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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2世纪文艺复兴／（美）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著；夏继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书名原文：The Renaissance of the Twelfth Century

ISBN 978-7-208-17349-1

Ⅰ．①1…　Ⅱ．①查…②夏…　Ⅲ．①文艺复兴-艺术史-研究-欧洲　Ⅳ．①J150.09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198600号

责任编辑　吴书勇

装帧设计　李婷婷

12世纪文艺复兴

（美）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　著

夏继果　译

出　　版　上海

（201101　上海市闵行区号景路159弄C座）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江阴市机关印刷服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13.75

插　　页　5

字　　数　292,000

版　　次　2022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22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7349-1/K·3141

定　　价　85.00元

中译本序言

本书作者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于1870年12月21日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米德维尔。五六岁开始，父亲教他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16岁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后来到巴黎和柏林学习。不到20岁就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开始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1892年到1902年转到威斯康星大学讲授欧洲史。1902年应聘到哈佛大学，直到1931年因身体状况退休。1937年5月14日在剑桥逝世。在长期的哈佛岁月中，他成为该大学，乃至美国史学界最著名的人物之一。1908年到1924年，他担任哈佛大学文理研究院的主任。在美国许多重要学术组织中，他扮演着带头人的角色，包括美国历史学会、美国中世纪史学会、美国学术联合会等。其中，他是美国中世纪史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并于1926年至1927年担任该会的第二任主席。由于他广泛的社会影响和重要的学术地位，美国总统威尔逊指定他为1919年参加巴黎和会的美国代表团成员。作为教师，他培养了一批有造诣的学生。1929年，为纪念他从教40周年，出版了《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的学生中世纪史研究纪念文集》。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中世纪史研究的著名学者，他们的广泛兴趣和独创性反映了他们曾经从导师那里得到的启发和训练。他的朋友M·F·波威克1937年评价说：“近年来，他赋予美国的历史学研究以急需的规则意识，并给予指导，在这方面，他超过了任何人。”[1]法国中世纪专家F·茹翁·德·隆格雷则评价说：“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的确是美国中世纪史研究复兴的灵魂。”[2]为纪念哈斯金斯，1937年设立了“美国中世纪史学会哈斯金斯奖章”，奖励在中世纪史研究中有突出成就的史学著作。

哈斯金斯的学术研究集中在11—13世纪的中世纪盛期，其中最著名的学术成就就是《12世纪文艺复兴》（以下简称“《复兴》”）。《复兴》共分12章。第一章“历史背景”首先介绍“12世纪文艺复兴”的内涵。针对中世纪是一成不变、停滞、保守的时期这一传统观点，作者指出，“像历史上的所有伟大时期一样，中世纪既具连续性又具变化性的特征”，而“伟大的文艺复兴并不像所设想的那样举世无双和生死攸关”，中世纪存在着多次知识复兴，也同样具有人们熟知的15世纪的大变动所具有的特性。为了方便起见，人们习惯于借用“文艺复兴”一词称这些大变动为加洛林文艺复兴、奥托文艺复兴、12世纪文艺复兴等，其中后者最为重要。这一名词“如此贴切如此被认可，……如果它不曾存在，我们将不得不发明它”[3]。由此，我们可以形成这样的认识：哈斯金斯之所以使用“12世纪文艺复兴”这一术语，主要是由于两点考虑：第一，12世纪的欧洲出现了种种文化复兴的迹象；第二，对于发生在15、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人们赋予了太多的重要性，这有悖历史史实。哈斯金斯接下来指出，12世纪文艺复兴的内容很广，包括这期间欧洲经历的所有变化，但由于版面的限制，本书把范围缩小到该时代的文化史，并放弃其中的方言文学、建筑和雕刻，把精力集中在拉丁著作及其所反映的该时期的生活和思想。至于年代的界限，作者指出，“‘世纪’最多只是为方便起见而采用的一种随心所欲的划分法，不允许因此妨碍或曲解我们的历史思维”，在“12世纪文艺复兴”这样一个术语中，“世纪”一词必须使用得非常宽松，以便不仅正好覆盖12世纪，而且覆盖前后紧密相连的年份，但对核心的时期仍给以足够的强调以表明其文明的突出特色。如果把这次大变动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我们必须向前追溯50年或者更多，向后也几乎同样。也就是说，这里的“12世纪”包括从1050年到1250年的200年时间[4]。关于12世纪文艺复兴的地理范围，作者指出，它“与加洛林文艺复兴不同，不是一个宫廷或一个王朝的成果；也不同于意大利文艺复兴，它的开始并不归功于单独一个国家”，但是，法国在其中具核心地位，意大利“除了在法学领域，并没有决定性的作用”，英国和德国“只是传播了来自法国和意大利的文化而不是创立了自己的文化”，而西班牙的作用“是充当与穆罕默德世界的学问之间的首要纽带”[5]。

《复兴》第一章接下来的内容分析12世纪文艺复兴得以发生的文化原因。作者追溯到9世纪的加洛林文艺复兴。法兰克帝国瓦解后，查理曼建立的修道院和主教座堂学校保存了文化的火种。在整个10世纪，德国最好地保存着加洛林传统。但到11世纪，意大利最早显出文化复兴的迹象，特别是在法学和医学方面，而法国则在自由七艺方面占有优势。作者进而指出，它“并非突然降临或天翻地覆的事件，而是可以远远地回溯到11世纪甚至更早”[6]。在这里，作者否认十字军东征是这次复兴的起因，因为在第一次东征前复兴已经开始，这两个运动几乎没有碰撞。第二章阐述孕育文化复兴的“知识中心”。作者指出，中世纪时代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知识生活并没有在大众中广泛传播，而是集中在一些代表不同社会阶层的知识中心，“包括修道院、主教座堂、宫廷、城市和大学”[7]。其中，修道院作为知识中心在12世纪陷入衰落，而城市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高于文化地位，大学此时刚开始兴起，因此，最重要的知识中心是主教座堂和封建宫廷，特别是后者。据当时的记载，一个合理地建立起来的宫廷应当具备四种受过教育的人：国务秘书、诗人、占星家和医生，因为“没有称职的秘书，国王的工作无法进行；没有雄辩的诗人，他们的成就和胜利就不会名垂千古；他们的冒险除非在精明的占星家选定的良辰吉日进行，否则不会成功；而作为一切幸福和行动之根本的健康，只有在医术高明并且值得信赖的医生的照顾下才能保证”[8]。第三章介绍当时“书籍和图书馆”的状况。之所以论及这方面内容，原因在于“任何对12世纪知识史的研究都必须考虑到那时一般能够利用的书籍以及这些书籍制作和使用的环境”[9]。第四至第十二章分别为拉丁古典文化的复兴、拉丁语、拉丁诗歌、法学的复兴、历史学编纂、希腊语和阿拉伯语著作的翻译者们、科学的复兴、哲学的复兴、大学的创建。它们按照逻辑主题论述12世纪文艺复兴的种种表现，又可以分成两个大的方面，其一是拉丁古典文化的复兴（第四至第八章），其二是新思想、新文化从东方的输入及所造成的文化后果（第九至第十二章）。正如作者所言：“像三百年后的意大利后继者一样，12世纪文艺复兴从两个重要的源泉获得生命力：部分地根植于已在拉丁西方显现的知识和思想，部分地依赖于新学问和文献从东方的流入。”[10]

《复兴》一书令人称道之处颇多，择其要者论述如下：

第一，《复兴》一书是哈斯金斯在长期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资料丰富、翔实。如前所述，哈斯金斯的兴趣集中在中世纪盛期的西欧。他关注的是该时期的一些重大课题，如知识和政治生活的交互影响，一些具有重大影响的中心和重要的交往方式，影响深远的发展变化，等等。他最早的兴趣之一是研究法国北部的社会制度。通过对大量具体的档案材料的研读，先后出版了《欧洲历史上的诺曼人》（The Normans in European History）和《诺曼社会制度》（Norman Institutions），成为该时期法国和英国社会制度史方面的代表性著作。他兴趣的另外一个方面是思想和知识的发展，并于1924年出版了《中世纪科学史研究》（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Medieval Science）。作者在该书序言中指出：“每一章……都依赖于未发表的文献，并公布一些此前不为人们所知的资料，这些研究大多是在现场进行的……”[11]与此同时，他还撰写了另外一部专著《中世纪文化研究》（Studies in Medieval Culture），最终于1929年出版。正是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他写成《复兴》。在该书每一章的最后，都列有丰富的文献简介，足见作者坚实的史学功底。关于这一特色，波威克在为他写的简短传记中多处提及。对于他的研究课题，他“求助于文献，跟随史料走，没有任何的偏见或先入之见”[12]，“他从不沉溺于史学辩论，在提供了史实之后，他要让他的观点自己证明自己”[13]。哈斯金斯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有两个因素是不可或缺的，他从小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具有坚实的语言学基础；他的社会声望、他的个人魅力，为他赢得了充足的机会，档案馆、图书馆的大门好像总是向他敞开着。

第二，《复兴》充分体现了哈斯金斯的历史主义思想。在对史料大量占有、充分理解的基础上，作者凭借其深邃的史学思想，进行了恰如其分的分析和评价，使全书极具说服力。仅举几例来说明。在本书的序言中，作者开门见山地指出：“在许多人看来，这本书的书名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矛盾。发生在12世纪的文艺复兴！愚昧、停滞、黑暗的中世纪难道不是与随后发生的光明、进步、自由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形成着最强烈的对比吗？”“答案是历史的连续性否认前后相连的时代间存在如此明显、强烈的反差，当代的研究也告诉我们，中世纪并非曾经想象的那样黑暗和静止，文艺复兴也不是那么光明和突然。中世纪展示着生命、色彩和变化，对知识和美好的渴望和追求，以及在艺术、文学和社会组织方面的创造性成就”[14]。“哲学的复兴”一章中，在阐明12世纪哲学的发展状况后，哈斯金斯论述了当时的学术自由。在他看来，“这种自由度远远大于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在教会学说的范围内，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去思索，这种范围对他们的限制远没有达到我们想象的那种程度。在否认中世纪学术自由的人看来，顺从任何固定的、权威性的学说体系都会对自由思想产生一种无法容忍的限制，由于中世纪欧洲有这样一个体系，人类的理性自然就套上了枷锁。“然而，按照历史主义的或实事求是的原则，问题不是这些研究局限今天的人们如何认识，而是中世纪的人们有怎样的切身感受。自由是相对的，如果人们不认为受到束缚，他们实际上就是自由的。”自由当然会引起不同学说的争论。在这方面，流行的说法同样给我们这样一个错觉，即中世纪的思想是统一的，这同样会使我们误入歧途。“经院哲学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个孤立的学说体系，这种方法不同的人使用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结论，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在我们这些久远的后人看来，经院哲学内部的分歧总是微不足道的，但在当时人看来则是巨大的，以至于在本书论述的时间范围内存在活跃的论战。在该时期，共相问题得到系统论述，阿贝拉尔及其继承人的逻辑方法形成。如果说这些论战在13、14世纪更激烈一些，那是因为在12世纪已经奠定了基础。“对于中世纪哲学家来说，没有什么比被告知他们的观点都非常相像更让他们恼火的事情了。”至此，问题确乎已经分析得很透彻了。然而作者的辩证思维并不允许到此为止。在他看来，哲学的自由是有条件的，要把它冒犯神学的情况排除在外。哲学总有冒犯神学的倾向，对于这种冒犯的结果，我们不能按现代的标准而予以忽视，“这类问题是一切权威性的宗教学说体系所固有的，这种冲突在犹太教和伊斯兰教那里像在基督教那里一样存在着，甚至雅典人也因苏格拉底否认城邦的官方神而判处其死刑”[15]。“大学”最早产生于本书所论述的时期，是中世纪欧洲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今天，许多大学都有校庆纪念日，以彰显自己的悠久。而哈斯金斯在论述巴黎大学的产生时却说，我们并不能说清楚巴黎大学什么时候不再是主教座堂学校而变成一所大学，或者说，对于巴黎大学的建立，我们并不能给出一个具体的日期。“像所有古老的大学一样，它不是创立的，而是发展起来的”，在这里，“就像在制度史中所常见到的，先有事物本身，然后才有名称”[16]。

第三，《复兴》的问世动摇了“中世纪黑暗说”，推动了欧洲中世纪史的研究。在西方学术史上，从15世纪开始，一些人文主义者对中世纪的发展持蔑视态度，他们推崇古代希腊罗马文化，把5世纪罗马文明的毁灭到15世纪人文主义文明兴起之间的千年视为西方文明史上的“空白”时期，是“黑暗时代”。而随着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发展，基督教内部又形成新教与天主教的对立，新教对天主教的过去亦持否定态度，因此基督教内部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中古欧洲乃“黑暗时代”的观点。启蒙时代的学者同样继承了这一观点，从莱布尼茨到伏尔泰无不如此，后者在1756年的《风俗论》中就认为整个欧洲在16世纪前陷入一种堕落状态。随着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于1860年的问世，“中世纪黑暗说”一统学术界。不仅如此，这种观点还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中世纪成为所有一成不变的、停滞的、保守的事物的同义词，“中世纪的”适用于任何过时的东西，以至于前一辈用过的时髦餐具也被称为“中世纪的”。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西方还是有一些学者提出应该理性地认识中世纪。“12世纪文艺复兴”最早并不是哈斯金斯提出的，早在1840年，一些法国学者就提出了这一概念。然而，当时它仅仅是个名称而已，只是随着哈斯金斯《复兴》的出版，才有了丰富的内涵，一幅色彩绚丽的历史画卷展现在人们面前。《复兴》确凿的史实和鞭辟入里的分析使“中世纪黑暗说”的主张者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观点。华莱士·K·弗格森在1948年出版的《史学思想的文艺复兴》中评价了哈斯金斯的影响：“他的《12世纪文艺复兴》……是这个专题研究的时代诞生的关于中世纪盛期宏观知识史的最杰出的著作。它是该领域拥有最广泛读者的著作之一，相应地，它对史学思想的影响也是巨大的。”[17]

《复兴》问世后，“12世纪文艺复兴”作为一种具有中世纪特色的文化现象，引起西方史学界长久的关注，呈现出四个研究高潮时期。

第一个研究高潮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这一时期代表性的成果是发表在美国中世纪史学会主办的杂志《反射镜》（Speculum）上的一组文章。其中，1948年刊登了威廉·A·尼兹的《所谓12世纪文艺复兴》（The So-called Twelfth Century Renaissance），1951年刊登了E·M·桑福德的《12世纪文艺复兴还是前文艺复兴》（The Twelfth Century Renaissance or Protorenaissance），U·T·霍姆斯的《12世纪文艺复兴的观念》（The Idea of a Twelfth Century Renaissance）。这些文章所讨论的主要是该术语本身，是否应该借用“文艺复兴”一词。例如尼兹指出，文艺复兴所指的实际上是“新生”（a new birth），而12世纪所发生的主要是“复兴”（a revival），借用文艺复兴是不恰当的[18]。但这些文章都过于简短，得不出什么确切的结论。

20世纪60年代是第二个研究高潮时期。1960年，《历史》（History）杂志发表了R·W·萨瑟恩的《英国在12世纪文艺复兴中的地位》（The Place of England in the Twelfth Century Renaissance），1969年克里斯托弗·布鲁克的《12世纪文艺复兴》（The Twelfth Century Renaissance）出版。这一时期仍关注该术语的内涵究竟是什么。萨瑟恩指出，12世纪文艺复兴这一标签“只是一个便利的术语，我们想让它指什么，它几乎就可以指什么……”布鲁克赞同该观点，认为这一标签“有些暗示，……但要下一个定义是徒劳的”[19]。可以看出，同前一时期相比，他们已经接受了“12世纪文艺复兴”这一术语，并把它的内涵予以泛化。他们不再停留于概念本身，而开始了对概念之下的社会的深入研究。如前所述，哈斯金斯认为英国只是传播了来自法国和意大利的文化，而萨瑟恩则具体研究英国所扮演的角色，布鲁克继哈斯金斯之后写成了又一本专著。

1977年前后，在《复兴》问世5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迎来了第三个研究高潮。在一系列的纪念活动中，最重要的是1977年11月26日至29日，加利福尼亚大学、哈佛大学和美国中世纪史学会在马萨诸塞的剑桥举行的学术研讨会。研讨会的成果汇编成《12世纪的文艺复兴与革新》（Renaissance and Renewal in the Twelfth Century）一书，于1982年出版。该书代表了50年间“12世纪文艺复兴”研究的最高成就，其中的26个课题分别由该领域最具权威的学者完成。在序言中，该书主编罗伯特·L·本森首先肯定了哈斯金斯的学术地位，“作为教师和学者，哈斯金斯是他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中世纪史历史学家，是中世纪史学会成立的领头人物”，“他开创了一个重要的史学研究领域，到今天还需要召开一次学术会议，去做50年前仅仅由一个学者所做的事情”，“哈斯金斯著作的明显特征不仅在于其传世性，而且还有其读者范围的广泛性，聪明的大学生发现它有趣、易于理解，而有经验的学者多遍阅读，从中获得乐趣和收获”[20]。然而，本森强调，后人不单纯是为了纪念，后人要证明哈斯金斯的历史观在今天的价值和重要性，去做他没能做的事情。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这本书不仅总结了《复兴》所论及的领域50年来新的研究成果，而且在其他许多方面超越了《复兴》。第一，《复兴》虽然认识到12世纪文艺复兴从两个源泉获取生命力，但又过于强调拉丁古典传统，认为“在西欧，从罗马帝国的灭亡直到现代，拉丁古典文化是每一个时期文化的晴雨表”[21]。而本书认为，“我们不应当仅像过去那样问文艺复兴源自拉丁基督教世界之内还是之外，我们要问一个更实在的问题，为什么12世纪能够吸收以前就存在但并没有发挥太大作用的那些因素呢？”[22]第二，《复兴》呈现给人们一个非常世俗的文艺复兴，而这本书也把宗教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考虑在内。第三，这本书论述了《复兴》没能涉及的绘画、雕刻、建筑和方言文学等。第四，这本书对于此次文艺复兴所赖以产生的社会和制度非常关注。例如，哈斯金斯感兴趣于学校，在《复兴》中有一章论述大学的产生，另外还有一本专著论及此课题，书名就是“大学的兴起”。但对于大学所赖以产生的社会以及它们所服务的社会需要，他投入的精力相对来说少了一些。在这本书中，有几位学者研究学校和社会的相互关系，认为社会日益需要训练有素的律师和修辞学家，依赖于新的大学所发展起来的技艺。

在上述基础之上，《12世纪的文艺复兴与革新》也论及“12世纪文艺复兴”的地理和时间范围。既然把《复兴》所省略的一些主题包括进来，如艺术、方言文学、政治思想等，这次文艺复兴的场所也就扩大了，包括所有说法语的土地和意大利，还有英国，而且英国的地位几乎与法国同等重要。该书认为，此次文艺复兴的时间范围主要是从11世纪60年代或70年代到12世纪60年代，12世纪初是最重要的时期。这种认识基于以下考虑：第一，关于开始的时间，除采纳哈斯金斯的观点外，还有更深层的原因。11世纪的宗教改革，也许还有相伴随的政治斗争，在文艺复兴中所发挥的作用比我们想象的要大许多。一方面宗教和教会得到发展，另一方面社会和文化也同样得到发展，两者的相互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被揭示。第二，整体上的文艺复兴在12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衰退，同时也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化时期的开始，其主导是大学、经院哲学和哥特式艺术等。这一新的时期的一些主要方面，如哲学和科学，在12世纪早期已经有了重大发展。那么，“12世纪文艺复兴”到底是什么呢？本森指出：“简单地说，就是这个时代文化中所有新颖、有生命力的东西，以及所有那些从恢复或回到一个失落的或掩埋的过去的欲望中获取灵感的东西”，“由于这么多的文化现象相互交织在一起，我们必须把该文艺复兴作为整体的文化现象来看待：它对古代和现世泰斗的不懈追求，以及对泰斗们的大胆批判；它不知疲倦地追求新知识，它执意要重构新的和旧的知识；它在艺术和文学方面惊人的创造力；它执著的创新精神……它的复兴、改革和再生的意识；它对自然、人和世界的新颖的积极的评价；它对于自身和社会、过去和现在的充分的自我意识；尤其是，它的能量和生命力的普遍复苏。”[23]

20世纪末以来，西方史学界掀起了第四个研究高潮，一直延续到今天。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勒高夫也参加到讨论中来。他撰写《12世纪文艺复兴的意思是什么》一文，认为在“一个延长的12世纪”，欧洲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表现在哈斯金斯所提到的诸多方面。除此之外，勒高夫还提到12世纪工作观念的变化，修道院改革者倡导劳动，认为上帝之所以把人放在天堂是为了“打扮它、维护它”，这种观念在城市手工业中得到实施。但他不主张借用“文艺复兴”这一标签，而应使用“启程”（take off）一词，“这种启程涉及基督教世界的任何一个方面”[24]。1999年，B·N·斯旺森撰写出另外一部《12世纪文艺复兴》（The Twelfth-century Renaissance）。斯旺森承认，“从1050年到1250年这一延长的12世纪在西方文化和知识的每一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不加区别地对所有这些变化冠以文艺复兴这一标签会把该现象变成一个杂乱无章的大杂烩”；“拒绝把‘文艺复兴’与12世纪联系起来同样不恰当，如果这一名词能够使人们想象出知识和文化的活力，它当然还是非常合适的，以前，人们认为中世纪是割断了的历史，这一名词所导致的历史编纂学好不容易把它连接起来，如果放弃，还需要另外一个标签以建立联系”。[25]既然要把这一标签保留，绝对有必要把它局限在一个严格的小范围内，排除目前的模糊性。斯旺森进一步指出，文艺复兴必须以神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发展所带来的变化为中心。这种发展在地理上有一个核心地区：法国北部、英国和德国的部分地区。把神学作为其中心点，文艺复兴的内涵就拓宽了。神学是中心点，但中心点需要支持，哲学和教育因此就包含在了里面，另外还有翻译运动，地理范围因此也就扩大到了西班牙和意大利。然而，这种视角也排除了许多内容，最明显的是法律和政治思想的研究。艺术、音乐和方言文学等方面的文化发展也应排除在外。这些排除在外的领域同样构成各自的文艺复兴。这样斯旺森就放弃“一个”12世纪文艺复兴，而变成几个文艺复兴。但是在这其中，教育和神学文艺复兴处于核心地位。它局限在一个地区，巴黎是公认的中心。其核心问题是有一定具体目标的教育，以及神学这样一个界定明确的学术领域研究。它用拉丁语，由一些傲慢的精英参加，几乎完全是男性。这一运动的影响也许很有局限，然而它与其他方面的运动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那些在这里的座堂学校经历了七艺课程的学习然后离开的人，把他们的知识用于其他目的，包括用在新的官僚政治中，这就与法律、政治运动联系了起来。[26]

总结1927年以来西方史学界对于“12世纪文艺复兴”的研究，我们可以形成以下认识：第一，“12世纪文艺复兴”这一概念本身始终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主要涉及其时间范围、地域范围和具体内容等方面。笔者赞同继续使用这一概念，赞同哈斯金斯对它的界定以及本森的延伸。原因是，首先，“文艺复兴”一词本来就是由历史学家创造的，并不是一个非常严格的概念[27]，而且近年来有日益泛化的趋势；其次，“12世纪文艺复兴”的提出引起了史学工作者对欧洲中世纪文化史的关注，推动了该领域的研究；再次，该术语在西方史学界日益被接受，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例如，在威廉·切斯特·乔丹撰写的《中世纪盛期的欧洲》和克利福德·R·巴克曼撰写的《中世纪欧洲的世界》中，都有以“12世纪文艺复兴”为标题的专章。[28]第二，越来越多的学者放弃对概念本身的讨论，深入研究这一概念之下欧洲社会的各个方面，出现了一批标志性成果。[29]一个丰富多彩、变化发展的中世纪欧洲展现在世人面前，史学界不仅放弃了“黑暗说”，而且日益认识到12世纪对于今天社会的价值，“对于12世纪的研究愈深入，该世纪在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的重要性就愈明显”[30]，以至于有学者认为，“12世纪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现代世界的开端”。[31]以笔者之见，这是该领域研究最重要的成果，也代表着未来的趋向，而这些首先应当归功于哈斯金斯。第三，在该领域及以其为代表的欧洲中世纪文化史的研究方面，我国史学界与西方史学界相比大大落后了，至今为止，很少有人提及“12世纪文艺复兴”，更不用说相关学术论文和论著了。这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一方面我们口头上否定“中世纪黑暗说”，另一方面又语焉不详，言之无物，缺乏说服力，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这种状况亟待改变，而哈斯金斯及其以后西方史学界关于“12世纪文艺复兴”的研究成果，无疑值得我们认真了解和借鉴，这也正是翻译本书的目的之所在。

本书由我翻译完成。但由于拉丁文、法文知识的贫乏和诗歌翻译水平的低下，在翻译的过程中得到多人热情帮助。我的老师、八十多岁高龄的戚国淦先生解答了许多疑难问题，其中许多英文诗歌由先生译就。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焕生先生、清华大学的张绪山先生、奥地利学者雷立柏先生、北京大学的博士生王涛同学在拉丁文翻译方面给予了无私的帮助，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孟庆夔先生在法文翻译方面鼎力相助。在全书翻译过程中，还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方先生和清华大学刘北成先生的指导。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吴书勇先生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谨此一并致谢。另外还要感谢我的妻子侯玮青，在索引的整理和译文的校对中，她付出了大量劳动。译文如有不当之处，责任均由我承担，敬请方家指教。

夏继果

2004年3月于首都师范大学

注释：

[1]　M．F．Powicke，“Charles Homer Haskins”，in Speculum，Vol.12，1937，p.654.

[2]　Charles Homer Haskins，The Rise of Universitie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57，Prefatory Note，p.ix.

[3]　Charles Homer Haskins，The Renaissance of the Twelfth Centur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7，pp.3-6.

[4]　Ibid.，pp.8-10.

[5]　Ibid.，p.11.

[6]　Ibid.，p.29.

[7]　Ibid.，pp.32-33.

[8]　Ibid.，pp.54-55.

[9]　Ibid.，p.70.

[10]　Ibid.，p.278.

[11]　Charles Homer Haskins，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Medieval Scienc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4，Preface，p.ix.

[12]　M．F．Powicke，“Charles Homer Haskins”，in Speculum，Vol.12，1937，p.651.

[13]　Ibid.，p.655.

[14]　Charles Homer Haskins，The Renaissance of the Twelfth Century，Preface，pp.vii-viii.

[15]　Ibid.，pp.360-363.

[16]　Ibid.，pp.381-382.

[17]　转引自Robert L.Benson，Giles Constable，Carol D．Lanham，eds.，Renaissance and Renewal in the Twelfth Century，Clarendon Press，1982，Introduction，p.xviii。

[18]　William A．Nitze，“The So-called Twelfth Century Renaissance”，in Speculum，Vol.23，1948，pp.464-465.

[19]　转引自R．B．Swanson，The Twelfth-century Renaissance，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9，p.2。

[20]　Robert L．Benson，Giles Constable，Carol D．Lanham，eds.，Renaissance and Renewal in the Twelfth Century，Introduction，pp.xviii-xix.

[21]　Charles Homer Haskins，The Renaissance of the Twelfth Century，p.93.

[22]　Robert L．Benson，Giles Constable，Carol D．Lanham，eds.，Renaissance and Renewal in the Twelfth Century，Introduction，p.xxiii.

[23]　Ibid.，pp.xxix-xxx.

[24]　Le Goff，“What Did the Twelfth-century Renaissance Mean”，载Peter Linehan，Janet L．Nelgon，eds.，The Medieval World，Routledge，2001，p.643。

[25]　R．B．Swanson，The Twelfth-century Renaissance，p.208.

[26]　Ibid.，pp.210-211.

[27]　参见庞卓恒：《谈谈“文艺复兴”一词的含义和译法》，载《世界历史》，1980年第1期。

[28]　William Chester Jordan，Europe in the High Middle Ages，The Penguin Press，2001，p.83; Clifford R．Backman，The Worlds of Medieval Europ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231.

[29]　例如：M．D．Chenu，Nature，Man，and Society in the Twelfth Century，Chicago，1968; M．T．Clanchy，From Memory to Written Record: England，1066-1307，Oxford and Cambridge，1993; R．W．Southern，Medieval Humanism and Other Studies，Oxford，1970; Marshall Clagett，Gaines Post，Robert Reynolds，eds.，Twelfth-century Europe and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Society，Madison，1961; M．T．Clanchy，Abelard: a Medieval Life，Oxford，1997; Michael Wilks，The World of John of Salisbury，Oxford，1994。

[30]　R．B．Swanson，The Twelfth-century Renaissance，Preface，p.vii.

[31]　Robert L．Benson，Giles Constable，Carol D．Lanham，eds.，Renaissance and Renewal in the Twelfth Century，封三。

序

在许多人看来，这本书的书名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矛盾。发生在12世纪的文艺复兴！愚昧、停滞、黑暗的中世纪难道不是与随后发生的光明、进步、自由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形成着最强烈的对比吗？在中世纪，人们对现实世界的欢乐、美丽和知识熟视无睹，他们的目光永远盯着将要到来的灾难，这样一个时代怎么会有文艺复兴呢？西蒙兹（Symonds）把中世纪的特色浓缩在名画《圣伯尔纳》（St．Bernard）中，画面上，主人公对莱芒湖的美丽景色视而不见，因为他把他那“为思绪所累的前额低向他的骡子的脖颈”。难道整个中世纪不是以此为特色吗？那时“人类是小心翼翼的朝圣者，心中装满对罪恶、死亡和审判的恐惧，走在世界的大路上，全然不知向周围看上一眼，或者说不知道生命是一种恩赐”。

答案是历史的连续性否认前后相连的时代间存在如此明显、强烈的反差，当代的研究也告诉我们，中世纪并非曾经想象的那样黑暗和静止，文艺复兴也不是那么光明和突然。中世纪展示着生命、色彩和变化，对知识和美好的渴望和追求，以及在艺术、文学和社会组织方面的创造性成就。意大利文艺复兴是以类似的运动——即使规模小一些——为先导的；的确，它如此自然而然地来源于中世纪，以至于历史学家们对于它什么时候开始并没有达成共识，有人干脆弃而不用15世纪风格（the Quattrocento）的文艺复兴这一名词，甚至否认存在这样的复兴。

本书专门研究这些早期复兴中最重要的一次，即12世纪文艺复兴，也时常被称为中世纪文艺复兴。这正是伯尔纳和他的骡子生活的世纪，在许多方面是一个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时代。这是十字军东征、城市兴起和西方最早的官僚国家产生的时代。在这一世纪，罗马式艺术登峰造极，哥特式艺术萌芽初露，方言文学蓬勃兴起，拉丁经典著作、拉丁诗歌和罗马法复兴，吸收了阿拉伯因素的希腊科学的复兴、希腊哲学的大量复苏，第一批欧洲大学创立。在高等教育、经院哲学、欧洲法律体系、建筑和雕塑、礼拜仪式戏剧、拉丁和方言诗歌方面，12世纪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对于单独一本书或单独一个作者来说，这一主题太宽泛了。因此，鉴于人们对该时期的艺术和方言文学较为了解，本书的研究范围将仅限于这次文艺复兴的拉丁方面，即最广泛意义上的学术复兴——拉丁古典著作及其影响、新法学和更为多样化的历史编纂学、希腊人和阿拉伯人的新知识及其对西方科学和哲学的影响、学术研究的新机构，对于所有这些方面的研究都是在介绍了该世纪的文化中心和资料这些背景之后进行的。对于这一宏观课题尚缺乏任何其他研究，这也许可以作为作者草拟这样一个概要的借口，其中许多地方不得不依赖二手资料。

本书的某些部分是作者独立研究的成果，我在以下著作中对此有更全面的阐述，其一是《中世纪科学史研究》（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Medieval Science）（第二版，剑桥，1927年），其二是尚在撰写中的相对应的著作《中世纪文化研究》（Studies in Medieval Culture）。其他部分读者可参阅每章末尾的文献简介，需要提醒的是，大多数论题仍然有继续研究的空间。按逻辑主题划分章节看来比按传记的或地理的更为可取，但随之而来的后果是割裂特定人物或国家的有关内容，索引将部分地补救这种不便，希望主要国家在这一运动中的角色得到合理而明确的呈现，阿贝拉尔（Abelard）、索尔兹伯里的约翰（John of Salisbury）、拉丁诗人们这些人物的个性特征仍然得以保留。

衷心感谢我的同事E·K·兰德、C·H·麦基尔韦恩、乔治·萨顿，还有索邦的M·艾蒂安·吉尔松，他们一丝不苟地阅读了部分手稿。本书在撰写的后期阶段很大程度上受惠于哈佛大学艺术和科学研究院的秘书乔治·W·鲁宾逊先生精深的学识和准确的判断。我同样高兴地感谢艾尔玛·H·里德小姐、乔赛亚·C·拉塞尔博士，特别是玛格丽特·G·科米斯基女士的帮助。这些帮助在很多方面推进了我的工作，使我避免了许多错误和疏漏。

查尔斯·H·哈斯金斯

马萨诸塞州剑桥

1927年1月

目 录

中译本序言

序

第一章　历史背景

第二章　知识中心

第三章　书籍和图书馆

第四章　拉丁古典文化的复兴

第五章　拉丁语

第六章　拉丁诗歌

第七章　法学的复兴

第八章　历史编纂

第九章　希腊语和阿拉伯语著作的翻译者

第十章　科学的复兴

第十一章　哲学的复兴

第十二章　大学的发端

索引

再版后记

第一章

历史背景

欧洲中世纪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时期，同时也是复杂而又充满变化的时期。在这一千年的时间中，包含着形形色色的民族、制度以及各种类型的文化，展示着历史发展的许多过程，蕴涵着现代文明的许多因素的起源。东部和西部、北部和地中海、旧和新、神圣和世俗、理想和现实的对比反差，使该时期充满活力、色彩和变化，它与古代和现代世界的紧密联系确保了它在人类不断发展的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像历史上的所有伟大时期一样，中世纪既具连续性又具变化性的特征。

这种见解与广为流传——不仅在未受教育者中而且在大量本应懂得更多的人中——的观点相冲突。在这些人看来，中世纪是所有一成不变的、停滞的、保守的事物的同义词，“中世纪的”适用于任何过时的东西，像萧伯纳（Bernard Shaw）提醒我们的，甚至前一辈用过的时髦餐具也被称为“中世纪的”。他们认为，在民族大迁徙后的几个世纪里，哥特人和汪达尔人的野蛮性扩展开来，甚至波及哥特人创造性天赋的杰出成就之一的“哥特式”建筑；他们还认为，这一时期的愚昧和迷信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启蒙形成对比，却不可思议地漠视在后一时期盛行的炼金术魔法和魔鬼信仰；可以说，“黑暗时代”这一说法被扩展为涵盖从公元476年到1453年的所有年份。即使那些明白中世纪不“黑暗”的人也时常认为它是一成不变的，至少从公元800年左右到1300年左右的核心时期是这样，突出表现在中世纪庞大的封建机制、教会至上主义和经院哲学，而此前和此后则是变化更为快速的时代。这种观点无视欧洲不同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性、该时期内经济的巨大变化、东方新知识的流入、中世纪生活和思想潮流的不断改变。特别是在知识方面，这一观点忽视拉丁古典著作和法学的中世纪复兴、通过吸收古代学问和亲身观测而引发的知识的增长，以及这几个世纪在诗歌和艺术方面的创造性工作。在许多方面，公元800年的欧洲与1300年的欧洲的不同点多于相同点。在8世纪与9世纪的文化之间、1100年左右与1200年左右的社会环境之间、上一个时代与13世纪和14世纪的新知识倾向之间，也可以作类似的对比，虽然其间的变化要小一些。

为了方便起见，人们已习惯于借用“文艺复兴”一词称这些大变动为加洛林文艺复兴（Carolingian Renaissance）、奥托文艺复兴（Ottonian Renaissance）、12世纪文艺复兴，而这一名词一度专指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当然，也有人想完全放弃文艺复兴一词，因为它让人误以为15世纪发生了一场突然的变化，产生了一种原创性的、特色鲜明的文化，还让人普遍觉得过往的什么东西永远有可能真正复兴；亨利·奥斯本·泰勒（Henry Osborn Taylor）先生撰写过两卷本的《16世纪的思想和表达》（Thought and Expression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1]，一次也没有使用这一被禁止的术语，他为此而得意。然而，人们不免怀疑，这一名词会比其他名词，比如“15世纪”“16世纪”更让人误解吗？它是如此贴切，如此被认可，像“奥地利”一词一样，如果它不曾存在，我们将不得不发明它。的确存在过一次意大利文艺复兴，不论我们选择什么方式称呼它，把荷马史诗归功于同一姓名的另一位诗人是徒劳的。但是，至少我们必须承认，伟大的文艺复兴并不像所设想的那样举世无双和生死攸关。文化的反差并没有人文主义者和他们的追随者所认为的那么巨大，在中世纪也有多次知识的复兴，其影响并没有为后来的岁月所淹没，也同样具有人们熟知的15世纪的大变动所具有的特性。本书选择其中一次复兴作为研究对象，即12世纪文艺复兴，也称作中世纪文艺复兴。

可以设想，12世纪文艺复兴范围很广，涵盖了一百多年中——从11世纪末到1204年拉丁人占领君士坦丁堡以及当时发生的宣告13世纪到来的其他事件——欧洲经历的所有变化，正像我们谈论后来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代一样；但是，除关于这一时期的通史外，要想说明任何问题，这种思考问题的角度太宽泛太模糊了。把范围缩小到这一时代的文化史对我们更为有益，即，罗马式艺术的充分发展和哥特式艺术的兴起，抒情的和叙事的方言诗歌的繁荣，拉丁文的新学术和新文学。这一世纪开始于主教座堂学校的兴旺时期，结束于第一批大学在萨莱诺（Salerno）、博洛尼亚（Bologna）、巴黎、蒙彼利埃（Montpellier）和牛津的落地生根。它开始的时候仅有自由七艺的基本轮廓，而在结束的时候已拥有了罗马法和教会法、新亚里士多德、新欧几里得和托勒密、希腊和阿拉伯医生，因此使新哲学和新科学成为可能。它目睹了拉丁古典著作、拉丁散文、伊尔德贝（Hildebert）古代风格的和歌利亚德（the Goliardi）新韵律的拉丁韵文的复兴，礼拜仪式戏剧的形成。历史创作的重新活跃，包括传记、自传、宫廷纪事录、方言历史和城市编年史，反映了一个更富裕的时代社会生活的丰富和广阔。一个1100年左右的图书馆大概只有以下书籍：《圣经》和拉丁教父的著作以及他们的加洛林注释者的著作、教堂祈祷书和圣徒们的各种传记、波爱修斯（Boethius）和其他人的教科书、少量地方史，或许还有一些时常蒙满灰尘的拉丁古典著作，其他书籍寥寥无几。大约1200年或稍后几年，我们就有希望找到这些古旧书籍更多更好的抄本，而且还有《民法大全》（Corpus Juris Civilis）和部分地从被人遗忘的角落回收来的古典著作；格拉提安（Gratian）和近来教皇们的圣令集；安瑟伦（Anselm）、彼得·隆巴德（Peter Lombard）和其他早期经院哲学家的神学作品；圣伯尔纳和其他修道院领袖的著作［217卷的拉丁文《教父著作集》（Patrologia）足有1/4属于这一时期］；大量新史书、诗集和通信集；中世纪早期传统所不知而在12世纪的岁月中从希腊人和阿拉伯人那里找到的哲学、数学和天文学。我们将拥有杰出的法国封建叙事诗和最优美的普罗旺斯抒情诗，以及中古高地德语的最早著作。罗马式艺术达到并经历了其最高峰，新的哥特式风格在巴黎、沙特尔（Chartres）和法兰西岛的一些较小的中心站稳了脚跟。

全面概观12世纪的西方文化将使我们离题太远，而且在许多方面尚缺乏起码的研究。由于本书篇幅和作者知识的局限，我们不得不放弃这时期的方言文学、建筑和雕刻，把精力集中在这一时期的拉丁著作及其反映的该时期的生活和思想上。艺术和文学的界限从来没有完全理清过，拉丁文和方言自然也不能截然区分开，因为它们在使用的过程中经常平行、交叉或会合，而且我们还知道，那种曾经认为是区别受教育者和未受教育者作品的无懈可击的办法是非常行不通的。必须牢记拉丁和方言文学经常互相渗透。虽然如此，这两种文学还是可以分开讨论的，并且，由于人们已对方言文学投入了太多的精力，研究更具特色的拉丁文艺复兴就不难找到正当的理由了。

年代断限并不容易划定。“世纪”最多只是为方便起见而采用的一种随心所欲的划分法，不允许因此妨碍或曲解我们的历史思维：哪怕历史被裁剪成几百年的一段段，历史也不成其为历史了。我们最多只能说，11世纪后期显现出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知识的新生活的许多迹象，而对于这些，像罗马法的复兴和对古典著作的新兴趣，几乎找不到特定的产生时间；并且，如果我们为了方便，选择1096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作为转折点，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特别事件本身在知识史上并没有明确的重要性，真正的变化50年前就开始了。这一时期的下限更不能截然划定。一旦恢复生气，知识生活不会懈怠或陡然改变其性质。正像13世纪从12世纪产生，14世纪也从13世纪中产生，因此，在中世纪文艺复兴与15世纪文艺复兴之间没有真正的中断。一个学者曾经宣称，但丁“一只脚站在中世纪，迈出另一只脚迎接文艺复兴之星的冉冉升起”！如果13世纪的印记容易在1250年左右的文学、艺术和思想中见到，与此前变化中的形成时期有所不同，但是并没有明确的分界线把两者分开，我们只能说，大约在世纪转换的时候，希腊帝国的崩溃、新亚里士多德派的接纳、逻辑之于文学的胜利、拉丁和法语诗歌的创造性时代的衰落，标志着不容我们忽视的一种转折，而两代人之后，大阿尔伯特（Albertus Magnus）和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已使得新科学和哲学恢复了秩序。到1200年，中世纪文艺复兴已有很大进展，到1250年，它的工作已大量完成。在“12世纪文艺复兴”这样一个术语中，“世纪”一词必须使用得非常宽松，以便不仅正好覆盖12世纪，而且覆盖前后紧密相连的年份，但对核心的时期仍给以足够的强调以表明其文明的突出特色。如果把这次大变动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我们必须向前追溯50年或者更多，向后也几乎同样。

不仅如此，这一大变动的各个方面并不是恰好同时发生的，正像后来的文艺复兴中在古典学术复兴、意大利艺术的勃兴、哥伦布和哥白尼的发现之间没有完全的一致性一样。无可怀疑，即使不把拉丁古典著作的复兴视为加洛林时代以来的持续推进，它早在11世纪也已经开始了，新人文主义的力量在12世纪结束前已经消耗殆尽了。相反，新科学在1125年之前还没有开始，而一旦开始它就不间断地进入13世纪，至少持续到吸收希腊和阿拉伯学术的结束。开始于12世纪的哲学复兴在13世纪才达到顶峰。像在所有的历史进程中一样，在这里，没有任何一个日期在历史发展的各个侧面具有同等重要性。

与加洛林文艺复兴不同，12世纪的复兴不是一个宫廷或一个王朝的成果；也不同于意大利文艺复兴，它的开始并不归功于单独一个国家。如果说意大利在其中起了作用，比如在罗马法和教会法以及希腊文的翻译方面，但除了在法学领域，并没有决定性作用。法国的修士和哲学家、最终凝聚成新的巴黎大学的主教座堂学校、歌利亚德和方言诗人、在新哥特式艺术中的核心地位，使法国的作用总的来说更重要一些。英国和德国值得一提，虽然它们只是传播了来自法国和意大利的文化而不是创立了自己的文化；实际上，在靠近13世纪的时候，德国在某些方面进入衰落期，而英国凭借与法国的最紧密关系继续向前发展，在拉丁和方言文化方面都如此。西班牙的作用是充当与伊斯兰世界的学问之间的首要纽带；在那里工作的那些翻译家的名字就足以说明对知识的这种新追求的欧洲特征：塞维利亚的约翰（John of Seville），桑塔耶的乌托（Hugh of Santalla），蒂沃利的普拉托（Plato of Tivoli），克雷莫纳的杰勒德（Gerard of Cremona），卡林西亚的赫尔曼（Hermann of Carinthia），布鲁日的鲁道夫（Rudolf of Bruges），切斯特的罗伯特（Robert of Chester），等等。基督教的西班牙仅仅是向北方的文化传送者。

这些名字——其中的许多人我们只知道名字——表明12世纪缺少意大利文艺复兴所富有的那种鲜明个性人物，也缺乏那种多样性。它没有如此众多的回忆录和通信，它的杰出人物相当罕见。它也不能宣称对肖像画有艺术兴趣。它的雕刻和建筑艺术丰富而特色鲜明，但那是类型艺术，而非个体艺术。它没有留给我们学者或文人的肖像画，甚至统治者或高级教士的也非常少见。它甚至没有留给我们那个时代的马的画像，就像装饰在曼图亚（Mantua）的贡扎加（Gonzaga）公爵宫殿的那样。

关于这次知识复兴的前提条件，要说得很明确并不容易。11世纪在许多方面是模糊不清的，而10世纪就更模糊了，因而知识运动的起源并不能在最为便利的条件下去追溯。11世纪后期一个非常明确的事实是贸易和商业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在意大利，以及由此带来的该地区城市生活的活跃。人们倾向于把这一事实与近来一些作者用以解释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经济和城市的先行发展进行类比；但是12世纪文艺复兴并不是特指意大利人的，事实上，一些突出的成就产生在阿尔卑斯山以外，而那里的经济复苏几乎还没开始，因此，不能如此爱不释手地仅仅从经济决定论的角度来解释这次大变动。还应当看到政治上的某些进步，这可以通过诺曼人在英格兰和西西里的土地、加泰罗尼亚（Catalonia）见到，也可以在法国封建制度的巩固中见到，这种进步促进了某种程度的和平以及在和平的社会才能最好地进行的旅行和交流。在地中海地区、在该地区与北方的交流中，所有这些影响都值得考虑，而更为富庶的封建王室——我们将在下一章讲述——是佑护拉丁和方言文学的中心。自然而然地，教会也从日益增长的繁荣中受益，修道院内外的神职人员有更多的钱财用于旅行、购买和复制手抄本，因此有更多的学习和研究的物质机会。教皇权力的提高吸引着不断增多的教士和俗人行走在通往罗马的道路上；像其他著名的朝圣道路一样，成群的宗教旅行者也经常光顾该道路，许多法国武功歌（chansons de gestes）就是为他们创作的。不仅如此，教会体制的较为准确的定义反映在授职权之争的小册子文学中，也反映在随后的宗教法规学者的作品中，总的来说反映在卷帙浩繁、编排合理的各种类型的文字档案中。

虽然精神上的整体复苏自然而然地伴随着这一时期积极的生活而来，但是在一些情况下，可以找到与这次知识大变动更直接的联系。有例为证。公元1100年前发生在意大利的罗马法的复兴与经济和社会环境的改变紧密相连，因为这种优良的法律体系是适合这种环境的。朝圣传奇故事是随着那些选择了去罗马和孔波斯特拉（Compostela）的朝圣者人数的增多而形成的。阿拉伯文的科学和哲学著作的翻译有赖于基督徒对西班牙北部的收复——1085年收复托莱多（Toledo）、1118年收复萨拉戈萨（Saragossa）。收复失地运动把萨拉森人（the Saracens）的学问展现在来自北方的基督徒学者面前，他们如逢甘霖，目光集中在了伊比利亚半岛。希腊文著作的翻译得益于诺曼人对西西里和南部意大利的征服、意大利北部城市共和国与君士坦丁堡商业和外交关系的维持。萨莱诺的地理位置无疑有助于它的兴起并执中世纪医学之牛耳。随着人类活动多样性的增加和重要性的增强，史学著作的数量和类型也增多了；十字军东征的历史首先需要十字军，然后才是记载十字军的历史学家！

曾几何时，人们认为十字军东征本身可以充分地说明12世纪文艺复兴的原因，正像说明12、13世纪的其他变动一样。难道“这些代价昂贵充满冒险的远征”没有增强（或者削弱！）王权、抬高教皇、瓦解封建制度、创建城市、解放人的精神，并且总的说来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吗？举例来说，难道吉本没有断言过吗，参加东征的男爵们的贫困“迫使他们屈尊发布了一些自由特许状，解除了奴隶的枷锁，使农民获得土地、工匠获得商铺，并渐渐地为社会中人数最多最有价值的一部分储备了物质和精神力量”？遗憾的是，虽然存在所有这些想当然的猜测和信口开河的言语，历史学家们现在把十字军东征和十字军东征时代区别开来，指出东征只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时代的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而且不是最主要的方面。东征把东方和西方更紧密地连接起来，促进了贸易、运输和货币的使用，有助于促进业已存在的许多趋势；但是它们在知识领域的具体作用就没那么确切，也没那么重要了。吉本在这一点上正确地认为，“好学、好奇的热情在欧洲是由多种因素激发起的”，如果不完全是由“最近的事件”的话；近来一位作者指出，“一个人可能旅行很多但所见很少”，因此“儒安维尔（Joinville）向我们展示的圣路易或者说儒安维尔本人，并没有因参加东征而变得知识丰富”。[2]无论如何，我们不认为十字军东征是拉丁文艺复兴的起因，因为在第一次东征前复兴已经开始，这两个运动几乎没有碰撞。

我们已经详细评述了这些好的坏的解释方法，还有最后一种解释，它并没有追随这些探讨直接原因的方法。安瑟伦、阿贝拉尔、伊尔内留斯（Irnerius）、杜洛尔（Turold）（或任何一个是《罗兰之歌》作者的人）和巴斯的阿德拉德（Adelard of Bath）在这一世纪的一端，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阿西西的方济各（Francis of Assisi）和伟大的经院哲学家们在另一端，对于他们并不能通过推算时间和背景来作出解释，更不能通过我们已无法追溯的继承关系（也许腓特烈二世除外）来解释。在这里我们看到两种解释，其一是杰出人物展现出了其聪明才智，其二是人类生活如此活跃的时代人们的思想可能也活跃这样一个笼统的概括。因此，随着我们知识的增长，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以超出这两种解释。这种研究尤其需要追溯到11世纪，这一模糊不清的时代隐含着这一新的大变动起源的秘密，它远早于东征和征服这些事件，后者不能作为论据，主要由于它们发生的时间太晚了。同时，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把问题简化一些，要记住，我们面对的是知识生活的加强而不是新的创造，9世纪与12世纪的联系从来没有完全中断过。一般说来这是真实的，“在中世纪，后一个世纪除了继承在紧挨它的前一个时代已经知道的东西外，还尽量回溯到遥远的过去以寻求更多的财富”[3]，但相比来说，12世纪向前回溯的更多、重获的也更多。

9世纪的学术和文学复苏通常被称为加洛林文艺复兴，其源泉和活动中心在查理大帝及其直接继承者的宫廷中。这一运动最初局限在对法兰克神职人员进行高水平的教育，但后来产生了对学术本身的兴趣，把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学者聘请到高卢，对即将开展其事业的年轻一代进行培训。它是一种复兴而不是一种新的开始，即，在刚刚过去的“黑暗时代”饱受摧残的拉丁教父的作品、拉丁经典著作和拉丁语的复兴。它的神学论文源于教父们的资料汇编；它的拉丁散文和韵文主要是旧素材，虽然它们为随后的时代确立了作品的新标准。这一运动主要是保存而不是创造；但是它改革了欧洲书法，创造了加洛林小书写体，直到今天仍作为我们的字母表使用，它的抄写员为现代世界保存了拉丁古典作品，这些作品通过加洛林文本几乎全部直接或间接地流传给我们。图书馆有了藏书；像费里耶尔的吕皮（Lupus of Ferrières）和苏格兰人约翰（John the Scot）那样的人文主义者产生了。拉丁语再没有堕入墨洛温时代那样的深谷，欧洲的智慧再没有失去9世纪的丰厚馈赠。

鉴于加洛林文艺复兴以宫廷和邸宅学校为中心，它也随着法兰克帝国在9世纪后期的解体而告终，在随后的小王国中没有留下直接继承人。官方年代记在公元882年结束了；“法典和法令汇编的源流中断了”；帝国官员不再在他们的警戒区域巡视。但是，幸运的是，查理曼执意在每一个修道院和主教座堂建立学校，正是在这些地方性中心，知识运动首先兴盛起来。它们包括像图尔（Tours）、富尔达（Fulda）、赖谢瑙（Reichenau）、圣高尔（St．Gall）、洛尔施（Lorsch）、弗勒里（Fleury）、圣里基耶（Saint-Riquier）和科尔比（Corbie）那样的著名修道组织；梅斯（Metz）、康布雷（Cambrai）、兰斯（Rheims）、欧塞尔（Auxerre）和沙特尔那样的主教中心。这些机构由于加洛林王朝的保护而获取了财富和免税权，因此，不论加洛林王朝的命运如何，那里并不缺乏教学和著述继续发展的内因；但是它们的起源应归功于查理曼所实现的和平以及良好的秩序，当这些被破坏的时候，它们也许很容易退出历史舞台。10世纪，那样一个“铁的世纪”，就提供了一种酸楚的考验。这是一个混乱和“拳头法”的时代，“没有人考虑共同的防御或建立管辖范围广的组织，强权者建立起城堡，贫弱者变成他们的农奴，或者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统治者——伯爵、主教或男修道院院长——加紧控制，变委派身份为独霸一方，把个人权力变成地方权力，不承认远方虚弱的宗主”。[4]不论国王或地方贵族在理论上给修道院留下了什么，他们在实践上都可以以世俗修道院院长的身份接管。如果这些至少名义上信基督教的地方诸侯对教会仍怀有一定程度的敬意，那些非基督教的入侵者——萨拉森人、匈牙利人和诺曼人——就无法指望了，他们现在涌入法兰克帝国，大肆抢劫和破坏修道院和教堂的丰富物品。每年，“异教徒的刀剑在闪亮”。萨拉森人于公元846年在罗马劫掠圣彼得教堂；诺曼人843年在高高的祭台前杀死南特主教，854年在图尔烧毁圣马丁教堂，886年巴黎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他们收买。成片的地区被蹂躏，比如，弗兰德尔、墨兹河、塞纳河和卢瓦尔河流域，以及后来变成诺曼底的地区。巴伐利亚的隐修地被匈牙利人攻陷，中部意大利的隐修地被萨拉森人攻陷。许多大修道院被完全摧毁，逃命中的修士几乎没有携带书籍，更少带上学生。甚至围以高墙的主教座堂城市也没完全幸免。

在整个10世纪，正是德国最好地保存着加洛林传统，因此，德国历史学家喜欢称萨克森王朝的奥托诸帝时期为“奥托文艺复兴”。虽然入侵和地方主义在法国和意大利导致衰落，但是，萨克森地区却显示了被查理曼征服和基督教化以及新信仰的修道院和主教管区建立所带来的成果。奥托大帝不仅追随查理曼复兴帝国，而且招徕意大利语法学者和神学家，以加强他和他兄弟科隆大主教布鲁诺（Bruno）大力支持的知识复兴运动。这一举措的结果可以从下列名字中反映出来：语法学者帕维亚的斯蒂芬（Stephen of Pavia），列日和维罗纳主教、神学家拉瑟勒斯（Ratherius），诗人韦尔切利的利奥（Leo of Vercelli），以及著名人物克雷莫纳的利乌特普兰德（Liutprand of Cremona），奥托曾委任他为出使君士坦丁堡的特使。

进入11世纪，德国文化并没有显现出内在的生命力。这是真实的，有些皇帝，比如亨利二世、亨利三世、亨利四世受到相当好的教育并对知识感兴趣，11世纪早期的拉丁文学也可以以下列成就夸口：沃姆斯的伯查德（Burchard of Worms，1025年逝世）的教会法规著作、雷根斯堡的奥特洛（Otloh of Regensburg）修士的洞察力和诱惑力、列日的诺特克（Notker of Liege，1008年逝世）的学校、圣高尔的诺特克（Notker of St．Gall，1022年逝世）的翻译，以及相当数量的年代记和传记。然而，并没有真正的宫廷学术中心，从前的修道中心也在衰落。11世纪后期和12世纪知识进步的动力与其说来自内部还不如说是通过与意大利和法国的接触。在奥托大帝复兴帝国之后，由于对帝位的贪图而远征罗马，也由于随着皇帝的军队到达北方的学者和书籍——以献给亨利二世的保存在班贝格（Bamberg）大教堂的手稿为证，德国与意大利的关系不可避免地敞开着。不论神圣罗马帝国给德国土地带来多么不幸的政治后果，与意大利的这种联系对于德国文化具有头等重要性。与法国的关系就相当不同了。这种关系的建立主要通过德国教士在法国北部的学校的学习，后来则是通过克吕尼（Cluni）和西妥（Citeaux）为了改革和扩大德国的修道生活而进行的殖民活动。这种关系在12世纪家喻户晓，而且我们也读到这样的文字，更早的时候，艾西施泰德的黑里贝特（Heribert of Eichstadt）主教（1021—1042）就蔑视“在家乡而不是在莱茵河流域和高卢接受教育的人”。然而，我们必须谨防强调政治疆界，因为在这一时代这种疆界并不意味着什么。科隆、列日与兰斯、沙特尔和弗勒里的关系远比与德意志王国的北部和东部的关系密切。

在意大利，文化的复兴在南部首先显现出来。那里与希腊和伊斯兰世界的联系是直接的。直到11世纪，南部意大利还是拜占庭帝国的一部分，诺曼征服后，它还保留着它的希腊修道院和相当数量说希腊语的人口，特别是在卡拉布里亚（Calabria）。西西里从902到1091年被阿拉伯人占领，这里的希腊和阿拉伯因素同样在诺曼统治者时期保存下来。这两个地区都与北非和东方保持贸易联系，这正像我们在阿马尔菲（Amalfi）这一城市的商业中见到的，该城市与叙利亚进行贸易并在君士坦丁堡有自己的街区。从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窥见二百年后腓特烈二世的宫廷得以显赫的背景。设想希腊和阿拉伯文明在拉丁复兴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自然的，然而，这种影响追溯起来并不容易，特别是在这样的早期。最清楚的例子是大约生活在1015至1087年的非洲人康斯坦丁（Constantine the African），他对于重要的医学书籍进行了翻译和改编；但是康斯坦丁本人就是一个模糊的人物，学者们一般认为，萨莱诺医学研究的发展早于他的翻译，更多地与古老的当地传统相联系。可以肯定的是，出自贝内文托派（the Beneventan）之手的迪奥斯科里德斯（Dioscorides）和希腊医学家著作的手抄本在9至11世纪就问世了，因此关于这些作家的一些知识在康斯坦丁之前就具备了。对于我们的论题来说，重要的事实是，到11世纪，萨莱诺已经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医学中心。萨莱诺作为一所学校虽然其名声完全在医学领域，但也有一些其他方面的早期活动的例证。大主教阿尔法诺（Alfano，1058—1085）的拉丁韵文取材广泛，有宗教的，也有应景的，显示出他对罗马诗人惊人的熟悉程度，其格律超乎常人，而他的名字是与译自希腊文的尼米修斯的《论人的本性》（De natura hominis）译本联系在一起的。在蒙特卡斯诺（Monte Cassino），我们读到了历史学家阿马图斯（Amatus）和计算学家卡普亚的潘道夫（Pandulf of Capua）的作品，而非洲人康斯坦丁在这里结束了余生，修士阿尔伯里克（Alberic）写了关于书信体写作（dictamen）这一新的艺术形式的第一本手册。我们后面将有机会更全面地谈及作为知识中心的蒙特卡斯诺；这里只需要强调它与11世纪知识复兴的关系。

在北部意大利，从以《民法大全》（Corpus Juris）文本为基础的全方位研究这一意义上说，这是罗马法重新出现的时代。不论伦巴德法学家的早期影响如何，也不论最早的罗马学校的情况如何，直到近五个世纪后的1076年我们才发现对《学说汇纂》（Digest）的第一次引用，找到了第一个杰出的博洛尼亚大师佩波（Pepo），他是“博洛尼亚闪亮的光芒”。到该世纪末，博洛尼亚已居公认的领先地位，伊尔内留斯是公认的大师。在另外两个领域，这一时期意大利因出版了具有广泛影响的新著作而引人注目，它们是，伦巴德词典编纂家帕皮阿斯（Papias）的《难字汇编》（Glossary）（1050年左右），阿雷佐的圭多（Guido of Arezzo）的音乐著作。即使现代乐谱的引入使得该作者不再有名气了，这些音乐著作仍有影响。总之，远在十字军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前，意大利就有了精彩的表演！

关于11世纪的意大利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俗人教育的保存。我们不必完全拘泥于德国历史学家维波（Wipo）的观点，他认为，所有意大利青年在学校里像牛马一样劳动。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世俗文化这一古老传统在阿尔卑斯山之外消失后很久仍在这里持续存在。瓦滕巴赫（Wattenbach）说，意大利俗人“虽然没有写书，但他们阅读维吉尔和贺拉斯”。如果说这一阶层没有用文学来表达自己，至少为法律和医学这种世俗职业——在意大利社会很早就取得显赫地位——提供了土壤；该阶层还组成公证文书这一特殊集团，他们通过父传子的方式经营办事处，在黑暗时代里保存下了罗马公证文书誊写人（tabelliones）制度。公证文书在意大利城市中成为一支相当重要的团体，在那里他们以地方史学家而闻名，而公证术也随着罗马法的传播流传到其他国家。

如果说意大利是法律和医学的摇篮，这一时期的法国则在自由七艺方面占有优势，并在哲学、神学、拉丁诗歌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更不用说方言韵文了。在学术方面像在建筑和雕刻方面一样，这时的法国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意大利影响是一个模糊不清的问题。当然，热尔贝（Gerbert）访问过意大利，帕维亚的朗弗朗（Lanfranc of Pavia）把学术之光带到在贝克（Bec）的诺曼学校，并由另一个意大利人奥斯塔的安瑟伦继承下来；但是我们在用这些事实论证带有普遍性的结论时应当谨慎。热尔贝在去意大利之前生活在西班牙，认为他的数学才能来源于高卢疆界之外也没有根据；朗弗朗性情上更像一个律师而不是神学家；安瑟伦是一个真正的神学家，但找不到师从意大利大师的证据。在所有重要方面，11世纪法国学术直接根植于加洛林传统这片土壤。

这种连续性也许在兰斯最为明显。在那里，弗洛多阿尔（Flodoard）把他那极有价值的年代记写到公元966年，而热尔贝980年之前就开始在主教座堂学校教书。热尔贝的教学覆盖所有的自由七艺，逻辑和修辞（有丰富的经典插图）并不少于数学和天文，但是，他让当时人赞叹不已的是他的数学和几何专著，还有他对于天文仪器的使用。仪器虽然简单，但在他们看来“近乎神圣”。他还如饥似渴地收集手抄本。泰勒说[5]，他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最伟大的导师，最如饥似渴的学习者，最广博的学者”。他的学生阿博（Abbo）988年成为卢瓦尔河畔的弗勒里（Fleury-sur-Loire）的修道院长。在这个加洛林文化的古老中心，阿博在逻辑学和天文学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后来奥尔良（Orleans）据此来追溯自己的文化传统。另外一个学生也许是菲尔贝（Fullbert），他是负责主教管区秘书室的教士，从1007年到1029年担任沙特尔主教，而沙特尔从这时开始成为一流的主教座堂学校。实际上，早在991年，修士兰斯的里歇尔（Richer of Rheims）就给我们留下为了学习希波克拉底而前往沙特尔的旅程的奇特描述。菲尔贝所受的多方面教育尤其表现在他的诗歌的古典格律和晚近韵律，以及他的大量的通信上，这些信件风格优美，论及医学、教会法和当前政治的各种问题。在这些学校中，菲尔贝被称为“苏格拉底”，其影响反映在他的其中一个学生——列日的阿德尔曼（Adelman of Liege）所写的一首诗歌中。这是一首加洛林风格的按字母顺序的《恸悼诗》（planctus），用以哀悼他从前在沙特尔的同学的逝世。这些人包括：沙特尔的负责主教管区秘书室的教士（chancellor）伊尔德热（Hideger）、大师拉尔夫（Ralph）和西戈（Sigo）；修辞学家巴黎的朗贝尔（Lambert）和奥尔良的昂热尔贝（Engelbert）；图尔的语法教师雷吉巴尔（Reginbald）；去圣冢（Holy Sepulchre）的朝圣者凡尔登的热拉尔（Gerard of Verdun）、勃艮第的瓦尔特（Walter of Burgundy）、数学家科隆的雷吉巴尔（Reginbald of Cologne），还有列日学校的另外三个人。这份名单远不能包括菲尔贝的所有取得突出成就的学生，但它可以使我们瞥见11世纪上半叶存在着的在自由七艺领域由教师和著作者组成的这样一个庞大而活跃的团体，特别是热尔贝留给洛林学校和沙特尔学校的特色鲜明的数学传统，这一传统反映在科隆的雷吉巴尔与列日的拉尔夫在1025年左右的一封奇妙的信件中。有了这样的基础，到该世纪中期，列日的弗朗哥（Franco of Liege）已在攻克求圆的面积这一难题，而赖谢瑙的跛足修士赫尔曼（Hermann）已经从来自阿拉伯人的一些资料中得知了星盘。一代人以后，洛萨林根的算盘能手（Lotharingian abacists）已到达英国，可能把算盘带到了那里并用于财务署的计算。

自由七艺的另外一科逻辑论证在这时蓬勃兴起，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并预示着它后来的优势地位和经院哲学的论争。菲尔贝最杰出的学生之一，图尔的贝伦加尔（Berengar of Tours）从1049年到1088年逝世与别人进行了一场持久的论战，对方是贝克的朗弗朗和保守神学家组成的整个学派。争论的问题是反复被提及的圣餐（Lord's Supper）中的基本要素的真实存在问题；贝伦加尔的方法是从权威转向理性，或者按他自己的说法是逻辑论证：“在所有问题上求助于逻辑论证是勇气的一种表现，因为求助于逻辑论证就是求助于理性，而不利用理性的人就等于放弃了他的首要荣誉，因为人是上帝凭借理性的力量，按上帝的模样造出的。”稍后，贡比涅的罗塞林（Roscellinus of Compiègne）提出后来成为经院哲学论争的核心的共相问题，他的唯名论观点在1092年的苏瓦松会议上遭到谴责，理由是它把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的上帝变成了三个上帝。

在拉丁诗歌方面，11世纪以沙特尔的菲尔贝开始，以勒芒的伊尔德贝（Hildebert of Le Mans）结束，某些现代编辑把后者的著作与古代的经典著作混淆了。这里，加洛林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新韵文数量更多，种类更丰富，因此它也许成为对这一时代最具特色的表达。这些诗篇中有许多至今没有发表。其主题无所不包：神学、圣徒生平、植物和宝石的功效、僧侣传、像1060年圣阿芒火灾这样的事件、讽刺同时代人的作品、给朋友或主人写的墓志铭（tituli）。卢瓦尔河流域是最重要的中心，但这一运动扩展到整个法国北部和毗邻的洛林地区。在该世纪结束之前，这种类型的诗人也在英国出现了，代表人物是坎特伯雷的雷金纳德和温彻斯特的杰弗里。

最后，除了这些新著作反映的人类活动外，图书馆和古代作家书籍的收集也得到发展。在这方面，10世纪比我们可能料想的要活跃得多，表现在分散在各处的手稿目录册，特别是主要拉丁古典著作的重要手抄本。11世纪继续这一工作并有所扩展。大约1000年奥托三世已经在意大利搞到了奥罗修斯（Orosius）、佩尔西乌斯（Persius）、李维、菲尔让修斯（Fulgentius）、伊西多尔（Isidore）和波爱修斯的著作抄本。他的继任者亨利二世把许多其他手抄本向北带到班贝格大教堂。伯恩瓦德（Bernward）主教（993—1022）和戈德哈德（Godehard）主教（1022—1038）为希尔德斯海姆（Hildesheim）收集古典著作，正像修道院长弗罗蒙德（Fromund）为泰根塞（Tegernsee）收集一样。那时在蒙特卡斯诺抄写的抄本的长长清单，今天仍可以看到。大规模的弗勒里图书馆于11世纪竣工。这些抄本的日期的确定最多只能是大约，因为10世纪的书写风格与11世纪的风格之间的区别是微乎其微的，11世纪与12世纪之间也一样。在古文书学方面像在学术方面一样，一个时代是从另一个时代产生的。

起源阶段的情况就写到这里。像所有这样的阶段一样，虽然它模糊、昏暗、可望不可即，但它至少清楚地告诉我们，新的运动并非突然降临或天翻地覆的事件，而是可以远远地回溯到11世纪甚至更早。另外一个事实同样清楚，即，迄今为止，我们所面对的是罗马文艺复兴，因为它早于十字军东征、西班牙新学术和西西里的希腊翻译家。除了吸收非洲人康斯坦丁的医学和星盘的某些传统技艺，它与阿拉伯科学没有接触；除了几篇圣徒传记和唯一一部尼米修斯的论著外，它到目前为止没有直接地从希腊人那里接受什么。所有这些接触都将在12世纪的适当时候到来。在这之前，文艺复兴是一个拉丁运动，即罗马法、拉丁古典著作、拉丁诗歌、根植于波爱修斯和拉丁教父的哲学和神学的复兴。这些论题在12世纪的情况我们将逐一考察。但同时，我们需要了解这样一些情况：主要的知识中心及其相互交往，保存这一时期的学术和文献的图书馆和手抄本。

文献简介

没有一本全面阐述12世纪知识生活的著作。L．J．Paetow在Guide to the Study of Medieval History（Berkeley，1917）一书的第384—385页简明扼要地论述了该时期的各种特点。这本书对于学习中世纪史的所有学生都非常有价值，其中关于12、13世纪的知识环境尤为详尽。H．O．Taylor的The Midiaeval Mind（fourth edition，New York and London，1925）是一本有价值的总体性介绍著作，全面勾勒了11世纪的轮廓，但并没有照此来论述12世纪。R．L．Poole的Illustrations of the History of Mediaeval Thought and Learning（second edition，London，1920）有些章节精彩地论述了该时期；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Cambridge，1926）第5卷列举了丰富的参考书目，如果想一般性地查阅，这本书值得推荐。一般说来，关于知识问题，通史不会有什么帮助；教会史、百科全书和人名词典更为实用。

关于我们论题的很多资料包含在拉丁文学史中。其中最好的一种是M．Manitius的Geschichte der lateinischen Litteratur des Mittelalters（Munich，1911—1923），其中列举了丰富的参考书目，遗憾的是，它虽然对于本章涉及的领域很实用，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写到大约1050年以后；晚近学者F．Novati的Le origini（Milan，n.d.），及Storia letteraria d’Italia同样把我们抛弃在11世纪。还可以参考Novati的L’influsso del pensiero latino sopra la civilta italiana del medio evo（Milan，1897）；还有他的关于11世纪法国意大利知识关系的论文（见1910年的Comptes-rendus de l’Academie des Inscriptions，第169—184页）。G．Grober的概要“Uebersicht uber die lateinische Litteratur von der Mitte des 6．Jahrhunderts bis 1350”［见他的Grundriss der romanischen Phililogie，ii，I（Strasbourg，1902）］覆盖了整个时期和所有国家。The Historie litteraire de la France关于拉丁作家非常详尽，但是大多关于这一时期的文章现在看来太陈旧了。Ch．V．Langlois的令人称道的多卷本的La vie en France au moyen age（new edition，Paris，1924— ）不仅论述社会史，而且论述知识史，但是涉及的主要是方言文学。关于中世纪与以后历史时代的关系，C．G．Crump和E．F．Jacob主编的The Legacy of the Middle Ages（Oxford，1926）值得一读。

绝对不能忘记，虽然历史、文学和神学主题的众多出版物在相当程度上代表着12世纪作者们的成就，但是，他们的大多数著作至今没有出版，而且还有一大堆的问题等待着更为仔细的研究和专题性的考察。对于这些发表中的新资料，连一本指南也没有，也许最有价值的是现在流行的一本文献目录：在鲁汶（Louvain）出版的Revue d’histoire ecclesiastique。

注释：

[1]　New York，1920.

[2]　E．J．Passant，in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331.

[3]　H．O．Taylor，Thought and Expression in Sixteenth Century，i，p．viii.

[4]　James Bryce，The Holy Roman Empire，edition of 1909，p.80.

[5]　The Medieval Mind（1925），i.286.

第二章

知识中心

中世纪时期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知识生活并没有在大众中广泛传播。它明显缺乏现代世界司空见惯的普及性和交流的迅捷性。相对说来只有极少数人能读和写，这些人主要是神职人员，并且，除了有个别堂区教士取得了不太起眼的成就，受过教育的人都集中在某些固定的圈子里，互相之间被大片的农村愚昧地区所隔绝。原始的交通方式使得交往非常困难，然而，一定程度的交往是必需的，特别是由于教会制度的需要，因此，存在于某些领域的极端地方主义与蕴涵在其他领域的共同的欧洲文明共存在一起。同时，这种交流主要是在同一类型的知识中心之间——不论多么遥远——进行的，而不是在同一地区的不同类型的中心之间进行；虽然我们绝对不能忽略更为复杂的地方联系，但我们首先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初级的交流方式。这些知识中心主要包括修道院、主教座堂、宫廷、市镇和大学，代表着不同的社会阶层。这几种类型的中心在中世纪期间并没有同等的重要性；实际上其中有一些在中世纪早期是不为人们所知的，而新类型的知识中心的发展正是12世纪文艺复兴富有特色的一个侧面。

在中世纪早期，主要的文化中心是修道院。它们像处于愚昧和野蛮海洋中的岛屿，使学术在西欧免遭灭绝，而当时没有任何其他力量为此目的而竭尽全力。当然它们也受到那个时代地方主义的影响，同时也受到维持苦行生活所带来的诸多不便，但是，由于罗马的影响，由于爱尔兰修士们的旅行，由于查理大帝的集权措施，由于10、11世纪克吕尼的改革，它们之间还保留着某些类型的关系，因此，书籍和思想时常长距离传播，其速度让现代学者吃惊。然而，我们不能设想修道院无处不有并且始终是光明和知识的中心，对于它们知识生活的性质我们必须形成更具体的认识。

首先，应该特别提到一个现代本笃会修道院长提醒我们的那句话，“本笃会对文明、教育和文学的所有贡献都不过是副产品”。[1]一个修道院也许是一个旅行者的避难所，一个经济的中心，一盏建筑艺术的明灯，一个思想和信息的交流场所，一个新型音乐和文学的源泉；但是它具有这些性质的全部或其中一部分只不过是偶然的，绝非必然。圣本笃会规后来在西方广为流行，其中心点是天主事工（opus Dei），即每天在唱诗班中单调地吟唱赞美诗，最初每天4至4.5小时，后来慢慢延长到6或7小时。每天还有3到5小时——按季节来定——的空余时间用来阅读，这意味着学习和默想《圣经》和拉丁教父——例如巴西勒（Basil）和卡西安（Cassian）——的作品，不能离题太远地阅读其他作品。在大斋期的最初，每个修士将从图书馆领到一本书，“他们将从头到尾地全部读完”；但并没有定下时间期限，从朗弗朗修订后的教令可以清楚地得知，书籍一般保存一年，在下一个大斋期的第一个星期一郑重其事地归还，如果有哪个修士没有读完他的那本书，他必须就这一点进行公开忏悔。与现代人的普遍感觉不同，本笃会规章同样没有提到抄写书籍，但留下了在规定的体力劳动时间里做此工作的余地，为了给唱诗班和图书馆提供必需的书籍，在那里抄写一些书籍也是自然的，更不用说“用笔和墨向邪恶开战”——引用卡西奥多鲁斯（Cassiodorus）的语言——的重要性了。本笃会规章也没有提到另一个修道机构——学校，虽然我们在后来的规则中对它们有所耳闻。皮伊佩尔（Pijper）指出[2]：“现代意义上的学校是这样的机构，在那里，教学是在固定的时间，由特定的老师在特定的场所向特定的学生进行的，它在中世纪的修道院的存在，实属意外。”寻找任何专门教室的遗迹是十分困难的。教学主要是宗教性质的：祈祷、宗教仪式规则、布道、校读会，特别是校读《圣经》。自由七艺并非占有头等地位，也并非到处都可以见到所有七艺。

让我们再讲述得更精确一些。从修道院建立的前提说，每个修道院都有一个收藏祈祷书的图书馆，时常还藏有一些《圣经》和神学著作的抄本。它至少有一所训练见习修士、修女的学校，其中常有某些初级的教材，虽然不能设想情况总是这样。作为土地拥有者，它有特许状和所有权证书，有时还复制到财产登记册中，或许还成为具有一些重要性并需要有专人看管的档案的一部分。它还保存有在世和已故成员的登记册，时常还有其他修道院的已故成员的名单，它与这些修道院结成一个宗教团体，共同为他们的灵魂祈祷。它的礼拜活动需要一个日历，新圣徒的名字时而添加到日历中，其中还标注有修士和捐助人的忌辰；还需要复活节的日期表，它也许可以用作年代记的基础资料，因为来自外面世界的消息不断渗透进该日期表中。它并没有义务进行历史记录，但历史素材就在那里，许多修道院利用这些资料，成为地方史学编撰的中心，实际上在一段时间内几乎是唯一的中心。一个图书馆、一所学校、一个档案馆、自身历史的粗略记录，这些都是修道院的伴生物，但构成了一定程度的知识生活的核心内容。但是它们时常停留在一个起点的位置，因为，虽然修道院很多，但真正的学术中心相当罕见，并且，其中最好的也有起有落，有活跃期和极度衰落期。实际上，这是修道制度的一般规律，正如教区长英奇（Dean Inge）提醒我们的：“在宗教生活中，没有什么比成功更失败的了”；[3]繁荣通常导致懈怠，而懈怠又导致改革浪潮，结局是新规章或新修会出现，而这又会导致繁荣和懈怠。从知识方面说，大多修道院充其量只是一种平凡的存在。因此，在诺曼底的富足的特罗阿恩（Troarn）修道院——R·N·索瓦热（R.N.Sauvage）对它有悉心的研究——只能向我们展示唯一一位知名作家、它的第一任修道院长迪朗（Durand，1059—1088）的情况；它的学校只在1169年的一份档案中提到；它的出自1446年的唯一一份图书馆书目上所列的几乎全是祈祷书籍。能展示出更多情况的诺曼修道院或女修道院几乎没有。

对于本笃会修道院来说，12世纪是一个明显的衰落期，而科尔比、吕克瑟伊（Luxeuil）、圣高尔和博比奥（Bobbio）这些古老中心的衰落开始得更早一些。我们只能在这一世纪的前半期找到在知识领域有重要影响的本笃会中心。其中最古老的是蒙特卡斯诺，它最辉煌的时期在11世纪和12世纪初期。这里是以贝内文托风格著称的特有的南部意大利书法的故乡，有着丰富的藏书，编年史家自豪地记录下其书名，达70种。书单“主要包括神学和关于礼拜仪式的著作，但是也有几种史学著作：约瑟夫斯（Josephus）、图尔的格里高利（Gregory of Tours）、保卢斯·迪亚科尼斯（Paulus Diaconus）、厄舍姆波特（Erchempert）等人的著作；还有几种古典著作：西塞罗的《论神性》（De natura deorum）、查士丁尼的《法学阶梯》（Institutiones）和《新律》（Novellae）、奥维德的《岁时记》（Fasti）和维吉尔的《牧歌》（Eclogues），还有特伦斯（Terence）、贺拉斯、塞涅卡（Seneca）的著作，以及西奥多罗斯（Theodorus）和多纳图斯（Donatus）的语法学著作”。[4]这些经典著作手抄本中的许多今天仍然保存；如果没有它们，阿普列乌斯（Apuleius）就会从世界上消失，我们对瓦罗、塔西佗的《历史》（Histories），也许还有《编年史》（Annals）的幸存部分的了解也将是寥寥无几，对于中世纪的一些文本和地方史志也同样无从了解。这些书籍后来的人阅读过和抄写过，对此我们有充足的证据。大约1140年，可贵的伪造者、助祭彼得开列了“蒙特卡斯诺的杰出人物”的长长的名单，以圣本笃开始，以彼得自己结束——他的作者身份最终显露出来。这些著名人物包括两位教皇，但大多数是著作者：“出类拔萃的新希波克拉底”非洲人康斯坦丁、萨莱诺的阿尔法诺、修辞学家阿尔伯里克，这些名字我们都已经提到过；还有该修道院的著名编年史家奥斯蒂亚的利奥（Leo of Ostia），以及关于宗教题材的一系列作家。总之，这一名单上的人足以令任何机构感到自豪。但是这份目录从本质上说是一份墓志铭；从此以后该修道院再也没出现伟大的著作家，而彼得本人就是衰落的征兆。

在阿尔卑斯山以北，但仍在意大利影响下，11世纪后期最著名的知识中心是贝克。它建立于1034年，在知识领域的名望应归功于朗弗朗，他1042年进入该修道院，此后不久晋升为修道院长；还应归功于他的继任者安瑟伦，他从1079年到1092年任修道院长。朗弗朗在帕维亚的时候是一个宗教法规学者，也许还是民法专家，但在贝克他好像主要埋头于三艺和神学，许多精力用于准确无误地抄写《圣经》和早期教父著作。安瑟伦在贝克撰写了他的重要神学论著，攻击罗塞林的学说，正像朗弗朗对抗贝伦加尔一样。因此，在该世纪的两次重要的神学大辩论中，正统派在贝克找到了他们的领袖。到12世纪初，贝克学派已扬名欧洲。它培养了教皇亚历山大二世，还有大量主教和修道院长。安瑟伦的直接继任者们虽然自身没有太大的名望，但都保持了这一传统，以至于奥德里库斯·维塔利斯（Ordericus Vitalis）能够这样说，在他的时代，“贝克的几乎每一个修士都好像是一个哲学家，那里最没有学问的人也有资格向那些浅薄的语法学者传授知识”。12世纪初，贝克的图书馆藏书164册，1164年贝叶（Bayeux）主教又捐献了113册。[5]然而，12世纪很快就变成一个衰落期，到该世纪的后半期衰落显而易见了。“贝克的作家们现在只不过是文化史上的无名氏，就是说，受过教育的修士们的辛勤的人生无疑是值得称道的，但他们的名声没有传到修道院的围墙或者由他们的朋友组成的狭小圈子之外……勤奋好学的青年不再向修道院迈进。”[6]

很多贝克修士在英国得到晋升，但是英国却没有一所修道院取得贝克那样高的地位。紧随诺曼征服而来的是宗教改革浪潮：诺曼修道院长被任命管理英国教堂，诺曼修道院接受了英国土地和小修道院，诺曼贵族在英国建立了新的机构。与这种物质方面的迅速发展相伴随的是一定程度的知识活动，表现在抄写、教学和文化创作方面。然而，英国本笃会在12世纪的文化成果很令人失望，但史学领域除外，在这方面，马姆斯伯里（Malmesbury）的威廉、彼得伯勒（Peterborough）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家，以及伍斯特的弗洛伦斯（Florence）、达勒姆的西米恩（Simeon of Durham）那样的主教座堂修士的成就弥补了其他方面的不足。在英国也是同样，这一运动随着该世纪的进展而衰落下去：亨利二世时期历史学的全盛与其说与修道院有关，还不如说与宫廷和主教座堂有关。然而英国的修道院历史学编撰在13世纪再次复兴，在圣奥尔本斯（St.Albans）达到鼎盛，具体表现是马修·帕里斯（Matthew Paris）的作品。

如果威斯敏斯特可以作为英国最著名的修道院的代表的话，那么，它在12世纪知识生活中的作用是不太大的。大约从1085到1117年任其修道院长的吉尔伯特·克里斯平（Gilbert Crispin）曾经是贝克的修士，讲授四艺而不是琐屑的三艺。1148年的兰斯会议充分肯定了他作为一个神学家的权威。除了写给安瑟伦的一些信件外，他撰写了关于贝克建立的著作，还有各种神学和争论性的论著，其中最家喻户晓的是《一个基督教徒和一个犹太教徒之间的争论》（Dispute between a Cristian and a Jew）。威斯敏斯特没有撰写出有重要影响的年代记，它的史学兴趣以它的赞助人国王忏悔者爱德华为中心。关于他，有副院长克莱尔的奥斯伯特（Osbert of Clare）大约在1138年写的一本传记，还有里沃的艾尔里德（Ailred of Rievaulx）写的另一本传记，后者是在1163年忏悔者的遗体迁葬的场合献给修道院长劳伦斯的。奥斯伯特还给即将登基的亨利二世创作了一些韵文。

同样，在德国，这也是修道生活衰落的时期。像富尔达、科尔韦伊（Korvey）和洛尔施那样的古老的帝国修道院几乎倾家荡产，修士的数量减少了，在知识生活中的领导地位也丧失殆尽了。德国成为新的改革运动——西妥修会（Cistercian）、奥古斯丁修会（Augustinian）、普雷蒙特雷修会（Premonstratensian）——的肥沃土壤，不仅在纲纪废弛的古老地区，还有传教活动活跃的新开发地区；但是这些新的修会都不是起源于德国，它们都是拉丁的。它们的扩展对于法国农业和建筑艺术向东方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但对于书籍和知识的传播所起的作用则较小。虽然泰根塞仍然外借古典作家的著作，但12世纪的新图书馆的藏书几乎完全局限于拉丁教父的著作；而新的思想潮流这时在别处发生了。这种情况在法学和医学领域是十分明显的；甚至在神学领域，“在该世纪后半期，德国明显落后于罗曼语的国家”。[7]

在西班牙，修道生活的自然发展被摩尔人的入侵和随之而来的宗教战争所中断，在11世纪的复兴中，领导权被克吕尼派而非本笃会掌握。这些古老机构到12世纪已度过了其鼎盛期，在锡洛斯（Silos）图书馆幸存的古典著作手抄本中无不留下该时期法兰西书法风格的烙印。里波尔的圣玛利亚修道院（Santa Maria de Ripoll）在修道院长奥利瓦（Oliva）时期（1008—1046）达到极盛，我们有一份它的著名图书馆的藏书目录，书名达246种，到12世纪它已经从属于马赛的圣维克托（St.Victor）。卡尔德尼亚的圣佩德罗（San Pedro de Cardeña）那时之所以著名主要是因为熙德（Cid）的陵墓。这时期西班牙传播到欧洲大片地区的新知识在它自己的图书馆中并没有找到立足之地；实际上，非常令人失望的是，今天西班牙保存下来的12世纪手抄本的总数是非常小的。

12世纪对克吕尼修会来说也是一个衰落的时期。为了与修道生活中的世俗化相对抗，克吕尼修道院公元910年建立起来，后来变成伟大的教会改革运动——在格里高利七世时达到顶峰——的中心。除了努力摆脱世俗和主教控制以获取自由外，它通过大规模扩大唱诗班这一机构来代替本笃会那种体力劳动；它以君主政体代替自治修道院组成的松散体制，其中，独一无二的修道院长高高在上，任命所有附属的分院的院长，亲自或派代表访问它们，后来，整个修会的所有代表还要参加每年由修道院长组织的全体修士大会。这一机构组织严密，为的是引进和维持已陷入衰落的古老修道院的规章；它也非常有助于殖民活动，因此，在通往西班牙的朝圣道路上，克吕尼分院迅速建立起来，并且，随着收复失地的进行，在半岛本身传播开来，直到在比利牛斯山以南该修会的附属分院达到26个，其中有些被认为在那里的基督教文化重建中起了重要作用。事实上，萨阿贡（Sahagún）被称为“西班牙的克吕尼”。不仅如此，克吕尼在11世纪的西班牙为罗马做了非常显著的工作，即，支持罗马人抵制莫扎拉布人的礼拜仪式（Mozarabic liturgy），并且，为来自法国的俯首帖耳的年轻人和文化人谋得了主教职位。同样，克吕尼的集权主义对于促进旅行和交流具有极端重要性，其中必有书籍、思想和艺术风格的交流。克吕尼风俗为手抄本的复制提供了便利，但它蔑视古典学术。如果一个修士在寂静的时候想要一本书，他做出翻书的动作就可以了；如果他想要一本古典著作，他需要像狗一样搔耳朵。虽然如此，人们还是读古典著作，特别是维吉尔、贺拉斯，甚至还有奥维德和马提亚尔（Martial）的著作；实际上，在12世纪克吕尼修道院的570册藏书目录中，有许多古典作家的著作，这在那个时代来说是相当庞大和全面的一个书目。克吕尼修会很少有著名的学派，它的作者们主要涉及祈祷仪式和宗教人物传记，举例来说，历史学就明显被忽视。在七位院长任职期间，克吕尼进入繁荣时期，其中杰出的代表是尊者彼得（Peter the Venerable），他在1156年逝世，是这些人中的最后一个。他的通信记录下了多方面的情况：前往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旅程，推动翻译《古兰经》和反伊斯兰教的小册子以便与异端斗争、与伊斯兰主义战斗的情况；还有与萨莱诺大师巴塞洛缪（Salernitan Master Bartholomew）的医学通信，更不用提那些布道书、神学论著和显示其古典功底的诗歌了。然而，此时的克吕尼已在与西妥会的基督新卫士进行战斗，在圣伯尔纳的新型苦行主义面前，它的领导权被削弱了。

就新修道会而言，12世纪及稍前的几年硕果累累：加尔多西修会（Carthusians）、普雷蒙特雷修会、奥古斯丁修会、格拉蒙修会（Grammont）、丰特夫洛尔修会（Fontevrault）、卡马尔多利修会（Camaldoli），特别是西妥修会。然而，它们的宗旨是精神的而非知识的，它们的影响表现在传教活动或更严格地执行苦行主义规章方面而不是在推动知识方面。事实上，像加尔多西修会的沉思默想规章那样的特别义务在执行中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尽管也明确提到要在单人小室抄写书籍。这种苦修主义倾向最明显地表现在西妥修会及其领导人圣伯尔纳；该修会在40年中的扩张规模反映了伯尔纳的名望，以至于到他1153年逝世时已拥有了343个分会组织。

西妥会是节俭生活的典型代表，它试图恢复最严格的圣本笃规章。在这里，农田里体力劳动是必需的，唱诗仪式每天大约6小时，其中包括午夜的礼拜，没有任何空闲的时间。一切都必须是最为简朴的，特别是教堂。那里可以抄写书籍，但彩饰和点缀是禁止的。抄写的目的主要是为唱诗班提供正确的版本。在西妥会诸修道院中，以下书籍必须有同样的版本：“祈祷书、使徒书信集、圣经、短祷文、弥撒升阶圣歌集、应答祈祷书、教规、美诗集、诗篇、经文选读和宗教节日表。”克莱尔沃（Clairvaux）的图书馆今天已在遗存的基础上修复，其中的12世纪手抄本几乎完全是源自圣经的、早期教父的和宗教仪式的著作，还有少许历史书、一些教材、几本古典著作。法学、医学、哲学、经院神学著作几乎是空白。“西妥不是知识的学校，甚至不是神学知识的学校。”[8]它的最伟大的领导人伯尔纳是一个神秘主义者，不是一个学者。从里沃和奥地利修道院的书目可以判断，西妥会图书馆充其量是一座神学图书馆，极少有世俗图书资料。目不识丁的人也可以进入该修会。

新型修会在知识史上有另外的重要影响，表现在，它们的欧洲组织系统抵制单个修道院的极端地方主义，要求不同的、时常是非常遥远的机构之间有一定程度的定期交往，这与此前不定期的、偶然的关系形成对比。由于教会内部上诉权和财产确认权的集权化倾向，由于教皇对单个修道院保护的日益增强，往返于罗马的修道旅行也得到推动。另一方面，新型修会的个人免税权和教皇的庇护日益减轻了修道院对主教的地方依附，因此增强了僧界和俗界的区别。虽然如此，即使在这一两极分化的时期，我们也不能认为存在着完全的僧界和俗界的知识分野，特别是就毗邻的团体而言。因此，在巴黎，我们实际上可以在大脑中把这些人联系起来：座堂教士、圣热讷维耶夫（Sainte-Geneviève）的俗界教士团成员、圣维克托的院内修士、圣日耳曼–德普雷（Saint-Germain-des-Pres）和其他邻近修道院的修士。也不应忘记，很多主教座堂都有附属修院，这在英国最明显，那里的坎特伯雷、罗切斯特、温彻斯特、伍斯特和达勒姆是典型的例子。

因此，修道院与世俗世界的知识联系不应被轻视，尤其是在贝迪耶（Bedier）通过对法国叙事诗起源的研究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这一点之后。从修道院向周围农田或森林的传播是缓慢的，但在城镇和重要大道上，特别是通往罗马和孔波斯特拉的朝圣道路上，情况就不一样了。在那里，这些宗教机构是每个旅行者停留和消遣的驿站、得以康复和慰藉的避难所、祈祷仪式甚至是神迹的神圣场所，因此，它们得以为自己的编年史收集远方的事实和传闻、编造地方圣徒和圣物的传奇故事、为在这些道路旁和这些神圣场所周围兴起的流行叙事诗输送丰富的资料。它们是修士、教堂司事的世界与朝圣者、商人、吟游诗人（jongleur）——不论是信教的还是不信教的、说拉丁语的还是操方言的——世界的天然会合点，以至于在我们的视野中它变得差异甚微。以下这些在通往西班牙道路上的克吕尼分院，如圣但尼（Sain-Denis）、莫城（Meaux）、费康（Fecamp）、韦兹莱（Vezelay）、诺瓦莱斯（Novalese）、赫洛恩（Gellone）和圣吉尔（Saint-Gilles），及其他许多分院今天以11、12世纪叙事诗的创作和传播中心而著称。

随着修道院作为知识中心的衰落，主教座堂兴起并在一个时期取得了重要地位，它们为此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通过在9世纪成为普及的一场改革运动，按照一项规则或者叫教规（canon），附属于主教座堂的教士必须过起码的半修道生活，而主教座堂教士团成员以后也成为他们通常的名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教士团成员取得了选举主教的权力，并努力从主教那里获得座堂岁入的固定份额，久而久之作为每个成员的圣俸分离出来。他们组成执事教长（dean）领导下的教士团，另外还有小一些的官职，比如领唱员、督学教士（scolasticus）和财务官。有时解体的教士团也被改组成常规的修道组织。无论如何，教士团同样也需要书籍、学校和档案；我们还必须考虑到那些更为直接地协助主教处理教区行政事务并组成主教家庭的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兼具教士团成员和秘书的身份。为了阐明我们的观点，可以把12世纪的教士团和主教放在一起考虑，视为一个知识中心。该中心富裕、强大，时常受到良好教育，通常建立在城区而不是像大多数修道院那样孤立在乡村。座堂图书馆、座堂学校、座堂档案馆、主教的记事、教士团成员的著作、主教的司法权、主教对知识的保护，所有这一切在该时期起了重要作用，成为修道院和国王宫廷的媒介。

从知识方面说，12世纪最活跃的主教座堂中心在法国北部。它们的学校的重要性我们将在探讨法国大学起源时来考察；它们与该时期文学和哲学的关系我们将在其他章节讨论。这里只提一下这些有重要意义的方面：作为古典文化复兴的场所的沙特尔和奥尔良、作为经院学术中心的兰斯和拉昂（Laon）、作为第一个北方大学的故乡的巴黎，它们都从德国、英国，甚至是阿尔卑斯山以南吸引来门徒。这一时期伟大的著作家的名单中包括：主教中有在勒芒（以及图尔）的伊尔德贝、在普瓦提埃（Poitiers）的拉波里的吉尔伯特（Gilbert de la Porree）、在巴黎的彼得·隆巴德、在沙特尔的索尔兹伯里的约翰；校长中有拉昂的安瑟伦、沙特尔的伯尔纳、彼得·科米斯特（Peter Comestor）以及在巴黎的普瓦提埃的彼得；教士团成员中有俗界诗人奥尔良的于格、把圣经题材的散文改为韵文的作家兰斯的彼得·里加（Peter Riga）；其他座堂教师中有默伦的罗伯特（Robert of Melun）、孔什（Conches）的威廉、伯尔纳·西尔韦斯特（Bernard Silvester）、阿贝拉尔。大多数诗歌、神学和教育领域的名人属于主教座堂。甚至那些自己没有写过东西的高级教士也鼓励学术，典型代表是廉正的威廉（William of the White Hands）。他在1176年至1202年任沙特尔的主教、桑斯和兰斯大主教，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期间任枢机和法国摄政。很多人赠书给他：沙蒂永的瓦尔特（Walter of Chatillon）的《亚里山德里德》（Alexandreid），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叫威廉的人的《微观宇宙志》（Microcosmographia），普瓦提埃的彼得的《箴言集》（Sentences），彼得·科梅托的《经学史》（Historia scholastica）。提起他，人们自然会想起他的兄弟和邻居——香槟伯爵慷慨者亨利（Henry the Liberal）的宅邸。

在英国，坎特伯雷是这种朝气蓬勃的主教座堂组织的典型例证；实际上，斯塔布斯（Stubbs）把它视为一个文化中心，甚至比作我们今天时代的牛津和剑桥。大主教西奥博尔德（Theobald，1138—1161）曾在贝克受过培训，他把学者们招徕到坎特伯雷他的身边。他的秘书是索尔兹伯里的约翰。此人“在三十年中是英国文化的核心人物”，他的信件不仅涉及行政题材，而且还是文学作品，不仅反映了他去法国和意大利的多次旅行，而且反映了他与大陆学者的关系。西奥博尔德的法律顾问是瓦卡利乌斯大师（Master Vacarius）。此人是一位意大利法学家，作品涉及神学、宗教法规和民法。此时的坎特伯雷已经与大陆上的著名学府建立了密切联系。下一位大主教是托马斯·贝克特（Thomas Becket）。他在西奥博尔德时期受到熏陶，并在国王法庭受到了锻炼；在坎特伯雷和流亡期间，他把被称为“圣托马斯的博学者”的一群人吸引到他的周围，他们的信件和传记使他流芳百世。其中有一人是布卢瓦的彼得，他给我们留下了大主教宅邸的这样一段记载：

请相信，我生活于其中的宅邸是上帝的庭院，除了上帝的住所和天堂之门没有别的。在我的主人，大主教的房子中大多是博学之士，在他们身上可以体会到司法的所有公正性、天道的一切告诫、各种形式的学问。他们在祈祷后、吃饭前一直在读书、辩论、为案件做决断，不停地训练自己。辖区内所有棘手的问题都摆在我们面前，并且，当我们在公共场合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每个人没有争吵和攻击，而是各自绞尽脑汁充分表白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并且根据隐约的信息提供出他认为是最明智最合理的建议。[9]

坎特伯雷是一个修道教士团，在其修士中，我们发现了历史学家杰维斯（Gervase），一部讽刺巴黎学生的著名作品的作者、诗人奈杰尔·怀尔克（Nigel Wirker），还有该世纪临近结束时候的很多通信者——其信件保存在《坎特伯雷书信集》中，其中有一位非常喜欢引用奥维德的《爱的艺术》（Art of Love）。该座堂还有一个著名的图书馆，它现在已经见不到了，但是通过蒙塔古·詹姆斯博士（Dr.Montague James）的耐心劳作，其馆藏目录已经被巧妙地恢复了。

虽然没有其他的英国主教座堂能与坎特伯雷匹敌，但那里仍然有许多教士团成员和执事长，他们在该时代的人文科学中成绩卓著，其中教士团成员的成就时常体现在史学领域，而执事长则在从博洛尼亚学来的法学领域。后者在博洛尼亚学习期间享受着英国生活方式的成果，或许还在注意听着关于那个时代这样一个陈腐问题的讨论：“执事长能得救吗？”[10]国王斯蒂芬的兄弟、温彻斯特的亨利主教以艺术和文学的庇护者而著称。随着该世纪时间的流逝，圣保罗座堂也许成为这些中心中最有影响的一个，如果你到访该镇：

年迈而德高望重的教士长迪塞托的拉尔夫（Ralph de Diceto）将向你展示他的Ymagines风格的精美手抄本；从教士团成员、高级财务官理查德那里，你将学到财务署的历史，甚至可以借到贵重的“三专栏”——在它丢失之前；布卢瓦的彼得会为他执事长职位的微薄收入而牢骚满腹，但又明智地动笔撰写极有兴趣的题材；罗杰·奈杰（Roger Niger）也许刚从愤怒的国王那里逃回——他的粗鲁的咒骂惹怒了国王；还有知名的福利奥特（Foliot）本人，他是一位有才干的政治家，倾注了所有技能、经验和学问与狂热的贝克特抗争并败下阵来，至少当地人是这样认为的。[11]

非常奇怪的是，对于这些主教座堂的学校，我们所知甚少。实际上，没有任何一所英国主教座堂发展成为大学。

在西班牙，托莱多主教座堂是最为重要的，虽然也应该提一下巴塞罗那的图书馆，在塔拉索纳的迈克尔（Michael of Tarazona）主教（1119—1151）指导下对阿拉伯占星术著作的翻译，以及在加洛林浪漫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关于著名朝圣地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的《卡利克斯提努斯之书》（Codex Calixtinus）。1085年，基督徒收复托莱多，恢复了其古代的重要地位，自然也成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进行学术交流的地点。在这个古代科学教育的中心，“将会发现大量的阿拉伯书籍和使用这两种语言的一些大师，并且，在那里的莫扎拉布人和犹太人居民的帮助下，兴起了把阿拉伯文书籍和科学著作翻译成拉丁文的正规学校，吸引了各地渴求知识的人们，……为许多著名的阿拉伯学术著作留下了托莱多的鲜明特征”。[12]在所有这些活动中，雷蒙德（Raymond，1125—1151）大主教似乎是积极的倡导者；紧随他那个时代的哲学著作翻译而来的是医学、数学、逻辑学和天文学著作的翻译；虽然主教与其中最伟大的翻译家克雷莫纳的杰勒德（Gerard of Cremona）没有明确的联系，但是，同时代人、托莱多教士团成员马可（Mark）的一本医学著作反映了该世纪末这一主教座堂学术的一些情况。杰勒德的名字本身就表明在西班牙工作的大多数翻译家来自国外这一事实；同样明显的是，不论托莱多有没有正规的主教座堂学校，他们都应该在托莱多寻找“世界上更博学的哲学家”。

在德国和意大利情况就不同了。授职权之争对于列日那样的早期文化中心造成了持久的伤害，在德国，12世纪是一个知识衰落的时期，不仅表现在僧界教士中，而且表现在俗界教士中。著名的高级教士陷入政治中，而且其中大多数是深深地陷入政治中，兰斯大主教们就是例证。美因茨的克里斯蒂安（Christian of Mainz）是腓特烈·巴巴罗萨（Frederick Barbarossa）在意大利的陆军中尉（lieutenant），在那里，科隆的赖纳尔德（Reinald）也陪伴着皇帝，在军队中充当“桂冠诗人”，并且带回了东方三博士的圣骨以丰富他的座堂的财富。奥托主教统治下的弗莱辛的突出成就是个人的而非机构的；实际上，奥托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物，受到法国新辩证法的熏陶，并第一个把它引进德国。他既是主教又是修士，是康拉德三世的兄弟、巴巴罗萨的叔父，几乎是一个宫廷历史学家，因为他记述了他在国内、在意大利、在东方亲眼目睹的他们的冒险。[13]在意大利，高级教士同样陷入政治，不仅是帝国政治，这里还有自治市政治，随着教皇派（Gudlf）和吉伯林派（Ghibelline）之间斗争的日趋激烈，他们更多地陷入政治中，不再拥有前一个时代那种在知识领域的领导地位。像萨莱诺的罗米阿尔多斯二世（Romuald II，1153—1181）那样的主教历史学家是非常罕见的。他写了一本极有价值的编年通史，提供了关于西西里王国的许多第一手资料；他的主教座堂还因其壮观的《同行之书》（Liber confratrum）而扬名，到12世纪末登记在册的已近12000人，但它是关于地方术语和古体字而非知识活动的纪念碑，显而易见的是，在这一“生命之书”中出现的外国人被吸引到萨莱诺不是因为其座堂教士而是因为其医学家。同样，在米兰，曾经于大约1112年在君士坦丁堡与希腊人辩论神学问题的大主教克吕索拉努斯（Chrysolanus）是一个孤独的人物；他的继承人不是更多地投入安布罗斯传统（Ambrosian traditions），而是更多地陷入行政事务以及米兰和伦巴德复杂的政治之中。

谈到作为知识中心的封建主的府邸或国王的宫廷，我们的观念也许就改变了。大约1155年，撒马尔罕（Samarcand）的一个叫尼扎米（Nizami）的诗人宣称，一个运转有序的宫廷应当具备四种有教养的人：国务秘书、诗人、占星家和医生，因为“没有称职的秘书，国王的事务无法处理；没有雄辩的诗人，他们的成就和胜利就不会名垂千古；他们的冒险，除非在精明的占星家选定的良辰吉日进行，否则不会成功；而作为一切幸福和行动之根本的健康，只有在医术高明并且值得信赖的医生的照顾下才能保证”[14]。这些听起来有些东方气息并且有点煞费苦心。然而事实的确是：在西方，大多数宫廷到13世纪已有了他们的占星家——切斯特伯爵甚至在12世纪就有了，其他三种人的出现甚至更早，只不过官僚味没那么足。从知识角度说，小封建主的府邸只是一个发育不全的有机体，特别在那些主人既不能读也不能写的府邸。即便如此，那里通常至少也有一位忏悔神父（chaplain），以便在附属教堂做弥撒和书写必要的信件。随着时间推移，秘书事务增多，档案也需要照管，因此而出现了一位中书法官（chancellor），或者是秘书。的确，一个正规的中书法庭（chancery）是行政管理发展的标准检测手段。年少的亨利二世在他父亲或叔父的宫廷中有一位家庭教师，这种情况是罕见的，正像书本知识的学习对诸侯来说一样罕见。但是，诗人，或者叫吟游诗人时常容易见到，当然前提是我们把这一名词的内涵扩大到包括从宫廷弄臣或小丑到职业的吟游诗人（trouvère或troubadour），并且把他视为较小的府邸中偶然的访问者而不是常驻者——“路漫漫，风瑟瑟，吟游诗人年迈又体弱！”无论如何，这足以使宫廷成为拉丁和方言文学的潜在源泉。然而，宗教的和世俗的因素并非总是完好地融合；不管人们对执事长的前途会有何看法，教士作家们对吟游诗人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他们“没有用处，没有德行”、“没有获救的希望”。难怪擅长古典学术的学者索尔兹伯里的约翰会发现：他那个时代的演员和滑稽戏演员模仿尼禄的粗鄙举动而不是模仿奥古斯都和古代舞台的高雅举止。一些重大的庆典，如，加冕礼、婚礼、骑士加封，甚至还有盎格鲁—诺曼国王们每年三天的重大宫廷日，都会把编年史家所谓的“难以计数的吟游诗人和演员”聚集起来；普罗旺斯的浪漫文学《弗拉门卡》（Flamenca，1234年）详细列举了他们也许会上演的故事，从特洛伊、底比斯和亚历山大到歌利亚（Goliath）、亚瑟、查理曼和大山上的老人（the Old Man of the Mountain）。宫廷总是赞助文化的潜在中心，不论是永久的还是暂时的；同时还是历史学的中心，对此我们将在后面章节讲述。至于文学，实际上，由于缺少书籍市场，对于那些缺乏固定的宗教收入的人来说，宫廷赞助具有头等重要性，并且经常为他们在教会中立足帮上大忙。

这一时期封建制的巩固历程提高了许多府邸作为行政和知识中心的地位。在法国南部，各种各样的普罗旺斯诗歌中心可以作为例证，其中包括像阿基坦（Aquitaine）的威廉九世那样的诸侯诗人以及他的孙女埃莉诺（Eleanor）那样的保护人。香槟诸伯爵有一个学术氛围十足的府邸，1167年手抄了瓦莱里乌斯·马克西姆斯（Valerius Maximus）的一本著作为它所用，其中至少一位伯爵——蒂博四世（Thibaut IV）本人就是有重要影响的诗人。即使像吉讷（Guines）伯爵那样的相对不太重要的封建主，也有他的地方历史学家——我们后面将要提到的阿德尔（Ardres）神父就是其中一位，也会倡导索利努斯（Solinus）和其他古典著作的法文翻译。在萨克森，“狮子”亨利以文化赞助人的身份出现——当他在萨克森的时候。在英国，格洛斯特伯爵罗伯特是文化的杰出支持者，而马姆斯伯里的威廉的史学著作是对他的回报。他还鼓励凯尔特传奇故事的创作，表现在对他的忏悔神父蒙茅斯的杰弗里（Geoffrey of Monmouth）的支持，后者划时代的著作《英国列王史》（History of the British Kings）同样是献给这位边境诸侯的。稍后，“每个（英国）男爵都有了各自的秘书”，虽然“那些没有王室官员职位的男爵几乎无人能懂诺曼法语之外的任何语言这一点是相当肯定的”。[15]

盎格鲁—诺曼官僚政治可以追溯到征服者威廉，证据是他的末日调查和他的吟游诗人泰勒费（Taillefer），“那位多才多艺的吟游诗人”。但这种官僚政治达到顶峰是在亨利二世时期（1154—1189）。亨利二世是从苏格兰边境到比利牛斯山的帝国的主人，也许是他那个时代拉丁基督教世界最强大的君主。虽然他的王国没有一个现代意义上的首都，财政和司法还是有一些固定的中心的，比如威斯敏斯特和卡昂（Caen），国王经常光顾这些地方；财政、司法和中书法庭还有完备的固定程序，需要大量的官员，其人数如此之多，以至于一位当时代的人把他们比做一群蝗虫。当国王举行自己的盛大典礼日的时候——像1182年在卡昂的圣诞节典礼，他可以要求封臣放弃自己的典礼以便出席他的。不仅如此，亨利受过良好的教育，在他的叔父格洛斯特的罗伯特的家庭中长大，了解从英吉利海峡到约旦河的欧洲语言；他的国际联系广泛，他的女儿们分别嫁给了萨克森、西西里和卡斯提尔统治者；各种各样的土地统一于他一人之手，促进了德意志、克里特、法兰西和普罗旺斯诸因素的交流。作为文学和吟游诗人的保护人，他还有一位官方编年史家，此外还有一些零碎材料从他的案边透露出去，沃尔特·曼普（Walter Map）据此留下了一些非官方的记载，当然还有全面性和准确性都得到公正评价的档案记录。在他的宫廷人员所写的众多书籍中，有20部或者更多是献给他的，包括少量神学著作、一些科学著作和方言诗歌，也许还有几本医学著作、许多拉丁文和法文的史学著作，还有两本描写他的司法和财政制度的著作，它们是记载他的高度发达的行政机构的仅有的传世著作。当王室在国内四处迁移时，仍有许多混乱和“争夺住处”的现象，即使这样的事务，亨利一世在《王室家政法规》（Constitutio domus redis）中也组织得井然有序。这是欧洲王室众多家政法规中最早的一种，它规定了每个官员每天应消费的面包、酒和蜡烛头，从中书法官、缮写室主管（scriptorium）和忏悔神父开始，一个部门接一个部门。同一时期的财政署不仅有职员细心地清算账目，还有半年一次的公开结算，即使那些到场的目不识丁的行政司法官也能明白于心。

西西里宫廷更明确地具有官僚色彩；实际上，它具有拜占庭和阿拉伯那种强烈的东方色彩，它的占星家和诗人、它的阿拉伯医生和通晓多种语言的秘书简直是我们开头提到的撒马尔罕的诗人所描述的贴身侍从（entourage）的翻版。它的档案记录用拉丁文、希腊文和阿拉伯文写成，需要一大批专职秘书，并且需要在巴勒莫（Palermo）有一个长久存放的场所；它的宫殿使人想到了伊斯兰东方的享乐性住所；其王室有东方闺房那样的秘密住处。它在知识领域的影响与它的地理位置和机遇是相称的。作为北方和南方、东方和西方的汇合地，它是希腊和阿拉伯著作翻译的肥沃土壤，甚至是用这些文字撰写著作的地方。它的第一位国王罗杰的业余爱好是地理。他亲自监督了著名的伊德里西（Edrisi）地图及其阿拉伯文版本的准备工作。在他的继任者威廉一世执政时期，著名翻译家巴勒莫的阿里斯蒂皮斯（Aristippus）和尤金（Eugene）是王室的行政官员。腓特烈二世（1198—1250）的执政把我们带到了一个稍后的时期，前一时期已在发展的一切这时在很大程度上达到顶峰。作为意大利诗歌的摇篮，腓特烈的宫廷保持了前人的阿拉伯传统，而他的超越民族偏见的科学和哲学兴趣不仅是他自己的，而且也是西西里人的。所有这些我们有必要在后面的章节来研究。[16]

官僚气息少一些的宫廷对我们的研究宗旨来说重要性就差一些，因为更强的流动性使它们不能形成那种一般说来具有档案记载、历史学著作和宫廷文学的那样稳固核心。德国皇帝最先拥有这样的中心。他们是腓特烈·巴巴罗萨和他的儿子亨利六世，两人都爱好知识，特别鼓励拉丁韵文风格的官方历史编纂，我们将在本书另外一个场合特别提到这一点；事实上，他们执政时期这种记载比杰出的继任者腓特烈二世统治时期更为丰富。法国君主作为学术的保护人还显得无足轻重，至于西班牙，我们必须等到13世纪后期智者阿方索（Alfonso the Wise）时期。

这些组织有序的中心保护了另外一个在文化上具有极端重要性的因素，即，宫廷间的相互交往。这种交往在下面的例子中十分常见，也容易追溯。亨利二世接受了他的女婿萨克森公爵的长时间访问，并派遣豪华的护送队陪公主乔安娜（Joanna）到西西里；他接待挪威大主教达几个月之久；他的武器条令（Assize of Arms）据说被他的邻居法国国王和弗兰德尔伯爵的相对落后的政府所模仿；布卢瓦的彼得在诺曼和西西里宫廷都找到了用武之地；英国人托马斯·布朗（Thomas Brown）和其他外国人受到罗杰二世（Roger II）王室的欢迎，他在那里担任法官和忏悔神父，并且像凯德·布伦（Kaid Brun）一样检查阿拉伯文的财政报告，但是他后来回到老家，在亨利的英国财政署担任了体面而又举足轻重的职位。蒂尔伯里的杰维斯（Gervase of Tilbury）同样从英国到达西西里王室，后来成为阿尔勒（Arles）王国的王室最高军务官（marshalship），并轻松地写成杂录《奥托大帝》（Otia imperialia）献给奥托四世。稍后，腓特烈二世和亨利三世共同拥有一位拉丁韵文作家，即阿夫朗什（Avranches）的亨利，他同时还为教皇和各种男爵保护人写作；而腓特烈促成了他的高等法庭的诗人们与他在阿尔卑斯山北（Transalpine）领地上的吟游诗人和抒情诗人（troubadours and Minnesinger）的接触，招揽了安条克（Antioch）的哲学家泰奥多尔（Theodore）和西班牙的迈克尔·斯格特（Michael Scot），并且保持着与北非和东方的各个伊斯兰教君主统治下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学术联系。

12世纪的城镇在贸易和政治领域的地位高于在文化领域的地位。这时还不存在中世纪晚期那种明确的城镇文化，更缺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所涌现的那种文学艺术的城市保护人。12世纪的梅塞纳斯（Maecenas）仍然是世俗的或者教会的诸侯。虽然如此，从知识史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任何纯理论或纯文学的文化概念都不能衡量该时期城镇的重要性。至少在北欧，12世纪发生了全速进行的经济和社会革命，标志着深刻的知识变革的开始。四处奔走的商人“把流动性带到依附于土地的人们中间；在忠于传统、尊重给每个阶层固定角色和社会地位的等级制度的世人面前，展现了一种精明而又理性的活动，在那里，财富不是以社会地位来衡量，而只是依赖于智慧和能力”。[17]在传统的打仗者、劳作者和祈祷者三个社会阶层之外，城镇又贡献出了由商人和作坊主构成的第四个阶层，即，将来的中产阶级，它甚至宣称上帝也是中产者，正如杜埃（Douai）的市政长官1366年所说，超乎一切、位居首位的是最为古老又最受欢迎的中产阶级。与周围农村地区的人身束缚状况形成明显对照，城镇是自由的区域、资本的中心、剧烈活动的焦点、争论的广场，有自身法律和至少某种程度的自治地位。一个城镇的体制经常是从另一个城镇借来的，而且并非总是邻近的城镇。许多城镇居民为商业而奔走，有时是长途奔走。在这些旅途中，他们主要与其他城镇的人相遇，在路边的神圣场所和市场上与他们偶然碰上，那里有正在形成中的方言文学作品。在著名的市集上聚集的人更多，有来自欧洲各地的人，也有行商法院（特殊商法在这里制定和执行）上风尘仆仆的原告。他们也许通过这种方式获取奇特甚至是被禁止的思想，比如二元论的异端思想。这种思想从东方沿着贸易路线长途跋涉而来，现正在北方城镇传播，在那里，织工和持异端者时常是同义词。所有这些从形式上说是多么中世纪啊，而从内涵上说又多么近代啊！

虽然有这么多的发展，但是，读和写只是一种便利而不是必需，以后的几个世纪里农民仍然在没有读和写的环境下生活着。然而，北方的城镇人已开始创建世俗学校，进行初级教育。关于教育如果我们想知道得更多，必须深入南方的古老城市，特别是意大利城市，那里的世俗教育传统在文书和经文抄写者中幸存下来，在那里，比如威尼斯，读和写已在商人阶层中普及。意大利城市已经有了它们的地方档案和地方编年史，当然还有他们的地方法律学校。不仅如此，地中海地区的商业共和国是与东方交流的重要媒介。威尼斯和比萨在君士坦丁堡、在叙利亚的重要城市都有自己的商业街区；它们不断派出外交使团，它们的市民也许甚至在拜占庭的宫廷谋得职位。1136年，我们在君士坦丁堡见到了威尼斯的詹姆斯，他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新逻辑》；以及贝加莫的摩西（Moses of Bergamo），他拥有一座收藏希腊手稿的很有价值的图书馆，用拉丁文创作了关于他出生的城市的诗歌；还有比萨人伯贡迪奥（Burgundio），他在漫长的一生中一再前往东方，把希腊神学和医学的许多著作翻译成拉丁文。[18]早些时候，一位姓名不详的比萨人用韵文祝贺他的城市打败马略卡（Majorca）的萨拉森人，而他的一位名叫斯蒂芬的同胞正在安条克翻译阿拉伯医学著作。如果说与伊斯兰东方的交流主要局限在商业货物的交换，那么我们必须牢记，从希腊和腓尼基商人以来，要把货物的交换与知识和思想的交流区分开是不可能的。遗憾的是，贸易的这种后果时常是模糊不清的，所留下的直接证据也微乎其微。

作为独立的一类知识中心，大学比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时期要更往后一些。确实，12世纪为后来的世界创造了大学的模式，我们也将会看到，至少五所大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2世纪：萨莱诺、博洛尼亚、巴黎、蒙彼利埃和牛津。然而这些大学还没有从普通类型的学校中脱颖而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一词还不为人们所知；它作为特殊的组织还几乎没有被认识，仅限于大学之间的交往还没有发生，教廷还没有给它们以指导。

这几类知识中心中，同类之间乃至不同类之间的联系以及思想、知识和书籍从一个地方向另一个地方的实际传播状况，我们所知甚少。我们知道，辅以河流和海洋的道路，其中大多是古老的罗马大道，把那时已成为主教驻地和座堂所在地的古代城市连接起来，同样也沟通了大多新兴城镇，其间还点缀着圣地、避难所和修道建筑，它们是大范围的知识交流的必经之路。贝迪耶（Bédier）说：“罗马大道是起点。”[19]虽然缺乏罗马和平下的安全，并且其维修交给了不负责任的地方政府，著名的大道仍然在频繁和高效率的联系中发挥着作用。长途旅行的每天平均行程为20到30英里，而个别的信使也许可以达到40英里。“来自罗马的消息不到五星期就能到达坎特伯雷，……而一个旅行者——与快递信使不同——在路上将花费大约七个星期。”[20]腓特烈·巴巴罗萨在小亚细亚去世的报告送达德国需要四个月，而理查在奥地利被俘获的消息传到英国大约也需要同样的时间。1191年，科隆大主教的遗体从那不勒斯运回花费了六个星期。书籍传播的速度又如何呢？

关于知识交流的更明确的事实一般说来我们无从得知；至多可以说，我们所获得的信息是质上的而不是量上的。我们知道朝圣者和商人行走的线路，但不知道他们的人数和他们的影响程度。我们可以追踪十字军的行程路线，而伴随他们的思想却无法追寻。学生的游学历程很难搞清楚，甚至弗莱辛的奥托和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的经典记载也缺乏细节。高层教士的活动我们时常能够更准确地了解，也值得进一步地研究。例如，英国神职人员去罗马的行程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非常频繁。来自英国的五位主教和四位修道院院长出席了1139年的拉特兰（Lateran）宗教会议。到1144年，有一个英国人担任了枢机，1154年，一个英国人——他刚从斯堪的纳维亚回来——担任了教皇。温彻斯特的主教亨利曾多次到罗马访问，在大约1150年的最后一次访问中，他购买了一些古代雕像，取道西班牙和孔波斯特拉回国。牛津的圣弗赖德斯华兹修道院（St．Frideswide's）的院长罗伯特曾献给亨利二世一本普林尼（Pliny）作品的缩写本。他不止一次地访问罗马，最远到过西西里。沃尔特·曼普和小桥的亚当（Adam du Petit-Pont）这两位文人出现在1179年会议的英国庞大的代表团中，显得十分醒目。在这一世纪，坎特伯雷的圣奥古斯丁修道院的修士共向罗马派出了30个使团，基督教堂的修士派出了17个。贝叶的腓力主教是一位著名的书籍收藏家，曾至少四次访问罗马。索尔兹伯里的约翰至少六次访问意大利，结交了西西里的中书法官，并在教廷供职达八年之久；他碰见了比萨翻译家伯贡迪奥，另外至少还有一位希腊语口译者。他带回了什么呢？所有这些例子都有巨大的沟通知识的可能性，其中有一些也许能给勤勉的研究者透露一些秘密。然而，一般说来，我们只有可望而不可即的可能性，我们不得不承认，涉及12世纪的许多有趣而重要的资料已经永远地失去了。我们也许可以这样安慰自己：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这一问题，那些构成思想史的无法估量的史料更是如此。

文献简介

总的说来，关于修道院，首要的资料是Consuetudines，它涉及几个修会，有无数的传记以及几个特别的修道院的编年史；关于12世纪，我们缺乏后来人在更为系统的调查和研究基础上的准确详细资料。要想得到一个全面的参考书目，参见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第五卷第二十章。把修道院作为一种体制来研究的著名著作是F．Pijper的De Kloosters（The Hague，1916）。现代本笃会士写的令人满意的著作是U.Berliere的L’ordre monastique（second edition，Paris，1921）和F．A．Gasquet的English Monastic Life（London，1904）。关于克吕尼修会的知识生活，参见E．Sachur的Die Cluniacenser（Halle，1892—1894）；关于西妥修会的知识生活，参见H．d'Arbois de Jubainville的Etudes sur l’etat interieur des abbayes cisterciennes au XII et au XIII siecle（Paris，1858）和E．Vacandard的Vie de Saint Bernard（fourth edition，Paris，1910）。蒙特卡斯诺仍然有待历史学家来研究，也可以参考E．A．Loew的杰出研究成果The Beneventan Script（Oxford，1914）以及E．Caspar的Petrus Diaconus（Berlin，1909）。关于贝克，参见A．A．Poree的Histoire de l’abbaye du Bec（Evreux，1901）；关于圣埃夫鲁（Saint-Evroul），参见Delisle的Ordericus Vitalis，v（Paris，1855）一书的序言；关于特洛阿恩，参见R.N.Sauvage的L’abbaye de Saint-Martin de Troarn（Caen，1911）。关于威斯敏斯特，参见J．A．Robinson的Gilbert Crispin（Cambridge，1911）；关于英国的西妥修会，参见F．M．Powicke的Ailred of Rievaulx（Manchester，1922）。G．G．Coulton的Five Centuries of English Riligion，i.1000—1200（Cambridge，1923）中几乎没有提到知识生活。关于德国，参见A．Hauck的Kirchengeschichte Deutschlands（Leipzig，1887—1911）；关于西班牙，像M．Ferotin的Histoire de l’abbaye de Silos（Paris，1897）那样的个人研究成果和关于里波尔（Ripoll）的专著将在下一章提到。

主教座堂作为一种体制在教会法教科书中有所描述；但作为知识中心，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同时，可以查阅像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thy那样的关于杰出大主教和主教的传记，偶尔也有一些专论，如，V．Rose的“Ptolemaeus und die Schule von Toledo” in，Hermes，viii.第327—349页（1874）。令人称道的是，Necrologio del Liber Confratrum di S．Matteo di Salerno（Rome，1922）由C．A．Garufi主编。关于座堂学校，见后面的第十二章。

一般关于宫廷和城堡生活的书籍极少从知识中心的角度来写。此外，可以阅读E．Faral的Les jongleurs en France au moyen âge（Paris，1910），K．L．Holzknecht的Literary Patronage in the Middle Ages（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thesis，1923），还有许多关于行吟诗人的书籍。关于狮子亨利，参阅F．Philippi的Historische Zeitschrift，cxxvii.50—65（1922）。关于亨利二世的宫廷，参阅Stubbs的Seventeen Lectures on Mediaeval and Modern History（third edition，Oxford，1900）第六、七章，Haskins的Norman Institutions（Cambridge，1918）第五章，Haskins的“Henry II as a Patron of Literature”in Essays in Mediaeval History Presented to Thomas Frederick Tout（Manchester，1925），第71—77页。关于西西里宫廷，参阅Haskins的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Mediaeval Science（Cambridge，1924）第九、十二、十三、十四章，以及“England and Sicilyin the Twelfth Century” in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xxvi.433—447、641—665页（1911）。哈佛大学图书馆收藏有一些未出版的博士论文，如，P．B．Schaeffer的Englishmen in Italy in the Twelfth Century（1923）和J．C．Russell的Henry of Avranches（1926）。

以中世纪城镇为素材的大量文学作品极少提及它们在这一时期的知识生活。关于北方城镇的早期历史，有简明但精彩的描述，参阅H．Pirenne的Medieval Cities（Princeton，1925）；关于意大利北部的翻译家，参阅Haskins的Mediaeval Science第十章。

关于交流，除了阅读J．J．Jusserand的English Wayfaring Life in the Middle Ages，J．Bédier的Légendes épiques和关于商业的一般书籍外，还要阅读F．Ludwig的Untersuchungen uber die Reise-und Marschgeschwindigkeit im XII und XIII Jahrhundert（Berlin，1897）；以及Haskins的“The Spread of Ideas in the Middle Ages” in Speculum，i，第19—30页（1926）。

关于本章的主题，还可以参阅后面各章的参考书目，特别是第八章的。

注释：

[1]　Dom Butler，in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i.538.

[2]　De Kloosters（The Hague，1916），pp.294-295.

[3]　Atlantic Monthly，cxxxv.190（1925） .

[4]　E．A．Loew，The Beneventan Script（Oxford，1914），p.12.

[5]　关于它们的内容，参见我的Normans in European History（Boston，1915），pp.178-180。

[6]　A．A．Poree，Histoire de l’abbaye du Bec，i.539-540.

[7]　A．Hauck，Kirchengeschichte Deutschlands，iv.（1903），p.449.

[8]　E．Vacandard，Vie de Saint Bernard，i.54.

[9]　W．Stubbs，Seventeen Lectures on Mediaeval and Modern History（1900），p.164.

[10]　An archidiaconus possit salvus esse.

[11]　Stubbs，Seventeen Lectures，pp.168-169.

[12]　V．Rose，“Ptolemaeus und die Schule von Toledo”，in Hermes，viii.327（1874） .

[13]　参见本书第八章。

[14]　E．g．Browne，Arabian Medicine（Cambridge，1921），pp.79-80.

[15]　Mary Bateson，Mediaeval England（New York，1904），p.174.

[16]　见本书第八、九章。

[17]　H．Pirenne，Medieval Cities（Princeton，1925），pp.127-128.

[18]　参见本书第九章。

[19]　Les légendes épiques，second edition（Paris，1914-1921），iii.367.

[20]　R．L．Poole，The Early Correspondence of John of Salisbury（British Academy，1924），p.6.

第三章

书籍和图书馆

任何对12世纪知识史的研究都必须考虑到那时一般能够利用的书籍以及这些书籍制作和使用的环境。实际上，如果可能的话，最好依据每位作家的引文、旅行以及他们能够读到的书籍来研究他们的知识背景。至少，我们必须摆脱现代的先入为主的猜想：不仅表现在版本和销售这些明显的方面，而且表现在模糊地臆断那时得到一般的、合乎要求的资料是很方便的。没有对于一个时代的图书馆的现实主义认识，我们将很容易陷入误解。库尔顿（Coulton）说：“柏拉图也许与安瑟伦握过手。”[1]但是从任何真实的角度考虑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西方没有希腊文抄本，因为安瑟伦不懂希腊文，因为那时除了《蒂迈欧篇》（Timaeus）的一部分外，柏拉图的任何著作都没有拉丁文译本。有一个研究12世纪作家的令人称道的例子，即，利奥波德·德利勒（Leopold Delisle）为奥德里库斯·维塔利斯的《历史》写的导论，在那里，我们发现了圣埃夫鲁（Saint-Évroul）修道院图书馆的藏书目录，一篇该修道院知识状况的专题论文，一篇关于奥德里库斯读书的总结——特别是根据他的引文来研究，一篇关于他远至康布雷和伍斯特的为数不多的旅行的记载。

从一开始就牢记这一点是有益的：当人们谈及中世纪图书馆时，他们并不是指的一个特定的房间，更不是一栋特定的建筑。通常用于称谓图书馆的词是armarium，意思是衣柜或者是书橱，这也就是那时的“图书馆”了。它通常在教堂内，后来经常在修道院的一个凹室内，墙上设有架子。在一些情况下有专门存放教科书的地方。这种藏书必定是很少的，最早的修道院图书目录只列举了很少几本书，大概二十本左右。朗弗朗为11世纪末的英国本笃会写的《风俗》（Consuetudines）推断一个修道院的所有书籍能够摞在一块地毯上，但是同时还推断，有足够册数的图书供每个修士每年一本的阅读之用。具备这样的规模是必需的。正像当时的一则格言所说，一个没有图书馆的修道院就像一个没有军械库的城堡（claustrum sine armario est quasi castrum sine armamentario）。

这种收藏的增加是通过捐赠、购买或现场抄写。购买在12世纪还不普遍，因为那时还没有专门的抄写员阶层，没有普遍的书籍市场，虽然博洛尼亚和巴黎已成为能买到书的地方。手抄本自然是昂贵的，特别是唱诗班用的大量祈祷书，我们听说过买一本精美的《圣经》花费10个塔兰特、用一本祈祷书换得一块葡萄园的例子。1043年，巴塞罗那主教花费一幢房子和一块地从一个犹太人那里买来两册普里西安（Priscian）的著作。取得进入修道院资格的修士、得到修道院款待的旅行者捐赠书籍给图书馆，需要特别提到的还有遗赠，所有这些通常都登记下来。12世纪的鲁昂主教座堂列举了这样一些捐赠：从大主教罗特鲁（Rotrou，1165—1183）那里得到了普林尼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哲罗姆（Jerome）的书信、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City of God）、伊西多尔的《词源学》（Etymologies）、维特鲁威（Vitruvius）的书籍，还有前任大主教于格写的两本书；从执事长劳伦斯那里得到半本《圣经》；从大师加勒朗（Galeran）那里得到一本弥撒经；从大师R·德安唐（R．de Antan）那里得到九卷《圣经》，其中一卷已借给了博谢韦尔的圣乔治（Saint-Georges de Bocherville），换取了一本附有注释的《诗篇》——借书还很流行。1164年，贝叶的腓力主教遗赠给贝克修道院140本书，其中27本根本就没有送到；1180年，索尔兹伯里的约翰把他的小图书馆留给了沙特尔座堂。然而，书籍的主要来源还是在修道院的抄写，那里修士的劳动是廉价的，羊皮纸也时常能从附属的土地上得到供应。

修道院的缮写室（scriptorium）本身也是一个组织。虽然在最早的规章中对于抄写并没有特殊的规定，人们很快认识到这是一种有价值的劳动，并且，“修道生活的每一点复兴都伴随着书写热情的高涨”[2]。克吕尼会免除了抄写员在唱诗班的活动，修道院长尊者彼得强调，抄写优于在田间的劳动。西妥修会则免除抄写员除收获时节外的农业劳动，并允许他们进入厨房禁地，以完成他们的职业所必需的工作。加尔多西会要求修士在单人小室抄写。萎靡不振的情绪由于获得永恒回报的希望而唤起。一位阿拉斯（Arras）修士于11世纪写道，“由于每一封信、每一行字、每一个标点，我的罪得到了宽恕”；而奥德里库斯则讲述说，一个做了错事的修士通过抄写得到救赎，凭借多抄了一封信件使得功德超过了罪过而从魔鬼那里最终拯救了出来。虽然如此，让修士持久地从事这项劳动并非易事，因而雇佣的抄写员越来越多。甚至修道院的经文抄写者也为了佣金而劳动，腓特烈·巴巴罗萨向泰根塞索要一本弥撒经和一本使徒书信选集时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

手抄书籍最乐观地说也是一件乏味的工作，也许还是痛苦的。甚至像奥德里库斯那样勤勉的抄写员因为冬天的寒冷而手指麻木时也被迫放下工作；10世纪，诺瓦拉（Novara）的利奥兄弟抱怨说，当三个手指书写的时候，后背弯曲，肋骨陷入腹中，整个身体痛苦不堪。至于抄写的效率到底如何，在过去那个不甚注重记录时间的时代，我们很少有确切的证据。1004年，吕克瑟伊（Luxeuil）的康斯坦丁花了11天时间抄完所谓的波爱修斯的《几何学》（Geometry），按现代印刷的一般书页大概有55页。12世纪，圣特伦（Saint-Trond）的执事花费整整一年时间抄写完成一首弥撒升阶圣歌——从羊皮纸的准备到最终的彩饰和音乐符号。1162年，在莱昂，一部《圣经》用了六个月的时间抄写完毕，第七个月彩饰，这还被作为一个突出的事件记载下来。[3]1220年至1221年，诺瓦拉的抄写员花费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抄写一部《圣经》。如果需要抄写更厚的书籍，就会以刀（24或25页）为单位，分给几个抄写员抄写。

无论如何，正像许多署名所表达的，结尾还是充满了人情味。最为常见的情绪表达是：“感谢上帝，这事完成了”，有时还附带上希望得到神圣的回报，有时则是更为现实的愿望——葡萄酒、啤酒、一只肥鹅、一顿丰盛的晚餐：

（书抄）完了，感谢上主。

书完成了，愿基督受赞美的光荣。

这本书抄完了，愿抄写员受到祝福。

为了基督的缘故，书抄得很好。

抄写员应该抄书，愿他永远和主一同享受时光。

抄写员应该抄书，应该喝好的葡萄酒。

书抄完之后，老师应该获得一只肥鹅。

抄书的人因为其书法，应获得一个美丽的姑娘。

这位抄写员继续唱着，或者说表演：

抄完了，确应该抄完，抄写员应去赞颂主。

抄完了，确应该抄完，抄写员应该去玩。

有时候他以这一工作以及这一工作的声誉而自豪，像坎特伯雷的抄写员伊德温（Eadwin）那样：

我是抄工，赞扬

或诽谤对我无妨：我是谁，我的文字可以衡量。

总的说来，到12世纪，修道院中不同的工作得到了相应的土地或岁入，当图书馆不能得到这种类型的关照时，它可能就要依赖偶尔的捐赠了。因此，科尔比的图书馆管理员现在得到一笔特别的捐款，用以修补旧书，制作新书，而在圣阿尔邦（St．Albans），为了雇佣抄写员，征收了一种特别的什一税，其数量足够维持至少一名固定的抄写员。在阿宾顿（Abingdon），我们有一份关于修道院中除抄写书籍外其他工作的收入的详细记录，在伊夫舍姆（Evesham），到1206年，“修道院分派一个村子的什一税用以购买羊皮纸和给抄写员发放薪金”，另外“从地租和什一税中拨出专款，领唱者用这笔钱购买墨和颜料用以彩饰，还可以购买装帧的材料”。[4]圣埃米兰（St．Emmeram）的奥特洛（Otloh）是一位校长，在履行固定的职责外，只剩下很少的空余时间，但是他还抄写了许多起教化作用的书籍送给朋友。

在我们研究的时期，所有书籍都是羊皮纸的，莎草纸在中世纪早期已不再普遍使用，而纸还没有引进到西方。羊皮纸由粗糙的羊皮或羊羔精细的犊皮精心制作而成，切割并折叠成一刀一刀的，还按照规则画上线。[5]经典著作手抄本在尺寸上差别很大：虽然有用大的字体写成的许多显赫的《圣经》和祈祷书，但12世纪也留下大量的小书，16开本或者更小，字迹清楚但时常是袖珍字体，这种书如此之小甚至可以塞进旅行者的口袋。12世纪早期是中世纪书法的黄金时期之一，因为字体仍然保留有加洛林小书写体的清晰易读性；稍后引入了哥特笔画、集结音符和无数的缩写词，它们在13世纪已成为司空见惯，那时草书也再现了。

12世纪也是手抄本彩饰艺术的复兴时期，因为加洛林传统到11世纪已在大多数地方消失，而12世纪精美的首字母彩饰预示着下一个时代的伟大著作之问世。这时期，复兴还主要局限在红色、绿色和金黄色的首字母；但是我们也听说彼得·科米斯特在他著名的《经学史》中使用了插图，12世纪修道院艺术的杰出代表是兰茨贝格的女修道院长赫拉德（Herrad）的插图本《欢乐的公园》（Hortus deliciarum），此书在1870年与斯特拉斯堡图书馆一起烧毁。这时期人们对图案设计的日益精通对于艺术的普遍发展意义重大。人们慷慨地用在书籍上的精心劳动还表现在皮革装帧的图书封面上压印的精美图案，该世纪留给我们许多这种书籍。

这些12世纪的抄本包括哪些内容呢？让著名权威学者蒙塔古·R·詹姆斯博士回答这一问题：[6]

现在，欧洲的力量和能力在每一个部门都是巨大的，不仅仅在我们讨论的部门。今天，我们的图书馆塞满了中世纪的手抄本。格里高利、奥古斯丁、哲罗姆、安瑟伦的著作手抄本数以百计。这是精美的《圣经》的时代，也是“注释”的时代——单本或一组《圣经》书籍，空白处和行间附带有评论（顺便提一下，其中许多好像在意大利北部制作）。同样，这一时期作家的作品也非常多，比如伯尔纳、圣维克托的休和理查、彼得·科米斯特、彼得·隆巴德这些作家。后面两位是中世纪最流行的两本教科书的作者——彼得·隆巴德的著作是《箴言集》（一套学说），彼得·科米斯特的著作是《经学史》（一本圣经史手册）。西妥会现在到处建立会院，我认为它在为图书馆收藏书籍方面尤为积极，所藏都是优雅但朴素的经典著作抄本，没有图案装饰——正像其建筑一样。它对世俗学问不感兴趣。

到这里我们还尚未提及13世纪问世的许多袖珍的《圣经》《箴言集》《大全》、不计其数的教科书、众多的神学和法学评论。

总的来看，12世纪图书馆收藏的书籍不仅有新抄本，而且还有许多更为古老的经典著作手抄本（codices）。我们知道这些书的存在，一方面通过当时的书目册，另一方面通过后来的描述，还有我们现在在这些书中发现的所有权标记、书架号或其他有特点的标识，虽然这些标记常常在重新装帧时丢失。重建这些图书馆不仅本身让人感兴趣，而且这一劳动非常重要，能够给我们提供特定时期欧洲思想的一个横截面。这种馆藏图书目录册[7]在12世纪有60种左右，它们并非总是对人有很大帮助，因为所集内容不过是手抄本衬页上的简略信息的汇总表，没有标明日期，内容简介也常常不能让人满意，因为那时古典著作统称为“教科书”（libri scholastici）。在中世纪接下来的时间里，图书信息日益详细而准确，通常提供书本第二张书页的第一行，时常还有编号和书架号。这些目录几乎都不是按字母顺序编排的，因为中世纪时期对此不太在意，至少是不屑于首字母之外的编序，如果是当今美国的办公室小伙子面对如此的一本电话簿，一定会惊愕不已。在我看来，仅有的、不太粗糙地按字母顺序排列的目录是科尔比和圣伯廷（Saint-Bertin）制作的，但是，如果从主题编排（从《圣经》、祈祷书和教父著作开始）的角度考虑，它又太松散了。

因此，这一时期每一个设置齐全的图书馆都会有某些固定不变的藏书。首先是《圣经》，时常有许多副本。哲罗姆版《圣经》常常附带有一些注释和评论，它们与那些比喻的、寓意的和神秘性的解释一起来补充正文，这种大量常见并被广泛接受的释经覆盖了字面意义。对任何时期来说，中世纪的思想充满了取自《圣经》的用语和典故，同时还有每篇韵文所蕴涵的类似讽喻法和神秘主义的暗示。《所罗门之歌》（Song of Solomon，ii.15）中“糟蹋葡萄藤的小狐狸”长久以来被认为暗指异教徒，以至于在早期瓦勒度派评论著作中，这一含义被异教徒自己所接受。《圣经》通常分为几卷——即使没有注释；实际上，它常常被称为“藏书”（Biblio theca），一座图书馆——的确是一个那些有领悟能力的人的图书馆！与此相应，《圣经》的某些部分，如诗篇、福音书和使徒书信，常常被分成册，为礼拜仪式之用。《圣经》之外是教堂的祈祷书，包括弥撒经、应答祈祷书、圣句集、弥撒升阶圣歌、附加句等等，还有宗教日历，一本或几本修道规则。然后是拉丁教父的著作，包括安布罗斯（Ambrose）、哲罗姆、奥古斯丁和格里高利的著作，即使不考虑他们的圣经注释，其作品体量也相当大。他们四人中，安布罗斯和哲罗姆的著作占据最少的空间，虽然哲罗姆因赞美修道生活的书信而闻名遐迩并且在基督教学术传统中占有很高的地位。在任何中世纪目录册中，奥古斯丁的众多著作都不能全部囊括其中，但也包括了大部分，一般包括注释学的和神学的著作，还有《上帝之城》。奥古斯丁对于高层次的中世纪思想的影响的持久性超过了任何人；他在12世纪的地位特别表现在经院神学的形成，也表现在历史哲学方面。弗莱辛的奥托阐明了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提到。格里高利一世（Gregory the Great）在中世纪非常著名，因为虽然相对奥古斯丁的严肃性和古典性来说，他的知识水平要逊色一些，但他讲述的神奇故事打动了更多的轻信者。在他看来，所有大脑都可以从《圣经》中有所收获，《圣经》是“羊羔可以蹚水的水池和浅滩，也是大象可以游泳的深潭”。并且，他牢记人们所需求的是中世纪的而非罗马风格的。对于任何有抱负的图书馆来说，没有收藏他的以下书籍就是不全面的：“文学史上的宝库”，亦即六卷本的《约伯记道德论集》（Moralia on Job）；《以西结讲道》（Homilies on Ezekiel）；他的《对话集》（Dialogues）中的故事和传奇；《牧灵关怀》（Pastoral Care）中对主教职责的阐述。冰岛位于罗马基督教世界的最边缘，1133年，其主教索莱克（Thorlak）在弥留之际还请人给他朗读《牧灵关怀》，“人们发现，他面对死亡的勇气比朗读开始前增大了”。[8]

还有另外一组必不可少的书籍，“没有它们，任何绅士的图书馆都是不全面的”，其中包括古代知识传播者——不是改变其性质者——的著作。他们是：马提亚努斯·卡佩拉（Matianus Capella）、普里西安、波爱修斯、伊西多尔和比德。马提亚努斯被称为《圣经》和维吉尔之后中世纪最受欢迎的作家——有些夸张，传播了自由七艺的概念，赋予每一“艺”一个轮廓；普里西安代表了拉丁语法，通过他所举的例子也传承了许多拉丁文学。波爱修斯的著作在12世纪广为流传：充满人情味的《哲学的慰藉》（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由现代学者恢复到他名下的神学著作，尤其是他的逻辑、修辞、算术和音乐教科书，还有一本错误地写有他的名字的几何教科书。伊西多尔的《词源学》仍然是中世纪著名的百科全书，它有时类似于儿童百科全书，虽然其中许多传奇可以追溯到伟大的普林尼。没有人计算过这本书在12世纪到底有多少手抄本，但是我们知道，这本书问世两个多世纪后的公元850年，有54本全本和100多种节选本从塞维利亚翻越了比利牛斯山。比德也是同样，爱尔兰和盎格鲁—撒克逊修士是他的“快速印刷机”；除对《圣经》的经典诠释外，他的教科书仍然是年代学和天文学的标准读物。

还会有一些法律、特别是教会法的著作。日耳曼的法典、法兰克法令汇编很少被抄写了，《民法大全》刚开始传播；但是我们时不时地发现教皇书信和宗教会议法规的选集，时常还有格拉提安的《教令集》（Decretum）。诗歌常常以基督教的风格出现，比如，普鲁登修斯（Prudentius）、福尔图纳图斯（Fortunatus）、菲尔让修斯的作品，也许还有加洛林时期的一些韵文。方言的书籍是罕见的。

在这些处于核心地位的书籍之外，图书馆中其他书籍的种类是相当参差不齐的。在一些地方，比如德国西妥会，拉丁教父的著作几乎是唯一的收藏。古典著作好像也有一些代表，但是风格并不固定或者说不规范，对此我们将在后面讲述。经常有出自加洛林神学家和人文主义者笔下的作品，他们是：阿尔昆（Alcuin）、拉巴努斯·莫鲁斯（Rabanus Maurus）、帕沙西乌斯·拉得伯土（Paschasius Radbertus）、辛克马尔（Hincmar）、雷米吉乌斯（Remigius）、斯马拉格图斯（Smaragdus），以及欧塞尔的埃尔珀里克（Helperic of Auxerre）的《算术》（Computus）。圣徒传记总是能见到，但具体是哪一个圣徒差别就很大了。还有一些历史学著作：中世纪早期的编年通史，也许是图尔的格里高利的，还有关于地区或教会本身的地方性年代记。实际上，我们还时而发现专门讲述某个修道院或主教座堂的作品，不论是采取了书信、传记、其成员作品，还是档案资料的形式。12世纪的著名作家们，如圣安瑟伦、圣伊沃（St．Ivo）、圣伯尔纳和彼得·隆巴德，其作品很快在图书馆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但是名气不那么大的作家们在目录册中的地位就不那么固定了，如果靠这种目录册来判断，我们也许会认为逻辑、医学和自然科学这些新学问的传播是非常缓慢的。

我们可以从这些目录册中举出几个具体的例证，因为正如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提醒我们的，没有什么比手抄本的目录册更便捷、更省力、更诱人的了。1123年，在桑斯（Sens）的圣皮埃尔·勒维夫（Saint-Pierre-le-Vif）修道院的院长阿诺德（Arnold）列了一个包括20册书的书单，这些书是在他担任公职的27年间抄写的，用来取代在火灾中毁灭的图书馆，其中包括：14本关于圣经和礼拜仪式的书籍，其中第一本是单独成册——“为了减轻教友们读整本圣经的负担”——的《摩西五经》；以格里高利、奥古斯丁、奥利金（Origen）为代表的拉丁教父的著作，以执事保罗的《伦巴德史》（Lombard History）为代表的史学著作，它“描写了异教徒和基督徒在耶路撒冷的辉煌战役以及圣地的有关情况”，还有一些圣徒传记。布尔德斯海姆的圣戈德海尔德（St．Godehard）修道院的院长腓特烈（1136—1151）开列了16本“最为精深的羊皮纸文稿”，即，3本格里高利的《道德论集》，8本讲道和读经讨论会书籍，3本圣徒传记，还有圣经的两个部分。波夫莱特（Poblet）的44本经典著作手抄本几乎都是礼拜仪式体裁的。富尔达（Fulda）的85本书至此都是礼拜仪式的和拉丁教父的著作；蒙特卡斯诺的附属、位于福尔米斯（Formis）的圣安吉洛（St．Angelo）修道院也几乎是同样，它有143册书，之所以这样多是因为其中包括20本《诗篇》，9本列队行进礼仪书，9本祈祷书，当然还有4本医学书，1本碑文，1本“寓言集”。大一些的图书馆书籍种类也多一些。1084年以前，图勒有270册书，包括宗教的和古典的，其中有一本大部头的著作，收集了“信神的”和异教的诗人们的作品；大约1200年左右科尔比的342册书的题材分布也几乎同样。米歇尔斯堡（Michelsberg）在1112年到1123年间是相当时髦的，因为在其242册经典著作手抄本中，有“一本萨拉森文的数学著作”，两本同样题材的希腊文书籍，还有里歇尔（Richer）的《历史》的亲笔稿，今天仍收藏在班贝格。在圣阿芒（Saint-Amand）的102册书中，许多是医学的，同样，医学在达勒姆主教座堂（Durham Cathedral）有重要地位，它的拥有546册藏书的图书馆肯定是12世纪晚期最大的图书馆之一。

至此我们只是谈及了修道院和主教座堂的集体图书馆，因为它们在12世纪是最为重要的。那时并没有什么内在原因致使学者或教士不能拥有自己的书籍，但是这种情况几乎没有记载，除非书籍后来捐给了修道院或座堂。诸侯也为他们的附属教堂藏书，而有学问的诸侯也许还有其他书籍，典型例证是香槟的亨利或吉讷伯爵，后者有一个著名的方言图书馆。我们还发现了王家图书馆。在英国，我们听说了哈罗尔德王家图书馆，而正如前面提到的，亨利二世因为别人的大量赠送而有了丰富的藏书。他的儿子约翰当然不嗜书成癖，但他收到了雷丁（Reading）修道院院长送来的六卷本《旧约圣经诵读》、圣维克托的休的《论圣礼》（On the Sacraments）、彼得·隆巴德的《箴言集》、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设想一下约翰在兰尼米德读这本书的情景吧！），还有其他书籍。这些书显然是借给了院长，像“那本被认为是普林尼所写的书一样”[9]，几天后还了回来。腓特烈一世在哈格瑙（Hagenau）和亚琛有藏书，而腓特烈二世肯定有一座大图书馆。圣路易同样显示了收藏书籍的兴趣。虽然如此，国王和保护人的图书馆还没有成为时尚；诸侯的大量藏书需等到14世纪及其以后才能见到，它们后来构成梵蒂冈、劳伦森（the Laurentian）、不列颠博物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的核心收藏。

当然，中世纪的图书馆不是公共图书馆——因为没有读书的大众，也并非大学里存在的那种外借图书馆。它们是为所有者使用的，虽然经常有为了抄写而租书的例子。正规的借阅者名单属于后来的时代。在时间的发展过程中，经常有了这样的区分：锁在柜子里的书和放在外边供现场自由阅读的书，为了安全，后者经常用链条拴在桌子上，以便为公众所用（cathenati ad communen utiliatem）。“用链条拴住的圣经”曾经是新教徒道德义愤的靶子，然而，它之所以拴住，是为了确保使用而非限制使用。

图书馆或其中一部分今天并不总是坐落在它12世纪的位置上。主要的例外是西班牙、意大利、德国和英国的一些古老的主教座堂，即使这些也常常在后来的岁月里历经重建。至于修道院，则很少有例外，像圣高尔和奥地利的西妥会修道院那样。当然，蒙特卡斯诺仍然矗立在那座无与伦比的山峰上，本笃曾从那里“向下或向内观望”；但是它的建筑是现代的，其古老的图书馆的许多收藏散失了。当薄伽丘14世纪造访该图书馆的房间时，他发现房门已不知去向，窗户上长满青草，手抄本为尘土掩埋，而一些最精美的书籍已被撕毁或失去了边页的空白，修士把它们做成小一些的《诗篇》或祈祷书用以出卖。也许薄伽丘为了文学效果有点夸张，就像波焦（Poggio）从圣高尔的一座塔楼底部的一个黑暗、潮湿、发霉的房间里营救出昆体良著作的著名抄本时有些夸张一样。无论如何，最为精打细算的修道院在14、15世纪无所顾及地出卖着副本。亨利八世时期解散英国修道院，其图书也同样散失到各处。近代早期，欧洲大陆的图书馆也严重坍毁。许多破坏在法国大革命时期造成，也由于发生在其他地方的把修道院和其他图书馆用作公共仓库的类似的运动。通过这些世俗化措施，圣米歇尔山（Mont-Saint-Michel）的图书馆搬到阿夫朗什，泰根塞和本笃会的图书馆搬到慕尼黑，佛罗伦萨修道院（the Florentine cloisters）的图书馆搬到了在乌菲齐（Uffizi）的国家中心图书馆。但是在多数情况下，这种搬迁发生得太晚了。弗勒里的图书转移到奥尔良，但早在1562年它的许多收藏就因为新教徒而流失了，如果想找到这些书，还需要到伯尔尼、罗马、莱登、伦敦和巴黎。贝克和博比奥（Bobbio）的藏书同样广为流失。个人收藏的古典著作手抄本也被撕毁并佚散，甚至流失到遥远的地方，只剩下几张散页诉说着所发生的故事。一旦一本书离开图书馆，危险是巨大的。它也许会流落到有知识的人手中并最终被其他图书馆收藏，但是它也许仅仅被作为一般的羊皮纸使用：装裱书籍、盖储藏罐或制作弹药筒。所有这些都不顾及书的内容，因为就书籍而言，时间的咀嚼并不在乎书是谁写的。

作为有别于图书馆的档案馆，中世纪早期所知甚少。当然，罗马官僚主义传统仍然在起作用的地方除外，比如在意大利的某些城市，在罗马教廷更明显一些。即使在今天，人们也忽视手抄本与官方档案的区别，中世纪人们对这种区别的认识是如此缓慢就不足为奇了。在那时，一个箱子或一个书架时常足以装下这两种资料，一个职员既是档案管理员，又是图书管理员，常常还有其他职责。虽然如此，官方档案与文学作品间在来源和使用方面还是存在区别的，随着12世纪组织化的行政制度的发展，这种区别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今天所能看到的连续性的教皇档案和书信集开始于1198年英诺森三世登基，这是由于破坏性的事件造成的，因为早在6世纪，教皇已有档案记录，梵蒂冈档案在欧洲是最为古老的。而英国的系列性的许可证、特许状和卷宗始于约翰王统治早年绝非偶然。实际上，英国政府中最为完备的财政署在1130年前就有了卷宗，《末日审判书》这一著名的、举世无双的档案产生于1086年。西西里的行政管理像英国一样早熟，虽然除一份军事任期的登记表外，它的早期卷宗已经丢失；到12世纪中期，它已有了档案管理员，负责管理大量的财政档案以及也许可以最终追溯到罗马时期登记的土地、农奴名册。在这里，德国皇帝们学到了关于官僚制度的第一课，因为此前他们的统治本质上是领地性的、家长制的，这样一个不断迁移、生活方式多变的国家积累不起档案。直到1194年，法国的档案同样具有这种流动性。那一年，腓力·奥古斯都在一次战斗中丢失了辎重，他吸取教训，从此把契据留在巴黎新组建起来的宪典宝库（Tresor des Chartes）。修道院和主教座堂面临的困难小一些，但是它们也在编排、分类，特别是抄写它们的档案，以编成庞大的财产登记册，分别叫做“黑皮书”、“白皮书”和“红皮书”，这样做是为了保存和查阅方便，在托里尼的罗伯特（Robert of Torigni）的命令下抄写的精美的圣米歇尔山财产登记册是典型例证。自治市档案也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特别表现在南方的公证文件——如热那亚公证文书、经文抄写员约翰（John the Scibe）的记录，它告诉我们许多关于1155年至1164年间地中海地区商业的情况。地方的和国家的档案已经开始保存下来，有时甚至保存在同一个地方。如果说教会档案一般说来与教会图书馆有着同样的命运，与之不同的是，我们拥有12世纪以来不间断的城市档案，而教廷和英国政府档案的不间断性，最明显地体现在梵蒂冈档案和现收藏在公共档案馆（Public Record Office）中的大量原始卷宗。

12世纪，档案的增加、诉讼的增长以及书写技巧的发展导致了另外一个后果，即，众多的伪造品。在这方面，中世纪时期文人学士的良知不如后来那么强烈，当然，有一点需要指出，有些修士在诺曼人的劫掠中丢失了他们的所有古老地契，他们不得不尽其所能地伪造出替代品来面对不择手段的封建敌手；但是“伪造始终是一个受青睐的职业，在具备它所需要的书写技巧的所有时代里，它都很盛行”[10]。中世纪最著名的伪造品出现得更早一些，即8世纪的《君士坦丁的赠礼》和9世纪的《伪造圣令》（Forged Decretals），但是伪造在12世纪全面发展。沃尔特·曼普告诉我们，亨利二世的玉玺曾被逼真地模仿，而英诺森三世发现，为对付假冒的教皇训谕，增加预防措施是必要的。甚至位居高位的著名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朗弗朗，为了保护坎特伯雷之于约克的优势地位而伪造了9份文件，教廷于1123年对此宣布作废，原因是它们没加盖玉玺，也“丝毫没有罗马风格的特点”。12世纪造假中一个奇特的例子是所谓的《军事征服罗马的法规》（Constitutio de expeditione Romana），这一法令的内容是关于封臣在皇帝前往意大利获取罗马王冠的途中应尽的义务，它自称是查理曼在“加冕前”的公元790年发布的，即，比这一中世纪帝国问世还早10年！现代批评家轻而易举地揭开其伪装，并追根溯源，发现它出自康斯坦斯湖畔的赖谢瑙帝国修道院，确切地说是出自其档案管理员和校长乌达尔里克（Udalric），他的笔迹和风格重现于为了该修道院利益而伪造的许多文件中。档案管理员因从赖谢瑙特许状中剪掉了胖子查理而自露马脚，校长则因把该修道院的这一特许状和其他特许状改编为韵律散文而暴露身份。更为系统的伪造表现在一个同时代的修士埃伯哈德（Eberhard）对富尔达文件的全面篡改，还有在蒙特卡斯诺对彼得吕斯·迪亚克努斯（Petrus Diaconus）作品的伪造。另外需要说明的是，12世纪不对标有12世纪标记但确为后来的那些伪造品负责。比如克罗伊兰的安格尔普（Ingulph of Croyland）的编年史，为墨西拿（Messina）城伪造的特许状，或者建立在想象中的尤利乌斯·恺撒和尼禄公文基础上的奥地利特权，后者在皇帝查理四世的鼓动下招致了彼特拉克的史学批判。彼特拉克和瓦拉的著作提醒我们，伪造的时代也造就出批评家，我们在12世纪也可以发现一些史学批评的痕迹。[11]

文献简介

介绍中世纪书籍的最好的著作是W．Wattenbach的Das Schriftwesen im Mittelalter（third edition，Leipzig，1896）。关于中世纪的书法，参阅E．M．Thompson的Introduction to Greek and Latin Palaeography（Oxford，1912）以及M．Prou的Manual de paléographie latine et francaise（fourth edition，Paris，1925）。关于图书馆，进一步阅读J．W．Clark的The Care of Books（third edition，Cambridge，1909），G．H．Putnam的Books and their Makers during the Middle Ages（New York，1896—1897）更为流行，M．R．James的Wanderings and Homes of Manuscripts（Helps for Students，no.17）虽然简短，但从头到尾都是第一手资料。关于手抄本研究的一位著名大师的许多评论，可以阅读L.Traube的Vorlesungen und Abhandlungen，i（Munich，1909）。

关于中世纪图书馆的藏书，最好的指南是收藏在G．Bedker的Catalogi bibliothecarum antiqui（Bonn，1885）中的书目，同时参阅T．Gottlieb的Ueber mittelalterliche Bibliotheken（Leipzig，1890），还有P．Lehmann等人1918年以来出版的关于中世纪德国书目的系列丛书。关于单个作家知名度的许多有趣的事例，收集在J．de Ghellinck的“En marge des catalogues des bibliothèques médiévales” in Miscellanea Francesco Ehrle（Rome，1924），第5卷，第331—363页。还有一些富有启发性的专门研究，分别是M．R．James的The Ancient Libraries of Canterbury and Dover（Cambridge，1903），L．Delisle的“Recherches sur la bibliothèque de Corbie” in Memoires de l’Academie des Inscriptions，xxiv，I（1861），第266—342页，H．Omont的“Recherches sur la bibliothèque de l'église cathédrale de Beauvais”，同上，xl.，第1—93页（1916），R．Beer的“Die Handschriften des Klosters Santa Maria de Ripoll” in Sitzungsberichte（维也纳科学院主办），phil.-hist.Kl.，clv，3，xlviii，2（1907，1908），P．Batiffol的L’abbaye de Rosssano（Paris，1891）。关于Fleury的一本古典著作手抄本的流传，参阅E．K．Rand in University of Iowa Philological Quarterly，i.，第258—277页（1922）。根据中世纪资料收集而成的具有大师风范的现代著作是L．Delisle的Le Cabinet des Manuscrits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Paris，1868—1881）。

关于中世纪的档案，参阅H．Bresslau的Handbuch der Urkundenlehre（second edition，Leipzig，1912—1915），第4、5章。关于伪造，参阅A．Giry的Manuel de diplomatique（Paris，1894）最后一章，R．L．Poole的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Papal Chancery（Cambridge，1915），第7章。关于Constitutio de expeditione Romana，参阅P．Scheffer-Boichorst的Zur Geschichte des XII．und XIII．Jahrhunderts（Berlin，1897），第1—26页，K．Brandi的Die Reichenauer Urkundenfälschungen（Heidelberg，1890）。

注释：

[1]　Five Centuries of Religion，i（Cambridge，1923），p.21.关于中世纪的柏拉图主义，参阅后面的第十一章。

[2]　W．Wattenbach，Das Schriftwesen im Mittelalter，third edition（1896），p.441.

[3]　R．Beer，Handschriftenschätze Spaniens（Vienna，1894），p.263.

[4]　M．Bateson，Mediaeval England，p.214.

[5]　参阅本书第115页。

[6]　Wanderings and Homes of Manuscripts，p.38.

[7]　关于当时的典型例证，参阅圣埃夫鲁的图书馆目录册，见Orderic Vital et l’abbaye de Saint-Évroul，notices et travaux（Alencon，1912），plate i。

[8]　W．P．Ker，The Dark Ages（New York，1904），p.136.

[9]　Rotuli litterarum，i（London，1833），p.108（1208年3月29日，4月4日）。

[10]　R.L.Poole，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Papal Chancery，p.151.

[11]　参阅本书第八章。

第四章

拉丁古典文化的复兴

在西欧，从罗马帝国的灭亡直到现代，拉丁古典文化是每一个时期文化的晴雨表。它们虽然从来没有完全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但是对它们的研究是有兴有衰的，这与教育和知识活动的总体水平密切相连。在中世纪早期的动荡岁月里，古典著作暂时黯然失色，但是随着查理曼及其后继者时期学术和教育的复兴而再现。10世纪的“铁的世纪”再次把它们推到了历史舞台的背后，在11世纪后期和12世纪的文艺复兴中再显生机。13世纪是一个短暂的例外，那是一个活力四射的时代，但更多地表现在哲学和科学而不是在文学方面，主要由希腊文和阿拉伯文的翻译著作而非直接使用拉丁文本作为滋养。接下来是14、15世纪伟大的学术复兴，这首先是一个拉丁复兴，重要的开拓者是彼特拉克，他热爱西塞罗和维吉尔，如饥似渴地探寻拉丁作家的手抄本；在希腊因素复兴后，人文主义的拉丁因素坚守住了阵地，拉丁文化长久地成为人文学科中的现代通识教育的基础。

古典文化的前两次复兴的持久性不强，但的确曾经发生过。9世纪的复兴无疑值得历史学家认真研究。它的抄写员使古代经典作家的许多著作免于毁灭；它创作了大量水平尚可的拉丁韵文；它为随后的时代提高了拉丁语用法和风格的总体水平。然而，它的中心相对说来少且分散，人文主义者也很少是费里耶尔的吕皮（Lupus of Ferrieres）那种类型的，此人是“精力充沛的借阅者，但把书借给别人则有些谨慎”，他的书信展示了这个隐修时代中学者生活的多彩画面。不仅如此，加洛林复兴运动只局限在法兰克土地上。而到12世纪，文化的传播已远远地超出这一范围，主教座堂和修道中心的数量大量增加；其活动区域是欧洲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法兰克帝国。与此同时，生活的范围扩大，且丰富多彩，而正是这种活动为古典著作培育了竞争对手甚至是敌人。除了无知和野蛮外，古典作家还不得不常常与宗教进行斗争；他们现在又在逻辑领域发现了新的敌人。要绘制中世纪古典著作兴衰的曲线，必须考虑到所有这些可变因素。

基督教与拉丁古典文化的冲突可以追溯到罗马时期，因为拉丁文学是新信仰诞生的异教环境的一部分，双方进行过激烈的搏斗，而拉丁语言和文学在中世纪被作为罗马遗产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继承下来。只要拉丁语仍是教会的语言，罗马文学是敞开的书，所有那些有教会教育基础的人都可以阅读；只要教会的圣典、信条、法律和礼仪书是用拉丁语写成的，掌握拉丁语就不得不是所有神职人员的基本素质。然而，这本敞开的书是异教之书，体现了它所采纳的宗教——如果不是直接教说的话，更重要的是，它吸收了该宗教的人生观，并坦率地接受了现实的世界及其所有欢乐和愉悦。因此，这种深深地根植于文化传统和基督教体系的冲突从一个时代延续到另一个时代，无法得到解决。在更为严格的派别看来，对拉丁语的学习应当仅仅局限在切实掌握这门语言所需要的语法要点上；对于古典作品的任何进一步研究，往最好处说是浪费时间，往最坏处说是毒害灵魂。对于厌弃这一世界的人来说，仅仅是拉丁风格之美本身就是一种危险。圣哲罗姆提供了一个常常被提及的幻视：一位天使训斥他是一个西塞罗信徒而不是一个基督徒。公元398年的第四次迦太基宗教会议禁止教士阅读异教徒的书籍。教皇使节利奥在10世纪说：“圣彼得的代表和信徒不会把柏拉图、维吉尔或特伦斯视为老师，也不会把其他哲学牲口们视为主人。”即使少量的语法学习也遭到格里高利的反对，他写道：“我一点都不回避野蛮人带来的混乱，我蔑视所谓恰当的词语搭配和语法结构，因为我认为，天上的神谕还要受多纳图斯规则的约束是非常不合适的。”普里西安和多纳图斯因为省略了上帝的名字而遭到批评——美国宪法和乘法运算表也因为这种省略遭到抨击。斯马拉格图斯（Smaragdus）在9世纪写了一本语法书，所使用的例子取自通俗拉丁文《圣经》而不是危险的异教作家的书籍。

12世纪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所谓的奥坦的霍诺里乌斯（Honorius of Autun）问道：“人的灵魂能从赫克托（Hector）的争吵、柏拉图的辩论、维吉尔的诗歌和奥维德的挽歌中得到什么好处呢？又有哪些人——他们与上述学者那样的人交往——目前正在地狱般的巴比伦的监牢里，在普卢托（Pluto）的残酷暴政下咬牙切齿呢？”甚至阿贝拉尔也在探询“基督教的主教和哲人为什么不把那些柏拉图禁止进入他的地上之城的诗人们赶出上帝之城呢”；“虽然克莱尔沃的伯尔纳的秘书尼古拉斯（Nicholas）曾经在西塞罗和其他诗人的作品中、从哲学家的金玉良言中、从‘塞壬的歌声’中感到一种冲动，而现在他对此叹息不已了”。[1]诺让的吉贝尔（Guibert de Nogent）为他年轻时期的拉丁诗人们感到惋惜：他们遭到特别的敌视，有时被与巫师划为一类。难怪兰茨贝格的赫拉德在《欢乐的公园》一书的插图中，四个“诗人或巫师”——每一个都用邪恶的灵魂怂恿他——被安排在自由七艺的圈子之外。当格拉提安在1140年左右构思他的《歧异教规之协调》（Concord of Discordant Canons）的时候，他要调和的一个主要分歧就是这一问题：“教士是否需要了解世俗的文学呢？”正像我们在这一争论的转折点上看到的，持相反观点的权威们在两边各就各位：

从所有情况下收集到的实例来看，世俗的文学知识不该是教士们所追求的。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知道摩西（Moses）和但以理（Daniel）十分博学，拥有埃及人和迦勒底人的所有智慧。我们还知道，上帝命令雅各的后代抢夺埃及人的金和银；这一启示的道德解释是，我们如果在诗人们那里发现智慧之金和雄辩之银，我们应当用它来推进有益的知识。在《利未记》中，我们还被命令向上帝献上第一批甘美的果实，即，人类雄辩之甜美。东方三博士也向上帝献上了三件礼物，通过它们，我们就能理解哲学的三个部分。[2]

教皇克莱门特和其他人被作为例证，以至于形成这样的见解：关于世俗的作品的知识对于理解《圣经》是必需的；而格拉提安则得出一个相当中立的结论：教士绝不能无知。很明显，这一问题非宗教法规学者的能力所及，也从来没有得到完全解决，因为在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中出现了一股强烈的纯异教潮流。

但是事实上，古典文化的最危险的敌人不是宗教，而是逻辑和实际利益，正是它们最终扼杀了12世纪的古典文化复兴。12世纪中期亚里士多德的《新逻辑》的被接受加重了辩证法的分量，破坏了自由七艺的平衡。随着亚里士多德《全集》（corpus）的进一步发现，这种悬殊增大了。有这么多的逻辑和哲学需要掌握，人们悠闲地学习文学的时间几乎没有了，兴趣就更差了。逻辑一统天下，文学必须让位。新一代的教师们，比如所谓的康沃尔派，以走了捷径——即学了最少量的语法——而自豪，正像博洛尼亚修辞学家不是把时间浪费在西塞罗而只教实用的修辞一样。古典著作（auctores）在七艺（artes）面前败下阵来。虽然沙特尔和奥尔良的座堂学校为古典作家留下了大量空间，但是在新兴起的大学，他们从课程表中消失了。早在1215年，他们就明显没有出现在巴黎的艺科课程中，在1255年的更完整些的课程中，虽然在拉丁作家中也指定了多纳图斯和普里西安，但所强调的只是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新译本。巴黎代表着逻辑的胜利，而文法和古典作家在奥尔良正努力保持自我。这一斗争的最后一幕在亨利·当德利（Henri d'Andeli）的诗歌中粗略勾画出来。这首诗写于1250年左右，题目是《七艺之战》（The Battle of the Seven Arts）。这是一场书籍之争，其中语法代表奥尔良，逻辑代表巴黎。在这场冲突中，普里西安和多纳图斯得到出于同情的这位诗歌作者的支持，也得到重要的拉丁诗人的帮助，逻辑虽然暂时躲进避难所，但最终取得胜利：

巴黎和奥尔良在争吵，

两者不和，

让人伤感，让人悲伤。

为何不和，你可知道？

因为对于学问有分歧；

逻辑喋喋不休，

言称古典作家低劣蹩脚，

奥尔良的学生只会啃语法。

……

到头来，逻辑吸引了学生，

语法学生减少了。

虽然有这样长久的争论，12世纪，古典文化的复兴还是充分展现出来，表现在古典作品、特别是诗歌的广泛阅读，以及对它们的评注；还表现在大量优秀拉丁散文和韵文的创作，其中有些颇具古典格调和情感。在最辉煌的时期，它代表着一种和谐、平衡的文化，文学和逻辑在其中都有自己的位置，但这种文化与在新兴起的大学中取得胜利的那种职业的、技术的精神相违背。从这一意义上说，它的最高水平的代表人物是索尔兹伯里的约翰。他曾在法国北部悠闲自在地学习哲学和文学，多年的学习使他经受了锻炼。他称赞沙特尔的伯尔纳的学术方法，称他为“当今高卢文学最丰富的源泉”，关于后者的教学方式我们将在后面描述文法学习时再详细讲述。[3]由于广泛阅读那时所能得到的拉丁作家的作品，约翰引用它们自如而贴切，虽然他不懂希腊文，但正如普尔所说，在古典著作阅读的广度和深度方面，没有任何中世纪作家能与他媲美。斯塔布斯把他的阅读、他的引证能力与《忧郁的解剖》（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的作者伯顿（Burton）相提并论。特别需要提到的是约翰潜心研究西塞罗，视之为最伟大的拉丁作家，并在一定程度上采纳了西塞罗对哲学和人文学科的态度。约翰的风格非常单纯而灵活，反映了西塞罗对他的强烈影响，他的著作涉猎之广——文学、历史、韵文以及对人生、学术和国家的沉思——也具有西塞罗的广博性。他问道：有谁会怀疑“诗人、历史学家、演说家和数学家的著作应该读呢——特别是在如果不读他们就谈不上有文化的情况下？因为对这些作家全然不知的人，必定被叫做文盲，即使他们会拼写自己的名字……但是广泛的阅读并不能造就一个哲学家”，智慧仅仅来源于真理。[4]如果说约翰懂得古典著作，他也懂得《圣经》和拉丁教父的著作，并且同等地引用它们。在他看来，研习古典著作并非仅仅为神学打基础，它们值得研究是由于自身的价值，也益于道德的进步。罗马人和基督教徒之间的冲突毫无意义，它们共同融合成全面的基督教人文主义。索尔兹伯里的约翰是沙特尔学校最成熟的果实，他青年时期在那里学习，1180年去世的时候是那里的主教，把他收藏的基督教早期作家和古典著作手抄本都遗赠给了座堂。

沙特尔学校的传统可以追溯到菲尔贝及其前辈时期。它是12世纪早期主教座堂学校中最为杰出的，其杰出性主要表现在它是一个人文学校。它最为著名的教师是布列塔尼人伯尔纳、蒂埃里（Thierry）兄弟俩以及诺曼人孔什的威廉。伯尔纳是灵感的主要源泉，至少在文学方面是这样。从宽泛的、艺科的意义上说，他首先是一位语法学家，精通维吉尔和卢坎，从各个方面评论古典作家，用韵文夸赞学习和沉思的宁静生活。在他看来，他那个时代的人们是站在伟大的过去时代的巨人肩膀上的矮子。蒂埃里也在巴黎教过书，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称他为“七艺的最勤奋的研究者”，这一评价从蒂埃里的Eptatheuchon，或者叫《七艺之书》（Book of the Seven Arts）中得到印证。这部厚重的两卷本著作大约在1150年完成，总结了他时代的艺科文化，今天仍保存在沙特尔。在这部著作中，修辞占有很大分量，在关于《致赫仑尼姆的修辞学》（Ad Herennium）的评注中得到进一步阐明；而关于创世的一篇论著是他勇敢的柏拉图主义的体现。他的影响在下列事例中得到进一步证明：有人将宇宙论和逻辑著作题献给他，还有托勒密《平球论》（Planisphere）的第一个拉丁文译本（1143年）。孔什的威廉作为一位哲学家影响最大，但索尔兹伯里的约翰也称赞他是一位语法学家，认为他仅次于伯尔纳；他的人文兴趣反映在他为古代思想家最后的作品、波爱修斯的《哲学的慰藉》所写的评注中，也许还反映在论著——《论尊严与利益》（De honesto et utili）中，人们认为这本论著是献给英国未来的亨利二世的，除此之外两人在其他方面也有联系。不管作者是哪一位，这部汇编作品完全具有12世纪的特征，它们是由许多经典语句拼凑而成的，资料来源于许多异教的哲学家和道德家，特别是西塞罗、塞涅卡和罗马讽刺作家。这种哲学和文学的结合贴切地体现了沙特尔学校的特征，其主要特质正是“毕恭毕敬地依赖古典作家”[5]。

奥尔良作为一个文化中心在时间上要比沙特尔晚许多，在我们的印象中，它没有那么虔诚，或者至少可以说，它更有异教气息；它没有像伯尔纳那样的大师，也没有与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相媲美的学生，所以无以夸口。也许它的研究方法不是像约翰描述的那样细致有效。尽管如此，维吉尔、奥维德和卢坎在那里极受尊重，某个叫阿诺德（Arnald）(1)的大师在卢坎和奥维德著作上作的评注一直流传到我们手中，而这时期的书信作家的存在标志着奥尔良研究古典作家的优势。法国修辞作文——或者叫散文写作艺术——的一所最重要的学校与奥尔良及其邻近的弗勒里修道院联系在一起，许多书信反映了12世纪末奥尔良学生的生活以及他们对文学的迷恋。这些书信充满了神话典故，比如，皮剌摩斯和提斯柏，帕里斯和海伦，泰依丝、赫伯和伽倪墨得斯，实际上，一位语法学家1199年就宣称，奥尔良如此这般地美言异教的神祇，除非他们改变基调，否则将迷失于通往天堂之路。在歌利亚德诗歌领域，奥尔良可以宣称拥有最聪明的作家，即所谓的首席主教（Primate）。此人是奥尔良的教士团成员，也是一位教师，直到14世纪，他的名声远扬整个欧洲，他的精彩的、但时常又极有争议的韵文有着强烈的异教特征。

作为古典文化研究的中心，没有其他任何学校比沙特尔和奥尔良更为杰出。实际上，拉昂和兰斯那样的座堂学校更闻名的是其辩证法和神学，而图尔的修辞和诗歌学校对我们说来只是个名字而已。然而，有充分的证据说明，这时期的作家对拉丁古典著作有广泛的了解，他们的书信和诗篇也深受古典风格的影响。这时代的拉丁诗歌，无论是采用古典格律（metre）还是中世纪韵律（rhyme），时常都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对此我们将在另外一章详细讲述。这种韵文在法国北部及其邻近土地上广泛传播，虽然其中最优秀的有许多是来自卢瓦尔河流域。在拉丁学者中，有一些特别突出的名字，在12世纪开始的时候有昂热的马尔博（Marbod of Angers）、勒芒和图尔的伊尔德贝（Hildebert of Le Mans and Tours），1150年左右有图尔的伯尔纳·西尔韦斯特（Bernard Silvester），随后有他的学生旺多姆的马修（Matthew of Vendome），该世纪结束的时候有布卢瓦的彼得（Peter of Blois），此人是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的学生，也是同样的人文主义传统的保护者。大约1142年，《歌利亚主教变形记》（Metamorhosis Golie Episcopi）一书的作者在梦中看见了古代的诸神，紧随其后的是古代的诗人和哲学家，“他们都用优雅的措辞交谈，毫无粗俗之感”，虽然他颂扬的他所生活时代的大师主要是逻辑学家。甚至该世纪后期在巴黎培训过的人，如亚历山大·内卡姆（Alexander Neckam），都大量阅读过古典著作，他们更喜欢读这些著作，而不仅仅是七艺本身。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将有机会不止一次地提到他开列的一个长长的名单，其中列举了他向年轻人推荐精读的古典作家的姓名。

12世纪能够找到的拉丁古典著作中的大部分也是今天人们能够看到的，因为就我们所知，从那时起没有任何重要的书籍丢失过，我们接受古典著作的途径，除了通过那时保存在西欧图书馆中的手抄本外，几乎没有其他任何途径。然而，能够找到并不意味着实际运用，因为许多古典著作手抄本无人问津，而有些书籍，如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和卡图卢斯（Catullus）的诗歌集被缝合成一本手抄本，人们不屑一顾。不仅如此，由于有了关于罗马帝国后期著作的更为便捷的概要，像李维的《历史》那样的卷帙浩繁的罗马著作被束之高阁了，其他著作，如卢克莱修的著作，在现代魅力无穷，在当时却无人知晓。12世纪的文化视角既不像罗马帝国也不像我们的时代，差别不仅在于这些著作是否能够得到，而且还在于品味。

中世纪人所知道的著名拉丁作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维吉尔。他是但丁笔下的“曼图亚的谦恭的灵魂，只要世界存在，他的名声就存在”。“作为罗马人留下的文学遗产的无可匹敌的中心，古典学问的代表，罗马帝国崩溃后仍然保留下来的罗马情感的阐释者，维吉尔的名字在欧洲取得了一种近乎文明本身的意义。”[6]在中世纪，维吉尔仍保留着他在罗马帝国后期所取得的地位：最伟大的诗人、风格的典范、学校教育的核心、语法学者的例证的取之不竭的源泉。随着帝国传统的复兴，他成为罗马帝制的诗人，不遗余力地歌颂不朽之城罗马的光荣和伟大，而在《牧歌》第四首中的想象的预言——基督即将降临——使他不时地取得先知的地位，比如在萨莫拉（Zamora）座堂的12世纪风格的教士席上，他与旧约中的先知列在一起。在12世纪，维吉尔的著作被抄写、引用、崇拜、模仿，实际上在整个中世纪都是如此。伯尔纳·西尔韦斯特在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Aeneid）的前六卷——同样是现代学生熟悉的六本书——上作了评注，这不仅是语法的，也是道德的评注。在评注中，他认为维吉尔描述了人类精神在短暂地寄居于肉体期间的生命历程。在一个寓言的时代，维吉尔像《圣经》一样被寓言化了，并被赋予了含义。甚至最优秀的古典学者索尔兹伯里的约翰也这样告诉我们，维吉尔在寓言的伪装下表达了哲学的真理，《埃涅阿斯纪》一卷一卷地揭示了人类的生命历程，从幼年到老年。紧随寓言而来的就是传奇，维吉尔在12世纪成为特洛伊、埃涅阿斯和布鲁图的传奇故事的源泉，这些都出现在那时的方言文学中。因此，瓦斯（Wace）在总结《埃涅阿斯纪》的基础上，开始撰写关于英国国王的《布鲁特传奇》，而特鲁瓦的克雷蒂安（Chrétien de Troyes）描写了一个象牙马鞍前鞍桥，上面刻有：

埃涅阿斯从特洛伊

来到迦太基，十分欣喜，

狄多女王躺在床上把他接见，

埃涅阿斯离去，女王叹息，

狄多为他自刎而去，

后来埃涅阿斯征服

拉兰特和伦巴德，

变成国王而崛起。[7]

维吉尔是传奇故事的源泉，同样也成为传奇故事所描写的对象，正是在我们讲述的12世纪，我们第一次听说他被描写成一个巫师，这反映在关于他坟墓的神奇故事中，以及在那不勒斯的其他奇书中，这些书随后在整个欧洲广泛传播。中世纪的维吉尔既是诗人，又是预言家、巫师、魔法师、但丁的楷模和通过地狱的向导，他将成为许多书的主角。在12世纪，所有这些都已具雏形。

在中世纪，奥维德的名望仅次于维吉尔。实际上，有人猜测，在更世俗化的人们看来，奥维德时常是处于第一位的。在12世纪他好像已列在第一，因为这是紧随加洛林的“维吉尔时代”的“奥维德时代”。任何人，只要他仍然相信在中世纪的人们看来拉丁古典著作是高深莫测的，他们只关心来世，对文学艺术之美和感官世界的快乐并不欣赏，都应该反思一下奥维德的流行程度，并变得聪明一些。苏尔莫纳（Sulmona）的这位诗人的风格不间断地传了下来，直到薄伽丘、乔叟和后期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作家。经常有这样的努力：把一种道德寓言化并予以强调，比如奥维德就给博韦的樊尚（Vincent of Beauvais）带来了《道德之花》（flores morales）的丰厚收成。但是，一般来说这肯定是一种理性的努力，以证明人们读书是由于其他原因。奥维德的所有著作都有人阅读，尤其是《变形记》（Metamorphoses）、《爱的艺术》（Art of Love）和《情伤良方》（Remedies of Love）。最后一本书一般认为是道德论著。甚至还有人试图发现隐藏在《变形记》中的真理，但是，在大多读者看来，这本“诗人的圣经”“古代的黄金传奇故事”是诗歌艺术和快乐的源泉，是他们了解古典神话的主要媒介。12世纪奥维德的广泛传播是古典文化复兴最确切的证据。他的诗歌被随意抄写，甚至在严格的克吕尼修道院也如此；它们还被歌利亚德诗人引用和大量模仿，后者的一首韵诗题目就叫“歌利亚变形记”；它们为修辞和散文写作艺术大师提供了很多主题，不止一次地被引用到永恒的恋人阿贝拉尔和爱洛依丝身上。坎特伯雷的修士在书信中引用奥维德，为了修女的利益，《爱的艺术》，即所谓的《没有爱的爱的艺术》（Art d’aimer sans amour）被寓言化了。奥维德对于方言诗人，特别是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吟游诗人和德国吟游诗人也有影响，在他们看来，这位爱情写手是有关爱情主题的最高权威。奥维德风格的皮剌摩斯和提斯柏故事在普罗旺斯诗人中广为流传，我们在巴塞尔主教座堂当时的一个柱头上面所立的饱经风霜的石头上可以见到这些诗篇；《爱的艺术》使邦孔帕涅（Boncompagno）的《罗塔·维纳里斯》（Rota Veneris）获得了灵感，并且由于特鲁瓦的克雷蒂安的译本而在方言文学中广为流传，克雷蒂安还翻译了《情伤良方》。甚至规章严格的派别也有各自的奥维德。12世纪末的一位作家，可能是圣奥尔本斯的修士、赛伦塞斯特的院长亚历山大·内卡姆，曾这样说：“应当让学生听到纳索（Naso）的挽歌，奥维德的《变形记》，尤其应当特别熟悉《情伤良方》。然而，在权威人士看来，爱情诗和讽刺作品理应远离年轻人，好像他们被告知：

警惕啊！

屈身采摘鲜花和草莓的年轻人，

绿色之下盘绕着冰冷的毒蛇。

还有人认为他们不应该读《岁时记》”，毫无疑问是因为它是异教性质的。

这种对讽刺作家的怀疑被总结成一段文字，在这段文字中，内卡姆告诉学生，在读贺拉斯著作的时候，应当“在内心深处紧守尤维纳利斯（Juvenal）的道德警戒，完全避开贺拉斯那种自然状态”。没有道德和说教中世纪将一无所有。索尔兹伯里的约翰时常引用这些诗人和佩尔西乌斯的作品，称他们都为伦理学家（ethici），并高度评价贺拉斯的许多警句，认为是充满了世俗智慧。看起来，贺拉斯的《讽刺诗》（Satires）和《书信诗》（Epistles）比《颂歌》（Odes）和《抒情诗》（Epodes）得到了更高的评价，也更多地被引用，虽然有人怀疑到底能从某些讽刺作品中得到多少道德教化。泰根塞的梅特鲁斯（Metellus of Tegernsee）在纪念圣奎里努斯（St．Quirinus）的诗歌中模仿了《颂歌》。然而，无论地位有多高，贺拉斯并没有得到在现代所享有的那种知名度，虽然尤维纳利斯和佩尔西乌斯不顾他们自己的道德戒律的风格而效仿他。与之相反，正如但丁的读者所回忆的，卢坎和斯塔提乌斯（Statius）在中世纪很受欢迎，他们不仅为大众提供了关于恺撒和底比斯传说的许多知识，而且为收藏家和抄写员提供了许多引文和节录。作为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眼中最富学识的诗人，卢坎实际上不但被认为是一位诗人，而且是一位历史学家，并且他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他影响了12世纪的历史作家，一方面是作为像斯特拉斯堡的冈瑟（Gunther）的《利格里努斯》（Ligurinus）那样的历史诗歌的楷模，另一方面是影响了他们的散文风格。

马提亚尔时常被引用，修道院诗人们的虔诚的墓志铭（tituli）还模仿他。除奥维德和贺拉斯外，其他抒情诗人几乎不为人们所知。在罗马帝国后期诗人中，克劳狄安（Claudian）最受欢迎，他经常被12世纪作家提到，并且明显地为这一时期的最重要诗歌之一——里尔的阿兰（Alain de Lille）的《反克劳狄安》（Anticlaudianus）带来了灵感。内卡姆听说过塞涅卡的悲剧。人们了解普劳图斯（Plautus）好像只是通过二手资料，对于特伦斯诗作的引用有很多是从普里西安那里转摘的，实际上特伦斯常常被认为是一位散文作家。但是，索尔兹伯里的约翰时常引用特伦斯的著作，其中包括除《婆母》（Hecyra）外的所有戏剧；但即便是他，也把苏维托尼乌斯·特兰奎卢斯（Suetonius Tranquillus）当成了两个作家。

在散文作家中，西塞罗自然排在第一，被尊称为——如果不计其他——“雄辩术之王”、七艺之一的修辞学的首要代表人物。然而，如此多产的一位作家也不得不在手抄本传送的偶然性中碰运气，人们对他众多作品的了解程度也不一样。实际上，当他的崇拜者之一科维的维伯尔（Wibald of Korvey，1158年去世）表达出把他的所有著作装订成仅仅一册这一真诚愿望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相信，西塞罗“更多地被崇拜而不是被阅读”。我们最经常看到的是他的修辞和哲学论著，其次是《演说辞》（Orations）的某一册，最少见的是《书信集》（Letters）。像克吕尼那样的大图书馆也许有全部——或者说几乎全部——这些书籍；它12世纪的目录中包括：3本《书信》的手抄本、4本《演说辞》、5本修辞学著作、7本哲学著作。里沃的艾尔里德院长在孩童时代就喜欢《论友谊》（De amicitia），在晚年写的对话中强调精神上的友谊，这一点是该时代的特征。我们甚至无法证明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直接了解《演说辞》和《书信集》，虽然他把《论责任》（De officiis）和《论演说家》（De oratore）抄本留给了沙特尔。内卡姆对《论责任》大加赞扬，而对《论神性》（De natura deorum）则显出了怀疑。但是，在贝克图书馆中，《论神性》与西塞罗的其他哲学著作列在了一起，在这个图书馆，鲁昂的艾蒂安（Etienne de Rouen）从西塞罗和塞涅卡那里大段抄写关于文体的例句，并编写了昆体良（Quintilian）的《雄辩术原理》（Institutes of Oratory）的简明本。昆体良著作同样在修辞学的保护下存留下来，见于12世纪的目录册和作家的作品中，虽然那时只有残缺不全的《雄辩术原理》和在他名下的《雄辩术》（Declamations）在流行。就像我们后面将要看到的，12世纪的新修辞学丝毫不尊重任何罗马的模式。

“道德的塞涅卡”在这一时期经常被引用，不但因为他的《书信》（Letters）和伦理学著作，还因为他的《自然问题》（Natural Questions）；人们认为他是给圣保罗书信的作者，使他赢得了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虚假的名声，他也因此在这个时代进一步扬名。他的谚语和箴言也自由地流传，圣伯尔纳甚至引用塞涅卡的一句话敦促一位犹豫中的教皇进行十字军东征。对于喜欢传奇的中世纪人来说，老普林尼有很强的吸引力，然而，《自然史》太厚重了，不便抄写，完整的手抄本不多。人们更喜欢读索利努斯的《文集》（Collectanea），该书在1206年前就翻译成法文，或者读像《普林尼集萃》（Deflorationes Plinii）那样的简明本，该书是克里克莱德的罗伯特（Robert of Cricklade）为英王亨利二世写的，省略了“不能再用于征收贡赋”的许多地名。弗朗提努斯（Frontinus）、奥卢斯·格利乌斯（Aulus Gellius）和马克罗比乌斯（Macrobius）这类作家出现的频率很高。至于阅读罗马历史学家的大部头著作的人少到什么程度，我们在历史写作那一章将会看到。

在评价古典作家对12世纪影响的时候，必须充分考虑到大量二手的引文，在拉丁教父的著作、拉丁语语法、词汇书籍和各种摘录集中可以读到。在这些资料中，最重要的是普里西安的拉丁语法书，其中的一万行引文大量引自西塞罗、萨卢斯特（Sallust）和诗人们等古典作家的著作，许多读者之所以了解这些古典作家，不论程度如何，正是受惠于这些引文。还有一些选集（florilegia）——这种文学体裁可以追溯到加洛林时期，以及其他美文摘录。在收集资料全面一些的选集中，12世纪的两本手抄本值得说明。其中一本保存在梵蒂冈[8]，12世纪后期编成，所收内容开始于被称为“西塞罗式韵文”的马克罗比乌斯的《农神节》（Saturnalia）的片段、哲学家们的箴言和警句，接下来是圣哲罗姆、普林尼和阿普列乌斯的书信摘录、西塞罗的《演说辞》和《图斯库兰谈话录》（Tusculan Disputations）、塞涅卡的《书信集》和《论善良》（De beneficiis）、奥卢斯·格利乌斯和恩诺迪乌斯（Ennodius）的著作，最后是一些杂录。另一本保存在法国国家图书馆[9]，编成时间比前者晚十几年，其中辑录了更多的诗歌，摘录自普鲁登修斯、克劳狄安、维吉尔、斯塔提乌斯（摘录了许多）、瓦莱里乌斯·弗拉库斯（Valerius Flaccus）、卢坎、奥维德（特别全面）、贺拉斯（大量）、尤维纳利斯、佩尔西乌斯、马提亚尔、佩特罗尼乌斯（Petronius）、卡尔普尔尼乌斯（Calpurnius）、特伦斯（由于是散文，只摘录一些格言）、萨卢斯特、波爱修斯，还有少量的摘录自柏拉图、马可罗比乌斯、西塞罗的《论责任》和《论友谊》、昆体良，更多地摘录自塞涅卡、普劳图斯的《奥卢拉里亚》（Aulularia）、西多尼乌斯·阿波利纳里斯（Sidonius Apollinaris）、卡西奥多鲁斯（Cassiodorus）和苏维托尼乌斯。

还可以从在拉丁古典著作上所作的大量评论和分析来衡量这一时期人们的古典兴趣。在古代著作上所作的评注或傍注（scholia）是学校文科教育喜闻乐见的形式。我们发现了附有这一时期评注的贺拉斯的手抄本，在奥尔良，借用维吉尔和卢坎著作上的评注是学生们通信来往的主题。“我们所作的评注不多，我们欠债了”，这是沙特尔的两个学生对于学生生活的简要总结。前面已经提到奥尔良的阿诺德大师在卢坎、在奥维德的几首诗歌上所作的评注，在列日地区，在卢坎、尤维纳利斯和佩尔西乌斯著作上所作的类似的注释出现得更早一些。我们已经提到，图尔的伯尔纳·西尔韦斯特是在《埃涅阿斯记》的前六卷上的评注的作者，像这一时期的许多评注一样，受到了马克罗比乌斯在《西庇阿之梦》（Dream of Scipio）、沙特尔的蒂埃里在《致赫仑尼姆的修辞学》上所做评注的影响。老一代人文主义者这种做评注的习惯延续到13世纪，那时，布列塔尼人威廉引用了异教诗人的文字来解释圣经中难懂的词语。

必须提一下古典著作复兴的另外一个衡量标准，即它对方言诗歌的影响，虽然对此不可能予以充分的讨论。这是法国和普罗旺斯诗歌的形成时期，间接地说也是受这种诗歌影响的其他文学形式的形成时期，而所有这些都深受这一时期古典品味的影响。拉丁诗人提供了古典神话和古代传奇故事，用来模仿的模式和主题，甚至直接转借的机会；它们在但丁的《神曲》（Divine Comedy）和乔叟的《名誉之屋》（House of Fame）中的地位可以看出两个世纪以来方言作家对它们的应用。12世纪创作了以特洛伊和底比斯、埃涅阿斯和亚历山大为题材的长诗，不仅有拉丁语的，也有法语的；还有一些短诗，主题是关于珀罗普斯、菲洛梅拉、那西塞斯、菲莉丝（Phyllis）、皮剌摩斯和提斯柏，还有取自著名的讲故事者奥维德作品的片段，他的格言对于形成该时期的宫廷恋爱规则起了很大作用。如果“伟大的罗马”的主角不再是罗马人，如果埃涅阿斯和亚历山大像查理曼一样被改头换面成新时代的骑士，那是所有文学复兴的负面后果。甚至我们当代人的特征也被加在了亚瑟王、圣女贞德和特洛伊的海伦身上。

从现代的观点来看，12世纪人们对古典作家的整体上的接受缺乏批判力和辨别力。在他们看来，古典作家都是一样的——像普劳图斯那样的语言特别古老的人例外，几乎没有作什么区分。贺拉斯和斯塔提乌斯归在一起，西塞罗风格的和奥古斯都时代的作家与罗马帝国后期的作家混为一谈。的确，人们喜欢罗马帝国后期的作家，或者因为其简明，如弗劳鲁斯（Florus）和索利努斯，或者因为其有启发性，如马提亚努斯·卡佩拉，而与此同时像普鲁登修斯和阿拉托（Arator）那样的基督教诗人也极受尊重。也没有一条明确的界限把更晚一些的作家排除在外：加洛林时期的狄奥多鲁斯（Theodulus）的《牧歌》（Eclogue）是初级阅读者所喜爱的书，写于12世纪的旺多姆的马修的《多比传》（Tobias）至少是中世纪后期的一所大学的指定书目。《七艺之战》的作者把塞涅卡的著作与12世纪的一部著作——里尔的阿兰的《反克劳狄安》相提并论，而他又借助语法书，宣传同一时期的其他书籍，比如沙蒂永的瓦尔特的《亚历山大里德》（Alexandreid）和彼得·里加（Peter Riga）的《奥罗拉》（Aurora）（或者叫韵文化的《圣经》）。拉布林图斯派（Laborintus）把这些后来的作家与荷马和伟大的罗马作家们混为一谈。甚至在15世纪，风格意识也没有马上达到十全十美，就像其散文没有立即达到西塞罗那种优雅风格的高度一样。直到16世纪，人们可能还在努力向塔利（Tully）学习，仅仅是为了达到“鼎盛时期的乌尔比安（Ulpian）”的水平。

真实的情况是，虽然12世纪的人们能够作某些文学上的区分，但无论哪个人文主义群体都不能把罗马作家放到他们各自生活的时间和地点去考察，因为他们的历史意识有缺陷，在时间和地点方面都缺乏发展和变化的观念，并且由于对古典作家近乎迷信的敬仰而变得迟钝了。这样，在12世纪，这种敬仰扩大到了整个拉丁作家群体，而遥远过去的魅力和“罗马即伟大”的观念把他们都夸大成了巨人。古代经典作家是古代人，也是罗马人。支撑罗马文学和拉丁语的是罗马本身，是跨越时代的“罗马这个名字的幽灵”。

对中世纪的人们来说，罗马是不远的过去的伟大存在，因为罗马帝国在几个世纪里与文明世界紧密相连，并且流传下来统一、普世、秩序和权威这样一些拉丁欧洲无法逃避的概念。罗马是他们共同的记忆，罗马没有倒下，罗马是永恒的。他们无论在哪个地方回溯过去，都能看到罗马，并听到它的声音——“罗马的低语声”。到12世纪，这种低语与传奇和虚构混在了一起，比如后来构成《罗马人传奇》（Gesta Romanorum）的大量材料和所有“伟大罗马的根据”都是如此。但是，罗马仍是文学的主旋律：罗马是狮子，罗马是雄鹰，罗马是无数财富的宝库，罗马是不可战胜的堡垒，罗马是德国和高卢境内城市的缔造者，比如鲁昂（Rotoma），去掉两个字母就成了“罗马”。

世界之都罗马执全世界权柄。

古老的诗行如是说。蒙特卡斯诺的阿马图斯写道：

辉煌的罗马是世界的荣光，盛饰的王冠。

亚历山大·内卡姆这样说：

罗马城屹立，它是世界的巅峰、荣耀、宝石、荣光。

按照中世纪人的理解，罗马是帝国，而不是共和国；实际上，许多编年史的编排都从塔尔昆斯（Tarquins）直接跳到恺撒。作为罗马历史的最后一个阶段，罗马帝国使过去发生的一切黯然失色，不仅如此，它还在拉丁诗歌、罗马法和基督教文学中有所反映。罗马作为一个共和国的吸引力主要表现在近代，比如，革命时期的法国，“那时，教室里的学问狂奔到大街上”；还表现在对于18世纪美国的各种论坛、《布鲁图斯》（Brutuses）和《人民之友》（Publicolas）的影响。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喊道，“恺撒也有他的布鲁图斯”；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发现，从哈里森总统的就职演说中把“12个罗马总督和几个公民”这句话删掉是权宜之计。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布鲁图斯就已经成了英雄，但是直到但丁时期，他还是一个叛徒，在地狱的最底层，撒旦把他和犹大嚼在嘴里，嘎吱作响。在12世纪，罗马当然还是一个帝国，其帝国特权由于罗马法的复兴而增大，并在腓特烈·巴巴罗萨的抱负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此人命令把他的法令插入《民法大全》，并且归类于他的“前辈，那些神圣的皇帝们，如君士坦丁大帝、瓦伦提尼安（Valentinian）和查士丁尼”之列。然而，非常奇怪的是，同样在12世纪，像里恩兹（Rienzi）和彼特拉克时代一样，在布雷西亚的阿诺德的领导下，出现了共和传统的短暂复兴，那时，元老院（Senate）铸造硬币，把古代的徽章“罗马共和国元老院”（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印在上面，并且梦想着世界之巅是罗马的首都，它的人民是权力的最终源泉，可以向教皇和皇帝发号施令。作为见证人，弗莱辛的奥托让这两种理论进行了面对面的交锋：他首先借罗马诸使者之口作了夸夸其谈的演说，然后让红胡子皇帝进行草率而傲慢的回答。红胡子被视为合法的继承人，他挑动他们从赫拉克勒斯手中夺过大棒。大棒暂时是他的，但是神圣罗马帝国几乎像罗马共和国一样是一场梦，都不过是已经消失的过去的美好记忆。

到12世纪，罗马城已不再是古代的罗马，即使从外观上看也是如此。“哥特人、基督徒、岁月、战争、洪水和大火”，特别是基督徒，长久以来破坏着罗马城。罗马刚刚被罗伯特·吉斯卡尔和他的诺曼人于1084年占领、焚烧，这次罹难后，像阿文丁山（Aventine）和西里欧山（Caelian）那样的整个区都永远不会再恢复。大理石开采者和烧石灰工人的破坏虽然缓慢，但更致命。他们把古代雕像烧成石灰，出口罗马大理石和马赛克的生意也非常兴隆。这些被用来装饰像比萨、卢卡和萨莱诺那样的意大利大教堂；为了装饰蒙特卡斯诺的修道院教堂，德西迪里厄斯（Desiderius）购买了“圆柱、底座、柱头和各种颜色的大理石”；甚至遥远的威斯敏斯特修道院也这样，在那里，刻有“公民彼特鲁斯·罗马努斯”的石材于13世纪被组装到忏悔者爱德华的神龛上，韦尔的理查德（Richard of Ware）院长为了修建自己的陵墓，买回了斑岩和蛇纹石板，正像碑文简明地告诉我们的：

这里的石头运自那座城（指罗马）。

圣但尼的伟大建设者叙热（Suger）为不能把他非常欣赏的圆柱从戴克里先（Diocletian）的浴场运回感到遗憾。而他的同时代人，温彻斯特主教亨利的确把雕像从意大利运回了。罗马已经成了古文物收藏家的猎场。

罗马现在已成了废墟，但还是有观光者前来，也有一些“看罗马”指南。观光者主要是朝圣者，所专注的是圣城的圣殿，而不是异教的遗迹。至少他们不是考古学家。吉本在《自传》中夸口说，当他1764年开始意大利之行的时候，“几乎没有装备更齐全、文化水平更高的旅行者曾经追随过汉尼拔的足迹”；在12世纪也没有人能反驳他的这一说法。拉比图德拉的本杰明（Rabbi Benjamin of Tudela）于1160年至1173年间游历意大利和东方，他主要感兴趣的是犹太居民区（the Ghetto）。大约1195年，希尔德斯海姆的主教当选者奎尔富特的康拉德（Conrad of Querfurt）煞费苦心地展示他的古典学识，即，描述他求学时在一块玻璃上模模糊糊地看到的，但现在是面对面地看到的一些地方：曼图亚、摩德纳（Modena）、奥维德的苏尔莫纳（Sulmona）、无足轻重的卢比孔河（the Rubicon）、维吉尔的坟墓以及与之相伴的维吉尔式传奇、埃特纳（Etna）、阿雷瑟斯（Arethusa）的源头，但是他并没有穿越罗马。这一时期的北方作家中，唯一有资格谈罗马的是马姆斯伯里的威廉，他把罗马当时的虚弱状况与古代作为世界主人时的繁盛局面进行比较。大多数旅行者怀着一种精神靠近这座城市，这种精神反映在早先创作于意大利北部某个地方的那首名曲：

尊贵的罗马，啊！全球之主，

你是一切城市中最杰出的，

殉教者们的血染红了你，

众贞女的百合花净化了你，

通过这一切我们向你表示敬意，

我们祝福你：祝你永远安好！

正是为了这些参观者而编成了这一时期重要的指南《伟大的罗马城》（Mirabilia Urbis Rome）。该书把事实与寓言、异教徒和基督教徒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讲述了诺亚的儿子杰纳斯在贾尼科洛山建造罗马城的故事，然后列举罗马的大门和拱门，它的浴场、宫殿、剧场和桥梁，它的基督徒墓地，还有圣徒殉教的地方。第二部分收集了皇帝和圣徒的各种传奇，特别是雕像的传奇，包括：著名的《拯救罗马》（Salvatio Rome），即在朱庇特神庙上方，有一组铃铛拴在几个行省的雕像上，只要哪一省反叛，就会示警；提比略时期的哲学家菲迪亚斯（Phidias）和普拉克西特列斯（Praxiteles）；德西乌斯时期殉教者的受难；君士坦丁时期三所著名教堂的修建。第三部分带领读者穿越该城市的各个区，指出一些醒目的历史遗迹并讲述与它们有关的古老的传说，其中包括：

正如我们在古老的编年史中读到的、用我们的眼睛看到的、古人告诉我们的，皇帝、执政官、元老院议员和长官的这些和其他许多庙宇和宫殿是异教徒时期修建于罗马城的。不仅如此，它们用黄金、白银、黄铜、象牙和宝石建造，是多么美丽绝伦啊，我们已经尽我们所能把这些描写出来，以唤起人类的记忆。[10]

最近才出版的另一本指南好像也是这个时期编成的，书名是《格里高利大师论罗马伟迹是魔法或人类劳作所成》。这本书主要讲述古代遗迹，而不是圣徒和殉教者，这些遗迹从那时起很多都已经消失了。但是，该作者并非考古学家。他说，没有人能数清罗马的塔楼和宫殿，它们很快就会走上尘世万物的老路。他的描述把遗迹按类别而不是按地理位置划分，比如有青铜兽、大理石雕像（几乎都被格里高利一世毁坏）、宫殿、凯旋门和金字塔。古代建筑的命运如何，可以以帕拉斯（Pallas）圣殿的命运来说明。基督徒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它拉倒了，岁月对它也多有侵蚀，只剩下了一部分作为枢机们的仓库，周围则是一堆堆残破的雕像，其中就有无头的女神塑像，被用来考验基督徒的信仰。我们已经提到，对古代遗迹的不管不问招致了波焦在15世纪的痛惜；罗马曾经辉煌过，但正如皮拉内西（Piranesi）所刻画的，由于衰落而世故了，这也导致吉本开始筹划写他的《衰亡史》，那时他“在佐克兰提教堂或方济各会修士的教堂里沉思，而修士们正在朱庇特神庙（the Capitol）的废墟上所建的朱庇特圣殿（Temple of Jupiter）里唱晚祷曲”。

12世纪的罗马保留着遥远的辉煌，这种看法充其量是一种歪曲的记忆，其歪曲程度不亚于集中在帝国著名大道沿线的罗马废墟上的查理曼传奇。在1199年的一份文件中，英诺森三世把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的凯旋门的一半赐给圣塞尔吉乌斯（St.Sergius）和巴克斯（Bacchus）的教堂，包括里面的房间和上面的楼塔，可以看出，恺撒们的罗马明显已经变成教皇们的罗马。《罗马礼书》（Ordo Romanus）告诉我们，当教皇们在罗马城内进行官方的巡查时，他们故意地从异教徒的古代凯旋门经过：一种“新型的圣道（Via Sacra）出现了，为了基督教的炫耀而出现了”[11]。我们相距15世纪的人文主义教皇们还太远，但是，也可以看到保护古代遗迹的一些努力，如，1162年，市政会颁布法令，图拉真的圆柱“永远不能切断或毁坏，应予以保留，因为只要世界存在，它都象征着罗马的荣耀”。[12]在这时期的一首华美诗歌中保留有宝贵的人文主义色彩。它由这时期最杰出的拉丁诗人、勒芒的伊尔德贝在1106年访问罗马后所写，开篇是：

即令你已成废墟，罗马城，你仍然无与伦比；

不论完整与残破，都显示你过去的伟大。

漫长的时光摧毁了你的历史，

恺撒的营栅和神明们的神殿也躺在泥沼里。

文献简介

关于中世纪的古典文化研究史，最好的指导性书籍是J．E．Sandys的A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I（third edition，Cambridge，1920）。作为整体上的罗马文化的一部分，拉丁古典作家在A．Graf的Roma nella memoria e nelle immaginazioni del medio evo（Turin，1882—1883）中有所涉及。同时参阅E．Norden的Die antike Kunstprosa（Leipzig，1898），第689—731页；D．C．Munro的“The Attitude of the Western Church towards the Study of the Latin Classics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in the Papers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Church History，第8卷，第181—194页；L．J．Paetow的The Arts Course at Medieval Universities（Urbana，1910）；以及他编校的The Battle of the Seven Arts（Berkeley，1914）。

关于几位拉丁古典作家的简明历史，其资料已由M．Manitius收集起来，见Philologus，xlvii—lxi，以及Supplement，vii，第721—767页；另外参见Rheinisches Museum，Neue Folge，xlvii，Erg.-Heft（1892）。关于他们在文学领域的影响，也有一些水平不太高的研究成果，参阅：D．Comparetti的Vergil in the Middle Ages（London，1895），对于搞清关于维吉尔的传奇非常有用；M.Manitius的Analekten zur Geschichte des Horaz im Mittelalter（Göttingen，1893）； L．Sudre，Publii Ovidii Nasonis Metamorphoseon libros quomodo nostrates medii aevi poetae imitati interpretatique sint（Paris thesis，1893）； H．Unger，De Ovidiana on Carminibus Buranis quae dicuntur imitatione（Berlin diss.，1914）；C．Landi，“Stazio nel medio evo”in Atti of the Padua Academy，xxxvii，第201—232页（1921）。E．K．Rand的Ovid and his Influence（Boston，1925）在它的研究领域是值得称道的，作者不仅懂得奥维德，还懂得中世纪。

关于florilegia，参阅Miss E．M．Sanford的“The Use of Classical Latin Authors in the Libri Manuales” in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lv，第190—248页（1924）；关于评注，参阅Histoire littéraire de la France，xxix，第568—583页。

关于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参阅R．L．Poole的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以及他最近的许多研究成果。关于内卡姆，参阅我的Mediaeval Science第18章。关于沙特尔，参阅A．Clerval的Les écoles de Chartres au moyen-âge（Chartres，1895）；关于奥尔良，参阅L．Delisle的“Les écoles d'Orléans” in Annuaire-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l’Histoive de France，1869，第139—154页。关于这时期一些著名的散文作家利用古典著作的情况，参阅C．C．J．Webb的Ioannis Saresberiensis Policratici Libri VIII（Oxford，1909），I，第xxi页及之后；Walter Map的De nugis curialium，ed．M．R．James（Oxford，1914），第xxiii页；A．Hofmeister的“Studien über Otto von Freising” in Neues Archiv，xxxvii，第727—747页（1912）； E．Boutaric的“Vincent de Beauvais et la connaissance de l'antiquité classique au treizième siècle” in Revue des questions historiques，xvii，第5—57页（1875）。关于拉丁诗人对古典著作的追忆，参阅K．Franche的Zur Geschichte der lateinischen Schulpoesie des XII．und XIII．Jahrhunderts（Munich，1879），第22—25页。

关于12世纪的罗马，参阅Graf的上面提到的著作，以及由Annie Hamilton翻译的F．Gregorovius的History of the City of Rome in the Middle Ages，iv（London，1896）。Parthey校订的Mirabilia（Berlin，1869），由F．M．Nichols翻译成英文（London，1889）。格里高利大师的著作由M．R．James校订，见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xxxii，第531—554页（1917）；G．McN．Rushforth也进行了校订，见Journal of Roman Studies，ix，第14—58页（1919）。F．Schneider的Rom und Romgedanke im Mittelalter（Munich，1926）主要探讨了更早的时期。

注释：

[1]　J．E．Sandys，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i，3d ed.（Cambridge，1920），p.618.

[2]　Dist．37，c．7，更完整的全文翻译见A．D．Norton，Readings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Cambridge，1909），pp.64-66。

[3]　见本书第五章。

[4]　Policraticus，vii，c.9.

[5]　R．L．Poole，Illustrations of the History of Mediaval Thought（1920），p.102.

[6]　D．Comparetti，Vergil in the Middle Ages（London，1895），p.74.

[7]　Erec，ed．W．Foerster（second edition，Halle，1909），lines 5339-5346.

[8]　MS．Pal．Lat．957，ff．97-184 v.

[9]　MS．Lat．7647，ff．34-185 v.

[10]　由F．M．Nichols英译，见Mirabilia Urbis Rome，p.117。

[11]　F．Gregorovius，History of the City of Rome in the Middle Ages，tr．Hamilton，iv，p.659.

[12]　Ibid.，iv，p.686.

(1)　此处疑为英文版排印错误，应为Arnold。——译者注

第五章

拉丁语

12世纪，西欧通行的语言是拉丁语。方言习语只是在形成的过程中，其动因是文学的需要，其源泉是各种地方土语；虽然英国人说法语，意大利也有一部分人说法语，法语的欧洲风格——作为“最美的、对所有人都通用的语言”——是在下一个世纪形成的。然而，称拉丁语是一种国际性语言会给人一种非常不准确的印象，因为它不仅是国际交往的语言，而且实际上是几个民族的族语。作为普世的教会所使用的语言，它是相距遥远的教士间交往的工具，也是教会和宗教生活的语言。在西方基督教世界，人们用拉丁语祈祷，用拉丁语歌唱，用拉丁语布道。在每个地方，它都是知识和教育的语言：教材是拉丁语的，孩子们所学的任何东西都是用拉丁语传授的，他们在学校还学说拉丁语，所以，拉丁语成为受教育者的语言，即使在他们娱乐性的、通俗的读物中也如此。它是法律的语言，或者至少可以说是所有法律论著的语言，不仅包括罗马法和教会法，还包括格兰维尔法和诺曼习惯法（customal）、伦巴德采邑文献（Libri feudorum）和巴塞罗那习惯法（Usages）、英国的亨利和西西里的罗杰的巡回法庭。它还是行政和商务记录的语言，代表性的例子是盎格鲁—诺曼财政署的卷宗，意大利法律公证文书的记录，以及整个欧洲到处都有的大量账目、特许状和法律文书。像学者和教士一样，商人和律师、管家的秘书、医生也需要各自的拉丁语。[书ji分 享V 信shufoufou]

对于使用的地域范围如此广阔、应用的行当如此广泛的任何语言来说，都不可能是统一的和一成不变的，我们丝毫不奇怪，中世纪的拉丁语因地区和主题而异，不断产生新的惯用语来表达新的意思或意思的细微差别，不断从方言中吸收许多地方用语，甚至还有词语的顺序和思维的习惯。因此，《大宪章》的拉丁文从这一时期的诺曼法语中吸收了郡守（vicecomes）和服役土地占有权（sergenteria）这样的词汇，它的风格和条目顺序采纳自盎格鲁—诺曼法律，而不是采纳自西塞罗或那个时代的教皇通谕。它的最著名的条款充满了中世纪和严格法律意义的术语，比如其第39条是：

任何自由人，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裁判，或未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

特别是词汇，每个国家都有所不同，看来，我们真的需要为欧洲每一个大的地区单独准备一本拉丁语词典。实际上，在15世纪古代标准语的复兴把它扼杀之前，正是这种适应性和吸收新因素的能力使得拉丁语成为一种活生生的语言。中世纪拉丁语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起有伏，这有赖于总体的教育和文化水平、方言影响的强弱，还有写作中的特定个人的教育水平；但它总是努力靠近标准拉丁语法。12世纪作为一个古典文化复兴的时期，也是相当地道的拉丁语的时代，至少在文化中心是这样，不论地方的公证文书或抄写员是多么背离古典的标准甚至是同时代的最佳标准。斯塔布斯主教这样说：

12世纪的拉丁语是非常地道并符合语法的拉丁语；形容词与名词性实词一致，动词与其主格一致；ut控制虚拟式，从句遵循主句确定下的语气和时态。有丰富的词汇来源，有些词在古典拉丁语中都不多见，而现在却是频繁而持久地使用，好像作家们以知道如何使用dumtaxat、quippe、utpote这些词为自豪，并时时处处把它们派上用场。但即使这样也没有什么矫揉造作，这种拉丁语如果说有些太自由，但决非不自然。它是由用拉丁语谈论和思考文学问题的人写的，它不是僵死的而是活生生的语言，虽然或许有些衰老，但处于充满活力的老年时期。[1]

如此地接近古典拉丁文风意味着对拉丁语法的彻底钻研，12世纪也是中世纪语法研究的顶峰，既包括狭义的正规词法和句法，也包括广义的学究气的文学鉴赏。标准的教材是恺撒里亚的普里西安的《基本原理》（Institutiones）。该书撰写于6世纪初，保存到今天的成千的手抄本和选集可以证明它在整个中世纪的知名度。它分为18册，大量引用罗马古典著作，内容翔实丰富，不但传递了语法传统，还传递了罗马文学传统。那些读过普里西安著作的人，同时也学到了西塞罗、萨卢斯特、维吉尔、特伦斯和其他诗人作品的精彩段落，实际上对许多人来说，这些选段好像是了解古典著作的最主要途径。一个古典文化复兴的时代不可避免地也是普里西安的时代，在沙特尔主教座堂璀璨的自由七艺名家中，选取他代表语法是很自然的，在沙特尔学校，蒂埃里把普里西安的所有著作抄写进了“七艺之书”，或者叫自由七艺图书馆。足足一个世纪以前，沙特尔的菲尔贝把“我们收藏的普里西安的一本书”借给了在匈牙利的一位主教，1147年，哈尔伯施塔特（Halberstadt）的一位教士团成员在遥远的特鲁瓦永远地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把他的普里西安的作品遗赠给了座堂。大约同时，普里西安成为在巴黎教书的皮埃尔·埃利（Pierre Elie）写的一篇详尽的语法评论的主题。但是，普里西安的《基本原理》内容太多了，按现代的印刷也有厚厚的两大本，而初学者更愿意读一些简明的手册。这样的书也有，比如普里西安的前辈多纳图斯的《大艺术》（Ars maior），以及更简明、更流行的《小艺术》（Ars minor），后者只有10个印刷页，用问答的形式讨论了拉丁语的8个词类，人们常常能够牢记在心。普里西安著作的简明本也是问答式的，其中所引用的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的前12行用作分析的实验材料，而对于第一个词arma的讲解就占去了3页——包括它的名词词性、性别、格、数、句法，特别是它的派生词。

12世纪常见的初级读本都能够长时间地使用：所谓的加图（Cato）的《两行诗》（Distichs）、阿维亚努斯（Avianus）的《寓言集》（Fables）和狄奥多鲁斯的《牧歌》，这三种我们常常在同一本书中看到。加图的《两行诗》现在被归入罗马帝国后期的作品之列，由于与老加图联系在一起，其权威性日益增强；虽然其内容没有什么基督教的特别的东西，但其道德的基调是无懈可击的，也因这种道德说教得到了普遍认可。正像它的开篇所写的：

如果上帝是诗人唱颂的神灵，

你要保持纯净的内心来供奉。

保持清醒，力戒贪睡，

因为懒惰的恶习会不断滋生。

沃尔特·梅普评价加图为“所罗门以后最富智慧的人”，“加图”在12世纪是道德和拉丁语的入门书，在后来的许多世代都是如此；实际上，乔叟讲述木匠的时候，加图成为初级教育的同义词。这位木匠

不懂得加图，因为他愚笨粗鲁。

阿维亚努斯在公元400年左右编写的书是众多拉丁寓言集中最受欢迎的，原因在于它的诗体风格以及非常适合初学者，而狄奥多鲁斯的《牧歌》——加洛林时期的成果——同样被认为是一部经典。这三种书不断被抄写、被改述。我们现有乌特勒支的伯尔纳于11世纪撰写的对狄奥多鲁斯著作的评注本，亚历山大·内卡姆在150年后写的阿维亚努著作的释义本。实际上，人们认为，狄奥多鲁斯的著作非常有价值，需要像对待《圣经》那样进行字面的、寓意的和道德的三维解释。

12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编纂有词典，如果我们把意大利词典编纂家帕皮阿斯——1050年左右是他的黄金时期——这时期的工作计算在内的话。帕皮阿斯的词典很多，人们所知道的有：《字母表》（Alphabetum）、《祈祷书》（Breviarium）、《词源》（Mater verborum）和《初级教程》（Elementarium dictrine rudimentum），它们集词典和百科全书于一体，从古老的语法书和专门词典中选取材料，但也有许多近来的例子，并且很明显，它与学校教育的内容密切相连。在这里像在整个中世纪一样，字母顺序只适用于单词的第一个字母，而且还受中世纪流行的拼写法的影响。虽然帕皮阿斯的著作通过几种印刷版本保存下来，但并不能让他之后的几代人完全满意。英国人奥斯本（Osbern）在12世纪初编写了著名的《概览》（Panormia），接近1200年的时候，比萨宗教法规学者休格利奥（Hugutio）——博洛尼亚的教授、费拉拉的主教——根据帕皮阿斯和奥斯本的书汇编成《词源》（Derivations），为他赢得了地位，以至于在彼特拉克的时代与普里西安齐名。所有三位作家都非常关注词源，特别是希腊词根；但是他们都不懂希腊文，他们的错误和讹误经常是荒唐可笑的。能够宣称懂点希腊文的是科尔贝的威廉，他在12世纪初把他的《差异》（Differentie）献给了拉波里的吉尔伯特。这些词典编纂家对音节的长短非常苛刻，休格利奥甚至威胁，谁如果把sincerus一词的倒数第二个音节发成短音，他的名字将从《生命之书》（Book of Life）中划掉。另外一种是描述性的词典，把单词放到连贯的句子中以解释其含义，避免了只列举单词造成的空洞。这类做法开始于小桥的亚当，此人是12世纪初巴黎的一位教师，并由该世纪末巴黎的另外一位教师亚历山大·内卡姆继续下去并完成这一事业。他们的书籍讲述家用器皿、宫廷生活和学习手段等；一个世纪后，加兰的约翰（John of Garland）则带领他的学生在巴黎的街道上散步，边走边讲述他看到的交易中的货物。这种著作的吸引力在于能够展示对罕用词、生僻词的理解，并为13世纪的卖弄学问提供了广阔空间。关于其中简洁一些的风格，我们以内卡姆对缮写室设备的描述为例：

缮写人（librarius）通常也被叫做抄写员，他的椅子应当有突出的扶手，用来支撑放置对折的羊皮纸的板子。板子上必须覆盖一层毛毡，上面再系上一块鹿皮，以便羊皮纸（parchment或membrane）多余的部分能够用剃刀或锋利的小刀轻松地割掉。然后，做对折纸的羊皮用尖锐些的浮石清理干净，其表面用轻巧些的刨子磨平整。要用附属物（appendix）把折帖缠绕起来，以便上下一体。对折纸两边的空白处应用尖锥标出相等的行距，以便借助于尺子能准确无误地划出横线。在写的过程中，如果有的词需要擦去或划掉，实际不是把它们划掉，而是刮掉……[2]

然而，内卡姆（1157—1217）不仅仅是一位词典编纂家。作为巴黎的学生、邓斯特布尔（Dunstable）的教师、赛伦塞斯特的教士团成员和院长，他告诉我们，他“曾经虔诚地学习和讲授七艺课程，后来转向研究《圣经》，聆听关于教会法、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演讲，也没有感到民法让人反感”。他用散文和韵文撰写的多卷本的著作包括伊索寓言、大众科学、神学和《圣经》评注，还有很多归到他名下但令人生疑的作品。其中最具特色的是题为“事物的本质”（Natures of Things）的论著，其中包括2本道德科学，3本对《传道书》的评注。虽然他迅速接受了新柏拉图主义，但是人们认为他属于这一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之列，是令人尊敬的拉丁韵文作家，广泛引用古典作家的作品，但特别感兴趣的是词汇及其含义。

在12世纪语法学习的鼎盛时期，不仅研究语法，与此同时还严肃认真地探讨文学，正如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在沙特尔所描述的：

在当今的高卢，沙特尔的伯尔纳是文学最丰富的源泉。他采取了这种方法，在读作家作品的时候告诉人们什么是简单的、属于一般性的规则：语法的符号、修辞的装饰、说辩法的双关语。当他授课的内容与其他学科有联系时，他把这些问题搞得清清楚楚，但是他很明智，并非讲授每个主题的每一点，而是根据学生的能力，最终授予恰当数量的知识。由于谈话的精彩度有赖于得体（即，形容词或动词与名词性实词的恰当搭配）和换位（即，出于价值的考虑，把一种表达赋予另外的含义），因此，对于这两点，他利用一切机会反复灌输到听众的大脑中。

由于练习能强化记忆，使大脑更敏锐，因此，他敦促学生不断模仿练习所学的东西，对有些人是提醒，对有些人则是严厉批评和惩罚。每个人在第二天都必须复述前一天听到的部分内容，有些人复述得多一些，有些人少一些，因为对他们来说，翌日是对昨日的追随。傍晚的练习叫做变格，其中汇集了许多语法现象，但是一个人如果花上一整年的时间也能掌握，除非他异常愚笨，因为这是一种读和写的方法，他不会不知道通用的表达方式的含义。（然而，傍晚课程的资料是用来进行道德和宗教教化的，以第六忏悔诗和主祷文结束。）

对于那些需要像孩子们那样进行模仿散文或诗歌的初级练习的人，他列出了诗人或演说家的作品，吩咐跟上这些作家的节奏，指出其词语搭配及措辞的优美之处。如果任何人在另外一个人的作品上修修补补以突出自己的作品，他会觉察并揭露这种剽窃行为，虽然通常不进行处罚。但如果这一拙劣的行为受到推崇，他会宽容而温和地命令犯事者真正地模仿出古典作家的作品；他并且指出，模仿前人者也值得后人模仿。

他接下来讲授的也是初级知识，并牢记在了学生的大脑中：规则的价值，哪些是值得称道的修饰和措词，哪个地方用词单调甚或贫乏，哪个地方词藻华丽让人赏心悦目，哪个地方有些过分，哪个地方超过了通常的限度。他还强调，历史和诗歌应当刻苦地阅读，用不着强迫；他执意要求每个学生每天背会一点东西；但是他教导他们不要过量，应满足于在著名作家的作品中所发现的东西……对学生们来说，整个初级教育阶段最有用的莫过于习惯做那些需要用技巧来完成的事情，因此，他们每天写散文和诗歌，并且通过互相比较来锻炼自己。[3]

这种耐心而持久地专注于古典作品所得到的“唯一好处就是使人有文化修养”。它在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的时代就有反对者，到13世纪，语法已经衰落到只是自由七艺的其中之一的地步，局限于实用性地讲授拉丁语这样一个初级的任务。艺科（artes）战胜了古典作家（auctores）。在《七艺之战》（大约1250年）中，多纳图斯和普里西安仍然从文学学习的角度上来表述语法，但他们败下阵来。实际上，现在逻辑已经侵害了语法的方法并侵占了其领地：留给语法学习的时间减少了，而且还必须从逻辑而不是从文学的角度学习。早在12世纪，威廉·菲茨斯蒂芬（William FitzStephen）就描述了伦敦学生校际间的辩论，“用韵文争吵，或者就语法艺术的原理、过去时与动名词的规则进行争论”。[4]文学形式的学习开始遭到歧视；实际上，逻辑也声称能弥补语法学习的缺陷。到13世纪，语法变成纯理论的科学。在这一新的时代，教材变成了维勒迪约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de Villedieu）的《授课大纲》（Doctrinale，1199年）和贝蒂讷的埃夫拉尔（Evrard de Bethune）的《格里西斯缪斯》（Grecismus，1212）。为了便于记忆，两部论著都是用韵文写的。《授课大纲》用雄壮的六韵步诗体写成，共计2645行，目的是代替普里西安和各种读物。关于第一个词形变化（变格）的规则是这样开始的（第29—31行）：

第一个变格的直接格用-as和-es，

而一些希伯来语的后缀是-am，

属格和与格则用双元音-ae。

《格里西斯缪斯》也是同样，它的书名来自关于希腊语词源的一章，但明显不懂希腊语。它的关于语音变化的一章的开头是这样的（v，1，2）：

你看，许多音根据习惯而改变，

如B在c g p m s r六者前变成f。

这种体系明显是出于急功近利而不是文学的完美。这些“粗俗的拉丁语”的代表人物横行一时，直到被人文主义者赶下舞台。即使那时，他们的退场也是缓慢的，有据为凭：从印刷术的发明到1588年，《授课大纲》出版了267版。

语法的姊妹艺术修辞在中世纪走了不同的道路，原因在于，它的罗马风格不太适应中世纪的环境，而悄悄发生的变化又使它远离了古典模式。古代的修辞与演讲术联系在一起，中世纪的修辞则主要与写信相联系。罗马修辞最基本的演讲特点通过主要论著的题目就可以表现出来：西塞罗的《演说家》、《论演说》和《布鲁图斯》（De claris oratoribus），昆体良的《雄辩术原理》，它们都专注于在法庭和公众集会上进行切实有效的演说这一艺术。这种论辩性的演讲术的整个基础随着罗马政治和司法体制的消失而消失；oratio一词本身通常指最为私密的话语以及人们对其创造者的祷告，而关于祷告修辞学的论著是罕见的，在梵蒂冈的手抄本中保留下了该时期的这样一部没有名气的作品。[5]即使罗马帝国后期论辩性逊色一些的修辞也不能适应基督教的环境；马提亚努斯·卡佩拉延续了西塞罗传统，而专业修辞学家的教学越来越呆板，越来越空洞。对中世纪来说，修辞不可能再成为七艺教育的中心和目标。

修辞学也缺乏像普里西安或多纳图斯那样的简单又便利的手册，以便携带它度过黑暗时代的漫漫长夜。在马提亚努斯和后期罗马的手册中存在某些有价值的东西，在比德和伊西多尔（他仍然给修辞以论辩性的定义）那里有价值的东西少一些，但是就本质来看，这些缺乏语法教材那种坚实核心，不能使一个因为其他原因正在衰落的学科保持生命力。12世纪，好一些的学者把他们的视野放宽到西塞罗和昆体良的著作，并把这些著作作为这门艺术理想的范文介绍给学生，正像内卡姆所列的标准作品一样，然而这只是一种完美的推荐意见，无论如何，这些罗马著作是作为修辞风格的范例而不是作为教材来读的。人们对西塞罗和昆体良著作的实际利用是非常少见的，这从保存下来的抄本数量可以看出，虽然相对古典著作来说数量可观，但相对标准教材来说就微不足道了。它们曾得到新一代的口惠，但是学生们坚定地转向了时髦的手册，它们专注于书信体作品或者叫散文写作这种体裁。最初这些著作还贴上标签——“根据塔利（西塞罗）”，但到13世纪，著名的修辞学教授却以不知道西塞罗、以他们有能力取得实际效果而自豪。塔利学校最后的荒唐表现在某一个名叫约翰的人写的一部未出版的论著中，其文体采用了西塞罗与他的儿子对话的形式，有大量的古典著作引文，讨论了修辞学问题，然而它的结尾是，通过老西塞罗之口指出了在教皇和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和英王亨利二世之间应该遵守的得体的称呼方式！[6]

新书写体风格——不能称它为“可爱的新风格”——最早的倡导者是蒙特卡斯诺的阿尔伯里克，他生活在德西迪里厄斯院长成果丰硕的任职时期（1058—1086）。尽管起草官方信件和档案的艺术（因为中世纪的官方档案继承了罗马书信体形式）在中世纪初并没有消失，公证文书和王室秘书使它保持生机；但它是一种严格刻板的实用性艺术，只传授如何模仿标准的风格和各种格式，扼杀了表达的自由或自然性。的确，这些格式在整个中世纪都非常流行，不论对于官方或者私人信件来说都是如此，因为，在一个文盲的时代，写一封信最容易的办法就是模仿一封已经写好的信，这非常类似于今天受过很少教育的人们仍然采用的让日常捉刀人写信的做法。11世纪后期和12世纪的革新在于有关信件写作艺术的指南编纂，这种指南适应新的环境，其中还有一些实例，它们或者分布在书中，或者把书信格式作为附录集中在一起。阿尔伯里克作为语法学家和圣徒传、韵文、论辩小册子的作者，明显不是第一个撰写这种论著的人，但在著作保存到今天的作家中他是第一人。他的《散文写作艺术简编》（Breviarium de dictamine）今天仍然包括许多我们可以称之为语法的内容，例子非常少，但它确定下了这种体例。他的《散文写作艺术的成就》（Flores dictaminum）显示出一些古典功底，同时，他对于古典节律散文或者叫cursus的复兴也起了作用，这种复兴采取了新的或者根据重音定节奏的格式，并一直保持到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时期。确切地说，他有一位学生，名叫加埃塔的约翰，此人最初担任罗马法庭的中书法官，后来升职为教皇格拉西乌斯二世（Gelasius II，1118—1119），很明显正是他把这种文风引进到教皇的中书法庭，在那里，作为罗马法廷的实录（cursus Romane curie），它成为圣座（Holy See）档案真实性的检测标准。

然而，散文写作艺术在意大利的未来既非与罗马亦非与蒙特卡斯诺，而是与博洛尼亚联系在一起。12世纪初它被移植到那里。在中世纪初期它由于是法律文书起草的辅助手段而富有生命力，很自然，在法律作为专业研究的独立学科的地位确立后，散文写作与法律教育紧密联系在一起，它也应该在中世纪最著名的法律学校走向繁荣。在这样的环境中，这门艺术的实用的一面日益受重视，到13世纪，它发展成为起草公证书这样一种特别的公证书写艺术（ars notaria），设有专门的学位和专门的教员，其中的教授常常显示出对人文主义修辞学及其所有著作的极度鄙视。博洛尼亚教授邦孔帕涅迷人而又做作，在他写于13世纪初的著作中，我们发现修辞的学习已变成一种简明商业课程，教授们精通商业广告艺术。邦孔帕涅的《古代修辞学》（Antiqua rhetorica）广为流传，他于1215年在博洛尼亚、1226年在帕多瓦（Padua）被授予桂冠，而他还要抓住每一个机会进行自我宣传。我们已经远离奥尔良和沙特尔那种儒雅的人文主义了。

与此同时，散文写作艺术被移植到法国，在奥尔良适宜的土地上扎下了根，它的发展与该学校的古典文化学习——实际上是为教皇法庭培养秘书——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奥尔良和图尔编写的教材不再重提西塞罗和昆体良，但它们强调散文和韵文体的拉丁文创作，而它们的散文体的信件是与该时期的歌利亚德诗歌齐名的。这种信件集在腓力·奥古斯都执政时期（1180—1223）尤其众多，它们也许是奥尔良文学传统生命力的最佳证据。这一点非常明确地体现在那些无拘无束地发挥想象力的作品中，其中包括如下抄本：帕里斯与海伦、尤利西斯与珀涅罗珀、冬天与春天、灵魂与肉体、生命与死亡、世人与魔鬼的通信，还有一些信件描述作品中一般不大涉及的微妙情节，处理这种情节要有技巧，有自由度，经常还需要古代的精神。在所有这些汇编中，好像也有一些信件赞颂修辞学以及这门技艺的个别教师的成就。许多信件谈到学生生活的日常琐事，对此我们将在其他章节讲述。实际上，由于这些选集中有很多内容明显是虚构的，因此，它们的历史价值主要在于它们反映了这个时代的总体面貌，而不是保存了具体的细节资料，因为汇编者的目的在于为各种可能的场合提供一套写信格式，如果他手头没有适应某种场合的文件，他就会杜撰一个，或者从他学生最好的习作中选取。因此，从一个极端来说，它们是档案文件集，从另一个极端来说，它们是虚构的样品集。

对于书信体作文的理论阐释，一般把一封信分成五个部分：称呼语，中世纪礼节对这一点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社会中每一封号、每一职位的称呼方式都是精心确定的；开头，或者叫“直陈善意”，要把读者的思维定在正确的框架内，经常包括一句谚语或《圣经》的引文；叙述或阐述；请求，因为提出一项要求是常有的事，一般采取的方式是，根据在开头和叙述部分已经铺设好的大前提和小前提进行逻辑推论；最后是结论。下面是对一篇作文的分析，其中省略了原稿中的展开和词尾变化：[7]

给父亲H.，C.带去应有的敬意。这是称呼语。非常感激你给我寄来的钱。这是直陈善意。但是您要知道我仍然很可怜，已经在学校花掉了我的所有，最近寄来的钱作用甚微，因为我已用它还了我的一部分债，而更多的债务仍无法还清。这是叙述。因此我乞求您再寄些钱来。这是请求。如果您不这样做，我将失去已经抵押给犹太人的书籍，并且将不得不终止学业回家。这是结论。

下面一封信以更有特色的方式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给亲爱的、尊敬的父母M·马特尔（骑士）和M.（他的妻子）以及他们的儿子M.和S.带去问候和孝顺。这封信是要告诉你们，由于神的仁慈，我们在奥尔良城身体健康，正全力以赴投入学习，引用加图的一句话，“学习任何值得称道的东西”，等等。我们租用一良好而适宜的房子，隔一个门就是学校和市场，因此我们每天上学不会湿鞋。在这幢房子里与我们住在一起的同伴也很好，他们学习优异，生活习惯良好，这一点我们非常欣赏，因为正如大卫王所说，“与正直的人在一起你自己也会正直”，等等。因此，为了不使生产由于原料缺乏而中止，我们乞求仁慈的父亲让送信人B．捎钱来，以购买羊皮纸、墨、一张桌子和其他需要的东西，钱的量要足，这样我们不至于由于您的缘故（上帝宽恕！）忍受窘迫，而是完成学业，荣归故里。送信人还要负责管理好您不得不捎来的鞋和袜，还有各种消息。[8]

奥尔良口述者（dictatores）中更富幻想色彩的作品显出了一定的想象力，而它们惯常处理古典和当代素材的方式使人们想起同时代的拉丁诗人。在一手抄本[9]中，有一组这类信件。其中第一封信的内容是，灵魂由于不断地与粗俗的肉体的斗争而向造物主抱怨；造物主劝告肉体改善其行为方式，但是肉体回答，鉴于它的世俗起源和造它所用的劣质材料，不能指望有更好的方式。接下来的信件有以下五花八门的内容。1187年耶路撒冷被攻陷在教会——基督的配偶——给上帝之母的信中大致勾画出来。约伯向命运女神抱怨可怜的状况，女神回答他愿意通过转动她的命运之舵贬贵而尊卑。肉和鱼就各自对阿普丽尔(1)之口的占有权争论不休；俾格米人乞求西班牙国王援助以对付鹭鸶，对方许诺派出一支猎鹰队伍；一个诺曼人敦促朋友帮忙与巨大的野兽乌龟（testudo）战斗。最后，阿德拉斯托斯就堤丢斯的命运安慰波吕尼刻斯，然后，伴随着一封父亲催促儿子学习的信件，我们又回到教室。

除了关于修辞的正规论著及其范例外，我们还必须把这一时代最杰出的拉丁语学者的信件考虑在内，在该时期和随后的时期，它们作为优美书信体风格的范文被一再抄写。其中尤为典型的是勒芒的伊尔德贝和索尔兹伯里的约翰之间的通信，还有以约翰的学生、布卢瓦的彼得的名义出现的信件——但仍需要有鉴别地筛选。伊尔德贝的书信在学校里甚至要求背诵。总之，这些书信集提供了拉丁风格的杰出范例。到13世纪，它们被卡普亚口述者（Capuan dictatores）更为夸张的风格所排挤，尽管如此，后来那位杰出的秘书科卢乔·萨卢塔蒂（Coluccio Salutati）谈到它们时还是肃然起敬。

没有哪一本写作手册或格式集能长时间地使用，因为时尚不断变化，新情况不断出现，专有名词或首字母也需要不断修改。虽然如此，每一个口述者都依赖于前人的工作，因此，在整个中世纪晚期，在欧洲的各个地区，都保留着一个适应了时间和地点转换的持久传统。系统的研究论著在13世纪达到顶峰，而后来的时代则满足于为特定主教法官法庭准备的公式汇编，满足于有造诣的捉刀写信人。

关于散文写作的另外一个种类，即布道文的结构和风格，修辞手册是没有涉及的。这并不是说12世纪缺乏布道文，因为该时期保留下来几百件布道文，而13世纪保留下来几千件，以至于根据这一时代的布道文写成了关于法国社会的两卷本的书籍。也不是缺乏关于布道艺术的探讨，里尔的阿兰的简明论著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如果说这些探讨没有完全背离古典修辞传统，那么，它们也没有增加我们对该时期总体的知识生活的了解。不仅如此，进入13世纪，面对充满故事和趣闻的更为大众化的布道，正规的风格衰落下去，直到但丁抱怨说，有些人“带着俏皮话和粗俗的笑话去布道”，倘若博得笑声则沾沾自喜。我们现在已在很大程度上离开拉丁语而走进了方言。从一个方面说布道书与书信有一致的地方，即在抄袭方面。很多布道者肆无忌惮地盗用别人的布道文，并且，还为懒惰之人或文盲准备了完整系列的教会年布道文，比如家喻户晓的“睡懒觉的自由”（Dormi secure），它保证教士早晨睡一觉，免得体力不能满足白天布道的需要。实际上，这一便利的集子不断再版，直到1612年还在重印，其中的扉页上赞美“它的无与伦比的虔诚和方方面面的功用”。

有一种抄袭得到了所有时代的公共演说的支持，即，轶闻趣事的抄袭。布道文中添加的为之润色的这些故事，或者叫具体事例，包括最多种类的传奇、奇迹和当时代故事，因此，它们除了保存有关这一时期的行为方式和风俗习惯的大量方方面面的资料外，还为研究那时的大众宗教和迷信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洞察力。这种材料被集中成便于随时使用的手册，虽然它们大多属于13世纪，但在12世纪已显出端倪，表现在彼特卢斯·埃尔冯西（Petrus Alphonsi）的东方冒险故事《教士规章》（Disciplina clericalis）中，也表现在彼特卢斯·康托尔（Petrus Cantor）的《动词缩略语》（Verbum abbreviatum）中。不过，维特里的雅克（Jacques de Vitry）和海斯特帕克的恺撒（Caesar of Heisterbach）的著名集子属于13世纪初。在这里，我们同样无法区分开学术的与通俗的、拉丁语的与方言的题材。除此之外，故事集也为宫廷而编，甚至是在宫廷编的。例如，蒂尔伯里的杰维斯的文学生涯开始于献给亨利二世之子、幼王的《儿童幽默》（Liber facetiarum），结束于为奥托四世消遣而写的《奥托大帝》；而在亨利二世的繁忙的宫廷中，沃尔特·曼普的《廷臣琐事》（Courtiers’ Trifles）这一妙趣横生的杂集被匆匆草拟下来。

提及沃尔特·曼普，我们又回到了修辞上，从修辞的角度在非正式叙述和通俗故事的例子中进一步漫游将是非常愉快的。曼普阅读广泛，具有一位人文主义者的睿智，不仅如此，最近的研究表明，从他对待纯叙述的作品或辞藻华丽的作品的态度可以看出，他非常清楚古典作家对简明和华美风格的区分。类似的区分也出现在他的同时代人、善于辞令的威尔士的杰拉德（Giraldus Cambrensis）的作品中，甚至持重的马姆斯伯里的威廉的作品也有华丽的点缀。12世纪的其他历史学家显出了对诗歌习语的兴趣，特别是对卢坎的回忆；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史学风格显出了对文学形式的关注，这在下一个世纪的大量编纂中是不存在的。作为中世纪修辞学研究的鼎盛时期，12世纪在散文文体的大多格式中留下了印记。

无可怀疑，中世纪修辞学家的注意力集中在书信写作，但是，他们对于诗歌创作至少在理论上予以承认。他们常常把散文写作艺术分成三类：散文的、格律的、节律的，这说明他们认识到并区分开古代的长短步格律和新的根据重音定节奏的节律，即使论著持续不断地关注散文写作。除了所谓的伯尔纳外，诗歌文体在教材中显得很可怜，它们大多满足于从拉丁语法中整段地抄袭一些诗体学的简单规则。12世纪新节律格式的大量作品也没有在具体的手册中反映出来；这些必须根据诗歌本身进行归纳。到12世纪末，开始出现了关于诗歌艺术的一系列更系统的研究论著，所依据是西塞罗的《论发明》（De inventione）、《致赫仑尼姆的修辞学》和贺拉斯的《诗歌艺术》（Ars poetica），还有对古代风格和对像里尔的阿兰那样的个别当代人的研究，这种研究或多或少属于独立研究。这些论著的作者，不论是评论家还是诗人，推荐了一些范例，不仅有古典作家的精品，也有他们自己的作品。他们的代表性著作是：旺多姆的马修的《韵文写作艺术》（Ars versificatoria）（大约1175年）和《韵文艺术规范》（Doctrina de arte versificandi），维讷索的杰弗里（Geoffrey de Vinesauf）的诗体化的《新诗歌》（Poetria nova）（大约1200年）。传播这些学说的中心起初好像是奥尔良，后来是巴黎。由于专注于修辞而不是专注于诗歌，它们对有文学技艺的学生的吸引力大于对诗歌爱好者。评论家们还没有讲如何来写，这一时期最好的诗歌已经写出来了。现在我们必须把注意力转向这些诗歌了。

文献简介

中世纪时期的拉丁语史尚待写出，至今，我们甚至连一本初级的概要都没有。12世纪独具特色的作家们尚待考察，而这时期的语法学家和词典编纂家尚需进一步了解研究。关于中世纪拉丁语的一些总体评论，参阅L.Trauble的Vorlesungen und Abhandlungen，ii（Munich，1911），第31—121页；C．H． Beeson的A Primer of Medieval Latin（Chicago，1925）。关于中世纪拉丁语的其他选集，参阅Speculum，i，第110—114页（1926）。

要研究该时期的语言和专业术语，必不可少的基础是C．Du Fresne Du Cange的Glossarium mediae et infimae Latinitatis（最好的版本是7卷本的，Paris，1840—1850；还有10卷本的，Niort，1883—1887）；国际学术联合会正在编写的词典止于大约1000年。没有令人满意的简明词典。G．Goetz的Corpus glossariorum Latinorum，i（Leipzig，1923）只论述了11、12世纪词典编纂家中的帕皮阿斯、奥斯本和胡格蒂奥。关于帕蒂蓬的亚当和亚历山大·内卡，参阅T.Wright的A Volume of Vocabularies（London，1857）；A．Scheler，in Jahrbuch fur romanische und englische Literatur，vi—viii（1865—1867）；关于内卡姆，还有Haskins的Mediaeval Science第18章；M.Esposito，in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xxx，第450—471页（1915）。参看我对阿斯科利的沃尔特大约于1228年发表的Summa derivationum的论述，见Mélanges Ferdinand Lot（Paris，1926），第245—257页。

多纳图斯和普里西安的著作由H．Keil编录在Grammatici Latini（Leipzig，1855—1880），第ii—iv页；亚历山大的Doctrinale由D．Reichling编辑（Berlin，1893）；Grecismus由J.Wrobel编辑（Breslau，1887）。多纳图斯的Ars minor由W.J.Chase翻译（Madison，1926），他还翻译并论述了Cato的Disticha（Madison，1922）。关于西奥多鲁斯，参阅J.Osternacher的版本（Linz，1902）；还有G．L．Hamilton的一篇文章，发表在Modern Philology，vii，第169—185页（1909）。关于这时期的语法原理，参看C．Thurot的全面而精彩的论述，见Notices et extraits des manuscrits，xxii，第2页（1868），还有G．Manacorda的Storia della scuola in Italia（Milan，1915），I，2，第5章；关于问答式语法，参阅Manacorda的“Un testo scolastico di grammatica del sec．XII in uso nel basso Piemonte”，发表在Giornale storico e letterario della Liguria，viii，第241—282页（1907）；关于标点法，参阅F．Novati的文章，发表在Rendiconti dell’ Istituto lombardo，xlii，第83—118页（1909）。关于语法和修辞的课程，参阅L．J．Paetow的The Arts Course at Medieval Universities（Urbana，1910）。

关于ars dictaminis的文献，最好的指南是H．Bresslau的Handbuch der Urkundenlehre（second edition），ii，1，第225页以后各页；参看A．Butow的Die Entwicklung der mittelalterlichen Briefsteller bis zur Mitte des 12．Jahrhunderts（Greifswald diss.，1908）；以及在Paetow的Guide中的文献。我论述过学生书信，见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iii，第203—229页（1898），也评述过一些意大利论述，见Mélanges H.Pirenne（Brussels，1926），第101—110页，还有Essays Presented to Reginald Lane Poole（Oxford，1927）。关于13世纪教皇公文格式汇编的例子，参看我对于现在保存在费城的一份手稿的论述，见Miscellanea Ehrle，iv，第275—286页。关于教皇cursus，参阅R.L.Poole的绝妙的总结，见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Papal Chancery（Cambridge，1915），第4章，以及K.Polheim对这一问题的全面论述，Die lateinishce Reimprosa（Berlin，1925）；关于伪造的信件，参阅W.Wattenbach的文章，见Sitzungsberichte of the Berlin Academy，1892年，第91—123页。收录修辞论文最全的仍然是L.von Rockinger的文章，见Quellen und Erörterungen zur bayerischen und deutschen Geschichte，ix（1863—1864）。

关于中世纪的拉丁语风格，参见M.B．Ogle的文章，Speculum，i，1926年，第170—189页。沃尔特·曼普的De nugis curialium由M.R.James编辑（Oxford，1914），由James翻译（London，1924），也由F．Tupper和M．B．Ogle翻译（London，1924）。James Hinton论述了它的写作规划和写作方法，见Publications of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xxxii，1917年，第81—132页。关于诗歌的论著，参阅E．Faral的Les arts poetiques du XII et XIII siecle（Paris，1924）；关于节律，参阅W．Meyer的Gesammelte Abhandlungen zur mittellateinischen Rythmik（Berlin 1905）。关于该时期的布道书，参阅L.Bourgain的La chaire francaise au XII siecle（Paris，1897）；参看我论述13世纪巴黎布道书的论文，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x，1904，第1—27页。

注释：

[1]　Seventeen Lectures，p.175.

[2]　Haskins，Mediaeval Science，p.361.

[3]　Metalogicus，I，c．24.参看A．O．Norton，Readings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pp.31-33。

[4]　Materials for the History of Thomas Becket，edited by J．C．Robertson for the Rolls Series，iii（London，1877），pp.4-5.

[5]　Vatican，MS．Reg．Lat．1222，ff．37v-39v.

[6]　Bruges，MS．549，f．1.

[7]　L.von Rockinger，Ueber Briefsteller und Formelbücher（Munich，1861），p.40.

[8]　Ed．L．Delisle，in Annuaire-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l’Histoire de France，1869，pp.149-150.

[9]　Bibliothèque Nationale，MS.Lat.1093，ff.68-69.

(1)　阿普丽尔（April），直译为“四月”，此处为拟人手法，因为四月是大斋期，亦即四旬期，期间多不食肉类而只吃冷血动物的肉，如鱼虾等。——译者注

第六章

拉丁诗歌

中世纪三次重要的古典文化复兴中，每一次都明显伴有拉丁诗创作的复兴；实际上，这也许是这种拉丁文学复兴的生命力的最佳检验标准。在三次复兴中，加洛林复兴是最有限的，在成果数量和兴趣的范围上说都是如此。四大卷的《加洛林时代的拉丁诗歌》（Poetae Latini Aevi Carolini）表明了拉丁风格的明显改进，其中所涉及的主题广泛，有历史的、圣徒生平的、特殊场合即景创作的、取材混杂的，它们既有古代的格律，又有中世纪的韵律；然而，它们与大众的生活几乎没有任何联系。其中最好的诗歌是具有学术品位的那种，这一特点为它们在文化史上赢得了比在欧洲诗歌的发展史上更高的地位。在坚定地吸纳古代精神方面，在聪明才智和技巧的完美性方面，意大利文艺复兴是无与伦比的；但到那时，拉丁韵文陷入了一场无望取胜的与方言韵文的竞争中，并且，浩荡的诗歌洪流现在涌进了新的渠道。14世纪的彼特拉克之所以走进人们的记忆是因为他的意大利文的十四行诗，而不是他企图借以流芳百世的拉丁文叙事诗《阿非利加》（Africa）。12世纪的拉丁韵文位于这两个时期之间，表现在时间上，也表现在其特点上。它比加洛林时期的韵文内容更丰富、种类更繁多，但是还没有被方言所排挤。实际上，方言诗歌虽然在这一时期迅速成长，但与拉丁诗歌保持着许多密切联系。在大多方面两者并行不悖地发展，并且在取材和格式上不断地相互影响。拉丁语仍然是大多数诗人表达思想的天然媒介；拉丁诗歌吸引了广泛的读者，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大量模仿古代经典作品，并且经常获得成功。不仅如此，新的类型的韵文也大量涌现，新的格律形式也丰富多彩，明显体现在歌利亚德的自由抒情诗和新宗教戏剧，它们与其说是归功于古典传统，还不如说是归功于这一时代的新环境。因此，12世纪的拉丁诗歌远不只是古典模式和主题的复兴。它是这个时代朝气蓬勃、丰富多彩的生活的多维度的反映——不仅是一个宗教的时代，而且也是一个浪漫的时代。然而，正是它的种类繁多反映着拉丁语日益临近的衰落：大量方言日益成为文学的天然工具，而12世纪也成为国际诗歌的最后一个伟大时代。

12世纪拉丁诗歌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丰富得让人眼花缭乱。没有人试图把它们编成集子或“大全”，如果要编成这样一本集子，其篇幅要相当于加洛林诗人的四卷本的许多倍。每一种题材都有反映：史诗、历史和传奇；《圣经》故事和古代寓言；题词、墓志铭和应景诗；赞美诗、圣歌、附加句和其他宗教仪式诗篇；道德教诲性的深邃诗作；宗教和世俗的抒情诗；各种类型的滑稽性模仿诗；饮酒歌和情歌、对话和辩论、实用而便于记忆的韵诗和谚语；教授的习题、课文和学生习作；还有其他三言两语、五花八门的诗歌。有几千行的长诗，也有一两个对句的短诗。有与散文混杂在一起的诗歌，甚至还有把拉丁语和方言混杂在一起的混合韵诗。

这种诗歌无法进行系统分类。我们可以使用叙事诗、抒情诗和戏剧这些传统术语，但是它们涵盖太广，每一术语下又有太多的细分，所以用处不大。我们同样不能按地理进行分类，因为同一种语言流行整个西欧，许多诗歌在整个欧洲流传。虽然法国北部在这一时期是诗歌创作最活跃的中心，但这里的诗歌奇缺地方性特征；除非是涉及特殊的人物和地点的作品，这种诗歌不能用地理界限来划分开。在这样短的时间跨度内，年代学也不能起到指南性的作用，只能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一般的事实：11世纪末12世纪初诗歌的创作更多地局限于宗教和应景诗文这种传统模式，在12世纪，各种类型的抒情诗和叙事诗、更为通俗的韵律诗发展起来，并在1200年左右达到顶峰。

同样，在格律上也没有明显的区别，尽管年代学再次告诉我们，随着12世纪的时间推移，新格式的种类不断增加，时尚不断变换。修辞学书籍通常这样表达：“诗体的散文创作或者是符合格律的，或者是符合节律的。”但这些书籍没有继续说明每种格式的确切内涵是什么。在12世纪，古典的六韵步和五韵步被随心所欲地借用，间或有人——如萨莱诺的阿尔法诺——能使用更复杂、更有难度的格式。同样，里尔的阿兰能够利用萨福式诗体，他和其他一些人还能使用散文和韵文的混合体，这类作品有的流传下来，如马提亚努斯·卡佩拉的诗歌和波爱修斯的《哲学的慰藉》。自然地，最受古代精神感召的诗歌最有可能延续古典韵文的格式，因此保留有叙事诗的既成传统，而主题与方言诗歌最为接近的拉丁诗歌则赞同新的韵律格式；但这并不是固定的通则。一些作家用挽歌体两行诗来表达古典的主题，其他人则使用歌利亚德那种更为随意的韵律。歌利亚德群体——正像我们在后面将要看到的——使用了大量韵文格式来表达他们新颖的、不落俗套的作品。早在10世纪，宗教诗歌就已经放弃了古典格律，并且，它的两种格式——节律韵文和散文体圣歌——已经实质性地融合为押韵的韵文，并在12世纪达到顶峰。新格式，或者说其中许多新格式，对基督教诗歌来说几乎是必需的，正如亨利·奥斯本·泰勒先生所言：[1]

基督徒情感的表露与任何古典的精神乐章是不同的。新的迸发、新的颤动、极端的恐怖、极端的爱，都表现在中世纪押韵的、根据重音定节奏的诗篇中——

我渴望万分，我的耶稣！

你何时来？何时令我高兴？

你的圣容如何令我满足？

（炼狱中的）那些可怜的人啊

忍受何等的苦楚，

忍受何等的悲痛！

幽灵们啊

为了他们的罪过

被投入了何等的深渊！

仁慈的耶稣，请记住，

你是我生活的目标，

在这审判之日，请不要抛弃我！

……

这个（审判的）日子是痛苦流泪的日子，

在世界消亡后会有这一天，

——为了审判有罪的人；

上帝！宽恕这些有罪的人！

仁慈的耶稣，主，

给他们安宁！

让人们感受一下这些韵文中的情感吧，然后再感受一下一些古典诗歌，可以是荷马或维吉尔的诗作片段，也可以是萨福、品达或卡图卢斯的挽歌体两行诗或诗节。这样，他就会明白其中的区别，以及用古典格律来表达中世纪赞美诗的感情是多么不可能。

还有一种看起来简单易行的分类标准我们也必须在相当程度上予以抛弃，即，神圣的和世俗的分类标准。人们曾经一度把中世纪的知识生活截然划分为泾渭分明的两类：教士的或拉丁的，世俗的或方言的，其中一类完全是宗教的，另一类完全是世俗的，在生活和文学表达上都是如此。对于实际状况的进一步研究已经在许多方面打破了这条分界线。在相当早的时候，在方言中就有宗教文学，例如，盎格鲁—撒克逊的布道书《赫利安德》（Heliand），关于圣徒的古法文诗歌，以及其他教诲性著作；更能说明我们观点的是，存有大量拉丁文的世俗文学。不仅有平信徒——如意大利公证文书和医生——懂得拉丁文，也有许多教士实际上是平信徒，因为在这个时代，很容易接受更衣礼和削发礼，这样就能带来许多有利可图的豁免权，即使对于那些并没有进入圣秩队位的人来说也是如此。大学学生事实上是教士（clerk），每一个时代几乎都是这样。即使那些投身修道或司铎事业的人也不是完全与世隔绝。那位著名的世俗诗人、首席主教（the Primate）也是奥尔良主教座堂的教士团成员，而奥维德的诗句也为许多修道院所模仿。还有惊人数量的模仿诗文，在形式上具有十足的宗教性，而在精神上则非常世俗化，并拒绝把它们放在一条武断的分界线的任何一边。我们现在知道，许多方言叙事诗与朝圣道路和圣地紧密相连，并且经常是建立在特定的教堂和修道院所提供的材料的基础上，结果是，它们既非完全神圣，也非完全世俗。

德雷夫斯（Dreves）说[2]：“收藏宗教歌曲的集子所提供的资料是各种类型的、多色彩的混合物：礼拜仪式的和非礼拜仪式的，神圣的和世俗的，教诲性的和无教益的，更不用说那些诽谤性的了。”歌利亚德诗歌的最著名的文集《布朗之歌》（Carmina Burana）中有些非常世俗的内容，同样也有许多宗教诗篇，全部由本笃会修道院抄写员抄写。皮耶罗·德美第奇（Piero de' Medici）的《应答祈祷书》（Antiphonary）是劳伦森的精美手抄本，是中世纪韵文的另外一本著名文集，1300年左右它被连同曲谱一起抄写下来，并在法国某个地方进行过装帧。它的内容同样是混杂的。前半部分的确是应答祈祷书；后半部分包括了几百首诗歌，主要是12世纪末13世纪初写成的，包括对于圣徒的赞美诗和纪念诗篇，夹杂着许多应景韵文和颂词，还有许多内容明显是世俗的，或者是尖锐地抨击罗马和教会制度的。其编排原则是音乐的而非宗教的。因此，在一组圣诞节赞美诗和宗教韵文的前面编排的是一首关于1224年占领拉罗舍尔的诗歌。该诗歌在与英国啤酒和水的比较中以赞美法国葡萄酒而结束，

巴克斯（酒神）的国度是法国，

摩西的国度是英国。

另有一首诗劝年轻人向维纳斯献殷勤。这本诗集的编者懂得四重唱与独唱的区别，但不懂得神圣与世俗的区别，我们该把它归于何类呢？我们又如何把其中一位作者的作品进行归类呢？

弟兄，看约旦努斯，

你们的老朋友，

他曾经是一个税吏，

不久前是一个健康的博士，

他劝告大家：因为

世间的荣华变幻无常，

所以要出手大方。

要寻找另外类型的例子，我们不妨以单独一个人的诗歌为例。此人名叫博迪（Baudri），1089年至1107年任布尔格伊（Bourgueil）的修道院院长，此后任多尔（Dol）主教，直到1130年逝世。在罗马教廷的一份当时的抄本中，保留下他的255首诗歌，总体来说非常值得称道，主要是用古典挽歌体格律写成的，涉及各种主题，适合弗勒里的学生阅读。在他这些诗文中，有如下内容。首先是一首赞美诗，然后是一篇韵文体的献辞，接下来是关于道成肉身和殉难的诗歌，还有一赞美抄写员和装帧者的“便于携带的小书”（“Go，little book”），在该作者用尖笔和书板写成的诗歌中有与此相对应的内容；有对于邀请的答复，与其他诗人交换的韵文；帕里斯写给海伦的一首长诗，还有更长的回复；奥维德写给弗劳鲁斯、弗劳鲁斯写给奥维德的信件；关于西塞罗之死的韵文；许多颂歌和讣告，有世俗的，也有宗教性质的；献给修道院内外贵妇人的诗篇，其中一首最长的是献给布卢瓦女伯爵阿德拉（Adela）的，它还描写了一幢房子及其装饰，人们猜测是用来赞美贝叶挂毯的。这些诗歌中，有些是古典的，大多是当时代的，涉及人物，也涉及地点；有些是重点的题材，有些则微不足道，它们在另外一个时代也许被叫做社交韵文（vers de société）。实际上，作者本人也认为有必要解释一下他为什么撰写这么多爱情题材的诗歌，为什么从古代人那里借取这么多。在这里，宗教方面没有强调，也没有太深入。在这里也是同样，分类是不可能的。

还有另外一个造成混乱的根源，即，这个时代的诗歌中有的是匿名的，有的则署笔名，许多辨认的问题还需要通过鉴定家的辛劳来解决。对于那些无署名的诗歌，我们常常只知道手稿的时间和风格的一般特点。风格也许是靠不住的；专家常常能够辨认出12世纪的签名，但他的检验也非绝对可靠。如果说12世纪的诗歌与13世纪的诗歌相比缺乏学识，付出的劳动也少，那么，要把它们从前一个时代的诗歌中区别出来并不容易，因为前一个时代的诗歌同样竭力追求讽喻法和对偶法，同样试图达到古典的水平但几乎没有任何诗歌能够达到。的确，遇到抄写员把奥维德和奥索尼乌斯（Ausonius）的作品归在伊尔德贝名下、把伊尔德贝置于古代人保护之下这种情况，鉴定家就不得不把古典作品从中世纪作品中抽取出来。诗歌格式也是一个指南，因为12世纪形成了许多新风格，如常见的纯粹双音节韵律。手抄本的鉴定常常更为可靠：根据11世纪的一个抄本就足以把一首诗歌从圣博纳文图拉（St．Bonaventura）的作品清单中划掉，也能够从参考文献——现已开始根据这些重构他的内心世界——中划掉。错误的归属也情有可原，因为许多诗歌很快丢掉其标识，中世纪抄写员或现代的编辑就把它们归到伊尔德贝或圣伯尔纳这些名人的作品之列。奥罗（Hauréau）的鉴定剥掉了圣伯尔纳和沃尔特·曼普的虚假包装；其他人的研究为我们恢复了首席主教和桂冠诗人（the Archpoet）所失去的人性。

如果我们首先关注12世纪诗歌明显的古典特征，我们肯定会发现，在这个古典诗人的作品如此被人们随意阅读的时代，直接模仿罗马范文是很常见的。温彻斯特的杰弗里（Geoffrey of Winchester，1095年逝世）模仿马提亚尔的风格创作讽刺短诗；拉尔夫·托塔里乌斯（Ralph Tortarius）稍后追随瓦莱里乌斯·马克西姆斯的风格撰写《回忆录》（Memorabilia）；前文已经提到泰根塞的梅特鲁斯模仿贺拉斯。维吉尔的诗歌是一切叙事诗的楷模，经常被名气小一些的诗人效仿，例如，1114年远征马略卡时的一位姓名不详的比萨编年史家就曾模仿过，他的其中一个文本是这样开篇的，

啊，武器、浮桥，人民，神圣的复仇进行着。

每个地方都有奥维德的模仿者。这一时期的诗歌充满了对古典诗歌的追忆。

对拉丁诗歌格式乃至精神的最全面的吸收表现在伊尔德贝的诗歌中。伊尔德贝大约1055年出生在拉瓦尔丹（Lavardin），1097年至1125年任勒芒主教，此后直到1133年或1134年逝世前担任图尔大主教。他是他所生活的时代最著名的诗人，被称为“神圣的伊尔德贝”、杰出的诗人、第二个荷马。但是不知不觉地，他的诗歌很快与其他人的诗歌混在一起，直到1882年，奥罗才把归到他名下的众多诗歌理清了头绪。他的诗歌大部分是当时一些普通的主题，如，墓志铭、讽刺短诗、神学的奥秘、道德探讨、对同时代人的赞扬。更能反映他个人特征的是他在主教职位上被流放期间写的一首诗。该诗为他已经失去的花园和财富而惋惜，但最终还是抛弃了异教财富而投奔统治一切的基督徒的上帝：

温和而威力无比的主，万物的主宰者，

无论你给予什么我都乐于接受，我永远属于你。

最终还是一个基督徒，获得了超然的宁静，这使我们想到了古代的哲学家。更多的古代精神渗透到他写的两首关于罗马的诗篇中。其中一首关于古代罗马，另一首关于当时的罗马，充满了对这座永恒之城的真情，其风格为他在拉丁诗歌“选集”中赢得了长盛不衰的地位，至今还有人认为，它们太古典化了，不可能完全是伊尔德贝自己写的。人们认识到教皇的新罗马的重要性，但很少记起它遥远的过去——

我不知道我过去的模样，也很少忆起往日的罗马。

但是在一首感伤怀旧的诗歌中，伊尔德贝仍然歌颂古老罗马的辉煌。我们全文引用如下，作为12世纪古典风格的登峰造极之作：[3]

即令你已成为废墟，罗马城，你仍然无与伦比；

不论完整与残破，都显示你过去的伟大。

时光的流逝模糊了人们的记忆，

恺撒的营栅和神明们的神殿也躺在泥沼里。

那功业，那功业倾覆了，你存在令野蛮的阿拉克塞斯河胆寒，

而它又为你的倒塌而忧伤；

诸王之剑，元老院的明智管理，

神明们使你成为万物之首；

那功业恺撒希望宁可独自一人受指责地占有，

而不是成为同盟者和合法的岳父，

他渴望自己变强大，用暴力战胜部族、敌人、罪孽

和朋友，他曾经宰割法律，用财富收买；

前辈们曾经非常关心你的建设：

辛劳、尊敬的客人、激情和顺境曾给你帮助，

艺术家们的热情为你增光添彩。

世界各地送来材料、工人、钱财，

地方本身用围墙展示自己。

各君主奉献了财富、关键的支持，

个人的辛劳和全世界的帮助。

城市已倾覆，如果我能说什么与它相称的话，

我会说，啊，罗马曾存在过。

然而，不论是时光还是战火、刀或剑，

都不能抹去罗马的光辉。

人们的关心能建立起这样的城，

甚至神明们的干涉也不能把你消灭。

聚集财富，新的大理石和神的支持，

艺术家的手会创造出新的作品，

但这些工作或者不能等同于现存的城墙，

或者唯有的废墟也不能修复。

今天尚存这么多文物，但毁灭的更多，

以至于现存的无法与之相比，毁灭的无法恢复。

在此神明们自己也为神像之美丽而惊诧，

很希望自己能和艺术品的美貌一样。

大自然未曾用这样的面孔创造神明，而人们

却创造了令人惊异的诸神之像。

这些神像的面目如此传神，他们主要是由于艺术家的

努力更受朝拜，超过他们的神性本身。

要是罗马昔日没有君主，要是君主们昔日为

缺乏诚信而羞愧，那罗马该是何等的幸运！(1)

在中世纪，极少有诗歌能够达到这一水平，因为12世纪后期开始流行的长诗的说教性和讽喻手法很容易使人丧失对古典的冲动，在这些长诗中，最成功的是多才多艺的博士（Universal Doctor）里尔的阿兰的《反克劳狄安》。他的作品共分为九卷，用六韵步韵律诗体写成，展示了作者丰富的古典学识和诗人的想象力，这使他超越了克劳狄安和马提亚努斯·卡佩拉这些古代典范。作品尽管是以讽喻法为主，但其空前的“敏锐使这位才华横溢的学者如虎添翼”，这些诗歌也超越了纯粹的物质和道德意义，正如他潜心撰写的前言所提到的；不仅如此，其讽喻也是错综复杂的，不仅有最终战胜邪恶的美德，还包括自由七艺及其古典时代的大师。偶尔还有一些描述性诗歌和古典的专门知识。这些诗歌有道德性，也有哲学性：“它的主题是人；它的哲学或宗教目的是阐述上帝、自然、命运、美德和邪恶在塑造人和形成人生观中的功能。”[4]更具有中世纪特色的是欧特维尔的约翰（John of Hauteville）的《痛哭者》（Archweeper）。它同样分为九卷，是作者为他经历过的世界上的邪恶所写的挽歌，其中有许多古典寓言，而最终以相对温和的内容结束。到了埃克基特的约瑟夫（Joseph of Exeter）的《特洛伊》（Troy）和归到沙蒂永的瓦尔特名下的《亚历山大里德》那里，古典叙事诗的洪流已经变成了涓涓细流，虽然它们并不比同时代的法国人伯努瓦（Benoit）的冗长不堪的《特洛伊》（Troie）更丧失古典性。在12世纪结束的时候，兰斯的一位教士团成员，彼得·里加也撰写了挽歌——与伊尔德贝的作品混在了一起，但他的伟大著作是韵文体的《圣经》，即《晨曦》（Aurora）。虽然此书广为流传，亚历山大在他的《信条》（Doctrinale）中还极力推荐它的风格如何可取，然而，此书最终还是引导我们走出古典，进入了宗教领域。

12世纪是宗教诗歌的伟大时代，也是登峰造极的时代。由于在宗教和文学方面都极为活跃，这个时代自然贡献出大量的宗教文学，但主要是从传统格式发展出的数量和类型同样惊人的形式，而不是独创的新风格。这些资料的数量如此庞大，而其中大多具有整个中世纪的一般特点而不是12世纪独有的特点，因此，我们必须快速地浏览。其中的诗歌有些具有宗教性质，原因在于它们从广义上说涉及宗教题材：《圣经》故事、圣徒传记、教会成员的美德、罪孽和悔罪、死亡和审判，以及其他有关宗教生活的内容。还有一些诗歌具有宗教性质是因为从更特殊的意义上讲，它们与宗教礼拜仪式有关。例如：一些单调乏味的圣歌，以“阿利路亚”（alleluia）最后的发音“a”——在拉丁语中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词尾——为轴心周而复始，现在又采纳了更流行的节律格式；正规的节律诗歌，它们从加洛林时期流传下来，在圣歌的影响下又形成了新的韵律风格；产生礼拜仪式戏剧的附加句；完整的圣人日课。这些诗歌大多是匿名的，但也有一些有具体的姓名，如阿贝拉尔、圣维克托的亚当。有时，我们能够确定匿名韵文的时间和地点，例证是那些亡灵卷宗。它们被从一个教堂带到另一个教堂，为刚刚去世的修道院长或女院长征集祈祷文，每个教堂都会请最好的文体家用散文或韵文的形式写出赞美的“标题”（title）添加到卷宗中，其中最成功的常常被编年史家抄写下来。同样，我们今天还保存着维塔利斯的卷宗的精美原件。维塔利斯1122年去世，是萨维尼修会的创始人，该修会在法国和英国由208个修道院和教堂组成。这些卷宗是诗歌和地方书法的杰作。

人们常常忘记，阿贝拉尔也是一位诗人。他不仅是一位无与伦比的辩证法学家，一位杰出的老师，还是下列作品的作者：一些今天已经看不到的情歌，给儿子阿斯特罗拉布（Astrolabe）的劝诫诗，为护慰者（Paraclete）的女修道院长和修女撰写的一组优美的赞美诗。这些诗歌的形式繁多，从较为复杂的格律到拉谢尔（Rachel）为孩子落泪的简洁，应有尽有：

在罗马

人们听到

拉谢尔的哭声，

为

被屠杀的儿子

而悲伤。

这种多样性也反映在他的《恸悼诗》（planctus）中，例如，大卫写给扫罗和约拿单，或者雅各的女儿们给基列人耶弗他的女儿写的悼词。实际上，威尔厄尔·梅耶尔（Wilhelm Meyer）认为，在12、13世纪那样一个黄金时代的新韵文格式的创造中，阿贝拉尔是极富创造性的人物之一。

圣维克托的亚当同样是布列塔尼人。他像其他维克托派成员一样不是逻辑学家而是神秘主义者，他的作品中充满了复杂的符号表达，要想欣赏，甚至是理解都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同时，他也是一位天才的诗人，把传统的继续经格式发展为光芒四射的韵文。要了解他简洁的风格，可以欣赏一下他为圣斯蒂芬日（St．Stephen's day，12月26日）写的一首赞美诗的开篇诗节，其中第一节告诉人们圣诞节刚刚过去，第二节引入初始殉教者：[5]

昨天，全世界喜气洋洋，

欢笑不断，

共庆救主基督的华诞；

昨天，天国之王的周边，

天使歌唱班为对他的欢迎而表演，

向他歌唱快乐的诗篇。

初始殉教者，一位执事，

信仰的清晰光芒与生命的明亮火炬，

由于他的奇迹而彰显于世，

斯蒂芬在这净是光辉的日子里，

赢得了胜利，胜利地

将不信者踏翻在地。

在所谓的中世纪教会“七大赞美诗”中，只有一首能肯定地说属于12世纪。但即使如此，它原先也不是什么赞美诗，而是由现代人之手从克吕尼修士莫尔拉的伯尔纳（Bernard de Morlas）的浩瀚的《蔑视现世》（De contemptu mundi）中发掘出来的，然后才转化成一系列赞美诗，并在英语世界的礼拜中取得了一种牢不可破的地位。这首诗的原稿有近三千的六音步诗行，对于其复杂的三重韵律，作者相信得到了神的特殊关照。它的韵律当然是非常难掌握的。明快一些的英文译本虽然很好，也得到虔诚的社团的尊崇，但是，却缺乏原稿的紧凑性，与拉丁原文的悠扬的风琴声相比，有时听起来略显单薄、纤细：

世界极其邪恶；

时代渐趋迟暮；

保持清醒捱熬；

审判者就在门户。

在此世，我们的份额是短暂的生命；

短暂的哀愁，短暂的忧虑；

那没有尽头的生命，

没有眼泪的生命，是在彼世。

黄金的耶路撒冷，

承受着牛奶和蜂蜜的赐赠，

在你的沉思之下

潜沉着受压抑的心灵与声音：

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

那里有什么社会的欢情，

什么光荣的辉彩，

什么无比的光明！

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宗教诗歌很容易与世俗诗歌混在一起。其中的原因不仅在于宗教和世俗诗歌同时共处，被谱上同样的曲子，辑入同一本书中，而且还在于它们经常是同一个作者写的，他们用同样的曲调、用几乎同样的语气来歌唱人间的欢乐和天堂的欢乐。在这种氛围下，宗教诗歌和音乐对世俗诗歌和音乐的影响肯定是非常巨大的，虽然从个案中探究清楚这一点并不容易，还需要很多进一步的研究。罗马礼拜仪式导致了许多新文学形式的产生，是累累硕果的源泉。它诞生了继叙咏和附加句，这些又导致其他诗歌和戏剧形式的产生，其中有宗教的，也有世俗的——至少最终是世俗的。在这些文学形式之中，历史学家最大的兴趣集中在宗教戏剧，认为它是中世纪后期和近代世俗戏剧的源泉。

在戏剧领域，与古典传统的决裂是彻底的。中世纪的戏剧是从中世纪，特别是从基督教的氛围中重新建立起来的。罗马剧场与罗马帝国一起消失了，基督教会的领袖们对此心满意足，拉丁戏剧家的剧作只是在一些书中遗存下来，而这些书无人问津，即使在人们对古典文化重新关注的时候也是如此。因此，当赫罗斯葳塔（Hrotswitha）模仿特伦斯，维塔利斯间接地模仿普劳图斯的时候，并不是说他们的作品已搬上了舞台，并且，12世纪的所谓的挽歌体喜剧，如布卢瓦的威廉（William of Blois）的《大海》（Alda）和作者姓名不详的《潘菲鲁斯》（Pamphilus）与其说受到了特伦斯的影响，还不如说受到了奥维德的影响，也不能发现它们与当时和后来的戏剧有什么联系。中世纪的戏剧起源于教堂的礼拜仪式，并且长期处于教会的监护之下。然而，它也直接受到当时知识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实际上，人们发现，中世纪戏剧的三种主要风格与中世纪三次重要的知识复兴有联系：神秘剧或者仪式化的圣经戏剧与加洛林文艺复兴有联系，奇迹剧与11、12世纪的知识运动有联系，道德剧与“14世纪法国和英国的文艺复兴”[6]有联系。

基督教礼拜仪式的戏剧成分为人们津津乐道。宏大的主教座堂或修道院教堂，穿着富丽堂皇的教士以及敬拜的会众，这些构成舞台的场景；接续举行的庆典仪式扩大了演出的空间；礼拜仪式提供了戏剧素材：弥撒的核心献祭、棕枝主日和各种圣徒日的队列、丰富的《圣经》故事和圣徒传奇，还有圣诞节和复活节——教会年中的主要节日——期间的一年中最重大的庆典活动。唱诗班的两个声部早已创造出了对唱应答这种形式，现在只需要人格化并加上表演。学者们一致认为，宗教戏剧的最早基因是9世纪——大概在圣高尔——加进复活节的《进堂咏》（Introit）中的附加句。这是由四句话组成的对话，取材于玛利亚一家拜谒已经复活的耶稣的墓地这一福音故事：

“啊，基督的追随者，在坟墓里找谁呢”，天使唱道。

“啊，住在天堂里的人，在找钉在十字架上的拿撒勒人耶稣”，女人回答。

“他不在这里，就像他预言的那样复活了；

去吧，宣告他从坟墓中复活了。”

“我复活了”，《进堂咏》开始了。

对于这些内容，只要唱诗班的两个声部分别吟唱，我们听到的就只能是对话；随着两个天使和三个玛利亚的人性化并且被模仿，戏剧就产生了。

到12世纪，这些简单的开端已经获得发展，形成了复活节精致的宗教仪式戏剧，其舞台经常设在教堂内的圣体龛周围，是初级的关于受难的戏剧；而为圣诞节期间演出的戏剧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过程，形成了两个代表性的戏剧：关于牧羊人的戏剧和在圣诞节当天演出的关于预言者的戏剧；在主显节演出的有关于东方三博士的戏剧和一部关于屠杀无辜婴儿的名为《拉谢尔》（Rachel）的戏剧。欧洲许多地方的文本见证了这种新艺术形式的广为传播；基督教历一年中的重大节日不仅成为大众狂欢的时节，也是戏剧演出的时节，这种戏剧仍然在教堂的围栏内，但它最终能够自我独立出来，呈现出世俗的特征。实际上，随着法语的使用、随着舞台转向更为宽敞的教堂庭院和集市，这种世俗化已经在12世纪开始了。

12世纪兴起的奇迹剧讲述圣徒的生平和神迹，虽然仍具有宗教性，但是具体的礼拜仪式性质已经减弱了。它起源于1050年左右，大约1190年菲茨斯蒂芬在描述伦敦城时把伦敦的宗教戏剧与古代罗马的戏剧进行对比，认为伦敦的戏剧“形象地描绘了神圣的忏悔者创造的奇迹以及他们的受难，正是这种受难的情景使殉教者坚贞不屈的形象熠熠生辉”。圣徒的生平的确充满了戏剧性：生性浪漫、举止和性情丰富多彩，通常与普通大众生活在一起，这些高贵的圣徒在受难后还通过新的奇迹继续帮助大众。这种戏剧具有宗教性，家喻户晓，与封建世界的“武功歌”相媲美。如果说封建叙事诗的形成与朝圣道路上特定的圣所和礼拜者有关，那么，这些圣徒剧也同样与遍布欧洲的某个教堂或修道院——它们虽然相隔遥远，但由于共同敬奉保护它们的圣徒而团结起来——相关联。这些圣徒的传奇故事到底是什么时候、是怎样转变成戏剧的，我们并不完全明确，但清楚的是，圣尼古拉（St．Nicholas）和圣凯瑟琳（St．Catharine）是较早的素材，因为在11世纪的希尔德斯海姆手抄本中，我们见到了两部关于圣尼古拉的戏剧，一部关于圣凯瑟琳的戏剧也于1119年之前在邓斯特布尔上演。实际上，由于圣尼古拉和圣凯瑟琳很早就成为保护知识分子的圣徒，这些戏剧不仅吸引了大众，也吸引了一些学者。在早期戏剧的创作、表演和传播中，学生们作出了贡献，因为这是一个修道院和座堂学校的时代，也是一个在抒情诗歌方面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游荡学者的时代。我们得知，1119年左右，教士们在奥格斯堡主教座堂的餐厅进行了戏剧展演，这是人们欢天喜地的庆祝活动，而赖谢斯堡的格霍赫（Gerhoh of Reichersberg）在他趋于虔诚的晚年对此还表示忏悔；大约1140年，博韦的学生创作了题为“但以理”（Daniel）的戏剧的台词和音乐。但以理同样也是那个时代的主题；诗人伊拉里（Hilary）是阿贝拉尔的学生，此人也创作了关于但以理的戏剧，此外还创作了关于圣尼古拉、关于拉撒路（Lazarus）复活的戏剧，是第一个名字流传下来的戏剧作家。圣尼古拉在一个陌生的国家曾经使被客栈老板杀害的三个书生（clerks）得以死而复生，因此尤其得到知识分子的敬奉，他的节日12月6日正值圣诞节季节之前，是学校中特别欢快的时光，以至于引起了巴黎讲道者的愤慨。这样，奇迹剧的世界就与歌利亚德的世界毗邻了。

戏剧也许因此早早涉足当时的政治领域。大约1160年左右，当德国皇帝腓特烈一世与教皇、法国国王关系紧张的时候，当萨拉森人威胁耶路撒冷的时候，当许多教士激烈反对被他们视为伪善者的改革家的时候，一位德国教士撰写了名为“敌基督者”（Antichrist）的戏剧，在位于巴伐利亚的阿尔卑斯山区的泰根塞修道院的独一无二的抄本中，我们看到了这部戏剧。该剧的第一部分，皇帝得到了希腊国王和耶路撒冷国王的效忠，一次军事胜利后又得到法国国王的效忠；他后来打败巴比伦国王，并在耶路撒冷圣殿摘下皇冠。接下来敌基督者出场了，他与法国国王维持着或多或少的友好关系，由于让一个男人起死回生，他甚至骗过了皇帝。在伪善者的帮助下，他马上也要欺骗犹太会堂的会众，并且杀掉站出来提醒犹太人的以诺（Enoch）和以利亚（Elijah）。所有国王在头戴王冠的敌基督者前鞠躬，直到一阵雷声轰鸣打碎这一切，所有人在基督降临的荣耀中回到对教会的信仰。这不仅是一部舞台剧（drama），还是一部场面宏大的演出（spectacle），有在奥维托（Orvieto）的锡尼奥雷里湿壁画的庄严，还有一个巨大的场面，其中有一座圣殿、七个王座、军队行进和战争的空间以及许多象征性的人物。对于舞台的说明是非常仔细的，第二部的开头可以证明这一点：

当基督教徒、外邦人和犹太会众像前面那样轮唱时，伪善者悄悄走上前去，谦卑地向每一个方向勒躬，以博得俗众的好感。最后，人们在教会和耶路撒冷国王的御座前集合起来，国王隆重地接纳了他们，并屈尊完全听从他们的劝谏。

敌基督者登场了，在罩袍下穿有铠甲，右边是伪善，左边是异端，他对他们唱道：

我行使权力的时机已经成熟，

有你们相助，一切通衢无阻。

待我登上权力的巅峰，

整个世界为我欢呼。

人们将顺从我的召唤，

听从我的部署。

这几行唱词说明，这部戏剧同时也是诗歌，用娴熟的笔法写成，其韵文种类繁多，但都有严格的节律，经常使人想起保存在邻近的本笃会修道院中的歌利亚德式的押韵诗。

拉丁文的世俗抒情诗歌通常叫做歌利亚德诗歌（Goliardic poetry）。12世纪——大约从1125年到1230年——是歌利亚德诗歌的伟大时代。这一名称就产生在这个时期，作者们自称是“歌利亚斯”（Golias）或“歌利亚斯”的追随者，而没有具体解释歌利亚斯到底是谁。也许他是腓力斯丁人歌利亚（Goliath），出现在拉丁教父们的著作中，后来成为世上邪恶之人的领袖——魔鬼的代名词，其追随者尤其以流浪、粗俗为特征。早在10世纪，桑斯的大主教瓦尔特（Walter of Sens）颁布的训令就强烈谴责“歌利亚斯族”；1227年的宗教会议更是特别抨击游荡学者或歌利亚德，因为他们“在神圣的宗教仪式上唱关于《圣哉经》（Sanctus）和《羔羊颂》（Agnus Dei）的韵文”来诋毁信徒们。这些韵文明显是他们自己写的，其音乐是借来的，并经常滑稽地模仿礼拜仪式的主题。教会当局明显把他们视为流浪汉，生活放荡、名声扫地的文人，下流卑劣之徒。无可怀疑，其中许多人的确是这样；但是他们当中也有年老的、公众认可的神职人员，还有一些最杰出的歌利亚德韵诗的作者。作为“教士世界的吟游诗人”，他们的成分也许像方言诗人的种类那样多。但是，我们不能认为他们的团体或会社比吟游诗人更有组织性；当他们提到令他们虔敬的歌利亚德会社时，他们只不过是在讽刺当时的其他会社：

我们建立起慈善的法律，

不应该让它们消失；

因为在我们的团体里

我们纳入了高贵与卑微；

我们接受富人与穷汉，

进入我们怀抱而加以护持；

我们欢迎那些人，

他们被光头修士遗弃在门口，任其死去。

我们接受剃发的修道士，

让他们领取微薄的布施；

如果祈求接纳，

带着娼妇的教士也可获许；

领着男童乐队的教师，

拥有显赫权势的教士；

但是学者能享受到的

只是我们宠儿穿的长袍一袭。[7]

该韵文像其他韵文一样，让人感觉如此“非中世纪”，如此与长期流行的关于中世纪的传统观点相矛盾，以至于我们的第一感觉是把这类作品归功于一些与世隔绝的天才、一些生不逢时的天生的花花公子。实际上，12世纪英国有一位教士一直在追求歌利亚斯的地位。他的名字叫沃尔特·曼普，后来的抄写员和早期的编辑们把他的名字与许多歌利亚德诗歌联系起来。沃尔特·曼普现今是一位闻名遐迩的人物[8]，曾是在巴黎的学生，林肯的司法官，剑桥的执事长，亨利二世的秘书和巡回法官，在宫廷里他偶尔动笔创作，于是就诞生了标题为“廷臣琐事”的引人入胜的回忆录。该作品虽然是东拉西扯的拼凑，但也充满了激情和睿智，并大胆地引用《圣经》——在歌利亚德诗歌中可以发现这一点，却毫无“快乐的酒徒”的其他特征。他们撰写饮酒歌，这些歌还曾一度归到他的名下。曼普非常有可能写过一些歌利亚德诗歌，但并没有同时代的任何原始材料能证明他的确写过其中任何一部，认为全部都是他写的就更不可能了。这些诗歌覆盖整整一个世纪，地域跨度很大，涉及的题材种类也很多，从学校诗歌到民谣或民歌，即使一个作家协会也无法写成全部这些作品。歌利亚德诗歌的中心是法国北部，特别是座堂学校和最早兴起的大学的学生教室，当然还有另外一些地方，如德国，并随着时间推移传到整个欧洲。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可以称歌利亚斯为一个学派，或者一个时代，而不是一个具体的人。

尽管如此，现代的研究还是成功地发现了这个模糊不清的团体中的几个被人们忘却的成员，其中最著名的是以首席主教和桂冠诗人的名字流传下来的两个人物。在薄伽丘时代之前的中世纪诗人中，首席主教是最为著名者之一。13世纪，在面向奥尔良的模拟战中，他与奥维德一起守卫语法的后方，萨利姆宾（Salimbene）称他为“一个最有趣的调皮鬼，一个伟大的诗人和即兴作家，如果他仅仅用心于对上帝的爱，在宗教文学史上本该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基督教会也本该是最具价值的”。他几乎成为一个传奇人物，是各种充满睿智的韵文的作者，他演唱时嘴只是半张着的，因为他只领到一半的圣俸。在一次竞赛中，他即席作成两行概括所有《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内容的深奥诗句：

蛇的毒汁所污染的一切，

基督用神奇的鲜血予以洗清。

我们现在了解到，他的名字叫于格，1140年左右是奥尔良的教士团成员，此前在巴黎求学、教书，并游历了法国北部许多地区。他身材矮小、畸形，又丧失了财富和地位，这一切使他痛苦不堪，也使他的风趣更为辛辣。他对古典文化的学习深入细致，对诗歌节律和用语有惊人的把握。虽然他的许多著作已经永远见不到了，但遗留下来的那些足以确立他在中世纪诗人中的地位。“他是一位风格反差非常大的人：是平缓的六音步和完美的节律诗的大师，同样也是刻薄、粗糙、夹杂着法语和拉丁语的韵文的作者；有时是一位神志清醒的诗人，诗歌用语优雅，有时又呕出龌龊下流的语言，令街上的流浪儿都感到难为情——这就是他在威尔厄尔·梅耶尔笔下的形象，毛病多多却又博学睿智，直觉就可以揭示这一点。”[9]

关于那位桂冠诗人的品格，约翰·阿丁顿·西蒙兹（John Addington Symonds）曾经这样说，“就像我们对荷马知之甚少一样，我们同样不了解他”。但现在情况已经不同了。尽管我们仍搞不清他的名字究竟是什么，我们至少知道，他是赖纳尔德（科隆大主教、腓特烈·巴巴罗萨的大法官）的追随者。他在1161年至1165年前后创作的诗歌是为这些德国、普罗旺斯和意大利的保护人撰写的。他虽然有着骑士血统和古典修养，但他依赖大主教的赏赐生活，他甚至公开索要，特别是在秋天他的钱花完，必须买长睡衣和斗篷越冬的时候。一次，他接到命令，让他在一星期内写一首关于皇帝远征意大利的叙事诗，他抱怨说他不能腹中空空来写作：他的韵文的质量随着他得到的葡萄酒质量的变化而变化——

我饮什么酒就写什么诗文。

然而，他并不是纯粹的雇金文人，而是一位有实际价值的诗人，并且也许是歌利亚德学派中最杰出的诗人，是歌利亚德诗歌中的杰作《歌利亚斯告白》（Confession of Golias）的作者。这部作品也是献给大主教的，描写了一个青年在帕维亚所受的各种诱惑，其中有些诗节是我们所熟悉的，描写了小酒馆中饮酒作乐的场面。开头是这样的：[10]

死在酒店里

是我的心愿；

在生命解体时

愿酒近在我唇边；

那会使天使们

用快乐的朗诵呼喊，

崇高的天主，请赐给

这酒鬼以恩惠和赦免。

葡萄酒、女人和歌曲是许多歌利亚德诗歌永恒的主题，它们构成了这种诗歌最好的英文译本——由约翰·阿丁顿·西蒙兹翻译——的标题。这些韵诗赞美小酒馆中豪放的饮酒歌所营造的欢快气氛。它们不属于任何特定时代，实际上其中很多作品被再版，为现代的德国学生所用：“让我们举杯畅饮，让我们再次举杯”，是非常受欢迎的诗节之末的叠句。维纳斯甚至比酒神巴克斯出现的频率更高。这是一个异教徒的维纳斯，她不以婚姻来加冕自己的爱情，对于教士和僧侣来说则是不能，但是却可以感官的激情的热切呼召来赞美爱情。这里没有方言诗歌中宫廷之爱的那种郑重其事的情感，但偶尔有失恋者的更辛酸的语调。有一则拜伦式的挽歌，其开头是这样的：

人世有哀痛，

终朝伤我心；

悲痛复烦恼，

苦难重难禁。

另外一首歌用赤裸裸的现实主义来描写玩弄女性的结果，而在这些内容前面用呼语法赞美爱、赞美春天：

草长花开时节，

鸟儿欢唱，

大地给予慰藉。

你瞧，这

便是爱的欢愉。

爱情、青春和春天的欢乐，大路朝天、浪迹天涯、无拘无束生活的幸福，纯粹性生活方式的无限乐趣，这种精神贯穿着所有的歌利亚德诗歌。它的人生观无可怀疑是异教的，充满了现实的乐趣而不是苦行式对来世的指望。正是这些，而不是他们借用的神话和对奥维德的大量引用，把歌利亚德与古典诗人联系了起来。如果说他们的古典罩袍太单薄，他们的教士伪装就更单薄了，而天然的人性贯穿始终。他们究竟是普通大众还是学院派成员，我们这里无需详细论证。无论如何，歌利亚德诗歌具有非宗教性，因此也很容易变成反宗教的或者是渎圣的。

中世纪是模仿诗文的黄金时代，许多最优秀的模仿诗文属于12世纪。如果提供这样的条件：共同的素材、必要的文学技巧和一定程度的目无权威，任何时代都会产生出优秀的模仿诗文；但是这些条件在12世纪的结合达到一种超常的程度。在散文和韵文中有一种共同的沟通媒介，即，人们对滑稽讽刺作品可资利用的有限的严肃主题——拉丁文《圣经》、礼拜仪式用语和音乐、教会法、自由七艺的教科书——的普遍熟悉，以及一定程度的傲慢，对于后一点，现代读者可能无法理解。在模仿诗人中，歌利亚德诗人这种绝顶的聪明和十足的下流最为明显地表现出来。人们经常用这一事例来谴责他们：他们在弥撒中用猥亵的歌曲干扰宗教活动。我要问，在歌利亚德诗歌的杰作中，有一首的标题不就是“忏悔”吗，它不是以忏悔者乞求上帝宽恕罪人来结束的吗？在他们最为热烈地赞美世俗之爱的歌曲中，不是有一首以使徒赞美天堂之爱开始的吗：我能说世人的语言也能说天使的语言？他们有一首乞讨歌是这样开头的：

瞧那人

居无定所。

就此而言，歌利亚斯团体的整个理念就是对循规蹈矩的修士团体进行模仿讽刺。没有什么神圣的东西不能被免除，福音书、弥撒规则、最庄严的赞美诗，甚至宗教信条或主祷文都不过如此。献给圣母的赞美诗《温良的圣言》（Verbum bonum et suave）变成了《温良的美酒》（Vinum bonum et suave）。另外有一个有关饮酒的作品，是通过把晨祷礼拜仪式的赞美诗的第二行以后的内容加以改写而成的，内容如下：

太阳已经升起

酒杯即刻端起，

愿我们开怀畅饮

愿今日内再次举杯。

还有一篇“酒徒的弥撒”，其中用酒徒（potatores）代替了福音中的牧羊人（pastores），甚至还有一个赌徒的漫长的礼拜仪式。同样可以见到有一份对于拉丁语法的色情性的概括，大约1150年在勒米尔蒙（Remiremont）召开的一次宗教会议的韵文体的备忘录。在这次会议上，修女们在“无枢机”的主持下集合起来，聆听奥维德传达的福音。同样的讽刺意味可以在学生们的节日庆典中、在教会大建筑物的奇异风格中体会到。这些模仿中最为聪明的一个充斥着大量的令人想到圣经的词句，就是席尔瓦的马可“福音”。这一作品最古老的版本属于12世纪：[11]

这是席尔瓦白马可的神圣福音。那时候，教皇对罗马人说：“当人子到教皇御座前时，首先问他，‘朋友，你为何到这里来？’如果他继续敲门，不送给你任何东西，就把他赶出去，推到黑暗之中。”后来，一个贫穷的教士来到教皇的宫廷并大声吆喝：“啊，教皇的看门人，可怜可怜我吧，因为贫穷之手已经触及了我。我穷困，无衣无食，所以恳求您的援助，使我摆脱厄运和痛苦。”但是，他们听到他的吆喝，满腔怒火地说：“朋友，贫穷把你吓怕了，到我后边去，撒旦，因为你最不该体会钱的滋味。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在你交出最大量的钱财之前，你不可能分享上主的欢乐。”

穷人离开了，变卖了他的斗篷、束腰外衣和所有的一切，把钱送给了枢机、看门人和内侍。但是他们说：“你这点钱算什么？”并把他赶出门外。他走在大街上，伤心地痛哭，无人来安慰他。

后来某个富裕的教士来到教廷。他大腹便便，身材粗壮，在叛乱中杀了人。他逐一贿赂看门人、内侍和枢机。但他们交流意见，认为应该得到更多。教皇得知枢机和侍从们从教士那里得到许多贿赂，一病不起，奄奄一息；但是富人送给他金银制成的药物，他马上痊愈。后来教皇把枢机和众侍从叫到面前，对他们说：“兄弟们，小心啊，不要被废话欺骗了；瞧，以我为例，连我都接受了贿赂，所以你们肯定也接受了贿赂。”

这段文字是模仿诗文，同样也是讽刺诗文，而这个时代的拉丁诗歌都充满了讽刺意味。其中有的把讽刺的矛头指向中世纪人们责骂的常见主题——妇女和维兰，或者指向某个具体的修道会，但最恶毒的攻击指向教会体制，特别是罗马教廷和高级教士。这些责骂的某些内容可以追溯到授职权之争中的小册子，其中许多内容不间断地流传下去——虽然程度不同，直到新教反叛时期。中世纪这种批判的内容之多，言辞之激烈，以至于16世纪的一个名叫弗拉齐乌斯·伊利里库斯（Flacius Illuricus）——别名马蒂亚斯·弗拉奇（Matthias Vlacich）——的新教徒在试图通过中世纪教士自己之口证明其腐败的时候，出版了最早印刷的这种诗歌的一个集子：《诗集：各类学识渊博、充满良知之人论教会的腐败》（Varia doctorum piorumque virorum de corrupto ecclesiae statu poemata）。这些诗文的作者们并非都有学问，其中许多人远非虔诚，尤其不是宗教改革前的改革者，但是，他们知道应该说什么，而这些内容通常适合任何时代的讽刺作品。他们大多姓名不详，是贫穷的教士阶层的代言人，常常是放荡不羁、浪迹天涯之徒，错过了职位提升所带来的财富和安逸，故意地把矛头指向职位上超过他们的神职人员；但是我们偶尔也能搞清某个作者的身份，如1236年逝世的巴黎首席法官格雷夫的菲利普（Philip de Greve），人们把一首题为“发光的气泡”（Bulla fulminante）的关于罗马教会的诗歌归到他的名下。该作品像歌利亚德诗歌一样辛辣：

由于教会我不能沉默，

但我要为罗马的衰落而泪落。

沃尔特·曼普也是同样。在这个时期他是真正的沃尔特，把“追求金钱是万恶之源”这句韵文改成了离合诗：

贪欲是

一切

罪恶

的根源。

罗马被描绘成犯罪的司令部，因征服而成为世界的中心：

罗马是世界的中心，只因它征服了世界。

教皇一词（papa）取自pay，pay。高级教士被刻画得傲慢、冷酷、贪婪，乐于利用职权为自己谋私利，《绝罚歌利亚斯》（Excommunication of Golias）反映了这种情况。在该作品中，偷窃一顶帽子的一位歌利亚斯被判死刑，

偷我的帽子的，让他去死吧。

这些讽刺诗文中最著名、最尖酸刻薄的也许是《歌利亚斯的启示》（Apocalypse of Golias），或者叫《主教歌利亚斯的启示》（Revelation of Golias the Bishop），其最早的英文译本可以追溯到1600年左右。其中描写的四个野兽分别是教皇、主教、执事长和教士长：

教皇是头狮子，专事呑噬，

他抛开发誓的经文，渴望金子，

他真正关注的是金马克，但圣马可却遭鄙视，

当他航行于金币之上时，他抓住了大量财赀。

我们的确看到主教置身于羊群里，

因为他确实奔跑于草地、农田和栅篱，

在他列为上等的地方大吃大嚼，

于是他用别人的财富肥了自己。

执事长像一只飞翔的鹰隼

确切地被称作一名强盗，老远就看到他的猎牺，

随后紧接着加速追赶，

他就是靠盗窃来的赃物度日。

教士长倒是具备人的形貌，

但却以狡诈欺骗尽量充塞自己，

将这些恶行竭力掩藏起来，

在伪装下显示出坦率的平易。[12]

一首稍微温和些的讽刺诗文是坎特伯雷修士奈杰尔·怀尔克的《傻瓜的镜子》（Mirror of Fools），或者叫《布鲁内鲁斯》（Brunellus），其中的英雄是一头驴子，即乔叟笔下的“Daun Burnell”。他访问萨莱诺，以便拉长他的尾巴，访问巴黎以便学得知识，但是在塞纳河畔与英国学生一起苦读了七年后仍然还是驴叫声，于是他决定放弃学习生活而进入修道院。

许多这类主题还采用了对话或辩论体。这种体裁从古典牧歌继承而来，并由于这个学究气时代喜好争论的习惯而有所发展，在方言中也有其对应的作品。我们熟知灵魂与肉体、绵羊与羊毛、玫瑰与紫罗兰、伽倪墨得斯与海伦之间的争论，除此之外，歌利亚德所营造的争论环境明显表现在葡萄酒与水、穷文人与富人、酒足饭饱的教士与赤脚乞讨的逻辑学学生——他们的学问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薪俸——之间。传统名篇《心灵与眼睛的争论》被认为是由首席法官格雷夫的菲利普撰写的，后来由比萨的亨利谱上曲子并由托钵修会修士萨利姆宾（Friar Salimbene）演唱。一个最为家喻户晓的主题是作为恋人的骑士与文人之间相匹配的优点，这是菲莉丝与福罗拉（Flora）争论的主题，也是著名的勒米尔蒙修女大会的议题，在12世纪结束之前，该主题被吸收进描写宫廷之爱的方言诗集《爱的审判》（Le jugement d’Amour）及其诸多模仿诗集之中。

讨论至此到达了一个临界点，在这里，拉丁诗歌汇入了那个时代更为广阔的诗歌洪流，而这些诗歌所采用的语言是各式各样的。我们必须构建一个无可辩驳的重要背景，否则是不能继续单方面地谈论拉丁文化的。迟早，研究12世纪拉丁诗歌的学者将必须面对拉丁诗歌与法语、普罗旺斯语、德语和意大利语的新诗歌的关系这样一个问题。在几代人的时间里，所有这些诗歌并行发展，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互相影响。法语曾经一度像拉丁语一样成为国际的时尚，不仅表现在语言方面，还更为广泛地表现在题材方面。普罗旺斯语也是同样，只不过程度小一些。这种状况直到中世纪晚期各民族语言最终取得胜利才得以改变。所有这些民族文学都根植于早先时代的拉丁文学，并在几个世纪里依赖于拉丁语，对于其依赖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有待追踪，或者更明确地予以界定。12世纪是拉丁语和方言分岔的重要时期，是中世纪的国际诗歌登峰造极的时代，表现在其各种表达方式的活力迸发和后来在方言诗歌中显露峥嵘的诗律新格式的出现上。如果我们把目光太局限于拉丁方面，特别是更具古典风格的拉丁文化，我们将面临把这个时代仅仅视为学术（Learning）的复兴而不是文艺的复兴的危险。完全可以肯定，它是一种学术的复兴，包括拉丁古典文化、罗马法、希腊人和阿拉伯人的科学和哲学；但是，它也是一个在文学和艺术方面进行新创造而不仅仅是模仿古代典范的时代。本书根据需要把内容局限于这一运动的拉丁层面，但我们应该认识到这只是庞大体系的一个部分。在这里把它与意大利文艺复兴进行类比仍然是有帮助的：它是古典学术、古典艺术复兴的时代，但更是一个在新生活、新知识方面远远超越古人的时代。创造15世纪文艺复兴的不是君士坦丁堡，而是西方。在12世纪像在15世纪一样，专习诗歌者必须学习的知识远远超过了古典文本。

文献简介

迄今为止，还没有关于12世纪拉丁诗歌的“大全”出版。若想查找有关资料，查阅以下书籍：Migne的Patrologia（编辑得很糟糕），Flacius Illyricus的全集Varia ..．poemata（Basel，1556），以及P．Leyser的Historia poetarum et poematum medii aevi（Halle，1721）。由于Manitius的第3卷还在出版的过程中，可以参阅Gröber的概览，见Grundriss，ii，I，第323—432页。如果想简单地浏览，参阅Taylor的Mediaeval Mind，第33章。

关于节律学，特别参阅W．Meyer的Gesammelte Abhandlungen zur mittellateinischen Rythmik（Berlin，1905）。关于个别诗人的精彩的专论，见B．Hauréau的Les mélanges poétiques d’Hildebert de Lavardin（Paris，1882）；参见C．Pascal的Poesia latina medievale（Catania，1907），第1—68页；Hauréau的Des poèmes latins attribués à Saint Bernard（Paris，1890）；W．Meyer的“Die Oxforder Gedichte des Primas”，载于Göttingen Nachrichten，1907，第75页以后各页。Alain de Lille的The Complaint of Nature由D．M．Moffat翻译成了英文（New York，1908）。Delisle对the Medici Antiphonary进行了解析，见Annuaire-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I’Histoire de France， 1885，第100—139页；Dreves也进行了解析，见Analecta hymnica，xx，xxi，这些诗歌中的许多在这里能够见到。Baudri de Bourgueil的诗歌现在已由Phyllis Abrahams编辑出版（Paris，1926）。

关于中世纪赞美诗的重要篇章，见由G．M．Dreves and Clemens Blume编辑的Analecta hymnica medii aevi，至今已出版了55卷（Leipzig，1886— ）。从这部文集中，Dreves又进行了精选，见Ein Jahrtausend lateinischer Hymnendichtung（Leipzig，1909）。有关的文献指南是U．Chevalier的Repertorium hymnologicum（Louvain，1897—1920）；以及C．Blume的Repertorium Repertorii（Leipzig，1901）。同样参见J．Julian的Dictionary of Hymnology（修订版，London，1915）。有一些简短的书目精选出版，如R.C．Trench（1849），F．A．March（1874），and W．A．Merrill（1904）。Abaelard的赞美诗和planctus可以在Analecta hymnica中看到，见xlviii，第141—232页。Adam of St.Victor的诗歌由D．S.Wrangham编辑、翻译，分三卷出版（London，1881）；归到他名下的某些赞美诗还包括J．M．Neale按韵律格式翻译的一些诗文。

关于戏剧，参见E．K．Chambers的The Mediaeval Stage（Oxford，1903），ii； W．Creizenach的Geschichte des neueren Dramas，i（second edition，Halle，1911）；以及Karl Young的许多专门研究（其中列举了丰富的参考文献），他现在正全面研究礼拜仪式戏剧。关于较早的奇迹剧，参见G．R．Coffman的A New Theory concerning the Origin of the Miracle Play（Menasha，1914），Young进行了校订，见Manly Anniversary Studies（Chicago，1923），第254—268页；还有Coffman的“A New Approach to Medieval Latin Drama”，Modern Philology，xxii.第239—271页（1925）。对The Luaus de Antichristo最全面的研究是W．Meyerd的Gesammelte Abhandlungen，i，第136—139页，并被辑入在Münchener Texte，i（1912）之中，因此比较便利；并由W．H．Hulme翻译成英文，见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Bulletin，xxviii，no.8（August，1925）。

关于歌利亚德韵文，最好的单卷本著作是A．Schmeller的Carmina Burana（third edition，Breslau，1894）。在Du Meril和Thomas Wright的早期著作中也有大量的收集。关于1872年之前出版的诗歌，W．Wattenbach编辑了一份指南，见Zeitschrift für deutsches Alterthum，iii，第469—506页。从那以后，已出版了许多有关书籍，其中重要的有K．Breul的The Cambridge Songs（Cambridge，1915），J．Werner的Beiträge zur Kunde der lateinischen Literatur des Mittelalters（Aarau，1905）； M．Manitius的Die Gedichte des Archipoeta（Munich，1913）。最好的英译本是J．A．Symonds的Wine，Women，and Song（各种版本）。在现代无数有关的研究论文中，特别需要提到的是Ch.V．Langlois的“La littérature gohardique”，载于Revue bleue，l，第807—813页，li，第174—180页（1892—1893）；H．Süssmilch的Die lateinische Vagantenpoesie（Leipzig，1917）；J．H．Hanford的“The Progenitors of Golias”，载于Speculum，i，第38—58页（1926）；P．S．Allen的“Mediaeval Latin Lyrics”，载于Modern Philology，v，vi（1908—1909），此文是一个先导，同样标题的专著正在出版的过程中。

关于中世纪的模仿诗文，参阅F．Novati的Studi critici e letterari（Turin，1889），第175—310页；P．Lehmann的Die Parodie im Mittelalter（Munich，1922），及其Parodistische Texte（Munich，1923）。关于对话的研究，参阅H．Walther的Das Streitgedicht in der lateinischen Litteratur des Mittelalters（Munich，1920）；同样参阅J．H．Hanford的各种论文，特别是“The Mediaeval Debate between Wine and Water”，载于Publications of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xxviii，第315—367页（1913）。

对于拉丁文学和方言文学这一广阔的领域现在研究得还不够。其中较为突出的研究成果是J．Bédier的Les légendes épiques（second edition，Paris，1914—1921）； E．Faral，Recherches sur les sources latines des contes et romans courtois du moyen âge（Paris，1913），以及“Le fabliau latin au moyen âge”，载于Romania，l，第321—385页（1924）；J．R．Reinhard的“The Literary Background of the Chantefable”，载于Speculum，i，第157—169页（1926）。

注释：

[1]　The Classical Heritage of the Middle Ages（New York，1901），pp.246-247.

[2]　Analecta hymnica，xx.7.

[3]　文本来自奥罗，Les melanges poétiques d’Hildebert de Lavardin（Paris，1882），pp.60-61。

[4]　H．O．Taylor，The Mediaeval Mind（1925），ii，121，那里从头到尾对这首诗歌进行了解析。

[5]　The Liturgical Poetry of Adam of St．Victor，由D．S．Wrangham翻译，第1卷，p.176f。

[6]　J．M．Manly，in Modern Philology，iv，p.594.

[7]　由J．A．Symonds翻译，Wine，Women，and Song（Porland，1899），p.49。

[8]　参见本书第148页（页码为本书边码。——译者注）。

[9]　P．S．Allen，in Modern Philology，vi.19（1908）.

[10]　原文见M．Manitius的Die Gedichte des Archipoeta（Munich，1913），pp.24-29，由Symonds翻译，loc．cit.，pp.61-68。

[11]　P．Lehmann，Parodistische Texte（Munich，1923），no．la；参见E．Emerton，Mediaeval Europe（Boston，1894），p.475。

[12]　Latin Poems commonly Attributed to Walter Mapes，由Thomas Wright编辑（London，1841），pp.273-274。

(1)　这首诗由王焕生先生翻译。——译者注

第七章

法学的复兴

罗马对12世纪思想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语言和文学领域。罗马人与其说是一个哲学家和文人的民族，还不如说是一个政治家和法学家的民族，这反映在维吉尔关于罗马的帝国使命的动人诗句中：

毫无疑问，别人会把青铜像铸造得精美无比，会把大理石雕刻得栩栩如生，会在法庭诉讼上说得头头是道，会用规尺计量天体的运行，会预告星辰的升起。但是罗马人啊，你们的使命是以威力统辖天下万民。在世界推行和平之道，对被征服者宽厚仁慈，对桀骜者严惩不贷，这正是你们的天才之所在。[1]

伊赫林（Ihering）说过，罗马曾经三次征服世界：用她的武力、用她的教会、用她的法律。我们可以再补充一句，在她的帝国衰亡、军队消散后，她的法律对世界的最终征服是一种精神上的征服。没有什么比法律更能体现罗马人聪明才智的特质，也没有什么比她的法律的影响更持久、更广泛。罗马法的复兴是所有罗马文化复兴的核心部分。这种复兴属于制度史，同样也属于知识史的范畴。实际上两者在这一点上是密不可分的。罗马法不仅在罗马人中长期流传，而且复兴并扩展到北欧人中，并通过近代的海外殖民传播到罗马人未曾梦想过的海外土地——魁北克和路易斯安那、西属美洲和好望角。仅仅在几年前，南非还请求英国枢密院对查士丁尼《学说汇纂》中的片段作出解释。在这种长时段的历史视野中，12世纪占有核心和决定性的地位。梅特兰说，它是在所有世纪中最具有法律意识的，“在罗马法的繁荣岁月之后，没有任何时期像在12世纪那样，对于法学的关注在知识生活中占有如此大的比重”。[2]

罗马法的复兴不仅在于那些曾经无人问津的法律文本的发现，而且还在于法学的复兴。西方中世纪的最初几个世纪有大量的法律，但那是习惯法，部分地收录在蛮族法典中，在一些要点上由法兰克法规作为补充，但它们最终被分解成每个特定地区的地方习惯。日耳曼和封建时期的法律不是以立法条文为基础，而是以部落或采邑的古老习惯为基础。即使在这些习惯中的一部分被写成文字之后，所发生的变化也仅仅在于比以前方便了一些，而不是把它当作权威的根基；老年人懂得法律，因为它在他的父辈时期就是如此，在他们看来，它是不变的。决定一切的是传统而不是反省。科学的法学与罗马帝国一起消失了，虽然11世纪在北部意大利的伦巴德地区有些再现的迹象，但总起来看，可以这样说，它的复兴是与11世纪末和12世纪期间罗马法的《民法大全》的全面发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在罗马法律文本中，特别是在《学说汇纂》中，才能找到法学方法的模式。不仅如此，一旦这种方法被重新找到，它也可以应用到其他法律体系中，首先被格拉提安和他的继承人应用到教会法中，然后又非常缓慢地运用到封建习惯法和英国王室的新型法律中。即使在12世纪，新的变动就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罗马法条文的复兴，它还是罗马体制和罗马思维方式的复兴和扩展。

中世纪早期，罗马法以两种形式遗存下来：其一是广大罗马人的习惯法，其二是6世纪由查士丁尼编纂的《民法大全》。第一种形式主要以公元438年的《狄奥多西法典》（Theodosian Code）为基础，特别表现在它被西方的日耳曼王国所摘引，并收集在这类编纂物中，如《西哥特罗马法》（Lex Romana Visigothorum）或《阿拉里克法律要略》（Breviary of Alaric），《东哥特法典》（Ostrogothic Edict），《勃艮第罗马法》（Lex Romana Burgundionum），还有东阿尔卑斯的《库里恩斯罗马法》（Lex Romana Curiensis）。法律的人格原则使单个的罗马群体和罗马教会能够在大多日耳曼王国保留自己的法律，并且，在罗马文化积淀深厚的地方，如意大利的部分地区和法国南部，罗马法实际上是当地的法律。虽然那里的学者会偶尔翻翻这些成文的法律书籍，但对大多数人来说，罗马法日益受到地方习惯的影响，是一种大众化的，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退化的法律形式，它与古典法学的关系恰似这些地区的俗拉丁文（Vulgar Latin）与古典语言的关系一样。这种法律不仅能够而且的确延续了罗马传统，但它并不能产生出一种法学。

对于法学复兴起重要作用的古代资料保存在《民法大全》中，包括《法典》，或者叫帝国立法汇编；《学说汇纂》，或者叫罗马法学家著作摘要；《法学阶梯》（Institutes），或者叫供法律学校之用的教科书；《新律》（Novels），或者叫查士丁尼后期立法。其中，影响最为持久的是《学说汇纂》，因为帝国立法在风格，甚至在内容上已背离了罗马法学繁荣时期那种简洁明晰的风格，而《学说汇纂》以摘录的形式保存了保罗（Paul）、乌尔比安（Ulpian）等著名法学家的文字和方法，在他们的笔下，罗马法已变成“书写推理”（written reason），一种无与伦比的法学分析和技术模式。西欧法律科学的延续，有赖于《学说汇纂》的利用，而用梅特兰的话来说，《学说汇纂》在黑暗时期好不容易才保存下来。实际上，在西方，整部查士丁尼的《民法大全》遭受了很大的磨难，因为它是在西方的几个行省永久地脱离了罗马之后，在君士坦丁堡编纂和颁布的；它在高卢和西班牙没有效力，并且它在意大利的影响也因为它于公元554年在那里公布后不久就遭到伦巴德人的征服而受到严重削弱。《民法大全》还因为其卷帙浩繁而遭受磨难，因为，虽然与此前大量的法律著作相比它也许是简明扼要的，适宜在动荡的岁月里传播，但是，对于黑暗时代来说，它的部头太大了，足有几大卷，而在那时，羊皮纸是十分稀少的，在知识的任何领域，只有最简洁的手册还在流行。

当然，罗马法在西方没有消失，也没有像遭受魔法的公主那样，沉睡到白马王子在12世纪前来——借用舒普弗（Schupfer）笔下的童话人物。历史学家们已不再接受那种古老的传说：把罗马法的复兴归功于《学说汇纂》的一个手抄本于1135年在阿马尔菲的发现，而比萨人又从那里把它取走，并一直保存到1406年，此后它在佛罗伦萨找到了永久的归宿。这一传说假设罗马法在此前漫长的几个世纪里被束之高阁，这就严重歪曲了事实，但是它在一个方面切中要害，即它强调《学说汇纂》是法学新发展的核心环节。作为习俗并且在公证文书的实践中，罗马法的生命力延续着，在起草法律文件时，有一些规则是要遵守的，而近代的研究也发现了一些收藏有摘要、节录和评注的供学生和法律初学者用的集子；但是我们不能说这其中的任何一种就是法律科学。从公元603年起，《学说汇纂》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直到1076年它在托斯卡纳的一个法庭被引用，在这一漫长的时期只有两部手抄本为人所知。它的生命力只是通过微弱的线索在维持着，在它再一次展现在人们面前之前，不可能有法学的复兴。在手册和节录广泛流传的岁月里，法律失去了其独立地位，成为自由七艺特别是修辞学的附庸，那些有机会引用和讨论法律术语的人们，也只是满足于参阅收集在那本广泛流行的百科全书——伊西多尔的《辞源学》中的简短节录。

一般认为，罗马法在12世纪初的复兴与博洛尼亚和法学家伊尔内留斯紧密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后代作家把博洛尼亚法律学校的奠基和法律科学的复兴都归功于他。奥德弗雷德斯（Odofredus）在下一个世纪评价说，他是“一位最负盛名的人”，是“法律之灯，第一个把光芒投向法律科学的人”。然而，当我们试图赋予这一评价以准确的含义时，我们遇到了麻烦。在博洛尼亚之前，还存在着其他法律研究中心，如罗马、帕维亚和拉文纳（Ravenna）；不仅如此，在伊尔内留斯之前还活跃着其他博洛尼亚法学家，其中最著名的是佩波，他被誉为“博洛尼亚闪亮的光芒”，或许在1065年就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毫无疑问地说，他出现在了1076年的那次裁决中，正是在这里，《学说汇纂》首次重新出现。真正的伊尔内留斯必须到当时的文献以及今天所能见到的他的著作中去寻找。他出生的时间大概是1060年——不会比这一时间早得太多，在该世纪即将结束时进入人们的视野，他的活动的痕迹一直存留到1125年，或许还要晚几年。他不是空谈的律师，因为他最初是女伯爵托斯卡纳的玛蒂尔达（Matilda）的党派成员，在她1115年死后，又供职于皇帝亨利五世，在其随从中经常充当仲裁者，是1118年支持推举反教皇派的法学家之一。然而，作为教师和著作者，他的主要活动中心在博洛尼亚。他的著作——有些丢失了，有些尚待出版——中有大量针对《民法大全》的原文，特别是《学说汇纂》的评注，或许还有针对系列书籍《法律疑难问题》（Question on the Subtleties）的评注，另外或许还有一些短篇。作为一位教师，伊尔内留斯以他精湛的教学技艺吸引了大批学生。他最终把法学与修辞学区别开来，并赋予它作为一门名副其实的独立学科的地位：不是以节录和内容摘要为基础，而是以《民法大全》的原文为基础，整部《民法大全》现在可用于解释法学的任何一个分支。毋庸置疑，他的教学方法反映在他的《评注集》（Glosses）中。在这部书中，他试图把任何一段难懂的文字解释得明白、准确，不仅考查字面意思，而且还根据《民法大全》的相应部分分析其含义。不仅如此，如果我们根据《法律疑难问题》进行判断，可以看出，他鼓励发现问题并予以讨论，还试图解决权威著作中明显的自相矛盾。他是“一位最为睿智的博士”，终生清醒、务实。他对《学说汇纂》的评注是最为精彩的，并恰当地以此作为他注释工作的核心内容。虽然他不是注释法学派中的第一人，但在确立该派的方法以及为后代设计发展道路方面，他的贡献大于其他任何人。关于伊尔内留斯，以上这些方面还是清楚的，虽然我们常常不能检验他的独创性，他的许多具体著作丢失了，其内容被吸收进了专业性学说的大体系之中。

人们把伊尔内留斯一百多年中的继承人集体冠以“注释法学派”（the Glossators）；实际上，人们不得不把他自己的评注艰难地从《民法大全》的早期手抄本中摘出，在那里，他的评注通常标有他名字的首字母I或Y，依此他在众多后继者中保持住自己的地位。他并不是所处时代唯一的法律教师，到12世纪中期已有至少四位杰出的教师，即所谓的“四博士”，而传说又使他们成为他的门徒。故事是这样说的，在他弥留之际，他的学生前去请他指定一个继承人，他回答说：“布尔加鲁斯（Bulgarus）有一张金嘴，马尔提努斯（Martinus）的法律知识全面，雨果（Hugo）理解法律，而雅各布斯（Jacobus）就是我自己。”原文如下：

Bulgarus os aureum，Martinus copia legum，

Mens legum est Ugo，Jacobus id quod ego.

这样，雅各布斯继承了导师，另外三人也都为后代留下了自己的特色。我们不仅在当时的文献中，而且在法律著作中了解到他们，他们也因为是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的顾问而扬名。马尔提努斯和布尔加鲁斯代表着思想上的偏离倾向——如果说还没有形成明确的学派的话；马尔提努斯通常有公平意识，但人们也说，他又时常“像犹太人那样引经据典”。我们已经了解到那些《异见集》的初始阶段的思想，它们及其持异议的附带意见（dicta）一起可以构成独立的一本书。在下一代人时期，当普拉森提努斯（Placentinus）撰写关于《查士丁尼法典》的“大全”以代替罗杰里乌斯（Rogerius）的著作时，他费尽心机地让读者相信，整部著作都是他自己写的，而后人说他剽窃了别人的评注，在这一鉴别的过程中，人们把12世纪后期一些伟大的名字列为贡献者：约翰内斯·巴西亚努斯（Johannes Bassianus）、皮尔乌斯（Pilleus）、奥托（Otto）、乌戈里努斯（Hugolinus），等等。

注释法学家不论在文化的其他领域有什么作为，却总是有评注问世。最初大多是逐字进行评注，与当时流行的《圣经》中的行间评注类似，但是，随着解释和例证的篇幅增大，评注扩张到书页边上的空白处，以至于许多经典著作手抄本上的注释多于正文。当书页上的这些空白处写不下大量的评注时，评注就以单独一部书——有的篇幅长些，有的则较短——的形式出现。在我们论述的这一时代，这种论著有许多种类：按照主题全面地分析一部书的大全（summa）；对每一段落所涉及案例的讨论；收集从正文推论出的概括性格言的《法律箴言》（brocarda）；关于某一具体论题，特别是法律程序的论著。然而，该学派的核心工作在于对评注进行系统的、连续的评论，这些评论在1250年左右由阿库修斯（Accursius）汇编成《评注规范》（Glossa ordinaria）。到这时，人们开始把掩盖正文的大量评注比作蝗灾，法学家们也开始评论那些方法过于陈旧的评注。现在，正文通常伴随着评注，以至于这样一句谚语流行开来：“法庭只认有评注的部分。”（quidquid non agnoscit glossa non agnoscit curia）

博洛尼亚的注释法学家通常是教师，研究他们的著作时必须牢记这一事实。从一个方面说，虽然学习的课程以整部《民法大全》为基础，但学习的顺序和内容的划分与古代或近代是相当不同的。中世纪博洛尼亚的法律学习不是开始于基础性的教材《法学阶梯》，而是开始于《学说汇纂》。也许是由于在早些时候人们一部分一部分地接受了《学说汇纂》，《学说汇纂》被分成三卷：《旧学说汇纂》（Old Digest，books i-xxiv）、《学说汇纂补编》（Digestum Infortiatum，xxiv，3-xxxviii）和《新学说汇纂》（New Digest，xxxix-1）。《法典》的前九篇构成第四卷，涉及罗马帝国后期公共法律的、不太重要的其余三篇与《新律》和《法学阶梯》一起组成第五卷，叫做《次卷》（Volumen parvum）。讲解就按照这一顺序进行，《旧学说汇纂》和《法典》特别安排在“普通”（ordinary）讲座或者叫上午讲座，而其他部分安排在下午的“特殊”（extraordinary）讲座。我们所能见到的关于博洛尼亚讲座的具体描述，最早出自13世纪初的乌戈里努斯之手。讲座方式是传统的——虽然增加了提问、讨论和风趣的幽默，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奥德弗雷德斯于1250年左右进行的下列较为全面的描述是有代表性的：

关于教学的方法，古代和当今的教师们，特别是我自己的导师保持着下述惯例，而这一方法我也遵守：首先，在讲述原文前，我将就每一标题给你们作一个提要；第二，我将就（一个标题之下所涵盖的）每项法律的要旨向你们作尽可能清楚、明确的陈述；第三，我要从校正的角度阅读原文；第四，我将简单地重述法律的内容；第五，我将解决明显的矛盾，附带说明（从原文中提炼出的）法律的一般原理，这通常叫做“Brocardica”，指出法律的特点，提出法律中所涵盖的微妙而有用的问题（quaestiones），并在神圣的上帝给我的能力的范围内给予解答。如果有一项法律值得重讲——或者因为其名气大，或者因为其有难度——我将在晚上予以重讲。如果你们愿意，我在一年中安排两次辩论，一次在圣诞节前，一次在复活节前。

我对《旧学说汇纂》的讲解通常开始于米迦勒节后的第八天（10月6日）前后，在上帝的佑护下，用上普通和特殊时间进行讲座，在次年8月中旬全部完成。我对《法典》的讲述通常在米迦勒节后两个星期开始，在上帝的佑护下，用上普通和特殊时间进行讲座，在次年8月1日前后完成。此前，教师们不在特殊时间进行讲座；但是，所有学生——即使是资质差的学生和新生——将从我这里受惠，因为他们将听到整本书的讲解，任何内容都不会像这里一度流行的那样被省略掉。资质差的学生能从对个案的陈述和对原文的讲解中受益，水平较高的学生对于问题的微妙之处和相反观点的反应将更为敏锐。我还将阅读所有的评注，而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人们并不这么做。

接下来对于选择老师和学习方法提出了一些一般性建议，然后是对《学说汇纂》的总体评价。课程是这样结束的：

各位，我们现在已经有始有终地从头到尾学完了这本书，班上的任何人都清楚这一点，为此，我们感谢上帝、圣母和所有圣徒。当一本书学完后，应当向圣灵献弥撒，这是这个城市古老的风俗，这一风俗很好，因此应当遵守。鉴于教师在讲完一本书后要谈谈他的下一步的计划，而且已形成惯例，所以我也谈谈，但不会太多。明年我将像以往那样尽职尽责地、合法地进行普通讲座，但不会进行特殊讲座，因为学生不是好的支付者，希望学习但不愿付款，就像格言所说：人人都想获取知识，但没人愿意付钱。我没有太多需要向你们说的了，除了在上帝的保佑下打发你们上路，并乞求你们望弥撒。[3]

博洛尼亚注释法学家的工作，构成了12世纪智识活动博大的、非常重要的部分，同时，在欧洲知识分子的发展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它根据对整部《民法大全》的把握校正原文，确定其字面含义，从而为后代扫清了道路，不仅如此，它还展示了逻辑分析的开拓性前景，而这特别适合一个资料奇缺的盛行逻辑分析的时代。如果说注释法学家们缺乏现代学者那种历史和哲学思维，这也不是他们的过错。他们已做了在那个时代所能做的事情；并且，由于在法学中时常有大量的经院哲学成分，因此也为这样一个经院哲学时代提供了大量的著作，可以传诸后人，并为他们所用。往最坏处说，他们的研究方法终归于诠释法而不是讽喻法。这种方法的缺陷在于过分精细、枯燥乏味，培根爵士把这些陈腐的学问描述为“对过程和工艺精益求精，但缺乏实质性内容和效益”。虽然如此，这种缺陷在法律这样具体实在的学科中比在形而上学中要小得多，并且在任何学科的早期阶段小于稍后阶段，在12世纪小于后期注释法学家时期。另一方面，如果说没有像稍后时代那样对罗马法进行调整以适应12世纪的环境，但并不缺少讲求实际的技巧和正当的理解，即使早在伊尔内留斯时期也是如此，因为罗马法不仅是逻辑的法律，而且也是实际生活的法律。不仅如此，现代法学家最为推崇的是注释派法学家的法律研究方法和独到的思维技巧，而不是其他。拉什道尔对所有这一切进行了如下的总结：[4]

在许多方面，博洛尼亚学校的工作代表着中世纪欧洲知识分子的最杰出的成就。实际上，中世纪知识分子对于研究和发展业已存在的法律体系有某种天然的爱好。那时人们缺乏历史知识和对物质世界的了解，但即使往最大限度说，这些也没有成为尝试去掌握一门只关注买卖和日常生活关系的科学的障碍。法学家接受查士丁尼为权威，正如同神学家接受教会法规和教父著作、哲学家接受亚里士多德一样，不仅如此，法学家还有接受原文的《民法大全》的优势。对于它，需要做的只是理解、注释、发展和运用。导致具有巨大聪明才智的人们在神学、哲学特别是自然科学领域误入歧途的那些倾向，恰恰给公认的权威性法典的注释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对于成文法近乎迷信的崇拜，把一个原理推进到其逻辑最终结果的癖好，以及不惜任何代价把这一原理与另一看似矛盾的原理协调起来的同样强烈的癖好，对于分类、释义和细微区分的挚爱，以及敏锐的天赋，所有这一切与良好的判断力和一般性知识相结合，至少就会构成一个伟大法律学者的部分特征。不仅如此，在知识的其他分支中其实用性遭到强烈怀疑的教学实践却成为法学教育的一门优秀课程。持续的辩论培养了提出和辩明观点的机敏性以及从容地利用所学知识的能力，对历史学和自然科学的学生来说这也许作用甚微，但对于律师甚至法官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虽然它使人们漠视对于神学和哲学发展至关重要的事物的真实性，但是，它培养了辩护人这样一种必不可少的能力：用好的辩护支持一个糟糕的诉讼，用最佳的辩护支持一个好的诉讼。

评价罗马法在中世纪文化史中的地位的时候，我们必须谨慎地区分人们对它作为一门科学的研究以及作为一种职业的追求。在它作为一门科学进行研究的黄金时期，该领域的教授几乎全部聚集在博洛尼亚。这一时期包括从伊尔内留斯导致罗马法复兴之后的一个半世纪。正是通过“注释派法学家”——包括伊尔内留斯、著名的“四博士”……罗杰里乌斯、普拉森提努斯、阿泽（Azo）和乌戈里努斯——之手，法学研究取得了最为实质性的发展。在现代任何科学部门的教授们看来，这些人的著作也许是中世纪学术中唯一值得借鉴的，之所以如此，不仅仅因为这些现代人的历史兴趣，也不仅仅由于要寻找有参考价值的观念，同时还有可能是为了寻找仍然困扰现代学生的疑惑、困难和问题的解决办法。

请记住，罗马法的这种复兴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而是与该时期的一些主要趋势紧密相连。在地中海世界，特别是意大利北部，这是一个经济复苏的时期，新的贸易和商业需要比伦巴德人陈旧的农业习惯法更灵活、更都市化的法律。城市最终选择了罗马法。这是一个政治整合的时代，需要一种比纯粹的地方习惯法适用范围广、以更普遍的合法性原则为基础的“普通法”（common law）。这也是一个政治运动和政治辩论的时代，各种派别都急于从新法学中寻求支持。这样，也许就会出现某些做法，以普遍增强罗马传统和罗马在文学和思想中的吸引力。在这种形势下，被称为“帝王中的希尔德布兰德”的腓特烈·巴巴罗萨机敏地利用了“我们的罗马法”的论点，言不离前辈帝王君士坦丁、瓦伦提尼安和查士丁尼，（据说）还召唤萨拉丁（Saladin），让他放弃克拉苏（Crassus）和安东尼（Antony）征服的土地，并且于1158年（根据传说）赢得“四博士”支持他要求统治伦巴德城市的主张，还凭借其帝王的地位要求把他的隆卡利亚法令（Roncaglian decrees）插入《民法大全》之中。虽然传说布尔加鲁斯当着巴巴罗萨的面勇敢地反对马尔提努斯的观点，提出限制帝王权力的主张，并且我们也知道，伊尔内留斯的一部评注同样支持限制帝王侵吞臣民财产的权力，但总的说来，罗马法日益成为专制主义的有力支柱，也难怪注释法学家大多站在皇帝一方。但另一方面，在布雷西亚的阿诺德领导下的罗马元老院曾宣称君士坦丁和查士丁尼的统治权是罗马人民授予的。他们的使者——如果可以相信在场的弗莱辛的奥托的言论——恳请腓特烈保障他的前辈帝王的法令所正当地授予罗马的“优良风俗和古老法律”，而腓特烈的回答却强调他是合法占有人（legitimus possessor）这一事实。[5]看来，不止一人会玩罗马法的游戏，后代人会玩，12世纪的人也会玩。

这一游戏也可以在博洛尼亚以外的其他许多地方玩。如果说博洛尼亚仍然是注释法学派的故乡，随后时期兴起的大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为法律学校，并且，随着受过大学教育的法学家在社会上立足，他们日益利用自己的影响削弱地方习惯和法规，以普世的、根本性的罗马法取而代之。因此，从12世纪到16世纪，意大利成为罗马法在整个欧洲传播的中心。如果说德国和苏格兰直到16世纪才最终正式接受了罗马法，那么在法国和西班牙等其他地区则要早许多。在任何地方，这一结果的出现主要由于大学中的法律研究，最初是通过在意大利的外国学生，后来则在阿尔卑斯山外的新学术机构之中，同时也由于因此而培养出的律师和法官的社会影响。正是通过大学，罗马法才得以实施，民法学者的思维习惯才得以渗透到欧洲知识分子之中。

最初通常是一些四处奔波的教授们把罗马法从一所大学带到另一所大学，正是他们在一些新的地方点亮了学术的火把。比如在法国南部，罗马法始终有所遗存，是当地人中遗留下来的重要罗马文化要素之一，并由于《阿拉里克法律要略》于公元506年在加斯科涅的颁布而有所增强。而在我们论述的这一时期，法国南部已宣称拥有《彼得摘录》（Exceptiones Petri），这是一本以摘录《民法大全》为主要内容的手册，看起来是在11世纪后期献给罗讷河畔的瓦朗斯的法官奥迪罗（Odilo）的；稍晚一些也许还有与这本书相类似的《市民法大纲》（Brachylogus）；当然还有普罗旺斯文的关于查士丁尼法典的概要，标题是“法典”（Lo Codi），它是在1149年为阿尔勒附近或周围地区的法官编写的。然而，法国南部（the Midi）的第一所法律学校，即蒙彼利埃法律学校的起源则归功于博洛尼亚注释法学家普拉森提努斯。他在1160年后的某个时间到达这里。正像他的名字所显示的，普拉森提努斯是皮亚琴察人，但他从教的地点不仅有皮亚琴察，还有曼图亚和博洛尼亚；他第一次在蒙彼利埃短暂停留之后，又在博洛尼亚居住了两年，按他自己所说，他在那里“由于把其他班级的学生吸引到他的教室并揭示了法律所深藏的含义而招致其他教师的妒忌”。他在1192年逝世的地点是蒙彼利埃。尽管他四处奔波，但他在每个地方都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不仅撰写有分量不太大的《简编》（Summulae）、评注和其他一般类型的著作，还有关于《法典》和《学说汇纂》的“大全”。罗马法不仅在法国南部扎下了根（pays de droit ecrit），而且从13世纪开始向流行地方习惯法的法国北部传播（pays de droit coutumier）。罗马法向北部传播的途径是北方新兴法律大学——奥尔良大学，除此之外，传播的途径还有王室。早在1202年左右，王室就聚集着法学家——或者按照更为通行的惯例称他们为精通罗马法的法学家（legists），他们提出了尊重君权的主张，其中特别援引了“成文法”。由此可见，在法国，法学家同样站在国王一边。

与法国不同，在英国，国王在足有半个世纪之前就明确宣布反对罗马法，禁止罗马法的教学。在现代读者看来，令人吃惊的是这里竟然认为罗马法完全有必要禁止，因为英国法律是地方性的、日耳曼式的，甚至还采用了其他蛮族法律中都见不到的日耳曼方言，并且也没有什么罗马遗产可以依赖。尽管如此，至少从文化方面来说，英国在12世纪受到了罗马法复兴的影响。许多英国神职人员在博洛尼亚学习法律。即使他们学习的主要是教会法，他们也足够聪明地摘引罗马法泰斗的言论来印证自己的观点。实际上，这两套法律体系“手拉手地传到英国”。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具有丰富的古典学问，大量的罗马法知识也是其中一个部分；彼得伯勒（Peterborough）的修道院长收藏有整套的《民法大全》，此外还有《民法大全》的各种分册以及普拉森提努斯的《知识大全》。博洛尼亚评注家也来到英国，代表人物是伦巴德学者瓦卡里乌斯（Vacarius）。他1154年之前就在坎特伯雷大主教西奥博尔德（Theobald）的宅邸——也许还有另外的地方——讲授法律，此后的近半个世纪里在英国留下了他的印记。他撰写过关于伦巴德和教会法的著作，但他最重要的著作是《穷人之书》（Liber Pauperum），它是“《法典》和《学说汇纂》的汇编，所针对的是买不起昂贵书籍，又没有时间深入研读罗马原始资料的学生”。[6]他在评注中提出，“皇帝是法律唯一的制定者、解答者”，这一原则后来在英国不折不扣地执行下去，这是非常有趣的。很明显，正是通过这本书，牛津大学的法律系学生得到了“穷人”的称号。在牛津大学，对罗马法的学术研究在整个中世纪一直保持。然而，罗马法从来没有被国王的法官所“接受”，也正因为如此，学习罗马法不会带来好的职业。“一个民法专家，如果不同时是一个宗教法规学者，他所面对的天地是非常狭窄的。”除非作为外交官、中书法庭秘书或教师，否则他“在英国无事可干”。[7]脱离了教会法，罗马法在英国就没有独立的存在形式，实际上，好像正是它们的密切联系导致了英国国王一开始就厌弃它。

在整个欧洲，教会法与世俗国家存在着冲突，有实际发生的，也有潜在的。亨利二世与贝克特的冲突就表明了这一点。这是因为，教会法是普世教会的法律，宣称适用于任何地方，不仅适用于宗教事务，还适用于许多现今只归世俗权力管辖的领域。教会本身的确就是一个国家，一个跨越民族疆界进入每一个地方共同体生活之中的国际性组织。梅特兰这样说：[8]

中世纪教会是一个国家。为了不招惹麻烦，我们通常避免称它为国家，但是有时不得不这样称呼，因为我们不可能设计出一个不把教会包括在内而人们又可以接受的国家概念。国家所有的一切它哪项没有呢？它有法律、立法者、法庭、律师。它用武力强迫人们遵守它的法律。它设有监狱。在13世纪，它还宣判死刑——虽然采用了审慎的表述。它不是一个自愿的社会。即使人们不是生在其中，他们在不能自保时也通过洗礼加入教会。如果他们企图脱离它，他们就犯了重罪，有可能被处以火刑。它的经济支柱是非自愿捐献、什一税、租税。

现代的偏见会使我们相信教会法只涉及教士和宗教戒律。太容易把教会想象成只包括教士了！这种偏见必须抛弃。的确，中世纪教会宣称拥有对教士的司法权，但这意味着涉及僧职人员（tonsued clerk）的所有案件，不论他们作为原告还是被告，也不论案件是民事的还是刑事的；而僧职也是一个含义广泛的词语，就像那些被判损害教士利益的人一样模糊。按照案件所涉及的人来说，就是按照法律的属人原则（ratione personae）。按照案件所涉及的事务来说，则是按照法律的属事原则（ratione materiae）管辖。据此，教会宣称对以下问题具有司法权：宗教组织和管理的一切问题、关于教会财产和财产权的问题、圣礼所引发的一些问题，如婚姻和家庭关系，还有遗嘱、誓约、抵押和基于诚信的合同。在刑事方面，它涉及这类罪过，既有刑事犯罪，又有伤害公众利益的罪过，特别是各种假信条、异端、宗派分离活动、伪证和高利贷，还有各种性犯罪。在所有这些事务中，不仅教士，俗人也同样程度地受到牵连。并非所有这些要求都得到世俗统治者的承认，但其中许多的确得到了允许，因此，在世俗法庭之外还有一整套基督教法庭体系，由主教及其下属控制，最终可上诉至罗马。

12世纪是教会集权化过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时期，这种集权化通常用这样一个词来概括：教皇君主制（papal monarchy）。修道院受到罗马教廷的直接保护，主教独立倾向受到压抑，向罗马上诉得到支持。教皇法庭不断制定出各种法规和决议，内容涉及拉丁基督教世界任何地区的讼案。讼争不断增加，就需要更多的律师和法官，专业化、职业化培训提上日程。当时的环境需要把教会法系统化，以供学校和法庭之用。

与它的“长姊”篇罗马法不同，教会法作为延续不断的罗马教会组织的法律，有着延续不断的历史。如果说它的历史开始于罗马帝国时期，它的大部分历史则在中世纪。教会法的源泉——《圣经》、拉丁教父著作、宗教会议制定的具体法规、教皇的教令——在不同的时代中由小狄奥尼修斯、伪伊西多尔和沃姆斯的伯查德（Burchard of Worms）等人整理汇编，在即将跨入12世纪的时候又辑入沙特尔的伊沃汇编的文集中。然而，在这些权威典籍中仍存在着混乱和矛盾。1140年左右，博洛尼亚的圣费利切（San Felice）的修士格拉提安潜心撰写了《歧异教规之协调》（Concord of Discordant Canons），以便把问题搞清楚。这本书通常叫做《教令集》，包括三个部分：101节涉及法律渊源以及关于神职人员和官员的法律；36个选定的根据教会法进行讨论的复杂案例（causae）；5节论及礼拜和圣礼。格拉提安不仅对这些资料进行收集，还试图运用阿贝拉尔的《是与否》（Sic et non）的对照法进行解释、调和。他很少强调其中的矛盾，不惜一切代价去协调。由于与当时思想的通行习惯相一致，这本书作为教科书和参考书都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成效。虽然从来没有被教会正式采纳，人们通常仍然认为它是权威之作，以其构成《教会法大全》（Corpus Juris Canonici）的第一部分。在格拉提安的时代之前，教会法已与神学紧密联系在一起，处于一种从属的地位;现在，教会法由于有了自己的权威性教科书而获得了完全的独立。鉴于此，但丁把格拉提安与彼得·隆巴德一起放在天堂中，后者是巴黎神学家，其《箴言集》效仿了格拉提安的手法。

同样与罗马法不同，教会法没有形成封闭的“大全”，由于立法和司法判决的存在，教会法不断有所发展。1159年至1181年担任教皇的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是12世纪最活跃的立法者，他本人就是一位宗教法学家，曾经是博洛尼亚的教授，在那里撰写了所谓的《行政长官罗兰迪大全》（Summa Magistri Rolandi），此书是对格拉提安进行评论的系列丛书中最早的一部。以他及其直接继承人的名义颁布的教令迅速地堆积成山，以至于图尔奈的斯蒂芬（Stephen of Tournai）在1192年至1203年间把它们比作寻觅不到道路的茂密森林。这种状况持续到人们开始按照主题把这些教令进行分类，编成所谓的《五类汇编》（Five Compilations）。这一编排工作大约开始于1190年，由于收录在1234年问世的格里高利九世的巨著《教令集》中而永久保存下来，并构成《教会法大全》的第二部分。与此同时，教会法与罗马法一并成为大学学习的课程，以至于许多学生发现，作为J.U.D.或LL.D.，拿到两个学位是非常明智的，而同一个教授也许同时就讲授这两种法律。在大学内外，教会法领域也同样出现了评注、《知识大全》和专门论著，并在图书馆的书架上占有一席之地。在这一领域同样发展起了评注学，而且发展迅速，后来但丁抱怨说，由于这些评注，“福音书和著名哲人受到冷落”。随着13世纪教会的行政和司法事务的不断增多，教会法还能带给人一个职业；实际上，人们指责教会法是一个赚钱的职业，正是由于它的存在，人们放弃了更为高贵但无利可图的神学学科。

在教会法发展的过程中，就像在它起源的过程中一样，罗马法扮演了重要角色；格拉提安不仅研究阿贝拉尔，还研究伊尔内留斯。教会最初是罗马的一种组织机构，在法律人格化的时代它“靠罗马法生存”，因此本身就吸收了许多罗马法学的成分。从9世纪开始，甚至出版了一本供教会所用的罗马法手册，名为《教会罗马法选编》（Lex Romana canonice compta）。在年轻一代教会法学家如伊沃、格拉提安的著作中有大量的罗马法成分，格拉提安的著作在博洛尼亚完成绝非偶然。可以看出，从亚历山大三世开始，发生了一种变化。教会继续借用罗马法，但已不再如此这般地把它当作权威，因为罗马法中没有教皇，通篇强调皇帝，教会现在已经有能力独立自主，不需要借助于罗马法来获得权威，而且罗马法还有可能被用来反对教会。1219年，教皇甚至禁止教士学习罗马法，并且完全禁止在巴黎大学讲授罗马法。

作为普世教会的法律，教会法传到许多罗马法未曾渗透到的地区（如英国），或者只是在这一时期才渗透到的地区（如德国），因此，它成为曾给它滋养的罗马法、法学新方法的传播工具。不仅如此，教会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司法程序，这种13世纪的纠问式诉讼对大陆的刑事审判有深远的影响，而在英国，教会法塑造了某些法律分支，如最终被民事法庭借用的遗嘱法。当然，这已属于远离12世纪的后一阶段法律史的内容。

在仍然为封建法或地方习惯法所控制的国家，法学在12世纪的复兴还表现在民法和教会法领域之外。这种影响有些是直接的，如在罗马法的实质内容被排除在外的地方利用罗马的一些箴言和罗马体系；有些则是间接的，即模仿成文法和一些系统论述，对习惯进行加工，这些习惯还没有形成文字，但现在需要写下来，以便在与成文法的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与此同时，随着官僚政治的发展、王权的提高和求知风尚的扩展，也需要制定出相应的规则；法学的复兴是国家的复兴的同义词。封建法最早的一批范例始见于11世纪末，如，巴塞罗那的《惯例》（Usages）（1068年及此后），也许还有伦巴德《封建法》（Leges feudorum）的端倪。1199年后出现了诺曼底的《古老习惯》（Tres ancien coutumier），而从13世纪开始又出现了法国封建习惯的各种汇编。9世纪以后立法活动处于休眠状态，而在西西里的罗杰、亨利二世、耶路撒冷诸王的巡回法庭中，在腓力·奥古斯都的法令中，在西班牙议会（Cortes）的最早的简短陈述中，立法活动又恢复了。随着盎格鲁—诺曼财政署的新行政程序的发展，在英国王廷的裁决中，一种新的法律正在形成。从理查一世起，普通卷宗开始记载这种法律，而早在1130年，财政署卷宗就明确记载了这种行政程序。从亨利二世执政时期开始，我们有了对这种体系运转的系统描述：理查德·菲茨尼尔（Richard FitzNeal）的《关于财政署的对话》（Dialogue on the Exchequer）、归到格兰维尔的雷纳夫（Ranulf de Glanvill）名下的《论英国的法律和习惯》（Treatise on the Laws and Customs of the Kingdom of England， 1187—1189）。两者都是关于新法律、新治理术的不朽名著。

由于王廷的令状和裁决采用的是拉丁文，格兰维尔的著作也用拉丁文写成。在他著作的开头，模仿了查士丁尼《法学阶梯》的词句，接下来引用了专制主义的名言，“君主的意愿具有法律的效力”，而没有像《学说汇纂》的原文那样论证君主权威的大众基础。然而，针对攻击——英国法律与成文法不同，还没有形成文字——他煞费苦心地论证英国法律的合理性。所有这些都是其前言中的内容。按照梅特兰所说，在他著作的正文中，除了一些概念和二难推理法外，几乎没有罗马法的内容。这一著作的正文是这样开篇的：

诉讼有些是民事的，有些是刑事的。而在刑事诉讼中，有些是上诉到我们的主人、国王的王座的，其他则上诉到地方的郡守。上诉到王座的案件有：在法律（leges）中（如罗马法）被称为“重大犯罪”（crimen laesae maiestatis）的刑事犯罪，如谋杀国王，或者背叛国王、国家、军队，此外还有隐藏财物、破坏国家和平、杀人、放火、抢劫、强奸、伪造，等等。[9]

格兰维尔论述的核心内容完全是英国式的，本质上包含了对王廷令状的分类和论证，向我们展示了真正出自国王法官之手的法律，而未来普通法的发展就采取了这种模式。同样，英国法律也从来没有形成封闭的“大全”。它的许多明显特征已经显示出来，例如，原始令状制度、陪审法庭的审判制度、英国和“海外没有国王的共同体”的陪审法庭。在普通法的历史上，亨利二世时代具有头等重要性。

在一个方面，英国普通法在12世纪处于一种不利地位。像其他国家的习惯法一样，它不在大学讲授，在整个中世纪，大学的法律课程全部讲授罗马法和教会法。甚至国王的法律也不能在英国大学中学到。由于被从牛津和剑桥大学中排挤出来，普通法在那些奇特的机构——伦敦的律师学院（the Inns of court）中找到安身之地。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些机构，在16世纪伟大的文艺复兴中，当罗马法在德国和苏格兰凯歌高奏之时，普通法没有遭到毁灭，甚至也没有受到损害。

12世纪是一个法学的多产时期，这还表现在另外一个领域，即，意大利城市法和发展中的商业、海事法，它们成为这个时期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城市法中，罗马法和日耳曼习惯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在这里也同样，日益增多的行政事务的实际需要，成为变法律为成文法这一倾向的动因之一。比萨的《实用法规》（Constitutum usus）始于1160年，亚历山德里亚的习惯法始于1179年，在该世纪结束前还出现了一些其他的法律。新的立法还表现在市政法规的出现，即一种内容丰富、种类繁多的地方法体系的诞生，后来，这也成为意大利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在13世纪即将开始之时，博洛尼亚的邦孔帕涅告诉我们，“意大利每个城市都制定法规或规章，以其为指导，城镇长官行使其职权，惩处违规者，而无需顾忌可能与这些法规相抵触的任何法律”。不仅如此，城市间的各种商业条约为国际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如果我们不能肯定地把最早的海事法法典归属于我们论述的这个时期，我们至少可以发现这一时期已经为在外国城市定居的人们建立了领事制度。另外还为风尘仆仆的商人们制定了一种特殊的立法，这些商人们频繁地往来于庙会、集市之间，需要行商法院从速裁决。工商业者群体不仅创造了自己的政府组织，而且创造了自己的法律。

从12世纪开始，像在罗马时期一样，法律再一次成为欧洲思想家们关注的焦点，成为一个值得用最高的智识去研究的学科。从此以后，神学有了一个对手，而且是一个世俗的对手。甚至教会法这时也获得了独立。除《圣经》和拉丁教父的著作外，其他学术泰斗们的著作也引起人们的注意，其中大多是世俗著作，有些甚至是异教徒的著作，而它们在宗教上都没有得到承认。接纳“人性化的、异教的《学说汇纂》”预示着对更少基督教气息的著作的接纳，以及对亚里士多德、希波克拉底，甚至还有“撰写了著名评注学著作的”阿威罗伊（Averroes）的接纳。同样，神职人员也有一个对手。只要教士垄断学术，它也就垄断了需要书本知识的那些职业：当没有其他什么人能够起草公文或查阅先例时，中书法官和书记人员必然由神职人员来担任，实际上，中书法庭与小礼拜堂经常是无法区分开的。教士通常是尽职尽责的，但是他们是双重效忠，随着教会及其明显特征的日臻巩固，侍奉两个主人的冲突在我们论述的这个时期急剧升级。这又是亨利二世与贝克特历史的写照！对欧洲王权来说非常有利的是，教士阶层刚刚开始衰落，一个受过教育的俗人阶层就兴起了，他们受到文化、法律的教育，正是从他们中间诞生了未来的专业行政人员和执法官。随着官僚政治的发展，甚至教会也更多地依赖律师，国王求助于世俗法学家或精通罗马法的法学家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无论如何，在现世的政府中，律师阶层作为一个积极的因素出现了，并且从此不曾离开。

文献简介

关于中世纪的罗马法，最著名的著作仍然是F．C．von Savigny的Geschichte des römischen Rechts im Mittelalter（second edition，Berlin，1834—1851，7 vols.），其中一些部分还译成了法文（Paris，1839，4 vols.）。此后的研究在某些点上有所深入，特别是H．Fitting的一些专论。关于Irnerius，最好的著作是E．Besta的L’opera d’Irnerio（Turin， 1896），该作者还编辑了关于the Old Digest的评注。关于Placentinus，参阅P．de Tourtolon的著作（Paris，1896）；关于Vacarius，参阅F．Liebermann的文章，见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xi.第305—314、514—515页（1896）。P．Vinogradoff的Roman Law in Mediaeval Europe（London and New York，1909）是一本优秀的概要，还列举了参考书目；H．D．Hazeltine在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中所写的资料丰富的一章（v， ch.21）也涉及罗马法，还有详尽的参考书目。关于大学中的罗马法和教会法，参阅H．Rashdall的The Universities of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Oxford，1895）。

关于格拉提安之后的教会法资料，权威著作是J．F．von Schulte的Geschichte der Quellen und Literatur des canonischen Rechts von Gratian bis auf die Gegenwart（Stuttgart， 1875—1880），关于12世纪后期，还有E．Seckel的Neues Archiv， xxv，第521—537页（1900），以及H．Singer的维也纳Sitzungsberichte， phil．-hist．Klasse， clxxi（1912）。关于此前的三个世纪，Paul Fournier长久以来一直在准备着进行系统的论述，并已经发表了许多前期成果。关于教会法与神学的关系，参阅J．de Ghellinck的Le mouvement théologique du XIIe siècle（Paris，1914）。Corpus Juris Canonici的权威版本来自E.Friedberg（Leipzig，1879—1881），他还研究过Quinque Compilationes（Leipzig， 1882）。

关于罗马法、教会法与普通法的关系，F．Pollock和F．W．Maitland的History of English Law（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1898）值得称道，参见i， bk．i，第1、5、6章。同样参阅Maitland的Roman Canon Law in the Church of England（London， 1898）；与此相关的有参考价值的论述是他关于English Law and the Renaissance（Cambridge， 1901）的Rede lecture。还要特别提到W.S.Holdsworth的History of English Law（London，1922—1926，9 vols.）。关于这时期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的历史，有一些权威著作：R.Schröder撰写了关于德国的著作，P．Viollet撰写了关于法国的著作，F．Schupfer，C．Calisse， E．Besta撰写了关于意大利的著作，等等。同时参见由J．H．Wigmore主编的Continental Legal History Series（Boston，1912）中的导论性的General Survey。C．Gross为Selden Society编辑并翻译的Select Cases concerning the Law Merchant（London， 1908），其内容仅仅开始于1270年。

注释：

[1]　Aeneid， vi．847-853（Machail的英译本）。

[2]　Pollock and Maitland，History of English Law，i．iii.

[3]　Paris，Bibliothèque Nationale，MS．Lat．4489，f．102; Savigny，Geschichte des römischen Rechts im Mittelalter，iii．264，541，553；参见Rashdall，Universities，i．219。

[4]　The Universities of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 i．254-255.

[5]　参见ante， p.119。

[6]　P．Vinogradoff，Roman Law in Mediaeval Europe，p.53，其中引用了选自the Worcester MS．of the Liber的一些论据。

[7]　Pollock and Maitland，History of English Law，i．123-124.

[8]　F．W．Maitland，Roman Canon Law in the Church of England， p.100.

[9]　Maitland的翻译（History of English Law，i．165）。

第八章

历史编纂

12世纪知识复兴的最佳表现之一是历史编纂；事实上，从多个视角来看，这是中世纪历史编纂学的黄金时期之一。旧的风格增加了广度和深度，新的风格得到发展，历史著作数量急剧增加，更全面地反映了该时代日益增长的人类活动。然而，非常奇怪的是，在12世纪文化的其他领域影响如此明显的古典文化，在历史学领域几乎没有显现出来；这不是古典模式复兴的时期，而是新生活生机蓬勃的时期，需要在更丰富而多彩的历史编纂学中进行自然而优美的表达，既用拉丁语表达，该世纪后期也用方言表达。

在两位最重要的罗马历史学家中，塔西佗尤其不为中世纪所知。他的《编年史》，或者说在时间的磨难中仅存的那几卷——感谢那唯一的抄本，在12世纪也完全不为人们所知，以至于一度被认为的确是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在15世纪伪造的。他的《历史》的前四卷和第五卷的一半能够保存下来应归功于11世纪蒙特卡斯诺的一个抄本。[1]在他小部头的著作中，我们唯一见到的是《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它先是保存在9世纪富尔达修道院的一份手抄本的引文中，此后它就消失了，直到与其他书一起在1455年重见天日，那一年，阿斯科利的埃诺克（Enoch of Ascoli）把一个抄本带到意大利，一般认为，《日耳曼尼亚志》和《讲演术对话》（Dialogue on Oratory）的所有现代手抄本都来自于此。只是随着16世纪现代政治的兴起，塔西佗才恢复其本来面目，在历史编纂和政治思维方面产生影响。他的思想在相当程度上超出了封建时代人们的理解能力。

李维著作的手抄本相对来说多一些，至于对它们的实际利用，证据就像在塔西佗那里一样少得可怜。在11世纪，赫斯菲尔德的兰伯特（Lambert of Hersfeld）好像利用过他的资料，但是，在12世纪，该时期最杰出的古典学者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只是通过第二手资料才知道他。让人文主义者伤神落泪的“失落的时代”在这之前就已经失落，虽然有马提诺·富斯克（Martino Fusco）的努力，虽然有频繁的出版，但情况并没有改变。李维时常出现在中世纪所列的古典学者的名单之中，但只是个名字而已，在但丁提到Livio che non erra（“无可挑剔的李维”）的时候情况也没有太多好转。的确，但丁从李维那里一定程度上认识了罗马的过去，这在《论世界帝国》（De monarchia）中体现出来，但是，对李维首先感兴趣的是里恩兹和波焦；在但丁的无可挑剔的李维与马基雅维利的《论李维罗马史》（Discourse on the First Ten Books）之间横亘着两个世纪的人文主义。

12世纪并非不知道恺撒、萨卢斯特和苏维托尼乌斯，但他们的影响是微弱的。恺撒著作的手抄本罕见，几乎没有历史学家知道他。萨卢斯特是“9、10世纪历史学家所钟爱的风格典范”，可以在不莱梅的亚当，后来在拉赫温（Rahewin）的著作中寻找他的痕迹，但除了那些集自《喀提林阴谋》（Catiline）和《朱古达战争》（Jugurtha）并收录到安茹伯爵的记事（Gesta）中的内容，他对于12世纪影响甚微。苏维托尼乌斯的著作在12世纪有手抄本，索尔兹伯里的约翰也引用了很多，但是后来模仿他的人远远比不上艾因哈德（Einhard）的《查理大帝传》（Life of Charlemagne）对他的模仿；实际上，中世纪的传记不喜欢效仿古典模式。深得中世纪世界喜欢——正像他们得到后期罗马世界喜欢一样——的拉丁历史学家是那些文献摘编学者，如，弗劳鲁斯、查士丁（Justin）和尤特罗皮乌斯（Eutropius），他们的名声可与其他领域的摘要学者和摘录学者，比如索利努斯相媲美。这只不过是以另外一种方式表明，中世纪不喜欢罗马人对事物形式的理解、也缺乏古典史学著作所反映的那种世界观；当形式意识有些复苏的时候，像12世纪那样，人们更喜欢从罗马诗人那里剪取一些词句。因此，叙热在为法国国王写的散文体传记中所模仿的是卢坎而不是苏维托尼乌斯。不仅如此，古典史学深受古典修辞，特别是公共演讲术的影响，而这样做的基础在中世纪生活中消失了。并且，如果中世纪史学家像古代那样标榜自己是道德教诲的提供者，那么，其目的不再是像李维的热情洋溢的序言所展示的那种爱国主义和市民道德规范，而是指出到达另一个更美好世界的途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家在总结所写的征服者威廉的大致生平时说：“我们写下了这样一些故事，其中有好的，也有坏的，道德高尚的人也许追随好的，完全避免邪恶的，走上通往天国的道路。”

相应地，我们必须到基督教的罗马，而不是异教的罗马去寻找中世纪史学的祖先，不仅在其总体的人生观方面，也在特定的格式和风格方面。基督教的欧洲，甚至在进入近代以后的很长时间里，其历史哲学来自奥古斯丁，其年代学体系来自优西比乌（Eusebius），而且两者融合在中世纪的编年史或通史中。实际上，在基督教胜利之前，完全意义上的普世史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虽然罗马在世界范围内的统治权也许意味着外观上的通史，然而，人类根本上的统一意识才是普世史的精髓，并且是必不可少的。作为古典和犹太传统的继承人，基督教早期史学家面临着把两种完全独立地成长起来的历史合并、协调在一起的任务。要给在罗马历史学家和《旧约全书》中发现的资料找到一个共同的衡量标准，首先面临的是年代学问题，恺撒里亚的优西比乌的《教规》（Canons）为后来的基督教时代解决了这一问题。他的体系通过并列对照某些突出的人物和事件，比如亚伯拉罕和尼努斯（Ninus）、摩西和刻克洛普斯（Cecrops）、参孙和特洛伊战争，以说明它们是同时发生的，从而把两种平行的年代学组合联系在一起；他用这种方式把编年史或历史梗概一直推到公元325年，经由圣哲罗姆所转述，使之成为中世纪通史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圣奥古斯丁又提出世界六个时期的理论，该理论是与六天创世的理论相一致的，因为在造物主看来，一千年“等于一天”，第七天是永恒的安息日。伊西多尔进一步完善了这一体系，并推动了它的大众化。在该体系中，第一个时期从亚当到诺亚，第二个时期从诺亚到亚伯拉罕，以此类推，第六个时期从耶稣诞生到世界末日，中世纪的人们像早期基督徒那样，急切盼望世界末日的到来。奥罗修斯（Orosius）在417年写了《反对异教徒七卷书》（Seven Books against the Pagans），在他的书中，第六个时期与罗马帝国相符合，是但以理先知在神现中所见到的四大帝国中的最后一个，因此，在所有世俗的东西结束之前，罗马的延续是有保证的。对于所有这些理论，奥古斯丁予以进一步补充，区分了即将失去的罗马地上之城与所有信徒的永恒之城，后者不是用人手造的，在天国里看不见摸不着，它的建设者和创造者是上帝。从此，基督教世界有了它的历史哲学，厌倦现实的世界，注目于未来的世界，这种二元论思想支配着中世纪。

中世纪的通史，包括其年代、阶段划分及其历史哲学，就是根据这些罗马的和基督教的资料写成的，其中罗马的资料服从于基督教的材料。这些通史抄袭优西比乌、哲罗姆及其继承人的著作，从创世开始写起，一直写到作者的时代，写上当时的一些事件，只有这部分对我们特别有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更为简练的、更仁慈的作者从基督教纪元开始写起，这种纪年法是公元6世纪第一次引入的，作为罗马纪元的替代方法，传播速度很慢。君士坦丁堡的纪年法继续从世界的起源开始算起，时间定在公元前5509年［不是前4004年10月22日下午6点，这是著名的大主教乌雪（Archbishop Ussher）在一份年表中确定的，这份年表我们今天仍能在詹姆斯国王钦定的《圣经》英译本的空白处看到］。11世纪末，即使公元纪年也存在着争论，某个学校依据天文资料提出，现行的纪年晚了22年，1100年实际上应该是1122年。与此同时，12世纪的通史著作的轮廓确定下来，这得益于马利亚努斯·斯克图斯（Marianus Scotus）和他的继承人让布卢的西热贝尔（Sigebert of Gembloux）的编年史，前者1082年死于美因茨，后者的相当枯燥的按年月顺序编排的大事记止于1112年。

中世纪史书的第二种类型是年代记（annales），它也许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有古典渊源，因为古代历史学家如此频繁地使用年代记这一格式，从修昔底德的暑去寒来到塔西佗《历史》的恐怖岁月，年代记成为历史学的标准代名词，可以与当代的回忆录（historiae）相媲美。然而，要接受按照年月顺序撰写历史这一观念是非常困难的，事实上，中世纪的年代记虽然有罗马执政官名单的某些遗风，但是，它独立地起源于8世纪的复活节年表。在那样一个文盲的时代，没有人敢于相信他们自己对于整个教会年中极其重要的复活节日期的推算，因而像比德的那种涵盖很多年的复活节年表被抄写和传播，从一个教堂到另一个教堂，从一个修道院到另一个修道院。这种年表通常每页只列19年，因此，大片的空白处为记下每年的大事提供了便利的空间，后来，当年表行使完其用途时，这些边页或行间的记录作为独立的年代记被截取下来。这些年代记最初原始而又简单，有许多脱漏，很多项目是纯地方性的。从下面这个写于圣高尔的例子可以看出这些特点：

709年　寒冷的冬天。戈特弗里德公爵逝世。

710年　难熬的一年，庄稼歉收。

712年　洪水。

714年　宫相丕平逝世。

718年　查理·马特给萨克森以毁灭性打击。

720年　马特与萨克森人打仗。

721年　特多（Theudo）把萨拉森人赶出阿基坦（Aquitaine）。

722年　庄稼丰收。

725年　萨拉森人第一次来到。

731年　尊敬的比德长老逝世。

732年　马特星期六在普瓦提埃与萨拉森人战斗。[2]

这就是我们的年代记编者感觉这些年中应当记下来的内容，甚至包括了所谓的732年图尔战役，他的某个现代继承人称它为历史上的决定性战役之一。一个美国学者宣称，如果没有这次胜利，“我们都将成为一夫多妻的、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人，而不是崇拜唯一真神上帝的基督徒！”

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方法从一个修道院传到另一个修道院，这类地方年代记增多了，或者它们也许被嫁接到一部通史上，追溯到创世或公元元年，并且，真正见多识广的作者也许因此把它们变成一部编年通史，仍然按年代顺序编排。然而，不论是修道院的还是主教座堂的年代记总体说来保留着其地方特色，这是与该时期极端的地方化生活相一致的。

还有一种历史著作风格在中世纪早期固定下来，即，圣徒传。这种传记最初秉承罗马修辞学的规则——一本传记通常应当是一本颂文，它们同样长忆古代的圣地，在那些地方，圣徒和殉教者现在创造着异教神力从前创造的奇迹。然而，它们很快形成自己的特色，成为中世纪创作的特色最为鲜明的传记作品。可惜的是，它们倾向于千篇一律的风格，其中，每个圣徒都继承了其他圣徒的传统美德，在创造了一大堆从《圣经》抄来的奇迹，或者他们神圣的祖先的业绩后进入天堂。这类著作主要为了教化而写，在后来的时代里经常被用当时的语言和思想风格一再重写，它们所包含的主观真理多于客观真理；不过，鉴于经常保存着个人和地方的详细资料，它们反映了中世纪的思想和那时通常所称道的宗教生活方式，在这方面是特别有价值的。

12世纪继承并延续了这三种流行的基督教历史编纂学，即编年史（chronicles）、年代记（annals）和圣徒传（lives of saints），但有自己独特的方式，并有反映这个新的、更为活跃的时代的全面性和多样性。我们把三者的顺序倒过来，先讲圣徒传记。这类传记数量很多，不论是正常的生平、独特的奇迹集还是圣徒遗物的发现和迁葬。早期圣徒的传记不断重写，特别是为了特殊的场合，如1163年在威斯敏斯特举行的忏悔者爱德华国王的迁葬。这类场合甚至引发一系列新的传奇故事，比如理查公爵的“史诗”（chanson），贝迪耶把它与1162年在费康（Fecamp）庄重地打开诺曼公爵们的坟墓联系起来。同样，圣尼古拉的遗物及其信徒从巴里（Bari）向北迁移的时候所产生的奇迹，也许在宗教仪式戏剧形成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12世纪有自己的圣徒，虽然不如更为轻信的墨洛温时代那样丰富。例如克吕尼和西妥修道会的神圣人物，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圣伯尔纳，另外还有最著名、最具特色的12世纪殉教者圣托马斯·贝克特。贝克特1170年被杀，1172年正式被封圣，很快，在当时人看来，他在教会与国家的冲突中代表着教会；并且，在该世纪结束之前，我们已经有了一大批关于贝克特的文学作品，不仅有拉丁语的，还有法语和冰岛语的，其中包括他在坎特伯雷的坟墓所产生的奇迹，这种奇迹已经开始吸引一批又一批的朝圣者，他们因为乔叟的记载而永存史册。获取圣物不仅是宗教的，而且是商业的事务，因为在圣地产生的奇迹吸引了朝圣者以及随之而来的赠品，特别是如果这些奇迹被流行的史诗采纳而因此变得家喻户晓的时候。在所有的古代圣物保存中心之中，人们普遍认为君士坦丁堡的藏品最多。那些日益增长的前往那里的人想方设法乞求得到或者盗窃这类财宝。一位坎特伯雷修士曾经告诉我们大约1090年他在那里搞到圣安德鲁（St．Andrew）圣髑碎片的经历，而一位阿尔萨斯的派里斯修士写下了在1204年的大抢劫中他的修道院院长的不光彩的功绩：

胜利者征服了这座城市，由于征服，他们获得了该城市的所有权。他们贪婪地抢劫着。与此同时，修道院院长马丁开始深思他自己能得到什么战利品，他生怕只有他自己两手空空，而所有其他人都成为富翁，他决心用他自己被祝圣过的双手去猎取。但是，他又想到，用这双手去拿任何世俗的战利品都是不合适的，他又开始计划怎样得到一部分圣徒遗物，他知道在这座城市中有大量的这类遗物……［他发现了合适的猎取对象，一座拥有一箱圣物的教堂］他急切而又贪婪地伸出双手，由于腰是紧紧地束着的，他用抢劫的圣物装满了他自己和他的助理教士的胸襟。他聪明地把最有价值的东西藏了起来，马上离开了。这位神圣的盗贼盗窃来的那些圣物到底是什么呢？它们又在多大程度上值得敬奉呢？清理以后完全公布出来［一片基督的血迹，一块十字架的残片，施洗者“圣约翰的一块并非不可思议的肢体”，圣詹姆斯的胳膊，以及许多圣徒和圣地的圣物］。马丁急匆匆赶到船上，看上去非常丰满——如果我可以用这一词句，那些认识并热爱他的人正忙着把船上的战利品藏起来，他们看到他，高兴地问他是否偷了什么东西，或者说他身上装了什么以至于走起路来那么沉重。他还是像往常那样喜眉笑眼，并打趣地说：“我们干得很好。”他们回答说：“感谢上帝。”[3]

圣物就这样源源不断地流入，不久，它们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人们甚至怀疑它们的真实性，特别是当它们成为交易物品的时候，于是就有了乔叟笔下的忏悔者的“猪骨头”，而伊拉斯谟也写了关于沃尔辛厄姆的圣母玛利亚的乳汁（the Virgin's milk of Walsingham）的讽刺作品。遭到怀疑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同一件圣物有许多复制品，每一个都宣称是真品。到中世纪末，法国至少有五个教堂宣称有基督行割礼取下的包皮这一真正圣物，当这一问题在13世纪初提交到英诺森三世时，他也无法裁决。[4]一个世纪之前，大约在1119年，诺让的修道院院长吉贝尔在去世前不久写了一部古怪而有趣的论著，《论圣髑》（De pignoribus sanctorum），对这些现象提出明确的怀疑。他论辩说，或者施洗者约翰有两个头，或者保存在君士坦丁堡和圣让–当热利（Saint-Jean d'Angely）的两个当中其中有一个是假的。圣菲尔曼（St．Firmin）被保存在亚眠的躯体没有身份证明，而保存在圣但尼的头颅和肢体却有着羊皮纸上的证词。如果附近的苏瓦松的圣梅达尔（Saint-Medard）修道院有耶稣的一枚牙齿，那么他没有完全升天吗？而耶稣复活的理论也会因此失去效力。这些观点后来被另外一位皮卡尔（Picard）讽刺家、一个叫约翰·加尔文的人利用了。吉贝尔还猛烈抨击携带着真实性都值得怀疑的所谓创造奇迹的圣物四处游荡来敛取钱财的行为，这正像近来呼吁重建拉昂主教座堂的游行队伍一样。

我们对吉贝尔著作的主要兴趣在于它表达了史学批评精神。这种精神并非想象的那样在中世纪完全缺乏，因为文本的、年代的问题肯定会不断出现，历史学家们也不得不以某种方式面对互相矛盾的一些说法。在这些方面，12世纪显出了某些进步，从弗莱辛的奥托那样的作家的更为具体的处理方式中可以看得出来。12世纪即将开始的时候，马利亚努斯·斯克图斯等人曾攻击现行的年代学；1198年英诺森三世为鉴定令人生疑的教皇文献定下严格的标准；而吉贝尔对那些可以叫做考古资料的东西表现出了良好的评论意识，这种批评态度的例证预示着彼特拉克对奥地利特权的考查和洛伦佐·瓦拉对君士坦丁的赠礼的抨击。

12世纪的年代记与以前相比并没有什么截然的不同。干旱和洪灾，瘟疫、鼠疫和饥荒，日（月）食和彗星，修道院院长和主教的逝世与即位，这些仍是它们最大的主题。与此同时，年代记也变得更丰富、更多样，因为有更多的内容需要记载，旅行的增多带来了更多外部世界的信息，有鉴于此，英国的一批这类记载——在罗尔斯丛书中被编辑成《修道院年代记》（Annales monastici）——预示着它们将在13世纪成为岛国事务具有头等重要性的记载。同样，根据圣奥尔本斯的地方记载，马修·帕里斯在13世纪将完成鸿篇的史书。日益增长的兴趣转向了一些城市的年代记，特别是在意大利，反映工商业共和国的更广阔的生活，并时常发展为下一个时期的城市编年史。在这些方面，12世纪的时候南方地区仍走在前面；而《德国城市编年史》（Chroniken der deutschen Städte）以及英国和低地国家的类似记载属于中世纪后期。总起来说，随着12世纪的进展，历史学的地方性越来越少，部分地由于交流的增多，部分地由于宫廷和集权君主制重要性的增强。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圣但尼修道院，这里有法国国王的古老陵墓，到13世纪已变成法国历史编纂学的一种官方中心，不管是在王室传记还是在国家年代记方面。

编年通史是12世纪历史编纂的明显特征。在法国，编年史已经完全从上一个时期的地方记载中消失，在德国，虽然保留了它的一般特色，但是在马利亚努斯和西热贝尔的书中它已变得相当枯燥乏味。有这些著作作为起点，随着12世纪的发展，复苏发生了，在法国出自托里尼的罗伯特之手和奥德里库斯之手，在意大利表现为萨莱诺的罗米阿尔多斯的著作，而弗莱辛的奥托的著作标志着中世纪德国历史编纂学的最高水平。

托里尼的罗伯特是圣米歇尔山修道院院长，他给自己的一本著作定的书名是“西热贝尔的附录”（Appendix to Sigebert），“而不是效仿当时形形色色的年代琐事记录者”。该书是12世纪最好的著作之一，非常明显地反映了古老的通史的生命力。罗伯特在他首次成为修士的贝克开始写这部编年史，在芒特（the Mount）——他1154年到那里任修道院院长，1186年在那里逝世——继续下去。没有任何地点像这片遥远的岩石那样被天然地隔开，成为隐居修道和虔诚冥想的圣地。它有潮汐和移动的沙滩与大陆隔开，举目远望，在风暴的布列塔尼海角之外是杳无人迹的大洋，现世生活的阳光在那里下沉、终止。我们也许会设想，没有任何地方的编年史会比罗伯特的编年史更具地方性，更加面向未知的世界而脱离人们的日常生活。事实上，虽然罗伯特院长专心致力于修道院事务，然而，他的教堂、他的图书馆、他的圣物和圣徒的圣骨盒，所有这一切必定把他带到外面的世界，比如诺曼底、英国、曼恩（Maine）、布列塔尼和海峡群岛（Channel Islands），那里有分院的属地，同时还把他带到国王和高级教士们的宫廷。就像从海外来的朝圣者一样，国王在罗伯特任院长的时代也访问芒特。所有这些人给院长带来丰富的历史材料。因此，他的编年史逐年记下了所发生的各种事情，不仅有盎格鲁—诺曼王国的，还有遥远的西班牙、西西里和叙利亚的，甚至还有零星的远方的知识史，如，威尼斯的詹姆斯于1128年翻译的亚里士多德著作新版本，20年以后瓦卡利乌斯大师和罗马法到达英国，比萨法官伯贡迪奥翻译的希腊文著作。该书关于未知世界的内容并不多。罗伯特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忙于各种事务，没有太多幻想，对于年表有鉴别能力，特别是主教和院长的继任、教堂的建造和落成典礼，所有这一切他都采用年代记学者的风格简洁而又严肃地记录下来，夹杂在自然的征兆和贵族们的征战内容当中。然而，罗伯特的编年史与仍在芒特继续存在的简明的年代记有着截然的区分。比如，在1165年这一年份，年代记只记下鲁昂大主教罗特鲁（Rotrou）的继任，而编年史还记载了亨利二世和王后的旅程，亨利二世与路易七世的会面、与腓特烈·巴巴罗萨的谈判，腓力·奥古斯都和未来的西西里女王的出生，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西西里之行，贝叶和沙特尔两地的主教、圣旺德里耶（Saint-Wandrille）和马尔穆捷（Marmoutier）的两位修道院院长的变动，苏格兰国王的逝世，在芒特发生的雷电闪击，还有最长的一个条目，即，院长为了存放一个多世纪之前的一位前辈从意大利运回的圣劳伦斯的遗骨而制作的金银质地的圣骨盒。罗伯特与西热贝尔的连续性表现在，他注明这一年是罗马人腓特烈的第十三年，法国人路易的第二十八年，英国人亨利的第十一年。

乍看起来，12世纪诺曼的另外一位修士、圣埃夫鲁修道院的奥德里库斯·维塔利斯的《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同样具有地方性。奥德里库斯从来没有当过院长，但是他的一生都耗在这所修道院，几乎没有到外面的世界旅行过。无可怀疑，他的著作有很多内容是关于本修道院和邻近地区的，特别是周围男爵们的战争，但是，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他收集到其他很多材料，不论是口头的还是文字的，因此，他写的范围很广，从公元的开端写起，不仅写诺曼底和他的出生地英国，关于西西里和东方也有很多篇幅。他一年又一年笔耕不辍，除非冬天的严寒迫使他放下笔，这样，他写成了在12世纪的法国来说很重要的一部历史学著作。由于不能亲自研究“亚历山大里亚、希腊和罗马的事件”，关于最初几个世纪的基督教历史，他仰仗古老编年史，但对于更近一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他利用近来诺曼和英国历史学家的著作和圣徒传记。他还得心应手地利用所在的修道院的档案室文献和当时的拉丁韵文集——其中也有他的作品。至于马利亚努斯和西热贝尔的著作，他曾经瞥见过，但只是一瞥而已。他的著作按照他自己比较随意的计划，从耶稣诞生写到1141年。这本被印刷成五册的著作是该时代生活的信息宝库；显示出对于人生的准确感受和成熟的理解，而这些认识在修道院是不多见的。作为“该世纪法国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他一生都是一位修士，当回顾他的宗教生涯的时候，他非常强烈地希望能得到年轻时期向他许诺的永恒的回报。

弗莱辛的奥托（1158年逝世）是主教历史学家的典范，由于他的功劳，通史呈现出哲学的倾向；他既是历史学家又是哲学家，既是修士又是主教。作为腓特烈·巴巴罗萨皇帝的叔父，他与皇室的亲缘关系把他拖进他的时期所发生的主要事件，并且，远征队把他带到了遥远的罗马和耶路撒冷，他用目击者的准确感受予以描写。他年轻时还在巴黎学习过，第一个把亚里士多德的《新逻辑》带到德国，他自己的思想深受其影响，以至于他对该时期的经院冲突有浓厚兴趣，并把一定数量的三段论逻辑、实体和属性的讨论引入他的历史著作。作为拉丁世界学问精深的大师，他深受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的影响，以至于称自己的《编年史》为关于地上的和天上的两城的论著。该书的第八册，也是最后一册专门写敌基督者的到来和天上的耶路撒冷的建立，其启示文学般的描述隐约预示着它的辉煌：珠色的大门，金色的大街。“它（耶路撒冷）被原样置于时间的尽头”，他急切地等待这一高潮的到来，而他的史书所写的更早的内容是充满变化和衰落的漫长的悲剧，每一册都“以苦难结束”。这使人想起桑塔亚那（Santayana）在讲到教会对现世理想的全然破灭和对来世的慎重的幻想时所用的词句！然而，当奥托着手把他的混乱的材料按册和时期进行实际划分时，他显出了非常理性的史学视角。他把奥古斯丁所列的前四个时期，也就是前罗马时期集中到第一册，而第二册从罗马的创建写到基督诞生。接下来三册的终点分别是君士坦丁、奥多亚克和凡尔登条约，这使我们想起了现代教材中用粗体印刷字印出的日期，而第六册结束于1085年希尔德布兰德逝世，最详细的第七册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写到1146年。这明显是罗马的视角，因为奥托在罗马帝国，即在奥罗修斯（Orosius）的钢铁般的第四王国找到了基督教统一的时光。该帝国从罗马转到希腊人那里，接下来依次转到法兰克人、伦巴德人和德国人那里，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西移，正像东方的学术传到希腊人、罗马人，最终在奥托生活的时期传到高卢人和西班牙人一样。像他的皇帝侄子一样，奥托有一个偏激的理论，主张皇权至上，把皇帝列于法律之上——其措辞使人想起《民法大全》，并且只对上帝负责。

腓特烈一世执政时期的繁荣，也是这一中世纪帝国的顶峰，使得奥托的史书减少了悲观的气息，写到1156年的两卷本的腓特烈传记，或者叫《记事》（Gesta），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令人称道的范本，证明奥托有作为史学家的多方面的能力，即使我们不能像一位满怀热情的德国作家那样把他与塔西佗和修昔底德相提并论。对于到罗马寻求帝冠的伟大行程之一，1154年至1155年的去罗马获取帝位的记载，唯有他的最为优秀，在这样一个题材范围内，没有人能比他更好地描写出皇帝不得不对付的那些伦巴德市镇的情况：[5]

在城市治理和民政事务管理方面，他们同样模仿古代罗马人的技巧。不仅如此，他们这样强烈地热爱自由，以至于为了防止滥用权力起见，选择由执政官的权威而不是由贵族来统治他们。他们被分成三个等级：“首领”（captains）、封臣（vavassors）和人民（the people）。为了防止等级优越性的滋长，执政官从每个等级，而不是仅仅从一个等级中选出，并且，由于担心执政官在权力的诱惑中不能自拔，所以几乎每年更换一次。于是形成了这样的局面，由于几乎整个国家分属于这些城镇，每个城镇都强迫教区的居民加入进来，因此，在如此大范围的巡回审判区内，每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都承认其城市的权威，要找到一个例外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了有足够的力量抵御邻居，各城市屈尊把佩剑和荣誉地位授予低级社会地位的年轻人，甚至还有被像害虫一样从尊贵、有文化的人中开除出去的那些受人蔑视的技工行业的劳工。由于这一做法，他们在财富和兵力方面超过了这个世界的其他城市；另外，除了他们的勤劳，长期以来没有受到阿尔卑斯山以外统治者的统治也进一步促成了这种结果。有时，他们不太注意古老的贵族身份而显露出他们野蛮的身世；因为，虽然他们夸口说生活在法律之下，但是他们并不遵守法律。他们很少，或者说从来不谦恭地迎接统治者，虽然他们有义务向他表示欢迎和遵从。他们不遵守他根据自己的法定权力制定的法令，除非他派出强大的军队让他们感受到他的权威。

在传记方面，12世纪尤其丰富。然而，这并不是中世纪早期的专长，那时没有个性鲜明的人物显露出来，艾因哈德所描绘的查理曼画像是个突出的例外，在这方面，苏维托尼乌斯的功劳与艾因哈德一样多。许多中世纪的传记像中世纪的肖像画一样千篇一律，人们的个性通常被磨平。正像施梅德勒（Schmeidler）指出的，我们所理解的文学肖像在中世纪是罕见的，那时，作家们很少想到停下叙述，以便描写一个人或一群人。例外的情况证明了那时的规则：洛迪的阿瑟布斯·莫雷纳（Acerbus Morena of Lodi）中止叙述巴巴罗萨1163年在意大利的战役，描写了皇帝、皇后以及随行的主要成员的突出个性，他希望读者不要认为他画蛇添足或不合时宜。特别受人喜爱的传记格式是关于主教、修道院院长或特定地区伯爵的名册和地方性传记系列，或者叫记事。它们比枯燥的年代记详细、有趣，但是，它们从本质上说仍是地方记录。即使那些被称作《教皇之书》（Liber pontificalis）的在基督教世界引起人们广泛兴趣的教皇传记，在几个世纪里也仅仅是记载地方事件的编年史——罗马主教管辖区的年代记。

如果在罗马基督教世界的中心地区都是这样，就难怪最早的《修道院院长或主教记事》（Gesta abbatum vel pontificum）缺乏个性化描述和欧洲视野了。在12世纪，这类记载日益丰富，也常常更为传记化；实际上，这类作品的许多新的系列起源于该时期。在罗马，枢机博索（Boso）修订早期的教皇传记，并为他生活时代的诸教皇写了更为详尽的传记——特别是在1149年他出现在教廷之后，以此来复兴处于衰退中的《教皇之书》的传统。博索的重要价值在于详尽：他可随意查阅教皇档案，他写的亚历山大三世传实际上并未写完，但在整个教皇系列中是篇幅最长的。虽然如此，它们与其说是传记不如说仍然是年代记，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城市的年代记。例如，博索写的阿德里安四世（Adrian IV，1154—1159）——仅有的一位英国人教皇——的传记纳入了常见的地方框架。另外一位英国人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在他的《教皇史》（Hitoria pontificalis）中专门写了此前四年（1148—1152）的历史，从今天的残存部分来看可见其恢宏，而这一点是前者全然没有的。关于阿德里安四世与腓特烈·巴巴罗萨及西西里的威廉的关系，我们在弗莱辛的奥托和罗米阿尔多斯那里找到的资料更多一些，虽然博索详细记载了为教皇扶马镫事件。在下面选自阿德里安四世传记的一段引文中，甚至颂词都是从7、8世纪的传记中抄来的，在那里，所有教皇都最善良、最能言善辩，等等：

他在位四年八个月零六天，……他最善良、最温和、最有耐心，精通英语和拉丁语，是高超的雄辩术大师，在唱诗和布道方面都很杰出，缓于发怒、敏于宽恕，热情而又慷慨好施，以突出的个人性情而闻名……他在拉特兰（the Lateran）有一非常必要的、宽敞的蓄水罐，他在那里还翻新了许多被岁月侵蚀了的东西；在米德郎特（Mid-Lent），他亲自用双手在死后已升天的教皇格里高利祝圣过的一块石头上为圣科斯马斯和达米安（SS．Cosmas and Damian）教堂建造了大圣坛。［他用大量土地和建筑扩大了圣彼得的教会财产，并且，由于收回了对奥维托的所有权，他是第一个旅居那里的教皇。］他于［1159年］9月在阿纳尼（Anagni）逝世，被运回罗马，隆重地安葬在圣彼得教堂，旁边是教皇尤金（Eugene）。写作人博索，圣普登西纳（S.Pudenziana）的枢机司铎，上述教皇在任期间的名誉侍从，圣科斯马斯和达米安的执事，与该教皇保持着持久而密切的联系，直到他逝世。[6]

即使在传记方面，教皇传统对12世纪的影响也非常大，正像对后来的每一个世纪一样。

主教管辖区的历史学家中有很多人模仿《教皇之书》，在拉文那、勒芒、欧塞尔和图勒就是这样；但是到12世纪，这些人开始更为自如地反映他们的时代。这样，古代的《勒芒主教起居录》（Acts of the Bishops of Le Mans）现在被一位有古典情趣并受过古典训练，对韵律散文——它是时代的象征——有偏好的作家修改。我们发现，不是在文本中插入文件条文，而是插入一些韵文；还插入了诗人伊尔德贝的作品，其诗文的精妙之处被大加赞扬，以至于西塞罗的雄辩术也不能恰当地表达出对他的赞美。康布雷的主教们的编年史也是如此，它在11世纪是同类著作中最好的之一，仍然以韵文格式流行，虽然其韵文并不是古典风格的。12世纪，特里尔诸大主教对“记事”的广泛利用显出了对古典的极大兴趣，不仅能自如地利用恺撒的《高卢战记》（Gallic War），而且给特里尔这座著名城市找到了前罗马的起源，其创始人是一位叫特里布塔斯（Trebetas）的人，他是尼努斯的后代，大约生活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他的后裔在拉丁墓志铭中得到颂扬，并被认为是该城市的罗马碑颂——如尚存的《尼格拉城门》（Porta Nigra）——的作者。这种关于遥远的城市起源的寓言不仅属于中世纪，而且也属于意大利文艺复兴。

一个广泛的主题在后来的时期同样有价值，即，英国主教和修道院历史概览，代表作是马姆斯伯里的威廉的《盎格鲁主教记事》（Gesta pontificum Anglorum），其内容写到他的时代（1125年）。当然，其奠基人兼楷模是比德。虽然比德作为楷模是当之无愧的，但是，威廉的著作中有很多是作者自己的研究，这一点在他关于格拉斯顿伯里（Glastonbury）修道院的专史中可以透彻地观察出来。《国王记事》（Gesta regum）可以与《主教记事》（Gesta pontificum）相媲美，它同样模仿比德，但由于它记载连贯，因此成为关于作者自己时代的宝贵资料。的确，威廉在英国历史编纂学中有着令人尊敬的地位：

他试图找出他详细记载的时间和事件的因果关系，赋予其系统的关联性，以至于可以称它们为“历史”，在这方面他是比德之后的第一人。他当然有志于历史学家的技艺；在一定程度上，他成功地探究了组织机构的发展、政治措施的结果、重大事件的发展趋势。他为他刻画人物性格的技巧而自豪是有一定理由的。他对于王朝党派的评论尽量做到公正合理，这出自历史正义感的要求，实际上也同样地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他具有混血种的优势，以至于在诺曼人和英国人的冲突中采取了中立的立场。他博览群书，忘我地勤奋工作，学识非常前沿，在学术的许多领域有独到的研究成果。如果这些成果不是完全令人满意，至少也比此前的一切成果更接近于历史的理想。[7]

宗教人士和封建主的传记很难区分，因为高级神职人员同时也是封建贵族，而世俗领主的传记大多是教士或忏悔神父写的。一个明显的例外是1096年写的关于安茹伯爵们的片段，题目是其中一个伯爵的名字：富尔克·雷钦（Fulk Rechin）。由于写的是法国最大的一个封建家族，它体现出了这个封建时代的气息，其中最明显地体现在下面的杰弗里·马特尔（Geoffrey Martel）伯爵的简明生平中：[8]

我的叔父杰弗里在他父亲在世的时候封为骑士，通过与邻居的两次战争开始了其骑士生涯。一次是与普瓦图人（the Poitevins），他在蒙特库埃俘获其伯爵，另一次是与曼恩人，其名叫埃贝尔·培根的伯爵同样被俘获。他同样与自己的父亲进行战斗，在此过程中他劣迹斑斑，后来他自己都后悔之至。父亲在从耶路撒冷回来的途中逝世后，杰弗里拥有了其土地和昂热城，并开始与奥多伯爵的儿子、布卢瓦的蒂博交战，而且，由于国王亨利赐给他图尔城，与蒂博伯爵的战争升级。其间，在图尔与昂布瓦斯之间某地的一次战役中，蒂博与他的一千骑士一起被俘获。这样，除了从父亲那里继承的图赖讷的一部分外，杰弗里还正式得到图尔及其周围的城堡：希农、利勒布沙尔、沙托勒纳尔和圣艾尼昂。此后，他与诺曼伯爵威廉——后来得到了英王国，成为一位伟大的国王——交战。他的战争对象还有法国人和布尔日人，普瓦图伯爵威廉、图阿尔子爵艾默里、南特伯爵赫尔、控制雷恩的布雷顿诸伯爵，以及不再效忠他的曼恩伯爵于格。由于所有这些战争以及他从中显示出的威力，他被名副其实地称为“锤子”，正像大败其敌人的那位马特一样。

他在世的最后一年，在昂热城把十七岁的我、他的侄子封为骑士。那一年是在道成肉身之后的1060年，受封仪式是在圣灵降临节的宴会上进行的，并且，由于他与迪多恩的彼得的争吵，他把圣通日和桑特城赠送给我。同一年，亨利国王在圣约翰诞生日逝世，圣马丁节后的第三天，我的叔父杰弗里安详地离去。在逝世前的那天晚上，他放弃了对爵位和世俗事务的一切考虑，因而成为圣尼古拉修道院的修士，该修道院是他父亲和他倾注很大精力修建的，并捐赠了很多财物。

安详地离去，并且在时间上恰到好处！尽量长时间地拥有爵位和世俗的一切，还有为最后的时光精心准备的修道院的宁静生活！同样，1159年，诺曼底总管和高级法官、讷布尔的罗伯特（Robert of Neufbourg）遁入贝克修道院，逝世前在那里进行了整整一个月卓有成效的忏悔，并埋葬在“他自己开支巧妙建造的”教士会礼堂。

在教士写的封建主传记中，最好的一部是该世纪末由加莱附近的阿德尔的朗贝尔（Lambert of Ardres）教士写的吉讷伯爵和阿德尔领主的生平历史。虽然他把叙述的一部分借领主的侄子之口讲出，但整个文体是前后一致的；浮夸的拉丁风格，出自《圣经》和罗马诗歌、拉丁韵文的引文，前言中煞费苦心的古代例证，这一切都说明它纯粹出自教士之手。这些领主是封建社会的下层，依附于弗兰德尔伯爵，并模仿他们的侍从设置，自己也设立了12个贵族。虽然他们在所生活时代的历史发展中仅仅扮演配角，但恰恰因为这一点使我们更接近地方生活的真实。其中最有血有肉的人物是伯爵鲍德温二世（1169—1206）。他公正、慷慨，是一位伟大的建设者，像古老的力大无比的赫拉克勒斯那样排干了沼泽的积水，还是一位强健的猎手，更愿意听猎犬的吠叫而不是忏悔神父的吟诵；他酗酒成性，打破了城堡的一切盛水器皿，当兰斯大主教讨水喝时，他只提供烈性勃艮第葡萄酒；他的妻子伯爵夫人的死给他带来很大打击，但他像鹰一样恢复了勃勃生机；他太像所罗门或朱比特了，有强烈的性欲，在家在外生下了无数的儿女，其中参加他的葬礼的就有33个人；他不能读但渴望听，用吟游诗人的故事代替了教士的艰涩的学问，并且筹建了一个图书馆，其藏书是他命令从拉丁语翻译成罗曼方言的各种译本。综合考虑他的这些品性，我们也许会同意：几乎没有人同他相仿。通观全书，间或有描写封建社会的内容。从英国弄来一头大熊，关在笼子里，然后纵犬袭击几乎致死，以此取悦阿德尔人，但是，每家都要拿出食物喂养大熊，阿德尔人因此背上沉重的负担。该义务在没有大熊可供取乐之后很久还存在着；由于没有羔羊供给城堡的女主人，农民被迫交出女儿；新受封的阿诺德不切实际地赠送东西给豪门艺人、小丑、吟游诗人、江湖医生、来参加节日的各类随从、很多领地上的雇工；和蔼可亲但惧怕上帝的佩托尼娜太太与漂亮女郎一起跳舞、玩耍，在鱼池游泳、潜水，以此来取悦所有围观者。也许，最有价值的是朗贝尔对城堡的记载。12世纪早期建造但仍在使用的木质的三层城堡主楼和护堤，相比大多这类住宅要宽敞一些，因为它的一层不仅有大厅，还有主人的大卧室和其他两个卧室、一个供暖的更衣室，储藏室和餐具室。为了安全起见，厨房和猪圈、家禽圈在另外一幢建筑中。到该世纪末，鲍德温在吉讷建造了圆石城堡，它是铅灰色平屋顶，有很多房间，还有一个迷宫；还有他在图讷埃（Tournehem）重建的塔楼，其中有地狱般的土牢；在残暴的监工的皮鞭下，人们忍受饥饿与痛苦挖掘的阿德尔的宏大的护城河；他在桑加特（Sangatte）的高耸入云的要塞（celo contiguam）与海岸的沙丘比肩而立，其防御如此完善，如果特洛伊人的伊利昂能够有这样的军队、这样的设施，特洛伊城会仍然辉煌地屹立着！

关于12世纪末不太粗暴的封建制度，《骑兵长官吉罗姆的历史》（Histoire de Guillaume le Maréchal）勾画了一幅引人注目的图画。这部法国诗歌长19000多行，由已故的保罗·迈耶（Paul Meyer）发现并用大师的风格校订。诗中所写的这位骑兵长官（Marshal）年轻时期是一名兵痞，在军队中喜欢结交幼王（Young King）那种侠义地慷慨施舍的人，曾到耶路撒冷和科隆朝圣，后来升为斯特里吉尔和彭布罗克伯爵，并且，从1216年到1219年去世，他任亨利三世的摄政，因此，他的一生与英国四位君主统治的历史以及发生在爱尔兰和法国的许多重大事件交织在一起。他的传记作者告诉了我们很多这个时代的生活情况，特别是马上比武大会。这是一项法国体育运动，由狮心王理查引进到英国，通常与实际战斗无多大区别，娴熟的斗士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好处，典型代表就是这位骑兵长官。他在一个伙伴的配合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俘获了103个骑士，此外还有教士作者没有记下的马匹和盔甲。不仅如此，他还是遵守封建道德的典范，腓力·奥古斯都认为他是所见过的人中最忠诚的一位。这本独特的传记详细记载了当时的情况，资料新颖可靠，属于这个方言历史的新时代。它是为该伯爵的家人写的，所用的也是他们能理解的语言：

这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兄弟姐妹

为生在这里由衷地

感到自豪。

威廉姆

和他们的父亲很像，

如其父一样地写作。

这项工作给予他无限的乐趣，

从书中，他获得

巨大的财富和荣誉。

他和他的祖先是多么相似啊！

Ci fine del conte l'estorie，

E Dex en perdurable glorie

Dont que la sue ame soit mise

Et entre ses angles assise！

Amen.(1)

至于自传，12世纪留给我们的是相当少的，按现代的标准说可能是没有。我们仍生活在幼稚的中世纪，距离彼特拉克的《写给后代的信》（Lettle to Posterity）的那种自我意识还非常遥远。反省传记仍然有浓浓的宗教和修道气息，使我们想起了那些在年轻的时候力争“带泪的礼物”的人们，或者是想起那位里夏尔（Richalm），他的书籍已由库尔顿（Coulton）整理出版。[9]关于这种内心历程的记载，圣奥古斯丁还留下另外一个范本，即他的《忏悔录》（Confessions），其影响在像《自传》（De vita sua）那样的著作中是非常明显的。《自传》的作者是吉贝尔，1104年到大约1124年在皮卡第任诺让修道院院长。虽然这部混乱、不成体系的著作有很多地方史的内容，包括修道院的、封建的和自治市的，但没有吉贝尔本人作为修道院院长的工作记录。就它是一部个人历程记载而言，它所记载的是内心历程：对年轻时的过失和后来的差错的忏悔，对过着半修道生活的母亲的真诚的热爱，世俗学问的诱惑以及《圣经》学习和注释的可靠避风港，有关圣徒奇迹、魔鬼异象和《圣经》预言的记载。所有这一切反映了修道士和大众信仰的许多奇怪的方面，虽然大多数读者不能苟同他是“回忆录作者的祖先”——他最近的一位校订者这样称呼他。

有一种非常不同的修道士自传，完全是外在的、关于现世的，代表作是叙热的《行政管理之谜》（De rebus in administratione sua gestis），记载了他作为著名的圣但尼修道院院长的经历。叙热从1122年到1151年逝世担任院长，但他在路易七世去东方时任摄政，因此也同样把许多时间花在王国行政管理上，而在圣但尼，他证明了自己是一位能干的行政管理者：增加岁入，管理档案，重建教堂。相应地，我们丝毫不诧异于他的故事是关于土地、地租、建筑、圣物和宝石的，而不是关于修道院的内部生活，更不是他自己的内心生活。实际上，这最后一点不是他的主题，好像也不是他特别的兴趣。同样，他的其他著作中也没有布道书或神学论著，而是讲他的王室主人及其作为。教友们敦促他为后代记录下他卓有成效的统治的成果，于是他决心把这些记载下来，“并非为了显耀或暂时的回报”，而是一个预先警告，以免他的教堂由于疏忽而丧失任何新得到的或恢复的权利或财产。在圣但尼及周围地区，他从每周的商品运输税、年贡、过桥税、磨坊和伦迪大集市中增加了收入；他提高地租和耕地数量，种植葡萄以保证葡萄酒的供应，因为此前他曾不得不用修道院的圣餐杯和祭服抵押来换取葡萄酒；他在六英里外靠近圣梅里（Saint-Merry）之门的地方买了一城镇住房，“以便我们自己、我们的马匹、我们的继任者能够体面地住宿，因为王国的事务经常要求我们前往那里”。至于修道院远达英吉利海峡的众多领地，书中有20章记载了领地的扩大、收复和产量的增加，而这些应归功于作者本人，他勤勉地翻阅了保存在修道院档案馆中的古代地契和免税证明。然而，本书最详细的地方还是关于修道院教堂的建造和装饰，依照叙热在修道院学校求学的孩童时代以来一直怀有的抱负，教堂采用了从罗马式向哥特式的过渡风格。鉴于旧教堂陈旧、狭小，因此新教堂大规模地扩大并重新设计，包括高坛、中殿和耳堂，还新建了祭坛、私人祈祷室、大门、塔楼，还有“富于宝石蓝色”的奇妙的窗户。关于1144年6月11日的宏大的落成典礼，在另外一部相关论著中有更全面的记载。在典礼上，20位大主教和主教捐献了同样数量的祭坛。这是叙热教职生涯的顶峰，是他的精明和能力、对世俗的浮华和荣耀的追求、对七艺的开明的庇护的纪念碑。叙热的光芒不会因修整而遮蔽，因为他的名字不止一次地出现在大门上方醒目的铭文中。他问道：“我是谁呢，我父亲的房子是什么样呢？如果没有上帝和他的神圣殉教者仁慈地保佑我把精力和体力投入到这项工作中，我怎么能够奢望开工并完成如此漂亮的建筑呢？”我们通篇读到他拿来与耶路撒冷和君士坦丁堡的财富作对比的世俗财宝，包括黄金、宝石、镶嵌细工、搪瓷制品和昂贵的祭服、富有神秘含义只有学者才能予以解释的珍宝，还有用拉丁韵文写出的圣经寓言，陈列在“来自许多国家的众多大师亲手制作的各种类型的华丽的新橱窗”里。在所有宝石中，“只缺少红宝石”。花费一项一项地自豪地记录下来：大金质圣餐杯重140盎司，镶有橘红色宝石和黄玉，镀金的门“花费巨大”，窗户花掉700里弗尔甚至更多，高祭坛花掉42金马克，400里弗尔用来购买装饰耶稣受难像需要的珍宝，而此像的“价值远远超过这个数目”。

“不要向王家圣徒虚掷钱财”，华兹华斯如是说。对于苦行的圣伯尔纳来说，这当然是徒劳的。就在几年前，他大声疾呼反对新建修道院教堂的奢华。他说，我承认，这些教堂巨大的高度、不必要的长度和宽度、昂贵的设施、分散崇拜者注意力的奇特装饰，能够显示对上帝的敬意。但是，作为一个修士我问你们，为什么需要黄金呢——除非是为了从虔诚的人那里征集更多的黄金？为什么制作发散状的大枝形烛台、金质圣髑盒、华丽的圣徒肖像？这些只能取悦好奇的人，而穷人仍然忍饥挨饿。隐居的教友与俯视他们的奇形怪状的形象——肮脏的猴子、凶猛的狮子、斑点虎、半人马和半身人、战斗中的骑士、正在吹响猎号的猎人、各种动物组合成的怪物——有何共同之处呢？这些东西种类如此之多、如此奇异，以至于人们被诱惑去看大理石而不是读书本，整天欣赏它们而不是沉思上帝的法则。“唉！如果没有因为这种愚蠢而感到羞耻，面对如此巨大的花费至少他应该有一丝歉疚吧？”[10]

“传道者说，凡事皆虚空”，而圣伯尔纳首先就是一位传道者，而且是那种基要主义传道者。在他看来，最大的空虚表现在知识分子的自负和沉醉于现世的学问，他最恶毒的咒骂指向他那个时代的最杰出的知识分子阿贝拉尔，那位“神祇的检查者、异端的制造者”“自以为人类的理性能够完全理解上帝”。在伯尔纳那样的神秘主义者和阿贝拉尔的理性主义者之间没有共同之处，而在那时神秘主义者有教会支持。关于阿贝拉尔，我们有另外一种类型的自传，是关于知识分子的自传，就是他的那本写给一位不认识的朋友的关于他漫长的悲惨故事的书，题目是“我的受难史”（Historia suarum calamitatum）。

不错，阿贝拉尔是一位修士，一位修道院院长，但这是由于形势所迫而不是出于自愿。即使在他隐居到香槟的森林或布列塔尼的深处的时候，他始终盯着巴黎而梦想回到那里。实际上，他的《我的受难史》看来是为回归铺平道路而写的，为了直接的目的而不是为了后代。它没有表现出修道士的谦恭和宗教的使命，而是相反，充满了知识分子的傲慢和斗争的欢乐，甚至还有肉体的欲望、眼睛的欲望和对生命的自豪。它的作者是一个自傲的人，自傲于他深邃的思想和论辩的技巧，自傲于他吸引别人学生的能力，甚至自傲于他赢得女性的本领——以至于“不怕被任何他屈尊去实践他的爱情的女人所拒绝”，总是自信自己的观点而不宽恕对手。他仰仗天赋而不是郑重其事的准备，冒险涉足封闭的神学领域，甚至就那些粗心人的陷阱，即先知以西结（Ezekiel）那里最晦涩的部分进行即兴演讲。出于本性，他总是在对抗，是知识分子和社会共同体中的一根刺。在教室里，他是个睿智的男孩，经常比老师知道的还多，并以驳倒他们为乐。他嘲笑拉昂的老安瑟伦，认为此人的名声建立在纯粹的传统基础之上，没有天赋或者学问做支撑，特别明显地表现在那一大堆华丽但没有意义或道理的辞藻，就像“只有烟而没有光的火”，或者像福音书中的光秃秃的无花果树、卢坎的老橡树，只是盛名下的影子而已。在圣但尼修道院，他由于攻击涉及其创始人和圣徒庇护人的传统遭到那里修士的反抗。一般总是这样，是他正确而他的敌人错误。并且，他非常同情自己，这也就造成了他的不幸经历。客观地说，阿贝拉尔自传的事实大多能够从他的其他著作和当代人的陈述中得到证明。主观地说，如果我们区分开他的自信的突然迸发与他常常举棋不定于把什么作为长期稳定的职业时的沮丧，《我的受难史》通篇是能够证明自己的。该书的冗长啰嗦和引用古代经典是中世纪的特色，装满他大脑的那些具体问题也同样是中世纪的，但是所展现的个性也许会在以后的任何时代再现——“出于他本人之手的一个激进分子的肖像”！尽管如此，正像爱洛依丝的爱情的欢乐属于所有时代一样，阿贝拉尔对于学术的乐趣更具体地属于这个新的文艺复兴时代，他是其中异常明亮的一颗星。

如果说阿贝拉尔的自传展现了12世纪新的知识分子生活，那么，政治组织的发展则反映在那些详细介绍王室及其作为的著作中。从一个方面说，这些著述也许可以只被看作产生“武功歌”运动的一个方面：如果说封建贵族热切地倾听用方言讲述的他们祖先的功绩，那么更有学术风格的历史也许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亨利·金雀花（Henry Plantagenet）或耶路撒冷的拉丁贵族（Latin princes of Jerusalem）那样的更有学问的统治者的促进，甚至是指导。就像后面将要看到的，亨利·金雀花对于盎格鲁—诺曼方言的历史作出了很大贡献，人们甚至指责他把亚瑟王传奇作为新不列颠霸业的文学基础。然而，12世纪后期的宫廷历史中有一新的特征，即官僚政治特征，而且丝毫不奇怪，其中最好的史书集中反映了该时期最充分发展的行政管理，即西西里的诺曼王国和北方（the North）的盎格鲁—诺曼王国。在法国，腓力·奥古斯都统治以前史学的注意力并没有完全集中在国王；在神圣罗马帝国，史学主要是描写统治者而不是宫廷，表现在集中反映腓特烈一世的历史著作或埃布罗的彼特卢斯（Petrus de Ebulo）献给亨利六世的《关于西西里叛乱的诗》（Carmen）；实际上，后者是西西里的而不是德国的，即使配套的巴勒莫（Palermo）生活图解也是如此。相反，在诺曼各王国，到12世纪官僚政治已经如此完善地建立起来，以至于已经可以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审视一个宫廷，包括其档案、财政和专职文书（clerical staff），而对后者来说，记录宫廷及其行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甚至行政管理的著作也出现了，如我们已经提到的归到首席执法官格兰维尔名下的《英国国王的法律与习俗》（Tractatus de legibus et consuetudinibus regni Anglie），还有理查德·菲茨尼尔的详细记载英国财政署工作的《对话》（Dialogue）；并且丝毫不感到奇怪，《对话》的作者写了三个专栏的文献佐证翔实的历史，第一个关于英国教会，第二个详细叙述亨利二世的伟大功绩，第三个探讨公共的以及涉及宫廷的许多问题。宝贵的“三专栏”（Tricolumnis）很久以前就丢失了，但是它的很多内容肯定已经吸收进亨利二世时期的宫廷历史。由于王室秘书（royal clerks）的辛勤抄写，其中两种宫廷历史保存了下来，即出于无名氏之手但长期以来列于彼得伯勒的本尼狄克（Benedict of Peterborough）名下的《国王亨利记事》（Gesta Regis Henrici），以及霍夫登的罗杰（Roger of Hoveden）的补续（到1201年）。这两本书都显示出对国王巡游路线和王室事务的细致入微的了解，描写了使节情况和像理查一世加冕典礼那样精心准备的宫廷仪式，列举了许多男爵和城堡，并且插入了很多完整的官方档案原文，所有这一切都翔实、精确，使得这两本书在英国宪政史资料中有极高的地位。事实上，人们已经把它们简明的、实事求是的风格与王室法庭档案的严肃和简洁相比，两者都反映出节俭、有条不紊的王室习惯，在那里，甚至每天的面包、葡萄酒和蜡烛头的定量都由王室法令确定。

更为富足的西西里宫廷具有一种希腊人的和萨拉森人的成分，这对北方来说是非常陌生的，虽然通过联姻和其他途径与安茹（Angevins）宫廷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它的中书法庭档案和卷帙浩繁的土地和税收记录必须用三种文字来写，因此官僚机构更为庞大、更为强有力。不仅如此，虽然亨利二世的王室住地仍然是流动的，不得休息的国王一直在行程中，但他的女婿威廉二世的王室在巴勒莫设有总部，宫廷设施和大量官员永久地留在那里，鉴于此，西西里宫廷的生活在许多方面具有拜占庭和伊斯兰东方的生活特征，而记载它的事务的编年史又更会使人想到巴格达或君士坦丁堡王宫的历史著作。岁月对记载西西里王族的文献是不仁慈的，但是对于1154年至1169年这段时间，我们有一份关于它的事务的秘史，标题是“西西里王国之书”（Liber de regno Sicilie），一般认为作者的名字叫乌戈·法尔坎杜斯（Hugo Falcandus）。他是法庭成员，可能是一个公证文书。正像他自己所说，他“主要忙于法庭上应做的事情”，非常了解它的派别和程序，还熟悉王宫的生活和王宫所在的富裕都城，包括其港口、商店和用篷遮盖的街道。他有明显的派别倾向，把好人展示出来供瞻仰，把坏人展示出来供诅咒，甚至像古代罗马人那样保留对祖先的想象，使善的、恶的典型总在眼前浮现。他有一种奇特的拉丁风格，生动、深刻、灵活、自由，还有某些古代的手法和中世纪罕见的个性描写天赋。在他身上，人们可以明确地感受到罗马古典时代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伟大作家的气息；不论他的祖籍在哪里，他至少可以通过吸纳的方式成为塔西佗和圭恰迪尼（Guicciardini）的同胞。

12世纪欧洲社会生活的日益丰富和多样化表现在对于一些简短情节和具体事件的记述的大量增加，其中有一些还是该时代最好的史学作品。举例来说，它们主要记述下列事件：弗兰德尔伯爵、善者查理（Charles the Good）1127年被谋杀，1138年英国的斯坦达德（Standard）之战，1173年英国幼王的反叛，德莫特·麦克默罗（Dermot McMurrough）在爱尔兰的功绩，腓特烈一世在意大利的征战，1147年占领里斯本，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十字军冒险，我们将在下面详细讲述。

12世纪史学另外一个明显的特点在于它反映了拉丁基督教世界向北、向东以及在地中海的扩张。早在1075年，不莱梅的亚当就献给了汉堡大主教那个引人注目的报告，内容是关于基督教在斯堪的纳维亚的肇端，这是中世纪为探险史提供的内容最为丰富的文献之一。除了记载传教士辛劳地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带进基督教文明的范围，亚当还谈到在西方的新开发土地，包括冰岛、格陵兰和富饶的瓦恩兰（Vineland the Good），它们是由坚韧不拔的古代斯堪的纳维亚航海者在黑暗之海西部发现的。然而，波罗的海东部及其以东的陆地仍然是神话和寓言中的地区，那里居住着亚马逊人（Amazons）和库克罗普斯人（Cyclopes），男人们身上涂有蓝色、红色和绿色，而狗头人（Cynocephali）不停地吠叫，他们的头就在胸部，所有这些形象不仅能在亚当时代航海者的故事中见到，而且能在普林尼和索利努斯的书中读到。随着殖民转向东方，黑暗很快被驱散了，在12世纪我们就已经能够较为全面地追溯德国人向东扩张的足迹，这种扩张以斯拉夫人为代价，构成了中欧和东欧历史上最重要的篇章之一。这一扩张部分地说是一个宗教和传教运动，不仅反映在新建立的主教管辖区和修道院的年代记中，而且反映在黑尔默德（Helmold）和萨克索·格拉玛提库斯（Saxo Grammaticus）那样的历史学家的著作中。黑尔默德的《斯拉夫人编年史》（Chronica Slavorum）详细记述了易北河和萨勒河（Saale）之间的地区的德意志化，其中包括与索布人（Sorbs）、文德人（Wends）和鲁吉安人（Rugians）的边境战争，新修道院和像吕贝克（Lubeck）和什未林（Schwerin）那样的主教管辖区的建立，以及神圣的高级教士与偶像崇拜者斗争的业绩，所有这些都归功于那些用剑、语言和为正义的事业而抛洒热血使这块土地扬名的人。总之，德国人和基督教文化的扩张是用暴力完成的，就像条顿骑士团（Teutonic Knights）在下个世纪用暴力征服更往东的尚未开化的普鲁士人一样。与此同时，那些保持独立的斯拉夫各民族也正在撰写自己的历史，最明显地体现在布拉格的科斯马斯（Cosmas of Prague），他是波希米亚（Bohemian）民族历史之父。同样，匈牙利在12世纪写出了王族圣者斯蒂芬（Stephen）的第一部传记，而所谓的涅斯托尔（Nestor）也开启了俄罗斯史学。

我们已经提到，在南方，奥德里库斯感兴趣于诺曼人在西班牙、西西里和叙利亚的扩张，这种扩张中的每一例都以萨拉森人为代价。然而，征服西西里只是他们从伦巴德人和希腊人手中夺取南部意大利的附带成果，而不是其早期领导人的主要目的；这一征伐没有宗教战争的性质，而萨拉森人继续在岛上存在下去，因此那里成为两种信仰的人交流的硕果累累的中心。如果说国王罗杰（Roger）曾远征非洲的萨拉森人，他也同样不偏不倚地与希腊人和拉丁基督徒战斗。到12世纪，西西里史学已经失去了扩张史的印记，就像我们已经提到的，变成了宫廷史。

在西班牙，基督教收复失地运动到这时已经收复了半岛的大部分地区，而此前模糊不清、残缺不全的历史记载开始变得丰富而连贯。然而，仍然具有浓浓的传奇色彩，并且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期的两本主要著作根据事实的核心内容附会了一些传奇故事，而这些故事分别取材于前往孔波斯特拉的朝圣者和熙德的冒险故事。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著作反过来又创造了历史：通过在几代人眼前展示罗兰和熙德，因而为欧洲铸就了楷模形象，直到塞万提斯（Cervantes）和高乃依（Corneille）的时代。前面已经讲到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的《卡利克斯提努斯之书》，也提到了贝迪耶在《英雄史诗》（Légendes épiques）——该专业的每个学者的必读书——的第三卷中对其影响的令人称道的探究。《卡利克斯提努斯之书》在12世纪中期汇编而成，其内容包括：关于圣詹姆斯圣地所创造的奇迹的诸多材料；引导朝圣者从两旁有许多法国圣地的大路到达孔波斯特拉的指南；与同样的朝圣路线上所流行的全部传奇紧密相连的由伪图尔平（the Pseudo-Turpin）撰写的著名拉丁编年史。这些材料最初是用法文写的，是法国和西班牙在12世纪频繁交流的铁证，并且在该世纪结束前，这些加利西亚语的集子已经在比利牛斯山以北传抄、接受，在那里，它们在历史和传奇的奇妙结合中为流行叙事诗给予了拉丁文化的支持。自然地，随着法国人在新一轮的圣战中涌入半岛，与异教徒的战争被特别地强调。查理曼仅有的一次远征西班牙被变成了三次，前后持续14年，征服了所有土地，并为罗兰复仇：在《罗兰之歌》（Chanson de Roland）中，罗兰死的时候面向西班牙，他的不可毁灭的宝剑压在身下：

他转过脸来，面对着异教的军队，

这样做是因为他强烈地希望着

查理，及其所有的部下会说，

高尚的伯爵虽死却是位征服者。

更明确地属于收复失地运动的是“胡须飘逸”的熙德。11世纪末边境战争中的历史人物熙德，是“强悍粗暴的抢劫者，教堂的破坏者，他的长矛平等地为摩尔人或基督徒效劳，只要钱多就行”[11]，但他正在变成宗教狂热和骑士道德的典范，十字架取胜新月的象征，腓力二世还希望把他封为圣徒。熙德·坎皮亚多尔（Cid Campeador）死于1099年，在12世纪创作的《熙德之歌》（Poema de mio Cid）和莱昂手抄本中的拉丁文《历史》（History）中，他已经成为这样一个人，“他在世的时候总是能够辉煌地打败对手，从没有输给任何人”。

关于十字军东征并非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楚。东征是宗教战争和封建征服，是一次商业和殖民运动，同时也是东西方长期对立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占据了1096年到1204年甚至以后欧洲历史舞台的相当一部分，赋予该时期许多动感和色彩。关于东征的编年史，不论是拉丁文、法文、希腊文、阿拉伯文，还是亚美尼亚文的，都由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术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汇编成卷帙浩繁的对开本系列，除此之外，还有该时期的许多西方史学家，关于十字军远征，他们有许多附带性说明的内容。仅仅是关于这方面的西方资料的一份报告就足够一本书的内容，并能给我们提供欧洲史学的许多情况。举出其中三个就足够了。首先，有一个狂热的十字军战士，他无处不宣称“承蒙上帝的旨意”，在他看来，十字军是基督的骑士，而希腊人奸诈，突厥人野蛮，他们都是上帝的敌人。这个人就是《法兰克人记事》（Gesta Francorum）的无名作者，该书是讲述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最有价值的著作，是此后大多记述的来源。该作者是个像所有十字军一样对东方缺乏了解的骑士，也是一个目击者，在战争间歇写成该书，1101年前完成，该书朴素，没有任何修饰。除《圣经》外，他没读过其他任何书籍，但他简洁的叙述生动、感人，比如他详细描述道路上极度的艰难、安条克附近残酷的战斗以及在圣城（Holy City）令人难以置信的屠杀。作者赞扬作为战士的突厥人；实际上，如果他们坚定地信仰基督和三位一体的上帝，“没有人比他们更刚毅、更勇敢、更善战；然而承蒙天恩，我们征服了他们”。他认为，这种恩典表现在神圣的长矛（Holy Lance）、圣乔治的白色旗标和其他神圣领袖引导下的神奇的军队这样一些不可思议的东西。他不是一些遥远的修道院中“坐而论道的兵士”，而是真正的十字军战士，有着无可怀疑的热情和纯真的虔诚，恰似那些在克莱蒙（Clermont）宣过誓的人，也像那些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只要十字军的任务没有完成就永不罢休的人。

如果我们仅仅读《法兰克人记事》这类著作，我们就会形成这样的印象，十字军东征就是一系列的圣战。在战争中，插在矛头的突厥人的头颅这一“令人捧腹的景观”在伊斯兰作家的笔下找到了其对应物——“脏猪”“懒猪”“愿安拉诅咒他们”。这种印象必须纠正，我们必须记起下列情况：运动的殖民的一面，意大利在海外的代理商行，来自西方的源源不断的移民队伍，封建贵族和军事宗教修会，与穆斯林的和平共处，东方生活方式的逐渐接纳，定居下来的基督教信众的宽容态度。让我们听一听对与伊斯兰埃及的一次宗教战争的后果的下列抱怨：

无限的贪欲强迫我们放弃安逸平静而陷入一种动荡不定、焦虑不安的生活！从前，埃及的珍宝及其无尽的财富供我们支配；我们的王国在埃及那个方向上是安全的；对于南方，我们没有什么值得害怕的。那些试图跨海投奔我们的人不会遇到什么危险；我们的人可以放心大胆而又悠闲自在地到埃及进行商业和贸易。同样，埃及人给我们带来从未见过的异域财宝和货物。他们的到来总是带给我们好处和荣誉。此外，他们每年上缴的无法计量的贡赋是国力的源泉，增强了王室和个人的财富。但是现在完全变成我们吃亏；成色十足的黄金变为劣质，我的竖琴也变成了哀怨声。不论我到哪里，危险四面八方袭来。我们已不再能够安全地渡海，我们周围的每一块土地都属于敌人，环绕在我们周围的各王国正磨刀霍霍地要吃掉我们。[12]

这段文字的作者是一位神职人员，而且是一位大主教，即著名的提尔的威廉（William of Tyre），他写于1169年至1184年间、长达23卷的《耶路撒冷史》（Historia Hierosolymitana）是所有十字军历史著作中部头最大的，也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虽然关于十字军早期历史的部分不太可信，但是关于作者自己时代的拉丁王国是非常详尽的，并且不断地把定居下来的基督徒的世界观与狂热的新来者进行比较。威廉是拉丁东方文化的杰出代表。他出生在叙利亚，但在西方接受教育，能够自如地引用古典著作，同时还通晓希腊文和阿拉伯文。作为拉丁王国的中书法官，他展示了它的组织、它的动荡和几年后导致它灭亡的冲突；但是对于国家及其牛奶和蜜，他有一种本地人的自豪。他环游锡安（Zion）并描写了那里的塔楼，同样也描述了叙利亚和埃及的其他城市，特别是他自己的大都市提尔，包括它的古老的古典文明、城墙和港口、提尔紫布、精美玻璃制造、灌溉条件良好的花园和甘蔗园。这位善良大主教的写作风格更像一位叙利亚人而不是一个十字军战士；的确，我们几乎可以相信那位穆斯林旅行者伊本·朱拜尔（ibn Jubair）的说法：此人于1184年访问过提尔，描写了其基督教居民的宽容以及在他们统治下在自己的清真寺里进行礼拜的“真正信仰者”的平静、安逸的生活。

到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1201—1204），宗教和世俗动机的冲突明显地向有利于世俗的方向转化。这次东征以一次针对在埃及的伊斯兰势力中心的远征开始，但由于商业和政治的影响而转变了方向，最终以征服君士坦丁堡并且在那里建立短命的拉丁帝国结束。这是一次“危害文明的罪行”，因为它肆无忌惮地毁灭拜占庭文化的物质遗存，也是一次危害基督教世界的罪行，因为它摧毁了抵制来自亚洲的入侵的缓冲城市。关于这次远征的经典性著作出自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Geoffrey de Villehardouin）之手。他是一位香槟骑士，远征的头领之一，并成为在东方的新王国的陆军元帅（marshal）。该书用生动、活泼的方言写成，引人入胜，在法国文学史上有较高地位。然而，它的文学魅力长期以来为它赢得了过高的史学信誉，因为在维尔阿杜安笔下，把矛头转向扎拉（Zara）和君士坦丁堡看起来纯粹是由于一系列的偶然所致，而不是一个周密布置的计划，他的或多或少地具有官方性质的对于镇压行为的叙述，应当根据其他资料来校正。我们从这位元帅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即使那时，拉丁人的文明与被他们征服的希腊人相比仍处下风。他的确这样说，当十字军到达君士坦丁堡时，他们看到了“四周高高的城墙及历尽沧桑的塔楼，还有富丽堂皇的宫殿和高耸入云的教堂，数量如此之多，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没有人会相信的；这座城市的长度和宽度是无与伦比的，目睹这一切的人无不为之震撼”；但他沾沾自喜地描写对所有这一切壮观景色的掠夺和毁灭。在他看来，这完全是一次伟大的军事冒险——实际上也是，正像他后来骑马驰骋在这块土地上夺取其他小城市一样，对拜占庭文明发达的一面视而不见。像这次远征的其他著名首领一样，他有强盗的灵魂。他是一个平信徒，用法文写作，此时已进入13世纪。而在13世纪结束前，另外一位世俗历史学家儒安维尔开始怀疑，与杰弗里在香槟城堡的生活相比，东征是否值得，而吕特伯夫（Rutebeuf）的Descroizié则坦率地指出，呆在家里是更安全的投入：

人们能从这个国家获得很多的财富，

但是上帝会使他们遭受更大的损失。

至于外部表现形式，12世纪的史学著作反映了这个时期的人文主义，体现在对拉丁韵文的喜爱。由于其中包含有墓志铭、死者名单节录及其他应景诗，这一点时常是十分明显的——就像奥德里库斯的著作那样；但是也有这样一些例子：编年史本身就是用韵文写的，不论是用古典风格的拉丁六音步诗还是中世纪的押韵对句。这种作品在意大利特别流行。我们后边将在君士坦丁堡碰到的贝加莫的摩西用372行押韵六音步诗，赞颂了他的自治市的辉煌及其早期历史，而另外一位不出名的比萨人用诗歌记述了1114年他的同胞针对马略卡的远征。许多历史诗歌集中描写在意大利的霍亨斯陶芬皇帝们的功业，例如冈瑟的《利格里努斯》（Ligurinus， 1187）、维泰博的杰弗里（Geoffrey of Viterbo）的《万神殿》（Pantheon）和《腓特烈记事》（Gesta Friderici），以及埃布罗的彼特卢斯的谄媚的颂词。然而，这些著作并不局限于意大利人：杰弗里在班贝格接受教育，而冈瑟是在阿尔萨斯的派里斯修士，他的写作如此娴熟，以至于他的诗歌在长时间里被认为是后来某位人文主义者写的。法国的代表作是《腓力比》（Philippis）——虽然它不太通畅，在该著作中，生活于13世纪早期的布列塔尼人威廉歌颂了腓力·奥古斯都的功绩。

与这种对遥远古代的模仿相比，使用方言作为史学语言有着更长久的影响。这一运动几乎同时开始于法国和德国，表现在大约1150年雷根斯堡（Regensburg）的《皇帝编年史》（Kaiserchronik）和盎格鲁—诺曼宫廷，但是法国很快就领先了。的确，方言史学著作远早于此，表现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它的优美散文是对英国历史的最可信、最生动的记述之一，然而，随着第一位金雀花国王于1154年即位，这一源流中断了，他的宫廷用语法语很快成为史学语言。这一新的运动起源于诺曼，在整个12世纪继续下去。这种新的风格最初采用韵文体，最杰出的代表是泽西的瓦斯大师（Master Wace of Jersey），他的《布鲁传奇》（Roman de Brut）和《鲁的传奇》（Roman de Rou）分别从布鲁特斯（Brutus）和罗洛（Rollo）来追溯英国和诺曼统治者的谱系。过去，瓦斯常遭鄙视，认为只不过是一位三流诗人，现在人们认识到，他的著作根植于以往诺曼历史学家的作品和其他专门的地方史资料，因而不再仅仅把他视为一位诗人，同时也是一位历史学家。实际上，他的简要而严肃的风格在那个时代的廷臣看来太平淡了，他不得不让位于封建传奇的散漫文风。12世纪末，诺曼底还开始创作出散文体的历史文学，很快传播到法国的其他地区，表现在用方言进行著述的维尔阿杜安、儒安维尔和其他名气小一些的作家。

到1200年，方言历史已得到公众承认，这一事实的重要性不仅是语言学或文学意义上的，因为它最终导致历史学的世俗化和大众化。只要历史著述局限在拉丁语，它必定主要是教士的事务，并反映他们的偏见和世界观。当历史著作慢慢变成为俗人而写，它必须能够吸引他们，起初表现在给史学家以支持的宫廷，稍后在城镇，其编年史在中世纪晚期流行。俗人史学和大众史学必然是用世俗世界的语言来表达的史学，这一由宫廷和城镇构成的世界在12世纪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文献简介

对于中世纪的历史编纂学，缺乏E．Freter之于近代、H．Ulrici、J．B．Bury和J．T．Shotwell之于古典时代的那种系统性研究。然而，有一本总体性的著作和版本的文献指南，即A．Potthast的Bibliotheca historica medii aevi（second edition，Leipzig，1896）；还有分国家编写的有价值的总体性介绍。其中最全面、最有价值、能够提供详细资料和指导的是A．Molinier的Les sources de l’histoire de France（Paris，1901—1906），其中第2卷是关于中世纪的。同样优秀的是W．Wattenbach的Deutschlands Geschichtsquellen im Mittelalter（sixth edition，Berlin，1893—1894）。关于英囯，缺乏类似的著作，虽然在C．Gross的Souces and Literature of English History to about 1485（second edition，1915）中概括性地介绍了个别作家。U．Balzani的Italy在家喻户晓的Early Chroniclers of Europe（London，1883； third Italian edition， Milan，1909）中是最好的一卷。R．Ballester y Castell的Las fuentes narrativas de la historia de España durante la edad media（Palma，1908）没有多少价值。

关于史学的一些具体的方面，有几本短小精悍的著作：C．Jenkins的The Monastic Chronicler（London，1922）； R.L.Poole的Chronicles and Annals（Oxford， 1926）； H．Delehaye的The Legends of the Saints（New York，1907）； B．Schmeidler的Italienische Geschichtschreiber des XII．und XIII．Jahrhunderts（Leipzig，1909）； B．Lasch的Das Erwachen und die Entwickelung der historischen Kritik im Mittelalter（Breslau，1887）； Marie Schulz的Die Lehre von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 bei den Geschichtschreibern des Mittelalters（Berlin，1909）。

对这时期的历史学家，最好的介绍见于近代大学者Stubbs、Waitz、Liebermann和Delisle编纂的评论著作的序言中，不论这些著作辑入Rollls Series还是辑入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还见于Delisle写的关于Ordericus和Robert of Torigni的著作。同样参阅Paul Meyer的关于Guillaume le Maréchal的著作（Paris， 1891—1901）； B．Schmeidler的关于Adam of Bremen的著作（Hanober， 1917）；还有R．L．Poole的Historia pontificalis（Oxford， 1927）。

这时期的一些编年史家（如Ordericus、William of Malmesbery等）的著作被翻译成英文，辑入Bohn Antiquarian Library; Robert of Torigni、Gervase of Canterbery等人的著作由J．Stevenson翻译，辑入The Church Historians of England（London，1853—1858）。其他人的著作散见于一些独立的译本，比如，由C．C．Bland翻译的The Autobiography of Guibert， Abbot of Nogent-sous-Coucy（London， 1925）；由Ernest Clarke翻译的Jocelin of Brakelonde的著作（London，1903）；辑入Everyman’s Library的Villehardouin的著作。还有其他人（Otto of Freising、William of Tyre等）的著作据说已辑入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Records of Civilization，在这一系列中，Liber pintificalis的前半部分已经出版。Ordericus、Suger和其他各类关于十字军东征的历史学家的著作的法文译本收集在F．P．G．Guizot的Collection des mémoires relatifs à l’histoire de France（Paris， 1823—1835）；其他的连同拉丁原文一起辑入由L．Halphen新近主编的系列书籍Les classiques de l’histoire de France au moyen âge之中。这时期德国的许多编年史著作（Otto of Freising、Adam of Bremen、Helmold、Cosmas of Prague、年代记等等）翻译收集在Die Geschichtschreiber der duetschen Vorzeit（Berlin and Leipzig，since 1849）。

近来关于本章提到的作家的重要研究成果是：B．Schmeidler的“Der Briefwechsel zwischen Abalard und Heloise eine Falschung?”，发表在Archiv für Kulturgeschichte，xi，第1—30页（1913）； A．Hofmeister的“Studien über Otto von Freising”，发表在Neues Archiv，xxxvii，第99—161、635—768页（1911—1912）； E．Besta的Il “liber de regno Siciliae”，发表在Miscellanea A．Salinas（Palermo，1907），第283—306页；F．L．Ganshof的“A propos de la Chronique de Lambert d'Ardres”，发表在Mélanges Ferdinand Lot（Paris， 1925），第205—234页，此文是与W．Erben把此书列在15世纪的观点（Nrues Archiv，xliv，第314—340页）进行商榷的。关于Wace，参阅我的Norman Institutions，第268—272页。

注释：

[1]　这是关于《编年史》和《历史》的手抄本流传的被认可的观点，虽然最近的研究也承认梵蒂冈抄本1958的权威性。

[2]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Scriptores， i，p.73．其中间隔的年份空缺。

[3]　P．Riant，Exuviae sacrae Constantinopolitanae（Geneva，1877-1878），i，pp.104-122．参D．C．Munro，The Fourth Crusade（Philadelphia，1901），pp.16-18。

[4]　H．Denifle，La désolation des églises en France（Paris，1897-1899），i，p.167.

[5]　Gesta Friderici，ii，13，大体上翻译保存在J．H．Robinson的Readings in European History， i，pp.303-304。

[6]　Ed．Duchesne，ii，388-397.

[7]　W．Stubbs为他的Gesta Regum（1887）译本写的序言，i，p.x。

[8]　Chroniques des Comtes d’Anjou， L．Halphen and R．Poupardin，ed.，pp.235-237.

[9]　Five Centuries of Religion，i，35ff.

[10]　Migne，Patrologia Latina，clxxxii，p.916.

[11]　H．B．Clarke，The Cid Campeador（New York，1897），p.iv.

[12]　William of Tyre，xx.10．参D．C．Munro，in Essays on the Crusades（Burlington，1903），p.28。

(1)　最后五句为古法文，含义不明。——译者注

第九章

希腊语和阿拉伯语著作的翻译者

像三百年后的意大利后继者一样，12世纪文艺复兴从两个重要的源泉获得生命力：部分地根植于已在拉丁西方显现的知识和思想，部分地依赖于新学问和文献从东方的流入。但是，15世纪文艺复兴主要涉及文学，而12世纪文艺复兴更多的是哲学和科学。15世纪文艺复兴的外部源泉仅限于希腊，而12世纪文艺复兴的源泉还有阿拉伯，就是说，不仅来自君士坦丁堡，而且来自西班牙、西西里、叙利亚和非洲。现在我们必须直面知识生活的这些新的动力。

欧洲文学和科学的直接源头在希腊，并且从那里流传到罗马，这是历史常识之一。然而，虽然存在着由希腊派生出来的罗马文学和艺术，但在西庇阿时代（Scipionic age）之后已经没有对希腊著作的直接译本。当然，有一些改编本流行，最明显地表现在特伦斯、西塞罗的著作和所谓的拉丁文的《伊利亚特》中，但是，希腊人的伟大著作大多未经翻译，保留着古典风格。不仅如此，在罗马人政治上取胜希腊人之后很久，人们仍然继续用希腊文写作。不仅希罗多德时代的希波克拉底用希腊文写医学著作，公元2世纪的盖伦也是如此。欧几里得（Euclid）的事业由亚历山大的数学家和公元160年左右写成的托勒密的地理学和天文学继承下去。而希腊新柏拉图主义者（Neoplatonists）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因此，当5世纪至8世纪的百科全书学者为当时和以后的时代收集古代知识时，他们所吸收的仅仅是拉丁知识。的确，最后一位古典学者波爱修斯曾经计划翻译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所有著作，但是他只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改编了希腊数学著作，而这些逻辑学著作在随后的动荡时期也大多丢失了。那些笔耕不辍的编撰者——如伊西多尔和比德不懂希腊文，因而必定局限于拉丁文资料，他们的科学著作空洞枯燥并且常常荒诞不经，仅仅把微不足道的古代知识带给中世纪的世界。这种知识取自罗马帝国晚期简而又简的手册，后来又进一步压缩进小小的行囊，伴随人们度过黑暗时代的漫漫长夜，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变得越发枯燥，还时常被进一步简化。

中世纪早期没有根据希腊著作给这些粗劣的手册以明显的增补。在南意大利，对希腊医学仍有一些直接的了解，但是相对来说是微不足道的。9世纪，伊尔杜安（Hilduin）和苏格兰人约翰翻译了伪狄奥尼修斯（the Pseudo-Dionysius）的著作。11世纪，一些圣徒传记文学流传到阿马尔菲和那不勒斯。然而，整个说来，12世纪以前的特色就在于不懂希腊文。偶尔能见到一个术语、一张字母表、一系列数字符号，希腊文的痕迹在中世纪早期很快就消失了。甚至连字母表也丢失了：在中世纪抄写员的笔下，希腊词变成无意义的符号，或者被删掉，由“grecum”一词——对他来说，这就是“所有的希腊文”——取而代之。甚至在12世纪，著名的人文主义者索尔兹伯里的约翰“从来不引用希腊作家的著作，除非有拉丁译本”。

与此同时，在东罗马帝国，特别是在君士坦丁堡，希腊传统流传下来。在那里，希腊语是法律和政府的官方语言，同时也是东正教会、学术和文学的语言。虽然新增的知识和文学作品相对较少，但是古典著作得到了虔诚的抄写和研究。评注和百科全书、语法书和词典、引语书籍和美文集萃，使古典希腊语成为活生生的语言。由于一再被抄写，古代经典著作保存下来。正如弗雷德里克·哈里森（Frederick Harrison）所说[1]，不朽者的语言在这里被一遍遍重复，但是，如果没有这一点，“不朽者也许早就死掉了”，正像他们在西方已经死亡那样。

不仅如此，如果说希腊著作没有在这一时期向西方扩张，与之形成明显对比，由于翻译成了叙利亚文、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希腊人的知识广泛地向东传播；更不用说翻译成亚美尼亚语（Armenian）、格鲁吉亚语（Georgian）和科普特语（Coptic）的那些宗教著作，这些译本有时保存了那些希腊原稿已经丢失的著作，但对拉丁欧洲没有产生影响。相反，那些闪米特译本对西方最为重要，的确成为希腊科学和哲学传往拉丁欧洲的重要工具，在传播的过程中还增加了不少内容。传播的道路时常是漫长而曲折的，从希腊文翻译成叙利亚文或希伯来文，然后翻译成阿拉伯文，最后翻译成拉丁文，其间经常由西班牙人作为媒介。经过长途跋涉，最终传到拉丁西方。

故事开始于叙利亚，那里丰富的阿拉姆文学部分地得到亚里士多德和希腊神学家著作译本的滋养。其中有些译本在叙利亚保存下来，迎接7世纪的阿拉伯征服者，另外一些被聂斯托利派（Nestorian）难民带到波斯宫廷，因此也等于带给了阿拉伯人。萨拉森人没有自己土生土长的哲学和科学，但是具有吸纳其他民族文化的超凡能力，因此很快吸收了在西亚所见到的一切，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加入了自己的理解，还吸收了更遥远的东方民族的文化。阿拉伯的翻译著作不仅译自叙利亚文和希伯来文，还直接译自希腊文，典型例证是托勒密的《至大论》（Almagest， 827）。某些哈里发特别鼓励学术，而阿拉伯文的广泛普及方便了交流，并在伊斯兰世界——不论政治分歧如何——传播了共同的文化。中世纪早期最生机蓬勃的科学和哲学活动发生在先知的土地上，不论是在医学和数学领域，还是在天文、占星术和炼金术领域。阿拉伯人不仅继承希腊人的遗产，还予以发扬光大：相当准确地观察疾病以作出诊断；算术、代数学和三角学的巨大发展，当然，这其中有印度人的功劳；还有中世纪的标准天文表。西欧对这种科学的接受是欧洲知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在12世纪之前，基督教的欧洲与阿拉伯世界的知识交往是罕见而微不足道的。这些交往几乎完全属于十字军时代，但并不归功于十字军本人。十字军是武夫，不是学人，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几乎没有什么翻译活动可以追溯。在叙利亚的著名翻译家，如1127年左右的比萨人斯蒂芬以及一个世纪之后的的黎波里的菲利普（Philip of Tripoli），对我们来说只是有这些名字而已，前者与阿里·本·阿巴斯（Ali-ben-Abbas）的医学联系在一起，后者与列在亚里士多德名下的一部广为流传的著作《秘密的秘密》（The Secret of Secrets）联系在一起。巴斯的阿德拉德也在12世纪初访问了叙利亚，但是我们不知道他是否带回了什么文本。北非在7世纪后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虽然这里没有太多自己的学校可以夸口，但它是东方和西班牙之间的交通要道。随着时间推移，一些冒险的意大利人到达北非，如非洲人康斯坦丁——至少他被接纳为意大利人，因为他逝世时是蒙特卡斯诺的修士，还有比萨的列奥纳德（Leonard）。康斯坦丁由于翻译了盖伦、希波克拉底和犹太人伊萨克（Isaac the Jew）的著作而给医学带来新的推动，而比萨的列奥纳德作为在北非的比萨税收官的儿子，在那里接触到阿拉伯数学，使他成为13世纪欧洲著名的数学家。有一块意大利土地，即西西里，在这一运动中发挥了更为直接的作用。作为欧洲与非洲联系的中间站，西西里在公元902年至1091年间处于阿拉伯统治之下，在随后的诺曼人统治期间，其人口中仍保留着大量的伊斯兰成分。不仅如此，它与伊斯兰国家有许多商业联系，尽管罗杰国王多次在北非作战，腓特烈二世也曾远征巴勒斯坦。阿拉伯医学家和占星家在西西里宫廷任职，而阿拉伯著名的学术著作之一，伊德里西的《地理学》是在罗杰国王的吩咐下完成的。同时代的另外一位学者埃米尔尤金（Eugene the Emir）翻译了托勒密的《光学》（Optics），而在腓特烈二世时期，迈克尔·斯格特和安条克的泰奥多尔翻译了一些阿拉伯动物学著作供皇帝之用。腓特烈也在科学课题上与伊斯兰土地上的君主和学者保持着联系，在他的儿子和继承人曼弗里德时期，翻译延续下去，一些姓名不详的译者的译本也许可以归功于这一西西里中心。

然而，新知识传播到西欧的最重要的途径是通过西班牙半岛。“西班牙，”W·P·克尔（W．P．Ker）说[2]，“从南方作为赫拉克勒斯纪念柱的磐石（Rock），到北方龙塞斯瓦利斯（Roncesvalles）的关隘（Pass），到处充满着传奇故事的想象”。其中有商业传奇，内容涉及从提尔商人“捆绑的货物”到西印度群岛运银船；有以哥伦布和美洲征服者为代表的关于发现和征服的传奇，也有以熙德和唐·吉诃德为代表的冒险游侠骑士的传奇。同样还有关于学术研究、探寻学术新方法甚至是被禁止的旁门左道的传奇。由于萨拉森人的征服，半岛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是伊斯兰东方的一部分，继承了其学术和科学、巫术和占星术，并且是将其引入西欧的重要渠道。当12世纪拉丁世界开始吸收这种东方学问的时候，新学问的先驱者们大多把目光转向西班牙，他们一个又一个地前往那里，探究在那里积累起来的数学、天文学、占星术、医学、哲学知识的精髓；在12、13世纪，在比利牛斯山外好奇的思想者看来，西班牙是一块神奇的土地，那里有未知但可知的知识。欧洲学者伟大的学术探讨在半岛展开了。

总的说来，西班牙的诱惑在12世纪才开始发挥作用，对阿拉伯知识传播来说，积极推动力来自比利牛斯山之外，来自背景千差万别的人们。其中主要的人物是：巴斯的阿德拉德、蒂沃利的普拉托、切斯特的罗伯特、卡林西亚的赫尔曼及其门徒布鲁日的鲁道夫、克雷莫纳的杰勒德。在西班牙本地也有一些代表人物：多米尼克斯·贡迪萨尔维（Dominicus Gondisalvi）、桑塔耶的乌戈，还有一些犹太学者，如彼特卢斯·埃尔冯西、塞维利亚的约翰、萨瓦索达（Savasorda）和亚伯拉罕·本·埃兹拉（Abraham ben Ezra）。所有这些人的生平及相互关系，还有很多模糊不清的地方。他们工作的地点最初并非局限在单独一个地方，但是翻译工作主要在巴塞罗那、塔拉索那（Tarazona）、塞哥维亚（Segovia）、莱昂（Leon）、潘普洛纳（Pamplona）展开，同时也在比利牛斯山外的图鲁兹、贝吉耶（Béziers）、纳博讷和马赛展开。但是，后来主要的中心是托莱多。这一新的运动的准确时间无法确定，批评家已否定了蒂沃利的普拉托早在1116年就翻译了一本著作的说法，但是阿德拉德的天文表所标注的时间是1126年，并且，除克雷莫纳的杰勒德之外的所有这些翻译家的翻译活动都可以列进12世纪的第二个25年之中。他们大大受惠于教会的庇护，特别是托莱多大主教雷蒙德（Raymond）以及他同时代的塔拉索纳主教迈克尔。他们关心占星术，在那样一个把占星术视为纯粹的应用天文学、一项非常实用的研究的时代，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们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天文学和数学。

12世纪后期，在众多的阿拉伯文著作翻译者中，最勤奋、最多产的一位是克雷莫纳的杰勒德。幸运的是，我们有一本关于他的简明传记，还有一份他的著作清单，该清单由他的学生模仿盖伦著作的目录列出，并附在由杰勒德翻译的盖伦的《蒂格尼》（Tegni）译本中，以免他的名声被掩盖，同时也避免一些人因为他的没有标明作者的著作而捞取虚名。从这里我们得知，他年轻时期就是一位学者，掌握拉丁学问的要旨，非常喜爱托勒密的《至大论》，但在拉丁著作中却寻找不到该书，因此慕名来到托莱多。在那里，他发现大量阿拉伯文著作，涉及每一个学科。出于对贫乏的拉丁著作的自卑，他学习了阿拉伯文，以便翻译这些著作。他的《至大论》译本标注的时间是1175年。他于1187年在托莱多逝世，享年73岁。在此之前，他翻译了该目录中所列的71本阿拉伯文著作，另外大约还有20本其他著作。其中有3本是逻辑学著作，即亚里士多德的《后分析篇》（Posterior Analytics），以及狄米斯提厄斯（Themistius）和法拉比（al-Farabi）所作的评注；有几本数学著作，包括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Elements）、狄奥多西（Theodosius）的《球面几何学》（Spherics）、阿基米德的一本小册子，还有各种几何学、代数学和光学论著。天文学和占星术的译著数量是相当多的，所翻译的亚里士多德的科学著作的数量也很多，但是，在他所有的译著中，数量最多的是医学著作，包括盖伦、希波克拉底等人的著作，在中世纪后期，人们正是通过这些译本认识了他们。的确，总的说来，通过克雷莫纳的杰勒德之手传给西欧的阿拉伯科学多于任何其他方式。

除了列在首位的克雷莫纳的杰勒德，罗杰·培根（Roger Bacon）还列举了英国人艾尔弗雷德（Alfred the Englishman）、迈克尔·斯格特和德国人赫尔曼（Hermann the German）这样一些重要的阿拉伯文著作翻译家。13世纪早期，他们都在西班牙工作。艾尔弗雷德是一位哲学家，主要投身于注释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虽然他也因翻译了两本伪亚里士多德论著而扬名。迈克尔·斯格特因翻译比托吉（al-Bitrogi）的《论天体》（On the Sphere）于1217年在托莱多崭露头角，到1220年，他完成了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学》（On Animals）的标准译本，且不说他在传播阿威罗伊对亚里士多德的评注中所做的贡献以及他自己在占星术方面的重要著作。德国人赫尔曼在临近13世纪中期时同样关注亚里士多德和阿威罗伊，特别是《伦理学》（Ethics）、《诗学》（Poetics）和《修辞学》（Rhetoric），以及对它们的评注。该时期名气小一些的翻译家所关注的是占星术和医学。

来自比利牛斯山外的这些人们，在他们来西班牙的时候好像无人能懂阿拉伯文，有些人甚至在离开的时候也不懂，他们不可避免地需要通过翻译人员——通常是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来工作。克雷莫纳的杰勒德求助于一位名叫加利普斯（Galippus）的莫扎勒布人（Mozarab），而迈克尔·斯格特据说大大受惠于一位名叫安德鲁（Andrew）的犹太人。此人可能就是那位安德鲁大师，帕伦西亚（Palencia）的教士团成员，教皇曾在1225年称赞他不仅精通自由七艺，而且在阿拉伯语、希伯来语、迦勒底（Chaldee）语和拉丁语方面也有广博的学识。有时，犹太人本人就是作者或翻译者，比如彼特卢斯·埃尔冯西、塞维利亚的约翰、亚伯拉罕·本·埃兹拉以及阿方索十世时期的天文学家们。很明显，他们的解释工作通常这样表现出来：把阿拉伯文翻译成流行的西班牙方言，基督教翻译家据此再翻译成拉丁文。这一事实有助于解释许多译本的不准确性，虽然总的说来它们老老实实地忠于原著，甚至夹杂着阿拉伯原文。我们还必须记住，有大量的书籍是从阿拉伯文翻译成希伯来文，后来再翻译成拉丁文的，只要查阅一下斯坦斯内德（Steinschneider）研究希伯来译作的名著就可以核实这一点。

在这种翻译和传播的过程中，偶然因素和便利因素的影响很大。并没有对翻译材料的全面调查，早期翻译家多少有些盲目地面对突然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新事物。简明的书籍常常被首先考虑，原因就在于它们简明，而基础性论著篇幅长又难以理解；评注常常比被评注的著作更受欢迎。不仅如此，由于翻译家在不同的地方工作，很容易重复别人的劳动，并且，最早的、最准确的译本并非总是最受欢迎。许多被翻译的东西现代的人们并不感兴趣，而有些理应恢复的东西却丢失了。然而，这一时期译著的总量是相当醒目的。来自西班牙的亚里士多德及其评注者的哲学和自然科学，其影响之大，以至于在13世纪改变了欧洲的思想。目前流行的盖伦、希波克拉底和以阿维森那为代表的阿拉伯医学家的著作的译本大多是由西班牙翻译家们完成的。从西班牙诞生了新欧几里得、新代数学，以及关于透视法和光学的论著。从马斯拉马（Maslama）、扎卡里（al-Zarkali）时期到智者阿方索时期，西班牙是天文表和天文观测的故乡，而托莱多的子午线长度在长时间内是西方的计算标准，同时，还必须提到现今流行的天文学书籍，其中不仅包括普遍为人接受的托勒密的《至大论》——克雷莫纳的杰勒德出于对它的喜爱长途跋涉前往托莱多——的译本，而且包括法格尼著作的译本。正像东方炼金术的某些内容一样，东方占星术的完整体系也取道西班牙传到西方。

西班牙的潮流翻越比利牛斯山涌入法国南部的纳博讷、贝吉耶、图鲁兹、蒙彼利埃和马赛这样的中心，在这些地方，新天文学早在1139年就出现了，并且，在进入14世纪的时候，阿拉伯占星术、哲学和医学的印记也可以在这里找到。在这里，犹太翻译家的贡献是巨大的，也许相对说来比在西班牙更大一些，许多译本借助希伯来文转译而来。

除了在地中海周围的这些地方翻译的这类名著外，对于译者和翻译地都不为人所知的译自阿拉伯文的无数译作，我们应给予应有的重视。其中不仅包括重要性不太大的许多分散的资料——特别是在占星术方面，而且还包括亚里士多德在自然科学方面的《物理学》、《形而上学》这类基础性著作以及另外一些重要性较小的著作，因为这些书在1200年左右已出现在西方。至少还有一种译者不明的译自阿拉伯文的托勒密的《至大论》和《占星四书》（Quadripartitum）。有些关于炼金术的拉丁著作声称译自阿拉伯文，如所谓的格伯（Geber）的作品，但除了少数例外，没有翻译家的名字与它们联系在一起。

西方世界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惠于阿拉伯人，明显体现在西方各种语言中的科学和商业词汇，它们不加翻译、原封不动地从阿拉伯文借来。代数学（algebra）、零（zero）、阿拉伯数字（cipher）这些词本身就讲述了自己的身世；按照花拉子密（al-Khwarizmi）的传授而在长时间里得到具体运用的阿拉伯数字符号以及十进位制（algorism）一词也是同样。在天文学领域，同样的情况体现在历书（almanac）、天顶（zenith）、天底（nadir）和方位（azimuth）这些词汇。从阿拉伯文中，我们学到了炼金术，也许还有化学，同样也得到酒精（alcohol）、碱（alkali）、炼金药（elixir）、蒸馏坩埚（alembic）这些词汇，不用说糖浆（syrup）和阿拉伯树胶（gum arabic）这类制药学词汇了。在商业和航海领域，我们获得集市（bazar）和关税（tariff）、海军上将（admiral）和造船厂（arsenal）等词汇，还有伊斯兰土地上一些产品的名称，如糖（sugar）和棉花（cotton），摩苏尔的平纹细布（muslin）和大马士革的锦缎（damask），科尔多瓦（Cordova）和摩洛哥的皮革（lerther）。我们词汇中的这些“化石”展示了地中海地区人类交往的总体画卷。

如果说阿拉伯学问通过许多地点传到拉丁基督教世界，那么，12世纪对于希腊文著作的直接翻译几乎完全局限于意大利，其中，希腊和拉丁文化的最重要汇合点在位于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的诺曼王国。这一地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拜占庭帝国的一部分，这时仍保留着希腊传统和大量说希腊语的人口，而且也没有中断与东方的联系。在11世纪，阿马尔菲商人与君士坦丁堡和叙利亚保持着频繁的贸易往来；拜占庭工匠为意大利南部的教堂和宫殿制造了巨大的青铜门；云游的修士们带回了希腊神话和神学的片段，后来翻译成拉丁文。大量个人收藏的希腊原著以及更多的《圣经》和神学著作汇集到巴西勒派（Basilian）修道院，而在诺曼的首都则有更全面的收藏。罗杰国王和他的继承人直截了当地鼓励把希腊文著作翻译成拉丁文，实际上，这一时期的两位重要翻译家都是王室行政部门的官员：亨里克斯·阿里斯蒂皮斯、埃米尔尤金。两人都留下了关于国王威廉一世的颂文，其中颂扬了国王的哲学家思维和广泛志趣，以及他的宫廷对于学者的巨大吸引力。

阿里斯蒂皮斯于1156年任卡塔尼亚（Catania）的执事长，在贝内文托战役前，他就在军队中翻译柏拉图的著作。从1160到1162年，他是西西里法庭的首席官员，但被免职之后很快就去世了。除了翻译纳西昂的格里高利（Gregory Nazianzen）和第欧根尼（Diogenes）的一些著作外——即使翻译了也没有流传到今天，他还第一个翻译了柏拉图的《曼诺篇》（Meno）和《斐多篇》（Phaedo）以及亚里士多德的《气象学》（Meteorology）的第四卷，在中世纪和早期文艺复兴时期，他的拉丁译文非常通行。他是一位独立的自然现象观测者，在把曼努尔皇帝（Emperor Manuel）收藏于君士坦丁堡图书馆的一些手稿带到西西里的过程中，他也起了作用。其中一部手稿具有特殊重要性，这就是托勒密《至大论》的精美抄本，正是通过它，一位访问学者在1160年左右翻译出了第一个拉丁文译本。这位翻译者告诉我们，他得到了埃米尔尤金的鼎力支持，尤金“精通希腊文和阿拉伯文，也了解拉丁文”，而且从阿拉伯文翻译了托勒密的《光学》。西西里学派对于科学和数学的爱好也反映在另外一些或许是在这里第一次翻译成拉丁文的著作中：欧几里得的《已知数》（Data）、《光学》和《反射光学》（Catoptrics），普罗克洛斯（Proclus）的《论运动》（De motu），亚历山大里亚的希罗（Hero）的《气体力学》（Pneumatics）。尤金是用他的母语希腊语创作的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他同样与东方文学中两部奇妙的作品向西方的传播联系在一起：埃里色雷女先知的预言书和梵文寓言《卡里来和笛木乃》（Kalila and Dimna）。如果再加上以下两点：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的新译本在威廉一世的宫廷中传播，新约全书手抄本中的重要一组可以追溯到国王罗杰宫廷的抄写员，我们又增加了关于12世纪的西西里渴求知识的材料。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萨莱诺的医学学校是科学知识汇集和传播的中心。

除此之外，意大利没有其他作为新知识中心的国王宫廷，也没有任何地区能像在这里一样东西方之间保持着如此频繁和卓有成效的交往。在半岛的其他地方，我们不要指望找到太多定居的希腊人，他们少于在君士坦丁堡的拉丁人，后者以游客、使节，或者是主要由威尼斯和比萨两大商业共和国建立的不可忽视的拉丁侨民区的成员的身份在君士坦丁堡学习了希腊语。

1136年，在君士坦丁堡，当着拜占庭皇帝的面举办了一次神学论争，我们得知，“有很多拉丁人出席了该活动，其中有三位擅长两种语言，特别是在文学领域造诣颇深的学识广博之人，他们是威尼斯人詹姆斯、比萨人伯贡迪奥，第三位名叫摩西，是来自贝加莫城的意大利人，由于精通两种文字，他在希腊人和拉丁人中名气最大，所有人都选他作为双方可以信赖的口头翻译”。通过其他的材料，我们了解到这三位学者的情况，他们是这一时期西西里王国之外的著名意大利翻译家。威尼斯的詹姆斯是亚里士多德的《新逻辑》（New Logic）的翻译者；贝加莫的摩西通过威尼斯与东方建立起联系，所留下的零散的材料证明，他涉猎广泛，是一位语法学家、翻译家、诗人、抄本收藏家，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他是15世纪那些“从事热门行当”的人们的楷模。比萨人伯贡迪奥在他出生的城市的公共生活中是一位闻名遐迩的人物，曾多次访问君士坦丁堡。虽然希腊文著作的翻译只是他的业余工作，但他的成果超过了他那个时代的任何一位拉丁翻译家。在他的译著中，许多是神学著作，包括巴西勒、克里索斯特姆（Chrysostom）和大马士革的约翰（John of Damascus）的著作，它们对拉丁思想史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另外还有其他学科的译著，哲学方面以内米修斯的著作为代表，法律方面以《学说汇纂》中的希腊引文为代表，农学方面以选自《论农业》（Geoponica）的摘录为代表。然而，他为人们所知的最主要原因也许是：他是目前流行的希波克拉底《誓言》（Aphorisms）和盖伦的十部著作的译者。当然，在把盖伦从阿拉伯人那里介绍到西方的过程中，另外一位比萨人——安条克的斯蒂芬（Stephen of Antioch）帮了很大的忙。伯贡迪奥的墓志铭颂扬了这位最杰出的翻译家（optimus interpres）广博的学识：

埋在这里的人

知道世间所能够知道的一切。

在君士坦丁堡的比萨侨民区中，还有另外两位成员，他们虽然不如伯贡迪奥名气大，但也值得一提。他们是乌戈·埃特里亚努斯（Hugo Eterianus）及其兄弟利奥，人们一般称他为利奥·图斯库斯（Leo Tuscus）。乌戈虽然精通两种语言，但他与其说是一位翻译家，不如说是一位拉丁教义的积极倡导者，参加了与希腊神学家的辩论，并且，他的论辩生涯为他赢得了由卢修斯三世授予的枢机桂冠。作为拜占庭皇帝内府的口头翻译，利奥还笔译了圣克里索斯特姆的大量著作以及艾哈迈德·本·西林（Ahmed ben Sirin）的一部《解梦书》（Oneirocriticon）。在曼努尔的宫廷盛行的对奇迹的喜好还反映在罗马人帕斯卡尔（Paschal）的工作中。此人也是一位宗教问题的翻译者，于1165年在君士坦丁堡汇编了另外一本解梦书，可能也是1169年在那里翻译的基拉尼德斯（Kiranides）著作的译者。这种喜好还反映在大概这一时期历尽艰辛传到西方的神秘主义著作中——它们也许部分地来自帝国图书馆。实际上，希腊帝国为一方，教皇和西方帝国为另一方的官方和非官方的交往为文化的相互交流提供了很多机会；虽然我们听到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产生的希腊与拉丁神学家之间的争论，但总的说来非常可能的是，其他资料传到西方采取了至今还不为我们所知的方式。

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关于翻译，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载入史册的，虽然某些在意大利工作的姓名不详的翻译家也许来自其他地方。在德国，我们见到了与希腊人的《对话》（Dialogi），是由哈维堡的安瑟姆（Anselm of Havelberg）大约在1150年抄写下来的，还有《人与自然的矛盾》（De diversitate persone et nature），是由西方帝国的另外一位使节于1179年带回的。在12世纪中叶前，匈牙利的一位名叫塞尔巴努斯（Cerbanus）的修士翻译了宣信者马克西姆（Maximus the Confessor）的Ekatontades，或许还有一部大马士革的约翰的论著。1167年，一位老家在普罗旺斯的加普的名叫威廉的医生从君士坦丁堡把一些希腊文的经典抄本带回了在巴黎的圣但尼修道院，后来，他成了该修道院院长（1172—1186），这期间，为了寻求手抄本同样访问过希腊东方的约翰·萨拉津（John Sarrazin）翻译了伪狄奥尼修斯的一些著作。

最后还需要提到那些无可怀疑主要在意大利进行的译者不详的翻译活动。我们非常幸运地可以看到一些书的前言，这些书的日期大致可以确定，它们的译者的一些情况也可以大致了解，典型例证是大约1160年在西西里翻译的第一本拉丁文的《至大论》以及保存在托莱多大教堂的一份手稿中的亚里士多德《后分析篇》的译本（1128—1159）。但是在大多情况下没有这样的证据流传下来，除了经典抄本的日期、直接源自希腊文本的引文外，我们没有任何线索。在进一步的研究远远超过现今之前，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不可能把12世纪人们的工作与中世纪早些时候人们的工作分开，同样也不能与直接继承他们的13、14世纪翻译家的工作区分开。我们常常只知道某部著作在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之前由希腊文翻译成了拉丁文。在12世纪的译者不详的翻译中，所翻译的最重要的希腊文献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物理学》《形而上学》和一些简明的自然史著作大约在1200年传到西欧；《政治学》《伦理学》《修辞学》和《经济学》在随后的两代人的时间里也传来了。几乎每一本书都是既翻译自希腊文，也翻译自阿拉伯文，并且，几乎所有的翻译都没标日期。目前为止所能告诉大家的或许只有：在12世纪结束的时候，已经可以看到译自希腊文的一些线索，表现在《物理学》、《论天》（De caelo）、《灵魂论》（De anima）、《自然诸短篇》（Parva naturalia），或许还有《形而上学》。

12世纪的这些希腊文化崇拜者所留下的他们个人生活方面的资料是非常稀少的。威尼斯的詹姆斯只留下个名字而已，《至大论》的翻译者连个名字也没留下。我们对贝加莫的摩西的了解仅仅通过由于偶然因素保存下来的他的一封信件，而对其他人的了解几乎完全通过他们译著的序言。可列举的有特色的人物或事件包括：摩西曾为他的希腊图书馆的丧失和他所投入的三磅黄金痛惜不已；曼努尔·康尼努斯（Manuel Comnenus）的比萨籍秘书追随这位皇帝参加了远征土耳其的艰难行军；伯贡迪奥在他外交旅程的闲暇之时翻译克里索斯特姆的著作以拯救他儿子的灵魂于炼狱；一位萨莱诺医学学者敢于直面锡拉（Scylla）和卡律布狄斯（Charybdis）的恐怖，为的是能读到刚刚从君士坦丁堡传来的一份天文学手稿，并且，他直到掌握了其内容并使它能够为拉丁世界所用才离开西西里；阿里斯蒂皮斯身处军营还在翻译柏拉图的著作，并且，他以老普林尼为楷模前往考察埃特纳火山爆发这一自然现象；埃米尔尤金在他公众生活的末期身陷囹圄，但他用希腊语撰写韵文赞颂独处和读书。虽然这类材料很少，但足以说明这些人与“兴趣广泛的古代知识分子群体”的亲缘关系。

即使把那些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许多不被承认的作用排除在外，这些希腊文翻译者对于中世纪晚期文化的贡献也是非常坚实的。只要他们陷入与阿拉伯著作翻译的竞争，人们很快认识到他们更为可信。那些译自阿拉伯文的著作中，最为优秀的译本与原文相差无几，并且受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的折射，而最为粗劣的译本则是仓促完成的，还求助于那些使用西班牙方言的无知的中介者。在很大程度上，两类翻译家使用了同样的资料。他们都感兴趣于哲学、数学、医学和自然科学；并且，由于这些领域的大多希腊著作都已经翻译成阿拉伯文，其中的任何一部著作都可能通过这两种语言传到西方。如果说柏拉图的著作只能找到希腊文的版本，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在阿拉伯文著作中也能找到，并且，他的大多著作都有两个或更多互相类似的拉丁文译本。语法、神学、礼拜仪式和圣徒传记等方面的著作自然只能通过希腊文传来，而占星术著作则主要是阿拉伯文的。然而，在秘学和传说方面，我们得到了希腊文的基拉尼德斯的著作、解梦书、《卡里来和笛木乃》和女先知的书，也许还有一些炼金术的书籍，以及托勒密的《占星四书》和一些占星术书籍的片段。在许多情况下，到底是译自希腊文的译本还是译自阿拉伯文的译本能够广泛为人们接受或多或少有些偶然性；因此，《至大论》的西西里译本虽然在时间上早于其他，但只有四个抄本保存下来，而在西班牙翻译的译本则随处可见。然而，12世纪只通过希腊文翻译而来的著作是相当多的。其中包括柏拉图的《曼诺篇》和《斐多篇》，中世纪人所知的他另外的对话体著作只有版本更老一些的《蒂迈欧篇》；欧几里得精深的著作；普罗克洛斯和希罗的著作；盖伦的众多著作；克里索斯特姆、巴西勒、内米修斯、大马士革的约翰和伪狄奥尼修斯的著作；还有一定数量的神学、传说、宗教仪式和秘学的零散资料。

在这些译自希腊文的书籍中，缺乏文学和历史学的古典著作，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正像中世纪的大学课程中缺乏它们一样明显。我们现在身处12世纪，不是15世纪，对于医学、数学、哲学和神学的兴趣反映出这个时代人们所关注之事的实用性和宗教性，而不是人文主义者那种广泛的兴趣。中世纪的翻译“不被看作纯文艺（belle lettres），它们是某种目的的手段”。然而，最好记住，同样这些人的译作在15世纪仍为人们阅读，不论译本是新还是旧；只是由于更新的学问的出现它们才被挤到背后。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两个时期之间具有连续性。同样，学术资料也有某种程度的连续性：早些时候的一些个人手稿被威尼斯和巴黎的图书馆所收藏，西西里国王的图书馆或许构成了梵蒂冈图书馆所收藏的希腊文献的核心部分。鉴于我们对于南方地区状况的零星的了解，要判断在多大程度上存在希腊文化的持续影响就更为困难了。12世纪西西里翻译家的直接继承人是腓特烈二世和曼弗里德宫廷的那些翻译家，而对于14世纪，我们必须记住彼特拉克在那不勒斯的罗伯特宫廷的短暂停留，以及培养薄伽丘的卡拉布里亚的希腊人。其间的间隔是短暂的，但至今还不能弥补。

因此，从科学的方面说，12世纪文艺复兴不仅是阿拉伯文化的复兴，而且是希腊文化的复兴；阿拉伯科学一度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由于直接译自希腊文的翻译，其影响减弱了。拉丁世界本来可以主要通过从希腊文到拉丁文（Graeco-Latin）的方式了解亚里士多德、盖伦、托勒密和欧几里得。它本来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了解到许多希腊科学，然而，就大多数而言，它不是通过这种方式。到那时，科学的流行语言是阿拉伯语，源自西班牙和普罗旺斯的整个科学运动最初都是以阿拉伯语为媒介的。源自意大利南部的科学运动部分地说也是如此。译自阿拉伯文的译本经常早于那些译自希腊文的译本，或者至少可以说，在大多情况下，它们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样自然又提高了那些相对应的阿拉伯评注和概要的地位，其中有些深深影响了欧洲的思想。可以说，译自阿拉伯文的著作“更受欢迎”。在这些译著之外，必须再加上阿拉伯人自己的科学著作，分布在医学和数学、天文学和占星术，或许还有炼金术等领域，它们吸收并常常超越了希腊科学。这还不是全部：由于中世纪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功劳，科学知识成为头等重要的事情，他们献身科学的精神传给了那些接触到他们的学问的拉丁人。随着兴趣而来的就是方法：理性的思维习惯和爱好实验的性情。当然，这些本来就在古代希腊人那里流行，并且也是他们的著作的内在特质，但是，它们在伊斯兰国家得到保存和发展，正是主要通过这些国家，它们传到了西方基督教世界。

文献简介

这一章内容大多是从我的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Mediaeval Science（second edition，Cambridge，Mass.，1927）中剪取过来的，特别是其中的第一章和第八章，那里全面列举了当时和现代的许多权威资料。同样参见我的短文：“Arabic Science in Western Europe” in Isis，vii，第478—485页（1925）。在这篇文章和本章中，“Arabic”和“Arab”两词是语言学和文化上的，而不是人种学上的。

注释：

[1]　Byzantine History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London，1900），pp.36-37.

[2]　Two Essays（Glasgow，1918），p.23.

第十章

科学的复兴

12世纪智识复兴在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如在科学领域那么明显。1100年，西欧还仅仅局限于使用伊西多尔、比德的知识汇编，还有罗马文化的零散的残简断篇；到1200年或者稍后，西欧已经接受了阿拉伯人的自然科学和哲学，并因此接受了大部分希腊文化。其间的一百年，或者说从1125年起的一个世纪中，欧几里得、托勒密以及阿拉伯人的数学和天文学，盖伦、希波克拉底和阿维森那的医学，充满着亚里士多德智慧的丰富的学术宝藏，纷纷走进西欧。有些东西后来被叫做希腊和阿拉伯炼金术，许多被叫做阿拉伯占星术，其中的科学精神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地说存在着一个科学文艺复兴，虽然我们不能像对待文学那样把它截然限定在12世纪内，有时还要到13世纪去寻找在上一个世纪已经开始的一些现象的明确证据。

中世纪早期科学文化的总体状况最明显地体现在广为流传的百科全书——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的《辞源学》中。该书于公元636年作者去世前不久在西班牙编成，迅速流传到比利牛斯山之外，很快，有几百套抄本在传播中。正像我们已经提到的，这是任何体面的图书馆都离不开的书，后来人们不断地引用该书，进一步证明了其地位。它之所以著名，原因是多方面的：它简明扼要，而这个时代希望以压缩扼要的形式获得其全部知识；它学究气十足；它容易取信于读者；它使用了讽喻的、神秘主义的解释。没有人因为它只涉及词语而不涉及实物、只关注词源和定义而批判它。就像它在每一个时代的大多后继者一样，它主要依托于此前的百科全书；它保留了一些现在已经看不到的著作的摘引，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十个世纪的混合体”，同时也是“黑暗时代思想的一个剖面”。伊西多尔只是一位编纂者，正是这一点使他获得了原创性的著作所缺乏的代理人的身份。正如布雷赫特（Brehaut）所言：[1]

关于自然和超自然，以及各自在现实生活中所占的比例，黑暗时代人们的观点与现代学者的观点是恰恰相反的。在我们看来，物质世界有其自身的秩序；在其限度内，现象似乎按照固定的模式呈现出来，根据这些证据已经建立起一个科学知识体系。当然，科学的某些分支有时也会陷入与中世纪流行的对于超自然现象的认识——如果说它与科学相悖的话——相类似的教条主义。另一方面，关于超自然世界，人们曾经一度对它深信不疑，但现在动摇了；迄今为止对于它的调查研究没有哪一项博得人们的信任，对于它的任何理解，如果与科学的结论相违背，人们就认为它缺乏真实性。在所有这些方面，伊西多尔及其时代的态度与我们恰好相反。在他看来，超自然世界是显而易见的、有序的。它的表象，或者说想象中的表象被认为是真实的，而对于感官所提供有关物质世界的信息不屑一顾。甚至可以这样说，超自然世界在中世纪思想家大脑中所占的比重大于自然世界在现代思想家大脑中的比重，并且得到了力量更为巨大、更无原则性的教条主义的保护。

20卷的《辞源学》代表着许多世纪中人类智慧的总和，其中包括：自由七艺、医学和法律、教会及其基础知识、人和动物（最长的一卷就是关于动物的）、地球和宇宙、自然地理和政治地理、建筑学和测量学、农业科学和军事科学、船只及家庭用具，还有一些普通的实用艺术。人们不禁要根据布雷赫特的译本[2]全面引述其中的内容，但是下面这段引文足以让我们了解作者的写作方法和思维习惯：

IV.13．关于医学的起源。

1．关于医学艺术为什么没有包括在自由七艺之中，有人曾进行过研究。原因是这样的，自由七艺是一些单独的学科，而医学包括所有的学科。因为一个医生必须懂得语法，以便能够理解和陈述他所阅读的内容。

2．同样，他也要懂得修辞学，以便能够确切地描述出他所诊断的疾病的情况。他还要懂得逻辑学，通过逻辑推理来搞清和去除病因。他还要懂得算术，以便搞清发病的时间和周期。

3．同样，他还要懂得几何学，以便搞清地理环境和区域特性，就此而言他教给人们应该观察什么。不仅如此，他也不能不懂得音乐，因为提起病人的情况，不能不用这种艺术形式表达出来，正像大卫用旋律的艺术把扫罗从肮脏的灵魂中解救出来。医学家阿斯科尔皮德斯（Asclepiades）也是同样，通过音乐使精神错乱的人恢复健康。

4．最后，他应该懂得天文学，以此来观测星系，预测季节的变化，因为正如一位医生所言，我们的身体也随着天体特性的变化而变化。综上所述，医学被称为“第二个哲学”。因为这两个学科创造了一个完整的人，其中一个治愈灵魂，另一个治愈肉体。

XI，I，125.Iecur（肝脏）之所以得名，原因在于那里是激情（ignis）产生的地方，从那里向上扩展到头部，再从头部扩展到眼睛和其他感官和四肢。通过其热量，它把从食物中摄取的汁液转化为血液，这种血液又流到身体的各个器官并滋养它们。在那些反对自然哲学的人看来，欢乐和欲望寓于肝脏。

XI，3，23.西奥波德人（the Sciopodes）生活在埃塞俄比亚。他们每人有一条腿，但惊人地敏捷，希腊人因此称他们西奥波德人。在夏季，他们仰卧在地，用巨大的脚遮阴避凉。

XII，7，18.天鹅（cygnus）得名于歌唱（canendo），它能用变调唱出甜美的歌声。之所以甜美是由于它的脖子细长而又弯曲，声音从这条漫长而曲折的通道挤出后，自然会变成各种各样的音调。

XII，7，44.乌鸦（cornix）是一种生命力很强的鸟，拉丁语称呼它时使用的是希腊人给它取的名字。占卜师说它发出的一些信号会增加人们的烦躁，它能发现隐密，预测未来。要是相信上帝授意于它则是巨大的邪恶。

XIV，6，6.斯科舍（Scotia）与海伯尼亚（Hibernia）指的是同一个地方：非常靠近不列颠的一个岛屿，其陆地狭窄但非常肥沃；它从非洲延伸到博利阿斯（Boreas），前面的部分与海伯里亚（Hiberia）和坎塔夫里亚海（Cantabrian Ocean）相望，因此也叫做海伯尼亚。它之所以被称为斯科舍是因为居住着苏格兰人的一些部落。那里没有蛇，极少有鸟，没有蜜蜂；因此，如果有人从这里携去灰土或沙砾，撒到别处的蜂巢上，蜂群就会离开其蜂巢。

12世纪初期一般的知识状况充分体现在圣奥默的教士团成员朗贝尔（Lambert）于1120年编纂的《历史之花》（Liber floridus）中。关于这本书，我们今天能看到其最初的插图本，其中还有作者的肖像画，此书今天保存在根特（Ghent）。我们看到，朗贝尔在这本书中记录下他所读过的科学、历史、神学等其他五花八门的内容，从天堂之河和希腊字母表到治疗牙疼的方法。他的科学，如果可以称为科学的话，包括了天体的运行、天气、地球的区域和人种、罗马数字和分数、宝石及动植物的名称和特性，以及敌基督者的象征物海中怪兽。除了从编年史家那里收集来的一些神奇故事外，这里的内容没有超越那些明显的经常被引用的资料，其作者是伊西多尔和比德、普林尼、马提亚努斯·卡佩拉、马克罗比乌斯和拉丁教父们。

我们绝对不能认为，12世纪的复兴以抛弃伊西多尔及其继承者为标志。它同样也不意味着突然放弃了他们的非科学的思维习惯，这种习惯一直持续到17世纪甚至以后。这些习惯根深蒂固，因为科学的衰落可以远远地追溯到罗马时期，普林尼已充分表明了这一点，我们前面引述的资料也表明伊西多尔在很大程度上追随其罗马前辈。举例来说，普林尼和伊西多尔对英国人巴塞洛缪（Bartholomew）的影响仍然是非常深刻的。巴塞洛缪在1230年左右写成了家喻户晓的百科全书《论事物的特性》（On the Properties of Things）。在这本书中，有一些新的内容，也有许多无稽之谈，我们在这里可以找到老朋友爱尔兰的蛇、充满激情的肝脏、歌喉甜美的天鹅，还有其他广为流行的古老传说中耐寒的多年生植物。12世纪所能做的就是使西方再次拥有希腊人的科学著作，展示它们的阿拉伯注解者和评注者的智慧，促进每一个领域的科学活动。文献资料大量增加并日趋多样化，因此一定程度的专业化也开始了。这是巨大的进步，即使没有把近代精神全面地带给我们。

这些变化反映在这一百科全书时代最重要的一部百科全书——博韦的樊尚的《知识宝鉴》（Speculum maius）之中。该书写于13世纪中叶，是这一时代知识状况的镜子，马勒（Male）把它视为该时代主教座堂雕刻艺术最好的向导。由于发现众多的书籍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内容过于繁杂，这位多明我会修士告诉我们他从所有书籍中选取了一些片段，或者说采撷了一些花朵，并按自然知识宝鉴（Speculum naturale）、学说知识宝鉴（Speculum doctrinale）和历史知识宝鉴（Speculum historiale）这样三个标题进行分类，分别论述自然科学、哲学和历史学。结果就是编成了这部卷帙浩繁的著作，1624年的印刷版分成了对开本的三大卷，与伊西多尔《辞源学》八开本的一卷本形成了明显对比。全书大概有三千对开页，其中大约一半的内容论及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这部知识宝鉴是一种汇编，并且是剪刀加浆糊的汇编，没有伊西多尔擅长的那种简练的缩写。所收集的资料内容完整，能自圆其说，并且收集了许多名家的书籍，除了常被引用的伊西多尔和普林尼外，还有新亚里士多德，众多阿拉伯作家（特别是其医学著作），零零星星还有一些最近的拉丁名人，如巴斯的阿德拉德和孔什的威廉。“自然知识宝鉴”的内容编排也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不仅表现在琐细的学究气的分类、再分类——共分成32编3718章，还表现在模仿圣安布罗斯的《六天创世》，把这样众多的内容安排在创世的六天之内。按此逻辑，“学说知识宝鉴”的内容开始于人类的堕落，论述人类赖以再生的各种形式的哲学。在18世纪的百科全书派之前，没有再出现过这样内容全面的著作。

樊尚时代的科学知识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优于1100年之前所流行的科学知识，这明显体现在另外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通才博士”大阿尔伯特的著作中。他对所有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以及当时归到亚里士多德名下的一些著作进行评论，其中对于动物、植物和矿物的论述尤为精彩。“全书到处都有创新，即使在有抄袭嫌疑的地方”，只要论据允许，他随时可以提出与哲学家之王不同的观点，并且加上了许多他自己观测和实验得来的资料。他告诉我们，“自然科学不仅仅在于听别人怎么说，还要观察研究自然现象的起因”。大阿尔伯特认为，在英国人巴塞洛缪的书中自在地走来走去的狮身鹰面兽是故事讲解者编出来的一种动物，不能得到哲学家的实验或哲学观点的支持，关于塘鹅用自己的血液哺育幼鸟的故事也是同样。类似地，在他的《论动物》（De animalibus）——大阿尔伯特的亲笔手稿今天仍保留在科隆——一书中，他在列举了猎鹰疾病的各种治疗方法之后告诉我们：“这些是人们提到的、经过专家验证的治疗猎鹰疾病的药物，但是，明智的养鹰者会凭经验根据具体的情况增加或者减少某些药物成分，这会对鸟的健康有利；因为在所有这类事情中，经验是最好的老师。”

通过快速地浏览科学各个领域的情况，我们会对12世纪所取得的进步的程度有更清楚的了解。我们首先从数学开始。在包含于自由七艺的中世纪教育方案中，其中有四种，或者叫“四艺”，与数学有关，即，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但是，它们的数学的确是非常初级的。到底多么初级，不仅反映在波爱修斯和比德的教科书——其中的算术和天文计算是一些粗浅的纲目——中，还反映在热尔贝偶尔超越这些大师后所获得的非同寻常的荣誉中。热尔贝局限于波爱修斯著作中的资料和罗马的《土地丈量书》中的一些片段，他似乎恢复了算盘（abacus）——或者叫罗马人的计算表，在11、12世纪非常流行——的实际应用。虽然他给算盘的计数器取了某些神秘的名字或代号，但他并没有用阿拉伯的位置计算法取而代之，而且还用冗长乏味的章节描述用罗马数字做长除法的“刻板步骤”。在几何学方面，他仅懂得欧几里得著作中最初级的内容；在天文学方面，虽然他的简单的仪器也创造了一些奇迹，但他好像并没有超越比德。下一个世纪洛林和沙特尔两地在数学方面所做的工作就是延续热尔贝传统。虽然如此，1100年左右论述算术和天文初级计算法的手抄本的数量足以证明知识的复兴。

早在12世纪初，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就有了拉丁文的全译本，并且明显地译自阿拉伯文，一代人以后，他的《已知数》和《光学》高年级学生也能读到。几何学实际上取得了它直到不久前还保持着的那种地位。1126年，巴斯的阿德拉德把花拉子密的三角函数表介绍到西方。1145年，切斯特的罗伯特把同一作者的《代数学》翻译成拉丁文，通过这本书把这门科学的运算方法，甚至还有其名称介绍到基督教欧洲。这本书在“数的还原与反置”（Liber algebre et almucabola）方面“为现代的数学解析奠定了基础”，好奇的读者从卡宾斯基（Karpinski）教授的英文译本中可以发现这一点，在该书中，方程式采用了现代的一些符号。花拉子密的名字成为“十进位制”（algorismus）的代名词，最终在乔叟的笔下变成“augrim”，与新引进的印度算术——其第一个拉丁译本同时在欧洲出现了——联系在一起。在12世纪的发展过程中，阿拉伯数字也引进到西欧，很可能是通过商业活动而非学术书籍传来的；但是12世纪末，学术界分成了两派，一派是支持新的运算方法的阿拉伯数字学家，而传统的使用算盘者直到1299年还在佛罗伦萨通过反对使用新奇的数字的立法。1202年，比萨的列奥纳德的第一本著作《算术》（Liber abaci）问世，接下来又出版了一本划时代的学术论著，在该书中，这位数学天才提出了二次和三次方程的解决方法，以另外的方式表明了他“对当时和此前所有数学知识的全面把握”。数学达到了如此高的水平，在笛卡尔时代之前没有再取得明显的进展。12世纪举足轻重的重要性在这里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

12世纪之初的天文学抄本主要是比德和加洛林时代的计算学家埃尔珀里克（Helperic）所编手册的抄本或节选，谈及基督教纪元的日期的时候则参考了教会年代记。可以看到，它们偶尔提及阿拉伯星盘，但这并不意味着对阿拉伯天文学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因此，1119年，泰恩的菲利普（Philippe de Thaon）的盎格鲁—诺曼版《计算学大全》仅仅反映了古老的拉丁传统。然而，第二年，另一个英国人莫尔文的沃尔克（Walcher of Malvern）根据从一个叫彼特卢斯·埃尔冯西的西班牙籍犹太人那里所学的知识，开始按照度、分、秒进行测算，1126年，巴斯的阿德拉德翻译了花拉子密的天文表。不久，巴塔尼（al-Battani）和扎卡里的天文表、法格尼的简明手册又翻译成了拉丁文。作为古代天文学的全面总结，托勒密的名著《至大论》1160年由希腊文、1175年由阿拉伯文翻译成拉丁文。从此以后，对古代世界天文知识的全面接受就有赖于对这一著作的吸收。

与此同时，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开始通过阿拉伯作家渗透到西方。它与托勒密的著作、与柏拉图的《蒂迈欧篇》的冲突使这个时代的人们困惑，他们愿意不惜任何代价协调公认的泰斗们之间的冲突。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翻译成拉丁文是1200年前不久的事，但是，他的《气象学》在1162年之前西欧人就能读到，《论天》也许是同时出现在西欧，而随着12世纪的进展，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说的一些内容也通过各种渠道传到西欧。临近1200年的时候，我们发现了数量日益增多的简明论著，它们论述宇宙的性质及成分，以及地震、潮汐和火山爆发等自然现象。可见，该时代的气象学明显受到亚里士多德的影响。

非常奇怪，该时代的地理学在本质上还保留着罗马的特征，并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托勒密和伊西多尔的书籍。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随着十字军远征和在北方、东北方的探险，欧洲人的地理视野扩大了，欧洲文明的范围也相应地扩大了，但缺乏本应与之相伴的对阿拉伯地理学的接受。“在中世纪时期，欧洲人并没有读过杰出的阿拉伯地理学家马苏迪（Al-Mas‘udi）、伊本·豪卡尔（Ibn Hauqal）和伊斯塔赫里（Al-Istakhri）的著作，对于十字军时代西方人的地理知识，正规的阿拉伯地理学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促进作用。”[3]

尽管12世纪没有接受这些有关新知识的任何书籍，但是认为这个时期的地理学完全是传统的也不符合实际。即使是在百科全书中也并非完全看不到观测地理学方面的内容，在书信、编年史和各种记述性作品中就更加丰富了。其中不仅记载了地震和火山爆发这类突发性的自然现象，还记载了这个时期观测到的各种普通自然现象。在众多游记作者中，威尔士的杰拉德具有突出地位，他的《爱尔兰地志》（Topography of Ireland）、《威尔士概览》（Description of Wales）和《威尔士游记》（Itinerary through Wales）于1188年及随后的几年问世。威尔士的杰拉德轻信且抱有偏见，不厌其烦地记述爱尔兰腹地的情况，而这些内容是道听途说得来的。他也没有鄙弃索利努斯的观点和讽喻法的传统解释。然而他给我们提供了关于湖泊、河流和山川的第一手资料，以及一些气象学的资料，还有一批关于爱尔兰海岸潮汐现象的非常有趣的细节的记载。所有这些材料，是由航海者和渔民的记录加工合成在一起的，他们关于这些现象的确切记载，常常招致学究们的鄙视。威尔士的杰拉德的地理学也非常富有人情味，在许多现代威尔士和爱尔兰评论家看来过于人性化了，因为，威尔士的杰拉德论述了语言、行为和风俗习惯，还论述了气候对人的性情的影响，列举了他的威尔士同胞的优点和缺点，甚至还提到威尔士仙女的语言与普里西安笔下的希腊人语言的相似性。

这一时代在区域地理学方面，随着观测机会的增多，相关知识不断增长。到13世纪，从西欧的角度来看，这方面的知识可以总结如下：[4]

首先是非常熟悉的地区。对于这些地方的了解主要来自活跃的商业、外交、宗教、军事和学术活动，并随着这些活动而日益增加。这些地区可以说包括了易北河和匈牙利以西的大部分欧洲，还有前往君士坦丁堡的陆路、地中海沿岸和圣地。在伟大的航海者斯堪的纳维亚人看来，它们不仅包括上述地区，还包括波罗的海沿岸、挪威南部、瑞典和冰岛。在这些最为熟悉的地区之外，是第二类地区。关于这些地区，有一定数量的可以信赖的资料，它们来自以下三种途径中的一种：（1）为数不多的旅行者的记录；（2）一定程度上可以信赖的道听途说；（3）文学资料中的古典记述。西亚和北非的大部分属于这个范畴，在斯堪的纳维亚人看来，还包括格陵兰。再往外是第三类地区，人们只是通过最为模糊的传说对它们有所了解，那里是神话中的怪兽和传说中的人群居住的地方。在一些作家看来，印度属于此类，在另一些作家看来，俄罗斯和斯堪的纳维亚北部也属于此类，还有人把隐藏在西部海洋中的神秘岛屿归入此类。最后，在它们之外是未知世界，关于这些地方，中世纪的人们肯定会坦然承认他们一无所知。

这种划分也部分地由于个人的性情。在不擅旅行的人看来，所有未见到的土地都是相似的，而在中世纪，未知和奇异紧密相连。从威尔士的杰拉德记述的爱尔兰西部到圣布兰丹（St．Brandan）及其船员驶过“浪花飞溅的赫布里底（Hebrides）”的航程，其间的路途并不遥远。在后者那里，以下内容奇妙地结合在一起：现实存在的冰山、取自以西结和《启示录》的栩栩如生的人物、从炽热的火山口逃出后“放松地靠在西部海洋的浮冰上使自己凉爽下来”的孤独的犹大。这时和此后很长时间，地理学很容易打上传奇的烙印。

12世纪科学的另外一个方面是占星术的复兴。桑代克（Thorndike）教授的研究已表明，占星术的信仰和实践在中世纪早期的消失并不像一般想象的那样彻底，但是与后来文献中有关这一方面的大量例子相比，这一时期的例证就太少了。占星术在12世纪复兴后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最终被哥白尼的宇宙论所打破。然而，我们先不要急于把我们祖先的这种谬见弃在一旁，因为在他们看来占星术是应用天文学，或者叫“人性化的天文学”，是夏季与冬季、白天黑夜与潮汐等自然现象的必然结果，而这些自然现象又直接决定于天体的运行。星辰崇拜是人类历史上流行最为广泛的信仰之一，与此类似，占星术也得到托勒密、亚里士多德——有人这样认为，同样还有一系列阿拉伯占星学家的支持。在托勒密时代之前很长时间，雅各的女儿就唱道：“星星在它们的轨道上与西西拉（Sisera）战斗。”然而，我们必须这样说，阿拉伯人的成就远远超越了托勒密的《占星四书》中的古典学说，并为生辰占星术作出了贡献。它论述人出生时星体的会合，是关于人生各个重要时期的困惑与抉择的一门更为流行的科学。1125年到1150年间，这种阿拉伯著作开始不间断地涌入欧洲。实际上，在许多人看来，这一现象是这门新学问的功效的最实际的证据。这样，拉丁世界不仅熟知了托勒密的《占星四书》和伪托勒密的《金言百则》（Centiloquium），还熟知了阿尔布马扎（Albumasar）的《大导论》（Greater Introduction）、肯迪（al-Kindi）和马撒哈拉（Messahala）的《审判》（Judgments）、扎尔（Zael）的《革命》（Revolutions），“由印度人的255卷书籍汇编而成的”所谓的亚里士多德的《占星术》（Astrology）、关于赫尔墨斯（Hermes）和托特（Thoth）的著作、关于征兆和降雨的书籍，还有关于天气占卜、水占卜、泥土占卜、骨占卜及其他占卜形式的更为专业化的论著。到1235年，迈克尔·斯格特在他的《导论》（Liber introductorius）、《特别之书》（Liber particularis）和《相面术》（Physiognomy）中把这类著作总结为“新占星术”。在意大利，知名占星学家有固定的办公室和咨询所，其中一人的日常记录有一部分还流传下来。甚至在大学中也有占星学教授，而国王和诸侯也时常咨询这些开业卜师，其中不仅涉及国家事务，还涉及放血术和姻亲关系这类琐细的个人事务。蒙特费尔特罗的圭多（Guido of Montefeltro）就雇用了中世纪最杰出、最成功的占星学家之一圭多·波那提（Guido Bonatti）。据说，波那提在一个钟楼上火警般准确地指挥了主人的远征军：第一次钟声响起，拿起武器；第二次钟声响起，骑上战马；第三次钟声响起，奔赴战场。罗马诺的伊泽里诺（Ezzelino da Romano）也雇佣了许多占星学家，其中就有波那提，还有帕多瓦教士团的萨利奥大师（Master Salio）、维罗纳的里普兰迪诺（Riprandino of Verona），另外还有“一位长胡须的名叫保罗的萨拉森人，来自靠近远东的巴尔德克（Baldach），从他的出身、相貌和举止来看，完全可以称他为第二个巴兰（Balaam）”。据说，腓特烈二世不仅得益于御用占星学家迈克尔·斯格特和安条克的泰奥多尔的不断劝谏，还得益于波那提的高超技艺；腓特烈二世在帕尔马（Parma）遭受惨败之时，敌人们因消灭了追随他——别西卜（Beelzebub）和其他恶魔的信徒——的那些占星学家和巫师而欣喜若狂。

炼金术最初是“提炼黄金和白银的神圣艺术”，它也许是中世纪科学史上最模糊不清的一个方面。困难部分地来自这一学科本身，因为，炼金术士的各种神秘的炼金过程只是慢慢地为人所知，并且常常姓名不详，而且，他们早在但丁时期就有了不好的名声。当一位中世纪的研究者认为他已经能把汞炼成金的时候，他并不急于以他的名义把这一方法公布于众。另一方面，这种模糊性纯粹是由于对希腊、阿拉伯和拉丁原著研究不够。仿造贵金属的实践，可以追溯到古典时期甚至是东方的古代，特别是埃及。在罗马帝国时期，希腊作家保存下丰富的炼金术文献，它们是关于炼金术的配方和过程而不是关于其理论的，其中许多流传到中世纪的欧洲，其方式一方面是通过这门手艺的直接传播，另一方面也通过一些文化渠道。在传播的过程中，阿拉伯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发展了这门艺术，仍然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的确，吉本曾宣称化学这门科学的起源及获得的重要地位应归功于萨拉森人的勤劳：“他们出于蒸馏的目的最早发明了蒸馏器并予以命名，分析了自然三界的物质，探索了碱与酸性物的区别与联系，把有毒的矿物变成毒性小的、有益于健康的药物。”但是在吉本时代一个世纪之后，随着人们对希腊炼金术文献了解的日益增多，阿拉伯人在所有这些方面的原创性大大降低了，以至于贝特洛（Berthelot）否认他们在这一领域有任何突出的贡献，他更愿意把中世纪时期所取得的任何进步归功于西方炼金术士。最近，随着一些阿拉伯原著的出版又出现了恢复阿拉伯人早先的重要地位的趋势。无论如何，在进一步地研究搞清楚阿拉伯炼金术的确切地位之前，我们不可能说明欧洲在此后的岁月里出现的炼金术在多大程度上起源于阿拉伯炼金术，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拉丁基督教世界本身所进行的实验。这是中世纪科学史研究领域最有前途的课题之一；由于希腊炼金术手抄本的新发现，由于国际学术联合会（International Union of Academies）即将出版新发现的希腊炼金术手稿，同时也由于关于阿拉伯人的专著的问世——这就需要对拉丁西方进行类似的研究以取得平衡，这种探讨目前正取得进展。

无论如何，欧洲兴旺的炼金术活动所属的时期比我们目前所想象的要晚一些。大多数拉丁文论著，无论其作者是匿名的、署假名的还是杜撰的，都以14世纪至16世纪的手稿的形式出现，至今尚待出版。虽然如此，12世纪还是有一些译自阿拉伯文的炼金术著作，除了所署时间为1144年的莫里努斯（Morienus）的著作外，还有克雷莫纳的杰勒德的三个译本，而许多炼金术著作则归到13世纪早期的一些作者——如迈克尔·斯格特和修士科尔托纳的埃利亚斯（Elias of Cortona）——的名下。在搞清楚这些著作到底是谁撰写的之前，我们至少可以断定，炼金术学说的一些基本点到此时已经为西方人所掌握，这反映在博韦的樊尚和大阿尔伯特的百科全书中。1236年前迈克尔·斯格特所写的一章应当是真实可信的，它告诉我们：有七种金属是水银、硫磺和泥土按照不同的比例形成的化合物；“炼金术可以往一些金属里掺假：通过水银、硫磺、雄黄和盐氨草胶这四种物质的中和作用，把粉末加进金属”；黄金经过处理可以做成对那些希望更年轻、更有朝气的老年人有用的食物——这明显是所谓的阿拉伯炼金术士的长生不老药。掌握了这些原理，我们所看到的13世纪后期的实验文献的道路就敞开了。到14世纪中期，博洛尼亚的一位修士在图书归类的时候发现他的图书馆有72本炼金术著作；到1376年，这类拉丁文论著已翻译成希腊文。炼金术的故事从希腊化时代的埃及到17世纪一直延续不断，实际上，到17世纪化学这门学科已在形成的过程中。化学中有许多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知识是炼金术研究的副产品，不仅如此，最近的化学理论和实验还引导我们对早先这些把一种金属变成另一种金属的尝试持更加宽容的态度。

12世纪在医学方面取得了很大发展，其中包括希腊医学文献的全面重现，阿拉伯医学家的重要著作的翻译，近代欧洲最早的医学学校萨莱诺大学的繁荣。当然，希腊医学并没有从意大利南部完全消失，在那里，卡西奥多鲁斯在6世纪建立了图书馆，从早在10世纪的贝内文托手抄本中就可以发现希腊医学著作中的某些拉丁文译本，这一传统虽然有些贫乏，但足以促使萨莱诺医科学校的诞生。这一研究中心到底是何时产生、如何产生的无人知晓。10世纪，萨莱诺已成为医疗行业的中心，到11世纪，其学校已全面建立起来。非洲人康斯坦丁的译本推动了——虽然并不是开创了——该学校的教学活动，到12世纪，萨莱诺已有了自己的一部医学文献。该文献主要用拉丁文写成，但也不尽然，因为正如比萨的斯蒂芬于1127年所说，“在医科学生的主要聚集地西西里和萨莱诺，既有希腊人，又有懂得阿拉伯语的人们”。这些萨莱诺大师们，如：加里奥庞图斯（Gariopontus）、“特罗图拉”（“Trotula”）、乌尔索（Urso）、罗杰（Roger）、尼古拉斯（Nicholas）等，研究了内科和外科的许多问题，从最近出版的他们的著作中可以看出这一点。虽然像阿拉伯人一样回避人体解剖，但是他们留下了关于猪的解剖学的论著。他们关于药理学和眼睛疾病的著作被广泛应用。总的说来，他们强调洗澡（萨莱诺的浴池和该地区其他的温泉在韵文中都非常有名）、饮食和简明有效的疗法。他们的疗法后来因为一首题为“萨莱诺健康指南”（Regimen sanitatis Salernitanum）的362行的诗歌而变得家喻户晓，其中的一些名言今天还在流传，如“早饭后走一里，晚饭后歇一会儿”等。萨莱诺早期教学活动的更确切的情况，反映在克贝尔的吉勒（Gilles de Corbeil）的各种韵文体的论著中。此人后来从萨莱诺和蒙彼利埃的学校来到巴黎，成为腓力·奥古斯都的御医，可能还对巴黎大学的医科教学产生了一定影响。

虽然医学在西方的复兴、医学职业的重新兴起首先从早期的萨莱诺开始了，但是医学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全面吸收古代世界的医学知识，特别是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著作，他所论述的医学方法和高标准的职业道德至今还使读者受益无穷。另外还要阅读他的继承人、多产的盖伦的著作。他们学说中的一些内容经由阿拉伯人并通过非洲人康斯坦丁流传下来。1161年在希尔德斯海姆主教的医学图书馆的26部论著中，康斯坦丁的译本占了大多数。但是，他们著作中的大多数是在12世纪后期介绍到西方的，部分地由比萨人伯贡迪奥从希腊文翻译而来，但主要由克雷莫纳的杰勒德从阿拉伯文翻译而来。阿里·本·阿巴斯（Ali-ben-Abbas）和犹太人伊萨克等人的阿拉伯文评注和摘要对这些著作给予了补充，其中有些在1200年前就被翻译成德文。12世纪末阿维森那的《医典》（Cannon）又进一步发展了希腊医学。此书的拉丁文译本在1582年以庞大的对开本出版，直到今天仍是阿拉伯世界医学的标准百科全书。到此时，西方已在很大程度上拥有了中世纪医学的各种书籍，大学的课程经常从这里选取内容，对希波克拉底的《誓言》（Aphorisms）、盖伦的《蒂格尼》、阿里·本·阿巴斯的《泛蒂格尼》（Pantegni）、犹太人伊萨克的著作，后来还有阿维森那的著作进行集中的研究。这种医学从本质上说是希腊的，但由于阿拉伯人对疾病的卓有成效的观察及其治疗方法而丰富起来。

遗憾的是，学究气的思维习惯和中世纪时期对书面记载的尊崇使这些著作处于一种绝对权威的地位。那时，对于这样一些著作只是进行字面的、教条的阐释和说明而不是通过实验和临床进行实证性的说明，因此，在随后的时期医学的发展非常缓慢。腓特烈二世的一项法令规定，学生在学习医学之前必须先学习三年逻辑。博洛尼亚的不朽文献这样描绘14世纪的教室：在导师和学生面前摊开着教科书。可见，从这里到伦勃朗（Rembrandt）的“解剖学课程”路途还非常遥远。

尽管中世纪大学的医学研究是教条的、学究气的，但是，这门技艺在切实有效性方面还是取得了一些进步。在中世纪早期，不存在职业的医生——按我们对这一名词的理解——这一阶层，因为那时通常教条地采用巫术、咒文和老妇人的各种疗法。我们读到了英国这样一些古老的药方[5]：

头疼时，取一些柳木和油，烧成灰，调成糊状，再取来芹叶钩吻、矮鸡蓟和红荨麻，捣碎，倒在糊状物上，用它来洗头。治疗头疼，先把一个狗头烧成灰，然后快速把头剪破，敷上灰……

治疗指头脓炎，先抓来一只狐狸，在它活着的时候从它嘴里拔掉一颗尖牙（或者叫犬牙），放走狐狸，用幼鹿皮把牙裹住，带在身上……

对付飞溅的毒脓和各种毒性肿胀，是在星期五，取纯色的牛或雌鹿身上挤下的奶，经搅拌后制成黄油，不要掺水，给它念九遍诸圣祷文，念九遍主祷文，念九遍咒文……这对任何人都有效，即使是重伤。有人说，对付蝰蛇咬伤的办法是说一个词：Faul，这样它就不会伤害他。遭到蛇咬时，如果受害者从天堂得到了一种果皮并吃掉，任何毒液都不会伤害他。写此书的人还说，这种果皮很难得到。

如果说萨莱诺大学并不完全具备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性，但它的疗法至少是简明有效的。与此相比，阿拉伯人在疾病的实际治疗方面显示了高超的技艺，并且，随着医疗行业的发展，他们的方法逐渐传播开来。不仅如此，犹太和阿拉伯医生非常受欢迎——如果能够得到他们的服务的话。据说英国国王亨利一世有一个名叫格里姆贝尔德（Grimbald）的基督教徒，还有一个名叫彼特卢斯·埃尔冯西的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为他服务，而“在西班牙，诸侯们的健康大大受惠于萨拉森人的医术”。对于东方的医术与基督教的迷信之间的差别，一个名叫塔比特（Thabit）的叙利亚医生意味深长地揭示出来。这段材料保存在乌萨马（Usama）的回忆录中[6]：

他们带着一个腿上长着脓包的骑士和一个发高烧的妇女到我这里来就诊。我给骑士开了一些泥敷剂，他的脓包裂开并开始好转。至于那位妇女，我禁止她吃某些食物，并把她的体温也降了下来。这时，一位法兰克医生到了，他说：“这人不能治好他们的病！”然后，他转向骑士：“你愿意一条腿活着呢还是保全两条腿而死去？”骑士回答说：“我愿意一条腿活着。”医生说：“叫一个强壮的骑士带一把锋利的斧头过来。”骑士和斧头很快到位了，我也在场。医生把病人的腿放在一块木头上，对骑士说：“用斧头砍他的腿，一下砍断。”在我眼皮底下，骑士猛地一砍，但没有把腿砍断。这位可怜的病人又被砍了第二下，导致骨髓流出，即刻死去。

至于那个妇女，医生诊断后说：“她的头部有一个魔鬼，她已经被鬼缠住了，剃掉她的头发！”他们这样做了，她也像她的同伴一样，开始吃大蒜和芥末。她的体温更高了，医生又说：“魔鬼已经进入她的头里。”他抓过一把剃刀，在她头上划了一个十字，中间部分划得太深，头骨都露了出来。然后他又用盐搓她的头，这位妇女也很快断了气。我问他们是否还需要我，得到的是否定的回答。我领教了从前一无所知的关于他们医学的知识。我回到了老家。

这个时代的兽医学是讲究实效的，而不是学究气的。在12世纪以及随后的整个中世纪时期，不断有关于鹰和狗的疾病的论著问世，并在整个中世纪广为传播。关于当时人们对于马的了解，在腓特烈二世的命令下，卡拉布里骑士焦尔达诺·鲁福（Giordano Ruffo）进行了总结，他的兽医术手册翻译成了许多文字并被广泛仿效。在曼弗里德时期，希罗克里斯（Hierocles）的兽医学著作被从希腊文翻译成拉丁文。

12世纪学术性的动物学仍然仰赖于普林尼，其流行的观点则仰赖于动物寓言。13世纪初，迈克尔·斯格特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学著作，还翻译了由阿维森那完成的这些著作的阿拉伯缩写本，动物学的方法也随之更加科学化。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这一时期对于普通动物有许多观察研究，国王们也开始有他们自己的兽栏，其中圈养着珍奇的动物。尽管早期诺曼君主们有自己的森林，征服者威廉也“像父亲一样喜爱他那高大的牡鹿”，但是英国的豹是随着安茹王朝引入的，瓦伦西亚的萨拉森国王也把骆驼作为礼品献给亨利二世。腓特烈二世像同时代的阿拉伯人一样，也有一个巨大的兽笼，并带它在意大利周游，甚至带到德国。1231年，他来到拉文纳，“带来了许多不为意大利人所知的动物：大象、单峰骆驼、双峰骆驼、黑豹、大隼、狮子、豹、白隼和长胡须的猫头鹰”。五年后，类似的队伍经过帕尔马，使一个15岁的小男孩兴奋不已，他就是以后著名的萨利姆宾（Salimbene）。苏丹赠送的大象，留在了吉伯林派治下的克雷莫纳，在那里人们测试了它的本领并赠送给了康沃尔伯爵。这头大象在13年后“妙趣横生地”死去，人们都希望它的骨头能最终变成象牙。1245年，在维罗纳的圣柴诺（Santo Zeno），修士们为了表达对皇帝的盛情，特意用1头大象、5只豹和24头骆驼给他取乐。骆驼是用来运输的，它们连同猴子和豹从意大利翻越阿尔卑斯山来到德国，令那些不擅旅行的德国人大为吃惊。还搞来了一种令人大开眼界的动物，即从苏丹那里得来的一只长颈鹿，这是出现在中世纪欧洲的第一只长颈鹿。在所有这些事件中都有一个主题：来自东方的象牙、猿猴和孔雀，它们像尼尼微和提尔一样古老，又像近代的“动物园”一样新颖。在临近13世纪的时候马修·帕里斯见到一头大象，认为非常罕见，在他的一本历史书中特意把它画了下来，同样，奥讷库尔的维兰德在旅行中看见一头狮子，便小心谨慎地画在速写本中——“取材于生活”！维兰德的观察不仅限于这样重大的场合，这从他的其他速写中可以看出，其中，天鹅、鹦鹉、蜗牛、蝗虫等样样倶全。

12世纪对植物学的贡献主要局限于药物学领域。在这里，由于某些原因，希腊传统更持久一些，迪奥斯科里德斯的著作的通用译本可以证明这一点；在早期医学著作的译本中，经常附有一些希腊—阿拉伯的植物学术语的词汇表，而大部分阿拉伯植物学知识是通过阿维森那的《医典》传入西欧的。在这一领域也是同样，自然而然的观察十分活跃。在哥特式雕刻中，对植物叶子和果实的刻画栩栩如生，现代生物学家已从中辨认出大量现代法国植物的原型：车前草、海芋属植物、毛茛属植物、蕨类植物、红花草、柯拉丁（coladine）、名贵细辛、耧斗菜、水田芥、皱叶欧芹、草莓、常春藤、金鱼草、栎属植物的叶片和金雀花的花朵。其中大多是春天的花朵和叶芽，这样，在这些艺术家的“作品中，又荡漾起中世纪那种春天般的欢乐”，而这个时代经常被认为对自然之美是漠不关心的。[7]

12世纪缺乏农业方面的论著，不论是实用性的还是理论性的。亨利的瓦尔特（Walter of Henley）的《农书》（Husbandry）和克雷森提的彼得的《便利农书十二卷》（Ruralium commodorum libri XII）属于稍后的时代。拉丁古代贡献出了瓦罗（Varro）、帕拉狄乌斯（Palladius）和科鲁迈拉（Columella）的应时著作，比萨人伯贡迪奥翻译了希腊文的《论农业》（Geoponica）中关于葡萄栽培的有关内容，但是，农业一直是一门简明的实用技术，在以后的许多世纪里也是如此。它建立在罗马传统的基础上，从罗马人的土地上向北传播，在我们论述的时代，又通过修道院的殖民活动传到德国东部地区，并且由于十字军东征所引起的新物种在地中海地区的西传而日益丰富。但是，所有这些都缺乏科学性。农业实验基地还是非常遥远的事情。

在12世纪，有一种实用科学名列前茅，即建筑学。它不是建立在对古代著作的研读和对古典模式的模仿的基础上——虽然人们也抄写甚至节录维特鲁威的著作[8]，而是建立在建筑艺术本身的传统和实践的基础上。按照这一思路，12世纪是罗马式建筑的鼎盛时期，同时也是哥特式建筑的开端，后者不仅是影响深远的艺术杰作，而且也显示了高超的工程技艺，这表现在张力和重力的测量、材料的巧妙使用以及整体上的平衡与和谐。不幸的是，这一知识是在实践中，而不是通过任何理论书籍传播的，因此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资料。甚至奥讷库尔的维兰德时代之前及以后很长时间的美术家的速写簿也没有流传到今天。

至此，我们还没有论述科学的观察和实验。这个时代的人们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于希腊人和阿拉伯人的教诲，又在多大程度上努力去验证并扩大这一知识呢？在深入研究方面，希腊人及其继承者留下了大量的先例。现代动物学家高度评价亚里士多德对动物的描述，的确，这些描述达到了在没有显微镜的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希波克拉底对疾病的观察准确而富有洞察力；盖伦组织了一次关于青蛙脊髓的著名实验；埃拉托斯特尼（Eratosthenes）及巴格达的天文学家测量了地球表面的度数；希腊和阿拉伯天文台把所观测的天体运行的资料作为天文表的基础。中世纪的基督教徒只要效仿这些杰出的先驱者就可以了。但是必须说明的是，他们总的说来只是接受了希腊和阿拉伯科学的结论而不是其方法。这样，医学变成对盖伦著作的学习和对希波克拉底著作的机械阐释；物理学变成对亚里士多德论著的逻辑阐释；地理学只是学习书本知识，而不是旅行、甚至地图的绘制。随着时间的推移，亚里士多德变成了障碍而不是帮手，其成就变成了陈旧的知识而不是扩充这种知识的方法，他关于宇宙的理论也空洞笼统，只能作为科学进一步发展的前奏。他的逻辑推理往往会摧毁他的自然科学以及这种自然科学赖以产生的方法。中世纪的大学从书本中而不是在实验室和天文台学习医学和自然史，而科学知识是不可能以这种方式产生的。

然而，在目前流行的对于中世纪科学的认识中，这些内容往往被夸大。这种认识没有充分注意从12世纪初起所取得的进步。实际上，我们所论述的时代有许多观察和实验的例证，例如：1092年莫尔文的沃尔克试图通过一次日食来确定英国与意大利的时差；阿里斯蒂皮斯冒着生命危险考察埃特纳的火山爆发；威尔士的杰拉德记录下爱尔兰和威尔士潮汐的高度；迈克尔·斯格特描述了利帕里群岛（Lipari Islands）的火山爆发现象。如果说萨莱诺的医生们没有进行过人体解剖，他们至少研究过猪的解剖学。要举出这个时代早期的例证，让我们以12世纪前40年的巴斯的阿德拉德为代表。在他看来，权威是一种束缚，上帝是所有其他手段都无能为力时的最后的辩解手段。为了获取知识，他在地中海世界游历，从而了解到希腊人和阿拉伯人的科学和务实精神。他记录下所看到的叙利亚的地震和在大希腊进行的风动实验，并提到光比声的传播速度要快。他或者同时代的另外一个人试图确定中午太阳在人正头顶时的确切位置。很显然，阿德拉德是科学研究的先驱者。

一个世纪以后，最好的例证是皇帝腓特烈二世。在撰写关于鸟的内容时，他告诉我们，亚里士多德太依赖道听途说了，必须通过亲身观察来校正。亚里士多德“极少或从来没有猎鹰训练的经历，而我们终生乐于此道”。皇帝亲身观察鸟，特别是鹰的习惯，终生为打猎和研究而奔忙，这为他关于猎鹰训练的论著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并且得到了来自远方的鸟和猎鹰者的验证。的确，对这类资料的系统研究成为王室行政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也成为政府机构追求学术品位的一个有趣的例子。他告诉我们：“我们不惜花费，把远方擅长这门手艺的人们招到我们这里来，吸取他们最精通的东西，把他们的言语和示范牢牢记住。”“我们跨越大海到彼岸时，看到阿拉伯人在训练猎鹰时给鹰戴上了头罩，他们的国王给我们派来最精通此道的人，并带来多种猎鹰。”皇帝不仅尝试了鸡蛋的人工孵化，当听说在埃及鸵鸟蛋能在阳光下孵化时，他把鸵鸟蛋和专家运到阿普利亚（Apulia），以便亲自验证。有这样一个荒唐的说法，黑雁（barnacle geese）是由甲壳动物（barnacles）孵化而来的。他派人到北方寻找这种甲壳动物，推翻了这一说法，并得出结论：这一错误是由于不了解黑雁的真正筑巢地造成的。兀鹰是靠视觉还是靠嗅觉来寻找食物呢？他用线把兀鹰的眼缝起来，而鼻孔保持畅通，依此来予以探明。巢、蛋和鸟一再运到他那里供观察和记录。他的记述翔实而准确，证明了他的观察是兢兢业业的。

这种思维习惯中的实验精神以及皇帝本人亲身去观察、去了解的欲望，被迷信和好奇（superstitiones et curiositates）掩盖了，在它们面前，善良的萨利姆宾屈服了。有这样的传说，腓特烈把一个人关在葡萄酒桶里以证明灵魂与肉体一起死亡，他取出两个人的内脏，以证明睡眠和运动对消化的作用分别是什么。他还把一些儿童在寂静中养大，以验证他们是“说第一语言希伯来语呢，还是说希腊语、拉丁语、阿拉伯语或者至少是他父母的语言，但是他的努力是徒劳的，因为这些儿童全夭折了”。有一位名叫尼古拉斯的潜水员，绰号叫鱼，是席勒（Schiller）的《潜水者》（Der Taucher）中的英雄。腓特烈几次三番地派他去观测锡拉岩礁和卡律布狄斯漩涡的水的流速，这些观测因墨西拿的小兄弟会修士的记载而流传下来。这里就不再提及帕尔马的托钵修会修士在另外一本编年史中所记载的“其他迷信、好奇、诅咒、怀疑、邪恶和恶习”了，这些内容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总之，上述例子足以驳倒这一传说：罗杰·培根是中世纪第一个实验科学家。当然，腓特烈是一位特殊的人物，要找出关于中世纪时期的实验精神的许多类似的例子尚需时日。然而，他的行为至少告诉我们那时在一个方面观察研究异常活跃，即对家畜和狩猎场的野兽的观察。这种观察不仅发生在御苑，而且发生在所到过的各个农场和森林。这其中大部分自然没有留下记载。有些内容拐弯抹角吸收到书籍中，不仅有一般性书籍，还有狩猎和农耕书籍。人们从普林尼那里得知龙和狗头人，从动物寓言集得知狮身鹰面兽，但是他们对马、狗和鹰的了解则来自实践。英国人巴塞洛缪对于狮身鹰面兽、对于塘鹅的复活深信不疑，但同样是这位巴塞洛缪留下了这样一段人们经常引用的对于家猫的描述，并且事实证明，这段描述是很难超越的：

它是一个好色而精力旺盛的家伙，敏捷、温顺、滑稽，任何东西放在它眼前，它都会抢过来据为己有。用一根麦秆逗它，它就会随之玩耍。它的体重与年龄相配，终日贪睡，诡秘地等待老鼠的光临，并且是更多地凭着嗅觉而不是视觉判断哪里的老鼠多，在隐蔽的地方抓获它们。它抓到老鼠后总是先挑逗它一会，然后才把它吃掉。在发情的时候，为寻找配偶，战争在所难免。它会用牙和爪凶狠地抓、扯另一只猫。它准备向另一只猫宣战时就会发出引人怜悯的、可怕的噪声。当它被从高处扔下时，并不容易受伤。在毛皮漂亮的时候，它习惯于快速地来回走动以炫耀。而毛皮被毁的时候，就只好在家里忍耐。因为它们皮毛亮丽，常被皮革商捕捉、虐杀。[9]

这位作者最让现代人吃惊的是他把猫和狮身鹰面兽并列，把事实与传说奇妙地结合起来。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中世纪知识的固有局限性。不莱梅的亚当对挪威和丹麦是了解的，但是他向波罗的海东部的土地上殖民，认为那里居住着蓝色人、黑色人、亚马逊人和头在双肩之中的人们，所有这些人物都来自普林尼和寓言书籍。在已知世界之外往往是一个黑暗的海洋。然而，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腓特烈虽然怀疑黑雁和灵魂的存在，但他像17世纪的哈布斯堡皇帝一样含蓄地相信皇家占星家的预测。中世纪基督教欧洲的科学精神即使在其鼎盛时期也没有从对权威的尊重中解放出来，这是该时代的特征。批判意识只是部分地得到复苏，它不是很深入，也不是表现在各个领域。当时缺乏对权威的系统性考查，也不是所有学说都得到了验证。当然，要求做到所有这些对任何时代来说都太苛刻了，对我们研究的这个时代来说尤其苛刻，也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然而，要求把其中某些主张予以验证并非与历史精神相违抗，因为有这样一个说法，13世纪的人们就相信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也许是错误的。

文献简介

关于中世纪的科学，至今尚没有一部权威性的史学著作或关于这一时期科学文献的目录问世，还有许多初始性的工作需要人们来做。关于新近出现的资料，最好的指南应该是Isis（Brussels，since 1913）中所列的那些目前流行的文献。在那些覆盖这一领域的相当大部分的著作中，特别需要提到的是Pierre Duhem的Le système du monde de Platon à Copernic（Paris，1913—1917），以及Lynn Thorndike的History of Magic and Experimental Science（New York，1923），在巫术方面、在许多个别作者方面，此书非常有价值，但在实验科学，如炼金术方面则较薄弱。我的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Mediaeval Science论述了这一主题的某些侧面。George Sarton的重要著作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Science至今也只是把论述的内容扩展到11世纪末（i，Washington，1927）。关于大众科学，参阅CH．V．Langlois的La connaissance de la nature et du monde（Paris，1927：La vie en France au moyen âge，iii）。

关于这时期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有专门论述伊西多尔的著作，见E．Brehaut的译本An Encyclopedist of the Dark Ages（New York，1912），此译本有意译，有删节；还有Lambert的Liber floridus，此书由L．Delisle翻译，载于Notices et extraits des MSS.，xxxviii，2，第577—791页（1906）。同样参阅Robert Steele翻译的节录本Mediaeval Lore from Bartholomaeus Anglicus（London，1907）。博韦的樊尚的著作有许多译本，1624年在Douai出版的版本最易读懂，但收集在其中的Speculum morale不是樊尚写的。关于大阿尔伯特，参阅Thorndike的著作第59章。除了他的著作全集（最新的译本由A．Borgnet翻译，Paris，1890—1899）外，还有一些评注本，如H．Stadler的De animalibus（Munster，1916—1920），E．Meyer和C．Jessen的De vegetabilibus（Berlin，1867）。

关于数学，参阅M．Cantor的Vorlesungen über Geschichte der Mathematik，i（third edition，Leipzig，1907），ii，I（second edition，1899），对于此书，G．Eneström在Bibliotheca Mathematica进行了许多校订；此外还有D．E．Smith的History of Mathematics（Boston，1923—1924）。要了解新数学的实例，最便捷的途径是阅读L．C．Karpinski的版本及其英译本，Robert of Chester’s Latin Translation of the Algebra of al-Khowarizmi（New York，1915）。同样参阅Smith和Karpinski的The Hindu-Arabic Numerals（Boston，1911）。关于12世纪天文学和物理学的情况，除了Duhem的著作外，还可参阅我的Mediaeval Science的第2、3、5、6章，以及C．A．Nallino关于白塔尼的专论，载于Pubblicazioni del R.Osservatorio di Brera in Milano，xl（1904）。Thorndike对这时期占星术的论述非常详尽，同样参阅Nallino的专论，载于J．Hasings的Encyclopaedia of Religion and Ethics，xii，第88—101页，以及T．O．Wedeld的The Mediaeval Attitude toward Astrology（New Haven，1920）。

C．R．Beazley的The Dawn of Modern Geography，i，ii（London，1897—1901）勾画了中世纪地理学的总背景；关于这时期的地理学，最杰出的著作是J．K．Wright的Geographical Lore of the Time of the Crusades（New York，1925），其中还列举了参考书目。

关于中世纪的炼金术，没有令人满意的宏观性著作，M．Berthelot的La chimie au moyen âge（Paris，1893）需要通过专业性的研究来补充和校订，E．O．von Lippmann的著作中关于中世纪的内容相对薄弱。希腊原著被辑入由J．Bidez主编的Catalogue des manuscrits alchimistes grecs中，目前正在出版（Brussels，1924— ）； Mrs．Dorothea Singer列举了一些拉丁原著；同时参阅G．Carbonelli的Sulle fonti storiche della chimica e dell’ alchimia in Italia（Rome，1925）。在最近的研究中，最突出的成果有：E．Wiedemann的著作，E．J．Holmyard的成果（Isis，vi，第293—305、479—497页；viii，第403—426页），E．Darmstaedter的Die Alchemie des Geber（Berlin，1922），参阅Archiv für Geschichte der Medizin，xvii，第181—197页（1925），还有J．Ruska的Arabische Alchemisten（Heidelberg，1924— ）。在即将问世的一期Isis中，我论述了迈克尔·斯格特的炼金术。

关于医学，除了M．Neuburger、J．L．Pagel、K．Sudhoff和F．H．Garrison的通史性著作外，同时参阅E．G．Browne的Arabian Medicine（Cambridge，1921）。Donald Campbell的两卷本的Arabian Medicine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Middle Ages（London，1926）缺乏史识，令人失望。古老的英国Leechdoms由Cockayne编辑并翻译，收录在Rolls Series（London，1864—1866）中。萨莱诺医生最近成为Karl Sudhoff及其学生专门研究的课题，比如Friedrich Hartmann的Die Literatur von Frühund Hochsalerno（Leipzig，1919）。萨莱诺学派最著名的成果、标题为Regimen sanitatis Salernitanum的诗歌今天可以读到，见John Harington爵士优雅的英译本，收录在由F．R．Packard主编的The School of Salernum（London，1922）中，而Sudhoff的研究证明该作品的写作时间要晚一些（Archiv für Geschichte der Medizin，Passim）。关于克贝尔的吉勒，参阅C．Vieillard的著作（Paris，1909），以及S．d'Irsay的作品，载于Annals of Medical History，vii，362—378（1925）。关于早期萨莱诺的情况，参阅C．Singer和D．Singer的作品，载于History，x，242—246（1925），同样参阅G．W．Corner的Anatomical Texts of the Earlier Middle Ages（Washington，1927）。

该时代早期植物学史的标准著作是由E．H．F．Meyer撰写的（Königsberg，1854—1857），而动物学方面没有这样好的著作。关于农业，参阅Walter of Henley的Husbandry，此书由Royal Historical Society出版（London，1890）。

关于巴斯的阿德拉德，参阅我的Studies in Mediaeval Science第2章，关于腓特烈二世，参阅同一本书中的第12—14章。

注释：

[1]　An Encyclopedist of the Dark Ages，pp.67-68.

[2]　参见W．M．Lindsay的版本（Oxford，1911）中的原文。

[3]　J．K．Wright，Geographical Lore of the Time of the Crusades，p.77.

[4]　Wright，p.257.

[5]　T．O．Cockayne，Leechdoms（Rolls Series），ii.19-21，105，113-115.

[6]　H．Derenbourg的法文版（Paris，1895）；英文版由D．C．Munro翻译，见Essays on the Crusades（Burlington，1903），pp.19-20。同样参阅E．G．Browne的Arabian Medicine， pp.69-73。

[7]　E．Male，L’art religieux du XIIIe siècle en France，third edition（Paris，1910），pp.70-71.

[8]　Vatican Ms．Reg．Lat．1286，ff．43-50v； MS．Barberini Lat．12，ff．98-110.

[9]　Robert Steele，Mediaeval Lore，p.165.

第十一章

哲学的复兴

在中世纪像在古代希腊一样，哲学与科学如果不是密不可分的话，也是紧密相连的；的确，在中世纪的大多知识分类中，科学只是哲学的一个分支。那时，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抽象的、逻辑推论式的，在这样一个时代，两者的方法就非常类似了；同样，两者所面临的问题也非常类似，因为那时人们太多地关注宇宙论，两个学科在这里汇合了。在这方面还有一个影响巨大的楷模亚里士多德，他不仅是“哲学家之王”，而且在自然科学的诸多领域中也是公认的大师，在他那几乎无所不包的著作中把两者融合在了一起。对中世纪的人们来说，宇宙是密闭的、平衡的，而不是开放的、无序的——正像我们许多当代人的看法一样，并且，哲学是整个宇宙的综合者，是所有科学的总和与体系。这种程度的协调一致性在13世纪和托马斯·阿奎那之前并没有达到；中世纪早期的哲学对古代哲学的了解是零零星星的，只能利用其某一个方面，在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矛盾和不一致的地方。12世纪是一个转折点。12世纪及随后的一段时间，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科学被全面发现，这同时也是中世纪时期柏拉图学说复兴的重要阶段。同样在这一时期，逻辑压倒了文学，阿贝拉尔、格拉提安和彼得·隆巴德详尽阐述了经院哲学的方法。因此，这一时期为13世纪的大综合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其准备了某种上层建筑。的确，正如德伍尔夫（De Wulf）所说，它构筑了“有关上帝、生命的多元论和灵魂活动的学说体系，为把它们融进更广博的哲学做好了准备”。[1]

对于古代世界的这两位著名哲学家，中世纪所推崇的是亚里士多德而不是柏拉图。最近有些作者试图缩小这两位哲人之间的差别，并提醒我们亚里士多德往往非常像柏拉图。对于一个想方设法试图调和其泰斗们的时代来说，会从中得到一些安慰。然而，他们两人的确不同，亚里士多德明显在中世纪受到青睐。吉本也许会这样说，阿拉伯人之所以接受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是因为它“对任何时代的读者来说都是同样的清晰或同样的模糊”，而“柏拉图是在为雅典人写作，他在寓意风格上的天才与希腊的语言和宗教紧密融合在一起”。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认为中世纪的人们天生喜好亚里士多德，因为那时人们的思维已经因波爱修斯的亚里士多德风格的逻辑而塑造成型，这是在回避问题；但事实的确是这样：在稍后的几个世纪，人们贪婪地转向了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并倾注全力研究他的思想体系。柏拉图惯用推论式的风格，喜欢用对话的形式表达他在某一主题上的观点，这些从来没有被中世纪完全采用，实际上，那时广泛流行的柏拉图的唯一著作《蒂迈欧篇》中的对话非常稀少。亚里士多德就不同了，他简洁、清晰、条理的风格正适合那个时代，该时代热衷于手册和教科书，并从亚里士多德名下的几乎涉及哲学和科学的任何一个领域的著作中找到了它们。他的著作自然而然地被人们阐述、评论和注释，因此，“教科书之父”很容易地变成了“评注者的祖父”。不仅如此，他的著作连带着阿拉伯人的批注一起传入西欧，其中有他们的阐释，也有他们的重要哲学家的吹捧。在那样一个缺少权威的时代，他构成了知识的大部分，并且是较高层次的那部分，很容易超越所有其他人。难怪亚里士多德很早就成为“哲学家之王”“知者的主人”。

虽然柏拉图主义在中世纪是涓涓细流，但在一些昙花一现的学派那里偶尔也变成宽阔的洪流。非常巧的是，中世纪柏拉图主义最活跃的时期恰好在12世纪。并不是说该时代提供了多少柏拉图著作的译本，因为卡塔尼亚的阿里斯蒂皮斯在大约1156年左右的《曼诺篇》和《斐多篇》的译本并没有广泛流行——尽管能见到其中的12个手抄本，只有另外一部柏拉图的对话集当时的西方人能够直接读到，这就是《蒂迈欧篇》，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伴有评注的该著作的前53章，是卡尔西迪乌斯（Chalcidius）4世纪的译本。了解柏拉图主要通过间接的渠道，比如通过西塞罗、波爱修斯、马克罗比乌斯、阿普列乌斯和圣奥古斯丁，在12世纪末则通过某些新柏拉图主义著作的阿拉伯译本。虽然人们时常恭敬地提到柏拉图，但由于不能直接读到他的著作，他并没有在中世纪得到一个公平的机会。该时期对作为文学艺术大师的柏拉图一无所知，对充满人情味的苏格拉底知之甚少。虽然安瑟伦对柏拉图精神有某种喜好，但在12世纪，柏拉图理想主义的杰出代表是沙特尔学派。其中重要的柏拉图主义者包括：沙特尔的伯尔纳和蒂埃里、孔什的威廉和拉波里的吉尔伯特，与他们同属一派的还有巴斯的阿德拉德、伯尔纳·西尔韦斯特和卡林西亚的赫尔曼，后者是蒂埃里的门生，一些匿名的宇宙学论著的作者。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称沙特尔的伯尔纳是他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柏拉图主义者，可惜伯尔纳的著作今天已经见不到了。伯尔纳发展了永恒理念论，认为从永恒理念中产生初始状态，而它又化合物质形成昙花一现的现实世界，在《蒂迈欧篇》中，这些物质被描述成原始的、混沌的。《蒂迈欧篇》中的宇宙论同样明确地反映在沙特尔的蒂埃里的《六天之作》（De sex dierum operibus）一书的创世理论之中。但是，这类学说在12世纪先于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胜利而消失了。实际上，柏拉图在12世纪之所以取得较高地位——那时阿贝拉尔称他为“哲学家之王”（maximus omnium philosophorum），部分地由于那时人们对亚里士多德普遍地不了解——那时人们只知道他是辩证法学家。随着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全面发现，在这样一位全才面前，柏拉图的影响迅速消退了。

与柏拉图形成明显对照，亚里士多德的影响有赖于对他浩瀚的著作的各个部分的逐步接受。在他的著作中，中世纪早期只接受了他《工具论》（Organon）中的六篇逻辑学论文，由波爱修斯翻译。事实上，除《范畴篇》（Categories）和《解释篇》（De interpretatione）外，其他四篇早就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这种情况到12世纪才有所改变。这两篇流传下来的论文后来被叫做《旧逻辑》（Old Logic），以便与1128年以后很快以各种译本出现的《新逻辑》（New Logic）——包括《前分析篇》《后分析篇》《主题篇》（Topics）和《辩谬篇》（Elenchi）——区分开。到1159年，其中最高深的《后分析篇》已在与西欧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到12世纪末，亚里士多德的所有逻辑学已融进欧洲的思想之中。《物理学》和自然科学方面其他篇幅小一些的著作，如《气象学》《论动物繁殖》（De generatione）和《灵魂论》在1200年前的几年也翻译成拉丁文，虽然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从来自希腊文、阿拉伯文的一些资料中，在较早的时候就已经见到了这些学说的痕迹。1200年左右，《形而上学》的译本问世，最初是简本，后来是全本。在13世纪，亚里士多德的其他著作也翻译过来：各种动物学著作、《伦理学》《政治学》，还有不太完善的《修辞学》和《诗学》译本，与此同时还有大量的伪亚里士多德著作。这样，到1260年，幸存下来的亚里士多德著作已完全为西欧人所了解，人们正忙于把译自阿拉伯文的译本与直接译自希腊文的译本进行对比分析。

然而，对哲学家之王的欢迎因为与他相伴而来的内容打了些折扣。虽然他的《新逻辑》完全来自正宗的希腊原著，但是他的形而上学和自然科学也来自阿拉伯文，其中有各种评注和阐释，并因此招致了基督教欧洲的怀疑。与亚里士多德相伴而来的还有阿威罗伊。毕竟，亚里士多德不是基督教的、甚至不是希伯来人的作家，他的哲学中有一些学说——如宇宙的永恒说——与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关于创世的观点相违背，需要三个宗教的理论家予以解释清楚。实际上，非常醒目的是存在着并行的发展：“三个宗教的神秘主义从本质上说是新柏拉图主义的，而其经院主义显而易见是亚里士多德主义的。”[2]因此，保守一些的哲学家，如阿拉伯人阿维森那和希伯来人迈蒙尼德（Maimonides）试图调和亚里士多德与正统神学的分歧，这样在某种程度上就改变了亚里士多德的性质；但以阿威罗伊（1126—1198）为代表的思想家拒绝为任何这样的企图让步，他甚至把亚里士多德的这样一些学说——如物质的永恒性学说和否认个人永生的知识分子群体性理论——放在最显著的地位，这些学说包含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之中，但亚里士多德本人并没有予以强调。非常奇怪的是，阿威罗伊在基督教世界的影响大于他在伊斯兰教世界的影响，他的著作对基督教世界造成的第一次震荡就殃及了亚里士多德本人的著作。1210年在巴黎召开的一次大主教会议禁止新传入的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及其评注的传播；1215年重申禁令并特别提到适用于《形而上学》；1231年教皇禁止在巴黎学习这些著作，直到一个特别委员会清除其全部谬误。然而，似乎并没有这样的清除活动发生，问题仅仅通过缓和、解释就得到了解决，只不过阿拉伯的阐释被删除了。到1255年，巴黎大学规定，要取得文学硕士学位，必修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所有内容。不仅如此，虽然阿威罗伊并没有列入这些规章，但在17世纪之前他对亚里士多德的评注一直通用，并为他在但丁的《地狱篇》（Inferno）中赢得了古代著名哲学家的地位，在那里，但丁称赞他为“做那伟大注释的”——《大评论》（Great Commentary）的作者。但丁还记录下阿威罗伊的一个追随者布拉邦特的西格尔（Siger of Brabant）的回忆，阿威罗伊在巴黎的“麦秸大街用三段论法推论出令人反感的真理”。但丁还记录了13世纪后期巴黎的拉丁阿威罗伊主义的复兴，这种复兴给记忆中的大师留下了浓重的异端污点，需要大阿尔伯特和托马斯·阿奎那的最强有力的活动来阻止这种新的异端。1277年在巴黎谴责了阿威罗伊信条中的219条谬误，通过这种方式，这些信条流传下来。在这里，除了其他许多信条之外，我们读到了物质的永恒性及否认个体永生这样一些阿威罗伊学说。当人们指出这种学说与正统信仰的冲突时，西格尔及许多追随者提出了这样一个舒适的理论：在哲学中必需的在神学中也许是错误的，反之亦然。与此同时，人们认为阿威罗伊的说教侵蚀了那个可疑的人物——皇帝腓特烈二世。在比萨的桑托广场（Campo Santo）有一幅湿壁画，其中刻画他正与穆斯林和敌基督者一起遭受折磨，反映出阿威罗伊后来声誉不佳。

就12世纪的其他异端学说——贝内的阿莫里（Amauri de Bene）和迪南的大卫（Divid of Dinant）的泛神论、阿尔比派的二元论——而言，哲学与神学也发生了冲撞。泛神论者也许与阿威罗伊主义者有联系，在1210年的巴黎会议上也在遭谴责之列。二元论主义者——摩尼派（Manichaeans）或卡特里派（Cathari）——是征讨阿尔比派十字军和多明我裁判所的主要目标。就像其名称所显示的，摩尼教（Manichaeism）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时期的异端派别，并最终可以追溯到波斯人的二元论。也许从较早时候它就在高卢保留下来，但无论如何，它还从东方经由巴尔干人之手传播到意大利北部和法国南部，并在12世纪迅猛发展起来。它对于该时代的哲学思维并没有特别的影响，但它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它的反司铎神权说招致教会的所有机构行动起来镇压它。不幸的是，该异端派别的文献的毁灭是如此彻底，以致除了其敌人的引述和责难外，人们对该派的著作几乎一无所知。

然而，我们绝对不能认为12世纪的哲学活动完全地、甚至是主要地归功于希腊和阿拉伯的影响。实际上，该时代的两位著名哲学家安瑟伦和阿贝拉尔在新资料引进前就已经非常活跃了，而经院哲学所讨论的重大课题——共相问题在1092年前就由罗塞林（Roscellinus）提出。安瑟伦（1109年逝世）是“拉丁教父中的最后一人，经院哲学派中的第一人”，既是圣奥古斯丁的追随者，又是圣博纳文图拉和圣托马斯的精神祖先。他的哲学从本质上说关心的是神学思辨，特别是上帝的存在问题。他试图通过把最大可能的存在这一人类观念具体化来证明这一点。这是一种极端的唯实论，他还把它用于证明正义、真理这类抽象概念的独立存在。他是罗塞林的反对者，他的下列言论把我们投入到共相问题的争论中：“不懂得几个人从种属上说仅仅是一个人的人，就不能懂得几个位格怎么能够成为一个上帝，而每一个位格又都是完美的上帝。”然而，他也不支持那些毫不关心逻辑论证的人。他有一个著名的原则，“我信仰以便我能理解”，这就为理解留下了很多空间：“正当的顺序是，在我们通过逻辑推理进行讨论前，我们应当坚定地信仰，但当我们的信仰坚定后，我们不能拒绝通过研究来理解我们相信的东西。”他的信仰一直在寻求着理解，即“信仰寻求理性”（fides quaerens intellectum）。

该时代杰出的神秘主义哲学家圣维克托的休（1096—1141）还强调七艺之学的重要性，但它们主要是用来理解圣经的含义的工具。他的著名论著《圣事论》（On the Sacraments）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具备了后来的知识大全的有机的、逻辑的体系，但它更主要的是把我们带入符号和象征的世界。在他看来，物质世界是一个符号，圣经是一种象征，圣事是“完美的、强有力的符号，从最初上帝的不太完美的圣事中就已经预示了这一点”。[3]他甚至在诺亚方舟中发现了教会的符号，其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有象征意义。假如他像安瑟伦那样从奥古斯丁入手，神秘主义就会很快支配哲学家，而象征法的解释也会解决困扰着热衷于逻辑推理的当代人的那些矛盾。

阿贝拉尔（1079—1142）是中世纪文艺复兴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从他的自传可以看出，他自负并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但他性情的缺陷不能使我们对他思想方面的杰出天赋视而不见。他勇敢，有首创精神，才华横溢，是整个中世纪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他首先是一位逻辑学家，对推理过程深信不疑，赞成他那个时代把逻辑推理放在首位的做法，在界定经院哲学的问题和方法方面比别人做了更多的工作，这至少表现在共相问题和他的《是与否》中。共相问题是经院哲学核心的——虽然不是唯一的——主题，所关心的是一般术语或概念（如人、房子、马）的属性。这些概念是否像唯名论者所断定的那样，仅仅是一些名称、最多是一种知识上的便利而不会有更多内涵呢？还是像唯实论者所主张的那样，它们是客观存在，在它们暂时寄居的客观个体之外还有独立的存在形式呢？你可能说，这只是逻辑术语的一种争论，在现实世界没有什么重要性。但是其作用大多在应用中表现出来。把唯名论理论应用到上帝学说，密不可分的三位一体的上帝就分解成三个位格。应用到教会，教会就不再是一个具有自身生命力的神圣组织，而仅仅变成为由单个的基督徒所组成的群体的一个称号。应用到国家，政治权威存在于何处呢，在主权国家中还是在公民个体中？至少在最后一个方面，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务实的考虑并不能完全摆脱逻辑推理，恰恰相反，逻辑推理有时有实际的作用，虽然最初并不为人们所知。

关于共相的争论可以追溯到波爱修斯和波菲利（Porphyry），但被推到显要的地位则开始于唯名论者罗塞林，在安瑟伦的怂恿下，罗塞林于1092年因为其三位异体说被判有罪。极端的唯实论在香蒲的威廉（William of Champeaux）那里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与他相对立，阿贝拉尔提出一种更温和的观点。他用他那我们所熟知的卓越才华构想出这一学说，由于目前正在出版中的他的《波菲利评注》（Glosses on Porphyry），我们开始理解了该学说。正像这里所显示的，它非常类似于后来的正统学说。然而，在一个神学是人们关心的首要问题的时代，逻辑学家总是受到诱惑，把逻辑论证运用到上帝的特性这样的根本性问题之中。难怪阿贝拉尔像早先的罗塞林那样，在三位一体的问题上陷入了麻烦，1121年在苏瓦松、1141年在桑斯被定为异端。对于像阿贝拉尔那样的性情急躁的人来说，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他招致了反对，并勇敢地应战。然而，在普瓦提埃主教拉波里的吉尔伯特那里，把逻辑推理与神学相混淆所产生的危险更大一些。吉尔伯特是一位举足轻重的大师，他的《论六范畴》（Liber sex principiorum）与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一起为中世纪大学生所研读，但他对波爱修斯的《论三位一体》的阐释把他推上了1148年的宗教会议。所幸的是，他比对手知识渊博，他宣称他们不理解波爱修斯。他也赢得了当时更有识别力的人——如弗莱辛的奥托和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的尊重。

阿贝拉尔以另外的方式在他的《是与否》中对经院哲学的形成作出了贡献。当然，在他之前，人们已经采用就某一专题从拉丁教父的著作中收集材料并加以整理的方法，拉昂的安瑟伦的《箴言集》就是其中的代表，但阿贝拉尔使这种方法更犀利、更广泛地为人们所接受，以至于人们把这种方法与他的名字永久地联系在一起。正像他所做的任何事情一样，这种方法也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他的方法是，选取神学和伦理学的重大论题，从拉丁教父的著作中收集正反两方面的观点，通过对比也许会增强这些观点的反差，并小心谨慎地避免解决这些真正的或表面上的矛盾。他认为只有《圣经》是绝对正确的，其中明显的矛盾只能用抄写错误或误解来解释。后来的权威们也许会由于其他原因犯错误，倘若出现分歧，他认为正确的做法是深入学说本身的内在联系，对于一切问题进行论证，以便紧紧抓住正确的东西。按照这种方法，他收集了想到的拉丁教父的有分歧的说法，目的是促使机敏的读者尽最大努力找出真理，并使他们因为这种研究而变得更敏锐。“由于怀疑我们去调查研究，由于调查研究我们认识真理。”这些命题涵盖着广泛的主题和作品，其中有些被三言两语弃置一旁，有些则进行了长篇的引证。例如：

1．信仰需要人类理智的支持，以及相反。

5．上帝不是独一的，以及相反。

32．对上帝来说一切都是可能的，没有相反。

55．受到诱骗的只有夏娃，没有亚当，以及相反。

58．亚当得到了拯救，以及相反。

106．不经洗礼，任何人都得不到拯救，以及相反。

115．关于灵魂的起源，至今没有任何确切的证据，以及相反。

122．婚姻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合法的，以及相反。

141．仁慈之举不会给无信仰的人带来好处，以及相反。

145．我们犯罪经常是不情愿的，以及相反。

154．撒谎是许可的，以及相反。

157．杀人是合法的，没有相反。

完全可以猜测，对于其中的一些问题，如最后两个，现代的教本从正反两方面进行了概述，以培训辩论者。促进门徒间的讨论好像也是阿贝拉尔的主要目的。然而，由于强调分歧而不是一致并且最终也不能提供解决的办法——不管是实质性的还是表面的，这必然会暴露正统学说的弱点，并且会普遍地削弱权威的地位。格拉提安是随后采用这种方法的人。在他的《歧异教规之协调》中，他绞尽脑汁使权威们的观点协调起来，不管这种做法多么刻板、多么空洞。通过这样一些实践，该方法成为经院哲学通常采用的阐释——提议、反对和解决办法——方法，并在托马斯·阿奎那那里得到了最精心的勾画。

辩证法在12世纪上半期得到了大师们的推动，后来由于亚里士多德的《新逻辑》的发现和吸纳又得到进一步促进，这就使12世纪明显成为一个逻辑推理的时代。早期的“三艺”维持了逻辑与语法和修辞间的平衡，但由于在辩证法方面有大批额外的新资料需要掌握，平衡现在遭到了破坏，人们没有时间、更没有兴趣像在沙特尔学校那样悠闲地学习语法和文学。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的“普遍的中庸”（moderatrix omnium）是充满人情味的哲学，是传统模式的和谐文化的丰厚成果。他抨击因为新型的文化而忽视古典文化，抨击“康沃尔派”的教师所提供的务实的、走捷径的教育。但到1159年，这一切都是徒劳。他还讽刺那些争论把猪牵到集市上去的是绳子还是牵猪的人们，认为过度的逻辑论辩是毫无意义的。在他看来，辩证法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虽然它促进了其他研究，但“如果故步自封就会死气沉沉、毫无价值，不能使人开动大脑创造出哲学成果，除了从另一角度证明同一种构想”。然而，逻辑已开始在学校中排挤文字，在13世纪大学的课程中拉丁古典著作将没有任何地位。

虽然辩证法主宰着新时代人们的思想，但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不得不给他的其他著作让出一部分空间，在1255年巴黎大学的一份课程表中就包括了《物理学》及其他篇幅小一些的自然科学著作，还有《伦理学》和《形而上学》，远不仅仅是一种逻辑学教育。它为科学留下了一定的空间，并将在13世纪影响哲学思想，而且为与神学的冲突埋下了隐患，后面的章节将对此进行介绍。

伴随着12世纪哲学的复兴，与之密切相连的神学也重新活跃起来。的确，在那个时代的思想史中，两者并不容易分开，哲学家们也肯定会——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在纯粹的神学问题上进行一些尝试。该时代的逻辑方法很快影响到神学思想的形成及其体系。伯贡迪奥翻译大马士革的约翰的著作为丰富的拉丁神学注入了新的内容，伪狄奥尼修斯的著作对西方的神秘主义和天使学作出了贡献。但是，在安瑟伦之后，12世纪所做的主要工作是把以前的资料系统化。因此，在彼得·隆巴德——1160年逝世时是巴黎主教——的《箴言集》中，阿贝拉尔的《是与否》及格拉提安的影响显现出来。这是一部系统性的神学著作，共四卷，分别论述上帝及三位一体、创世和人类的堕落、道成肉身及道德规范、圣事及其他。阿贝拉尔强调权威们之间的冲突，而隆巴德的性情是保守的、中庸的，他回避“逻辑学家的喋喋不休”，尽量缓和、调解分歧与差异，“钦定箴言”（Magister Sententiarum）得以成为以后许多世纪的标准权威。到1205年，《箴言集》得到了普瓦提埃的彼得的注释，1215年的拉特兰宗教会议又给它贴上了合法的标签。它是神学专业的学生需要用两年学习的教科书，实际上也是神学学生普遍的私人藏书。当他们能够有自己的书斋时，其中的藏书就是《圣经》和这些《箴言集》。1338年，索邦图书馆就收藏有50册《箴言集》及118卷评论集。大阿尔伯特甚至宣称，由于圣母的支持，他不仅掌握了自由七艺，而且还拥有《圣经》和《箴言集》的“综合”知识。

这种成功的体系化的成果接踵而来，表现在神学及相关学科的大批“知识大全”或系统性的概要的问世，这正像“一战”后的岁月里历史、文学、科学、美食学及各类学科的概要的涌现一样。其中有宗教史的教本，如彼得·康曼斯特的《经院哲学史》（Historia scholastica）。他在1178年前是巴黎的教长，正像他的墓志铭所告诉我们的：我现在以文字为生。他可谓嗜书如命，只有真正的书虫才能与他相媲美。他的著作被每一个图书馆收藏，到1487年已出版了八次。也有伦理学的总结，如巴黎大学教授彼特卢斯·康托尔（Petrus Cantor，1197年逝世）的《简编圣言》（Verbum abbreviatum），此书反对“评注及无聊的问题的泛滥、拖沓”。还包括库尔松的罗伯特（Robert de Courcon）等人的教会法规大全，以及大量的神学大全及箴言，它们把我们带入了13世纪，预示着托马斯·阿奎那闻名于世的《神学大全》的问世，在那里，这些知识得到了完善与综合。这些体系化的大全与宏大的哥特式大教堂是同一个时代的产物，人们称它们为人类思想的大教堂。

在政治理论方面，12世纪可以炫耀的东西要少一些。在整个中世纪，政治理论远远落后于实践，12世纪也不例外。的确，在教会和国家范畴之外，理论与实践没有什么联系，没有人试图从现行观察到的资料推究出一个理论，人们实践的是封建主义，而研究的是亚里士多德和拉丁教父。因此，没有任何著作反映12世纪英国、西西里、阿拉贡及稍后法国的国家复兴。与此同时，新兴的哲学评论家也没论及国家，在帕杜瓦的马西略（Marsiglio of Padua）和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之前，我们见不到唯名论者的民族国家学说。的确，在政治理论史方面，12世纪是一个停滞的时代，因为涉及教会与国家的小册子文学在授职权之争中刚刚耗尽了力量，而更系统的研究要等到1260年左右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翻译和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才重新出现。在这样一个中间时代，最突出的成果是索尔兹伯里的约翰于1159年撰写的《论政府原理》（Policraticus），或者叫《统治者之书》（Rulers’ Book）。“它首次试图超越现实环境来构筑一个完整体系，旨在获取一种政治哲学的地位”，它“没有提到当时的任何政府形式”。它的作者拥有在教庭和亨利二世的王庭任职的丰富经历，但他几乎都没有被提及，“它的论据来自《旧约全书》或古代罗马帝国”[4]，全书的政治术语也是如此。如果说他的王权理论好像受到了“王在法下”这一封建观念的影响，但他所引用的是罗马法和古代历史学家的权威著作，这使他的暴政和暴君诛戮学说更有说服力。约翰终生以一个人文主义者而不是一个观察家的身份来创作，所关心的主要不是当时政治家所遇到的麻烦，而是在与他们的相处中如何保留哲学家的本色。他的著作属于12世纪不是由于其政治氛围，而是由于其文学和民众背景。它不可能撰写得更早或者更晚，因为其经院哲学是文学的而非逻辑的。

要讲述中世纪哲学，必须把当时的学术自由考虑在内，即思想家坚持自己结论的自由。总的说来，这种自由度远远大于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在教会学说的范围内，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去思索，这种范围对他们的限制远没有达到我们想象的那种程度。法律和医学、语法和逻辑、数学和天文学的教师并没有感到特定规则的压抑。正如桑代克告诉我们的，那时的实验和研究比人们猜测的要自由得多。由于缺乏社会科学，近来困扰这些学科的研究者的那种与政府的冲突在当时也不存在。伯里（Bury）[5]称中世纪是“理性遭束缚、思想被控制、知识处于停滞状态的一千年”，看来，他言过其实了。

这类说法的发明者的意思似乎是：顺从任何固定的、权威性的学说体系都会对自由思想产生一种无法容忍的限制，由于中世纪欧洲有这样一个体系，人类的理性自然就套上了枷锁。然而，按照历史主义的或实事求是的原则，问题不是今天的人们如何认识这些研究的局限，而是中世纪的人们有怎样的切身感受。自由是相对的。如果人们不认为受到束缚，他们实际上就是自由的。事实也确乎是：那时理性与权威间的实际冲突的次数是相当少的。这种冲突几乎完全限于哲学领域，远远少于现代哲学家的想象。无论好坏，中世纪哲学对知识过程的兴趣大于对知识基础的兴趣，因此，它轻而易举地接受了某些主张为公理，并花大力气据此来得出一些结论。即使阿贝拉尔在《是与否》中揭露权威著作的前后矛盾时，也没受到任何干扰。虔诚的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和不虔诚的腓特烈二世都过着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约翰随心所欲地涉猎古代著作，不论是异教的还是基督教的，自由地撰写关于国家和人生的哲学著作；腓特烈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讨论灵魂不朽问题，虽然人们对此摇头不已，但没有人处罚他或他的合作者。就大多数情况而言，知识生活是无拘无束的。

自由当然会引起不同学说的争论。在这方面，目前流行的说法给我们这样一个错觉，即中世纪的思想具有一致性，这同样会使我们误入歧途。经院哲学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个孤立的学说体系，这种方法，不同的人使用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结论，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在我们这些久远的后人看来，经院哲学内部的分歧总是微不足道的，但在当时的人看来则是巨大的，以至于在那个时代的每个阶段都存在着活跃的论战。如果说这些论战在13、14世纪更激烈一些，那是因为在前一个时期已经奠定了基础：在该时期，共相问题得到系统论述，阿贝拉尔及其继承人的逻辑方法形成。对于中世纪哲学家来说，没有什么比被告知他们的观点都非常相像更让他们恼火的事情了。

这样看来，哲学是自由的。但这要把它冒犯神学的情况排除在外。哲学总有冒犯神学的倾向，对于这种冒犯的结果，我们不能按现代的标准而予以忽视。这类问题是一切权威性的宗教学说体系所固有的，这种冲突在犹太教和伊斯兰教那里像在基督教那里一样存在着。甚至雅典人也因苏格拉底否认城邦的官方神而被判处死刑。正像前面已经提到的，在我们论述的时代，限制哲学自由的主要事例包括：限制罗塞林、阿贝拉尔和拉波里的吉尔伯特把逻辑方法运用到三位一体说，在新亚里士多德主义“清除其谬误”前禁止其传播——这在以前从未发生过。这些著名讼案的工具是宗教会议，处罚手段是公开认错或监禁，对于阿马里克异端（Amalrician heretics）1209年还动用了死刑。随后，拉丁阿威罗伊主义者试图把哲学和神学协调起来，更确切地说，他们主张这两者是各自独立的学科，非常可能得出没有信仰偏见的互相矛盾的结论。但这样一个解决办法遭到教会权威的否决，巴黎的文科教授也被禁止涉足神学，因为它是一个独立的、至高无上的学科。在这种场合下，需要忍受的不仅有学术权威，还有异端法庭。

拉丁阿威罗伊主义者的困境反映了哲学家接受亚里士多德的科学和形而上学后所面临的艰难处境。“阿贝拉尔之类的学者在讲授完辩证法后就没有更多要讲的东西了，如果他想解决其他问题，他就必须变成一个神学家，而在13世纪，即使糟糕的文科教师也涉足众多的学科，除传统的辩证法外，还有心理学、物理学、伦理学和形而上学。”为了讲解文科新课程的文本，教授们“感到必须以哲学家的身份，仅仅从自然理性的视角来考察直到那时仍被视为神学和神学家才能理解的那些问题”[6]，这些也是亚里士多德的解决办法与基督教神学的解决办法并不能总是一致的问题。与此同时，由于不是神学教授，文科教师缺乏从正统意义上解决矛盾的权威性。在这里，神学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是“深奥科学太太”，哲学仅仅是她的侍女，是来自敌方的俘虏。格里高利九世1228年说，神学精英应当主宰一所大学的所有教职人员，并引导他们走上正道，就像灵魂统治肉体一样；1272年，巴黎的文学院禁止讨论像三位一体那样纯粹的神学问题，对于那些胆敢超越学院规定的界限、对同时涉及信仰和哲学的问题提出质疑并得出与信仰相反结论的人，不论是硕士还是学士，都要以异端的身份开除出学院。此后，任何有争议的共同领域都被神学所垄断。

在卡特里派那里，问题以另外的形式表现出来，在瓦勒度派那里也是同样，只不过程度轻一些。这里已不再是个人思索的问题，而是让大众普遍接受从根本上攻击圣礼体系和教皇神权的学说的问题，发生在法国南部的反抗运动的肆虐也需要新的镇压机构的出现。在这种形势下，1227年到1241年间，格里高利九世创立了教皇异端法庭或多明我异端法庭这一集权机构，作为地方会议和地方主教的补充，并最终取代其地位。不仅如此，原先对顽固异端的常规罚金现在开始变成了火刑。在这方面，教会不仅得到世俗政权的支持，也得到大众舆论的支持，因为异端被视为一种无政府主义者，一个攻击社会基础的反社会人士，对他处以火刑象征着、也预示着他在地狱的永恒命运。在罗马帝国之后第一部关于异端的民法是1166年亨利二世的《克拉伦登法》（Assize of Clarendon）的一些条款；火刑也在自由思想者腓特烈二世的法典中出现了，在他看来，异端是叛国者，犯下了反对神圣的皇帝和上帝本人的大逆不道罪。中世纪宽容的局限性在这里最明显地反映出来。

文献简介

关于我们论述的这一时期的哲学，M．De Wulf的Histoire de la philisophie médiévale，i（Louvain，1924； translated，Lindon，1925）可以作为一个指南，其中有A．Pelzer所作的丰富的文献索引。Ueberweg-Baumgartner的Grundriss der Geschichte der Philisophie，ii（tenth edition，Berlin，1915）中有更细致的参考文献。B．Hauréau的Histoire de la philisophie scolastique（Paris，1872—1880）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名家撰写的简明哲学史有E．Gilson的La philosophie au moyen âge de Scot Érigène à G．d’Occam（Paris，1925）； C．Baeumker的论著，收集在Die Kultur der Gegenwart， i，5（Berlin，1913，第288—381页）；以及M.Grabmann的Die Philosophie des Mittelalters（Berlin，1921）。如果想阅读更简明的概括，参阅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第5卷，第23章。许多关于12世纪的原著和研究成果收集在Baeumker的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des Mittelalters（Munster，1891ff.）中出版，比如巴斯的阿德拉德的De eodem以及阿贝拉尔关于波菲利的评注。

关于这一时期某些问题的重要研究成果是M．Grabmann的Geschichte der scholastischen Methode（Freiburg，1911—1913）； E．Gilson的Études de philosophie médiévale（Strasbourg，1921）； R．L．Poole的Illustrations of the History of Medieval Thought and Learning（second edition，Lodon，1920）； C．C．J．Webb的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Natural Theology（Oxford，1915）。J．de Ghellinck的Le mouvement théologique du XIIe siécle（Paris，1914）。关于柏拉图主义，参阅C．Baeumker的Der Platonismus im Mittelalter（Munich，1916）；关于对亚里士多德的接纳，参阅我的Mediaeval Science，特别是第11章，以及那里所引用的著作。关于布拉邦特的西格尔，重要的专著是由P．Mandonnet撰写的（Louvain，1911），最近的下列研究成果可以作为补充：M．Grabmann的Sitzungsberichte of the Munich Academy，p.-p．und hist．Klasse，1924，no.2，and Miscellanea Ehrle，i.第103—147页；F．M.Powicke（Mélanges Ferdinand Lot，Paris，1925，第656页）。关于卡特里派，查阅P．Alphandéry的Les idées morales chez les hétérodoxes latins au début du XIIIe siècle（Paris，1903）； E．Broeckx的Le catharisme（Hoogstraten，1916）。关于迪南的戴维，参阅G．Théry撰写的Bibliothèque Thomiste（1925）中的第6卷，他在这里把戴维的学说与阿莫里的学说明确分开。

关于中世纪的政治理论史，权威著作是R.W．and A．J．Carlyle的A History of Mediaeval Political Theory in the West，i—iv（London，1903）。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的Policraticus（C．C．J．Webb编，Oxford，1909）由John Dickinson翻译成英文（New York，1927），其中有一精彩的导言。关于民法学家和教会法学家的政治理论，参阅O．Gierke的Das deutsche Genossenschaftsrecht，iii（Berlin，1881）。

关于中世纪异端法庭史，最好的著作是由H．C．Lea的撰写的（New York，1887，also French and German editions）。Gh．V．Langlois的L’inquisition d’après des travaux récents（Paris，1902）分析研究了诉讼程序。在这方面，罗马天主教徒写有一本既具学术性又客观公正的著作，即修道院院长E．Vacandard的The Inquisition（New York，1908）。我本人研究了法国北部新诉讼程序的兴起，见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ii，第437—457、631—652页。

注释：

[1]　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médiévale（1924），i.177-178.

[2]　G．F．Moore，History of Religions，ii（New York），p.ix.

[3]　Taylor，The Mediaeval Mind（1925），ii，90.

[4]　R．L．Poole，Illustrations of the History of Medieval Thought and Learning（1920），p.204.

[5]　J．B．Bury，History of Freedom of Thought（London and New York，1913），p.52.

[6]　E．Gilson，Études de philosophie médiévale（Strasbourg，1921），pp.56-57.

第十二章

大学的发端

12世纪不仅是学术复兴的时期，而且是新学术机构建立的时期，特别是高等教育机构建立的时期。该时期从修道院和主教座堂学校开始，以早期大学的出现告终。我们可以这样说，该时期使高等教育制度化，或者至少可以说决定了这一发展方向。在1100年，“学校追随老师”，而到1200年则是老师追随学校。同时，正是由于新学术的复兴，该时期创造了一种更高级的教育方式。在11世纪末，学问几乎完全局限于传统课程中的自由七艺，而在12世纪，除三艺和四艺外，又增加了新逻辑、新数学和新天文学，与此同时还形成了法律、医学和神学三种专业机构。此前，大学还不曾存在过，原因在于西欧没有足够的知识积淀可资成为其存在的理由，随着这一时期知识的增长，大学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知识革命和机构革命是同时发生的。

12世纪除创立了早期大学外，还为以后的大学确立了组织形式。这并不是古代模式的复兴，因为希腊罗马世界没有现代意义的大学。的确，那时有高等教育，并且是高深的法律、修辞和哲学教育，但并没有组成拥有固定课程和学位机制的系科和学院。罗马帝国后期，在教师薪酬和公共法律教育方面，国家承担起高等教育的责任。即使如此，大学在那时并没有建立起来。大学的最早产生是在12世纪，现代大学的一些根本特征都是从这些大学——萨莱诺、博洛尼亚、巴黎、蒙彼利埃和牛津大学——演化而来的。从这里，这种源流一直延续到今天，再没有其他源流。大学的产生是中世纪对文明的贡献，特别是12世纪对文明的贡献。

“大学”一词的本义是一般意义上的社团或行会，而中世纪有很多这种类型的社团生活形式。渐渐地，这一术语的内涵缩小了，最终变成仅仅表示一个由教师和学者组成的学术社团或协会，“教师社团和学生社团”（universitas societas magistrorum discipulorumque）是大学最早的定义，至今也是最好的一个定义。从这种普遍意义上讲，在一个城市也许有几所大学，就如同有几个手工业行会一样，这些独立的法律或医科大学都非常珍惜各自的社团生活，不愿意合并成独一的有特定系科的大学。从广义上说，这种新发展的核心内容是北欧的教师行会和南欧的学生行会的形成，而在这两种情况下，具有头等重要性的中心问题是吸收新成员加入教师或教授行会的问题。如果没有这种批准，将得不到教学的许可证；在得到批准前只是一个学生，此后则成为一个教师（如果从职业上讲不是这样，至少从地位上讲是如此），而他们已经经历过了学徒阶段。为了防止偏袒和垄断，吸收新会员要经过一次考试，能通过这一考试的人自然也就达到了几门课程的学术要求。这一教学许可证（licentia docendi）就是最早的学位形式。历史地说，所有学位都起源于教师证书，博士（doctor）、硕士（master）这样的名词说明了这一点；一个文科硕士是一个合格的文科教师，一个法律或医学博士同样是有这些学科的从教资格的教师。不仅如此，申请人还要郑重地进行一次标志其水平的讲座，或者叫上岗仪式，这种仪式就成为现代学位授予典礼的起源，其含义是从此可以从事教学工作了。这次考试的先决条件是申请人学习过考试范围内的一组书籍，通常是一系列标准教科书，而这又意味着系统的教学和至少达到一定时数的学习。必修课程、考试、学位授予典礼、学位，所有这些都是同一个体系的几个组成部分；它们都从中世纪继承而来，其中有些仪式可以追溯到12世纪。

早期大学的前身是修道院和主教座堂学校，由于加洛林立法，这些学校得到重组并有所扩大。这次改革的首要目的是对神职人员进行教育，因此，改革直接关注的只是对修士和座堂职员进行教育的学校。当然，可能也存在着培养其他人的“对外的”学校，但从本质上说，这类学校是辅助性的，或者说是偶然性的，一般不能指望它是一个常规的教学机构。即使那些对内的学校，不同地区的差别也很大。学好自由七艺是一种理想，常常不能很好地实现；像蒙特卡斯诺和贝克那样的学校只是杰出的例外，而不是代表性的范例。不仅如此，正像我们前面提到的，进入12世纪后，作为文化中心的修道院衰落，大多修道院学校也同样衰落了，因此，学术的复兴和新机构的发展在这里没有得到什么帮助。实际上，修道院从本质上说并没有准备好容纳较大数量的非修道院学生，而这类学生的出现，不管数量多少，都会破坏现行规章制度的维持。主教座堂，性质决定了它位于城市，没有遭受到上述不利因素的影响，相反，它们在这一时期取得了日益重要的地位，座堂学校日益活跃就反映了这一点。但即使在这里，我们也不能夸大正规教学设施的规模：1179年规定保留校长圣俸的拉特兰教令不得不在1215年重申，原因在于许多教堂把它忽视了。

12世纪最重要的主教座堂学校在法国北部。其中有些学校，如兰斯和沙特尔，代表着早期的发展，并在12世纪发展到顶峰；有些学校，如拉昂和图尔，是昙花一现；还有一些学校，如巴黎，可能还有奥尔良，则发展为大学。它们都或轻或重地受到学术复兴的影响，其中有些是特别地受到其古典层面的影响，有些则主要受到其辩证法和神学的影响。在所有这些学校中，最初的情况都是教师比学校更重要。的确，只有巴黎是一个例外，它朝气蓬勃，不受某个教师的制约，靠自己的吸引力招揽学生，并且，只有巴黎在这个时期全面发展为大学。前大学阶段的学习环境非常宽松，为寻求杰出的大师，人们悠闲地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对必修课程、固定的学习时限或学位全然不顾。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对此进行了生动的描述，其时间断限是从1136年到1147年：[1]

（伟大的英国国王、正义之狮亨利告别人世的第二年）为了求学，作为一个毛头小伙子的我首次来到高卢。我向帕莱的逍遥派学者、著名的教师（阿贝拉尔）毛遂自荐。他当时在圣热讷维耶夫山（Mount Saint Genovefa）开馆授徒，是一位杰出的教师且受到所有人的爱戴。作为他的学生，我学到了辩证术的入门知识。我开动我那干涸的大脑，聆听着他的教诲，贪婪地捕捉着所有的信息。后来，当他匆忙离开（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时，我又投奔了阿尔伯里克大师。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辩证法学家，并且肯定地说是唯名论派的死敌。

就这样，我花费了近两年的时间跟随阿尔伯里克和默伦的罗伯特（这是他的外号，因为掌管那里的学校而获得，但实际上是英国人）在山上学习辩证术。在他们两位中，其中一位能敏锐地发现问题，并且视野开阔，另一位则反应明晰、简洁而又服人（他们在一定意义上是互为补充的，如果把阿尔伯里克善于分析的才能与罗伯特清晰的判断才能结合在一个人身上，在我们时代的辩论中就不会有任何对手了）。他们都非常睿智，在学识上也是无与伦比的……那时，我与他们有很深的交情。后来，其中一位去了博洛尼亚，放弃了他曾经讲授过的，并且，回来后也不再讲授从前的课，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让那些此前、此后听过他的课的人去判断吧。不仅如此，另外一位则转而研究《圣经》，并为更清高的哲学和更为杰出的名声所吸引。

我花了整整两年的时间与他们相处，反复练习那些老生常谈的内容、规则和其他基础知识。上面提到的导师对此非常精通，并乐于传授，这些知识就这样灌输到孩子们的大脑中，以至于我认为对它们的了解就如同对我的指甲和手指的了解一样。这些就是我青春年少的欢乐时光里所学到的东西，它使我的知识比从前更具有了价值。我自认为是一个年轻的学者了，因为我对所听到的东西都能快速作出反应。后来我清醒过来，重新审视自己的能力，经过深思熟虑，在导师们的善意支持下，我投奔到孔什的语法学家（威廉）的门下，聆听他的教诲达三年之久，同时也经常兼任一些课程。对于这段时光，我同样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在沙特尔期间约翰还师从理查德·勒维格）。这位理查的知识几乎没有任何欠缺的地方，他的涵养胜于言语、知识多于技巧、诚实多于虚夸、美德胜过外表。我在其他地方学到的东西都能在他那里重新找到，从他那里我还学到了以前闻所未闻的属于四艺的一些知识——我以前曾追随德国人哈德温（Hardwin）学习过四艺。我还重新开始学习修辞。以前，西奥多里克（Theodoric）先生偶尔提到过修辞，我几乎是一窍不通。后来，在彼得·赫里亚斯（Peter Helias）那里，我又得到了更系统的修辞学的教诲。

我缺乏朋友和亲属的帮助，但上帝使我的穷困境遇有所改善，我接收了几个贵族子弟作为门徒，他们给我提供生活所需。教师的责任感和学生的请求促使我一再回想起从前所学过的东西。为此，我与小桥的亚当建立起较为密切的关系。他有着超常的智慧，并且学识广博——不管别人如何认为。他比别人更多地致力于亚里士多德的研究，在这方面，他毫不吝啬地赐教于我，虽然我没有让他做我的老师。而他除了对自己的学生外，一般是不这么做的，因为他怕招致嫉妒……

我个人生活窘迫，同事、朋友也恳切地劝我应该正式从教。我听从了他们，并离开了那里。但在三年从教期满后又回到那里，并结识了（拉波里的）吉尔伯特导师，聆听了他的逻辑学和神学课程。但他很快就离开了。接替他的是罗伯特·普鲁斯（Robert Pullus），他的生活方式和知识都得到人们的赞许。后来我又做了普瓦西的西蒙（Simon of Poissy）的学生。他是一位可信的教师，但在辩论中有些迟钝。我从这两位那里所学的只是神学。至此，我结束了涉猎广泛的近十二年求学生涯。

在我看来，回到（巴黎的）山上与久别的、仍然固守辩证法领域的老朋友重逢，与他们商讨过去辩论的话题是非常愉快的。通过在一起相互比较，我们还可以感受各自所取得的进步。遗憾的是，我发现他们没有取得什么进步，一切还是老样子，也没有达到解决老问题的目标，甚至连一点合理的建议也没能提出。曾经鼓舞过他们的志向，仍然鼓舞着他们。他们只在一点上与以前有所不同：忘却了适度，不懂得谦逊。因此，人们对他们难免会有些失望。这种经历也使我得出了这样一个明确的结论：虽然辩证法能推进其他研究，但如果故步自封就会死气沉沉、毫无价值，不能使人开动大脑创造出哲学成果，除了从另一角度证明同一种构想。

约翰也许还访问过兰斯和普罗万（Provins），但他这里提到的是巴黎和沙特尔。对于后两者，我们稍后将再次提及。在影响小一些的学校中，阿尔贝里库斯（Albericus）于1121年至1136年任校长时的兰斯学校是最突出的。他是一位有一定知名度的神学家，由于对《圣经》而不是对普里西安或其他诗人的潜心研究，曾得到首席主教的称赞：

在此所读的不是诗人，

而是约翰福音和先知书。

在文学的著名保护人、大主教威廉在任时（1176—1202），兰斯的重要性似乎有所增强，但是，它的地位和影响最为突出的时期是10世纪吉尔伯特在任的时候。在阿尔贝里库斯的导师安瑟伦（1117年逝世）以及安瑟伦的弟弟拉尔夫（Ralph）时期，我们听说过拉昂学校。阿贝拉尔用轻蔑的字眼称安瑟伦为“拉昂的老人”，但安瑟伦在“命题”神学方法的发展过程中具有突出的地位，而拉尔夫则被认为是一位数学家。在他俩之后，拉昂学校渐归湮没。其实在拉尔夫之前，还有另外一位数学家在拉昂学习、授课，他就是巴斯的阿德拉德。他似乎与图尔有些联系，他的导师中最著名的是柏拉图主义哲学家伯尔纳·西尔韦斯特。关于这一时期的奥尔良学校，我们只知道有这样一点需要特别提到，即，它是著名的文学研究和修辞学的中心[2]，这种地位一直保留到13世纪它以法律大学著称的时候。奥尔良学校的组织方面非常模糊，因此，我们不能明确地说出古老的修辞学学校与新型大学的内在联系。

很明显，沙特尔学校没有发展为大学。实际上，它的繁荣时期到12世纪中叶就已经结束了，那时，巴黎已确立起其优势地位。在杰出的教会法学家圣伊沃（St．Ivo）时期（他1089年至1115年任主教），沙特尔是一个神学和教会法中心。教务长阿诺德的两个侄子的信件生动地反映了这一时期学校生活的画面：潜心钻研《诗篇》、抄写辩证法书籍、作评注；向家里索要羊皮纸和粉笔，“因为他们自己的粉笔毫无用处”，还索要他们的父亲的靴子和缝制小绵羊皮斗篷所用的材料；当然还不会忘记向母亲勒蒂西耶（Leticia）要钱，并以拉丁韵文的形式巧妙利用了她的名字：

你的名字，

名为死亡，

成为我们的笑料。

沙特尔学校涌现出了一系列杰出的校长：“高卢文学最丰富的源泉”、语法学家伯尔纳；逻辑学家、神学家拉波里的吉尔伯特，他还由于特别关注图书馆藏书而被沙特尔的人们铭记；还有蒂埃里，伯尔纳·西尔韦斯特向他赠送了关于宇宙学的论著，达尔马提亚人赫尔曼向他赠送了托勒密《平球论》的译本。蒂埃里大约写于1150年的《七艺之书》（Eptatheuchon），全面反映了自由七艺的知识。在这本书中，“为了日益增多的贵族学者”，蒂埃里试图把三艺和四艺结合起来。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3]，沙特尔的总体名声在于其文学研究。对此，伯尔纳有一套系统的研究方法。由于孔什的威廉和理查德·勒维格仍然采用这种方法，与他们同时代的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对此进行了描述。我们前面也已经提到[4]，沙特尔是12世纪柏拉图主义的中心。蒂埃里1155年左右逝世标志着沙特尔的伟大时代的结束。到此时，沙特尔的主教座堂，连同“献身于它的圣徒和国王”，已经变成了我们所知道的那种状态，沙特尔学校的鼎盛时期也一去不复返了。沙特尔的圣母玛利亚，

像被森林包围的峭壁那样孤寂、灰暗，

随着大海的退潮而抛弃在内地，

人们转向了巴黎的圣母玛利亚，融入巴黎——正在快速变成法兰西君主的首都——的喧嚣之中。

在巴黎，由于三所学校的同时存在，情况非常复杂。这三所学校是：圣母院（Notre Dame）的主教座堂学校；圣维克托的律教士学校，12世纪初香蒲的威廉是这个学校最早的一位著名学者；圣热讷维耶夫的大圣堂学校，于1147年并入律教士学校。阿贝拉尔的学习和教学生涯开始于圣母院学校，在那里他好像已经成为教士团成员。后来，他又在香蒲的威廉在维克多建立的对外学校听课。但进入成人阶段后，他在圣热讷维耶夫授课。从上面引述的资料可以看出，索尔兹伯里的约翰曾在那里他的课堂上听课。阿贝拉尔名声远扬：他是一位具有创新精神、能激发学生灵感的老师，对古代权威著作了如指掌并能敏锐地洞察其前后矛盾，“能够逗引一本正经的人发笑”。这一切都吸引学生们源源不断地前往巴黎求学，虽然阿贝拉尔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长时间地离开巴黎，但仍有学生追随他来到默伦和克贝尔，甚至进入无人问津的地方。正是在他的时代，巴黎成为辩证法研究的伟大中心，如果说他后来的授课只在圣热讷维耶夫进行，其影响也随着该学校的衰落而减弱，然而，从宏观上看，就学生们习惯性地前往巴黎深造这一点来说，阿贝拉尔的贡献是巨大的。的确，关于他作为一个教师所取得的成功，最全面的记载出自他本人之手，但这些都普遍得到了印证，有一些偶然性的资料，更有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和弗莱辛的奥托无可怀疑的亲眼所见。需要指出的是，在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的记载中，阿贝拉尔只是他在巴黎求学时的其中一位导师，因此，在这里我们已经发现了拉什道尔在下一代人那里所发现的那种变化的迹象，到那时，“巴黎变成了教师之城，中世纪世界最早的教师之城”[5]。教师像学生一样，来自许多地方。在索尔兹伯里的约翰之前不久就有奥托。他是腓特烈·巴巴罗萨的叔父，后来成为弗莱辛主教。还有阿达尔伯特（Adalbert），后来成为美因茨大主教。有一份1142年左右的教师名单，其中不仅包括布列塔尼人阿贝拉尔、沙特尔的蒂埃里及像孔什的威廉那样的诺曼人，还包括英国人默伦的罗伯特、小桥的亚当和后来的埃克塞特主教，甚至还包括意大利人彼得·隆巴德。我们得知，稍后不久，巴黎有了来自更遥远国家的学生，如瑞典的隆德（Lund）大主教的侄儿们，还有沃尔特·曼普的一位匈牙利朋友，此人后来成为格兰（Gran）大主教。

在12世纪后半期，巴黎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并得到巩固。当索尔兹伯里的约翰于1164年代表贝克特再次来到巴黎时，他被迫租房达一年之久。他甚至来不及充分欣赏城市的繁荣和新主教座堂的壮丽，以及“那里的哲学家的各种研究领域”，他们使他想起了在雅各的梯子（Jacob's ladder）上起落的天使。“的确，”他总结道，“上帝就在这里，而我认为以前不是这样。”但他的上司和联系人、策勒（Celle）修道院院长认为应该提醒他认清巴黎对虔诚之人的诱惑和危害。这种忠告稍后再一次出现：那时，巴黎主教下令禁止他的乡村神父平日里待在巴黎，只有礼拜天才待在他们的教区的做法。大约1175年，巴佐什的居伊（Guy de Bazoches）撰写了热情洋溢的文章，赞美这一“由于王权的保护而崛起并超越其他”的城市：它在塞纳河中的岛屿是历史悠久的哲学、法律、七艺的中心，通过大桥（Grand-Pont）及船只和货物与右岸相连，通过小桥（Petit-Pont）与左岸相连，它的“相对独立为闲逛者、过路人和逻辑学家的辩论提供了场所”。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的学生布卢瓦的彼得进一步证实了巴黎在知识上的优势地位。他曾在巴黎学习民法和神学，为专门研究中忽视古典文化的现象而伤感，但他断定最错综复杂的难题在这里得到了解决。那位自负而又迷人的威尔士的杰拉德也在巴黎学习法律，对于他作为一个宗教法学家在礼拜天的演讲，他本人留下了颇有些自吹自擂的记述：那时，几乎所有的教师和学者都来“听他那可爱的声音”，所涉及的内容是法官到底应该根据事实还是应该根据他自己的判断来裁决。巴黎的民法学家非常蔑视莫利的丹尼尔（Daniel of Morley），因为他离开巴黎到托莱多听“世界上最睿智的哲学家”授课。然而，由于1219年教皇禁止在巴黎研究罗马法，新生的大学成为罗马法中心的任何可能性就不存在了。其实，神学的胜利早就注定了，因为1142年的一首诗所提到的专家中，大多是神学家，并且，彼得·隆巴德在1160年逝世前所编写的《箴言集》——后来成为许多代人的标准教科书——就已经确立了神学研究的模式。德尼弗尔（Denifle）认为，13世纪伟大的神学体系的根基应当到12世纪去寻找，而所有著名的神学“大全”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巴黎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到12世纪末，图尔奈的斯蒂芬就已经在抱怨神学研讨在巴黎太活跃了，以至于在大街的拐角处就把密不可分的三位一体给肢解了，并且，在所有讲演大厅和公共广场，有辱宗教和亵渎上帝的言论不断涌现。教皇敏锐地阻止了哲学家的这些奇思怪想，把他们置于至高无上的神学院控制之下。正因为是一所神学学校，巴黎才成为第一所教会学校。其实，人们早已经把巴黎与那个迦南城市基列西弗（Kirjath-Sepher）——中世纪把它诠释为“文学之城”——等同起来。1231年，教皇格里高利九世又给巴黎加上“科学之父”（Parens scientiarum）的称号。

显而易见，巴黎存在着重要的教师和学生团体，也有着朝气蓬勃的知识生活，然而，我们却极少见到正规的大学制度的证据。在13世纪前，甚至“大学”一词我们也无从寻找。在从前的学生英诺森三世1208至1209年的信件中，偶尔出现了这一名词。这里，就像在制度史中所常见的，先有事物本身，然后才有名称。虽然我们在早期阶段找不到四个组织完备的学院、同乡会或校长制那样成熟的制度，但我们可以探察出普通的大学生活的一些痕迹。学习的课程由学院教授会（faculty）进行分类——不管教授会本身是否存在，学生们在生活中也组成了乡土性的团体，即使它们还不是后来的严格意义上的同乡会。第一个学院（college）也于1180年左右出现。对于学习的固定时限，已有一些方案出台，而1179年拉特兰宗教会议所制定的法规要求自由批准合格的申请人进入教师行列，这对所有的学校都适用。巴黎存在着大学组织的基因，表现在主教座堂的秘书长对授课的控制，只有他才有资格授予上课的权利，还表现在后来发展为大学的持有特许证书的教师或教授所组成的行会（gild）。早在阿贝拉尔时期就可以看到由主教座堂监管学校的迹象，这从他在巴黎、拉昂与权威们发生的冲突中可以看出。不仅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教师团体对于正式批准申请者加入他们的行列的控制权力增大了。鉴于这种发展必然是缓慢的，我们并不能说清楚巴黎什么时候不再是主教座堂学校而变成一所大学，或者说，对于巴黎大学的建立，我们并不能给出一个具体的日期。像所有古老的大学一样，它不是创立的，而是发展起来的。这种发展部分地也是物质上的，从容纳早期学校的主教座堂院落发展为教师和学者生活于其上的小桥，而“小桥哲学家自己也组成了一个团体”，接下来发展为后来一直被称为巴黎拉丁区（Latin Quarter of Paris）的“左岸”（Left Bank）。

尽管巴黎大学是由自身发展而来的，但它总要依赖于王权甚至还有教会的扶持，而教会的支持又导致了教皇的控制。巴黎大学发展史上的第一个明确的章程出现在1200年，即腓力·奥古斯都颁布的著名的特许状，有时也把这一时间作为巴黎大学存在于历史舞台的起点——虽然这种体制在多年前就存在了。它并不预示着一种新的创建，而仅仅是承认已经存在的学生和教师团体。事情是这样的，圣母院院长（prévôt）及其手下袭击了德国学生的一所旅店，杀死了一些成员，其中包括列日的当选主教；国王严厉处罚了院长，并规定学生及其动产应当得到公正的对待，并免受世俗法庭的管辖。这里没有提到大学一词，但是学者团体得到了承认，王室官员还要向它立誓。1208年或1209年学校最早的条例涉及师生服装、葬礼和“约定俗成的授课、辩论程序”，而教皇也承认了这一学术团体，或者大学的协作性质。1215年教皇特使的一份文件进一步扩大了其自我管理的权利。这份文件最早地勾画了文艺学科的主要课程。由于另外一次城镇与大学师生的冲突以及随之而来的旷日持久的罢课，1231年教皇又授予大学更多的特许权利，至此，巴黎大学最基本的办学证书都具备了。实际上，校长已开始抱怨有太多的组织为大学事务奔忙，也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在古老的年代，每个教师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开业授课，大学这一名称还不为人所知，而那时的讲座和辩论会比现在还多，学习兴趣比现在还浓。”巴黎已经从美好过去的传统中堕落了！

到13世纪，巴黎已成为科学之母、大学之母，在中世纪北欧的众多大学中，它第一个产生，也影响了这些大学，其中包括法国北部、低地国家和英国、德国的大学。从1205年的一封信件来看，影响的范围甚至更广。在该信件中，君士坦丁堡的新拉丁皇帝请求巴黎予以援助，改革希腊的文学学习。在这些大学组成的大家族中，牛津大学是最年长的女儿，而她又是英国大学之母。

英国的第一所大学，或者甚至可以说一所大学为什么能够在牛津产生，没有人能够回答。牛津在中世纪不是一个主教座堂城市，也不是英王国最大的城市之一。它起源于撒克逊时代，城内有一个诺曼人留下的堡垒，在圣弗莱兹怀德（St．Frideswide）有一所修道院，在附近的阿宾登（Abingdon）、奥塞内（Oseney）和恩舍姆（Eynsham）有三所修道院，在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座王家城堡。但是如果要为将来的大学寻找一个像样的校址，人们会更倾向于选择伦敦、约克、温彻斯特或坎特伯雷那样的基础更好的中心。特别是伦敦，它有着与巴黎一样的天然优势，而它到1836年才有大学。正如拉什道尔院长所总结的：“牛津纯粹由于其商业的重要性才获得了其学术地位。”我们还可以再加上一条：由于贸易所带来的便利的交通。

同样，任何人也说不清楚在牛津的大学最早是何时兴起的。如果肯定牛津是古老的既成社会秩序的一部分，并把它的起源归功到国王阿尔弗烈德，或归功到英国的第一位国王、埃涅阿斯的孙子布鲁图斯（Brutus）所带来的希腊哲学家，那么它的历史就很悠久了。人们的记忆也不是与这种看法相反。然而，牛津不可能像巴黎那样“仅仅是发展起来的”，因为我们找不到它成长的土壤。埃当普的西奥博尔德（Theobald of Étampes）1117年前在此教书，但他是唯一的教师，并非一所学校的校长；我们不知道他明确的继承人是谁，也不知道12世纪牛津的各个学校与其他许多地方的学校有什么不同，比如说，关于伦敦的一些学校的辩论会，费茨斯蒂芬留下了生动的记载。事实好像是，牛津有些莫名其妙地受惠于1167年从巴黎召回的英国学生，并且成为他们成群结队前往的主要地方，不仅如此，它很快取得了大学的地位，甚至有外国学生前往那里求学。到1197年，国王理查已在资助在那里读书的一位匈牙利学生。然而，我们绝对不能认为这些外国学生是大学的核心。虽然它的组织机构采用了巴黎的模式，但材料是英国的，教师、学生在亨利二世的英国大量存在，其中许多我们已经在巴黎见到，但从此以后他们中的大部分留在了国内。1180年左右，重要的学者团体的出现可以通过一位装订工人、一位抄写员、两位羊皮纸生产者和三位图案花饰绘制者的出现反映出来，他们是圣玛利亚教堂附近土地产权转让的见证人。1188年左右，善于张扬的威尔士的杰拉德“在他那自吹自擂的自传中”[6]，告诉我们他如何在牛津——“那里是英国教士活跃的地方，也是学问超群的地方”——公开朗读他最近撰写的书籍。朗读持续三天，其间，他在旅馆接待所有的教师和学者。这是“一个花费大但高尚的举动，它重现了真实但久远的诗人们的时代，在英格兰，当今时代或任何过去的时代都不曾有过类似的事情”。卒于1217年的亚历山大·内卡姆把牛津与巴黎、博洛尼亚、蒙彼利埃和萨莱诺相提并论，但没有提到它任何有特色的教学内容，因为与巴黎的教学内容没有明显的区别。

虽然如此，与巴黎和博洛尼亚相比，1200年的牛津还是一所不成熟的大学。它还没有著名的教师，缺乏特许权和管理条例。1214年的教皇特使法令（legatine ordinance）第一次给它以优惠，其中第一次提到了大学校长（chancellor）。该文件是五年前城镇与师生骚乱的结果。骚乱把教师和学生驱散到了剑桥等地，导致牛津历史上一次真正的危机。直到13世纪中期，牛津才出现了第一批学院，包括贝利奥尔（Balliol）、墨顿（Merton）和大学（University）学院。学院体制首先在大陆涌现，但是后来成为英国大学的最明显特色。剑桥是现代学院体制的另外一个根据地，但在1209年牛津师生迁往那里前在很大程度上还不为人们所知，我们也不能从任何固有的文化基础方面来解释它为什么能够成为英国另一所历史悠久的大学的所在地。无论如何，它的起源和历史超出了我们所论述的时期。

在探讨地中海地区各大学，以及主教座堂学校和修道院学校的起源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考虑到世俗教育传统的遗存，特别是在法律和医学的职业教育方面。至少在开始的时候，这些学校所关心的主要不是扩展了传统的文艺学科课程的逻辑学和数学，而是这些职业性学科的教育。在整个中世纪，这些学校的重要性也就表现在这些职业性的专业。它们也是学术复兴的成果的一部分，但这种复兴也许更早一些，并且肯定也更模糊一些。这种模糊性在欧洲最古老的医科学校萨莱诺表现得最为明显，它作为一个医学中心可以追溯到10世纪，但作为一个学校组织，在腓特烈二世的改造之手把它弃置一旁前，我们对它的了解是非常稀少的。蒙彼利埃，连同其法律大学和医科大学，明显要年轻一些，但它们的情况同样是模糊不清的，在医学方面，它可能与萨莱诺、与西班牙科学有联系，但作为一个法律学校明显源自博洛尼亚，其媒介是1160年普拉森提努斯的到来。无论如何，博洛尼亚是最著名的，尤其是最重要的。

虽然博洛尼亚大学是我们在前面章节[7]所论述的罗马法复兴的直接结果，但它好像并不是意大利最早的法律学校。罗马、帕维亚和邻近的拉文纳的学校都早于它，然而，它们都没有发展为大学。这些11世纪的学校的历史是模糊不清的，其中的罗马——最起码是它——为什么没有继续发展为大学我们同样不清楚。博洛尼亚虽然不是最早的学校，但它有着天然的地理优势：位于意大利北部的交通枢纽地带，从佛罗伦萨向北的大道在这里与沿亚平宁山北侧的艾米利亚大道（Aemillan Way）交汇，就像今天它是沿同样方向的铁路的交汇点一样。对于在该大学的师生来说，这是一个富裕、便利的地方，早在1155年，当德国皇帝质问为什么偏爱这里时，有学生代表就表达了这样的感受：

啊，陛下，他回答，我们耕耘着这块土地

便利地获取我们之所需。

在11世纪，博洛尼亚至少出现了一位杰出的律师，他就是佩波。然而，长久以来，博洛尼亚是以与修辞有关的学习著称的。到12世纪20年代，还有一位名叫艾尔伯特的撒马利亚人（Albert the Samaritan）与学生签订合同，以便在这里而不是在克雷莫纳开办一所散文写作艺术学校。他教学生写信，内容是关于修辞、语法和法国新神学而不是法律的学习。到12世纪中叶，类似的信件还在强调修辞学的重要性，并且，散文写作艺术正是从博洛尼亚传到了法国。虽然如此，从伊尔内留斯时代开始，博洛尼亚的显赫地位就在法律方面，正是作为一所法律学校的声誉，连同其闻名遐迩的教师和切实有效的教学方法，吸引了来自远方的学生。

这种外国学生、特别是来自阿尔卑斯山外的学生团体构成了大学的核心。由于远离家乡，易受侵害，为了自卫和互利，他们组织起来。为了使城市居民让步，他们威胁要离开该城市。那时，大学还没有校舍或地方聚居地把它固定在一个地方，因此，这种威胁执行起来比较容易。不仅如此，学生们早就为他们的团体争得了以固定的价格租房、买书的权利，这是大学组织发展史上决定性的一步。学生对付教师的武器是联合抵制，那时，教师的收入依赖于学生所交的学费，因此，这种惩罚措施并非徒劳，教师最后被迫答应服从严密的监督，并且按照学生的要求——他们要求与他们的金钱相匹配的教育——调整教学。教授同样有自己的团体。通过控制进入他们团体的人选，他们确定下了取得从教资格证书的条件，而这种证书就等同于学位。从这两类团体中发展出了教育机构。然而，意味深长的是，在博洛尼亚，教授团体被叫做学院（colleges），而大学（universities）一词仅指学生团体，最初大概有四个学生团体，但最终减少为两个，即山南团体（Transmontane）和山北团体（Cismontane），它们实际上构成了大学。这一组织是在12世纪的最后25年中逐渐成形的，在这一过程中也模仿了博洛尼亚城的其他行会，因为博洛尼亚同样也没有一份建校的特许状。学生普遍享有一项优惠，即免受辖区内世俗法庭审判，其依据是腓特烈一世1158年颁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居住条例》（Habita）。虽然博洛尼亚法学家在取得这一让步中无疑是非常活跃的，博洛尼亚学生三年前也列队欢迎皇帝，但是，该法令并没有特别提到大学，人们认为它是适用于意大利北部所有学生阶层的根本性法规。很明显，博洛尼亚大学没有建立的具体时间，就像它没有具体的创建者一样，把1888年作为建校800周年并不比其他什么年份更令人信服，只不过是：最古老的大学应当像最近创建的朝气蓬勃的后继者一样有周年纪念！早在1119年，它就获得了“学术之城博洛尼亚”（Bononia docta）的称号，从此以后一直是一个学术中心。

博洛尼亚也是大学之母，就像巴黎之于北欧一样，它也是南欧高等学术机构的祖先，虽然——博洛尼亚对蒙彼利埃的影响除外——我们不清楚这些学校中是否有任何一个在12世纪就已创建了。然而，在13世纪的最初25年中，一批大学建立起来。如从博洛尼亚分离出的一部分人于1222年创建的邻近的竞争对手帕多瓦（Padua）大学，不用说时间上早一些但重要性小一些的摩德纳、雷焦（Reggio）和维琴察（Vicenza）大学了。还有腓特烈二世于1224年在那不勒斯建立的大学，其创建得到了博洛尼亚教师的帮助，目的是把西西里王国的学生留在当地。此外还有在帕伦西亚（Palencia）的西班牙最早的大学，以及这时也许已经出现的在萨拉曼卡（Salamanca）的大学。在意大利北部，大学的增多自然是由于分裂造成的，就像从巴黎大学分裂出了牛津大学一样。无论如何，这些大学都模仿了博洛尼亚的组织形式。并且，这些后起的大学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法律大学。

关于12世纪大学所学的课程及学习方法，我们只能宏观地来说明，因为这一时期还没有大学章程，也没有任何人像索尔兹伯里的约翰记载沙特尔学校那样详细地描述他们所受到的教育。关于教学，我们只能满足于这样一些一般性的描述：大学的教学活动包括主要对文本进行评论的讲座[8]，详尽地作笔记、讨论和辩论。这些活动在老师的住所或专门租来的讲堂进行，因为还没有大学建筑或教室。关于所学的课程，我们可以讲得更详细一些，因为教科书我们可以通过其他手段来了解，并且，到1200年，也许是根据亚历山大·内卡姆的记载，我们对几个学科所用的教科书有了系统的了解。就七艺而言，普里西安和多纳图斯仍然是语法学权威，另外由一些对古代诗人和修辞学家的研究作为补充，逻辑学由于亚里士多德的《新逻辑》大大拓宽了，并且正在进一步接受他的科学和形而上学。算术和音乐仍然依赖于波爱修斯，但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和阿拉伯人汇编的托勒密天文学纲要已广泛使用。在民法方面，《民法大全》是所有教学的基础，而教会法的教学则依赖于格拉提安的《教令集》和此后各教皇的教令。医学仍然依赖于盖伦和希波克拉底以及较早译自阿拉伯文的一些著作，但是阿维森那还没有成为所依赖的对象。《圣经》仍然是神学的教科书，而且是昂贵的教科书，由彼得·隆巴德的《箴言集》作为补充。

这些早期大学的人文方面也可以通过其自身的记载反映出来。如果说伊尔内留斯还是一位较为模糊的人物，那么，12世纪后期他的继承人的情况则明晰多了。人们对阿贝拉尔相当了解，这要感谢他的自传，同样，人们了解首席主教也通过他的诗歌。至于影响小一些的人物，威尔士的杰拉德是我们唯一最为了解的。关于学生，如果说我们不了解具体某个人的情况，我们对于一般性的情况却知道许多。学生成为奈杰尔·怀尔克讽刺的对象，他们以驴子的身份出现，在巴黎学习七年后仍然发出驴叫似的声音；痛哭者（Archweeper）的画反映了巴黎学生简陋、昏暗、困苦的生活，学生又成为同情的对象。如果说他们中有些人明显是H·G·威尔斯（H．G．Wells）哀叹的“古怪的学人”，但也有些人是经得起各种考验的健全的人。歌利亚德诗歌表现了他们放浪和不负责任的一面：他们从一个学校游荡到另一个学校，“钱袋空空脑袋空空”，欢乐而无忧无虑，在路边的酒馆里相互打招呼，或者靠乞讨从一个城镇走到另一个城镇，从一个门到另一个门：

我们游荡，南北西东，

高兴快活，自由自在，

得啦，塔啦，咚！

我们狂吃，尽情享受，

我们痛饮，酒兴未艾，

得啦，塔啦，咚！

我们大笑，前仰后合，

衣衫虽破，却也痛快，

得啦，塔啦，咚！

我们狂放，戏谑一切，

对酒当歌，醉倒失态，

得啦，塔啦，咚！

我，一个游学青年，

天生注定，含辛茹苦，

每每因贫困而疯狂。

我，满腹经纶，

却仍为生计奔忙，

但愿不要因为那该死的钱，

把我的学业耽搁。

岁月磨坏了我的衣衫，

单薄而破旧，

寒冷常常侵袭我，

温暖已离我远去。

我很少到教堂，

适时地去唱赞美诗，

弥撒和晚祷我都错过，

虽然我真心把它们爱。

哎，尊贵的N——

乞求您尽力，

赐予我生活所需，

上帝定会回报于您。

学生的信件描述了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天然粉笔和沙特尔书信册的羔羊皮到奥尔良散文家的优雅的情书。从中可以了解到：学生们遭巴黎和牛津城市居民的袭击，对蒙彼利埃的医学和气候的赞美，在博洛尼亚泥泞中的乞讨，巧妙而真诚地写信向家里要钱和必需品，厚着脸皮接受父亲的责备，狡猾地寻求母亲的关爱，从同事那里借一本普里西安的书，吹捧他们专门的导师和所学的课程。举出1220年左右牛津的一个例子就足够了：[9]

B写信给尊贵的主人A，问候。写此信是为了告诉您我在牛津学习非常勤奋，但是金钱成为前进道路上的巨大障碍，因为上次寄给我的钱已经花完两个月了。城市生活费用高，需求多；我不得不租房子，购买必需品，添置其他许多东西，这里不能一一列举。因此，我恭敬地请求父亲大人看在上帝的分上，给我援助，以便完成已经有了良好开端的学业。因为您肯定知道，没有刻瑞斯（Ceres，谷神）和巴克斯（Bacchus，酒神），阿波罗（Apollo）也会感到寒冷……

可见，以后所有时代的学生类型在这里都具备了，这也是新大学生活存在的确切证据。

这一学生阶层具有超常的流动性，也具有超常的国际性——如果在国家还处于形成过程中的这样一个时期可以使用这一术语的话。博洛尼亚有英国的执事长和德国的平民，巴黎不仅有来自英国、德国和意大利，也有来自瑞士和匈牙利的读书人。即使主教座堂学校也吸引着来自阿尔卑斯山南和英吉利海峡对岸的学生。不仅如此，同一个学生也许上几所大学。12世纪初美因茨的阿达尔伯特和该世纪末的巴佐什的居伊就曾经在北方的巴黎和南方的蒙彼利埃逗留；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的一位老师从巴黎来到博洛尼亚，放弃了他以前所讲授的东西，回来后也不再讲授了。驴子布鲁内卢斯肯定不是唯一一个从萨莱诺到巴黎的英国学生。大学的国际学生是12世纪国际语言和国际文化的自然的伴随物。

文献简介

关于中世纪的大学，权威性的著作是近来由Hastings Rashdall撰写的The Universities of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Oxford，1895）； H．H．E．Craster和F．M．Powicke正在准备撰写一个新的版本。我也在很短的时间里撰写了一本概要，标题是The Rise of Universities（New York，1923）。H．Denifle的划时代的著作Die Universitäten des Mittelalters bis 1400，i（Berlin，1885）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新出版的C．E．Mallet的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London，1924）在大学起源方面没有超越Rashdall。

那些著名的文献集涉及12世纪时是比较薄弱的。其中最好的是由Denifle和Chatelain主编的Chartularium Universitatis Parisiensis（Paris，1889—1897），其内容开始于1160年左右，省略了早期的文献资料。关于牛津早期学校的一些资料，收集在了牛津的Collectanea（1890）第2卷，第137—192页。

大多12世纪主教座堂学校仍需要进行深入的专题研究。目前已经取得的最佳成果是A．Clerval的Les écoles de Chartres（Paris，1895），R．L．Poole的Illustrations of the History of Medieval Thought and Learning（second edition，London，1920），以及“The Masters of the Schools at Paris and Chartres in John of Salisbury's Time”，载于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xxxv，第321—342页（1920）。同样参阅G．Robert的Les écoles et l’enseignement de la théologie pendant la première moitié du XIIe siècle（Paris，1909），A．Hofmeister的“Studien über Otto von Freising”，载于Neues Archiv，xxxvii，第99—161、633—768页。关于意大利的学校，G．Manacorda的Storia della scuola In Italia，i（Milan，1915）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关于英国的学校，A．F．Leach的著作（如The Schools of Medieval England，London，1915）资料非常丰富，但使用时要谨慎。

关于知识的内容，参阅前面各章的文献简介。Neckam的书单可以在我的Mediaeval Science第18章找到。关于学生所写的诗歌，参见本书第六章。关于学生的信件，参阅第五章。在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iii，第203—229页（1898）中，我从总体上研究了学生信件。关于撒马利亚人艾尔伯特在博洛尼亚时的信件，参阅Mélanges H．Pirenne（Brussels，1926），第201—210页。

注释：

[1]　Metaiogicus，ii，10，由R．L．Poole翻译成英文，Illustrations of the History of Medieval Thought and Lerrning（1920），pp.177-186。

[2]　参阅本书第四—六章。

[3]　参阅本书第四、五章，及第373—374页（页码为本书边码。——译者注）的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的引文。

[4]　参阅本书第十一章。

[5]　Universities，i，p.289.

[6]　Rashdall，Universities，ii，p.341.

[7]　本书第七章。

[8]　关于奥德弗雷德斯的讲座，参阅本书第203—204页（页码为本书边码。——译者注）。

[9]　参阅本书第144页（页码为本书边码。——译者注）的沙特尔信件。

索引

略语“f.”和“ff.”意指相关内容在提到的页码及此后的一页或两页。中世纪人物的名字按照其英文教名的字母顺序排列。

（页码为原版书页码，即本书的边码）

A

Aachen 亚琛，85

Abacists，the 用算盘者，312

Abacus，the 算盘，27，311

Abaelard 阿贝拉尔，15，49，96，108，167 f.，175，215，216，257—260，342，345，349，351—355，363，373，375，378，379，382，393；his Sic et non，他的《是与否》，353 ff.，357，361 f.

Abbo 阿博，25

Abingdon，monastery 阿宾顿修道院，75，385

Abraham 亚伯拉罕，228

Abraham ben （ibn） Ezra 亚伯拉罕·本·埃兹拉，285，288

Academic degrees，origin of 学位的起源，370 f.

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碑文和纯文学协会，268

Accursius 阿库修斯，202

Acerbus Morena of Lodi 洛迪的阿瑟布斯·莫雷纳，244

Actors 演员，56

Adalbert of Mainz 美因茨的阿达尔伯特，379，396

Adam 亚当，228，354

Adam of Bremen 不莱梅的亚当，226，264，336

Adam du Petit-Pont 小桥的亚当，67，133，374，379

Adam of St．Victor 圣维克托的亚当，167，168 f.

Adela，countess of Blois 布卢瓦女伯爵阿德拉，161

Adelard of Bath 巴斯的阿德拉德，15，283，285，286，309，311，313，332 f.，344，375

Adelman of Liége 列日的阿德尔曼，26

Adrastus 阿德拉斯托斯，145

Adrian IV，Pope 罗马教皇阿德里安四世，245

Aemilian Way，the 艾米利亚大道，388 f.

Aeneas 埃涅阿斯，106 f.，115，385

Aesopic fables 伊索寓言，134

Africa，North 北非，22，61，265，278，283，316

Agnus Dei，the 《羔羊颂》，177

Agriculture 农业，41，73，329 f.，340

Agrimensores，the Roman 《土地丈量书》，罗马，311

Ahmed ben Sirin 艾哈迈德·本·西林，295

Ailred，abbot of Rievaulx 里沃的修道院长艾尔里德，40，111

Aimeri，viscount of Thouars 图阿尔子爵艾默里，249

Alain de Lille 里尔的阿兰，147，149，156；Anticlaudianus，《反克劳狄安》，110，116，165

Alberic of Monte Cassino 蒙特卡斯诺的阿尔伯里克，23，38，140 f.，373

Albericus of Rheims 兰斯的阿尔贝里库斯，375

Albert the Samaritan 撒马利亚人艾尔伯特，389，397

Albertus Magnus 大阿尔伯特，10，309 f.，321，348，358

Albigenses，the 阿尔比派，349

Albigensian crusade，the 阿尔比派十字军，349

Albumasar 阿尔布马扎，318

Alchemy 炼金术，4，290，299，301，303，319—322；bibliographical note，文献简介，339

Alcuin 阿尔昆，82

Alessandria 亚历山大里亚，221

Alexander 亚历山大，56，115

Alexander Neckam 亚历山大·内卡姆，104，109，110，111，118，132，133，134 f.，139，386，392

Alexander II，Pope 罗马教皇亚历山大二世，38

Alexander III，Pope 罗马教皇亚历山大三世，215 f.，217，239，245

Alexander de Villedieu 维勒迪约的亚历山大，137，166

Alexandria 亚历山德里亚，240

Alexandrine mathematicians，the 亚历山大数学家，279

Alfano of Salerno 萨莱诺的阿尔法诺，22，156

Alfonso X （the Wise），King of Castile 卡斯提尔国王阿方索十世（智者），60，288，289

Alfred，King 阿尔弗烈德国王，385

Alfred the Englishman 英国人艾尔弗雷德，287

Algebra 代数学，282，287，289，311

Algorists，the 阿拉伯数字学家，312

Ali-ben-Abbas 阿里·本·阿巴斯，283，324

Allegory 讽喻法，79，106，108，161，165

Allen，P．S.，quoted，180 f．P·S·阿伦，引文，180 f.

Alphabet，the 字母表，17；Greek，希腊的，280

Alps，Eastern 东阿尔卑斯，195

Alsace 阿尔萨斯，234

Amalfi 阿马尔菲，22，197，280，291

Amalrician heretics，the 阿马里克异端，363

Amatus of Monte Cassino 蒙特卡斯诺的阿马图斯，23，117

Amauri de Bene 贝内的阿莫里，349

Amazons 亚马逊人，264，336

Ambrose，St．圣安布罗斯，79，309

Ambrosian tradition，the 安布罗斯传统，54

America 美国，118

Amiens 亚眠，235

Anagni 阿纳尼，246

Andrew，canon of Palencia 安德鲁，帕伦西亚的教士会团成员，288

Andrew，St．圣安德鲁，234

Anecdotes 轶闻趣事，147 f.

Angers 昂热，248，249

Angevins，the 安茹王朝，328

Anglo-Norman court，the 盎格鲁—诺曼宫廷，56，57，274

Anglo-Norman Exchequer，the 盎格鲁—诺曼财政署，128，218

Anglo-Norman kingdom，the 益格鲁—诺曼王国，238 f.，260

Anglo-Norman law 盎格鲁—诺曼法律，128

Anglo-Saxon Chronicle，the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39，227，274

Anjou，counts of 安茹伯爵，226，248

Annales monastici 《修道院年代记》，236 f.

Annals 年代记，20，230 f.，236 f.；Carolingian，加洛林，18；court，宫廷，7；local，地方，47，82；monastic，修道院，35，40

Annals，of Tacitus 塔西佗的《编年史》，37

Anonymous poetry 匿名的诗，161，167

Anselm of Aosta， 奥斯塔的安瑟伦，7，15，24 f.，38，40，70，77，82，344，349，350，351，352，357

Anselm of Havelberg 哈维堡的安瑟姆，296

Anselm of Laon 拉昂的安瑟伦，49，259，353，375

Antan，R．de R·德安唐，72

Anthologies 选集，113，125；modern，当代的，151

Antichrist 敌基督者，176 f.，241，307，348

Antichrist，play 戏剧《敌基督者》，175 ff.

Antioch 安条克，61，64，269

Antiphonary 应答祈祷书，45，79，83；Piero de' Medici's，皮耶罗·德梅第奇，159，191

Antique spirit，the 古代精神，102，143，153，156

Antithesis 对偶法，161

Antony，M．M·安东尼，207

Apocalypse，the 启示录，316

Apollo 阿波罗，395

Apothegms 箴言，112

Appeals to Rome 向罗马上诉，46，214

Appendix 附属物，134

Apuleius 阿普列乌斯，37，113，344

Apulia 阿普利亚，334

Aquitaine 阿基坦，231

Arabic books and learning 阿拉伯书籍和知识，7，10，29，52，278，281—291，319 ff.；the Arabic language，阿拉伯语，59，60，61，281，282，288；translations from the Arabic，阿拉伯著作的翻译，14，52，59，64，93，278，281—291

Aragon 阿拉贡，359

Aramaic literature 阿拉姆文学，281

Arator 阿拉托，116

Archaeologists 考古学家，120，122

Archdeacons 执事长，51，56，188

Archimedes 阿基米德，287

Architecture 建筑，8，24，33，330 f.；French，法国式，41；Gothic，哥特式，4，8，255，330 f.；Romanesque，罗马式，255，330

Archives 档案，82，87 ff.，92；cathedral，主座教堂的，48 ff.，88 f.；feudal，封建的，55；monastic，修道院的，35 f.，88 f.，240；municipal，市政的，63 f.，89；royal，王室的，88；archival documents，档案馆的，140，143

Archpoet，the 桂冠诗人，53，162，180 ff.

Archweeper，the 痛哭者，166，393

Ardres，lords of 阿德尔领主，249—252

Arethusa 阿雷瑟斯，121

Aristippus of Catania 卡塔尼亚的阿里斯蒂皮斯，见Henricus Aristippus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6，9，98，135，206，222，239，279—303，passim，309 f.，313 f.；317，318，327，331 f.，333，337，341—364，passim，374；De anima，《灵魂论》，297，346；De caelo，《论天》，297，313；Ethics，《伦理学》，288，297，346，356；Metaphysics，《形而上学》，290，297，345，347，356，392；Meteorology，《气象学》，292，313，345 f.，New Logic，《新逻辑》，64，98，241，293，294，297，345，346，355，392；Old Logic，《旧逻辑》，345；Paeva naturalia，《自然诸短篇》，297；Physics，《物理学》，290，297，313，345 f.，356；Poetics；《诗学》，288，346；Politics，《政治学》，297，346，359；Rhetoric，《修辞学》，288，297，346

Arithmetic 算术，81，282，310 f.，312

Arles，city 阿尔勒城，209

Arles，kingdom of 阿尔勒王国，61

Armarium 衣服保管库（或书柜），71

Armenian language 亚美利亚，281

Arnold of Ardres 阿德尔的阿诺德，251

Arnold of Brescia 布雷西亚的阿诺德，118，208

Arnold，dean of Chartres 沙特尔学院院长阿诺德，376

Arnold，Master，of Orleans 奥尔良的阿诺德大师，103，114

Arnold，abbot of Saint-Pierre-le-Vif 圣皮埃尔·勒维夫修道院的阿诺德院长，83

Arras 阿拉斯，73

Ars dictaminis 散文体创作艺术，23，103，108，139—146，149，156；bibliography，文献，152

Art 艺术，4，12，43；Gothic，哥特式，见Gothic art；Italian，意大利风格，10；patronage of，艺术的保护人，62；illumination of manuscripts，手抄本的彩饰，76 f.；见Architecture

Arthur，British king 英国国王亚瑟，56，115

Arthurian romance 亚瑟王传奇，260

Asceticism 禁欲主义，vii，33，44 f.

Asia，Western 西亚，316

Asia Minor 小亚细亚，66

Assize of Arms 武器条令，61

Assize of Clarendon 克拉伦登法，365

Assizes 巡回法庭，128，218

Astrolabe，the 星盘，26，29，313

Astrolabe，son of Abaelard 阿贝拉尔的儿子阿斯特罗拉布，168

Astrologers 占星家，54 f.，59，283

Astrology 占星术，52，285，286，287，288，290，299，301，303，316—319，336，339

Astronomy 天文学，7，52，81，279，282，285，290，passim，301，303，311，312 f.，368

Athenians，the 雅典人，342，363

Augsburg cathedral 奥格斯堡主教座堂，175

Augustan age，the 奥古斯都时代，116

Augustine，St．圣奥古斯丁，77，79 f.，83，227，228，242，344，350，351；City of God， 《上帝之城》，72，80，85，241；Confesions，《忏悔录》，253

Augustinian order，the 奥古斯丁修会，41，44

Augustus 奥古斯都，56

Aulus Gellius 奥卢斯·格利乌斯，112，113

Ausonius 奥索尼乌斯，162

Austria 奥地利，5，45，66，86

Austrian privileges，the 奥地利特权，91，236

Autobiography 自传，253—260

Auxerre 欧塞尔，18，246

Aventine，the 阿文丁山，119

Averroes 阿威罗伊，222，287，288，346，347 f.

Averroism 阿威罗伊主义，348，349

Avianus 阿维亚努斯，131，132

Avicenna 阿维森那，289，303，324，327，329，347，393

Avranches 阿夫朗什，87

Azo 阿泽，206

B

Babylon，the infernal 地狱般的巴比伦，96

Babylon，king of 巴比伦国王，176

Bacchus 酒神巴克斯，182，395

Bacchus，St．圣巴克斯，123

Bacon，Lord 培根爵士，205

Bagdad 巴格达，262；astronomers of，天文学家的，331

Baldwin II，count of Guines 吉讷伯爵鲍德温二世，250 f.

Balkans，the 巴尔干人，349

Balliol College，Oxford 牛津贝利奥尔学院，387

Baltic region，the 波罗的海区域，264，316，336

Bamberg 班贝格，21，28，84，273

Barcelona 巴塞罗那，52，72，128，218，285

Bari 巴里，233

Barons，English 英国男爵，57

Bartholomew the Englishman 英国人巴塞洛缪，307 f.，310，335

Bartholomew of Salerno 萨莱诺的巴塞洛缪，44

Basel，cathedral 巴塞尔主教座堂，109

Basil 巴西勒，34，294，300

Basilian monasteries 巴西勒派修道院，292

Bateson，Mary 玛丽·贝特森；quoted，引文，57，75

Baths 浴场，of Diocletian，戴克里先的，120；at Rome，罗马的，121；of Salerno，萨莱诺的，323

Battani，al- 巴塔尼，313

Baudri，abbot of Bourgueil 博迪，布尔格伊的修道院院长，160，191

Bavaria，invaded by Hungarians 匈牙利人入侵巴伐利亚，19

Bayeux 贝吐，39，239；the Bayeux tapestry，贝叶挂毯，161

Bear-baiting 纵犬袭击，250 f.

Beauvais 博韦，175

Bee，abbey and school 贝克的修道院和学校，24，40，50，86，238，249，371；as an intellectual centre，作为知识中心，38 f.；Library of，图书馆，72，111

Bede，the Venerable 可敬的比德，81，139，230，231，247，279，303，307，310，311，313

Bedier，J．J·贝迪耶，46，69，233，266；quoted，引文，65

Beelzebub 别西卜，319

Bells，at Rome 罗马的钟，121

Benedict of Nursia 努西亚的本笃，34，37，44，86

Benedict of Peterborough 彼得伯勒的本尼狄克，261

Benedictine monasteries 本笃会修道院，33—38

Benedictines 本笃会，English，英国的，39 f.，71；Spanish，西班牙的，41 f.

Benediktbeuern 本笃会，87，159，177

Beneventan manuscripts 贝内文坦手抄本，22，37，322

Benevento 贝内文托，292

Benjamin of Tudela 图德拉的本杰明，120

Benoit 伯努瓦，166

Berengar of Tours 图尔的贝伦加尔，27，38

Bern 伯尔尼，87

Bernard of Chartres 沙特尔的伯尔纳，49，77，100，101 f.，135 f.，149，344，376，377

Bernard of Clairvaux 克莱尔沃的伯尔纳，7，44 f.，82，96，112，162，233，256 ff.

Bernard de Morlas 莫尔拉的伯尔纳，169

“Bernard”，rhetorician 修辞学者“伯尔纳”，149

Bernard Silvester 伯尔纳·西尔韦斯特，49，104，106，114，344，375，376

Bernard of Utrecht 乌得勒支的伯尔纳，132

Bernward，Bishop 伯恩瓦德主教，28

Berthelot，M．M·贝特洛，320

Bestiaries，the 动物寓言集，327，335

Béziers 贝吉耶，285，290

Bible，the 《圣经》，7，34，35，45，72，74，76，77，78 f.，81，83 f.，85，100，114，116，180，201，214，232，268，357，358，393；chronology of，年代学的，228，229；versified，散文化，166；biblical commentaries，圣经评注，81；biblical stories，圣经故事，155，167；Old Testament，《旧约全书》，84，106，228，359 f.；New Testament，《新约全书》，293；Ecclesiastes，传道书，134 f.；the Epistles，使徒书信，79；Ezekiel，以西结，259，316；the Gospels，福音书，79，184，216；the Pentateuch，摩西五经，83

Bibliotheca 藏书，79

Bibliotheque Nationale，the 国家图书馆，85，113

Biography 传记，7，20，82，244—260；governed by the rules of rhetoric，按修辞学规则，232；autibiography，自传，253—260；ecclesiastical，教会的，245—249；feudal，封建的，249—253；monastic，修道院，28；lives of saints，圣徒传记，232 f.

Bishoprics，histories of 主教制的历史，245，246 f.

Bishops 主教，47，48，65，66，95，188

Bitrogi，al- 比托吉，287

Blois 布卢瓦，161

Bobbio 博比奥，37，86

Boccaccio 薄伽丘，86，107，180，301

Bocherville，Saint-Georges de 博谢韦尔的圣乔治，72

Boethius 波爱修斯，7，28，29，81，114，279，310，311，342，344，345，352，353，392；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哲学的慰藉》，102，156；Geometry，《几何学》，74；On the Trinity，《论三位一体》，353

Bohemia 波希米亚，265

Bologna 博洛尼亚，23，51，71，98，133，141 f.，209，210，211，215，217，221，321，325，373，395；as a legal centre，作为法学中心，198—206，208；university，大学，6，65，369，386，387，388—391，395，396

Bologna，San Felice of 博洛尼亚的圣费利切，214

Bonaventura，St．圣博纳文图拉，162，350

Boncompagno 邦孔帕涅，109，142，221

Book of Life，the 生命之书，54，133

Books 书籍，manufacture of，制作，72—76；bibliographical note，文献简介，91；exchange of，交换，43，65 ff.；gifts of，作为礼物；71f.，75；loans of，出借，72，85；purchase of，购买，71 f.；at Cluni，在克吕尼，43；in monastic schools，在修道院学校，35；of devotion，捐献，86；Arabic，阿拉伯书籍，52

Boso，cardinal 枢机博索，245 f.

Botany 植物学，329，340

Bourgeoisie，the 资产阶级，62

Bourges 布尔日，249

Bourgueil 布尔格伊，160

Brachylogus 《市民法大纲》，209

Brandan，St．圣布兰丹，316

Brehaut，E．E·布雷赫特，338；quoted，引文，304 ff.

Breviary of Alaric 《阿拉里克法律要略》，195，209

Bridges 桥梁，121

British kings，the 英国的国王，106

British Museum，the 不列颠博物馆，85

Brittany 布列塔尼，168，238，249，258

Brocarda or brocardica 《法律箴言》，202，203

Bronze beasts 青铜兽，122

Browne，E．G．E·G·布朗，quoted，引文，54 f.

Brunellus the Ass 驴子布鲁内卢斯，188，393，396

Bruno，archbishop of Cologne 科隆大主教布鲁诺，20

Brutus，grandson of Aeneas 埃涅阿斯的孙子布鲁特斯，106，274，385

Brutus，D．Junius D·尤尼乌斯·布鲁图斯，118

Bryce，James，quoted 詹姆斯·布莱斯，引文，18

Buffoons 滑稽戏演员，56

Bulgarus 布尔加鲁斯，200 f.，208

Burchard of Worms 沃姆斯的伯查德，20，214

Bureaucracy 官僚政治，57，59 f.，88，222，261 f.

Burgundio the Pisan 比萨人伯贡迪奥，64，67，239，294 f.，298，324，330，357

Burgundy wine 勃艮第葡萄酒，250

Burning，of the library at Sens 毁于火灾的、在桑斯的图书馆，83；of the Strasbourg library，斯特拉斯堡图书馆，76

Burton，Robert 罗伯特·伯顿，100

Bury J．B．J·B·伯里，quoted，引文，361

Butler，C．C·巴特勒，quoted，引文，33

Byron，Lord 拜伦爵士，182；quoted，引文，119

Byzantine empire，the 拜占庭帝国，9，21，280，295；Byzantine culture，拜占庭文化，271，272；the Byzantine court，东拜占庭宫廷，64，见Greek

C

Caelian，the 西里欧山，119

Caen 卡昂，58

Caesar，C．Julius C·尤利乌斯·恺撒，91，110，118，226，247

Caesar of Heisterbach 海斯特帕克的恺撒，148

Caesars，the 恺撒们，123，124

Calabria 卡拉布里亚，21，301

Calais 加莱，249

Calendar，the 历法，45；ecclesiastical，教会历法，35，79

Calpurnius 卡尔普尔尼乌斯，113

Calvin，John 约翰·加尔文，235

Camaldoli，order of 卡马尔多利修会，44

Cambrai 康布雷，18，71，246 f.

Cambridge 剑桥，49；university，大学，220，387

Canon 教规，47

Canon law 教会法，6，11，50，134，184，211，212—218；scope of，范围，213 f.；in conflict with secular law，与世俗法的冲突，212；the canonists，宗教法学家，98，376；canonistic writings，宗教法著作，13，51，82；bibliographical note，文献简介，223

Canons，cathedral 主教座堂教士团成员，47 f.，51，103

Canterbury 坎特伯雷，65，67，75，188，233，234，385；cathedral，主教座堂，49 ff.，90，monastic chapter，全体修士大会，46，108

Cape of Good Hope 好望角，194

Capitol，the 朱庇特神庙，119，121，123

Capitularies 《法典和法令汇编》，81

Capua 卡普亚，146

Cardinals，the 枢机，122；English，英国的，66

Carmina Burana 《布朗之歌》，159

Carolingian period，the 加洛林时代，10，107，113，116；the Carolingian Renaissance，加洛林文艺复兴，5，11，16 ff.，94，172，178；commentators；注释者，7；humanists，人文主义者，82；minuscule，小书写体，76；poetry，诗歌，82，153，154，155；romance，传奇，52；theologians，神学家，82；the Carolingian tradition，加洛林传统，25

Carthage 迦太基，107；council of，迦太基宗教会议，95

Carthusian order，the 加尔多西修会，44，73

Cartularies 财产登录册，35，89

Cassian 卡森，34

Cassiodorus 卡西奥多鲁斯，34，114，322

Castile 卡斯提尔，58

Castles 城堡，251

Catalogues，library 图书馆目录册，71，77 f.，80，82，83 f.

Catalonia 加泰罗尼亚，13

Catania 卡塔尼亚，292

Cathari，the 卡特里派，349，365，366

Catharine，St．圣凯瑟琳，174

Cathedrals 主教座堂，18 f.，32，65，82，86；destruction of，破坏，19；as intellectual centres，作为知识中心，47—54；in England，在英国，49 ff.；in France，在法国，48 f.；in Germany，在德国，53 f.，119；in Spain，在西班牙，52 f.；Gothic，哥特式，358；revenues，岁入，47；cathedral chapters，座堂教士团，48

Cathedral schools 主教座堂学校，6，11，18，48 ff.，53，98，371—383，396；in England，在英国，52；Chartres，沙特尔，25 f.，98，101 f.，114，355 f.，372，373，375，376 f.，395，Laon，拉昂，103，372，375，382；Loraine，洛林，26；Orleans，奥尔良，98，99，102 f.，114，372，375 f.，395；Paris，巴黎，377 ff.；Rheims，兰斯，25，103，372，375，Tours，图尔，103 f.，372，375，bibliographical note，文献简介，397

Cato，Disticha 加图的《两行诗》，131 f.，144，151

Catullus 卡图卢斯，105，157

Cecrops 刻克洛普斯，228

Celle，abbot of 策勒的修道院院长，379

“Century of iron”，the “铁的世纪”，18，93

Cerbanus，monk 塞尔巴努斯修士，296

Ceres 刻瑞斯，395

Cervantes 塞万提斯，266

“Chained Bible”，the “用链条拴住的《圣经》”，85

Chalcidius 卡尔西迪乌斯，344

Chaldeans，the 迦勒底人，97

Chaldee language 迦勒底语言，288

Champagne 香槟，49，57，258，271，272

Chancellor，the 中书令，55；at the Anglou-Norman court，在益格鲁—诺曼宫廷的，59；Sicilian，西西里的，67；of the cathedral and university of Paris，巴黎座堂和大学的（校长），382，384

Chancery 中书法庭，55；the Anglo-Norman，益格鲁—诺曼的，58；papal，教皇的，141

Change，characteristic of the Middle Ages 变化，中世纪的特点，3

Channel，the 海峡，58

Channel Islands，the 海峡群岛，238

Chanson de Roland 《罗兰之歌》，267

Chansons de gestes 《武功歌》，13，174，260

Chaplain，the 忏悔神父，55，59，61

Charlemagne 查理曼，17 f.，33，56，90，93，115，123，244，267，见Carolingian period

Charles III the Fat，emperor 皇帝胖子查理三世，90

Charles IV，emperor 皇帝查理四世，91

Charles the Good，count of Flanders 善者查理·弗兰德尔伯爵，263

Charles Martel 查理·马特，231

Charter rolls 特许状卷宗，88

Charters 特许状，128；the first university charter，第一个大学特许状，383

Chartres，cathedral 沙特尔主教座堂，8，18，48，72，111，130，239；cathedral school，座堂学校，21，25 f.，98，101 ff.，114，135 f.，142，311，344，355 f.，372，373，375，376 f.，395

Charybdis 卡律布狄斯，298，335

Chateaurenault，castle 沙托勒纳尔城堡，249

Chaucer 乔叟，107，115，132，188，233，235，312

Chester，earl of 切斯特伯爵，55

Chinon，castle 希农城堡，249

Chojir，the 唱诗班，34，42，44，72，73，172

Chrétien de Troyes 特鲁瓦的克雷蒂安，106，109

Christ 耶稣，birth of，出生，228，242；relics of，圣物，235；advent of，降临，106，176；in poetry，在诗歌中，157，163，173

Christendom，Latin 拉丁基督教世界，58；expansion of，扩张，263—273；the Christian religion，基督教，96；the Christian church，基督教会，171 f.；in conflict with the classics，与古典文化的冲突，94—98；Christian humanism，基督教的人文主义，100 f.；Christian literature，基督教文学，118，131；Christian historians，基督教历史学家，227 ff.；the Christian philosophy of history，基督教历史哲学，227，228 f.；Christian morality in history，历史中的基督教伦理，227；Christian poets，基督教诗人，116；the Christian era，基督教时代，229；festivals of the Christian year，基督教历的节日，173；Christian cemeteries，基督徒墓地，121

Christian of Mainz 美因茨的克里斯蒂安，53

Christians 基督徒，83，95，119，122，123，352；in the Orient，在东方，269—272

Christmas 圣诞节，168 f.，172，173，175

Christmas court 圣诞节典礼，58

Chronicles 编年史，58，82，122，229 f.，237—244；city，城市，7，64，237；of the Crusades，十字军东征，268—272

Chronology 年代学，81，155，156；the system of Eusebius and Jerome，优西比乌斯和哲罗姆的体系，227，228

Chrysolanus，archbishop 克吕索拉努斯大教主，54

Chrysostom，St．John 圣约翰·克里索斯特姆，294，295，298，300

Church，the 教会，13，95，123，145，176，187，352；influence on the drama，对戏剧的影响，171—175；law of，法律，196，212—218，223

Churches，foundation of 教堂的建立，121 f.

Churchyard，the 墓地，173

Cicero 西塞罗，37，93，95，96，98，100，102，111 f.，113，114，115，116，128，130，138，139，140，142，149，161，246，278，344

Cid Campeador，the 勇士熙德，42，266 ff.，284

Cinquecento 16世纪意大利艺术，116

Cirencester 赛伦塞斯特，109，134

Citeaux，monastic order of 西妥修会，21，41，44 f.，73，77，82，86，233

Cities 城市，ancient，古代的，65；Italian，意大利的，87；city republics，城市共和国，13；见Towns

Civil law，the 民法，134，206，380；见Law

Clairvaux，monastery 克莱尔沃修道院，45

Clarke，H．B．H·B·克拉克，quoted，引文，267

Classical learning 古典知识，revival of，复兴，9，48 f.；classical mythology，古典神话，108，115；bibliographical note on classical studies，古典研究的文献简介，125

Classics，Latin 拉丁古典著作，4，7，10，17，28，29，37，45，82，84，93，94—124，130

Claudian 克劳狄安，110，113，165

Clement，Pope 罗马教皇克莱门特，97

Clergy，the 教士，46，53 f.，66，127；satires on，讽刺，186 ff.

Clerks 57，59，140，177 f.；clerical writers，教士作家，56

Clermont 克莱蒙，269

Close rolls 案卷，88

Cluni，monastery 克吕尼修道院，21，42 ff.，108，111；order of，修会，41 ff.，73，169，233；Cluniac reforms，克吕尼改革，33

Cockayne，T．O．translator 翻译家T·O·科凯恩，325

Codex Calixtinus 《卡利克斯提努斯之书》，52

Collations 读经讨论会，83

Collectarium the 美诗集，45

Colleges 学院，382，387

Cologne 科隆，21，66，252，310

Coluccio Salutati 科卢乔·萨卢塔蒂，146

Columbus，Christopher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10，284

Columella 科鲁迈拉，330

Column of Trajan 图拉真的圆柱，123

Commentaries 评注，106，114，130，134，287，288，289，343

Commerce 贸易，12，64，89

Commercial law 商法，220 f.

Common law，the 普通法，219 f.

Communication 交流，32，43，45，61，64，65 ff.，127；bibliographical note，文献简介，69

Compends 概论，of law，法学的，198；of rhetoric，修辞学的，139

Compositions，school 学生习作，155

Compostela，Santiago de 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14，46 f.，52，67，266 f.

Confession of Golias 《歌利亚斯告白》，181

Conquistadores，the 征服者，284

Conrad III，emperor 皇帝康拉德三世，53

Conrad of Querfurt 奎尔富特的康拉德，120

Constantine the Great 君士坦丁大帝，118，122，207，208，242

Gonstantine，Donation of 君士坦丁的赠礼，90，236

Constantine the African 非洲人康斯坦丁，22，23，29，37，283，322，324

Constantine of Luxeuil 吕克瑟伊的康斯坦丁，74

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堡，6，14，20，22，54，64，190，197，229，234，235，256，262，273，278，280，291，292，293，296，298，316，conquest of，征服君士坦丁堡，271，272；Latins in，拉丁人在君士坦丁堡，294 f.

Constitutio de expeditione Romana 《军事征服罗马的法规》，90

Constitutio domus Regis 王室家政法规，59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the 美国宪政，96

Constitutum usus 实用法规，221

Consuls 执政官，122

Contemplative poetry 深邃诗作，155

Continuity，characteristic of the Middle Ages 延续性，中世纪的特点，3

Contrasts，mediaeval， 中世纪的对比反差，3

Controversial pamphlets 争论性的小册子，40，141，359

Copernicus 哥白尼，10，317

Coptic language 科普特语，281

Copying，of manuscripts 复制手抄本，34，37，39，43，45，72 ff.，134；of sermons，复制布道书，147

Copyists，the 抄写员，110，134

Corbeil 克贝尔，378

Corbie，monastery 科尔比修道院，18，36，78，84；library of，图书馆，75

Cordova 科尔多瓦，291

Corneille 高乃依，266

Cornificians 康沃尔派，98，356

Cornwall，Earl of 康沃尔伯爵，328

Corpus Juris Canonici 《教会法大全》，215

Corpus Juris Civilis 《民法大全》，7，23，81，118，195，196，197，199，200，202 f.，204，206，207，209，210，211，242，393

Correspondence 通信，7，12，108，112，140—146，376，395

Cortes 议会，218

Cosmas of Prague 布拉格的科斯马斯，265

Cosmas and Damian，SS.，church of 圣科斯马斯和达米安教堂，246

Cosmology 宇宙学，102，341，344 f.

Coulton，G．G．G·G·库尔顿，253；quoted，引文，70

Councils，ecclesiastical 宗教会议，82；Lateran，拉特兰，66 f.，357，382

Couriers 快递信使，65 f.

Courts 宫廷，as intellectual centres，作为知识中心，32，54—61；feudal and royal，封建的和王室的，13，54 ff.，58—61，148；intercommunication of，互相联系，61；Anglo Norman，盎格鲁—诺曼，57 ff.，61，218 ff.；French，法国，210；Sicilian，西西里的，59 f.，61；court life，宫廷生活，133；court days，宫廷日，56，58；court annals，宫廷年代记，7；court histories and historians，宫廷历史和历史学家，53，260—263；feudal courts as administrative centres，作为行政中心的封建宫廷，56

Courts of justice 法庭，138；courts Christian，基督教法庭，214

Cranes 鹭鸶，145

Crassus，M．Licinius M·李锡尼·克拉苏，207

Creation，the 创世，102，228，229，231，309，345，346，357

Creator，the 造物主，145

Creeds，church 宗教信条，95，184

Cremona 克雷莫纳，328，389

Criticism，historical 史学批评，91

Critics，poetical 诗歌评论家，150

Crow，the 乌鸦，306

Crusades，the 十字军东征，14 f.，29，66，263，282，314；First，第一次，9，15，242，268 f.；Third，第三次，49；Fourth，第四次，271 f.；chronicles of，编年史，268—273

Curia，papal 教廷，87，90，141，142，186；royal，王廷，50，61，见Court

Customal，Norman 诺曼习惯法，127 f.

Customary law 习惯法，194，218，220

Cyclopaedias 百科全书，81，132，303—310，314

Cyclopes 库克罗普斯人，264

Cynocephali 狗头人，264

D

Damascus 大马士革，291

Daniel 但以理，97，175，228

Daniel of Morley 莫利的丹尼尔，380

Dante 但丁，9，105，107，110，115，118，147，215，216，225 f.，319，348

Dark Ages，the 黑暗时代，4，17，24，139，197，279，304

“Daun Burnell” 188，见Brunellus

David 大卫，168

David of Dinant 迪南的大卫，349，366

Dean，the 教士长，188

Death，as correspondent 与死亡的通信，143

Debates 辩论，137，155，188 f.；subjects of，主题，189

Decius，Roman emperor 罗马的皇帝德西乌斯，121

Decretals 教令集，214，216；the Forged Decretals，伪造教令集，90

Dedications 题词，155

Deeds，title 地契，89

Degrees，academic，origin of 学位的起源，370 f.；in law，法律学位，142

De honesto et utili 《论尊严与利益》，102

Delisle，Leopold， 利奥波德·德利勒，70，92，144，note，文献简介，276

Demonology 魔鬼信仰，4

Denifle，H．H·德尼夫勒，235，note，注释，381

Denmark 丹麦，336

Dermot McMurrough 德莫特·麦克默罗，263

Desiderius，abbot of Monte Cassino 蒙特卡斯诺修道院院长德西迪里厄斯，119，140

Devil，the 魔鬼，邪恶，34，73，143，177

De Wulf，M．M·德·伍尔夫，342

Dialectic 辩证法，逻辑论证，雄辩术，27，53，98，103，351—360，passim，372，374

Dialogue，the 对话，155，188 f.，192，343

Dictamen 诗体的散文创作，23，103，108，139—146，149，156

Dictatores 口述者，138—146，passim

Dictionaries 字典，128 f.，132 ff.

Didactic poetry 教诲诗，155

Dido 迪多，107

Diocletian，Roman emperor 罗马皇帝戴克里先，120

Diogenes 第欧根尼，292

Dionysius the Areopagite 伪狄奥尼修斯，280，296，300，357

Dionysius the Little 小狄奥尼修斯，214

Dioscorides 迪奥斯科里德斯，22，329

Diplomatic missions 外交使团，64

Discipline，monastic 修道规则，73

Dissensiones Dominorum 《异见集》，201

Doctrinale 《授课大纲》，见Alexander de Villedieu

Documents 档案，forged，伪造的，89 ff.；official，官方的，140

Dol 多尔，160

Domesday Book 《末日审判书》，57，88

Dominicus Gondisalvi 多米尼克斯·贡迪萨尔维，285

Donation of Constantine，the 《君士坦丁的赠礼》，90，236

Donatus 多纳图斯，37，96，98，99，131，136，139，392

Don Quixote 堂吉诃德，284

Douai 杜埃，62

Drama，mediaeval 中世纪戏剧，154，155，171—177；bibliographical note，文献简介，191

Dreves，G．M．G·M·德雷夫斯，quoted，引文，159；Analecta hymnica，191

Drinkers' Mass，the 酒徒的弥撒，185

Drinking songs 饮酒歌，155，182

Dualism，religious 宗教二元论，63，349；dualism of thought，二元论思想，229

Dunstable 邓斯特布尔，134，174

Durand，abbot of Troarn 特罗阿恩修道院院长迪朗，36

Durham，cathedral 达勒姆主教座堂，46，84

E

Eadwin 伊德温，75

East，the 东方，53，59，61，64，120，240，242，262，349

Easter 复活节，172，173；data of，日期表，35；Easter Tables，复活节年表，230 f.

Eberhard 埃伯哈德，91

Ecclesiastical History，the，of Ordericus Vitalis 奥德里库斯·维塔里斯的《教会史》，240 f.

Ecclesiastical year，the 教会年，147

Ecclesiastics 教士，32，95，见Clergy，Clerks

Economic life，revival of 经济生活的复苏，9，12；economic centres，经济中心，33；the economic revolution of the twelfth century，12世纪经济革命，62

Edrisi，Geography of 伊德里西的《地理学》，60，284

Education 教育，129，132，135 f.，139 in the humanities，人性教育，93；lay，世俗教育，63 f.，368—371，383—396

Edward the Confessor 忏悔者爱德华，40，120，233

Egypt 埃及，269 f.，271，319，322，334

Egyptians，the 埃及人，97

Einhard 艾因哈德，226，244

Elbe，the 易北河，264，316

Eleanor of Aquitaine 阿基坦的埃莉诺，57

Elegies 挽歌，109，156，164 f.；elegiac comedies，挽歌体喜剧，171；elegiac metre，挽歌体格律，160

Elias，Friar，of Cortona 科尔托纳的埃利亚斯修士，321

Elijah 以利亚，176

Emerton，E．E·艾默顿，note，注释，185

Emperors，Roman 罗马皇帝，118，119，121，122；of the Holy Roman Empire，神圣罗马帝国，90，140，176，217，242；of Constantinople，君士坦丁堡皇帝，384

Empire 帝国，见Holy Roman Empire

Encyclopaedias 百科全书，81，132，303—310，314

Encyclopedic，the 百科全书派，309

Encyclopedists，the 百科全书学者，279，303—310；bibliographical note，文献简介，338

Engelbert of Orleans 奥尔良的昂热尔贝，26

England 英国，11，12，17，27，28，49，66，84，86，127，238，239，240，359；annals，年代记，236 f.；canon law，教会法，217；church，教堂，261；courts，宫廷，57 ff.，61，195，218 ff.；ecclesiastics，教会，66；Exchequer，财政署，51，59，61，128，218，261；government，政府，88，89；historians，历史学家，240，247 f.，252 f.，260 ff.，law，法律，210 ff.，219 f.；libraries，图书馆，51，75，84 f.，86；monasteries，修道院，39 f.；monastic chapters，修士大会，46；rolls，案卷，88，89；science，科学，325，332 f.，335 f.；study of philosophy，哲学研究，356，359 f.；universities，大学，384—387；English students，英国的学生，188，385，386 f.，395 f.

Ennodius 恩诺迪乌斯，113

Enoch 以诺，176

Enoch of Ascoli 阿斯科利的埃诺克，225

Epics 史诗，feudal，封建的，7；popular，通俗的，47；genesis of the French epic，法国史诗的起源，46；the Africa，《非洲》，153；the tradition of the epic，史诗传统，156

Epigrams 警句，162

Epiphany 主显节，173

Episcopal household，the 主教的家眷，48

Episiolae Cantuarienses 《坎特伯雷书信集》，51

Epistolary，the 使徒的书信，45，73

Epistolary composition 书信的写作，见Ars dictaminis

Epitaphs 墓志铭，28，155

Epitomators，the 缩写者，226

Erasmus 伊拉斯谟，235

Eratosthenes 埃拉托斯特尼，331

Erchempert 厄舍姆波特，37

Eruditi Sancti Thome 接受过圣托马斯教育的，50

Erythraean Sibyl，the 埃里色雷的女先知，293，299

Ethiopia 埃塞俄比亚，306

Étienne de Rouen 鲁昂的艾蒂安，112

Etna，Mt．埃特纳山，121，298，332

Etymology 词源，133

Euclid 欧几里得，6，279，287，289，293，300，301，303，311，392

Eugene III，Pope 罗马教皇尤金三世，246

Eugene the Emir 埃米尔尤金，284，292，293，298

Eugene of Palermo 巴勒莫的尤金，60，见Eugene the Emir

Eusebius of Caesarea 恺撒里亚的优西比乌斯，227，228，229

Eutropius 尤特罗皮乌斯，226

Eve 夏娃，354

Evesham 伊夫舍姆，75

Evrard de Bethune 贝蒂讷的埃夫拉尔，137

Exceptiones Petri 《彼得摘录》，209

Exchequer，the English 英国财政署，51，59，61，128，218，261

Exchequer rolls，the 财政署案卷，88，219

Exegetical works 注释学著作，80

Experiments，of Frederick II 腓特烈二世的实验，333 ff.

Explicits 抄写，74 f.

Explorations 探险，314

Eynsham，monastery 恩舍姆修道院，385

Ezzelino da Romano 罗马诺的伊泽里诺，318

F

Fables 寓言，83，106，131，132，134，155

Fairs 集市，63

Falconry 猎鹰训练，333

Falcons 猎鹰，145

Farabi，al- 法拉比，287

Fargani，al- 法格尼，289，313

Fathers 神父，见Latin Fathers

Fecamp，monastery 费康修道院，47，233

Ferrara 费拉拉，133

Festivals 节日，56；Christian，基督教的，173；of students，学生的，185

Feudalism 封建制度，14；feudal biography，封建传记，249—253；feudal consolidation，封建制的巩固，56；feudal law，封建法律，194 f.，218

Finance 财政，58

Firmin，St．圣菲尔曼，235

Five Compilations，the 《五类汇编》，216

Flacius Illyricus 弗拉齐乌斯·伊利里库斯，186

Flamenca 《弗拉门卡》，56

Flanders 弗兰德尔，19

Flanders，counts of 弗兰德尔伯爵，61，250

Fleury-sur-Loire，monastery 卢瓦尔河畔的弗勒里修道院，18，21，25，28，87，103，160

Flodoard 弗洛多阿尔，25

Flora 福罗拉，189，329

Florence 佛罗伦萨，87，197，312

Florence of Worcester 伍斯特的弗洛伦斯，40

Florilegia 选集，113，125

Florus 弗劳鲁斯，116，161，226

Foliot 福利奥特，见Gilbert

Fontevrault，order of 丰特芙落尔修会，44

Forged Decretals，the 《伪造圣令》，90

Forgeries 伪造，89 ff.，92

Formularies 公式汇编，146，152

Fortunatus 福尔图纳图斯，82

Fortune 命运女神，145，166

Four Doctors，the 四博士，200，206，207

France 法国，11，13，20 f.，48，50，53，60，142，209，249，252，359，377；kings of，国王，61，175，176，226，237；archives，档案，88；court，宫廷，210；feudal epics，封建叙事诗，7，46，266 f.；feudal custom，封建习惯，218；historiography，历史学编纂，238—241，248f.，260，272 ff.；language，语言，57，58，112，127，173，233；liberal arts，自由七艺，24—28；libraries，图书馆，36，39，43，45，70 ff.，75，78，83，84，85，86，87，113；poetry，诗歌，9，46，115；Roman law in，罗马法，209 f.，380；schools and universities，学校和大学，372—384，388，393；science，科学，308 ff.；study of philosophy，哲学研究，344 f.，347—355，358；translators，翻译家，290

France，Northern 法国北部，28，100，155；cathedral schools，主教座堂学校，372；law，法律，210；centre of Goliardic poetry，哥利亚德诗歌中心，179

France，Southern 法国南部，196，209，349，365

France，Anatole 阿纳托尔·法朗士，83

Francis of Assisi 阿西西的方济各，16

Franciscans，the 方济各会，123，335

Franco of Liege 列日的弗朗哥，26

Franks，the 法兰克人，242；Prankish capitularies，法兰克《法典和法令汇编》，81；the Frankish clergy；法兰克教士，17；the Frankish empire，法兰克帝国，19，94；Frankish legislation，法兰克立法，194

Frederick I （Barbarossa），emperor 皇帝腓特烈一世（巴巴罗萨），53，60，66，73，85，118，119，140，175，181，201，207 f.，239，240，241，243，244，245，260，263，379，390 f.

Frederick II，emperor 皇帝腓特烈二世，16，22，60，61，85，283，284，301，319，325，327，328，333 ff.，336，348，362，365，388，391

Frederick，abbot of St．Godehard 圣哥达修道院院长腓特烈，83

Freedom，in towns 城市的自由，62

Freising 弗莱辛，53

French Revolution，the 法国大革命，86，118

Friars Minor 方济各修会修士，见Franciscans

Fromund，Abbot 弗罗蒙德修道院院长，28

Frontinus 弗朗提努斯，112

Fullbert，bishop of Chartres 沙特尔主教菲尔贝，25 f.，101，130

Fulda 富尔达，18，41，83，91，225

Fulgentius 菲尔让修斯，28，82

Fulk Rechin 富尔克·雷钦，248

G

Galen 盖伦，22，134，279，283，286，287，289，295，300，301，303，324，331，393

Galeran，Master 加勒朗大师，72

Galippus 加利普斯，288

Ganymede 伽倪墨得斯，103，189

Gap 加普，296

Gariopontus 加里奥庞图斯，323

Garufi，C．A．O·A·加鲁费，68

Gascony 加斯科涅，209

Gates 大门，121

Gaul 高卢，17，21，100，117，135，197，242，349，373

Geber 格伯，290

Gelasius II，Pope 罗马教皇格拉西乌斯二世，141

Gellone，monastery 赫洛恩修道院，47

General histories 总体历史，229 f.，237—244

Genoa 热那亚，89

Gentiles 异教徒，83，95，176

Geoffrey Martel，Count 杰弗里·马特尔伯爵，248 f.

Geoffrey of Monmouth 蒙茅斯的杰弗里，57

Geoffrey de Villehardouin 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271 ff.，275

Geoffrey de Vinesauf 维讷索的杰弗里，150

Geoffrey of Viterbo 维泰博的杰弗里，273

Geoffrey of Winchester 温彻斯特的杰弗里，28，162

Geography 地理学，60，155，279，314 ff.；bibliographical note，文献简介，339

Geometry 几何学，81，287，310，311

Geoponica，the 《论农业》，295，330

George，St．圣乔治，269

Georgian language 格鲁吉亚语，281

Gerard of Cremona 克雷莫纳的杰勒德，11，52 f.，285，286 f.，288，290，321，324

Gerard of Verdun 凡尔登的热拉尔，26

Gerbert 热尔贝，24 f.，310 f.，375

Gerhoh of Reichersberg 赖谢斯保的格霍赫，175

Germans，the 德国人，242；Germanic codes and laws，德国的法典和法律，81，195，196；Germanic influence on English law，德国对英国法律的影响，210 f.；German students，德国学生，182，383

Germany 德国，11，49，86，117，179，181，209，241；canon law in，教会法在德国，217；cathedrals，主教座堂，53；culture in，influenced by Italy and France，意大利和法国在文化方面的影响，21；eastward expansion，向东扩张，264 f．history in，历史学在德国，241—244，247，260；libraries，图书馆，75，76，83，84，85，87；monasteries，修道院，40 f.；revival of culture，文化的复兴，19 ff.，Roman law in，罗马法在德国，220

Gervase of Canterbury 坎特伯雷的杰维斯，50

Gervase of Tilbury 蒂尔伯里的杰维斯，61，148

Gesta 记事，243，244 f.，247；of bishops，主教的，48

Gesta Francorum 《法兰克人记事》，268 f.

Gesta Regis Henrici 《国王亨利记事》，261

Gesta Romanorum 《罗马人传奇》，117

Ghent，library 根特图书馆，307

Ghibellines，the 吉伯林派，54

Gibbon，Edward，quoted 爱德华·吉本，引文，14 f.，120，123，319 f.，342

Gilbert Crispin 吉尔伯特·克里斯平，40

Gilbert Foliot 吉尔伯特·福利奥特，51

Gilbert de la Porree 拉波里的吉尔伯特，49，133，344，353，363，374，376

Gilds，at Bologna 行会在博洛尼亚，390

Gilles de Corbeil 克贝尔的吉勒，323

Gilson，E.，quoted E·吉尔森，引文，363 f.

Giordano Ruffo 焦尔达诺·鲁福，327

Giraldus Cambrensis 威尔士的杰拉德，148，315，316，332，380，386，393

Glanvill，R．de R·德格兰威尔，127，219 f.，261

Glastonbury Abbey 格拉斯顿伯里修道院，247

Glossaries 专门词典，132，133

Glossators，the 注释法学派，200—207

Glosses 评注，77，103，114，199—207，216

God 上帝，62，96，97，131，163，166，180，229，230，242，332，342，357，365；in philosophy，哲学中的上帝，350 f.，352 f.，354

Godehard，Bishop 戈德哈德主教，28

“Golden Legend of antiquity，” the “古代的黄金传奇故事”，108

Goliardi，the 歌利亚德，7，11，108，156，175，177—189，passim，393 f.

Goliardic poetry 歌利亚德诗歌，103，142，154，159，177—189，393 f.；blbhographical note，文献简介，192

Golias 歌利亚斯，177—189，passim

Goliath the Philistine 腓力斯丁人歌利亚，56，177

Gonzaga dukes，palace of the 贡扎加公爵们的宫殿，12

Gothic art（architecture） 哥特式艺术（建筑），4，6，8，11，255，330 f.，358

Gothic influence on writing 哥特对书写的影响，76

Gothic sculpture，flora in 哥特式雕刻中的植物，329

Goths 哥特人，4，119

Gottfried，Duke 戈特弗里德公爵，231

Gradual，the 弥撒升阶圣歌，45，74，79

Grammar，Latin 拉丁语法，128—135，180

Grammarians 语法学家，102，103，105

Grammatical doctrines 语法规则，151

Grammont，order of 格拉蒙修会，44

Gran 格兰，379

Grand-Pont，the 大桥，380

Gratian，canonist 宗教法规学者格拉提安，7，195，216，217，342，357；his Concord of Discordant Canons or Decretum，他的《教令集》，82，97，214 f.，355，393；commentaries thereon，对其评论，216

Great Countess，the 伟大的女伯爵，199

Great War，the 大战，358

Greece 希腊，176，240，384；influence on Italy，对意大利的影响，21 f.

Greek empire，the 希腊帝国，9，21，280，295

Greek language，the 希腊语，59，67，70，84，100，133，137，342；in the early Middle Ages，在中世纪早期，280；translations from，译自希腊语的著作，11，14，59，64，93，239，278，291—302，345 f.

Greeks，the 希腊人，7，54，242，265，268，272；in Sicily and Southern Italy，在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291 f.；Greek learning；希腊的知识，10；Greek philosophers in Britain，希腊哲学家在英国，385；Greek religion，希腊宗教，342；Greek traders，希腊商人，64

Greenland 格陵兰，264，316

Gregorovius，F.，quoted F·格拉杰罗缪斯，引文，123 f.

Gregory，Master 格里高利大师，122

Gregory Nazianzen 纳西昂的格里高利，292

Gregory I the Great，Pope 罗马教皇格里高利一世，77，79f.，83，96，122，246

Gregory VII，Pope 罗马教皇格里高利七世，42

Gregory VIII，antipope 格里高利八世，反教皇派，199

Gregory IX，Pope 罗马教皇格里高利九世，364，365，381；Decretals，《教令集》，216

Gregory of Tours 图尔的格里高利，37，82

Grimbald 格里姆贝尔德，326

Grober，G．G·格罗伯，30

Guelfs，the 教皇派，54

Guibert，abbot of Nogent 诺让修道院院长吉贝尔，97，235，236，253

Guicciardini 奎恰迪尼，263

Guidebooks 旅行指南，120，121f.

Guido of Arezzo 阿雷佐的圭多，23

Guido Bonatti 圭多·波那提，318，319

Guido of Montefeltro 蒙特费尔特罗的圭多，318

Guines，counts of 吉讷伯爵，58，84，249—252

Gunther of Strasbourg 斯特拉斯堡的冈瑟，Ligurtnus，《利格里努斯》，110，273；Historia Constantinopolitana，quoted，《君士坦丁堡史》，引文，234

Guy de Bazoches 巴佐什的居伊，380，396

H

Habita 《居住条例》，390

Hagenau 哈格瑙，85

Hagiography 圣徒传，83，232—234，299

Halberstadt 哈尔伯施塔特，130

Halphen，L．L·阿尔方，277

Hamburg，archbishop of 汉堡大主教，264

Handwriting 书法，72—76；works on，书法著作，91

Hapsburgs，the 哈布斯堡，336

Hardwin 哈德温，374

Harold，king of England 英国国王哈罗德，84

Harrison，Frederick 弗雷德里克·哈里森，280 f.

Harrison，President W．H．总统W·H·哈里森，118

Hauck，A．A·豪克，quoted，引文，41

Hauqal，ibn 伊本·豪卡尔，314

Hauréau，B．B·奥罗，162，163，366

Hebe 赫柏，103

Hebrew language 希伯来语，281，282，288；translations，翻译，288

Hebrides，the 赫布里底，316

Hector 赫克托，96

Helen of Troy 特洛伊的海伦，103，115，143，161，189

Heliand，the 《赫利安德》，158

Helmold 黑尔默德，264 f.

Heloise 爱洛依丝，108，259，277

Helperic of Auxerre 欧塞尔的埃尔珀里克，82，313

Henri d'Andeli 亨利·当德利，99，116

Henricus Aristippus 亨里克斯·阿里斯蒂皮斯，60，292，298，332，344

Henry of Avranches 阿夫朗什的亨利，61

Henry the Liberal，count of Champagne 香槟伯爵慷慨者亨利，49，84

Henry II，emperor 皇帝亨利二世，20，28，55

Henry III，emperor 皇帝亨利三世，20

Henry IV，emperor 皇帝亨利四世，20

Henry V，emperor 皇帝亨利五世，199

Henry VI，emperor 皇帝亨利六世，60，260

Henry I，king of England 英国国王亨利一世，59，329，373

Henry II，king of England 英国国王亨利二世，40，57，61，67，84，90，102，112，128，140，148，179，212，218，219，220，222，239，240，260，261，262，328，359，365，386

Henry III，king of England 英国国王亨利三世，61，252

Henry VIII，king of England 英国国王亨利八世，86

Henry I，king of France 法国国王亨利一世，248，249

Henry of Pisa 比萨的亨利，189

Henry the Lion，duke of Saxony 狮子亨利，萨克森公爵，57，61

Henry，bishop of Winchester 温彻斯特的主教亨利，51，66，120

Henry，Patrick 帕特里克·亨利，118

Herbert Bacon 埃贝尔·培根，248

Hercules 赫拉克勒斯，119，250，284

Heresies 异端，43，63，176，346—349，353

Heretics 异端，79，349；burning of，火烧异端，365

Heribert；bishop of Eichstadt 艾西施泰德主教黑里贝特，21

Hermann of Carinthia 卡林西亚的赫尔曼，11，285，344，376

Hermann the Dalmatian 达尔马提亚人赫尔曼，见Hermann of Carinthia

Hermann the German 德国人赫尔曼，287 f.

Hermann of Reichenau 赖谢瑙的赫尔曼，26

Hermes 赫尔墨斯，318

Hero of Alexandria 亚历山大里亚的希罗，293，300

Herodotus 希罗多德，279

Herrad，abbess of Landsberg 兰茨贝格女修道院院长赫拉德，76，97

Hierocles 希罗克里斯，327

Highways 公路，46 f.，65 f.，123，388 f.

Hilary 伊拉里，175

Hildebert of Le Mans 勒芒的伊尔德贝，7，27，49，104，124，146，162，163 ff.，166，246

Hildebrand 希尔德布兰德，207，242，见Gregory VII

Hildeger 伊尔德热，26

Hildesheim 希尔德斯海姆，28，120，174；monastery of St．Godehard at，戈德海尔德修道院，83

Hildesheim，bishop of 希尔德斯海姆主教，324

Hilduin 伊尔杜安，280

Hincmar 辛克马尔，82

Hindu contributions to Arabic learning 印度人对阿拉伯文化的贡献，282，312，316，318

Hippocrates 希波克拉底，22，26，134，222，279，283，287，289，295，303，323，331，393

Historiograpny，twelfth-century 12世纪历史学编纂，7，36，39 f.，43，54，60，224，275；classical influence upon，古典文化的影响，224；bibliographical note；文献简介，276 f.

History 历史，7，14，51，56，82，100，155，206，308 f.；vernacular，方言，7，271—275；historians，历史学家，110，148 f.，360；historical criticism，史学评论，91，236；historical poetry，历史诗歌，273f.；the historical sense，历史意识，116；historical works，历史著作，37，45，57，110

Hoël，count of Nantes 南特伯爵赫尔，249

Hohenstaufen emperors，the 霍亨斯陶芬皇帝们，273

Holy City（Rome） 圣城（罗马），120；（Jerusalem），（耶路撒冷），269

Holy Lance，the 神圣的长矛，269

Holy Land，the 圣地，83，316

Holy Roman Empire 神圣罗马帝国，60，90，119；under Charles the Great，查理大帝统治，17；under Otto the Great，奥托大帝统治，20 f.；court，宫廷，60 f.；historical writing in，历史学著作，260

Holy See，the 圣座，141，214，见Rome

Holy Sepulchre 圣冢，26

Homer 荷马，116，157，163，181

Homilies 布道，83，146 f.，Anglo-Saxon on，益格鲁—撒克逊，158

Honorius of Autun 奥坦的霍诺里乌斯，96

Horace 贺拉斯，24，37，43，109 f.，113，114，115，149，162

Household ordinances 家庭法规，59

Household utensils 家用器皿，133

Hrotswitha 赫罗斯葳塔，171

Hugh，count of Maine 曼恩伯爵于格，249

Hugh of Orleans （the Primate） 奥尔良的于格（首席主教），49，103，158，162，179 f.，375，393

Hugh，archbishop of Rouen 鲁昂大主教于格，72

Hugh of St．Victor 圣维克托的休，77，84 f.，350 f.

Hugh of Santalla 桑塔耶的乌戈，11，285

Hugo，civilian 雨果，200 f.

Hugo Eterianus 乌戈·埃特里亚努斯，295

Hugo Falcandus 乌戈·法尔坎杜斯，Liber de regno Sicilie，《关于西西里王室》，262 f.

Hugolinus 乌戈里努斯，201，203，206

Hugutio 休格利奥，133

Humanism 人文主义，10，93，101，104，124，142，273

Humanists 人文主义者，17，94，114，116，135，137，141，148，300；Carolingian，加洛林人文主义者，82

Humanities，the 人性，100

Hungarians，invasions by 匈牙利人的入侵，19

Hungary 匈牙利，130，265，296，316，386，395

Hymnary，the 美诗集，45

Hymns 赞美诗，155，157，159，168 ff.，184，191

I

Iceland 冰岛，80，264，316

Icelandic language 冰岛语，233

Ideas，exchange of 思想的交流，33，43，64，65 ff.

Ihering，Rudolf von 鲁道夫·冯·伊赫林，193

Ile de France 法兰西岛，8

Ilium 髂骨，251

Illumination of manuscripts 手稿的彩饰，45，74，75，76 f.

Imperial tradition，the 帝国的传统，106

Imperial prerogatives 帝国的特权，118

Incarnation，the 道成肉身，160，357

India 印度，316；Indian arithmetic，印度算术，312；Indianastrology；印度占星术，318

Indies，the 西印度群岛，284

Inge，W．R．W．R.英奇，quoted，引文，36

Ingulph of Croyland 克罗伊兰的安格尔普，91

Innocent III，Pope 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88，90，123，235，236，381

Inns of Court，the 律师学院，220

Inquisition，the 宗教裁判所，349，363，365；bibliographical note，文献简介，367

Intellectual centers 知识中心，monasteries，修道院，33—47；cathedrals，主座教堂，47—54；courts，宫廷，54—61；towns，城镇，62 ff.；universities，大学，64 f.；similarity of；相似性，32；types，类型，32 f.

Intellectual life 知识生活，revival of，知识生活的复兴，9；decline of，衰落，53；intellectual intercourse，知识交流，65 ff.；intellectual liberty，学术自由，360—365

International character of the student class 学生阶层的国际特征，395 f.

International poetry 国际性诗歌，154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国际关系，58

International Union of Academies，the 国际学术联合会，320

Introit，the 《祭文》，172 f.

Investiture，controversy over 授权之争，13，53，186，359

Ireland 爱尔兰，252，315，316；snakes of，爱尔兰的蛇，308

Irish monks 爱尔兰僧侣，33，81

Irish Sea，the 爱尔兰海，315

Irnerius 伊尔内留斯，15，23，198 ff.，205，206，208，216，389，393

Irreverence，in Goliardic poetry 歌利亚德诗歌的不敬，183 ff.

Isaac the Jew 犹太人伊萨克，283，324

Isidore of Seville 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28，81，139，228，279，303，307，309，314；Etymologies，《词源学》，72，198，303—306，308

Islam 伊斯兰教，282，346，363

Israel 雅各，97，168，317

Istakhri，al- 伊斯塔赫里，314

Italian Renaissance，the 意大利文艺复兴，5，11，12，62，98，107，141，153，247，263

Italy 意大利，11，12，13，14，17，19，20，43，50，67，77，86，90，120，121，127，141，181，196，197，239；annals，年代记，237；cathedrals，主座教堂，53 f.，119；cities，城市，63 f.，87，220 f，，269；a centre for the diffusion of Roman law，罗马法扩散的中心，208 f.；history in，历史，237，244，262 f.；influence on France；对法国的影响，24 f.；on Germany，对德国的影响，21；revival of culture in，文化的复兴，21—24；science，科学，318 f.，328，333 f.；study of philosophy，哲学研究，358；translators，翻译家，283 f.，291—297；universities，大学，322—325，388—392

Italy，Northern 北部意大利，195，207，349

Italy，Southern 南部意大利，265，280，291 ff.

Ivo of Chartres 沙特尔的伊沃，82，214，217，376

J

Jacob's ladder 雅各的梯子，379

Jacobus 贾科布斯，200 f.

Jacques de Vitry 维特里的雅克，148

James，St．圣詹姆斯，234，266

James of Venice 威尼斯的詹姆斯，64，239，294，297 f.

James，M．R．M·R·詹姆斯，51，91，92；quoted，引文，77

Janiculum 贾尼科洛山，121

Janus 杰纳斯，121

Jephthah the Gileadite 基列人耶弗他，168

Jerome，St．圣哲罗姆，72，77，79，95，113，228，229

Jerusalem 耶路撒冷，83，145，170，175，176，241，248，252，256

Jerusalem，Latin kings of 耶路撒冷的拉丁诸王，218，260

Jews 犹太人，52，72，176，201，302，362；as interpreters and translators，作为口译者和翻译者，285，288，290；the Jewish tradition，犹太传统，227

Joan of Arc 贞德，115

Joanna，daughter of Henry II of 英国亨利二世的女儿乔安娜，61

Job 约伯，145

Johannes Bassianus 约翰内斯·巴西亚努斯，201

John the Apostle 使徒约翰，375

John the Baptist 施洗者约翰，234，235，249

John of Damascus 大马士革的约翰，294，296，300，357

John，king of England 英国国王约翰，84 f.，88

John of Gaeta 加埃塔的约翰，141

John of Garland 加兰的约翰，133

John of Hauteville，Architrenius 欧特维尔的约翰，《痛哭者》，166

John，rhetorician 修辞学家约翰，140

John of Salisbury 索尔兹伯里的约翰，49，50，56，66，67，72，100 ff.，103，104，106，109，110，111，146，211，225，226，245，280，344，353，356，359 f.，362，377，378，379，380，392，396；quoted，引文，135 f.，372 ff.

John Sarrazin 约翰·萨拉津，296

John the Scot 苏格兰人约翰，17，280

John the Scribe 抄写员约翰，89

John of Seville 塞维利亚的约翰，11，285，288

Joinville 儒安维尔，15，272，275

Jonathan 约拿单，168

Jongleurs，the 吟游诗人，47，55 f.，178

Jordan，the 约旦，58

Joseph of Exeter，Troy 埃克塞特的约瑟夫的《特洛伊》，166

Josephus 约瑟夫斯，37

Jubair，ibn 伊本·朱拜尔，271

Judaism 犹太教，346，363

Judas 犹大，118，316

Judicial system，Roman 罗马司法体制，138

Jupiter，Temple of 朱庇特神庙，123

Jurisconsults 法学家，199

Jurisprudence，revival of 法学的复兴，4，193—222

Jurists 法理学家，50，206

Jury，the 陪审法庭，220

Justice 公正，58

Justin 查士丁，226

Justinian 查士丁尼，37，118，207，208；Corpus Juris Civilis，《民法大全》，7，23，81，118，195，196，197，199，200，202f.，204，206，207，209，210，211，242，393；Code，《法典》，196，201，202，203，209，210，211；Digest，《学说汇纂》，194，196 ff.，199，200，202，203 f.，211，219，222，294；Institutes，《法学阶梯》，196，210，219

Juvenal 尤维纳利斯，109，110，113，114

K

Kaid Brun 凯德·布伦，61

Kaiserchronik 《皇帝编年史》，274

Kalila and Dimna 《卡里来和笛木乃》，293，299

Karpinski，L．C．L·C·卡宾斯基，312

Ker，W．P．W·P·克尔，quoted，引文，80，284

Khwarizmi，si- 花拉子密，291，311 f.，313

Kindi，al- 肯迪，318

Kiranides 基拉尼德斯，295，299

Kirjath-Sepher 基列西弗，381

Knowledge，interchange of 知识的交流，33，64，65 ff.

Koran，the 《古兰经》，44

Korvey，abbey 科尔韦伊修道院，41

Kultur 文化，265

L

Laborintus 拉布林图斯派，116

Lambert，priest of Ardres 阿德尔神爻朗贝尔，57，249—252

Lambert of Hersfeld 赫斯菲尔德的朗贝尔，225

Lambert of Paris 巴黎的朗贝尔，26

Lambert，canon of Saint-Qmer，Liber floridus 圣奥默的教士团成员朗贝尔，《历史之花》，307

Lanfranc 朗弗朗，24 f.，27，38，90；his Consuetudines，他的《风俗》，34，71

Langlois，C．V．C·V·朗格卢瓦，30，338

Laon 拉昂，cathedral，主教座堂，49，236；cathedral school，座堂学校，103，372，375，382

Lapidary 碑文，83

La Rochelle 拉罗舍尔，159

Lateran，the 拉特兰教堂，246

Lateran councils 拉特兰宗教会议，66 f.，357，382

Latin classics 拉丁古典著作，28，82，93，104 f.；revival of，复兴，4，7，10，17，29；revival of the ninth century，9世纪的复兴，94；of the twelfth century，12世纪的复兴，96—124；authors，作者，93，103，105，130；in conflict with Christianity，与基督教的冲突，94—98；and with logic，与逻辑学的冲突，98 f.；displaced by logic，被逻辑学取代，256；scholarly appreciation of literature，对文学的学术欣赏，130；verse，韵文，60，61，94，240；dramatists，剧作家，171；in the universities，在大学中，392

Latin empire of 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帝国，271

Latin Fathers，the 拉丁教父，7，17，29，34，41，78，79 f.，82，83，101，113，177，214，222，307，350，353 f.，359

Latin kingdom of Jerusalem 耶路撒冷的拉丁王国，270 f.

Latin language，the 拉丁语，59，64，95，127—150；revival of，复兴，17；bibliographical note，文献简介，151 f．the Latinists，拉丁语学者，104，145；grammar，语法，81，95 f.，98ff.，105，113，116，128—138，142，180，185；glossaries，评注，113；translations from Latin，拉丁著作翻译，57，115；into Latin，译成拉丁文，70，278—302；Latin style，拉丁风格，94，95，148 f.

Latin Quarter，the，of Paris 巴黎的拉丁区，383

Laurentia 拉兰特，107

Laurentian，the 劳伦森，85，159

Law 法律，writings on，著作，45，50，51，77；language of，语言，127；canon，教会法，见Canon law；civil，民法，63，134，206；common，普通法，219 f.；compilations，编纂，195 f.；customary，习惯法，194，196；ecclesiastical，教会的，81 f.，95，134，212—218；in Germany，在德国，41；merchant，商人，63；Roman，罗马法，118，193—212；written，成文法，220 f.；made an independent study，独立地研究，199；study of，at Bologna，法律研究，在博洛尼亚，198—207；in the Midi，在法国南部，209 f.；in England，在英国，210 ff.；at Paris，在巴黎，380，见Corpus Juris Civilis，Jurisprudence，Justinian，Law schools

Lawrence，Abbot 修道院院长劳伦斯，40

Lawrence，archdeacon 领班神父劳伦斯，72

Lawrence，St．圣劳伦斯，239

Law schools 法律学校，64，141 f.，368，369，380，387 f.；Bologna，博洛尼亚，198—208，388—391

Lawyers 律师，128，222

Lay education 世俗教育，63 f.，368—371，383—396

Lazarus 拉撒路，175

Learning，centres of 学术中心，见Intellectual centres；implements of，手段，133；patronage of，保护，60

Leather bindings 皮革装帧，77

Lectionary，the 圣句集，45，79

Leechdoms，Old English 英国古老药方，325 f.，339

Legal instruments 法律的工具，128，141，198

Legends 传说，106 f.，121，147 f.，155

Leges feudorum 《封建法》，218

Legists 法学家，210，222

Lehmann，P．P·勒曼，185，note，注释

Le jugement d’Amour 《爱的审判》，189

Le Mans 勒芒，49，163，246

Lendit，the，fair of 伦迪集市，255

Lent 大斋期，34

Leo of Novara 诺瓦拉的利奥，73

Leo of Ostia 奥斯蒂亚的利奥，38

Leo，papal legate 教皇使节利奥，95

Leo Tuscus 利奥·图斯库斯，295

Leo of Vercelli 韦尔切利的利奥，20

Leon 莱昂，74，285；Leon manuscript of the history of he Cid，熙德历史的莱昂手抄本，267 f.

Leonard of Pisa 比萨的列奥纳德，283，312

Leopards，the，of England 英国豹，328

Leticia 勒蒂西耶，376

Letters 书信，50，55，82，100，111，112，113，143—146；papal，教皇的，82，88；of students，学生的，143 f.，152，395，397；letter-writers，捉刀写信人，103；letter-writing，写信，138，139—146，149

Leviathan 海中怪兽，307

Leviticus 《利未记》，97

Lexicographers 辞典编纂者，132 ff.，151

Lex Romana Burgundionum 《勃艮第罗马法》，195

Lex Romana canonice compta 《教会罗马法选编》，217

Lex Romana Curiensis 《库里恩斯罗马法》，195

Lex Romana Visigothorum 《西哥特罗马法》，195

Leyden 莱登，87

Liberal arts，the 自由七艺，6，24—28，35，81，97，98，101，130，136，165，288，310，358，368，371，376 f.，380，392

Liber confratrum 《同行之书》，54

Liber pontificalis 《教皇之书》，244 f.

Libraries 图书馆，7，17，28；nature of，性质，71，85；contents of，内容，77—85；gifts to，向图书馆赠书，71 f.，75；cathedral，座堂图书馆，48 ff.，52，77—84，86 f.；monastic，修道院图书馆，35 ff.，39，41 ff.，45，70 ff.，77—84，86 f.；royal，王家图书馆，84 f.；secularization of，世俗化，86 f.；sites of，旧址，86 f.；support of，支援图书馆，75；bibliographical note，文献简介，91 f.

Librarius 缮写人，134

Libri feudorum 采邑文献，128

Liege 列日，21，26，53，114，383

L’Ile-Bouchard，castle 利勒布沙尔城堡，249

Limeburners，at Rome 罗马的烧石灰工人，119

Lipari Islands，the 利帕里群岛，332

Lisbon，capture of 占领里斯本，263

Literature 文学，9，34，45，93；opposed by logic，遭到逻辑学的反对，98 f．European，origin of，在欧洲的起源，278 ff.；appreciation of，欣赏，130；study of，研究，135—138；place of towns in，城镇在文学中的地位，62 ff.；Christian，基督教文学，118；courtly，宫廷文学，60；Latin，拉丁文学，8，13，20，56，81，130；the Latin classics，拉丁古典，93—126；profane，世俗的，95—98；vernacular，8，方言文学，8，13，56，63，83，271 f.，274 f.；literary form，文学形式，137，149；literary patronage，文学赞助人，56 f.，58，62；literary perspective，文学视角，105

Liturgical drama 礼拜仪式戏剧，7，172 ff.

Liturgical works 礼拜著作，37，45，83，155

Liturgy，the 礼拜仪式，43，184，299；Mozarabic，莫扎勒布，43

Lilutprand of Cremona 克雷莫纳的利乌特普兰德，20

Liver，the 肝脏，306，308

Livy 李维，28，105，225 f.，227

Localism 地方主义，32，45，155；local law，地方法律，221

Lo Codi 《法典》，209

Loew，E．A．E·A·洛伊，quoted，引文，37

Logic 逻辑，9，52，81，82，94，102，104，136 f.，279，287，351—356，368，380；in conflict with the classics，与古典著作的冲突，98 f.，342

Logicians 逻辑学家，351—360

Loire valley，the 卢瓦尔河流域，19，28，104

Lombards，the 伦巴德人，195，207，242，265；their conquest of Italy，征服意大利，197

Lombardy 伦巴德，107；the Lombard communes，伦巴德公社，243 f.；Lombard law，伦巴德法律，128，211，218；Lombard lawyers，伦巴德律师，23；Lombard politics，伦巴德政治，54

London 伦敦，87，174，220，385；interscholastic debatges，校际间的辩论，137，385

Lord's Prayer，the 主祷文，135，184

Lord's Supper，the 圣餐，27

Lorraine 洛林，26，28，311

Lorsch，abbey 洛尔施修道院，18，41

Lotharingian abacists 洛萨林根算盘能手，27

Louis VII，king of France 法国国王路易七世，239，240，254

Louis IX （St．Louis），king of France 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圣路易），15，85

Louisiana 路易斯安那，194

Love poems 爱情诗，108 f.，183；love songs，情歌，155

Low Countries，the 低地国家，237

Lowell，J．R．J·R·洛厄尔，quoted，引文，377

Lucan 卢坎，101，103，110，113，114，149，226，259

Lucca，cathedral 卢卡主教座堂，119

Lucius III，Pope 罗马教皇卢修斯三世，295

Lucretius 卢克莱修，105

Lubeck 吕贝克，265

Lund，archbishop of 隆德大主教，379

Lupus of Ferrières 费里耶尔的吕波，17，94

Luxeuil，monastery 吕克瑟伊修道院，37

Luxury 奢华，in abbey churches，在修道院教堂，256 f．Lyric poetry，抒情诗，154 ff.；Provencal lyrics，普罗旺斯抒情诗，7

M

Machiavelli 马基雅维利，226

Macrobius 马克罗比乌斯，112，113，114，307，344

Maecenas 梅塞纳斯，62

Magi，the 东方三博士，53，97

Magicians 巫师，97，107

Magna Carta 《大宪章》，128

Magna Curia 高等法庭，61

Magna Graecia 大希腊，333

Maimonides 迈蒙尼德，347

Maine 曼恩，238，248

Mainz 美因茨，230

Maitland，F．W．F·W·梅特兰，197，219；quoted，引文，194，212 f.

Majorca 马略卡，64，163，273

Malcolm IV，king of Scotland 苏格兰的国王马尔科姆四世（1153—1165），239

Male，E．E·马勒，308；quoted，引文，329

Manfred 曼弗里德，284，301，327

Manichaeism 善恶二元论，349

Manitius，M．M·曼尼修斯，30，181，note

Manly，J．M．J·M·曼利，quoted，引文，172

Mantua 曼图亚，12，105，120，210

Manuals 手册，of law，法律的，217；of letterwriting，书信的，140—146；of rhetoric，修辞的，139；of sermon-writing，布道书写，147 f.

Manuel I Comnenus，Byzantine emperor 拜占庭皇帝曼努尔·康尼努斯一世，292，295，298

Manuscripts 手抄本，37，41，45，58，75 f.；77，78，81，83，84，87，105，138；catalogues of，手抄本目录册，83 f.；copying of，复制，34，37，39，43，45，72 ff.；Greek，希腊著作手抄本，64，70，292 f.；in Spain，在西班牙，42 f.

Map，of Edrisi 埃德里西地图，60

Marble，Roman 罗马大理石，119

Marbod of Angers 昂热的马尔博，104

Marianus Scotus 马利亚努斯·斯克图斯，230，236，237，240

Maries，the three 三玛丽，173

Maritime law 海事法，220 f.

Mark，St．圣马可，188

Mark，canon of Toledo 托莱多教士团成员马可，53

Markets 市场，book，书籍市场，71；wayside，路旁市场，63；the market place，市场所在地，173

Marks of Silver 席尔瓦的马可，185 f.

Marmoutier 马尔穆捷，239

Marseilles 马赛，285，290

Marsiglio of Padua 帕杜瓦的马西略，359

Martial 马提亚尔，43，110，113，162

Martianus Capella 马提亚努斯·卡佩拉，81，116，138，139，156，165，307

Martin，abbot of Paris 巴黎修道院院长马丁，234

Martino Fusco 马提诺·富斯克，225

Martinus 马尔提努斯，200 f.，208

Martyrs 殉道者，121，122

Maslama 马斯拉马，289

Mass，the 弥撒，55，184

Mas'udi，al- 马苏迪，314

Mathematics 数学，7，52，84，279，282，283，285，286，287，293，299，300，301，303，310 ff.，368；bibliographical note，文献简介，338，见Algebra，Arithmetic，Geometry，Trigonometry

Matthew Paris 马修·帕里斯，40，237，328

Matthew of Vendome 旺多姆的马修，104，116，150

Matilda of Tuscany 托斯卡纳的玛蒂尔达，199

Maximus the Confessor 宣信者马克西姆，296

Meaux，monastery 莫城修道院，47

Medici，Piero de' 皮耶罗·德美第奇，159

Medici Antiphonary，the 美第奇的《应答祈祷书》，159，191

Medicine 医学，14，22，45，52，58，64，82，84，282，283，285，288，290，299，300，301，303，305，309，322—327，368，387 f.；in Germany，在德国，41；Greek，希腊的，280；medical works，医学著作，83，279，287，323 ff.；bibliographical note，文献简介，339 f.

Mediterranean，the 地中海，13，64，89，316

Melun 默伦，378

Menageries 兽栏，328

Merchants 商人，62，66，128，221

Merovingian age，the 墨洛温时代，17，233

Merton College，Oxford 牛津墨顿学院，387

Messahala 马萨哈拉，318

Messina 墨西拿，91

Metamorphosis Golie Episcopi 《歌利亚主教变形记》，104

Metellus of Tegernsee 泰根塞的梅特鲁斯，110，162 f.

Metre，poetical 诗歌的格律，104，149，153，154，156，160

Metz，cathedral 梅斯主教座堂，18

Meuse valley，the 墨兹河流域，19

Meyer，Paul 保罗·迈耶，252

Meyer，Wilhelm 威尔厄尔·梅耶尔，168，181

Michael Scot 迈克尔·斯格特，61，284，287，288，318，319，321，327，332

Michael，bishop of Tarazona 塔拉索纳的迈克尔主教，52，286

Michelsberg 米歇尔斯堡，84

Middle High German 德国中北部，8

Midi，the，law schools in 在法国南部的法律学校，209 f.

Milan 米兰，54

Military tenures 军事任期，88

Minnesinger 抒情诗人，61，108

Minstrel，the 豪门艺人，55

Minstrelsy 吟游诗人，58

Minuscule 书写体，76

Mirabilia Urbis Rome 《伟大的罗马城》，121 f.

Miracle plays 奇迹剧，172，174 f.

Miracles 奇迹，147

Missal，the 祈祷书，45，72，73，79

Missions 传教活动，44，66 f.

Mnemonic poetry 顺口溜，155

Modena 摩德纳，120；university，大学，391

Mohammed 穆罕默德，348

Mohammedanism 伊斯兰教，11，21，43，59，64，362，363；Mohammedan learning，伊斯兰文化，52；Mohammedans in Sicily，穆斯林在西西里，283；Mohammedan sovereigns，伊斯兰君主，61；Mohammedan writers on the Crusades，伊斯兰作家关于十字军东征，269

Monasteries 修道院，18f.，20，32，65，82，86；destruction of，毁灭，19；influence on the lay world，对世俗世界的影响，46 f.；history in，历史，231，236 ff.；as intellectual centres，作为知识中心，33；monastic libraries，修道院图书馆，见Libraries；monastic chapters in England，英国全体修士大会，46；revenues，岁入，255；schools，学校，18，34 ff.，39，371；secularization of monastic life，修道院生活的世俗化，42；monasteries in England，英国修道院，39 f.，86；in France，在法国，38 f.，42 ff.；in Germany，在德国，40 f.；in Spain，在西班牙，41 ff.；bibliographical note，文献简介，68，见Beo，Clairvaux，Cluni，Monte Cassino，etc

Monastic orders 修会，44 ff.；burlesqued，遭讽刺，184；satirized，遭挖苦，186

Money，use of 货币的使用，15

Monks 修士，11，47，86，89；as scribes，作为抄写员，73 ff.；Anglo-Saxon，盎格鲁—撒克逊的，81；of Bec，贝克的，38 f.；of Canterbury，坎特伯雷的，67，108；in Germany，在德国，41；Irish，爱尔兰的，33，81；of Monte Cassino，蒙特卡斯诺的，37 f.

Mont Couer 蒙特库埃，248

Monte Cassino 蒙特卡斯诺，23，28，37 f.，83，86，91，119，141，224，283，371

Montpellier 蒙彼利埃，290，395；university，大学，6，65，369，386，388，391，396；school of law，法律学校，209 f.；school of medicine，医学学校，323，395

Mont-Saint-Michel 圣米歇尔山，86，89，238 f.

Monuments 历史遗迹，122，123，247

Moore，G．F．G·F·摩尔，quoted，引文，346 f.

Moorish invasion of Spain 摩尔人入侵西班牙，41

Moors，the 摩尔人，267

Moral instruction，in history 历史学的道德教诲，227

Moralists 道德家，102

Morality play，the 道德剧，172

Moral poetry 道德诗，155

Morienus 莫里努斯，321

Morocco 摩洛哥，291

Mortuary rolls 亡灵卷宗，167

Mosaics 马赛克，119

Moses 摩西，97，228

Moses of Bergamo 贝加莫的摩西，64，273，294，298

Moslems，the 穆斯林，269，271

Mosul 摩苏尔，291

Mount Sainte-Geneviève 圣热讷维耶夫山，373 ，374，378

Mozarabic liturgy，the 莫扎拉布的礼拜仪式，43

Mozarabs 莫扎拉布，52，288

Munich 慕尼黑，87

Municipal archives 市政档案，89

Music 音乐，34，81，310；musical notation，音乐符号，159

Mystery plays 神秘主义戏剧，172

Mysticism，religious 宗教神秘主义，79，346，357

Mystics，the 神秘主义者，168，350 f.

Mythology 神话，103，108，115

N

Nantes，cathedral 南特主教座堂，19

Naples 那不勒斯，66，107，280，391

Narbonne 纳博讷，285，290

Narcissus 那喀索斯，115

Naso 纳索，109，见Ovid

National tongues 民族语言，190

Natural science 自然科学，206，289，290，299，303，308 f.，309 f.，313 f.

Nature 自然，166

Neckam 内卡姆，见Alexander Neckam

Nemesius 尼米修斯，23，29，294，300

Neoplatonists，the 新柏拉图主义者，279

Nero 尼禄，56，91

Nestor 涅斯托尔，265

Nestorian refugees 聂斯托利避难者，281

Nicholas the Fish 鱼人尼古拉斯，334 f.

Nicholas，St．圣尼古拉，174 f.，233

Nicholas of Salerno 萨莱诺的尼古拉斯，323

Nicholas，secretary 秘书尼古拉斯，96

Nichols，F．M．F·M·尼科尔斯，note．引文，122

Nigel Wireker 奈杰尔·怀尔克，50 f.，188，393

Nineveh 尼尼微，328

Ninus 尼努斯，228，247

Nizami 尼扎米，54，59

Noah 诺亚，121，228，351

Nominalists，the 唯名论者，352 f.

Normandy 诺曼底，19，218，238，240，249；abbeys，修道院，36，38 f.；court，宫廷，61；customal，习惯法，127 f.；historians，历史学家，240，274 f.；tomb of the dukes，公爵们的坟墓，233

Normans，the 诺曼人，119，145，327；their expansion，他们的扩张，265 f.；their conquest of Southern Italy，他们征服南部意大利，21；and of England，他们征服英国，39 f.；Norman abbots and barons in England，在英国的诺曼修道院院长和男爵，39；historical writing in the Norman kingdoms，关于诺曼王国的历史著作，261 ff.

Norse voyagers 古代斯堪的那维亚航海者，264

North Africa 北非，22，61，见Africa

Northmen，the 诺曼人，19，89

Norton，A．O．A·O·诺顿，97，note，注释

Norway 挪威，316，336

Notarial acts 公证法案，142

Notaries 法律文件起草人，129，140，198；Italian意大利的，24，63，89，128，158

Notker of Liége 列日的诺特克，20

Notker of St．Gall 圣高尔的诺特克，20

Notre Dame de Paris，cathedral school 巴黎圣母院主教座堂学校，377 ff.

Novacula 锋利的小刀，134

Novalese，monastery 诺瓦莱斯修道院，47

Novara 诺瓦拉，74

Novices，schools for 见习修士、修女学校，35

Nuns 修女，108，185，189

O

Observation，extension of knowledge by 观察研究导致知识增长，4，331—336

Observatories，astronomical 天文台，331

Occasional verse 应景诗，155，156

Odilo of Valence 瓦朗斯的奥迪罗，209

Odo，Count 奥多伯爵，248

Odoacer 奥多亚克，242

Odofredus 奥德弗雷德斯，198，203 f.

Office of Gamblers 赌徒的礼拜仪式，185

Officers，royal 王家官员，60

Official records 官方档案，见Archives

Officials，government 政府官员，58

Old Man of the Mountain，the 大山上的老人，56

Oliva，abbot of Santa Maria de Ripoll 里波尔的圣玛利亚修道院院长奥利瓦，41

Optics 光学，287，289，293，311

Opus Dei，the 天主事工，34

Ordericus Vitalis 奥德里库斯·维塔利斯，38，70 f.，73，237，240 f.，265，273

Orders，military-religious 军事宗教性修会，269；new monastic，新修道会，44 ff.

Ordo Romanus 《罗马礼书》，123

Organization 组织，42，59

Orient，the 东方，268，269；Oriental lore transmitted by Spain，西班牙人引进的东方专门知识，284 f.；Oriental tales，东方人故事，148

Origen 奥利金，83

Orleans 奥尔良，25，87，142，144，145，150，158，180，210；cathedral，主教座堂，48；cathedral school and university，座堂学校和大学，98，99，102 f.，114，372，375，395

O Roma nobilis 尊贵的罗马，121

Orosius 奥罗修斯，28，228，242

Orthodox church，Greek 希腊东正教会，280

Orthodoxy，at Bec 正统派在贝克，38

Orvieto 奥维托，176，246

Osbern 奥斯本，133

Osbert of Clare 克莱尔的奥斯伯特，40

Oseney，monastery 奥塞内修道院，385

Ostrogothic Edict 《东哥特法典》，195

Otia imperialia 《奥托大帝》，61

Otloh of Regensburg 雷根斯堡的奥特洛，20，75

Otto，civilian 民法学家奥托，201

Otto I the Great，emperor 皇帝奥托一世大帝，20

Otto III，emperor 皇帝奥托三世，28

Otto IV，emperor 皇帝奥托四世，61，148

Otto of Freising 弗莱辛的奥托，53，66，80，119，208，236，238，241—244，245，353，378，379

Ottoinan Renaissance，the 奥托文艺复兴，5，19 ff.

Ovid 奥维德，37，43，51，96，103，107 ff.，110，113，114，115，120，158，161，162，163，171，180，183，185；Metamorphoses，《变形记》，108 f.；Art of Love，《爱的艺术》，108 f.；Remedies of Love，《情伤良方》，108 f.；Fasti，《岁时记》，109

Oxford 牛津；49，67，179，365；law students at，法律系学生，212；university大学，6，65，220，369，385 ff.，395

P

Padua 帕多瓦，142；university，大学，391

Paetow，L．J．L·J·佩托，30

Pagan gods，the 异教的上帝，103

Paganism 异教，123；in literature，在文学中，95—98，109，183；pagan remains at Rome，罗马的异教遗迹，120；pagan poets，异教诗人，103，114；pagan Venus，异教的维纳斯，182

Pairis，Alsace 巴黎，阿尔萨斯，273

Palaces 宫殿，59，121，122

Palencia，university 帕伦西亚大学，391

Palermo 巴勒莫，59，261，262

Palestine 巴勒斯坦，282，283

Palladius 帕拉狄乌斯，330

Pallas 帕拉斯，122，123

Palm Sunday 棕枝主日，172

Pamphilus 《潘菲鲁斯》，171

Pamphlets，controversial 争论性的小册子，40，141，359

Pamplona 潘普洛纳，285

Pandulf of Capua 卡普亚的潘道夫，23

Pantheists 泛神论者，349

Papacy，the 教皇制度，14，37，38，61，65，88，89，112，119，123，140，164，175，187，188，217，288，295，380，381，383；papal bulls，教皇通喻，90，128；the papal chancery，教皇法庭，141；the papal court，教廷，67，87，90，141，142，186，214，359；decretals，教令，214，216，393；the English Pope，英籍教皇，66，245；papal legates，教皇使节，383；papal letters，教皇书信，82；lives of the Popes，教皇生平，244 f.；the papal monarchy，教宗君主制，13，214；papal privilege to the University of Paris，授予巴黎大学的教皇特许权，384；papal protection of monasteries，对修道院的保护，46；papal registers，教皇档案，88

Paper 纸，75

Papias 帕皮阿斯，23，132 f.

Papyrus 草纸，75

Paraclete，the 护慰者，168

Paradise 天堂，103，215，325

Parchment 羊皮纸，72，74，75，134

Paris 巴黎，city，城市，8，19，49，51，71，87，88，101，130，133，150，175，180，188，241，258，300，323，348，395；cathedral school，主教座堂学校，372，375，377—383；provincial council，大主教会议，347，349；Saint-Denis，圣但尼修道院，296；university，大学，6，11，49，65，98，99，104，134， 179， 187， 217， 347， 356， 358， 363 f.；369，376，386，387，395，396；origins of the university，大学的起源，382 ff.

Paris，bishop of 巴黎主教，380

Paris，the Trojan 特洛伊人帕里斯，103，142，161

Parma 帕尔马，319，328

Parodies 模仿诗文，155，158，183—186，192

Parts of speech，the 词类，131

Paschal the Roman 罗马人帕斯卡尔，295

Paschasius Radbertus 帕沙西乌斯·拉得伯土，82

Passant，E．J．E·J·帕森特，quoted，注释，15

Passion，the 殉难，160，173

Patent rolls 特许状案卷，88

Patristic works 教父的著作，83，101

Patronage 保护人，of art，艺术的，62；literary，文学的，56 f.，58，61；baronial patrons，男爵保护人，61

Paul the Apostle 使徒保罗，112，184

Paul of Baldach 巴尔德克的保罗，318 f.

Paul the Deacon （Paulus Diaconus） 执事保罗（保卢斯·迪亚科尼斯），37；Lombard History，《伦巴德史》，83

Paul（Julius Paulus），jurisconsult 法学家保罗，196

Pauperistae 穷人，212

Pavia 帕维亚，181，198；law school at，法律学校，388

Peace，the Roman 罗马的和平，65

Peasants 农民，63

Pedantry 卖弄学问，134

Pelops 珀罗普斯，115

Pembroke 彭布罗克，252

Penelope 珀涅罗珀，143

Pentateuch，the 《摩西五经》，83

Pepo of Bologna 博洛尼亚的佩波，23，199，389

Persian court，the 波斯宫廷，281

Persians，the 波斯人，349

Persius 佩尔西乌斯，28，109，110，113，114

Personality of law，the 法律的人格，195 f.

Peter of Blois 布卢瓦的彼得，50，51，61，104，146，380

Peter Comestor 彼得·科米斯特，49，77；Scholastic History，《经院哲学史》，76，77，358

Peter de Crescentiis 克雷森提的彼得，330

Peter the Deacon 执事彼得，37 f.，91

Peter of Didonne 迪多恩的彼得，249

Peter Helias 彼得·赫里亚斯，130，374

Peter Lombard 彼得·隆巴德，7，49，77，82，215，342，379；Sentences，《箴言集》，77，85，357 f.，381，393

Peter of Poitiers 普瓦提埃的彼得，49，357

Peter Riga 彼得·里加，49，116，166

Peter，St．圣彼得，95，246

Peter the Venerable 尊者彼得，43，73

Peterborough 彼得伯勒，39

Peterborough，abbot of 彼得伯勒修道院院长，211

Petit-Pont，the 小桥，380，381 f.

Petrarch 彼特拉克，91，93，118，133，153，236，253，301

Petronilla，Lady 佩托尼娜太太，251

Petronius 佩特罗尼乌斯，113

Petrus Alphonsi 彼特卢斯·埃尔冯西，148，285，288，313，326

Petrus Cantor 彼特卢斯·康托尔，148，358

Petrus de Ebulo 埃布罗的彼特卢斯，260，273

Petrus Romanus 彼特鲁斯·罗马努斯，119

Phidias 菲迪亚斯，121

Philip，bishop of Bayeux 贝叶主教腓力，67，72

Philip II（Augustus），king of France 法国国王腓力二世（奥古斯都），88，142，218，239，252，260，273 f.，323，382

Philip de Greve 格雷夫的菲利普，187，189

Philip II，king of Spain 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267

Philip of Tripoli 的黎波里的菲利普，282 f.

Philippe de Thaon 泰恩的菲利普，313

Philomela 菲洛梅拉，115

Philosophers 哲学家，11，53，61，96，102，104，113，121；Arabic，阿拉伯的，343

Philosophic doctrines 哲学学说，342；Aristotelian，亚里士多德哲学，346；Averroistic，阿威罗伊哲学，347 f.；mysticism，神秘主义，351；question of universals，共相问题，350，351 ff.

Philosophy 哲学，7，9 f.，24，45，60，93，97，98，100，106，111，206，282，285，287，289，290，294，299，300，303，308 f.；Greek，希腊哲学，281；of history，历史哲学，80，revival of，281；哲学的复兴，341—365；bibliographical note，文献简介，366

Phoenician traders 腓尼基商人，64

Phyllis 菲莉丝，115，189

Physicians 医生，54f.，128，325 ff.；Arabic，阿拉伯的，7，59，283；Frankish and Oriental contrasted，法兰克和东方医生比较，326 f.；Greek，希腊的，7；of Salerno，萨莱诺的，332

Physics 物理学，206，313 f.，见Optics

Piacenza 皮亚琴察，210

Picardy 皮卡第，253

Piepowder courts 行商法院，63，221

Pijper，F．F·皮伊佩尔，quoted，引文，35

Pilgrimage roads 朝圣路，159，174

Pilgrimage shrines 朝圣圣地，159，266

Pilgrims 朝圣者，14，47，66 f.，120，233 f.

Pilleus 皮尔乌斯，201

Pindar 品达，157

Pippin 丕平，231

Piranesi 皮拉内西，123

Pirenne，H．H·皮雷纳，69；quoted，引文，62

Pisa 比萨，64，133，293，348；cathedral，主教座堂，119

Pisan chronicler，the 比萨编年史家，163，273

Pisans，the 比萨人，197

Placentinus 普拉森提努斯，201，206，210，211，388

Planctus 《恸悼诗》，26，168

Plantagenet kings，the 金雀花诸王，274

Plants，virtues of 植物的功效，28

Plato 柏拉图，70，95，96，114，279，292，298，299 f.，313，342，343，344，345；Meno，《曼诺篇》，344；Phaedo，《斐多篇》，344；Timaeus，《蒂迈欧篇》，343，344，345

Plato of Tivoli 蒂沃利的普拉托，11，285，286

Platonic revival，the 柏拉图学说的复兴，342，343 ff.

Platonism 柏拉图主义，102，343，366，377

Plautus 普劳图斯，110，114，115，171

Pliny the Elder 老普林尼，67，72，81，85，112，113，264，298，307，309，327，335，336

Pluralism of beings 生命的多元论，342

Pluto 普卢托，96

Poblet 波夫莱特，83

Podestà 城镇长官，221

Poema de mio Cid 《熙德之歌》，267

Poetae Latini Aevi Carolini 《加洛林时代的拉丁诗歌》，153

Poetry 诗歌，7，100，101，103，105，108，149 f.；subjects of，主题，155；Christian，基督教诗歌，82，116；Cluniac，克吕尼诗歌，44；of the Carolingian period，加洛林时期的诗歌，82，153，154，155；epic，叙事诗，155，156；French，法国诗歌，9，115，189；German，德国诗歌，189；Goliardic，歌利亚德诗歌，103，142，154，159，177—189，393 f.；historical，历史诗歌，273 f.；international，国际性诗歌，154，190；Italian，意大利诗歌，60，189；Latin，拉丁诗歌，9，24，27，29，60，61，64，94，104，113，118，153—190；lyric，抒情诗，154 ff.；mediaeval，中古诗歌，4；Porvencal，普罗旺斯诗歌，56，108，115，189；religious，宗教诗，156，166—171；satiric，讽刺诗，186 ff.；vernacular，方言诗歌，6，24，58，108 f.，115，153 f.，155，180；relation of Latin to vernacular poetry，拉丁文诗歌与方言诗歌的关系，189 f.；poetical composition，诗歌写作，149 f.，152，162

Poets 诗人，54 f.，57，59，84，96，97，99，104，105，107 ff.，110，114，115，124，130，145，153—190，passim

“Poet's Bible，”the “诗人的《圣经》”，108

Poggio Bracciolini 波焦·布拉乔利尼，86，123，224，226

Poitevins，the 普瓦图人，248

Poitiers 普瓦提埃，49，231

Political theory，mediaeval 中世纪的政治理论，359 f.；bibliographical note，文献简介，366 f.

Politics 政治，53 f.，62，138；revival of political life，政治生活的复兴，9；political advance，政治上的进步，12f.

Pollock and Maitland 波洛克和梅特兰，quoted，引文，194，212

Polynices 波吕尼刻斯，145

Poole，R．L．R·L·普尔，30，100；quoted，引文，89 f.，102，359 f.；translation by；译著，373 f.

“Poor Man's Book，”the “穷人之书”，211

Porée，A．A．A·A·波雷，quoted，引文，39

Porphyry 波菲利，352

Porta Nigra，at Trier 特里尔的《尼格拉城门》，247

Postglossators，the 后期注释法学家，205

Praxiteles 普拉克西特列斯，121

Prayer 祈祷，135，138

Preaching 布道，146 f.，见Sermons

Prebends 圣俸，47，180

Precentor，the 领唱员，48，75

Prelates，in politics 政治中的高级教士，53

Premonstratensian order 普雷蒙特雷修会，41，44

Prerogatives，imperial 帝国特权，118

Pressmarks 书架号码，77，78

Priests 教士，84，97，128，147；parish，堂区，32；the priest of Ardres，阿德尔神父，57

Primate，the 首席主教，49，103，158，162，179 f.，375，393

Princes，libraries of 诸侯的图书馆，84

Printing 印刷，138

Priscian 普里西安，72，81，96，98，99，110，113，130，131，133，136，137，139，315，375，392，395

Privy Council，British 英国枢密院，194

Procedure，legal 法律程序，217

Processionals，the 列队行进礼仪书，83

Processions，of the Popes 教皇的巡查，123

Proclus 普罗克洛斯，293，300

Proconsuls 地方总督，118

Profane literature 渎神的文学，95—98

Professional spirit，the 职业精神，99

Professors 教授，369—397，passim；of law，法学教授，142，209 f.，389 ff.；of rhetoric，修辞学教授，139，389；professors exercises，教授的习作，155

Prophet，Virgil as 预言家维吉尔，106 f.

Prophets，the 先知，173，375

Prose，rhythmical 节律散文，141

Protestants 新教徒，85，87

Provence 普罗旺斯，58，181，209；Provencal poetry，普罗旺斯诗歌，56，108，115；Provencal romance，普罗旺斯传奇，56

Proverbs 谚语，112，113，143，155

Provins 普罗万，375

Prudentius 普鲁登修斯，82，113，116

Prussians，the 普鲁士人，265

Psalmist，the 大卫王，144

Psalter 诗篇，45，72，79，83，86，376

Pseudo-Aristotle 伪亚里士多德，283，346

Pseudo-Dionysius 伪狄奥尼修斯，见Dionysius，the Areopagite

Pseudo-Isidore 伪伊西多尔，214

Pseudo-Ptolemy，Centiloquium 伪托勒密，《金言百则》，318

Pseudo-Turpin 伪图尔平，266

Ptolemy 托勒密，6，279，301，303，314，317，393；Almagest，《至大论》，282，286，289 f.，292，296，298，299，313；Optics，《光学》，284，293；Planisphere，《平球论》，102，376；Quadripartitum，or Tetrabiblos，《占星四书》，290，299，317，318

Publicola 人民之友，118

Public Record Office，the 公共档案馆，89

Pulpit，the 布道，147

Punctuation 标点，151

Pygmies 俾格米人，145

Pyramids 金字塔，122

Pyramus 皮刺摩斯，103，108，115

Q

Quadrivium，the 四艺，368，374，377

Quattrocento 15世纪文艺复兴，9，12，98，190，278，300

Quebec 魁北克，194

Question of universals，the 共相问题，349 f.，351 ff.

Quintilian 昆体良，86，112，114，138，139，142

Quirinus，St．圣奎里努斯，110

R

Rabanus Maurus 拉巴努斯·莫鲁斯，82

Rachel 拉谢尔，168

Rachel，play 《拉谢尔》，戏剧，173

Rahewin 拉赫温，226

Ralph of Chartres 沙特尔的拉尔夫，26

Ralph de Diceto 迪塞托的拉尔夫，51

Ralph of Laon 拉昂的拉尔夫，375

Ralph of Liége 列日的拉尔夫，26

Ralph Tortarius 拉尔夫·托塔里乌斯，162

Rand，E．K．E·K·兰德，92，125

Ranulf de Glanvill 格兰维尔的雷纳夫，127，219 f.，261

Rashdall，H．H·拉什道尔，378f.，397；quoted，引文，205ff.，385，386

Ratherius，bishop 主教拉瑟勒斯，20

Ravenna 拉文纳，198，246，328；law school at，法律学校，388

Raymond，archbishop of Toledo 托莱多的雷蒙德大主教，52，286

Reading 阅读，63，71，100，137

Reading，abbot of 雷丁修道院院长，84 f.

Realists，the 唯实论者，352 f.

Reconquest，the，of Spain 西班牙收复失地运动，14，42 f.，52，266 f.

Records 档案，58，59，60，61；administrative，行政的，128；business，商业的，128

Reform，of the clergy 教士的改革，47

Reformation，the 宗教改革，186，187

Refuges 避难所，65；monasteries，as，修道院作为避难所，47

Regensburg 雷根斯堡，274

Reggio，university 雷焦大学，391

Regimen sanitatis Salernitanum 《萨莱诺健康指南》，323

Reginald of Canterbury 坎特伯雷的雷金纳德，28

Reginbald of Cologne 科隆的雷吉巴尔，26

Reginbald of Tours 图尔的雷吉巴尔，26

Registers 记录，Italian，意大利的，128；notarial，公证的，89；papal，教皇的，88；Roman，罗马的，88

Reichenau，abbey 赖谢瑙修道院，18，90

Reinald，archbishop of Cologne 科隆大主教赖纳尔德，53，181

Relics 圣物，233—236

Religion 宗教，94，96，147，154；Roman，罗马宗教，95；revival of religious life，宗教生活的复兴，9；mysticism，宗教神秘主义，79，346，357；religious teaching，宗教教育，35；religious scholasticism，宗教经院哲学，347；religious literature，宗教文学，158；religious drama，宗教戏剧，154，171—175；religious poetry，宗教诗歌，156，166，171；religious songs，宗教歌曲，159；religious wars in Spain，在西班牙的宗教战争，41

Rembrandt 伦勃朗，325

Remigius 雷米吉乌斯，82

Remiremont 勒米尔蒙，185，189

Renaissance，the Italian 意大利文艺复兴，5，9，10，11，12，62，93，98，107，153，190，247，263

Renaissance of the Twelfth Century 12世纪的文艺复兴，defined，定义，5 f.，16；discussed，争论，见Contents；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fifteenth，与15世纪文艺复兴的比较，278，见Carolingian，Italian，Ottonian

Rennes 雷恩，249

Republic，Roman 罗马共和国，118 f.，278 f.

Resurrection，the 耶稣复活，235

Rheims 兰斯，21，40；cathedral，主教座堂，18，49，250；cathedral school，主教座堂学校，25，103，372，375；learningnt，文化，25，49

Rhenish archbishops 莱茵大主教，53

Rhetoric 修辞学，81，98，101 f.，103，108，111，112，138—150，156，369，389；law separated from，法律从中分离，199；bibliographical note，文献简介，152

Rhetorics ad Herennium 《致赫仑尼姆的修辞学》，102，114，149

Rhine，the 莱茵河，21

Rhone，the 罗讷河，209

Rhyme，mediaeval 中古韵律，104，153；mixed rhymes，混合韵，155；popular rhymes，通俗韵，156；rhymed prose，韵律散文，90

Rhythm，rhythmics 节律，149，152，156，167，191；rhythmical prose，节律散文，141

Richalm 里夏尔，253

Richard I，king of England 英国国王理查一世，66，219，252，261，386

Richard l'Eveque 理查德·勒维格，373，377

Richard FitzNeal 理查德·菲茨尼尔，51，219，261

Richard，duke of Normandy 诺曼底公爵理查，233

Richard of St．Victor 圣维克托的理查，77

Richard of Ware，abbot 修道院院长韦尔的理查，120

Richer 里歇尔，25 f.，84

Rienzi 里恩兹，118，226

Rievaulx 里沃，45

Riprandino of Verona 维罗纳的里普兰迪诺，318

Ritual，church 教会礼仪书，95

Roads 道路，46 f.，65 f.，159，174

Robert of Chester 切斯特的罗伯特，11，285，311 f.

Robert de Courcon 库尔松的罗伯特，358

Robert of Cricklade 克里克莱德的罗伯特，67，112

Robert，earl of Gloucester 格洛斯特伯爵罗伯特，57，58

Robert Guiscard 罗伯特·吉斯卡尔，119

Robert of Melun 默伦的罗伯特，49，373，379

Robert of Naples 那不勒斯的罗伯特，301

Robert de Neufbourg 讷布尔的罗伯特，249

Robert Pullus 罗伯特·普鲁斯，374

Robert of Torigni 托里尼的罗伯特，89，237，238 ff.

Robinson，J．H．J·H·罗宾逊，243；note，注释

Rochester，monastic chapter 罗切斯特的全体修士大会，46

Rockinger，L．von L·冯·罗肯杰，144，152

Romerzug，the 远征罗马，20，243

Roger Bacon 罗杰·培根，287，335

Roger of Hoveden 霍夫登的罗杰，261

Roger Niger 罗杰·奈杰，51

Roger of Salerno 萨莱诺的罗杰，323

Roger II，king of Sicily 西西里国王罗杰二世，59 f.，61，128，218，265，283，284，292，293

Rogerius 罗杰里乌斯，201，206

Roland 罗兰，266 f.

Rollo 罗洛，274

Rolls，English 英国卷案，88，89，128

“Rolls Series，” the 罗尔斯丛书，236

Romance 传奇，106，115，154；Carol-ingian，加洛林传奇，52；Celtic，凯尔特传奇，57；pilgrimage romances，朝圣传奇，14

Romanesque style，in architecture 罗马式建筑，255，330

Roman law 罗马法，6，118，127，360，380；revival of，罗马法的复兴，9，11，13，23 f.，29，194—210；bibliographical note，文献简介，223

Rome，city 罗马城，13，14，19，46，65，66，67，87，106，115，117—124，141，163 ff.，174，198，228 f.，241，242；destruction of，罗马遭破坏，119；sack of（1084），1084 年被占领，119；Hildebert's poem on，伊尔德贝关于罗马的诗歌，124，164 f.，law school at，罗马法律学校，388；senate，元老院，118，123，208；theatres，剧场，171；pilgrimage roads to，去罗马的朝圣道路，46 f．bibliographical note on Rome in the twelfth century，关于12世纪罗马的文献简介，126

Rome 罗马，bishopric and church，主教辖区和教会，13，33，46，80，95，117—124，141，159，187，214，245，246；canon law，教会法，196，212—218，223；liturgy，礼拜仪式，43，171，见Papacy，and the individual Popes

Rome 罗马，republic，共和国，118 f.，278 f.，empire，帝国，93，105，116，117 ff.，123，131，138，197，214，228，240，242，279，295，359 f.，law schools，法律学校，369；emperors，皇帝，118，119，121，122；Roman compends，罗马的手册，139；the Roman crown，罗马王冠，90；Roman historians，罗马历史学家，112；Roman imperialism，罗马帝国主义，l06；the Roman inheritance，罗马的遗产，95，105 f.；the Roman name，罗马的名字，118；Roman peace，罗马的和平，65；Roman registers，罗马的记录，88；Roman renaissance in the eleventh century，罗马11世纪文艺复兴；Roman roads，罗马的道路，65 f.；the Roman tradition，罗马的传统，196

Romualdus II，bishop of Salerno 萨莱诺主教罗米阿尔多斯二世，54，237 f.，245

Roncaglian decrees，the 隆卡利亚法令，207

Roncesvalles 龙塞斯瓦利斯，284

Roscellinus of Compiègnc 贡比涅的罗塞林，27，38，349，350，352，353，363

Rose，V．V·罗斯，quoted，引文，52

Rotrou，archbishop of Rouen 鲁昂大主教罗特鲁，72，239

Rouen 鲁昂，117；cathedral，主教座堂，72

Royal courts 王廷，English，英国的，57 ff.，61，218 ff.；French，法国的，210；German，德国的，60，260；Sicilian，西西里的，59 f.，61，262

Royal libraries 王室图书馆，84 f.

Rubicon，the 卢比孔河，120

Rudolf of Bruges 布鲁日的鲁道夫，11，285

Rugians，the 鲁吉安人，265

Ruins，ancient 古代遗迹，119—124，164 f.

Rules，monastic 修道规则，79

Runnymede 兰尼米德，85

Rural bondage 农村的依附关系，62

Russia 俄国，265，316

Rutebeuf 吕特伯夫，272

S

Saale，the 萨勒河，265

Sabbath，the 安息日，228

Sacraments，the 圣事，351，357

Sahagún 萨阿贡，43

Saint-Aignan，castle 圣艾尼昂城堡，249

St．Albans 圣奥尔本斯，40，109，237；library，图书馆，15

Saint-Amand 圣阿芒，28，84

St．Angelo 圣安吉洛，83

St．Augustine's，Canterbury 坎特伯雷的圣奥古斯丁修道院，67

Saint-Bertin 圣伯廷，78

Saint-Denis，monastery 圣但尼修道院，47，120，235，237，254 ff.，259

Saint-Evroul，monastery 圣埃夫鲁修道院，70，240

Sainte-Geneviève 圣热讷维耶夫，46，373，374，377 ff.

Saintes 桑特，249

St．Frideswide's，monastery 圣弗莱兹怀德修道院，384

St．Gall，monastery 圣高尔修道院，18，37，86，172，231

Saint-Germain-des-Prés 圣日耳曼—德普雷，46

Saint-Gilles，monastery 圣吉尔修道院，47

Saint-Jean d'Angely 圣让—当热利，235

St．Martin's，church at Tours 图尔的圣马丁教堂，19

St．Mary's church，Oxford 牛津的圣玛丽教堂，386

Saint-Médard of Soissons 苏瓦松的圣梅达尔，235

Saint-Merry 圣梅里，255

St．Nicholas，monastery 圣尼古拉修道院，249

Saintonge 圣通日，249

St．Paul's cathedral 圣保罗主教座堂，51

St．Peter's 圣彼得教堂，19，246

Saint-Pierre-le-Vif，Sens 桑斯的圣皮埃尔·勒维夫，83

Saint-Riquier，monastery 圣里基耶修道院，18

St．Stephen's day 圣斯蒂芬日，168 f.

Saint-Trond 圣特伦，74

St．Victor of Marseilles，monastery 马赛的圣维克托修道院，42

Saint-Victor of Paris 巴黎的圣维克托修道院，46；school，学校，377 ff.

Saint-Wandrille 圣旺德里耶，239

Saints，the 圣徒，35，121，122；lives of，生平，7，28，82，83，141，167，174，232—236，240；Old French poems on，关于圣徒的古老的法国诗歌，158；saints' days，圣徒日，172

Salamanca，university 萨拉曼卡大学，391

Salerno 萨莱诺，14，44，54，188；cathedral，主教座堂，54，119；medical school or university，医科学校或大学，6，22，65，293，322 f.，326，369，386，388，396；students，学生，298；bibliographical note，文献简介，339 f.

Salimbene 萨利姆宾，180，189，328，334 f.

Salio，canon of Padua 帕多瓦的教士团的萨利奥，318

Sallust 萨卢斯特，113，114，130，226

Salvation 拯救，56，73

Salvatio Rome 《拯救罗马》，121

Samarcand 撒马尔罕，54，59

Samson 参孙，228

Sanctus，the 《圣哉经》，177

Sandys，J．E．J·E·桑兹，quoted，引文，96

Sangatte，fortress 桑加特要塞，251

San Pedro de Gardeña，monastery 卡尔德尼亚的圣佩德罗修道院，42

Sanskrit fable，the 梵文寓言，293，299

Santa Maria de Ripoll，monastery 里波尔的圣玛利亚修道院，41

Santayana，George 乔治·桑塔亚那，242

Santiago de Compostela 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见Compostela

Sapphics 萨福体诗歌，156

Sappho 萨福，157

Saracens，the 萨拉森人，14，19，175，231，265，281；of Majorca，马略卡的萨拉森人，64；Saracen conquest of Spain，萨拉森人征服西班牙，284，见Arabs

Saragossa 萨拉戈萨，14

Sarton，George 乔治·萨顿，338

Satan 撒旦，118

Satires 讽刺作品，28，51，109，186 ff.

Satirists 讽刺作家，102，l09

Saul 扫罗，168

Sauvage，R．N．R·N·索瓦热，36

Savasorda 萨瓦索达，285

Savigny，order of 萨维尼修会，167

Savigny，F．C．von F·C·冯·萨维尼，223

Saxo Grammaticus 萨克索·格拉玛提库斯，264

Saxony 萨克森地区，19，57，58，231

Scandinavia 斯堪的纳维亚，66，264，316

Schiller 席勒，334

Schmeidler，B．B·施梅德勒，244，277

Scholars 学者，94，128，139，175，369—397；passim

Scholasticism 经院哲学，49，360；in law，在法律中，205；in religion and theology，在宗教和神学中，45，347，357f.；scholastic philosophy，经院哲学，342，350，351—356，362

Schools 学校，127，146；cathedral，座堂学校，见Cathedral schools；court and palace，宫廷学校，17；law，法律学校，64，141 f.；lay，世俗学校，63 f.，368—371，383—396；monastic，修道院学校，18，34 ff.，39，371；school-books，教科书，71，78；schoolrooms，教室，35

Schupfer．F．F·舒普弗，197，223

Schwerin 什未林，265

Science 科学，9 f.，52，58，60，82，93，134，279，281，282，293，301 f.，356；in Spain，在西班牙，284，287；revival of，复兴，303—337；origin of European science，欧洲科学的起源，278 ff.；scientific observation and experiment，科学的观察和实验，331—337；scientific teaching，科学的教学，52；scientists，科学家，61；bibliographical note，文献简介，338 ff.

Sciopodes，the 西奥波德人，306

Scipionic age，the 西庇阿时代，278

Scolasticus，the 神学院修士，48

Scotland 苏格兰，209，306；law in，法律在苏格兰，220

Scribes 抄写员，129，134；in Italy，抄写员在意大利，63；monastic，修道院抄写员，73 ff.；professional；专业抄写员，71，73，75

Scriniarius 档案管理员，88

Scriptorium 缮写室，59，72 ff.，134

Scriptures，Holy 《圣经》，79，80，97，132，134，143，179，222，350 f.，354，375，见Bible

Sculpture 雕刻，8，24

Scylla 锡拉，298，335

Seamen's tales 航海者的故事，264

Secretaries 秘书，54，142，146；court，宫廷秘书，59

Secular poetry 世俗诗歌，177—189，394

Segovia 塞哥维亚，285

Seine，the 塞纳河，19，188，380

Semitic versions of Greek literature 希腊著作的闪米特译本，281 f.

Seneca 塞涅卡，37，102，110，112，113，114，116

Sens 桑斯，49，83，353

Sentences 《箴言集》，77，113

Septimius Severus 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123

Sequences 圣歌，155，156，167

Sergius，St．圣塞尔吉乌斯，123

Sermons 布道文，35，44，146 f.，152

Service books 祈祷书，7，72，76，78，79

Seven liberal arts，the 自由七艺，6，25，35，81，97，130，136，165，288，310，368，371，376 f.，380，392

Seville 塞维利亚，81

Shakespeare 莎士比亚，118

Shaw，G．B 萧伯纳，3

Shepherds，the 牧羊人，173

Sheriffs 行政司法官，59

Shrines 圣地，47，52，63，65，120，159，174，232，233，266

Sicily 西西里，12，14，29，58，61，67，238，239，240，260，262 f.，239，278，283 f．，298，359；under the Arabs，阿拉伯人的统治，21；court，宫廷，59 f.，61，262；government，政府，88；Greek translators in，希腊翻译者在西西里，291 ff.；kingdom，西西里王国，54，260，391；library of the Sicilian kings，西西里国王的图书馆，300；Normans in Sicily，诺曼人在西西里，265 f.

Sidonius Apollinaris 西多尼乌斯·阿波利纳里斯，114

Sigebert of Gembloux 让布卢的西热贝尔，230，237，239，240

Siger of Brabant 布拉邦特的西格尔，348，366

Signorelli frescoes，the 锡尼奥雷里的湿壁画，176

Sigo 西戈，26

Silos，monastery 锡洛斯修道院，41

Simeon of Durham 达勒姆的西米恩，40

Simon of Poissy 普瓦西的西蒙，374

Sirens，the 塞壬，96

Sisera 西西拉，317

Six ages of the world，the 世界的六个时期，228

Slaughter of the Innocents，the 屠杀无辜婴儿，173

Slavic peoples，the 斯拉夫人，264，265

Smaragdus 斯马拉格图斯，82，96

Social revolution 社会革命，62

Social strata 社会阶层，32

Socrates 苏格拉底，344，363

Soissons 苏瓦松，353；council of，苏瓦松会议，27；Saint-Medard of，苏瓦松的圣梅达尔，235

Solinus 索利努斯，57，112，116，226，264，315

Solomon 所罗门，131

Song of Roland 《罗兰之歌》，15

Song of Solomon 《所罗门之歌》，79

Songs 歌曲，155

Sonnets，Italian 意大利文十四行诗，153

Sorbonne，library 索邦图书馆，358

Sorbs，the 索布人，265

Soul，the 灵魂，342

South Africa 南非，194

Spain 西班牙，11，17，25，29，43，60，61，67，86，145，197，209，238，278；cathedrals，主教座堂，52f.；libraries，图书馆，41 f.；83；monasteries，修道院，41 ff.；Normans in，诺曼人在西班牙，265；reconquest of，收复失地运动，14，42 f.，52，266 f.；translators in，翻译家在西班牙，284—290

Spaniards，the 西班牙人，242

Spanish America 西属美洲，194

Spanish language，the 西班牙语，281

Sports 运动，252

Spring，in poetry 诗歌中的春天，183

Standard，battle of the 斯坦达德之战，263

State，the 国家，352

Statius 斯塔提乌斯，110，113，115

Statuary 雕像，66，121，122，257

Statuti，municipal 市政法规，221

Steele，Robert 罗伯特·斯蒂尔，336，note，注释，338

Steinschneider，M．斯坦斯内德，288

Stephen of Antioch 安条克的斯蒂芬，295

Stephen，king of England 英国国王斯蒂芬，51

Stephen，king of Hungary 匈牙利国王斯蒂芬，265

Stephen of Pavia 帕维亚的斯蒂芬，20

Stephen of Pisa 比萨的斯蒂芬，64，282 f.，322 f.

Stephen of Tournai 图尔奈的斯蒂芬，216，381

Stones，precious 宝石，28

Stories，collections of 故事集，147 f.

Strasbourg，library 斯特拉斯堡图书馆，76

Street of Straw，the 麦秸大街，348

Striguil 斯特里吉尔，252

Stubbs，W．W·斯塔布斯，49 f.，100；quoted，引文，51，129，247 f.

Students 学生，66，84，114，135 f.，143，158，393—396；of law，法律的，200，203 f.，211 f.，222，388—391；of medicine，医学的，298，322 f.，396；English，英国的，188，211，385 ff.；German，德国的，383；Transmontane，阿尔卑斯山外的，298 f.；in plays，戏剧中的，174 f.

Style 风格，105，148 f.，152

Suetonius 苏维托尼乌斯，111，114，226，244

Suger，abbot of Saint-Denis 圣但尼修道院院长叙热，120，226；De rebus in administrations sua gestis，《行政管理之谜》，254 ff.

Sulmona 苏尔莫纳，107，120

Summae （知识）大全，77，202，210，211，216，351，358，381

Superstitions 迷信，147

Swan，the 天鹅，306，308

Sweden 瑞典，316，379，395

Syllogism，the 三段论，241

Symonds，J．A．J·A·西蒙兹，178，note，注释，181，182

Synagogue，the 犹太教堂的会众，176

Syntax 句法，130

Syria 叙利亚，22，238，270，271，278，291；cities，城市，64；earthquake in，地震，333；Greek literature in，希腊著作在叙利亚，281 f.；Normans in，诺曼人在叙利亚，265；translators in，在叙利亚的翻译者，282 f.

Syriac language 叙利亚语，281，282

T

Tabelliones，the 罗马公证文书誊写人，24

Tacitus 塔西佗，37，105，224 f.，230，243，263

Taillefer 泰勒费，57

Tales 故事集，147 f.

Tarazona 塔拉索那，52，285

Tarquins，the 塔尔昆斯，118

Tavern，the 酒馆，181，182，394

Taylor，H．O．H·O·泰勒，5，30；quoted，引文，16，25，157，165 f.，351

Technical spirit，the 技术的精神，99

Tegernsee 泰根塞，28，41，73，87，176

Temple at Jerusalem，the 耶路撒冷圣殿，176

Temple of Jupiter，the 朱庇特圣殿，123

Terence 特伦斯，37，95，110，113，130，171，278

Teutonic Knights，the 条顿骑士团，265

Textbooks 教科书，37，45，77，81，127，130，139，184，343；law，法律教科书，215

Thabit 塔比特，326 f.

Thais 泰依丝，103

Theatres，Roman 罗马剧场，121，171

Thebes 底比斯，56，110，115

Themistius 狄米斯提厄斯，287

Theobald，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坎特伯雷大主教西奥博尔德，49 f.，211

Theobald of Étampes 埃当普的西奥博尔德，385

Theodore of Antioch 安条克的泰奥多尔，61，284，319

Theodoric，Master 西奥多里克先生，374

Theodorus 西奥多罗斯，37

Theodosian Code 狄奥多西法典，195

Theodosius Tripolita 的黎波里的狄奥多西，287

Theodulus 狄奥多鲁斯，116，131，132，151

Theology 神学，24，29，45，50，54，58，103，134，206，295，299，300，364 f.，368，372，389；in Germany，在德国，41；at Paris，在巴黎，380 f.；orthodox，正统的，346，347，348；in poetry，在诗歌中，28；revival of，复兴，356 ff．scholastic，经院哲学，80；theological treatises，神学论著，35，37 f.，40，44，45，64，77，80，81；Greek theologians，希腊神学家，281；Carolingian theologians，加洛林神学家，82

Theudo 特多，231

Thibaud，count of Blois 布卢瓦伯爵蒂博，248 f.

Thibaut IV，count of Champagne 香槟伯爵蒂博四世，57

Thierry of Chartres 沙特尔的蒂埃里，101 f.，114，344，345，374，376，379；Eptatheuchon，《七艺之书》，130，377

Thisbe 提斯柏，103，108，115

Thomas Aquinas 托马斯·阿奎那，10，341，348，350，355；Summa，《神学大全》，358，359

Thomas Becket 托马斯·贝克特，50，51，212，222，233，379

Thomas Brown 托马斯·布朗，61

Thorlak，Icelandic bishop 冰岛主教索莱克，80

Thorndike，L．L·桑代克，316 f.，338，360 f.

Thoth 托特，318

Three Kings，the 东方三博士，53，173

Thucydides 修昔底德，230，243

Tiberius 提比略，121

Tituli 墓志铭，28，110

Toledo 托莱多，14，287，289，290，297，380；cathedral，主教座堂，52 f.，a centre for translation，翻译中心，285，286

Tortoise，the 野兽乌龟，145

Toul 图勒，83，246

Toulouse 图卢兹，285，290

Touraine 图赖讷，249

Tourists 观光者，120

Tournehem 图讷埃，251

Tours 图尔，49，142，163，248，249；battle of，图尔战役，231；cathedral school，主教座堂学校，103 f.；372，375；monastery，修道院，18

Towns 市镇，14，32，65；influence of monasteries on，修道院的影响，46 f.；as intellectual centres，作为知识中心，62 ff.，见Cities

Tracts，anti-Mohammedan 反伊斯兰的小册子，44

Trade 贸易，12，15，62 ff.，207；traders，商人，47，62，64

Tradition of culture，the 文化的传统，95

Traditions，Roman 罗马传统，121 f.

Trajan 图拉真，123

Translations 翻译，from the Arabic，从阿拉伯文，14，52，59，64，93，278，281—291；from the Greek，从希腊文，11，14，59，64，93，239，278，291—302；from the Latin，从拉丁文，57，115

Translators 翻译家，60，67，278—302

Transmitters of ancient learning 古代知识的传播者，81

Transmontane students at Bologna 在博洛尼亚的山外学生，389 f．

Transportation 运输，15

Traube，L．L·特劳贝，91，151

Travel and travelers 旅行和旅行者，32，33，43，46，63，65 ff.，71，120

Travelling professors 四处奔波的教授们，209 f.

Trebetas 特里布塔斯，247

Très ancien coutumier 《古老习惯》，218

Tresor des Ghartes 宪典宝库，88

Trial by jury 陪审法庭的审判制度，220

Tribunes，the 论坛，118

Tricolumnis 三专栏，51，261

Trier 特里尔，247

Trigonometry 三角学，282，311

Trinity，the 三位一体，27，352，353，354，357，363，364，381

Trivium 三艺，368，377

Troarn，abbey 特洛阿恩修道院，36

Trojan War，the 特洛伊战争，228

Troper，the 附加句，79

Tropes 附加句，155，167

“Trotula” “特罗图拉”，323

Troubadours and trouvères 法国南部、意大利北部的吟游诗人与法国北部的吟游诗人，56，61，108

Troy 特洛伊，56，106，107，115

Troyes 特鲁瓦，130

Tully 塔利，116，139 f.，见Cicero

Turks，the 土耳其人，268，269

Turold 杜洛尔，15

Tuscany 托斯卡纳，198

Tutors 家庭教师，55

Tydeus 堤丢斯，145

Tyre 提尔，271，328；the Tyrian trader，提尔商人，284

U

Udalric 乌达尔里克，90

Uffizi，the 乌菲齐，87

Ulpian 乌尔比安，116，196

Ulysses 尤利西斯，143

Universal Doctor，the 多才多艺的博士，165，309 f.

Universal history 世界历史，227 f.

Universities 大学，32，48，52，85，98，99，116；beginnings，起源，6，65，368—396；curricula，课程，392 f.；as intellectual centres，作为知识中心，64 f.；origin of the term，学期的起源，369 f.；students，学生，393—396；study of law in，法律的学习，208 ff.，216，220，376，380，388—392；of medicine in，医学的学习，22，322 f.，388；bibliographical note，文献简介，397

University College，Oxford 大学学院，牛津，387

Urban culture 城市文化，62 ff.

Urso 乌尔索，323

Usages of Barcelona 巴塞罗那的习惯法，128，218

Usama 乌萨马，326 f.

Ussher，James 詹姆斯·乌雪，229

V

Vacandard，E．E·瓦坎达德，quoted，引文，45

Vacarius，Master 瓦卡利乌斯大师，50，239

Vagantes 流浪汉，177 f.

Valencia，king of 瓦伦西亚国王，328

Valentinian，Roman emperor 罗马皇帝瓦伦提尼安，118，207

Valerius Flaccus 瓦莱里乌斯·弗拉库斯，113

Valerius Maximus 瓦莱里乌斯·马克西姆斯，57，162

Valla，Lorenzo 洛伦佐·瓦拉，91，236

Vandals 汪达尔人，4

Varro，M．Terentius M·特伦提乌斯·瓦罗，37，320

Vassals，duties of 封臣的义务，90

Vatican，the 梵蒂冈，85，113，138，160，300；Vatican archives，梵蒂冈档案，88，89

Vellum 羊皮纸，75

Venice 威尼斯，63 f.，293，294，300

Venus 维纳斯，182

Verdun，treaty of 凡尔登条约，242

Vernacular languages，the 方言，127，128，129，147，250；history in，方言历史，271 ff.，274 f.；poetry in，方言诗歌，6，24，58，108 f.，115，153 f.；religious literature in，方言宗教文学，158；relations between vernacular literature and the Latin，方言文学与拉丁文学的关系，46 f.，192

Verona，Santo Zeno at 维罗纳的圣柴诺，328

Verse，forms of 韵文的格式，149 f.，155 ff.；texts in，韵文的教材，137

Vespers 晚祷曲，123

Veterinary medicine 兽医学，327

Vézelay，monastery 韦兹莱修道院，47

Via Sacra 圣道，123

Vicenza，university 维琴察大学，391

Vices，the 邪恶，165，166

Victorines，the 维克托人，168

Villard de Honnecourt 奥讷库尔的维兰德，329，331

Villehardouin 维尔阿杜安，271 ff.，275

Villeins 维兰，186

Vincent of Beauvais 博韦的樊尚，108；Speculum maius，《知识宝鉴》，308 f.，321

Vineland the Good 富饶的瓦恩兰，264

Vinogradoff，P．P·维诺格拉多夫，223；quoted，引文，211

Virgil 维吉尔，24，37，43，81，93，95，96，101，103，105 ff.，113，114，120 f.，130，157，163；Aeneid，《埃涅阿斯纪》，106，131，193；Eclogues，《牧歌》，106

Virgin，the 圣母玛利亚，184，235，358

Virtue 美德，56，131

Virtues，the 美德，165，166

Vitalis 维塔利斯，167，171

Vitruvius 维特鲁威，72，330

Vlacich，Matthias 马蒂亚斯·弗拉奇，186，191

Vocabulary，Latin 拉丁词汇，128 f.，133

Vulgar Latin 俗拉丁文，196

Vulgate，the 通俗拉丁文圣经，79，96，184

W

Wace 瓦斯，106，274

Walcher of Malvern 莫尔文的沃尔克，313，332

Waldenses，the 瓦勒度派，79，365

Wales，geography of 威尔士地理，315

Walsingham 沃尔辛厄姆，235

Walter of Burgundy 勃艮第的瓦尔特，26

Walter of Châtillon 沙蒂永的瓦尔特，49，116，166

Walter of Henley 亨利的瓦尔特，329 f.

Walter Map 沃尔特·曼普，58，67，90，131，148，152，162，178 f.，187，379

Walter，archbishop of Sens 桑斯大主教的瓦尔特，177

Wattenbach，W．W·瓦滕巴赫，91；quoted，引文，24，73

Weavers 织工，63

Webster，Daniel 丹尼尔·韦伯斯特，118

Wells，H．G．H·G·威尔斯，393

Wends，the 文德人，265

Western Ocean，the 西部海洋，316

Westminster 威斯敏斯特，58；abbey，修道院，40，119，233

Wibald of Korvey 科维的维伯尔，111

William IX，duke of Aquitaine 阿基坦公爵威廉九世，57

William of Blois 布卢瓦的威廉，171

William the Breton 布列塔尼人威廉，114，273 f.

William of Champeaux 香蒲的威廉，352，377，378

William of Conches 孔什的威廉，49，101 f.，309，344，373，377，378

William the Conqueror 征服者威廉，57，227，249，337 f.

William of Corbeil 科尔贝的威廉，133

William FitzStephen 威廉·菲茨斯蒂芬，137，174，385

William of Malmesbury 马姆斯伯里的威廉，39，57，121，148，247 f.

William the Marshal 骑兵长官威廉，252 f.

William，author of the Microcosmo-graphia 《微观宇宙志》的作者威廉，49

William of Ockham 奥卡姆的威廉，359

William the Physician 医生威廉，296

William，count of Poitou 普瓦图伯爵威廉，249

William，archbishop of Rheims 兰斯大主教威廉，49，375

William I，king of Sicily 西西里国王威廉一世，60，245，262，292，293

William II，king of Sicily 西西里国王威廉二世，262

William of Tyre 提尔的威廉，270 f.

Winchester 温彻斯特，385；cathedral，主教座堂，51；monastic chapter，全体修士大会，46

Wine，women，and song，in Goliardic poetry 歌利亚德诗歌中的葡萄酒，女人和歌曲，182 f.

Wipo 维波，24

Women，satires on 讽刺女人，186

Worcester 伍斯特，71；monastic chapter at，全体修士大会，46

Wordsworth，W．W·华兹华斯，256

Wrangham，D．S．D·S·兰厄姆，168

Wright， J．K．J·K·赖特， 339； quoted，引文，314，315 f.

Writing 抄写，63，72—76

Y

York 约克，385；cathedral，主教座堂，90

Young，Karl 卡尔·扬，191

Young King，the 幼王，148，252，263

Z

Zael 扎尔，318

Zamora，cathedral 萨莫拉主教座堂，106

Zara 扎拉，272

Zarkali，al- 扎卡里，289，313

Zion 锡安，271

Zoccolanti，or Franciscan friars 佐克兰提或方济各会修士，123

Zoology 动物学，284，327 ff.

再版后记

2020年4月29日，上海人民出版社吴书勇先生发来邮件，告诉我计划重新出版《12世纪文艺复兴》。其实，近年来我也在计划着，等退休了，静下心来一字一句地进行校对。读罢邮件，我颇为踌躇，当时正忙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7—15世纪地中海史”的结项工作，根本腾不出时间。经过几次与吴书勇的邮件交流，形成了分阶段进行修订的方案。

首先由我的博士生李跟林对“索引”进行修订。初版的索引有88页，李跟林用时两个多月完成了这一非常琐碎的工作。与此同时，我找到上海师范大学以研究12世纪文艺复兴见长的李腾老师，请他把读书过程中所发现的问题告诉我。让我非常感动的是，李腾主动提出通读全书并进行修改。之后，吴书勇以此为基础，既校订正文部分的专有名词，又修正译文。

2020年底，我的项目结题材料正式提交。我渐渐“静下心来”，重新审视于2001年开始翻译、2005年出版的这部译稿：一方面对照英文原著从头到尾进行修正，另一方面欣赏前述各位所做的工作。在这一过程中还不时向师友求助。涉及教会制度等方面的一些问题，李腾不厌其烦地予以解答。部分拉丁诗歌的修改和相关诗歌知识，得到了美国德堡大学刘津瑜教授的热心帮助和解答。李跟林则随时应对我的叨扰。还有一些实在无法解决的疑难，九十三岁高龄的寿纪瑜先生伸出了援助之手。整个校对过程于2021年12月12日结束。

对于校对过程中给予帮助的各位师友，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吴书勇先生前前后后付出的辛苦劳动。还要感谢该书另一译本的张澜、刘疆两位译者，他们的译本（上海三联书店于2008年出版）成为我校对工作的一个重要参考。

校对中看到相关内容的时候，总会想起初版翻译时所得到的帮助。我的导师戚国淦先生帮助翻译了八首英文诗歌。先生于2010年去世，他的教诲与帮助永远铭记在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王焕生先生慷慨相助，翻译了第六章赞颂罗马城的拉丁长诗。与奥地利学者雷立柏先生的第一次见面历历在目：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内的一个小饭馆里，经李化成博士引见，与雷立柏边吃边聊。我整理了十多页涉及拉丁术语的问题，他一一解答。感谢各位先生以及在初版翻译过程中给予帮助的各位师友。

校对是纠正错误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更是一次心灵之旅。面对初版译稿，我想起了西班牙历史学家阿梅里科·卡斯特罗“五十岁之前不要发表任何东西”的感慨；也进一步理解了“翻译”的内涵：不仅需要很高的中文、外文水准以及相关的知识储备，而且需要成熟的心智，或者确切地说是能够体会原作者境界的心智。

《12世纪文艺复兴》博大精深，既有丰富的“新知识”，呈现了一个别样的中世纪，也蕴涵着深邃的、极具前瞻性的史学思想，值得慢慢品读、深入研究。

夏继果

2021年12月于北京

中文版译自

The Renaissance of the Twelfth Century

by Charles Homer Haskin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8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2

by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Table of Contents

书名页

版权页

中译本序言

序

目录

第一章 历史背景

第二章 知识中心

第三章 书籍和图书馆

第四章 拉丁古典文化的复兴

第五章 拉丁语

第六章 拉丁诗歌

第七章 法学的复兴

第八章 历史编纂

第九章 希腊语和阿拉伯语著作的翻译者

第十章 科学的复兴

第十一章 哲学的复兴

第十二章 大学的发端

索引

再版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