼珠一样保护自己的公路系统。历史上总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每逢罗马帝国征服一个地方，奴隶主就在这里建立起大田庄，罗马军队就开始修筑蜘蛛网般的公路系统。而后，这些公路又为商品交通提供了条件，使商品经济发展起来。按照这个典型的模式，这个地区就被编入了罗马帝国政治、经济统治的大网，牢固地置于帝国的统治之下。所以，我们可以说，公路系统是罗马帝国政治统治的基础，又为罗马帝国独特的经济结构提供了条件。

影响罗马帝国商品经济发展的另外两个障碍，也是帝国政府依靠行政手段来消除的。罗马帝国历来十分重视组织对金银矿的开采，始终把铸币的权力牢牢掌握在帝国政府及各级市政府手中。西班牙是罗马帝国最主要的金银产地，数以万计的奴隶和囚犯在一个个的矿山中夜以继日地开掘，他们甚至一连几天都见不到太阳。在矿井旁边，帝国建立起庞大的冶炼工业。注235据说，帝国在新迦太基的一个白银矿就雇用了四万名矿工，每天出产价值25，000便士的白银。注236一些历史学家在谈及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时，非常重视帝国后期金银矿的枯竭。因为罗马帝国是一个高消费的奢侈国家，它要花费大量的金银货币向东方购买奢侈品和粮食。帝国政府必须用行政手段去帮助组织金银矿开采，否则商品经济无法维持。帝国后期色雷斯和西班牙金银矿产量迅速递减，又没有新矿投入生产，从而造成货币极度缺乏。商品经济患了不可救药的贫血症。当然，把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仅仅归结于此无疑是荒谬的，但从这一现象中可以看到，开采金银矿是维系整个帝国商品经济的重要手段。

著名的希腊传记作家普鲁塔什曾指出过罗马政府的重要职能。他说过，应当给予人民两项福祉：自由与和平。对商业发展来说，和平是一种社会秩序，而自由又和契约相连。罗马法中关于贸易和所有权部分的法律是极为详细的。它对近代西方法典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没有它，商品经济的广泛开展几乎是不可能的。普鲁塔什在世之日，正是罗马帝国的全盛之际，他游历了帝国后指出：“有关和平，因为所有的战争都已结束，现在可没有占领我们的需要了。有关自由，我们有了政府(罗马)所留给我们的。”注237确实，罗马和平虽然是建立在民族征服的基础上，是以武力维持的和平，却把不同的地区、不同语言的民族纳入了一个共同的经济市场。罗马的《万民法》实质上是一种商业社会的法律，尽管它在坚持奴隶制，强调奴隶是奴隶主财产的一部分，但它在古代社会中缔造了一个人们可以共同遵守的法律秩序，甚至包括契约生效的办法。只有在罗马法规的保护下，古代超越民族的商品社会所需的契约观念才能在人们心目中建立起来，不同民族、不同地方间的商品贸易才可能迅速发展。正如汤普逊所说：“帝国开始的几世纪，对有些地方来说，是它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这对叙利亚、高卢、非洲和埃及来说，尤为确当。埃及的人口有着显著的增加，‘罗马和平’的利益，不仅在道德方面，而且也在物质方面；它在陆地上和海面上扑灭了抢劫和海盗行为，给生命和财产以保障，给旅行以便利。”注238

我们无意把公元二世纪后的罗马帝国描绘为“太平盛世”，但从历史事实出发，去追溯罗马帝国之所以建立起非自给自足的商品经济结构，除了经济本身的力量外，发现了一些极为重要的条件，都是政治结构提供的。有些还同古希腊罗马社会的心理、传统有关。如货物流通的生命线——公路系统，是因军事目的建立并由军队维护的；商品交换的媒介——大批量通货，是由帝国政府帮助组织开采并提供的；商品交换的原则和秩序——契约和法律，是基于古希腊罗马文化、心理传统，由政府制定并颁布的；政府在经济纠纷中充当仲裁人的角色，如此等等。这些特殊的职能都源于经济生活之外，又与经济生活紧密相关。到公元五世纪的时候，罗马帝国崩溃了，它的军团衰落不堪，道路破坏无人问津，政府的职能丧失，没有人维持秩序，金银矿枯竭，社会通货奇缺，商品经济全面破坏，战乱纷起。罗马帝国就像患了老年性综合征，各个器官都衰竭了。此后数百年，西欧社会从商品经济恢复到自然经济，恰恰从反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例证：商品经济发展并不是一个自然上升的连续过程，它需要政治结构和文化系统提供一系列的条件。没有社会结构中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间特殊的组合方式及调节机制，商品经济不可能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

1.2  城市生活和罗马帝国的政治与意识形态

在上节分析中我们指出，罗马帝国的奴隶制商品经济结构之所以能确立起来，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政治结构为它提供的条件。那么，人们会问，罗马帝国政治结构的确立又依赖于什么样的条件呢？罗马帝国政治结构的特殊性同样也是历史学家一直感兴趣的问题。如果不能阐明这个问题，经济结构的特殊性也还不能透彻地给予说明。

罗马帝国的政治大厦是依靠三根巨大的支柱支撑起来的。第一根支柱是它的军事制度。它的强大军团不仅维护着帝国的统一和安全，而且还常常决定罗马皇帝的人选。奥古斯都曾经大规模地削减军队和军费，但是保留下来的常备军仍达30多万人。注239因此有人称罗马帝国是一部庞大的军事机器。第二根支柱是罗马帝国的元首和政府。元首(后来是罗马皇帝)是最高统治者，掌握着立法、司法和执法大权，并有权任命各行省的总督，以此控制着帝国各个行省。他手下的顾问会议控制着财政部和司法部，秘书厅负责内务、外交和军政。第三根支柱是各个城市的自治制度。公元二世纪时，罗马帝国中央政府的官员不过150人，仅靠这么少的人无力承担管理庞大国家的任务，必须实行城市自治，并通过城市组织把税收和摊派等项事务担负起来。因此，意大利大多数自治区各有自己的元老院，城市有自己的议事会。它根据帝国统一的法律拟定各种具体政令。城市中还有一个人民大会，选举出执政官，负责处理各种行政事务。我们要理解罗马的政治大厦，就要分析这三根支柱得以确立的基础。

罗马军团的强大、机动性、组织性以及士兵的骁勇善战在历史上非常有名，这些军团是怎么组织起来的呢？从公元前二世纪末马利乌斯军事改革把民兵制变为募兵制以后，大批城市的无业游民加入了军队，后来成为帝国鼎盛时期的主要兵源。马利乌斯大幅度提高了士兵的军饷，又延长了服役的期限，此后，士兵的军饷一直有增无减。帝国建立以后，职业军队合法化，变成正式的常备军。相当多的无业游民成了军队的骨干，这些人为了钱和土地来当兵。所以，要组织起庞大的军团，罗马皇帝就不得不把国库和财政来源的大部分用于军饷，并许诺士兵退伍后可以得到一块土地。由此，罗马的军事组织便直接和国家的货币收入联系在一起了。罗马军团的强大，依赖着国家资金的富有。西赛罗担任督察官后曾经说过，各省交纳的税款，仅够支付行政和国防的费用。注240可见，军费早已是国家财政支出中的大头。

公元193年，一些平民和士兵因为没有得到奖金，勾结皇帝的侍卫队杀死了当时的皇帝。侍卫队的头脑曾宣称，谁出价最高，就赐给谁王位。朱立安那斯为了摄取王位，曾提出发给每个士兵5000希腊币(约合现在的3000美元)，而士兵们仍然嫌少。皇帝侍卫队的办事员到一个个百万富翁面前去鼓励他们抬高价格。当朱立安那斯宣布给每个士兵6250希腊币时，侍卫队就宣布他为皇帝。朱立安那斯的登基引起了罗马公民的不满，不列颠、叙利亚和班诺尼亚的罗马军团相继前来讨伐，各自拥戴军团长为罗马皇帝。班诺尼亚的军团长塞佛留当众宣称，如果他登位，将给每个士兵12，000希腊币。注241正是这位塞佛留在把帝位传给儿子时，讲述了当皇帝的秘诀：“尽量想法使你的士兵富有，除此而外，什么事都不用操心。”注242这些事例非常形象地说明，罗马军团的存在必须依靠巨大的财力支持。当罗马皇帝拿不出金钱时，他就会失去士兵的拥戴，争夺皇位的战乱就可能发生，国家货币收入是军事的基础。而用金钱赎买雇佣兵却是罗马军事组织明显区别于其他奴隶制国家的特点。

第二个特点是罗马军人大多来自各个城市。罗马帝国规定奴隶不能服军役，隶农从法律上说可以当兵，但必须征得主人的同意。我们知道，隶农原先是自由民，只是因为债务而失去了自己的土地，不得不沦为大土地所有者的佃户，这部分人在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的农业生产者中占有不小的比例。根据帝国法律的规定，他们的全部财产都属于主人，没有自由迁移的权利。因此，隶农要征得主人的同意去入伍是非常困难的。这就决定了罗马军团的兵源只能主要来自城市的自由民，特别是无业游民，而不可能是乡村的农民。要理解这支主要来自城市的军团的素质，了解罗马军人的骁勇善战，就必须去剖析罗马的城市生活。另一方面，罗马军团的高度组织性和士兵的勇敢善战来自于罗马公民的城邦爱国主义精神和神人同形的宗教信仰，这种意识形态只可能从古代希腊城邦形成的文化中继承下来，并且在罗马的城市生活中得到维系和发展。同样，它也直接依赖于城市的繁荣。

我们以庞贝古城为例来剖析一下古罗马人的城市生活，就可以对这一点得到明晰的认识。庞贝古城因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的爆发而被淹没，十八世纪被重新发现，成为现今人们研究古罗马城市生活的完整标本，那些已经变成化石的古罗马人的死尸，烧焦硬化的坚果、面包和水果，墙壁上保留下来的各种布告以及私人藏书，等等，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生动的古罗马城市生活的画面。庞贝城约有二万人口，市中心有一个人们聚会的公共会堂，它是交易中心，举办各种竞技和表演。人们还建立了许多庙宇来祭祀众神。城中心的一边是朱匹特天神，另一边是阿波罗太阳神。还有庞贝的守护神——爱神维纳斯。庞贝城中一共有三个公共浴堂，一座体育馆，一座可容纳2500人的小型剧场和一座可容纳5000人的大型剧场，还有一座可容纳20，000人欣赏角斗的圆形竞技场。城市街头的广告竟达三千份之多。其中大多数是商业广告和公共事务布告，也有情书、春宫画和寻失启事。注243

如果把罗马城市和今天的城市作一比较，有一点非常奇怪，这就是，一座人口仅有二万人的城市居然有如此众多的公共设施，这在今天是不可思议的。实际上，古罗马社会中的剧场、竞技场和会场所起的作用远比近代社会的电影院和体育馆重要。因为自由民的城邦爱国主义精神就是从这些公共社会活动中产生的。在这些公共设施中，他们选举自己的执政官，进行各种政治纲领的辩论，从政府公布的公报中知道全国各地的新闻。城市的公共生活铸造了罗马精神，形成了自由民生活的精神支柱。据说，世界上最早的“报纸”就是罗马人创造的。

公元前59年，罗马政府曾经设立了一个机构，定期公布罗马元老院和公民大会的决议及全国各地的新闻。这些东西都写在一块巨大的白板上，挂在街上供人们阅读。在纸和印刷术还没有发明的时候，只有在这种集中居住的城市生活中，人们通过聚会等各种方式获得社会信息，才能形成集体意志，使其成为支配社会生活的精神力量。应当指出，庞贝城在古罗马数以千计的城市中只是一座默默无闻的小城市，它仅以虾露、白菜和葬礼略有名气，除此之外的一切，很少被人知晓。而整个古代罗马帝国，正是基于数以千计的类似庞贝这样的城市的繁荣，才能建立起庞大的军事基础。

以上的分析表明：无论是罗马军团的组织形式，还是军人尚武精神的维系，都直接取决于以商品经济为背景的城市生活的繁荣。没有奴隶制商品经济，就不会有大量繁荣的城市，也不会有国家大宗的税收。自由民不在城市里吃商品粮，就不会维系城邦的存在和产生与之相应的爱国主义精神，国家也不会创造出具有高度组织性、机动性的罗马军团。

实际上，罗马帝国政治大厦的另外两根支柱也是建立在奴隶制商品经济上的。罗马帝国的官员有两个来源，一是贵族奴隶主，一是“骑士阶层”。罗马帝国的骑士阶层实际上是日益壮大的商业奴隶主阶层。汤因比曾经指出，这个阶层办事效率高，能力强，在帝国时期几乎完全取代了贵族阶层，成为帝国官僚的中坚力量。他们管理城市、调查户口、地产，征收各种税，整个帝国的行政机器实际上是由他们运转的。罗马帝国的官制和东方有很大的区别。官吏中有很大一部分实行无俸服务。他们之所以无俸，因为他们是有产阶级。据史书记载，官员不但没有薪金，而且当选后还要付“就职费”，从3000到35，000塞斯泰尔乌提斯不等，有的竟高达60万。注244虽然就职金很高，但在帝国兴盛时期，有钱有势的公民争先恐后地竞争市政官位，因为这对他们是一种巨大的荣誉。他们通常用自己的财产，支付行政官位所需的各种开支。如果他们管理的城市所征收的税额不足，有时，还要掏自己的腰包来补充，即使如此，元老和行政官的职位对商业奴隶主仍然有着强大的吸引力。

实际上，骑士阶层不仅是官僚机构中的主要成员，而且是城市各项公共设施的主要投资者，是自由民各种社会活动所需经费的提供者。罗马各大城市的图书馆、竞技场等公共设施大多都不是国家投资，而是私人捐款建立的。据说，有些富豪为了追求名誉，投资之多到了不顾自己破产的地步。许多古罗马建筑的碑文为此提供了可靠的证明。一位百万富翁为威尼弟亚省兴建浴堂捐赠了160万银币。一位富裕的老太婆为建立庙宇和竞技场捐出了全部财产。在人口稠密的奥斯地亚港，卢西里体面地宴请全城居民，铺了一条又宽又长的大道，修复了七幢庙宇，重建了浴堂，并捐给市库300万银币。注245在奥古斯都时代，有一个阿提那城的富人送给本城公民的财产，达12，000塞斯脱。一个马赛城的公民，把他的全部财产都送给了城市。著名的小普尼林发财后，陆续献给本城60万塞斯脱，相当于今天75，000多美元，其中六分之五的款子，作为穷人的粮食基金，其余作为建造图书馆的经费。注246这样的例子，在帝国兴盛时期是举不胜举的。这种风气是古罗马城市得以繁荣的重要机制。

可以说，整个罗马帝国城市市政的基础是商品经济。只有存在实力雄厚的奴隶主商人阶级，城市管理、市政建设、城市生活才能正常运转。所以，当罗马帝国的奴隶制商品经济趋于瓦解时，城市公共设施得不到修缮，市民活动的费用缺乏来源，甚至帝国的官员也没有人能够充当，各种职位不得不由国家强迫分担下去，帝国的政治大厦就濒临崩溃了。

读者或许已经发现，我们对罗马帝国的分析陷入了奇特的因果循环：在我们寻找帝国非自给自足的商品经济结构何以建立之时，发现政治结构为它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恰是军团修建的罗马大道，政府职能所保证的税收、统一货币、法典权威保证了商品经济的生存和发展。而在我们寻找罗马帝国政治结构建立的原因时，又发现商品经济结构为它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无论是罗马军人的来源，自由民城邦爱国主义精神或神人同形宗教信仰，还是城市市政的管理建设，罗马帝国的官吏来源，都离不开以奴隶制商品经济为背景的城市生活。正像著名历史学家麦唐纳所说：“城市生活是在罗马统治范围内一切地方社会组织上的主要特征。”注247我们从追溯商品经济存在原因开始的研究，绕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

如果是寻求终极原因的决定论者，一定会为这个大圈子垂头丧气。但是，假如我们从这种直线式因果关系分析方法中跳出来，思想就会豁然开朗。它表明，当我们对任何一项复杂的事物进行整体研究时，寻求终极原因往往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对社会这样的大系统的每个具体环节，我们都能区别原因和结果，但把这些原因结果无限追溯下去，就会发现它们之间存在循环。正是因为存在这种循环，系统才表现出自我维持的能力。罗马帝国奴隶制商品经济结构，元首军事和地方自治的政治结构，城邦爱国主义精神和神人同形宗教信仰的意识形态结构，任何一方都不能离开其他两方的调节而独立存在。没有奴隶制商品经济，就不会有发达的罗马城市生活，因而就不会有罗马帝国政体和罗马军团，罗马精神也不可能存在。反之，假如没有罗马帝国政治结构和独特的文化的存在，奴隶制商品经济就不可能在罗马帝国发展起来，它的繁荣依赖着交通、货币、商业法的保证。这些都要依靠政治结构和文化系统的调节才能发挥作用(见图1.1)这种互为因果的关系清晰地表达出社会结构各个组织之间深刻的相互依赖性。

图1.1  罗马帝国的社会结构和因果循环

1.3  罗马、中国、印度——不同的社会结构

如果我们把对罗马帝国社会结构的分析上升为理论，就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结论：经济结构虽然是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的基础，但是如果没有与经济结构相适应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对它进行维系(或调节)，为它提供条件，单靠经济结构本身并不能保持稳定。这三个子系统是互为因果的，总体上构成一个封闭的循环圈。我们把它称为社会结构调节原理。

社会结构调节原理是否普遍成立呢？为此，我们必须研究那些与罗马帝国完全不同的文明，看它是否同样得到印证。我们先来看看中国传统社会。

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结构最大的特点是：自秦汉以后形成了官僚统治的大一统帝国。大一统官僚政治必须建立在地主经济结构之上。因为要维系庞大的行政系统，需要数万官僚和十几万吏员，必须有充足的税收来支持巨大的行政开支。在农业社会中，税收的来源主要依靠自耕农。没有他们提供兵源和各种劳役、租税，统一政府是很难建立起来的，我们知道，只有地主经济的繁荣才可能存在大量自耕农和佃农，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较弱，国家的劳役和税收有着充分的保证。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恰恰是地主经济。表1.1是十三世纪时英国和北宋王朝农村土地结构的比较。注248从中可见，即使到英国领主庄园衰落的前夜，自由农民和佃农在整个农业经济中的比例仍不高。而中国传统社会中，自耕农和佃农占压倒多数。一般说来，在一个王朝的中前期，它们大约占全国总户数的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它们是大一统官僚政治得以确立的基础。而且，大一统官僚政治结构还必须依赖大城市的存在，这些城市是国家管理的中心，由它们组成巨大的统治网，把幅员辽阔的农业社会组织起来，它们像岛屿一样分布在农村的汪洋大海，使其周围的自耕农经济中，出现相当程度的分工和商品交换，以保证官员流动和国家管理工作的运行。只有地主经济才能包容这些郡县城市，如果是在高度自给自足的庄园土壤上，大一统政权和郡县城市便会迅速枯萎。

表1.1  十三世纪英国和北宋王朝农村土地结构的比较

十三世纪英国土地结构

北宋主户的构成

那么，地主经济结构是不是中国传统社会形成大一统政治结构的终极原因呢？否！地主经济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是无法维持稳定的。小农经济普遍存在农奴化倾向，表现为农民对地主依附关系增强。地主不仅力图霸占自耕农土地，还尽力把他们变为自己的“私属”，日久天长，自耕农有可能“农奴化”。查理曼帝国自耕农农奴化、日本大化革新后班田制的破坏都是实例。中国传统社会保持地主经济的稳定有两个重要的前提。一是国家政府的调节作用。中国历史上各个王朝总是制定各种法令，限制地主豪强把农民变成“私属”；并依靠强大的官僚机构推行这些法令政策，保持地主经济的稳定性。从秦代开始，大一统政府就限制豪强贵族杀奴婢，行刑必须报官批准。汉代以后，政府取消了豪强贵族杀奴婢的权力，只要两个人无血缘关系，一旦出现纠纷，一律按国家法律处置。到了宋代，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已微乎其微，按宋律规定，农民有退佃的自由。恰恰是政府的巨大调节力量，使中国克服了西欧封建社会和其他一些封建国家中普遍出现的自耕农农奴化倾向，保持了地主经济的稳定。第二个条件看来似乎是纯经济的，即土地买卖防止地主和农民之间出现“硬化”的人身依附关系。使地主对土地的占有权和对农民的占有权分离开。但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土地买卖这一现象本身也是和政治结构对经济结构的调节相联系的。首先，土地买卖依赖于相对发达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发达要依靠国家政治结构的作用，要以大量城市的存在为条件。如果国家不以超经济力量建立众多的郡县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会碰到障碍。而且，土地买卖时农民之所以能从土地转让中游离出来，也是以政治结构限制地主占有农民人身为前提的。因此，中国传统社会保持地主经济的稳定离不开大一统官僚政治的调节作用。

中国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对政治和经济的稳定也发挥着重大的调节作用，我们知道，封建社会的官僚政治有日趋演化为世袭贵族的倾向，他们和地方军事势力结合起来，就会造成封建割据。一旦如此，大一统官僚政治就必然解体。日本大化改革后的情况就是这样。中国传统社会控制这种解体趋势的办法是利用具有儒家信仰的知识分子充当国家官吏。这些人遵循统一的国家学说治国，自觉地执行国家法令和政策，与分裂割据势力斗争，维护国家的统一。他们自身处于王权的监督下，又不断地流动调换。图1.2是西汉王朝利用儒生官僚与贵族化倾向斗争的曲线图，它清晰地表明依靠儒生的统一力量遏制贵族化分裂倾向，维护大一统帝国稳定的过程。注249

中国历史上，当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丧失调节能力时，地主经济不可能独立地保持稳定。魏晋南北朝庄园经济的兴起就是例证。东汉灭亡后，儒学衰落，魏晋玄学兴起，中国传统思想受到佛教的冲击。政治上门阀贵族势力强大起来，外部恰逢少数民族侵扰，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的调节作用大大削弱了。经济结构受到东汉末年大动乱的破坏，出现了一系列的变化。首先是农民对贵族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强化，沦为近乎农奴的地位，部曲、私属、奴婢的数量与日俱增。其次是国家税源骤减；世袭门阀在政治上占有主导地位。结果整个社会几百年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大一统政权长期建立不起来，经济结构蜕化到类似于庄园经济的状态。有关这部分论述，读者可见《兴盛与危机》一书，该书进一步分析了魏晋南北朝时，旧的调节系统被削弱，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又重新构成一组调节关系，维持了几百年的亚稳态结构。

图1.2  西汉王朝儒生官僚与贵族化倾向斗争的曲线

这里，我们又发现了一个和罗马帝国类似的因果循环。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子系统互为条件，尽管中国传统社会和罗马帝国的子系统内容及调节方式完全不同，但同样构成因果循环，通过循环保持稳定的特征如出一辙。三个子系统处于不断的相互调节中，共同维护了大系统的稳态，而子系统中的任何一个离开其他两个的调节都不能稳定地存在(见图1.3)。

我们再来看看印度传统社会结构。从国家组织来看，印度不仅没有出现类似中国传统社会的大一统结构，它的政府组织反而比西欧更松散、更不稳定。在印度两千年的历史上，除了孔雀王朝等佛教帝国时期以及被其伊斯兰教征服接受外部强加的政治结构外，自己几乎没有形成统一局面。正如著名的印度史学家恩·克·辛哈和阿·克班纳吉所说：“政治统一并不是印度古代史和中世纪史上的正常特征。在各个时代中，这个广阔的次大陆分成许多小王国。”注250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古代印度史上这种长期政治分裂的局面是以其村社为主的经济结构所造成的。印度村社和西欧的庄园比较具有更大的分散性和封闭性。尽管村社内部也有一定程度的商品交换，对外却几乎是“老死不相往来”，形成了自我封闭体系。国家的大小和势力都以统治村社的多少来衡量。因此国家组织十分脆弱。

确实，和中国相比，印度一直缺乏能为大一统国家提供税源和兵源的自耕农经济。但是为什么印度能形成不同于中国和西方的村社经济结构呢？表面上看，这似乎完全应归于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其实不然。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社会中广大农村很多时候也是自给自足的，但其政治上并不封闭。它们要为大一统帝国提供税收、劳役、兵源，可以被大一统政治结构组织起来。印度村社的封闭性和政治社会结构直接相关。众所周知，印度社会结构最明显的特点是种姓制度，每一个村社中都存在四个种姓。婆罗门是最高种姓，掌握着宗教事务。刹帝利是第二种姓，是武功阶层，婆罗门和刹帝利不参加劳动，却享有村社中大片土地的所有权。这两个种姓完全主宰了村社的宗教、政治统治，而且是村社各种公共事务的管理者，是宗教规范的解释者和执行者。他们担负着协调各种职业、分工之间关系的职能。吠舍是第三种姓，包括耕种自己土地的自由农民和工匠、手艺人，他们是村社居民中的大部分；首陀罗是第四种姓，他们的身份相当于奴隶，为各种高级种姓耕种土地。工匠和手艺人制造各种工具和消费品，维持每个村社经济的需要。显然，正是种姓制度造成了村社的封闭状态。每个村社中的管理者、生产者和职业都被种姓制度严格地规定了。一个村社内部的政治、经济、宗教活动原则上不需要和外部发生联系。种姓制度必然使王权衰落，官僚机构无法成长起来。要想形成统一的国家，就必须剥夺婆罗门、刹帝利这些“地头蛇”的权力。由此可见，统一国家和种姓制度是格格不入的。

同样，印度村社组织和种姓制度的稳定也离不开其独特的文化系统的调节功能。公元前一千年前就形成的婆罗门教，由它演变来的印度教是印度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婆罗门教认为人的一切痛苦和幸福都是前定的，四种种姓分别来自于普鲁沙神的口、手、腿和脚，因而种姓划分是命中注定、不可改变的。每个人为了来世不遭受痛苦或进入较高的等级，就必须严格按照婆罗门教所规定的行为规范做事。印度教发展了这些思想，为不同等级之间禁止通婚、使种姓划分更为细化提供了宗教根据。它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村社组织的封闭性。印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个子系统同样是互相维系、互相依赖的(图1.4)。

印度历史上也存在富有说服力的例证，说明经济结构的封闭性只有在种姓制度和婆罗门教的调节作用丧失时才能被打破。大一统的孔雀王朝就是一例。孔雀王朝时期，印度的政治结构一反常态，形成大一统的官僚结构。当时，出现了很多大城市，形成了全国性的公路网和驿站。官吏来源也取消了世袭制，由中央政府委派，甚至官员的录用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受出身和身份制的影响。当时，印度的经济结构同样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但为什么能建立大一统帝国呢？关键在于在孔雀王朝时期，婆罗门教衰落了，佛教成为官方宗教。种姓制度也一度出现了松动。也就是说，造成村社政治上封闭性的种姓制度和宗教意识这两个调节器开始呈现出瓦解和松动状态。

那么从逻辑上就自然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印度村社结构虽然在经济上仍是自给自足的，它也可能像中国传统社会自耕农那样，成为一个统一帝国的基础。尽管孔雀王朝的统一十分短暂，有如昙花一现，但它却证明印度村社结构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并不是封闭性的根源。封闭性是以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的调节为条件的。当佛教衰落、印度教兴起后，种姓制度又开始强化，并发展到新的形态。它们的调节功能又得以恢复。这时印度的村社又重新变得高度封闭，整个社会又长期陷入缺乏统一组织的局面。在这里，我们看到，印度社会和中国相反，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衰落时，国家出现政治上的分裂；而在印度，占统治地位的宗教衰落则导致国家的统一。这种奇特的现象，社会结构调节原理给予了令人满意的说明。

社会结构的调节原理不仅可以在一个文明和整体分析中得到证明，即使对于文明中的小社会也是适用的。我们知道，雅典的经济结构是以对外贸易为主的奴隶制商品经济。雅典每年都要从黑海、西西里和埃及进口大量的粮食，从马其顿、色雷斯进口木材，从麦加拉、彼阿提亚进口蔬菜，从意大利半岛进口金属制品。有人认为，雅典之所以形成殖民主义式的、以对外贸易为主的商品经济，纯粹是由于地理上多山和土地瘠薄的原因。其实，雅典商品经济结构的稳定，主要靠其政治和文化系统调节。它的以外贸为主的商品经济结构确立起来是在希波战争结束以后，当时雅典在希腊世界中拥有了最强大的海军。海上霸权使它有能力把黑海和地中海的贸易集中在自己手里，从而充分保证了内部经济结构转向工商业和对外贸易，使农民改种葡萄和橄榄等经济作物，不再考虑口粮问题。此外，军事力量强大还为雅典提供了大量奴隶，保证了各个工业部门有足够的劳动力，这也是工商业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雅典的海军只是雅典国家政治结构的一小部分，这种政治结构的活力来自它的民主政体。据统计，当时雅典的42，000名男性公民中，每年参加政治和经济工作的达20，000人之多。注251

自从梭伦变法禁止雅典人变成奴隶起，赋予平民的政治权力越来越多，军队从自由民中吸收的人数一天天增加。特别是伯里克利改革以后，所有参加政治、军事活动的人都有了薪俸，生产劳动是奴隶的事。雅典人从直接的生产劳动中摆脱出来，专门从事政治文化等活动。因此，尽管雅典城邦不大，人口也不算多，却可以组织起一支庞大的海军。如果自由民不从生产中摆脱出来，无论如何做不到这一点。同时，雅典人的神人同形宗教信仰对维护自由民的民主政治又是必不可少的。自由民经常要组织体育竞技、诗歌音乐会及演说活动，推动公民文化和体育素养的提高，促使平等、自由和荣誉的增长，维系雅典公民城邦主义的观念。然而，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又都依赖于奴隶制对外贸易经济的繁荣。显然，雅典社会结构又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奇特的因果循环，(见图1.5)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宗教文化结构在相互调节、互为条件中保持整个社会的存在。

图1.5  雅典奴隶制城邦国家的社会结构

我们还可以举出其他许多例子。但是一个个具体实例的分析并不等于证明。要证明社会结构调节原理的普遍有效性，我们必须研究它的理论基础。

1.4  社会组织的结构功能分析

系统论对自然界各种组织进行研究后，得到一个普遍的结论：只有组成整体的各个部分形成一种互为因果、互相维系的耦合系统时，才能构成整体性的组织。也就是说，对任何一个有调节能力的组织进行解剖，因果循环都必然出现。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先从生态组织谈起。

图1.6  直线式的因果关系和想象的生态系统

有人曾把整个生态系统想象成如图1.6所示的那样一个直线式因果关系的系统。土壤是绿色植物存在的基础，绿色植物又是食草动物生存的基础……毫无疑问，没有绿色植物，就不能供养食草动物。但是，如果整个生态系统的因果关系是这样简单，那么，整个生态结构早就崩溃了。因为自然界大多数系统的每一个组成部分，本身都处于经常流动之中，有着内在的变化趋势。土壤时时刻刻为流水所冲刷，存在水土流失的可能。绿色植物的生长也可能出现各种不同结果，如在某种条件下，池塘中的水草繁殖过快，可能使水中因氧气缺乏而导致生物死亡。如果整个生态系统仅仅是一个支持另一个，那么过不了多久，任何一个子系统的内在变化趋势就会破坏整个系统。水土流失会使森林缺乏土壤，池塘中绿色植物自我窒息使鱼儿失去食物……但是，这种自我崩溃在一个稳定的生态系统中并没有出现，其原因恰恰在于子系统在干扰作用下各种变化倾向都被其他子系统控制住了。表面上看来，在整个生态系统中，食肉动物处于大厦的最上层，这个系统的破坏对基础毫无影响。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人们都知道，在美国开巴高原，由于那里的食肉动物被捕尽，致使鹿群迅速繁殖，在很短的时间内数量达到十几万只，几乎吃光了70万亩土地上所有的绿色植物。结果，绿色植物消耗殆尽又使鹿群大量地死亡。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这种状态长期维持下去，开巴高原还会出现水土流失，变成一片不毛之地。可见，在这个系统中，土壤、绿色植物、食草动物、食肉动物都为整个系统的存在做着贡献，它们组成了一个互为因果、相互调节的有机整体。任何一个子系统的存在都是大系统存在的条件，只有依靠相互调节，生态系统才能稳定。

社会是什么？它也是一种组织，是由一个个人组成的巨大的关系网。经济结构毫无疑问是一切社会活动得以进行的基础，每个人只有解决了衣食问题之后，才能从事政治、文化活动。但是，只要我们承认万物都处于变化和流动之中，就不能忽视经济结构自身存在的多变倾向。中国传统社会地主经济中自耕农有失去土地变为大地主私属的可能；在某些条件下，地主经济可能变化为庄园经济。商品经济既有不断发展的可能，而在通货、通信、交通条件破坏时，也可能出现倒退，演变为自给自足的经济。古代的农村公社经济既可以在大一统官僚政治的干预下演变为有众多自由农民的小农经济，同样可以像古代印度那样由于种姓制度的作用，演变为一个个自我封闭的组织。自然界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永恒的变化犹如一团内在的火，它时时刻刻在焚烧着那些看来似乎是固定不变的形态。

因此，当各个不断变化的子系统组成大系统时，为了保持整体的稳定，必须要求子系统相对稳定。这就要求子系统之间能够相互调节，彼此控制那些破坏性的变化趋势。否则，任何一个组织都会被子系统内部的变化之火所焚毁。这就是社会结构调节原理的哲学基础。

社会结构调节原理是对马克思典范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作用及反作用关系的发展和新表述。为了从理论上对这一点获得更深刻的理解，下面，我们用现代系统论的组织原理，从逻辑上把它推导出来。

社会结构是社会的组织方式，是占主导地位的组织形态，社会是靠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结成一定关系组织起来的。所谓社会关系，无非是四大类：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和血缘的。我们在对社会结构进行宏观分析时，往往把一类关系网看成是一个子系统。当社会组织规模超过家庭和部落时，纯粹的血缘关系网是比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网低一层次的组织，它们往往被纳入政治、经济和文化组织才成为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这样，我们在宏观层次上考察社会结构时，可以把社会结构近似地看作由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三个子系统组成。经济结构是指占主导地位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网，是人类为了维持自身生存的经济组织。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同样是指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网和文化关系网，它们有着各自特殊的组织方式，具备自己独特的功能。

图1.7  子系统的结构—功能分析

这三个子系统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组成一个稳定的社会呢？系统论和组织理论在研究小组织怎样才能组成大组织时，广泛应用了结构—功能分析。这种方法的要点是：先把形成大组织的每个子系统搞清楚，对其进行如下三方面的具体分析，第一，子系统的结构；第二，子系统结构存在需要的条件；第三，子系统的功能。也就是说，应该按照如图1.7所示的输入输出框图来分析每个子系统。输入是保持这一子系统生存的条件，输出代表这一子系统结构所具有的功能。图1.8表示对罗马帝国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结构这三个子系统分别进行结构—功能分析得到的结果。对每一个子系统进行结构—功能分析，基本上等同于寻找因果关系。因为功能总是结构的必然产物，而某种结构总是依赖特定条件的。

一旦子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搞清楚了，子系统组成社会结构的条件也就不难理解了。系统论指出，当不同的子系统的功能和条件(输入和输出)能完全耦合起来时，这些子系统就能组成一个稳定的大系统。比如有两个子系统A和B，当A的功能恰恰等于B所需要的条件，而B的功能又与A所需要的条件相符，这时，A的条件为B的功能所提供，B的条件为A的功能所提供，两个子系统就能在相互调节中保持各自的稳定，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大组织。无疑，三个或多个子系统组成的大组织也应是这样(见图1.9)。也就是说，只有各个子系统的功能和条件能够形成一个耦合网时，小组织才能形成一个大组织。这就是所谓“功能耦合原则”。对于生态组织和生命组织来说，“功能耦合原则”是早已众所周知的。人体整个生命系统是由消化系统、神经系统、循环系统……子系统组成的，这些子系统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结构和功能，维持这种特定的功能需要严格的控制条件。人体中各个子系统的输入和输出耦合是非常严密的，使它们互相提供必不可少的条件。比如：消化系统执行着提供营养的功能，而消化系统的工作需要血液循环系统的功能，血液循环系统又需要呼吸系统和神经系统的功能，这些系统又都需要消化系统提供能源，它们互相耦合，形成了复杂的功能耦合网。假如其中任何一个子系统的功能和条件不能耦合起来，整个生命组织都要瓦解。任何子系统都不能独立生存。

只要把“功能耦合原则”运用到社会结构的分析中，我们马上得到了社会结构的调节原理。所谓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必须形成互为因果、互为调节的关系，这是指每个子系统的输出刚好等于另一个子系统所规定的输入。图1.8中三个子系统的输出和输入联系起来，恰好能组成一个良好的耦合的网络，这就是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的社会结构。

必须指出，并不是任何时候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都能做到功能完全耦合的。罗马帝国后期的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当时，基督教逐渐壮大，而基督教是不能和罗马帝国的政治结构耦合的。吉本曾精辟地分析了为什么基督教的兴起会促使罗马帝国的衰亡。著名的比较宗教史家詹姆·弗雷泽也讲得很清楚：“希腊和罗马社会，是以个人屈从国家的观念作为基础的；它把国家安全，作为行为的最高目的，放在个人安全之上……东方宗教灌输了灵魂和上帝间的感通的思想，而灵魂的永生作为唯一值得争取的目的了；与此相比，国家的盛衰兴亡都降到了微不足道的地位。……由于这项转变而招致了重大损失。政治机体的总瓦解就出现了。”注252所以，东罗马帝国用信奉基督教的城市市民组织武装力量而屡遭失败，很多皇帝都为基督教徒不愿当兵而苦恼。这样一来，罗马整个军事、政治结构就失去了维持稳定的重要条件。

同样，假如把罗马帝国的经济结构换成自由农民——奴隶经济(即以自由农民为主，奴隶制仅仅是小农经济的一种补充。罗马共和国就是这种经济结构)，它也不能同罗马元首军事政治结构形成功能耦合网络。小农经济不具备为国家提供大量货币收入的功能，也不能为军事政治结构提供大量城市无业游民。它无法同其他两个结构组成稳定的系统。

这就告诉我们，从功能耦合条件推导出社会结构调节原理并不是对社会的任何状态都成立。它仅仅刻画了社会各子系统互相维系的状态，或曰稳态。正如人体、生命和生态组织中，功能耦合仅仅刻画了生态平稳、人体健康状态一样。当生命系统和人体组织出现功能不耦合时，毫无例外地会出现组织的瓦解和死亡。社会组织的子系统功能不耦合时，同样将出现社会结构的不稳定。这就是系统论史观最核心的思想：一个社会要稳定地存在，要繁荣昌盛，它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必须互相维系，一旦不能互相维系，社会结构就面临着变化。

1.5  罗马共和国怎样演变为罗马帝国

“社会结构调节原理”是系统论史观的核心概念，它是我们研究社会结构演化的出发点。

首先，利用社会结构调节原理，可以证明互相维系的状态必然具有多样性，从而为解决在古代技术水平大致相同的经济基础之上，为什么会出现如繁星般众多的文明形态提供了依据。

根据社会结构调节原理，同样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只要有大一统官僚政治的干预和调节，可以成为地主经济结构；在贵族政治的条件下，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日益强化，就表现为领主经济结构。同样是农村公社，在种姓制度调节下村社可以变成完全封闭的经济结构，而在佛教的调节下却能成为大一统的组织单元。在古代埃及，在多神教和神人合一政治结构作用下，又可以呈现出“诺姆”这一特定的形态。不同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系统进行功能耦合的方式更是丰富多彩，只要三者组成一个功能耦合的调节系统，就都能保持一段时间的稳定，在历史的洪流中占据一席之地。

这样一来，社会形态的多样性可以从一个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系统互相维系的方式得到说明，从而避免了历史哲学中那个令人迷惑的“最后原因的陷阱”。我们运用结构—功能分析，通过对社会功能耦合网的解剖，就可以指出罗马社会、中国传统社会、西欧封建社会、古代印度社会等一个个具体社会的各自结构特点，分析它们是如何组织起来的，用它们自身来说明它们存在的理由。

其次，既然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从来是作为一个互相维系的功能耦合整体存在的，那么，要研究社会演变的模式，必须从在整体上把握结构开始，孤立地谈经济发展，或者孤立地分析政治文化的发展线索是找不到社会演化模式的。只有从一个个孤立的因素上升到结构分析，我们才能从历史展开的互为因果大网中摆脱出来。就拿为何英国最先进入资本主义这一问题来说，结构分析的方法告诉我们，绝不能单单追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线索，也不能仅仅分析议会制度的起源和宗教改革。因为，如果没有三个子系统的互相维系，它们中间每一个都不能稳定，都会在历史的洪流中消失。因此，要真正理解英国确立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因，必须去研究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议会制度、宗教改革后出现的自由主义这三个互相维系的子系统构成的整体(图1.10)是怎样在封建社会结构中出现并取代封建社会结构的。一句话，必须从整体上研究结构生长和演变的历史。

社会结构调节原理能否用来分析新社会结构的诞生呢？表面上看来，似乎很难。因为社会结构调节原理中的功能耦合分析只能说明互相维系的状态，从它出发，得到的只是互为因果的循环。一定经济结构的存在必须要有相应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建立为前提，而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又不能脱离经济结构而存在，至于问它们中间哪一个先产生，这无疑构成了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也就是说，社会结构各个子系统互为因果的解剖，充其量只是描述了社会结构各个子系统的互相相关性，它只能解释存在，似乎很难说明结构是怎么产生的。西方结构主义哲学家早就看到了这一点。他们中一些人认为结构研究只能揭示各个方面的互相关系，而不能理解发展变化。确实，如果把社会结构调节原理仅仅理解为整体中各个部分的相互依存，这并没有超出结构主义所提出的思想。但是，基于系统演化论的史观的基本原理和结构主义是不同的。社会结构调节原理所刻画的社会子系统的互相维系不仅可以理解其自身怎样保持稳定的存在，还揭示了结构产生和演化的过程。

我们可以作这样的考虑，如果由于某种变化破坏了功能耦合，那么整个社会结构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社会结构的三个子系统中每一个都是另一个存在的前提，同时又是别的子系统调节的结果。因此必然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出现连锁反应。某一种结构的偏离，引起功能的变化，必然带来以这种功能为输入的其他子系统结构的变化。其他子系统的变化反过来又影响它的功能。结果造成功能耦合的破坏。整个社会结构因此动荡起来，除非找到新的功能耦合，实现新的稳态，否则动荡将不断地持续下去。在这里，“功能耦合”不仅能帮助我们把握社会结构的互相维系的状态，而且，是研究不能互相维系状态的钥匙。在讨论社会结构的演化问题时，这种方法有助于我们去理解一系列奇特而重要的历史过程。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这一点，让我们来剖析公元前二世纪罗马共和国演变为罗马帝国这一颇有趣味的例子。

在罗马共和国早期，罗马是一个城邦国家。城邦公民各自都有一份土地。当时，商品经济和奴隶制都不太发达，社会中有大量的自由农民存在。与这种经济结构相适应，罗马在政治上实行共和国制度。就拿它的征兵制来说，当时只能实行义务兵制。国家既没有经济力量，也没有必要去养活庞大的常备军。而大多数自由农民的经济条件完全可以自备武器装备。当时的罗马法规定，凡年龄在十七至四十五岁的男性公民，都有服役的义务。农民平时务农，战时入伍。根据公民的经济实力参加不同的兵种。最富有的一等公民是“骑士”，另一些一等公民和二、三、四等公民是“重装步兵”，五等公民是“轻装步兵”，赤贫者因没有经济能力亦不许在军队中服役。它表明经济结构同政治军事组织是基本适应的。但到公元前二世纪前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图1.11是从公元前251年到公元前201年罗马公民中有资格服役的人数和公元前四世纪到前二世纪罗马军团编制数。我们看到有资格服役的人数是一条骤减的曲线。公元前251年尚有298000人，到公元前201年只剩下 214000人。注253吉本曾经说过：“在不过几代以后，罗马人民可能已经完全消失了，如果不是经常有被释放的奴隶和外来移民的补充的话。”注254总之，到共和国末期，罗马有独立财产的人只剩下一小撮，据当时人估算不过2000人左右。注255然而，当时罗马在政治上需要不断地扩大对外战争，随着奴隶制的发展，也需要强化国家机器以镇压奴隶反抗。因此必须加强国家的军事力量。图1.11反映的正是这种情况。实际上，公元前二世纪的时候，罗马军队经常在外作战的人数在8万以上，比注册编制数要高得多。显然，就军队来源这一条件来说，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之间的“功能耦合”被破坏了。政治结构需要军团继续扩大，而经济结构没有力量再提供兵源。这时，不改变政治结构，整个系统的稳定就不能继续维持。

当社会结构中某几个环节出现明显的功能不耦合时，往往会变成尖锐的社会问题提交到人民面前。于是，社会改革势在必行。改革的最初目的必定是围绕如何解决功能耦合问题。公元前二世纪末，在罗马军团节节失利的情况下，马利乌斯进行了著名的军事改革。他把公民兵制改为募兵制，不再要求有财产的自由民入伍，而从城市的无业游民中吸取源源不断的兵源。但是，军事结构是政治结构中的一部分，它的变化势必导致政治结构的变化，而结构的改变必然会影响到功能。因此，连锁反应开始了(见图1.12)。马利乌斯改革后，罗马共和国各式各样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

首先，募兵制必须解决军饷的来源。由于无业游民是为了得到经济上的好处而参军的，所以为了维持战斗力，不得不经常提高士兵的军饷。这就带来了财政问题。国家必须有相当多的货币收入，否则募兵制就搞不下去。这势必造成对商品经济的更大需求。军事结构的变化立即从政治结构的功能上反映出来，影响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它大大加速了土地兼并和大土地所有者的发展。我们知道，罗马共和国早期的对外战争曾赢得大量土地。如公元前418年和公元前381年，侵占了拉比库姆和图斯库普姆10708公顷的土地；公元前396年，侵占维爱37072公顷土地；公元前386年，侵占了庞贝40000公顷土地；公元前353年又侵占了卡勒38660公顷土地。这些土地大多数作为罗马的国有土地，除了小部分拍卖给个人外，大多数分给了自由农民耕种。这是罗马共和国保证小农经济存在的有力措施。据T.弗兰克统计，在公元前三世纪，约有四至五万公民得到了约100万犹格的土地。但到了共和国末年，由于国家对货币需求的增加，逐步放弃了这一类调节措施。实行募兵制以后，罗马共和国通过扩张得到的土地，不得不大量地拍卖给商人，以增加国家的货币收入，还有一部分则分给有军功的士兵和将领，留给国家作为分配给自由农民的土地则寥寥无几。公元前146年，罗马消灭迦太基后，对迦太基的土地进行了大拍卖。其中，只有三分之一留给国库。结果在非洲兴起了一个非常有钱有势的业主阶层，他们的大地产遍布全境。在尼禄时代，据老普林尼统计，约六个人占有非洲省全部可耕地的半数。注256政治结构上的功能变化，促使共和国的自耕农经济更快地瓦解，原有的耦合系统被彻底破坏了。

其次，军事结构是和整个国家体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对罗马这个崇尚武功的民族来说，军事结构的变化必然导致整个政治体制的变化。罗马共和国的政治结构如图1.13所示。注257军团司令官起初是六位军事保民官，由执政官任命，有时则由人民大会选举。执政官是由百人团会议选出的。当时罗马有193个军事百人团，按财产分为五个等级，一等级的98个百人团有优先表决权。军权是掌握在百人团会议手中的。这同义务兵制是相适应的。因为百人团会议本身就是以自由民的财产多少为等级划分标准的。义务兵仅仅在战时集中起来，战事一过就解散。因此百人团会议控制整个军队和军团司令官。但是，改为募兵制后，常备军与共和体制格格不入。首先，常备军中大多数是无业游民，他们在政治上倾向于平民的观点，而百人团会议则控制在富有的人们手中，所以常备军和百人团会议经常在政治上不一致。这就为军事头目利用军队同元老院斗争，进行个人独裁创造了条件。实行募兵制后，雇佣兵一般服役20年，因此武装部队就成为在政治上经常起作用的独立力量。无业游民对贵族的财产等级观念十分淡薄，往往只拥戴自己的统帅，百人团根本无法控制他们。军队自然走上干政的道路，军权在政体中变得越来越重要，终于成为军事头目进行上层斗争的政治工具。在这种情况下，贵族共和政体无法继续维持自己的稳定。由于军队倾向平民的利益，而且日益成为游离于政体之外的政治力量，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亦尖锐起来了。

雇佣兵制度建立以后，商品经济必须加快发展，骑士阶层即商业奴隶主阶层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也日益突出，这一情况影响到文化结构。罗马的领土越大，买卖做得越广，越要考虑被征服地区臣民的特点和文化，这不仅要改变对征服地的政策，而且要改变仅仅局限于罗马本土的狭隘的城邦主义思想。罗马的泛城邦爱国主义精神从此发展起来，使文化结构也出现了某种变化。总之，我们从罗马共和国末期看到了政治结构不稳定带来的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局面。平民与贵族斗争的加剧，军团统帅扩张自己的政治权利，奴隶起义和殖民地人民争取罗马公民权的斗争。这一切终于导致了罗马内战。直到罗马帝国建立以后，才在宏观上达到新的功能耦合。社会才重新稳定下来。

读者可能会有一个错觉，好像罗马共和国的瓦解是征兵制改革造成的。其实，兵源缺乏只是整个共和国大系统功能不耦合的一个方面，这种不耦合还从其他方面表现出来，如政治上平民与贵族斗争的加剧，经济上商品经济的扩大，文化宗教上各种思潮的兴起，等等。当社会结构功能不耦合时，变化的原因也是一个循环链。对此，从哪一点出发进行分析都可以，因为，从任何一点出发的分析，它们都是等价的。

历史学家在分析社会演化时，常常抱怨分不清什么是原因、什么是结果。互为因果大网使他们在寻找终极原因的道路上步履维艰。利用“功能耦合”的原理来研究这一问题，就能得到清晰的理解。

公元前二世纪罗马共和国的社会结构出现功能不耦合的情况，尽管一系列变化的锁链互为因果地缠绕在一起，在宏观方向上却有明显的规律。这就是：互为因果的变化过程一方面连续不断地破坏旧的功能耦合系统，随着破坏程度的加深，在宏观上却越来越趋向一种新的功能耦合状态。社会从一个旧的耦合框架日益演化到一个新的结构框架上去，罗马共和国变成了罗马帝国(见图1.14)。

这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社会结构的演变实际上是这样一个过程：旧的结构功能耦合被破坏，而且不能恢复了，人们便开始实行各种改革，新的功能耦合系统慢慢地形成，它标志着新结构的建立，最终取代了旧结构。罗马共和国向罗马帝国的演化可以用这种方式把握，罗马帝国向西欧封建社会结构的演化，西欧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演化，也可以用这种方法进行整体研究。虽然在不同的结构转化中，功能耦合的方式和性质是不同的，但是从整体上看，演变的锁链之所以启动，源于旧有结构功能耦合系统的破坏，是旧结构内部出现不能互相维系引起的。而新社会的出现必定意味着新的功能耦合系统的建立，它实际上就是在已经破坏了的功能耦合系统中建立新的功能耦合系统的过程。这样一来，社会结构演化规律的探讨就可以归结为旧有结构功能耦合的互相维系的状态是如何被破坏，以及新的相互调节功能是如何确立起来的这两个问题，把它们搞清楚后，为什么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能在西欧出现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第二章  古代社会的衰落

在一切损害之中，善良者的损害是最不幸的损害。

——尼采

规定即否定。

——斯宾诺莎

2.1  是什么因素侵蚀了罗马共和国的小农经济

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既然社会稳定时期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是互相维系的。那么为什么又会出现功能不能耦合的状态呢？这个问题不解决，研究社会结构的演化无异于一句空话。因为功能耦合的互相维系系统是自我保持系统，它具有强大的抗干扰能力。旧的功能耦合只要不破坏，就会一直存在下去，谈不上新结构的确立。但是，在人类历史上，我们总是发现，社会结构即使没有受到外部冲击，互相维系的状态往往也只能保持一段时间，各子系统之间的不能互相维系迟早要出现。不同社会结构的互相维系的状态的破坏是否存在共同的规律?这是研究社会结构演化规律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在上一章中分析了罗马共和国向罗马帝国演变的历史过程。显然，公元前二世纪以前，罗马共和国也是一种功能适应系统。剖析公元前二世纪罗马共和国功能耦合的破坏，会给我们的研究投之以光明。

历史事实表明，罗马共和国之所以出现兵源缺乏的现象，主要是经济结构中自由农民急剧破产造成的。也就是说，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功能耦合的破坏是小农经济瓦解的后果。

一些历史学家把公元前二世纪罗马自由农民急剧减少归为它对外征战的失利。我们在1.5节讲过，罗马共和国政治结构对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调节措施，是把从对外征战中获得的土地分给或租给自由民，保持小农经济的稳定。但在公元前二世纪罗马共和国这一政策的实施碰到了困难。当时，罗马在对外战场上遭到一连串挫折。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汉尼拔出兵罗马，转战于意大利半岛近十二年。罗马在这场战争中损失惨重。公元前217年的特拉西米诺湖一战，罗马的四个军团三万余人几乎全部被歼。翌年坎尼再战，又有七万人被歼，一万人被俘。注258因此，罗马共和国用战争获得土地来保持小农经济的调节办法在这段时期内受到了干扰。无疑这是一个原因。但是，如果我们继续深究，可以发现，它无非是一种外部原因。在整个罗马扩张史上，并非没有出现过失利的情况，为什么早期罗马共和国对外战争的失利却没有导致小农经济瓦解呢?

实际上，罗马共和国中小农经济在公元前二世纪的瓦解，是破坏因素长期积累的结果。无非是到了某一时刻，小农经济内部已脆弱到这样的程度：它再也经受不住战败的冲击了。历史证明，罗马共和国小农经济是被政治结构的功能慢慢破坏的。众所周知，罗马共和国的政治结构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对外征服战争。自由农民要为参战准备各种物资，而且把大量劳动力抽出来组织公民兵，这必然会延误农时，战争从来是自由农民不堪忍受的负担。但奴隶是不能参加对外战争的，他们一年四季在田间为主人劳动。因此，只要战争频繁，在经济结构中又有奴隶制并存，小农经济将无法与奴隶制经济竞争。如果战争打赢了，自由农民虽然得到了部分土地，但奴隶的来源也增加了，自由农民就面临更强大的竞争对手。它至多是给不断衰退的小农经济打支强心剂。如果战争输了，则自由农民破产更加迅速。总之，只要战争长期延续，成为政治生活中的经常状态，政治结构的这种功能从长期看必然一点点侵蚀与它适应的经济结构。自由农民迟早要破产到无法对罗马共和国提供足够兵源的地步。除了长期战争破坏小农经济外，商品经济的发展也破坏小农经济的稳定性。商品经济一旦从小农经济中萌发，竞争就开始了！土地兼并必然出现。但是，只要建立城市共和国，就必然会对商品经济产生较大的需求。可以说，商品经济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政治结构对经济结构调节的结果。

这里似乎存在二律悖反。罗马共和国的政治结构是以大量的自由农民的存在为前提的；小农经济的稳定，又要依靠政治结构的调节。这种调节，使罗马共和国形成功能耦合系统。没有对外战争的征服，没有城市的建立和一定程度的商品经济，谈不上罗马共和国的强大和扩张。但是，政治结构的必备功能，如战争以及对商品经济的需求，却慢慢地破坏着经济结构。这不是同功能耦合的调节原理矛盾吗?

如果我们把概念精确化，可以发现这里不但不矛盾，而且为我们理解社会结构调节性的破坏提供了一个十分基本的出发点。功能耦合、互相维系是一种短期效应。无论从经济结构为政治结构提供兵源、提供商品粮，或是政治结构维护小农经济的稳定，对其实行各种保护政策，都是在短时间内有效的。但像频繁的战争、商品经济导致土地兼并这些破坏性因素的增长却是十分缓慢的。它往往需要近百年，甚至数百年的时间才表现出来，它只是政治结构功能在长期内所产生的副作用一点点积累起来的后果。罗马共和国结构的各个子系统在短期内虽然是功能耦合的，但因为政治结构的功能(如对外战争)长期作用却在慢慢瓦解着小农经济结构，使得功能耦合迟早有一天无法维持下去，旧社会结构一定会被新社会结构所取代。罗马共和国在扩张中必然要演变为罗马帝国。

这种分析有无普遍意义呢?罗马帝国建立并达到鼎盛之后，整个社会结构改变了，经济结构中自由农民已不占主要地位，代之以奴隶制商品经济；公元二世纪政治结构的对外征战功能也基本消失了，出现了“罗马和平”。一系列新的功能基本取代了旧功能，形成新的功能耦合系统。在新的系统中，是否同样存在结构因功能而释放出来的毒素由积累而瓦解的现象呢?也就是说，罗马共和国瓦解的原因在机制上是否具有普遍性呢？我们发现，这种导致功能耦合破坏的机制确实在罗马帝国中存在，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通过对这两个具体例子的深入剖析，我们将得到一个结论：任何一个社会结构都有自我破坏的倾向。它是社会结构不断演化的内在动力。

2.2  罗马帝国灭亡之谜

在世界古代史的研究中，似乎没有别的问题比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更令人困惑、更众说纷纭了。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曾列举了罗马帝国灭亡的十三个原因，它们是：穷兵黩武、行政腐败、赋税过重、农业衰落、奴隶制度、民众贫困、地主贵族发财、资金减少，庇护制成长、公德丧失、血统混杂等。他接着指出，把这些原因罗列起来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们只是现象。如果我们思索一下，就可以知道上面提到的每一个原因本身，都是从其他的原因或条件得来的。人口减少，是原因还是结果?贫困，是原因还是结果?亨利·缅因勋爵说：“再也没有比这种说法，即赋税过重使罗马帝国贫困化的说法，更加荒诞无稽。”农业衰落是因为地力枯竭呢，还是因为农民阶级的赋税负担过重和农业投资的递减?是因为地主贵族占夺土地使农民沦为农奴地位呢，还是因为乡村不靖和盗贼横行?注259有人把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归为奴隶制度对生产力的束缚，以及奴隶对劳动毫无兴趣，那么为什么这些问题在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没有形成社会危机呢?当时的奴隶制度同样是十分残酷的。至于庇护制的成长，它无非是整个商品经济和帝国政治权力崩溃互为因果演变链中的一环罢了。当经济越来越近似于自给自足状态时，用奴隶进行群体性、专门化的生产必然过时，而且帝国已不再拥有对奴隶起义的威慑力量，奴隶制庄园从管理方式上就要发生改变，农奴制势在必行。

其实，真正的困难并不在于衰亡原因构成互为因果的大网。我们在前一章中已经阐明，任何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必然是功能耦合的因果循环系统，一旦功能耦合被破坏，变化的锁链也是互为因果的。“政治的混乱加速经济的崩溃，经济的衰微也促成政治的腐败。”注260问题的实质在于，为什么在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它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结构能够形成功能耦合系统，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功能耦合被慢慢破坏，一系列的变化犹如滔滔的洪水，冲击着帝国的结构，使其离功能耦合的状态越来越远。事实上，当我们追溯这股吞没帝国的洪水源头，发现它竟发源于帝国的巅峰时代，起初不过是涓涓细流，来自帝国结构的各个部分。这种腐蚀剂和罗马共和国政治结构对经济结构调节带来的慢性破坏一样，正是社会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调节的功能带来的。

以罗马帝国的经济结构为例，帝国后期对商品经济的致命打击莫过于通货膨胀。巴勒斯坦在公元一到三世纪之间，物价上涨了10倍。在埃及，公元一世纪价值8个希腊币的小麦，到公元三世纪末竟价值12万希腊币。注261毁灭性的通货膨胀犹如一次次的地震，摧毁了商品经济的大厦。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是帝国货币的贬值。图2.1是从尼罗王时代到公元260年帝国货币含银量的变化，它是一条急骤下降的曲线。不到200年间，货币含银量从百分之九十下降到百分之五以下。注262

表面上看来，罗马帝国进行一次次的货币贬值是对经济规律的无知，有时是为了皇帝奢侈的生活，有时是为了搜刮更多的钱财去满足贪得无厌的士兵。但是，罗马帝国后期，也有懂得爱护商品经济、节俭有为的皇帝，如亚历山大(222~235年在位)。他即位后，出卖皇室的大部分珠宝以充实国库，下令逮捕娼妓，放逐同性恋者，减轻赋税，把钱借给穷人买地耕田。他的行为引起了军团的愤怒，他本人和他的新政一起倒在了叛乱士兵的刀剑下。一位横征暴敛的皇帝取代了他。注263由此可见，罗马帝国货币贬值的根本原因是帝国财政日益困难，税收一天天减少。没有足够的税收，军事结构就会即刻瓦解。因此，货币贬值、横征暴敛只是在税收不断减少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措施罢了。那么为什么在帝国兴盛之际，国家能够从奴隶制商品经济中得到足够的税收以供养军事机器，而到公元二世纪以后，要想做到这一点就一天比一天困难呢？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商品经济在漫长的运行中会产生一种积累性的变化，那就是土地兼并。财富愈来愈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我们知道，竞争性的商品经济自发地倾向垄断资本。在古代奴隶制商品经济中，土地是最重要的资本。奴隶制商品经济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带有无法消除的胎记——土地兼并，并且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兼并必然愈演愈烈。我们在上一章分析了罗马共和国时期奴隶制商品经济的发展如何导致自由农民的破产，在帝国初期，土地集中的倾向已不可阻挡，小农经济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已不占主导地位，到处盛行的是奴隶主经营的“维拉”型中小地产。这种地产一般有几百犹格，每个庄园用几十名奴隶。注264它的盛行标志着大批奴隶主中产阶级的兴起。“这些地产的所有者属于城镇人口，属于城镇的中产阶级或地方的劳动阶级。根据著作家及铭文的一般记载，罗马帝国的繁荣似乎主要是由于中小地产的耕作，至少公元后头两百年是如此。”注265然而，“维拉”型地产的命运和自耕农经济一样，终究要被更大的庄园地产所取代。这就是“拉蒂芬丁”型地产。山南高卢维列依城发掘出来的铭文为我们提供了从“维拉”型地产到“拉蒂芬丁”型地产的兼并过程的史料。“拉蒂芬丁”型地产一般有数千犹格，拥有几千名奴隶，并建立起一个犹如政府般的庞大管理系统。

我们可以考察一下，当几十个乃至上百个“维拉”型地产合并成一个“拉蒂芬丁”型地产时，帝国的税收会出现怎样的变化。原则上，帝国的税收不应有变化，因为税收是根据地产的大小来计算、按生产量的比例征收的。其实不然。大地产交付的税收小于与它面积相同的众多的“维拉”型地产。无论罗马帝国政府实行包税人制度，还是利用帝国税吏，都有一个无法克服的弊病，那就是政治权力基本掌握在大奴隶主手中。各地的巨富无论从经济力量上讲，还是从政治力量上讲，都在地方自治中占主导地位。这些大奴隶主总是千方百计地逃避或减少自己所应交付的税收。他们常常作为包税人把税收转嫁到中小奴隶主身上，或者行私贿赂，乘人之危进行兼并。到公元二世纪末期，大量的文件反映了各省行政长官对富豪僭窃政权的诉苦。到帝国后期，政府不得不改革包税人制度，而代之以税吏，但大领主们请税吏吃碗闭门羹，可谓税吏的家常便饭。

土地兼并带来直接税的减少，帝国不得不把部分损失转嫁到间接税上。在帝国鼎盛时期，间接税主要是关税、售货税、遗产税等。关税一般是百分之二，只有对少量的奢侈品才征以百分之十二的重税。到了公元四世纪，关税普遍上升到百分之十二，使从事长途贩运的中小商受到重大打击！注266商品经济几乎被沉重的关税所窒息。帝国后期，一系列导致商品经济瓦解的因果循环链启动起来。

“拉蒂芬丁”型地产仍不是土地兼并这匹脱疆野马的终点，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又被更大的奴隶主庄园所取代。“拉蒂芬丁”型地产变为“萨尔图斯”，一种更为庞大的世袭领地。世袭领地不仅是一个经济实体，由于雇用人数和奴隶成千上万，管理权的无限膨胀，它已经成为一种政治实体。庄园俨然是国中之国。帝国后期很多公共行政权转移到这些大奴隶主私人手中。按照狄奥西多法典，法官不得进入私人土地开庭审判。如果有犯人需要逮捕，执行逮捕的人，不能是国家官吏，而是大奴隶主的管家。国家不仅很难从大领地中得到税收，而且几乎失去了对大领地的支配权。注267领地本身的经济实力已强大到实行自给自足的程度。法国一些地区的地名至今还保存着这些庞大领地的历史痕迹，它们往往是用奴隶主的名字来命名的。这些地区连成一片，甚至内部还出现市镇。每个大世袭领地都有工场商店，在领地上生活的人们不需要到领地以外的城市去购买必需品。

当帝国的版图日益被这些规模越来越大的世袭领地所覆盖时，拥有地产的人却越来越少了，税源势必枯竭，唯一的解救办法是更彻底地榨取已经奄奄一息的城市。倒霉的又是那些商人、手工业者和中小奴隶主。帝国后期，政府甚至占取城市的公地，拍卖给周围的大奴隶主。这显然是杀鸡取卵之术。城市是商品经济的基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随着中产阶级商人的衰落，不仅城市平民、小商人、奴隶跑到大奴隶主庄园中请求庇护，甚至城市内的官员和公职人员也不得不逃亡。帝国后期不得不颁布法律，规定地产在25犹格以上的市民必须充当城市议员。然而无论谁当议员，即使倾家荡产也不可能交齐帝国摊派的税收，唯一的办法就是逃亡。于是人们故意贬低自己的社会地位以免被选任公职，有的改业务农，有的出家为僧。最后君士坦丁不得不规定，凡能胜任市政职务的人，不准做圣职人员。政府像逮捕逃税、逃兵役的人一样，逮捕那些不愿当官的人，强迫他们回城市去为政府做事。甚至还明文规定，议员的儿子必须再当议员。注268

我们知道，商品经济必须以城市和非自给自足性的生产单位的存在为前提。但是，商品经济带来的土地兼并却在不断挖去自身的基础。“维拉”型地产本来是不能自给自足的，它必须依赖商业而生存。但商品经济的法则决定了它必然为更大的地产所取代。“拉蒂芬丁”型地产向自给自足跨出了一步，它庞大的生产管理系统包含了行政自主的可能性。“萨尔图斯”及进一步形成的世袭领地则发展成自给自足的小社会。帝国后期，到处可以看到庄园吞没城市的历史过程。最后，罗马帝国的城市消失在世袭领地之中。崛起于都市化基础上的罗马帝国文明，却在野蛮的乡村里找到了自己的墓地。

如果我们以土地兼并程度为横坐标，以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为纵坐标，就可以得到一条拱形典线。罗马帝国的商品经济和城市发展好像在爬一座山坡，一旦过了顶点，土地兼并就把矛头对准商品经济自身了。奴隶制商品经济被它自己发展所带来的后果消灭了。

在罗马帝国的政治结构和文化系统中，甚至在各个子系统结构内部，我们都可以看到自我毁灭的过程，整个结构在互相维系的运行中被自己造就的结果破坏。例如，庇护制的兴起与帝国国家权力的丧失互为因果，导致大领地奴隶主纷纷独立。这难道不是“罗马法”自食其果吗？法律是罗马政治结构对社会生活进行调节的主要手段。为了使奴隶制商品经济得到繁荣，为了使商业贸易得到保障，罗马帝国必然要用法律的形式来规定奴隶主对农隶私有财产的占有权，强调奴隶是奴隶主的财产，维护奴隶主对奴隶的无限支配权。既然如此，当一个大世袭领地的奴隶主拥有成千上万的奴隶和隶农时，那他用自己组织的小政府来管理他们也是合法的，庇护制更是合理的。由此可见，大庄园发展成国中之国，导致帝国政府职能的衰落不也是罗马法长期实行的必然后果吗？

强大的罗马军团之所以成为帝国的支柱，要归功于雇佣兵制度的实行。直接依靠金钱是罗马军团的组织手段。恰恰是这个制度本身逐步腐蚀了军团的素质，金钱使士兵贪得无厌，它们热衷于掠夺城市，对征战越来越没有兴趣。军营中组建了家庭，驻地内办起了饭店，到处开设妓院，士兵们完全失去了尚武精神。罗马帝国的公民如此衰弱，以致不得不在蛮族中招募士兵。就连罗马大道都难逃这铁的法则，四通八达的大道所提供的交通便利反过来成为加速帝国灭亡的因素。它使得蛮族可以迅速地深入帝国的纵深地带。大道周围的盗贼比其他地方的盗贼更为猖狂。日耳曼人入侵高卢地区时，一举摧毁了大道旁的60座城市，市民和乡民不得不远离罗马大道，到荒僻的地区去寻找新的住所。注269罗马大道提供了发达的交通，同时也带来了不停的动乱，最后人们不得不抛弃它。

我们无须列出所有破坏因素增长的过程。有一点是十分明显的，商品经济、罗马法、帝国军团，它们一开始就构成了一个互相维系的系统，保持着整个社会结构的功能耦合，但是它自身的发展却难免导致一些破坏因素的积累，这些因素在短期内几乎看不出来，人们无法发现它对社会结构的损害。土地兼并不可能在几年内破坏商品经济；雇佣兵也不会在短期内失去尚武精神；制定罗马法的人绝不会想到庇护制的出现。然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些因素积累起来。开始，它们像水滴一样侵蚀罗马帝国社会结构的石壁，石壁慢慢出现了裂缝，水滴汇成细流，当石壁一块块地倒塌时，细流变成了洪水，最终冲垮了罗马帝国社会结构的大厦。

2.3  没有万古长存的帝国

如果我们对社会结构调节态被破坏的过程进行宏观的跨越社会形态的比较，就会得到一个普遍成立的结论：组成社会的各个子系统在其本身漫长的运行中，在彼此间相互协调的稳态中，都会不断地释放出某种对结构本身有害的东西，导致功能耦合的松弛，最后破坏社会子系统的互相维系。不仅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如此，就是中国大一统王朝也不例外。

中国传统社会各个子系统间相互调节的方式与罗马帝国完全不同，中国传统社会大一统王朝崩溃的原因同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也不同，但社会子系统的互相维系被调节功能自身释放出来的毒素所破坏的却如出一辙。

中国传统社会大一统王朝鼎盛时期，政治结构与经济结构之间相互调节的功能是耦合的。地主经济结构中有大量自耕农存在，就能够维持政治结构运转必需的税源。然而地主经济结构自身不断释放着腐蚀功能耦合的因素，这就是土地兼并。自耕农不断地沦为大地主的佃户。原则上讲，地主应按土地的面积向国家交纳田赋。但是与罗马帝国的情况类似，这些大地主不仅是乡间的巨富，而且身兼大商人或国家官吏，往往是本地豪强。他们总是倚仗着政治、经济特权偷税逃税，把税收转嫁到自耕农和佃户头上。正如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所说，有的朝代偷税逃税占总额的十分之七八。随着土地兼并的增长，大一统王朝的大量田赋、徭役负担完全压在越来越少的自耕农头上，促使自耕农迅速破产。大批的自耕农转化为地主的佃农。而地主地租的剥削往往比封建国家的田赋重数倍。于是，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爆发，功能耦合的破坏导致大一统帝国的瓦解。

虽然中国传统社会中经济结构是地主经济，土地兼并表现为自耕农失去土地，与罗马奴隶制商品经济中的土地兼并性质是不同的，后者是大量中小奴隶主庄园和城市中产阶级破产(自由农民在罗马帝国经济结构中不占主要地位，尽管土地兼并也包括自由农民失去土地)。但功能耦合机制的破坏过程却惊人地相似。大一统官僚机构在一部分自耕农担负不起田赋而逃亡以后，把他们的田赋额转嫁到另一部分自耕农的头上，这在历史上称为摊逃。罗马帝国同样把逃亡税户头上的税额转嫁到其余中、小奴隶主、中产阶级商人的头上。二者都促使自耕农或中产阶级的进一步瓦解。罗马帝国后期曾一而再、再而三地颁布严禁逃亡的法令，到戴克里先时期，把所有的市民、奴隶都冻结在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上，剃头匠的儿子还当剃头匠，工匠的儿子还当工匠。注270一切都是为了保证帝国的税收不再减少。中国传统社会的中央政府也一再加强地方户籍制度，每年都派官吏对农民的土地进行调查登记，甚至连每一块田地中种几棵桑树都要明文规定。罗马帝国在税源枯竭时，不得不发行含银量极低的货币，强迫人民接受它的币面价值，但赋税却要用金银和实物。这就是帝国后期臭名昭著的“金银税”制度。中国大一统王朝后期何尝不是如此呢？朝廷大量发行劣质货币，物价飞涨千百倍。元朝后期买东西时纸钞车载斗量，但百姓的赋税却大多要用实物和金银来交付。罗马帝国和中国大一统王朝的这些措施和后果是相同的，都是在饮鸩止渴，这只能加剧危机，促使功能耦合彻底破坏。

人们会问，为什么破坏功能耦合的毒素积累是不可遏制的呢?社会作为一个功能上相互调节的系统，总是有能力调节子系统出现的各种偏离现象，它有巨大的内稳定机制和应变能力。正是它调节和控制了各个子系统内在的变化趋势，避免了自我崩溃，保持了结构的存在。为什么这种调节能力对慢性积累的毒素破坏功能耦合却无能为力呢?关键在于：这些毒素的增长之所以不可遏制，因为它们不是系统内一般的不稳定趋势，而是调节器在调节中自身释放出来的破坏力量。它是一种自我摧毁的力量，是调节器本身老化朽坏的过程。正因为如此，结构自身的调节能力和愈合能力对它不起根本作用。

无论是罗马帝国的奴隶主庄园的兴起，还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土地兼并，都是系统调节功能自身带来的破坏因素。我们知道，在西欧封建社会的领主经济中，自耕农大量地农奴化，土地兼并的情况不明显，至多是地产和农奴一起转移。然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用儒生组成的官僚系统去保持中央集权，限制地主与农民之间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化，从而保持了地主经济的稳定。然而，它既然创造了地主经济稳定的环境，就必然使得土地兼并不可避免。首先，它使经济结构中存在大量小土地所有者，其次为了维持官僚系统的存在，必须维系郡县城市的存在，发展商品经济，允许土地自由买卖，这样，就使土地兼并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也就是说，土地兼并之所以不可能克服，正因为它是社会结构功能自身创造出的。

对罗马帝国来说，当埃及总督路韦·派索不承认维斯帕西安罗马皇帝的地位时，罗马皇帝用行政力量罢黜了他。当塞普替金斯·塞佛拉斯在非洲登基后，封闭港口而引起了罗马本土的粮食危机时，罗马皇帝派遣军队镇压了反叛。对于这些变化引起的不稳定，罗马帝国可以用政治结构的调节力量来对付。但是，当商品经济带来的土地兼并在尼禄王时代使六名奴隶主占了非洲半数以上的耕地时，帝国政府却只能听之任之。因为它是奴隶制商品经济必然带来的东西，社会依靠奴隶制商品经济而存在，因而罗马政府只好任凭大奴隶主们在自己的庄园内执行司法，征集赋税，维修公路，甚至制定法律，限制政府，随心所欲地发动战争。

中国传统社会为了保持对整个社会的控制调节，发展出一套庞大的官僚机构。结果带来另一个危机的根源，即官僚机构日益膨胀腐败成为中国大一统王朝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功能耦合破坏的重要原因。王朝初期的官员只有几万，吏员也只有十几万，经过二三百年的运行，官僚机器被贪官污吏淹没了，到了王朝末年，官员达到十几万，吏员则几十万，朝政败坏、机构瘫痪，加剧了社会的各种危机。注271

罗马帝国的政治控制主要靠军团和法律。但法律对自身带来的弊病又有什么办法呢？从调节器自身老化这一点来看，罗马帝国的法律很像中国大一统王朝的官僚机构，处于不断膨胀和失效之中。罗马帝国最初实行十二铜表法，后来发展到民法，帝国后期，法令政策多不可数，使百姓处于摇手触禁的程度。不仅每个人的职业由法律固定，萝卜、橄榄、葡萄的价格也由法律固定，工匠、雇工和船夫的工资也由法律固定。注272法律本是保证契约及自由经商的，而规定物价却直接破坏了商品经济。法律本来是维护帝国统一的，而对奴隶主利益的维护却成了庇护制成长的原因。罗马法律培养了它自己不能进入的禁区，只好无可奈何地看着日益独立的奴隶制大庄园瓦解了帝国的统一。后来，罗马帝国实行了行政改革，企图用官僚机器代替法律，但是立刻又带来了官僚机构的膨胀的弊病，帝国所需用的官员和经费超过预算的一倍以上。由于农村盗贼盛行，狄奥多西一世设立了一种农村警官，即“治安维护者”，到了公元409年狄奥多西二世即位时，这种警官本身就干起盗贼勾当来了，所以不得不取缔它。最后，企图用官僚机构来控制全国的尝试失败了，不得不把治安权委托给大领主本人。注273

读者或许会有一个疑问，罗马帝国和中国大一统王朝的崩溃在机制上所表现出来的一致性，是不是因为“商品经济引起的土地兼并”在这两个社会都存在，因而使功能耦合的破坏表现出某种机制上的共同性呢？我们再来看查理曼帝国的瓦解过程。在这个社会系统中，商品经济的因素几乎不存在。而它瓦解的原因从功能耦合的角度来看，与中国传统社会和罗马帝国完全一样，都是调节功能被自身释放出来的毒素所破坏。

查理曼帝国的政治组织相对比较简单，它是一部军事机器。帝国是靠武力征服建立起来的，因此也是靠武力来维持的。但是长期征战本身却会损坏这架机器，随着国家军事武装的瓦解，帝国陷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众所周知，自从查理·马特进行采邑改革以后，国家强大的军事力量就建立起来了。查理采用有条件采邑分封代替了贵族无条件的土地赏赐，接受采邑的领主要向国家提供相应数量的骑兵。“这样一来，豪绅显贵本人也成了国王的佃农。”注274我们从功能耦合的角度来分析军事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关系，可以得到图2.2。查理曼帝国的兵源一靠大量的自由农民，二靠领主提供的骑兵。由于当时商品经济已普遍衰落，国家只能用赏赐土地的办法报答贵族的服役。军费同装备只能由领主及自由农民自备。这种组织方式在短时间内是功能耦合的，帝国的经济结构所提供的经费和兵源都不成问题，强大的军队组织起来了。通过连续不断的征战建立了幅员辽阔的帝国。但恰恰又是“征战”和采邑制度本身使整个社会系统遭到了破坏。

据史料记载，“法兰克人的习惯法要求一切自由人都去参加打仗；不去打仗的人就不再被当做自由人看待”。注275但是对于一个自由农民来说，征战的包袱是难以长期担负的。一年四季的战争使他延误农时，脱离土地，最终不能同领主经济抗衡。当时装备一个战士相当于45头牛的价值，还要自带6个月的军中给养。注276战争必然使自由农民破产，沦为农奴。

恩格斯指出：“法兰克的人民大众，即占有土地的自由民，也由于连年内战和征服战争，特别是查理大帝时期的征服战争而弄得疲惫不堪和彻底破产了。这种起初构成全部军队，而在征服法兰西地区以后，又构成军队核心的农民，到9世纪初，已穷困到五个人之中难得抽出一个人出去作战了。”注277巴黎郊外圣热尔门—德—普雷修道院的地产登记册中，记载了查理曼时代自由农民迅速破产的情况。在这个修道院的领地上，住有2788户人家，其中2080户是隶农，35户是半农奴，220户是奴隶，只有8户是自由的佃农。注278

人身依附和骑士效忠是查理曼帝国的组织方式，但它反过来成为破坏功能耦合的另一个原因。农民对封建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不断加强，逐渐演变为农奴，宫廷中大臣、武士、侍从则成为世袭领主。贵族化和农奴化同样是这种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必然带来的后果。商品经济的低落是查理曼帝国经济结构的重要特点，它和采邑制度一起成为贵族化、农奴化的根源。自由农民的消失，使帝国军事机器不得不完全依赖领主。领主的庄园可以由农奴耕种。他们自己的全部时间都可以用于战争。结果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战争迫使国王不得不过分依靠领主，而领主的强大又制造出无数的战争。由于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国王无力给部下发放薪俸，赐予地产是国王用来组织国家机器的唯一办法。在这种经济结构中，官僚机构是没法建立的，所以自由农民的消失必然伴随王权的衰落。领主权力和私人武装日益强大，帝国终于瓦解。整个西欧陷入封建领主的混战之中。

调节器在自身调节中的毁坏还可以从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上清楚地看到。奥斯曼帝国的社会结构是颇为奇特的。它的政治结构基本上是采邑和军功封土制。一般说来，这种军事封土制是不稳定的，它会导致贵族势力的增长，农奴化会使大一统政权瓦解，就像查理曼帝国的瓦解那样。但奥斯曼帝国建立了一种调节器来控制贵族化导致的分裂倾向。这就是被汤因比称为“牧人人”的制度。“牧人人”是帝国的卡帕库卢(宫奴)。他们是从被征服的臣民、农奴和奴隶中挑选出来的。他们在幼年时代即为苏丹所集中，终生不得结婚，不能从事商业和手工业，整天从事各种训练。其中一部分组成统治全国的官僚机器。据记载，从穆罕默德二世起，除了司法部以外，中央迪万(国务会议)中所有的职务都由“牧人人”出身的人垄断。“牧人人”制度组成的国家机器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统一，防止了领主割据。虽然奥斯曼帝国中领主的力量很强大。皇室、高级文武官员的禄田、军功人员的土地占去了国有土地的百分之八十。十五世纪末，全国有1万个采邑，战时可以提供6万名骑兵。帝国几十万军队有十分之九是封建采邑提供的。但是，仅占十分之一的由“牧人人”组成的中央军却非常精锐，它的存在有效地抑制了封建主的割据。奥斯曼帝国在数百年内曾迅速地扩张了版图，却也不能长治久安，尽管它一度使西方闻风丧胆，却仍然不能抗拒调节机器自身一天天地老化。正是“牧人人”制度使奥斯曼帝国后期各种弊端层出不穷。

在奥斯曼帝国解体的历史上，我们看到衰落与“牧人人”制度的弊病的积累是同步的。帝国用“牧人人”来管理朝政、抑制分裂、组织军队，但无力防止“牧人人”自身的衰落和腐化。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如果我们看到奥斯曼帝国前十位苏丹聪明有为，但这一支其余的统治者却又个个那样无能、堕落和不称职……事情并非出于巧合，而可以就其实行的一种抚育和选择制度来加以解释，这种制度实际上是不可能产生出任何有作为的统治者来的。”因此，“在十六世纪时，是一种一丝不苟，认真负责并且具有惊人效率的政府制度，到了十七世纪时，变得漫不经心，最后到十八世纪时，则归于崩溃了”。注279事实上，到了十六世纪中叶以后，由于调节机器的慢慢失灵，分裂倾向开始抬头，帝国就日趋衰落了。

总之，虽然社会形态不同，社会结构子系统的调节方式不同，导致功能耦合破坏的原因是形形色色的，我们却从机制上发现了一个共同的规律，这就是调节功能总会在自身运行中产生破坏自己的力量。在历史长河中，没有一个万古长存的帝国，也没有一个达到互相维系的状态后就永远不变的社会。因为任何一个组织都无法抑制这种自我摧毁力量的增长。我们以为这是一条普遍适用的规律。

2.4  互相维系的状态破坏的原因：功能异化

“这一只天鹅是白的，那一只天鹅也是白的，凡是我看到的天鹅都是白的。”这能得到一切天鹅都是白的这一结论吗？今天，科学哲学家一再警告人们，归纳并不等于证明。澳洲就有黑天鹅。因此，要证明互相维系的状态被破坏的必然性，就要找到理论根据。

“功能异化”这是自然界最普遍的现象，它带来无组织力量的增长，它注定了没有万古长存的古代帝国，它带来了波澜壮阔的“生”和“死”的交替。

自我调节功能被调节结果所破坏，最后导致系统出现不能互相维系状态，是一切功能耦合的组织系统共有的规律。生物体是一个严格的功能耦合系统，但是，即使没有外来伤害，也没有一个生物体可以长生不老。某一物种与环境构成一个生态功能耦合系统，但它们之间的适应性无一不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破坏，造成灭绝或进化。

现在，我们从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考察一下功能耦合系统中各个子系统相互调节的能力为什么会一天天丧失。

图2.3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池塘生态系统，其中有水草和鱼虾。水草和水中的氧气是鱼虾生存的条件。这些条件恰恰为池塘水草子系统的功能所提供。同样，池塘水草子系统的存在也需要鱼虾子系统的功能来调节。鱼虾以水草为食物，否则水草有可能出现无限繁殖，最终盖满整个水塘，造成生态系统的崩溃。在这个十分简单的生态系统中，我们可以看到，功能耦合形成了一个互相维系的状态，系统可以稳定存在几十年、上百年。但这种互相维系的状态能否永远保持下去呢？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池塘变得越来越浅了，水越来越少，最后池塘完全被污泥填满，变成沼泽。由池塘、水草和鱼组成的生态结构瓦解，别的生态结构取而代之。这在生态学中称为沼泽化。分析沼泽化过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任何一个功能耦合系统在互相维系中会导致破坏性因素的积累。

沼泽化的原因是池塘内有机质的沉淀。这些有机质是整个生态系统在保持功能耦合的调节中释放出来的。鱼、虾的排泄物，鱼、虾死亡和腐烂的水草都变成有机质沉淀下来。这些东西在每天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不会影响整个系统的功能耦合。然而，经过上百年时间的沉淀，就会出现沼泽化，把池塘填平。只要系统中有生命存在，就无法阻止有机质的积累。我们把沼泽化原因的分析提高到系统组织理论水平来看，调节功能丧失的原因就容易理解了。关键在于，组成一个大系统的各个子系统的功能都不可能是单一的，每个子系统都有很多种功能，即使对于子系统的某一种功能，也常常由很多不同的方面组成。这些不同的功能以及某一功能的不同方面是不可分离的，比如水草这个系统，有提供给鱼虾食物和氧气的功能，也有增加池塘中有机质的功能。生命系统的结构决定了这两种功能总是同时存在的。当子系统形成了相互适应的大系统时，只能做到某几种功能互相耦合，或者某种功能的某几方面互相耦合，而每个子系统复杂的功能不能全部参与耦合，对于不参加耦合的其余部分，只要暂时没有害处，就不会影响大系统的组织。但是，正因为它们没有实行功能耦合，必然对子系统结构产生影响，这种作用虽然很小，但会慢慢地导致各个子系统结构发生畸变，子系统结构畸变到一定程度，那些互相耦合的功能就会受到损害，正如有机物的沉淀逐步改变了池塘结构那样，畸变的结果最后导致互相维系的状态的破坏。我们把组织内部没有实行耦合的功能慢慢使结构畸变，最后破坏那些互相耦合功能的现象称为“功能异化”。众所周知，异化是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经典作家运用它表达这样一种普遍现象：事物的性质慢慢被这种性质本身带来的结果所改变。在此，我们借用该词，提出组织系统“功能异化”，这是一个新概念。下面读者将看到。在研究社会结构演变的模式中，它有重要的作用。因为，社会结构各个子系统功能的异化是互相维系的状态被破坏的重要原因。

社会结构是由许许多多的子系统组成的，每一个子系统都是一个复杂的组织实体，它必然具有众多的功能，即使对于某一种功能，也往往具有很多方面，因此，当子系统互相耦合组成社会结构时，不可能使每个子系统所有功能和每一种功能的所有方面都互相耦合起来，必然有很多功能是互相不耦合的，因此，功能异化将不可避免。举例来说，工厂是经济组织中的子系统，只要它生产社会必需的产品，就必然与经济结构其他子系统实行功能耦合。但是工厂这一个子系统绝不可能只有这样一种功能，它除了具备生产社会必需的产品这种功能外，必然有许多其他功能。因为工厂由许许多多的人和设备组成，人和物的集合必然带来其他方面的行为。比如工厂会影响附近居民区的社会风气和购买力，等等。即使对于生产产品这一功能本身，也是由很多不可分离的侧面组成的，生产任何一种产品都会带来一些副产品，出现废料处理问题，功能的这些方面如果不实行互相耦合，虽暂时不会危及经济结构的稳定，但是它们的长期作用会带来一系列积累性的不可逆变化。废气与污水的积累会破坏环境，这类问题发展到一定程度，经济结构各个子系统的适应性会受到影响。对于工厂这些相对简单的子系统来说，我们在组织经济结构时，可以尽可能使它各种功能都互相耦合。但是，由于社会结构子系统功能极为复杂，它的每一种功能所涉及的方面都极为广阔，要使一切功能和任何一种功能的一切方面完全实行耦合，这是做不到的。社会组织只能让其中部分互相耦合、互相维系，而其他更多的部分暂时无害，就不会妨碍社会结构的形成，因此，时间一长，功能异化就必然出现，而且社会组织越复杂，功能异化也就越快。

中国传统社会中，每当新王朝开始时，必须建立一套官僚机构，用它管理郡县、征集税收，调解民事，防止割据，这些功能对社会其他子系统的稳定是必不可少的。整个官僚系统的结构也是根据这一功能设计的。但为了形成这些功能，就要把儒生组织起来，这种组织必然同时具有许多其他功能。比如，儒生既是国家政策的执行者，又是特权的享受者。于是就有贪赃受贿、假公济私的可能性。在王朝初期，这些功能不占主要地位，整个官僚机器能够同社会结构实行耦合。随着时间推移，贪官污吏利用手中的权力营私舞弊也就严重起来，土地兼并的程度也加剧了。土地兼并的积累反过来侵蚀官僚机构，使整个机构日益腐败，最后官僚机构就发生了畸变，破坏了整个社会结构的功能耦合。

皇帝利用身边的宦官监督官僚机器亦是如此，太监本来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他们具有从外部监督整个官僚机器的功能。但这种功能必然有另外一个侧面，这就是太监在利益上与儒臣有天然的矛盾。宦官可以为了自己的私利打击儒臣，让皇帝疏远大臣，提拔亲信。所以，历史上凡是皇帝能够控制太监的时候，只是利用了太监功能的一个侧面。当另一个侧面暂时没有显露出来时，宦官确实可以放大皇权，起到调节作用。但久而久之，功能的另一个侧面必然表现出来，整个官僚机构会由于它的作用加速变形，造成宦官专权，朝政越来越腐败。最后，整个官僚机器完全毁坏。

根据同样道理，印度莫卧尔王朝为了保持帝国的统一，必须依靠各级柴明达尔去征收赋税。但是，无论是大柴明达尔，还是中、小柴明达尔在实行这项工作时，都要同时附带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千方百计地把由他们负责管理和征税的地区变为自己的世袭领地。这种功能久而久之就使柴明达尔从国家税收者异化为土地占有者，封建割据代替了统一王权。注280

功能异化也可以在文化系统中表现出来。印度的童婚习惯就是印度教功能异化的一种结果。印度教教义本身虽然没有规定童婚，只是着重强调结婚成家。作为由宗教主张的生活准则，除了限制人们的活动外，它的功能必然有另外的一面，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准则。因此印度妇女在很小的时候就担心自己嫁不出去，久而久之就出现了童婚的习俗。

总之，为了一个系统具有某种必需的功能，必须有相应的结构和组织方式。结构和组织方式总是比较复杂的，因此，结构带来的功能也必定是复杂的，甚至总会带有一些附加功能，它们不能全部实现功能耦合，这几乎是铁的准则。这一点，对调节器的调节功能来说，特别明显。在社会结构的调节器中，尤其是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结构对经济结构的调节，基本是靠法令和政策来实现的。任何一种调节方式，乃至任何一项政策法令都有功能异化的特点。政策和法令是人为的一种规定，它告诉人们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它是为达到一个具体目的而设计的调节手段。但任何一个政策、法令的影响都是多方面的，它除了针对调节对象所需的目标外，必然有附加性的影响。只要它那复杂的多方面影响在短期内无害，这个法令就是有效的。然而政策和法令长期实施的结果，附加性的影响就会变得大起来，出现了制定政策法令的人根本考虑不到的后果。

公元98年，罗马皇帝图拉颁布法律，规定元老议员须将三分之一以上资财投资于意大利的农业。注281目的是解决当时意大利的农业危机。他绝没有想到，若干年后，意大利的土地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出现了一个政府难以控制的大奴隶主集团。十二世纪时，英国国王亨利二世颁布法令，强行推行农奴化。他的目的是加强农奴制，把原来属于国王的臣民变成领主的依附者，使他们不能随便地把维兰赶出庄园，或任意加重维兰的劳动负担，注282以便建立稳定的封建制度。但是，用法律来固定农奴对领主的依附关系，潜含着限制农奴主对农奴的权力。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法令的附加含义在几百年后形成了一种强大的习惯法，竟成为摧毁庄园经济的有效武器。后来，无论经济有什么样的变化，甚至发生通货膨胀，农奴交给领主的地租是永远不变的，结果造成旧领主经济地位的衰落。

也许有人会提出异议，认为政策和法令是可以变化的，当那些附加影响造成的后果越来越严重时，往往就会取消法令或实行相反的政策。人口过剩时，可以实行节制生育的政策，人口减少时，可以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这样，政策和法令的异化就不是不可避免的了。然而，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有些重大政策是和社会结构密切相关的，是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除非社会结构出现更替，否则这些政策法令是不能任意改变的。在奴隶社会，奴隶主国家绝不会改变把奴隶视为主人私有财产的法令。同样，埃及的法老也绝不会制定没收神庙土地的法令。公元前三世纪，印度的孔雀王朝一反传统，阿育王在组织国家官僚队伍时打破了种姓制度。这种法令政策之所以能够实行，原因是当时印度社会的结构已发生了变化。在官方意识形态中，佛教代替了婆罗门教；在政治结构中，大一统代替了分裂割据；在经济结构中，商人阶级兴起了。在婆罗门教占统治地位时期，这种改变是绝不可能出现的，历史上也确实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实例。因此，在一种固定的社会结构中，子系统的任何一种调节都不可能以摧毁结构为代价。这样，附加功能导致异化就成为不可避免的必然趋势。此外，功能异化不仅来自子系统之间的调节，而且还来自子系统的内部。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本身也是由许多小组织耦合起来的，这些小组织的功能也会在运行中发生异化。只要有组织存在，就会发生功能异化。只要有生命，就会有死亡。一切成功都包含着失败的痛苦。任何一个组织系统都处在这种组织和无组织两种因素相互消长之中。

总之，我们可以用一般的组织原理来证明功能异化的必然性。组织必须在功能耦合中相互调节。大组织的形成需要小组织的功能形成各种耦合网络。用简单的实体组成复杂的系统总会遇到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这就是子系统性质的多样性和组织本身的整体性，二者是对立的。一切组织都只能选择子系统的几种性质来形成整体，而不可能使子系统的一切功能都互相耦合起来，子系统的多余性质，那些没有耦合的功能就成了混乱的根源。它们必然造成整个结构的畸变。

2.5  一个比喻：赫胥黎之桶

社会子系统的互相维系被破坏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就是：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结构本身将难以容纳在该结构中发展起来的丰富的社会生活。社会结构是固定的，而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流动的。任何一个社会已经形式化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是灰色的，但具有创造力的生活之树却是常青的。

我们做个比喻：社会结构就像英国的议会大厅，它作为一种组织形式，一旦成形之后，就具有固定性。今天英国的议会大厅，自1852年重建之后，始终是老样子。一百多年的历史变迁，对它来说无非是装上了空调机，每个座位都有了话筒，改善了照明系统，这些都是非结构部分的更新。大厅的容量绝不会再变了。今天英国的下议员有635名，其数目已超过大厅原先设计的席位。这表明，天长日久，社会结构必然被丰富的社会生活所填满。

当社会生活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与社会结构发生冲突，它是导致社会结构出现不能互相维系的另一个原因。

社会生活的发展为什么会破坏社会子系统的互相维系呢？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社会结构不是社会生活本身。它是在某一历史阶段中占主导地位的形式化、社会化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和。注意我们的限定：占主导地位、形式化、社会化的关系。生活内容不都是形式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都是社会化了的，即使形式化、社会化了，也不见得占主导地位。罗马帝国建立以后，不仅把许多古代民族的生活方式包含了进来，而且把他们的宗教信仰都容纳进来了。当时Aristeides P. Aelinc在《罗马见闻录》一书中写道：“就像地球负载所有的人类，罗马也迎接世上所有的人民进入她的胸怀，就像海洋接纳百川。”在许多民族和城市的大海中，各民族的生活方式是千姿百态的。罗马允许他们各自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传统。条件是不能与罗马法律发生冲突。无疑，这些都是罗马社会的生活，有些甚至是社会组织。但他们未必是罗马帝国结构的组成部分，因为它们不一定占主导地位，有些还没有形式化、社会化。据吉本估计，在罗马帝国后期，基督徒大约有600万，占罗马人口的二十分之一。注283虽然当时基督教已经相当普及，但在西罗马帝国，它还不是占主导地位的宗教。那么占主导地位的，已经形式化、社会化了的结构，同不占主导地位的，尚没有社会化、形式化的社会生活有什么不同呢？第一，社会生活比社会结构丰富得多。它们处于不断的流动变化中。而社会结构是相对固定的、不能随意变化的。第二，没有社会结构的支持，正常的社会生活就不能进行。我们只要去考察任何一个社会中的人类生活，都可以发现，社会结构就像一个桶，只有它才能容纳有组织的人类生活。但它只是一个容器，并不是社会生活的全体。古希腊的工场主组织橄榄油的生产，商人做生意，公民兵为城邦作战，公民大会选举执政官，这一切活动都是社会结构各个子系统的组成部分。没有它们，古希腊社会就组织不起来。但是，柏拉图、毕达哥拉斯组织学术团体，阿基米得数沙粒，罗马船夫组织行会，这些并不属于社会结构。这是在结构中生活的人们可以自由创造的东西，每一个人一方面在完成社会规定给他们的任务，一方面在创造新的生活。亿万人的活动就像一个创造和发展的洪流。旧的习惯消失了，新的习惯出现了。生活方式改变了，科学技术成长了，这一切虽然都要依附于社会结构，但它们日益增多，必然对社会结构产生影响。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社会结构能否容纳增长了的社会生活？

赫胥黎作过一个比喻：地球上生命的增加，就像往一个大桶中放苹果，苹果放满了，但桶还有空隙，还可以往里加石子，石子在苹果中间，不会使苹果溢出来，石子加满了，还可以加细沙，最后还要加入几加仑水。桶就是生物圈最主要的结构，它们是土壤、大气和绿色植物。苹果、石子、细沙和水是一批批依附在生物圈内的各种生态系统。如果地球上不是首先出现了这个桶的结构，那么整个复杂的生命系统的增加都是不可能的。既然有了桶，就可以往里填入各式各样的东西，其丰富多彩与桶的单调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果说赫胥黎的桶在比喻生态结构时有些牵强附会的话，那么比喻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却很恰当。

赫胥黎没有谈到不断地往桶里加东西会出现什么后果。如果桶里装的东西有一种内在的不可遏制的增长趋势的话，显而易见，桶迟早会被撑破。社会结构就是赫胥黎的桶，它的适应性会被生活的增长所破坏。

那么，为什么社会结构之桶中的社会生活一定会不断增长，甚至到快满出来时，仍不会停止这种不断膨胀的趋势呢？为了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分析社会结构和它所容纳的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

社会结构对社会生活的关系可以由两方面构成：一是结构的支持作用，二是结构对生活的限制作用。我们前面已讲过，创造社会生活的每一个人只有从这种结构中获得支持，才能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每个人只有从社会组织中获得生活资料，才有可能进行其他活动。资源、经济能力对人口供养的支持，国家对科学团体经费的支持，社会交通通讯对人与人各种交往联系的支持，都是这一类。社会结构对社会生活的另一类作用是限制，任何一种社会结构对社会生活都有一定的控制。原则上，它只允许人们进行对结构无害的活动。罗马帝国允许不同民族和各城市自治，但不允许违背罗马法律，更不允许自行组织军队。中世纪基督教也不允许从事异教活动。表面上看，由于社会结构对社会生活有着限制作用，社会生活不会无限增长；当它膨胀到赫胥黎之桶的边缘时，就会碰到社会结构对它的限制，从而放慢速度，最终停下来。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因为任何限制都有自己不能控制的地方，也就是存在盲区，而社会生活几乎是无限丰富的。因此，那些正好处于社会结构限制作用下的盲区部分仍会不断增长。

用任何一种相对固定的限制手段来控制一个不断变化的对象时，这种情况是经常出现的。农药对害虫是一种限制手段，但久而久之，尽管提高了农药的浓度，害虫仍在不断繁殖。原因是任何一种农药都不是长期万能的，总会有一些昆虫对它产生抗药性。这就是控制手段的盲区。某一种农药的长期使用还会导致新的害虫。原因很清楚，关键在于被控制对象是个不断发展变化的东西，而控制手段却是有局限性的。农药可以有效地控制没有抗药性的昆虫增长，这样恰恰给有抗药性的昆虫腾出了生长空间，而且昆虫本身会有抗药性的变异。因此，长期使用固定的调节手段去控制一个不断增长变化的对象，一定会出现那些处于控制作用盲区之中的部分不断增长。社会结构是相对固定的东西，而社会生活却是千变万化的，因此，社会生活中必定有社会结构限制作用的盲区。社会生活越丰富，盲区越大。处在盲区中的部分也就增长越快。

基督教、习惯法和领主对农奴的人身控制，是西欧中世纪封建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一般说来，西欧封建社会不允许与此矛盾的东西无限发展。但是这种限制也有盲区。基督教承认领主对农奴的支配权，农奴的子女还是领主的农奴。从表面上看，农奴和领主关系的确立是无疑的，无论多久，也不会改变其隶属关系。然而这种制度仍有自己的盲区。基督教严禁近亲结婚。而中世纪的庄园规模有限，农奴很难在本庄园中选择配偶，不得不到外面庄园去找。结果一个农奴和另一个领主庄园的农奴结婚，生下来的孩子属于哪一个领主呢？假如生了两个孩子，一个领主就应当分得一个。但基督教规定一般不得拆散家庭。家庭的完整是受到宗教保护的。这样，农奴的子女问题就有可能构成盲区。一代一代繁殖的结果，势必使盲区面积越来越大。

盲区扩大使控制性调节不得不经常改变办法。但是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和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政策是不能随便改的。发展着的生活就像射出的箭一样不可逆转。已经增殖了的人口不能再消失，历史演变的既成事实不能否认。只要社会之桶还没破裂，它必然越装越满，最后整个系统将被日益增长的自身重量压垮。

盲区日益扩大，在盲区中的社会生活日益增长，社会结构无法限制它，却还要支持它。它使社会结构的负荷越来越重。一般说来，随着盲区扩大，社会生活不断增长，除了使社会结构的支撑能力越来越紧张外，社会生活对结构没有什么直接的破坏作用。但是，当盲区的扩大一旦超过了极限，就会使社会结构松弛，把整个桶撑破。

罗马帝国在领土扩张中把一个个民族容纳进来。奴隶作为战俘参加罗马生活的时候，对整个社会的文化系统没有多大影响，随着奴隶的数量越来越多，奴隶制度越来越发展，奴隶的思想及奴隶带来的宗教信仰开始夹杂到自由民的信仰中，一个新来的神获得了罗马公民中一部分人的心。最后，罗马自身的文化被外来之水冲淡了。随着社会生活越来越庞杂，罗马的经济和政治生活对自由民信仰的维持能力日益减弱，各种各样的文化、宗教和信仰在罗马土地上繁殖起来，支撑能力的变化形成文化系统的变化，不同的学派，不同的价值观念，不同宗教信仰的沉重果实都挂在即将断裂的社会结构的树枝上。

社会结构之桶容纳的社会生活越多、越庞杂，这个桶承受的压力就越大。一方面，社会生活把桶填得越满，越表现出桶的有限性，社会生活就会同桶的容量冲突起来。另一方面，社会生活受到空间范围的约束，本身也容易冲撞起来，发生对立和斗争。这一切都会振荡社会结构之桶。

把本章的思路归结起来就是：社会结构从它建立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它将来是要毁坏的。毁坏的因素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是结构功能的异化。它是结构自己摧毁自己的过程。再者是附着在结构上的社会生活的增长，它迟早会使相对固定的结构与它容纳的生活不相适应。它表明，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够通过内在的调节力使自己永远处于适应状态，没有万古长存的帝国。社会内部永恒地存在演化的动力，促使其走向不能互相维系，走向新的社会结构。这种内在动力向人们宣告了生命历程的辩证法：凡是产生出来的东西注定要灭亡。

第三章  新社会结构的诞生：西欧封建社会和拜占庭帝国

宇宙间现有的万物都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结果。

——德谟克利特

3.1  潜组织的成长和取代

两千多年前，老子就说过：“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功能耦合”对于社会子系统的互相维系来说是一种“福”。它使得社会具有自我维系能力，并且为生活在这种结构中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创造生活的框架。但是“功能耦合”同时也埋下失败的种子。“功能耦合”之际，也正是结构慢慢畸变异化之时。破坏社会结构调节性的祸水不仅因功能异化而积累，还随着社会生活的增长而释放出来。但是，自然界没有纯粹的过程，即使破坏也是如此！当旧结构逐渐瓦解的时候，另一种创造过程也正在悄悄地进行，这就是具有新结构、新功能的子系统的成长。

首先，功能异化从来是一把“双刃剑”，子系统“结构畸变”固然影响了旧结构的“功能耦合”，但畸变了的子系统结构也是有功能的，因此，对于组织内的每个子系统而言，“功能异化”同时在创造新的结构和新的功能。其中蕴涵着组成未来社会结构的砖块。我们在2.4节中举了池塘生态系统功能异化的例子。有机质的增长、腐殖质的沉淀是鱼、水草这些子系统带进来的附加功能，它们慢慢破坏了池塘结构。但是有机质的沉淀正在创造一个新的子系统，它使池塘变成沼泽，沼泽中的淤泥恰好是青蛙、茅草、芦苇等新的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它在新的系统中执行着重要功能。

庇护制和大庄园的产生，大约是罗马帝国功能异化产生出具有新功能的子系统的最好证据。我们在第二章中详细分析过罗马帝国奴隶制商品经济功能异化的过程。这种异化除了破坏商品经济外，还意味着大世袭庄园的出现，当它们逐渐遍布于整个罗马版图时，预示着未来社会要由这些具有新功能的子系统组成。

赫胥黎之桶中社会生活的增长同样蕴涵着新组织的形成。当罗马帝国把一个又一个被征服的民族容纳进来时，形形色色的古代宗教也被包容进来，并开始在帝国结构中成长。基督教一开始并未被罗马帝国看重，因为它同高卢人、埃及人、撒克逊人所信奉的古代宗教一样，只是社会结构之桶所盛的许许多多东西中的一种。但是，又有谁想得到，数百年后，它竟发展成取代罗马帝国的新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趋向灭亡的社会好像一个巨大的墓地，未来结构的胚芽在旧结构机体腐烂之时就开始在这个墓地上生长。旧结构内部的功能异化愈是剧烈，每一个子系统的结构畸变愈是明显，畸变后产生新功能的子系统往往就愈多。同样，社会结构这一只赫胥黎桶盛得愈满，它就蕴涵着更丰富的未来结构的砖块。因此，与旧结构适应性破坏过程同步，存在一个形形色色的具有新功能、新结构的系统创造过程。

旧结构的调节功能瓦解了，具有新功能的子系统出现了，这是不是一定会有新结构取代旧结构呢？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根据社会结构调节原理，新结构的形成必须使各种具有新功能的子系统实行功能耦合，组成新的互相维系的状态。因此，新结构子系统所具有的功能首先要有用，它可以用来组成互为条件的功能耦合网。另外，新结构出现后，要能够壮大到占主导地位的程度，才能取代旧结构。这两个条件并不总是具备的。

首先，功能异化只是导致社会结构子系统普遍发生畸变，虽然从原则上讲，任何一个畸变了的结构必然对应着新的功能。但这些功能大多是无用的，它们往往不能互相耦合起来，形成任何组织。贪赃枉法、徇私舞弊是一个畸变腐败官僚机构的新功能，但这种功能对任何一种社会组织都没有用处！罗马军团功能异化的后果是军队失去爱国热忱，士兵们一天天变得贪得无厌，他们对军队应有的职能如征战、保卫国家失去了兴趣，这种畸变了的罗马军队也具备某种新的功能，这就是抢劫城市。毫无疑问，这种功能也是没有用的。赫胥黎之桶中所包含的大多数东西也是这样，它们往往互不衔接，或者发生尖锐的冲突。也就是说，子系统畸变具有新功能和赫胥黎之桶包含的东西大部分对形成新的功能耦合毫无建树，它们是破坏旧结构的因素，我们将它们称为无组织力量。我们将那些对旧结构适应性起破坏作用而不能形成新组织的力量称为无组织力量，有关无组织力量的论述详见《兴盛与危机》一书。

这样一来，虽然创造新结构新功能子系统的过程总是和旧结构瓦解同步进行，但新的社会结构要从旧结构中脱胎出来，并不是轻而易举的，需要有一种机制来保证如下三个环节顺利地进行：

1.旧结构解体时形成的各式各样的新的子系统并不全都是无组织力量，它们中间一定要有可以成为新结构组织要素的子系统。我们将它称为潜组织要素的成长。潜组织要素必须是完备的、配套的。也就是说，这些代表潜组织要素的新的子系统必须包含了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它们是互为条件，可以进行功能耦合的。

2.经济、政治、文化结构中新的子系统互相耦合，形成一种潜在的(它尚未占主导地位)新社会结构，我们将其称为潜结构的形成。

3.潜结构不断壮大，最后占主导地位，取代旧社会结构形成新社会结构。

这是社会结构取代过程的三部曲。理论分析表明，虽然社会结构的取代方式是各式各样的，但任何取代过程都要完成这三个环节。罗马帝国取代罗马共和国经历了这个过程。罗马共和国自由农民经济功能异化畸变的结果是形成奴隶制商品经济，它正好代表罗马帝国的经济结构。共和政体异化导致军事元首政体，它是罗马帝国政治结构的潜组织要素。同样，泛罗马主义、泛城邦爱国主义成为文化系统中的潜组织要素。经济、政治、文化三者功能耦合组成了罗马帝国的新结构。在理论上可以根据旧社会结构是否阻碍这三个过程的进行来判断新结构取代旧结构的方式。如果这三个步骤均能在旧结构框架中进行，旧结构既不妨碍潜组织要素的成长，也不妨碍新组织要素互相结合壮大以至于取代，这三个环节就会互相交融。结构取代的全过程就必定是连续的，三个阶段在时间上没有明显的分界。罗马共和国的演化正是这样。它的结构并不阻碍这些潜组织要素相互结合，也不明显阻碍新结构取代旧结构。所以，潜结构在形成的过程中不断壮大，并同占据主导地位的过程交融在一起。新结构的形成与取代同旧结构的瓦解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当时，除了政治结构发生了一些小振荡外，整个社会并没有大的动荡，罗马共和国演变为罗马帝国是一个近于连续的过程。

当旧结构或旧结构中的无组织力量严重阻碍潜组织要素互相结合、形成潜结构时，结构演化三个环节中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就可以明显区别开来。由于潜组织要素的互相结合不能在旧结构瓦解前进行，它必须等待旧结构瓦解，只有阻碍新子系统耦合的旧结构框架倒塌了，大大小小具备无用功能的子系统被淘汰，也就是对无组织力量进行某种清除之后，代表新社会结构的各个子系统才能进行选择性的重组。这时，就会看到潜组织要素从旧结构中剥离下来的过程。它往往要求潜组织要素具备一定的独立生存能力，以不至于在旧结构的瓦解时遭到彻底破坏。

当旧社会结构不明显阻碍潜结构形成，但阻碍潜结构的壮大和取代时，结构取代三步中第一、第二阶段往往不易区分，但第二和第三阶段之间存在明显的分界线。下面，我们以罗马帝国演化的历程为例进行详细的分析。

3.2  查理曼帝国和西欧封建制的确立

基督教、世袭庄园和日耳曼人的政治组织代表了罗马帝国内部文化、经济、政治三类潜组织要素。罗马帝国灭亡之前，旧社会的大厦尚存之时，尽管这些潜组织要素在一天天成长，却不能互相结合，形成一种代表新社会结构的潜组织。如果仅仅从功能上讲，它们是可以实行耦合的。但旧结构的大厦和无组织力量的洪水却妨碍了它们。

世袭庄园虽然在罗马帝国中广泛存在，在帝国后期已成为农村经济组织的主要形态，但管理它们的却是罗马帝国的旧奴隶主，它们是腐朽了的帝国政治机器的一部分。同样，蛮族中的政治组织尚且不能和帝国的政治大厦融合，当然也不可能和帝国广大的世袭庄园结合。

一般说来，文化系统中的潜组织要素和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中的潜组织要素的结合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前，做到这一点也很难。罗马帝国是以城市生活为基础的，它的文化也只能以城市作为形式化社会化的基地，这一点，对于在形成之中的新文化结构的要素也是成立的。历史学家公认，基督教一开始是一种城市宗教，在罗马帝国稳定的时代，它的传播和教会设立的范围基本上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基督教深入农村是在公元五世纪以后，即罗马帝国崩溃之后。这表明，在罗马帝国瓦解之前，基督教不可能广泛地和农村中的世袭庄园相结合。

这样一来，罗马帝国潜组织要素的结合必须等待罗马帝国的崩溃。因此，我们在罗马帝国演化的历史上，首先看到了一个代表新社会结构潜组织要素从旧社会结构中剥离下来的过程：这就是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的世袭领地的独立和教会的庄园化。

公元五世纪以后，罗马帝国的大厦开始倒塌，组成旧结构的巨石如雪崩般地碎落下来，这些碎片大多数变成了毫无用处的东西。各式各样的结构畸形的子系统在崩溃过程中被消灭了。古代商品经济衰落，城市中杂草丛生，建筑物的废墟成了农人的采石场。寄生的罗马自由民消失了；军团政治结构完全被粉碎；古罗马宗教也被人们所抛弃。然而只要这个社会中的人没有在动乱中全部消灭，总会有某种可以暂时独立于旧结构而存在的组织要素残存下来。它们就是自给自足的世袭庄园和基督教会。世袭庄园在经济上可以自给自足，所以和旧社会结构的脱离并不会立即危及它的生存，它的性质决定了它是可以从旧社会结构中分离出来的。基督教也是一样，旧结构崩溃带来的灾难愈是深重，拯救的渴望越是强烈。只要基督教会也建立起维持它生存的庄园，它不仅可以从城市组织中剥离下来，而且这正好给它造成深入农村的大好时机。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上百年的动乱之中，虽然很多世袭领地被蛮族入侵和奴隶起义所摧毁，但其中一部分很快变成了自给自足的庄园，在这些庄园中，残存的奴隶制完全被摧毁。庄园主们筑堡而居，组织私人卫队，使庄园不仅在经济上自给自足，而且在政治上也封闭起来，以保证在乱世中的栖身。城市被消灭后，教会的地产迅速演变成独立的教会庄园。总之，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我们在西欧看到了潜组织要素从旧社会结构中剥离下来的过程。

旧结构的瓦解使阻碍潜组织要素结合的壁垒消失了。特别是罗马帝国的政治机器崩溃后，蛮族中盛行的政治和军事组织成为整个社会中唯一值得重视的力量。这时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的潜组织要素在西欧广大地区普遍地混杂在一起。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蛮族王国。人们常有一个错觉，认为这些蛮族王国的建立标志着西欧封建社会的确立。如果我们仅仅分别分析蛮族王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各子系统的内容，是容易发生这种错觉的。大多数蛮族王国的经济结构均由世袭庄园组成，基督教已成为人们普遍信奉的宗教，而蛮族军事性组织也成为政治结构的主要成分。但是，这三个组成封建社会的子系统虽然混合在一起，在大多数蛮族王国中它们并没有形成功能耦合。

西欧封建社会的确立需要庄园经济结构、蛮族政治结构和基督教形成一种互相维系的整体(图3.1)。子系统是否真正耦合，可以从它们之间是否存在互相维系来判断。众所周知，西欧封建社会政治结构对经济结构的调节由宏观微观两个方面组成。宏观调节表现为领主之间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政治关系，即一种金字塔式的身份制。从而使整个社会安定下来，为庄园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一种必需的社会秩序。由于在领主中形成了统一的分封制和骑士制度，整个社会才能从一个个近乎于独立的庄园中获得一支相对有效的军事力量，才可以组成军队来抵抗各式各样的入侵，以保证经济生活正常进行。政治对经济结构的调节作用在微观方面也十分重要。它主要表现在领主政权对庄园内部的调节。其标志是领主对农权形成确定的权利和义务。关于领主的权利，人们谈得很多，它们是：领主征收地租权，对农奴的人身支配权，甚至还有对农奴女儿结婚时的初夜权。人们常常忽略的是，这些权利是领主承诺了义务才换取到的。权利需要人们普遍接受，必须和义务相结合。义务就是对庄园生活的调节，领主必须承担在乱世中为农民和农奴提供保护的义务。领主的城堡往往是盗贼侵犯时全庄园人藏身的地方。这种调节作用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由于这些勇士，农民得享安全。他们不再被屠杀，不再被牵去做俘虏……人们生活于或可说开始生活于粗鲁而又残酷的统治之下；他们遭受粗暴的待遇，可是获得了保护……”注284此外，领主对习惯法的维持，他们对庄园中争端的裁决也是政治结构对经济结构调节的重要方面。甚至后来成为封建领主恶习的游猎行为在当时对经济都有调节作用，因为它可以抑制狼群繁殖。

在绝大多数蛮族王国中，政治结构的子系统对庄园经济都没有这种调节作用。一个个庄园不仅经济上自给自足，而且政治上完全独立，领主私人卫队拥兵割据，他们之间并没有形成确定的身份关系。蛮族武装几乎是游离于经济结构之外的统治力量。他们在文化上实行普遍的旺达尔主义，除抢劫和破坏外，对社会秩序没有任何建树。因此蛮族王国大多都处于一种混乱状态，盗贼横行，战乱四起。一个个自给自足的世袭庄园在混乱中苟延残喘，根本谈不上经济的发展。

同样，在大多数蛮族王国中，文化结构也没有和政治结构耦合起来，发挥它应有的调节作用，基督教和政治经济结构的耦合不仅意味着基督教为经济和政治生活提供一种统一的价值观念，使骑士忠于他的伯爵，使农民安于现状。更重要的是，它还意味着基督教会在每个庄园中建立起来，形成一种统一的宗教组织。功能耦合意味着意识形态组织——教会和西欧封建社会的政治组织形成一致的管理网。教会组织也必须确立与金字塔身份制一一对应的层次，形成互相配合的调节系统(图3.2)。绝大多数蛮族王国都没有做到这一点。虽然罗马帝国灭亡后，教会庄园化了，但教会设立庄园并不等于在每个庄园设立教会。由于世袭庄园完全独立，各自信奉的教义不能保证统一；因此一个世袭庄园信奉一种教派，形形色色的教派混杂的现象在西欧大多数蛮族王国中屡见不鲜。

根据社会结构调节原理，一个社会中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如果不能形成互相维系的整体，社会就不存在稳定的结构，就没有容纳经济发展和正常的社会生活的框架，这就势必出现巨大的破坏！公元六世纪的意大利就是典型的例子。那时，意大利的社会秩序一片混乱，争夺土地的战争接连不断，罗马文明的发源地仿佛一下子倒退了1500年。据历史记载，罗马公民们逃到山区和森林，那里豺狼成群，以致许多地方豺狼成为一种恐怖。田地荒芜，野生的谷物没有人收获，当年人类的住宅成了野兽的栖身之所。其实，这种情况在六至七世纪的西欧是到处可见的。

那么，为什么经济、政治和文化这三方面的潜组织要素不能自发实行耦合，迅速构成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呢？关键在于，这些潜组织要素要能从旧社会的躯体中剥离下来，必须具备相对的独立性和封闭性。世袭庄园要不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自给自足，早就随着社会结构的解体而消失了。教会庄园和蛮族军事组织也是这样。既然相对独立性和封闭性是潜组织要素从旧结构中剥离出来的条件，那么它必然带来潜组织要素互相结合的困难。要形成统一的社会结构，必须在领主间建立服从和等级关系。必须用行政的力量将宗教组织深入到每一个独立的庄园中去。这只有在通过武力征服建立统一的国家后才能完成。每一个世袭领主的私人武装虽然用来保卫庄园，但大多都不足以发动一场征服战争！

现在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西欧封建社会的建立走过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即它只能通过法兰克王国的封建化才能实现。从理论上讲，法兰克王国的作用就是完成了结构取代必需的第二个阶段，把潜组织要素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潜在的新结构。没有法兰克王国短暂的统一，潜组织要素的封闭性不能被打破，就不能实现功能耦合。法兰克王国依靠剥夺部分世袭庄园和广大的空地建立起采邑制度，从而使采邑的主人之间形成了一种确定的金字塔式的君臣关系。它不仅使国家获得了统一的军事力量，而且也获得了行政力量，有力地促进了统一教会网的建立。史书上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某些领主曾顽固地拒绝教会触角伸到自己的领地中来，国王不得不派骑士和伯爵充当主教，用武力打破潜组织要素的封闭性。

然而，必须指出，在法兰克王国中，未来西欧封建社会的结构仅仅是一种潜结构。占主导地位的采邑虽然含有领主经济的成分，但毕竟不等于世袭庄园。金字塔式的封臣关系在法兰克王国中只是潜含在国家组织之中的，它当时还是一种君臣关系。

因此，西欧封建社会的确立，必须等待法兰克王国的解体。它需要君臣关系演化为贵族之间的等级身份制，军事采邑演化为领主庄园。这时领主庄园已不同于罗马帝国遗留下来的世袭庄园。它们是整体中的一部分，已经同政治结构、文化结构耦合起来。同样，这时出现的新贵族，也不是拥兵割据、占地为王的领主，而是已确立的政治结构中的一部分！只有在统一帝国解体的过程中，已经形成的潜结构才能占主导地位。社会结构取代的第三个阶段才能完成。这表明，法兰克王国的瓦解和它的形成一样，对于西欧封建社会的确立都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它的建立，潜组织要素不可能结合，没有它的瓦解，潜组织不可能实现最后的取代。

形象地说，把一个个政治上独立、经济上自给自足的领主庄园组成一个功能耦合的封建社会，就像用一个网兜把马铃薯装起来。网兜的经线是等级身份制，纬线就是宗教组织。由于潜组织要素的自我封闭性，封建网兜不可能从个别领主庄园这些马铃薯中生长出来，它需要通过一个统一体的解体生长出来。只有依靠这个统一体才能把旧结构中的潜组织要素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功能耦合的整体。法兰克王国的瓦解，把君臣关系演化为金字塔的封建等级关系。尽管骑士对伯爵，伯爵对国王的依附关系是松弛的，然而毕竟是一个统一体。而且，在法兰克封建化的同时，宗教组织的纬线也深入到每一个领地，与政治结构的功能耦合起来。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历史上一个奇特的现象：彻底的农奴化和典型的封建化仅仅出现在日耳曼和罗马因素完全融合的地区，它仅限于墨洛温王朝的疆土。西欧封建社会中大多数庄园不是从罗马帝国的大庄园直接继承下来的。法兰克王国建立和瓦解后，对大部分领地进行分割、碎破及重新组合，才形成了整个西欧的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的领主多数是法兰克军事采邑制度中成长起来的新贵族。

西欧封建社会的建立过程表明，任何社会结构的取代都必须经历潜组织形成、潜组织结合，最后占据主导地位这三个阶段。而且，只要其中任何一个受到阻碍，结构取代就不能顺利完成。在西欧封建社会取代罗马帝国的过程中，最困难的是潜组织要素的互相结合，由于潜组织要素从旧结构中剥离出来而带来的封闭特点，它们的结合一定要通过法兰克王国这样的中介体。没有这一中介，正是很多地区长期不能过渡到封建社会的原因。

五世纪中叶，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裘特人曾在不列颠建立了许多蛮族小王国。但一直到1066年诺曼底征服之前，英国始终没有确立完整的封建结构。诺曼底公爵带着远征军入侵不列颠，实际上起了类似中介的作用。而在意大利的东哥特人和在西班牙的西哥特人，却都没有充当过法兰克人那样的中介作用。东哥特人想建立一个统治众多独立世袭庄园的政权，结果他们自己被消灭在世袭庄园的暴动和拜占庭帝国的入侵之中。西哥特人在西班牙建立的王国是蛮族王国中生存最长久的，但罗马留下的世袭庄园及他们的私人武装是西哥特王国最难消化的东西。西哥特人太少了，他们只是浮于社会统治的表面，他们在西班牙的历史上几乎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西班牙建立封建社会走过了漫长的道路。

3.3  东罗马帝国：斯拉夫人入侵和君士坦丁堡

人们或许会提出一个例外，这就是东罗马和以后的拜占庭帝国。如果我们从整体上去把握罗马帝国的演变，就会发现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出现的是两种不同的新结构，一个是由法兰克王国瓦解而生成的西欧封建社会，另一个是东部的拜占庭帝国。从生产关系上讲，虽然二者均属于“封建社会”，但这两个社会的结构却是大不相同的(图3.3)。在西欧封建化的过程中，城市几乎消失，商品经济萎缩到不能再少的地步。政治上皇权衰落，政权彻底地地方化了，甚至龟缩到一个个的城堡之中。整个社会出现了所谓“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封建等级制。而拜占庭帝国却还存在强大的王权，存在官僚机构。城市仍旧统治着农村，继续保持着相当发达的商品经济。甚至政治意识形态也不尽相同，罗马帝国大厦倒塌时，基督教分成了两派：天主教和东正教。在西欧出现了横跨各封建国家而又与地方政权并行的统一教会。但东正教却几乎成了拜占庭帝国的准意识形态部门。

既然世袭庄园、蛮族政治组织，基督教是罗马帝国中存在的潜组织要素，既然新社会结构的形成可以由潜组织要素形成潜结构最后取代的结构来说明，那么为什么拜占庭帝国出现了与西欧封建社会不同的结构？是不是社会结构取代的条件在罗马东部不适用呢？分析这一表面上的反例，可以使我们对社会结构取代过程获得进一步的理解。

罗马帝国瓦解之前，遍布西部广大农村的庇护制世袭庄园同样在东部蔓延，东罗马帝国基督教的力量甚至比西部还要强大。因此，就潜组织要素生长而言，帝国的东部和西部基本类似。

差别出现在潜组织要素从旧社会结构中剥离的过程。众所周知，公元565年，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逝世以后，东罗马帝国的危机接踵而来，萨拉森人在亚洲征服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以及亚美尼亚、佐治亚和卡帕多西亚。从瓦尔达尔河到摩拉瓦河及亚得里亚海，希腊和希腊化文明被斯拉夫人扫荡殆尽。帝国的权力仅仅限于君士坦丁堡本身。实际上，此时作为罗马帝国延续下来的政治、经济结构已经灭亡了。这时，东罗马帝国也出现了经济结构潜组织要素从旧社会结构剥离下来的过程。那些世袭庄园纷纷独立。但是帝国东部的环境和西部大不相同，西部的世袭庄园生活在日耳曼人入侵的环境中，而东部的世袭庄园却碰到了斯拉夫人入侵的旋风！表面上看，作为蛮族入侵，斯拉夫人似乎和日耳曼人没有多大区别。事实上，斯拉夫人并不像日耳曼人那样由于长期生活在罗马帝国的边境上而罗马化。他们更为原始。因此对待那些从旧结构上剥离下来的世袭庄园的态度与日耳曼人完全不同。日耳曼人只是改变了部分领地的所有权，基本上全盘接受了潜组织要素。斯拉夫人的办法是彻底破坏它。关于这一点，恩格斯曾经指出：“日耳曼野蛮人既使罗马人从他们自己的国家中解放出来，又强夺了他们土地的三分之二来互相分配，以作为报偿。”注285但他们在这三分之二的土地上实行了采邑制度，另外三分之一的土地仍旧保留大世袭庄园。实际上，不同的日耳曼部落对大世袭庄园的剥夺也不相同，西哥特人仅仅没收了领主三分之一的土地用来分配，东哥特王国则是日耳曼各蛮族王国中最为罗马化的国家，他们仅仅分配了无主荒地。在意大利的大世袭庄园几乎没有失去土地。这就是说，无论哪部分日耳曼人都没有取消世袭庄园，最多不过把它变成自己的采邑。而斯拉夫人却完全破坏了世袭庄园，代之以他们自己熟悉的农村公社。这一扫荡是如此的彻底，以至于公元570~600年间巴尔干山以北地区“老的人口几乎消灭殆尽”，注286甚至在罗马经济结构根深蒂固的马其顿、色雷斯，大世袭庄园也所剩无几。汤普逊指出，到了公元620年，帝国各行省讲拉丁语的人仅剩下十分之一。注287在东罗马帝国，古老的农村公社普遍复苏了。

应当注意，农村公社和世袭庄园、采邑制是完全不同的潜组织要素，它从来就是小农经济的温床。它本身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却没有坚硬的政治外壳。农村公社中的自由农民可以为统一帝国提供赋税和兵源，可以成为中央集权政体的经济基础。只要有一种政治模式来组织他们，或者说只要城市来重新统治他们，他们就可以同某种政治结构形成新的功能耦合系统。本来，罗马帝国的奴隶制商品经济瓦解了小农经济，现在，斯拉夫人的入侵又把它带了回来。它使东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地区回到罗马征服以前的起点。

这说明，由于斯拉夫人的入侵，世袭庄园从罗马帝国的旧结构中剥离下来后，发生了重大变化。斯拉夫人强迫它们变成农村公社，它在结构上与农奴制庄园完全不同。经济结构潜组织要素的重大变化决定了东罗马帝国已经不可能演变到类似西欧封建社会的结构中去。它必须走一条新的道路。

这种新的社会结构是什么呢？它同样可以通过旧结构中成长起来的潜组织要素来判断。斯拉夫人的政治组织比日耳曼人原始，不可能提供身份等级这样的潜组织要素。就算东罗马帝国存在贵族身份制，也不能和农村公社耦合起来。它们必然被淘汰。那么，有没有一种政治上的潜组织要素能与农村公社耦合呢？有！这就是军事官僚制度。这种潜组织要素之所以能出现，也和东罗马帝国政治结构演变的特殊过程有关。

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的另一个差别表现在奴隶制商品经济衰落的程度上，罗马帝国从公元三世纪末开始了商品经济的普遍衰落，但是，在东部和西部的程度却是很不同的。西罗马帝国灭亡的时候，商品经济几乎全部被消灭了，城市荒芜，世袭庄园是唯一残存的实体。然而东罗马却不是这样。据统计，公元五至六世纪时，东罗马还有600座大大小小的城市，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十四分之一。注288尽管城市生活已不是公民生活的主要部分，但东罗马帝国濒于解体时，还有少量的城市存在。也就是说，东罗马帝国的城市有一点与西罗马的城市不同，它们能部分地从旧结构中游离出来。这一点似乎是不可思议的。罗马城市是奴隶制商品经济的枢纽，随着奴隶制商品经济的消失，它必然要灭亡。那么，东罗马帝国的少数城市为什么能脱离旧结构而存在呢？关键在于，东罗马帝国的很多城市是由国内、国际双重贸易支撑的，国内贸易衰落后，只要国际贸易尚存在，那些对外通商的城市就有可能相对独立于旧结构而生存。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就是一例。正如马克思所说，它是“东西方之间的一道金桥”，注289是当时国际贸易中最大的枢纽。希腊人、犹太人、叙利亚人、阿拉伯人、保加利亚人、意大利人的贸易都要经过这里中转。国际贸易给君士坦丁堡带来大量的货币收入。东罗马可以用它来组织军队，收买蛮族领袖，从军事角度来看，君士坦丁堡也有特殊的地理长处，只要它的水师封锁了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城市的三面就都不会受到威胁。因此，即使东罗马的土地全部丧失，君士坦丁堡依靠自己也能存在下去，并为建立新的社会结构提供据点。

部分城市一旦从旧结构中暂时剥离出来，就在新结构的形成中起着重大作用。一方面，从城市产生出来的军事组织和政治组织可能发展成新的潜组织因素。另一方面，城市可以作为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潜组织因素结合的母体。只要城市重新统治农村，农村公社中的自由农民经济要素就能和新的政治、文化系统耦合起来。历史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首先文化结构和政治结构潜组织因素的结合。罗马帝国全盛时期，东部和西部的文化系统是基本相同的，都信奉古罗马宗教。但东罗马受到东方、希腊和埃及的影响比西罗马大。西罗马作为罗马文明的发源地，在思想上比东罗马保守。在罗马帝国濒于崩溃之际，东罗马和西罗马在文化上的差别明显起来。东罗马的旧贵族元老少，新贵族多，他们中间很多人抛弃了旧宗教转而信奉基督教。而在西罗马，随着城市的消失，基督教与帝国的政治机器产生了更大的距离，甚至被抛了出来，最后成为游离于政治结构以外的力量。因此必须有中介体，才能把基督教和政治结构重新组织起来。而东罗马帝国不需要这种中介，它的部分城市一直存在，成为政治结构与文化结构新因素结合的母体，结果，东罗马的基督教与帝国政府逐步合一，成为帝国的准意识形态部门。

尽管东罗马帝国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的潜组织要素有着相互结合从而创造新社会结构的可能，但其创建的过程仍旧是十分痛苦的。当时的人们并没有认识到怎样改变旧的政治结构才能建立新的功能耦合系统。所以，大多数尝试者仅仅怀着一种建立秩序，甚至是恢复旧体制的希望去东碰西撞。从查士丁尼到立奥三世继位，拜占庭的政治动乱频繁，它经历了三个正统王朝和六次篡位的宫廷政变，包括十七个皇帝更迭，新结构才大体建立起来。经济结构是农村公社中的小农经济、部分庄园的混合形态。它为政治结构提供税收和兵源。政治结构是一种军事官僚体制。公元七世纪起，君士坦丁堡开始实行军区制度，利用大量的自由农民作兵源，并把地方行政大权交给军事长官。这种军区制和古罗马总督统帅行省军团的体制是根本不同的，后者以城市为基础，前者以农村为基础。拜占庭的军队由自由农民和拥有世袭份地的军人组成，根据份地的多寡确定兵役。它实际上包含着军事封土制的因素。从此，拜占庭有了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成功地击退了阿拉伯人的进攻。新结构确立的另一个标志是《伊苏里安法典》代替了奴隶制的《查士丁尼法典》。新社会结构的建立甚至对文化系统也进行了进一步清理。东正教虽然属于新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但由于旧结构瓦解时，相当一部分教会庄园化了，它拥有很多地产，与军功封土制不能互相维系。因此，在拜占庭的历史上出现了连续百年的“破坏圣像运动”。皇帝立奥三世没收了大量的教会土地颁发给军人。直到马其顿时期(公元867~1057)，拜占庭帝国新的社会结构才最后完成了取代，达到一种互相维系的状态。此后出现了社会发展安定而繁荣的局面。

必须指出的是，军事封土制度会出现功能异化，分裂割据倾向的抬头必然使中央政府衰落。这突出地表现为自由农民农奴化，军功采邑慢慢演变为世袭庄园。拜占庭经济结构不断向庄园经济演化正是拜占庭衰落的重要原因。然而拜占庭帝国与查理曼帝国不同，它有相对发达的城市和商品经济，有官僚机器。可以采取措施抑制和减慢功能异化过程。拜占庭社会结构有一个微妙的特点，当功能异化破坏了社会结构的稳态时，中央政府衰落，政权重新龟缩到君士坦丁堡城中，只要国际贸易存在，君士坦丁堡就是修复帝国的据点。所以我们在拜占庭帝国长达800年的历史中，可以看到它的版图处于一种反反复复的伸缩之中。每当社会结构不能互相维系时，农民起义和外来入侵总是或多或少地消灭积蓄在社会结构体内功能异化的结果和无组织力量。为下一次修复打下了基础。这种情况，直到君士坦丁堡的海上国际贸易地位被新发展起来的意大利城市取代时才结束。拜占庭帝国一直维持了近一千年。

东罗马帝国建立了一种不同于西欧封建社会的结构，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我们只要对任何一个社会的结构，它的潜组织要素产生的过程，以及相互结合和取代的条件进行具体分析，就不仅可以理解是什么样的新结构可以取代它，还可以明白，每当一个旧社会结构瓦解时，由于不同地区的社会生活不同，社会结构瓦解后剩下的组织要素不同，就为不同形态的新结构提供了各种可能。也就是说，社会结构的演化会出现分叉现象。当一种社会结构形成了功能耦合系统时，它自身的调节能力可以维持稳定。这时诸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心理的某些细小差别，英雄和领袖的作用，外来微小干扰，等等，不可能对社会结构产生重大影响。然而当旧结构趋于瓦解时，以上因素对形成新结构的作用则不可忽视。新结构的形成之所以对各种偶然因素十分敏感，关键在于潜组织要素从旧结构剥离下来后，本身并不稳定，在不同的条件下，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变化，它们如晶种一样，会造成由它们发展起来的潜结构出现很大的不同。在这里，我们解决了本书一开始就提出的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既然人类社会都起源于原始部落和氏族社会，为什么会出现东西方模式的巨式差异，为什么人类历史上会有形形色色的社会结构。我们所说的解决，是指提供了一种方法。要真正理解各文明的演化道路，还要具体地分析各种演化机制，分析不同社会结构的组织要素，分析其特殊的功能耦合系统。虽然，有些要素还埋没在历史的尘埃中难以知晓。但是，从理论上我们可以断定，人类历史的演化既不像机械决定论者所说的那样是一条直线，也不是一片无规律的混乱。历史的发展有着自己的规律，无非是这种规律和人们原来想象的因果关系和决定论有所不同罢了。

第四章  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首先在西欧确立

议会除了不能使一个女人变成男人和使一个男人变成女人外，它能够做一切事情。

——英国格言

4.1  中世纪城市和古希腊罗马城市、东方古代城市的差别

现在，我们来讨论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最先从西欧封建社会中产生？表面上看，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各式各样的传统社会结构进行分析，研究它们的演化过程。中世纪西欧、中国、日本、印度、拜占庭的社会结构各不相同，在这里逐一进行具体分析似乎是难以实现的任务。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有某些独有的特点，可以使我们从理论上作出推断：近代资本主义文明只可能在类似西欧封建社会的结构中产生。

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也要经历结构取代的三部曲。首先是潜组织要素的出现，其次是潜组织要素形成功能耦合的结构，最后是潜结构取代旧结构。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结构的潜组织要素是商品资本和雇佣劳动，政治社会结构中的潜组织要素是代议制和契约关系，意识形态中的潜组织要素是个人观念和工具理性为代表的现代价值。这些潜组织要素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它们往往出现在以城市为中心的地区，大多只能在城市中完成结合。从这个特点出发，联系社会结构的取代条件，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如果城市是旧社会结构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那么无论这种旧结构是什么，它们都不能成为资本主义潜结构形成的母体。道理十分明显，如果城市是旧社会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么，当旧结构瓦解时，城市也必然同旧结构一起同归于尽。资本主义潜组织要素与西欧封建社会潜组织要素除形态不同外，有一个根本的区别，这就是：它们不能游离城市而存在。自给自足的庄园可以从旧结构中剥离出来，市场经济却不行。基督教可以游离出城市而乡村化，但现代价值却需要城市作为实现的场所。代议制和契约关系也是同样。所以，假如城市属于旧结构不可分离的部分，它就会从两个方面破坏资本主义潜结构的形成。首先，它作为旧结构的统治中心，是旧势力最强大、最顽固的地方，即使资本主义潜组织在这里产生，成长也十分困难。其次，当城市随着旧结构瓦解而衰落时，资本主义的潜组织由于无法从城市中剥离出来，它会随着城市的衰落而消亡。

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和拜占庭封建社会兴盛之际，如果仅仅从商品经济的规模来看，它们远比中世纪的西欧发达。从拜占庭君士坦丁堡市政长官的法令汇编中可以看到，公元十四世纪时，君士坦丁堡私人作坊及个体手工业者极多，他们在商品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行会力量也十分强大，城市人口已达60万以上。中国大一统王朝的末期也是这样。明末景德镇制造瓷器的工人达10万之众，而且大多数都采用雇佣劳动形式。注290一般说来，城市生活繁荣，市民文化就容易产生。今天，人们公认人文主义起源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其实，人文主义最早出现在拜占庭。早在十一世纪，拜占庭著名的哲学家米海尔普塞鲁就发展了柏拉图的哲学思想，提出哲学应与神学分离。十三世纪以前，拜占庭就出现过类似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思潮。当时人们热爱古典文化，崇拜理性力量，注重人的个性。不少意大利青年来到这里求学。拜占庭许多著名的学者常去意大利讲学，比如瓦尔拉姆和他的学生皮拉特，就曾教过意大利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彼特拉克和薄伽丘学习希腊文字。格米斯脱·普利顿为了传播希腊和罗马文化，在佛罗伦萨创办了柏拉图学院。可以说，拜占庭的人文主义思潮直接促进了意大利文艺复兴。

然而，这些有可能指向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潜组织要素在中国和拜占庭封建社会中的命运如何呢？它们虽然发达，却不能相互结合。它们在旧结构的土壤上显得繁花似锦，却不可避免地随着旧结构的衰落而凋谢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市场经济，根植于郡县城市和地主经济中，它是旧结构的组成部分。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城市大多是郡县政府衙门的所在地。大一统王朝一旦瓦解，这些城市的衰落也往往降临。每当中国大一统王朝崩溃之时，动乱首先破坏城市，于是市场经济常常在焚毁旧结构的烈火中化为灰烬。拜占庭帝国瓦解也同样出现城市衰落及自由农民农奴化的现象。虽然中国和拜占庭社会的演化模式并不相同，但资本主义结构都不能在这些社会中确立起来。

从结构上看，是否存在这样的封建社会：它内部有相对发达的城市，但城市又不是社会结构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呢？有的，它的典型代表就是西欧封建社会。西欧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都是庄园领主经济，政治结构是贵族政治。社会组织框架主要不依靠城市。农奴和领主的关系构成主要的经济关系网，一个个孤立的高墙壁垒的城堡是庄园领主的统治中心。因此，城市一旦形成，从一开始就是与旧的封建结构对立的东西。它并不属于旧的封建结构。这一点，可以从西欧封建社会城市的起源得到证明。西欧中世纪的城市是西欧封建社会基本形成后才慢慢出现的。从它产生之日起，就没有被组织到旧结构的框架中去。

关于西欧中世纪城市的起源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如“公社”起源说，“庄园”起源说，“市场法”起源说，“卫戍”起源说，等等。有人认为它们是罗马社会残留下来的，有人则说是宗教集会中心形成的。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上述起源说并不正确。中世纪西欧的城市既不起源于伯爵的城堡，也不起源于大教区管辖的中心。从地理位置上讲，它们建立在商业贸易的交结点上，出现在封建关系最薄弱、封建统治鞭长莫及或权力真空的地带。例如，中世纪德国的城市，最初是一些商人从伯爵领地中借来的“城堡防效区”或公有土地，用栅栏围起来，作为临时售货点或居住点。他们付给领主一些租金。逐步地，栅栏内形成了一种不同于领主庄园的社会生活，一种不同于领主庄园的政治经济关系。

正因为中世纪西欧的城市不是旧社会结构的有机部分，而是掺进旧机体的异物。所以在这些城市中，旧社会结构的控制力量相对薄弱，无法阻碍潜组织因素的结合。尽管西欧中世纪的城市较小，无法同东方大帝国的城市相比，却使资本主义结构的潜组织因素很好地结合了起来，并日益发展、壮大。历史学家们认为，虽然西欧中世纪城市有各种各样的差异，却存在三个共同的要素，即贸易、市民和市政府。这三者不仅是新社会结构的基本要素，而且一旦出现，就是完备的、可以互相结合的。它们彼此之间形成了功能耦合系统。

因此，在西欧封建社会中，潜组织要素的产生和潜结构的形成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在西欧封建社会远未衰落之际，潜结构就顺利地形成了。其标志是城市自治。自治意味着建立一个政治机构来对新经济结构进行调节，突出表现在设立一种保护机构来对抗领主，维护市民生活和商业贸易，并为市民文化的生长提供土壤。虽然城市自治政府并不能完全排斥领主的权力，他们不得不缴纳赋税并服役。但他们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城市有自行管理的行政官，有团体印章，有市政厅和钟塔。即使是封建税收，也是由城市政府来课税，领主不能直接征收。

城市的兴起在人类历史中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城市自治也并不罕见。但中世纪西欧的城市却是史无前例的创造。说它史无前例，并不是指城市贸易中心和商品经济的特点，而是指它同原有社会结构的关系。中世纪的城市自治与古希腊罗马的城市自治根本不同。罗马的城市虽然也实行自治，但它们是罗马帝国社会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在维系帝国政治文化统治的同时，又是帝国赖以生存的经济命脉。尽管在后期城市对整个社会生活发生着越来越重大的作用，但对于西欧封建社会的结构组成来说，城市是无关紧要的。

正因为如此，当旧结构之桶瓦解时，它不仅可以独立存在，还会一天天壮大，成长为一个新社会的容器。在西方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奇特的历史进程：城市的壮大繁荣和封建社会的衰落同步。而不是像中国、拜占庭的封建社会和古罗马所见到的那样，城市兴盛于旧社会结构的鼎盛时期，又与旧社会结构一起瓦解。公元十二到十四世纪，是西欧封建社会衰落的时期，而西欧城市的数目却在此时增长了10倍，每个城市的人口也平均增长了两到三倍。众所周知，资本主义潜结构，正是在这时形成的。资本主义社会兴起的过程很像埃舍尔的名画“解放”。最后飞出的那些天鹅就是资本主义结构。它们是从画面上的那个白色三角形演变而来的。如果我们说，那个白色三角形代表着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三个子系统构成的新结构——中世纪城市的话，那么，它在画面上恰好是黑色图案本身的空隙部分。黑色图案代表着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结构。应当说，任何一个人在挥毫作画之时，都无法担保图案的空隙部分正好形成一个潜图案，就像一个组织的否定和异化不一定恰好是另一个组织一样。而西欧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的转化恰好是这样的关系。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刚好同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相反，统一的资产阶级政府刚好同分裂割据的贵族政治相反，论证近代资本主义为正当的意识形态亦是从否定天主教中形成的。只要旧的封建结构瓦解，相反的白色图案就放大。这种特殊的取代机制只有类似西欧封建社会的结构才有。我们认为，它正是西欧封建社会最先演变到资本主义的原因。

4.2  影响资本主义确立过程的三种因素

人们自然不会满足于这种高度宏观的分析。因为中世纪的英国、法国、德国都确立了大致相同的封建结构。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的过程却大不相同。其中，英国最先确立了资本主义结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经历了大革命的风暴，比英国晚一个世纪之多；而德国的封建社会最顽固，整个取代过程步履维艰。既然英国、法国和德国在中世纪的社会结构基本一样，为什么资本主义取代封建社会的过程有如此大的区别？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对资本主义在西欧确立的原因获得进一步的理解。

实际上，这三个国家封建社会结构相同只能决定结构取代的第一、第二阶段相同，即城市在封建结构中的状况相同，它保证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及结合为潜结构的情况大体一致。无论英国、法国，还是德国，在十四世纪以前，城市发展的规模和程度都大致相当，然而，资本主义结构的建立有待于潜结构的壮大，并取代旧结构。结构取代的第三阶段完成得是否顺利，就要看其他条件了。中世纪后期，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落，城市的数量和规模都有了很大发展，已经具备了最后取代的可能性。虽然旧结构已经松弛，摇摇欲坠，但潜结构要占据主导地位，还有许多困难。最大的障碍就是如何消化像海洋般的农村。资本主义结构从潜组织发展到占主导地位，意味着原来仅限于城市的市民社会要放大成整个社会。不仅其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三个子系统有待进一步的成熟，更重要的是战胜农村、统治农村。用管理城市的办法管理整个社会，用经营工商业的办法去经营农业。这个问题是以往社会结构的历史变迁中没有遇到过的。

在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产生以前，传统社会都是以农村生活为其主要特征。中世纪后期的城市虽然强大，但整个市民人口却不到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城市虽然是一个潜在的新社会结构，但对农业社会来说，每一个城市只是一个小得可怜的潜组织。一个个城市星罗棋布地生长在农村的海洋之中，只有把它们联合起来，才有可能战胜农村。这个过程是不会自发实现的。把一个个的城市变成统一的城市文明所遇到的内在障碍就是城市自治。中世纪的城市既然能从旧结构中游离出来，本身就具有另一种封闭性。这种封闭性在结构取代的第一、第二阶段起着保护的作用，但在第三阶段就成为取代的障碍。正如本书3.2节中所说的农奴制世袭领地可以从罗马帝国结构中剥离下来而具有封闭性一样，对新事物的成长来说，每一次轻而易举的胜利都会带来未来的艰难困苦。自治城市虽然发展很快，却不可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去实现统一。

有关自治城市必然带来封闭性的问题，古希腊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顾准对此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认为，希腊的自治城市和城邦民主制必然形成每一个城市以自己为中心的“城邦本位主义”，即使城市间的文化是一致的，经济上是非自给自足的，但自治的外壳却使政治上难以实现统一。注291显然，罗马帝国建立统一的城市帝国，依靠的是罗马军团去实行民族征服战争。实际上，古代社会中那些包容众多城市的社会结构都不是依靠城市自身的放大建立的。无论是中国传统社会，还是拜占庭或阿拉伯帝国，都是如此。中世纪城市虽然性质上和古希腊罗马的城市不同，但自治带来封闭性这一点却很类似。

那么，资本主义潜结构怎样才能不断壮大，才能克服自身封闭性的障碍呢？显然，要使潜结构发展到主导地位，必须使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结构都突破城市的外壳，伸展到农村去。因此，它必须完成如下三个转变：

第一，把城市中原来仅仅建立在商业和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推广到农村去。在十八世纪产业革命以前，欧洲经济结构中最重要的部分仍然是农村。中世纪城市资本主义关系仅仅出现在商业流通和手工业中。使经济结构完成从封建经济全面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变，必须实现农业的资本主义化。

第二，市政厅转变为资产阶级政府。中世纪每一个城市都有它的自治政府，但是这些政府的总和并不等于一个资产阶级政府。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利益，对其他城市的利益它往往无动于衷。因此，它们的总和不能代表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因为城市本身具有离心倾向，资本主义政治结构的最后取代不可能通过各城市为维护自己利益建立城市同盟的方式来实现。德国中世纪的城市同盟就是例子。1265年瓦解的“莱茵同盟”曾有100个城市参加。1376年内乌尔姆、康士坦茨等14个城市组成的“士瓦本同盟”，最兴盛时也有80个城市参加。著名的“汉撒同盟”曾控制北方海上贸易数百年之久。但是，这些城市同盟都不关心德国的统一，没有组成统一的资产阶级政府。因此，要把一个个城市中市民独立的政治力量组成一种统一的资产阶级政府，完成政治结构的取代必须通过凌驾于城市之上的统一力量，需要一种能够把他们组织起来的中介。

第三，现代价值要成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必须以宗教改革或启蒙运动为前提。虽然个人观念和理性主义可以在城市生活中占主导地位，但不要忘记，在中世纪后期，市民充其量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二十，现代价值在广大农村占据统治地位谈何容易。做到这一点需要宗教改革，现代思想唯有通过宗教才能深入农村、统治农村。显然，这三个转变反映了资本主义潜结构发展成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所必需的过程。只要其中之一没有完成，资本主义结构的取代就不能最后实现。

那么实现这三个转变需要什么样的社会条件呢？从英国圈地运动和德国容克地主向资本家转化过程中，我们看到，实现第一个转化的条件是保证资产阶级能够顺利地进行土地兼并。实现第二个转变需要强化王权来作为实现政治统一的中介。第三种转变即为基督教的入世转向，特别是新教的出现。新教的个人主义和理性与信仰的分裂，为现代政治经济结构提供了正当性基础。或者通过启蒙运动。

现在，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英国、法国和德国建立资本主义结构的方式存在巨大的差异，其原因正是这三种转变进行的速度和方式不同。虽然中世纪时这三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基本相同，但王权兴起的时间不同，市民力量和诸侯力量的对比不同。这些因素一般不影响潜组织要素的出现及潜结构的组成，但影响潜结构发展成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的历程，从而对结构的取代的第三阶段造成重大影响。

我们先看政治结构的取代。市民组织要强大起来、统一起来，作为在全国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一定要依靠王权来作为中介。王权的强大和城市的联合可以成为国家在政治上统一的中介。但如果王权过分强大，事物就会向另外的方向转化。王权毕竟不代表新的社会结构，它会反过来成为取代的障碍。因此，王权、诸侯和市民力量在不同时间的对比及变化，对政治结构的取代有重大影响。

这种复杂的影响也会从经济结构的取代中表现出来。要使封建的农业经济转变为资本主义农业经济，常常是先把农奴转变为自耕农或佃农，再把自耕农或佃农变为农业工人或雇佣劳动者(见图4.1)。而农奴转变为自耕农是一个可逆过程。关键取决于封建社会中诸侯力量、市民力量、王权力量之间的对比。众所周知，市民力量的强大和王权的强大有利于农奴转化为自耕农。相反，诸侯力量强大则可以使自耕农再度沦为农奴。因此，经济结构转化的关键是这三种力量的消长。王权和市民力量的增长对破坏封建农奴制经济有利。所以，王权的强大有助于经济结构的转化，但是不是越强大越好呢？并不是这样。因为市民力量增长引起经济结构变化的机制与王权增长引起经济结构变化的机制是不相同的，它们的作用方向也不同。市民力量的增长标志着城市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断地战胜领主经济，而王权的强大对庄园的破坏则是另外一种机制。王权通过官僚系统去限制和削弱农奴对领主的依附关系，特别是国王剥夺领主在领地内的权力，更有利于农奴向自耕农的转化。王室领地扩大，官僚系统控制全国，标志着剥夺领主对农奴的人身控制。一旦农奴摆脱对领主的依附关系，就由自己过去份地的大小来决定它是自耕农还是佃农。对于国王和市民来说，转变农奴为自耕农的目标是一致的。但这种转变一经完成，下一步利益会立即背道而驰。王权要限制土地兼并，保护自耕农利益，以便扩大税收，巩固统治。资本主义经济却要求瓦解自耕农经济，使农民变为雇佣劳动者。因此，王权强大到一定程度，又会与市民利益相冲突，反过来遏制城市的力量，阻碍经济结构的取代。同样，这三种力量的不同，现代价值确立的方式和道路也不相同。

因此，这三种力量不同的增长方向，也就决定了英国、法国和德国的不同道路。首先，假如王权的力量增长过快，压倒市民与诸侯力量之和，王权就可以依靠官僚系统形成绝对君主政体。那么，国家虽然统一了，却不是资产阶级的国家。王权虽然在早期充当了中介，后来却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王权与市民阶级的冲突会日益尖锐起来，资产阶级的政治结构只有经过一场激烈的社会动荡才能确立。显然，这是法国式的道路。第二，王权与市民结盟削弱了诸侯的力量，但王权的力量增长不快，官僚机器也不完善，王权既充当了转化的中介，又没有能力长期停留于绝对君主制阶段。结果，经济结构由自耕农经济迅速地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化，很快实现了结构取代。这是英国式的道路。第三，由于王权长期衰落，封建经济的瓦解主要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诸侯力量大于王权力量与市民力量之和。那么，王权就无力充当中介了，统一的国家也就建立不起来，资本主义政治结构的壮大就会遇到巨大的障碍，以致旧社会瓦解后结构取代仍不能完成。那么，旧结构在瓦解过程中会反过来对潜结构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使城市衰落，自耕农向农奴倒退，出现所谓“再版农奴制”。结果资本主义长期不能发展，这就是德国的状况。下面，我们来具体剖析一下这三条不同的道路。

4.3  议会和三角形均势：英国捷足先登

我们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一下王权力量、诸侯力量和市民力量怎样变化才会使资本主义潜结构最容易取代旧结构。显然，市民力量直接代表着资本主义潜结构的壮大程度，诸侯力量代表旧结构的势力。那么，王权力量代表什么呢？前一节我们指出，王权在政治上代表统一的封建政府，经济上则要维持自耕农佃农经济。显然，这正是封建结构和资本主义结构之间的东西。(见图4.2)王权实际上代表西欧封建社会结构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之间的中介结构。它不同于西欧典型的封建结构，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结构，是结构取代的中间阶段。中介既然要完成结构转化的桥梁作用，那么，它的最优状态就是既存在、又不稳定。任何中介体过于稳定都会使转化停滞于中间阶段。因此，王权、诸侯、市民力量只有具备如下模式，中介体才是最优的。这就是，诸侯力量不断减弱，市民力量不断壮大，当市民力量强大到一定程度后，王权力量的增长受到遏制。如果这三种力量如此有序地消长，取代进程便最为顺利。

一般说来，在封建社会中，市民力量随着资本主义潜结构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增长，诸侯力量则随着旧结构的瓦解而削弱，但王权力量的发展却可以大起大落，诸侯力量强大到一定程度会使王权迅速衰落，而王权力量一旦强大起来，官僚机构的膨胀速度会大大快于市民力量的增长速度。怎样才能使王权力量处于最合适的比例呢？唯一的办法是利用王权、市民和诸侯之间的复杂关系，依靠它们两两结盟的机制。王权与市民在维持统一方面利益一致而与诸侯对立，诸侯在反对官僚机构方面和市民利益一致而与王权对立，王权和诸侯在维系小农经济方面一致而与市民对立。这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它们三者可以在不同条件下两两结盟。

我们可以从理论上证明，当王权、诸侯、市民存在两两结盟的可能性时，它们三者的力量一旦符合三角形条件，就能保证王权作为一种最优中介体。

所谓三角形条件是指这三种力量任何两个相加都大于第三者，就像三角的任何两边相加都大于第三边一样。只要市民、王权、诸侯三种力量的比例符合三角形条件，它们中的任意两个联合都大于第三者(见图4.3)，就能既保持王权中介的存在，又控制王权的膨胀。当王权弱小，诸侯力量强大，威胁国家的统一时，市民力量与王权力量的联合大于诸侯力量，就可以保证国家的统一。当王权力量过大，市民又转过来与诸侯结盟，两者的力量就可以遏制王权的增长。当然，另一种结盟的可能性也存在，那就是王权与诸侯结合反对市民。但我们知道，封建社会结构由于其内部功能的异化，不可避免地有诸侯势力减弱、市民力量增强的历史趋势。

这样，我们就从理论上推出了一个结论：只要王权、诸侯、市民三者存在两两结盟的可能，它们的力量满足三角形条件，就会出现一种最佳的中介体，使结构取代最为顺利。英国之所以最早进入资本主义，正因为它具备了这个条件。

从历史上看，西欧各国中最先出现强大王权的是英国。这同威廉公爵征服英格兰，输入西欧封建制度直接相关。诺曼底军队一共有12000人，其中被分封土地者有5000人。而当时英国人口已达150万。注292

为了维护少数外来者的统治，英国必须强化王权。在封建社会早期，市民阶级尚未兴起之时，王权往往是比较脆弱的，常常如昙花一现，很快被膨胀了的诸侯力量所吞没。但英国在十二世纪以前，由于存在特定的条件，王权一直保持着相当的力量，这是因为英国诸侯的土地是在征服过程中逐步分封的，所以诸侯封地往往很分散，这一点与欧洲大陆的情况不同，诸侯力量的发展不至于很快强大到威胁王权的程度。另一方面，王权却可以联合英吉利人反对诸侯，这一切使英国的王权在十一到十三世纪时一直保持相对稳定。从1086年国王颁布的土地调查书的内容可以看出当时王权力量的强大，连农民圈养猪的数目都有记载。国王通过土地调查，普遍建立起向诸侯征收土地税的制度，这在西欧大陆是罕见的。表4.1是1086年和1279年英国剑桥郡的大、中、小庄园的百分比数目。这表明，在十一至十三世纪期间，英国诸侯力量的发展受到遏制，农奴维兰的平均份地也由60英亩减至15英亩。注293十一世纪后，英国的城市开始兴起，到十三世纪时，市民力量日益强大。此时王权更可以联合市民反对贵族诸侯。亨利二世曾颁布武装诏令，建立由市民和自耕农组成的武装民兵，以摆脱军事上对封建骑士的依赖。注294表4.1  英国剑桥郡十一至十三世纪庄园变化

这样，到十三世纪后，英国王权力量、市民力量、诸侯力量顺利地走进了三角形平衡区，建立了社会结构取代的最佳中介状态，王权既不会被诸侯吞没，也不会过分强大。当诸侯的分裂倾向严重时，王权就与市民联合起来，去保持统一；当王权出现专制的倾向时，市民就与诸侯携起手来，防止官僚机构和国王权力的膨胀。由于两两结盟的可能性存在，任何一方也不能用自己单一的力量形成独自统治的格局，只能出现相互维持均势的局面。这时，历史要求出现一种新机构，一种新制度，它能够体现三种力量的均势，执行两两结盟、遏制一方的功能。这种机构果然被创造出来了，它就是议会制度，历史证明，这种通过两两结盟遏制一方不占绝对优势的机制，不仅是早期英国议会的主要职能，而且还反映了代议制政治成长的过程。

英国议会产生于十二世纪亨利二世召开的“大会议”。考察一下亨利二世为什么要召开大会议是很有趣的。1135~1154年，诸侯割据力量有超过王权的趋势，贵族发动了叛乱，亨利二世不得不与平民力量结盟，利用骑士和市民的支持同封建主进行斗争，拆除了在内乱中封建主修建的城堡，并把与市民的结盟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规定骑士、市民和自由农民都有权越过领主法庭直接向国王法庭上诉，从法官和军人而不是从贵族中选拔郡长，取消骑士的军役，代之以“盾牌税”，等等。注295这次结盟的直接成果是召开由国王、市民和领主三方参加的大会议，从而出现了议会制度的萌芽。

十三世纪初，英国王权增长过快，诸侯和市民又结盟反对王权。当时，约翰王借助官僚机构的力量不断扩张势力。由于他反对教皇的失败，每年要向教皇交纳一千镑的重税，于是他把负担转嫁到诸侯和市民的身上，通过没收诸侯土地、任意增加城市新税等办法，获取资金，膨胀官僚机构，扩大王权。英国眼看就要走上绝对君主制的道路。因此，诸侯与市民力量之和开始发挥作用，1215年在大贵族的领导下，贵族、骑士和市民联合举行大暴动，约翰被迫于当年6月15日签署了著名的《自由大宪章》。《自由大宪章》肯定了“大会议”的权力，强调国王只有取得“大会议”的同意，才能向封建主和市民征收额外的临时税和附加税。大宪章规定：国王必须遵守法律。如果国王违法，臣民有权强迫他尊重法律。注296

在十三至十四世纪，两两结盟的情况在英国屡屡发生。1258年，亨利三世为了给儿子谋取西西里的王位，不惜破坏《自由大宪章》，强迫贵族和骑士交纳其收入的三分之一给王室。这时，又出现了贵族和市民的联合。大贵族们用武力冲进王室，迫使亨利三世驱逐法籍大臣，实行改革，再度召开“大会议”。1258年6月，“大会议”在牛津开幕，通过了著名的“牛津条例”，国家政权暂时交给诸侯操纵的15人会议掌管。这时，诸侯们已经懂得，如果仅仅依靠他们本身的力量不可能战胜国王，所以，以孟福尔为首的主张长期与市民结盟的开明集团战胜了顽固派，终于在1265年，创建了现代议会的雏形。以后三十年间，两两结盟的现象仍然不断出现，到1295年，爱德华一世不得不承认三角均势，召开议会。当时出席议会的成员有400多人，其中大主教2人，主教和教士18人，修道院院长66人，其他宗教阶层的首脑3人，伯爵9人，男爵41人，骑士63人，市民代表172人。注297这次会议史称“模范议会”。注298从此确立了以三角均势为背景的协商政府的形式。

这说明，在任何两方的结盟都可以压倒第三方时，整个社会的各种政治力量迟早会明白，与其在军事政治斗争中表现实力，不如由三方共同建立一个协调机构，用表决来解决问题。从此，议会制度就被历史创造出来了。那些死要面子的贵族表示不屑于同市民一起开会，议会不得不一分为二，贵族组成上议院，市民组成下议院。在国王、诸侯、市民三者中，国王力量最强，故处于领导地位，设立了一个“常设咨议会”，即枢密院，它代表国王执掌行政大权，这就是内阁制的萌芽。十四世纪以后，代表三角均势的议会正式确定为一种制度。到了十五世纪，议会取得了整个立法权。这种由于三角均势导致的议会制度，对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取代封建社会结构起了重大作用，它使王权在取代过程中充分实现了中介体的作用，而不是障碍。

议会制度的一个重要作用是阻止官僚机构的膨胀。英国虽然很早就设置了官僚系统，但由于三角均势的存在，立法权牢牢地掌握在议会手中，官僚机构不可能膨胀起来，只能一直处于“吏”的地位。1694年，议会颁布法令规定税务人员不得参加议会。1701年又规定，凡领取皇家薪俸和养老金的官员不得成为议员。稍后，又规定政府部门的官员，除少数高级官员外，不许参加党派和政治活动。1710年又颁布法令规定，任何邮政人员通过口头、书信或其他方式运动选民，要受到罚款和免职的处分。后来又规定取消邮务人员、税务人员和警察的选举权。这些规定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英国的文官始终不得兼为议员，不得介入党派活动。议会手中掌握着立法权，是官僚机构膨胀的巨大障碍。

人们常说，英国之所以最早建成资本主义，是同英国的贵族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密切相连的。大量的中小贵族经商，经营土地，和市民打成一片，所以他们能和市民结盟限制王权，那么，为什么独独英国的贵族如此开明？为什么英国从事商业的贵族们不齿于市民事业呢？究其原因，关键是官僚机构受到议会的遏制。我们知道，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封建关系解体，贵族骑士有三种转化道路：一是动摇长子继承制，诸侯的土地越分越小，诸侯人数越来越多，土地日益分割，大量贵族不得不成为游手好闲者或拦路抢劫的匪徒；二是失去封地的贵族转变为国王的官吏，即贵族子弟成为官僚机构的来源；三是贵族去经商。这三条道路在封建社会中都是可能的，但哪一种占优势则取决于中介体的状况。如果王权弱小，中介体不存在，那么必然出现第一种情况，即德国中后期的情况。如果王权过于强大，官僚机构发展很快，贵族无疑于倾向变成宫廷官吏，这也就是法国的情况。据统计，十六世纪法国享有各种特权的贵族多达100万人，注299 到十八世纪后期还有40万左右，其中有爵号的宫廷贵族共约4000户。注300在英国，这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诸侯的土地不能无限分割，王权也不能无限膨胀，社会秩序又相对稳定，贵族的其余子女只有经商。所以，十三世纪以后，英国慢慢地形成了一种传统，封地由长子继承，次子以下的贵族子女进入商界。当时大公司的学费往往要200~300镑。许多贵族子女不得不经商，形成了李尔本之类的特殊学徒阶层。

议会制中介体的形成，不仅促使贵族去经商，而且有利于资产阶级取得骑士的称号。由于英国很早就形成了三角均势、两两结盟的政治共同体，使三股势力在政治滚动中日益融合了身份差别。所以，英国骑士和贵族的爵号是廉价的，国王很乐意用它来增加自己的收入。资产者只要付少量的“盾牌税”就能进入骑士行列。在贵族政治或君主官僚政治系统中，身份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决定了贵族的政治权力。而在英国这种议会制系统中，身份制的政治作用逐步削弱了，甚至资产者把贵族的爵号作为一种负担，当时在英国有许多绅士为逃避义务不愿接受骑士称号。查理一世在1630年对收入40镑以上无骑士称号的地主课以罚金。这一年就有13250人被罚。

这样，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只有英国最早出现由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发动的土地兼并——圈地运动。王权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要维持自耕农的稳定，这在英国也不例外。英国国王曾多次颁布法令限制圈地，但英国已经形成议会制中介，大量的贵族经商，加入市民资产阶级的行列，土地就是他们最重要的资本。国王限制圈地法令的颁布及实行都要受到议会制中力量对比的限制。这样一来，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前，君主的力量虽还强大，但无奈市民和贵族的两两结盟，最终只能限制圈地的速度，而不能消灭它。所以英国的圈地运动出现最早、历时最长。随着议会制的力量对比的变化，圈地越来越不可遏制。据R.G.Lang研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一个世纪，议会议员的大多数已是圈地运动的支持者和获利者。如伦敦市参议员的140名富商中，有118人拥有田产。其中96人有309处庄园，平均每人3.2个庄园。当时富商市民把一半以上的资金用于经营土地。一个叫R.阿克戴尔的富商在十七世纪三十年代，用1000镑钱经商，11485镑投资土地。注301如果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由于议会内政治力量的对比，圈地运动还不能破坏自耕农经济的话，到资产阶级革命后，一系列加速土地兼并的法令颁布了，十七至十八世纪短短的一百年间，自耕农经济几乎全部消失了。

同样，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英国自上而下地进行了宗教改革。因为议会制中介体的存在，大量市民代表和资产阶级化贵族进入国家政权。英国的上层统治阶级中新教徒比例很大，才使亨利八世敢于因教皇不批准其离婚请求而同罗马教廷决裂。1534年国会通过“至高法案”，宣布国王是英国教会的最高首领，拥有任命教会的各种教职和决定教义的权力。有趣的是，在英国现代意识形态形成过程中，议会制中政治力量的对比起着决定作用：议会与国王的斗争常常和清教徒运动互相呼应，它表明在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取代封建社会结构的进程中，现代意识形态的形成和政治结构的取代是同步的。国会战胜了君主，包含着卡尔文教中所蕴含的现代价值同时被普遍接受，成为现代政治经济制度的正当的基础。

自然，三角均势不可能永远保持下去，因为在整个封建社会瓦解的过程中，诸侯的力量是不断减小的，而市民和王权的力量却不断增加。总会有那么一个时刻，诸侯的力量已小到不足以支持三角均势，那时就会出现绝对专制王权。然而，此时市民的力量亦增长到相当的程度。

我们用数学公式来证明这一点。令X、Y、Z分别代表王权、市民和诸侯力量。根据三角形的均势条件，议会存在时必然有：

X＋Y＞Z

X＋Z＞Y

Z＋Y＞X

假定Z为常数，就可以得到图4.4，显然，满足方程的X、Y在阴影区间。

这个区间的变化取决于Z的大小，当Z很小时，区间如图4．5所示。也就是说X=Y，这一结果的意义是：当议会存在相当长的时间，X、Y、Z在议会存在的条件下变动，随着Z变小，X、Y的大小趋于相等。

我们可以设想，当王权力量增长，诸侯力量减小时，如果市民力量不同步增长，那么三角均势就不可能维系较长的时间，而会迅速破坏。因此，当英国绝对专制出现时，资产阶级以它与王权相差无几的力量出来抗衡。三角均势的破坏就预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绝对专制王权很快就被清教徒革命推翻，王权的中介作用结束，资本主义结构实现了取代。

4.4  官僚机构的阻碍和法国疾风暴雨式的大革命

为什么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取代封建结构比英国晚一百年呢？为什么法国道路和英国道路明显不同呢？这是史学界长期争论、至今没有解决的问题。众所周知，在政治上，法国是采用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方式，用暴力推翻专制王权，建立了共和国，而不像英国那样采用君主立宪制实现了近乎于平稳的过渡。在经济结构的取代上，法国不像英国那样有持续了几个世纪的圈地运动，瓦解了自耕农，逐步迫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变成雇佣劳动者和农业工人。对英国来说，资产阶级政府确立前后自耕农的瓦解和雇用工人的产生只是速度和规模不同。而法国大革命前这种转化过程几乎不存在。自耕农、佃农经济足足保持了两个世纪。法国大革命是市民、自耕农和佃农等第三等级反对封建专制政府的联合暴动。法国现代意识形态的形成也很特殊，它没有如同英国和德国那样，经历过宗教改革，却采取了另外的方式，即通过启蒙运动来确立现代价值，因此声势比英国、德国更为浩大。

表面上看，这些特点似乎同法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比英国晚一百年毫无关系，但是，只要我们认真分析一下法国社会结构演变中王权、诸侯与市民力量的消长过程，分析一下法国王权的特殊形态，就会发现这些似乎毫不相关的现象完全可以得到统一说明。

如果仅仅从中世纪后期封建制度的衰落，王权和城市力量的壮大这两点来看，法国和英国基本相同。法国王权的强大也相当早。十二至十三世纪时，英法两国王权力量与城市市民力量的对比相差不多。腓力二世时期(1180~1223年)，法国战胜英国金雀花朝，夺取了金雀花朝在欧洲大陆的大部分领地，从而使王权一跃成为统一全国的力量。腓力二世也采用与市民结盟的办法来抑制诸侯力量。他实行了全国的司法、货币和军事改革，加强了官僚机器，他规定国王铸币为全国通货，促进了经济统一。注302可以说，在十二至十三世纪，法国同英国一样，依靠王权与市民结盟大于诸侯的力量，实现了全国的统一，建立起中介体。但法国和英国有一点不同，法国贵族诸侯与市民之间的等级鸿沟比英国深得多，几乎是难以逾越的。英国的封建主义是从西欧输入的，诺曼底人带着血统等级制度征服不列颠后，不得不同英吉利人的各种观念融合，结果淡化了等级观念。而法国却是西欧封建传统的发源地，从八世纪到十二世纪约四百年中，贵族等级制度深深侵蚀了所有贵族的灵魂，于是就出现了一个与英国完全不同的情况，即诸侯与市民结盟极其困难。在英国，诸侯只要与市民在利益上一致，双方就会跨越等级鸿沟，携起手来反对王权。但在法国，这种结盟几乎从未实现过。十六世纪后则完全失去了结盟的可能性。法国国王把部分市民商人吸收进官僚机构。法王还把一些主要的税收包给商人高利贷者，包税者将税款预先垫付给政府，然后在政府的保护下向纳税人超额征税。这样一来，整个市民阶级被王权分化了，其上层和王权联合起来对付下层市民。于是，市民阶级作为一个整体与诸侯结盟的可能性势必丧失。我们知道，英国诸侯与市民结盟大多发生在反抗国王附加征税的问题上。但在法国，这种时刻来临时，被分裂了的市民阶级根本无力去同诸侯结盟。特别是由于法国盛行鬻官制度，一般的法官、财政官、税吏等职务，可以用纳捐的方式获得。资产阶级一旦捐得了官职，就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超额收回捐官的本钱。这样一来，上层市民商人进入官僚机构，成为穿袍贵族，王权与上层市民的结盟就更加牢不可破。最终使市民与诸侯结盟的可能完全消失。

据此，法国不存在英国那种王权、市民、诸侯两两结盟，形成三角均势的条件。它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王权与市民结盟。这样，法国的王权中介体就形成了一种不同于英国的形态，不是议会制系统，而是短暂的三级会议和随后立即出现的绝对君主制政体。

毫无疑问，法国的三级会议类似于萌芽状态的议会制度。但是，由于法国不存在诸侯与市民结盟的可能，维持三角均势的机制被破坏了。由于王权势力的膨胀比市民力量的增长快得多，因此三级会议就不可能进一步发展为议会，而只能是绝对君主制的前奏。我们翻开法国三级会议的历史，可以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三级会议仅仅出现于王权弱小的时候，王权一旦强大起来，三级会议很快就被膨胀起来的专制王权所吞噬。法国的第一次三级会议是1302年召开的，到了1483年，王权足够强大之后，在七十多年的时间里三级会议再也没有开过。十六世纪末，法国王权再度衰落，三级会议又一次召开。但到了十七世纪初，王权很快又占了统治地位，国王索性把三级会议取消了。直到法国大革命爆发前的170年间，三级会议竟然无人问津。三级会议两起两落的过程，说明法国缺乏维持三角均势的机制，由此不难理解法国王权与英国王权中介体之间的区别。

从理论上讲，三级会议出现的条件是王权力量小于诸侯力量，而王权力量加上市民力量则大于诸侯力量。因此它与市民结盟便能抑制诸侯，实现统一。1302年召开第一次三级会议，究其社会背景，表面上似乎是腓力四世与教皇的斗争，实际上是王权与市民联合反对代表封建割据力量的诸侯。在整个西欧封建社会中，教皇与诸侯在经济利益上往往是一致的。王权越衰落，诸侯力量就越强大，教皇的权威也就越巩固。但是，由于法国没有市民与诸侯结盟的可能，三角均势不能保持，导致王权无限地扩大起来。三级会议从一开始就没有对王权的约束作用，它的主要职能是决定怎样分摊新税，不过对行政和司法的改良提出一些要求，根本不可能像英国议会那样迫使国王遵守法律。这就难怪法国王权和官僚机构会迅速地膨胀起来。当王权和官僚机构的力量超过诸侯的力量时，英国的议会会出现诸侯与市民的联盟以抑制王权，而法国的三级会议则绝不可能，唯一的历史结果就是停止三级会议，王权演化为绝对专制的形态。历史证明，1484年以后，王权凭借自己的力量已足以抵制诸侯的分裂割据倾向，因此三级会议就有70年没有召开。等级君主制走向了绝对君主制。

马克思说过：“时间是人类自身发展的空间。”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历史常愿意把内在规律向人们再现一次。十五世纪末，法王发动了侵略意大利的战争。1525年，弗朗西斯一世在意大利被威亚大败被俘，丧失了在意大利占有的全部土地。紧接着，法国又陷入三十年宗教战争。连绵不断的战争，使法国的王权衰落了，诸侯势力膨胀起来。王权不得不再次与市民结盟，以维持国家统一的局面。三级会议又一次戏剧性地出现了。但到了路易十三时期，王权又强大起来，三级会议干脆被取消了。1614年，贵族为了限制一天天膨胀起来的王权，坚持要召开三级会议，但是城市代表不肯与诸侯结盟，他们都支持王室，贵族的计划完全失败了。很显然，法国和英国不同，市民宁可让国王取消三级会议，也不同诸侯结盟。因此，法国的三级会议不能成长为资本主义政治结构性质的议会。路易十三的首相黎世留加紧从穿袍贵族中选择官吏，设立非常法庭，惩治叛乱贵族。法国的绝对君主制进入鼎盛时期。十七世纪中叶以后，专制王权官僚机构已强大到这种程度：即使市民与诸侯结盟，也不可能同它抗衡。1648年巴黎法院的贵族反对王权斗争的失败，就证明了这一点。

绝对君主制这种中介体决定了法国的资本主义结构不可能和平地取代封建结构。强大的中介本身就是障碍。从政治上看，虽然它把一个个自治的城市和广大农村组织在统一的君权之下，自治城市的市政厅却是隶属于官僚机构的。虽然大批的穿袍贵族加入了官僚机构，但这毕竟不是资产阶级政府。它同议会制最大的区别在于没有包含一个像议会这样的资本主义政治组织。资产阶级虽然通过参加官僚机构获得了一些政治权力，但就一个阶级而言，它没有从旧的政体中分离出自己的组织形式，因此，要从绝对君主制这一中介体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必须首先粉碎原有政体。革命的过程势必十分激烈，而不像英国在议会制条件下能够实现较为短暂、顺利的变革。

从经济上看，绝对君主制一开始就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成长的，这使法国一度曾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但它焕发出来的生命力很快就会枯竭。因为专制王权要维护自耕农、佃农经济的稳定，特别是国王取得了对诸侯的胜利后，就开始限制资产阶级的发展。官僚机构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事实证明，法国进入绝对君主制以后，整个经济停滞在自耕农、佃农经济上。进入十七世纪以后，法国的农业已大大地落后于英国。可见，王权和官僚机构的力量至多把农奴从对领主的依附中解放出来，却不能建立现代契约社会。随着王权力量的膨胀，对自耕农、佃农的剥削一天天加重起来，到了十八世纪中叶，国王和贵族把大部分领地作为贡地分给农民或下一级领主，坐收贡赋。同时，还保留了一部分领地直接出租，以获取高额地租。从领主那里得到份地的农民，每年要缴纳贡赋，他们被称作纳赋农或年贡农。向领主租种土地的农民，每年要以收获的一半来交纳地租，称为对分制佃农或分成制佃农。由于绝对君主制限制资本主义经济在农业中发展，农民和贵族之间的冲突尖锐起来。当农奴刚刚被解放为佃农之际，整个农业生产充满了活力，但是，只要社会停滞在绝对君主制，农民获得的自由很快又被沉重的赋税、地租吞没了。在中世纪，领主的权利和义务是相互结合的。而绝对君主制剥夺了领主对领地的行政管理权，仅仅留下了领主对农民收租的权利。这就使领主对农民的经济剥削日益成为不可忍受的东西。因为贵族越衰落，剥削就越加剧。同时，膨胀起来的官僚机构不断加重农民的负担。十八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法国出现了一个封建反动时期，领主们把多少年前已被废除的各种税收特权又强加在农民头上，如养鸽权、打猎权、桥头税、尘埃税等。同期，国家的各类税收也急剧上涨，直接税在1715~1789年的74年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九，间接税在十八世纪增加了两倍。国税之高有时竟至夺去农民收入的一半。注303毫无疑问，绝对君主制的延续，使整个农民阶级同贵族、王室、官僚机构的矛盾一天天尖锐。最后导致了自耕农、佃农和市民的联合暴动。

绝对君主制中介体也给现代意识形态的形成带来了新问题。王权已经强大到可以控制教会的地步，天主教不过是王权手中维护正统的工具，这样，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已绝无可能。相反，宗教改革必然要以由下而上的农民反封建主、诸侯反王权的奇怪形式出现。十六世纪中叶的胡格诺战争就是典型的例子。但是，无论诸侯还是农民的力量，都不可能同王权抗衡。所以由下而上的宗教改革必然失败。这样，现代意识形态的建立就不能走宗教改革的道路。现代思想为了取得社会优势，不得不与宗教彻底决裂。这正是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风起云涌的原因。法国的启蒙思想，以英国已经实现了资本主义结构为模式，系统地构造了新社会的蓝图。它彻底批判了王权、教会和一切封建特权，宣传建立“理性”社会，提倡自由民主，成为欧陆理性主义的主流形态。

现在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法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比英国晚一个多世纪。从十六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水平和市民的力量来看，法国绝不比英国逊色。但是，由于中介体不同，决定了取代方式不同，因而取代过程和时间也都不同。无论是启蒙运动的展开及逐步深入人心，自新农、佃农与王权贵族矛盾的日益激化，还是与王权结盟并进入官僚系统的资产阶级感到王权已是自己进一步发展的障碍，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法国资本主义结构对封建结构的取代，在政治上需要砸碎旧的政治结构进行重组，为此要学习消化英国已经建成的模式。这一切都使得法国现代社会结构的确立比英国来得晚，而且方式上采取了大革命的形态。

4.5  王权衰落和再版农奴制：德国的道路

如果把英国、法国、德国十六世纪的经济作一宏观比较，可以发现，德国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最高。德国的城市虽然比法国兴起得晚。但发展更快，整体经济水平已居欧洲首位。注3041507年威尼斯驻德大使奎里尼在写回国的报告中说，德国大约有100个弗里敦市。注305这表明在十二至十五世纪之时，德国的资本主义潜结构正在迅速壮大。十三至十四世纪时，德国的农奴制几乎已经全部消灭。注306十六世纪时，德国从事冶金和采矿业的工人已达12万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同时期的英国，采矿工不过3000~4000人，十七世纪初，英国采矿工与运输工的总和也不过3万人。远远不及十六世纪德国的水平。这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潜结构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落而加速成长。对整个西欧社会来说，无论是英国、法国还是德国，这都是一个普遍的规律。但是，与英国、法国明显不同的是，德国封建势力似乎特别顽固，资本主义潜结构取代旧结构格外艰难，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德国社会结构取代艰难的关键因素是缺乏中介体。众所周知，从公元九世纪到十九世纪，德国处于分裂状态达1000年之久，王权一直十分弱小。正是因为缺乏中介体的作用，虽然旧结构中资本主义的潜结构——城市十分发达，但无法统一起来，进而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

世界史上，德国王权的长期衰落始终是一个谜。十二至十三世纪时，英国和法国的王权日益强大，国家趋于统一。当时德国卓越的诗人瓦特·冯·福格尔魏德(1170~1230)曾这样哀叹德国的封建割据状态：

“德意志民族啊，我为你悲伤！对秩序的嘲弄——这是你的景况。甚至蚊子也有自己的国王。”

十六至十八世纪，英国已经实现了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法国已确立绝对君主制，德国却分裂成300个独立邦、50个利伯维尔和1500个帝国骑士领地。有的邦国还不如一个中等的村庄大。为什么德国王权不能成为统一的中介力量呢？过去，史学界盛行的一种观点，认为德国王权的长期衰落是由于教皇力量过于强大而造成的。确实，在整个中世纪，德国教皇力量比英、法两国都强大，但是，教皇力量的增长与其认为是王权衰落的原因，不如看成是王权衰落的结果。在西欧封建社会中，教皇和王权是互相对立的，教皇总是支持诸侯反对王权，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在英国和法国，教皇力量之所以不能无限扩张，正是因为王权对他的限制。因此，要真正理解德国王权不能成为真正中介的原因，这就需要具体分析德国王权、市民和诸侯力量在历史上的消长机制。

在西欧封建社会的历史中，王权强盛起来并不是奇特的现象。但保证强盛王权的稳定，却需要一定的条件。对于德国来说，历史也曾提供了两次王权强大、实现统一的机会。第一次是在十世纪中叶奥托一世在位时期。公元949年，奥托成为第一个完全控制五大公爵领地的国王。他是十九世纪以前，德国历史上最强有力的国王。但是，王权的优势并没能保持下去，随着诸侯势力的膨胀，很快就消失在诸侯割据之中。我们知道，英国和法国保持王权的强大是有条件的。十一世纪时，英国国王和英吉利人联合起来抑制诸侯；十三世纪时，法国王权靠同市民的结盟保持稳定。而公元十世纪时，德国的城市尚未兴起。德国大多数城市是在十一世纪后才出现的。比法国和意大利晚两个世纪。难怪奥托一世的王权很难维持稳定。另一方面，奥托一世发动侵略意大利的战争加速了王权的衰落。在他统治的最后十年中，注意力集中于对外战争上，国内诸侯乘机扩大力量，反对王权。德国历史上王权的第二次强大是十一世纪亨利四世在位时期。当时德国的城市已经兴起，王权与市民结盟已有可能。1074年，莱茵市民帮助亨利平息了诸侯的叛乱。1104~1106年，教皇勾结大封建主发动叛乱，莱茵市民又一次站出来支持亨利。编年史中记载：亨利四世“军队的最大部分是从商人方面来的”。注307当时王权强大，社会安定。然而，亨利四世以后，王权很快又衰落了。王权稳定之所以又一次被破坏，关键是德国推行连续不断的对外侵略政策，结果破坏了王权与市民的结盟。据一位历史学家统计，从公元951年到1250年，德国侵略意大利共43次，平均每六年一次。十二世纪以后，德国又一再发动对西斯拉夫人的大规模掠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德国的疆土扩大了一倍多，易北河畔的西斯拉夫人逐渐日耳曼化，到十四至十五世纪时，他们已丧失自己民族原来的语言，完全讲德语。注308

对外侵略战争为什么会导致王权衰落呢？首先，它破坏王权与市民结盟。市民之所以在王权与诸侯的斗争中支持王权，是因为王权代表着秩序，有利于他们发展工商业。他们对封建方式的侵略兴趣不大。因此，王权在战争中只能依靠诸侯的力量，因而总是强化骑士的队伍，对诸侯有利。果然，亨利四世以后，国王放弃了与市民的结盟，转而讨好诸侯，打击城市。1220年，腓特烈二世颁布法令，给诸侯以铸币权、司法权、收税权，并禁止城市收留农奴。此外，从侵略战争中获得大量土地，必然扩大诸侯的力量。当时西欧大多数封建国家都实行长子继承制，其余子女另找出路。原因是在封土不能扩大的情况下防止分割。而德国却可以在对外战争中获得大批的新土。正如一位威尼斯驻德大使所说：“世俗诸侯习惯把封邑留给长子，然后把其他领土、主教区或教会采邑留给其他孩子。这样，如果公爵有十个儿子，十个儿子都要求像父亲一样当公爵。结果，德国就出现了无数的伯爵、公爵和方伯……因此，大部分世俗诸侯总是乐于袭击意大利，好为他的什么儿子、什么兄弟和什么侄子等等，提供封地。”注309长此以往，对外战争必然导致诸侯封地扩大，王权衰落。

到了十三至十五世纪，虽然市民力量已很强大，但是对外战争已使诸侯的力量强大到这种地步：即使偶尔出现王权兴盛，王权与市民力量之和，也不能大于诸侯的力量。因此，王权作为中介力量，在德国已失去了可能性。德国的三角均势不可能建立起来。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德国帝国议会制度上看到。德国的议会与英、法不同，它仅仅是诸侯表决的机器。帝国议会在表决重要的议案时，按惯例只有三票表决权，一票归选侯，一票归诸侯，一票归弗里敦镇代表。当议会快结束时，核对这三票，只要有两票赞成，表决结果就成立。注310而诸侯手中据有两票，违反诸侯利益的议案自然不能通过。弗里敦镇的选票只有选侯与诸侯发生矛盾时，才能发挥作用。王权则根本没有表决权。

诸侯力量强大到足以压倒一切力量之和，全国统一的局面就难以形成。正如恩格斯所说：“只要各诸侯开始感到某皇室的权力变得过分强大，就经常引起王朝的更替。”注3111356年，查理四世颁发了黄金证书，从法律上正式肯定了七大选侯选举皇帝的特权。此后，选侯们专门选举那些对自己毫无威胁的弱小诸侯为国王。只要发现国王势力增长，就立即改选。国王成为统一中介的可能性就完全失去了。

必须指出，中介的缺乏只能阻碍新结构取代旧结构的进程，并不能保证旧结构不衰落。十六世纪德国的封建制度已经全面解体，从经济上看，农奴已基本上转化为自耕农或佃农。但是，由于缺乏王权的中介作用，这一转化的结果与英、法完全不同。我们知道，促使农奴向自耕农转化有两种力量，一是商品经济，二是王权。王权限制诸侯力量，促使农奴转化为自耕农，并保证自耕农的生存。但是，这一力量在德国不存在。所以十六世纪德国农奴制的瓦解完全靠商品经济的力量。因此，它得到一个特殊的结果：自耕农很少，大量的农奴转化为佃农或贫雇农。农村中贫富差别悬殊，大量农民没有土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关键在于德国不像英法那样有王权限制领主。因此，领主可以任意加重对农奴的剥削。假如有王权存在，领主经济出现衰落时，领主并不能任意剥夺农奴的份地，也不能随便提高农奴的地租。在德国，商品经济只可能使农奴中的一小部分演化为自耕农，而大部分则沦为佃农。尽管商品经济瓦解了农奴的人身依附关系，但解放了的农奴已贫困得只能充当佃户。德国农民的境遇比英法的农民要苦得多。德国史学家赫茨研究了十六世纪初萨克森80个农村居民的状况，得到了一个惊人的结论，80个村子共有居民4125户，其中完全没有土地的2689户，占百分之六十二点五。注312也就是五分之三的农民没有任何土地。这与英法大不相同。弗兰克于1534年写道：“德国有非常多的乞丐和一般的穷人，多数人贫困体弱”，“城里游荡着许多穷学徒”，他惊呼“总共只有一半人劳动。如果除去他们的主人、闲散的市民、商人、贵族、诸侯、学生、神甫、各类僧侣、儿童、病人、乞丐和全体妇女，则劳动者不到全体居民的三分之一”。注313

总而言之，十六世纪德国的封建社会处于一种特殊的状态。一方面是封建制度衰落，城市和商品经济迅猛发展，市民力量壮大起来。另一方面是缺乏王权的中介作用，诸侯在政治上占主导地位，农村中有大量处于赤贫状态的贫雇农，阶级矛盾空前尖锐，王权衰落失去了与教会抗衡的力量。教会的掠夺与诸侯强大成正比。正如马克思所说：“宗教改革以前，官方的德国是罗马最忠顺的奴隶。”注314教皇对德国的掠夺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德皇马克西米利安一世(1459~1519)曾说：“教皇在德国的收入比皇帝多一百倍。”结果，这一切造就了欧洲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宗教改革和农民起义。资本主义潜组织的生长提供了宗教改革的物质基础，农民极度贫困造成阶级矛盾的尖锐，提供了起义的基础，教皇对德国的掠夺使愤怒的人们把仇恨的目标集中起来，三者合一，正好造成宗教改革和农民起义。然而，诸侯毕竟是最强大的。个别诸侯保护了宗教改革，全体诸侯镇压了农民起义。因此，改革和起义只能得到一个结果：即逐步自下而上地完成意识形态结构的过渡，路德教从异端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宗教信仰。由于缺乏中介，政治和经济结构无法实现过渡。即使是意识形态的过渡，也经历了极其艰难的过程，这就是以不同宗教为代表的利益集团之间长达30年的宗教战争。

十六至十七世纪，德国社会处于长期的混乱之中。本来新社会结构最后取代旧结构的过程已经开始，但由于缺乏中介，造成了分娩时长期的痛苦。取代过程中出现的动荡首先打击了新生长起来的潜结构——城市。结果，新社会结构流产了。

三十年战争给德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破坏。十六世纪初经济上先进的德国变成了落后的德国。恩格斯写道：“在整整一代的时间里，德意志到处都遭到历史上最没有纪律的暴兵的蹂躏……到处是一片人去地荒的景象。当和平到来的时候，德意志已经无望地倒在地下，被踩得稀烂，撕成碎片，流着鲜血。”注315据统计，三十年战争结束时，德国人口已减少三分之一，在科隆、美因斯、特里尔大主教区境内，有二百多个城市和二千多个村落被毁。捷克居民在战前有300万人，战后减至78万人，一度以纺织品闻名的奥格斯堡战前有人口8万，战后只有12，000人。纺织品产量只及战前的十二分之一。城市、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遭到严重破坏，农奴制普遍地又盛行起来，自由农民就像白色的乌鸦那样少见。注316

十五世纪，德国农奴制的消灭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随着商品经济的破坏，农奴制又恢复了。由于农奴制的瓦解一般地基于两种力量：王权对诸侯的限制和商品经济的发展。那么农奴制的再版一般也有两种原因：王权的衰落和商品经济的破坏。东欧和其他地区出现再版农奴制的原因十分复杂，在德国，由于王权从来没有强大过，所以出现再版农奴制的原因较为单纯，仅仅是商品经济的衰落。

德国再版农奴制的出现使资本主义结构取代封建结构的历史大大推迟了。它走了一条与英法完全不同的道路。首先要慢慢等待城市经济的恢复，此后又面临着西欧发达的商品经济造成的巨大国际压力。实际上，后来德国经济和政治结构的转化是在特殊条件下实现的。经济上，是在强大的外来压力下直接从农奴制过渡到资本主义的。随着容克地主转变为资产者，农奴转化成了被雇用的农业工人和工人。没有经过英法那种先转化为自耕农，再转化为雇用工人的过程。政治上则是通过民族主义实现了统一。因此，后来的德国具有强烈的军国主义和国家主义色彩。

总之，对比英、法、德三国发展的道路，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只要对结构取代的条件进行具体分析，我们就完全可以理解社会结构演化在不同文明不同国家的细节。系统论史观无论是从宏观方面还是从微观方面，都显示出解释理论问题的巨大生命力。

第五章  结构取代和社会进步

进步不仅仅意味着用一个现实去代替另一个现实，它必须用一个更大的发展可能去取代那个已趋于穷尽的发展可能。

——作者

一位哲学家讲过：“牛顿创立了一种人的语言，既能解释苹果跌落在草地，也能解释太阳的升起。真理就是在眼花缭乱的现象中找到秩序，在庞杂的偶然性中发现必然。”前面几章的分析表明，只要从社会结构调节性的核心原理出发，应用系统分析，就能得到社会结构演化的普遍模式。我们用这一方法简要地分析了从罗马帝国到西欧资本主义确立这一历史过程，然而，系统论史观的生命力绝不仅限于此，它将为研究人类发展提供启示。

首先，这一方法不仅可以用来研究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化过程，还可以用于研究中国、印度、阿拉伯、日本社会结构的演化。随着社会结构、潜组织要素的不同，结构取代的方式也不同。另外，我们只要稍微浏览一下第三章所讲的社会结构取代的三个步骤，很自然地会提出一个问题：社会结构取代的条件十分严格，无论是功能异化创造新子系统的过程，还是潜结构的形成及占主导地位都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如果这些条件不能满足，会出现什么结果呢？显然结构取代不是社会结构演化的唯一模式。显而易见，当新结构不能取代旧结构时，另一种重要的模式就是旧结构的修复，这时社会结构的演化就呈现出一种“崩溃—修复”型。中国传统社会自秦汉大一统建立到清朝两千年的演变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关于这一种模式，《在历史表象的背后》一书做了详细的分析。其特点是：旧结构功能异化的结果主要表现在无组织力量的增长上，由于形成潜结构的过程被阻断，旧结构自身又存在修复机制，社会结构的演化就出现“修复—崩溃—再修复”的周期性振荡现象。这种演化模式反映了社会结构处于一种停滞状态，从而是一个超稳定系统。一般说来，要保持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结构数千年不变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内部的潜组织要素和无组织力量增长很快。所以在人类文明史上，很少见到一个庞大的帝国可以稳定地存在500年以上。一种固定的社会结构，无论它看上去如何强大，都迟早会成为历史博物馆的陈列品。但是，假如社会结构属于“崩溃—修复”型，情况就很特殊了。我们往往能看到一种颇为壮观的历史现象，古老的社会结构保持几千年，但并不是在静态中保持的，它经历着一次次的崩溃和修复。伴随社会结构停滞的是周期性社会动荡。控制论把它叫作超稳定系统。中国传统社会正是这样一个超稳定系统。一方面，它那古老的社会结构自秦汉到清朝长期地延续下来；另一方面，每隔二三百年，旧王朝就要崩溃，新王朝就要取而代之。中国传统社会的实例证明，复杂而庞大的文明社会，只有依靠周期性振荡的机制，才能保证生存数千年，这种演化模式不仅适用于中国传统社会，在世界史的研究中，它很可能也适用于古代埃及社会结构的分析研究。注317

结构分析方法还可以说明人类历史中生产水平进步的复杂过程。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在演化过程中，生产水平在总体上是不断发展的。西欧封建社会的生产水平比罗马帝国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水平比封建社会高。但在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中，生产水平的发展却并不是连续上升的。从罗马帝国到资本主义社会确立的2000年中，生产水平的进步是一条颇为奇怪的波浪式曲线。罗马帝国生产水平发展最快的时期是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一世纪，在这以后的几百年间，生产水平就处于停滞状态。罗马帝国灭亡以后，整个社会生产水平大幅度下降，公元五至七世纪，人口大量死亡，田园荒芜，古代科学技术知识渐被遗忘。一直到八世纪，生产水平才重新开始上升。同样，西欧封建社会的生产发展也不是连续上升的过程，它发展最快的是八至十三世纪，十四世纪到达顶点。十四、十五世纪，生产水平的发展又陷于普遍的停滞，一直到十六世纪以后，才又出现新的增长。为什么生产水平的进步呈现出如此复杂的波浪式特点呢？只要我们应用结构分析的方法考察社会结构取代和生产水平发展的关系，就能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一条新的思路。

必须指出，生产水平和经济结构并不是同一个概念。经济结构是指一个社会的经济组织，是人与人之间的普遍的经济关系网。生产水平则反映着人对自然的控制能力、科学技术的发达程度等。在社会结构稳定的时期，经济结构基本不变，但物质财富却在日益积累，生产水平处于进化中，它是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们在第二章中把社会结构比喻为一个桶，社会生活是桶中所容纳的东西的总和。因此，考察生产力的进步和社会结构取代的关系，必须探讨仅仅作为容器的社会结构和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之间的整体联系。尽管这种联系十分复杂，但有一点却很明确，人类社会有组织的生产活动必须要以社会组织的存在为前提。也就是说，生产水平的积累和发展都离不开社会结构。就像蜜蜂酿蜜需要蜂巢一样。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如果在结构取代中出现旧社会结构瓦解而新社会结构又尚未形成的情况，必然造成对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公元五到八世纪西欧生产水平的倒退正是如此。

我们在第三章中证明，罗马帝国灭亡以后，新结构的潜组织要素从旧结构中剥离下来，一直到八世纪才形成新的社会结构。显然，为什么八世纪以后西欧生产水平又重新提高就不难理解了。那么，在某一种社会结构中，生产水平是不是可以无限增长呢？我们知道，在传统社会，任何一种社会结构都不能永远保持稳定，功能异化和社会生活的增长会破坏社会结构。这就使社会结构和生产水平之间呈现出一种微妙的关系：社会结构存在是生产水平增长的前提，但任何一种社会结构都不可能无限地容纳生产水平的进步。当生产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社会结构就会成为一个天然的界限，限制它进一步的发展。也就是说，在传统社会，任何一种社会结构对生产水平的发展都有一个固定的容量，超过这个容量，社会生活就会把桶撑破。

一般说来，社会结构三个子系统处于适应和比较适应的状态时，生产水平提高往往较快，因为社会结构对生产力的支持作用较大，限制作用尚没有表现出来；当社会结构各个子系统的适应性一天天减弱，生产力的发展将碰到越来越大的限制，使生产水平的进步速度放慢，甚至停滞。所以，某种社会结构内的生产水平发展较快的时期大多是在这种结构建立后的中前期。罗马帝国就是明显的一例。

公元一世纪前后，罗马帝国的生产技术发展到顶点，尽管当时距离社会结构的瓦解还很远，但生产技术的进步已逐渐停滞了。当时，双轮犁和收割机械已经发明，水磨、筑堰修渠、利用水车、施肥等新技术都已出现。但是，这些新技术不能进一步地发展和推广，其原因是遇到了不可逾越的界限，那就是奴隶制度。马克思说过，在奴隶社会中，普遍使用的只能是那些最笨重的生产工具。他说：“按照古人恰当的说法，劳动者在这里只是会说话的工具，他们之间的区别只在于此。但是劳动者本人却要让牲畜和劳动工具感觉到，他和他们不一样，他们是人。他虐待它们，任性地毁坏它们，以表示自己与它们有所不同。因此，这种生产方式的经济原则，就是只使用最粗糙、最笨重，因而很难损坏的劳动工具。”注318因此，在罗马帝国奴隶制商品经济中，尽管生产规模有很大发展，但生产技术、分工和劳动生产率等经济进步的要素却都有一个天然的界限，这就是奴隶制生产关系所带来的容量极限。

人们常说，西欧农业生产力最大的改进是公元八世纪三圃轮作制和新的轭马法及马蹄铁的普遍应用，它提高了单位农田的产量，并使农业和运输技术出现了一次革命。其实，新的轭马法的改进在技术上极为简单，只是由过去把轭具放在马颈上改为放在马肩上，这样马在拉车时不至于让轭具压迫呼吸。因此马车的载重量提高了许多倍。为什么罗马使用了几百年的马车，竟没有发现这一点呢？当然，古代技术发明有偶然性。但是，我们可以设想，即使这一发明在古罗马出现，是否也同其他那些机械发明一样得不到推广呢？这一点的确是值得考虑的。因为奴隶不爱护牲口，对马车的载重量漠不关心。可以肯定，三圃制、马蹄铁这些看来并不困难的技术发明只有到西欧封建社会后才能普遍推行。这同社会结构的取代密不可分，农奴制在生产关系上比奴隶制先进，因而对生产水平的提高也具有比奴隶制更大的容量。

传统社会结构对社会进步的容量限制是多方面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对科学技术和其他创造性活动同样表现出固定的容量。罗马法是罗马帝国在政治上最了不起的创造之一。但无论是罗马法还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说，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都否定奴隶的人格。城市是罗马生活的基础，因而罗马是一个建筑大国，但是罗马皇帝拒绝用机器来搬运神殿的大柱，理由是它会使搬运工失去工作。阿基米得证明了杠杆原理，并利用这一原理设计了滑轮装置，把一艘新造的大船拉到水中。然而阿基米得也有很浓厚的奴隶制思想，因此常为自己设计的机械感到羞耻。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古罗马的工商业组织规模很大，却又很脆弱，为什么很多新技术发明出现在中世纪看来落后的修道院中，而没有出现在“发达”的罗马城市里。

公元二世纪前后，即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也是整个古罗马技术水平发展的顶点。当时，亚历山大里亚是西方科学的中心。托勒密的天文学、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几何光学、静力学都趋于成熟和完善。但是，从此以后，古代科学就再也没有什么发展了。古代自由民科学家已经做完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科学史家在分析当时科学的成就时，都十分奇怪，既然他们在几何和天文学理论上已经达到如此高明的程度，为什么会停滞不前呢？近代实验科学需要科学传统和工匠传统的结合，这在古代社会是做不到的，狭窄的城市社会和古代宗教使当时的科学家成为不被世人理解的一小撮。科学活动的天然藩篱就是城市里小小学院的高墙，在此之外，是一片荆棘丛生的荒野和愚昧的海洋。

社会结构限制生产水平提高的情况在西欧封建社会中同样存在。近年来历史学家发现，西欧封建社会自八世纪以后，经济一直在稳定发展，但十四世纪似乎是一个顶峰。从十四世纪中叶到十五世纪，经济普遍陷于停滞。英国的羊毛输出量仅为1350年的三分之一，全国羊毛产量也下降了三分之一。注319西欧其他地区的情况大多也是如此，当时的德国普遍存在“荒废的村落”。法国史学家也发现当时的法国耕地荒废、人口减少。比利时史学家发现当时的弗兰德斯城处于历史上最不景气的时期。西方的史学家对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作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如气候、人口、通货、战争等，结果却令人失望，几乎没有一条是能够普遍成立并令人信服的。但是，假如我们从任何一种传统社会结构对进步都有固定容量的观点出发，就不难理解这一现象。十四世纪正好是西欧封建社会从适应到不能互相维系的转折点，具有更大容量的资本主义结构还未形成，封建社会结构之桶又快要装满了，社会生活的发展已接近了社会结构容量的极限。来自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限制，使新的发展失去了可能。

就拿技术发明来说，促进中世纪经济发展的大多数技术革新都是十四世纪以前完成的。英国用三圃制代替了二圃制，牧羊人饲养出大批高质量的羊群，尼德兰人完善了排干沼泽和筑提防海的技术，水磨工人制造出上击式水车，加斯科尼的葡萄种植者建立了闻名世界的大面积专业化葡萄园，等等。从十三世纪末叶起，技术改进越来越慢，规模也越来越小。英国十五世纪的农业进步根本不能同十三世纪相比。假如一个社会结构还存在创造生活的余地，它本身就鼓励人们去发明，而当人们的创造能力触到了既定的社会关系网时，它就要限制创造活动的发展。整个社会的进步必然碰到巨大的障碍。那么，十五、十六世纪以后，西欧生产水平为什么又有新的增长呢？原因是代表新社会的潜结构迅速成长起来了，它在经济发展中所占的比重已达到不可忽视的程度。尽管完成取代的条件还不成熟，但在英国和法国，已经出现了某种位于封建形态和资本主义形态之间的中介结构，特别是英国，资本主义因素日益占据了社会各方面的主导地位。因此，这一时期经济的增长是在旧结构中的新社会潜结构成长带来的。这时的经济增长和结构取代出现了同步现象。同样，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英国的产业革命一直要到现代社会结构建立后才开始，因为现代社会结构的建立意味着一个比封建社会容量更大的结构形成，生产力大解放的时刻也就到来了。法国革命和德国民族国家的建立也证明了这一点。

既然传统社会每一种社会结构对进步都有一个固定的容量，那么，对于不同的社会结构，容量就是不同的。我们可以根据结构来判断容量的大小，进而判断结构的演化是否代表着进步。只有新结构的容量大于旧结构时，结构取代才是一种进步。我们说，社会进步很像中国的箱套。这种传统工艺品是一个大箱子，里面一层层地套着小箱子。如果不同的箱子代表不同的社会结构，那么箱子的大小代表结构的容量。但是，社会结构的进步恰好同箱套的顺序相反，是在小箱破裂以后，从中长出一个大箱子来。从小箱子破裂到大箱子长成，社会难免不发生动荡。动荡就可能损伤或中断进步因素的发展。就像哲学家常说的那样，历史上很罕见某种长久的进步不是伴随着暂时的倒退。要使进步成为一种连续过程，不仅需要及时地用大箱子取代小箱子，还要尽可能地使取代近于连续地进行。那样在旧结构瓦解时，更大的新箱子就可以把进步因素从旧结构中吸引出来。如果取代不及时或不连续，就会出现暂时的倒退。我们研究社会结构的容量和取代过程，可以对社会生产水平的发展和变化作出清晰的判断。

总之，系统论在史学研究中的运用正在形成一个不断深入、不断细化的研究纲领，它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一条可以走出历史迷宫的道路。多少年来，历史学家一代接着一代，在被时间尘埃淹没的过去中发现事实，在错综复杂的史料中寻找规律。人们渴望着一种能够理解人类发展的历史哲学。本书仅仅是在这方面做了一点尝试。我们希望用自己的探索来鼓舞人们去作进一步的尝试。四百年前，培根说过：“不做尝试的危险和失败的危险是不相等的。因为在前一种情况下我们将损失巨大的利益，而在第二种情况下，损失的只是一点人类劳动。”我们的尝试很可能不完全正确，但是我们坚信，如同人类正在逐步认识那浩瀚宇宙的规律一样，亿万人历史活动长河中存在的盲目性在人类科学和理性面前也不会永远继续下去。

注1  详见本书附录1.1节。

注2  ［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耿谈如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页。

注3  ［法］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顾良、施康强译，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85页。

注4  ［匈］博兰尼：《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远流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99~127页。

注5  ［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1卷)，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

注6  ［法］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

注7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这样写道：“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收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256页)

注8  马克思典范的方法论特征为经济决定论，我们把力图从市场经济的性质来界定现代性的各学派称为扩大了的马克思典范。请注意，属于扩大了的马克思典范的学说是可以反对马克思主义或表面上不同意经济决定论的。

注9  我们可以用布罗代尔对资本主义的定义为例说明这一点。他为了将现代资本主义和全球性远程贸易相联系，曾系统讨论过远程贸易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发现荷兰在十六世纪已成为世界远程贸易的中心，随着英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完成，伦敦取代了阿姆斯特丹的地位。布罗代尔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以最早现代国家为中心的全球贸易网虽然在十七世纪已形成，为什么工业革命却要等一个世纪后才发动呢？博兰尼也对此极为困惑，他曾这样写道：“在历史上最伟大之工业革命的前夕，没有出现任何征象预兆。资本主义没有预告就来了。”(［匈］博兰尼：《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第173页)哈耶克从自由秩序原理来说明现代社会，本质上该说法和市场秩序是等价的。当然，从知识论探讨该秩序是二十世纪的贡献，亦是在某种意义上对为何市场社会可导致生产力超增长的回答，但只要不能回答为何这种社会最早起源于西方，都可以说是忽略了超增长的基本机制。

注10  我们把从价值系统和用思想来界定现代性的学说称为广义的韦伯典范。

注11  ［英］基托：《希腊人》，徐卫翔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213页。

注12  众所周知，论述现代化和工具理性扩张之间关系的是韦伯命题。在科学革命起源上，与之相对应的是默顿命题。默顿(Robert King Merton)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当研究生的时候，就对为什么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科学革命产生在十七世纪的英国这个问题感兴趣。他发现当时科学家大多是清教徒，因此想起韦伯关于新教伦理的论述。莫顿把有关研究运用到科学史，建立了科学社会学这门新学科。近年来，科学史家对莫顿命题是否正确作了系统考察，发现促使科学革命的是新教徒，而非一定是清教徒。即只要实现理性和信仰二元分裂，就能促进科学的发展。(本-戴维：“清教与现代科学”，载《科学与文化评论》2007年第4卷第5期)

注13  我们必须意识到，工具理性用几何公理般的思考方式去安排行动的计划和目标是科学的，然工具理性的扩张却不等同于科学主义。科学主义虽然与工具理性同样把科学作为社会制度、社会行动、政治法律背后的基础，但它与终极关怀的关系与工具理性不同。“科学主义”即使自认为可以没有终极关怀，没有上帝的信仰，但它却把科学作为道德和信仰的基础。它是一元论，而不是工具理性基于终极关怀(道德)与理性的二元分裂状态。西方近现代思想的主流一直是二元论。

注14  ［美］麦尼尔(William H.Mcneill)：《竞逐富强——西方军事的现代化历程》，倪大昕等译，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134~146页。

注15  必须注意，契约论的基础是立约双方(或立约人)对契约内容的同意。当立约双方是群体或社会等级时，相应的契约关系并不属于现代性范畴。如西方封建等级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均由契约规定，在此意义上封建社会亦属于契约社会。但当时没有个人观念。这些规定封建关系的契约不是个人之间的契约。故现代社会组织原则是把社会视为独立个人之间的契约，而非一般契约。

注16  契约论的社会组织蓝图最典型的例子是市场组织，因此有些社会学家把现代社会称为市场社会。近二十年来由于对市场社会中个人政治参与意识薄弱的反思，公共空间理论兴起。公共空间强调私人通过公开的理性讨论形成公共意见，以使得政治和社会领域形成的契约不等同于市场契约，但社会组织原则仍然是契约。其实，不仅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和罗尔斯的正义论中所涉及的社会组织蓝图属于契约论，霍布斯的巨灵、卢梭的公共意志建立之政治社会亦属于契约论范畴。

注17  Immanuel Kant,The Philosophy of Law, Part Ⅰ,no.24 ed .W.Hastie,p.110.

注18  有一个笑话，美国有个少年居然问父母：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我们看来这或许有点荒谬，但只要把一切组织和人际关系都基于契约时，这种思想方法不难理解。例如康德曾这样论证：“一个未经他本人同意，而把一个人带进了这个人间世界的过程，而且通过别人负有责任的自由意志把他安排在人间。因此，这种行为加给父母一项责任——尽他们力所能及——要满足他们子女应有的需要。”(Immanuel Kant,The Philosophy of Law, Part Ⅰ,no.25 ed .W.Hastie,p.114f.)

注19 因国家和公司等个人为达到某种目的建立的契约组织明显不同，在政治哲学中不是所有学者都同意国家亦是契约的产物。

注20  路易·杜蒙(Louis Dumont)曾这样形容西方现代契约论：“1600年之后的过渡情形至少需要有两个连在一起的契约论。第一个是‘社会’契约论，这是一种具有平等或同伙(Genossenschaft)关系特色的契约论，另一个是政治契约论，引进了服从及某一统治者或统治机构(Herrschaft)之事。而哲学家们则把繁多的契约论化简为一：霍布斯(Hobbes)把服从的契约变成一般社会生活的出发点。洛克则把第二种契约以托付(Trust)论来取而代之，而卢梭则把统治者完全加以压制。”(［法］路易·杜蒙：《个人主义论集》，黄柏棋译，联经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114页)。

注21  这时，世界变成类似于由各个国家组成的邦联那样的系统。该观念最早由康德提出，他指出：根据社会契约观念，建立一个各民族的联邦是必要的。(［英］迈克尔·莱斯诺夫等：《社会契约论》，刘训练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页)。

注22  ［英］雷蒙·威廉士：《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巨流图书公司2004年版，第182~186页。

注23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收入苖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页。

注24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73页。

注25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73~74页。

注26  ［英］基托：《希腊人》，第153~154、295页。

注27［美］菲特烈·华特金斯(Frederick Watkins)：《西方政治传统》，李丰斌译，联经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17页。

注28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刘锋译，收入载汪晖、陈燕谷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版。

注29  Maxwell Macmillan,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 p.901.

注30  不仅西方如此，对于在西方冲击下实行现代转型的社会亦如此。中国传统社会不存在个人观念和相应指涉自我的词汇。具今日意义的“个人”一词是十九世纪未出现的，二十世纪初用于翻译individual。中国人接受西方个人观念是西方冲击下文化现代转型的结果，亦意味着现代认同的确立。(金观涛、刘青峰：“中国个人观念起源、演变及其形态初探”，载《二十一世纪》总84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4年8月刊，第52~66页)

注31  历史学家早就发现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这就是工业革命即经济的超增长是和法国大革命差不多同时开始的，两者都发源于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左右。霍布斯邦(Hobsbawn, E. J.)称之为欧洲的双元革命，所谓双元，一个是指从英国起步的工业革命，另一个是自法国大革命开始席卷欧洲摧毁旧制度的社会革命。我们将在第四章指出，双元革命证明了现代社会结构的建立和生产力超增长的内在联系。事实上，正是法国大革命的冲击波，导致基督教世界向民族国家的转化，一方面是现代价值在大革命中传播，另一方面是欧洲抵抗拿破仑入侵民族主义的凸显，在法国大革命的带动下，不仅是欧洲甚至是拉丁美洲都爆发了民族独立运动。原基督教世界终于变成一个由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现代市场经济推广到整个欧洲，并在国际法之下把全世界都包含进来，故现代化一定是全球化。

注32  ［英］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nm)：《革命的年代》，王章辉译，麦田出版社1997年版，第43页。

注33  ［德］哈罗德·詹姆斯(Harold James)：《经济全球化》，朱章才译，麦田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注34  ［英］霍布斯邦：《资本的年代》，张晓华译，麦田出版社1997年版，第43、72页。

注35  宫崎正胜：《图解世界近现代史》，黄秋凤译，易博士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108页。

注36  宫崎正胜：《图解世界近现代史》，第31页。

注37  1845年英国铁路总长度为3277公里，1855年增至13411公里。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法国形成以巴黎为中心的铁路网。1869年欧洲铁路为106，000公里，1900年则增至275，000公里，全世界铁路达960，000公里(宫崎正胜：《图解世界近现代史》，第30~31页)。

注38  ［英］霍布斯邦：《资本的年代》，第54、75~77页。

注39  汉娜·阿伦特：《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收入载旺浑、陈燕谷编：《文化与公共性》，第74页。

注40  Habermas Jurgen(1989),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MA:MIT Press，German original 1962.

注41  一讲到公共空间，人们就会想到它同传统国家的矛盾；现代公共空间的兴起同时是传统国家控制的衰落，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必须注意，现代公共空间必须生活在法律架构中，没有法治公共空间是不稳定的。而法治必须由现代民族国家提供，故公共空间和国家之矛盾，实为社会现代转型中的现象。

注42  ［匈］博兰尼：《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第157~168页。

注43  在此，现代社会的双层次结构对经济超增长(全球化)极为关键。正因为现代社会结构存在第二个层面，而且这两个层面是互相影响的，现代社会的系统观不可能化约为马克思典范和韦伯典范。显然，无论是马克思典范还是韦伯典范都碰到一个无法解决的困难，这就是第一个现代社会的建立和工业革命的出现存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差。早在十七世纪荷兰和英国已建立现代社会，根据马克思典范或韦伯典范，生产力将源源不断地解放出来，但工业革命却要等到1780年才开始。工业革命的发生意味着生产力超增长。所谓生产力的超增长实际上是现代市场经济要有能力超出荷兰或英伦三岛范围不断扩张，它需要一个由现代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而这正是现代社会双层次结构对社会现代转型的定义！故现代社会形成必须包括两个方面：在民族国家内部现代价值和社会制度耦合和民族国家的普遍建立。荷兰城市现代国家和英国的清教革命只实现了前者，而没有后者。这样生产力的发展将受到本国资源、劳动力的限制。当资金、资源和劳动力不能在市场机制支配下超越国界自由流动的情况下，经济超增长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只有等到十八世纪下半叶后现代性系统观要求的两个前提才实现。这就是民族国家在基督教世界普遍的建立。换言之，只有把马克思和韦伯这两种典范结合起来，得到现代社会的系统观，才能解释经济超增长的机制。

注44  根据现代社会的系统观，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本质上是社会有机体向两个方向转化。一方面民族认同把一个个拥有自然权利的个人用契约组成社会和国家，使得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成为政治经济组织和社会行动正当性基础。另一方面民族主义为国家主权提供正当性。民族国家建立的同时，也是自然法转化为国际法的过程，从此一个个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根据国际法组成一个国际社会。这里需特别强调的，是新教和国际法的关系。当社会有机体在观念上普遍解体之时，与自然法对应的权利一方面在个人身上转化为不可剥夺的人权，另一方面在规范层面形成了超越立法者之上的法律。这样，一旦民族认同把个人组织成国家，超越立法者之上的法律即变成国际法。西欧的基督教世界变成了一个由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关于研究该过程必须运用系统演化论，我们在第五章和第七章展开讨论。

注45  Etienne Gilson,Heloise et Abelard, Paris:1938,pp.217-224.

注46  ［奥］弗里德里希·希尔：《欧洲思想史》，赵复三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07页。

注47  西方法治传统是中世纪确立的，并非来自古罗马法律传统。韦伯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他这样论述：“许许多多现代特有的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是起源于中世纪，而非罗马——尽管从逻辑的观点而言，罗马法比中世纪的法律要来得理性化得多”。(［德］韦伯：《法律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远流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76页)但韦伯并没有指出原因。

注48  虽然，在中世纪契约已是法律的一部分。正如韦伯指出：“十三世纪以来，英国的律师实务和王室法庭的判决即已在愈来愈多的契约事务上，宣告不履行契约为不法侵害(trespass)，并且以此而对契约作出法律的保护(特别是透过损害赔偿之诉，writ of assumpsit)。”(《法律社会学》，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63页)。但当时契约和法律的关系和十七世纪以后是不同的，契约受法律保护，作为私法有法律的约束力，但法律并不是来自契约。泰格(Michael E. Tigar)和利维(Madeleine L. Levy)指出，资本主义世界今日的法律体系之形成是商人阶级(资产阶级)对古罗马法和中世纪法一系列造反颠覆之结果。泰格和利维所指的对中世纪教会法之造反，实际上只是破除封建社会权利义务不平等的等级身份制法律内容，即颠覆的是人为法和习惯法，特别其中不平等的内容，而不是法律的精神。(［美］泰格、利维著：《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纪琨译，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其实，资产阶级对法理之造反还有另一更重要的方面——即所谓改变法理基础，则是将契约视为法律的基础。这方面典型的例子是洛克。正如海因里希所说：“在洛克看来，自然状态和自然法观念作用则是论证个人的权利乃是不可剥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造就了法律，而不是法律造就了那些权利……传统的自然法观念把自然法视为人类事物的某种秩序，视为在其创造就作为上帝意志被启示于人理性中的宇宙的形而上学秩序的某种道德反映，洛克则用另一种自然法概念取代了它，在他那里，自然法毋宁是一类或一束个人权利的一种唯名论的象征，这些权利源出于个人的自利。”(［德］海因里希·罗门：《自然法的观念史和哲学》，姚中秋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81~82页)

注49  根据伯尔曼概括，西方法律精神有如下十大特征。第一，法律区别于习惯、道德和政治；第二，法律是专业化的；第三，它是专家从事的事业；第四，存在着培训法律专家和学术机构。上述四个特征是罗马法里本来就有的。后面讲的六个特征则是教皇革命后才可能具备，它们分别为：法律被视为一个逻辑上统一的整体；法律具有可发展性——它必须被发现；法律的变化必须受规则的支配——存在法律之法律；法律高于政治权威(这在十二世纪才出现的)；法律系统内部可以有多元竞争，即在统一宪法架构下可以存在多种世俗法；进而中世纪的法律传统经过多次内在革命终于演变到今天形态。(［美］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9~13页)

注50  ［美］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第439~441页。

注51  ［英］罗伊德：《法律的理念》，张茂柏译，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70页。

注52  伯尔曼还指出，教皇革命导致欧洲思想如下几个方面变化。首先，僧侣作为一个群体产生了极强的自我意识，第一次在僧侣和俗人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对立。其次，教会(主要指僧侣)有责任改造世界(主要指saeculum俗界)观念的出现；进一步还产生了一种有关历史时代的新观念，其中包括近代性和进步。(［美］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第123页)

注53  Walter Ullmann, The Individual and Society in the Middle Age, Mathuen and Co Ltd., 1966, p.21.

注54  ［英］罗伊德：《法律的理念》，第71~74页。

注55  ［德］韦伯：《宗教社会学》，刘援、王允文译，桂冠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298页。

注56  Maxwell Macmillan,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p.901.

注57  海因里希·罗门这样描述托马斯神学大全中自然法中个人拥有的权利：“圣托马斯教导说，正义以某种双重的方式‘指导置身于与他人的关系中的人’：‘首先是在与个体的关系中，其次是在与作为整体的他人的关系中，即一个人服务于一个共同体，服务于所有属于这个共同体的那些人。’所有这些都可以用一句源远流长的话来概括，‘让人各得其所’(suum cuique)。不过，对于一个人来说，被称为该人自己的东西，必须被认为是从他的本质性理念的角度看是他应得的，确实是归他的。”(［德］海因里希·罗门：《自然法的观念史和哲学》，姚中秋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86页)

注58  路易·杜蒙这样界定出世的个人：“从基督以及圣保罗(Saint Paul)的训诲当中，我们得知基督徒在跟神的关系上乃为一个体。特勒尔屈说过，基督徒跟神的关系里头存在着一种‘绝对的个人主义与普世主义’”。(［法］路易·杜蒙：《个人主义论集》，联经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43页)

注59  Michael Allen Gillespie, “The Theological Origins of Modernity”,Critical Review, Vol.13, No. 1-2.

注60  请注意，在普通法中，任何普遍的法律均由个案普遍化得到，这时法律所规定个别性(个人)的权利必定是真实的，且先于普遍共同体而存在。因此普通法在实行和推演过程中极类似于唯名论，这可以解释为何在实行普通法的英国个人私有产权早在十二世纪已经确立。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 farlane)曾根据这一点指出“占有性的个人主义”在英格兰早就存在，而不是如很多社会学家认为是近代的产物(［英］艾伦·麦克法兰：《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管可秾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艾伦·麦克法兰的发现进一步证明把现代市场经济简单地等同于个人私有产权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仅仅有普通法，并不意味视社会有机体为虚妄，故英国十六世纪前个人产权之确立不等于现代个人观念已形成，清教革命仍是英国进入现代社会的标志。

注61  Michael Allen Gillespie,“The Theological Origins of Modernity”.

注62  ［法］路易·杜蒙：《个人主义论集》，联经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89页。

注63  ［法］布洛克(Marc Bloch)：《封建社会》(Ⅰ)，谈谷铮译，桂冠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109页。

注64  ［法］布洛克：《封建社会》(Ⅱ)，谈谷铮译，桂冠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457~506页。

注65  金观涛：《系统的哲学》，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217~223页。

注66  参见本书附录3.1节。

注67  详见本书附录1.5节。

注68  详见本书附录第三章。

注69  由于移民，联合省诸城市人口从1500年的100万上升到1650年的200万(其中100万在城市)，移民中大多是新教徒，故荷兰成为最早的现代社会。然而，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宗教改革者试图把共和国改造成为日内瓦式的新教国家，但只取得有限的成功。事实上，联合省议会没有实权，即联合省联而不合，布罗代尔甚至怀疑它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法］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第196、198、208页)。正因为荷兰在十六至十七世纪并没有建立稳定的民族国家，它不可能存在英国和法国那样的民族市场，而只能依存于远洋贸易。这样，当荷兰的海上霸权被英国取代时，它迅速衰落。荷兰建立稳定的民族国家是十八世纪以后的事。

注70  ［法］路易·杜蒙：《个人主义论集》，第142页。

注71  美国现代社会的形成和新教信仰的坚定化的关系还可从如下统计中看出：自1780年至1860年美国人口增长了8倍，但礼拜堂却增长了21倍。Karen Armstrong指出：“直到今天，想要在美国挑出一个完全不与宗教有关联的民间运动还真不容易。”(［英］凯伦·阿姆壮：《为神而战——基本教义派的起源与发展》，王国璋译，究竟出版社2003年版，第150页)

注72  详见本书附录4.3节。

注73  详见本书附录4.3节中的图4.4和图4.5。

注74  ［英］艾瑞克·伊凡斯：《英国的政党》，吴梦峰译，麦田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9页。

注75  详见本书附录4.4节。

注76  ［德］卡西勒：《启蒙运动的哲学》,李日章译，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版。

注77  欧陆理性主义之所以和英美经验主义不同，主要是因为它将现代价值与天主教和整个旧制度对立起来。当理性可以推翻旧终极关怀时，它必定也可以推出新信仰，这就是理神论。个人权利在和天主教义对立中转化为自由、平等、博爱。反对旧专制的社会契约论必定注重公共意志，即是卢梭式而非洛克式的。除了法国启蒙精神更注重颠覆旧制度的积极自由外，由于个人权利是通过和整个旧制度对立而表达出来的，故法国启蒙精神比苏格兰启蒙运动更注重平等和作为彻底变革“革命”的意义。这一点被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继承。

注78  ［美］诺曼·汉普森(Norman Hampson)：《法国大革命》，王国璋译，麦田出版社2000年版，第259页。

注79  因拿破仑一度成为法国民族国家的象征，十九世纪，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君主立宪和共和之间的摆动，法国才建立稳定的共和制度。

注80  ［英］艾瑞克·霍布斯邦：《革命的年代》，麦田出版社1997年版，第162~165页。

注81  谢南(J.H.Shnnan)将十八世纪末民族主义在欧洲出现归为两大原因。一是法国大革命的冲击，二是约瑟夫二世发动改革，力图以一套共同法则，规范其哈布斯堡世袭辖内的诸多民族。结果适得其反，令各民族意识到其族裔、文化和历史的独特性(谢南：《十八世纪的欧洲情势》，麦田出版社2000年版，第154~155页)。这里第二个原因讲的正是建立现代社会的需要如何使得民族认同为不可缺少的。正因为如此，奥匈帝国为一多民族联邦，认识到这一点，对我们在第十二章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原因甚为重要。

注82  详见本书附录4.5节。

注83  张灏：“从世界文化史看枢轴时代”，载《二十一世纪》总58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0年4月刊，第4~16页。

注84  什么是价值？价值是人对对象的主观评判，该判断决定了人对评价对象的态度和行为模式，例如规定了人对有关对象注意还是轻视、接纳还是拒绝等，即价值规定人和对象是否耦合和耦合的方式。正因为是通过价值系统把人与人耦合起来组成社会，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对他人行为(或评价对象)的评判标准(请注意：这就是价值)是来自于群体的，或者说是社会性的(即它是不能独立于社会组织有机体而存在的)。只有社会解体，人被迫从社会中走出来去寻找价值时，被找到的评判标准(价值)才可能是不依赖于社会的(或者说是可以先于社会而存在的)。人追求价值的心灵状态可以用意向性(意志)指向价值目标来刻画。当这种价值目标是不依赖于社会组织的独立存在时，就构成了超越突破。这一点在儒学如何实现中国式的“超越突破”中看得很清楚。中国文化以道德为终极关怀，道德实践是高度入世的，为什么它亦能构成超越突破呢？通常人们讲的道德，都是指现实世界中的行为规则，离开了人群和社会，道德往往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在孔子那里，对道德的看法完成了一个大转化。善不仅仅是社群价值，道德亦不仅仅是行为规范，而是个人的人格追求；即使社群解体了，个人仍可以独善其身。换言之，当社会解体时，人可以从社群中走出来，扪心自问什么是最终的意义。在这种前提下发现的善，是可以独立于社会存在的；它和舍离此世渴望救赎一样构成超越视野，用该价值亦可以批判社会、创造新的价值。

注85  超越突破的第一种类型是依靠外在神秘力量追求此世之外的目标，这就是通过对一神的皈依达到救赎的目的。它最早出现在希伯来宗教中，故亦可称为希伯来型超越突破。犹太人把自己视为上帝的选民，犹太教为最早的救赎宗教。在犹太教中，对一神的皈依是跟犹太民族的特殊性连在一起的，它只是犹太人专利。基督教克服了这一限制，任何人只要相信耶稣，就可以达成救赎。故基督教实为救赎的普世化。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差别，除了普世外，还在于基督教比犹太教更出世。或者说，基督教基本上对此世是没有兴趣的。这一点很重要，正因为如此，才会发生中世纪神学对近代终极关怀的孕育。而伊斯兰教在这个基础上，又完成了第三次大转化；这就是追求两世吉庆，即不只是对一神的皈依，追求灵魂的得救，还要在此世建立公正的社群。在西方，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为不同形态的终极关怀，其终极关怀内容不同，但其超越视野一脉相承，我们统称之为希伯来的超越精神。这是超越突破的第一种基本形态。第二种类型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达到离开此世的目标，它表现为寻求解脱的意志，亦称舍离的意志。这种超越突破最早出现在印度文明中。婆罗门教把宇宙视为由不同的解脱等级组成，人通过此世的修行，可以在下一世相对解脱上升到更高的等级。本质上讲，依靠自身的努力(而非外在力量)达到彻底的解脱，为印度宗教不同于西方救赎宗教的特点。印度宗教形形色色，差别仅在于对解脱的界定不同。例如对婆罗门教解脱等级的否定，就是佛教和耆那教，再次用等级和种姓制度对佛教的解脱目标和方法进行改造产生了印度教；它们都离不开依靠自身力量达到舍离此世的结构，即均属于第二种类型。

注86  金观涛、刘青峰：“从中国文化看终极关怀理念形态”，载《生死学研究》第6期，台湾南华大学2007年7月刊，第7~46页。

注87  不同的超越视野中，对自我看法差别极大。古希腊超越突破将我等同于理性之载体，希伯来超越突破以信仰(皈依之意志)来理解人的灵魂，中国却将自我视为道德主体。这都是终极关怀层面对“我是什么”的回答，规定了人和非人的区别。必须注意，对于任何一种超越视野，可以存在若干种终极关怀。如救赎就存在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种形态，它们是不同的终极关怀。同样，以道德为超越视野的终极关怀随对道德定义不同而不同，儒家伦理、无和革命乌托邦均为其形态。和解脱对应的终极关怀有印度教和佛教等。每一种终极关怀对自我的界定都不尽相同。如印度教的自我与佛教自我就有如下差别：佛学反对将“我”等同于“我有”，企图抽离有关我的种种客观的和社会的属性，构成了独特的解脱式自我观。

注88  实际上，自我认同一共有三个层面，比第一和第二个层面更为基本的是心理学上的自我意识。每个人都知道自我的存在，今日之我即昨日之我，它是意识和意向性之载体。为何今日之我就是昨日之我呢？我又是什么呢？这涉及自我心理学层面的研究，和社会文化关系不大。故我们只讨论两个层面之间的关系。

注89  在政治学中将继古希腊之后近代之前的西方对政治世界之理解称之为“世界共同体的学说”时期。参见［美］赛班(Geoge H. Sabine)：《西方政治思想史》，李少军等译，桂冠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58~348页。

注90  Embree, Ainslee T,Indian Civilization and Regional Cultures：The Two Realities. In Paul Wallace,ed., Region and Nation in India,pp.19-39.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注91  我们可以这样概括自西方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开始的认同危机和民族主义起源的逻辑关联。韦伯曾把现代性起源归于新教。宗教改革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将蕴含在经院哲学批判思潮中的唯名论越出少数哲学家的圈子成为普遍思想。十六世纪的新教徒和十七世纪所有的自由主义哲学家均是唯名论者。一方面，唯名论解构了所有“种”和“族”的真实性，使个人属于哪一类(如何组成政治共同体)也不好界定。另一方面，工具理性使理性与信仰分割为两个不相干的领域，那么终极关怀之自我究竟是信仰还是理性变得不好确定。这时必须创造新的认同符号以回答“我是谁”，新的认同规定了传统社会不存在的对“我们”和“主权的拥有者”之新定义——民族和民族国家。由于这一切缘于个人观念对基督教自然法和人为法的解构，故民族国家观念实际上是同国际法和个人权利观念同时形成的。宗教改革后长达三十年的宗教战争使得国际法和主权国家观念开始出现，它也是民族主义在西欧起源的前提。由此可以解决霍布斯邦提出的问题，即为何全球性的民族主义潮流则要到美国独立特别是法国大革命前后才出现。因为它是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对世界冲击的结果。(Eric J. Hobsbaum，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p.3,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注92  Elie Kedourie,Nationalism,Oxford: Blackwell,1994, p.76.

注93  无论是霍布斯以主权者“法定人格”(fictia persona)作为众人(multitudes of men)代表，还是卢梭将主权看做全体人民的公共意志(general will)，都离不开将国家主权视为全体人民权利通过立约之让渡。

注94  宪法(constitution)一词在中世纪原意是世俗立法。现代国家形成时，该词之所以被作为国家构成原则，这是因为在西方现代国家被等同于立法权(主权)。这样建立国家必须阐明世俗立法权和组成国家的所有个人之间的关系。正因为如此，潘恩(Thomas Paine)这样论证：“宪政不是政府的行为，而是人民建构政府的行为。”即“宪法是先于政府的，政府只是宪法的造物。”

注95  当民族认同基于某种宗教文化，或主观认同可能和共同的宗教有关时，宪法必须规定该宗教文化仅仅是民族认同符号而不能成为政治制度正当性根据，这表现在宪法构成上即政教分离原则。

注96  蔡英文：“古典共和公民社会与奥古斯丁的政治神学之解释”，载《台湾哲学研究》1999年第2期，第71~107页。

注97  蔡英文：“民族主义、人民主权与西方现代性”，载《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2002年第3期。

注98  ［英］艾尼斯特·葛尔纳：《国族与国族主义》，李金梅等译，联经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1~9页。

注99  为什么同一民族的人一定要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西方政治哲学一般会这样论证：根据个人自主为正当这一价值，以及国家主权来自共同体全体个人授权这两个原则，一群人互相承认共同组成“我们”，即一个民族，固由同一民族组成一个主权的基本单元——国家具有正当性。但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其前提是用主权定义国家，在第二种情况即主权被视为作为实体国家的属性时，该结论不再成立。特别是民族可以用客观属性来界定，认同符号不是主观的时，民族和国家可以不重合，即几个民族可以共同授权建立同一主权拥有者，也可以出现同一民族建立几个国家。一个民族建立一个国家的另一个理由是人们由于担心国家权力会妨碍其民族认同，如果国家权力不妨碍民族认同，多民族亦可以生活在同一个国家之内。故民族自决理论是否成立必须视具体情景。

注100  这一论断包含两个要点，第一主权共同体是想象的，第二美国的独立为西方民族主义呈现之典范。这两个要点十分清楚地揭示了民族主义和现代社会建立的内在联系。首先，既然共同体是想象的，共同体的大小由赋予这想象共同体的特征(这正是民族的定义，我们称之为认同符号)来决定。这一特征亦规定了我们和他者的区别，即解决了政治共同体层面(第二层面)的自我认同危机。其次，美国作为典型的新教徒用社会契约建立的国家，揭示了建立民族国家和现代社会形成实为同一事物之两面。美国的独立(民族主义之凸显)实为立约制宪以显示国家主权的逻辑延伸。(Anderson, Benedict,Imagined Communities,Verso: 1991 revised.中译本为［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时报出版公司1999年版)

注101  该民族主义以英国和美国最为典型。英美民族主义之所以有这样的性质，关键在于它们对自我认同和国家的了解完全是加尔文教式的。加尔文教主张唯名论，认为只有个体才是真实存在的，任何社群，甚至国家均由个人之间契约形成，而且视国家为个人交出部分权利之委托人。这样民族认同本质上是一群人互相承认彼此属于同一共同体，而不是由于某种客观存在的属性和社会有机联系造就了民族。

注102  A.Cobban,The Nation State and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p.107(London: Collins, 1969 Red. ed.).

注103  Gellner, Ernest,Nations and Nationalism, p.7(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3).

注104  由于持这种民族主义的人不会拒斥别的种族和历史文化，可以接受文化和种族的多元性。而且既然唯有个人才是真实的客观存在，人民是为了共同利益和公共秩序自愿出让部分权利给共同体，国家主权得以成立。据此，民族国家的主权来自于人民自愿出让的那部分权力，即主权本质上是个人权利这一普世性价值在民族国家层面的投射，主权和人权不会发生冲突，我们称其为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式的民族主义往往是具有最大开放性的民族主义。

注105  历史学家在世界范围考察民族国家如何形成时，发现并不是所有民族主义都是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斯奈德(Snyder, Louis)早就指出，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定义只适合于莱茵河以西和西大西洋国家，简言之，只有英美和法国的民族主义可以用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观念来把握。德国和东欧的民族主义与此不同，它们的产生与确立人民的个人权利没有必然联系，有时相反倒具有专制的和威权主义的政治性格。斯奈德将其称之为新民族主义。(Louis, L. Snyder,The New Nationalism,pp.5-8, 57-59，New York：1968)

注106  一般来说，民族认同符号的客观性越小，它的开放程度也就越大。例如，文化民族主义可以主张学习他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但不会认同学习他国文化。种族民族主义拒绝其他种族人成为该民族国家成员。而且当国家是至高无上实体时，主权被视为这一实体的属性，它可能和人权不相干甚至和个人权利相矛盾。因此，这一类民族主义如同一把双面刃剑，其巨大的动员力量推动现代国家的建立，但民族认同符号亦可能造成新的封闭，妨害自由及限制个人权利。

注107  认同符号的主观性对美国能成为“民族熔炉”至关重要。从1850年至1910年间，欧洲四亿人口中有一成移居美洲，其中四分之三流入美国，美国人口从2300万增至9200万。如果民族认同不是主观的，美国人在半个世纪中增长4倍是不可思议的。

注108  事实上，“我是谁”在很多时候并非一个人可以自主决定的。社群主义一直强调是认同构成主体(即对自我的定义取决于“我们”的属性)，而非主体自由选择决定认同(个人不能自由选择属于哪一个政治共同体)。绝大多数认同有着客观的属性和符号。事实上，只有加尔文教主张主体自由选择决定认同。德国囿于路德教的双重自由传统，视国家视为高于个人的另一实体甚至是理性的实现。当国家之认同并非由个人主观确认，主权可以看做某种认同符号定义的客观实在的属性，其正当性并不一定来自于个人权利之委托，这时民族主义便表现出和英美不同的形态。

注109  郭少棠：《德国现代新论——权力与自由》，香港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41页。

注110  ［美］史壮博格：《近代西方思想史》，蔡仲章译，桂冠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332页。

注111  Charles Taylor，“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Multiculturalism：Examining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Amy Gutmann，p.31，Princeton,N.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

注112  ［美］包默著：《西方近代思想史》，李日章译，联经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341页。

注113  ［英］林恩·艾布垃姆(Lynn Abrams)：《俾斯麦与德意志帝国》，郑明萱译，麦田出版社2000年版，第27页。

注114  西方政治哲学认为在政治领域存在两种契约，一种是把政府视为被委托人，另一种则把政府看做高于每一个个人的主体，是个人服从的对象。人们在政治领域接受哪一种契约论，取决于其对个人自由(权利)内容的界定，这一点路德教和加尔文教是不同的。韦伯指出：“新教教义认为国家作为一种神赐的制度，暴力作为一种手段，是绝对正当的。新教尤其赋予权威主义国家以正当性。路德将个人从战争的道德责任中解脱出来，将这一责任交于政府。在信仰的事务之外服从政府，绝不构成犯罪。”(［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12页)路德教对个人自由的推崇主要局限在文化精神领域，故信仰路德教的德国人不易接受视国家为被委托人。因此对政治契约论中国家的定位，德国和英美不同。我们认为，上述从不同于加尔文教的个人契约论来理解德国统一民族国家的建立，实际上这是很成问题的。因为不论哪一种契约论，契约共同体的建立必须立足于立约人同意，当国家被认为是道德共同体或文化载体时，其确立并不需要人民个体同意。这时社会契约论便完全失效。因此，黑格尔坚决反对把国家视为契约的产物。事实上，如果一定要将德国的国家观念理解为契约，便无法确定德国的民族主义定位，亦不能理解黑格尔式的国家和卢梭公共意志的不同。

注115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收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

注116  在马克思典范看来，非西方文明的现代化关键在于现代经济的发展，对学习机制和起源机制的区别不那么重要。经济决定论或物质决定论者认为只要建立现代社会物质基础(即使它是通过学习过程实现的)，上层建筑自然会变化。故马克思典范大多看不到文化价值系统现代转型的重要性。和马克思典范不同，广义韦伯学说将制度视为观念之实现，因此一开始就强调以文化现代转型来解释现代化进程。但在广义韦伯典范中，现代价值系统起源于西方。其他文明和国家学习现代化，无论制度层面还是价值层面均是学习过程，没有必要将价值层面的学习与制度层面的学习区别开来。故广义韦伯学说不能处理现代化过程中经济社会制度变迁和价值系统复杂的互动。

注117  因北美的移民主要是新教徒，而征服南美的是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使得南北美在社会现代转型中的定位完全不同。美国属现代性起源国家，南美则为由殖民而形成的传统社会。因新教徒绝对的个人主义，他们互相认同建立政治共同体时是完全排斥本地土著的，故土著在美国认同形成中没有任何地位。南美则完全不同。同样作为殖民地，因天主教接受等级制度，故南美转化为一个由土著和殖民者共同组成的等级社会。十八世纪南美社会的等级差别之大远超过西班牙。但正因为如此，土著亦被融入天主教等级关系之中，造就了不同于西班牙的另一种新形态的传统社会。1810年，拿破仑军队占领西班牙，拉美各国独立运动开始；到十九世纪中叶共诞生了18个共和国。换言之，十九世纪的民族解放运动意味着南美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因其民族认同是包含着不同身份的人，这一点构成南美民族国家的独特性。(关于南美的认同，可参见［以］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旷新年、王爱松译，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25、129页)

注118  正如卡尔(Raymond Carr)所概括的：“对于现代西班牙的大部分历史，一般的解释是，以先进的自由主义制度强加于一个经济和社会相对落后的保守的社会，造成了社会的紧张关系。当普选权实行时，至少有85%的人口靠土地为生。在巴斯克诸省中拥有雄厚势力的卡洛斯党，曾两次企图通过内战摧毁自由主义及其所做的一切工作，以恢复传统的天主教社会。”(［美］卡尔：《惶惑的旅程：西班牙的现代化历程》，许步曾等译，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注119  由于传统文化一方面需退出政治经济制度正当性论证，另一方面又要成为民族认同符号，故在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昔日统一帝国往往根据不同的文化转化为不同的民族国家。印度在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甘地和真纳的分道扬镳，分裂为信奉印度教的印度和信奉伊斯兰教的巴基斯坦。

注120  奥斯曼帝国和现代西方文明持久地冲突存在三个阶段。第一个时期为奥斯曼帝国军事现代化，史学家称其为西化的开端(1789~1878)。因无法找到引进西方军事制度背后的合理性基础，国防现代化不能成功。第二个阶段力图用奥斯曼主义对抗西方冲击时期，史学家称之为“从专制到革命”(1878~1909)，引进的西方理性精神与伊斯兰教发生广泛而激烈的冲突；所谓奥斯曼主义根本无法立足。第三个阶段为帝国解体，这就是所谓从帝制到共和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凯末尔和少数军人利用土耳其民族主义建立了一个民族国家，但它根本不可能保留昔日奥斯曼的认同和文化。(［美］戴维森：《从瓦解到新生——土耳其的现代化历程》，张培健、刘同舜译，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因此，对奥斯曼帝国而言，土耳其独立只是意味着建立在伊斯兰教基础上政治共同体的解体。

注121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凯末尔虽用土耳其的民族主义作为凝聚点，通过全盘反传统的西化才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但作为昔日之大帝国，已荡然无存。(侯赛因·那可尔：《伊斯兰》，麦田出版社2002年版，第46页)广大地区沦为西方托管国和殖民地。波斯和阿富汗社会转型过程和奥斯曼帝国有别，但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道路上步履维艰却一模一样。1921年军人礼萨汗率领二千五百名士兵发动政变，在波斯建立巴勒维王朝，效法土耳其推动现代化，并将国号改为伊朗。但因伊斯兰教无法退出政治经济领域，1979年西化的巴勒维王朝被霍梅尼领导的激进伊斯兰革命推翻。阿富汗趁波斯力量的衰落在十八世纪中叶建国，但因无法建立有效的现代民族国家，一直挣扎在北方俄国和南方英国(英属印度)的控制之下。

注122  凯伦·阿姆斯特朗(Karen Armstrong)这样写道：“在我们所谈论到的伊斯兰国家里，现代化过程都十分的歧异、艰难。它在西方标志着独立与创新；但在埃及和伊朗，却是伴随着依赖及模仿而来。穆斯林改革者和意识形态家们，对此都敏锐地有所知觉。”(［英］凯伦·阿姆斯特朗：《为神而战——基本教义派的起源与发展》，第513页)

注123  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社会学家就发现不能用韦伯学说解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其实远在韦伯典范出现之前，日本十九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也不能用马克思典范和其他理论加以解释。

注124  ［日］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王中江译，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44~49页。

注125  ［美］安德鲁·戈登：《二十世纪日本》，李朝津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5~106页。

注126  ［美］安德鲁·戈登：《二十世纪日本》，第110页。

注127  因唯名论视一切社会有机体为虚妄，自然法一方面形成个人权利为正当理念，另一方面来源于理性的法律则变成国际法。因国家非实体而用立法权界定，主权是人权合成的；国际秩序为遵循国际法的由民族国家组成的契约共同体。

注128  这方面典型例子是1896年威廉二世在德意志帝国建立二十五周年时提出“德国将成为世界帝国”。从1870年至1914年间，德国人口从4100万增至6400万，经济增加了4倍，钢铁生产量占世界的五分之一；国力足以挑战英国霸权(［日］官崎正胜：《图解世界近现代史》，第73、150页)。

注129  “社会”和“个人”这两个词汇同时成为最广泛流传的政治术语，经济学从家政学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科学，这一切都可以看做现代社会组织原则在启蒙思潮中传播并不断扩大影响之标志。

注130  如果我们要为当时普遍观念的这一特征寻找关键词的证据，就是随着“资本主义”这一个新词在全世界的使用(J. Dubois,Le Vocabulaire politique et social en France de 1869 a 1872，Paris :1963.)，“社会主义”一词亦开始流行。

注131  ［德］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收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4~424页。

注132  必须注意，与工具理性相关的哲学为建立在心物二分之上的各种二元论。什么叫心物二分？“心”指人的理性、信仰以及与此有关的道德情感等；“物”指理性研究或面对之对象，它包括自然界、人的身体甚至是社会。心物二分是指心灵(包括信仰、感情和道德)和自然界(从天体到动物，包括人的身体及个人组成之社会组织)无关，自然界只是机器，它们符合几何定理，可以用几何方法进行研究，即是理性化的对象。心物二分理性主义注重用理性来规定人的本质，而贬低感情。而所谓理性就是几何般的清晰的思考。分析笛卡儿(René Descartes，1596~1650)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即可看到：我可以对世界是否存在产生怀疑，但“我在想”或“我在怀疑”这一点却是无法怀疑的，于是“我在想”就构成了我存在的前提。这里“我在想”就是用理性来界定“我”最典型的例子。从十七世纪到现在心物二分的理性主义一直是西方现代哲学的主流，它实为西方大传统对科学革命的回应。它有两种形态。一是欧陆理性主义，笛卡尔哲学即为早期形态。心物二分二元论的另一种形态，就是英美的经验论。经验主义认为理论来自于经验，道德信仰不能由理性推出，该原则保证了终标关怀和理性的二元分裂，是工具理性得以成立之基础。英美经验主义以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贝克莱(George Berkeley， 1685~1753)和休谟(David Hume,1711~1776)为代表，它和怀疑论的成长紧密相连。而在欧陆理性主义中，只要主张信仰、道德可以从理性推出，工具理性即开始破坏；从笛卡儿哲学走向启蒙时代的理神论就是例子。故在某种意义上讲，十八世纪康德哲学对启蒙思想的再表述，可以看做在心物二分二元论之上肯定工具理性。康德哲学力图对经验论和欧陆理性主义作综合，对理性和信仰的二元分裂作了观念论的证明。

注133  如前所述，康德对个人权利和社会契约论是完全支持的，并以它们为基础勾画现代社会组织蓝图。从本质上讲康德哲学认为理性是工具性的，即信仰、道德与理性呈二元分裂状态。正如克隆纳(Richard Jacob Kroner)所说：“在康德的世界观里，道德律则实在取代了上帝的地位。……根据他的看法，除了对道德律则的服从以外，根本没有别的对上帝的侍奉，也再没有另一种荣耀上帝的途径了。许多时候，康德被人称为一新教哲学家。”(［德］理查德·克隆纳：《论康德与黑格尔》，关子尹译，联经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79页)

注134  只要认为理性并不构成现代心灵之本质，就会主张对人的意志、情感和理性作一元论的把握，它构成西方浪漫主义的主调。浪漫主义诉诸个人情感和直觉，洛夫乔伊(Lovejoy Arthur O Arthur Oncken，1873~1962)指出：浪漫主义是对进步信仰的反动，主张回到“自然主义的人文主义”，以对抗理性主义和机械唯物论。浪漫主义在1810年到1830年达到高潮。它在英国的代表人物是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拜伦(George Gordon Noel, Lord Byron，1788~1824)和济慈(John Keats，1795~1821)。必须注意，浪漫主义在德国和在英法的情况形态是不同的，德国自狂飙运动开始，就认为个人情感必须以文化为载体，故它是和集体性认同符号(如民族认同等)相联系，这使得浪漫主义可以和文化民族主义结合，形成浪漫保守主义。二十世纪初保守的浪漫主义和唯意志论结合，为法西斯主义准备了前提。

注135  查尔斯·泰勒这样论述德国观念论在黑格尔那里达到的高峰：“这一类型的概念终于在黑格尔的千锤百炼之下降生。这就是黑格尔所谓‘精神’(Geist)。黑格尔时常又将Geist称为‘上帝’(God)，同时也宣称企图为基督教神学做正本清源的工作；但实际上Geist绝非传统有神论中的‘上帝’，因为这个上帝不是完全独立于人类、尽管人类不存在他还是存在的一个‘上帝’。亚伯拉罕、艾萨克及雅各等人的上帝，在创世以前就存在。黑格尔这个上帝是一个精神，但唯有经由人类，他才成其为精神而在。他们是他的精神性存在的媒介，而且是不可或缺的媒介，他的精神性存在包含了意识、理性、意志等形式。不过同时，Geist也不可以化约为人；他并不等于人的精神，因为他也是作为宇宙整体之基础的精神实在，而且，作为一精神的存有者，他是有目标要实现的，他实现有限精神(正因其为有限)无法实现、但必须促成的目的。”(［加］查尔斯·泰勒：《黑格尔与现代社会》，徐文瑞译，联经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18页)

注136  ［加］查尔斯·泰勒：《黑格尔与现代社会》，徐文瑞译，联经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27、62~63页。

注137  博兰尼曾以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汤生的《济贫法研究》一书的出版讨论十九世纪初市场法则为自然规律如何成为当时普遍接受的观念。该书讲了一个关于山羊与狗的故事。西班牙人偶然在大西洋的一个小岛上留下了一只公山羊和一只母山羊。由于在岛上没有羊的天敌，羊开始无限繁殖。这些羊成为海盗的食粮，从而海盗猖獗。为了打击海盗，西班牙人便在岛上放了一只公狗和一只母狗，狗以羊为食物，狗的繁殖遏制了山羊数量，从而控制了海盗的数目。这个故事把本属经济社会的法则的事物归于自然法则，即“商业的法则实际上就是自然的法则，因而也是上帝的法则”。根据这种逻辑，一个自由社会就可以视为由两种不同的人组成：有产者和劳动者。后者的数目受到食物供应之多寡的限制。现代社会只要保证私有财产，饥饿就会驱使劳动者去工作，并不需要什么保安官。这使得经济社会独立于政治国家之外。(［匈］博兰尼：《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第205~209页)

注138  ［匈］博兰尼：《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第233页。

注139  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明确地意识到，现代社会是一个契约社会。现代性的确立意味着社会有机体被契约关系取代。他们曾这样写道：“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收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如果我们从上面的描述中抽走价值判断，这里讲的只是一件事情，这就是现代社会组织原则和传统社会的差别。现代社会把契约关系凌驾在一切其他关系之上，而市场中的买卖关系只是契约关系中最典型普遍的形态而已。《共产党宣言》一方面描述资产阶级社会的契约特征，另一方面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契约关系和金钱交易嗤之以鼻，表明马克思主义对另一种非契约性现代社会的向往。

注140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收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284页。

注141  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认同会导致另一种畸形种族主义的产生。它缘于浪漫的保守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结合。西方原有白种人的负担的思想变成雅利安人为最优秀的种族之观念，反犹主义意识形态出现，详见第十三章。

注142  在轴心文明中，对某一种超越视野的批判和否定同样也是这一轴心文明文化的一部分。如道家学说对儒家的否定，古希腊哲学中怀疑论于柏拉图理性论的否定，印度佛教对婆罗门教的否定都是例子。这一点对现代价值系统亦成立。因此，如果我们把现代价值系统视为轴心文明的新阶段，那么马克思主义在现代社会扮演重要角色，可视为现代价值系统的补系统。

注143  ［英］伊赛·伯林：《马克思传》，赵干城、鲍世奋译，时报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27~28页。

注144  ［英］伊赛·伯林：《马克思传》，第31页。

注145  1480年莫斯科大公国从蒙古人长达两百年的统治中独立时，领土只有8万平方公里，但到十六世纪前叶，已经扩大为435万平方公里(官崎正胜：《图解世界近现代史》，第78页)。

注146  ［法］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第6页。

注147  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7~38页。

注148  米尔这个词在俄文里有三层意思：第一是农村公社，第二是和平，第三是世界。它体现了俄国人的世界观。俄国人生活在农村公社里，享受着天然的和平，公社也就是他们的世界。如果撇开意识形态，米尔组成方式与中国的人民公社颇为类似。

注149  苏文：“传统、改革与革命：1917年俄国革命再认识”，载《二十一世纪》总第43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7年10月刊。

注150  东正教和天主教的最大不同是在信仰中排除理性以及没有实现政教分离。我们在第五章指出，教皇革命导致救赎和理性的结合，即教会利用罗马法为根据使得其组织完全摆脱世俗政治权力的控制。由于罗马法背后是理性，教皇革命为亚里士多德学说全面纳入基督教准备了条件。正因为天主教是救赎和古希腊超越精神的结合，西欧才能形成政治组织分裂而教会组织统一这种全人类轴心文明独一无二的现象。否则，教会必附属于政治权力，理性被纳入救赎宗教是不可能的，东正教就是如此。

注151  赫克(Julius F.Hecker)把俄罗斯东正教的精神归为虔诚和怜悯，我们将其视为希伯来超越突破的特殊形态。俄罗斯东正教和犹太教的区别在于不那么重视作为人和上帝的契约(道德戒律)，而接受了斯拉夫村社传统的习惯法和道德。它在对救赎的渴望方面和天主教类似，但排除理性在接近上帝过程中的意义。俄罗斯东正教有所谓“圣愚”，即把理性和信仰对立起来。对于俄罗斯宗教来说，由于真理已经被揭示，而且只能通过虔诚和苦行来接近，故西方经院哲学是没有意义的。正如赫克所说：“因为无须再发现新的真理，自然不再需要改变。……俄罗斯教会不像西方教会，它没有发展任何世俗学问的研究机构。在俄国没有教会学院和教会大学，甚至早先保持相当学术水平的神学院和研究院亦已停办。”(赫克：《俄罗斯的宗教》，高骅译，香港道风山基督教丛林1994年版，第51页)

注152  俄国宗教不仅没有纳入古希腊理性精神，而且是反理性的。有一个俄国著名的诗人这样讲过：“理智不足以洞悉俄国，一般的尺度不适于她，她所具有的奇特性格，你只能用信仰来接触。”俄罗斯的东正教和拜占庭宗教不同的另一个特点是：它坚持人在对上帝的信仰和冥想中可以得救。弗兰克指出：“俄罗斯宗教意识从来不会追问人是怎样走向拯救的：通过内在思想和信仰，还是通过外在行为。这两者在它看来都是以人与上帝之间的完全外在的关系和人与上帝的不应有的分离为前提的。无论是人的某些行为，都不足以确立人与上帝的外在联系；只有上帝本身，上帝一个，当人深入其中，上帝完全掌握了人之时，才能拯救人。”他以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 Fyodor，1821~1881)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人的灵魂不是一个特殊的微小的和派生的领域，它具有无限深度，根垣于存在的无底深渊，与上帝本身或魔鬼本身直接相联，而在对真理的强烈激情的瞬间被存在本身的一般形而上学力量所淹没。”(［俄］弗兰克：《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徐凤林译，学林出版社1999，第15页)正因为如此，理性和信仰的二元分裂在俄国很难实现。

注153  当然，黑格尔主义是理性的，俄罗斯精神则是冥想的信仰主义。但和接受工具理性相比，俄罗斯精神认同为黑格尔主义相对容易。黑格尔在生前已在俄国有不少信徒。俄国思想家中，赫尔岑(Herzen Aleksandr，1812~1870)是左翼黑格尔主义者，他曾满腔热情地投身于1848年的革命，当他从这种迷醉状态中清醒之后，产生了一种完整的文化哲学世界观。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他憎恨西欧的资产阶级社会，向往一种类似斯拉夫主义的理想，即认为俄国以农民公社为基础，没有个体经济关系，因此对社会主义来说较之西欧可能更加成熟得多。别林斯基(Belinsky,Vissarion Grigoryevich,1811~1848)则是一个右翼黑格尔主义者，他在法国作家圣西门(Claude Henri De Rouvroy Saint-Simon，1760~1825)、傅立叶(Francois M.C.Fourier，1772~1837)、皮埃尔及勒鲁的影响下也成为社会主义者。

注154  必须指出的是，东正教和儒学不同，并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我们知道观念系统为政治制度提供支持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隐性的(即通过隐功能)，另一种是显性的(显功能)。隐功能的概念是默顿提出的，即某一社会系统虽有一功能，这种功能并不为这一社会系统所意识或明文规定。儒家意识形态明文规定了忠君和家长制，它有意识地提供了政治制度的合法性，这属于显功能。假定有一个观念系统，它本身并不讲政治应该如何，但实际上却有维持政治系统的功能，例如天主教，除了强调法制外，它的教会组织方式对农村的社会结构是构成影响的，但这只是隐功能，这时观念系统不能被视为意识形态。东正教就对沙皇的支持这一点事来说，不如西方天主教那样纯属隐功能，但毕竟其终极关怀是救赎，对现实政治社会制度的论证不多。因此，它对社会整合的功能在显功能和隐功能之间，不是一个完全的意识形态。

注155  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第82~86页。

注156  众所周知，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1672~1725)1694年亲政时就到西方考察，受到很大震撼，因此决定进行改革。“西化”这个词就是彼得大帝最先用的。彼得大帝的西化，在性质上和中国的洋务运动相似，即在不破坏原有社会整合结构的前提下学习西方各种现代器物文化和制度。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前提是工具理性和终极关怀的二元分裂，彼得大帝曾想在俄国推行这样的转化，这就是1720年俄国宗教的变革，即废除传统的牧首制，模仿新教国家的教会设立神圣会议，但这一转型是不成功的，沙皇的权威仍来源于东正教。官僚机构的统治权威来自于沙皇，而不能建立在理性之上。除非强调民族主义，俄国现代理性主义和知识分子的成长始终是作为瓦解原有社会结构的因素而存在的。换言之，由于俄国的西化过程中，社会结构没有实现现代转型，彼得大帝的西化是保持原有社会整合结构前提下的现代化。但由于俄国离西方近，国家汲取能力强，接受西方现代科技比中国早，俄国现代化取得比中国洋务运动更大的成就。1725年，彼得大帝在他去世之前创办了科学院。帝俄的科学发展与西方几乎是同步的。

注157  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在保持原有社会结构的西化过程中，“一个有素养的知识上层开始循着现代欧洲文学、音乐、艺术与思想而形成。从长远来看，这也许是彼得大帝最重、最有意义的成就”。(［美］拉伊夫：《独裁下的嬗变与危机》，蒋学祯、王瑞译，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28页)

注158  正如霍布斯邦所描绘的，这场战争是十九世纪下半叶一系列政治事件的催化剂。它包括意大利和德意志的统一，拿破仑第二帝国的解体和巴黎公社的出现。它对俄国的冲击是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1855~1881在位)推行改革，作出解放农奴的尝试。(［英］霍布斯邦：《资本的年代》，第110页)

注159  Hugh Seton-Watson,〖STBX〗Nation and State〖STBZ〗，London：1977，p.85.

注160  ［英］亚兰·伍德(Alan Wood)：《俄国革命的源起》，黄煜文译，麦田出版社2001年版，第61~62页。

注161  我们在前面讲过，俄国知识分子来自贵族阶层。知识分子这个字源自于拉丁文中的intelligentia，它由Boboykin创造。在1861年改革后随着知识分子阶层之成长，这个词开始得到广泛运用。由于俄国知识分子是从反思俄国社会弊病，特别是人人反专制和批判农奴制中产生，故它一开始就代表了一个特殊的可以接受新意识形态以实现社会整合之阶层。别尔嘉耶夫﹝Nikolai Berdiaev﹞指出：“西方知识分子是指从事脑力劳动与创造的人……我们俄国知识分子是一种思想体系上而非职业和经济上的群体。它来自社会各种阶级：起初大多是贵族中比较有文化的那部分人，后来有了神父、助祭的子弟，也有的出身小官吏、及至解放了的农民。这就是完全被思想并且是社会性思想联合起来的平民知识分子。”

注162  为什么俄国知识分子会接受马克思主义？除了社会结构的原因外，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东正教，东正教和工具理性始终存在某种对立。在思想史上首先表现为知识分子对二元论不感兴趣。由于俄国贵族对平等的追求，就自然地倾向于社会主义。而且，由于俄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方式是冥想式的信仰，在不信东正教时，一方面可以接受反理性的浪漫主义，另一方面接受黑格尔主义。众所周知，俄国的著名知识分子都是文学家，知识分子的成长史也就是俄国的文学史。黑格尔主义加上浪漫主义，使得俄国知识分子天然倾向于对西方现代思想批判和否定的思潮。而辩证唯物论和马列主义正是否定西方二元论的集大成者。

注163  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第117~209页。

注164  1905年1月俄国因缺粮导致骚乱，军队向前往冬宫请愿的14万工人开枪，两千多人死伤，触发全国性大罢工。

注165  ［美］帕克斯顿：《二十世纪欧洲史》，王曾才、李孝悌等译，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9年版，第166页。

注166  在某种意义上讲，列宁主义可以说是俄国传统社会整合危机之产物。它亦代表了俄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摆脱东正教后，从民粹主义走向虚无主义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最终阶段。从1840年至1917年，俄国知识分子阶层可以分成四代。1840年代为第一代，代表人物是赫尔岑，他们本身为贵族。这一代人反对沙皇而倾向于民众，鼓吹农村公社的优越性。他们相信米尔社会主义和黑格尔主义。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为第二代，代表人物为车尔尼雪夫斯基(N.G.Chernyshevsky，1828~1889)，他们中很多来自大学、文艺界，他们相信民粹主义，并开始走向虚无主义。表面上看虚无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但正如弗兰克所说“(二十世纪一十年代俄国知识分子极强的道德主义)只是其虚无主义的表现和反映。当然依照严格的逻辑，从虚无主义中只能推导出道德领域的虚无主义，即反道德主义……但是，如果在这点上作一次逻辑飞跃，如果设法在心理上从利己主义达到利他主义，从关心个人的自我达到关心大家或者多数人的基本生活资料……那么只有道德主义才能成为这种信仰。”弗兰克进一步指出：“虚无主义的道德主义是俄国知识分子精神面貌的最基本最深刻的特点：从对客观价值的否定发出对他们(“人民”)主观利益的神圣化……因此人应当做的只是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献给大多数人的命运之改善，拒绝这一点的一切人与事都是恶，都应当无情地消灭——这就是俄国知识分子的一切行为和评价所遵循的古怪的推理链条，它在逻辑上缺乏根据，但在心理上却是紧紧衔接的。”他这样论证：“对此最适当的表征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概念会将上述精神气质的三个基本特征联为一体，即虚无主义的功利主义……反文化倾向，企图把所有人都变成‘工人’，为了在实现道德要求中的普遍平等和团结而把最高需要压缩到最小极限。俄国知识分子就其伦理本质而言，从大约七十年代至今都是顽固不化的民粹主义者：他们的唯一目的是多数人的幸福，他们的道德是为这一目的服务，伴以禁欲主义的自制和对自己价值精神需要的憎恶和鄙视。”(［俄］弗兰克：《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第50~56页)他们把虚无主义付诸行动，具有民粹主义倾向，典型的代表是列宁的哥哥。列宁的父亲是一个小贵族，他的哥哥则对社会满腔愤怒，在大学中参加了暗杀沙皇的计划。本来在计划中他并不重要，但在法庭上他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在身上，结果被判绞刑。事实上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第三代俄国知识分子已开始从虚无主义转化到接受马克思主义。二十世纪初为第四代，这就是发动十月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一代。1898年，俄国的社会民主党成立，这不仅意味着信仰辩证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成为知识分子的主流，而且还为列宁主义政党组织模式的诞生创造了前提。

注167  帝国主义说并非列宁原创，它由霍布森(J.A.Hobson)提出。1902年霍布森《帝国主义研究》出版，提出帝国主义起源于生产过剩，工业国家为了到国外寻找消费市场，就产生了对外军事扩张。列宁将该观点和马克思剩余价值说结合起来，提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注168  卞悟：“列宁主义：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民粹主义化”，载《二十一世纪》总第43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7年10月刊。

注169  1903年俄国的社会民主党出现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孟什维克主张搞党内民主，提倡西方的议会政党模式，而布尔什维克则强调党的纪律和基层组织。布尔什维克压倒孟什维克说明民粹主义对俄国知识分子的影响。

注170  苏文：“传统、改革与革命：1917年俄国革命再认识”，载《二十一世纪》总第43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7年10月刊。

注171  1921年列宁曾用新经济政策应付战时危机，俄国近一亿农民形成2500万个家庭农场。这时，村社是建立在家庭农场之上的，但并不一定受苏维埃控制。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的经济危机中，苏联农业受到巨大打击。苏联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实行农业集体化，打击富农，将家庭农场组成的村社转变为国家控制下的集体农庄。

注172  ［英］霍布斯邦：《帝国的年代》，贾士蘅译，麦田出版社1998年版，第446~447页。

注173  这一点甚至表现在“帝国主义”这个词意义的形成过程中。“帝国主义”(Imperialism)一词源于拉丁文imperium，原意为(罗马帝国)至高的权力(supreme power)。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用于指动用军事力量来控制殖民地，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进一步被等同于现代文明与教化使命(civilizing mission)(［英］雷蒙·威廉士：《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第178页)。

注174  ［美］汉纳·鄂兰(Hannah Arendt)：《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333~374页。(汉纳·鄂兰：国内通译为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三联书店2008年出版简体字版。——编者注)

注175  ［英］亚兰·伍德：《俄国革命的源起》，第87~88页。

注176  ［英］鲁思·海尼格(Ruth Henig)：《凡尔赛和约》，王鼎钧译，麦田出版社2001年版。

注177  Arno J.Mayer,〖STBX〗Th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of Peacemaking,Containment and Counter revolution at Versailles,〖STBZ〗1918~1919，New York:1968.

注178  博兰尼将其称为十九世纪现象，并指出相当多的社会思想家都被这一悖论所困惑，对该问题之回答是促使经济自由主义成熟之动力(［匈］博兰尼：《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第169~201页)。

注179  John Burnett,〖STBX〗Plenty and Want:Social History of Diet in England from 1815 to the Present〖STBZ〗，London,1966.

注180  Wesley Clair Mitchell,〖STBX〗The Business Cycle〖STBZ〗，New York，1913.

注181  ［美］R.多恩布什、S.费希尔著：《宏观经济学》，李庆云、刘文忻校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75页。

注182  ［日］宫崎正胜：《图解世界近现代史》，第221页。

注183  关于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原因，存在熊彼特的创新说、哈耶克的货币说、霍布森的消费不足说和萨缪尔森的乘数——加速原理交互作用说。笔者之所以采用凯恩斯的解释和货币主义对其修正，是因为该解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被普遍接受后迅速转化为克服萧条的社会行动，形成了根据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宏观调控。

注184  ［美］帕克斯顿：《二十世纪欧洲史》，王曾才、李孝悌等译，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19页。

注185  ［美］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不确定的年代》，杜念中译，香港田园书屋1986年版，第44页。

注186  ［英］霍布斯邦：《帝国的年代》，第34页。

注187  ［美］帕克斯顿：《二十世纪欧洲史》，王曾才、李孝悌等译，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412~414页。

注188  ［日］宫崎正胜：《图解世界近现代史》，第223页。

注189  大多数学者认为，在西方意识形态是现代事物，它起源于法国大革命及以后。意识形态统治始于二十世纪。何为意识形态？如果我们将意识形态定义为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正当性根据，它是用某种观念系统对政治社会制度正当性之论证，并公开用基于其正当性最终根据的价值(或价值系统)为某一种政治制度(社会组织蓝图)辩护。在这个意义上讲，意识形态只能出现在轴心文明之中，在此之前，由于不存在社会组织蓝图，故神权帝国之古代宗教不是意识形态。而在西方，由于基督教对此也不感兴趣，它不存在明确的社会组织蓝图。虽然它亦存在社会组织功能，如教区组织以及要人们接受世俗统治权力等，但该功能大多是隐性的，如并不明文规定何种世俗制度为正当，故基督教在大多情况下不是意识形态。只有到十七世纪，传统统治类型发生危机，产生了对政治制度重新论证的要求，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才随之出现。虽然在中国儒家是最早的意识形态，儒家以德治国是最早的意识形态统治；但西方政治学理论并不了解这一点。故在西方理论中，意识形态统治(凌驾在法律之上)被认为是二十世纪的事。

注190  正如法兰克·曼纽尔(Frank E.Manuel)所说：“马克思诞生在一个濒临世界末日大毁灭的社会中，根据传统的宗教模式，随之而来的将是一个黄金时代的远景，在那里没有基督徒或犹太人之分，也没有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剥削者之别。在马克思的灵魂深处有一个救世主的希望，这个希望深植在以色列众先知的律法解说者心中，代代相传一直到马克思父母的犹太牧师先人中。”(［美］法兰克·曼纽尔：《马克思安魂曲——思想巨人的光与影》，蔡淑雯译，究竟出版社2000年版，第48页)

注191  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第275~337页。

注192  ［美］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第461页。

注193  霍布斯邦这样形容西欧如何在不到一个世纪的全球化过程中和世界拉开距离：“在1750年到1800年间，我们今日所谓已开发国家的每人平均国民生产毛额，与今日所谓的第三世界大致是一样的……到1880年，已开发世界的每人平均收入，大约为第三世界的两倍。到1912年，更高达三倍以上。”(［英］霍布斯邦：《帝国的年代》，第22页)

注194  ［英］霍布斯邦：《帝国的年代》，第44页。

注195  ［美］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第55~79页。

注196  ［英］霍布斯邦：《帝国的年代》，第227页。

注197  Raul Hilberg,〖STBX〗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STBZ〗，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61.

注198  ［德］约斯特·迪尔弗耳：《二次大战与两极世界的形成》，朱章才译，麦田出版社2000年版，第93~94页。

注199  ［美］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第600页。

注200  Hannah Arendt,〖STBX〗Between past and future:eight exercises in political thought〖STBZ〗，New York:Viking Press,1968.

注201  阿伦特指出，极权主义运动曾被称为“光天化日之下建立的秘密社会”。(［美］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第516页)

注202  罗马帝国时用红色带子将斧头的柄和榆木或桦木包成一束，斧刃部分露面，构成具有执行“斩首”之权力的“权斧”。

注203  转引自谢小九：“法西斯主义如何起源于意大利”，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93年刊。

注204  Carl J.Friedrich and Zlbigniew K.Brzezinki,〖STBX〗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STBZ〗，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p.22.

注205  如果抽取意识形态内容，仅仅从意识形态(而非法律)整合社会来讨论极权主义，只能得到空泛的结论。例如由于并非所有一党专政国家都实行计划经济，对人民自由的控制便有松有紧，故政治学者修正极权主义观念，将一党专政不那么全面之制度称为威权主义。威权主义虽然也是一党专政，但不一定满足上述六条之全部，在某些方面(如对经济的控制或官僚机构上)它没有极权主义那么强而有力。不少学者认为，极权主义渐渐失灵时，会发生向威权主义演化。实际上，仅仅从组织方式定义极权主义只是罗列现象。它无法解释为什么会有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之差别，也不能理解两者在何种条件下会互相转化。其实，脱离意识形态及其他和社会互动，极权主义是无法搞清楚的。

注206  阿伦特的理论大多是从纳粹德国概括出来的，最大的问题是混淆了法西斯主义和马列主义。因此对于苏联，它只有部分成立，而对于“五四”以后的中国，阿伦特的论断大多不对。例如在中国历史上意识形态高于法律，用意识形态整合社会恰恰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把它说成史无前例显然不妥。它带来“五四”后中国文化断裂也只是假象。固然，新意识形态整合社会时，必须依靠列宁主义政党，出现党国、党军、党天下，这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是没有的。但这只是新意识形态整合社会依赖的工具而已。就意识形态整合社会而言，“五四”以后的中国与传统社会同构。

注207  阿伦特曾将极权主义的政治文化比做洋葱，它具有外强中干内部完全空心的结构。由于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信仰者分为群众和党员两部分，群众和政党党员虽然信仰同一意识形态，但两者的行为模式是不一样的。阿伦特将群众称为前卫组织，他们比党员要理性。他们如一道墙那样把党和外部世界隔离，使党看不到外部真实世界，从而使党员的行动能在极权主义教条的虚幻世界中运行不息。这种关系在苏联和中国都不存在。因为仅仅对于畸形种族主义，群众才成为前卫组织看不到真实世界的屏障，对于马列主义就不是这样。而且在中国，新意识形态核心价值为道德，党员是对这种道德信仰最坚定的人，实际上党员和支持党的群众的关系与空心洋葱的比喻相反。当道德意识形态有说服力时，党是价值的源泉，是社会改造的原动力。知识分子和群众是团结在党周围的，党的意识形态文化并不是把知识分子的道德文化作为一道墙，而是对群众进行改造。所以党作为道德精英，党的意识形态处于强势时，群众是受教育的对象。反过来，当群众掌握新的意识形态时，群众可以摧毁党的意识形态。这里出现的是文化主体和权力主体特殊的互相作用。更重要的是，中国新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一种新道德。因此，意识形态运动并不是人的道德人格被摧毁，而是一种全民做圣人的群体修身运动的发明，个人利益在这种以革命为名义的群体道德运动中受到压抑。

注208  ［英］伊塞·伯林：《马克思传》，时报文化出版社1990年版，第243页。

注209  Anthony Sampson,〖STBX〗The Anatomy Europe〖STBZ〗，New York:1968，p.358.

注210  ［英］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胡晋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注211  当然，由于伊斯兰教义对政治经济制度规定的含混性以及教派的分裂主义，不同的伊斯兰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可以慢慢形成主观认同，成为伊斯兰民族国家(如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的基础；但伊斯兰教本身的超越民族国家的性质，使得伊斯兰教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同于一般民族国家的关系。

注212  ［德］赫尔穆特·麦切尔：《近东与中东危机》，王道、葛斯、康春华、海娴、蒋仁洋译，麦田出版社2000年版，第32~51页。

注213  因以色列的存在，建立大阿拉伯联邦严重受挫。1967年的六月战争以色列以寡敌众，击败以埃及为首的阿拉伯诸国联军。继埃及之后，伊拉克亦想统一阿拉伯诸国实现泛阿拉伯主义；但由于伊斯兰内部的宗派主义，二十世纪重建奥斯曼帝国那样的伊斯兰国家是不可能的。随着社会主义失去吸引力，泛阿拉伯主义衰落，其后果是背后的伊斯兰教认同进一步凸显，泛伊斯兰主义取而代之成为抵抗西方建立统一政治组织的力量。泛伊斯兰教发源于十九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主张伊斯兰社会建立统一政治共同体，对抗基督教帝国(［英］柏纳·刘易斯(Bernard Lewis)：《中东》(下)，郑三书译，麦田出版社1998年版，第480页)。它是伊斯兰社会在西方现代冲击下的前“民族主义”思想。1970年前阿拉伯世界一度把解放巴勒斯坦定位作民族解放运动，当泛阿拉伯主义被泛伊斯兰主义取代后，动员口号迅速转化为圣战。

注214  参见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注215  这样概括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实践是简单化的，因为它还包含了东正教社会和儒学整合社会的历史经验等。社会主义的实践虽然失败了，但它有效地推动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自我改进、民族解放运动(如启动伊斯兰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和不完全等同于起源于西方天主教文明的现代价值的另一些现代价值的凸显，它们的长远意义现在尚不能确定。

注216  Joseph R.Schechtman,〖STBX〗Postwar Population Transfers in Europe,〖STBZ〗1944~1945，Philadelphia:1962，p.363.

注217  读者或许会问，当组成政治共同体的“我们”是全人类，这时政治共同体规模不再是民族国家；主权观念不再有意义。民族主义也将过时，它不再是普遍有效的现代思想。二十一世纪全球化的潮流确实使人类碰到这种新问题。自由主义将自我归约为个体理性的自由意志，“我们”不需要任何外在认同符号来规定，但社群主义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这一争论的本质正在于超越一切社群、民族国家之上最普遍的包含全人类的政治共同体是否真的可能。我们认为，即使自由主义对自我的看法是正确的，它必须建立在人是理性的这一前提之上，而且理性对不同的文明不一定相同，因此即使在网络时代全人类是否可以消灭民族国家、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治共同体也是大可怀疑的。因此，我们坚持今后民族主义仍是现代性的核心价值。

注218  ［丹麦］Gosta Esping-Andersen：《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古允文译，巨流图书公司1999年版。

注219  消费社会是靠政府干预市场的宏观调节达成，宏观调节长期实行必定导致市场经济发生结构性变化。对西方各国，政府的宏观调节主要表现为货币供给和金融政策，它给经济结构带来何种长期影响？如放弃金本位是否使得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日益脱节？虚拟经济的扩张和金融创新是不是导致资本市场不稳定的原因？换言之，宏观调控虽克服了商品市场的周期性动荡，但其后果是否是原有的经济危机被周期性金融震荡所取代？全球化市场经济正在产生何种新问题，至今尚不能判断。但宏观调控一定会改变市场的基本结构。在本书中我们只列出生态问题。

注220  详见本书附录第五章。

注221  金观涛：《系统的哲学》，第270~295页。

注222  ［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载《二十一世纪》总19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3年10月刊，第5~21页。

注223  史华慈、林毓生：“中国与当今千禧年主义——太阳底下的一桩新鲜事”，载《九州岛学林》1卷2期，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2003年冬季刊，第258~263页。

注224  Charles Taylor,〖STBX〗A Secular Age〖STBZ〗，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

注225  ［英］艾瑞克·霍布斯邦：《极端的年代》(上册)，郑明萱译，麦田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注226  ［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3页。

注227  ［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第6页。

注228  ［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第2页。

注229  ［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第3页。

注230  ［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10卷)，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72年版，第44页。

注231  ［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10卷)，第52页。

注232  ［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10卷)，第28页。

注233  ［苏］E．V．乌尔拉尼斯：《世界各国人口手册》，魏津生、孙淑清、张恺悌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

注234  陈同变：《希腊罗马简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第153页。

注235  ［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10卷)，第37页。

注236  ［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第13页。

注237  ［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10卷)，第27页。

注238  ［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第5页。

注239  ［美］威廉·兰格：《世界史编年手册》(古代和中世纪部分·上)，刘绪贻、李崇淮、施子愉译，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219页。

注240  ［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10卷)，第27页。

注241  ［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10卷)，第276页。

注242  同上书，第278页。

注243  ［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10卷)，第16~20页。

注244  王刚：“奥古斯都行省政策初探”，载《唐山市教师进修学院学刊》1983年第2期。

注245  ［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10卷)，第22页。

注246  ［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第54页。

注247  ［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第69页。

注248  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2~83页。

注249  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页。

注250  ［印度］辛哈·班纳吉：《印度通史》，张若达、冯锌、王伟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4页。

注251  陈同燮：《希腊罗马简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第74页。

注252  ［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第93页。

注253  梁作干：“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点：西晋帝国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载《暨南学报》1982年第2期。

注254  梁作干：“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点：西晋帝国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载《暨南学报》1982年第2期。

注255  梁作干：“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点：西晋帝国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载《暨南学报》1982年第2期。

注256  ［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第8页。

注257  严家其：《国家政体》，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4页。

注258  ［英］J．F．C.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第1卷，第139页。

注259  ［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第66页。

注260  ［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10卷)，第289页。

注261  ［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10卷)，第292页。

注262  ［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10卷)，第292页。

注263  ［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10卷)，第284~285页。

注264  林敦明、何芳济：“论罗马共和时期土地所有制的演变——兼谈共和制灭亡的原因”，载《山东师大学报》1983年第5期。

注265  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64页。

注266  ［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第31页。

注267  ［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第43~60页。

注268  ［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10卷)，第342页。

注269  ［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10卷)，第293页。

注270  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上古部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67页。

注271  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第三章。

注272  ［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10卷)，第306~307页。

注273  ［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第58页。

注274  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48页。

注275  ［法］瑟诺博斯：《法国史》，沈炼之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63页。

注276  《查理大帝勒令》，收入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第38页。李运明：“试论查理曼帝国瓦解的原因”，载《安徽师大学报》1983年第2期。

注277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0~151页，第152页。

注278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150~151页，第152页

注279  ［英］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范中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9页。

注280  S.努鲁尔·哈桑：“莫卧儿时期的柴明达尔”，载《世界历史译丛》1980年第6期。

注281  翦伯赞主编：《中外历史年表》，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43页。

注282  孔令平：“中世纪前期英国的田制与北魏均田制的比较研究”，载《世界历史》1981年第5期。

注283  ［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第78页。

注284  ［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第321~322页。

注285  ［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149页。

注286  ［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第218页。

注287  同上书，第222页。

注288  郑如霖：“关于东罗马帝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中的几个问题”，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

注289  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63页。

注290  《江西志》(康熙)卷一四六《艺文》，收入萧近高：《参内监疏》。

注291  顾准：《希腊城邦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注292  ［美］威廉·兰格：《世界史编年手册》(古代和中世纪部分·下册)，刘绪贻、李崇淮、施子愉译，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89页。［苏］科斯敏斯基、斯卡斯金主编：《中世纪史》，朱庆永等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93页。

注293  孔令平：“中世纪前期英国的田制与北魏均田制的比较研究”，载《世界历史》1981年第5期。

注294  ［美］威廉·兰格：《世界史编年手册》(古代和中世纪部分)，第393页。

注295  王荣堂：“略论英国议会的起源”，载《史学月刊》1983年第4期。

注296  ［苏］科斯敏斯基、斯卡斯金主编：《中世纪史》，叶文雄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13~416页。英国《自由大宪章》，收入《中世纪中期的西欧》，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9~82页。

注297  ［苏］科斯敏斯基、斯卡斯金主编：《中世纪史》，第416~422页。

注298  王荣堂：“略论英国议会的起源”，载《史学月刊》1983年第4期。

注299  ［苏］波梁斯基：《外国经济史》，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483页。

注300  王荣堂：《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页。

注301  顾晓鸣：“略论十九世纪英国革命中的新贵族”，载《复旦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第88~92页。

注302  ［美］威廉·兰格主编：《世界史编年手册》(古代和中世纪部分·下册)，第455~457页。

注303  王荣堂：《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第6~11页。樊亢、宋则行：《外国经济史》(第1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01页。

注304  孔祥民：《德国中古史》，第77、88页。

注305  《1507年威尼斯驻德大使奎尼关于德国情况的报告》，收入北京师范大学编译：《史学选译》，第3期。

注306  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24页。

注307  ［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第376页。

注308  孔祥民：《德国中古史》，第45~46页。

注309  《1507年威尼斯驻德大使奎尼关于德国情况的报告》，第8页。

注310  《1507年威尼斯驻德大使奎尼关于德国情况的报告》，第7页。

注311  恩格斯：《关于德国的札记》，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48页。

注312  孔祥民：《德国中古史》，第84页。

注313  孔祥民：《德国中古史》，第84、100页。

注314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收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页。

注315  恩格斯：《马尔克》，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50~151页。

注316  周一良、吴于廑：《世界通史》(中古部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62页。

注317  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第九章。

注3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22页。

注319  ［英］M.波斯坦：“中古社会的经济基础”，载《世界历史译丛》1980年第4期。

Table of Contents

版权信息

序

第一章 从马克思到韦伯

第二章 现代性的两大要素：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

第三章 现代性的第三要素：立足于个人的民族认同

第四章 系统论的综合：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

第五章 追溯西方现代价值的起源

第六章 价值和社会的互动：系统演化论的史观

第七章 现代社会第二个层面的建立：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

第八章 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学习、立宪与内部整合

第九章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第十章 在俄国革命的背后

第十一章 现代价值的危机和第一次全球化的终结

第十二章 否定个人权利以及种族主义的畸形发展：法西斯主义

第十三章 现代社会结构的自我修正

第十四章 告别二十世纪：轴心文明与大历史观

后 记

附录

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从古罗马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第一章 从古罗马看社会组织的秘密

1.1 罗马帝国奇特的商品经济

1.2 城市生活和罗马帝国的政治与意识形态

1.3 罗马、中国、印度——不同的社会结构

1.4 社会组织的结构功能分析

1.5 罗马共和国怎样演变为罗马帝国

第二章 古代社会的衰落

2.1 是什么因素侵蚀了罗马共和国的小农经济

2.2 罗马帝国灭亡之谜

2.3 没有万古长存的帝国

2.4 互相维系的状态破坏的原因：功能异化

2.5 一个比喻：赫胥黎之桶

第三章 新社会结构的诞生：西欧封建社会和拜占庭帝国

3.1 潜组织的成长和取代

3.2 查理曼帝国和西欧封建制的确立

3.3 东罗马帝国：斯拉夫人入侵和君士坦丁堡

第四章 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首先在西欧确立

4.1 中世纪城市和古希腊罗马城市、东方古代城市的差别

4.2 影响资本主义确立过程的三种因素

4.3 议会和三角形均势：英国捷足先登

4.4 官僚机构的阻碍和法国疾风暴雨式的大革命

4.5 王权衰落和再版农奴制：德国的道路

第五章 结构取代和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