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宋文官／郭瑞祥著．--北京：现代出版社，2021.7

ISBN 978-7-5143-9129-9

Ⅰ．①大…　Ⅱ．①郭…　Ⅲ．①王安石变法－研究　Ⅳ．①K244.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072932号

大宋文官

作　　者：郭瑞祥

责任编辑：张霆　袁子茵

出版发行：现代出版社

通信地址：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100011

电　　话：010-64267325　64245264（传真）

网　　址：www.1980xd.com

电子信箱：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23.25

字　　数：209千字

版　　次：2021年7月第1版

印　　次：2021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43-9129-9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序

这是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每个人都希望这个国家更好，而结果却适得其反。

宋神宗雄心壮志，渴望建立唐太宗那样的伟业，实现富国强兵，歼灭西夏，收复燕云，恢复大唐疆土。他孝祖敬长，缓和了父皇时期朝廷宗亲的紧张关系；他夙夜忧叹，不敢丝毫怠慢朝政，常常与臣下议论朝政到日晡（下午四点左右）而不知饥饿；他选贤任能，努力寻找心目中的魏郑公（魏徵）、诸葛亮；他独具胆略，果断启动变法，短时间内改变了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他体恤民众，面对旱灾之下的《流民图》潸然泪下；他理顺吏治，几乎改变了冗官这个积重难返的局面；他锐意振作，熙河开边两千里，对西夏形成战略包围。无论私德还是国事，他都近乎是一个完美的皇帝。

然而正是宋神宗的事业，最终使体制趋于保守，朝政陷于党争，民力近于困敝，五路攻夏惨败而归。他去世时仍年富力强，却又力不从心，只能发出功败垂成的喟叹。

王安石有着同代诸公远远不及的眼光、智慧、毅力。他站在夏、商、周三代的脊梁上俯视时代，把时代放在历史的洪流中去考量，看得清百年帝国的弊端与需求。他像一名医生，为帝国诊断、治疗，帮助其康复，恢复其强壮的体魄；他像一名农夫，在田间除草、浇灌、施肥，只为禾苗茁壮成长；他像一名侠士，从不在意别人的眼光，只为心中的理想迎难而上、披荆斩棘、勇往直前。他是变法的总设计师，也是变法的推动者、实施者，几乎以一人之力改变了帝国的精神特质，改变了财富版图，改变了政治气候。千百年来，他永远是宋朝乃至古今社会绕不开的人物。

王安石的变法提振了宋朝的精气神，却又成为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津津乐道的文人政治发生异变，监督制衡体制受到破坏，增加的国家财富却消耗到无德无功没有前景的战争中，还成为皇帝挥霍、奸臣享乐的温床。

司马光是道德家、学问家，在人们心目中他是君子和正义的化身。他恪守礼制，心中始终有一个安邦治国和齐家修身的标杆；他崇尚仁政，为减轻民众负担鼓与呼；他正气凛然，敢于诤言，从不为个人利益后退半步；他是非分明，不因人因事因时而风摇柳摆。他为知遇感恩，放弃前程随恩公外放，不离不弃；他对家庭负责，洁身自爱，决不沾染士大夫的不良习气；他为理想坚守，宁愿放弃权力，退避三舍，也不在原则问题上与政敌握手言和；他决不自暴自弃，仕途不得意时忍受寂寞，一个人完成皇皇巨著《资治通鉴》，为国家兴亡提供历史借鉴。然而正是这样一个鉴悟古今的智者、风高骨洁的君子，在最后的执政时光里，让朝廷陷入疯狂的清算和报复之中，党争如烈焰般熊熊燃烧起来。新法尽废、新党尽逐，除了打击和斗争，政治越来越保守最终无所作为，政体越来越专制最终毫无活力，文化越来越狭隘，最终水火难容。

优秀的皇帝率领杰出的士大夫，王左马右，没能挽回宋朝衰败的颓势，却加剧了王朝覆亡的步伐。

宋英宗、宋神宗时期是宋朝重要的窗口期，也是两千多年皇权社会重要的转折期。这时和稍后整个社会发生的一系列的深刻变化，其影响至少延续到19世纪末。

——由中央集权转向帝王专制。宋朝建立之初，吸取唐末五代武将干政、军阀割据的教训，夺其权、制其粮、收其兵，天下大权皆归中央，终宋一朝再未出现权臣或藩镇威胁皇权的现象，中央集团达到顶峰。

中央集权不等同于帝王专制，在宋朝的制度设计中，包括皇权、相权在内的各种权力互相制约，没有谁能够为所欲为。比如设立枢密使、参知政事、三司使以分解宰相权力，宰相和台谏系统又对皇权构成制约。

台谏权力在宋仁宗朝达到顶峰，可以引导舆论，可以阻挠皇帝任免官员，可以改变皇帝的敕令诏书。台谏制度也因掣肘过度带来了行政效率低下等问题。到了宋英宗、宋神宗时期，一来出于满足帝王个人欲望的需要，二来为了强有力推动变法，皇帝和宰相刻意打压台谏，任用亲信，缩减他们的权力，不再采纳他们的建议，将台谏边缘化和虚置架空。王安石经过变法之后，神宗又推行元丰改制，改革官僚体系，削弱宰相权力，台谏机构更是形同虚设，由此帝国的中央集团逐步过渡为帝王专制。

当然，从中央集团到帝王专制不是一蹴而就、一步到位的，在实施过程中不断有新的演变和发展，到明清废除了宰相，变为内阁制度和军机处制度。明清的政治体制走向，源于元丰改制。

——由文人政治转向文人党争。自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起，宋朝一直刻意压制武将，重用文人，文人迎来了史无前例的高光时刻。传说宋太祖立下盟碑，发誓“不杀士大夫及言官”，文人与帝王分享权力，得以深度参与到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社会统治和治理的各个方面，这就是以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为主要特征的文人政治。

最早提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皇帝是汉高祖刘邦，但汉朝政权很快被世家大族、外戚和宦官掌控，真正的读书人很难进入权力的核心，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并未能很好地贯彻执行。世家大族直到唐末才退出历史舞台，科举取士成为进入仕途的主要途径，为共治天下创造了条件，文人政治在宋朝得以实现。

自古文人相轻，文人聚集的地方容易发生争执，如果形成派系，结成同党操弄政治，便形成了党争。仁宗朝文臣尚能和而不同，诞生了范仲淹、韩琦、富弼、文彦博、欧阳修等优秀的政治家。不过庆历间已经出现了党争苗头，仁宗及时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到了英宗、神宗朝，由于推行变法，朝臣观点相左，矛盾激化，形成支持和反对变法的两大阵营，称为新党和保守党，党争失控。此后两派不遗余力打压对方，除了挤压对方的政治空间，甚至试图从肉体上消灭对方，极大地破坏了北宋的政治生态，消耗了行政资源，敲响了帝国覆亡的丧钟。

——由战略防守转向战略进攻。神宗少年即位，血气方刚，不满足于真宗、仁宗朝对契丹和西夏的妥协苟且，立志建功边陲、恢复旧疆，体现在对外关系上，一改过去怀柔、防守的政策，对西夏展开了全面的战略进攻。

熙宁元年，留意西北的进士王韶向神宗上《平戎策》，成为对西夏的基本方略。此后王韶熙河开边两千里，对西夏形成战略包围之势。元丰四年（1081），宋五路攻夏，虽然最后失败，但宋朝对西夏的战略进攻之势一直延续到北宋灭亡。

——由开放包容转向内敛保守。在宋神宗朝，北宋道学（后来的理学）形成，以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颐、程颢“北宋五子”为代表，基本完成道学理论体系构建，并不断扩大在士大夫和下层社会中的影响。道学提出“气节”一词，在强调知识分子社会责任的同时，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中国主流哲学思想由开放包容转向内敛保守。

元祐更化加剧了整个社会的保守倾向。在政治胶着和政治焦灼的情况下，司马光不分青红皂白，将新法中实施的政策全部复辟回去，连西北占领西夏的土地也退了回去，一切“恢复原貌”。再加上疯狂地打压新党，给人的文化暗示就是：拒绝创新，拒绝包容。行政的示范作用是强烈的，整个社会趋于保守在所难免。南宋检讨北宋失国的教训，将责任推给革新变法的王安石，几乎全盘接受了元祐更化的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此后的中国社会便失去创新的动力，政治体制和国民精神冥顽不化、萎靡不振，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

自秦始皇建立皇权，中国帝制处于不断变革和完善之中，但任意一次变革都不如宋朝的深刻和彻底，尤其是政治体制中的帝王专制、意识形态中的程朱理学。本书还原变革时期朝廷上下的风云开合，揭示这种变化的形成演变和内在逻辑，希望能为读者深刻理解宋朝乃至整个皇权社会的政治特质、政治走向提供充沛的史实和思考的维度。

本书从嘉祐年间仁宗议立皇子写起，讫于元祐更化。仁宗无子，在过继时又摇摆不定，英宗内心惊惧不安，造成他性格上的偏激谬妄，加剧了宋朝的内忧外患。神宗面临着仁宗盛治和英宗无所作为的双重压力，急于振作，所以选择了积极的对外政策和激进的变法革新。追本溯源，风起于青萍之末，仁宗议立皇子埋下了变革的诱因。熙丰变法遭遇困境，中间几度停续，至元祐高太后垂帘、司马光执政，彻底否定新政，毫无保留地废除新法，标志着变法失败。同时，元祐更化让新党旧党矛盾激化，北宋由此进入党争时代。从嘉祐到元祐，才能完整表现出熙丰变法的来因去果，这是本书以这一历史阶段为描述对象的落笔考量。

本书的骨干资料来源于《续资治通鉴长编》《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行文中不再一一标出，其他出处如《宋史》、宋人笔记在文中以脚注的形式予以说明。

主要人物介绍

宋仁宗（1010—1063）：名祯，北宋第四位皇帝，在位四十二年，使用有天圣、明道、景祐、宝元、康定、庆历、皇祐、至和、嘉祐九个年号。他仁政爱民、无为而治，统治期间北宋政治经济文化达到顶峰，被称为“仁宗盛治”。仁宗年间还爆发了第一次宋夏战争，暴露出冗兵、冗官、冗费等统治危机。宋仁宗任用范仲淹、富弼等改革弊端，号称“庆历新政”，仅一年多就失败了。

宋英宗（1032—1067）：原名宗实，后改名曙，宋仁宗嗣子，北宋第五位皇帝，使用有治平一个年号。

宋神宗（1048—1085）：原名仲鍼，后改名顼，宋英宗子，北宋第六位皇帝，使用有熙宁、元丰两个年号。在位期间实施了“熙宁变法”和“元丰改制”。

宋哲宗（1077—1100）：原名佣，后改名煦，宋神宗子，北宋第七位皇帝，使用有元祐、绍圣、元符三个年号。哲宗在位前期由太皇太后高氏摄政，重用司马光等保守派，废除新法，迁谪新党，史称“元祐更化”；哲宗亲政后起用新党，将保守派罢黜出朝，其中许多骨干如吕大防、苏轼等流放岭南，党争进一步恶化。

章献明肃皇后（969—1033）：名刘娥，真宗皇后，仁宗天圣、明道年间垂帘听政。传在《宋史》卷二四二。

慈圣光献皇后（1016—1079）：曹氏，仁宗皇后，宋初将领曹彬孙女，英宗即位后曾短时间摄政。传在《宋史》卷二四二。

温成皇后（1024—1054）：张氏，仁宗晚年宠爱的妃子，去世后追谥为皇后。

宣仁圣烈皇后（1032—1093）：高氏，小名滔滔，慈圣光献皇后外甥女，宋英宗皇后，宋神宗母亲，元祐年间垂帘听政，任用司马光为相，尽罢新法。传在《宋史》卷二四二。

福康公主（1038—1070）：宋仁宗长女，后封兖国公主、沂国公主、岐国公主、越国长公主、楚国大长公主等。

胡宿（995—1067）：字武平，谥文恭，英宗朝拜枢密副使。传在《宋史》卷三一八。

文彦博（1066—1097）：字宽夫，封潞国公，仁宗朝曾两次拜相，神宗朝知枢密院事，与富弼、韩琦是神宗朝三大元老，反对新法。传在《宋史》卷三一三。

富弼（1004—1083）：字彦国，谥文忠，仁宗、神宗朝两次拜相，英宗朝为枢密使，封郑国公、韩国公，反对新法。传在《宋史》卷三一三。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谥文正，仁宗朝名臣，以道德高标著称，宋夏战争时任西北统帅，而后拜参知政事，主持“庆历新政”。传在《宋史》三一四。

钱明逸（1015—1071）：字子飞，谥修懿，曾任权知开封府、翰林学士等职，为五代十国之吴越国第四位国君钱倧的孙子，传在《宋史》卷三一七。

韩绛（1012—1088）：字子华，封康国公，谥献肃，熙宁年间与王安石同任宰相，前期支持王安石变法，后来二人意见相左。传在《宋史》卷三一五。

赵槩（996—1083）：字叔平，谥康靖，治平年间任参知政事，传在《宋史》卷三一八。

包拯（999—1062）：字希仁，谥孝肃，仁宗朝曾任知谏院、权知开封府、权御史中丞、三司使、枢密副使等职，以敢于直谏、善于断案著称，传在《宋史》卷三一六。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谥文忠，儿子娶吴充女儿为妻。治平年间官至参知政事。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主修《新唐书》，撰《新五代史》，作品收录于《欧阳文忠公集》。传在《宋史》卷三一九。

张昪（992—1077）：字杲卿，谥康节，嘉祐年间曾任参知政事、枢密使，传在《宋史》卷三一八。

韩琦（1008—1075）：字稚圭，封魏国公，谥忠献，宋夏战争时与范仲淹一起任西北统帅，仁宗末年拜相直至神宗即位，反对变法。传在《宋史》卷三一二。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世称涑水先生，封温国公，谥文正。元祐年间出任宰相，尽废熙宁新法。史学家，著《资治通鉴》。传在《宋史》卷三三六。

庞籍（998—1063）：字醇之，封颍国公，谥庄敏。仁宗皇祐年间曾任宰相，对司马光有提携之恩。传在《宋史》卷三一一。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封舒国公、荆国公，谥文，世称王荆公或王文公。神宗熙宁年间宰相，主持备受争议的熙宁变法。文学家，名列唐宋散文八大家；哲学家，创“荆公新学”。王安石大女儿嫁于吴充次子吴安持，次女嫁于蔡卞。传在《宋史》卷三二七。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元祐年间任翰林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反对王安石新法和司马光尽废新法。文学、艺术上成就颇丰，哲学上与其父苏洵、弟苏辙共同创立蜀学。传在《宋史》卷三三八。

苏辙（1039—1112）：字子由，苏轼弟弟，元祐年间任尚书右丞、门下侍郎，反对新法。传在《宋史》卷三三九。

范镇（1007—1088）：字景仁，谥忠文，以敢于直言著称，与司马光交好。传在《宋史》卷三三七。

曾公亮（999—1078）：字明仲，谥宣靖，嘉祐六年拜相直至熙宁三年。传在《宋史》卷三一二。

王陶（1020—1080）：字乐道，谥文恪，神宗朝曾官至权御史中丞、权三司使。传在《宋史》卷三二九。

王珪（1019—1085）：字禹玉，封岐国公，谥文恭，神宗年间宰相，庸碌无所作为。传在《宋史》卷三一二。

邵雍（1011—1077）：字尧夫，谥康节，著名理学家，著有《皇极经世》等。传在《宋史·卷四二七·道学一》。

韩维（1017—1098）：字持国，韩绛弟、韩缜兄，元祐元年拜门下侍郎。传在《宋史》卷三一五。

吕公著（1018—1089）：字晦叔，谥正献，仁宗朝宰相吕夷简的第三子，吕公弼的弟弟，元祐年间与司马光同处相位，反对新法。传在《宋史》卷三三六。

吴奎（1011—1068）：字长文，神宗初年拜参知政事，反对重用王安石。传在《宋史》卷三一六。

谅祚（1047—1068）：西夏第二任君主，庙号毅宗。《宋史》卷四八五、四八六有《夏国传》。

吕诲（1014—1071）：字献可，真宗朝名相吕端的孙子，仁宗、英宗、神宗朝曾任职御史台和谏院，为著名的敢谏之臣。传在《宋史》三二一。

钱公辅（1021—1072）：字君倚，曾任知制诰、知谏院等职，反对新法。传在《宋史》卷三二一。

祖无择（1011—1084）：字择之，熙宁年间受新党王子韶迫害入狱，后查证无罪。传在《宋史》卷三三一。

唐介（1010—1069）：字子方，谥质肃，以敢于直谏著称，熙宁元年拜参知政事，反对任用王安石。传在《宋史》卷三一六。

赵抃（1008—1084）：字阅道，谥清献，不畏权势，时称“铁面御史”，神宗初年拜参知政事，反对新法。传在《宋史》卷三一六。

吕夷简（978—1044）：字坦夫，封许国公，谥文靖。仁宗朝前期任职时间最长的宰相，为政通达权变，虽为君子所攻讦但政绩卓然。儿子吕公弼、吕公著均为神宗朝名臣。传在《宋史》卷三一一。

傅尧俞（1024—1091）：字钦之，谥宪简，元祐四年拜中书侍郎，传在《宋史》卷三四一。

吕大防（1027—1097）：字微仲，元祐年间任左相。传在《宋史》卷三四〇。

范纯仁（1027—1101）：字尧夫，谥忠宣，范仲淹次子，元祐三年拜右相，反对王安石新法和司马光急废新法，反对党争。传在《宋史》三一四。

张方平（1007—1091）：字安道，谥文定，有理财才能，神宗初年任参知政事，反对王安石，反对变法。传在《宋史》卷三一八。

彭思永（1000—1070）：字季长，熙宁年间官至户部侍郎。传在《宋史》卷三二〇。

蒋之奇（1031—1104）：字颖叔，徽宗年间官至知枢密院事。传在《宋史》卷三四三。

吴充（1021—1080）：字冲卿，谥正宪，熙宁九年为宰相。其一个女儿嫁到欧阳修家为媳，另一个女儿嫁给了文彦博的儿子文及甫，儿子吴安持娶王安石大女儿为妻。传在《宋史》卷三一二。

薛向（1016—1081）：字师正，善于理财，熙宁前曾长期在陕西边关任职，熙宁间任用为江浙荆淮发运使，推行新设的“均输法”，熙宁四年权三司使，元丰元年九月同知枢密使，是熙宁变法中坚力量之一。传在《宋史》卷三二八。

晏殊（991—1055）：字同叔，少有才名，十四岁赐同进士出身，仁宗朝名相，词人。传在《宋史》卷三一一。

曾巩（1019—1083）：字子固，以文学、史学见长，位列唐宋散文八大家。曾布的兄长。传在《宋史》卷三一九。

吕公弼（1007—1073）：字宝臣，谥惠穆，吕夷简次子，吕公著二哥，熙宁元年为枢密使。传在《宋史》卷三一一。

陆佃（1042—1102）：字农师，号陶山，神宗熙宁三年进士，徽宗时官至尚书右丞。王安石的学生，南宋诗人陆游的祖父，有诗集《陶山集》传世。传在《宋史》卷三四三。

蔡卞（1048—1117）：字元度，谥文正，蔡京的胞弟，王安石的女婿，熙宁三年进士，绍圣四年任尚书左丞，新党人物。传在《宋史》卷四七二。

侯叔献（1023—1076）：字景仁，王安石的学生，变法派人物，在水利方面有较大贡献。

郑侠（1041—1119）：字介夫，王安石的学生，反对新法，传在《宋史》卷三二一。

王雱（1044—1076）：字元泽，王安石的儿子，善经义、有学问但行事鲁莽。传在《宋史》卷三二七。

元昊（1003—1048）：唐朝封其家族姓李，宋朝封其家族姓赵，所以又称李元昊、赵元昊。西夏开国皇帝，庙号景宗。

刘幾（1009—1088）：字伯寿，长期在边关任职，有军事才能。传在《宋史》卷二六二。

蔡挺（1014—1079）：字子政，谥敏肃。有边功，熙宁五年拜枢密副使，反对王安石变法。传在《宋史》卷三二八。

秉常（1061—1086）：西夏第三任君主，在位时朝政控制在母亲梁太后和梁氏家族手中。

唃厮啰（997—1065）：宋初河湟地区的吐蕃首领。传在《宋史》四九二。

董毡（1032—1083）：唃厮啰第三子，继任唃厮啰为西蕃首领。传在《宋史》四九二。

王韶（1030—1081）：字子纯，谥襄敏，进士出身，提出“欲取西夏，先复河湟”的战略构想，熙宁年间在河湟地区拓边两千余里，为北宋中叶最重要的将领，官至枢密副使。传在《宋史》三二七。

孙固（1016—1090）：字允中，谥温清，反对新法，元祐年间拜门下侍郎，知枢密院事。传在《宋史》卷三四一。

吕惠卿（1032—1111）：字吉甫，早期支持王安石变法，官至参知政事，后二人出现矛盾，被排挤出朝。传在《宋史·卷四七一·奸臣一》。

章惇（1036—1106）：字子厚，新党重要成员，哲宗朝宰相。传在《宋史·卷四七一·奸臣一》。

程颢（1032—1085）：字伯淳，世称“明道先生”，理学奠基人之一，传在《宋史·卷四二七·道学一》。

曾布（1036—1107）：字子宣，谥文肃，曾巩的弟弟，新党重要人物，宋徽宗朝任右仆射（次相）。传在《宋史》卷二三〇。

郑獬（1022—1072）：字毅夫，反对王安石的大臣。传在《宋史》卷三二一。

王拱辰（1012—1085）：字君贶，谥懿恪，欧阳修连襟，仁宗朝反对庆历新政，熙宁年间反对新法。传在《宋史》卷三一八。

滕甫（1020—1090）：又名滕元发，字达道，范仲淹的姑表弟，新法反对者。传在《宋史》卷三三二。

王安国（1029—1075）：字平甫，王安石的同母弟，维护王安石但反对新法。传在《宋史》卷三二七。

陈升之（1011—1079）：初名旭，神宗即位后避讳改名升之，字旸叔，谥成肃，熙宁元年任枢密使，熙宁二年十月任宰相，任宰相前支持王安石，任宰相后与王安石意见不合。传在《宋史》卷三一二。

颜复（1034—1090）：字长道，长于经史。传在《宋史》卷三四七。

李常（1027—1090）：字公择，敢言的谏官，反对新法。传在《宋史》卷三四四。

孙觉（1028—1090）：字莘老，敢言的谏官，反对新法。传在《宋史》卷三四四。

宋敏求（1019—1079）：字次道，以家中藏书丰富，熟知朝廷典故而著称。传在《宋史》卷二九一。

冯京（1021—1094）：字当世，谥文简，富弼的女婿，熙宁四年任参知政事，反对新法。传在《宋史》卷三一七。

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世称濂溪先生，理学家。传在《宋史·卷四二七·道学一》。

李定（1028—1087）：字资深，新党人物。传在《宋史》卷三二九。

陈荐（1016—1084）：字彦升，曾为韩琦幕僚，反对新法。传在《宋史》卷三二二。

苏颂（1020—1101）：字子容，对自然科学和药物学有研究，元祐七年拜相。传在《宋史》三四〇。

李大临（1010—1086）：字才元，新法的反对者。传在《宋史》卷三三一。

朱寿昌（1014—1083）：字康叔，二十四孝人物。传在《宋史》卷四五六。

谢景温（1021—1097）：字师直，妹妹嫁于王安礼，新党人物。传在《宋史》卷二九五。

邓绾（1028—1086）：字文约，重要的新党人物。传在《宋史》卷三二九。

王安礼（1034—1095）：字和甫，王安石四弟，元丰年间任尚书左丞，传在《宋史》卷三二七。

杨绘（1025—1086）：字元素，同情保守派人士。传在《宋史》卷三二二。

贾蕃（1019—1089）：字季华，范仲淹的女婿。《宋史》无传。

刘挚（1030—1098）：字莘老，元祐年间为朔党领袖，元祐六年拜相。传在《宋史》卷三四〇。

唐坰：生卒年不详，字林夫，以大闹宫殿羞辱王安石闻名。《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后有附传。

蔡确（1037—1093）：字持正，冯京的亲家，元丰年间宰相，王安石变法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传在《宋史·卷四七一·奸臣一》。

吕嘉问（1031—1107）：字望之，名相吕夷简四世孙，吕公弼、吕公著族孙，重要的新法人物，传在《宋史》卷三五五。

邓润甫（1027—1094）：字温伯，谥安惠，新党人物，哲宗绍圣朝官至尚书左丞。传在《宋史》卷三四三。

晏幾道（1038—1110）：字叔原，号小山，北宋名相晏殊第七子，不以官名，以词著称，与其父并称“大小晏”，有《小山词》留世。

吕升卿：字明甫，吕惠卿的弟弟。

蒲宗孟（1028—1093）：字传正，生活奢靡，为政残酷，有诗文传世。传在《宋史》卷三二八。

范百禄（1029—1094）：字子功，范镇侄儿，尊古重礼。传在《宋史》卷三三七。

沈括（1031—1095）：字存中，号梦溪丈人。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机械、数学、炼制等自然科学方面有建树，有边功，著有笔记《梦溪笔谈》。传在《宋史》卷三三一。

吴安持：吴充的次子，王安石的女婿。

张璪（？—1093）：原名张琥，字邃明，嘉祐二年与苏轼同年进士，后又同事，乌台诗案中却不遗余力地陷害苏轼。在教育上有贡献，帮助神宗制定官制。元丰四年拜参知政事。传在《宋史》卷三二八。

范祖禹（1041—1098）：字淳甫，一字梦得，范镇从孙，吕公著的妹婿，历史学家，跟随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还独自撰有《唐鉴》《帝学》《仁皇政典》等史书。传在《宋史》卷三三七。

张载（1020—1077）：字子厚，世称横渠先生，理学创始人之一。传在《宋史·卷四二七·道学一》。

程颐（1033—1107）：字正叔，世称伊川先生，程颢胞弟，理学家，与程颢并称二程。传在《宋史·卷四二七·道学一》。

熊本（1026—1091）：字伯通，进士出身，平定西南诸蛮。传在《宋史》卷三三四。

郭逵（1022—1088）：字仲通，北宋名将。传在《宋史》卷二九〇。

种世衡（985—1045）：字仲平，北宋名将，种家军创始人，传在《宋史》卷三三五。

种谔（1027—1083）：字子正，种世衡之子，北宋名将，与其兄种古、其弟种诊并称“三种”，传在《宋史》卷三三五。

李常杰（1018—1105）：交趾国李朝宦官、大将、重臣。

赵卨（1026—1090）：字公才，长期在边关任职。传在《宋史》卷三三二。

李宪（1042—1092）：字子范，初谥敏恪，后改忠敏，宦官，名将，经营西北颇有战功。传在《宋史·卷四六七·宦者二》。

韩缜（1019—1097）：字玉汝，谥庄敏，韩绛、韩维弟弟，为政暴酷、草率，元丰五年同知枢密院事，哲宗即位拜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传在《宋史》卷三一五。

高遵裕（1027—1086）：字公绰，宣仁圣烈皇后的堂兄。传在《宋史·卷四六四·外戚中》。

刘昌祚（1022—1089）：字子京，谥毅肃，名将，善骑射。传在《宋史》卷三四九。

王中正（1024—1094）：字希烈，宦官，跟随王韶熙河开边有功。传在《宋史·卷四六七·宦者二》。

王继恩（？—999）：宋太宗宠信的宦官，曾领河北刺史、易州团练使、宣政使、顺州防御使，雍熙北伐时任都监，淳化四年李顺在四川自称蜀王，王继恩奉命为剑南两川招安使，作为总统帅，率军讨伐，攻陷成都。传在《宋史·卷四六六·宦者一》。

邢恕（1035—1104）：字和叔，曾师从程颢，有辩才，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党从蔡确。传在《宋史·卷四七一·奸臣一》。

李清臣（1032—1102）：字邦直，新党人士，徽宗初为门下侍郎。传在《宋史》卷三二八。

彭汝砺（1041—1095）：字器资，宋英宗治平二年科考状元，不阿附权势，不以新政旧政划分阵营。传在《宋史》卷三四六。

吴安诗：吴充的长子。

朱光庭（1037—1094）：字公掞，程颢门人，哲宗朝洛党领袖之一，又入朔党。传在《宋史》卷三三三。

目录

序

主要人物介绍

第一章　官家的隐痛

公主出降

皇嗣之殇

司马光的作用

宗实的心思

帝王有嗣

第二章　英宗时代

勉为其难的皇位

两宫争斗

二府龃龉

礼法之辩

势不两立

第三章　少年天子

少年心事

新一轮较量

强强对抗

雄才大略

第四章　天降大任于是人

独立特行

执拗的人

阿云之狱

众里寻他千百度

一场纲领性论辩

第五章　改革进行时

西北乱局

入阁拜相

大权独揽

均输法

青苗法

理财还是敛财

强兵还是扰民

教育改革是为了思想改造

第六章　冰炭不可共器

经筵这块阵地

王安石的任性

失望的司马光

人情如此纷纷

阻击李定

裁撤条例司

老臣们的消极对抗

熙宁三年的落寞冬日

王安石的智慧

第七章　形势逆转

东明县事件

明枪与暗箭

王安石罢相

新党的分裂

第八章　风雨如晦

郑侠狱案

手实法

前度王相今又来

从师徒到仇敌

朝堂再无王安石

第九章　乾纲独断

庸人为相

开启文字狱

西京独乐园

元丰改制

第十章　盛世幻影

不安稳的西夏

熙河开边

开梅山，平诸蛮

战交趾

熙宁划界

五路伐夏

神宗的最后岁月

第十一章　元祐更化

女主当政

司马相公

“四患”不除，死不瞑目

同渡不同归

本书叙述时间段大事记

第一章

官家的隐痛

公主出降

嘉祐二年（1057）的六月下旬，正是东京一年中最热的时候，空气中蔓延、蒸腾着火一样的气氛。宫廷中每一个人都步履匆匆，相互之间用眼神传递着喜悦，传递着祝福，也传递着一份如释重负的轻松。

福康公主要大婚了！这是盼望已久的好消息。宫中上一次大喜还是景祐元年（1034）仁宗皇帝与皇后曹氏婚典，到现在已二十三年。如今仁宗四十八岁，福康公主是眼下唯一长成的子女，这一场皇室婚典怎能不让人翘首以待！况且，福康公主自十岁许婚，今年已经二十，耽搁太久了。要知道，仁宗初婚时年龄只有十四岁！

《庄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这快乐属于宫廷中每一个人，除了当事人福康公主。她的未婚夫是爹爹娘舅家的表叔，叫李玮，身材矮小，相貌丑陋，为人木讷，加上家族发达时间不长，举手投足间缺少世家子弟的仪止风度，这让公主有凤凰栖于鸦窝的委屈，所以有意拖延和逃避这门婚事。仁宗皇帝膝下孤寒，也希望公主能在他身边多待一些日子，婚事便一直蹉跎下来。转眼到了嘉祐二年，公主眼看成了大龄剩女，只好宣布大典。

二十七日，仁宗颁诏，晋封福康公主为兖国公主，大喜前晋封爵位是皇家的惯例，一点也不让人意外。筹备册封礼的任务则交给了专门负责皇家礼仪的太常寺礼院。这份敕令让那些每天睁大眼睛寻找皇命漏洞的大臣感到不快，翰林学士胡宿立即上了一道奏章，反对给公主举办册封礼。胡学士论述本朝常例：“祖宗之法，公主、长公主加封只有册命之文，不行册命之礼。现今从兖国公主打破惯例，多有不便。”接着又从历史上寻找依据：“汉明帝分封自己的儿子，分封的土地只有其他诸侯国一半的大小，皇后不忍心：‘这也太吝啬了吧。’明帝解释说：‘我的儿子怎么敢与先帝的儿子同等对待呢。’”胡学士又举贤君唐太宗的例子：“太宗嫡长女长乐公主出降，诏令妆奁比她的姑姑永嘉长公主丰厚数倍。大臣魏徵劝谏：‘感情虽有深浅，但礼数不可逾越。’唐太宗听从魏徵的建议，削减了长乐公主的妆奁，君臣相谐传为美谈。”

宋朝以礼治国，特别是仁宗一生鲜有僭礼。不过这次他是铁了心地要彰显父爱，对胡宿的谏议不予理睬。

由于没有先例，礼官不知该遵循哪种规格操办册封礼，仁宗钦定参考册封皇后礼、册封太子礼，这种规格已经高得无以复加了。

册封礼在七月二十三日举行[1]。前一日做了一些准备工作，从人员到物品各归其位。公主的册书由珉玉做成，印玺则用黄金铸就，刻着“兖国公主之印”六个大字。盛放册书和宝玺的匣、盝也朱漆金涂，格外考究。

当天，礼直官引导中书令、侍中、门下侍郎等人押着册宝从内宫来到文德殿，同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首相，又称昭文相）文彦博，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次相，又称集贤相）富弼率领文武百官早已在此列班等候。礼直官称“有制”，赞礼者唱“拜”，众大臣纷纷跪地俯首，侍中便宣旨，即加封福康公主为兖国公主。接着由门下侍郎将册书和宝玺授予册使，册使、副册使缓缓移步内华门转授。

内华门是皇宫内宫东门，内宫才是帝后、妃嫔、公主的生活场所，一般外臣无缘进出。此时内华门外早已准备了铺有锦褥的桌案，册使将册宝庄重地置放桌案上，然后恭立一侧，面东背西。在册案前站立的还有内给事，面南背北。与此同时，内侍引领妃嫔命妇来到公主宫外，依据爵位封号各就其位。整个过程由礼直官统一指挥，有条不紊，繁絮不乱。

一切就绪，掌管诏命的通事舍人引导册使、副使走到内给事跟前，躬身行礼，称：“册使、副使奉制授公主册印。”然后退回原位。内给事是负责沟通内廷外宫的官员，马上跑到公主宫通报给今日的主角兖国公主。公主已经换上只有最高大典时才会穿的褕翟礼服，上面绘有五彩长尾巴的雉鸟，公主的头上、脸上则缀满晶莹夺目的首饰，显得花枝艳丽、雍容华贵。公主出宫在阶上等候，内给事返回从册使手中接过册宝，又跪授予叫内谒者的宫官，由内谒者和公主宫里的主事将册宝拿进内华门，内给事随从。

到了公主宫前，赞唱公主下阶接受册宝。公主来到庭中，内给事称“有制”，赞礼者唱道：“拜”，公主下拜跪受，内给事也跪下奉上册书；而后是同样的礼仪授受印玺。册宝授受完毕，内给事引导公主升位登上宝殿，宫前的妃嫔命妇这时向公主山呼道贺，册封仪式算是进行到了高潮。妃嫔命妇整日富贵无聊，正好趁着这个机会叙一些家常，嚼一些舌根，一个个内心欢喜雀跃，外表还要努力保持谦和与矜持。接下来公主到福宁殿向皇帝、皇后谢恩，一天的仪式才算结束。前朝的大臣们自然要联名道贺，不过是走了个过场罢了。

再过十二天就是兖国公主出降的日子。按古代礼仪，婚前要行“五礼”，即纳彩、问名、纳吉、纳徵、请期。媒人告诉男方某家有女已到婚龄，如花开堪摘，是谓纳彩；男方请媒人问女方姓名和生辰八字，到祖庙占卜，若吉，婚姻继续进行，是谓问名、纳吉；纳成是送聘礼，请期是定婚期。兖国公主十年前由皇帝指婚，自然无须纳彩；刚刚又晋封爵位并诏告天下，亦无须问名纳吉；对于公主的婚礼皇家“倒贴”不少钱财，仁宗赐给李家财银万两，还有彩罗百匹，纳徵没有必要；婚期是有司确定的，男方也做不了主。这样算下来，对于这场皇家婚礼，“五礼”确实没有实在意义。但礼官进言：“婚姻之事重，不能忘古礼之义。”这样便商定公主出降之日，夫家象征性送些彩礼过来，算是走了“五礼”的程序[2]。

八月初四一大早，李家迎亲的仪仗也停在内华门，随行送来雁、帛、玉、马等物。大雁秋去春来，象征着阴阳调和，又寓意守时守信；大雁列队飞行，长幼有序，正合乎儒家规范，所以婚姻中大雁必须要有[3]。这四样物品，由内谒者列单收讫，除了马不宜进入内宫，雁、帛、玉都交由掌事者保管。

宋朝虽然崇尚素雅，但结婚这样的喜庆必然还是以红为主调。从皇宫到公主府的道路两旁扯上遮蔽风尘的红纱帐，整个汴京城便充盈着按捺不住的喜悦。迎亲队伍离开皇宫，负责城管的街道司数十名士兵在前面清扫道路，提着镀金镶银的水桶往道路上洒水，称之为“水路”。水路之后便是庞大的仪仗队和公主驸马行幕。数十名宫女骑马执青色华盖走在前面，并排双行，她们个个金钗银簪、绢花吊朵、红罗披风、销金长衣，打扮得花枝招展。后面仪仗队有数百顶轿子，轿子宽大旷阔，上面铺设有内室卧具，可坐可倚可躺。轿子由宿卫禁军天武官抬舁，他们统一着装，身穿紫色长衫，儒雅而不失威武。头上幞头的两角向上卷起，像电子时代路由器的两杆天线。公主的喜轿走在中间，与其他轿子的装扮又有不同。这顶轿朱红梁脊，裹金轿身，闪烁着尊崇高贵的光华。轿顶覆盖着剪成各种式样的棕衣，周边点缀着凤凰的图案。四周珠帘间悬挂着象征纯洁无瑕的白藤，轿厢外的挡壁上则雕有栩栩如生的神仙肖像[4]。驸马都尉李玮骑马挂花走在公主轿前，喜轿两边一并同行的还有十几位陪嫁内侍。这时候，公主如神仙下嫁凡间，京城的百姓也争相目睹这几十年未曾有过的超规格公主婚典。

除了奢华排场，公主婚礼与民间并无二致，一样的拜天地、入洞房，只是公主身份尊贵，不拜舅姑。不过兖国公主也是最后一例，等宋神宗即位，复辟周礼，即使公主也要嫁鸡随鸡，一样要拜在公婆膝下[5]。

婚礼热热闹闹进行了一整天，第二天驸马都尉携公主入宫谢恩，喜庆气氛一直持续到数天之后。等歌舞阑珊，意兴黯淡，皇帝和群臣反而有一种不可捉摸的失落感，每一个人都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每一个人又都不愿率先将话挑明。大家都知道，就像一支点燃的爆竹，终将听到那一声破空的霹雳。

皇嗣之殇

仁宗皇帝生过三个儿子和若干个女儿，然而截至嘉祐二年（1057），只有兖国公主这位长女长大成人。早在景祐二年（1035），仁宗二十五岁膝下尚无一男半女，内心着急，便按民间习俗，将宗室子弟赵宗实和赵宗保养在宫中[6]，作为“引子”。两年后，果然生下长子赵昉，不过落地便夭；宝元二年（1039）又生下次子赵昕，便将宗实、宗保送出宫去。谁料赵昕也只存活了三岁。此后又诞一子也未能长成。

中国人重传承，对于帝位尤其如此。皇帝无子，意味着没有法定血统继承皇位，宗室旁支和重臣权辅难免滋生出其他想法，势必影响到社稷安危和社会稳定。因为仁宗无后，甚至闹出假冒皇子的荒唐案件，引起京城百姓议论纷纷。

那是皇祐二年（1050），一位相貌清秀的青年在汴京闹市口出狂言，自称是流落民间的皇子，事情曲直说得有鼻子有眼，不由人不相信。凭空天降皇子，立即激发起京城百姓空前的好奇心，人们把这位青年围得水泄不通，听他讲皇宫趣闻和妃嫔传奇，以至于交通堵塞，影响了正常的市场贸易。

闹市区这么大的动静，很快惊动了开封府。权知开封府钱明逸派人将这位青年捕拿到府衙进行审讯。当时钱明逸端坐正位，青年从容走进大堂，竟用傲慢的口吻责备道：“明逸你就这样坐着迎接我吗？”钱明逸被唬了一跳，不知对面青年什么来头，条件反射般地颤巍巍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当然，钱明逸是吴越王世家子弟，毕竟见过世面，很快意识到自己的失态，故意咳嗽一声又坐了下来，开始审案，不过语气中多了几分客气和尊重。

青年自述叫冷青，其母亲王氏曾是宫中人，居住在掖庭[7]，多次被皇帝宠幸。有一年宫中失火，王氏被遣送出宫，却发现自己已怀有身孕，只好匆忙找了个叫冷绪的医生嫁掉。王氏不久诞下皇子，就是冷青。冷青还向钱明逸出示了一个绣肚兜，说是当年皇帝给王氏的信物。

这桩案件情节离奇，却又找不出漏洞。钱明逸没有能力辨别真假，又不敢贸然向朝廷禀报，生怕定性错误落下欺君的罪名。最后他想了个折中的方案：将冷青发配到汝州监视居住。汝州离汴京很近，这样的判决等于把事情暂时搁置起来。

宋朝州府专门设推官掌管诉讼案狱。开封府推官韩绛不同意钱明逸的判决，认为将冷青发配会姑息放任他妖言惑众。韩绛打个报告将案件申诉到朝廷，顺带参了钱明逸一本。

这最多是个招摇撞骗的小案件，但事关重大，正如翰林学士赵槩所言：“冷青所言如果属实，理当认祖归宗；如果欺诈，应该诛杀。”赵槩说得很有道理，不管冷青多么不靠谱，也应当寻求事实真相然后定罪，不能稀里糊涂靠直觉办案。何况万一是真的呢？皇帝四十一岁尚无子嗣，能意外得子，不也值得宽慰？！仁宗便令赵槩和知谏院包拯接手审理，务必水落石出。

这年四月，案件真相大白：王氏确系宫女，因大火被放出宫，嫁于冷绪为妻，先生一女，后生冷青。也就是说，即便王氏出宫时已怀身孕，也不可能是冷青！调查显示，冷青自小听母亲讲述宫中故事，遂产生幻觉，幻想自己是皇家骨血，出现了精神疾病。后来冷青流落庐山，碰到一位和尚，和尚以为奇货可居，便把冷青带回京师，想赌一把运气，或许将来做个帝师也未可知。这起案件以冷青、和尚腰斩于市，钱明逸贬知蔡州而告结[8]。

冷青案件让多少关心皇嗣的人从希望的云端又跌落进失望的深渊。皇嗣问题像窖藏的加了曲蘖的食物，从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忘却，如今随着兖国公主的出降而发酵得愈加浓烈，不是美味，而是辛辣。这种辛辣总会毫不留情地撕裂仁宗的伤痛，只是看谁去打开它的魔盒了。

一向快意恩仇、口无遮拦的翰林学士欧阳修终于忍不住了！他写了一道奏章，用生花妙笔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目标只有一个：建议立储！

奏章先表明心迹：臣一片爱君之心，不分昼夜。臣始终不敢怠慢自己的职责，所以斗胆犯颜，倒出自己心腹忠言。然后从兖国公主出降说起，唤起仁宗的父爱情怀：人之常情，莫亲于父子之亲，莫乐于父子之乐。陛下虽圣哲之身，天性亦当如此。过去有兖国公主陪伴，可能不觉孤单，现在公主出降，陛下万机之暇，深宫之中，谁还能承欢于膝下？再后顺势提出建议：陛下应亲自挑选才贤俱佳的宗室子弟过继为皇子，让他常侍奉左右，以宽慰性情。

提出建议后，欧阳修意犹未尽，又追溯历史，试图以史为鉴：考究史书，自古帝王虽是至尊，但少有独处。朝堂之上，有各司禀奏公事，有儒士讲经论道，还有侍从叨陪左右；入居内宫有宦官妻妾围绕身边，起居寝食有太子皇嗣侍奉前后；优游宴乐有宗室子弟欢欣往来，如同亲人。总之一天之内基本没有独处的时候。但是陛下您呢？您最缺少的就是亲近之人！

最后欧阳修又站在社稷的高度为仁宗施压：陛下您肩挑着祖宗基业，担负着社稷重任，储君的位子却一直空置，极不合适。您不一定现在就立储君，可以先过继个养子，一边观察他是否贤德，一边等待皇子降生。

欧阳修舌灿莲花，自以为句句中肯，但奏章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有欧阳修这样的直言上奏者，也有旁敲侧击，或借机劝谏者。监察御史张昪是位耿直的官员，指陈时事不避宰辅权臣，朝中人大多敬而远之。一天仁宗同情地宽慰他：“卿孤寒，有什么需要照应的不妨大胆提出来。”这里孤寒指的是没有朋友。不料张昪脸色凛然一变：“臣不孤寒，陛下才孤寒。”仁宗惊诧：“朕怎么就孤寒啦？”张昪也不看仁宗脸色：“臣家里有妻子儿女，外面有亲戚故交，可陛下只有您和皇后二人而已，难道不是孤寒吗？”一句话直指痛处，仁宗回到后殿，与曹皇后抱头痛哭[9]。

没有儿子成为嘉祐年间仁宗最不堪提及的伤心事，不过他心有不甘——万一哪位妃嫔突然怀上龙胎，老来得子也未可知。抱着侥幸心理，面对大臣催促，仁宗只管装聋作哑。

向皇帝进谏虽是言官职责，但皇嗣大事宰辅也不能无动于衷。嘉祐三年（1058）六月，韩琦为次相，与皇帝独处时提起建储的话题：“皇嗣关系到天下安危，察前朝祸乱所起，皆因不能提前决断之故。陛下何不于宗室中挑选一位贤明的子弟作为接班人呢？”仁宗若有所期：“后宫又有人要生产了，咱们等等再说吧。”

在上下期盼中，次年后宫诞下仁宗第十女即庆寿公主。朝臣再一次失望了，韩琦怀揣着《汉书·孔光传》请见仁宗。孔光是汉成帝时的御史大夫，汉成帝无后，孔光等人谏议汉成帝早立储君。韩琦以汉成帝为例：“汉成帝不过是庸碌的皇帝，尚且知道立弟弟的儿子为嗣；陛下是贤明的君主，当然明了其中利害。本朝太祖有子，然出于公心立太宗为继。陛下如果有太祖的心胸，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但仁宗还是不甘心。

新任御史大夫包拯以犯颜直谏著称，这时再次挺身而出：“东宫虚位已久，天下以为忧。万物皆有根本，太子就是天下的根本。根本不立，必致灾祸！”包拯说话不留情面，投老的仁宗觉得特别刺耳，板起面孔问：“你想要立谁当太子？”这话分量太重，包拯承受不起，“扑通”一声双膝跪地：“陛下这是猜忌臣下啊。臣已经七十岁了，同样没有儿子，难道还会掺杂私心，为后世谋福利吗？”说到伤心处，竟涕泪俱下。仁宗素知包拯忠心，于是换副面孔，称赞包拯直言，表态说：“咱们慢慢商量吧。”

每当提起皇嗣，帝总顾左右而言他，臣僚可以进谏，但无法替皇帝做出决策。久而久之，连进谏的耐心也没有了，直到一位旷世奇才走上核心岗位。

司马光的作用

据说司马光因为出生在光州光山县（今属河南），父亲司马池给他取了这样一个名字。其实并不尽然。司马光的胞兄叫司马旦，光与旦显然意义关联。司马光字君实，实有充盈、丰足、果实的意思，和光一样，寄托着父亲希望他有所作为的理想。

司马光童年最有名的故事是“司马光砸缸”，也不准确。《宋史》记载，司马光七岁时，有同伴跌进瓮中，司马光用石块敲破瓮，放出瓮中的水，救出了小孩儿。由此可知司马光是“击瓮”而不是砸缸。缸和瓮虽然都属于陶器，但缸比瓮要厚实坚固得多，七岁小孩子能砸破的缸大约属于残次品。学者马未都先生认为明清时才出现敞口的缸，可见“司马光砸缸”应属于后世民间的误传。

司马光宝元元年（1038）考中进士，那一年才二十岁，不久他的母亲和父亲相继去世，按礼教丁忧守孝，一直到庆历四年（1044）才重新走上仕途。这一年他遇到了人生第一位贵人、父亲的故交庞籍。庞籍时任枢密副使，推荐他进入馆阁，司马光成为被人看好的政治新星。青年司马光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事迹应该是他对庞籍不离不弃的情义。皇祐五年（1053）庞籍因事被贬知郓州，司马光义无反顾追随恩公而去，在郓州任小小的通判。后来又随庞籍到并州，直到嘉祐二年（1057）才回到京师。

司马光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这为他积累了口碑。在京师迅速蹿升，到嘉祐六年（1061）同王安石一起擢同修起居注。这是记录皇帝言行的官员，属皇帝近臣，已经靠近权力核心。仅仅数月，又迁知谏院，成为一名言官。言官的使命是为皇帝建言献策、查偏纠错，基本上可以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换言之，这是一个可以展现治国才能、表现刚正耿介的舞台。

这个时候无论谁在言官任上，都不可能对皇嗣问题视而不见，但敢不敢提出来则考验胆识，毕竟很多皇帝忌讳大臣把手伸得太长，讨厌大臣干预“家务事”。事实上，司马光在并州的时候就曾上过三道札子，建言早立皇嗣。为言官后，司马光认为回避矛盾就是失职，不久便重新拾起这个敏感话题。

嘉祐六年闰八月，他先是上了一道奏章：“臣在并州的时候尚且不敢隐忠爱死，何况现在侍奉陛下左右，官职又以谏诤为名！如今国家最急迫、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确立皇嗣！如果舍弃这样事关社稷的大事不奏，专拣一些琐碎虚泛的小事干扰陛下，那么臣就是奸佞之辈。”司马光猜想可能会如之前许多同僚的奏章一样石沉大海，于是请求面陈皇帝。当时仁宗健康状况已经非常糟糕，平日宰辅奏事，大多以点头或者摇头表达意见，能少说话便尽量少开口。但这次会见司马光，他破例说了很多话，还口头嘉奖司马光：“你说的确实是忠臣之言，旁人不敢这样说。”司马光惶恐：“臣冒犯陛下，自知必死。”仁宗宽慰道：“你说得太严重了！古今这样的事例又不是没有。”最后交代司马光：“你把我们今天的谈话转述给宰相。”仁宗的表态意味着认可了奏章内容，这让本没有抱太大希望的司马光喜出望外，但他懂得做事的分寸，拒绝了转陈宰辅：“还是陛下亲自晓谕宰相比较好。”

嘉祐以来，规劝皇帝立嗣的大臣奏章何止百十，仁宗一概不理或找借口推托，唯有司马光面陈之后转变了态度。是司马光别有魅力？确实有这样的因素。司马光同修起居注以来，奏章不断，都深合圣意。比如他奏论人君三德：曰仁，曰明，曰武；论御臣三道：曰任官，曰信赏，曰必罚；论择军之法，指出士卒不精、财用不足的问题，都切中要害，与仁宗的治国理念不谋而合。仁宗还特地将他治国理政的奏论让人抄写三份：一份留中，一份送中书省，一份送枢密院。

仁宗信任司马光，对他几乎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比如这年八月，仁宗亲自在崇政殿主持了制科考试，策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嘉祐二年进士苏轼、苏辙兄弟参加了考试，其中苏辙在对语中有不敬之词，说皇帝自西夏息兵，已经没有了忧患之心，又说皇帝好色无度，还指责皇帝践踏规矩，大臣不敢谏，职官不敢争。主考官胡宿、宰辅韩琦、翰林学士范镇、知制诰王安石等都攻击苏辙道听途说、诽谤人君，建议罢黜；只有司马光认为苏辙爱君忧国，不可不收。仁宗听从了司马光的建议，赐苏轼第三等，苏辙第四等次。

仁宗听从司马光立嗣的建议，还有一层原因，后宫两年内四次诞育全是女儿。仁宗彻底绝望了：上天不予皇子，我奈其何！并且，皇十三女也没有存活，刚刚薨逝。仁宗已经认命，心理极为脆弱，司马光抓住了进谏的最好时机。

得到皇帝首肯，司马光内心陡然轻松不少。他之所以拒绝传谕宰相，是因为如此大事，空口白话显得草率。皇帝一旦摇摆反复，反而显得自己不够稳重成熟。司马光早已养成谨慎的习惯，他外表没有丝毫得意或者不安，告别皇帝后趋步位于文德殿西边的中书省，向首相韩琦通报了其他一些事宜，却绝口不提皇嗣这件大事。直到韩琦忍不住问：“你跟圣上就没有说点别的？”司马光才慢吞吞地禀告：“还说了宗庙社稷大计。”韩琦意会，也不再多问。

在韩琦翘首以盼圣谕，时刻准备操作这事的时候，仁宗那里却又迟迟不见了消息。等了将近月余，韩琦只好托人向司马光捎话：“君实（司马光字）建言立储的事，圣上现在还没有传达到中书。没有圣上旨意，中书也没办法擅自实行。”司马光心中忐忑：难不成皇上又被旁人蛊惑，改了主意？看来必须再加一把火，不能让这事冷却下来。

司马光再次见到仁宗时，仁宗正在把玩一盏紫定灯盏。河北定州擅长烧制白瓷，这尊紫瓷即使在宫中也不常见。司马光是实用主义者，认为灯盏在生活中固然不可或缺，但不一定非要出自名窑名师。器物越精致越容易激发人们的物欲之心，此与周孔之道背向而驰。不过仁宗好瓷器，司马光也不便打扰，等仁宗开口问他话，才直扑主题，一口气把心中所想毫无保留地倒了出来：“上个月臣向陛下进言宗庙之事，陛下欣然答应了，但现在又寂然无声。臣琢磨下来，一定是小人蛊惑陛下，说陛下春秋鼎盛，当有万千子孙，何必着急办这不祥之事。臣以为，小人目光短浅，他们想的是仓促之时，立一个与他们关系厚善的人。唐代自文宗之后，谁当皇帝由内侍做主，所以他们有‘定策国老’‘闷声天子’之称。这样的祸端千万不能重演啊！”仁宗貌似猛然醒悟过来，从案上找到司马光的奏章：“现在就送达中书。”有了奏章就有了凭据，接下来能不能成事就要看宰辅的能力了。司马光不愿再生变故，不敢迟疑，便欣然如旨前往。见到韩琦，递交了奏章，司马光还不忘提醒：“这事得抓紧时间办理，否则哪天后宫递过来一张字条，上面写立某人为嗣，咱们可都抗拒不了。”司马光的意思怕有一天皇上头脑不清，其他人从中做手脚，假传圣旨，无从辨析。韩琦自然明晓利害，拱手道：“怎敢不尽力。”

送走了司马光，看着他远去的背影，韩琦心中暗想：这人比自己年轻时更胜一筹，将来的史书必有大书特书的地方。这样想着，嘴里不由得赞叹一声：“后生可畏。”

宗实的心思

朝野上下翘首以盼的皇嗣问题，终于有了眉目。

韩琦不敢耽搁，跟次相曾公亮、新晋参知政事欧阳修等商议后，到垂拱殿面陈仁宗。韩琦将司马光请求立嗣的奏章复述一遍，按规矩要针对奏章提出宰辅意见。仁宗抢过话头率先表态：“朕很早就有这种想法了，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然后环顾左右，“你们说说宗室中谁最合适？”左右大臣、内侍低着头没有一人敢应答。韩琦是首相，不能回避，只好开口：“这件事不该由臣子们议论确定，还需陛下亲自选择。”仁宗想了想：“过去曾有两位宗室子弟养在宫中，小的不够聪明，大的还可以。”韩琦当然知道仁宗所指何人，但为了避免日后出现纠纷，坚持道：“请陛下说出他的名字。”仁宗这才明确：“他就是宗实，今年三十岁左右。”

韩琦虽是有担当之人，但他知道立嗣事大，稍有差池会引起血光之灾。为谨慎起见，再请：“这件事关乎千秋万代，陛下今天晚上再思量思量，如果明天还没有更改，臣等就去操办此事。”第二天还是在垂拱殿，仁宗重复了昨天的决定：“就是宗实，决不更改了。”韩琦等这才舒心一笑：“好的，臣商议一下给宗实一个什么样的职务。”最后大家确定的结果是：除赵宗实泰州防御使[10]、知宗正寺。防御使是寄禄官，相当于职级，并不会真到泰州上任。知宗正寺才是真正的职务。知宗正寺负责管理皇族事物，知宗正寺意味着整个赵氏皇亲由赵宗实负责管理，其尊崇自然盖过他人，意味着就是未来的当家人。

宗实是个幸运儿，尽管他不这样认为。

赵宗实的祖父是宋太宗赵炅的第四子赵元份，父亲叫赵允让。赵允让小的时候被宋真宗领养在宫中，仁宗出生后才送还赵元份府邸。有这一层关系，赵炅诸多后代中，赵允让一支显得与皇室更为亲近些。赵允让于嘉祐四年十一月薨逝，宋仁宗罢朝五日以示亲厚，并追封为濮王，谥安懿。

赵宋皇室子嗣不蕃，但绝不包括这位濮王。赵允让一生育有二十八个儿子，让天天盼生儿子的仁宗羡慕不已。景祐二年（1035）仁宗刚亲政不久，就把赵允让的十三子赵宗实领养宫中。赵宗实的童年和他的父亲有着相似的经历，都在宫中当作“引子”，人家有了亲生血脉，又毫不留情地被送出宫去。这段“幸运”给他幼小的心灵造成伤害，养成他极度自卑又过度追求自尊的畸形心理，即使后来荣登大位也未能摆脱这种心理带来的精神折磨。不过赵宗实在宫中收获了自己的爱情，仁宗曹皇后因为没有生育，让外甥女高滔滔陪伴在自己身旁，高滔滔与赵宗实同年同岁，仁宗笑着对曹皇后说：“这俩孩儿很般配。”十五岁那年，由仁宗和曹皇后做主为二人举办了婚礼。赵宗实一生有四个儿子四个女儿，可能全是高滔滔所生[11]，二人的恩爱由此可见一斑。

排行十三的赵宗实在确立为皇嗣之前担任岳州团练使，所以又得了个“十三团练”的戏称。现在晋为防御使，但赵宗实并不领情，反而直截了当地拒绝了，理由是父孝未满，不宜升迁。宋代子女为父母守孝期是二十七个月，这样算来，赵宗实到嘉祐七年二月才终丧。这个理由貌似冠冕堂皇，不过在仁宗眼里，就是在寻找借口，毕竟泰州防御使、知宗正寺也不是要害、繁重的职务，不过是晋位皇子的一个阶梯罢了。仁宗向韩琦抱怨：“人家看来不领情啊。”韩琦赶忙打圆场：“陛下既然选定了他，一定认为其人有贤德。有贤德的人器识远大，不为名利所动，这说明陛下选人很准哪！”仁宗有苦难言，反复派人去游说，宗实反复上表推辞，四次之后，仁宗只好表态：“那就等濮王丧期满了再说吧。”

有了童年进出宫的精神打击，再加上大臣屡请建储，仁宗不纳，赵宗实难免认为自己不讨皇帝欢喜，由此产生出强烈的逆反心理。事实上，赵宗实可能已经患上了某种精神疾病，一直处于对现实的逃避状态，后来即皇帝位时的种种反常表现，也只能用这种原因去解释。

另外，史料记载，明确立赵宗实为皇嗣后，韩琦生怕仁宗反悔，特意提醒：“决定了的事情不可更改。请求陛下从宫中批出正式旨意。”仁宗不同意：“这种事怎么能让妇人知道，宰辅们办理就行了。”[12]韩琦与仁宗的一问一答可谓意味深长，莫非宫中有妇人反对立赵宗实？仁宗前期久久不能决断莫非与宫中的反对有关？此时温成皇后已经去世多年，能够影响皇帝决策的只有曹皇后。赵宗实在宫中由曹皇后亲自抚养，《宋史·后妃传》说她抚育很用心，宗实立为皇嗣后，曹皇后对他“赞策居多”。文字表面冠冕堂皇，背后的真实情况还要从文字的夹缝里仔细探究。仁宗去世后，二人相处不睦，曹后一度想要废掉宗实另立；宗实亲政后，马上处分了内侍都知任守忠，理由是“离间两宫”。所谓离间，无非是在曹后面前说赵宗实的坏话，曹后听得进这些“坏话”，不正说明她对赵宗实早有成见吗？

二人矛盾究竟起于何时何事，已不可考。但只有设定二人矛盾成立，才能很好解释立嗣前后仁宗、曹后、赵宗实及大臣的种种表现，包括仁宗的犹豫、曹后的排挤、宗实的恐惧疯癫、大臣的坚持不懈。

平和的时光里总要面对一些婆婆妈妈的琐事，大多是儿女情长。等待赵宗实终丧的日子里，仁宗的长女兖国公主又发生变故。驸马都尉李玮长相丑陋、性格木讷、缺乏情趣，不是公主喜欢的类型，公主宁愿跟陪嫁的内侍一起喝酒赏月也不愿亲近驸马。驸马的母亲杨氏心生不满，常常偷偷打探公主的行为举止。一次公主发现杨氏窥视，大怒，命令下人将杨氏殴打一顿，并夜开禁门入宫哭诉。公主的行为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谏官司马光、杨畋、龚鼎臣等纷纷指责公主逾规失礼。一边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根本——礼教，一边是爱女的幸福，宋仁宗左右为难。公主的生母苗贤妃心疼女儿，甚至想把驸马神不知鬼不觉地毒死。但这不是仁宗的风格，他只能焦头烂额地在人性与规矩之间纠结徘徊，最后处分了公主身边的乳母、宦官，同时判公主与李玮和离，希望勉强给言官和朝臣一个交代。但司马光这个倔头不依不饶，又拿仁宗生母章献太后的恩情去压皇帝，最后仁宗含泪将公主封号由兖国降为沂国。同样以“国”为封号，等级略有不同，一般与土地人口有关。兖和沂都是古地名[13]，兖州大于沂州，因此兖国公主高于沂国公主的封号。比兖国封号更高的如魏国、楚国等。

如果说女儿的婚事让年老的仁宗有一种挫败感，皇嗣真的令他力不从心。到了嘉祐七年三月，赵宗实终丧已毕，却并没有领皇帝的情，而是上了一道奏书，坚持把泰州防御使、知宗正寺的职务退还给朝廷，这令晚景凄凉的皇帝十分尴尬，只好驳回，因为这时候再提换人会成为朝野笑话。但赵宗实似乎丝毫没有顾及仁宗的面子和感受，坚持不懈地请辞，前后竟上了十八道奏章！不仅仁宗，连朝臣都看不下去了！右正言王陶上疏催促此事不可耽搁：“听说知宗正寺的事情一直进行不下去，有的人怪罪宗实，认为知宗正寺对于宗室子弟就是一个平常职务，有必要三番五次谦让吗？也有传言陛下听信宫中嫔御、宦官的姑息之言，所以动摇不定，宗实因此坐卧不安，闭门不敢见人。妇人不识大体，为了取悦陛下而阻挠国家大政，危害极大。臣最担心天下人议论陛下，说陛下政令前后不一，难以始终，也担心野心家有别的想法。从敕令下达到现在已经十个月了，臣为谏官，如果再不说，难道任凭这件事一直拖下去吗？”

王陶的奏言直指后宫，但没有明言是哪位“嫔御宦官”进了姑息之言。按他的说法，貌似宗实拒不受敕的责任还在仁宗这边。诡异的是，仁宗既没有解释，也没有批驳，反而顺着王陶的话问道：“那就换一个名分如何？”王陶认为这样最好。

难道赵宗实是嫌“知宗正寺”这样的名分不正，官位太低，还是嫌弃宋仁宗诚意不够？

帝王有嗣

究竟给赵宗实什么样的名分，由宰辅拿出意见。

嘉祐七年（1062）八月，韩琦先与欧阳修商量：“既然任命为宗正官，天下人都知道意味着他就是皇嗣了，不如直接明确他为皇子吧。”欧阳修附和：“立为皇子更简单，不用征求他意见，直接下一道诏书就行了。”二人商议既定，将这个建议报告给仁宗。仁宗很干脆地回答：“那就这样定下来，在明堂前布置一下吧。”明堂是皇家祭祀的地方，收皇子这样大的事情自然要祭告神祇祖宗的。

韩琦建议还是先向枢密院通报一下吧，于是宣枢密使张昪。张昪不放心地再次向仁宗确认：“陛下不再有疑心吗？”仁宗已经心无芥蒂：“朕只想着百姓有个依靠，民心有个归属，只要姓赵就行。”这事就算最后确定了下来。

第二天，韩琦召翰林学士王珪草拟诏书。王珪吃了一惊：“这么大的事，我得向圣上求证一下。”王珪求见仁宗，说出自己的担忧：“外面议论纷纷，说是宰辅大臣强迫陛下做出这样的决定，如果不是陛下本意，则极有可能因此埋下祸根。”仁宗把手放在自己的心口上：“这个决定完全出自朕的本意，不是受大臣的蛊惑。不这样做，众人难以心安，卿不须怀疑。”王珪向仁宗道贺，这才退出拟诏。

八月初七，召集宗室人员宣读诏书，诏书写道：“……右卫大将军、岳州团练使宗实，皇兄濮安懿王之子，犹朕之子也，少鞠于宫中，而聪知仁贤，见于夙成。日者选于宗子近籍，命以治宗正之事，使者数至其第，遒崇执谦退，久不受命，朕默嘉焉。朕蒙先帝遗德，奉承圣业，罔敢失坠。夫立爱之道，自亲者始，固可以厚天下之风，而上以严宗庙也。其以为皇子。”按照礼仪，即位、改元、上尊号、立皇后太子、生皇子等都要行告礼，又是一番紧张筹备，八月二十六日在明堂、太庙、先皇寝陵同时献祭，将收养皇子事项郑重其事地告知天地神祇和祖宗先帝，收养事宜才算完毕。宋朝皇子尊崇都要改名，如真宗原名元侃，被立为太子后改名恒，仁宗原名受益，立为太子后改名祯。于是赐皇子名为曙，赵宗实变成了赵曙。

大宋在一阵迟疑徘徊之后，终于确定了他未来的主人，沿着历史的方向加速行进。

接下来赵曙表现出的与众不同，超越了世人最大胆的想象。从他被确认为皇子的那一刻起，没有一件事不让人大跌眼镜。

因为是唯一的皇子，大宋别无选择的接班人，仁宗下谕皇子入住宫中，并派人专门去接。赵曙仍然以有病为名拒绝入宫。立皇子的大戏演到中途无法收场，那些极力建言的大臣坐不住了，司马光、王陶还在为赵曙辩护：“平常的人见到毫末小利，都打破头颅明争暗抢。现在天降富贵于皇子，皇子却漠然处之，三百多天不愿受命，这真是常人无法比肩的贤德。”歌功颂德容易，破解难题却需要真本事。二人苦思良久，出主意说：“皇子固辞确实不该，可责罚皇子身边的人，然后派人给皇子宣讲为人臣为人子的职责，皇子一定听命入宫。”仁宗知道这两人书生意气，明礼讲理可以，实际办事能力还是欠缺，于是咨询辅臣，韩琦也没办法，只是补充建议让宗族近支出面劝说，效果可能会好些。

没有良策，只好如此。诏判大宗正事、太祖四世孙赵从古，商王赵元份孙、赵曙堂兄赵宗谔作为特使前去规劝皇子。二人往返数次费了不少口舌，依然劳而无功。

关键时刻，赵曙府中负责起草章表文檄的记室周孟阳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赵曙无论辞泰州防御使还是不受皇子，奏章都出自周孟阳。开始时，赵曙许诺每写一道奏章，付周孟阳十两黄金的酬劳。泰州防御使的辞章有十八道，周孟阳仅此就得钱一百八十两黄金，折合成铜钱一千多贯。周孟阳虽乐于囊中丰满，但还没有失去理智，预感到这样玩下去终究会引火上身，于是问赵曙：“主上（指皇帝）认太尉（指赵曙）为皇子，这是天大的好事，太尉却装病不受命，道理何在？”赵曙认真地回答：“非敢邀福，以避祸耳。”周孟阳啼笑皆非：“天下人都知道太尉事两宫如父母，主上为千秋万代的大计考虑，立太尉为皇子。如果您真的固辞不受，一旦主上把太尉还原为普通宗室，您相信不是招致祸端？”赵曙正躺在床上装病，听到这话翻身跳了起来：“我怎么没有考虑到这一层？”

八月二十七日，在立皇子诏书宣谕二十二天后，赵曙终于携家带眷跟随赵宗谔入宫。整个嘉祐年间最伤人脑筋的事情终于尘埃落定。

赵祯明显意识到自己已经去日无多，开始有条不紊地打理后事。九月诏命赵曙为齐州防御使、封钜鹿郡公，大赦天下；接着加赠故去的宠妃董氏为淑妃；十一月晋封和离的长女沂国公主为岐国公主，恢复李玮驸马都尉身份，意味着促使二人复合。

年底，召集辅臣、近侍、三司、台谏、皇子、宗室、驸马、主兵官一起到龙图阁和天章阁，欣赏先祖先帝的御书。宋代虽以武立国，但重视文教，太宗以下无不擅书。当今圣上“万机之暇，无所玩好，惟亲翰墨，而飞白尤为神妙”。[14]于是赵祯又乘兴御宝文阁，写了几张飞白书，分赐予在场的群臣，算是对自己艺术爱好做一个最终的交代。

这一天，赐宴群玉殿，赵祯兴致高涨：“天下久无事，今日同举杯，大家不要拘束，一醉方休！”酒酣之时，他还把韩琦和李璋[15]叫到身边，小杯换大盏，各自敬他们一盏。韩琦是嘉祐年间最重要的宰臣，在确立皇嗣的事情上又立下首功，所以才有这一特殊礼遇。韩琦心中得意：“嘉祐之年，君恭臣贤，必为后世称颂。”李璋是仁宗舅父李永和长子，驸马都尉李玮长兄，其时为殿前都指挥使，掌禁中侍卫。仁宗敬李璋酒用意也很明显，皇位更替时确保不出乱子。

做完了这一切之后，嘉祐八年（1063）二月开始，赵祯卧床不起。三月二十九日初更时分，赵祯感到胸闷气短，勉强爬起来寻药，惊动内侍，遂召唤皇后、御医。曹皇后赶到，赵祯已口不能言，只能用手指着自己的胸口，脸上是扭曲的痛苦。三更时分，赵祯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帝暴崩于福宁殿”[16]。

这一天是三月的最后一天，历法上所谓的“晦日”，彻夜看不到月亮，不祥。

赵祯享年五十四岁，在位四十二年。元人编纂的《宋史》评价他：“在位四十二年之间，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对行政官僚的考绩好像不太用心，但没有出现办事凶残狠毒的官吏；对刑狱处罚的监管似乎放纵松懈，但断案判决大多是公平适当的人士。国家不是没有弊端，但不足以危害到和平昌盛社会的格局；朝中不是没有小人，但不足以压制善良正直的风气。君臣上下团结一心，忠贞坦诚治理政务，培育了大宋三百年基业。

在讨论赵祯的庙号时，大臣们想出一个古代君王从没有用过的字：“仁”。《大学》上说：“为人君，止于仁。”意思是君主的最高境界是“仁”。在儒家的语境中，仁有不同的诠释。孔子认为遵守礼仪的行为就是仁，《论语》说“克己复礼为仁”就是这个意思；孟子语境中的仁是善良，君王只有善良，才能成为圣君，所以《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也。”这两种“仁”，赵祯无疑都做到了，而且在古代帝王中做得很好，所以“帝诚无愧焉”[17]。

仁宗去世引起举国悲痛，百姓如丧考妣。宋代邵伯温笔记《邵氏闻见录》记载，汴京、洛阳的商户自觉闭门罢市，停止商业和娱乐活动；大街小巷可以听到痛哭悲啼之声，天空中弥漫着焚烧纸钱的烟雾，云霞失色，日月无光。

另一本《邵氏闻见后录》记载：即便到了辽国境内，凭吊怀念宋仁宗的百姓也不可胜数，百姓三五成群聚集在一起边哭泣边诉说着宋仁宗的德政。辽道宗耶律洪基握着报丧的宋使的手哀恸地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并且允诺：“我要给他建一个衣冠冢，寄托哀思。”关于辽国君民哀悼的所谓“闻见”真假难辨，毕竟契丹人这样如丧考妣似乎没有太多理由。《邵氏闻见后录》作者邵博是宋徽宗年间人物，极有可能利用春秋笔法表达对宋神宗时代与邻国兵戎相见的不满。邵博是道学家邵雍的孙子，《邵氏闻见录》作者邵伯温的次子。邵雍是司马光的好友，反对王安石变法，积极支持元祐政治[18]。

无论怎样说，国内外百姓皆怀念仁宗，也许他们意识到，一个时代可能就要结束了。

[1]［元］脱脱等《宋史·卷一一一·嘉礼二》。

[2]［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一八六；《宋史·卷一一五·嘉礼六》。

[3]［东汉］郑玄注《仪礼·士昏礼》：“用雁为贽者，取其顺阴阳往来者。”［东汉］班固编《白虎通义·嫁娶》：“贽用雁者，取其随时而南北，不失其节，明不夺女子之时也；又是随阳之鸟，妻从夫之义也；又取飞成行，止成列也，明嫁娶之礼，长幼有序，不相逾越也。”

[4]［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5]《宋史·卷一一五·嘉礼六》：“神宗即位，诏以‘昔侍先帝，恭闻德音，以旧制士大夫之子尚帝女者，辄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岂可以富贵之故，屈人伦长幼之序。宜诏有司革之，以厉风俗。’于是著为令。”

[6]《宋史·卷十三·英宗本纪》和《宋史·卷二四五·宗室传二》。

[7]掖庭：低等妃嫔和宫女居住的地方。《后汉书·班固传上》：“后宫则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李贤注引《汉官仪》：“婕妤以下皆居掖庭。”

[8]冷青假冒皇子案见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八、《包孝肃奏议》卷五、［北宋］王铚《默记》等。

[9]见北宋张舜民的《画墁录》，但《画墁录》将此事记录在张知白名下，考张知白此时早已亡故，故依据《宋史·张昪传》、南宋朱弁《曲洧旧闻》校正。

[10]《宋史·英宗本纪》为“泰州防御使”，今从《长编》。

[11]《宋史》明确记载四个儿子和次女、三女为高滔滔所生，其他二女未点明生母。

[12]《长编》卷一九五。

[13]宋朝爵位分封中，“国公”“国公主”封号可以用古地名，不一定是古国名。又如宋神宗出阁前曾封光国公。

[14]［宋］欧阳修《归田录》。

[15]《宋史·卷四六四·李璋传》。

[16]《长编》卷一九八。

[17]《宋史·卷十二·仁宗本纪》。

[18]《宋史·卷四三三·邵雍传》：“雍名重一时，如司马光、韩维、吕公著、程颐兄弟皆交其门。伯温入闻父教，出则事司马光等。”“伯温上书累数千言，大要欲复祖宗制度，辨宣仁诬谤，解元祐党锢。”

第二章

英宗时代

勉为其难的皇位

仁宗之前皇帝交接班都曾横生波折。太祖赵匡胤晚上与兄弟赵光义一起饮酒，宴后不明不白死于榻上，后世怀疑其被赵光义谋杀。太宗赵炅生前虽立赵恒为太子，但宦官王继恩勾结皇后，意欲另立他人，被宰相吕端粉碎了他们的阴谋，赵恒才得以顺利继位。当下仁宗午夜暴崩，只有曹皇后侍奉在身边，当务之急是稳住局势，避免动乱，避免有人觊觎皇位。

曹皇后毕竟是将门之后，临事不乱。有内侍建议马上开宫门召宰辅，曹皇后阻止：“宫门岂可在这个时候打开！密令宰辅黎明前入宫即可。”遂下令把宫禁各门钥匙收起来由自己亲自看管。又诏令御医不得擅离左右，大约是为了避免旁人怀疑自己。

第二天已是夏四月朔日（初一），五更二点打开宫门[1]，宰辅们才得以进入。按照仁宗生前意愿，召赵曙告知他仁宗晏驾的消息，拿出黄袍让他继位。意想不到的是，赵曙像一只被烫着的猫一跳而起，撒腿就跑，边跑边喊：“我不敢当，我不敢当。”国不可一日无君，事到如今也由不得赵曙了。宰相韩琦当机立断，三步并作两步冲上前去，一把将赵曙拦腰抱住。其他辅臣见机一拥而上，有扒他衣服的，有摘他幞头的，有解其头发的，然后强行给他穿上黄袍，戴上冠冕，就这样大宋王朝又一位“黄袍加身”的皇帝诞生了！赵曙庙号英宗，史称宋英宗。

英宗继位的另一种说法是：曹皇后秘不发丧，先召见赵曙进殿，第二天清晨宣宰辅大臣。韩琦等尚不知仁宗驾崩的消息，在福宁殿外行了跪拜大礼后走上台阶，欲掀帘进殿，被内侍拦住：“皇后在此。”韩琦等急忙停住脚步。只听曹皇后在帘内哭泣着说：“天下不幸，夜半官家忽然上仙了。”宰辅们顿时哭成一团。曹皇后着急地问：“现在还不是哭的时候，相公们看该怎么办，官家又没有儿子。”韩琦马上反驳：“皇后可不能这样说，皇子在东宫呢，不如现在就请来吧。”曹皇后不无担心地说：“只是立了他，宗室会不会有人争？”韩琦安慰道：“这没有什么可争议的！”曹皇后松了一口气：“皇子已经在这里了。”这才命卷起门帘，宰辅见过赵曙，英宗即位。退出的时候，韩琦身上冒出一股冷汗，想起来后怕：“当时假如稍有异议，不知脑袋还在不在肩上。”

这两个版本的最大差异在于，曹皇后先召宰辅还是先召赵曙，关键时刻的举动最能显示出一个人的立场。据《续资治通鉴长编》介绍，《宋仁宗实录》、宋修《国史》、《韩琦家传》、司马光《日记》等均持宰辅先入的说法，英宗先入则见于《宋神宗实录》和南宋蔡惇《夔州直笔》、邵伯温《邵氏闻见录》。按这几本书的分量，无疑更应该相信前者，《续资治通鉴长编》正是采纳了宰辅先入的说法。其实《宋神宗实录》[2]经过多次修订，带有很强的党争味道，最后定稿的是保守党即太后党。而蔡惇、邵伯温也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这三本书在涉及帝后时的可信度应打折扣，曹皇后先召见宰辅后召见储君相对比较有说服力。

皇帝驾崩时究竟该怎样处理，并没有成规。宋太祖崩于深夜，第一个召见的是宗室，李皇后令宦官王继恩去召见赵德芳，结果王继恩擅自做主召见来了赵光义。宋太宗驾崩时王继恩去找的是宰相吕端而不是太子或太宗的其他子弟。所以无论曹皇后先宣哪位，于情于理于法都说得过去。那么何以会有先召辅臣和先召储君两种说法呢？恐怕正好说明曹皇后和英宗之间关系微妙，曹皇后一直反对立赵曙为嗣，这也是赵曙喊叫“我不敢当”的真正原因。

在宰辅的坚持下，赵曙穿上了龙袍，当上了皇帝。接下来召殿前军将领和主要宗室人员至殿前，宣告仁宗驾崩和英宗即位的消息。皇室宗室中，有一位叫赵允弼的，是还健在的为数不多的“允”字辈老人，其时为节度使，无论辈分还是地位都高高在上。韩琦先把他单独叫到室内告知消息，赵允弼不以为然：“大行皇帝没有儿子。”韩琦：“先帝亲自认养宗实为皇子。”允弼不屑：“小小的团练使怎么能做天子？为什么不立身份尊贵的！”韩琦：“先帝有遗诏。”允弼怒目圆睁：“那要你这宰相还有什么用？”韩琦脸色一变，大声斥责：“大王作为人臣，不得无礼。”外面的兵士听见争执，披甲而入。允弼见宫内肃然，无机可乘，只好低头称贺[3]。

真宗即位时，赏赐侍卫每人一锭金子装在饭盒里。有过去的先例，禁卫纷纷议论想要新君的赏赐，结果打开饭盒却没有金子。殿前都指挥使李璋力压众军：“你们寸功未立，却在这里嚷嚷不停，再有喧哗者斩！”这才镇住骚动不安的士兵[4]。

仁宗虽属意英宗，其实并未立有遗诏，曹皇后和宰辅召翰林学士王珪草拟传位英宗的诏书。王珪是庆历二年进士第二名，任翰林学士也有经年，却没有经过这样的场面，惶恐不知如何下笔。韩琦在一边提醒：“大行皇帝在位多少年？”王珪这才醒悟，于是挥笔而就。

一直到下午日落时分，宫中各项事务准备就绪，可以向百官发布仁宗遗诏了，便通知百官上朝。百官不知消息，还穿着朝服。宋代三品以上高官的朝服上系有金质腰带，佩有装饰鱼图案的肩袋，称金鱼袋，朝臣们解下金带和佩鱼，从垂拱殿一路哭着来到福宁殿前，自觉按朝班顺序列队，由韩琦宣布仁宗遗诏。然后请出赵曙，群臣山呼万岁，确立了新君，英宗即位至此圆满。

新皇登基，照例要大赦天下，晋封百官，优赏诸军，告哀邻国。在万机之中，英宗还做了一件令人意外的事情，那就是追究当值医官孙兆、单骧的责任，理由是他们没有尽心治好仁宗的病。有人为其周旋：“先帝遭此不幸是天命，不是医官能左右的。医官开药都经过检验，并无错误。”英宗板着脸：“听说这两名医官是二府[5]推荐的？能够信任吗？反正朕不太了解这两人，宰辅们看着办吧。”话传到宰辅耳中，无不惶恐，最后商议将孙兆、单骧二人外贬了事，受到株连的达十多人众。

生老病死人之常情，英宗为何要迫不及待地拿医官开刀？仁宗病中刚刚升了孙兆、单骧二人的职，夜半驾崩后医官退出，又被曹皇后召回，也就是说，开宫门前只有曹皇后和医官在仁宗身边。英宗此举，恐怕意在发泄对仁宗和曹皇后的不满，同时说明对医官的不信任。

不管怀着怎样的成见，仁宗已经作古，入殓安葬乃当务之急。司天监选定大殓的日子是四月初八，这一天要将仁宗穿上寿衣，安放入棺。按礼仪孝子和大臣要与仁宗做最后的告别，当然主要任务是哭。不同阶段哭的形式又有区别：处理尸体时孝子要跳脚而哭，叫踊，大约表示想要尽力而不能的意思；等尸体处理停当，孝子抱着尸体哭，显示不舍之情；扣棺钉盖，则号啕大哭，哀痛达到极点。大臣们在殿外拿着哭丧棒陪哭。

这天大殓刚进入第一个环节，孝子踊哭，英宗跳了两脚之后，竟呼号疾走，状若疯狂。殿外宰辅及礼官开始的时候尚且纳闷，以为英宗悲伤过度有些失态，后来感到不对，这绝对超越了常人的反应！还是韩琦机敏，又用了请英宗登基时的老办法，顾不上礼仪，扔了手中的哭丧棒，掀起门帘冲上前去抱住英宗，口中喊道：“谁激恼官家，赶紧拿药来。”这时宫人内侍已经吓得四处逃散，韩琦喝止他们，吩咐“要用心照看好官家”，又告诫殿外的大臣：“今天的事情只有在场的人知道，一概不许外传。”说完回到自己的位置上，继续按照礼仪哭丧，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就这样英宗在一群人的“拥护”之下，像傀儡一样勉强走完程序，好歹把仁宗尸体装入了棺椁之中[6]。

英宗病了，患的是精神疾病！这是赵氏皇族的遗传性疾病，宋太宗的长子赵元佐因疯癫被废了太子位；仁宗在至和三年（1056）犯心病，神志不清，胡言乱语，其实也是精神疾病；仁宗长女福康公主厌恶驸马李玮，不肯回公主府，整日哭喊打闹，寻死觅活，精神早已失常。英宗虽非仁宗亲生，但都是太宗血脉，他视皇位为畏途，骤登大位，终于疯掉了。

精神失常的皇帝当然难以处理政务，但国不可无君，怎么办？宋仁宗年幼时由太后听政，现在循先例即可。韩琦等觐见太后曹氏，下诏皇太后权同处分国事。因为只是暂时，太后不用到前朝听政，在内廷的内华门旁边一间名叫柔仪殿的东阁里垂帘，只接见中书、枢密二府要员，偶尔会召见翰林学士，一般大臣无缘隔帘向太后禀事。

两宫争斗

宋朝有太后听政的传统，自章献明肃刘娥起，两宋先后有九位太后垂帘听政，曹太后是第二位。

史书载曹太后读过很多经史之类的书，能够引经据典处理政务，每天阅读十多份奏章，都能记住要点。遇到疑难不好裁决的问题，交由宰辅充分酝酿讨论然后裁决，并不独断专行。在曹太后听政期间，无论宫内还是前朝都井井有条[7]。

尽管如此，宰辅们并不打算让曹太后长期听政。大宋建国已经一百二十多年，文人政治和儒家复兴让大臣们有了浓厚的忠君意识。五代十国那种有奶便是娘的习气早已涤荡殆尽，刘娥时代还有人首鼠两端、观望风色，到了如今，大臣只认赵家的主子，即便这个主子意识模糊、精神失常。

曹太后听政不足十天，翰林学士王珪就迫不及待上书：“圣上身体已经有所好转，皇太后应该撤帘了。”然而王珪确属操之过急，英宗病情时轻时重，经常连人都认不清楚，更不用说亲理朝政！这奏章只表明一种倾向，提醒太后姓赵的才是真正的国主，实际政务曹氏还需代劳一段了。

精神病表现有许多种，有些具有一定的攻击性，英宗就是这样。犯起病来，身边的内侍宫人就遭了殃，非打即骂。仁宗是个老好人，现在贸然换了个暴虐的君主，内侍宫人颇有怨言，纷纷到曹太后处诉苦。曹太后好心去劝，不料英宗已认不清人，对太后言语顶撞、蛮横无礼。曹太后心中烦闷，更加深了对英宗的不满。

太后虽曾是皇帝养母，但如今二人不和已经不是秘密。有人便劝太后趁机废掉英宗，另立新君。这是大事，必须得到宰辅强有力的支持。这一天，韩琦、欧阳修奏事完毕，曹太后忽然哽咽起来，向辅臣诉说英宗的种种失常表现，把自己的不满和抱怨全部倒了出来。韩琦连忙替皇帝辩解：“这是因为皇上病了，身体痊愈后必然不是这样。儿子病了，做母亲的不能宽容些吗？”见韩琦语气生硬，太后更加生气，欧阳修便稍微缓和些：“太后侍奉先帝数十年，天下都知道您的仁德。过去温成皇后得宠，太后尚能应对自如，现在母子间还有什么不能宽容的。”太后叹息一声：“有你们这样的辅臣是国家的大幸。”然后试探道：“仁宗初立皇子时，不仅宫中有人反对，近臣也有上疏持异议者，只不过先帝崩后，这些奏书随之焚烧了。”太后的意思渐已明确，想要更嗣废立，宰辅怎能听不出来？不过这样的事情谁也不敢贸然表态，都佯装不知，无人接话。曹太后只得继续暗示：“昨天梦见这孩儿回到了旧府邸。”这意思就更明确了，宰辅再也无法躲躲闪闪，欧阳修立刻正色回答：“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天下人都感念他的盛德，在朝野享有崇高的威望。所以晏驾之后，天下秉承遗命，拥立嗣君，没有一个人敢有异议。现在太后一个妇道人家，加上臣等五六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想要另行事端，不符合仁宗遗愿，天下谁肯听从？”这是明确表明态度，拒绝配合曹太后。曹太后在帘后沉默许久，不知该说什么[8]。

曹太后将门之后，曾组织宫中平叛[9]，如今垂帘听政，“宫省肃然”[10]，也算女中豪杰。但与皇帝的较量中始终处于下风，即便对手是个小孩儿或者疯子。赵宋培养了一批死心塌地的追随者，只忠于皇帝，只忠于赵氏，这正是文人政治和儒学复兴带来的深刻影响。

事情到此本已告一段落，但韩琦多了个心眼，担心曹太后在后宫对英宗不利，遂步步紧逼：“臣等在前朝，看不到宫中发生的事。圣上如果有个三长两短，太后恐怕也过不安稳！”这话就是赤裸裸的威胁！曹太后虽然不喜欢英宗，但确没有加害之心，更没想到会受到宰辅强烈反制，诧异地说：“相公说的什么话？自己的儿子吾[11]自会用心照料。”韩琦冷冷地回道：“太后只要用心照料，众人便也会用心照料。”其他宰辅听着君臣唇枪舌剑，不由得一身冷汗。退出之后，有人仍心有余悸，埋怨韩琦：“您对太后说的话是不是太过分啦？”韩琦却一副磊落的样子：“不这样不行啊。”

韩琦对曹太后如此刻薄，实在有说不出的苦衷。自己和司马光等一手促成嗣立英宗，如果再行废立，必然导致混乱，这样的后果谁也承受不起。不过英宗又确实不争气，韩琦便只好在太后和英宗之间尽量调和，让他们不至于水火不容。他去见英宗，英宗像个小孩子似的哭哭啼啼：“太后不待见朕。”韩琦循循善诱：“自古以来能称为大孝子的，虞舜为第一，为什么呢？父爱子孝不足为奇，而虞舜的父亲待他不好，虞舜却能孝顺父亲，这才是为人所称道的地方。只怕陛下的孝心还没有尽到，哪有父母不待见子女的。”

皇帝与太后不和让宰辅左右为难，谏官也难以泰然自处。知谏院司马光，同知谏院事吕诲纷纷给太后和皇帝上札子进行劝导，道理与韩琦、欧阳修都差不多，无非以古论今，讲母亲包容儿子、儿子孝敬养母的道理。两宫芥蒂虽深，但这么多大臣立场空前一致，太后和英宗只好皆有收敛，表面上关系稍有缓和。

七月之后，英宗病情略有好转。在紫宸殿接受百官朝拜；还接见了辽国祭奠大使；安排了皇子伴读，令王陶为长子赵顼王府翊善，执掌教授之责，令孙思恭为试讲，韩维充记室参军，负责起草文书，相当于秘书之职；十一月亲临集英殿祭奠仁宗神主，虽然一滴眼泪也没有，但毕竟不像大殓时一番胡闹，群臣甚是慰藉，专门发明了一个词叫“卒哭”，意思是悲痛得哭不出声；到了十二月，可以正常开经筵了，到延英阁听吕公著讲《论语》，听刘敞读《史记》。

过了年就是治平元年（1064），这是一个大旱之年，英宗居然能够出宫到京城的相国寺、天清寺、醴泉观祈雨。这让朝中大臣欢欣鼓舞，一些人跃跃欲试，想让太后还政于帝。一名侍御史上书太后，直截了当要求：“今主上既然身体痊愈了，还能够车驾出宫，应该下诏停止二府到帘前奏事，这样也算有始有终。”当然，让太后还政，主要还得看宰辅的态度。这一天，韩琦到垂拱殿向英宗禀报了十余件政事，英宗一一批复。然后韩琦来到柔仪殿东阁，把这十余件政事以及英宗的批复转述给曹太后，曹太后均点头首肯，同意了英宗的批复意见。政事报奏完毕，韩琦向太后请求：“臣已担任宰辅多年，本该早日提出辞呈，无奈圣上龙体未安，只好一直拖延着。现在圣上裁决政务熟练公允，臣也就放心了。请求太后允许臣到一州郡，享几年清福。”曹太后没有多想，随口说了句：“相公怎么能轻言求退？老身本该深居后宫，却每天还得在这里处理政务，也是情非得已。等老身退了你再退不迟。”韩琦连忙抢过话来：“听说台谏也有劝太后还政的札子，太后深明大义，臣等甚是欣慰。不知太后哪一天撤帘？”曹太后没有想到韩琦挖了个坑，在这里等着她跳，大为不悦，起身就走。韩琦只当没看到太后生气，大声喊仪鸾司撤帘。等帘子撤了下来，曹太后还没有走远，依稀能透过屏风看见她曳地而去的裙裾。

韩琦逼曹太后撤帘，手段并不光彩，但避免了“一天二日”的皇帝太后之间的矛盾，有利于政局稳定。韩琦之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朝臣几乎一边倒的是“帝党”，大家都不愿看到帝国再出现一个章献明肃太后刘娥。

五月十三，曹太后正式下诏撤帘，还政于英宗。自上年四月听政，共一年有余。

撤了帘，有些大臣意犹未尽，有言官上书，请求太后马上把御玺归还皇上：太后还政后“人心悦舒，天意调顺，昆虫草木无不欣欣”。但是下诏二十天了，御玺还没有送到皇上面前，“御玺的重要性，与江山社稷相匹配，久久不还，大家都议论纷纷，臣为太后惋惜呀！”所以提出要求，“速归御用之宝，不可缓也”。太后迟迟不归还御玺，确实不妥，但这些大臣放肆到根本不把太后放在眼里！

至此，两宫之争，太后完败。接着，英宗马上加封了他亲政的功臣韩琦等人的职级待遇，将亲近太后的内侍都知任守忠贬窜，三司使蔡襄也因被怀疑反对英宗继位而卸任。英宗还把仁宗的女儿赶出宫中，腾出地方让自己的女儿居住。此时仁宗长女因与驸马李玮分居住在宫中，而仁宗最小的三个女儿还都在髫年。

二府龃龉

英宗朝有三位引人注目的老臣：富弼、韩琦、文彦博，他们都做过宰相，其中富弼和韩琦出道更早。

宋夏战争[12]期间，韩琦在西北前线获得政绩，富弼则战斗在对辽的外交战线上，是“重熙增币”[13]的关键人物，二人资历相当。庆历新政中，富弼是主要实施者之一，是仅次于范仲淹的二号人物，而韩琦只能说有辅助之功。从这层意义上说，富弼的威望还要高于韩琦。事实上，富弼在至和二年即成为宰执，嘉祐三年任首相，这一年韩琦除次相，二人成为搭档，富弼的职位在韩琦之上。嘉祐六年三月，富弼母亲去世，按礼教应丁忧二十七个月，不过宋朝惯例，宰相可以起复原位，素服办公。富弼离京守丧前，问韩琦对夺情起复的看法，韩琦貌似漫不经心地应付一句：“此非朝廷盛典。”这不是值得提倡的事儿！富弼是北宋除范仲淹之外又一位真正的君子，不愿在道德上受人非议，他牢牢记住这一句话，决定循规蹈矩守孝二十七个月。仁宗曾五次下诏令富弼回京复朝，继续当宰相，都被富弼一一拒绝，在辞谢奏章中说出缘由：“臣在中书的时候与韩琦讨论过这件事，必须避免嫌疑。”这话传到韩琦耳中，韩琦不高兴了：“我只是议论朝政，又不是针对他。”不管怎么说，富弼腾出位置让给了韩琦，韩琦成了首相，富弼再回来时只能做枢密使了。

韩琦因为有拥立之功，首相地位更加巩固。此人一向处事果断，骤然逼请太后撤帘，事前没有同任何人进行商量。眼看着韩琦越来越跋扈，一些同僚心中不满。别人资历浅、地位低，尚不敢说三道四，富弼却已无法忍受，逢人便说：“其他事不打招呼也就算了，这样大的事不能事先通一下气吗？”而韩琦根本不愿多做解释，只冷冷撂了一句：“撤帘是太后的意思。”

两个曾经的战友至此心怀芥蒂。宋夏战争期间，为了协调一致，枢密院许多在编人员驻守其他部门临时办公，其中以中书门下省各部门居多。久而久之，这些人员由驻守部门负责，其亡故、退休、刑罚等枢密院竟一无所知。治平元年六月，富弼奏请有关部门将驻守人员情况三日内上报枢密院，并申明这些人员最终管理权归枢密院。富弼意欲借规范管理的名义表明对中书的不满。

富弼温和的不满非但未让韩琦反省，反而变本加厉。恰巧西部边境烽烟又起，他便结结实实地回将了富弼一军。

西夏国主谅祚本来亲宋，随着地位的稳固、实力的增强便有些蠢蠢欲动。仁宗大丧时，谅祚派使者前来致祭，宋朝接待的人态度傲慢，言语轻肆。台谏为此特意上书请求处罚接待的人，以免两国关系恶化，但英宗不以为意，忽略过去了。谅祚找到这个由头，点集兵马，开始在边境寻衅滋事，驱赶宋朝居民，杀掠当地民兵数千人。如何应对宋夏边境危急？韩琦给出的对策是“刺义勇”。宋朝实行募兵制，军队里都是职业军人，一日从军，终身为兵，数量庞大但战斗力不高。“刺义勇”就是在陕西招募民兵，忙时种田，闲时训练，战时打仗。正规军面部刺字，义勇军手背刺字。韩琦这次“刺义勇”范围很大，三丁选一，三个成年男子就要征募一人，新招兵力达十五万之众。

按照分工，战争的事主要由枢密院负责。史书没有记载富弼对“刺义勇”的反应，但治平二年（1065）五月言官吕诲有奏章说“枢密使富弼在告已半年，疾势未得痊复”，可知富弼在治平元年十一月左右以有病为由躲在家里不上班，正是韩琦着手“刺义勇”前后。枢密院副使吴奎也借故请辞，枢密院一时空旷乏人，更遑论与中书抗衡。

韩琦的独断专行引起台谏忧虑。知谏院司马光对“刺义勇”提出异议，他先算财政账：招募义勇，每人一次性家庭补偿二千钱，十五万就是三亿。义勇军训练、防御期间，伙食标准为每天二升米、每月三百钱菜，这对于民众和财政无疑都是沉重的负担。所以司马光奏道：“西部边事又起，陕西苛捐杂税负担很重，比起嘉祐年间，民力减耗三分之二。近年又天灾不断，民间多有怨言，‘刺义勇’实施下去，恐怕会引起社会动荡。”

司马光引用历史之鉴：康定、庆历年间的宋夏战争，正规军不足，当时就按三丁选一的标准招募“乡弓手”，后来这些民兵怎么安置的呢？全部充实到禁军中了。这样军队数量越来越多，乡村耕种劳力越来越少，至今已经二十年，陕西农业都未能全面恢复。“现在陕西正规军已经很多了，为什么还要实施这样有害无益的政策而重蹈覆辙？”

司马光进一步论述“刺义勇”对于边防没有益处：“臣曾提醒陛下留意备边。所谓备边主要是选择优秀的将帅，积极训练提高战斗力，而不是一味地增添军马，储备粮草。现在将帅素质没有改观，军政颓废没有振作，征募的农民生于和平年代，不识金革，对于提升作战能力不会有丝毫作用。”

司马光毫不客气地指出：“太祖、太宗的时候没有义勇，正规军数量不及现在的十分之一，但取荆湖、平西川、下广南、克江南、并两浙、收河东，一统天下若振槁拾遗。所以民政修治、军令严肃、将帅得人、士卒精练才是决定因素。而康定、庆历宋夏战争又可以看出，义勇无用，国家当引以为戒。”

司马光的奏议可谓一针见血，指陈要害，他先后上了六道札子，并以离职表示自己进谏的决心，但英宗信任韩琦，根本不予置之。执着的司马光跑到政事堂[14]当面质问韩琦，韩琦狡辩：“作战贵在先立声势，现今谅祚桀骜不恭，他如果听到陕西骤然增加二十万兵力，一定会被震慑。”司马光反驳：“虚张声势只能欺骗一时。西夏若得知真相，还会害怕吗？”韩琦辩不过司马光，便从司马光奏章中挑“毛病”：“你担心义勇会像庆历年间一样最后变成正规军，这次已经发布敕告，永不充军戍边。”司马光穷追猛打：“即使这一点我也怀疑做不到。”韩琦拍着胸膛打包票：“我在中书任上，先生不用担心出尔反尔。”司马光冷笑：“不光我不相信，怕宰相也不自信吧。”韩琦像受了侮辱似的跳了起来：“你这是什么话？看不起我吗？”司马光对韩琦的气急败坏视而不见，环顾一遍政事堂，指着宰相座位说：“你坐在这个位子时可能不会变，但你能做一辈子宰相吗？换个人坐在这里，改变一项制度易如反掌。”韩琦无以应对，只能喃喃自语：“反正已经实施了。”

十年之后，果如司马光所料，这批义勇成为战场上的常规编制。事实证明，“刺义勇”是韩琦宰相任上一大弊政，究其根源，是英宗放任韩琦，相权失去制衡造成的后果。

这次进谏刺义勇的失败，让司马光意识到，仁宗时代一去不复返，英宗只是把谏官当作摆设罢了，于是连上五道奏章请求降黜，英宗认为他在闹情绪、发牢骚，没有批准。

宋英宗把朝政多委托于宰辅，任用奖惩又极其随意。这一天他召翰林学士王畴草拟诏书，随口谈论一些政事，觉得王畴很有见识，打算提拔他。英宗征求宰辅意见，欧阳修顺从皇帝说：“王畴是个正直耿介的人，只是名气不大罢了。”英宗便任命王畴为枢密副使。客观评价，王畴算是有学识、敢谏言之臣，但大多在馆阁任职，缺乏基层和实际工作经验，所以知制诰钱公辅拒绝拟写任命诏书：“王畴资质浅、威望低、没有政绩，怎么能大用？”宋代知制诰有拒绝拟诏的权力，称“封还词头”。钱公辅封还词头，拒不拟诏，英宗大为不满，一怒之下贬钱公辅为滁州团练副使。言官们认为处罚失当，纷纷进谏，英宗概不理睬。当然，贬谪文书依然要经知制诰草拟，另一位知制诰祖无择毅然再次封还词头，英宗怒不可遏，要一并处罚祖无择。宰相见事情僵持太过难堪，出面打圆场。英宗此时唯宰辅是听，最后对祖无择进行罚薪，勉强收场。

数月之后，英宗又任命另一位有争议的人物陈升之为枢密副使，照例又受到言官谏阻。

陈升之不是第一次担任枢密副使了，嘉祐六年他就在枢密副使任上。有传言陈升之私下与宦官勾结，当时的知谏院唐介、右司谏赵抃及御史台官员吕诲、范师道等轮番上书弹劾，并再三抗谏，最后两败俱伤，陈升之和唐介、吕诲等全部外放。如今英宗重新任命陈升之为枢密副使，而吕诲也回到言官的职位上，听到消息，连夜上奏，回顾嘉祐六年的抗谏：“当时宰相富弼迟疑不决，韩琦极力为陈升之辩白，前后争论了半年才见分晓，陈升之与臣等均贬官外放。这是先帝的一次失策，臣为此非常痛惜。”然后吕诲旧事重提，历数陈升之奸邪，依附宰臣、阿谀贵妃、交通内臣、勾结朋党，因此坚决反对陈升之进入二府。不过照例反对无效，陈升之于治平二年五月走马上任。

这一月，又任命宰相韩琦、曾公亮暂时兼任枢密院公事，至此韩琦大权在握，成为英宗朝最受器重的大臣。

礼法之辩

英宗的亲生父亲赵允让封濮王，谥号安懿，薨于嘉祐四年。人已成过往，世上的荣辱纷争应该与他不再纠缠。但儿子成了皇帝，父以子贵，王爵封号似乎不再能显示尊崇。譬如历代开国皇帝都要追封地位卑微的祖上，赵匡胤的上三代不过是县令、刺史一类小官，他登基后将高祖加庙号僖祖，曾祖加庙号顺祖，祖父加庙号翼祖，父亲加庙号宣祖，一家几代都变成了皇帝。按这个道理推论，濮王赵允让应该也有皇帝的追封，甚至入太庙接受祭祀。

且慢，英宗的父亲到底是谁？赵允让生了他养了他，是他的父亲无疑，但嘉祐七年他已被明文过继给了仁宗，仁宗才应该是他的父亲！或者说他现在的名义父亲是仁宗，心里认同的却是濮王。所以英宗有两个父亲，一个是生活中的父亲，一个是宗庙里的父亲；一个是情感上的父亲，一个是理论上的父亲。那么在英宗心里，也时时存在着纠结与挣扎，这也是他有悖伦常行为的一个起因吧。

睿智的司马光早就看穿了这一点。嘉祐八年四月英宗刚登基，龙椅未暖，司马光就上书“打预防针”：汉宣帝是废太子刘据的孙子，继承了汉昭帝的皇位，他始终不敢为祖父刘据、父亲刘进加尊号。汉光武帝本是一介平民，一刀一矢打下天下，他也不敢为祖父、父亲加尊号，而是序在汉元帝之后[15]。这都是遵循大义、分辨公正的行为，被当时称赞，为后世颂扬。倒是那些衰世昏君如汉哀帝、汉安帝、汉桓帝、汉灵帝，虽自旁亲入继大统，但都追封其祖父、父亲，这实在不能称为孝啊！他们背弃礼仪，违反道义，被当时讥讽，为后世非议。臣希望陛下引以为戒，杜绝类似的提议，更不要听信他们。”

能洞悉英宗心性的还有宰相韩琦，不过韩琦选择了主动迎合。治平元年五月，曹太后刚刚撤帘十多天，韩琦就上书奏请有司商议濮安懿王及王妃应该享受什么样的礼仪。韩琦的理由是“出于天性之谓亲，缘于人情之谓礼”，换句话说，皇帝应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

得到宰相支持，英宗蠢蠢欲动。不过当时还在仁宗的服丧期间，讨论这事确实不合时宜，于是诏令大祥后商议。

父母丧事两年谓之“大祥”。到治平二年（1065）夏四月，仁宗崩逝恰好两年，英宗迫不及待下诏，令礼官和待制以上的官员商议崇奉濮安懿王以及濮王三位王妃谯国夫人、襄国夫人、仙游县君的礼仪，其中仙游县君是英宗的生母。这个事件在朝中形成旷日持久的激烈争议，因事关濮安懿王，史称“濮议”。濮议是宋英宗在任四年做的最主要也几乎是唯一的大事。

皇帝提及尊崇的话题，意欲大臣们心领神会。不过，儒家礼教告诉臣子们，凡事当依规矩而行，即使贵为帝王。在商讨、争论两个月后，翰林学士王珪仍不敢落笔形成报告，他心里清楚，这样的报告呈送上去不仅难以过关，说不定还会被这个率性而为的皇帝记恨报复，就像对待钱公辅一样。报告不能不写，又不能违心而写，两难之际，司马光走过来拍拍王珪的肩膀：“我来吧。”司马光奋笔疾书，写下礼官和待制们的共识：建议将濮王尊封为大国国王，将三位夫人也改封为大国夫人。司马光阐述的理由很简单：既然陛下过继给仁宗为后，为人后就应履行做儿子的义务，不能再想着亲生父母，这是圣人的礼制。您之所以能够登临皇位，富有四海，子孙相承，都是先帝的恩赐，不是亲生父母给予的。

司马光执笔，挂王珪之名的这篇报告还没有送达皇帝，就让中书给否定了：“报告没有写明应给濮王加何种称谓，文不对题。”王珪反驳：“濮王是仁宗的皇兄，当然称皇伯了。”中书不屑：如果照旧称皇伯还需要你们讨论吗？于是奏请英宗下诏更多官员参与“濮议”。

“濮议”搅动了本来还算平静的朝堂，朝堂马上形成尖锐对立的两派：一派是以韩琦、欧阳修为骨干的宰辅，一派是以司马光、吕诲为主力的台谏、礼官，双方引经据典，你来我往展开激烈的辩论。朝中大臣自觉站队，十有八九站在了台谏这边。

宰辅的观点是英宗应当视濮王为父亲。主辩手欧阳修引用《仪礼·丧服》，其中有一句话：“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这里“后”指过继给别人传宗接代，即嗣子；父母指亲生父母。古代服丧有严格的等级规定，服丧期限和丧服穿着均有差异，分为五种，叫“五服”，分别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其中斩衰丧服最重，齐衰次之，《仪礼》中这一句的“报”指的是第二种齐衰。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过继给别人为后，亲生父母亡故时降一格次服齐衰丧。欧阳修从这句话中得出结论：过继出去的人，丧服可以降格，但父母的称呼不能改，因此皇帝应该称呼濮王为父。

欧阳修进一步指出称濮王为“皇伯”的谬误：如果这样成立，那么皇帝为濮王服丧只能按堂叔伯之礼，服“小功”，这太滑稽了，这不是人伦错乱嘛！

台谏、礼官是反方，他们的观点是英宗不能把濮王当父亲对待。有意思的是，反方的论据也出自《仪礼》。宋朝儒家治国，礼制是最高指导思想。《仪礼·丧服》叙述：“为人后者，传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这句话的意思是，作为嗣子为什么要服最长期限的三年丧？因为接受遗产多、责任重大所以要用最高规格为其服丧。用这句话去衡量英宗，那么英宗是仁宗的“受重者”，只能对仁宗施以最高礼仪。《仪礼·丧服》又说：“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传曰，何以期也，不二斩也。”斩就是丧服的最高规格斩衰。这句话的意思是，过继出去的儿子不能为亲生父母和养父母服两次斩衰，也就是说对亲生父母不再以父母之礼对待。

“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既被正方引用，又被反方引用，正方强调的是“父母”二字，反方强调的是接下来的“不二斩也”。这是双方引经据典的理论战，谁说得有道理？从这句可以看出，正方在断章取义！其实《仪礼·丧服》中称父母是为了叙述方便，不至于文章产生歧义，并没有明确指出仍称呼亲生父母为“父母”。而“不二斩也”，则明白无误地告诉世人，养父母才是礼仪上的唯一父母。

《仪礼》是儒家经典，并且成书甚早，不晚于春秋，具有权威性。根据《仪礼》进行辩论，无疑台谏、礼官所持的反方占据了上风。

在我们今天看来，不管称呼濮王父亲也好，皇考也好，皇伯也好，都改变不了英宗为濮王所生，皇位为仁宗所传的事实，濮王无论怎样追封，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皇帝。但礼法是儒家社会的根本大法，违反礼制相当于现代社会的违反宪法，不能不慎重，不能不严肃。濮议之辩，是礼制之辩，是法律之辩，是政治之辩，虽然无聊，但对于皇权社会的统治秩序来讲是有意义的。

引经据典宰辅立不住脚，他们便引述历史。《汉书·武五子传》：后八岁，有司复言：“《礼》‘父为士，子为天子，祭以天子’。悼园宜称尊号曰皇考，立庙，因园为寝，以时荐享焉。益奉园民满千六百家，以为奉明县。尊戾夫人曰戾后，置园奉邑，及益戾园各满三百家。”[16]可见汉宣帝为父亲上有尊号。汉光武帝也是。判太常寺范镇代表礼官反驳：“汉宣帝是汉昭帝的孙子，称父亲为皇考与汉宣帝这个祖父不冲突；光武帝掌天下时，西汉排到了汉平帝，光武帝是他的祖父辈，怎样称呼自己的父亲都可以。陛下过继到了仁宗名下，不能与汉平帝、光武帝相提并论。”

至此，宰辅这一正方在辩论中完败。其实从现实角度考量，如果英宗仍称濮王为父亲并且得到追封，那意味着他有两个父亲，以后在朝堂上称“先帝”指的是哪位？既然濮王被追封为皇帝，进不进太庙？享受不享受祭祀？怎样排序？宋朝到底算是有几位皇帝？这些都带来很多现实上的难题。“国之大者，唯戎与祀”，祭祀上的每一点改变都影响深远，所以追封濮王实在没有必要。

如果是仁宗皇帝，在礼法与己欲之间会选择克制自己，所谓“克己复礼为仁”也。但英宗是个任性的皇帝，从任用官员如王畴、陈升之就可以看出。所以，尽管理论上不支持，现实中没必要，但对仁宗的排斥，加上最高权力的无所制衡，都决定他要在任性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值得玩味的是，此时的宰相是韩琦、曾公亮，参知政事是欧阳修、赵槩，参与濮议最积极的是韩琦和欧阳修，韩琦主导，欧阳修主笔。这二人历史上名声不坏，为何在濮议一事上“助纣为虐”？欧阳修是肆意率性的文人，虽然自诩为道德高标的君子，实际上不喜为礼法所拘囿。而韩琦，则当怀疑他的动机。韩琦是个向前看的人，总是选择“对”的人，与权势为伍，在英宗与曹太后的争斗中他的立场态度和行事风格已经表露无遗。

从某种意义上讲，韩琦就是又一个吕夷简。

势不两立

宰辅和台谏吵得难解难分，可他们都忽略了一个当事人，那就是曹太后。

英宗要认亲生父母，无形中降低了养父养母的地位，这养母就是曹太后！英宗的亲生父母都已亡故，可这位养母还健在呢！消息传到曹太后耳中，曹太后坐不住了，出手书责备韩琦不该开启“濮议”，挑起事端。韩琦百般解释，讲了许多道理，但太后终究意难平。英宗见阻力太大，与宰辅商议，下诏暂缓论辩实行，先息事宁人，再等待时机。从四月到六月持续两个半月的“濮议”就此告一段落，以宰辅、台谏、礼院为主的朝廷大臣大多卷入其中。

平静的日子像流水一样不留痕迹，除了进行一些人事变动，同意富弼辞去枢密使，由老臣文彦博接任，韩绛任三司使，其他都不值一提。

“濮议”的又一个高潮八月就拉开了序幕，起因却是一场洪水。八月初三，京城突降暴雨，百年罕见。到第二天，地面积水未及时排泄，平民家土坯草房开始坍塌损毁，大量人员死亡，牲畜、家具被洪水冲走。雨太大，英宗不愿到前朝，就在内廷的崇政殿办公，而大臣们准时到达的也不过数十人而已。面对肆虐的洪水，宰辅们一筹莫展，只能等雨停再想办法赈灾济民。正相对无言，忽内侍来报，皇宫里也排水不畅，西墙内侧水已齐膝。虽然城墙厚实坚固，但侍从往来、物品运送均受到影响。英宗想也未想，脱口诏令：“赶快打开西华门让水流出去！”数十名宰辅大臣竟无一人提出异议。宋朝的中书、门下、枢密院都在皇宫内办公，想来这些人根本没有走出皇宫，不知道外面的情况有多么严重！事实证明，这真是一个类似于“何不食肉糜”[17]的笑话，西华门一开，外面洪水澎湃而入，奔流激荡，顷刻间由西而东，地势稍低的东殿周围已经浊浪滔滔。这里正是臣下和侍卫在宫中值班的地方，房倒屋塌，一千六百多人因此丧命。

中原地区，大雨多在大暑处暑之间，而治平二年的大雨发生在白露时节，属于天灾。由于处分不当，又酿人祸。皇权无上，除非天谴。英宗照例要下诏罪己，反思自己道德和执政缺失，并鼓励中外臣僚上书言事，指陈时政弊端。

皇帝罪己，是大臣说真话、进谏言的最佳时机，因为慑于天威，皇帝多不敢贸然加罪。司马光再次显示卫道士本色，率先“冲锋陷阵”，上疏：“陛下即位以来，灾异甚众……老弱流离，捐瘠道路，妻儿之价，贱于犬豕；许颍之间，亲戚相食，积尸成丘。……耄耋之人，皆言耳目所纪，未尝睹闻。此乃旷古之极异，非常之大灾，陛下安得不侧身恐惧，思其所以致此之咎乎？”[18]司马光把英宗的统治描写成了人间地狱，要求皇帝反思。然后又帮助英宗检讨：您即位一年多一点，“颂者益寡，谤者益多。”臣因此痛心疾首，废寝忘食替您思考原因，终于想到了三点：一是对太后不孝。二是朝政处置失当，“大臣专权，甚于先朝；率意差除，无所顾忌。”[19]把权力都赋予了宰辅，自己不愿做事情；任免官员随心所欲，置国家社稷于不顾。三是拒绝纳谏。

宋朝言官上疏大多危言耸听，司马光指陈时弊，都能切中英宗朝的要害，对问题的概括非常到位，甚是犀利。

司马光的奏疏偏重宏观，而吕诲则直言不讳，把矛头指向“濮议”，指出濮议还没有结果，皇帝中途叫停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水居北方，神道居阴，大水发作，应在祭祀。濮王应当加封大国之王而没有加封，所以才有洪水之祸。同知谏院蔡抗、同知谏院傅尧俞、监察御史里行吕大防等纷纷上书，指责“濮议”是皇帝和宰辅邪议干正。

滔滔洪水固然可怕，汹汹人言也可畏惧，而英宗和宰辅又不愿真心搁置“濮议”，于是采取措施“暗度陈仓”，对御史台和谏院进行分化削弱。台谏中威望高、口碑好的如司马光，升任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读，使他离开谏院做皇帝身边的参谋，其实是个闲散的岗位。次年四月又诏令司马光编纂历代史书。英宗本意大约是给司马光找点事干，让他闭上始终闲不住的嘴巴，不想因此成就司马光一生伟业，也给后人留下皇皇巨著，那就是史学经典《资治通鉴》。对于敢于直言又有些资历的台谏，或平调或外放，如蔡抗改知制诰兼判国子监，权监察御史贾黯数次到中书与宰辅争执，这次除知陈州，不久病死。对于影响不太大的台谏，临时打发外出，比如安排傅尧俞和御史台三人出使契丹。这样一来，台谏空无一人，御史台只剩下御史知杂事吕诲、侍御史范纯仁、监察御史里行吕大防三人。范纯仁是范仲淹次子，与吕大防同岁生，又是同年进士，这一年都是39岁。二人由于资历尚浅，被宰辅忽视，跟着吕诲组成了御史“三人帮”，用吕诲的话说就是：“诤臣仅同废置，自古言路壅塞，未有如今日之甚也，臣窃为圣朝羞之。”

台谏越来越势单力薄，吕诲急了，提高了辩论格次，把就事论事的争议上升到人品道德的高度。他联合御史台其他两人范纯仁、吕大防上书攻击欧阳修：“首开邪议，妄引经据，以枉道悦人主，以近利负先帝……政典之所不赦，人神之所共弃。”攻击韩琦：“初不深虑，固欲饰非，诖误上听。”攻击曾公亮和赵槩：“苟且依违，未尝辨正。”形容整个宰辅：“豺狼当道，奸邪在朝。”欧阳修以歪理邪说误导皇帝，韩琦帮欧阳修掩饰，曾公亮、赵槩不能主持正义，都是奸邪之辈，要求将他们治罪，以谢中外。

台谏咄咄逼人，留给皇帝和宰辅的时间不多了。要想让“濮议”取得突破性进展，看来需要借助一个人的力量，那就是曹太后。

治平三年（1066）正月二十一，有传言曹太后同意濮王称皇了。这天宰辅们在中书省无所事事地等候着，仿佛未卜先知曹太后会有懿旨传出。果然，日晷近午，有中使送来密封的文书，宰辅们相视诡异一笑，知道大事已成。大家迫不及待地围在一起拆封阅读，上面太后手书：“吾听说群臣议请皇帝封濮安懿王，到现在还没有施行。吾多次翻阅前朝史书，知道这样做是有依据的。濮安懿王、谯国太夫人王氏、襄国太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可令皇帝称亲，仍尊濮安懿王为濮安懿皇，谯国、襄国、仙游并称后。”太后懿旨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英宗对濮王称亲其实就是父亲，二是尊奉濮王为皇帝。

半年前曹太后强烈反对，现在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里面定有蹊跷。吕诲、范纯仁、吕大防一致认为韩琦用了见不得人的手段骗取了曹太后懿旨。但无论如何，手书上有太后签章，懿旨千真万确，不是假冒。

曹太后的手书让台谏们一下子被动起来，但他们依然不愿放弃。吕诲重点揭露宰辅的险恶用心：“宰辅们首倡邪议，妄想让天下人对人主产生怨愤。奸谋没有得逞，又来贻害母后，这叫忠诚吗？”范纯仁质疑太后懿旨的合法性：“除了君主幼小需要辅政，三代以下没有母后诏令干预政事的先例。只有权臣想做不轨之事才会假借太后名义肆意妄为，往往采取胁迫的手段，而外臣难以得知内情。陛下是成年人，登基也已经有四年了，政务当然要自己决断，怎么能任凭宫闱之命搅扰国家大事？”他们强烈要求追究首议之责，惩治宰辅之罪。韩琦听到消息，摇头叹息：“我跟希文（范仲淹字）亲如兄弟，一向把纯仁视作子侄，他怎么忍心这样攻击我。”

台谏毫不妥协的态度改变不了“濮议”的结果，英宗假意谦让一番，拒绝了太后追封濮安懿王为濮安懿皇的提议，下诏对赵允让称亲，并营建陵园，创立庙宇。同时宣布“濮议”到此为止，大臣不允许再就此事发表意见，不允许再进行辩论。客观地讲，英宗这样做很理智，不追封皇帝只称呼父母既照顾了人伦又不至于扰乱皇家传承系统，不失为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然而台谏言而无功，又不愿放弃自己的观点，便采取最激烈的对抗措施——杜门谢罪。既然皇帝认为台谏错了，我们退回任职纶诰，在家等候，请求治罪，其实就是以辞职相要挟，表示抗争到底的决心。英宗既然目的已经达到，便不愿再把事情闹大，多次要求他们回衙上班。吕诲等连上九道奏章，“甘与罪人同诛，耻与奸臣并进”，要求皇帝在宰辅和台谏之间二选一。

看到韩琦送过来的九道奏章，英宗摊摊手：“这怎么办？”韩琦拱手而拜：“臣等是忠是奸，陛下最清楚。”韩琦言简意赅，言外之意却很丰富，我们虽然对不起仁宗皇帝，可维护的是陛下您的利益呀。欧阳修一贯滔滔不绝，态度明确：“陛下如果认为臣等错了，就留下御史，把我们罢黜；如果认为臣等无罪，请现在就下旨处理御史吧。”这态度跟台谏倒挺一致：二选一，势不两立。既然到了这种程度，也只好去彼留此了，英宗便吩咐宰辅履行程序，最后还不忘叮嘱一句：“不要处理得太重。”

正月二十七，吕诲、范纯仁、吕大防全部落职外放。按一般程序，外放文告应由当值知制诰书写，当时知制诰是韩维，支持台谏观点。韩琦担心被韩维封还词头，自己动手亲自书写了诰词。两个月后，出使契丹的傅尧俞和三名御史回朝，听说了事情原委，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与吕诲等人同进共退，集体请罪回家待命，最后遭遇与吕诲同样的命运。

“濮议”历时八个月，以皇帝和宰辅胜利而尘埃落定。

在宋朝的制度背景下，台谏集体受到处罚是件大事，一般标志着朝廷会有新的气象。明道二年，台谏不满仁宗废后，集体请对，导致孔道辅、范仲淹被贬，台谏十多人罚薪。那次事件成了“君子党”崛起的预演，此后宋朝进入士风激进的时代。

多年之后，回顾“濮议”谏官御史集体被贬事件，事实上是君权至上、文臣决裂的预演，此后宋朝逐渐进入皇权专制和文人党争时代。

[1]更、点均为古代夜间的计时单位。《宋史》卷七〇《律历三》：“每夜分为五更，更分为五点，更以击鼓为节，点以击钟为节。”关于宫门打开时间，同书同卷记载：“常以卯正后一刻为禁门开钥之节。”“以至五更二点，止鼓契出。”换算成现在的时间，卯正一刻、五更二点大约在早上六点多一点。

[2]《宋神宗实录》是记载宋神宗言行的一部史书。哲宗元祐年间，太皇太后高氏当政，元祐元年二月诏令编修《宋神宗实录》，编修中人员多有变更，主要参与人员有吕大防、黄庭坚、陆佃、范祖禹等，这些人都反对熙宁变法，属于保守派人士，《宋神宗实录》的反变法倾向十分明显。哲宗亲政后，表示要继承神宗遗志，重新推行新法，于绍圣元年四月重修《宋神宗实录》，参与人员为变法派人物曾布、蔡卞等，其中大量引用了王安石的私人笔记《日录》。宋高宗南渡后，把北宋亡国推罪于王安石变法，因此再一次重修《宋神宗实录》。三个版本《宋神宗实录》，由于统治者和编修者所持政治立场不同，都夹杂了鲜明的党争痕迹，失去史籍应有的客观、真实面貌。

[3]［元］张光祖《言行龟鉴》。

[4]《宋史·卷四六四·李璋传》。

[5]宋朝中书门下省掌管政务，枢密院掌管军事，并称“二府”或者“两府”。《宋史·卷一六二·职官二》：“宋初，循唐、五代之制，置枢密院，与中书对持文武二柄，号为“二府”。

[6]综合《长编》《言行龟鉴》等。

[7]［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

[8]综合［元］张光祖《言行龟鉴》、［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等。

[9]庆历八年闰正月二十二日夜，仁宗在福宁殿就寝，曹皇后陪侍，四名宫廷侍卫叛乱，曹皇后沉着冷静，指挥太监、宫女应战，直到宫中侍卫前来护驾。参见拙作《宋仁宗和他的帝国精英》。

[10]［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

[11]宋朝太皇太后、太后对臣下自称吾。

[12]仁宗景祐五年（1038），占有兴州（今宁夏银川）等地的党项族首领元昊称帝自立，建国号“大夏”。宝元二年（1039），元昊带兵侵略宋境，第一次宋夏战争爆发。战争一直持续到庆历二年（1042），并于庆历四年（1044）签订协议：元昊取消帝号，向宋称臣；宋朝封元昊为夏国主，每年赐给西夏15万匹绢、7万两银和3万斤茶叶。详见拙作《宋仁宗和他的帝国精英》。

[13]重熙增币：庆历二年宋夏战争期间，辽国趁火打劫，索要有争议的河北关南地区。仁宗派富弼出使斡旋，最后达成协议，宋增加对辽的岁币，辽不再索要领土并协助宋约束西夏。该事件发生在辽兴宗重熙年间，史称“重熙增币”。详见拙作《宋仁宗和他的帝国精英》。

[14]宋朝宰相掌管中书省、门下省，宰相们办公的地方叫政事堂。

[15]汉光武帝七世祖追溯到汉景帝，按族谱低汉元帝一辈。

[16]汉宣帝刘询的祖父刘据为汉武帝嫡长子，册立为皇太子，后受到诬陷被杀，汉宣帝父亲刘进同时被害。汉宣帝即位后追封刘据谥号“戾”，追封刘进为“悼”，葬刘据的地方称戾园，葬刘进的地方称悼园，后在悼园建制奉明县。见《汉书·卷六十三·武五子传》。

[17]［唐］房玄龄等《晋书·惠帝纪》：及天下荒乱，百姓饿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此类也。

[18]《长编》卷二〇六。

[19]《长编》卷二〇六。

第三章

少年天子

少年心事

当初仁宗从赵允让儿子中选择养子，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濮王有二十八个儿子，这让生不出儿子的仁宗格外眼热。帝王肩负国家社稷，子女当然多多益善。按照遗传学原理，老子能生，儿子也应该多子，英宗不至于重蹈仁宗覆辙。英宗果然没让仁宗失望，生有四个儿子，成活了三个。长子早在庆历八年（1048）出生，取名赵仲鍼，鍼是针的异体字，现代汉语与“祯”读音相同，应该避仁宗讳，宋朝声律中二者有些微差别[1]，不算违逆。嘉祐八年四月英宗即位，赵仲鍼水涨船高，住进了皇宫，授安州观察使，封光国公；八月又封忠武军节度使、淮阳郡王，改名赵顼；治平元年（1064）六月晋封为颍王，这已经是爵位里的最高等级了。

皇子的成长是帝国大事，即便两宫争斗、二府不和、宰辅台谏吵闹不休，赵顼的学习教育也从未受过影响。英宗即位的有功之臣王陶、周孟阳等做皇子教师，有教授学问的，有教授德行的，有伴读顾问的，方方面面，不一而足。在大人眼中赵顼是个乖巧的孩子，稳重知礼，不愧是皇家教导出来的儒学之后。他天性好学，达到废寝忘食的程度，以至于英宗不得不派人制止他。他举止有度，一言一行都符合儒家规范，酷暑时节仍穿戴整齐。他是个孝子，英宗患病，不愿吃药，韩琦端着药碗再三劝说，英宗挥臂阻挡，把汤药洒了韩琦一身，赵顼接过汤药亲自劝服。更难能可贵的是，虽然英宗待太后不厚，赵顼对太后极尽孝恭弥补他们之间的裂痕，太后高兴得下令中书褒奖他。

不过，赵顼的乖巧只是表象，懵懂的少年包含着一颗不安分的心。赵顼最敬重的老师是记室参军韩维，这一天二人对坐闲聊，有近侍给赵顼送来一对儿弓状的鞋。韩维微微一惊：弓鞋是跳舞穿的，只有乐伎才匹配这样的鞋子。弓乃战争利器，兵家法家才会对兵器感兴趣，儒家讲究的是以礼治国、仁义治国，亲民众、远兵戈是应有之义。皇子让近侍找来这样的鞋子，表露怎样一种心理？作为皇子的教育人员，韩维不可不问：“颍王为什么要穿舞鞋？”赵顼面带愧色，呢喃道：“好奇而已。”只好将舞鞋毁掉。

还有一次，赵顼抄写《韩非子》让僚属校对，正好被王府侍读孙永撞见。孙永眉头微蹙，劝谏赵顼：“韩非学识浅薄，言语轻慢，德行低下，这种人的书颍王还是不要读。”赵顼掩饰：“只是抄下来作为藏书，我并不喜欢。”《韩非子》记录的是战国时韩非的语录，是最重要的法家著作，内容多刑名法术，为儒家排斥。赵顼的老师都是大儒，他们心怀忧虑，深怕这孩子步入以法家治国这样的邪门歪道。

无论人们喜欢也好，担忧也罢，赵顼成为帝国接班人似乎命中注定。他是英宗长子，身体智力没有缺陷，除了偶尔对法家表现出一定兴趣外，其他都中规中矩。有一次他要替曹太后的弟弟请封，被韩维劝诫：“安心做王子，不要管闲事。”赵顼由此感悟，只要不出纰漏、不惹非议，就能顺利接班，所以一直老老实实不动声色。不过父亲正年富力强，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轮到自己登上历史舞台。

宰相韩琦并不像赵顼那样乐观，只有他知道，英宗的皇位并不稳固。不能善待仁宗和曹太后以及“濮议”事件，让朝野对现任皇帝颇有微词。曹太后想废英宗，是宰辅极力劝阻才没有付诸行动。如果现在英宗有个三长两短，难免曹太后不会有其他想法，而以仁宗的威望，朝中大臣恐怕会有相当一部分聚拢到太后旗下。

也许历史注定将降大任于赵顼。治平三年十一月，三十五岁的英宗突然身体不适，卧床不起。英宗不是第一次生病，开始时大家并不在意。到了十二月，病体仍然没有好转的迹象，朝臣们便有了不好的预感。胆大的朝臣奏请立太子，这让英宗内心很不高兴：“盼着我死吗？”

韩琦天生是当大事的料，他知道事情的轻重缓急，当下重点是保证政权顺利交接，不能节外生枝。他暗暗告诫自己不要乱了方寸，一定要牢牢抓住赵顼这位皇子，这才是帝国的命脉，也是自己身家仕途的命脉。这一天，颍王赵顼在病床前侍奉英宗，韩琦暗中把他叫到寝门之外，悄悄嘱咐：“希望大王朝夕勿离皇上左右。”赵顼佯装不解：“作为儿子，这是应尽的孝道。”韩琦神秘地环顾四周，压低声音：“不是为这个。”赵顼恍然大悟地点点头，二人顷刻之间达成默契。

十二月二十一日，英宗病体突然加重，口不能言。看来已经到必须立嗣的时候了。韩琦在病床前上奏：“陛下长时间不能临朝，中外忧虑惶恐。请早立太子，以安众心。”大约英宗意识到自己难以回天，艰难地点了点头。韩琦马上让侍者拿过纸笔，英宗费尽力气写下歪歪扭扭的几个大字：“立大王为皇太子。”大王指的就是长子赵顼。但韩琦用心更缜密，又把笔送回英宗手里，帮助他握牢：“一定要写清楚是颍王。”于是英宗又在后面批上“颍王顼”三个字。韩琦当即满意地拿着御批离开，去令翰林学士草制诏书，一点儿工夫也不耽搁。病床上的英宗赵曙，望着韩琦的背影泫然泪下。

此时翰林学士是张方平，同当年王珪一样一定要当面向英宗请旨。英宗又把刚才的御批重新书写一遍，这样折腾了大半日，立赵顼为皇太子才确定无误。事情完毕，枢密使文彦博向韩琦说起皇帝流泪的事情：“人生至此，即使父子也不能以平常心对待。”韩琦无动于衷：“那有什么办法呢？国家的事情就是这样。”

治平四年大年初一要举行大朝会，百官在大庆殿面见天子，向天子祝贺新年，祝福一年康寿，万物丰登。各路各州还要派进奏官进献方物。不过今年的大朝会只能打破惯例，因为英宗奄奄一息，不可能接见百官。于是在韩琦的主持下，大朝会变成向英宗上尊号的典礼仪式，也许只有代表无上殊荣的长长尊号能抚慰英宗危在旦夕的生命。然而这一天大风起尘，天色阴晦，似乎是个不好的兆头。前来祝贺新年的辽国使者因为得不到皇帝的接见，也表露出明显的不满，甚至拒绝宋朝宰相的酒宴，使本来人心惶惶的朝廷更加烦躁不安。

到了初八，宫内终于传来大消息，英宗皇帝终于没有熬过这个新年，是日驾崩于福宁殿。

事实证明，韩琦对于赵顼能不能顺利接替皇位的担忧完全多余。赵顼一向对曹太后恭敬孝顺，是曹太后非常满意的人选，大臣们早已受够了大行皇帝时好时坏的病情和反复无常的性格，私底下可能早就盼望有一个崭新的局面。所以英宗去世，大臣们表面上仍要从垂拱殿一路痛哭到福宁殿，内心却少了仁宗驾崩时的悲情。赵顼即位颇为顺畅，没有人提出异议，更没有人出面阻止。唯一的磕绊来自其死去的老爹，却又是饶有情趣、为人津津乐道的插曲。医官宣告英宗没有了生命特征，韩琦便派人急召赵顼，赵顼未至，不料有细心人惊呼一声：“圣上的手指动了一下。”这一声吓得宰辅们的心打个咯噔，这意味着皇帝还没有驾崩？曾公亮拉了拉韩琦的衣角，用只有两人才能听清的声音说：“先不召太子，再等等？”韩琦却毫无顾忌地扯着嗓音：“等什么？就算先帝复生，也只是一个太上皇！”[2]是呀，老皇帝即便再多弥留一段时日，恐怕也难以亲理朝政，帝位早晚要交出去，早一天晚一天又当如何？韩琦就是这样达权知变。其实他内心明镜似的，与其依附行将就木的老皇帝，不如讨好朝气蓬勃的新皇帝。韩琦永远有向前看的智慧和向前进的勇气。

由于四年前刚刚办过仁宗丧事，所以英宗丧礼有条不紊。初十日尊曹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高滔滔则为皇太后。赵顼已经婚配，娶的是故宰相向敏中的曾孙女，便立向氏为皇后。赵顼打过春才虚岁二十，是除仁宗外又一位少年天子，也是宋朝史上最具争议的皇帝，后世称为宋神宗。

正月十七，神宗在迎阳门临时搭建的帐殿里召见近臣，开始处理政务；二月初六御紫宸殿接见群臣，正式上班。

一个有自己想法、不安分的皇帝，会把大宋带向哪里呢？

新一轮较量

神宗即位面临的第一个考验便是财政拮据。

英宗的棺椁还停在大殿，三司使韩绛就开始叫苦了：“四年前才办过仁宗的丧事，现在又办先帝丧事，内外公私都要花钱，可府库已经空虚。新君即位，按嘉祐旧例要赏赐军队将校，还要为百官加职晋级，国家财力难以支付。”神宗在王府的老师、太子右庶子韩维也给神宗算了笔账：“这么多年歌舞升平，办事用度挥霍无节，以致公私财利空虚匮乏。国家不幸，四年遭逢两次大的变故，要营造皇陵，又要赏赐士卒，费用不可胜数。现今国家财库比仁宗晚年更加窘迫，实在难以为继。”二人都希望神宗节俭行事，并表态愿以身作则，谢绝赏赐。不过韩维考虑到神宗刚刚即位，需要收买人心，所以又说：“如果因为赏赐减少招致怨言，只当臣在胡说八道吧。”

是循规蹈矩还是独立担当，神宗面临即位后第一道难题，必须交出一份答卷。

很快，神宗下诏：裁减各项开支！神宗向宰执们剖明心迹：“因为先帝是仁宗嗣子，需要避嫌，不能裁减用度。而我没有这样的负担。”

这份答卷应该说做得漂亮！神宗决不是犹豫懦弱、瞻前顾后之人，他必是一个雷厉风行、果敢武断的君主！

紧接着，神宗下达第二份诏令，却是一件不太着急的“家事”：从今之后，公主、长公主应像普通人家一样向公婆行礼。过去公主与公婆强调的是君臣身份，公主不必礼尊公婆，称之为“升行”。英宗在世时曾向神宗说起，认为这样有悖人伦长幼之序，所以神宗即位之后率先更正过来。取消公主“升行”，是遵从儒家礼仪的做法，朝廷中自然不乏叫好之声。神宗即位不过一个月，通过这两件事赢得了声誉。

不过更大的考验接踵而来，对于君主新朝来说，无疑又是一场风暴，这场风暴仍然事关中书和台谏，直接导火线则是从来不缺话题的欧阳修。庆历六年，欧阳修因为传出与妹妹的继女通奸的绯闻而被贬滁州。这一次同样是绯闻，绯闻对象却是与长媳。

绯闻的引子是英宗丧礼。有人在福宁殿看见欧阳修外面套着丧服，里面却穿着官服紫袍，便把欧阳修举报了。神宗皇帝派人训斥了欧阳修。因为“濮议”的事情，欧阳修被朝臣诟病，许多人想把他赶出朝廷，便从这件事受到启发，拿着放大镜开始找欧阳修的毛病。欧阳修妻子的一位从弟叫薛良孺，举荐官员不当受到牵连，恰好碰到新君即位大赦天下，可逃避追责。不料欧阳修大义灭亲，说他是参知政事的亲戚，更应该严格要求，主动把薛良孺剔出赦免之列。薛良孺就这样被免去官职，心中怨愤欧阳修，便有意造谣，传欧阳修与长媳吴氏有染。薛良孺本意是抹黑欧阳修，也没有什么真凭实据，然而有心人正好利用这件事大做文章。宋朝言官有一项权力，可以“风闻奏事”，道听途说未经核实即上书弹劾。御史中丞彭思永指使殿中侍御史里行蒋之奇弹劾欧阳修。“濮议”中蒋之奇本来迎合宰辅，与欧阳修一个战线，被大家指为奸邪，受到孤立，他此时急于洗清自己，所以这次做了排挤欧阳修的急先锋，一纸奏章告到神宗案前，要求将欧阳修的秽行公布于众。

宋神宗乍见这份弹劾奏章，委实大怒：欧阳修满口正人君子、道德文章，竟然做出这样污秽不堪之事，诛之也不为过。天章阁待制孙思恭怕神宗失去理智，连忙劝解：欧阳修虽然风流，但大节不亏，断不会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等查实再处理不迟。神宗思之再三，才醒悟蒋之奇无凭无据，怎能服人？转而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神宗不信，蒋之奇骑虎难下，只好拉彭思永下水，让彭思永出面做证。彭思永信誓旦旦，请求治欧阳修罪，一连几天坚请不辍。迫于压力，神宗便将二人奏章送至枢密院诏令调查。之所以委托给枢密院，因为欧阳修是副宰相，中书省出面明显不合适，彭思永是御史中丞，御史台理应超脱出来。

面对这样的诬谤，欧阳修捶胸顿足：“御史奏陈的事，是禽兽不为的丑行，是天地不容的罪恶，臣背负的是天下最大的冤屈！如果确有其事而不伏诛，如果背负冤屈而不昭雪，都会玷污圣上德政啊！”欧阳修强烈要求朝廷还自己一个公道，并且反问御史：“我家闺门之事怎么能泄露到外面？他们是通过什么手段得知的？把这些调查清楚了，真相自然会大白于天下。”他干脆躲在家里使性子不上班。

欧阳修在气势上反压御史一头，辩解逻辑清晰，要求合情合理。神宗便采取逆推的手段抽丝剥茧，试图查出真相：蒋之奇的消息来源是彭思永，彭思永又是听谁说的？彭思永的消息来源其实是集贤校理刘瑾，刘瑾是薛良孺与彭思永之间的传话筒。不过彭思永讲义气，担心刘瑾坐罪，拒绝供出刘瑾，托言年老昏谬，记不清传播者的名字了。彭思永理直气壮：“如果一定要向上追溯，加罪于传播消息的人，以后谁还敢说话？我不提供传播消息人的名字，也是为朝廷着想，避免堵塞言路。”

欧阳修的长媳是盐铁副使吴充的女儿，为了女儿清白，吴充也不依不饶，非让朝廷彻查此事，将真相公布于众，使门户不受污辱。

事情的发展对御史越来越不利，攻守之势已经反转。神宗专就此事批示：“朝廷有一些小的过失，允许风闻奏事。假借风闻奏事陷害他人，致使大臣沦为大奸大恶的境地，哪儿有这样的道理？！”严令彭思永不得以风闻为托词拒绝提供传播者姓名和证据。宋神宗态度既明，彭思永又不愿出卖同党：“御史台有所风闻时，经常在一起互通商议，说多了就信以为真。现在看来这件事可能暧昧不实，愿意告诫蒋之奇停止谣传并承担责任。”蒋之奇也愿领罪：“臣只听彭思永一个人说过此事，如果陛下认为不应该以风闻弹劾大臣，臣甘愿与彭思永同贬。”由于中书坚持问责，彭思永、蒋之奇被贬外地，降级处理。

降黜了两名御史，神宗亲写手书安慰欧阳修：“已经严厉处分了御史二人，并且在朝堂张榜警示，这下子天下人都知道他们传播的事情虚妄不实，卿也应该放下了，像平常一样上班办公吧。”转头神宗又对其他大臣说：“蒋之奇这个人敢于直言。说的事没有根据，该罚；知无不言，该赏。”虽然赏罚难以并行，最终没有实施，但由此可见神宗的纠结。

这件事再一次以台谏失败、宰辅获胜而告终。欧阳修躲过一劫，但名声跌至入仕以来最低，不断遭到台谏攻讦。欧阳修芒刺在背，再三请辞，三月被调整岗位，出知亳州。这次离开朝廷后再未回来，其淡泊政事，以“藏书一万卷，集录金石遗文一千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与“吾一翁”，号“六一居士”。

其实欧阳修外放还有更深层次原因，宋神宗并不喜欢现在的宰辅班子。虽然是英宗的亲生儿子，但神宗对父亲一生唯一的“政绩”——“濮议”事件颇有微词。他曾与枢密使吴奎议论，英宗之于仁宗，与汉宣帝之于汉昭帝不同，不能生搬硬套。吴奎赞同神宗的意见：“宣帝没有过继给昭帝，二者属于不同族支，所谓昭穆不相当[3]。宣帝又是大臣所立，无须对昭帝感恩。而仁宗立先帝为子，属于小宗过继到大宗，这是天地大恩，不能辜负。”二人谈得投机，神宗吐露心声：“欧阳修误了先帝。”宰辅中欧阳修最激进，好辩论，口无遮拦，“濮议”时别人尚未开言，他已经滔滔不绝争论不休了。大臣们把“濮议”这笔账都算到了欧阳修身上，他成了英宗和韩琦的挡箭牌，神宗对他也素无好感。所以欧阳修外放，实际是君臣上下共力的结果。

就事论事，彭思永、蒋之奇道听途说，弹劾欧阳修证据不足。按现代司法无罪推定原理，宋神宗处理这件事极为公正。不过放在接下来激烈党争的历史中去考量，这次事件进一步打击了台谏势力，特别是对台谏“风闻奏事”权力的打压，实际上削弱了台谏的话语权。台谏势力在仁宗皇祐年间达到顶峰，可以顶撞皇帝，阻止对贵妃伯父的人事调整，可以要挟君主，扳倒宰相。台谏势力膨胀对皇权和相权起到制衡作用，但也往往让政事陷入无谓的口舌之争，相互掣肘，毫无效率。英宗、神宗继位，台谏接连碰壁，是对台谏势力过大的修正，也是集中皇权、相权，架空谏权的开端。

历史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只是当事人浑然不觉，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强强对抗

正常的皇权社会里，皇帝之外谁的权势最炽？宰相！新皇帝即位，谁最受信任？东宫旧人！最炽的宰相与最受信任的东宫旧人短兵相接，才是真正的强强对抗。

宋神宗的皇宫旧人中，最受信任的是韩维，其次是王陶。嘉祐八年五月，英宗即位不久，就任命王陶为皇子伴读。九月，赵顼封王，出阁开府，王陶升任王府翊善，为首席讲师。彭思永被贬后，神宗任命王陶权御史中丞，让亲信充当台谏官员，便于更好地控制官吏。

王陶上任，御史台分量果然不同于以往，直接把矛头对准了宰相韩琦和曾公亮。韩琦无大过，王陶便鸡蛋里挑骨头，用似是而非的错误强行给韩琦罗列罪名。

朝会时文武百官一起列队奏事，每个官员排序、站位都有规矩可循。譬如王爷一般在宰相、枢密使之后，治平元年六月诏颍王赵顼在枢密使富弼上，表示这个王爷与众不同，需要高看一眼。朝会人多而杂，需要有人监督管理以维持秩序，称为押班。唐朝由监察御史押班，宋朝则由宰相、参知政事轮流押班。宋朝日常朝会在文德殿，文官站左，武官站右，高官在前，小官在后，朝臣手持笏板恭候皇上御临。若皇上视朝，则跪拜行礼、山呼万岁之后，有事启奏。这是正规的所谓上朝。不过宋朝有个不成文规矩，皇帝一般不朝文德殿，平日里只在垂拱殿接见宰辅，相当于开班子会。一般的礼仪和程序是，押班组织文武百官在文德殿等候，就绪之后，宰相、参知政事、枢密使等二府要员到垂拱殿议事领旨[4]。由于皇上不常视朝文德殿，久而久之，押班偷懒，也不用心，常常直接到垂拱殿开小会，文德殿文武百官依常规自行其是，也没有产生什么不良后果。

治平四年四月，王陶抓住这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向韩琦发难，弹劾韩琦、曾公亮不押文德殿常参班，扣的帽子很大：韩琦、曾公亮专持国柄，飞扬跋扈，目无君主，有不臣之心，把韩琦、曾公亮比作汉代权臣霍光[5]、梁冀[6]。王陶还煞有介事地说：“弹劾韩琦是为了他好，如果任其发展下去，韩琦恐怕有灭族之虞。”罪名如此之大，显然虚张声势。耐人寻味的是，神宗居然把王陶的奏章让人送到中书转给了韩琦、曾公亮。按惯例，皇帝下批札子意味着对札子内容的认可，韩琦辩解：“臣不是跋扈的人，陛下遣一小黄门来就可以把臣捆绑走。”意思是自己根本对皇权构不成威胁。然后韩琦与曾公亮一起上表待罪，在家里不上班，等待皇上发落。这是一种态度，表示对弹劾的抗议，又表示对皇帝的敬畏。而王陶也以辞职相要挟，居家待罪不出。双方针锋相对，有我无他，单等神宗裁决出一个结果。

神宗面临着两难选择。从道理上讲，宰相押班有明文规定，王陶弹劾有理；但现实中不押班成了常例，并非自韩琦始，韩琦也无过错。双方一边是亲信，一边是宰臣，也不好偏颇。神宗绞尽脑汁，终于想了个折中的办法：换掉王陶，给他升职，双方息事宁人。于是下诏将王陶与司马光职务调换，司马光任御史中丞，王陶任翰林学士。神宗的想法挺好，不过遭到多方抵制。首先宰相不同意：“在任御史中丞之前，王陶只是枢密直学士，比翰林学士低了两个职级！王陶与司马光易位，不是处罚，是提拔。”任职书需要经过中书省时宰相们拒绝签发。司马光也反对：“王陶要求宰相押班，错了吗？这是按规矩办事。如果因为宰相势大就屡次罢免言官，那就别设言官了。”他提个条件，先让宰相押班，然后我才上任。

因欧阳修外放而刚刚接任参知政事的吴奎求见神宗，向神宗挖王陶的老底：嘉祐年间王陶还很卑微，是韩琦发现和提拔了他，对他有知遇之恩。当今圣上立为太子，也是韩琦力荐他为太子詹事。现在王陶反过来弹劾韩琦，是出于公义吗？不！他就是个天资险薄、势利是视、巧诈反复的市井小人！儒家社会，人品比政治正确更重要！有了这一层铺垫，吴奎攻击王陶说：“他这是利用陛下对他的旧恩，摧辱大臣，排挤良善，意图将天下权势归于自身。因为一个废弛已久的礼节肆意诋毁大臣，可见其人处心积虑，窃弄国权，用心何其歹毒！”无论王陶弹劾韩琦，还是吴奎攻击王陶，用词都十分夸张，这就是北宋文人的说话方式！吴奎意犹未尽，强烈建议将王陶罢黜于外：“如果授予其翰林学士，无疑因恶得福，人们不仅会轻视我们这些宰辅，并且会怎样看待您这样的君主呢！”吴奎又进一步要挟，“希望陛下仿效尧舜，亲贤臣远小人，不要学唐德宗那样的昏君，猜忌大臣，信任群小，为万世讥笑。不放黜王陶，以后还怎么责令群臣？”说完扬长而去，也回家“待罪”了。

神宗当然不能把宰辅全部得罪，只好让步，将吴奎的札子批给王陶。王陶一边上表辩解，一边又把矛头指向吴奎，也从扒老底说起：“吴奎是什么人？没有什么才能，年轻时通过巴结宰相文彦博取得功名，当了谏官不去监督宰相，反而勾结文彦博蒙蔽仁宗。大夫士人鄙视他的为人，骂他是‘谏贼’。富弼当政，他又投靠富弼，被仁宗疏远，反过来与富弼结仇。再后来见韩琦势大，文彦博对他没有什么用处了，便又抖露出文彦博过去的一些隐私，作为结交韩琦的投名状。陛下看吴奎是不是天资险薄、势利是视、巧诈反复的市井小人？他攻击臣的那些话全部还给他自己吧。”

宰辅和言官各分一派，互不相让。侍御史吴申等上书声援王陶，又列举吴奎五宗罪，都是剑指其无君之心、欺君之罪。知谏院邵亢也谏言错在执政，吴奎所言颠三倒四，有失大臣身份。因为吴奎横插一杠，谏官反而忘记了争执的起点韩琦而把火力集中对准了吴奎。神宗征求司马光意见，司马光这一次却又站在了宰执一边，建议将王陶恢复为御史中丞前的旧职以迁就宰辅。神宗听从了司马光意见，诏王陶除枢密直学士、知陈州，吴申等御史罚薪，吴奎除资政殿大学生、知青州，司马光权御史中丞。吴奎在朝廷人缘不错，诏令一下朝臣纷纷为他叫屈，认为神宗偏袒。司马光也不同意这样和稀泥：“吴奎名望明显高于王陶，王陶又是陛下故人，所以大家认为处罚不均。陛下新登大宝，还是应顾及威望，收还吴奎的任命书，以平复士大夫的情绪。”司马光这番言论看似为了朝廷大局，却丝毫没有照顾神宗的感情，神宗极其不满，下令收回司马光的任命敕书，犹豫了三年才发放下去。朝中为吴奎讲情的人太多，神宗只好将吴奎依旧留在参知政事的位子上。

这件事看起来就这样结束了，但其过程耐人寻味。王陶刚刚接任御史中丞，怎么会为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公开向位高权重、资深望硕的宰相叫板？难道真的如政敌所攻击的那样，仗凭与神宗的故交急于扩大自己的权势？时人多持这种观点，所以鄙视王陶为人，王陶的结局也不好，后来神宗想把他重新调回中央，遭遇阻力只好作罢，元丰三年（1080）客死宦途。但如果就此认为王陶莽撞则失之浅薄。神宗新立，急于一展抱负，而韩琦这些老人已经暮气沉沉，显然不是执政的理想人选。不过韩琦在神宗继位上立有大功，不便直接罢免，必须借力使劲。学生的心思老师最了解，也只有王府故交愿意为此冲锋陷阵，不惜身败名裂。王陶应该是窥透了神宗的心思。所以才这样不自量力。王陶不过是神宗要借的那份力，是神宗打击老臣的一颗棋子。

不仅王陶窥破了神宗的心思，王府旧臣韩维更加通透，私下向神宗进言说宰相跋扈，权势太大，必须遏制[7]。而置身事中的宰辅重臣们何尝不知！在王陶事件告一段落之后，等待英宗丧事完毕，韩琦于治平四年九月坚辞相位，同时参知政事吴奎也被罢免，神宗终于得遂心愿，只等如何大展身手了。

雄才大略

在王陶弹劾宰辅之前，治平四年三月，宋神宗曾下诏鼓励大臣向朝廷建言献策。韩琦罢相不久，再一次诏求直言。两次虚心求谏，不是因为出现了天灾人祸，也不是边关紧急，那么只有一种情况，就是要励精图治！

确实不同于父亲为鸡毛蒜皮的小事斤斤计较，神宗一即位就表现出一展宏图的雄心和革新除弊的愿望。宋人蔡绦在笔记《铁围山丛谈》中记载，赵顼戴盔穿甲，一身戎装，兴高采烈地来到太皇太后曹氏住的慈圣宫：“孙儿这身装扮可是飒爽英姿？”曹太后慈祥一笑：“嗯，威武不凡。”神宗越发扬扬自得，不料太皇太后转而叹息：“可是孙儿，如果连你都得披坚执锐，这个国家已经危险到什么程度了！”神宗被当头泼了盆冷水，神色黯然。虽然以后神宗再也没有穿过铠甲，但他通过这身戎装向世人传递了开疆拓土、臣服四夷的壮志。实际上，宋神宗心中的皇帝楷模是唐太宗，唐太宗在位时修内政、树边功，攻灭东突厥，重创高句丽，征服西北诸国，边疆耀武，万国来朝，这才是宋神宗内心的愿景！

还有一件事情可以看出小皇帝的野心。西夏与宋朝绵绵不断的边境被横山阻隔，大山深处居住着蛮勇骁悍的羌人。夏主谅祚想把羌人迁徙到都城兴州，有一位羌族部落酋长不满西夏政策，投奔了宋朝，还答应策反其他羌族首领。神宗非常高兴，赏赐了这位酋长高官、美宅和大量田地，又亲自召见陕西转运使薛向，讨论对西夏由战略防守转为战略进攻的可能性。薛向在英宗朝曾建议对西夏停止岁赐，断绝贸易，反间将领，骚扰边境，使西夏贫乏，然后征服之，神宗对此兴趣浓厚。对于西陲边事，神宗亲自指挥，甚至特意瞒过二府。治平四年九月又有西夏部将归附宋朝，司马光上书反对，认为新皇继位，国势未稳，现在收纳叛将无异于对西夏宣战，并非明智之举。神宗对着枢密使文彦博大发脾气，责问谁把消息透露给了司马光，为此还找个借口罢免了司马光言官之职，调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并诏令他专心致志撰写史书，五天到单位值一次班即可。神宗将他撰写的史书赐名《资治通鉴》，亲笔作序。

神宗想要在边境有所作为，然而此时治下的国家远非初唐可比！北面有辽国盘踞燕山，表面上是兄弟之国，关键时候还要趁火打劫。西北有西夏豺狼之国，礼仪上奉宋朝为宗主，却不断在边境抢掠滋事。唐朝的敌人是来自草原游牧部落，辽国和西夏都是仿照汉人建立的国家，政治经济体制并不落后，草原民族天生善战，加上战马的优势，军事制度和军事力量更在宋朝之上。要对付这样两个与自己并驾齐驱的国家，谈何容易！建功边关要养军队、厚军饷、充盈粮草、抚恤烈士，这些都指向一项关键要素——钱！打仗就是打钱，而大宋最缺的恰恰是钱！

宋朝贫穷？不。虽然没有经济总量这样的确切数字表明宋朝比唐朝更富裕，但正如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所说：“从经济方面来讲，宋朝面临着中国有史以来最为显著的进步：城市勃兴，内陆河流舟楫繁密，造船业也突飞猛进。中国内陆与国际贸易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峰。铜钱之流通也创造了新纪录，之后未为任何朝代所打破。另外政府因提倡开矿与炼矿的进展极速，纺织业和酿酒业的情形也相埒。”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兴起与发展不但增加了社会财富总量，而且为财政提供了广阔的税源。

既然宋朝如此富裕，为什么还缺钱呢？

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在仁宗庆历间和嘉祐初曾两任三司使，是数学奇才和理财专家。他帮神宗算了本账：中央禁军一个士兵一年消耗五万钱，十万人就是五百万缗，庆历五年禁军数目比景祐初年增加了四十余万人，这笔开支增加了二千万缗。还有与禁军数量大致相等的地方军厢军，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些开支无疑最终都来源于税收。庆历五年各路盐酒商税岁课，比真宗景德年间均增长三倍以上，商税由四百五十余万贯增长到一千九百七十五万贯，酒课由四百二十八万贯增长到一千七百一十万贯，盐税由三百五十五万贯增长到七百一十五万贯，另外茶税也有增长。为军队购买的丝绸绢帛，景祐中不足二百万匹，庆历中增长到三百万匹。从庆历到现在又二十多年了，这些数字只听说增加，没听说裁减。如果碰到战争，比如宝元、康定间与西夏作战，每年从京师运往西军的军需就在一千万贯以上。

通过计算，张方平得出一个结论：冗兵是帝国第一大患。仁宗以来一直为冗兵、冗官、冗费“三冗”问题困扰，其中冗兵是主因，冗费是后果。那么宋朝为什么养那么多兵呢？正如张方平所说：“今京师砥平冲会之地，连营设卫以当山河之险，则国依兵而立，兵待食货而后可聚，此今天下之大势也。”京师以北千里平川，铁骑驰骋，无险可守，怎么办？只有以人为壑，靠千兵万马作血肉长城。然而已经半个多世纪没有战事，士兵缺乏战争历练，防卫能力孱弱，只好继续增兵以固山河。如此形成恶性循环，养兵费用越积越高，终于到了帝国不堪重负的地步。

找到了问题根源，张方平提出了什么样的解决办法呢？裁省兵籍，改革优待宗室的制度，改革官员举荐办法，一个字：减！难能可贵的是，张方平提出了一个重要论点：食货是礼制的基础！“凡谓赏罚法令仁义廉耻，皆缘此而后立者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大宋以礼治国，食货不足礼制难张。张方平能够有此见识，绝非庸官可比，可堪大用。神宗默默记下张方平的名字，用手轻轻地敲击桌案，赞许地点了点头。

不过，神宗还是有一点遗憾，就是张方平解决问题的办法。裁减军队？那如何实现建功立业、开疆拓土的伟大抱负呢？他期待着更积极、更有价值的建议。然而他寄以厚望的司马光、韩维等都是老生常谈的套话，永远正确却又不能切中要害，让宋神宗索然失望。遍视朝野，他将目光投向出朝外放的老相富弼。

他特意召回远在汝州的富弼。65岁的富弼腿脚有疾，在儿子的搀扶下，脚步蹒跚，但精神依旧矍铄。富弼进了殿门，神宗从龙椅上起身，三步并作两步迎将上去，富弼屈身要拜，被神宗扶住：“老相公身子不便，不必多礼。”转身令内侍搬过椅子，扶富弼坐下说话。神宗问候了富弼这二年在州郡情况，然后像小学生一样谦恭地咨询治乱之道。富弼何其敏锐，意识到当今圣上年富力强、血气方刚，意欲大有作为，却故意放慢语速，从容对答：“人主的喜好，不能轻易让旁人窥测。俗话说‘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如果奸人得知人主喜好，一定阿谀附会。人主观察臣下，应当像上天观察人间一样，根据他们的行为判断善恶，然后赏罚奖惩，这样功过是非才能得到公正的对待。”富弼意在劝说神宗要沉稳超脱，无为而治，不要好大喜功，急于求成。神宗赞同地点点头，却只把这番话当作泛泛而谈，并没有对照自身，反躬自省。问过内政，又迫不及待地询问边事，对契丹西夏该采取何种策略，富弼轻轻地摇了摇头：“陛下刚登基不久，应当以全部精力修仁政、惠民众，愿二十年口不言兵。”神宗像是被当头泼了盆冷水，沉默半天，竟不知再问什么。

“二十年口不言兵”是富弼对神宗最恳切的忠告。道家经典《道德经》和儒家经典《国语》都提出“兵者，凶器也”，《道德经》认为“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国语》则进一步指出“争者，事之末也”，争斗是细枝末节，是国与国、人与人之间不应该考虑的事情。古人反对战争，因为战争给百姓带来痛苦，“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是战争最真实的写照。战争还会让本来富裕的国家衰弱凋敝，汉代文景之治积累了大量财富，百姓安居乐业，国家繁荣昌盛，但汉武帝连年对匈奴作战，以至于海内虚耗，民疲士苦，人无聊生，晚年被迫下诏罪己，重回休养生息的路线。秦、隋更是陷入战争泥淖无法自拔，从而导致国家危亡，社稷易主。强大的王朝尚且如此，宋朝面临着财政拮据、军队孱弱的困境，这个时候挑动边事，只会让国事更加艰难，局势更加逼仄。

神宗的想法却并不相同，打仗需要钱和军队，宋朝有的是军队，关键是缺钱，如果能解决了钱的问题，征服民疲国穷的西夏和契丹，也许没有想象中那样困难。

恢复中华版图，重铸民族辉煌，是神宗心目中伟大皇帝的标准，是他梦寐以求的目标，问题是，朕为昭襄，谁是范雎；朕做刘邦，谁乃萧何？

[1]在宋仁宗官修的《集韵》中，鍼为诸深切，祯为知盈切，二者读音不同。参见《康熙字典》。

[2]［宋］强至《韩忠献公遗事》。

[3]古代祭祀时，始祖牌位在中央，二世、四世、六世位于始祖左方，称“昭”；三世、五世、七世位于始祖右方，称“穆”。《周礼·春官·小宗伯》：“辨庙祧之昭穆。”郑玄注：“自始祖之后，父曰昭，子曰穆。”又《周礼·春官·冢人》：“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礼记·祭统》：“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也。”

[4]《宋史·卷一一六·礼十九》。

[5]霍光：汉昭帝时权臣。汉昭帝去世后，霍光立昌邑王刘贺嗣位，仅二十七天就以淫乱无道为由废除了他，改立汉宣帝刘询。霍光因废立天子被后世视为无臣子之礼的典型。

[6]梁冀：东汉顺帝外戚，长期把持政权，拥立冲帝、质帝、桓帝，毒杀质帝，是跋扈暴虐、弑君罔上的权臣。

[7]《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一。

第四章

天降大任于是人

独立特行

宋神宗的抱负，许多人意会于心，但与老相富弼一样，赞同的不多。偶有攀附者却没有理财增收的能力，无以为用。茫茫朝野，万千之众，谁为知音？

神宗最为器重的是张方平，此人财政能力帝国无双，庆历、嘉祐年间为三司使，国库粮食储备增长过倍，确是难得的人才。神宗先将张方平擢拔为参知政事，准备大用。或许天意早有安排，机缘不巧，治平四年十月张方平父亲病重去世，需要丁忧服丧二十七个月。神宗有意夺情起复，被张方平拒绝，变革大时代就这样与张方平失之交臂。

年青一代中，论威望、口碑、能力当属司马光。但司马光是个刻板而守旧的人，以克己复礼为己任，这样的人漫说改革，稍有逾规都要与人争得你死我活。这样的人能够胜任吗？神宗不放心。

这时，神宗终于想起了那个人，有人视为圣贤，有人污其奸邪，有人奉为星辰，有人斥其乖戾，百般争议于一身，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没有人怀疑他的才能。

他叫王安石。鉴于此人在宋朝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的巨大影响，有必要对他的出身和早期经历作以介绍。

王安石是江西抚州临川人，近二十岁时寄居江宁。江西是个出神童的地方，大概源于同样是抚州的晏殊以少年才气被赐同进士出身，自此仕宦富绅之家便形成了督促儿童学习的风气，王安石《伤仲永》讲述的就是江西神童的故事。王安石幼时即痴迷于读书，且有过目不忘的才能，大约继承了神童的基因。这时同样在临川成长的还有大王安石两岁的南丰人曾巩，同王安石一样记忆力超群，脱口成诵。二人少年都以诗文闻名，相距咫尺却并不相识。

景祐四年（1037），二人都是不满二十岁的青春少年，有幸在京师相遇并相识相知。这一次曾巩为赶考而来，王安石随做官的父亲述职进京。五年之后，庆历二年（1042），曾巩再次落榜，遂拜谒于欧阳修门下，成为欧阳修的入室弟子。二十二岁的王安石却在这一科金榜题名，且成绩优异，这位不世之才的传奇故事就从考场开始了。

北宋王铚笔记《默记》记载，那一年殿试第一名本是王安石，卷子呈到仁宗面前，赋中有一句“孺子其朋”，这一句出自《尚书》，是周公教训幼主周成王说的话，意思是小孩子要学会与大臣们和睦相处。仁宗看到这一句大约想起了自己初登大宝时被太后刘娥把控政权的郁闷日子，也可能是宋朝从后周幼主中得到天下[1]，十分敏感这样教训的口吻，反正看了很不高兴：“这么忌讳的语句，怎么能做天下魁首？”直接将王安石划到第四名。这一科揭榜，状元杨寘，榜眼王珪，韩绛第三。时人为王安石惋惜，但王安石毫不为意，平生从不提差点高中状元的辉煌历史。

王安石仕途的起步并不高，被任命为淮南判官。年轻人最向往的职务莫过于馆职，淮南判官期满后，按规定科举成绩优异者可以申请考取馆职，这是仕途进阶的跳板，是二府的预备队，是人生难得的机会。但王安石又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特性，丝毫不为所动，甘愿沉沦在基层第一线。二十七岁时改任鄞县知县，品级虽低却主政一方，为王安石展现自己提供了舞台。他在这里兴修堤坝，疏浚河流，发展农业，取得了不俗的政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春天青黄不接时他把县府粮仓中的稻谷借贷给农民，秋天五谷丰登时让农民偿还，官府收取低息。如果说兴修水利是一名优秀地方官的本分，那么官府借贷在当时无疑是新鲜事物，这一做法让民间官府两受益，一方面解决了农民春荒问题，另一方面政府增加了收入，还将陈年旧粮换成了当年新粮，避免了粮食腐烂和损耗。当地群众感谢王安石的恩德，在他离任时集资为其修建生祠。知县这样的芝麻小官享受生祠，足见其受爱戴的程度。王安石在鄞县的成功实践，为其日后的变法提供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进士第四名本身就是朝廷关注的人物之一，加上王安石在地方上做得有声有色，朝中那些重臣并没有遗忘他，文彦博等多次推荐，朝廷也有意授他以馆职，王安石均以祖母年事已高方便照料为由给拒绝了。

王安石如此淡泊仕途，连好朋友曾巩都着急了。欧阳修参与庆历新政时，曾巩向老师欧阳修推荐王安石，让他意外的是，王安石欣然同意并非常热心。不过庆历新政昙花一现，欧阳修自身不保，很快被贬滁州，举荐王安石的事便不了了之。两位文学家这次虽然没有交集，但彼此心仪，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欧阳修在滁州时，二人开始了隔空诗词唱和，欧阳修写当地美景，有一首诗叫《幽谷晚饮》，王安石看到后，写了一首《幽谷引》作为回应。这以后二人多次书信诗词交往，欧阳修称赞王安石：“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来自怜心犹在，后来谁与子争先。”翰林指李白，吏部指韩愈。有意思的是，王安石答诗：“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表示自己并不把韩愈当标杆，他的偶像是孟子，文以载道固然可贵，致君尧舜才是终极目标[2]。

至和元年（1054）九月，仁宗任命王安石为群牧判官，担心再次被王安石拒绝，就让欧阳修去劝谕他。也许是倾慕欧阳修，这一次王安石真的去就职了，不过时间很短，嘉祐二年（1057）七月又请求外放，知常州。嘉祐三年十月，一纸诏令再把他调回朝廷，任三司度支判官。

度支是掌管全国赋税统计和调度的官署。这是王安石仕途生涯中又一个重要职务，他在这里了解到全国财政的真实状况，并产生了矫世变俗的迫切愿望。正是在三司度支判官任上，他写下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洋洋万字，提出了自己的变革主张。

在万言书中，王安石延续庆历新政的思路，从改革吏治入手，提出“教、养、取、任”的育人、选人、用人之道，其中涉及法治和理财方面的思想颇有新意：“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败坏，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于倾骇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也。”法治的核心是：实践先王的思想而不是照搬教条，根据实际情况不断修正，改易更革。财富的逻辑是：用天下的物力、人力创造天下的财富，供养天下人生活消费。这是一个财富循环守恒的过程，太平盛世里不应该出现财富不足的问题。那么财政匮乏的原因到底在哪里呢？治财无道！理财不得其法，理财方法不对，措施不得力。遗憾的是，王安石没有深入论述什么是法治和治财之道，不过在其后的熙宁变法中将尽数施展其智慧。

万言书局部有新意，整体上不出庆历新政的窠臼，加上仁宗已经年迈，并未对王安石的建议给予足够的重视。不过至此王安石的声望日高，毫无疑问已经进入帝国精英之列。

《邵氏闻见录》记载一则趣事：仁宗在宫中宴请群臣，宴会前的节目是赏花钓鱼。内侍把鱼饵装在盘子里放在桌子上供大臣使用。别人三五成群休闲娱乐，只有王安石不凑热闹，一个人在桌子前静心看书。或许是肚子饿了，王安石边读边食，竟把面前盘子里的鱼饵吃个精光。仁宗悄声对宰相文彦博说：“王安石一定是个伪君子！如果不小心误食了鱼饵，吃一颗就应当发觉。他却一下子把面前的全部吃光，这就不合常情了。”

如果这个故事为真，那么仁宗皇帝还是不够了解王安石。南宋朱弁《曲洧旧闻》记载：有人请王安石吃饭，王安石只吃筷子跟前的菜，这人便得出结论王安石喜食獐脯肉。王安石夫人吴氏听到后不以为然：“下次把他面前换成别的菜。”果然，这次王安石还是只吃筷子跟前的菜，而不管是不是獐脯肉。

原来，王安石是个专注的人，吃东西只是为了填饱肚子而已，至于吃的是什么，他毫不在意，也许根本就不知道。吃饭如此，生活中大事小事无不如此。他从不主动换洗衣服，时间长了身上竟生出虱子。有一次朋友拖着他去洗澡，把他的脏衣服扔掉，给他换了一套新的穿在身上，他竟浑然不知[3]。

这样的人，吃鱼饵绝对不是矫情，而是不自知也。

王安石如此独立特行，不仅被皇帝误解，一些前辈也看他不惯。

他第一次做官在淮南，韩琦以枢密副使的身份知扬州，是王安石的上级。王安石痴迷读书，常常挑灯夜读忘记了时间，甚至不知昏晓。晚上睡眠不好，白天上班总是姗姗来迟或者无精打采。宋朝地方官比较清闲，稍微懒散一些并不会影响工作。但韩琦认为年轻人应该有上进心，不能得过且过。他怀疑王安石状态不好是因为前一天晚上纵情声色所致，又是心疼又是惋惜，责备道：“年轻人应多读书学习，不要自甘堕落。”王安石本可以好好解释一番，赢得领导好感，但他偏偏是拗脾气，心性又高，对韩琦的劝告不理不睬，依然我行我素。私下里向人抱怨：“韩公根本不了解我。”从此二人心怀龃龉，互无好感[4]。

庆历六年（1046），张方平知贡举，正值王安石在京城转官待命。张方平听说王安石文采不错，便奏请让他前去帮忙。王安石到了贡院，对什么都看不惯，横挑鼻子竖挑眼。那时王安石只是二十六岁的年轻人，年纪轻、资历浅、官职低，旁人还有些看不起他，他却比旁人更加自恃自傲，毫无谦虚谨慎的态度。张方平大为不快：我找个后生来帮帮忙、跑跑腿，这怎么来了个领导，来了位大爷？张方平忍无可忍，最后硬生生把王安石撵了出去[5]。因为这件事，张方平认为王安石人品不好，一直站在王安石的对立面，从来没有说过王安石好话。

得罪了领导，外人为王安石捏把汗，但王安石既然不在意仕途，怎么会战战兢兢于上司的喜怒好恶呢。

执拗的人

王安石容易得罪人，并不意味着没有朋友。优秀的人从来不会缺少同类。嘉祐年间，王安石在同龄人中颇有威望，身边聚集着一些同道好友，都是时之俊才。他与司马光、韩维、吕公著交往密切，四人学识渊博，相互欣赏，在一起相处得不错，有“嘉祐四友”之称[6]。

韩维的父亲韩亿是景祐年间的参知政事，职位虽高但谈不上权倾一时，不过他的岳父很厉害，是真宗朝宰相王旦，掌权十八年，为相十二载。当然更厉害的是韩亿有八个儿子，韩维居五，前面四位兄长均已出仕，三哥韩绛嘉祐间已经做到三司使。由此可见，韩家家世显赫，朝中关系盘根错节，政坛影响力很大。吕公著是吕夷简的第三子。吕夷简是仁宗前期最大的权相，他有五个儿子，都授有官职，尤以次子吕公弼官高权重，这一家朝中势力也不可小觑。有人戏言，朝中高官不姓韩，便姓吕[7]。

有人把王安石结交韩、吕视为巴结依附，这种说法毫无根据。以王安石高傲自负的性格，断不会做此卑躬屈膝之事。王安石与吕公著同年进士，与韩家毗邻而居，他们相互交往水到渠成。王安石《韩持国见访》的诗记述同韩维的友情，有“赖此城下宅，数蒙故人留”的句子。

当然，汴京的新生代精英圈应该不止这四人，但从日后的造诣和成就来看，这四人出类拔萃，都做到宰相。其中最为突出的无疑是王安石和司马光，可以说是新生代的双子星，二人性格中有太多相似的地方，注定相知相杀。

譬如对于女人。《邵氏闻见录》记载，王安石夫人私下里给相公买了一个小妾。王安石回到屋里，小妾已等候多时，王安石好奇地问：“你是谁？”小妾直言是夫人买来侍奉相公的。王安石觉得这小妾不像普通人家的青涩女子，于是刨根问底：“说说你的经历和来历。”那小妾眼泪便扑簌簌地掉了下来：“妾的夫君原是军中将领，军队运粮的时候船只沉没，卖了全部家产不足以赔偿，只好把妾身也卖了。”这个凄惨的故事令王安石十分感伤，不仅通知女人的丈夫前来领人，而且赐给他们一笔钱供还债。

无独有偶，司马光也有类似不近女色的记载。明代冯梦龙笔记小说《古今谭概》：司马光夫人张氏没有生育，觉得愧对夫君，一心要给司马光再找个女人，几次都没有成功。司马光任御史中丞时，张夫人买了个小妾，将她打扮得花枝招展送入书房。司马光一心读书，目不斜视。小妾等了许久不见搭话，便想找个话题引起注意。她取过一本书问司马光：“中丞，这是什么书？”司马光认真地回答：“这是《尚书》。”然后继续攻读。小妾讨了个没趣，只好讪讪离去。

他们二人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拗”。

《邵氏闻见录》引用司马光的回忆：至和元年，王安石和司马光曾短暂地同任群牧判官，他们的上司是大名鼎鼎的包拯。有一次包拯宴请下属，王安石和司马光都不喝酒，大家痛快畅饮的时候他们显得落落不群。包拯看在眼里，心里嘀咕：“性格孤僻可不是好事，我得让他们跟大家玩到一块儿。”他端着酒杯走到司马光面前：“君实呀，酒是好东西，可以忘忧，可以交友，可以意态缠绵，可以壮怀激烈。古往今来，无论才子佳人还是将相豪杰，谁不饮酒？来，干了这杯！”司马光推辞：“包大人，我真的不善此道。”包拯打趣道：“酒虽辣喉，也能养心。”这话一语双关，喝酒不喝酒是关乎“心”即品德的大事。司马光再三推辞而不能拒，只好勉而为之，小喝了一口。包拯又来到王安石面前，还是这一通说辞，不料王安石不卑不亢、不冷不热：“恕难从命。”包拯再劝，还是这句。包拯禁不住心中恼怒，想要发火，但同僚都在，跟个年轻人斤斤计较有失长者风度，只好尴尬地解嘲：“不喝酒不知饮者之乐。”说完怏怏而去。

同样执拗，显然王安石更胜一筹。

群牧司长官叫制置使，查史料，未有包拯担任群牧司制置使的记载。不过嘉祐四年、五年，包拯、王安石、司马光均在三司任职，也许故事发生在那个时期。

王安石不留意仕途，仕途的大门偏偏为他敞开。嘉祐五年十一月，王安石和司马光一起被任命同修起居注，起居注的工作是记录帝王言行，属皇帝近臣，许多人求之而不得。但王安石和司马光不这样看，他们觉得这是一项纯粹的文字工作，没有机会参议朝政，不能施展自己的抱负才华，二人都坚辞不受。司马光先后五次上书拒绝，仁宗不允许，只好勉强就任。王安石做得更绝，负责传递公文的合门吏缠着王安石，走到哪儿跟到哪儿，非要把敕书往王安石怀里塞，王安石情急之下躲到自家厕所里不出来。合门吏没有办法，把敕书放到王家案几上不辞而去。王安石从厕所中出来，又让仆人追回去把敕书还给合门吏。当然，这样推却了八九次，最终还是圣命难违，接受了任命。

嘉祐六年，王安石又转任知制诰，同时纠察京城的刑狱。这时候发生的一件事，也可以看出他固执、自负又不循常规的性格特点。

鹌鹑是一种品种古老的鸟禽，《诗经》里有“鹑之奔奔”“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鹑兮”的诗句。鹌鹑身材短小，雄性却极其好斗。自唐朝起，“斗鹌鹑”游戏十分流行，人们用于消闲和赌博，宫廷和民间概莫能外。诗人梅尧臣为好友孙永写过一首《斗鹌鹑孙曼叔邀作》：“脱命秋隼下，鸣斗自为勇。争雄在数粒，一败势莫拥。”写鹌鹑争斗成王败寇的命运。正因为斗鹌鹑十分残酷，能够找到、训练出一只勇猛善战的鹌鹑很不容易，爱斗之人视为珍宝。这一年，京城一位少年养了一只鹌鹑，不但品相雄奇，而且格斗凶悍，常斗常胜，未尝败绩。佳品难得，少年视为心肝，与鹌鹑形影不离。少年的一位同伴亦好此道，暗恋这只鹌鹑不是一两天了。一次同伴苦苦哀求少年，希望把玩鹌鹑片刻，以满足爱物之心。由于关系不错，少年答应了同伴。不料同伴越看越爱，不能释手，便乘少年不备，带着鹌鹑拔腿便跑。少年岂肯白白将宝贝让人，在后面紧追不舍。二人前跑后追，穿越了几道街巷，以至于精疲力竭。少年好不恼怒，恶向胆边生，抽出佩刀向同伴砍去，同伴竟一命呜呼。一只小小的鹌鹑酿成人命，案件报到开封府，开封府审理认为杀人者偿命，少年当死。这是一件普通的刑事案，案情清楚，没有人提出异议，少年关押在大牢，只等秋后问斩。

王安石在纠察刑狱时发现了这个案件，却有与众不同的见解：“同伴未经主人允许拿走鹌鹑，是盗窃行为。少年追他属于捕盗，即使杀死也不应该承担责任。”他上了一道奏章，弹劾开封府量刑失当。信息反馈到开封府，开封府傻眼了：“这么简单明了的案件也能翻案？王安石什么脑袋，什么逻辑？”双方吵到仁宗处，仁宗把案件交给审刑院、大理寺复审，两院（寺）一致支持开封府判决。这是最终判决，意味着王安石纠察不当，应当追责。仁宗器重王安石，一道诏书免除了对王安石的处罚。按惯例，皇帝法外开恩，王安石应表示感谢，到合门检讨错误，下决心悔改。然而王安石岂是轻易认错之人？他的头脑结构可能真的与众不同：“我没有错。”拒绝认错，拒绝悔改，拒绝谢恩。视圣恩不见是蔑视皇上的大罪，御史台便进行弹劾。晚年的仁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装聋作哑，不予理睬，这事便不了了之。

嘉祐八年，因为母亲去世，王安石丁忧回到寄居的江宁。丁忧期满朝廷召回京师，王安石自知招一些人嫌恶，又深感无用武之地，遂以身体有病为由予以回绝，在江宁清凉山收徒讲学，这时期从学于王安石的有陆佃、龚原、蔡卞、侯叔献、郑侠等。良禽择木而栖，君子待时而动。这一去就是四年，终英宗一朝王安石再也没有出仕。

王安石再次回到朝廷，得益于好友韩维。

韩维是神宗最为信任的王府旧臣，神宗对他的一些新奇观点非常赞赏，而韩维总是谦虚地摆摆手：“这不是我的看法，是我朋友王安石告诉我的。”时间长了，王安石这个名字就深深地印在了神宗的脑子中。神宗有心重用王安石，问韩维：“朕召他肯来吗？”韩维分析道：“王安石这人素有经世济国之志，以臣推测，决不甘心终老山林。如果陛下能以礼待之，没有理由不来。”神宗来了精神：“先生写封信试探一下，把朕的意思透露给他。如果他有意，朕下旨召他入朝。”韩维摇摇头：“这样他一定不会来。王安石每次做事都有光明磊落的理由，私人传书会让他觉得委屈，他怎么能心甘情愿出山？不过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就在京师，我可以把陛下的意思告诉王雱，一定能传到王安石耳中。”[8]

治平四年闰三月，诏王安石知江宁府，果如韩维所言，王安石丝毫没有推托，二话不说就走马上任了。也许韩维最懂王安石，王安石已经把自己的理想抱负寄托于年轻的神宗皇帝身上了。见王安石入彀，九月便加翰林学士，次年四月入京兼侍讲，这时司马光是翰林学士兼侍读，这一对儿执拗的人又走到了一起。

阿云之狱

王安石和司马光第一次公开的分歧缘于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

山东登州。阿云是一位苦命的女孩儿，从小丧父，跟着寡母在大家族里生活。女子家庭地位低下，家族里一切事务由叔父当家，母女二人虽辛勤劳作，仍然吃了上顿没下顿，还备受叔父婶娘的白眼和欺凌。更为不幸的是，熙宁元年（1068），相依为命的母亲也去世了，小阿云一下子失去了生活来源。母亲刚刚下葬，尸骨未寒，叔父就不耐烦了，他不愿在阿云身上浪费一丁点的粮食。这一年阿云刚刚十三岁，年龄虽小，却已亭亭玉立，灿若桃花，稍事打扮，便是不折不扣的美人儿。望着阿云日渐高挑的身材，叔父打起了生财的主意：把阿云卖掉，许个人家，还能得到一份不菲的嫁妆。因为急着“出售”，也懒得挑三拣四，更不会节外生枝征求阿云的意见，价高者得，不出旬月，便把阿云卖给了邻村的老光棍韦大。

十三岁古称豆蔻年华，正是情窦初开的年龄，阿云也不例外。她心中的郎君，是高大英俊、面净肤白，是风华正茂、知情识趣。而她许配的夫君韦大，三里五庄尽人皆知，五短身材，皮糙肉黑，嘴尖语迟，特别是一双永远睁不开的眯缝眼透露出猥琐和鄙陋。阿云跟着母亲下田时见过韦大两次，每次都像看见田里的鼹鼠一样惊吓地躲开。现在要嫁给韦大，阿云想死的心都有了！

怎么办？不愿将就的阿云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要么自己死，要么韦大死！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她选择杀死韦大！正是初夏季节，瓜果快要成熟了，种田人都会在自家田头搭上窝棚，夜晚睡在里面，一来纳凉，二来防止调皮的孩子偷窃。窝棚远离村庄，田阔人稀，是最容易下手的地方。阿云也曾是田地里野跑的孩子，对韦大家耕地的位置了如指掌。这一天晚上月黑风高，夏虫鸣噪，阿云拿着一把腰刀悄无声息地开始了行动。毕竟是单纯幼稚的女孩子，摸进韦大窝棚的一瞬间，她害怕了，战栗了。但绝不能无功而返，毕竟事关自己后半生的生活和命运！慌乱之中来不及分辨人的四肢五官，阿云对着床铺举刀便砍，砍了十余刀后仓皇逃去。

韦大虽然中了十余刀，所幸未死，只被砍断一根手指。案件很快被报到县里，县里组织力量破案，几经周折最后将怀疑对象锁定阿云。县尉令弓手（地方治安武装，相当于巡捕）将阿云抓到县衙，严加审讯：“从实招来，否则大刑伺候。”十三岁的姑娘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三言两语恐吓之下，将事情经过一五一十地供认不讳。

案件既明，该如何定罪？按现代刑法应属故意杀人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断一指（非拇指）属于轻伤，一般判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宋朝刑罚依据的是《宋刑统》，谋杀亲夫比一般谋杀案判罚要重，论刑当死。

县里将案件报到州里，建议处斩。登州知州许遵是一位法律专家，任知州前曾担任过审刑院详议官，专管复审大理寺断过的案件。许遵对阿云案有不同的看法：“阿云尚在为母亲服丧期间，按礼制守孝期间不能订婚结婚，因此她的婚约无效，韦大不算她的夫君。这起案件应当按谋杀一般人定性。”

州里只对案件初审，接下来要经大理寺判决，审刑院复审。这两个部门均不同意许遵的意见。他们认为，虽然是母丧期，又受叔父强迫，但婚约已成，该不该有婚约和事实上有没有婚约是两个概念，阿云存在事实婚姻，构成谋杀亲夫罪，判阿云绞刑。绞刑即勒死，比斩刑略好一些，可以保留全尸。

判决意见返回登州，许遵虽然与阿云素不相识，但受庆历士风熏陶的文人对价值观有着固守不易的气节。他再次抗议，这一次的理由锁定在“自首”环节：“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故杀伤指一时冲动杀伤人。《宋刑统》有规定，犯杀伤罪的，如果有自首情节，免去导致犯罪的其他罪责，按冲动杀人论罪，只追究杀伤的罪责。这里“所因之罪”，是个比较复杂的概念，也是此后双方争论的焦点之一。比如一个人劫囚车，劫的过程中杀死了护卫囚车的人。劫囚车和杀人都是犯罪，劫囚车是杀人的起因，就是“所因之罪”。如果有自首情节，判罚时可以只考虑杀人而不纠缠于劫囚车。阿云之狱中的核心肯定是杀人，那么还有没有“所因之罪”呢？许遵认为有。许遵把阿云杀夫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想要杀死韦大，即谋杀；二是杀而未死。这样一分，谋杀就是“所因之罪”，杀而未死是结果。宋代动刑之前招供都算自首，由于有自首环节，所因之罪不再考虑，后者杀而未死失去了“杀”这个因，就变成了伤害。伤害在定刑上显然要比谋杀轻得多。

许遵的抗议上诉至大理寺和审刑院，一寺一院简直要疯了：这不是狡辩吗？！但明知狡辩却不好反驳，只好作为疑案继续上交，上交给皇帝。神宗审查了案卷，理性上觉得一寺一院的判处更符合《宋刑统》规定，感性上又认为阿云罪不至死。怎么办？神宗有自己的解决办法，下了一道敕令，明确“谋杀已伤，案问欲举自首，从谋杀减二等论”。这道敕令就把问题说清楚了：谋杀未遂造成伤害的，在问案之前自首，比谋杀减二等量刑。这样“敕贷其死”，对阿云法外开恩，饶她不死。

事情或许到此可以画上句号。但宋代文人看重的是“礼制”即合不合规矩。一寺一院不买神宗的账：“皇帝可以通过敕令修改法律条文？不行。”敕令执行不下去，神宗便另辟蹊径，一是搬出另一个与法律有关的部门——刑部，让刑部出面“主持公道”，二是将许遵调至大理寺。大理寺是判案的核心部门，大理寺换了人，执行敕令的阻力就不存在了。

许遵到了大理寺，大理寺果然转了风向，站到了“敕贷其死”的立场，马上轻判了阿云。然而新加入的刑部却义无反顾地支持原判，反对许遵的判决。令神宗头疼的是，御史台也加入了纷争，弹劾许遵违背法律，枉自为犯人减刑。御史台的主动出击让神宗十分被动，他们代表着帝国的监督体系，这样阿云之狱的争论已经超越单纯的法律事件了。

走到这一步，神宗只好将事件再次升级，让帝国最有学问的翰林学士们来讨论一下到底孰是孰非。这无疑相当于一次广泛参与的廷辩。

有宋一朝，现在是翰林学士的最强阵容，因为帝国的双子星司马光和王安石同时在列。

司马光支持死刑。他反驳了许遵免除“所因之罪”，将阿云由谋杀变为伤害的谬论：“所谓‘因犯杀伤’者，言因犯他罪，本无杀伤之意，事不得已，致有杀伤。”司马光从犯罪动机上论述，如果没有主观故意，同时犯了有因果关系的两种罪，可以免除“所因之罪”。阿云有主观故意，当然不在免除之列。如果许遵的论述成立，“谋”和“杀”是两件事，“若平常谋虑，不为杀人，当有何罪可得首免”？一个人主观上想要杀人，但没有付诸行动，是不是就得判刑了？他又举例：譬如因抢劫而杀人，如果把抢劫之前的谋划也算一件事，那就是三宗罪了：谋、劫、杀，这难道符合法律精神吗？

不愧是司马光，一下子就抓住了辩论的要害，自首者免所因之罪不适用于阿云案。

王安石与司马光意见相左：“《宋刑统》里关于杀伤的罪名有好几种，如谋杀、斗杀、劫囚杀、窃囚杀，斗、劫囚、窃囚是因，怎么偏偏‘谋’就不能作为因了？只有冲动杀伤（故杀伤）没有所因，其他皆有所因。”王安石也举例说明，比如劫囚车而杀人，在谋划劫囚车时，罪犯一定预知会杀人，否则劫不走囚车。这与谋杀有何区别？！既然劫囚车杀人自首者能按“故杀伤”定罪，不追求谋划之罪，谋杀为何不能？！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同一条法律，不同的人解释出不同的结果。

对于神宗的赦令：“谋杀已伤，案问欲举自首，从谋杀减二等论”，二人的见解也大相径庭。司马光对这条敕令的合法性提出疑问：“法律是国家的最高意志，任何人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包括皇帝。所以敕令不能干扰和代替法律。”王安石则批评司马光迂腐：“法律是人制定的，更应该与时俱进，皇帝的敕令也是法律。”

《宋刑统》形成于宋太祖赵匡胤时期，神宗通过敕令的形式更改《宋刑统》，司马光认为不行，支持刑部，王安石认为可以，支持许遵。司马光口中的法律，是祖宗之法；敕令，是当朝皇帝的诏令。在古代，“皇帝的敕令也是法律”不容置疑，所以二人表面上是“律敕之争”，其本质是祖宗之法能不能修改。

二人针锋相对，各说各话，都不愿让步，朝廷上下从宰辅到有司被迫站队，非此即彼，莫衷一是，我们姑且称之为“护法派”和“变通派”。神宗支持“变通派”，但反对声音此起彼伏，经常被重新拿到朝堂上讨论。直到第二年王安石大权独揽，尽数罢免保守人士，这起案件才尘埃落定。

知识分子囿于自己的想法，既不愿向权力让步，又不愿向舆论妥协，更不愿向人情世故低头，积极地看叫骨气，消极地看叫迂腐。

宋朝这驾百年老马车，被这种执拗和迂腐牵引，朝相反的两个方向各自绝尘，谁也不愿回头，谁也不愿去寻找中间那条正确的道路。

众里寻他千百度

事实上，对于起用王安石，朝中大臣泾渭分明截然两种态度。支持的有曾公亮、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韩绛、欧阳修等，以曾公亮为代表：“王安石的才能学识可以说是当世之完人，应该大用。”反对的有吴奎、吕诲[9]、张方平、唐介等，以吴奎为代表：“王安石这个人临事迂阔，有错不改，一旦起用，必紊乱纲纪。”曾公亮反驳：“王安石是真正的辅相之才。”吴奎：“曾公亮荧惑圣听。”一争执就扣帽子，所有的争执都归结于人身攻击，最后也争不出个所以然来。

而神宗皇帝对王安石的期望值很高，毕竟满朝文武没有找出一个能为自己排忧解难的人。

熙宁元年四月的一次越次入对决定了神宗和王安石的君臣契合。初四，神宗诚恳地问政于王安石：“早就听说卿的品德才能，今日当知无不言。现在的状况，治理国家应从哪里入手？”王安石：“以择术为始。”择术即选择好的方法，就是先确定治国方针和方略。神宗迫切地亮明观点：“唐太宗何如？”他心中的标杆是唐太宗。王安石颇为不屑：“陛下每事当以尧舜为法。唐太宗所知不远，所为不尽合法度，但乘隋极乱之后，子孙又皆昏恶，所以独见称于后世。道有升降，处今之世，恐须每事以尧、舜为法。尧、舜所为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士大夫不能通知圣人之道。故常以尧、舜为高而不可及，不知圣人经世立法常以中人为制也。”大意是唐太宗比尧舜差得太远，只不过隋朝大乱、子孙昏聩才显得他有些见识。咱们要学就学尧舜。尧舜治理的特点是尽量简单而不繁杂纷乱，抓住重点而不迂回曲折，容易实施而不艰难阻塞。后世学者不能理解圣人治理之道，认为尧舜高不可及，实际上是执行不到位罢了。

尧、舜是儒家传说中上古的两位圣主，后世无人能够企及，甚至无人能窥其经略于一二。王安石提出以尧舜为法，石破天惊，出乎神宗意料：“卿这不是为难君主吗，朕何德何能敢比肩尧舜。还望卿尽力辅佐，咱们共同实践尧舜之道。”

后世解读王安石“以尧舜为法”，是用大话镇神宗，给神宗画个饼，达到神宗推崇、使用自己的目的。其实这些人完全没有读懂王安石以及接下来的王安石变法。尧舜之法是什么？尧舜生活在氏族部落时期，当时经济的典型特征是集体共有制，很少有私有财产，没有个体经营，盈余归公，财富统一支配。王安石变法倡导的经济形式，与原始氏族经济有异曲同工之妙，或者说借鉴了原始氏族经济组成和运行方式，这才是王安石诱导神宗皇帝“以尧舜为法”的本质！王安石变法的源头在尧舜，不在唐太宗，不在秦皇汉武，也不在宋太祖祖宗之法，所以王安石石破天惊地将大宋直接对接到了氏族部落制的上古时代。王安石对尧舜的推崇，与孔孟对尧舜的推崇没有关系，假借儒学行事，名儒实法，只是王安石变法的策略而已。

神宗对王安石的“以尧舜为法”还有疑窦：“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你说后人不能知晓圣人之道，那么我大宋王朝百年昌盛，你怎么解释？王安石没有当面回答，大约短时间内自己也没有想明白吧。回家之后重新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思路，上了一道札子，叫《本朝百年无事札》，针对这个问题为神宗皇帝解疑释惑。

先说太祖，叙述了赵匡胤的丰功伟业之后，王安石总结：“其于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安利即安养，元元指老百姓。然后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一并归纳：“太宗承之以聪武，真宗守之以谦仁，以至仁宗、英宗无有逸德。此所以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也。”强调的是他们继承太祖，没有失德。

下面详细论述仁宗朝的得失利弊。先把仁宗赞誉一番，宽仁恭俭，忠恕诚悫，不兴役，不妄杀，不加兵，刑平而公，赏重而信，兼听并观，广选贤才。而查举仁宗朝弊端才是这道札子的重点：帝王生长于宫中妇人之手，“未尝如大有为之君，与学士大夫讨论先王之法以措天下也”。太宗以下没有出现大有作为的君主，更没有深入探讨过先王之法。“一切因循自然之理势，而精神之运有所不加，名实之间有所不察。”凭惯性、凭感性治国施政，不会去思考治国理念、圣王之法这样的根本性问题。王安石列举仁宗朝的具体弊端：“君子非不见贵，然小人亦得厕其间；正论非不见容，然邪说亦有时而用。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而无学校养成之法。以科名资格叙朝廷之位，而无官司课试之方。监司无检察之人，守将非选择之吏。转徙之亟，既难于考绩；而游谈之众，因得以乱真。交私养望者，多得显官；独立营职者，或见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虽有能者在职，亦无以异于庸人。”弊端显现在朝政的各个方面，用人上，小人在侧，邪说不灭；育人上，偏重诗赋，教育失衡；任官上，重名声资历，轻管理考核；吏治上，监察人员不能尽职，守城之将缺乏筛选，热衷交往的得到显官，埋头苦干的遭受排挤。所以人浮于事，上下官员都在混日子而已。这些朝政弊端又导致：“农民坏于差役，而未尝特见救恤，又不为之设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杂于疲老，而未尝申饬训练，又不为择将而久其疆场之权。宿卫则聚卒伍无赖之人，而未尝有以变五代姑息羁縻之俗；宗室则无教训选举之实，而未尝有以合先王亲疏隆杀之宜。”农民生活困顿，士兵缺乏训练，宫中侍卫等同于无赖，宗室皇亲游离于社会之外。

札子最后聚焦到神宗最关心的财政问题：“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方法不到，只靠节约、勤俭怎么能实现民富国强呢？“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人事，亦天助也。”百年无事，是因为运气好，没有碰到强悍的外部政权，没有天灾巨变。所以帝王要“知天助之不可常，知人事之不可急，然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鼓动神宗大有作为。

看了王安石的札子，神宗连声叫好，当夜反复阅览数遍，第二天迫不及待重召王安石，一番讲解探讨之后，神宗大喜：终于找到了需要的那个人！神宗把王安石比作辅佐唐太宗的魏徵、辅佐刘备的诸葛亮，王安石不以为然：“陛下如果真的决心做尧、舜，一定会有皋、夔、稷、契[10]这样的贤臣出现，魏徵、诸葛亮不值一提，有道者不屑与他们为伍。”

神宗遇到知音，请王安石制订一个规划，对朝廷弊端一一纠正。王安石严肃地说：“这么大的事岂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不如在经筵时系统讲解。”

经筵是朝廷专门设立的经学讲堂，讲读官是朝中的鸿儒巨擘，听讲人是皇帝和大臣。讲读官主导经筵内容、辩论方向，讲课的形式较少受君臣之礼约束，无疑是阐述自己观点的最好场合。王安石要把他的治国设想放在经筵上讲，实际上是要作施政宣言，以解放思想，统一认识。

这确实是为变法作舆论铺垫的绝好形式。

经筵开始前一段小插曲不得不提。

宋代之前凳子较少，人们大多席地而坐，讲读官如果站着讲课会让听讲人一直仰视，效果不好，所以都是坐着讲课，当然大约也有尊师重教的意思。宋朝凳子已经普及，案几也随之变高。真宗乾兴年间，仁宗还是太子，年龄尚幼，坐着不及案几，便趴在案几上听课。讲读官孙奭撤去凳子，站着讲读，以方便对仁宗解释指导，从此讲读官立讲成为常态。

王安石讲读前，突然提出一个请求，请按太祖太宗时的旧例，允许讲读官站着授课。判太常寺韩维、刁约支持王安石，认为这样可以彰显稽古重道之义。而其他礼官大多表示反对：“若说尊师重道，讲读官只是解说儒学的旧章句，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老师，怎么能以老师自居？如果讲读官赐座，朝廷中专门为帝王皇子讲学的‘侍读’将享受什么样的礼遇？况且侍臣站着讲读，历经仁宗、英宗两朝，已经实行了五十年，为什么现在变更？”神宗拿不定主意，征询宰相曾公亮意见，曾公亮没有正面回答，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臣给仁宗讲读时也是站着的。”神宗这才下诏仍沿袭过去的规矩。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争议中，王安石的好友曾巩也加入了论战，曾巩：“世之挟书而讲于禁中者，官以侍为名，则其任故可知矣。”既然名叫侍讲，一个侍字已经道出了讲筵者的名位，应该怎么做不是显而易见的吗？很明显他不支持王安石，并进而批评王安石狂妄：“他们不厌其烦地请求坐着讲课，难道世人不认为他们狂妄吗？”[11]曾巩时任馆职，这场辩论本来没有他什么事，他主动加入，可见王安石此时已遭很多人非议。

儒家尊卑礼仪有“天地君亲师”一说，君主和老师都在尊崇之列。细究下来，坐讲还是立讲本质上是“君”和“师”哪个优先的问题，涉及儒家的意识形态。只是不清楚王安石为什么突然提出立讲这个请求。这一年王安石四十七岁，身体健康，还不至于站立不动。人们说王安石为变法而生，难道真的为变而变？

一场纲领性论辩

神宗一度在大用王安石还是司马光上有些犹豫徘徊，二人学识才干相当，是新生代中的双子星座，在选择上确实有些困难。神宗一直在悄悄地观察他们、试探他们，看谁是能协助自己实现雄心壮志的得力人选。

熙宁元年六七月之间，神宗问司马光：“国家这样富，为什么还会出现国用不足的问题？”司马光很认真地回答：“因为用度大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神宗似乎早有准备，顺势道：“那就把这些费用裁减下来吧。朕打算成立一个裁减局，就由卿来主持负责吧。”司马光没有料到神宗突然给他加了这样一副担子，但他不想接：“不行。我得修《资治通鉴》，工程浩大，忙得很，没空兼职。”他还不放心，生怕神宗把这差事强加于他，又推托说：“其实裁减费用不需要成立专门的机构，交给三司就行了，无非比对庆历前期，列出项目用度，很简单的。”[12]

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无论任用司马光还是王安石，神宗只是为了改善财政状况，让国家有钱足以支撑对外战争。如果成立裁减局能够达到目的，也许就没有后面轰轰烈烈的改革了。这个时候，历史给了司马光一个难得的机会，可惜他没有珍惜。同时也是历史给了宋朝另一个选择，可惜昙花一现，被轻易地挥霍掉了。

司马光为什么不接裁减局？真的是为了全力以赴撰写《资治通鉴》吗？这个理由未必能站得住脚。古代文人在著书立说和经世济民之间，首先考虑的是后者，概莫能外。仕途困蹇才会倾力学术。以欧阳修为例，被贬夷陵才把精力倾注在纂写《新唐书》《新五代史》上。司马光是文人，更是官员，不可能标新立异到如此程度。从后来司马光对变法的态度和作为也可以看出，他从来没有打算袖手旁观，没有打算游离于时代之外。司马光不接裁减局，说明他缺乏对改革变法的通盘考虑，没有意识到时代的洪流已至，要么激流而上，要么大浪淘沙，历史不会给他犹豫、观望的余地。再有就是，司马光是研究型人才，坐而论道是大家，事务性工作不是他的强项。平和之世、庸常时代执掌权柄或有维持之能，变革之世、激荡时代做出成就对于他或许勉为其难了。

还有一次，神宗向司马光询问怎样富民，司马光回答：“富民的根本在于得人。县令在最基层，直接与民众接触，县令能不能胜任，知州最了解，知州能否胜任，各路转运使最了解。陛下只要选择好转运使，何愁不能富民！”

司马光的思维简单到这种程度，放之四海而皆准，却没有时代的针对性。

朝堂上的双子星座，司马光退避三舍，神宗皇帝便只有王安石可用了。

让神宗最后下定决心的是八月的一场辩论。这场辩论属即兴事件，是没有预谋没有准备的无心之辩。这已足矣，它展现了王安石的变法观点，让神宗眼放精光，让大臣为之错愕，让天下为之纷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延和殿论辩。

按宋朝惯例，每年年底要南郊祭祀，礼仪之后大赏群臣，花费很多。这年黄河泛滥，河朔地震，灾情严重，财政吃紧，宰相曾公亮在制订十一月的郊祭方案时，建议裁减赏赐，并从宰辅做起。八月十三日，神宗召翰林学士王珪承旨，翰林学士王安石、司马光到延和殿，打算让他们根据曾公亮的建议拟写圣旨，颁布实行。

曾公亮的建议基本上是朝廷上下的共识，神宗召集翰林学士不过走个过程，延和殿在内殿，不是正式的朝会议事场所，臣子说话比较方便。从延和殿地点选择来看，神宗并没有想到会横生枝节，更没有打算在这里进行一场论辩。

神宗介绍了意图，司马光象征性地表示赞同：“国家用度不足，财政难以为继，必须裁减不必要的开支。裁减开支从高官近臣做起，疏远的人才没有怨言。同意二府意见。”司马光话音刚落，王安石立刻以比平时高一倍的音量反驳：“国家富有四海，大臣郊祭赏赐才花几个钱？省下来富不了国，反而有伤皇家体面。昔日唐代宗赐给宰相常衮午餐，常衮辞而不受，反被嘲讽不称职不应当享受皇帝赏赐。现在如果二府辞去郊祭赏赐，外间恐怕也会这样议论。”[13]司马光有点激动：“常衮辞赏赐，说明知道廉耻。比起赖在高位贪图食禄的人不知道高尚多少倍！”王安石话锋一转：“国用不足不是现在的当务之急。”

司马光吃惊得眼珠子都要掉地上了，朝野上下都知道国库没钱，连赏赐都捉襟见肘，居然不是当务之急？“那……那你说什么才算当务之急？”司马光努力捕捉着王安石不可捉摸的思维信息。

王安石胸有成竹：“国用不足是没有找到善于理财的人。”司马光呵呵冷笑：“所谓善于理财，不过是加重赋税把百姓的钱压榨到国库而已。百姓穷困，流离失所，落草为寇，这对国家有利吗？！”司马光这种想法很正常，在传统官员心中，理财就是分配财富，创造财富叫作生产。

可王安石摇摇头：“这不叫善于理财。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是司马迁《史记》对汉武帝时大臣桑弘羊改革的评价[14]，意思是不向老百姓增加赋税也能使国库充盈。作为史上数一数二的史学家，司马光焉能不知？他马上意识到王安石意图所向，愤然道：“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你说的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是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话。”

双方你来我往，从郊祭引申到国用，从当下追溯到汉朝，又从汉朝回到郊祭，王珪站在一旁，听二人说得似乎都有理，一会儿支持司马光，一会儿支持王安石。当然最后表态拍板的是神宗，神宗的结论更是奇怪：“我比较认同司马光的观点，不过这一次暂且搁置宰辅建议，还按过去的规矩执行。”

分析神宗这句自相矛盾的表态，不难得出结论，神宗是站在王安石一边的，所谓认同司马光不过是帝王的平衡术而已。

神宗之所以被王安石言论打动，是因为他有着与汉武帝相同的抱负：开疆拓土，扬威异域。汉初休养生息六十年，积累了巨大财富。汉武帝用这些财富发动对外战争，平匈奴、破南越、败朝鲜、收西域，仅仅二十五年将财富消耗殆尽。为了补充国用，继续支撑战争消耗，任用桑弘羊进行经济改革。桑弘羊的改革措施主要有：统一货币，盐铁官营，倒买倒卖，平抑物价。

统一货币：就是废除旧币，由朝廷统一铸造新币。统一货币的目的是禁止私人和私矿染指货币，国家垄断货币发行权。

盐铁官营：古代盐铁是民生必需品，过去一直由私人经营，桑弘羊将盐铁经营权收归朝廷，官方利用买卖盐铁赚取差价，攫取利润。后来官营领域又扩大到酿酒。

倒买倒卖：将地方上向朝廷缴纳的贡品折合市价，再更换成当地廉价的特产，由朝廷派均输官运到其他没有这些物产的地方高价出售。这也是赚钱之道，称“均输法”。

平抑物价：在京城设立物价管理机构，市场上商品物价低时购进，物价高时卖出。这样避免了物价波动给民生带来的影响，官方同样增加了收入。这种措施称为“平准法”。

桑弘羊的改革措施，确实在短期内迅速积累了国家财富，并且实现了“民不加赋而国用饶”。那么这些财富究竟来自何处，是不是真的凭空增加了财富？用现代眼光看，世上财富并没有定数，商业流通能够刺激生产和消费，促使财富增加。问题在于现代是工业社会，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工业化生产的规模几乎可以无限扩大，农业社会财富总量只与土地产出有关，商业的作用在于分配财富，刺激生产的效果非常有限。那么桑弘羊改革国库增收部分到底来自何处？仔细分析不难发现，无论统一货币还是盐铁官营，无论均输法还是平准法，官方其实是在与商人争利，国家直接干预和参与商业活动，并且把分散经营变为垄断经营，从中攫取商业利润。这种经济政策，可以叫作国家主义经济。

国家主义经济短期内解决了财政危机，长期来看则给经济造成一些负面影响。国家参与市场经营，其效率和效果都不如商人，对商业环境是一种破坏。长此以往，终将影响到民生，民力亦有穷尽之时。

汉武帝大约在公元前110年任用桑弘羊改革，到公元90年左右国力进一步凋敝，已经无法支撑起继续对外战争。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下罪己诏，重新回到休养生息的经济政策中。汉武帝死后，汉昭帝即位，公元前81年，由权臣霍光主持一场辩论会，检讨桑弘羊政策，史称“盐铁会议”。盐铁会议采用辩论形式，桑弘羊为一方，民间推举的贤良文学为另一方，双方辩论非常激烈，最后基本否定了桑弘羊的改革措施和改革成效[15]，不过盐铁官营还是被保留了下来，因为它确实给帝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

司马光熟读史书，显然是反对桑弘羊经济政策的；神宗却如获至宝，对王安石的信任无以复加。王安石不喜欢儒家经典《礼记》，神宗便把经筵课本改成《尚书》。每次经筵之后，神宗都要留下王安石单独长谈，宰相们被晾在门外，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只好徘徊静候，大多要等到午饭之后，甚至下午申时才能回家。许多神宗犹豫不定的朝政决策，最后都听决于王安石：“朕问王安石以为然，可即施行。”参知政事唐介发牢骚：“什么事都要问问王安石，王安石说行就行，说不行就不行，那宰执还有什么用？还不如把我们都罢免了吧。”

无论朝臣支持还是反对，都不能阻挡一场关乎宋朝国运的改革。

[1]五代后周世宗柴荣去世后，七岁儿子柴宗训继位，殿前都检点赵匡胤趁机发动兵变，建立宋朝。

[2]方健《北宋士人交游录》，上海书店出版社。

[3]［宋］叶梦得《石林燕语》。

[4]《邵氏闻见录》。

[5]综合《宋史·张方平传》和《宋会要辑稿》、苏轼《张方平墓志铭》等。

[6]［宋］徐度《却扫编》：“王荆公、司马温公、吕申公、韩公维，仁宗朝同在从班，特相友善，暇日多会于僧坊，往往谈燕终日。他人罕得而预，时目为嘉祐四友。”

[7]［南宋］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

[8]叶梦得《石林燕语》。

[9]吕诲因反对“濮议”被外放后，神宗即位召回朝廷任知谏院，拜御史中丞。见《宋史·卷三二一·吕诲传》。

[10]四人都是尧舜时有才能、有贡献的大臣。皋即皋陶，主管刑政；夔主管礼乐；稷又称后稷，主管农业；契主管教育。后世以皋夔稷契代指贤臣。

[11]《曾巩集·卷九·讲义官》：“顾仆仆然以坐自请者也，则世之为此者非妄欤？”

[12]《宋史·卷一七九·食货下一》；［清］黄以周等辑《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三上。

[13]常衮辞赏事见《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九·常衮传》：“衮独当政。故事，每日出内厨食以赐宰相，馔可食十数人，衮特请罢之，迄今便为故事。又将故让堂厨，同列以为不可而止。议者以为厚禄重赐，所以优贤崇国政也，不能，当辞位，不宜辞禄食。”

[14]［汉］司马迁《史记·卷三〇·平准书》：“弘羊又请令吏得入粟补官，及罪人赎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复终身，不告缗。他郡各输急处，而诸农各致粟，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诸物均输帛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于是弘羊赐爵左庶长，黄金再百斤焉。”

[15]［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十三；［东汉］班固《汉书·卷六六·车千秋传》；［汉］桓宽《盐铁论》。

第五章

改革进行时

西北乱局

西北边事是促使神宗开启改革的重要原因。

夏主元昊死后，毅宗谅祚继位。谅祚崇尚汉文化，与宋朝修好，双方一度恢复榷场，互市贸易，度过了一段和平互惠时期。但随着仁宗去世，英宗即位，西北边境又陡然紧张起来。

西夏跟宋朝的外交纠纷一直没有停止过，两国互相反感并没有随着战争的偃旗息鼓而有丝毫的缓解。宋朝一直把西夏当作臣属看待，西夏却固执地追求外交上的平等和尊重，为此两国闹出不少令人啼笑皆非的荒唐事。比如宋朝总是派出品级很低的官员出使西夏，以此体现泱泱大国的优越感；西夏总是派出职位很高的官员如太尉、枢密使等出使宋朝，以此故意僭越大宋朝廷品级。谅祚从不亲自接见宋使，以维护自己的尊严，但又不放心下面臣子，只好躲在侧间偷听他们的谈话。

嘉祐八年，西夏派使者为仁宗奔丧[1]，延州官员为引伴护送入京。按照惯例，使者在皇宫皇仪门等待接见。但这次刚到汴京外城的顺天门，西夏使者吴宗就提出穿戴礼服，拿着仪仗入京。引伴高宜不允，双方为此争执不下。高宜军人出身，脾气暴躁，一怒之下，将吴宗滞留驿馆，一夜不供饭菜。那吴宗也不是省油的灯，对高宜破口大骂，语言中有轻视英宗年幼的意思。高宜威胁：“再不消停，当发百万大军攻入贺兰山老巢。”第二天，吴宗把高宜的话转述给宋朝负责接待的接伴使，向朝廷告了一状。司马光、吕诲等主张严惩高宜以维护两国和好的大局，而英宗认为吴宗失礼在先，没有处理高宜，反而派人到西夏指责谅祚用人不当，不该选派吴宗为使。吴宗狡辩，把宋朝种种不是添油加醋渲染一番，西夏群情激奋，纷纷要求报辱雪耻，两国关系由此埋下祸根。

西夏已经厉兵秣马，而宋朝边将还在歌舞升平。陕西都转运使陈述古巡视一圈后，奏报边关宁静，让朝廷不要多虑。治平元年秋，夏国主谅祚出兵泾原路的周家堡，泾原路副总管刘几请求陈述古派兵增援，陈述古判断失误，不敢向朝廷报送军情，也不敢出兵增援。刘幾一向不满陈述古的官僚作风，便联络几员大将到陈述古的帅府请命。陈述古担心事情闹大惊动朝廷，便擅自将刘幾调整到凤翔府，离开前线。

由于宋军守备松懈，又缺乏有针对性的防御措施，轻率出战，宋军在秦凤路、泾原路接连失利，弓箭手[2]数千人被杀，人口牲畜万余被掠夺，八十余个西蕃部落被迫归顺西夏。

治平二年初，宋军正在欢度春节，守备有所松懈。夏军突发而至，以万余人攻打庆州王官城。幸好鄜延路经略使孙长卿非无能之辈，夏军才没有得逞。三月，西夏攻打宋保安军的顺宁寨，宋军顽强抵抗，坚守半个月，西夏无功而退。十一月，又攻打德顺军的同家堡，杀数千人，掠夺牲畜数万头。

治平三年，西夏对宋境的掠夺变本加厉。这年秋天，谅祚亲率大军攻打大顺城。宋环庆路经略使蔡挺曾随范仲淹戍守边事，又曾随富弼出使辽国，达成“重熙增币”协议，是位有见识的官员。他下令坚壁清野，将士各守其寨，不得出战。大顺城坚不可破，蔡挺料定夏军攻不下大顺城，会把目标指向不远处的柔远城，派副使总管率精兵重点防守柔远城。在敌人到来之前，蔡挺命人在大顺城外水壕里布下铁蒺藜，这是一种带着尖刺的铁器，骑兵踏上会刺伤马蹄。夏军果然中招，马血染红河水，骑兵的攻击力大打折扣。

夏军围困大顺城，连续三天疯狂进攻，但毫无建树。谅祚心急，亲自到城下督战，蔡挺安排八列强弓手进行偷袭。只听一声令下，弓矢如注射向谅祚。夏军见弓矢密集，急忙护卫谅祚撤退。饶是如此，一支利箭还是射进谅祚铠甲，直入肌肤。

夏军受挫，转攻柔远城，又被宋军偷袭，便溃散而退。

此后谅祚又数次侵边，不仅无功，还造成控制在西夏手中的绥州（今陕西绥德县）反叛归宋。谅祚气愤不已，加上箭伤发作，于治平四年（1067）十二月[3]不治而亡。

西夏继位君主惠宗秉常只有七岁，其母梁氏和舅父梁乙埋掌控大权，内部斗争十分激烈，宋夏边境赢得了短暂的片刻安宁。

谅祚的先恭后倨让宋神宗认识到，这个西北豺狼终究是心腹之患，只有踏破贺兰山缺才是一劳永逸的毕世之功，而平定西夏正是神宗成为伟大皇帝的功绩之一。现在需要考虑的是，什么样的策略才能实现对西夏的最后胜利！

熙宁元年底，宰辅呈上一道札子，让神宗眼前一亮：有见识，可以成为对夏政策的总方略！

上书的人叫王韶，嘉祐二年进士，与当朝名士苏轼、苏辙兄弟同科。进士及第后，王韶做一些县簿之类的小官。宋朝制度，进士可以通过制科谋取更高官职，苏轼兄弟走的就是这个路子。制科不常开，每次录取的人也很少，史料显示，苏轼那一届制科只录用了三人，这兄弟就占了大半。王韶也参加了制科考试，但没有得中。据《宋史》本传，此后王韶“客游陕西，访采边事”。对西北风土人情和西夏国情有了一定认识，于熙宁元年连上三道奏章，称为《平戎策》。

按《宋史》这一说法，王韶当辞去了官职，在西北做游侠闲士。这一说法值得商榷。向皇帝上书，正常渠道需要经过官府层层上达，没有一定身份、地位、影响恐怕难以做到。《西夏书事》记载，嘉祐八年（1063）二月，“河州刺史王韶略熙河”。当时据熙河开边还有数年，河州还未纳入北宋版图，《西夏书事》记述应当有误。但嘉祐末年王韶在西北先行实施一些军事行动也未可知。由此推测，王韶制科考试后，当在西北任职，并不是“客游陕西”。正是在对敌作战中积累了经验，才提出了平戎之策。

《平戎策》的核心内容概括为一句话：“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河指黄河，这里指黄河上游从甘肃临夏一带北上兰州一段；湟指湟水，是黄河上游一条重要支流，从青海湟源县流经西宁在兰州西汇入黄河。河湟地区指的是黄河与湟水之间的三角地带，西起青海湖，东至兰州，北达祁连山，南到黄河，包括现在青海省的西宁市（含下辖县区）、海东市（含下辖县区）、海晏县、尖扎县、贵德县，甘肃临夏等。

河湟是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交汇处，既适宜农业，也适合牧业，历来为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必争之地，居民以吐蕃、羌人为主。河湟地区的重要价值还在于，它是陇右出河西的咽喉，是宋朝关中的屏障。它向南有洮水抵达岷山，又是进入汉中、蜀地的通道，当年邓艾灭蜀[4]走的就是这条路线，诸葛亮出祁山也在不远。更重要的是，河湟向西毗邻灵州，是西夏核心区域之一。宋朝得到河湟，会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对西夏形成半包围之势，阻断西夏的发展空间。相反，如果西夏得到河湟地区，向南可以完全占领陇右，控制渭河上游，掐断关中平原的水利命脉，并且对关中形成西、北挟制。

所以王韶认为：“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

那么河湟的现状是什么呢？

河湟在汉武帝时首次被纳入中央版图，唐朝时属唐陇右节度使。安史之乱爆发后，唐调陇右、河西军队平叛，吐蕃趁机占领了河湟地区。晚唐诗人杜牧曾因此感慨：“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5]唐宣宗大中年间，吐蕃内乱，唐朝收复了陇右、河湟、河西地区，但对这一地区的统治已经有心无力，唐末五代，河湟又控制在吐蕃人手中，宋朝版图的最西端秦州仅仅到达陇山脚下，即现在的天水一带。不过动乱后的吐蕃也陷入分裂，活跃在河湟的只是吐蕃的一支——唃厮啰部。

唃厮啰是吐蕃王室后代，宋初来到移公城（今甘肃夏河县），被拥立为首领，活跃在河州（今甘肃临夏）一带。唐时，吐蕃是统治青藏高原政权的名称，这时已经转化为民族的称谓。吐蕃有大大小小许多部落，部落各有首领，时而有部落反叛唃厮啰，唃厮啰本部几经辗转最后迁居青唐。青唐在唐代称鄯州，宋徽宗年间改名西宁州，就是现在的青海省省会西宁市。唃厮啰在这里安定下来，逐渐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青唐成为河湟吐蕃的政治、军事、文化、宗教中心。这时河湟除了吐蕃，还杂居一些羌人部落，宋朝人称他们西蕃、西羌。

河湟东北与西夏接壤，被西夏视为嘴边肥肉，一心吞之为快。唃厮啰审时度势，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意图交好宋朝以牵制西夏，遣使进贡宋朝最需要的马匹。宋朝也正好笼络西蕃，承认唃厮啰为河湟大首领，封为大将军、节度使。双方就这样达成了对西夏的战略联盟。

由于谅祚与辽国关系也比较冷淡，辽国也想拉拢西蕃，便将公主嫁于唃厮啰第三子董毡。治平二年（1065）冬，唃厮啰病故，董毡继位。

唃厮啰、董毡虽为蛮夷首领，但只能控制湟水一线，河湟和陇右的其他地区分布着大大小小许多吐蕃和西羌部落，各有自己的武装。这个地区实际上还是一盘散沙。

入阁拜相

王韶提出“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乍看让神宗吃了一惊：“这王韶不是在发高烧吧？”河湟西蕃和诸羌大多是宋朝友军，不打敌人去打友军？这不是得病了吗？

神宗怀着不解和好奇继续往下看，王韶讲述的理由是：西夏年年攻打青唐，虽然都是无功而返，不过青唐力量明显不敌西夏，万一西夏得手，必定兵锋南向，那时兰州、会州（今甘肃会宁县）恐成西夏牧马之地，洮渭之间难免掠夺之祸，并进一步危及陇山、蜀地。我不取之，天予他人，河湟之地早晚都要易手，何不先下手为强？！再者，河洮在汉朝就设立郡县[6]，是中华固有领土，从法理上也应该收回。现在诸羌不团结，正是统一的绝好时候，不可延误！

王韶的这几句话打动了神宗：是呀，本来就属于中原所管辖，祖宗未取，不代表永远不收回！神宗既然以恢复汉唐故土为己任，自然怦然心动。况且此地战略价值如此重要，怎能予于外人之手！神宗兴奋地从龙椅里站了起来，连声吩咐内侍取出西北地图，仔细端详着这几个区域：从关中到西夏，要穿过横山山脉，行军不易，补给更是困难！如果从青唐、兰州攻打西夏灵州，一路没有高山峻岭、滔滔大河阻挡，则要便宜多了！

天气已是数九寒冬，神宗正捧着一只精美的瓷质手炉暖手。他重重地把手炉扣在桌案上，一字一顿地自言自语：“就是它了！”一旁的内侍吓了一跳，也不敢多问，只好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只紫色手炉，生怕血气方刚的皇帝把它摔个粉碎，或者炭火迸出，烫伤皇帝白皙但瘦劲的手。

从那天起，神宗把王韶《平戎策》放在案头，作为对西夏作战的总体战略。熙宁元年（1068）十二月，任命王韶管傒秦凤经略司机宜文字，也就是秦凤路经略司的总参谋。其实，神宗本可以给王韶更高职务，不过他必须先处理好内阁人事，尤其先解决国库没钱的问题，否则战争就是空谈。

王韶的《平戎策》更增加了神宗的急迫感，任用王安石刻不容缓！不过王安石资历尚浅，神宗想试探一下大臣们对他的反应：“王安石能做宰相吗？”天章阁待制孙固摇摇头：“安石文章写得好，但做宰相重要的是要有度量，安石为人不够宽容，这样的人不适宜做宰相。”参知政事唐介反对得最为激烈：“安石好学而泥古，议论迂阔，若使为政，必多变以扰天下。”唐介担心王安石执政将致政策“多变”，但神宗需要的正是“变”，在这方面神宗不能同意唐介，唐介这样一说，反而坚定了他任用王安石的决心。

神宗召来王安石：“朕仰慕卿道德，想要把政事委托于卿，卿不要推辞。”王安石也不客气：“臣答应回朝，就是要襄助陛下大有作为。不过天下风俗法度已经颓坏，朝中君子少，庸人多，奸人也不少。庸人缺少见识，只知道因循守旧，奸人则忌恨正直，排挤贤达。奸人在前面兴风作浪，庸人在后面随声附和，臣即使有真知灼见也不见得能够实施。这也是臣建议从讲学开始的原因。只有陛下系统了解臣的思想见解，对臣不怀疑不动摇，然后才能有所成效。”神宗谈了自己的为难之处：“朕当然信任你！不过其他人未必真正了解你，说你只知经术，不可以经世务。”经术指办事的具体方法，经世务指治理国家的大政方针。王安石摇摇头：“经术才能经世务哇。如果不懂经世务，靠什么经术呢？”不懂治国方略却能做好办好政务，不符合逻辑呀！神宗一想，确实是这么个理。既然要委托政务，就要弄清楚王安石的治国方略到底是什么，也验证一下王安石是不是能够“经世务”。便又问：“卿若施政，打算先做什么？”王安石对这个问题似乎期待已久，成竹在胸地回答：“变风俗，立法度。”

风俗原指通行的礼仪、习惯，法度指法则、行为准则。变风俗，改变既有的、现行的习惯规矩；立法度，确立新的行为准则。两句话合起来用两个字概括就是：变法！

其实仔细分析，“风俗”和“法度”还是不同的。风俗是约定俗成的规矩，即儒家强调的“礼制”，也可以称为道德律。风俗有一定约束力，约束力体现在大家的认同感上，一百个人中有九十个人认为你是错的，那你便有罪。风俗也有文字规定，那就是儒家经典，但不够清晰，具有很大的弹性和张力，取决于谁来解读，怎样解读。儒家社会里礼制的解释权毫无疑问在士大夫手上，而士大夫对礼制的理解又不尽相同，譬如“濮议”事件就是典型，同样一句“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朝堂之上这些顶级的士大夫能解释出截然相反的两种结论。法度是形成条文的法律，成文法建立在逻辑的基础上，很清晰但缺乏张力，一是一，二是二，不容易被曲解。《宋刑统》便是成文法，不过它只适用于刑事案件。当然，在阿云之狱中，法律条文也被作出不同解读，那是文字上存在逻辑漏洞，加上一方强词夺理，与条文法的特性无关。

中国古代的意识形态中，儒家讲“礼”，用道德律去维护社会秩序，追求的是感化、同化，目标是取得社会大众心理上的认同；法家认“法”，用成文法去规范社会秩序，追求的是约束、治理，目标是取得社会大众行为上的遵循。用儒、法去衡量“变风俗、立法度”，不能不说，王安石带有一定的法家思想特征。当然，如果就此认为王安石是法家人物就错了。王安石的哲学思想主体还是儒家的，他是理想主义者，追求大同之治，主张学以致用，用圣人之学去解决实际问题。王安石更强调学问对社会的改造和发展，而不拘泥于固定的礼制，这也是他不喜欢《礼记》的原因。

“变风俗，立法度”是王安石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手段，对法家有借鉴，但并没有超出儒家范畴。他口中的“法度”，用了法家的皮，裹着的还是儒家的肉。这也说明王安石的儒学更具有开放性、包容性，所以被称为“新学”。

神宗小时候在接受儒家教育的同时，私下偷读法家典籍《韩非子》，对法家治国有着浓厚的兴趣，今日王安石提到“变风俗，立法度”，正合神宗心意，连声称好：“卿最懂朕。”

熙宁二年（1069）二月，神宗对二府班子进行了调整，老臣富弼为首相，曾公亮为次相，赵抃、唐介、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参知政事虽为副相，但宰辅如何使用全凭皇帝一句话，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时职务也是参知政事。明眼人都看得出，二月宰辅调整的亮点毫无疑问是王安石，只是因为资历浅暂时屈居副职，富弼凭资历和威望为王安石做个过渡。不过，既然中书有四位宰辅，王安石又叨陪末位，如果摆脱老臣的掣肘，让王安石真正能放开手脚大干一场，其难度神宗和王安石都在思考。

不到一个月，神宗诏令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名义上是理财机构，从其后的运行情况看，实际职能就是议行变法，制定出台各项变法措施[7]，形同变法领导小组办公室。它的运行不受二府、三司制约，成功地绕过了宰辅老臣。条例司的负责人是枢密使陈升之、参知政事王安石，枢密使不管行政，只是挂名而已，陈升之与王安石早年在淮南共过事，同为“簪花四相”[8]，关系较好，诸事一味顺着王安石，王安石对条例司说一不二。条例司下设两种属官，检详文字和相度利害官，检详文字主管起草变法方案；相度利害官负责调研、督导、宣讲。王安石向神宗推荐吕惠卿，神宗便任命吕惠卿为条例司检详文字。吕惠卿是嘉祐二年进士，与苏轼、王韶同科。他曾谒见王安石，被王安石引为志同道合，评价他：“惠卿之贤，虽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学先王之道而能独用者，独惠卿而已。”这不是寻常评价，所以吕惠卿才能成为王安石属下第一员大将。

嘉祐二年进士效力条例司的还有章惇、苏辙、程颢。

严格来说，章惇还不算嘉祐二年进士。嘉祐二年章惇确实中了进士，但这一年状元是他的族侄章衡，章惇耻居侄子之下，一怒之下扔掉朝廷文告，回家继续攻读。嘉祐四年再中进士，名列第五，这才高高兴兴上任去了。章惇就是这样傲娇！这一点与王安石类似，有人把章惇推荐给王安石时，王安石相见恨晚[9]。

苏辙是苏轼的弟弟，二人放榜后恰逢母亲病故，于是回四川眉州丁忧。嘉祐六年参加制科考试，得了官职，不料治平三年父亲苏洵又病逝，便再次回到眉山守孝。熙宁二年刚刚回到京师，苏轼任馆职，苏辙上疏谈“三冗”之弊，切中神宗心结，被安置在条例司，同吕惠卿一样任检详文字。

程颢是著名理学家，与弟弟程颐并称“二程”。任职条例司时他只是一名普通官员，虽有学问但还没有开展系统的哲学研究。程颢也认同改革，曾在熙宁元年上《论王霸札子》，提出尧舜之道是天理正道，也是成就王业之道，劝神宗不要谋求霸道，因为霸道偏离了仁义的本心[10]。程颢在条例司为相度利害官，大致工作是巡视各地，查验农田、水利、税负。

不久王安石又推荐了曾巩的弟弟曾布，同为嘉祐二年进士。曾布被任命为太子中允、判司农寺，不久加任检正中书五房。司农寺是重要的农业部门，与变法息息相关，条例司撤除后新法通过司农寺颁布；五房是中书省五个主要职能部门，几乎涵盖了朝廷大事，检正对五房进行检查、考核，权力自然很大。

后来吕惠卿、章惇、曾布成为新党的主要人物。

大权独揽

条例司要有权威性，下面的人必须买账。所以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借人事立威。

三月，神宗下诏，三司判官、诸路监司等所有与财货有关的官员，包括提举辇运使、籴粜市舶榷场、提点铸钱、制置解盐等，两个月内将自己职责内外的有关财务状况、财务数据、财政建议一一上奏，向条例司述职。这份诏书清楚地表明，条例司不受二府、三司制约，某种程度上已经凌驾于中央政府之上，地方政府必须对条例司负责，支持条例司工作。

四月下旬，条例司派出程颢等八人作为特使巡视地方，查看农田水利赋役，为立法进行调研、寻找依据。这八人名为调研，当然也肩负着督导职责，进一步加强对地方上的控制。

宋朝规矩，皇帝提议要经过宰辅讨论，宰辅有事务要经过皇帝审批。换句话说，皇帝和宰辅共同商议后才能以皇帝名义对外发布。王安石深知推行改革必须大权在握，他甚至建议：“过去中书省处分政事要打着圣旨的旗号，这不合事理。中书省应有自己的自主权，可以不以圣旨的名义独立下发文件政令。”王安石这个建议明显是向皇帝要权，摆脱皇帝的束缚。当然王安石可以说出一大堆理由，比如事务繁忙庞杂，有些还比较紧急，需要当机立断；比如相权可以有一定的独立性，对一些小事不妨自主决策。无论怎样的说辞，这种建议是相权对君权的侵夺，遭到参知政事唐介的强烈反对：“宰相发文称圣旨是太宗定下的规矩，为了防止权臣借此威福天下。王安石想要绕过圣旨，把皇帝当作摆设，有害无益。”这件事事关国体，违背了祖宗旧制，也违背了神宗改革的初衷，神宗行使了否决权。

中书扩权遭受挫折，但多数情况下神宗都会尊重王安石的意见，特别是宰辅们意见不一致时，最后往往王安石能一锤定音，其他人几乎失去了话语权。富弼审时度势，干脆称病不朝；曾公亮也自知无法与王安石抗衡，多次请求告老还乡；还有参知政事赵抃，叫苦连天，只好避其锋芒。最惨的是唐介，他性格耿直，宁折不弯，又与王安石理念相左，常常在皇帝面前与王安石吵得不可开交。王安石头脑灵活，口齿伶俐，加上神宗偏袒，争吵的结果十有八九是唐介落败。不到两个月，唐介背部长出毒疮，不治而死。按中医理论，毒疮因气血阻滞引发[11]，换句话说，唐介是被活生生气死的。所以当时朝中流行着“中书有生老病死苦”的说法，指王安石生机勃勃，而曾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赵抃苦。

搞定了宰辅，还要搞定大臣。郑獬是王安石的江西老乡，是皇祐五年的状元，任翰林学士，临时权知开封府。郑獬在开封府任上碰到一起刑事案件，一对叫喻兴和阿牛的夫妇杀死一位女子，按律当斩。不过有阿云案在先，神宗颁发了自首可以减刑二等的敕令，朝堂辩论神宗又明确支持了王安石，按新律喻兴夫妇可以减刑。不过郑獬是“护法派”，不肯按王安石的法律精神实行，并且打算借题发挥，以这件事情为例重开廷议[12]，推翻神宗和王安石的“新法”。王安石得知消息，大为不满，向神宗进言将郑獬调离。此时富弼闹情绪抱病在家，曾公亮到洛阳公差，王安石抓住机会，私自填写任命书，将郑獬调任知杭州。

按常理，只有宰相才有签署调令的权力，王安石明显违反了人事纪律。宣徽使王拱辰直言“权臣盗弄其柄”，愿一损俱损，和郑獬一并被逐。无奈此时神宗只信任王安石一人，竟真的连王拱辰一起罢免外放。这一时期被王安石贬黜的还有知开封府滕甫、知制诰钱公辅[13]，一次贬黜这么多人，神宗担心引起外界议论，王安石却仍意犹未尽：“臣恨不能把他们的罪状一一公布于众，让小人有所忌惮。”

反对王安石最为强烈的是御史中丞吕诲。司马光侍讲去资政殿，路上碰到吕诲。二人曾同为言官，一向交好，司马光便小声问：“今天打算进谏什么事？”进谏上奏互相通气有交接朋党的嫌疑，所以大家都非常小心。吕诲也压低声音：“袖中有一篇弹劾新任参知政事的札子。”司马光与王安石虽政见不同，这时候还没有到水火不容的地步，对王安石的任命倒乐见其成，便劝道：“任命书刚刚下发，众人都恭贺皇上用人得当，你怎么开始唱反调了。”吕诲严肃地回答：“你也这样认为吗？王安石的见解大多歪理邪说，还喜欢在身边聚集一些佞臣奸邪，天下一定会为此遭殃。”

一般奏章需要通过中书呈送，吕诲执意面见皇帝直接进谏，可见自以为兹事体大。那么吕诲弹劾王安石札子的内容是什么呢？吕诲列举了王安石十大罪状：第一，嘉祐间争鹌鹑一案，王安石处置失当，拒不谢罪。第二，朝廷任命王安石小官，他都要三番五次辞让；等到任命为翰林学士就迫不及待上任了。先帝临朝，则有山林独往之志；陛下即位，则有金銮侍从之乐。这是见利忘义，好名嗜进。第三，王安石经筵时要求坐着讲，把自己放在皇帝老师的位置上，不识君臣上下的本分。第四，王安石常常单独与皇帝讨论事务，操纵皇帝按自己的意思发文下令；对下则堵塞言论，做出成绩把功劳归于自己，出现问题把怨言留给君主。第五，阿云之狱中徇情枉法，徇利报怨。第六，进入翰林，没有听说为朝廷推荐人才，反而拉拢同僚举荐自己的胞弟王安国，让朝廷破例恩赐进士及第[14]。第七，作威作福，震惊朝堂，陷害驱逐不阿附自己的大臣。第八，强词夺理，欺凌同僚，致使唐介愤懑而死。第九，有个叫章辟光的，上书说皇帝的弟弟岐王年纪大了应该出宫居住，皇太后要求惩戒章辟光离间之罪，王安石拒不执行[15]。第十，制置三司条例兼领兵财，权力过大，未见具利，先见其害。有了这“十大罪状”，吕诲给王安石定性：“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慢上，阴贼害物。”“臣究安石之迹，固无远略，惟务改作，立异于人，徒文言而饰非，将罔上而欺下。”王安石外表看起来老实质朴，内心机巧伪诈，对上骄纵傲慢，对下阴险残忍。这个人没有多少远见卓识，只是用改革标新立异。吕诲断言：“误天下苍生，必是人也。”

此时据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不足百日，吕诲就总结了十大罪状。应该说这十大罪状大多属政见不同，譬如第五条阿云之狱；有些属想当然，以己度人，譬如第二条好名嗜进；有些则是欲加之罪，譬如第三条经筵坐讲，王安石当然有建议权，并不属什么过错；还有些以是为非，譬如第九条，岐王赵颢年龄既长，出宫居住理所应当，王安石顶住压力营救章辟光，算是公道之举，如果换作别人，吕诲恐怕会大加赞扬，他因为厌恶王安石便归之于十大罪状。

从吕诲奏章中可以看出变法之初王安石遭遇的阻力。要成就变法大事，必须牢牢抓住神宗这个定海神针，不能让皇帝有丝毫的动摇。王安石的办法是上书请辞。神宗正用人之际，怎么能少得了王安石，急忙派人抚谕安慰。如此再三，便将王安石宣入宫中，亲自宽慰：“吕诲这人特别不懂事，一定是中书省有人指使，不然他不应该知道那么多事。朕与卿相知犹如殷商时高宗武丁与傅说[16]，哪里需要别人指手画脚。”王安石却说：“殷高宗起用傅说，之所以能干成大事，还在于百官之中都是俊杰，他们共同襄助傅说，而不是小人当道，从中使绊。”王安石又要借此安排亲信，神宗自然听得懂：“近臣之中只有吕公著能够帮助你，不过他的哥哥吕公弼现在是枢密使，再把弟弟安排在重要岗位上不合适吧。”神宗的建议正中王安石下怀，便说：“本朝也有先例。富弼任枢密副使时，他的岳父晏殊是宰相。吕公著的品行您是知道的，怎么可能兄弟勾结起来做对不起陛下的事呢！现今富弼、曾公亮不思变法，指望他们让国家强盛恐怕很难。”

不久，果然按王安石意见，将吕诲贬知邓州，以王安石的嘉祐四友之一的吕公著为御史中丞。

王安石任参知政事不足百日，做了几件大事为变法铺垫：成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地方向条例司述职，向地方派遣特使，打击异己，将台谏控制在亲信手中。

宋初设立中书、枢密院、三司，就是为了将政权、军权、财权分置，防止权力不受制约，防止出现权相权臣，防止皇权受到威胁。现在制置三司条例司绕过二府、三司，成为不受制约的独立机构，改变了宋初政权设置的基础；台谏也是为了限制皇权和相权，但在英宗朝已经弱化，这次王安石如若得逞，台谏不仅将形同虚设，还有可能与宰相勾结起来同流合污。

条例司的设置和台谏的异化动摇了宋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基础、政治架构，造成皇权独大或相权独大。它不仅开启了宋朝大变局，同时开启了皇权社会的千年大变局，是一件影响深远的变革。而这种变革不利于政治民主、文化宽容、社会开放，是消极的和倒退的。

当然，积极的方面是造成权力相对集中，有利于提高效率，减少掣肘，破除阻力，更好地推进变法。问题在于，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增加国家收入，最终赢得一场拓边战争，付出这样的代价值不值得？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更好的道路兼顾集权和制衡，实现富国强兵？

值得玩味的是，整个帝国中央体系中，只有吕诲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变化，然而无能为力。作为帝国双子星的司马光，未见任何动作和意见表达，反而劝阻吕诲进谏。不能不说，保守派领袖、共治政治的捍卫者司马光，在政治上缺乏应有的观察力和敏锐性，对政治大势和政治方向的把握极其迟钝。正是由于其政治能力难以匹配变法要求，造成仁宗朝为人津津乐道的共治时代一去难返。

均输法

宋朝刚建立时，太祖赵匡胤有意把都城迁到洛阳，赵光义和群臣都坚决反对，因为开封河流四畅八达，天下财富都汇聚到了这里。试想，谁愿意离开繁花似锦的大都市到偏僻贫瘠的小山村？

开封有四条河流，皆是运河。自西向东南为汴河，古称通济渠，是隋朝开凿的大运河中重要一段，上游至武陟与黄河相连，下游与淮河贯通然后通向江南。从西南流进汴京的是蔡河，沿水路可以通向现在的河南南部。五丈河则从开封西北入、东北出，北方物资交易大多通过五丈河进行。还有一条河叫金水河，作用是贯通其他三条河流。

宋朝最富庶的地方是江南，四条河中漕运最繁忙的是汴河。每年通过汴河运往汴京的稻米五百万石，占总量的八成以上。除了基本口粮，汴河上穿梭往来的船只上还载着布帛、茶、盐、金属、羽毛、胶、漆等物资。春水初涨，汴水河面千帆竞发、百舸争流，往来的都是流水般的银钱。

开封有着各形各色的人，其中军人和官吏是数量庞大的群体，养活这些不种地不经商不生产的“闲人”，靠的是税负。税负主要来自富裕的东南六路即淮南路、两浙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荆湖北路、荆湖南路，除了税负还要对六路额外征收贡品，朝廷为此专门设立一个机构叫发运司，负责将税负和贡品运送到京城，走的就是汴河。无论税负还是贡品，发运司都只收实物，不收银钱，可能是怕买空汴京市场吧。为了公平，六路的税负和贡品都有定额，每年征收的数目一定，无论各路丰收还是灾歉。

这样的调运制度显然存在着弊端。比如征收布帛，扬州跟杭州的布帛质量、价格差不多，前者属淮南东路，后者属两浙路，虽然扬州距京城比杭州近六百里，但不能用扬州的布帛代替杭州的，所以调运船只就要多跑冤枉路。再比如荆湖北路今年歉收，粮价被抬得奇高，而两浙路风调雨顺，粮价被压得很低，他们缴的粮食还与往年同样多。这种绝对公平的政策其实包含着最大的不公平。

看清楚了这些弊端，王安石变法便首先从赋税征收调运制度发轫。熙宁二年（1069）七月十七日，诏置“均输法”。均的意思是灵活调节，输的意思是输送、供应，那么均输就是更灵活、更机动地调运物资。均输法的要点可以用八个字概括：“徙贵就贱，用近易远。”它的具体内容有：各路上缴物产改为上缴现钱，仍然按规定的数目上缴；发运司用现钱购买物品；同样的物品到便宜的地方购买，比如两浙路丰收，粮价低，而荆湖北路歉收，粮价高，就买两浙路的，不买荆湖北路的，这就是“徙贵就贱”；同样价格的物品到近处购买，比如杭州布帛与扬州等价，在扬州购买不去杭州，这就是“用近易远”；发运司购买物品后不一定调运京城，可以卖到价高的地方获利，比如在两浙路买的粮食，直接拉到荆湖北路卖掉。

新的规定意味着扩大了发运司的权限，发运司在保障京城正常生活的前提下，可以用各路的赋税自由买卖，发运司成了国家运营的商业公司。为了因应这种变化，王安石提名薛向为发运使，并拨付五百万贯钱、三百万石米作为启动资金。

薛向是商业天才，他在陕西做官时，有一项任务就是养马。国家划拨一千顷土地建养马场，耗费四千万，一年养了三百匹马驹。薛向的经商脑子一转，觉得不划算。第二年，他把一千顷土地租给当地农民耕种，收取租金，用租金办了个马匹交易场，结果一年买了一万匹马。当然精于算计的人往往被诟病刻薄，薛向也不例外。一次他出公差，途中与别人争抢客舍，对方正在病中，竟惊吓而死。这件事成为薛向一生的污点，一直被言官揪着不放。

平心而论，均输法颇有亮点，王安石把均输法作为第一部新法可谓用心良苦。其一，过去调运制度的弊端显而易见，革新除弊人们容易接收。其二，宋朝虽然商业发达，但毕竟占比重尚小，调运又只涉及局部地区局部领域，不容易引发大规模的社会问题。其三，商业来钱快，尤其这种带有垄断性的商业活动，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不过，以现代的眼光去看，均输法并不完美，其消极影响也了了可见。首先，政府直接参与到商业活动中，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避免不了滋生贪腐，同时可能倚仗权势打压同行，反而会影响市场繁荣。其次，买卖有风险，既然是商业活动就可能有赔有赚，尤其倒买倒卖，高度依赖信息，一旦信息有误或者滞后，赔钱也在情理之中。最后，商业经营与个人素质关系很大，薛向是商业天才，他之后呢？宋朝的文官制度，选拔的是文学之才和经史之才，有商业天赋的人凤毛麟角。

当时的精英人士也认识到了这些问题，所以均输法一经颁布，立刻非议四起。

首先站出来反对的是条例司内部人士。检详文字苏辙上《条例司乞外任奏状》，分析均输法：

今立法之初，其说甚美，徒言徙贵就贱，用近易远，苟诚止于此，则似亦可为。然而假以财货，许置官吏，事体既大，人皆疑之。以为虽不明言贩卖，然既许之以变易矣，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者，未之闻也。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然至往往败折，亦不可期。今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簿书禄廪为费已厚。然后使民各输其所有，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然则商贾之利，何缘可得。徒使谤议腾沸，商旅不行。议者不知虑此，至欲捐数百万缗，以为均输之法。但恐此钱一出，不可复还。且今欲用忠实之人，则患其拘滞不通，欲用巧智之士，则患其出没难考。委任之际，尤难得人。此均输之说，辙所以未谕也。

大意是阐述新法，说徙贵就贱，用近易远，如果仅仅这些，听起来似乎可行。然而又要注入资金，又要设置官吏，这么大的动静难免让人疑惑。既然允许交易，说不与商人争利，闻所未闻。商业活动最为复杂，不容易实施，亏损赔钱都难以预料。现在官方经营买卖，必定先设置官吏，文书往来、薪酬俸禄已经产生了巨大成本。购买民间物资时不是精品不要，没有回扣不买，所以官方购买的价格，一定比市场上的贵。鬻卖时同样有这样的弊端。经商的利益还能剩下多少，只是凭空增加了沸沸扬扬的非议，挤压私人的商业活动。出台新法的人不考虑这些，恐怕到时候连成本都难以回收。并且，如果任用忠厚老实的人担任这份差事，其办事刻板教条不懂变通；任用技巧聪明的人，又担心难以监督到位，合适的人不容易找到呀。所以对于均输法，我难以认同。

苏辙的兄长苏轼也有类似的看法，不能不说，这兄弟俩确实见识过人。

在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后，苏辙提出辞呈，要求离开条例司：“虽日夜勉强，而才性朴拙，议论迂疏，每于本司商量公事，动皆不合。”与同事不能愉快共事，陛下还是给臣换个差事吧！

接到苏辙奏章，神宗很欣赏他的文采。此时苏轼诗文已经小有名气，神宗便召王安石问：“朕看苏辙跟他哥哥苏轼的学问不相上下，你认为呢？”王安石阴阳怪气地回答：“只不过会耍嘴皮子罢了。”神宗叹息：“这样的人往往明事理，他们怎么会反对新法呢？！”在王安石建议下，将苏辙改任河南府推官，一个不咸不淡的小官。

更激烈的反对意见来自台谏。吕诲已经外放，但台谏还有其他人！御史台官员刘述、刘琦、钱上书反对，不过他们说不出多少道理，便把矛头指向薛向，对他进行人身攻击。知谏院范纯仁疏：“臣曾经在陕西任职[17]，目睹薛向是个奸诈的人。”[18]“臣多次上书说不应该宽宥薛向的罪行，加上他本性贪婪狡诈，不能把六路大权让他执掌……发运使不是薛向这样急进希功，贪狡刻薄的人能胜任的。”[19]“六路官吏都让薛向统领，又没有有效的监督措施，加上官吏民众懦弱，有苦不敢伸张，薛向这样奸诈的人一定会有恃无恐。”[20]台谏言之凿凿，神宗不为所动，逼迫急了，把范纯仁这几个人一并罢黜了。

由于史料缺遗，均输法实施情况和实施效果已难以洞悉，有人断言根本没有实施，有人倾向于虽然实施，但效果不佳。熙宁三年的一则诏书或许能窥视一二：“京师仓储已丰，比闻民间米价稍贵，可发淮南上供新米……以平物价。”从“已丰”二字大约可以看出，均输法实施初期还是效果显著的。熙宁四年，薛向被提拔为三司使，应该是对其发运政绩的肯定和奖掖。

青苗法

均输法余波未平，变法又迎来了新的一轮硝烟。

大宋是农业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根基，任何涉及农业的政策都应慎之又慎。但王安石还是过早地推出了“青苗法”，熙宁二年七月上旬经神宗批准，由制置三司条例司颁布，此时距离出台均输法仅五十天左右。

在王安石的变法规划中，青苗法提上日程很早，因为王安石在鄞县时曾亲自实践过，这是他的得意之作。尽管如此，为稳妥起见，青苗法草案还是广泛征求了意见，经多方讨论，几轮修改。在均输法之前，王安石就把草案让条例司内部传阅：“诸君熟议之。”因这份草案，苏辙与同事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草案暂时搁置。苏辙离开条例司后，草案流出，一些善于钻营人士看到了晋身的机会，投其所好，促使青苗法不得不提前出台。

河北转运司官员王广廉是条例司派往各地巡视的八位特使之一，近水楼台先得月，对新法信息自然灵通。他上了一道奏章，请求发放一批度牒作为本钱，先在陕西推行青苗法。度牒是和尚尼姑的“身份证”，或者说是佛教工作者的从业证。东汉以来，佛教兴盛，无论盛世还是战争都不能阻止世人向佛的热情，出家事佛的僧侣也成为热门职业。人们之所以愿意抛妻弃子，是因为寺院可以拥有大量良田，僧人可以享受物质供奉，还不需要服徭役、充军旅，生活无忧无虑，悠闲自在。如果不加限制，大量人员拥入寺院，占用世人的劳动给养，国家经济肯定难以为继。为了限制寺院发展，唐宋发放度牒严控从业人数。由于数量有限，度牒成了香饽饽，政府没钱的时候就漏脯充饥，临时出售度牒渡过难关。

王广廉的奏章无论可行不可行，都反映了一部分官员急于推行青苗法的迫切心理，给神宗和王安石带来误判，以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将青苗法颁发于众。

青苗法涉及面广，要理解这部新法，还要从宋朝旧有制度说起。

在靠天收获的农业生产中，产量不均是常见现象。同一州郡，丰年里粮食吃不完，灾歉时又无以果腹；同一年度，甲地谷贱伤农，乙地却沿门托钵。怎样打破这种不平衡？最简单的办法是丰收时把粮食储存起来，灾歉时食用丰年的粮食。但农民个体储存不现实，一来储存能力有限，粮食容易霉变或进了老鼠肚里，二来无法实现地区间流通。商人本可以起到贱买贵卖、平衡市场的作用，但商人是逐利的，价低时还想压得更低，价高时反而囤积居奇。民以食为天，吃不到饭民众会造反的，所以这个困局还得由政府来解开。

自战国始，一些杰出的政治家就认识到谷贱伤农、谷贵伤民的问题，尝试利用政府调节稳定粮价。汉代开始，政府在各地建立粮仓，丰年提高粮食价格收购粮食，储存在粮仓里，歉年将粮仓中存粮低价卖出，这样不同年景粮价波动不会太大，是谓“常平”。这样一种保证粮价平稳的措施，叫作常平仓制度。

常平仓收粮时价格高于市场，卖出时低于市场价，因此不完全是市场行为，有公益功能。这样一来就存在一个问题：常平仓不赚钱或很少赚钱！太平盛世政府补贴一些，不影响运转。但到了治平、熙宁年间，朝廷、地方皆府库空虚，常平仓面临无钱籴米的尴尬局面。即使过去储存的粮食，偶尔也会被调运充抵军粮，常平仓无以为继！

农民粮荒主要发生在春季，陈粮已尽，新粮未下，青黄不接。况且，这时正值播种，农民缺粮少种子，秋天就没有收成，又影响到下一年产出。常平仓不能供粮，商人便乘虚而入，春天向农民借粮，秋天再还，当然要收取利息，这些利息高达百分之百，称为“倍称之息”[21]，农民为此背上沉重债务，卖田还债、破家丧产的大有人在。

青苗法就是对这种情况进行修正。新法的主要内容：各路以常平仓等官仓存量为本钱，将粮食兑换成现钱，称为“青苗钱”。急需用钱的农户可以本着自愿的原则申请借贷青苗钱，一年分两次申请，第一次在正月三十日前发放，供春耕春种，第二次在五月三十日前发放，帮助农户秋收冬种。

青苗钱的贷款利息为二分即百分之二十，使用期限为半年，粮食收获时随赋税上缴，假定春天贷款一千钱，秋收后需要偿还一千二百钱，这个利率已经远低于私人的高利贷。

为了防止到期无力偿还，青苗法规定了担保制度：贷款时五户或十户为一保，并且须由比较富裕的三等户[22]担保，担保户对偿还本息负连带责任。青苗法先在京东、河北、淮南三地实施，不久推向全国。闰十一月，条例司向诸路派遣名为提举常平仓司的官员，督导新法的贯彻落实。

青苗法最引人注目的是借贷行为，已经超越了农桑范畴，成为一种金融活动，而各路、各州政府成为官办银行。

青苗法看起来很光鲜，因为：一、纾解了民困，避免农民无粮果腹和无钱买种子。二、打击了民间高利贷，抑制兼并。三、增加了财政收入。

但是，比之均输法，青苗法的弊端是致命的。

同均输法一样，政府既是管理者，又是市场主体，这样一种畸形的组织架构注定了监管的缺失，从而导致这场金融运动失控，此后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

现代金融经济有许多先决的条件和充分的要素，比如全社会产权明晰、信誉透明、精细分工、契约精神，这在宋代还不成熟，不具备生长如此大规模金融经济的土壤。青苗法靠政府强制手段去推行，无异于将一种名贵花卉强行嫁接于荒野郊外的老榆树上，注定不会开花结果。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出台青苗法动机不纯！青苗法脱胎于常平仓制度，常平仓是民生工程，主要是公益性质，而青苗法是为了赚钱和敛财！从常平仓到青苗法，改变的不仅仅是名称，也不仅仅是机制，而且是执政理念和执政宗旨！

不合时宜的青苗法涉及千家万户，理所当然成为风暴中心。

富弼是一位儒雅有礼、进退有据的君子，一生不与人争、不强人难、不阴害人。十月，他以身体健康问题为由卸去首相之职，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抗议新法。临去前，神宗请他推荐新的宰相人选，富弼稍加思索，推荐了皇祐、至和年间老相文彦博。神宗则沉默了许久，终于忍不住问：“安石如何？”富弼一言不发。空气死一样沉寂，而君臣已无话可说。

神宗不得不考虑反对派的因素，但又不愿意任用反对派，便按部就班晋升曾公亮为首相，擢拔王安石的战友陈升之为次相。他认为这样的安排十分稳妥，一次问司马光：“陈升之担任宰相外面应该没什么异议吧？”司马光不客气地回答：“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风俗何以更得淳厚！”因为赵匡胤起自中原，然后才吞并更为发达的江南，北宋一朝一直对南方人有排斥情结。曾公亮是泉州人，陈升之是建阳人，属闽地；王安石是江西人，赵抃是衢州人，战国时都属于楚国地盘，所以司马光有这样一说。神宗又问：“王安石如何？”司马光丝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有人说王安石奸邪，这有点诋毁了；但他不明事理，太过执拗。”神宗又问吕惠卿如何，司马光摇摇头：“吕惠卿虚浮不实，品行不好。”神宗只好拿话岔开。

陈升之擢升后，空下一个提举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职位，任命谁呢？神宗想起群臣关于条例司单独设置不当的呼声，试探着提议：“过去陈升之在枢密院，现在来中书省了，不如把条例司也合并过来。”王安石立刻反对道：“先王处理事情会与时俱进、因时制宜，现在国家财政困难，应当优先考虑理财。单独设立条例司，有利于提高效率，早见成效。如果归并到中书，四个宰相都点头了才能形成文字，然后四人再一一审阅，有一个人不同意就得从头做起，效率太低了。”王安石提议陈升之继续兼任，陈升之坚决推辞：“执政意味着统领所有部门，我兼任一个司的负责人算怎么一回事！”几个人商量一上午也没有达成共识。改日继续商议，神宗又提议：“既然安石不愿合并，升之不愿兼任，不如安石一个人负责吧。”王安石依然不同意：“这个部门的负责人，一个来自中书，一个来自枢密，还按照老规矩来吧。”神宗对王安石无所不听，于是任命枢密副使韩绛与王安石同领条例司。

因为神宗信任王安石，过去陈升之对王安石也一味顺着，现在做了宰相，不愿再当王安石的提线木偶，所以才坚决辞掉条例司职务，慢慢与王安石划清界限。从这件事起，二人分道扬镳。韩绛是“嘉祐四友”之一韩维的哥哥，与王安石同年进士第三名，与王安石交情一点也不比韩维差。他经常在神宗面前赞誉：“臣见安石上那么多奏章，言论都极其恰当，可以按他的意见办理。”二人互相欣赏，王安石也不把把韩绛当外人，所以才有这项任命。

理财还是敛财

“均输法”是商业领域的法律，“青苗法”是农业领域的法律，这两个领域直接关乎经济，变法直接充盈国库。除此之外，熙宁年间出台的涉农新法还有农田水利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涉商新法还有市易法、免行法、拓展交子务等。

一、农田水利法

熙宁二年（1069）闰十一月，颁布农田水利法。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自古以来兴修水利就是民生工程中的百年大计。然而古代户小民弱，生产工具落后，兴修水利必须有组织地进行。由于政府困顿、无力承担相关费用，新的农田水利法以青苗钱作为低息贷款，本着谁受益、谁出工出料的原则，鼓励民间兴修水利，政府进行督导和协调。各路还专门设置“常平官”，负责推进兴修水利工程。

农田水利法是扩大生产之举，符合“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方向。这项新政一经推行，很快收到明显成效。颁行后的七年里，全国兴修水利工程一万多处，受益农田三十六万多顷。水利发展推动了荒地开垦，仅元丰元年至元丰五年，大名等十五州府开垦河滩地七千顷。[23]

二、募役法

民众除了忧愁吃穿这些基本的生活需求，还苦于徭役。民间传说孟姜女的丈夫服役被秦王朝拉去修长城，累死在城墙之内。孟姜女千里寻夫，在长城脚下哭了三天三夜，长城崩塌，孟姜女终于找到了丈夫的尸骨。这里孟姜女的丈夫就是被徭役迫害而死，他服的是徭役的一种——劳役，即无偿参加政府组织的劳动。除此之外，还有兵役，即无偿充军打仗，花木兰的传说就是服兵役，杜甫“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24]，诗句描绘的是战争时期男子被拉壮丁服兵役的场景。无论劳役还是兵役，既有性命之忧，又耽搁农业生产，老百姓避之不及，然而又躲之不能，深受其害。

宋朝的徭役主要有地方上修路、治水、造桥、建官衙、筑楼台等，以及充当捕盗的弓手、壮丁，还有传达敕令文书的跑腿的劳务，甚至州县的杂务。官府将民户分为九等，依家资财产情况逐级降等。第一等户为里正，相当于村长；第二等户为户长，相当于村组长；最穷的为第九等。为了照顾贫困户生活，规定下五等无须服役，官员家庭也无须服役。这种服役方式叫“差役法”[25]。宋朝史籍中又多次提到五等户的分类法，譬如五等丁产簿就是纳税户籍册，农户根据财产分为五等，税负各不相同。五等户由九等户演变而来，九等户中有田产收入的叫主户，对应上四等，没有田产收入的佃农叫客户，对应下五等。客户即下五等户无须承担税负徭役，因此只需按五等计算。

宋初与民休息，各种劳务比较少，徭役不重，民众意见不大。随着“三冗”问题爆发，官府劳务更多地依赖义务工，百姓的徭役也与日俱增，民怨渐起，改革呼声越来越高。

熙宁二年（1069）十二月，条例司公布“免役法”条目，又称“募役法”“雇役法”。为稳妥起见，派人到各地征求意见。先在开封府榜示一个月，于熙宁四年十月正式颁布实施。募役法的核心内容是：官府不再强制摊牌服役，按民户的等级征收钱款，用征收的钱款雇人服役，即变无偿服役为有偿服役，交钱免役。按照募役法规定，一等户若不服劳役，交钱最多，二等户次之，四等以下可免交役钱。

募役法花钱买服务，百姓可以各取所需，有钱的免除劳役，没钱的还可以通过有偿服役挣钱，这是一种市场化的操作方式，无疑是一种进步。募役法规定过去无须服役的官户、僧道也要交一定数额的“助役钱”，体现社会公平公正。但是，官府变差役为募役，决不是凭空为老百姓做好事，而是通过免役钱，在一交一雇之间赚取差价，增加收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免役法变相地加重了农村中上等户即有钱人的负担，这就是王安石所谓的“抑兼并”，不是劫富济民，而是劫富济国。

具体实行中，看似完美的募役法却给平民带来痛苦和困扰，地方官府为了完成免役钱的征收，将很多四等农户划入三等，这些贫困农户为了交免役钱甚至变卖家产、拆卖房屋，这是颁行者始料不及的。

三、方田均税法

改革了徭役制度，赋税的不合理问题就凸显出来了。古代税负制度一般有依据田亩征收和按人口征收两种，当然也可以二者混征。宋朝按土地征税，这无疑是比较合理的一种征收方式，不过由于土地处于不断兼并、变更当中，很多大户隐瞒田亩，逃避税收。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熙宁五年（1072）八月，“方田均税法”正式实施。“方田”即每年九月由县府重新丈量土地，按土壤肥瘠定为五等，“均税”是在方田的基础上，确定每户缴税数目。

方田均税法损豪强而利国家，乃善法。不过阻力也可想而知，尽管花费了很大气力，却始终未能在全国普遍推开。

四、市易法

农业改革从最基础的农田水利到保障生产，从徭役到赋税，可谓全面开花。商业改革也不甘落后，均输法主要依赖交通物流，熙宁五年的市易法则直接将手伸向了终端市场。

古汉语中，“市”指交易场所，“易”指买卖行为。“市易法”的字面意思就是政府开设市场，进行交易活动。宋朝官办市场主要在边关，专门从事与邻国的货物交换，称榷场。榷场内有官营贸易，也有私营贸易，不过私营贸易管理要比内地严格，须有关引这样一些准许证。宋朝榷场主要建在宋辽边境雄州、霸州、安肃军、广信军等地，自澶渊之盟后基本没有中断。与西夏的榷场则时断时续，榷场的兴与衰反映了时局的战与和。

熙宁年间的市易法与榷场有本质区别，它不是为了与邻国互通有无，纯粹是经济行为。熙宁三年二月，王韶在西北拓边，但是钱粮不济，朝廷变法伊始，也无法给予充足的资金保障。王韶动了脑子，决定自筹资金，就上奏向朝廷要政策：“渭源到秦州一带，有废置的良田上万顷，无人耕种。请允许设置市易司，开办交易市场，赚取的商业利润用于开垦农田。”王安石支持王韶，宋神宗便准了他的奏议。王韶的同僚、知秦州李师中揭发说：“王韶的目的是侵占弓箭手的田地。”朝廷派人前去调查，哪里有废置的良田万顷！废置田地只有可怜的一顷，后来还找到了主人。尽管如此，在王安石庇护下，王韶不降反升，市易法也在边境顺利实施。由此可见，王韶开办市场的目的不是要开垦荒田，而是要筹措战争资金。

熙宁五年（1072）三月，王安石正式颁布市易法，在汴京实施。朝廷拿出一百八十多万缗钱作为成本，在京城设立提举市易务，后改名市易司。市易司的职责是低进高抛，美其名曰平抑物价。当时有人进言说，京师百货价格波动，有时高有时低，富人商贾趁机牟利，物价越低越抛售，造成滞销，物价高时反而惜售，老百姓买不起，因此请求政府干预，贱买贵卖，保持物价平稳。这种建议显然只是一种托词，为实行市易法找个由头。市易司成立后，“凡货之可市”，并且“若欲市于官，则度其抵而贷之钱，责期使偿，半岁输息十一，及岁倍之”[26]，由此可见，市易司本质上相当于一个供销公司，同时兼营批发，把货物赊欠给小商小贩，到时候成本利息一起回收，将交易与信贷融为一体。后来市易司又推广到各州。

若把均输法与市易法结合起来，官府形成了完整的商业产业链，在宋代能够达到这样的商业水平，确实是非常先进的制度设计。但是，按现代经济学原理，政府这样微观干预市场是不科学的，也难以成功。在缺乏现代企业管理机制的情况下，政府直接经商办企业大多负债亏损。不过，在短时间内，这种新颖的商业手段确实为朝廷聚集了财富，毕竟商业和金融是最赚钱的行业。《宋史·食货下八》记载，熙宁九年中书省奏“市易息钱并市例钱，总收百三十三万二千缗有奇”，从这句话可以推测，市易司靠垄断市场、盘剥小商户、收取商业税赚取不少钱财。

市易法造成政府职能错位、市场混乱，理所当然地受到抨击。在诸多新法中，青苗法和市易法是被诟病最多的两部法规。

古代民众遭受繁重的盘剥，有些是今人难以想象的。官府不事生产，不直接创造财富，各项用度按理应来源于税金。但汴京商业发达，宋初形成一项制度，京城皇宫和官衙所有物资都由商户无偿供应。这是一种赤裸裸的盘剥，但以国家机器为后盾，商户敢怒不敢言，久霸为业，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熙宁六年八月，王安石推行“免行法”，行即商行、商户，字面意思是不再向商户征收物资，实际上将物资折合成现钱，仍然由商户承担，称为“免行钱”。官府收取免行钱后自行购买物资，当然会到市易司购买，对于官府来说双倍利好，小商户损失也不大。不过，征收物资时经手人可能会趁机侵占一些，这些人没了好处就找各种理由反对新法。这些人来自宫中和官衙，他们人数不多，能量不小。

王安石变法宣言“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主要体现在涉农和涉商领域，这也是变法成败的关键。察王安石变法思路，继承于桑弘羊改革，一言以蔽之：国家参与商业活动，比如均输法移植了桑弘羊的均输法，市易法脱胎于桑弘羊的平准法。但在农业社会里，国家经济只适用于垄断行业，如盐、铁、酒等，这些物品来源单一、需求稳定，政府容易控制。当国家深度、广泛参与到经济活动中，以古代落后的管理手段，肯定力不从心，带来许多新的问题和新的矛盾。尤其政府已经涉足到具体的金融活动中，而中世纪缺乏金融经济生长的土壤，一开始就埋下了失败的祸根。

强兵还是扰民

富国强兵、恢复汉唐旧疆是变法的终极目标，富国通过农业和商业改革来实现，强兵只有进行军事改革。

一、省兵法

省兵法又称减兵法，意思是淘汰冗兵、弱兵。唐朝前期实行府兵制，只有登记造册之兵，并无职业军人，所谓军人都是亦农亦兵，平时种地、训练，打仗时拉起队伍上前线，甚至马匹和武器都是士兵自备。实行府兵制需要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均田制，每个人拥有相等的农田，各人具有对等的服役义务。唐朝中期，由于土地兼并，均田制遭到破坏，府兵制也随之消亡，取而代之的是募兵制，即职业军人，政府负责军人的一切开支，包括衣食、武器、马匹等。比起募兵制，府兵制显然更省钱，神宗曾经考虑恢复唐朝的府兵制，但经济基础已经发生变化，社会无法逆行，便压缩募兵，训练具有府兵性质的民兵，二者相互配合，减轻财政负担。

宋朝朝廷担心流民造反，有灾害发生时，将灾民、流民招募进军队，造成军人数量不断膨胀而素质不高，加上训练不精，战斗力十分低下。熙宁二年（1069）七月，神宗下诏，将士兵六十一岁复员为民的规定提前十年。同时撤并、规范军队编制，以马兵三百人、步兵四百人为一营，全国裁减了二百四十七个营，禁军人数由六十六点三万人减少到五十六点八万人，厢军由四十四点九万减少到二十二点七万，军队总额压缩到八十万人以下。

二、保甲法

熙宁三年（1070）十二月颁布《畿县保甲条例》，标志着保甲法正式实施。畿县即京城周围地区，从这里开始实施保甲法，说明拱卫京师是军事存在的第一要务。

保甲法的出发点是全民皆兵。它规定：乡村五户组成一保，五保组成一大保，十大保组成一都保。家有两丁以上的，出一丁当保丁。保丁的任务就是亦耕亦兵，兵农合一，农忙时耕种，农闲时军训，战争时入伍。平日里保丁还要负责治安，夜间轮流巡查，缉盗捕贼剿匪。

保甲是战争后备军，负有多重职责，具有一定的府兵性质。其纪律也相当严格，每保既是训练单位，又是治安联保单位，有违法犯罪的，同保知情不报要重罚，对于窝藏强盗三人以上超过三天的，同保即使不知情也要承担连坐责任。连坐是古代最不讲人性的恶法之一，但保甲法的规定还不算苛刻。

到熙宁九年（1076），保甲兵达七百多万人。

宋朝不缺兵，反而为“冗兵”头痛，那么为什么还要发展民间武装，训练保甲兵呢？神宗与王安石有一段对话或许能说明问题。神宗问怎样减少费用，王安石说裁军见效最快。神宗：“比庆历年间军队数量已经减少很多了。”并以河北、陕西为例，担心募兵太少关键时刻不足以抗敌。王安石从容自信：“精加训练，并且鼓励百姓训练军事，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所谓募兵就是禁军，百姓训练军事指的便是保甲军。由此可见，保甲军至少有四个方面的益处：一是培养全民的国防意识；二是省钱，据王安石所言，供养保甲兵的费用仅是募兵的十之一二；三是从维护治安考虑；四是正规军不堪一战，只好另起后备，也是无奈之举。

保甲法最大的弊端是扰民，保丁既要种地，又要上番（执勤）、教阅（训练），加重了百姓负担。另外保长利用职权压榨保民，有的保丁为了逃避保甲法，不惜自残、逃跑，成为新的社会问题。

保甲法前后实行十余年，元祐更化中被废。保甲兵从未真刀真枪上过战场，作战能力如何无从知晓。元丰四年（1081）进攻西夏时，有人提议保甲军参战，但主将没有信心，只选拔万余人担任战争辅助工作。倒是神宗末年，“诸路盗贼蜂起，皆保甲为之，本欲御寇，乃自为寇”[27]，作茧自缚，出乎意料。民间武装是把双刃剑，盛世可以御敌，衰世自为其乱。

三、保马法

中国古代重要的产马之地，一是长城以北的塞外高原，广袤的草原，优质的牧场，是马匹生长的天然乐园，北宋时属于辽国；二是西北的河湟、河套一带，当时被西蕃、西夏所占。内地马匹无论品质还是生产数量都难与境外匹敌，并且养马还要占用大量耕地，土地成本和人力成本都很高。薛向在陕西以买代养，反而花费少、成效高。

由于马匹缺乏，宋朝骑兵建制少，即使骑兵也配不齐马匹，“今天下马军，大率十人无一二人有马”。[28]冷兵器时代，骑兵是最具冲击力的兵种，没有马匹军事必然受制于敌。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熙宁五年（1072）五月，首先在开封试行“保户养马法”。熙宁六年（1073）八月正式颁布保马法。

保马法的主要内容是：保甲愿意养马者，每户可分配给马一至二匹。富户的马病死独自赔偿，贫困户养马病死，由联保者赔偿一半。养马的待遇和报酬是减免一定的赋税。

保甲户养马成本要低于官府养马，这样节省了开支，马匹病死率也显著下降。

四、军器监法

熙宁五年，王安石之子、崇政殿说书王雱上疏：“诸州作坊打造兵器的匠人数量少，兵器质量差，武库的人只在意兵器的数量，不注重是否实用。这样的兵器拿到战场上怎么能杀敌制胜呢？不如更改法度，把诸州的匠作聚集到一起，选择合适的大臣专门负责兵器监造，招募能工巧匠。再派工官监督考核，赏优罚劣。”

宋初兵器监造一直由三司盐铁部下属的胄案负责，等级低，权限小，杂事多，对兵器监造力不从心。熙宁六年六月，朝廷裁撤三司胄案，成立军器监，统一管理军器制造，并且制定了严密的工作机制。

军器监法属于内部机制调整，对社会影响不大，得以很好地贯彻实施。军器监法实施十年后，兵器种类、质量都大幅提升，数量则足以支撑十年战争。

五、将兵法

宋朝建国之后，对军队实行更戍法，军队定期变动地点进行换防，比如京师的禁军调到河北防戍，河北禁军则轮换到京师附近。在军队换防中，将领固定在一个区域基本不动，以达到“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目的，防止将领对军队的绝对控制。王安石从熙宁七年（1074）开始，逐步废止更戍法，实施“将兵法”。在军队实行三级编制，最高为“将”，次之为“部”，再次为“队”。将兵法的突出特点不是名称改变，而是不再换防，将领和士兵都有明确的防御地点和作战区域，兵将训练、作战都在一起，兵将相知。

将兵法先在河北路、开封府、京东东路、京东西路推行，河北路置1～17将，开封府置18～24将，京东东路置25～33将，京东西路置34～37将，类似于部队番号，如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而河北、开封、京东东、京东西组成一个“战区”，任务是拥护京畿。

熙宁八年，将兵法推行到西北，重新编号，鄜延路1～9将，泾原路10～20将，环庆路21～28将，秦凤路29～33将，熙河路34～42将。西北战区的任务无疑是对付西夏。元丰四年，将兵法推行到东南诸路，又置13将。这样全国共置92将。

除此之外，这时还有“指挥”这样的军事编制，设置在汴京周围。

将兵法虽然“兵将相知”，但将的编制不大，又统一编号，除设置将外还有副将，都由朝廷任命。重大军事行动会另派将领统率作战，大可不必担心军队变成私家军。

王安石军事领域的变法涉及禁军、民兵、马匹、武器等古代战争的方方面面，但这些措施不足以让北宋军事脱胎换骨，冗兵、弱旅问题仍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西北长期与西夏作战，军队战斗力尚可，而河北百年和平，战斗力之弱，几近于乌合之众。

教育改革是为了思想改造

从管理学角度讲，农业、商业、军事都是枝梢末端，最根本的问题是人的思想即意识形态。在古代传媒很不发达的情况下，意识形态主要依赖于教育。

宋朝实行的是儒家教育，不过儒家也有分支。孔子死后至第三代，孟子、荀子同为儒家，学术观点已经各执一词甚至大相径庭，比如孟子主张人性善良，而荀子则是性恶论；孟子强调统治者的仁政，而荀子则礼法并提，认同以法治国。宋朝复兴儒教，流派更为庞杂，比如程颢、程颐兄弟宣扬“天理”，恪守礼制，具有复古主义和保守主义倾向，他们是洛阳人，这个流派就称为“洛学”。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融汇儒释道三家，在追求礼仪当中注重人情，在褒扬道德中颐养心气，具有自由主义倾向，他们是四川人，这个流派就称为“蜀学”。再有就是以王安石为首，讲究道德和性命，认为人具有感觉和思维能力，可以认识万物，具有实用主义倾向，这个流派被称为“新学”。

复古主义重“道”，试图用儒学经典去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认为只要恪守礼制，实施仁政，就能达到世界大同，司马光就持这样的观点；实用主义重“术”，试图用经济和技术去解决现实问题，与后来实业强国、技术强国一脉相承，他们强调和夸大政府的作用，借助政府的威权去实现国家强盛、社会均衡。复古主义向右，实用主义向左，然而他们的归宿都是集权主义。理论上讲，无论宋朝选择哪一种意识形态，最终都会走向帝王专制。事实上，神宗之后，北宋奉行实用主义，南宋回归复古主义，二者的政治结构却都是“帝王+权相”的形态，可见极左和极右江河不同流却同归于海。

或许自由主义是一种出路，后人低估了苏轼以及他所代表的蜀学的价值。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变法的斗争就是意识形态的斗争。王安石新学既在为变法寻找依据，也企图占领思想高地。他要做的就是打击和排挤其他学说，为变法扫清障碍。

教育的指挥棒是科举，让新学一统天下，必须从科举取得突破。

唐朝科举取士科目很多，有进士、明经、明算、明字等，进士原本偏重于文学，明经偏重于经学，明算考数学，明字考文字。经过时间的淘汰和筛选，进士和明经影响较大，其他科目逐渐式微。其中考取进士难度最大，也最为荣耀。

进士科，要考的内容不止一项，宋朝时有策问、诗赋、帖经、墨义等。策问即老师提问，考生书面回答，一般针对现实问题，相当于政论文；诗赋即写一首诗或者赋，考的是声律和文采；帖经是将经文用帖纸盖住几个字，让考生回答，相当于填空；墨义考的是前人对经文的注疏或者经句的上下文，类似于默写。

熙宁二年五月有一场关于科举的大讨论，大多数朝臣赞同改革，其中几种论调最为引人注目：有建议更加注重德行而忽视文章的，有建议只考策论而不考诗赋的，有建议兼顾考生的声望的，有建议不考经书原文只考理解应用的。唯有苏轼提出反对，他一一驳斥这四种论调：把德行与科考挂钩，是教人做伪君子；唐朝以来，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怎么能说诗赋无用；唐朝科考不密封，从有声望的考生中选取进士，结果助长门生观念，导致结党营私；士子们广泛学习经史子集，有多少能用到政务上？如果只理解大概就能增长才干，太不现实了。苏轼总结说：“故风俗之变，法制随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顺其所欲行而治之，则易为功；强其所不欲而复之，则难为力。”[29]主张变法循序渐进，顺势而为，这也是苏轼对于革新的一贯态度。不过苏轼在议论中反对兴资办学，则令人匪夷所思。

苏轼这一番议论与众不同，别有新意，神宗高兴地说：“苏轼为朕解除了不少疑惑！”他特意召苏轼问政：“你有什么策略能帮助到朕吗？”苏轼终于有机会当面陈述自己的政治观点，便说：“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之来，然后应之。”这不是神宗想要的结论，当然提不起兴趣，敷衍道：“朕当详思之。”

最终神宗选择按王安石的意图改革科举。

熙宁四年（1071）二月，王安石废除明经一科，并对进士科的考试内容进行了改造。王安石认为科举的目的是选拔治国理政的人才，诗赋属华而不实的雕虫小技，跟治国理政没有太大的关系，因此罢考诗赋。帖经、墨义属于死记硬背，无法显示考生的能力，一同罢考。那么进士考什么呢？考经义！考生在《易》《诗》《尚书》《周礼》《礼记》中任选一部作为经义科目，称为“本经”，另外需要兼考《论语》和《孟子》，称为“兼经”。然后做十道经学“大义”即对经学的理解题，最后写一篇论文、三道时务对策题、五道礼部题。这些题目要求士子通晓经书的义理并结合时事能应用到时政、经济、武事、律令当中，士大夫认为儒家乃治国之道，儒家经典中蕴含着丰富的经世济民之策，因此试图通过考经义寻求务政之才。

但是，既然经义科出自儒家经典，而儒家经典释义已经产生分歧和流派，那么考生答题依据什么？士子们对经义的理解不同，各有出处，考官判定标准不一，结果选拔上了反对变法的人才，这是王安石和当政者所不能容忍的。比如国子直讲颜复在太学讲学，让学生评论王莽改制[30]，学生大多持否定态度，颜复却将这些学生定为优等。王安石变法与桑弘羊、王莽一脉相承，非议王莽无疑在影射新法。王安石盛怒之下，罢免了颜复等五位教师，清理了太学中的反对派。同时王安石意识到，要想顺利推行新法，必须加强思想改造和思想控制！

熙宁八年，王安石开始在学校推行新的教材。他组织人员按照新学思想对《周礼》《诗》《尚书》进行官方注释，合称《三经新义》，以此框定经义科的考试内容和评判标准，作为学校的统一教材和科举的标准答案。《三经新义》的颁布具有划时代意义，学校教育出现了标准教材和标准答案，使宋朝的教育更接近于现代教育。但它的消极影响更加突出，教育只能有一套教材，考试只能有一套标准，学生的培养也逐渐只有一种模式，百家争鸣的自由氛围受到框定，教育和学术的单一化、程式化、凝固化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中国社会自此日趋保守，失去了汉唐北宋所具有的开放、包容、蓬勃向上的大国气象。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他的新学思想被推翻，南宋后被理学代替，理学长期占据统治地位，成为明、清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

王安石改革科举的出发点之一是反对死记硬背，而《三经新义》却给士子加了个龙套，与死记硬背并无两样。加上只考经义不考思维相对灵活的诗赋，科举便由此进入八股文时代。

宋朝的最高学府是太学，王安石将太学学生划分等级，实行“三舍制”，最优的为上舍生，其次内舍生，最后外舍生。三舍学生并不固定，而要通过定期考试进行调整，还要参考平时成绩和操行评定。三舍不仅体现成绩差异，更重要的是政治待遇和物质待遇，比如三舍学生的饮食标准各不相同，表现优异的上舍生无须通过科举即可直接被授予进士。

三舍制有利于学习竞争，但一些学生为了获得上舍生资格，投机钻营、攀附权贵，太学生逐渐沦为政治和权贵的附庸。而培养为我所用的变法人才，正是王安石科举及学校改革的初衷。

王安石变法的所有弊政中，科举改革影响深远，特别是《三经新义》的推行。梁启超是不遗余力地为王安石翻案的学者，但他对此却不无遗憾。这里摘录一段梁启超的评论，大致代表学界公论。

……此实荆公政术之最陋者也。盖欲社会之进化，在先保其思想之自由，故今世言政治者，无一不以整齐划一为贵，而独于学术则反是，任其并起齐茁，而信仰各从乎人之所好，则理以辩而愈明，人心之灵，浚之而不竭矣。强束而归于一，则是敝之也[31]。

[1]［清］吴广成《西夏书事》记载此事发生在治平元年正月，西夏使者贺英宗即位。此处依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治平元年司马光的奏章：“臣伏见去岁先帝登遐，赵谅祚遣使者来致祭……”

[2]弓箭手：北宋西北以土地代军饷、亦耕亦战的民兵。

[3]谅祚亡于治平四年十二月，按公历计算应是1068年1月或2月。

[4]魏元帝景元四年（263），魏分三路进攻蜀国，其中征西将军邓艾率兵3万多，自狄道（今甘肃临洮）向沓中（今甘肃舟曲）。这年底，邓艾率先抵达成都，蜀国灭亡。

[5]杜牧《河湟》，《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6]秦汉之后，朝廷对有效统治地区大多设立郡县等行政区划，直接任命官吏进行管理。对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名义上隶属于中央政府，其内部事务仍实行民族自治，对其首领的产生方式也不直接干预，称为“羁縻”。

[7]《宋史·卷一六一·职官一》：掌经画邦计，议变旧法以通天下之利。

[8]［宋］沈括《梦溪笔谈·补笔谈》记载：韩琦知扬州时，后园中有一棵芍药树开了四朵花，每朵花上下红色，中间有黄色花蕊，后人称之为“金缠腰”，在当时十分罕见。韩琦很惊异，召集四位客人一起观赏，先召了王珪和王安石，还少一人，又召一位钤辖，结果第二日赴会时，钤辖突然得病，腹泻不止。韩琦拿来官员花名册，点了陈升之。筵席中，把四朵芍药花剪下来，每人头上戴一枝，非常引人注目。三十年后，四个人都做了宰相。

[9]［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先是李承之荐惇于王安石，安石曰：“闻惇极无行。”承之曰：“顾其才可用耳。公诚与语，自当爱之。”安石见惇，惇素辩，又善迎合，安石大喜，恨得之晚。

[10]程颢《程氏文集》卷一：“得天理之正，极人伦之至者，尧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义之偏者，霸者之事也。……故诚心而王则王矣，假之而霸则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审其初而已。”

[11]《黄帝内经·灵枢·痈疽》：“热气淳盛，下陷肌肤，筋髓枯，内连五脏，血气竭，当其痈下，筋骨良肉皆无余，故命曰疽。”

[12]大臣们在朝堂上公开讨论、争辩，是一种朝廷议事制度。

[13]钱公辅在治平年间因封还词头被贬滁州，神宗即位后命回朝知制诰、知谏院，因营救滕甫先被罢知谏院，不久被逐。见《宋史·卷三二一·钱公辅传》《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四。

[14]王安国事见《宋史·卷三二七·王安国传》：熙宁初，韩绛荐其材行，召试，赐及第，除西京国子教授。

[15]《涑水记闻》：介甫初参大政，章辟光上言：“岐王、嘉王不宜居禁中，请使出居于外。”太后怒，与上言：“辟光离间兄弟，宜加诛窜。”辟光扬言：“王参政、吕惠卿来教我上此书，今朝廷若深罪我，我终不置此二人者。”惠卿惧，以告介甫。上欲窜辟光于岭南，介甫力营救，止降监当而已。

[16]武丁是商朝第二十二任君主，庙号高宗。他任用奴隶出身的傅说开创了“武丁中兴”。见《墨子·尚贤》：“昔者傅说被褐带萦，庸筑于傅岩，武丁得而举之，立为三公，使之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

[17]范纯仁曾任陕西转运副使，见《宋史·范纯仁传》。

[18]范纯仁《奏论责君子太重奖小人太深》：“臣曾任陕西，亲见向之奸迹。”《范忠宣公集》奏议卷上。

[19]范纯仁《奏论薛向》：“臣累言薛向有罪不宜获贷，又其性贪狡不可付以六路之权，……固非如薛向急进希功，贪狡刻薄之人所能为也。”《范忠宣公集》奏议卷上。

[20]范纯仁《再论薛向》：“六路官吏皆是向所统临，又无非次使命采访，加以吏民懦弱，被苦不能伸陈，即向奸欺足以自恣。”《范忠宣公集》奏议卷上。

[21]苏辙《自齐州回论时事书》：“议者皆谓富民假贷贫民，坐收倍称之息，是以富者日富，贫者日贫。”《栾城集》卷三五。

[22]见王曾瑜《宋朝划分乡村五等户的财产标准》，《涓埃编》，2008年河北大学出版社。

[23]《宋史·食货上一》。

[24]［唐］杜甫《兵车行》，《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25]《宋史·食货上五》。

[26]《宋史·食货下八》。

[27]《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六。

[28]《历代名臣奏议》卷二四二。

[29]《议学校贡举状》，《苏东坡全集》卷五一。

[30]王莽是西汉末年权臣，后篡汉自立，建立“新”朝。为缓和西汉末年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他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措施进行改革，包括土地改革、币制改革、商业改革和官名县名改革等。由于这些改革脱离了社会实际，很快失败，不到十五年，王莽和他的新朝在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中灭亡。详见《汉书》卷九十九。

[31]梁启超《王安石传》第十二章。

第六章

冰炭不可共器

经筵这块阵地

随着变法的深入，特别是青苗法的出台，朝中很快分成两个派别，支持和反对尖锐对立，支持的一派被称为变法派或新党，反对派被称为保守派或旧党。党同伐异，既然有党，必然离不开党争。

王安石最信任的心腹是吕惠卿，他将吕惠卿提拔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集贤校理、判司农寺。崇政殿说书的职能是为皇帝讲说书史，解释经义。把吕惠卿安排在这个职务上，是因为经筵成为变法派和反对派角力的新阵地。

由于经筵是讲给皇帝和重臣权要听的，它的使命实际上是进行理论探索和理论探讨。讲读官借讲经说史夹带私货，推销自己的观点，在变法和保守的激烈斗争中，没有哪一方会忽视或放弃这块阵地。

熙宁二年十一月的一天，神宗想知道司马光修史的进展情况，便邀司马光在迩英阁讲《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正写到汉初，司马光便欲借古喻今，委婉地劝谏神宗。司马光讲道：萧何是汉朝的开国功臣，是第一任相国，他去世后由曹参接任。曹参对萧何期间的政令一如既往地执行，不做一丝改动。他选拔质朴忠厚的长者担任官吏，让他们各司其职，自己则逍遥放任，日夜饮酒，对政事不太用心。汉惠帝对他很失望，当面责怪他。曹参摘下帽子谢罪：“陛下比高皇帝哪位更圣明英武？”汉惠帝惶恐：“朕怎么能与先帝相比呢。”曹参又问：“陛下看我与萧相国哪个能力更强？”汉惠帝摇摇头：“朕看你也不行。”曹参高兴地说：“这就对了！高皇帝和萧相国平定天下，制定了法令，我们恪守职责，遵循前代法令不走样，就已经很好了。”

司马光给神宗讲“萧规曹随”的典故，旁敲侧击地劝谏神宗不要轻易更改祖宗之法，不要任用表面上能言善道、实际上追名逐利的人。司马光剑指王安石及其新党，神宗怎么能听不出来？不过他内心不服：“假如汉朝自始至终执行萧何制定的法令，能够千秋万代吗？”司马光目光坚定，放慢语速道：“何止是汉代！所谓‘道’就是天下万物运行的规律，不因时间而改变。假如夏商周三代能够恪守开国君主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制定的法律，怎么会衰亡呢！”司马光进一步发挥，“《尚书》告诫：‘毋作聪明，乱旧章。’祖宗之法怎么能随便改变呢？汉武帝听信张汤[1]的言论，随意更改汉高祖制定的法律，致使天下贫瘠，盗贼蜂拥。汉宣帝恢复了汉高祖的法律，然后天下大治。汉元帝又更改了汉宣帝的施政方略，汉朝就开始衰败了。陛下觉得汉宣帝、汉元帝哪个把国家治理得更好呢？荀子曰：‘有治人，无治法。’所以治理天下的根本在于得人，不在变法。”

这样不合时宜、不接地气的言论，神宗自然毫无兴趣，应付道：“人和法互为表里，不能偏颇。”

司马光急于争辩，提高声音说：“如果能任用合适的人，根本不用担心法律不完善。如果用人不当，即使有好的法律，也会把法律搞乱。因此当下最急迫的是选拔人才，然后再谈完善法律。”

关于人和法之间的关系，即今天所说的人治与法治的关系，荀子曾有一段论述：“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2]他认为君子是根本，法律条文仅仅是一个因素。司马光显然借用了荀子的观点。

同样还是在迩英阁，几天后吕惠卿讲读，别是一种风味。

吕惠卿讲的是《尚书》中的一篇，叫《咸有一德》。这一篇传说为商朝贤相伊尹所作，是他告诫君主的话。然后吕惠卿借题发挥：“伊尹死后，咎单接替伊尹为相，辅佐商朝第五任君主沃丁。咎单担心沃丁将祖宗之法废而不用，于是把伊尹的事迹写成文字训诫沃丁，名字就叫《沃丁》。这个典故与萧规曹随看似接近，其实不然。”

吕惠卿顿了顿，看神宗正全神贯注，便振作精神：“先王之法，有的一年一变，譬如《礼记·月令》中有句子‘季冬节国，以待来岁之宜。’《周礼》中则有‘正月始和，布于象魏’这样的说法。”《月令》中原文为：“（季冬之月）天子乃与公卿大夫，共饬国典，论时令，以待来岁之宜。”翻译过来是：一年的最后一个月，天子和公卿大夫修正国家的法典，讨论四时的政策，使之能适用于来年。《周礼》中的原文：“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国都鄙，乃县治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治象，挟日而敛之。”意思是：正月开始向诸侯和都邑宣布治国方略，把形成文字的治典悬挂在象魏上，让民众观看，十天后才收藏起来。象魏是一种楼阙样的建筑。

吕惠卿引用《礼记》和《周礼》，是要说明先王时期，法典是每年都要变化的。然后他进一步阐述：“还有的法典数年一变，比如尧、舜五年才完成五礼[3]的修订，《周礼》修订则用了十二年；也有一世一变的，《尚书·吕刑》中说的‘刑罚世轻世重’就是这个意思；更有数十世而变者，如夏贡、商助、周彻、夏校、商序、周庠之类就是这样。当然，有些规则即使历经百世也不能改变，如‘尊尊亲亲’‘尊贤使能’。”夏贡、商助、周彻指夏商周三代的赋税制度；夏校、商序、周庠指的是三代的教育办学制度，这些制度每个朝代都有区别。尊尊亲亲指等级礼仪制度，尊贤使能指用人规则，这些文字自记载以来没有什么变化。

正面论述之后，吕惠卿开始批驳司马光前几日关于“萧规曹随”的观点：“司马光认为汉惠帝、汉文帝、汉景帝三帝都是遵循萧何制定的法规去治国的，其实萧何自己也没有遵守，他一开始约法三章，后来改成了九章。汉惠帝废除了挟书律、三族令，汉文帝废除了诽谤、妖言等罪名和秘祝法规，这些都是萧何时代有的，他们并没有刻板地因循萧何之法。”然后吕惠卿得出结论：“夫以弊则必变，安得坐视其弊而不变耶？”怎么能看到有弊端却不去改变呢？

吕惠卿洋洋洒洒一番言论，司马光却另有说法：“吕惠卿说得不对，《周礼》所谓‘正月始和，布于象魏’者，是让民众熟悉旧法律，并不是出台了新法律。天子恐怕诸侯变礼易乐，坏乱旧政，所以五年巡查一次，考察有没有违反旧有法律的行为，不是五年一变。刑罚世轻世重，是平定天下时临时使用的法律，不是一世一变。”最后司马光还特意补充说明：“臣所谓遵循固有法律，不是让坐视旧法的弊端完全不变。”

司马光、吕惠卿表面上争执的是法可不可以变，其根本是要人治还是法治。司马光也承认弊法当变，但认为选人更重要；吕惠卿后来也承认官吏妄为会践踏法律，但认为官吏是执法的工具，法治才是根本。

神宗皇帝当然倾向于吕惠卿。殷鉴未远，仁宗时期任用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新政的改革措施主要是整饬吏治。范仲淹把花名册中不称职的官员名字勾掉，富弼见勾除名录过多，劝谏说：“你勾掉一个名字很容易，但背后是一家老小失去生活依靠而失声痛哭。”范仲淹回答道：“让一家人痛哭，总比让一路人痛哭好。”整饬吏治的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新政只坚持一年有余便改弦更张。有失败的先例，神宗总不能走老路、蹈覆辙，所以神宗愿意尝试一下法治。

除了经筵这个场所，理论探讨当然可以在帝王和大臣之间私下进行。这一时期，神宗最欣赏的学术精英还有程颢。

吕公著任御史中丞后，举荐程颢为太子中允兼御史悰行。神宗知道程颢非常有学问，经常召见他，听他讲经谈道。一次两人在一起探讨交流，不知不觉过了正午，程颢告辞的时候，内侍埋怨说：“御史不知道圣上还没有吃饭吗？”

程颢在学术上倡导“天理”，认为“天者理也”，万物的根本就是理。理乃天下正道，君王的心思行为符合理，就能治国兴邦。那么程颢语境中的“理”指什么？从他关于王、霸的论述可窥其妙：“王者得到天理的正统，把人伦发挥到极致，这是尧、舜之道；霸者只用自己的私心，选择对自己有利的道德伦理进行弘扬。王、霸的本质区别在于对仁义人伦，一个真心实意，一个假借其名满足私欲。”从中可见，程颢的“理”，相对于治国理政，就是尧舜之道。他认为只有尧舜才是正统的、纯粹的儒家大道，汉唐有作为的君主经不起推敲。这一点与王安石非常相似，不过他们同源不同径，王安石要借尧舜之道成就神宗威服四夷的霸业，而程颢强调虔诚地将尧舜之道推及四海，以德政成天下之务。

对于变法，程颢则选择支持神宗：“有人说，人君要谨慎行事，轻易地改弦易辙为害很大，臣认为不是这样。更弦易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只要这种变动总结古人的经验教训，符合尧舜之道的要义，这就是最大的谨慎！岂能因循守旧、苟且草率，最终走向衰败灭亡？”

当时几乎没有人反对变法，只是他们在具体道路上有分歧罢了。即使这样，就已经注定硝烟弥漫了。

王安石的任性

青苗法点燃了党争的火药库，从那一刻起，大规模的人事倾轧和党同伐异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翰林学士范镇直指青苗法是强盗之法：庄稼还未长成，官府就在盘算其价值多少，等着收割赚取利息，这样怎么能让民心安定！最近出现异常天气，就是民众疲劳困苦的征兆。

李常、孙觉曾被王安石引为同党，等青苗法出台，他们立刻背叛了新党阵营，公开发表反对意见：“至于均输、青苗，敛散取息，傅会经义，人且大骇，何异王莽猥析《周官》[4]片言，以流毒天下！”王莽是西汉末年权臣，后篡汉自立，建立新朝。他还是一位改革家，但最后失败了，也没能守住刚刚建立的一世王朝。在儒家语境中，王莽是十恶不赦的叛逆，将王安石与王莽类比，这攻击不可谓不猛烈。

苏轼、苏辙兄弟一直以积极的反对者面目出现，他们对青苗法的抨击尤为强烈。苏辙在辞职离开条例司前参与了青苗法的讨论，认为：“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为利也。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逾限。如此则恐鞭棰必用，州县之事不胜烦矣。”[5]苏轼则认为：“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与？计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鞭挞已急，则继之逃亡，不还，则均及邻保，势有必至，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苗钱自陛下始’，岂不惜哉！”[6]兄弟二人都抓住了此法的要害：市场监管和市场主体属于同一拨人，其后果必然失控，把利民政策变为扰民、刮民、害民的政策。

王安石拜相后，作风武断，听不进不同意见，引发苏轼担忧。熙宁二年（1069）八月，苏轼为国子监举人考试官，拟定策问考题，题目是：

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恒[7]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8]

题目用了晋武帝司马炎、后秦世祖苻坚、春秋齐桓公、战国燕王哙四个典故，司马炎和苻坚都独断专行，结果前者成功了，后者失败了；齐桓公和燕王哙都将国事委托给他人，一个成为霸主，一个亡了国。这个问题显然借古喻今，讽刺神宗所用非人。王安石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孙觉等一大批官员被贬，急需补充，神宗想要重用苏轼，王安石质问：“苏轼是应该提拔的人？”神宗连忙解释：“司马光、韩维等人都说他很有才。”王安石嗤之以鼻：“这是个奸邪的人！臣说话是有根据的。苏轼写《贾谊论》，一派胡言；他阿附欧阳修，别人写文章批评欧阳修，他就极力抨击人家；他父亲死的时候，婉拒了韩琦送的黄金、丝绸，貌似淡泊名利，转过头却向四川贩卖几大船的珍贵苏木。这个人的才能只配做推官、判官一类的基层小吏，不适合留在陛下身边。”对王安石言听计从的神宗只好作罢。

神宗还想重用丁忧期满的张方平，王安石有些不安，攻讦张方平奸邪，口碑不好，神宗只好将他外放陈州。

熙宁三年正月，第一次发放青苗钱的时候，各地传来的消息却不容乐观。农户借贷青苗钱本应该出于自愿，但提举官为了出政绩就强迫或变相强迫农户借贷。富户不缺钱不需要贷款，贫户需要贷款却无力偿还，官府便强行将他们捆绑在一起，比如河北分配给第一等户十五贯，第二等户十贯，第三等户五贯，到了第四等户只有一贯零五百钱，第五等户一贯。不管农户是否需要，一律按这个标准执行，结果怨声四起，富户贫户都将青苗法归于恶法。更可恶的是，提举官报喜不报忧，谎称百姓欢欣鼓舞，歌功颂德。开封府，因为有大量驻军，官府管控的粮食仅够军队的口粮，而提举官侯叔献不管这些，多次督促提点府界县事吕景发放青苗钱，吕景向朝廷叫屈：“百姓往年还借有二十万石[9]粮食搁置未还，现在条例司又调拨陕西买盐纱的五十万贯作为青苗钱贷给老百姓，恐怕民力难以承受。”

针对这些情况，神宗下诏，强调不得强行摊派，骚扰民众，并要求诸路提刑官进行监督。

神宗认为河北出现的问题是执行中出现的问题，只要加以规范、严格监督就可以避免。然而大臣们都认为这是变法本身造成的，他们的诉愿是废除青苗法。如果说孙觉、苏辙的意见尚不足以引起神宗重视，那么仁宗朝老臣对新法群起而攻之，则不能不令神宗深思。

前年以来，河北大灾，先是地震，后又黄河决口，困难时候神宗想起用能力超卓的老臣韩琦，让他从相州移除河北安抚使、知大名府。河北是青苗法的试验田，也是反映问题最多的地区之一。神宗正想听听韩琦的见解，韩琦的奏章已经适时呈送到了神宗案前。在韩琦笔下，青苗钱号称利息二分，实际发放中变成了三分；三等以上富户可以申请增加贷款，借贷额度甚至超过了百贯，而四等以下贫户因为偿还不起却不敢贷款，这样下去势必富者更富，贫者更贫；还有，多余的青苗钱大量流入城市，城市商户也成了借贷对象。青苗法如此“嫌贫爱富”，已经失去了抑制兼并、救助贫困的本意，变成了赤裸裸的官府敛财工具。

再有就是强行摊派。提举官为了政绩乐于将储备的青苗钱全部散尽，联保的保头也不会真正为贫户着想，他们绞尽脑汁把贷款分给贫户，不想要也不行。下等户本来负担就重，夏秋两季既要交税，又要偿还青苗钱本息，如果碰上灾害收成不好，他们即使倾家荡产也无法还清，到头来恐怕官府粮仓和农户家中都无余粮，其后果不言自明。

韩琦对青苗法的抨击与苏轼兄弟别无二致，不过他由亲历者的身份说出来分量自然不同。更重要的是，韩琦是三朝元老，英宗、神宗登基的不贰功臣，他的奏议神宗不能不审慎对待，不能不认真反思青苗法的得失利弊，以至于第一次对前期的变法决策产生了怀疑和动摇。

第二天早朝时，神宗从宽大的衣袖中拿出韩琦的奏章让宰执们传阅：“韩琦真是位大忠臣，看看，他在地方上也不忘朝廷。”然后不无愧疚地自责：“本来是为了利民，谁想到竟害民至此！青苗钱已经强加到城市了！以后颁布政令不能不谨慎审查。”神宗话未说完，王安石一下子跳了起来，丝毫不看神宗面子：“如果朝廷能从中得到好处，强加给城市商户有什么错误？”神宗让其他宰执表态，曾公亮、陈升之把平时不敢说的话一股脑儿倒了出来，七嘴八舌陈述青苗法的是是非非，纷纷反对将青苗钱贷给商户。二府七八个人，没有一个人为王安石辩解。王安石恼怒地嚷道：“之所以贷给城市商户，是因为青苗钱充裕，已经满足了农业生产的需求。贷给商户既能繁荣市场，又能增加常平仓储藏，何乐而不为？”陈升之质疑强行摊派问题，王安石认为这个问题即使存在也是个别现象，只要严加惩处一定能够杜绝。

王安石年轻，读书多，脑子反应快，嘴皮子麻溜，说话逻辑性强，舌战群相也不落下风。神宗今天有意为难青苗法，又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四川人多地少，往年米谷产量很低，老百姓只好以芋头为食，只有在丰年才能吃到米谷。今年恰好年丰，而青苗法要求农户偿还米谷，神宗心忧百姓：“歉年无米谷，丰年缴米谷，贫困人家难道一辈子吃不上米谷吗？”王安石依然情绪激动：“官府不拿走，也会被富豪兼并走。”神宗又问：“丰年以米谷偿还，歉年拿什么偿还？”王安石冷冷回答：“用钱偿还。”“那么凶年如何赈灾？”王安石顿了顿，思索了一下：“常平仓米没了，还……还有钱！新法是这样，旧法也避免不了。”见神宗的问题滔滔不尽，王安石执拗脾气上来，使着性子说：“对于青苗法臣阐述已经不止十万字了，尚且不能打消陛下的疑虑，还在因那些反对意见动摇不定，这样还能有什么作为？！”

朝会不欢而散，王安石知道只要神宗摇摆，变法断断难以进行下去，除了讲道理做工作，看来还得给皇帝施加一些压力。第二天王安石上了一道奏书，假称有病，请假赌气不上班了。王安石如此强势，神宗一时无计可施，只好让步，让司马光代拟一道批答挽留王安石。批答中称赞王安石“才高古人，名重当世”，称皇帝对他推心置腹，言听计从，人所公知。同时指出：“今士大夫沸腾，黎民骚动，你就撂挑子躲避起来，那么朕的心愿还能靠谁去实现呢？”这句话是责备王安石不能委曲求全。神宗的意图还是要压制王安石，毕竟大宋从建国起，还没有哪位大臣握有王安石这么大的权力，动不动像教训小孩子一样教训皇帝。神宗绝非平庸，不容许相权挑战皇权。

看了皇帝的诏书，王安石大怒：我辛辛苦苦帮助你实现抱负，刚开始就落个里外不是人，那么以后日子长呢，关系怎么相处，变法怎么推进？变法这样的大事，没有皇帝最坚决的信任和支持，肯定难以完成。要么坚持到底，要么现在紧急刹车，王安石把心一横，写了一道奏章抗辩，主要抓住“士大夫沸腾，黎民骚动”两句，认为不是新法引起的，是中外大臣、从官、台谏勾结起来，欲败先王之道以阻止陛下变法。同领条例司的韩绛也劝说神宗挽留王安石。神宗深知要么放弃改革，要么离不开王安石，现在手中确实无牌可打，没办法，亲自手书向王安石承认错误：“诏书是别人代拟的，有失当的地方，朕没有仔细审查，惭愧惭愧。”

皇帝道了歉，王安石这才到宫里见了神宗一面，不过还是请辞，神宗挽留了许久，说了很多好话，王安石依然不吐不咽，回到家里就是不去上班。

这一对儿鱼水关系的君相第一次闹了别扭。

失望的司马光

人们用鱼和水比喻君臣相知，其实仍逃不出互相需要和利用。其猜忌是深入骨髓的，因为没有哪一个帝王能容许君权旁落，神宗和王安石也不例外。

怎样牵制王安石？神宗终于想起了那个与王安石资历威望相若的司马光！他要大用司马光，让他入阁拜相！这么大的事，照例要知会宰执们，虽然称病在家，神宗还是走程序征求了王安石的意见。王安石反应强烈：“有些人以直言犯上博取名声，目的在于笼络朝臣。他说的都是危害国家的话，结交的都是危害国家的人，这样的人得到高位会感恩陛下，一心一意帮助陛下有所作为吗？还是会利用陛下的恩宠结交私党，满足私欲，阻碍陛下大展宏图？根据他过去的所作所为，臣断定会是后者。”接着又以辞职相要挟，大有誓不两立之势。由于王安石的阻挠，司马光只在二府中叨陪末位，被任命为枢密副使。

司马光成为挟制王安石的棋子，绝非二人私交有隙，而是立场不同。司马光保守，王安石创新，司马光的目标是重塑礼法，王安石的目标是择术强国，三观不同，再好的友情也会决裂，这二人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然而意想不到的是，司马光却不领皇帝这个情，连上数道奏章拒不赴任。司马光冠冕堂皇的理由是：臣就是个埋在故纸堆里的读书人，赋性朴愚，不通时务，做个翰林学士写写诏书勉强胜任，至于二府嘛，那是内训六师、外抚四海，关系国家安危的要职，臣能力不济，无法胜任。

难道司马光真的心如止水看淡功名，还是有自知之明甘愿平庸？二月十一日下达任命诏书，二月二十日司马光上了一道札子，暴露了他的真实意图！这道札子就叫《乞罢条例司常平使疏》，呼吁撤除条例司，废除青苗法。司马光忧心忡忡：“臣所忧者，乃在十年之后，非今日也。”

司马光深谙老百姓的生活逻辑：天下之所以有贫富，是因为富者考虑长远，忍饥挨饿，吃苦耐劳，积攒一些财富，而不会借债度日。穷人刚好相反，活在当下，借钱挥霍，今朝有酒今朝醉，以至于鬻妻卖子却不知悔过。所以富者把钱借给穷人过得有滋有味，而穷人向富人借钱却只能勉强存活。

司马光眼前仿佛出现了青苗法实施后的场景：现在把青苗钱贷给农户，穷人禀性难改，拿着钱坐吃山空，将来粟麦如果歉收，又要交税，又要还钱，必定无法负担，被逼急了便背井离乡躲避债务。由于十户一保，穷人留下的亏空只好由富者代还，富者还不起就延期到明年，经年累月，越积越多。不幸遭遇凶年，穷人流转死亡，富者也会变穷。十年之后，天下财富被耗至尽，哪里还有钱粮养兵养官养民？到那时候，老弱病残只有饿死沟壑，年轻强壮者只有揭竿而起。

写到这里，司马光感到心肝俱裂：“臣即使不做官，剩下的日子只要能为太平盛世的老百姓做点事情就心满意足了。如果臣的言论不能被采纳，即便进入二府也会被指责贪图虚荣，白白地享受陛下恩宠。”

司马光大半年来想说的话终于一吐为快，他拒绝枢密副使的真实原因也昭然自明：除非废了条例司和青苗法，否则进二府干什么？当摆设吗？还是违心地为变法摇旗呐喊？

司马光的心思，远在河北的韩琦懂。韩琦得到消息，写了封信快马加鞭送到京城，送给枢密使文彦博。韩琦通过文彦博劝司马光就任：变法既然是皇帝钦定的政策，不能硬杠，进入二府韬光养晦，或许还有机会翻盘。这是政治斗争的策略，无关乎道德品质，也无关乎政治路线！老一辈的人物渐去渐远，有心无力，只有司马光是推翻新政的希望！

结果让韩琦失望。司马光这个倔强老头儿不愿在个人品行上受一点委屈，更不愿与王安石为伍，断然拒绝了韩琦的好意：“古往今来，受不住名利诱惑而坏了名节的人还少吗？”仔细品这句话，司马光大约担心自己入了二府，最终同流合污。比司马光大两岁的鸿儒周敦颐说：“出淤泥而不染。”司马光没有信心，所以远离淤泥，远离是非场。

君子爱惜羽毛，被所谓的名节羁绊，结果往往一事无成。仁宗景祐年间，吕夷简批评范仲淹：“仲淹迂阔，务名无实。”司马光何尝不是！名节是负担，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文彦博哭笑不得，给韩琦回信：“君实做事，令人不可及，直当求之古人中也。”司马光这人，不宜活在当下，只适合去古书中找，似褒实贬，失望之情溢于言表。

司马光有自己的做事方式，他一方面继续坚辞枢密副使，一方面写了封信给王安石，企图晓之以理让他回心转意。这封信就是有名的《与王介甫书》。

信中，司马光先叙友情，然后恭维王安石才高学富，三十年天下无人能比，表达了自己的仰慕之情：

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天子用此，起介甫于不可起之中，引参大政，岂非欲望众人之所望于介甫邪。

天子起用您是众望所归，不管认识与否，都认为您可以在短时间内让天下大治，让民众受惠，对您抱有极大的厚望。接下来笔锋一转：

今介甫从政始期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来者，莫不非议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闾阎细民、小吏走卒，亦窃窃怨叹，人人归咎于介甫，不知介甫亦尝闻其言而知其故乎？

但您执政一年后是什么情况呢？朝中官员异口同声地议论您的不是，街头巷尾无处不是抱怨之声，您知道为什么吗？接着司马光指出王安石存在的“问题”：

介甫固大贤，其失在于用心太过，自信太厚而已。何以言之？自古圣贤所以治国者，不过使百官各称其职、委任而责其成功也；其所以养民者，不过轻租税、薄赋敛、已逋责也。介甫以为此皆腐儒之常谈，不足为，思得古人所未尝为者而为之。

所谓“用心太过，自信太厚”是客气的说法，“思得古人所未尝为者而为之”才是要害。治国的事情很简单，治吏方面让他们各尽其职，治民方面轻租税、薄赋敛、赦免穷人的债务。可是王安石您太喜欢标新立异了，尽干一些古人没有干过的事情。

接着司马光抨击王安石设立条例司，任用唯利是图的小人，推行青苗法，独断专行，党同伐异，总而言之有五宗罪，那就是侵官、征利、生事、据谏，以及由此引起的怨谤。司马光不愧为史学大家，谈古论今，引经据典，举一反三，洋洋洒洒近四千字，一言以蔽之：祖宗之法不可变！

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之，弃者取之，矻矻焉穷日力，继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此岂老氏之志乎！

正因为尽变祖宗旧法，曾经安定平和的天下现在纷纷扰扰，王安石您没有察觉到吗？“观介甫之意，必欲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不复顾义理之是非，生民之忧乐，国家之安危。”您这是要与天下为敌吗？与天下为敌，现在有几个非常刺耳的词，如人类公敌、独夫民贼，不过司马光说得比较含蓄罢了。

仁宗景祐年中，范仲淹被贬，欧阳修责怪台谏不敢抗辩，给言官高若讷写了一封《与高司谏书》，猛烈抨击高若讷的为人[10]。司马光这封《与王介甫书》不同于欧阳修的《与高司谏书》，他虽然指出了王安石的性格缺陷和变法中的弊政，但仍然把问题界定在“人民内部矛盾”，因为他相信王安石的道德品行，是大贤，是君子，只是政治见解不同，只要循循善诱，讲清道理，王安石是有可能“迷途知返，改弦更张”的。这也是司马光写这封信的初衷。

这封翻来覆去长篇大论的书信送到王府，司马光表示您不管接受而听从，或者怪罪而拒绝，或者责骂侮辱我，或者向皇帝告状驱逐我，我都愿意听之任之。然而让司马光遗憾的是，王安石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置之不理。司马光备感失落，毕竟是曾经的好友，再者，自己职务虽然不及王安石，好歹也是翰林学士兼侍读、右谏议大夫，又被新任命为枢密副使，怎么能受到这样的冷落？当然，司马光失落绝不是因为自己丢了面子，而是担心王安石一意孤行，便一不做二不休，接着写了第二封信。这一次终于等到了王安石的回书，这就是更为著名的《与司马谏议书》。

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与司马光的去信相比，回信要短得多，但简明扼要，对司马光的五项指责一一回应，并针锋相对地表明将变法进行到底的决心。司马光喋喋不休，王安石干净利落，于此虽见二人文风的差异，也表明一点：王安石根本不屑与司马光在这上面纠缠不清！

人情如此纷纷

司马光力辞枢密副使，王安石坚持不肯上朝，二人态度很明确：想搞政治平衡，不行！双方势同水火。

神宗还想做最后的努力，要求宰执们废除青苗法。曾公亮、陈升之欢欣鼓舞，独赵抃另有说法：“青苗法是王安石搞的，应当等他上班了再宣布作废。”赵抃说这话绝不是挺王安石，他有着幸灾乐祸的小心思：王安石自己挖的坑自己填，王安石自己闯的祸自己负责消除，本意是想看王安石的笑话。曾公亮等感到哪里不对，但他们本就是平庸之辈，面面相觑竟不知如何处置。

神宗必须在变法派和保守派，新党和旧党之间表态了，没有退路，没有回旋余地！如果选择保守派，政策退回过去，朝政如一潭死水，神宗的远大抱负将无处安置，要么学仁宗，无为而治但三冗痼疾缠身，如紧箍咒，以时间为咒语越箍越紧，最后窒息而死；要么学英宗浑浑噩噩，在小事上纠缠不休，大事上苟且放任，任帝国的航船在惊涛骇浪中颠簸飘摇。这些都是神宗不愿看到、无法忍受的！初生牛犊不怕虎，年轻人怎甘平庸！此时，变法派是唯一的选择！

神宗向王安石做出重大让步，一是收回司马光枢密副使的敕命，同意他仍然担任旧职；二是承诺搁置韩琦奏议，自今日起凡韩琦札子悉交条例司全权处置；三是向王安石认错，表态肯定青苗法：“对于青苗法，朕确实被那些七嘴八舌迷惑了。这几天仔细反思一下，没有一点害处。”满足了这两个条件，王安石终于走出府邸，高高兴兴上班去了。

韩琦完全想不到短短两年，朝政竟发展到如此地步，老泪纵横又无可奈何，只好请辞。熙宁八年（1075）六月，在落寞失望中溘然长逝。

宋朝官员特别是宰辅、谏官陈述意见被定性为错误时，通常会提交辞呈，以主动承担失职、失察的责任。后来演变为一种抗争手段，言外之意是“皇帝既然认定我是错误的，表明我不称职，那我不干了”。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要君”即要挟君主，明知道君主离不开自己，通过递交辞呈、请假不上班逼迫君主让步。

王安石称病显然有“要君”的成分。他开了这个先例，变法派纷纷效仿并屡屡奏效。在枢密院，文彦博与韩绛的斗争同样激烈。韩绛建议清退不合格的禁军，文彦博和副使吕公弼认为可操作性不强，神宗批复暂且依旧，韩琦怒而称病不上班。当然，保守派也好不到哪里，动辄请辞、请外放，有的确实是不屑与变法派为伍，有些不乏有要君的嫌疑。

曾公亮曾是王安石的荐主，后来因为青苗法产生矛盾。曾公亮贵为首相，但口齿远逊于王安石，经常被辩得哑口无言，低头不语。外人不知，以为他故意对王安石妥协，苏轼曾责问他为何不制止青苗法，曾公亮喃喃地说：“王安石与圣上跟一个人似的，这大概是天意吧。”王安石复出上班，曾公亮、陈升之、文彦博都撂了挑子，称病请假，神宗当面训斥，他们才不情愿地重新上班。

赵抃想要等王安石亲手废掉青苗法，结果浪费掉一个很好的机会。等王安石复出，再无废青苗法的可能时赵抃后悔万分。他经常在政事堂对王安石冷嘲热讽，越来越难以共事。一次大家争论新法，王安石瞪着眼睛叫嚷：“你们理解不了新法，是因为不读书。”赵抃不紧不忙地插了一句：“你说错了。像皋、夔、稷、契这些人有什么书可读？”皋、夔、稷、契都是尧舜时的贤臣，因王安石变法打着尊法先王的旗号，把神宗比作尧舜，大臣们自然要争做皋、夔、稷、契，所以赵抃这样揶揄王安石。

王安石推行新法的态度更加坚决，赵抃难以原谅自己的过错，主动请辞，被出知杭州。赵抃留下的空缺由谁来补呢？王安石的战友、与王安石一同领条例司的韩绛！言官陈襄提出异议：“陈升之领条例司进入中书，韩绛又从条例司进入中书，给人的印象能捞钱的就可以升官。”不听。

接下来的风口人物是御史中丞吕公著。

吕公著本是“嘉祐四友”之一，由王安石推荐为御史中丞，但因为设置条例司和推行青苗法与王安石背道而驰。韩琦上书失败后，吕公著反应强烈。他向神宗谏言，强调祖宗艰难积累，才获得广泛的支持，现在不可因一二件事而失去人心。在讲了一通大道理后，吕公著说了一句话惹恼了神宗，这句话说：“若韩琦因人心如赵鞅举甲，以除君侧恶人，不知陛下何以待之。”

赵鞅即赵简子，春秋晋国卿大夫，是《赵氏孤儿》中那个孤儿赵武的孙子。在晋国内讧中，赵鞅以清君侧为名，出兵攻打国内其他势力，从此独自把握晋国大权。吕公著引用“赵鞅举甲”的典故，警示如果神宗因变法失去人心，也许会有韩琦那样的藩镇重臣举兵造反。神宗不愿听到这样的“亡国之音”，下决心贬黜吕公著。当时的知制诰宋敏求在敕书上写吕公著“引义未安”，即引用典故不恰当，造成人心惶恐，而神宗要求写清楚吕公著的罪状：“吕公著远近有虚名，如果不明确地写清楚他的罪状，人们不知道他为什么被贬，难免议论纷纷。”曾公亮想保护吕公著：“如果写得太明确，外界听说有大臣想要造反，反而影响安定，况且韩琦也会内心不安。”神宗不听：“明言吕公著的罪状，韩琦有什么理由不安？”

史料中对这件事另有不同的记载。哲宗即位后起用吕公著，吕公著解释当时的情况，否认自己说过“赵鞅举甲”的话，认定罢黜自己是王安石的主意，“清君侧”也是王安石对自己的诬陷，是王安石擅自改动了敕令。司马光回忆这件事时，又说可能别人说过类似的话，神宗皇帝记错了，安在了吕公著头上。

无论如何，敕令上界定吕公著的罪状是诬陷大臣兴兵造反，四月初八革去御史中丞，贬知颍州，由权知开封府韩维接替御史中丞。韩维是王安石入朝重用的功臣，但内心并不认同新法，御史中丞处在矛盾的焦点上，不得不亮明态度，是支持王安石还是反对王安石，这让他左右为难。不过韩维有个很好的借口推掉这个职务：他的兄长韩绛领条例司，自己应当避嫌哪！于是他上书力辞：要是臣做了御史中丞，对条例司出台的法规“不言则废公议，言之则废私恩”，不合适。这个理由冠冕堂皇，朝臣也大多认为他应该回避，于是改冯京任御史中丞。冯京是富弼的女婿，仁宗皇祐元年状元。

受韩琦事件波及的还有老臣范镇。仁宗末年，范镇多次上书规劝仁宗早立皇子，有功于英宗、神宗一支。这时范镇的职务是知通进银台司，银台司负责抄写、呈送敕令，并监督执行，通进司则负责颁布。神宗把韩琦奏章交付条例司，范镇反对，封还词头，拒不下诏，如是五次。同意司马光辞去枢密副使，范镇故技重施，继续封还词头，要挟说：“陛下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士大夫交口相庆，坊市细民无不欢喜，您要罢免司马光，与臣一同罢免吧。”神宗干脆隔过通进银台司，直接将诏书下发给司马光，同时解除了范镇的职务。

程颢曾是变法的支持者，与王安石有着不错的私交。程颢年轻时受教于周敦颐，王安石曾三次拜访周敦颐，周敦颐避而不见，王安石则发誓：“吾独不可自求之六经乎！”[11]学术相通，二人也惺惺相惜，不过他并不欣赏王安石独断专行的作风。程颢是个温和的反对派，被吕公著推荐为御史悰行。他曾私下规劝王安石：“推行新法已经遭人非议，不知为什么还要用一些小人。”他口中的小人指吕惠卿和诸路提举常平官。王安石也颇为无奈：“旧人不认同新法，只好让这些小人冲锋在前了。等一切走上正轨就驱逐他们。这就是所谓的智者行之，仁者守之。”程颢感叹道：“君子难进易退，小人刚好相反。到时候驱逐小人，必定反目成仇，介甫将来一定会后悔的。”他又劝王安石顺民心，不要逆人意，王安石虽然认为程颢说得很有诚意，但仍坚持己见，程颢规劝无果，请求外放，被任命为京西路提刑官。提刑官是诸路中重要官职之一，不算贬黜，反而有重用的意思，毕竟程颢是神宗欣赏的大儒。

按惯例臣子外放应提交一份辞行文字，除了表态接受朝廷的安排外，还要写一些自认为最重要的建议。程颢是神宗亲近之臣，他请求面辞，神宗问没有文字吗？程颢则失落地说：“与陛下近在咫尺，尚且不能让陛下有稍微的回心转意，写文字有什么用？”神宗再三问他有什么想说的话，程颢知道多说无益，便回避变法，只告诫神宗两点：不要轻易用兵，朝廷中没有能打胜仗的人；正确对待言官的进谏。

朝中大臣几乎都成了反对派，神宗感到想要推进改革太难了！他问王安石：“人情如此纷纷，奈何？”反对意见沸沸扬扬，该怎样应付？王安石回答：“唐尧待众人宽容，即便这样还是流放了共工[12]、兜[13]。兜只是比附共工，而共工则外貌恭顺，内心奸诈。吕公著就像共工，其他人就像兜，他们无助于陛下治理国家。此辈小人专持歪理邪说，得行其志，则天下之利皆归之，既不得志，又不失陛下奖用，何为肯退听而不为奸？”意思是这些小人如果得逞，利益都归到他们名下，即便失意，陛下还要奖励他们，他们当然不愿意妥协退让，却乐意去做奸诈之事。王安石主张严厉打击反对派的嚣张气焰，神宗认可了他的说法，将程颢降为佥书镇宁军节度使判官事。

然而严厉打击真的能阻止如江水般涌动的反对意见吗？

阻击李定

熙宁三年四月，一个人的出现，让变法派与保守派的斗争进入白热化状态。

这个人叫李定。仁宗年间曾有中书舍人李定告发诗人苏舜钦，酿成“进奏院狱”[14]，不过此李定非彼李定，虽然他们在历史上都以反面角色出现。李定比王安石小七岁，扬州人，《宋史》记载他“少受学于王安石”。两家相距遥远，王安石自幼随父宦游，二人相识的可能性不大。江宁讲学时李定已经三十多岁，难以称“少”。王安石二十四岁中进士后到淮南任判官，工作地点在扬州，应该在这个时候教导过李定。李定后来也考中了进士，几年后得到秀州（今浙江嘉兴）军事判官的官位，相当于知州的军事助理，职位并不高。

还有一个人也与李定熟知，那就是同修起居注孙觉。孙觉是高邮人，与李定算是半个老乡。神宗刚即位时，孙觉曾在越州（今浙江绍兴）、通州（今江苏南通）为官，因此结识李定，认为他是个人才，便向朝廷推荐了他。

李定来到京城，孙觉已因反对变法被贬知广德军，临走前将李定托付给自己的朋友、知谏院李常。所以李定到京城的第一件事便是拜会李常。这时京城朝堂上下、街头巷尾谈论的都是变法利弊，李定落座之后李常便按惯例询问：“南方的民众感觉青苗法怎么样呢？”李定傻乎乎地回答：“老百姓感到便利，都非常拥护这项新政。”李常立马坐直身体，严肃地交代：“朝廷为这事争论不下，你见到别人千万不要说这样的话。”李定不知所以然，只好诺诺。

从李府出来，李定就去拜谒恩师王安石。王安石问了同样的问题，李定刚从地方上来，不知朝廷内情，就如实陈述：“学生初来京城，不知道还有忌讳，只是说了实情。”自青苗法出台以来，这是第一位报喜的地方官，王安石高兴极了，秘密将李定推荐给神宗，并交代李定：“见到圣上就把刚才的话重复一遍。”神宗听到百姓一致拥护青苗法，大喜。这个消息对于神宗来说太重要了，自变法以来他听到的一直是负面信息，所以一度徘徊、动摇，找不到继续坚持下去的理由。李定的出现无疑是久旱中的甘露，溽热里的清风，让他的精神为之一振，坚定了推行新法的决心。

李定的出现，无疑是对反对派的一记闷拳。

那么，韩琦在河北说官府抑配，民怨沸腾，而李定说方便了群众，到底谁说的是事实，又是谁在撒谎呢？

一项政策，各地执行水平不一样也在情理之中，不排除秀州执行得好，本着民众自愿的原则发放青苗钱，利息严格执行二分，加上江南本来富裕，民众还款压力不大，这样青苗法显得恰当其时。河北之所以派韩琦去，因为适逢大灾，这种情况下要求民众春借秋还，勉为其难，所以青苗害民也许确有其事。就此判定两人中有一人说谎或许不妥。不过，朝廷上下皆以为青苗法不便，肯定有人指鹿为马，歪曲事实，危言耸听。正如李常对李定所言，在京城只能说青苗法坏话，这是主流意见，跟随主流才是政治正确。李定的出现只不过揭穿了那一层并不存在的皇帝的新衣罢了。

这样说有没有依据？没有直接依据，但可以稍加推理。除了河北，其他地方虽反映青苗害民，但没有提供出任何事例。而李定从遥远的秀州初来京城，不大可能编造谣言。即便有心讨好上峰，在李常发出警告之后，感受到了京城气候，也不会再把自己置于舆论的对立面。所以按常理推之，青苗法推行初期，并不像反对派说得那样不堪。

李定揭穿了反对派的谎言，接下来倒霉的就是李常。

李常一度被王安石引为同类，把他安插在条例司做详检官，不久擢为右正言、知谏院。出台青苗法时，李常曾建议不收取利息，把发放青苗钱作为纯公益事业，这当然不符合王安石的变法初衷，所以没有被采纳。李常认为青苗法背弃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便成了最坚决的反对者。

言官说话方便，影响也大，王安石派人劝说，希望李常能回心转意，李常早已决心走向新法的反面，当然不听。现在又指使李定撒谎，不择手段诋毁新法，王安石就难以容他了。

李常进谏反映的问题中，有一项是个别州县在发放青苗钱时，只收息，不出本。如果是这样，问题相当严重，这同抢钱有什么区别呢？神宗就此事征询宰执意见，王安石说：“让李常说出哪个州哪个县有这类问题。”曾公亮、陈升之立即反对：“朝廷的规矩是允许言官风闻奏事，怎么能让言官出示证据呢？”但最后神宗慑于王安石的压力，仍然要求李常写出具体的州县名单。

风闻奏事是言官特权，是对朝臣监督的一项重要措施。假如没有这项权力，御史台实行监督到底应该先调查还是先发言？不发言无法取得皇帝授权，就不能展开调查；不调查又不能取得实证，没有发言权，这是个循环死结。祖宗之法授予言官风闻奏事的权力，就是为了解开这个死结。当然不排除确实有一些言官为了个人恩怨而信口开河，捏造事实，不过这样的案例很少，也很难造成恶劣后果。

神宗刚即位之初，有蒋之奇弹劾欧阳修盗媳，舆论影响大，神宗破例要求蒋之奇提供消息来源，大多数朝臣选择沉默，表示了认同。这一次让李常写出事件详情，也并非无理，正如王安石所说：“允许风闻奏事，不问言官的消息来源，也不追究言官的责任。但现在仅仅让他列出名单，这样才能派遣官吏进行调查，怎么就影响风闻啦？”李常列出名单，朝廷调查，不管是否属实，事后不追究言官责任，这才是符合风闻奏事的本意，才是正确的办事流程。但李常拒绝了皇帝的要求。

神宗认定李常不是不愿列名单，而是列不出，因为他进谏的事实根本不存在，下诏指责李常“言事反覆，专为抵欺”，即用欺诈的手段诋毁新法，令他反思，将他进行降级处理。

有神宗这把尚方宝剑撑腰，王安石得意地奚落李常：“你没有看见蒋之奇的下场吗？”吕惠卿则赤裸裸地威胁：“你为什么要辜负介甫？我会让你终身被踩在脚下。”

李常恼羞成怒，不但没有汲取教训，言论反而更加刺耳。他给神宗上疏云：“陛下修建一座宫殿耗费百余万，一次宴游耗费十余万，却令大臣剥肤椎髓搜刮百姓。”神宗把李常的奏疏拿给宰执们展示，笑着说：“李常胡言乱语到这种程度了。”神宗生活方面一向简朴，虽有宴游，但远谈不上奢靡；建造宫殿方面，只修葺了太皇太后、皇太后两宫，其他未见土木。李常言辞大失常态、慌不择语，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被逐出谏院，通判滑州。

御史中丞吕公著、知谏院李常双双落职，换来了御史台和谏院两大监督部门又一轮大洗牌。除了孙觉、程颢，这一时期被罢免的台谏两机构官员还有监察御史里行张戬、王子韶，侍御史知杂事陈襄等。

台谏多人离职，神宗想要提拔李定为知谏院。李定原为秀州军事判官，一下子升为知谏院，曾公亮和陈升之都认为破格尺度太大，没有先例，神宗把他改任为监察御史里行，无论如何，先进台谏再说。

为了保证李定的任命顺利通过，王安石将知通进银台司陈荐罢免，转为御史，改由颖王府旧臣、天章阁待制孙固担任。知通进银台司有封还词头的权力，王安石未雨绸缪，不过李定的任命还是横生波折。

问题出在撰写任命敕令的环节。四月二十一日，神宗把圣旨概要写下来形成词头，送至中书省舍人院，由知制诰起草诏书。这天当值的知制诰正是起草吕公著罢免诏书的宋敏求。宋敏求是仁宗名臣宋绶的儿子，居住在东京朱雀门外天街东的春明坊，这里名宦显要聚集，赵抃就居住在这里。宋敏求家中藏书颇丰，“士大夫喜读书者多居其侧，以便于借置故也。当时春明坊宅子比他处价值常高一倍”[15]。左思洛阳纸贵，宋氏春明价高。宋敏求慷慨大方，士大夫借书大多来者不拒，连欧阳修这样的史学、文学大家都经常到宋府借阅。他还邀请文人佳士到他家聚会鉴赏，蔡襄、梅尧臣都有诗赋记述。嘉祐年间，王安石任馆职，居住春明坊，是宋敏求邻居，几乎每天到宋府借阅唐人诗集，把自己喜爱的诗歌摘录成册，美其名曰《百家诗选》[16]。

看来宋敏求与王安石关系不错，但宋敏求并没有因私废公，他仔细审视一遍词头，摇摇头：“旧制须太常博士做过两任通判才能奏举为监察官。景祐年初，因为符合条件的人比较少，允许推举通判任期未满的官员。李定仅是幕僚官，不合规矩。不遵守过去的旧制，不理会群臣的意见，这样的词头不能草拟成圣旨。”他毅然封还了词头。好吧，反正知制诰不是宋敏求一个人，神宗诏送别官，让其他人起草，并罢免了宋敏求，杀鸡儆猴。这次接到词头的是苏颂。苏颂也是位大学者，他的主要贡献在天文、医药和机械制造方面，是古代难得的工科男，在后世评价极高。苏颂在政治上比较中立，属于温和的中间派，不过他同样封还了词头，他解释说：“本朝旧制，进补台官应由御史中丞、知杂事和翰林学士在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员外郎以下的官员中举荐，并且需要担任过通判。”苏颂洋洋洒洒论述了许多，总的来说认定李定有三条不合常规，践踏法制：以地方幕僚官入居纠察之职，超越资序，近年没有；秀州任期未满，没有经过考核；未经御史推荐。

苏颂不写，词头又送到了另一位知制诰李大临手中。李大临虽然没有前面两位名气大，但却是新法的反对者，他也同两位一样封还了词头。

皇帝不可能再找其他人了，毕竟知制诰有限，支持变法的也有限。因为苏颂对变法态度相对温和，神宗打算从这里突破，再次将词头送给苏颂，苏颂又有一套说辞：“祖宗时也有从基层提拔为显要的情况，不过那时候天下初定，人才匮乏，所以广开发现人才之路。真宗、仁宗朝以来，承平之代，事事都讲规矩，这种情况就不存在了。李定只不过一次召对迎合上意就授予御史，将来有杰出人才该如何安置？凡事都应讲程序，如果臣慑于陛下威严而贸然起草，宰执们也不会通过。即使宰执通过，言官也不会无动于衷。因为臣的渎职失职导致舆论不利于陛下，则臣罪大恶极矣。”苏颂第二次封还了词头。

皇帝的诏令无人书写，无从下达，神宗憋了一肚子火。王安石火上浇油：“如果放纵这种行为，陛下威权为个别人的言论裹挟，君主的统治从何谈起？”神宗又批给李大临，李大临再次封还，神宗便亲自召见苏颂，道理讲了一大堆，其中说到这是特旨特例，你就照办吧。苏颂说，特旨特例只能用到有名望的人身上，李定能称得上有名望吗？

词头就这样一会儿批给苏颂，一会儿转给李大临，加上宋敏求的，总共九次，被封还九次。宋朝史上不乏封还词头的先例，但这样的拉锯战却绝无仅有。神宗震怒，先免了二人的知制诰，然后任命新人蔡延庆就职。蔡延庆很有意思，虽然拟写了诏书，但随后上书请求罢免李定。蔡延庆总体上属于新党人物，但也不愿得罪旧党，由此可见其圆滑的处事风格。

圣旨到了银台司，孙固为苏颂、李大临讲情，不肯签发，神宗连下两道旨意，孙固没有抗旨的勇气，只好放行。李定事件中罢免了宋敏求、苏颂、李大临舍人院三位官员，所以又称三舍人事件。

至五月中旬，李定事件终于告一段落。但李定引起的京城风波还远未结束。

裁撤条例司

知制诰供职的单位叫舍人院，隶属中书。舍人院没有能阻挡住李定的任命，御史台接棒再上。

刚被罢免知通进银台司的御史陈荐爆料，李定在秀州军事判官之前任泾县主簿，其间他的亲生母亲仇氏去世，李定隐瞒不报，不为母亲服丧。仇氏是李定父亲的妾，地位虽低，但毕竟是生母，焉有不为生母服丧的道理？这是一颗重磅炸弹，养子不孝，有悖人伦，何以为官？

如果爆料属实，不要说做御史，李定的仕途生涯恐怕将提前终结。神宗诏令泾县所在的江南东路、李定老家扬州所在的淮南路进行调查。不久各路报来消息：李定曾因父亲年老请求回家侍奉，但没有为母亲服过丧。按这个报告，李定有罪。不过也得给李定一个辩解的机会吧？李定辩解说，这位仇氏早就离开了李家，自己确实不知道生母是谁。仇氏死的时候，有人偷偷告诉李定仇氏是他的生母，但李定向他的父亲求证，父亲一口否定。李定心有所疑但不能确定，便以赡养父亲为名，解官居家，代以丁忧。

李定大致能自圆其说，神宗建议这事到此为止：“所谓不服丧，是为了避免解官。李定既然已经解官，即使没有明说服丧，也已经尽到心了。”不过反对派认为不能服众，曾公亮提议李定补服丧。所谓补服丧并不是为仇氏披麻戴孝，而是回家补上二十七个月的丁忧。反对派的目的很明确：让李定离开京城，远离变法。这种提议王安石当然不会赞同，直言李定是因为说了青苗法在江南受欢迎的真话才受到诽谤和排挤，他力保李定。

那么李定未服母丧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南宋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的一则记载涉及仇氏和李定：“仇氏初在民间，生子为浮屠，曰了元，所谓佛印禅师也。已而为广陵人国子博士李问妾，生定；出嫁郜氏，生蔡奴。故京师人谓蔡奴为郜六。”仇氏先是嫁人生子，儿子长大后做了和尚，就是佛印禅师。这个佛印名气很大，是苏轼的朋友，也就是中学课文《核舟记》的三个主要人物之一。仇氏后来成为李问的妾，生下李定。再后来仇氏三嫁到姓郜的人家，生了个女儿，流落风尘，艺名蔡奴。这蔡奴芳名远播，受到许多文人倾慕，一直到南宋，诗人刘克庄还为她写下不少诗篇。

陆游写的这段故事过于离奇，尤其是一个地位低下的妇女生下三个名人，似乎不可思议。无论真假，至少说明一直到南宋，人们都认可仇氏后来离开李家这种说法，李定不知道生母是谁不可信，李定对生母没有感情，且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死的大约无须怀疑。

但反对派就是不肯轻易放过李定，到了六月，发生了一件事，让李定匿丧事件持续发酵。

尚书省下设六部，兵部下又有个部门叫驾部。驾部郎中朱寿昌跟李定同乡，也是扬州人。他的生母刘氏也是父亲的妾，生下朱寿昌一年多，被卖出朱府，不知所向。朱寿昌荫袭做官后，十分想念母亲，看见饭桌上的酒肉，想着母亲不知在哪里受苦，便无心下咽。与人谈论亲情话题便涕泪交加，思念日甚，希望能找到母亲，他灼臂烧顶，刺血书写佛经，以示虔诚。后来干脆辞去官职，行走四方，开始了艰辛的寻母历程，誓言不见母亲不复还。也许他的孝心感动了上苍，分别五十年后居然真的找到了母亲。

朱寿昌弃官寻母的事迹恰在这时传到朝廷，人们为他的孝心感动，纷纷作诗褒扬他，作诗的有苏轼、苏颂、吕大防等。有人认为褒扬朱寿昌的诗作有讥刺李定的意思，其实也不尽然，也许只是有感而作，别无深意，比如王安石当时也有诗作。不过朱寿昌的事迹确实引发了新一轮攻击李定的热潮，知谏院胡宗愈、监察御史林旦、薛昌朝轮番上书，咬定李定为不孝之人。神宗、王安石无奈，将李定调离御史台，改任崇政殿说书。崇政殿说书相当于皇家经筵的主讲助理，有学问的为侍讲、侍读，官小资历浅的为说书。

李定匿丧事件最后为两败俱伤，李定虽然调离了御史岗位，陈荐、林旦、薛昌朝不久也被王安石罢免，熙宁四年又罢免了继续攻击李定的吴育。

李定任御史风波在王安石变法中是一个大事件，之所以说大，是因为王安石借此对台谏大换血，罢免了李常、陈荐、张戬等十数人，安排进了谢景温等亲信和一些胆小听话的人。王安石曾问神宗：“陛下知道为什么人们对变法说三道四吗？”神宗想了想：“由于台谏所用非人。”可见二人都意识到台谏对推行变法起到了极大的阻碍作用。只有让言官闭嘴，停止无谓的争吵，才能统一思想，提高效率，加快改革步伐。然而，台谏是实现政治平衡的一支重要力量，当台谏被削弱，言论被控制，朝廷上下只能发出一种声音，出台政策不受监督，行使权力不受约束，遇到有自制力的明君可能显示不出其危害性，如果在位的是昏君、暴君，或小人投机钻营、阿谀希进，把控了朝政，权力必然像脱缰的野马任性驰骋，所有的集思广益都成奢望，所有的纠偏机会都会失去，兴盛衰亡取决于个别人的一念之间，这个国家、这个政权必然如幕上燕巢、虎尾春冰，已经置身于十分危险的境地了。

宋徽宗之后的北宋历史验证了这个道理。

当然，此后台谏还在一些事件上继续发声，包括王安石亲手提拔的台谏人员也有反水，王安石完成对台谏的完全控制已经是熙宁四年了。

反对派纷纷落败，也有令他们精神为之一振的好消息，比如神宗终于要裁撤不伦不类的制置三司条例司了。

保守派中有些人凡新法必反，有些人会有甄别的反对，其中火力最集中的两处是设置条例司和推行青苗法。神宗皇帝想罢青苗法不能，听到李定说江南民众拥护新法，这才吃下定心丸。但条例司终究不合体制，用韩琦的话说就是：“不关中书而径自行下，则是中书之外又有一中书也。”[17]神宗曾多次欲撤除条例司都遭到王安石的反对，未能实施。

熙宁三年五月初九，神宗又同王安石谈起这个话题，问条例司能并入中书省吗？王安石还是不同意：“等中书省条例司各属官到位、工作理顺，就可以合并为一。现在许多事情还要与韩绛一起商量奏请，不是合并的时机。”王安石对制置三司条例司早有规划，因此从去年开始在中书省设立一个下属机构，叫编修中书条例司，负责清理、修正各项法规制度，为接管制置三司条例司做准备。神宗听懂了王安石的意思，直截了当地问：“卿是为了防止曾公亮掣肘吗？”王安石也就实话实说了：“陈升之还能够共事，曾公亮这个人机巧狡诈，还顽固保守，自吕公著罢免之后，他拉拢陈升之狼狈为奸，更难打交道了。”神宗安慰王安石：“曾公亮都这个岁数了，干不了多长时间了。”

有了神宗的承诺，王安石总算放下心来。五月十五日，制置三司条例司终于完成了它的使命，罢归中书省。自此，编修中书条例司、中书五房、司农寺成为主要变法机构，新法由司农寺对外发布。司农寺兼领常平新法即青苗法，由太子中允、集贤校理吕惠卿同判司农寺。为了继续强劲推行青苗法，诏各路提举常平官兼领本路提点刑狱，这样提点刑狱监督青苗法实施过程中违规问题的体制也遭到破坏。

制置三司条例司存在时间不长，在北宋却有不一般的意义。宋朝开国皇帝汲取唐末五代皇权旁落的教训，外制藩权，内制相权，以枢密院分割宰相的军事权力，以三司分割宰相的财政权力，这样宰相只剩下了行政权，这仅存的行政权还无时无刻不受到台谏的监督，所以一百多年来，宋朝诞生了不少名相如寇准、吕夷简、韩琦、富弼、文彦博，包括范仲淹这样有威望有口碑的副相，但没有人能大权独揽，他们只是对国家做出了贡献才被人们记住，而不是他们一手遮天权倾朝野。但王安石设置条例司，权力比中书更大。它不仅有立法权，可以研究制定条例，出台新法；还有行政权，直接领导各路提举常平官，推行新法；而且还有监察权，条例司专门设置相度利害官，职责就是行使监察，熙宁二年条例司派遣八人分往诸路，名为调研，实为监察；更为严重的是，条例司还有弹劾权，如熙宁三年五月条例司弹劾陕西转运副使陈绎不散青苗钱，被神宗特赦才免于处分。

可以说，条例司成为中书、三司、台谏的综合体，权力没有边界，这在宋朝开了一个极坏的先例，此后无论北宋还是南宋，权相迭出，即源于此。建立新机构，绕过中书省，成为权相的擅权专政普遍运用的操作方式，比如蔡京设立讲议司[18]，秦桧设立修政局[19]，与条例司不同的是，这些新机构不是为改革而设，只是为了满足帝王或权相的个人私欲。

老臣们的消极对抗

韩琦、文彦博、富弼是仁宗朝遗留下来的三位宰相，加上欧阳修，这四人资历老、威望高、影响大，其中富弼和韩琦还是庆历新政的主要实施者，然而他们又是反对王安石变法最坚决的一群人。

富弼现在主政亳州。亳州是历史名郡，魏武帝曹操的故乡。这里民风彪悍，乡人尚武，距汴京近，在京师南下江南两浙的要道上，北宋王朝对此十分重视，所以派富弼这样的老臣前来镇守。

富弼认为朝廷不该为财利而失人心，在亳州拒不执行青苗法。提举常平官赵济的父亲赵宗道曾在富弼手下做官，两家颇有交情。不过赵济还是于熙宁四年向朝廷检举了富弼的抗旨行为。侍御史知杂事、判司农寺邓绾请求追查，结果发现实际情况比想象的更严重。富弼专门下令所辖各县不得推行青苗法，蒙城有位官吏一度打算散发青苗钱，富弼得知后，将这位官吏捆起来打板子[20]。事情暴露后，富弼自我弹劾，六月被免去其使相[21]头衔，贬知汝州。富弼不愿违背意愿推行新法，上疏请求致仕，神宗同意了，此后富弼便闲居洛阳。

欧阳修在青州不仅公开阻止推行青苗法，而且两次上书陈述青苗法的弊端。欧阳修的观点是，发散青苗钱可以，但应无偿，不应取利息。实际上，老臣们反对青苗法，大多是因为政府收获财利，他们认为这样的政府背离了儒家之道，背离了仁政原则。在反对无效的情况下，欧阳修申请致仕，获得批准。巧合的是，欧阳修跟富弼同一月退休，不过欧阳修短命，一代文豪次年逝于颍州，享年六十六岁。

在韩琦、富弼、欧阳修的影响下，地方上消极对待青苗法的不在少数。欧阳修之后，知青州郑獬，他权知开封府时就跟王安石不对付，此时更消极地对待青苗法，无所作为，后来干脆借口生病请辞而去。权陕西转运副使陈绎因为辖区发生抑配现象，在所辖六州停止散发青苗钱，受到通报批评。开封府陈留知县姜潜在县衙和乡村各榜示青苗法三天，表面上声势浩大，实际上应付差事，并且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数月下来，没有一人申请贷款，姜潜便以民众不愿而不了了之，结果全县没有放出一文钱。后来中央和开封府前来督查，将情况报给条例司，姜潜自知难以逃避处罚，竟称病擅自弃官而去，自此隐居教书，不再涉足政事，成为北宋著名的隐士。此外还有长葛县、湖阳县，知县消极对抗免役法，自请罢官，挂冠而去。

王安石的儿子王雱曾叫嚣：“枭韩琦、富弼之头于市，则法行矣。”[22]

还有很多官员在胜负不明朗的情况下左右观望、见风使舵。越州山阴县令陈舜俞开始时不执行青苗法政策，并且上书请辞，因此受到降职处分。后来陈舜俞见变法派得势，韩琦、富弼、欧阳修等纷纷去职退隐，判断变法势不可当，后悔了当初的率性行为，又上书表态愿意推行新法，请求官复原职。他这种骑墙行为受到士大夫鄙视和嘲笑，人们把他编成段子，名字就叫“陈舜俞翻悔青苗”，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更多官员是在青苗法出现问题后叫停，走向了变法的反面。成都府许多地方生产方式落后，还处于刀耕火种的阶段，青苗法严重背离农业生产实际。知府陆诜上奏说本地农户尚不能自给，收成后无法偿还青苗款，请求撤除提举常平官。附近州郡也出现虽然尽力但无法推进新法的问题。在没有得到中央批复的情况下，成都转运使范纯仁刚好利用下面的对抗情绪，私自停止青苗法，使青苗法在成都平原一直没有铺开。

此时另一员重量级老臣文彦博在朝中任枢密使，青苗法与他虽无直接利害关系，但也牵动着他的心。熙宁四年，他与神宗有一场对话耐人寻味。文彦博说，陛下励精图治是好的，但要符合人心，兼采众论，以静重为先。文彦博多次陈述青苗法的危害，但神宗得到的消息却并非如此。神宗派两个宦官到民间查问，反馈说方便于民，而文彦博质问：韩琦是三朝宰相，陛下难道不相信韩琦，而要相信两名宦官？文彦博这论断毫无逻辑，神宗却无力反驳。

熙宁四年，有一天宰辅在一起讨论变法的话题，文彦博认为祖宗之法虽有弊端，但不可轻易废改：“祖宗法制俱在，不便更张，以失民心。”

神宗困惑：“从朕得到的消息看，反对变法的是士大夫，老百姓还是很欢迎的。”

文彦博说出了那句非常讲政治的话：“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

自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起，宋朝一直刻意压制武将，重用文人，文人迎来了史无前例的高光时刻。传说宋太祖立下盟碑，发誓“不杀士大夫及言官”[23]，文人与帝王分享权力，得以深度参与到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社会统治和治理的各个方面，这就是被文人们津津乐道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最早提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皇帝是汉高祖刘邦，他发布《高帝求贤诏》，其中提到：“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明的士大夫已经与我共同平定了天下，而不与我一起治理它，这样合适吗？士大夫指读书的官员，即文臣、文官。不过，刘邦虽出身于草莽，但汉朝的政权很快被世家大族、外戚和宦官掌控，真正的读书人很难进入权力的核心，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并没有能很好地贯彻执行。世家大族直到唐末才退出历史舞台，科举取士随之成为进入仕途的主要途径，为共治天下创造了条件。宋朝特别是宋仁宗时期，被认为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执行的最好的时期。

比起武将干政和君主独权暴政，“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无疑是巨大的进步，承认皇帝一个人是无法治理好天下的，包含着民主政治和人文思想。在北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就是政治正确！面对这样的质问，神宗皇帝哑口无言。

许多人认为，庆历新政时的主将现在走向了改革的对立面，主要是年龄越大越保守，丧失了进取心；也有人认为，青苗钱借贷给民众，让放高利贷的大官僚大地主无钱可赚，直接损害了他们的经济利益，所以他们才拼死反对。

这些观点都似是而非。

老人保守大体不错，但不至于让韩琦、富弼等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与皇权尖锐对立。至于经济利益，没有任何资料显示这些高官有发放高利贷行为，他们的主要收入靠土地和朝廷俸禄，即便有商业行为也是极个别现象。

那他们究竟为什么与新法不共戴天呢？第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他们认为政府不应该攫取财利，这样会让整个社会见利忘义，败坏社会风气。第二，儒家讲社会责任，宋儒前辈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社会责任感的体现，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攫取财利被认为贪图享乐，损害民众。第三，很重要的一点，私有制是古代社会最基本的经济存在形式，王安石变法鼓励国家逐利，从农业、商业等各个领域遏制私有制经济发展，壮大国有财富，这既颠覆了私有制的经济基础，又颠覆了士大夫的认知。文彦博强调“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变法会失去人心，恐怕正是基于这种认识。

台谏纷纷落职，老臣相继致仕，王安石的掣肘只剩下政事堂两位老相——曾公亮和陈升之了。

曾公亮对王安石有举荐之恩，青苗法后变成了反对派，王安石越来越觉得曾公亮在中书碍事，旁敲侧击想让他退休回家，熙宁三年八月，王安石指使他人弹劾工部郎中年老不退，借以警告曾公亮。曾公亮也自知讨人嫌，多次提出致仕，神宗不允。熙宁三年九月十二，神宗在需云殿召见宰辅，曾公亮下台阶时踩空跌倒在地，第二天再次请辞，神宗便准了。九月十三，曾公亮罢相。

陈升之也不好过，在神宗面前不受宠，嘴巴上讨不了王安石便宜，经常受到欺凌，早就不想待在政事堂了。他从熙宁三年五月开始称病不上班，在家里待了百余日，经神宗多次催促才于九月回朝。刚上一个多月班，十月，陈升之母丧，名正言顺地回家丁忧了。

曾公亮致仕前后，因与西夏边关事急，韩绛以参知政事领陕西路宣抚使，枢密副使冯京进参知政事。等首相次相双双缺位，论资历应王安石、韩绛接任。十二月十一日，二人双双进阶，韩绛军中拜相，因边功反任首相，王安石为次相。这一天，还提拔了王珪为参知政事。

自此，王安石变法基本扫清了阻力。

熙宁三年的落寞冬日

熙宁三年是王安石志得意满，反对派黯然伤神的年份。王安石一个一个清除了政治对手，包括他最讨厌的苏轼。

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的妹妹嫁给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两家属于姻亲。谢景温阿附王安石，一举一动皆看王安石脸色行事。谢景温上了一道奏章，弹劾苏轼治平三年（1066）在老家眉州丁忧期间往返江南、荆湖和西川路之间，假公济私，借用兵夫贩卖木材、私盐、瓷器等物资，赚取差价。宋朝虽然不禁止大臣做生意，但公船私用，雇用兵夫却是不允许的，何况贩卖的还有私盐！八月，神宗差人到相关地方调查，羁押审讯涉事的船夫等人，最后的结果是无法证实，一无所得。朝廷无法对苏轼治罪，但神宗心中认定苏轼有不轨行为，终究对苏轼有了成见。苏轼自知已经成为变法派的眼中钉，惶恐不安，不敢再居于朝堂，主动上书请求到地方为官，以期远离是非之地。神宗本打算给苏轼一个知州的职位，被王安石阻拦，最后只任命他通判杭州。

苏轼被诬，惊动了好友司马光。司马光作为反对派的一面旗帜，深知有皇帝的支持，变法大潮势不可当，所以一段时间里蛰伏少言，避其锋芒。但苏轼事件使他认识到，即便低调唯诺，恐怕也难免引火烧身，于是像苏轼一样请求补外，到许州或者西京洛阳为官。神宗终究比较信任司马光，挽留他：“卿怎么能出外呢，朕正打算继续上次的任命，卿不可推辞。”司马光落寞地说：“臣旧职还做不好，何况提拔。一定不敢留在朝廷了。”神宗想了想，猜到了八九分，便说：“卿与王安石一向关系不错，何必有疑虑。”司马光说：“像苏轼这样清白自守的人，因为忤逆了王安石就严刑峻法问罪，臣只是想保全自己的名节罢了。臣与王安石关系好，哪里比得过吕公著，王安石不照样将吕公著毁了吗？”神宗为王安石辩护：“那是王安石大公无私。”又嘱咐司马光，“苏轼不是什么好人，卿不要错误地相信他。”司马光不客气地回应：“苏轼再不好，也强过李定不服母丧吧？”君臣各说各话，不欢而散。

为苏轼鸣不平的还有老臣范镇。范镇以敢于直言著称，此时任翰林学士、户部侍郎兼侍读、集贤殿修撰，他上书道：“苏轼父亲死在京城，先帝赐绢百匹、银百两都被苏轼推辞了，韩琦赠他白银三百两，欧阳修赠他二百两，苏轼也没有要，这样高风亮节的人却被诬陷贩卖私盐！苏轼文章不输古人，当世无双，又敢于直言朝廷得失，所以臣曾推举他为谏官，现在获罪外放，臣岂能保持沉默！陛下口口声声要做尧舜，却嫌弃忠言、直言，臣深感惋惜。”范镇又在奏章中大肆攻击新法及王安石党羽李定、王韶等，最后请求致仕。奏章要经过中书呈送，王安石看后大怒，当即起身要与范镇决斗，被冯京劝住。王安石亲自草拟了一道圣旨，骂范镇：“每托论议之公，欲济倾邪之恶；乃至厚诬先帝，以盖其附下罔上之丑；力引小人，而狃于败常乱俗之奸。”最后罢去范镇翰林学士，只以户部侍郎致仕，相当于降一级退休。

司马光感慨地说：“吕献可（吕诲）之先见，范景仁（范镇）之勇决，皆予所不及也。”[24]

范镇比司马光大十二岁，却是志同道合的至交。“熙宁、元丰间，士大夫论天下贤者，必曰君实、景仁。其道德风流，足以师表当世，其议论可否，足以荣辱天下。二公盖相得甚欢，皆自以为莫及，曰：‘吾与子生同志，死当同传。’而天下之人，亦无敢优劣之者。”[25]二人相得甚欢，竟约定互相为对方写生前的传记和死后的墓志铭。

范镇与司马光在政治上同气连声，二人所言如出一口，所做如出一辙。熙宁三年年初，京城流传着三句话：“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是谓“三不足”。三句话明显指向王安石，有人说出自王安石之口。三月学士院策试，司马光、范镇都是出题人，司马光出的题目便是就这三句话进行辨析，其用意当然是引导学生进行批判。范镇看到后高兴地说：“流俗不足恤，我已经作为策目了。”可见二人真是心有灵犀。不过神宗慧眼如炬，看出来他们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审核时全部毙掉，换用了其他策目。

第二天，神宗把这件事告诉了王安石，王安石否认自己曾说过“三不足”的话，并且批驳这种传言：“陛下勤于政务，没有贪图享乐、荒淫无道的行径，做事情总是小心翼翼地呵护民众的利益，这就是畏天变；陛下善于纳谏，事无大小都要听取臣下的意见，这难道不是恤人言吗？”同时王安石丝毫不隐瞒自己的思想：“古语说‘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如果人言不符合义理，则人言何足恤！所以‘人言为不足恤’不是过错。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本来就应当如此。仁宗在位四十年，数次修敕，如果法不能变，祖宗何故屡自更改？”

“三不足”非常有名，后世有人攻击王安石以此引导宋神宗肆无忌惮地破坏制度，毫无节制地滥用皇权，也有人赞扬体现了王安石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改革精神。其实王安石既没有说过这三句话，也没有明确赞同“天变不足畏”，毕竟畏天知命是汉代董仲舒后儒家的一条重要原则，皇帝被称为“天子”，若不畏天，政权就失去合法性。不过，王安石把勤政爱民视为“畏天变”，而不是强调自然灾害对皇权的警示作用，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诠释“天变不足畏”，无形之中是对传统解释的否定。自此之后，“三不足”成为王安石变法思想的重要标志。

神宗只听得进王安石的话，反对派完全失去话语权。九月二十六日，司马光在孤寂落寞中离开汴京，被恩准知永兴军（今西安）。这一天是立冬后的第二天，西风正紧，草木已凋，官车碾在积满落叶的驿道上，混织着吱吱扭扭和唰唰啦啦的声音，在空旷的原野分外刺耳。司马光搂了搂衣襟，回望京师锦绣依然堆积，面向前方山河颓然失色。

“臣之于王安石，犹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时。”[26]他向京师再拜，转身西行，前方正是落日的方向。

这个冬日，在王安石眼里，却阳光清丽，天际辽阔，江山如此壮美，正是继往开来、大展宏图的好时节。

半年之后，熙宁四年（1071）二月，司马光迁知许州，诏令过京师时入觐，司马光以未能用其言为由拒绝，力请归住洛阳，于是改判西京留司御史台，“自是遂绝口不复论新法。”[27]远离政治中心十四年，一心一意编修《资治通鉴》。

苏轼、范镇、司马光退败的直接起因源自谢景温，谢景温被反对派骂为小人、王安石的鹰犬。谢景温是仁宗朝名士谢绛的儿子，谢绛与欧阳修、梅尧臣等共同倡导诗文革新运动，他们之间有着良好的友情。其实谢景温并非如反对派所说的那样不堪，他有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作为台官，他弹劾过许多大臣，包括变法派中坚力量如薛向、王韶等，王安石把他视为内讧者，认为不适合再继续留在御史台，熙宁四年正月，罢黜他御史之职，改知邓州。邓州是谢绛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也算地宜其人。

熙宁年间的党争，虽然已经有了打击异己、集结朋党的苗头，如果换个角度看，尚没有完全脱离庆历士风，除了极少数个例之外，士大夫还没有堕落为毫无原则、毫无底线的人身攻击，依然在为捍卫自己心中的正义而争，只是此方的正义与彼方的正义渐渐格格不入。

司马光的离去，意味着反对派全面溃退。变法阻力陡然减轻，王安石能够随心所欲地提拔自己的亲信。熙宁三年九月，吕惠卿因父丧丁忧，王安石担心反对派利用经筵向神宗进言，提拔编修中书条例曾布为崇政殿说书，不过曾布比李定有政治智慧，他知道自己资历尚浅，他人不服，固辞，又改判司农寺。

双流人邓绾，进士及第，通判宁州。邓绾上疏：“陛下得伊、吕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圣泽。以臣所见宁州观之，知一路皆然；以一路观之，知天下皆然。诚不世之良法，愿勿移于浮议而坚行之。”他把王安石比作上古贤臣伊尹、吕尚，形容新法推行之后天下歌舞升平。邓绾还上书给王安石，又是一番恭维称颂，惹得王安石喜不自胜，专门安排机会让他进京觐见皇上。神宗平日里听到的都是批评之声，偶有来自地方上的颂扬，非常重视，派人远迎到中牟，另外安排内侍在途中等候。邓绾进入汴京西南的顺天门时已经日暮，迎候邓绾的内侍飞报神宗，神宗破例让邓绾当晚进入皇宫内城，第二天天色微明就迫不及待进行召对，君臣谈得十分投机。

从内廷出来，邓绾来不及休整，直趋政事堂，见到王安石，欣然如故交。王安石当即表态：你不要回宁州了，京城已经给你安排了职务。中书知道神宗要擢拔邓绾，建议升他知宁州。邓绾非常不满意，向主管外官的朝士诉苦：“我已经给介甫说过了，不想再回宁州。”朝士知道王安石的分量，问：“那你想做什么？”邓绾见王安石名头果然管用，便不再矜持：“我能胜任馆职。”馆职是翰林学士、宰辅的后备队伍，集中了青年才俊，由此可见邓绾的野心。最后朝廷任命邓绾为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孔目房公事。孔目房是中书五房之一，掌管朝臣及地方上高官的进奏、差遣，检正负责监督考核孔目房。不久邓绾又兼任编修中书户房条例，户房也是五房之一，掌管与户籍和财政有关的事项。之后，邓绾再升知谏院，十二月兼直舍人院，可谓飞黄腾达。

有人嘲笑邓绾阿谀投机，小人得志，邓绾厚着脸皮说：“笑骂任他们，好官我来做。”

后来人们总结王安石败于小人，这个观点失于浅薄，但王安石功利性用人，固然无可奈何，却也难辞其咎。

王安石的智慧

宋神宗独信王安石，除了王安石能拿出一套完整的变法体系，还因为王安石是思想家，有自己的处事逻辑，他还是实干家，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熙宁三年八月的一天，神宗与王安石讨论朝廷人情，神宗感叹二府可用人才不多，急需寻找新的能用之人，王安石对曰：

惟有材之人敢作奸即最难测，陛下但深考道理，明用典刑，则人虽有材而欲为奸者，亦不敢萌奸心，如司马光辈，又安能惑陛下也！

意思是说，有才能的人做坏事是最难防范的，但如果法令明确，即使有才能也不敢萌生做坏事的想法，就像司马光这样的人，怎么能错误地引导陛下呢？

儒家用人强调一个“贤”字，《论语》：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孔子的弟子仲弓在鲁国士大夫季氏做总管，向孔子请教管理方法，孔子告诉他先要管理好官吏，原谅他们的小错误，举荐使用贤才。由此可见，儒家眼中的理想人才就是贤才。

那么什么是贤才？孔子又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志于道是说人生要有正确的方向，追求合乎天理的目标；据于德是说要遵从道德，遵从规范；依于仁是说内心要有仁爱之心；游于艺是说要掌握本领，提高能力。这里揭示了儒家“贤”的标准，用后世总结的一句话便是德才兼备。其中德在才前，是谓以德为先。

法家也讲贤，《韩非子·八经》：“明主之道，取于任，贤于官，赏于功。”但法家的贤与儒家的贤不同，《韩非子·忠孝》：“所谓贤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职以戴其君者也。”法家认为法才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利器，而贤是靠不住的，所以“上（尚）法而不上（尚）贤”。

王安石强调“明用典刑”，就是法治，法治之下，有才的人不敢萌生做坏事的想法，明显借鉴了法家特别是韩非子的观点！

有一次，神宗讨论西北边事，说到为君之道，王安石说：

乾，君道也。非刚健纯粹，不足以为乾。……治天下譬如用药，当知虚实寒热。方虚寒时，纯用乌头、附子，不患过热。

意思是说，君主应该像《易经》中乾卦所说的那样强硬果断，比如用药治病，虚寒的时候即使单纯用乌头、附子这样大热的药物，也不用担心用过了。

乌头、附子都是传统草药，有散寒助阳的功效，性大热。身体虚寒的时候服用乌头、附子，即使用得过了，也不用担心有副作用。王安石一向主张君王应该有强硬的姿态，不应为人言而左右摇摆。《韩非子·八经》：“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柄者，杀生之制也；势者，胜众之资也。”法家倡导的就是专制统治，王安石再一次暴露了其儒法并用的治国思想。

王安石刚有这番议论的第二天，神宗任免人事，问故事（过去的惯例）如何，王安石谏曰：

事果可，不须问故事。为物所制者，臣道也；制物者，君道也。陛下若问故事有无，是为物所制。

君王认为适宜的就要去做，不要问过去的惯例如何。君王可以随心所欲、不受约束，君王的使命是约束别人，受约束的是臣子。如果就事论事，王安石是希望神宗大刀阔斧铁腕推进变法，不要被朝臣谏言和社会舆论所裹挟。但从长远看，王安石的“君道刚健”就是君王独裁。

王安石通过“君道乾”“君道制物”去教育神宗要专制、独裁，数年之后，神宗踢开王安石，独自领导和实行了“元丰改制”，成功地将宋朝君臣共治的政体改变为帝王独裁，并深刻地影响了之后的中国数千年历史。

官员贪腐是历朝历代头疼的问题，王安石有一段关于“廉政”的论述：

人主理财，当以公私为一体，今惜厚禄不与吏人，而必令取赂，亦出于天下财物。既令资天下财物为用，不如以法与之，则于官私皆利。

意思是：君主管理财物，没有公与私的区分，吝惜财物不舍得发放给官吏，他们一定会贪污受贿，攫取的还是天下人的财物。既然天下财物终究要被消耗使用，不如明确制定法令发放给官吏，对于国家和私人都有好处。

历朝历代中，宋朝官员的待遇是相对丰厚的。据《宋史·职官志》，宰相一级官员月俸三百贯，三百贯就是三百两银子，合三十万文钱。《红楼梦》里的小姐们每月例钱不过二两，这应该是清朝的消费水平。由此可见，三百两对于普通民众无疑是一笔巨款，许多人家可能一辈子也挣不了这么多。除此之外，他们春、冬还会发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粮食每月一百石，各种茶、酒、调料、柴火、蒿、炭补贴，每年祭祀或其他国家大事还都有不菲的赏赐。

朝廷如此优厚官员，目的在于让他们不贪不占没有权力上的非分之想。宋太宗说：“廪禄之制，宜从优异，庶几丰泰，责之廉隅。”[28]廉隅就是品行端方。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宋朝的统治者已经认识到物质对精神的决定作用，所以宋朝的士大夫才能优游闲适。

王安石秉承了宋朝百年以来的廉政观，一言以蔽之曰“高薪养廉”。官吏们要过上舒适的生活有两种途径：一是明取，一是暗夺。暗夺即私下盘剥商户、百姓，二者比较下来，还不如通过合法途径让他们正大光明地得到。

高薪养廉在现代社会被各国普遍认可，宋代先行一步，难能可贵。古人善于从道德的高度严以律人，特别是廉洁方正方面，而王安石偏偏对之进行功利性分析，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王安石的理政思想是务实的、理性的。

同一时期，有人建议废通利军为黎阳县，合并到卫州。通利军属于州一级的行政区划，废军为县，相当于减少了一个州级编制，神宗有感而发：“河北州县太多。”王安石趁势发挥说，秦朝把小邑并作大城，所以国力强盛，具体到本朝：

今市人、公人不愿并和，并和即多进状，朝廷人多从之。已并复析者非一。小人狃见如此，所以每并一县，辄言不便；凡言不便，多是近县廨有资产豪宗及公人而已。朝廷若能察此，则河北州县可并处甚多也。

河北的州县面积小、人口少，如果合并不仅能够提高行政效率，而且能节省一大笔行政费用。但每每有这种提议，立刻遭到群臣反对。王安石在这里一针见血地指出州县改革的阻力所在：即豪宗及公人的利益。如果合并州县，吃官饭的公人肯定要裁撤许多，而有资产的豪绅大族，本来居住在州县的治所，州县合并后变成了偏僻乡村，他们的财富、生意都会因此而贬值，所以他们极力反对。

王安石习惯从利益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很少在道义上发表空泛的议论，这让他的见解总是与众不同。

漳河是河北除黄河之外又一条重要河流，宋朝之前汇入海河。仁宗庆历年间，黄河大改道，一支东流，一支北流，黄河改道影响了漳河，造成漳河淤积，河道不稳定，河水横流。神宗想要投入劳役修挖漳河，但苦于财力不足，再三踌躇。文彦博进言：“要丰财就要安百姓，少生事，像漳河不管又有何妨？漳河水总是要流走的，不流东边就流西边，不管流哪边，利害都是一样的。”王安石马上反驳：“如果河水或东或西都一样，大禹为什么还要开浚山川，挖掘沟渠？虽然不能轻率劳烦民力，但让老百姓一劳永逸的事情不能不做。”

文彦博任仁宗朝宰相时，可谓有胆有识，还亲自带兵平叛，政绩军功不可磨灭。但在开挖河流这件事上，暴露了保守派的通病：因为反对变法，所以强调帝王要静，不折腾，不生事，进而反对一切非常规的政务，由这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正是这种极端的思维，让他们眼界狭窄，能力退化，在具体事务上除了夸夸其谈，找不到任何解决问题的办法。

正因为如此，才给了变法派契机。

还是熙宁三年，九月，神宗感叹：“司马光说现今是非不明，深以为患。”王安石当然不同意：

以先王法言考之，以事实验之，则是非亦不可污。

要辨明是非，必须确立标准，王安石认为这个标准就是“先王法言和事实”，颇有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味道。

庆历新政毁于朋党论，欧阳修为此专门写文辨析，认为君子党是社稷之福、朝廷之福。王安石的看法很简单：

人主昏乱，宦官奸利，暴横士大夫，污秽朝廷，故成党锢之事。今日何缘乃如党锢时事？陛下明智，度越前世人主，但刚健不足，未能一道德以变风俗，故异论纷纷不止。

欧阳修说我们结党是为了陛下好，却令仁宗担心不已。王安石的聪明在于，回避朋党这个问题，说陛下这样英明，怎么会有朋党呢？为什么要害怕朋党呢？您应该严厉打击那些危言耸听、胡言乱语的人！这一下就消除了神宗的担心，让神宗更加信任自己。

这些体现了王安石的智慧。

[1]张汤：汉武帝时酷吏，主张严刑峻法，编定有《越宫律》《朝律》等书。

[2]见《荀子·君道篇第十二》。

[3]五礼：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是行事的规范。

[4]《周官》：即《周礼》。

[5]《宋史·苏辙传》。

[6]《宋史·苏轼传》。

[7]齐恒：即齐桓公，原文如此。

[8]《宋史·苏轼传》。

[9]《宋史·食货志》为五十万石，今依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10]详见拙作《宋仁宗和他的帝国精英》。

[11]［宋］罗大经《鹤林玉露·荆公见濂溪》卷一五：“荆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独怀刺侯濂溪三及门而三辞焉。荆公恚曰：“吾独不可自求之六经乎！”乃不复见。

[12]共工：尧舜时“四凶”之一。

[13]兜：尧舜时“四凶”之一，传说与共工一起作乱，被流放。

[14]进奏院是主管朝廷文件往来、官方新闻发布的机构。庆历四年秋，监进奏院苏舜钦用公款宴请馆阁青年才俊，宴中歌唱蔑视圣贤和帝王的诗词，被中书舍人李定告发，苏舜钦等十多人受到处分。详见拙作《宋仁宗和他的帝国精英》。

[15]南宋朱弁《曲洧旧闻》。

[16]南宋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下。

[17]《宋史·职官一》。

[18]蔡京是徽宗朝权相，崇宁元年（1102）设置讲议司，宰相亲自负责，讨论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铁、赋调、尹牧等国计民生问题。

[19]秦桧是宋高宗时期权相，绍兴二年（1132）设置修政局，秦桧自为提举，讨论省费裕国、强兵自民等问题。

[20]《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21]使相：荣誉职务，享受宰相待遇，但不行使宰相职权。

[22]《邵氏闻见录》。

[23]南宋陆游《避暑漫抄》记载，宋太祖赵匡胤于建隆三年（962）秘密勒刻誓碑，立于太庙最隐秘的房间，平日里严禁一切人出入。只有皇帝每年祭祀的时候，或者新皇帝即位大典方可启封。誓碑中有一条：“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2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十六。

[25]苏轼《范景仁墓志铭》，《苏东坡集》卷三九。

[26]司马光《弹劾王安石表》。

[27]《宋史·卷十一·神宗一》。

[28]《宋史·职官十一》。

第七章

形势逆转

东明县事件

神宗对王安石信任有加，如同一人，但由于地位、责任及成长背景不同，二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观察角度并不完全一致，换言之，王安石的观点神宗并不完全赞同。

比如熙宁三年（1070）三月，京城流行“三不足”一说，神宗问王安石听到这种说法没有，虽然史书没有记述神宗的神态、语气、意图，但明显非常在意和不认同这种说法，王安石否定了“三不足”出自自己之口，却千方百计为“三不足”辩护，显示了二人认识上的分歧。

“三不足”之一“天变不足畏”，是任何一个封建皇帝都不敢明言认同的。汉代秦后，刘氏称帝的合法性何在，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汉初的几任皇帝。直到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的观点，这一问题才得到解决。“天人感应”认为，君主代表上天统治国家，刘氏做皇帝反映了上天的意志，这样刘氏称帝就合法化了。“天人感应”还认为，既然君主代表上天统治国家，就应当行德政，便利民生。如果君主失德，让上天不满意，上天便会降下灾异，发出谴告；若君主不知悔改，依然残暴肆虐，上天便会考虑改朝换代。

自董仲舒至宋中叶，天人感应的哲学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主导了一千多年，它对君主的思维约束已经形成定式，宋神宗无论多么激进，也不可能去挑战皇权社会意识形态的基石。

“三不足”之二“人言不足恤”出自《左传·昭公四年》：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说礼仪上没有过失，为什么要担心别人议论呢？托言王安石的“人言”，当然指的是士大夫和民众对新政的议论。议论纷纷，说明人心向背，严重的会导致政权不稳，因此任何一位理性的君主都不会放任人言，要么打压，要么顺从，要么想办法消除误会，而不是不管不顾、我行我素。

“三不足”之三是“祖宗不足法”。社会形势千变万化，固守陈规陋习当然不对。祖宗之法可以改，但改到什么程度不容易把握。补补缝缝没有问题，如果动摇了一个朝代的体制基础，那与改朝换代没有什么区别了，这是为人子孙者难以承受的道德压力。比如宋朝的体制基础是文官政治，假如变法改变了这个基础，恐怕要众叛亲离了。

变法中，王安石可能会更多地考虑社会和经济发展，考虑怎样有利于富国强兵，而神宗不得不承受合天意、顺民心、固社稷这样的皇家利益，所以他们的分歧在所难免。换言之，只要不触及天意、民心、政权，神宗都会大力支持王安石，反之，王安石地位就会岌岌可危。

熙宁四年五月，一场群体性事件差点给王安石带来麻烦，开封府东明县（今兰考县北）数百家农户浩浩荡荡集体到王安石私宅上访，京师百姓、商户争相围观，造成很坏的社会影响。百姓上访的主要因由是募役法，募役法规定按农户等级收缴免役钱，等级越高收越多，四等以下可不纳，但在推行新法时，官府重新核实农户等级，出现把四等户记入三等户中的现象，这样贫困户也得缴纳免役钱，加重了农户负担。百姓先是到开封府衙群访，开封府答复涉及新法的事件一律不受理，百姓便把怨气发泄到了王安石身上，发生了围堵相府的闹剧。王安石亲自接见了农户代表，解释东明县提升等级的情况朝廷并不了解，问百姓：“你们来相府上访，知县知道吗？”百姓皆言不知，王安石表态将责令地方上纠正错误，希望百姓能通过合法途径到御史台反映问题。百姓到了御史台，御史台告知台衙不直接受理百姓诉状，勒令百姓散去。

按照宋朝诉讼制度，“诉讼不得理应赴省诉者，先诣本曹。在京者先所属寺监，次尚书省本曹，次御史台，次尚书都省，次登闻鼓院。六曹诸司寺监行遣不当，并诣尚书省。”[1]规定了逐级上访的制度。按这项制度，东明县百姓应先到本县诉讼，本县处理如果不满意，则开封府，则御史台。遗憾的是县、府、台均予以推托。当然，百姓诉讼对象是县一级违规提升等级，知县回避情理之中，府、台不予受理耐人寻味。此时知开封府为韩维，对王安石有举荐之功，然而韩维的政治思想偏于保守，神宗即位之初，他曾上书建言：“宰执们都是顾命大臣，应当以诚相待，多加礼遇，遇到事虚心请教。”[2]可见其因循之意，韩维对新法基本持反对态度，王安石曾明言“他没有打算努力建设最完美的政治”[3]。御史台人事几番更迭，无奈支持变法的人太少了，御史中丞杨绘仍然倾向于保守派。开封府和御史台对东明县群访事件的不作为态度，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

除了东明县，酸枣县（今河南延津）也出现将四等户升入三等户的问题，汹涌民情不能不引起神宗重视，连下数道手诏敕问王安石。王安石辩解说：“我们把开封、祥符两县新旧户籍簿进行对照，发现降低农户等级的很多，提升等级的很少。如开封县有七百多户第一等，太多了，不得不减去一些。”不过王安石承认东明、酸枣两县确有提升等级问题：“两县各数百户三等以上，其余都是四等以下，三等以上行役人员匮乏，把四等户往三等上靠，是因为这些四等户的资产数目确实达到了三等户的标准。如果不能合理升降，那么容易让官吏从中牟利，百姓心生非分之念。”王安石的观点是，既然重新核实，当然应该有升有降，一切应以事实为根据。然后王安石以攻为守，声称群体性事件是有人煽动的结果，矛头首先指向东明县令贾蕃，新党人物欲弹劾贾蕃，御史中丞杨绘为贾蕃辩护：“如果因为集体上访就弹劾知县，臣恐以后各县对百姓施以威刑，壅塞民言。况且这件事的过错在于提升农户等级，如果不是百姓来访，怎么能知道下面的情况？”杨绘认为责任在出台和主持新法的司农寺，而不应该加罪地方。

围绕着司农寺和东明县谁应该对这次事件负责，朝中新旧两党又展开了一番唇枪舌剑。检正中书五房公事、同判司农寺曾布当然站在新党的立场上：“如果新法有不便于民的地方，法律允许百姓陈述，而贾蕃作为县令却拒不受理，造成百姓赴京群访，分明是有意为之。贾蕃不守法不作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又列举了贾蕃其他失职行为。曾布的高明地方，是把神宗拉上“战车”：“司农寺所奉行的政事是陛下的政事，司农寺只是个办事机构，为陛下办事难道有错吗？”

由东明县事件生发开去，旧党又借机攻击新法，杨绘指出募役法推行中有“五难”，监察御史刘挚则总结募役法“十害”，曾布则回敬以“十难”并弹劾杨绘、刘挚。为了在这次对峙中取得胜利，王安石再次称病卧家，以迫使神宗坚持新法。最后，贾蕃、杨绘、刘挚都受到处罚。东明县事件虽然尘埃落定，但因为这是一次百姓诉求的群体性事件，神宗不能不考虑政权稳固和社会安定，在心里留下了阴影。

事实上，募役法在推行过程中，确实存在种种弊端：按规定四等以下农户不纳役钱，但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不少下户交钱的现象，苏轼：“第四等以下，旧本无役，不过差充壮丁，无所赔备。而雇役法例出役钱，虽所取不多，而贫下之人无故出三五百钱。”[4]第四等之所以被迫交钱，是因为各地都有收缴役钱指标，有纳钱农户比例，原来三等户以上比例不够的，就要把原来的四等户审定上升为三等户。为了把农户尽量往上等户靠，官差核算农户家产，鸡鸭、农具、树木、杂物等无一遗漏，新法富了国家，害了百姓。这其中有政策本身的因素，也有政绩考核不科学、基层官吏腐败收受贿赂等原因。

新法之弊给民间带来的痛苦才是反噬新法的利器，必将让新党见识它的威力。

明枪与暗箭

尽管王安石极力排挤旧党，反对新法的顽固派却层出不穷，除了文彦博这样隐藏比较深的“智臣”暗地里与新法较劲，也有曾经支持新法的人转换立场，成为对立面。这些人有的出于公义，有的出于私利，有的纯粹是反复无常、见风使舵的小人。

唐坰是接父亲班的小官二代，在宋代官场属于边缘人士。神宗即位后，唐坰敏锐地嗅到政治机会，上书旗帜鲜明地支持新法，并且扬言：“青苗法推行不开，应该斩几个像韩琦这样有异议的大臣。”这简直就是脾气暴戾的年轻人激愤一时的想法。不过神宗也是年轻人，非常欣赏唐坰的变法热情和敢想敢说的性格，赐进士出身。王安石也急需羽翼，推荐其为崇文院校书，后来又擢拔为太子中允、同知谏院。不过随着深入了解，神宗和王安石都意识到，这位青年人品不可靠、办事不稳妥，难以担当重任。帝相都有意疏远唐坰，唐坰的仕途岌岌可危。

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唐坰大概算是这样的小人，得不到提升便把所有怨气加在了王安石身上，由变法派转变到反对派阵营。唐坰还是个愤青，不甘心就这样平庸下去，一心想做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或许于山重水复中踏出一条新路，对仕途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这件惊世骇俗的事情，当然是冲着王安石而来。

熙宁五年（1072）八月，唐坰写了一道奏章，不但攻击王安石，而且把朝中大臣骂了一大半：“安石用曾布为腹心，张琥[5]、李定为爪牙，刘孝孙、张商英为鹰犬，元绛、陈绎为厮役，王珪在王安石面前惧怕得像个奴才。”然后陈述这些人排除异己，任用奸邪，狼狈为奸，违逆祖宗神灵等“恶行”，又历数新法之弊端：保甲法以农为兵，凶年必然导致怨愤和叛乱；免役法损下补上，推行的人欺上瞒下，朝廷听不到真实情况；市易法竟然导致京师有人饥贫而死。

唐坰奏章写得解气，然而投递上去便如石沉大海，没有激起半点回声。唐坰性急，气愤不过，八月二十六日，垂拱殿早朝，百官退去唯有二府留下奏事，唐坰突然发难，从列队后一个箭步冲到皇帝御座的台阶下面，叩首高喊，请求廷对。事先没有任何预兆，大殿之中所有人都惊愕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应对。缓了好一阵子，神宗才说，二府还有要事相商，有什么奏请明天再说吧。唐坰声言没有比今天的事更重要更急迫的了。神宗又妥协说，一会儿咱们到后殿单独去说。唐坰越发来劲：“臣就是要让大臣们都听听。”叩头不起。神宗无奈，只好让他起来说话。唐坰听旨，直接走上台阶，把身子转向台阶下的宰辅们，从袖中抽出一道奏章徐徐展开，高声喊道：“王安石近御座前听札子。”唐坰的话不是圣旨，王安石不应该听，但唐坰立于皇帝御座之前，某种程度上代表着皇家威严，王安石进退两难，不知如何是好。唐坰冲着王安石呵斥：“陛下面前犹敢如此傲慢，在外面可想而知。”王安石承受不起这样的罪名，乖乖出列，向前走了几步。唐坰便开始大声朗读自己写的奏章。奏章很长，总共六十多条，语言多夸张激愤，神宗多次打断让他停下来，唐坰置若罔闻，每读一条，就指着王安石说：“请陛下宣谕安石，臣所言是不是真的。”

冗长的奏章半个时辰才读完，唐坰转身指着御座对神宗说：“陛下不听臣言，这个座位也坐不了多长时间了！”说完下殿，向神宗拜了两拜，竟自顾自走了。

唐坰闹殿，虽然获罪被贬，但新党个个灰头土脸，王安石更是气愤不已。

如果说这是明枪，接下来的暗箭差一点让王安石不能招架。

熙宁六年（1073）上元节，对于王安石来说是个不平静的日子，也是不寻常的日子，他的命运在这一天黯然失色，也许预示着某个转折点的到来。

上元节是宋朝汴京最热闹的节日。正月十五日前后三天，汴京大街小巷张灯结彩，万盏花灯金碧相射，辉映夜空，如山叠锦绣。除了灯，还有各种杂耍，舞狮子、踩高跷、敲大鼓、划旱船，以及各色艺人走上街头，尽逞其能。京城少女们走出闺阁，载歌载舞，万众围观。街上摩肩接踵，有看灯的，有看人的，有凑热闹的，宝马雕车，盈盈暗香。酒楼茶肆则灯烛齐燃，通宵营业。整个城市火树银花，锣鼓声声，鞭炮齐鸣，百里不绝。

宋代上元节有一惯例，那就是皇帝与民同乐。元宵节三天里，皇帝乘小辇，幸宣德门，在宣德楼上观赏花灯。楼下搭建露台，艺人们在露台上表演相扑、蹴鞠、百戏等，皇帝与嫔妃在楼上观赏节目，百姓在下面围观皇帝，近距离一睹龙颜，君民同庆，其乐融融[6]。

这年正月十四日夜，神宗照例要登楼观灯。宣德门是皇宫南门，近臣重臣们要陪同神宗观灯，须从宣德门入内。作为最宠信的大臣，王安石一早便牵辔踏镫，带着侍从，神采奕奕地来到宣德门前。正准备从西偏门进入，始料未及的是，宣德门值守亲从官大声吆喝让王安石勒马下鞍，王安石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没有反应过来，几名亲从官冲过来粗暴地拽住马缰，王安石差一点从马背上掉下来。王安石侍从上前阻拦，双方发生肢体冲突，王安石坐骑和侍从受伤，侍从打的旗子被损毁。

要知道王安石可是当朝首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岂能忍受这样的轻贱与暴力，当即向神宗请求由开封府审理亲从官，要讨个说法。开封府缉拿侍卫后，审定他们冲撞宰相，判处杖刑。王安石还不解恨，断定有幕后指使。然而朝臣不这样看，御史蔡确说：“卫士坚持职守反而错啦？这样判罚，以后哪个卫士还敢守卫皇宫？”问题的焦点集中到王安石应该在宣德门外下马还是可以骑马进宣德门，亲从官该不该拦截王安石。

王安石辩解：“臣一向在宣德门内下马，从来没有卫士阻拦，怎么这次就违例啦？这是有人故意要激怒臣，好让臣对皇家不逊，借此中伤。”亲从官和卫士归皇城司管理，王安石有没有违例一问便知。询问皇城司，皇城司回答没有明文规定应在门内还是门外下马；问从前的惯例，皇城司称从来就是在宣德门外下马。王安石更怒了：“自从臣当执政那一天起，一直就在宣德门内下马。况且这不是臣开的先例，臣跟随曾公亮时就是如此。”皇城司又退一步：“上元节二府大臣一向在宣德门外下马。”神宗想了想：“朕做亲王时，排名在宰相之下，也是在宣德门内下马，但不知规定到底是什么。”

过了一天，王安石找出新的证据：嘉祐年间的记录是宣德门内下马！为了进一步证实，神宗宣问参知政事冯京，冯京装糊涂回答记不清了，好像是门外下马。再问文彦博，文彦博不紧不慢地回答：“臣从来就是在门外下马。”冯京和文彦博相当于左右扇了王安石一耳光，让他不得不继续寻找证据。

终于，一个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传入王安石耳中。中书省一名叫作温齐古的杂事官亲耳听到亲从官聊天，甲：“值卫把宰相的马打伤了，这罪可不小。”乙：“当然知道，不过上面逼得紧，没办法呀。”这番对话如果证实，那么拦截宰相坐骑必定是一场阴谋！王安石找到温齐古，不料温齐古怕事，哭丧着脸说：“我真的不认识那两名亲从官，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也记不得他们的长相了。”王安石没办法为难一个下层官吏，这条线索不了了之。

宣德门事件最后的处理结果是，开封府判杖刑不当，有关人员受到追责，罚薪，不太重的处罚。而宣德门下马的规矩，终究还是没有定论。

这起事件还有另外几个版本，绘声绘色，却大多不可信。上述的情节可能是事件的基本框架，细细品究不难看出，王安石莫名其妙地掉入了某个神秘的黑洞中，像无头苍蝇一样撞来撞去却不得要领。王安石从熙宁二年二月任执政，至熙宁六年已经四年，即便是上元节也经过了三个，过去一直门内下马而安然无恙，偏偏这次就违例啦？冯京、皇城司含含糊糊、吞吞吐吐，似乎都在见风使舵，根本不是主张公平。种种迹象表明，宣德门事件确实存在预谋，旨在凸显王安石的飞扬跋扈，打击王安石的威信，扭转对保守派的不利局面。亲从官隶属皇城司管理，皇城司权柄极大，《宋史·职官志》记载“宫城出入之禁令，凡周庐宿卫之事，宫门启闭之节皆隶焉”，宫中安保工作都属皇城司。皇城司还是个特务机构，庆历年间进奏院苏舜钦案，即由皇城司对涉案人员连夜抓捕。皇城司职责特殊，直属于皇帝领导，所行勾当更加扑朔迷离，史书记载也不多。但皇城司不隶从于二府，与宫中瓜葛颇深，所以一般认为，宣德门事件可能有宫中背景。

据元祐年间补录的《蔡确传》记载：蔡确借宣德门事件弹劾王安石，有“臣恐陛下大权一去，不可复收还矣”的语句，而神宗遽然惊曰：“卿乃敢如此言安石耶？”从此有大用蔡确意[7]。这个情节或许是旧党人物杜撰，但其叙述逻辑则是：神宗内心对王安石渐生不满，只是需要一个发泄的窗口。

这也许不是空穴来风。

王安石罢相

王安石与宫中的矛盾，宣德门事件只是个开始，此后数月愈演愈烈，以至于水火难容。

汴京商业发达，商铺林立，市场上各色各类物品极大丰富，不但满足市民日常生活所需，官方机构、皇宫用度也取之于市。不过，官方不是拿钱买，而是向商户摊派，强行索取。官方将大商人的资产、设备、产品等进行详细的登记，需要置办商品时，命令商业行会代办，无偿缴纳。譬如宫中要吃肉，由肉行安排卖肉的商户轮流向宫中供应牛羊肉；又如政事堂需要添置桌椅板凳，便由家具行安排商户无偿置办。这样的强行索取自然招致商户不满，于是借着变法的东风，有人提出实行“免行钱”，以费代物。

熙宁六年（1073）四月，朝廷成立了“详定行户利害所”，专门研究相关事宜；到了八月，详定行户利害所奏请实行免行法，得到批准；九月正式收取免行钱。免行法规定：核定朝廷各官衙、宫中各领域的每年用度，造出计划，按价格折合成钱，根据各行业、各商户资产、利润向商户收取。官衙、宫中置办物品要到市场上自由买卖，不再向商户摊派。

免行法将官方置办物品市场化，是一项善法，可是却触动了不同阶层的利益。

以宫中为例，过去添置是随机的，缺啥置办啥，缺与不缺由管事宦官说了算，他们自然有机会中饱私囊。现在每年的免行钱成了定量，公开透明，置办物品统一由杂卖场、杂办务这两个机构操办，宦官们失去了徇私的机会，大为不满。官衙也是。

这种不满在宫中蔓延，传到了太皇太后和太后耳中。一天，神宗到后宫探望祖母、母亲，太皇太后跟神宗拉家常：“过去呢，吾听到民间疾苦就会告诉仁宗，仁宗会采纳吾的意见，现在也应该这样啊。”神宗赶紧回避这个话题：“还好现在民间没有什么事。”太皇太后却不想岔开：“吾听说因为青苗法、募役法民间叫苦不迭，应该停止掉。”太皇太后又从新法扯到王安石，“安石确实有才学，不过得罪人太多了，皇帝如果打算保全他，不如让他暂时离开朝廷一段时间。”神宗极力为王安石辩护，称群臣中只有王安石能舍身为国谋事。神宗的弟弟、岐王赵颢正侍立一旁，插嘴说：“太皇太后的话很有道理，陛下不可不思。”精神上早已不堪重负的神宗突然发怒：“是我败坏天下啦？要么你来做这个皇帝吧！”赵颢吓哭了：“何至于此。”

自家人不欢而散。神宗不可能不考虑太皇太后的意见，王安石离朝正成为某种宿命。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天灾。

畏天灾、畏民变，是皇权社会帝王最看重的两件事，这两件事同时袭来，即使王安石这样不世出的政治天才也难以承受。

熙宁六年（1073）的秋天，华北、淮南、陕西大旱，数月不雨，官驿大道、乡村小路，极目之处都是干涸的沟渠，龟裂的土地，枯萎的庄稼。伴随大旱的是大面积的蝗灾，田地颗粒无收，连草茎、树叶、树皮都被蝗虫一扫而光。百姓饥饿难耐，只有逃荒度日，村庄里、道路旁到处可见饿死的尸体。流离失所的灾民更多地逃入京城，希望在这堆金积玉的花花世界里讨到一口活下去的口粮，商行、富户无疑成为他们首选的目标，整个京城人心惶惶，混乱不堪。

这时，人们自然把对天灾的怨愤同新法联系起来，说是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招致了上天的惩罚，要求罢免王安石、尽废新法的声音不绝于耳。

神宗皇帝终日忧形于色，寝食难安。王安石安慰神宗，也是为自己和新法辩解：“水灾旱灾是自然现象，即使尧舜、汤武这样的圣治时期也在所难免。陛下即位以来连年丰收，偶尔有点灾害不足为奇。这次旱灾虽然持续时间长，但不能把它等同于上天的意志，应该用人事去尽力化解。”王安石的意思是天灾与新法无关，只要做好赈灾济民的事情就行了，神宗则聪明地接着王安石的话头，把话题引到新法上：“朕所以忧虑恐惧，就是担心人事没有做好。收取免行钱太多，商行负担太重，人们情绪激愤，从近臣到后宫都在陈述其危害，两宫甚至为之落泪，担心因此失去了民心。”王安石没有办法再辩解，他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向神宗宣扬过“天变不足畏”的唯物观念，奈何他一人之力，怎抵得过千百年来儒家的浸淫？于是他只好摇摇头说：“臣没有听到这些言论。”

神宗决定做出姿态，表明态度，让上天感受到他的诚意。他从正殿移居到偏殿，膳食减去大半，下诏求直言。这是皇帝自我惩戒的做法，也是发生天灾时皇帝通常的做法。同时神宗多次与王安石讨论在一些地方暂停怨声较大的市易法、免行法，遭到王安石的抵制。

到了熙宁七年（1074）春天，已经是播种时节，旱情依然没有缓解。如果再不下雨，意味着又一年颗粒无收。

空气中有一团火，随时可能蒸腾、爆炸，燃烧掉整个江山！

恰在这时，契丹派使者前来，两国交好之后互通来使本极其普通，然而这个特殊时刻，还是引起了人心惶恐。神宗在早朝时问宰辅：“人们传言‘大旱的时候有外国使者来，会导致人心惶恐，天下大乱’，你们怎么看？”王安石应对说：“臣不知道怎么会有这种说法，人多口杂，有些妄言也不奇怪。”又说，“如果人主决策不当会导致天下大乱；如果人主决策得当，仅仅因为大旱导致天下大乱，没有这样的道理。”冯京反对：“大旱盗贼多，怎么能不乱！”王安石则别有深意：“君子在位，有盗贼就剿灭他！只是恐怕陛下任用的不全是君子。”

天下未乱，神宗却已出了一身冷汗，因为一张《流民图》。

三月底的一天，神宗案头摆放着一张图画，上面画的是大批瘦骨嶙峋、衣不蔽体的流民拥挤在京城外道路上的情形，这一幕可谓惊心动魄、惨不忍睹。与图画一起呈上来的还有一道奏章，上奏人是监安上门郑侠，郑侠解释这幅画说：“谨以安上门逐日所见，绘为一图，百不及一。”图上描绘的惨状不到现实的百分之一！郑侠在奏章中把天下灾祸、民众苦难的原因归结于“皆由中外之臣，辅佐陛下不以道，以至于此”，呼吁“诸有司掊敛不道之政，一切罢去”。郑侠信誓旦旦：“如陛下观臣之图，行臣之言，自今已往至于十日不雨，乞斩臣于宣德门外，以正欺君慢天之罪。”[8]以命相赌，以换取废除新法。

郑侠职位低卑，不但神宗不认识，而且也没有资格上书言事。即便有奏章，也应该经过中书，不至于直达圣听。神宗让亲信查明郑侠何许人，结果很快报了上来。郑侠是福州福清人，父亲是个小官，英宗治平年间在江宁任酒税监，彼时王安石在江宁清凉山讲学，父亲便将郑侠送到王安石门下。郑侠考中进士后到地方任职，王安石推行变法，想要委以重任，郑侠却不赞成新法和边境用兵，两人渐疏渐远。后来郑侠调到朝廷，担任监安上门这样的小官，王安石仍然想拉拢他，以高官为诱饵，郑侠却淡然回绝：“我读书不多，不足以担任重要职务。我跟着老师想学一些学问，老师却总是跟我谈论官爵，看来对待读书人不会好到哪里。”

郑侠担任监安上门，整日在城墙上执勤，对黎民百姓流离失所、逃荒要饭的情形看得一清二楚，所以才绘成《流民图》。郑侠想让神宗看到《流民图》，苦于没有途径，后来想到一个违法的险招：把《流民图》和奏章密封好，假称是边关急件，用快马直接送到银台司，银台司不敢怠慢，以最快的速度呈报到神宗案头。神宗深知水能覆舟的道理，看了郑侠奏章心如刀割，潸然泪下，既为黎民哀痛，又为社稷担忧。

神宗通宵不眠，第二天拿出《流民图》和郑侠的奏章问王安石：“卿认识郑侠吗？”王安石如实回答：“曾是臣的学生。”然后请求回避，神宗不许，并诏问罪郑侠，因为他谎报急件显然是违法的。

由于郑侠被罚，原本打算“直言”的大臣把写好的奏章撕掉，继续察言观色审时度势。但有两个人例外，一个是知青州滕甫，也是因反对变法被贬的官，另一个便是在洛阳专心修书的司马光。两人札子不出意外地仍是历数新法的弊端，要求尽废新法。

更大压力来自后宫，神宗每次前往问候太皇太后、皇太后，两宫都要谈到朝堂事，将灾荒、异兆、民间困苦归罪于王安石，她们甚至直言不讳：“王安石变乱天下。”而神宗不能不把忧虑的情绪带到朝堂，每有辅臣进对即嗟叹恳恻，语言中流露出对新法实施过程中的不满。王安石察言观色，知道时局已不可挽回，上书坚决辞职，请求远离朝廷，到地方上做一郡守。这一次，神宗没有过多挽留，让吕惠卿转达圣旨：“可以不做宰相，但还是要留在京师，比如授以太师太保之类的官职。”王安石坚持离开，神宗最后同意了。

熙宁七年（1074）四月十九日，诏礼部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王安石罢为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尚书高于侍郎，虽然罢免了宰相，级别却提升一级，作为对王安石五年工作的褒奖和罢职的安慰。

史书上没有查到朝臣和民众对王安石罢相的反应，大约可以欢呼雀跃、奔走相告了吧。

新党的分裂

王安石离朝前，神宗请他交代政治后事，王安石推荐韩绛替代自己，吕惠卿辅佐。韩绛有个外号“传法沙门”，吕惠卿得一外号“护法善神”，沙门、善神都是佛教用语，指守护教义进入一定境界的教徒，王安石显然希望二人能把自己的新法坚持下去。

韩绛熙宁三年九月经略陕西，十二月加相位，由于军事经验不足、处置失当，次年二月庆州发生小规模兵变，韩绛因此失去相位，贬知邓州。韩绛大吕惠卿二十岁，朝中事物、变法后继事项都是吕惠卿在操办。

吕惠卿主事的第一件事是让神宗下诏明确继续变法的决心，避免因王安石离职而人心动摇；接下来做的一件大事便是罢免同为变法主将的曾布。

吕惠卿与曾布的矛盾当追溯到王安石罢相之前。

王安石新法大多有利有弊，堪称恶法的是市易法。熙宁五年（1072）三月市易法颁布的那天起，一直受到方方面面的反对，连神宗皇帝也颇多微词，多次起废罢之意，一直为王安石所阻挠。熙宁七年正月，成都府准备实施市易法，派人先去调研，参知政事冯京忧虑地说：“太宗时朝廷在西川搞货物专卖，激起王小波叛乱[9]，现在人们拿市易法与它相提并论。”王安石斥责说王小波叛乱与国家征收西川物资无关，并大打包票不会激起民变。神宗不置可否。

三月，神宗与王安石关于市易法有过三次意味深长的谈话。

神宗：“听说有百姓从市易司贷款做买卖，到时候还不上，不但被没收了家产，而且还被羁押起来啦？”

安石：“自从设置市易司，有六户人家变卖抵押物还贷，其中有四人因欠钱变卖家产。有贷款户教唆众人不还贷或延期还贷被三司羁押。两年之间出现一些个案，不足为怪。”

神宗：“有人说变卖家产、受羁押的人极多，以至于监守不够用了。”

安石：“应把说这话的人送到有司进行推问。如果所言不实，陛下容忍这样的人对于政事有什么益处？”

神宗：“指责市易法的人太多，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结果。”

安石：“那是因为市易司奉公守法，得罪了太多人。”

从君臣对话中可以看出，神宗对王安石已经不太信任，所以就一个问题反复质问，而王安石凭借三寸之舌极力辩解。彼时神宗已经执政七年多，对政事有了自己的理解和主张，不再事事依赖和听从王安石，君臣言谈之中多了一些龃龉，少了一些推心置腹。

仅过三天，神宗又与王安石商量：“先把成都府市易务停掉，怎么样？”王安石：“已经派人去调研了，等回来再说吧。”神宗：“如果不设置市易司还派人去调研，恐怕惊扰了蜀人，闹得人心惶惶。”王安石不满意地回应：“不知市易有何惊扰？况且只是调研，又哪里惊扰啦？”神宗刻意避免语言上的正面冲突：“天旱民饥，能省事就省事吧。”王安石依然较真儿：“如果因天旱人饥就荒废政事，恐怕没有这样的道理。臣当初提醒过成都开市易一定有人非议，天子脚下尚且议论纷纷，何况千里之外！这个时候，陛下不考察调研也就算了，既然已经派使者前去考察调研，再因担心蜀人惊扰而半途而废，岂不为有识之人所讥笑，以为朝廷临事胆怯？”神宗只好搁置了争议。

又过了几天，神宗仍然不甘心，再起话题：“如果只是把米谷小麦纳入市易商品就好了，可听说市易务连水果蔬菜和针头线脑儿都控制在自己手中，这成何体统？”王安石依然反驳：“这些东西虽小，但如果小商户不从市易司进货，就要从大商户处进货，受的剥削更重。”神宗：“听说中书也曾过问过市易务的案子。”王安石：“中书过问的案子多了，但没有市易务违法害民的案子。”又埋怨神宗，“陛下总是听信小人谗言，这样变法大业如何能够成功？”神宗竟无言以对。

神宗指出中书过问市易务的案子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却有所指。提举市易务叫吕嘉问，经常有人控告其害民扰民，王安石却非常信任他，总是为他辩解，认为他耿直奉公，因此得罪了人。市易务隶属于三司，然而吕嘉问直接听命于王安石，根本不把三司放在眼里。三司使薛向也是王安石眼中的红人，双方各有所恃，摩擦越来越多。史载吕嘉问知道自己手脚不干净，怕薛向抓住自己把柄，便恶人先告状，称薛向阻挠其正常业务，掣肘新法，彼时市易法、免行法正在风头，王安石自然支持吕嘉问，于熙宁七年（1074）二月免除了薛向三司使职务，使曾布代之。

三月二十日深夜，神宗专门向曾布下了一道手诏，令他秘密调查市易务的不法行为并详细汇报。曾布很快查明吕嘉问利用垄断市场的地位，不是想办法去平抑物价，而是贱买贵卖，广收盈余，聚敛财物，盘剥百姓，挟官府而为兼并之事，民间反映强烈。曾布调查的证人叫魏继宗，曾是吕嘉问的得力干将，对市易务内幕了如指掌。掌握了铁证，曾布便带着魏继宗去见王安石，先把案情汇报给王安石，王安石大怒，反迁怒于魏继宗：“你既然早就知道这些情况，为什么没有及时向我反映？”魏继宗十分委屈：“吕提举时刻不离相公左右，我怎么多说话呢。”

二十四日，曾布在崇政殿向神宗汇报了案情，神宗先是吃惊，继而面有喜色，问曾布：“王安石知道吗？”曾布如实回答已禀报于王安石，神宗进一步问：“王安石什么看法？”曾布也不敢隐瞒，尽数告知。

曾布只是初查，如果形成结论，还需要进一步挖掘人证物证并经有司复审。王安石想要保住吕嘉问，便托词曾布与吕嘉问有私怨，推荐吕惠卿与曾布一同办案，这时的王安石已经不太信任曾布了。

要坐实吕嘉问盘剥之罪，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办法是查账，账本成为整个案件的焦点，曾布要想办法拿到真实的账本，吕嘉问则争分夺秒地在篡改账本做假账。吕嘉问安排手下小吏将账本藏在一私人隐秘处篡改，被曾布探知，只是不清楚具体地点，在请示神宗后，张榜悬赏知情者检举揭发。

曾布、吕嘉问激斗正酣，吕惠卿也没有闲着。他先是找到魏继宗，威胁利诱让魏继宗改口，但没有达到目的。又把曾布张榜悬赏的事密告王安石，意欲让王安石胁迫曾布揭去告示，因为有神宗手谕，也没有得逞。

曾布代表三司，王安石代表中书，中书高于三司，王安石便到御前告状，说张榜悬赏这种事应该由中书出面，即使有诏直接交付三司办理，也应该由中书取旨转给三司，总之三司擅自张榜不合规矩，应纠正。曾布则认为三司奏请御批无须通过中书。双方各自争执，神宗站在了曾布一边，王安石、吕惠卿自是对曾布愈加仇恨。

进入四月，曾布和吕惠卿分别到神宗面前哭诉对方不能共事，吕惠卿请求案件移交开封府审理，神宗既想废除市易法，又要依靠王安石，仍然强行将二人撮合在一起办案。

初三，神宗当着宰辅们的面怒斥市易法害民，要求修正。当日又诏韩维等调查免行法，而免行法也归市易务负责，吕嘉问仍然是直接责任人。初八，再斥市易法“使吾民安得泰然也”。

十七日，曾布汇报案件，神宗颇为赞赏地点头微笑。看来曾布胜利在望，吕惠卿、吕嘉问必然一败涂地。然而，峰回路转，风云突变，就在当日，神宗突然下诏，将案件移交开封府审理，魏继宗一并押解到开封府。

神宗究竟要做什么？两日后即见分晓：王安石下课，吕惠卿任参知政事！在探究真相、体恤民生与人事平衡之间，神宗选择了后者。因为后者是大局，王安石离去后，吕惠卿就是变法大业继续进行下去的保证。

这次新法内部的斗争以吕惠卿胜利、曾布失败而告终。次日吕惠卿扬扬得意地奚落曾布，曾布无言以对。

五月二十四日，朝廷又成立一个专案组，对军器库进行调查。三司下面有一个部门军器监负责监管军器库，这次调查项庄舞剑，剑指曾布。专案组组长为不久前任命为军器监的章惇，章惇与曾布一向不睦[10]；副组长曾孝宽是曾公亮的儿子，王安石称病居家时，曾公亮派儿子曾孝宽因公事去见王安石，不料曾孝宽为王安石才学担当所折服，成为变法干将[11]。曾孝宽是前任军器监负责人，正是他在任期间发现了军器库存在问题，所以才有章、曾这样的组合。

八月十七日，曾布因对下属有失察之罪，被贬饶州；吕嘉问也被贬知常州。

曾布尽心尽力为皇帝做事，却因此被贬，这是他无法预料的。在皇权面前，每一个人都如此渺小和无足轻重。

[1]《宋会要辑稿》刑法三之诉讼。

[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九〇：“执政皆顾命大臣，宜推诚加礼，每事诸询，以尽其心。”

[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四：“其志未尝欲兴助至理也。”

[4]苏轼《论役法差雇利害起请画一状》，《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三五。

[5]后改名张璪。

[6]［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二。

[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二。

[9]王小波是四川茶贩，太宗淳化四年（993），西川大旱，王小波以“均贫富”为号召，率百余人起义，十天发展到数几万人。王小波战死后，李顺成为首领，占领成都，建立大蜀政权，后被西川诏安使、宦官王继恩带兵镇压。

[1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三：布曰：“况臣尝自言与章惇有隙，今乃以惇治狱，其意可见。”

[11]见《曲洧旧闻》。

第八章

风雨如晦

郑侠狱案

飞蛾有趋光的特性，会一次一次扑向明火，即使燃烧烤焦也在所不惜。立足道义和感情，不考虑褒贬，郑侠恰似那扑火的飞蛾，当然从贬义上来说，那叫故技重演。

因《流民图》，郑侠以谎报急件被打一百大板，不过随着王安石的离职，没有受到其他实质性处罚。吕惠卿执政后，郑侠认为吕惠卿还不如王安石，在他眼里，王安石属执政不当，而吕惠卿就是一个十足的小人，一张《流民图》扳倒了王安石，难道就不能扳倒吕惠卿吗？

熙宁七年（1074）六月，郑侠选取唐代宰相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杨国忠、卢杞[1]为素材，又绘制两幅图，一幅叫《正人君子社稷之臣事业图迹》，一幅叫《邪曲小人容悦之臣事业图迹》，以影射执政的吕惠卿好比李林甫等，是正直大臣的反面。郑侠要把两幅图和一道奏章呈送给神宗，但他仍然没有资格，也没有人愿意转呈。怎么办？这次他又想到了另外一个渠道——到宣德门南街敲响了登闻鼓。在宋代，登闻鼓是平民向皇帝陈述冤情的“绿色通道”，专门设登闻鼓院接待击鼓上访之人，并陈情到皇帝。运气好的话皇帝还有可能亲自审理案件。如果登闻鼓院不作为，还有登闻检院进行监督。郑侠通过这种方法将图画和奏章直达神宗，指陈吕惠卿联结朋党，奸佞邪恶；同时赞扬冯京洁身自好，不与奸党同流合污。郑侠请求罢免吕惠卿，用冯京为相。郑侠在奏章中还提到宫中曾发生披甲、登殿这样谋逆[2]的事情。

正如郑侠所言，吕惠卿确实不是君子，但俗话说宁可得罪君子，也不得罪小人，就是因为小人歹毒，报复心强。吕惠卿大怒，将他发配汀州（今福建长汀）。临行前，御史台一位叫杨忠信的下级官员专门拜访郑侠，感慨地说：“您不停地上书，御史台却无一人敢言。”送给郑侠两本《名臣谏疏》以表示钦佩和鼓励。等郑侠行到太康的时候吕惠卿得到消息，把已经走到半路的郑侠追回来打入大牢，下令顺藤摸瓜，追查到底，一定要挖出郑侠朝中的后台。

因为郑侠推荐冯京做宰相，冯京就成了最大的嫌疑。吕惠卿在神宗面前进谗言：“郑侠奏章中提到青苗、免役、流民这些事，尽人皆知。不过披甲、登殿这些宫中事，他一个下等官怎么能知道？这都是冯京让王安国引导他的。”王安国是王安石的弟弟，二人虽然感情不错，政治立场却不相同，王安国认为王安石受吕惠卿等身边一帮小人蛊惑，才出台被天下人怨怒的新法。他还是郑侠的好友，二人平时走动比较频繁。

神宗召来冯京问：“卿认识郑侠吗？”冯京否认：“素不相识。”新党人物、侍御史知杂事张琥暗地里调查冯京与郑侠来往的证据，打听到冯京曾从郑侠处借书，还赠其钱粮，于是弹劾冯京。神宗把张琥的奏章出示给冯京，让冯京解释，冯京委屈地说：“真的不认识郑侠，愿意接受调查。”张琥请求交御史台审理，冯京以张琥是御史台官吏为由请其他官员介入，神宗便诏命知制诰邓润甫参与办案。

郑侠在狱中承受了严刑审讯，审讯的指向是冯京，但没有收获。办案人员听说一名叫晓容的和尚经常出入冯京家中，便将晓容拘捕起来，得到一本冯京家往来宾客登记簿，里面没有郑侠的名字。宫中披甲登殿的事也查明是一名宫中卫士透露出去的。不过如张琥认为虽然没有证据，根据常理就可以定性为冯京指使。

除了冯京，首当其冲的是王安国。郑侠曾向王安国抱怨：“我多次上书劝谏宰相（王安石），宰相就是不听。难道是被别人误导啦？”王安国呵呵一笑：“我劝他他还不听呢，何况是你。我大哥做事向来不抢功避非，功劳说是皇上的，过失由自己主动承担，结果九州四海的怨怒都冲着他，根本不需要别人误导。”等到郑侠上书弹劾吕惠卿，王安国向郑侠索要札子的草稿，郑侠不给，王安国说：“我能把它宣扬出去，让天下人尽知，你一定要把草稿给我。”郑侠却说已经焚烧了。郑侠大概是不想把王安国牵扯进去，但最终还是没有能保护住王安国。御史台的官吏找到王安国求证时，王安国不肯承认，他们便找来郑侠对质，郑侠笑着对王安国说：“平甫平日里自许刚正，什么话不敢说？怎么今日像小人一样学会抵赖啦？”王安国只好承认了他们交往的事实。

郑侠敲响登闻鼓时，登闻检院负责人是丁讽，请郑侠喝茶询问上书详情，对他赞赏有加，因此也受到牵连。

户部副使王克臣曾推荐过郑侠，郑侠被流放，求救于王克臣，王克臣让他的次子、英宗皇帝的驸马王师约赠送一些钱财给郑侠，王师约婉拒：“我是皇亲，不敢擅自与外人交往。这里有银子，父亲亲自送给他吧。”这样王克臣因赠送郑侠银两而获罪。

涉案的还有与郑侠交往密切的杨忠信等几个人。

熙宁八年（1075）正月，郑侠狱案审定，罢去冯京参知政事，知亳州；王安国剥夺进士出身，削为布衣；其他人等有的降级，有的贬官，有的流放，杨忠信除名，永不录用。吕惠卿想要判郑侠死罪，神宗认为郑侠进言也是为了国家社稷，不是为自己谋私利，于是将他发配到了更偏僻的英州（今广东英德）。

郑侠案还涉及一位著名词人晏幾道。郑侠有诗才，结交了一些文朋诗友，晏幾道便是其中之一。二人颇有唱和，譬如郑侠有一首《晏十五约重阳饮患无登高处》[3]：道义相欢胜饮醪，况添流雪见承糟。卧篱一醉陶家宅，不是龙山趣也高。其中的“晏十五”便是晏幾道。而晏幾道也有诗《与郑介夫》：“小白长红又满枝，筑球场外独支颐。春风自是人间客，主张繁华得几时？”[4]郑诗称晏幾道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晏诗貌似写景，但后两句被解读为讽刺当时的得势者。

郑侠下狱后，官差在他家里搜到了与晏幾道唱和的诗歌，其中就有这一首《与郑介夫》，因此也被缉捕。新党本打算大做文章，上奏神宗后，神宗很喜欢晏幾道的小词，加上也没有过硬的证据，就将晏幾道放了[5]。

晏幾道是仁宗朝太平宰相晏殊的儿子，从小锦衣玉馔，生活无忧，除了写词作曲，几乎没有谋生能力。等晏殊过世，晏幾道失去生活来源，开始以变卖家产度日，没多长时间就衣食促狭。这次躲过了文字狱一劫，从此更加远离政治，过得穷困潦倒。那时谁也没有意识到，一场更加惨烈的文字狱正姗姗而来，其主角无论政治上还是文学上都比晏幾道更负盛名。

王安石听到弟弟削职为民的消息，悲伤得掉下了眼泪。后来王安石恢复宰相职务，想要起用王安国，可惜王安国已经去世，年仅四十七岁。

手实法

嗜权者大多一边打击异己，一边任用亲信，吕惠卿即是如此。在执政的第二个月，他就提拔自己的弟弟吕升卿为崇政殿说书，不过他知道自己这个弟弟学术水平名不副实，便推荐王安石的妹夫朱明之做吕升卿的同事，以图帮衬。朱明之是新党的忠实追随者，爱打小报告，爱背后嚼舌根，经常打听一些小道消息透露给王安石、吕惠卿，也正是这个缘故，神宗非常讨厌朱明之，因此否决了关于朱明之的提议，问吕惠卿：“王安石还有其他妹夫吗？”吕惠卿只好如实回答：“有，沈季长。”神宗便任命沈季长同为崇政殿说书。沈季长虽然党附王安石，却看不惯吕惠卿，常常提醒王安石警惕吕惠卿的为人，这次成为侍读确属意外之得。

吕升卿不好经史学问，讲课的时候便扬长避短，大讲财务货贷。神宗有时候问到经义方面的问题，吕升卿总是用眼睛示意沈季长代答。然而沈季长也不是学富五车的大儒，与王安石、吕惠卿的学问不能相提并论，常常被问得辞屈舌结。没办法，神宗只好诏吕惠卿五日赴一次经筵。当时正是理学大师辈出的年代，学问好、地位高又在京师的，吕惠卿算一个。吕惠卿曾与王安石之子王雱同修《三经新义》，对《书》《诗》《周礼》做出新的解释。抛开政治观点和政治品质，吕惠卿也算得上鸿儒硕学。

当然吕惠卿的抱负不在学术，而在政治。要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必须坚持王安石变法路线不动摇，并且做出新的成绩。吕惠卿执政期间最重要的举措是推出了“手实法”。

免役法推出后，如何鉴定农户等级成了核心问题，等级鉴定不公平成为社会矛盾的爆发点。农户等级取决于家庭财产，合理评估家庭财产是免役法顺利推行的基础，也是农户缴纳赋税的依据。手实法最初出自于吕惠卿另一个弟弟吕和卿的建议，熙宁七年七月由吕惠卿指使司农寺奏请施行。五等丁产簿过去由基层户长等提供，隐瞒不报、隐漏不实的情况很多，已经不能作为纳税凭据。建议重新登记造册，方法是农户自己申报，各自填写财产等级表，然后公示让邻里他人举报，互相监督。司农寺认为，这样得到的数据最为真实，贫富无所隐瞒，是造簿的良法。吕惠卿又详细解释了手实法内容和操作程序，神宗批准了这个建议。

居民自报人口、财产等项目的图表叫手实，因此吕惠卿推出的新法就叫“手实法”。手实法登记的财产主要包括田地、房屋等固定财产以及每年的收入。官府规定价格标准，比如一亩上等地折几两银子，下等地折几两银子，一间房折几两银子。其中房屋又分自住还是外租，田地分自耕还是招佃，外租、招佃有额外收入，计价时加价五分之一。其操作程序为：官府下发统一格式的自我评估表，农户对照官府的标准评估自己的财产，填写表格后上交给官府。官府将农户自我评估报告张贴公示两个月，鼓励左邻右舍和知情人举报，举报内容如果坐实，拿出坐实财产的三分之一奖励给举报人。

为什么要让农户自己检查自我评估？因此家庭财产只有自己最清楚，无论里正还是户长填写报表都会有所遗漏，只有农户自己检查才能杜绝遗漏。为什么要鼓励举报？当然是为了防止农户有意瞒报！重奖之下必有告密，这样才能保证真实地摸清各户财产底数，才能客观地确定各户等级，公正地核定各户税赋、劳役负担。

手实法实施之初，诏丰年进行手实，灾年就免了，出发点是减轻农民负担。熙宁七年十月，派往荆湖路督察新法的蒲宗孟提出：手实法是天下良法，无论丰年灾年都不存在扰民问题，所以不必分丰年灾年。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规定每年登记一次农户财产。

有人称赞手实法为“良法”，有人反对它为“恶法”，《宋史》本传载蒲宗孟进言后，“民于是益病矣。”

谏官范百禄就是反对者之一：“手实法明确鼓励检举揭发，这样的后果是家家有告讦，人人为仇怨，还有礼义廉耻吗？”张方平也奏道：“人们担心增加税赋，都不想置办家业。手实法的后果是奸猾之人贪图赏钱争相告发他人，造成诉讼增多，政务加重，民间道德如何能够淳厚？”范百禄、张方平都把手实法弊端指向道德，因鼓励告发造成整个社会道德滑坡。二人的观点有着很深的儒家文化背景。

儒家文化反对告密。孔子问子贡：“你有厌恶的事情吗？”子贡回答：“恶徼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6]子贡厌恶三种人，把抄袭别人当作聪明，把不谦虚当作勇敢，把揭发隐私当作正直。孔子没有对子贡的话进行评价，不过在《论语·子路》中孔子做了回答：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叶公很自豪：我们乡里的人很正直，父亲偷羊，儿子为他做证。孔子不以为然：我们乡里的人跟你们不同，父亲为儿子的错误行为隐瞒，儿子为父亲的错误行为隐瞒，我认为这才是正直。

《左传》中记载有一件类似的事：楚国有个名叫直躬的人，向官府揭发自己的父亲偷了一只羊，结果官府抓了他的父亲并要处以极刑，直躬请求代父受刑。刑场上直躬问行刑的官吏：“我的父亲偷羊，我揭发他，这不是诚信吗？父亲被判死刑，我代替他，这不是孝吗？诚信和孝顺的人被处死，我们国家还有不应该被处死的人吗？”官吏将直躬的话报告给楚王，楚王赦免了他。直躬所作所为，看似完美无缺，然而孔子怎么评价直躬呢？孔子说：“这个人很奇怪呀，父亲的一个错误给他带来两次美名。”说明孔子对直躬的行为是不认可的。而《左传》评价更为直接：“直躬之信不若无信。”揭发父亲的这种诚信还不如没有！

为什么儒家这样讨厌告密者？在儒家看来，仁是维系社会关系的纽带，仁者爱人，告密有悖于仁的精神。特别是亲人、朋友之间，亲情友情是人的天性，违逆天性的行为一定属于恶，而不能归之于善。告密一般发生在亲近人之间，更被伦理所不允许。

儒家被确立为正统地位后，反告密上升为统治者的意志，汉朝就规定“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7]。

中国传统文化中，法家是提倡告密的。比如商鞅向统治者建议：“用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制。合而复者善也，别而规者奸也。章善则过匿，任奸则罪诛。”[8]任用善良的人，民众会亲近亲人；任用奸讦的人，民众会遵守制度。这是因为日常所谓的善，指的是替别人着想；所谓的奸，指的是保护自己监视别人。宣扬这种善良，民众的过错会被掩盖；任用这样的奸讦，犯罪行为就会受到惩罚。

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历史上凡是讲究权术的时代，告密风盛行，如武则天、朱元璋、康雍乾统治时期。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王安石、吕惠卿变法思想确实融合进了许多法家元素。在儒学复兴的宋代，受到强烈抨击在情理之中。

上报财产造成多交税赋，相互举报造成邻里不睦，手实法在下层更是鸡飞狗跳，乡党不宁。吕惠卿失势后，熙宁八年（1075）十月，手实法实施仅一年有余即寿终正寝。

前度王相今又来

熙宁八年（1075）正月，两浙路越州余姚县发生一起谋逆案，案虽不大，却彰显出熙宁后期激烈的权力之争。

沂州有小民告余姚县主簿李逢谋逆，沂州在京东路，余姚在两浙路，两者相距遥远，史料并未说明二者何以搅扰在一起，推测李逢曾在沂州为官。兹事体大，朝廷立即将李逢拘捕到沂州，令提点刑狱王庭筠审理，王庭筠审理的结果是李逢说过一些诽谤朝廷的话，但不存在造反的问题。神宗怀疑结论不实，派权御史台推直官蹇周辅再行调查。蹇周辅善于侦查案情，过去曾办过不少疑难案件。这次也不负圣望，不久就让案情水落石出：不但查实了李逢谋反实据，还勾连出两个人，一个是太祖赵匡胤四世孙赵世居，一个是道士李士宁。这李士宁没有念过几天书，但脑子灵光，能说会道，道术颇高，还能口占几首打油诗。自古高官显贵爱与江湖人士混迹在一起，李士宁游走江宁时认识了王安石，是王安石府上的食客。王安石为相后又把他带到京城，李士宁逐渐在上层有了一定人脉，并且认识了赵世居。王安石罢职，李士宁去了京东沿海一带，放言太祖后代当重新据有天下，天命应在了赵世居身上。赵世居傻乎乎地高兴，资助其不少银两财帛，李士宁则赠送赵世居一把宝刀。

案件告破，谋逆死罪，赵世居赐自尽，李逢凌迟，李士宁杖刑后流放，王庭筠事先得到消息，先自杀了，还涉及其他一些人都受到了重刑。

李逢案自始至终没有显示吕惠卿参与其中，但人们相信，是吕惠卿发起、主导这起案件，目的是针对王安石。就像郑侠案牵连到王安国，也被认为是吕惠卿打击王安石势力的一次行动。还有将吕嘉问调离市易务也是对王安石釜底抽薪。王安石是变法派的灵魂人物，虽然已经下野，但只要一天还在政界，其影响力都是吕惠卿无法比拟的，所以吕惠卿必须彻底清算王安石，这样才能取而代之，成为变法领军人物，进而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

多数人认为正因为吕惠卿设法阻止王安石再次回朝，才导致了二人彻底决裂，“初，吕惠卿迎合安石，骤至执政。既得志，遂叛安石，忌其复用，凡可以害安石者无所不为”[9]。但这种说法缺乏事例支撑。吕嘉问案中，曾布调查多日，吕嘉问自己难以摆脱嫌疑，被贬也在情理之中。李逢是谋逆大罪，不可能不查，其调查人是蹇周辅，蹇周辅没有明显派别，“及治李逢狱竟，台臣杂治无异辞，神宗称其能”，没有人提出异议，可见调查是公正的、客观的。

郑侠案中王安国被削为布衣，但王安国是郑侠案中重要人物，并不是吕惠卿栽赃陷害。况且王安国一直反对新法，反对吕惠卿。有一次王安石、王安国、吕惠卿三个人在一起谈论词曲音乐，吕惠卿说：“为政必先放郑声，况自为之乎。”王安国严肃地说：“放郑声，不若远佞人也。”“放郑声，远佞人”出自《论语·卫灵公》，意思是舍弃淫邪的郑国音乐，远离奸佞的小人。王安国此话大有深意，吕惠卿认为佞人指的是自己，为此耿耿于怀[10]，即便吕惠卿打击王安国，也不一定是针对王安石。不过确实伤害了王安石的手足之情，为王、吕关系埋下祸根。

熙宁七年十月郊祭时，按惯例要赦免一些受处罚的官员，吕惠卿进言封王安石为节度使、平章事，节度使加平章事号为“使相”，表示享受宰相级别而不任宰相职务。神宗诧异地问：“王安石不是因为获罪而离开朝廷，怎么赦免复官？”王安石此时加职观文殿大学士，观文殿大学士专门用来表示对离职宰相的恩宠，使相是文臣最高阶，其中微妙的差别在于，加使相视同不再受重用。这则记述出自北宋魏泰的私人笔记《东轩笔录》，《续资治通鉴长编》在引用时对其真实性表示怀疑。如果为真，这段对话说明，神宗并未弃置王安石，还时刻准备让他回朝，而吕惠卿没有意会，错误以为王安石时代已经结束。有人解读这件事，说吕惠卿设下陷阱断王安石回朝的后路，其中的逻辑难以成立。还有人把这件事作为吕惠卿背叛、陷害王安石的证据，也没有道理。

真正厌恶吕惠卿的是宋神宗。王安石复相后，熙宁八年六月，神宗与王安石谈话，称吕惠卿“不济事”“忌能、好胜、不公”，王安石还多为吕惠卿辩护。神宗举例说沈括有才能，但吕惠卿处处排挤他。王安石毫不客气地回应：“沈括反复小人，不是好东西，陛下也要远离他。吕惠卿提醒陛下不算嫉贤妒能。”可见那时候王安石对吕惠卿还没有那么讨厌。

另一个不喜欢吕惠卿的人是韩绛。韩绛是王安石亲密战友，吕惠卿算是弟子，韩绛是宰相，吕惠卿是参知政事，是下级，但是在革新方面吕惠卿处处抢韩绛风头，韩绛很是失落。熙宁七年十月，韩绛奏议设会计司，盘点全国各项收入支出，比较各项虚实盈亏，作为考核各地官员的一项依据，其实相当于现在的统计部门。三司使章惇附和韩绛，认为过去在统计数字方面做得比较粗糙，有必要加以强化。神宗诏准了他们的建议，会计司也成立起来了，但工作就是推不动，每有决策总是意见统一不了，最后不了了之。谁在掣肘？能够掣肘宰相和三司使的恐怕只有吕惠卿了。

希望吕惠卿倒台的还有一部分新党人物。新党老大离开了，总会有人不服老二，真正依附吕惠卿的不多，而王雱更是不遗余力地攻击吕惠卿。王安石组织人员对儒家经典进行注释，作为太学教材和考试的标准答案，其中有一本叫《诗义》，参与注释的有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弟弟王安礼以及吕惠卿等，由王安石审核后呈送神宗，这些释义自然体现了王安石的治国理念和学术思想。吕惠卿执政后，令弟弟吕升卿作《诗序》，但王安石后来发现《诗义》也有更改，怒斥吕升卿“训诂不识”。这件事给王、吕关系造成极大的伤害，吕惠卿十分惶恐，专门向神宗作解释，称并未修改《诗义》，一定有人故意离间二人关系。究竟何人离间，吕惠卿指出是一名叫练亨甫的王安石亲信，练亨甫是个小人物，其幕后推手必定是王雱无疑。

吕惠卿四面楚歌，所有人都会在王安石面前进谗言，二人难免生出裂痕，而吕惠卿的唯一出路也只有交出权柄。

史籍记载，韩绛为了对付吕惠卿，暗地里向神宗建议王安石回朝。熙宁八年二月十一日，神宗下诏，观文殿大学士、吏部尚书、知江宁府王安石依前官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重新被任命为宰相，在韩绛之前。宣敕的时候，百官早早等候于文德殿，内侍从后宫出来，手里捧着白麻纸书写的敕令，上面写有新任宰相的名字，叫相麻。内侍将相麻张贴于閤门道旁，就好像后世的布告。那一日吕惠卿见相麻过来，以为是自己的名字，及至看见王安石的名字，愕然，心中隐隐不安。

第二天使臣前往江宁宣诏，得到诏书，王安石没有像过去那样矜持，立即启程，乘快船星夜赶往汴京。王安石之所以这样爽快，足见重掌权柄的迫切心情，大约对吕惠卿过于失望吧。瓜洲今属扬州，是长江北岸古运河的一个重要渡口，王安石在这里写下著名的《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诗句轻松明快，浩瀚的长江只是“一水”，重山叠峰也瞬间而过。对于最后一句，史家解读王安石意识到这一去风雨更加凄厉，前途变幻莫测，从行程想到了归程，大约不久明月就会照耀我重新回到家乡了吧，其沮丧之情可见一二。这种理解明显是“事后诸葛亮”，用结果臆断过程，没有照顾到诗歌前几句的基调和诗人的情绪。诗人以变法为己任，以朝堂为归宿，这里的“还”亦可指还政，还京，这样全诗的风格就统一起来了：小船轻快，心情愉快，京口瓜洲中间只隔着一湾浅浅的江水，钟山到这里只有短短的几座山峰。春风已经吹绿江南，全国很快都会春意盎然（寓意政治的春天），今夜栖息在瓜洲渡口，真想连夜赶赴京城啊！

王安石大约想不到，这一去血雨腥风，这个“还”真的是回到江宁了。

从师徒到仇敌

王安石再任，世易时移，需要重新融合和调整各方面的关系，特别是与神宗、与韩绛、与吕惠卿。

神宗对王安石依然推心置腹：“卿去了之后，小人极纷纭，只有吕惠卿仍然主张变法而已。”又说，“朕把希望都寄托于卿了。君臣之间不要有猜忌，猜忌最坏事。”王安石表态一定要做出成效，以报神宗知遇之恩。

然而事实上，由于王安石与其他人关系持续僵化，身陷人事倾轧之中，失去了变法的勇气和动能，情绪越来越差，称病居家日益频繁，君臣怎么能勠力同心？

变法以来，王安石、韩绛一直并肩作战，是一对儿配合默契的战友。然而王安石复相，他们发现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再也没有过去的心照不宣了。对于市易司，韩绛认为不能只关注利，还要讲社会责任，王安石说不讲利还要市易司干啥？市易司有位官员刘佐因为犯事被调离，接任者远不及刘佐能干，市易司想让刘佐复职，王安石同意，韩绛反对，二人发生激烈的争执。韩绛因此请辞，神宗打圆场：“一件小事，至于吗？”韩绛说：“小事都不能争，还指望争大事吗？”检正中书刑房公事范纯粹犯事，韩绛为他开脱，王安石坚持办罪，二人又生矛盾，韩绛坚持请辞，八月罢相，迁知许州。

对于已经分裂的新党，王安石的任务是重新整合，增加凝聚力，其中重点无疑是使用或安置好二号人物吕惠卿。王安石回来后，吕惠卿内心不安，王安石曾做过努力稳定他的情绪，对神宗说：“像惠卿这样的人才，陛下不应该表现出任何细微的嫌隙。为国家出过力的人不应该受到冷遇。”神宗让王安石好好勉励吕惠卿，王安石则说：“关键在陛下的态度，陛下不加恩礼，臣勉励有什么用处。”

的确，关键在神宗，然而神宗对吕惠卿已有成见，裂痕只能越来越深。

熙宁八年五月底，新提拔的权监察御史里行蔡承禧弹劾吕升卿经学纰缪，缔结亲党，攀附权势，轻慢圣上。紧接着又举报吕升卿在泰山一块祖宗御制石碑上刻字，结果查无此事。就在这前后，神宗加王雱为龙图阁直学士，王雱因病有一段时间没有上班了，所以上书推辞。吕惠卿劝神宗应允，神宗于是收回诏命。王雱十分恼怒，利用《诗义》事件陷害吕惠卿，吕惠卿百口难辩，向神宗请辞，神宗不许，但诏令删除吕升卿所编《诗序》。十月吕升卿被差遣为江南西路转运副使，蔡承禧仍穷追不止，到十二月又降为监无为军（今安徽无为市）酒税。

吕升卿去职是个风向标，标志着吕惠卿失势。其实王安石多次在神宗面前维护吕氏兄弟，但吕惠卿有深深的失落感，便将这一切加罪在王安石身上，再次请辞。神宗安慰他：“卿为参知政事，天下事责任不能都算在卿一人头上，不必这样。”吕惠卿说：“安石罢相，一时没人接替，臣才勉强就职。如今安石回来了，臣理应罢去。”神宗：“安石来了，你们正该齐心协力，为什么要请辞？”吕惠卿：“安石来之后，动不动请病假不问政事，跟过去大不一样。他千里复来，一定想大有作为，现在如此反常，大概是臣在朝廷让安石不安了吧。朝廷事可以无臣，不可以无安石，所以臣恳求离开。”神宗：“安石一定不记恨卿。”吕惠卿：“臣在朝，有损无补。臣去，则陛下一听安石。”神宗：“卿不要多虑，只管做你的参知政事就行了。”吕惠卿：“不知参知什么政事，难道不是参知陛下的政事？”言外之意，是王安石的政事，还是陛下的政事？神宗则说：“安石的政事就是朕的政事。”

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吕惠卿对王安石的怨恨。

王安石离职时，邓绾等自然聚集到了吕惠卿麾下，帮助吕惠卿加罪郑侠，扳倒王安国。现在王、吕公然对立，邓绾知道吕惠卿斗不过王安石，惶惶不可终日。正在这时，王雱向邓绾伸来了橄榄枝，授意邓绾帮助整吕惠卿的黑材料。邓绾审时度势，决定反戈一击，与吕惠卿切割，重新取得王安石的信任。

熙宁初，秀州华亭县（今上海松江区）知县叫张若济，是个贪官，任上受贿九百两银子。熙宁四年（1071）张若济升任通判秀州，由上官汲接任知县。张若济怀疑上官汲发现了他的受贿行为，就找个借口把上官汲送进了监狱。上官汲妻子高氏咽不下这口气，坚持不懈地上访告状，最后敲响了登闻鼓。张若济害怕了，一方面指使人窃取上官汲案的档案资料销毁，另一方面花五万两银子买通将作监主簿郑膺，让他帮助摆平此事。之所以找到郑膺，因为郑膺是吕惠卿的舅父，曾在华亭县居住，他们是旧相识。

事情到了这一步，即便登闻鼓院过问，甚至上奏皇帝，恐怕上官汲也难昭天日，毕竟吕惠卿炙手可热，皇帝不会轻易听信知县夫人一面之词去责处参知政事。案件发生在熙宁四年，直到熙宁八年仍无人过问就是明证。不过现在到了吕惠卿倒霉的时候，自然有人想方设法把案件搞大，这个人就是邓绾。

邓绾现在的职务是御史中丞，对全国各地涉及官员的案件洞若明火。他不但知道上官汲受了冤枉，还知道吕惠卿兄弟丁忧时与张若济勾搭在一起，托付张若济借华亭县六家富户共四千两银子，在当地置办田产，然后放租得利。熙宁八年九月，邓绾将这一情况报告给神宗皇帝，神宗大怒，命司农寺主簿王古拘捕张若济，调查此事。

不久，与张若济案有关的人员受到处理，然而吕惠卿买地一事却没有证实。这件事成为王安石、吕惠卿彻底交恶的分水岭，其始作俑者正是王安石的儿子王雱。

人性本恶，官场为最。朝中太多势利眼，一看吕惠卿将要失势，便有人跳出来落井下石。

权监察御史里行蔡承禧抛出了犀利的刀剑，上奏吕惠卿奸邪不法，威福赏刑，天下共愤，列举了吕惠卿二十一条罪状，其中有具体事例的如下：

司农寺有两名官员议论京东路募役法，吕惠卿以裁员为由将二人逐出，以泄私愤。这是吕惠卿颠倒是非、专权任性之罪。

王颐监三司杂纳库时不能安分职守，找吕惠卿疏通关系调出，导致杂纳库废置一年。这是吕惠卿弄权自恣之罪。

违规为妻弟方希觉牟取职务，并通过章惇冒领战功。这是吕惠卿朋比为奸、窃弄国赏之罪。

张若济案时，两浙路提刑卢秉有所察觉，吕惠卿为了掩盖罪行，将卢秉调离，让张靓担任两浙路转运使，秘密搜罗卢秉黑材料。搜罗不到，故意将卢秉推行的盐法破坏，造成亏空，以加罪卢秉，从而损失了大笔课税。这是吕惠卿坏失国家利源之罪。

朱温其为大理寺少卿，吕惠卿另一位妻弟方希益在他手下任职，对人犯判决不公，便将责任推卸到朱温其身上。调查这起案件的李昭远是吕惠卿同乡，吕惠卿威胁李昭远为方希益开脱。这是吕惠卿欺国蔽亲、鬻权坏法之罪。

吕和卿没有才能却被提拔为京官。这是吕惠卿挟邪私亲之罪。

王韶与吕惠卿同年登科，不阿附吕惠卿，因功业被拜为枢密副使。王韶到吕惠卿家拜访，吕惠卿竟问王韶能不能拉弓射箭，像对待兵卒一样对待王韶。这是吕惠卿凌辱同僚之罪。

过去沈括从两浙察访回来，汇报情况不合吕惠卿意，吕惠卿极力诬毁刁难沈括，想要黜除他。现今沈括又去两浙察访，吕惠卿怕察访到他在两浙贪贿的问题，便极力拉拢巴结沈括，以结其欢心。这是吕惠卿奸邪反复之罪。

这简直是吕惠卿罪状大全，不管是否坐实，单看叙述得有鼻子有眼，就不能不让人气愤！

蔡承禧此章一上，吕惠卿是真的待不下去了。十月，罢去吕惠卿参知政事，知陈州。

吕惠卿既黜，邓绾又奏：吕惠卿执政逾年，结交不少朋党，最助纣为虐的是章惇。蔡承禧也把章惇、李定划为“吕党”。不久，三司使章惇被贬知湖州，李定补外知明州。

吕惠卿得罪了王安石，落下个“背叛师门”的恶名，不但遭受旧党攻讦，新党也不待见他。后来曾布、章惇掌权，都未能让他再入朝堂。

朝堂再无王安石

吕惠卿离朝意味着新党彻底分裂，王安石势力遭受重创，王安石领导的变法动能枯竭，王安石的政治生命也接近尾声。

首先给王安石带来麻烦的是他那不成器的儿子王雱。吕惠卿被贬后，王雱仍抓住华亭案不放，邓绾查不出吕惠卿买地证据，王雱仍运作朝廷继续加大力度进行调查，同时指使练亨甫、吕嘉问等搜罗吕惠卿黑材料。王雱的咄咄逼人令吕惠卿恐惧，上书自诉：“观宰臣气焰，必欲置臣于死地。”而这一切王安石竟浑然不知，熙宁九年（1076）六月初七，神宗出示吕惠卿奏书于王安石，王安石又气又惧，回家询问王雱，王雱这才向王安石坦白自己的所作所为。王雱伤人不成反伤己，神宗对王安石大失所望，王雱也愤懑不已，不久病故。

王安石白发人送黑发人，更意志消沉，无心政事。

其次给王安石闯祸的是那位见风使舵的邓绾。治平二年科考状元彭汝砺精于经学，对《易》《诗》等研究透彻，对这两本书注疏解释，王安石极为赞赏，聘他在国子监教学。邓绾为了讨好王安石，上书举荐彭汝砺为监察御史。相府属官练亨甫与彭汝砺不对付，哄骗邓绾说王安石现在很不喜欢彭汝砺。邓绾赶紧向神宗检讨自己失察，收回了举荐。

这件事反映了邓绾政治上的幼稚，他反复无常的举动不但惹恼了王安石，而且让神宗愤怒。邓绾担心王安石再次被罢免，还向皇帝推荐王安石的儿子、女婿，请皇帝赐王安石宅第。王安石认为邓绾奸佞：“邓绾作为监察官，本应纠察奸邪，使官员安守本分，却把心事用在阿谀宰臣上，真有失国体。”遂上奏请罢邓绾。熙宁九年十月，邓绾被降级贬知虢州（今河南卢氏），敕令上写：“邓绾操心颇僻，秉性奸回。”

神宗从邓绾、练亨甫等人身上看到了王安石身边小人充斥，不得不怀疑这个集团的政治品质。

吕惠卿掌握着王安石和新党的太多秘密，被贬后不惜鱼死网破。他上书列举王安石罪状，包括称病不朝，罔上要君；抛弃儒学，崇尚奇术；夕出于有势之口，朝书于言者之奏，指王安石缔结朋党，操弄权柄。更重要的是，他为神宗提供了与王安石的一些私信、密件，其中一份有“勿令同齐知”字样，同齐指同样年岁的人，这里指冯京。这份手书说明王安石在中书时拉帮结派，排挤冯京，搞阴谋诡计。还有一封私信写着：“勿令上知。”这封私信的性质更为严重，扣一顶欺君罔上的帽子绝无问题。

哲宗元祐二年修《神宗实录》时，两位撰修人黄庭坚、陆佃奏请宫中查实写有“勿令上知”的书件，结果没有查到，吕惠卿是否告密王安石成为一件公案。无论如何，熙宁九年，神宗对王安石的不满已经到了难以容忍的地步。

十月的一天，王安石奏事，神宗看着他半天，突然问了一句不相干的话：“听说相公一直想辞职？”王安石毫无思想准备，仓皇对曰：“是的是的，很早就想辞职，只是没有经过陛下批准，才不敢私自离开。”回到家后，王安石即上书请去，在家等候消息。过了几天王安石问女婿吴安持：“朝堂有什么新鲜事吗？”吴安持不知所指，想了想说：“没什么大事，只是有道圣旨不让关闭汴河水路。”王安石叹息一声：“这是方便我离朝哇。”

十月二十三日，敕王安石罢相，以使相身份判江宁府。这时距王安石第二次拜相仅二十个月。

据南宋吕本中记载，王安石罢相后，有一次吕嘉问奏对，神宗问：“最近跟王安石有没有通信？”吕嘉问回答：“刚接到王安石书信，听说陛下让他离开只是权宜之计，所以不敢有长久居住的打算。”神宗哼了一声：“他还有什么面目再来见朕！”

王安石于十一月十二日离开汴京，这里曾留下他的抱负、斗志、才情，也留下了他的自负、倾轧和悲情。从进入汴京那一天起，他一直在政治旋涡中起伏泅渡，关于他的话题和争议并没有随着他的离去而结束，反而持续了一千多年，直到今天仍在继续，难有定论。

王安石离开汴京前，托人在江宁府钟山买一块宅院，原是东晋谢安故居，因位居半山腰，取名“半山园”。在这里，王安石过着“老来厌世语，深卧寒门窦”的隐居生活，远离政治，远离喧嚣，只吟诗作赋，会客待友，度过了恬淡自适的最后十年。

虽然远离政治中心，但北宋历代皇帝赞赏王安石功绩，神宗于熙宁十年封他为舒国公，元丰二年改封荆国公，绍圣元年谥号“文”，配享神宗庙庭，政和三年追封舒王，配享孔庙。由于其生前最高爵位为荆国公，后世多以“荆国公”“荆公”称之。

北宋灭亡，南宋统治者总结反思，将责任归于王安石变法，从此王安石成为反面典型，最具代表性的是朱熹的评价：“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庶几复见二帝三皇之盛。而安石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奸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11]前半部分肯定了王安石的道德文章，后半部分则否定了他的政治主张和政治举措，直指其开启了宋徽宗之乱世。

王安石去相五十年，北宋灭亡，让王安石为五十年后的政局背负政治责任，确实勉为其难。熙宁年间，神宗与王安石帝相协谐，古今难遇。后来王安石虽然平稳着陆，但结局并不圆满。有人把这归结于神宗对新法摇摆不定，反对势力过于强大，王安石身边被小人包围，这些论调一叶障目，看到了表象看不到本质，看到了当时却不能从历史大势去审视。

神宗对王安石的支持史无前例，除了昏君与奸臣沆瀣一气，宋朝乃至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对君臣有如此的契合，“上与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12]即便后来二人观点有分歧也是正常的，毕竟神宗是一位有为的皇帝，不是没有思想的提线木偶。至少在王安石第一次为相时，神宗的支持是无条件的、几乎百般顺从的，把王安石变法挫折归罪于神宗动摇，只是理想主义的书生之见。

把变法挫折归咎于反对势力强大的观点也是幼稚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变革也不是，如果没有面对挫折的勇气和准备，就不要妄谈变革。

说王安石身边被小人包围的，大约是深受南宋明清正统观点的影响，吕惠卿、曾布、章惇、邓绾、李定都是小人，王安石身边无一人可用，无一人可信。从历史的蛛丝马迹中不难发现，这些人只是因为推动新法而被列为奸臣，他们的个人品德和政治品质并不比同时期的正人君子卑劣。章惇在太后扶立新君时敢于抗谏：“端王轻佻，不可君天下。”[13]这份见识、胆识有几人能够做到？曾布查吕嘉问被有些人解读为背叛新党，别的御史弹劾大臣难道就是敢于诤言？

那么王安石的结局何以注定？除了书中已经分析过的原因，还有两点值得探讨：从意识形态上来看，变法是儒家与法家的博弈。宋朝是儒家复兴的朝代，仁宗时期，新儒学完成重建的使命；神宗时期，道学的理论框架已经构建。而王安石儒皮法骨，虽然打着法先王之政的旗号，实行的确是法家之道，比如重利轻义、重国轻民，这些都是宋朝主流价值观所难以容忍的。

从国家政策上来看，变法是强兵与富民的悖论。不可否认，变法让国库更富、国防更强，然而赵家祖宗设计的国家制度是虚外强内、重文轻武，宋朝臣民已经认可了文昌武疲，暖风熏得游人醉，书中自有黄金屋，像汉武帝这样所谓的英武之君，在宋朝人的笔下一直是反面典型。变法挑战赵家祖宗家法，颠覆基本国策，其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从经济政策上来看，变法是市场和干预的碰撞。国家是统治者攫取财富的最便利途径，每当国家财政出现困难，变法者都会为国家寻找解决方案，它的终极是公有制。桑弘羊如此，王莽如此，王安石也是如此，不过桑弘羊的公有制是局部的，王莽是全面的，王安石主要涉及商业领域。在私有制政权环境里推行公有制改革，王安石能够全身以退，也只有在宋朝的宽松政治中才能做得到。

莫将戏事扰真情，且可随缘道我赢。

战罢两奁分白黑，一枰何处有亏成。

这是王安石的一首小诗《棋》[14]，纹枰厮杀输赢如何？大戏落幕，黑白入奁，功罪成败皆云烟，是非曲直任评说。

[1]六人分为唐朝不同时期的宰相，前三人被认为是贤相，后三人被认为是奸臣。

[2]具体史实不详。

[3]《四库全书·西塘集》卷九。

[4]［清］厉鹗《宋诗纪事》。

[5]［宋］赵令畴《侯鲭录》。

[6]《论语·阳货篇》。

[7]《汉书·宣帝纪》。

[8]《商君书·说民》。

[9]《续资治通鉴·宋纪七十一》。

[10]［宋］魏泰《东轩笔录》卷五。

[11]《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

[12]《宋史·卷三一二·曾公亮传》。

[13]《宋史·卷十九·徽宗一》。

[14]张瑞君《王安石七言绝句的语言艺术》，《沂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02。

第九章

乾纲独断

庸人为相

王安石罢相后，接替相位的是吴充和王珪。

吴充是王安石的儿女亲家，他并不认同王安石的政治观点，多次在神宗面前说新法于民不便。正因为吴充立场相对中立，神宗才让他接替王安石。吴充上任后，推荐孙觉、李常、程颢等，这让保守派精神为之一振，隐居西京但时刻关注时事的司马光给吴充写信，希望他“别利害，以悟人主之心”，但这肯定是吴充难以完成的任务。

吴充能力一般，受到次相王珪和御史官蔡确的排挤，因为一桩陈年旧案差一点被牵扯进去。

熙宁七年，相州有三个劫匪常常作案。一次抢劫被邻居驱散，劫匪头目越想越生气，指令手下：“以后打劫时前来援救的格杀勿论。”后来他们又入室抢劫一位老人，找不到钱就殴打老人。邻人听到呼救，过来对劫匪说：“老人没钱，你们打死他也没用。”结果邻人被其中一名劫匪刺死。

这本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三名劫匪皆被处死。

到了熙宁十年（1077），忽然有人旧案重提。中书省刑房核查案件，官员周清对相州案提出异议。原来刑律规定从犯只要认罪即可减四格判决，周清认为杀死邻人是劫匪头目交代的，头目是主犯，杀人者是从犯，从犯按律应减刑，相州判决失当，应追究司法人员责任。

按程序刑房的意见交付到大理寺，大理寺认为，邻人来劝说劫匪，不是救援，所以不能视为头目指使杀人，杀人者才是主犯。大理寺给出意见：“相州判决恰当。”

刑房与大理寺各执一词，朝廷决定让刑部审定。刑部支持周清。

这边还在扯皮，争论不休，相州原办案人员陈安民坐不住了，勾结相州现在掌管刑狱的法司潘开带着大批货物到京城活动。他们找到一名叫高在等的司农吏，想打通京城关节。然而事不机密，消息竟被皇城司探知，恰好大理寺支持相州判决，这下子大理寺也难逃脱受贿嫌疑。

刑事案变成了行贿受贿案，案件移交御史台。

审理了十数天，没有大理寺收受贿赂的证据，但查到了陈安民写给潘开的书信，这让次相王珪大为兴奋，因为陈安民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是大理评事文及甫的舅舅，而文及甫是文彦博的儿子、首相吴充的女婿！

只要坐实受贿案，文彦博、吴充都会受到牵连！

于是王珪安排御史知杂事蔡确参与办案。蔡确最早在陕西受到薛向的赏识，后来韩绛推荐他入开封府，因善于议论、熟知典故被王安石看中，推荐为台官。蔡确在新党中以能干著称，这是王珪安排他审案的原因。

蔡确果然出手不凡，将大理寺参与评议相州案的官员全部拘捕，让他们戴着枷锁在烈日下曝晒，这样连续折磨五十七天，陈安民熬不住了，供认曾央求文及甫疏通吴充关系，吴充已经答应帮忙。得到供词，蔡确大喜，打算与御史中丞邓润甫一起汇报给神宗，邓润甫找个借口拖延住了蔡确，却独自向神宗进言蔡确刑讯逼供，制造冤狱。神宗吃惊不小，派谏官、监察御史、内侍各一名作为亲使到御史台调查。蔡确办事确实干练，早就有所准备，他屡次让人冒充皇帝亲使提审涉案人员，然后变本加厉进行折磨。这次涉案人员不知是真亲使，都不敢如实相告，三名亲使没有找到任何刑讯逼供的证据。于是神宗认为邓润甫当面欺君，蔡确才是忠诚之士，将邓润甫贬知抚州，升蔡确为御史中丞。

蔡确更加肆无忌惮，将文及甫收入狱中进行逼供，文及甫不但供出吴充，还把吴充的儿子吴安持也牵扯进来了。蔡确又调查刑房负责人，刑房也印证吴安持曾请托关照过相州案。

次年六月，相州案结案，文及甫、吴安持、陈安民等都受到处分。吴充被迫上表请求辞职，蔡确以台官身份弹劾吴充，神宗说：“子弟为亲戚请托，属不得已而为之。”没有深究吴充。

王珪、蔡确借相州案沉重打击了首相吴充和跃跃欲试的旧党，从此吴充的威信更加低迷，任期内毫无建树，于元丰三年三月罢免宰相，四月去世。

王珪从小就能写诗作赋，进入仕途后更以文章瑰丽而著称，最擅长写朝廷的典制策令，长期在皇帝身边任学士。王珪心思缜密但缺少魄力，在皇帝面前唯唯诺诺，不敢有丝毫逆鳞之举。他上殿进呈时，说“取圣旨”；神宗决定之后，说“领圣旨”；退朝后告诉下面的人，说“已得圣旨”。时间长了，周围的同僚称他为“三旨相公”，王珪也不生气，以安分无事为得计。

王珪从熙宁九年一直到元丰八年病逝，几乎做了十年宰相。大有作为的神宗，为何能容忍这样一位碌碌无为的宰相？

汉武帝时，任命石庆为丞相，石庆在职九年“然无他大略，为百姓言”[1]，没有经世济民的言论，也没有匡正时弊的作为，但也一直干到去世。王珪与石庆何其相似！有作为的皇帝，都不希望下面臣子强势，他们只需要一个能执行的机器，而不是会思考的独立个体。他们不想别人比自己更智慧，不想别人给自己造成哪怕一丁点儿的压力。

宋神宗起用强势的王安石，是因为自己还年幼，还没有执政经验，还很弱小。当自己足够强大的时候，王安石使他不适，从如同一人到“只从得五分时也得也”[2]，等王安石离去，他要随心所欲，要一个只会听话传话的宰相！

元丰五年四月，王珪结束独相的历史，蔡确拜次相。神宗从骨子里瞧不起这二人，待他们很薄，经常因为微小的过错对他们罚薪，还让他们到宫门叩首谢恩。宰相宫门谢恩，宋朝开国以来未有此举。神宗用这种方式向大臣宣示：天下唯我独尊，大臣将相皆为附庸，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历史一去不回了。

开启文字狱

帝王独裁的几大特征，除了任用庸人，还有就是打击异论。

熙宁年间旧党对新法指手画脚、议论纷纷，王安石虽然排除异己，但大多官员离朝任职地方，级别不减，待遇不降，反而助长了反对者的气焰，地方上推行新政也举步维艰。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神宗深深感到，不杀不足以平异论，不杀不足以树君威。

圣心独断为大开杀戒创造了条件，单等拿谁试刀了。

元丰二年（1079）四月，四十三岁的苏轼到湖州上任，按惯例向皇帝写谢表，朝廷以公告的方式张贴出来，让朝臣周知。苏轼在谢表中有这样几句话：“伏念臣性资顽鄙……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3]大意是我这人愚钝适应不了形势，不能与新提拔的人一起共事。年龄大了还容易生出事端，只能到地方上管理平民百姓。这里的“新进”指熙宁变法中得宠的新党人物。看来苏轼对离开朝廷外放州郡有些微词。正是这几句牢骚话，让“新进”大为不满，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首先发难，上奏指责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又攻击苏轼“一有水旱之灾，盗贼之变，轼必倡言，归咎新法”。接着御史中丞李定亲自披挂上阵，把新法受到的挫折归咎于苏轼的妖言惑众。几年前，苏轼曾送给沈括一本诗集，沈括把它交给李定，他们从诗文中找出了新的“证据”，于是上报给神宗，正要找个反面典型杀鸡儆猴的神宗下令缉捕苏轼。

七月二十八日，官差到达湖州州衙。苏轼已经预先得到消息，但不知身犯何罪，更不知将怎样处理，躲在屋里不敢出来。通判祖无颇劝道：“躲不是办法。”苏轼问：“既已是罪犯，该穿什么衣服？”祖无颇想了想：“敕令宣布之前你还是郡守，自然穿官服。”苏轼这才出去见官差。官差冷若冰霜地站在苏轼面前一言不发，苏轼只好先开口：“我自知必死无疑，请允许我先与家人告别。”官差这才说话：“死倒未必。”然后宣读朝廷公文，原来只是一份普通的免职逮捕令。即便如此，苏轼家人和官衙上下已是哭声一片[4]。

羁押进京后，苏轼被囚禁在御史台。主审张璪是苏轼的同年进士，二人交往颇深，但现在张璪希望苏轼死。审问一开始，张璪就颐指气使：“祖上五代以内有没有可以免死的丹书铁券哪？”言外之意这次必死无疑。审问的重点是苏轼利用诗词攻击新政和诽谤朝廷。例如苏轼有一首《山村五绝》：“仗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讽刺青苗法实施后，老人小孩儿都到城里借钱去了，农田无人耕种，百姓更穷了。这是苏轼唯一承认的讽喻诗。张璪自然不会甘心，又找到苏轼与湖州知州孙觉的唱和诗：“嗟予与子久离群，耳冷心灰百不闻。若对青山谈世事，当须举白便浮君。”大意是，我们这些不合群的人早已心灰意懒，谁要是谈论朝政，罚酒一杯。张璪认为这是对朝政的冷嘲热讽。又如《送曾子固倅越得燕字》：“翁今自憔悴，子去亦宜然。贾谊穷适楚，乐生老思燕。”被解读为对朝廷贬保守派的怨艾。这样的诗词找了一百多首，苏轼自然不会承认有讽刺朝政的意图。然而张璪等决不善罢甘休，采取辱骂、恫吓、精神折磨等手段逼迫苏轼招供。据隔壁囚室关押人员回忆，审问官员如狼似虎，轮番上阵，日以继夜，不让苏轼有片刻喘息机会，其斥骂凌辱，惨不忍睹。苏轼在狱中度过一生中最为黑暗的一百三十个日夜，张璪们终于如愿以偿，拿着“供状”到神宗面前为苏轼定罪去了。

就在李定、张璪意欲将苏轼置于死地的时候，另一批大臣同时展开了紧急营救行动。苏辙上书愿以自己的官爵换兄长一条性命。已经退休致仕的范镇、张方平也愤而上书，言辞激烈。宰相吴充谏神宗：“曹操尚能容祢衡，陛下难道还不如曹操吗？”[5]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没少为苏轼说话，御史们威胁他不要营救苏轼，否则会被列入旧党，王安礼不为所惧，进谏说：“自古豁达大度的君主不会因言论而处分臣民，苏轼才高位低，有些怨言不是正常的吗？”南宋周紫芝《诗谳》记载翰林学士、右正言、知审官院章惇向神宗求情：“仁宗皇帝认为苏轼是一代之宝，陛下将他关进监狱，后世不知当如何议论。”章惇虽是新党人物，但年轻时与苏轼交情甚好，同案人王巩《闻见近录》、稍后的叶梦得《石林诗话》都记载，王珪揪着苏轼诗中一句“世间惟有蛰龙知”大做文章：“陛下龙飞在天，乃不敬，反欲求蛰龙乎？”章惇为此与王珪发生激烈争执。

《诗谳》还记载，已经罢相的王安石向神宗说情：“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不过以王安石的地位声望，若有营救苏轼的言辞行动，当见诸正史。之后苏轼见王安石也未有感恩之语，因此似不可信。

苏轼案甚至惊动了年迈的太皇太后曹氏，她流着泪对神宗说：“我记得仁宗皇帝说过，朕为子孙得了两位太平宰相，指的就是苏轼、苏辙兄弟。现在苏轼因为写诗而下狱，莫非受了仇人的中伤？摘取诗句罗列罪证，即使有罪也算轻微吧。”[6]太皇太后病重，神宗要大赦天下为祖母祈福，太皇太后说：“不需赦免天下凶恶之人，只要放了苏轼就够了。”听到神宗大赦天下的诏令，李定大为惊恐，坚决反对赦免苏轼。他的手下舒亶甚至丧心病狂地要求诛杀接受过苏轼诗词的张方平、司马光、范镇等二十二人。

苏轼自以为必死。他的儿子送饭时约定，平日里送肉，如果有坏消息就送鱼。一日儿子因事让别人代劳，没有交代清楚，结果送去了鱼。苏轼以为死期已到，写了两手绝命诗给苏辙。狱卒按照惯例将诗歌交给皇帝审阅，因诗中有皇恩浩荡、无缘回报的意思，令神宗感动，让苏轼的案件有了转机[7]。

十二月，御史台将审理结果送交大理寺，由大理寺初判，然后由审刑院复判。大理寺的初判结果是“当徒二年，会赦当原”，意思是按所犯罪行应当关两年牢狱，但朝廷曾不定期赦免犯罪，苏轼的罪行都在赦免之列，因此可以无罪释放。御史台对大理寺的判决极为不满，上书强调苏轼用心险恶，怎么可以不杀！然而审刑院的复审支持了大理寺，建议对苏轼免于处罚[8]。

在诸方不同方向的作用下，神宗不甘心放过苏轼，十二月二十六日特责苏轼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相当于留职察看。所谓“特责”就是利用皇帝的权力法外判决，对于杀苏轼的初心是从轻发落，对于司法部门的审理意见却是从重处理。

弟弟苏辙受牵连，由签书应天府判官改为监筠州盐酒税务，为苏轼印制诗集的驸马都尉王诜被降级停职，好友王巩因往来密切发落为监宾州（今广西宾阳）盐酒务。张方平、司马光等二十二人并受处罚。

汉代御史台里种植着许多参天古柏，乌鸦成群结队栖息在上面，因此这地方又称“乌台”。苏轼因诗文获罪，历史上便把此案称为“乌台诗案”。乌台诗案是北宋一百六十多年间最为卑鄙的冤案，是对士大夫言论自由的疯狂打击，是新旧党人从政见分歧到互相仇恨的导火线，也是皇权与士大夫政治渐行渐远的标志性事件。

神宗拿苏轼试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诗歌、书信这样的文字传播广泛、有很强的社会蛊惑力，这让统治者极为忌惮。作家诗人是个危险的职业，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惹上文字狱的麻烦。在苏轼之前，有仁宗朝的苏舜钦进奏院狱，不过处理非常轻微，犹如板子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对文字狱动真格的，苏轼乌台诗案应为第一例。

苏轼是被官差押解到贬所的。由于是戴罪之身，在黄州没有立锥之地，且薪水低微，生活困顿。更令人难熬的是，乌台诗案给苏轼精神上造成沉痛打击，让他感到宇宙之大，竟没有一处可以栖息的温暖小屋。一个冷寂的冬日，他独自走到江边，看见残月寂寥，不禁顾影自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幽人即孤鸿，孤鸿即词人，世界以冰冷待我，而我只能与寂寞为伍。人间烟火似已尽，唯有高洁期自许。

然而苏轼终究是不寂寞的。在黄州，他受到当地百姓的热烈欢迎和官员朋友的殷切关爱。故人马正卿向州府申请了一块五十亩的荒地赠予苏轼开垦，从此苏轼在黄州有了“职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躬耕不辍，收获劳动果实。因这块地位于黄州城东门外的小山坡上，从此苏轼便自号“东坡居士”。

从苏轼到东坡，不仅仅是名号的转变，更是人生态度的涅槃和艺术创作的升腾。黄州之前，苏轼写过“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样情谊深长的词句，也写过“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这样超脱豁达的词句，更写过“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这样豪迈雄健的词句，但黄州之后，东坡的诗词超越了自我，超越了生死，超越了奔流不息的时间和星河浩瀚的宇宙。

走在路上，雷雨突至，东坡淡定从容：“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遇到同样落难的朋友，东坡体悟到人生适意处：“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看到大江东去，东坡明白了人生即是过客：“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黄州濒临长江，传说是三国赤壁之战的古战场。苏轼与客泛舟江上，写下不朽的前后《赤壁赋》。

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超凡脱俗，超今越古，风月不死，先生不亡。

苏轼在黄州待了四年，等他离开黄州时真的“也无风雨也无晴”了。此后无论是更加偏远的惠州、儋州，对于他来说只不过一眼云烟罢了。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9]。

经历过生死，还有什么不能放下。

西京独乐园

熙宁三年，司马光拒绝枢密使职位，请调出京时有奏章说：“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见不如吕诲，公直不如范纯仁、程颢，敢言不如苏轼、孔文仲，勇决不如范镇。”[10]果然苏轼以敢言而招祸。而这时的司马光在西京洛阳专心读书修史，撰写著名的《资治通鉴》，绝口不谈政治。

《资治通鉴》从英宗朝就开始编修，最初叫《通志》，得到英宗、神宗两朝皇帝的大力支持。治平三年（1066）英宗诏在崇文院成立书局，唯一的任务就是编修《通志》，神宗即位后赐书名为“资治通鉴”。

早年在书局协助编修《通鉴》的有刘攽、刘恕，后来又加入范祖禹。熙宁年间，司马光离京，刘攽因反对新法被贬，刘恕回江西侍奉双亲，书局虽只剩下范祖禹一人，但仍留在了京城。不久，有人散布流言说书局为了贪图朝廷财资，故意拖延编修进程。范祖禹年轻气盛，不愿在品质上留下半点委屈，便给司马光写信，建议解散书局，把《资治通鉴》由官修变成私人编修。而司马光冷静地意识到，如果私人修撰这样一部庞大的史书，没有皇家提供的各种便利条件，恐怕一辈子也难以完成。他拒绝了范祖禹的建议，向神宗请求将书局迁到洛阳。神宗同意了司马光的建议，熙宁五年正月，范祖禹随书局来到洛阳，司马光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专心致志读书修史了。

洛阳北临黄河，南滨洛水，四周环绕着邙山、嵩山、熊耳山、崤山、伏牛山等，水光山色，风景秀丽。洛阳还是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后唐的都城，也是唐朝的东都，这里人文荟萃，古物遗迹多不胜数，确实是隐居做学问的胜地。熙宁六年，司马光在洛阳南郊、古洛水之畔的尊贤坊买了二十亩薄地，盖成庄园，取名“独乐园”，这就是司马光居住和修书的地方。庄园建好之后，司马光作文记之，解释得名缘由：“孟子曰：‘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不若与众乐乐。’此王公大人之乐，非贫贱所及也。孔子曰：‘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颜子‘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其乐’。此圣贤之乐，非愚者所及也。若夫鹪鹩巢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各尽其分而安之，此乃迂叟之所乐也。”他说自己不能像王公大人那样与众乐乐，也做不到圣贤的苦中见乐，但能安分守己，这就是自己的所谓“独乐”。从这座庄园的名字可以看出，司马光所谓“独乐”，只是远离政治中心的一种排遣罢了。达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司马光用一座庄园显示自己独善其身的节操。

现在洛阳有“司马光独乐园遗址”，在伊河南岸，离古洛阳城有一段距离，地处偏僻，难辨真伪。《独乐园记》中有句子：“洛城距山不远，而林薄茂密，常若不得见。乃于园中筑台，构屋其上，以望万安、轩辕，至于太室。”万安山、轩辕山、太室山都在洛阳西南，可见独乐园的大致方位。

“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11]独乐园风景秀美，洛水更是水光旖旎、草木丰茂，是游赏排遣的好去处。司马光在著书之余，最大的爱好就是与朋友一起赏园游水。

老朋友范镇致仕后居住在汴京郊外，熙宁九年春专程到洛阳探访司马光。他们过去曾多次为雅乐发生争论，这次范镇带来八篇乐论，二人继续争论。争论当然不可能有结果，他们就用投壶[12]来决定胜负。这一次司马光赢了，他像孩子般高兴地跳着喊道：“大乐[13]还魂了！”回程时，司马光托他带一首《寄题超然台》的诗给苏轼，苏轼于熙宁八年在密州任上修葺城北旧台，取名“超然台”，司马光作诗表示祝贺。不久苏轼作《司马君实独乐园》作为回礼。乌台诗案中司马光受到株连，就是因为这次诗文往来。

独乐园与邵雍的安乐窝相距不远，邵雍是北宋最重要的理学家之一，也是易学大师，与司马光三观一致，性情相投，学问相当，二人来往最为频繁。邵雍早在仁宗年间就移居洛阳，因为没有官职，生活贫寒，司马光退居洛阳后，联合十几位王公大臣为他买了一座宅院，这就是安乐窝。邵雍是乐天派，自耕自给却怡然自乐，喜欢在春秋农闲天气晴好时出门游历，乘坐一辆人力小车，随意而行。邵雍拜访的当然都是居于洛阳的士大夫，士大夫也争相与之交往，童仆下人都不把邵雍当作外人，听到车轮声欢呼雀跃：“我家先生到了。”有些人盖一座与安乐窝一模一样的房子，美其名曰“行窝”，就是为了吸引邵雍造访。邵雍造访最多的还是司马光的独乐园，司马光同样十分期待，有时坐在阁楼上久候不到，不免失望，写诗道：“林间高阁望已久，花间小车犹未来。”[14]

熙宁十年七月，邵雍去世，病重期间司马光和张载、程颢、程颐等理学人士晨夕侍奉于床侧，可见交情之深。张载本隐居横渠（今陕西眉县），潜心克己复礼，亲自带领学生进行周礼和井田制实践。这一年他受诏回京，因其倡导的礼制不合今俗受到礼官抵制，加上病重，辞职西归，刚好行到洛阳，与邵雍做最后的告别。十二月张载带病西行，至临潼竟也与世长辞。程颢出朝廷后不再留心仕途，一门专心学问，与弟弟程颐在洛阳附近设堂讲学，他们开创儒学新的流派，称“洛学”，至南宋由朱熹发扬光大，成为理学正宗，就是所谓的“程朱理学”。

洛阳是北宋的西京，也是致仕官员退居的首选之地，比如富弼在熙宁四年就到洛阳养病，不过与司马光走动不多。元丰三年（1080），文彦博判河南府，文彦博与富弼、司马光都是老朋友，经常置酒相邀，几个人才常常相聚。两年后，富弼七十九岁，文彦博七十七岁，洛阳还有一些七十岁以上的士大夫，共十一人，组织了一个“洛阳耆英会”，耆者年高，英者德隆。文彦博在城东找了一处废置的场所，将十一个人的画像挂在堂屋中，叫“耆英堂”。耆英堂就成了他们定期聚会的地方。当时司马光还不到七十岁，但经常参加他们的活动，又为旧党领袖，文彦博邀请他也加入耆英会，司马光谦称后辈不敢附攀，文彦博便让画师在幕后偷偷为他画像。判北京大名府的王拱辰听到消息，写信给文彦博要求参加，文彦博又专门派画师前往大名府为王拱辰画像，这样耆英会达十三人。耆英会成员须发俱白，聚会宴饮时洛阳百姓竞相观望，成为西京一景。

耆英会的入选标准是年龄大、品德高尚、曾在朝为官的士大夫，所谓品德高尚，实际上属相互标榜，更看重的是政治观点一致。耆英会十三人都是保守派人士，他们就是彼时的在野党，打着宴乐游赏的旗号聚会，以闲逸逃隐的方式发泄对新法的不满。

司马光虽然亮明态度绝口不谈新法，实际上并不能免俗，他一直在关注着朝政的动向，寻求东山再起的时机。熙宁七年大旱，郑侠上《流民图》，钳口已久的司马光立刻在西京上书呼应这次弹劾王安石行动。吴充为相后，他又马上给吴充写信请求召还旧党。元丰六年富弼去世，留下遗表，谏神宗罢新党，废新法，司马光去吊唁，听说后迫不及待地让富弼的儿子将遗表呈送给神宗，期待以富弼的名望促使神宗回心转意。当然这些努力都毫无成效，也许历史给司马光一个机遇，让他在洛阳静心完成皇皇巨著《资治通鉴》。

元丰七年，历时十九年的《资治通鉴》全部修完。十一月司马光进献神宗，神宗十分重视，在书稿的每一页缝合处都盖上皇家的藏书章。十二月降诏奖谕司马光和范祖禹。

《资治通鉴》共二百九十四卷，三百多万字，记述历史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讫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是我国记述时间最长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虽有四人撰写，但最后均由司马光亲笔修改、删减、润色、定稿，其体例严谨，史料充实，文辞通畅，修辞精辟，叙述生动，风格统一，是继司马迁《史记》之后又一部史书的巅峰之作。清代名臣曾国藩评价：“先哲惊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之《资治通鉴》。”[15]

国家不幸诗家幸，对于司马光来说，政治上的挫折恰恰成就了其史学上的丰功伟绩。

元丰改制

王安石变法主要着眼于经济、军事、科举，神宗接过王安石的指挥棒，终于把改革的触角伸到了政治的核心领域——吏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改革进入深水区，必定对政治改革提出相应要求。宋朝冗官突出，官制改革首当其冲，正如元丰二年（1079）五月知制诰李清臣所言：“本朝官制……官与职不相准，差遣与官、职又不相准，其阶、勋、爵、食邑、实封、章服、品秩、俸给、班位各为轻重后先，皆不相准。”事实上，神宗在王安石罢相后就开始为官制改革做准备，“熙宁末，上欲正官名，始命馆阁校《唐六典》”[16]。《唐六典》是唐玄宗年间编撰的行政法典，上面记载了唐朝开元前的官制。元丰元年正月《唐六典》校勘完成，元丰三年刻成雕版，印制出来赐给近臣及馆阁大臣[17]。

改制正式启动在元丰三年六月，初九“诏中书详定官制”[18]。从元丰元年正月《唐六典》校勘完成到元丰三年六月改制启动，中间隔了二年半时间。其一神宗要仔细钻研《唐六典》，心中先设定改制预想，这需要时间。《续资治通鉴长编》载神宗“将定官制，独处閤中考求沿革，一年而成，人皆不知”[19]，可见神宗用功之深。其二与人事有关，元丰二年十月太皇太后曹氏崩，元丰三年初宰相吴充罢免并去世，六月相州案结案，朝中保守派再一次遭受打击，改革的阻力减小。之后“三旨相公”王珪任独相，神宗改制意图能够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这时正是推出新政的最好时机。王安石变法几乎贯穿整个熙宁年间，所以又称“熙宁变法”；神宗的官制改革发生在元丰年间，称“元丰改制”；熙宁变法与元丰改制又合称“熙丰变法”。

元丰改制不涉及政治基础和政治体制，只是对官僚机构和官员职责理顺关系，厘清职责。

宋代的中央机构有省、部、寺、监等几种名称，性质也不尽相同。

省是最高行政机关，宋名义上有门下、中书和尚书三省，实际上三省合一，首脑就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宰相们办公的地方叫政事堂，而政事堂也作为最高行政机构的代称。

部是尚书省下属按业务划分的机构，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宋初为了限制官员权力，尚书省名存实无，六部更是闲置，六部之外成立新的部门履行其职能，比如有礼仪院，这样礼部几乎无事可做；有审刑院，剥夺了大部分刑部职能。

寺原指官府，后来延伸指一些职能比较单一的官僚机构，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直属局或者有一定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汉代起有九寺之称，宋初一般为四寺，即大理寺、鸿胪寺、司农寺、太府寺。

监有监察、观察的含义，作为行政机构与寺的性质接近，宋初有司天监、国子监、军器监、都水监、将作监、少府监等。

元丰改制让过去错位的机构职能归位。在保留政事堂、枢密院二府制的前提下，将政事堂职能重新归于三省名下，中书取旨、门下复审、尚书执行。政事堂更类似于联合办公场所或者联席会议。三省合一时，宰相的正式名称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最多时有三位宰相，首相以昭文馆大学士充任，如王安石复相时官衔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次相以监修国史充任，如吴充任宰相，虽排名在前，但正式名衔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第三相以集贤殿大学士充任，如熙宁九年王珪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改制后宰相一般有两位，首相正式名称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又称左相；次相正式名称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又称右相。从名称可以看出，尚书、门下、中书三省虽然分置，但首脑兼任，以防止互相扯皮，各自为政。宋初设副相，正式名称为参知政事，改制后设四名副相，分别是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和尚书左丞、尚书右丞。

六部被侵蚀的职能重新归位。吏部收回了分散于中书省、审官院、枢密院、三班院、考功院的官吏铨选职能，文官、武官的选试、拟任、升迁、述职、荫补、考察等都归吏部；户部收回了三司及司农寺的部分职能，主管财政、户籍、土地、粮食、赋税、劳役等；撤销太常礼院、贡院，归于礼部，礼部主管礼乐、祭祀、朝会、宴飨、学校、科举等；兵部由于枢密院依旧保留，能收回的职司很少，只能执掌民兵等地方武装；刑部收回审刑院的复审权，纠察刑案司的奏谳权，主管刑事、狱讼、奏谳、赦宥等；工部也把三司中相关职能收回，主管城建、宫殿、车马、器械、钱币、河渠等方面的政令。

寺、监也大致相同。比如宋初闲置的光禄寺重新赋予了实际权力。

宋初非常重要的三司职能划归户部、工部后，予以撤销。另外撤销的重要机构是谏院，其“规谏讽谕”之责，由设在门下、中书两省的左右谏议大夫、左右司谏、左右正言的职官担任。对于行使监察职能的御史台虽然予以保留，其地位也发生了微妙变化，诏令明确御史台应官司冠“尚书”字者，用申状。申状是下级对上级的文书，这表明御史台地位居于尚书省之下。而三司、谏院、御史台改制前并不受任何部门节制。

机构改革为官制改革提供了条件。早在元丰三年八月尚书省归位后，神宗就颁发了《改官制诏》。诏书明确改制的目标：“使台省寺监之官，实典职事；领空名者一切罢去而易之以阶，因以制禄。”

宋初官制，一名官员一般有三个头衔：正官、差遣、贴职，正官决定资序班位即官职和俸禄的高低，但官员并不到任，因此又称寄禄官。六部大多虚设，官位名称还在，如尚书、侍郎、大夫、郎中等，这些官位大多充当了寄禄官。差遣是实际任职，知州知县大多为差遣职务。贴职为荣誉职务，用馆职表示，如馆阁校理、宝文阁学士等，一定级别的大臣都有贴职。

如果不考虑贴职，正官和差遣可以理解为职务与职级并行，职务是差遣官，职级是寄禄官。

以王安石第一次罢相为例，由礼部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罢为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罢相前，礼部侍郎是正官即寄禄官，监修国史是贴职，平章事是差遣；罢相后，吏部尚书是寄禄官，观文殿大学士是贴职，知江宁府是差遣。从差遣看，由宰相变为知府，实际权力小了；从寄禄官看，侍郎变为尚书，反而升了一级。

改制后，“罢去空名”，有名无职的那些寄禄官岗位被撤销。然后就是“实典职事”，意思是把正官和差遣合二为一，换言之取消了差遣。既然把正官和差遣合二为一，如果继续实行职务与职级并行，就需要另定一套名称表示官阶，这就是“以阶易官”，以阶官代替正官。

同年九月，详定官制所上《以阶易官寄禄新格》，又称《元丰寄禄格》。新寄禄格与原寄禄格可以对应转换。新寄禄格共二十四阶，分别为：开府仪同三司、特进、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光禄大夫、正议大夫、通议大夫、太中大夫、中大夫、中散大夫、朝议大夫、朝请大夫、朝散大夫、朝奉大夫、朝请郎、朝散郎、朝奉郎、承议郎、奉议郎、通直郎、宣德郎、宣义郎、承事郎、承奉郎、承务郎。如王安石二次罢相后职务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其中同平章事是寄禄官，是寄禄官的最高阶，改制后对应的最高阶叫“开府仪同三司”。

从《改官制诏》可以看出，元丰改制的目的有两个：一是理顺各机构行政关系，二是减少冗员。从效果来看，有的达到了，有的却不太理想。

改制后，三省六部重掌职权，机构名实相符，废止了一些重叠机构，确实理顺了行政关系。实行以阶易官，新的寄禄格简单明了，确实简化了职官制度。这些措施减少了官员岗位，对裁撤冗员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这些都值得肯定。

但是，过去三省合一变成了三省相互制衡，反而造成事权分散，行政效果低下。中书省根据皇帝旨意制定政策，门下省负责审核、封驳，中书省如果不接受封驳，继续玩弄文字游戏，你来我往，一件很简单的事可能久拖不决。另外如果门下省认真负责，可能受到朝臣攻讦，为了自身利益，他们往往敷衍了事，从不驳议，失去了相互制衡的作用。宰相由尚书左右仆射担任，他们同时兼任门下侍郎和中书侍郎，三省交叉任职，机构、人员关系更为复杂，行政效率更为低下。所以三省分散一段时间后，宰执们遇事不得不商量着处理，而神宗的批示也都是“三省同奉圣旨”，三省分立失去了应有的意义。

改制的另一个重大影响是皇帝权力得到强化。改制前皇帝并不直接管理朝政，政务由中书门下及其属官直接处理，宰相是第一责任人。改制后宰相的职能被三省取代，皇帝圣旨下达给中书省，中书省形成文书接受门下省审核，然后交付尚书省执行，尚书省成为政务运行的重心，六部才是具体的政务办理部门，宰相的权力大为削弱。

权力结构的变化还体现在入朝奏事上，改制前日常由宰相、副宰相、参知政事、枢密使等宰执大臣一起到垂拱殿奏事。改制后仅行政就分为三班，中书、门下、尚书各为一班，轮流向皇帝奏事，轮流听旨，相互之间很难串通响应，皇帝对他们更容易控制了。

改制前重要的制度设计——台谏也形同废止，御史台被削弱，谏院被裁撤，谏官归于中书省下，对皇帝几乎失去了监督的作用。

改制前君臣互相讨论、商议行事的政治民主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皇帝一言堂。官制才行，即“帝临御久，群臣俯伏听命，无能有所论说，时因奏事有被诘责者”。[20]哲宗时苏辙形容元丰年间气象：“先帝以绝人之资独运天下，特使此等行文书、赴朝会而已。”[21]朝臣们的作用就是朝会上听圣旨，散朝后写文书。南宋朱熹一针见血：“到元丰间，事皆自做，只是用一等庸人备左右趋承耳。”[22]

也许，乾纲独断、皇权独大才是神宗的初衷吧。

元丰改制对后世的影响远大于王安石变法，明清两朝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化皇帝一人专制，满朝文武由进言献策的诤臣变成了唯唯诺诺的奴才，政治高压、文化垄断、文字狱随之而来，国家失去了创新的活力和发展的动力，中华帝国进入暮气沉沉的晚年，再也没有出现过唐朝自由奔放、北宋民主包容的盛世气象。细究下来，神宗朝是整个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转折点，由于当时没有发生激烈的政治事变和军事冲突，所以这一点往往被人们所忽视。

变法没有实现富国强兵，却埋下了社会衰败的祸根，痛哉熙丰！

[1]［汉］司马迁《史记》卷一〇三。

[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八引《吕本中杂说》：王安石再相，上意颇厌之，事多不从。安石对所厚叹曰：“只从得五分时也得也。”

[3]署名朋九万的《东坡乌台诗案》记录了御史台对乌台诗案的审理经过，包括御史台的奏折、苏轼的供状、案件定性等。

[4]据［宋］孔平仲笔记《谈苑》。

[5]《长编》引《吕本中杂说》：吴充方为相，一日问上：“魏武帝何如人？”上曰：“何足道！”充曰：“陛下动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以尧、舜为法，而不能容一苏轼，何也？”

[6]《宋史·卷二四二·慈圣光献曹皇后》。

[7]［宋］孔平仲《谈苑》。

[8]明刊《重编东坡先生外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十一册）卷八十六记载了审刑院对乌台诗案的审判经过。见朱刚《“乌台诗案”的审与判——从审刑院本〈乌台诗案〉说起》，《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5（06）:87～95。

[9]本节苏轼诗词均出自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明成化版东坡七集》。

[10]《邵氏闻见录》卷二三。

[11]苏轼《司马君实独乐园》，《苏东坡文集》。

[12]投壶：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一种决定胜负的游戏。

[13]大乐：原指雅乐，三国徐幹《中论·治学》：“大乐之成非取乎一音。”这里指古代掌管雅乐的官员。

[14]《邵尧夫许来石阁久待不至》，《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一二。

[15]《曾文正公书札·卷六·与罗少村》。

[1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〇七。

[17]［南宋］王应麟《玉海》卷五一：“熙宁十年九月，命刘挚等校《唐六典》。元丰元年正月成，上之。三年，禁中镂板，以摹本赐近臣及馆阁。”

[18]《宋史·卷十六·神宗三》。

[1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三。

[20]《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七。

[21]苏辙《乞选用执政状》，《长编》卷三六七；《栾城集》卷三十六。

[22]［南宋］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三〇·本朝四》。

第十章

盛世幻影

不安稳的西夏

王安石变法充盈了国库，仅青苗法、免役法每年为财政带来纯收入近四百万贯石，“熙宁、元丰年间，中外府库，无不充衍”[1]。到哲宗元祐二年，累积剩余五千六百余万贯。

宋朝强大了，不仅有钱，将兵法、保甲法也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神宗恢复汉唐故土的理想似乎越来越近，盛世伟业触手可及。

恰在这时，西夏政局进入了动荡期。

西夏换了主人，谅祚换成了秉常，一个七岁的小孩子，无法亲政，大权落在了母亲梁氏手中。梁氏依靠娘家，让弟弟梁乙埋任国相，朝中大小事务悉由梁乙埋处置，当然这已是神宗刚即位时的老皇历了。

大凡当权者合法性不够时，比如政变篡位，比如架空皇帝，比如矫诏上位，通常会在思想和文化上另行一套，以突出自己统治的先进性和必要性。元昊建国时实行改姓名、剃头发、易服饰、创文字，以显示西夏的独立性，宣告与宋朝决裂。元昊的儿子谅祚登基前期，母系没藏氏把控政权，等谅祚亲政，为了肃清没藏氏的影响，收留、延揽中原人士，任用汉人担任重要官员，下令停止使用蕃礼，恢复汉制，不遗余力地引进中原先进文化。

梁氏为了巩固家族在西夏的统治，再次将“文化”玩弄于股掌之中，发起了“去汉化”运动，核心内容是废除谅祚倡导的汉礼，重新实行元昊订立的蕃礼。并于熙宁二年八月通报于宋朝，宋朝也慷慨地应允了。

其实细究中国历史，在南宋之前民族、国家意识并不强烈，汉族对很多外来的物产、技术、礼仪、艺术都借鉴，融合了中亚、夷狄或其他民族的文明成果。比如汉朝张骞出使西域，带来了葡萄、核桃、石榴、黄瓜等蔬菜水果的种子，中原自此才开始种植，而琉璃、水晶、水银等也来自西域；战国时的胡服骑射，东汉时的佛教都是文化引进的结果；桌椅板凳制造技术来自西域，羌笛、唢呐都是胡人的乐器，唐朝的宫廷燕乐吸收了大量的外来音乐。所有这些，中原政权和汉族民众并没有感到不妥，也不会有屈辱的感觉和抵制的冲动。同样地，中原文化向外传播，中原政权顺其自然，不会不遗余力地推广，也不会因外族人拒绝而耿耿于怀。

因此，西夏改服蕃礼是内部权力斗争的选择，并没有对宋夏关系造成本质性伤害，何况梁太后、梁乙埋都是汉人，其本人不觉尴尬，宋人又有什么意见呢？

对两国关系造成实质危害的还是战争。

当权者巩固统治的另一个途径便是向外转嫁矛盾，对于梁氏来说，挑起宋夏战争便是最好的手段。

西夏的绥州在谅祚末年叛降归宋，被西夏人认为是丧地之耻，梁太后便于熙宁二年三月上表请求用安源、塞门两个寨换绥州，被神宗恩许。但在交接时，西夏只交付二寨的废旧地基，不愿交付二寨所辖的土地，这事便不了了之，宋朝遂将绥州改为绥德城。而这又成为西夏攻宋的导火线。

熙宁三年四月，西夏集结两万兵马企图夺回绥德城，宋守将郭逵坚壁清野，避其锋芒，西夏在附近修筑了八个城堡。等西夏大部队撤离，郭逵派部将攻其堡垒，夏军不能守，只好弃堡而去。

五月，夏军又在环庆路修筑堡垒，宋知庆州李复圭派投靠宋朝的蕃将李宗谅出战破堡，钤辖李信接应。李宗谅战斗不利，返回宋军城堡，不料李信拒绝李宗谅入堡，并威胁说：“经略有令，敢入堡者斩。”李宗谅无奈，只好返回继续作战，结果一千多人马全军覆没。李复圭得知消息，担心因战败受到追究，便令李信引兵三千深入境外袭击敌人，企图扳回一局。夏军早有准备，在山中设下埋伏，将宋军围困于山中，只留下一个方向供宋军逃亡。宋军果然自乱阵脚，不战而溃，李信仓皇逃跑。李复圭只好再遣将领攻击别处，总算找回了一些面子。

正在为出兵寻找借口的西夏得知李复圭主动挑衅，扬言率三十万士兵和一百天军粮报复鄜延路。环庆路都监高敏多次提醒李复圭：“给西夏造成麻烦的是我们环庆路，夏军却声称攻打鄜延路，这恐怕是声东击西之计，不可不防。”结果西夏果然进犯环庆路。高敏率军为先锋，力战敌军，斩获颇多，但由于宋军后援不及时，高敏英勇殉国。夏军在庆州城下耀武扬威九天，见无人出战，才满意而归。

夏军在环庆路的强悍攻势震惊了宋朝京都，宋夏大有全面开战的可能，王安石却对边事充满信心，向神宗分析：“西贼不用害怕，以顺讨逆，以众攻寡，以大敌小，以陛下的明圣较量敌国十岁孤儿，胜负已定。”按照惯例，战事既开，朝廷需要委派要臣到前线协调作战。王安石主动请缨：“臣还没有经过战事历练，请求前往。”神宗信任王安石，欣然同意，但韩绛阻拦住说：“朝廷离不开王安石，还是臣去吧。”变法正在紧要关头，王安石举足轻重，神宗权衡再三，决定让王安石留朝，韩绛巡边。九月，任命韩绛以参知政事充陕西路宣抚使，相当于钦差大臣，并赋予便宜行事的特权；直舍人院吕大防辅佐，为宣抚判官。

行前，韩绛与吕大防商议御敌策略，吕大防提出两点建议：其一，停止每年赐予西夏的岁币，关闭边境榷场。西夏穷山恶水，除了青盐和矿产，几乎没有农桑，吃穿用度严重依赖宋朝，停止与西夏的贸易往来，会在经济上将西夏逼进绝境。其二，具体的战争策略，“贼至则坚壁清野，退则出奇兵邀击”。即敌进我守，敌退我攻。针对宋兵平时缺乏训练、战力不强的问题，吕大防又建议选募兵将。韩绛招募强盗、贼寇及亡命之徒参军入伍，以为奇兵，又整合军队，分成七军，任命七位最能打的将军率领，平时分兵防守，敌人进攻时聚合增援，作为西北战场最精锐的军事力量。

每有战事，都需要重新招募新兵，这些新兵反而是战场生力军，由此可见宋朝常规军是孱弱到何种程度。

韩绛到任后，立即策划了一场较大规模的战争。

第一次宋夏康定战争时，名将种世衡在延州东北山峦之中建起了一座青涧城。种世衡去世后，由其子种谔接替其守青涧城。后来种谔策反了绥州夏兵，为宋朝立下赫赫战功。至熙宁四年，种谔已经升任鄜延路钤辖。这年新年才至，大雪封门，朝臣们正好休大年假，在家中围炉而饮，享受着温暖的阖家之福，而边塞却一片肃杀之气。初三，种谔带着一队人马疾行于崇山峻岭之中，顶风冒雪杀向东北一百里外。这里西夏新修了一座罗兀城，居于险要之地，三面临崖，一面山坡，对宋军构成了虎视剑悬的威胁，种谔必须拔之而后快。

夏军早有防备，在罗兀城北一处叫马户川的地方设下埋伏，打算将种谔一举歼灭。你死我活只在一念之间，如果走进包围圈，种谔连同他的英名都将灰飞烟灭。不过，种谔可不是浪得虚名。两军交战，打的不仅是武力战，也不仅是计谋战，打的还是信息战！种世衡当年用情报离间西夏最高层，让元昊误杀他的左右臂[2]，种谔果然有其父之风，在敌军四周潜伏了星罗棋布的谍报，敌军的一举一动都在监控之中。种谔得到情报，亲率三千轻骑从敌人伏兵的背后杀出，敌军除了主将逃出其余全部束手就擒。夏军首战不利，于是凭借险要，坚守城池不出。种谔见罗兀城易守难攻，便用诸葛亮激将司马懿之计[3]，派人向敌军送几身妇女的衣服，试图激怒敌军出城作战。第二天，种谔只派一千人的小股部队引诱敌人。这时，忽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暗无天日。守城的夏军惊呆了，以为宋军大部队裹挟而来的风沙，吓得弃城而逃，就这样种谔取得罗兀城大捷，并且在城中缴获了大量敌军粮草。

罗兀城大捷虽然杀敌不多，但意义重大。罗兀城在今榆林市东南，是横山西端，而横山是宋夏两国天然分界线，控制了罗兀城，就截断了横山伸向河东、河北的尖矛，让西夏只能龟缩于大山和荒漠之中。

此后双方对罗兀城争夺激烈，城池多次易手，直到元丰四年才在宋朝手中稳定下来。

筑城修寨是宋夏战争的一大特点，双方在横山山脉修筑的城寨可谓星罗棋布。城难攻，更难守，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供给困难。罗兀城离西夏近，加之地形复杂，稍不留意调运粮草就有可能落入敌军手中。另一个原因，为了拱卫罗兀城，又要在附近修筑新寨，这些地方毗邻河东路，粮草由河东路供应，河东路便吃不消了，向朝廷叫苦。神宗一方面担心民众不堪重负，影响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又怀疑地方谎报，以此阻止筑城修寨。只好另外派人调查，真是得城亦喜，得城亦忧。

更令人难堪的是，种谔好不容易打下罗兀城，马上有人谗言道：“种谔轻进失策，罗兀城孤远终究难保。种谔这个人把持军权，平日里不讲纪律，外敌不足患，最担心军人坐大，操弄军队，倏忽之间可能由边军变成乱军。”因此朝中不乏罢免种谔，另择贤帅的声音。

大宋国策，做一名有建树的军人，真难。

熙河开边

在宋夏局部战争中，找不到西部“设计师”王韶的身影，因为王韶的主要任务是收服西蕃，占据河湟地区。

熙宁四年（1071）春夏之交，王韶正式开始实施他的拓边策略。当人们疑惑他的第一战将攻击哪里的时候，他却按兵不动，只带着三五亲兵深入敌后了。他的第一个目标是鄯州青唐（今青海西宁）的俞龙珂部，这是青唐势力最大的部落，兵力达十二万人，王韶对付他们的手段则是——策反。王韶在俞龙珂部住了一天一夜，以示信任。大约精诚所至，首领俞龙珂欣然表示愿意归顺，并跟随王韶前往汴京觐见宋朝皇帝。神宗大喜，对俞龙珂加赏、封官，还要赐姓。按照传统，有功的少数民族首领赐国姓，姓赵，但俞龙珂非常仰慕前朝望臣包拯，乞姓包，于是神宗为他取了一个汉族名字，叫包顺。神宗又单独召见了王韶，夸他是孤胆英雄，王韶诚实地回答：“臣在考察西北时，对各个部落都有详尽了解，知道包顺倾慕中原文化，又与西夏仇恨最深，所以才敢以包顺部落为突破口。不是臣有孤胆，只是功课做得足而已。”

开局顺利，接下来就要真刀真枪去打了。熙宁五年，朝廷在古渭城（今甘肃陇西）组建通远军，作为王韶进兵河湟的基地。

七月，王韶带兵长驱直入向西进发，攻打盘踞在渭源堡里的羌人。渭源堡建在抹邦山上，羌人士兵把持着上山的交通要道。俗话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讲的就是狭窄山路的防守型要塞。宋军开拔到山下，诸将建议在山下列阵，等羌兵下山对战。王韶说：“你们以为羌人都是傻子吗？你列好阵，他就得下山陪练？这样耗下去，等敌人援军赶到，我军就危险了。为今之计，只有把险要之地夺过来，为我所有，才是最安全的策略。”于是下令强攻山寨。士兵们抬头看着与天齐高、险峻陡峭的山峰，有为难情绪。王韶手执宝剑，站在上山道路旁，驱赶士兵说：“不上山者杀，敢言退者斩。”士兵们只好勉强登山。攀爬到半山腰，敌人从山上滚落车轮大小的石块，爬在前面的士兵被石块击中，鲜血迸溅，哀号着滚落山崖。后面的士兵心中畏惧，掉头便跑。王韶见状，脱下文官的衣服，换上铠甲，从队伍后拨开众人，带头向山上冲去。从古到今，狭路相逢勇者胜，而士兵的战斗力都是将官激励出来的。王韶冲锋在前，部将紧跟其后，士兵们便踊跃前行了。羌人的散兵游勇毕竟比不上宋朝的正规军，不到两个时辰，渭源堡已归宋军所有。

澶渊盟约之后，宋军孱弱，最怕硬碰硬强打强攻，王韶进攻渭源堡成为为数不多的经典战例。古往今来，打硬仗一靠武器，二靠士气，熙宁年间的宋军在西北屡战屡胜，因为朝廷重视武备，士气自然非昔日可比。

自宋朝建立以来，历任皇帝、将军对陇西、河湟地区都以收买为主，现在突然挑起战事，震惊了当地的吐蕃和羌人。吐蕃首领瞎征判断宋军的目标决不仅仅是羌人，他也不允许外人在自己的地盘上为所欲为，于是亲率大军前来增援，发誓夺回渭源堡。宋军将领请示修复刚刚被破坏的山路防御体系，打算固守渭源堡。王韶站在抹邦山目眺远方，远方有旷荡的草原和连绵的群山，有曾隶属于中原政权的大好河山。宋军之志，岂在渭源？如果固守一座山峰，还不如坐以待毙！他再次发出让部属瞠目结舌的军令：烧毁渭源堡，大军分成两路，小部分在山岭上遍插旌旗，设为疑兵，自己亲率大部队向着瞎征援军的方向奔驰。他快马加鞭，食不下鞍，赶到敌人前面在武胜军附近的山头设伏。当瞎征军队进入伏击圈，宋军鼓声雷动，千军万马从八面山峰杀下，杀得敌人措手不及，一举歼灭其主力，不但确保了渭源堡的安全，而且顺势拿下了武胜军（今甘肃临洮）。

之所以选择在武胜军设伏，是因为武胜军处于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交接处，是关中西出的咽喉要道，它是宋朝和吐蕃势力的消长点，犹如襄阳之于江汉，如剑门之于成都，如采石矶之于金陵。

渭源堡、武胜军大捷的消息传到汴京，神宗、王安石非常高兴，当即将武胜军改名镇洮军，寓意全面统治、管理洮水流域，后改名熙州。

熙宁六年二月，王韶进攻黄河以南的河州（今甘肃临夏西南），先拿下河州前沿据点香子城（今甘肃和政县），然后大部队开拔到河州城下。河州吐蕃守将木征难以抵抗，稍作挣扎即弃城而逃。二十二日，宋军轻松得城，不免扬扬得意，正准备热热闹闹庆祝一番，忽然后方传来消息：刚刚到手的香子城出了问题，木征逃离河州城后迂回杀到宋军身后，强行攻打此时宋军守备薄弱的香子城。

香子城如果丢失，宋军将被掐断后路，河州成为飞地，入城军队成为孤军！为今之计，只有重新夺回香子城！王韶立刻派裨将田琼率七百弓箭手前往增援，但敌军早有防备，在途中一个叫牛精谷的地方设下埋伏，田琼进入埋伏圈，与儿子一同战死。消息传来，王韶悲愤欲绝，连夜再派先锋苗授二次增援。西蕃军队以马快著称，万没想到宋军反应这样迅速，来去如风。苗授强行从牛精谷突围，二十三日，在香子城下将来不及抵抗的蕃军击散，终于保住了香子城。不久，王韶亲率大军与苗授合袭牛精谷，剿灭敌人三百余人。此后王韶一鼓作气，又攻下洮州和岷州等，基本没有遇到有效抵抗，河湟地区大部分纳于宋土，史称“熙河开边”。

王韶次年回京述职，神宗赏赐其一处宅院，加官资政殿学士，这已经是正三品的官职了。

宋朝开边惊动了河湟最大的政治势力董毡，他意识到如果坐视不管只会被宋朝一个一个吃掉。熙宁七年初，趁王韶回京，董毡派大将青宜结鬼章出兵援助木征夺回河州。鬼章是位军事才能卓越的战将，他意识到宋人善守城，胜负的关键在于把他们引出城来，速战速决。鬼章先是袭击采伐树木的宋军士卒以激怒河州守军，再令木征攻打河州向北通道上的踏白城（今甘肃积石山县南）作为诱饵。鬼章生怕宋军不出，写了一封信送给河州守将景思立，对景思立极尽谩骂、诋毁、羞辱。景思立不知吐蕃虚实，以为还是被打败的木征残军，果然失去理智，一怒之下亲率六千兵卒前去救援踏白城。踏白城四周群山连绵，利于伏击，宋军很快进入鬼章的伏击圈，这一战毫无悬念，景思立战死，宋军死伤大半。木征乘胜围困河州、岷州，而鬼章达到了预期目的，率军回到青唐，将景思立首级装入匣中，每有西域使者即向他们展示，以此震慑他们不要依附宋朝。

王韶得知踏白城兵败、河州被困的消息，星夜兼程赶回熙州，挑选精锐两万人救援河州。当大家以为会直趋河州时，王韶又说：“敌人一定采取了预防措施，我们贸然前去，恐怕会进入敌人的伏击圈。与其救援河州，不如先打掉他们的伏兵。《兵书》上说‘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4]就是这个道理。”于是不去救援河州，反而进攻半道上敌军控制的定羌城，而后破香子城，以两城为基地，扫荡沿途山岭关隘，将河州之外的敌军全部铲除。木征见大势已去，只好退兵。王韶在后紧追不舍，经过数次战役，最后生擒木征。至此熙州、河州才稳定下来，朝廷合并南方的洮州、岷州，以及东面的通远军，建制熙河路。

收复熙、河、洮、岷等数州，将宋朝疆域扩大了一千多平方公里，这是北宋少有的振作之气，王韶被称为“西北第一将”并不为过。正如清代蔡上翔所评：“韶以书生知兵，诚为不出之才。而谋必胜，攻必克，宋世文臣筹边，功未有过焉者也。”[5]

但是，王韶开边给宋朝带来军事和外交上的被动。西夏正值纷乱，宋朝因河湟拓边而无法专心对西夏，却在西边凭空树敌，辽国、交趾趁机发难，趁火打劫，宋朝陷入多面作战的不利局面。

宋朝在熙河的统治并不稳固，当地居民反抗活动频繁，朝廷受其拖累，进退两难。文彦博就评价王韶开边说：“就像工匠盖房，一开始总说得简单，动工后造价越来越高。”

王韶开边没有带来经济利益，熙河路税负收入很少，需要朝廷从全国调拨粮食钱帛，加重了中央财政负担。王韶又不精通为官之道，将频繁用兵、劳力费财的责任推加到朝廷身上，引发神宗和王安石不满，最终将其调离。

王韶开边的功过是非就像王安石变法一样众说纷纭，历史无法假设，历史也无法推翻重来，北宋对西夏功败垂成。

开梅山，平诸蛮

有钱就有底气，变法让宋朝国库一下子充盈起来，消耗这些国用唯一的渠道就是战争。除了用兵西夏、熙河开边，宋朝还在荆湖地区开辟了第三战场。

《宋史·梅山峒蛮传》记载：“梅山峒蛮旧不与中国通，其地东接潭，南接邵，其西则辰，其北则鼎、澧，而梅山居其中。”以今新化县、安化县为中心，在潭州（今湖南长沙）、邵州（今湖南邵阳）、辰州（今湖南沅陵）、鼎州（今湖南常德）、澧州（今湖南澧县）之间约五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是一片片连绵不断的山壑密林，称为“梅山”。宋朝晁补之写诗形容这里的地势之险峻：“其初连峰上参天，峦崖盘崄阂群蛮。南北之帝凿混元，此山不圯藏云烟。跻攀鸟道出荟蔚，下视蛇脊相夤缘。”崄同险，阂是阻绝不通的意思，圯指桥，荟蔚形容云雾弥漫，夤缘表示连绵不断。其山峰高耸云霄，只有鸟儿能够飞过，其山脊如蛇背绵延在云雾缭绕之中，崖险壑深阻断着人们的往来交通。这样恶劣的居住环境中，生活着瑶族和其他众多少数民族，统称蛮族、梅山蛮。由于生产力低下，居民过着原始的刀耕火种的农耕、渔猎生活。他们以“峒”为集居单位，总共有大大小小十数个峒，首领称为“峒主”“峒长”。由于落后，所以野蛮，无论耕种渔猎还是打仗作战凭的都是一身蛮力，有着野兽一样的凶狠、兀鹰一样的残忍。宋朝之前，历朝历代都因山高路险和他们的桀骜不羁而惧而远之，都未能实施有效的郡县统治。宋初东征西讨，太宗曾试图征服这一地区，尽管斩获颇多，但终究未能让梅山蛮屈服，遂下令不准与峒民往来，称为“禁梅山”。一百多年来梅山与世隔绝，竟成为宋朝境内的国中国。

梅山向西，今湖南怀化一带，又有“五溪蛮”，因境内有雄溪、满溪、酉溪、潕溪、辰溪等五条溪水流入沅江而得名，其中以酉溪为界，酉溪以南称为南江地区，酉溪以北称为北江地区。五溪蛮与梅山蛮情况类似，一直是中央政府内的羁縻地，即民族自治，名义上归中央领导，实际上各自为政。

仁宗仁慈，对梅山蛮和五溪蛮采取怀柔政策。庆历七年，峒民骚扰周边州县，知潭州（今湖南长沙）刘元瑜派人进入梅山说降，一名酋长带领四百多人愿意归附，受到朝廷厚赏，后来又陆续有峒民出山入籍宋朝，总数达到一千二百户。嘉祐年间，益阳县令张颉率先取消“禁梅山”的限制，峒民出山耕种益阳土地的现象逐渐普遍起来。

到了神宗时期，峒民与宋民进一步融合，武安军（治所在潭州）在核算闲置土地时还拨付部分土地让峒民耕种。但神宗不甘心这样一个国中国存在，毕竟另一个政权会带来安全隐患，“非贪其土地，但欲弭患耳。”[6]恰在这时，谍报显示，南北江五溪蛮内部发生争斗仇杀，他们有依附宋朝的意愿，神宗便决定趁机彻底解决西南溪峒诸蛮问题。

神宗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章惇。

章惇是变法阵营中一个重要人物，哲宗朝长期居于相位，若论历史贡献和影响力，还在吕惠卿、曾布之上，只是变法初期，他的重要性尚不如二人。

章惇虽是文人出身，但性格豪爽勇猛。嘉祐七年，章惇任商洛县令，苏轼任凤翔府节度判官，二人相约同游秦岭。日近正午的时候，他们来到闻名遐迩的仙游潭前，传说喝了仙游潭水便可飞黄腾达，富贵无边。然而现在他们面临一个困境，就是仙游潭虽近在咫尺，却并不容易到达。因为潭在万丈深渊的另一边，中间只有一条狭窄而残蚀的独木桥架连两端。苏轼颤颤巍巍地说：“我们还是到此为止吧。”章惇云淡风轻：“看我的。”竟独自稳步走过木桥。只见他来到谭边，捧起一泓清泉喝了几口，然后取出一根绳索，一端系在崖边一棵小树上，另一端系在腰间，手握绳索，脚踏崖石坠到半空，神色自若地用毛笔在崖壁上写下“章惇、苏轼到此一游”几个大字。然后神色自若地上岸、解绳、过桥回到来处。苏轼看得目瞪口呆，半晌才回过神说：“你将来能杀人。”章惇问何以见得，苏轼分析：“连自己性命都不爱惜的人，还能在乎别人的性命吗？”章惇哈哈大笑，默认了苏轼的说法[7]。

熙宁初，有人把章惇推荐给王安石，王安石起初对他并不感兴趣：“听说这个人没有德行。”推荐人说：“我推荐的是有才能的人不是有德行的人，只要其才能用，德行好坏有什么关系呢？你试着跟他谈谈，一定会喜欢他的。”王安石以为有理，欣然接见了章惇。章惇一向能言善辩，又支持新法，王安石大喜，恨得之晚[8]。

像章惇这样头脑灵活、心狠手辣的青年才俊，用来平叛非常合适。熙宁五年七月，章惇以查访荆湖北路的名义经略南北江和梅山蛮之事。

因为有庆历和熙宁初对梅山蛮怀柔政策作为基础，章惇决定招降各峒主。他派两名朝廷派往蛮区的流官作为使者进入南江地区，晓谕朝廷政策，试探蛮民态度。然而章惇用人不当，这两名流官到了蛮区不仅态度蛮横，还猥亵奸淫妇女，被愤怒的蛮民砍了脑袋。

无论什么原因，招降不成，双方结下了梁子。按宋朝一贯的态度，会继续派人去解释、安抚，但章惇是文臣中的另类，与其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做蛮夷的思想工作，不如快刀斩乱麻，直接开打！他指挥三路兵马分别杀向懿州、洽州和鼎州。蛮民虽然强悍，毕竟抵不过正规军，宋军在三个州取得了胜利，但双方都有不少伤亡。

神宗和王安石都主张招抚，还特地叮嘱章惇不要轻举妄动。流官被杀，神宗就担心章惇接下来不能贯彻朝廷的意图，现在又传出战事，神宗内心忐忑不安。

章惇用兵也招致朝中大臣和荆湖路官员的反对，当时张颉在鼎州丁忧，上书说南江杀戮过多，浮尸蔽江，且十之八九都是无辜百姓。荆湖南路转运副使蔡烨上书批评章惇操之过急，认为不应急于求成。神宗赞同蔡烨的意见，想要把章惇换掉，王安石则力挺章惇，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神宗批示章惇主要把目标放在辰州，一心一意解决五溪蛮的问题，梅山蛮则交给蔡烨，王安石认为应先解决梅山蛮，五溪蛮便可迎刃而解，不必分头并进，同时认为梅山蛮问题应当快刀斩乱麻，不能瞻前顾后、稽迟拖延，像蔡烨这样小心翼翼的性格不适合收拾蛮夷。最后还是神宗让了步，九月再次下诏明确前线指挥权归于章惇。

这场争吵的结果对章惇有利，章惇可以大展手脚了。他继续沿用军事进攻的策略，统兵抄小路进攻梅山，遭到梅山蛮的顽强阻击，宋军进攻失败，只好退至宁乡大沩山。军事不利促使章惇改变策略，尝试重新和谈招抚。梅山峒蛮心存疑虑，和谈进展得也不顺利。大沩山有一座密印寺，章惇从这里得知梅山蛮人笃信佛教，经常来寺院烧香拜佛，便请寺院老住持颖诠禅师作为特使出面说服蛮人，又令两名部属剃去头发，披上袈裟，以佛家弟子的名义同行。

颖诠禅师进入蛮峒，峒主一眼看出两位随行是官人，颖诠禅师只好让二人退出，独自进行说服和谈。颖诠禅师先是给众人讲说佛法，然后结合佛法晓谕朝廷恩德，并许之于农田、房舍、财货等物质利益，长期生活在贫苦之中的峒民当然知道外面汉民生活之丰盈，都欢呼雀跃，和谈终于促成。

官兵进入梅山时峒民兴高采烈，夹道欢迎，就像过节一般。宋朝盘点人口田亩，共一万四千八百零九户，二十六万四百三十六亩田地。朝廷帮助峒民开垦土地，教他们耕作技术，无偿提供马牛、种子等，支持峒民发展生产。还开辟道路，发展交通，潭州、鼎州、澧州、邵阳自此连为一体。

为了巩固对梅山的统治，稳定梅山局势，让峒民尽快融入先进的中原文明，朝廷采纳章惇的建议，新建安化、新化二县，让安化归属潭州，新化归属邵州，对梅山分而治之，这也是梅山有史以来第一次进入中央政府郡县序列。章惇还在梅山建立寺院，创立学校，加强文治，推行教化，梅山蛮逐渐在文化上与外界趋同，成为中华大家庭中不可分割的一员。时人吴居厚有诗“试问昔日畲粟麦，何如今日种桑麻”，形象地反映了开梅山带来的农业生产方面的变化。晁补之、毛渐、郭祥正、吴致尧都有描写这段历史的诗作传世，章惇本人也写了一首长诗《梅山歌》，其中写道：

熙宁天子圣虑远，

命将传檄令开边。

给牛贷种始开垦，

植桑种稻输缗钱。

人人欢呼愿归顺，

裹头汉语淳风旋。

不持寸刃得地一千里，

王道荡荡尧为天。

其欣然得意之情溢于诗行之间。

梅山之后，章惇又顺利招降了北江溪蛮，并建筑新城会溪城，新寨黔安寨，驻扎军队，隶属于辰州。南江在章惇讨伐懿、洽、鼎三州时大多已经荡平，便新置沅州、诚州进行管理，至此南北江大部分地区纳入中央管理体系，正式成为大宋国土。

南北江再西，现在重庆涪陵以西、四川南部、西部，贵州、云南北部绵延数千里的群山之中生活着古老的彝族、壮族等少数民族，因靠近宋泸州被统称为“泸州蛮”。他们同梅山蛮、五溪蛮一样，属宋朝的羁縻地，进贡但未纳土。熙宁七年，泸州蛮为了争夺盐业资源，攻打由宋朝控制的四川盐井——淯井（今四川长宁县双河镇），开始骚扰边境。宋朝派变法派人物熊本平叛，熊本抓捕与夷人勾结的百余名当地乡绅豪富，枭首示众。夷人慑于熊本军威，纷纷发誓效忠朝廷。熊本一手大棒一手萝卜，奏请朝廷为他们加官晋爵，大多封刺史、巡检这样的官职，对于不愿归顺的部落发兵讨伐，最终荡平叛乱，征服了蛮夷。

开发梅山、南北江，平叛泸州，促进了民族融合，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是功在千秋的好事，是宋朝重新振作的一个标志，是值得赞扬的盛事。开发梅山还是以夷变汉的成功范例，是宋朝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对历史的贡献。开发梅山的最大功臣是章惇，章惇是新法的坚定推行者，因此被《宋史》打入奸臣传。变法的是是非非可以争议，但开发梅山，无论梅山土著还是外界人士，应该都是受益者，章惇在开梅山上的功绩不可磨灭。正如明清大思想家王夫之所言：“然而澧、沅、辰、靖之闲，蛮不内扰，而安化、靖州等州县，迄今为文治之邑，与湖、湘诸郡县齿，则其功又岂可没乎？”[9]

战交趾

交趾即今越南北部，汉朝称南越，汉武帝时纳入中土，置交趾刺史；东汉置交州，唐朝置安南都护府。唐末天下四分五裂，诸侯割据，交趾成为独立王国。宋朝建国后，交趾军阀丁琏上表内附，被封为静海军节度使、安南都护，进而封交趾郡王，其实变成了中原政权的附属国，从唐到宋，交趾实现了事实上的独立。

丁琏去世后，大将黎桓控制了政权。宋太宗趁交趾内乱进行讨伐，结果不胜，不久黎桓篡位称帝，交趾由“丁朝”进入“前黎朝”。黎桓死后，诸子争位，国人不附，大将李公蕴逐渐掌控了朝政大权，建立“李朝”。

李朝是越南历史上比较强盛的一个朝代，宋神宗年间李圣宗李日尊和李仁宗李乾德相继在位。此时宋朝除了不敢与辽国交战，在西北、西南与西夏、西蕃、东南蛮夷四处为战，只有一个交趾还算平静，一些大臣将领投君王所好，遂产生征服交趾之心。知邕州（今广西南宁）萧注喜欢军事，皇祐年间侬智高造反[10]，萧注平叛有功。在邕州任上，萧注上奏道：“交趾国虽然每年进奉朝贡，但其实包藏了不臣之心，经常骚扰边境蚕食国土。现在如果不攻取交趾，将来一定会成为国家的祸患。”他多次提出面见朝廷，呈送讨伐交趾的具体战略。等到神宗决定召见，萧注又打了退堂鼓，认为眼下宋兵孱弱，恐怕不是进攻交趾的好机会。

熙宁五年（1072），李朝第三位皇帝李日尊去世，儿子李乾德继位，年仅七岁。神宗和王安石认为这或许是谋取交趾的好机会，先后派沈起和刘彝知桂州、经略广南西路。沈起在广西的少数民族集聚区召集士兵，训练厮杀作战，研究排兵布阵，还营建了一支水军，禁绝与交趾人的贸易，等待时机一举收复交趾。

宋朝加紧边备的消息很快传到交趾。一位叫徐百祥的读书人因为进士不中，便想在交趾的事情上涉险，走出一条新的成功者之路。他给交趾秘密传递了情报，并写信劝交趾先下手为强：“今中国欲大举以灭交趾，兵法云‘先人有夺人之心’，不如先举兵入寇，徐某人愿为内应。”

交趾皇帝幼小，不能亲理国事，辅佐大臣是李常杰、李道成等。李常杰出身于武将世家，很早即走向仕途，然而二十岁却净身入宫。李常杰这样一位簪缨之后委屈净身，用中原传统文化考量匪夷所思。关于李常杰净身有一些灵异的传说，似不可信，推断可能是为了直接保护李朝第二位君主李德政，净身以做贴身侍卫。待圣宗李日尊继位，李常杰的职务已经达到检校太保、受节，太保在先秦属于三公，地位尊崇，检校表示加官，检校太保代表职级，欧阳修在熙宁三年除检校太保，可见其职级之高。节是皇帝授予带兵武将的权力象征，表示信任和倚重。这一年李常杰年仅三十八岁。正因为有净身贴身保卫皇帝的经历，李常杰才升迁这样迅速。

此后李常杰南征北战，在征讨交趾南面的邻国占城（在今越南中南部）时俘虏占城国主，立下大功，因此职位进一步上升，到熙宁五年（1072）晋为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摄政。李常杰第二次征讨占城国是在熙宁八年（1075），王安石听到消息，大喜，认为攻打交趾有机可乘，派人到占城联络，打算南北夹击交趾。

就在这时，李常杰接到徐百祥的密信，得知宋朝动态，交趾高层经过讨论，认为不如先发制人，趁宋朝还未准备到位，将战场放在交趾国土以外。熙宁八年（1075）十一月，李常杰在宗庙祈祷卜算后，与大将宗亶率十万大军水陆并进，侵入宋境。为师出有名，李常杰四处散布宋朝君臣失政，其中最重要一条是推行新法。

由于兵力悬殊，交趾很快攻占了宋朝的钦州、廉州（今广西合浦），杀死宋乡兵八千余人。接下来交趾的目标是宋重镇邕州，邕州一片惊恐，百姓四处逃散，知州苏缄紧急组织州兵二千八百人进行抵御，拿出官府和私藏的所有积蓄鼓舞士气。有一名大校畏敌脱逃，立刻斩首示众，这样才稳住人心。苏缄的儿子是桂州司户，因公事携妻子来探亲，回去时敌军已至。为了做出表率，苏缄让儿子一个人回到桂州岗位，留下儿媳与邕州军民同生死。

交趾军队气焰正炽，将邕州团团围住。宋军赖以守城的兵器是神臂弓，这是宋军熙宁元年发明的一种新式弩，弓短力大，射程达三百四十步，合现在五百米左右，过去的轻兵器都难以达到这样的射程。尽管兵器占优，但毕竟难以持久，苏缄便向桂州求救。桂州知州刘彝遣部将张守节前往救援，然张守节没有气节，驻兵途中不敢进发。到后来干脆率军转移逃亡，然而不幸的是，张守节转移途中遇敌，懦弱不敢战，大部分投降成为俘虏。

古代攻城有一些专用器械，比如云梯、巢车、洞子等，但交趾技术落后，不会造。俘获张守节部，交趾逼迫俘虏指导他们造出攻城器械，但都被守军一一烧毁砸坏。正当交趾军队无计可施时，又有俘虏献计土攻，把装满土的袋子在城墙外堆积起来，与城墙同高。交趾兵爬土袋越上城墙，最终攻入城中。邕州前前后后坚持了四十二天，于熙宁九年正月十二日被攻破。苏缄不愿落入敌人手中，亲手杀掉全家三十六口人，然后自焚而死。城中军民为苏缄的气节感动，无一人投降，恼羞成怒的李常杰、宗亶下令屠城，全城五万八千余人被杀，加上钦、廉二州，交趾杀宋民达十万之众。

交趾连下三城，朝野震恐，王安石主张立即调遣部队进行反击，但此时的枢密使吴充却认为交趾没有什么价值，得之无益，只要敌人退兵即可。神宗当然听从王安石的，决定派赵卨为安南道招讨使，主持反击战役，中人李宪为副帅兼监军，但主副帅二人不和，赵卨坚决要求换掉李宪，神宗问：“李宪不行，谁能代替他？”赵卨推荐西北老将郭逵，神宗认为不妥：“卿为帅，逵为副，不合适吧？”赵卨倒也干脆：“为国尽力，计较什么正副。”按宋朝惯例，军中还应设监军，由内侍充任，王安石对此不屑：“中人做监军，是唐朝乱世的一大弊端，早该取消了。”于是不设监军，以郭逵为帅，赵卨为副，率三十万大军奔赴广西。

交趾破邕州后，本打算继续攻打桂州，得知宋朝发兵，急忙回撤。宋军先头部队快马加鞭在后追击，乘胜收复邕、廉、钦三州。由于路途遥远，郭逵的主力军九月才到达邕州。

宋朝和交趾有比较长的交界线，讨伐交趾的第一场战役非常重要，涉及从哪里撕开裂口、进军路线和战略方针，关乎当下更关乎全局。交趾的广源州位于宋朝和交趾的中间地带，也是交趾重兵囤积的地方，郭逵认为必须先消灭广源州的有生力量，否则宋军深入，有可能被包抄合围，那样就十分危险了。十月，郭逵派马步军都总管燕达攻打广源，广源守将刘纪听到宋朝大军压境，首鼠两端，与宋军暗通款曲，等燕达兵临城下，刘纪拒战失败却又犹豫不肯投降。燕达将刘纪与宋军的往来书信公示于众，断了刘纪在交趾的后路，刘纪只好献城投降，宋军轻松拿下广源州。

郭逵是一位行事稳健的职业军人，长期与西夏作战，很少有失误。郭逵担心中原士兵到交趾水土不服，因此行军十分缓慢，目的是让士兵逐渐适应南方溽热潮湿的气候，直到十二月十一日他才亲率大军越过国界，进入交趾境内。当日在决里隘（今越南高平省广渊县南）遭遇敌军阻击，交趾人以大象为兵力冲击宋军，宋军则凭借强劲的弓弩射击大象，大象临近时又用刀剑砍大象的鼻子，大象受到攻击，掉头回奔，反而践踏起了交趾军队，交趾大败。宋军占领了决里隘，并顺势攻占了桄榔县（今越南谅山省鹿平县）和门州（今越南谅山省同登）。

十二月二十一日[11]，郭逵抵达富良江（今红河），这里离交趾都城升龙（今越南河内）已经一步之遥。而交趾最著名的大将李常杰正在这里静静地守候着宋军。富良江上交趾四百艘战船横贯江面，这是李常杰阻击宋军的底气。宋军虽然有水师，但被阻挡未能及时赶到，所以宋军无法突破富良江防线，只好驻守江北，两军形成对峙局面。

有先锋部队等不及郭逵发出指令，即在当地找了一个竹筏，载五百士兵运送到南岸。不想这一趟异常顺利，在江面上没有遇到任何阻力。五百名士兵登岸后，竹筏返回，打算运送第二趟，然而这时交趾军队掐断后路，将已经渡河的五百士兵全部擒杀。

经过这次挫折，郭逵用兵更加谨慎。他下令在当地丛林中砍伐木材制成抛石机，试图摧毁交趾大船，然而效果并不明显。燕达献计，派一些孱弱之兵向敌人挑战，并且逐日减少，制造士气低迷、士兵逃遁的假象。江南岸李常杰果然中计，派昭文和宏真两位侯王率万余人渡江攻击宋军，制造假象的宋兵在前面逃跑，交趾军紧追不舍，追到一座山坳时，郭逵伏兵尽出，交趾万余人全军覆没，两位王侯也未能幸免。

宋军富良江大捷让交趾惊慌失措，宋军的利剑已经悬在头顶。交趾权衡利弊，只好奉表乞和，割让包括广源、门州等在内的五州，迁还在钦州、廉州、邕州抢掠的人口。

对峙富良江的宋军有十万重，此时也困难重重，随军携带的粮草已经耗尽，供应后勤的二十万民工由于不服水土死伤过半，换言之，除非速战速胜，否则粮草已经无法自给自足！郭逵仰天而叹：“吾不能覆贼巢、俘乾德以报朝廷，天也！愿以一身活十余万人命。”[12]郭逵做出痛苦的决定：接受和议，撤兵回国。只有他知道，最后的胜利看似唾手可得，实际上如悬崖峭壁摘花，危机重重。

按照神宗和王安石的意图，这次发兵要收复交趾，纳入版图，恢复汉唐疆域，所以宋军的目的并没有达到。等郭逵回朝，神宗收回兵权，将他贬官闲置，此后再未重用。

无论无何，王安石主政时期，宋朝在西夏、熙河、诸蛮、交趾作战中节节胜利，大有中兴振作的气象，这不能不归功于变法革新，不能不归功于财政状况的改善和将兵、保甲等新政的实施。

熙宁划界

宋、辽、夏鼎足而立，犹如新三国演义。三国的要义在于平衡，谁也不愿意让其中一方强大，谁也不愿意让第二方吞并第三方。

熙宁之后，宋对西夏由被动守卫变成主动出击，又在河湟开疆拓土，这引起辽的忧虑。辽与宋虽有兄弟之盟，但不想打破既有的平衡之势。

辽必须闹出一些动静，生出一些事来，以牵制宋朝。

熙宁七年，不断有谍报传来，辽国厉兵秣马准备攻打宋朝，代州有数骑辽兵进入宋境被俘获，代州、岢岚（今山西岢岚县）驻军情绪紧张，请求增兵驻守。三月又传来消息，辽主辽道宗耶律洪基派使者前来，辽宋通使虽是常态，但现在既无大事发生，又不逢年过节，这次到访就显得不同寻常，宋人已经猜出大约与边境纠纷有关，人心惶恐。五代后晋将燕云十六州[13]割让给辽国，后周世宗柴荣又收复了瓦桥关（今河北雄县城西南）以南十数县。燕云十六州大部分在长城以南，宋朝视为中原政权固有疆土，辽国又视关南十县为自己领地，双方为此都难以释怀。宋朝君臣担心辽国可能又要讨要关南十县，神宗问计于王安石，王安石有自己的看法：“契丹即使拿关南说事，目标也不是要回关南。我朝在别的地方用兵，契丹觉得自己受了冷落，借故生事寻找存在感罢了。”王安石判断即使挑起领土纠纷也在河东，不在河北。

三月十九日，辽使萧禧在崇政殿觐见神宗，递交辽道宗国书，书中写道：“蔚州、应州、朔州早年就划定了地界，两国约定南北分开，禁止往来。但近日你朝边吏不顾大体，贪图功赏，多次越过边界修筑堡垒，迁住居民。希望双方到侵入地界详加审核，共同检察，早日毁掉堡垒，撤除住民。”——果然被王安石说中。

神宗放下心来，答应派官员前去商谈。二十五日，任命太常少卿刘忱为正使，萧士元、吕大忠为副使到河东与辽国商谈地界，辽国商谈代表是枢密副使、同平章事萧素。

谈判地点在代州西，谈判进展并不顺利，双方先是为虚文缛礼互不相让，萧素的职务带有平章事，想要高人一等，便提出南面而坐，刘忱力争。最后请示到朝廷，萧素才让了一步，以宾主安排座次。然后又为谈判地点发生争执。萧素在大黄平这个地方搭帐张幕，设置个临时会谈场所，刘忱以大黄平侵入宋境过深为由拒绝见面。辽军万余人便越过国界进入宋境，焚烧驿站，射击宋军，向宋朝施压。

双方迟迟不能坐下来，神宗着急，九月神宗诏令刘忱与萧素会谈。熙宁之前，宋辽两国之间有较为广阔的“禁地”“两不耕地”，宋朝提出以禁地、两不耕地的中间为界，辽使不同意。宋朝又让了一步，空地归辽国，边界划到宋朝堡寨、驿站之外，辽使仍然不同意。那么辽国的诉求是什么呢？辽使提出蔚、应、朔三州都以分水岭的土垄为界，刘忱去勘探却找不到土垄，辽使便又改口以分水岭为界。分水岭指两条河流中间的山岭、高地，代北重山叠嶂，河流纵横，关隘众多，地貌复杂，“分水岭”这一概念很难固定在一条明确的线上。辽使抛出分水岭的概念就是故意模糊界线，到时候可以任意指定界线。而且，不仅代州有山川，河东各州都有，如果答应以分水岭为界，势必将两国边界争议扩大到整个辽东，因此宋使断然拒绝，谈判陷入僵局。至十二月，刘忱等打道回府。

由于谈判破裂，熙宁八年三月萧禧再次使宋，在紫宸殿向神宗递交国书，指陈刘忱等谈判不尽心，请求另派使臣。神宗依然爽快地满足了萧禧的要求，派韩缜和张诚一为新的谈判代表，并且指示在边界上做出退让，许以长连城、六蕃岭为界，神宗还书写了划界文书让萧禧带给辽帝。不过这次萧禧不达目的不罢休，拒收划界文书，扬言宋朝不同意分水岭为界就不回去。使臣不走，也不方便强行驱逐，怎么办呢？宋朝干脆把萧禧晾在一边，派使臣赴辽直接与辽廷交涉。萧禧生怕显示不出自己的功劳，这才同意接受划界文书。宋朝有意将划界结果通过出使确定下来，便让使臣以回谢名义出行。

宋朝派出的回谢使是右正言、知制诰沈括。沈括曾在司天监任职，又曾察访河北西路，在历史地理上颇为留心。就在萧禧第二次来使时，沈括上《奏讫宣谕馆伴等俱晓分水岭本末事》，详细分析边疆的地理形势，为馆伴和使者谈判提供依据。奏章中沈括认为不应当回避“分水岭”问题，而应该利用地理知识判断所谓分水岭到底应该划在哪里，与辽使据理力争。

事实上，除了沈括，宋朝几乎没有人认真研究过辽人的建议，刘忱拒绝与辽使一起实地勘探分水岭位置，神宗对宋辽谈判感到难以理解：两国实际控制线就在一座山岭上，这不就是分水岭吗？辽人说的分水岭又是哪里呀？他问馆伴使韩缜，而韩缜也答不上来。

沈括这道奏章真是雪中送炭，这才有派沈括为回谢使的诏令。

沈括深知这次出使辽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考验，除了抱着一死的决心，他夜以继日查询更多的档案，仔细钻研宋朝开国以来与辽国达成的所有协议、文本，以及河东地区的地理地貌，终于弄清楚了宋辽两国争执的焦点。原来，辽国所争的分水岭指的是代州西陉寨以西地段，宋朝交涉大臣弄不明白，却混同于黄嵬山，辽国便因势就势，诉求一下子向南移了三十里。沈括将这一研究结果奏知神宗，神宗非常高兴，感叹：“二府不究本末，几误国事！”他亲笔绘制一幅地图叫人送到中书和枢密院，对二府大臣进行责备。神宗认为刘忱简单粗率处置谈判事宜，难辞其咎，由于王安石斡旋才没有重责。

在大量事实面前，萧禧被迫做出让步，双方达成初步协议。四月五日，萧禧在汴京待了二十七天之后离开汴京，沈括则于四月中旬启程。

辽国不愿承认沈括“回谢使”的头衔，因为这样便意味着萧禧在汴京已于宋朝达成协议，无法继续讹诈土地。沈括到边境，辽国便以头衔不合适为由拒绝放行。沈括滞留雄州二十多天，一直等到萧禧回到辽国进行通融后才得以进入辽境。

辽国有五座京城，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是法定首都，其他四京为陪都。不过契丹是游牧民族，皇帝一年四季几乎都在外面打猎，迁徙不定，其行在所叫捺钵。五月二十五日，沈括在捺钵永安山（今河北平泉市南）见到辽道宗，二十九日赐宴。就在宴席上，沈括与其谈判对手杨遵勗、萧颖展开激烈辩论，到六月四日，双方进行了六次谈判，都是唇枪舌剑，往返争辩，火药味十足。双方争论的焦点首先是宋辽历史文件是否已经界定清楚了边界问题，然后围绕黄嵬山、天池等几个关键的地段进行争夺，考验的是谁掌握的资料更丰富，谁的历史地理知识更扎实，结果对方经常被沈括驳斥得哑口无言。

辽国在沈括这里讨不到半点便宜，便试图从随从人员那里取得突破。沈括行前已经对使团进行了培训，要求做到口径一致，所有辽人还是没有找到任何破绽。

沈括不辱使命，取得了外交上的胜利，但神宗并没有勇气坚守领土。在同时和随后进行的划界工作中，神宗指示放弃一部分土地。神宗对王安石说：“虽然对方没有道理，但如果争执不下，也不得不应允。”王安石颇为气愤：“如果国力不济也就罢了；如果害怕敌国的威逼恫吓，那么还有什么事不能忍？”

熙宁八年五月，韩缜赴河东谈判划界，辽国边谈判边施以军事威胁，不断入侵、骚扰宋境，韩缜迫于压力，在没有充分勘察、论证的情况下，匆匆与辽国划分争议地界，甚至将没有争议的地段也重新划分。另外，韩缜等对边界地理状况缺乏研究，也使辽国有机可乘。在有些地段，划界工作受到宋朝边民的强烈反对，地方民兵甚至殴打、射击划界使。

熙宁划界一直到熙宁十年末才结束，历时三年，宋人笔记有记载失地五百里，也有说失地七百里，因为都是山岭高坡或河流荒地，加上没有几个人真正知晓边界地理，所以具体失地多少恐怕难以统计。不过宋朝做出巨大让步却是不争事实。有人把失地责任归罪于王安石[14]，有人将责任归罪于韩缜[15]，王安石作为宰相当然应当承担责任，韩缜是直接责任人更难辞其咎，然而其最后决策者必然是神宗，只指责臣子不追究皇帝是不公平的。神宗这样一个以收复汉唐故土为己任的君主，何以丧权辱国？追根溯源，一是河北边防状况不佳，无法抵御辽国入侵；二是国家数面作战，多处树敌，必须有所舍弃。西夏是熙宁、元丰年间的主要敌人，辽国不是，能让步则让步，也是一种战略选择；三是河东边地实际价值不大，这大约减少了神宗割地时的痛苦。

熙宁划界是宋朝的一次外交失败，但对时局影响微乎其微，对宋朝的“振兴”也不会产生任何实际阻碍。

五路伐夏

到了元丰年间，契丹、交趾、西南诸蛮都已安稳下来，神宗开始考虑解决西夏问题。促使神宗下定最后决心的是西夏内乱。

转眼小皇帝秉常已经弱冠，登基已经十二三年，“亲政”也有三四年了，但他依然像个傀儡，说话没有分量，政令不出皇宫，因为朝政大权掌握在舅舅梁乙埋手中，梁乙埋身后就是母亲梁太后，他们就像两座山峰压得秉常喘不过气。然而终于有一天，李继迁、元昊狼性的血统唤醒了秉常，他要自立，真正地当家做主！

秉常采取的措施是与梁太后反其道而行之，恢复被梁太后废除的汉礼，同时积极与宋朝修好，争取宋朝的支持。元丰四年（1081）六月，西夏大将李清劝说秉常向宋朝割让土地，让宋朝协助铲除梁氏势力，秉常便派李清秘密使宋商议此事。然而梁太后耳目已经遍布皇帝周围，李清还未出发就被梁氏捕杀，秉常也被梁氏囚禁起来。

秉常被囚的消息传到汴京，正为解决西夏问题大伤脑筋的神宗一阵窃喜，他想当然地认为西夏内乱，政局不稳，正是解决西夏问题的难得契机。其时王韶已死，郭逵被闲置，西北边关最有名的将领要数种谔了。神宗诏种谔入朝，询问伐夏大计，种谔拍着胸脯信誓旦旦：“西夏没有领兵打仗的将领，待我打到兴州[16]，把秉常那个小孩子夹在腋下擒来。”神宗被这番豪气感染，坚定了伐夏决心。

七月，神宗对伐夏战争做出部署：以李宪为主帅，兵分五路齐头并进。这五路是：李宪出熙河，种谔出鄜延，高遵裕出环庆，刘昌祚出泾原，王中正出河东路（后改为麟州路），他们最后会聚在灵州，然后合兵攻打西夏都城兴州。凡是两国接壤的地方同时燃起烽火，犹如万钧雷霆，势必一举击破！为增加胜利系数，又诏西蕃董毡出兵三万协助李宪。

五路统帅中，李宪、王中正是宦官。宋朝一向有宦官监军的传统，有些宦官在监军过程中显示出军事才能，从而发展成带兵将领，太宗时期四川发生王小波、李顺起义，带兵平乱的就是宦官王继恩。李宪曾为王韶监军，在河州征讨木征时立下战功，深受神宗信任。征木征时王中正也在军中，负责军械供应。高遵裕是英宗高皇后的堂伯，他和刘昌祚二人在西北军中效力多年。五路统帅虽然都曾立有战功，但从作战经验、知名度和功绩大小来看，几个人军事能力很不平衡，只有李宪和种谔能称得上帅才。

宋朝投入总兵力达三十多万，后勤保障民兵十多万，大有孤注一掷之势。神宗赐每路金带十五条，银器万两，以及大量精美但不实用的物资，目的不是劳军而是提振精神。变法已经十二年，需要一场大战去检验；伟大的王朝和伟大的皇帝，需要一场大战去证明。

澶渊之盟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在元丰四年八月正式开战！

主帅李宪从熙河路北上，在西市新城（今甘肃榆中县东北）遭遇夏军。李宪善于激励将士，神宗曾赐给他一面黄旗，御书“用命破贼者倍赏”，李宪置黄旗于军前：“此旗乃天子所赐，见旗如见天子亲临！”将士们精神振奋，争呼杀敌，顺利攻破西市新城，接着又在汝遮谷（今甘肃兰州东）大破敌军，兰州自中唐后再次回归中原版图。李宪此后便将兰州作为帅府，像在西夏背部插入一道楔子。

此后李宪继续向灵州进军，但行军缓慢。十一月才到天都山[17]下，西夏在这里建造有宫殿、府库，李宪缴获了大量的粮食和武器。这时其他各路已经会聚灵州城下。

鄜延路种谔与河东路王中正的第一目标是在夏州（今陕西省靖边县红墩界镇）合兵，为防止合兵后各自为政，令种谔接受王中正节制。种谔北上进攻米脂寨，西夏八万大军驻守夏州，听到米脂被攻的消息，径直前来增援，双方在米脂西北的无定川展开激战。无定川即无定河，是黄河的一条支流，汉唐之际一直是战场杀伐之地，唐人曾有“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18]的凄惨诗句。元丰四年的九月，这里注定又要白骨累累，不是夏人便是宋人。

九月二十日清晨，大雾未消，种谔在无定川入口处截击援军。野战一直是西夏的强项，源于让敌军闻风丧胆的“铁鹞子”。铁鹞子是集中西夏最优良的马匹，骑兵重甲护身，像盾牌一样挡住宋军的神臂弓。骑兵用铁索将自己扣锁在马匹上，作战时根本无须顾忌颠簸坠马，专心致志对付敌人即可，即便骑兵已经死亡依然端坐马身，给敌人以最强劲的视觉冲击和感官震撼。铁鹞子曾踏越横山，远征西域，败过契丹，可谓西夏的不败神话、护国神器！今天铁鹞子要再显神威，誓将种谔九万宋军砍成一侧山峰上的碎石黄土。

可西夏过于轻敌了，他们今天的对手是种家军，有着光荣与传奇的种家军！种谔倚仗川口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形，与铁鹞子展开硬碰硬的肉搏！这一仗，飞沙走石，电闪雷鸣，无定河再次见证了战争的残忍与悲壮，尸首更比砂石厚，鲜血还比河水深！战了两个时辰，宋军渐渐不支，边战边退，等退到无定川腹地，只见河岸两侧的群山中齐刷刷竖起无数“宋”“种”的旗帜，锣鼓声、呐喊声冲天响起，大队大队的宋兵从山上冲下，挥刀砍向西夏铁鹞子军。夏军猝不及防，被冲击得七零八落，士兵不知所措，有往前冲的，有往后撤的，乱作一团只有挨打的份儿。溃散中自相践踏，甚至慌不择路跳进河里，八万大军死伤无数。

无定川大战宋军以胜利告终，米脂寨西夏守军被迫投降。这一战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种谔还在米脂得到大量粮草，为下一步军事行动提供了后勤补给。

无定河大捷让神宗欣喜若狂，诏令种谔拥有自主作战权力，不再受王中正节制。

王中正部最为犹豫，本来计划从河东进军，后来担心辽国增援西夏，所以出麟州，兼有防范辽军的意图。这样瞻前顾后，犹豫再三，麟州路兵进入夏境居然比鄜延路兵晚了五十多天！此时已过霜降季节，风沙荒漠极为寒冷，士兵御寒衣服准备不足。更严重的是，宋军后勤补给跟不上，携带的粮食很快就吃完了。这时可以靠劫掠补充粮草，但种谔走在了前面，沿途粮草早已被洗劫一空。士兵饥寒交迫，为了补给，王中正只好绕道攻打宥州（今陕西靖边县西），宥州守军早已弃城而逃，只留下五百余户老百姓，饥不可耐的宋军残忍屠城，将老百姓的猪马牛羊悉数宰杀充食。然而这些食物对于六万大军来说只能解一时之困，不久王中正疲惫而退，退至距离较近的鄜延路。整个战役中一仗未打，士兵沿途冻死、饿死两万多人。

独自作战的种谔接下来攻占石州、夏州、银州，这些地方早已成了空城，种谔面临着与王中正同样的问题：缺衣少食！十一月上旬，三万名部下溃散逃回延州。余部遭逢大雪，兵力大损，九万大军到达灵州的只有三万。

离灵州最近的是泾原路和环庆路，二路原打算入境后合为一路，由高遵裕节制，但泾原路刘昌祚左等右等等不到高遵裕，只好率部先行进军。西夏料到宋军必有一路从泾原路出兵，因此驻三万多人扼守险要关口磨脐隘。刘昌祚将兵分为四层，第一层持盾牌开路，挡住敌人的箭矢；神臂弓在第二层，摧毁敌人弓箭手和盾牌手；第三层普通箭弩，大范围射杀敌人；第四层才是骑兵。在前三层压制住敌军箭矢后进行强攻。又分兵渡河绕到磨脐隘侧面出其不意，遂大破敌军。此后未再遭遇有效抵抗，得以长驱直入。

刘昌祚部率先来到灵州城下，灵州守军没有想到宋军来得这么快，城门还没来得及关闭，这正是攻取灵州的绝佳良机，不料后方却出了问题。

见刘昌祚行动迅速，环庆路高遵裕坐不住了，他不愿刘昌祚独领破灵州的战功。其部将出主意：“现在我们离灵州还有三百里，按现在的行军速度到达灵州时恐怕刘昌祚已经破城了。不如遣先头部队快马加鞭直捣灵州。”高遵裕不同意，反而遣使者追至灵州城下，就在刘昌祚将要破城门而入时，使者喝止：“高将军令，已派人到城中招安，刘将军驻军城下即可。”宋军失去了一次难得的胜机。

数日后，高遵裕姗姗来迟，一来就要收刘昌祚兵权另付他人，然而没人敢接，这才罢休。环庆路、泾原路两军至此结怨。此时种谔带着残兵也赶到了灵州城下，为了抢攻，高遵裕把泾原、鄜延两路军队打发到外围，让他们拦截援军，不让他们参与攻城。

主帅李宪率领的熙河路军才走到天都山下，无法协调诸军。

宋军远道而来，没有大型攻城器械，十八九天仍然攻不下灵州。这时西夏援军开始绕道骚扰宋军后路，截断宋军粮道，宋军开始忍饥挨饿，向前不能行，向后无诏不能退，形势在向着有利于西夏的方向发展。西夏见时机已到，掘开一道水渠淹灌宋营。天气凛冽，水更刺骨，宋军士兵淹死的淹死，冻死的冻死，惨不忍睹。无奈之下，高遵裕只好下令退兵，夏军在后紧追不舍，宋军死伤无数。

五路伐夏或称灵州之战以宋军惨败告终。不过李宪占领了兰州，种谔占领了米脂，对西夏的包围圈进一步收缩，在战略上宋朝优势进一步扩大。

宋军虽败，通过这次战役可以看出，宋军野战能力比仁宗时有极大提高，一方面得益于武器的改良，主要是神臂弓的广泛运用；另一方面军队士气和训练水平也确非往日可比。

反思宋军失败的原因，最主要还是后勤保障无法满足需要。战争之初，西夏在商议应对之策时，年轻将领纷纷请战，唯有一员老将独辟蹊径：“只需坚壁清野，等宋军深入以后，用轻骑截断其粮路便可不战而胜。”从战争进程来看，果然被这员老将说中。

对信息分析判断失误是宋军战败的又一原因。神宗和前线将领都认为梁氏囚禁了皇帝，西夏必然大乱，其实西夏国内动荡时宋朝正在拓边熙河，囚禁皇帝恰是动乱的结束。

用人不当当然也是失败的因素之一，特别是高遵裕好功嫉妒直接导致了战机丧失、军队不和。神宗缺乏知人之明，这一点远不如王安石。王安石任相时，非常赞赏章惇的军事才能，神宗不以为然，事实证明王安石任用的章惇、薛向、沈括等都是一时俊才。沈括彼时坐镇延州，接应败军、收拾残局都有上乘表现，却未能亲赴前线。种谔缺乏协同作战意识；李宪注重局部利益，行动缓慢；王中正滥竽充数，神宗无法对这些人做到取长补短，不能不说是用人上的遗憾。

战略摇摆不定也暴露了神宗的性格缺陷。如果不是临时取消了王中正节制种谔的命令，麟州军完全可以借粮鄜延军，二军齐心快速推进到灵州而不是滞留攻打石州、银州，战争可能会是另外一个结果。

灵州之战宋朝损失的不仅是军中男儿，更是对战争的信心以及对变法的信心。神宗的理想、雄心，他所期待的重振国威、大宋盛世，到头来终是一剪幻影。

神宗的最后岁月

宋朝的大年称元旦或元正，是新年的第一天，“元正起祚，万物咸新”[19]，这一天朝廷要举办盛大的拜年庆典，称大朝会。夜色未明，朝臣们就集中在皇宫外列班等候。宫中五更敲响，宫门打开，朝臣鱼贯而入，进入皇宫最阔大、最轩昂的大庆殿，大朝会便开始了。大朝会是庆典大会，乐队演奏着雅乐，仪卫按照排练好的队形进行表演，皇帝穿戴最隆重的衮冕，群臣拜舞起居，祝福皇帝万寿，社稷安康。之后各州要进献祥瑞，藩国要进献方物，皇帝则要赐酒赐食。

当然大朝会不是每年都举行，比如英宗在位就从未举行过大朝会，因为要服仁宗丧三年，第四年英宗自己身体又不好，便留下了无大朝会的遗憾。皇帝皇后去世、皇帝不豫、战争、特殊天气气象都会造成大朝会停摆，所以神宗只在熙宁五年举办过一次元旦大朝会。不过神宗是注重礼仪的，元丰元年诏令对大朝会礼仪进行修订、规范，颁布了新的《朝会仪》。然而元丰元年腊月连续几天“日中有黑子”而罢了元丰二年的大朝会，元丰三年因慈圣光献太后丧葬也没有举行大朝会，元丰四年正月讨蛮战争如火如荼，新的大朝会议程始终未能用得上。

元丰五年元旦，灵州之战已经结束，但神宗心情不好，怎么有心思去举行盛大的庆典呢？于是再次诏令不受朝。元丰六年无大事，终于可以按照新礼仪举行一次酣畅淋漓的大朝会了。事前一向节俭朴素的神宗觉得大庆殿的陈设太老旧了，配不上新的礼仪，把仗卫、舆辂、冠服全部进行了更换，真的要万象更新，一扫战争失败的阴霾。大朝会的前一天晚上，仪鸾司在更换舆辂上的幕屋时，不小心竟砸坏了新的玉辂。帝国之大，当然不在乎这一点小小的损失，但大典之前毁新仪仗，真是不祥之兆。神宗为此郁闷了好几天，把仪鸾司有关人员直接打入大理寺大牢问罪。

事实上，灵州战败后，神宗的心情一直很差，动辄惩罚问罪，对朝臣越发刻薄寡恩。

元丰五年三月，神宗在集英殿殿试新科进士，唱名[20]前忽然点名要一名叫黄裳的考生的卷子。一科考生几百人，没有哪个考官还记得这位叫黄裳的考生，于是大家手忙脚乱地寻找，终于在第五甲里找到了这个人。卷子呈上，神宗面露喜色：“这就是状元了。”事后，神宗责怪考官省试判定名次不当，状元仅判列第五甲，对初考官、复考官、详定官共十五人各罚铜三十斤。这十五位考官包括苏颂、蔡京、曾巩、陆佃等。铜是铸造钱币的材料，不过市场上的铜币大多掺杂其他不值钱的金属，所以纯铜、红铜在当时极其难得，价值不菲。朝廷对大臣经济处罚一般以缴纳红铜抵顶。

是年八月，神宗即位前藩邸旧臣韩维知颍昌府（今河南许昌）期满，拟续任，由中书舍人曾巩撰写制词。曾巩在制词中赞美韩维“纯明直谅，练达今古，先帝所遗，以辅朕躬”，神宗大为不满，在制词上御批：“维不知事君之义，朋俗罔上，老不革心，非所谓‘纯明直谅’。”韩维为神宗推荐了王安石，神宗应该感谢才是，但由于后来韩维反对新法，引发神宗反感，说他不懂得维护君主的道理，不懂得反省自己。曾巩就因为这篇制词，再被罚铜。

吕惠卿被贬后长期在西北前线，是年十月丁忧母丧期满，神宗打算让他经营鄜延路。吕惠卿上疏说：“陕西的部队不但不能进攻，也不能防守。”希望在三省、枢密院议事时陈述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吕惠卿这一道札子有投机心理，试图借参与三省、枢密院议事能重回朝廷，神宗显然识破了吕惠卿的用心，大为恼怒，将这位曾经的执政大臣降级贬到单州（今山东单县）这样一座小城。而三年前吕惠卿丁忧时向朝廷申请一笔补助，御史弹劾他贪婪，神宗还在为他辩护。

是西师之败让神宗情绪低落、暴躁易怒。元丰五年二月他在给文彦博的一封信中写道：“朕治理国家经验不足，不能知人善任，任用边将不当，把上天赐予的大好机会错失了，为此深感羞愧。六军退守之后，将士疲惫不堪，百姓苦于生计，现在的形势还谈什么大举进攻，能够保全国境就不错了。”[21]从这番谈话中不难看出他的灰心丧气。

五路伐夏后，神宗一度想再次发兵，但都因民生凋敝，粮食筹集困难而未能如愿。元丰五年六月，李宪奏请泾原路征调民夫修堡垒，官府出钱雇用人力，每日百钱仍然雇不到人。知州、通判亲自督导，官吏强迫殴打仍然聚集不到需要的人数，因为官府粮仓中储备的粮食已经耗空，前期出寨的士卒十之五六冻饿而死，所以民间反战情绪高涨。在这种情况下，神宗只得下诏停止征调民夫，已经征调的全部解散回家。

八月，宋军在新收复的米脂西无定河边修建了一座永乐城，这座城易攻难守，在修建之初就有争议，九月修好后果然受到西夏大军围攻。次月发兵三十万，先用强悍的铁鹞子扫荡了城外宋军，然后掐断城中水源，城中宋军如笼中困兽无法自守，到九月底城被攻陷，守城二百多名将官，一万二千三百余名士兵全部战死被俘。十月初一，战报传来，神宗涕泣不止，在床前徘徊悱恻，彻夜不眠。第二天没有心思吃早餐，早朝的时候对着辅臣号啕大哭，其辛酸悲苦以前从未有过。

永乐城之后，神宗心灰意懒，再也不提恢复汉唐旧土，再也不愿听到边关战事。此时不知他是否想起刚即位时富弼的告诫：愿二十年口不言兵。

战场屡次失利对神宗精神和身体是双重打击，元丰五年八月开始有病，经常称病不朝，之后日渐衰弱，几乎没有停止过用药。到元丰八年正月，病情恶化，三月年仅三十八岁的神宗带着深深的遗憾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大臣们拟定他的庙号时用了一个“神”字。《逸周书·谥法》：“民无能名曰神；壹民无为曰神；安仁立政曰神；物妙无方曰神；圣不可知曰神；阴阳不测曰神；治民无为曰神；应变远方、不疾而速曰神；能妙万物曰神；道化宜民曰神；显仁藏用曰神；则天广运曰神。”这里用“神”，显然不是治民无为，也不是道化宜民，而是“民无能名”，大家都不知道该怎样评价他！是呀，宋神宗和他的熙宁变法、元丰改制，功过是非直到千年之后仍然众说纷纭。

神宗已逝，他掀起的政治动荡却愈演愈烈！

[1]《宋史·卷三二八·安焘传》。

[2]见拙作《宋仁宗和他的帝国精英》。

[3]公元234年，司马懿和诸葛亮对阵五丈原，据守城池坚壁不战。诸葛亮便派人给司马懿送去妇人的服装，欲激司马懿出战，司马懿仍不出战。见《晋书·宣帝纪》。

[4]出自《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夫解杂乱纷纠者不控捲，救斗者不搏戟，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意思是：避开敌人充实的地方，冲击敌人空虚的地方，敌人对我方有所顾忌，便要重新安排计划，敌人的这次行动自然就化解了。

[5]［清］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

[6]宋神宗语，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六。

[7]［宋］曾慥《高斋漫录》：苏子瞻任凤翔府节度判官，章子厚为商州令，相得欢甚。同游南山诸寺，寺有山魈为祟，各不敢宿。子厚宿，山魈不敢出。抵仙游潭，下临绝壁万仞，岸甚狭，横木架桥。子厚推子瞻过潭书壁，子瞻不敢过。子厚平步以过，用索系树，蹑之上下，神色不动，以漆墨濡笔大书石壁曰：“章惇、苏轼来游。”子瞻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杀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子厚大笑。

[8]《续资治通鉴》：先是李承之荐惇于王安石，安石曰：“闻惇极无行。”承之曰：“顾其才可用耳。公诚与语，自当爱之。”安石见惇，惇素辩，又善迎合，安石大喜，恨得之晚。

[9]［清］王夫之《宋论·卷六·神宗》。

[10]宋仁宗皇祐年间，宋和交趾交界处的羁縻州广源州（今越南广渊县，时属宋）少数民族首领侬智高先是反叛交趾，不胜，又攻打宋朝，占领邕州（今广西南宁），继而攻打广州。宋朝派名将狄青平定了叛乱。萧注在广州保卫战中有功。详见拙作《宋仁宗和他的帝国精英》。

[11]《宋会要辑稿》记载决里隘之战和抵达富良江都是十二月二十一日。卷四五四《蕃夷四》：“王师以去年（熙宁九年，1076）十二月十一日，举兵出界讨伐。是日，破大（决)里隘，各路贼党望风逃溃，二十一日抵富良江。”

[12]《长编》卷二七九。

[13]燕云十六州：又称幽云十六州，指燕山南北的幽﹑顺﹑檀﹑蓟﹑涿﹑瀛﹑莫七州以及山北的云﹑儒﹑妫﹑武﹑新﹑应﹑寰﹑朔﹑蔚九州，包括现在北京、天津全部和河北、山西北部地区。

[14]《邵氏闻见录》：“时王荆公再入相，曰‘将欲取之，必姑与之也’。以笔画其地图，命天章阁待制韩公缜奉使举与之，盖东西弃地五百余里云。”有多位研究者指出这条记载不可信。

[15]［南宋］李心传《旧闻证误》：“盖自七年之春至十年之冬，前后历四年，而地界始毕，凡东西弃地七百余里。其后元祐间，台谏累章劾缜奉使辱国，而罢相者，此也。”

[16]兴州：即今宁夏银川，西夏建国后建都于此，改名兴庆府。

[17]天都山：也称西华山、西山，在今宁夏海原县南。

[18]出自唐代陈陶的《陇西行四首》。

[19]［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〇八。

[20]唱名：皇帝呼名召见登第进士，叫唱名。宋·高承《事物纪原·学校贡举部·唱名》引《宋朝会要》：“雍熙二年三月十五日，太宗御崇政殿试进士，梁颢首以程试上进，帝嘉其敏速，以首科处焉。十六日，帝按名一一呼之，面赐及第。”

[21]《长编》卷三二三：“朕涉道日浅，昧于知人，不能图任将帅，以天锡可乘之时，上为祖宗殄灭一方世雠，深用厚颜。爰自六军还塞，将士已惮劳，黎民已告病，今日之势，岂复可远举深入哉，惟固境自全而已。”

第十一章

元祐更化

女主当政

神宗的母亲高氏与丈夫英宗青梅竹马，感情甚笃，二人结婚后英宗一直没有其他嫔妃，所以神宗兄弟皆为高氏所生，除了神宗，还有雍王赵颢、曹王赵。神宗皇后向氏，生育一女早殇，没有男孩儿，不过其他嫔妃生育繁盛，神宗谢世时有六个儿子：延安郡王赵佣、赵佖、赵佶、赵俣、赵似和遗腹子赵偲。

元丰八年正月神宗病重，口不能言，此时他最大的儿子延安郡王年龄也不过十岁（按周岁刚过八岁），显然难以独立行使皇帝的职责，这就让有心人别生他念。雍王赵颢以探望长兄病情为由频繁出入宫禁，路过神宗的病床也不问候，而是径直进入后堂拜见皇太后，言谈举止肆无忌惮、旁若无人。神宗似乎觉察到雍王的用意，对他怒目而视，但说不出话起不了身也无可奈何。

宋朝制度对宗室近支约束甚严，亲王除了享受奢侈的待遇，不得参与政事，也没有任何政治权力，亲王想要篡位根本不可能，除非有大臣扶持。皇位更替是政治洗牌的绝佳时机，如果拥戴皇帝成功，一生荣华富贵都有了保障，譬如韩琦、司马光极力进言仁宗收养皇子，此后二人明目张胆反对新法，但依然受到神宗的优遇，在朝野内外都有极高的威望。相反文彦博侍奉神宗就要谨慎得多，反对新法也更含蓄。政治站队重要而敏感，胆小的人战战兢兢，胆大的人主动创造机会。元丰末年的宰相是王珪和蔡确，而王珪在玩弄权柄方面远逊于蔡确。

赵颢有意，蔡确是不是敢当呢？蔡确此时也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惴惴不安。去年三月神宗曾谕辅臣：“明年建储，当用司马光、吕公著辅佐太子。”如果司马光、吕公著复用，恐怕自己的相位难保。正焦灼间，他的政治盟友、职方员外郎邢恕找上门来：“您认为自己对朝廷贡献特别大吗？”蔡确摇摇头：“没有。”邢恕继续追问：“天下士大夫对您很支持吗？”蔡确头摇得更猛了：“不是，不是。”邢恕严肃地说：“圣上病情加重，已经不能说话，宫里有皇太后，朝中有首相，将来传出片纸，上面写着传位某某人，先生恐怕死无葬身之地了！”一番话说得蔡确毛发悚然，急忙问：“你有什么计策？”邢恕这才与蔡确谋划：有实力竞争皇位的只有两个人：一是延安郡王赵佣，一是雍王赵颢。皇太后是赵颢的亲生母亲，本朝有太祖传位太宗的先例，不妨联络皇太后，扶持赵颢。

皇太后高氏有两位侄子高公绘、高公纪，与邢恕有些交情，蔡确、邢恕便打算从这里打开突破口。

这一天，邢恕找到高公绘、高公纪兄弟，说：“家里有一株桃树，开白花，一本古书上说能治疗主上的疾病，不妨去看一看。”如果能进献一物治好皇上，无疑是大功一件。兄弟二人便动了心，跟着去了邢恕家。进了邢恕院子，果然有一株桃树，开的却是红花，便不解地问：“哪里有白花？”邢恕握着二人的手，做出亲热的样子：“圣上病情不见减轻，应当早日确定继承人，延安郡王幼弱，雍王、曹王都是贤德之主。”然后神秘地低声说，“右相正在网罗召集心腹。”高家兄弟惊恐万状：“你们……你们这不是在祸害我们家嘛！”说完仓皇而逃，一刻也不敢久留。

高家兄弟的反应说明皇太后高氏并非属意自己的两个儿子。果然，高太后正统思想浓厚，能够父死子继决不兄终弟及，她让延安郡王手抄两部佛经为神宗祈祷，然后传示执政大臣，以彰显延安郡王的纯孝，暗示是皇帝的合适人选。她还暗地里让人做一套小孩子穿的黄袍，准备随时继位，防止夜长梦多。

蔡确窥透高太后心思，只好转而支持延安郡王。既然大家都支持子继父位，如何才能显示出自己的功绩？蔡确动起了脑子。这时邢恕又来出主意：“关键要早点亮明态度！如果延安郡王由您提议而为太子，您的位子就安如泰山了。”二人又商议，最好有个人出面反对，将反对者踩平，才能显出拥立延安郡王的最大诚意。遍视朝野，他们当然希望这个反对者就是位高权重却又不明事理的王珪。他们勾结门下侍郎章惇、知开封府蔡京开始了行动，由蔡京率领几名壮士在政事堂外设下埋伏，单等王珪反对拥立延安郡王，立刻将王珪杀死。

这一天，宰执们问候过神宗病情，退出到枢密院南庭议事。蔡确、章惇提出立储之事，反复催促王珪表态，不让他有思考的时间，希望王珪应对出现差错。王珪果然手足失措，结巴了半天，终于说出：“圣上有儿子，这有什么好商量的。”这句话救了王珪的命，蔡确、章惇无机可乘，只好作罢。

二月二十九日，三省、枢密院到福宁殿东阁之西间向神宗请安，王珪请求立延安郡王为太子，早建东宫，神宗点头应允。王珪又奏请皇太后权同听政，等皇上御体安康再撤帘还政，神宗也点头应允。宰执们退出后又到东间，高太后、皇后向氏以及延安郡王的亲生母亲朱德妃惦记神宗病情，都在这里守候。宰执们汇报了向神宗的请示情况，然后请高太后听政，高太后自然一番推辞，大臣们请求再三，终于在以国家为重的劝说中答应下来。

次日即三月初一，正式宣布制书，立延安郡王为皇太子，改名赵煦，之后便是撰册文制册书，当然册礼来不及进行了。初五，神宗驾崩，赵煦遗体前继位，是为宋哲宗。后宫尊号也随之水涨船高，高氏为太皇太后，向氏为皇太后，朱氏为皇太妃。

至此哲宗大位已定，而政柄暂归太皇太后。北宋女主听政有两种形式：一种太后与皇帝一起坐在帘中，皇帝完全没有独立裁决权力；另一种是太后与皇帝并不一起办公，宰辅先去拜见皇帝，拿出初步意见后再去见太后，请太后定夺。前一种通常皇帝幼小，没有能力对朝政表达意见，真宗章献明肃皇后在仁宗朝摄政就是这种形式；后一种皇帝已经过了亲政年龄，由于种种原因还需要扶上马送一程，仁宗慈圣光献皇后属于这一种。如今哲宗才十岁，太皇太后高氏仿效章献明肃皇后旧例。

哲宗继位的过程大致如此，蔡确阴谋另立甚至差点酿出血光之灾。史料言之凿凿但仍有推敲的余地：神宗自己坚定主张变法，如果不希望自己的事业毁在儿子手中，怎么会起用保守派教导儿子？神宗儿子是默认的也是法定的继承人，邢恕向高公绘、高公纪挑明了欲立雍王、曹王，即为叛逆，高氏兄弟知情不报，应视为同罪；政事堂、枢密院都设在皇宫外廷，皇宫何等森严之地，王安石骑马进宣德门尚且受到阻拦，知开封府领着壮士带刀入宫十分离奇，皇城司、宫中禁卫是视而不见还是坐视不管？

《续资治通鉴长编》附注辨析中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因赵颢反对新法，支持赵颢继位的恰是同样反对新法的高太后。神宗病重，赵颢以侍寝为名出入宫禁，与高太后商量后事，连宫女都不避讳，惹得神宗怒目而视。赵颢的弟弟曹王赵不支持哥哥，经常劝阻但没有效果。赵见到蔡确，督促说：“延安郡王应该是太子，现在不立还等什么时候？如果犹豫机会就让给别人了！”在这种情况下，蔡确胁迫王珪同意立哲宗。这一种说法也许更符合政治逻辑。蔡确力主立哲宗的另一个逻辑证据是，元祐年间太皇太后将蔡确贬到岭南，客死异乡；哲宗亲政后为他平反，并谥忠怀。

无论是蔡确策立有功还是图谋另立，都为日后政治走向和自己的处境埋下了伏笔。

司马相公

神宗驾崩的第三天，诏王珪为山陵使，全面负责神宗的皇陵建设和安葬事宜。山陵使由最高辅臣担任是惯例。皇朝的另一个惯例是新皇即位加封赏赐大臣，三月二十七日，王珪、蔡确、韩绛、王安石等提职加薪，前宰相文彦博，前执政张方平、冯京、孙固、吕公著、吕惠卿、王安礼等赐衣、带、银、帛等。

赏赐大臣中没有司马光，因为司马光在朝廷的时候仅做到翰林学士，提名枢密副使但没有赴任。

不过，在帝、后、臣、民心中，司马光的地位恐怕只有王安石可以比肩。

司马光在西京得知神宗驾崩、太皇太后听政的消息，蛰伏十五年的心气陡然升腾，他敏锐地意识到要变天了！风云变幻的关键时刻怎么能缺席？他不愿成为被遗忘的人，也不愿成为被动接纳的人，他必须进京面见太皇太后！当然，理由必须是为神宗奔丧，毕竟当下表面上最大的事就是哀吊大行皇帝。

历朝历代制度，没有皇命大臣不能够私自入京，特别是皇权交替的时候，为了防止外臣图谋不轨，私自入京形同谋逆。司马光派京师的眼线探视消息，得知韩维、孙固已经赴京，这两人都是神宗的藩邸旧臣，也许得到了入京的诏命，不过司马光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毕竟韩维、孙固开了先例，司马光便于三月十七日快马加鞭赶往京师，边赶路边呈奏《乞奔丧状》，叙述神宗待自己的恩情如汪洋大海，比天隆地厚，所以自己号哭奔走，径诣京师，奉望梓宫，以表现自己万分之一的诚意[1]。

司马光本打算低调行事，不料他的名声太响，又长期服侍在皇帝身边，禁卫们对他太熟悉了。他刚到门口，卫士便认出了他，把手放在额上以示尊重，欣喜地叫道：“这不是司马相公吗？”相公是对宰相的称呼，司马光虽然没有做过宰相，但在民众心中他已然如宰相般尊贵了。卫士这一声喊，惊动了门口看热闹的百姓，百姓竞相围观：“先生不要回洛阳了，留下来辅助天子，给百姓一条活路吧。”不多会儿，聚集的百姓达到数千人，有的爬在房顶，有的攀上树梢，蜂附猬集，蔚为壮观。

本来就是违规入京，不小心变得这样张扬，司马光害怕了，趁百姓稍微松散的一个当口，掉转马头，径直出京回归洛阳了。

皇宫门前闹出这么大动静，早有侍卫报告了太皇太后。太皇太后希望见到司马光，但也不能违例，便派人追司马光到洛阳，询问治国应当先做什么，司马光上了哲宗朝第一道奏章，核心是广开言路，不管有无官职都要允许他们说话，尽情陈述朝廷得失和民间疾苦。司马光这道奏章用意颇深，旧党比新党更得人心，特别是在野官僚大多是新法的反对者，神宗朝一直压制旧党，旧党逐渐失去了话语权，只有夺回话语权才能形成对新党的舆论优势，为旧党回朝执政和废除新法做铺垫。

新旧交替，诸事繁多，或许太皇太后没有过多精力去看那些冗长而不着边际的奏章，朝廷并没有下诏鼓励直言。不过太皇太后很快给司马光和旧党一个更大的惊喜：四月十四日，诏知扬州的吕公著兼侍读，赋闲的司马光知陈州，秘书少监孙觉兼侍读。这项任命名义上是遵从先帝意愿，实际上发出一个信号，旧党将卷土重来，浴火重生了！

看来真的要变天了！

然而这并不能满足司马光的心愿，毕竟他已六十七岁，身体衰弱，时不我待！司马光于是上了第二道札子，专讲用人，用大量的史实，从春秋到唐末，论述一个道理：所谓至明之政，就是知人善任。并且特意指出，知臣者，以臣为识天下本源也。——我已经掌握了社会运行的根本规律。之后又连上两道札子，要求废新法、开言路。

五月初三，司马光知陈州路过开封，诏令入朝觐见，司马光拜相已经呼之欲出。恰在这时，“三旨相公”王珪终于走完其平庸但平稳的一生，为朝廷调整宰执队伍提供了机会。五月二十六日，按部就班升右相蔡确为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太皇太后就右相征求蔡确意见，蔡确对曰：“按现在的职级序列轮到知枢密院事韩缜了，按照过去的惯例，应该是门下侍郎章惇。”太皇太后知道蔡确、章惇朋比，所以诏令韩缜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章惇为知枢密院事。韩缜是韩绛和韩维的六弟，性格暴虐，对变法没有明显立场，所以为各方暂时所能接受的人物。

继任章惇为门下侍郎的是司马光。门下侍郎相当于改制前的参知政事，为副宰相，与熙宁变法启动时王安石的职务相当。这一任命意味着司马光终于进入了权力核心，成为名副其实的“司马相公”。在这前后，擢吕公著为尚书左丞，韩维入朝留经筵兼侍读，并起用乌台诗案中被闲置的苏轼知登州，不久之后回到朝廷任礼部郎中。

蔡确顺延至左相后，同时接替王珪任山陵使，一段时间里不在京城。宋朝还有个惯例，皇帝丧事完成后，山陵使卸任并向朝廷请辞宰相职务，大约是为了避免老臣难以驾驭，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吧。因此，蔡确实际上已经处于被架空的尴尬境地。

宰执既定，下一轮人事争夺的就是言官了。言官作用虽然大不如仁宗、英宗朝，改制后更是一落千丈，但毕竟有弹劾官吏的权力，旧党要全面夺回朝堂阵地，言官队伍不容忽视。

六月，司马光上奏，向太皇太后推荐人才，包括刘挚、范纯仁、范祖禹、李常、孙觉、王岩叟、苏轼、苏辙等二十人。随即孙觉被任命为右谏议大夫，任命刘挚为侍御史。到十月，拿出一份比较完整的言官名单：左谏议大夫范纯仁、同左司谏唐淑问、左正言朱光庭、右司谏苏辙、右正言范祖禹，这五人全部在司马光推荐的二十人中。

旧党大肆换血言官，激起新党强烈反弹。章惇反对说：“按惯例，谏官都由两制[2]以上大臣上奏举荐，然后由执政大臣拟定名单呈送皇帝。现在人员直接由宫中传出，臣不知陛下怎么知道这几个人适合担任谏官，难道是左右侍者推荐的吗？不能开启这样的先例。”宋朝吸取唐朝教训，制定一整套制度避免后妃、内眷干政，其中包括提名谏官的流程必须经过二府。这是祖宗定制，太皇太后惶恐，赶忙解释：“这也是大臣举荐的名单，不是左右推荐的。”章惇以敢作敢为著称，继续追问：“大臣应光明磊落，为什么要密荐？”范祖禹是吕公著的妹婿，范纯仁和司马光的兄长司马旦是儿女亲家，章惇又抓住这一点进行质疑，“谏官的职责是纠正执政的错误，按惯例执政官上任后，亲戚中有为谏官的都要避嫌更换岗位。今皇帝幼冲，太皇太后同理朝政，不可违背祖宗法度。”旧党反对变法时擎出的旗帜就是祖宗法度，章惇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旧党难以应对。司马光只好表态：“纯仁、祖禹做谏官是众望所归，我愿意退出执政给他们让位。”章惇以退为进：“司马光、吕公著这些人肯定没有私心，可万一以后有奸臣当位，把这次任命当作先例，让亲戚朋友做谏官以闭塞视听，不是国家的福分。”

虽然不合乎规矩，虽然章惇明确反对，最后还是保留了唐淑问、朱光庭、苏辙的任命，只把应当避嫌的范纯仁、范祖禹迁做他官。

谏官阵地争夺中，官职最高的蔡确一言不发。他知道，太皇太后主政，旧党翻案难以阻挡，以他的位高权重，恐怕将成为旧党的眼中钉肉中刺，保持低调，避免引火烧身才是明智之举。只要他在，新党的旗帜就在，神宗的政治或许能够维持。

然而旧党怎么能容忍新党把持宰相高位，言官风波未平，旧党就开始向元丰年间最大的两位新党党魁开火了。

蔡确任山陵使时，按规定灵柩起移前一天，三省执政官应当整夜守灵，宿住在门下中书省。这一晚蔡确入宫时夜深了，宫门已闭。蔡确叫门，守卫以有圣旨为由不许随从入内，蔡确一怒之下拍马返回，没有留宿宫中，这为谏官提供了弹劾的因由。

侍御史刘挚率先掀起攻势，指责蔡确“慢废典礼，有不恭之心”。

王岩叟被任命为谏官较早，他弹劾的对象是章惇：“章惇于帘下质疑御批谏官，陛下进行了解释依然不依不饶，态度极其轻慢无礼，事情传出去后引起了公愤。差除谏官属于三省职责，还轮不到枢密院指手画脚，这分明是不守规矩、越职肆言！”王岩叟给章惇扣了顶“冒犯陛下威权”的帽子。

左正言朱光庭则将宰辅中的旧党以外人物一网打尽，弹劾蔡确为臣不恭，章惇欺罔肆辩，韩缜挟邪冒宠。

此后蔡确、章惇、韩缜便成为谏官持之以恒、不间断的攻击目标，从元丰八年十月至次年二月，刘挚连上十疏，王岩叟、朱光庭也数章累言，语言也愈来愈激烈，将三人定性愈来愈恶劣，蔡确“无廉耻之节，败陛下风俗，坏陛下典章”“违敕废礼，傲慢不恭”“怀邪徇私”“奸险阴害”“罪恶不少”，章惇“亡礼背义”“外肆强悍，凌侮沮害”，韩缜“内行不修，外无素望”，称他们是“奸臣之杰”。是冬大旱，谏官更将朝廷没有斥退邪恶、惩处大奸作为灾害原因，要求罢免三人的奏章愈加密集。

谏官对新党群起而攻之的札子中，也有右司谏苏辙的声音。有意思的是，苏辙不仅攻击新党，也弹劾旧党：“谨案左仆射蔡确，佞刻深，以狱吏进；右仆射韩缜，识闇性暴，才疏行污；枢密使章惇，虽有应务之才，而其为人难以独任；门下侍郎司马光，尚书左丞吕公著，虽有忧国之志，而才不逮心。”

在旧党猛烈攻击下，元祐元年闰二月初二，蔡确罢相，知陈州；司马光进为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不久章惇罢知汝州，四月韩缜也被罢免。

旧党终于取得了人事上的绝对胜利。

“四患”不除，死不瞑目

旧党废除新法与排挤新党几乎同步。

太皇太后垂帘后，司马光上奏的第一道札子就是请开言路，为废除新法做舆论准备。太皇太后采纳了他的建议，但是设置了六条禁令，包括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煽动滋事、迎合已行之令等。司马光认为开放言路不彻底：“这不是求谏，这是拒谏。”正式颁布诏令时便删除了这六条禁令。一时间上书言事者达千余条，这些奏疏大多言农民之苦，尤其是新法给农民带来的不便，很好地起到了舆论引导的作用。

废除新法已经箭在弦上，但还面临着一个理论上的难题：新法由神宗批准实施，尸骨未寒就匆匆忙忙更改法度，合法性何在？司马光于元丰八年四月上了一道奏章，试图回答这一问题。他认为：“朝廷当此之际，解兆民倒垂之急，救国家累卵之危，岂暇必俟三年然后改之哉！况今军国之事，太皇太后陛下权同处分，是乃母改子之政，非子改父之道也，何惮而不为哉？”

合法性解决了，就可以大张旗鼓改弦更张了。七月十二日，司马光上《乞罢保甲札子》，极力陈述保甲法的弊端，但由于蔡确等新党拒不执行，保甲法只是进行了微调，并没有能完全废除。

十月二十五日，诏罢方田均税法。方田均税法本身并没有受到攻击，只是旧党认为官员在推行方田法时扰民，所以叫停了。此时北方已基本完成方田，至此不再向南方推行。

按惯例新皇帝即位，次年改元，太皇太后选用的年号为“元祐”。为什么用这两个字？元指元丰，祐指嘉祐，意思是元丰之法不变，要恢复嘉祐法度，但又不可全改，要把元丰和嘉祐政治结合起来，新旧二法并用。

然而在接下来的政治实践中，却没有做到“新旧二法并用”，而是无论好坏，新法尽废。

元祐年初，司马光生病了，饮食渐少，衰弱不堪，这让他感到去日无多。然而“时青苗、免役、将兵之法犹在，而西戎之议未决。光叹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3]司马光把青苗法、免役法、将兵法和宋夏争端看作“四患”，为此死不瞑目。正因为去日无多，司马光加快了废罢新法的步伐，根本来不及斟酌哪些有利，哪些可以保留。

元祐元年正月十二，新年上班不久，司马光就以欺骗皇上，违背法度，造成大量财产损失为由罢免了吕嘉问。吕嘉问掌管市易法，吕嘉问离职，标志着市易法事实上被废罢。紧接着又废除了保马法。

正月二十日，司马光因病不能上朝，不过他并没有休息，而是连上三道奏章，请求废除免役法，请求罢免各路督导新政的提举官，并要求与西夏讲和。

围绕废除免役法，旧党与新党，旧党内部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二月初太皇太后将司马光《乞罢免役钱依旧差役札子》让三省、枢密院讨论实行。司马光札子谈到实行差役时，上户人家虽然服役，但服满之后能够休息数年，而实行免役后，“年年出钱，无有休息，或有所出钱数，多于往日充役陪备之钱者，此其害一也。”然后总结了五大危害，要求各县五日内、各州一个月内、全国一个季度内废除免役法。

役法涉及各个阶层每户人家，影响最大，新党与旧党、参与人员与台谏言官几乎全部卷入争论之中，且延续时间之长为其他新法所不及。

首先是旧党人士表态。苏辙初任谏官，说话委婉，他表示支持司马光建议和朝廷的决议，但废除免役法缺乏具体方案，实施具体细节不够完善。右正言王觌直言不讳：“免役之法方便民众的地方很多，也不是没有弊端，应该更改但不能不谨慎。希望执政人员深思熟虑。”持这种观点的人最多，比如监察御史孙升、同知枢密院事范纯仁、工部侍郎马默、侍御史吕陶等。范纯仁提醒司马光：“重新实行差役法应当循序渐进，操之过急会损害民众利益，比当初推行免役法更过分。”他建议先在一个州试行，成功了再推向全国，病中的司马光当然等不及，不听他的。

司马光也意识到役法非市易、方田那么简单，后两者是新生事物，废了就废了，而役法必须有，不用这一套就得实行另一套。简单地要求恢复到嘉祐期间的差役法不切合实际，比如农户已经交了几年的钱，退不退，怎么退？比如重新核定的三等户、四等户，是继续沿用还是重回嘉祐标准？比如正在雇役的人员怎样撤换成差役人员？这些都需要厘清。司马光希望户部主持修订细则，遭到户部尚书曾布的拒绝：“出台免役法是我执笔，现在让我自己推翻自己，义不可为。”司马光恼怒之下将曾布调出京师，由翰林学士李常接任。

但李常反对瞎折腾，主张法不分新旧，便民就好。旧党阵营中明确反对差役法的有苏轼和中书舍人范百禄。苏轼认为先秦时兵、农不分，至秦始皇才分开，到唐中叶才有了专职的士兵，从此民不知兵，兵不知农，这是历史的进步，即使圣人复出也难以改变。免役法与此类似，罢免役行差役不可能成功。他自恃与司马光关系不错，径直跑到政事堂去和司马光理论，批评司马光不问青红皂白、不加区分一刀切废除新法。二人辩得面红耳赤，司马光虽然以学问见长，口才上却不如苏轼犀利，脸色越来越难看，态度越来越恼怒。苏轼同样愤慨：“当年韩琦做宰相，在陕西刺义勇，您是谏官，坚持抗争到底。现在您做了宰相，就不容许下属说话了？”[4]

当然也有无保留支持司马光的，这个人竟是新党、知开封府蔡京。蔡京其实没有自己的立场，是典型的墙头草。见旧党得势，他急于交一份投名状，只用五天就全面完成了开封、祥符两县改免役为差役的任务。司马光像于草丛荆棘中发现一条小径，高兴地赞赏他：“如果人人都像你一样，还担心实施不下去嘛！”

二月十七日，司马光再上札子，继续督促废除免役法，称：免役法造成“下户困苦，上户优便”，希望朝廷“执之（更改为差役法）坚如金石”。

新党精锐、时知枢密院事章惇从司马光前后两道札子中发现了自相矛盾的地方，于是展开反击：司马光第一道札子说免役法对上户不便，第二道札子又说上户优便，到底是便还是不便？显然司马光并没有一手资料，而是想当然行事。他又列举事实说明民间反对免役法的人并不多，差役法也有很多弊端，希望审慎行事。他批评司马光：“虽有忧国爱民之心，而不讲变法之术，措置无方，施行无绪。”

章惇捍卫新法无疑引火烧身。旧党早已清晰地划分了阵营，与章惇这样新党领袖的矛盾已不可调和，别人可以发表议论，章惇不行！此时蔡确已经外放，谏官便集中火力对章惇展开了新一轮进攻，刘挚、王岩叟、孙升、朱光庭、王觌等轮番弹劾，将章惇赶出京城。

为了震慑反对人士，司马光把闲居洛阳，已经八十一岁的文彦博请回朝廷，任命个新的名分——平章军国重事，位在宰辅之上，强行推行差役法。

废免役行差役的诏令传到江宁，重病在床的王安石吃惊地坐了起来：“连这个也要废除吗？”发了一会儿呆，安慰自己道，“这法是废除不了的，我与先帝讨论二年有余，所有利弊都已考虑到了。”四月六日，这位吹皱大宋王朝“一池春水”的改革先锋，这位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最具争议的强势宰相，这位特立独行、坚韧不拔的政治家与世长辞。不幸的是，临死之前，他亲眼看见自己开创的事业一点一点地坍塌。

接下来，将兵法和青苗法也得以废罢。司马光的“四患”中“和戎”也正在进行。

灵州、永乐城虽然战败，但宋朝占领西夏的城寨却越来越多，对西夏的包围圈越来越小。五路伐夏时李宪占据了兰州。种谔占据了米脂，延安知州沈括又乘机占据了浮图、吴堡、义合等几个堡寨。元丰五年，沈括又派军袭占葭芦寨（今陕西佳县），环庆路宋军也夺取了安疆寨（今陕西吴起县吴起街道）。

旧党一直反对边关用兵，致力于和平共处。但双方已然相互仇视，怎样才能回归和睦？司马光想出一个奇妙的办法，那就是割地给西夏，换取西夏的感恩戴德。元祐元年二月初，司马光上疏说：“诸将占领西夏的边地，建立米脂等几个堡寨，他们不是为国家考虑，而是为了自身谋取功业，反而为西夏骚扰滋事提供了借口。这几个堡寨地处偏僻，土地贫瘠，不能耕种，又不是军事上的险要之地，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平日需要士兵耗费粮草去守卫，打起仗来难以应援，永乐城就是教训。一年前西夏派使者前来臣服，没有其他要求，就是想恢复旧境，在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怨怼愤怒，视我为仇敌。臣觉得要平复西夏怨气，只有两个办法，一是还其旧土，二是禁止贸易。”司马光把这两个办法加以比较，认为禁止贸易存在风险，不如还其旧土。中旬，司马光又连上两道奏疏督促归还西夏领土：“天子继承大统的时候是最好的机会，现在已经有些晚了。如果还要拖延更不合适。”他知道让大臣讨论必定会遭到强烈反对，因此希望太皇太后“独断行之，勿复迟疑，天下幸甚”！

司马光的提议遭到多数朝臣反对，变法派李清臣提出：“弃地之后，如果西夏还不服软该怎么办？”保守派吕大防也上疏极言不可行，说：“西夏贪得无厌，得陇望蜀，不能不提防。”只有少数人如文彦博、苏辙附和司马光，文彦博甚至提议将兰州、熙河路等原属于西蕃的土地一并交付给西夏，司马光拍手叫好：“偷别人东西被发现了，不还给人家行吗？”同知枢密院事安焘愤怒斥责：“灵武以东向来都是我国领土，后来被西夏占领，神宗皇帝兴师问罪好不容易收复回来，怎么能用这样的比喻！”甚至连司马光的亲密战友吕公著也看不过去了，上疏说：“先帝拓边的领土都是我国旧境，兰州原属西蕃，跟西夏没有半点关系。今天子继承先帝领土，岂能轻易给别人？”吕公著认为弃地西夏会适得其反，反而让西夏看不起大宋。

面对空前强大的反对力量，司马光只好请出专业人士，让熟悉边境的孙路带着地图给大家讲述边关情况。孙路没有帮司马光，反而分析说：“现在向北开辟边疆一百八十里，濒临大河，守卫兰州，熙州才得以安全。如果兰州弃，则熙州危；熙河弃，则关中摇动。唐朝自从丢失了河湟，吐蕃、回鹘一不高兴就危及边境，二百余年不得安生。”司马光不得不做出恍然大悟的样子，说：“要不是你这一番讲解，我差点耽误国家大事了。”[5]最后司马光、文彦博不顾满朝文武的反对，坚持将米脂、浮图、葭芦、安疆四寨归还给了西夏。

在最后的时光里，司马光殚精竭虑，凡是王安石倡导的，他都反对；凡是王安石推行的，他都废止。他本有机会循序渐进，去芜存菁，将大宋导向正轨，甚至实现复兴，却意气用事，极端偏执，大宋由此覆水难收。

元祐元年九月初一，司马光与世长辞。他是一位卓越的史学大家，是一位学术上的巨擘宗匠，然而却是有心无力的政治低能儿和不负责任的执政大臣。

王安石、司马光以及变法派、保守派的政见之争，最后只落得两败俱伤，帝国为此伤痕累累，只落下君主独裁和党同伐异这两个毒瘤。

同渡不同归

淮水之南，汉水之北，有一座绵延三百余里的山脉，名大洪山。大洪山中涌出一条溪流，是为涢水。涢水出山后不远在安州境内，不知何年何人依山傍水修建一座亭子，魏文帝曹丕曾驻足此亭，作诗“西北有浮云，亭亭如车盖”，因此得名“车盖亭”。[6]

元祐二年，蔡确从陈州再贬安州，郁郁寡欢，正好寄情山水。涢水是安州最大的河流，大洪山是安州峻缓适宜的山，山水交汇的幽静俊秀，就在车盖亭眼望之景。况且曹丕“西北有浮云，亭亭如车盖”乃思乡怀人之作，到了车盖亭，不免感慨万千，万般心事便有了寄托。

车盖亭是蔡确公务之余休闲游赏常去的地方。这年盛夏，他在车盖亭抚古思今，看见绿野平流，白鸥红鹤，不禁来了诗兴，写下十首绝句：

公事无多客亦稀，朱衣小吏不须随。溪潭直上虚亭表，卧展柴桑处士诗。

纸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睡起莞然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

满川佳境疏帘外，四面凉风曲槛头。绿野平流来远棹，青天白雨起灵湫。

静中自足胜炎蒸，入眼兼无俗态憎。何处机心惊白鸟，谁能怒剑逐青蝇。

风摇熟果时闻落，雨滴余花亦自香。叶底出巢黄口闹，波间逐队小鱼忙。

来结芳庐向翠微，自持杯酒对清晖。水趋梦泽悠然过，云抱西山冉冉飞。

溪中自有戈船士，溪上今无佩犊人。病守翛然唯坐啸，白鸥红鹤伴闲身。

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钓台芜没知何处，叹息思公俯碧湾。

喧虺六月浩无津，行见沙洲冻雨滨。如带溪流何足道，沉沉沧海会扬尘。

西山彷佛见松筠，日日来看色转新。闻说桃花岩畔石，读书曾有谪仙人。

蔡确不以诗名，但这十首描摹胜景，抒发闲情，缺乏了些新意，不过也算佳作了。第二年，蔡确又调任邓州，他的诗作渐渐传开，传到了安州南邻汉阳军。知汉阳军名叫吴处厚，蔡确年轻时跟随他学习作赋，等到拜相，吴处厚希望能攀附这个高枝，以求畅通仕途，不料蔡确无意汲引他，令吴处厚非常失望。后来王珪有心推荐吴处厚担任馆职，蔡确不同意，还把他发放到了地方，吴处厚因此仇视蔡确。得到蔡确的《夏日登车盖亭》十首，吴处厚像苍蝇一样从中嗅出了腥臭，把蔡确的诗抄录下来并进行了“批注”，然后呈送朝廷。吴处厚在批注中指出，蔡确十首诗中五首涉嫌讥讽朝廷，分别是：“何处机心惊白鸟，谁能怒剑逐青蝇。”把保守派人物比作苍蝇，恶意咒骂；“叶底出巢黄口闹，波间逐队小鱼忙。”黄口指雏鸟，和小鱼都是借以讥讽新提拔的保守派；“睡起莞然成独笑”，方今朝廷清明，不知蔡确独笑何事，不怀好意；“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蔡确把自己比作郝甑山，把太皇太后比作武则天，以这句诗暗喻太皇太后乱大宋天下；“沉沉沧海会扬尘”[7]说的是人寿几何，也是诅咒。[8]

其中“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一句最为严重，用的是唐朝大臣郝处俊的典故。郝处俊是安州人士，生活在唐高宗朝，被封为甑山县公，世称郝甑山。唐高宗上元年间患风疹，发热头痛，倦怠乏力，想要传位给皇后武氏（即武则天），与心腹大臣商议，郝甑山极力反对说：“天下是父祖的天下，不是陛下的天下，陛下应当遵守宗庙秩序传位给子孙，不可把国家让位于后族。”后来武则天登位，迁怒于郝甑山的孙子，不仅将其斩首，还把郝甑山尸体挖出来斫棺毁柩[9]。

元祐四年四月，吴处厚这份奏疏呈到太皇太后案头，太皇太后怒不可遏。作为政敌本来就你死我活，扶立哲宗时双方更剑拔弩张，更让太皇太后切齿在心。太皇太后不能再对蔡确手下留情了！她把这份奏疏一透露出去，谏官立刻蜂拥而起，左谏议大夫梁焘、右谏议大夫范祖禹、左司谏吴安诗、右司谏王岩叟、右正言刘安世纷纷上书弹劾蔡确：“士民愤疾，清议沸腾，一日之间，传满都下，不敬不道，自有典刑。”

深受文字狱之苦的苏轼建议让有关部门先行调查，即使属实，也应赦蔡确之罪，以彰显太皇太后宽宏大量。中书舍人彭汝砺、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也上书为蔡确求情。王巩、孙觉等认为告密之风不可长，私下议论要求连同吴处厚一起处罚。

因为朝廷没有拿到蔡确的题诗原稿，便一边诏令新任安州知州呈交题诗原本，一边给蔡确一个自我辩护的机会。

梁焘等寸步不让，有意把事件引向党争对立：“蔡确的朋党大多还在朝廷，为他造谣辩护，多方营救，怪罪于吴处厚。如果不是蔡确今日事发，他的党羽还难以彻底暴露。”希望将其同党一网打尽。太皇太后赞同谏官的说法，在帘内对执政大臣说：“蔡确党羽大多在朝堂。”范纯仁明确反对：“蔡确没有结党。”吕大防、刘挚则附和太皇太后的说法，驳斥范纯仁说得不对。太皇太后大怒：“蔡确的事没人管了是不是？要是司马光还在，怎么能到这种地步！”

据《长编》引王巩《随手杂录》，大臣们揣摩上意，认为太皇太后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私下议论蔡确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猜测重则给他个闲职，轻则会发放到小的州郡。

五月，蔡确辩解文字上达朝廷，自然不肯认罪，而谏官依然言论滔滔，进攻猛烈。最初诏令蔡确在南京应天府赋闲，中书舍人彭汝砺极言不可助长告讦之风，强烈要求处罚吴处厚，因此封还词头，拒不书写诏书。梁焘、吴安诗、刘安世等便将彭汝砺列为蔡确同党，要求一并惩处。最后，权中书舍人王岩叟行制词，一并贬谪的还有曾为蔡确讲情的翟思、赵挺之、王彭年以及侍御史盛陶等，盛陶的外贬罪名竟然是在蔡确事件中依违观望，阴持两端，没有明确的观点。尚书左丞王存感到这理由太可怕了：“如果御史不发表意见就治罪，恐怕以后的人就会口不择言、胡言乱语了。”太皇太后斥责他：“说得多有什么坏处？说得多才能明辨是非！”龙图阁直学士李常、中书舍人彭汝砺、中书舍人曾肇也因蔡确案受到牵连。

蔡确贬南京赋闲，远不能满足保守派打击变法派的目的。御史中丞傅尧俞、侍御史朱光庭以及梁焘、吴安诗、刘安世等上奏贬谪太轻，要求从重处罚，并且蔡确党羽也没有深挖细究，这起案子不能草草了之。其实宫内早已传出小道消息，要把蔡确贬到岭南的英州、新州，孙觉与几位好友议论：“太皇太后在深宫之中怎么知道英州、新州这样偏僻的小地方？一定有人暗地里参谋。”能私下接触太皇太后的人极其有限，众人便恍然大悟：一定是文彦博！

五月二十三日，诏蔡确为英州别驾，新州安置。英州是现在的广东英德市，新州是广东新兴县，都属于岭南[10]，宋朝时还是溽热蛮荒之地。中原人不能适应那里的气候，大多一去难回。宋朝不杀士大夫，贬窜岭南已经是对士大夫的极刑了。蔡确之前被流放岭南的重臣有卢多逊、寇准、丁谓。卢多逊因陷入赵廷美谋反案，寇准因谋划太子监国案，丁谓因擅权独断，都因有罪而贬。蔡确是第一个未触犯刑律而流放岭南，也是仁宗亲政以来第一个被流放岭南的重臣，用范纯仁的话说就是：“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之过，诛窜大臣。”

范纯仁曾为蔡确力谏：“今天的处理方法应当成为将来的制度，此事甚不可开端也。”有初一便有十五，今日我们对别人赶尽杀绝，明日恐怕也有人对我们毫不留情。吕大防、刘挚也因蔡确母亲年迈，劝太皇太后不要让蔡确过岭南，而太皇太后斩钉截铁：“山可移，此州不可移。”出了宫殿，范纯仁对吕大防叹息道：“七八十年没有人被贬那么遥远的地方了，现在开了这个先例，吾辈恐怕也难免此祸呀。”

保守派中有范纯仁这样远见卓识的人确实不多。太皇太后去世后，哲宗起用新党，疯狂报复保守派，被贬窜的重臣有吕大防、苏轼、苏辙、刘挚、梁焘等。蔡确车盖亭诗案是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从此党争持续你死我活的白热化状态，帝国为此元气大伤，以至于朝中再也听不到反对之声，堂上再也听不到真言谏语，国运之衰败已无可挽回。

蔡确有一位侍儿名叫琵琶，养了一只聪明伶俐、善解人意的鹦鹉，蔡确打一个响指，鹦鹉就知道蔡确用意，帮助呼叫琵琶。岭南果然是九死一生之地，琵琶娇小体弱，到新州不久便香消玉殒。蔡确黯然神伤，对诸事再也提不起任何兴致。一次不经意打了一个响指，鹦鹉照常呼叫琵琶不止。蔡确伤心不能自已，写下生平最后一首诗：“鹦鹉言犹在，琵琶事已非。伤心瘴江水，同渡不同归。”[11]

琵琶与我一同来，却不能一起回去了。其实蔡确同样再也没有能回到中原。

不能回到中原的何止蔡确！三十多年后，赵宋天子有的北狩，有的南渡，锦绣汴京已然胡人牧马之地，中原之人不复赵宋臣民矣。

[1]《温国文正司马文公集》卷四五《乞奔丧状》。

[2]两制，翰林学士受皇帝之命，起草诏令，称为内制；中书舍人与他官加知制诰衔者为中书门下撰拟诏令，称为外制。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合称两制。

[3]《宋史·卷三三六·司马光传》。

[4]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栾城后集》卷二二。

[5]《长编》卷三八二；《宋史》卷三三二《孙路传》。

[6]见《安陆县志》，清道光二十三年刊本。

[7]“沧海扬尘”比喻社会发展变化，与沧海桑田同义。出自晋代葛洪的《神仙传》：“麻姑谓王方平曰：‘自接待以来，见东海三变为桑田，向到蓬莱，水乃浅于往者略半也，岂复为陵陆乎？’方平曰：‘东海行复扬尘耳。’”

[8]《长编》卷四二五；［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五一。

[9]《旧唐书》卷八四。

[10]岭指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五座山脉，位于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四省交界处，是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的分水岭。岭南是对五岭以南地区的泛称，大体包括现在的广东、广西、海南和云南东部、福建西南部地区。

[11]《尧山堂外纪》卷五一。

本书叙述时间段大事记

嘉祐七年（1062）

八月，诏令赵宗实为皇子。

嘉祐八年（1063）

三月二十九夜，仁宗崩于福宁殿；次日英宗即位。

四月，慈圣光献曹太后垂帘听政。

治平元年（1064）

五月，慈圣光献曹太后撤帘，英宗亲政。

十一月，韩琦陕西刺义勇，司马光与之争辩。

治平二年（1065）

四月，开启“濮议”，宰执建议尊英宗亲生父亲濮王为皇考，台谏官主张称皇伯，双方争执激烈。

治平三年（1066）

正月，“濮议”以慈圣光献曹太后让步而尘埃落定，反对尊濮王为皇考的台谏官吕诲、范纯仁、吕大防落职外放。

四月，诏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

十二月，立赵顼为太子。

治平四年（1067）

正月初八，英宗驾崩，神宗即位。

三月，欧阳修因绯闻罢政。

闰三月，王安石知江宁府。

四月，监察御史王陶弹劾宰相韩琦文德殿不押班。

九月，诏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兼侍讲；韩琦辞去相位；司马光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

十二月，夏主谅祚去世。

熙宁元年（1068）

八月，延和殿论辩，王安石提出“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变法方针。

十二月，王韶上《平戎策》，任秦凤经略司机宜文字。

熙宁二年（1069）

二月，富弼任首相；王安石任参知政事；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

七月，诏置《均输法》；裁减军队。

九月，制置三司条例司颁布《青苗法》。

十月，富弼罢相。

闰十一月，颁布农田水利法。

十二月，公布“免役法”条目。

熙宁三年（1070）

二月，韩琦请罢青苗法。

四月，罢免吕公著御史中丞职务，冯京权御史中丞；参知政事赵抃出知杭州，韩绛任参知政事；西夏侵掠绥德城，被郭逵击退；神宗欲任命李定为监察官，遭舍人院三位官员封还词头，史称三舍人事件。

五月，任命李定为监察御史里行；西夏攻打环庆路；撤除制置三司条例司，并归中书。

七月，颁布《将兵法》。

九月，设置检正中书五房公事；韩绛以参知政事巡边；曾公亮致仕；司马光知永兴军，离开汴京。

十月，陈升之罢相。

十二月，王安石拜相；颁布《畿县保甲条例》，开始实施保甲法。

熙宁四年（1071）

正月，种谔罗兀城大捷。

二月，更贡举法。

四月，司马光退居洛阳。

五月，东明县百姓因为差役法集体围访王安石府第。

十月，行免役法；立太学生三舍法。

熙宁五年（1072）

正月，《资治通鉴》书局迁洛阳。

三月，正式颁布市易法。

六月，在开封府试行保马法。

七月，章惇开梅山；王韶渭源堡大捷，占领熙州。

八月，实施“方田均税法”；唐坰闹殿。

熙宁六年（1073）

正月十五，宣德门事件。

二月，王韶占领河州。

六月，成立军器监。

八月，实行“免行法”；正式颁布“保马法”。

熙宁七年（1074）

二月，踏白城之战，宋将景思立战死。

三月，曾布调查市易务；辽国派使者要求重新勘界，开始了长达三年的熙宁划界；郑侠上《流民图》。

四月十九日，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吕惠卿任参知政事。

五月，吕惠卿调查军器库，剑指曾布。

七月，吕惠卿实施手实法。

八月，曾布以三司使被贬饶州。

熙宁八年（1075）

正月，郑侠狱案审定，罢冯京参知政事；李逢谋逆案被认为是吕惠卿针对王安石。

二月，王安石复相。

六月，韩琦去世；王雱利用《诗义》被修改事件陷害吕惠卿。

八月，韩绛因与王安石矛盾而辞相位。

九月，邓绾发张若济案，剑指吕惠卿。

十月，罢免吕惠卿参知政事；废止手实法。

十一月，交趾摄政李常杰入寇，宋越战争爆发。

熙宁九年（1076）

正月，交趾攻破邕州。

十月二十三日，王安石二次罢相。

十二月，富良江之战。

元丰元年（1078）

正月，《唐六典》校勘完成。

六月，王珪、蔡确利用相州案打击宰相吴充和保守派。

元丰二年（1079）

七月，开启乌台诗案。

十月，慈圣光献曹皇后去世。

元丰三年（1080）

三月，吴充罢相。

六月，诏中书详定官制，“元丰改制”正式启动。

八月，颁发《改官制诏》。

九月，详定官制所上《以阶易官寄禄新格》。

元丰四年（1081）

八月，宋朝五路伐夏。

十一月，灵州战败。

元丰五年（1082）

四月，蔡确拜右相。

九月，永乐城战败。

元丰七年（1084）

十一月，《资治通鉴》完稿。

元丰八年（1085）

三月初五，神宗病逝，哲宗即位，宣仁圣烈高太后摄政。

五月，蔡确任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章惇任枢密使；司马光任门下侍郎。

六月，司马光向太皇太后推荐谏官人选，遭到章惇激烈反对。

七月，吕公著任尚书左丞；废保甲法。

十月，废方田均税法。

元祐元年（1086）

正月，罢市易法；废保马法。

二月，废免役法，行差役法；司马光要求归还西夏领土。

闰二月，蔡确罢相；司马光进左相；废青苗法。

四月六日，王安石去世。

九月初一，司马光去世。

元祐四年（1089）

四月，车盖亭诗案。

五月，蔡确贬岭南。

Table of Contents

书名页

版权页

序

主要人物介绍

目录

第一章 官家的隐痛

公主出降

皇嗣之殇

司马光的作用

宗实的心思

帝王有嗣

第二章 英宗时代

勉为其难的皇位

两宫争斗

二府龃龉

礼法之辩

势不两立

第三章 少年天子

少年心事

新一轮较量

强强对抗

雄才大略

第四章 天降大任于是人

独立特行

执拗的人

阿云之狱

众里寻他千百度

一场纲领性论辩

第五章 改革进行时

西北乱局

入阁拜相

大权独揽

均输法

青苗法

理财还是敛财

强兵还是扰民

教育改革是为了思想改造

第六章 冰炭不可共器

经筵这块阵地

王安石的任性

失望的司马光

人情如此纷纷

阻击李定

裁撤条例司

老臣们的消极对抗

熙宁三年的落寞冬日

王安石的智慧

第七章 形势逆转

东明县事件

明枪与暗箭

王安石罢相

新党的分裂

第八章 风雨如晦

郑侠狱案

手实法

前度王相今又来

从师徒到仇敌

朝堂再无王安石

第九章 乾纲独断

庸人为相

开启文字狱

西京独乐园

元丰改制

第十章 盛世幻影

不安稳的西夏

熙河开边

开梅山，平诸蛮

战交趾

熙宁划界

五路伐夏

神宗的最后岁月

第十一章 元祐更化

女主当政

司马相公

“四患”不除，死不瞑目

同渡不同归

本书叙述时间段大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