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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世界. 第一部

平凡的世界. 第二部

平凡的世界. 第三部

人生

在困难的日子里

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

早晨从中午开始

剧本·诗歌·书信卷：人生

版权信息

书名：平凡的世界. 第一部

作者：路遥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12-01

ISBN：9787530220092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卷一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卷二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第四十章

第四十一章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四章

第四十五章

第四十六章

第四十七章

第四十八章

第四十九章

第五十章

第五十一章

第五十二章

第五十三章

第五十四章

谨以此书

献给我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

卷一

第一章

一九七五年二三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濛濛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时令已快到惊蛰，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

在这样雨雪交加的日子里，如果没有什么紧要事，人们宁愿一整天足不出户。因此，县城的大街小巷倒也比平时少了许多嘈杂。街巷背阴的地方，冬天残留的积雪和冰溜子正在雨点的敲击下蚀化，石板街上到处都漫流着肮脏的污水。风依然是寒冷的。空荡荡的街道上，有时会偶尔走过来一个乡下人，破毡帽护着脑门，胳膊上挽一筐子土豆或萝卜，有气无力地呼唤着买主。唉，城市在这样的日子里完全丧失了生气，变得没有一点可爱之处了。

只有在半山腰县立高中的大院坝里，此刻却自有一番热闹景象。午饭铃声刚刚响过，从一排排高低错落的石窑洞里，就跑出来了一群一伙的男男女女。他们把碗筷敲得震天价响，踏泥带水、叫叫嚷嚷地跑过院坝，向南面总务处那一排窑洞的墙根下蜂拥而去。偌大一个院子，霎时就被这纷乱的人群踩踏成了一片烂泥滩。与此同时，那些家在本城的走读生们，也正三三两两涌出东面学校的大门。他们撑着雨伞，一路说说笑笑，通过一段早年间用横石片插起的长长的下坡路。不多时便纷纷消失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中。

在校园内的南墙根下，现在已经按班级排起了十几路纵队。各班的值日生正在忙碌地给众人分饭菜。每个人的饭菜都是昨天登记好并付了饭票的，因此程序并不复杂，现在值日生只是按饭表付给每人预订的一份。菜分甲、乙、丙三等。甲菜以土豆、白菜、粉条为主，里面有些叫人嘴馋的大肉片，每份三毛钱；乙菜其他内容和甲菜一样，只是没有肉，每份一毛五分钱；丙菜可就差远了，清水煮白萝卜——似乎只是为了掩饰这过分的清淡，才在里面象征性地漂了几点辣子油花。不过，这菜价钱倒也便宜，每份五分钱。

各班的甲菜只是在小脸盆里盛一点，看来吃得起肉菜的学生没有几个。丙菜也用小脸盆盛一点，说明吃这种下等伙食的人也没有多少。只有乙菜各班都用烧瓷大脚盆盛着，海海漫漫的，显然大部分人都吃这种既不奢侈也不寒酸的菜。主食也分三等：白面馍，玉米面馍，高粱面馍；白、黄、黑，颜色就表明了一种差别；学生们戏称欧洲、亚洲、非洲。

从排队的这一片黑压压的人群看来，他们大部分都来自农村，脸上和身上或多或少都留有体力劳动的痕迹。除过个把人的衣装和他们的农民家长一样土气外，这些已被自己的父辈看做是“先生”的人，穿戴都还算体面。贫困山区的农民尽管眼下大都少吃缺穿，但孩子既然到大地方去念书，家长们就是咬着牙关省吃节用，也要给他们做几件见人衣裳。当然，这队伍里看来也有个把光景好的农家子弟，那穿戴已经和城里干部们的子弟没什么差别，而且胳膊腕上往往还撑一块明晃晃的手表。有些这样的“洋人”就站在大众之间，如同鹤立鸡群，毫不掩饰自己的优越感。他们排在非凡的甲菜盆后面，虽然人数寥寥无几，但却特别惹眼。

在整个荒凉而贫瘠的黄土高原，一个县的县立高中，就算是本县的最高学府吧，也无论如何不可能给学生们盖一座餐厅。天好天坏，大家都是露天就餐。好在这些青年都来自山乡圪，谁没在野山野地里吃过饭呢？因此大家也并不在乎这种事。通常天气好的时候，大家都各自和要好的同学蹲成一圈，说着笑着就把饭吃完了。

今天可不行。所有打了饭菜的人，都用草帽或胳膊肘护着碗，趔趔趄趄穿过烂泥塘般的院坝，跑回自己的宿舍去了。不大一会工夫，饭场上就稀稀落落的没有几个人了。大部分班级的值日生也都先后走了。

现在，只有高一（1）班的值日生一个人留在空无人迹的饭场上。这是一位矮矮胖胖的女生。她面前的三个菜盆里已经没有了菜，馍筐里也只剩了四个焦黑的高粱面馍。看来这几个黑家伙不是值日生本人的，因为她自己手里拿着一个白面馍和一个玉米面馍，碗里也像是乙菜。她端着自己的饭菜，满脸不高兴地立在房檐下，显然是等待最后一个姗姗来迟者——这必定是一个穷小子，他不仅吃这最差的主食，而且连五分钱的丙菜也买不起一份啊！

雨中的雪花陡然间增多了，远远近近愈加变得模模糊糊。城市寂静无声。隐约地听见很远的地方传来一声公鸡的啼鸣，给这灰蒙蒙的天地间平添了一丝睡梦般的阴郁。

就在这时候，在空旷的院坝的北头，走过来一个瘦高个的青年人。他胳膊窝里夹着一只碗，缩着脖子在泥地里蹒跚而行。小伙子脸色黄瘦，而且两颊有点塌陷，显得鼻子像希腊人一样又高又直。脸上看来才刚刚褪掉少年的稚气——显然由于营养不良，还没有焕发出他这个年龄所特有的那种青春光彩。

他蹽开两条瘦长的腿，扑踏扑踏地踩着泥水走着。这也许就是那几个黑面馍的主人？看他那一身可怜的穿戴想必也只能吃这种伙食。瞧吧，他那身衣服尽管式样裁剪得勉强还算是学生装，但分明是自家织出的那种老土粗布，而且黑颜料染得很不均匀，给人一种肮肮脏脏的感觉。脚上的一双旧黄胶鞋已经没有了鞋带，凑合着系两根白线绳；一只鞋帮上甚至还缀补着一块蓝布补丁。裤子显然是前两年缝的，人长布缩，现在已经短窄得吊在了半腿把上；幸亏袜腰高，否则就要露肉了。（可是除过他自己，谁又能知道，他那两只线袜子早已经没有了后跟，只是由于鞋的遮掩，才使人觉得那袜子是完好无缺的。）

他径直向饭场走过来了。现在可以断定，他就是来拿这几个黑面馍的。值日生在他未到馍筐之前，就早已经迫不及待地端着自己的饭碗离开了。

他来到馍筐前，先怔了一下，然后便弯腰拾了两个高粱面馍。筐里还剩两个，不知他为什么没有拿。

他直起身子来，眼睛不由得朝三只空荡荡的菜盆里瞥了一眼。他瞧见乙菜盆的底子上还有一点残汤剩水。房上的檐水滴答下来，盆底上的菜汤四处飞溅。他扭头瞧了瞧：雨雪迷濛的大院坝里空无一人。他很快蹲下来，慌得如同偷窃一般，用勺子把盆底上混合着雨水的剩菜汤往自己的碗里舀。铁勺刮盆底的嘶啦声像炸弹的爆炸声一样令人惊心。血涌上了他黄瘦的脸。一滴很大的檐水落在盆底，溅了他一脸菜汤。他闭住眼，紧接着，就见两颗泪珠慢慢地从脸颊上滑落了下来——唉，我们姑且就认为这是他眼中溅进了辣子汤吧！

他站起来，用手抹了一把脸，端着半碗剩菜汤，来到西南拐角处的开水房前，在水房后墙上伸出来的管子上给菜汤里搀了一些开水，然后把高粱面馍掰碎泡进去，就蹲在房檐下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他突然停止了咀嚼，然后看着一位女生来到馍筐前，把剩下的那两个黑面馍拿走了。是的，她也来了。他望着她离去的穿破衣裳的背影，怔了好一会。

这几乎成了一个惯例：自从开学以来，每次吃饭的时候，班上总是他两个最后来，默默地各自拿走自己的两个黑高粱面馍。这并不是约定的，他们实际上还并不熟悉，甚至连一句话也没说过。他们都是刚刚从各公社中学毕业后，被推荐来县城上高中的。开学没有多少天，班上大部分同学相互之间除过和同村同校来的同学熟悉外，生人之间还没有什么交往。

他蹲在房檐下，一边往嘴里扒拉饭，一边在心里猜测：她之所以也常常最后来取饭，原因大概和他一样。是的，正是因为贫穷，因为吃不起好饭，因为年轻而敏感的自尊心，才使他们躲避公众的目光来悄然地取走自己那两个不体面的黑家伙，以免遭受许多无言的耻笑！

但他对她的一切毫无所知。因为班上一天点一次名，他现在只知道她的名字叫郝红梅。

她大概也只知道他的名字叫孙少平吧？

第二章

孙少平上这学实在是太艰难了。像他这样十七八岁的后生，正是能吃能喝的年龄。可是他每顿饭只能啃两个高粱面馍。以前他听父亲说过，旧社会地主喂牲口都不用高粱——这是一种最没营养的粮食。可是就这高粱面他现在也并不充足。按他的饭量，他一顿至少需要四五个这样的黑家伙。现在这一点吃食只是不至于把人饿死罢了。如果整天坐在教室里还勉强能撑得住，可这年头“开门办学”，学生们除过一群一伙东跑西颠学工学农外，在学校里也是半天学习，半天劳动。至于说到学习，其实根本就没有课本，都是地区发的油印教材，课堂上主要是念报纸上的社论。开学这些天来，还没正经地上过什么课，全班天天在教室里学习讨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当然发言的大部分是城里的学生，乡里来的除过个别胆大的外，还没人敢说话。

每天的劳动可是雷打不动的，从下午两点一直要干到吃晚饭。这一段时间是孙少平最难熬的。每当他从校门外的坡底下挑一担垃圾土，往学校后面山地里送的时候，只感到两眼冒花，天旋地转，思维完全不存在了，只是吃力而机械地蠕动着两条打颤的腿一步步在山路上爬蜒。

但是对孙少平来说，这些也许都还能忍受。他现在感到最痛苦的是由于贫困而给自尊心所带来的伤害。他已经十七岁了，胸腔里跳动着一颗敏感而羞怯的心。他渴望穿一身体面的衣裳站在女同学的面前；他愿自己每天排在买饭的队伍里，也能和别人一样领一份乙菜，并且每顿饭能搭配一个白馍或者黄馍。这不仅是为了嘴馋，而是为了活得尊严。他并不奢望有城里学生那样优越的条件，只是希望能像大部分乡里来的学生一样就心满意足了。

可是这绝对不可能。家里能让他这样一个大后生不挣工分白吃饭，让他到县城来上高中，就实在不容易了。大哥当年为了让他和妹妹上学，十三岁高小毕业，连初中也没考，就回家务了农。至于大姐，从小到大连一天书也没有念过。他现在除过深深地感激这些至亲至爱的人们，怎么再能对他们有任何额外的要求呢？

少平知道，家里的光景现在已经临近崩溃。老祖母年近八十，半瘫在炕上；父母亲也一大把岁数，老胳膊老腿的，挣不了几个工分；妹妹升入了公社初中，吃穿用度都增加了；姐姐又寻了个不务正业的丈夫，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幼小的孩子，吃了上顿没下顿，还要他们家经常接济一点救命的粮食——他父母心疼两个小外孙，还常常把他们接到家里来喂养。

家里实际上只有大哥一个全劳力——可他也才二十三岁啊！亲爱的大哥从十三岁起就担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没有他，他们这家人不知还会破落到什么样的境地呢！

按说，这么几口人，父亲和哥哥两个人劳动，生活是应该能够维持的。但这多少年来，庄稼人苦没少受，可年年下来常常两手空空。队里穷，家还能不穷吗？再说，父母亲一辈子老实无能，老根子就已经穷到了骨头里。年年缺空，一年更比一年穷，而且看来再没有任何好转的指望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能上到高中，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话说回来，就是家里有点好吃的、好穿的，也要首先考虑年迈的祖母和年幼的妹妹；更何况还有姐姐的两个嗷嗷待哺的小生命！

他在眼前的环境中是自卑的。虽然他在班上个子最高，但他感觉他比别人都低了一头。

而贫困又使他过分地自尊。他常常感到别人在嘲笑他的寒酸，因此对一切家境好的同学内心中有一种变态的对立情绪。就说现在吧，他对那个派头十足的班长顾养民，已经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反感情绪。每当他看见他站在讲台上，穿戴得时髦笔挺，一边优雅地点名，一边扬起手腕看表的神态时，一种无名的怒火就在胸膛里燃烧起来，压也压不住。点名的时候，点到谁，谁就答个到。有一次点到他的时候，他故意没有吭声。班长瞪了他一眼，又喊了一声他的名字，他还是没有吭声。如果在初中，这种情况说不定立即就会引起一场暴力性的冲突。大概是因为大家刚升入高中，相互不摸情况，班长对于他这种侮辱性的轻蔑，采取了克制的态度，接着去点别人的名了。

点完名散场后，他和他们村的金波一同走出教室。这家伙喜眉笑脸地对他悄悄伸出一个大拇指，说：“好！”

“我担心这小子要和我打架。”孙少平事后倒有点后悔他刚才的行为了。

“他小子敢！”金波瞪起一双大花眼睛，拳头在空中晃了晃。

金波和他同龄，个子却比他矮一个头。他皮肤白皙，眉目清秀，长得像个女孩子。但这人心却生硬，做什么事手脚非常麻利。平静时像个姑娘，动作时如同一只老虎。

金波他父亲是地区运输公司的汽车司机，家庭情况比孙少平要好一些，生活方面在班里算是属于较高层次的。少平和这位“富翁”的关系倒特别要好。他和他从小一块耍大，玩性很投合。以后又一直在一起上学。在村里，金波的父亲在门外工作，他家里少不了有些力气活，也常是少平他父亲或哥哥去帮忙。另外，金波的妹妹也和他妹妹一块上学，两个孩子好得形影不离。至于金波对他的帮助，那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在公社上初中时，离村十来里路，为了省粮省钱，都是在家里吃饭——晚上回去，第二天早上到校，顺便带着一顿中午饭。每天来回二十里路，与他一块上学的金波和大队书记田福堂的儿子润生都有自行车，只有他是两条腿走路。金波就和他共骑一辆车子。两年下来，润生的车子还是新的，金波的车子已经破烂不堪了。他父亲只好又给他买了一辆新的。现在到了县城，离家六七十里路，每星期六回家，他更是离不开金波的自行车了。另外，到这里来以后，金波还好几次给他塞过白面票。不过，他推让着没有要——因为这年头谁的白面票也不宽裕；再说，几个白面馍除顶不了什么事，还会惯坏他的胃口的……

唉，尽管上这学是如此艰难，但孙少平内心深处还是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滋味。他现在已经从山乡圪里来到了一个大世界。对于一个贫困农民的儿子来说，这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啊！

每天，只要学校没什么事，孙少平就一个人出去在城里的各种地方转：大街小巷，城里城外，角角落落，反正没去过的地方都去。除过几个令人敬畏的机关——如县革委会、县武装部和县公安局外，他差不多在许多机关的院子里都转过了——大多是假装上厕所而哄过门房老头进去的。由于人生地不熟，他也不感到这身破衣服在公众场所中的寒酸，自由自在地在这个城市的四面八方逛荡。他在这期间获得了无数新奇的印象，甚至觉得弥漫在城市上空的炭烟味闻起来都是别具一格的。当然，许许多多新的所见所识他都还不能全部理解，但所有的一切无疑都在他的精神上产生了影响。透过城市生活的镜面，他似乎更清楚地看见了他已经生活过十几年的村庄——在那个他所熟悉的古老的世界里，原来许多有意义的东西，现在看起来似乎有点平淡无奇了。而那里许多本来重要的事物过去他却并没有留心，现在倒突然如此鲜活地来到了他的心间。

除过这种漫无目的地转悠，他现在还养成了一种看课外书的习惯。这习惯还是在上初中的最后一年开始的。有一次他去润生家，发现他们家的箱盖上有一本他妈夹鞋样的厚书，名字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起先他没在意——一本炼钢的书有什么意思呢？他随便翻了翻，又觉得不对劲。明明是一本炼钢的书，可里面却不说炼钢炼铁，说的全是一个叫保尔·柯察金的苏联人的长长短短。他突然对这本奇怪的书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他想看看这本书倒究是怎么回事。润生说这书是他姐的——润生他姐在县城教书，很少回家来；这书是润生他妈从城里拿回来夹鞋样的。

润生妈同意后，他就拿着这本书匆匆地回到家里，立刻看起来。

他一下子就被这书迷住了。记得第二天是星期天，本来往常他都要出山给家里砍一捆柴；可是这天他哪里也没去，一个人躲在村子打麦场的麦秸垛后面，贪婪地赶天黑前看完了这本书。保尔·柯察金，这个普通外国人的故事，强烈地震撼了他幼小的心灵。

天黑严以后，他还没有回家。他一个人呆呆地坐在禾场边上，望着满天的星星，听着小河水朗朗的流水声，陷入了一种说不清楚的思绪之中。这思绪是散乱而飘浮的，又是幽深而莫测的。他突然感觉到，在他们这群山包围的双水村外面，有一个辽阔的大世界。而更重要的是，他现在朦胧地意识到，不管什么样的人，或者说不管人在什么样的境况下，都可以活得多么好啊！在那一瞬间，生活的诗情充满了他十六岁的胸膛。他的眼前不时浮现出保尔瘦削的脸颊和他生机勃勃的身姿。他那双眼睛并没有失明，永远蓝莹莹地在遥远的地方兄弟般地望着他。当然，他也永远不能忘记可爱的富人的女儿冬妮娅。她真好。她曾经那样地热爱穷人的儿子保尔。少平直到最后也并不恨冬妮娅。他为冬妮娅和保尔的最后分手而热泪盈眶。他想：如果他也遇到一个冬妮娅该多么好啊！

这一天，他忘了吃饭，也没有听见家人呼叫他的声音。他忘记了周围的一切。一直等到回到家里，听见父亲的抱怨声和看见哥哥责备的目光，在锅台上端起一碗冰凉的高粱米稀饭的时候，他才回到了他生活的冷酷现实中……

从此以后，他就迷恋上了小说，尤其爱读苏联书。在来高中之前，他已经看过了《卓娅和舒拉的故事》。

现在，他在学校和县文化馆的图书室里千方百计搜寻书籍。眼下出的书他都不爱看，因为他已经读过几本苏联小说，这些中国的新书相比而言，对他来说已经没什么意思了。他只搜寻外国书和“文化大革命”前出的中国书。

渐渐地，他每天都沉醉在读书中。没事的时候，他就躺在自己的一堆破烂被褥里没完没了地看。就是到学校外面转悠的时候，胳膊窝里也夹着一本——转悠够了，就找个僻静地方看。后来，竟然发展到在班上开会或者政治学习的时候，他也偷偷把书藏在桌子下面看。

不久，他这种不关心无产阶级政治，光看“反动书”的行为就被人给班主任揭发了。告密者就是离他座位不远的跛女子侯玉英。这是一位爱关心别人私事的女同学。生理的缺陷似乎带来某种心理的缺陷：在生活中她最关注的是别人的缺点，好像要竭力证明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不完整的——你们的腿比我好，但另外的地方也许并不如我！侯玉英讨论时常常第一个发言，像干部们一样头头是道地解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劳动时尽管腿不好，总是扑着干。当然也爱做一些好人好事，同时又像纪律监察委员会的书记一样监督着班上所有不符合革命要求的行为。

那天班上学习《人民日报》社论《领导干部带头学好》的文章，班主任主持，班长顾养民念报纸。孙少平一句也没听，低着头悄悄在桌子下面看小说。他根本没有发现跛女子给班主任老师示意他的不轨行为。直等到老师走到他面前，把书从他手里一把夺过去后，他才猛地惊呆了。全班顿时哄堂大笑。顾养民不念报了，他看来似乎是一副局外人的样子，但孙少平觉得班长分明抱着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看老师怎样处置他呀。

班主任把没收的书放在讲桌上，先没说什么，让顾养民接着往下念。

学习完了以后，老师把他叫到宿舍，意外地把书又还给了他，并且说：“《红岩》是一本好书，但以后你不要在课堂上看了。去吧……”

孙少平怀着感激的心情退出了老师的房子。他从老师的眼睛里没有看出一丝的谴责，反而满含着一种亲切和热情。这一件小小的事，使他对书更加珍爱了。是的，他除过一天几个黑高粱面馍以外，再有什么呢？只有这些书，才使他觉得活着还是十分有意义的，他的精神也才能得到一些安慰，并且唤起对自己未来生活的某种美好的向往——没有这一点，他就无法熬过眼前这艰难而痛苦的每一个日子。

而在他眼下的生活中，实际上还有一件令他无法言明的、给他内心带来一丝温暖和愉快的小小的事情。这件事实际上我们已经知道了，这就是：每天吃饭的时候，在众人散尽而他一个人去取自己那两个黑馍——每当这样的时候，他总能看见另外一个人做同样一件事。

当然，在起先的时候，他和那个叫郝红梅的女生都是毫不相干地各自拿了自己的馍就离开了。

不知是哪一天，她走过来的时候，看了他一眼。他也看了她一眼。尽管谁也没说话，但实际上说了。人们在生活中常常有一种没有语言的语言。从此以后，这种眼睛的“交谈”就越来越多了。

孙少平发现，郝红梅实际上是班里最漂亮的女生。只是因为她穿戴破烂，再加上一脸菜色，才使得所有的人都没有发现这一点。这种年龄的男青年，又刚刚有了一点文化，往往爱给一些“洋女生”献殷勤。尤其是刚从农村来的男生，在他们的眼里，城里干部的女儿都好像是下凡的仙女。当然，这般年龄的男女青年还说不上正经八百地谈恋爱，但他们无疑已经肤浅地懂得了这种事，并且正因为刚懂得，因此比那些有过经历的人具有更大的激情。唉，谁没有经过这样的年龄呢？在这个维特式的骚动不安的年龄里，异性之间任何微小的情感，都可能在一个少年的内心掀起狂风巨浪！

孙少平目前还没有到这样的地步。他只是感到，在他如此潦倒的生活中，有一个姑娘用这样亲切而善意的目光在关注他，使他感到无限温暖。她那可怜的、清瘦的脸颊，她那细长的脖项，她那刚能遮住羞丑的破烂衣衫，都在他的内心荡漾起一种春水般的波澜。

他们用眼睛这样“交谈”了一些日子后，终于有一天，她取完那两个黑面馍，迟疑地走到他跟前，小声问他：“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红岩》。我在县文化馆借的。”他拿黑面馍的手微微抖着，回答她。她离他这么近，他再也不敢看她了。他很不自在地把头低下，看着自己手里的那两个黑东西。

“那里面有个江姐……”她本来不紧张，但看他这样不自在，声音也有点不自然了。

他赶忙说：“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他加添了一个自认为很出色的词，头仍然低着。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她又说。

“你也看过这书？”他现在才敢抬起眼皮看了她一眼。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你爸？你爸看过？”

“嗯。”

“你爸在？……”少平显然有点惊讶这位穿戴破烂的女生，她父亲竟然看过《红岩》，因此弄不明白她父亲是干什么的了。

“我爸是农民，成份不好，是地主，不，我爷爷是地主，所以……”

“那你爸上过学？”

“我爸没上过。我爷上过。我爸的字是我爷教的。我爷早死了……我没看过《红岩》小说，但我会唱《红岩》歌剧里的歌。我的名字就是我爸从这歌词里面取的。那歌剧里有一句歌词是：红岩上，红梅开……”

她这样轻声慢语地说着，他呆呆地听着。

她突然红着脸说：“你的书还了没有？”

他说：“还没。”

“能不能借我看一下？”

“能！”他爽快地回答。

于是，第二天他就把书交到了她的手里。

在这以后，只要孙少平看过的书，就借给郝红梅看。无论是他给她借书，还是她给他还书，两个人不约而同地都是悄悄进行的。他们都知道，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这样过分亲密的交往，如果让班里的同学们发现了，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响——那他们也就别想安宁地过日子了！

第三章

惊蛰过后很长一段日子，尽管节令也已经又越过了春分，但连绵的黄土高原依然是冬天的面貌。山野里草木枯黑，一片荒凉。只是夜晚的时间倒明显地缩短了。

一直到了四月初，清明节的前一天，突然刮起了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黄风。风刮得天昏地暗，甚至大白天都要在房子里点亮灯。根据往常的经验，这场黄风是天气变暖的先兆。是的，从节令来看，也应该有些春天的迹象了。

清明那一天，黄风停了。但天空仍然弥漫着尘埃，灰蒙蒙一片笼罩着天地。

以后紧接着的几天，气候突然转暖了。人们惊异地发现，街头和河岸边的柳树不知不觉地抽出了绿丝；桃杏树的枝头也已经缀满了粉红的花蕾。如果留心细看，那向阳山坡的枯草间，已经冒出了一些青草的嫩芽。同时，还有些别的树木的枝条也开始泛出鲜亮的活色，鼓起了青春的苞蕾，像刚开始发育的姑娘一样令人悦目。

孙少平的日子过得和往常差不多：吃黑高粱面馍；看借来的课外书；在城里的各个地方转悠。他继续把看完的书又借给郝红梅看。他们两个人现在的交往，倒比开始时自然多了，并且对对方的一些情况也有所了解。

时间长了一些，班上同学之间也开始变得熟悉起来。他和乡里来的一些较贫困的学生初步建立起了某种友谊关系。由于他读书多，许多人很爱听他讲书中的故事。这一点使孙少平非常高兴，觉得自己并不是什么都低人一等。加上气候变暖，校园里已经桃红柳绿，他的心情开朗了许多。而且他的单衣薄裳现在穿起来倒也正合适，不冷不热。除过肚子照样填不饱外，其他方面应该说相当令人满意了。

这天下午劳动，全班学生在学校后面的一条拐沟里挖他们班种的地。不到一个小时，孙少平就感到饿得头晕眼花。他有气无力地抡着镢头，尽量使自己不落在别人的后面。

好不容易熬到快要收工的时候，他们村的润生突然来到他跟前，说：“少平，我姐中午来找我，说让我把你带上，下午到我二爸家去一下。她说有个事要给你说。我姐还说让你下午别在学校灶上吃，到我二爸家去吃饭……”

润生说完这话，就又回到他挖地的地方去了。

孙少平一下子被这意外的邀请弄得不知所措。

润生的姐姐叫他有什么事呢？而且还叫他到她二爸家去！

这使他感到惶恐不安——润生他二爸是县革委会的副主任，在县上可是一个大人物。有时他二爸路过回村子，坐的都是吉普车呢。记得当时他常常想走近去看看停在公路边的小车，都吓得不敢去，何况现在要叫他去他们家吃饭呢！

不过，他对润生的姐姐润叶倒怀有一种亲切的感情。尽管润叶她爸是他们村的支部书记，她二爸又是县上的领导，门第当然要高得多，但润叶姐不管对村里的什么人都特别好。而最主要的是，润叶姐小时候和他大哥一块耍大，又一起念书念到小学。后来润叶姐到县城上了中学，而哥哥因为家穷回村当了农民。但润叶姐对哥哥还像以前一样好。后来润叶姐在县上的城关小学教了书，成了公家人，每次回村来，还总要到他们家来串门，和哥哥拉家常话。她每次来他们家都不空手，总要给他祖母带一些城里买的吃食。最叫全村人惊讶的是，她每次回村来，还提着点心去看望她户族里一个傻瓜叔叔田二。田二自己傻不说，还有个傻儿子，父子俩经常在窑里屙尿，臭气熏天，村里人一般谁也不去他家踏个脚踪；而润叶姐却常提着点心去看他们，这不得不叫全村人夸赞她的德行了。

相比之下，润叶她爸倒没有她在村里威信高。由于少平的父亲和哥哥性子都很耿直，少不了常和书记顶顶碰碰，因此他们两家的关系并不怎么好。但润叶姐却始终和他们家保持着一种亲密关系。也许因为这一点，平时书记才没有过分地和他们一家人过不去。少平在内心一直对润叶姐充满了尊敬和感激。

按说，润叶姐要求他的事，他都应该按她说的做。但现在叫他到她二爸家去吃饭，他倒的确有点惶恐和为难了。他想到他穿这么一身破烂衣服，要跑到尊贵的县领导家里去做客，由不得一阵阵心跳耳热。

一直到收工回了宿舍，学校马上要开饭的时候，孙少平还是拿不定主意。他想他如果不去，就太对不起润叶姐了，况且润叶姐还有话要对他说呢；他不去，说不定还会误了润叶姐的什么事。如果去，他又感到有点惧怕。他长这么大，还没到这么大的领导家里去过，更不要说还要在人家家里吃饭。另外，他感到他的这身衣服也太丢人了。

他突然想到了一个折衷的办法：他先不去润叶她二爸家吃饭。等他在学校吃完饭后，过一段时间，他直接到城关小学去找润叶。这样既见了润叶姐，又可以不去她二爸家。至于城关小学，他知道就在中学下面不远的地方，他前一段瞎转悠的时候，还到这小学的操场上去过。

他这样决定以后，又想到润生说不定马上就要叫他来了，因此不能呆在宿舍里，得找个地方去躲一躲。

他很快出了宿舍，来到院子里。

到哪里去呢？现在还没开饭——就是开了饭，他也要等别人吃完以后才去。这期间还有一段时间，反正总得找个去处。

他于是出了南边总务处旁边的一个小门，来到学校围墙外面。他沿着墙根向西面的一个小沟岔走去。

孙少平在这小山沟里消磨了一阵时间，并且还折了一枝发绿的柳枝，做了一只哨子，噙在嘴里吹着——他身上显然还有些孩子气。

他约摸别人已经打完饭后，才又从那个小门进了校园，来到饭场上。他走到馍筐前，看见里面只留了两个黑面馍——这说明郝红梅已经把自己的两个拿走了。

他取了这两个黑馍，向宿舍走去。他想，等他吃完这两个馍，再喝一点开水，就去小学找润叶姐呀；也许那时润叶姐还没从她二爸家返回学校，但这不要紧，他可以在她门外等一等。

孙少平这样想着，拿着两个黑馍走到了他宿舍的门口。

他在门口一下子愣住了：他看见润叶姐正坐在他宿舍的炕边沿上，望着他发笑——显然在等他回来。

少平一下子连话也说不出来了。倒是润叶姐走前来，仍然笑着说：“我让润生叫你到我二爸家去，你怎不来呢？”

“我……”他不知说什么才对。

润叶姐敏捷地一把从他手里夺过那两个黑馍，问：“哪个是你的碗？”

他指了指自己的碗。

她把馍放在他碗里，说：“走，跟我吃饭去！”

“我……”

润叶已经过来，扯着他的袖口拉他了。

现在没办法拒绝了，少平只好跟着润叶姐起身了。

他一路相跟着和润叶姐进了县革委会的大门。进了大门后，他两只眼睛紧张地扫视着这个神圣的地方。县革委会一层层窑洞沿着一个小斜坡一行行排上去，最上面蹲着一座大礼堂，给人一种非常壮观的景象。在晚上，要是所有的窑洞都亮起灯火，简直就像一座宏伟的大厦。

现在，少平看见最上面一排窑洞的砖墙边上，润生探出半截身子正看着他们往上走。润生抽着纸烟，不老练地弹着烟灰。田福堂的这个宝贝儿子刚一进城，就把干部子弟的派势都学会了。

少平跟润叶进了她二爸家的院子，润生走过来对他说：“我到宿舍找了你两回，你到哪里去了？”

少平有点不好意思，说：“我……去给学校还镢头去了。”他一边撒谎，一边瞥了一眼这家著名人物的院子：一共四孔窑洞，一个不大的独院；墙那边看来还住着另外几家领导，格局和这院子一模一样。院子东边有个小房，旁边垒一堆炭块，显然是厨房。院子西边有个小花坛，一位穿灰毛线衣的人正拿把铁锨翻土。他以为这就是润叶她二爸。仔细一看，是位头发花白的老干部，他并没见过。

他心慌意乱地跟润叶进了边上的一孔窑洞。润生说他要去看电影，和他打了个照面就走了。

润叶让他坐在一个方桌前，接着就出去为他张罗饭去了。

现在他一个人坐在这陌生的地方，心还在咚咚地跳着。两只手似乎没个搁处，只好规规矩矩放在自己的腿膝盖上。还好，这屋子里没人。他环顾四周，发现这窑洞里不盘炕，放着一些箱子、柜子和其他杂物。窑洞不小，留出很大一块空间。这张方桌的四周摆着一圈椅子、凳子，显然是专门吃饭的地方。

正在这时，他听见外面有个女的和润叶说话。听见润叶叫这人二妈，少平便知道这是田主任的爱人——听说她在县医院当大夫，动手术非常能行，老百姓到县医院治病，都抢着找徐大夫。

听见徐大夫声音很大地喊着说：“爸，你怎不穿棉衣？小心感冒！”又听见一个老人瓮声瓮气地回答说：“我不冷……”少平估计这就是他刚才在院子花坛边看见的那个翻土的老头——原来这是田主任的老丈人。

不一会，润叶便端着一个大红油漆盘子进来了。

他赶忙站起来。润叶把盘子放在方桌上，然后把一大碗猪肉烩粉条放在他面前，接着又把一盘雪白的馒头也放在了桌子上。她亲切地用手碰了碰他的胳膊，说：“快坐下吃！我们已经吃过了，你吃你的，我出去刷一下碗筷。不要怕，好好吃，我知道你在学校吃不好……”她拿着木盘出去了。

孙少平的喉眼骨剧烈地耸动起来。肉菜和白馍的香味使他有些眩晕。

他坐下来，拿起筷子，先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他什么也不想了，闷着头大口大口地吃起来。感谢润叶姐把他一个人留在这里，否则他吃这顿好饭会有多别扭！

他把一大碗猪肉粉条刨了个净光，而且还吞咽了五个馒头。他本来还可以吃两个馒头，但克制住了——这已经吃得不像话了！

他放下碗筷，感到肚子隐隐地有些不舒服。他吃得太多太快了；他那消化高粱面馍的胃口，经不住这种意外的宠爱。

他从凳子上立起身来，在脚地上走了两步。这时，润叶姐进来了，她后边还跟进来一个姑娘，对他笑了笑。

润叶姐对他说：“这是晓霞，我二爸的女子。你不认识？她也是才上高中的。”

“你和润生是一个班的吧？”田晓霞大方地问他。

“嗯……”少平一下子感到脸像炭火一般发烫。他首先意识到的是他的一身烂脏衣服。他站在这个又洋又俊、穿戴漂亮的女同学面前，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叫化子到她家门上讨吃来了。

润叶收拾他的碗筷，晓霞热情地给他泡茶。

晓霞把茶杯放在他面前，说：“咱们是一个村的老乡！你以后没事就到我们家来玩。我长了十七岁，还没回过咱村呢！什么时间我跟你和润生一起回一次咱们双水村……我是高一（2）班的，听润生说过咱村还来了两个同学，都分在高一（1）班了，也没去认识你们。你看，我这个老乡真是太不像话了！”

晓霞用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连笑带说。她的性格很开朗，一看就知道人家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少平同时发现，田晓霞外面的衫子竟然像男生一样披着，这使他感到无比惊讶。

他立在脚地上，仍然紧张得火烧火燎。等润叶把他的碗筷送到厨房重新返回来的时候，他赶快对她说：“姐，没什么事我就走呀……”

润叶大概也看出了他的窘迫，笑着说：“我还没跟你说话呢！”

少平这才想起，润叶姐不光是叫他来吃饭的，她还有事要给他说哩！

润叶姐看来很理解他的难处，马上又说：“那好，我去送送你，咱们路上再说。”

“喝点水再走吧！”晓霞把水杯往他面前挪了挪。

“我不渴！”他像农民一样笨拙地说。

晓霞露出两排白牙齿笑了，说：“那我这杯水算是给你白倒了！”

少平立刻意识到这是一句略带揶揄意味的玩笑话。这种玩笑话实际上是一种亲切的表示。不过，这却使他更拘束了，竟然满脸通红，无言对答。

晓霞看他这样难为情，赶忙笑着给他点了点头，就出去了。

他于是就和润叶姐相跟着起身回学校去。

当他们走到县革委会大门口的时候，迎面碰上了回家的田主任。少平认识润叶她二爸——他有时路过常回村子里来。

“你还没吃饭哩？”润叶问她二爸。

“刚开完会……”这位县领导五官很像他哥田福堂，只是头发背梳着，脸面也比他哥和善多了。

“这是谁家的娃娃？”田主任指着他问润叶。

“这就是咱村少安他弟弟嘛！也是今年才上的高中……”润叶说。

“噢……孙玉厚的二小子！都长这么大了。和你爸一样，大个子！……是不是和晓霞一个班？”他扭头问润叶。

“和晓霞不一个班，和润生是一个班。”润叶回答他。

“咱村里还有谁家的娃娃来上高中了？”田主任又问少平。

少平拘束地抠着手指头，说：“还有金波。”

“金波？他的娃娃……”

少平头“轰”地响了一声，知道他回答问题不准确。

润叶嘿嘿笑了，赶忙对二爸说：“金波是金俊海的小子。”

田主任也笑了，说：“噢噢，俊海在地区运输公司开车……天这么黑了，到家里吃饭去嘛！”他招呼少平说。

润叶说：“已经吃过了。我去送送他！”

“那好。常来啊……”田主任竟然伸出了手要和少平握手。

少平慌得赶紧把手伸了出去。田主任握了握他的手，笑着点点头，就背抄起胳膊转身回家去了。

少平在衣服襟子上把右手冒出的汗水揩了揩，就跟润叶来到通往中学的石坡路上。

走了一段路以后，润叶突然问他：“你这个星期六回不回家去？”

“回。”他回答说。

“你回去以后，给你哥说，让他最近抽个空，到我这里来一下……”她说话的时候，也不看他，头低着，用脚把一颗碎石块踢得老远。

少平一时想不开她叫他哥来做什么。既然润叶姐不明说，他也不好问。他只是随便说：“家里一烂包，怕他抽不开身……”

“不管怎样，无论如何叫他最近来一次！一定把这话给他捎到！叫他到城里后，直接到小学来找我！”她态度坚决地对他说。

少平知道，他哥看来非来不行了，就认真地对润叶姐说：“我一定把你的话捎给他！”

“这就好……”她亲切地看了他一眼。

天开始模模糊糊地黑起来了。城市的四面八方，灯火已经闪闪烁烁。风温和地抚摸着人的脸颊。隐隐地可以嗅到一种泥土和青草芽的新鲜味道。多么好呀，春夜！

现在，润叶姐把他送到了学校的大门口。她站定，说：“你快回去……”说完这话后，便从自己的衣袋里摸出个什么东西，一把塞进他的衣袋，旋即就转过身走了。走了几步她才又回过头说：“那点粮票你去换点细粮吧……”

少平还没有反应过来这是怎么一回事，润叶姐就已经消失在坡下的拐弯处了。

他呆呆地立在黑暗中，把手伸进自己的衣袋，紧紧地捏住了那个小纸包。他鼻子一酸，眼睛顿时被泪水模糊了……

第四章

星期五，孙少平请了半天假，来到城关粮站，拿润叶姐给他的五十斤粮票，按粗细粮比例，买了二十斤白面和三十斤玉米面。这年头，五十斤粮票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啊！

润叶姐塞给他的那个小纸包里，还有三十元钱，买完这些粮，还剩了拾元，他准备拿这钱给祖母买点止痛片和眼药水，然后再给自己换一点学校大灶上的菜票。

他把这些粮食从粮站上背到学校，换了三十斤“亚洲”票和五斤“欧洲”票。另外的十五斤白面他舍不得吃，准备明天带回家去，让老祖母和两个小外甥吃。三十斤玉米面他已经够满足了。在以后一段日子里，他可以间隔地在自己的黑“非洲”中夹带一个金黄色的“亚洲”。至于那五斤“欧洲”票，他是留着等哥哥来一起吃的。哥哥来城里，总不能顿顿饭都在润叶姐那里吃；要是亲爱的哥哥来学校吃饭，他不能让他也在中学的饭场上让别人冷眼相看……

第二天中午，他先到街上给祖母买好了药，然后就把那一小袋面粉提到金波的宿舍里。两个人相帮着把它绑在后车座的旁边，就准备一起相跟着回家了。

每到这个时候，学校就乱成一团。乡里的学生纷纷收拾起空瘪的干粮袋，离城近的步行，离城远的骑自行车，纷纷涌出了校门口。他们要回家去度过一个舒服的夜晚。在家里，光景好些的人家，大人们总要给回家的孩子做两顿好吃的，然后再打闹一口袋像样的干粮，以便下一个星期孩子在大灶饭外有个补充。这期间，偌大的学校里就像退了潮的海滩那般宁静。到了星期天下午，乡里的学生又都纷纷返回来，这个世界才又恢复了它那闹哄哄的局面……

少平和金波骑着车子出了县城，便沿着向西的一条公路，一个带着一个，往家里赶去。两个人共同骑过好几年车子，他们一路上换着蹬，轻松而愉快。

从县城到他们村有七十华里路。这条路连接着黄土高原两个地区，因此公路上的汽车还是比较繁多的。从出县城起，川面比较宽阔，以后就越走越狭窄。约摸到五十华里外，川道完全消失了。两山夹峙的深沟，刚刚能摆下一条公路。接着，便到了分水岭。壁立的横断山脉陡然间堵住了南北通道。在以前，公路只好委屈地从这里盘山而上，才能伸到山那面。前几年在一个山腰里捅开了一个豁口，才把公路从山顶降到了半山腰。不过，山两面公路的坡度还是很长很陡的。这里汽车事故也最多，公路边的排水沟里，常常能看见翻倒的车辆——上坡时慢得让司机心烦，下坡时他们往往发疯地放飞车，结果……

上这坡时，所有的自行车都不可能再骑了。少平和金波这时就轮换推着车子，两个人都累得满头大汗。

翻过分水岭就是他们公社。沟道仍然像山那面一样狭窄。这道沟有十来个村子，每个村相隔都不到十华里，被一条小河串连起来。小河叫东拉河，就是在这分水岭下发源的。

下了山，过了一个叫下山村的村子，再走十华里路，就是公社所在地石圪节村了。他们双水村离石圪节公社也是十里路，中间隔一个罐子村——少平他姐兰花就出嫁在这村里。

少平和金波翻过分水岭，骑着车便像风一般从大坡上飞下来了。下山村一闪而过。接着就到了石圪节公社。

公社在公路对面，一座小桥横跨在东拉河上，把公路和镇子连结起来。一条约摸五十米长的破烂街道，惟一的一座像样的建筑物就是供销社的门市部。但这镇子在周围十几个村庄的老百姓眼里，就是一个大地方。到这里来赶一回集，值得乡里的婆姨女子们隆重地梳洗打扮一番。另外，这街上的南头，还有个小食堂。食堂里几个吃得胖乎乎的炊事员，在本公社和公社主任一样有名气——生活在这穷乡僻壤的人们，对天天能吃肉的人多么羡慕啊！

石圪节今天不遇集，因此街上没什么人。少平和金波也没打算过桥去逛一逛。前两年在这里上初中时，他们常爱到这条街道上来溜达。那时，这地方在他们眼里也是大地方。可现在，他们已经逛过更大的世界，这条破败的街道对他们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

只是到了公社前面的中学附近时，他两个却不约而同地停住了车子。中学也在河对面，四五间教室，两排石窑洞；窑洞下面，一个小土操场上安一副破烂的篮球架。多么可爱的地方啊！他们在此度过了两年的时光，对这地方熟悉得就像自己的身体一样。现在他们虽然到了一个大学校，但这里的一切却常常出现在他们的睡梦中。

现在是星期六下午，他们知道，除过几个公派老师外，学生和挣工分的老师都回家去了。他们的妹妹兰香和金秀大概也走了。

太阳已经快要落山，沟道里暗了下来，风也有些凉森森的。他俩立了一会，谁也没说什么话，就骑着车子又上路了。少平蹬车，金波坐在车后，用一只手亲热地搂着他的腰，一口好嗓音唱起了信天游：“提起我的家来家有名，家住在绥德州三十里铺村……”像银子一般清亮的东拉河，到这里水量已经大点了，此刻在夕阳的辉映下，波光闪闪地流淌着，和公路并行，在沟道里蜿蜒盘绕……

到了罐子村的时候，少平猛一下停住了车。他突然看见他妹妹兰香站在公路边，像是在等人——说不定就是在等他哩！

他和金波跳下车子，兰香已经跑到跟前来了。少平吃惊地看见妹妹脸蛋上挂着两颗泪珠，赶忙问：“出什么事了？”

“姐夫……”兰香刚一开口，就哭得说不下去了。

少平扭头对金波说：“你骑车先回去。那点面先搁在你家里，罢了我来取……”

金波是个聪敏小子，他明白少平姐夫家大概出了事，他也许不便帮什么忙，就骑着车子走了。上车子后，他又扭过头说：“需要我，你言传一声……”

金波走后，为了使妹妹平静一点，少平用手在她头上亲切地摸了摸，说：“别哭了，你快给我说，出什么事了？”

兰香揩了一把眼泪说：“姐夫叫公社拉到工地上劳教去了……”

“我还以为他死啦！在什么地方？”少平问妹妹。

“就在咱村里。”

“为什么劳教？”

“出去贩卖了点老鼠药，人家说他走资本主义道路……”

“姐姐呢？”

“姐姐抱着猫蛋狗蛋到咱家去了，让我留在这里照门。我急得不行，就在路边等你回来。”

“爸爸和哥哥现在在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我还没回家去，姐姐就在这里把我拦住了……”

孙少平一下子感到又急又难受。他知道这件事会把他们家在全公社扬臭。这年头，老百姓尽管少吃缺穿，但非常看重政治名誉。谁家的一个人给糟践上这么一次，家里另外的人跟集上会都有人指着后脑勺说长道短。更不要说，以后公家在农村需要个人，家庭成员有政治问题，那就只能靠边站了。另外，他姐夫平时就溜溜达达不好好劳动，家里光景一烂包，全凭姐姐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要是劳教，丢人不算，还不给工分，一年下来又不知要出多少粮钱——现在他们家多年的粮钱都堆在一起还不了账。

“王八蛋！”孙少平气愤地骂了一句他姐夫。

“就苦了个姐姐……”兰香难受地说。她今年十三岁，身体已经扯开了条，尽管穿一身旧衣服，但乌黑的短头发剪得整整齐齐，白白的脸盘加上尖俏的下巴，一副非常可爱的模样。由于家境贫困，她从小就很懂事，刚刚四五岁就常提个小篮篮出去拔猪草、捡柴火。这孩子脑子反应很快，在数学方面很有些天资，小时候父亲和哥哥在家里算账，她在旁边一口就说出来了，常常把两个大人惊得目瞪口呆……

现在，这兄妹俩站在罐子村的公路边上，把他们的姐夫王满银恨得咬牙切齿。

少平对妹妹说：“走，咱现在回村子去！”

兰香说：“姐姐让我在这里照门哩……”

“你怎敢晚上一个人住在这？再说，这家里有什么金子银子要照哩？那几个破盆子烂碗，白给贼娃子都不要！走，咱上去把门一锁，回家去。”

“行！”兰香也早在这里呆不住了，想回村去看看事情究竟如何凶险。

这兄妹俩把罐子村姐姐家的门一锁，就相跟着一路小跑往回走。

离村子一里路的地方，他俩紧张地站在公路上，不敢走了。公社农田基建会战工地就在他们村头。已经听见高音喇叭的吼叫声了。远处，在东拉河对面的半山坡上，插着许多红旗，人群像蚂蚁一样乱纷纷的。两个孩子马上想到，那个不是东西的姐夫就在那里劳教。说不定爸爸也在那里——因为他是基建队的。当然，二爸肯定也在那里，他是大队支部委员，又是队里的基建队长。说不定二爸还能帮点什么忙吧？他总算是队里的一个领导人。不过，二爸是个穷先进，不可能给这种“资本主义”说情。再说，这是全公社会战，就是他愿意帮忙，恐怕也顶不了多少事。

这两个孩子顿时被眼前这宏伟的场面吓住了，站在这里不知如何是好。要是他们一直沿公路走回去，对面村里的人肯定都会看见的。真丢人啊！本村的人说不定还要给陌生的外村民工指点他俩，说：瞧，这就是王满银的小舅子和小姨子！

“咱干脆绕着从山背后回家去？”兰香想出个聪明办法，对她二哥说。

少平想了一下，同意了妹妹的建议。于是两个人就蹚过东拉河，从山背后的一条庄稼小路上转着往回走。

他们来到工地上面的土畔时，忍不住都把腰猫下，从土棱边探出头，往下边的工地上看。对这两个孩子来说，这下面不是在劳动，而是在进行一场战争。

下面人群乱纷纷的，红旗招展，喇叭吼叫，黄尘飞扬，一片热闹非凡的景象。

“二哥，看！那不是姐夫？推车子的那个！看，还是爸爸给姐夫往车子上装土哩……”

少平也看见了。他感到眼前一阵发黑，便悄悄拉了妹妹一把，说：“咱们回……”

第五章

一九七五年，由于国家政治生活的不正常，社会许多方面都处在一种非常动荡和混乱的状态中。四月，张春桥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上发表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快要十年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却越批越多了。

在农村，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更紧了。县、社、队三级，一切工作都用革命大批判来开路。有的县竟然集中四五百脱产干部，到一个生产队去批判一个大队书记的“资本主义倾向”。

在公社一级，出现了一种武装的“民兵小分队”，这个组织的工作就是专门搞阶级斗争。这些各村集中起来的“二杆子”后生，在公社武装专干的带领下，在集市上没收农民的猪肉、粮食和一切当时禁卖的东西。他们把农村扩大了几尺自留地或犯了点其他“资本主义”禁忌的老百姓，以及小偷、赌徒和所谓的“村盖子”、“母老虎”，都统统集中在公社的农田基建会战工地上，强制这些人接受“劳教”。被“劳教”的人不给记工分，自带口粮、被褥，而且每天要干最重的活：用架子车送土。一般四个“好人”装，一个“坏人”推；推土的时候还要跑，使得这些“阶级敌人”没有任何歇息的空子。最使这些人难堪的是，在给他们装土的四个人中间，就安排一个自己的亲属。折磨本人不算，还要折磨他的亲人；不光折磨肉体，还要折磨精神。

王满银是今天上午被公社的民兵小分队从罐子村带到这工地的。前几天他逛了一回县城，从一个河南手艺人那里买了些老鼠药。他返回时就在石圪节的集市上倒卖了其中的十几包，每包赚了五分钱，总共得利不足一元。不知这事怎么就让公社的民兵小分队知道了，现在把他拉到这里受这份洋罪。

满银的老祖上曾经当过“拔贡”，先人手里在这一带有过些名望。到他祖父手里，抽大烟就把一点家业抽光了。他父亲后来成了前后村庄有名的二流子。一九四七年，国民党胡宗南进攻这一带时，他母亲把他生在躲避战乱的山崖窑里。第二年，他父亲就去世了。母亲用辛劳把他抚养到十九岁，在一九六六年也病故了。从此，他在这社会上就成了孤单一人。这年紧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很高兴世界乱成这个样子。第二年，满银踊跃地参加了县上的一派武斗队。第一仗打下来，他就被另一派俘虏了。他干脆又参加了俘虏他的这一派武斗队，去打他原来参加的那一派。反正对他来说，这派那派都一样，只要有好吃的，每天再给发一盒纸烟就行了。打完第二仗后，王满银害怕了，把枪一丢跑回了罐子村。回家后，他又不想种地，灵机一动，逛到外面开始做起了小生意。他的买卖都在各地的武斗队那里做——他知道这些人的需要和他们的行踪；因此那几年也混了个嘴油肚圆……

不知是哪一天，他睡在自己冰凉的光土炕上，突然想到他要娶个老婆。脑子里把前后村庄未嫁的女子一个个想过去，最后选定了双水村孙玉厚的大女子兰花。那女子长得还俊样！再说，身体又壮实，将来砍柴、担水、种自留地都行——这些下苦活他不愿干，也干不了。

他在外面逛胆大了，也不要媒人，就闹腾着自个儿给自个儿找媳妇了。

罐子村离双水村才几里路，他也没什么事，于是就三一回五一回跑个不停。起先，他常黄昏时在双水村头的小路边，挡住出山回来的兰花，没话寻话地乱骚情一通。可怜的兰花由于家穷，常穿一身补丁缀补丁的衣服。她看这个穿戴一新，脸洗得白白亮亮的青年，这样热心和她说些叫人耳热的话，心里倒不由得直跳弹。

满银看兰花对他有了好感，有一天傍晚就在双水村的后河湾里抱住她，把她狠狠亲了一顿。在她丰满的脸蛋上啃下许多牙印子后，这家伙就把挂包里准备好的一身外地买来的时新衣裳塞到兰花手里。

兰花坐在土地上哭了一鼻子。她既害怕，又感激眼前这个男人。唉，她平时为了一家人的生活，整天山里家里操磨，晚上一倒下就睡着了，从来也顾不上想这种事。现在，罐子村这个胆大的家伙，把她心中沉睡的少女的感情，一下子唤醒了，就像一堆干柴被火点燃，熊熊地燃烧起来！她对王满银说：“这衣裳我现在不敢拿回家。你先拿回去，让我给家里大人把这事说了再……”

当兰花给她父亲说她要嫁给罐子村的王满银时，孙玉厚立刻气得暴跳如雷。他把她大骂了一通，坚决反对她和这个“逛鬼”结婚。

但平时一直对父亲羔羊般温顺的兰花，这一次却强硬地一边哭，一边和父亲顶嘴，说她死也要死在王满银的门上。孙玉厚急得脱下一只鞋要打她，被当时十七岁的儿子少安挡住了。已经是一个成熟庄稼人的孙少安，那时就在家里开始主事了。他上过几年学，虽然现在还是这么个年龄，但理解事情无疑要比他父亲开阔一些。他已懂得要尊重一个人的感情，因此竭力劝说父亲不能干涉姐姐的选择。孙玉厚拗不过子女，抱住头蹲在地下，一声长叹，算是承认了这个他已经无法改变的现实。

结婚以后，尽管王满银在所有的人看来，都不是一个好女婿，但兰花却死心塌地跟他过日子，并且给他生养下一男一女两个胖娃娃。男人一年逛逛悠悠，她也不抱怨，拉扯着两个孩子，家里地里一个人操磨。她不怕这个家穷。她从小就穷惯了。不管别人对她丈夫怎么看，这个忠厚善良的农家姑娘，始终在心里热爱着这个被世人嫌弃的人——因为在这世界上，只有这个男人，曾在她那没有什么光彩的青春年月里，第一次给过她爱情的欢乐啊！

至于这个王满银，不管在什么时候，他自己觉得他就是这个样子。他好他坏，和别人有屁相干？他有时候真生气别人多管他的闲事：我就是这个样子，你们要叫我怎么样呢？

就说现在吧，他在这工地上接受“劳教”，除过累得撑不住外，其他事他满不在乎。推车子的时候，他把旧制服棉袄的襟子敞开，露出一件汗淋淋的褪色桃红线衣；线衣还像城里人一样，下摆塞在裤腰里。一张没有经过什么风吹日晒的脸，流满了汗道道，他只好不时把头上一顶肮脏的破呢帽揭下来，揩一把脸；揩完了再戴到头上。有时避过扛枪的民兵小分队，他还扭过头对装土的老丈人咧嘴一笑。嘿嘿！怕什么？他经见的世面多了！除过没偷人，他什么事没做过？扛过枪，耍过赌，走州过县做过买卖，也钻过两回别人家媳妇的被窝，并且还欠众人一屁股账——年年过年都不敢在家里住，得跑到外面去躲债。他已经是这个样子了，而今还在乎这？他们村叫个罐子村，他就是罐子村的破罐子！去他妈的，破罐子破摔，反正总是个破了！

不过，说是这么说；满银对这“无产阶级专政”心里还是有点怵。他那没吃过苦的身子，一天没下来，浑身就已经疼得像皮鞭抽过一般。他不知道这“洋罪”还要受多少日子才能完结。他在心里臭骂那个河南手艺人，几包老鼠药害得他现在吃了这么大的苦头。他想，他妈的，这还不如让坐班房哩！班房里虽说不让乱跑，但闲呆着不用劳动。当然，据听说就是一天不给多吃饭——反正他饭量也不大，只要闲呆着，少吃点也没什么！

王满银实在跑不动了。他瞅空瞧了瞧其他十几个“犯人”，看见他们也都累得撑不住架了。其中有个妇女，大概有四十来岁，腿已经开始一瘸一跛。听说这女人是牛家沟的“母老虎”。她自留地畔上种了棵花椒树，被队里没收了，她就双脚跳起把大队书记臭骂了一通，队里就把她“推荐”到这地方来了。

王满银寻思：我得想点办法让装土的人装慢一点，我就能多歇一会。但除过他丈人，其他三个小伙子不知是哪个村的，他不认识。至于老丈人，虽然看来对他已经恨之入骨，倒也不专意整他，一直不紧不慢装着土，只是脸像霜打了一般黑森森的，也不看他一眼。是的，他给他丢了人，他现在恨他——他实际上不是这阵儿恨，多少年来就一直恨着他。

他突然想起，那天在石圪节卖完老鼠药后，他用赚来的钱买了一包“大前门”烟，还抽得剩几根，就在棉袄兜里揣着。他想：敢不敢把这纸烟偷偷给几个装土的生人塞一根呢？只要他们接了烟，说不定就会对他宽大一些了。他想，这些人是奉命行事，又不是当官的和扛枪的，说不定还可以贿赂一下。如果他是这些人，这些人是他，给他一根纸烟，他肯定就不会和这些人过不去了。试试看吧！说不定能顶点事，俗话说，人活七十，谁不为一口吃食？

当他送完一回土又返回来的时候，见民兵小分队的人不在跟前，就慌忙从口袋里摸出那几根纸烟，一边眼睛瞄着远处，一边笑嘻嘻地把烟递到这几个后生面前。这几个人先愣住了，又一看是这么高级的烟，互相间看了一眼，不知如何是好。有门！王满银一看他们动摇了，乘势就把烟硬往一个表现最动摇的小伙子手里塞。这人犹豫了一下，把烟接住，很快装进了自己的衣袋里——现在不敢抽，等到歇工时，谁能知道这烟是他的还是王满银的？另外两个一看这个已当了“叛徒”，他们也照样做了。当然，满银没敢给老丈人。他看见老丈人狠狠瞪了他一眼。王满银也不在乎，心想：瞪什么眼哩？你老人家没看见，你这个女婿精能着哩！

这时候，孙玉厚已经痛苦得有些麻木了。

当知道不成器的女婿被拉到工地上“劳教”，并且污辱性地让他来给王满银装土的时候，孙玉厚老汉恨这地上为什么不马上裂开一条缝，让他钻进去呢？他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活够了。从一生下到现在，五十二年来，他没有过几天快活日子。他之所以还活着，不是指望自己今生一世享什么福，而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几个子女。只要儿女们能活得好一些，他受罪一辈子也心甘情愿。他是个没本事的农民，不可能让孩子们在这世界上生活得更体面。他只是拼老命挣扎，让后人们像一般庄稼人那样不缺吃少穿就心满意足了。但是，这年头，他在这土地上都快把自己的血汗洒干了，家里的光景还是像筛子一样到处是窟窿眼。两个小点的娃娃硬撑着上学，烂衣薄裳，少吃没喝，在学堂里遭白眼，受委屈。大儿子本来是念书的好材料，结果初中也没上，十三岁就回来受了苦，帮扶他支撑这个家。儿子算算已经二十三岁了，还没个媳妇——像他这样的农村青年，大部分都已经娶过家了。但他拿什么给孩子娶呢？现在娶个媳妇，尽管公家反对出财礼，哪个又能少了千儿八百？唉，话说回来，人家养大一个女儿也不容易，千儿八百又算个什么！谁家的女儿能像他的兰花一样，白白扔给了二流子！当然，话又说回来，这样一笔娶亲钱对他来说，大得简直太可怕了！另外，就是能娶回来个媳妇，又往哪里住呢？全家一眼土窑，他老两口和快八十岁的老母亲住着；少安就在窑旁边戳了个小土窝窝安身。两个念书娃娃星期六回来，只好到河对面金俊海家里借宿。没力气再打几孔土窑洞啊！本来他家占有一块多好的崖势——米家镇的米阴阳当年在罗盘上看过这地方，说土脉、风水，都是双水村最好的！可是少安当个生产队长，没什么空子。如果父子俩因为打窑误了冬工，一年下来又要出粮钱。再说，就是钻下两个土洞子，做门窗的钱又从哪里来？这穷山穷水长不起来树，木料贵得怕死人……

但所有这些愁肠事加起来，也比不过他对大女儿兰花的熬煎。死女子当初不听他的话，硬是跟了罐子村这个二流子，家里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他想起女儿拉扯着两个孩子，一个人在门里门外操劳，嘴唇一年四季缀着白疱，手像男人的手一样铺满老茧的时候，常常忍不住在山里抱住头哭半天。他更心疼两个小外孙——这是孙家的第三代人啊！为了不让娃娃们受苦，他几乎满年四季让这两个亲爱的小东西住在他家。这当然又给他增加了大负担，可这没有办法啊！如果这两个孩子有个好父亲，还要他操这么大的心吗？

他现在机械地拿着铁锨往架子车上装土，驼了背的高大身躯尽量弯下来。他不愿让众人看他，他也无脸看众人。他真想抡起铁锨，把眼前这个不知羞耻的女婿砍倒在地上！不要脸的东西！你成这个熊样子了，还能什么哩！你不想想，你那老婆娃娃这阵儿在家里恓惶成个甚了！

孙玉厚想：等收工以后，他回家吃点饭，就到罐子村走一趟，把猫蛋和狗蛋接回来——他并不知道，他女儿抱着两个娃娃已经到他家里了。

第六章

孙玉厚的家里现在乱成了一团。兰花正哭得鼻子一把泪一把，给她妈叙说扛枪的人怎样把她男人从家里拉走了。这个善良的、不识字的女人，根本不能判断这种事的深浅。起先，她以为人家要把她男人拉出去枪毙呀。直到后来，村里人才告诉她，王满银被拉到她娘家村里“劳教”去了。她于是在公路边把放学回家的兰香挡定，让妹妹看住她的家门，自己拉扯着两个孩子赶到了娘家的门上，打问看公家如何处置她男人。她现在其他事什么也不考虑，只关心她男人的命运。听双水村的人说，现在四个人装土，让她男人推着车子跑，还有扛枪的人跟在屁股后面照着。她的心都要碎了！娃娃的老子没受过苦，这不几天就把他的命要了吗？还听说人家强迫她父亲给满银装土；父亲是个爱面子人，说不定会臊得寻了短见。

兰花现在最着急的是，她大弟弟少安不在家。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如果少安在，众人心里还有个依托。可是少安到米家镇办事去了。

顺便说说，这米家镇虽属外县，但旧社会就是一个大镇子，双水村周围的人要买点什么重要的东西，如果石圪节没有，也不到他们原西县城去，都到外县的米家镇去置办。米家镇不仅离这儿近，货源也比他们县城齐全——不光有本省的，还有北京、天津进来的货物。

但孙少安不是到米家镇买东西，而是给队里的牲口看病去了。生病的是队里最好的一头牛。石圪节没有兽医站，今早上队长就亲自吆着牛去了米家镇。兰花知道，米家镇离双水村有三十多里路，牛这牲畜又走得慢，少安说不定今晚上都回不到双水村！

现在，这个恐惧不安的女人，只是扯着她妈的袖口哭个不停。瘦小而单薄的她妈也只好陪着她哭。两个大人哭得顾不了娃娃，猫蛋和狗蛋又不知道两个大人怎么啦，也揪着母亲和外婆的腿放开嗓子嚎。不知道内情的人，听到这惊天动地的哭叫声，会以为这家真的死下人了。

这阵势可把后炕头上的玉厚他妈吓坏了。这位清朝光绪二十三年出生，现在已经快八十岁的老人，好几年前就半瘫在了炕上。她现在惊恐地眨巴着一双老红病眼，看见一家人嚎哇哭叫，不知发生什么天大的灾难了。她的耳朵顶不了多少事，根本听不明白她孙女正给她儿媳妇说些什么。她只从这些人的哭叫和脸上的表情，知道家里有了灾事。她用微弱的声音，不断在后炕头上对前炕上的这两个人，发出一声又一声的追问。但前炕上的两个后辈只顾自己哭，而顾不上对她说。她急得对这两个人咒骂起来。后来，似乎看见儿媳妇扭过头给她说了些什么，但她没听见。等她再准备听儿媳妇往明白说的时候，儿媳妇的头又扭过去和孙女说去了。这一老阵，她似乎只模模糊糊听见了一个“枪”字……

枪？难道世事又反了？从民国年开始，她就经历了无数次世事的反乱。她已经记不清她娘家和夫家两族人中，有多少人在这些反乱中丧了命。难道在她睡到黄土里之前，还要看一回死去亲人的难肠吗？现在是什么人又反了？队伍到了什么地方？如果已经离双水村不远的话，家里的人为什么还不快跑，坐在这儿哭什么哩？男人们现在都到哪里去了？能跑的赶快跑吧！她是跑不动了，她也活够寿数了，一枪打死就不要再受这活罪了……啊啊！大概是家里的谁已经叫白军打死了，他们现在才不跑……谁哩？她在心里开始一个一个点家里的人；尽管许多原来的熟人她都忘了，但家里这些人她不会遗忘一个。家里在门外的人她算得来。玉厚？他早上不是还在家吃饭来着？玉亭？他已经超过当兵年龄了。那么，看来就是孙子中的谁发生了凶险！玉亭的三个女娃娃不会的；玉厚两个上学的还小，估计不会去打仗，他们还不到征兵年龄。那么看来，这必定是少安了。对了！这娃娃今天已经一天没见面了。天啊，昨天还在眼前，难道今天刚出去就上了火线？刚上火线就……

老太太一想到她的孙子被枪打死了，就在后炕上放开声哭了：“我那苦命的安安啊！我那没吃没喝的安安啊！我那还没活人的安安啊！哎——哟哟哟哟哟……”

她看见前炕上兰花母子俩都扭过头对她说话，她虽听不见她们说什么，但她看出是让她不要哭了。鬼子孙们！安安死了，你们哭，为什么不让我哭？你们亲他，难道我不亲他！她不管她们说什么，只管哭她死去的安安！

这时候，少平和兰香进了家门。看见他两个回来，除过老祖母继续哭外，兰花母女俩都先后停止了哭声。

少平掏出在城里买的几块水果糖，塞在两个外甥手里，猫蛋和狗蛋高兴得赶忙就往嘴巴里塞。少平看了看脸上糊着泪痕的母亲和姐姐，说：“哭什么哩！事情出了就按出了的来！”

兰香什么话也没说，悄悄提了个猪食桶，出去喂猪去了。懂事的孩子知道，家里这么大的事她帮不了什么忙，最好做点实际的事，好给烦乱的大人省些麻烦。她看见母亲和姐姐坐在炕上哭，知道猪还没喂——这口猪可是他们家的命根子呀！大哥每年开春都要借钱买只猪娃，一家大小相帮着喂到年底，肥得连走也走不动。过年家里从来没杀过猪；为了换个整钱，都是活卖了。这猪钱就是第二年全家人的“银行”，包括给她和她二哥交学费、买书和一些必需的学习用具。

兰香走后，少平才发现祖母还在哭，而且看见她一个劲用手势招呼他到她跟前来。

他赶紧上了炕，蹲在坐着的老祖母面前，准备把她从那一堆破烂被褥里扶起来。少平以为奶奶要上厕所，立刻示意他姐赶快把门外的便盆拿进来。这一下，兰花和她妈的注意力才转移到老人这一边来了，赶忙寻便盆，生怕老人把屎尿屙在炕上。

老太太现在仍然在为死去的少安哭啼，她一边哭，一边生气地用手势制止她们给她找便盆，并且对兰花母女先前不给她说明灾祸而现在又误解她的意思，在脸上表示出强烈的愤慨。她声音沙哑地哭喊着“我的安安呀……”，然后用一只手揪着少平的领口，让他尽量挨近她。

老太太哭着问少平：“把安安……枪打在……什么地方了？”

“什么？”少平大声问，没听清奶奶说什么。

“安安的……尸首……拉回来了没？”

“啊呀！我哥好好的嘛！谁给你说……”少平苦笑了一下。

“她们说……枪打了……那么把谁……打死了？”

“谁也没死！都活着哩！”少平大声说。

“那你妈……你姐……哭谁哩？”

“是我姐夫！他……”少平一下不知怎样给焦急的老祖宗说清楚这事。

“你姐夫……怎啦？”老太太一下子不哭了。噢！使她宽慰的是，最亲的人没出事。对她来说，兰花的女婿虽然也重要，但终究没家里其他人重要。

少平仍然不知道怎样给奶奶说清他姐夫的事，就只好随口说：“他犯了点错误，人家让他劳教！”

“猫……叫？”老太太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少平忍不住笑了。

少平他妈已经下了炕，对儿子说：“你就给奶奶说什么事也没。”

“你和我姐哭，她看见了，能哄了吗？”

这时候，老太太更急了，指着脚地上吃糖的猫蛋说：“是……猫蛋？她不是好好的吗？”

“不是嘛，是我姐夫！”少平也急了。

老人看来非要打破沙锅问到底不可，她瘦手紧紧揪着少平的领口，追问道：“你姐夫……出什么事了？猫叫……是怎啦？”

少平大声说：“不是猫叫，是劳教！就像学生娃调皮，叫先生训了一顿！”他急中生智，即兴想了个奶奶可以明白的解释。

“噢……”老人这才长出了一口气，瘦手把他的领口放开，疲倦地闭住了眼睛。她这下听明白了。唉，这算个屁事！还值得老老小小哭一场？旧社会，先生常拿铁戒尺把念书娃的手都打肿了，肿得像发面馍馍一样。训一顿算个什么……一场臆想的恐怖在脑子里消失了，像往常一样，她即刻进入到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中。

少平现在才想起，他还用润叶姐给他的钱，给奶奶买了两瓶眼药水和一瓶止痛片哩。奶奶浑身都是病，尤其是眼病，已经害了许多年。家里买不起药，奶奶也不让买，终于拖成了慢性病。记得小时候，在每个夏天的早晨，他都要和兰香到野地去拔一些带露水珠的青草叶，小心翼翼地捧回家来，淋在奶奶的眼睛上。奶奶说这比点眼药水都舒服。有一次，早上露水不多，他和妹妹好不容易摘了一些青草叶，兰香那时还小，在家门口不小心绊了一跤，把草叶上的露水珠撒光了，急得她哭了一个早上。自从亲爱的奶奶不能动弹，全家人都很伤心。家里每顿饭的第一碗总是先端给她的。他们几个孙子更是对奶奶有一种无限依恋的感情——他们每一个人谁不是奶奶在被窝里搂大的？

少平给奶奶把被子围好，就从炕上跳下来，对脚地上已经乱得不知该干什么的母亲和姐姐说：“姐，你先给咱做饭。妈，你把咱的高粱和黑豆装一点，再腾出一床铺盖，我一会给姐夫送到民工大灶那里去。晚上你和姐姐在这窑里住。如果我哥不回来，就叫我爸住在他的小窑里。我和兰香都到金波家去住。万一我哥回来，就叫他到队上的饲养室凑合一晚上……”

少平冷静地给没了主意的母亲和姐姐安排眼前一些最当紧的事。他回到村里时，就听说哥哥去米家镇给队里的牛治病去了。父亲此刻又没回来——而且他的心情肯定已经坏到了极点。眼看天就要黑了，家里还处在混乱之中。严酷的现实要求他立刻成为这个家的临时主事人。他已经长大了，应该对家里承担起责任来。想想看，哥哥在他这个年龄，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门外，都已经大事小事一身担了！

母亲和姐姐立即按他布置的，各干其事去了。她们现在极需要一个领导人。

此刻，少平的心情甚至处于一种昂扬的状态中。以前，每当生活的暴风雨袭来的时候，他一颗年幼的心总要为之颤栗，然后便迫使自己硬着头皮经受锤打。一次又一次，使他的心脏渐渐地强有力起来，并且在一次次的磨难中也尝到了生活的另一种滋味。他觉得自己正一步步迈向了成年人的行列。他慢慢懂得，人活着，就得随时准备经受磨难。他已经看过一些书，知道不论是普通人还是了不起的人，都要在自己的一生中经受许多的磨难……

少平现在从箱盖上他那个破烂的黄书包里，取出了给奶奶买来的药。他拿着药瓶，又上了炕，把昏昏然的老祖母摇醒，将药瓶举到她眼前说：“奶奶，看我给你买的药。这是治眼睛的；这是止痛片，浑身什么地方疼的时候，你就吃一片……”

老人的红病眼顿时一亮，塌陷了的嘴巴嚅动着，吃力地抬起一只瘦手，在少平的头上抚摸了半天，只是哽咽地说：“我平平……长大了……”

少平说：“你把头抬起来，我现在就给你点一滴眼药。”

当少平给奶奶点完眼药后，他看见奶奶的眼角里滑出了两颗泪珠。他默然地溜下炕来，一股温热而酸楚的情感涌上了他的心头，使他也忍不住热泪盈眶。他在心里说：奶奶，如果我长大了，有办法了，你还活着，我一定叫你好好享几天福……

这时候，父亲突然从门外进来了。全家人顿时都停止了干活，瞅着他的脸色，想知道外面的事态究竟怎样了。

孙玉厚脸黑森森的，一句话也没说，把铁锨搁在门背后。家里的人看他这个样子，谁也没敢言传。兰香不知什么时候又出去捡了一筐柴禾，这时悄悄地从门中进来，又悄悄地去灶火圪里倒柴去了。

孙玉厚站在脚地上，烟锅在烟布袋里不停地挖着，也不看别人，说：“把家里的粮食准备一点，再腾出一床铺盖来……”

“这些我都让妈妈准备好了。我一会就给姐夫送过去。”少平轻轻说。

孙玉厚扭头看了看儿子，脸色缓和了下来。他并不是心疼那个爬熊女婿——只不过这类事总得要他管罢了。不，他是在内心感谢儿子能看见他的死活，把这些他多么不想管的事替他管了。这时，他似乎才发现他的二小子已经长大了。是呀，瞧他的身板，像他哥一样高高大大了。唉，只不过学校吃喝不好，饥瘦了一些……

说实话，玉厚老汉在心里时常为自己的子女而骄傲，孩子们一个个都懂事明理，长得茁茁壮壮的。

这就是他生命的全部意义。这就是他活着的全部价值。

现在，天已经麻糊糊的了。少平他妈突然惊慌地在锅台边叫道：“哎呀，我的天！我这死人咋忘了喂猪了！”

孙玉厚一听就火了，正要开口数落老婆，就听见女儿兰香在灶火圪里说：“妈，猪我已经喂过了……”

窑里所有人的目光，一齐投向这个他们谁也没有留意的十三岁的孩子。她正从筐子里往出倒柴火。她不知什么时间已经捡回来好几筐柴火了，足够一两天烧的。可爱的兰香默默地做着她能做的一切活。

孙玉厚老两口大受感动地看着他们这个最小的孩子，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按说，她是家里最小的娃娃，应该娇惯一些。可孩子长了这么大，还没给她扯过一件像样的衣服。现在她已经到石圪节上了初中，身上还七长八短地穿着前两年的旧衣服。

孙玉厚难受地从窑里走出来，站在自家的院子里，不停地挖着旱烟袋。他佝偻着高大的身躯，失神地望着东拉河对面黑乎乎的庙坪山。山依然像他年轻时一样，没高一尺，也没低一尺。可他已经老了，也更无能了……

第七章

一家人匆匆吃喝了一点饭以后，少平他妈就装起一罐高粱黑豆钱钱稀饭。她心疼女婿，又在饭罐上面的碗里，放了几个早上吃剩的黑面馍和几筷子酸白菜。

少平即刻提起饭罐，扛着一小捆铺盖卷出了家门，去村中的小学把这些东西送给他那个落难的姐夫。为了好拿，他把一点粮食卷在了铺盖卷里。

他出了院子，下了一个小坡，来到了公路上。月亮已经从神仙山和庙坪山那边升起来，隐隐约约地照出模糊的村庄和大地。

少平他们家在最南面的村头，独家独院，和村里其他人家不紧相连。

走出一小段路后，就是田家圪——一个小山窝里，土窑石窑，挨家挨户；高低错落，层层叠叠。双水村田姓人家大都住在这里，因此才叫田家圪。他二爸孙玉亭也住在这里，和大队书记田福堂家离得不远。本来，他们当年也住在这里，在他两岁的时候搬了。那是一九六〇年，正是困难时期，在山西太原钢厂当工人的二爸，突然不干了，跑回家让他哥给他娶媳妇。二爸娶过二妈后，住的首先成了问题。老人手里就留下一孔窑洞，爸爸只好把这窑让给二爸他们住了。他们全家借了河对面金波家的一孔窑洞住了几年。后来，爸爸才在现在住的地方打了一眼土窑，算是重新安下了家。

这田家圪的田姓人家旧社会大都是村里的穷人。后来从外村流落来的少数杂姓也大都住在这一带。现在，除过田福堂家的院落要出众一些外，大都还是一些塌墙烂院。虽说新社会二十多年了，但一般村民要箍窑盖房，简直连想也不敢想。

在田家圪的对面，从庙坪山和神仙山之间的沟里流出来一条细得像麻绳一样的小河，和大沟道里的东拉河汇流在一起。两河交汇之处，形成一个小小的三角洲。三角洲的洲角上，有一座不知什么年间修起的龙王庙。这庙现在除过剩一座东倒西歪的戏台子外，已经成了一个塌墙烂院。以前没有完全破败的时候，村里的小学就在那里面——同时也是全村公众集会的地方。后来新修了小学，这地方除过春节闹秧歌演几天戏外，平时也就没什么用场了。现在村里开个什么大会，也都移到了新修的小学院内。因为这地方有座庙，这个三角洲就叫庙坪。庙坪可以说是双水村的风景区——因为在这个土坪上，有一片密密麻麻的枣树林。这枣树过去都属一些姓金的人家，合作化后就成全村人的财产了。每到夏天，这里就会是一片可爱的翠绿色。到了古历八月十五前后，枣子就全红了。黑色的枝杈，红色的枣子，黄绿相间的树叶，五彩斑斓，迷人极了。每当打枣的时候，四五天里，简直可以说是双水村盛大的节日。在这期间，全村所有的人都可以去打枣，所有打枣的人都可以放开肚皮吃。在这穷乡僻壤，没什么稀罕吃的，红枣就像玛瑙一样珍贵。那季节，可把多少人的胃口撑坏了呀！有些人往往枣子打完后，拉肚子十几天不能出山……

庙坪的枣林后面，就是庙坪山。这山高出村周围其他的山，因此金鸡独立，给人一种特别显眼的感觉。这几年农业学大寨，村里全力以赴首先在这山上修梯田。现在那梯田已经一层层盘到山顶，远看起来，就像一个巨大无比的花卷馍。这山，这庙，这枣林，再加上庙前二水相会，给双水村平添了许多风光。

从田家圪的公路上下去，蹚过东拉河，穿过三角洲枣林中的一条小路，就是和东拉河在庙前交汇的哭咽河。这河虽然小，但来历不凡。传说古时候这沟里并没有水。那时天上玉皇大帝一位下凡游乐人间的女儿到了这里，爱上了一位姓金的后生，竟然推迟了归天的日期。后来玉皇大帝大发雷霆，命令她立即上天，如在两天之内还不上来，他就要把这位女儿就地变成一座土山。但仙女不能割舍人间的爱恋，违抗了父命。她发誓，即使化作人间的泥土，也要厮守在情人的身边。两天之后，她就变成了一座普通的黄土山。她那人间的爱人悲痛欲绝，日日在她变成的土山下面，跪着呜咽哭啼，直至死在这山脚下。传说正是他的眼泪流成了这条小河。人们把仙女变成的土山叫做神仙山，把这条泪水流成的小河叫哭咽河……

这当然是金家老祖上编出来的神话，以光耀自己的家族。正因为如此，金家的祖坟就扎在哭咽河北岸的神仙山下；那坟地已不知安葬了多少代姓金的人，密密麻麻一大片。坟地上不知哪一辈人栽了些柏树，现在已像桶一般粗壮。每到冬天，大地一片荒凉的时候，远远近近，只有那些柏树绿森森的，特别惹眼。

正因为有东拉河和哭咽河，这村子才取名双水村。

在哭咽河上，有一座几步就能跨过的小桥。村里现在最高寿的人，也不知这小桥是什么年间建造的。它年年摇摇欲坠，但年年都存在着。

过了哭咽河这座小桥，就是金家湾。除过少数几家杂姓，大都住着金姓人家。一道阳湾里，家户住得密密麻麻，相当拥挤。只是在隔过金家祖坟的后山嘴那里，单另还有两大户人家，都姓金：一大户是二队长金俊武弟兄三家；另一大户是地主成份的金光亮弟兄三家。

古时候，旧社会，金家一直是双水村的主宰。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一切，都属于金家。据传在宋、明两个朝代里，这金家曾出过几个名震州府的大地主，想必他们当时占有的土地，已经远远超出了双水村的范围。但据说明末的时候，蒙古鄂尔多斯那一带的胡人，曾经大规模入侵到这里，把这家大地主连杀带抢，家业基本踢踏光了，后来就再也没有发达起来。到土改的时候，金家除一家定了地主，两家定了富农成份外，一部分是中农，大部分都还是贫下中农成份。

但从住宿方面看，金家湾一带的窑洞明显比田家圪这面强。尽管现在看起来，也大部分是塌墙烂院，但总还有一些表明以往富有迹象的破旧的院门楼和扎着朽葛针的院墙。而且许多人家的土窑洞都接了石口。某些人家年代久远的门窗，粗看又黑又旧，可细细一瞅，就可以看出当初做工的精细，并且还有雕镂的花纹，说明这门面曾经有过一时的显赫。

在金家湾村舍和长柏树的坟地之间，过了哭咽河桥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小土坪，双水村小学就在这里。这学校七八孔大石窑，都是教室，最高是五年级；五年级上完的娃娃，就要到石圪节上初中去了。下午放学后，学校常常空无一人——老师、学生家都在本村。学校院子很大，栽一副村民们修造的很不标准的篮球架。学生们年龄小，主要是村里的青年们收工回来玩一阵。前面已经说过，这地方现在已经代替了庙院，成了全村人集会的中心。

自从石圪节公社在双水村搞农田基建大会战以来，学校教室就成了外村民工晚上住宿的地方。这地方当然只能住一小部分人，大部分民工都分散住在村中各家的闲窑里。住在学校教室的民工，第二天早上得把自己的铺盖卷起来，集中到边上一孔放体育器材的窑洞里，好让学生们白天上课。晚上民工们把课桌一拼，就成了床。

这些天来，学校还专门腾出来一孔窑洞，让各村拉来“劳教”的人住。今天这窑洞又多了一名新成员：王满银。

现在，这些人已经收工回来，被集中在这孔窑洞里。一个扛枪的民兵在门口照看着。等一会开饭的时候，这个人才能把这些人引到民工大灶上去……

孙少平扛着铺盖，提着那罐饭，从田家圪的公路上下来，小心地踩着列石，过了东拉河，穿过庙坪，从哭咽河的小桥上走过来，径直向小学校的院子走去。这地方他太熟悉了，因为他曾在这里上过整整五年学。

他进了学校院子，那个扛枪的人就迎面过来了，不知为什么还笑嘻嘻的。少平在月光下细看了一下，才发现这人是他初中时一位同学的哥哥。那同学是下山村的，后来没上高中。在初中时，有一年他们“学农”到下山村，就住在他们家里，和一家人很熟悉了。

同学他哥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我正发愁你姐夫今晚上没铺盖哩！”

少平没心思在这地方多逗留。他对同学他哥说：“能不能叫我姐夫出来一下？让我把这些东西交代给他。”

“这怎不能？又没犯死罪！”同学他哥提着枪到门口喊了一声，“王满银出来一下！”

满银蔫头耷脑走出门槛后，惊讶地看见是他的小舅子，便把罗着的腰直了一下，脸上倒显出了几分羞愧的颜色。

少平把铺盖卷和饭罐放在地上，对姐夫说：“这铺盖里有些粮食，罢了你交到大灶上……”

王满银先顾不得什么，急忙在饭罐上面的碗里抓了一个黑馍，狠狠咬了一口，几乎没嚼就往下吞咽，噎得他脖子一展。

等咽下这口饭后，才问少平：“不知你姐和猫蛋狗蛋……”

“他们都在我们家里。”少平厌恶地看着他。

“那就好……回去给你姐说，我什么都好着哩！叫她不要急……”他扭头看了看已经离远了点的扛枪后生，又悄悄对少平说，“给你姐说，还有剩下的几十包老鼠药，在家里的箱盖上放着，叫你姐藏好，不敢叫娃娃不知道给吃了，叫她把……”

少平已经气愤地拧转身走了。他真想在这个不争气的姐夫脸上给一记耳光！

他下了学校的小土坡，沿着哭咽河向金家湾的村舍那里走去。他不回家了，准备直接到金波家去住宿。家里没地方住，每星期六回来，他都在金波家过夜。那里温暖而洁净，金波的母亲和妹妹，都把他像自家人一样看待。只有在这里，才能在他沉重的生活中度过最舒适的一个瞬间。

当少平走到哭咽河小桥附近的时候，看见从对面庙坪枣林中间的小路上，走过来一个妇女。他还没看清是谁，就听见这人喊他的名字。一听声音，才知道是他二妈贺凤英。

少平在心里不尊敬这个长辈。当这个操着山西口音的女人来到他家门上后，就把他们一家从祖传的老窑里赶出来了。在以后的年月里，她仗着念过几天书，根本不把这家人放在眼里，动不动就拿很脏的话骂他母亲；并且把他早已亡故的爷爷的名字也拉出来臭骂。直到少安哥长大后，在一次她又骂他母亲时，哥哥把她狠狠揍了一顿，打得鼻子口里直淌血，她后来才停止了对他们家这种放肆的辱骂。后来，他们弟兄都大了，哥哥又当了生产队长，在村里也成了一条汉子，她和二爸就更有点怯火了。二爸二妈两个人穷积极，在队里都负点责，一个是大队支委，一个是妇女主任，黑天半夜开会，三个娃娃撂在家里没人管。他们光景一烂包，二爸经常穿着烂衣薄裳，饿着肚子还常给别人讲革命大道理。村里人明不说，背后谁不耻笑他们！

现在，妇女主任已经从哭咽河的小桥上过来了。少平看见她头发梳得油光——通常都是用木梳蘸着自己的唾沫梳成这个样子的。而且又穿起了结婚时的那件已经很旧的红绸袄；因为罩衣太短，那棉袄的红边在下面露出一圈，非常扎眼。二妈这身打扮，说明她今晚上又要在公众面前露脸了。

果然，她站定对少平说：“今晚上，公社会战指挥部要在学校院子里开批判会，你不参加？……人家叫我领导着布置会场，我刚把碗搁下就……唉，你姐夫……”她叹了一口气，表示了一种同情和痛惜，让少平知道她终究也是自家人。

少平对她说：“你忙你的，我要到金波家去哩。”

他冷淡地对他二妈打了个招呼，就转过身走了。

第八章

“噢——哥！噢——哥！”

孙玉厚老汉刚把自己的铺盖卷儿搬到隔壁少安的小土窑里，就听见公路下面他弟玉亭喊叫他的声音。

玉厚奇怪：玉亭为什么不上家里来？往常他有事没事吃完饭总要到他家里来坐一阵——穿着麻绳子捆绑的烂鞋，往他家前炕的铺盖卷上一靠，没命地在他的烟布袋里挖得抽半天烟。他热心公家的事，庄稼行里又不行，因此营务不起来旱烟，满年四季都是他供着。每当玉亭来的时候，他老婆也总要把家里刚吃过而剩下的饭，给玉亭热得端上来一碗。玉亭嘴里推让着，两只手一把就接住了。少安他妈知道玉亭在家里吃不饱，总要牵挂着给他吃一点。父亲去世早，玉亭从五岁起，实际上就是他两口子一手把他带大的。尽管玉亭成家以后，他老婆贺凤英那些年把少安妈欺负上一回又一回，怕老婆的玉亭连一声也不敢吭，但少安他妈不计较他。因为她从小把玉亭抚养大，心中对他有一种疼爱的感情。人常说，老嫂为母，这话可一点也不假……

“噢——哥！噢——哥！”

玉亭仍然一声接一声地在公路下面喊叫。

玉厚听见他弟这样喊叫，又不上他家来，不知出了什么事，就一边从院子里往外走，一边给下面的玉亭答应了一声。

在院子外的小土坡上往下走的时候，玉厚心里才恍然大悟：他弟弟今晚上不上他家来，是因为他女婿今天被“劳教”了。玉亭现在公社正看得起，让他当了会战指挥部的副总指挥。现在他家里出了“阶级敌人”，玉亭怕人家说他划不清界线，因而连累了他，所以才不上他家里来了。

玉厚来到公路上，半天才看清他弟站在路边一棵树影下。

他走过去，问：“什么事？”

“唉，也没什么事。想和你拉两句话……你心放宽些！”

玉亭脸上是一副同情他哥的神色。这同情是真诚的，因为这终究是他哥嘛！

玉厚没有说什么话，沉默地从自己的烟布袋里挖了一锅烟，点着抽起来。

玉亭也从身上掏出自己的烟锅，在他哥的烟布袋里挖了一锅，又用他哥的火柴点着，说：“满银一脑子的资本主义。劳教两天是小事，再不学习和改正，说不定要进班房。亲戚都要为这小子在政治上受影响……”

玉厚还是一声不吭。他现在已经懒得再说他女婿的长长短短。他心里只是为他的女儿和两个外孙难受。

“今晚上公社要在学校开批判会，少安没回来，你家里其他人参加不成，你歪好要去一下，不要叫人家说，你们家抵制批判亲属的资本主义倾向……”玉亭对他哥说。

“我不去！不劳动不行，不开会还不行！”

“哥，你不敢这样。咱们是贫下中农，毛主席号召的事，咱怎能不积极哩？”玉亭劝他哥说。

“反正我不参加！我的气已经受够了！哪怕明天让我也劳教哩！”

玉厚说完，气恼地转过身就往回走。他心里烦乱，有什么心思站在公路上讨论这号事情哩！

玉亭看他哥这样犟，也无可奈何了。要是村里其他人敢这样“反动”，他早就给会战总指挥部汇报了；恐怕今晚上也得上批判台。唉！玉亭心里烦透了，正在他被公社重用的时候，亲属中间突然出现这么一件叫他尴尬的事！

玉亭失望地见他哥快上了土坡，就又轻轻喊叫了一声：“哥，你先等一等……”

玉厚以为他还要劝他去参加批判会，站住吼叫说：“你走你的！不要管我！”

玉亭走过来说：“……给我抓一把烟。”他说着，就过去在他哥的烟布袋里掏了一把旱烟，装进自己的烟布袋里，随后就心急火燎地走了——他今晚上还有大事！

玉厚低着头站了一会，然后望着弟弟远去的背影，叹了一口气，慢慢走着上了自家的小土坡……

一九三九年，孙玉厚十六岁，玉亭才刚刚五岁，他父亲得痨病死了，丢下他两兄弟和母亲相依为命。旧社会，女人不兴出门，母亲又是小脚，只能在家里操磨，山里和门外的事都搁在他一个人身上了。他们家又没地，他只好在周围村庄给光景好的人家揽工，以养活母亲和年幼的弟弟。二十二岁时，他和一个穷人家瘦弱的女娃娃成了夫妻。他媳妇虽然面黄肌瘦，但对他妈和玉亭特别好，因此那几年光景虽然穷得叮当响，日子过得还很一体。

他为了挣点量盐买油的钱，冬天农闲的时候，就给石圪节一家商行去吆牲灵，翻山越岭走几十天，从军渡过黄河，到山西柳林镇驮瓷器。山西柳林瓷闻名几省。他给石圪节商行的掌柜挣了不少钱；他自己也得了一点工钱。

手里有了几块“钢洋”以后，他突然发狠想供他弟弟上学。在当时来说，玉厚算是庄稼人里很有魄力的。他十六岁出去闯荡世界，眼界当然要比一般庄稼人宽阔。

孙玉厚当时想：他家人老几辈子没出过一个先生，睁眼瞎受了多少气啊！从古到今，世界说来说去，总是识字人的天下。他想他这辈子是不顶事了，但说不定能把玉亭造就成孙家的人物。如果是这样，他孙玉厚辛劳一辈子也就值得了。再说，他看玉亭这娃娃脑子还灵——他已经在村里教冬书的金先生那里识了不少字。

一九四七年，玉亭十三岁。当时这一带正处于战争状态。玉厚参加了村里给解放军送粮的运输队，同时还得种地，东跑西奔，忙忙乱乱。但他仍然惦记着玉亭上学的事。可当时这里战火连天，学校都停办了。眼看玉亭岁数已经不小，再不念书就晚了。他突然想到，前几年他去柳林镇驮瓷的时候，有一次一家姓陶的窑主家发生了事故，他冒死救了陶窑主的性命。老陶感激他，和他结了拜把兄弟。陶兄一再说，以后他有什么难事就来找他，他一定全力相帮。玉厚当时想，我为什么不把玉亭送到柳林镇去读书呢？

他立即登门请村里识字的金先生，给山西柳林镇的老拜识写了封信，看他能不能收留他弟去那里读书。老陶很快回了音，说只管把玉亭送来，叫玉厚什么也不要管，这小兄弟的一切都由他全包了。

就这样，玉厚把玉亭送到了山西柳林镇。

这期间，他每年都要到柳林去看一回弟弟。临行前，他老婆总要把玉亭一年的穿戴准备齐全，还做许多茶饭让他给玉亭带去。对于他们来说，玉亭不仅是亲人，也是一家人未来的指望啊！

一九五四年，玉亭初中毕业，到太原钢厂当了工人。玉厚一家人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虽说玉亭是个工人，但这是孙家多少代第一个在门外干事的人！

可是一九六〇年困难时期，玉亭突然跑回家来，说他一个月的工资不够买一口袋土豆，死活不再回太原去了；他说他要在家乡找个媳妇，参加农业生产呀。

这可把玉厚急坏了！好说歪说，就是说不转玉亭。玉厚没有办法，只好打问着给他找媳妇。那年头，他家穷得钱没钱，粮没粮，他身边已有了三个孩子，孩子年纪又都小，没什么帮手，尽是连累，一家人时不时都饿得浮肿了。可弟弟已经二十六岁，也的确该娶媳妇了。而玉亭为此还天天给他妈哭鼻子，说他年纪再大，娶不下媳妇，这一辈子就算瞎活了。他母亲也陪着玉亭哭哭啼啼。

玉厚看玉亭这样没出息，才知道他半辈子辛劳，企图给孙家造就一个光宗耀祖人物的指望落空了。但他心平气静，并不为此而过分地懊悔。是啊，这是命运。正如辛劳一年营务的庄稼，还没等收获，就被冰雹打光了，难道能懊悔自己曾经付出的力气吗？

好，那就给弟弟娶媳妇吧。他四处疯跑着给玉亭打问对象。但是，所有的人家财礼都要得太高了，他就是把一家人的骨头卖了也出不起。

在万般焦急中，他又想起了柳林镇的老拜识，于是又写信求他帮忙。

本来他是有病乱求医，并没抱多大希望，可不久老朋友却热心地回了信，说离柳林镇二里路有一个女子，愿意跟玉亭。老陶说玉亭大概也认识这女娃娃，这女子在柳林镇小学和玉亭同过学，官名叫贺凤英。

玉亭的确认识凤英，于是就亲自去了一趟柳林镇，把贺凤英当下就接回来了。玉厚立马闹腾着借钱借粮，尽量体面地给弟弟办了婚事。接着又搬家腾窑，另起了炉灶……前后一折腾，除借窑住不算，还欠下一河滩账债，使他许多年日子都翻不过来。

到后来，玉亭因为不会劳动，加上贺凤英不会过光景，日子过得没棱没沿，连他的光景也不如了。但他除过能供得起他旱烟和一碗剩饭外，再没有能力照管他了……

但话说回来，孙玉亭本人觉得，他现在穷是穷，倒也自有他活人的一番畅快。

玉亭是大队党支部委员、农田基建队队长、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主任，一身三职，在村里也是一个人物。全村开个大会，尽管他衣服不太体面，但也常是坐主席台的人。他又有文化，上面来个什么文件或材料，书记田福堂和副书记金俊山都不识字，回回都是他给众人宣读。这时候，全村大人娃娃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使他感到非常的满足，把饥肠饿肚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只是回到家里，三个孩子饿得嚎哇哭叫，她老婆又跑出去为骂仗的村妇去调解是非，上顿饭的碗筷都没洗撂在锅台上，这时他才感到对生活有点灰心。

他一个人坐在灶火圪拉风箱，饭还没熟，三个孩子像土匪一样扒在锅上，三下五除二就吃得差不多了。这时他也不由得想起了早年间太原钢厂的好吃好喝。顿顿白蒸馍大肉菜，喷鼻香！那时他一顿才吃三个白馍？真是不可思议！要是现在的话……

他在家里胡乱吃喝一点，就又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去了。只有在这社会的大风大浪中，他才把饿肚子放在一边，精神上享受着一种无限的快活。

自从石圪节公社集中十几个队的民工在他们双水村搞农田基建大会战以来，孙玉亭更是兴奋得不得了。会战总指挥是公社副主任徐治功，副总指挥是公社武装专干杨高虎。后来公社又研究，要在各队的基建队长中间抽一个人担任副总指挥。因为会战在双水村，这差事当然就落在了孙玉亭的身上。立刻，他在工地上跑前跑后，动不动还在高音喇叭上发布各种通知和命令；他哥当年没把他造就成个人物，革命已经俨然使他成为一个人物了。连他老婆这一段也开始尊敬地称呼他“玉亭”，前面不再带那个“孙”字。而最使他满意的是，他现在还可以在民工大灶上吃饭，重温当年太原钢厂的享受——由于他是副总指挥，做饭的人都巴结他，碗里的肥肉明显比别人多。过个两三天，他还可以和治功和高虎钻在灶房后面的小土窑里，混着一块吃几盘炒菜，喝两口烧酒哩！

今晚上，指挥部又要在学校院子里开批判大会。不用说，这会议还得要他主持。治功是总指挥，他要在开头和结尾讲话；高虎虽说也是个副总指挥，但年轻，只管民兵小分队的事，开这种会一般只负责维持会场秩序，以防阶级敌人捣乱破坏。

玉亭本来吃完饭就准备和凤英一起过金家湾那边去。但他想起要给他哥打个“政治招呼”。因为满银被“劳教”了，他哥今晚上的批判会一定要去，好让公社领导看见他拥护对女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他一想起王满银的事，心里就不痛快。无论如何，这小子也算和他沾点亲，这使他这个副总指挥多少有点不光彩。如果他哥能正确对待这事，也许他在台上还能站得踏实一些。可是，他专门去提醒他哥要识时务，他哥却死牛顶墙，不给他带这个面子。唉，他孙玉亭总不能对他哥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现在，玉亭抽着刚从他哥烟布袋里挖来的旱烟，已经过了东拉河，走到庙坪枣树林的小土路上了。他现在还不能直接到小学去。他要去找一回他们大队的副书记金俊山，商量一点事。本来这种事要是书记田福堂在，他就不会去找金俊山。书记去公社开会，不在村里，他现在只能去找金俊山商量。

这事说起来也不大，但是件伤人事，最好不要叫他孙玉亭一个人当鬼子孙！

事情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收工时，总指挥徐治功对他说，晚上的批判会，各村都有批判对象，就是双水村没有。难道双水村连一个阶级敌人也没有吗？徐主任说的也是。毛主席说阶级斗争无处不有处处有，他们双水村怎么能没有呢？但双水村谁是阶级敌人，他一时又想不出来。

“哼，叫金俊山去想吧！”玉亭在心里说。

他现在一路走，心里还在盘算这事。他想他得先在心中有个数。万一老狐狸金俊山耍滑头，这事归根结底还得他来办。他是副总指挥，金俊山又不参加公社的基建会战。

他想来想去，急忙在村里找不出一个阶级敌人来。几家成份不好的人，都规规矩矩，简直抓不住一点毛病。要是评先进和模范，这些人倒都够条件！

他苦恼了老半天，还是怎么也想不出来。在过哭咽河的小桥时，他在心里自嘲地说：今晚上也许除过他哥，村里很难再找出一个阶级敌人了。他哥刚才那些反动话，倒足够资格站在台子上接受批判。他忍不住又为自己这个荒唐的想法逗得出声笑了。不，他哥终究是他哥！别说他说了这么些话，就是再反动一点，他也不会出卖他的。哼，革命是革命，亲人是亲人！

为找不到敌人而苦恼的玉亭同志，现在已经过了哭咽河。

在上金俊山家的土坡时，孙玉亭突然想起了一个可以批判的人。他心里说：对了！大概只有田二可以充当这个角色。虽说这老汉神神经经的，但又没经法医鉴定他就是神经病。再说，除过本村人，公社领导和大部分外村人对田二的情况也不太清底；只知道老汉有个憨儿子，本人脑子有些毛病罢了。可是，他很快又想，批判田二的什么呢？对，干脆就批判他常嘟囔的那句话“世事要变了……”。毛主席的世事，无产阶级的世事，要变成个什么世事？世界上只有两个世事，不是无产阶级的世事，就是资产阶级的世事，田二要变的世事，就是要把无产阶级世事变成资产阶级世事……

孙玉亭已经在心里试着批判了一通田二，觉得批起来还通顺。这时候他已经上了金俊山家的院畔。

金俊山和玉亭他哥同年出生，已经五十二岁了。他家的成份是中农。在眼前这年月里，农村的中农充其量是团结对象，俊山怎么能当党支部的副书记呢？

金俊山有他自己的光荣历史。一九四八年，解放军向国民党军队大反攻的时候，俊山参加了民工担架队，最后一直跟部队打到兰州。有一次战斗中，他腿上挂了花，就回到村里，被政府评了三等残废。

一九五一年他入了党。从这以后，他就和田福堂两个人一直担任村里的领导人。不过，他常当副职，正职都是田福堂。

姓金的这一族人中，有许多家成份比较高。旧社会，河东的金家在村里主事。而新社会，河西成份好的田家，明显在村里占了上风。真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新社会几十年，尽管农村的人际关系已经发生了交错复杂的变化，但户族之间的矛盾，平时总还模模糊糊存在着。有的时候，这种矛盾还相当尖锐。在这样的时候，田福堂和金俊山就会表现出某种亲族观念。而且一般说来，两个人身边最亲近的知己，也往往是本族人。当然，金家的许多人成份不好，平时尽量克制，也不过分咋唬。但这族人中，也不乏几条汉子，不服气田福堂，常常曲里拐弯地向他挑战。

在许多情况下，金家闹不过田家，因为村中的权力在田福堂手中。田福堂本人的能耐是一回事，他还有个在门外当官的弟弟。村里人一般回避和他正面冲突。但金家许多人对紧跟田福堂的孙玉亭，却反感透顶了。可是孙玉亭他哥一家人又在金家户族里很有些威望。玉厚老两口和他们的四个子女，和金姓许多人家的大人娃娃，保持着十分不错的友好关系。尤其是他们家当着一队队长的孙少安，又是村里少数几个让田福堂头疼的人。因此孙玉厚一家人受到许多金姓人家的普遍尊重。由于这个原因，大家对孙玉亭的所作所为一般也就容忍了——他歪好算孙玉厚的弟弟。

至于金俊山，做事倒很注意分寸，无论谁，他都不专门寻人家的不是。他觉得自己一大把年纪，何必与人争言斗气；除过实在看不过眼，他对田福堂和孙玉亭的许多过头做法，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再说，眼下的世事就兴这种过头做法嘛！他金俊山有能耐和社会的大潮流对抗吗？因此他平时的心大部分都操持在了家事上。他现在的光景在村里也是比较宽裕的。儿子金成高中毕业，在村里教小学，家早娶过，已经给他生养下一男一女两个孙子。女儿金芳出嫁到了米家镇，女婿是个手艺人，光景很殷实。他前两年在旧窑边上又箍起两孔新窑洞，现在儿子住着。一个大院子，一线五孔大石窑，一年四季一家人有吃有穿有钱花，人活一世，已经够满意了……

当孙玉亭进了金俊山家的大门时，铁链子拴着的那条大黑狗一扑起来，拼命叫了几声。狗一看是个熟人，叫了几下也就不吭声了。

金俊山立刻出了中窑。他一看是孙玉亭，马上把他请进窑里来。俊山的老婆赶紧给这个大队负责人泡了一缸子茶水。

玉亭平时饥肠辘辘，一般不敢在人家那里喝茶；据说茶水碱性大，喝了饿得更厉害。今天他在民工大灶上吃了一老碗肥肉片子，倒需要喝些茶水帮助消化。

他端起茶缸喝起来，同时扫了一眼俊山家的窑洞。他感觉到了一种富裕和丰足。这时，他内心突然涌起了一丝莫名的惆怅。他想自己跑断腿闹革命，竟然穷得连一双新鞋都穿不起。当然，这种情绪绝对不会动摇他的革命信念，而只能引起他对金俊山的鄙视。哼，什么共产党员！不好好为革命出力，只顾发家致富，典型的资本主义小农经济思想！

不过，这金俊山终究腿上挨了国民党的一颗枪子，政治根子红着哩！再说，他又是副书记，比他的职位高，他能把人家怎样？福堂不在，队里有个大事，他还不是得跑来请示他？

这时候，金俊山已经给孙玉亭递上一根纸烟，同时问：“玉亭，你来有什么事哩？”

孙玉亭在金俊山的打火机上点着烟，接着就把公社徐主任的意思给他说了一遍。然后问：“俊山哥，你看这事怎办？”

金俊山有点嘲讽地看着孙玉亭，反问：“你看咱村里谁是阶级敌人？”

这倒把孙玉亭给问住了。他本来想叫金俊山说出一个人来，想不到这老家伙倒反问起了他。

玉亭想了一下，觉得还应该逼一逼他。就说：“我一时也拿不定主意，所以才来问问你。福堂哥不在，村里的事就看你拿哩！”

金俊山马上说：“玉亭，你怎能这样说哩？这不是村里的批判会，这是公社会战指挥部的批判会！你是指挥部的领导人，这事当然要你拿主意哩！咱们村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熟悉？你现在不仅代表咱村，还代表公社哩！公社出面搞的事，我金俊山现在也要听你的哩！”

孙玉亭觉得实在没智慧治住这老家伙了，而眼看批判会的时间又快到了，只好吞吞吐吐说：“……你看田二怎样？”

金俊山一下子仰起头笑了，说：“批判田二的什么哩？那人谁不知道是个半脑壳！”

“他不是常说，世事要变了。就批判这句话！”玉亭说。

“那话他说了几十年了，完全是神经病憨话，能批出个啥名堂？”

金俊山抽了两口烟，又改变口气说：“不过，你看能批就批吧。我对你的决定没什么意见……”

金俊山心想，今晚上双水村要是没个人去赔罪，看来玉亭也不好给徐主任交差。既然孙玉亭让老憨憨田二去充数，也就只好让他顶缺去了。

“那就这样！我还要主持批判会，先走了……”玉亭喝了一口茶水，从椅子上站起来就起身。

金俊山把他送到大门口，说：“你先走，晚上天气冷，我回去披件衣裳就来了……”

孙玉亭匆忙地从金俊山家的土坡里下来，顺着哭咽河畔的小路，向金家湾后面的小学赶去。他远远地看见，那里已经闪烁起灯火，并且聚集起一大片熙熙攘攘的人群……

第九章

今晚，双水村小学院子里又开始热闹起来了。除过本村男女老少一吃完饭就被集合到这里以外，在大灶上吃完饭的外村民工也都被带到这里来了。不多时分，这院子里就已经挤得水泄不通。外村的民工在院子的南头，一般都是同村人挤在一块。双水村本村的人在院子的北头，大人娃娃夹在一起，有站的，有坐的，吵吵闹闹，像一锅煮沸了的水。在这一片人中，全村的男人都混杂着，但女人却大约可以分出田家的一片，金家的一片；因为本族妇女家挨得近，平时关系熟悉，现在挤到一块好拉话。当然，这中间也多少有一点金、田两家的门户之见。一般说来，金家的媳妇穿戴都比较齐整，坐的姿势也比较合乎农村的礼教规范：公众场合不能酸眉醋眼，张东望西。可以笑，但不能把嘴巴张得像窑口一样。坐时应两膝并拢，不能八叉双腿。也有些金家的年轻妇女不管这一套，使得她们的母亲或婆婆不时在人群中用眼光提出警告。另外人家的妇女就不受这种约束了，说说笑笑，打打闹闹，跟赶集上会一般。也有一些胆大的恋爱者，乘混乱之机，眉来眼去不说，甚至还偷着捏捏揣揣。男人们大都一人一杆旱烟锅，抽得院子上空云绕雾缭。有些乏累过度的庄稼人，不顾体面地大叉双腿睡在土地上。不时有人去不远处的金家祖坟那里撒尿，气得金家一些老者跑过去乱吼乱骂一通。

这时候，双水村妇女主任贺凤英，正领着本村和外村的一些“铁姑娘”，忙碌地布置会场。她们把课桌从教室里抬出两张来，拼在一起放到人群面前，上面铺了窑门口摘下来的条格布门帘，又放几个暖水瓶和茶缸，算是主席台了。另外几个男民工，在中间的窑面上斜贴了一条会标：彻底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大会。教室其他墙上，间隔斜贴着许多红绿纸写的标语口号。凤英忙里忙出，指指划划，旧红绸袄在短了的外衣下面露出一圈，招引得许多目光都注视她。她那没有水色的脸上，洋溢着出人头地的欢欣。

院子四周用木棍挑起的一些马灯，和朦胧的月光一起照出开会的人群。他们在焦急地等待着批判大会的开始——早点完了赶快回去睡觉，因为明天还要出山。至于那些妇女娃娃，很大程度上倒是为了来看热闹的；看那十几个阶级敌人站在大家面前，都是些什么样子。听说这几天还捉回来几个“新的”，其中就有他们村兰花的女婿王满银，这更使大家平添了许多兴致。

当众人等着开会的时候，在小学教师金成的办公室里，公社副主任徐治功、武装专干杨高虎和孙玉亭一起商量怎样开这个会。金成提着个开水壶，不断给这几个人的茶杯里添水。

徐治功盘腿坐在土炕的羊毛毡上，一边抽烟，一边严肃地给两个副总指挥布置任务。既要抓革命，又要促生产，使得这位四十来岁的公社领导人，眼睛里都布满了红丝。

一年前，徐治功一直是县农业局的一般干部，去年才提拔到现在这个岗位上。本来，他爱人在县贸易经理部当会计，一家人都在城里，他很不愿意到这个条件很差的石圪节公社来。但盘盘算算，高低总算提拔了，因此便硬着头皮来上了任。

一上任，徐治功就想要尽快干出点名堂，看能不能早点回到县上的机关工作。只要回到城里，就是再不提拔也行，平级调就满意了。如果他户家里的叔叔徐国强还在县上当领导的话，他兴许用不了一年就能实现目标。可徐叔因年纪大不当县领导了。但徐叔的女婿田福军又当了县上的副主任。只要徐叔给田主任说话，他的事也不难办。田福军他哥田福堂就是双水村的书记，因此他在这个队要好好表现一下，让田福堂把他的成绩传到田主任的耳朵里。把公社农田基建大会战放在双水村，正是他竭力争取的。明摆着嘛！这会战在哪个村搞，哪个村就沾光——其他村出人出粮，给这个村子白修地！田福堂能对他徐治功不感激吗？不用说，双水村搞好了，首先是他田福堂的光荣！

治功现在盘腿坐在黑羊毛毡上，听着外面沸腾的喧闹声，情绪特别亢奋。这会战开始没多少天，他就把工作搞得如此有声有色。前几天，县革委会主任冯世宽亲自带队检查各公社的会战，在全县总结大会上，专门表扬了石圪节公社——这使得他劲头更大了！

徐主任捏灭了一个纸烟头，突然像记起了什么，扭过头问孙玉亭：“玉亭，你们村批判的那个人确定了没？”

孙玉亭正修改一个民工的批判稿，赶紧停下来，说：“确定下来了！”

“谁？”

“田二。”

“田二？”徐主任一时想不起双水村这个人是谁。

在旁边给杨高虎倒茶水的金成已经忍不住偷着笑了。

“这人平时爱说反动话！他到处散布说，世事要变了……”玉亭给徐主任解释说。

“那这当然要狠狠批判！什么成份？”

“成份倒是贫下中农……平时也不好好参加劳动……”玉亭说。

“那你们以前为什么不好好批判？”徐主任有点生气了。

“这人平时疯疯魔魔的，村里人也不把他算个数……”

“你说这个人名字叫什么？田二？他名字就叫田二？”

“不是，名字叫田福顺。不过村里人谁也不叫他名字，就叫田二……”玉亭端起茶缸喝了一口水。他今天下午在民工灶上吃了一碗肥肉，渴得口干舌燥。

“田福顺？那和田福堂是什么关系？”徐治功敏感地问。

“没什么关系，只是一个老先人，现在都不知隔多少代了……因此没什么关系！”孙玉亭说。

“那就把田二算上一个！现在人哩？”徐治功问。

这时，旁边喝茶的武装专干杨高虎插嘴说：“玉亭刚给我一说，我就派民兵把这老汉带来了，现在和那十几个人关在一起，都在隔壁窑洞里。听民兵说，这老汉就是喊叫世事要变了，刚才一路上还说这话……”

“时候不早了，咱们开会吧！”徐治功从炕栏上溜下来，把鞋穿上。

金成先一步把这几个人的茶缸拿到院子外面，摆在主席台上。

徐治功几个随后就出来了。等徐主任在主席台中央的一把椅子上坐定后，高虎和玉亭也共同坐在旁边的一条长板凳上。这时候，人群的嘈杂声还没有停下来。

为了让大家安静，准备大发脾气的杨高虎立刻站起来——没想到坐在另一头的孙玉亭，由于板凳失去平衡，一个马趴栽倒在了地上，把桌子上的一杯茶水都打翻了。全场人于是一齐哄笑起来。

栽倒在地的玉亭同志，在大家的哄笑声中镇定地爬起来，把板凳放好，脸定得平平地又重新坐了上去。

杨高虎看玉亭坐好了，就马上挤过去，在徐治功那边的桌上，拿起话筒大声喊叫：“民兵小分队请注意！民兵小分队请注意！严防阶级敌人破坏捣乱！如发现坏人捣乱，立即扭送到台上来！”

众人这才“刷”地平静下来了。大家马上意识到，这不是一个玩笑场所，而是一个大批判会。

在人圈外的民兵小分队，一个个都把枪松松垮垮倒背在肩上，枪里面谁也不敢装子弹，怕走火把好人伤了。在这种场所，这些人谁也不认真；庄前庄后的，不光他们本人，就是他们的老祖宗别人也知底，何必去惹人呢？其中几个不正相的光棍后生，不时酸眉醋眼瞄着金家那里的几个漂亮媳妇，使得这几个女人都面红耳赤地低下头，抠自己的手指头。

这时候，孙玉亭小心翼翼地站起来——他怕再把另一头坐着的杨高虎又闪倒在地——就绕到徐治功这边来了。他胳膊肘撑在桌子边上，斜着身子在徐主任旁边的话筒上吹了一口气，又用手指头弹了弹——听见远处墙角的喇叭里传来“嘣嘣”的几声，似乎证明扩音器没有被刚才杨高虎的大嗓门震坏。接着，玉亭便尽量提高自己有些沙哑的嗓音（因吃肉口渴），说：“把阶级敌人带上来！”

这一下，人群又一次骚乱起来，响起一片嗡嗡的说话声；有些坐着的人也纷纷站起来了。民兵小分队的人赶忙连喊带吼，让众人坐下来，不要喧哗吵闹！

下山村那个扛枪的民兵，把十几个被劳教的“阶级敌人”带出来了。走在最前面的，就是今天刚拉回来的王满银。院子北边双水村的人又乱纷纷的了。他们指着兰花的女婿，议论成了一窝蜂。

满银此刻很不自在，脸上无光地耷拉着脑袋——这是在老丈人村里丢脸献丑，满院子都是熟人啊！

当牛家沟那个“母老虎”出现在众人面前时，妇女们立刻指画着议论起来。这位“母老虎”倒的确有点“虎”气，她站在那里，仰着头，虽不看人，但脸上的表情没有什么畏怯。牛家沟来的民工，倒都低下了头。唉，不管怎样，这是他们村的人！而且一个妇道人家，被拉在外村受这种损躏，众人心里实在不是滋味！

这时，会场上所有双水村的人都大笑起来。他们看见，竟然把他们村的田二也拉到台前来了！这真是开玩笑哩！怎么能把一个憨老汉也拉到这里来呢？

此刻，孙玉亭的脸上也显得很尴尬。不过，他实在没办法嘛！徐主任让在双水村找一个阶级敌人，他找不出来怎给徐主任交差哩？笑？你们笑什么！如果田二不上来，你们之中就得上来一个人！你们都完全无产阶级了？你们身上寻不下一点资本主义？哼……

在杨高虎的大声喊叫下，会场才慢慢安静了一些。

老憨憨田二不会知道叫他来做什么，当然也不可能弄清楚眼前发生了什么事。他看见这么多人在一起，只觉得热闹极了，于是便兴奋地走出这个“阶级敌人”的行列，两条胳膊胡乱舞着，嘴角挂着通常那丝神秘的微笑，嘟囔说：“世事要变了！世事要变了……”他的话淹没在一片笑声中。那个扛枪的民兵硬把他拉到原来站的地方，并且对这个气焰张狂的老汉吼叫说：“老老实实站好！”

站好就站好。田二笑嘻嘻地回到队列里，戴破毡帽的头转来转去，东看看，西瞅瞅。至于为什么让他站在这里，他当然不管。反正有人让他站在这里，就站在这里。对他来说，站在这里和站在别的地方有什么区别呢？

众人不敢大声笑，但都乐得看这幕闹剧。而现在最高兴的是田二的那个憨儿子！他穿一身由于多年不拆洗，被汗、草、土、牛屎、自己的小便沤染得分不清什么颜色的肮脏衣服，看见憨父亲和一行人站在前面，在人群里快活地嘿嘿笑着，用惟一会说的话喊：“爸！爸！爸……”

孙玉亭在一片混乱中宣布批判大会开始，并恭请公社徐主任讲话。

徐治功照例咳嗽了一声，从口袋里拿出一张报纸摊开在桌上。他先把旁边站着的这一群“坏人”一个个数落了一通，然后又念了《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中他认为关键的几个段落，算是给这个批判会先做了个“序”。

紧接着，孙玉亭按事先安排好的名单，让已经写了几页稿子的大批判发言人，一个个上台发言。这些人大都是各村念过几年书的青年农民，照当时大同小异的流行调子，激昂慷慨地念一通，就下来了。

当临时安排的一个外村后生上台批判田二时，大家又笑了。这后生并不知道实情，只听孙副总指挥说这老汉有“变天”思想，他就按孙指挥的意思大大发挥着批判了一通。双水村的人在下面只是个笑。金俊山披一件黑棉布大氅站在人群后面，微微地摇着头，向周围几个要好的庄稼人表示他对这种做法的不满意。

田二听不懂这个人说什么，只是好奇地笑着，不知他今晚上交了什么好运，让人们把他的名字提了又提……

若问这田二多大，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岁数。据村里一些老者的估摸，已经七十大几了。在田二四十来岁上，同族的几家门中人，给他闹腾着娶了邻村一个白痴女子，想让他生养一个后代，以免他这一门人绝了种。结果这白痴女子和憨憨丈夫生了一个纯粹的傻瓜！傻瓜他妈产后三个月就得病死了；门中人就这个一把，那个一把胡拉扯着，这个被叫做憨牛的娃娃也就长大了。这田二还算有福，他那憨儿有一股憨劲，天天出山劳动，而且最爱做重活，因此挣的工分还能维持父子俩的简单生活。

田二本人一般不劳动，整天在村子的四面八方乱转悠，捡各种破烂东西。他长得看起来很富态，破毡帽下露出像伟人一样光亮而宽阔的额头；身上穿着几年前公家救济的松松垮垮的破烂棉衣，一根不知从什么地方捡来的破皮带，一年四季都束在腰里。在庙坪有庙会的那些年月里，他不怕亵渎神灵，拿走一块红布匾，不知谁用这匾给他做了个大烟布袋，就时常吊在他腰里的那根烂皮带上。这老家伙不知怎的，竟然学会了抽旱烟。当然，烟叶也像孙玉亭一样向别人要，只不过玉亭只问他哥要，田二向全村人要。顺便提提，田二的大红烟布袋上面“有求必应”四个黑字一直不褪，对革命忠心的玉亭在“文革”中企图扯碎这个有着迷信色彩的布袋，当时被一些老者挡住了。直至今天，这红布袋还吊在老憨汉的烂皮带上。至于烟锅，不知是村里哪个好心人送给他的。

他身上最重要的东西也许不是那个红布烟袋，而是用白线缀在前衣襟上的那个大衣袋。人各有爱好。田二有田二的爱好。田二最大的爱好，就是在村庄的各处和公路上转悠着，捡各种有用和无用的东西：铁丝头，废铁钉，烂布条，断麻绳，坏螺丝帽，破碗碴，碎纸片……捡到什么，就往这个大口袋里一装。这口袋经常鼓鼓囊囊；行走起来，里面叮当作响。他捡满一口袋，就倒在自家不铺席片的光土炕上。长年累月，除过父子俩睡觉的地方，他的土炕上已经堆满了这些破烂玩艺儿，连窗户都快要堵住了。他成天在村里转悠着，嘴角时常浮着一种不正常的微笑——这微笑看起来很神秘。他除过捡破烂，还爱凑到什么地方，说他那句“永恒的格言”——“世事要变了！”他不知在什么年代里学会了这句话，也已经不知说多少年了。除这话外，他很少说其他话。如果有个过路的陌生人碰见我们的田二，看见他那伟人似的额头，又听见他说出这样一句预言家式的高论，大概会大吃一惊的……

现在，批判田二的人已经下了台，双水村小学院子里的批判会，看来也已经接近尾声了！

谢天谢地，打哈欠的人们终于听完了徐主任的批判总结。现在高虎正高举起拳头，带领大家呼口号。口号声中，“阶级敌人”已经一个个滚下了场。田二是本村人，因年纪太大，被革命宽恕免于“劳教”。他完成使命以后，也就没人管了。

宣布散会以后，众人立刻纷纷离场。住在田家圪那边的人，有的早提前溜了，现在已过了哭咽河的小桥，走到庙坪的枣树林里了。甚至有更早溜走的人，已经蹚过了东拉河，上了公路。脚步声和人的嘈杂声，使这夜晚寂静的山村陷入到一片骚乱之中。全村的狗吠声彼起此伏。谁家的吃奶娃娃被惊醒了，哇哇地哭叫着，在这清冷的夜晚听起来叫人心慌意乱……赶快回家吧！瞌睡得抬不起眼皮的庄稼人，摇晃着疲劳的身躯，迷迷糊糊穿过村中交错的小路，纷纷回家去了……

小学院子里刹那间就一片空空荡荡了。学校下面的哭咽河，在残破的冰面下发出轻轻的呜咽声。

当孙玉亭收拾停当会场，最后一个离开学校的院子，走到土坡下面的时候，突然发现田二父子俩还立在哭咽河畔；老小憨汉面对面站着，一个对一个傻笑。他们身上的破烂衣服抵挡不住夜间的寒冷，两个人都索索地抖着。孙玉亭自己也冷得索索地发抖——他那身棉衣几乎和田二父子的棉衣一样破烂！

一种对别人或者也许是对自己的怜悯，使得孙玉亭心中泛起了一股苦涩的味道。他迟疑了一下，走过去对这父子俩说：“快走吧！”

三个穿破烂棉衣的人一块相跟着，回田家圪去了……

第十章

家里和村里一整天发生的事，门外的孙少安都一无所知。他此刻正跪在米家镇兽医站这个简易牲口棚里，手忙脚乱地给生产队的病牛灌汤药。

给这么一个不通灵性的庞然大物吃药，一个人简直对付不了。下午头一顿药，有兽医站的人帮忙，一个人捉牛头，一个人灌药，没有眼下这么费劲。这而今夜半更深，兽医站的人别说早已经下了班，现在恐怕都睡得死沉沉的了。

他跪在这肮脏的牲口棚里，一条胳膊紧搂着牛脖子，一只手拿一个铁皮长卷筒，在破脸盆里舀一卷筒药汤，然后扳起卧着的牛头，用铁皮卷筒头撬开紧闭的牛牙关，把药强灌下去。有时灌呛了，牛给他喷一身。他顾不了这些，尽量不让牛把药糟蹋掉，浑身的劲都使在抱牛脖子的那条胳膊上，两个腿膝盖在牛棚的粪地上拧出了两个深坑，紧张得浑身大汗淋漓。

他们队这头最好的牛，简直就是全队人的命根子。它口青力大，走势雄健，干活是全村两个队最拔尖的。二队队长金俊武，前年曾提出用他们队两头牛再搭一条好毛驴换他这头牛，他都没换。平时耕地，只要他在场，就不让其他社员使役，常自己亲自执这犋犁。他怕别人不爱惜，让牛劳累过度。他还经常给饲养员田万江老汉安顿，给这头牛加草加料，偏吃偏喝。

不料今年刚开春动农，这头牛就病了。牛两天没好好吃草料，他也两天没好好吃饭。这牛一病，他也似乎病了。今早上，他赶紧亲自吆着牛，来到米家镇的兽医站。好在兽医站一检查，没什么大毛病，只是牛肚子里上了点火，兽医说灌几副药就会好的。当时开好药后，就给灌了一副。兽医站的人说，最好晚上十二点钟再灌一次。本来他想当天就返回双水村，但考虑牛有病，来回路上折腾一天，恐怕牲灵受不了，就决定在米家镇过一夜。

现在，他把最后一卷筒药汤灌进了牛嘴巴，亲热地拍拍牛脑袋，然后就疲乏地站起来，把空脸盆和卷筒放在窗台上。他看见牛的眼睛出现了一种活泼的亮色，心里就踏实了许多。

他出了牛棚，看见兽医站里一片黑灯瞎火。哪个窑洞里传出来一阵鼾声，打雷般响亮。这已经是深夜了。

他迈着两条长腿，穿过院子，出了兽医站的土豁子大门，来到公路上。前面不远几步，就是米家镇的那条小街道。现在那里也已经没有了人迹，只有几盏昏黄的路灯，照耀着空荡荡的街道。

他现在到什么地方去度过这一夜呢？他白天抽不出身，也没到旅社去登记个床位。这是公事，他可以掏钱住一宿旅社。但现在旅社恐怕也住不上了。米家镇就一个小旅社，这里过往人多，通常天不黑就住满了人。

他从公路上盲目地向镇子里走去。唉，如果在石圪节，他还有些熟人，甚至还认得一两个公社干部，他哪里都可以凑合一夜的。可这米家镇已经到了外县，人生地不熟，他到什么地方去住这一夜呢？要是夏天也好，他可以在兽医站的院子里随便找个地方一躺就行了。这现在虽然已经开春，棉衣还没有离身呢，一早一晚怪冷的；米家镇又在大川道里，风特别硬。

他一路毫无主意地向街道那里走，并不知道他到了街上又能怎样。

他猛然想起：俊山叔的女儿金芳，不就出嫁在这米家镇上了吗？听说她女婿就在这镇上木匠铺里，家离街道也不太远。能不能去她家歇息一晚上呢？

他在朦胧的月光下摇了摇头，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这已经夜半更深，人家早睡熟了，怎好意思敲门打窗惊动人家呢！

现在，他已经来到了街道上。这街道虽然也破破烂烂，但比石圪节多了许多铺子门面，看起来像个城镇的街道。少安惆怅地站在一根电杆下面，不知如何是好。昏黄的街灯照出他高大的身躯，脸型、身材和他弟少平非常相似，只不过因为劳动的缘故，显得更要壮实一些。高鼻梁直直的，也像希腊人一样。脸上分明的线条和两片稍稍向下弯曲的嘴唇，显出青年男子的刚骨气。从眼神中可以看出，这已经是一个有了一些生活阅历的人。尽管他只有二十三岁，但和这样的青年打交道，哪怕你有一大把年纪而且老于世故，也要认真对付的。

孙少安站在路灯下，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张小纸条，又从烟布袋里捏了一撮烟叶，熟练地卷了一根烟棒。他抽烟，但不用烟锅抽。他觉得烟锅太小，抽两口就完了，太麻烦，就经常用纸卷着抽旱烟。纸烟他抽不起，除过要办大事，平时很少买。今天出门办事，他现在口袋里还有半包“金丝猴”香烟，但他舍不得抽。一年四季卷着抽烟，也要费许多纸的。报纸太厚，他就常拿少平和兰香写过的旧作业本卷着抽。

少安卷起一支烟后，发现他没有火。走时太忙，打火机丢在了家里的炕上；到了米家镇，忙得又忘了买一盒火柴。

他此刻多么想抽一支烟啊！

他好像隐隐约约听见远处传来一阵“叮叮咣咣”的声音。他仔细听了一下，听出来这是打铁的声音。在什么地方呢？好像在街头的那一边。好，打铁的地方有火，去那里点个火抽支烟吧！

他蹽开两条长腿，手指头里夹着那支卷好的烟棒，就向传来锤声的那边走了过去。

他一直走完这条不长的街道，并且出了街那头，才在一个小土坡下面找见了那个铁匠铺。

铁匠铺的一扇门闭着，另一扇门开了一条缝，看见里面红光闪耀，大锤小锤响得如同炒爆豆一般。

少安犹豫了一下，就推开了这扇虚掩的门。他看见打铁的是一老一少。老的显然是师傅，一只手里的铁钳夹一块烧红的铁放在砧子上，另一只手拿把小铁锤在红铁上敲打。师傅打在什么地方，那个抡大锤的徒弟就往那里砸去。叮叮咣咣，火花四溅。两个人腰里都围一块到处是窟窿眼的帆布围裙。

少安进来的时候，这两个人正趁热打铁，谁也没顾上看他。直等到那块铁褪了红色，被老汉重新夹进炉里的时候，这两个人才惊奇地打量起他来。

少安赶忙说：“老师傅，借个火点一下烟。”

“行！”铁匠师傅用铁钳夹了一块红炭火给他伸过来。少安赶忙凑上去点着了那支烟棒。他听口音，知道铁匠是河南人。黄土高原几乎所有的铁匠都是河南人。河南人是中国的吉卜赛人，全国任何地方都可以看见这些不择生活条件的劳动者。试想，如果出国就像出省一样容易的话，那么全世界也会到处遍布河南人的足迹。他们和吉卜赛人不一样。吉卜赛人只爱飘泊，不爱劳动。但河南人除过个别不务正业者之外，不论走到哪里，都用自己的劳动技能来换取报酬。

孙少安点着烟后，因为离炉火站得近，他才感到浑身一阵发冷。他于是圪蹴在炉边，伸出两只手想烤一烤火。

“这么晚了，你还不睡啊？你是哪儿的？”河南老师傅一边拉风箱，一边问他。

少安对他说：“我是双水村的，给队里的牛看病，天晚了，还没寻下个住处……”

那位年轻徒弟说：“旅社恐怕人都住满了。”

“就是的……”少安脑子里继续盘算他到哪里去过夜。

“我看你今晚找不下地方了……这镇上有没有熟人？”老师傅问他。

“没。”少安对他说。

“噢……”师傅用铁钳拨弄着炭火里的铁块，说，“你要是实在没去处，不嫌俺这地方，可以凑合一下，不过没铺没盖。可这地方还暖和……”河南人由于自己经常到处飘流浪游，因此对任何出门人都有一种同情心；他们乐意帮助有困难的过路人。

少安一下子高兴得站起来，说：“行！老师傅，这就给你老添麻烦了……”

的确，他很感激这个河南老师傅。没铺盖算什么，他能在这火边圪蹴到天明就行了，总比一晚上蹲在野场地挨冷受冻强。

少安问师傅：“这么晚你们还干活？”

徒弟回答他说：“这件活说好明早上人家来取，不加班不行。”

少安看炉灶里的铁烧红了，就从口袋里掏出两根“金丝猴”纸烟，走过去对那个年轻徒弟说：“师傅，你先歇着抽支烟，让我来替你添几下锤！”

那徒弟看他这样实心，就很乐意地接过纸烟，把手中的铁锤让给少安。

少安又把另一根纸烟，恭敬地夹在执钳操锤的老师傅的耳朵上——老师傅现在不仅没空抽，甚至腾不出手来接烟卷。

等老师傅把烧红的铁块放在铁砧子上后，少安就抡起锤和老汉一人一下打起来。他因为常出去为队里修理损坏的农具，曾在石圪节也是一家河南人的铁铺里抡过这家伙，因此不外行。再说，这是力气活，又没什么太高的技术要求。

等他抡完一轮锤后，这铁匠师徒俩都夸他在行。少安笑了笑说：“出一阵力身上就暖和了。”

少安又抡了两回锤，看这把镢头快成形了，就把铁锤又交给那个年轻徒弟。

老镢头全部打成后，这师徒两个把墙角一个放工具的土台子收拾开，给土台子上铺了一块破帆布，对少安说：“就凑合着躺一夜吧。”说完他们就到里面的一个小窑里睡觉去了。

少安在地上搬了一个废铁砧子，把自己的罩衣脱了垫在这砧子上，就算是个枕头。他拉灭了灯，在一片黑暗中疲乏地躺下来，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孙少安在饭铺里吃喝了一点，就到兽医站把他的牛吆上，起身回双水村了。

一路上，他由着牛的性子走，并不催促它，因此慢慢腾腾，三十里路走了将近一个上午。

在接近城里人吃午饭的时候，少安吆着牛才走到双水村北边的村头上。

他看见前面的公路上，田二正在路边的水沟里弯腰寻找什么破烂。等他走到田二身边时，老汉怔了一会，大概才认出这是一个“熟人”。

少安对他说：“二叔，快回去吃饭！”

田二神秘对他微笑着，嘴里嘟囔说：“世事要变了……”说完就又低头在水沟的碎柴烂草中翻搅起来。

少安吆着牛从他身边走过，心里随意感叹地想：如果我活成他这个样子，早就上吊死了！随即他又笑了，想：问题是活成他这个样子，往往连死都不懂了……

田二父子俩是他队里的社员。他同情这两个不省人事的人。每当路上看见顽皮的村童欺负他们时，他总要把孩子们撵跑。田二的憨小子他干脆打发到大队的基建队上——那里劳动的人比较集中，好照看他。

现在，少安吆着牛已经进了村。

他正准备把牛吆到田家圪的饲养室里，看见二队队长金俊武担一担粪，从东拉河的列石上走过来，并对他招呼说：“少安，你等一下……”

二队队长金俊武四十来岁，腰圆膀粗，长一对炯炯有光的铜铃大眼。这人悍性很强，脑子里弯弯又多，是金家族里的一条好汉。他父亲就是旧社会双水村著名的文人金先生——老先生一九五二年就去世了。不过，金家兄弟三人身上没一点文气。金俊武在三兄弟中排行第二。老大金俊文已五十来岁，性子也不弱。只不过一般不出头露面。这人手巧，杀猪、泥窑、垒锅灶，匠工活里都能来两下，他生养的两个儿子金富和金强，像土匪一样蛮横。俊武的弟弟金俊斌，倒和两个哥哥不一样，老实得已经快成了傻瓜。但这个大家庭里的所有成员，因为有精明强悍的金俊武，谁在村里也不受气。金俊武虽然人长得粗壮，但做事从不靠蛮力，主要用智力周旋。他对长辈很有礼貌，做事在大面子上很宽阔，私人交往中不计较一些小亏小损，而且像少安一样，从不欺负村里的弱者，因此在金、田两族一般人中都有些威望。在村里的强人中间，包括田福堂在内，俊武都有点不服气，但他比较尊重和佩服比自己小好多岁的少安。这后生和他一样，精明得谁也哄不了，而且一身男子气，小小年纪就能独当一面，把一队搞得比他二队还好。他尽管和少安关系不错，但两个人心里也常在撬劲：看谁把自己的生产队搞得好。一年下来，他往往都败在少安的手下……

少安听俊武让他等一下，就扯住牛缰绳站在公路边，等俊武从河道里上来。

金俊武把粪担子放在路边，抹下头上的毛巾擦了把汗水，问：“听说你到米家镇去了？牛不要紧吧？如果这牛不中用了的话，咱们还是换一换！哪怕我使用两天就死了，也不后悔！”金俊武笑着对少安开玩笑。

“就是一头死牛，我也不换你那三个活宝……怎？有什么事要给我说？”少安问金俊武。

“你不知道？”俊武看着他问。

“什么事？”少安确实什么也不知道。

“罐子村你姐夫让公社拉到咱们村，正在你家后面的工地上劳教着哩。昨天晚上，还拉在学校院子里批判了一通！”

“为什么事？”少安脑子里“嗡”一声。

“听说是贩了几包老鼠药……”

俊武不好意思看少安的脸。他担起粪担说：“你快回家去看看！听说你姐引着两个娃娃也到你家里来了……”

少安脸上显出不在乎的样子，对俊武说：“你忙你的去。我把牛送到饲养室再说。这是个屁事！多不了白受几天苦，还能定成个反革命？”

金俊武点点头，担着粪走了。

少安匆匆地把牛吆到饲养室，给饲养员田万江把药交代下，就折转身向家里赶去。

孙少安不愿意在金俊武面前表示任何慌乱，叫这个强人笑话他。但他现在内心中充满了焦躁和不安。对于像他们这样各方面都很脆弱的家庭来说，一件小事就可能导致灾难性的混乱，甚至使一切陷于瘫痪。而眼前发生的又并不是一件小事。姐夫不仅使一家人蒙受耻辱，而且罐子村他家的生活越烂包，他这里的家庭也就要烂包得更快些——因为他和父亲绝对不可能丢开姐姐和两个孩子不管。他更知道，家里出了这样的大事，一家人都指靠他来解决。他不仅要解决事情本身，还同时要安稳一家人的情绪……

他现在一路往家里走，脑子里已经开始飞快地判断各种情况。是的，这是公社出面搞的事；如果是本村，他就会立即去在各种人际关系中穿插，先找俊山叔，再找金俊武，然后找二爸，最后找田福堂……当然，还有许多人。而且他还不会都直接出面，各种交错制约的力量，就可能使问题得到解决。在双水村这个天地里，他还是有些能耐的。可姐夫是罐子村的，而这事又是公社搞的，和双水村没一点关系。他现有的能力看来无法解决这事。

怎么办？他上自家院子的土坡时，脑子里还像乱麻一般没有头绪。只有一点已经清透了：要解决这事，非要通过石圪节公社不可。但公社里除过文书刘根民是他小学同学，能说上话外，其他领导尽管都认得他，但没有什么更多的交情……

到了院子的时候，他把所有这些思绪暂时斩断。因为他首先要应付家里人的情绪。

他在家门口站了一下，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尽量轻松一些地推开了门。

他妈，他姐，他妹，他奶，老少四个女人一见他回家来，都又惊又喜，高兴得咧开嘴笑着，一个个泪流满面，就好像久盼的大救星突然从天而降。

少安站在脚地上，为这场面感动得忍不住鼻子一酸。是呀，这些至亲至爱的人们，都把他看做是全家人的靠山。家里出了任何不幸事，他们都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他怎么能辜负亲人们的期望呢？

刹那间，一种强悍的男性豪气在这个二十三岁青年的身上汹涌地鼓涨起来！

他平静地问母亲：“我爸出山去了？”

他妈“嗯”了一声，接着便撩起围裙揩干脸上的泪痕，母亲意识到她不能再哭了，以免加重儿子的精神负担。

他又问脚地上的妹妹：“你二哥回来了没？”

兰香说：“回来了，刚出去到金波家寻个东西……”

这时候，他姐兰花头一下伏在大弟的肩上，又出声哭起来了。少安安慰她说：“姐姐，你不要急躁，事情总有我哩！你看你眼睛都肿了。千万不敢伤身子，你还要拉扯猫蛋和狗蛋……那两个娃娃哩？”

兰花不哭了，说：“少平引到外面去了……”

这阵儿，少安他奶坐在后炕头上，张开没牙的嘴只顾笑着。她看见她的安安就是没死嘛！这不，已经平安无事地回来了！

少安从一个毛巾缝成的小布袋里，掏出一包从米家镇买来的蛋糕，拿出来放在奶奶的被子旁。他从里面捡了一块软点的，递到奶奶手里，说：“奶奶，你吃这！软的，能咬动哩！”

老祖母接过这块蛋糕，指着旁边其余的，说：“叫猫蛋狗蛋吃去……”

少安看家里人的情绪缓和下来以后，就一个人从窑里出来，转到了院畔上。到现在，他对姐夫的事，心里还是没有一点主意。

唉，他一个普普通通的庄稼人，能有多少本事呢！如果说，什么地方有些庄稼活把人难住了，他孙少安根本不会把这种事放在眼里；他自己有信心把别人干不了的活干得出奇的好。可这种事不一样啊！

他急躁地在院畔上走来走去。

他看见，院子东头那棵碗口粗的杏树，已经绽开了一树白粉粉的花朵。这树是他们家搬到这里时栽下的，算一算和兰香的年龄差不多了。往年，收麦的时候，总能在这棵树上摘一两筐金黄的甜杏子。除过一家人大饱一顿口福外，好心的母亲还要给村里一些人家的娃娃分一点。但这两年不行了，他的两个馋嘴小外甥早早就侵害完了。少安十分疼爱两个活泼的外甥，因为姐夫无能，他对这两个孩子担当着责任。他想，就是为了这两个孩子，他也要把姐夫的事有个平和的解决……

他看见他弟少平一只手抱着狗蛋，另一只手提个口袋，从土坡里上来了。年龄大的猫蛋跟在他后面走着。

少平也看见了他，兴奋地加快脚步赶过来了。

少安问少平：“你手里提些什么？”

“十几斤白面。”少平说。

“白面？哪来的？”少安惊奇地问。十几斤白面，对他们家来说，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啊！

“润叶姐给的……”少平说。

“润叶？”

“嗯。”少平接着就把润叶叫他去她二爸家的前前后后都给哥哥说了。最后，少平对他哥一再强调说：“她叫你这几天一定来一下！”

“她没说是什么事吗？”少安问。

“没说，就叫你一定来一下……”少平说完，就引着两个孩子回家去了。

孙少安愣了半天。他忧伤地走到院子东头那棵杏树前，手轻轻抠着树皮，抬起头望着满树雪白的杏花，陷入到往事中去了……

第十一章

在少安很小的时候，他们家还住在田家圪他二爸现在住的地方。他们家离润叶家很近。那时候，田福堂的家境虽说比他们家强得多，但还没有发达起来。福堂叔和他爸在旧社会都给富人家揽过工，因此解放初两家人的关系还相当亲密。母亲那时候常带着他和姐姐兰花到田大婶家串门。润叶比他小一岁，两个人正能玩在一起。渐渐地，他们就相好得谁也离不开谁了。少安早上一起来，就哭着要到润叶家去。润叶晚上又哭着要到他们家来睡，田大婶就只好把她送过来；两个孩子常常在被窝里打闹半天也不安息。要是谁家吃一顿好饭，大人也总要给另一家的娃娃端上一碗，或者就干脆叫到自己家里来吃。他两个不论谁过生日，他妈或田大婶总要给他们把一圈白线用红颜料染好，挂在他们的脖子上——这是“锁线”，保佑孩子无灾无病，长命百岁……

后来，他们长大了一点，家里和院子里已经没什么意思，就开始溜出家门，到广阔天地里玩去了。春天，当桃杏花盛开，柳树抽出绿丝的时候，他们还穿着破烂的开裆棉裤，到阳土坡上刨刚发芽的“蛮蛮草”根，这草根嚼在嘴里又麻又辣——这是在一个漫长的冬天之后，尝到的第一口春天的鲜物。夏天，一入三伏，他们和村里的其他娃娃就脱得一丝不挂，男娃娃，女娃娃，成天泡在东拉河里，耍水，互相打闹着给光身子上糊泥巴。一个夏天过去，都晒得黑不溜秋。秋天，是黄土高原的黄金季节。他们一群孩子就在野外寻找一切可以吃的东西，常常把肚皮撑得回家连饭也不好好吃，在这个季节反而都消瘦下来。冬天，刀子一般严厉的寒风把他们从野外赶回来，只好一整天闷在家里玩。只是在天气暖和的日子里，他才和润叶一块从东拉河的冰上走过去，在金家湾那边的村子里，寻找各种各样的破瓷器片。金家湾过去有钱人家多，打碎的瓷器往往又细又好看，上面还釉着许多美妙的花纹。冬天茂密的柴草衰败下来，这些玩艺儿很容易搜寻到。他们把这些宝贝拣回来，分别放在他们家院子供奉土神爷的墙窑里。唉，在这穷困的农村，孩子们有什么玩具呢？那个年纪里，这些东西就是他和润叶拥有的最宝贵的财产了……

一年年过去，他们家越来越穷了。可福堂叔的光景一年比一年强。润叶穿起了漂亮的花衣裳，可他的衣服却一年比一年穿得破烂。但他们仍然像以前一样，在一块亲密地厮混着玩耍。

在他六岁那年，有一天，父亲给他揳起一把小镢头，又给他盘了一根小绳，说：“少安，你也大了，应该出去干点活了。跟爸砍柴去吧！”

“不！我不去！我要和润叶一块玩！”他抗议说。

“润叶是女娃娃，你是男娃娃。男娃娃就要到山里学干活。男娃娃怎么能老呆在家里呢？再说，咱这穷家薄业，就爸爸一个人拉扯着你们，没个帮手不行啊！”

他沉默不语了。他知道父亲说得对。他早朦胧地感到这一天要来的，现在终于到来了。

就这样，他那虽然贫穷但充满无限欢乐的日月过去了。他从此便开始了一个农村孩子的第一堂主课——劳动。

他先是跟着父亲，随后便和村里同龄的男孩子一块相跟着出山砍柴。每天一回，每回一小捆。他甚至学着像大人一样，用草绳把柴双套腰一捆，又齐整又好看。母亲舍不得烧他砍回来的柴，就把这些可爱的小柴捆另外垛在院子里。时间长了，竟然垛起了规模不小的一垛。来他们家串门的村里人，都指着这一垛柴，对他父母夸赞说：“哈呀，这娃娃将来是个好受苦人！”城里人夸孩子夸学习，乡里人夸孩子夸劳动。他父母亲为此而很骄傲，他也在自己幼小的心灵里，第一次感受到了劳动给人带来的荣耀。

但是，每天砍柴回来，他饿得要命，家里又顿顿是稀饭，没一点像样的干粮。他喝上几碗稀汤，就愁眉苦脸地从窑里出来了。他知道他即使又哭又闹，家里也没有办法。再说，每顿饭母亲都已经在稀汤里给他捋一碗稠的了。

每当他来到院子里的时候，就看见润叶在他家的土墙外面招手叫他。

他撒腿跑过去，润叶就把从自己家里偷出来的玉米面馍，给他手里塞一个。他贪婪地啃着，感激地望着这个和他一起耍大的伙伴。她穿一身干干净净的花衣裳，头发也再不是乱蓬蓬的了，梳起了两根黑亮亮的羊角辫。

在他八岁那年，正是一九六〇年最困难的时期。他们家本来就已经吃了上顿没下顿，他二爸又从山西跑回来，麻缠父亲给他娶媳妇。父亲借下一河滩账债娶过了二妈，并且连住的地方也让给二爸家了。他们家只好从田家圪搬出来，在金家湾金俊海家借了一孔窑洞。

这时候，润叶在村里上了学。她并且跑到金家湾来，让他也去上学。少安这时才明白，他如果继续去砍柴，就要一辈子在山里劳动了。

于是，他便开始和父母亲闹着要去读书。润叶在旁边哭着给他帮腔。父母亲怎么都乖哄不下他，后来只好同意了。父亲对他说：“我不是不愿供你上学。我以前在那样的年头，都供你二爸到山西去念书。可是，供来供去，还不是回来了？咱祖坟里没埋进去当先生的福气！再说，咱家光景已经过不下去，你不念书，还总能给爸爸帮点忙……不过，既然你上了学，那就要好好学习哩……”

他于是就怀着欢乐而又沉重的心情，进了双水村小学。他和润叶一个班，并且坐一张课桌。

在双水村四年的日子里，他年年都在班上考第一名，但也是全校穿戴最破烂的一个。有时候，家里饭不够吃，他就饿着肚子来到学校。润叶几乎每天都要从自己家里给他拿干粮吃。农村的孩子调皮捣蛋，看他两个相好，就胡说润叶是他的“媳妇”。润叶气得直哭鼻子。她以后从家里拿来吃的，也不敢明给他，等同学们下课出了教室，才偷偷塞在他的课桌里。他也是偷偷拿着这干粮，跑到金家祖坟那里去吃……

记得十一岁那年，他和润叶已经在村里的小学上到了四年级。有一次，同学们在校院里玩“找朋友”的游戏。

他不敢到人圈里去，因为他屁股后面的补钉又绽开了，肉都露在了外面。他看别人玩，自己脊背紧贴着教室墙，连动也不敢动。有一个男孩子大概早发现他裤子破了，这时就串通几个人一扑上来，把他拉在了人圈里。所有的男娃娃都指着他的屁股蛋“噢”一声喊叫起来，并且起哄唱起了那首农村的儿歌：烂裤裤，没媳妇，尻子里吊个水鸪鸪……女娃娃们都已经到了懂得害羞的年龄，红着脸四散跑了。

他又难受又委屈。下午放学后，也没回家去。他一个人转到金家祖坟后面的一个土圪里，睡在地上哭了一鼻子。土圪上面就是高高的神仙山。他想起了老人们常说的那个下凡的仙女；也想起了那个痛哭而死的男人——那男人的眼泪就流成了脚下的哭咽河。哭咽河，哭咽河，男人的眼泪流成的河……

他突然听见润叶轻轻地喊他。他慌忙坐起来，臊得满脸通红。润叶站在他旁边，说：“我回家里拿了针线，让我给你把补钉缝一缝……”

“你不会做针线！”他不愿让润叶缝那块补钉——因为那是个丢人地方。

“我学会做针线了，让我试一下！”润叶说着便蹲在他身边，硬掀转他的身子，便笨拙地给他缝起来了。

那时润叶才十岁，说不上会做针线，只是胡串了几针，让原来的补钉能遮住羞丑。她的针不时扎在他的屁股蛋上，疼得他直叫唤。她在后面笑个不停。勉强缝完后，她让他站起来走一走。

他刚站起来走了几步，就听见后面“嘶”的一声——又破了！

润叶捂住嘴，笑得前俯后仰，说：“没顶事！让我再缝！”他赶忙说：“算了！我回去叫我妈缝……”

小学生活随着童年的逝去而结束了。一九六四年，他和润叶双双考上了石圪节高小。他在全公社的考生中，名列第一。全村人都说他是个念书的好材料。他父亲也很高兴，就让他去了。石圪节离双水村近，可以每天和同村的学生相跟着回家吃饭，花费并不大。那两年，他就像后来的少平和现在的兰香一样，每天下午回家，第二天早上天不明就起身，带一顿干粮，和其他娃娃摸黑赶到石圪节。润叶家里光景好，已经上了学校的大灶，除过星期六，大部分都在学校住宿，不天天受罪跑路了。他们仍然是一个班，还是同桌。他学习好，常给润叶帮助。如果考试的时候，润叶不会，他还偷偷给她看自己的答卷。要是哪个男同学敢欺负润叶，他就不怕别人瞎说他和润叶的长长短短，站出来护着润叶。一次，一个男同学在操场上故意把篮球往润叶身上扔，他过去把那家伙打得鼻子口里直淌血，让老师把他狠狠训了一顿……

但是当他上完两年高小，却再不能去县城上中学了。那时石圪节还没有中学，要上初中就得到县城去。到那里去上学，对一个农民家庭来说，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再不能跑回家吃饭了，要月月交硬正粮食，还要买菜票，更不要说其他花费也大多了。而同时，弟弟少平也在村里上了学。他父亲再也供不起他了。他已经十三岁，不用父亲说，自己也知道不能去城里读书了。他对父亲说：“爸爸，我回来劳动呀。我已经上到了高小，这也不容易了，多少算有了点文化。就是以后在村里劳动，也不睁眼瞎受罪了。我回来，咱们两个人劳动，一定要把少平和兰香的书供成。只要他两个有本事，能考到哪里，咱们就把他们供到哪里。哪怕他们出国留洋，咱们也挣命供他们吧！他们念成了，和我念成一样。不过，爸爸，我只是想进一回初中的考场；我要给村里村外的人证明，我不上中学，不是因为我考不上！”

他父亲在他面前抱住头痛哭流涕。他第一次看见刚强的父亲在他面前流泪。他自己也哭了。是的，他将要和学校的大门永远地告别了。他多么不情愿啊！他理解父亲的痛苦——爸爸也不愿意断送他的前程……

就这样，他参加了全县升初中的统一考试。在全县几千名考生中，他名列第三被录取了。他的学生生涯随着这张录取通知书的到来，也就完全终结了！尽管润叶跑到他家来，又像他上小学时一样，哭着让他到城里去报名。但这回用不着父母亲给她解释，他自己就像一个成熟的大人那样，给润叶说明他为什么不能再上学了……

当润叶坐着金俊海的汽车离开村子的时候，他一个人偷偷地躲在公路上面的土圪里，泪流满面地看着她出了村。别了，我童年的朋友！我们将各走各的路了，我会永远记着我们过去的一切……

他从此便心平气静地开始了自己的农民生涯，并且决心要在双水村做一个出众的庄稼人。

后来，由于他的精明强悍和可怕的吃苦精神，在十八岁那年，一队的社员就一致推选他当了队长。这多年里，他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队里和家里的事上。

在这期间，润叶回村来的时候少了。但不论是她上中学的那些年，还是后来当了教师，只要她回村来，都要给他祖母拿着吃的，到他家里来看望他们。往日友谊的暖流依然在他们心间涓涓流淌。每次见面，他俩总要在一块说许多话。她给他说城里的各种事，他给她说乡里的各种事。不管他说什么，她总是非常有兴趣地听他说……不过，一切也都仅此而已了。记得小时候，不光娃娃们，就是有些村里的大人，也开过他们的玩笑，说她是他的“媳妇”。可是，当他真正懂事的时候，就知道这的确是个玩笑。村里人以后也不再开这样的玩笑——甚至忘记他们还曾开过这样的玩笑。总之，谁也不会再记起他们小时候的事了。是的，生活就是这样。在我们都是小孩子的时候，一个人和一个人可能有家庭条件的区别，但孩子们本身的差别并不明显。可一旦长大了，每个人的生活道路会有多大的差别呀，有的甚至是天壤之别！

……少安听他弟少平说润叶让他来一趟城里时，一个人愣在这杏树下，怎么也想不到这究竟是为什么。他和她后来并没有什么交往；而他们两家的交往就更少了。她会有什么事需要他到城里去找她呢？

他想：如果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他可没什么闲工夫去逛一趟县城！家里现在危机四伏，他到现在还对这个局面一筹莫展，他怎么能丢下这么重大的事，而为一件小事胡跑乱窜呢？不，他不会去。尽管这可能伤了润叶的自尊心，但以后见面时，他会给她解释清楚的。润叶向来通情达理，她会原谅他的。

他离开这棵杏树，思想马上又回到他姐夫的事上来。他即兴决定：立刻去找一下金俊武。这老兄脑子里弯弯多，他很想听听俊武有什么高见。他本来想找他二爸进一步问清情况，但二爸现正在会战工地上，又算是个领导人，他不便出现在那里——等晚上再说吧！

他已经出了院子，从土坡下来了。

他突然停住脚步，脑子里刹那间划过一道明晃晃的闪电：啊呀！我为什么不到县城找润叶呢？润叶她爸和公社徐主任是好关系，他自己出面给田福堂说他姐夫的事，田福堂会只推不接；要是润叶出面给她爸做工作，她爸说不定会把徐治功说转的。

对了！只要他给润叶提出来，润叶就肯定会帮忙的。也许田福堂会耍个滑头，搪塞一下了事。但话说回来，现在除过这个关系还有点希望外，其他任何办法都是白跑腿！金俊武在这种事上能有什么灵法妙计呢？难道他自己就比金俊武笨吗？不行啊！一个普通老百姓怎么能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

好，他现在不准备徒劳地瞎忙了。他想他得很快把队里和家里的事安排一下，这两天就走一趟县城。本来，就是润叶不捎话给他，碰到这种事，他也应该想到去找她帮忙——何况现在正好她叫他来，为什么不去呢！

他在自家院子的土坡下，旋即折转身，又返回家来了。他感到身上变得松宽起来。

他进了院子，见少平正给猫蛋和狗蛋摘杏花玩，就问弟弟：“润叶是不是叫我这几天到城里去找她？”

少平看他哥这样颠三倒四又问他这事，就说：“我不是给你说了嘛！润叶姐就是让你这几天到城里去找她……你究竟是去不去？要是你不去，我好给润叶姐回个话！”

少安一边往家里走，一边对弟弟说：“我去……”

第十二章

田润叶把中午饭从灶上打回来，放在炕头那个土台子炉灶上，先没顾上吃。她搀起一盆热水开始洗脸。

这一天够忙的了！早上，学校安排全校红小兵到城外去学军，而且统一规定学生都要穿黄衣服，男学生拿小马刀，女学生拿红缨枪。她是三年级的班主任，忙着检查学生们的这些“武器”是否齐备，服装是否符合学校要求。接着就带着孩子们在城外走了十几里路，捉了一会“特务”。回来累得睡了一阵，还没来得及洗脸，又是教师的集体政治学习时间，只好跑到会议室听学校革委会主任念了一篇“毛选”。眼下就是这样，一星期不上几天课，大都是教师带着学生，学军，种地，上街搞宣传，把人忙乱得不可开交。

她洗完脸，细心地梳理完头发，才搬了个小凳坐在炉灶前。她望着一碗土豆菜和一个玉米面馍怔怔地出神，还是没有动筷子。学校灶一个月只有二两油和六斤细粮，其余的都是玉米面和高粱米，菜总是白水煮土豆，里面没有几滴油。她忙了，就不回二爸家去，在学校凑合着吃这伙食。

润叶没动筷子，倒不是嫌这饭菜不好——尽管家庭条件优裕，但她从来不是个娇气人。她现在坐在这里发愣，是在想她的心事。

自从去年秋天以来，她二爸家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起先她认不出来这个敦敦实实的青年是谁，但觉得有点面熟。后来她才知道，这是李叔叔家的儿子李向前。向前在中学时比她高两个年级，因此她并不熟悉这个人，当时见了面也只能大约判断像是一个学校的。

向前的父亲也是县革委会的副主任，和她二爸一块共事，在二爸家里来过好些次，她倒认识。向前的母亲听说是县医院的书记，是她二妈的领导，有时也来二妈家串门，她也认识。只是李向前以前从不上她二爸家来。

可是，自从去年秋天以来，他隔几天就来一回。每次来的时候，总要到她窑里来东拉西扯说半天话。他是县贸易经理部的汽车司机，经常跑外面，因此知道许多省城和外省的事，给她说个没完。每次临走时，他都问她在外地捎得买什么东西不？她都说不买。她在心里对这个人已经有点烦。她已听够了他那些沟里上洼里下的不上串话。但她不好意思表示她的反感——他父母亲和她二爸二妈一块共事，而且他妈还是她二妈的领导！

可是，有一天，他来的时候，竟然当着她二妈的面，拿出在省城买来的一件红线衣，对她说：“我碰上这么件衣服，觉得你穿上肯定合适，就给你捎得买来了。这是上海新出的一种线衣。哈呀，你不知道，买的时候，众人都抢，我插了一回队，还和一个人吵了一架，好不容易才买到了手……”

她有点生气了，说：“我不喜欢穿红颜色的衣服！”

李向前手里举着那件来之不易的红线衣，感到十分尴尬。她二妈赶紧圆场说：“啊呀，你这娃娃！人家向前好心买了这衣服，你应该谢谢人家！再说，你怎不爱穿红颜色？你的毛衣不就是红颜色的吗？”

她的脸也成红颜色了。为了不让二妈难堪，她只好问向前：“多少钱？”

“钱什么哩……”向前吞吞吐吐地说。

“你受了这么大的麻烦，怎能连钱也不要哩！”她心里感到很不舒服。

“五元……就五元钱！”向前只好说。

“不会是个整数吧？”

“零头我忘了……”

“你再想一想！”

“五元……噢，五元四角六……”

她二妈正要给向前取钱，她已经从自己的衣袋里把钱掏出，给了他。

从此以后，当她发现向前一来她二妈家，她就赶忙找个借口躲开，到学校里去了。

但事情并没有因为她的躲避就完结了。那一天下午，二妈从医院里回来，给了她一张电影票，说是他们医院发的，她晚上要做个手术，不能去了，让她去看。

她问：“什么电影？”

“听说是《南征北战》。”她二妈说。

“这电影我以前看过了。”她不太想去。

“听说这是江青让重新拍的，你再去看一看嘛！”她二妈劝她说。

她于是吃完晚饭后，就到街上的电影院去看新拍的《南征北战》。

她进了电影院，找到自己的座位，脸突然“呼”地一阵发烫。她看见李向前正紧挨着她的座位坐着。他早已经热情而紧张地站起来，招呼她入座。她没有犹豫，转过身就往外走……

过了几天，她二妈找她谈了一次，把问题直截了当说明了。她二妈告诉她，向前的母亲托她转告，说向前看上她了，希望她能成为他们家的媳妇。

她二妈劝她说：“你也不小了，在二妈家住了好多年。我和你二爸就当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你。你如今在城里参加了工作，婚姻的事我们不操心也不行。你爸好几次给我和你二爸安顿，让我们在城里给你瞅个人家。你二爸忙，顾不了这种事，我就要多操点心。现在向前家主动提出了这事，我倒挺高兴。你李叔叔和向前妈，都是县上有名望的人，家庭条件那就更不用说了。向前的职业也好。你不听人家说，在咱们山区，方向盘一转，给个县长也不换！”

她二妈一将事情说明，润叶就真正陷入到苦恼中去了。说心里话，要让她把自己的一生交给李向前，她坚决不能同意。她反感李向前：浮浅，粗糙，长得又不帅，在外面吃喝得肥肥胖胖，已经不像个青年人的样子了。但她又不能一下子就伤了二妈的面子，因为二妈不是她妈。更何况，她又在人家门上吃了多年饭，人家还给她找了工作……

她后来只好对她二妈说：“我一直没考虑这种事……”

“那你考虑好了再说！你不妨和向前多接触一下，不要老躲他！”她二妈又劝她说。

真的，润叶尽管已经长到了二十二岁，但的确还没有考虑自己的婚姻问题。现在由于这件事的出现，她才明白地意识到，她已经到了一个微妙的年龄。是的，人一辈子也许谁也不能回避这件事。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她想不到这样一种人所难以逃脱的法则，这样快就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一旦她考虑这件事的时候，她的眼前就立即浮现出了孙少安的身影，而且自然得连她自己都吃了一惊。是的，如果一生非要和一个男人在一块过日子的话，她第一个就想到了少安。她和他在不懂得害羞的年龄就在一块了。他对她来说，就像自己家里的人一样习惯和亲切。她以前当然没有认真想过少安就是她以后的爱人。因为迄今为止，她从根本上还没有考虑过自己的终身大事。现在，当生活已经把这问题给她提出来以后，她就非常自然地想到她的男人就应该是孙少安了。

在她这样的年龄，一旦内心真正产生了爱情的骚动，平静的内心世界和有规律的生活就一去不复返了。很快，她无论是走路、吃饭、工作，面前总是站着个孙少安：高挺的身材，黝黑而光洁的脸庞，直直的鼻梁，两条壮实而修长的腿……而且她开始一幕一幕地从小到大回忆他们之间共同经历的一切。这回忆有时使她发笑；有时使她扑在床上痛哭流涕；有时又使她既发笑也流泪……唉，晚上再也不会躺下看两页书就睡着了！她半夜半夜地翻来覆去合不住眼，一次次拉开电灯，又一次次把电灯拉灭。寒冬腊月，她在被窝里却感到发热，将被子蹬在一边，把两条发烫的腿放在外面凉一凉……

可是，她怎样才能给少安说这事呢？难道这死家伙就从来一点也想不到？唉，他们后来见面也少多了……

过了一段日子，田润叶才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少安现在是农民，而她已经算是吃一碗公家饭了。

可这又算什么呢？古时候，还有皇帝的女儿看上平民老百姓的哩！她们宁愿为了爱情不享受皇宫的荣华富贵，而跟着所爱的人去受一辈子苦。他们双水村的神仙山，传说就是天上玉皇大帝的女儿，为了人间的爱情而变成的。天上的神仙都可以用死来殉情，何况凡人田润叶只是个小学教师罢了。她想她要是和少安结婚了，干脆就回双水村教书去……

她白天黑夜想她和少安的事，已经到了神情恍惚、不思饮食的地步，而且对班上的学生也失去了她惯有的耐心，动不动就训他们，工作上也接二连三出差错。因为她二爸的关系，学校领导看来不好批评她，但她自己已经觉得有点不像话了。

她决定马上和少安谈一次。

她不想回村里找少安。村里人都认识，两个人不好多接触；再说少安常出山劳动，也没机会。晚上更不行。农村不像城里，两个男女晚上呆在一块说话，闲言碎语不光双水村，整个石圪节公社都会传得风一股雨一股。

最好是少安到城里来！这里人生，并且男女在一块是惯常的，不会引起别人的飞短流长……

当她听她弟润生说，少安的弟弟少平也来上高中的时候，她就很快想到让少平给他哥捎个话。于是她就到中学找了一趟少平。她看见少平和他哥长得一模一样，心里对这孩子也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心疼。她看见他穿得破破烂烂，感到非常难过。她想起当年少安上学时，也就穿这样的破衣服。她立刻把自己省下的五十斤粮票都给了少平，还把她这个月剩下的全部工资也给他了……

现在，田润叶坐在炉灶前，还是没有动筷子。

她不想吃饭。她想着少安。她焦急地等待着他来。已经两天过去了，他还没有来！少平明明给她说，他答应这两天就来。可“这两天”已经过去了，他为什么还不来？少安！少安！她在心里不断地呼叫着他的名字……

润叶这两天没有回二爸家吃饭去。晚上她也睡在学校的宿舍里。她怕万一少安来了找不见她——她捎话让他直接到学校来找她……

这两天，她坐在学校的宿舍里，只要门外有脚步声，她的心就一阵狂跳。有两次她听见有人敲门，就赶快迎到门口，原来是她们学校的女老师叫她去参加政治学习，让她败兴极了。

她现在把衣服也换转了，换上了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制服罩衣，看起来朴素多了。她知道少安没有一身像样的衣服，她的衣服要叫他看起来不拘束才行。她还让与她关系要好的一个女老师，把她的两根漂亮的辫子剪成了短帽盖，只用一根绿毛线扎了一绺头发，看起来既朴实又显得成熟了一些，这使她很满意。所有这些精心的准备都是为了那个人——可他现在还迟迟不到！

她伸出手，摸了摸她面前的饭碗。碗在火边烤着，还很烫手。她又摸了摸放在碗筷上面的玉米面馍，已经冰凉了。她想，不吃饭也不行，总得凑合着吃一点。

她刚端起碗，就听见有人敲她的门。她一把将碗撂在炉灶上，也不管闪手撒了一炉灶菜，就跑过去开门。

还没等她把门打开，她妹妹晓霞就咯咯地笑着闯进来了。

润叶心一凉，说：“死女子！像个土匪！”

晓霞毛衣外面披个衫子，风风火火地走进来，看了看撒了一炉台的土豆块，说：“啊呀，姐，你是不是对我们有意见了，不回家吃饭，在这里赌气吃这种烂菜？”

润叶拿过扫帚，把倒在炉台上的土豆块扫在铁簸箕里，说：“这几天学校事多，我不得回去。家里没什么事吧？”

“你不记得了？今天是我外爷的生日，六十五大寿，不摆一桌还行？我妈让我来叫你快回去吃饭。幸亏我赶来了，要不你把这碗土豆块早吃光了。快走吧！”晓霞催她说。

润叶想：徐大爷过生日，是个吉庆事，她不回去对老人不尊重。

她只好把自己的门一锁，跟晓霞回她二妈家去了。

第十三章

田福军和他爱人徐爱云正在厨房里忙着炒菜。因为老丈人过生日，福军今天破例亲自下厨房执起了炒瓢。

徐国强老汉就爱云一个女儿，以前福军和爱云又一直在外地工作，这几年回到本县，他们要弥补以前的不足，因此对老人格外体贴。老汉前几年刚退休，接着老伴也病故了，女儿女婿就劝老人搬到了他们家。

老岳父是个老粗干部，识字不多，一旦不工作，闲得很寂寞。他不读书，也不看报，整天没事，就在院子的那个花坛里修修整整。也不正经务什么花，种一点牵牛花和能染指甲的那种小红花。花坛里大部分种的是庄稼。地块虽小，样数倒不少。几棵玉米，几棵红薯和土豆，还栽几棵辣椒和茄子。玉米旁边带着豆角，花坛转边还种了一圈南瓜。一年四季，这花坛里倒也另有一番情趣。夏秋之间，南瓜蔓子扯得满院子都是，绊得人都走不利索，田福军有时下班回来，看见这番景象，都忍不住想笑。

老丈人每年的生日，在田福军家里就是一件大事。老人年纪大了，又很孤单，一家人借此专为他热闹一番，老汉心里也高兴。田福军常忙得顾不上吃饭，更不用说做饭了，平时不是他爱人做，就是他侄女润叶做。但老丈人过生日的菜，他年年都要亲自上手。他过去学着做过几样菜，还比较拿手；另一方面，也表示了他对丈人生日的重视。

他现在腰里束着他爱人的围裙，正忙着拌凉菜。爱云在案子上给他备炒菜的材料，看丈夫这模样忍不住抿嘴微笑。

他一边拌菜，一边不时问爱云某种调料搁在什么地方。爱云就转身给他指点，或者干脆停了手中的活，亲自给他拿在跟前。

他俩在厨房忙着，徐国强老汉一个人坐在窑里的热炕头上，一边抽烟斗，一边用一只手悠闲地抚摸着身边的一只老黑猫。这只猫全身皮毛像黑缎子一样光滑，两只金黄的眼睛闪闪发光。它和徐国强形影不离，晚上也在一个被窝里睡。老汉今天过生日，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身上也换了女儿给他新做的衣服，自满地坐在炕头上，一脸的福相。

家里现在只有这三个大人。晓霞到城关小学叫她姐去了。福军的大儿子晓晨在西北大学上学，已经收假走了。只是一会还要来个客人。这人就是向前他爸李登云。登云过去一直是徐国强的老下级，是老汉一手提拔起来的，因此李主任一直对徐老很尊敬。自从老汉退休后，每年过生日他都要来祝寿。今天上午县常委会完了以后，登云就给田福军说，他今天中午一定到他家里看望老首长。

田福军和李登云过去虽然早就认识，但基本没在一块工作过。登云一直在这县上工作。田福军以前大部分时间都在地委，只是一九七〇年从“牛棚”里出来以后，在另外一个县下放劳动了半年，才分配回本县当了副主任——这算来也快满五年了。他现在是县上的二把手，登云排在他后面。

这四年多来，他和登云的关系有点微妙。在许多问题的看法上，福军和一把手冯世宽有分歧，登云明显地支持世宽。只是由于和他老岳父的关系，才不像世宽和他那样在这些问题上面对面发生冲突。不，登云和他从来没公开红过脸。登云只是用实际行动来支持世宽而反对他。在他来本县任职之前，世宽和登云已经在这个县一块工作好多年，两个人早就是老搭档了。据说在任命他时，世宽还找黄原地区革委会管组织的领导，让组织把李登云排在他前面。只是因为地区不同意才作罢。登云不会不知道这些情况，因此他对世宽感恩戴德——倒好像他田福军来挡了他的路！

田福军在厨房里一边炒菜，脑子不由想着前几天常委会上他和世宽的争吵。为了在全县开展赛诗、赛歌、赛唱革命样板戏的运动，世宽他们竟然决定，要全县每个大队除过自己队搞这“三赛”外，还要抽十个男青年、十个女青年、十个老头和十个老婆集中到公社赛。公社赛完，每个公社再选拔四十个男青年、四十个女青年、四十个老头和四十个老婆到县上来赛。他在会上指出：虽说政治运动不能不搞，但这种搞法太过分了！影响农业学大寨不说，这么多老年人折腾下来，说不定还得抬埋两个人哩！而世宽却反驳他说，这样搞正是为了促进农业学大寨！并且还指责他得了“政治幼稚病”。他当时就笑了。谁得了这种病？是他吗？当然，由于他的反对，是否这样搞，会议最后也没定下来。可会一完，管政工宣传的李登云就完全按冯世宽的意见给各公社布置下去了。他没有办法制止这种荒唐的做法。岂止是这种事哩！目前多少事使他在内心里充满了痛苦！但他是共产党员，而且是一个县的领导人，他也不得不做他反感的许多事！什么叫痛苦啊？这就叫痛苦……

“爱云，你尝这个菜怎样？”田福军拿了一双干净筷子，把炒好的一盘肉丝夹了一点，送到他爱人的嘴边。

徐爱云尝了尝菜，笑了，说：“很好，就是没放盐！”

“啊？”田福军赶紧自己也尝了一点，便仰起头哈哈大笑了。他把这盘炒好的肉丝又倒进炒瓢里，说：“做成回锅肉了！”

他把重新又放了盐的肉丝倒进盘子后，爱云从他手里夺过炒瓢，说：“干脆让我来炒！你心不在焉，别一会把‘驱虫剂’也倒进锅里去！”

福军笑了笑，用毛巾擦擦手，就出了厨房。他想：登云大概快来了吧？

他站在院子里，望见城对面的山湾里，一片桃林已经开得如火如霞了。城市上空，袅袅地飘曳着几缕淡蓝色的炊烟。空气湿润润的，充满了河流和土地解冻后的气息。阳光并不很晃眼，温暖地照耀着依然没有绿色的大地。

田福军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解开毛衣的钮扣，就慢慢地踱进了自己的窑洞。

进窑后，他在书架里摸出一本《史记》，从折页的地方打开，但又不想读，背抄着手，踱到墙上的那张大开的世界地图前面。

这家里的陈设是知识分子型的。三个大书架，两个是他的——大部分是历史、政治经济学书籍，也有一些中外文学名著。另一架是爱云的医学书籍。田福军一九四三年十三岁的时候，就上了边区的黄原师范，以后又在黄原高中部毕业，才参加了工作——当时到西北党校秘书科当了秘书。一九五〇年转到黄原行署财经委员会当干事，不久又提拔为专署统计科科长。一九五五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学农业统计专业。大学学完后，本来当时的中央农业部要他，但他还是要求回到了黄原地区。在地区，他先后任专署办公室主任、地委农工部长、地委秘书长兼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职。从一九六六到一九七〇年之间，他基本上是挨批斗，关牛棚。

由于他的经历，使他养成了看书和爱思考问题的习惯。就是在下乡的时候，他也要背一挂包书。他常想，读书多，想的事多，苦恼自然也就多。还不如像他岳父一样，不读书，不看报，心里不搁多少事；退休以后，再养一只猫，种几棵庄稼……他忍不住笑了：他真正要是那样，恐怕又一天也活不下去了……

此刻他站在地图前，脑子里突然冒出来几个俄语单词。他在中国人民大学上学时，学过一点俄语，后来再没坚持，也差不多忘光了。但有时在生活中碰上个什么东西，脑子里就不由得冒出了俄语读法——当年念嚷得太多了。他现在看见世界地图上的中国版图，嘴里竟然完整地嘟囔出他当年记得最熟悉的一句话：

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является нашей великой родины.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们伟大的祖国。）

“哈呀，爱云，你不仅能治病，还有这一手哩！”

门外传来李登云的大嗓门。

田福军赶忙把《史记》放在书架上，从门里迎出来了。他看见李登云手里提一大圆盒包装精致的蛋糕，正把头从厨房门里探进去和爱云说话。

“快进窑里来坐！”他走过去招呼说。

李登云旋即掉转身子对他说：“这几年徐老过生日，不都是你亲自上手炒菜吗？今年怎不再露一手呢？”

田福军说：“手艺退步了，爱云把权夺了！”

他两个说笑着进了吃饭的边窑。福军给登云递上一支“牡丹”烟，又开始给他沏茶。

这时候，徐国强大概也听见了李登云的声音，就过这边窑里来了，那只大黑猫亦步亦趋地紧撵在他身后。

李登云见徐国强进来，慌忙站起来，握住老汉的手，热情地问候道：“你老最近身体还好？”

“还好！还好！”徐国强点着头，“不过，也不行了，腰腿有点毛病，行走不太方便。岁数不饶人啊！”

“好好叫爱云给你看一看！”登云关切地说。

“医生治不了家里人的病……你喝茶！”徐国强坐在椅子上，指着旁边的那盒点心说，“你来我就高兴了，还常带什么礼物哩！”

“你看你老说的！你老栽培了我大半辈子，我常忙得顾不上来看望你老。你老过生日，我表示自己的一点心意嘛！这蛋糕是我专门安咐向前从省城里买的，名字就叫个‘生日蛋糕’。听说外国人过生日就兴吃这东西，还在上面点蜡哩……”

因为晓霞和润叶还没回来，因此徐爱云先没上菜，窑里这三个人就坐下喝茶拉话。

“最近又忙什么哩？”徐国强没话寻话地问李登云。

“哈呀……忙得往医院里跑呢！这几天牙关子又肿了，疼得人心神不安！”李登云因为和田福军的关系，不愿谈什么工作，就给老汉说他的牙疼病。

“人常说，牙疼不算病，疼起来要人的命！”徐国强马上接住话碴。反正他没什么专门的话题，拉什么话都行。

为了证实徐老说得对，李登云马上“嘘”地倒吸了一口气，用手掌在腮帮子上按了按。

这时候，听见晓霞和润叶说笑着回来了。爱云喊她们两个帮忙往窑里端菜。

三个女人忙得进进出出，不一会桌上的酒菜都齐备了。

于是，田福军一家和李登云坐下来——为庆祝徐国强老汉六十五大寿的宴会就算开始了。

李登云先端起酒杯站起来，说：“本来我牙疼，不能喝酒。但今天是徐老六十五大寿，我心里高兴，为了徐老的健康长寿，咱们干一杯！”

田福军一家人都站起来，男的白酒，女的红酒，都逐个和徐国强碰了杯，然后一饮而尽。徐国强满面红光，笑吟吟地摸着自己刮剃得光光亮亮的嘴巴。

“夹菜！”徐爱云说着，就给李登云的盘子里夹了些鸡肉块。这季节，还没什么青菜，桌子上大部分是肉食。

李登云说他牙疼，嚼不动肉，在他旁边的润叶就给他舀了些豆腐和丸子。

李登云对润叶说：“你这娃娃怎不到我家里去串门？”

“我常忙着哩……”润叶红着脸说。

徐爱云和李登云交换了一下眼色，两个人便意味深长地笑了。

李登云吃了一会菜，就推说他要到医院看牙去，起身告辞了。他双手把徐国强的手握了半天，说了许多让老汉保重身体和其他的一些吉利话，就离开了。

李登云走后，这一家四口人又开始逐个向徐国强敬酒。晓霞对外爷开玩笑说：“老年人和娃娃一样，可看重过生日了！年轻人常记不起给自己过生日！”

徐国强笑了，疼爱地看着他这个风风火火的外孙女，说：“娃娃过生日是盼长大哩！老年人过一个生日，就向坟墓走近一步……”

爱云瞪了一眼女儿。晓霞侧过脸给姐姐吐了一下舌头。

润叶很快站起来，给徐大爷斟了一杯酒，说：“爷爷，我敬你一杯酒，祝你长命百岁！”

徐国强高兴地端起酒杯，对大家说：“咱们最后一块喝一盅吧！祝大家都平安康泰！”

于是，一家人就又都高高兴兴站起来，喝了这最后一杯酒……

酒宴完了以后，润叶就对家里人说，她学校有事，要赶快返回去。

她心事重重地离开二妈家，出了县革委会的大门，向学校走去。

在去学校的路上，她还是想着少安为什么没到城里来。这现在又过了中午，看来他今天也不一定来了。唉……

她一路走，一路苦闷地踢着一颗小石子，直把这颗小石子一脚又一脚从县革委会踢到小学的门口。

她进了学校大门，猛地呆住了！

她看见：少安正在她宿舍的门口低着头转来转去——啊，亲爱的人，你终于来了！

她喊了一声他的名字，就迈着两条软绵绵的腿跑过去了……

第十四章

孙少安好不容易把家里和队里的事安排停当，才抽开身到城里来了。

前两天，他赶着把家里自留地的南瓜和西葫芦都种上了。为了赶时间，他还把他妈和他姐也叫到地里帮忙。父亲在基建会战工地，又被强制给他姐夫赔罪，请不脱假。他不能错过播种季节。南瓜西葫芦，这是全家人一年最重要的一部分粮食。他还在自留地利用阴雨天修起的那几畦水浇地里，种了点夏土豆，又种了两畦西红柿和黄瓜。这些菜一般家里不吃，是为了将来卖两个零用钱的。

至于队里的事，那就更多了。冬小麦已经返青，需要除草和施肥，尿素和硫酸铵比较简单，撒在地里就行了，但碳酸铵要用土埋住，否则肥效发挥不了作用。需要好好把这些事安顿给副队长田福高，不敢让社员应应付付了事。另外，还要赶紧开始种黑豆和小日月玉米……

直到他坐在过路回家的金波父亲的汽车上往县城去的时候，还觉得有许多事没有安排妥当……

现在，他已经到润叶的宿舍里了。

这是他头一次到城里单位来找她。尽管是老熟人，总还觉得有些拘束。

润叶已经给他打好了一盆洗脸水，水盆里泡了一条雪白的毛巾。

他犹豫地笑笑，说：“我不洗了……”

“快洗！坐了半天车，洗洗脸清朗！”润叶命令他说。

“这么白的毛巾，我一次就给你洗黑了。”他只好走到脸盆前。

“你看你！这有个什么哩！黑了我再洗嘛！干脆，让我再提些水，你把头也洗一下！”

“不了，不了。”少安一边洗脸，赶忙拒绝让他洗头。他的头在这点脸盆里能洗干净吗？

少安洗完脸后，润叶立刻说：“走，咱们到街上食堂吃饭去！”

“我已经吃过了。”

“你大概早上吃过了！”

少安不好意思地笑了。她太熟悉他了，什么事也别想瞒她。

他们一块相跟着往街上走。少安现在才发现润叶身上有些变化，似乎一下子老成多了。他半天才留意到润叶已经不梳辫子，变成了剪发头。这倒使他感到对她有点陌生。是的，随着光阴荏苒，每个人都在变化。这又一次使他强烈地感到，他们的童年早已经流逝，两个人都成大人了。不知为什么，他猛然间又记起了那时候她给他补破裤子的情形，便忍不住“嘿嘿”地笑出了声。

“少安哥，你笑什么哩？”走在旁边的润叶问他。她白净的脸蛋上泛出兴奋的红晕，腼腆地微笑着。

“没什么……”他的脸也热烘烘的。

少安和润叶走在一起，就像他有时引着兰香在山里劳动一样，心中充满了亲切的兄妹感情。真的，他看待润叶就像看待自己的亲妹妹一样。人活着，这种亲人之间的感情是多么重要，即使人的一生充满了坎坷和艰辛，只要有这种感情存在，也会感到一种温暖的慰藉。假如没有这种感情，我们活在这世界上会有多么悲哀啊……

他跟着润叶进了县城最大的国营食堂。午饭时间已经过了，食堂里现在没有什么人。

少安赶忙扑到售票处去买饭，结果被润叶一把扯住了。她把他硬拉在一张饭桌前，让他坐下，说：“你到我这里就是客人！怎么能让你买饭呢！”

少安有点窘。在这样的场合，他不买饭觉得有损自己男子汉的自尊。他现在身上带着钱，除过家里的十元外，他还借了队里的二十元公款。他走时并没有准备在润叶这里吃饭。他对要去买饭的润叶说：“我听少平说，外国人男女一块上街吃饭，都是男人掏钱买……”

润叶笑了，一边转身去买饭，一边又扭过头对他说：“咱们中国男女平等！”

她买回来一堆饭菜，摆了一大桌子。

少安说：“买得太多了，别说咱们两个人，就是四五个人也吃不完。”

“我已经吃过了，这都是你一个人的！”润叶坐在他旁边说。

“啊？”少安惊讶地看着她，说，“这……”

“不要紧，吃不完剩下算了。你快吃！现在已过了中午，你肯定饿了。”

他刚开始吃饭，润叶又站起来，说：“噢，我忘了给你买点酒！”

他赶忙说：“我不会喝酒！你快坐下，也吃一点。”

润叶坐在他旁边，没有动筷子，只是亲切地看着他吃。

他低头吃着饭，但感觉润叶一直在盯着看他，使他有点不好意思。他抬起头来，看见润叶把自己的头扭过去一点，脸红得像充了血似的。她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脸色，赶忙给他解释说：“今天我二妈她爸过生日，我喝了几杯葡萄酒，上脸了……”

少安相信她的话，没在意地又低头吃他的饭。

尽管他吃了不少，但最后桌子上还是剩了一堆。如果是他一个人，他就会把这剩下的所有东西，都装进他那个毛巾布袋，或者带到中学送给少平，或者带回家让家里其他人吃——这都是些好东西啊！

但今天不能。这是润叶买的饭。就是他自己掏钱买的，只要润叶在，他也会像大方的城里人一样丢下不要了。他总算还念过几天书，不会俗气到可笑的程度。

吃完饭后，他和润叶来到街上。本来他想很快给润叶谈他姐夫的事，但他又想，还是应该先等润叶给他说了她的事以后，他再说自己的事也不迟。

走到要回小学的那条巷口时，润叶突然说：“少安哥，你刚吃完饭，咱们到城外面去走一走。”

少安不好拒绝她，但又觉得有些别扭。两个男女一块相跟着溜达，叫众人看着不美气。可又一想，这城周围又没人认识他，走一走就走一走，怕什么！他和润叶是一个村的老乡，又是老同学，这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哩！

于是，他们就相跟着一块出了那座清朝年间修建的古老破败的东城门，又下了一个小土坡，来到了绕城而过的县河滩里。

初春解冻的原西河变得宽阔起来，浩浩荡荡的水流一片浑黄。在河对面见不到阳光的悬崖底下，还残留着一些蒙着灰尘的肮脏的冰溜子。但在那悬崖上面的小山湾里，桃花已经开得红艳艳的了。河岸边，鹅黄嫩绿的青草芽子从一片片去年的枯草中冒了出来，带给人一种盎然的生机。道路旁绿雾蒙蒙的柳行间，不时闪过燕子剪刀似的身姿。不知从什么地方的山野里，传来一阵女孩子的信天游歌声，飘飘荡荡，忽隐忽现——

正月里冻冰呀立春消，

二月里鱼儿水上漂，

水呀上漂来想起我的哥！

想起我的哥哥，

想起我的哥哥，

想起我的哥哥呀你等一等我……

少安和润叶相跟着，沿着原西河畔的一条小路，往河上游的方向走着。他们沉浸在明媚的春光中，心情无限的美妙。这倒使他们一时没有说什么话。

“你走慢一点嘛！我都撵不上你了！”润叶终于扬起脸对少安笑着说。

少安只好把自己的两条长腿放慢一点，说：“我山里洼里跑惯了，走得太慢急得不行。”

“呀，你快看！”润叶指着前面的一个草坡，大声喊叫起来。

少安停住脚步，向她手指的地方望去。他什么也没看见。他奇怪地问：“什么？”

“马兰花！看，蓝格莹莹的！”

少安还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哩。原来是几朵马兰花。这些野花野草他天天在山里看得多了，没什么稀罕的。

润叶已经跑过去，坐在那几丛马兰花的旁边，等他过来。

他走到她身旁。她说：“咱们在这儿坐一会。”

他只好坐下来，把两条胳膊帮在胸前，望着草坡下浑黄的原西河平静地流向远方。

润叶摘了一朵马兰花，在手里摆弄了半天，才吞吞吐吐说：“少安哥，我有个急人事，想对你说一说，让你看怎么办……”

少安扭过头，不知道她遇到了什么困难，就急切地等待她说出来。他知道这就是润叶捎话叫他来的那件事。

润叶脸红得像发高烧似的，犹豫了一会，才说：“……我二妈家给我瞅了个人家。”

“什么……人家？”少安一时反应不过来她说的是什么。

“就是……县上一个领导的儿子……”润叶说着，也不看他，只是红着脸低头摆弄那朵马兰花。

“噢……”少安这下才明白了。他脑子里首先闪过这样一个概念：她要结婚了。

润叶要结婚了？他在心里又吃惊地自问。

是的，她要结婚了。他回答自己说。

他心里顿时涌上一股说不出的味道。他把自己出汗的手轻轻地放在有补钉的腿膝盖上，两只手甚至下意识地带着一种怜悯抚摸着自己的腿膝盖。

你这是怎了？唉……

他马上意识到他有些不正常。他并且对自己这种情绪很懊恼。他现在应该像大哥一样帮助润叶拿主意才对。她专门叫他到城里来，也正是她信任他，才对他说这事哩！

他很快使自己平静和严肃起来，对她说：“这是好事。人家家庭条件好……那个人做什么工作哩？”

“可我不愿意！”润叶抬起头来，带着一种惊讶和失望的表情望了他一眼。

“不愿意？”少安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不愿意就算了，这又有什么难的哩？

“这事主意要你拿哩……”他只好这样说。

“我是问你，你看怎么办？”她抬起头，固执地问他。

少安简直不明白这是怎么了。他掏出一条纸片，从口袋里捏了一撮烟叶，迅速卷起一支烟棒，点着抽了几口，说：“那你不愿意，不就算了？”

“人家纠缠我，我……”润叶难受地又低下了头。

“纠缠？”少安不能明白，既然女的不同意，男的还纠缠什么哩？城里人的脸怎这么厚？

“你是个死人……”润叶低着头嘟囔说。

少安感到很内疚。润叶需要他帮助解决她面临的困难，但他在关键的时候却无能为力。唉，这叫他怎么办呢？要么让他去把纠缠她的那小子捶一顿？可人家是县领导的儿子，再说，他凭什么去捶人家呢？哼！如果将来兰香长大了，有人敢这样，他就敢去捶他个半死！

他看见润叶一直难受地低着头，急忙不知怎样安慰她，就急躁地说：“唉，要是小时候，谁敢欺负你，我就早把拳头伸出去了！你不记得，那年咱们在石圪节上高小，有个男同学专意给你身上扔篮球，我把那小子打得鼻子口里直淌血……再说，那时候，你要是看哪个土崖上有朵山丹丹花，或者一钵红酸枣，要我上去给你摘，那我都能让你满意……可现在，可这事……”

润叶听他说着，突然用手捂住自己的脸哭了。

少安慌得不知如何是好，把半支没抽完的烟卷扔掉，又赶快卷另一支。

过了一会，润叶用手绢把脸上的泪痕抹去，不再哭了。刚才少安的话又使她深切地记起她和他过去那难以忘却的一切……

唉，她因为少女难以克服的羞怯，眼下一时不知怎样才能把她的心里话给少安哥说清楚。她原来看小说里的人谈恋爱，女的给男的什么话都敢说，而且说得那么自然。可是，当她自己面对心爱的人，一切话却又难以启齿。她对少安的麻木不仁感到又急又气。多聪明的人，现在怎笨成这个样子？可话说回来，这又怎能怨他呢！她说的是别人追她，又没给他说明她对他的心意。

她看来不能继续用这种少安听不明白的话和他交谈了。但她又不能一下子鼓起勇气和他明说。

她只好随便问：“你家里最近都好吧？”

这下可把少安解脱了！他赶忙说：“好着哩，就是……”他突然想，现在正可以给她说说姐夫的事了，就接着说：“只是我姐夫出了点事……”

“什么事？”她认真地扬起脸问他。

“贩了几包老鼠药，让公社拉在咱们村的会战工地劳教，还让我爸跟着赔罪。一家人现在大哭小叫，愁得我没有办法……”

“这真是胡闹！现在这社会太不像话了，把老百姓不当人看待……干脆，我让我二爸给咱们公社的白叔叔和徐叔叔写封信，明天我和你一起回石圪节找他们去！”

润叶有点激动了。少安哥的事就是她的事。再说，有这事也好！这样她还可以和少安哥多呆一会时间，并且有借口和他一块坐汽车回石圪节去呢！

这也正是少安的愿望。不过他原来并没有想麻烦润叶亲自去石圪节，他只要她二爸出一下面就行了。

他对润叶说：“你不要回去了。只要你二爸有句话，我回去找白主任和徐主任。”

“反正我明天没课。只要明晚上赶回来就行了。一整天到石圪节打一个来回完全可以……要么咱现在就找我二爸去！”

润叶听少安说完他姐夫的事，就知道他现在心里很烦乱，不应该再对他说“那件事”了——反正总会有时间说呢！

少安见她对自己的事这样热心，心里很受感动。他马上感到身上轻快了许多，便一闪身从草地上站起来。他现在才发现，那几丛马兰花真的好看极了，蓝莹莹的，像几簇燃烧着的蓝色的火苗。他走过去把这美丽的花朵摘了一把，塞到润叶手里，说：“回去插在水瓶里，还能开几天……”

润叶眼睛里旋转着泪花。她接过少安给她的花朵，就和他一起相跟着找她二爸去了。

少安和润叶没有回她二爸家去，直接到他的办公室去找他。润叶说她二爸没有下班，现在肯定没有回到家里。

润叶说得对，她二爸正在办公室。他们推门进去的时候，他热情地从办公桌后面转出来，和少安握手。田福军认得少安。他每次回村来见了少安，还总要问他生产队的一些情况——他也知道他在一队当队长。

田主任给少安倒了一杯茶水，又给他递上一根纸烟，并且亲自把打火机打着，伸到他面前。

少安慌得手都有些抖，好不容易才在田福军的打火机上点着了那支烟。

“好后生啊！玉厚生养了几个好娃娃！”他扭过头问润叶，“上次来咱家的是少安的弟弟吧？”

“就是的，”润叶回答说，“名字叫少平。”

“噢，少平少安，平平安安！这玉厚还会起名字哩！”

三个人都笑了。

“可他家现在一点也不平安！”润叶对她二爸说。

“怎啦？”田福军眯缝起眼睛问。

少安就把他姐夫的事给田主任说了一遍。

田福军坐在椅子上，半天没说话。他点了一支烟吸了几口，嘴里自言自语说：“上上下下都胡闹开了……”

“石圪节公社有多少人被劳教了？”他问少安。

“大概有十几个人。具体我也不太清楚，听说每个村子差不多都有人。”

“双水村有没有人？”田福军问。

“双水村还没，就是把田二叔批判了一通。”

“批判田二哩？”田福军惊讶地张开了嘴巴。

“嗯。”

“哎呀！这简直是……”这位领导人都没词了。

润叶插嘴说：“二爸，你能不能给白叔叔和徐叔叔写个信，让他们把少安的姐夫放了？”

田福军想了一下，就在桌子上拉过来一张纸，写了一封信，站起来交给少安，说：“你回去交给白明川。你认识他不？”

“我认识。”少安说。

田福军又问了双水村的一些情况，少安都一一给他回答了。

“现在农村人连肚子都填不饱，少安，你看这问题怎样解决好？”田福军突然问他。

少安就照他自己的想法说：“上面其他事都可以管，但最好在种庄稼的事上不要管老百姓。让农民自己种，这问题就好办。农民就是一辈子专种庄稼的嘛！但好像他们现在不会种地了，上上下下都指拨他们，规定这，规定那，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农民的手脚被捆得死死的。其他事我还不敢想，但眼下对农民种地不要指手画脚，就会好些的……”

“啊呀，这娃娃的脑子不简单哩！……好，罢了有时间，咱好好拉拉话！你要是到城里来就找我，好不好？我一会还要开个会，今天没时间了……”

少安和润叶就很快告退了。田福军一直把他们送到院子的大门口。

在回学校的路上，润叶佩服地对少安说：“我二爸可看重你说的话哩！你真能行！”

少安说：“你二爸是咱一个村的，又是你二爸，我敢胡说哩！”

“少安哥，你干脆把我二爸的信给我，我明天和你一块回石圪节去。我和白明川和徐治功叔叔都很熟悉，到时候让我把信交给他们！”

少安看她执意要和他一块回石圪节，也就把田福军的信交给了她——她出面当然要比他的威力大得多。

晚上，润叶把他安顿到学校她的宿舍里休息，她回她二妈家去睡。当她把被褥细心地给少安铺好后，少安却有点踌躇地说：“我怕把你的铺盖弄脏了……”

“哎呀！你看你！”润叶红着脸对他说。她多么高兴少安哥在她宿舍里睡一晚上，好给她以后的日子加添新的回忆；也使她能时刻感觉到他留下的亲切的气息……

第二天早晨吃完饭，少安就和润叶坐着公共汽车回石圪节去了。车票还是润叶买的；他抢着要买，结果被润叶掀在了一边。

汽车上，他俩紧挨着坐在一起，各有各的兴奋，使得这一个多钟头的旅行，几乎没觉得就过去了。

两个人在石圪节镇子对面的公路上下了车。

少安说：“要是你去公社，我就不去了，你爸也在公社开会，我去不好……我这就回家呀！你晚上回双水村去不？”

润叶说：“我可想回去哩！但我明天还有课，今天必须返回城里，因此回不成村里了。等你姐夫的事办完，我让明川叔挡个顺车，直接回县城去呀。你放心！你姐夫的事我肯定能办好！”

润叶说完后，匆忙地在自己的衣袋里掏出一封信，一把塞到少安的手里。

少安赶忙说：“你二爸的信你怎又给我哩？你不给白主任和徐……”

他的话还没说完，润叶就笑着一转身跑了。

少安赶快低头看润叶交到他手里的那封信，才发现这不是田福军给公社领导写的那封！

他莫名其妙地把信从信封里抽出来，看见一张纸上只写着两句话——

少安哥：

我愿意一辈子和你好。咱们慢慢再说这事。

润叶

孙少安站在公路上，一下子惊呆了。

他扭过头来，看见润叶已经穿过东拉河对面的石圪节街道，消失在了供销门市部的后面。街道后边的土山上空，一行南来的大雁正排成“人”字形，嗷嗷地欢叫着飞向了北方……

第十五章

田福堂正坐在公社主任白明川的办公窑里，一边喝茶水，一边听明川和治功说话。

公社召集的大队书记会议，上午已经结束了，其他村的书记吃过午饭就各回了各村。福堂不忙着走——他们村离公社近，他有自行车，又是下坡路，半个钟头不费什么劲就回到了双水村。

明川和治功现在正说牛家沟那个“母老虎”的事，他不便插话，就在旁边听他们说。

哈呀，从两位主任的话里听来，事情还严重哩！牛家沟那个“母老虎”现在大出血，已经拉回来正在公社医院抢救着哩！

现在，白主任和徐主任已经争吵起来了。田福堂感到有点紧张。如果两位公社主任真的是吵架，他就会起来劝说双方。可人家实际上是争论工作上的事哩，他怎能劝人家不要争论呢？

他从衣袋里摸出来一根纸烟，也不点着，低头把鼻子凑上去闻了闻。田福堂气管有毛病，甚至都有点喘了，因此不敢太多地抽烟。他以前又是个“老烟囱”，现在实在耐不住了，就拿出烟卷来闻一闻过瘾。只是到了万般无奈的时候，才点着抽一支——换来的惟一享受就是没命地咳嗽老半天。他身上倒常装着纸烟，并且不下中等水平，只是自己很少抽，大部分给别人抽了。

田福堂看两位主任说话越来越不对劲，就机灵地站起来，另外掏出两根“大前门”烟，说：“白主任，徐主任，抽烟！”

两位主任只好暂时停止了唇枪舌剑，接过田福堂递上的纸烟。福堂赶紧又用自己的打火机给他们分别点着。

白明川站在脚地上抽了两口烟，又对坐在椅子上的徐治功说开了：“咱们不是说不搞阶级斗争，但不能光一个‘狠’字，还要‘稳、准’。牛家沟这妇女，不就是为一棵花椒树被队里没收了，骂了几句大队书记吗？拉到工地上教育一下也行，但不能损躏身体嘛！那么重的活，别说一个妇女，好后生都够受！现在弄得大出血，万一死了怎么办？够不够死罪？给家里人怎交代？”

徐治功现在看来不想理白明川，但并不是服气他的话。他坐在椅子上，头拐在一旁，吊着个脸就是个抽烟。

白明川实际上比徐治功还小两岁，但看起来比徐治功年龄大。他身体肥肥壮壮，两只眼睛又大又有光气，脸上围着一圈黑胡楂子，头发可倒显顶了。他穿一身肮脏油腻的衣服，披一领光板老羊皮袄，看起来像个炊事员或者山区的汽车司机。

白明川是一九六六年的高中毕业生，一九六九年底返乡劳动。一九七〇年县武装部招一批武装专干，他被招收了，分在城关公社工作。当年冬天组织全公社民兵冬训时，一个民兵将一颗拉了线的手榴弹没有甩到前面去，反而手一扬滑落在了后面的人堆里。武装专干白明川眼疾手快，把这颗冒烟的手榴弹捡起，扔了出去，避免了一场大灾祸。为此，不仅省地军区，连兰州大军区都发出通报表扬了他。第二年他被提升为城关公社副主任。前年又调到石圪节公社当了一把手。明川在中学时学习就很拔尖，并且还能写点诗。他人虽然年轻，但脑瓜子可不年轻。当然，上面布置下来的所有任务，他和徐治功一样，都要积极完成。但他的做法和徐治功不一样。因为他自己也是农民的儿子，所以他往往对过分伤害农民的做法反感。只要他能抗住的，都尽力往住抗。但治功又和他完全相反，常常爱用一些过头加码的做法。治功也许是为了把工作做好，可是有些做法太不像话了……

“……再比如，高家湾高廷亮，只是耕自留地时多占了队里的两铧，纠正过来，在生产队做个检查就行了，也拉来劳教……”

“两铧地实际上是个路线问题！毛主席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徐治功扭过头反驳白明川。

“毛主席是说过这话。但毛主席没说让咱们动不动就‘劳教’农民嘛！”

“这不是我的发明！这是县上冯世宽主任的政策。你觉得冯主任不对，你到上面另讨个指示来，我徐治功照办！”

“唉……”白明川也没什么好说的了。过了一会，才有点痛苦地说：“治功，还是稳当一点好。你记得不？咱们在高家湾下乡时，饭派在廷亮家，他们当时都快断炊了，为了招待咱两个，跑出去问邻居借了半升白面……你怎好意思就因为这么点事把人家拉到工地上劳教……”

徐治功为白明川的没水平话都想笑了，说：“难道共产党员因为吃了一顿饭，就连革命原则也不要了吗？”

“抽烟！”田福堂又掏出两根纸烟，对两位争吵的上级说，“接上抽！”

这时候，听见外面有人敲门。

站在门后面的白明川顺手把门拉开，接着便叫道：“噢，是润叶嘛！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爸也正在这里呢！”

田福堂一看是自家的女儿，赶紧走过来，问他：“坐顺车回来的？”

润叶说：“是公共汽车。”

徐治功一看是福堂的女儿，满脸的不高兴暂时收藏起来，笑着说：“你怎知道你爸在公社哩？”

“我不是找我爸，我来找你和白叔叔。”润叶说。

“什么事？”白明川和徐治功几乎同时问。

田福堂也不知他女儿找公社领导有什么事，站在旁边一脸的迷惑。

润叶接着就把她二爸的信递给了白明川。

白明川拆开信，看见上面写着——

明川、治功二同志：

你们好。

据反映，你社罐子村社员王满银因贩了几包老鼠药，现被押到双水村公社农田基建工地“劳教”。如此人再无其他问题，我意可严肃教育一下，让其回队去。

对于类似其他人员的问题，也望你们能慎重处理，严格执行党的一贯政策，切不可随意行事。这是我个人的意见，请你们二位酌处。

此致

敬礼！

田福军

白明川看完信后，就交给了徐治功。徐治功也很快把信看完了。两个人一时间都不言传，各抽各的纸烟。

另一边，田福堂还不知内情，偷偷问女儿：“什么事？”

润叶对父亲说：“我二爸写信，让把兰花的女婿放了。”

“你二爸怎知道这事哩？”田福堂敏感地问女儿。

“我也不知道。大概是罐子村的什么人反映的。”可爱的润叶对父亲撒谎说。

“那你是专门为这事回来的？”

“不是的！我们学校让我到石圪节小学取一份教材，二爸就让我把这封信顺路捎来了。”润叶继续给她爸撒谎。

这时候，沉默了一会的白明川问徐治功：“你看怎办？”

徐治功立刻说：“那还有什么说的！让王满银回队去不就行了？”

“那其他人哩？”明川又问他。

“牛家沟那个妇女病治好了，也让回去。至于其他人，总不能都放了吧？我徐治功没什么，你是一把手，你看着办！”徐治功把球一脚踢给了白明川。

白明川想了一下，只好说：“那先就按你说的办吧，你负责农田基建会战。有些问题毕了咱再研究！”

白明川说着便拿起了电话，让话务员给他接公社医院。

“……喂，牛家沟那妇女现在怎么样？血止住了？好……我和徐主任一会就过来！”他放下话筒，对徐治功说，“血止住了！”

徐治功看来也松了一口气，说：“那咱过去看看！”

润叶马上对他们说：“我一会还要回县城去，你们能不能给我挡个顺车？米家镇到咱们县城的班车已经过去了。”

“你不回家了？干脆回家住上一夜，明早上再走！你妈常念叨说你不回来！”田福堂对女儿说。

“我明早上有课，今天必须赶回去。”

“是这样的话，你还是回城里去，不能误了工作。”田福堂听说是这样，也就不再劝女儿回家去了。

徐治功说：“哎呀，这过路司机我和白主任认得不多，看来只能让街上食堂的人去挡了。”

“也就是的。司机过路在食堂吃饭，厨师大部分都认识……是这样，治功，你干脆到食堂找个人给润叶挡车去，让我给咱到医院走一趟！”白明川说。

“那好！”徐治功乐意去给润叶挡车，而不愿去医院看那个“母老虎”。他知道她恨他。

白明川去了医院以后，徐治功就和田福堂父女俩一同出了公社。他们来到街道上，徐治功对他俩说：“你们先到对面公路上等一等，让我到后街头食堂里找个人来！”

田福堂推着他大架上缠黑回绒的自行车，就和女儿走过街头东拉河上的小桥，来到街对面的公路上。

福堂又一次满腹狐疑地问女儿：“你二爸他怎能知道兰花女婿的事呢？”

“哎呀！我给你说过了，我不清楚这事嘛！”润叶不耐烦地对父亲说。

田福堂只好不再问这事了。过了一会，他突然提醒女儿说：“你还没到石圪节小学取教材哩！”

“我来公社前已经取过了，在我的挂包里装着……”

“噢，这就对了。不敢把你的正事误了。”福堂对女儿关切地说。

这时候，徐治功引着石圪节食堂那个胖炉头上了公路。

胖炉头胸有成竹地对三个人说：“不怕！不是吹哩，别说让我挡一辆，挡十辆也能挡定哩！这一路上的司机哪个没沾过我的光！”

“这一路上的司机哪个你没沾过光！”徐治功揶揄说。

润叶和她爸都被逗笑了。

胖炉头有点不好意思地张开嘴巴哈哈一笑，说：“看这徐主任说的……哈哈哈……官骂民，民不羞！”

胖炉头的确不是吹，从米家镇那边过来的第一辆车就被他挡住了。

这是一辆货车。几个人看着润叶坐在了驾驶楼的空位上。

送走润叶后，胖炉头说他忙，也过石圪节那面去了。

田福堂推着自行车，问徐治功：“你今天去不去我们村了？”

徐治功对他说：“公社有些事，我今天不去双水村了。你回去给高虎和玉亭捎个话，叫他们把王满银放了。”

“就这事啊？那你放心！我一定把你的话传到！”

田福堂告别了徐主任，就骑上他的缠黑回绒的“永久”牌自行车，起身回双水村了。

福堂一路骑着车子，脑子里乱糟糟地想着许多事。他穿一身旧制服衣裳，高大的身板有些单薄。一张瘦条脸上，栽着一些不很稠密的胡须，由于脸色显出一种病容似的苍白，那胡须看起来倒黑森森的。他实际上除过气管有些毛病外，身体并没有什么大病。只是因为多年来体力劳动少些，身板才显得单薄了一些。

可他一天并不闲着！开会，思谋，筹划，指挥，给大队办各种交涉，争各种利益，也是一个大忙人。在石圪节几十个大队领导中，他无疑是最有名望的。公社不管换多少茬领导，他都能和这些领导人保持一种热火关系。这的确也是一种本事。双水村的人，尽管都或多或少对他有意见，但大部分人又都认为，书记还是只能由这家伙来当。田福堂对自个的利益当然一点也不放弃，但要是村子和村子之间争利益，他就会拼老命为双水村争个你死我活。一般说来，其他队的领导人斗不过田福堂。就是石圪节公社的领导人，只要田福堂出面给双水村办事，一般都要让他满意。因此，多少年来，不管世事怎变化，田福堂在双水村的领导权没变化。就是金家的大部分人，也承认他的权威……

田福堂现在骑着自行车，在公路上不紧不慢地跑着。因为是下坡路，他也不要太多地费力，可以分出心盘算其他事。

他现在明显地意识到，这几年他在村里遇到了几个潜在的对手。

他首先想到了二队队长金俊武。这家伙实际上成了金家湾那面的领袖。副书记金俊山几十年就是那个样子，虽然从没和他一心过，但这人没魄力，年轻时都没翻起来几个大浪，现在一大把年纪，更没力量和他争高论低了。但金俊武比他和俊山都年轻，又是党支部委员，时不时曲里拐弯和他过不去。当然，眼下他还不敢和他正面交火，但对他的主要帮手孙玉亭却使了一个绊脚又一个绊脚——这实际上是想把他的一条胳膊往折打哩……

提起孙玉亭，田福堂马上又想到了玉亭的侄子孙少安。

他没想到没本事的孙玉厚养了这么一个厉害儿子。这后生虽然现在年轻，也不是党员，但从发展眼光看，比金俊武更残火！就是的！连金俊武这个强人都对这后生尊三分哩！

这少安和他润叶一块长大，小时候他倒没看出孙玉厚这个吊鼻涕的小子长大会有多么出息——想不到现在成了他在村里最头疼的人！他常想，这后生要是把书念成了，肯定是个当官的料子。他对少安最头疼的是，他的许多套路瞒哄不了这后生。他有些精明的小把戏甚至可以哄了金俊武，但哄不了孙少安。而更厉害的是，这后生又不和你争争吵吵，他常是把事情做得让你下不了台。使他受刺激的是，这几年一队选队长，少安年年都是全票——这就要威信嘛！他自己也是一队的人，众人选少安，他也得选，而且还要表示双手赞成！当然，说公道话，田家圪这面的人，也只能让少安来镇台子。往年一队烂包的从来不如二队，自从少安当了队长，粮食和红利竟然年年超过了金家湾那面。不让他当队长让谁当呢？他当然也能跟上沾点光，这几年粮、钱明显比前几年分的多了……

但不论怎样说，这后生总叫他心里有点不舒服。

前几天他在公社开会时，听说治功派人把少安那个二流子姐夫拉到双水村劳教了，他听了心里倒有点高兴。他知道这事会让孙玉厚一家人乱成一团——让孙少安去发愁吧！

他万万没想到，半路里杀出个他弟弟，把这事给平息了。唉，这个福军！管的事也太多了……

田福堂一路走，一路想：既然现在这事已经平息了，徐主任又让他捎话放人，他就应该表现出“事情本来就应该这样处理”的高姿态来。他感谢徐主任让他回来传达这个让孙玉厚一家人高兴的指示。他甚至想，说不定这家人还会认为是他田福堂给公社做了工作，才让放王满银哩……

现在，黑回绒缠绕的自行车驮着田福堂，已经到了罐子村。

他突然灵机一动：干脆让我上去先给少安他姐说一声，让她高兴一下。

他把自行车撑在罐子村的公路边，就上兰花家去了。罐子村谁家住什么地方他都熟悉。

当他走到兰花家门前，才发现门上吊把锁。

田福堂于是扫兴地转过身，背抄着手又回到了公路上。

他对自己不满意地摇了摇头。他本来就应该想到，满银一出事，兰花就肯定会跑到双水村她娘家的门上去了。另外，他对自己更不满意的是，他的行为看来似乎是向少安一家人邀功讨好一般！真是，他田福堂什么时候学得这么下贱？

他甚至有点面红耳赤地又骑上自行车，很快向双水村赶去。

他到了双水村村头，跳下车子，隔着东拉河向对面农田基建工地喊：“高虎！杨高虎！你过来一下！我有个事要给你说！”

他没听见高虎应声，但看见孙玉亭从对面河畔的小路上转下来，蹚过东拉河，过他这边来了。

玉亭过了河，一边从土坡往公路上走，一边问他：“公社的会完了？”

他给玉亭“嗯”了一声。他看见玉亭还是那副样子，破棉袄襟子的两颗钮扣之间，别一卷子学习材料，两只烂鞋补钉缀补钉，想往快走，但为了将就那双鞋，两条腿绞在一起，急忙走不前来。田福堂被这位忠实助手的恓惶样子都快逗笑了。他想起他还有几双旧鞋，干脆送给玉亭去穿吧！

孙玉亭上了公路，走到他面前，说：“高虎不在，带着枪到神仙山打山鸡去了……什么事？”

田福堂说：“公社决定，叫把罐子村你那个侄女婿放了。徐主任有事，今天不回来，让我把这话捎给高虎和你……”

孙玉亭听了十分高兴——这事情如此处理对他也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他崇拜地看着田福堂，说：“这肯定是你在公社说了话！”

田福堂不置可否地笑了笑，说：“不管怎样，让满银回罐子村去吧。高虎不在，这事你过去说一下就行了！”

孙玉亭犹豫了一会，说：“你还是晚上给高虎说这事，让他宣布。我和满银远近算个亲戚，我宣布这事，怕政治影响不好……”

田福堂很满意玉亭同志政治上的精明，说：“这也好。毕了我给高虎说。反正今天也快收工了，让满银再受一会罪吧！”

田福堂说完，就推着自行车回家去了。孙玉亭又按原路返回了农田基建会战工地。

……第二天早晨，王满银在老丈人家吃完饭，就和兰花带着两个娃娃起身回罐子村了。

王满银已经累得像散了骨头架；一绺头发耷拉在汗迹斑斑的额头上，手里拉着四岁的女儿猫蛋，松松垮垮地走着。不过，终于释放回家了，他脸上带着说不出的轻松和愉快，一路走，一路嘴里还哼哼唧唧吟着信天游小曲。兰花把两岁的儿子狗蛋抱在自己热烘烘的胸脯里，跟在她的二流子男人身边，也喜得眉开眼笑。

半路上，兰花心疼地对男人说：“家里还有六颗鸡蛋，我回去就煮！你和猫蛋狗蛋一人两个！”

王满银高兴得嘴一咧，竟然放开声唱了两段子信天游——

青线线（那个）蓝线线，蓝格莹莹的彩，

生下一个兰花花，实实的爱死个人！

五谷里（那个）田苗子，惟有高粱高，

一十三省的女儿哟，数上（那个）兰花花好……

兰花脸涨得通红，跑过去用她那老茧手在王满银的后脑勺上拍了一巴掌。王满银脖子一缩，眼一瞪，嬉皮笑脸地把舌头一吐——他这副鬼样子把两个孩子逗得直笑……

第十六章

时间过得既漫长又飞快，转眼间就到了夏天。

这是黄土高原一年里再好不过的日子了。远远近近的山峦，纵横交错的沟壑和川道，绿色已经开始渐渐浓重起来。玉米、高粱、谷子、向日葵……大部分的高秆作物都已经长了大半截。豆类作物在纷纷开花：雪白的黄豆花，金黄的蔓豆花，粉红的菜豆花……在绿叶丛中开得耀眼夺目。就连石圪节这样往日荒凉的集市场上，也已经出现了一些瓜果菜蔬，给这条尘土飞扬的土街添了许多斑斓的颜色。

再过几天，就是夏至以后的第三个“庚日”，初伏就要开始了。紧接着就是大暑——这是一年中最炎热的季节，已经到黄经一百二十度的太阳，像一个倒扣着的火盆子无情地烤晒着大地。

城里人都已经穿起了凉快的短袖衫。一到中午，原西河里就泡着数不清的光屁股小孩。

除过遇集的日子，平时县城的各机关很少能找见办公的干部。他们每天上午都纷纷扛着老镢铁锨，戴着草帽，到城外的山上修梯田去了。农业学大寨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每个单位都有修地任务，完不成任务就要挨批评。

下午，各机关又通常都是政治学习，一周最少也得占四个下午。《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不断发表社论和各种署名“重要文章”，要求大家批判小生产，批判资本主义，批判刘少奇和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警惕商品交换原则对党的侵蚀等等。同时还要求各级干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并且为此推出了一个“新乡经验”……整个社会依然保持着一种热热闹闹的局面。各种“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从报上看，不时有某一位复员战士和某一位工农兵大学生，为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来到黄土高原的小山村当了农民。尽管这些人在以后的年代里都像候鸟一样飞去而且再不返回来，但当时倒的确让一些人有了宣传“革命形势大好”的典型材料。

县上的中学也不例外。除过每天劳动半天，各班还组织了学习马列“三结合”领导小组。共青团和红卫兵组织并存。领导、教师、学生一起学习《共产党宣言》、《青年团的任务》等等规定的篇章，开展批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和孔孟之道。同时学校还组织各种“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奔赴各个公社、大队去搞宣传演出……

但是，对于黄土高原千千万万的农民来说，他们每天面对的却是另一个真正强大的敌人：饥饿。生产队一年打下的那点粮食，“兼顾”了国家和集体以外，到社员头上就实在没有多少了。试想一想，一个满年出山的庄稼人，一天还不能平均到一斤口粮，叫他们怎样活下去呢？有更为可怜的地方，一个人一年的口粮才有几十斤，人们就只能出去讨吃要饭了……

孙少平好不容易在县城的高中熬过了半个学期。这第二个学期刚开学不久，他的情况依然没有什么变化。在大部分的日子里，他还是要啃黑高粱面馍，并且仍然连一个丙菜也吃不起。在上学期刚上学的那些日子，他对自己是否能上完两年的高中已经没有了多少信心。他曾想过：读半年高中回农村当个小队会计什么的，也可以凑合了，何必硬撑着上学受这份罪呢？

但这学期开学后，他又来了。他还是不忍心中途退学。另外，还有一个小小的不可告人的原因，使他不情愿离开这学校——这就是因为那个我们在前面已经提起过的郝红梅。

孙少平和郝红梅在过去的半年里已经相当熟悉，两个人交交往往，也不拘束了。他们不光互相借着看书，也瞅空子拉拉话。在这个微妙的年龄里，不仅孙少平和郝红梅，就是和他们同龄的其他男女青年，也都已经越过了那个“不接触”的阶段，希望自己能引起异性的注意，并且想交一个“相好”。他们这种状态也许和真正的谈恋爱还有一段距离。当然，对于这个年龄的青年来说，这种过早的男女之间的交往并不可取，它无疑将影响学习和身体。

但这年代的高中极不正规，学习成了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整天闹闹哄哄地搞各种社会活动。学生没有什么学习上的压力——反正混两年高中毕业了，都得各回各家；再加上各种活动中接触机会多，男女之间就不可避免会出现这种心心思思的现象。在眼前这样的社会里，又是十七八岁，他们谁有火眼金睛望穿未来的时代？别说他们了，就是一些饱经沧桑的老革命，这时候也未必具有清醒的认识，许多人不也是一天一天往过混日子吗？

孙少平虽然少吃缺穿，站不到人前面去，但有一个相好的女同学在一块交交往往，倒也给他的生活带来一些活力。

他渐渐在班上变得活跃起来：在宿舍给同学们讲故事；学习讨论时，他也敢大胆发言，而且口齿流利，说得头头是道。如果肚子不太饿的话，他还爱到篮球场和乒乓球台上露两手。在上学期全校乒乓球比赛中，他竟然夺得了冠军，学校给他奖了一套“毛选”和一张奖状，高兴得他几天都平静不下来。

由于他的这些表现，慢慢在班里也成了人物。在上学期中选班干部的时候，他被选成了“劳动干事”。他对这个“职务”开始时很气恼，觉得对他有点轻藐。后来又想，现在开门办学，劳动干事管的事还不少哩，也就乐意负起了这个责任。

“劳动干事”听起来不好听，但“权力”的确大着哩！班上每天半天劳动，这半天里孙少平就是全班最出“风头”的一个。他给大家布置任务，给每个人分工，并且从学校领来劳动工具，给大家分发。他每次都把最好的一件工具留给郝红梅。起先大家谁也没发现劳动干事耍“私情”。但有一天这个秘密被跛女子侯玉英发现了。

那天上山修梯田，发完铁锨后，侯玉英噘着个嘴，把发在她手中的铁锨一下子扔在孙少平面前，说：“我不要这个秃头子！”

少平看她在大家面前伤自己的脸，就不客气地说：“铁锨都是这个样子，你嫌不好，就把你家里的拿来用！”

“谁说都是这个样子？你看见谁好，就把好铁锨给谁！”

“我把好铁锨给谁了？”

“给你婆姨了！”侯玉英喊叫说。

全班学生“轰”一声笑了，有些同学很快扭过头去看郝红梅。郝红梅把铁锨一丢，捂着脸哭了。她随即转过身跑回了自己的宿舍，干脆不劳动去了。

侯玉英一跛一跛地走到人群里，大获全胜地扬着头，风言风语说：“贼不打自招！”

这侮辱和伤害太严重了。孙少平只感到脑子里嗡嗡直响。他一把掼下自己手中的工具，怒气冲冲地向侯玉英扑过去，但被他们村的金波和润生拉住了。班里许多调皮学生，什么也不顾忌，只是“嗷嗷”地喊叫着起哄。直到班主任老师来，才平息了这场纠纷……

从此以后，他和郝红梅的“关系”就在班上成了公开的秘密，这使他们再也不敢频繁地接触了。两个人都感到害臊，甚至在公开的场所互相都不理睬。而且由于他们处于一个不太成熟的年龄，相互之间还在心里隐隐地感到对方给自己造成了困难处境，竟然都有一些怨怨恨恨的情绪。

跛女子达到了目的，感觉自己在班上快成个英雄人物了，平时说话的声音都提高了八度，哈哈哈的笑声叫人感到那是故意让孙少平和郝红梅之流听的。

唉！没有想到事情会闹到这种程度。尽管这不能算是恋爱——因为他们实际上没有涉及所谓的爱情，这只是两颗少年的心，因为一个特殊的原因——共同的寒酸，轻轻地靠近了一下，以寻找一些感情上的温热，然而却演出了这样一幕小小的悲剧。

他现在心里多么苦闷！尽管严格地说来，也许这不能称之为失恋。但感情上的这种慰藉一旦再不存在，就会给人的心中带来多少烦恼。这是青春的烦恼。我们不妨想一想伟人歌德和他少年时代的化身维特。在这一方面，贵族和平民大概都是一样的。

那时间，孙少平重新陷入到灰心和失望之中。如果他原来没有和红梅有这种“关系”，他也许只有肠胃的危机。现在，他精神上也出现了危机——这比吃不饱饭更可怕！他每次去拿自己那两个黑干粮的时候，再也看不见她可爱的身影了。那双忧郁而好看的眼睛，现在即使是面对面走过来，也不再那样叫人心悸动地看他一眼了。在那以后的几个月里，他只是一天天地熬着日子，等待放假……

直到上学期临放假的前一个星期，孙少平才想起，几月前郝红梅借过他的一本《创业史》，还没给他还哩。这本书是他借县文化馆的，现在马上就要放假，如果她不还回来，他就没办法给文化馆还了。可他又不愿找她去要书。他心里对她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恼火。她现在可以不理他，但她连借走他的书也不还他了吗？

最后一个星期六，郝红梅还是没给他还书。他也仍然鼓不起勇气问她要。他只好回家去了。他借了金波的自行车，把自己那点破烂铺盖先送回去——下一个星期二就放假，他可以在金波的被窝里一块混几夜，省得放假时背铺盖。

回家后，他在星期天上午给家里砍了一捆柴，结果把那双本来就破烂的黄胶鞋彻底“报销”了，他只好穿了他哥少安的一双同样破烂的鞋。至于那双扔在家里的没有后跟的袜子，父亲说，等秋天分到一点羊毛，再把后跟补上；袜腰是新的，还不能丢，凑合着穿个两三冬还是可以的——要知道，一双新袜子得两块多钱啊！

星期天下午，他从家里带着六个高粱面和土豆丝混合蒸的干粮——没有挂包，只用一块破旧的笼布包着，夹在自行车后面，赶暮黑时分回到了学校。

学校正处于放假前的混乱中，人来人往，搬搬运运，闹闹哄哄，一切都没有了章法。

他在校门口碰见了金波。金波说他正要出去给家里买点东西，就接过他手中的自行车到街上去了。

他提着破旧笼布包着的那六个黑干粮，向自己的宿舍走去。

他突然发现郝红梅在前面走。她大概没有看见他在后面。他真想喊一声她，问问那本书的事。

他这时看见前面走着的郝红梅，弯下腰把一个什么东西放在了路边的一个土台子上，仍然头也不回地走了，身影即刻就消失在女生宿舍的拐弯处。

孙少平感到有点惊奇。在走过她刚才弯腰的地方，他眼睛猛地一亮：这不正是他那本《创业史》吗？好，你还记着这件事！唉，你为什么不直接交给我，何必用这种办法……

他拿起那本书，却在暮黑中感觉一些什么东西从书页中掉在了地上。

他一惊，赶忙低头到地上去摸。他拾起了一块软软的东西，凑到眼前一看：天啊，原来是块白面饼！

他什么也没顾上想，赶忙摸着在地上把散落的饼都拾起来。饼上沾了土，他用嘴分别吹干净。

他拿着这几块白面饼，站在黑暗的学校院子里，眼里含满了泪水。不，他不只是拾起了几块饼，而是又重新找回了他那已经失去了好些日子的友谊和温暖！

……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孙少平才重新又对这学校充满了热爱。于是，这学期报名日子一到，他就一天也没误赶忙来了学校，甚至都有些迫不及待哩……

第十七章

开学已经两个多星期，孙少平还没有机会和郝红梅单独说话。

他看见红梅换了一件半旧的红格子布衫，好像变了另外一个人似的。大概由于一个假期在家里，这个季节吃的东西又比较多一些，她原来很瘦削的脸颊现在看起来丰满了许多。已经度过了半年的城市生活，她也懂得把自己农村式的“家娃”头，像城市姑娘一样扎起了两个短辫；加上自做的、手工精细的方口鞋和一条看起来是新买的天蓝色裤子，简直让人都认不出来这就是郝红梅了。其实她无非就是把原来的一身补钉衣服换成了没有补钉的衣服。这个小小的变化，就使一个本来不显眼的人，一下子很引人注目了。同时也应该承认，郝红梅本来就具备那种漂亮姑娘的脸型和身段。如果有一身比现在更漂亮的衣服，就很难看出这姑娘是来自农村了。

孙少平看见她，心中就会荡起一股热辣辣的激流，有时甚至感到呼吸都有了困难。

当然，他自己的衣服还是老模样。一身家织的老粗布，尽管金波妈给他裁剪成制服式样，但仍然不能掩饰它本质上的土气；加上暑假给家里砍柴，被活柴活草染得肮里肮脏，开学前快把家里蒸馍的半碗碱面用光了，还是没有洗净。他看着这身叫他伤心的衣服，真想一把脱了扔掉。可自己很快又苦笑了：扔掉只得光身子跑！唉，最使他脸红的是，他这么大了，连个裤衩都做不起。晚上睡觉，人家都脱了长衣服穿着裤衩，他把外衣一脱就赤条条一丝不挂了……

但不论怎么说，他现在有一个甜蜜的安慰：就他这副穷酸样，班里也许是最俊的女子还和他相好哩！让侯玉英见鬼去吧！她就是想和他好，他也不愿意呢！这倒不是嫌她的腿——假如红梅的腿是跛的，他也会和她相好的！

可是眼看半个多月过去了，少平还是没能和红梅拉几句话。这倒不是说连一点机会也没。其实他们单独碰见过好多次，但不知她为什么又像上学期那样躲开了——而且常常看来是有意回避他！

少平对此摸不着头脑。想来想去，他连一点原因也找不出来。

不过，他现在还没忙着像上学期一样陷入苦恼之中。他猜想：也许红梅家里有什么事，她心里烦乱，才不愿意和他说话。

但看来她又没什么烦乱！相反，她却比上学期活跃多了。现在甚至每天下午吃完饭，在男女混杂的篮球场上，都能看见她说说笑笑和同学们一块玩呢！

于是，有一天下午，少平看见红梅又在篮球场上的时候，他自己也就踅摸着进了场。这并不是比赛，两边篮板下都有许多男女同学，站成一个半圆，谁捉住球，谁投篮。不管谁，投了一次篮紧接着又拿到球的时候，就传给另外一个人——他们都是高中生了，已经懂得规矩和礼貌。

少平看见红梅投了一次篮后，球又一次回到她手里。看她准备给别人传时，少平就在她后边说：“给我一个！”

红梅不会没有听见他说话，但她没有理他，甚至连头也没有回，把球传给了另外一边的班长顾养民。

本来少平已经伸出了手，但却又不得不尴尬地把手缩回来。刹那间，他感到浑身的血都向脸上涌来，眼睛也好像蒙上了一层灰雾，远远近近什么也看不清楚了。

他正要转身走开，金波给他把球传过来。他勉强把球逮住，又胳膊软绵绵地把球还给金波，一个人转身出了学校操场。

他出了操场，又毫无目的地出了校门，昏昏然然来到街道上，最后又糊里糊涂转到了县城外边的河滩上……

他立在黄昏中的河边，目光呆滞地望着似乎不再流动的水，感觉到脑子里一片空白。包括痛苦在内的一切，暂时都是模糊的——就像他莫名其妙地来到这河边一样。

在慢慢恢复了思考能力的时候，他先在心里说：我这才知道红梅为什么不理我了！她显然已经和顾养民好了……

红梅和顾养民是什么时间里好的？在上个学期结束的时候，她还给他的《创业史》里夹了几块白面饼，使他激动得热泪盈眶……假期里，红梅回了农村，而顾养民的家在城里，不可能在这期间……那么，就在这下半年开学的几个星期里，她就和他相好了吗？孙少平只能这样判断……

他的判断是对的。郝红梅正是在这几个星期里，和顾养民好起来了。

这个家庭成份不好的女孩子，从小在担惊受怕中长大。她小的时候，她爷还活着，戴个地主帽子，一家人在村里抬不起头。她刚上小学的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村里的贫下中农造反队，打着红旗，扛着镢头，一夜之间，就把她家的房屋院落刨成了一堆废墟。贫下中农企图挖出老地主埋在地下的金银财宝和“变天账”，结果除刨出一个当年安土神时埋下的空瓦罐外，什么也没有搜寻到。但他们已经没家了，只能在旁边一个原来喂牲口的草棚里栖身。她爷在当年就死了。但她爷的地主帽子并没有埋进他的坟墓，而作为主要的遗产留给了父亲和她。她父亲是地主的儿子，她是地主的孙子。在现在的概念中，这和地主本人并没多大的差别。

就是背着这样沉重的政治包袱，她在社会的白眼和歧视中，好不容易熬到了县高中。由于她在这样的境况中长大，小时候就学得很乖巧，在村里尊大尊小，叔叔婶婶不离口，因此在贫下中农推荐本村的孩子上初中和高中时，村里人都没有卡她。至于她家的光景，当然已经破落得一塌糊涂。惟一能说明过去发达的迹象，就是一张折了一条腿的破太师椅。现在一家几口人，只能靠父亲一个人的工分来养活。遇个灾荒年，国家发下来的救济款和救济粮，不用说他们家也沾不上一点边；全家人只好饥一顿饿一顿凑合着过日子。一家人多少年来都把希望寄托在她身上，盼她能给这个败落的家庭带来一丝光明；因此不管家里穷到什么程度，父母亲也咬着牙坚持供她上学……

郝红梅很早就认识到了她不幸的人生和对一家人负有的使命。严酷的生活使她过早地成熟起来。她表面上看来很平板，但很有心计。

郝红梅由于自己坎坷的生活经历，实际上已经懂得了许多成年人的事——包括爱情和婚姻。但她和孙少平开始的交往中，还没有这方面的意思。她自己早有盘算：她家成份不好，光景不好，她自己要寻个好人家，找个有钱男人，将来好改变自己家庭的命运。父母亲把全家未来的希望都寄托在她身上，但她自己明白，一个女孩子，成份又不好，上学只能到高中就到头了，毕了业还得回乡劳动——至于将来推荐上大学，她家的成份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她只有寻个好婆家、好对象，才有可能改变她和全家人的状况——这也许是惟一可行的道路。如此说来，她自己现在穷成这个样子，怎么可能把命运交给一个和她同样穷的男人呢？

因此，她和孙少平的接近，基本上是一种怜悯——怜悯别人，也让别人怜悯自己。

但她并不完全小视孙少平。这个贫困的男生，身上似乎有一种很不一般的东西——倒究是什么她也说不清楚。另外，他虽不算很漂亮，但长相很有特点，个码高大，鼻梁直直的，脸上有一股男性的顽强，眼睛阴郁而深沉。如果这人是干部子弟，或者说就是农民子弟，但家里光景好，门外又有工作的亲戚——比如像田润生那样的家庭，说不定她也会动心的。但这些方面孙少平什么也没有。她侧面听说少平一家人都在农村受苦，穷得只有一孔土窑洞……

但毕竟他们命运相似，使她对这个男生内心充满了亲切的感情。在这个她得不到友爱的世界里，孙少平对她来说就是宝贵的。只是那次侯玉英用污蔑性的语言，当众攻击她是孙少平的“婆姨”时，她才感到又急又气又恼恨。她到这县城的高中是另有所图的——说不定在这两年中，她能高攀一个条件好的男人。侯玉英这样一闹，舆论就把她和孙少平拴在了一起。这使她多么被动啊！她恨侯玉英，也对少平有点怨气——谁让你那么多情，每次劳动都给我发一把好工具哩！

因此，她便渐渐开始和孙少平疏远了。她要让众人看见，她郝红梅并不是孙少平的“婆姨”……

这样一晃就是几个月。临近放假的几天，她才突然发现，在她那个破旧的箱底下，还放着她借孙少平的一本《创业史》。她立刻感到一种深深的内疚。她几个月没理少平，还把他的书压了这么长时间没有还他。她知道这书少平也是借文化馆的，现在马上要放假，他肯定很着急地要给人家还。唉，这个孙少平！你为什么不开口问我要呢？可她又一想，这要怪她自己，她应该主动给人家还嘛！

在临近放假的最后一个星期天，她匆忙地跑到男生宿舍给少平还书。少平没在。金波告诉她，孙少平回家去了。她只好折身回了自己的宿舍。

回到宿舍后，她收拾东西时发现自己的干粮袋里还有几块白面饼。夏收开始后，她星期天回去常出山捡麦穗，母亲就用这麦子磨了点面给她烙了几张饼。她吃了几块，剩下的这些舍不得吃，一直放着。她突然产生了一个愿望：把这几块饼连同书一块送给孙少平，以弥补她没有及时还书的过失。

于是，她把这几块白面饼夹在那本《创业史》里，在黄昏时转到校园里等孙少平回来。她看见孙少平进了学校以后，又实在没勇气当面把这书和饼交给他，就采取了只有他们这个年龄才会有的那样一种浪漫方法……

这一学期开学后，她的一切也并没有什么改变。只是到了夏天，她还有一身没补钉的衣服可以穿，因此不像冬天那样看起来过分寒酸。正因为有这么一身衣服，她也才有心思把自己的头发整理了一下，自我感觉浑身利索了不少。以前由于自惭形秽，她常不愿到公共场所去露面。现在，这身服装使自己鼓起了一点勇气，每当下午同学们玩篮球的时候，她也敢去了。不过，她还不愿进场，只是站在场边上看别的男女同学们玩。

那天下午，她像往常一样，又站在篮球场边上看别人打球，他们班的班长顾养民突然给她抛过来一个球，并且很亲切地说：“你来玩吧！为什么老站在外面看呢？”

她笨拙地接住顾养民抛来的球，满脸通红，把球又扔给场内别的女同学。这些女同学就都来拉她，她只好胆怯而兴奋地走上了篮球场。

从这以后，她几乎每天下午都去操场打篮球。没过多少时间，她就成了女生中“式子”最硬的一个。

在这期间，班长顾养民对她渐渐热情起来了。玩球中间，常常在有意和无意之间，对她微微一笑，并且得到球后，往往都抛给了她。在班上一些集体活动中，他也有意把她和他分在一块，瞅空子和她说这说那……

郝红梅的精神突然被一缕强烈的阳光照亮了。她梦寐以求的就是像顾养民这样的人。顾养民的父亲是他们黄原地区师范专科的副校长，母亲是地区建筑公司的工程师，他祖父又是这个县远近闻名的老中医大夫。养民从小跟祖父长大，一直在原西县上学。他学习好，又是班长，年岁虽然比她才大一岁，但就像一个教师一样有风度。现在，这个全班女生常羡慕地谈论的人，竟然对她如此青睐，真叫她有点受宠若惊！

和出众的顾养民一比较，孙少平一下子变得黯然失色了。她于是想方设法和顾养民接近，和他攀谈，和他一块打篮球，让他喜欢她。相反，她对孙少平产生了一种厌烦的情绪，千方百计躲避和他说话、交往。

郝红梅看得出来，这学期开学后，孙少平一直想找机会和她说话，但她都有意回避了。叫人生气的是，今天下午她正兴致勃勃地和养民他们打篮球，这个不识高低的人，竟然让她给他传球！她故意不给他，而把球给了顾养民。她要以此让他明白：她现在已经和班长好上了……

第十八章

孙少平站在黄昏中的河岸边，思绪像乱麻一般纷扰。他明白，从今往后，郝红梅再不可能和他相好了。他精神上最重要的一根支柱已经被抽掉，使他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痛苦。他面对着远方模糊的山峦，真想狂喊一声——他并不知道自己此刻眼里含满了泪水……

在他背后，县城已经一片灯火灿烂了。家家户户现在也许都围坐在一起，开始吃晚饭。此刻，谁能知道，在城外，在昏暗的河边上，站着一个痛苦而绝望的乡下来的青年，他喉咙里堵塞着哽咽，情绪像狂乱的哈姆雷特一样……

原谅他吧！想想我们在十七八岁的时候，也许都有过类似他这样的经历。这是人生的一个火山活跃期，熔岩奔突，炽流横溢，在每一个感情的缝隙中，随时都可能咝咝地冒烟和喷火！

少平站在河边，尽管已经误了吃饭时间，但他一点也不感觉到饿。他突然幻想：未来的某一天，他已经成了一个人物，或者是教授，或者是作家，要么是工程师，穿着体面的制服和黑皮鞋，戴着眼镜，从外面的一个大地方回到了这座城市，人们都在尊敬亲热地和他打招呼，他在人群里看见了顾养民和郝红梅……

幻觉消失了，他看见一个黑乎乎的人影正向这边走来——他认出这是他的好朋友金波。

金波现在来到了他跟前。他把手里的四个两面烧饼递到他面前，说：“看你没回来，你的下午饭我吃了。这是我在街上给你买的……”

少平没有言传，接过金波手中的烧饼，坐在一块石头上吃起来。

金波也沉默不语地坐在他旁边。过了一会，他才咬牙切齿地说：“我想把顾养民捶一顿！”

金波显然看出顾养民已经夺走了他好朋友的女朋友，这使他胸膛里充满了义愤的怒火，想为少平打抱不平。

“打了他，说不定学校会把咱们开除了……”少平说。

“你不要动手。由我出面！”

少平想了一下，说：“不敢这样。万一咱们出个事，能把家里的大人急死！”

“咱们现在就是大人了！自己做事自己可以承担。你不要管，我知道这事该怎么办哩！”

“你可千万不敢动手。咱们没什么理由打顾养民。要是平白无故打了，到时咱们没个说上的……”

“我给他制造个挨打理由！”

“不敢闯这乱子！”少平虽然和金波同岁，此刻心中又火烧火燎，但还是比他的朋友冷静一些。

金波也没再说话。等他把那四个两面饼吃完，他们就相跟着回学校去了。

孙少平没有想到，他的朋友没有听从他的劝告，在私下里开始积极筹划准备打顾养民了。

金波平时爱讲个哥们义气，班里许多调皮学生都听他的。他串联了一把子男生，商量怎样才能把顾养民打一顿而又叫学校抓不住把柄。为了不牵连孙少平，他把自己的行动都给他保密——将来打人时他也绝对不会让少平在场。

这是一个晚间，熄灯铃还没有打，金波和他串联的一群人就集中在一个男生宿舍里。他打发一个人去叫住在另外宿舍的顾养民。

顾养民进了这个宿舍后，一个男生就把门一关。顾养民有点莫名其妙。他见许多人站在脚地上，很不友好地看着他。他还发现有几个人不是住在这个宿舍的。他就问大家：“你们叫我有什么事哩？”

金波走到他面前，指着旁边的一个男生问他：“他什么时候偷吃你的干粮了？”

顾养民惊讶地说：“没有呀……”

“那你为什么给这几个人说，他偷吃你的饼干了？”金波又指了指另外几个人。

顾养民冤枉地对那几个人说：“我什么时候给你们说高来顺偷吃我的饼干了？”

那几个小子立眉竖眼、七嘴八舌地证明：他就是说了，而且还说过不止一次呢！

顾养民立刻意识到这些人是和他有意过不去。但他又想不起来他什么时候把这些人得罪了。他在班上平时对同学都很和气，和谁也没吵闹过一次啊！

他现在已经顾不得想这些了——因为他看见他的危险处境迫在眉睫。他也知道他无法再辩解他没有说过别人偷吃他的干粮。他看见这群人龇牙咧嘴已经逼近他身边，就赶忙说：“同学们，咱们有什么事慢慢说，我……”

他的话还没说完，金波的拳头已经捅到了他的脸上。他立刻感到鼻子和嘴热乎乎的，知道出血了。紧接着，这一群人一齐上来，七手八脚把他踩在了脚地上；他只感到浑身到处都火辣辣地疼，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了……

过了一会，坐在炕栏石上的金波叫另外一个男生打了一盆凉水。于是，金波和这一群人，就把他从地上拉起来，两个人强制地架着他的胳膊，另外的人把他糊血的脸顷刻间洗得干干净净；接着又把他衣服上的土也扫得一尘不染。金波甚至拿了一把梳子，把他的头发都梳理得整整齐齐。然后这一群人便放开他，站在旁边都乐得笑了。有一个人还说：“干脆给这家伙脸上再擦点油，就更风流了……”

顾养民立在脚地上，眼里泪水汪汪。

现在他身上连一点挨打的痕迹都没有了。这些人狠狠揍了他一顿，毕了又精心地把他“打扮”了一番，使他看起来什么事也没。

有一个人对他说：“你给学校告去吧！到时候，我们就说，你污蔑高来顺偷吃你的饼干，我们和你讲理，但你先动手打人，我们只好嘛……”

这群人又一齐笑了。

顾养民揩掉自己脸上的泪水，说：“我不告你们……”

他这句话倒使这些人一惊。金波他们都不再言传，也不笑了。

顾养民一瘸一拐出了这个宿舍。他也没回他自己的宿舍去。他走到校园东南角的那一片小树林中，抱住一根杨树干，无声地啜泣起来……

孙少平在第二天才知道金波串联一些人把顾养民打了一顿。他又急又慌，找到金波，埋怨他不该这样。

金波让他别管，说他把事干得滴水不漏。

“让顾养民告去吧！他小子挨了打，官司也打不赢！他一张嘴，我们七八张嘴，他说不过我们。”他对少平说。

但孙少平觉得事情并不那么简单。顾养民不会受这暗气，肯定要向学校反映。如果真相一旦查明，学校可能要把金波开除的。但他又不能过分指责金波，因为金波这行为完全是为他的呀！

孙少平一个人想：如果顾养民告到学校，学校开始查这事的时候，他就站出来说是他让金波打顾养民的。绝不能让学校处理金波！金波是为他的，他一定要为金波承担罪责！

在好几天里，孙少平已经顾不上想其他事了，紧张地等待着学校来调查这事。

但过了好多天，一切仍然风平浪静。金波曾给他说过，顾养民自己说不告他们，少平当时不相信这话。但现在看来顾养民真的没有去告！班长现在看来也和以前没有什么不同，表现出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的样子，并且对金波和打过他的同学态度也很正常：既不特意好，也不让人看出怀恨在心。只是在挨打的第二天，他给老师请假，说他感冒了，要上一趟医院。据金波说，顾养民上医院的那一天，郝红梅竟然偷偷到医院看他去了……

金波他们把顾养民打了一顿，反而使郝红梅更挨近了顾养民。也许他们两个分析过养民挨打的原因——金波心再残，也不会平白无故打人，惟一的可能就是因为郝红梅。她先后与少平和养民的关系变化大家都能看得出来。孙少平不出面，让他的朋友来替他报复——除此之外，再还有什么解释呢？

孙少平看得出来，郝红梅现在甚至都恨上了他，见了面连看都不看他一眼。顾养民心里不知怎样，面子上还和他保持着一般交往的关系。当然，不论是在他面前，还是在众人面前，他现在已经不回避他和郝红梅的相好关系。至于郝红梅，倒似乎专意让别人知道她和顾养民好。她现在上街，就借顾养民的自行车。回来的时候，故意在人多处给顾养民还车子，并且羞羞答答看养民一眼，说：“谢谢……”

谢谢。对于孙少平来说，他也要对生活的教训说一声谢谢。这一件事的前后经历，也许实际上对他并没有坏处。他是失去了一些情感上的温柔，但也获得了许多心灵上的收获。

他现在平心静气地想，顾养民是一个好人——他挨了打，但没有报复打他的人。顾养民不会怯火这些人！这些人再残，也残不过学校的王法。只要他告，这些人都不会轻松，而且为首的金波说不定会让学校开除的。他对这件事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反而在精神上把他和金波他们镇住了。

他又进一步想，郝红梅抛开他而和顾养民相好，也完全是正常的啊！他自己在哪方面都无法和顾养民比较。男女相好，这是两厢情愿的事，而怎能像乡俗话说的“剃头担子一头热”呢？

青春激流打起的第一个浪头在内心渐渐平伏了。孙少平甚至感到了一种解脱的喜悦。他似乎觉得自己的精神比原来还要充实一些。他现在认识到，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应该按照普通人的条件正正常常的生活，而不要做太多的非分之想。当然，普通并不等于庸俗。他也许一辈子就是个普通人，但他要做一个不平庸的人。在许许多多平平常常的事情中，应该表现出不平常的看法和做法来。比如，像顾养民这家伙，挨了别人的打，但不报复打他的人——尽管按常情来说，谁挨了打也不会平平静静，但人家的做法就和一般人不一样。这件事就值得他好好思量思量。这期间，少平获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在最平常的事情中都可以显示出一个人人格的伟大来！

这是第一次关于人生的自我教育。这也许会在他以后的生活中发生深远的影响……

过了几天，在少平的生活中突然出现一件他想不到的事。学校根据县宣传部和文化局的指示，要组织一个校一级的文艺宣传队，巡回到各公社宣传演出。他们班的金波、顾养民、郝红梅和他，都选拔上了。他被确定参加一幕小戏的演出，还另出一个节目讲故事——《智取威虎山》中打虎上山的一段。顾养民也参加小戏演出，同时还任宣传队副队长。郝红梅是舞蹈队的。金波在乐队吹笛子，并且还有一个独唱节目——他的男高音很出色。

少平参加演出的这幕小戏叫《夺鞭》，是学校语文组的老师们集体创作的。剧本内容是：贫下中农出身的兄妹俩，高中毕业回乡后，为了从富农子弟手中夺回队里赶大车的权，和这个“阶级异己分子”以及一个丧失阶级立场的生产队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后兄妹俩得到公社书记的支持，终于胜利了……

学校教音乐课的女教师是这个宣传队的队长兼总导演。她竟然让孙少平当这出戏的男主角张红苗。他又胆怯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他还没想到，从他们年级另一个班抽来的田晓霞演他的妹妹。那个富农子弟由高年级的一个男生扮演。顾养民扮演公社书记。

经过一段排演，他们这支文艺宣传队就下公社了。孙少平非常高兴参加这个宣传队，这使他第一次有了出头露面的机会。另外，宣传队下了公社，吃的都是白馍大肉；演戏的时候，他还有机会穿上体面的戏装，感觉自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有风度——他感觉别人也都用异样的眼光来看他了。

孙少平作为主角和几个全县出众的干部子弟一块登台演戏，使他经历着他有生以来最激动人心的日子。戏完后，他和田晓霞还各自有一个讲故事的节目，而这两个故事又是最受观众欢迎的。当然，他的朋友金波的独唱也常博得热烈的掌声。在这期间，文艺宣传队所有人的关系都非常亲密。他们正处于爱红火热闹的年龄，加上伙食又好，每个人都兴致勃勃的。他、养民、红梅和金波四个人之间，也自然地把以前的不愉快都搁在了一边。少平和金波都盼着文艺宣传队能赶快巡回到石圪节公社去——那里他们有许多熟人和没有来上高中的同学。在本公社露一下脸，那可多有意义啊！到时他们家里的人也会来看他们演出的……

可是在中途，文艺宣传队突然接到县宣传部电话，说地区要搞全区革命故事调讲，县上决定让孙少平和田晓霞去参加，让他们俩赶快回县城来准备节目。

这消息对孙少平来说，就像一颗炸弹在面前爆炸了：天啊，他要到黄原去？这将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远行，并且也是第一次去逛大地方……

宣传队的所有人都很羡慕他和田晓霞。他激动无比这自不消说。晓霞尽管为这事高兴，但她从小就在黄原城里长大，不像他这样觉得好像要出国似的连晚上都失眠了。老师把戏里的角色进行了新的调整：金波顶他演张红苗，红梅从舞蹈队抽出来顶晓霞，演张红苗的妹妹……

孙少平给老师请了假，说他要先回一次家。因为他立刻想到，不能背一口袋高粱面去黄原城——要有粮票才行。另外，他的这身衣服怎么能到大地方去亮相呢？讲故事不是演戏，人家不给做服装……一想到这一切，他的情绪就像一堆红火泼了一盆子凉水，寒透心了。如果这样出去丢人，还不如不去！但他又知道家庭的情况，这么大的破费能把大人急死……

当他无限愁肠地回到双水村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他要去黄原讲故事的消息早已传回来，在村里都家喻户晓了。他也根本不知道，双水村的人已经议论了他几天，似乎他已经成了个人物。是呀，村里像他这样大的人，倒有几个去过黄原城嘛！

使少平又惊讶又高兴的是，在他没回来之前，他哥已经把自留地的夏洋芋刨得卖了两麻袋，给他扯好了一身蓝咔叽布，放在金大婶家，等他回来量身子裁缝哩！父亲也把家里少得可怜的一点麦子，拿出二升，在石圪节粮站给他换好了十斤粮票……

他看到这些他原来还担心的问题，爸爸和哥哥都给他解决了，并且一家人都高兴得满脸光彩，这使他忍不住鼻子发酸。他在家里住了两天，母亲给他单另做得吃了两顿好饭，还一再嘱咐他出去多操心，说那是大地方，不是石圪节……

他穿着一身崭新的蓝咔叽布制服，把十斤粮票和哥哥专意卖了几担西红柿而给他的十元钱，用领针别在内衣口袋里，就怀着对亲人无限感激的心情，回到了县上。

他和晓霞在县上的文化馆集中排练了三天，文化馆长就带着他们去了黄原地区。

当他从黄原汽车站出来的时候，立刻被城市的景象弄得眼花缭乱，连东西南北也分不清了。晓霞熟悉这城市，就给他指点着说这说那。他兴奋得头脑都有些混乱不堪。

他们在黄原地区革委会第二招待所呆了七天。他们县的讲完了以后，晓霞便带着他到这城市的几个著名地方转了转。同时，他在故事会上还认识了几个地区文化馆的老师，其中有个叫贾冰的诗人，还是原西县人。贾老师热情邀请本县来的三个人在他家里吃了饭，还声震屋瓦地给他们朗诵了他写的诗。

这次故事调讲，他和晓霞都得了二等奖，把他们县的文化馆长高兴得眉开眼笑！

孙少平大开了一回眼界，然后带着无数新的印象以及一张奖状和一套“毛选”，回到了县城。到星期六的时候，他又带着从黄原城里买来的一点稀罕东西，回了一趟双水村。在地区期间，每天的伙食补助就够他吃了，因此他就把哥哥给他的十元钱，除过王满银，给全家人都买了点礼物：奶奶的一包蛋糕，母亲和姐姐一人一双袜子，父亲和哥哥一人一块白毛巾，妹妹的一块红方格头巾，猫蛋和狗蛋的半斤水果糖……

第十九章

在这几个月里，田润叶陷入了极大的苦恼之中。她在别人说合的婚姻和自主的爱情之间苦苦地挣扎。李向前一家三口和他二妈组成的说合队伍轮番向她进攻，而她自己爱着的孙少安又对她退避三舍。她整天急得六神无主，不知如何是好。像她这样一个寄人门下的二十二岁的姑娘，目前的处境可想而知。她没有什么资本和勇气斩钉截铁地抗拒县上两户赫赫有名的人家——而其中的一家又是她的亲戚和恩人，更何况他们也是诚心为她好。

这一切可以先抛开不说。假使孙少安真的可以娶她，她是完全可以不顾这一切的。但是，使她痛苦的是，亲爱的少安哥对她爱情的呼唤没有应声作答……

自从那次她在石圪节的公路上把装在信封的那张纸条塞给少安以后，不久她就在一个星期六回到了双水村。她想尽快见到少安，和他把事情谈清楚。

那天她在家里吃完午饭，就对她父母亲说，她要出去到村里的一些人家串串门，然后就兴致勃勃地来到少安家。

可是，她到少安家后，才听少安妈说，他中午不回家吃饭——现在正是锄庄稼的大忙季节，为了省时间，这一段庄稼人中午不回来，都是把饭送到地里吃。

她勉强掩饰住自己的失望，和少安妈亲热地拉了一阵话，然后把她给少安奶带的一包点心放下，只好悻悻地告辞了。不过，她在临走的时候，一再给少安他妈叮咛，等少安晚上回来时告诉他，让他明天中午一定回家来吃饭，她有事要给他说。千万不敢耽误！因为她明天下午就要回学校去了。

少安他妈满口应承下来。

本来润叶打算当天晚上再来，但黑天半夜出门，家里人会不放心的。再说，晚上少安一家人都回来了，他们没办法说话。当然，她还不敢晚上把少安约到野场地里去——万一叫村里人看见，风言风语传播开来，对两个家庭都不好。还是中午好！少安家没什么人，他们可以在他家的院子里情愿说啥呢！

第二天中午，她赶忙兴致勃勃地又去了少安家。在上他们家那个小土坡时，她心儿狂跳，气喘吁吁，甚至站住等平静了一些才进了院子。

叫她丧气的是，少安还没有回来！

她寻思：少安是队长，要安排生产，可能会晚回来一点，她应该耐心等一等。

少安妈也很急，对她说：“昨晚上我给少安说过好几遍哩，说你让他无论如何今中午回来一趟，有要紧事……”

“那他当时答应了没？”她急切地问。

“他‘嗯’了一声……”

唉！这“嗯”了一声，是答应回来哩，还是说只表示他知道了这件事，而回不回来还不能肯定呢？

润叶坐在大婶家的前炕边上，一边候少安，一边胡思乱想。

直等到庄稼人吃了午饭的时光，少安还是没有回来！

润叶已经在炕边上坐不住了，溜下来在少安家的脚地上走来走去，佯装看墙上镜框里的几张照片，但耳朵高度灵敏地捕捉着门外的响动。

少安妈也急得过一会就到院子里张望一回，嘴里唠叨着一些埋怨儿子的话。真是的！让这个体面人家的女娃娃跑了两回不算，还又等了这么长时间了……

少安妈看午饭时分过了好长时间，儿子还不回来，就只好对焦急的润叶说：“看来他不回来了，谁知道这死小子让什么事耽搁住了！你有什么事，能不能给我说一下，让我给他转话？”

润叶的脸红了。她说：“大婶，他没回来就算了。也没什么大事。等我再回村里时给他说……”

她只好又离开少安家，怏怏不快地回到自己家里——她得起身回县城了。

下午，父母亲把她送上过路的公共车。当汽车经过少安家院子下边的时候，她的眼泪忍不住在眼睛里旋转起来。她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委屈。她怀揣一颗热腾腾的心，扑回村子来，准备交给她心爱的人，结果却连他的面也没有见上。她想不通少安哥为什么中午不回来见见她？他应该知道她回来找他是为了什么！

他为什么不理她呢？

当回到学校，慢慢静下来细盘算的时候，她又猜想：是不是那天中午少安的确山里有事不能回来？这完全有可能！他是队长，管的事多，说不定有什么事就缠住身了……

她马上想：让我再给少平捎个话，让他到城里来一下。虽说现在农活忙，耽搁一两天又误不了多少事。再说，他应该知道，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啊！

她于是又跑到县高中，给少平安顿，让他星期六回去的时候，叫他哥到城里来一下，说她还有个要紧事要给他哥说……

星期天下午，她焦急地等待着少平回来。她想，这次要是少安哥来，她就不会像上次那样害羞了，她什么话也敢对他说！

少平回来了，给她带来的是冰凉的消息：他说他忙，来不了。

她呆了。她一个人关住门，在宿舍里偷偷哭了一晚上……

第二天上午，她没有课。她也没吃早饭，就一个人红肿着眼睛来到学校后面的小山湾里。以前她消闲的时候，常爱到这个安静的地方来溜达。

她现在坐在一片草丛中发愣。今天她不愿意呆在宿舍。万一有个老师来找她，看她这副样子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又不能给别人解释。另外，怕学校又有什么工作要她去做。她心乱成这个样子，能做什么呢？在这一刻里，她已经厌烦了尘世中的一切！

盛夏灿烂的阳光照耀着万物繁荣的大地，但田润叶感到自己心里空荡荡的。

坐了一会，她觉得很疲倦，没有睡过的眼睛也火辣辣地涩疼，随即便像一个懒散的庄稼汉一般躺倒在草丛里——不一会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直到她听见有人说话，才惊醒过来。

她慌乱地坐起来，看见她面前竟然立着她二妈和向前妈。她赶忙一闪身站起来了。

显然，两位长辈看见她在这野地里如此不雅观地睡觉，感到无比的诧异。而她对她们的不期而来也有点莫名其妙。

还没等她问她们来这地方有什么事，向前他妈就立刻凑前来，瞅着她的眼睛说：“呀！这娃娃的眼睛怎肿成这个样子了？”

她立刻不好意思地说：“昨晚上……看了一夜书……”

她二妈对自己的领导说：“这娃娃就是爱看书！”她又扭过头问侄女：“你不在宿舍睡，跑到这儿……”

润叶赶忙说：“宿舍常有人来找，我想在这儿坐一会，想不到就……”

两位长辈都笑了——空气随即也轻松了下来。

她二妈说：“快走吧！你刘阿姨让你到她家里去吃饭，她没来过你们学校，我陪她来找你，结果宿舍没人，旁边一位女老师说看见你到这里来了……”

“快走！尝尝阿姨的手艺怎样！你没到过我们家，怕你认生，我让你二妈也陪你去！”向前妈用领导人那种不容置疑的口气对她说。

田润叶太为难了！她为什么要去一个外人家吃一顿毫无理由的饭呢？但这样两个人找到这地方来请她，她怎么又能一口拒绝了呢？她要是拒绝了，叫这两个有身份的长辈怎么样下台？她还再在她二妈家的门上呆不呆了？

啊啊！人活一生，风雨雷电和寒霜黑雪，有时候会在同一个时辰向你的头上倾倒下来！

可怜的润叶没有办法，心里反对着这件事，可两条腿已经跟着她们起身了。

归根结底，她不敢伤这两个人的脸。她要是给她们难堪，带来的后果她现在都无法全部想象得来。

她一路像一只羊羔般跟着她们走，心里想：我去他们家吃一顿饭，难道就成他们家的人了吗？再说，刘阿姨和她二妈，李叔叔和她二爸，都是老同事，谁家的人到另外一家去吃个饭，这都是一件很普通的事……她走着，心中竭力找一些正常的理由来冲淡这次明显不正常的赴会……

三个人进了向前家，李登云父子俩立刻热情地迎接了她们。向前慌忙解掉腰里的围裙——显然刚在厨房忙毕，接着便给她和她二妈倒茶，两只手抖得把茶水倒了一桌子。他妈眼疾手快，抓来一块抹布就揩桌子。向前红着脸退回了厨房。

李登云乐呵呵地坐在她们对面，对她二妈说：“我不如你们福军，文武双全！我只会吃，不会做！家里来个客人，都是我向前炒菜，他比他妈的手艺还高一截！”

李主任似乎无意但实际有意把儿子夸赞了一番。

伶俐的刘阿姨接上丈夫的话碴，说：“人各有所长嘛！向前干活心灵，可人家润叶这娃娃爱学习，一晚上熬夜把眼睛都看肿了！”

“爱学习好！”李登云说，“爱云你大概知道，你爸常指教我们说，好好学习，书念到肚子里沤不烂！”

徐大夫笑着说：“可他自己连一本书也不看！”

“那也不能那样说！徐老把社会这本书念精通了！这可是一本大书啊！”管政工宣传的李主任不管怎样说，都让人感觉到他说的有道理。

登云说完后，又马上对他爱人说：“志英，上菜吧？”

他爱人刘志英就到厨房里去了。不一会，向前母子俩就一进一出，摆满了一桌子菜。

五个人都坐齐后，李登云夫妇两个人给润叶夹菜，李向前忙着招呼她二妈。润叶推说自己熬了夜不想吃东西；只吃了一点菜，喝了半小碗汤。

好不容易才把这顿饭吃完。她二妈对她说：“我回去有点事，你就在刘阿姨家多呆一会。你常不来，和刘阿姨他们拉拉话……”

润叶立刻感到脊背像针刺着一般，她着急而甚至有点惊恐地说：“我下午要上课，教案还没备好哩！我得很快回去！”

李登云一家看没办法留她，就只好把她和她二妈一同送出了门……

田润叶没有想到，她在李向前家吃完这顿饭后，他们学校和城里的一些人就不知怎样知道了这件事，开始传播她和李向前已经订婚了，而且添油加醋，说不久她就要和县上李主任的儿子结婚呀。

更让她生气的是，李向前似乎是为了证实这种说法，竟然到学校的宿舍找她来了。他坐在她宿舍里，给她说长道短，并且建议她暑假坐他的车到省城和北京开开眼界。她不能把李主任的儿子用棍子打出去——她不具备这种泼辣性格！她只好一个人找借口躲出去，让这位汽车司机自己呆在她的房子里！

当她约摸李向前讨个没趣走了以后，才又回自己的宿舍去。她看见，李向前是走了，但她的房子却被打扫得干干净净！炉坑里的灰渣掏得一点不剩；倒垃圾土的铁簸箕都被水冲洗得明光发亮……天啊，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

她回到二妈家时，又会时不时碰上向前他妈，关心地问她有什么困难，需要什么帮助就尽管给他们说……

她二妈已经又找她谈过几次，说向前给他父母亲表示，他就看上个她；如果她不能和他结婚，就去自杀呀！说向前父母亲急得一再让她给她做工作，让她做向前的媳妇……

说心里话，对向前一家人的这些做法，她反感透顶，也倒并不怀恨在心。润叶是个明白人，她也知道，这一家人也是出于真心。如果是其他什么事，她就是做出牺牲，也可以迁就他们。但这是要她把自己整个地交给一个她并不愿意交给的人啊！

生活，生活！为什么给她出这样的难题？如果没有个李向前，她现在会仍然像过去一样，安安稳稳而又忙忙碌碌地操心着工作，内心平静得像一泓湖水——这是她最乐意的。可是，为什么要给这湖面投进来一块石头，搅乱她平静的内心世界？而更为不幸的是，由于李向前这块生硬的石头的撞击，又使她对另一个人释放出真正炽热的爱情冲动——可是，当她也给别人的心里投进去一块石头的时候，却又没溅起任何一点水花……

从去年冬天到现在，润叶已经经受了半年多火一般的煎熬。她多么想给尊敬的二爸说说她的苦恼，但她又多么不愿意给他带去纷扰。她隐隐地感到，她二爸在工作中也不太顺心，经常有他自己的许多烦恼。她怎么能让他再为她而分心呢？

至于父亲，虽说是个大队书记，但实际上也是个农民，怎么可能理解她的心呢？在这种事上，她不可能在他那里得到帮助，而母亲又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村妇女……

润叶想来想去，觉得主意还得她自己拿。当然，她一个女孩子家，对自己能有多少力量并没有多少信心。但她想她要尽可能去把握她的命运。

李向前对她的压力越来越大了。不知在什么时候，这人已经殷勤地把她门外冬天烧的煤块，重新垛得整整齐齐，像精心设计的一座小小的建筑物。而且还把原来粗糙的劈柴块，加工得像精致的工艺品一样，在煤块旁边又给她建造起另一座更“艺术”的建筑物！

全校的老师都在夸“她的女婿”，指画着他在她门口留下的“杰作”，惊叹地议论着。

她实在无法忍受了！

她突然决定很快再回一次双水村。这次她无论如何要见到少安——哪怕他再躲着不回家，她也要破开脸皮到山里找到他……

第二十章

孙少安内心的苦恼并不比田润叶少。

当他在石圪节的公路上看完她那张一目了然的纸条后，先是惊呆了。

尽管他和她从小可以说是青梅竹马，但他长这么大，从来没敢想过让润叶做他的媳妇。不管从哪方面看，这都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不可能，也就不可能去想。

可是，突然福从天降，一张白纸条如同一道耀眼的电光在他眼前闪现，照得他一下子头晕目眩了！

当他反应过来这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曾站在公路上幸福地哭起来。那时他感到一股巨大的暖流在他的胸膛里汹涌澎湃；感到天旋地转，整个世界都眉开眼笑，成了另外一个样子。记得当时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从石圪节走回双水村的；一直到进了他家院子的时候，手里还僵硬地握着她那封信……

温暖而幸福的激流很快就退潮了。他立刻就回到了自己所处的实际生活中来。一切简单而又明白：这是不可能的！

是的，不可能。一个满身汗臭的泥腿把子，怎么可能和一个公家的女教师一块生活呢？尽管现在说限制什么资产阶级法权，提倡新生事物，也听宣传说有女大学生嫁了农民的，可这终究是极少数现象。他孙少安没福气也没勇气创造这个“新生事物”。再说，他家这光景，让润叶过门来怎么办？旁的先不说，连个住的地方也没有……唉，土窑洞他倒有力气打一孔，主要是这家穷得已经像一个破筛子，到处是窟窿眼……就是家能过得去又怎样呢？女的在城里当干部，男的在农村劳动，这哪里听说过？如果男的在门外工作，女的在农村，这还正常——这现象倒并不少见，比如金俊海在黄原开汽车，他老婆和孩子就一直在村子里住着……

另外，想到润叶的家庭，他更寒心了。田福堂是双水村的主宰，多年来积攒下一份厚实家业，吃穿已经和脱产干部没什么两样。她二爸又是县上的大干部，前后村庄有几家能比得上？难道贫困农民孙玉厚的小子，就能和这样的家庭联亲？这简直是笑话！

但他一想到润叶本人，心里就由不得感到酸楚。她并不是一个梦境中虚幻的姑娘。她和他一块长大，相互熟悉和亲切得像兄妹一样。他要是真的能和她一块生活一辈子，那他对自己的一生会多么满足啊！他想他如果当时家境好一些，和她一块去城里上完中学，参加了工作，他说不定真能和她结合在一起……

但他能抱怨命运吗？能后悔自己回来当了农民吗？不，他不抱怨，不后悔，也不为此而悲伤。他要帮助父亲养活一家人，而且要对少平和兰香的前途负起责任来。从那时到现在，尽管过得艰难，但这个家庭还维持着——这就是他的骄傲！当然，他还并不满足这些。一旦有了转机，他孙少安还会把这个家营务得更好；他在这方面雄心勃勃，希望将来能和田福堂、金俊山那样的光景争个高低！至于他个人的婚姻，他这两年并不是没有考虑——他终究已经二十三岁了，像他这个年龄的农民大都已结了婚，没结婚的也基本都有了对象。他想他要找一个能吃苦的农村姑娘，和他一起创立家业。但并不是眼下就解决——这不是说他现在不想娶媳妇，而是现在还娶不起。他想等少平高中毕业，不论弟弟能找个临时性工作，或者回来劳动，他就多了一个帮手，到那时再考虑自己的婚姻也不迟。最使他熬煎的是，他打闹不起上千元的财礼钱。这两年也有人给他说媳妇，可没人给他说不要钱的媳妇。

现在倒好！有个拿着工资的媳妇要跟他，他可又不敢娶了……

孙少安思来想去，真想找个没人的地方，一个人抱住头痛哭一场！他多么幸福，亲爱的润叶竟然给他写了这样一封信。可他又多么不幸，他不能答应和这个爱他的也是他爱的人一块生活！

但是，他连哭鼻子的工夫也没有。家里、队里和村里的事交织在一起，乱得像“三国”一样。

他天不明就得爬起来，先要把家里的两个大水瓮担满——父亲年纪大了，已经做不成这类重活。担完水后，他又帮母亲给妹妹做饭——兰香要赶着到石圪节上第一节课。等妹妹吃完饭，金秀来叫她的时候，他还要把这两个孩子往罐子村那边送一段路。天不明，两个孩子害怕，金秀家也没个男人在家，这护卫工作只能由他承担。

送完兰香和金秀，他就赶紧折身回来，到一队饲养室院子安排全队的生产。实际上，在他到饲养室之前，就要把当天四五十个劳力的各种活路都考虑好，然后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得布置完——不能推迟出山时间！秋天的收成和几十户人家下一年的生计，就在这每一天的分分秒秒中！

队里几乎所有的社员，都常抱怨他把他们抠得太紧，简直到了残酷的程度——山里休息往往连烟瘾都过不了就又被他赶起来干活。有人甚至背后叫他“孙阎王”。但他不管这些。他想，如果不这样下苦，秋后一分粮食，你们就要骂我是“龟孙子”了。他自己先不偷懒，都是抢重头子活干。至于庄稼行里的技术，更是样样拔尖，连一些自认为老行家的人也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在队里的权威是自然形成的。

如果中午不在山里吃饭，他回家吃完饭，碗一撂，就到自留地去了。他要利用中午别人睡觉的时间来营务自己的庄稼。这一点自留地，他宝贵得不知种什么好，从庄稼到蔬菜，互相套作，边边畔畔，见缝插针。种什么都是精心谋划的——有些要补充口粮，有些要换成零用钱……他一年不知要在这块土地上洒多少汗水。不管他怎样劳累，一旦进了这个小小的天地，浑身的劲就来了。有时简直不是在劳动，而是在倾注一种热情。是的，这里的每一种收获，都将全部属于自己。只要能切实地收获，劳动者就会在土地上产生一种艺术创作般的激情……

孙少安疯狂而贪婪地干一天活，一到晚上，如果大队不开什么会，他就倒在自己那个小土洞里睡得像死过去一般……

但一段时间来，这样劳累一天以后，他急忙睡不着了。润叶在他的眼前扰来扰去，使他无法入眠。他不时在黑暗中发出一声叹息，或者拳头在土炕上狠狠捣一下。

一切都不知如何是好。他原来想，只要他不给她回话，她就会知道他不同意——不，不是不同意，是不敢同意，她就不会再提这事了。可没想到她三一回五一回托少平捎话，让他再到城里去。他的确没工夫去城里。但主要的是，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何必再花工夫跑那么多路去谈论呢？而且他不愿意当润叶的面说出那个“不”字来，以免让他目睹她伤心而使自己也心碎！他想他不去城里，润叶大概就会明白他的意思，不再提这事了。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她却又跑回村子里来找他！

那天中午，他尽管内心充满矛盾和痛苦，但硬是忍着没回去。他当时想，他可能有点残忍，但一切将会因此而结束。等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彻底解脱了，有机会他会慢慢给她说明一切的。

他越来越清楚，他要是答应了润叶，实际上等于把她害了。像她这样的家庭和个人条件，完全应该找个在城里工作的人。她现在年轻，一时头脑热了，要和他好。但真正要和他这样一个农民开始生活，那苦恼将会是无尽的。她会苦恼，他也会苦恼。而那时的苦恼就要比现在的苦恼不知要苦恼多少倍！

不要这样，亲爱的人！让我们还是像过去那样友爱。我会永远在心间保持对你的温暖的感情，并且像爱妹妹、爱姐姐、爱母亲一样热爱你。原谅我吧……

那天，他像“受戒”一样熬过了这一个中午。中午一过，他和大家又一块开始锄地。锄了一会地后，他突然感觉到自己是多么的愚蠢和不近人情！是啊，简直是一个真正的土包子老百姓！他为什么用这样一种可笑的方式来折磨那个可爱的人呢？他难道就不能回去，哪怕三言两语给她说明他的意思不就行了？亲爱的人给他捎话让他到城里来，他可以用“忙”来推托，现在她为了他，亲自跑回来，找到他门上，他却像一个贼娃子一样躲在这山里，不见人家……他立刻对锄地的人说：“你们先锄，我回去有个事！”于是掂起锄头就大撒腿往回跑……

等他跑回家里，母亲告诉他，润叶已经坐汽车回县城去了！

他已经听不见母亲对他的抱怨声，一个人出了门，来到通往县城的公路上，心急如焚地走了一段路，嘴里喃喃地说：“对不起你，润叶，我对不起你……”

从这以后，他想他不仅拒绝了润叶对他的爱情，也割断了他和她过去的友情。他太伤她的心了，她也许再也不会理他了！

他于是就闷着头干活，一天也没多少话。不论是队里还是家里，他把该说的说完，便没有一句多余话了。山里有人和他开个玩笑，他也会表现出一种厌烦的情绪，弄得人家很尴尬。大家都觉得他成了个“怪”人；谁也猜不透这位年轻的队长究竟碰到了什么事……

这天中午他吃完饭，就一声不吭地挑了一担水桶，又去了自留地浇那几畦蔬菜。自入伏以来，天一直没下雨——其实伏前的几个月里也没下过一次饱墒雨。

他挑着空水桶，向村外走去。天热得要命，好像划一根火柴就能把空气点着。远远近近的山头上，庄稼的绿色已不再鲜艳，一片灰塌塌的。川道里的庄稼稍好一些，因为曾经用抽水机浇过一次。现在，东拉河细得像一根麻绳，已经拦不住多少水了。如果天再不下雨，今年又将是一个年馑。火辣辣的太阳晒焦了土地，也晒焦了庄稼人的心！

少安家的自留地在去米家镇方向的公路上面，出村子走不远就到了。自留地有一点川台地，其余都是坡洼地。那几畦蔬菜和红薯、南瓜都在川台地上。坡洼地上种的都是庄稼。

少安来到自留地下面的东拉河里，拦起一点水，马勺刚能舀起。他舀了一担泥糊水，往公路上面的地里担。

从河道上了公路，再从公路上到地里，几乎得爬蜒半架山。家里没什么硬正吃的，只喝了几碗稀饭，每往上担一回水，他几乎都是在拼命挣扎。天太热了，他干脆把那件粗布褂子脱了撂在河边，光着上身担。

担了几回水，他实在累得不行了，就用搭在肩膀上揩汗的毛巾，在河里洗了洗脸和上身，然后穿起那件破褂子，来到河边一棵柳树下，卷着抽旱烟。

他刚把卷起的旱烟点着吸了一口，就听见身后面似乎有脚步声。他扭头一看：啊？是润叶！

我的天！她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在这里？

少安又惊又喜又慌又怕——他一闪身站起来，看着走到他面前的润叶，嘴张了几张，不知该说什么。

他终于咄讷地说：“你怎……”

“今天是星期天。我昨天下午就回来了……”润叶红着脸问他，“你浇地哩？”

“嗯……”少安用湿毛巾揩了一下脸上的热汗珠子，“庄稼快晒干了……”

“那光靠人担水浇地怎么行哩？”她在旁边一块圆石头上坐下来。

少安也只好局促地坐在他原来坐的地方，两个人离得不远不近。他回答润叶说：“光浇几畦菜……”

两个人立刻就进入到一种紧张状态中。他们还都不由得向村子那里张望，看有没有人看他们。好在现在是中午，劳累的庄稼人都睡了。没有其他什么声音，只有河道里叫蚂蚱单调的合唱和村庄那里传来的一两声懒洋洋的公鸡啼鸣……

这时候，对面很远的山梁上，飘来了一个庄稼汉悠扬的信天游。少安和润叶一听声音，就知道是他们村的红火人田万有在唱。万有大叔正从远山的一条小路上向村里走去。少安和润叶不由相视一笑，然后便敛声屏气听着万有叔又酸又甜的信天游——

说下个日子呀你不来，

畔上跑烂我的十眼鞋。

墙头上骑马呀还嫌低，

面对面坐下还想你。

山丹丹花儿背洼洼开，

有什么心事慢慢价来……

这歌好像正是给他们两个人唱的，这使他们的脸如同火一样烫热。

“少安哥……你……”润叶不好意思地望着他。

“唉……”少安只是长叹一口气，低下了头。

“噢——润叶！噢——润叶……”

村头的公路上，猛然传来田福堂拖长了音调的呼唤声。

两个人都一惊，扭头看见田福堂正站在村头的公路边上。他显然看见了他们，但知趣地没有走过来，只是又叫着说：“润叶，快回去吃饭嘛，你妈都等你好一阵了……”

润叶气得牙咬住嘴唇，没给父亲应声。

少安慌忙站起来，把两只桶提到河边，舀起一担水，给润叶也没招呼一声，就低着头担上了土坡。

润叶也只好站起来，心烦意乱地顺着河边向村子里走去。

田福堂看女儿回来了，也就折转身子在前面先走了。

唉，他们等于什么也没说，就被田福堂的一声喊叫给冲散了……

润叶气恼地回到家里，两只很秀溜的新鞋在河滩里糊满了泥巴，一副叫人看了怪不好意思的狼狈相。

福堂并没有提起刚才的任何一点事，但心虚的女儿立刻给父亲解释说：“我想出去在村子里转转，在前面公路上碰见少安担水，我和他拉了几句话……地旱得真厉害，庄稼眼看要晒死了！”

“今儿个这几斤羊肉是我在罐子村买的，刚杀的新羊肉……润叶，快吃！”田福堂帮助老婆把一盘羊肉饺子端上炕来，招呼让女儿吃，好像他根本没听见女儿说什么。他只是在女儿不留意的时候，用复杂的眼光瞥了一眼她刚脱在脚地上的那两只令人难堪的泥鞋……

第二十一章

实际上，田福堂在看见润叶和少安亮红晌午坐在河滩里的一刹那间，心里就什么都清楚了。他又不是没年轻过嘛！那时虽然是旧社会，但这号事旧社会和新社会有什么区别？只不过他那时可不敢和润叶她妈大白天坐在河滩里罢了。

使他大吃一惊的是，他的润叶怎能看上了孙少安？

啊呀，这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虽说两个娃娃小时候一块耍大，但以后一个在农村受了苦，一个到城里上学，又参加了工作，现在等于说天上地下一般，两个人怎么能往这件事上想呢？再说，撇过孙少安不论，他们那家庭又是个什么样的烂坛场！他有文化有工作的女儿怎么可能嫁给他们呢？这不是全中国的一件怪事吗？

田福堂都由不得失笑了。

但是一认真想这事，他便感到又震惊又慌乱。哈呀，他没想到他女儿看起来腼腼腆腆，心胆倒挺大！哼，她凭什么能看上个孙少安？而且还敢在光天化日下坐在村外面谈恋爱哩！他现在才知道，润叶这几次回家来，慌慌乱乱，心神不定，动不动就跑出去了——原来她这都是为了孙玉厚那个大小子啊！

不行！他就是寻死上吊，也不会同意让他的女儿进了孙玉厚的家门！虽说现在兴男女婚姻自由，但不能自由得没框没架，没棱没沿嘛！别说是真的进了孙家的门，就是他的工作女儿和一个泥腿把子谈恋爱这件事，若是让村邻乡舍都知道，他田福堂的脸都没处搁。

他要很快制止这件丑事继续发展。当然，他是个精明人，也不愿伤自己娃娃的脸。因此自发生这件事后，一直装得和不知道一样……

女儿回县城已经三天了，现在田福堂的心情还平静不下来。这几天他已经没心思管村里的工作，日夜盘算润叶和少安的事。

他有时也豁达地想，如果少安当年不要回来劳动，和润叶一块去上学，再寻个工作，那这娃娃做他的女婿说不定还可以。少安本人他看上哩！要是文化再高一点，又有工作，说不定将来还能熬个大官……反过来再说，要是他女儿没文化没工作，也在双水村劳动，农民对农民，那不要他孙少安骚情，他田福堂会直接托媒人把润叶许配给他的。当然，如果是这样，他也就不会嫌孙玉厚家穷了，到时候他会把少安的光景扶起来的：没地方住吗？他给箍两孔新窑！没吃的吗？到他家里来吃！

可是，现在明摆着，两个人的条件差得太远嘛！

他想，孙少安这小子也不知道个天高地厚！你不在东拉河里照照你的影子，看能不能配上我润叶？你胡骚情我女儿，最后就是落了空，你除损失不了什么，还能抬高你的身价哩！可你等于给我田福堂祖坟供桌上撒了一泡尿！活活地往死欺负人哩！哼！你小子甭能！我田福堂也不是个省油的灯盏！

田福堂圪蹴在自家的炕头上，一边想，一边气得鼻子口里喷着热气。他老婆以为他病了，给他拌了一碗鸡蛋糊汤端在面前，他一口也不吃，也不给他老婆说他究竟怎么了，只是手里拿一根纸烟，不断凑到鼻子上闻。

他突然想到，他应该去一趟城里！他要找福军和爱云，让他两个赶快给润叶在城里瞅个人家。他以前只是一般地给他两个安咐了这件事，这次他要把这当个事好好给福军和爱云说一说。

想到这里，他性急地立马跳下了炕，准备先去找一下孙玉亭，让他这几天替他照看一下队里的工作。本来也应该去给副书记金俊山打个招呼，但他不愿跑到金家湾那面去——让玉亭给俊山说一声就行了。要是他不在村子里，通常都把工作主要委托给孙玉亭来管。玉亭对他忠实可靠，做什么事又认真，他放心。再说，金家湾那面有个什么“响动”，玉亭的耳朵都能逮得住，回来马上就给他汇报了。

他也没给老婆招呼一声，就匆忙地出了门。

走到院子的时候，他才想起，他有几双旧鞋，原来准备送给这位恓惶的助手穿，常记不起给他；现在可以顺手给他拿去。

他于是又折转身回了家，对老婆说：“把后窑掌我那几双旧鞋，拿张报纸包起来。”

他老婆不解地问：“做什么哩？”

“我带给玉亭，让他穿去……你没看他到咱家来，鞋烂得用麻绳子捆在脚上，连炕也上不了吗？”

对丈夫要求的任何事，润叶她妈都会言听计从的。她取了一张旧报纸，把那几双旧鞋包起来，交给了丈夫。

田福堂把这几双旧鞋夹在胳膊窝里，就去玉亭家了。

孙玉亭家离他家不远，下一个小坡就到了。一孔不知孙家祖宗哪代人箍下的窑洞，由于多年不整修，山水从破窑檐石中间流下来，把窑面子上的泥皮全冲光了，烂石头碴子暴露在外面，里面住了许多窝麻雀，一天到晚唧唧喳喳的，倒也自有一番热闹景致。院子原来还有个横石片围墙，自孙玉厚搬走后，就逐渐塌成了一圈烂石头。墙角里用这塌墙石头乱垒起的厕所，似乎连个羞丑也遮不住。

田福堂进了玉亭家的窑洞，天还没黑，窑里就黑乎乎地看不清楚了。在暗处的这家人显然都看见他来了，玉亭和凤英两个人都从后灶火圪里转出来，热情地让他快坐。

田福堂知道没个好坐处——地上连个凳子也没有，炕上的席片又烂得到处是窟窿眼。

他就站在脚地上说：“玉亭，我明天想到城里看一下我的气管炎，这几天队里的事你就给咱照看着点。罢了见到金俊山，你给他说一声就行了……这几双旧鞋放下你穿去吧！”他说着就把胳膊窝里的鞋放在炕边上。玉亭的三个孩子一扑上来，从报纸里把鞋拉出来，一人拖拉一双，在烂席片炕上绊绊磕磕跑着，高兴得呜呜直喊叫。

玉亭和凤英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凤英说：“田书记对我们真是关心到家了！”

孙玉亭对田福堂说：“你放心走你的！队里的事有我哩……你好好把你的气管炎看一下，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田福堂说完事后，马上就告辞走了。他实在无法在这个“黑洞”里多呆一会。玉亭和凤英簇拥着一直把他送到院子的烂豁墙外……

第二天吃完早饭，田福堂就骑了自己的自行车去了县城。他不愿坐汽车——自己有车子，何必花车票钱呢？

他不紧不慢，没到中午，就来到了县城。

当他推着自行车进了福军家院子的时候，看见爱云她爸正戴个草帽，在那个花坛里把豆角蔓子往玉米秆上缠。老汉还没看见他进来。他把车子撑在厨房檐下的阴凉处，叫道：“徐大叔，哈呀，常忙着哩！你老营务起一块好庄稼嘛！”

徐国强老汉一听是田福堂的声音，停了手中的活，笑哈哈地迎过来，问：“刚到？”

“刚到！”田福堂一边回答他，一边从车子后架上取下来一个大塑料袋。徐国强已经看见那是一袋子金黄的旱烟叶，高兴地说：“你又给我带来好干粮了！”老汉很欢迎这位客人，一是因为两个人能说在一起，二是他来常给他带一包好旱烟——这是他最喜欢的礼物。

徐国强引着田福堂回了自己住的窑洞，忙着给他倒茶水，寻纸烟。那只黑猫绊手绊脚地紧撵着老汉。

田福堂只喝茶不抽烟，但徐国强还是硬把一支纸烟塞到他手里。

田福堂没点这烟，凑到鼻子上闻了闻，说：“这东西我已经没福气享受了。不过，我还爱营务个旱烟。早年间，我烟瘾大，纸烟抽不起，一年就精心营务一块旱烟，结果对营务这东西有了兴趣。你老不知道，我在村里营务旱烟是头一把手！现在尽管我不能抽烟了，但我还年年在自留地栽一点……”

徐国强满怀感情地从塑料袋里抓出一把旱烟，连连夸赞：“好！好！好！”

“福军最近又忙啥着哩？”田福堂问徐老。

“到地区开会去了，昨天刚走。”

“啊呀，他不在？”田福堂感到十分遗憾。

不过，他又想，爱云在哩。他毕了和爱云说！其实，润叶这事福军也没工夫管，主要看她二妈哩。

“爱云上班去了？”

“噢……最近也忙，说要值班，中午也不回来，都是润叶给我和晓霞做饭……”

田福堂想，等中午吃过饭，他就直接去医院找爱云。家里人多，不好谈润叶的事。

他和徐国强东拉西扯地拉了一会话，润叶和晓霞就先后回了家。润叶赶忙问父亲到城里来办什么事？田福堂说他来看一下自己的气管炎。

“那下午我请个假，陪你到医院去！”润叶关切地对父亲说。

“不用了。你不敢耽搁教书！我又不是找不见县医院。再说，你二妈也在医院哩……”

“干脆让我去把我妈叫回来！”晓霞对大爹说。

“不要。你妈要值班哩，我又没什么事，吃完饭我到医院找你妈就行了。”

润叶赶紧到厨房去做饭。晓霞见来了客人，也到厨房给姐姐帮忙去了。

吃完饭后，田福堂就一个人来到县医院。

他在值班室找到了弟媳妇。徐爱云忙着招呼他喝水，并且要出去给大哥买一颗西瓜，被他拦挡住了。

福堂早已忘了他的气管炎，转转弯弯就和爱云拉谈起润叶的婚事了。当然，他并没有给弟媳提说润叶和少安的事。他知道这是女儿的秘密，不能给外人说——包括爱云一家人和润叶她妈，都不能让他们知道这事。他决不能伤害他亲爱的女儿。他只是对爱云说，润叶年纪不小了，又在城里工作，他是个农民，没办法帮助女儿寻个人家，让爱云无论如何在最近帮助他解决这问题。

“我为这事熬煎得整晚整晚睡不着……”田福堂最后一脸忧愁对弟媳妇感叹说。

爱云听他说完话，就开始给他讲县上李主任的儿子怎样追求润叶的事。

田福堂像听惊险故事一样，紧张地听爱云说完事情的前前后后。他一时感到另外一种震惊：他没想到，县上赫赫有名的李主任的儿子爱上了他的女儿！

他现在倒也没感到受宠若惊，反而在心里有点莫名的惧怕。他归根结底是个农民，考虑问题往往从实际出发。他想：他的润叶是个农民的女儿，虽说成了公家人，但要和一个大干部的儿子结了婚，将来会不会受气？万一人家中途不要了，甩在半路上，那就等于要了他这一家人的命！

“我觉得这门亲事可以考虑，关键倒不是李登云的家庭如何，主要是向前这娃娃很喜欢润叶！”徐爱云对大哥说。

“那润叶的意思哩？”田福堂问她。

“润叶直到现在也没表示个肯定态度。我很着急，因为李登云一家对这事太热心了。”爱云一边说，一边把一杯清凉饮料端到田福堂面前。

“噢……”

田福堂在心里划算：润叶找少安那样的人家，是太低了。但找李登云这样的人家，也许又太高了。最好能找个中等人家，一般干部家庭的子弟就行了，最好不要高出县上的部局长家庭。太高了不好，因为他是个农民嘛！虽说福军和李主任的职位差不多，但润叶是他的女儿！

他于是抽出一支烟闻了闻，对弟媳妇说：“你最好给润叶寻个一般干部家庭。李主任那么高的位置，我是个农民，怕高攀不起人家！”

爱云笑了，说：“大哥，你考虑事情太复杂。李登云是多大个官？还不是和福军一样……”

“但我和人家不一样！”

“这主要是两个娃娃的事。再说，人家李登云两口子也对润叶十分满意！”

接着，徐爱云又给田福堂说了许多李登云两口子怎样喜欢润叶的情形。

田福堂听了这些事，才开始动心了。他说：“既然人家这么诚心实意，那这事你就看着办吧！我信得过你们！润叶虽然是我的娃娃，但你和福军也没少操过心。现在她又在你们身边，你们就稳稳妥妥给她找个人家。不过，这事要抓紧，女娃娃家年龄一大……”田福堂不知该怎样说，就赶忙低头闻了闻烟，接着便剧烈地咳嗽起来。他这才想起他给许多人说过他到城里来是看气管炎的。

等咳嗽平息了以后，他对爱云说：“我的气管炎后来越来越重了……”

爱云马上说：“我现在就引你去顾老先生那里开几服中药。你这是慢性病，最好是吃中药。”

田福堂久闻顾老先生的大名，就高兴地跟爱云去了中医科。

顾老和大部分名中医一样，白发红颜，戴一副老花镜，认真地给田福堂号脉。爱云对站在一边看书的顾老先生的孙子说：“田润生是不是和你一个班？”

顾养民很有礼貌地回答说：“是一个班的，阿姨。”

“这就是润生他爸。”爱云指着田福堂说。她然后又告诉大哥，这是顾老先生的孙子，和润生一个班。

顾养民亲热地过来叫了一声田叔叔。

田福堂问顾养民：“我润生在学校怎样？”

顾养民当然不好说其他的，就说：“都好着哩！”

“你好好帮助他！那娃娃慌慌张张的……你下午去不去学校？”他问顾老先生的孙子。

“去哩。”

“那你叫润生晚上回他二妈家来，你给他说我来了……”

顾养民满口答应说他一定把话给润生捎到。

田福堂随后提了几包顾老先生开的中药，就先回爱云家去了。

他在爱云家住了一个晚上，和徐国强把话拉到实在没什么可说的程度，第二天吃完早饭就骑着车子往回走了。原来他估计在城里得多呆几天，但事情很快都办完了。给爱云安咐了润叶的事；让顾老先生看了气管炎；又和徐国强老汉拉完了话；加上福军也不在，他就再没心思在县城继续逗留。

临近中午时分，田福堂就骑着车子回到了石圪节。

他忽然看见他们村的田福高圪蹴在石圪节的小桥上，就跳下车子来，走过去问他：“今天又不遇集，你跑到这里干什么哩？”

一队副队长见是书记，赶忙站起来，说：“唉，大庄河我姨夫让公社叫来正盘问着哩……”

“盘问啥哩？”田福堂好奇地问。

“就是扩大猪饲料地的事嘛！他当个生产队长，开春划猪饲料地给每一户扩大了几分，让人家告到了公社……我姨急得昨晚上就跑到我家里了。我今天来打问看究竟要紧不要紧。听人家说公社现在正盘问着哩，我等看有什么结果……”

“猪饲料地不是拿绳子往过丈量吗？怎能扩大了呢？”田福堂奇怪地问。

“嗨，也有不丈量的，随便约摸着划开就行了。咱们生产队划猪饲料地，你当时不在，因此不知情，还不是少安和我引着社员大约估摸了一下吗？这事只要没人告就没事。现在的人没良心，给了便宜不占，还跑到公社去告状！”

“噢……是这样！”

田福堂若有所思地站了一会，然后说他去买个东西，就和田福高打了个招呼，调转车子过了桥，向石圪节的街上走去……

第二十二章

孙少安万万没有想到，公社突然派人来丈量他们队的猪饲料地。几天前他就听福高说，大庄河他姨夫因给社员多划了猪饲料地，被公社叫去盘查了一天。他心里一直担心这件事，但这件事还是发生了。公社刚来人时，他以为是他们队谁告了状，但又听说公社在其他队也普查猪饲料地的情况，只好硬着头皮等着挨戳了。

这多年来，提起猪就能把人愁死。先前，公社每年根据国家要求，给每个大队硬行分配生猪交售任务。反正不管三七二十一，到年底平均两户按标准交售一口肥猪。喂肥一口猪得多少粮食啊！这年头，人都没粮吃，怎能有猪吃的粮食呢？但没办法，国家要拿猪肉支援第三世界，每年的任务非完成不行。谁家完不成任务，就要把人口粮扣除一部分。

没有人喂得起猪。队里没办法，由田福堂出面给公社做工作，看能不能用生产队集体的羊来顶猪。公社通了人情，说可以，但必须用绵羊来顶。一年下来，全村的绵羊就快绝了种。

看来这不是办法，还得要落实到家户来养猪。

大队小队干部没明没黑地开会，但连一户也落实不了。金俊山提出，是不是队干部先带个头，一人应承喂一口猪，然后再做社员的工作。但其他干部都讥讽他说：你有能力带这个革命头哩！我们没能力！再说，当干部一晚上开会熬眼已经够了，还带这个头！你要带你带吧！最好你金俊山一家人办个猪场，把队里的任务都包了！

金俊山立刻张口结舌退到大队部的灶火圪里，再不吭声了。

还是孙玉亭有办法，提出用抓纸蛋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大家想来想去，再没有好办法，就只好采纳了孙玉亭的建议。

抓纸蛋的时候，全村人像进行一次集体占卜活动，一个个提心吊胆，用颤抖的手，在大队办公窑炕桌上那只不祥的黑老碗里，如同抓自己的命运一般，一人抓回一个揉成一团的小纸蛋。有的人展开纸团，笑得鼻子涎水都顾不得揩；有的人一下子脸像黑霜打了一般；甚至还有抱住头当场哭得鼻子一把泪一把的。提出这个绝妙办法的孙玉亭，几乎年年能“抓”到一头猪，回去常常让贺凤英骂得狗血喷头。

到了年底，庄稼人好不容易把猪喂起来，吆到石圪节去交售。为了达到标准斤称，交售的那天，每家人都给猪好吃好喝一顿——说不定几斤粮食就能决定一口猪能否够斤称。但是，由公社粮站和石圪节食堂几个厨师组成的收猪机构，也不是吃素的。他们知道老百姓这点小小的狡猾伎俩，决定猪吆来后，先不过秤，集中圈在一起，等屙尿完了再说。于是，交猪的人除多贴赔了几斤粮食，还得多耽误半天工夫。那些日子，石圪节到处都蹲着愁眉苦脸的庄稼人。他们实在没办法，又开始千方百计贿赂收购猪的人，而收猪的人倒用这办法给自己的腰包里增加了不少外快。

直到后来，生猪交售任务再也不可能完成了。县上没有办法，决定谁养猪，就给谁补贴一百五十斤高粱。

农民这下子高兴了，因为一百五十斤高粱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几乎快等于一个人一年的口粮了。如果按往年的喂法，一口猪肯定能省下不少粮食呢。于是，人们又要抢着喂猪。大小队干部整夜开会，没办法分配名额。后来只好又决定采取“孙玉亭方式”。人们又像占卜命运似的，在那只令人眼红的黑老碗里抓这些纸蛋子。抓到猪的眉开眼笑，抓不到的满脸丧气。遗憾的是，玉亭同志本人这回偏偏又抓不到，晚上回去照样被贺凤英臭骂了一通。

但是，喂猪的人高兴得太早了。因为补贴了粮食，国家收购标准又提高了，用“往年喂法”喂成的猪，一个也交售不了，只好吆回来，把所有省下的高粱一颗不剩全给猪补贴了，才勉强送到了石圪节。

从此以后，人们谈猪色变，再也不敢和这个老祖宗打交道了。一年下来，生猪交售任务已经成了全地区的危机。黄原地区也没有办法，只好制定了个“土政策”，一户给划分不超过四分的猪饲料地，企图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在划分猪饲料地的时候，孙少安心想：队里种的庄稼地以外，还有不少荒地，干脆把这些闲地划给社员，就不要减少队里的现耕面积了。而这些闲荒地没有整块的，沟坡圪，零零碎碎，也没办法准确丈量，大约摸用眼睛估量一下就行了。他这意见全队没一个人反对的。因为大家知道，用眼睛“量”过的地，只能多不会少。孙少安也清楚这一点。他正是想用这种方法，给社员扩大一点自留地。这年头，个人的地多出一分，那就能给一家人解决大问题——在这些精心耕种的土地上，往往一个小土窝就可能等于队里许多好地的收入。人们已经饿慌了，谁不想利用这机会给自己增加一点利益呢？

但大家都知道，这事要瞒着书记田福堂和孙少安他二爸——这两位“革命家”都在一队。

等躲避开这两个人外出开会的时候，少安就和大家把地划分开了。田福堂和孙玉亭也沾了光，不过他们自己不知道罢了。也许以后他们在种地的时候，会感觉到地可能多划分了，但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虽说整天喊叫批判资本主义，但对于实惠也从不拒绝……

的确是这样。田福堂实际上早察觉了他们队的猪饲料地“有问题”，但他一直装得不知道这一点。他是个有头脑人，知道这事众人拥护，他要是出面纠正，那肯定会惹得民情激愤，他何必做这种笨蛋事哩！再说，他自己也在其中沾了光，和众人过不去，也等于和自己过不去。退一步说，万一这事被别人告发，他田福堂划分地时又不在家，到时他手里仍然有批判权哩！

可是那天他从县城回来，在石圪节碰上田福高，听了福高姨夫的事后，田福堂突然心一动，觉得他给孙少安找下一个让后生下不了台的好茬口。于是他调转自行车去了一趟公社，给徐治功露了话，让他去查一下他们村的猪饲料地。他并且提醒徐主任说，不要光查他们队的，其他村子也查一查，以免让人怀疑是他田福堂反映的。

田福堂走了这一步“妙棋”以后，内心也倒有些矛盾。一方面他对少安有气，觉得让小伙子受点整，灰上一段时间，就顾不上骚情他的润叶了。另一方面，他又感到这种做法有些不太美气。这无论如何是一件亏心事，等于给自己心里放了一条虫子，骚扰得灵魂不能安宁。

但他又想：好汉做事不后悔！既然已经这样了，那就没必要想得太多！也好，让孙少安乱上几天吧！最好是二队队长金俊武也把猪饲料地扩大了，让公社查出来，把这两个蚂蚱拴在一根绳子上整治一通，叫他们再和我田福堂过不去！

公社普查的结果明朗了，全社一共有五个生产队扩大了猪饲料地。让田福堂遗憾的是，二队没有扩大——金俊武这小子终究年纪大一点，比少安的城府深，没有让抓住尾巴。

石圪节公社竟然有扩大自留地的现象！这事马上引起了县上的重视。县革委会主任冯世宽亲自给白明川和徐治功打电话，说不仅要收回扩大的地，还要在全公社组织群众大会批判这五个生产队长。

本来白明川准备把多划的地收回集体，让这几个生产队长在本大队检查一下就行了，但既然冯主任亲自打了电话，看来不组织批判大会不行了。他采取了个折中办法：不开全公社群众大会，只开半天三干会。

因为群众大会大费周折，徐治功也同意了。但他又提出，批判会要通过有线喇叭，向全公社现场转播。白明川找不到反对的理由，也只能同意这样做。

这一天遇集，全公社的脱产干部和各大队、各生产队的主要负责人，都被调到公社院子里，批判五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生产队长。尽管不是群众大会，但阵势也不小，公社院子里黑鸦鸦坐了一大片人。批判会由徐治功主持，孙少安和另外四个人站在台子前。批判发言的人通过那个包一块红绸子的话筒，轮流上台照稿子念一遍——话筒因为经常使用，红绸子已经被人试音时用手指头弹得稀巴烂了。

此时，在石圪节的街上和全公社每家每户的喇叭匣上，都转播着这个批判会的实况。孙少安和另外这四个人顷刻间就成了全公社家喻户晓的人物。到处都有人在议论他们——从本人议论到家里的其他人直至祖宗三代。

在批判会场里，田福堂找了个很不起眼的角落坐着，一直低头闻手中的烟卷。往常如果开这样的会，他总是坐在最显眼的地方。但今天他似乎生怕别人看见他。他更不愿意自己的目光碰见少安的目光。

孙玉亭坐在另一个角落。他今天被公社安排作批判发言。以前全公社开大会，玉亭照例常被选拔作为大会发言人之一。今天他很为难，因为他的侄子就站在批判台前接受批判。但没有办法。他大会发言的水平已名声在外，公社领导器重他，他无法推托，只好在革命和亲人之间选择了前者。但他决不会在批判稿中写上他侄子的名字。他紧张地等待徐治功宣布让他上台发言。往常在这样的场合，他异常兴奋。可今天他感到比站在台前接受批判还不自在。他不时抹下头上那块肮脏的毛巾擦脸上的汗珠子。

公社文书刘根民是少安高小时的同班同学，又是好朋友，此刻在旁边的一张桌子上做记录，一脸的尴尬和难堪——他无法保护他的朋友。

这时候，孙玉厚正蹲在石圪节街道的一个拐角处，低头抽着旱烟。他的小女儿兰香站在他旁边，贴着一根电线杆悄悄地哭着。孙玉厚顾不得安慰女儿，只是专心地听喇叭上的人说些什么。每当他听见少安的名字，心就往嗓门眼上一提。他判断不来公家将会怎样处置他的儿子。会不会像上次处置他的女婿一样，拉到什么地方去“劳教”呢？唉！说不定比“劳教”还要重！他女婿只是贩卖了几包老鼠药，可少安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可能“罪”要更重！

他蹲在这里，手颤抖地举着旱烟锅，对命运的打击没有一点招架的能力。他的精神已经承受不了这么多的压力，真想跑到罐子村的兰花家，把女婿贩卖剩下的老鼠药都吃掉，然后合住眼睡到黄土里去……但想来想去，他还得活着。他的几个娃娃都还没成家立业，大女儿兰花虽然寻了人家，但光景烂包得也活不下去。他活着，总还能给娃娃们帮扶一把……

孙少安并不知道他父亲现在圪蹴在石圪节的街道上。他临离家时，一再安顿父亲不要到公社来。他怕老人太受刺激——因为他姐夫的事才刚刚平息半年，现在又轮上了他。

少安现在站在台子前，耳朵几乎听不见别人怎样批判他。他只是反复想着这件事发生的前因后果……

开始时，他就想到可能村里有人给公社揭发了这事。他首先想到二队的人。但后来又想，这事已经半年多了都悄无声息，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去公社告状呢？如果金家湾的人要告的话，怕早就告了，不会等这么长时间。那么本队的人呢？他想来想去也不可能。因为大家都沾了光，告别人也等于把自己告了——他孙少安可以受批判，但每家的地都得收回去。没有一个人不心疼自己那几分地的！

直等到他知道公社逐队普查猪饲料地，才明白这不是队里的人告，是因为其他村类似的问题暴露后，才把他们给牵连上了。

可是，在昨天，当公社通知让他来接受批判时，他们的副队长田福高却心心事事地来找他，把他在石圪节碰上田福堂的前前后后给他说了一遍，这才使他把这件事和田福堂联系在一起了。

他现在才一下子明确地意识到，正是田福堂把他推到这个台子上的。是的，他很清楚田福堂的做事和为人，也清楚这个强人的“棋路”。自从那次田福堂看见他和润叶坐在河湾里以后，孙少安就知道，不定什么时候，田福堂就会用拐弯“马”来将他一军。田福堂下这类“棋”，通常都走“马”而不用“车”，因此别人很难防他。他没想到，田福堂果然这么快就给他下了如此厉害的一着“棋”。

少安站在台子前，尽管头低着，但他还是用眼睛的余光在一片人群中搜寻到了田福堂。少安看他坐在那么一个角落里，心里就更明白了。是的，他心亏，不敢正视他。他得到了一些安慰：从某种意义说，他和田福堂都在接受批判：他接受思想的批判，田福堂接受良心的批判。

在确认了“犹大”以后，孙少安索性再不想这件事了。不管怎样，田福堂就是田福堂。他不这样就不是田福堂了。谁也不能改变田福堂，连他自己也改变不了自己。

话说回来，少安知道田福堂对他和润叶那次的会面心中有气。平心静气地想，这种“报复”也情有可原。是呀，他那样体面的人家，自己如花似玉的工作女儿，怎么能让一个泥腿把子去沾染呢？

少安现在感到欣慰的是，他对润叶的求爱采取了完全正确的态度。田福堂现在又用铁的逻辑进一步给他论证了这件事的不可能性……

他现在感到难受和丧气的是，这个批判将会把他在全公社扬臭了。他别再指望在这个天地里给自己寻找一个媳妇。哪怕加倍地掏财礼钱，也不会有人把女儿嫁给一个丧失了名誉的人！

使他更为难受的是，他担心由于他的这件事会影响少平和兰香将来的前途。他终归已经是农民了，他不怕什么，难道连老镢把也握不成了吗？但少平和兰香与他不一样，以后要是有个出门的机会，会不会受这件事的“政治影响”呢？如果影响到他两个人，他就会痛苦一辈子的……

少安难受地前前后后思量着这件事，在一片闹哄声中总算熬完了批判会。

好在批判完了也就完了，公社主任白明川还在结束时对他们五个人说了点鼓励话，让他们不要背包袱，回去好好抓生产，将功补过……

等众人散尽以后，少安才无精打采地出了公社院子，来到石圪节的街上。

街上的集市已经快接近尾声。少安走过街道的时候，不时感觉有人在指画着议论他。

他突然看见父亲和妹妹从一个拐角处向他迎面走来。

他很快迎上前去对他们说：“你们来干什么哩？我没什么……”

他父亲说：“我在家里心焦得盛不定，跑来看人家倒究怎样处理你呀……”

少安对父亲和妹妹说：“已经完了，再也不会怎样……你们不要担心，先回去吧。我还要给队里办点事，一会就回来呀。”

孙玉厚只好和兰香先走了。临走时，他阴郁地对儿子说：“你早点回来……”

“嗯。”少安对父亲和妹妹点点头，就转过身一个人向石圪节的后街上走去了。

第二十三章

孙少安其实并没有任何可办的事。他只是感到一种无法言语的难受和痛苦，不愿意和父亲、妹妹一块相跟着回家。他想一个人度过一段时间，让积压在胸中的闷气慢慢消散出去。

他在人迹稀稀拉拉的石圪节街上毫无目的地溜达着。尽管一天只吃了一顿饭，也觉得不饥饿。好在街上再没碰见熟人，他可以把精神集中在自己的内心。

直等到太阳落山以后，他才一个人慢慢地通过石圪节那座小桥，踏上了通往双水村的公路。

走不多远，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了。不过，快要满圆的月亮从东拉河对面的山背后静悄悄地露出脸来，把清淡的光辉洒在山川大地上。万物顿时又重新显出了面目，但都像盖了一层轻纱似的朦朦胧胧。暑气消散了，大地顿时凉爽下来。公路两边庄稼地里的无名小虫和东拉河里的蛤蟆叫声交织在一起，使这盛夏的夜晚充满了纷扰和骚乱。

孙少安穿一件破烂的粗布小褂，外衣搭在肩头，吸着自卷的旱烟卷，独个儿在公路上往回走。他有时低倾着头；有时又把头扬起来，猛地站住，茫然地望着迷乱的星空和模糊的山峦。一声长叹以后，又迈开两条壮实的长腿走向前去……

痛苦，烦恼，迷茫，他的内心像洪水一般泛滥。一切都太苦了，太沉重了，他简直不能再承受生活如此的重压。他从孩子的时候就成了大人。他今年才二十三岁，但他感觉到他已经度过了人生的大部分时间。没吃过几顿好饭，没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没度过一天快活的日子，更不能像别人一样甜蜜地接受女人的抚爱……什么时候才能过几天轻松日子？人啊！有时候都比不上飞禽走兽，自由自在地在天空飞，在地上走……

一种委屈的情绪使他忍不住泪水盈眶。他停在路边的一棵白杨树下，把烫热的脸颊贴在冰凉的树干上，两只粗糙的手抚摸着光滑的杨树皮，透过矇眬的泪眼惆怅地望着黑乎乎的远山。公路下面，东拉河的细流发出耳语似的声响。夏夜凉爽的风从川道里吹过来，摇曳着树梢和庄稼。月亮升高了，在清朗的夜空冷淡地微笑着。星星越来越繁密，像在一块巨大的青石板上缀满了银钉……

孙少安在白杨树下站了一会，又开始往回走。走不多远，他就看见了双水村星星点点的灯火。

一股温暖的激流刹那间漫过了他的心间。那灯光下，有他亲爱的家——亲人们的脸庞都在他的眼前浮现出来了。

于是，头脑中迷茫的云雾顷刻间消散，滚烫的额头重新又凉了下来。他顿时感到他刚才的情绪充满了危险。是的！一家老老少少都依靠和指望着他，他怎么能这样胡思乱想呢？不，他应该像往常一样，精神抖擞地跳上这辆生活的马车，坐在驾辕的位置上，绷紧全身的肌肉和神经，吆喝着，呐喊着，继续走向前去。如果他垮了，说不定人仰马翻，一切都完了……

他弯下腰在路边拾起一块石头，抡起胳膊，狠狠地甩向了东拉河对面的山洼上，好像要把他的一切烦恼都随着这块石头抛出去。

他匆匆把外衣穿上，也没扣钮扣，就向村子里走去。

临进村子时，他为了使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想在什么地方坐一坐。公路边不合适，万一村里有人看见他黑天半夜坐在野地里，会乱猜测的。

他于是就顺路走进一片高粱地，找了一块空地方坐下来，两只手开始麻利地卷起一支旱烟卷。

他刚抽了两口烟，就听见前面的高粱地传来一片沙沙的响声，接着，一个黑乎乎的人影向他走过来。少安仔细一瞧：竟然是父亲！

他父亲走过来，在他面前怔了一下，也没言传，就在他身边坐下来，掏出自己的旱烟锅，在烟布袋里挖来挖去。

“你怎到这儿来了？你怎知道我在这里呢？”少安迷惑地望着父亲。

孙玉厚半天才咄讷地说：“我就在你后头走着……我让兰香先回去了。我怕你万一想不开……”

少安鼻子一酸，竟冲动地趴在高粱地上出声地哭了。在这一刻里，在父亲的面前，他才又一次感到自己是个孩子！他需要大人的保护和温情，他也得到了这一切——唉，让他哭一阵吧，痛痛快快地哭一阵！这样，也许他心里会好受一些的……

少安听见他父亲的哭泣声，才惊慌地从地上爬起来。

父亲也哭了。他就不能再哭了。亲爱的爸爸很少这样在孩子面前抛洒泪水，现在却在他面前如此不掩饰地痛哭流涕，这使他感到无比的震惊！

他立刻又把自己从孩子的状态变成大人的状态，对父亲说：“爸爸，你不要难受。我什么事也没！我只是一时心里闷得不行，想一个人消散一会。你放心！我不会做什么出边事；我才二十三，还没活人哩，怎么可能往绝路上走呢？你想想，我从十三岁开始和你一块撑扶这家，我怎么能丢下这一群人呢？你不要哭了，爸爸。你放心！我的心一点也没松，我还会像往常一样打起精神来的。我年轻，苦一点也没什么。咱们受苦人，光景日月就这么个过法，一辈子三灾六难总是免不了的。也许世事总会有个转变，要是天年再好一点，咱们的光景会翻起来的。再说，少平和兰香也快大了，咱两个一定把他们的书供到头。咱家七老八小，就看咱两个撑扶这光景哩。你不要灰心，门里门外的大事总有我承担哩……”

孙玉厚听了儿子的一番话，就难为情地用手掌把脸上的泪水和鼻涕揩掉，在鞋帮子上擦了擦手，然后沉痛地说：“爸爸对不起你。爸爸一辈子没本事，没把你的书供成，还叫你回来劳了动。受苦不说，你这么大了，爸爸连个媳妇也给你娶不回来。爸爸心里像猫爪子抓一样，死不能死，活不能活啊！”

少安重新点着一支旱烟卷，对父亲说：“我的婚事你不要熬煎。我年龄还不算大。就是年龄大了，我不相信我就打光棍呀。到时我自个儿找一个。只要财礼少，我不挑拣人。女方不嫌咱家穷，能和咱们一块过光景就行了。”

“你也不小了，得看着给你瞅个媳妇。只要有你合心的，财礼多少不怕，咱们打闹着借，慢慢再还。我现在还能出山哩，少平高中也快念完了，咱父子三个熬上几年，就会把账债还完的。”

“我不想掏这些财礼。财礼重的人家我不会娶。咱们不能再欠账债，这样一辈子也翻不起来！”

“可是天下没有不要钱的人家啊！”

“慢慢碰吧……爸爸，天不早了，咱们回去吧！家里人一定心焦得不知咱两个出了什么事。”

于是，孙少安父子俩就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出了高粱地，在月光下顺着公路回家去了……

第二十四章

晚上，当孙少安在自己的那个小土窑里睡着以后，孙玉厚老汉还大睁着眼睛望着黑暗的窑顶。老汉睡不着，爬起来点着一锅旱烟，坐在炕上吧嗒吧嗒地抽着。

少安他妈欠起身子，问丈夫：“怎啦？”

“不怎……你睡你的。”孙玉厚继续抽着旱烟。后炕头上，老母亲在睡梦中发出一阵阵呻吟——唉，老人浑身都是病，睡梦中都是疼痛的……

孙玉厚仍然想着给少安娶媳妇的事。

他现在越来越感到太对不起儿子了。人家的儿子到这般年龄，都已经有了娃娃，可少安至今还单身一人。二十三岁，对公家人来说，还不算大；可一个农民，岁数已经到山梁上了。再不抓紧，眼看着就误了娃娃一辈子的大事。

不行！得赶紧办这件事。出财礼就出财礼！他在一九六〇年那么困难的时候，都给玉亭娶了媳妇，而今他为什么不能给少安娶媳妇呢？他发现他年纪的确大了，已经丧失尽了魄力。他现在应该重新鼓起劲来，打闹着也要给儿子娶媳妇！

他盘腿坐在炕上，一边抽烟，一边想他得赶紧出动——甚至都等不得天明了。

他一夜没有合眼。

第二天早晨，他先没忙着出山，一个人心急火燎地去了他弟玉亭家。他昨夜盘算：玉亭去冬今春在公社的农田基建工地上负责，各村基建队来了不少女娃娃，玉亭大概都认识，说不定里面有比较合适的，看能不能给他提供个线索，他好再央人去说媒。

他在玉亭和贺凤英出山之前，进了他从前居住过的这个院落。自从他搬出这里以后，没事他很少再来这里。现在他看见玉亭两口子把这院地方住得像庙坪那座破庙一般败落，连墙都倒塌了，心里忍不住咒骂这两个败家子：什么赖东西！把好好一个地方弄得像驴圈一样！

他进了玉亭家的门，窑里黑咕隆咚，弥漫着湿柴烧出的死烟，呛得他咳嗽起来。唉！当年他住在这窑洞的时候，尽管穷得没什么摆设，但少安妈收拾得汤清水利，亮亮堂堂的，这现在完全成了个黑山水洞！

玉亭和凤英见大哥一清早上门，不知他有什么事，都瞪大眼看着他。他刚坐在炕边上，玉亭的三个孩子一扑围上来，在他身上连摸带掏，看能不能搜寻一点吃的东西。孙玉厚除过旱烟，身上什么也没有，几个孩子失望地离开了他，跑到炕崖下的一堆烂被褥中间厮打去了。

玉亭问他哥：“有什么事哩？”

“什么事也没。”孙玉厚开始用烟锅在烟布袋里挖旱烟。

孙玉亭也乘机掏出自己的烟锅，在他哥的烟布袋里挖了一锅。孙玉厚干脆把烟袋递给他，让玉亭给自己的烟布袋倒了一大半。

“冬天公社在咱村会战时，各村来的那些民工你大概都能认识哩？”玉厚问玉亭。

玉亭莫名其妙地看着他哥，不知道他问这话是什么意思，就说：“大部分都认识。”

“那些女娃娃你认识不认识？”

玉亭更奇怪了，一时不知怎说是好。正在锅台上切南瓜的贺凤英，听见这话，敏感地放下切菜刀，支棱起耳朵听这两个人说话。

“你看那些女娃娃中间，有没有合适给少安说个媳妇的？”孙玉厚接着就把话说明了。

“噢！”孙玉亭几乎要笑了。他原来以为他哥听见外面有传他和外村女娃娃有不正经关系，才这样盘问他哩。他在这一刹那间很紧张，他生怕他哥当着贺凤英的面说出一些不三不四的话来，让他下不了台。原来是这！

孙玉亭轻松地抽了一口烟，说：“合适的多着哩！恐怕就是财礼你出不起！”

“财礼先撂过别说。你先就说哪个村谁家的女娃娃合适一些？咱这光景也不挑高，可以一些就行了。”

“财礼怎能撂过不说呢？只要掏得起财礼，少安这样的后生，里面要挑谁就是谁！”玉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孙玉厚在心里说：哼！当年我为你娶媳妇，借下一河滩账债我也没心松。现在我给我儿子娶媳妇，哪怕把我这把老骨头卖了都心甘情愿！你现在有家了，看把你张狂的！

不过，他压住满肚子的不高兴，对弟弟说：“不管怎样，少安年纪也不小了。人到了年龄，这件事就要考虑。至于财礼钱，到时再向村里人转着借吧。当年你们过事情，还不是借别人的吗？受几年熬煎也就把账债还了。”孙玉厚忍不住提了点往事。

孙玉亭一下子脸通红，不再用一种轻松的口气来说话了。他手在脸上摸了一把，说：“叫我想一想，看哪个女娃娃和少安般配……”

这时候，贺凤英停止了手中的活，从锅台后面转出来，说：“大哥，我娘家族里有个远门侄女，她妈死得早，一直是她爸拉扯大的，劳动和家务活都好。去年我回家时，她爸给我安顿说，看能不能在咱们这面给瞅个人家。只要女婿本人好，他一个财礼钱也不要。我一直没把这当一回事。我看这女娃娃正是少安的媳妇！那女娃娃肯定看上少安哩！人家又不要财礼！如果少安情愿的话，请上几天假，到柳林那里去一趟，看一下这个女娃娃，又误不了几天工夫……”

孙玉厚一听有不要财礼的女娃娃，一下子从炕栏石上溜下来，他先不考虑其他，立刻对弟媳妇说：“那这没问题！你先给人家去个信，我回去让少安准备一下，就让他尽快走一回柳林！不得成也没关系！这又花不了几个路费！人常说，扣个麻雀还得几颗谷子哩！”

玉亭马上接着说：“那这事好办！我和凤英今天就给柳林那边发信！”

玉厚再不愿多说什么，即刻就出了玉亭的院子，往家里走去。一路上他情绪很高涨，觉得他运气不错，无意中碰了一个不要财礼的女娃娃，得赶快回去和少安商量这事，让他过几天就动身走山西！

孙玉厚赶回家里时，少安已经出山劳动去了。

老汉压抑不住自己的高兴，就把事情先原原本本给老婆说了一遍。

少安妈听了老汉的话，一时倒没显出什么激动来。她停了一会，才忧虑地对丈夫说：“不要财礼当然好。可是这女娃娃是贺凤英一个户族的，要是像贺凤英那样的性情，少安一辈子可就要受罪呀！”

孙玉厚热烘烘的头上顿时像浇了一盆子凉水。他由于心急，可没往这方面想。少安妈说得对！要是那女娃娃和贺凤英一样，可的确不敢给少安娶回来。这个家已经经不住折腾了。来个糊涂女人，把少安和一家人折磨得不能安生，还不如先不娶哩。

孙玉厚蹲在脚地上抽了一会烟，思量了大半天，然后又对少安妈说：“你说得对，也不对。人常说，一娘生九种，更不要说那女娃娃虽然和贺凤英是同一户族，但不知隔了多少辈，怎能就一个样呢？我看还是让少安跑一趟，叫他亲自见见面，看倒究怎样。行了当然好，不行了拉倒，又贴赔不了什么！”

少安妈又觉得老汉的话有道理了。是呀，怎能凭空就说那女娃娃和贺凤英一个样呢？话再说回来，自家这光景，好不容易碰上这么个不要财礼的人家，不敢轻易错过机会。

她马上支持老汉的意见，同意让少安到山西相亲去。

当天中午吃完饭，孙玉厚老汉就把这件事给少安摊开说了……

少安听父亲说了这件事后，脑子急忙先反应不过来。

他就要正式相亲去？那就是说，他要娶个媳妇回来？从此就要和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生孩子？他也将要有孩子了？自己不久前也还是个孩子啊……

但少安的内心开始翻腾了。他想这件事迟早总会发生的。他的年龄的确不小了。村里和他同龄的人，已经媳妇娃娃都有了；看见人家小两口子一块亲亲热热，自己心里就忍不住瞀乱半天。

可是，他立刻就想到了润叶。尽管他对她早已死了心，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考虑过他和她结合的可能性，但一旦他自己要找另外一个女人的时候，他就以无比痛苦的心情又想到了润叶。他伤心地认识到，他是多么地热爱和留恋她。是的，他和她的感情本来就像苹果树上完整的一枝，在那上面可以结出同样美丽的、红脸蛋似的苹果来；现在却要把自己的那一部分从上面剪下来，嫁接到另一棵不相同的树上——天知道那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来。生活的大剪刀是多么的无情，它要按照自己的安排来对每一个人的命运进行剪裁！

一切都毫无办法。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只好听命于生活的裁决。这不是宿命，而是无法超越客观条件。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合理的和美好的都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存在或者实现。

孙少安最后一次审视了他和润叶的关系，结果结论和开始时的认识完全是一样的。其实还有必要再考虑他们之间结合的可能性吗？一切都明摆着，就像金家湾和田家圪隔着一条东拉河一样明确。但是，这不由人啊！再强大的理智力量也无法像锁子锁门一样锁住感情的翅膀！

几天以来，孙少安心神不宁，目光恍惚，说话常常前言不搭后语。他已经答应父母亲去山西相亲，但却迟迟没有动身。

这天下午，父亲又一次催促他上路。母亲已经用半升白面给他烙好了几张饼，让他在路上当干粮吃。唉，不动身看来不行了。他只好对父亲说，他明天就起身去柳林。

说完这话后，他就去找了副队长田福高，说他要出几天门，让福高把队里的事领料好，主要不敢误了锄地。虽然天旱得快把庄稼晒死了。但该做的活路一点也不能少；俗话说，锄头下面有雨，多锄一遍地就大不一样啊！

安排完队里的事以后，天已经接近黄昏。少安感到自己心潮澎湃，无法平静，就一个人蹚过东拉河，穿过庙坪一片绿莹莹的枣树林，然后沿着梯田中间的小路，爬上了庙坪山。

他站在山顶上，望着县城的方向，两只手抓着自己的胸口。他面对黄昏中连绵不断的群山，热泪在脸颊上刷刷地流淌着。原谅我吧，润叶！我将要远足他乡，去寻找一个陌生的姑娘。别了，我亲爱的人……

第二十五章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经历了初恋的煎熬和失恋后的更大煎熬——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这并不是说他已经成熟了。不，从一切方面说，他仍然是一个没有成长起来的青年。

从学校组织文艺宣传队下乡演出，到他和田晓霞去黄原地区参加了革命故事调讲会以后，尽管他的物质生活仍然没什么改变，但他的精神世界却开始丰富起来。另外，他现在已经有一身像样的蓝咔叽布制服，站在集体的行列中看起来和别人也没什么差别；而且由于他个码高大，反倒显得漂亮和潇洒。他用省下的一点零钱，买了一副最廉价的牙具，把一口整齐的牙齿刷得雪白。梳子和镜子他买不起，也不好意思买，就常背转人，对着教室的玻璃窗户，用手指头把头发梳理得大约像那么一回事。如果他再有一双像样的运动鞋，那就会更神气一些。

他现在已经克服了刚进学校时的那种拘谨，无论和熟人还是和生人交往，都基本上不存在什么心理障碍了。加上他演过戏，又去黄原讲过故事，见了世面，这半年不光担任劳动干事，还被选成班上管宣传的团支部委员，因而显得比一般同学都要活跃一些。班上的同学都开始对他尊重起来，尤其是一些女同学，也开始用一种异样的眼光来看他了——就好像他是刚出现的一个新人。

但是郝红梅对他的态度仍然是平淡的。这段时间以来，她和顾养民已经真正的好起来了。有人看见她已经去过一回养民家；并且说她现在用的那个大红皮笔记本就是顾养民送给她的。孙少平现在对此很平静，心理上不再产生任何异常的反应。生活已经在他面前展现出更宽阔的内容。他的眼光开始向四面八方迸射。

他已经不像刚入学那样，老是等别人打完饭才去取那两个黑馍；他渐渐抛弃了这种虚荣或者说自卑，大大方方站在队列中取他的饭。班里有几个家里光景好的同学，甚至成了喜欢他的朋友，有时候他们还背着他给他订一份乙菜呢。孙少平已经隐约地认识到，一个人要活得有意思，不仅是吃好的和穿好的，还应该具备许许多多他现在也不能全部说清楚的东西。当然，一想起家庭的贫困和自己生活的寒酸，他心里仍然发慌。但这一切和刚开始时已经完全不同了。

在这一段时间里，也许他最重要的收获就是和田晓霞的结识。通过和晓霞在一块演戏和讲故事，他被这个女孩子的个性和对事情非同一般的认识强烈地吸引了。这种心理决然不同于他和郝红梅的那种状态。他当初对红梅是一种感情要求，而现在对晓霞则是一种从内心产生的佩服。她读的书很多，看问题往往和社会上一般的看法不一样，甚至完全相反。有时她竟然还不同意报纸上的说法，这使孙少平常常大吃一惊。

他很想和田晓霞拉话——主要是听她说话。他心里想，晓霞要是个男同学就好了，他可以随便和她海阔天空地交谈。他觉得每次和她交谈，都能使自己的头脑多开一扇窗户。

可是田晓霞倒很大方，有时候主动来找他东拉西扯地说半天。由于他们在一块演过戏，讲过故事，论起来又是同村人，别的同学对他们的交往也没什么不良看法。

每当下午课外活动的时候，他正和同学们打篮球或者玩别的什么，总能看见田晓霞披着件衫子，两只手揣在裤口袋里，像个男孩子似的踱到操场上的报栏前，脸凑上去专心地看报纸。她几乎每天下午都要在那个报栏前呆半天，看了前面再看后面，直要看完才离开。

这时候，孙少平也往往找借口离开运动场，踅摸着来到报栏前，和她一块看报、拉话。晓霞告诉他，她父亲说过，一个中学生就要开始养成每天看报的习惯，这样才能开阔眼界；一个有文化的人不知道国家和世界目前发生了些什么事，这是很可悲的……

这些话给少平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从此以后，每天下午，不管晓霞来不来，他也常主动来这报栏前看报纸了。而这个良好的习惯，以后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他都一直坚持了下来。

有一次他和晓霞一块看报纸的时候，晓霞指着一篇文章的署名说：“这家伙又胡说八道了！”

少平一看，她手指的名字叫“初澜”。他大吃一惊。晓霞怎敢说这个人胡说八道呢？这个人常发表“重要文章”，班主任还组织大家学习呢！

“你怎敢这样说呢？”少平惊恐地问她。

晓霞笑了笑说：“我知道你不会去告我。这些人就是胡说八道！咱们国家现在叫这些人弄得一团糟！”

“你怎知道呢？”少平问她。

“你难道看不见吗？现在农民连饭也吃不上，你是农村来的，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你看咱们学校整天不上课，一天就是搞运动，而这些人还喊叫个没完，说形势大好……形势年年大好，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倒好像越来越多了，整天就是搞这运动那运动，穷折腾个没完！反正咱们国家现在快叫这些人折腾完了……”

“这是你的看法还是你爸给你说的？”少平又问她。

“我爸也常发牢骚哩！不过，咱们自己又不是不长脑子？你常不想这些事？”

“我……想得不多。”少平如实地说。

“我发现你这个人气质不错！农村来的许多学生气质太差劲，比如那个比我大三天的润生我哥，一点头脑都没有！”

气质？什么是气质？少平第一次听见有这么个词。

他问她：“什么叫气质？”

“气质嘛……”晓霞脸红了，显然她也说不清楚，就说，“反正我也不会确切解释，但我知道是什么意思。你的气质就是不错！”她又强调说。

孙少平虽然不明白这个词的意思，反正知道这是个好词，大概就是说性格或者个性比较好——当然不是老好人的好——可能恰恰和老好人相反的一种好？

“你还应该看《参考消息》！”晓霞又对他说。

“我听说有这种报纸，但又听说是内部的，看不上。”

“我爸订一份，罢了我一星期给你拿一次。另外，我看你爱读书，但不要光看小说，还要看一点其他书，比如政治经济学和哲学。这些书咱们可能一时看不懂，但现在接触一下有好处。我爸常让我看这些书，给我推荐了一本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说这本书通俗。我已经看完了，罢了我借给你看……”

就这样，孙少平被田晓霞引到了另外一个天地。他贪婪地读她带来的一切读物。尤其是《参考消息》，每张他几乎都舍不得看完。他的灵魂开始在一个大世界中游荡——尽管带有很大的盲目性。这期间，他还读了晓霞带来的《各国概况》和杰克·伦敦的一个短篇集子以及长篇《马丁·伊登》。据晓霞说，杰克·伦敦的短篇小说《热爱生命》列宁很喜欢，伟大导师在临终的前几天，还让他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给他朗读这篇小说。少平把这篇小说看了好几遍，晚上做梦都梦见他和一只想吃他的老狼抱在一块厮打……

所有这些都给孙少平精神上带来了从未有过的满足。他现在可以用比较广阔一些的目光来看待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因而对生活增加了一些自信和审视的能力，并且开始用各种角度从不同的侧面来观察某种情况和某种现象了。当然，从表面上看，他目前和以前没有什么不同，但他实际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再是原来的他了。他本质上仍然是农民的儿子，但他竭力想挣脱和超越他出身的阶层。

但是，现实生活依然是那么具体，所有这些并不能改变他眼前的一切状况……

这天上午，全校师生在中学的大操场上听忆苦思甜报告。为了加强这个忆苦会的效果，这天早晨全校师生都吃“忆苦饭”，大家都是一人两个搀和了糠的黑面馍和一碗白开水。这顿饭消灭了学生之间的贫富差别，大家都成了孙少平和郝红梅。

忆苦的正是郝红梅村里的一位老贫农，他穿一身破旧衣服，但头上却拢一条雪白的新毛巾。这老汉显然已经做过许多这样的报告，熟练得像放录音似的往下说。说到该下泪的时候，就掩面痛哭，场上也有人随之抽泣起来。在这个没有台词的静场中，就见主席台左侧一位专门选拔来呼口号的大嗓门同学，看着手中的纸单子，带领大家振臂高呼：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同学们都跟着他高呼口号，声音震得崖洼洼响。口号呼毕之后，接着那位老汉又忆起苦来，并且还几次提起一个姓郝的地主如何压迫他。少平看见郝红梅的头一直低着——这老汉大概说的是她爷。

孙少平正和大家坐在一起听这老汉声泪俱下地忆苦，他旁边的金波用胳膊肘戳了一下他，低声说：“你爸来了！在会场后面……”

孙少平头“轰”地响了一声，慌得站起来就往后走。走了几步他才想起要给老师请个假，又折转身走到班主任那里。

少平给班主任老师打了招呼后，就一个人猫着腰从这个严肃的场所中走出来。他已经看见父亲头拐来拐去在人群后面向前边张望，显然是在寻找他。他心怦怦地跳着，不知家里又发生了什么灾祸。父亲没什么大事，从不到县城来，现在他竟然跑到学校来找他，肯定家里又发生什么事了。是的，他看见他一脸的愁相，手里拿着个烟锅，也不吸，只是焦急地望着前面！

直等少平走到父亲面前时，老人才看见他。

他先紧张地开口问父亲：“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我来寻你商量个事。少安出门去了，我想叫你请假回去帮助我劳动一段时间。”

少平这才松了口气。因为是集体场所，他也没再问什么，先把老人引回了他的宿舍。

到宿舍以后，少平给父亲倒了一杯开水，才又问：“我哥到哪儿去了？”

他父亲一边喝水，一边絮絮叨叨给他说了少安到山西看媳妇的事。

“你哥一走，门里门外就我一个人，应付不来。再说，少安在门外一天，就少一天的工分，你回去顶他出山劳动，就把这空子补起来了。爸爸本来不想耽误你的学习，但盘算来盘算去，你哥要是娶媳妇，咱们少不了要借账债，因此，多一个工分是一个工分……”

少平立刻对父亲说：“我明天就和你一块回。这学校也是天天劳动，又不好好上课，在这里白受苦，还不如回去拿两个工分。只要请假不超过半年，将来毕业证还是可以混一张的。”

“你哥一回家，你就马上再回学校来念书！”他父亲对他说。

过了一会，少平突然又问：“我哥怎跑到山西去看媳妇哩？”

玉厚老汉接着又对儿子说了贺凤英提亲的前前后后。

少平听完后，半天没有言传。不知为什么，他突然想起了润叶姐。凭他的敏感和润叶姐几次通过他捎话让他哥来城里，而她又不对他说让他哥来做什么，他就隐约地意识到润叶姐和少安哥之间有了“那种瓜葛”。他已经多少体验了一点男女之间的事情，因此在这方面已经有了一些敏感。从内心上说，他多么希望哥哥能娶润叶姐这样的媳妇。如果润叶姐成了他的嫂嫂，那不仅是少安哥的幸福和骄傲，也是他的幸福和骄傲。但他也很快想到，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他哥是农民，而润叶姐是公派教师。至于两家的家庭条件，那更是连比都不能比了。他当然知道，润叶姐和少安哥小时候一块长大，两个人十分相好——可相好归相好，结婚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但他又感到，润叶姐对少安哥感情很深，而且看来最近很痛苦。她知道不知道少安哥已到山西去相亲？假如她真的爱少安哥，而少安哥也没给她说就去找另外的女人，那她会多痛苦啊！他要不要去给润叶姐说说这事呢？不是专门去说，而是找个借口去她那里，先说别的，然后无意中再带起这事……

他很快又想：不能！他对润叶姐和少安哥的事一点也不知情，怎么能冒冒失失去给她说这些事呢！

过了不多一会，忆苦思甜报告会结束了，操场上传来一片嘈杂的人声。

快吃饭时，少平正要拿以前润叶姐给他的粮票换成的几张白面票，去给父亲买饭，金波却从街上买回来一堆烧饼和二斤切碎的猪头肉。再没有比金波更可爱的人了！他会忠诚而精明地为朋友着想，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候，给你最周到的帮助。当金波听说他要请一段假回村子的时候，立刻把家里他住的窑洞门上的钥匙交给他，同时指着吊在那把大钥匙上的小钥匙说：“这是我窑里箱子上的钥匙，箱子里有纸烟，熬了的话，拿出来抽去，烟能解乏！”

少平笑了笑说：“你先不敢给我惯那毛病！”

孙玉厚老汉也笑了，说：“你们还小，先不敢学这。烟这东西一沾上就撂不下了！”

第二天早晨，金波去县贸易经理部找了他父亲认识的一个司机，少平就和父亲坐顺车回了双水村……

孙少平回到村子的第二天，就跟一队的人上山锄地去了。尽管他生长在农村，也常劳动，但这大伏天在山里苦熬一天，骨头都快散架了。晚上他累得只喝两碗稀饭，就去金家圪那边睡觉去了。当然，在去金波家之前，他都要顺路去学校一趟，在本村教师金成的办公窑里把当天的报纸一张不剩地看完。看完报纸后，他就得赶紧去睡觉，因为第二天天不明就要出山。在睡觉之前，金波他妈通常都给他枕头边放一点烙饼或者白馍。金秀也像对她哥金波一样，见他来时，还给他打一盆热水，让他泡一下脚再上床，说这样解乏……

在这段日子里，严重的干旱已经把庄稼人的心都烤焦了。太阳像火盆一样高悬在空中，山上的庄稼叶子都快晒干了，所有的绿颜色都开始变灰，阳坡上有的庄稼甚至已经枯黄了。庄稼人出于习惯和本能，依然在这些毫无收获指望的土地上辛勤地劳作着，抚哺这些快要死亡的、用他们的血汗浇灌起来的生命。整个村子已经失去了生气，任何人的脸上都再也看不出一丝的笑容来了。到处都能听到庄稼人的叹息，听见他们忧愁地谈论今冬和明年的生计……

现在，只有川道里那点有限的水浇地，庄稼还保持着一些鲜活。这是因为入伏后曾用抽水机浇灌了一次的缘故。但是，这点全村人的命根子也已经危在旦夕。因为东拉河里再也坝不住多少水了——这条本来就不大的河，现在从下山村发源地开始，就被沿途各村庄分别拦截了。至于哭咽河的水，早已经涓滴不剩——那位神话中失恋男人的眼泪也被这火辣辣的太阳烤干了。据村里老庄稼人推断，川道的这点庄稼如果再不浇水，恐怕不出一个星期，就和山上的庄稼差不多一样要完蛋了！

少平一回村就处在这样的气氛中，心情感到无比的压抑。他的熬煎和庄稼人的熬煎一样多——他的命运和这些人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啊！

中午的时候，他在家里也呆不住，就常常一个人走到没有什么水的东拉河边，坐在河边的柳树下看一会书；口渴了，就趴在柳树旁边的水井上喝几口凉水。

这天中午，当他又赤着脚走到河边的时候，看见一个人头上戴顶柳条编织的帽圈，跪在那口水井前面，嘴里似乎喃喃地说着什么。少平从背后认出这是田万有大叔，便忍不住一个人偷偷笑了。

田万有比少平他爸还大一岁，但这人比年轻人都调皮。他是村里头一个乐天派：爱闹红火，爱出洋相，而且最爱唱信天游。他自己也不知道他会多少信天游，反正唱一两天不会重复。而且这人还有一样怪本事：能编“链子嘴”——一种本地的即兴快板。他见什么能编什么，往往出口成章。少平记得他小时候，村里年年都要闹秧歌，田万有大叔常常是当然的伞头。他唱秧歌不仅在石圪节，就是在外公社都有名气。日常在山里劳动，大家也都愿意和田万有在一块，听他唱几声，说几句逗人笑的话，就少了许多的熬累。万有大叔在姓田的他那一门辈中排行第五，因此村里和他同辈的人都叫他田五，晚辈称呼他五大叔。他哥田万江排行第四，是一队的老饲养员。

少平一直很喜欢这个农村的土艺术家，小时候常缠着让他唱信天游。五大叔没架子，三岁娃娃让他唱，他也会挤眉弄眼给唱几句的。

现在，少平看见万有大叔跪在井子边，头戴柳圈帽，嘴里念念有词，不知他做什么——反正他这样子本身就能把人逗笑。

少平踮着赤脚片，悄悄走到五大叔背后，想听他嘴里念叨什么。

当少平敛声屏气站在他背后的时候，才听出五大叔正一个人在祈雨哩！“文化大革命”前，天一旱，农民就成群结队求神祈雨。现在这类迷信活动已被禁止。可田万有置禁令于不顾，现在一个人偷偷到这里来向诸神祈告。少平听见五大叔嘴里虔诚地、似乎用一种呜咽的声调正唱道——

晒坏的了呀晒坏的了，

五谷田苗子晒干了，

龙王的佬价哟，救万民！

柳树梢呀水上飘，

清风细雨洒青苗，

龙王的佬价哟，救万民！

水神娘娘呀水门开，

求我神灵放水来，

龙王的佬价哟，救万民！

佛的玉簿玉皇的令，

观音老母的盛水瓶，

玉皇的佬价哟，救万民！

少平原来想猛地“呔！”一声，和田五大叔开个玩笑，但听见那哭一般的祈告声，心便猛地一沉——这悲戚的音调实际上是所有庄稼人绝望的呼喊声呀！

他又踮着脚尖，悄然地离开了水井边。少平现在连看书的心思也没有了，便一个人上了公路，赤着脚片漫无目的地向村子前面走去……

第二十六章

严重的旱象使双水村沉浸在一片悲哀之中。山上的庄稼眼看没什么指靠了。全村人现在把惟一的希望，都寄托在川道的那一点水浇地上。

从省上到地区，从地区到县上，从县上到公社，有关抗旱的文件一个接一个地往下发，号召各级领导和广大贫下中农，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看来旱灾已经成为全省性的现象了。

双水村人眼下能做到的，就是在通往米家镇方向的村前东拉河上坝住一点河水，用桶担着往川道的庄稼地里浇。地畔上的两台抽水机早已经闲躺在一边派不上用场了——这点可怜的河水怎么可能再用抽水机抽呢？

全村所有能出动的人，现在都纷纷涌到了这个小水坝前。在这样的时候，人们劳动的自觉性是空前的，就连一些常不出山的老婆老汉也都来了；他们担不动桶，就用脸盆端，用饭罐提。村里的学校也停了课，娃娃们拿着一切可以盛水的家具，参加到抗旱行列中来——有些碎脑娃娃甚至捧着家里的吃饭碗往地里端水。这已经不是在劳动，而是在抢救生命。水啊，现在比什么都要贵重！这就是粮食，是饭，是命……

可是，东拉河坝里的这点水，全村人没用一天的时间就舀干了。除过村中的几口井子，双水村再也没一滴水了。东拉河和哭咽河像两条死蛇一般躺在沟道里，河床结满了龟裂的泥痂。

全村人在绝望之后，突然愤懑地骚动起来。所有的人现在都把仇恨集中在上游几个村庄——这些村子依仗地理优势，把东拉河里的水分别拦截了。据去原西县城办事回来的人说，下山村、石圪节村和罐子村的河坝里，现在都盛满了水，他们一直用抽水机抽水浇地哩。尤其是公社所在地石圪节村坝的水最多，他们不光拦截了东拉河的水，还把东拉河的支流杏树河也拦截了——石圪节现在倒成了“双水村”！双水村的人愤怒地咒骂着这些“水霸”——亲爱的东拉河是大家的东拉河，不是这几个村的东拉河，怎么能让他们独霸呢！

人们由于对这几个村霸水的愤怒，立刻又转向了对本村领导人的愤怒：双水村的领导人太无能了！他们现在难道都死了吗？这群常指教人的小子在本村耍好汉，现在却一个个藏到老鼠洞里了！书记田福堂干啥去了？这个强人怎么现在成了个窝囊蛋……

田福堂此刻正在自家窑里的脚地上烦乱地来回走着，手里拿一根纸烟，像通常那样，不点着抽，只是不时地低头闻一闻。他现在和全村人一样焦急。他知道，今年如果连川道里的这点庄稼也保不住，别说明年春天，恐怕今年冬天村里就有断炊的家户。到时候人们吃不上，嚎哇哭叫，甚至到外村去讨吃要饭，他作为村里的领导人，脸往哪里搁？再说，双水村还是全公社的农业学大寨先进队哩！那时候，别村的支部书记就会在背后指着他的后脑勺嘲笑他田福堂！

他现在也和大家同样气愤东拉河上游的几个村庄。这些队欺人太甚了！竟连一滴水也不给下游放，眼看着让双水村成为一片焦土！

他同时也对公社领导有意见：为什么不给这几个村的领导人做工作呢？难道你白明川和徐治功就领导东拉河上游的几个村子吗？双水村不是你们管辖的范围？哼，如果我是公社领导，我就会把水给每个村都公平地匀开的……

不过，光焦急和气愤并不能解决双水村的现实问题。眼前最当紧的是，要千方百计保住川道里的庄稼。只要保住这点收成，全村人今冬就能凑合过去。至于明年开春以后，国家就会往下拨救济粮的，到时候就不是光双水村吃救济粮，其他村也得吃！要不光彩大家一齐不光彩，别让他田福堂先当龟子孙！

但是，川道里的这点庄稼怎能保住呢？河道里已经没一点水了；如果河里有水，那他田福堂就是和全村人一块不睡觉，昼夜担水也会浇完这些地的。

他焦急不安。他一筹莫展。他知道全村人都在等着看他怎么办。他也知道现在有人咒骂他，说他成了个窝囊蛋，让上游几个大队的领导人欺住了。玉亭已经给他汇报了村里谁在骂他。他现在内心并不抱怨这些骂他的村民，反而意识到，不论怎样，双水村的人在关键时候还指靠着他田福堂哩！为什么不骂别人哩？知道骂别人不顶事嘛！众人骂他田福堂，是等着让他想办法哩！大家还是把他田福堂当做一村之主嘛！骂叫骂去！

他现在先不管本村人如何骂他，而对上游几个村庄的领导人一肚子火气。他想：不能这样下去了！如果这件事他再不想办法，也许他的威信将在村里丧失得一干二净！他想他得破釜沉舟干一家伙！没办法，老天爷和东拉河上游几个村的领导人，已经把他田福堂逼到一条绝路上了！

他在脚地上转了一阵以后，天已经昏暗下来。他破例点着了手中的这支烟，没抽半截，他就猛烈地咳嗽了一老阵。

他把这半截纸烟扔掉，即刻就出了门。

在他出了自己院子的时候，他老婆撵出来说：“你还没吃饭哩！”

他只顾走，头也不回地说：“饭先放着！我开个会，完了回来再吃！”

他先来到孙玉亭家，让玉亭立刻通知大小队干部，一吃完晚饭就到大队部来开会。他给玉亭布置完，就一个人先去了大队部。

大队部在田家圪这面的公路边上，一线三孔大石窑洞，两边两间堆放公物，中间一间就是会议室。院子里停放着大队的那辆带拖斗的大型拖拉机。

田福堂身上带一把会议室门上的钥匙。他自个儿开了门，一股热气顿时扑面而来。他上了那个小土炕，把窗户打开，企图让外面的凉气进来一点——但外面和窑里一样热。他解开小布褂的钮扣，袒胸露怀，盘腿坐在小炕桌前，把煤油灯点亮，等着队干部们的到来。

他静静地坐在这里，脑子里正盘旋着一个大胆的计划。他想闻一闻烟，但发现他忘了带纸烟，就烦躁地一边想事，一边用手在自己干瘦的胸脯上搓汗泥。

不多一会，大小队干部就先后来到了大队部。除过一队长孙少安出门在外，村里所有负点责的人都来了。大家似乎都意识到这会议的内容是什么——解决水的问题。但没有人抱什么希望。

开会之前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主题。大家七嘴八舌，说的都是水；他们一个个愁眉苦脸，就像山里的庄稼一样没有精神。

玉亭先给各位负责人提起了另一件事。他说据许多人看见，田万有每天中午都跪在东拉河的井子上向龙王爷祈雨哩。他建议大队要批判田五这种封建迷信活动。

玉亭提起田五和他的“活动”，公窑里所有的队干部都笑了。田福堂说：“算了吧！到时田五背着牛头不认赃，说他是耍哩，你有什么办法？田五你又不是不知道！”

大家都“嗡”一声笑了。

玉亭看书记否决了他批判田五迷信活动的动议，也就再不言传了。

这时，田福堂咳嗽了一声，说：“咱把会开简单一点。这几天，我和大家一样焦急。眼看庄稼都晒干了，就好像把我的心也晒干了。现在就指望川道里的这点庄稼，可东拉河里的水都叫上游几个村子霸占了……”

“我们就等死呀？不能把他们的坝给豁了？”一队副队长田福高打断田福堂的话，插嘴说。

有许多人立刻附和田福高的意见。

田福堂满意地笑了。他等众人的声音平息下来，说：“我也正盘算这样干哩！你们和我想到一块了！如果大家意见一致，那咱们干脆今晚上就动手！

“不过，为了避免村子之间的公开冲突，防止混战一场，咱们要暗暗地做这事。等他们知道了，水已经到了咱村里，他们也只能干瞪眼！到时公社追究这事，咱有话可说。就是的嘛！东拉河是大家的东拉河，他们几个村已经把庄稼浇了好几遍，难道就让咱们等死吗？东拉河的水本来就有我们的一份，又不是他们几个村出钱买下的！”

由于严重的灾难和对上游几个村霸水的愤慨，所有的队干部都一致拥护这个做法。除此之外，危难中的双水村别无选择。连平时谨慎的金俊山也气势磅礴地说：“干就干！不能让人家这样欺负了！只要能救活川道里的庄稼，咱们担什么风险都不怕！真是没王法了！”

孙玉亭大声嚷着说：“共产党员和队干部要站在这场斗争的前头！”

福堂太满意这个气氛了，觉得他适时地把双水村这条大船的舵又牢牢地握在了手中。他兴奋地说：“要是大家再没什么意见，咱们就很快安排一下，马上行动！”

这时，二队队长金俊武从后脚地的灶火圪里，转到炕桌前面来。他不慌不忙用手把煤油灯罩拿起来，点着了一锅旱烟。

他把玻璃灯罩又放到灯上，就开口说：“我同意大家的意见。不过，在做这事的时候，尽量周到一些。我们不敢把人家坝里的水都放完。下山村路太远，不要动这个村子的坝。要豁就豁石圪节的坝。但只在石圪节的坝梁旁边开个口子，水放出来以后，就到了罐子村的坝里。然后把罐子村的坝再豁开一个口子，把水放到咱们村里。这样，咱们的问题解决了，他们两个村也还有水，就是他们发现了，也不会有大问题。估计第二天天明，这两个村就会发现他们的坝上有了豁口，那他们自己就会堵住的。可这时咱们的水已经有了。

“如果这样，咱们从石圪节坝上动手挖开豁口起，水就要流大半夜。那么，咱们村现在那个坝又太小，怕盛不下这么多水。因此，得分三股人马：一股去石圪节，人要多一些；一股去罐子村，人不要太多；其余所有的人在头两股人出发前，就要加高咱们村的坝梁——这是最当紧的！最好动员全村男女老少都上手……”

金俊武不愧是双水村的精能人之一。他像总参谋长一样，把事情考虑得既周密又周到，使包括田福堂在内的所有人都惊讶得张开嘴巴听他头头是道地说完。

等金俊武说完以后，田福堂接着说：“好！俊武说的周全！咱们现在就按这办法分配人手！”

孙玉亭自告奋勇地说：“我带人去石圪节！为了行动快，干脆把拖拉机开上。一到地方，大家从车上跳下来就挖口子，然后跳上车就能往回跑；他石圪节的人就是发现了，也追不上咱们的人！”

副书记金俊山插话说：“玉亭说的也有道理。万一被石圪节的人发现了，撵着打架，咱们去的人少，怕要吃亏……”

田福堂说：“那就这样。玉亭，你先下去组织十几个硬邦人手，先睡一会觉，等咱村里开始加高坝梁的时候，你们再动身……俊武，你干脆给咱带两个人到罐子村的坝上去！”

金俊武说：“可以。”

田福堂扭过头对下炕角抽烟的金俊山说：“俊山，你能不能带着人给咱加高前村头的坝梁？我晚上就蹲在这大队部，把全盘给咱照料上……行？那现在咱们就散会，赶快分头下去组织人！两个小队的负责人现在就把这情况通知到各家各户，让大家都上手！一队少安不在，福高，你就给咱负责上！”

……不到一个小时之内，双水村的男女老少就都纷纷被动员起来了。其实根本不要动员，许多人早就想要这么干了。在这样的时候，农民身上狭隘的一面就充分地暴露了出来，就连村里的党组织往往在这种事上也只顾本村的利益，而不顾及大体了。

但另一方面，所有的村民又都在这种事里表现出一种惊人的牺牲精神。做这种事谁也不再提平常他们最看重的工分问题，更没有人偷懒耍滑；而且也不再分田家、金家或孙家；所有的人都为解救他们共同生活的双水村的灾难，而团结在了一面旗帜之下。在这种时候，大家感到村里所有的人都是亲切的、可爱的，甚至一些过去闹过别扭的人，现在也亲热得像兄弟一样并肩战斗了……

天完全黑严以后，双水村顿时乱得像一座兵营。鸡叫狗咬，人声嘈杂，村中纵横交叉的道路上，都走着一串一串手拿各种工具的人。有的家庭已经全家大人娃娃一齐出动，把门也锁了。大队部的院子里，田万有的儿子田海民已经把拖拉机发动得轰隆隆价响。海民是大队会计兼拖拉机手，也是村里党支部的委员之一。孙玉亭站在拖拉机一边，正在发动机的吼叫声中，给他挑选的十几个年轻后生交代任务。为了行走干练，玉亭脱掉了自己缀麻绳的烂布鞋，换上了福堂送给他的那双黄胶鞋。那十几个后生一个个腰圆膀粗，摩拳擦掌，像战场上的“敢死队员”一样。这些后生一队二队的都有，既有姓金的，也有姓田的，今晚他们已把户族之见搁在一边，也不分一队二队，而站在同一个行列里，为他们绝望的双水村拼命了！他们现在正等待公窑里的“总指挥”田福堂下达命令，就准备立刻向石圪节进军！

与此同时，在村前米家镇方向的东拉河里，已经亮起了几十盏马灯。金俊山正指挥着村里大部分劳力和自动跑来的许许多多其他男女老少，开始加高坝梁。所有参战的人都紧张而激动。村里能出动的人都来了，连金波他妈这样的家属婆姨，也都拿起工具到了工地。虽然她们的男人在门外工作，但她们和自己的娃娃都在村中吃粮，因此她们和村里的人一样而为水焦急。

少平拿一把铁锨往架子车上装土，推车的是田五大叔——他爱和这个活泼的土艺术家一块干活。自从哥哥去了山西，他就一直在村里劳动，而没有回县城的学校去。本来他二爸孙玉亭让他到石圪节去放水，但他考虑他在石圪节上过两年初中，熟人多，而石圪节的坝就在学校前面，万一这行动被石圪节的人发现了，说不定要干一架——而这里面就可能有他当年的同学。他怎么好意思和同学去打架呢？因此他没答应二爸，就到这坝梁工地上来了。

所有参加劳动的人今晚上都兴奋得有说有笑。大家不久才发现，连“半脑壳”田二也跑来了。他不劳动，只是在河边捡些碎柴烂草往坝中剩下的那点水里扔。他一边“嘿嘿”憨笑着，一边嘴里念着“世事要变了”的那句老经。在他那混乱的意识中，大概把水当成了火，因此才把捡来的柴草往水里扔呢！

这时，推土的田五倒罢一架子车土，就站在坝梁上说了几句“链子嘴”——

天大旱，人大干，

双水人民是英雄汉！

首先削平石圪节，

再把“罐子”也打烂！

所有的人都被田五的“链子嘴”逗得哈哈大笑了，就像列宾油画中查坡罗什人在嘲笑土耳其苏丹……

此刻，在大队部的院子里，田福堂下达了向石圪节“进军”的命令。十几个年轻后生操着工具，纷纷爬到拖拉机的车斗里。等孙玉亭上了驾驶楼，田海民就扳动离合器，拖拉机吼叫着冲出了大队部的院子，拐上公路，向石圪节跑去了。在拖拉机出动的前一刻里，二队队长金俊武已经带着另外两个人，沿东拉河东岸的小路，摸黑偷偷地进了罐子村……

田福堂打发走了这些人，就一个人又回到大队部的公窑里。

他站在脚地上，从头到脚汗水淋淋。炕桌上的那盏煤油灯照出了他苍白的病容脸和一双不安的眼睛。

田福堂现在才感到有些恐惧。他的心怦怦地跳着。他现在已经把全村人煽动起来，投入到一场集体的冒险中去了。万一出个事怎么办？这么多的人，黑天半夜，又分了几路，怎能保证一切都平安无事呢？另外，就是今晚上一切都顺当，像计划得那样实现了偷水的目的，但公社要是过后追究这事，他怎样应付？

他的脑子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第二十七章

在夜幕的掩护下，孙玉亭带着一群“敢死队员”，坐着拖拉机，不多时就来到了石圪节的水坝附近。水坝离石圪节村庄还有一里多路，因此这地方静悄悄的。再说，这其间庄稼人都早已进入了梦乡——他们穿过罐子村时，连一星灯火也没有看见。

但孙玉亭和这一群人仍然有些慌乱。因为他们无论如何不是做一件光明正大的事，而实际上是进行一种偷窃活动。

拖拉机停住后，孙玉亭在驾驶楼里探出脑袋，叫车斗里的人先别动，让田海民把拖拉机调转头再说。

等田海民在石圪节坝梁上面的公路上调转车头，孙玉亭就对他说：“我们下去豁坝，你就坐在驾驶楼里。不要熄火！一旦有情况，我们上来后咱们就能跑！”

孙玉亭给田海民安顿完，就紧张地跳出了驾驶楼。他发现车斗里的人都已经到了公路上，而且有两个人已经向坝梁那里跑去了。玉亭气愤这两个人怎么不听指挥就跑了！他问那两个人是谁？有人告诉他是金富和金强两兄弟。

玉亭本来想发作，一听是这两个蛮汉，就再没敢说什么。金富和金强是俊武他哥的两个儿子，一个二十一岁，一个十九岁，不光在村里经常惹是生非，还常跑到外村去打架，而且打起架来，既不顾别人的命，也不顾自己的命。金俊文本人也没办法他的这两个烈子。

孙玉亭只好很快招呼大家，也向石圪节的坝梁上跑去了。

等他们来到坝梁上，金富和金强两兄弟已经撅着屁股，开始拿山镢在坝梁中间挖上了。玉亭让他们不要在中间挖，这样可能整个水坝都会决堤。但金富金强根本不听他的，只管撅着屁股挖。有几个人也跑过去和他俩一块挖了。玉亭看没办法指挥这些人，只好引着另外的人在坝边上开始挖。两处挖掘的人都使出了最大的劲，一个个都咬牙切齿的，似乎不是拿镢头挖土，而是用刺刀往死捅敌人！是啊，多大一坝水！绿茵茵的看了真叫人眼馋！而这水本来也应该有他们村的一份，现在却叫不讲理的石圪节拦在这里，得意而美气地浇灌他们自己的庄稼。挖！狠狠地挖！把水放干！让他们再得意！让他们再美气！

不多一会，坝梁中间金富和金强他们那里已经响起了哗哗的流水声。接着，孙玉亭这里的豁口也挖开了，水开始冲出豁口，向河道里涌去。

孙玉亭看差不多了，就压低嗓门喊叫大家快走！

众人先后掂着工具跟玉亭跑上了公路。但金富和金强几个人还在那里贪心地挖着，气得孙玉亭又跑下去，吓唬这几个人说，石圪节那边好像听见有拖拉机声，说不定人家已经发现了，如果这几个人还不走，他们就先走了！

金富几个人这才掂着工具跑了上来，纷纷扒进了车斗。孙玉亭一扑跳上驾驶楼，气喘吁吁地对田海民喊道：“快跑！”

田海民眼疾手快扳动离合器，拖拉机便发疯一般往回开了……

在孙玉亭他们还没动手挖坝之前，二队队长金俊武已经带着两个人，不慌不忙地在罐子村完成了他们的挖掘任务。罐子村只有半坝水，水面离坝梁很高，他们不可能把罐子村的水放出来。情况正如金俊武精明地估计到的：只能把石圪节的水放出来，盈满罐子村的水坝，才能从罐子村的豁口里再往双水村流。金俊武一边挖豁口，一边还对另外两个人说：“咱们等于给罐子村也做了好事。今晚上他们坝里的水也就盛满了。要不，他们现在这点水也浇不了几天地就完了！”

金俊武的确是个周到人。他甚至指导另外两个人不损坏罐子村的水坝。他们只是在坝与河岸的衔接处挖开一个不大的豁口——俊武估计这豁口流半夜水已足够盛满双水村的坝了。

金俊武他们虽然路近，可孙玉亭是“机械化部队”，尽管他们出发晚，但比金俊武他们先一步回到了双水村。

等金俊武三个人进了大队部的院子时，看见队里的拖拉机已经停在了院子里。公窑里还是只有田福堂一个人。其余的人田福堂已让孙玉亭带着，又赶到村前支援金俊山他们加高坝梁去了。

田福堂像迎接打了胜仗的勇士一般，迎接了金俊武三个人。他给三个人一人递上一支“大前门”纸烟。福堂在这中间回了一次家，专门把自家的纸烟拿了几盒，以嘉奖这些外出作战的“部队”。

他问金俊武：“都好了？”

金俊武点着纸烟，说：“都好了。”

“那好！叫他两个先到前面坝梁上去，咱两个先等一等。我已经叫金成和田海民两个到后村头照水去了。等水一出来，咱再到前面坝上去。”

那两个人抽着书记给他们的纸烟，就扛着工具先走了。田福堂和金俊武两个人先后进了大队部的窑洞。他们在这里等待金成和田海民报告水来的消息。

田福堂很愿意和金俊武单独呆一会。金俊武和孙少安是村里他最头疼的两个人。原来他对金俊武气更大一些。但自从他发现城里教书的女儿和少安有点“麻糊”以来，他就对少安比对金俊武更恼火了。他现在很愿意和金家湾的这位“领袖”把关系弄好一些。当然，他知道他永远不会把金俊武弄得像孙玉亭那样对他言听计从，百依百顺；他只是想让这个强人不要处处拐着弯和他过不去就满意了。

进了公窑后，田福堂又给金俊武递上一根纸烟。他也没什么正经八百的话，就随便拉家常说：“唉，你父亲可是个好人哩！我们小时候，金先生冬闲了就在村里办冬学，教穷人家娃娃识字。我也跟你爸学过字，可头一天学了，第二天就忘得一干二净。天生的不是个念书人嘛……”

田福堂说着，就仰起头笑了。

金俊武在煤油灯上点着了书记刚才又递上的那支烟，也笑了，说：“我弟兄三个也一样。我歪好还跟上他识了几个字，我哥和我弟常让我爸拿铁戒尺把手都打肿了，可还是连一个字也没认下。”

“可惜先生去世太早了！”田福堂惋惜地说，“我记得好像金大叔晚年也是气管有毛病？”

“他就死在肺气肿上！”金俊武说。

“唉，我现在这气管病将来也说不定发展得像你爸一样。”田福堂说着便下意识地咳嗽了两声，脸上显出悲观的神色。

“那是两回事。气管炎不一定就能蔓延成肺气肿。我爸到后来已经把病根子伸到心脏上了！”

正在他两个拉谈已故金先生及肺气肿的时候，小学教师金成和大队会计田海民，气喘吁吁地跑进来说：“水头已经下来了！”

田福堂和金俊武两个人一听水已经来了，把金先生和肺气肿早忘在脑后，跟着金成和田海民就往外跑。

他们来到公路边上，已经看见村后的河道在暗夜中闪烁着水波的微光。仔细一瞧，水头已经就在他们面前，像一条蟒蛇似的沿着干涸的河道刁钻地蜿蜒爬行——寂静的东拉河重新又响起了哗哗的水声！

多么令人兴奋啊！四个人在公路边上撵着水头，一路小跑着向前村赶去。金成和田海民一边跑，一边向前面坝梁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呼喊着：“水来了！水来了！”

整个水坝上的男女老少顿时都沸腾起来了。人们一边加紧往坝梁上运土，一边兴奋地喊叫着，张望着后面的河道。

水即刻就涌进了土坝中！

和水一齐到来的田福堂立刻命令启动两台抽水机！于是，人们的呼喊声、哗哗的流水声，和抽水机的马达声搅混在一起，使得双水村这个夜晚像唱大戏一般喧腾和热闹！

但是乐极生悲。约摸半个钟头以后，这喧腾和热闹突然又变成了一片紧张的唏嘘声。人们惊慌地发现，水坝里的水上涨得太快了。顷刻间已经涌满了大半坝，而且眼看着要涨到刚加添的新土上了！

情况明显地危险起来。人们再也顾不得欢呼水的到来，反而对这水开始恐惧起来！

田福堂、金俊山立刻喊叫让大家赶快加高坝梁。刹那间，所有的人都进入了一种疯狂的劳动之中。到处是紧张的喊叫声和铁锨镢头的碰磕声。

但是情况越来越不妙。坝里的水一会比一会上升得快！所有的人几乎已经拼上了老命，但加高坝的速度已经赶不上坝里水上升的速度了。

完了！谁都意识到后果会是什么样子，但所有的人又都不放弃最后一丝希望。有些人已经不是劳动，而是在挣命，一边发疯似的挖土，一边累得嘴里呻吟着。有几个老汉已经蹲在一边哭开了！

田福堂心里像烧着火一般焦灼。他气愤地把孙玉亭和金俊武这些人喊叫到跟前，问他们倒究是怎一回事？玉亭说：“金富和金强不听我的话，在石圪节的坝梁中间豁开了一道口子……”

水已经无情地漫上了坝沿，并且打起了第一个浪头，把最上面刚填上去的虚土冲掉了。不知谁喊了一声：“快跑！坝要垮了！”

人们立刻大呼小叫，夹杂着妇女和孩子们的哭声，纷纷从坝两边退到了高处。大家往后河道里一看：妈呀，水已经像山洪暴发一般，满河道涌下来了！

双水村的土坝顷刻间就像一道纸墙一般被汹涌的浪头冲垮了。东拉河震响着洪水的咆哮声，把人们的希望一卷而空！

所有的人现在都泪水汪汪地立在河两岸，眼看着这滔滔的水从他们的面前流过。水呀，你多么可爱，可你又多么无情！

半个钟头以后，洪水才落下了。

东拉河粗野地吼叫了一阵以后，慢慢地又安静了下来。

但是，河两岸的人却像从一场噩梦中突然惊醒似的，再一次骚乱起来了。人们现在才想到，有没有什么东西被水冲走呢？或者更坏的是，有没有人被这洪水吞没了呢？

于是，两岸到处都传来了人的喊叫声。各家人叫各家人的名字。因为刚才水把人隔在了两岸，许多家的人都失散了。人们连鞋也不脱，裤子也不挽，纷纷蹚过洪水落下的东拉河，跑到对岸去寻找坝冲垮以后还没照过面的亲人。不管这些人是否遭了难，但寻找的人先放声哭叫起来。河道里不时有人滑得仰面朝天掼倒在泥滩里，但谁也顾不了这些，爬起来又喊着，嚎着，跑向了对岸。

不久，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消息就传遍了全村：金俊武的弟弟金俊斌不见了！

金俊武一大家人已经在金家湾那面的河岸上哭成了一堆。据有人说，在最后加高坝梁的时候，金俊斌给人说他到前河道大便去呀，就扛把铁锨走了——俊斌是个老实后生，去大便也带着自己的工具，怕黑天半夜丢失了。人们都以为他在水坝冲垮前已经回来了，因此谁也没有留意这件事。现在看来，俊斌可能没等大便完，就让洪水给卷走了！

俊斌的媳妇王彩娥本来没到工地上来，现在听说俊斌让水冲走了，一路嚎叫着也来到了河边。她到了自家人的面前，一屁股坐在泥地上，一边放开声哭，一边骂他的两个哥哥金俊文和金俊武，说是让他们把她的男人害了！

彩娥也许是全双水村最俊的女人，外号叫“盖满村”。她平时打扮得漂漂亮亮，队里有轻活时才出山劳动一天，平时一般不出家门。不知什么原因，这个漂亮女人一直没开怀生养，尽管吃了不少药，也没顶事。这倒使她能保持一种青春的光彩，三十大几的人，看起来像个少女一般楚楚动人。她男人俊斌也不计较她不会生孩子；他老实巴交，只会没命地劳动和恭顺地侍候她。村里一些不安生的年轻人对王彩娥都有点“意思”，但慑于强人金俊武和金俊文两个不要命的儿子，一般都不敢轻举妄动。

现在，这个穿戴入时的女人，坐在泥水地上，哭得鼻子一把泪一把。金俊武一家人除过老母亲外，现在都在这里哭着。

田福堂、金俊山和孙玉亭几个大队的领导人，也都惊慌失措地赶到这里来，一边劝慰着这家人，一边马上安排出去寻人。

金俊武作为一家之主，一边抹眼泪，一边吼住了哭啼的家人，让赶快分头出去寻俊斌——说不定俊斌还有生还的希望！

就这样，金俊文带着两个儿子从金家湾这面的岸边出发，金俊武从田家圪这面的河岸起身，队里又派出许多人跟着他们，两股人分别沿两岸去米家镇方向寻找金俊斌去了……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寻找俊斌的人回来了。但找到的不是活人，而是尸首。尸首是在东拉河进入米家川大河的入口处找到的。

不幸的俊斌躺在一辆架子车上，上面蒙着一张席片，席片上蹲着一只临时买来的祭魂老公鸡。金俊武弟兄父子们跟在架子车两边，沉痛地呜咽着。

尸首停放在了庙坪的破庙院里，先由金家户族里的人看守着。噩耗霎时就传遍了整个双水村。人们纷纷谈论着死者生前的许多美德，都忍不住难受地落泪了。

第二十八章

一个晚上以后，从下山村以下的东拉河水就流得涓滴不剩了。河道像大暴雨中的洪水冲过一般，两岸土坡上的青草糊满了泥巴。现在，火辣辣的太阳照射着这条肮脏的、丑陋不堪的河流，叫人看了十分刺眼和痛心。

祸根子出在金俊文的两个儿子金富和金强身上。他们愚蠢地在石圪节坝梁中间豁口，而且挖得太狠，这座土坝没多时就整个地决堤了。汹涌的激流冲下来，打垮了罐子村的土坝，接着又打垮了双水村的土坝，捎带着把他们的三爸也卷走了……

现在，哭咽河畔，金俊武一家老小都在哭咽着。哭得最可怜的是金俊武他妈。老太太一边哭，一边在大儿子金俊文家的土炕上痉挛地打着滚。金俊文和金俊武的媳妇，红肿着眼睛站在脚地上，劝慰婆婆节哀。但老太太不听，仍然哭得死去活来，把老花镜都摔在了锅台上。已故金先生的遗孀虽然年龄和孙玉厚的母亲差不多，但头脑依然很清楚。起初家人还想对她瞒哄这不幸的消息，但老人家很快就知道她的小儿子被水淹死了。她不时地准备爬下炕来，到庙坪的破庙里去看死去的俊斌，但被两个儿媳妇硬劝挡住了。

在另一孔窑里，金俊文和金俊武都蹲在脚地上，抱住头无声地痛哭着。金富和金强已经被金俊文撵着打了一顿，现在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金俊武自己的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也在院子外边哭叫着，但没有人管他们。

王彩娥现在在她家的窑里。这个漂亮的女人眼泪已经流干了，脸色苍白地睡在炕上像死过去一般。她娘家里的母亲和一个妹妹已经闻讯赶来，现在正生火给彩娥做一点吃的。彩娥她妈看来是个刚强人，不时对女儿说：“人死了，也哭不活来！活人的身子要紧！甭哭了！”

这时候，副书记金俊山进了金俊文家的院子。本来他先去了隔壁俊武家，但俊武家没人，他就过这面来了。田福堂早上捎过来话说，他病倒了，让他和玉亭代表大队看着处理金俊斌的丧事。其实不要田福堂说，金俊山也会主动来帮助处理这事的。除过他是村里的领导人不说，他和金俊武兄弟们总是一个家族的，都是一个老先人的后代。

金俊文和金俊武见俊山进了家门，也就抹去眼泪，敬让着叫俊山坐在炕上。

金俊山没有坐。他对这兄弟俩说：“难受归难受，事情归事情。现在最当紧的是要赶快安葬人。天太热，不能搁得太久……最好今天就能下葬。”

金俊武问：“田福堂哪里去了？”

俊山说：“福堂说他病了，让我和玉亭看着办丧事……我已经叫人把队里的槐树伐倒一棵，木匠现在做上棺材了。我马上叫人打坟，另外派了两个人已经到米家镇去扯衣服了……”

“先不要忙着埋人！”金俊文脸黑沉沉地对这位本家的大队领导人说。

金俊山一时不知俊文的话是什么意思。

金俊文马上说：“我俊斌不是营务自留地跌死的！他是为集体的事死的！难道一埋葬就完事了吗？他媳妇今后的生活怎么办？还有我妈，俊斌也是她的儿子，老人的赡养也有他的一份。再说，俊斌本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入土呀？叫他田福堂来！他领导着让大家偷水，现在出了人命事，他倒装起病来了！他要是不妥当处理这事，我俊斌埋不成！我把他的尸首往田福堂家门上抬呀！”

金俊武接住他哥的话说：“我哥说的是实际问题。俊斌总不能一埋了事吧？说不下个行行道道，我看这人不好埋！”

金俊山原来没考虑这么多。现在他才感到处理这件事非常棘手。他想了一下，说：“那是这样，该准备的还要准备。俊武，你干脆和我先到田福堂家里走一回，你们提出这些问题看他怎么办！”

金俊武兄弟俩同意了这意见。俊武对哥哥说：“你先叫几个人去打坟，我和俊山哥找他田福堂去！”

金俊文就即刻出门找人打坟去了。

金俊武和金俊山相跟着过了哭咽河的小桥，过田家圪这边来了。他们走过庙坪枣树林中的小路时，看见破庙的外面围了许多村民。金富和金强被父亲一顿老拳打出来，现在就在这里吆喝着不让顽皮的村童进入那个破庙院……

在金俊武和金俊山到来之前，田福堂已经打发老婆叫孙玉亭去了。书记在天明时就躺倒在炕上起不来——实际上是真的生了病。他身体本来就不好，加上折腾了一夜，又加上闯了大祸，他一下子就被这几重的灾难击倒了。他剧烈地咳嗽和喘息着，并且浑身还发着烧。

从昨晚到现在，顷刻间接连出现的灾难，使田福堂陷入有生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之中。他现在根本不能掌握眼前的事态，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他现在还顾不上考虑对付罐子村、石圪节村和公社的麻烦；他首先考虑的也是如何处理金俊斌的人命事。唉，死了的偏偏是金俊武的弟弟！为什么不把老不死的田二让水冲走呢？

田福堂也清楚地知道，金俊斌不好往土里埋！金家兄弟不会轻易地让他田福堂下这个台阶。因此，当他派人告诉金俊山让他和玉亭处理这事后，马上又想到，这两个人恐怕处理不了，事情归根结底还要他田福堂出面。可他现在脑子乱糟糟的，身体又有病，也急忙不知该怎办，所以就让老婆先把孙玉亭叫来商量一下。

玉亭几乎是小跑着进了书记的家门。田福堂的老婆走得慢，现在还在路上没回来。

玉亭一进门，先关切地问田福堂：“病得不要紧吧？”

田福堂欠起身子，咳嗽了一阵，说：“大概不要紧。”他爬起来，把衫子穿上，坐在被窝里，给嘴里塞了两片药，喝了一口温开水。

“事情发生了，你也不要着急。毛主席说，要革命，死人的事经常发生哩……”孙玉亭安慰他说。

田福堂失去光彩的眼睛茫然地望着对面墙，说：“我估计俊斌不好往土里埋……”

“怎？”孙玉亭瞪大眼睛望着书记，不明白他的意思。

“金俊武弟兄们又不是些傻瓜，俊斌是为集体牺牲了的，因此队里不说下个什么，恐怕他们不会轻易了结这件事。”

“棺材、衣服，埋人时吃的喝的，队里都负责上，还要怎样哩？”玉亭说。

“不在这些事上。这些事理所当然要队里管。我说的是其他方面……玉亭，你再想想，看还有什么可以弥补的？”

孙玉亭基本明白了书记的意思。他想了一会，说：“这样吧，咱们首先要在政治上对待好这件事。金俊斌同志为了集体的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咱们要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叫人打一块墓碑，上面写上‘金俊斌烈士之墓’。另外，咱们再开个隆重的追悼会。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中说过，今后村里死了人，就开个追悼会……”

“你说的这些都好。光这恐怕还不行……”

田福堂还没说完，他老婆就引着金俊山和金俊武进了家门——福堂的老婆半路上碰见这两个人，就一起相跟着回来了。

田福堂一看这两个人来找他，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他们的到来他早就估计到了。

福堂客气地让这两个领导人坐下。他老婆赶紧给这几个人倒茶递烟。

玉亭接过福堂老婆递上的纸烟，没往着点，别在自己的耳朵上，说：“福堂气管有病，不能闻烟味。”

金俊山正准备点烟，听孙玉亭这么一说，也就不好意思再吸了。

田福堂无所谓地说：“不怕！你们吸你们的……玉亭，你干脆把海民叫来，咱临时开个支部会，好好商量一下俊斌的事！”

孙玉亭马上出门找支委田海民去了。

玉亭找来田海民以后，大队党支部的五个成员就都聚齐了。

田福堂坐在炕上的被窝里，对坐在脚地上的四个人说：“俊斌同志为革命光荣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大家都很悲痛。我们开个支部会，研究一下如何为俊斌同志办丧事，捎带着也考虑一下他的家属待遇问题……俊武，你是俊斌的亲属，你先提个看法。另外还有什么要求，你也说出来，咱们尽量让你们满意。”

金俊武先没言传。过了一会他才对身边的金俊山说：“俊山哥你先说吧。”

金俊山看出金俊武不好开口，就用他自己的口气，把俊武他哥的那些意思都端了出来——就好像这是他自己的意见。

田福堂立刻表态说：“这没问题！彩娥今后就按干部家属对待，粮钱由队里给出。至于我金大婶，她的一部分口粮大队也可以包给。另外，我们还要把俊斌当烈士对待哩！要立个墓碑，让子孙后代知道他的功劳。安葬前，咱们再开个隆重的追悼会！”田福堂把刚才孙玉亭的建议原封不动搬出来，就像这都是他自己考虑过的意见。

孙玉亭马上又激动地发言说：“我还有个建议，干脆！咱们再追认金俊斌同志为中共党员！”

大家对这建议有点瞠目。年轻的组织委员田海民婉言说：“玉亭叔的心意是好的。但俊斌哥生前也没写过入党申请书。再说，入党的事最后还要公社批准哩，这恐怕……”

金俊武立刻理智地说：“这不能！再说，俊斌是个农民，人又殁了，也没留下个后代，党员不党员也没什么喀……现在这样对待就行了。我倒没什么，可灾难发生了，队里处理好一点，我也好给家里人做工作。要是处理不好，家里的人寻队里的麻烦，我也没办法……现在这样处理我满意了，估计家里人也再不会怎样。唉，说来说去，我们自家的人也有责任……”

大家看金俊武这个态度，都松了一口气。田福堂心里对金俊武说：我知道不这样，你金俊武不会饶我田福堂！但他嘴里说：“俊武的话我听了很感动。不愧是共产党员嘛！识大体，顾大局……”由于声音太高，他猛烈地咳嗽起来。

等咳嗽停息下来，他喘着气说：“我爬不起来，具体事你们就看着办好了。玉亭给咱准备追悼会的事；其他事俊山你就给咱领料上……”

支部会散了以后，孙玉亭就赶忙出去布置开追悼会的事了。金俊山和金俊武又返回到金家湾这面来，领料埋葬的其他事项。

中午，从西边田家圪的山背后，突然涌上来一疙瘩黑云彩；云根下面，隐约地传来沉重的雷音。乌鸦呱呱叫着掠过闷热的村庄，空气中流布着动荡与不安。村民们抬起头惊愕地望着天空，纷纷议论道：这或许是俊斌的死感动了老天爷，要给焦渴而不幸的双水村洒一点甘霖了？

这时候，在庙坪破庙前的空场地上，孙玉亭夫妇二人正领着村里的一些人忙乱地布置追悼会场。玉亭原准备把追悼会放在学校，但村里许多老人反对，说俊斌是少亡，魂灵不安生，说不定以后会作怪，怕娃娃们要害怕。他老婆贺凤英也把他臭骂了一通。玉亭拗不过众人，只好决定把追悼会放在这个破庙前——反正这地方本来就是个神鬼之地！

妇女主任贺凤英正和一些妇女挂贴挽幛。已经做好的几个花圈，现在放在破庙里的灵柩前。她们并且还为参加追悼会的村民一人准备了一朵小白纸花。孙玉亭破衫子胸前仅有的两颗钮扣中间，别着他给金俊斌写好的悼词，正忙着在一边给石匠们指点打墓碑的事。村中几个手巧的媳妇，这时已经聚在金俊海家，由金波他妈领料着，在她家的缝纫机上为金俊斌缝制入殓的服装。金俊文和十来个打墓人，胸前挂着红布条，在金家祖坟那里按辈数排好的地方，已经把弟弟的墓坑挖好了。在同一时刻里，金俊武正领料一家人，忙着为外村来参加葬礼的亲戚准备饭食……

这时候，在亡故人金俊斌家里，王彩娥她妈正对女儿说开导话。这女人看来心肠很硬，她对彩娥说：“不要哭！自己的身子要紧！你先在金家门上盛两年，以后再说以后的话。离开双水村这穷窝子也好，到时候在石圪节或者米家镇给你瞅个人家。俊斌人倒老实，可老实得太死相了，屙屎倒把个命送了！以后寻个灵巧的手艺人，吃酸的喝辣的你也过几天自在日子！”

王彩娥坐在炕头上，红肿着眼睛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听她妈精明地给她安排往后的出路……

下午三点钟左右，全双水村的人都先后来到了庙坪。破庙前面的追悼会场里，顿时挤满了黑鸦鸦的人群。贺凤英端着个簸箕，把里面的小白纸花给来人一人一朵散发着。庄稼人都新奇而笨拙地把这纸花挽在自己胸前的钮扣上。

黑云彩已经呈扇形从田家圪的土山上空铺过来，遮住了偏西的太阳。大地一时变得昏暗起来。紧接着，天空打响了第一声炸雷！

眼看天要下雨，追悼会就马上在隆隆的雷声中开始了。

追悼会由金俊山主持。第一项脱帽志哀。庄稼人纷纷摸掉自己头上汗渍渍的毛巾，把头垂下。

第二项由孙玉亭致悼词。玉亭把胸前别着的那卷纸拿出来展开，走到人群面前念道：“……金俊斌同志为了革命事业，于昨天夜晚与我们永别了，享年三十八岁……”

孙玉亭念着按报纸上的格式写成的这篇悼词，大家都静静地听着。只有田二例外。这位长着伟大额头的“半脑壳”，正在肃穆的人堆里走来走去，把掉在地上的那些纸花纸片捡起来，装进自己衣襟上的那个大口袋里。他一边捡这些东西，一边嘴角挂着神秘的微笑，嘟囔说：“世事要变了……”有些人已经被田二逗得偷着笑了。孙玉亭不时停下来，气愤地瞅一眼人群中的田二。金富和金强立刻走过来，把这个捣乱分子从人群里拉出来，一直把他扭送过东拉河。田二一路嚷叫着说：“世事要变了！世事要变了……”

孙玉亭的悼词快念完的时候，又一声炸雷在人们的头上滚过，惊得人群一阵骚乱。接着，起风了。狂风卷着沙尘和碎柴烂草，霎时把天地搅成了一片混沌。

追悼会匆匆地进行完仪式，接着就赶快起灵。

八个壮年人抬着灵柩走在前面，孙玉亭和金俊山分别在两边扶着灵柩，后边是死者的嫡亲和金家户族的人。庙坪顿时响彻一片恸哭之声！

送葬队伍刚过了哭咽河的小桥，铜钱大的白雨点子就瓢泼似的倾倒下来。村里的外姓旁人都纷纷跑回家了。参加送葬的人一个个水淋淋地在泥水地上艰难地向金家祖坟那里行进。雷声、雨声、水流声和人们的哭声搅混在一起。不时有明晃晃的闪电在头顶划过。哭咽河和东拉河已经起了水，浑黄的山水呜咽着从大大小小的沟道里奔腾下来，给这个葬礼加添了极其浓重的悲痛气氛……

……在吃晚饭之前，副书记金俊山埋完金俊斌，刚在家里换转干衣服，石圪节公社文书刘根民就进了他家的门。公社已经知道了双水村昨晚上的偷水事件，白明川和徐治功命令文书刘根民来叫田福堂。根民已经去过田福堂家，但看田福堂正病着起不来，就只好跑来叫金俊山——不带一个人回去，他给公社的两位领导交不了差。

金俊山知道去公社意味着什么。但他想来想去，也没办法推开。书记田福堂病了，他是副书记，他不去叫谁去？

他没办法，只好穿了件雨衣，到学校儿子的办公窑里把自行车推上，跟着根民冒雨去了石圪节公社……

在石圪节公社里，白明川和徐治功两个人现在正等待双水村大队书记田福堂的到来。今天刚吃完早饭，石圪节大队和罐子村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就先后跑到了公社，报告了他们的水坝被人破坏、坝里所有的蓄水都跑光了的严重事件。罐子村的书记报告说，他们村一个村民半夜起来上厕所，看见双水村的大型拖拉机从村中开过来，上面还坐了许多拿工具的人。石圪节的书记立刻作证说，他们水坝上面的公路上就是留下了拖拉机停留的痕迹，而且从公路到水坝的地上留下许多乱糟糟的脚印。不久，双水村昨夜灾难性的消息就正式传到公社里来了……

白明川对这件事非常气愤，觉得田福堂做事简直无法无天。他和徐治功商量，决定先把田福堂调到公社来，一旦调查清楚事情的真相，就准备严肃处理当事人。

现在，两位公社的领导人在办公室里谈论着这件事。

白明川靠在办公桌上，一只手搓着下巴上黑森森的胡楂子，对圪蹴在窗前长木栏椅上的徐治功说：“如果这事的确是田福堂出面搞的，非给这个人处分不行！”

徐治功把凉鞋脱在地上，赤脚片圪蹴在椅子里抽纸烟，先没说什么。冬春大规模农田基建结束后，他就回到公社来工作了。现在碰上这件头疼事，他感到很作难。如果这是另外村子的支部书记搞的，那他徐治功会比白明川更要严厉地处理这件事的。但这事牵扯的是田福堂。因此他不能轻易对白明川的意见表示支持。他反而对白主任说：“你不是常教导我说，要对农民宽容一点吗？福堂虽说是大队书记，但也是个农民嘛！再说，双水村是咱们石圪节公社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福堂的工作一贯积极，现在犯这么个错误就给处分，恐怕不合适……”

白明川听徐治功这么一说，就为难地陷入到思忖之中。他虽然对这件事气愤，但觉得治功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而平心静气想，他作为公社一把手，也有责任。他为什么没有提早注意这个问题，而把东拉河的水给沿河的每个村庄都分一点呢？福堂和双水村的人急了，才干出了这件荒唐事……

白明川想了一会，说：“不给处分也可以。但这件事不能三秤二码就了结，最起码福堂要代表双水村支部做个检查，否则我们怎样给石圪节和罐子村解释？”

“因为这件事已造成全公社范围的影响，田福堂的检查必须通过有线广播向全公社转播，让大家都从这件事里接受教训！”

徐治功同意了白明川的这个意见。治功知道，不这样也不行。再说，这办法好！福堂虽然做检查，但是代表集体检查，而这就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了！

当文书刘根民把金俊山带到公社时，两个主任都惊讶地问：“俊山你怎来了？福堂哩？”

金俊山说：“福堂病了……闯这祸是大队领导集体决定的，不是福堂一个人的主意。我来也一样……”金俊山是个比较实在的人，他尽管和田福堂有些矛盾，但在这种事上他不会对别人落井下石……

没等公社领导盘问，金俊山就把事情的前后经过都给公社领导老实交待了……

金俊山在公社灶上吃过晚饭，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完了以后，就在公社的广播室里，代表双水村大队党支部，向全公社人民检查他们村损人利己的不法行为。俊山在进公社广播室的时候心想：双水村做下成绩，都是田福堂在广播上介绍经验出风头；而这种不光彩的倒霉事，倒轮上他金俊山了……

卷二

第二十九章

双水村的人谁也没有想到，孙少安这家伙出门一个月，竟然带着一个大眼睛的山西姑娘回来了！

全村人议论的话题自然从不久前去世的金俊斌转移到了这位新来的姑娘身上。

太叫人惊讶了！起先谁知道少安出门是去找媳妇呢？他临走时不是说他到外面给一队去联系小麦良种吗？好，这现在倒给他自己联系回来这么个“良种”！

还叫人奇怪的是，少安为什么不娶一个本地女子，而跑到远路上找了一个爱吃老陈醋的山西人呢？

人们后来才知道，这姑娘是贺凤英一个村的，而且还是妇女主任远房的本家人。噢，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于是，大家立刻又为少安惋惜起来：这么好个后生，哪里找不下个媳妇，为什么娶贺凤英的本家人呢？如果这姑娘像贺凤英一样，那孙少安这辈子就别想过好日子了，他二爸孙玉亭就是他的“榜样”！

但人们的惋惜马上又变成了一片赞叹之声。据找借口去过少安家的人说，这姑娘和贺凤英完全是两码事！脸虽然不太白，但人样子十分耐看。黑眉花眼，一口白牙，身体发育得丰丰满满，正是庄稼人所梦想的那种女人。更叫人赞叹的是，她到少安家的那个破墙烂院里，没有显出一丝的嫌弃，而且第二天就帮助孙玉厚的老婆做上家务活了；还满嘴奶奶、妈妈、爸爸叫个不停，把孙玉厚一家人都高兴乱了！除过这些以外，最主要的是，还听说她娘家连一个财礼钱都不要！啊呀，不要财礼钱？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事？孙少安这小子狗尿到脑上了，交了好运气！

当孙少安有点羞涩地出现在村子里的时候，庄稼人就纷纷围住他，和他开玩笑，向他查问他带回来的这位山西姑娘的长长短短。有些他的同龄人粗鲁地问他：“一搭里睡了没？”而开玩笑不论辈数的田万有还火上加油，咧开嘴在人群里酸溜溜地唱道——

你要拉我的手，

我要亲你的口；

拉手手，亲口口，

咱们到圪里走！

众人乐得哄堂大笑，孙少安只好摆脱村民们这些出于好意的恶作剧，红着脸就走。是的，他现在还顾不上热闹，而许许多多随之而来的难肠事正困扰着他，需要他在很短的时间内马上解决；快乐和苦恼在他心中像两条纠缠在一起的绳索，乱翻翻地找不见各自的头绪。

孙少安这次外出，本来不抱什么希望。只是在各种原因促使之下，他才不得不出这次远门。他当时心里也有些烦闷，想借此出去散一散心。他本来也没准备耽搁这么长时间，心想行不行三锤两棒就完了，他转几天就回来了。没想到他一下子就在贺秀莲家住了近一个月。

他到柳林后，先找了他父亲早年间的拜识陶窑主。但不巧的是，“干大”在半年前刚刚离开了人世。干大的几个后人，知道他们的父亲在远路上有个老朋友，现在见干兄弟上了门，也就很热情地接待了他。

他在干大的后人家里住了两天，就到离柳林不远的贺家湾去了。

他先到他二妈的娘家门上。他二妈的父母亲已经接到了女婿和女儿的信，说他们有个侄子要来看本村贺耀宗的女儿秀莲。他们接待下少安，就立即给贺家通了话。

第二天吃过早饭，他二爸的老丈人就引着他上了秀莲家的门。

贺耀宗有两个女儿。大女儿秀英招了本村的一个男人，就住在娘家门上，既是女婿，又算儿子。小女儿秀莲今年二十二岁，在村里上过几年学后，就一直在家劳动。

孙少安自己也绝没有想到，他一见秀莲的面，就看上了这姑娘。这正是他过去想象过的那种媳妇。她身体好，人样不错，看来也还懂事；因为从小没娘，磨练得门里门外的活都能干。尤其是她那丰满的身体很可少安的心。秀莲对他也是一见倾心，马上和他相好得都不愿意他走了。贺耀宗和他的大女儿秀英、女婿常有林也满心喜欢他，这亲事竟然三锤两棒就定了音。少安对秀莲和贺耀宗一家人详细地说明了他家的贫困状况。但贺秀莲对他表示，别说他现在总算还有个家，就是他讨吃要饭，她也愿意跟他去。贺耀宗家里的人看秀莲本人这样坚决，也都不把这当个问题了——反正只要秀莲满意就行；既然她不嫌穷，他们还有什么说的呢？贺耀宗甚至说：“不怕！穷又扎不下根！将来我们帮扶你们过光景！”

这一切使少安对秀莲和她的一家人很感激，同时也对这个大眼睛的姑娘从感情上开始喜爱了。

亲事定下来以后，少安本来就想及早返回双水村。但一见钟情的秀莲却舍不得他走，一天天地硬挽留着他。他尽管惦记着自己烂烂包包的家庭，可又拗不过这姑娘的一片缠绵之情，只好硬着头皮依了她的愿望。他劳动惯了，闲呆不住，就跟秀莲到她家的自留地去劳动——他营务庄稼的本领立刻就使贺家湾的人赞叹不已；大家都说秀莲找了个好女婿。

眼看在秀莲家住了快一个月，少安心里焦急不安。他对秀莲和她一家人说，他再不敢耽搁了，无论如何得赶快回家去！

秀莲看再留不住他，就向他提出：她也跟他回去！她说她去少安家住几天，然后再返回山西家里。等过春节时，她就和她爸一起来双水村，和少安结婚。秀莲一家人都支持她这意见。

少安看没办法拒绝秀莲的热心，就只好同意带她回双水村。本来，少安不想这次就把贺秀莲引回家。他知道自己家里没任何条件接待秀莲。旁的不说，她去连个住处也没有。他家的人都寻地方住哩，让秀莲回去住在哪儿呢？他二妈家也是一孔窑洞，而且烂脏得人脚都踏不进去。他原来想回去安排好了再接秀莲回来——尽管如何安排他心中一点数也没有。

他和秀莲从柳林坐汽车一路回来的时候，熬煎得像滚油浇心一样。他不时把心里的各种熬煎对秀莲说个不停。他先不说以后的困难，只说眼前他们回家后就会让秀莲受委屈的。秀莲坐在他旁边，像工作人一样大方地依偎着他，真诚地说：“没住处，你先把我安排在你们生产队的饲养室里。”少安只好咧嘴苦笑了……

回到家里以后，全家人高兴自不必说。使少安满意的是，秀莲果真不嫌他的家穷，而且对家里老老少少都非常亲热，甜嘴甜舌地称呼老人。她还偷偷对他说：“你家里的人都好！光景比我想的也好！你原来说的那样子，我想得要比这烂包得多！”

最使他高兴的是，他弟少平马上就把秀莲的住处安排在金波家金秀和兰香住的地方了。金大婶喜得把一床从未沾身的新铺盖拿出来，让秀莲盖。少平安排完秀莲的住宿，还对他说：“干脆你过去住在金波那个窑洞里，让我回来住在你的小窑里。”少安对热心的弟弟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还没结婚，我撵过去住在那里，村里人会笑话的。还是你住在那里。秀莲路生，晚上你把她带过去，早上再引回咱们家吃饭……”

孙少安回来以后的当天晚上，就听家里人叙说了村里前不久的偷水事件和金俊斌的死亡。他很快想到，他得去看看金俊武，要对二队队长表示他的慰问。另外，他还得去见见书记田福堂，向他解释一下自己晚归的原因。接着，他就要开始为春节结婚的事奔波了。困难太多了！虽说秀莲家不要财礼，可总得要给秀莲扯几身衣裳，也要给人家的老人表示点意思——起码得给贺耀宗缝一床铺盖或一件羊皮大氅。他自己也不能穿着身上的旧衣裳当新女婿，最少得做一身新外衣。同时，按乡俗过喜事也总得把亲戚和村里的三朋四友请来吃一顿饭……还有呢！他们的铺盖哩？就是有了铺盖，他和秀莲将来又住在什么地方呢？总不能住在他现在的那个小土洞里吧？

这一切把人肠子都愁断了！

但是，愁也没用。慢慢想办法吧！他就是这么个家，别说这么大的事，就是一件小事情，也得他翻过来倒过去的折腾个没完！

回家的第二天上午，他先出去找了副队长田福高，问了他走后这一段队里的生产情况；又向福高安排了下一段的活计。他说他还要忙几天，让福高继续把队里的事照料上。

吃过午饭以后，他就去金家湾那边找金俊武，以表示他对他的不幸的慰问和同情。

他一边匆匆地走着，一边卷着旱烟卷，挺有精神地望着秋天的村庄和山野。东拉河残留着不久前发过洪水的痕迹，草坡上泥迹斑斑——但这已不是那次偷水留下的痕迹，而是第二天安葬俊斌时的那场大暴雨发了的山洪所留下的。正是这场大雨，才多少挽救了双水村的庄稼。豆类作物大部分都已成熟，人们正在地里搜寻着摘那些干枯的豆角；有的干脆连豆蔓一齐拔掉，背到禾场上去连荚敲打。自留地的老南瓜已经摘光了，枯死的瓜蔓一片焦黑。麦地里回茬的荞麦虽然早已经谢了如霞似云的花朵，但一片片娇嫩的红秆绿叶，依然给这贫瘠的荒原添了不少惹眼的鲜活。白露刚过，山野的阳坡上现在到处都在播种冬小麦；庄稼人悠扬的回牛声像唱歌一般飘荡着。天异常地高远了，纯净得如同一匹浆洗过的青布。在庙坪那边，枣子已经红透，在绿叶黄叶间像玛瑙似的闪耀着红艳艳的光亮……

少安吸着自卷的旱烟卷，过了东拉河的列石，上了庙坪，穿过这片叫人嘴馋的枣树林。

他正在枣树林间的小土路上走着，路上面的地畔上有个妇女问他：“你回来了？”

少安抬头一看，原来正是俊斌的媳妇王彩娥。他不由得心一沉，想对这不幸的寡妇说几句安慰话，但急忙又不知说什么是好。

他想了一下，也不能提俊斌的事，就只好问彩娥：“你干什么哩？”

彩娥不像少安估计到的那样悲伤，她甚至对少安笑了笑，说：“我照枣着哩！你二爸给我安排了这个轻省活……你吃枣不？”彩娥说着，就用手摇了摇地畔上的一棵枣树，熟透的红枣子就劈里啪啦在少安周围落了许多。彩娥说：“你都拾上！现在这周围没人看见！”

虽说彩娥这是好意，但少安心里隐隐地有些不舒服。他没想到俊斌死了才一个来月，彩娥就已经恢复得这么“正常”了。

少安看来不拾也不行，就匆忙地拣了一些枣子，装在自己衣袋里，说：“我还忙着哩……”就急忙走了。

当他过了哭咽河的小桥，走到学校下面的时候，见他二爸正手里握着一卷子报纸和材料，从学校的小土坡上走下来。他二爸先开口给他打招呼说：“唉呀，我忙得还没顾上去你们家，听凤英说秀莲也跟你回来了。好嘛！”

少安只好停住脚步，等他二爸走下来。

他二爸走到他面前，扬了扬手中的报纸说：“我正忙着准备政治夜校的学习哩！你大概知道了，《人民日报》八月三十一日发表了评《水浒》的重要文章。我刚从公社开会回来，上面号召要在政治夜校好好组织批判哩……”

少安说：“我不知道这些事。批《水浒》的什么哩？”

他二爸胸脯一挺，说：“嘿，毛主席都发指示了！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还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少安心烦意乱，不愿听他二爸背诵毛主席语录，说他要去找一下金俊武，就准备走了。但他二爸突然又有点忧伤地说：“……唉！我们也应该请秀莲和你到我们家吃一顿饭，这是老乡俗……可你知道我家里的那个烂坛场！夏天分的一点麦子都叫你二妈在石圪节粮站换成了粮票，说公社通知让她下一批去参观大寨……”

少安听他说这话，心里倒对这个他厌烦的长辈产生了怜悯之情。他以为二爸只热心革命，把人情世故都忘了。想不到他还记着这个乡规。

少安也知道他二爸说的是实情。他对二爸说：“我知道你的难处。按乡俗，你不请秀莲吃饭，村里人会笑话的……这样吧，我把我家的白面拿一升，给你送过去。白天怕村里人看见不好，我今晚上给你送过去……”

这位恓惶的“革命家”只好默认了侄儿的馈赠。

孙少安离开他二爸，就径直来到了金俊武家里。

二队队长拉住一队队长的手，泪水在那双精明的铜铃般的大眼里涌出来了。

少安安慰他说：“俊武哥，你不要再难过了。我刚回来就知道了这事。我今个儿是专门来为你说几句宽心话的。人常说，一碗水倒在地上，再也舀不起来了。”他还用高小里学过的成语补充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俊武拉着他的手，让他坐在椅子上。俊武的婆姨给少安倒了一杯开水，亲切地放在他面前。两口子都为村里这个受人尊重的人专门来看望他们而深受感动。

少安喝了一口水说：“我不知道你们当时是怎样商量这事的？本来不应该这样做！应该直接找公社白主任讨论东拉河水合理分配的问题，让公社出面解决。另外，就是公社不管，田福堂或金俊山也可以直接去找上游几个村的负责人协商。只要态度诚恳，我不信这两个村的领导人就不通情理。结果这样一搞，水空人亡，还要给人家做检讨……”

金俊武抹掉脸上的泪水说：“你当时要在村里就好了！我原来以为自己是个精明人，想不到自己吃了自己精明的亏。我在大事上不如你！”

金俊武老婆插嘴说：“你在小事上也不如人家少安！”

少安笑着说：“我也是事后诸葛亮！说不定我当时要在村里，比谁都可能冒失哩！说不定把下山村的坝都给豁了！”

金俊武两口子都被他的话逗笑了……

少安在金俊武家拉了一阵话，就和他们告别了。

当他返回到田家圪这面的公路上时，正好碰上了田福堂。他就顺便挡住书记，给他解释了他从山西晚回来的事由。

田福堂经过不久前的那场挫折，又瘦了许多，额头上还留着火罐拔下的黑印。他笑着说：“这是好事嘛！还要你给我解释哩？你办这么大的事，别说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也值得！”

田福堂心里十分高兴少安找了个媳妇回来。这样，他就再不要担心他女儿和少安的关系了。他关切地问少安：“准备什么时候办事？”

少安说：“想春节就办。可你知道我那个家，事办得再简单，也很难凑合起来……”

田福堂立刻说：“不要怕！要粮食，你就在大队储备粮里拿；要什么粮食你就盘什么粮食，要多少你就盘上多少！”

少安对书记的这个应诺倒很高兴——这总算给他解决了一个大困难。他说：“这就好了，我正为这事犯愁着哩！我也不敢多借，借下还得还嘛！我借一点够过事情就行了……”

少安和田福堂临分手时，书记还一再关切地说：“你有什么困难就言传！我帮助你解决！”

现在，少安一个人又匆匆往家里赶去。一路上，他心想：我回去先瞒着家里的其他人，和母亲商量一下，把家里的白面拿出一升来，晚上给二爸家拿过去，好让他们撑一下门面。他想到他明天早上还得和秀莲一块去吃这白面时，便又忍不住笑了。

第三十章

第二天早上，当少安和秀莲坐在孙玉亭家的烂席片炕上吃白面片的时候，他父亲正坐在金俊海家的椅子上，心心事事地抽着旱烟。孙玉厚心里高兴的是，他这一趟来得正好，碰巧金俊海今天刚到家！

俊海两口子到田家圪那面公路上搬东西去了——俊海的汽车刚从黄原路过这里。他们安顿让他在家里等一会。金波金秀都在学校没回来，因此这个院落现在里里外外静悄悄的没一点声响。孙玉厚可以在这时间里盘算他怎样开口对俊海说他的难肠事。

他是为儿子的婚事，来向金俊海家开口借钱的。

当少安把秀莲带回家门时，孙玉厚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啊呀，他的儿子有媳妇了！他没想到事情会这么顺利；而且少安带回来的这女娃娃，又体面又精明，真是打上灯笼都找不见的好人才。更使老汉高兴的是，女方果真像他弟媳妇贺凤英说的，连一个财礼钱也不要！

这几天，尽管这一切都真实地摆在他面前，但他老觉得这好像是做梦：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出现在他孙玉厚的面前呢？

可这一切又的的确确是事实。而且人家女娃娃主动提出，春节就要和他的少安结婚哩！

提起结婚的事，这才使高兴得晕晕乎乎的孙玉厚脑子凉了下来。他马上想到，结婚就得花钱！可他手上没几个钱，又到哪里去转借呢？尽管人家女方不要财礼，但他不能连几身衣服都不给人家娃娃缝。两个新人的衣服被褥和零七碎八下来，三五十块钱根本不顶事。再说，他也不能悄无声息地给少安娶媳妇。这是他为自己亲爱的儿子办喜事呀！当年他为自己的弟弟办事，在那么困难的年月里，都咬着牙办得有声有响，体体面面；现在他为自己的孩子办事，那就是拼着老命，也不能让世人笑话！虽说现在不让雇吹手，但他要备酒饭，待亲朋！把事办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没钱？借！

可是，办喜事少说也得借二百元。这样一笔数字不小的钱，他向谁去借呢？

昨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和少安妈几乎一夜没合眼。老两口高兴一阵，又忧愁一阵，商量借钱和待客的事。他们觉得，放在春节好——把喜事也办了，一家人把年也过了。

两个人先详细地计算了粮和钱的费用。这两样主要的东西，都得开口问别人借。家里的口粮大部分是粗粮，拿不到席面上。当然，猪肉不要买了，把自己家里那口猪杀掉——实际上不是不买肉，而是今年卖不成肉了。

粮食他们先没顾上考虑向谁家借。两个人先说借钱的事。他们约摸全村大概有几户人家能有这笔钱。书记田福堂不好开口。大队会计田海民也能拿得出来，但海民媳妇银花连公公田万有都不肯给借钱，怎么可能给他们借呢？金俊武说不定有一点钱，可他拖家带口的，不好为难金家湾的这个强人。金俊山和他儿子金成都有存款，但他们和这父子俩交情不深，根本开不了口。当然，钱最宽裕的是公派教师姚淑芳和她在县百货公司当售货员的丈夫金光明。但由于他们的玉亭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斗争过人家弟兄们，结下了仇恨，借钱的事连想也不能想……

老两口算来算去，最后还是一致认为：只能向金俊海家借这笔钱。但这也够让他们难肠了。当然，只要他们开口，估计这家人不会拒绝的。他们太麻烦人家了！早年间，玉亭成家后，他们没地方住，白白在人家门上住了好几年。以后虽说他们把家搬到了这里，但少平和兰香晚上没地方住，还不是在人家那里借宿！再说，平时金秀对兰香，金波对少平，经常拿吃拿喝的，金波他妈也对这两个孩子没少操过心——两个念书娃娃的制服少安妈不会做，还不是金波他妈在他们家的缝纫机上给做吗？人家对他们这样好，他们又给人家回报不上什么。除过分粮分土豆和一些重劳动活他们能帮上忙外，其余就只是他们沾人家的光了。现在，他们又要开口向人家借这么多的钱，而且不能肯定什么时候还人家……真难开口啊！

但没有办法。为了使儿子的婚事体面一些，他们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孙玉厚当晚决定，他第二天就去金俊海家借钱——他们惟一担心的是，俊海不在家，借这么大一笔钱，金波他妈敢不敢承担……

钱的事拉完后，鸡已经叫了两遍，但为儿子婚事操心的两位老人，还是睡不着。他们又从被窝里伸出胳膊，扳着手指头计算了半天应待的客人：少安的两个姨家和三个舅家这不必说，婚丧事娘舅亲向来都是上宾；兰花一家；玉亭一家；金俊海一家；大队的领导人；村里和孙玉厚、少安相好的村民；少安在公社当文书的同学刘根民；当然还要请润叶——不管人家顾上顾不上回村来……

现在，孙玉厚坐在金俊海家的椅子上，一边抽旱烟，一边忍不住打着哈欠，等着俊海两口子回家来。他想了半天，准备拐弯抹角地开口向俊海借钱，但又觉得没必要。还是直截了当说吧！弯拐来拐去，最后还不是向人家借钱吗？

孙玉厚坐在这里，心里忍不住感慨万端：十五年前，他为弟弟的婚事，就是这样难肠地到别人门上去借钱。十五年后的今天，他又为儿子的婚事来向别人借钱了。庄稼人的生活啊，什么时候才能有个改变呢？

唉，如果就按现在这样一村人在一个锅里搅稠稀，这光景还会一年不如一年的！庄稼人现在谁有心劲受苦？反正一天把工分混上就行了——因为你就是挣命劳动，到头来还不是和耍奸溜滑的人一样分粮分红吗？谁愿意再当这号瓷脑？

不一刻，金俊海夫妇把汽车上的东西搬回家来，搁在旁边窑里，就赶忙过他这边来了。俊海很快给他递上一根纸烟。

玉厚推让着说：“我还是抽旱烟。纸烟抽不惯，一抽就咳嗽。”

“我刚听秀她妈说，少安从山西找了个媳妇？”司机金俊海把工作服脱下，放在炕边上，挽起袖子一边洗手，一边先提起了少安的亲事。

正好！玉厚赶紧说：“就是的！是他二妈娘家门上的。好女娃娃。”

“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呀？”俊海用毛巾把手擦干，坐在他旁边，把金波妈端上来的茶水往他面前挪了挪，说，“玉厚哥，你喝水！”

“我不渴……女方提出春节就过门哩。”

“那你还得简单过个事哩！我在路上和秀她妈还说起少安结婚的事。估计要办事，你们现在手头比较紧张。你看需要不需要钱？需要的话，你就开口，我家里能拿出来哩！”

孙玉厚一下子对俊海夫妻俩能这么入微地体谅人的困难，感动得眼圈都红了。他说：“我正是为这事来的，想不到你也正回来了。还没等我开口，你们就先说这话……唉，我麻烦你们太多了，歪好开不了这口……”

金波他妈在旁边说：“这有个什么哩！你们一家人一年为我们出多少力气呢！俊海在门外，没有你们一家人帮扶，山里分下一把柴草我都拿不回来……”

“玉厚哥，你就不要难为情！你看得多少钱？三百元够不够？”金俊海问他。

“用不了那么多！”孙玉厚说，“约摸二百来块就差不多了……”

俊海马上对爱人说：“你去给玉厚哥拿二百块钱来。”

金波他妈很快就到另一孔窑里拿钱去了。

孙玉厚连忙说：“先不忙！赶春节前有这钱就行了！”

金俊海说：“你先拿上。衣服被褥这些东西要提前准备哩……粮食怎样？这我实在没办法帮助你，我的口粮是定量的，家里人在生产队吃粮，又没工分，就那点人口粮，我一年也要在外面买粮给他们补贴哩……”

“这我知道哩。粮不要你操心。我再另外想办法。”

金波他妈把钱拿过来，递到孙玉厚手上，说：“你再点一点。”

“这还用点！”孙玉厚把这卷钱装进自己的衣袋里，正准备走，见大队副书记金俊山进了门。

金俊山和金俊海是叔伯兄弟，两家人尽管血缘不远，平时也从没为什么事争吵过，但俊海家和俊山家的关系远不如和孙玉厚一家人的关系亲密。但终究是门中人，他每次回家来，俊山都要来看他。平时俊山和他儿子金成家托他在黄原买个什么东西，他也都热心地为他们办理得妥妥当当。

“我看见公路上的汽车，就知道你回来了。”俊山进门后对俊海寒暄说。

“我顺路回家，明天就要去包头拉货。”

“孙大哥你也来了？”金俊山扭头和孙玉厚打招呼，“听说少安找了个好媳妇，春节就准备结婚呀？”

孙玉厚说：“就是的。”

金俊海突然开口对金俊山说：“哥，你家里有没有一点余粮？”

金俊山奇怪地问：“怎？是不是你要粮食？有哩！要多少？”

金俊海说：“我不要。你要是有余粮的话，能不能给玉厚哥借上一点，他春节要给少安办事，缺一点细粮。我家里没长余的……”

孙玉厚没想到好心的俊海又替他开口向金俊山借粮，就急忙说：“不要为难俊山！他也不宽裕，我再想别的办法！”

金俊山是个精人，他决不会把话头收回，立刻对孙玉厚说：“看孙大哥说的！俊海开口和你开口一样！少安办事，我乐意帮助他！你怎不早言传呢？你说！你看你需要点什么粮？”

金俊海把金俊山逼住了，他不得不如此对孙玉厚表态。而现在孙玉厚反而又被金俊山逼住了，看来也不得不向他借粮了——他要是不借，反倒又伤了金俊山的脸。

他只好回答金俊山说：“待客只吃两顿饭，一顿饸饹，一顿油糕；大概得二斗荞麦，二斗软糜子……”

“没问题！罢了你叫少安来我家里盘！”金俊山慷慨地说。

当孙玉厚出了金俊海家的门往回走的时候，心里一下子踏实了许多。现在好了，钱也有了，粮也有了。这两个大问题一解决，其他事都好办。他想，过两天就让少安带着秀莲，到县城去给她扯几身时新衣裳！

孙玉厚一身轻松回到了家里。少安他妈已经开始做午饭。秀莲坐在炕上，正给老奶奶梳头发。要是平时，这位老人家一般都是闭着眼似睡非睡，或者把少平给她买的止痛片从瓶子里倒出来，反复地一遍又一遍地数，直到发现一片也没少，才又装进瓶子里——她舍不得吃这药。这两天老人家忘了数药片，瞌睡也没有了，一天到晚都高兴地睁着红眼，傻笑着看她的孙媳妇在她面前走来走去，并且时不时高兴得揩一把老泪。秀莲有时就体贴地坐在她身边，给她背上搔痒痒，或者把她的几绺稀疏的白发理顺，在脑后挽成核桃大一个小发髻。老太太不时用她的瘦手，满怀深情地在秀莲身上抚摸着。

少平出山劳动去了，兰香在石圪节学校，现在家里就这三辈三个女人。

玉厚问老伴：“少安哩？”

少安妈正擀面，说：“在坡底下的旱烟地里。”

孙玉厚看秀莲在家，他不好给老婆说他借到钱和粮的事，就出门找少安去了。

少安怕秀莲人生地不熟，呆着寂寞，这几天也没出山去。他现在正在坡下他们家那块旱烟地里，把根部黄了的烟叶摘下来，准备晒干揉碎，过一段时间提到石圪节卖几个钱。

孙玉厚走到烟地里，兴奋地、迫不及待地把他借到钱和粮的事对儿子说了。

少安听了父亲的话，有点生气，说：“你怎么借那么多钱呢？那么多钱以后怎么给人家还？最多一百块钱就够了。你把另外那一百块钱再还给人家！”

“二百块也不宽裕。”孙玉厚说，“这是我和你妈商量过的。你要理会我们的心情。你是老大，我和你妈头一回娶儿媳妇，我们老两口心里高兴。就是把老骨头卖了，也要把你的事办体面一些。要不，我和你妈心里过不去呀。你不知道，为你的事，昨晚上我们一眼也没合……再说，你十三岁上回来帮扶我们支撑这个穷家薄业，受了不少苦情，我和你妈都心疼你。现在你要结婚，这是你一辈子的一件大事；我们不把你的事办称心一些，就是睡在黄土里也合不住眼啊……”

孙玉厚说着，就圪蹴在旱烟地里，低倾着白发斑斑的头颅，抹开了眼泪。

父亲一席话，使少安忍不住热泪盈眶。父母之心啊！天下什么样的爱能比得上父母之爱的伟大呢？此时此刻，他再不能责备父母为他的婚事借这些钱了！

少安强忍住泪水，对父亲说：“爸爸，我知道你和我妈的心。既然是这样，钱借就借了，罢了我想办法还！只是粮食不要向金俊山借了，我已经和大队说好，在集体的储备粮里借一点。现在私人手里粮食都不宽裕……”

孙玉厚用粗糙的手掌揩去脸上的泪水，说：“那我明天再给金俊山回个话，就说你已经提早把粮借下了，就不再麻烦他……另外，过两天你带着秀莲，到县城去给她扯几件好衣裳。这是老规程，反正迟早总得有这么一回，现在趁有空办了，结婚时就省了事。再捎带着给你也扯一身新衣裳……”

父母提起让少安带着秀莲去县城扯衣服，使少安马上想到了县城教书的润叶。他心里忍不住隐隐作疼。他难受地想到，润叶现在还不知道他已经找了媳妇。如果她知道了，不知她会怎样看待这件事？也许她会恨他的……

他对父亲说：“县城太远，扯衣服还是到米家镇去。米家镇的布料不比县城差。”

孙玉厚说：“那也好。”

第三十一章

在孙少安一家人为贺秀莲的到来既高兴又忧愁的时候，这位大眼睛的山西姑娘现在却只有高兴而没有忧愁。她并不知道这家人在背后为她和少安办喜事而怎样奔波和熬煎。她只是一味地沉浸在她自己的幸福之中。

秀莲五岁上失去母亲以后，一直是她父亲把她和她姐秀英拉扯大的。她父亲除过劳动以外，还是远近出名的酿醋好手。在黄河岸边的干石山里是收获不了多少粮食的。但她家靠卖老陈醋的收入，光景不仅没垮过，反而比村里其他人家要宽裕一点。因此，她姐秀英长大后，村里和周围有不少人家提亲事。因为父亲单身一人，她年龄又小，姐姐决定招一个上门女婿——结果就和本村的常有林结婚了。

秀莲在本村上完小学，就没有再到柳林镇去上初中。她天性不爱念书，觉得在学校不如在山里劳动自由自在。

她在十八九岁的时候，身体就完全发育起来，心中已经产生了需要一个男人的念头。但本村和周围村庄她认识的小伙子，她连一个也看不上。她是个农村姑娘，又没机会出远门，无法结识她满意的男人。当然，这不是说她要攀个工作人。不。她知道自己没文化，不可能找一个吃官饭的人。就是有工作人看上她，她也不会去嫁给人家——两个人地位悬殊，又说不到一块，活受罪！

眼看过了二十岁，她苦恼起来了。这时间，倒有不少人家向她提亲事，但这些人她早已在脑子里盘算过了，一个也看不上。她父亲、她姐姐和她姐夫，似乎都发现了她的烦恼，先后从侧面转弯抹角地查问她的心思。她干脆给家里人说：周围没她看上的男人！

她姐夫对她开玩笑说：“那到外地给你瞅个女婿！”

她却认真地说：“只要有合心的，山南海北我都愿意去！爸爸暂时有你们照顾，将来我再把他接走……”

家里人吃惊之余，又看她这样认真，就向他们所有在门外的亲戚和熟人委托，让这些人给他们的秀莲在外地寻个对象……

本来秀莲只是随便这么说说；她并没指望真能在外地找个合适的男人。她想，一定不行了，过两年也就在本地挑选个人——反正不能一辈子老呆在娘家的门上。

可是，突然在她面前出现了个外地人孙少安！

秀莲一见少安的面，就惊喜得心嘣嘣乱跳：天啊，这就是她要找的那个人嘛！他长得多帅！本地她还没见过这么展扬的后生！再说，这人身上有一股很强的悍性，叫一个女人觉得，跟上这种男人，讨吃要饭都是放心的；只要拉着他的手，就对任何事不怯心了。相比之下，本地那些想和她相好的小伙子，一个个都成了毛手毛脚的猴球小子！

她马上把自己一颗年轻而热情的心，交给了这个远路上来的小伙子。当少安一再说他家如何如何穷的时候，她连听也不想听。穷怕什么！只要你娶我，再穷我也心甘情愿跟你走！

她爱上少安后，就舍不得离开他了。依她的想法，她即刻就准备跟少安回去结婚。但亲爱的少安哥说这太仓促了，他歪好得回去准备一下，最早看明年后半年能不能办事。

她只好收回了马上结婚的打算，但绝对不同意明年后半年才结婚！她提出：最迟在春节就办事！

少安拗不过她烈火似的感情，也就同意了。

当她把他强留了一个月，他不回家再不行的时候，她就又撵着他来了。她生怕他像一只鹰似的飞去再不返回来……

现在，她来到双水村少安家里，就像回到了她自己的家。由于她热爱自己的心上人，对这个穷家的确没一点不满意，反而觉得一切都很亲切，很入眼……

有文化的城里人，往往不能想象农村姑娘的爱情生活。在他们看来，也许没有文化就等于没有头脑；没有头脑就不懂得多少感情。可是实际也许和这种偏见恰恰相反。真的，正由于她们知识不多，精神不会太分散，对于两性之间的感情非常专注，所以这种感情实际上更丰富、更强烈。

秀莲到少安家，转眼间七八天就过去了，但她还是不愿意走。少安背转他家里的人，偷偷对她说：“你走时给家里人说，你住四五天就回来了，因此你也不要耽搁太久，要不你爸和你姐他们要操心的。”

她只是不好意思地抠着手指头，红着脸说：“我……舍不得离开你……”

少安亲热地对她说：“你先回去，春节前我就寻你来！”

“再让我住上几天……”她央求说。

少安看没办法打发她，只好说：“那也行。再几天就是八月十五，你过了中秋节再走。另外，我们村年年都是八月十四打红枣，这一天村里可热闹哩……不过，还是让我给你家里写个信，就说你过了中秋节回家，不要叫他们操心。”

她说：“不要写了。等信到家里，那时我也快动身回去了……”

少安同意了她的意见。秀莲好高兴啊！她又能和少安在一块多呆几天了……

农历八月十四日，双水村沉浸在一片无比欢乐和热闹的气氛中。一年一度打红枣的日子到来了——这是双水村最盛大的节日！

这一天，全村几乎所有的人家都锁上了门，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提着筐篮，扛着棍杆，纷纷向庙坪的枣树林里拥去了。在门外工作的人，在石圪节和县城上学的学生，这一天也都赶回村里来，参加本村这个令人心醉的、传统的“打枣节”……

一吃完早饭，孙少安一家人就都兴高采烈地出动了。孙玉厚两口子提着筐子；兰香拉着秀莲的手，胳膊上挽着篮子；少安扛着一根长木棍；少平背着笑嘻嘻的老祖母；一家人前呼后拥向庙坪赶去。他们在公路上看见，东拉河对面的枣树林里，已经到处是乱纷纷的人群了。喊声，笑声，棍杆敲打枣树枝的劈啪声，混响成一片，撩拨得人心在胸膛里乱跳弹。

在孙少安一家人上了庙坪的地畔时，打枣活动早已经开始了。一棵棵枣树的枝杈上，像猴子似的攀爬着许多年轻男人和学生娃。他们兴奋地叫闹着，拿棍杆敲打树枝上繁密的枣子。随着树上棍杆的起落，那红艳艳的枣子便像暴雨一般撒落在枯黄的草地上。

妇女们头上包着雪白的毛巾，身上换了见人衣裳，头发也精心地用木梳蘸着口水，梳得黑明发亮；她们一群一伙，说说笑笑，在地上捡枣子。所有树上和地上的人，都时不时停下手中的活，顺手摘下或拣起一颗熟得酥软、红得发黑的枣子，塞进自己的嘴巴里，香喷喷，甜咝咝地嚼着。按老规矩，这一天村里所有的人，只要本人胃口好，都可以放开肚皮吃——只是不准拿！

只有田二是个例外。“半脑壳”今天不捡别的，光捡枣子。他一边嘴里嚼着枣子，一边手里把捡起的枣子往他前襟上的那两个大口袋里塞着；这两个塞满枣子的大口袋吊在他胸前，像个袋鼠似的，累得他都走不干练了。他一边捡，一边吃，一边嘿嘿笑着，还没忘了嘟囔说：“世事要变了……”

人们还发现，连爱红火的老家伙田万有也能俏得爬到枣树上去了！他拿一根五短三粗的磨棍；一边打枣，一边嘴里还唱着信天游，把《打樱桃》随心所欲地改成了《打红枣》——

太阳下来丈二高，

小小（的呀）竹竿扛起就跑，

哎噫哟！叫一声妹妹呀，

咱们快来打红枣……

地上的妇女们立刻向枣树上的田万有喊道：“田五，亮开嗓子唱！”爱耍笑的金俊文的老婆张桂兰还喊叫说：“来个酸的！”

田五的兴致来了，索性把磨棍往树杈上一横，仰起头，眯起眼，嘴巴咧了多大，放开声唱开了——

叫一声干妹子张桂兰，

你爱个酸来我就来个酸！

绿格铮铮清油炒鸡蛋，

笑格嘻嘻干妹子你畔上站；

绒格墩墩褥子软格溜溜毡，

不如你干妹子胳膊弯里绵……

妇女们都笑得前俯后仰，张桂兰朝树上笑骂道：“把你个挨刀子的……”

田五咧开嘴正准备继续往下唱，可马上又把脸往旁边一扭，拿起磨棍只管没命地打起枣来，再不言传了——他猛然看见，他儿媳妇银花正在不远的枣树下捡枣哩！年轻的儿媳妇臊得连头也抬不起来。

众人马上发现田五为啥不唱了，于是一边继续起哄，一边快乐地仰起头，朝枣树上面秋天的蓝空哈哈大笑了——啊呀，这比酸歌都让人开心！田五满脸通红——唉，要不是儿媳妇在场，他今天可能把酸歌唱美哩！只要银花不在，就是他儿子海民在他也不在乎！

他儿子田海民现在正和书记田福堂、副书记金俊山几个人在河对面一队的禾场上——那里已经堆起了一堆小山一样的枣子。两个生产队的队长少安和俊武也在那里。几个队干部正在过斤称，大队会计田海民在旁边记数字。枣子打完后，就要在这里给各家各户往开分了。

孙玉亭在庙坪这面负责。他不上树，在地上和妇女们一块捡枣，大部分时间要跑前跑后吆喝着指挥大家，并且两只眼睛敏锐地监视着不让人把枣子揣在自己的衣袋里……

孙少平把奶奶放在一片有阳光的草地上，就跑过去拣了一些绵软的枣子放在她跟前。老太太尽管嚼不动，但还是想吃，放在嘴里慢慢地嚼着。她一再问别人：为什么俊斌他妈没来？往年打枣时，都是她两个坐在一块，一边吃，一边说。今年为什么就她一个人？她到现在还不知道俊斌已经亡故了；金老太太今年没心思来参加这个红火热闹。

她一再问个不停，少平只好对她说：“我金奶奶病了！”

“噢，是这样……她比我还年轻……”老太太嘟囔说。

金波也为打枣从学校赶回来了。少平向他询问了这一段学校的情况。

“你什么时候回学校去？”金波问他。

“准备过完中秋节就回去。”少平说。

“那正好！咱们可以一块走！”金波高兴地说。

当少安妈、兰香和贺凤英引着秀莲进入枣树林时，马上就把所有打枣的人都吸引住了。妇女们都纷纷围过来，争着挤前去看一队队长的媳妇人样子怎样。许多妇女开始向少安妈问有关的问题；少安妈一一回答众人的提问，简直像一个“记者招待会”。有的人眼睛老半天不离开秀莲的脸，并且互相窃窃私语，详细而挑剔地品评着她身上的一切。秀莲本来是个大方姑娘，但也招架不住双水村这种看人“功夫”。她羞得满脸通红，低下头不断用手扯着自己的花罩衫。她被围困了好长时间还脱身不开，精神都有点支架不住了，便用一只手紧紧拉着兰香的手，生怕自己栽倒。

直到孙玉亭吼叫让大家赶快捡枣，众人才先后议论纷纷地散开了。兰香和秀莲捡了一会枣，就回到奶奶坐的那个草摊里。秀莲把绵软的枣剥掉皮给老太太喂——这下老人家才吃得津津有味了……

孙玉亭正在枣树林里忙活地奔波，金强突然走到他跟前，悄悄说：“二叔，我看见一队的田福高溜到哭咽河那面的山水沟里了，两只手像抱着什么，猫着腰，生怕人看见……”

一听有了“敌情”，孙玉亭立刻浑身来了劲。他威严地对金强说：“走！你带我去！”

金强在前边带路，两个人很快穿过枣树林，沿地畔向哭咽河那面的山水沟跑去。

快到山水沟前，两个人又放慢脚步，悄悄地摸到沟棱边，想猛不防一下子把这个“偷枣贼”抓住！

当他两个心怦怦跳着，蹑手蹑脚爬到沟棱边，探出脑袋往下一看时，才发现田福高正蹲下抱着个肚子呕吐哩。一队副队长枣子吃得太多，把胃口给撑坏了！

唉，把他的，原来是这样！

金强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气得孙玉亭把他狠狠瞪了一眼，赶忙缩回头返身就走。

田福高发现上面有人窥视他呕吐，勉强挣扎着扭过头，想知道这是哪个缺德货。他看见是金俊文的二儿子金强，就脸红钢钢地骂道：“我造你妈的！这有个什么好看的？回去看你妈撒尿去吧！”

田福高五大三粗，也是个蛮汉，二杆子金强不敢顶嘴，加上他哥金富不在身边，只好悻悻地掉转身走了。孙玉亭这时早已经返回到枣树林里。

全村人一齐上手，赶后半晌就把枣全部打完了。树上再也看不见那红玛瑙一样的枣儿，只剩下一些稀稀落落的黄叶。美丽而丰实的庙坪一下子衰败了下来。直要等到明年端阳节过后，这枣树才会抽出新绿；庙坪也才会开始再一次带给人甜蜜的想望……

现在，在庙坪对面一队的禾场上，已经不是一堆，而是堆起了好几堆枣子；远远看起来，就像几大堆燃旺的红火。于是，人们纷纷转回家去，拿了口袋，又都拥向了禾场。禾场上，田海民把算盘打得劈里啪啦响，嘴里叫着人名字，同时报着斤称数码。几个队干部就忙着过秤。枣堆周围，挤满了黑鸦鸦的人群。

直到掌灯时分，双水村这个非凡的“打枣节”才算结束了……

打完枣，又过了中秋节，孙少安就张罗着和贺秀莲一块去米家镇给她扯结婚衣裳。

这天吃完早饭，少安借了金俊武的自行车，带着秀莲起身了。在他们穿过村子的时候，年轻的光棍庄稼人都羡慕地望着他们。对于双水村没媳妇的庄稼人来说，能带着自己的未婚妻到县城或米家镇去扯衣服，这就是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他们心里盘算：什么时候自己也能像这家伙一样，得意地在车子后面带个姑娘呢？

到了米家镇的商店，少安在布柜前对秀莲说：“你看上什么料子，咱就扯什么！”

秀莲说：“先给你扯一身！我家里有时新衣服，给我便宜些扯一身就行了。其实我不需要，但不扯一身怕你家里的老人心里过不去……”她立刻扭过头指着少安对女售货员说：“你看他穿什么颜色合适？要好一点的布料！”

女售货员一看他们的样子就是来给女方扯结婚衣服的——她们每天都要接待好几对这样的乡下顾客。但女售货员听了这两个人的对话，倒有些奇怪。一般在这种时刻，对于女方来说，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通常都要突然变卦，逼男方在原来说好的件数和布料上再加一码；不加码就赌气不扯衣服——也就意味着不去领结婚证！常常逼得一些小伙子跑出去满街寻熟人借钱；有的人凑不够钱，甚至急得蹲在门市部的墙角下哭鼻子哩……可这位农村姑娘只要男方给她扯一身，还不要好布料；并且首先要给男方扯好衣服哩。太稀罕了！这大概只有戏里面才有这样的“先进”人物吧？

但售货员还是因此而感动地对贺秀莲说：“这是新到的涤纶料子，质量很好，他穿正合适。你要是给自己扯一身，”她手指着另一种布料，“那么这种正时新，价钱也便宜……”

没等少安说什么，秀莲就对热心的女售货员说：“那就按你说的给我们扯吧！”

售货员给他们扯好布料后，少安非要给秀莲再扯两身不行，但秀莲死活不让。两个人为此争执不下，甚至都拉扯开了。柜台上的售货员们和一些顾客都稀罕地看他们从未见过的这种事情。

少安发现众人观看他和秀莲拉扯，而秀莲又坚决不让再给她扯衣服，只好红着脸和她出了商店。

在米家镇的青石板街上，秀莲深情地对他说：“两个人只要合心，又不在几件衣服上！我知道你们家光景不好，这钱肯定是你借人家的。何必这样呢？借下钱，咱们结婚后还要给人家还……”

少安被秀莲的话说得眼圈都发热了。如果这是个没人的地方，他真想把她抱住亲一下！

在米家镇扯了衣服后，秀莲还是迟迟不动身回山西老家。少安也有点舍不得她离开了，也就没有再催促她起身。

直到寒露过了十来天，贺耀宗从山西心焦地写信问秀莲怎还不回来？是不是病了？秀莲这才决定动身回家去。

少安于是就又借了金俊武的自行车，把秀莲带到石圪节公社。他去找他在公社当文书的同学刘根民，让他帮助挡一辆去山西的顺车。刘根民又找来街上食堂里的胖炉头，把秀莲送上了汽车……

送走秀莲以后，少安一个人捉着自行车把，有点惆怅地站在石圪节的公路上。他看见一行大雁正嗷嗷叫着从对面的土山上空向南飞去。冬天快要来临了。他心里猛然记起：春天的时候，他手里拿着润叶给他的纸条，也正是站在这地方，望着大雁从南方飞来——现在大雁又向南方飞走了。时间啊，这么飞快！可是生活的道路又如此曲折而漫长……

第三十二章

辽阔的黄土高原在凛冽的寒风中进入了一九七六年。

元月，这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月份，气温通常都在零下二十摄氏度左右。据记载，本地区当月最低极端气温可达零下三十一摄氏度到零下三十二摄氏度。

小寒前后，西伯利亚的寒流就不时通过内外蒙古缓坦的草原和沙漠，向中国的北方漫过来。黄土高原千山万岭已经光秃秃地看不见任何一点绿颜色了。一座座山峁像些赤身裸体的巨人，任凭严厉的风鞭抽打自己黄铜似的躯体。大小河流，顿失滔滔，全部被坚冰封盖。河两岸的悬崖上，垂挂着巨大的冰帘；曾经奔涌的飞泉——这大自然诗一般的激情——似乎突然“定格”了，冰体依然还保持着激流腾跃中的姿态。在城市和村落的上空，袅袅地飘荡着黑色的炭烟和白色的柴烟。人们都穿起了臃肿的棉衣棉裤，披上了老羊皮袄；路上的行人筒着手，嘴里喷着白雾……

可是，在这样严寒的日子里，农村的男女劳动者谁也别想呆在自己的热炕头上。农业学大寨运动往往在这时候正进入高潮。到处都摆开了农田基建的战场。只要有村庄的地方，就有红旗；只要有红旗的地方，就有劳动的人群，就有吼叫的高音喇叭。虽然寒风扑面，但人们的身上和头上都冒着热气。到处都在打坝，修梯田，垫河滩，甚至把整座山都炸掉，修建“人造小平原”……

我们姑且不谈论这些行为的实际价值，或者是否通过这种手段就可以改变中国农村一穷二白的面貌。仅就这种倒山改河的气势，你也不能不为中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劳动精神而赞叹。当你看见他们像蚂蚁啃骨头似的，把一座座大山啃掉；或者像做花卷馍一样把梯田从山脚一直盘到山顶的时候；当你看见他们把一道道河流整个地改变方向，如同把一条条巨龙从几千年几万年甚至亘古未变的老地方牵到另一个地方的时候，你怎能不为这千千万万的“愚公”而深受感动呢？而且应当知道，他们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完成这样的壮举啊！他们有时一个人一天吃不到一斤粮食，更不要说肉了；拿着和古代老祖先们差不多的原始工具，单衣薄裳，靠自己的体温和汗水来抵御寒冷……就这样，一锨锨一镢镢地倒腾着山河！这就是我们中国的劳动人民！他们曾经修建起雄伟的万里长城，凿通横贯南北的大运河……今天，他们饿着肚子，又气壮如虹地宣称，他们要把“地球戳个大窟窿”……

原西县是黄原地区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县，因此比其他县先走一步，农田基建的高潮早在去年十一月份就掀起来了。在这短短的两个月时间里，就取得了赫然的成绩。《黄原报》和省报已经采写过几篇大通讯。地区革委会决定，元月下旬要在这个县召开全区农业学大寨现场会，到时省革委会的一位负责人都要来参加哩。

县革委会主任冯世宽最近忙得经常忘了吃饭。他开电话会；听汇报；整夜修改县政工组为他准备的现场会经验介绍报告。冯主任眼睛里布满红丝，宽阔的脸盘削瘦下来，平时整整齐齐的大背头这几天也顾不得梳理，乱蓬蓬地耷拉在额头上。县革委会上下几个院子里，到处都能听见他亢奋的声音在布置各项工作。

世宽和县革委会的其他领导人元旦都没有休息，开了整整一天会。最后决定他留在县城筹备地区现场会的召开，其余常委在元月二号就动身到各公社去检查农田基建大会战的情况，使得现场会到时能开得有声有色。

田福军和另外一位县革委会副主任张有智一块相跟着，去原西县的两个农田基建先进公社柳岔和石圪节检查工作——因为全地区的现场会准备重点参观这两个公社。完了以后，他们再顺路到另外几个公社跑几天。

田福军和张有智元月二日动身，坐着吉普车先去了柳岔公社。

柳岔公社由一个“新生事物”领导着。公社主任周文龙和石圪节公社主任白明川是高中的同班同学，也是同一年当了公社武装专干的。一九七二年招收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周文龙被推荐上了西北农学院。去年秋后毕业回来，他向县革委会写了申请书，说为了以实际行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他要求回他家所在地柳岔大队当农民。县革委会大力支持这个“新生事物”，开了隆重的欢送大会，给他赠送了一把铁锨和一套“毛选”。县革委会还决定，周文龙同志保持农民身份，但同时担任柳岔公社革委会主任。周文龙大学毕业当农民立刻成了一件轰动的新闻，不仅地区和省上的报纸大量宣传他，连《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报道了他的光荣事迹……

在接近吃午饭的时候，田福军和张有智来到周文龙领导的柳岔公社。柳岔公社的大门小，吉普车开不进去，就停在大门外的土场上。

福军和有智走进院子，里面没有什么声响，看见窑洞的门上都吊着锁子。大概所有的公社干部都到会战工地上去了。仅此一点，就可以说明这公社的先进名不虚传。

田福军和张有智发现中间一孔窑的门没锁，听见里边有人说话——还好像听见有个妇女的哭啼声。

他俩走到这门口时，公社副主任刘志祥看见了他们，赶忙迎了出来。他俩看见就是有个农村妇女正坐在椅子上哭鼻子哩。

志祥很快把县上的两位副主任带到公社的客房里，又是倒茶，又是递烟，还拿铁钳子把炉子里的火捅得轰隆隆价响。志祥自己不抽纸烟，嘴里叼个旱烟锅子，披一领不挂面的老羊皮袄，四十来岁的人满脸皱纹，像个饱经风霜的老农民。

田福军问他：“文龙呢？”

刘志祥说：“昨天夜里，羊湾村和贾家沟的两个民工偷跑了，文龙带着民兵小分队今早上出去捉人去了……”

“民工怎偷跑了？”张有智问。

志祥说：“这是两个被劳教的民工，大概受不了工地上的王法，所以……”

“怎么？还有被劳教的民工哩？”田福军皱起眉头问刘志祥。

“可不是哩！周主任一上任，王法就硬了。现在会战工地上被劳教的农民有四五十个哩，都是从各村拉来的。”

“为什么劳教这些人？”田福军问。

“唉！你两个是上级领导，我也不敢胡说……”刘志祥畏怯地低下头只管抽旱烟。

“不怕！你说！”张有智对刘志祥说。

“你说说情况，志祥！我和有智都了解你。”田福军也亲切地说。

刘志祥这才在鞋帮子上磕掉烟灰，说：“其实照我看，都是些鸡毛蒜皮事！有的农民冬天没钱做棉衣，把口粮拿到黑市上卖了几个钱；有的是做了点小生意；还有的是对现在的某种政策不满意，发了几句牢骚……周主任说这都是严重的阶级斗争，就把这些人拉到公社农田基建会战工地上劳教……”

“怎个‘劳教’法？”张有智问。

田福军扭过头对有智说：“去年有的公社就用上了这办法。让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民兵小分队拿枪照看着，也不给劳动报酬……”

刘志祥说：“周主任今年的王法比这要重得多！动不动就把人捆起来了，还给上刑法。贾家沟那个人的胳膊都打坏了，因此受不了这罪，就和羊湾村的那个民工一起跑了；羊湾村的这个人更惨，吊起打了半晚上，十个手指头都展不开，脊背黑青得像冻茄子一样……”

田福军抖着手点了一支烟，痛心地看了一眼张有智。张有智气愤地说：“这成了国民党了！”

刘志祥为张有智的这句话惊讶得嘴张了老大。他没想到县上的领导竟然也对文龙的做法不支持。他马上胆大地说：“就是的！现在农民见了我们公社干部，就像兔子见了鹰，怕得要命。你们说，农民什么时候怕过咱们共产党的干部嘛！”

“是的，”田福军说，“过去战争年代，我们的干部不论走到哪里，老百姓都像自家人一样看待我们。现在我们这样整群众，这哪里再有一点共产党的味道呢？”

刘志祥又补充说：“文龙还一再强调，搞社会主义，搞农业学大寨，就要武上！要麻绳子加路线！三令五申不行，就用三令五绳！还提出要揭开盖子，拉出尖子，捅上刀子……”

田福军听完刘志祥的话，弯腰把手中的半截纸烟在砖地上弄灭，丢在一旁，抬起头说：“这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是这，志祥！咱吃过午饭就到你们工地上去看看，把被劳教的人都放了。民兵小分队撤回来，让他们到柳岔街上‘堵资本主义’去！等文龙回来，我们再和他上话……有智，你说呢？”

胖胖的张有智摸了摸自己的短头发，想了一下，说：“我基本同意你的意见。不过，现在这形势，把人一放了事，怕说不过去。干脆这样！咱们也不说这些人没问题，但这些问题让他们通过政治夜校或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来解决，不要再劳教这些人，让他们做个检查，再让大家批判一下他们的‘资本主义倾向’就行了……”张副主任说着，就被他的这些话把自己先逗笑了。

刘志祥也笑了，说：“张主任这办法好。他文龙也不好说什么！”

田福军没笑，考虑了一下，也只好同意了有智的意见。

这时，刘志祥突然叫道：“啊呀，你看我这人！光在这说话，都忘记给你两个安排饭了！叫我赶快到灶房去说一声！”

刘志祥正准备走，田福军挡住他说：“志祥你不要忙饭！你也不要给我和有智专意安排，你们吃什么，我们随便吃一点就行了。等文龙回来，和他谈过以后，我们晚上争取再赶到石圪节去。罢了我们还要回柳岔来……”

张有智问刘志祥：“刚才你办公窑里那个妇女哭什么哩？”

刘志祥说：“这是刘坪店来的一个民工，有妇女病，要请假回去，文龙不批准，她就又跑来找我。文龙不放话，我也不敢批准……”

“让她回去！”田福军说。

“那好！让我现在就过去让她走！”刘志祥说着就出去了。

不一会，那个妇女竟然哭得泪水满面跑过来，对田福军和张有智说：“啊呀呀，我咋盼到包文正了，我再一世都忘不了你们两个青天大老爷……”

田福军和张有智苦笑着，劝慰这个妇女赶快到医院去看她的病……

那妇女走后，刘志祥就带着他俩去隔壁公社灶上吃饭。

他们进入灶房后，见两个炊事员正忙着揭蒸笼。房子里还有一个半老头，不像是炊事员，穿一身干净的中式黑咔叽布棉衣，头上拢一条新白毛巾，正拿着个大瓷碗，把菜锅里的肉片子挑拣着往自己的碗里捞。

刘志祥悄悄对县上的两位领导说：“这是文龙的父亲……一个钱也不掏，常到公社灶上来吃饭，比在他家里都随便……”

两位县上的领导惊讶地看着这位穿黑棉衣的农民，心里都涌上一种说不出的愤慨。周文龙限制别人的“资产阶级法权”，可他自己却搞真正的“资产阶级法权”！他把别的农民打得死去活来，却让自己的农民父亲一分钱也不出，在公社的锅里挑肥拣瘦地大吃二喝！

那位穿黑棉袄的“太上皇”如入无人之境般挖了一大碗肉片子，又抓了三个白蒸馍，自大地连灶房里所有的人都不看一眼，就昂着头出去了。在周文龙的父亲看来，柳岔公社就是他儿子的天下，他要怎样就可以怎样！

田福军和张有智很不舒服地在公社灶上匆匆吃完了饭，然后就和刘志祥一起去了公社的大会战工地。

会战工地在离公社五华里路的一条河上。全公社集中起两千多民工，在河两面的山上把土挖下来，打一个大土坝，企图把这条十华里长的河流整个拦截在这里。

田福军一行人来到工地时，正是民工们休息的时候。河两面的山坡上和河道中间的坝基上，到处都坐着人。高音喇叭不休息，正在广播“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只有一个地方的人还在继续干活——这正是那些被劳教的民工。他们除过两顿饭，一整天都不准休息。他们周围蹲着几个扛枪的民兵，谁稍微站一下，民兵小分队的人就大声呵斥一阵。

田福军他们走到一个帆布搭起的工地指挥部前面，刘志祥就大声喊叫公社的另一个副主任和武装专干过这边来。

这两个干部先后跑过来了，一看是县上的两个领导，赶忙上来握手问候，并扭过头吼叫人把茶水端过来！

田福军和张有智没让他们拿水，问这两个人：现在工地上还有多少被劳教的人？

这两个人回答说，本来有五十六个人，但昨晚上偷跑了两个，现在还有五十四人。

田福军对他们说：“过去把那些人都放了！让他们各回各村的民工连去！”

张有智立刻又补充说：“再不准搞这些名堂！农民有点错误，可以在政治夜校批判一下就行了！”

这两个人显然急忙反应不过来。武装专干问：“是不是周主任决定的？”

刘志祥瞪了专干一眼，说：“这是县上的领导决定的！”

两个呆若木鸡的人这才明白过来：县上的领导比周主任的官大！

他们没敢再说二话，赶紧过去执行县领导的决定去了。

这些被劳教的人员刚释放，整个工地一下子就沸腾了。人们立刻一传十，十传百，说县上来了两个主任，把“劳改队”解散了！

民工们马上从四面八方向这个帆布篷前拥来。

老百姓七嘴八舌向这两个“青天”告状，说他们如何吃不饱饭；如何劳累——白天干一天，晚上还要夜战，睡觉时间只有四五个钟头，还又饿得睡不着！那些被释放的“犯人”更是像谢救命恩人一样扑到田福军和张有智跟前来，五十多个人没有一个不哭的。有一位上了年纪的老汉，一边哭着，一边还挽起袖子让他俩看胳膊上绳子勒下的黑血印。这老汉说着哭着，一扑踏跪在了他俩的面前，慌得田福军和张有智赶紧扶起他，给老汉说了半天安慰话……田福军立即对公社几个领导指示：把农民带来的粗粮，在公社粮站换成好一点的粮食；再从集体储备粮里拿出一部分来补贴民工的伙食。另外，晚上夜战的时间要缩短；有病的民工也要及时给予治疗……

刘志祥掏出笔记本，把田主任的指示都详细记下来了……

在返回公社的路上，几个领导人谁也没说话。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他们从群众的情绪里，再一次强烈地意识到，农民目前对我们的许多政策是多么的不满意啊——岂止是不满意……

本来，田福军和张有智准备等周文龙回公社来，但这位主任赶晚饭前还不见人影。他们就连晚饭也没吃，坐着吉普车又去了石圪节公社。临去石圪节前，田福军给刘志祥留话说，他和张副主任过一两天还要返回到柳岔来；并让他转告周文龙，把捉回来的那两个农民也立刻放掉！

第三十三章

周文龙带着几个扛枪的民兵，高度紧张地在羊湾村和贾家沟跑了一天，还是没把两个逃跑的“阶级敌人”捉住。

白天捉不住人，他估计这两个“逃犯”大概藏在周围的山里了，就决定晚上“守株待兔”。

他当即把几个民兵留在羊湾村，让他们中的一个人照看住这家人，以防跑出去通风报信；另外留下的人就埋伏在这家人的院墙外面，等人一回来就马上捆住拉到工地上去。他命令这几个民兵说：“捉住后捆紧些！”

然后他自己带着其他几个民兵在贾家沟用同样的方式等待另一个“敌人”自投罗网。

但他们辛苦地熬了一夜，还是没有把人捉住。

第二天早上，眼里充满红丝的周文龙把这两个大队的负责人叫来，限他们在三天之内一定要把这两个“敌人”扭送到公社来。

这两个队的负责人申辩说：谁知道这些人藏到什么地方去了，他们怎么能在三天内把人找见呢？

周文龙气愤地说：“要是三天内找不回来，那你们两个就自动来‘劳教队’顶他们！”

他于是就丧气地带着民兵小分队返回到公社里。

他一回到公社，副主任刘志祥就把县上两位领导来柳岔的前前后后都向他汇报了。

周文龙听后就像头上被人打了一棒，坐在椅子里愣住了。

刘志祥补充说：“田主任走时安咐我，叫你把捉回来的那两个人也放了。说他和张主任过一两天还要到柳岔公社来。”

“人没捉回来，还放什么哩？让那两个坏蛋逃之夭夭不就行了？”周文龙气愤地把脸往旁边一迈。

过了一会，他扭过脸又问：“劳教队一个不剩都放了？”

刘志祥说：“都放了。不过，县上领导也没说这些人没问题，叫咱们在政治夜校批判一下……”

“资本主义倾向用嘴巴就能消灭了？”

“这又不是我的意见！这是县上领导的决定！你不同意，你找他们谈去！”

刘志祥作为副手，平时不愿意和这位“暴君”顶嘴，但这件事他腰杆子挺硬，因此也敢把脸很难看地给“一把手”拉下来。他说完后，索性叼着个旱烟锅一拧身走了。

周文龙一个人坐在椅子里，两只眼睛长时间直直地盯着一个地方，都能听得见自己鬓角血管愤怒的哏哏声。

他确定无疑地认为：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原西县的严重反映！田福军一贯搞右倾机会主义，和张有智一唱一和，与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冯主任对抗。他在上大学之前就知道县上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性。现在看来这斗争更加尖锐了！

周文龙明显地感到，自从邓小平在中央恢复工作以来，许多“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过的“走资派”欢欣鼓舞，大搞右倾翻案活动。尤其是他们县的田福军，到处散布奇谈怪论，打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而对一些思想右倾的人，他又好得像穿一条裤子！比如他的同班同学白明川，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现在，一直是个“保皇派”，田福军却像宝贝一样器重他……

周文龙脑子里乱哄哄地思考着，鼻子嘴里喷着热气。由于气愤，他把自己的指关节捏得咯巴巴作响。他想，他应该马上给冯主任报告田福军和张有智在柳岔的所作所为！这是明目张胆地破坏农业学大寨运动！

他想写一封信给冯世宽，但又感到信太慢了。

干脆！直接给冯主任挂电话！

他旋即出了自己的窑洞，来到隔壁电话室。

他让女话务员接通冯主任后，就让她离开话务室——说这个电话话务员不能听。

他在电话上向冯主任详细汇报了田、张二人在柳岔公社的活动……

冯世宽在电话上听了周文龙的汇报，心中顿时像塞了一把火！

他没想到，田福军和张有智两个人处心积虑和他作对。不！这不仅是对他冯世宽个人，而是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攻！

本来，世宽的情绪眼下正在高涨之时——他的工作成绩已引起地区和省上领导的重视，马上就要在原西县召开现场会了。他希望这个现场会开得轰轰烈烈，让地区和省上的领导亲眼看看他冯世宽的能力和水平。因此，他对现场会的两个主要参观点非常重视，才把田福军和张有智派下去检查督促工作——没想到他们下去却拆他的台！

说心里话，文龙是冯世宽最看重的公社书记。小伙子路线觉悟高，敢于抓阶级斗争；而且革命干劲又大，上任不久，就把柳岔公社搞成了全县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公社。田福军他们打击周文龙，就等于打击他冯世宽！

决不能容忍这种行为！他应该马上采取措施。否则，这个举足轻重的现场会很可能让田福军和张有智弄塌火。他现在很后悔没坚持让李登云同志去柳岔和石圪节——登云说他牙疼，要在县医院让老中医顾先生扎针，只好把他留在了城关公社……

冯世宽在盛怒之下，决定立即把刚打发出去的县常委们再调回来，开个紧急常委会，解决县领导班子的路线问题和“软、懒、散”问题。

但他又冷静了一下，考虑到现场会的筹备工作还没做完，他要集中时间和政工组一起修改典型材料，只好推后几天再说。不过他想，一定要尽快解决这问题！必须赶在地区现场会召开之前把县革委会一班人的思想统一起来。

冯世宽给县革委会办事组指示，让外出的常委们元月七日必须赶回来，八号要开紧急常委会……

田福军和张有智离开柳岔公社后，当天晚上就赶到了石圪节。

因为柳岔的刘志祥已给石圪节挂了电话，白明川下午就从牛家沟的公社会战工地上赶回来，等待县上的两位领导。今年农田基建规模大，明川亲自去会战工地领导。他回公社机关的时候，委托徐治功全面负责工地上的事。

田福军和张有智听了白明川的汇报后，对这里的工作比较满意。柳岔公社所有过火的做法，今年石圪节公社都没有。

福军和有智都比较喜欢白明川。这小伙子虽然年轻，但很有头脑。他到县上来开会，常能提出一些很不一般的见解，而且也敢当面对冯世宽和县上的一些政策提不同意见，常常充当各公社主任的“代言人”。

晚上，因为公社也没什么人，白明川就叫灶房里简单炒了几个菜，拿出自己的一瓶“西凤”酒，三个人就在明川的办公窑里，一边慢慢抿酒，一边随便拉起了话。

喝了几杯酒以后，白明川并没有兴奋起来，反而忧心忡忡地对两位县上的领导说：“你们虽然是我的上级，但我了解你们，你们也了解我。再说，酒场上的话，柴草不挂……”

“你们公社有啥问题哩？你说！我们能解决的，尽量解决！”脸已经有点发红的张有智对白明川说。

白明川把筷子放到桌上，说：“我不是说我们公社。我是说咱们国家……国家再这样下去，可就不得了了！本来，邓副主席恢复工作以来，采取了很多得人心的措施。可你们也能感觉来，最近有些人已对他的做法开始旁敲侧击地发起了进攻……”

“周文龙就已经散布说邓副主席还搞修正主义那一套！”张有智也把筷子搁在了桌子上。

白明川笑了笑：“我那同学他是个小人物，光他这种人物济不上事！”他收敛了笑容，“那些大人物才可怕呢！我指的是中央的一些人，他们都在毛主席身边……”

田福军两条胳膊搁在桌子上，专心地听明川说话。他喜欢地看着这个黑胡麻楂的青年人，说：“明川，你能考虑这么重大的问题，很不简单。好！尽管我们都是些普通人，无法改变我们国家的局面，但我们应该有一双分辨黑白的眼睛，有一颗能严肃思考我们国家命运的头脑……你感觉到的问题，任何一个有头脑、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会感觉到的。这不是我们几个人的忧虑，而是全中国人民的忧虑……”

张有智在田福军说话的时候，连喝了几大杯酒，已经有点醉了，趴在桌子上，眼里竟然噙满泪水，说：“我晚上常和老婆说这些事，两个人有时候一晚上都合不住眼……唉，按说咱现在有职有位，有吃有喝，可是国家搞成这个样子，个人满嘴砂糖嚼起来都是苦的！建国二十几年了，群众还吃不饱饭！我看见工地上穿得烂囊囊的农民，心里就感到难受和羞愧！可周文龙这种缺肝少肺的小子，还用法西斯手段对待他们……”

这三个人一直拉到深夜，把一瓶“西凤”酒喝得一滴不剩，才都很气闷地睡了觉。经历过那些年月的正直的人们，谁没有过这样的夜晚和这样的谈话？这些压抑而忧心的岁月啊……

第二天，当白明川带着田福军和张有智到牛家沟看完工地又返回到公社时，话务员拿来一份电话记录，告诉田主任和张副主任，说县革委会办事组电话通知，让他们两个最迟赶七号返回县城，参加紧急会议。

田福军和张有智都猜不来会议内容——按说，应该同时简单地告诉他们开什么会。

他们本来还准备再返到柳岔公社，和周文龙好好谈谈，但这样一来时间显然不够了，因为他们还要到其他几个公社看看。田福军原来还想回双水村一趟，现在看来也不行了。

他两个于是很快从石圪节动身，赶着跑完了其余几个公社，七号下午就准时返回了县城。

田福军回到家的当天晚上，爱云就告诉他，县常委的紧急会议是要收拾他和张有智哩！据说柳岔公社主任在电话上把他们的行为反映了，冯主任非常恼火。爱云说这是李登云的老婆告诉她的——冯世宽告诉了李登云，李登云告诉了老婆刘志英，刘志英又告诉了她……

田福军这才明白冯世宽为什么这样匆忙地把所有的常委召回县城。

爱云在被窝里说：“你可当心些。”

田福军“啪”地拉灭电灯，说：“我不怕！”

本来第二天要开会，但省上组织部门来位领导，指名要一把手冯世宽汇报工作。常委们以为会议移到了下一天。可当天吃完晚饭后，大家却被通知到县革委会会议室开会。

因为太突然，有几位常委急忙找不见，几乎到了十点左右，人才全部到齐。

正如料到的那样，冯世宽一开始就指责田福军和张有智，在柳岔打击周文龙同志的革命积极性。他说这是路线问题、方向问题，县常委会首先要批判这种右倾思想和“软、懒、散”作风，否则，原西县怎么可能保持农业学大寨先进县的称号？

田福军平静地说：“世宽，我们不能用棍棒和枪杆子来维持先进呀！”

冯世宽把送到唇边的茶杯又放在桌子上，说：“农业学大寨运动是一场革命。革命就不是请客吃饭！”

另一位副主任马国雄立刻附和说：“文龙同志的动机完全是为了革命嘛！”

“革命就是把老百姓往死打吗？”张有智讥讽地对马国雄说。

马国雄反唇相讥：“打死几个人了？”

“胳膊腿打坏就够呛了！还真的要往死打吗？原西县没资格定人死罪！”张有智说。

其他常委们也开始参与争论了，会议室顿时乱哄哄吵成了一片，气氛相当紧张。做记录的秘书没法记录，干脆变成了服务员，跑出跑进为辩论的常委们添茶倒水。

在大家激烈争吵的时候，另一位副主任李登云同志正用手掌捂着自己的腮帮子，一言不发。要是往常，登云虽然言辞不过分激烈，但总要转着弯来表示他对冯主任的支持。但今天不知为什么，他似乎对这场争论采取了中立的态度。尽管冯世宽一再用眼睛示意他表态，但登云却装得好像没看见或者不明白冯世宽的眼色。

冯主任不知情，登云现在有了难处——他儿子正没命地追求田福军的侄女，现在他不好再和田福军伤和气了！

冯世宽显然对李登云今天的表现很不满意。从常委会发言的情况看来，他现在并不占上风，因此他很需要李登云同志站出来支持他。

冯世宽甚至忍不住开口对角落里的李登云说：“登云，你的看法呢？”

李登云赶忙把另一只手也捂在腮帮子上，还是不说话，只是支支吾吾地对冯世宽表示，他今晚牙疼得连一句话也说不成……

这次常委会开创了本县会议史上最不寻常的记录：这一些情绪激动的人，竟然从天黑一直吵到天明！

尽管他们熬了一个通夜辩论原西县的“两条路线斗争”，而且争吵的双方几乎谁也没有说服谁，但他们仍然没有睡意，继续在辩论。现在，雄辩的马国雄正在进行他的不知第几轮发言，长篇宏论地指责田福军这几年所犯的“路线错误”。为了有说服力，国雄还在提兜里掏出一摞“学习材料”放在面前，不时地旁征博引。坐在他对面的张有智却用一两句尖刻的反驳话趁机插进他的发言中，逗引得马国雄反而更加说个没完……

正在这时，出去提开水的秘书脸色苍白地走进会议室，对诸位领导说：“快听广播！周总理逝世了！”

会议室猛地鸦雀无声。所有的人都惊得像木雕一般呆在了自己的座位上。

不知谁先哭出了声。

紧接着，会议室响起了一片抽泣和呜咽之声……

外面的高音喇叭上，中央台的播音员正用哽咽的声音播送着讣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九时五十七分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八岁……

会议室的人都先后拥出了房子，来到院子的砖墙边上，静静地听着播音员播送讣告。阴沉沉的天空不知什么时间飘降起雪花。风雪中，县城的大街小巷站满了悲痛的人群。田福军和冯世宽无意间站在一起，他们似乎忘记了一整夜的唇枪舌剑，两个人此刻都泪流满面。

周恩来，人民的总理，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儿子，他的伟大正在于他始终代表了中国普通人民的意志与愿望。这是一个不能用言辞说尽的光辉的名字。可是现在，这颗伟大的心脏猝然间停止了跳动……

一九七六年元月八日，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为沉痛的日子。人民悼念这位伟大领袖的逝世，同时对中国的前途更加忧虑起来。这双重的压力沉重地压在每一个人的心上。在那些日子里，尽管有许多可耻的规定不许人民举行悼念活动，但周总理的葬礼也许是世界上最隆重的葬礼。锁链可以锁住门窗，锁住手脚，但人心是锁不住的——周恩来活在人们心中！

第三十四章

临近春节的前十几天，孙玉厚一家人就开始为少安的婚事忙碌起来了。

本来说好，少安这几天就要去山西接秀莲来。但前天突然接到秀莲的一封信，让少安不要接她来了。她说少安忙，来回路上要耽搁不少时间；她自己准备和父亲一块相跟着在年前赶到双水村……

真是个懂事娃娃！孙玉厚为这个还没过门的儿媳妇这么体贴他儿子，心里大受感动。他于是马上和老婆商量，得赶快准备过事情！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少安和秀莲结婚以后，住在什么地方呢？

他家里只有一孔窑洞，挤着一家三辈人。至于少安现在住的那个小土窑，根本不能算个窑，只能算个放柴草的地方。怎么能让一对新人住在这样一个小土洞里呢？

那就只能又向别人借窑洞住了。这就是说，他，孙玉厚，又要像十五年前玉亭结婚时一样，得要去寄人篱下了。

唉，那时难是难，但他比现在年轻气盛，也不在乎这种穷折腾。可现在，他老两口先不说，少安他奶半瘫在炕上，大小便都不能自理；住在人家门上，肮肮脏脏的，怎么能行呢？

可是话又说回来，就是他乐意再搬迁一次，可谁家又有闲窑让他们去住呢！他们早年间住过俊海家的窑洞，可现在人家的孩子都已经大了，儿女各住一孔窑洞，另一孔闲窑又堆满了东西。再说，他的少平和兰香已经一年四季基本就住在人家家里——孩子大了，再不能和父母亲同炕，自家又没地方，只好挤在人家那里。

村里大部分人家，没有几户住宿宽裕的。有个把人家倒有闲窑，可他们和这些人家交情不深，没办法开口。就是人家勉强让你住下，也别扭啊！

当然，闲窑最多的是地主成份的金光亮弟兄几家。但他弟玉亭“文革”开始那年，带着贫下中农造反队在人家家里刨元宝和“变天账”，把弟兄几家的院子挖了个稀巴烂，现在有什么脸再开口问人家借窑洞住呢？

孙玉厚一下子又陷入到无限的苦恼之中。他先前只忙着借钱借粮，没把这件最大的事当一回事！现在眼看婚期已到，这可怎么办呢？唉，对于农村穷家薄业的人来说，要娶一个儿媳妇，真不容易啊！幸亏秀莲家还不要财礼钱，否则，这笔账债他孙玉厚临死前都不一定能还完！

正在孙玉厚愁得束手无策的时候，少安已经把这问题解决了。

少安先是给副队长田福高诉说了他的难处。他本没指望福高能解决这困难。不料福高却让他别发愁，说这事有他哩！

田福高当下把一队的一些主要劳力找来，和他们商量说，队长结婚没地方住，能不能把一队饲养室旁边那孔放籽种的窑洞，借给他住一两年？福高说籽种先可以倒腾到饲养员田万江住的窑洞。

大家一听是这事，都说：这有个啥哩！就让少安住去吧，三年五年都可以！饲养员田万江老汉还开玩笑说：“这下我也有个伴了。要不一个人住下，狼吃了都没人晓得！”田福高咧开大嘴对这个远门老哥说：“狼来了先吃牲灵呀，你那把干骨头，狼都怕把牙扳坏哩！”满窑的人都被逗得大笑了……会后，田福高马上就把大家的意见告诉了少安。

当少安把借下窑洞的事告诉父亲时，孙玉厚眉头子中间那颗疙瘩一下子展开了。他马上对儿子说：“是这的话，秀莲也快来了，赶快得把这窑洞泥刷一下；再买些麻纸糊一下窗子。另外，你也把头发剃一下……”

几天以后，孙玉厚家的畔上，就传来了刺耳的猪叫声。村里的杀猪把式金俊文把袖子挽起，牙咬着一把锋利的尖刀，正准备为孙玉厚过喜事而宰他家的那口肥猪。玉厚和少平一人捉着两条猪腿，把猪压在畔的石床上。兰香端着个脸盆，准备接猪血。

此刻，少安他姐兰花正忙着在院子里滚碾做油糕的软糜子。她为了大弟的婚事，已经提前回到娘家门上，帮助母亲准备待客的吃食。猫蛋和狗蛋吊着鼻涕在院子里疯跑，也没人顾上照料——他们的外婆现正在金波家，和秀她妈一块为新人裁缝衣服，做被褥。按说，嫡亲孙玉亭两口子应该来帮忙，但妇女主任贺凤英到大寨参观去了，孙玉亭既要忙革命，还要忙家务，三个孩子大哭小叫，乱得他抽不出身来。再说，他来除过吃饭抽烟，也帮不上什么忙。

在一队饲养室那里，田福高前两天就叫了几个人，和少安一起把那个原来放籽种的窑洞，重新泥了一遍。因为这窑多年不住人，有些潮湿，少安就拿过来一捆干柴，白天晚上烧个不停。

现在，少安正扒在窗户上裱糊窗子，金波站在炕上给他递糨糊和麻纸。金波的妹妹金秀，已经用家里拿来的报纸，沿炕周围贴了一圈。这兄妹俩还把父亲从黄原带回来的一本《人民画报》拿来，把墙上贴得花花绿绿。对于他们来说，少安哥也是他们的哥；他们一家人像自己家里办喜事一样，都忙着搀和到这里面来了。

快到中午时分，少安就把窗户裱糊完毕。金秀也把窑洞的两面土墙打扮得满壁生辉。一切都看起来像个新房了。

少安拉金波兄妹俩到他家去吃饭——因为今天杀猪，按规矩要招待杀猪匠一顿，全家今天中午吃猪下水小米干饭。但两个懂事娃娃死活不去，硬从少安手里挣脱开来，跑回自己家里了。

孙少安只好把灶里的火加旺，然后锁住门回家去吃饭。

吃完午饭后，他随即带了几十块钱，就又起身去石圪节街上买些待客的烟酒。事真多！

他背着个线褡裢，也没借别人的自行车，一个人一边抽着旱烟卷，一边不慌不忙在公路上步行往石圪节走。

这季节，寒冬的山野显得荒凉而又寂寞。山上或沟道，赤裸裸地再也没什么遮掩。黄土地冻得像石板一样坚硬。远处的山坡上，偶尔有一垄高粱秆，被风吹得零零乱乱铺在地上——这大概是那些没有劳力的干部家属的。山野和河边上的树木全部掉光了叶子，在寒风中孤零零地站立着。植物的种子深埋在土地下，做着悠长的冬日的梦。地面上，一群群乌鸦飞来飞去，寻觅遗漏的颗粒，“呱呱”的叫声充满了凄凉……

东拉河已经被坚冰封盖得严严实实，冰面蒙了一层灰蒙蒙的尘土。河两岸的草坡上，到处都留下顽皮孩子们烧荒的痕迹——一片斑黄，一片枯黑。天气虽然晴晴朗朗，但并不暖和。太阳似乎离地球越来越远，再也不能给人间一丝的温暖了。

孙少安背着线褡裢，筒着双手，在公路上慢慢走着。为了躲避迎面吹来的寒风，他尽量低倾着头，使得高大的身躯罗得像一张弓。风吹着尖锐的口哨从后沟道里跑出来，不时把路面的尘土扬到他身上和脸上；路边排水沟里枯黄的树叶和庄稼叶子，随风朝米家镇方向涌涌而去……

孙少安到了罐子村的一座小石桥上时，突然看见，他姐夫王满银正圪蹴在路边一个土圪里打瞌睡。

满银筒着双手，缩着脖子，戴着那顶肮脏的破黑呢子帽，蹲在那里连眼皮都不往开睁。

少安走到他跟前，说：“姐夫，你圪蹴在这儿干啥哩？”

王满银听见少安的声音，慌忙一闪身站起来。他把破呢子帽檐往头顶上扶了扶，咧开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对小舅子说：“……你姐走后，家里就没柴烧了。我两天没放火，窑里冷得不行，就到这地方来晒一晒太阳……”

少安气得顿时都说不出话来了。

王满银倒来了神，说：“哈呀，我猜出来了！你大概到石圪节置办结婚的东西去呀？听说你媳妇是山西柳林的？那地方我去过！好地方！那年武斗正乱的时候，我到柳林还买过一箱‘红金’烟呢！返回到无定河的时候，哈呀，又碰上……”

“没柴烧你不能上山砍一把吗？”少安打断他的话。

满银支吾着说：“旱了一年，山上没长起来柴草……”

“那你连饭也不做吗？”

“没做……你姐走时留下几个干粮，我就到邻家锅里热一下……”

啊呀，天下哪里还有这样的庄稼人！少安真想破口臭骂一通这个二流子，但歪好还算自己的姐夫，只好忍住一肚子火气，说：“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你到我们家里去嘛！”

王满银倒像个人似的说：“你们这两天忙乱，我去给你们帮不上手。再说，你姐和两个娃娃都去了，我去连个住处也没有。等你办事那天我再去，过完事当天就返回来了……”

少安只好离开他姐夫这个天然“取暖”地方，自个儿又向石圪节走去——让那个二流子自作自受去吧！

孙少安来到石圪节供销社，买了十来瓶廉价的瓶装酒和五条纸烟，又买了一些做肉的大茴和花椒。

置办完这些东西以后，他想到应该去一趟公社，给他的同学刘根民打个招呼，让他到时去参加他的婚礼。根民和他、润叶，都是一块在石圪节上高小的，后来根民又到县城上完中学，被录用成了国家干部，一直在石圪节公社当文书。他俩在学校时关系比较密切，这几年虽然根民成了干部，但对他也不摆架子，两个人还像学校时那样要好。

可少安又想：他和秀莲还要来公社领结婚证，根民是文书，登记结婚还要经他手，到时候再邀请也不迟。

于是他就打消了去公社的念头，扛着那个沉甸甸的褡裢，准备回家了。

当他从石圪节清冷的土街上走过来，到了街上的理发店门前时，突然停住了脚步。他心想：我要不要进去理个发呢？

他在这理发店门前犹豫了半天。他从来也没花钱理过发。平时头发长了，总是让大队会计田海民理一下。海民自己有一套理发家具，一般不给别人理。但只要他开口，海民都从不拒绝，有时还主动招呼给他理呢；只是海民技术不行，常把一颗头弄得沟沟渠渠的。现在他要当新女婿，应该把头发理体面一些。可是一估算，理个发还得花二毛五分钱！

他犹豫了一会，决定破费进一次理发店，开一回洋荤！

这个理发店，是石圪节食堂胖炉头胡得福的弟弟胡得禄开的。说是个理发店，实际上只有胡得禄一个人；只不过小房子里有一把转椅，墙上挂一面很大的旧镜子，理发家具也都像原西城里的理发馆一样。胡得禄比他哥瘦一些，但恐怕除过他哥，石圪节街上再没有人比他胖了。物以稀为贵，人也以殊为贵。因为石圪节全公社就这么一个专业理发师，因此他和他哥一样，也是全公社人人皆知的人物。

孙少安花了二毛五分钱，让胖理发师胡得禄给他理了发。理毕后，他在墙上那面破旧的大镜子前端详了一下自己的容颜，觉得胡师的手艺就是比田海民高，一下子把他打扮得俊蛋蛋的——这二毛五分钱没白花！

孙少安扛起褡裢，赶忙起身回家。刚理完发，走到外面头皮都冷得有点发麻。不过，他心里热腾腾的。是呀，他马上就要当新女婿了！一个人一生能有几次这样的高兴事啊……

孙少安走过石圪节的小桥时，一颗热腾腾的心突然冰凉了下来。触景生情，他立刻又记起春天，在这小桥上面的公路上，他手里捏着润叶给他的“恋爱信”，两眼泪濛濛地站在那里的情景。此刻，润叶那含着羞涩的、红扑扑的笑脸又浮现在他面前；耳边似乎又传来她那熟悉的、令人温暖的笑声和说话声……噢，这一切将永远地过去了！他将马上要和秀莲在一块过日子，组建起一个地道的农民家庭来。

少安垂着头离开这小桥，迈着沉重的脚步向家里走去。不知为什么，他感到自己眼窝里热辣辣的。他也没什么可惋惜的，因为命运就该如此。但他此刻仍然想跑到一个没人的地方，痛痛快快哭一场！

孙少安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回家的……

他背着那个褡裢推开家门，惊讶地看见：他的秀莲已经坐在他家的炕边上了！

秀莲见他回来，马上红着脸笑吟吟地从炕边上溜下来，走到他面前，大方地帮助他把褡裢从肩胛上卸下来。他丈人贺耀宗和他父亲，正亲热地挤在下炕根一块抽旱烟。后锅台上，母亲、姐姐和妹妹正笼罩在一片蒸气中，忙着给客人做饭。

一股热流刹那间涌上了少安的胸腔。他激动地问秀莲和老丈人：“你们刚到？路上顺利不顺利？”

贺耀宗说：“顺利着哩！我和秀莲在柳林打问了一辆去黄原的顺车，一直就开到你们家的坡底下！”

秀莲不时用眼睛瞄一下他刚理过的头发，满含着羞涩和喜爱。因为两家的老人都在，她不好表示她的感情，但不时用她那双会说话的眼睛对他表示：我多么想你啊！同时还用这双眼睛询问他：你想我了吗？

是的，亲爱的人。从今往后，我们就要开始在一块生活。但愿你能永远像现在一样，爱我，合心帮助我，和我共同撑扶这个穷家薄业吧……

在快要临近春节的一天，孙少安和贺秀莲就在自己家里举行了一个简朴的婚礼。

婚礼尽管简朴，但也少不了应有的纷乱。亲戚们在前一天下午就先后都来赶事情了。少安的几个姨姨、姨夫、舅舅、妗子，再加上各自带的娃娃，都拥在他家的一孔土窑洞里，脚地上挤得都不能通行了。

王满银原来准备在举行婚礼这一天再来，但也在前一天的晚饭前赶到了——因为按老乡俗这晚上有一顿荞面饸饹。他啃了几天干粮，实在撑架不住饥饿，因此赶来吃上一顿，晚上再返回罐子村睡觉。当然，第二天他一早就又跑来了，生怕误了坐席。

这天午饭前，少平已经挨门逐户把村里的队干部以及和他们相好人家的主事人都请来了。窑里太挤，这些本村的客人，就都在少安家的院子里一堆一伙拉闲话，等待坐席。少平和金波每人手里拿一盒纸烟，满院子转着给众人散。院子里撑一辆新自行车——这是公社文书刘根民的。他刚从石圪节赶来，也是这个婚礼上惟一的国家干部。

第一轮坐席的是少安的娘舅亲和村里的队干部。炕上同时开两桌。后炕头是亲戚，前炕头是社队干部。少安他奶被少平临时背到邻居家，否则她老人家的一堆烂被褥要占很大一个炕面。

在前炕头的干部席上，正中坐着田福堂，他两边坐着公社文书刘根民和队里的副书记金俊山；接下来金俊武、田海民、田福高等人依次围成一圈。孙玉亭虽说也应该坐在这一席上，但他是自家人，这时候得充当“工作人员”。他也做不了什么，就帮兰香在灶火圪里烧火。贺凤英参观大寨前几天也回来了，现在正和她嫂子、金波他妈、兰花一起在锅灶上忙着。

在后炕头亲戚的这一桌上，还坐着一位诸位已熟悉的人物田二。在这样的场所，总是少不了他的。村里不论谁家的红、白喜事，田二都不请自到。在这种时候，别说田二是本村人讨吃上门，就是来个外地的叫化子，事主家除不讨厌，反而乐意接待。结婚是个喜事，还盼来个叫化子哩！按乡俗论，有叫化子参加红白喜事，是吉利的征兆。

王满银还没等坐席，就已经自己招呼着自己把肚子撑圆了。现在他正忙着往炕上端盘子。他吃高兴了，像耍杂耍似的用五个手指头顶着一大红油漆盘子炒菜，唱歌一般吆喝着在人群中穿行。做席面菜的是金俊文——他不光杀猪是一把好手，做席面“碗子”在村里也是第一流的。金俊文把八碗主要以肥肉为主的菜放在红油漆盘里，王满银就吼叫着端起来往炕桌上送去。

少安妈和金波妈在锅上把油糕和白面馍，分别拾到几个盘子里，兰花和贺凤英两个人一前一后往席面上送。炕上的两桌人，吃着，说着，笑着，一个个脸上都汗津津的。少安在干部席上劝酒；而他的秀莲因为这里没地方，此刻正由金秀陪着住在金家湾那面——等这面坐完席后，她再回来……

这顿饭一直从中午吃到晚上。

当少安和秀莲终于回到一队饲养院的新房后，村里的一些年轻人又混闹了半晚上，这个婚礼才算全部结束了……

第二天临近中午，少安和秀莲正准备回家吃饭，书记田福堂突然来到饲养院他们的新房。他拿来两块杭州出的锦花缎被面，说是润叶今天上午捎回来的，让他把这礼物转送给新婚的少安夫妇。

田福堂把润叶的礼物放下，就告辞走了。

秀莲马上奇怪地问丈夫：“润叶是个什么人，怎给咱送这么重的礼物？”

少安尽量轻淡地说：“她是刚来的田大叔的女儿，她和我小时候同过学……”

“肯定和你相好过！要不送这么贵的东西？”秀莲敏感地追问。

少安承认说：“是相好过……”

秀莲突然不言语了，背过身把头低下抠起了手指头。

少安一看她这样，就很快转到她面前，开玩笑说：“你们山西人真爱吃醋！”

秀莲反而冲动地扑在他怀里，哭了，说：“你再不能和她相好了！”

少安手在她头上拍了拍，说：“人家是个干部，在县城工作着哩！”

秀莲一听送被面的润叶是个干部，马上揩去脸上的泪水，不好意思地笑了。这她就放心了——一个女干部怎么可能爱她的农民丈夫呢！

第三十五章

大自然不管人世间的喜怒哀乐，总是按它自己的规律循序渐进地变换着一年四季。

一九七六年的春天随着惊蛰第一声响雷，就如期地来到了黄土高原。

清明节的前一天，气候骤然间转暖，阳光和煦地照耀着解冻不久的大地。

原西河对岸的山湾里，桃花又一次红艳艳地盛开了。河两岸的缓坡上，刚出地皮的青草芽子和枯草夹杂在一起，黄黄绿绿，显出了一派盎然的生机。柳丝如同少女的秀发，在春风中摇曳。燕子还不见踪影，它们此时大概还在北返的路上，过一两天就能飞回来。原西河早已解除了坚冰的禁锢，欢腾地唱着歌流向远方……

可是，田润叶坐在原西河边的草坡上，心里依然是一个寒冷的冬天。

和去年这个时候相比，她瘦得都变了模样。尽管还是原来的衣服，现在却显得异常地宽大起来；原来鹅蛋形的脸庞凹陷下去，脸蛋上那两片可爱的绯红颜色也褪了。眼睛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像暗淡下去的火焰。蓬松的剪发头又梳成了两条小辫，无精打采地耷拉在肩头。

现在，她手里捏着一朵刚摘下的马兰花，眼睛失神地望着哗哗东流的原西河水。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那位失落江山的废君写下的这不朽的词句，正能形容田润叶此刻的心情。

完了！她和自己心爱的人一块生活的梦想彻底破灭了。他已经结婚，和一位山西姑娘一块过光景了。

人生中还有什么打击能比得上年轻时候的失恋对人的打击呢？那时候，人常常感到整个世界都一片昏暗。尤其像田润叶这样的人，她尽管在县城参加了工作，但本质上说仍然是一个农村姑娘。一旦当她第一次对一个男人产生了热烈的爱情，就会深陷进去而不能自拔。可一旦这热烈的想望落空，又很难从因此而造成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她除过日常的生活和工作，又没有远大的事业上的追求来弥补感情上的损失……

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说她就是一个饱食终日的庸人。不，我们的润叶对自己本职的工作始终尽职尽责，甚至充满了激情。她热爱孩子和教师职业；为了给学生们教好书，备课常常废寝忘食，有时直至夜半更深。至于工作中的一切规定、要求和任务，她更是模范地执行，兢兢业业地完成……毋庸置疑，她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她的思想、气质、感情，优点和缺点，都是属于普通人的。但普通人和出类拔萃的人一样，也有自己的欢乐和痛苦，只不过不为大多数人了解罢了。人们宁愿去关心一个蹩脚电影演员的吃喝拉撒和鸡毛蒜皮，而不愿了解一个普通人波涛汹涌的内心世界……

此刻，田润叶的内心正如同汹涌的波涛一般翻腾着。少安的突然结婚，向前对她的没命追求，她二妈徐爱云和向前妈刘志英的轮番围困，现在又加了一个老将徐国强出马……如果少安没有结婚，不论有多少人进攻，她感情的阵地仍然会固若金汤。想不到，她在前方的战壕里拼命抵挡，但她为之而战的后方却自己烧成了一片火海……

由于腹背受“敌”，她现在对于这命运之战已经丧失了信心。我们已经说过，她是一个普通人，小学教师，农民田福堂的女儿，目前正寄居在亲戚的门下。她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受完高中教育——其实并没认真上过多少课。除过政治学习材料，她也没看过几本书。尽管她生活在我们的世纪，但思想仍然局限在狭小的世界里。她不知道安娜，更不知道娜拉。

但这并不是说，她就要答应和李向前结婚了。不，这不可能。她现在正处于感情葬礼后的“忌日”。一个臂挽黑纱的人怎么可能去进花烛洞房呢？

田润叶坐在这河岸上，望着春日里东去的流水。她想起去年的现在，是她和少安两个人坐在这地方。她当时心儿是怎样嘣嘣地欢跳啊！可是一年以后的今天，她一个人坐在这里，胸膛里像装着一块冻冰。抬头望，桃花依然红，柳丝照旧绿；低头看，青草又发芽，水流还向东。可是，景似去年景，心如冰火再不同！

她耳边依稀又听见了那缠绵的信天游从远山飘来——

正月里冻冰呀立春消，

二月里鱼儿水上漂，

水呀上漂来想起我的哥！

想起我的哥哥，

想起我的哥哥，

想起我的哥哥呀你等一等我……

两行泪水再一次从她的眼睛里涌出来了。此时没有人唱这歌，但是她听见了。哥哥，亲爱的少安哥！你为什么不等一等我……

她最后一次和少安分手后，尽管少安在她的追求面前畏怯地向后退缩，但她自己并没有死心。她理解少安的难处。尽管她的文化程度不高，但总还在县城呆了几年，相对而言，她并不认为爱情就要门当户对。门当户对不如两个人有情有意。可少安哥和她不一样，他一直在农村，家里光景也不好，因此看来没勇气答应和她一块生活。她想，也许过一段时间，他就会想通的。她知道他心里也是爱她的。再说两个人一块长大，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她坚信他最终一定会响应她爱情的呼唤的。因此在村里的偷水事件发生后，她借回去看望生病的父亲，想再和少安哥好好拉谈一次——上次本来是个好机会，但让她父亲无端地冲散了！

当她又一次兴致勃勃地回到村里后，才知道少安哥出了远门，到山西给他们队换小麦良种去了。她不知少安哥什么时间才能回来，没时间等他，于是就又失望地返回县城。她想，以后机会有的是，等少安哥从山西回来再说！

回到县城不久后，她弟润生从家里回来对她说，少安竟然把一个山西姑娘带到了双水村，并说他和这姑娘春节就要结婚呀！

当头一棒，顿时打得田润叶头晕目眩，天旋地转。天啊！她做梦也没有想到，少安到山西不是换良种，而是看媳妇去了！

在一刹那间，她真想抛开一切，奋不顾身地返回双水村，去找少安，让他把那姑娘打发走！哪怕寻死上吊闹腾一番也要让少安和她结婚！

但她毕竟还没有完全丧失理智。她很快知道不能这样。不能！就是一个字也不识的农村妇女，也不会这样做，更何况她还是个教师！

她一下子绝望了，甚至想找几包老鼠药一口吞下去，了却此生。

但这也不能！她不是一个人活在这世界上，她还有许许多多的亲人。她活着，自己一个人痛苦；她要是死了，会给众多的亲人都带来痛苦……

从那天以后，她就睡不着觉，也吃不下去饭，就像一个得了绝症的病人。十几天以后，她都不敢对着镜子看自己了。而在医院工作的二妈和向前妈，一股劲催她到医院检查看得了什么病。她的病是心病，原西县医院检查不出来！

眼看要到农历八月十五了。往年，她都像村里其他在门外的人一样，必定在农历十三日前回到双水村，以便参加十四日那个传统的“打枣节”。可是，今年不能回去了。那可爱的村庄，那红火的“打枣节”，现在对她来说，再不能引起一丝热望了。就是梦中出现的这一切，也蒙上了一层灰土。再说，听说那个山西姑娘仍然还呆在少安家里。啊啊！狠心的少安！幸运的山西姑娘！你们现在一定情意绵绵，要去参加热闹的“打枣节”去了。山西姑娘！你将在全村人面前露脸，让大家看你，羡慕你！你一定会幸福得两眼闪闪发光，脸像朝霞一般闪耀着光彩……

润叶想着这一切，泪如泉涌。她最近以来，已很少再回二妈家，通常都一个人呆在学校她自己的宿舍里。除过上课和非参加不行的集体活动，其余时间她一概闭门不出，关在这个小房子里，一个人流泪、叹息、自言自语——有些话对少安说，有些话对那个山西姑娘说，有些话是对她自己说的。她的精神已濒临崩溃的边缘！

她就这样一天天从秋天熬到冬天，又从冬天熬到春天……

马上就是清明节了，外面的世界已经到了阳光灿烂、桃红柳绿的好时光。她在自己阴暗的房子里，突然记起了去年这个时候，她和少安一同在原西河畔的情景。她于是忍不住想再到那个地方走一走。这是一次怀旧而伤感的出游，也是对那已被埋葬的爱情梦想的祭奠。

于是，她就一个人悄然地离开学校，来到了这个地方……

现在，她手里拿着那朵鲜艳的马兰花，已经在这里坐好长时间了。手里这朵花正是从去年那丛马兰草中摘下来的。那时候，她手里也拿着这样一朵花，正害羞地望着坐在旁边抽烟的少安哥。她现在忍不住又扭过脸，看了一眼去年少安坐过的地方——那里现在只有空荡荡一片枯草！

润叶在原西河畔一直坐了一上午，腿都有点发麻了，才站起来慢慢往回走。走了一段路以后，她又回过头来，怀着无限的感情，向河岸上的那个草坡投去最后的一瞥。别了，我的青草坡，我的马兰花，我洒过欢乐和伤心泪水的地方。我将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切！即使有一天我要远走他乡，但愿我还能在梦中再回到这里来……

第三十六章

田润叶从原西河畔回到学校以后，很快又进了自己的宿舍——她的“牢房”。她感到胸口像压了一扇石磨似的沉重。

她躺在宿舍的床铺上，很快想到，明天就是清明节，殷勤的向前一家人，又会来缠磨她，让她去他们家吃饭。

少安没结婚之前，尽管她反感这种邀请，但也抱着“吃顿饭又能怎么样”的态度，勉强去了——这主要是为了她二妈一家人的脸面。可是现在，她绝对再不能去向前家吃饭了！

但要是这家人死缠硬磨，她二妈又从旁劝说，她到时又可能没勇气和这一群县上的头面人物破开脸皮，让他们当场下不了台。

怎么办？

她从床铺上爬起来，一个人靠在炕栏石上，牙咬着嘴唇，烦乱地抠着手指头。

她突然想起她在黄原地区文化馆工作的同学杜丽丽。丽丽和她从初中到高中一直都是同班同学，两个人好得像亲姐妹一样。丽丽她爸原来是原西县文化馆长——去年晓霞和少平去黄原讲故事就是他带着的。杜叔叔去年秋后调到地区文化局，当了副局长，丽丽也从县文化馆调到地区文化馆了。听说她现在编《黄原文艺》小报。丽丽爱好点文学，但也和她一样，不会写什么；听说主要是搞寄发和校对。润叶还听人说，丽丽已经有了男朋友，在地区团委当干部。

润叶想，这几天她也没课，干脆请几天假，到黄原丽丽那里去散一散心。同时，她也很想把她的不幸告诉这位好朋友，这样她心里也许会好受一些。这不幸只能给丽丽叙说，因为她了解她，也能理解她的痛苦。

她这样想的时候，就已经决定明天一大早就起身。这样清明节她就不必呆在县城，成为向前和二妈两家人缠磨的对象。

这个脱身计不错！好，明天一早就起身去黄原！

本来，她应该事先给丽丽写封信，告诉她要来，但现在来不及了。

她于是就草草率率收拾起一个出门的提包，准备第二天动身。

当天在学校吃完晚饭后，她回到二妈家，告诉二妈说，她在黄原的同学杜丽丽生病住院，写信让她一定赶清明节来一趟，因此她明天要去黄原。

润叶撒完这个谎后，她二妈遗憾地说：“你刘阿姨昨天就给我安顿，让你明天一定到她家里去吃饭！”

“以后再吃吧！你知道我和丽丽的关系，现在她得病住了院，我不去看一下，就太不近人情了！”

她二妈无话可说，只好同意了。

第二天一大早，田润叶就提了一个小提包，买了一张去黄原的长途汽车票，动身到她的同学杜丽丽那里去了。

当汽车一从公路上奔驰起来，车窗外辽阔的山野、山野里火红的桃花和雪白的杏花从眼前扑过时，润叶顿时觉得呼吸舒畅了一些。她想：唉，要是我此去再不回原西来，那该多好啊！原来她一直深深依恋故土，从来也没想过在外地呆个三年五载的。但现在她很愿意离开故乡，离开原西县城，到外地去不再回来！

汽车下午两点才到黄原城。她二爸当年在黄原工作的时候，她曾到这城市来过几次。她自己工作以后，也来这里为学校办过几回公务，因此对这城市并不陌生。不过，地区文化馆她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自丽丽调到黄原后，她还没来过呢！

她出了汽车站，提着那个小提包，一路打问着，终于来到了二道街上的地区文化馆。

杜丽丽正准备到男朋友家去过节，但一看老朋友来了，高兴地喊叫说：“你怎突然从天上掉下来了？怎？给学校办事？”

润叶对她说：“我没什么公事。我想你了，就来看看你。”

丽丽说：“我也想你想得要命！我还梦见过你几次呢！而且在梦中，还不光是咱们两个人！”

“还有谁呢？”润叶问她的女朋友。

“还有你的男朋友和我的男朋友！不过，你的男朋友可不是那个李向前！怎么样？没答应那个开车的吧？”

润叶苦笑着摇摇头。她本来此刻就想顺情一头扑在丽丽的怀里，向好朋友哭叙一番自己的不幸遭遇，但想她刚到，应该忍耐一下。她只是勉强装出笑脸，开玩笑问丽丽：“你的男朋友怎么样？敢不敢让姐看一下？”

丽丽调皮地扬了一下头，说：“他晚上准保来！你尽管看！也帮助我审查一下！”

润叶说：“我相信你的眼光……”

丽丽不到男朋友家吃饭去了，开始忙着自己动手做饭。润叶也想上手，但被丽丽拒挡了，说：“现在你成了客人，不像咱们在原西县了！”在原西的时候，她两个经常一块做着吃饭，有时在小学她的宿舍，有时在县文化馆丽丽的宿舍。

两个好朋友吃完饭，一直到九点钟的时候，丽丽的男朋友武惠良才来了。

丽丽赶忙介绍润叶和她的惠良认识。

润叶一搭眼就知道，丽丽挑了个称心女婿。惠良人模样英俊不说，一副诚实相，看来是个很可靠的人。

“你怎才来？”丽丽问她的男朋友。

“我一直在家等你呢！”惠良说。

丽丽笑了，说：“润叶来了，我就没去你那里……”

惠良马上对润叶说：“丽丽常说起你。虽然没见过面，我已经很熟悉你了。不知道你来，否则咱们一块去我家吃饭……”

“丽丽也在信上常说你的情况。”润叶对惠良说。

他们正随便说话，武惠良却突然变了脸色，说：“你们知道不？今天天安门出事了！我刚听完联播节目，说天安门成千上万的人借悼念总理，进行‘反革命活动’，说公安局都出动了，看样子抓了许多人……其实，这再明白不过了！我刚还和几个同学议论，这是一场正义的群众运动被残酷地镇压了！我们的国家现在正如《国歌》里唱的，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人民都成了反革命，而真正的反革命却戴着马克思主义的面具，在人民头上舞棍弄棒……”武惠良激动地说着，手在空中挥着，和刚才沉稳的模样判若两人。

这惊心动魄的消息，使润叶和杜丽丽都感到无比震惊。听着武惠良激动地议论，润叶早已把自己的不幸搁在了一边。是啊，只要是一个有良知的公民，当国家出现不幸的时候，个人的不幸马上就会自动退到次要的位置。

他们三个立刻开始议论起眼前国家的不幸状况来。他们正当年轻之时，一个个热血沸腾，甚至指名道姓骂起了江青！

正在他们愤怒地议论的时候，门里突然进来一个戴黑边眼镜的人。这人三十多岁，脸色黝黑，穿一身邋遢的衣服，头发零乱地飘散在额头。他进门以后，先打量了一眼润叶。

丽丽和惠良马上招呼来人坐在椅子上。丽丽对润叶介绍说：“这就是我们馆的贾老师！”

“贾冰。”戴黑边眼镜的人向润叶点点头，自我介绍说。

尽管润叶马上知道这就是常在报纸上发表作品的那个诗人，但丽丽当她不知道，又立即给她补充说：“贾老师是大诗人！我们《黄原文艺》的主编。他常在报纸上发表诗歌哩！你记得不？咱们以前还在原西朗诵过他的诗哩！”

润叶拘谨地说：“我看过贾老师写的诗……”

“听你口音也像是原西人？”这位诗人问她。

“我是石圪节公社的。”润叶告诉贾老师。

“噢，那咱们是老乡！我是柳岔公社贾家沟的……对了，去年丽丽他爸带咱们县两个讲故事娃娃，他们说也是石圪节的。其中那个女娃娃是咱们县田主任的娃娃……”

丽丽马上指着润叶说：“这就是她姐！”

“那是我二爸家的娃娃，叫田晓霞。”润叶说。

“噢，是这样！你二爸我认识！福军是个好同志！有头脑！有胆识！你们是？”贾冰指着润叶问丽丽。

丽丽立刻说：“我和润叶是老同学，最要好的朋友！”

“噢，那我就不怕了！”诗人说着立刻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两页纸，说，“我刚写了一首诗！惠良，丽丽，还有这位老乡，你们听一听！你们大概也听广播了，他妈的，把人肺都气炸了！我亲爱的祖国！千千万万的英雄儿女，又一次把鲜血洒在了光荣的天安门前……”诗人在未朗诵他的作品之前，就已经激动起来了。

贾冰展开稿纸，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准备朗诵。润叶、丽丽、惠良静静地坐在椅子上，等待他开口。

一刹那间，诗人眼睛里骤然燃烧起了火焰，右手在空中扬起来，大声朗诵道——

今儿个，清明节刚刚过罢，

我，怀念

天安门广场上，那一朵朵

浸透了血泪的白花。

残雪，哪能锁住明媚的春光？

乌云，岂能遮定阴谋的狡诈！

我们的民族，是滔滔的黄河，

历尽磨难，

奔涌在英雄的华夏……

镇压，怕什么？！

死，又怕什么？！

阳坡上有草要返青，

背洼洼有树要开花！

野火烧不尽，

冰雪压不垮，

革命人，一代接一代，

头掉了，不过碗大个疤！

…………

诗人越朗诵越激动，到结束时，双拳挥舞，泪流满面！丽丽一边抹眼泪，一边轻声插嘴说：“贾老师，声音小一点，小心外面有人……”

贾冰像是回答丽丽，但实际上仍然在大声朗诵自己最后的诗句——

让他们来吧，

我不怕！

我们不怕！

…………

第三十七章

孙少平在高中的最后一个学期开始了。

从一九七五年春天起，他在原西中学已经不知不觉度过了一年半的时光。

一年半是漫长的。他在这期间忍饥、忍辱、忍冻，心中留下数不清的痛苦记忆。

他又感到一年半是短暂的。他在这里也有过欢乐和愉快，懂得了不少事，结交了朋友，获得了友情，开阔了眼界，抛弃了许多纯属“乡巴佬”式的狭隘与偏见……一切都好像才刚刚开始，可马上就要结束了。

但不论怎样，他还是为终于快熬到了高中毕业而高兴。这一切多么不容易啊！

他更为高兴的是，他已经跨过了十八岁的年龄。这就是说，他已经成了大人。即使高中毕业回去劳动，也能扛起一头子了。从心理方面说，他现在也已经有了强烈的独立意识。在以前，他总觉得自己是个娃娃，得依靠大人。现在，即就是没有大人，他也感觉能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下去。他的另外一个成熟的标志，就是对大人的行为开始具备批判的眼光。以前，父亲和大哥说的话和做的事，他都认为是对的。可现在就不见得了。不过，目前这种批判性的意见只在心里而不会表现在嘴上，更不会表现在行动上。

总之，也可以这样说，他现在已经初步有了他自己的生活观——尽管这一切的确是刚刚才开始。

他现在最为遗憾的是，他在这一年半中请假的时间太多了。学校尽管经常搞政治运动和出山劳动，但总还上一点文化课。他耽误的课太多，以致都无法弥补了。本来眼下的一张高中文凭就不包含多少学识，他的这张文凭更不值几个钱，仅仅能说明个学历罢了。这倒不是说，他在这一年半里一无所学。不，他阅读过不少课外书。从学校的传统眼光看，这种学习是极不规范的。但在一个人往后的日常生活中，也许这种学习比课本知识更为有用；只不过参加正式的考试就不行了。不管在以前还是在以后的中国文科考试中；也不论大、中、小学，一律都在基本规定的“教学大纲”的范围内。而许多这样的考试已和旧朝代的“八股”无异。中国这种考试方式鼓励了死记硬背，但往往排斥了真正的才学。

孙少平的遗憾倒不在文科方面，主要是数、理、化。他误得太多，前后接不上碴，虽然这学期听课，也听不懂。听不懂就听不懂，反正也不上多少课——现在学校上课已是一件附带的事。

现在，他没有事的时候，就仍然看课外书。晓霞还像以前一样，从她家里拿许多书来让他看。他们每天也在学校操场的报栏前不期而遇。星期六的时候，晓霞还把她爸订的《参考消息》给他拿来，他星期天就哪里也不去，兴致勃勃地看这些外国通讯社的电讯稿，脑子里在许多国家游荡老半天。

这一天下午，田晓霞突然匆匆忙忙到宿舍来找他，让他跟她到外面走一趟。

少平有点莫名其妙。晓霞有什么话不能在这里说，非要到外面去不可呢？

因为宿舍有同学，他不好说什么，就只好跟出来了。

出了门以后，少平赶紧问她：“什么事？是不是我家里又出事了？”他生怕自己家里又有什么灾难——他那个家常常猛不防就出意外！

晓霞一边走，一边对他说：“不是你家里的事。”

“那是你们家出了什么事？”少平又撵着问她。

晓霞说：“不是你家，也不是我家，是国家……”

国家？国家又出什么事了？今年国家真是灾难重重！元月周总理逝世，四月五日发生了“天安门事件”，撤销了邓小平的职务。紧接着，七月六日朱德委员长逝世，前几天又发生了震动全球的唐山大地震……多灾多难的中国啊，你叫人多么忧心和焦虑！

他匆匆跟着晓霞走，先不便再问她什么了。看来晓霞一句两句说不清楚，而显然在稠人广众面前也不好说。

他和晓霞出了学校总务处后面的那个小门，一直沿校墙根向一个小山沟里走去。

直到看不见人的地方，晓霞才停下来，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递到他手里。

他不知是何事，慌忙紧张地打开那个神秘的绿皮笔记本——扉页上一行醒目的钢笔字立即跳入眼帘：《天安门广场诗抄》！

啊啊！原来是这！

孙少平先没顾上和晓霞说什么，激动地开始看这些诗。他看着看着，都忍不住读出声来了——

欲悲闻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孙少平用飞快的速度把这个笔记本上的诗先翻着看了一遍，然后问晓霞：“你从哪儿搞来的？”

晓霞说：“我哥暑假里带回来的。先前他只让我爸爸看了，没给我看。后来我发现了他的笔记本，硬缠着哥哥把这些诗都抄下了。哥哥千安顿万嘱咐，不让我给别人看，说现在公安局正追查这些传抄的诗哩。我想，给你看一下不要紧……”

少平马上兴奋地说：“能不能让我也抄一份呢？”

晓霞想了一下，说：“你可以抄，但一定要小心，千万不敢叫人看见了！”

“没问题！”少平向她保证说。

两个人于是凑在一起，把笔记本又翻着看了一遍。这些诗如同烈火一般，把两颗年轻的心烤得热烘烘的。两个十八岁的年轻人都沉浸在严肃的思考之中。国家的不幸，社会的动荡，使大人成熟，孩子成长——一九七六年，中国人都好像年长了几岁！

从这天以后，每当夜深人静时，孙少平就偷偷爬起来，出了宿舍，走到教室里，埋头抄写这些诗歌。抄到激动之处，他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就走到院子里平静一会……

有一天晚上，他抄了一会去上厕所，回来时猛然发现顾养民正趴在他桌子上，看晓霞的那个笔记本。孙少平头“轰”地响了一声：这下完了！

顾养民见他回来，马上抱歉地说：“我出来解手，看见教室亮着灯，心想大概谁自习完忘了关灯，跑进来准备关灯，结果发现你桌子上的这些诗。本来我不该看，但一看就放不下手了……啊呀，这些诗写得太好了！我早听我父母亲说社会上正传抄天安门广场的诗歌，但一直没看见过。想不到你有这么厚一本呢！你从哪里搞到的？能不能让我也抄一下？”

孙少平本来想给顾养民发脾气，看他这样说，便又消了火气，说：“这不是我的笔记本。”

“能不能让我抄一下呢？”顾养民又问他，而且看来非常渴望孙少平能答应他。

少平想了一下，这事得和晓霞商量。他对顾养民说：“我现在不能决定，等明晚上再告诉你。”

“明晚上就这个时候，我再来找你！”顾养民高兴地说。

第二天，少平把顾养民发现他抄诗的事告诉了田晓霞。

“能不能让他抄呢？”他问晓霞。

晓霞一时也拿不定主意。

少平就对她说：“我看让他抄去。他自己抄了，就不会把这事捅出去！”

晓霞觉得少平的话有道理，就说：“那就让他抄去。可不能再叫人发现了！你一定要给他说清楚这一点！”

“你不说我也知道哩！”少平说。

第二天晚上夜深人静时，顾养民准时来了。他很感激少平让他抄这些诗。两个人于是就趴在一张课桌上，紧张地往自己的笔记本上抄写着。少平早已经淡忘了顾养民和郝红梅的关系。他自己当初和红梅的那点“瓜葛”更是变得遥远而模糊了。再说，他目前和晓霞的这种交往，已经使得早先的那一切都变得微不足道了。

经过两三个夜晚，少平和顾养民就先后抄完了这些诗。少平把那个绿皮笔记本又还给了晓霞——顾养民根本不知道这笔记本是谁的。在以后的日子里，顾养民脑子里还一直盘旋这件事，不知道少平从哪里搞来这么些“机密”。按说，少平来自农村，家里也没听说有门外工作的干部，他怎么可能把《天安门诗抄》搞到手呢？

不论怎样，这个农村来的同学不可小视！顾养民渐渐觉得，孙少平身上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吸引力——这在农村来的学生中是很少见的。他后来又慢慢琢磨，才意识到，除过性格以外，最主要的是这人爱看书。知识就是力量——他父亲告诉他说，这句话是著名英国哲学家培根说的。是的，知识这种力量可以改变一个人，甚至可以重新塑造一个人。养民自己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因此很能理解这一点。

……一个星期以后，孙少平他们全班一起出动，到原西城外的一条山沟里，锄他们班种的高粱地——这是立秋之前锄最后一遍草。

那天，临近中午的时候，从西南面的山后突然铺过来一片乌云。不多时，这黑云彩就漫过头顶，遮住太阳，布满了整个天空。刹那间，电闪雷鸣，狂风大作——一场大暴雨眼看就要倾倒下来！

山洼上劳动的男同学纷纷去找躲雨的地方。沟道里锄地的女同学也都扛着锄，爬到山洼上来了。只有跛女子侯玉英不听其他女同学的劝阻，一个人扛把锄，一跛一跛走到一个石崖下面。其他女同学说怕沟里起洪水，那地方危险，劝她不要去。但跛女子让这些人别管她的事；她说雷雨就那么一阵阵，怎还能起洪水呢！

大暴雨说来就来了！随着狂风吹过，雨帘就从山后漫过来，顷刻就把天地间变成白茫茫一片。可怕的闪电不时在空中曲折地划过；雷声和狂风暴雨搅在一起，震耳欲聋。不多一会，就听见沟沟渠渠里传来了滔滔的流水声。

不到半个钟头，大沟道里就起水了。混浊的泥浪翻滚着跟头，吼叫着从后沟道里冲了出来！

在一片混乱的暴风雨中，沟道里突然传来了侯玉英尖锐的哭喊声！

少平缩在一个小山窑里，透过雨帘，看见洪水已快要涨到侯玉英避雨的那个石崖下了。跛女子正哭喊着，两手揪着旁边土台子上的几棵丛草，企图爬上去逃命。但由于腿不干练，加上泥地溜滑，三番五次爬上去又跌了下来！

孙少平知道，也许用不了多少时间，洪水就会淹没到那个石崖下，把跛女子一浪卷走！

他立刻从自己那个干燥的小土窑里冲出去，冒着瓢泼似的暴雨，踏崖溜洼地往沟底跑去。

孙少平不知摔了多少跤，才到了怒吼的洪水边。身上浸透了泥水，头发和脸也被泥糊得五麻六道。

他来到洪水边，一筹莫展了。侯玉英隔在河对面，他不得过去。他尽管在洪水中游过泳，但那是在原西河里——那水宽阔，也平稳，到河对面上岸选择余地大。可这是道小沟，水急浪险，要游过去太困难了！

这时候，洪水已经漫上了侯玉英正挣命的那个石崖边上。跛女子的手死揪住土台子上面的丛草，两只脚已经挨着洪水边了。她现在只是绝望地呼喊着：“救命啊！救命啊！”

少平在暴风雨中大声向对岸喊：“你先坚持一下，我过来了！”

他喊了一声后，就扑入了洪水之中——一个浪头很快把他整个吞没了……

还好，他又钻出了水面！他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只凭本能向对岸拼命游去。

谢天谢地，他终于上岸了！他用手摸了一把脸上的泥水，就撒开腿朝那个土台上面跑去。

他来到土台子上面，看见洪水已经淹没了侯玉英的下半身，如果不是她两手死死揪着丛草，恐怕早让水卷走了！

少平飞快伸出手，把她从土台子下面拉上来。

侯玉英一扑踏趴在土台子上，放开声嚎了！这哭声是庆幸她的得救，也是对救命的人表示她的感激之情！

当孙少平游过河对岸的时候，全班男女同学都纷纷从山洼上跑下来了。他们站在暴雨中的洪水边上，隔着翻滚咆哮的浊浪，心怦怦地跳着，扬着手，喊叫着，像看一幕惊险的戏剧，眼看着少平把侯玉英拉上了对面那个土台子。他们之中没有人敢从这洪水中游过去。现在，所有淋得像落汤鸡似的同学们都在沟道这面欢呼起来！女同学们都哭了；男同学也有流下眼泪的。这个时候，大家才强烈地意识到，人生活在一个集体里，就应该像兄弟姐妹一样啊……

跛女子侯玉英做梦也没想到，在她遇到生命危险时，竟然是她曾放肆地伤害过的孙少平，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抢救了她。

跛女子为此感动得不得了！羞愧得不得了！

几天以后，惊魂刚定下来，她就单独来找孙少平，又一鼻子哭开住不了气，嘴里一股劲说着感激他的话。

她哭完后对少平说：“我这下才知道你是个好人！郝红梅不是个东西！她和你相好着就不相好了，又跑去骚情顾养民！”

少平马上对她说：“你不要说红梅和养民的长长短短！我不愿听你说这话。咱们都是大人了，不要多管旁人的闲事！”

侯玉英也就不说郝红梅和顾养民了，然后便硬拉着少平到她家去吃饭。跛女子说这不光是她的心意，也是家里大人的心意——她父母亲非要让她带少平到她家里去吃一顿饭不行。

少平好说歪说没有去。他不愿意因为这么一件事，就让人家把他看成是救命恩人。在他看来，侯玉英和他自己都好好的没什么事，这就行了，何必没完没了地还提这事呢！

可是，第二天上午，侯玉英的父亲又亲自来学校请他了。

孙少平怎说都推辞不了，只好去了侯玉英家。

侯玉英的父亲侯生才是县百货公司第二门市部主任。侯主任两口子专门为女儿的“救命恩人”摆了一桌子饭，像请个显要人物一样，还上了烧酒。两口子争着给他夹菜倒酒，捎带着嘴里感激话说个不停。少平不会喝酒，拘谨地在这个干部家里吃完了这顿饭。

饭后，他们村的金光明突然进来了。金光明就是这二门市的售货员。因为光明家是地主成份，少平他二爸孙玉亭“文化大革命”初期，曾带村里贫下中农造反队刨过这弟兄三家的窑洞和院子，因此这家人多年来不和他们家的人说话。现在，光明大概听说少平救了他们主任女儿的命，并且侯主任还亲自请少平来家里吃饭，就跑过来看他来了。由于侯主任是他的顶头上司，而少平又是侯主任尊敬的客人，因此金光明一副很热情的样子，和少平拉了许多关于他们双水村的一些四不沾边的话。少平心里知道，光明有意让侯主任看出，他和少平不仅是一个村里的，而且两家人的关系还不错呢……

第三十八章

现在，让我们抽出一点空隙，来说说孙玉厚家的兰香。

我们已经知道，这孩子正在石圪节公社上初中。

像任何穷家薄业的农家子女一样，这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懂事了。她刚四岁的时候，就缠磨着让父亲给她编了一个小筐筐，整天挽在胳膊上，开始在院子外边的土坡下蹒跚着拾柴火；拾满了一筐筐，她就提回来倒在灶火圪里，然后又跑出去拾。尽管她一天拾的柴火只够她妈烧两灶火，但她心里挺高兴——因为这两灶柴是她拾回来的。农民家的孩子啊，他们的第一堂功课就是劳动！

当兰香跟着姐姐和母亲在村里光景好的人家串过几回门以后，就知道她的家是个可怜的穷家。她那幼小的心灵懂得，她不能像其他人家的孩子一样，想要吃什么就吃什么，想要穿什么就穿什么。因此，不管她多么饿，穿的多么破烂，从来都不向大人开口。只要大人没有注意到她的需要，她就能一直忍受着。

有时候，村里来了工作干部轮上他们管饭，家里总要把少得可怜的白面拿出来一点，给公家人做一顿好吃的。客人不会都吃完，最后总要剩那么一两碗。这样的时候，家里人就找不见兰香，她早已经找借口躲出去了。她知道，剩下的这点好饭，应该让奶奶吃。就是奶奶不吃，也应该让爸爸和哥哥吃——他们出山劳动，活苦重。她心疼家里所有的大人，随时留心着看能为他们帮点什么忙。父亲和哥哥从山里回来，她就赶快给他们扫身上的土。早晨，她帮助母亲叠铺盖，或者双手抱把大扫帚，把脚地扫得干干净净。奶奶害眼病，家里又买不起眼药，夏天一大早，她就和二哥一起跑出去摘带露水的草叶，回来给奶奶淋在眼睛上……

这个看起来平平常常的孩子，头脑倒特别聪颖，尤其有一种能闪电般穿越复杂“方程式”网络而迅速得出结论的天赋。在她以后上学的时候，有一次数学老师出了一道非常复杂的方程式让大家计算。当这位老师把这道题满满写了一黑板，刚把那个等号画完时，兰香就站起来说：“等于零。”辛苦地写了半天的老师站在讲台上，张开嘴巴震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兰香很小的时候，他们家还住在金波家的院子里，因此她和金波的妹妹金秀成了好朋友。以后，两个同岁的孩子又一同上了村中的小学。

金秀她爸是汽车司机，家里光景当然要好得多。无论吃和穿，金秀都要比她强。但她学习比金秀好。小学时，两个人坐一张课桌，像当年润叶对少安一样，金秀常拿干粮给她吃；她也在学习上帮助这个好朋友。

两个孩子眼看着长大了。在她们十三岁的时候，双双进了石圪节公社中学。与此同时，她们的哥哥少平和金波刚从这学校毕业，到原西县城上高中去了。

就在这一年，兰香扯开了身条，像一棵小白杨一般端庄和苗条；尽管穿戴破烂，面有菜色，但一看就知道能出挑成个漂亮姑娘。

她的好朋友金秀比她矮了半个头，但像她哥金波一样，圆圆的脸盘又白又光洁，扑闪着一对会说话的大花眼，穿着漂亮的时新衣裳，一搭眼就知道这是工作人家的女儿。到石圪节后，本来金秀完全有条件在学校上灶，不必起早贪黑，每天在双水村和石圪节之间跑来跑去。但因为兰香上不起灶，她也就不上灶了，陪伴着兰香跑回家吃饭、睡觉。

现在，她们已经十四岁，在石圪节中学上二年级。本来，她们应该在明年元月就毕业，但最近县上突然发了个文件，说要从明年开始，在全县中小学恢复实行秋季招生制度，将要毕业的初中学生，还要增加半年课程，延长到明年夏天才能毕业。

孙兰香听到这个消息后，心里很着急。这样说来，她还得要上半年学才能毕业。她知道，这半年还要花费家里不少钱。她自己不能给家里帮忙，还要家里给她负担，这使她心里非常难过。她也知道，他们家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困难。祖母半瘫在炕上，父母亲一年年老了，大哥结婚除借账不说，要是生了孩子，加上大嫂，全家就又要增加几个人。就是二哥高中毕业回来增加一个劳力，但过不了几年他也要娶媳妇，到时还得借账债——哪里有那么多不要财礼的媳妇呢？

本来兰香已经庆幸自己终于上完了初中。至于高中，她原来就没准备去上——原西城不像石圪节，花销更大！

可是这初中，又要延长半年！

怎么办？她要不要继续上这半年学？要是不上，她连一张初中毕业证也拿不上！

但她又想：多上这半年学无非也就是能拿这张毕业证书。如果命里注定一辈子当农民，那么，要这张纸片又顶什么用呢？而要是她早回去半年，除省了家里的费用，她还能挣不少工分，里外的钱不知能买多少张这样的纸片呢！

是啊，她上了这么多年学就已经不错了，不要像母亲和姐姐一样，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回家去吧！出山劳动挣工分，还得学点针线活——将来长大出嫁，一个农村妇女要会做的活计她都得学会……

孙兰香于是就在心里决定：她不再继续上那半年学了；歪好把现在这半年上完，她就回家劳动去呀！

当她把这意思先给她的好朋友金秀说了以后，金秀马上难过得眼圈都红了，说：“你一定不能退学！如果你们家供不起你上学，我就哭着央求我爸我妈，让我们家供你！”

兰香笑了，说：“你憨了，秀！怎能让你们家供我呢？再说，这上学也不顶事，将来还得劳动，迟回去不如早回去。你和我不一样，你爸在门外工作，高中毕业了，说不定还能在黄原给你寻个工作……”

金秀不听她的话，流着眼泪让她千万不能退学。

但兰香是个有主意的孩子，她一旦周密考虑过的事，就不打算再改变。她想：我现在就应该给家里的大人说一下自己的打算……

这天回家吃完晚饭后，她父亲到院子里乘凉抽烟，她就从窑里撵出来，给父亲一个人把她的想法说了。

她父亲听她说完，忧愁地说：“你说的也是实情。但爸爸不愿意你退学。将来上不上高中先不说，但初中既然已经上了，你要念到毕业。延长半年就延长半年吧……”

这时候，她大哥吃完饭，也到院子里来了，父亲就对少安说：“兰香说她不想上学了，要回家来劳动呀。说人家上面规定，初中还要延长半年哩！”

少安马上走过来，说：“怎么能不上学呢！”他用手在妹妹头上亲切地抚摸了一下，“延长半年怕什么！你好不容易把初中都快上完了，怎么能中途退学呢？初中毕业后，你还要到原西去上高中呢！到时，你二哥也毕业回来了，我和爸爸、你二哥，三个人劳动，还供不起你一个人？再不要胡盘算了，好好念你的书！咱们家常就这么个穷，又不在你那点花费上！你不念书咱照样就是这么个烂摊场……你千万不要再胡思量了！我听石圪节中学的老师一再说，你的脑子灵醒，将来说不定能有大出展哩！你放心念你的书！只要你能把书念成，咱们就是把家当卖完，也要把你供到头！”

她听着大哥这些深切而厚爱的话，忍不住鼻子一酸，嘤嘤地啜泣起来。

大哥用他硬壳壳的手又在她头上拍了拍，说：“哭什么哩！你要给咱家争一口气，一定把书念成个样子！我十三岁从学校跑回来劳动，就是为了和爸爸一起，供你和你二哥上学……”

这时，在地上圪蹴着的老父亲，突然把头垂在胸前，哽咽着说：“都怨爸爸没本事啊……”

少安又对父亲说：“爸爸，你不要难受。你为这个家已经把力气出尽了！早年间，你就供我二爸上学，后来又供我。你除拉扯老老少少这么一群人不算，还要给二爸和我娶媳妇。你一辈子比我们任何人都苦！”

孙玉厚好一阵才抬起头。他对小女儿说：“那你就听你大哥的话，好好念书……”

再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兰香一颗年少的心沉浸在无比的温暖之中。她在心里悄悄说：爸爸，大哥，你们放心！我一定不会给你们丢脸的……

孙兰香放弃了回家劳动的打算，又重新开始专心学习了。她是个有毅力的姑娘，决心要像大哥说的那样，学成个样子来。她不爱参加学校的任何活动，更不爱玩。只要有空子，就往数、理、化老师的房子里跑。这些老师也很喜欢这个天赋很高的女学生。尽管学校不安排多少上课时间，但老师们都热心地辅导她的功课。这些老师都惊讶地发现，她在数、理、化方面的程度，几乎快达到“文化大革命”前高中生的水平了！

由于兰香不再打算退学，把好朋友金秀高兴得笑逐颜开。她平时买什么学习用具，都是两份，她自己的一份，兰香的一份。她还把母亲给她的零用钱，硬给兰香口袋里塞一点。而兰香又带动她在学习上长进……

九月初，突然从县城传回来消息，说金秀她哥金波要去参军了。据说今年本来不招在校的高中生，但有特殊专长的例外。金波哥因为笛子吹得好，唱歌也不错，因此被征兵的人看上了，想叫他到部队文工团当文艺兵，金波哥很高兴，报名应征了。

消息传来的第二天，金波和少平就相跟着到石圪节中学来了。他们是从县城回家路过这里专门告诉金秀和兰香的。两个孩子高兴地看见，金波哥已经换上了军装，只是还没戴上领章帽徽。

她们两个便很快给学校请了假，和哥哥们相跟着回了双水村。下午，接到长途电话的金波他爸，也开着汽车从黄原回来了。

第二天，兰香、少平和金波一家人，坐着金俊海的汽车去县城为金波送行。

兰香是第一次到县城来。她第一次目睹“大城市”的风光，感到无比新鲜。她心想，明年下半年，她也要到这里来上学了！

她和金秀相跟着，兴奋地在原西街上串了大半天。兰香心里突然想到，金波哥当兵出远门，她应该送个纪念品给他。她想起自己身上还装着两块钱——这是金秀塞给她的。

走到县第二百货门市部前面，兰香让金秀在外面等一会，说她妈让她买几苗针，便进了门市部。

她走到柜台前转了一下，看上了一个绿皮笔记本，就问售货员多少钱？

这时，她听见柜台后面有个人说：“这不是兰香吗？你怎来了？”

兰香一看，这是他们村的金光明，就说：“我和金秀来送她哥当兵……我想买这个笔记本。”她指了指柜中的那个绿皮本，“多少钱一本？”

金光明马上取出来递给她说：“一本八毛二分钱。”

兰香随即买了这个笔记本，就返身出了门市部。

金秀这才发现兰香哄她。不过，她心里很高兴她的好朋友给她哥送个纪念品。金秀自己也很快进去买了一本红皮子的笔记本。两个人回到县武装部，给扉页上写了“赠给金波哥”几个字。

金波接了两个妹妹的礼物，大受感动，立刻跑到街上给她们一人买了一支钢笔……

送走金波，兰香和金秀返回学校的第二天，中国突然发生了惊天动地的事情——毛主席逝世了！

悲痛与惊慌顿时笼罩了全中国……

九月十八日。毛主席的追悼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

同一时刻，全国所有的人都在自己的所在地肃立。除过各种汽笛声在大地喧鸣，中国沉默了一分钟。在这一分钟，全国人民静静地谛听祖国的心脏在怎样搏动……

石圪节公社追悼会的中心会场设在中学的操场上。公社所有单位的人和各村来的代表，都沉痛地低着头肃立在这里。

孙兰香站在这悲伤的人群中哭着。她想起奶奶和爸爸常给她说的，是毛主席把他们这样的穷人从旧社会的苦海中救了出来。从她记事开始，要是天年有了灾害，他们家都要吃国家的救济粮。奶奶和爸爸说，这都是毛主席老人家给他们的！要是旧社会，遇到年馑，不知要饿死多少人呢！他们全家都深深热爱大救星毛主席。每年过春节，穷得哪怕什么也不买，但总要买一张毛主席像贴在墙壁上。现在，没有了毛主席，以后可怎么办呀？

此刻，大概所有的中国人都像这孩子一样，从不同的角度，像她一样问：以后怎么办呀？

……一个月以后，十月二十一日，从北京传来了一个爆炸性的消息：“四人帮”被抓起来了！

中国，再一次显示了她的伟大无比；显示了她的镇静、自信、成熟和历史的不可逆转性。这是人民的胜利！

干杯！中国历史上灾难性的一页终于翻过去了。

十月。在这欢腾的日子里，全中国的人都好像住了十年医院；现在大病初愈，重新走到灿烂的阳光下面来啦！

当然，人们现在还不能预料未来；但一个不能再让人忍受的年代已经结束，这就应该大声地欢呼！谁也不会天真地认为，积了十年的垃圾，就能在一夜之间清理干净。但是人们坚信：尽管在原轨道上刹住的车子还要在惯性中滑一段路程，但中国历史的大轮必将重新启动，进入到一个转折性的弯道上……

第三十九章

十一月初，田福军到省上去听传达粉碎“四人帮”的中央文件，完了还要参加省党校理论班的学习，据说要到明年初才能回来。

白天大部分时间里，田福军家里除过徐国强老汉照门外，就再没什么人了。院子里经常静悄悄的；偶尔传来徐老的一声咳嗽和他对那只老黑猫的几句溺爱的训斥。只是在中午和晚饭时分，他女儿徐爱云才从医院回来，给他和晓霞做点饭。福军的侄女润叶最近不知为什么，也常不回家来。

徐国强虽说年龄早已过了花甲，但身板还硬朗。我们已经知道，日常没事的时候，这老汉就在院子花坛的那一小块土地上，营务各种庄稼。对他来说，这已经不是劳动，恰恰是一种休息。他觉得，要是一整天闲呆着，身子骨反而疼痛。只要劳动一会，立刻就感到筋脉舒展多了。

可是现在，气候已经寒冷，再没什么活可干了。那个花坛早已经没有了任何植物，变得一片荒凉。

这时候，徐国强老汉也像那花坛一样，荒凉而寂寞。太无聊了！一整天像土拨鼠一样，悄悄地钻在这院子里，真不是个滋味！他又不敢远离家门——要是乘他不在钻进来个小偷怎么办？

他于是就一个人在窑里呆一会，又到院子里晒一会太阳。惟一的伙伴就是那只老黑猫。这猫也像他一样老，连自己行走都不敏捷了，更谈不上让它去捉老鼠。话说回来，这娇东西一天好吃好喝，也懒得再去费那神。记得这黑猫在他老伴活着的时候，就是他们家的成员……唉，要是爱云她妈还活着，那他现在的日子就不会过得如此寂寞。少年夫妻老来伴！孤身一人生活，真凄凉啊……

现在正是下午，太阳还有点热力，徐国强老汉就从窑里出来，蹲在有阳光的墙角下，不停地抽着田福堂给他带来的旱烟。黑猫卧在他身边，合住眼睛在睡觉。他一只手拿着烟斗，一只手在猫身上抚摸着，眼睛无意识地瞧着对面山。

山里现在光秃秃的。死了的柴草一片枯黑，没有叶子的树木在寒风中抖颤着枝杈；庄稼地里有些黑乌鸦，像黄纸上滴下些墨水点子。一大群灰鸽在城市上空的烟雾中掠过，都能听得见翅膀扇动的声音。南关那里，不时传来电锯刺耳的声音。要是夏天，这里还能听见原西河水的喧哗声。可是现在原西河已经结冰了。

徐国强老汉无聊地坐在墙根下晒太阳，一锅接一锅地抽着旱烟。福堂这旱烟就是好！不硬也不软，又香又顺气，晚上睡觉还没痰。徐国强不无遗憾地想：这人营务旱烟的确是一把好手，可他自己有气管炎，竟然不能抽烟了。

想起田福堂，徐老马上又想到了福堂的女儿润叶。这娃娃在爱云家门上住了多年，在徐国强看来，也就是自己家里的人。既然是自家人，他就很关心这女娃娃，就像关心他的女儿女婿和两个外孙子一样。

他去年年底才知道，李登云家的向前看上了这女娃娃。他听说是这样，马上觉得是门好亲事。登云是他过去的老下级，志英他也了解，至于他们家的向前，更是他从小看着长大的。现在这小伙还开了汽车。在这山区，开汽车是个好职业，挣钱多，到外地买个东西也方便。

可是他又听爱云说，润叶还没利利索索答应这门亲事。他感到很奇怪。按说，润叶是个农民家的娃娃，能攀这门亲事就很不容易了。不要说人家登云一家人主动提这事，就是人家不主动，自家也应该主动一些嘛！听说眼下是向前在追，而这女娃娃还躲人家呢！唉，这倒是为什么呢？

他了解是这么个情况，心想：要不，让我给这女娃娃说一下！反正我一天闲呆着，也没什么事喀。

他有一天瞅了个机会，等家里人都不在光润叶在的时候，他就和她提起了这件事。不料，这女娃娃果真不说一句利索话。

他问：“那倒究是因为什么？”

这女娃娃给他回答说，她还小，先不想考虑这事……

嗨，二十大几的人了，还小？记得他和爱云她妈结婚时，两个人都才十六岁半！现在提倡晚婚，这是政策，他不反对；但不能晚得没边没沿嘛！女人年纪一大，生个娃娃都困难哩！

他于是就七七八八给润叶说了老半天。除过关于将来生育方面的困难外，他主要阐述了这门亲事的好处。他从李向前说到他妈刘志英，又从刘志英说到志英的丈夫李登云，最后又从李登云说到他自己和这家人交情的历史渊源。

但这次谈话最终没有什么结果。这女娃娃只是礼貌和尊重地听他说话，自己一句话也不说。最后只给他留下个“话把子”，说让她考虑一段时间再说……

徐国强现在坐在这墙根下，抽烟，抚摸猫，又专心想润叶和向前的这门亲事。接着，他又从这门亲事深入进去，考虑起了登云和福军的关系。

徐国强很早就感觉到，登云和他女婿福军的关系不是太好。他知道，登云因为和他的老历史，面子上不好意思和福军争斗。但登云无疑是站在一把手冯世宽一边的。至于世宽和福军的矛盾他早就知道了——不仅他知道，全县的干部都知道。他因此常在内心为他的女婿担心。福军是个耿直人，又是个书生，冯世宽手腕高明，再加上李登云帮扶他——听说还有个马国雄也和他们站在一块，福军怎能抗过他们呢？就是张有智支持福军，可主要领导中，两个人怎么能抵挡过人家三个人？再说，世宽又是一把手，权大，福军和有智更是对付不了。

关键是李登云！登云虽然表面上看来粗粗笨笨，但这人有心计，办事能下手！面子上对人都哈哈一笑，可办事的时候，心像块铁一样硬。说老实话，不是登云撑台，他冯世宽那主任也不好当！

他真没想到，他一手栽培起来的李登云，现在竟然成了他女婿的对手。

唉，说来说去，他现在已经没权了。就是和登云挑明谈一次，让他不要和福军作对，登云表面上会说一堆“那怎还能”的哄人话，但背过他徐国强，该怎干还怎干！他知道登云这人哩！

这样看来，他女婿目前的处境很困难了。他知道福军处理许多事都是正确的。但正确的不一定就是时下吃香的。虽说“四人帮”已经打倒了，但颠倒事不一定马上就能再颠倒过来！你不看冯世宽“四人帮”时候紧跟着跑，现在又积极喊叫着批判“四人帮”哩！

徐国强想来想去，没有个好办法给他女婿帮点忙。按说，他在原西县当了多年领导，上下左右都很熟悉，应该为福军解点围。但这不是在街上的门市后面买两瓶好酒，只要他开口就能办到。这是政治！而实际上只有一个关键——那就是李登云！可登云现在位置高了，他成了个下台干部，已经没办法这家伙了！

他突然灵机一动，把田润叶纳到了这个“棋盘”上来。他想：这是一步好棋！润叶要是和向前结了婚，那他李登云就成了福军的亲戚，再好意思和福军作对吗？

对！他竟然多少时没认真朝这方面想！真是老糊涂了！

徐国强就像一个即将被将死的棋手，突然有了一着起死回生的妙棋，兴奋得从这个墙根下一闪身站了起来。老黑猫不知发生了什么意外，也赶忙站了起来，惊慌地看着它的主人。

徐国强激动地又点着一锅烟，然后立刻盘算：他要很快再和润叶谈一次话，千方百计要说服她答应这门亲事！

这天下午，爱云和晓霞先后都走了，润叶回家来取她的棉大衣。

好机会！徐国强立刻走到润叶和晓霞住的那孔窑洞里，着急地马上就进入了主题。

他和蔼地问润叶：“你和向前的事考虑得怎么样了？”

润叶见徐大爷又问她这事，只好仍旧回答：“我还没考虑好……”

“这么个事，还考虑一年哩？你听徐大爷一句话！这亲事再好不过了！你千万不敢耽搁。据我知道，人家向前一家人都很着急，现在就等你一句话哩！”

润叶真痛苦。她最近不愿回这个家，就是想躲避他们说这事。想不到她刚踏进家门，这就又来了。不过，这徐大爷一大把年纪，平时对她也好，再说又是二爸二妈的老人，她不能伤徐大爷的脸。她就很礼貌地说：“大爷，我知道你的好意，但我……”

润叶急忙不知该怎么说。自少安找了山西姑娘开始，这已经一年多了，她慢慢恢复了一些正常。她真不愿意再把这伤口抓得血淋淋的。

徐国强看她还是原来的老样子，就只好把这件事背后的“那种意思”往明挑了！

他说：“你可能不知情，你二爸和向前他爸关系不怎么好。就是因为向前看上了你，这一年多来，他们的关系才缓和了一些。你还不知情，你二爸在这县上工作很困难，人家许多人合在一起整他！其中最关键的是向前他爸。因此上说，你如果和向前成了亲，你登云叔和你二爸就成了亲戚，他就再不好意思和你二爸作对了；那你二爸的日子也会好过一些……可是现在，登云一家人都对你这么热心，你要是拒绝了这门亲事，那后果我不说你也知道……唉，你二爸真是困难啊！”徐国强说完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润叶一下子被徐大爷的话震住了。天啊，她没想到，在这门亲事的后面还有这么严重的情况呢！

她一下子不知如何是好，脑子重新被搅得天昏地暗！

徐国强见她被他的话慑服了，并且陷入到深思之中，就说：“润叶，我先走了，你好好考虑一下。考虑好了，你就给大爷打一声招呼……”

徐老引着黑猫退出了这孔窑洞——让娃娃一个人想想吧，这婚姻大事又不能逼迫！

徐国强出了门以后，润叶还手里抱着自己的棉大衣呆立在脚地上。

啊啊！事情原来这么严重！她早就觉得二爸情绪一直不好，原来有这么多人都反对他哩！而且作对的主要是向前他爸！

这可叫她怎么办呢？在她的心中，她最尊敬和爱戴的就是二爸。他爱护她，供她上学，又给她找了工作。平时，就是买一毛钱的水果糖，也是给她和晓霞各分一半……

现在，他竟然有这么大的困难！

她心疼二爸。她愿意为他分担忧患。

可是，她又并不爱李向前啊！

她内心又像狂风暴雨一般翻腾起来。她想：让她和向前结婚，这大概也是二爸的意思！他不好给她说，只好让徐大爷出面给她做工作……

怎么办？她不断问自己。

一个她说：不能答应这门亲事！因为你不爱向前！你爱的人是孙少安！

可另一个她又劝说这个她：少安早已经结婚了，你一生也许不会再碰上一个称心如意的人。你最终如果还要和一个自己不满意的人结婚，那还不如就把这门亲事应承下来。这样，你还能给二爸解个围……

润叶干脆不再回学校去了。她把棉大衣放在炕上，一个人背靠着炕栏石，站在脚地上思考着这事，脑子像钻进去一群蚊子，嗡嗡直响。

她开始动摇了。她的力量使她无法支撑如此巨大的精神压力。当然，除过客观的压力以外，她主观上的素养本来也不够深厚。是的，她现在还不能从更高意义上来理解自身和社会。尽管她是一个正直善良的人，懂事，甚至也有较鲜明的个性，但并不具有深刻的思想和广阔的眼界。因此，最终她还是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于是，她的所有局限性就导致她做出了违背自己心愿的决定：由于对爱情的绝望，加上对二爸的热爱，她最后终于答应了这门亲事……

徐国强老汉一获知润叶同意和向前结婚，立刻迫不及待地亲自去了一趟李登云的家，把喜讯传给了这家的三口人。

李登云一家马上喜出望外，紧急动员起来，开始备办婚礼了。向前结婚的东西实际上早已经准备停当，搁在两个大木箱中。现在只是该裁的裁，该缝的缝，该整理的整理；缺什么东西赶快出动去买！

街上缝纫社两个手艺最好的师傅第二天就进了李主任家。刘志英班也不上了，带着从农村叫来的亲戚忙着里外料理。李登云和儿子一块合计：婚礼该请些什么客人？一共得多少人？几桌饭？多少瓶酒？几箱烟？在什么地方举行？要不要动用车辆？要动用得多少辆……另外，得给女方置办什么东西？润叶需要给买些什么？还有田福军、徐爱云、徐国强？爱云的女儿田晓霞和在省城上学的晓霞她哥田晓晨……看来这后一项事宜一会还得向向前妈请示，他父子俩决定不了！

与此同时，这面的徐爱云也忙活起来了。她紧急地动手准备出嫁侄女的装备。遗憾的是，福军不在家，她爸人又老了，没人给她帮忙。跟前有个晓霞，上学不说，又是个疯丫头——她才不管这号事呢！

对！赶快让大哥来！真是的，润叶是他的亲生女儿，这时候他不忙让谁忙！

徐爱云赶紧给田福堂发了一封信。信发走后，她还觉得速度太慢，又让晓霞把润生叫来。她打发侄儿当天就骑自行车回双水村找他爸，让他赶紧到县城来备办他女儿的婚事……

第四十章

田润叶经过一段波澜起伏的爱情周折，最后还是没有逃脱她不情愿的结局。她想亲近的人远离了她；而她竭力想远离的人终于没有能摆脱——她今天就要和李向前举行婚礼了。

从古到今，人世间有过多少这样的阴差阳错！这类生活悲剧的演出，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个人的命运，而常常是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所造成的。

此刻，田润叶没有心思从根本上检讨她的不幸，她只是悲叹自己的命运不好。

她现在坐在自己窑洞的椅子上，已经穿罩起一身簇新的结婚服装：桃红棉袄外面罩一件蓝底白花的外衣；一条浅咖啡裤子；一双新棉皮鞋。她二妈一直陪伴着她——现在徐爱云正给她脖颈上系一条米色纱巾。润叶目光呆滞地坐在椅子上，像一具木偶，任凭徐爱云装扮。

从答应和李向前结婚的那一刻起，她就万分后悔。她感到她的一生被自己的一句话断送了。她一次又一次鼓足勇气，想立即找家里的大人，重新否定她答应了的事。但是临到头来，她又泄气了。她看见，有多少人已经开始忙着为她筹办婚礼。她父亲也赶来了，和李登云一家共同操办，并且相互称起了“亲家”。生米已经做成了熟饭。她要是再反悔这亲事，将会引起她无法想象的后果。再说，她反悔了，自己又怎办呢？

没有办法，只好睁着眼睛往火炕里跳。婚期已一天天迫近。她惧怕这一天，但这一天还是无情地来临了。

下午五点多钟，婚礼马上要在县招待所的大餐厅举行。徐爱云于是把早已放在柜子上的那朵红纸花给侄女佩戴在胸前。男女两家的一些女客，就和爱云一起引着新娘出了县革委会田福军家的院子。

在县革委会的大门外，一辆挽结着红绸带的黄吉普车正等待新娘的到来。本来县革委会离县招待所只有几百米远，但为了排场，李登云动用了全县所有三辆吉普车中的两辆——当时吉普车就是县上最高级的车，准备专车把新娘新郎接到招待所。

现在，李向前穿一身崭新的银灰色的制服，皮鞋擦得能照见人影子，胸前戴着一朵大红花，正喜气洋洋坐在吉普车的后座上。这位司机今天不用开车，自在地坐在小车里面，胖胖的脸上带着幸福的微笑。

这时，在县招待所的大餐厅里，已经是一片热闹非凡的景象了。几十张大圆桌铺上了干净雪白的台布，每张圆桌上都摆满了瓜子、核桃、红枣、苹果、梨、纸烟和茶水。早到的客人已经十人一桌，围成一圈，吃水果，嗑瓜子，抽纸烟，喝茶水，拉闲话。说话声和笑声嗡嗡地响成一片。这些县社干部们，今天不见明天见，相互之间都是熟人，凑到一起就有许多话可说。

这期间，仍然有新到的客人从餐厅门口走了进来。李登云两口子衣冠楚楚，分别立在大门两边，脸上堆着笑容，和进来的客人热情握手，表示欢迎光临他们儿子的婚礼。招待所的院子里停了许多汽车——这是向前的司机朋友们前来参加婚礼；他们有的是本县的，有的是从外地赶来的。不时还有一辆大型拖拉机震耳欲聋般吼叫着开了进来，从驾驶楼里跳下来一些公社的负责人——他们的专车就是这大型拖拉机。

在餐厅后面的厨房里，十几个炊事员正忙着准备婚礼上的酒菜和饭菜。全县几个著名的厨师都被请来了，其中有石圪节食堂的胖炉头胡得福——胡师有几个拿手菜名扬全县，尤其是红烧肘子。

人已经越来越多了，站在门口迎接宾客的李登云夫妇惊慌地发现，除过主宾席外，几十张圆桌已经快挤满了人，而客人到现在还没有来完呢！李登云一边对进来的客人满面笑容地说一声“欢迎”的时候，头上就渗出几粒冷汗——把人家“欢迎”进去让坐在哪儿呢？

就在这时候，被邀请来参加婚礼的石圪节公社主任白明川发现了李主任面临的尴尬局面。他站起来，把旁边他们公社的文书、润叶的同学刘根民拉上，又叫了田福堂的小子润生，到后面的房间里拉出一些椅子来，给每一张圆桌前又加了一把，立刻就把问题解决了。李登云看见了，马上松了一口气，心里说，这小伙子脑子就是好！倒说田福军那么器重他。本来，他对田福军喜欢的人向来不感冒，现在却对白明川有了好看法——不管他其他方面怎样，但今天他为我李登云解了围。好小伙子！

白明川和几个人给每个圆桌旁加了一把椅子后，迎面碰上了柳岔公社主任周文龙。文龙虽然和他是高中时的同班同学，但“文革”初期，文龙是造反派，他是保守派，两个人一直很对立。后来他们参加了工作，现在又都成了公社主任，因此面子上还能过得去。两个人在走道里寒暄了几句，互相邀请对方到自己的公社来转转，然后就各坐在各的桌子上去了。

徐国强和一群老干部挤在一桌上。他们吃不成硬东西，只是喝茶抽烟，说过去的一些事情。当老中医顾健翎到来时，医院领导刘志英亲自扶着他，也来到了这桌上。老干部们都纷纷站起来，迎接这个经常给他们看病的老神仙。他们立刻不再拉谈过去的事情，争抢着和顾老先生讨论各自的身体和疾病。

田福堂此时正一个人拘谨地坐在主宾席上。主宾席安排新郎新娘的双亲和县上的领导坐。领导按惯例总是最后出场，因此都还没到；登云两口子又在门口迎宾客；田福堂只好一个人干坐在这里。润叶妈也没来，说她“狗肉上不了筵席”，让丈夫一人来参加就行了。本来徐国强也安排在这桌上，但老汉为红火，撵到老干部席上去了。

田福堂现在一个人坐在这地方真不自在。他气管不好，也不能吸烟；而这种场所又不能拿根纸烟凑到鼻子上闻——这太不雅观了。他只好两只手互相搓着，有点自卑地罗着腰，看着一桌桌说说笑笑的县社干部们。在这样的场所，双水村这个有魄力的领导人，马上变成了一个没有见识的乡巴佬。

不过，福堂此刻内心里也充满了说不出的骄傲和荣耀。是呀，看这场面！真是气派！他感叹地想：他，一个农民，能这么荣耀地和县上的领导攀亲，真是做梦也想不到。他更为自己的女儿高兴——出嫁到这样的人家，那真是她娃娃的福分！

田福堂明显地感到自己的腰杆子更硬了。他弟弟是县上的副主任，现在，他又有了个副主任亲家！

田福堂正一个人在主宾席上又自卑又荣耀地坐着，他儿子润生忽然走过来，在他耳朵边悄悄说：“爸，咱村的少平叫你到外面来一下。”

“怎？”田福堂瞪起眼问儿子。

“少安给我姐送了一块毛毯，托少平捎来了，少平说要交给你。”

“那让他进来一块吃饭嘛！”田福堂说。

“他说他是步行从村里走来的，累得不想参加了。”

田福堂听说是这样，就跟儿子往出走。走了几步，他又转身在桌子上抓了一把瓜子，拿了几颗苹果，才来到院子里。

少平把那块毛毯交给田福堂，说：“这是我哥和我嫂送给润叶姐的结婚礼物，他们让我亲手交给你……”

“那你进去坐席嘛！”田福堂接过毛毯说。

“不了，我走累了。”少平推托说。

田福堂就把那把瓜子和几颗苹果，硬塞在少平的衣袋里，少平就告辞走了。

少平的确累了。金波当兵走后，他就不能再和他一块骑自行车回家。他又买不起汽车票，只好来回都步行。但他不想参加这个婚礼，更主要的是，他心里隐隐地有些难受。他现在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本来，润叶姐应该是他哥的媳妇。但是两个家庭贫富的差别，就把两个相爱的人隔在了两个世界。他们是不得已，才各自找了自己的归宿。人生啊，有多少悲哀与辛酸！

现在，他不愿意目睹亲爱的润叶姐和另外一个男人站在一起！

少平两只眼睛热辣辣地穿过亮起灯火的街道，在料峭的寒风中向学校走去……

田福堂抱着少安夫妇送来的礼物，绕厨房后面回到了餐厅。他此刻也不由得想起了润叶和少安的关系。他原来多么担心这两个娃娃给他弄出丢脸事来。现在好了，两个人都成了家，他再也不必为这件事忧虑了。

宾客们送的礼物，都早已摆到餐厅前面的几张大桌子上，红红绿绿，花花哨哨，在几张桌子上摆的边边沿沿都是。

田福堂拣了个很不起眼的地方，放下了那块毛毯，然后又在主宾席上正襟危坐了。

他刚坐下不一会，县上的领导就依次进了餐厅门。冯世宽主任走在前面；后面是副主任张有智和马国雄；再后面是几个常委和老资格中层领导。餐厅里大部分干部都站起来。冯世宽和县上的其他领导纷纷和人群里的熟人握手问候。

领导们即刻在刘志英和登云的引导下，在主宾席上落了座。登云把亲家介绍给领导们。田福堂慌得抖着胳膊和众位领导们握手。李登云同时硬把老首长徐国强也拉到了这桌上。

不一时，徐爱云就带着新娘新郎进来了。餐厅里立刻掀起一阵欢娱的喧哗和骚乱。有些爱开玩笑的年轻人都不由自主地喊叫起来了。

特邀司仪马国雄宣布婚礼开始。为了给李登云带面子而亲自担任主婚人的冯世宽，即席发表了简短而热情的祝辞，勉励两个新人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在革命大道上携手并进……

接着，餐厅里就响起了一阵乒乒乓乓的碰杯声和吆喝声，整个大厅顿时像一锅煮沸了的水一般开始喧腾了……

田润叶低着头，和李向前并排坐在主宾席前面的两把椅子上。她感到头晕目眩，甚至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地。命运啊，多么无情！这不是婚礼，而是她青春的葬礼……

她低倾着头，两只眼睛微微闭合着。她在这一片嗡嗡的嘈杂声中，仿佛又听见了那亲切而熟悉的声音从远方传来……

此刻，她那叶想象的白帆又驶回了遥远的童年，在记忆中的每一个温暖的港湾里停泊了一下。她想起在双水村解冻的阳土坡上，她和少安用肮脏的小手一块刨“蛮蛮草”吃；想起夏日里的东拉河，水流一片碧澄，她和少安浑身不挂一条线，嬉闹着互相往光身子上糊泥巴；秋天的神仙山，崖畔上缀满一串串红艳艳的酸枣，少安哥赤脚爬上去，给她摘了那么多；冬天虽然寒冷而荒凉，但他们心里热呼呼的，手拉着手走过东拉河的冰面，穿过庙坪落光了叶子的枣树林，跨过哭咽河上的小桥，在金家湾的草丛里寻找那些破碎的瓷片。是的，破碎。一切都破碎了……

“让路！油啊……”

“六的六呀，五魁首……”

“喝！”

“吃！好好吃！”

“夹菜！”

“咦呀，哈哈哈……”

…………

在这一片洪水般喧嚣的声音之上，她似乎又听见了那令人心碎的信天游——

正月里冻冰呀立春消，

二月里鱼儿水上漂，

水呀上漂来想起我的哥！

想起我的哥哥，

想起我的哥哥，

想起我的哥哥呀你等一等我……

第四十一章

孙少安和贺秀莲结婚已经近十个月了，但小两口仍然还像在蜜月里一般热火。

少安对他的婚姻很满意。他越来越依恋这个大眼睛的山西姑娘了。每当他从山里劳累一天回来，晚上在一队饲养院的小窑里接受秀莲亲热的抚爱时，他尝到了说不尽的温暖和甜蜜。

结婚不久，秀莲就不顾一家人的劝拒，开始出山劳动。她先是在生产队跟他一块种庄稼。秋后庄稼收割完毕，全村男女劳力都上了农田基建工地，他们就又一块相跟着去打坝修梯田。秀莲劳动和他一样，很快博得了全村人的赞赏。她能吃苦，干什么活都不耍滑头。一般来说，新媳妇在一年之中都是全村人关注的对象。渐渐地，大家都和秀莲熟悉了，工地上常开他们两个的玩笑。捣蛋老汉田五叔还给他们编排了一段子——

上山里核桃下山里枣，

孙少安好像个杨宗保。

前沟里韭菜后沟里葱，

贺秀莲好像个穆桂英……

众人见了他俩，就像口歌一般唱田五的这几句小曲。

晚上劳动回来，在家里吃完饭，小两口就相跟着回到田家圪饲养院的那个小窑里。秀莲马上放火暖炕，给他烧洗脸洗脚水。庄稼人一般睡觉谁还洗脸洗脚呢？但秀莲硬是把这“毛病”给他惯下了；现在不洗个脸，不烫个脚，钻到被窝里都睡不着觉。把他的！

每天晚上，在他还没脱衣服前，秀莲就把一切都收拾好，自己先钻进了被窝——她要先用自己的体温把被子暖热，才让少安睡进来。秀莲是个感情热烈的人，每晚上都非让少安和她在一个被窝里睡不行。少安起先不习惯，后来不这样他倒反而不行了。

因为一大家人在一个锅里吃饭，他们这面就没什么东西，因此也不开灶。那点少得可怜的口粮，还敢在两个锅灶上吃吗？只是寒露以后，他妈让他们拿过来一些老南瓜。这样，秀莲在烧炕的时候，就煮一些南瓜汤，两个人在睡觉前热热呼呼喝一碗。

入冬以后，夜长了，晚上他们也就不像往常那样早睡。秀莲在灯下给他缀补那些破烂衣服，做鞋袜。他蹲在前炕头上化玉米粒或捻毛线。外面寒风呼呼吼叫，但窑里暖烘烘的，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安宁和舒服。两个人做活中间，由不得相视一笑，传达着内心无限的情感。她有时会停下手中的活，发呆地傻看他半天。当他卷起一支旱烟的时候，她就又凑过来，像个孩子似的，给他擦火柴点烟。两个人这时候就干不成活了，依偎在一起，静静地坐在热炕头上，好像互相倾听对方的心跳声。

这两个年轻人太黏了！只是不知为什么，秀莲还没有怀娃。这不要紧，他们两个已经悄悄去石圪节医院检查了一回，医生说两个人都没病，肯定会生养的，让他们不要着急。不着急！晚生一两年也好，两个人还能利利落落过一段日子呢！

但是，使少安感到不安的是，秀莲对他好得也许有点太过分了。每次吃饭的时候，她都给少安碗里捞稠的。家大口多，七老八小，一锅饭里汤多粮少，能有多少稠的呢？要是他碗里稠了，那家里其他人碗中就稀了。这太不像话！父母亲年纪那么大，妹妹年龄小，一天到石圪节上学还要往返跑路，而老祖母又半瘫在炕上，他怎么能在锅里捞稠的吃呢？

他曾含蓄地提醒妻子，以后再不能这样。他们年轻，吃饭应该先敬老后让小！

但秀莲蛮有理由，说他一天出力最重，应该吃稠一些。他看一时不能说服秀莲，以后就不让她给他盛饭，吃饭时自己盛。他知道，秀莲的这些举动，父母亲和妹妹都看在眼里了，但他们又都装着没看见。这不是说，他们对秀莲这种行为没看法。少安为此而感到很痛苦。他心疼家里的老人和妹妹，可他又不能过分指责秀莲——她也是心疼他啊！

的确是这样。

对于秀莲来说，宁愿她自己饿肚子，也不愿让少安吃不饱。

在没结婚之前，她来这家时，根本没认真注意这家的实际情况。反正她爱少安，觉得一切都无所谓。结婚以后，她才知道，这家正如少安说的，已经穷到了骨头上。一年分不了几颗粮食，还供养两个上学的。顿顿饭基本都是黑豆高粱稀汤。过一两天，才蒸一锅高粱面馍——这就算改善生活。能在喝稀饭的时候吃两个黑面馍，简直就是奢侈。

这样的吃食，别说是在山里挣命劳动一天的庄稼人，就是一天什么活也不干，都受不了。

但一切又无法改变。她从小到大，还没受过这样的罪。正是因为她和丈夫火热的爱情生活，她才忍受着如此的饥饿和贫穷。她仍然一如既往地觉得，只要跟了少安这样的男人，就是讨吃要饭也心满意足。是的，他那男子汉的体魄，他在村里庄稼人中间的威望和婆姨女子对她羡慕和妒忌的目光，都使秀莲内心充满了幸福和骄傲。

唉，饿就饿吧！只要她和亲爱的人在一起，饿肚子心里也是畅快的！

本来，她娘家光景不错，也可以从山西拿点粮食来。可这么一大家人在一块过光景，那点粮食添进去连个影子也寻不见。

秀莲心里也这样想过：要是她和少安两个人单另过光景，那他们就会成为村里的上等家户。他们两个劳力，再加上她娘家的补贴，日子会过得红红火火！

可她心里也清楚，要是他们分了家，那家里其他人当下就活不下去了。光老公公一个人怎么可能养活那七老八小一大群人呢？

秀莲知道少安会坚决不同意分家的，因此也就不敢提念这方面的一个字。真的，她非常清楚，少安宁愿和她离婚，也不会抛下家里这么一大群人的。

唉，看来只好就这个样子了！

但是，就在眼下这状况中，她也总想千方百计照顾她的丈夫。于是，她就借盛饭之机，每顿都从盆底上给少安碗里捞一些稠的。她心想：我男人撑扶着这个家，他的活苦也最重，难道不能让他稠些吃一碗吗？

可是，少安又坚决不让她这样做。现在，他连饭也不让她盛了，开始自己动手给自己盛。每次盛的时候，她见他都用勺子在盆里搅半天，搅匀了，才把饭往碗里盛。每当看见这情况，她常背转家里人，忍不住眼泪都掉在了饭碗里……

孙少安完全能体谅亲爱的人儿对自己的一片好心！

但他决不能允许妻子为他搞“特殊化”。他宁愿不吃饭，也不愿意他吃稠的让家里人喝汤——他怎能咽下去呢？

好了，他的秀莲是开通的，她一定能理解他的心情。为了不使她情不自禁地再犯这错误，以后他就干脆自己给自己盛饭了……

少安是在田福堂动身去县城的时候，才知道润叶要结婚了。据传回来的消息看，那个男人就是去年原西河畔润叶提起的县上领导的儿子。

他听到这事后，心里忍不住一阵隐隐地难受。这是很正常的。他爱过这个人，而这个人不仅爱他，还公开向他表示了自己的爱情；只是他没敢接受这爱，跑到山西去给自己找回来了秀莲。

但是，在难受之时，他对这消息又不感到意外。这事也是很正常的。他已经结婚了，润叶也总要结婚。事情本来就会是这样的。对于孙少安来说，润叶在他内心掀起的暴风骤雨已经在贺秀莲温暖的抚慰下平息了，现在只留下一些细微的痕迹。他祝福亲爱的润叶也能寻找到自己的抚慰。归根结底，他们只能这样。人只能按照自己的条件寻找终身伴侣。就好像种庄稼一样，只能把豆角种在玉米一块，而不能和小麦种在一起。

听说润叶马上要举行婚礼，少安着急起来——他给人家送什么礼物呢？他和秀莲结婚的时候，润叶给他们送了两块缎被面，少说也值五六十元。而他们现在除过这两块被面，就再没什么值钱东西了。总不能把这两块被面再送回去吧？

晚上睡觉前，他只好忧愁地对秀莲提起了这件事。

“就是那个和你相好过的女子？”妻子自己红着脸问他。

“就是的。我们小时候一块耍大的……人家给咱送了那么重的礼，咱给人家送什么呢？”少安熬煎地问秀莲。

秀莲想了一下，说：“人家有义，咱不能无情！我看是这样，我爸走时给我丢下五十块钱，我原来准备给你缝一件大氅，钱一直在箱子里搁着。你干脆都拿去，给人家买件像样的东西！”

少安感激地把妻子拉在自己怀里，在她脸上亲了亲。

于是，他就拿着秀莲给他的五十块钱，跑到米家镇用四十六块钱，买了一块黄原出的羊毛毯。剩下的四块钱，他给秀莲买了一条围巾。星期天少平回学校时，他就把毛毯让少平捎给田福堂，让他转交给润叶夫妇……

这件事过后不久，一九七六年就临近结束了。

阳历年底前的一天，他丈人贺耀宗突然托顺车给他们捎来二斗小米。这点粮食顿时使一家人高兴万分。这样，在他们那黑豆高粱稀饭里，又能加一点小米了。对农民来说，小米就是最好的粮食；小米煮饭好，又经得住吃，一斤米能顶二斤面。同时，家里也就能腾出更多一些高粱喂那口肥猪。

阳历年的最后一天，农村没有显出什么节日的气氛。农民不过这个“洋”年。他们过年就是过春节。

吃晚饭的时候，少安端一碗放了调料的黑面蒸土豆丝和两个高粱面馍，在院子里一边吃饭，一边照料着喂猪。天气冷了，让家里人在窑里吃饭暖和一些；他外面干一天活，习惯了，不怕冷。

他一边吃饭，一边往槽里给猪倒食。由于加了粮食，猪已经开始上膘，毛色也变得油光黑亮。这口猪对他们来说太宝贵了。春节前后卖上一百多块钱，就可以还一半他结婚时欠下的账债。剩下几十块，除过明年的油盐酱醋外，还要供念书的。少安高兴地想到，他弟弟少平下个月就高中毕业了。虽然兰香明年后半年又要到原西城上高中，但他们三个男劳力供一个小妹妹上学，就要松宽多了。

少安一边喂猪，一边这样想的时候，见秀莲从窑里出来，端着个饭碗向他这里走过来。他心想：这家伙像只绵羊，我走到哪里她撵到哪里；这一阵工夫不见面，这就又撵出来了。

秀莲走到他跟前，突然从自己的碗里拿出一个白面馍，放在他的碗里，也不说什么，向他莞尔一笑，转过身又回窑里去了。

少安一下子生气了！秀莲怎么把奶奶吃的白面馍给他拿来了呢？

这真是太不像话了！

他们一年夏季分那么几斗麦子，除过几个重要节令，一家人谁也不吃，都是留给老祖母的。祖母年老多病，牙口又不好，她根本不能像其他人一样吃这又粗又黑的东西。再说，老人家受了一辈子苦，儿孙们应该尽量照顾好她的晚年。这是人之常情！

其实，奶奶一顿也吃不了多少；每一顿饭，母亲给她老人家做一小碗细面条，她都吃不完。另外，有时候在他们蒸黑面馍的锅上，捎带着给她蒸几个白面馍，每顿饭她掰着吃一块。

今天母亲又给奶奶蒸了五个白面馍，秀莲竟然给他拿出来一个！他们家还从来没有一个人吃过奶奶的白面馍；就连猫蛋和狗蛋，也不能这样随随便便吃他老外婆的干粮！

秀莲太过分了！先前给他碗里捞稠饭，现在又把奶奶的白面馍拿来让他吃，这简直不能再让人容忍！

少安匆忙地把自己饭碗里的黑面馍吃完，又把吃饱的猪吆到圈里拦好，就端着那个白面馍回到窑里。

他脸阴沉沉地把那个白面馍又放回到馍篮里，一句话也没说，转身就往门外走。本来他还没吃饱，但连稀饭黑面馍也不想再吃了。这件令他难堪而痛心的事，已使他无法继续在窑里呆下去。

在他出门的时候，母亲拿起那个白面馍追出来，偷声缓气地说：“死小子！这是妈让秀莲给你拿的！”

少安头也不回地只管往出走。他知道，母亲这样做，是为了让秀莲好下台。

他出了院子的时候，听见窑里传来秀莲的痛哭声。哭就哭吧！谁让你把事情做得这样令人失望！

少安第一次没有和妻子一块相跟着回饲养院他们的家。

他心烦意乱地一个人回到田家圪这面，进了自己住的窑洞，连鞋没脱，就倒在了土炕的铺盖卷上。

少安的额头像感冒一般发热。他第一次感到了成家后的烦恼。

是的，这是一个征兆。随着秀莲进了家门，矛盾已经开始露了头。他多少年和父母弟妹生死与共，秀莲即使是因为爱他而伤害了家里的人，他也不能原谅。他是一个成熟的庄稼人，绝对不会像农村的有些年轻人，如俗话说的“娶了媳妇忘了娘”。不！牺牲自己而全力支撑这个穷家，这是他多年来的一贯信念，已经成了他的生活哲学。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没有从无数艰难与困苦之中垮下来，甚至因而感到自己活得还有点意思……

天很晚的时候，秀莲才一个人进了家门。少安知道她回来了，也没睁开眼看她。

他感觉那只熟悉的、温热的手在他腿上轻轻碰了一下——不是无意，而是专意碰的。

他睁开眼睛。

血立刻怦然地再一次涌到了他的头上！

他看见，秀莲立在他面前，竟然在手帕里包了两个白面馍，给他递过来，正等着他坐起来接呢！

他气愤地一闪身坐起来，大声说：“你怎么能这样不懂事呢？”

秀莲看来也生气了，说：“这是妈让我给你拿的！”

她说的当然是实话。在他甩手一走，秀莲难为情地哭了以后，婆婆、公公和兰香劝说了她半天。公公还怒气冲冲地准备到饲养院来教训儿子，被兰香硬拉住了。

她临起身回来的时候，婆婆为了掩盖这个难堪的局面，硬让她把两个白面馍给少安带来，以便解脱儿媳妇。贤惠的婆婆原谅秀莲，虽然事情做得有失体统，但这不是儿媳妇自己贪嘴，而是她心疼他们的儿子哩！

但孙少安完全忍受不住了，他竟然一下子失去了理智，冲动地跳起来，在秀莲的肩膀上捣了一拳头！

秀莲完全想不到亲爱的丈夫会动手打她。在少安生硬的庄稼人的拳头落在她肩膀上的时候，手里的两个馍就滚在了前炕席上；她自己也一个趔趄，跌倒在了脚地上！

她伏在土脚地上，伤心地痛哭了。哭了一会，又猛烈地呕吐起来。

少安在打了秀莲以后，马上就后悔自己太粗暴了——秀莲不管怎样，都是为了心疼他，他怎么能动手打她呢！

他本来想下去劝说秀莲，并且向她认错道歉。但一时又克服不了男人的自尊心。他只好两把将铺盖绽开，衣服也没脱，烦恼地钻进被子里，蒙住了头。

过了一阵，他听见秀莲不哭了，并且像上了炕，开始窸窸窣窣地脱衣服。

不一会，他觉得自己被子的一边被拉开了，接着，那熟悉的、丰满的光身子就悄然地躺在了他身边。少安心里忍不住一热。

秀莲把脸贴在他背上，又委屈地啜泣起来。她一边哭，一边说：“你把人打得这么重……人家都有了……”

“啊？”少安一下子翻过身，紧紧地搂住妻子，泪流满面地在她脸上狂吻起来……

第四十二章

一九七七年元月中旬，孙少平要在原西县高中毕业了。

在最后的几天里，所有的毕业班都处在一片混乱之中。

同学们互赠礼物，整理自己的东西；单个照相，集体合影；要好的朋友也纷纷聚在一起照一张留念照。县照相馆干脆专门抽出几个人到中学来为同学们服务。

许多手头宽裕的学生，都一群一伙到街上的国营食堂去聚餐——那里的桌子板凳这几天都让这些年轻人占据了。

这样的时刻，同学们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感情。进校时盼着毕业的一天；可临近这一天的时候，又都有些依依不舍。更主要的是，所有的人都认识到，他们的少年时代也就随之而结束了。现在大学不直接在应届高中生中选拔，这就意味着大家从此不得不走向社会，开始过另一种生活：城里的同学除过个别情况特殊者，都要到附近的农村去插队；乡里的学生得各回各家，开始自己的农民生涯。别了，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

少平和同学们的心情一样。他对终于能离开这学校而高兴，同时又有一种说不出的惆怅。是的，再过几天，他就要回双水村了。从这点上来说，他内心里隐隐地充满了烦恼。

说心里话，他虽然不怕吃苦，但很不情愿回自己的村子去劳动。他从小在那里长大，一切都非常熟悉。他现在觉得，越是自己熟悉的地方，反倒越没意思。他渴望到一个陌生的世界去！他读过不少书，脑子保持着许多想象中的环境。他甚至想：唉，我在这世界上要是无亲无故、孤单一人就好了！那我就可以无牵无挂，哪怕漫无目的地到遥远的地方去流浪哩……

当然，这只是一种少年的可笑幻想罢了。他超越不了严峻的现实，也不可能把一种纯粹的堂·吉诃德式的浪漫想法付诸行动——他其实又是一个冷静而不浮躁的人。

孙少平热爱自己家里的每一个亲人。但是，他现在也开始对这个家庭充满了烦恼的情绪。一家人整天为一口吃食和基本的生存条件而战，可是连如此可悲而渺小的愿望，也从来没有满足过！在这里谈不到诗情画意，也不允许有想象的翅膀——一个人连肚子也填不饱，怎么可能去想别的事呢！

他从此以后，就要开始这样生活：他每天要看的是家里人的泪水、疾病、饥饿和愁眉苦脸。他将没有住处，在家里喝两碗稀汤饭后，继续到金家湾那边找地方睡。当然，第二天还要早起，因为要返回田家圪这面的一队来劳动。毫无疑问，他将再没有读书的时间——白天劳动一天，晚上一倒下就会呼呼入睡。再说，到什么地方去找书呢？报纸可以到村里的小学去看，但《参考消息》再也看不成了。他将不可避免地又一次和外面广大的世界隔绝。如果他当初不知道这世界如此之大也罢了，反正双水村和石圪节就是他的世界。但现在他通过书本，已经“走”了那么多地方，他的思想怎么再会仅仅局限于原来的那个小天地呢？

但不论他怎样想，现实终究是现实。几天以后，铺盖一卷，他就得动身回家。当然，眼下他还要正常地在学校度过这最后的几天……

他们班的集体相已经在学校大门口照过了。他又和一些要好的同学分别也照了几张。毕业证和档案里需要的单人相片，他半月前就在县照相馆照过，并且加洗了几十张，已经按规矩给班里的同学每人送了一张。其他的礼物他也送过了：男同学一人一个小笔记本；女同学一人一块手帕。他同时也收下了几十张照片、一堆笔记本和十几块手帕。

毕业的花费少说也得二三十元钱。他在暑假的时候，为了攒够这笔钱，和妹妹兰香挖了二十多天药材，才勉强够应付现在这局面。

在离校的两天前，所有的公事和私事基本都完结了。他把自己的一点零七八碎收罗在一起，就一个人出了校门。他想在离别之时，再到县城转一转。

他不是去逛商店，也没有什么具体事可办。他是到自己曾熟悉的那些地方去走一圈。这些“熟地方”有的在城里，但大部分在城外。有些地方是他经常去寻觅吃食的山野；有些地方是他读过书的土圪；也有他曾饿着肚子睡过觉的小草窝。当然，他也没忘了来到原西河畔，在他因最初的失恋而落过泪的地方，再一次伤感地追忆当初的情景……

当他立在原西河边的时候，他也想起了他的好朋友金波。金波已经当兵去了青海——他来信说在师部的文工团吹长笛；还说他们住在藏民区，附近有一个军马场……他很羡慕金波，什么时候能像他一样去远方闯荡一回呢？他想，下一次征兵的时候，他能不能也去当兵？

临近吃下午饭的时候，少平已把“该走的地方”都走过了，于是就返身回学校。

冬日西沉的残阳余晖在原西河对面的山尖上留了不多的一点。原西河两岸的河边结了很宽的冰，已经快在河中央连为一体了。寒风从河道里吹过来，彻骨般刺冷。

少平很快地进了破败的城门洞，走到街面上。

街上冷冷清清，已经没有了多少行人。城市上空烟雾笼罩，远远近近灰蒙蒙一片。县广播站高杆上的信号灯，已经闪烁起耀眼的红光。从不远的体育场那里，传来人的喊叫声和尖锐的哨音……所有这一切，现在对少平来说，都有一种亲切感。他在这里生活了两年，渐渐地对这座城市有了感情——可是，他现在就要向这一切告别了。再见吧，原西。记得我初来之时，对你充满了怎样的畏怯和恐惧。现在当我要离开你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又对你充满了如此的不舍之情！是的，你曾打开窗户，让我向外面的世界张望。你还用生硬的手拍打掉我从乡里带来的一身黄土，把你充满炭烟味的标志印烙在我的身上。老实说，你也没有能拍打净我身上的黄土；但我身上也的确烙下了你的印记。可以这样说，我还没有能变成一个纯粹的城里人，但也不完全是一个乡巴佬了。再见吧，亲爱的原西……

孙少平怀着愉快而又伤感的情绪，用脚步，用心灵，一个下午回溯了自己两年的历程。

当他回到学校以后，见田晓霞正在他宿舍里。她显然是在等他。

“你到哪儿去了？”她问他。

“我出去走了走。”他说。

“现在咱们走吧！”她穿着一件带帽子的“棉猴”大衣，已经出了门。

他只好跟出来，问：“到哪儿去？”

“我请你吃饭！”她说。

孙少平不愿到她家里去，就说：“我在大灶上报饭了……”

“啊呀，都快毕业了，你还舍不得丢你那两个黑面馍？”她开玩笑说。

少平没吭声。其实，他今天下午报的是白馍——他把几张“欧洲”票一直攒到了这几天。

少平原来以为晓霞让他到她家去吃饭，但她却把他引到了街上的国营食堂。

她把饭菜买齐后，对他说：“咱们就要分别了，我应该请你吃一顿饭。家里人多，这里咱们清静一点，还可以拉话。”

少平第一次单独和一个女同学一块下馆子，因此他有点不好意思。好在晓霞是个大方姑娘，他们也熟悉，才使他心里不特别慌。他说：“我也应该请你一次。礼尚往来！”

“别，”晓霞说，“等我回咱们双水村的时候，你在你家里请我吃一顿饭，也许更有意思！”

“你会到双水村来吗？”少平问她。

“肯定会的！我还从没回去看大爹大妈呢！再说，就是没他们，我也会去看你的！你要是到县城来，也一定要来找我！行不行？”

“行……”

少平一边吃饭，一边心里非常激动地想：他竟然这么大方地和一个女的坐在一起吃饭，拉话，这简直不可思议！

话说回来，也只有和晓霞在一起的时候，他这个年龄的和女同学交往的羞怯心理，才不至于成为一种严重的障碍。他们常常像两个大人一样探讨一些“大问题”，这使他们的关系限定在友谊和严肃的范围内。

“毕业后你准备怎办呀？”晓霞一边给他碗里扒拉菜，一边问他。

“一切都明摆着，劳动种地……这些我都不怕。主要是读书困难了。没时间不说，借书也不方便。晓霞，你要是找到好书，看完后一定给我留着；我到城里时，就来拿。看完后我就会想办法还你的。”

“这当然没问题。就是《参考消息》，我也可以一个星期给你集中寄一次，你看完保存好就行了。其他报纸听你说咱村的学校里都有？不管怎样，千万不能放弃读书！我生怕我过几年再见到你的时候，你已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满嘴说的都是吃；肩膀上搭着个褡裢，在石圪节街上瞅着买个便宜猪娃；为几根柴火或者一颗鸡蛋，和邻居打得头破血流。牙也不刷，书都扯着糊了粮食囤……”

孙少平仰起头，笑得都快喷饭了。这个晓霞啊！

笑毕，他说：“我不会变成你描绘的那种形象。”他立刻严肃起来，“你不知道，我心里很痛苦。不知为什么，我现在特别想到一个更艰苦的地方去。越远越好。哪怕是在北极的冰天雪地里；或者像杰克·伦敦小说中描写的严酷的阿拉斯加……”

“我很赞赏你的这种想法！”晓霞用热情而鼓励的目光望着充满激情的少平。

“我不是为了扬名天下或挖金子发财。不知为什么，我心里和身上攒着一种劲，希望自己扛着很重的东西，在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地方，不断头地走啊走……或者什么地方失火了，没人敢去救，让我冲进去，哪怕当下烧死都可以……晓霞，你说这些想法怪不怪？我也说不清楚这是为什么！但我心里就是这样想的。我回到家里，当然也为少吃没穿熬煎。但我想，就是有吃有穿了，我还会熬煎的。说实话，几年前，我没这么些怪想法。但现在我就是这样想的。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也不知道这情绪对不对……”

“坚决正确！”晓霞把两个不能连在一起的词连在一起，笑着对他说。这是他两个创造的一种幽默用词法，时不时从双方的嘴里冒出来，其中的滋味只有他两个才能品尝到。

这顿饭他们吃得时间很长，谈的话也很多。他们相约：他们还要见面；她要回双水村来；他也还要到县城来找她。他们只是没好意思说互相可以通信。

回到学校后，晓霞把她托父亲在省城买的那个多兜黄挂包，作为毕业礼物送给了少平。少平给她送了一个漂亮的大黑皮笔记本……

晚上亮灯的时候，少平正破例和几个同学在宿舍打扑克，跛女子侯玉英突然来找他。

她也不进宿舍来，踮着脚立在门口，让少平出来一下，说她有个话要给他说。

少平看见她脸上带着一种紧张和激动，并且气喘吁吁的，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就把手里的扑克塞给旁边一个观战的同学，跳下炕走了出来。

在院子里，侯玉英悄悄地对他说：“郝红梅做下丢脸事了！”她说这话的时候，脸上露出一副幸灾乐祸的神色。

“什么事？”少平的头皮一阵发麻。他心想，红梅和养民是不是有什么不规矩行为，让人家捉住了？马上要分手，说不定两人感情冲动……

“你猜！”侯玉英故弄玄虚地向他挤了挤眼。

少平着急地说：“你快说是什么事嘛！我猜不着！”

侯玉英这才一脸的神秘，说：“郝红梅在二门市上偷手帕，让售货员抓住了！”

“啊？”少平一下子震惊得张开嘴巴，“什么时候？”

“今天下午快吃饭的时候。”

“现在她人在哪儿？”

“在二门市后面一个办公窑里锁着。我爸让我到学校来找领导……”

“你去了没有？”少平一步跨到侯玉英面前，瞪着眼问她。

侯玉英被他的凶相吓了一跳。本来，她来是给孙少平报喜讯的。她知道过去郝红梅和少平相好，后来又抛开少平，和班长顾养民相好了。自从孙少平救了她的命以后，她就一心一意想报答少平；并且对这个过去她瞧不起的乡巴佬崇拜得五体投地。今天郝红梅大概穷得给同学送不起毕业礼物，买手帕的时候又偷着拿了几块，让售货员抓住了。她父亲听她说，这女贼是她的救命恩人的仇人，就立刻让她到学校来找领导，好把这个贼娃子美美处理一家伙！她到学校没顾上找领导，就先兴奋地给少平报讯来了。

现在，她看见少平一脸凶相，很奇怪他听了这事为什么不高兴，反而给她瞪眼睛？好像她侯玉英倒成了个贼娃子！

她看少平这样逼问她，只好说：“我还没顾上找领导呢……”

“你不能去找！”少平仍然很凶狠地瞪着眼，“对谁也不能说！也不能对顾养民说！你听见了没？你要是说了，我就掐死你！”

侯玉英吓得跛腿倒退了一步，惊慌地看着孙少平，以为这个人疯了。

她赶忙说：“我听你的话！谁也不给说！”

“这事除过你爸，还有谁知道哩？”少平问。

“再就是你们村的金光明。红梅就是他抓住的……你说不让找学校领导，那现在怎么办？”侯玉英畏怯地看着孙少平那张火暴暴的脸。

少平抬起头想了一下，说：“走！我跟你到门市上去！”

侯玉英只好转过身，一瘸一跛地引着孙少平，向自己家里走去……

第四十三章

郝红梅像一只兔子被猎人关进了笼子。惊慌。绝望。痛不欲生。她在二门市后面的这个窑洞里，哭得死去活来。她在心里喊叫说：一切都完了……

本来，眼看就要高中毕业，她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快乐。她终于熬到了头。另外，更让她心花怒放的是，她和养民的关系也眼看快要成功了。虽然他们还没有具体谈论婚姻的事，但她相信顾养民确实爱上了她。尽管毕业后，她要回农村去劳动，但未来的生活已在她面前展示了灿烂的前景。她知道，她不会在农村呆很长时间的。养民的父母亲都是黄原地区像样的人物，他们怎么能让他们的儿媳妇在农村劳动呢？他们一定会想办法在黄原给她找工作！她将在那个梦想中的城市和养民一块幸福而荣耀地生活。这并不是梦想，养民实际上已经给她暗示过这一切。因此，当毕业来临，农村来的同学都心神不安、忧郁惆怅的时候，红梅心里却像五月的阳光照耀着一般，亮堂堂，暖洋洋。太阳就是顾养民。这位高贵人家的子弟给她的生活带来了无限美好的希望。最使她感动的是，养民不嫌她的地主成份；说他们家“文化大革命”中父亲也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挨过整，受过批判；他说成份不能决定一个人是好是坏。多有水平的见识啊！亲爱的养民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

当郝红梅在毕业的这几天里万般欢乐的时候，却遇到了一个让她扫兴的情况：班里所有的同学在分别之际，都互相赠送礼物，以作留念。原来她想大概是相互要好的同学之间才这样呢——她初中毕业时就是相好的同学才互赠礼物。但这里却兴这样一种人人都送的风气！这也许难怪，人一上点岁数，就变得世故了，不管平时关系怎样，这种时候好像都成了兄弟姐妹。

既然大家都是这样，她也只得随俗入俗。

但让她头疼的是，她的钱不够买这么多礼物。她原来积攒下的钱，只够买当初她准备给人送的东西——这点钱也是在牙缝里省下来的。现在她来不及再筹备这其余的一笔钱了。家里一分钱也拿不出来。她又不能开口问顾养民要钱；两个人现在八字还没见一撇，就开口向人家要钱，这简直成了那种不要脸的妇女。她是一个高中生，怎能这样庸俗不堪呢？话说回来，如果她这样，养民也会唾弃她的！

没有办法。眼看一两天同学们都要离校了，她还对自己的礼物一筹莫展。她脸上的笑容已经消失得一干二净，焦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最使她恐惧的是，同学们已经都把自己的礼物送给她了，这逼迫她非要给人家回赠不行。她已经凑合着把男同学们的笔记本都送过了，但十几个女同学的手帕还没买下。她剩下的钱只够买几块——另外那十来块手帕的钱到哪儿去找呢？

但她又不能让女同学看出她没钱给她们回赠礼物。她不时掩饰着自己的慌乱，对她们说，她到商店跑了几次，发现没什么太好看的手帕了，等一两天再去看有没有新来的……

可是，再有两天就要离校了！还能再等那“新来的”手帕吗？

郝红梅觉察出，有几个女同学已经用鄙夷的目光看她了。

她没有办法，只好在这天商店快关门的时候，硬着头皮去了街上。她想，先买几块再说吧……

她来到就近的二门市部时，活页板的门面已经关住了，只剩下一个小门——实际上已经停止营业，那个小门是留给售货员下班走的。

她不管三七二十一，硬从那小门里挤了进去。

她看见柜台后面只留了一个梳大背头的售货员，正在封炉子，显然其他售货员都走了。

那大背头售货员见她进来，立刻说：“下班了！”

她只好乞求似的说：“我只买几块手帕，能不能麻烦一下呢？”

那售货员见她这样说，就一只手提着铁铲子，走过来用另一只手从柜底下拉出一叠手帕放在柜台上。

郝红梅按自己的钱数挑了五块不同花色的手帕，就把钱交给了售货员。

售货员接过钱以后，就赶忙又去封冒死烟的炉子去了，剩下的那叠手帕也没顾上收拾，仍然扔在柜台上。

郝红梅在往自己的书包装那五块手帕的一刹那间，产生了邪念——她没有时间来检讨她这行为的全部危险与可怕，便很快瞥了一眼那个封火炉的售货员，见他脊背朝着她，就闪电般伸出手在柜台上的那叠手帕上面抓了一把。在她还没来得及将手中的赃物塞进自己书包的时候，那售货员大概是凭第六感觉也闪电般转过身来！

于是，一切都完了……

这个叫金光明的售货员，把贼娃子很快带到门市后面，交给了主任侯生才。

侯生才立即进行了审问。郝红梅痛哭流涕如实招了。

侯主任一听她是自己女儿一个班的同学，倒动了恻隐之心——说不定是他玉英的好朋友呢！

他于是让金光明先把这女娃娃引到他的办公室去，他自己要到家里向女儿问问这姑娘的情况。

侯主任走了以后，金光明也要回去吃饭，就把郝红梅领进他的办公室，门一锁，屁股一拧就回了家。

侯主任回到家里，一问女儿，才知道这个女贼平时就不是个好东西！又听说她还把玉英的救命恩人孙少平哄闪了一回，这就更不能轻饶她了！

他打发女儿到学校去，立刻把领导找到这儿来。哼！什么东西！这种贼娃子，干脆甭给发毕业证书，还要给档案里写上一笔！听说还是地主成份，这不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吗？

女儿跛着脚走了以后，侯生才匆忙地扒了几口饭又返回到门市后面。

他来到门市后面一看，金光明办公室的门锁了。锁了？他狐疑地想：是不是金光明把这女贼放了？

可能哩！光明也出身地主家庭，一个阶级的嘛！

侯生才不由自主地走到金光明门上，想在门缝里看一看人在不在里面。他还没弯下腰，就听见里面有哭声。在哩！就是的，他金光明岂敢把贼娃子放了！他不想端公家的饭碗子了？

侯生才这才又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洗了几个茶杯，等中学的领导人来处理这个行窃的女贼……

这时候，侯玉英正领着孙少平往这里赶来了。

一路上，少平内心波涛汹涌。他没有想到，红梅在这即将离校的时候，给自己招致了如此严重的灾祸。他知道，这事一旦公开处理，红梅的一生就要被彻底毁灭了。他无法目睹活人的这种惨状。在他看来，一个人哪怕让汽车压得当场断气，也比背着个贼名活一辈子强。尤其对一个女人来说，这简直惨不可言！

他心急火燎地走在跛女子旁边。夜晚料峭的寒风吹拂着他烫热的脸颊。这时候，他觉得二门市后面关的不是郝红梅，而是他的妹妹兰香。他要奋不顾身地挽救她，就像他冒着生命危险救下了他身边走着的这个跛女子。他似乎看见红梅也像侯玉英一样，两只手揪着两把丛草，洪水已经淹没了半身，她绝望地呼喊着：“救命！救命！”

“你坚持一会！我来了……”他在心里向她喊叫说。

跛女子走得太慢了！他真想一把扯住她的袖口，飞快地向二门市跑去。可又想也不能怨侯玉英走得慢——她腿不好！

路灯如同一些诡秘的眼睛，窥视着夜行的人。风摇动着街道两边的门环，发出“咣当咣当”的声响。冬夜中的原西城充满清冷和凄凉。但是，此刻，孙少平心中温热地想起，两年前，在这样寒冷的日子里，他总是和郝红梅在中学的饭场上不期而遇。那时候，两个穿戴破烂的乡下娃，曾经多么难为情地躲避众人的嘲笑，偷偷地取回自己的两个黑面馍……一股辛辣的味道顿时涌上了他的咽喉与鼻管，使得两大滴热泪迅疾地冲出眼窝，洒落在脚下的石板街上……

当孙少平跟着侯玉英来到二门市她父亲的办公室时，侯生才惊讶地问他们：“你们学校的领导哩？”

孙少平立刻说：“侯叔叔！这事不要经领导了，由我来处理！”

侯生才吃惊地看着这个严峻的青年，不知他怎处理这事呀？会不会先跑到隔壁，把这个耍弄过他的女学生捶一顿？

少平马上接着说：“叔叔，我请求你的是，除过现在的几个人，这事决不能再让任何一个人知道。而且永远不能让人知道。你要对我起誓！我们村的金光明，你要把这话给他说到，因为你是他的领导，他会听你说的。

“你要想想，郝红梅是我和你们家玉英的同学。她因为家穷，给同学送不起礼物，才犯了这个错误。你应该相信，她是一个好人。谁也不能伤害她！如果谁要是伤害了她，我就不会原谅，迟早会向伤害她的人算账的！”

“你喝水！”侯主任一直震惊地听这个青年说话。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后生竟然这样来“处理”这件事。尽管他没听说过“起誓”这两个字——但他明白这是叫他赌咒发誓，不能断送这个贼娃子的名誉和前途。侯主任那颗精于计算的冷冰冰的心，此刻又一次让一片人情的烫水暖热了——他曾为这个年轻人冒着生命危险抢救自己的女儿，心中很不平静了一段时间。

“叔叔，请你把这钱交给金光明。那十几块手帕还让红梅拿走。请记住，她没有偷人！这手帕是她买的！”少平把自己身上剩余的钱掏出来，一边往办公桌上放，一边对侯主任说。

“我知道哩！这手帕不是偷的！”侯主任硬把钱往少平手里塞，大方地说，“啊呀，这怎能让你出钱呢！既然这女娃娃是你和玉英的同学，这钱让我出！”

少平仍然把钱放下，说：“就这样了。一会光明来了，把门打开，让红梅走。你几个不要过来，让我单独领她出去……”

“那好，那好，”侯主任感叹地说，“你这年轻人心肠真好！啊呀，现在没这种年轻人了……我年轻的时候，也和你一样，门上来个讨饭的，尽管玉英她妈关住门不让进来，但我总要掰半个馍打发这些可怜人……”

不一会，金光明来了。侯生才立刻把他拉到一边，在光明的耳朵边说了半天。金光明明白了。他走过来，亲热地在少平的肩胛上拍了拍，说：“人才！双水村的人才！”

金光明很快领着少平去开他办公室的门。门打开后，光明按侯主任的指示，又转身回隔壁窑洞去了。

少平的心咚咚地狂跳着，走进了窑洞。他看见红梅瞪着一双哭红的眼睛，惊慌地看着他。

少平走到她跟前，说：“红梅，我把一切都处理好了。现在你走吧！”

“什么？”红梅仍然惊慌地看着他，不知这个从天而降的同学怎样“处理好了”。她知道，她伤过这个人的心——他大概是乘她落井之时，幸灾乐祸地投石来了。但她根据两年的同学生活，又深知孙少平不是这样的人！

正在她胡盘算的时候，少平把前前后后的一切都给她说了。

红梅立刻如梦初醒，她就像死里逃生一般出声哭了起来。少平把桌上的“赃物”塞进她的书包，说：“别哭了。事情已经完结，赶快走吧！”

红梅一边哭，一边赶紧拿起她的书包，跟着少平一溜烟似的就从门市后面出来了。

到街上的时候，少平对她说：“你先回去，我一个人慢慢后边走……”

昏暗的路灯下，红梅无限感激地看着他，嘴唇颤动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她这样久久地站了一阵，然后就低着头，抹着眼泪，在前面先走了。

少平一直目送着红梅的身影消失在远处的黑暗中，然后才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一个人慢慢向学校走去。严厉的寒风像碎针扎在脸上一般刺疼，但他心里感到很熨帖。好了，一切都平息了。红梅又能正常地生活在人们之间，生活在阳光之下。把黑夜留给鬼魅吧，白天应该是属于人的……

第二天，城里的学生们已经纷纷离校了。乡里的学生将在母校住宿最后的一天，明天一大早就要各自东西，各回各家。

学校大门口，同学们依依不舍地在相互送别。有的女同学都哭了。

是的，两年共同的生活，相互之间也许发生过口角、误会，甚至龃龉；但是，一旦到了分别的时刻，一切过去的不愉快就都烟消云散了，只留下美好而温暖的回忆和难分难舍的感情。在人的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也许正是在自己的中学时代。那时我们多么年轻、纯洁、真挚，内心充满了生活的诗情……

少平和大家一样，不时簇拥着一位离校的同学，走出了学校的大门口——他们的结束与开始之门！他和乡里的同学们一块相约，什么时候到各自的村子里看望对方……

下午快吃饭时，侯玉英肩膀上挎个黄书包，又一瘸一跛来找他。她怪不好意思地给少平送来一个非常精致的大笔记本，外面还用两条红丝线束着。她说：“咱们就要分别了，这点礼品送给你。你要是进城来，希望一定到我们家串串门……”

侯玉英说完，就很快转过身走了。走了几步以后，又很不自然地回过头向他笑了笑。

孙少平这才想起，他还一直没接到侯玉英回赠的毕业礼物；原来她在最后的一刻，才把这么一个漂亮笔记本送给他——这个心眼很稠的人，送东西都是三等两样。少平见她前几天送给别人的笔记本根本不如这个好。

现在，侯玉英已经走出了校门口。孙少平奇怪：这笔记本上怎还缠着两条红丝线？

他好奇地把这两条丝线解开，翻开笔记本的硬皮，突然从里面掉出一张折起来的纸片。

他打开纸片，原来是一封信——

亲爱的少平：

自从你昌（冒）着生命危险，奋不过（顾）身地抢救了我的生命后，我就从心里面爱上了你。因为我腿不好，可能你看不上我。但我们家光景好，父母亲工资也高。我是城市户口，因为腿不好，也不要去农村播（插）队，你要是和我结婚了，我父亲一定会给你在城里找到工作，我们一定会很幸福的。我会让你一辈子吃好穿好，把全部爱情都献给你。你要是心里情原（愿），回家后给我回信说明。

你回家后，需要钱和什么东西，我一定全力以付（赴）支原（援）你。

盼着鸿雁早飞来！

爱你的人：玉英

孙少平看完他有生以来接到的第一封“恋爱”信，脸上露出温暖而感动的笑容。他把侯玉英的信揉成一团，正准备随手扔掉，但马上又想到这样不合适。

他于是很快到隔壁抽烟的同学那里借了火柴，走进厕所，把这封信烧掉了。然后他回到自己的宿舍，收拾东西，准备明天一早就回家呀！

第四十四章

自从出嫁罢女儿，双水村大队书记田福堂情绪一直很好。他不仅满意地了结了一桩心事，而且还攀了一个高门亲家。

最近以来，不论在村中还是在石圪节的土街上，他听到许多庄稼人都在热心地谈论他。啊呀，在这个天地里，他田福堂越来越成个人物了！他尽管身体不太好，但现在感到自己浑身是劲。他想：这今后家里也就再没什么牵挂了，趁威信高涨之时，得把双水村的工作搞得更加出众——不能光在石圪节当先进，还要把名声扬到外面，让原西县和黄原地区也知道有个叫田福堂的人！谁说农民干不成大事？看看人家陈永贵！早年间，老陈不也是个大队书记吗？可就这么一个穿对襟衣服、头上包着毛巾的农民，在中央都坐了一把椅子！有些穿制服的干部瞧不起农民？哼，农民里面能人多着哩！

田福堂现在思谋：他怎样才能在双水村这个小天地里，干出一番大事情来？当然，农民嘛，除过和土地打交道，还能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

说来说去，文章还得在土地上做。种庄稼当然是老本行。关键要在农田基建方面下功夫。怎样下功夫？他一时倒也想不出什么新名堂来。双水村土坝打了不少，梯田也修得前后村子都出了名——你不看庙坪山从根到顶都修成个“花卷馍”了！川道里，由于公社徐主任的争取，前年冬天和去年春天，全公社集中好多劳力来会战，也修整得有模有样了。

看来，这个冬春他也来不及再谋划干大事。等秋后庄稼收割毕再说！到时，就不能小打小闹，得干一件有震动性的工作才行！

总之，因为门里门外的事都很顺心，福堂的事业心更强了，抱负也比以前更大了。对于一个五十岁的农民来说，这倒也不容易。“就是的嘛！”田福堂心里说，“年纪虽大，革命意志可不能衰退！”

正在田福堂踌躇满志进而心猿意马地考虑自己如何施展抱负的时候，有件事却又叫他头疼起来：他儿子润生高中毕业，回家来了。

唉！这件事的确让他头疼。现在高中毕业的学生，都得回来劳动。就是他有办法给儿子找个公差，也不行。因为政策规定，不经过两年以上的劳动锻炼，没资格推荐出去工作或上学。连中央领导的娃娃都要到农村来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田福堂的儿子怎么可能例外？

但是，他自己知道，润生从小娇生惯养，平时连一回水也不担，更不要说整天把日头从东山背到西山了。娃娃吃不了苦！这不，他高中毕业回来眼看已经快一个月，还没出山劳动一天哩，人家孙玉厚家的少平，回来的第三天就上了村里的农田基建工地。

福堂看见他儿子本人也很苦恼。这娃娃性格像他妈，比较绵软；可身体又像他，瘦瘦弱弱的。说心里话，他也舍不得让润生出山受苦。他自己都好多年没参加什么劳动了，怎忍心让儿子去受这罪？当然，他是书记，要忙着做工作，不劳动别人也不能说什么。可他的儿子也不劳动，这就说不过去了。不劳动不行嘛！这倒不是说为了那几个工分——那点工分能值几个钱？况且，就是儿子不挣工分，他也能养活了他；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以后有个工作和学习机会，大队推荐时，润生不参加劳动，不好往过通！就是众人因为他田福堂的面子，同意把大队公章盖在推荐表上，还有上面的机关哩！而村里有些人说不定当面举拳头赞成，背后马上就跑到上面告状去了。再说，假如给双水村来一个名额呢？那人家孙玉厚的娃娃劳动好，当然轮人家娃娃去；人家其他条件都不比他家差！不像金家湾那面，他还可以在成份上做点文章——孙玉厚是老贫农！

田福堂想了后果，又想眼前的现实；想来想去，他也没什么好办法。他难过地看见，儿子现在一天也没多少话，在家中走里走出，只是个抽纸烟。本来他很反感儿子抽烟——年轻轻的，就抽成了一副老烟瘾，这还了得！弄不好将来和他一样，成了气管炎。但他又想到娃娃苦闷，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抽就抽去吧！他发现，他搁在家里的纸烟，都让这小子抽完了，可他仍然烟不离嘴。奇怪！他买纸烟的钱是哪里来的？慢慢一想，他才估计到是他妈偷偷给他塞钱哩！唉，也难怪，他老两口就这么个宝贝儿子，从小娇惯了这么大。就是儿子开口问他要钱买烟，他也得给！

在田福堂为儿子的事万般焦虑的时候，有一天，他的主要助手孙玉亭来他家串门。

在拉谈了一会村里的工作以后，玉亭对他提起了润生的事，说：“福堂哥，你最近大概为润生的事犯愁着哩？”

田福堂心里想：这玉亭！真是把他的心思摸透了。他的一切喜怒哀乐，玉亭马上就能入微地体察到。不叫金俊武敲怪话说，他打个喷嚏，玉亭就感冒了。

玉亭既然提起了这事，他就只好说：“唉，就是的……这娃娃身体不好，从小也没受过苦，现在回来要参加劳动，怕吃消不了。我想来想去，也没个好办法……”

“怎没办法？”玉亭盯着愁眉苦脸的书记，“我也一直替你想这事呢，最近倒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什么办法？”田福堂很感兴趣地问。

“让润生教书去！”

“教书？到哪里去教呢？”田福堂立刻感到玉亭有点不着边际了。

“就在咱本村教！”

“本村？本村两个教师，位置满满的，能增加进去人吗？”

“咱办初中！”玉亭兴奋地说，“只要办起了初中，不就得增加教师吗？现在党号召发展教育事业，提倡社队办初中。咱们村完全有条件搞这事！实际上，这也不难，只要增加一个初中班就行了，村里小学一年又毕业不了几个娃娃！再说，公社教育专干前几年也给我提念让咱们村办初中班呢……”

田福堂听玉亭这么一说，倒开始认真思考这个大胆的设想，觉得这里面还真有些门道哩！他就说：“咦？你这主意倒还新鲜！玉亭，你再往下说！”

“另外，从政治路线方面说，咱们贫下中农应该占领教育阵地。可咱们村两个教师，一个是地主家的儿媳妇姚淑芳；另外一个金成虽然是俊山的娃娃，但成份也是中农。咱们学校的教师，连一个贫下中农也没有啊！这怎么行呢？只要从这方面把问题提出来，他队里的其他领导人也没话可说！”

田福堂越听越觉得玉亭说的有道理。他从箱盖的烟盒里给玉亭拿了一根纸烟，然后手在头皮上搔了半天，说：“也许这事能办哩！但要开个会通过才行。”

“咱们马上就召开支部会讨论！”孙玉亭鼻子嘴里烟雾大冒，性急地对书记建议。

田福堂又搔了半天头皮，才说：“玉亭，你是个精明人，应该想到，这事牵扯我润生，因此我不能出面召开这会……能不能这样，干脆你来给咱出面！你是学校的贫管会主任嘛！你出面名正言顺！只要贫管会通过了，大队支部没理由反对！就是有人反对，那时我出来说话就主动了！”

“没问题！我今晚上就召集贫管会开会，专门讨论这事！”

田福堂马上又补充说：“要办初中，恐怕还得增加两个教师。那就先考虑让你哥家的少平上。润生嘛，只要大家同意，我也就不推辞，让娃娃到学校去锻炼上几年！”

“按文件规定，农村当教师也算劳动锻炼，到时门外有工作和学习的机会，就能符合推荐条件了……”

“这我知道哩。”田福堂说。

孙玉亭从田福堂家出来后，已经快到吃午饭的时候。他也没回家去，穿着那双缀麻绳子的烂布鞋，绞着两条腿匆忙地向后村头他哥家走去。

玉亭一路上很激动。他又一次感到自己在双水村是个举足轻重、有智有谋的人物。连田福堂都感到头疼的问题，他孙玉亭三下五除二就迎刃而解了。不用说，福堂将因此而更会器重他的。不论是从政治上还是其他方面说，他想他当然是双水村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将来福堂和俊山年纪大了，就看他带领双水村人民，继续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哩！

另外，他还高兴的是，在村里办个初中班，他哥家的少平也能到学校去教书。

作为村里学校的贫管会主任，孙玉亭一直为贫下中农没有占领这块教育阵地而感到很痛心。金光明的老婆姚淑芳，一天穿戴得像个资产阶级小姐，怎么能教育好贫下中农的后代？只是她属于公派教师，他把这女人没办法。他前几年曾跑到公社找教育专干，让他把姚淑芳调到外村去。但专干不同意，说姚淑芳家在双水村，生活和各方面都比较方便，又是一个教龄不短的老师，没理由把人家调开。他也就再没办法了。另一个教师金成，仗着他爸是大队副书记，本人又在学校负责，也常不把他孙玉亭放在眼里。他知道，姚淑芳和金成虽然表面上尊重他这个贫管会主任，但心里都瞧不起他。哼！我孙玉亭除过缺吃少穿外，什么地方不如你们？共产党员！贫农成份！怎？

孙玉亭一路走，一路庄严地想：双水村资产阶级把持教育阵地的历史就要结束了。再说，润生和少平不仅是贫下中农子弟，还是自家人，他这个贫管会主任就再不会像晁盖一样被架空了！

玉亭走得紧急，又用脑子，虽然天气冷，但额头上却渗出了汗水。

他上了他哥家的小土坡，脸上不由自主地露出笑容。他知道他哥一家人听到这消息，一定会很感激他，而且也会另眼看待他了。哥！别以为玉亭光知道连累你们，吃你们一碗饭，抽你们几袋烟。我在大事上给你们帮大忙哩！哥，你说你早年间供我念书，后来又给我娶了媳妇；可我也帮你娶了个不要财礼的儿媳妇嘛！现在我又把少平拉扯到学校去教书，这该把欠你的情补上了吧？

孙玉亭进了他哥家的门，看见除过他的老母亲和大嫂外，其余五个人都出山劳动还没有回家来。他大嫂正在锅灶上忙着做饭。老母亲坐在一堆被褥里，手里拿些白药片，用手指头拨拉着一颗一颗细心地数着。

他不想先把这事给大嫂说——等其他人回来再说。

他于是就费劲地把那双烂鞋脱在脚地上，上了他哥家的土炕，坐在他妈身边。

老母亲心疼地用瘦手摸了摸小儿子的破棉袄，说：“这么单薄，你冷呀！叫你媳妇再给你絮上一点棉花……”

玉亭对他妈说：“家里连一点旧棉絮都没了。”

“那你把我那个旧棉袄拿回去，拆了给你絮上……”老母亲难过地揩了揩自己的红眼。

这时候，在锅上忙着的少安妈说：“我们还剩点旧棉花，罢了你拿去。”

“能哩！”玉亭马上应承了下来。他今天在这家中理直气壮。既然给他，那他就要。而且今天这顿午饭，他也就不客气了——他把鞋脱在脚地上，就是准备在这里吃饭的。

不一会，他哥，少安两口子，少平和兰香，都先后进了家门；窑里顿时乱纷纷地挤满了人。他哥和少安两口子进门还给他打了个招呼，但少平和兰香就像没看见他一样。

尽管大家都没显出什么特别的热情欢迎他，玉亭也不计较。他常来哩，这家人已经习以为常了。但他想，必须在吃饭前把他准备让少平当教师的事，说给这一家人听！否则，他就不好意思四平八稳坐在炕上吃这顿饭——他知道锅里没给他做进去；他吃了，他哥家就有一个人没饭可吃。

他等大家都聚在窑里时，就很快把他想方设法在村里办初中班，准备让少平去当教师的事，给他哥一家人叙说了一通。

不出他所料，一家人都马上开始为这消息而兴奋起来。

哈呀，这事当然应该高兴！要是少平教了书，两个假期不算，一年就能挣二千六百工分，公社一个月还补助六块钱呢！要是假期里出工劳动，队里还单另给记工分。这样下来，一年比一个最好的劳力都挣得多！要是少平当社员，恐怕一个工评八分就到顶了——还要好好卖劲干活才行呢！

少安问二爸：“这事大队开会研究了没？”

“还没哩。估计问题不大！贫管会肯定能通过。支部五个人，福堂和我当然没问题。海民不会反对。金俊山他不好意思反对；他儿子可以教书，难道福堂的儿子就不能教吗？主要反对的人，大概会是金俊武。不过，党的原则历来是少数服从多数，他一个人反对也不顶事！”

孙玉厚老两口没有想到，他们的这个弟弟能给他们帮这么大的忙。看来，家里有个人在大队负责，还顶事哩！

少安也为自己的弟弟能教书感到高兴。他知道少平在学校多年，尽管不是娇惯出来的娃娃，但一时也怕适应不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再说，有个当教师的，全家人也体面一些——难道他们一家人天生都要让黄土弄得灰头灰脑吗？

孙少平更为这消息而激动。他不是庆幸逃避劳动，主要是教书能有时间看书看报。另外，他不仅能顶一个全劳力挣工分，一年还有七十二元的补助费，可以为家里还一些账债。

孙玉亭报告完这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就心安理得在大哥家吃了一顿中午饭。然后他把自己空瘪的烟布袋补充满，胳膊窝里夹着大嫂给他的一卷旧棉絮，拖拉起烂鞋就很有精神地回了家。

晚饭以后，玉亭把其余几个贫管会委员找到自己家里，研究办初中班的事。几个委员大都是田家圪这面的——金家湾那面除过几家人外，贫下中农很少。

不用说，孙玉亭的提议三秤二码就通过了。

为了趁热打铁，田福堂和孙玉亭商量，第二天晚上就紧接着开大队支部会讨论。

孙玉亭分析得完全正确。支部会上，田海民不反对，金俊山不好意思反对。只有金俊武一个人不痛快。

俊武是个精人，他也不直接反对，开始时还说：“这当然是件好事嘛。如果咱们办了初中班，村里的娃娃就不要跑路去石圪节上学了，大队也再不要给石圪节中学出钱……”田福堂和孙玉亭还没来得及为金俊武的话高兴，这家伙就调转了话头：“不过，咱村眼下就办初中，条件恐怕不行。旁的不说，教室哩？现在挤得满满的，增加一个班，在什么地方上课？”

大家都瞪起眼，被金俊武问住了。

田福堂想了一会，说：“猪场有一孔窑洞哩，要不，把一年级的碎脑娃娃搬到大队猪场去，腾出窑来让初中班上课。”

“人娃娃和猪娃娃住在一块，这恐怕……”金俊武脸上露出嘲讽的笑容。

“大队猪场就丢下两口老母猪，干脆卖了！”孙玉亭说。

“当然可以！”田福堂立即接上孙玉亭的话碴。

金俊武看来无力再改变这个形势了。大家都不反对，他一个人反对也的确不顶事。他虽然明白这是田福堂和孙玉亭为自家人捞好处，但没办法拒挡他们。他心想，这样一来，学校四个教师，就有三个是大队领导人的亲属了——没办法，他的娃娃没长大嘛！

金俊武尽管心里很不痛快，最后也只好勉强同意了。

于是，春天开学以后，双水村就办起了初中班。高中毕业回村的田润生和孙少平，走马上任，到学校当了教师。

第四十五章

乡谚：强扭的瓜不甜。

李向前结婚以后，才真正体验到了以上这句俗话的滋味。

自从婚礼仪式一结束，他的不幸就开始了。结婚虽然已经几个月，但他还是等于一个光棍。实际上，这样一种夫妻生活，还不如他打光棍。光棍没有女人的温暖，但也不要受女人的折磨。

从洞房花烛之夜起到现在，他用尽了甜言蜜语，甚至下跪乞求央告，润叶死活不和他同床。每天晚上，她不脱衣服，在墙角的一张小床上独自睡觉，而把他一个人丢在那张漂亮的双人床上。两个人就像陌生的路人住在同一个旅馆里。李向前夜夜倒在床上流泪、叹息；他真想大声狂叫，又想用拳头把所有的东西砸个稀巴烂……

刚结婚的时候，向前以为这是润叶怕羞——大概所有刚结婚的姑娘都是这样。于是他就原谅了润叶的反抗，并且还在内心责备自己操之过急。因此，他晚上强迫自己安分守己地睡在大床上。他想，也许过一段时间，他就会得到妻子的温存——他耐下心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虽然父母亲都是领导干部，但李向前没有一点从政的素质。他喜欢自由自在地干一种体力活。他在小时候就迷上了开汽车，觉得这工作可以走南闯北，也没人成天跟在身边指手画脚。他想走就走，想停就停，两只手把着方向盘，可以随心所欲把一个庞然大物摆弄得像一只绵羊一般乖顺。司机工作虽然餐风饮露，很辛苦，但人心情畅快呀！

高中毕业后，他父亲想让他在县革委会机关当干部，但他坚决不干，而给县供销社的一位老司机当了助手。在这方面，他表现得心灵手巧，又能吃下苦，因此不到一年工夫，就考取了驾驶执照，独立开车了。就像实现了一个美梦一般，李向前完全沉醉在了自己的职业中。对待汽车，他一点也不马虎，哪怕为了洗干净一个螺丝帽，他可以把饭丢下不吃。汽车在他的眼里是有生命的。就像爱马的人看见自己的坐骑一样，他每次向自己的汽车走去的时候，心里就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激动和亢奋，甚至要温柔地把这个钢铁家伙抚摸一下。

当然，在其他方面，他也是一个平平凡凡的普通人。他不爱看书，也不关心多少正经八百的社会大事。他喜欢听轶闻趣事，和同行东拉西扯地谝一些不上串的话。有时候看起来见识很广，但实际上说的都是些没名堂的事。除过汽车行道，对吃、穿、用的东西他也很在行；炒一手好菜，知道什么衣服正流行，并且极其关注新出现的日用产品。有些玩艺儿他已经用了多时，可原西县的人还没听说过，比如电动刮胡子刀等等。

但这个身体略嫌发胖的青年，心肠倒并不坏。他不像他这个行道的有些青年，动不动打架生事，或者时不时在公路上演出一些恶作剧来。李向前本质上是个本分人。他只是在吃、穿、住和开汽车这几个范围内兢兢业业而又精精明明地奔波操劳，其他范围的事他没什么兴趣。

但是，这一切方面所用的心思加起来再乘以二，也抵不上他对田润叶所用的心思。这没有办法，一个男人一旦迷上了一个女人，就觉得这女人是他的生命、他的太阳。除过这个女人，世界上所有的女人都暗淡失色了。为了得到这女人的爱，他可以付出令人难以想象的牺牲。甚至得到的不是爱，而是鄙视和侮辱，心里也很难为此而悔恨自己。正如两句信天游唱的——

我爱我的干妹妹，

狼吃了我也不后悔……

经过漫长时间的不屈不挠的追求，李向前终于如愿以偿地和润叶结了婚。就像当年他终于开上了汽车一样，他觉得这又是把一个美梦变成了现实。

他是多么爱她啊！她身上的一切在他看来都是完美无缺的，简直可以说是个天仙。

但这位“天仙”虽然已经和他同宿一房，可好像仍然还在天上。现实又无情地变成了一个美梦——他不能把自己所爱的人搂进自己的怀抱！

当他耐下心安分守己地睡在床上好多天以后，他的妻子还没有“克服羞怯”，仍然独个儿睡在墙角的小床上不理他。

李向前苦恼得实在没办法了。

他突然想：干脆让我离家一段时间，让润叶一个人呆着。在她这段独处的时间里，也许就会开始想念他，盼他回来。当他再返回家时，不要他去找她，她自己说不定就会迫不及待地扑入他的怀抱。

这个带有浪漫色彩的想法，使李向前很兴奋。就像要实行一个精心的计划一样，他打点了一点行装，找了个借口，就一个人去了北京。他父母直到现在，也并不太清楚自己儿子的不幸，只是觉得儿子新婚不久，就一个人去外地出差，多少有些不合情理。他们曾劝说他把润叶也一块带上去玩；但向前说他妻子身体不舒服，就不一块去了……

李向前到了北京以后，找了个旅馆住下。他也没开车，又没什么具体事，几乎完全是要白白地熬过一段时光。他就像自己给自己判了个有期徒刑，在这里屈指计算着刑满释放的那一天到来。日子过得多么平静，什么事情都没有。可他的心如火焚，如油煎，真的就像一个囚犯坐牢一般难熬。白天，他拿着一张月票，从一辆公共汽车上跳下来，又上了另一辆公共汽车。首都所有的名胜古迹都去了两次以上。

那一晚上，他躺在旅馆的床上，像通常一样，翻过身调过身睡不着。他又回到了自己的家……

现在，他似乎看见润叶已经拆掉了墙角的那张小床，把自己的被褥抱到了双人床上，和他的被褥摞在一起。两只枕头也亲密地紧挨在一起了。润叶腰里束起了一件叫人心疼的小小的印花布围裙，正在拿一把笤帚把双人床单扫得干干净净。炉子的火正旺，房间里暖烘烘的；炉上的铁壶冒着水蒸气，发出轻微的咝咝声。她现在坐在炉边的小凳上，正给他洗衣服，两只小巧的手在肥皂水里浸得通红。她突然停止了揉搓衣服，坐在小凳上发起了呆。她一定是想起了他。是的！你看她都不洗衣服了，站起来冲掉了手上的肥皂沫，慢慢地踱到那个小窗前面来。对，小窗正是朝北开的。啊！她是在向遥远的北方眺望呢！看她的嘴唇在微微地翕动——那一定是在喃喃地念叨着他的名字，呼唤他赶快回到她身边来……

李向前热泪盈眶地沉浸在自己的幻觉中。不，他不认为这是幻觉。这一切都是真的！

他于是在第二天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在西单，在东单，在前门大街，在王府井，跑来跑去买了一整天东西。他主要是给润叶买衣服。他把身上带的钱，除留够路费以外，全部都买了东西，装满了一个大箱和一个小箱。大箱里全是给润叶买的衣服和日用品，小箱里是给他家和润叶家的老人买的礼物。

他提着这两箱东西，就像多年在外的游子要回到亲人的身边，坐完火车，又坐汽车，恨不能长上翅膀，飞回到原西县城。眼泪在眼眶里旋转着，幸福的情感如同电流一般不时在全身通过，使他忍不住想咧开嘴哭上几声。

他在省城下了火车后，就给润叶拍发了一封电报——

我于×月×日坐汽车到请接前

本来到原西车站后，离家也就不太远了，他自己可以提着箱子回家。但他觉得还是应该给润叶打个电报。否则，她说不定要埋怨他不让她到车站来接他。

当汽车快要到原西城的时候，李向前脸烫得像炭火一般；并且能听见自己“咚咚”的心跳声。农场，机械厂，银行，副食公司，林业站，自行车修理部……前面就是汽车站！他早已把头从车窗里探出来，在车站门口的人群中寻找那张亲爱的脸——到现在还没发现……

直到下了汽车后，李向前还没见润叶的面。他想大概润叶以为汽车不会这么早到，过一会才来。

他于是就把两只皮箱放在地上，等待自己的妻子。本来他可以提起箱子很快就走到家。但他固执地认为，润叶要来接他。他不能让自己的妻子失望！

但是，过了好大一会工夫，车站上的旅客和接人的亲友都走光了，还不见润叶来。

现在，在候车室外面的土场子上，只剩下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站着，陪伴他的还是那两只皮箱。

向前又想，可能润叶没接到电报——他现在多么希望是邮电局出了差错！

因为润叶没有来车站，向前只好自己提着两只皮箱，向家里走去——他结婚后住在运输公司的家属院。

一路走着的时候，向前尽管已经受了点打击，但并不沮丧。他反而又责备起了自己：是的，这么几步路，他不该打电报让润叶来接他。说不定润叶有事忙着，或者正在家里给他准备洗脸的热水和饭菜……

他终于走到了自家的门前。心狂跳着，把两只皮箱放在脚下，然后举起微微抖着的右手敲了一下门。

没有动静。他想，润叶大概是和他开玩笑哩！等他自己进了门，她说不定就会从大立柜或门背后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用胳膊勾住他的脖子，在他的脸上吻一下……

他从身上摸出钥匙，打开了门。

他呆呆地怔在了门口，头上顿时像被人狠狠打了一棍。

他看见，家里空无一人。一切都还是原来的样子。他的床上，仍然是一个枕头一床被子；墙角的那张床也是老样子。家里冷冷清清，炉子里没一点火星。

他拖着两条沉重的腿，走进了房子，把两只皮箱扔在了脚地上；他自己也一扑踏坐在两只皮箱中间，抱住头痛哭起来。命运啊，竟如此残酷无情！

一刹那间，狂怒的火焰骤然间在这个绝望的人心中熊熊地燃烧起来。他发疯似的跳起来，两脚就把地上的那只大皮箱踩瘪了。他把那一件件花花绿绿的衣服从箱子里扯出来，两只手拼命地使着劲，把这些衣服都撕成了一些碎布条，扔得满地都是。

做完这件粉碎性的工作，李向前就连鞋也没脱，倒在自己的床上，蒙住头睡了。

他当然不可能睡着，只是在被子里无声地啜泣着。

不知什么时候，他听见妻子回家来了。他仍然在床上蒙头大睡，连动也没动，像具活尸。

在一阵沉静之后，他听见她在收拾地上他撕碎的东西。他的心又一次怦怦地狂跳起来。他多么希望润叶来到他床边，对他说，她对不起他，请他原谅她……

一直到了夜间，他盼望的一切都没有发生。他现在知道，她已经上了她的床，睡觉了。

再也忍受不住了！他一下子从自己的床上跳下来，走到墙角她的床边，一把将她的被子揭过，然后就用两只握方向盘的铁钳般的手，把她上身的衬衣和乳罩撕得粉碎。他脸上先是挨了一记耳光，然后又被狠狠抓了一把，火辣辣地疼。他不管这一切，只是疯狂地抱住她，开始撕她的裤子。两个人在黑暗中拼命地厮打起来——在这万般寂静的黑夜里，李向前要强奸他的妻子了！

经过一阵剧烈的搏斗后，强奸未遂。他和妻子都伤痕累累，两个人几乎都要晕死过去。

向前突然放开妻子，一下子跪在她床前，痛哭流涕地说：“原谅我吧！我对不起你！我错了！我再也不会这样了……”

他说完这些话，就站起来，打开家门，摇摇晃晃地向外面的黑暗中走去……

三天以后，田润叶已经从床上起来了。她拖着疼痛的身子，勉强换了一身衣服，梳了梳自己喜鹊窝一般乱蓬蓬的头发。李向前那晚上出走后，再也没有回来。

三天来，她几乎没吃什么东西；脸色蜡黄，眼窝深陷，就像刚从地狱里回到人间一般。

此刻，夜幕又一次笼罩了大地。窗外，星星在蓝天上眨巴着眼睛，张望着人世间这个不幸的小房屋。

她呆呆地坐在床边。脑子是杂乱的，又是空泛的。

她听见门外“咚”地一声响。什么声音？她怀着恐惧站起来轻轻开了一点门缝。

她看见，李向前像死人一般横在门口。一股强烈的酒味扑鼻而来。

她闭住眼，沉重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就弯下腰，把这个烂醉如泥的人往房子里拖——门外一夜肯定会把这个醉汉冻死的。

本来已经没一点力气了，但她仍然拼命把这死沉沉的躯体，拉到了房中的脚地上。李向前已经醉得不省人事，身上、脸上和头发上都糊满了肮脏的呕吐物，发出一股刺鼻的臭味。

她现在开始连扯带剥，把他的脏外衣扔在了一边。但她无论如何再没有力气把他弄到床上去。她干脆把他大床上的被褥拉到地下铺开，把这个沉重而失去知觉的人硬拖进去。

她给他盖好被子，又看见他脸上也糊满了泥土和脏物，就拿热毛巾给他擦干净。她安顿他睡下后，就拉灭电灯，回到她的小床上睡了……

第二天早晨，李向前醒来后，看见他睡在脚地上，身上还盖着被子。老半天，他才回忆起这以前的种种事情。他现在明白，他躺着的这个舒适而暖和的安乐窝，是润叶为他搞的。

他的心“呼”一下热了！

他立刻从地上跳起来，冲动地向妻子扑了过去。

在他还没来得及搂住她的时候，他的脸上就“啪”地又挨了一记耳光。

他像木雕一般呆立在脚地上，看见妻子把收拾好的一个提包拎在手上，连看也没看他一眼，就打开门头也不回地走了……

第四十六章

如果不查看有关的统计数字，谁能想象来黄土高原的千山万壑中，究竟有多少个村落和人家呢？旅人们！你们也许跑了不少路，但对这块和阳光同色的土地所留下的印象，恐怕仍然是豹之一斑。

黄土，这个名词在中国的史籍中早已有之。地质学研究表明，黄土是第四纪陆相黄色含石英、长石、云母等六十多种矿物的钙质胶结而成的粉砂质土状沉积物。在占全球陆地十分之一的黄土覆盖面积中，我国包括陕西、山西、甘肃、青海、宁夏、河南、内蒙七省（区），面积就达五十九万平方公里；分布之广，堆积厚度之大，类型之完整，为世界所罕见。在我国，自西北向东南，戈壁——沙漠——黄土，依次呈带状序列分布，因而在黄土成因史上，被认为是由风力远距离搬运而来。另外还有水成和成土作用的不同学说。由于黄土堆积物中蕴含着丰富的第四纪信息，有关的科学工作者往往有意识地把黄土作为一个独特的研究对象——第四纪代表地球发展史上最新的一个纪。

因为黄土具有垂直节理发育、孔隙性大和湿陷性等特点，所以遇水很容易流失、滑塌和崩解。在漫长的二三百万年间，这片广袤的黄土地已经被水流蚀割得沟壑纵横，支离破碎，四分五裂，像老年人的一张粗糙的皱脸——每年流入黄河的泥沙就达十六亿吨！

就在这大自然无数黄色的皱褶中，世世代代生活和繁衍着千千万万的人。无论沿着哪一条“皱纹”走进去，你都能碰见村落和人烟，而且密集得叫你不可思议。那些纵横交错的细细的水流，如同瓜藤一般串连着一个接一个的村庄。荒原上的河流——生命的常青藤。有的村庄实在没办法，就被挤在了干山上；村民们长年累月用牲口到沟道里驮水吃，要么，就只能吃天上降落的雨水了。在那些远离交通线的深山老沟里，人们谈论山外的事，就如同山外的人谈论国外的事一样新鲜。据《黄原报》的一则消息报道，某县一个偏僻村庄的几十户人家，竟然没有一个人见过钟表！此种落后状况，恐怕让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的居民们都会大为惊讶的。不用说，这样的村庄，别说县里的干部，就是公社干部，通常也从不去踏个脚踪……

一个星期以来，田福军已经走过三个这样的“死角”村子了。他不是专门来这些地方解决问题的，而是自己临时决定进行这次不在计划内的造访。

一个星期前，他到全县最偏远的后子头公社来检查工作，在偶然中发现这公社有四个村子，公社干部们两眼墨黑，根本不知情——他们竟然没一个人去过这几个地方。据了解，去这些村庄别说汽车，连自行车都骑不成；就是步行，也要翻山越沟在羊肠小道上走整整两天才能到达。

田福军对后子头公社的这种工作状况非常生气。他不要公社干部陪同，决定自己一个人步行到这几个被遗忘的村庄去看看。

已经看过的三个村子，情况十分令人震惊。缺吃少穿是普遍现象。有些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衣服都不能遮住羞丑。一些很容易治愈的常见病长期折磨着人；严重一些的病人就睡在不铺席片的光土炕上等死。晚上很少有点起灯的家户；天一黑，人们就封门闭户睡了觉。野狼如入无人之境，跳进羊圈任意啃咬，也没人敢出来打撵——据说这里的狼早不把人放在眼里了。没有什么人洗脸，更不要说其他方面的卫生条件了。大部分人家除过一点维持活命的东西外，几乎都一贫如洗。有的家户穷得连盐都吃不起，就在厕所的墙根下扫些观音土调进饭里……

当田福军来到这些村子的时候，村民们几乎都跑出来站在远处观望他，就像来了一个外星人。每到一个村子，他都是一家一家往过看。有些问题马上可以解决的，他当下就和队里的负责人商量着解决了。有些问题是需要公社解决的，他都记在了笔记本上。有些问题公社也解决不了，他准备回到县上后，会同有关部门，争取在短时期内尽快解决。

现在，田福军在一条崎岖的山路上爬蜒着，到最后一个“死角”去。他手里拄着一根柴棍，外衣搭在肩膀上，在这万籁寂静的山野里一边走，一边警惕地观察周围有没有野狼出现。

快过端阳节了，头上的太阳热烘烘的。山鸡和野鸡清脆的叫唤声，不时打破这梦一般沉寂的世界。大地上的绿色已经很惹眼了。大部分秋庄稼刚锄过一遍草。庄稼地中间的苜蓿盛开着繁密的紫红色的花朵。向阳的山坡上，稀稀拉拉的麦穗开始泛出了黄颜色；路边灰白的苦艾丛中有时猛地会蹿出一只野兔子，吓得田福军出一头冷汗。

他一边走，一边揪了一把苦艾，凑到鼻子上去闻。这苦涩而清香的艾叶味，使他不由想起小时候的端阳节，他和福堂哥总要一大早就爬起来，拔好多艾草，别在门上，别在全家人的耳朵上，然后再揭开喷香的粽子锅……唉，从那时到现在，不觉得几十年就过去了。人啊，有时候觉得日子过得太慢；有时候又觉得太快了，简直来不及做什么事！记得“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刚三十出头，正是风华茂盛之时——结果这好年华白白地浪费掉了。前几年虽然恢复了工作，但也等于仍然在油锅里受煎熬。直到不久前“四人帮”被打倒，他才好像一下子又变年轻了。只要国家有希望，工作就是把人累死也畅快！他多年来一直处在实际工作中，因此非常清楚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性破坏是多方面的，不可能在朝夕间就消除。他常想，作为一个基层领导干部，必须在他的工作范围内既要埋头苦干，又要动脑筋想新办法。当然，眼下最重要的仍然是农民的吃饭问题。现在看来，没有大的政策变化，这问题照样解决不了。那么，能解决多少就解决多少，最起码先不要把人饿死……

临近中午的时候，田福军才走到这个叫土崖凹的小村子。这村子只有十来户人家，是个生产队，属几架山外的一个大队管辖。全村没一个党员，也没一个团员；生产队长轮着当，一年换一个，每个男劳力几乎都当过了。

田福军被现任队长引到家里吃午饭。队长的一孔土窑像个山水洞一般黑暗，大白天进去急忙看不清家里有几个人。他坐在烂席片炕上向生产队长询问村里的情况。队长的老婆在锅灶上做饭。不久他才发现，这家人六个孩子一个比一个大点，都挤在门圪里惊恐地看他。孩子们几乎不穿什么衣服，也分不清男女，一律剃着光头——大概是怕生虱子。

午饭端上来后，田福军拿起一个玉米面馍。他刚准备吃，发现这黄馍上沾些黑东西。他一下从炕上站起来，走到后炕头上揭开锅盖。他看见，锅里只有两个玉米面馍，其他都是糠团子。他的喉咙顿时被堵塞了。

田福军把自己碗里的玉米面馍放进锅里，用手去拿糠团子。他手刚一抓，这团子就被他捏成了一把碎渣子。他顺手拿起锅台上的铁铲子，把这堆渣子铲在自己碗里，然后浇了两勺熬锅水，回到炕上埋下头吃起来。队长一家人吓得连一句话也不敢说。两个大人和六个孩子都眼睁睁地看着他吞咽那碗糠水饭。

他还没有把饭碗放下，门里突然闯进来一个老汉。田福军还没有反应过来，这老汉就双膝跪在队长的脚地上，一边向炕上的他磕头，一边嘴里连哭带喊：“青天大老爷！快救救我一家人的性命……”

田福军慌得一把掼下碗，跳下炕来扶起老汉，问他：“什么事？什么事？”

老汉连哭带说：“我一家三口人四天都没吃一颗五谷了！快饿死了……”

“一颗粮也没了？”田福军问。

“就是的……”

“口粮哩？”

“扣了！”

“为什么扣了？”

这时，队长开口说：“他家的小子出门盲流了，公社和大队命令要扣口粮。我们也不敢给……”

“我娃也是饿得不行了，才出门的……”老汉哭着说。

“走，我到你们家去看看！”

田福军立刻扶着老汉出了队长家的门；队长本人也紧撵在后面来了。

田福军进了这老汉家，看见炕上睡着一个老婆婆，已经饿得奄奄一息了。他弯下腰问话，这老婆婆连眼皮都抬不起来，更没力气给他回答。在窑墙根下，还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子，合住眼靠墙坐着，脸上已经成了青黄色。她见来了生人，勉强用手托着墙站起来，绝望地望着他。

田福军目睹这惨状，泪水汹涌般从眼睛里淌出来了。他哽咽着，狠狠揪着队长的肩膀，说：“快去盘粮食！”

队长愚蠢地嗫嚅说：“公社和大队领导不让给他们分粮，我……”

“混蛋！”有教养的田福军忍不住破口大骂。他一把扯住队长的衣服，拉着他即刻就去盘粮食。

当田福军和队长一人扛一口袋粮食回来时，这一家三口人都爬蜒着跪在门口，哭成了一堆……

三天以后，遵照田福军的指示，后子头公社把二十几个大队书记都召集在了公社来开会。

会议一开始，田福军劈头就问：“你们哪个队有断了粮的家户？有多少户？缺多少粮？”

他的问话刚完，许多支部书记都哭开了。他们纷纷叙说各自队里的不幸状况。看来除过个别村，大部分村子都有许多缺粮户；有的只能维持一两个月，有的当下就揭不开锅了。

问题相当严重。如果不能及时解决，后子头公社今年可能要饿死不少人。不是说这些队没一颗粮食。所有的大队都有“战备粮”。但这些粮食是准备未来打仗吃的；上面规定，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动用——动用这粮食就等于犯法！

此刻，田福军无法顾及个人的后果——他不能看着把人饿死。他当即决定，立即打开各队的粮库，尽快把粮食分发给缺粮户。战备粮空缺下的数目，以后逐渐再补上——这样就可以看做是借粮，而不是分粮。反正不管怎样，他已经严重违犯了禁令。他想，为此就是把他押到法庭上，他也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田福军原来还准备在后子头公社呆几天，想再到公路沿线跑几个大队。但县革委会的吉普车突然到这里来接他。因为中央一位老首长来黄原视察工作，这位老首长又是原西县人，过几天就要回县上来，地区要求原西县全力做好接待工作。冯世宽接到通知后，立即派车接所有在外面的常委们回城，商量如何接待这位老首长。

田福军虽然坐在了飞驰的吉普车里，但他的思想还在后子头公社。通过这次匆匆的调查，使他认识到，“四人帮”虽然打倒了，但农村贫困的局面依然如旧。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他想：战备粮里拿出来的那点吃完了怎么办？还不是要继续饿肚子？

回到县里的当天晚上，福军在自己家里吃完饭，心情依然不好。他也不愿意和家里人说话，就一个人来到自己的办公室。

他坐在办公室的圈椅里，久久地盯着窗户纸发愣。一张张面黄肌瘦的脸又浮现在他的眼前。他痛苦地埋下头，用手指头神经质地梳理着自己的头发；不一会，他看见白发黑发在桌面上落了一层。他听见有人敲门，就说：“门开着，请进来！”

他看见门里进来的是他的侄女润叶。他惊讶地发现，他的这个侄女也是面黄肌瘦，就像他在土崖凹见到的那个四天没吃五谷的女孩一样。他以为他刚才的思绪沉浸在那些饥饿的人群中，此刻对自己的侄女产生了错觉。但认真一观察，也觉得并没有看错——他的侄女的确像个饥饿人一样憔悴。怎么啦？她难道也没饭吃吗？

田主任并不知道，他的侄女缺乏的是另外一种“粮食”。

侄女自从和李登云的儿子结婚以来，就很少再回他家来。他由于工作繁忙，也分不出心来关怀侄女。他想，润叶已经成了家，已经有人对她关怀和负责了，他自然就不必对她再多操心。润叶现在不经常回他家也是正常的，娃娃自己已经有家了嘛！不管他和登云在工作中有什么矛盾，但他对这门亲事还是满意的。他不是从世俗的门当户对观点来看这亲事——只要两个娃娃互相爱恋，这比什么都强！

当然，田福军完全不知道这门亲事背后的情况。他只是遗憾侄女结婚的时候，他在省上学习，没有能参加孩子的婚礼；她结婚以后，他也没顾上再多关心她。

现在，侄女亲自到办公室来找他，他感到很高兴，也有点内疚。

他让润叶坐在办公桌对面的椅子里，一边亲自给她冲了一杯糖水，一边抱歉地说：“你成家后，二爸也忙得没顾上去看看你们……听说你们住在运输公司的宿舍里？”

“没有。我住在学校。”润叶接过二爸递过来的水杯，也没喝，放在办公桌的边上。

“住在学校？怎么？向前不是在运输公司有房子吗？你俩怎住在学校的办公室里？”

“我一个人住着……”

“一个人？”

“嗯。”

“为什么？”

田福军的心一沉。他从侄女那张忧郁而憔悴的脸上，似乎看出了一些不幸的迹象，便皱起了眉头。

润叶突然脸扭到一边，嘴一咧，哭了。

她一边哭，一边哽咽着对二爸说：“你给我在外地找个工作！我不愿意在原西呆了……”

“为什么？”田福军从椅子里站起来，又一次问侄女。

“我不情愿和李向前……”润叶哭着说。

田福军从办公桌后面转出来，走到侄女面前，弯下腰亲切地对她说：“润叶，你从小就是个明白娃娃，你给二爸说，倒究发生了什么事？你和向前不是两个人情愿才结婚的吗？现在怎么成了这样？你快给二爸说说！”

润叶用手摸了摸脸上的泪水，说：“我原来心里就不情愿！”

“如果是这样，那你为什么要结婚哩？”

“因为我徐大爷说……”

“他说啥了？”

润叶犹豫了半天，才吞吞吐吐把徐国强当初劝她和向前结婚的那些话，都给二爸叙说了。

“老糊涂虫！”

田福军听完侄女的叙说，气愤地骂了一声老丈人。

田福军万万没有想到，爱云她爸不只是在他家的院子里种些杂七杂八的庄稼. 而且还干这样一种荒唐和愚蠢的事。这等于把他的侄女和李向前都毁了。

由于前几天乡下所看到的不幸，他本来心情已经很沉重。现在又加上侄女的不幸，使他的心情坏到了极点。

他垂着两条胳膊，痛苦地在脚地上走来走去，胸口感到隐隐作痛。

这时候，润叶用手绢揩去脸上的泪水，不哭了。她对二爸说：“你也不要过分为我的事熬煎，二爸。反正现在生米做成了熟饭，没办法了。我也不离婚；我担不起这名声。再说，要是我离婚了，家里两个老人当下就能急死。我现在就这样凑合着。要是以后有机会，你把我调到外地去工作；我实在不想在原西呆下去了……二爸，你从小关心我，把我培养大，我会永远记住你的恩情的……”

田福军一只手按在自己的额头上，一边听侄女说话，一边焦虑地思索着他该如何对待这件事。事情相当复杂。他眼下一筹莫展。他不能一下子就率直地建议侄女离婚——本来这是最合适也是最合理的。不能。归根结底，主意还要润叶本人拿。唉，他只能像一个悲观的哲学家一样想：也许只有时间才能解决问题……

这时候，门外的院子里传来冯世宽的声音：“福军，你回来啦？”

田福军在窑里回答说：“回来了。”

润叶马上站起来向二爸告辞。

“你一定要把思想放开朗一些，千万不敢把自己的身体搞垮，要好好吃饭……”他把侄女送到办公室门口。

润叶刚踏出门槛，冯世宽主任就走进了田福军的办公室，和他商量如何接待中央老首长的问题……

第四十七章

一九七七年的端阳节，刚好和夏至是同一天。这一天，太阳黄经为九十度，是一年中北半球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一天。

端阳节是中国的一个重要节日。无论是城里人还是乡里人，都讲究在这一天吃粽子。

在农村，人们通常在很早的时候就准备好了糯米、红枣和苇叶。一到农历五月四日晚上，家家户户就都煮开了三角形的粽子，到处都弥漫着米和枣的香甜味；粽子讲究凉吃，因此头晚上就得提前煮好。

端阳节早晨，在吃粽子之前，看重风俗的人家，往往先要出去拔一些艾叶回来，搁在门上，别在一家人的耳朵上。早年间，大人还要给孩子们缝一个雄黄香包挂在胸前——所有这一切据说是为了驱除虫蚊和灾病的。

农历五月的黄土高原，阳光明媚，不凉不热，原野里也开始热闹纷繁起来。麦黄，杏黄，枣花黄；安详的蝴蝶和忙碌的蜜蜂在花间草丛飞来飞去。晶莹的小河水映照着蓝天白云，映照着岸边的青杨绿柳。这季节，除过回茬荞麦，农人们已经挂了犁，紧张地进入了锄草阶段。所有的庄稼人都脱掉鞋袜，赤裸着双脚踩踏在松软的黄土地上，多么舒坦啊！

无论平时光景歪好，端阳节的一顿好饭总是不会少的。有些农村的家庭主妇，在去年就考虑上了今天的这一顿吃食。当然，县城的市民和干部家庭，这一天不仅吃粽子，还要炒几个菜，喝几盅酒……

总之，这是一个欢乐和美妙的日子，大人娃娃都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

但是，原西县的常委们这一天还泡在他们心爱的会议里。

这会议不说别的，单讨论如何接待中央的高老。

高老是本县高家园子公社高店子村人。他少年时就参加了革命，是当时有名的“赤匪”。后来成了红军和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全国解放后，他一直任中央部级领导。“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底，高老的名字在报纸上消失了。当时传说他已经被红卫兵从楼里扔下去摔死了。后来又听说他没死，只不过被关了禁闭。直到“四人帮”被粉碎不久，他的名字才又出现在了报纸上。据说眼下高老虽然“解放”了，但还没安排什么工作。老人家从当年离开故乡后，一直没顾上回来。现在年纪大了，又没具体工作，想回来看看，捎带着搞一些调查研究。

几天前，黄原地区革委会主任苗凯就亲自给冯世宽打了电话，布置了接待高老的有关事宜。

眼下高老正在南面几个县搞调查。苗主任考虑原西县是高老的故土，又是他这次重点调查的地方，因此昨天又亲自赶到原西县来。他一到原西，先单独和冯世宽交换了意见；今天又出席了县常委会，和县上的同志们一块研究接待工作的细节。

其实，在苗主任到来之前，冯世宽就早已经铺排开了。县革委会已经成立了“接待高老办公室”，由副主任马国雄挂帅。“接高办”由县上各个部门抽出来的人士组成；办公室下面又设立了接待组、膳食组、联络组、交通组、保卫组。包括石圪节“红烧肘子专家”胡得福在内的几个本县著名厨师，都已经到了县招待所的食堂。有些东西原西县没有，已经派人到黄原采购去了。马国雄给采购人员指示，如果黄原还买不到这些东西，就火速坐飞机到省城去采购。

苗凯同志亲自来原西县，还顾不得这些吃住方面的事——他最头疼的不是这些，而是高老提出的另外一个要求。

这位老首长一到黄原就提出，他此次回原西县，要召开一个当年在原西和他一块闹过革命、现在仍然在农村的老红军、老赤卫队员座谈会，通过他们了解目前农村的状况。

苗凯知道，这些在农村的老红军、老赤卫队员，目前本人的生活状况并不美气；有的甚至非常贫困。弄不好，这个座谈会要开成一个诉苦会。原西县是全地区农业学大寨先进县，这将会使他苗凯在高老面前下不了台。如果老首长把这情况反映到省上和中央，那后果就更严重了。这些问题他在电话上不好对冯世宽讲，因此现在赶来看能不能有个妥当的应付办法。

他昨天一到原西，先和冯世宽单独为这事商量了半天。冯世宽出主意说，干脆先把这些老汉集中到县上，把他们的衣服换成新的。然后私下里一个一个给他们做工作，让这些老汉不要在座谈会上砸“洋炮”；让他们在会上说他们的一切都好着哩；会后他们有什么困难，县上一定给他们解决。冯世宽估计，只要答应背后给这些老汉好处，他们就不会在会上“胡说八道”。

苗凯虽然知道冯世宽这主意不像话，但竟然还同意了；并且在心里赞赏这位下级头脑敏捷，在紧急情况中能拿出行之有效的办法来。

但这件事无法瞒哄原西县的常委们。因此这两个人商量，干脆开个常委会，由冯世宽把这意见含蓄地在会上提出来。如果没人反对，就照这样办。如果有人反对，那么就只能作罢；到时候苗凯就假装不知道这提议，并且还出面否定冯世宽的“馊主意”。至于冯世宽，到时他会表现出心甘情愿接受苗主任的“批评”……

现在，常委会已经接触到了这个问题。冯世宽拿一支红蓝铅笔在面前的一张白纸上随意画道道，正在发言：“……尽管我们原西县革命和生产形势都很好，但我们在工作中也有漏洞，比如对这些老革命战士关心不够。这次借高老来我县视察工作的东风，我们要彻底改进这种状况。因此，咱们先把这些老同志集中起来，把他们的衣服给换一换……老吴，这事就由你们来安排！”

民政方面的负责人吴克俭赶忙回答说：“我们一定把这事办好！”说着掏出笔记本，把冯主任的指示记了下来。

冯世宽接着又含蓄地谈了他已经和苗主任商量过的其他“办法”。

冯世宽发完言后，对坐在长条会议桌中央的苗凯说：“请苗主任给我们做指示！”

苗凯同志用手摸了摸自己的头发，笑眯眯地环顾了一下四周，说：“还是先让常委同志们发言吧！总之，高老是我党德高望重的老首长，在‘四人帮’时期又遭受了不白之冤和残酷折磨。我们一定要让高老此次故乡之行，高兴而来，满意而去！”

苗凯的话说完以后，会议室好长时间一片沉默。这沉默甚至叫人感到难堪。不知什么时候飞进来一只苍蝇，在常委们的头上嗡嗡地盘旋着，在静默中听起来像轰炸机一般刺耳。苗凯仰靠在椅背上，望着天花板。冯世宽仍然拿红蓝铅笔在白纸上画道道。李登云低头专心致志地抠指甲。张有智不知为什么脸涨得通红，扭过头，面对着墙上的原西地图。马国雄把一根纸烟往另一截正在燃烧的烟屁股上衔接。田福军胳膊肘放在桌子上，两只手使劲地交叉握在一起，眉头子中间挽结着一颗疙瘩。在后排列席会议的“接高办”成员中，不知谁响亮地打了一声喷嚏，把人吓一大跳。

“我说点看法，”田福军打破沉默，眼睛扫视了一下苗凯和冯世宽，“高老这次回故乡来，我们当然要在各方面做好接待工作。至于高老要召集的这个老战士座谈会，我理解他是搞调查研究，是搞工作；他要知道的正是实际情况。而我们这样公然地弄虚作假，欺下瞒上，就不仅是犯错误，而且是犯罪！”

田福军的话如同给会议室扔了一颗炸弹。坐在后排“接高办”的成员们，深表同意地抬起头，敬佩地盯着他们的田主任。张有智立刻扭过仍然涨红着的脸，说：“我完全同意田福军同志的看法。”

冯世宽的脸也涨红了。但他尽量镇静地询问李登云和马国雄：“你两个的意见呢？”

李、马二人相互看了一眼，不知如何说是好。

这时，苗凯同志发言了：“福军同志的意见很好嘛！我们还是要实事求是。世宽同志的意见也对。我们以后的确要多关心农村的这些老红军、老赤卫队员，他们是我们革命的功臣！

“关于高老要开的这个座谈会，你们下去再好好研究一下。总之，一定要让高老满意。我下午要回地区去，一切就都拜托在座的诸位了……”

苗凯讲完话后，马国雄向大家汇报了接待工作其他方面的准备情况，然后就散会了。

会后，冯世宽陪着苗凯到县革委会的客房去休息。路上，情绪不佳的苗凯只说了一句话：“我今天才领教了这个田福军！”

冯世宽只是微笑着，一句话也没说。还再用他说话吗？田福军自己跳出来在苗主任面前表演了一番，这比他给老苗反映他的问题更好。他在心里说：你苗凯领教了就好！你这下可认识了田福军是个什么人了吧？狂妄、自大，把谁也不放在眼里！田福军任职时，我跑到地区做工作，让把他排在李登云之后，组织部门不同意，你苗凯也不说话，结果这几年把我冯世宽折腾得好苦哇！好，你苗主任今天也“领教”了这位被地区呼主任吹捧为“有能力、有魄力”的人物——这就是他的能力和魄力！

冯世宽今天太高兴了。从另一方面说，田福军否定他的意见也否定得好：这实际上是否定了苗主任的意见，只不过这意见由他嘴里说出来罢了。这种弄虚作假的事他冯世宽也不愿意做——将来万一被揭露了，吃亏的还不是他吗？到时苗主任还是苗主任，他会板下面孔义正词严地训斥他冯世宽丧失了党性原则！

吃过午饭以后，苗主任就坐车返回黄原地区了。冯世宽又把马国雄找来，让他很快把其他方面的工作抓紧进行——后天高老就要回原西县来了……

第二天一大早，原西城就变成了一个乱纷纷的世界。所有的机关和学校，所有的干部、学生、工人、市民，都根据“〔原革发〕第六十九号”文件精神，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到处都在大扫除，擦门窗，拔杂草，油漆牌匾。城市上空黄尘笼罩，就像进行一场战争。

县革委会副主任马国雄穿一身旧军装，戴一副墨镜，如同一位战时的城防司令，到处奔跑着检查和指挥。身材魁梧的马主任爱领导这些热闹工作；他红光满面，风尘仆仆，指手画脚，不时发出一些庄严的指示和命令。

全城人忙了大半天，原西县城倒也顿时换了另一个面貌。

现在，从入城开始到十字街的一段路面，都修补得平平整整；两边还像黄原城一样筑起了人行道——不过刚刚能走一个人。所有道路两边的青草都被铲除得一干二净；本来这青草倒不失为一种风景。在县招待所的院子里，用白灰画出了一些方格子，准备到时按秩序停放汽车。最为瞩目的是，在那个小小的十字街中央，用石头块垒起了一个交通指挥台。那上面已经站了本城惟一的一名交通警察。因为没什么汽车，这位警察就指挥进城的手扶拖拉机和驴拉车。他手里也没有指挥棒，见有驴拉车过来，两条胳膊便像路标一般指示方向；慌得农民手忙脚乱地喝住牲畜，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他们以为自己犯了法规，竟然惶恐地站在原地不动了。这位警察就气急败坏跳下指挥台，亲自扯着驴缰绳，把架子车拉过十字街。这恐怕又是个“新生事物”吧？原西城的一些闲人都好奇地聚在十字街周围，兴致勃勃地观看这热闹……

这天上午十一点左右，一摆溜卧车和吉普车进了原西县招待所的院子。高老在苗凯和地区其他两位领导的陪同下，终于回到原西县来了。早已等候在县招待所的冯世宽等人，热情地把这位老首长迎进了招待所的会客室。

高老已快七十岁，身体看来也不太好，但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他回到久别的故土，情绪显然很激动。他马上就开始询问原西县的各种情况。高老的记忆力看来很好，地名、人名说出一大串，有些地方冯世宽都不知道，本县人田福军和李登云就在旁边作补充。

稍事休息以后，地县领导们就陪高老到餐厅去吃午饭。

餐厅已被几排屏风在一角围出单独一个场所，里面摆了两张饭桌。

首长们进来以后，饭桌上各种酒菜已经摆置齐备了。

马国雄像十字街上的那位警察一样，用两条胳膊做出路标状，弯下腰在前面引导大家入席。

高老来到席前，却不坐下来。他脸色冷峻地发问：“谁让搞这么铺张的酒席？”他扭过头看着旁边的苗凯，“我在黄原就给你们说，不要搞这一套！饭菜简简便便就行了，怎么你们还这样搞？”

苗凯尴尬地搓着双手，不知如何是好。所有其他的地县领导都肃立在桌前，面面相觑，谁也不敢说话。冯世宽赶忙出来给苗凯解围，说：“这都是我们的责任，苗主任和地区领导都不知情……”

“把这些东西都撤掉，换一点便饭就行了！”高老生气地说。

冯世宽立刻对马国雄使了个眼色。马主任就慌忙把服务员叫来，把桌子上的酒菜都端下去了。霎时，琳琅满目的两张饭桌空荡荡地只留下些调料瓶子。

好在厨房里准备的主食都是本地的风味小吃，不值什么钱；原来准备酒席完了以后才品尝，现在马主任随机应变，干脆指挥着让把这些东西端上了桌子。

高老这下高兴了，说：“这就对了嘛！我在家里就爱吃咱本地的饭食，花钱少，吃着还可口……你们以后可再不能动不动搞那些大吃二喝的酒席。我跑了几个县，农民的生活还很苦呀！你们怎么能心安理得吃下去这些山珍海味呢？”

苗凯现在才松了一口气，连忙说：“我们今后一定纠正这些不正之风！感谢高老对我们的批评……不，这实际上是高老对我们的最大爱护……”

吃完午饭后，高老竟然不休息，兴致勃勃地坐车回他的出生地高店子村去了……

两天以后，高老已经走访了当年他打过仗的许多地方；又到年轻时的老朋友顾健翎家里吃了一顿饭——当年他在本县打仗挂过两次花，都是顾先生给他治愈的。

离县的前一天，全县三四十名仍然健在的当年的老战友，都在县招待所聚齐了。几十年没见面，高老和这些年轻时一块出生入死的弟兄们都百感交集。大家一个个都老泪纵横，又由不得喜笑颜开。

中午，高老坚持自己出钱，让招待所备办了几桌饭，请这些老战友一块聚餐。他破例端着杯子，挨桌子一个一个给老战友们敬酒。

饭后，有地县领导参加的座谈会在县招待所的会议室举行。高老不断地向这些老同志询问他们的生活和农村的其他情况。这些老汉说着说着就哭开了，纷纷张开没牙的嘴，向老首长描述农村的贫困状况和他们缺吃少穿的不幸处境。

高老戴着老花镜，一边往笔记本上记，一边不时摘下眼镜揩眼泪。所有的地县领导都低倾着头，好像被告一般接受这些老汉的审判。

临近会议结束，苗凯和冯世宽先后做了检讨式的发言。他们表示一定要狠批“四人帮”，抓纲治国，继续坚持农业学大寨运动，争取早日实现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

在苗凯和冯世宽发完言后，高老脸抽搐着，说：“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生前非常关心黄原老区人民。他老人家逝世的前一年，听说黄原有的地方农民还饿肚子，都难过得流了泪……”他转过脸看着苗凯和冯世宽，“你们在几年前就给总理做过保证，要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现在仍然这样说！是不是过五年以后，还这样说？同志们，再不要光在嘴上喊口号了，要真正解决问题！照我看，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四人帮’的那一套做法还在作怪……”

苗凯和冯世宽连连地给高老点头，表示完全同意老首长的意见。

第四十八章

立秋前后，报纸和广播就开始号召今冬明春要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八月七日，《人民日报》专门为此发表了社论。

田福堂的心里立刻火烧火燎起来。春天的时候，他就想到要在今冬和明春在农田基建方面大显一下身手；不仅要震动原西县，还要震动整个黄原地区。想不到中央和他想到一块去了！田福堂感到惊讶的是，他的想法竟然和中央的想法不谋而合。这位农村的土政治家又一次自大地想：如果早年间他就能好好施展自己的抱负，说不定如今也像永贵一样成为全国性人物了。

不过，话虽这么说，福堂自己也清楚，他不敢和陈永贵同志相比。他田福堂能名扬黄原就不错了。实际上，这个目标也不容易达到。眼下能人辈出，一个比一个想得大，一个比一个干得大。他要引人注目，就要想更大的，干更大的。

可是怎样干呢？他一时也想不出个眉目。修梯田已经不算一回事了；沟沟岔岔打几个小土坝也弄不出个啥名堂。他站在自己的院子里，望着周围的山山峁峁，像孩子一样突发奇想：如果能造出一种比山都高的推土机，一铲子就能削掉一座山就好了；那样用不了几天双水村就变成了小平原，恐怕他大寨的人都要跑到这里来参观呢！

这不着边际的荒唐想法把田福堂自己都逗笑了。他随即严肃地转回到窑里，一边闻纸烟，一边继续盘算。

就像诗人常有的那种情况一样，田福堂突然来了灵感：能不能用炸药把神仙山和庙坪山分别炸下来半个，拦成一个大坝，把足有五华里长的哭咽河改造成一条米粮川呢？

这想法使他异常兴奋！一阵猛烈的咳嗽过后，他灰白的瘦长脸涨得通红。他竭力让自己平静下来，以便对这个大胆的设想进行详细的考虑。

这的确是一件非凡之举！神仙、庙坪二山合拢，筑起一座大坝——恐怕起码是石圪节公社最大的一座坝；一两年后，哭咽河道就会淤成一道平川，双水村就能增加几倍的良田呢。到时产量别说过“纲要”，恐怕“黄河”和“长江”都挡不住！

田福堂越想越激动。尽管这还只是一个带有浪漫色彩的设想，但他好像已经看见了几年以后的壮丽美景。

但是，深入一想，一连串问题紧接着就来了。不用说，炸山拦坝应该选择最佳的地方；而最佳的地方也是最叫人头疼的地方。庙坪山这面没有住人家，炸哪儿倒不成问题。可神仙山这面，只能在姓金的几家人那里动土——这地方是个突出的山嘴，与庙坪山的距离最接近。这样一来，这几家人就必须搬家。就是避开这山嘴，这几家人恐怕也无法在这里住下去了——十几吨炸药不把窑洞震垮才怪哩！

好在不论怎样选择坝址，看来还不会伤到金家祖坟；如果让那一片死人“搬家”，整个姓金的人家都会出来反对的。

但让那几家活人搬家又谈何容易！

这山嘴上的两大家中，金光亮弟兄三家还好说。他们是地主成份，恐怕不敢胡拧龇。难说的是金俊武弟兄三家——实际上最难对付的是金俊武一个人！要撬动这个人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这样一想，田福堂的情绪有点低落下来；他的宏图大计一开始就遇到了严重的障碍。可他又不甘心放弃这个可以一鸣惊人的壮举……

在焦虑之中，田福堂想到了他的高参孙玉亭。

他马上打发放学回家的润生去叫孙玉亭到他家里来。

玉亭刚到，田福堂就很快把他引到隔壁窑洞去共同谋划这件事。

孙玉亭听了田福堂的宏伟设想，马上击节叫好，对书记的雄才大略佩服得五体投地；同时意识到在这样一场大战中，他自己也能大显一番身手了。

紧接着，当书记把此举的困难之处一一给玉亭摆出之后，这位高参倒没把这些问题当个问题。

他先对自己的统帅说：“革命事业从来不会一帆风顺。我们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才能把农业学大寨搞好。大寨还不是斗出来的吗？”

田福堂说：“这些道理我也懂。毛主席大概说过，具体问题要具体解决。首先这搬家问题就很具体。”

“这问题不难解决。”孙玉亭说，“咱们在金家湾北头给他们几家箍新窑洞不就行了？一孔旧窑洞换一孔新窑洞，他们又不吃亏！”

“人在老地方住惯了，恐怕不情愿倒腾。”

“咦呀！革命还能管他情愿不情愿呢？蒋介石情愿到台湾去吗？”

田福堂笑了，说：“话可以这样说，但这几家人又不是蒋介石。”

“怎？他金光亮弟兄几个都是地主成份，难道他们敢拒挡农业学大寨运动？”

“光亮弟兄几个估计不敢反对，俊武和俊文的工作恐怕就难做了。关键是俊武！只要他同意了，俊文没什么能耐。彩娥是个妇道人家，主不了大事。再说，俊斌就是活着，也是听两个哥哥的话……”

“金俊武他有什么理由反对？他自己是个共产党员，又是大队党支部委员，本来就应该积极支持革命事业！”

“你又不是不知道金俊武这个人。”田福堂提醒雄辩的玉亭说。

“我看他不敢拒挡。破坏农业学大寨这顶帽子他金俊武不敢戴！”孙玉亭信心十足地说。

在这样的情况下，孙玉亭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往往能给田福堂很大的鼓舞。有时候，他心里也嘲笑和瞧不起这位穿戴破烂的助手；但一旦他要干件大事，他就离不开这位贫穷而激进的革命家强有力的支持。

“那你看咱现在先从哪里下手？”田福堂问孙玉亭。

玉亭想了一下，说：“咱先开个干部会。只要干部们思想统一了，群众好办。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的队干部！”

在田福堂和孙玉亭拉谈罢这事的第二天晚上，双水村有点职务的干部都被集中到了大队部的办公窑里。田福堂兴致勃勃地给大家谈了他的宏伟设想。福堂谈完后，孙玉亭装出第一次聆听书记的“哭咽河畅想曲”，马上惊讶地赞叹了一番，并且借题发挥，长篇论述了这件事的“伟大意义”。

这两个人的“双簧”演完以后，与会的人都沉默不语。谁也没理由出面反对。看来反对这行动，就等于反对农业学大寨。反对农业学大寨就等于反对革命。但是众人又不好表态支持，因为所有的人都看见二队队长脸红得像一块烧红的铁。俊武蹲在下炕角闷头抽烟，就像一颗一触即发的炸弹。

沉默了一会以后，孙玉亭挑衅性地问金俊武：“俊武，你的意见呢？”

所有的队干部都把目光“刷”一下移到金俊武脸上，紧张地看这位强人说什么呀。

金俊武对孙玉亭恶毒地笑了笑，说：“我的意见是这工程太小了。农业学大寨嘛，像福堂哥说的，要想大的，干大的。我看咱可以搞更大的，干脆把金家湾和田家圪两面的山都炸掉，把东拉河拦起来，几十里沟道就变成了一马平川；那不光咱双水村粮食能跨过‘长江’，全石圪节公社都能跨过哩！这样不是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贡献更大吗？”

窑里所有的人都被逗笑了。田福堂和孙玉亭两个人脸也像金俊武一样变得通红。红脸对红脸，就像斗阵的老公鸡。

田福堂硬忍着一肚子气，尽量用平和的语气说：“今晚上先把这问题提出来。当然有许多具体困难，罢了咱们再解决……”

会议不欢而散。看来孙玉亭过于自信——事情并不像他推断的那么简单。田福堂说得对，最大的绊脚石就是金俊武。

田福堂又一筹莫展了。当然，他可以以革命的名义，强行实行他的计划。但除非万不得已，他不愿意这样做。不论怎样，他生活在双水村；不仅这一代，而且下一代也要和金家共处，因此不能结仇太深。最好一切都做得水到渠成，让金家无话可说。当然，队里新箍的窑洞一定要比金家现在住的窑洞好。但就这样，金俊武也不见得就同意搬家。金俊武如果不搬，那其他人的工作就不好做。

正在田福堂再次陷入苦恼之时，不屈不挠的孙玉亭又给田福堂献上一条“妙计”：把金俊武先撇在一边，做其他几家人的工作；只要其他人都同意搬家，共产党员金俊武还能再反抗吗？

这计策太好了！田福堂惊叹玉亭脑瓜子越锻炼越灵敏。他说：“这是个好办法！先从金光亮弟兄下手！我亲自和他们上话！”

玉亭说：“我给咱做彩娥的工作！彩娥一同意，就把俊武家的缺口也打开了！”

田福堂很快把金光亮和金光辉两兄弟找来，不是商量，而是把大队的决定通知了这两个人。两个地主成份的农民二话也不敢说，表示完全服从大队的决定；什么时候让他们搬家，他们就什么时候搬。

但是，几天以后，在原西城百货二门市当售货员的金光明，满脸阴沉地回到了村里。他是接到妻子姚淑芳的信赶回来的——淑芳在信中告诉了队里让他们搬家的事。

作为在门外工作的干部，金光明虽然出身不好，但精神状态不像他哥和他弟那样什么事都胆战心惊。他现在窝着一肚子火气赶回家来，不想如此束手就擒。他气愤的是，“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孙玉亭就带着村里的造反队把他家刨得一塌糊涂。现在，竟然连这么个破墙烂院都保不住了，实在是欺人太甚！

多少年来，他们弟兄三人为了死去的父亲的罪过，一直像惊弓之鸟一般生活着，几乎连出气都不敢张大嘴巴；大人娃娃在村里都好像比别人小了一辈。就这样还不行，眼下又要把他们从住了几十年的老地方赶出来！他现在回来，准备找田福堂说一说道理。尽管他出身不好，道理总可以讲吧？再说，“四人帮”打倒后，他已经感觉来，社会也许要有某种变化。他还不敢奢望把他们弟兄头上的沉重的帽子揭掉，但他明显感到这社会在某些方面已经慢慢松动起来。

光明回到家里后，还没等他把自己的意见说完，他哥，他弟，他爱人，都劝他千万不能这样。这些已经被多少次运动吓得丧魂失魄的人，纷纷劝说光明：这样做并不能改变他们家的命运，反而会招致更大的灾祸。既然不能改变队里的决定，还不如举双手赞成落个好表现。他哥金光亮对大弟说：“你图个痛快，说完挣气话屁股一拍就回了原西城，我和光辉，还有淑芳，还有娃娃们，都要在这村里活人哩……”

金光明痛苦得一晚上没合眼。为了兄弟，为了家属，他只好屈从了亲人们的劝告，放弃了找田福堂评理的冲动。第三天，他垂头丧气地推着自行车，又返回了原西县城……

与此同时，孙玉亭兴致勃勃地赶到田福堂家里，告诉书记说，他把王彩娥的工作做通了！

田福堂喜出望外。想不到事情换一种方式解决，就能取得意想不到的结果。金俊武眼看就要孤立无援了！田福堂感到由衷的高兴。他又不失时机地去了一回公社，给上级领导汇报了他的打算。对于这样一种学大寨的雄心壮志，公社领导除了支持还有什么其他说的呢！

好，有了这把“尚方宝剑”，他的腰杆子就更硬了！

回到村里以后，田福堂索性不再做金俊武两兄弟的工作，当下就准备召开社员大会，作紧急动员——因为现在就要抽调人力，在金家湾北头箍新窑，以便到开工时把搬迁户挪出哭咽河沟道。

但副书记金俊山劝告田福堂说，最好还是先能做通金俊武两兄弟的工作，然后再召开社员大会比较稳妥。他认为这样强行逼迫金俊武兄弟，恐怕将来要留下后遗症；甚至说不定到时金俊武就是不搬家，反倒更缠手了！

金俊山提出：让他自己去和金俊武兄弟俩再谈一谈。

田福堂考虑这样也好，就同意了俊山的意见。他心想：只要你金俊山揽这个工作，我田福堂才巴不得哩！再说，工作做通做不通，看来他金俊武拒挡不了革命的车轮滚滚向前！

金俊山本来不愿揽什么事。但作为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基层干部，觉得田福堂这种做法太过分了。革命也不能这么个革法！怎能不经本人同意，就把人家住了几辈子的家给踢踏掉？他也知道，尽管俊武是个强人，但最终还是不能拒挡田福堂实现他的雄心。他想说服这位户家兄弟，与其反抗得不到结果，还不如顺势买个好。

当金俊山来到俊武家，向俊文、俊武两兄弟说明他的意思之后，金俊文先破口把田福堂和孙玉亭臭骂了一通。

金俊武黑丧着脸，对金俊山说：“俊山哥，我知道你是好意。但田福堂和孙玉亭欺人太甚了。我这个家已经够倒霉了。俊斌为队里送了命，现在又要砸先人传下来的几孔窑洞，这不是让我家破人亡吗？我就是不挪窝！看他田福堂能怎样？老虎吃人还要摆顺吃哩，我不信他田福堂就能把我一口吃掉！”

金俊山沉默了一会，然后说：“兄弟，你说的都在道理上。可是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俗话还说，能硬能软，方为好汉。你兄弟俩听老哥一句话，还是不要犟牛顶到墙。再说，金光亮三弟兄都同意了，你们家俊斌媳妇也同意了，你们再要坚持，到时田福堂汇报到上面，人家把你们当破坏农业学大寨的典型抓，这样你们就划不来了。

“你们再好好想想！老哥都是为你们好，要不，我也不愿为这些事费口舌；你们知道，我虽然也算队里的领导，但聋子的耳朵，只是个摆设……”

金俊山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说，显然使这两兄弟为他的诚心所感动了。唉，俊山哥说的也都是些实话。世事啊，把人逼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归根结底，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怎么可能和社会的大潮流对抗呢？

兄弟俩先后叹了一口气，都深深地埋下了头。金俊文吸了吸鼻涕，竟然忍不住呜咽着哭开了。

金俊山安慰他们说：“你们也不要太伤心了，把世事看开些。人活一生，都得经许多愁肠事啊！我知道你们的心理，老地方住惯了就有了老感情；再说，这是先人手里传下来的……

“不过事到如今，也就只能受委屈了！俊武，我知道你不愿给田福堂下脸，那就让我给他传个话，说你们也同意了……”

金俊山见这兄弟俩仍然埋着头，不再言传，就知道他们默认了他的建议，因此就从俊武家告退了。

田福堂听金俊山说，金俊武兄弟俩终于同意了搬迁，高兴得嗬嗬地笑了。

他对金俊山说：“我知道俊武是个明事理的人，他最终肯定会同意的。咱们一定把新窑洞给他们箍好。哈呀，这事搁在谁头上都一样嘛！鸟都恋旧窝哩，更不用说人了！我完全能理解俊文俊武的心情儿……”

几天以后，双水村大队在小学校的院子里召开了全体社员大会。田福堂在会上作了关于炸山打坝的紧急动员讲话。

会后，立刻抽调村里的匠人，开始在金家湾北头为将要搬迁的六户人家箍新窑。同时，决定让孙玉亭负责卖掉大队的几万斤储备粮，用这钱到县水利部门购买炸药。等秋庄稼一收割完，双水村就准备干这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呀！

第四十九章

金俊武在庙坪后山犁完麦地，让其他人吆上牲畜先走了。他自己镢把上扛着一捆子犁地翻出的柴草，一个人慢慢下了山。

几天来，他心里一直像揣着一块硬邦邦的石头。他在大势压迫之下，只得同意从祖传的老家里搬出来。但他对田福堂和孙玉亭的怨恨却越积越深了。

说实话，他不是惧怕这两个人；而是惧怕落个破坏农业学大寨的罪名。不论怎样，在这件事上，田福堂和孙玉亭逞了强。他金俊武眼睁睁地让人家的腿从自己头上跨过去了。他妈的，他咽不下去这口气！

他扛着这捆子柴草，在庙坪山的梯田小路上一边走，一边难受而气愤地想着这件事。时令已接近白露，不多日子就要收割秋庄稼；庄稼一收割完，他们就要搬家了。一想到要离开自己从小住大的家，金俊武的胸腔里就一阵绞疼。

现在，他从庙坪山走下来，到了哭咽河岸边的一个土台子上。

隔河就是他的家。一摆溜九孔接石口窑洞，被两堵墙隔成了三个院落。中间三孔窑洞住着他哥俊文一家；他和俊斌家分住在两边的院落里。俊斌家靠后边不远的地方，是金光亮弟兄三家。他家这面不远的地方是金家祖坟；然后是学校和紧挨着的一大片高低错落的村舍。

在整个金家湾这边，他们家和金光亮家自成一个单元。米家镇已故米阴阳当年给金光亮他父亲看宅第，说这地方是双水村风水最好的地方，因此老地主独霸了这块宝地，不让村里其他人家在这里修建住舍。他父亲当年是前后村庄知名的先生，看在这个面子上，光亮他爸才破例让他们在这里修建了这院宅子。为修这院落，父亲把祖上和他自己积攒了大半辈子的银元全都花光了……

现在，这份饱含着先人血汗的老家当，将在他们这不孝之子手上葬送了！也许队里新箍的窑洞比这窑洞强，可九孔旧窑洞维系着他们和先人的感情；对于后人来说，这里就是他们生活和生命的根之所在。现在，他们深植在这里的根将被斩断，而要被移植到新土上了。多么令人痛苦啊！

壮实的庄稼人金俊武两腿发软了。他索性把肩头上的这捆柴草扔到地下，自己也跟着一扑踏坐下来，两只铜铃般的大眼睛里充满了忧伤。他把忧伤的眼睛投照到对面的祖坟地上。第六棵柏树左边的第二座坟，就是他父亲的长眠地。他父亲下面的那座新坟，埋着去年去世的俊斌。阴间和阳界一样，俊斌旁边给俊文和他留出了一块地方；死后他弟兄三个还并排住在一起。金俊武难受地想：他对不起死去的父亲和弟弟……泪水忍不住从这个四十出头、强壮得像头犍牛一样的庄稼人眼里涌出来了。

坐了一会，金俊武用搭在肩膀上的毛巾揩了揩脸，准备扛着柴草回家，忽然看见正在井子上担水的俊文搁下桶担，烟锅挖着烟袋，从土坡的小路上向他这里走来。俊文显然是找他来的，他就只好等着他哥上来。

金俊文上了土台子，在弟弟旁边坐下来，也没说话，把自己的烟锅点着，然后把烟布袋给俊武递过来。金俊武在他哥烟布袋里挖了一锅烟，两兄弟就吧、吧地抽起来。

过了一刻，俊文望了弟弟一眼，嘴张了张，想说什么，但又没说出来。

俊武看着他哥，等待他开口。

俊文知道弟弟看出他有话要说又没说出来，就只好开口说：“孙玉亭那龟子孙又跑到俊斌家去了……”

血一下子涌上了金俊武的脑袋。他知道他哥的这句话里包含着什么意思。

实际上，俊斌死后不久，金俊武就隐约地感觉到，他的弟媳妇和孙玉亭之间发生了一些微妙的事。作为一个精明人，他知道事态将会怎样发展；作为一个当哥的，他又对这事态的发展无能为力。

到后来，彩娥和孙玉亭的关系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他知道全村人早已背着他家的人，议论成了一窝蜂。但他除过气得肚子疼外，没有任何办法。

没办法！彩娥是个风骚女人。俊斌活着的时候，仗着他在村里的悍性，没人敢来骚情；彩娥自己也不敢胡来。俊斌一死，这女人就胆大了。

话说回来，一个三十出头的女人，没个男人也的确是个问题。金俊武知道，彩娥迟早总得寻个出路；但在没寻出路之前，不能败坏金家的门风啊！他希望彩娥要么出金家的门，另嫁他人；要么光明正大招个男人进门。不论其中的什么方式，这都合乎农村的规范。反正俊斌已经殁了，也没留下个后代，这些都不会使他们过分难肠。但是，这女人放下正道不走，专走见不得人的歪路。如果是旧社会，他弟兄俩说不定把这个下贱货拿杀猪刀子捅了。可这是新社会，他们没办法惩罚她，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金俊武本来想，彩娥既然在俊斌入土不久就无耻地失节，那么还不如赶快去另嫁男人。但是，这女人硬要把骚气留在金家的门上，迟迟没有改嫁的迹象。更叫他们弟兄气愤的是，她竟然和他们最痛恨的孙玉亭勾搭在了一起，并且背叛性地表态同意搬迁……

金俊武听他哥说了那句话后，半天没言传，不由朝河对面俊斌家的院子瞥了一眼。那院子此刻空荡荡，静悄悄。从前，勤劳的俊斌就是中午也不休息，在院子里营务蔬菜。现在，那块当年叫村里人羡慕的菜地，已经一片荒芜。好吃懒做的王彩娥连院子也不打扫，到处扔着乱七八糟的杂物。此刻，她正封门闭户，和那位死狗队干部一块厮混……

弟兄俩各怀着恼怒沉默了一会以后，金俊文又开口说：“咱这门风被糟蹋成这个样子，再不能忍受了。干脆把孙玉亭那小子扣在窑里捶一顿，把他的腿打折一条再说！”

金俊武继续沉默了一会。然后他说：“我和你一样气愤。只是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

“早扬到外面了！”金俊文气得头一拐。

“别人议论那是另外一回事。自己闹腾，等于是把这顶骚帽子自己扣在了自己的头上。”

“那你说就这样白白叫人家糟践？”

“你能不能叫我桂兰嫂去探问一下这个贱货，看她有没有什么正经打算？如果能尽快寻个出路最好。唉……”金俊武丧气地叹息了一声。

“这就是你的办法？亏你还在村里落了个强人名！这就是你的悍性！”

金俊文向来都是尊重弟弟的；现在由于气愤，竟忍不住挖苦起了俊武。

“哥！”金俊武眼里含着泪水，一时急忙不知对他哥说什么。

金俊文显然对弟弟这种甘愿忍受屈辱的表现很不满意。他一下子站起来，说：“这事你不管我管！我不能叫外人看咱家的笑话！哼，金家死了一个人，但没死光！有的是汉子！”

金俊文丢下他弟弟，脸色阴沉地一拧身就走了。

金俊武一个人呆坐在土台子上，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候，他看见兴致勃勃的孙玉亭，正从王彩娥住的窑洞里出来了；彩娥一直撵着把他送到大门口。两个人招手晃脚地告了别，孙玉亭就像个窃贼似的一溜烟出了哭咽河，向庙坪的小桥那边走去了。

怒火即刻在金俊武的胸膛里狂暴地燃烧起来。加上刚才他哥的那些刺激话，使得这个人牙齿都快把嘴唇咬破了。

他扛起柴捆子，一路疯疯魔魔地下了沟道。

回到家里，金俊武连午饭也没吃，扛了把镢头又上了自留地。他空着肚子在地里没命地干了一下午活，一直到天黑得看不见人影的时候才又返回家里。

晚饭他仍然没有吃，一个人和衣躺在前炕边上蒙头大睡。小儿子像往常那样亲热地来到他身边和他磨蹭，被他一巴掌打在了炕中间，孩子便尖叫着哭起来。这是他第一次动手打他的这个宝贝蛋。

金俊武不管孩子和老婆的哭叫，只顾蒙头睡他的觉。

其实他怎么能睡得着呢？干了一天重活，又没吃饭，但肚子也不饿。他在被窝里睁着眼睛，痛苦地从俊斌的死开始，追溯他家一年来遭受的种种灾难。生活像磨盘一样沉重地压在这个壮汉的胸口上，使他连气也喘不过来……

午夜时分，仍然失眠的金俊武，突然听见窗户外面他哥神秘的声音：“俊武，你起来一下……”

金俊武一挺身从土炕上爬起来，听见自己鬓角的血管也哏哏地跳着——他预感出事了！

他没有惊动熟睡的家人，悄悄溜下炕，来到了院子里。

他看见他哥站在朦胧的月光下，神色很不对头。他紧张地问：“出了什么事？”

“金富和金强把孙玉亭那小子扣在俊斌家里了。”金俊文平静而有些高兴地说。

一刹那间，金俊武就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他在心里抱怨他哥做事太鲁莽——但嘴里又说不出来。

“把人打了没？”金俊武先问最主要的事。他怕遭下人命，就得要去吃官司了。

“没。把外面的门关子挂住了。那小子就在窑里面。俗话说，捉贼捉赃，捉奸捉双。这下看他小子怎么办！”金俊文对他弟说。

一听还没遭人命，金俊武先松了一口气。但他意识到事态仍然包含着一时都说不清楚的危险性——这种事弄不好很容易出人命！

他先顾不得说什么，和他哥赶快向俊斌家的院子走去。

金俊武和他哥进了俊斌家的院子，见中间彩娥住的那孔窑洞，窗户上已经亮起了灯光，里面不断传来彩娥恶毒的叫骂声。两个侄子金富和金强在门外立着，显然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事。

俊武进了院子，用手势示意两个侄子不要出声。他放轻脚步来到彩娥的窗户下，听见弟媳妇在窑里叫骂声不断。不是骂孙玉亭，而是骂他们家的人；甚至把他家祖宗三代翻出来臭骂。他还听见孙玉亭在窑里嘟囔说：“总有个组织哩……”

金俊武一看这情况，就知道事情复杂了。这类事，只要女的不承认，天王老子也没办法。他的心不由得“咚咚”地狂跳起来。依他的想法，最好赶快把人放出来再说。可他又知道，他哥和两个侄子肯定不让，说不定先要和他遭一回人命哩！但就这样下去，万一出个什么事，王彩娥或孙玉亭还会反过来咬一口，就像田五的“链子嘴”说的：拿起个狗，打石头，石头反过来咬了个手……

金俊武对金富招了招手，示意让大侄子跟他到院子外面去。

金俊武把金富和俊文一起引出院子，来到院墙外的畔上。他对这父子俩说：“既然事情到了这个地步，那就要经组织处理！金富，你先去叫田海民；海民是村里的民兵队长，这事先要报告他。你就对田海民说，孙玉亭深更半夜强奸良家妇女，被你和金强捉住了，让他来处理！”

金富立刻遵照二爸的指示，跑到田家圪那边叫田海民去了。

金俊武对他哥说：“咱两个得赶快各回各的家去，假装这事是金富和金强捉住的，咱们不知道。等田海民来了，处理事情的中间，咱两个才能露面。这样，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就不会把一家人都扯进去！”

在这种时候，金俊文知道自己脑子不够用，无条件地服从精明的弟弟。

金俊武又示意金强出来，给他如此这般安咐了一番，老弟兄俩就赶紧各回了各家。金强重新返回到三妈的门下，看守着现场。

与此同时，金富已经气喘吁吁地蹚过东拉河，赶到田家圪，即刻进了田海民家的院子。

这小子来到海民的门前，一边用拳头捣门板，一边嘴里反复大声嚷着他二爸教他的那些话。

海民一家人被惊醒了。旁边姓刘的一家人也被惊醒了。

这院子的两家大人都先后跑了出来；他们的孩子们在窑里没命地哭着。什么地方扑棱棱地惊起了一群飞鸟；接着，传来了一阵狗的惊恐的吠声。

金富站在黑暗的院子里，气喘吁吁地给民兵队长报了案。

没等田海民说话，他媳妇银花就对丈夫说：“这么大的事不找田福堂和金俊山，你能处理了？”

其实田海民一听这事，就知道自己的脑水处理不了。他对金富说：“你去叫田福堂，我处理不了这事！”

这下金富可不知道该怎办了。但他记起二爸让他找的是田海民，没说让他去找田福堂，因此他不敢贸然自作主张。他对田海民说：“反正你是民兵队长！我给你说了，你不管，遭下人命要你负责！”

金富说完就转身走了。

金富走了以后，田海民两口子和邻居刘玉升两口子在院子里议论了老半天。三个人都给田海民出主意说，这是大事，人命事，海民应该马上去给田福堂报告，自己千万不敢一个人去金家湾处理。

田海民立刻动身去找田福堂。

当海民把田福堂叫到院子里，向他说明事态以后，田福堂问他：“玉亭和王彩娥两个人承认了没？”

田海民说：“这我不知道。”

田福堂披着件衫子，在自家的院子里沉吟了半天。

他突然微笑着对田海民说：“你回去睡你的觉去！谁也别管！看他金俊武弟兄们怎处理！玉亭要是承认了，那他屙下的由他自己拾掇去！如果玉亭和彩娥一口咬定不承认，那他金俊武就有好戏看了！不要管！你睡你的觉去！”

田海民一看书记是这个态度，就一溜烟回去了——他巴不得不管这事哩！反正我给你田福堂报告了；将来出了事，你去承担责任吧！

田海民走了以后，田福堂仍然站在院子里没回家去。

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还能睡得着觉呢？他意识到情况非常严重。但想来想去，他现在决不准备插手！他要等到天明以后，看事态如何发展，再决定他应该怎么办。他在院子里转圈圈走着，脑子像一团乱麻。

在金家湾这面，金俊文和金俊武也在自各的院子里转圈圈走着，焦急地等待田海民的到来。他们并不知道，海民已经脱光了衣服，搂着银花蒙头大睡了。

这时候，一条黑影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出了双水村……

第五十章

天明以后，事态仍然保持着夜间的状态。但整个双水村被惊动了。在农村，没有什么事能比得上这种事所具有的刺激性。人们都不由自主地面带着微笑，然后纷纷向哭咽河金俊武弟兄们住的地方跑去；不多时分，金俊斌家的大门外和窑顶上面就挤满了黑鸦鸦的村民。孩子们也都不去学校，跑到这里来看红火热闹。只是不见孙家的人——他们已经无脸在村中露面了。田福堂、金俊山和田海民这些队干部也不见踪影，大概生怕把自己直接扯进这种麻糊事件中去。

现在最着急的也许是金俊武了！田海民和田福堂不出面处理这事，精明的俊武就意识到，现在被动的不是王彩娥和孙玉亭，而是他们自己了。事到如今，继续扣人不行，马上放人也不行；更为糟糕的是，全村人都涌到了这里，眼看就要酿成一个大事件。

能人金俊武感到自己已经没有能力再控制这个局面了。他在自己的窑洞里，眉头子挽结着一颗疙瘩，来回在脚地上走着，心里在抱怨他哥和两个侄子愚蠢透顶。他感到事态越来越险恶，但又不知道险恶倒究在哪里。他已经失去了任何判断，只能被动地任事态继续发展。

此刻，被关在窑里的王彩娥和孙玉亭，反而倒不那么恐慌。刚开始的时候，孙玉亭吓得浑身像筛糠一样，但王彩娥立即制止了他的慌乱。彩娥骨子里有她母亲的那种吃钢咬铁劲。她吼着让玉亭不要害怕，先把衣服穿好再说。孙玉亭这才像死人缓过了一口气，赶忙手脚慌乱地穿衣服，结果把裤子前后都穿反了，又被彩娥骂着调了过来。

王彩娥把灯点着，不慌不忙穿好了自己的衣服，又把被子拾掇得齐齐整整；然后便一屁股坐在窗前，开始破口臭骂金俊武一家人。孙玉亭哆嗦着坐在脚地的板凳上，浑身汗水淋漓，嘴里只会嘟囔说：“总有个组织哩……”

天明以后，两个人听见外面人声沸腾，知道全村人都知道了这件事，赶到这里看热闹来了。孙玉亭马上又吓得面色灰白，头垂到裤裆里，浑身再一次筛起了糠。王彩娥吼着对他说：“你这个没骨头的家伙！怕什么？屁的事也没！看他金家这群王八羔子怎放人！你光明正大来串门子，谁家的龟儿子看见你和我睡觉了？”

孙玉亭这才又些许定下了心。他感激地望着这位相好。他根本想不到，女人平时像水一样绵软，紧要关头就像生铁一样坚硬。在一生之中，孙玉亭除过和贺凤英，还没和旁的女人相好过。他一心一意闹革命，从来不做这种偷鸡摸狗的事。自从俊斌死后，他给彩娥安排了照枣这个全村人眼红的好营生，彩娥就渐渐把他的魂勾住了。起先他还没意识到彩娥勾扯他；直到去年打枣那天她偷偷在他手上捏了一把以后，他才全明白了她的“意思”。他当然一下子就招架不住了，很快着了魔似的，不顾一切到这个窑洞来寻找温暖和抚爱，终于落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此刻，玉亭惟一的希望寄托在田福堂身上。他相信福堂哥一定会想办法解救他的——他忠心耿耿追随书记闹革命二十来年了……

在田家圪这面，田福堂像往常一样，一大清早先泡了一壶浓茶，有滋有味地喝着。他已让一队副队长田福高到金家湾那面看情况去了。

不一会，五大三粗的福高就回来了。

田福堂问他：“情况怎样？”

“人还关着。”田福高说。

“玉亭和彩娥在窑里有什么动静没有？”

“我没到窑跟前去，就听说两个人都不承认。彩娥还在窑里骂金俊武一家人哩……”

田福堂“嘿嘿”地笑出了声，说：“这就好了。俊武精明得都憨了！他现在就像从火堆里拿出颗烧土豆。拿，又拿不住；丢，又丢不得……玉亭哩？”

“玉亭听说就在窑里嘟囔一句话。”

“什么话？”

“说总有个组织哩……”

“哈呀！这玉亭！这号事还什么组织哩！怎？组织还给他嘉奖呀？他最好是在窑里闹着寻死上吊遭人命，那金俊武恐怕马上就得把门打开！”

“玉亭怕早吓得屙到裤子里了，还顾上耍计谋哩！”田福高笑着说。

“现在这样闹也不迟！不知有没有办法把这话给玉亭传进去？”福堂问福高。

“恐怕没办法。金富和金强两个守在门上，不让人走近前去。”

“那就等着看他金俊武怎结束这场戏呀！”

田福堂随即给福高递上一根纸烟，他自己端起茶杯子，不慌不忙喝了起来……

孙玉亭自己没想到在彩娥的窑里闹腾着遭人命，他老婆贺凤英却在他家的院子里哭喊着要寻死上吊了。闻讯赶来的少安妈和秀莲，死活拉扯着她，不让凤英出自己的院子。玉亭的三个孩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灾祸，杀猪一般在黑窑洞里嚎叫着。

孙玉厚父子三人在自己家里沉着脸，谁也不说话。他们也没出山，等待看事态如何发展。不管怎样，孙玉亭总是自家人，他们不能不关心这件事。

沉默很久以后，少安对父亲说：“看来福堂不会出面解决问题，让我到石圪节去找公社领导。要不，眼看出人命呀！”

“不要去！”孙玉厚对儿子大声吼叫，老汉不愿意他家的人再扯进这是非坑里。他对两个儿子说：“你们不要出门！谁要出去，我就打折你们的腿！他们愿意死谁哩，和咱没相干！”

这种时候，孙玉厚的家长地位是神圣的，少安和少平谁都不敢有丝毫的反抗。他们只好都呆在自己家里。

早饭时分，事态终于扩大了。王彩娥娘家户族里的几十条后生，手里拿着碾棍磨棍，从金家湾后山里转小路赶过来，给金家遭人命来了。双水村谁也不知道，消息是刘玉升摸黑赶到王家庄报告的。刘玉升是双水村不多几家杂姓之一，属于“少数民族”，在村中不参与三个主要家族的矛盾。但玉升和王彩娥的娘家有亲戚关系，因此昨晚上听金富在他们院子里给田海民报案，就在后半夜偷偷溜出村，赶到王家庄报了信；赶天明他又返回双水村家里，一切遮盖得人不知鬼不觉。

王彩娥的几个兄弟听到消息，一打早就动员了本族几十条好汉，操起家具向双水村赶来了……

在农村，从古代到现代，似乎有一条不成文的“法规”：此类“桃色事件”可以不经官方，由户族与户族之间解决。这就意味着暴力与战争。在历史上，这种事件往往酿成了惨痛的流血和屠杀。户族、种族之间的冲突，也许是人类最大的悲剧。这种战争往往是由一些鸡毛蒜皮引起的，而且根本分不清谁是谁非，结果就让许多人毫无意义地倒在了血泊之中。

王氏家族的武士们首先冲进了金俊斌家的院子。金富和金强尽管是打架老手，但寡不敌众，没几个回合就被乱棍打得抱头鼠窜了。

彩娥家被关住的门很快打开。孙玉亭乘混乱之机，赶紧冲出了人群，向哭咽河后沟道里落荒而逃，霎时就不见了踪影；王彩娥两把抖乱了自己的头发，哭骂着爬上了金俊文家的窑顶，要往他家的院子里跳，给金家遭人命，被她的一个弟弟硬拉住了。

与此同时，一些王姓后生开始砸金俊文和金俊武家的窑檐石；另外一些人分别冲进这两家人的院子，见什么砸什么。有的人已经开始往家里冲。金俊武、金俊文和金富弟兄分别拿着切菜刀和杀猪刀子把在自家的门口，准备决一死战。

村中所有看热闹的人立刻四散而逃了。大人拉着娃娃，哭叫声响成一片；那情景真是混乱得如同战争一般。

约摸十分钟以后，金家户族里的二十来条后生，也操起家具，向金俊武家赶来了。作为同宗同族的人，他们自觉地负起了传统的责任：当这类事发生后，本族有人遭外族大规模进攻的时候，有义务用同样的方式聚合起来与之对抗。这种关头，作为同族人，就是历史上或现实中相互之间有嫌隙，也暂时被放在一边，要庄严地为神圣的传统原则而战了！

金家户族的人很快冲进了两个院子，和外村的王姓展开了一场混战。金俊武父子弟兄们看见本族人赶来支援他们，都感动得眼里涌满了泪水。

在这混战的人群中，只有一个毫无缘由的两旁世人也在参战——田二的憨儿子田牛。田牛在混战开始、外姓人纷纷撤退的时候，他觉得更有意思了，竟然笑嘻嘻地顺手拉了一根柴棍子，也搀和到里面打开了。他不分敌我，见谁打谁。王姓户族的人以为他是金家的人，就和这个憨汉也打了起来。田牛身上挨了几棍，顿时勃然大怒；混乱中，他拿棍子追着把金俊武的一只猪娃子腿打折还不罢休，又把一只老母鸡也打死了！

正在双方打得难分难解之时，金家户族里一个对田福堂极端不满的人，突然对王家庄的人喊叫说：“门是大队书记田福堂让关起来的，你们不找他算账，在这里遭什么殃呢！”

这不怀好意的谣言一下子扭转了这场战争的局势。王家庄的人根本不知道双水村的情况，立刻对这话信以为真了。

这群盲目的暴徒先后停止了在金家院子的攻击，在为首的人带领下，直奔田家圪去了——这真是一个戏剧性的变化！

现在，金俊武和金俊文家的院子，遍地狼藉。外村王家族里被打伤的人，被同族人扶到了王彩娥家的院子。金家族里受伤的人，分别被抬回了自己家里。金俊文衣服被扯得稀巴烂，手上流着血；他的小儿子已经被打得睡在土炕上直喊爹妈。金俊武大眼睛里充满了红丝，两只手分别拿着切菜刀和杀猪刀子，仍然僵立在自家的门口——他终于使王家庄的凶徒没有能进入家门。而他哥的家门却没能守住，攻进去了几个人；尽管俊文父子三人拼力作战，但家里还是被砸得一塌糊涂；水瓮，盆碗，没有一件是完好无缺的……

现在，王家庄的二十来条后生已经蹚过了东拉河，到田家圪寻田福堂的麻烦来了。田福堂做梦也不会想到，这股祸水会被引到他家！

这些打红了眼的人刚过了哭咽河的小桥，有人就跑到前面给田福堂传了话。福堂由于没任何精神准备，一时慌乱得不知如何是好。他先吼叫着让老婆和儿子赶快去邻居家避难；老婆和儿子走后，他又把窑洞的门都锁了起来。然后他飞快地跑到院墙外，吼叫田福高和田姓人家的后生们，赶快来保卫他的家庭！

以田福高为首的田姓人家的几十条后生，几乎和王家庄狂暴的后生们同时赶到了田福堂的院子里。

一场混战立刻又在这里展开了。王家几个捷足先登的人，已经爬上了田福堂家的窑顶，把窑檐石挨个地往过砸；碎石头顿时劈劈啪啪落在了院子里！

田福堂身弱体瘦，根本无力参与这种暴力事件。他急得大声向王家庄的人解释，这件事与他田福堂一点关系也没！王家庄的人已经打红了眼，根本不听田福堂说什么。幸亏田福高几个蛮汉抵挡，要不田福堂早已被乱棍打倒在地上了……

当早晨王家庄的人刚刚进村以后，大队副书记金俊山就知道事情不妙。他本来指望田福堂赶紧出面制止事态恶化——如果福堂自己解决不了，就应该赶快给公社报告。

但是，群架已经打起来了，俊山还没见田福堂有什么动静。他对福堂的这种态度非常生气：尽管你和俊武有意见，但这种事上怎能坐山观虎斗呢？你这个大队领导太没水平了！

金俊山想，田福堂不管这事，他金俊山不能像田福堂一样袖手旁观！别说他还是大队副书记，就是个普通社员，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出人命！

他立刻跑到田家圪去找田海民，让他开上拖拉机，赶快去石圪节找公社领导。海民不敢怠慢，马上就去发动拖拉机。

拖拉机临开动时，金俊山还不放心，索性自己也坐拖拉机到公社去了。

他两个人来到公社，碰巧白明川下乡不在机关。他们就马上向副主任徐治功紧急汇报了情况。

徐治功说：“这种说不清楚的事，公社怎个管法？再说，明川也不在……”

金俊山着急地警告徐治功说：“公社要是不赶快去人，恐怕马上就会有许多人被打死了！”

徐治功想了一下，觉得自己不去，将来出了人命，恐怕他也的确担当不起。于是，他很快把公社武装专干杨高虎找来，让他赶快出去在公社事企业单位找十几个基干民兵，全副武装，立刻跟他赶到双水村去。

一时三刻，徐治功和杨高虎带着十几个武装民兵，坐着田海民的拖拉机，火速向双水村赶来了。

公社的人马开进双水村时，正赶上王家庄的人和田家的人在福堂院子里的大混战。徐治功一下拖拉机，就命令一个民兵对空鸣了三枪。

枪声一下子把双水村惊呆了。

打架的人和看打架的人都被震慑住了，立在原地方，不敢再动弹。

治功和高虎领着民兵冲进了田福堂的院子，立刻把斗阵双方手中的器械都缴了。徐治功同时命令，把金家湾那面参与过斗殴的金姓村民都带到田福堂的院子来。

处理这种事，治功还是有魄力的。他命令民兵把外村的王家和双水村田家、金家三姓所有参与打架的人都捆起来。由于人太多，急忙找不下这么多的绳子，高虎立即派人四处去寻；甚至把牛缰绳都用上了。霎时，田福堂的院子里横七竖八捆倒了一大片人；连憨牛也被捆在了磨盘上。全双水村的男女老少都赶到了这里，观看了这幕悲剧或者是闹剧的最后一个场面……

午饭前，王家庄大队的领导也被徐治功派人叫来了。

在田福堂的中窑里，徐治功主持召开了两个大队领导人的紧急联席会议。会议决定：一、谁砸烂的东西，由砸东西者原价赔给物主。二、谁被打伤，由打人者负责医药费；并负责赔偿伤者养伤期间的工分（也可按两队平均工分值折成人民币）。三、孙玉亭和王彩娥的男女关系问题，因两个人都不承认，不予追究……

在开会之前，惊魂未定的田福堂还没忘了安排让人杀了队里的两只羊，又搞了十几斤白面，给公社来的同志们准备了午饭。

下午，徐治功、杨高虎和十几个公社各单位抽来的民兵，在双水村吃完羊肉烩白面片，喝了茶水，田海民又用拖拉机把这些人送回了石圪节。在此之前，王家庄打架的人也被他们村的领导人带上走了。

于是，双水村才结束了一天的大动乱，把许多有趣的话题留给村民们以后慢慢去说……

第五十一章

秋分以后，再经过寒露、霜降、立冬几个节令，黄土高原就渐渐变成了另一个世界。

庄稼早已经收割完毕。茫茫旷野，草木凋零，山寒水瘦；那丰茂碧绿的夏天和五彩斑斓的秋天似乎成了遥远的过去。荒寞的大地将要躺在雪白的大氅下，闭住眼回忆自己流逝的日月。

大地是不会衰老的，冬天只是它的一个宁静的梦；它将会在温暖的春风中苏醒过来，使自己再一次年轻！

睡吧，亲爱的大地，我们疲劳过度的父亲……

但是，双水村的这块土地，任何时候都不会安宁下来。一进入冬季，这里反而更加充满了激荡的气氛。

现在，田福堂从夏末开始筹划的拦截哭咽河的宏大工程，已经紧张地进入了实施阶段。

福堂亲自从县上请来的有关方面的工程专家，早在初秋就选好了炸山和拦坝的具体地址；并且绘好了图纸。这期间，已经恢复了一些元气的孙玉亭，组织人力卖掉了大队几万斤储备高粱；又用这钱买回了几千斤炸药。

与此同时，金家湾北头为搬迁户修建的新窑洞也在不久前全部完工了。在大队领导的参与下，金俊武两兄弟、金光亮三兄弟，都一起去验收了自己的新居。除过金俊武兄弟提出一些细节问题外，他们基本上都通过并接受了。现在，只要这几家人一搬迁，就准备立即炸山。

几天以后，搬迁的最后期限终于来临了。

对于搬迁的几家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动感情的日子。

是啊，离开自己住惯了的老地方，心里的确不是个滋味。他们大部分人从出生到现在，一直生活在这块风水宝地上，对这个小山嘴满怀着亲切的感情。这窑洞，这院子，每一个角落，每一块石头和土疙瘩，都是他们生活的一个有机部分。失掉这些东西，多少日子他们都会感到心中空落落的。对于一个普通农民来说，家庭院落就是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世界。和如此依恋的天地告别，那痛苦是外人所不能全部理解的。

临近搬家的前几天，在县城工作的金光明就回到了家里。他带回一架照相机，给自家和光亮、光辉两家人，在即将化为乌有的故居前留了影。这家人因为成份不好，尽量克制着自己的情绪，老老少少都装出没有什么的样子。但是，晚上关住门后，当孩子进入梦乡，大人们就忍不住坐在灯下相对而泣。

金俊文和金俊武两家人，在这个时候则无法控制他们的感情。接二连三的灾难给这个大家庭蒙上了一层阴郁的色调；就连生性爱耍笑的俊文的妻子张桂兰，也失去了往日的活泼，经常冷着面孔对左邻右舍说话。搬家的日子来临后，这家人如同去年给俊斌办丧事一样悲痛。

但俊斌的媳妇王彩娥是个例外。她对搬迁新居反倒表现出无比的高兴。她厌烦现在这三孔窑洞。这里曾经因为她和孙玉亭的关系，爆发过震惊石圪节公社的武斗事件。另外，她常在梦中看见死去的俊斌在这院子和窑洞里走来走去，吓得她半夜出一身冷汗，不得不点亮灯坐到天明。她庆幸这该死的地方，将要在“轰隆”一声爆炸中消失得无踪无影了！

这些日子以来，这家的主事人金俊武元气大伤，两只火耿耿的铜铃大眼，已经失去了一些挑战的意味。他把这一切都归结为命运，因此不再徒劳无益地去消耗自己的精力了。但他在内心只承认自己屈从的是命运，而不是屈从田福堂和孙玉亭。他相信总有一天，命运也会把报应之剑高悬于现在得意忘形之徒的头上。

搬家的这一天，村里和这两大家关系融洽的人家都来相帮了。哭咽河东岸从南到北的那条小路上，来回穿梭着搬运东西的人们。帮忙的人都是搬运那些笨重的东西——碾子，磨，水瓮，炕栏石，锅，锅台……娇贵和值钱一些的东西都是自家人搬运。

在同一个时间里，队里抽调的一些劳力，正在庙坪山和神仙山对称的两边，开挖安放炸药的山洞。哭咽河两岸又一次处于激战前的骚乱中。

这时候，在金俊文家里，突然传来一片痛哭之声。正在搬家和开挖山洞的许多人，不知这两年多事的金家又发生了什么事，纷纷向金俊文家的院子拥来。

在金俊文被搬迁的七零八乱的家里，俊文和他的一家人都在哭鼻子。俊武的爱人和两个孩子也都挤在这里哭成了一堆。男人们低声呜咽，女人们放声长嚎。所有哭啼的人都围在炕边的脚地上。土炕的席片上坐着金俊文的老母亲。快八十岁的老太太一边用瘦手拍着炕席片，一边咧开没牙的嘴巴哭得死去活来。现在，已故金先生的遗孀已经流干了眼泪，只是痛不欲生地喊叫着，喃喃地念叨着：“我不走呀！我就往这窑里死呀！叫他们来把我活埋在这窑里……”

正是因为老太太这撕心裂肺的痛哭，才把金俊文一家人都惹哭了。其实，家里所有的人都早想哭了，但硬忍着。当金老太太拒绝孙子金富背她到新居，继而放开声痛哭以后，这家人就再也忍不住了，跟着老人一齐哭开了。

金俊武终究是个硬汉。他不哭，也不去拒挡家人们哭。他黑丧着脸，一声不吭，在自己家里收拾东西。

金家户族里一些有威望的长者和妇女，先后进了金俊文家的窑洞，开始七嘴八舌劝导这家人不要哭了。他们指出，乔迁新居是一件吉利事，在这样的日子里哭鼻流水很不适当。金俊文父子三个于是就不哭了；接着，张桂兰和俊武的媳妇也先后停止了哭声。但俊武两个年幼的孩子继续在炕上和奶奶一起哭个不停。俊文他妈是金家族里的老寿星，又稍识文理，她不会接受晚辈们浅薄而世俗的劝导，只管哭她的。她一边哭，一边一次又一次声明：家里的其他人愿往什么地方搬哩，反正她不走！她死也要死在这窑洞里！

宽容的读者，你们想想，对于这老太太来说，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能比得上她丈夫留下的这地方值得她留恋？她住在这窑洞里，就会温暖地回忆起已故的先生；回忆起当年她和丈夫在这里度过的那些美妙的时光。如果离开这些回忆，让她怎样再活下去呢？因此在她看来，迁居到另外的地方，还不如让她去金家祖坟那里和金先生合葬在一起！

下午时分，搬迁的几家人都已经把所有的东西搬运光了，现在马上要动手拆门窗。但是金家的人做不通金老太太的工作。老人家仍然坐在金俊文家土炕的光席片上，死活不离开这个家。

没有办法！金俊武只好打发金强去报告大队副书记金俊山，看大队领导怎么办呀。在金俊武看来，这里的家无论怎样都已经完蛋了，能劝说母亲起身也就算了。但老母亲宁死不屈，他也没办法。让大队领导去做工作吧！给他们出个难题也好！反正这是个快八十岁的老人，他们总不敢动武吧？如果他母亲有个三长两短，那也叫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金俊山听说这事后，想来想去自己也没办法——连儿子们都劝说不下这位老祖宗，他是两旁世人，怎么可能做通工作呢？

他只好又去找田福堂，看他咋办呀。

田福堂已经把夏末那一场动乱早已抛在了脑后。他现在正情绪高涨地准备创造惊世骇俗、震动四方的业绩。

他听俊山汇报了俊武家的情况后，心里倒有点着急起来——他没想到事到临头却又横生出这么一个障碍！

这件事的确令人头疼。俊武他妈已年近八十，又是当年前后村庄有名望的金先生的遗孀，除过劝说和开导老太太挪窝，其他办法显然都不是办法。可眼看一切方面都准备好了，仅仅因为这么一个老人就把一河活水堵塞，怎么行呢？

他一时也没有个好主意，就让金俊山先去做点工作，说让他自己想一想再说；他告诉金俊山，他一会就过金家湾来。

金俊山走后，福堂本来想把玉亭叫来商量一下。但他又很快想到，玉亭因为和彩娥的事件，谈起这家人如同谈起老虎一样惊慌，恐怕给他出不了主意。于是他只好一个人在家里仔细盘算怎样处理这件事。

好办法急忙想不出来，可时间又不能再拖了。按计划，明天放置炸药，后天就准备炸山；因此，这家人无论如何今天要腾开这块“风水宝地”。

尽管没想出什么周全办法，他也得动身去金家湾那里。既然要去，田福堂就似乎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去做。即使没什么把握说通老太太，他也得去试一试——不行了再说！

当田福堂走进金俊文家里后，情况依然如故。俊文父子和俊武现在都到新居忙去了，只留下两个儿媳妇守在哭啼的婆婆身边。金俊山已经不在这里——显然他的说服工作以失败告终了。

田福堂刚进了窑洞，金老太太就恼怒地用瘦手抓起了炕上的拐杖，准备驱赶新来的说客。两个儿媳妇慌忙上前劝阻婆婆。不料，田福堂却拨开桂兰和俊武媳妇，不慌不忙上了土炕，凑到了金老太太的身边。他双膝一下跪倒在炕上，说：“干妈，你就打我吧！我知道你老人家心里有气。你就痛痛快快打我几下，也许心里的气就能消一消。干妈！我知道你老人家的难过哩……”

金老太太举起的拐杖停在了半空中。

给人下跪，这是对人至高无上的尊敬。老太太是知书达理的金先生的夫人，农村的礼教家规她比谁都看重。她虽然年近八十，脑瓜并不糊涂。她闹着不搬家，也并不是专意耍赖——设身处地想一想，老太太为此大动感情也是人之常情。但一当有人为消她心头之怒之痛，给她双膝下跪，老太太就立刻明白她再不能以粗俗的乡妇之举，来对待别人对她所致的最高形式的敬意了！

老太太把拐杖无力地撇在一起，颤动着没牙而干瘪的嘴巴，扭过头沉默了下来。

双膝跪倒的田福堂仍然跪着。他现在立刻又接上刚才的话茬，语调诚恳地说：“干妈！我知道你老人家不愿离开这地方。这地方是我干大当年用血汗修建起来的；对你老人家来说，就是搬到天堂里也不如住在这老地方好。可是，你老人家也知道，这地方要建个大坝，没办法为你老人家保存住这院子了。

“你老人家知道，队里打这坝，是为全双水村的人民谋福哩。记得我干大在世的时候，就常教育我们这些后人，要为众乡亲谋福。干大一生一世，为乡邻村舍谋了多少福啊！东拉河一道川里上了年纪的人，至今提起金先生，哪个不说先生的好话？记得小时候我们穷人家娃娃上不起学堂，金先生就一分钱不收，义务办冬学，教我们念书识字；现在想起来都感动得叫人眼热哩……

“现在，我们在哭咽河炸山打坝，正是像金先生当年教育我们的，为众乡亲谋福哩！你老人家因为气在心头，动了悲伤，后人们完全能体谅来你老人家的心情。我知道哩！你老人家知书达理，是双水村头一个开通老人！一旦你老人家消了气，就会顾全大世事，为全村人的幸福而着想……干妈！我作为一村之主，因为大家的事而惹你老人家伤心，实在是不孝不敬！现在我跪在你面前，向你老人家道歉……”

桂兰和俊武媳妇看见一把年纪的书记屈尊跪在婆婆面前，有点不好意思，都劝说田福堂不必这样。精明人金俊武的媳妇也很精明，赶快给书记倒了一杯开水。

金老太太也渐渐恢复了一些正常。她让田福堂不要这样了；说他的话都在理上；她虽然年纪大了，但还没到麻糜不分的程度。

田福堂在一番出色的演说之后，也有点疲倦，于是顺势下了炕，喝了几口俊武媳妇递上的开水，就准备走了。临走之前，他又关怀地对金家的两个媳妇大声安顿，让她们不要逼迫金老太太；干妈什么时候想通了，再让老人家起身。

说完这些话后，田福堂又劝慰了一会金老太太，就告辞了这家人，蛮有把握地回田家圪去了。

临近吃晚饭的时候，俊文他妈终于让孙子金富背着，搬到了金家湾北头的新居里……

这一天刚吃过早饭，双水村就陷入了一种激动和不安的气氛中。

哭咽河两岸马上就要开始炸山了！人们匆忙地丢下饭碗，跑出了自己的家门，似乎要经历一生中一次非凡的事件。

哭咽河的沟道已经封锁了。除过孙玉亭带领的爆破组外，村里的大人娃娃一律不准进沟。学校以及处于危险区的居民都被撤到了安全地带——其中有些人不断地向冥冥之中的上苍祷告，不要把自己的窑洞震塌！

田海民带着村里的几个民兵，用学生娃的红领巾扎了几面小红旗，在哭咽河的小桥附近站岗堵人。其实也没人敢进沟去为看热闹而冒生命危险。人们都远远地站在适当的地方，等待那天摇地动的一刻。所有的村民都莫名地感到惶惶不安。这一天西北风刮得正凶，天地间灰蒙蒙一片混沌。乌鸦落在庙坪光秃秃的枣树上，哇哇地叫唤着，听起来叫人不由得毛骨悚然。此时此刻，空气中似乎能嗅到一种不祥的气息。有些老者论证，这种黄风斗阵天气，往往会出不吉利的凶险事；记得当年斯大林逝世时，就是这种天气……

这时候，孙少安正在大队部院子里检查抽水机的马达，以便大爆炸后冲土垫坝基。正在他心不在焉地摸揣机器的时候，他弟少平突然紧张地跑来叫他，说秀莲肚子疼得很厉害，大概要临产了！

孙少安一听这情况，不顾一切地丢下手中的活，立刻和弟弟一同往家里跑去。半路上，他叫少平赶快去拉一辆队里的架子车回来，好把秀莲送到石圪节医院去。

少安一口气跑回家后，见他的秀莲正满头大汗在炕上打滚叫喊。

他立刻叫母亲准备东西，赶紧去石圪节医院！

但他妈不同意。她平静地对儿子说，说自己完全可以给儿媳妇接生。少安看见，他妈已经从炉灶里挖了许多炉灰，放在了炕上的簸箕里。

少安生气地说：“这太不卫生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自家怎么能处理了？”

他妈也生气地说：“你们还不是你奶奶帮我就在这土炕上生养的！生个孩子跑到医院里去干什么？真是的！”

少安多少是个有些文化的人，他不同意由他母亲给秀莲接生，坚持要到石圪节医院去。在和母亲争辩的时候，他已经动手收拾起了东西。母亲一看拗不过儿子，也赶忙帮他收拾开了。

这时候，少安他奶怎么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胡乱拉东西，而把主要的事搁在一边不管？赶快让秀莲坐在炉灰上呀！老太太一边咒骂少安和少安他妈，一边摸索着自己动手将一簸箕炉灰扬在了炕席上！少安和母亲因为着急，只顾手忙脚乱地收拾去医院的东西，而顾不了昏庸的老人家在炕上瞎折腾……

秀莲躺在炕上呻吟着，问丈夫：“医院里接生的是男大夫还是女大夫？”

少安气得嘴一张，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妻子这愚蠢的问话。

“要是男大夫接生，我就不去！我让妈在家里给……哎哟哟……”

“哈呀！你简直是……”少安脸色煞白地喊叫起来。

他们刚收拾好，少平已经把架子车拉在了院子下面的公路上。壮实的少安一把抱起妻子，旋即出了门。少平拿着被褥，他妈提着零碎，急忙紧撵着来到了公路上。

婆婆抱着儿媳妇坐在架子车上，少安兄弟俩拉起车子就往石圪节跑。

到了公社医院，医生检查完毕，就用手推车把秀莲带进了产房。秀莲看大夫是个女的，也就平静了下来。

秀莲进产房以后，少安让少平带着母亲，先去公社文书刘根民家里休息，他自己立在医院院子里，等待秀莲生产的消息。

快两个钟头过去了，一切都还没有动静。少安在院子里焦躁不安地走着，一支接一支地吸着自己卷的旱烟卷。

突然，他看见他们村的几个人拉着一辆架子车，气喘吁吁地从医院大门里跑进来了；车上似乎躺着个老汉。紧接着，田福堂、金俊山和他二爸也紧跟着跑了进来，大声喊叫医生快来抢救人！

出事了！

少安紧张地跑过去，问：“谁？”

他二爸说：“田二。”

“再有没有人受伤？”少安生怕他父亲有个三长两短。

“再没……”孙玉亭回答说。

可怜的田二立刻被抬进了抢救室。虽然这是个“半脑壳”老汉，但是一条人命，谁也不敢怠慢！

孙玉亭询问了秀莲的情况后，就告诉少安说，哭咽河两面山的大爆破都很成功。只是谁也没防备住，田二不知什么时候进沟来看热闹，结果被炸起的土埋住了。等众人发现后赶紧往出刨，刨出来就已经不省人事……

不一会，抢救室里走出来一位大夫。他摘掉口罩，对守在院子里的田福堂等人说：“人已经死了！”

院子里所有的人都呆住了。

这时候，突然听见产房那面传来一阵婴儿的啼哭声。

孙少安胸口一热，丢下众人撒开腿就跑。

他来到产房门口，一位女护士正往出走，笑吟吟地对他说：“一切都正常。是个胖小子！”

泪水刹那间就蒙住了少安的眼睛。他猛一下感到，他现在和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处在了平等的地位。他在心里庄严地说：是呀，我有了儿子；我要做父亲了！

第五十二章

孙少平在村里教书已经快一年了。在这一年的时光里，小伙子的个头又蹿高了一截，眼看着撵上了他哥。

这期间他在家里吃饭，不管歪好，总能填饱肚子，因此身子骨明显地壮实起来，成了一位引人注目的漂亮后生；加之他身上透露出来的那种有文化的素质，使他各方面都给人一种很不一般的印象。在农村，这样的后生往往成为年轻姑娘们所暗暗爱慕的对象。

他家里的光景依旧很不景气。粮食不够吃；钱更是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直到眼下，大哥结婚时借下的粮食和钱都没有还完。他哥和他嫂子加上小侄儿虎虎，一家三口仍然在一队的饲养院和一群牛驴为伍。他已经接替大哥，住在自家院子旁边戳开的那个小土洞里。妹妹兰香依然如故，每天晚上过金家湾那边借宿。父亲一年年老了，而祖母更老了；母亲的身体也比前几年差了许多。至于他大姐兰花一家，那光景烂包得仍然连提也不能提……

少平感到欣慰的是，他自己终于能进入本村的学校当了教师。眼下对于一个农家子弟来说，这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营生。这一年里，他挣的工分和大哥一样多；而且每月那几块钱的补贴，把家里的账债也偿还了一部分。近二十年来，他都是向家里索取。现在，他终于给家里贡献一点什么了。他感到自己真正成了一个大人。

在双水村学校，他带初中班的语文和全校各年级的音乐课。学校负责人、大队副书记金俊山的儿子金成带初中班数学。另外两个教师姚淑芳和田润生带小学各年级的课。润生还兼带全校的体育。

和他一块共事的三位老师各有各的特点。

金成一副小康人家的自满，穿一身质地很好而裁剪俗气的制服，故意把里面的红线衣从脖项里竖出来。一根拴在裤带上的明灿灿的镀金钥匙链子，在屁股蛋上露出弧形的一圈，将另一头伸进裤口袋里；行走起来，那钥匙就在里面叮当作响。他工作很负责任，布置起事情来，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头头是道。要是公社来个干部，他总要设法和田福堂争夺管饭权；能招待脱产干部在自己家里吃一顿饭，那简直就像是一种荣誉。不过，这人和他父亲一样，一般说来都是忠厚的，不会借机欺负别人。在不损害自己的情况下，也不眼红别人有能耐。他尊重孙少平，但不能成为知心朋友。

田润生是少平的同班同学，两个人相互都很熟悉。他们尽管从小一起长大、一起上学，但两个人交往并不密切。润生和他父亲不一样。这人性格比较随和，心中也没什么城府；遇事随波逐流，但从不胡作非为。

另一位女教师姚淑芳年龄比他们三个都大，是本校惟一的公派教师。由于她丈夫家成份不好，本人一切方面都很谨慎。她是一个很自爱的人，无论公事还是私事，都做得干干练练，无可挑剔。在双水村人看来，虽然姚老师住在他们村，但她似乎并不属于这个天地，就像外面来的一个女工作人。双水村的年轻庄稼人在山里除过爱谈论风骚的王彩娥外，也常说这个漂亮女教师的酸话。姚淑芳非常看重孙少平。尽管她家和孙家有深刻的隔阂，甚至都互不搭话，但两个有文化的人都自觉地超越了农民狭隘的意识，在高一级的层次上建立了一种亲切的信任关系。在她和少平之间，已经丝毫感觉不来他们是属于两个相互敌对的家庭。少平有时候都不称呼她姚老师，而叫她淑芳姐。

顺便提提，在这一年里，孙少平的生活中还有一件外人所不知晓的事。他根本没想到，在他教书不久后，城里的跛女子侯玉英接二连三给他写了几封“恋爱信”。少平接到信看完就烧了，也不给她回信。如果出身于一个光景好而有地位的家庭，接到一个自己毫无兴趣的女人的求爱信，那也许会不以为然的；而对侯玉英这样有生理缺陷的女人，说不定还会产生一种不愉快的情绪。但孙少平接到侯玉英如此热情地表白自己心迹的书信，却油然生出一种温暖和美好的心情。活在这世界上，有人爱你，这总不是一件坏事。尽管他实在不能对侯玉英产生什么爱情，但他仍然在心里很感谢这位多情的跛女子，在他返回农村以后，仍然不嫌弃他贫困的家庭，在信上发誓：“愿和你一辈子同作比冀（翼）鸟，如果变心，让五雷洪（轰）顶……”

少平觉得他不能藐视和嘲弄跛女子的一片热心，后来便很诚恳地给她回了一封信，说他现在根本不愿考虑自己的婚姻；让她再不要对他提这事了。他还说了他对她的谢意，并说他不会忘记她对自己的一片好心……

而在这期间，孙少平倒一直和田晓霞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尽管他们不是谈情说爱。晓霞不失前约，过一个星期，就给他寄来一叠《参考消息》；并且在信上中外古今海阔天空地谈论一通。她在原西城郊插队，实际上除过参加劳动外，就住在城内的家中。少平去过几次县城，在她那里借了不少书……

现在，少平一直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等待他的同学回双水村来。晓霞说过，她年底一定要回一次老家——按她当初说的，也许最近几天就要回来了。

每一个年龄的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圈子。对于孙少平来说，目前田晓霞就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女孩子是他的思想导师和生活引路人。在一个人的思想还没有强大到自己能完全把握自己的时候，就需要在精神上依托另一个比自己更强的人。也许有一天，学生会变成自己老师的老师——这是常常会有的——但人在壮大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都需要求得当时比自己的认识更高明的指教。

在田晓霞的影响下，孙少平一直关心和注视着双水村以外广阔的大世界。对于村里的事情，他决不像哥哥那样热心。对于他二爸跑烂鞋地“闹革命”，他在心里更是抱有一种嘲笑的态度；常讥讽他那“心爱的空忙”。他自己身在村子，思想却插上翅膀，在一个更为广大的天地里恣意飞翔……

但是，孙少平并不因此就自视为双水村的超人。不，他归根结底是农民的儿子，深知自己在这个天地里所处的地位。

在双水村的日常生活中，他严格地把自己放在“孙玉厚家的二小子”的位置上。在家里，他敬老、尊大、爱小；在村中，他主要是按照世俗的观点来有分寸地表现自己的修养和才能；人情世故，滴水不漏。在农村，你首先要做一个一般舆论上的“好后生”——当然这是一个很含糊的概念——才能另外表现自己的不凡；否则你就会被公众称为“晃脑小子”！

孙少平在农村长大，深刻认识这黄土地上养育出来的人，尽管穿戴土俗，文化粗浅，但精人能人如同天上的星星一般稠密。在这个世界里，自有另一种复杂，另一种智慧，另一种哲学的深奥，另一种行为的伟大！这里既有不少呆憨鲁莽之徒，也有许多了不起的天才。在这厚实的土壤上，既长出大量平凡的小草，也长出不少栋梁之材……

这样，孙少平的精神思想实际上形成了两个系列：农村的系列和农村以外世界的系列。对于他来说，这是矛盾的，也是统一的。一方面，他摆脱不了农村的影响；另一方面，他又不愿受农村的局限。因而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既不纯粹是农村的状态，又非纯粹的城市型状态。在他今后一生中，不论是生活在农村，还是生活在城市，他也许将永远会是这样一种混合型的精神气质。

毫无疑问，这样的青年已很不甘心在农村度过自己的一生了。即就是外面的世界充满了风险，也愿意出去闯荡一番——这动机也许根本不是为了金钱或荣誉，而纯粹出于青春的激情……

十月份，当报纸上发表了教育部关于今年大学招生的消息后，少平像所有的青年一样激动无比。“白卷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年采取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级批准的办法。少平和他高中时的同班同学都去应考了，但一个也没考上。他们初、高中的基础太差，无法和老三届学生们匹敌，全都名落孙山了。这结果很自然，没有什么可难受的。当年不正常的社会生活害了他们这一茬人。在以后几年里，除过一些家在城市学习条件好的人以外，大学的门严厉地向他们关闭了；当老三届们快进完大学的时候，正规条件下的应届毕业生又把他们挤在了一边。

孙少平原来就没有抱多少希望，因此他对高考落榜心情是平静的。他很快又正常地开始进入他现在的生活中去了……

十二月上旬，去年夏天当兵走了的金波，突然复员回来了！

这真叫人大吃一惊——金波当兵才一年半，怎么就复员了呢？而且这家伙事先也不给家里和好朋友来个信，就穿着一身没有领章帽徽的草绿色军装，出现在了双水村。

少平闻讯立刻从学校赶到金波家里。

两个好朋友久别重逢，高兴地握住手，四只眼睛忍不住泪花闪闪。

金波看来情绪很正常，忙着把给他和兰香带的礼物拿出来，又让着叫抽纸烟；少平对好朋友说他还没学会。金波于是自己一支接一支地抽，给他叙说青海的民情风俗。他外表看来没什么大变化，仍然细皮嫩肉的；只不过两颊有点发红——这是青海粗狂的风沙给他留下的惟一印记。他一边说青海的事，一边也向少平询问班里其他同学这一年多的情况。两个人一直拉谈到夜半更深，才像当年那样挤在一块睡了……

金波回来后，一直没有对他解释为什么服役未满就从部队回来了。少平已是一个接近成熟的青年，也不向朋友打问这一点。

不久，谁知从什么地方传到村里一股风言，说金俊海的儿子在青海和一个藏民女子谈恋爱，叫部队打发回来了。村民们大为惊叹：这小子怎么爱上了一个外路货？啊呀，听说那些藏民女子连衣服也不穿，用手抓着吃饭，更不用说操一口谁也听不懂的卷舌头话了！金波这娃娃真是鬼迷了心窍！

少平听到这个浪漫的传闻后，倒没有过分惊讶。他了解自己的朋友。是的，金波是个不凡俗的人，而且情感又非常丰富，这传闻也许有很大程度的真实性。不过，既然朋友不愿提及这事，他也不好问他。也许金波为此事而受了精神上的创伤，内心很痛苦，不应该再去打扰他的心灵。

金波似乎对这一切都若无其事。他也变得成熟多了，看来已经脱尽了少年之气，和村里人交谈时，完全是一副大人的骨架。

只是每天临近黄昏的时候，这位复员军人却常常一个人穿上那件军大衣，神秘地爬上金家湾后面的神仙山，在山野里孤魂一般游荡着；并且反复忘情地唱那支青海民歌——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位好姑娘；

人们走过了她的帐房，

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

她那粉红的笑脸，

好像是红太阳；

她那活泼动人的眼睛，

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

我愿抛弃了财产，

跟她去牧羊；

每天看着她粉红的笑脸，

和那美丽金边的衣裳。

我愿做一只小羊，

跟在她身旁；

我愿她拿着细细的皮鞭，

不断轻轻地打在我身上……

从金波的歌声中，少平已经全部体会到了朋友心中的伤感情绪。他知道，金波在唱这歌的时候，一定是满脸泪水涟涟……

在一次交谈中，少平问他：“你打算怎办呀？”

金波对他说：“我准备到黄原找我父亲，跟他去学开车。我无心在村里呆下去。将来开个汽车也好，一个人随随便便，也省得和众人搅在一起心烦……”

金波说了他的打算后，犹豫了一下，又补充说：“本来我有些事不该瞒你。但我现在心情不好，不想提这些事。以后我一定会给你原原本本说出来……”

少平完全理解朋友，对他点点头。

三天以后，金波就坐顺车去了黄原。临走前他对少平说，他先去看看能不能上车，然后再赶回来在村里过春节——据说今年春节各个村都要闹秧歌……

金波走后，学校的工作正进入繁忙阶段。因快要进行期终考试，教师得分别给学生们辅导功课。有些学习特别差的同学，还要单另给“吃小灶”。

少平的班上有金光亮的一个孩子。这孩子数学不错，但语文很差，连篇简单的作文也写不好。少平对这娃娃的功课很着急。

这一天下午他改完作文后，发现金三锤的作文满篇都是胡言乱语，便临时决定晚上到金光亮家去给这孩子好好开导一下。

孙家的人要进金光亮家的门，这可是村里的一条大新闻。自从孙玉亭在“文化大革命”初带着造反队，把金家三兄弟的家砸得像破庙一般以来，十来年里这家人就和孙家断绝了交往；甚至面对面碰上也不打个招呼。现在，孙玉亭的侄儿竟然要到金光亮家给他的儿子去辅导作文，对于双水村的公众来说，就像基辛格第一次去中国那样富有爆炸性。

当少平把自己的意思给姚淑芳说了以后，淑芳非常高兴少平去她大哥家。姚老师是个有文化知识的人，觉得十年前两家人结下的疙瘩还不解开，这太不正常了。因为一直碍着他哥和他弟两家人，她多年来也没勇气破这个“家规”。现在，年轻的孙老师表现了如此豁达的精神，这使淑芳很受感动。

这天晚上，她事先没有征求他哥的意见，就把少平带到了光亮新搬迁的家里。

金光亮两口子见孙玉亭的侄儿进了自家门，猛一下反应不过来这是怎么一回事，竟然呆住了。

金三锤倒立刻亲热而尊敬地拉过来一个凳子，说：“孙老师，你快坐！”

淑芳马上对大哥和嫂子说：“三锤作文太差，少平很关心他，专门到咱家给他辅导来了！”

金光亮夫妇听弟媳妇这么一说，才明白了过来。夫妻俩立刻忙乱起来。尽管他们对孙家的人有一种别扭情绪，但还是热情欢迎“敌方”来的这位友好使者。光亮先用大碗给孙老师泡了一碗茶水；他老婆忙着到锅上给孙老师炒南瓜子去了。

淑芳和三锤引着少平来到他们家的中窑。少平便开始给三锤讲解如何写记叙文。金光亮看少平如此认真地点化他的儿子，便在旁边虔诚地拨弄着照明的煤油灯。他不时惊讶地张开嘴巴，打量着孙玉厚家的这个二小子；除过内心为这小伙子的大度行为大受震动以外，同时还不断揣摸思量：孙家的这小子为什么要这样？是他自己做主来他们家，还是受大人的唆使来给他们设什么圈套？

不用说，当这件事在村子里传开以后，人们在惊讶之余，很是议论了一阵子。当然，对此最为恼火的是孙玉亭。他几次找到侄儿，埋怨他竟然丧失阶级立场，跑到金光亮家帮助地主的孙子学文化去了！

孙少平对二爸说：“我的事你不要管！”

玉亭对侄儿的态度大吃一惊。他这才发现，侄儿已经再不是个毛头小子了！他同时还隐约地意识到，他不论是作为长辈或者领导人的权威，已经受到了下一代的严重挑战。他觉得，他还是他，但世事似乎已经发生了某些令他不解的变化……

在阳历年前的一天，田晓霞像她说过的那样，如期回到了双水村。

她到了大爹家的当天，就让润生把少平叫来了。田福堂两口子都为弟弟的这位千金到来而高兴。他们忙碌地为侄女备办乡下的稀罕吃食。而田晓霞却在另外一孔窑洞里，和少平天南海北谈了个热火。润生才学平庸，插不上多少话，只是似懂非懂地在一边认真听他俩说。

在晓霞和田福堂一家人的热情挽留下，少平在润生家里吃了一顿午饭。吃完饭后，他和润生又带着晓霞到山上转了一下午。城里长大的田晓霞，对山野里的一切都感到新鲜和激动。因为跟着个呆板的润生，他们也没放开乐。要是把润生换成金波，那他们一定会忘情地疯一疯的。

第二天，少平给家里人打招呼说，他要请晓霞到他们家来吃饭。

小儿子第一次带客人回家吃饭，玉厚老两口又高兴又熬煎。他们高兴儿子长大了，已经在社会上有了交情，并且引来做客的是尊贵的田福军的女儿！但发愁的是，他们穷得没什么好东西招待儿子的客人。

少平对两个老人说：“就吃饺子！让我到石圪节给咱割几斤羊肉！我身上还有几块钱哩！”

于是，等少平买回羊肉后，这家人就忙碌地开始准备了。这正是个星期日，兰香也在家。妹妹细心地把这孔破窑洞收拾得干干净净，准备迎接二哥的客人。少安夫妇因为忙孩子的事，在饲养院那边抽不出身过来帮忙。不过，他们都为弟弟能将县上领导人的女儿引回家吃饭，心里都有说不出的高兴。

一切齐备以后，少平立刻到田福堂家去叫晓霞。晓霞就愉快地和少平肩并肩相跟着到他家来了。在两个人经过村中的时候，许多人都站在院边上惊讶地观看和议论着。人们似乎意识到，他们村不知不觉地又出了一个人物！

在少平带着晓霞走了以后，田福堂心里也犯了嘀咕。他怎么也不明白，孙玉厚的两个儿子，身上是不是都有魔法？他女儿曾经那么迷恋过孙少安；现在，他的侄女怎么又和少平搞得如此热火？

唉，这个世事啊！这些年轻人啊……

第五十三章

阳历年过后阴历年还没有到来的时候，北方进入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在这些日子里，山乡圪有些不讲卫生的“懒大嫂”们，冷得不想出门，往往就让自己的娃娃把大便拉在炕席片上，然后把狗唤进来给她“打扫卫生”；因此就有了那句著名的乡谚“三九四九，隔门叫狗”……

天气的确是寒冷啊！

可是在这个冬天里，孙少安的心头却热烘烘的。

自从儿子降生以后，他突然觉得自己的人生有了新的意义。一个作了父亲的男人才真正感到自己是个男人。

秀莲生孩子后，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他母亲过饲养院这边来侍候。妻子奶水很旺，因此麻烦事不多，他很快就正常出山劳动了。

往日在地里，他常贪活，总嫌太阳落山太早。可这些天来，他却怨太阳迟迟地不下西山——他急着收工，好跑回家去看亲爱的儿子。

当他急切地跑回家，扑上炕，看着自己的亲骨肉一对黑溜溜的眼睛望着他的时候，他就忍不住欣喜得鼻子一酸，他赶忙俯身去亲吻儿子的小脸蛋，却让秀莲把他的头掀在一边。妻子嗔怒地说：“你那副嘴巴把娃娃都亲疼了！”他也就嘿嘿笑着退开了。他的秀莲更丰满了，圆脸红润润的，带着做了母亲的幸福——多么满足啊！

但是，当无比欢欣的情绪过去以后，生活本身的沉重感就向他袭来了。

现在，孙少安更加痛切地感到，这光景日月过得太恓惶了！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作为父亲，能给予他什么呢？别说让他享福了，连口饭都不能给他吃饱！这算什么父亲啊……

连自己的老婆和孩子都养活不了，庄稼人活得再还有什么脸面呢？生活是如此无情，它使一个劳动者连起码的尊严都不能保持！

按说，他年轻力壮，一年四季在山里挣命劳动，从来也没有亏过土地，可到头来却常常是两手空空。他家现在尽管有三个好劳力，但一家人仍然穷得叮当响。当然，村里的其他人家，除过少数几户，大部分也都不比他们的光景强多少。农民的日子，难道就要永远这样穷下去？这世事难道就不能有个改变？

作为一个整天和土地打交道并以此为生的人，孙少安知道，这一切不幸都是一村人在一个锅里搅稠稀造成的。说句反动话，如果让他单干种庄稼，他孙少安就不相信一家人连饭也吃不饱！

有一天，他突然想起，前不久他到石圪节赶集时，听安徽跑出来谋生的一个铁匠说，他们那里有的村子，现在把生产队划成了小组，搞了承包制，超产还带奖励呢；结果庄稼都比往年营务得好，农民不仅吃饱了饭，还有了余粮。少安当时像听神话传说一样，把安徽铁匠的话没当一回事。吹牛哩！难道你安徽就不是中国的地方？

现在，他心想：也许真有这事哩！这办法当然好嘛！这样一搞，就肯定没耍奸溜滑的人了。而现在一群人混在一起，干多干少大家都一样，因此谁都不出力，结果一年下来都受穷！

少安马上心血来潮地思量：他领导的生产队能不能也这样搞？

他尽管只有高小文化程度，又是个农民，但他凭直觉，感到“四人帮”打倒一年多来，社会已经开始有某些变化的迹象了。平时，少平经常看报纸，也给他透了不少外面的消息和国家大事。他知道，现在又提倡学雷锋了，上大学也不再是推荐，而是像“文化大革命”前一样要考试；并且还提倡学文化知识；有本事的人也开始吃香了。许多被打倒的老干部也恢复了名誉；报纸上还号召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哩！最重要的是，去年七八月份，群众拥护的邓小平又恢复了职务……

孙少安想，他把一队分成几个承包责任组，来他个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不是也符合中央的政策吗？

但他又知道，这种“理论根据”是很牵强的。现在上级还号召叫农村批判资本主义道路，抓阶级斗争，学大寨，赶昔阳。他还听少平说，报纸上登了个消息，说外地一个社员挖了些药材没交公，就被村里的政治夜校批判了三天三夜……

这样一想，孙少安萌动的勇气就又不太足了。他像所有的这一代中国人一样，在不断的政治运动的惊涛骇浪中长大，知道这事弄不好会给他和家庭招致无穷的灾难。他想起前几年，他就因为给社员多划了点猪饲料地，被拉到公社批判了一通……

不过，在以后的几天里，这件冒险事一直在他脑子里盘旋纠缠，无法摆脱；这叫他痛苦不堪。

有一天，他突然又想：我为什么不和队里的社员们商量一下呢？人多主意高，说不定这事还有门哩！再说，只要大家都同意，也就不要他孙少安一个人担风险了！

这样想过以后，他就立刻去找一队的副队长田福高。他想先和福高通通气再说。

他没有想到，福高听了他的想法，竟然高兴得手在大腿上一拍，说：“我看这事敢做哩！咱个农民，怕个球！他公家还把咱老镢把夺了不让受苦吗？干脆！咱把队里的社员召集起来，看大家的意见怎样？如果大家都愿意这样干，咱就干！球！怕甚哩！”

少安一看副队长对这事如此热心，把他心中的火又燃旺了。他对福高说：“既然你支持，咱今晚上就开社员会！”

当天晚上，一队的社员们都聚在了饲养员田万江的窑洞里——这是一队的“会议室”。往常，开会前总有许多人拥到隔壁少安家里闹腾耍笑半天。今天队长门上别着红布条，示意媳妇坐月子，外人不得入内。

当社员们聚齐以后，少安就把他和福高商量过的意见，给大家端了出来。

这个空前大胆的设想，先把众位乡亲惊呆了。

紧接着，饲养室里顿时像煮沸了一锅水！

所有与会的人，都纷纷争抢着说话。几乎所有的人都支持这么做，并且一个个情绪非常激昂。庄稼人都明白，只要这样做，那今年下来，一队家家户户恐怕都要大囤冒尖小囤流了！

这群泥腿把子穷得都濒临绝境，因此没有那么多患得患失；这么严重的离经叛道行为，甚至连后果也考虑得不多。这样做，个人、集体都增加了粮食，为什么要拒挡他们呢？

干！头脑热烘烘的庄稼人，已经沉浸在一片激动之中。他们已经纷纷议论起怎样分组；分组后怎样劳动；有的甚至描画这样一年下来，他们的光景日月将会如何美气……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趁热打铁，现在就研究着往开分！

在众人的闹哄声中，小队会计田平娃已经在炕桌上铺开了几页白纸，准备记录大家的意见。众人立刻你一句我一句地吵开了。

弄了大半夜，庄稼人还连一点瞌睡也没。这些没文化的农民，竟然搞出了一份叫人大为惊讶的“文件”——田平娃给它起了个正确的名字：合同。

现将其中的一份抄录于后，无兴趣的读者可以跳过不读，有兴趣的不妨浏览一下——

双水村大队第一生产队

一九七八年农业作业组生产合同

经协商，第一生产队（甲方）与第三农业组（乙方）签订一九七八年生产合同如下：

一、生产任务：定土地220亩。夏田103亩，其中小麦83亩、复种荞麦20亩；秋田117亩，其中玉米60亩、谷子15亩、糜子25亩、蔓豆10亩、其他豆类7亩。

二、交队产量：小麦12940斤、玉米17700斤、糜子3550斤、谷子3300斤、蔓豆1700斤、荞麦800斤、其他豆类1190斤。

三、定工：按照各种作物的工序和组内社员投肥，共定工3140个。其中工序工（见附表）2340个；组内社员投肥工2800个。

四、投资：投化肥2300斤、农药款10元。

五、奖赔：全奖全赔。所定工序如有一道工序未搞，除扣本工序定工外，再扣总定工的10%。

六、说明：组内搞副业需经生产队批准。其收入队、组各半；队按1.50元一个工给组记工。

队长：孙少安（签名）

第三农业组长：田福林（签名）

第二天上午，孙少安拿着这些“文件”进了田福堂家。他向书记详细汇报了一队今年的这新打算、新办法；并且把开会的情况也给书记说了。

田福堂听了这事，就像耳朵边响了一声炸雷，都懵了！

他半天弄不懂倒究发生了什么事！

但有一点他很快明白了过来：一队长胆大包天，准备带上社员走资本主义道路了！

他一时不知该对少安说什么。

本来，他自己可以毫不犹豫地一口否定这无法无天的行为。但听少安汇报说，一队的社员都拥护这样做；并且是全体一致通过的。这样一来，他就先不能忙着表明他的态度了——当然，他就是立即表态反对，他也肯定是正确的！但这样做，一队的社员就都会骂他田福堂；而这个队大部分又都是他的同族人。如果田家圪的人也起来反对他，那他田福堂在双水村就成了孤家寡人。不能！先把少安这小子打发走，让他想一想再说！

他于是就对等待他表态的少安说：“这么大的事，我田福堂一个人怎敢给你们表态？你先回去，等我和大队其他人开会研究后再答复你们！”

少安就马上从书记家告辞了。

田福堂手里拿着少安放下的“材料”，就像拿着一颗即将爆炸的手榴弹，慌慌忙忙地把孙玉亭叫到了家里。

孙玉亭一听这情况，立刻震惊得张大了嘴巴。他激愤地说：“毛主席老人家一去世，人的心胆越来越大了！竟敢明目张胆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还了得！没王法了！”

田福堂讥讽说：“你们家出了大人物，敢领着群众造社会主义的反！”

孙玉亭坚定地说：“谁反对社会主义，我就反对谁！别说是我的侄儿，就是我父亲现在活着，他反对社会主义，我也坚决不答应！”

田福堂说：“不论怎样，你侄子已经闹腾成了这个样子，你说怎么办？”

“把那小子捆起来！扭送到石圪节去！”孙玉亭气愤地说。

“也不必这样。咱是不是先开个支部会，看他们其他人怎说？”

“这还要开什么支部会哩？”孙玉亭说，“这明摆着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嘛！他们其他领导人还敢支持吗？干脆，别再费这神了，你赶快到公社汇报去！”

孙玉亭一下子提醒了田福堂。对！这么严重的路线斗争，不是双水村能解决了的，应该马上向上级汇报！

田福堂说走就走，骑上自行车很快动身去石圪节公社，找白明川和徐治功汇报去了。

与此同时，孙玉亭连家也没回，火急火燎地找到他哥孙玉厚，让他赶紧说服孙少安不要再执迷不悟；否则，恐怕公安局的法绳就要套到他娃娃的脖子上了！

那晚上的社员会孙玉厚没有去参加，因此并不知道儿子闯了这么大的乱子。

他紧张地听完玉亭的叙说后，立刻拉着弟弟到一队饲养院去找儿子。

老兄弟俩来到饲养院，因为秀莲坐月子，按乡规他们不能进家去。

他们就把少安从窑里叫到院子来。

兄弟俩立刻围住他，连说服带吓唬，让他赶紧声明不再“胡闹”了。孙玉亭还建议侄儿主动到公社投案，好争取党和政府从宽处理。

少安一看两个老人这么惊慌，心里烦乱极了。说心里话，他对这事也没有什么把握。但现在已经骑到了老虎背上，也不好轻易下来。尽管一般情况下他都老成持重，但有时也有年轻气盛的一面。事情究竟怎样，现在还没最后定论呢！他不能答应两个老人的要求。再说，事到如今，这事就不是他孙少安一个人的，而牵扯一队的几十户人家呢！

他平静地对两个老人说：“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但既然已经这样了，那就要好汉做事好汉当！你们先不要管，有什么差错我自己承担！”

这老兄弟俩没想到少安这样回答他们，气得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孙玉亭一看侄儿冥顽不化，干脆一拧身回家去了。哼！到时吃了亏，甭怨你二爸没提醒你小子！

孙玉厚一看玉亭走了，自己便抱住头蹲在寒风地里，急得几乎快要哭了。

少安见父亲这样痛苦，就劝他说：“爸，你别这样。你先回家去，让我一个人想想再说……”

孙玉厚看当下说不转儿子，只好骂骂咧咧地走了……

当田福堂气喘吁吁地赶到公社，向白明川和徐治功汇报了双水村的“严重政治事件”后，公社的两位主任也惊呆了。从白明川来说，他不久前心里也闪过这种设想，但很快就知道这不过是一种天真的想法而已——他没想到，孙少安这家伙竟然这样干开了！

两位主任意识到事情非同小可，公社也不敢处理，就立刻用长途电话向县革委会的领导作了汇报。

这消息顿时使原西县革委会炸了！

冯世宽很快召集常委们紧急开会——讨论双水村出现的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倾向。

在会上，冯世宽没等大家说话，他自己先严肃地对这件事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发言。在发言中间，他停顿了一下，立刻指示一名常委出去给各公社打电话，看其他公社有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如果出现，要立即制止，狠狠批判，严厉打击！

冯世宽发完言后，李登云和马国雄接着发言，坚决支持冯主任的意见。但副主任田福军提出，县革委会能不能心平气静地研究一下这个新情况呢？另外，是否可不必忙着处理这事？他建议先由县、社、队三级组成一个联合调查组，把具体问题调查清楚再做结论也不迟！

田福军由这个问题，转而很沉痛地论述了全县的农业生产情况。他大胆地指出，他们村子出现的这个情况，也许能反映了全县农民的一种情绪。孙少安的这种做法是否正确，可以讨论；但目前农村既然已经贫困至极，人们就得想办法维持自己的生存。作为管农业的副主任，田福军立刻给常委们摆出了一摊数字：一九五三年全县人均生产粮九百斤，而去年下降到六百斤，少了近三分之一。从一九五八到一九七七年的二十年间，有十六个年头社员平均口粮都不足三百五十斤；去年仅有三百一十五斤，而其中三百斤以下的就有二百四十一个大队、四万一千多人，占全县人口的三分之一。一九四九年人均生产油品九斤二两，去年下降为一斤九两……社员收入低微，负债累累，缺吃少穿。劳动日值只有二三角钱，每户平均现金收入只有三四十元。超支欠款的达二千三百户。去年国家贷款余额近一千万元，人均欠款五十多元。社员欠集体储备粮一千三百多万斤，相当于全县近一年的征购任务……

田福军罗列完这些数字后，痛心地说：“我们是解放四十多年的老革命根据地，建国已经快三十年了，人民公社化也已经二十年了，我们不仅没有使农民富起来，反而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田福军发完言后，常委们都沉默了。

大家知道，他说的是事实。但事实归事实，问题归问题。归根结底，总不能让农民去走资本主义道路吧？

冯世宽的激动情绪也平息了一些。他沉吟了一会，说：“你们先谈着，让我打个电话，把双水村的情况向地区领导汇报一下，看上级有什么指示……”说完他就出去了。

一刻钟以后，冯世宽回到了会议室。他向常委们传达了地区革委会主任苗凯同志的指示：坚决制止！

这是“终审判决”。大家都再不言语了。

常委会决定：立刻通知石圪节公社，坚决制止双水村的资本主义复辟倾向。对于当事人孙少安，因其计划在事实上还没有实行，不予处分；但责成公社通过适当的方式，严肃批评教育这位生产队长。另外，针对这种新出现的问题，县革委会要立即专门发一个文件……

这也许是整个黄土高原农村的第一次自发性改革尝试——在短短的时间里就以失败而结束了！

第五十四章

一九七八年初，临近春节的时候，原西县革委会主任冯世宽，因为领导原西县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做出显著成绩，被提拔到了黄原地区，任了地区革委会副主任。

与此同时，县革委会副主任田福军也被调回了地区，另行分配工作。本来，地区革委会主任苗凯准备把这位他很不满意的人，调到地区防疫站去任副主任，但地区分管组织工作的副主任呼正文提出不同意见。呼副主任指出，把一位很有能力的同志这样使用显然是不适当的，会引起各方面的反应。其他几位地区常委也都支持老呼的看法。苗凯只好不再坚持把田福军打发到防疫站。但他暂时也不准备安排田福军的工作，指示组织部门把他调回地区浮存一段时间再考虑任用。

这样，三把手李登云同志就擢升为原西县的一把手了。

这个任用在原西县的干部们中间引起一片哗然。当然，冯世宽的提升是预料之中的事。但大家没想到，竟然不是田福军，而是李登云接替冯世宽任了原西县革委会的主任。大部分干部认为，论水平，论作风，论品质，不管论什么，田福军都在冯世宽之上；他即使不被提拔当地区领导，最起码也应该让他当原西县的一把手。李登云无论如何比不上田福军。而更叫人莫名其妙的是，福军调回地区还暂时浮存着，不给安排工作！

在县上的两个主要领导调出后，石圪节公社主任白明川和柳岔公社主任周文龙，被增补提升为原西县革委会的副主任。这两个人的同时提升，是县领导班子中两种力量斗争或者说是调和的结果。紧接着，两社原来的副主任徐治功和刘志祥，分别担任了本公社的正主任。石圪节公社原文书、孙少安的同学刘根民也提拔成了公社的副主任。总之，春节前后，原西县上上下下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调动……

田福军完全明白他自己目前的处境。

他难受的倒并不是职务高低，而是将在一段时间里，他没有什么事可干——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啊！他知道苗凯同志对他不感兴趣，什么时候给他安排工作，还很难说。

那么，他就这样无所事事地闲呆下去吗？

这时候，他想起了他的老上级石钟同志。老石“文革”前是省农工部部长，现任省革委会副主任。他和老石相识多年，他是很了解他的。

田福军于是很快给老石写了一封信，含蓄地告诉了他目前的情况。他在信中向老石提出，看省上有没有什么临时性的工作，他可以在自己浮存的这段时间里帮忙去做。

石钟同志马上回信说，他和有关同志碰了一下头，决定暂借调他去省委组织部搞“清查”工作，并说已经通知了黄原地区。

这样，田福军就不打算先搬家了。过不久，他就准备去省委组织部报到。等他的正式工作单位最后确定下来，然后再考虑家属问题。

不知听村里谁来说，双水村今年正月十五要闹秧歌转九曲。田福军突然兴致勃勃地和爱云商量，让她跟自己回去看一下农村的红火热闹。他多年在门外忙于工作，很少这样放松自己了；他回忆起从前村里闹秧歌，他都上场扳过旱船呢！爱云很乐意陪丈夫回双水村去，让他散散心，解解闷……

农历正月十五，一吃过中午饭，双水村就沉浸在一片热闹气氛中：锣鼓喧天，丝弦悠扬，鞭炮劈啪。村子上空到处弥漫着灰白的硝烟。全村的大人娃娃，说说笑笑，咿咿呀呀，手舞足蹈，都穿上了自己最体面的衣裳，纷纷走出家门，在众人面前露脸来了。人们把一年中的贫困、不幸和忧愁都暂时抛在了脑后，而尽情地享受几天这生活的热闹和快乐！

双水村的秧歌是全石圪节公社最有名的。在这个秧歌传统深厚的村庄里，大人娃娃谁都能上场来几下。往年，一进入冬天，这个村就为正月里闹秧歌而忙起来了。所有的家户都在准备招待秧歌队来为自家“转院”时的吃食；每一家都要借此机会来夸耀自己的“门户”好。有的家庭，仅仅因为一回秧歌招待得好，来年就有好多人家给说媳妇。因此，就是光景最破败的家庭，也要省吃节用，把那些红枣呀，瓜子呀，核桃呀，挑最好的留下来，准备撑这一回门面。一旦进入正月，双水村的人就像着了魔似的，卷入到这欢乐的浪潮中去了。有的秧歌迷甚至娃娃发烧都丢下不管，只顾自己红火热闹。人们牛马般劳动一年，似乎就是为了能快乐这么几天的。

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闹秧歌就作为“四旧”而被禁止了。打坝修梯田代替了这传统的节日。那些年提倡“吃罢饺子就大干”，人们在正月初一就被赶上农田基建工地。可以想来，这些年里，双水村人在一个正月，那情绪是多么灰啊！那胳膊腿是多么痒痒啊！伞头田五急得没办法，常常在工地上以锨代伞唱上几段，众人就一边劳动，一边给他呼应。过去的十来个春节，对于双水村来说，那不是过年，而是过晦气。好！现在政策松动了，双水村的人就立刻把熄灭多年的红火又扇起来了；双水村的火一起来，石圪节公社所有村庄的火都烧起来了！公社和县上除不拒挡，还支持农民恢复这传统的红火热闹。仅就这一点，庄稼人也感到像死去的田二常嘟囔的：世事要变了……

双水村不仅恢复了闹秧歌，还像往年一样恢复了正月十五晚上“转灯”的传统。已经约定，这一天，石圪节村、罐子村、下山村等五六个村庄的秧歌队，都要来双水村“打彩门”，转九曲……

现在，双水村的人分别集中在村里的两三个“中心”忙碌着。在田家圪这面的大队部，以田福堂为首的几个人正进行闹秧歌的总料理。福堂已经披上了他那件狐皮领子大氅，戴上了栽绒火车头棉帽，布置接待外村秧歌队的具体事宜。聚在这里的除过福堂，再没有队里的其他领导，而是一些上了年纪的村民。在此种事上，这些穿戴齐整的老汉成了领导人和权威。几家秧歌队凑到一起，礼节如同国家元首互访一样繁多；稍不周到，就可能酿成战争。因此这些威严的老者像美国联邦法院的最高法官，随时准备负责仲裁和解释“法规”。

在庙坪枣林前面的一个大空场地上，金俊山、孙少安、金俊武、田福高和金光亮等人正负责栽灯。地上摆满了高粱秆和萝卜做成的灯盏。

最大的人群中心在金家湾那面的小学院子里——大秧歌队正在这里排练。全村所有闹秧歌的人才和把式都集中在这地方。婆姨女子，穿戴得花红柳绿；老汉后生，打扮得齐齐整整。秧歌队男女两排，妇女一律粉袄绿裤，长彩带缠腰，手着扇子两把；男人统一上黑下蓝，头上包着白羊肚子毛巾。随着锣鼓点，这些人就满院子翩翩起舞。伞头当然是田五，此人唱秧歌闻名全原西县，五十年代还去黄原参加过汇演；他出口成章，妙语连珠，常常使众人大饱耳福。但石圪节其他村庄与他相匹敌的伞头也不乏其人。伞头极其重要，往往能反映一个村的秧歌水平。

此刻，在小学的教室里，另外一些人正在排练小戏。演员有少平、金成、姚淑芳、润生、银花、海民、金富、金强、田平娃、兰香、金秀等人。金波已从黄原赶回来，正负责“五音”班子。金波笛子、二胡、手风琴都能来。孙玉亭和金光辉吹管子；光辉他二哥金光明拉板胡。小戏算是“阳春白雪”，大秧歌完了，就看这些节目撑台呢。

这时候，我们的玉亭同志也临时放弃了阶级立场，和地主的两个儿子坐在了一条板凳上闹“五音”。排戏休息的时候，大队会计田海民嬉笑着对孙玉亭说：“玉亭叔，你的头发以后再不用我理了吧？”

这句话逗得众人哄堂大笑。原来，这话里有话：不久前，王彩娥在她妈的主持下，改嫁到了石圪节，和胖理发师胡得禄结婚了。

在大家的哄笑声中，金富两兄弟和孙家的人都十分难堪。好在这种红火时候，人们谁也不计较这种露骨的玩笑。

双水村大秧歌和小戏的总导演是孙少平。他在高中时就是全县出名的“把式”，还到黄原讲过故事，因此理所当然由他来指拨大家了。少平此刻跑出跑里，一会在教室排戏，一会又去院子指导大秧歌，真是出尽了风头……

下午，路程最近的罐子村的秧歌队伍，已经开到了村头的彩门下。孙少安家土坡下面的公路上，前几天搭起的彩门五彩缤纷，并且缀满了翠绿的柏叶——为闹红火，金家破例让人在祖坟里折了一些柏树枝来装扮这门面。

罐子村的秧歌一到，双水村的队伍就立刻前去迎接。两队秧歌在彩门下相遇，热闹纷乱的气氛霎时达到了高潮。彩门两边的公路上锣鼓喧天，鞭炮声炸得人耳朵发麻。

两家的大秧歌队分别扭开了，公路上立刻成了一条七彩的长河。在罐子村的秧歌队里，王满银鼻子上画了块白颜色，身上斜挂着驴串铃，手里甩着蝇刷子，丢腿撂胯地扮个“开路小丑”，逗引得娃娃们撵着看他出洋相。他老婆兰花昨天已经带着猫蛋狗蛋来到娘家门上，现在正挤在人堆里看热闹。这几天，双水村几乎所有在门外工作的干部和出嫁在外的女人，都赶回到亲爱的故乡来——他们有的情不自禁地上场露两手；不上场的就挤在人群中间如痴如醉地观看。在这些人中，我们只是没有发现田润叶。是的，她没有回村来。她眼下没有心思观看这红火热闹。她到黄原她的同学杜丽丽那里去了。

田福军夫妇正由福堂和村里的一些长者陪同着，站在彩门上面的一个土台上，兴致勃勃地观看着。女儿晓霞没有跟他们回来，留在城里照顾她外爷徐国强……

现在，彩门两边的秧歌队已经纷纷编成了两根“蒜辫子”——这意味着两家的伞头要对秧歌了！

罐子村的伞头王明清，也是远近闻名的“铁嘴”，按规矩由他先给不可一世的田五发难。田五在彩门这边腰扭得像水蛇一般，伞头转成了一朵莲花，正准备接受王明清的挑战。

只见王明清伞头轻轻一点，双方的锣鼓声便戛然而止。王明清亮开嗓门唱道——

锣鼓停声我开音，

万有亲朋你细听：

转九曲来到双水村，

不知你们栽下些什么灯？

王明清尾音一落，锣鼓和人群的赞叹声就洪水一般响起。一些行家在人群中评论道：“好口才！”

田五不甘示弱，几乎闪电一般把伞在空中一劈，锣鼓声立即落下。他应声而唱——

罐子村的亲朋你细听，

欢迎你们来到双水村。

你问我们栽下些什么灯？

今年和往年大不相同——

西瓜灯，红腾腾，

白菜灯，绿蓁蓁，

韭菜灯，翠铮铮，

芫荽灯，碎粉粉，

茄子灯，紫茵茵，

七扭八歪是黄瓜灯！

龙儿灯，满身鳞，

凤儿灯，花蓬蓬，

老虎灯，实威风，

摇头摆尾是狮子灯！

银蝶金蝉莲花灯，

还有那起火花花带炮

嗦啰啰啰乒乓两盏灯，

那是依呀嗨！

田五别出心裁，将秧歌和“链子嘴”串在一起，唱得如同一串鞭炮爆响，人群随即为之卷起了一片欢腾的声浪！

两个伞头你来我往，十个秧歌一对完，双水村就敞开了自己的大门，欢迎罐子村的秧歌进村来。两家的秧歌立刻混合编队，两个伞头并排在前面引路，庞大的秧歌队就一路翩翩舞蹈着向村中走来。看热闹的人群随着秧歌队在公路两边涌涌移动。村子南北先后堵住了几十辆汽车；司机们也兴高采烈跳下车来，加入到这欢乐的人流中去了……

在人群中，田福军突然看见了孙少安。

他立刻挤过来，捉住了少安的手。

福军把少安拉出人群，两个人一起来到公路旁边的一个小土坡上。福军问他：“上次你们队因为分组的事，以后你再没受什么整吧？”

少安对尊敬的田主任说：“没！”

紧接着，福军就开始和少安热烈地拉谈起了农村目前的许多情况。两个人谈了很久，谈得很投机。临毕，田福军用手亲切地拍了拍少安的肩膀，说：“小伙子，不要灰心！相信一切都会开始变化的。我坚信农村不久就会出现一个全新的局面。一切恐怕都势在必行了！”

田福军说完后，和少安紧紧地握了握手，就向人群中走去了。此刻，两个村的秧歌队已经扭到了庙坪，向金家湾小学院子那里涌去。东拉河和哭咽河两岸到处都挤满了狂欢的人群……

孙少安站在小土坡上，用手飞快地卷起了一支旱烟卷。他抽着烟，久久望着欢腾的村庄和隆冬中的山野——再过半月就是惊蛰；那时一声响雷，大地就要解冻啦！

准备：1982—1985年

第一稿：1985年秋天—冬天

第二稿：1986年春天—夏天

版权信息

书名：平凡的世界. 第二部

作者：路遥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12-01

ISBN：9787530220092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卷三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卷四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第四十章

第四十一章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四章

第四十五章

第四十六章

第四十七章

第四十八章

第四十九章

第五十章

第五十一章

第五十二章

第五十三章

第五十四章

第五十五章

卷三

第一章

黑色的新式“伏尔加”小轿车在茫茫的春雨中穿过绿色海洋般的中部平原，由北往南，向省城飞驰而行，车轮在积水的柏油路面溅起一溜白雾。黄土高原边缘地带的冲积阶地和两级台原，像一抹荒凉的海岸线消失在了北方遥远的天边。透过车窗，从辽阔的平原上望过去，南方巍峨的横断山脉渐渐出现在视野之内。一列列钢蓝色的山峦像大海中的舰队一般威严；突兀的峰巅之上，隐约可以瞭见那白皑皑的积雪。

小汽车在奔驰。绿色。还是绿色。无边的绿色中，有时会闪过一片绯红或一方金黄——那是大片返青的麦田中盛开的桃花和油菜花。温暖的春天从中国的南方走来，开始用生命的原色装饰北方的大地了。

绿色中飞驰的小车急速地绕过一个抛物线似的大弯道，把弧线内一座巨大的化工厂甩在后面，重新转入笔直的路面，在平原上继续向南飞奔。道路两旁晃过一排排青杨绿柳，那枝叶被雨水洗得油光鲜亮；成对的燕子翻飞着低掠过雾气腾腾的麦田，用它黑色灵巧的剪刀裁剪密麻麻的雨丝……

乔伯年沉默地坐在车内，对原野上的一派春光并不特别在意。他不是诗人，也不是游客，看来无心观赏这撩拨人的飞红流绿。

实际上，在这个头发斑白的人眼里，此刻车窗外依次出现的只是这个内陆省的三种截然不同的地貌。北方那消失了的一抹黄色，就是荒凉的黄土高原。那里沟壑纵横，土地被流水切割得支离破碎，面积却要占全省版图的百分之四十五。这季节那里仍然是一望无际的荒凉——他出生在那里，闭住眼也能看见故乡一年四季的景象。

展现在眼前的这几百里绿色平原，当然是全省的“白菜心”了。这块肥得流油的土地，也曾经是中国历史上的“白菜心”——散布在平原上那一个个小山似的古代帝王的坟冢就是证明。不过，对于全省来说，这块风水宝地毕竟太小了，面积只占百分之十九。

南边云雾缭绕的蔚蓝色山峦，是亚细亚两个庞大水系的分水岭。那里土壤单薄，怪石嶙峋，属半封闭状态的贫瘠山区。

中间一点“白菜心”，周围全是“菜帮子”，这就是本省大自然面貌的写照。多少年来，南北广大山区的千百万人，连起码的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正因为如此，他，刚上任不久的省委书记，此刻哪有心思把这大自然的风光看成是一幅五彩画图呢？他深知这些美妙画面的后面隐藏着什么样的景象。他深感责任重大。他的心情是沉重的。是啊，二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三千万人口哪！

省委书记坐在车内，罗着腰，只是沉默地一支接一支抽烟。他身躯高大，但并不壮实。脸色是黝黑的，皮肤已经失去了光泽。颧骨和前额都很突出，整个头颅像一块粗糙的岩石。头发已经斑白了，并且脱得稀稀疏疏。

这样的人物，面部总会有一些特点——乔伯年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眼睛里。即使是缺乏睡眠，这两只眼睛也总是充满了活力和机警，并且像年轻人一样闪烁着锐利的光芒。当然，如果走起路来，那神态就更像一个小伙子。

其实他已经五十八岁了。他原来的身体倒不像现在这样瘦削——当年曾经像运动员一样健壮哩。可惜一副好身体在“文革”的牛棚和监禁中耗费了大半。唉！那时间，他本以为，自己的后半生就要在“牛圈”里窝囊地结束了，而不能再出去为人民拉犁耕作。谁能想到，在他接近花甲之年，中央却把这么重大的责任交给他来担当。

责任的确是重大啊！他在上任前就充分估计到了这里工作面临的困难性。但一进入实际环境，困难比想象到的更为严峻。

可是话说回来，如果没有困难，此地一片歌舞升平，那要他乔伯年来干啥？党不是叫他来吃干饭的，而是叫他来解决困难的！他意识到，这是他一生中最重大、也许是最后一次为国为民效大力的机会了。他决不能辜负中央的希望和信任。记得离京前，中央一位老领导特意找他谈话，鼓励他放开手脚工作，以便迅速打开这个省的落后局面。他是有信心的。去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整个国家做出了历史性的总结，同时又展示了辉煌的发展前景。他强烈地意识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而眼下又是一个艰难的转折阶段：既要除旧，又要布新；这需要魄力，需要耐力，需要能力，需要精力，当然也需要体力——尽管这一切他乔伯年都不够，但他自信他的生命还具备最后的爆发力！

他是在中央任命后第二天就到这里上任的。只有多病的老伴和他同行而来。他们几个大点的孩子都已经在北京参加了工作。小女儿倒正好前年考上了这个省会的一所全国重点大学，能和他们团聚了。他老伴浑身是病，这几年除自己不能照顾家人，还要家人照顾她。亲爱的秀英在“文革”中他被监禁后，一边工作，一边拉扯孩子，还要为他的命运焦虑——积劳成疾啊！没有秀英，他说不定也就早垮了。尽管他眼下工作繁重，又一大把年纪，但只要有空子，他就尽力照顾老伴。小女儿虽然在这个城市，但不能让孩子耽误学习回家来侍候她妈。新来的保姆是个农村姑娘，刚到几个月，还有些拘束，家务活上有时还得要他给这孩子当助手……

省委书记在车里一边抽烟，一边静静地望着车窗外绿色无边的麦田。濛濛春雨中，农人们戴着草帽，正在大田里抡着胳膊抛撒化肥。这场雨太好了，正赶上了农时。不知道北边和南边的山区下没下雨。他在心里说：老天爷！最好给那两个地方多下一点雨吧！没有办法，我们现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靠你吃饭哩！

是的，南北两个山区一直是乔伯年最为关心的地方。他到职后最先跑的就是那两个地方。这是他工作的重点。跑一跑，更心焦。那里农村的贫困已经可以宣布为紧急状态。但最令他心焦的是，越是贫困落后的地区，那里的领导往往受“左”的思想影响越深，脑筋也更僵化。改变那里的极度贫困状况首先要改变那里的领导状况。这是最咬手的问题。他已经让省委主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石钟同志尽快提出意见，调整和加强南北几个地区的领导班子……

乔伯年用指关节揉揉太阳穴，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他感到眼睛有些肿胀，很想在车里迷糊一阵，但就是睡不着。昨晚在省农业科研中心开了半晚上会；会完后又失眠了很长时间。他现在很困惫，但又很清醒。

他是昨天上午到达位于黄土高原和中部平原接壤处的这个著名的农业科研中心的。本来他很早就想到这里跑一趟，但一直挤不出时间来。他对这个农科中心抱有极大的希望。这里有农学院、林学院、省农业科学院等十几个科学研究和教学单位，拥有科技人员三千多人，仅教授和副研究员以上就有二百五十人左右，真正是人才荟萃之地——这在全国也是不多的。毫无疑问，今后全省农业的大发展，必须发挥这个科学中心的作用。

昨天出发时，他准备当天就返回省城——因为省上还有一些紧迫的问题等待他解决。但他却推迟到今天下午才回来。

这个农业科研中心的所在地仅是一个小镇，几千名科技人员的生活一直存在严重问题。粮、菜、煤、水和各种生活必需品根本不能保障。他昨天一到那里，科学家们就纷纷向他诉苦。他立刻决定晚上召开有关方面负责人紧急会议，研究解决办法。除过先临时采取一些措施外，他准备返回省里后，着手研究将这里的镇一级建制改为县一级建制，以便更好地解决这个远离大城市的科研中心在后勤方面的问题。尽管这两天他又跑路又熬夜，疲惫不堪，但他高兴的是他没有虚行这一趟。

现在，汽车已快要到省城了。南面逶迤的山岭已经显出了清晰的面目，如同屏风一般立在天边。城市依傍着南岭，在广大的平原地区展开，此刻在春雨中灰漠漠一片看不见从东到西的边沿。

汽车驶过郊外大片的蔬菜地和工厂区，进入了市内。

这季节的白天仍然是短暂的。当汽车上了二十华里长的解放大道时，天色已经接近黄昏。加之天阴得很重，城市实际上已开始了它夜晚的生活。

路灯映照着积水的街道，像一条条灿烂的银河。两边的人行道挤满了匆匆行走的人群，各种雨伞组成了一望无际的“蘑菇林”。主干道上穿梭着各种车辆；一个接一个的岔路口，红灯绿灯在交替闪烁。

“伏尔加”的速度慢了下来。

乔伯年侧过脸，看见外面几乎每一个公共汽车站，都拥满了黑鸦鸦的人群。有的车站好不容易来了一辆车，车上车下挤成一团，迟迟开不走。他知道人们在这大雨天挤不上车是什么滋味；他也知道这些人在抱怨，在咒骂，一片叫苦连天。

他在车里叹了一口气。

汽车终于折进了省委大院，缓缓地滑到了他的家门口。

这是一个空荡荡的院落，有一座二层小楼。这地方原是一位常委的住所，几年前他调走后房舍一直闲置着。这是省委大院里比较陈旧的一所住家宿舍。乔伯年到职后，省委办公厅把他的家安排在已调到中央的原省委书记住的地方——那里条件当然要好得多。但他就看上了这地方。一来这地方闲置着，二来有个大院落，他还能在其间营务点什么庄稼。他有个癖好，爱在自己住的地方种点玉米什么的。在他看来，即使从欣赏的角度来说，庄稼比之名花异草也有一种更为淳朴的美感。

乔书记走进自己的小院子，不免惊讶地愣住了。他看见一些人正在他的院子里移花栽草，忙乱成一团。对他来说，这是一种破坏，而不是美化。

“谁让你们移栽这些东西呢？”他问其中的一个人。

“张秘书长。”那人回答他。

“你去叫他到这里来一下。”

那个人走后，他对其余忙碌的人说：“你们不要搞了，这些花草从哪里移来的，再移回到哪里去。”

这些移花栽草的人都停止了干活，一个个面面相觑，不知他们把什么弄错了。

这时候，省委常务副秘书长张生民来了。

“谁叫你在我的院子里搞这些东西的？”他问张生民。

门牙不知怎么缺了半颗的张生民，咧开嘴难为情地笑着，吐字不清地说：“我寻思你院子里光秃秃的，因此就……”

“我准备在这地方种点庄稼呀！”

种庄稼？张生民和其他人都愣住了。

秘书长只好叫众人把这些花草又移走了。

乔伯年这才进了家门。

他先上了二楼的卧室。

秀英正在床上躺着。她没说什么，像往常一样，只冲他笑了笑。这笑容使他浑身一下子松宽下来。他现在才感到瞌睡得要命，真想马上在她身边躺下来迷糊一阵。

但他还有许多事要做，不敢睡着了。再说，还没吃晚饭呢。

他问老伴：“没什么吧？药吃了没有？”

“没什么。晚上的药还没吃。”

他在起居间洗了一把脸，就走到楼下的会客室里。保姆小陈给他沏了一杯茶。他抿了两口，就走到厨房里，准备帮小陈洗菜，结果被小陈硬拦住了。他就又动手为秀英熬中药。因为老伴多年生病，他已经是个“老熬家”了，熬药的经验很丰富，足可以编一段“熬药三字经”。只要他在家，秀英的中药都是他亲自熬。

他把砂锅放在火上，和小陈开始拉呱起了家常。他东拉西扯，询问她家里的各种情况。小陈是位初中毕业的农村姑娘，刚到他家来，大概因为他是“大官”吧，这孩子一直克服不了拘谨。他想尽量使她很快随便起来，就像自家人一样，比方说，他在家里做错了什么，她也敢批评和纠正他，就像他的小女儿虹虹对他一样。

当他把第二遍中药搀好凉水重新放在火上后，突然记起了一件事。

他很快出了厨房，来到电话间，迅速要到了张生民。他让生民通知市委和市上一些部门的负责人，明天早晨上班前都到省委来。他告诉生民他要这些负责同志来干什么。不过，他让生民先不要给市上的领导说明。

明天要做的“文章”，是他刚才在汽车上“构思”的。

乔伯年打完电话后，先看着让秀英吃完中药，然后自己才开始吃晚饭。

他还没吃完饭，门铃就响了。他知道，今晚的第一批客人已经登门了。

小陈领进来的是省委副书记石钟。老石是来和他谈南北几个地区领导班子调配问题的。同来的还有省委组织部长和组织部干部一处的处长。他们见他还端着碗，就劝他吃完饭再说。

乔伯年一边吃，一边把他们领进会客室，说：“吃着谈着！形象是有点对不起大家，但这是在家里，你们都不是生人嘛！”

几个人都和他一起笑了。

当老石他们给他谈起黄原地区领导班子的考察情况时，提起一个叫田福军的人，说这个干部威信很高，而且很有能力。

“田福军？”乔伯年停下筷子，瞪住眼睛想了半天，说，“这个人我好像熟悉，但一时又想不起来了……”

几位管组织的同志谈完情况后，他接着指示他们再做详细的考察工作，以便很快提交省委常委会讨论。

老石他们告辞后，他家里先后又来了四五批客人。有谈工作的，有反映问题的，也有来告状的。有些是他事先约好的，有些谁知是从什么门道里闯进来的……一直到十二点，他才从烟雾腾腾的会客室出来，摇摇晃晃地上了二楼，走进自己的卧室。

太累了！他躺倒在床上，顾不得和秀英打个招呼，头一挨枕头就迷糊了。他隐约地听见自己在呻吟。他感觉到了那只温热的手关切地放在了他的额头上。他只来得及在心里对老伴说：“我没发烧……”就睡得什么也不知道了。

第二章

一夜春雨过后，城市的空气中少了不少怪味道。省委大院里鹅黄嫩绿，姹紫嫣红；小鸟在树丛中发出欢愉的啁啾。这个天地里已经是一片春天的繁荣景象。天完全放晴了，东边的太阳正从一大片楼房后面吃力地爬起来。

乔伯年比往常提前一刻钟吃完早点，换了一双圆口黑斜纹布鞋，准备过一会就离家出走。

这时候，省委常务副秘书长张生民来了。秘书长告诉他，除过市委和市上有关方面的负责人，他今天早上又通知了省上所有的新闻单位，让他们派记者来，采访今天上午这次“重大活动”。

乔伯年生气地问：“这算什么重大活动？为什么要让记者来？”

生民嘴里漏着气说：“你要带着市委领导亲自去街上挤公共汽车，这种深入实际的工作作风报道出去，一定会引起全省的震动！”

“生民同志，这是去工作，而不是去制造一条新闻！这个城市的绝大部分人每天都在挤公共汽车，我们去挤一次，又有什么了不起！你赶快去打电话，让新闻单位不要派记者来！”

秘书长在一刹那间愣住了。他心想：这不又是一条新闻吗？省委书记去挤公共汽车，还不准新闻记者报道！

但他很快反应过来他不敢违抗书记的指示，赶紧掉转身出去打电话。

到外面的时候，张生民一路走，一路想：看来用老办法已经不能适应这位新书记的要求了。但怎样才能适应老乔的要求呢？作为省委常务副秘书长，多年来他已经习惯于一种传统的思路和传统的工作方法，而且前任书记对他的工作一直是很满意的。唉，他现在不会工作了！接二连三地弄巧成拙！原来自视自己的一套是“创造性地工作”，现在却都成了画蛇添足。

张生民打完电话，刚出了院子，就看见一溜小轿车鱼贯进入省委大院——这是市上的领导们来了。

他赶忙迎上去，把这些人领进了小会议室。

市委书记秦富功问张生民：“开什么会？”秦书记的确有点纳闷，开会前不知道会议内容，这种情况他一生中遇得还不多。至于市上的其他负责人，恐怕更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他们或许猜想：是不是国家又发生了什么重大政治事件？这种事件通常都是先给他们这一级领导传达的。

张生民露着缺了半颗的门牙，索性也故作神秘地对秦富功笑了笑，说：“等一会乔书记就来呀，到时你们就知道了。”

当乔伯年进入小会议室时，所有的人都从沙发里站起来。

他和大家一一握了手，也没坐，立在茶几前说：“今天把同志们找来，不说别的事。咱们一块去坐一次公共汽车怎么样？”

秦富功和市上来的所有领导都互相瞪起了眼：去坐公共汽车？

不过，大家在一刹那间也就明白了过来：省委书记要深入基层了解情况，解决群众坐车难的问题哩。

秦富功立刻有些尴尬地检讨说：“市上的工作没有做好。这样一些小事情都让乔书记操心，我们感到很过意不去……”

“同志们，这可不是小事啊！成千上万的人每天都要坐公共汽车，而且大部分工人、干部和市民上下班都要依靠公共汽车，这是城市生活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几乎和本市所有公民都有关系，怎么是小事呢？什么是大事？难道整天泡在会议里，发些不痛不痒的言论，做些可有可无的决议，就是大事吗？不，我们现在要从根本上来改变我们的工作观念和工作作风……好了，今天我们把会议搬到街道上去开吧！”

秦富功等人都连连说：“好！好！”

张生民补充说：“乔书记这样做是要了解我市公共汽车的实际情况，为不惊动四方，请大家出去不要公开身份。”

张秘书长见省委书记赞同地点了点头，知道他的这个补充不是画蛇添足。

紧接着，乔伯年一行人就相跟着步行出了省委大院，来到了街道上。

他们先到一个就近的公共汽车站，准备坐四路公共汽车在解放大道六路口下车后，再换坐一趟电车。

此时正值早晨上班的高峰期，公共汽车站挤满了黑鸦鸦的人群。他们站在这人群里，也就是一些普通人了，看上去像外面来这个城市开会或办事的干部。街道两边，自行车像两股洪流，向相反的方向滚滚而去，并且在每一个十字路口形成了巨大的漩涡。

过了近十分钟，四路车还不见踪影。人群中有的伸长脖子向大街的南面张望，有的在焦急地看腕上的手表，有的已经开始咒骂了。

秦富功等人也焦躁不安地向南面张望。他们多么希望这该死的汽车早点来啊！此刻，他们专心致志地等车，已顾不得和省委书记说两句闲话，以掩饰这令人难堪和不安的局面。

当一辆大轿车从远方驶来的时候，市上的领导们如同看见了救星，脸上都不由自主地露出了笑容。等车的人都争先恐后拥到半街道上，准备拼搏一番。但是，这辆车驶近的时候，大家才发现不是四路公共汽车。秦富功等人脸上的笑容即刻消失得一干二净，再一次陷入到困窘之中。周围的人群里发出一片唉声叹气。

一刻钟以后，一辆四路车终于从南面驶过来了，而且上面空无一人。车站上的人再一次骚动起来，等待这辆车靠近。

可是，汽车甩站而过，风驰电掣般跑了。人们只好朝着远去的汽车连声叫苦。

乔伯年不言不语立在人行道的一棵中国槐下。秦富功就像挤过一趟车似的，拿手帕不断揩自己汗津津的脸。市交通局长掏出圆珠笔，把刚才甩站的那辆四路车牌号记在了本子上，脸上的表情似乎说：哼，鬼子孙，等着瞧吧！

五分钟以后，四路车终于来了。

这下一家伙就来了四辆，像蜻蜓交尾似的，亲密地连在一起，徐徐进站了。

尽管这个站的人都能上车，但人群还是进行了一番疯狂的拥挤，以便上去抢占座位。有时候两个胖子别在车门上互不相让，后面的人就像古代士兵抬杠攻城门似的，齐心合力拥上前去打通阻塞。

等乔伯年一行人上了第三辆车的时候，已经没有座位了。

张生民赶忙指着乔伯年对旁边一位坐着的姑娘说：“请你给这位老同志让个座。”

那姑娘嘴一撇，扭过头去看街道上的景致，把张生民的话没当话。

“算了，算了，”乔伯年用一只手抓住悬空的扶手杠，“就站一会好了。”

因为一下子来了四辆空车，车内现在还不挤。他们后面的第四辆车甚至空无一人，好像是跟着前面的三辆车跑龙套。

“你们为什么四辆车跟在一块跑呢？”乔伯年问他身边售票的小伙子。

“不为什么。”售票员连看也没看他一眼。

“为什么不间隔时间一辆一辆放车？这样不是更好一些吗？”

“为什么你嘴这么多？”售票员斜瞪了乔伯年一眼。

“你服务态度怎这么不好！”秦富功气得脸煞白。

“态度不好又怎样？你要什么态度？”

市委书记气得张口结舌，一时竟不知该说什么。根据“规定”，他不能让这位态度蛮横的售票员知道他现在顶撞的是些什么人。

“你叫什么名字？”市交通局长在旁边恼怒地问。

售票员冷笑了一声，理也没理。

交通局长正准备掏圆珠笔和笔记本，这时车已经到了下一站。车门“哗啦”一声打开，上面的人还没下完，下面的人就像决堤的洪水一般涌进了车厢。一刹那间，几位领导就被挤得一个找不见一个了。

乔伯年一下子被拥到了一排座位中间，两条腿被许多条腿夹住纹丝不能移动。他赶忙躬下腰将两手托在车窗旁的扶手杠上。幸亏他身后有两个小伙子顶着后面的压力，否则他就根本招架不住了。

汽车开动后，省委书记半趴半站，透过五麻六道的车窗玻璃，看着外面的街道。新建的大楼和破旧的房屋参差不齐地拥挤在一起。偶尔有一座古塔古亭，在一片灰色中露出绚丽的一尖一角，提醒人们这个城市有着古老的历史。新和旧，古老和现代，一切都混同并存，交错搀杂；这就是这个城市的风貌——由此也可以联想到我们整个的社会生活……

太阳刚出来不久，水泥街道已经晒干了。但人行道上还存留着雨水的痕迹。所有的街道都是肮脏的。行车道上一片尘土飞扬，人的视野被局限在很狭小的范围内。解放大道中央雄伟的明代钟鼓楼本来应该在目力所及之内，也已经被黄尘罩得不见了踪影。街道两边的铺地花砖积了厚厚一层泥垢，像一条条乡间土路。许多店铺的门面和牌匾，如同古庙一般破败。清洁车堆载如山，一路疯跑，把垃圾撒得满街都是……唉，这一切都太令人沮丧了。人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胸口就像被什么堵塞了似的憋闷，甚至想无端端地发火。就说这公共汽车吧，坐一段路，比干几个小时活都累。此时，已经不知被挤到什么地方的市委领导同志们，会有何感想呢？哼！多么轻松！把这样严重的问题看做是“小事”！好吧，自己体验一下就知道这是什么滋味了！

又过了一站的时候，乔伯年看别人买票，才反应过来他也应该买票。是啊，常不坐公共汽车，竟然连这种基本的观念都忘了。

他一只手用劲握着扶手杠，腾出一只手在口袋里摸钱。身上没有零钱，他只好掏出一元人民币，对售票员说：“到六路口一张票。”

“八路口下！六路口不停车！”售票员说。

“六路口不是有站吗？”乔伯年问。

“有站也不停！”

“为什么？”

“什么也不为！”

“那要是六路口下车怎么办？”

“不停你下什么？”

“有站为什么不停？”

“早说过不停！你耳朵长到哪儿去啦？”

“小伙子，你难道不能把话说和气一点吗？”

“要听和气话回家找老婆去！”

乔伯年气得手都有点抖了。他强忍着说：“那就买张八路口的吧。”

“拿零钱！找不开！”

“你手里不是有那么多零钱吗？”

“零钱是为你准备的？”

乔伯年索性不再和这个蛮横的售票员争执了。

这时候，他背后的一个小伙子把他手里的钱接过去，声音坚定地对售票员说：“把票卖了！”另一个小伙子也帮腔说话。售票员看两个棒家伙出面，只好嘴里不干不净地说着，把钱接了过去。

乔伯年很感动地看了看他身后的这两个青年。他正想说句什么感谢话，售票员把票和找回的零钱，像打人似的“啪”地掼在他的手心里，把他弄得一个趔趄。

他身后为他买票的那个小伙子立刻将售票员的手臂一挡，只听见售票员尖叫了一声，喊叫说：“啊呀！我的胳膊……”

司机听见售票员的喊叫声，立刻把车停下来，并且跳出驾驶室，绕后门挤进车内，大声喊：“捣乱分子在哪里？”

汽车里顿时乱作一团。乔伯年想不到会突然出现这样的事。在他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他身后的那两个小伙子一边用手把众人豁开，一边架着他出了车厢。售票员和司机紧撵着跳下车来，要揪扯他们。

张生民和秦富功等人也拼命从车里挤下来，紧张得满头大汗跑过来。生民拨开围观的人群，大声喊：“干什么！干什么！这是咱们省委书记！”秘书长一着急，竟然自己先“泄密”了。

但售票员和司机怎么可能相信省委书记挤公共汽车呢？他们嘲笑地说：“别他妈的糊弄人了！撒泡尿照照，看这家伙像不像个省委书记？都上车！到公司去！一人罚款十元！”

“胡闹！”市交通局长对这两个狂妄的家伙吼叫说。他掏出圆珠笔和笔记本，问：“你们叫什么名字？”

“别咋唬！快上车！”司机喊叫说。

气急败坏的交通局长只好跑到车后记牌号去了。

这时候，那两个护架乔伯年的小伙子走到前面，其中的一个掏出个什么证件递到司机和售票员面前——那两个人一下子脸色煞白，惊慌得手足无措。

乔伯年这才知道，这是两个便衣保卫人员。他看了一眼张生民。生民咧开豁牙嘴笑了笑。秘书长自认为这个“蛇足”不多余，否则今天就麻烦了。

乔伯年掏出手帕擦了把脸上的汗，对司机和售票员说：“你们赶快走吧，已经耽搁好长时间了！”

两个人立刻像兔子一样蹿上车。汽车一溜烟就不见了踪影。

大家在人行道上围住省委书记，纷纷问他身体受伤没有？

乔伯年笑着说：“没受伤，只受了点气。”他问大家：“现在咱们到什么地方了？”

“快到八路口了！”市交通局长说。

“那咱们还得走回去两站，才能倒坐电车？”

秦富功满脸愧色，赶忙说：“乔书记！我要为你的安全负责，今天无论如何再不要去挤电车了。我们市上的几个同志心里都很沉重。今天对我们的教育太深刻了！你尽管还没批评我们一句，但实际情况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无情的批评。请相信我们一定会尽快改变市内交通状况的……”

这时候，一溜小轿车悄无声息地停在了人行道旁。遵照张生民的指示，省市领导的小车一直不远不近跟着刚才那辆四路公共汽车。现在，生民已经让保卫人员用步话机把车调过来了。

乔伯年只好说：“那好吧……这算是一次现场办公会。同志们，还要说什么吗？事实已经全说明了！我希望这个问题能得到尽快解决！但不要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应该通过交通入手，全面改变市内各种公共服务事业的落后面貌……”

乔伯年做了简短的指示以后，领导们就分别坐车回了省市机关。

当天晚上，乔伯年参加完省上的一个工业会议，回到家吃了几片药，正准备上二楼去休息，客厅旁的电话间响起了急促的铃声。

他拿起电话，原来是市委书记秦富功。

秦书记在电话上告诉他，他已经严肃地处理了今天那几辆捣蛋公共汽车的有关人员，而且开除了他们坐的那辆车上的售票员。为了杀一儆百，他准备将这件事在晚报上公开报道……

乔伯年握着话筒半天说不出话来了。

他长叹了一口气，问秦富功：“这就是你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请你立即撤销对那些人的处分！也不准见报！”

他放下话筒，两只手撑在桌子上，望着窗外满天的星斗，陷入到了焦灼的思虑之中……

第三章

从一九七八年到现在，田福军借调到省委组织部已经一年零三个月了。

他来到这里，主要工作是在一个省委专门成立的小组里，清查本省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他负责的那部分工作实际上去年秋天就已经基本结束。从那时以来，他一直像个闲人似的呆在省委第二招待所。

黄原那面一直没有给他安排工作。地委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呼正文来省里开会时曾看过他两次，说他的工作省上可能另有安排，让他再等一等。苗凯同志也来看过他一次。不过，意外的是这次见面老苗态度很客气，还主动征求他对自己的工作安排有什么意见。田福军能说什么呢？他只能说他完全服从组织安排，个人没什么要求。老苗走后很长时间，他都弄不明白苗凯为什么对自己的态度有了这么大的转变。可是无论怎样，他对这一点感到很欣慰。不管自己今后做什么工作，只要老苗能同志式地对待他就行了。

一年多来，他一直单身一人住在招待所的一间平房里。除过春节回原西县住了十来天外，他再也没有回过家。爱云去年和晓霞来看过他一次，因为县医院工作繁忙，她住了一星期就带着女儿回去了。

闲着没事的时候，田福军主要是躺在宿舍里看书。这是一个难得的读书机会。他的办公桌、窗台上、床铺间，到处都是书；古今中外，文史地理，无所不有。他平时也懒得整理，书籍在四处堆放得乱七八糟——反正这里很少来人，又是个临时居住地，不必太讲究。

他读的大部分书是他在大学的儿子从学校图书馆给他借来的。晓晨已经毕业，留校教了书。孩子虽说是工农兵学员，但学习很刻苦，主要钻研古典文学，在学报上已经发表过几篇学术论文。发表儿子论文的几本杂志一直放在他的枕头边，他时不时都要拿出来翻着看，几乎都快背诵下来了。他为此而感到一种说不出的骄傲。是呀，这是他儿子写的文章。儿子好像昨天还是个孩子，今天就发表论文了。而且小家伙的这些文章他理解起来都有点吃力——记得儿子最初的几个汉字都是他给教会的哩！晓晨在六岁前身体很不好，气管和扁桃体经常发炎，动不动就烧到了四十度，还伴着抽风。尽管他妈是医生，也常吓得哭鼻流涕。唉，为了这孩子，他和爱云曾度过多少个不眠之夜啊！两个人坐在床上，轮流抱着他；一个晚上，孩子常常把整个床铺都吐脏了——那样的夜晚，他和爱云怎么能想到儿子将来能发表艰深的论文呢？他们当时只盼望他往大长，因为长大一点，身体的抵抗力就能增强一些……想起这些情景，田福军就会一个人坐在床铺上眼圈红半天。不论什么人，儿女都是自己心头的一块肉。他感到内心温暖的是，当年还要他万般操心的儿子，现在却开始关怀他了。孩子每次来这里的时候，总要给他带些营养品，还怕招待所的水不够开，专门给他买了一个烧水的电热杯。他最快乐的时候是和儿子在一起严肃地讨论问题的时候。小家伙！倒像个大人似的头头是道地反驳他的看法。好，希望你能胜过老子！不过，孩子，你在公开场合说话可要注意分寸哩，这道理你应该明白……

想起儿子的时候，他也就会想起他的女儿晓霞。晓霞和她哥的性格截然相反。晓晨沉着文静，晓霞风风火火像个男孩子。她小时候倒没生过什么病，几乎不知不觉就长大了。这孩子天性活泼，好动脑筋，而且思路很怪。记得她六岁那年，他和爱云带她来省城住过几天。有一次他们领她去动物园玩，看完动物后，她突然问他：“爸爸，你说世界上什么动物最残？”他随口说：“老虎狮子呗。”她扬起头说：“不对！”她妈问她：“那你说什么动物最残？”她说：“人最残！”当时把他夫妻俩惊得目瞪口呆。她妈问她：“人怎么能和动物比呢？”她却振振有辞地说：“爸爸不是说人是高级动物吗？”是的，他是给她说过这话。他问女儿：“那你说为什么人最残呢？”她回答说：“你看人把动物都关在笼子里不让出来，连大老虎都关住了，人不是最残吗？”说得他和爱云一时都无言可对……

多少年来，他一直记得和女儿的那一次对话。他有时候也仔细观察这孩子，不知她脑瓜里究竟有些什么新奇想法？他也琢磨不来这孩子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现在，女儿已经长大了，算算已快满二十一岁。高中毕业，考了一回大学，差几分没考上，现在仍在复习功课，准备再考。他知道，“文革”十年把他的孩子耽搁了。如果在正常年月，晓霞的天资是可以考上大学的。不过，现在也还有些希望。他知道这孩子有一股顽劲。是的，有时她这股劲上来了，他和爱云也不放在她眼里。他这几年越来越对这孩子的个性有点担心。她的性格太不安分了，情感方面也太激烈了。记得还在她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把他的书柜翻得乱七八糟，捉住啥看啥。而且不知什么时候竟然看起了他的《参考消息》，在饭桌上和他争论国际问题，有些意见常叫他大吃一惊。有一次她竟然说她非常同情以色列。当他严厉斥责她时，她却顶嘴说：“你别想改变我的看法！二次世界大战犹太人受尽了迫害，死了那么多人，我同情他们！”她大概看了一些有关二次世界大战的书，把过去犹太民族的不幸和现在的犹太扩张主义混为一谈了。但他当时无法说服这家伙。

当然，他在内心十分疼爱和喜欢女儿。这是一个正直和富有同情心的孩子，只是性格和情感方面过分炽烈了一些，但理智还是健全的。有些认识方面的片面性是由年轻而造成的。但这总比愚蠢和不动脑筋强。他多么盼望女儿最终能考上大学，接受更高的教育……

田福军一个人蜷曲在招待所的房子里，看完书休息的时候，就由不得想想儿女的事。他大半生忙忙碌碌，很少像现在这样闲下来幸福地思量自己的家庭。

这是否有些儿女情长了？

可是，世界上谁能没有这种情感呢？只是因为繁重的工作和艰难的事业，人才常常把个人的情感掩埋在心灵的深处，而并不是这种东西就丧失掉了。不，这种掩埋起来的个人情感往往更为深沉，更为巨大！

田福军日常没事的时候，除过看书，也很少到街上走走，或到熟悉的人家去串门。不过，他有时却到省作家协会去找老作家黑老拉拉话。好在作协就在不远的隔壁，他就当出去散步一样。另外，黑老藏书不少，他可以在那里借几本他喜欢的书——黑老的书从不借人，他算是惟一的例外。黑老原名叫黑耀其（这是他后来才知道的），从事写作后，才把名字改成了黑白（瞧，作家的名字都这么古怪）。一九五八年，他当时任黄原地区行署办公室副主任，就和黑老成了好朋友。那时他才二十五岁，黑老——那时称老黑，已经四十三岁，他们可以说是忘年交。他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回来的前一年，黑白就在原北县深入生活，挂职兼任副县长，写一部反映山区合作化的长篇小说（后来这部书的内容一直写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当时他作为行署办公室管后勤的副主任，常代表地委和行署到原北县去看望他，并关照原北县有关方面尽力照顾好黑老的生活。每次黑老回地区的时候，他都把他安排在宾馆最好的房间里，并保障行署的汽车黑老随叫随到。在黑老那部长篇小说的写作进入关键阶段的时候，他干脆把他从原北接回来，让他住在黄原宾馆里写。这样，他们渐渐成了在一块天上地下无所不谈的朋友了。黑老那部名字叫《太阳正当头》的长篇小说，当时出版后影响很大。一九五九年黑老回了省作协。以后的年月里，他每次到省里来开会或办事，总要去看望他……

现在，二十年过去了。黑白已经六十三岁，由当年的老黑变成了黑老；他自己也已经四十六岁，由当年的小田变成了老田。但他们在一块还像当年一样情深意厚，无话不谈。黑老现在的主要话题是“文化大革命”。从“文革”开始到“四人帮”垮台，十年里他遭受了不少磨难。他开玩笑说，那些年把“黑白颠倒”了，现在才又“黑白分明”了……

有时候，田福军心里也很烦乱，既看不进去书，也无心去找黑老聊天，常一个人披着那件黑棉袄，在招待所后院的小树林中长时间地来回踱步。他焦急的是，国家已经进入了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时期，而他却闲呆在这里无事可干。什么时候才给他分配工作呢？正文说省上可能要考虑他的工作安排——但他不愿留在省城。他在基层工作惯了，在大城市很不适应。去年年底石钟同志就和他谈过，问他愿不愿留在省里工作，他表示他不愿留在这里，而愿回黄原去。唉，就是仍回原西县给李登云当个副手也行。他现在不是想争官，而是想工作。但苗凯同志现在是怎样想的呢？他来看他时，对他的态度倒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但只是征求他对自己工作安排的意见，而不说地委对他的工作有什么考虑。共产党员什么时候要求过组织按自己的意见安排工作呢？

他一个人在小树林中转来转去，对自己下一步的命运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只好继续等待吧……

这一天下午，当他正在小树林中转悠的时候，突然看见好像是润叶向他这边走来了。润叶？她怎么到这儿来了？是不是他看错了人？

但这的确是润叶。

她现在已经走到了他跟前，说：“我刚来，到你住的地方，看门锁着，问隔壁服务员，说你到这里散步……”

“你怎到这儿来了？”他一边引着侄女往回走，一边问她。

“我调到团地委的少儿部了。离开原西的时候，我二妈叫我到你这里来一下，给你送换季的衣服……我到黄原报到后，有几天假，就坐公共汽车下来了……”

“吃饭了没？”

“我下车就吃了。”

“你先到我门口等一会，让我到登记室给你登记个房子……”

田福军给润叶登记好房子后，就赶快走回他住的地方。他的门锁着，润叶立在门口，地上放一个大提包。

他开了自己的房门，把侄女引进去，忙着给她掺洗脸水、泡茶。

润叶不让他忙，让他坐着，并且先抢着给他冲了一杯茶。

在她洗脸的时候，田福军才问：“你是怎么调到团地委的？”

“丽丽和丽丽的男朋友帮助我调的。”

“丽丽就是杜正贤的娃娃吧？好像是你的同学。杜正贤不是在地区文化局当副局长吗？怎么把你调到团地委呢？”

“主要是丽丽的男朋友帮的忙。”润叶说。

“丽丽的男朋友是谁？”

“叫武惠良，是团地委领导。”

“他又不是劳动人事局长，年轻轻的……”

“他爸是地区人事局长。”

“噢……”田福军这才想起地区人事局副局长武得全——那个武惠良大概是得全的儿子了？

田福军半天没有说话。尽管润叶是走后门调动工作的，但他不愿指责侄女。他知道润叶和女婿合不来，婚姻很不幸，不愿在原西呆了。本来他应帮她调个工作，但他自己的工作一直也没着落，怎么可能帮助她呢？现在这样也好，润叶已成大人，能自己对自己负责任了，这应该说是好事。

田福军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觉察到，侄女现在似乎从不幸中得到了某种解脱。至少在表面上看来又恢复了正常。他曾多么担心她在精神方面发生问题。

但田福军在心里也常常同情向前和登云两口子。他们也是不幸的。尤其是向前——他是一个好娃娃。唉，这小子怎么一个死心眼看上个润叶呢？年轻人啊，真是不可思议！明知是火坑，偏要往里面跳！毫无办法，只能像他原来想的，让时间慢慢去解决他们的问题吧……

田福军为不刺伤润叶，根本没提向前一家人。他只问自己家里的情况，并鼓励侄女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好好学习，提高水平——因为她过去一直没有搞过行政工作，刚开始一定会很不适应……

润叶在他这里住了两天，把他所有的衣服都洗得干干净净，并且把脱落的扣子都给他补缀好。他打电话把晓晨叫来，带着姐弟俩到一家著名的菜馆里吃了一顿。润叶第四天就回黄原去了，临走前还把他的房子收拾了一遍，将散乱的书籍都分类给他整理得齐齐整整……

润叶走后的第三天下午，田福军到省作家协会把看过的书还给黑老，又从他那里拿了几本新的书回来。

当他返回招待所的时候，见他房门口停一辆小轿车，而且他的门也被打开了。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赶忙走前去。在门口不远处，招待所所长撵过来，紧张地说：“啊呀，到处找不见你！赶快！省委乔书记和石书记在你的房子里等你！”

田福军头“轰”地一声，急忙走进了自己的宿舍。

招待所服务员正给乔伯年和石钟倒茶。两位省委领导见他进来，都站起来和他握手。

石钟对他说：“乔书记去省考古研究所看望了几位老专家后，让我带他来这里，说要见见你……”

乔伯年手里端着一杯茶，笑着打量了一下他，说：“你就是田福军？咱们是老熟人了！”

田福军有点惊讶。他想不起他什么时候见过乔书记。没有！他怎么能是乔书记的熟人呢？

他只好说：“乔书记可能记错人了……”

“没有！没有！”乔伯年笑着说，“咱们没有见过面，但的确是老熟人了！至少我是早就认识了你。一九五七年我在农业部的时候，分管过一段内部刊物的工作。那时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一个叫田福军的学生，给刊物写过几篇很有质量的文章。有两篇我还给写过编者按语。那个田福军不就是你吗？”

田福军这才明白了。他很受感动地说：“就是的。当时我不知道这情况。想不到这么多年了，你还能记得这些事。”

“这是我回忆起来的。记得我当时还让部里管人事的同志去人民大学找过你，想让你毕业后到农业部来工作，但又听说你执意要回黄原去，我就再没让他们强求你。我也是黄原人嘛！很乐意咱们黄原能多留下一些人才！”

“这事我想起来了，当时中央农业部是来人找我谈过话。”田福军说。

服务员退出去后，房间里就他们三个人了。

乔伯年坐在他床边上，问他：“你是黄原哪个县的？”

“原西县。”他回答。

“噢，那你和高步杰同志是一个县！我是原东县人。咱们黄原有句口歌：原西的女子原东的汉。因此我就娶了个原西老婆！”

三个人都笑出了声。

“高老前年还回原西视察过工作。”田福军告诉省委书记。

“那我知道，”乔伯年说，“高老回北京后，到我家里说了半晚上咱们家乡的贫困，还哭了一鼻子……噢，福军同志，你能不能谈谈应该怎样改变黄原地区贫困落后的面貌呢？”

省委书记突然提出的这个问题，使田福军一时不知怎样回答。

他想了一下，说：“最紧迫最重要的当然是农村的问题。照我看，第一步应该普遍推行联产到组的生产责任制。有些地方甚至不妨包产到户。这些方法已经在四川和安徽有了先例，据说非常成功。既然人家能搞，我们为什么不能？如果实际证明落后山区包产到户更好一些，那么生产责任制也可以主要以这种形式搞……”

“可是，集体生产方式不存在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如何体现？”石钟插话问田福军。老石的口气似乎不是反对他的看法，而是想让他把自己的意见论证得更有力一些。

田福军冲口说：“奴隶社会也是集体生产！”

乔伯年和石钟都笑了。

田福军感到他话说得有点冒失，就没有再继续说下去。

这时，乔伯年口气认真地对他说：“福军同志，省委已经决定让你回黄原去担任行署专员。希望你回去后，能在那里迅速打开新的工作局面……罢了石钟同志还要和你详细谈一谈。”

田福军愣住了。

他立刻对两位省委领导说：“这么重大的担子，我能力太低，怕担负不了。请省委能重新考虑……”

“已经决定了。你准备一下，力争尽快返回黄原。不准再打退堂鼓！”

乔伯年说着便站起来。两位书记和他握了手，便告辞走了。

田福军送走两位省委领导，即刻返回到房子里。他关住门，立在脚地上，低倾下两鬓斑白的头颅，开始沉重地思考这新的使命。

第四章

一九七九年，农历有个闰六月。

阳历六月上旬，也就是农历五月芒种前后，田福军从省城返回黄原，出任了地区行政公署专员。

这件事立刻在整个黄原地区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响。

半月前，当原任专员调到省第二轻工业局任局长之后，地区各部门和各机关的干部就开始纷纷猜测谁将是专员的继任者。对地区部门的许多干部来说，这样重大的人事问题不关心是不可能的，不议论是不由人的。

从省里的各种渠道马上传回来了各种小道消息。从这些消息看来，地区除苗凯以外几乎所有的副职，都有担任专员的可能性。也有几个地区部门的领导人和一两位名声突出的县委书记，列入了这个专员继任者的队伍。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是，省委可能要派省上某个部门的负责人来担当这一职务。但又据本地的一些政治观察家分析，最有可能的还是在现任地区副职中挑选出一个人来任专员。半个月来，某些处于微妙地位的人，心里一直瞀瞀乱乱；他们的神经处于雷达般的敏感状态中。

没有人想到黄原地区的新专员是田福军。

可是现在，竟然是这个人来上任了。

正因为太出人意料，当这件事成为事实后，公众中引起的强烈反响就不足为奇了。

几天之内，田福军一下子成了黄原地区议论的话题。他个人的详细经历，他的家庭、老婆、儿女，他的工作、生活、性格、爱好、走路、说话、声音、相貌……都成了人们口头传播的“信息”。有好几个地区已经出现了声称是田福军亲戚的人。还有人神秘地散布说，解放战争时，田福军和国民党军队浴血奋战，曾身负重伤，当年就在他们家息养了几个月……

田福军上任之前，省委的任命公文就先一步到了地区。因此他一回来，首先就遇到了这个议论他的风潮。

行署办公室刚把他安顿在宿舍里，以地区文化局副局长杜正贤为“领队”的原西籍干部，就闻风看望他来了。满屋子的原西土话听起来是亲切的，但场面未免有点庸俗。在有些原西籍干部看来，也许他们荣升的机会来临了。

田福军压抑着内心的不快，尽量堆着笑容应付走了这群“贺喜”的老乡。

他想先尽快和地委书记苗凯同志见见面。听说老苗几天前病了，现住在地区医院里。他就很快起身去地区医院看望他。

在地区医院的“高干病房”里，老苗和他热情握手，欢迎他回来担任专员职务。

田福军诚恳地说：“苗书记，我没有担负过这么重大的责任，也没这种工作经验，你是一把手，又是我的老领导，今后希望你能经常指导我。”

苗书记把两片药送进嘴里，喝了几口白开水，说：“我已经不行了。脑筋僵化，很难适应目前的领导工作。新时期正需要像你这样思想解放，能开创新局面的领导干部！另外，我最近身体很不好，血压又上去了，从早到晚头昏沉沉的，连当天的文件都看不完。我已经给省委写了信，想请一段假，到省医院去看看病。现在既然你已经到职了，并且又是地委排在第一位的副书记，那么地区的工作你就先全面管上吧……以前我对你的工作安排有些不恰当，希望你能谅解。今后我们一定要紧密团结，争取使黄原的工作有个大的起色……”

田福军说：“苗书记，你不必再提过去的事了。在任何时候，个人都应该服从组织，这是党的原则……我现在担心的是，我刚到，你就要走，这副担子恐怕我担当不好，是不是先请正文主持一段……”

“那还是要你主持嘛！也没有什么，地委和行署你都工作过，情况也熟悉，你就放手干吧！即使是重大决定，只要常委会通过了，也就不必再给我打招呼；我想集中一段时间，好好把病看一下……”

这时护士进来要给老苗打针，田福军就只好告退了。

田福军在地区医院看罢苗书记的当天晚上，行署副专员冯世宽到宿舍里看他来了。

这两个人的关系我们已经知道。过去他们在原西县工作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连串的冲突。富于戏剧性的是，他们不仅又要在一个锅里搅稠稀，而且两个人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以前是冯世宽领导田福军；现在是田福军领导冯世宽。世事沧桑啊……

由于种种原因，现在这两个人见面后，都有点不太自然。

田福军把冯世宽让在沙发里，赶忙给他斟好了一杯茶，并且先打破尴尬，主动说：“世宽，你过去是我的老领导，现在咱们又要一块共事了，你可要好好帮助我啊！以前咱们在原西县有过些碰磕，但大部分是为了工作，希望你不要计较。就是在今后一块工作中也免不了有些碰磕。但只要是为了工作，我想我们都是能相互谅解的。现在我们可要齐心协力呀！我们的责任可是比过去更重大、更艰难了。你已在行署搞过一段工作，我有失误之处，你得及时提醒我……”

冯世宽面有惭色地说：“过去在原西，责任主要在我。我这人比较主观，看问题也很片面，检讨起来，在那里工作时犯了不少错误。现在看来，你当时的很多意见都是对的。如今你成了我的领导，请相信我会尊重你的。你对我也不必客气。我争取当好你的助手！”

田福军和冯世宽谈了很长时间，直到呼正文和地区其他一些领导来拜访，世宽才告辞了。他两个人都没想到，这次谈话结果如此令人满意。社会在变化，生活在变化，人也在变化；没有什么不是一成不变的，包括人的关系。

对于田福军担任专员职务，从最初的反响来看，黄原地区的大部分干部还是满意的。许多人熟悉他，知道他是一个正派和有能力的干部。另外，从资历方面说（这一点在目前仍然很重要），他在“文革”前就先后任过行署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地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地委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恐怕他也早被提拔到这一级当领导了。再说，他还是人大毕业的大学生。既有学识，又有长期的实际工作经验，这在黄原地区历任专员中也是少有的。看来省委有眼力，将一个不被重用的人才一下子提拔到了这样重要的岗位上。人们都期望地区的工作从此能出现一个新面貌。但是，话说回来，黄原的专员可不是好当的！这是全省最穷的地区，也是最复杂的地区！这个叫田福军的人会有多少能耐呢？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两天以后，地委和行署在机关小餐厅举行了一个小型茶话会，对新任专员表示欢迎。

苗凯同志也从医院赶回来参加了这个茶话会。

在茶话会中间，苗书记向地委和行署的各位负责人出人意料地宣布：省委已同意他去省医院看病和检查身体。他说这次看病时间可能要长一些，因此他走后这段时间，黄原地区的工作就由田福军同志主持……

第二天，苗凯就坐车离开黄原，去省上看病去了。

关于苗凯在这个时候出去看病，在地委和行署大院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一种说法是，省委可能要把苗书记调离黄原。因为大家知道，苗凯同志一贯对田福军有看法，并且曾在使用他的问题上采取了不信任的态度。在这以前的一年多里，田福军实际上是被苗凯从黄原挤到省上去“打零工”的。现在田福军突然被派回来任了专员，这两个人怎么可能在一块同心协力工作呢？

与此同时，社会上也有人在散布田福军是新任省委书记的亲戚这样一些流言。但这种流言很快就被一些热心的业余社会考察专家否定了；他们证实原西县的田福军祖宗三代都和原东县的任何人没有亲戚关系……

苗凯走后，田福军无心去理会各种各样的无稽之谈。他想尽力把工作铺排开。原来他想到职后一段时间，先稍微适应一下新的工作环境再说。但现在他脚跟还没有站稳，实际上就面临主持全面工作的局面了。苗凯同志说不来什么时候才能返回地区。在这段时间里，他总不能只维持一个“看守内阁”。

他不能辜负省委的期望。

对于目前黄原的工作，他实际上早有了一些打算。

小麦大收割之前，田福军主持召开了一个全区农业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地区有关部门和各县的主要负责同志外，还请了一些公社和大队的领导人。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在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及建立各种形式的作业组问题。整个会议实际是一次大辩论。田福军要求与会的所有人都大胆提出自己的观点。会议不要求所有的问题都统一认识。

田福军在会议结束前强调指出，五月十一日《光明日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提出了目前工作最重要的思想和认识方法。生产责任制这样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必须敢于实践，才能使它的优越性和存在的问题显示出来。他认为，从根本上说，像黄原这样的贫困山区，如果不砸烂大锅饭，实行生产责任制，就不可能寻找另外的出路。当然在实行时，要稳妥；要不断摸索，不断完善……

他的大胆讲话在会场引起了爆炸。有一位老资格的县委书记当会站起来，向他提出了两个尖锐问题：如果有的队要搞包产到户怎么办？而有的队不搞生产责任制，继续坚持集体生产方式怎么办？

所有县委书记的目光都盯在田福军的脸上，看这位“新政”人物怎么回答。

田福军果断地说：“前一种情况不阻挡！后一种情况不强迫！”

啊啊！有几个老练的党务工作者在人群中又撇嘴又摇头。哼！这是中央的“红头文件”，还是田专员的信口开河？

这次重要的会议结束后，各级领导有的情绪激动，有的忧心忡忡，纷纷返回了他们的工作岗位。根据地委和行署的部署，在夏收之后，地、县、社三级要派出大量的干部到农村去搞生产责任制。在短短的时间里，整个黄原地区立刻处在了一种激荡的气氛中；并由此而引起了一场有关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和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的社会性的大辩论……

田福军自己当然更忙得不可开交了。其他方面的工作他还来不及铺排。他已经派出由副专员冯世宽带队的考察团，包括地区部门和县的一些领导人，去最先实行责任制的四川省考察去了。他本人坐车从南到北，一个县一个县往过跑，搞调查研究，和各县的负责同志一块讨论解决一些棘手问题……

从县上回到地区后，他就住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地委家属楼已经给他安排好了一套房子，但一直空锁着。他的家还在原西没有搬。妻子的工作已联系到市医院，但他腾不出时间把他们搬到黄原来。说实话，和爱云分别了一年多，他实在需要她的温暖和关照，巴不得天天晚上都能和她共眠一床。可是家里老老小小的，光妻子一个人搬不了这个家，非得他回去一趟不行。

好在这一段侄女还能帮他照料一下生活，否则他得经常穿脏衣服。他多年一直在家里吃饭，省上一年多的大灶饭实在腻了。润叶就在他办公室旁边的一间小房里，临时备办了点灶具，给他做点家常便饭。

有一天，他看见那间小屋里不光润叶做饭，还有一个女孩子给她帮忙。他以为是晓霞这鬼丫头来了。直到小房门口他才发现是杜正贤的女儿丽丽。丽丽是润叶的同学，以前常来他家，他认识。

他问丽丽：“听说你有了男朋友，怎不带他来？”

丽丽笑着看了一眼润叶，对他说：“本来要来，可是他爸不让来。”

“为什么？”

丽丽不好意思地笑着，看来不知该怎样回答他。

润叶只好说：“本来惠良想一块来转一转，可他爸说，因为他们帮我调到了团地委，而现在你当了专员，惠良要是往你这里跑，怕别人说闲话……”

田福军听这话，内心忍不住感慨万端。他想不到自己当了这么个“官”，在多少人中间引起了那么多的看法、想法……这叫人感到无谓的烦恼啊！中国人把多少心思和精力都投入到了这种可怕的损耗之中……

他只好开玩笑说：“你叫你的男朋友来玩，别管你公公说什么！让老武放心，我不会给他儿子什么好处！”

润叶和丽丽都被他的话逗笑了。

过了不久，田福军终于抽出一天时间，回原西去搬自己的家。

他当天回到原西家里后，屁股刚挨到椅子上，李登云、张有智、马国雄、白明川、周文龙等县上的领导就都相跟着来了。马国雄一进门就说：“啊呀，我们还在招待所等你哩！房子和饭都安排好了，结果说你回了家！”

田福军招呼他们坐下后，用略带责备的口气说：“我在这里有家，为什么还要在招待所给我准备房子和饭？”

说完这话，他马上意识到，他这种说话的口气也太有点居高临下了，于是又开玩笑补充说：“怎么？我回来应该先看你们，还是先看我的老婆？”这一下才把大家逗笑了。正给众人倒茶的爱云脸通红，扭过头不好意思地白了一眼丈夫。

田福军下午就准备起身，因此没时间和原西县的领导与各方面的熟人详谈细说。他说他过一段时间一定要专门到原西来，和老同事们一块放展住几天，既商量工作，也谝闲话。

在田福军回来之前，好心的李向前就率领妻弟润生和妻妹晓霞，把他家的东西几乎都打捆好了。

这天午饭前，县上许多干部都来为田福军装车——这种帮忙主要是为了表示一种情谊。当然也有个把势利之徒，看原来在原西展不开腰的田福军“高升”了，趁这最后之机，带着巴结的激情，满场吆喝着搬运东西。

李向前没有来。他昨天就躲着出车走了。可怜的小伙子不愿亲眼目睹这个他热切地迷恋过的家庭从这里拔根而去——在这之前，他心爱的人已经远走高飞了。这样的时候，我们真感到心里酸楚。我们能理解他那难言的心情……

下午吃过饭后，田福军一家人就要去黄原了——在黄原那面，润叶已经把那一套楼房宿舍收拾得干干净净，在等待着他们的到来。

上车前，原西县的所有领导和几百名自动跑来的干部，挤在县委大院里送他们。这情景使田福军深受感动。而最使他感动的是过去和他“对着干”的周文龙。文龙特意把他拉在一边，说：“田主任，我过去实在对不起你……我知道这种道歉太肤浅了。我自己过去在迷途中走得太远。我很希望到省党校去学习一两年。你能不能帮助一下我……”

他亲切地拍了拍文龙的肩膀说：“年轻人走点弯路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能反省自己，这是一个人成熟的表现。年轻人，甩掉包袱吧！你们是国家未来发展的主力。像我们这样的人，理智地说，是为你们下一步大显身手做个过渡……你要去省党校学习的愿望我一定设法满足你！”

周文龙为不耽搁别人和田福军告别，紧紧握了一下他的手，就赶快退开了。

在田福军和徐爱云与众人握手告别的时候，徐国强老汉已经带着一种别离故土的悲凉心情，茫然地坐在了小卧车的前座上，怀里紧紧抱着他那只老黑猫。

田福军自己就要进车的时候，立在车旁的晓霞却提出不坐他的小卧车，而要坐在大卡车的驾驶楼里。

“为什么？”田福军问他的怪脾气女儿。本来小车四个座位，他两口子加上晓霞和她外爷正好。

女儿嘴伏在他耳边悄悄说：“爸爸，你官大了，要注意群众影响哩！你看这么多人为你送行，这是尊敬你。你不能不识敬。你们三个坐小车可以，我也坐在里面就有点不像话了。你明白吗？田专员！”

啊啊！田福军眼圈一热，用手爱抚地揪了揪女儿的小辫，说：“小伙子！那你去吧，给咱好好押车！”

第五章

黄原地委书记苗凯同志到省城后，没有能立即进医院。省人民医院的高干病房一时腾不出床位来，需要他等候几天。

他于是就住在省城的黄原办事处。

全省各个地区在省城都有自己的办事处，而且都是县一级建制，规模相当可观——既是个办事机构，又像个中型旅馆。只要是本地区来省城的干部，不论是哪个县的，都可以在这里吃住；并且每天还有向自己地区发放的长途公共汽车。各地来省城办事的人，一般都愿意住在自己地区的办事处——这是很自然的。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大城市里，有这么个地方完全是家乡气氛，到处是乡音土话，那亲切的感受如同在外国走进了自己国家的大使馆。

黄原地区驻省会的办事处五十年代就建立了，因此在市中心选了一块好地皮，一出大门，就是繁华闹市，“办事”很方便。

苗凯这次下来，仍然住在办事处二楼他常住的那间套房里。房间比不上高级宾馆，但也还舒适。除过服务员，办事处几乎所有的领导也都参与了服务。各地区办事处都有那么几套特殊房间，以备自己的领导来省城时居住。

因为他刚到，省里的许多熟人还不知道他来，因此没人来拜访，这几天一个人呆着倒很清静。这正是苗凯所希望的。他极需要清静几天，以便对眼前的某些事态做深入的考虑和明了的判断。

苗凯同志自己知道，他的病实际上并不是非要到省里来看不可。他的血压是有点高，但这是十几年来的老毛病，现在也并没有什么发展。他还从来没有因为血压问题就长期脱离工作，专门住在医院里治疗。这种病住在医院里也没什么好办法。更何况，他的血压从没高到过危险的程度。

现在，他可是准备长时间在省医院住院啰。这在很大程度上倒不是为了看病……

在黄原地区前专员调到省二轻局当局长后，苗凯自己想让地区管宣传的副书记高凤阁当专员。凤阁多年和他一块共事，两个人很合得来。如果这样安排，黄原的工作他搞起来就顺当得多。他为此曾专门来过一次省里，分别找省委管组织的副书记石钟和省委常务副书记吴斌谈过他的意见；并且还和省委组织部长也谈过。他当时自信省委会尊重他的意见，让高凤阁出任黄原行署专员。

他万万没有想到，给他派回来个田福军！

这不是要专门拆他的台吗？

他反感田福军这类干部——自以为是，什么事上都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再说，谁都知道他苗凯不重用这个人，现在省委却这么重用他，这不是等于故意给他难堪吗？自去年田福军被省上借调走后，他本以为这个干部不会再回来了，因此他才去看过他一回，并且态度尽量客气——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知道了这个人和石钟的关系不很一般……

现在，苗凯不得不进一步想，是不是省委对他有了看法，不准备让他在黄原继续干了？这是完全可能的！新来的省委书记乔伯年处处讲要解放思想，克服领导干部中僵化和半僵化状态，大胆提拔开拓型的干部。大概他就是乔书记说的那种僵化型干部吧？

其实，在得知田福军被任命为专员后，吃惊之中的苗凯就考虑起了他自己的命运。想来想去，他觉得省委的意图是想让田福军来接替他的工作——目前让他任专员只是一个过渡。

既然是这样，他苗凯还再有什么心思在黄原工作呢？

但是，他总不能一时三刻就平白无故把工作甩下不管吧？

于是，他就想到了自己的高血压。

请假看病，住在医院里，这是个好办法。一方面可以观察一下省委下一步怎样对待他；另一方面也可以一下子把工作甩给田福军——他刚上任，恐怕没有那么大能耐收拾住一个地区的局面吧？田福军连一个县的一把手都没当过，猛一下独立搞一个地区，不出洋相才怪哩！哼！黄原可不是一个部门，面积和人口等于一个阿尔巴尼亚！让他扑腾一段时间吧，让他自己用事实向省委证明他不是当地区一把手的材料！

在田福军回来的前三天，他就抓紧时间住进了地区医院——如果田福军到职后他再去住院，个人意气恐怕就太有点明显了。与此同时，他也给省委写了信，要求请假到省上去看病；当然，他内心深处还有一种隐隐的希望——希望省委不批准他请假看病。如果不批准，那就说明省委还是信任他的，黄原地区离开他还是不行的！

但省委同意了他来省城看病。并且明确指示他治病的这段时间内由田福军主持黄原的工作。

看来一切都明朗了。这更证实了他对省委意图的猜测是正确的。他内心顿时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悲凉感。是呀，他五十四岁了，政治生涯看来要走到了尽头……

但苗凯又感到自己对目前的局面采取的方式还是聪敏的。田福军一回来，他就急流勇退，也许会给省委造成一种他尊重上级决定，并且已改变对田福军的看法，支持和信任他放手工作的印象。

不管怎样，看来这住院看病，实在是个万全的应急办法！再说，他也的确累了，休息几个月也好……

现在，苗凯一个人安安宁宁住在办事处的套房里，很悠闲，很自在。

当然，有时候他又希望有人来和他谈点什么话。他一辈子和人谈话谈成了习惯——似乎成了生活的主要内容；一旦一个人悄无声息地呆着，就好像脱离了世界或者说世界脱离了他。他心里油然冒出了两句古诗：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

跟他一块来的秘书白元，这几天也很少到他房间来——他讥讽地想，他大概坐着他的小车到处跑“政治”去了。这小伙子三十来岁，大学毕业生，原来在黄原中学教语文，在报刊上曾发表过几篇小说（哼，如今写小说的比驴还多），是高凤阁给他推荐来当秘书的。自当秘书后，这小伙再不写小说了，而看来对搞政治倒蛮有兴趣。这几年他也不多写材料，主要是跟他跑，帮助照料一下他的生活。白元初来时精精干干的，这两年跟他吃宴会，喝啤酒，肚子已经明显地凸起来；身体肥肥壮壮的，走路迈着点八字步，已经把首长架势摆下了。他每次跟他到省里，都利用他的关系，在政界到处结识“有用”人士，撑棚架屋，看来在政治上要大展身手。年轻人！不要急，得慢慢来，一口吃不成个胖子！

这天午饭前，白元照例到他房间来，问他出去不出去，有没有什么事要办？

他说他不出去，也没什么事要办。

小伙子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给他削了一个苹果。

他吃苹果的时候，白元支支吾吾说：“苗书记，我跟你也几年了，你能不能把我放到基层去锻炼一下呢？”

苗凯敏感地支棱起了耳朵。他知道秘书要求到基层“锻炼”是什么意思——这是叫他提拔哩！按过去的常规，给地委书记当几年秘书后，一般都会提个科级处级干部。

但苗凯敏感的是，为什么白元在这个时候提出要去“锻炼”呢？

嗯，他明白了。是的，这小伙大概也感觉到他在黄原已经成了强弩之末，因此想在他滚蛋前谋个一官半职——要是他走了，小伙担心把他撂在空摊上！

苗凯也能理解秘书的心情。小伙歪好侍候他几年了，总得提拔一下。再说，又是个大学生——现在当官不就是讲究有文凭吗？

但他有点气恼的是，秘书这时候提出这问题，几乎等于公然地把他看成个已经大势已去的老汉了。他由此进而推想，大概黄原地区的所有干部现在都这样看他苗凯。

尽管他对白元此时提出要去“锻炼”不愉快，但还是忍着没有表示出来。他盘腿坐在沙发里，和气地问秘书：“那你想到什么地方去呢？”

白元突然变得像个十八岁的害羞姑娘，两只手互相搓着，先咧开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我想下到县里去。”

“想去哪个县？”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到原南县去。”

哼，倒会挑地方！原南是黄原最好的县，不光产煤，还有一片森林，粮食和钱都不缺，工作很容易搞出成绩。地区有几个领导都是在原南县提拔上来的。黄原的干部说那是个出专员书记的地方。哼，一口倒想吃个白菜心！

“那你下去想干什么工作有考虑吗？”苗凯问一脸羞涩的秘书。

“如果县委副书记不好安排，那我就当县革委会副主任，但最好能挂个县委常委……”白元毫不害羞地说。

苗凯瞪大眼半天说不出话来了。他的秘书竟然不要脸地向他直截了当要这么重要的职务！

这倒使苗凯一时产生了一种愤慨的情绪。他想他如果还回黄原工作，他就不要专职秘书了；自己要走哪里，办公室随便叫个人跟上就行了。白元他不要了，原南县的官他也当不成！叫这小子到哪个部门当个副科长就满行了！这种野心家还敢提拔！

他把吃剩的半个苹果搁在碟子里，仍然和气地对秘书说：“你的想法我知道了，罢了再说吧……”

这时候，办事处主任武宏全进来请他们去吃午饭。苗凯就和白元起身去小餐厅。

午饭是刀削面。办事处主任武宏全知道苗书记是山西人，还给他准备了一瓶清徐出的特制山西老陈醋。武宏全是地区劳动人事局副局长武得全的哥哥，是个门路广，会办事的人，多年来一直担任驻省办事处主任。

当天下午，省委常务副秘书长张生民带着省委两位副书记吴斌和石钟来办事处看他。

省委领导在他的套间里坐下后，张生民先对苗凯说：“本来省委乔书记也要来看你，但今天下午要坐飞机到中央去开会，走前专门吩咐我尽快给你在省医院安排床位，让你安心养病……我已经把床位联系好了，你明天就可以搬进省医院。”

吴斌和石钟也关切地询问他的病情。苗凯只好说他血压最近情况不好，整天头昏脑涨的。

两位省委书记看来主要是礼节性探望他的病情，因此不谈工作方面的事。

说闲话的时候，张生民对苗凯说：“黄原办事处还空着一大块地，你们为什么不搞个贸易中心，专门经营黄原特产呢？比如你们那里的红枣、木耳、黄花都很有名……人家都说咱山西人会做生意，你老兄怎忘了咱们的拿手好戏呢？”

生民也是山西人，他和苗凯是老乡，也是多年的老熟人。

苗凯转而对吴斌和石钟说：“你们两个知道我有多少钱！只要省上给钱，我们就可以盖座贸易大楼。可是我两手空空，拿什么盖楼？”

吴斌开玩笑说：“你们山西人都是九毛九！我不信你连这点钱也拿不出来！”

在座的人都哈哈大笑了。

省委领导临走的时候，石钟才对苗凯说：“关于黄原行署的领导班子，我们考察后，高凤阁同志在干部中意见很大。根据民意测验看，大部分干部都拥护让田福军当专员。省委也认真考虑了你提出的意见。但根据考察的情况，还是决定提拔田福军同志。省委希望你们能很好地配合，使黄原的工作尽快出现更好的局面……”

“我完全拥护省委的决定！福军同志是个有能力、有魄力的干部！黄原的工作现在我想让他多管一些。我年纪大了，再说，身体也不太好……”

省委领导们临走时，再一次嘱咐让他好好安心治病。

第二天，苗凯就住进了省人民医院的高干病房……

一个月以后，黄原地委副书记高凤阁借到省里来办事的机会，赶到医院来看望他。

高凤阁不是汇报，而是描绘了苗书记离开后这段时间里黄原地区风云变幻的形势。

高凤阁告诉苗凯，他刚一走，田福军就大刀阔斧地干开了。目前，全区农村正在搞生产责任制，上上下下一片混乱。有的地方已经包产到户，走了资本主义道路，但田福军指示不准拒挡。据他看，大部分县的领导还是不完全按田福军的那一套来。他对苗书记说，不论怎样，黄原整个社会舆论都认为田福军就要当一把手呀，而且都传说苗书记已经免了职，要调回省里……

“那地区其他领导的态度呢？”苗凯尽量沉住气问高凤阁。

“除过我，大部分人都跟上田福军跑了。连冯世宽也积极为田福军卖劲使力，前不久已带着人马到四川为田福军的做法找根据去了！”

苗凯听完高凤阁的汇报，沉思了半天没有说话。他根本想不到，田福军这么快就在黄原造成了如此大的声势；而且这么胆大，竟然刮起了单干风！

高凤阁激动地对苗凯说：“你应该很快返回黄原去！省委又没免你的职，你还是黄原的一把手啊！你怎么能把权力拱手让给田福军，让他随心所欲地折腾呢？你要是回去，局面肯定会另有变化！田福军的这一套做法尽管农民拥护——农民嘛，都是小生产者思想，当然愿意搞单干！可是县、社和一些大队领导人都顶得很凶！只要你回去，田福军的那一套推行起来就不那么顺当了……我已经给《黄原报》写好了几篇评论员文章，是抨击这种危险倾向的，等你回去后，我就准备连续发表！”

苗凯考虑了一下，说：“你先回去，让我自己想想再说……”

高凤阁走后，苗凯想，凤阁说得对！他现在仍然是黄原的一把手嘛！而且从吴斌和石钟上次来办事处，也看不出省委就要把他调出黄原。既然是这样，他作为地委书记，怎么能装病放弃自己的领导责任呢？

不能住院了！应该立即返回黄原去！

苗凯说走就走。他在第三天办了出院手续，同时给省委打了招呼，然后就坐车迅速地返回了黄原地区……

第六章

进入伏天以后，双水村和它周围的山野，看起来已不再荒凉。沟道里和山峁上，到处都有了深深浅浅的绿色。这里不久前曾落过半锄雨，暂时还可以抵挡一下阳光烈火般的烤晒。可怜的东拉河眼下又瘦得像一根细麻绳，只是还没有断流，悄无声息地淌过八月的村庄。

金家湾和田家圪两个生产队的禾场上，分别立着几堆鲜黄的新麦秸。这说明少得可怜的夏田作物已经碾打完毕。可以想来，每家分走的那点麦子，简直不够填牙缝。谁都知道白面细粮好吃，可是谁又指望吃夏呢？黄土高原山区的庄稼人，主要靠吃秋。眼下，秋庄稼还没有结籽粒，夏粮几乎等于没有，人们的生活仍处于危机之中。

但不论怎样，到了这季节，庄稼人心里就不再那么恐慌；即使没什么五谷，自留地的瓜瓜菜菜已经可以填肚子了。

我们的双水村还是双水村，看起来没有什么大变化。从本书的第一部结束到现在，我们已经熟悉的这个小小的世界里，年轻的母亲们又给我们带来了六七个小生命；但还没有什么人谢世。惟一令人瞩目的是，一九七七年秋冬之间经过那场风波在哭咽河上修起的大坝，已经被山洪从中央豁开一个大缺口，完全垮掉了。这意味着当年那几万斤高粱、无数个劳动日和“半脑壳”田二的一条人命，都统统付之东流。大坝落成后，孙玉亭曾出主意在坝面上用镢头雕刻了毛主席的两句诗词：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玉亭当时解释说，刻这两句诗最恰当，因为大坝旁边的神仙山就是神女变的。现在，烂坝大豁口的两边，只剩下了“高峡”和“无恙”四个字，似乎是专门留下来嘲笑福堂和玉亭的。幸亏当时洪水是一点一点把大坝拉破的；否则，金家湾的半个村舍和哭咽河口对面田家圪的许多人家，恐怕都让洪水卷走了。

这个坝的垮掉对田福堂的打击是沉重的。他那股大干一番事业的劲头明显地跌落了下来。同时，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也使这个盲目而自信的农村政治家吃了一惊又吃一惊。当年他曾以大寨和永贵同志为榜样，可现在这两个农村的样板渐渐都销声匿迹了；而且玉亭还告诉他，三月份昔阳县委在报纸上都公开做了检查。又据石圪节公社主任徐治功说，县上已经把“农业学大寨办公室”也撤销了。哈呀，连大寨都不学了？这正如田二活着时说的那样：世事要变了！

世事看来的确要变了。春节前后，中央发出通知，把地、富、反、坏、右的帽子都摘了，而且他们的子女入学、参军、招工招干和入党入团，一律不受影响。这不是和贫下中农平起平坐了吗？看，把金光亮几家地主成份的人高兴成啥了！走路都能得唱“道情”哩！

再看看！现在到处的集市都开放了——这实际上是把黑市变成了合法的。有的人还跑起了长途贩运，这和投机倒把有什么两样？最使人想不通的是一再强调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那公社和大队的领导还有什么权？现在这两级领导都怨气冲天，圪蹴下不工作了——工作啥哩？一切都由生产队说了算嘛！唉，这社会已经全乱套了，竟然提倡人发家致富哩！毛主席老人家生前一贯爱穷人，而今却爱起了富人……

田福堂在眼花缭乱的社会变化面前，感到自己完全成了个傻瓜。他越来越摸不着头脑了。他的助手孙玉亭每天都要往他家跑一次，惊慌地告诉他报纸上又有了什么新的政策和做法。看来这大变化还在后面哩！本来，田福堂以为眼下这是什么人一时的胡闹，过一段就要纠正——那时当然又会有一些人犯路线错误。他甚至预见过这种“胡闹”不会超过半年。可现在不仅没有纠正的迹象，反而却越走越远了……

在田福堂对眼前的变化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更大的冲击就直接来到了农村——上面已经要派人下来搞生产责任制了！孙少安去年要搞而没有搞成的事，现在竟然要在农村普遍实行！听说这政策是他那个升了官的弟弟田福军鼓弄的。福堂在心里说：福军，你新官上任三把火，乱烧一通，迟早要犯大错误呀！

麦收之后不久的一天，石圪节公社就派武装专干杨高虎到双水村来，帮助他们搞生产责任制。听说每个村子都去了干部。不过，高虎到他们村说，根据县上的精神，搞生产责任制不是硬性的；搞也可以，不搞也可以，由大队自己定。

杨高虎把这个“主要精神”给大队党支部传达后，也就不管了，拿着枪整天到山里去跑着打野鸡。

大队党支部开了一晚上会，决定双水村不搞生产责任制。除过支委兼大队会计田海民外，其余四个人的意见是一致的。奇妙的是，田福堂、孙玉亭、金俊山和金俊武，四个人尽管个人之间有许多矛盾和冲突，但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采取了共同的立场。当然，他们的“一致”在性质上有区别：田福堂和孙玉亭是坚决反对搞；金俊山和金俊武是怕犯错误而不敢搞。田海民一个人表示最好由社员自己讨论决定搞不搞——他的意见另外四个人不予理睬，等于没说。

但是，双水村第一生产队的正副队长孙少安和田福高，却没把大队党支部的决定当一回事，吵闹着要在一队搞生产责任组了！本来他们去年就要搞，后来被上级领导压制了。现在既然上面说能搞，大队党支部怎么可能再压住呢？

哈呀，孙少安这小子公然不服从大队党支部的决定，简直无法无天了！

可是，在耕翻麦地前，田福堂眼睁睁地看着他所在的一队“乱”了……

那些天里，整个田家圪处在一种纷乱的激动之中。在田福堂的记忆里，这情景只有在土改和合作化时出现过。看吧，天一黑，人们把饭碗一撂，鞋底子掼得山响，就纷纷拥到一队的饲养室，吵嚷大半个夜晚。

一切很快被确定了下来。

正式分组的那晚上，副队长田福高终究是同族人，专意客气地上门来把田福堂也请去了。福堂尽管一肚子不舒服，也只好一脸丧气去了饲养室。他不去不行，因为他自己也是一队的成员。

田福堂压抑不住痛苦，一开始就极没修养地和队长孙少安没头没脑混吵了一架，然后甩手走了。是的，他太痛苦了。当年搞合作化时，他曾怀着多么热烈的感情把这些左邻右舍拢合在一起；他做梦也想不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大家又散伙了。随着集体的散伙，他的精神也七零八碎了！

他无法接受眼前的现实。

但他也没有能力拒挡这个潮流。

是的，尽管他拂袖而去，田家圪的生产责任组照样划分开了！

当然，一队也总不能把田福堂甩下不管，得让他加入到某个责任组去。

可责任组又是自愿结合，没有哪个组愿意要党支书！要田书记等于要一个负担——他常不是开会，就是“做工作”，一年四季劳动不了几天。

啊啊！以前人们谁敢想象，堂堂的田福堂，竟然能被冷落到如此的地步！

谁也没有注意，那晚上田福堂的儿子润生也来参加会。他父亲甩手走后，这个瘦弱的青年没有走。他最后看没人愿意要他爸，就把孙少安和田海民拉到一边，恳求说：“我们家能不能和海民哥一个组呢？你们不要计较我爸，他年纪大了，又是老脑筋。你们就把我看成是我们家的主事人。我爸气管有病，劳动可能不行。但我自己不教书了，准备到责任组劳动呀……”

孙少安和田海民有点惊讶地听完润生的话。他们没注意到这个并不起眼的娃娃，已经成了一个大人——一茬又一茬的男人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地走上了严峻的生活舞台。

在这个诚恳的青年面前，两个已经成熟的庄稼人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此刻，他们大概立刻就能想起，当年的某个时候，他们就是这样有了成人的参与意识，庄严地面对着生活的挑战。这样的青年理所应当值得尊重。

少安立刻劝说海民将润生一家接受到他的组里。海民同意了。不管怎样，不能把支书丢下不管；再说，润生这么恳求，他不好伤这娃娃的脸——自家吃亏就吃亏吧！

海民虽然同意了，但说他还要和他爸和组里其他几家人商量一下。

撂在空摊上没人要的还有我们的玉亭同志。不过，他即使是纯粹的累赘，少安也不会把二爸拒之门外的——他只能把他收留在自己的组内。玉亭也知道这一点，于是就放心地攻击这“资本主义复辟行为”——他知道侄儿最终还得要他。

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双水村的第一生产队就化成了十几个责任组。一般一个组四五户人家，都是自愿结合在一起的，大都是父子或亲近的门中人在一块。生产队的土地、牲畜和农具等，一律打成上、中、下三等，按各组户数、劳力和人口分配开来，实行以组核算。

在饲养室田万江老汉的窑洞里各组组长占卜般紧张地抓完纸蛋后，众人就先后拿起绳索丈量麦地了。麦地一分开，马上又分秋田。秋田在分配时，另外考虑了各块地今年庄稼的长势。牲畜由于棚圈方面的困难，这半年仍将由田万江统一喂养——万江老汉这半年被“提拔”到了民办教师的位置上，参与所有责任组的分配……

双水村一队的责任组并不是个例外。与此同时，黄原各地的农村生产责任制都铺排开了。当然，地、县、社、队各级领导，既有积极支持和投身于这变革浪潮的人，也有不少人处在不理解甚至反对的状态中。有的同一级领导中，往往给下级发出了相互矛盾或者对立的指示。最引人注目的是，在黄原行署号召全区推行生产责任制的同时，地委管辖的《黄原报》却接二连三发表评论员文章，对责任制横挑鼻子竖挑眼。这是一个混乱的非常时期。群众中广泛流传的几句顺口溜形象地概括了眼下的形势：上面放，下面望，中间有些顶门杠！

正因为这样，本年度下半年全地区出现了各种生产方式并存的局面。情况真是五花八门！比如石圪节公社东拉河流域的四个村庄，罐子村全村实行了生产责任组；双水村半个村实行了生产责任组；下山村干脆包产到户了；而公社所在地石圪节大队却仍然坚持他们的大集体生产方式……

在双水村田家圪一队生产责任组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金家湾那边的二队却按兵不动。这当然是有原因的。金家湾这面的人中农以上成份的居多，合作化时他们不积极，许多人因此被收拾得多年抬不起头来。现在又要把集体往开分，他们一时鼓不起这种勇气。当年因为对集体化不积极而受到的批判，仍然记忆犹新；现在怎么敢贸然把集体弄散伙呢？

不过，说实话，金家湾许多人的心都被田家圪分队分乱了。他们激动地注视着东拉河对岸所发生的一切。他们心里盘算：如果一队的责任组成为事实而存在下去，不久他们也许就能步其后尘了。

紧接着时令就到了耕翻麦田的时候。金家湾的人看见，田家圪那面的人像发了疯似的，起早贪黑，不光把麦田比往年多耕了一遍，还把集体多年荒芜了的地畔地棱全部拿镢头挖过，将肥土刮到了地里。麦田整得像棉花包一般松软，边畔刮得像狗舔了一般干净。哈呀，这些家伙是种地哩还是绣花哩？瞧，所有的秋田不仅锄了三遍草，还又多施了一次化肥！不得了！这样干下去，用不了几年，田家圪许多人家要发得流油呀！金家湾的人眼发红，手发痒，心里像钻进去些毛毛虫……

往日吵吵闹闹的田家圪，现在一整天鸦雀无声，再也看不见什么闲散人，甚至连女人和娃娃都到地里拼命去了。

可是，田福堂却关住门，一整天躺在土炕上不起来。他不时地闻纸烟，闻罢后又咳嗽老半天。他难受。从内心深处说，他难受的不仅是集体被弄散伙了，而最主要的是，集体散伙了，他田福堂怎么办？

是呀，多少年了，他靠集体活得舒心爽气，家业发达。他能不热爱集体吗？没有了集体，也就没有了他田福堂的好日子；他的命运和集体息息相关。如今让他也上山握老镢把吗？他已经多年不摸劳动工具；况且这把干骨头，又有气管炎，怎么能一年四季山里上洼里下呢？

在土炕上躺了几天以后，田福堂实在憋闷得不行，就一个人起身到石圪节去赶集散心。

走到石圪节街上，田福堂看见集市也和往年大不一样了，不知从哪里冒出那么多的东西和那么多不三不四的生意人！年轻人穿着喇叭裤，个把小伙子头发留得像马鬃一般长。年轻女人的头发都用“电打”了，卷得像个绵羊尾巴。瞧，胡得禄和王彩娥开的夫妻理发店，“电打”头发的妇女排队都排到了半街道上……

田福堂心事重重地在街道上溜达了几圈后，就想到公社去和徐治功拉阵闲话。白明川提拔到县上后，徐治功就成了石圪节的一把手。

他到公社时，徐主任正和一个干部蹲在院子的凉崖根下下象棋。杨高虎端个洗脸盆，在灶房门口拔野鸡毛。不知哪个窑洞里，传出来吼雷一般的鼾声。

公社里从来没有像如今这样消闲啊！

田福堂蹲在徐治功旁边，一边看下棋，一边问治功：“你们怎不下乡搞责任制呢？”

徐治功一步将对手“将”死后，引着田福堂一边往办公窑走，一边说：“现在不是要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吗？公社还有屁事可干？上面说责任制搞也可以，不搞也可以。那就让农民自己看着去办吧！反正搞好搞坏，和公社球不相干……这你比我清楚！这都是你弟弟的政策嘛！”

田福堂一时噎得说不出话来了。他在治功的办公窑里支吾着应付了几句，喝了一杯茶，就又告辞出来了。

田福堂本来是到石圪节散心的，没想到越散心越烦。治功刚才提起了他弟弟，使他忍不住又想起了自己的女儿——她现在也调到黄原去工作了。他是半年前才知道女儿和女婿的关系糟糕透顶。老天！为什么家事国事都这么不顺心呢？

赶集回来，吃罢晚饭，田福堂又一个人来到中窑里，仰靠在被垛上闭住眼休息。胡盘乱算一天，也够熬人的。

正在他闭目养神的时候，润生进来了。

儿子立在脚地上，犹豫了一下，对他说：“爸，我下半年不准备教书了。”

“为什么？”田福堂直起身子问。

“我到责任组劳动呀！”

“胡闹啥哩！好好当你的老师！”田福堂生气地说。

“爸，农村一眼看见要分开种庄稼呀，这学校怎个办也说不来了，还不如现在就不教这书哩……”

“只要能教一天，你也要教你的！”

“爸爸，我已经想过了，现在生产队一分开，咱们家没人劳动不行。你身体不好，不能上山。我准备劳动呀！爸爸，你放心，我肯定能养活了你和我妈。再说，我要是参加了劳动，村里人就看不上你的笑话了。我以前没劳动过，但慢慢就会习惯的。我明天就准备到海民哥的组里去出山……”

田福堂眼眶里旋转着泪水，声音沙哑地对儿子说：“爸爸舍不得让你去受苦！听爸爸的话，还去教你的书；爸爸准备出山呀！我身体没什么大病，能劳动哩……”

“主意我已经拿定了，下半年我不再去学校！”润生说完就转身出去了。

儿子刚一走，坚强的田福堂趔趄着身子关住门，然后一头扑倒在土炕上的被堆里，咧开嘴无声地哭了……

第七章

麦子种完，犁铧一挂，就到了白露；这时节，锄头也就要束之高阁了。

农历八月，是庄稼人一年中最美好的时光。不冷不热，也不饥饿；走到山野里，手脚时不时就碰到了果实上。秋收已经拉开了序幕：打红枣，割小麻，摘豇豆，下南瓜……

庄稼人孙少安的心情和这季节一样好。

真是连他自己也难以相信，几年前他梦想过的一种生活，现在开始变成了现实。一群人穷混在一起的日子终于结束了，庄稼人的光景从此有了新的奔头。

谁说这责任制不好？看看吧，他们分开才一两个月，人们就把麦田种成了什么样子啊！秋庄稼一眨眼就增添了多少成色！庄稼人不是在地里种庄稼，而像是抚育自己的娃娃。最使大伙畅快的是，农活忙完，人就自由了，想干啥就能干啥；而不必像生产队那样，一年四季把手脚捆在土地上，一天一天磨洋工，混几个不值钱的工分。庄稼人也愿意活得自由啊！谁愿意一年到头牛马般劳动而一无所获呢？人们在土地上付出血汗和艰辛，那是应该收获欢乐和幸福，而不是收获忧愁和苦痛的……

少安感到，他父亲的脸上也显出了他过去很少看见的活色。一年多前，当他像现在一样把队分开的时候，父亲曾多么担心他栽跟头呀！好，现在老人放心了，因为上面有人支持让这样搞哩！

在他们这个责任组里，父亲实际上成了领导人。二爸一开始不愿“走资本主义道路”，牛着不出山，他没办法，父亲就到田家圪吼着骂了一通，二爸也就无可奈何被吆起身了。对于二爸来说，大队的常年基建队已经解散，他要是不在责任组劳动，就没处去干活了——归根结底，他是农民，还拉扯着三个娃娃，不劳动一家人吃啥呀？

少安家里眼下还没有什么大变化。老祖母八十二岁，仍然半瘫在炕上；母亲头发已经半白，但也没什么大病，照旧像过去一样门里门外操劳；弟弟少平还在村里教书，今年二十一岁，完全成了大人，只是比过去说话更少，放学后就闷着头干活；小妹妹兰香去年考入了原西县高中——让全家骄傲的是，她考高中考了全县第三名。兰香一直在县高中住校，两个星期才回家一次。

他们家最大的熬煎，仍然是他大姐一家。罐子村实行责任组后，他姐夫王满银就跑了出去。说是做生意，可这二流子两手空空，谁知到什么地方瞎逛荡去了。政策一宽，社会一松动，有些农民已经开始脱离土地，向外地和城镇流去。这些人大部分出去是靠力气和手艺挣钱；也有人鬼知道靠什么手段谋生呢。他们村金俊文的大儿子金富，半年前就出走了，至今杳无音讯，连家里人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少安知道，他姐夫屁股一拍走了以后，那个家就又得靠姐姐一个人来操磨了。猫蛋今年八岁，已经在罐子村小学上二年级；狗蛋也已经六岁，明年就该上学了。可是他们不务正业的父亲丢下他们和母亲不管，一个人到外面逛世界去了——真是作孽！

孙少安自己的家庭仍然是幸福的。他和秀莲从结婚到现在，一直保持着热烈的爱恋。据说有了孩子，两口子的感情就要减少一些，而分散给了孩子。但是虎子降生以后，他两个的感情似乎倒更深了。是啊，仔细地品味，人生是多么美妙，又是多么神秘——这样一个活蹦乱跳的小东西，竟是两个人共同创造的！他和她，通过这个娃娃，更意识到他们是完全融合在一起了。当他们共同疼爱孩子的时候，相互看一眼对方，心间就会淌过那永不枯竭的、温暖的感情的热流。

有孩子以后，秀莲就更不讲究自己的穿戴，经常是一身带补钉的衣服。少安记得他很小的时候，那时还年轻的母亲就是穿着这样一身缀补钉的衣裳。像土地一样朴素和深厚的母亲啊！想起来就让人温暖，让人鼻根发酸。少安很喜欢妻子这身打扮，他希望自己的儿子也能记住这样一个母亲的形象……

生育以后，秀莲反而更结实了，门里门外的活拿得起，放得下，从不叫苦喊累。只是晚上睡在一个被窝里，有时她在他耳边念叨说他们不能像其他年轻夫妇一样，干干练练过几天日子。少安明白妻子的心思。在农村，年轻人成家后，几乎没有和老人一块过日子的。但他还是老主意：决不分家。秀莲知道不能改变他，但还是忍不住要转弯抹角地嘟囔。另外，她在枕头边说得最多的话，就是她还想给他生个女儿。实际上，这也是他的心愿。但现在计划生育政策很严，他们不敢放肆。生完虎子后，没用公家催促，他就带妻子到石圪节医院戴了节育环……

责任组实行以后，所有组的麦田比往年生产队种得又好又快；而且秋田也比往年多锄了一遍。金家湾和田家圪毗邻的地块，庄稼看起来明显地有了高低之差。东拉河西岸的劳动热情空前地高涨。孙少安尽管还是名义上的生产队长，但实际上田家圪现在有了十几个队长，甚至每一个农民都成了队长。早晨，再也不用孙少安派活和催促了，许多人现在出山都走到了他的前头！

麦子种毕，又停了锄务，而大规模的秋收还没有开始——田家圪的庄稼人多少年来破天荒第一次消闲了。好，人们开始有时间赶集上会，做点小生意；手巧的庄稼人，鼓弄起了家庭副业。

眼下，少安还没有这份闲心。责任组的农活是没什么可做了，他就又一头扑在了自留地里。他起圪塄帮畔，想多整出一块平地来，明年好扩大蔬菜种植。

这天早晨，天还不明，他像往常一样准备爬起来上自留地，但秀莲抱着不让他起床。她撒娇说：“多睡一会吧！你常天不明就把我一个人撂在被窝里！现在又没要紧活路，你再睡一会……”说着便用两条结实的光胳膊紧紧箍住了他的腰。

少安没法，只好依了她。

于是，两口子第一次把觉睡到了大天明。

起床以后，情绪正好的秀莲又对丈夫说：“干脆！你今天也别出山了，到石圪节赶集去！一年四季没明没黑在地里操磨，你也歇息上一天，到集上去散散心。”

少安被妻子说动了心，就决定今天到石圪节赶集去。是呀，他已经好多时没到石圪节去了。对他们来说，走石圪节就等于是逛城市；或者说等于城市的人去逛公园。

秀莲给他换了见人衣裳，又烧了半锅热水，让他把满头的土垢洗干净，然后亲自拿那把破木梳给他把头发梳理了一下。少安一边照镜子，一边耍笑说：“你把我打扮成个新女婿了！”

秀莲说：“等咱们有了自己的新窑，就再结婚一次！”

秀莲的话使少安的心情沉重起来。是的，什么时候，他们才有自己的新窑洞呢？从他们结婚到现在，就一直住在饲养院的破窑洞里。但他又想，只要政策就这样宽下去，他有信心在这几年里给自己营造个新家。

两口子相跟着回到家里吃过早饭，少安就准备起身到石圪节去赶集。在他们回家之前，父亲已经吃过饭出山去了——老人劳动心劲越来越大。

少安临起身前，他妈对他说：“你赶一回集，身上也不带几个钱，干脆把咱刚摘下的老南瓜带几个卖了，你好花销……”

少安想也是，大人倒没什么，但回来总得给虎子买点什么。

于是，他就在羊毛口袋里装了几个南瓜，扛在肩上去了石圪节。

石圪节的集市和往常大不相同了——庄稼人挤得脑袋插脑袋。大部分人都带着点什么，来这里换两个活钱。街道显然太小了，连东拉河的河道两边和附近的山坡上，都拥满了人。到处都是吆喝叫卖声。土街上空飘浮着庄稼人蹚起的黄尘。

不时有一个穿花格衬衫、戴蛤蟆镜的青年在人群中招摇而过，手里提的黑匣子像弹棉花似的响个不停，引得老百姓张大嘴巴看新奇。

孙少安挤到南街头食堂旁边的菜市场上，几个老南瓜不多时就卖了。

他把毛口袋卷起夹在胳膊窝里，准备去给虎子买几毛钱的水果糖，给秀莲买一块揩汗的手帕，再拣绵软一点的吃食，给老祖母买一点。他的老南瓜卖了三块五毛八分钱，足够置办这些东西。如果还有剩余的话，他还准备给父亲买一块包头的羊肚子毛巾——他头上的那块已经肮脏得像从炭灰里捡出来似的。

孙少安正从南街的人群里往北街挤的时候，突然感觉有人似乎拉扯他的衣服。他心一惊，以为是小偷——听说操这行当的人现在多起来了。

他赶忙回过头，才发现是他的同学刘根民。

根民手里提着个黑人造革皮包，笑嘻嘻地对他说：“我从背影上就认出是你！”

少安问他：“你到哪里去呀？”

“我刚下乡回来。走，跟我到公社去。我正准备捎话叫你来呢！现在走，我有事要给你说！”

少安只好和根民一块挤过人群，跟他往公社走。一路上，他估摸不来根民要给他说什么事。既然根民先不说，就说明街上不能谈论，他也就不能问。是不是他又犯了错误？犯了什么错误？他想来想去，他没做过什么出格事。至于责任组，现在这是上面也同意搞的，更何况又不是他孙少安一个人搞——不会是这事！

他很快排除了他再一次面临批判的可能性，于是精神便松宽下来。

根民一边走，一边给他递上一根纸烟。

少安一般不抽纸烟，仍然卷旱烟抽，但老同学的这根纸烟他接住了。

根民现在已成了石圪节公社副主任。一身干净的深蓝制服，头发稍稍背梳起来，看起来已经蛮像个公社领导了。这人性格随和，但脑子利索，在石圪节上高小时就是班上的生活干事，做什么事都很认真。少安很感激他的同学；在他成了干部而自己成了农民的时候，他一直像过去一样把他当朋友对待。

少安跟根民进了公社院子。徐治功主任正和公社民政专干下象棋。他们进来时，徐治功只抬起头跟刘根民打了个招呼，就赶忙举起一颗棋子往石板棋盘上一掼：“将！”

根民走过去，对下棋的徐治功说：“徐主任，根据我这次下乡看，凡是实行了责任制的村子，今年麦子播种情况普遍好。麦田比往年都多耕翻了一遍，而且还掏了圪塄溜了畔……”

徐治功手里举着一颗棋子正要用劲往石板上掼，这时将举棋子的手突然停在半空中，仰起脸问刘根民：“掏了圪塄溜了畔，黄河泛滥怎么办？”

这句没头没脑的话，倒问得刘根民不知如何对答。

徐治功说完这句有水平的话后，就不理刘根民了，扭过头把手中那颗棋子掼在棋盘上，对民政专干说：“再将！”

刘根民只好转过身，引着少安进了他的办公窑。

根民给少安倒好茶，在脸盆里弄了点凉水，一边擦脸，一边抱怨说：“现在农村正搞责任制，实际上工作更多更麻缠了。可徐主任说现在没什么工作，整天蹲在凉崖根下下象棋。公社有的干部也看他的样，圪蹴在机关不下乡，把我们几个快忙死了……”

因为根民说公社的事，少安不敢评价，只是一边喝水，一边冲刘根民会意地笑。

根民擦完脸，说：“现在说咱的事。是这，县高中准备扩建教室，我一个表兄是高中管总务的，也负责基建。他们在城边的拐峁村买下些砖，要往中学工地上拉。他问我有没有亲戚愿干这活。我想了一下，我在农村的亲戚没人愿去。这是个受罪活！我突然想起了你，不知你愿不愿去？我前几天就想让你来一下，但没碰上双水村的人，捎不出去话……”

少安听根民说完，先怔住了。随后他问：“工钱怎样？”

“拉多少赚多少！一块砖赚一分钱运费。如果架子车拉，一回估摸拉四百块吧，一天拉十来回，能赚一笔大钱呢！”

少安叹了一口气，说：“人一天能拉多少呢？这得要牲畜拉才行！架子车好搞，现在有包产到户的队，当年搞农田基建队的架子车有折价卖给个人的，大概不到一百元就能买辆好的。问题是要买头好牲畜可就不容易了！要是骡子的话，没一千来块钱是买不到手的……这事恐怕我做不成，你还是另打问别人去……”

根民立刻说：“我考虑了你揽这活的困难。主要是牲畜问题。这样行不行？你干脆在公社信用社贷点款，个人再转借上一点钱，买个骡子！这活干完了，牲畜也使用不坏，到时保准卖个原价，这样你不是就把钱赚了吗？你这家伙是个有心计的人，怎么连这个账都算不开！”

孙少安皱着眉头一口接一口吸烟卷。他开始被刘根民的“论证”吸引了。他问根民：“信用社能给我贷一千块钱吗？”

“不行啊！公社已做了决定，即使是特殊情况，一次最多也只能贷七百元，还要公社副主任以上的领导批准哩。一般人一次只能贷一二百块。当然我会按特殊情况对待你。这也不算走后门，我是在规定范围内办事。另外的几百元就得你自己想办法。几百块钱我私人也拿不出来，要不我就借给你了……”

少安一个人想了半天，然后对老同学说：“让我再思谋几天，回去和家里人商量一下，罢了给你回话！”

根民说：“那也好。不过，时间不要太长，中学那面催得很紧……”

当孙少安出了公社院子的时候，街上的集市已经快要散了。他只糊里糊涂给儿子买了几毛钱的水果糖，就折转身往回走。一路上，他不断考虑猛然出现的这个新的生活契机，心在咚咚地跳着。直到快要进双水村的时候，他才发现他把装南瓜的羊毛口袋丢在根民的办公窑里了……

第八章

孙少安回家后，天还没有黑。家里人已经吃完了晚饭——给他留下的饭在锅里热着。父亲碗一放就到院子的旱烟地忙去了。秀莲正给虎子洗脸——她等他吃完饭，就准备一块相跟着回田家圪的饲养院。

少安把衣袋里的水果糖给儿子掏在炕上，然后抱歉地对家里的其他大人笑笑，说：“我有些事，回来得忙，没顾上给你们买个什么……”

大人们都没言传，甚至也没认真听他说这话——他们压根儿就不会想赶一回集还要给大人买个什么。

少安接着匆忙地扒拉了两碗饭，对妻子说：“你先回去，我和爸爸有个事要商量一下，过会就回来了。”

秀莲把虎子亲了亲，就起身走了。虎子一直是跟爷爷奶奶在这面睡的。

少安嘴一抹，走到院子里，对忙活的父亲说：“爸，我有个事想和你拉谈一下……”

孙玉厚老汉拍打着一双沾泥带土的手，从旱烟地里转出来，和儿子面对面蹲在院子的空场地上。

少安卷好一支旱烟卷，等父亲把烟锅装起后，一根火柴点着了两个人的烟。

接着，他就把公社刘根民给他说的事，一五一十给父亲转述了一遍。

孙玉厚听儿子说完，眼瞪了半天；然后不由自主地用手指头在地上画开了道道——这是进行计算活动。他画的不是数字，而是一些像古星象图似的点点杠杠；除过他，谁也看不懂其中的奥妙。平时简单的账玉厚老汉都用心算；一遇较复杂的数字，他就用手指头在地上画开了这种“星象图”。

孙玉厚在地上画了一会，抬起苍头，说：“除过各种沓杂，一天能赚不少钱。”

这笔账孙少安早算过了，他说：“就是的。”

“可是牲口买不起啊！”孙玉厚看着儿子说，“这活苦重，驴不行，得用个骡子；可这得千大几才能买来！咱们借百儿八十手都抖哩，这么多钱怎敢借？要是公家都贷了款还好说。可人家只给七百块，剩下的就要向私人借。私人谁有那么多钱？就是别人有，咱能借来吗？总不能再向金俊海家开口吧？你结婚时借下的钱，要不是少平教书有两个补贴，恐怕现在都还不了人家……话又说回来，就是公家的贷款，也要限时间还，而且要扛利息……”

“不管怎样，只要能买了牲畜，干一两个月活，这些账债开过，还能赚不少钱呢！”少安看出父亲借债借怕了，把他刚算过的那笔有利的账忘记了。

孙玉厚这才又反应过来，这次借债和少安结婚借债不一样——这是借本赚利呢！

不过，他还是忧心忡忡地对儿子说：“这可是一笔大钱！我借钱借怕了，谁知道这事里有没有凶险？另外，几百块钱你向谁借？”

少安再不言语了。

他能向谁借这几百块钱呢？

他长叹了一口气，把烟屁股一丢，双臂抱住膝盖，深深地埋下了头。他只听见父亲在他旁边“叭叭”地使劲吸烟。在一片沉寂中，远处东拉河的河道里，传来一声牛的哞叫。

天色暗下来了。

过了一会，少安抬起头，对父亲说：“那我明天给根民捎个话，让他另找别人揽这活去。”

父亲无可奈何地说：“那就叫人家去干吧。没有金刚钻，揽不了这瓷器活……”

孙少安回到饲养院那边的家里后，秀莲已经躺在被窝里，但还没有入睡，灯一直点着。

少安一边脱衣服，一边对她说：“你怎睡下还点灯熬油呢？”

“我一个人怕……”妻子说。

和秀莲躺在一块的时候，少安仍然为丢了有生以来最大一笔收入而忍不住叹息起来。

秀莲警觉地瞪起一对大花眼睛，问丈夫：“你怎么啦？”

少安于是又把拉砖的事给妻子说了一遍。

秀莲听他说完，在被窝里抬起半个光身子，高兴地说：“如果能赚这么大一笔钱，那咱们不光能打土窑，就是硬箍几孔石窑洞也够了！”

她一下又想到她的“主题”上了。

少安亲昵地把妻子扳倒在被窝里，说：“你看你！小心凉了……这都是空说哩！什么地方去借那几百块钱买牲畜？”

兴奋的秀莲又一次爬起来，两只手托在丈夫结实的胸脯上，说：“这事你别熬煎！咱们给山西我爸写个信，让他想办法给咱转借这钱！我知道哩，我姐夫手头有点积攒哩！”

少安听秀莲这么一说，也一闪身从被窝里坐起来，说：“这门路倒能试一下！”

夫妻两个于是光身子坐在被窝里，商量开了从秀莲娘家那里借钱的事。

“干脆！咱现在就给家里写信，明天就邮出去！”性急的秀莲说着，便身上一条线不挂跳下炕，从对面的土台子上找出少安上学时的那支烂杆钢笔，又把兰香作业本后面写剩的几张白纸撕下来。她回到炕上，把煤油灯往被窝旁边挪了挪。

这样，两个小学毕业生就趴在被窝里，把纸压在枕头上给山西的贺耀宗写起了信。秀莲知道怎样才能打动她爸的心，因此由她口授内容，少安执笔书写。夫妻俩折腾了好一阵才把信写完。

这下两个人都睡不着了，乘兴致干完了恩爱之事，又搂着拉了半晚上话。两个人兴奋地回忆了他们过去的相识，谈了他们眼下的生活，设计了他们未来的光景……

第二天吃早饭时，少安把他给丈人写信借钱的事告诉了父亲。

孙玉厚说：“你丈人家也不是银行！能拿出那么多钱来吗？如果他能给你借这笔钱，那你按你的想法去做，爸爸不管你。”

“如果我包工外出，马上就是秋收大忙，你得受累。另外，还不知组里其他几家人愿不愿意让我走……”

“他们怎不愿意？你给组里交包工钱，年底众人还能分一点现金。一眼看见，今年下来吃的问题不大，但钱和以往一样缺，众人巴不得有个来钱处呢！至于秋收，这和过去生产队不一样，都经心着哩！用不了几天，大头就过去了。咱家里我一个劳力满能行。只要你能买得起牲畜，你走你的！再说，你又不是常年包工，那活一两个月不就干完了吗？”

少安说：“按现时包工行情，一个月交队五十元，我多交上十元……”

父亲的态度使少安把另外一些担心消除了。他现在只是等着山西那里的回信。

但是，他的秀莲对家里给他们借钱是不是过于自信？丈人家有没有这笔钱？就是有这笔钱，会不会给他们借？常有林是上门女婿，就是丈人有心帮扶他们，“挑担”会不会从中作梗？自秀莲和他结婚后，他们还一直没回过山西，那里的情况他们现在两眼墨黑……

几天以后，山西的回信终于来了。

这封信把少安和秀莲高兴得眉开眼笑！信是常有林给他们写的。姐夫在信中告诉他们，家里接到信后，都十分乐意帮扶他们这笔钱。常有林并告诉他们，他已经打问过，山西这面的大牲畜价钱要比他们这面便宜，因此他建议少安把贷到的款拿上，到山西来一趟，由他帮他们买一头好骡子……

少安接到信后，和家里人商量了一下，立刻去石圪节找到了刘根民。根民当下帮助他在公社信用社贷了七百元款，并把少安将要来拉砖的事打电话告诉了县高中他的表哥。少安装起贷款，拿了上次丢在根民办公窑的羊毛口袋，先跑到下山村用七十块钱买了一辆架子车，赶天黑才返回到双水村。

第二天，他就坐公共汽车去了山西老丈人家。

到山西后，常有林从家里拿出四百元钱，引着少安到柳林镇用九百九十元钱买了一头三岁口的铁青骡子……

从山西返回来的时候，少安就不用坐公共汽车了。他在骡子背上搭了一条线口袋，骑着这头牲畜往回走。这头骡子体魄雄壮，口青力大，毛色光亮如绸缎，一路上到处被人夸赞。快过黄河时，有人就出价一千一百元要买它。但再大价少安现在也不会卖。

第二天下午，少安骑着骡子来到了黄河大桥。

以前几次走山西往返都是坐汽车，经过大桥时，不能好好瞧瞧黄河，很急人。现在他迫不及待地从骡子背上跳下来，把牲口拴在一块石头上，就怀着一股难言的激动，走到大桥中间，伏在桥栏杆上。

他立刻感到一阵眩晕和心悸……

眼前是一片麦芒似的黄色。毛翻翻的浪头像无数拥挤在一起奔跑的野兽吼叫着从远方的峡谷中涌来，一直涌向他的胸前。两岸峭壁如同刀削般直立。岩石黑青似铁。两边铁似的河岸后面，又是漫无边际的黄土山。这阵儿，西坠的落日又红又大又圆，把黄土山黄河水都涂上一片橘红。远处翻滚的浪头间，突然一隐一现出现了一个跳跃的黑点，并朦胧地听见了一片撕心裂肺的喊叫声。渐渐看清了，那是一只吃水很深的船。船飞箭一般从中水线上放下来，眨眼工夫就到了桥洞前。这是一只装石炭的小木船，好像随时都会倒扣进这沸腾的黄汤之中。船工们都光着身子，拼命地扳着，拼命地喊着，穿过了桥洞……

少安立刻调过身，看见那船刹那间就到了下游——下游水面开阔，船行走得似乎慢了下来。

这时候，他看见另一只上行的船正在河边像甲虫似的慢慢向大桥这里移动。牵着船的那根绳索像绷紧的弓弦似的伸向河岸的峭壁，扣在一串光身子纤夫的肩膀里。这些人几乎是在半崖的羊肠小道上手脚并用爬着走；呻吟般的“嗯哟”声像来自大地的深处……在这令人痛苦的呻吟中，那只下行的船已经漂到了一片平静的水面上；接着便传来了艄公那无拘无束的歌声——

你晓得，

天下黄河几十几道湾？

几十几道湾上几十几条船？

几十几条船上几十几根杆？

几十几个艄公来把船来扳？

船工们的应和声如同闷雷一般——

我晓得，

天下黄河九十九道湾，

九十九道湾上九十九条船，

九十九条船上九十九根杆，

九十九个艄公来把船来扳！

船和歌声都渐渐远去了……

孙少安立在大桥边上，两只手紧紧抠着桥栏杆，十个指头似乎都要钳进水泥柱中。他感到胸腔里火烧火燎，口也有点干渴。他的心中腾跃起一股难以抑制的激情，似乎那奔涌不息的河水已经流进了他的血管！

他离开桥边，走过去解开牲口的缰绳，一翻身骑上去，风一般迅疾地穿过大桥，向黄河西岸奔去……

第九章

九月下旬，在一个秋雨濛濛的日子里，孙少安带着自己的畜力车，来到了原西县城。

雨中的原西城非常寂静。雨水洗过的青石板街上，看起来没有多少行人。商店的门都开着，但顾客寥寥无几；售货员坐在柜台后面，寂寞地打着深长的哈欠。街道两边一些低矮的老式房顶上，水迹明光，立着一行行翠绿的瓦葱。到处都能听见淙淙的流水声。空气中满含着土腥味。原西河涨宽了，城内也能听见远处河水有力的喧哗声。天空灰暗的云朵一直低垂下来，和城外山峁上蓝色的雾气溶接在一起，缓慢地向北方涌动。偶尔传来一声公鸡的啼鸣和几声狗的吠叫，那声音听起来也是湿漉漉的……

一年一度的秋雨季节开始了。在农村，庄稼人现在都一头倒在热炕上，拉着沉重的鼾声，没明没黑，除过吃饭就是睡觉，似乎要把一年里积攒下来的疲乏，都在这几天舒散出去。多么好啊！矇眬的睡梦中闻着小米南瓜饭的香甜味；听着自己的老婆在锅灶上把盆盆罐罐碰得叮当响……

但是，孙少安享不成这福了。他现在浑身攒着劲，准备要在县城大动一番干戈。这是他的一次命运之战。

找到根民的表兄后，他才得知，由于等不到根民的回话，他表兄前不久已把这活包给了别人。听说他要来，根民的表兄费了好大劲才又把原来包活的人辞退了。

孙少安倒抽了一口冷气。

“那你在什么地方吃住呢？”根民的表兄问他。

“只要能干上活，这些都好凑合。人好办，主要是牲畜。”少安说。

根民的表兄想了一下，说：“拐峁大队的书记我熟悉，我们就是买他们的砖。我给你写个条子，你去找他，让他在拐峁给你寻个闲窑。不过，这得出租钱。我们这是学校，没空地方。再说，你住在城里，早上拉空车去装砖，多跑一趟冤枉路……吃饭哩？”

“如果有住的地方，我准备自己做着吃。”少安说。

“那好，你现在就到拐峁去，先找个住的地方再说！”

于是，少安就拿着根民表兄写的一张纸条，来到拐峁村找到了这里的书记。

书记为难地对他说：“我们村里没一眼闲窑啊！”

“我歪好不嫌！只要有个能遮风挡雨的地方就行了。”少安恳求说。

拐峁的书记想了想，说：“后村头有孔烂窑，没门没窗，和个山水洞一样；是村里一家人十几年前废弃不要的。你如果不嫌，自己去看看……”

书记用手指了指那孔烂窑所在的地方。

孙少安二话没说，就又带着他的骡子和架子车，一个人来到拐峁村后边那个偏僻的小山塆里。

这地方离村子有一里多路，周围全是荒野。

当少安找到那孔烂窑时，不免愣住了。这的确像个山水洞：不大的一个废窑，旁边塌下一批土，堵住了半个窑口；窑口前蒿草长了一人多高……

一切都破败不堪！

“这还不如个狗窝……”他自言自语说。

不过，少安很快决定就在这地方安身了。其他地方没住处，城里旅社住不起，有这么个遮风挡雨的洞洞也满不错了——这又不花一个钱！唉，揽工小子还指望住个啥好地方哩？再说，住在这地方也有好处，四野里都是荒地，容易给牲口割草……

细濛濛的雨一直不住气地飘洒着，山野里寂静得很！少安戴着破草帽在雨中愣了一阵，就穿过齐腰深的蒿草，钻进了这孔破窑洞。

外面看起来破烂不堪，里面还是个窑洞的样子，而且很干燥。刚从湿淋淋的雨中走进来，这破窑里有一种暖烘烘的气息。少安忍不住高兴起来。

他钻出破窑洞，立刻把铁青骡子从车上卸下来，先把它拉进了窑洞。牲口是他的命根子，不敢再让雨淋了；万一这牲口有个三长两短，他孙少安就得去上吊！

接着，他从窑洞口开始，两只手在蒿草丛中拨开了一条通向外面的路。堵在窑口的那堆塌下来的土，并不妨碍人畜进出，他也就不准备再清理了。

把架子车推进窑洞后，他把一个装过化肥的口袋铺在后窑掌的地上，倒下一堆黑豆先让骡子吃。他开始在窑洞出口的土墙一侧，为自己弄了个床铺；骡子在里他在外，晚上可以给牲口充当个“哨兵”。

他接着又在窑洞口塌下来的土堆上简单地戳了个锅灶——他原来就准备到城里后自己做着吃，行前准备了一点粮食和灶具。怎样省钱怎样来！反正一个人好凑合，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了。

弄好了炉灶，拿饮马的桶在坡下的小河里提来了水，孙少安就准备在这里做饭了。问题是还没有柴火。下了几天连阴雨，到哪儿去捡点干柴呢？

他想到河岸檐下说不定有夏季发洪水时落下的河柴。于是又冒雨跑出去了一趟，果真搂揽回来一口袋。

一切都“齐备”了。他在锅里下了些豆片和小米，便点燃了灶火。

袅袅的炊烟从这个荒芜的山野里升起来，飘散在濛濛的细雨中。炉灶里，干河柴烧得劈啪响。小铁锅的水像蚊子似的开始吟唱。后窑掌里，铁青骡子嚼了黑豆，饮了半桶水，满足地打着响亮的喷鼻……把他的！这倒真像个“家”了！

锅开以后，少安戴着那顶破草帽，通过蒿草中那条刚开辟的路，转到“院子”边上。

他用破草帽挡着雨，用纸条卷了一支旱烟棒叼在嘴上，一边吸，一边满意地打量着自己的“新居”，嘴角浮上了一丝笑意。他想，明天早晨，他就可以开始干活。原打算今天晚上去县高中找一下妹妹兰香，但现在没人给他照看这个不设防的“家”，等明天再说吧！反正他给县高中拉砖，每天都要跑那里……

孙少安这样想事的时候，看见一个人撑着顶黑布伞，从左边的土坡上向他这里走来——是找他的？

是的，这个穿戴不像农民也不像干部的人，径直走到他面前，问：“是你住在这里了？”

少安说：“是的。是拐峁大队的书记让我住在这里的。”

“这是不是书记的窑洞？”那人带着嘲讽的笑容问。

“书记说不是他的，是他们村一家人十几年前废弃不要的……”

“谁说人家不要了？你住人家的地方，应该给窑主打个招呼嘛！”那人的脸色阴沉下来。

“噢……”少安明白了，此人正是窑主。他说：“那现在怎办？你看我已经住下了……要不，我给你出租钱。”

“你看着办吧！”

从窑主的态度看，多少得给他一些租钱——这家伙看来也正是为此而来的。

“你看一月多少钱？”少安问。

“当然，要是住个好地方，你一月总得掏二三十块吧？我这地方不怎样，你就少给点算了！”那人宽宏地说。

“你提个数目。”

“那就一月五块吧！”

“五块就五块。”少安只好应承了。

“我叫侯生贵，在城里合作商店卖货，家就在拐峁村里……”

那人说完，就折转身走了。

少安望着这个远去的人，心里不免涌上一股不愉快的情绪。他想，城里市民皮这么薄！要是在乡下，这么个破地方，谁好意思向人家要租钱呢！

“王八蛋！”他忍不住骂了一句。

少安在雨中立了一会，就回到他租来的这个破窑洞里，开始吃晚饭——这里没灯，天一黑，饭都吃不到嘴里了……

第二天一大早，孙少安就从拐峁往中学的基建工地上拉砖。开始干起了活，这就使他心里踏实了许多。

当天拉完砖后，他把骡子拴在学校门口的一棵树上，去找他的妹妹兰香。

兰香和金秀忙着给他在学生灶上买了饭。吃完饭后，妹妹又跟他一起来到拐峁他住的地方。

妹妹已是个十七岁的大姑娘了。她看见他住在这么个破地方，难过得泪花在眼里直转。她帮他把这个烂窑洞收拾了一番，并提出让他到学校灶上吃饭。他劝解妹妹说，大灶上吃饭不方便，这里做着吃还能省些钱和粮。

“那我每天下午上完课后，就来给你做饭，咱们一块吃！”兰香说。

少安说：“就怕耽误你学习哩。”

“不耽误！我来做饭，你也省点事！”

少安于是同意了妹妹的意见。

就这样，每天下午，当孙少安拉完砖回到这个荒野里的破窑洞时，兰香就把饭做好了。兄妹俩蹲在这个敞口子土窑里，有滋有味地吃他们的晚饭。晚饭通常都是高粱黑豆稀饭和腌酸白菜。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能想到，在这样一些地方普通人所过的那种艰辛生活呢？

但对于孙少安来说，这日子过得蛮不错。生活中任何一点收获，对他来说都是重要的。他每天面对的是生活中的具体事——没有什么事是微不足道的。比如今天，他拉砖路过街道时，碰见原来在石圪节当主任的白明川；明川知道他现在的情况后，问他有没有什么困难？他马上把他最头疼的一件事提出来，让白主任帮一下忙——帮他在县粮食加工厂给牲口买点麦麸。白主任立刻给他办了。他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他自己跑了四五回都买不出来啊！同时，他也才知道，明川已经调到黄原市当副书记去了……

由于白明川给他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因此晚上他回到那孔破窑洞时，情绪特别好。妹妹正在忙活，他闻见饭锅里飘出来的味道都比往日香！

嗯？这味道的确和往常不一样！并不是由于他兴奋而使鼻子产生了错觉！

他忍不住问妹妹：“你做什么饭呢？”

“我割了一斤肉，买了几斤白菜，还在中学大灶上买了几个白面馍。”兰香说。

“你哪来的钱？”

“我上个月的助学金省下三块半……”

“为什么破费呢？”

“你忘了？今天是你的生日！”

少安鼻子猛地冲上了一股辛辣的味道。他蹲在地上，半天没有说话。他无言地望着亲爱的妹妹和她那一身破旧的衣衫，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

兰香给他盛了一大碗白菜炖肉，又拿了两个馒头。

他一时喉咙堵塞得难以下咽。他对妹妹说：“不要花你的助学金。助学金你都换了菜票。罢了大哥在市场上给咱买点菜……”

是啊，常不吃菜人也受不了！

第二天，少安拉完砖后，就到城里的菜市场上去了一趟——他准备买点土豆或白菜。

可是，他来得太晚了，菜市场已经没有了人迹。

他只好调转身往回走——明天得早一点来！

当他走过空荡荡的菜市场时，无意中发现地上乱七八糟丢着一些菜帮子菜叶——这是卖菜的或买菜的人剔剩下的。

他有点惊喜地弯下腰把这些别人所丢弃的烂菜捡了一大抱。好，这东西不花一分钱，在河里洗一洗，把烂了的一择，照样能吃！

这个发现使孙少安每天的生活多了一项内容——到菜市上去捡菜帮子菜叶。

当然，这是一件让人屈辱的事。每天，他都要等菜市场上空无一人的时候，才敢去那里。要飞快地捡，还得要留心察看有没有人注意他；心在狂跳，脸烧得像燃烧的炭块……小偷行窃一般紧张啊！

捡完菜，他就慌忙离开菜市场，吆着骡子逃跑似的来到原西河边。

原西河依然如故，在暮色中平静地流过城外，流向远方的苍茫之中。他把牲口卸脱放它到河岸上吃草，自己便蹲在河边洗这些被人用泥脚踩过的烂菜叶。

他在河边一边洗菜，一边常常忍不住心潮起伏，耳边时不时听见那甜蜜的歌声从远山飘来——

正月里冻冰呀立春消，

二月里鱼儿水上漂，

水呀上漂来想起我的哥！

想起我的哥哥，

想起我的哥哥，

想起我的哥哥呀你等一等我……

黄昏中，泪水盈满了他那双饱经忧患的眼睛。原西河！原西河！记得不？几年前，他和润叶正是一块坐在这河边，进行了那次终生难忘的谈话……现在他当然明白了，那时润叶是向他表白爱情哩，而他当时却说了那么多蠢话！如今，生活已使他们天各一方；但不论怎样，他在内心深深地感谢润叶，她给他那像土块一样平凡的一生留下了太阳般光辉的一页。是的，生活流逝了，记忆永存；他忙乱和劳累，常常想不起她，但并不是已将她遗忘。没有。他知道她的婚姻不美满，并且已调到黄原。她的不幸或许也包含他的原因？可是，润叶，无能的少安既然当年没有能力和你生活在一起，现在又怎么能给予你帮助呢？他只能默默地给你一个庄稼人的祝福……

每天傍晚，孙少安抱着一堆洗净的烂菜，总是怀着一种怅然的心情告别了原西河，回到拐峁后村头那孔破窑洞，回到他严峻的现实之中。吃完饭兰香一走，他就倒在地上睡了。有时他希望在梦中能再现当年原西河边的一幕。可是，一天劳累，浑身酸疼，睡着如同死去一般，那个浪漫的梦永远也没有做成……

第二天天还不明的时候，他就紧张地爬起来，套起架子车，赶紧到砖场去装砖；任何其他事便在脑子里荡然无存了。

运第一回砖的时候，原西县城还在睡梦之中。

他在车辕上挽一根套绳，扣在肩胛里，和牲畜一起拉着车，走过寂静而清冷的街道。平路上，他一般不太出力，让骡子拉着走。一旦上坡的时候，他就使出浑身的劲拼命拉车，尽量减轻牲口的负担。从十字街到中学有一道大陡坡，他常常挣着命拉车，两只手都快要趴到地上了；牲口和他都大汗淋漓，气喘得像两只风箱。这时候，他眼前就不由得浮现出黄河岸边那些手脚并用、匍匐在石壁小道上的纤夫……

天天如此。

孙少安和他的铁青骡子把时间拉出了九月。

每一天下来，他临睡前都要在那孔破窑洞的左墙上用指甲画一道杠杠；然后在右墙上记下一天的收入、支出和净赚的钱数。随着左墙上杠杠的增多，右墙上的钱数也在增多；这一笔不断增加的钱，使孙少安每天睡觉前都要高兴得发半天呆……

第十章

十月初，从原西城传回来了惊人消息：金光亮家即将高中毕业的小子金二锤，要去参加解放军了。

这消息使风起云涌的双水村更加激荡起来。在山里，在家里，在村中各处的闲话中心，金二锤当兵立刻成了全村人议论的话题。尤其在金家湾那边，所有金姓人家似乎都有些激动。

哈呀，多少年来，谁能想到，一个地主家庭成份的人，怎么可能去参加无产阶级的军队呢？别说地主成份，中农成份也难！特别是对于田福堂和孙玉亭这样的人来说，尽管年初就知道中央的政策“变”了，“五类分子”大部分摘了“帽”，今后他们的子弟一律和贫下中农子弟同等对待，不论入党入团、招工招干和参军，都不再受影响；可一旦这政策在他们村成为具体的事实，仍然使这些人震惊得目瞪口呆。

金光亮弟兄几家起先对这消息半信半疑。当二锤捎话回来证实了他要去参军，并说一两天就要回村向家人告别的时候，这一大家人才兴奋地忙乱起来。他们翻箱倒柜，碾米磨面，准备给出远门的娃娃备办几顿家乡的好吃喝。这些天里，常避免出头露面的金光亮弟兄几家人，似乎专意到村中的各个公众场所去走动，说话的声音也提高了八度。长期无声无息的一家人，现在一下子就变得如此引人注目。这是否意味着，在双水村的生活舞台上，一些处于台下的角色渐渐要走上台来了？

最为得意的当然要数金光亮！这几天，他已经不出山劳动，专门在家里操持以等待儿子回来。实际上这些家务事都由老婆忙碌，他帮不了多少忙；他只是兴奋地在家里碍手碍脚出出进进，没干什么活，倒打破了两只碗。

后来，金光亮干脆穿了一身过节的新衣裳，剃得光亮的头上包了一条白羊肚子新毛巾，衣袋里装了几盒带锡纸烟，到村里转悠去了。前地主的大儿子挺胸凸肚，迈着雄壮的步伐，专门往村中各处闲话中心的热闹处走；那神气就像他本人已经成了解放军。他见人就散发纸烟，心满意足地接受村民们的恭维和道喜。受了多少年的冷落，金光亮现在要借此机会去寻找人们的尊重。唉，几十年经受的过分对待，看来把这人也弄得有点不正常了。瞧他！尊严和荣耀得几乎到了滑稽的地步……

这天上午，金二锤在他二爸金光明的陪同下，回到了双水村。二锤身穿不戴领章帽徽的黄军装，脸上挂着喜气。金光明在他们的侯生才主任被提拔到县百货公司当了副主任后，就成了我们已经知道的那个百货二门市的主任。金主任戴了一副装饰性的金丝边眼镜，胸前挂个借来的照相机，满面春风地引着侄儿进了金家湾前村的新家。

金光亮弟兄三家就像过婚嫁喜事一样，大人娃娃都穿起了新衣裳。他们在外村的亲戚也都赶来为金二锤送行。三家人的院子里飘散着油糕和小炒猪肉的香味；饸饹床子咯巴巴价响个不停。邻居金俊文和金俊武两家人，也被叫去吃了一顿喜庆饭。金家湾的一些门中人都纷纷去看望了即将离家的金二锤。本来这种事，大队领导也该上门去看望，但田福堂、孙玉亭等人怎么可能向他们以前的敌人致敬呢？更何况，就是他们想去，金光亮一家人此时也未见得欢迎。金俊山是个例外。他虽然是队里的领导，但往年没有过分地伤害同族这家成份不好的人，因此副书记按常规去金光亮家表示了祝贺之意，并被主人强行留下喝了几盅烧酒。

金二锤离家的前一天，道喜的亲戚们都先后走了。这家人仍然沉浸在喜庆的气氛中。弟兄三家人几天来都在一块吃饭；吃完饭就挤在一孔窑里兴奋地、没完没了地拉家常。

上午，金光明在院子里分别给家人照相留念，闹腾了半天。

等众人先后回到窑里后，见全家的主事人金光亮一声不吭地把一些纸钱和黄表纸放在一个竹篮里，并且拾起了两碟祭坟的茶饭。

一家人看这情景，一个个都面面相觑。

金光亮脸色阴沉地扫视了一下全家老少，然后开言道：“今天是咱们家的高兴日子，应该让地下的祖先也长出上一口气。自从老人入土之后，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怕连累自己，还没到坟上去祭奠一次呢。现在二锤要去参军，我们什么也不再怕了，今天咱们到祖坟上去，给老人们敬供上一点心意，让他们在地下也平一平心！另外，也给田福堂和孙玉亭这些人看看！二锤，你过来把篮子提上，咱们一块到你爷坟上去！”

金二锤立在门前，抠着手指甲，为难地看着父亲，嗫嚅说：“爸，咱们不要这样……”

“怎？”金光亮歪着嘴巴问。

“我爷旧社会的确剥削过穷人，我现在参加了解放军，借此再去祭奠他，政治影响不好……”

金二锤话还没有说完，金光亮就走前一步，伸出巴掌在儿子脸上打了一记耳光，喝问道：“你说你去不去？”

金二锤眼里旋转着泪水，说：“不……”

金光亮眼里闪着凶光，问：“那是不是你爷？”

“是……”

“那你为什么不上他的坟？”

“……”

金光亮又伸开巴掌朝儿子脸上抡过来，结果被光明和光辉挡住了。二锤他妈已经和几个娃娃在锅台后面哭成了一堆。

金光亮怒气冲冲，扑着还要过来打儿子，他的两个弟弟一人扯着他的一条胳膊，在旁边好言相劝。金光明说：“大哥，你的心情我们都能理解，但你也要理解二锤呢。虽说现在政策宽了，我们也还得谨慎一些为好……”金光辉也凑话说：“老人已经是入土的人了，也不在乎咱们这些事。他们在地下也能体谅活人的难处哩……”

“放你们的臭屁！”情绪疯狂的金光亮对两个弟弟破口大骂。他甩开这两个捉他的人，提起那个篮子，一个人恼悻悻地出了门。

临近中午的时候，在小学后面金家祖坟那里，金光亮一个人跪在老地主的坟前，哭丧着脸开始了他的祭祖仪式。与此同时，他的儿子不听家人的劝说，强行骑着他二爸的自行车，提前回了原西县武装部。几天来弥漫在这一大家人中的欢乐情绪顿时烟消云散，而重新被一种不愉快的气氛笼罩了……

在这些激荡的日月里，生活的戏剧常常一幕紧接着一幕，令人目不暇接。谁也想不到，金光亮家的二锤参军走了没几天，他们的邻居金俊文一大家人又迎接了金富的归来。全村人议论的话题立刻又从二锤转移到金富的身上了。

外出半年多毫无音信的金富，突然回到了双水村，这本身就是一条新闻。更何况，金俊文家的这个大小子，像个人物一样，神气活现地出现在大家的面前，不能不使村民们对这个过去不成器的家伙刮目相看。

金富完全成了另外一副样子。一身时新衣服，头发披散在脖项里，大蛤蟆眼镜遮住了半个脸，脚上像金光明一样登着锃亮的皮鞋。口音也变了，把猪肉说成“大肉”，把金俊武改叫“二叔”，而不叫“二爸”了。但更重要的是，据说这家伙带回来了许多值钱东西，衣服、手表、录音机和各种人们还叫不出名堂的新玩艺儿；光布匹听说就有几大捆！至于钱，有人看见他随手就能在口袋里抓出一大把来。全村人又一次被惊得目瞪口呆。如果说金光亮家成了“政治暴发户”，那么金俊文家又成了双水村的“经济暴发户”。人们纷纷谈论，这两家人猛一下红火成这等光景，或许是因为挪了宅第的原因？当初田福堂把他们从哭咽河老住处往金家湾前村赶的时候，这两家人还哭鼻流水，舍不得当年米阴阳看下的风水宝地呢！现在看来，双水村真正的风水宝地倒是他们现在住的这地方。有的人十分遗憾当年没抢先把自己的家安在那里……

这些天里，村中各处的闲话中心，又充满新奇和激动，把双水村新崛起的人物金富围在人堆中间，吸他的进口外国烟，听他眉飞色舞讲叙大地方的景致。金富尽管把牛皮都吹破了，但有些没见过世面的庄稼人对这些不着边际的神话仍然信以为真。金富吹嘘说他到中南海和华国锋下过三盘棋。第一盘他赢了，第二盘华国锋赢了，第三盘他和华主席下了个和棋，结果双方不分输赢握手言和……

有人问他：“你坐过火车没？”

金富扬起头自负地哈哈一笑，说：“火车算个球！我常坐的是飞机！两月前，我坐飞机就从咱们双水村上空飞过。我当时把头探出来一看，我妈正在哭咽河里洗衣裳哩！田万江我大叔吆一群牲灵在田家圪的土坡上往下走；还听见庙坪山玉米地里锄草的婆姨女子笑得咯呱呱的……”

啊啊！所有的人都由不得张开了嘴巴。他们想不到眼前这个人曾经在空中就已经回了一次双水村。

没有多少天，金俊文和他的儿子们就在前后村庄名声大振。他们的钱财引得许多人家托起媒人，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金富；金富不行，就是嫁给金富的弟弟金强也可以。

这阵势立刻把金俊文也变成了个人物。这些天来，他穿戴着儿子带回来的“外路货”，不时满脸荣耀地出现在公众面前，那神气很快使人们联想起不久前的金光亮。俊文也已经把旱烟锅撇在家里，出门拿着带嘴纸烟，见人就散。遇上有人给他的儿子说媒提亲，他总是矜持地笑笑，说：“这是娃娃们的事嘛，得由他们自己做主……”

唉唉，世事啊！想当年，东拉河流域的庄稼人，谁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金俊文不成器的儿子呢？可是现在，人们却像攀皇亲一样，盼望自己的女儿被金富选中。人们！你们怎么能因为贫穷，就以物遮目，而变得如此愚蠢呢？

但对稍有头脑的人来说，有一点至今还是个谜：金俊文的小子大字不识几个，又一直是个“溜光棰”，怎么半年之中就变成了一个神通广大的人物呢？他干什么营生赚下这么多钱？

据金富自己讲，他在外面做大生意，上海广州都跑遍了。但做什么生意，这小子一直说得含糊不清。

对于大多数只走过石圪节的农民来说，外面的世界他们无法想象，也就将信将疑地接受了金富的说法。大概大地方赚钱就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吧？金富说过，大城市街上到处都是钱。也许的确是这样。唉唉！就算是这样，双水村的大部分农民也没勇气出去到那些地方捡人民币去。看来还是俗话说得对：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可是，从金富腰缠细软趾高气扬地回家的第一天，有一个人就明白他在外面做什么“生意”。

这人就是金富他二爸金俊武。

被金富现在称呼为“二叔”的俊武，用鼻子也能闻见侄儿是靠什么发横财的。在俊文一家人和村民们谈论这个逛鬼的“本事”和运气时，精明人金俊武早已羞愧得低下了头。俊武同时知道，村里也不是没有人明白金富的“把戏”，只不过人家不说罢了。他清楚，像俊山和孙少安弟兄们，甚至还有田福堂和海民他们，早已在心里嘲笑上他们这家人了。

他自己一直碍于情面，也不愿给大哥大嫂揭穿其中的丑陋。自从彩娥和孙玉亭的麻糊事件发生后，他已经不愿意再看见他家出的丑事扬播到前后村庄；这接二连三的丑闻，将会使他自己的儿子长大后，都没人给媳妇！

他只好忍着不吭声。金富给他家送过来的礼物，他都让老婆客气地退回去了，这使俊文和张桂兰极不满意，好像他金俊武眼红他们发财，才这样伤他们的脸。他老婆也不明白他的做法。她看哥嫂为此不高兴，就提出请金富吃一顿饭来弥补兄弟妯娌间出现的感情裂痕。金俊武这才忍不住破口大骂：“糊脑松！那王八羔子倒是个什么人物值得咱去巴结？三天两后晌，鸡窝里就能飞出金凤凰？那小子的钱财不是从好路上来的，他瞒得了众人，瞒不了我金俊武！”

几天以后，金俊武左思右想，决定找大哥谈一谈。

这天在庙坪山摘完豇豆，已经黄昏了。等众人下山后，俊武就设法和俊文相跟在一起走。

两个人抽了一锅烟，俊武就开口对俊文说：“大哥，有件事我早想和你拉谈拉谈，但一直很难开口……”

金俊文疑惑地问：“什么事？你就直说！”

金俊武牙齿咬了咬嘴唇，也不看大哥，低着头说：“我看金富要闯大祸呀！”

“怎？”金俊文停住脚步，一脸的奇怪。

金俊武委婉地说：“哥，自家的娃娃自家知道。你也不想想，金富一下子就变得那么能行了？这半年多工夫，怎能赚那么多钱呢？咱虽然没出过远门，但凭脑子笨想，估计外面的钱也不那么好赚……”

“生意人凭的是运气！说赚就能赚大票子！”金俊文对弟弟的说法不以为然。

金俊武沉吟了一会，说：“我也是为咱们家好。咱父亲活着的时候，常指教咱们活人要活得清清白白……”

“那你是说金富的钱财是在外面偷来的？抢来的？”金俊文立刻沉下脸问。

金俊武没有言传。

他态度等于肯定了金俊文的反问。这严重地损伤了俊文的尊严。他有点气愤地对弟弟说：“你不要红口白牙枉说我的娃娃！金富不是那样的人！他是我的小子，是好是坏碍不着两旁世人！”说完便头一扭，独自一个人在前面走了。

金俊武望着大哥远去的背影，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痛心地感到，他们弟兄之间的关系，已经再不可能像过去那样亲密无间了……

两天以后，百无聊赖的金富心血来潮提出要单独住进他三妈的窑洞里。彩娥改嫁以后，财物大部分拉到石圪节胡得禄那里，她的窑洞就用一把“将军不下马”锁住——这意味着金俊斌这一支人从此就“黑门”了。但窑洞作为遗产，自然还属王彩娥。金富不服此理，认为窑洞理所当然应该由金家继承，因此准备强行进驻。

但金富的弟弟金强倒成了个懂事青年，他劝阻哥哥说不能这样。气盛的金富出口就骂金强。金强骨子里也不是个省油灯盏，两兄弟于是就在他三妈的院子里吵开了架，不一会工夫，自然就吸引了许多村民前来围观。

金强见无法劝阻他哥，就赌气说：“我管不了你！不过，我看你怎往进住呀！除非你把门砸了！”

金富轻松地笑了笑，说：“我什么也不砸就进去了！不信你现在就看！”

金富说罢此话，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表演了惊人的开锁技巧：他随手拾起一根硬柴棍，走前去在锁眼里一捅，“将军”立刻下了“马”。转眼间，王彩娥的两扇门就大敞开了……

这一天以后，双水村的人才明白了金富靠什么“本事”在外面弄了那么多的钱财。许多庄稼人羞愧地撤回了自己女儿的媒约，再也不往金家湾前村头跑了。

金富住进他三妈窑洞的当天，和彩娥家沾亲的本村村民刘玉升，像那年“麻糊事件”一样，及时到石圪节去报了信。这次王彩娥没有动用娘家的人马，而拿着公社主任徐治功给双水村大队党支部一封态度坚决的信，回到了村子。她先把公社的信交给田福堂，然后去金家湾那里，双脚跳起，把金俊文和金俊武两家人骂了个狗血喷头。金家的其他人明知理亏，谁也没敢出来应骂。只有金富扑着要出来扯他三妈的嘴，结果被金俊文夫妇硬把这个烈子拦挡住了。

第二天，大队党支部只好派可以和这家人对话的副书记金俊山，向他们传达了公社的强硬决定，让金富立刻将强占的窑洞交出来。

于是，住了一夜的金富只好又从他三妈的窑里搬了出去。至于门上的锁子，倒也不用另买，金富两个手指头一捏，“咯吧”一声就重新锁住了。

过了几天，金富悄无声息地离开双水村，不知又到什么地方做他的“生意”去了……

第十一章

时间大踏步地迈进了一九八〇年。

八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中国社会生活开始大面积地解冻了。广大的国土之上，到处都能听见冰层的断裂声。冬天总不会是永远的。严寒一旦开始消退，万物就会破土而出。

好啊，春天来了！大地将再一次焕发出活力和生机。但是前行的人们还需留心：要知道，春天的道路依然充满了泥泞……

阳历二月下旬到三月初，庄稼人出牛动农之前，生产责任制的浪潮大规模地席卷了整个黄土高原。面对这种形势，社会上尽管仍然有“国将不国”的叹息声，但没有人再能阻挡这个大趋势的发展了。

毫无疑问，这是继“土改”和“合作化”以后，中国近代历史上农村所经历的又一次巨大的变革，它的深远意义目前还不能全部估价。

富有戏剧性的是，二十多年前，中国农村的合作化运动是将分散的个体劳动聚合成了大集体的生产方式，而眼下所做的工作却正好相反。生活往往就是这样。大合大分，这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说不定若干年后，中国农村将会又一次重新聚合成大集体——不过，那时的形式不会也不应该等同于以往了。人类正是这样不断地在否定之否定中发展的。当然，短短几十年中，如此规模的社会大集散，也许只有中国才具备这种宏大气魄。

在黄原地区，尽管地委书记苗凯和人称“苏斯洛夫”的副书记高凤阁，对生产责任制采取了“顶门杠”式的做法，但门还是没有能顶住。被高凤阁说成是田福军的“路线”看来明显占了上风。在去年夏收后的工作基础上，眼下生产责任制已在全区各县所有的农村展开。当然，今年已经比去年走得更远——几乎绝大部分农村都包产到户了。田福军知道，这不是他个人有多少能耐，而是中央的方针和农民的迫切愿望直接汇流才造成了这种势不可挡的局面……

过罢春节不久，小小的双水村就乱成了一窝蜂。对生产责任制抱反感情绪的田福堂，一反常态，干脆来了个“彻底革命”，宣布全村实行“单干”，谁愿怎干就怎干！这态度实际上也是一种不满情绪的发泄——由此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时的混乱。

“去他妈的，乱吧！”田福堂在心里说。他甚至有一种快感。

混乱首先从金家湾二队那里开始了。

二队的人成份复杂，加之去年夏收后没实行生产责任组，现在看见一队的人已经见了好处他们心痒痒；如今既然田福堂让大家“单干”，这下可不能再落到一队后面了。于是说分就分，把承包责任制弄得像土改时分地主的财物一样，完全失去了章法。

在分土地的时候，尽管是凭运气抓纸蛋，但由于等级分得不细，纸蛋抓完后还没到地里丈量，许多人就在二队的公窑里吵开了架；其中有几个人竟然大打出手。在饲养院分牲口和生产资料的时候，情况就更混乱了。人们按照抓纸蛋的结果纷纷挤在棚圈里拉牲口。运气好的在笑，运气不好的在叫，在咒骂；有的人甚至蹲在地上不顾体面地放开声嚎了起来。至于另外的公物，都按“土政策”分，分不清楚的就抢，就夺，接着就吵，就骂，就打架；哪怕是一根牛缰绳也要剁成几段麻绳头，一人拿走一段。一旦失去了原则和正确的引导，农民的自私性就强烈地表现了出来。他们不惜将一件完好的东西变成废物，也要砸烂，一人均等地分上那么一块或一片——不能用就不能用！反正我用不成，也不能叫你用得成！连集体的手扶拖拉机都大卸八块，像分猪肉一样，一人一块扛走了——据说拖拉机上的钢好，罢了拿到石圪节或米家镇打造成老镢头……

二队分东西分眼红的人，眼看没个分上的了，竟然跑到公路上去分路边他们队地段上的树木。

大队党支部副书记金俊山经常扮演“救火队”的角色。他看此情，急得去找二队长金俊武，对他说：“咱们金家湾的人是不是都不想活了？公路边上的树怎敢分嘛！那是国家的财产！你是个精明人，今儿个怎这么糊涂？不信你看吧，树一旦分开，社员几天就连根刨了！金家湾半村人恐怕都得让公安局用法绳捆了去！”

金俊武眼角里糊着眼屎，无可奈何地对金俊山说：“我现在也没办法了。一听要单干，队里的人谁还再把我放在眼里呢？社员一哇声要做的事，一个人怎能挡住？再说，就是我不同意这样做，大家说田福堂都同意，你金俊武小子算老几？你管了我们十几年，现在爬远吧！”

俊武说的也是实情。金俊山看没办法了，就到学校去找儿子金成，让他骑自行车去石圪节公社找个领导来——双水村的局势一旦失去控制，金俊山的办法就是找公社领导来解决——这倒也不失为良策。

但小学教师金成嗫嚅着对父亲说：“我是教师，这是村里的事，我怎能把公社领导请动哩？”

不爱发火的金俊山对儿子吼叫说：“你给徐治功和刘根民说，双水村分东西打死了几个人，看他们来不来！”

金成只好骑着车子去了石圪节……

当天晚上，公社副主任刘根民来到了双水村。

刘主任看了金家湾这个局面，当然生气极了。这位年轻的上级领导把田福堂找来，很不客气地把他批评了一通。

田福堂大为震惊：这么个娃娃竟然跑来数落起了他？自他当大队领导以来，历届公社领导还没敢这样批评过他呢！即使是他做错了事，过去的领导也只是婉转地好言相劝——想不到世事一变，这么个毛头小子倒把他像毛头小子一样指教了一番！

不过，人家年龄虽小，但官比他大。田福堂只好检讨说他没把工作做好。但又强调说，他也是为了“执行党的路线”，想把这场运动搞得“轰轰烈烈”……

刘根民立刻让金家湾的“生产责任制”停止进行，并让村民们把分走的东西先交回来；破坏了的生产工具，根据情况，由破坏者照价赔偿。

刘根民接着给徐治功打了招呼，索性在双水村住了下来，开始帮助这个村的两个生产队有条不紊地落实生产责任制。他和大小队两级干部组成了领导小组，没明没黑进行这件复杂的工作。

根据外面有些地方的成熟经验，根民和干部社员反复协商后，把土地按川、山、水、坝地和阳、背、远、近分类分级；牛、羊、驴、马，以等次作价；耙、犁、鞍、锨、铡刀、木锨、木杈、梿枷、簸箕以至架子车、钢磨、柴油机等，也统统按好坏折成了钱。土地按人口分。牲畜作价后按人劳比例拉平分，差价互相找补。生产工具纯粹按价出卖给个人。公窑继续作为集体财产保留。树木凡是集体栽种的都作价卖给个人。公路边的树作为集体和国家财产不许动。至于在一九七一年“一打三反”运动中作价归公的私人树木，根据原西县宜粗不宜细的有关政策，活着的归原主，损伤的酌情补钱。另外，大队几个主要领导都给多分了六到十亩土地，以后开会和其他公务误工就一律不再给付报酬了……

几乎经过近半个月的忙乱，赶刘根民回公社的时候，双水村的责任制才终于全部搞完。

现在，这个一贯热闹和嘈杂的村庄，安静下来了。

但是各家各户的生活节奏却异常地紧张起来。春耕已经开始，所有的家庭都忙成了一团。哈呀，多年来大家都是在一块劳动，现在一家一户出山，人们感到又陌生又新奇，同时也很激动。从今往后，自己的命运就要靠自己掌握啰，哪个人再敢耍奸溜滑不好好劳动？谁也没心思再管旁人的闲事，只一头扎在自己的土地上拼起了命；村中所有的“闲话中心”都自动关闭了……

双水村开始了新的生活。同时，新的问题也立刻出现了：几乎一半的学生不再上学，回家来帮父母亲种地。一家一户劳动，既要忙农活，还要经管牲口和放牧羊只，谁家都感到人手紧缺呀！

村中的初中班垮了。这个班大部分学生都回了家，剩下一两个愿意继续上学的，也都转到了石圪节中学。当初因办这个班而增加的教师孙少平和田润生，自然也被解除了教师职务。润生不几天就跟他姐夫李向前去学开车，兴致勃勃地离开了双水村；而愁眉苦脸的孙少平只好像他的学生一样回家去种地。

这样，孙玉厚一家倒有了三个强壮劳力。在现时的农村，这是一个很大的资本，让双水村的人羡慕不已。村民们更羡慕的是，孙少安去年秋冬间在原西城里包工拉砖，赚了一笔大钱——据传说有好几千元哩！啊呀，时势一转变，曾经是村里最烂包的人家，眼看就要发达起来了！

情况的确如此。孙玉厚父子们眼下的腰杆确实硬了许多。只要这政策不变，他们有信心在几年中把光景日月变个样子。尤其是孙少安，他现在手里破天荒有了一大笔积蓄。去年拉砖除过运输费、房租和牲口草料钱，净赚了两千元。另外，铁青骡子卖了一千六百元，还了贷款、贷款利息和常有林的四百元借款，这头牲畜干赚了五百元。两千五百块钱哪！对于一个常常手无分文的庄稼汉来说，这一大笔钱揣在怀里，不免叫人有点惊恐！

是呀，这笔钱如何使用，现在倒成了个问题。

孙玉厚老汉早已表明了态度，他对儿子说：“这钱是你赚的，怎个花法，你看着办吧！爸爸不管你……”

秀莲一门心思要拿这钱箍几孔新窑洞。

她央求丈夫说：“咱结婚几年了，又有了娃娃，一直和牲畜住在一起……自己没个家怎行呢？我已经受够了，我再也不愿钻在这烂窑里！现在趁手头有几个钱，咱排排场场箍几孔石窑洞。箍成窑，这就是一辈子的家当；要不，这一大家人，几年就把这钱零拉完了……你总不能让虎子长大娶媳妇也像你一样……”秀莲说着便委屈地哭了。

其实，少安原来也打算拿这钱箍窑，只是包产到户以后，他心里才有了另外的主意。

他想拿这钱作资金，开办一个烧砖窑。

孙少安在城里拉砖的时候，就看见现在到处搞建筑，砖瓦一直是紧缺材料，有多少能卖多少。他当时就想过，要是能开个烧砖窑，一年下来肯定能赚不少钱。他当时打算回来给大队领导建议开办个砖瓦厂……现在既然集体分成了一家一户，人就更自由了，为什么自己不能办呢？没力量办大点的砖厂，开一个烧砖窑看来还是可以的——像他们家，男女好几个劳动力，侍候一个烧砖窑也误不了种庄稼！

主意拿定后，他先征求了父亲的意见。父亲仍然是老话：你赚的钱你看着办！

接着，孙少安又用了三个晚上，在被窝里搂着秀莲，七七八八给她说好话，讲道理，打比方，好不容易才把箍窑入迷的妻子说通。不过，秀莲让步的附加条件是，烧砖只要一赚下钱，首先就要修建窑洞。

少安答应了她。

清明前后，地已经全部消通，孙少安就在村后公路边属于他们家承包的一块地盘上，开始修建烧砖窑了。他，他父亲，少平，秀莲和他妈一齐上手，用了近半个月的时间，终于修建起了一个烧砖窑。少安在城里拉砖时，已经把烧砖的整个过程和基本技术都学会了。烧砖窑建好后，他率领一家人开始打土坯——在这之前，他已经去了一趟原西城，买回一些必需的工具。

第一窑砖坯很快装就绪。烧砖的炭也用县运输公司的包车拉来了。

这天晚上一直弄到大半夜，才把最后的一切细节都安排好——明天早晨就要点火呀！

鸡叫头遍的时候，少安和秀莲才回到一队的饲养院。现在，牲口都分给了个人，饲养员田万江老汉也搬回家住了，这院子一片寂静。

秀莲累得头一挨枕头就睡着了。

但孙少安怎么也合不住眼——明天一早，烧砖窑就要点火，年轻的庄稼人兴奋得睡不着觉啊！

在这静悄悄的夜晚，他的思绪像泛滥的春水一般。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无数流逝的经历和漫无边际的想象在脑子里杂乱地搅混在一起。皎洁如雪的月光洒在窗户上，把秀莲春节时剪的窗花都清晰地映照了出来：一只卷尾巴的小狗，两只顶架的山羊，一双踏在梅花枝上的喜鹊……

少安猛然听见外面什么地方有人说话的声音。

他的心一惊：这时候外面怎么可能有人呢？

他在被窝里轻轻抬起头，支棱起耳朵。可又没听见什么。是不是他产生了错觉？

他正准备把头放到枕头上，却又听见了外面的说话声——这下他确切地听见了，似乎就在外面院子里；而且声音很低，就像传说中的神鬼那般絮絮叨叨……

少安尽管不信迷信，头皮也忍不住一阵发麻。他本想叫醒妻子，但又怕惊吓了她。他就一个人悄悄爬起来溜下炕，站在门背后听了一阵——仍然能听见那声音！

他于是顺手在门圪里拿了一把铁锨，然后悄悄开了门，蹑手蹑脚来到院子里。

院子被月光照得如同白昼。

他仔细听了一下，发现那奇怪的说话声来自过去拴牲口的窑洞中。

少安紧张地操着家伙，放轻脚步溜到这个敞口子窑洞前。

啊，原来这竟然是田万江老汉！

老汉没有发现他，立在当初安放石槽的土台子前，仍然喃喃地说着：“……大概都不能应时吃夜草了……谁能在半夜里几回价起来添草添料呢……唉，牲灵不懂人言呀，只能活活受罪……”

孙少安忍不住鼻子一酸。他眼窝热辣辣地走到了田万江老汉面前。

万江老汉吓了一跳，接着便嘴一咧，蹲在地上淌起了眼泪。

原来他是在对那些已经被分走的牲口说话！

人啊……

少安也蹲下来，说：“大叔，我知道你心里难过。队里的牲灵你喂养了好多年，有了感情，舍不得离开它们。石头在怀里揣三年都热哩，更不要说牲灵了。你不要担心，庄稼人谁不看重牲灵？分到个人手里，都会精心喂养的。再说，这些牲灵都在村里，你要是想它们，随时都能去看望哩……”

万江老汉这才两把揩掉皱纹脸上的泪水，不好意思地笑了，对队长说：“唉，我起夜起惯了，睡不踏实，就跑到这里来了……这不由人嘛！”

少安也笑了，说：“今晚上我也睡不着，干脆让我把旱烟拿来，咱两个拉话吧。我还有点好旱烟哩，头茬，我爸喷上烧酒蒸的！”

少安于是又转回家里，尽量不惊动睡熟的妻子，拿了烟布袋和卷烟的纸条，悄悄溜出了门。

他来到隔壁饲养室，和田万江老汉面对面蹲在一块，一边抽烟，一边拉话。这两个被生活的变化弄得睡不着觉的庄稼人，竟然一直呆到庙坪山那边亮起了白色……

天大明以后，仍然精神抖擞的孙少安，就吆喝起一家人，来到了他的烧砖窑前。

在亲人们的注视下，他用微微发抖的手划着一根火柴，庄严地点燃了那团希望的火焰。

清晨，在双水村上空，升起了一片浓重的烟雾……

第十二章

在村里和家里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时候，孙少平却陷入了极大的苦恼之中。

三年的教师生涯结束了，他不得不回家当了农民。

他倒不仅仅是为此而苦恼。迄今为止，他还不敢想象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当农民就当农民，这没有什么好说的。无数像他这样的青年，不都是用双手劳动来生活吗？他，农民孙玉厚的儿子，继承父业也可以说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

但他不能排除自己的苦恼。

这些苦恼首先发自一个青年自立意识的巨大觉醒。

是的，他很快就满二十二岁——这个年龄，对于农村青年来说，已经完全可以独当门户了。

可是，他现在仍像一个不成事的孩子一样生活在一大家人之中。父母亲和大哥是主事人，他只是在他们设计的生活框架中干自己的一份活。作为一个已经意识到自己男性尊严的人，孙少平在心灵深处感到痛苦。这决不是说他想在家里“掌权”。不，在这一大家人中，父亲和大哥当然应该是当家人。说实话，即使现在让他来主持这个“集体”，他也干不了……

由此看来，他无法从这个现实中挣脱。

但他的确渴望独立地寻找自己的生活啊！这并不是说他奢想改变自己的地位和处境——不，哪怕比当农民更苦，只要他像一个男子汉那样去生活一生，他就心满意足了。无论是幸福还是苦难，无论是光荣还是屈辱，让他自己来遭遇和承受吧！

他向往的正是这一点。

其实，我们知道，这种意识在他高中毕业时就产生了，只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活的变迁，他内心这种要求表现得更为强烈罢了。

按说，要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农民，眼下这社会正是创家立业的好时候。只要心头攒劲，哪怕纯粹在土地上刨挖，也能过好光景。更何况，像他们家现在还有能力办起一个烧砖窑，那前程不用说大有奔头。发家致富，这是所有农民现在的生活主题。只要有吃，有穿，有钱花，身体安康，儿女双全，人活一世再还要求什么呢？

谁让你读了那么些书，又知道了双水村以外还有一个大世界……如果你从小就在这个天地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你现在就会和众乡亲抱同一理想：经过几年的辛劳，像大哥一样娶个满意的媳妇，生个胖儿子，加上你的体魄，会成为一名相当出色的庄稼人。不幸的是，你知道得太多了，思考得太多了，因此才有了这种不能为周围人所理解的苦恼……

既然周围的人不能理解他的苦恼，少平也就不会把自己的苦恼表现出来。在日常生活中，他尽量要求自己用现实主义态度来对待一切。

毫无疑问，对孙少平来说，在学校教书和在山里劳动，这差别还是很大的。当教师不必忍受体力劳动的熬苦，而且还有时间读书看报——虽说身在双水村，但他的精神可以自由地生活在一个广大的天地里。如今，从早到晚天天得出山，再也没有什么消闲的时光看任何书报了。一整天在山里挣命，肉体的熬苦使精神时常处于麻痹状态——有时干脆把思维完全“关闭”了。晚上回到家里，惟一的向往就是倒在土炕上睡觉，连胡思乱想的工夫都没有。一个有文化有知识而爱思考的人，一旦失去了自己的精神生活，那痛苦是无法言语的。

这些也倒罢了。最使他憋闷的仍然是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安排自己的生活。他很羡慕村中那些单身独户的年轻庄稼人，要累就累得半死不活，毕了，无论赶集上会，还是干别的什么，都由自己支配。这一切他都不能。理性约束着他，使他不能让父亲和哥哥对他的行为失望。他尽量做得让他们满意；即使受点委屈，也要竭力克制，使自己服从这个大家庭的总体生活。农村的家庭也是一部复杂机器啊！

他一个人在山里劳动歇息的时候，头枕手掌仰面躺在黄土地上，长久地望着高远的蓝天和悠悠飘飞的白云，眼里便会莫名地盈满了泪水。山野寂静无声，甚至能听见自己鬓角的血管在哏哏地跳动。这样的时候，他记忆的风帆会反复驶进往日的岁月。石圪节中学、原西县高中……尽管那时饥肠辘辘，有无数的愁苦，但现在想起来，那倒是他一生中度过的最美妙的时光。他也不时地想起高中时班上的同学们：金波、顾养民、郝红梅、田晓霞、侯玉英……眼下，这些人都各走了各的路。金波正在黄原跟他父亲学开汽车。红梅和他一样，回村后当了小学教师，听说现在仍然当着。侯玉英的情况他现在不很清楚——他和跛女子早已断绝了“关系”。顾养民和田晓霞如同学们预料的那样，去年秋天都考上了大学。养民如愿地考进了省医学院，晓霞进了黄原师专中文系。

每当想起田晓霞，他总感到一种惆怅和苦涩。自她进入大学后，他就再也没给她写信，主动断绝了联系。有什么必要再联系呢？归根结底，他们走的是两条道路，而且是永远不会交叉的两条路。晓霞给他的最后一封信寄自黄原师专。他没有给她回信，也就没有再收到她的信。他们的关系随之结束了。对于他来说，这也是自己一个人生阶段的结束……

他一个人独处这天老地荒的山野，一种强烈的愿望就不断从内心升起：他不能甘心在双水村静悄悄地生活一辈子！他老是感觉远方有一种东西在向他召唤。他在不间断地做着远行的梦。

外面等待他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他难以想象。当然，有一点是肯定的——一切都将无比艰难；他赤手空拳，无异于一丛飘蓬。

唉！有时他又动摇了：还是顺从命运的安排吧！生活在家里，虽说精神不痛快，但一日三餐总不要自己操心；再说，有个头疼脑热，也有亲人的关怀和照料。倘若流落在他乡异地，生活中的一切都将失去保障，得靠自己一个人去对付冷酷而严峻的现实了……

可是，到外面去闯荡世界的想法，还是一直不能从他心灵中勾销。随着他在双水村的苦闷不断加深，他的这种愿望却越来越强烈了。他内心为此而炽热地燃烧，有时激动得像打摆子似的颤抖。他意识到，要走就得赶快走！要不，他就可能丧失时机和勇气，那个梦想就将永远成为梦想。现在正当年轻气盛，他为什么不去实现他的梦想呢？哪怕他闯荡一回，碰得头破血流再回到双水村来，他也可以对自己的人生聊以自慰了；如果再过几年，迫不得已成了家，那他的手脚就会永远被束缚在这个“高加索山”上！

经过不断的内心斗争，孙少平已经下决心离开双水村，到外面去闯荡世界。有人会觉得，这后生似乎过于轻率和荒唐：农村的生活已经开始变得这样有希望，他们家的事业也正在发端之际，而且看来前景辉煌，他为什么要去不属于自己的世界自寻生路？那个陌生的天地会给他带来多少好处？这恐怕只有天知道！

但是，宽容的读者不要责怪他吧！不论在任何时代，只有年轻的血液才会如此沸腾和激荡。每一个人都不同程度有过自己的少年意气，有过自己青春的梦想和冲动。不妨让他去吧，对于像他这样的青年，这行为未必就是轻举妄动！虽然同是外出“闯荡世界”，但孙少平不是金富，也不是他姐夫王满银！

少平已经暗暗把自己外出的目的地选在黄原城。原西县对他来说，已经不算“大地方”。而更大的地方他还不敢去涉足。黄原是合适的。对他来说，那地方已经是一个大世界；再说，离家也不远，坐汽车当天就能返回。

到黄原去干什么？他将在那里怎样生活？

别无选择。他只能像大部分流落异地的农民一样去揽工——在包工头承包的各种建筑工地上去做小工，扛石头、提泥包、钻炮眼……

不管怎样，他是非走不可了。

孙少平把他外出谋生的一切方面都想好以后，决定先和父亲谈这件事。

这天吃过午饭，父子俩到山上一块坡地种玉米。

马上就要立夏，正是玉米和蔓豆大播种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在忙这两大科庄稼的耕种。如今不像往年，四山里几乎看不见什么人在劳动。其实，哪个庄稼人也要比往年干得凶！只不过现在一家一户分散在各处，谁也照不见谁的面。

少平家大部分玉米和豆子都已经种完，现在只留下一些零碎土地，也用不着动用牲畜。

父亲在前面拿镢头掏土坑，少平手里端个升子点籽种。两个人都赤脚片，一前一后，来来回回，也顾不得说话。父亲挖坑就像母亲纳鞋底，行行道道，疏密有致，远看如同工艺美术家精心设计的图案。少平耐着性子，尽量把籽种不偏不露点在土坑中间，再补上一个不轻不重的脚印。

终于休息了。父亲蹲在地上抽烟，少平就凑到他跟前，也学着他哥的样，卷了一支旱烟棒。

他用父亲的打火机点着烟抽了几口，然后才鼓起勇气，和父亲谈起了他走黄原的打算。

孙玉厚老汉惊得目瞪口呆。

他“吱吱”地用劲吸着烟锅，思谋了好一阵，才说：“你还小哩！出那么远的门，人生地不熟，我和你妈怎能放心？你怎猛然想起要出门哩？”

少平一时难以给父亲说清楚自己的心思。

“我呆在家里不痛快，想出去跑一跑……”

父亲低倾下头，手指头抠着脚指头，说：“我能想来哩。你从学校回来劳了动，心里难过。没办法啊！世事就是这样。爸爸看见你一天灰土满面的，心里也难过……不过，而今政策宽了，劳动虽说辛苦一些，但吃饭不要再受熬煎。你刚开始出山，爸爸晓得你不习惯。过上一两年，也就习惯了。外面的世界不是咱们的，你出去，还不是要受苦？再说，有个什么事，也没人帮扶你……”

“爸爸，这你不要操心。我二十几的人了，自个儿能管得了自个儿。你就让我出上几天门！你年轻时不是也吆牲灵跑过山西吗？我不到外面闯荡一回，一辈子心平不下来。你就让我走吧！咱们家现在有你和我哥，这点土地你们能耕务过来。我出去，也不是去瞎逛！我也长两只手，兴许还能给家里赚几个活钱。爸爸，你放心……”

孙少平几乎要哭了。

父亲看出儿子为他的行动经过了长时间的准备，显然很难再说服他放弃这种冒险念头。他只好犹豫地说：“那这事你要和你哥商量哩！唉，我老了，世事要看你们闹。不过，爸爸生怕你们有个闪失……”

少平严肃而感动地对父亲点了点头。

玉米地半后晌就种完了——种完就回家，不必像生产队，只要不磨到天黑，就收不了工。

父子俩回家后，离吃晚饭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于是他们又收拾了一下，赶到后村头烧砖窑那里给少安两口子帮忙。

孙少安夫妇正忙得不可开交。第三窑砖正烧到紧要关头，少安既要加炭漏灰，还要刁空抢着打下一窑的土坯。还不到热天，他就光穿了件小布褂，脸熏得如同戏里的包公。秀莲头上拢着的毛巾也像烟囱里拉出来的——她正拿铁锨和泥。

少平和父亲一到，四个人上手，活路很快就松宽了。父亲接替少安烧火，让他集中打土坯；少平和泥，让嫂子去溜土。这是一个多么和谐而富有生气的劳动集体！瞧，已出的两窑青砖，约摸一万多块，齐齐整整码在土场边上，像两堵蓝色的长墙。双水村的人面对孙家的这派兴旺景象，谁不眼红？啊呀，不得了！孙少安这小子竟然办起了“工厂”！

天黑以后，少安让家里人回去吃饭。他自己的饭照例由秀莲吃完后送到土场上来——他要照看炉火，不能离开。

等父亲嫂子先后走了以后，少平却磨蹭着没有急忙回家。他一边帮哥哥添炭，一边吞吞吐吐对哥哥说出了他的心事。

少安惊讶得都有点反应不过来了。他生气地对弟弟说：“你胡想啥哩！家里现在这么忙，人手缺得要命，你怎么能跑到外面逛去呢？”

这个“逛”字刺伤了少平的心。他也有点生硬地对哥哥说：“我不是去逛！我是要出去干点事！”

“干什么事？无非是去揽工！你又不是匠人，当个小工，一天挣一两块钱，连自己的嘴都糊不住！你何必要去受这罪呢？你在家里，咱们父子三人，加上你嫂，一边种地，一边经营咱的烧砖窑，这不好好的嘛！”

“我已经二十几的人了，我自己也可以干点什么事！”

少安一时不能理解弟弟是什么意思，难道你现在没事可干吗？

但少安猛然感到，弟弟已经成大人了！他已经不能再像过去一样在他面前以老大自居了！是呀，弟弟大了……本来他应该为此而高兴，可是此刻心里却有一丝说不出的伤感。他早已看出来，弟弟是一个和他想法不太一样的人……

现在，少安已经明白，尽管他不情愿弟弟出走，但看来已经很难劝阻他了。

兄弟俩圪蹴在土场边上沉默了一会，一人嘴里噙着根旱烟棒，使劲地抽着。天已经黑严，远处村子里亮起了模糊的灯光。在金家湾那边，不知谁家婆姨正拖长声音呼叫孩子回家睡觉。东拉河水声朗朗，吟唱着那支永不疲倦的歌……

孙少安已不再和弟弟争辩。他伤感地对少平说：“那你看着办吧，你已经成了大人，我……”他感到语塞，竟不知说什么了。

这时候，孙少平的心情也沉重起来。他对哥哥说：“我走了，你和爸爸的负担就更重了……”

少安轻轻叹了一口气，说：“既然你一心要出去，也就不要牵挂家里。你自己一个人在外面，无依无靠，倒要好好操心哩！家里的事你放心，有我哩……”

黑暗中，两团泪水涌满了少平的双眼……

几天以后，少平就决定走黄原了。

母亲流着泪为他把那点破被褥拆洗了一遍。少安从手头挤出五十元钱，硬往弟弟手里塞——少平只接了十五元；他知道家里现在需要钱，他不愿拿这么多；再说，既然他要出门，就得靠自己的双手去谋生了！

临走的前一天晚上，他打捆好了自己的行李。一条开洞的黑羊毛毡；被褥是早年间姐姐出嫁后留下的，已经缀了许多补钉——三根断麻绳续在一起，便扎住了这出门的全部行囊。

晚上，他和衣躺在土炕上，一直半睡半醒。明天他就要走了，走向一个前途未卜的世界。他现在才感到了一片令人心悸的渺茫，由不得手心里捏出两把汗水……

睡梦中，他感觉有人轻轻地摩挲他的头发。他知道这是父亲的手。他一直等汹涌的泪水通过鼻泪管流进肚子里，才睁开眼睛。

父亲立在炕边，手里拿着当年他上学时用过的那个烂黄提包，说：“我出去叫田海民把坏了的拉链修好了。海民说，以后用的时候，拿肥皂擦一擦……”

他克制着哽咽，对父亲说：“嗯……”

第二天早晨，从米家镇开往黄原的第一辆长途汽车过来后，挤在公路边上为少平送行的全家人，都举起胳膊拦挡车。

车一停住，少平就立刻提起那卷破烂行李挤了上去。他尽量笑着挥手向亲人们告别，而并不知道两颗泪珠早已从他的脸颊上滑落下来……

第十三章

黄原城是一座古老的城市。据清嘉庆七年版《黄原府记》称，其历史可追溯至周（古为白狄族所居住）。周以后，历代曾分别在这里设郡、州、府，既是屯兵御敌之重镇，又是黄土高原一个重要的物资集散地。现在作为地区首府，管辖着黄原市和周围十五个县，其版图如地委书记苗凯所说，等于一个阿尔巴尼亚。

该城坐落在一个大川道里，四周被连绵的群山包围。黄原河由北向南穿城而过，于几百里外注入黄河。市区在黄原河上建有二桥，连结东西两岸。市中心的桥建于五十年代，称为老桥；桥面相当狭窄，勉强可以对行两辆汽车。上游还有一座新桥，是前两年才修起的；桥面虽然宽阔，但已在城市外围，车辆和行人不像老桥这样拥挤。

城南另有一条小河向北流来，在老桥附近和黄原河交汇。小河叫小南河。在小南河与黄原河汇流处外侧，有一座小山包，长满了密密的树木草丛；而在半山腰一方平土台上，瞩目地立有一座九级古塔！据记载，塔始建于唐朝，明代时进行过一次大修整。此山便得名古塔山。古塔山是黄原城的天然公园，也是这个城市的标志——无论你从哪个方向到黄原城，首先进入视野的就是这座塔。如果站在古塔山上，偌大一个黄原城也便一览无余了。

黄原城以老桥为中心，形成了几个主要的区域。大桥以东统称东关，因为汽车站在这里——这是通往外界的主要“口岸”——各种杂七杂八的市场摊点和针对外地人的服务性行业也就特别多。而进入这个城市的大部分外地人实际上都是来揽工谋生的农村手艺人或纯粹的庄稼汉，因此那些旅馆、饭馆都是档次很低的。东关大桥头也是传统的出卖劳动力的市场，平时经常像集市一般拥满了北方各地漫流下来的匠人和小工，等待包工头们来“招工”。

城市的主要部分在黄原河西岸。东关的街道通过老桥延伸过来，一直到西面的麻雀山下，和那条南北主街道交叉成丁字形。西岸的这条南北大街才是黄原城的主动脉血管。大街全长约五华里。南北街道的中段和东关伸过来的东西大街组成了本城的商业中心，也是全城最繁华的地带。南大街沿小南河伸展开来，大都是党政部门；北段为宾馆、军分区和学校的集中地。除过市中心的商业区，人们分别把这个城市的其他地方称为东关、南关、北关。南关主要是干部们的天地，因此比较清静；北关是整洁的，满眼都是穿军装和学生装的青少年；东关却是一个杂乱的世界，聚集着形形色色的人们……

当孙少平背着自己的那点破烂行李，从拥挤的汽车站走到街道上的时候，他便置身于这座群山包围的城市了。他恍惚地立在汽车站外面，愕然地看着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他虽然上高中时曾因参加故事调讲会到这里来过一次，但此刻呈现在眼前的一切对他来说，仍然是陌生的。

一刹那间，他被庞大的城市震慑住了，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存在。

这就是我要开始生活的地方吗？他在心里对自己发出了疑问。你，身上带着十几块钱，背着一点烂被褥，赤手空拳来到这里，你怎样才能生活下去呢？

这一切他自己全然不知道。

他此刻惟一意识到的是，他已经来到了一个“新大陆”。至于到这里怎么办，他一时的确还难以想象。

孙少平发了一会愣怔，便迈着沉重的脚步，往前走去。

到东关大桥头的时候，他看见街道两边的人行道上，挤满了许多衣衫不整或穿戴破烂的人。他们身边都放着一卷像他一样可怜的行李；有的行李上还别着锤、钎、刨、錾、方尺、曲尺、墨斗和破篮球改成的工具包。这些人有的心慌意乱地走来走去，有的麻木不仁地坐着，有的听天由命地干脆枕着行李睡在人行道上。少平马上知道，这就是他的世界。他将像这些人一样，要在这里等待人来买他的力气。

他便自然地加入了这个杂乱的阵营，找了一块空地方把行李搁下。周围没有人注意他参加到他们的队伍中来。和这些同行比起来，他除过皮肤还不算粗糙外，穿戴和行李没有什么异样的。不过，他发现，他和他周围的所有人，也并不被街上行走的其他人所注意。由汽车、自行车和行人组成的那条长河，虽然就在他们身边流动，但实际上却是另外一个天地。街上走动的干部和市民们，没什么人认真地看一眼这些流落街头的外乡人。少平原来还担心碰见晓霞或金波，现在他才知道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这不像原西县和石圪节，熟人低头不见抬头见。再说，他们也不会想到他来黄原。

他不熟练地卷起一根旱烟棒，靠着自己的铺盖卷抽起来。此时已经是下午，黄原河被西斜的太阳照耀得一片金光灿烂。河西大片的楼房已经沉浸在麻雀山的阴影中。刚从寂静的山庄来到这里，城市千奇百怪的噪音听起来像洪水一般喧嚣。尽管满眼都是人群，但他感觉自己像置身于一片荒无人烟的旷野里。一种孤单和恐慌使他忍不住把眼睛闭起来。现实的景象消失了。他通过心灵的视觉，却看见了炊烟袅袅的双水村；看见夕阳染红的东拉河边，饮饱水的黄牛抬起头来，静静地凝视着远方的山峦……

“唔……”他像呻吟般地发出一声叹息。

严酷的现实立刻便横在这个漂泊青年的面前。他既没有闯世的经验，又没有谋生的技能，仅仅凭着一股勇气就来到了这个城市。

他靠在砖墙边自己的烂铺盖卷上，久久地闭着眼睛。他内心痛苦而烦乱，感觉自己在这里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那么，再返回双水村吗？这很容易，明天早晨买一张汽车票，大半天就回去了——回到他那另一种苦恼之中……可是，他怎么能回去呢？

“不！”他喊叫说，并且睁开了眼睛。他看见周围有几个人在看他，脸上都显出诧异的神色——大概以为他精神不正常吧？

孙少平尽量使自己的精神振作起来。他想，他本来就不是准备到这里享福的。他必须在这个城市里活下去。一切过去的生活都已经成为历史，而新的生活现在就从这大桥头开始了。他思量，过去战争年代，像他这样的青年，多少人每天都面临着死亡呢！而现在是和平年月，他充其量吃些苦罢了，总不会有死的威胁。想想看，比起死亡来说，此刻你安然立在这桥头，并且还准备劳动和生活，难道这不是一种幸福吗？你知道，幸福不仅仅是吃饱穿暖，而是勇敢地去战胜困难……是的，他现在只能和一种更艰难的生活比较，而把眼前大街上幸福和幸运的人们忘掉。忘掉！忘掉温暖，忘掉温柔，忘掉一切享乐，而把饥饿、寒冷、受辱、受苦当做自己的正常生活……

这种自我安慰的想法，使孙少平的心平静了一些。他开始谋算自己眼下该怎么办。

他没想到聚在东关“找工作”的人这么多。他看见，每当一个穿油污涤卡衫的包工头，嘴里噙着黑棒烟来到大桥头的时候，很快就被一群揽工汉包围了。包工头就像买牲畜一样打量着周围的一圈人，并且还在人身上捏捏揣揣，看身体歪好，然后才挑选几个人带走。带走的人就像参加了工作一样高兴；而没被挑上的人，只好灰心地又回到自己的铺盖卷旁边，等待着下一个“救世主”来。

当又一位嘴噙黑棒烟的家伙来到大桥头的时候，少平也毫不犹豫地跟随众人，挤到了他的跟前，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选拔。

这人迅速扫视了一下周围，说：“要三个匠人！”

“要不要小工？”有人问。

“不要！”

那些匠人们便带着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把赤手空拳的小工攉在一边，纷纷问包工头：“一个工多少钱？”

“老行情！四块！”

所有的匠人都争着要去，但包工头只挑了其中三个身体最好的带上走了。

孙少平只好沮丧地退回到砖墙边上。

麻雀山后面最后一缕太阳的光芒消失了。天色渐渐暗下来。街上和桥上的路灯都亮了——黑夜即将来临。大桥头的人群稀疏起来。

孙少平仍然焦急地立在砖墙边上。看来这工不好上！至少今天是没有任何希望了！

那么，他晚上到什么地方去住呢？

本来他可以去找金波。但他不愿找他。他不愿意这么一副样子去找他的朋友。当然，他可以去住旅社——他身上带着哥哥给的十五块钱。旅社很容易找，东关街巷的白灰墙上，到处画着去各种旅社的路线箭头，纷乱地指向东面梧桐山下层层叠叠的房屋深处。

但他舍不得花钱。

他想到了车站的候车室。是呀，那里有长木栏椅子，睡觉蛮好的！

他于是就提起那点行李，重新返回到长途汽车站。

他在候车室门口就被一位戴红袖标的值勤老头拦挡住了。这里不让住宿！

唉，不让住也有道理。如果这里可以过夜，那么揽工汉把这地方挤不破才怪哩！

他碰了一鼻子灰，只好离开了。

现在，他又重新踯躅在东关的街道上。夜幕下的城市看起来比昼间更为壮丽；辉煌的灯火勾勒出五光十色的景象，令人炫目。大街上，年轻的男女们拉着手，愉快地说笑着，纷纷向电影院走去。旁边一座灯火通明的家属楼上，不知哪个窗口飘出了录音机播放的音乐，一位女歌唱家正柔声曼气地唱着——

你是一朵向日葵，

遍体金黄比花美。

吐露芬芳为了谁，

你又为谁百折不回？

笑得是那样美，

从来不流辛酸泪！

但愿我和你长相随，

一生一世紧相依偎。

孙少平扛着自己的被褥，手里拎着那个破黄提包，回避着刺目的路灯光，顺着黑暗的墙根，又返回到了大桥头。这大桥无形中已经成了他的“家”。现在，揽活的人大部分都离开了这里，街头的人行道被小摊贩们占据了。

他走到桥中央，伏在水泥桥栏杆上，望着满河流泻的灯火，心绪像一团乱麻。他现在集中精力考虑他到什么地方去度过这个夜晚。

他突然想起，离家时父亲曾告诉过他，黄原城有他舅一个叔叔的儿子，住在北关的阳沟大队，有什么事可以去找他。尽管这亲戚关系很远，但总算还能扯上一点，比找纯粹的生人要强。要不要去找这位远亲舅舅呢？

但少平想，他人生路不熟，得边走边打听，赶天明都不一定能找见这家亲戚。

他简直走投无路了。现在才是阴历四月初，天气仍然不暖和；尤其是夜间，还相当冷。要不，他可以到周围的山野里去度过这一夜。街头上更不能过夜，万一让警察带走，会急忙说不下个明白的。而这城里的熟人他又不愿意去找啊……

他猛然想起了一个半生不熟的人：贾冰。

是的，或许可以去找他？贾老师是个诗人，说不定他会更理解人，而不至于笑话他的处境。他那年来黄原讲故事，和晓霞一块跟着当时的县文化馆杜馆长，应邀去贾老师家吃过一顿饭。记得他们家有好几孔窑洞，说不定能在那里凑合几个晚上呢！只要晚上有个住处，白天他就可以到大桥头来找活；只要找下活干，起码吃住就有了着落。

这么想的时候，孙少平已经起身往贾冰家走了。

贾冰家在南关一个小土坡上，他不一会就到了。

他刚一进贾冰家的院子，一条大黑狗“汪”一声蹿了出来，他吓得往旁边一跳，把手里的黄提包像手榴弹一样向狗扔去。

“男爵！”有人从窑里喊了一声，紧接着便走出窑洞来。

少平一眼认出这就是贾老师。

“男爵，回去！”贾冰对狗说。那位张牙舞爪的“男爵”便向旁边的窝里悻悻而去。

贾冰走过来，看定他，问：“你找谁？”

贾老师显然已经不认识他了。

“贾老师，我是孙少平……”他谦恭地说。

“孙少平？”贾老师仍然想不起来他是谁。

是的，他太平凡了。那年仅仅一面之交，还是杜馆长带着，人家怎么可能记住他呢？

“那年地区故事调讲会，我跟杜馆长来过你们家。我是原西县石圪节公社双水村的……”少平竭力提示贾老师，以便让他能想起他来。

“噢……”贾冰看来有点印象。

孙少平立刻用简短的话说明他的卑微的来意。

“那先回窑里再说。”贾冰从地上拾起他的黄提包，引着他进了窑。

窑里一位中年妇女正在一个大盆里翻洗猪肠子。贾冰对她说：“这是咱们县的一位老乡，到黄原来揽工，晚上没处住，找到这里来了。”

那位妇女大概是贾冰的爱人。她既没看一眼少平，也没说话，看来相当不欢迎他这个不速之客。少平并不因此就对贾冰的爱人产生坏看法。他估计这家人已经不知接待了多少像他这样来黄原谋生的亲戚和老乡，天长日久，自然会生出厌烦情绪来。

“你吃饭了没？”贾冰问。

“吃了。”他撒谎说。

“来揽工？”

“嗯。”

“为什么？你不是上过高中吗？”

“嗯。”

“那为什么跑出来揽工？”

“我一时也说不清楚……”

“你喜欢诗歌吗？”

“我……”

“噢……黄原的钱也不好赚！”

少平敏感地意识到，如果他对贾老师说，他喜欢诗歌，并且念出什么人的几句来，说不定他今晚可能会得到较好的接待。但他谈不到对诗歌有什么特别的爱好。他不愿在这方面撒谎。现在他猜想，诗人大概把他看成了一个纯粹为赚钱而借宿的凡夫俗子，因此不可能对他有什么兴趣。

不过，看来贾老师念过去的一面交情，还不准备把他拒之门外。他把他引在隔壁一个放杂物的小土窑里，说：“这窑常不生火，可能有点冷，你就凑合着住吧！”

“这就蛮好了！”他感激地说。

晚上，少平躺在自己单薄的被褥里，很久合不住眼。他想，这里看来只能借宿一个晚上。明天一早，他就应该去北关的阳沟大队找那位远门亲戚，争取在那里住下来。然后他得千方百计找个营生干；只要有活做，有个吃住的地方，哪怕先不赚钱都可以……

第十四章

第二天窗户纸刚发亮，少平就悄悄地爬起来。

他到院子里的时候，贾冰一家人还在熟睡之中。

他很快离开这里，转到了街道上。

从南关通往北关的大街上，除过赶长途汽车的旅客外，此刻还没有什么人。

他迎着清冷的晨风，在静悄悄的街道上匆忙地走着。城市的一切在他眼里都是模糊的，他现在一心想的只是要找到那位没见过面的亲戚。

赶到北关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

他从一个扫街道老头那里打问清楚了去阳沟的路。于是在黄原宾馆旁边折转身，拐进了一条小沟。沟道相当狭窄，两面坡上像蜂窝似的挤满了房屋和窑洞。从这些房屋和窑洞好坏差异来看，少平估计这里是干部、工人和农民的混杂居住区。

他在沟道中没有铺沥青的土路上一边走，一边发愁地想：在这么密集庞杂的居住区寻找一家农民，看来太困难了。迎面不时有骑自行车和步行的人走过来，但他没有开口。这些都是上班的干部或工人，他们不可能知道有个叫马顺的庄稼人。

他看见路边水井旁有个正用辘轳绞水的老头，尽管穿戴也还可以，但可能是个农民——城边上的农民穿戴当然不像山区农民一样破烂。

他便试着走过去向这老头查问他的亲戚马顺。

一下问对了！老头向他指了指阳面土坡上的一个院子，说：“就住在那里，我们原来是一个生产队的。”

少平的心咚咚地跳着，兴奋地爬上了那个小土坡。

马顺两口子看来刚起床，尿盆都还没倒，两个孩子仍然在炕上睡觉。

当少平向他的亲戚说明他是谁的时候，没见过面的远门舅舅和妗子算是勉强承认了他这个外甥。

马顺看来有四十岁左右，一张粗糙的大脸上，转动着一双灵活的小眼睛。他不冷不热打量了他一眼，问：“你就这么赤手空拳跑出来了？”

“我的行李在另外一个地方寄放着，我想……”

少平还没把话说完，他妗子就对他舅恶狠狠地喊叫说：“还不快去担水！”

少平听声音知道她是向他发难。他于是立刻说：“舅舅，让我去担！”说话中间，他眼睛已经在这窑里搜寻水桶在什么地方。

水桶在后窑掌里！他没对这两个不欢迎他的亲戚说任何话，就过去提了桶担往门外走。马顺两口子大概还没反应过来，他就已经到了院子里。

他舅撵出来说：“井子你怕不知道……”

“知道！”他头也不回地说。

孙少平一口气给他的亲戚担了四回水——那口大水瓮都快溢了。

这种强行替别人服务的“气势”使亲戚不好意思再发作。马顺两口子的脸色缓和下来，似乎说：这小子看来还精着哩！

他舅对他说：“你力气倒不小。是这，我一下子想起来了，我们大队书记家正箍窑，我引你去一下，看他们要不要人。你会做什么匠工活？”

“什么也不会，只能当小工。”少平如实说。

“噢……我记得前两年老家谁来说过，你不是在你们村教书吗？小工活都是背石头块子，你能撑架住？”

“你不要给人家说我教过书……”

“那好吧，咱现在就走。”

马顺接着就把少平引到他们大队书记的家里。

书记正和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坐在小炕桌旁边喝啤酒。桌子上摆了几碟肉菜。

少平跟他舅进去的时候，书记没顾上招呼他们，只管继续对那个干部巴结地笑着说：“……这地盘子全凭你刘书记了！要不，我这院地方八辈子也弄不起来……喝！”书记提起啤酒瓶子和那人的瓶子“咣”地碰了一下，两个人就嘴对着瓶口子，每人灌下去大半截。

把啤酒瓶放下后，书记才扭头问：“马顺，你有什么事？”

他舅说：“我引来个小工，不知你这里要不要人了？”

“小工早满了！”书记一边说，一边又掂起啤酒瓶子对在嘴巴上。不过，他在喝啤酒的一刹那间用眼睛的余光打量了一眼少平。

估计书记看这个“小工”身体还不错，就对那位干部说：“你先喝着，我和他们到外面去说说！”

三个人来到院子里，书记问马顺：“工钱怎么说？”

“老行情都是两块钱……”他舅对书记说。

书记嘴一歪，倒吸了一口气。

“一块五！”少平立刻插嘴。

书记“扑”一声把吸进嘴里的气吐出来，然后便痛快地对少平说：“那你今天就上工！”

他舅在旁边愣住了，不知外甥为什么把自己卖了这么低的价钱。

对于少平来说，就是一天挣一块钱也干。

他先问最迫切的问题：“能不能住宿？”

“能！就是敞口子窑，没窗户。”主家说。

“这不要紧！”

上工的事谈妥后，少平性急地连他舅家也没再去，就起身直接到南关贾冰家寻他的铺盖卷。

来到大街上，他觉得脚步异常地轻松起来。这时他才注意到街道两旁的景致。商店的门都开了，到处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大橱窗里花花绿绿，五光十色。姑娘们率先脱去了冬装，换上鲜艳的毛衣线衣，手里拎着时髦的小皮革包，挺着高高的胸脯在街市上穿行。人行道上的汉槐洋槐缀满了一嘟噜一嘟噜雪白的花朵，芬芳的香味飘满全城。

孙少平浑身像剥去了一层沉重而坚硬的甲壳，胳膊腿充满了柔韧的弹性。他感到春风吹拂在脸上，就像一只温柔的手在亲切地抚摸着他。他内心洋溢着欢乐——他终于有“工作”了！

到南关的时候，他在副食门市部买了一盒饼干，准备送给贾老师的孩子们。不论怎样，他很感激这位诗人让他在他们家留宿了一夜；否则，他昨天晚上就要露宿街头了。

少平走到贾冰家，很快收拾好自己的行李，把那盒饼干留下，就向贾老师两口子告辞，起身到北关去。

贾冰和他爱人看来有点过意不去——他们此刻大概已经明白，这后生不是那种死皮赖脸的人。

“你如果没处住，再来！”贾冰对他说。

“贾老师，我能不能借你一本书？我看完就给你送回来！”少平最后惴惴不安地提了一个要求。

“可以！你自己到书架上去拿！”贾老师痛快地说。看来他对爱学习的人很乐意帮助。

少平于是在书架上挑了一本《牛虻》——他很早就听晓霞介绍过这本书。

就这样，他背着自己的铺盖卷，手里提着那只烂黄提包，怀里揣着《牛虻》，来到了北关阳沟大队书记家。

书记的老婆是个精明麻利人，看来最少能主半个家事。她引着少平，把他送到匠工们住的敞口子窑里，并且又把站场监工的亲戚叫来，把他交代给了这位工头。

这敞口子窑铺了一地麦秸；麦秸上一摆溜丢着十七八个铺盖卷，地方几乎占满了。少平只好把自己的那点行李放在窑口最边上的地方。

吃过中午饭，少平就上了工。

他当然干最重的活——从沟道里的打石场往半山坡箍窑的地方背石头。

背着一百多斤的大石块，从那道陡坡爬上去，人简直连腰也直不起来，劳动强度如同使苦役的牛马一般。

少平尽管没有受过这样的苦，但他咬着牙不使自己比别人落后。他知道，对于一个揽工人来说，上工的头三天是最重要的。如果开头几天不行，主家就会把你立即辞退——东关大桥头有的是小工！

每当背着石块爬坡的时候，他的意识就处于半麻痹状态。沉重的石头几乎要把他挤压到土地里去。汗水像小溪一样在脸上纵横漫流，而他却腾不出手去揩一把；眼睛被汗水腌得火辣辣地疼，一路上只能半睁半闭。两条打颤的腿如同筛糠，随时都有倒下的危险。这时候，世界上什么东西都不存在了，思维只集中在一点上：向前走，把石头背到箍窑的地方——那里对他来说，每一次都几乎是一个不可企及的伟大目标！

三天下来，他的脊背就被压烂了。他无法目睹自己脊背上的惨状，只感到像带刺的葛针条刷过一般。两只手随即也肿胀起来，肉皮被石头磨得像一层透明的纸，连毛细血管都能看得见。这样的手放在新石碴儿上，就像放在刀刃上！

第三天晚上他睡下的时候，整个身体像火烧着一般灼疼。他在睡梦中渴望一种冰凉的东西扑灭他身上的火焰。他梦见下雨了，雨点嘀嗒在烫热的脸庞上……一阵惊喜使他从睡梦中醒了过来。真奇怪！他感觉自己脸上真有几滴湿淋淋的东西。下雨了？可他睡在窑里，雨怎么可能滴在脸上呢？

他睁大眼，发现他旁边的一个石匠正光着屁股往被窝里钻。他感到一阵发呕，赶忙用被子揩了揩脸——他知道，这是那个撒完尿的石匠从他身上跨过时，把剩下的几滴尿淋在了他的脸上。没有必要发作，揽工汉谁把这种事当一回事！

他蒙住头，很快又睡得什么也不知道了……

三天以后，孙少平尽管身体疼痛难忍，但他庆幸的是，他没有被主家打发——他闯过了第一关！

以后紧接着的日子，一切都没有什么变化。他继续咬着牙，经受着牛马般的考验。这样的时候，他甚至没有考虑他为什么要忍受如此的苦痛。是为那一块五毛钱吗？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他认为这就是他的生活……

晚上，他脊背疼得不能再搁到褥子上了，只好趴着睡。在别人睡着的时候，他就用手把后面的衣服撩起来，让凉风抚慰他溃烂的皮肉。

这天晚上，当他就这样趴着睡觉的时候，突然感觉有人在轻轻摇晃他的头。

他一惊，睁开眼，看见他旁边蹲着一位妇女。

他在睡眼矇眬中认出这是书记的老婆。他赶紧把背后的衫子撩下去，遮住了自己的脊背。

“你原来是干什么的？”书记的老婆轻声问他。

“我……一直在家里劳动。”少平吞吞吐吐说。

书记的老婆摇摇头，说：“不是！你就照实说。”

少平知道他瞒哄不住这位夜访的女主人了，只好把头扭向一边，说：“我原来在村里教书……”

书记的老婆半天没言传。后来听见她叹了一口气，就离开了。

少平再也不能入睡。他透过洞开的敞口窑，望着天上那轮明月，忍不住眼里涌上了两团泪水。一片深沉的寂静中，很远的地方传来拖拉机的“突突”声……他心想：也许明天他就会被主家打发走——那他到什么地方再能找下活干呢？

第二天，出乎少平意料的是，他不仅没有被打发走，而且还换了个“好工种”——由原来背石头调去钻炮眼。

新的活当然要比背石头轻松得多。通常这种美差都是由站场工头的亲戚或朋友干的。不用说，和他一块背石头的小工都大为震惊：为什么突然把你小子“提拔”了？

少平心里明白，这是女主人对他动了恻隐之心。唉，为了这位好心的妇女，他真想到什么地方去哭一鼻子。对他来说，换个轻活干当然很好，但更重要的是，他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中，竟然也感觉到了人心的温暖。毋庸置疑，处在他眼下的地位，这种被别人关怀所引起的美好情感，简直无法用言语来表述……

半月以后，孙少平已经开始渐渐适应了他的新生活。脊背上溃烂的皮肉结成了干痂，变成了一种深度的疼痛；而不像开始时那般尖锐。手上的肉皮磨薄后又开始厚起来，和石头接触也没有了那种刀割般的疼痛感。身架被强度的劳累弄得松松垮垮——这样就可以较为舒展地承受一般的压力……

黄土高原第一场连绵的春雨来临了。雨天不能出工，做活的工匠们就抓紧时间，开始白天黑夜倒在没门没窗的敞口子窑里睡觉；沉重的鼾声如雷一般此起彼伏。雨天不出工，当然没有工钱，但主家按行规给工匠继续管饭。

下雨的第二天，少平睡足觉后，很想去街上走一走。他计算过，他已经赚下二十多块钱。他想从主家那里预支十块，加上他原来带的十几块钱，到街上为自己买一身外衣——他的衣服烂得快不能见人了。

他从女主人那里拿了钱以后，又从一个工匠那里借了一顶破草帽，就一个人冒着濛濛春雨来到街上。

雨中的大街行人稀稀疏疏，小汽车溅着水疾驶而过；远处，涨水的黄原河发出深沉的呜咽。

少平从阳沟泥泞的路上走出来后，先忍不住趴在黄原宾馆的大铁门上，向里面张望了一会——那里面是他所不了解的另一种生活……

离开这座富丽的建筑物，不知为什么，他猛一下想起了田晓霞。

是的，他们又在同一个城市里了——不远处就是著名的黄原师专。但他决不会再去找她。人家已经成了大学生，他现在是个揽工小子，怎么能去找她呢！随着社会地位差距越来越大，过去的那一切似乎迅速地变得遥远了。他想，要是眼下碰见晓霞，双方也一定会有一种陌生感……朋友，看来我们是永远地分别了！

少平走到市内最大的一个百货商店，为自己细心地挑选了一身深蓝涤卡衣服。他怀着喜悦的心情，把这身玻璃纸包着的服装夹在胳膊窝里，然后又顺着街道闲逛了一会，就返身向阳沟那里走去；买衣服后，他身上就没几个钱了，在街上瞎逛荡还不如回去再睡一觉！

当他从街上回到那个敞口子窑后，满窑的工匠仍然睡得像死人一般。

他从被子旁把黄提包打开，将新买来的衣服放进去。这时候，他才发现了提包里那本《牛虻》——半月来，他已经忘记了从贾老师那里借来的这本书；甚至也忘了他自己是个识字人呢！好，雨天不出工，他现在正好能看这本书了。

他内心立刻感到一种颤栗般的激动！

他很快倒在自己的一堆烂被子里，匆忙地打开了那本书，竟忍不住念出了声：“亚瑟坐在比萨神学院的图书馆里，正在翻查一大堆讲道的文稿……”

第十五章

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孙少安的烧砖窑就出了四窑砖。每窑七千块，四七两万八千块砖。除过运费、煤费和毛收入百分之十的税纳过以后，每块砖净得利二分五厘。算一算，一家伙就赚下七百来块钱！

目光远大的孙少安，政策一变，眼疾手快，立马见机行事，抢先开始发家致富了；黑烟大冒的烧砖窑多么让人眼红啊！

少安已经渐渐上升为双水村第一号瞩目人物。田福堂、金俊山等过去的“明星”在人们眼里多少有点逊色了。

现在，孙玉厚家尽管还是过去那院烂地方，但上门的人却显然增多了。村里有些开口借十来八块紧用钱的庄稼人，孙少安都慷慨地满足了他们的愿望。对于孙家来说，这不仅仅是给别人借钱，而是在修改他们自己的历史。是啊，几辈子都是他们向人家借钱，现在他们第一次给别人借钱了！

但是，外人并不知晓，孙少安的事业在大繁荣的后面，充满了重重的困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一分钱几乎都是用血汗换来的。要维持一个烧砖窑，起码得三四个好劳力。他们一家人既要种庄稼，又要侍候这个庞然大物，已经把力气出到了极限。少平在家的时候，三个男劳力加上秀莲，还能勉强两头应付。少平一走，父亲一个人忙山里的活已经力不从心，因此少安夫妇办这个烧砖窑也到了纳命的光景。挖土、担水、和泥、打坯、装窑、烧火、出砖……每一样都是重苦活。两口子天不明忙到黑灯瞎火，常常累得饭也吃不下去；晚上睡在被窝里，连亲热一会的精力都没有——辛苦得梦中都在呻吟……

眼下，时令已经到了夏至，麦子面临大收割，山上所有的秋田都需要锄草；同时还得种回茬荞麦。这些活孙玉厚老汉一个人是再也忙不过来了！

烧砖窑只好停工。

对于赚钱赚得心正发热的少安夫妇来说，停止烧砖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可是没有办法！少安要帮父亲去干山里的活。

秀莲开始动气了。

自结婚以来，秀莲从不和少安吵架。即使有些事她心里不痛快，一般都忍让着少安，丈夫说怎办就怎办。那些年，亲爱的男人受死受活支撑着这个又大又穷的家，她心疼他，决不给他增添烦恼。可是现在，随着家庭生活的好转，又加上他们的事业开始红火起来，秀莲渐渐对家庭事务有了一种参与意识。她在这个家庭再也不愿一味被动地接受别人的领导，而不时地想发出她自己的声音。是呀，她给这个家庭生育了后代；她用自己的劳动为这个家庭创造了财富；她为什么不应该是这个家庭的一名主人？她不能永远是个附庸人物！

她首先对少平的出走大为不满。她对丈夫说：“我们要把这一家人背到什么年代呀？少平屁股一拍走了黄原，逛花花世界去了，家里这么多活，把咱两个都快累死了！别人看不见咱的死活，咱为什么给别人挣命呢？当初少平年龄小，咱受死受活没话说。现在二十大几的后生，丢下老小不管，图自己出去畅快！我们凭什么还要给这些人挣命？”

秀莲这样数落的时候，少安一句话也不说。当然，他心里对少平出走黄原也不满意——但他怎能和自己的老婆一块攻击自己的弟弟？

秀莲见丈夫不言语，便有点得寸进尺了。她进一步发挥说：“咱们虽说赚了一点钱，可这是一笔糊涂账！这钱是咱两个苦熬来的，但家里人人有份！这家是个无底洞，把咱们两个的骨头填进去，也填不了个底子！”

“山里的活不是爸爸做着哩嘛！”少安反驳说。

“如果把家分开，咱就是烧砖也能捎带种了自己的地！就是顾不上种地，把地荒了又怎样？咱拿钱买粮吃！三口人一年能吃多少？”

其实，这话才是秀莲要表达的最本质的意思。小两口单家独户过日子，这是秀莲几年来一直梦想的。过去她虽然这样想，但一眼看见不可能。当时她明白，要是她和少安另过日子，丢下那一群老小，光景连一天也维持不下去。可现在这新政策一实行，起码吃饭再不用发愁，这使她分家的念头强烈地复发了。她想：对于老人来说，最主要的不是一口吃食吗？而他们自己还年轻，活着不仅为了填饱肚子，还想过两天排排场场轻轻快快的日子啊！

“我已经受够了！”她泪流满面地对丈夫说，“再这样不明不白搅混在一起，我连一点心劲也没了！”

“家不能分！”少安生硬地说。

“你不分你和他们一块过！我和虎娃单另过光景！”秀莲顶嘴说。

孙少安大吃一惊。他没想到，他的妻子一下变得这么厉害，竟然敢和他顶嘴！

他已经习惯于妻子对他百依百顺，现在看见秀莲竟然这样对他不尊重，一时恼怒万分！大男子的自尊心驱使他冲动地跳起来，扑到妻子面前，举起了他的老拳头。

“你打吧！你打吧！”秀莲一动也不动，哭着对丈夫说。

少安猛一下看见妻子那张流泪的脸被劳动操劳得又黑又粗糙，便忍不住鼻子一酸，浑身像抽了筋似的软了下来；他不由展开捏紧的拳头，竟然用手掌为妻子揩了揩脸上的泪水。

秀莲一下子扑在他怀里，哭着用头使劲地蹭着他的胸口，久久地抱着他不放开。

少安用手抚摸着妻子沾满灰土的黑头发，闭住双眼只是个叹气……

他心疼秀莲。自从她跟了他以后，实在没享过几天福。穿缀补钉的衣服，喝稀汤饭，没明没黑地在山里劳动……她给他温暖，给他深切的关怀和爱抚，并且给他生养下一个活泼可爱的儿子。几年来，她一直心甘情愿和他一块撑扶这个穷家而毫无怨言。对于现时代一个年轻的农村媳妇来说，这一切已经难能可贵了。瞧瞧前后村庄，结婚几年还和老人一块过日子的媳妇有多少？除过他们，没有一家不是和老人分开过的！眼下，尽管他对妻子的行为生气，但说实话也能理会她的心情……

孙少安陷入到深深的矛盾中去了。这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新的生活带来的。过去的年月，一家人连饭也吃不上，他的秀莲根本不会提念分家的事啊！

但是，不管从理智还是从感情方面讲，他无法接受分家的事实。他从一开始担负的就是全家人的责任，现在让他放弃这种责任是不可能的。这不仅是一个生活哲学问题，更主要的是，他和一家老小的骨肉感情无法割舍。他们这个家也许和任何一个家庭不同。他们真正是风雨同舟从最困苦的岁月里一起熬过来的。眼下的生活尽管没有了什么大风险，但他仍然不愿也不能离开这条“诺亚方舟”！

他怀抱着妻子，抚摸着她的头发，声音尽量温柔地劝她：“秀莲，你是个明白人，你不要叫我作难。我求求你，你心里不管怎样想都可以，但千万不要在脸上带出来。爸爸妈妈一辈子很苦，我不愿意叫他们难过……”

他捧起妻子泪迹斑斑的脸，吻了又吻。

丈夫的态度虽然使秀莲的情绪缓和下来，但她的意志并没有被温柔的爱抚所瓦解。她现在先不提分家的事了，转而又提出把手头的几百块钱拿出来，给他们建设一院新地方！

少安说：“新地方迟早总要建的，可现在咱们的烧砖窑才刚开始出砖嘛！等明年多赚下一点钱，咱一定箍几孔像样的新窑！”

“少安，你听我说！明年谁知道又是个什么社会！趁咱现在手头有了一点钱，这地方是无论如何要建的。这可不是我专意耍糊涂，少安！这点钱不咬着牙做点事，三抛撒两破费就不见影了。你还是听我一次话，咱们箍窑吧；钱要是不够，再从我娘家借一点……你就答应我吧！咱在牛驴窝里已经钻了几年，总不能老是没自己的一个家……”

妻子的这番话倒使少安的心动了。他感到秀莲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只不过，他原来打算要建就建个像样的家，而现在靠手头这点钱能弄出个啥名堂来？

他于是劝秀莲先耐一下心，让他思量思量花费再说……

孙少安思量过来又思量过去，建三孔纯粹的砖窑或石窑，眼下这点钱根本不够用。就说箍三孔砖窑吧，除过自己的砖不算，每孔窑最少得六个大工；每个大工又得四个小工侍候。三六十八个大工，四六二十四个小工；每个大工五元工钱，每个小工二元工钱，光这一项就得一百三十八元。每架门窗从买木料到手工得一百五十元；三架门窗四百五十元。白灰五千斤，每斤二分钱，得用一百元。人均一天三斤粮，总共得六袋面粉；每袋议价十六元，也得用一百来元。还有烟、酒和其他费用……我的天！这把他手头的钱花干也不够。再说，下一步怎开办事业呀？再去问人家借钱吗？他已经借怕了……

后来，少安突然想，干脆打三孔土窑洞，然后在土窑洞上接砖口，这样也阔气着哩！土窑打好了，不比硬箍石窑和砖窑差。另外接个砖口，再戴个“砖帽”，既漂亮，也省钱省砖。

对，这是个好办法！

他和秀莲一商量，秀莲也蛮高兴的。

孙少安下了很大的决心，才向父亲吐露了他的心事。他怕父亲对他有看法——刚赚下几个钱，就忙着为他们小两口建新窑！

但是开通的老人反而为这事很高兴。他对儿子说：“爸爸也有这个想法哩！现在趁手头有几个钱，赶快给你们营造个地方！爸爸为这事已经不知熬煎了多少年，心里老是揣着一颗疙瘩，觉得对不起你们。本来，这是老人的责任！爸爸没本事，给你们建不起个家来。现在你们自己刨挖着赚了两个钱修建地方，爸爸还有不支持你们的？要弄就尽快弄！”

少安被父亲的一番话说得激动不已。为自己建个新家，何尝不是他多年的梦想啊！可过去那仅仅是梦想罢了。想不到现在，这就要成为真的了？应该感谢这新的生活……

他充满激情地对父亲说：“先不忙，等我帮你把庄稼锄过再说！”

孙少安帮助父亲把山里的秋田锄过以后，也没有能立刻开始他的建窑计划——他还要和父亲到罐子村去帮助姐姐家锄地。

他姐夫过完春节就又到外面流窜去了，半年来没见踪影。据上次他们村金富回来说，他曾在郑州火车站见过王满银，说那个逛鬼吃不上饭，已经把身上的外衣都扒下来卖了。溜窃匠金富的话也许不足为信，但少安一家人心里清楚，王满银在外地的光景比这位小偷兼吹牛专家所描绘的也好不了多少。罐子村家里的地一直由兰花耕种。可怜的女人既要拉扯两个孩子，又得像男人一样在山里干活——那熬苦是世人所难以想象的。幸亏她离娘家不远，她父亲，她弟弟，在农活最紧张的时候，就跑来替她做了……

少安和父亲怀着沉重而痛苦的心情，把兰花家的地都锄过了。他们把这里的活干得比双水村都要细致；边边畔畔，一丝不苟。为了减轻女儿的负担，孙玉厚返回双水村时，把小外孙狗蛋也带回来了。外孙女猫蛋已经上了罐子村小学，不能跟着来外爷家……

两家的秋田锄过以后，少安这才开始动手修建他的新地方。一切都开始忙乱起来；但由于这是为自己谋幸福，少安和秀莲都有说不出的兴奋！

他们把新居的地址选在离烧砖窑不远的山崖根下。这里不仅土脉坚硬，据米家镇已故米阴阳当年称，这地方风水也好得不能再好：前面有玉带两条——公路和东拉河；面山五个土台子一字排开，形似五朵莲花……以前没人在此建宅，主要是这地方已到村外。现在他们乐意占这块风水宝地；一是清静，二是离他们的烧砖窑近。

开挖土窑洞是一件技术性很强的工作，最少得聘请一位行家领料另外的雇工。双水村打土窑最出色的专家是金俊文。可是现在，别说一天出五块工钱，就是出十块钱也把金俊文请不来了。俊文因为大儿子有了“出息”，家业急骤发达起来，已不把百儿八十的钱放在眼里了。他整天穿戴一新，在山里做点轻活（重活有二小子金强哩），然后逢集就到石圪节的土街上去优哉游哉；在胡得福的饭馆里喝二两烧酒，吃一盘猪头肉，日子过得像神仙一般快活！

少安知道请不动金俊文，于是就到山背后的王家庄请了一名高手；然后又在村中雇了几个关系要好的庄稼人，便开始大张旗鼓地为自己建造新居。多少年来，双水村第一次有人如此大动土木。人们羡慕不已，但并不感到过分惊讶。在大家看来，孙少安已经跃居本村“发财户”的前列，如今当然该轮上这小子张扬一番了！

第十六章

对于孙玉亭来说，眼前的生活仍然像梦一般不可思议。

实行责任制尽管已经半年多了，他还没有从这个变化中反应过来——农村的改革如同一次大爆炸，把我们的玉亭同志震成了严重的脑震荡……

失去了亲爱的集体以后，孙玉亭感到就像没娘的孩子一样灰溜溜的。唉，他不得不像众人一样单家独户过日子了。

他当然也不再是双水村举足轻重的人物。人们现在在村巷里碰见他，甚至连个招呼也不打，就像他不存在似的。哼！想当初，双水村什么事上能离开他孙玉亭？想不到转眼间，他就活得这么不值钱？他眷恋往日的岁月，那时虽然他少吃缺穿，可心情儿畅快呀！而今，就像魂灵一下子被什么人勾销了……

起初，玉亭根本没心思一个人出山去种地。他要么闷头睡在烂席片土炕上，接二连三地叹气；要么就跑到村前的公路上，异想天开地希望听到外面传来“好消息”，说集体又要恢复呀！如果村里来个下乡干部，他就拖拉着那双烂鞋，飞快地跑去，打听看政策是不是又要变回去了？

在人们几乎忘记一切而发疯似的谋光景的时候，双水村恐怕只有玉亭一个人仍然在关心着“国家大事”。每天，他都要跑到金家湾那面的学校把报纸拿回家里，一张一张往过看，指望在字里行间寻找到某些恢复到过去的迹象。但他一天比一天失望。社会看来不仅不可能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而且离过去越来越远了。

既然世事看来没希望再变回去，他就无法和现实再赌气。一个明摆的事实是，他一家五口人总得吃饭。他难以在土炕上继续睡下去了，首先贺凤英就不能让他安宁，开始咒骂起了他：

“你这样装死狗，今年下来叫老娘和三个你嫩妈吃风屙屁呀？你看现在到什么时候了？人家把地都快种完了，咱的还干放在那里！等着叫谁给你种呀？”

凤英虽然过去和他一样热心革命，但看来她终究是妇道人家，一旦世事变了，就把光景日月看得高于一切！

没有办法，孙玉亭只好蔫头耷脑地扛起镢头，出山去了。老婆尽管骂得难听，但骂得也有道理。

他已经过惯了红火热闹的集体生活，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山里劳动，一整天把他寂寞得心慌意乱。四山里静悄悄的，几乎看不见人的踪影；只有很远的地方才偶尔传来一两声什么人的吆牛声。孙玉亭心灰意懒地做一阵活，就圪蹴在地里抽半天烟。他甚至羡慕地里觅食的乌鸦，瞧它们热热闹闹挤在一块，真好！

好不容易把自己的地刨挖开后，玉亭苦恼起来了。他过去一直领导着大队农田基建队，山里的农活相当生疏。旁的不说，连籽种都下不到地里。点种还可以，一撒种就把握不住——一个小土圪，他就几乎把一大升小麻籽种抛撒得一干二净！

他只好厚着脸去找他哥，求他把一些技术性的农活帮助做一下。

在山里孤单地劳动一天，回家吃完晚饭后，玉亭无法立刻躺到烂席片土炕上去睡觉；他总觉得晚上还应该有些什么事。

他把碗一丢，便拖拉起那双烂鞋，丧魂失魄地出了门。

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一下子就走到了大队部。

噢，他是开会来了！以前几乎每晚上他都要在这里开半晚上会，现在他竟然又不由自主地来到了这里！

可是，会议室门上那把冰冷的铁锁提醒他：这里不再开会了！

夜晚出奇的平静。疲劳的庄稼人饭碗一丢就进入了梦乡。惟有东拉河在沟道里发出寂寞的喧哗声。月亮在黑白相间的云彩里游移，大地上昏昏暗暗。孙玉亭一个人惆怅地立在黑糊糊的大队部院子里，心中油然生出无限悲凉。他索性蹲在会议室门台上，一边抽烟，一边在黑暗中缅怀往日那些轰轰烈烈的日子……

通常很久以后，玉亭才怅怅然从大队部院子里转出来，像个患夜游症的人一样，蹒跚着走过昏暗的村道。这时候他往往还没有一点睡意。他喉咙里堵塞着一团什么，很想找个什么人说说话；但他知道村里没什么人有兴致和他谈这论那了。

这样的时候，他便自然地想起了田福堂。

可是，当他满怀激情找了几次田福堂后，发现田福堂也变了！连福堂也再没兴致和他讨论“国家大事”，甚至还对他的夜访表示出一种厌烦的情绪。

田福堂的态度对玉亭的打击是极为沉重的。

当这位“革命家”失去了最后一个精神依托后，只好黯然神伤地生活在了他自己的孤独之中……

孙玉亭的感觉是正确的。田福堂就是没心思和他的前助手谈论“革命”了。比较起来，不论怎样，孙玉亭可以说对“革命”一片赤诚——为了“革命”，玉亭可以置自己的吃穿而不顾，把头碰破都乐而为之。但田福堂没有这么幼稚，他是一个饱经世故的人。他虽然是个农村的支部书记，但穿越过不同时代的各种社会风暴，因此有了人们常说的那种叫做“经验”的东西。尽管在感情上和孙玉亭一样，他对目前社会的大变革接受不了，但他的理智告诉他，这一切已经很难再逆转——不管你情愿不情愿，社会就是这个样子了！

既然社会的变化已经成为铁的事实，那么聪敏人就不应该再抱着一本老皇历念到头。孙玉亭梦想复辟是徒劳的！何必一口咬住个屎片子连油饼子都换不转呢？他田福堂才不是这号瓷脑！

一个时期来，田福堂甚至变得有点清心寡欲，大有看破红尘的味道。那种争强好胜，动不动就剑拔弩张的激情渐渐失去了势头。他就像一个长时间游泳的人，疲倦地回到了岸上。他现在已经很少出门；虽说还当着书记，但对公众事务不再热心。公社下来个什么任务，他就推给副书记金俊山去处理。农村已经“单干”了，有什么事值得他热心呢？再说，现在的工作能给自己带来什么甜头？

田福堂也决不会像孙玉亭一样，和自己的光景日月赌气。土地分开以后，他苦恼归苦恼，但不误农时，及时开始耕种。儿子润生已经跟上向前学开汽车去了——这是他主动找女婿安排的。家里的这点地他一个人能应付。虽说他多少年没参加劳动，开始出山有点吃不消了，但他年轻时在双水村也是一把劳动好手——旧社会和孙玉厚这一茬人，都在有钱人家的门上经受过严格的磨练，因此基本功在哩！

现在，他已经慢慢又适应了山里的庄稼活。

在山里一个人劳动的时候，他也像玉亭一样，有一种孤单和被抛弃的感觉。想起当年在村里村外叱咤风云的盛况，心里也不免涌上一丝悲凉。世事不饶人啊！一时三刻，他就被赶上了山，不得不像众人一样握起了老镢把，满头臭汗为自己的生计而拼命！他记得小时候上冬学时，金先生传授过孔夫子的一句话：民以食为天；因此这也不算什么耻辱！

家里现在只剩下了他老两口。女儿的工作调到了黄原；儿子跟上女婿学了开车。从早到晚，他院子里静得像一座古庙。他现在特别希望身边有个小孙子——这种心境已经说明他进入了老年阶段。他感到痛苦的是，他现在知道女儿和女婿的婚姻不合。人家两口子都设法往一块调工作哩，可他女儿却和女婿把工作调到了两地！

看来，这主要是怪润叶！他原来还担心结婚以后向前嫌弃润叶，没想到自己的女儿却冷落人家李主任的儿子！这使他怎有脸再上亲家的门呢？他真想不通润叶为什么这样对待向前。

在田福堂看来，向前实在是个好娃娃。尽管自己的女儿对人家不好，但这娃娃对他们家却好得不能再好了。小伙子对他老两口尊尊敬敬，过一段时间就来看望他们，次次登门总不空手，吃的用的拿一大堆。正月里，就把他一年烧的石炭送到家里，码得整整齐齐。如今，又亲自把润生带上，教他学开车……死女子啊！这么好的女婿打上灯笼都找不下，你为什么要冷落人家呢？你娃娃作孽哩！你是个什么值钱人！

田福堂心里对女儿充满了怨气。自调到黄原后，她也没回家来。他也不想去看她。唉，按说，他现在应该抱上外孙了。可是……

尽管家里有吃有穿有钱花，但田福堂感到日子过得越来越不顺心。

双水村这位郁郁寡欢的强人，在山里劳动已经快半年了。在这短短的半年里，他眼看着村里发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变化。最瞩目的是，一些过去穷家薄业的人，很快就露出了发达起来的势头。当然，现在田福堂也不怀疑，今年下来，双水村大部分人家将不会再缺粮吃了！事实向他证明：双水村没有他的“指挥”，人们不仅照样生活，而且生活得比原来还好！

田福堂从双水村眼前社会生活的大镜子中，看见了自己的渺小。他一个人在山里突然想，这世界离开谁都可以！天照样刮风下雨，女人照样生娃娃！别说他田福堂了，就是毛主席不在了，中国还不照样是中国吗？

这样一想，田福堂阴郁的心情就会松宽许多。他已经屈服于现实，也承认了命运对他做出的这种新安排。他甚至想，“单干”以后，他田福堂也还要把光景谋到众人前面去！过几年再看吧，他田福堂还是双水村首屈一指的人物！

这个强人啊……

但是，强人往往心强命不强。天暖以后，田福堂的气管炎突然严重起来。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气管炎一般天气转暖就会缓和一些，可他天暖后反而厉害起来，说明病情是加重了。

早上起床后，他常常咳嗽得半天直不起腰。山里劳动的时候，力气越来越不济；干一会活，就要在地里蹲半天。至于烟，不仅不能闻，甚至连看也不能再看；一看见烟，他就忍不住要咳嗽——已经到了一种条件反射的程度。

每当田福堂蹲在地里没命地咳嗽的时候，一种力不从心的悲哀就使他忍不住想哭一鼻子！有时候，他不由双膝跪在土地上，徒然地向苍天祷告让他舒舒服服出上两口气！命运啊，真是冷酷无情，竟把这样一位强悍的人折磨到了如此地步！

但强人终究是强人。田福堂并不因为自己身体的垮掉，就想连累他的儿女。不，他就是挣死在山里，也不能把润生叫回来种庄稼。娃娃正学开车，他不能耽误儿子的前程。另外，他也从不把他的病情告诉女儿。女儿有女儿的难肠事，不要再给她增加烦恼。每次给润叶回信的时候，他都说他一切都好着哩。他永远热爱和心疼自己的儿女，愿意他们一辈子活得畅快。他就是死，也要悄悄到一边去死，而不要让娃娃们为他牵肠挂肚……

如果目睹田福堂在土地上的挣扎，那真是够悲壮的了。干一会活，他就得停下来咳嗽半天，喘息半天。对他来说，这已经不是劳动，而是服苦役啊！

麦子刚收割完，庄稼人立刻抢农时开始耕种回茬荞麦了。

尽管田福堂又割麦又锄地，已经精疲力竭，但他还是挣扎着想种几亩荞麦。荞麦是好东西，性凉败火，伏天能做凉粉泄火气，还能剁面条，捻圪坨——信天游都唱“荞面圪坨羊腥汤，死死活活相跟上”哩！尤其是城里人，把荞麦面当做一种稀罕东西看待。田福堂想，他家门外工作人多，其他庄稼少种一点可以，但荞麦不种不行——这是他每年给城里的亲戚回敬的主要礼品。

但他单枪匹马，耕种这点荞麦实在是不容易啊！别人家都是一个人犁地，一个人在后面纳拌了籽种的肥料。他自己只好吆着牛犁到地头，再返回来端起粪斗，把籽种下进犁沟。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吃力不算，心里还急躁得不行！

今天，眼看就要亮红晌午了，他仍然有两耙地没有种完。心一急，咳嗽就来了。这一次来得太猛烈，使他连吊在胸前的粪斗子都来不及解下，就一个马趴跌倒在犁沟里，没命地咳嗽起来。

咳嗽喘息长时间停歇不了。他几乎耗尽了身上的力气，伏在犁沟里怎么也爬不起来。连那头老黄牛在旁边看着他，眼睛里也充满了怜悯。

大半天工夫，田福堂才勉强从地上爬起来，把一脸泪水鼻涕揩掉，失神地望着剩下的那两耙地。他实在没有力量再种完这点地——可是这点地也确实再占不着他另来一趟了。该死的身体啊！

现在，田福堂愁眉苦脸地看见，别的庄稼人都已经卸了牛具，开始回家吃饭了。在他上面耕麦地的孙玉厚也扛起犁，吆着牛起身回家。孙玉厚下山时要从他这块地里经过，将要亲眼目睹他田福堂的狼狈相了！

田福堂挣扎着端起粪斗子，把刚才剩下的半犁沟播完。然后他放下粪斗，回转牛，继续向另一头犁去。他想避开过路的孙玉厚，以免让他看他的笑话！

快犁到地头的时候，田福堂听见自己的喘息声比牛的喘息声都厉害。

当他强撑着又把牛回转的时候，惊讶地看见孙玉厚端着他的粪斗子，顺着他刚耕过的犁沟，一步一把撒着粪籽，走过来了。

一团热呼呼的东西一下子堵住了田福堂的嗓子眼上。他没有想到孙玉厚会来给他帮忙，一时竟愣住了。

孙玉厚走到地头，说：“丢下这一点了，占不着再来一回……一个人种庄稼难啊……”

田福堂真不知说什么是好。他结果什么也没说，只长叹了一口气，然后吆着牛向前犁去。

两个人不到几锅烟工夫，就把这点地种完了。田福堂心里泛上各种味道，咧开嘴难为情地对孙玉厚笑了笑，说：“玉厚哥，你快回去吃饭！”

孙玉厚吆着牛走了以后，田福堂压制着咳嗽，一边用柴草擦犁，一边怔怔地看着下了山的孙玉厚，不禁无限感慨地想了许多事。他记起了他们年轻的时候一同给有钱人家揽工的情景。那时他们曾经像兄弟一样，伙吃一罐子饭，伙盖一床烂棉絮……解放以后多少年，尽管他们同住一村，但再也没有在一块亲热地相处过。想不到今天，他们又一块种了一会地！

在一刹那间，田福堂的心头涌上了一种怪酸楚的滋味——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体验过这样的滋味了……

第十七章

从小满前后出门到现在，孙少平已经在黄原度过近两个月的时光。

过几天就是大暑，天气开始热起来了。

两个月的时光，他就好像换了一副模样。原来的嫩皮细肉变得又黑又粗糙；浓密的黑发像毡片一样散乱地贴在额头。由于活苦重，饭量骤然间增大，身体看起来明显地壮了许多。两只手被石头和铁棍磨得生硬；右手背有点伤，贴着一块又黑又脏的胶布。目光似乎失去了往日的光亮，像不起波浪的水潭一般沉静；上唇上的那一撇髭须似乎也更明显了。从那松散的腿胯可以看出，他已经成为地道的揽工汉子，和别的工匠混在一起，完全看不出差别。

两个月来，少平一直在阳沟大队曹书记家做活。书记两口子知道他原来是个教师后，对他比一般工匠都要尊重一些，还让他们领工的亲戚不要给他安排最重的活。这使孙少平对他做活的这家人产生了某种爱戴之情。一般说来，主家对自己雇用的工匠不会有什么温情——我掏钱，你干活，这没有什么可说的；而且要想办法让干活的人把力气都出尽！

既然主家对自己这么好，少平就不愿意白白领受人家这份情意。他反而主动去干最重的活，甚至还表现出一种主人公的态度来。除过分内的事，他还帮助这家人干另外一些活。比如有时捎着担一两回水；扫扫院子；给书记家两个上学的娃娃补习功课。他一直称呼曹书记两口子叔叔婶婶。所有这一切，换来了这家人对他更多的关照。有时候，在大灶上吃完饭后，书记的老婆总要设法把他留在家里，单另给他吃一点好饭食。孙少平在这期间更强烈地认识到：只要自己诚心待人，别人也才可能对自己以诚相待。加深如此重大的人生经验，对一个刚入世的青年来说，也许要比赚许多钱更为重要。

这家人一线五孔大石窑眼看就要箍起来了。

合拢口的这一天，除过雇用的工匠，阳沟队的一些村民也来给书记帮忙。少平他舅马顺也来了。

少平看见，他舅带着巴结书记的热情，争抢着背最重的合口石；由于太卖劲，不小心把手上的一块皮擦破了，赶忙抓了一把黄土按在手上。

上中窑的合口石时，少平发现他舅扛上来的一块出面子料石糊了一丝血迹。按老乡俗，一般人家对新宅合拢口的石头是很讲究的，决不能沾染什么不吉利的东西，尤其忌血。少平虽然不迷信，但出于对书记一家人的好感，觉得把一块沾血的石头放在一个最“敏感”的地方，心理上总是不美气的。

可这血迹是他舅糊上去的，而且众人谁也没有看见！

他要不要提醒一下正在旁边指手画脚的主人呢？如果说出这事来，他舅肯定会不高兴；而不说出来，他良心上对主人又有点过不去。

这时候，一个大工匠已经把那块石头抱起来，准备安放到位置上。少平不由自主地对书记说：“这石头上有点血迹……”

曹书记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很难看——他显然知道这块石头是谁背上来的。他立刻喊叫下面的人提上来一桶水，亲自把那块石头洗干净。因为这事有一种不可言传的神秘和忌讳，众人都停下手中活，静默地目睹了这个小插曲。

少平看见，立在一边的马顺满脸通红，而且把他狠狠瞪了一眼。

他知道，他把他舅惹下了。他心里并不为此而懊悔。

合罢拢口不久，工程已经基本结束了。所有雇用的大工小工，被主家款待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后，就开始结算工钱。

工匠们都挤在主家现在住的窑洞里。曹书记一边看记工本，一边拨拉算盘子；他老婆怀抱一个红油漆小木匣，坐在他旁边。书记算好一个人的工钱，她就从小红木箱里把钱拿出来，手指头蘸着唾沫，点上三遍，然后交给这个匠人。拿到工钱的匠人就和主家互打一声招呼，立刻出门去收拾自己的铺盖，自顾自走了；他们赶紧要跑到东关大桥头，看能不能当天再找个新的活干。没有什么太多的客套，更没有主雇之间的告别仪式；主家为箍窑，匠人为赚钱，既然主家的活完了，匠人的工钱也拿了，他们之间立刻成了互不相识的路人。

主家把少平的工钱留在了最后结算——这时候，所有的工匠都打发得一个不剩了。

少平已经在心里算好了自己的钱。除过雨工，他干了整整五十天。一天一元五角，总计七十五元钱。他中间预支十元，现在还可以拿到六十五元。

当书记的老婆把工钱递到他手里，他点了点后，发现竟然给了他九十元。

他立刻抽出二十五元，说：“给得多出来了。”

曹书记把他的手按住，说：“没有多。我是一天按两块钱给你付的。”

“你就拿上！”书记的老婆接上话茬，“我们喜欢你这娃娃！给你开一块半钱，我们就亏你了！”

“不，”一种男子汉气概使孙少平不愿接受这馈赠。他说：“我说话要算话。当初我自己提出一天拿一块半工钱，因此这钱我不能拿。”他挣脱书记的手，把二十五元钱放在炕席片上，然后从自己手中的六十五元钱里，又拿出五元，说：“我头一回出门在外，就遇到了你们这样的好主家，这五块钱算是我给你们的帮工！”

曹书记两口子一下呆在了那里。他们有点惊恐地看着他，脸上的表情似乎说：哈呀，你倒究是个什么人？这么个年纪，怎就懂得这么高的礼义？

两口子半天才反应过来，紧接着把那二十五元工钱和他让出来的五元钱拿起来，争抢着给他手里塞。

但孙少平说什么也没有接。

少平带着六十元工钱，带着一种心灵上的满足，像其他工匠一样，即刻就去收拾自己的铺盖。书记两口子撵到那个敞口子烂窑里，硬要挽留他再做几天活——少平知道，这家人实际上已经不需要工匠了；他们留他“干活”，无非是想借此多给他开一些工钱。但他再不会在此逗留。他觉得现在这样离开这家人最好了！

当天下午，孙少平就告别了曹书记一家人。因为他当时还没个去处，只好又来到他的远亲舅舅马顺家里。

但是，他舅一家人接待他太勉强了。两口子都黑丧着脸，几乎把他看成了上门讨吃的叫化子。

唉，出门人不仅要忍受熬苦，还得要忍受屈辱。孙少平为讨得他舅和他妗子的欢心，又故伎重演，赶忙提了桶担去给这家人担水。

他舅他妗子对他的殷勤照样没有表现出什么好感来；也许他们认为，一个揽工小子就应该在他们的白眼中见活就干！

少平怀着一种难言的痛苦来到沟底的水井上。绞水的时候，由于他一只手有伤，没把握住，辘轳把一下子脱手而飞，把他的另一只手也打破了！他顾不得擦手上的血，先拼命把两桶水提上来。

手上的疼痛使他心中涌起了一股愤怒的情绪。为了止血，他竟忍不住把那只流血的手猛一下插进一桶水中。

血止住后，他索性赌气担起这担水往他舅家走去。哼，让他们喝他的血吧！

爬到半坡上时，少平感觉自己太过分了。他所具有的文化素养使他意识到他的行为是野蛮的。一刹那间，对别人的不满意和对自己的不满意，使他忍不住两眼噙满了泪水。

他随即把这担掺和着他的血的水倒掉，重新到沟底的水井上担了两桶。

少平把他舅家的水瓮担满后，天已经快黑了。但他看见，他舅家没有给他管饭的迹象，而且也不提让他晚上住在什么地方。第一次来的时候，尽管他妗子对他的态度像这次一样恶劣，但他舅还勉强过得去。可是现在，他舅和他妗子一样厌恶他了。少平知道，这是因为书记家合拢口的时候，他曾经“揭发”过他，让他失了面子。

很明显，他不能在这家亲戚家住下去了，而且凑合一个晚上都不行——现在就得马上离开！

这没有什么可伤心的。他收拾起自己的行李，向他舅和他妗子告辞。

这两口子谁也没有挽留，甚至没有出门来送一送他。少平想起他做活的那家人对他的情义，第一次深深地感受到，人和人之间的友爱，并不在于是否是亲戚。是的，小时候，我们常常把“亲戚”这两个字看得多么美好和重要。一旦长大成人，开始独立生活，我们便很快知道，亲戚关系常常是庸俗的；互相设法沾光，沾不上光就翻白眼；甚至你生活中最大的困难也常常是亲戚们造成的；生活同样会告诉你，亲戚往往不如朋友对你真诚。见鬼去吧，亲戚！

少平背着一卷烂被褥，手里提着那个破黄帆布提包，离开他的亲戚家，出了阳沟，来到了大街上。

落日再一次染红了梧桐山和古塔山。东方远远的天空飞起几朵红霞，边上镶着金色的亮光。

初伏已经来临，城市的傍晚一片燥热。街道两边枝叶繁茂的梧桐树下，市民们光着膀子坐在小凳上，悠闲地摇着蒲扇。姑娘们大都穿起了裙子，五颜六色，花花绿绿，给这个色调暗淡的城市平添了许多斑斓景象。

少平背着自己的行李穿行于人群之中。不过，在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里，他此刻不再像初来时那般不自在。少平现在才感到，这样的城市是一个各色人等混杂的天地；而每一个层次的人又有自己的天地。最大的好处是，大街上谁也不认识谁，谁也不关心谁。他衣衫行装虽然破烂不堪，但只要不露羞丑，照样可以在这个世界里自由行走，别人连笑话你的兴趣都没有。

少平几乎没有认真考虑，两条腿就自动引导他穿过黄原河上的老桥，来到东关，加入了桥头上那个揽工汉的“王国”。

现在是夏天，虽然天将黄昏，但大部分等待“招工”的工匠们仍然没有散去；人行道和自由市场的空地上，到处都是操北方各县口音的乡下人。有的人痛快地脱下汗迹斑斑的布褂，光身子坐在雪亮的路灯下聚精会神地捉虱子。四处卖茶饭的小摊贩，拖长音调吆喝着招徕顾客。空气里弥漫着呛人的烟气黄尘；苍蝇成群结队地飞来飞去。

少平把铺盖卷仍然搁在砖墙边上，用两只烂手卷起一支旱烟棒，圪蹴在墙边抽起来。他现在看起来完全成了个老练的出门人，再也没有初来乍到时的那种紧张和慌乱。当然，更踏实的是，他身上装着赚来的六十元工钱，十天八天不必为生计而担心。再说，天气也暖和起来，不要太为住宿发愁。夏天啊，这是揽工汉的黄金季节！

他这样平静地一直坐到满城灯火辉煌。这时候，他心里猛一下想起了他的朋友金波。他现在很想去见见他——自从金波到黄原后，他们还一直没有见过面。

是呀，他们再不是小孩子，已经各自开始到社会上谋生；尽管内心仍然像过去一样情深义重，但顾不得在一块相处了。

少平知道，金波就在东关邮政局跟他父亲学开车——金俊海已经从地区运输公司调出来开了邮车。两月前初到黄原时，他不愿意去找金波，以免让朋友看见他一副流落样子而难为情。那时他仍然没有克服掉中学生那种自尊自爱的心理。两个月来，石头和钢铁已经把那层羞涩的面纱撕得粉碎！

但少平为了不使他这身破烂行装“惊吓”了他的朋友，还是决定在见金波之前，先收拾和“化装”一番。

他想了一下，便即刻带上行李，从大桥头走到长途汽车站的候车室。

他接着又进了候车室的男厕所。

孙少平在厕所里把他那身新买的涤卡衣服换在身上，而把原来身上的烂衣服又塞进破提包。

他从厕所出来，花了二毛钱，把自己那卷破被褥连同烂提包，一起在车站的寄存处寄存了——可以存放到明天早晨八点钟。

现在，他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一身轻快地出了候车室。他借着一家商店被路灯光照亮的玻璃窗，用五个手指头把自己乱蓬蓬的头发匆匆梳理了一下。他满意地冲着玻璃中那个模糊的他笑了笑：看这身打扮，你像一个在黄原城里混得蛮不错的家伙哩！

于是，他蹽开两条修长而壮实的腿，迫不及待地向东关邮政局那里走去。

第十八章

少平的突然出现，显然使金波大吃一惊。

金波仍然没变模样，细皮嫩肉，浓眉大眼，穿一身干净的黄军装，一看就是个退伍军人。他好像刚洗过澡，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泛出光滑的红润。

他兴奋地问少平：“刚从家里来？”

“我到黄原已经两个月了！”

“啊？你在什么地方哩？”金波更惊讶了。

“我在阳沟给人家做活……刚结工。”

“那你为什么不来找我？”

“抽不开身……”

“你先坐着，叫我给你弄饭去！”

金波给他冲了一杯茶，也不再说什么，就匆忙地出了门。

少平也不阻挡金波为他张罗。他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一样，不必作假说他吃过饭了；实际上，他现在肚子里空空如也。

不到半个钟头，金波就端回大半脸盆手揪白面片，里面还泡五六个荷包蛋。他从桌斗里拿出碗筷，一边给他盛面，一边说：“你来我太高兴了！我早听说你已经不教书……我也想过，你不会死守在双水村！”

“你也吃！”少平端起一大碗面片，先把一颗鸡蛋扒拉在嘴边。

“我吃过了。”金波坐在一边开始抽烟，满意地看着少平吃得狼吞虎咽。

“我大概吃不了这么多……”

“我知道你的饭量哩！”

少平噙一嘴饭，笑了。是的，他一个人完全可以消灭这半脸盆面片。

这时候，少平才注意到，金波已经换了一身破烂工装，整齐的头发抖弄得乱蓬蓬地耷拉在额头。他心里立刻明白，敏感的金波猜出他目前的真实处境是什么样子，因此，为不刺激他，才故意换上这身破衣服，显得和他处于一种同等的地位。他们相互太了解了，任何细微的心理反应都瞒哄不了对方。

“你现在的情况怎样？”少平端起第二碗面片，问他的朋友。

“我实际上也是个揽工小子。参加工作不可能，只好临时给人家扛邮包；因此，也上不了车，只能偷偷摸摸跟我爸跑出去学两天。话说回来，没正式工作，学会开车又能怎样？”

“那你爸再没办法了？”

“有什么办法？他是个普通工人，惟一的办法就是他提前退休，让我顶替他招工。可我又不忍心。他才四十九岁，没工作闲呆着，也难受啊……”

少平不再言语了。他现在明白，他的朋友的处境的确也不比他强多少。只是他父亲在这城里有工作，他不至于像他一样动不动就得流落街头罢了。少平看见，这房子里搁两张床，显然是金波父子俩一块住着；房子里另外也没什么摆设。在双水村人的想象中，金俊海不知在黄原享什么福。但出门人很快就能知道，在这个城市里，金俊海就是个“穷人”。

“你现在出了门，你就知道，外面并不是天堂。但一个男子汉，老守在咱双水村那个土圪里，又有什么意思？人就得闯世事！安安稳稳活一辈子，还不如痛痛快快甩打几下就死了！即使受点磨难，只要能多经一些世事，死了也不后悔！”

金波一边说，一边狠狠地吸着烟。

少平听了金波的话大为震惊。他没想到，他的朋友的思想竟然和他如此相似！他发现金波不只是那个又聪敏又调皮的金波了——他已经变得成熟而深沉起来。

这样，他把半脸盆面片吃光以后，就坦率地向他的朋友叙说了他为什么要离家出走，而跑出来后的这两个月，他又经历了什么样的生活……

金波静静地听完他的叙说，并没有表现出惊讶。他说：“我能想得来。我赞成你的做法！虽然咱们出身底层人家，但不能小看自己。我们这样生活，精神上并不见得就比那些上大学的和当干部的人差！你看的书比我多，你更能明白这些道理……”

“不过，对我来说，这种生活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我和你不一样。家里老的老，小的小，我这么大，按说应该守在老人身边尽孝心。现在，我把一切都扔给我爸和我哥了……”

少平点着金波递过来的纸烟，情绪满含着忧伤。

金波用安慰的口吻说：“像我们这种人，实际上最重情义了。我们任何时候都不会逃避自己对家庭和父母应尽的责任。但我们又有自己的生活理想呀！比如说你吧，根本不可能变成少安哥！”

“是呀，最叫人痛苦的是，你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但又想挣脱这样的家庭；挣脱不了，又想挣脱……”

话到此时，两位朋友便不再言语，长久地陷入到一种沉思之中。桌子上那只旧马蹄表有声有响地走着；屋子里弥漫着烟雾。外面不远处的电影院大概刚散场，嘈杂的人声从敞开的窗户里传进来，仍然没有打破这间小屋的沉静。他们各自抽各自的烟，也不知道都想了些什么。

晚上睡下后，他们还是合不住眼，从小时候的双水村说到上初中时的石圪节；又从石圪节说到原西县上高中的那些日子。他们说自己的事，也说其他同学们的事。自高中毕业分手后，许多同学的情况他们都不知道了。记得那时间，大家都信誓旦旦地表示，他们全班同学有一天还会重新相聚。现在看来，那纯粹是一种少年之梦。一旦独立地投入严峻的生活，中学生的浪漫情调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两个好朋友一直把话拉到天明。尽管一晚上没睡觉，但他们仍然十分兴奋。

吃完早饭后，金波对他说：“你干脆也来邮局和我一起扛邮包！等我爸跑车回来，我让他给领导求个情，或许可以。这里一天一块一毛五分钱工资，没在社会上揽工赚钱多，可是工作比较稳定。”

少平谢绝了金波的好意。他说：“咱们最好各干各的。好朋友自闯江山，不要挤在一块一个看一个的难过！”

金波马上又同意了他的看法，只是问他：“那你如今在什么地方干活？”

少平撒谎说：“还在阳沟，另找了个主家……”

少平不愿再给金波添麻烦，就立刻和他的朋友告辞了。

金波把他送到邮政局大门口。他们也没握手——对他们来说，握手反而很别扭。

少平离开邮政局，本来应该到东面的汽车站去取他的行李，然后到大桥头等待“招工”。但他已经给金波说他有活可干，就只好在金波的目送下一直向桥西走去——走向那个虚构的“工作地点”。

当他走到麻雀山根下的丁字路口时，估计金波早已经回了邮政局，这才又折转身从原路返回东关。他来到汽车站，取出了自己那卷破烂行李，然后又走进厕所，把身上的新衣服脱下来，重新换上了那身揽工汉的行装。

现在，他又复原成另外那副样子，向大桥头他那个“王国”走去。

因为还是早晨，聚在大桥头揽活的工匠还不很多。旁边大街上，上班的人群倒非常拥挤；自行车和行人组成的洪流，不断头地从黄原桥上涌涌而过。

少平想，眼下要是他立在这里，万一金波过来，很容易看见他。他于是把行李放在砖墙上，然后自己退到一个不起眼的墙角里，一边瞧着铺盖卷，一边等待大批的工匠到来，好把他淹没在人群里……

今天很不走运，几乎没有几个包工头来大桥头。

眼看天又快要黑了，孙少平仍然怀着渺茫的企盼呆立在桥头。唉，要是找不下活干可怎么办？那他就得圪蹴下吃这六十块钱了！

临近黄昏的时候，突然有一位嘴叼黑棒烟的包工头来到了大桥头。对于仍然怀着侥幸心理留在桥头的工匠们来说，等于大救星从天而降！

人们立刻就把这位包工头包围了。

少平不甘落后，也很快挤到了人圈里。

“要四个小工！”包工头把右手的拇指屈在手心里，向空中竖起了四个指头。

但是，那些几天来找不下活干的大匠工，也屈尊愿去干小工活。这使得竞争激烈起来。

包工头立刻在匠人中间挑了两个身体最好的，叼黑卷烟的嘴角浮起一丝笑意——今天占了个便宜，用小工钱招了两个大工！但其他几个匠人年纪有些大，他似乎不愿意要，接着便再瞅年轻一些的人。他手在少平肩膀上拍了拍，说：“你算上一个！”

少平激动得心怦怦直跳，立刻返身回去拿自己的行李。

他和另外三个人跟着包工头过了大桥，然后走过灯火通明的南北大街，一直向南关走去。一路上，他们这几个人连同包工头自己，很引人注目，在行人的眼里大概像刚释放回来的劳改犯一样。

他们几个被包工头引到南关一个半山坡上的主家，一人吃了两碗没菜的干米饭。吃完饭后，另外的三个人就在旁边的一个敞口子窑里住下了。包工头指着坡下另外一个敞口子窑对少平说：“那里还能挤一个人，你下去住！”

少平于是背起行李，到坡下那个敞口子窑里去安身。

这住处和他在阳沟揽工时的一样，是个没有门窗的闲窑；里面的地上铺一层麦秸，十几个人的铺盖卷紧挨在一起。

少平进去的时候，所有的工匠都光身子穿个裤衩，围在一起张大嘴巴兴致勃勃地听一个人有声有色地讲什么。

谁也没注意他的到来。

他把被褥展开，铺在窑口边上，疲倦地躺下了。

躺下以后，他才注意到，窑里所有赤膊裸体的揽工汉，原来是围着一个四十来岁的匠人，听他说自己和一个女人的故事——这是揽工汉们永远的话题。

现在，说故事的人正说得起劲，听故事的人听得如痴似醉。一支蜡烛就在那群人中间的砖块上栽着，人们轮流把旱烟锅伸过去点烟；灯火一明一灭，照出一张张入迷忘情的面孔。只见说话的人手在自己粗壮的黑腿上拍了一巴掌，叫道：“啊呀，我的天！从南京到北京，哪个女人能比上这灵香俊？哼哼，咱们那山乡圪里自古养的是好女人！瞧，这灵香头发黑格油油，脸白格生生，眼花格弯弯，身材苗格条条，走起路来，就像那水漂莲花，风摆杨柳！”

“咝……”所有的揽工汉都像牙疼似的倒吸了一口凉气。

少平忍不住笑了，也不由把耳朵竖起来。

“嗬呀，你们还没见她那双手哩！嫩得呀，绵得呀，就像那凉粉一般……”

“你捏过没？”有人插嘴问。

“唉，怎能轮上我捏哩？我家里穷得叮当响，一个老妈妈守着我这个老光棍，吃了上顿没下顿，那些年嘛……可是，我把灵香爱得呀，说都没法说！我心里划算，叫我和灵香睡上一觉，第二天起来就死了也不后悔。可是，你把人家爱死也球不顶，人家就要结婚了！女婿就寻到了我们本村，是学校的教师……

“灵香结婚那天，我的心像碎刀子扎一样，天下谁能知道我的苦哇！我圪蹴在一个土圪里，眼看着人家对面院子里红火热闹，吹鼓手吹得天花乱坠。我心里像猫爪子抓一样，心想，不管怎样，我非要把灵香……”

“你准备怎样？”众人性急地问。

讲故事的人却故意转开弯子，说：“那天晚上，村里人都跑去闹洞房，我也就磨蹭着去了。洞房里，村里的年轻后生一个挤一个，大家推推搡搡，把灵香和女婿往一块弄。我的眼泪直往肚子里淌。我看见，灵香俊得像天上的七仙女下了凡！她梳了两根麻花辫子，穿着红绸子衫；那红绸子呀，红格艳艳，水格灵灵，把人眼都照花了，就是咱们黄原毛纺厂出的那种绸子……”

“是丝绸厂出的。”少平不由脱口纠正说。

“对！丝绸厂出的……你是才来的？”讲故事的人扭过头问了一句。众人却嚷道：“快说！你接下来干什么来着？”

“叫我出去尿一泡！”讲故事的人说着便站起来，走到窑口前撒起了尿。在他返回来时，少平看见他右眼里有块“萝卜花”。

“萝卜花”立刻又坐在人圈当中。他先点了一根旱烟棒，狠狠吸了一口，又“扑”一声把烟雾喷向窑顶。

坐立不安的众人都伸长脖子焦急地等他开口。

“……就这样，众人闹腾了大半夜。我哩？浑身像筛糠一样发抖，就是不敢往灵香身边挤。眼看就要散场了，我再不下手，一辈子就没机会了。我心一横，在混乱中挤上去，手在灵香的屁股蛋上美美价捏了一把……”

“啊啊！”众人都兴奋地叫起来。

“后来呢？”有人赶忙问。

“后来，人家回过头把我美美价瞪了一眼。我吓得赶紧跑了……”

“这么说，你还是没和人家睡过觉？”有人遗憾地吧咂着嘴。

“睡屁哩！”“萝卜花”丧气地又把一口烟吹向窑顶，“从此，我就离开了村子，出来揽工了。赚下两个钱，到东关找个相好婆姨睡几个晚上。钱花光了，再去干活……”

众人渐渐失去了听故事的兴趣。有人打起了长长的哈欠。

“睡！”“萝卜花”说。

于是，这一群光身子揽工汉就都摸索着回到自己的铺位上，躺下了。

不到一分钟，窑里就响起雷鸣般的鼾声。

但孙少平却翻过身掉过身怎么也睡不着。他感到浑身燥热，脑子里嗡嗡直响。城市已经一片寂静，远处黄原河的涛声听起来像受伤的野兽发出压抑而低沉的呼号……

第十九章

立秋前后，孙少安的新窑全部箍成了。

在双水村最南头的那个土坪上，出现了一院颇有气派的地方：一线三孔大窑洞，一色的青砖砌口，并且还在窑檐上面戴了“砖帽”。

孙少安是双水村有史以来第一个用砖接窑口的。在农村，砖瓦历来是一种富贵的象征；古时候盖庙宇才用那么一点。就是赫赫有名的已故老地主金光亮他爸，旧社会箍窑接口用的也是石头，而只敢用砖砌了个院门洞——这已经够非凡了。可现在，孙少安却拿青砖给自己整修起灰蓬蓬一院地方，这怎能不叫双水村的人感慨？谁都知道，不久前，这孙家还穷得没棱没沿啊！

一院好地方，再加上旁边烟气大冒的烧砖窑，双水村往日荒芜的南头陡然间出现了一个新的格局。这景观给了全村人一个启示：趁现在世事活泛了，赶快闹腾吧！说不定过一段日子，谁都可以给自己弄一院新地方的！有些性强的村民，已经在心里暗暗用上了劲，准备有一天也要改换自己的门庭。

新窑完工没有多少天，喜形于色的秀莲就迫不及待催促丈夫把家从饲养院搬过来了。虽然还没什么家当，但对这年轻的夫妇来说，就好像从地狱一下子升到了天堂。

搬家以后，创业心迫切的孙少安，等山里农活一忙毕，就不失时机地又开始点火烧砖。俗话说，人有三年旺，神鬼不敢挡。孙少安自己也觉得他现在信心十足；他要干什么事，就干成了。而过去，就是能干成的事，也常常干不成！

在劳力缺乏的时候，少安突然想起了田二的小子憨牛。责任制后，憨牛没人管了。老憨汉一死，小憨汉尽管有一身好力气，但自己料理不了生活，几乎顿顿饭都生吃。少安想，让憨牛到他的烧砖窑来做活，他给管饭，并且一天给开一点工钱；这样既解决了憨牛的问题，也解决了他的问题。至于憨牛那点地，他相帮着捎带就做了。

少安无法和田牛“商量”这件事，他索性就把这个憨后生领到砖窑来干活了——就像领回来一只无主的狗。村里人对此也没什么非议，舆论一般还认为这是积德行为。

这样一来，少安的劳力危机就缓和了许多。憨牛力大无比，还专爱干重活，担水，和泥，从早到晚像牲畜一样，除过干活，连句话也不说。只是他饭量大了一点，一个人几乎吃两个人的；但算算账，用这个劳力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在这样顺心的时候，孙少安也隐隐地有一些另外的不安。他总觉得，他和秀莲独占这一院新地方不太合适，应该把父母亲也搬过来。

但他又知道，秀莲不情愿这样。他的妻子搬到新地方以后，分家的意识表现得越来越强烈。现在，她自己有时候甚至不回父母那里去吃饭；而利用一点简单的炊具在新居这面做着吃。这使少安十分难堪。更不像话的是，秀莲对待老人的态度也不像前几年那样乖顺；回到家里，常常闷着头不言不语。很明显，在老人和秀莲之间，已经出现了一种危险的裂痕；作为儿子又作为丈夫的他，手足无措地被推到了这个令人尴尬的夹缝中间。

生活啊……叫人怎么说呢？

尽管秀莲不会欢迎父母迁入新居，但少安意识到他不能对这件事装聋作哑——他要主动请求父母也搬到新窑来住。老人钻了一辈子黑窑洞，现在修起新地方不让他们过来，实在说不过去呀！

种麦之前，少安在山里单独和父亲劳动时，便直截了当表示了他的心愿。

父亲半天没有说话。

他抽完一锅烟以后，才思思虑虑地说：“你的心意爸爸理解。爸爸也正准备和你拉谈拉谈……

“我们不能搬过去住。我和你妈已经商量过了，从今往后，你和秀莲应该单独过日子。”

“你说分家？不！”少安叫道。

“你听爸爸说。如今分开家，我和你妈除不难过，心里还乐意哩！看见你整修起一院新地方，我们高兴得一夜合不住眼啊！你爷爷和我，苦熬了一辈子又一辈子，谁也没能在双水村站到过人前面。现在，咱站到人前面了。说句心里话，爸爸这辈子不再图享福，只图出一口顺气；现在，爸爸就是睡到黄土里心也平了。这多少年，你和秀莲为了顾救一家人，受了不少连累。现在家里光景好了，你们也不要再为我们牵肠挂肚。我和你妈都情愿让你们痛痛快快过两天年轻人的日子，要不，我们心里也过不去啊！”

“你不要说了，爸爸！”少安皱着眉头，“我不能甩下你们不管。这家不能分！你也不要担心秀莲会怎样，总有我哩！”

“你千万不要怪罪秀莲！秀莲实在是个好娃娃！人家从山西过来，不嫌咱家穷，几年来和一大家人搅在一起，门里门外操劳，一点怨言也没有，这样的媳妇而今哪里能找得见？人家娃娃没拨弹，已经仁至义尽了！是咱们对不起人家，把人家连累得没过一天畅快日子。你要是因为分家的事对秀莲不好，我和你妈就不答应你！

“至于分开家，你也不要为我们操心。剩下也没几口人了，我的胳膊腿还硬朗，光景满能过哩！再说，少平也大了，万一我不行，还有他哩！现在他年轻，想出去闯一闯世界，那就叫他去闯一闯，反正这点地我一个人能种得过来。再说，咱们就是分了家，我这边光景烂包了，你还能看着不管吗？”

少安听得出来，父亲说的都是一片诚心话。这反倒使他忍不住哭了起来。他哭得极其伤心，一腔汹涌的感情无法表述，只是哽咽着反复说：“不能分……不能分……”

孙玉厚看少安哭得这样伤心，便像在儿子小时候一样，用他的老茧手在他乱蓬蓬的头发上抚摸了一下，说：“你这娃娃！咱们现在应该高兴，哭什么哩！不要哭了！分家的事，我和你妈商量过了，一定要分开！咱高高兴兴往开分！分开咱还是一家人嘛！”

生活的好转，看来使孙玉厚又一次显示出了他年轻时的气魄。在这件事上，不管儿子怎样坚持，也毫不能动摇他的决心。

说实在话，和少安分家，的确不仅仅是因为秀莲的态度，也是出自他自己内心的要求。在这一点上，少安他妈和他的心思是一样的。

是啊，对于他们老两口来说，一生操劳不都是为了儿女能过上好日子吗？以前世事不饶人，使他们除不能为儿女谋福，还要拖累孩子们。现在既然光景日月能过了，为什么还不让娃娃过两天轻快日子呢？可怜的少安十三岁到如今，生活压得他一直像个老头一样直不起腰来，现在不能再连累他了！不分家，秀莲不痛快，儿子的处境也难。他们老两口怎忍心看着小两口闹别扭呢？不论从哪个方面说，这家是应该分了，也到分的时候了！

和儿子谈毕这次话以后，孙玉厚老汉就在心里谋算，怎样尽快把这件事完结了；在他看来，这也是一生中的一件大事，和儿女们的婚嫁事同样重要。

自从土地分开以后，孙玉厚老汉虽说是五十大几的人了，但精神倒好像年轻了许多。从去年责任组开始到现在一家一户种庄稼，仅仅一年时间，一家人就不再愁吃不饱了。对于农民来说，不愁吃饭，这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这是他们毕生为之奋斗的主要目标啊！一旦有饭吃，他们最基本的要求和最主要的问题就解决了。囤里有粮，心中不慌。孙玉厚老汉眉头中间那颗疙瘩舒展开了。

其实，一家一户种庄稼，比集体劳动活更重；但为自己的光景受熬苦，心里是畅快的。农民啊，他们一生的诗情都在这土地上！每一次充满希望的耕耘和播种，每一次沉甸甸的收割和获取，都给人带来多么大的满足！

正是新的生活变化才使玉厚老汉的心情发生了变化。因此，当儿媳妇表露出分家的念头时，孙玉厚老汉早想到要把他们小两口从这一大家人中解脱出来。是的，亲爱的儿子对这个家庭的奉献已经足够了。家分开以后，让娃娃放开马跑上几天！他看得出来，少安有本事在双水村出人头地；只要儿子立在众人面前，他孙玉厚脸上也光彩！话说回来，要是不分家，少安仍然被一大家人拖累着，他有翅膀也飞不起来！

当然，分家以后，他的负担就更重了。但算一算，剩下五口人，他能维持。花销主要是上学的兰香。目前他也不指望少平撑扶这个家——只要自己能劳动，就让他小子自顾自闯世事去吧！他想，即使他过几年不中用了，自己的两个儿子也不会丢下他不管——他的儿子他知道。现在趁他还能在山里刨挖，就尽量给娃娃们腾出几年时间，让他们各自凭本事去踢腾上一番……

对孙玉厚老两口来说，分家已经成了定局。

但是在孙少安那里，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

自从和父亲谈罢那次话以后，少安一直陷入到一种痛苦的感情纠缠之中。他一时怎么也不能想象，他要脱离开这个大家庭？多少年来，他已经习惯于自己在家庭中扮演保护人的角色；一旦没有他，其他人怎么办？

他难受得心动弹哩！

当然，他不是不知道，要是分开家，他和秀莲能把光景日月过得热火朝天。可他父亲那里不会有什么起色——他只相信一点，全家人倒不至于再饿肚子。

唉，从农村的社会来看，儿子成家后和父母分家，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可从自己的感情方面说，这实在又是难以接受的啊！

孙少安太痛苦了。这些天来，他几乎不愿意和别人说什么话。晚上吃完饭，他也不愿立刻回到那院新地方去安息。

他常常在黑暗中沿着东拉河畔，一边吸着自卷的旱烟卷，一边胡乱地向罐子村的方向溜达很长时间。朦胧的月光中，他望着自己的烧砖窑和那一院气势非凡的新地方，内心不再像过去那样充满激动。他不由得将自己的思绪回溯到遥远的过去……是的，最艰难的岁月也许过去了，而那贫困中一家人的相亲相爱是不是也要过去了呢？

一切都很明确——这个家不管是分还是不分，再不会像往常一样和谐了。生活带来了繁荣，同时也把原有的秩序打破了……

在少安深陷痛苦而不能自拔的时候，秀莲却一下子变得轻快起来——显然，母亲已将分家的意思告诉了她。

少安无法忍受妻子的这种快乐情绪。他气愤的是，秀莲的态度好像是要摆脱一种累赘似的畅快——这畅快本身就是对老人的不尊！

这天晚上，秀莲像庆贺似的，在新家给他炒了一大碗鸡蛋，烙了几张油饼；她不让他回父母那里吃饭，硬要他在这里吃——似乎专意让他先尝尝分开家的滋味！

少安顿时怒不可遏——秀莲太不理解他的心情了！他立刻把妻子臭骂了一通，真想把那些吃食扔到院子里去！

骂完妻子后，他把门使劲一掼，回父母那里吃饭去了，而把痛哭流涕的秀莲一个人丢在新窑里。

少安回家吃饭时，母亲疑惑地问他：“秀莲怎没过来？”

少安端起饭碗，一句话也没说。

“是不是闹架了？”父亲沉下脸问。

少安往嘴里扒拉着饭，仍然没吭声。

玉厚老汉给老伴使了个眼色。少安妈立刻解下腰里的围裙，急急忙忙出了门——她要赶到新地方去看个究竟。

不一会，少安他妈就回来了，生气地责备儿子：“你太不像话了！”

“怎啦？”玉厚老汉已经认定是儿子欺负了秀莲，火气十足地问老伴。

“秀莲说少安今儿个出了一天砖，怕他熬坏了身子，给他在那面单另做了点吃的，死小子不吃就算了，还把人家骂了一顿……”

少安妈说着，便收拾起一点饭，又出门给秀莲送去了。

孙玉厚对低头吃饭的儿子吼着骂道：“鬼子孙！人家好心待你，你为什么要骂人家？”

孙玉厚索性丢下碗不吃饭了。他手颤抖着挖了一锅旱烟，勾着头蹲在脚地上，像遭受了一次沉重的打击，脸痛苦地抽搐着。

少安仍然一句话也没说，狼吞虎咽地吃完饭后，就悄无声息地出了门。他也没回新居去，径直走到烧砖窑的土场子上，闷着头打起了砖坯。

月亮从东拉河对面的山上探出了头，静静地凝视着大地。时令已快要到白露，冷飕飕的风从川道里吹过来，把黄了的庄稼叶子摇得飒飒价响。暮色中，从远处的山梁上传来一阵飘忽的信天游——这是贪心劳动的田五，还在山里磨蹭着不回来……

孙少安拼命地往木模子里摔着泥巴，然后用一个小片一刮，就端起来把砖坯扣在撒了干土的场子上。他头上冒着汗气，索性把长衫子也脱掉甩在一边，光膀子干起来了——似乎要用这挣命般的劳动把他心中的烦闷舒散出去……

在少安不声不响走了以后，孙玉厚老汉还倒勾着头蹲在脚地上抽旱烟。他明白，少安和秀莲实际上还是为分家的事闹别扭。

老汉左思右想，觉得这件事不能再拖了。

他当机立断，决定马上就分家。不管儿子愿意不愿意，这家得尽快分——这事既然已经提出来，就不能再迁就着在一块过日子了！现在分开还为时不晚；再拖下去，说不定一家人还要结冤仇哩！

玉厚老汉随即又想：这事应该让少平也回来一下；二小子已经成了大人，这实际上等于是他和他哥分家，他不回来不合情理！

于是，孙玉厚老汉“叭叭”两下把烟灰在鞋帮子上磕掉，开门去找他弟孙玉亭；他要让玉亭给少平写封信，然后托开邮车的金俊海顺路捎到黄原，让少平赶快回家来！

第二十章

黄原揽工的孙少平，已经又换到了另一个地方干活。

这次他是在城里一个单位的建筑工地上当小工——这单位要修建几十孔“驳壳窑洞”，因此几个月内他不会“失业”。

他仍然背石头。

他本以为，他的脊背经过几个月的考验，不再怕重压；而没想到又一次溃烂了——旧伤虽然结痂，但不是痊愈，因此经不住重创，再一次被弄得皮破肉绽！

这是私人承包的国营单位建筑，工程大，人员多，包工头为赚大钱，恨不得拿工匠当牛马使用；天不明就上工，天黑得看不见才收工。因为工期长，所有的大工小工都是经过激烈竞争才上了这工程的。没有人敢偷懒。谁要稍不合工头的心意，立刻就被打发了。在这样的工程上要站住脚，每一个工匠都得证明自己是最强壮最能干的。

少平尽管脊背的皮肉已经稀巴烂，但他忍受着疼痛，拼命支撑这超强度的劳动。每一回给箍窑的大工背石头，他狠心地比别的小工都背得重。这使他赢得了站场工头的好感。不久，总包工头宣布给他和另外两个小工每天增加二毛工钱。

晚上收工以后，年纪大的匠人碗一撂就倒头睡了，年轻的小工们还有精力跑到街上去看一场电影。

少平既不急忙睡，也不去街上；他通常都是拿本书在院子的路灯下看一会。上次他给诗人贾冰还那本《牛虻》时，贾老师主动帮助给他在黄原图书馆办了个临时借书证，这使他能像以前那样重新又和书生活在一起。只不过现在除过熬苦不说，也没有多少闲时间，一天只能看一二十页。一本书常常得一个星期才能看完。

但无论如何，这使他无比艰辛的生活有了一个安慰。书把他从沉重的生活中拉出来，使他的精神不致被劳动压得麻木不仁。通过不断地读书，少平认识到，只有一个人对世界了解得更广大，对人生看得更深刻，那么，他才有可能对自己所处的艰难和困苦有更高意义的理解；甚至也会心平气静地对待欢乐和幸福。

孙少平现在迷上了一些传记文学。他已经读完了《马克思传》、《斯大林传》、《居里夫人传》和世界上一些作家的传记。他读这些书，并不是指望自己也成为伟人。但他从这些书中体会到，连伟人的一生都充满了那么大的艰辛，一个平凡人吃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一生不可能做出什么惊人业绩，但他要学习伟人们对待生活的态度——这就是他读这些书的最大收获……

随着日月的流逝，街头的树叶在秋风中枯黄了。黄原城周围的山野，也在不知不觉中被大片的黄色所覆盖。古塔山上，有些树叶被秋霜染成深红，如同燃烧起一堆堆大火。天格外高远而深邃，云彩像新棉一般洁白。黄原河不仅涨宽，而且变得清澈如镜，映照出两岸的山色秋光。城市的市场上，瓜果菜蔬骤然间丰裕起来。姑娘们已经穿起了薄毛线衣，街道上再一次呈现出五颜六色的景象。

黄原城地处几条大川道的交叉口，因此风比较大；早晨或晚间，已经充满了浸肤的凉意。孙少平身上的单衣裳开始招架不住了。

这一天下午，少平请了半天假。他先到图书馆还了书，又借出一本新的；然后便溜达着到市中心的商店为自己买了一身绒衣。

买完绒衣后，时间还早，他想到东关邮政局去找金波拉拉话——上次见面后，他还一直没时间去找过他的朋友。

当少平走到黄原河老桥的西头时，突然被一个人拉住了。回头一看，原来是他第一次做活的主家曹书记。

“哈呀，我老远就认出是你！”曹书记胳膊窝里夹着一把新买的切菜刀，一把拉住他说。

“我婶子好着哩？”少平问候。

“好着哩！常念叨你！你怎走了再也不到家里来？你而今在什么地方哩？”

“在地区物资局的工地上做活。”

“来，咱到旁边拉拉话！”曹书记扯着少平的衣袖，把他拉到桥头边上的一个栏杆旁。

“我正打问着找你，想和你商量一件事……”曹书记说着，给少平抽出一根纸烟。

“什么事？”少平点着烟，疑惑地问。

“你成家了没？”书记问他。

这更让人摸不着头脑了。

“没……”少平说。

“订婚了没？”

“啊？……没。”

“如果你单身一人，愿不愿意来我们阳沟落户？”

少平一下怔住了。他想不到书记说的是这么一回事！

“我和你婶子都看你是个好娃娃，我们都想让你到我们这里来落户……”

少平立刻动心了——能在黄原城边落户口，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事！他毫不犹豫地说：“我愿意！……就怕你们队的人不接受。”

“我同意了，其他人为难一些，但不会反对！”曹书记权威地说，“只是土地怕一时不好给你分，城边上地缺。不过，先把户口安下再说！长远你不要怕！你先可以像现在一样在城里揽活做……当然，只能落你一个人的户口，家里其他人恐怕不行。”

少平想，只要他先能落下户口，以后慢慢再说。山不转水转。他把根扎牢了，到时其他事说不定都可以解决……

他对书记说：“叔叔，能行！就按你说的来！我乐意到阳沟落户。有你和婶子，我一切方面都放心着哩！”

“那好，你要是不忙，现在就跟我去一趟阳沟，我给你想办法开准迁证。”曹书记看来非常热心给他帮这个忙。

少平想了想，觉得这事太突然，他需要再细细考虑一下，于是就对曹书记说：“我现在要到东关去办点事，过两天我一定去你们家！”

“那也好！我回去把事都弄妥当，你什么时间来都可以拿手续！”

曹书记和他很热情地握了手，就告辞走了。

少平立在原地方半天没挪动脚步。他怎么也反应不过来这件突然冒出的事。曹书记怎对他这个揽工小子关怀到这种程度呢？

其实，曹书记有曹书记的打算。

阳沟的这个精能人只生了两个女儿。他的大女儿菊英已经十八岁，但念不进去书，一直在初中留上一级再留一级；看来只能勉强初中毕业，高中的门是进不去了。少平在他家做活的时候，他老两口一下子就看中了这娃娃。少平离开后，他们商量，想叫这后生将来和他们的菊英成亲，做个上门女婿。他们没生养儿子，有个女婿在身边，老了就有人照顾了。因此，多少天来，曹书记跑着在各处的工地上打问他未来的“女婿”，却想不到今天无意中在街上碰见了孙少平……

少平对这一切当然毫无所知。他现在立在黄原河桥头，只是对曹书记的一片好心充满了感激。他真想不到他生活中出现了这样的转机。他想，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命运”吧？

现在，这个突然被命运之神宠爱的青年，怀着激动的心情走过了黄原河大桥，去找他的朋友金波。路过东关桥头的时候，他不由瞥了一眼他那个亲切的“王国”——那里永远躺着、坐着、站着许许多多等待劳动机会的同伴……

他在邮政局找到金波，还没来得及说他的高兴事，金波就给他拿出了一封家信，说：“我父亲前几天就捎来了，我到处打问找不见你。你快拆开看看！是不是家里有什么紧事……”

少平认出信封上是二爸的字体。他的手忍不住微微发着抖，拆开了那封信——他们家的信大概不会给他带来什么好消息。

信很简单——

少平儿：

自从你离家以后，一直没有音讯，全家人都很想念你。家里有些事，需要你很快回来一下。请你收到信马上反（返）回来。

家里一切都好，不要挂念。

父亲

虽然信上没有具体说家里出了什么事，但少平心里还是有些忐忑不安。

“没什么事吧？”金波观察着他的脸色。

“没什么……家里让我回去一下。”

“那你什么时间走，你可以搭我父亲的邮车。”

“我得收拾两天。”

金波和上次一样，先不再说什么，赶紧出去做饭——他知道少平最需要的首先是好好吃一顿饭。

两个人吃完大半脸盆揪白面片后，少平就把曹书记要他落户到阳沟的事，给金波细说了一遍。

金波不假思索地说：“啊呀，这是好事！在城边上当个庄稼人，也比一辈子呆在双水村强！旁的不说，看个电影也方便！这样，你实际上就生活在城市里了。”

金波这么一说，少平再一次兴奋起来。

两个好朋友高兴的是，他们又要生活在同一个地方，有个什么事，互相也可以照应。谁知世事今后还会怎样变化！黄原是个大地方，只要他们有能耐，尽可以在这个天地里扬胳膊伸腿！

这样，孙少平就下了决心，准备将自己的户口迁到黄原来了。他想，过几年他闹好了，还可以把父母的户口也迁过来。世界这么大，哪里也可以活人！另外，从发展的眼光看，城边上当个农民，闹腾家业的出路也多。好，他应该当机立断，马上行动，千万不敢失去这个一生难逢的好机会！

告别金波后的当天晚上，少平就找了工头，说他家里有事，要结算工钱，不准备再上这工了。

工头看来非常遗憾失去了一个好小工。结算完工钱后，工头破例把他带到厨房，让做饭的亲戚给少平切了一碗肥猪肉片子，算是对他曾经卖命干活表示一点犒劳。

一碗猪肉下肚，少平嘴一抹，就去了阳沟。

曹书记一家人热情地接待了他。这次见面，双方已经不是当初那种主仆关系，而像是亲朋好友一般。

曹书记立刻出去为他办准迁证。书记的老婆就及时抓住机会，让少平给女儿菊英补习中学语文课。在少平开始为菊英补习功课的时候，菊英她妈推说到邻居家取东西，溜出去半天没有回来。

十八岁的菊英完全是城市姑娘的打扮。白净的脸蛋，弯弯的眉毛，一对清澈活泼的眼睛，很崇拜地听少平头头是道地讲解课文。她看起来很聪敏，但学习实在迟笨；少平说半天，她都理解不了。她只是惊讶地看着他，带着一脸的疑问：你这么能行，为什么要揽工呢？当然，这女孩子也并不知道，这个她难以理解的乡下后生，已经被父母“内定”为她的女婿……

在曹书记家愉快地逗留了几个小时，少平就怀揣着那张准迁证，回到了他做工的地方。

第二天，他从头到脚换上了新衣服，然后到街上去给家里人买东西。他身上现在破天荒揣二百多元钱，像个财主似的在商店里阔视。他给全家每个人都买了一件衣服，又买了许多吃食。那个烂黄提包显然不能再提回去，于是又买了一个很大的新帆布提包。他要在一切方面向家里和村里人显示，他在门外干得不错！

买完东西后，身上还有一百多元钱。走在黄原街上，他心里充实而自豪。

一切办理好以后，他到理发馆去理了个发。

现在，他完全换成了另外一个人。身上的伤痕被簇新的衣服包裹了起来；脸干干净净，头发整整齐齐，俨然是一副工作人的派头！

晚上，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带上，来到了金波住的地方——在这里过一夜，明天早晨就搭邮车回双水村。

第二天天还不明，他就爬起来，把那卷行李和装烂衣服的破提包都交代给金波——这说明他还要回到这个城市来。然后他就提着那个鼓囊囊的新提包先一步出了门，走到城外的公路边上等金俊海的邮车。邮车按规定不准捎坐人，因此不敢在城里上车。

不一会，他就坐在邮车驾驶楼助手的位置上，离开了夜色还没有褪尽的黄原城。

在回家的路上，少平心中思绪万千。从春天离家以后，一晃就半年了。半年来，他感到比以往他度过的所有日月都要漫长。酸甜苦辣，一切都无法用语言表述。不论怎样，他没有退缩，也没有倒下。现在，他并不是两手空空回来了——这也不只是说他赚了几个钱，买了点东西；不，他半年的收获决不仅仅是这些！

现在他才感到，他离家的时间也的确不短了。这期间，他也没给家里人写信。谁知家里成了什么样子？父亲写信让他“马上返回”——出了什么紧急事呢？如果是好事，他会在信上写明的；看来家里一定是有什么不幸了，父亲怕他着急，才用了这么含糊的口气给他写信。

但是，他的心脏也开始健强了一些，心想，就是天塌下来，也按塌下来处理，熬煎也没有用！

汽车过了分水岭，少平的心忍不住“怦怦”地跳起来。公路两边熟悉的山山峁峁都亲切地出现在视野之内。他看见，东拉河两岸的沟道和山头，庄稼再不像往年一样大片大片都是同一种类。现在，各种作物一块块互相连接而又各自独成一家。每一块地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主人的个性。个把地块庄稼长得不好，你就知道它的主人肯定不是个勤快人。

村庄里，有的秋庄稼已经上了禾场。金黄的颗粒被赤膊的庄稼人一锨锨扬向蔚蓝的天空；碎雨似的五谷落下来，撒在嬉闹的孩子们的身上。山野的小路上，农妇们颤动着肥大的乳房，挑着送饭罐悠悠闪闪地走着。沟道里，牛、羊、驴、马，成群结队的很少；往往三三两两，被一些大孩子放牧着——少平知道，这些孩子都是刚刚退学的。各个村庄里，看来没有什么人闲呆着。新的生活和劳动是平静的，但少平又很清楚，对于每个家庭来说，那一天中的节奏充满了忙乱和紧张……

亲爱的双水村就在眼前了。少平透过车窗，远远地看见他家的窑顶上飘曳着一柱灰白的柴烟；一股说不出的温暖和甜蜜刹那间涌上他的心头，使他忍不住鼻子一酸，几乎要哭了。

哦，家乡，永远叫人依恋和动情的家乡啊！

第二十一章

孙少平回家以后才知道，父亲是因为分家的事才写信让他回来的。

比起他想象的其他灾祸，这件事看来并不特别严重。《红楼梦》里的凤姐说，没有不散的筵席。弟兄分家，或者父子分家，在农村已经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和其他人家相比，大哥和嫂子结婚几年都和他们一块过光景，这也就不容易了。现在他们要单另立家，不论从哪方面说都无可非议。

少平看出，大哥心里很难过。少平理解他的心情。

他去烧砖窑转的时候，大哥把他引到下面的沟道里，想和他单独说说话。

弟兄俩坐在东拉河边，一时都不知该从何说起。

少平给少安抽出一根纸烟。少安说他抽不惯，仍然用纸片给自己卷了一支旱烟棒。

“大哥，分家的事，你也不要过多地想什么。爸爸的考虑是对的，你和我嫂现在应该单另过光景了……”

少平先开口劝慰少安。

少安沉默了好长时间，才说：“那你们怎么办？一大家人，老的老，小的小……”

“有我和爸爸两个人哩！家里实际上没几口人了！我和爸爸两个完全可以维持！”少平说。

少安又沉思了一会，然后抬起头看着弟弟，说：“那这样行不行？分开家后，你到烧砖窑来，咱两个一块经营，红利二一添作五，一人一半！”

“那还等于没分家！”少平笑了笑，“既然单另过光景，咱们就不要一块黏了。虽然是兄弟，但要分就分得汤清水利，这样往后就少些不必要的麻烦。分开家过光景，你的家就不是你一个人，还有我嫂子哩！”

少安惊讶地盯着弟弟的脸看了半天。他想不到少平已经变得这么大人气——这未免有点生硬。他说：“弟兄之间怎能分得这么清哩？”

“分清了好。俗话说，好朋友清算账。弟兄们一辈子要处理好关系，我认为首先是朋友然后是弟兄才有可能，否则，说不定互相把关系弄得比两旁世人都要糟糕哩！”

这“理论”少安无法接受。但他认识到，少平已不再是过去的少平。他奇怪：弟弟在什么时候学会了高谈阔论？

不过，少安感到多少日子来由于分家而给他造成的巨大精神压力，似乎减轻了一些。少平的这种态度刺激了他，使他不由自主地想：既然你后生口大气粗，已经这么能行了，那咱们倒也不妨试试看！

他问弟弟：“那你准备怎么办？”

“我准备把户口迁到黄原城边的农村去。”

“什么？”少安吃惊得几乎要跳起来，“说了半天，你还是要屁股一拍远走高飞呀？怪不得你把分家说得这么自在！你走了老人怎么办？如果是这样，家就不能分！”

“哥，你先别躁。我迁到黄原，又不是自顾自图轻快去呀！我出去难道就会白白呆着？我不会劳动？我赚下的钱不会养活老人？再说，我在那里闹好了，说不定将来把父母亲也能搬迁过去哩！”

“这真是说笑话哩！老人年纪那么大了，还跟你上天去呀！”少安已经生气地挖苦起了少平。

少平知道，少安无法理解他。他沉默了一会，说：“哥哥，不管怎样，咱还是按爸爸的意思来，先把家分开再说。你不要太为我们担心。我出去要是不行了，我就会很快回双水村的。往出办户口不容易，要是往回迁户口，双水村不会拒绝接受我吧？你叫我出去先闯一闯，头碰破了，那是我活该。你不是也在闯吗？你为什么不一心种庄稼，而开办个烧砖窑呢？还不是谋个大出展吗？我为什么就不能有我的一点打算呢！”

少安倒被弟弟的这番话说得无言对答。

他问少平：“那你和爸爸商量了没？”

“还没哩。罢了我和他商量。你放心！如果爸爸不同意我出去，我就留在双水村种庄稼呀！”

兄弟俩实际上无法再把话谈下去了。

少安长叹了一口气，站起来。

少平也站起来。兄弟俩就这样沉默寡言地离开了东拉河畔，相跟着从草坡的小路上转上来，一块走到烧砖窑的土场上。少安抓起木模子打砖坯，少平把鞋袜扔在一边，裤管挽在半腿把上，赤脚片跳进泥里，抡着铁锨帮哥哥干起活来……

两天以后，在孙玉厚的主持下，这个多年的大家庭就一分为二了。

分家其实很简单，只是宣布今后他们将在经济上实行“独立核算”。原来的家产少安什么也没要，只是和秀莲到新修建起的地方另起炉灶过日月罢了。实际上，这个家永远不会像少平说的那样“汤清水利”。首先虎子就分不开。小家伙名义上分过去了，但他不会离开爷爷和奶奶；孙玉厚老两口也离不开这个宝贝孙子。

家总算这样“分”开了。

分家以后，少平立刻就和父亲谈他自己的出路。

孙玉厚老汉豁达地对儿子说：“你走你的！这两年爸爸还康健，能种了这点庄稼。只要你能在外面闯出个世事来，爸爸不拉你的后腿！你出门爸爸放心着哩，不会闯出大乱子来……”

“只要我能在黄原扎下根，将来就把你们都迁过去！”

少平非常感激父亲如此慷慨放他出门。

玉厚老汉苦笑了一下，说：“先不要想那么远的事。再说，我和你妈一辈子就是这双水村的人了，不会把老骨头撂到外地去的。你只管闹你的世事去！你到了外面，可要你自操心哩！爸爸盼你这辈子不要像爸爸一样，活得蜷胳膊屈腿的……”

少平心里陡然间生出一种悲壮的情绪来。他想，为了父母亲对他的热爱和希望，他也要好好活一辈子人！

在村里办好迁移手续后，他准备到罐子村和原西县高中分别看望姐姐和妹妹，然后就直接返回黄原。

离开双水村的那天，父母亲和大哥大嫂一直把他送到村头。母亲哭出了声，惹得全家人都眼圈红了。是的，这次出门不比往常——这意味着他不再属于双水村，而将成为一个陌生地方的公民了！

少平顺路先到罐子村看望姐姐。兰花一见他，什么也没说，先哭了一鼻子。王满银几乎一年没回家来，姐姐一个人又种地，又带两个孩子，操磨得像个老太婆一样。

酸楚和愤怒使少平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他在姐姐家留了几天，帮她把一些主要的秋庄稼割倒在地里——不久爸爸和哥哥会来帮助背运和碾打的。

临走时，他给姐姐放下二十块钱，让她去量盐买油。

少平怀着极其痛苦的心情，从罐子村搭上了去原西县的长途公共汽车。

从原西县汽车站出来，走在那条熟悉的石板街上，闻着空气中亲切的炭烟味，一种怀旧的情绪立刻弥漫在他的心头。不知为什么，他突然记起了几句诗——在诗人贾冰的影响下，他后来也读过不少诗。

他在心里默默地念着——

往昔的回忆使我们激动，

我们重新踏上旧日的路，

一切过去日子的感情

又逐渐活在我们的心里；

使我们再次心紧的是

曾经熟悉的震颤；

为了回忆中的忧伤，

真想吐出一声长叹……

少平一边从街道上往过走，一边泪眼矇眬地寻找着过去涉足过的角角落落。

一直到十字路口附近，他才使自己镇定下来。

他看见，现在的原西城似乎比往日要纷乱一些。十字街北侧已经立起一座三层楼房；县文化馆下面正在修建一个显然规模相当可观的影剧院，水泥板和砖瓦木料堆满了半道街。原西河上在修建大桥，河中央矗立起几座巨大的桥墩；拉建筑材料的汽车繁忙地奔过街道，城市上空笼罩着黄漠漠的灰尘。街道上，出现了许多私人货摊和卖吃喝的小贩，虽然没遇集，人群相当拥挤和嘈杂。

少平突然听见旁边有人喊他的名字。

他回过头一看，原来是跛女子侯玉英！

侯玉英怀里抱着个孩子，一瘸一拐从一个白布帐遮盖的货摊上转出来，走到了他面前。

“我一眼就认出了你！”侯玉英兴奋地笑着，对少平说。她比过去胖了许多，脸蛋像个圆面包似的。

“这是……？”少平指着她怀中的娃娃。

“我的！四个月了！云云，给叔叔笑一笑！”侯玉英用手指头在孩子的下巴上按了按，那孩子就咧开小嘴笑了。

少平把孩子从跛女子手里接过来，在这个胖小子的脸上亲了亲，又递给她，问：“你什么时候结婚的？”

“前年国庆节……你看不上咱，咱没等头，就寻了男人……”侯玉英虽然大方地说了句玩笑话，但脸已经通红了。

少平的脸也红了。他还没有遇见一个女的当面说这种话。

“你爱人干啥着哩？”他问。

侯玉英扭过头朝那个白布帐下指了指。

少平看见，一位头发留得很长的青年，正在殷勤地为顾客拿东西，找钱。

“他也是个待业青年！去年，我爸为我们办了个营业执照，我们就干上了这营生……生意还不错……哎，下午到我家里去吃一顿饭！两年多没见你，还以为你死了！我么……一直还忘不了你……”侯玉英竟然羞得低下了头。

少平已经很不自在了——跛女子站在大街上说这种话！

他只好客气地说：“我还要到中学去找我妹妹，以后我到城里再去你们家……你快忙你的，我走了……”

少平慌忙给侯玉英打了招呼，就告辞走了。

他紧张地穿过街道，尽量使自己淹没在稠人广众之中。一直到通往中学的石坡路上时，他的心跳才恢复了正常频率。

和侯玉英这次意外的邂逅，使孙少平感慨万端。唉，时过境迁，他们这一茬人已经开始各自寻找自己的归宿。同学之中，有的已经结婚，并且有了儿女，安安稳稳过起了光景日月。少年！少年！那是永远地逝去了……

可是，你现在还不准备这样安排自己的生活。至于你的未来是个什么样子，你现在还难以断定……

少平在中学见到妹妹后，很快就换了另一种心情。他高兴地看见，妹妹已经长成了大姑娘，身材高挑而挺拔，乌黑的头发剪得齐齐整整。少平心里骄傲地想，妹妹就是到黄原城，也是最漂亮的姑娘！

他给兰香带来了在黄原买的那身时新衣裳和两条天蓝色拉毛围巾——其中一条是送给金秀的。

兰香和金秀在学校大灶上给他买了白馍和两份甲菜。兄妹三个在她们的宿舍吃了下午饭。吃饭时，金秀不断询问她哥和她爸的情况。

第二天，兰香撵到汽车站去送他。等车的时候，她忍不住哭了。

少平劝慰妹妹说：“别哭！我知道你为分家的事伤心。你不要怕，有二哥哩！你好好念书，有什么困难，就给我写信，寄到你金波哥那里，我保准能收到。你千万不敢影响学习，你快要考大学了！二哥这辈子恐怕再不能进大学门，但我特别希望你能考上大学。咱家里就看你争这口气了！”

兰香把脸上的泪水揩净，一边听少平说，一边给他点头。

中午，少平上了公共汽车，直奔黄原城。

在黄原汽车站下车后，他身上只剩下五毛钱；他除过留够一张车票的费用，把所有的钱都分给了爸爸、姐姐和妹妹。

现在，他等于赤手空拳返回到这个严厉的城市。现在正是城里下晚班的时候，自行车如同洪水一般从他面前流过。

他又一次惆怅地立在候车室外面，思谋自己该怎么办。

他应该马上找到活干，否则五毛钱只能勉强在小摊上吃一顿饭。

当然，今晚上他也可以到金波或者阳沟曹书记那里凑合一下。但明天呢？后天呢？

不行！先得有个立脚之地，有饭吃，能赚点钱，然后才可以考虑其他事。

这样想的时候，他的两条腿已经开始自觉地向东关大桥头移动了。

当他混入大桥头的“劳力市场”时，太阳就快要坠入麻雀山的背后。一些失去信心的揽工汉已经开始退出这个地方。

少平焦灼地立在砖墙边，绝望之中带着一丝侥幸，等待看有没有包工头来“招工”。

他的愿望随着黄昏的降临而渐渐破灭了。

他突然想：他能不能再到他原来干活的工地上去碰碰运气呢？他知道那工程还没完。只是一般说来，他中间辞工的空缺，很快就会有人补上的。

尽管毫无把握，少平还是过了黄原河大桥，向物资局的工地走去。

他拿着剩下的五毛钱所买的那盒用作交际的纸烟，在工地上转了几圈，才找到了工头。

由于他现在穿了一身新衣服，工头几乎认不出他来了。他把那盒纸烟大方地塞到工头的衣袋里，说：“我是孙少平。我又来了。现在我没活干，能不能再上你的工？”

工头看来记起了这个干活不要命的小工。他想了想，说：“本来人手满了，但一个人嘛……你来吧！”

少平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他先到工地的灶上扒了两碗干米饭；然后就一路小跑着，到东关金波那里去取他的那卷破烂行李。

第二十二章

连绵不断的秋雨刷刷地下着，城市一直笼罩在阴冷的水雾之中。从节令上看，这大概是黄土高原本年度的最后一次雨水；过不久，天空就要飘飞起雪花。

这雨已经下了一天一夜，还没有停歇的迹象。南风赶着灰黑的云彩，潮水般向北方漫过去。雨时疏时密，但一直没有断头。老天爷总是不尽如人意，伏天要雨的时候，偏偏一滴雨也不落；现在不需要雨，雨倒下个没完没了！

大街小巷淙淙地流淌着污水；房屋上的灰尘和人行道上的泥垢被雨水洗得干干净净。黄原河再一次变成了浑浊的泥汤。城外的山野峡谷之中，飘游着一团团蓝色的雾霭。

秋雨造成了一种令人愁闷的气氛。街上行人寥寥无几；卖东西的乡下人披着破麻袋片，躲缩在屋檐下心灰意懒地等待买主。十字街的警察钻进岗楼里打盹去了，让汽车在街上自由行驶。从省城到黄原每周三次的班机还没有停飞，轰鸣着低掠过城市上空，降落在东川水迹斑斑的跑道上。什么地方沉重的钢铁撞击声，在寂静的雨声中听起来格外刺耳。

少平干活的那个工地照例停止了施工——场地完全泡在了一片烂泥汤中。工匠们也照例倒在窑里开始没明没黑地睡觉。疲劳过度的人哪！一个个睡得伸胳膊蹬腿，不仅鼾声中捎带着舒服的呻吟，还把牙齿咬得嘎嘣嘣价响……

少平躺在自己的铺盖卷上，却没有一点睡意。他头枕着自己的两只手，眼睛直勾勾地望着窑顶，一边听外面单调乏味的雨声，一边脑子里杂乱地想许多事。

前几天，他抽空去了一趟曹书记家，把户口落在了阳沟。

他在那里仅仅落下个空头户口而已。视土如金的阳沟不会给他土地，他实际上仍然是一棵无根草。现在他完全把自己的命运交到了曹书记的手上。他指望过一两年后，老曹最起码能给他争取一块安家的地盘。至于土地，他不敢奢望。

这样说来，他一生也许只能在黄原城里打短工了。这是一条十分不可靠的谋生之路。要是将来成了家，用这种方式能养活得了老婆孩子吗？

但是，以后的一切对他来说，似乎还很遥远。无论如何，他已经成了一名黄原人，这本身就具有非凡的意义。他想象，他那些前辈祖宗中，大概还没有人离开过故土。现在，他有魄力跑出来寻找生活的“新大陆”，此举即使包含巨大的风险，也是值得的。

直到这个时候，孙少平还不知道曹书记两口子为他落户口的真实用意。我们可以猜想，如果他知道他们是要他做上门女婿，那他会非常乐意接受这个现实的。把爱情放在一边不说，他眼下起码就不会有这么多熬煎了，反正到时一切生活方面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

但他同样不知道，曹书记两口子目前还不想把事情挑明。一来他们要进一步“考察”一下他；二来菊英还在上学，年龄也小。对曹书记来说，这是他的一步“远棋”——还得走一段再说！

现在，少平躺在这个汗气熏人的破窑洞里，在鼾声雨声的交响曲中，谋算着自己下一步的生计。他想，他一定不敢误工，要千方百计找到活干。他要赚钱给家里的老人，还要供妹妹上学——现在分了家，他就是一家之主，肩负着重大的责任！他已经在工地上留心学习匠工的技能，想尽快改变当小工的处境。如果他成了匠工，他一天的工钱就能提高一倍；这样，除过顾救家庭，自己也能积攒一点。两三年后，要是能在阳沟找个地盘，他就可以先箍两孔窑洞——那时才意味着他真正在黄原扎下了根。

这一切也许并不是梦想。他年轻力壮，只要心里攒上劲，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当然，这还是一个最基本的打算哩！他甚至想某一天，他也会成为一名包工头，嘴里叼着黑棒卷烟，到东关大桥头去挑选工匠……嘿嘿，他就是成了包工头，为什么一定要嘴里叼根黑棒卷烟呢？不，他不会像现在这些工头一样，神气活现地把自己搞得像电影里的保长一般；他要和他雇用的工匠建立一种平等的朋友关系，尤其是要对那些上过学而出来谋生的青年给予特别的关照……

孙少平躺在自己的铺盖卷上，不断地这样胡思乱想。反正这下雨天也没什么事，总不能没完没了地看书；再说，他手头的两本书已经看完，现在也懒得到图书馆去借。

吃过午饭以后，天突然出现了一会短暂的明亮，雨也下得小了一些。工匠们碗一撂，回来又倒下睡了。

少平感到很烦闷，不愿意再躺在自己的铺盖卷上做那些浪漫的遐想。趁雨下得不大，他想到街上转转，看能不能看场电影，好消磨一段时光。

天气已经很冷了，他把那身深红色的绒衣穿在身上，外面仍然套着那身做活的破衣裳，就赤手空拳出了门，来到大街上。他也没伞，就在屋檐下躲躲闪闪地走着；好在雨不大，星星点点的，不会把衣服淋个透湿。现在穿绒衣似乎太早，走一段路以后，身上便感到热烘烘的。他感到有点不自在——外衣的两个肩膀破烂不堪，里面的红绒衣暴露出来，特别扎眼。从这身新旧悬殊、不伦不类的衣服上，一眼就看出他是个地道的乡巴佬。

但少平放心的是，这里没有多少熟人。街上谁有兴趣注意他这身有碍观瞻的穿戴呢？

他便尽量把那种别扭抛开，自由自在地在黄原街上逛荡。雨中的街道难得清静；稀稀落落的行人，脸都被雨伞遮挡着。所有的商店都照常开门营业，但没有多少人光顾。

少平不知不觉溜达到了南关。这里离地委不远的地方，有一座本城最大的影剧院，他很想去碰碰运气，看现在放不放电影。

他远远地看见，影剧院前面的街道上，拥挤着许多人。估计有电影！但不知是否能赶上场？

他加快脚步走到影剧院门口，迅速瞥了一眼大红油漆木牌，见上面写着《王子复仇记》。

他高兴极了！这是根据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改编的电影，据上次金波说，为哈姆雷特配音的是孙道临，相当激动人心。

少平一看时间，知道还能赶上这一场，便慌忙挤到了售票处。

他失望极了——这一场票已售完。

他于是垂头丧气退回到拥挤的人群里，看能不能钓个“鱼”。

他正在人群中瞎挤，突然愣住了。他看见田晓霞穿件米色风雨衣，两手斜插在衣袋里，正在几步远的地方微笑着看他。

他僵立在原地，脸顿时像火一般烫热。

她走过来，仍然微笑着，伸出手，说：“我以为这是在做梦。”

“是……我也这样认为……”他握了握她的手。

一阵难言的沉默。

“你现在是去看电影呢？还是到我家里去呢？”她掏出一张电影票递到他面前。

“不，你去看吧……我……”他的脸仍然像火烧一般。

“我已经看过一次了……不过，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建议你也别去看了，咱们到我家里去吧！”晓霞似乎故意表现出一种矜持的态度，但显然很难掩饰她的激动。

少平看见，晓霞已经完全是一副大学生的派头了，个码似乎也比高中时高了许多。一头黑发散乱地披在肩头，上面沾着碎银屑似的水珠。合身的风雨衣用一根带子束着腰；脚上是一双棕色旅游鞋。

但是，站在这个人的面前，不知为什么，少平并不为自己的一身破衣服而感到害臊。相反，他觉得穿这身衣服见她正“合适”。

“何去何从？”她笑着把手中的票晃了晃。

“我当然放弃了‘复仇’！”少平脸上的燥热渐渐消退了。

晓霞嘿嘿一笑。她很快把那张票向旁边“钓鱼”的人处理掉，便引着少平向地委走去。

“你为什么不给我回信？”晓霞一边走，一边问他。

少平无言以对。

他听见“嘭”一声，心一惊。扭头一看，晓霞手中撑开了一把湖蓝色的自动伞。

她向他挨近了一些，把雨伞遮在两个人的头上。他顿时感到自己沉浸在一片迷濛的湖蓝色的梦幻之中……

近两年了，他没有见晓霞的面。他原来想，一年前他没有答理她最后的那封信，他们的联系也就随之永远地断绝了。她将会变成自己记忆里的一个人，而在现实中他们再不可能见面。是呀，人家是大学生，他是一个乡巴佬，相差如同天上人间……可是，现在却猛然和她相遇在了这秋雨绵绵的黄原街头……

“你怎不回答我的问话呢？”她在雨伞下转过脸，瞅着他。

“一切都很明白……”他说。

“是因为我上了大学，你仍然是个农民吧？看来，你还是世俗的！”晓霞不客气地说。

少平心里不同意老同学对他的评价。其实，他在灵魂深处并没有低看自己。她显然不了解他这两年的变化。他之所以不愿和她再联系，的确是因为两个人在生活中的处境差异太大。但这并不是说，他认为他所走的道路就比上大学低贱。是的，他是在社会的最底层挣扎，为了几个钱而受尽折磨；但他已不仅仅将此看做是谋生活命——职业的高贵与低贱，不能说明一个人生活的价值。恰恰相反，他现在倒很“热爱”自己的苦难。通过这一段血火般的洗礼，他相信，自己历经千辛万苦而酿造出的生活之蜜，肯定比轻而易举拿来的更有滋味——他自嘲地把自己的这种认识叫做“关于苦难的学说”……

晓霞把他引进了地委大门。看门房的老头在玻璃后面满脸堆笑向晓霞点了点头，他们就径直穿过一个大院，又通过一道小门，来到一个安静的小院落。

晓霞对他说：“这是常委院。”她又指了指旁边一座四层楼，“那是地委家属楼，我们在一单元二楼左手……这样吧，咱们不回家了，在我爸的办公室里好拉话。我爸昨天去了原东县，还没回来……”

常委院是一排做工精细的大石窑洞，三面围墙，有个小门通向家属楼。院里有几座小花坛，其间的花朵大都已凋谢，竟奇迹般留了一朵红艳艳的玫瑰。墙边的几棵梧桐树下，积了厚厚一层黄叶。

晓霞收了雨伞，从身上掏出钥匙，打开了中间一孔窑洞的门。她揭起门帘，把少平让进去。

窑洞面积很大，两孔套在一起；刚进门的这孔显然是办公室，从墙中间的一个小过洞里穿过去，便是书房兼卧室了。

她引着他进了里间。

他拘谨地坐在沙发里，环视着这个非凡的地方。晓霞忙着为他倒茶、削苹果。

少平在对面墙上的穿衣镜里，看见自己穿着一身烂衣服，头发乱得像一团沙蓬，坐在这舒适的全包沙发里，实在有点滑稽。如果不是晓霞在，进来个生人看见他这副模样，会以为是个图谋不轨的歹徒呢！

晓霞把一个削好的苹果递到他手里，然后也坐在旁边的沙发里，开始询问他这两年的情况。

少平这才一边吃苹果，一边打开了话匣子，如实地向晓霞叙说他的经历和目前的状况。

在少平说话的时候，晓霞瞪着一双美丽而惊讶的眼睛，聚精会神地听着。

少平说完后，晓霞像木雕一般呆坐在沙发里，不再发问，也不再说话。

少平也沉默了一会。然后他信任地对她说：“你不要对任何熟人或咱们的同学说起我的情况。我知道你能理解我，我才对你说了实情。我不愿意我目前的真实情况让别人知道。要是传回原西，我父母一定会着急的。我希望在老人的想象中，我在黄原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咱们同学之中，除过金波，谁也不知道我现在的情况；我也不愿意让他们知道。这不是因为虚荣，而是不愿遭受虚荣者的嘲笑；我想默默地、宁静地走自己的路……

“你得向我保证这一点！”少平强调说。

晓霞像是从梦中惊醒，随口说：“这你放心！”她站起来，“先不说了，让我去买饭！咱们就不要回我家里吃了，我知道你在我家里吃饭不自在。我到大灶上去买……”

晓霞从柜子里拿出碗筷，又在桌子抽屉里抓了一把饭票，就很快出去了。

一刻钟以后，她端回一瓷盆炒菜；菜上面摞了一堆馒头。她拿出个小碗，给自己拨了一点菜，又拿了一个馒头，说：“剩下都是你的！”

少平估量了一下，说：“我大概可以消灭，不过，你不要笑话！”他说着就端起了盆子，不客气地大吃起来。

晓霞笑了。她坐在他旁边，把自己碗里的肉又挑回到他的瓷盆里。不知为什么，她这举动使他想起了润叶姐——那种黄土高原姑娘们所具有的温暖的亲切感……

天色暗下来了。

晓霞拉亮电灯，把自己的碗放在一边，站着看了他近一分钟，突然问：“我能给你什么帮助呢？”

少平抬起头，说：“你如果认为什么书好，再像以前一样，及时推荐让我看。”

“其他呢？”

“不需要了。”

“那我怎样把书交给你？”

少平想了一下，说：“我半个月来找你一次，行吗？”

“当然行！”

“什么时候来比较合适？”

晓霞也想了一下，说：“白天你都要干活，那么，就星期六晚上吧。就在这里。我爸一般星期六晚上都不在办公室……”

少平接着就告辞了。晓霞也不挽留，起身把他一直送到地委机关的大门口。

分手时，她对他说：“我知道，你不愿意告诉我你在什么地方。但是，你一定要来找我啊……”

“我会找你的！”他主动和她握了手，就转身向街道上走去。

雨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了，西边远远的天空露出了一片乌蓝。

好，天一晴，明天就可以出工了！

第二十三章

田晓霞静静地立在黄原地委门口，一直目送着孙少平的背影消失在北大街的尽头。

暮色已经临近，满城亮起了耀眼的灯火。不远处的电影院刚刚散场，清冷的街道顿时出现了一阵喧闹。嘈杂的人群散乱地流向东西南北，街巷中自行车的铃声响个不停。

片刻工夫，大街上重新安静了。雨已停歇，满天破碎的云彩像溃退的队伍似的在暗夜中向南逃遁。四面的群山只能模糊地分辨出一些轮廓。

田晓霞心绪极其纷乱，一时无心回家去。

她索性离开地委大门口，来到了街道上。她在人行道梧桐树下的暗影里，慢慢地溜达着，情不自禁向北走去。说来奇怪，她怀着某种侥幸，希望孙少平还能在这条路上转回来。她现在才觉得，她和少平两年后第一次相遇，几乎没有交谈多少。他倒说了一些，她几乎没说什么。唉，实际上，她刚看见少平时，感到又陌生又震惊，简直顾不上说什么！

是的，孙少平已经变了，变得让她几乎都认不出来。这不是说他的模样变了——模样的确也变了，但主要的变化并不是他的外表。

上师专以后，本来她已经习惯于同周围的那些男男女女相处。她认为自己也告别了过去的生活，开始了人生的一个新阶段。尽管她仍然保持着自己的个性，但基本上和新的环境融为一体。过去的一切，包括中学时期的朋友，渐渐地开始淡忘；而将自己的生活迅速地投入到另外一个天地。国家在多少年禁锢以后，许多似乎天经地义的观念一个个被推倒；新的思潮像洪水一般涌来，令人目不暇给。她整天兴奋地沉醉于和同学们交换各种信息，辩论各种问题；回家以后，又和父母亲唇枪舌剑一番。她周围的青年，一个个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雄辩家；古今中外，旁征博引，思想一个比一个解放，幻想一个比一个高远，对社会流弊的抨击一个比一个猛烈。他们学习刻苦钻研，吃穿日新月异，玩起来又痛快淋漓……

可是，她猛然间发现了另外一种类型的同龄人。

孙少平和过去有什么不同？从外表看，他脸色严峻，粗胳膊壮腿，已经是一副十足的男子汉架势。他仍然像中学时那样忧郁，衣服也和那时一样破烂。但是，和过去不同的是，他已经开始独立地生活，独立地思考，并且选择了一条艰难的奋斗之路。说实话，尽管她以前对这个人另眼相看，认为他身上有许多不一般的东西，但上大学后，她似乎认定，孙少平最终不会逃脱大多数农村学生的命运：建家立业，生儿育女，在广阔天地自得其乐。现在农村政策宽了，像少平这样的人，在农民中间肯定是出类拔萃的人物，说不定会发家致富，成为村民们羡慕不已的“冒尖户”。记得高中毕业时，她还对他说过，希望他千万不能变成个世俗的农民，满嘴说的都是吃，肩膀上搭着个褡裢，在石圪节街上瞅着买个便宜猪娃……为此，在少平回村的那两年里，她不断给他寄书和《参考消息》，并竭力提示他不要丧失远大理想……后来，她才渐渐认识到，实际生活是冷酷的；因为种种原因，这些不能进入大学门，又进入不了公家门的农村青年，即使性格非凡，天赋很高，到头来仍然会被环境所征服。当然，不是说农村就一定干不出什么名堂；主要是精神境界很可能被小农意识的汪洋大海所淹没……

尽管田晓霞如此推断了孙少平未来的命运，但出于中学时期深厚的友谊，上大学后，她还不准备断绝和少平的联系。只是她一年前写信给他以后，他再没有给她回信，她这才在遗憾之中似乎也感到了某种解脱。她一生不会忘记这个少年时期的朋友；但她知道，她也许在今后的岁月中甚至不会再和他相遇，充其量只是在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象的往日的朋友……

可是，她今天无意中在黄原街头碰见了他。

莎士比亚是她崇拜和敬仰的作家，根据《哈姆雷特》改编的电影《王子复仇记》在黄原放映第一场，她就去看了。看了一遍还不过瘾，碰巧今天有一张票，她就准备再看第二场……结果，便在人丛中发现了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孙少平。从把他引到父亲的办公室到刚才送走他，几个小时中，她都震惊得有些恍惚，如同电影中哈姆雷特看见了父亲的鬼魂……

现在，她一个人漫游在夜晚的黄原街头，细细思索着孙少平这个人和他的道路。她从他的谈吐中，知道这已经是一个对生活有了独特理解的人。

是的，他在我们的时代属于这样的青年：有文化，但没有幸运地进入大学或参加工作，因此似乎没有充分的条件直接参与到目前社会发展的主潮之中。而另一方面，他们又不甘心把自己局限在狭小的生活天地里。因此，他们往往带着一种悲壮的激情，在一条最为艰难的道路上进行人生的搏斗。他们顾不得高谈阔论或愤世嫉俗地忧患人类的命运。他们首先得改变自己的生存条件，同时也不放弃最主要的精神追求；他们既不鄙视普通人的世俗生活，但又竭力使自己对生活的认识达到更深的层次……

在田晓霞的眼里，孙少平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她十分钦佩的人物。过去，都是她“教导”他，现在，他倒给她带来了许多对生活新鲜的看法和理解。尽管生活逼迫他走了这样一条艰苦的道路，但这却是很不平凡的。她马上为在自己的生活中有这样一个朋友而感到骄傲。她想她要全力帮助他。毫无疑问，生活不会使她也走和他相同的道路——她不可能脱离她的世界。但她完全理解孙少平的所作所为。她兴奋的是，孙少平为她的生活环境树立了一个“对应物”，或者说给她的世界形成了一个奇特的“坐标”。

田晓霞不知不觉已经溜达到了麻雀山下的丁字路口。现在她不再幻想少平还会调过头来找她——这已经是夜晚了。

她于是自己调过头，又慢慢往回溜达。

街道上已经没什么人了，路灯在水迹斑斑的街面上投下长长的光影。对面山上，立锥似的九级古塔在朦胧中直指乱云翻飞的夜空。没有星星，没有月亮；清冷的风吹过远山的树林，掀起一阵喧哗。黄原河雄浑的涛声和小南河朗朗的流水声，听起来像二重奏……

她竟然也忍不住唱起来——

快乐的风啊，

你给我们唱个歌吧！

快乐的风啊！

你吹遍全世界的高山和海洋，

全球都听到你的歌声。

唱吧，风呀！

对着险峻的山峰，

对着神秘的海洋，

对着鸟雀的细语，

对着蔚蓝的天际，

对着勇敢伟大的人物。

谁要是能够为胜利而奋斗，

就让他同我们齐歌唱。

谁要快乐就能微笑，

谁要做就能成功，

谁要寻找就能得到……

这是苏联电影《格兰特船长和他的孩子们》中的插曲。她没有看过这电影，但喜欢唱这首歌。

田晓霞怀着兴奋的心情，随着自己的歌声，脚步竟渐渐变成了进行式。她穿过空荡荡的街道往家里走去。她觉得她和少平的交往将会带有一种神秘的色彩，可能像浪漫小说中描写的故事一样——想到这点使她更加激动！

她回到家后，六间房子有一间亮着灯光，说明只有外祖父一个人在家。父亲下乡没有回来，母亲在医院值夜班。润叶姐在团地委办公室住，通常都不回家来。

她听见爷爷在房子里说话。她以为来了客人，但仔细一听，原来是他在数落那只老黑猫——说它最近挑肥拣瘦，只想吃肉不啃骨头；老黑猫只用“喵呜”来回答他的指责。

晓霞在走道里舌头一吐，忍不住笑了。家里人都忙，经常顾不上和爷爷拉拉话，他就整天和那只猫唠唠叨叨说个没完。

她不准备打断他们的“交谈”，就悄悄溜进了自己的房子。

她拉亮灯，一个人坐在那张小桌子前，什么也不想做，只想静静地呆一会。

她的房间陈设很简单。一张小床，一张小桌子，一只小皮箱。房间是洁净的，但比一般女孩子的房间要乱一些。书和一些零七八碎放得极没有条理；墙壁上光秃秃的，也不挂个塑料娃娃或其他什么小玩艺儿。只是小桌子正中的墙上，钉着一小幅列宾的油画《伏尔加纤夫》——大概是从什么杂志上剪下来的。

田晓霞静静地坐了一会，便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红皮笔记本，开始记日记。她一直坚持写日记——不过她的日记连父母亲都不让看。她今天主要记叙了她见孙少平的情况和感受。

记完日记后，她突然心血来潮地想，下次见少平，要把墙上这幅《伏尔加纤夫》送给他；她觉得这幅小画让少平保存是很合适的。

洗漱以后，她就上了床。

她很久睡不着。思绪极其活跃——也不是全想孙少平的事。她为睡不着而急躁，而越急躁越睡不着。她第一次尝到失眠是什么滋味。她急得拿被子把头蒙起来。真急人！明早上是中国古代文学课，由著名唐宋文学专家顾尔纯副教授讲杜甫的诗。顾教授就是中学时少平班上顾养民的父亲。教授虽然担当师专副校长职务，但一直代课。他讲唐宋文学很受同学们欢迎；除过学问精深，还有诗人的激情——讲到激动之处，常常声泪俱下……她不知道她什么时候睡着了……

一个星期以后，田晓霞就激动地等待另一个星期六的到来。

她现在除过像以往一样在学校正常地对待一切，当然又多了一层说不出的心思。她眼前不时晃动着孙少平的影子。她急切地想见到他。她已经在学校图书馆为他借好了不少书，其中有狄更斯的《艰难时世》、夏绿蒂·勃朗特的《简·爱》、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和巴尔扎克的《欧也尼·葛朗台》，另外，她还从父亲的书架上“偷”出来内部发行的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她自己非常喜欢的一本书。

后来，她又狡猾地想：要是把这么多书一次给了他，那他就不需要两个星期来找她一次了！

她决定一次只给他带两本。

星期四下午没课。中午她在学校集体宿舍的架子床上躺了一会，就起身回家。

出学校大门不久，她发现黄原河对岸的一个小湾里，似乎有许多匠人在打石头。其实，这些石匠早就在那里，只是她以前从不留心罢了——不只是她，城里的所有市民谁留心这些和自己毫不相干的事呢？最近，她却开始对所有的基建工地和采石场都敏感地注视起来；她总想着，少平会不会就在这里或那里的工地上干活？

现在，她又不由驻足猜测：他是不是就在对面那个采石场里背石头？

一种抑制不住的欲望，竟使她迅速折转身，穿过黄原河新桥，想去对岸那个采石场看个究竟。

在快到采石场的时候，她不知在哪根神经的指挥下，竟然不知不觉像个工匠似的把两只手抄到背后。

她忍不住为自己而笑了。

现在，她已经立在河湾上面的公路边上，瞧着下面打石头的人们。她看见，虽说天气还不暖和，但这些人就只穿件小布褂，赤裸着肩膀干活。有的人坐着拿锤錾凿一些方石块；另外一些人正把打好的石块从河湾里往公路上背。公路边上，几辆拖拉机装满石头便吼叫着开走了。晓霞知道，背石头的人都是小工，活也最苦；他们从河湾往公路上爬那道陡坡时，身子都被背上的石头压成一张弯弓，头几乎挨到了地上，嘴里发出类似重病人那般的呻吟……她记起了《伏尔加纤夫》……那艰辛，那沉重，几乎和眼前这景象一模一样……

她仔细辨认了一下背石头的小工，没有发现少平——是呀，怎么可能碰这么巧呢！

“喂，妹子，爱上了就下来！”

河湾里有个打石头的家伙朝她粗鲁地喊。所有的工匠都停止了干活，朝她哈哈大笑起来。

晓霞赶紧扭头就走。她脸通红，但没有过分生气。她知道这些寂寞的揽工汉随时都想拿女人开心。她是一个思想开阔的知识青年，不认为这对她是什么了不起的伤害，反而觉得这种“遭遇”倒也有趣！

星期六这一天，田晓霞有点心神不安。她觉得自己很可笑，就像一个等待幽会的恋人一样。其实，她自己清楚，她现在和孙少平并不是这种关系。她只是为和他这种非同一般的交往而感到激动。她更多的是想和他探讨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说探讨他们这个年龄的人常挂在嘴上的“生活意义”。田晓霞想，如果她在大学的同学们知道她和一个揽工汉探讨这些问题，不仅不会理解她，甚至会嘲笑她。但这也正是她激动之所在。是的，她和他尽管社会地位和生活处境不同，但在人格上是平等的——这种关系只有在共同探讨的基础上才能形成。或许他们各自都有需要对方改造的地方；改造别人也就是对自己本身的改造。

田晓霞怀着欢快的心情，晚饭前就来到她父亲的办公室。父亲下乡还没回来。她已给母亲和外爷打了招呼，说她不在家里吃晚饭了。

六点钟左右，她到机关灶上买好饭，端回办公室，然后就专心等待孙少平的到来。

半个钟头以后，孙少平如期地来了。田晓霞惊讶地看见，他穿了一身笔挺的新衣服，脸干干净净，头发整整齐齐；如果不是两只手上贴着肮脏的胶布，不要说外人，就连她都会怀疑他是不是个揽工汉呢！

少平看出了晓霞的惊讶，开玩笑说：“我穿了一身不合乎自己身份的衣服，但这纯粹是因为礼貌的原因！”

晓霞喜欢这句幽默话。她指了指桌子上的饭菜，说：“咱们先吃饭吧！”

“我已经吃过了，但同样出于礼貌，我再吃一顿。好在我的肠胃经受过磨练，不惧怕这种虐待！”

晓霞笑着去盛饭，说：“看来你已经学会耍贫嘴了！”

两个人愉快地坐下来，开始吃晚饭。

第二十四章

田福军终于回到原西县来了。

自从他把家搬到黄原后，一直没工夫到这个他难以忘怀的地方走一趟。除过忙，他还有些说不出口的心理障碍。原西是他的家乡，他又在这里工作了好几年；要是他迫不及待或三一回五一回往这里跑，别人可能会说他乡土观念太重，亲家乡而疏他乡。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也不能不顾及类似这些世俗舆论。从他到黄原地区上任以来，他几乎已经跑完了全区所有的县。在第一轮一般性视察中，他把原西县排在最后一站。

一月以前，苗凯同志调到省纪律监察委员会任了常务副书记，他就接替老苗任了黄原地委书记；原地委副书记呼正文接替了他的行署专员职务。

现在，他处在地区“一把手”的位置上，拿他岳父徐国强的话说，“任务”更大了。

责任制推行一年多来，全区农村的状况起了历史性的大变化。一年的事实，就使许多原来顽固地反对改革的人，在公开场所闭住了他们的嘴巴。但是，持悲观论调的仍然不乏其人——他们睁着眼睛不看责任制带来的好处，只管继续摇头叹息“社会主义已经不成体统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是一个美丽而空洞的口号，也不是意味着在贫穷面前人人平等，要穷大家一样穷；社会主义首先应该极大地发展生产力，以此证明自己比别的制度优越；否则，就无力对历史做出回答！

田福军不是理论家，他的认识是大半生实际工作的体验所得。

当然，目前农村形势的发展的确令人鼓舞，但出现的新问题也照样是严峻的。他看到，责任制大包干后，农民的积极性空前地高涨，但是，基层干部似乎却没事可干了。县上和公社，都弥漫着一种懒洋洋的气息。这现象十分令人不安。田福军在各县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在不同地理环境中搞大面积“丰产方”的办法——“丰产方”虽然土地还是一家一户各种各的，但农民可以共同接受科学技术的指导和其他方面的帮助。这样，所有的基层干部和农业方面的技术人员立即就被投入了进去。原来大集体时的四级科技网大包干后起不了作用，现在用这种新的形式指导农民科学种田，很受群众欢迎。这是个一石二鸟的好办法。田福军在这方面进行了全区性规划，光水稻在南面几个县就搞了七万亩；按亩产六百斤计算，黄原将增加许多细粮。他想赶后年再扩大发展四万亩！

这样搞，国家就得在化肥和良种方面投点资了。尽管地区农办主任和农业局长都跑断腿积极张罗，但地区财政局长不想给钱。专员办公会上，管财政的副专员也顶住了。最后，田福军不得不“以权压人”，才解决了问题；财政方面不痛快地拨出八十万元来扶持这件事。

前几天，田福军到原东县去，规划明年在那里搞一个几万亩的“油菜方”。这件事落实后，他才转到原西县来，准备在这个县的大马河川搞一片“谷子方”。原西县的大马河川是传统出产谷子的地方，但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原县委书记冯世宽坚持让这道川改种高粱，理由是高粱高产，并且说大寨的庄稼大部分种的都是高粱。其实，谷子也是高产作物，而且粮食品质要比高粱好——只是颜色不是“红”的罢了。

原西县的一把手现在成了张有智。原“一把手”李登云在几个月前调到地区任了卫生局长。田福军和李登云虽然有一层亲戚关系，但因为润叶和向前基本是分居状态，因此他们两家的来往也就几乎很少了。田福军为此而感到心里很不好受。现在，他尽管同情侄女不幸的婚姻，同时也感到对李登云一家人有种抱愧的心情。不管怎样说，这一家人因为他的侄女，现在也很不幸。李登云两口子就一个儿子，结果在婚姻上搞成这个样子，他们很苦恼。按说，如果向前和润叶是和睦夫妻，登云现在恐怕都抱上孙子了。登云不是一个胸怀开阔的人，为此他甚至对工作都有点心灰意懒，不愿再担当公务繁忙的县委书记，而要求调到比较轻松的地区卫生局当局长。这个调动登云没找他，而是通过苗凯和冯世宽办的。登云调到黄原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想把向前也调到黄原来开车；这样，向前和润叶同在一个城市，多接触一下，或许能把关系调整好——再没有其他办法了。他们曾千方百计让儿子和润叶离婚，但这小子宁愿就这样活受罪，也坚决不离婚。据说更使登云夫妇生气的是，向前不知为什么还坚决不离开原西——眼下一家人扯成了三摊……

李登云调走以后，按通常循序渐进的惯例，原“二把手”张有智接替了他的职务。

现在，原西县当初的领导人中，老人手只剩下有智和马国雄两个人了。田福军和冯世宽调走时提拔起来的白明川和周文龙也离开了原西。明川很早就已调到黄原市任了副书记；周文龙在田福军的帮助下进了省党校的中青班。

田福军到原西后，马上发现这个县的工作很不能令人满意。他感觉张有智的精神状态缺乏一种生气。

这是为什么呢？

田福军感到很纳闷。

有智是他过去共事几年的老朋友，按水平和能力说，他完全应该把原西的工作搞得很出色。他过去那种热情到哪里去了？田福军可以说很了解张有智，知道他个人生活中也没遇到什么麻烦；不像李登云，有个儿子的婚姻问题……

张有智看起来好像也没什么变化。他说话还是那么直截了当，爱和人争辩；有时候甚至还和下级抬杠。田福军到原西后，他们在县招待所单独谈了很长时间。话题东拉西扯，既谈工作，也谝闲传。谈话中间，田福军含蓄地提示有智，他应该以更昂扬的精神状态把原西县的工作搞好。但有智却流露出一种令人不愉快的情绪，意思是他一个只有初中文凭的干部，干得再好，恐怕也就到“头”了；不像他田福军，有大学文凭，短短一两年，就升了好几级……

田福军大吃一惊！他没想到有智的思想深处，竟有这么一些东西。他这种思想是原来就有，还是在这新的形势下产生的？田福军判断不来。他反复思考，有智过去没有这些毛病——最起码他那时没有流露出来。现在，他竟然当着他的面说出了他的心病，这不能不使田福军感到震惊。

和张有智谈完这次话后，福军很痛苦；因为在过去那些艰难的岁月里，他两个总是并肩战斗的。现在，他的老战友竟然有了如此大的变化。本来，一个县委书记的责任就够重大了，但有智认为这“官”还有点小。我的朋友！这多么令人痛心。全省几千万人只能有一个人当省委书记；全地区几百万人也只能有一个人当地委书记。当然，不一定就只能让乔伯年和田福军来当，但终归不能让想当的都来当嘛！如果只想当官而不想干事，这种思想太危险了！这难道就是县委书记张有智同志的境界吗？

田福军感到，他得和有智开诚布公谈一次，但这次时间短促，来不及了——一个人的思想问题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解决的；等他抽出时间，找机会再和有智进行这次交锋吧！

唉，他过去对有智的一切方面是多么信任。现在看来，你可以用理想的标准要求人，但拿它来估计人是不行的。田福军同时想到，许多人由于过去的理想和信仰一次次被现实所粉碎，在眼下新的社会条件下，他们便也变得“现实”起来；而这种人的所谓“现实眼光”，不过是衰老心灵的一孔之见罢了……

在大马河川搞完谷子“丰产方”的第二天，田福军和张有智相约，一块去原西城南三十公里处的古迹石佛寺转了一圈。

据《原西县志》和《黄原府志》记载，石佛寺曾经是一座绛红色的寺院。它的周围是一片浓绿的参天松柏。门前一棵八个人伸臂才能搂住的古柏，树中却奇迹般长出一棵汉槐，古籍中称之谓“柏抱槐”。遥想当年，那寺院红墙黄瓦，绿阴箍地，香烟飘绕，如同仙境一般。此寺相传建于唐。据现有清嘉庆八年碑志记载，系肇自金统四年，即公元一一四四年，迄今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历经各代兵匪战乱之后，从外观看，这座著名的古迹只留下了一片瓦砾和枯草中立着的一座石牌坊——“文化大革命”初期，这座石牌坊也被破“四旧”的红卫兵推倒了。不过，这里还留有一个千佛洞，基本上保持完好。

走过一片瓦砾草滩，来到石崖下，就被石洞门口一副石刻大幅对联吸引住了：石山石洞石佛像天下第一，泓寺泓庙泓佛堂世界无二。石洞高三十多米，宽六十多米；洞顶齐平，雕刻有各种图案、书法。洞中央坐着一个特大的石佛像；左右站着两个。洞两边有两道走廊，走廊上又分别立十八个大石佛像。气派之大甚至可以和杭州灵隐寺“大雄宝殿”里泥塑大像比美。另外，洞内周围三十多米高的石墙壁上，雕刻着一排排不同姿态、涂着各种颜色的密密麻麻的小佛像，简直难以数清。遗憾的是，有些石碑和佛像已经残缺不全了。

田福军和张有智从洞中转出来，走到瓦砾场被推倒的石牌坊前面，共同坐在一根锈着绿斑的石柱上。陪他们转悠的田福军的秘书白元，也坐在他们对面，胳膊上小心翼翼地挽着地委书记的外套。

苗凯调走以后，白元就又当了田福军的秘书。一般情况下，新任领导都不用前任的秘书。田福军不“忌讳”这个常规，仍然让白元当他的秘书。白元因为在前任书记面前迫不及待要了一回官，反而什么官也没当成。但这位秘书在心里还是敬畏他的前任领导，而对田福军有点瞧不起（当然不敢表现丝毫）。他瞧不起田福军主要是因为新任地委书记太不像个“大官”了，动不动就泥手泥脚和老百姓混在一起，像个公社干部。作为秘书，白元断定：大领导就应该有大领导的威严和威风。田福军太没架子了！太随和了！这哪像个地委书记？

白元就是这样理解“大官”的。生活中有那么一种人，你蔑视甚至污辱他，他不仅视为正常，还对你挺佩服；你要是在人格上对他平等相待，他反而倒小看你！这种人的情况，在伟大鲁迅的不朽著作中有详尽诠释，这里就不再累赘。

现在，这位秘书装出一副谦恭的样子，听田福军博学地和张有智谈古论今。他惊讶地看见，地委书记像个农民一样，竟然脱掉鞋袜，有失体统地拿手指头抠自己的脚趾甲！

田福军的确是这副样子——他有脚气病，动不动就拿手指头抠脚指头。

他一边抠脚，一边对张有智说：“应该把石佛寺好好修葺一下，建个围墙，修两个风雨亭，拿石板把院场铺好，再把拉倒的石牌坊立起来。这是一座珍贵的古迹，再不整修，恐怕就要毁了。如果石佛寺最终毁在我们手上，子孙后代都会唾骂我们的……”

张有智两手一摊，尖刻地问：“钱呢？”

“你们派人到省上请个专家来，先做个预算，我让地区有关部门拨点经费。”

“那好吧……不过，花一笔钱也不见得能修出个啥眉目。再说，这地方偏僻，没有多少人来参观游览。要是地处原西城周围，还能卖点门票。”张有智一边说，一边起身和田福军往汽车那边走。

“前面不就是石佛镇吗？这里以后肯定会发展起来的，到时会有人来参观游览。话说回来，就是没人来看，我们也应该整修，这是文物古迹呀！”

田福军和张有智同坐一辆车，离开了石佛寺。

当车子开到不远处的石佛镇，田福军就让司机在镇子上把车停了下来。他想拉有智一起到镇子上的供销门市部看看。田福军到公社一级的所在地，总要到当地的供销门市部走一趟。他知道，这地方对于周围几十个村庄的农民来说，就是他们的“王府井”和“南京路”，重要得很！

他和有智进了门市，先走到卖油盐的地方。他向一位女售货员询问这两样农民最当紧的东西销售情况怎样。

女售货员告诉他：盐很充足，但点灯的煤油断了。

“断了多长时间？”

“从七月份开始到现在……”女售货员打量着两位花白头发的人，看来觉得他们有点不寻常，因此说话很客气。

“县上其他地方呢？”田福军扭头问旁边的张有智。

有智脸有点红，说：“我还不清楚这情况……”

这时候，供销门市部主任来了。他显然认出站在柜台外面的这两个人是谁，赶忙推开柜台挡板，让两位领导进后院去喝水。

田福军没理会主任的邀请，问他：“你们有多少用油户？”

门市部主任这才有点慌张，说：“两千户，一月得两吨煤油，可现在只供应半吨，老百姓点不上灯，只好买蜡烛凑合。但大多数农民买不起蜡烛；一斤煤油才三毛五分钱，一包蜡十支装，一支一毛一分五厘钱，就得一块一毛五分钱，用起来还不顶一斤煤油时间长……”

“问题出在哪儿呢？”田福军问。

张有智在旁边说：“据我所知，县上石油公司也没油。油属一类物资，由地区统一调拨，下面有什么办法？”

田福军从衣袋里摸出笔记本，迅速写上：回去很快找地区财贸办公室，专门拨石油指标，落实到县、社、镇……

他把笔记本装起来，对石佛供销门市部主任说：“不要熬煎，石油马上就会有的！”

“啊呀，那就好了！你们不知道，老百姓跑几十里路来这里，买不上油，生气得把油瓶都扔了，还骂咱们的社会……”

田福军和张有智返回车里后，谁也没说话。这件小小的事大大地刺激了他们。

“怪我官僚主义……”半路上，张有智情绪不佳地说。

田福军给有智递上一根纸烟，说：“这件事的责任主要在地区！”

回到县里的当天晚上，田福军接到地委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说老作家黑白同志正在原北县，过几天就到黄原来，想见见他……

这位老朋友不见不行。田福军决定明天就返回黄原去。

第二十五章

越野车在北方的山路上经过四个多小时的颠簸，中午前后进入了黄原河东川——虽然路面宽阔了，但由于车辆开始密集起来，越野车不得不放慢速度。

从车窗里望出去，宽阔的东川已经是一片荒凉。眼下已到立冬前后，庄稼早收割完毕，地里连秸秆都不再存留。远处的山峦，绿色已被寒霜杀尽；草木枯竭，大地裸露。天灰漠漠一片迷茫，地上和空中到处都飘飞着黄叶。根据往年的经验，过不久，北冰洋及西伯利亚的冷高压就会携带着滚滚的寒流而席卷整个黄土高原；那时真正的冬天就开始了……

汽车很快驶入东川的工业区。透过一团团烟雾，隐约地可以辨认出远处直立的九级古塔和塔尖上闪耀着的那一抹落日的淡黄色光辉。

汽车小心地在一片厂房夹峙的路面上低速行驶。四面八方传来各种机器的喧嚣和钢铁尖锐的撞击声；许多物资、材料乱七八糟堆放在道路两旁。在一大片东倒西歪、饱经风霜的房屋之间，个把新建起的大楼拔地而起；色彩鲜艳，式样新颖，如同鹤立鸡群……

田福军坐在小车的前座上，思想已经从农村里跳出来，不由得考虑起工业方面的事情。全区的工业比农业问题更多，也更缠手。唉，连皮手套皮夹克衫这样一些本地传统的紧俏产品，现在也都卖不出去了。质量没有提高反而不断下降，怎么可能在日新月异的市场上去竞争呢？目前还没有什么好办法改变这种状况。工业不像农业，就全国而言，眼下也不可能进行根本意义上的改革。他现在能做到的，就是在经营管理、劳动纪律等方面进行认真的整顿……

尽管田福军对前任地委书记苗凯同志有看法，但他认识到，他的前任在全区工业方面的想法和做法基本是正确的。南煤、北油、中轻纺，再加上卷烟，形成了四大拳头。他感谢苗凯同志为黄原地区的工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现在的问题是，他不能停留在这个基础上，而要较大幅度地扩大和发展。他已经迅速着手搞了。石油原产八万吨，不久前开始新建一座十五万吨的炼油厂。经过和中央化工部以及省上的有关部门周旋，三年内石油利润可以不上缴，自己赚自己花；一年几百万元，这对于全区几年后实现财政自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款项。另外，上个月他曾和专员呼正文坐飞机到北京跑了一趟，与煤炭部进行了一番友好而艰难的谈判，最后终于签订了合同，在原南县建立一个年产二十一万吨的煤矿；由国家投资，黄原地区包建。地区的卷烟生产本来是个很有优势的项目，但中央有限制，无法大力扩展……在田福军的脑子里还萦绕着一个更大的梦想：那就是在他的任期内，争取使黄原通火车！当然，这是一件难得无法想象的事。但他企图力争实现这个梦想。他盘算，等农业和工业方面的一些大事理顺以后，准备带一帮子人，到北京去搞一下“活动”。他已经和高老以及许多在中央工作的黄原籍老同志写信联系过，他们都说没问题；并且建议到时带些土特产，争取在人民大会堂开个茶话会，由他们请各种“关键”人物出席，说不定还可以请来一两位政治局委员呢……

汽车进入市区后，田福军看见街道上到处都在搞卫生——各机关都“各扫门前雪”，清理人行道上的泥垢和垃圾。一辆宣传车缠绕着红布标语在街上以甲虫速度行驶，刺耳的高音喇叭严正地播送市委市政府关于整顿城市秩序和卫生的通告。田福军很满意这个气氛。说实话，黄原城也太脏了，市上完全有必要这样大动干戈来改变这个城市的风貌。只是他担心又会像过去一样搞一阵子“运动”，尔后又新颜换旧貌。嗯，很可能哩！

田福军回到地委以后，先没顾上进家门，直接去了办公室。虽然办公室和家只隔一道小门，但对他来说，这两个近在咫尺的地方常常像两个遥远的世界。爱云有时也忍不住抱怨他把家不当一回事；她对他说，“官”是暂时的，家是永远的。

嗯，也许你说得对，但我却无法两全！

他很羡慕一些人能把繁重的公务和轻松的私生活平衡起来。他没有这种本事。在内心深处，他有时也羡慕一些一般干部和普通工人的家庭；按时上下班，有充分的时间看看电视，听听音乐，和孩子们一起共享天伦之乐。他呢？一年四季东跑西奔，回到机关，工作没明没黑。即使回到家里也不得安宁啊！会客室没等他进门就坐满了各种人，排队等待和他“私下会晤”。有时候，他甚至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吃完自己的一碗饭。记得有位省委副书记说过，地委书记像军队里的排长——意思是说这个职务比较轻松。哼，让他来当当这个“排长”吧！

田福军回到办公室，见他桌子上的文件堆得像小山一样——其中有些就是他本人签发的！

他在这座“山”面前怔了怔，然后叹了口气去洗脸。

他怀着一种“愚公移山”的心情坐在桌前，正准备翻阅这些文件时，常务副专员冯世宽小心地推开门进来了。这位他过去的上级在他面前多少有点拘谨。

体态丰盈的世宽把脖项里一条薄薄的驼色围巾解下来，说：“刚听说你回来了……”

田福军和他一块坐在沙发里，说：“我刚从原西回来。”

提起原西，世宽脸上显出一些不自在。他或许回想起当年他们两个在那里曾经有过的不愉快。但一般说来，时过境迁，两个人现在一块共事还是不错的。新的工作岗位使他们都对对方的了解深入了一步。在田福军看来，冯世宽的许多不足是由思想方法造成的。这位老中级师范毕业生对工作是很负责任的，做什么事情都很认真，包括做一些错误的事情。自他在黄原任职以来，世宽在工作上一直是支持他的，这倒是他原来所没有预料到的。因此，他们相互间开始建立一种比较信任的新关系——这是很不容易的！从冯世宽方面来说，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也使他认识到过去的那一套做法不行了。他是个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读书和学习使他能较快地甩掉一些过时的包袱；尽管气喘吁吁，但竭力跑着想撵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他对田福军的看法在某些方面仍然持有保留态度，但他认识到，这个人最大的优点是胸怀宽阔，能容人——福军没有因为成了他的上级，就对他们过去闹过的别扭耿耿于怀；而且一直很信任他，专门到省上做工作，让他担任常务副专员职务。仅这一点，冯世宽就要求自己努力当好田福军的副手。

世宽刚坐进沙发，就直截了当对田福军发牢骚说：“明川这个人也太有点过分了！”

“怎么啦？”田福军问。

“把咱们地委和行署各罚了二百元款！”

“因为什么？”

“说咱们卫生搞得不好！”

“不好那当然应该罚嘛。”

“怎不好？咱们按照市上要求的标准，机关干部几乎两天停止办公打扫卫生，实际上比别的单位搞得都好。可明川在市上负责这件事，带着检查组来转了一下，硬说不行，坚持要罚款。下级机关罚起了上级机关，这不成了笑话？”

田福军笑了，说：“世宽，你不要为这事生气。你要理解明川，他这样做有他的道理。他罚地委和行署，其他机关也许就不敢敷衍了事了。咱们虽然是上级机关，但这个城市是由市上管理的，咱还得要遵守人家的政令和有关规定。我看明川这样做很有气魄！我留心过，省委大门口挂着市上给颁发的一块‘卫生先进单位’的红牌子，上面编号是零零一；省军区也有一块，编号是零零二。你看这可笑不可笑？难道机关级别最高，卫生也就最好吗？”

“那也不能把好的说成坏的！我看明川那态度，就是地委行署把院子拿吸尘器清扫了，也得罚咱们的款！”冯世宽不满地说。

“我相信你说的哩！世宽，既然是这样，你不妨来个高姿态，干脆对市上罚咱们的款表示欢迎，这也是对他们工作的一种支持嘛！”

冯世宽苦笑了一下，说：“唉，那就算了。我也不表示欢迎，他们要罚也就罚去吧！”说着便站起来要走了。

“你还有什么事？”田福军问。

“再没什么，就这事。我原来还想让你给明川打个电话，让他把咱们饶了……”

田福军大为惊讶：世宽竟然为这么一件事专门来找他？哎呀，这个人办事也真是太认真了！

冯世宽临出门前，告诉田福军说，前几天他碰见李登云，李登云查问他回来了没有，说想和他谈点事。

田福军对冯世宽点点头，说：“我一会给他打个电话。”

冯世宽走后，田福军心里嘀咕：李登云想和他谈什么事呢？看来必定是关于向前和他侄女的关系问题。但是，这件事不是由他和李登云就能够解决的。他们可以解决地区和卫生局的问题，但无法解决自己子女的感情问题。不过，既然登云想和他谈谈，他就不应该拒绝。

田福军看了看手表，还有些时间，就抓起桌子上的话筒。

电话号码拨了两位数字后，他又把话筒放下了。他决定亲自到卫生局走一趟——在电话上召见登云，会让他觉得自己摆官架子。

田福军到地区卫生局才明白，李登云并不是和他谈向前和润叶的事，而是要求他帮助解决地区人民医院的问题。登云抱怨说，地区医院别说给别人治病，它本身已经千疮百孔了。

田福军看登云上任不久就如此关心卫生系统的工作，立刻对这个人产生了一种过去所没有的亲切感。只有努力工作，才能叫人尊重。不知为什么，此刻他心里又很不是滋味地想起了他的朋友张有智同志。

既然登云这样热心，他就不能怠慢。再说，地区人民医院是全区最主要的医疗单位，应该给予极大的重视；他上任到现在，还没顾上抓这方面的工作。

他于是带着登云去找专员呼正文。见到正文后，三个人商量了一下，干脆一块坐车到医院去看看再说。

到地区医院后，这个单位的所有领导都陪着他们，到院内四处转了一圈。

这里的问题的确是严重的。由于多年没有经费维修，一切设施都到了破烂不堪的程度。门诊楼的二楼走道里，漫流着从厕所的破水管中涌出的水，人们只得像踩着过河的列石一般踩着砖块走路。锅炉也烂了，病人和治病的人都喝不上开水。全院一共才两部电话；甚至连个太平间也没有。八年前买回的扫描仪器由于没地方安放，一直在院墙角里用油毛毡盖着。至于职工的福利设备，那就更可怜了。有些老大夫多年来都是一家三代同挤在一间小屋里。有点水平的医生纷纷找门路往外地调。

田福军和呼正文目睹此情景，感到十分震惊。他们以前到医院看病或住院，都在专门的病房里，因此根本不了解这个医院的本来面目。

转完以后，他们在院子里围成一圈。李登云和地区医院的领导们，都瞪着眼看田福军和呼正文怎办呀。

“正文，你先谈个意见。”田福军对专员说。

“这已经到了年底，财政方面很紧张……”呼正文愁眉苦脸地说。

“你手头恐怕还埋伏一点钱吧？”田福军狡猾地对呼正文挤了挤眼。

呼正文笑了。他说：“我知道你没忘了这点钱！我从你手里接过多少还是多少。你也知道，专员预备费是补各种窟窿的。这又到了年底……”

田福军也笑了，说：“那就是说，你手头还有近二百万钱。干脆，今年你把这钱一次拨给医院吧，不要再当胡椒面撒了！”

“到时许多单位来大哭小叫，叫我怎么办？”呼正文为难地说。

“咱们永远就是这个样子！到时再想其他办法！”

呼正文尽管为难，但还是同意了田福军的意见。

于是，这笔钱现场敲定拨给了地区医院。李登云和医院的领导们都高兴得咧开了嘴巴。

田福军指示，由医院主要领导牵头，很快成立基建领导小组，今冬筹建，明年改建医院原有设施；另外要新盖太平间，铺院子，修厕所，建两座职工家属楼……

他对医院的领导们说：“钱给了你们，事办不好可要找你们算账！”

第二十六章

两天以后的一个上午，著名老作家黑白由地区文化局长杜正贤和《黄原文艺》主编贾冰陪同，前来拜访田福军。

黑老是名人，一到黄原，就由杜局长亲自出面接待。另外，机灵的杜正贤知道，黑老是田书记的老朋友，因此更不敢怠慢。另一个寸步不离黑老的人是贾冰。贾诗人不仅是省作家协会会员，而且还是个理事，现在黑老师到了黄原，他得格外卖劲招待这位本省文学界的泰斗。

在这三个人到来之前，田福军已经把侄女润叶从团地委叫过来，让她收拾了一下办公室的会客间；又买了一些瓜子、水果和本地的土特产，摆在茶几上。

田福军拉着黑老的手，把他敬让在正中的沙发里，他紧挨着坐在旁边；杜正贤和贾冰分坐在两头。润叶赶紧给客人冲茶、敬烟。

两个老朋友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先问候了一番身体状况——互相都说好着哩。接着又开了一些亲切的玩笑。平时都爱抢着说话的文化局长和诗人，此刻都像听报告似的老老实实坐着，不敢插话，只敢咧开嘴巴赔着笑。

“你这次到原北县是故地重游，一定有不少感慨呀！”田福军对黑老说。

“也许是最后一次了。”黑白脸上露出一丝艺术家的忧伤，“这次到原北跑了一趟，是有不少感慨。不瞒你说，也有点难过！”

田福军一怔。他没有言传，等待黑老继续说下去。

“我没想到，农村已经成了这个样子！”黑白两手一摊，脸上的忧伤变成了痛苦，“完全是一派旧社会的景象嘛！集体连个影子也不见了。大家各顾各的光景，谁也不管谁的死活。过去一些不务正业的人在发财，而有的困难户却没有集体的关怀，日子很难过下去。农村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队干部中的积极分子也都埋头发家致富去了；我们在农村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结果不费吹灰之力就荡然无存……”

黑白的一番话使田福军一时不知该如何对答。老朋友给他描绘了一幅多么可怕的图景！田福军原来以为，作家的思想是应该能够站在时代前列的；想不到黑白同志竟然比最保守的基层干部都要更不理解农村的改革。仅从这一点看，改革就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啊！

田福军一边诚心地听黑老说话，一边赶紧把那些吃的东西往他旁边挪。聪敏的润叶为了缓解空气，也热情招呼敛声屏气的杜正贤和贾冰吃东西。

田福军把几颗大红枣塞在黑老手里，脸上堆着笑容，说：“你说的这些现象的确存在。可是，农村既然发生了这么重大的变化，出现问题也是不可避免的。你熟悉历史，古今中外任何大的社会变革，都不可避免要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我们还是要从最主要的方面来看这种变革是否利大于弊……”

接着，田福军用一系列数字给黑老列举了农村改革前后的状况——这是对黑老最有说服力的回答。

黑白听得渐渐咧开了嘴巴。他说：“你说的也许都是事实，可是我思想上很难转这个弯啊！”黑白大概也觉得谈话过分严肃了一些，脸上露出了笑容，“你想想，自己一生倾注了心血而热情赞美的事物，突然被否定得一干二净，心里不难过是不可能的！”

田福军理解黑老的心情。黑老在很大程度上说的是他那部长篇小说《太阳正当头》。这本描写合作化运动和“大跃进”的书，是他一生的代表作。他在其间真诚地讴歌的事物，现在看来很多方面已经站不住脚，甚至是幼稚和可笑的。作家当年力图展现正剧，没想到他自己却成了悲剧。

田福军带着某种安慰的口吻说：“黑老，有一点是肯定的，以后的人们绝对不会怀疑你当年的讴歌完全出于真诚。至于你当时的认识和判断，那不可能超越时代的局限性。这种现象古今中外的大作家也不乏其例。我好像记得列宁在评价列夫·托尔斯泰时，也指出了他在这方面的局限性。但列宁并没有因此而否定托尔斯泰，反而称赞他的作品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我是外行，胡说八道！不过，你的《太阳正当头》的确细致地描写了当时农村的社会生活，这一点就足以使以后的读者仍然要读这本书。我认为，不能因作家对当时的生活做出不准确的认识和结论，就连他所描写的生活本身也丧失了价值。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托尔斯泰……”

田福军的“文艺理论”尽管过于牵强，却一下子把黑老说高兴了。他竟然竖起拇指，对田福军说：“啊呀，谁说你是个外行？你比内行还内行！你要是搞文学艺术，一定能成大事业！”

田福军仰头大笑了，说：“我根本吃不了那碗饭！”他看黑老情绪高涨起来，乘机转了话题，说：“你到黄原来，一定要对咱们地区的文化事业给予指导！”他指了指旁边的杜正贤和贾冰，“他两个负责这方面的事，有什么你就对他们说！你也知道，咱们山区文化落后，人才留不住……”

杜正贤赶忙插话说：“我们已经安排黑老为全区文化艺术界做一次报告！”

黑白同志也就不客气地指导起黄原的文化工作来了。他建议田福军办个戏剧学校；搞个诗社；等条件成熟后，还应该成立文联；并把《黄原文艺》从文化馆分出来归文联领导，他回去找省委宣传部长，争取让这刊物公开向全国发行……

田福军一一点头赞许，指示杜正贤和贾冰认真研究黑老的建议；并说过一段时间，他要专门召集个会议，解决文化艺术部门的问题。

本来田福军准备以地委的名义中午在黄原宾馆宴请黑老，但诗人贾冰已经专门买了一只羊，要在家里款待黑老，请他吃羊肉荞面圪坨。地委的宴会只好推到黑老离开时举行。

众人和田福军在办公室告辞后，贾冰硬拉福军的侄女润叶也到他家里去陪黑老吃饭。和贾冰一个单位的杜丽丽已经和她的男朋友武惠良在贾冰家帮他老婆准备这顿饭了，因此他想让润叶也去凑个热闹。田福军鼓动让侄女去，润叶就答应下来。杜正贤因为女儿和女婿都已经在贾冰家，因此推辞说他还要给田书记汇报文化方面的工作，谢绝了贾冰的邀请……

润叶和贾老师簇拥着黑老出了地委大院，一块相跟着来到诗人家。

他们进家以后，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一张红油漆炕桌上，摆满了各种调料。贾冰和丽丽的男朋友武惠良先陪黑老喝酒；润叶和丽丽帮贾冰的爱人往桌子上端菜。

当一盆子大块羊肉上来后，贾冰硬拉润叶和丽丽也坐下来吃，让他老婆一个人去忙。黑老是个乐和人，开玩笑要和贾冰的爱人碰一杯酒；但这位腼腆的妇女红着脸退出了房间。

诗人尴尬地对黑老说：“我老婆是个‘土耳其’！她怕生人，请黑老不要介意……”

说完这句话后，诗人借着几杯酒落肚，竟动情地给客人讲起了他和他老婆的爱情故事。

他告诉大家，他老婆一个字也不识。他们是同村，又是邻居。在他上大学时，他把惟一的亲人老母亲一个人丢在家，全靠他现在的爱人照料。但那时他们什么关系也不是，只是同村邻居。他当时已经在大学爱上了同班一位城市姑娘。可是后来他母亲非让他和现在的这个爱人结婚不可，并说如果他不答应这件事，她就要一头碰死在他面前。他没有办法，只好在爱情和孝心之间选择了后者。结婚以后，他才知道，在那些困难的岁月，当时他爱人为了照顾他妈，偷拿自己家里的东西，曾经挨过她父亲的打骂……天长日久，他觉得他爱人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现在，他老婆办了营业执照，在二道街上卖羊杂碎，起早贪黑，为他操持家庭，还给他生了三个小子。他的工资月月花得净光，家庭全凭老婆来养活；他有时还跑到市场上向老婆要零花钱哩……

冲动的诗人说得泪水满面，弄得客人也都吃不成饭了。

“我们是先结婚后恋爱……唉，我现在最大的愿望是明年天暖后，带着我老婆去逛一回省城！我要把她引到皇后王后的陵墓前，说：我老婆和你们一样伟大！”

诗人又立刻破涕为笑，赶紧招呼客人吃他的“土耳其”老婆做的荞面圪坨羊腥汤——于是众人也都笑了。

但润叶没有笑。她一直沉默地听诗人说他和他爱人的故事。唉，不幸的人最怕听别人说他们的幸福！

吃完饭后，润叶说她有点事，就一个人先离开了诗人家。今天是星期六，她实际上没什么事；只是觉得心情烦乱，不想和别人呆在一起。

田润叶独自回了团地委少儿部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就她一人，墙角支着一张单人床。晚上下班以后，她通常不回二爸家，自己在机关灶上吃完饭，就在这里过夜。这个已婚女子完全过着单身汉生活——自到黄原以后，她也尽量忘记自己已经结了婚。

由于心灵受过创伤，这个人现在变得有些孤僻。除过工作以外，一般很少和别人交往，甚至也不常去好朋友杜丽丽那里。武惠良现在是团地委书记，他和丽丽都了解她在婚姻上的波折，因此很想让她去丽丽那里玩一玩，散一散心。但他们并不知道，润叶最不愿意看见他们之间的那种甜蜜关系了。不能说我们的润叶心理已经变态。不，她并不妒忌朋友的幸福；她只是怕因此而勾起自己的难过。

她将怎么办？她自己仍然不清楚……

回到团地委后，润叶闭着眼睛在自己的床上躺了很长时间；思绪像发过洪水的河流，也不知倒究漂浮过些什么东西……

天黑以后，她才爬起来，悄无声息地去大灶上喝了点稀饭。

她突然想起，她应该去收拾一下她二爸的办公室——今天因为招待黑老，二爸的办公室被搞得很零乱。

这样，她把碗筷放回宿舍，就又返身向地委常委小院走去。

进了院子，她看见二爸的办公室还亮着灯光——他还没回家去吃饭？

润叶进了门，才发现原来是妹妹和他们村的少平呆在这里。

润叶心一惊——因为她恍惚中先错把少平当成了少安。是呀，少平已经长了这么大，而且太像他哥了！

少平和晓霞正在一块吃饭，见她进来，两个人都站起来。少平赶忙叫了一声：“姐！”

在这里猛然见到少平，不知为什么，润叶由不得兴奋起来。她开始询问双水村和她家里的情况。少平就给她细说了一通，并且还转弯抹角让她知道了少安的许多情况。

少安！少安！你现在活得多么美气啊！

一提起少安，一种难以抑制的痛苦，就使她不由得默默低下了头。流逝的往事此刻又回到了她的心间。那梦魂一般的信天游也在她的耳边萦绕起来——

正月里冻冰呀立春消，

二月里鱼儿水上漂，

水呀上漂来想起我的哥！

想起我的哥哥，

想起我的哥哥，

想起我的哥哥呀你等一等我……

……很长时间，她才把深埋的头抬起来。

她看见，晓霞已经躲到外间去了。少平坐在她对面，脸扭向一边，眼里似乎含着泪水——他显然已经知道她和他哥的事；也知道她现在的难过。

她于是岔开话题，询问少平到黄原来干什么。

少平就难为情地用手背揩了揩眼睛，告诉说他是来黄原揽短工的。

她看着这个长相酷似少安的青年，心中产生了一种无限怜爱的感情。她对他说，有什么困难就到团地委来找她；并且把她的电话号码也留给了他。然后三个人相帮着把里外间的房子收拾了一遍，她就回团地委去了……

半个月以后，杜丽丽和武惠良在黄原宾馆举行婚礼。无论从哪方面说，这个婚礼润叶非得去参加不行。

丽丽和惠良的婚礼搞得十分铺张。主办人是惠良的叔叔武宏全。这位地区驻省会的办事处主任，神通广大，气派非凡，完全按省里接待贵宾的规格，搞了几桌山珍海味。除过双方家长文化局长杜正贤和劳动局长武得全外，前来吃喜宴的大部分是地区的部局长。让润叶感到难堪的是，她公公李登云也来了。两个人尽管没有坐在一个桌子上，但世界上也许再没有这么令人别扭的事了。新婚夫妇的幸福和他们双方家长的喜庆气氛，从不同的角度同时刺激着田润叶和李登云——公公和儿媳妇都各有各的辛酸！

聪敏的丽丽和惠良都看出了润叶的困难处境。惠良向丽丽耳语了几句，丽丽就对旁边的润叶说：“你要是身体不舒服，就先回去休息一会……”

润叶尽量忍着没让泪水从眼里涌出来。她站起来拉着丽丽，手在好朋友的肩背上亲切地抚摸了一下，想说句祝福她的话，但不知说什么是好。

她于是又和惠良打了个招呼，就一个人匆匆出了宴会厅。

她来到灯火通明的大街上。初冬的夜晚彻骨般寒冷。冰凉的街道，冰凉的夜空，当头悬着一轮冰凉的月亮。她的心也是冰凉的。

她一个人低着头慢慢地在街道上转悠。她不急于回团地委；也不知道自己往何处走。

现在，她竟然不知不觉转悠到二道街的自由市场上了。

这里也已经空荡荡地没有了人迹。街道两旁挤着低矮的、密密麻麻的铁皮小房，是个体户卖吃喝的地方，现在大部分都关了门；只有个把房间还亮着灯火，但已没有顾客，店主们正懒洋洋地收拾碗筷，或指头蘸着唾沫在灯下细心地点钱。

润叶不由停住了脚步，并且向旁边的暗影处一闪。她看见对面不远一个店铺里，诗人贾冰腰里围着块破布，正帮助他的“土耳其”老婆洗碗。贾老师嘴里还说着什么，并且扬起手在他爱人的屁股蛋上亲昵地拍了一巴掌；他爱人便乐得呱呱价大笑起来……

润叶猛地转过身，迈着急促的脚步向南关团地委走去。呼啸的寒风扑面而来，把她脸颊上两行滚烫的泪水吹落在了冰凉的街道上……

第二十七章

在一般人看来，徐国强是个福老汉。有吃有穿，日子过得十分清闲。更重要的是，他女婿是这个地区的“一把手”，他活得多么体面啊！走到哪里，人们都尊敬地对他笑；亲切地，甚至巴结地问候他、奉承他。他要是来到街头说闲话的退休老头们中间，当然就成了个中心人物。

但是，徐国强老汉自有他的难言之苦。女儿和女婿经常不在家，晓霞和润叶一个星期也只回来一两次，平时家里一整天就他一个人闲呆着，活得实在寂寞。如果在原西县，他还有许多熟人朋友，可以出去走走，说说话，散散心。可是现在他被搁置在水泥楼中的一个小房子里，感觉就像被孤零零地吊在了“半空中”。大街上人那么多，他都不认识。和一些半生不熟的退休老头说闲话，人家虽然因为他是福军的岳父，很尊重他，但他感到别扭和不自在；不像在原西，他和老朋友们蹲在一起，唾沫星子乱溅，指天骂地，十分痛快。眼下，他实在感到寂寞难忍时，就只能到几尺宽的阳台上去，如同站在悬崖上一般，紧张得两只手紧紧抓着栏杆，茫然地望着街上的行人。他每次都要目送着黄原去省城的飞机消失在遥远的空中——这算一天中最有兴趣的一个瞬间。他也不敢在阳台上站得太久，否则会感到眩晕。一天之中，他大部分时间在那间十二平方米的房子里消磨。唉，如果像原西一样住在平房，他还能在院子里营务点什么庄稼。这楼上屁也种不成！在陶瓷盆盆里养点花？他不会。哼，大地方人也真能！竟然在盆子里种起了东西！

他惟一的伙伴就是那只老黑猫。

黑猫不用说更老了。自到黄原以后，它和他一样，也懒得出去跑一趟，整天卧在他身边，挑拣着吃点好东西，然后便拉着呼噜睡觉。他们有时候也拉拉话。当然主要是徐国强说，黑猫听——它只是在主人说话之时，间隔用“喵呜”来应酬一声。后来，他们加添了一个“节目”。徐国强从女儿的房间里翻出来一个毛线蛋，在床上把线蛋滚来滚去，让黑猫扑着去抓。徐国强指教黑猫说：“你也老了，要锻炼身体哩！要不得个高血压什么的，又没个给你治病的医院！”

时光静悄悄地在流逝。世界上有些人因为忙而感到生活的沉重，也有些人因为闲而活得压抑。人啊，都有自己一本难念的经；可是不同处境的人又很难理解别人的苦处。百事缠身的田福军和忙忙碌碌的徐爱云一离开这个家，也就很难想象老人怎样打发一天的日子。至于晓霞，正遨游在青春烂漫的云霞里，很少踏进这个家门来。

徐国强只能生活在自己孤独的世界里。他现在最大的安慰就是这只忠实的老黑猫，一直形影不离地陪伴着他。

但是这一天，灾难降临在了老汉头上——他的黑猫突然失踪了！

黑猫是中午出门的。因为今天太阳很好，徐国强想让猫出去晒一晒暖。通常过三四天，徐老都要单独让猫出去散散心。一般说来，他的猫不会远行；常就在楼下玩一会，就跑上来“喵呜”着让他开门。

可是今天它出去很长时间没有回来。焦急的徐国强跑到楼下找了一两个钟头，没有找见它。他以为在找它的这段时间里，猫说不定回去了，就又匆匆赶回家来——但猫仍然没有回来。

这可怎么办？

徐国强老汉楼上楼下跑个不停，声音哽咽地“咪咪”呼唤着，寻找了整整一个下午。

天黑以后，猫还没有回来。徐国强几乎没有吃什么东西，就凄凉地回到自己的房间，佝偻着腰呆呆地望着墙壁。

夜已经深了。老汉和衣躺在床铺上，耳朵敏捷地谛听着外面的各种声音。呼啸的寒风拍打着门窗。夜是宁静的，又充满了喧嚣和嘈杂。他回忆起黑猫初到他家时，像个撒娇的孩子似的，在窑里乱跑，曾经把爱云她妈心爱的一只花瓷碗也打碎了；看爱云妈拿个笤帚把打它，它就跑到他怀里来寻求保护……可爱的小东西呀，晚上贴着他的胸膛，毛绒绒的，在被窝里也不老实。早上它总是和他一块起床。他洗脸的时候，它也蹲在炕上，用两只小爪子抹自己的脸……

徐国强老汉难受地闭住了眼睛。但他怎么能睡得着呢？

突然，老汉一下子从床上挺身而起。他似乎听见什么地方传来老黑猫的“喵呜”声。是的，一点也没错，就在门外的楼道里！

他慌忙拖拉着鞋，出了自己房间，通过黑暗的走道，手抖得像筛糠一般扭开了门关子。啊啊！正是他亲爱的老黑猫！他鼻子一酸，很快把它抱起来，向房间走去；猫身上不知糊了些什么东西，弄得他两手黏糊糊的。

徐国强把猫抱进房间才发现，他两只手上粘的是血。他的心缩成一团：黑猫受伤了！看来这伤不是人打的，也不是自己碰磕的，而是被锋牙利齿咬伤的。天呀，是什么作孽的家伙伤害了他的宝贝？狼？城里没狼。狗？狗咬猫干啥！那么是猫？是呀，说不定是谁家的猫咬的！看来人家是几只猫咬他的老黑猫，寡不敌众，才被咬得遍体鳞伤。唉，你呀，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可不是在原西，咱们是外来户，怎么敢和这里的地头蛇打斗呢？再说，你和我一样，都已经老了，就应该呆在家里，谁让你出去逞强呢？人家年轻力壮，你老胳膊老腿，闹腾不过人家呀……

徐国强老汉把猫抱在灯下，一边嘴里唠叨着埋怨老黑猫，一边细心地检查它身上的伤口。耳朵、脸、爪子都在流血；最可怕的是它的咽喉上被撕开一个致命的大口子，简直惨不忍睹。

徐国强面对这个血淋淋的牲畜，不知如何是好。他猛然灵机一动，拉开桌子抽屉，把他自己平时用的药都拿了出来。

他先把止血粉撒在猫的伤口上，又拿了棉纱和胶布准备包扎，但胶布在皮毛上面粘不住，只好凑合着捆扎起来。

他把它放在一个棉垫子上，然后悄悄溜到厨房里，把几片止痛片拿刀背捣碎，在杯子里拿水调成汤，又带了几块熟肉回来。他把肉放在猫嘴边，猫只是呻吟般喵呜着，无心食用。他就拿小勺子给它喂药。尽管他给猫说，这是止痛药，但猫怎么也不喝。

他只好把杯子放在一边，束手无策地坐在猫旁边，陪伴着它。外面的风似乎小了，寂静中听见一片沙沙声。隔壁房间里，传来福军沉重的鼾声。

徐国强呆呆地看着奄奄一息的老黑猫。此刻，这只猫对他来说，已经不是动物，而是他的亲人。他记得爱云她妈临终的时候，他也就这样呆在她的床边。动物和人一样，总有一天也要走向生命的终点。在这个时刻，他们是极需要亲人守护在身边的；这样，他们也许能镇定地度过这最后的时光。

亲爱的黑猫渐渐连呻吟的力气也没有了。受伤的眼皮耷拉下来，遮住了那两只美丽的、金黄色的眼睛。

老汉轻轻把它抱在怀里，用一只青筋突暴的手悲痛地抚摸着它。

黎明时分，老黑猫在徐国强的怀抱里死去了。

老汉用手掌抹去满脸泪水，抱起这个咽气的伙伴，打开了通往阳台的门。他看见，外面已经铺了一层寸把厚的雪。天阴得很重，空中仍然飘飞着雪花。风已经完全停了，空气中流荡着一种微微的温暖。

他把老黑猫安放在阳台的一个角落里，用那片棉垫遮盖住它，然后静静地立在栏杆边，望着风雪迷濛的城市和模模糊糊的远山，嘴里叹息着，胡楂子周围结上了一圈白霜……

徐国强老汉一个上午没有出自己的房门。他盘腿坐在床铺上，沉默地抽了很长一阵烟。后来，他在床下找出一个小小的木匣子，用笤帚打扫干净，给里面垫了一些新棉絮。他要像安葬人一样安葬他的老黑猫。

中午前后，他的猫入“殓”了。他把那只猫经常饮水吃食的小碗和那个毛线蛋，都放在了“棺材”里；然后拿小木片把木匣子钉起来。

福军和爱云中午都不回家来，他自己也无心吃饭；于是就把这个小木匣装进一个破提包，又拿了一把挖炉灰的小铁铲，一个人静悄悄地出了门。

他踏着厚茸茸的积雪出了家属楼后边的小门，蹒跚着来到街道上。满天雪花像无数只纷飞的白蝴蝶。徐国强老汉脸绷得紧紧的，路上偶尔有认识他的人热情地给他打招呼，他只是严峻地点点头。

他到离地委不远处的一个小山沟里，在马路旁边瞅了个向阳的小山坡，用小铁铲在土崖根下掘了个小洞，把那个小木匣放进去；然后用土掩埋起来，并且像真正的坟墓一样，弄起一个小土包。

殡葬全部结束后，他蹲在这个小土包旁边，又抽起了旱烟。雪花悄无声息地降落着，天地间一片寂静。他的双肩和栽绒棉帽很快白了。他痴呆呆地望着对面白皑皑的雪山和不远处的一大片建筑物，一缕白烟从嘴里喷出来，在头顶上的雪花间缭绕。徐国强老汉突然感到这个世界空落落的；许多昨天还记忆犹新的事情，好像一下子变得很遥远了。这时候，他并不感到生命短促，反而觉得他活得太长久……

毫无疑问，老黑猫的死对徐国强老汉的打击是沉重的。只有他自己才能体验到这件事的残酷性。他也并不指望别人理解他，包括他家里的人。

几天来，他的情绪一直很灰。他也不愿给别人叙说他的不幸。要是说出他为一只死去的猫而悲伤，也许别人会笑掉牙的。只是在星期天的饭桌上，爱云突然提念说：“这几天怎不见猫呢？”

“猫已经死了。”他对女儿说。

“死了？也是的，这只猫太老了……”爱云轻淡地说了一句，然后便去盛汤。晓霞只顾低头吃饭；福军一边吃，一边和旁边的一位干部说话。谁也没有再说起这只死去的牲灵。

徐国强勉强吃了一小碗米饭，连汤也没喝，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他木然地立在门后边，泪水盈满了一双昏花的老眼。他好像听见房间的什么地方传来“喵呜”一声叫唤，赶忙把脑袋转了一圈。一无所有。是他的耳朵产生了错觉……

在以后的日子里，每过一两天，徐国强老汉总要在临近黄昏的时候，一个人悄然地走出家门，穿过那条街道，来到那个小山湾里，在那个小土包前徘徊一段时光。人的感情有时候真是不可思议；他也许对人是冷漠的，但可以对一个动物怀着永远的眷恋。

又是一个黄昏。城市的灯火和山坡上的残雪闪烁着冰冷的白光。大地已经开始结冻，硬邦邦得像铁板一样。风呜咽着从远处的山口中吹过来，灌满了低洼中的城市。

徐国强老汉像往常一样，穿着厚厚的挂面羊羔皮大氅，戴着栽绒棉帽，又来到掩埋着老黑猫的那个小山湾溜达。他现在已经没勇气走到那个小土包前；只是在那个山坡下面的公路边上来回走几圈。这在很大程度上倒不是专门来祭奠那只死去的猫。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就跑到这里来了；就好像他在这地方丢失了什么贵重的东西，尽管毫无指望再拾回来，但仍然还要反复寻找。

徐国强老汉在马路边上溜达了几圈，正准备返身回家去，却突然又听见了一声猫的叫唤。他心一惊，不由转过脸向山坡上望了一眼。除过一片昏暗，他什么也没看见。

他摇摇戴栽绒棉帽的脑袋，知道他的耳朵又出了毛病。

“喵呜！”

又是一声猫的叫唤声。这下老汉听真切了！这的确是一声猫叫，而且和他的老黑猫叫声几乎一模一样！

一股凉气沿着老汉的后脊梁一直蹿到后脑勺上。难道他的老黑猫真的活过来了？他尽管是个老共产党员，但多少还有点迷信，心想是不是猫的魂灵在他附近叫唤呢？

当又听见一声猫叫后，他才发现这叫声是从公路前面传来的。

他怔怔地立在路边，看见前面一个黑糊糊的人影向他这边走来。

直等到这个人走到他面前，他才认出这是他的外孙女晓霞！

“你怎到这儿来了？”徐国强老汉走前一步，对外孙女说。

晓霞从她的棉大衣里掏出一只小猫，举到他面前说：“外爷，我在自由市场上给你买了一只猫。你看，也是黑的！两只眼睛黄黄的，和你原来的那只一样，说不定就是老黑猫生的儿子呢！外爷，你不要难过。我知道你一个人常到这地方来……”

徐国强老汉从外孙女手里接过那只小黑猫，弯下腰用脸颊在猫身上蹭了蹭，黑暗中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他伸出一只手在外孙女头上摸了摸，说：

“咱们回家去吧……”

第二十八章

一九八一年农历正月初六过罢传统的“小年”以后，黄原地区各县的县城，顿时拥满了公社和农村来的基层干部。这些人胸前的钮扣上都挂着一张红油光纸条，上面印有“代表证”三字。各县每年这个时候召开县、社、队、小队四级干部会议，似乎像过节一样，也成了个传统。会议期间，这些小小的县城陡然间会增加一倍左右的人口，显得异常地拥挤和热闹。县城的小学、中学和各机关一切闲置的房屋和窑洞，都睡满了这些各地农村来的杰出人物。通常这期间，县上都要唱大戏；这种会议似乎越热闹效果越好。

按老套路，每年的“四干”会主要是总结去年的工作，安排今年的生产。全体大会上，由县委书记做主旨报告，县上其他领导围绕报告中心分别讲一通话，然后以公社为单位进行讨论。

今年的“四干”会非同以往；因为这是农村实行个人承包责任制以来的第一个“四干”会。不知哪个县开的头，今年“四干”会除过传统的日程安排，另增添一个新内容：在会议结束时举行声势浩大的“夸富”活动。

于是，各县闻风而纷纷效仿。

这真是时代变了，做法也截然相反。往年的“四干”会，通常都要批判几个有资本主义倾向的“阶级敌人”，今年却要大张旗鼓地表彰发家致富的人。谁能不为之而感慨万千呢？

既然各县都准备这样搞，原西县当然也不能无动于衷。尽管县委书记张有智向来反感这类大哄大嗡，但看来不这样搞也不行。以前他是副职，不感兴趣的事可以回避；但现在他成了“一把手”，就不敢再任性了——“夸富”实际上是赞扬新政策哩！

张有智把这件事交给“二把手”马国雄去操办。这差事正对国雄的口味，他最热心这些红火工作。我们知道，一九七七年，他曾负责“导演”了接待中央高老的那次著名活动。

马国雄根据常委会的决定，早在元旦前后就召开了电话会议，要求各公社推选“冒尖户”。“冒尖户”的标准是年收入粮一万斤或钱五千元；各公社不限名额，有多少推选多少，但不能连一名也没有。“冒尖户”除在春节后的“四干”会上披红挂花“游街”以外，每户还要给奖励“飞人牌”缝纫机一台。

这件事首先难倒了石圪节公社书记徐治功。治功知道，按照县上要求的标准，他们公社连一个“冒尖户”也找不出来。石圪节是全县最穷的公社，虽然实行了责任制，农民的日子比往年好了，可新政策才刚刚一年，凭什么能打下一万斤粮食或赚下五千元钱呢？这不是逼着让他徐治功去上吊吗？哼，别说农民，他徐治功也没那么多家当！

可是，找不出“冒尖户”，徐治功没办法给县上交代。再说，没个“冒尖户”，他又有什么脸面去参加“四干”会？

找不出来也得找！找不出来就说明他徐治功没把工作做好！

他把副手刘根民叫来，发愁地和他商量到哪里去找个“冒尖户”。

两个人扳着手指头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往过数，结果还是找不出来一个。

徐治功突然手在大腿上拍了一巴掌，说：“我好像听说双水村的金富弄了不少钱，兴许这小子能够上标准哩！”

刘根民淡淡一笑，对兴奋的主任说：“据有人传说，他的钱不是从正路上来的……”

“去他妈的！不管是偷的还是抢的，只要凑够五千块就行了！”

“这样恐怕不行。”刘根民摇摇头，“再说，如果这小子真是用不正当手段弄来的钱，他也不会给你说他有那么多。”

“那咱们怎么办？”徐治功束手无策地问刘根民。

刘根民能有什么办法呢？

徐治功背抄着手在地上走了两圈，又来了“灵感”，说：“你的同学孙少安怎么样？这小子开了烧砖窑，说不定赚下不少钱呢！”

“据我所知，少安也没赚下那么多钱。”刘根民说。

“不管怎样，咱们一块到双水村去看看！”

刘根民也和徐治功一样急，找不出个“冒尖户”，县上不会饶了石圪节公社。

根民只好和徐治功一人骑了一辆自行车，到双水村去找孙少安，看能不能把他的同学凑合成个“冒尖户”。

公社的两位领导在烧砖窑的土场上找到了满脸烟灰的孙少安。

少安听他们说明来意后，惊讶地说：“哎呀，你们也不想想，我就这么个摊场，怎么可能赚下那么多钱呢？”

“你甭轻看这事！”徐治功诱导说，“当了‘冒尖户’，不光到县城披红挂花扬一回名，还给奖一台缝纫机呢！”

“我没资格去光荣嘛！”少安无可奈何地说，“把我的骨头卖了，也凑不够那么多钱。”

“嗨，这就看怎样算账哩！”徐治功嘴一撇，给刘根民挤了一下眼睛，“咱们回你家去说吧！”

少安引着他们回到家里。徐治功一进院子，就指着少安的三孔新窑洞说：“这不是个‘冒尖户’是个啥？”

秀莲一看两位公社领导上了门，赶忙洗手做饭。

徐治功立刻发明了一种“新式”算账法。他把孙少安的现金、粮食、窑洞和家里的东西统统折了价，打在一起估算。后来又加上了现存的砖、砖坯和烧砖窑。尽管这样挖空心思算了一番，结果还是凑不够五千元。

这时候，在锅台上擀面的秀莲插嘴说：“把我爸家的算上大概就够了。”她听说能奖一台缝纫机，就一心想当这个“冒尖户”；她早就梦想有一台缝纫机。

“对！”陷入困境的徐治功高兴地说。

“可是我和我爸已经分家了。”少安说。

“父子分家不分家有什么两样！”秀莲白了一眼丈夫，意思是埋怨他太傻了，为什么把一台不要钱的缝纫机扔了呢？

徐治功竟然就麻麻糊糊把孙玉厚的财产也算到少安名下，总算凑够了“标准”——他终于搜肠刮肚为石圪节创造了个“冒尖户”。

于是，过罢“小年”，孙少安就以队长和石圪节公社惟一的“冒尖户”的双重身份，参加了县上的“四干”会。双水村去开会的人还有田福堂和金俊武；这两个精明人都在心里嘲笑他们村的另一个精明人。孙少安虽然知道他是个冒牌“冒尖户”，但既然被徐治功糊弄出台子，不会唱戏也得硬装成个戏子了！

会议期间，“冒尖户”们像平民中新封的贵族一般，受到了非同寻常的抬举。其他社队干部都是自带铺盖，七八个人挤在一个学生宿舍里；而“冒尖户”和各公社领导一起被安排在县招待所，两个人住一间带沙发的房子；吃饭也在县招待所的小餐厅。在社会还普遍贫穷的状况下，这些发达起来的农民受到了人们的尊敬。他们佩戴着写有“冒尖户”的红纸条走到街上，连干部们都羡慕地议论他们——是呀，这些每月挣几十元钱的公家人，恐怕有五千块存款的也不多。人们的观念在迅速地发生变化；过去尊敬的是各种“运动”产生的积极分子，现在却把仰慕的目光投照到这些腰里别着人民币的人物身上了。

孙少安站在这个光荣的行列里，心慌得像兔子一般乱窜。他知道，在全县这几十个“冒尖户”中，大部分是真“冒尖”，也有假“冒尖”的。他自己属于后一种“冒尖户”。他真后悔为了一台缝纫机而来受这种精神折磨。除过开会，他也不上街去；他心虚，似乎感到城里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假”的。

他同屋住着柳岔公社的一个“冒尖户”，名叫胡永合，是靠长途贩运发财的。这家伙是个真“冒尖”。据他夸耀，他可以一次包县运输公司的两辆汽车，到省城和中部平原的县镇拉面粉，回到山区每袋净赚四五元钱。胡永合气派很大，对少安说，他今年还准备办个罐头加工厂呢！

几天以来，孙少安被各种情况刺激得坐卧不安，同时也在内心升腾起一种新的雄心壮志。他感到，由于过去太穷，生活一旦有所改善，就有点心满意足了。现在看来，他应该放开手脚发展自己的事业。他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冒尖户”。他暗暗下决心，明年他要理直气壮地来参加这样的会议！

在别的“冒尖户”们外出逛游的时候，孙少安就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开始谋算他下一步的宏图远景。他想回去以后，先立刻筹划买一台中型300型制砖机，多开几个烧砖窑，办他个真正的砖厂！

当然，要迈出第一步困难就很多。首先是资金问题。一台中型制砖机就得五千元，他个人的钱根本买不起；更不要说扩大生产还得有其他花费。至于人手，现在倒可以雇几个人；虽然雇工还没有明确的政策，但许多地方已经有这样的现象，公家一般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据他二爸说，报纸上现在对这问题正讨论着哩。

他首先发愁的是钱。没有办法，看来只能走贷款这条路。

这一天晚饭后，他找到了公社的徐主任和刘主任，向他们倾吐了自己的心事。

徐治功和刘根民马上表示支持他的想法；说回去以后立即给他贷款，他要多少就给贷多少。两位主任在这次会上也受到了强烈刺激。别的公社都有两名以上的“冒尖户”来参加会议，就他们公社是一户，并且还是个假的！他们来参加这个会实在是脸上无光，因此决心回去也要大干一番，下决心搞出几个真正的“冒尖户”来！

“四干”会的最后一天，原西县举行了隆重的表彰“冒尖户”大会（当时俗称“夸富”会）。

这一天，原西县城一片热闹景象。除过参加会议的一千多名干部外，城里的机关干部和市民也都纷纷涌进了县体育场。县广播站在向全县转播大会实况。体育场挤得人山人海。主席台下，“冒尖户”们全都披红挂花，骑在高头大马上，一个个都被装扮得像状元兼驸马。人们都新奇地想挤前去看看这些光荣的老百姓。

简短的会议仪式举行完以后，“夸富”大游行开始了。总指挥马国雄手里拿着个电喇叭，满头大汗地跑个不停，指挥着游行队伍按顺序出了体育场，浩浩荡荡走向大街。

游行队伍的最前边是十几班吹鼓手。这些被召来的全县最著名的乐人，唢呐上挽着红绸花，一个个都大显神通，腮帮子鼓得像拳头一般大。唢呐声和锣鼓声震天价喧吼。四面八方鞭炮声骤起，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硝烟味。

乐队后面，是骑马的“冒尖户”们。他们的马都由县委和各部门的领导人牵着，使得这些受宠的泥腿把子们，都十分不好意思；此刻一个个羞怯地低着头，像些新娘子似的。

“冒尖户”后面，是一长溜工具车。每辆车驾驶楼的顶棚上面，都搁着一台“飞人牌”缝纫机——这是给“冒尖户”们的奖品；缝纫机上贴着大红“囍”字。马国雄几乎把这个活动弄成了集体婚礼。工具车使劲按着喇叭，警告两边潮水般拥挤的人群让路；它们跟在马匹后面，像乌龟般慢慢地爬蜒着。工具车后面，紧跟着“四干”会的一千多名代表。市民们现在已经挤在街道两旁，欢天喜地观看这场无比新鲜的热闹景致……

披红挂花的孙少安骑在马上，在一片洪水般的喧嚣和炮仗的爆炸声中，两只眼睛不由得潮湿了。此刻，他已经忘记了他是个冒充的“冒尖户”，而全身心地沉浸在一种幸福之中；自从降生到这个世界上，他第一次感到了作为人的尊贵。

卷四

第二十九章

每年腊月，在临近春节的十几天里，兰花和她的两个孩子，总是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期待着久离家门的王满银从外面归来。

外出逛世界的王满银，一年之中很少踏进家门。但他像任何一个中国人一样，每年春节还是要回家来过年的。当然，过罢春节不久，他屁股一拍，就又四方云游去了。他在外面算是做生意；至于生意赔了还是赚了，没有多少人知道。东拉河一条沟里的几个村庄，这王满银倒也算个人物；对于一辈子安身立命于土地的农民来说，敢出去逛门外的人都属于有能耐的家伙。

不论怎样，这个逛鬼总还有点人味，每年春节回来，也知道给两个孩子买身衣裳，或给他们带点外面的新鲜玩艺儿。对于孩子来说，父亲永远是父亲；他们想念他，热爱他，盼望他回到他们身边来。猫蛋和狗蛋天天等着过年。人家的孩子盼过年是为了吃好的，穿好的；为了红火热闹。他们盼过年还有另外的想望——那就是能和自己的父亲一块呆几天。这对缺乏父爱的孩子来说，比吃好穿好和红火热闹更重要。

孩子们也渐渐明白，最苦的要数母亲了。父亲一年不在家，母亲既忙家里的事，还要到山里去耕种。在通常的情况下，她既是他们的母亲，又是他们的父亲。尤其是夜晚，当黑暗吞没了世界的时候，他们睡在土炕上，总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他们多么希望父亲能睡在身边——这样，他们就是做个梦，心里也是踏实的。他们现在只能像小鸟一样，依偎在母亲的翅膀下。他们已懂得心疼母亲，总想让她因为他们而高兴。猫蛋已经十岁，在罐子村小学上二年级。她长得像她姨姨兰香一样标致。母亲原来不准备让她上学，因为家里缺少帮手，她已经可以给大人寻长递短。尤其是责任制一开始，许多上学的孩子都回家来了，说明上学在农村已不时尚。是呀，上几年学还不是回来劳动？她二舅都读完了高中，现在也不得不到黄原去打短工。是大舅硬劝说她母亲让她上学的。猫蛋上了学，就知道要当个好学生；她上课为了让老师表扬，坐得端端正正，把腰板都挺疼了，因此刚入学四个月，就戴上了红领巾，母亲高兴得给她吃了三颗煮鸡蛋。弟弟狗蛋已经八岁，还没有去上学，整天跟妈妈到山里拾柴打猪草，已经担负起了男子汉的责任！老天爷总是长眼睛的，它能看见人世间的苦难，让这两个孩子给不幸的母亲带来莫大的安慰……

可是，作为一个女人，兰花的日子过得多么凄凉啊！除过担当父亲和母亲的双重责任，家里山里辛勤操劳外，她一年中得不到多少男人的抚爱。她三十来岁，正是身强体壮之时，渴望着男人的搂抱和亲热。但该死的男人把她一个人丢在家，让她活受罪。尤其是春暖花开的时候，在温热的春夜里，她光身子躺在土炕上，牙齿痛苦地咬嚼着被角，翻过身掉过身无法入睡……在山里劳动，看着花间草丛中成双成对的蝴蝶，她总要怔怔地发半天呆。她羡慕它们。唉，死满银啊，你哪怕什么活也不干，只要整天在家里就好了。我能吃下苦，让我来侍候你，只要咱们晚上能睡在一个被筒里……

罐子村的男人们都知道兰花活受罪。有几个不安生的后生，就企图填补王满银留下的“空缺”。他们有时候寻找着帮她干点活；或者瞅机会到她家来串门，没话寻话地和她胡扯。在山里劳动的时候，她常能听见不远处沟坬上传来那酸溜溜的挑逗人的信天游——

人家都是一对对，

孤零零撂下你干妹妹。亲亲！

卷心白菜起黄薹，

心上的疙瘩谁给妹妹解？亲亲！

打碗碗花儿就地地开，

你把你的白脸脸掉过来。亲亲！

白格生生脸脸弯格溜溜眉，

你是哥哥的心锤锤。亲亲！

满天星星只有一颗明，

前后庄就挑下你一个人。亲亲！

干石板上的苦菜盼雨淋，

你给哥哥半夜里留下个门。亲亲……

兰花听着酸歌，常常臊得满脸通红。她真想破口骂这些骚情小子，但人家又没说明是给她唱的，她凭什么骂人家呢？

但是，也有人真的在半夜来敲她的门。这时候她就不客气了。为了不吵醒孩子，她穿好衣服溜下炕，走到门背后，把这些来敲门的男人骂得狗血喷头。罐子村想来这里“借光”的人先后都对她死了心。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传统观念，使这个没文化的农村妇女对那个二流子男人保持着不贰忠贞。只要他没死，她就会等待他回来。她在一年中漫长的日月里，辛劳着，忍耐着。似乎就是为了在春节前后和丈夫在一块住几天。几天的亲热，也就使她忘记了一年的苦难。她爱这个二流子还像当初一样深切。归根结底，这是她的丈夫，也是猫蛋和狗蛋的父亲呀！

今年和往年一样，一进入腊月，母子三人就开始急切地等待他们的亲人归来。在老父亲和少安的帮助下，兰花今年在地里收回不少粮食，看来下一年里不要再饿肚子。腊月中旬，她就做上了年茶饭，要让一家人过个好年。孩子们不时念叨着父亲；她兴奋得碾米磨面忙个不停……

可是一直到快要过春节了，王满银还没有回来。两个孩子天天到村中的公路边上，等待从黄原那里开过来的长途汽车。每当有车从路边停下，猫蛋和狗蛋就发疯似的跑过去，看是不是父亲回来了。结果一次次都失望地看着汽车向米家镇那里开走。车上下来的都是别人家的父亲——村里所有在门外的人都回家过春节了，惟独他们的父亲没有回来。

大年三十那天，兰花默默地做好了四个人的年饭，然后怀着最后一线希望，手拉着两个可怜的孩子从家里出来，立在公路边上，等待从黄原开过来的班车。

村中已经响起了一片爆竹声，到处都飘散着年茶饭的香味；所有的孩子们都穿上了新衣服，嗷嗷喊叫着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中。

清冷的寒风中，兰花母子三人相偎着站在公路边上，焦灼地向远方张望。

黄原的班车终于开过来了！

但车没有在罐子村停，刮风一般向米家镇方向开了过去。车里面看来没坐几个人——除非万不得已，谁愿意大年三十才回家呢？

汽车走了，只留下一条空荡荡的路和路边上三个孤零零的人。

猫蛋和狗蛋几乎一齐“哇”地哭出了声。兰花尽管被生活操磨得有点麻木，但此刻也忍不住伤心，泪水在那张饱经忧患的脸上直淌。她只好哄儿女说：“甭哭了，咱们到你外爷家去过年……”

兰花拉着两个孩子回到家里，把做好的年茶饭用笼布一包，然后锁住门，母子三人就去了双水村……

兰花和孩子们怎能想到，大年三十那天，王满银还踯躅在省城火车站的候车室里。他身上的钱只够吃几碗面条，甭说回家，连到黄原的一张汽车票都买不起。

这位生意人通常做不起大买卖。因为没有本钱，他一般只倒贩一点猪毛猪鬃或几张羊皮，赚两个钱，自己混个嘴油肚圆就心满意足了。在很多情况下，他像一个流浪汉，往返流落在省城和黄原之间的交通线上；这条线上的大小城镇都不止一次留下了这个二流子的足迹。他也认识不少类似他这样的狐朋狗友；有时候嘴巴免不了要吊起来，就在这些同类中混着吃喝点什么。当然，他也得随时准备款待嘴巴吊起来的朋友。他从没想到过要改变他的这种生活方式。浪荡的品质似乎都渗进了他的血液。有时候，他记起自己还有老婆孩子，心里忍不住毛乱一阵。但二两劣等烧酒下肚，一切就又会忘得一干二净，继续无忧无虑地往返于省城和黄原的大小城镇，做他的无本生意。

入冬以后，生意更难做了。政策一活，大量的农民利用农闲时节，纷纷做起了各种小买卖，使得像王满银这样的专业生意人陷入困境之中。

眼看走投无路，身上的几个钱也快吃光的时候，他突然听说上海的木耳价钱很贵，一斤能卖二十多元。这“信息”使王满银萌发了到上海贩卖一回木耳的念头。本地木耳收价每斤才十来元，可以净赚十多元钱呢。好生意！

可是想想他身上剩了四五十块钱，只能买几斤木耳，跑一回上海实在划不来。他只好望“海”而兴叹。

但天无绝人之路。这一天，他在黄原和省城之间的铜城火车站碰见他丈人村里的金富。他和金富在这一线的各种车站常常不期而遇。王满银明白金富是干什么行当的，知道他身上有钱。他于是就低声下气开口向这个小偷借贩木耳的钱。

“得多少？”金富很有气派地问。

“有个五百……来块就行了。”

“那太多了！我只有一百来块。”

“也行！”

这位小偷慷慨解囊，给王满银借了一百块钱。金富有金富的想法。他知道王满银的妻弟孙少安是双水村的一条好汉，和他爸他二爸的关系也不错。和一个乡邻总比惹一个强。再说，二流子王满银还不起账，他将来也有个讨债处——据说少安家现在发达起来了。

王满银拿了金富的一百块钱，很快托一位生意人朋友买好了木耳，就立刻坐车去了上海。他是第一次到这么远的地方做生意，除不心怯，情绪反倒十分张狂，似乎想象中的钱已经捏在手里了。

到上海后，他一下子傻了眼。这里木耳价钱并没有“信息”传播得那么高，每斤在自由市场上只能卖十四五元。他又没拿自产证，一下火车就被没收了，公家每斤只给开了十三元钱。妈的，这可屙下了！

王满银碰了一鼻子灰，只好仓惶逃出了这个冷酷的城市。

他从上海返回省城时，像神差鬼使似的，碰巧又在火车站遇见了金富。他只好给小偷还了一百块债，身上的钱也就所剩无几了。连原来带的几十块钱，也大部分贴赔进了这趟倒霉的生意中。

金富当时念老乡的可怜，引着他在街上吃了一顿饭，然后又把他带到自己住的一个私人开的旅店里。

两手空空的王满银跟着这位小偷走进一间阴暗的小房子。

金富拉过一条枕巾把皮鞋擦了擦，然后在洗脸盆里撒了泡尿，对王满银说：“你做那屁生意能赚几个钱？你干脆跟上我学几手，票子有的是！”

王满银畏惧地笑笑，说：“我怕学不会……”

“只要下苦功，就能学会！看，先练这！”金富说着，便伸开两只手，将突出的中指和食指连续向砖墙上狠狠戳去。他一边示范，一边对王满银说：“每天清早起来，在吃饭和撒尿之前，练五百下。一直练到伸出手时，中指和食指都一般齐，这样夹钱就不会拖泥带水。另外，弄一袋豆子，每天两只手反复在豆子中插进插出几百下。这些都是基本功。最后才练最难的：在开水里放上一个薄肥皂片，两个指头下去，练着把这肥皂片夹出来。因为水烫，你速度自然就快了；肥皂片在水里又光又滑，你能夹出来，就说明你的功夫到家了……”

王满银坐在床边上，听得目瞪口呆。他绝对吃不了这苦，也没这个心胆。他摇摇头说：“我怕没本事吃这碗饭……”

金富一看王满银对此道不感兴趣，他也就对王满银不感兴趣了，说：“我下午就走呀，马上得结房费！”

这等于下了逐客令。王满银只好离开这个贼窝子，重新来到省城的大街上。

眼看就要过春节了，王满银这会儿心里倒怪不是滋味。往年他总要在年前的十来天赶回家里；而且身上也有一点钱，可以给两个孩子买点礼物。孩子是自己的亲骨血，他在心里也亲他们，只不过一年中大部分时间记不得他们的存在。只有春节，他才意识到自己是个父亲。

可是现在，别说给孩子买点什么，连他自己也没钱回家了。

王满银在省城的街道上毫无目的地溜达。他也坐不起公共车，在寒风中缩着脖子，从这条街逛到那条街，一直逛到两只脚又疼又麻，才返回到火车站的候车室——他临时歇脚的地方。

因为临近春节，候车室一天到晚挤得水泄不通。他要等好长时间，才能抢到一个空座位，而且一坐下来屁股就不敢离椅子，否则很快就被别人抢占了。

他就这样在省城一直滞留到春节。他一天只敢到自由市场买几个馒头充饥。有时候，他也白着脸和一位卖菜的农民死缠赖磨，用一分钱买两根大葱，就着馒头吃，算是改善一下伙食。

大年三十夜晚，火车站的候车室一下子清静下来。除过少数像他这样的人外，只有不多一些实在走不了的旅客。

这一晚倒好！市委书记在一群人的簇拥下，亲自推着煮好的饺子，来到候车室慰问旅客，王满银高兴地从市委书记手里接过一盘热腾腾的大肉水饺——在市委书记给他递饺子时，还有一群记者围着照相，闪光灯晃得他连眼睛也睁不开（他并不知道，他和市委书记的这张照片登在了第二天晚报的头版上）。

这会儿，王满银不管三七二十一，喜得咧开嘴巴，端了一大盘饺子回到一个角落里，狼吞虎咽吃起来。

过了一会，他才发现他旁边有位妇女，也端一盘饺子在飞快地吃。这女人吃饺子时，还把自己的一个大提包挎在胳膊上。王满银心想，她大概把他看成个小偷了。哼，我才不是那号人呢！

这妇女竟然搭讪着和他拉起话来了。口音一听就是外路人！王满银老半天才弄明白，这位妇女也是个生意人，是从广东来的。

同行遇同行，倒使两个人很快成了知音。这妇女告诉他，她提包里装的是电子手表——说着便拿出来一只让王满银看。

“一只卖多少钱？”满银惊讶这妇女带这么多手表，看来是个大富翁——他想起“文化大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里有个洪常青，说是南洋来的大富翁……嗯，这女人大概也是从南洋来的！

“南洋女人”告诉他，一只手表卖二十元。

“才二十元？”王满银顿时惊讶得张开嘴巴，连饺子也忘记吃了。他对“南洋女人”说：“要是在我们那里，一只起码能卖一百多块钱！”

现在“南洋女人”又惊讶得张开了嘴巴，她说：“只要一只能卖五十块，给你抽二十块红利！”

王满银本来没有光气的眼睛一亮，把盘子推到旁边，说：“可惜我身上没钱，要么我一下都买啦！唉，我的钱……让小偷偷了，现在连路费也没有。你要愿意，干脆跟我到黄原去，肯定能卖大价钱！”

“一只能卖五十元吗？”那女人两只眼睛也闪闪发光了。

“六十元都能卖出去哩！”

“能卖五十元就行了。”

“为什么？”

“这表是香港走私来的，是玩具表，里面都是塑料芯……”那女人冲王满银诡诈地笑了笑。

王满银又瞪住了眼。他问：“那能走多长时间？”

“最长大概半年吧……”

“不怕！半年以后谁能找见卖表的人？你愿意，明天就跟我走！不过，你得先给我买一张到黄原的汽车票！”

这女人立刻表示同意。

这真是狗尿到头上了——交了好运！王满银来了神，兴致勃勃地说：“虽然你是个女的，咱们也就算是拜识了，我就称呼你是干姐！”

“干姐？”“南洋女人”一时明白不了。

王满银解释了半天，那女人就乐意认了这个“非常关系”。

于是，大年初一，王满银带着他新结识的伙伴，坐汽车回到了黄原。然后这“干姐弟”俩就在东关的自由市场上，以每只五十五元的价格，开始出售这批香港产的塑料芯玩具手表……

第三十章

过罢正月十五的灯节以后，农村的节日气氛就渐渐淡了下来。人们又周而复始地开始了一年的劳作。有些勤快的庄稼人，已经往山里送粪了；等惊蛰一过，农事就将繁忙起来。

兰花和两个孩子做梦也想不到，正月十八，王满银突然回家来了。不是他一个人回来，还带着一个操外路口音的女人。满银给妻子解释，这是和他一块做买卖的生意人；是从“南洋”来的。那女人也就嬉笑着对兰花说了许多话，可兰花一句也没有听懂。

厚道的兰花并没有因为丈夫带回个女人就乱猜想什么，她反而高兴地接待了这位远地来的客人。在这个农村妇女的眼里，“南洋女人”是个大人物，能进她的寒窑穷舍，实在是一件荣幸的事。她热情地把那些留下的年茶饭拿出来，款待丈夫和这位女宾。

兰花和两个孩子兴奋得像重新过年一样。“南洋女人”从提包里抓出大把的奶糖，撒土圪塔一般撒在炕席片上，让猫蛋和狗蛋吃。王满银让这两个娃娃学城里人的样，叫这女人“阿姨”。只是“阿姨”说的话，娃娃们一句也解不开。

王满银带回一个“外路”女人的消息，一天内就传遍了罐子村。村中的大人娃娃就像看“西洋镜”一般轮番涌进兰花家那孔破窑洞，稀罕地来看这个说话像绵羊叫唤的女人。

看完稀罕以后，罐子村的精明人都不出声地笑了。他们知道王满银和这女人是怎么一回事。也有人羡慕地吧咂着嘴，对他们村这个二流子油然生出一种“敬意”：哈呀，这家伙本事不小，竟然挂回来个外路货！

不用说，兰花立刻成为全村人同情或耻笑的对象。

但这个迟钝女人并没有感觉到这一切。全村人突然挤到她家来所造成的热闹气氛，使她更加高兴起来，觉得她男人受到了村里人的尊重，她和孩子们脸上也有了光彩。

直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可怜的女人才知道这一切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

晚上，兰花忧愁地把丈夫叫到院子里，和他商量，让这位“南洋女人”睡在什么地方呢？他们家就这么一孔破窑洞，得开口向别人家借个地方让这女人休息。像样一些的人家他们不敢开口；穷家薄业的人家又怕委屈了客人。

但王满银无所谓地说：“借什么地方呢？就睡在咱们炕上！”

兰花听满银这么说，又惊讶又难受。她一年没见男人，这一晚上对她是多么宝贵呀！她问丈夫：“那你到什么地方去睡呢？”

王满银倒惊讶起来：“我也在家里睡呀！”

“那……”

“那什么哩？”

兰花尽管心里不畅快，也只好就这样忍受了。

晚上睡觉时，兰花本指望这位尊贵的客人自己能提出异议，但她却心安理得睡在她为她铺好的被褥里了。“南洋女人”睡在靠锅头的地方，中间隔着两个孩子；兰花紧挨孩子，王满银睡在靠窗户的边上。这个编排还算“合理”。

熄灯以后，兰花躺在被窝里，胸膛里像塞进去一把猪鬃。她多么希望钻到丈夫的被窝里去，可羞耻心使她连动也不敢动。她敢怎样呢？后炕头睡个生人，稍有动静，人家就能听见。唉，什么地方来了这么个勾命鬼呀！她躺在黑暗中，开始痛恨起了这个女人。

前半夜她怎么也睡不着。后半夜，瞌睡终于压住了骚动的欲望。她睡着了，但还能听见自己的鼾声。

突然，沉睡中的兰花觉得她的脚被什么碰了一下。她的心立刻缩成一团。黑暗中她微微睁开眼，看见丈夫光着身子像狗一样从她脚底下慢慢往后炕头爬去。她牙齿拼命咬住嘴唇，才没让自己喊出声来。

她狠狠踹了一脚那个爬行动物！

王满银立即调过身子，悄悄摸着爬进了自己的被窝。

不一会，一只求饶的手伸进了她的被窝，企图抚摸她。她用指甲在这只手上狠狠掐了一下。那只手像被蜂蜇了一般，猛地缩回去了。

兰花忍受着煎熬，终于等到了窗户纸发亮。

她起身穿好衣服，没等孩子睁开眼，就一个人溜下炕，出了门。

她像受伤的母牛一般，几乎是小跑着转到公路上，在黎明中出了寂静无声的罐子村，向石圪节公社走去——她要向公家告那个不要脸的“南洋女人”。

当兰花气喘吁吁地进了公社院子的时候，公家人刚刚吃完了早饭。公社干部过春节后大部分还没有回来，只有个文书和主任徐治功。

兰花一进徐治功的办公窑，就鼻子一把泪一把向主任叙说起了她的苦情。

徐治功几乎一直笑着听这位农村妇女说完她的不幸。他喷了一口烟，说：“现在这社会，这号事不算事！我们管不了！”

“你们连坏人也不管了？”兰花瞪着哭肿的眼睛，问徐主任。

“那你写状子告嘛！”徐主任仍然笑着说。

“我不识字。”兰花难住了。

“那你找个人写嘛！”

“你给我找个人……”

“这又不是我的事！”徐治功不耐烦地说，“我把这号事也管了，其他大事谁管呀？”

“你不找个人，我就住在你这里不走！”创伤深重的兰花也不顾一切了。

“咦呀，你给我耍起了赖！”徐治功叫道。

“我就不走！”兰花说完，竟然放开声嚎了起来。

心烦意乱的徐治功只好把公社文书叫来，对他挤挤眼：“你去给她代写个状子！”

文书对主任会意地点点头，便劝说兰花不要哭，跟他到隔壁窑洞写状子。

兰花立刻顺从地跟文书到了隔壁；接着又向这位年轻的公家人叙说了一遍“南洋女人”和她丈夫的长长短短。

不一会，徐主任过来了，声色俱厉地对文书说：“你带两个民兵，立刻到罐子村去，把王满银和那个女人捆到公社来！”

文书马上站起来，说：“我这就去！”

兰花瞪大眼，喊叫说：“怎连我男人也绑呀？”

徐治功说：“怎不绑你男人？这号事主要是整治男的！”

“那不能！”可怜的女人叫道，“我是来叫你们光把那个女人撵跑……”

徐治功对文书挤挤眼：“快去吧！把王满银绑紧些！”

文书一本正经正准备往门外去，兰花一扑起来，从文书手里夺回“状子”，说：“你们不要去，我不告了！”

她说完，便很快起身出了公社大门。徐治功和文书站在门台阶上张开嘴只是个笑。

可怜的兰花出了石圪节，又折转身往家里走。她原指望让公家把那个坏女人赶跑就行了，结果公家要把她男人也一齐绑走。她舍不得让男人受罪……

当她痛不欲生地返回家里后，无耻的丈夫和那个女人正在锅灶上做饭。狗蛋在炕上嚼奶糖；猫蛋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兰花本想扑上去撕那个不要脸女人的脸，但“家丑不可外扬”的古训又使她放弃了这种打算——她一闹，一家人在村里就要臭一辈子！

她问儿子：“你姐姐呢？”

“姐姐到外婆家去了。”狗蛋津津有味地吃着糖。

女儿一个人跑到双水村去干什么呢？

痛苦的兰花脑子已经完全乱了。她不知道她应该怎么办。王满银若无其事地厚着脸和她说话，她也不搭理，一个人走到后窑掌的黑暗处，两只手胡乱地翻搅这翻搅那，耳朵里塞满了各种杂乱的声响。

当她糊里糊涂在一个角落里翻出一些红绿纸包时，突然怔住了。她想起，这是几年前满银贩卖剩下的一些老鼠药——当年正是这些药让公社把他拉到双水村的工地上，劳教了十几天。

兰花面对着这些小纸包，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这些药的出现，似乎是一种命运的安排，使她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死。是呀，她真不想活了！虽然她是个大字不识的农民，但她也是个人——正因为她大字不识，她心中就更容纳不了如此的事情！她不愿让公家拿法绳把她的男人绑走；但又没能力把那个女人赶走；她更没勇气为这事公开闹一场——这样她的孩子和娘家门上的人都没脸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了。

死的念头一刹那间便占据了她的心。

她在黑暗中哆嗦了一下。

她听见男人和那个不要脸女人在说话。她没听清他们说什么。但她知道，那两个人现在装得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凤凰窝里钻进来个黑老鸦，这个坏女人已经完全像这个家里的人了。她被她挤在了一边。她半辈子受死受活，如今落了这么个下场。她不能再活下去了，她也没脸活了。去死吧！她相信人死了以后还能轮回转世，有可能转成人，也可能转成动物。不管来世是人还是牲灵，她都还要转生到罐子村来；这里有她的亲骨肉；她要来看她的猫蛋和狗蛋……

怎个死法？不能死在这个家里。不能死在仇人的面前。老鼠药没水吞咽不下去……对，到前河湾的水井边去；那里僻静，也有水。

兰花这样想着，就拣了一些绿纸包的药揣在衣袋里。她喜欢绿纸包而不喜欢红纸包。她从小就喜欢绿颜色，因为山里的庄稼、树木和草都是绿的；她记起她小时候也常爱用绿线绳来扎头发……

兰花随即掉过身，从后窑掌的黑暗中走出来，脸色灰白，嘴唇紫黑，两只眼睛模模糊糊。她没管锅台边那两个不要脸的人，一直走到前炕边，一言不发地把狗蛋抱在怀里，接着便出了家门。

她恍恍惚惚来到村前的公路边，把儿子放在地上，泪水汹涌地从两只皱纹包围的眼睛里淌出来。她拼命在儿子脸上亲了又亲，然后对他说：“你到双水村找你外爷外婆去……你不要回来了……”

狗蛋瞪着一双大眼睛，用两只脏手为母亲揩去脸上的泪水，问她：“妈妈你为什么哭？你为什么不去外婆家？”

兰花哽咽着说：“你先去，妈妈过一阵就来了……”

狗蛋听妈妈的话，就像个大人似的，背抄起两条小胳膊，挺着胸脯走了。从罐子村到双水村只有几里路，他常和姐姐相跟着去外爷家，因此一个人上路也不胆怯。

兰花用手扶住路边一根电线杆，哭着对远去的儿子喊：“你靠路边走，不要走路中间，操心汽车……”

儿子掉过头向她招招手，说：“噢！”

当狗蛋的背影完全消失在公路上后，兰花就迈着两条软绵绵的腿，向公路下面的河湾走去。

她来到河边的水井旁，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来，从衣袋里掏出那几包老鼠药。她立刻感到胸脯上像压了个什么东西，气也出不上来，好像已经把毒药吞咽了似的。她张开嘴巴，呼出的气在隆冬中变成了一团团白雾。

东拉河覆盖着厚厚的坚冰，水流在冰层下咕咕地响着。山野里灰漠漠地看不见任何一点活物。寒风吹着尖锐的口哨从沟道里刮过来，把地上枯黄的树叶和庄稼叶一直扬到半空中。

天阴了。寒冷中夹带着一种潮湿。看来要有一场雪。是呀，应该下雪了，她想。一个冬天没见一片雪，麦子旱干不说，开春动农后也没办法下籽种。今年要像去年就好了，一年雨水不断，秋夏都是好收成……

一个要死的人坐在水井边，手里捏着几包致命的毒药，心里还在盘算着日月和天年——这就是我们的兰花！

唉，可怜的人儿，对你来说，好像死是一回事，日月天年是另一回事。你也不想想，你死了以后，这一切对你又有什么意义？可你不会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因为你相信你死了以后还会转生到这个世界上来。是的，你怎能不再来这个世界呢？不管活在这世界上有多苦，但你总归还是那么爱这世界！你在这黄土地上劳动惯了，再说，你也舍不得离开亲爱的猫蛋和狗蛋——你还要来看他们；哪怕转生成猪狗，也要再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兰花将那几包老鼠药打开，把那些灰土一样的药粉倒进手心里，头扬起来，瞥了一眼阴沉沉的天空，然后就把药粉全部倒进了自己的嘴巴。

她用两只手在冰冷的水井中捧了一掬凉水，低下头喝了一口，把药粉冲下了肚子。

现在她坐在水井边的石头上，闭住眼睛，静静地等待死神的来临……

第三十一章

孙玉厚老两口起床后刚倒罢尿盆，看见他们的外孙女猫蛋突然推门进来了。孩子的两个小脸蛋冻得通红，一见他们就哭。

老两口看娃娃这么早一个人跑到这里来，慌得手忙脚乱，赶紧把她抱到热炕上，问她家里出了什么事？

猫蛋一边哭，一边断断续续给外爷外婆说。老两口半天才弄清楚，不成器的王满银带回来个外路女人，逼得兰花今早上出了家门，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这聪敏的外孙女已经懂些事，就一个人跑出来找他们。

孙玉厚牙关子咬得格巴巴价响。他想抽锅烟，两只手抖得擦不着火柴。少安妈淌着眼泪问外孙女：“那你妈到什么地方去了？”

猫蛋哭得更伤心了，说：“我醒来就不见妈妈，问我爸爸，他说我妈死了……”

“王八羔子！”孙玉厚狠狠向脚地上啐了一口唾沫，对老伴说：“你先给娃娃弄点热呼饭，叫我找少安去！”

孙玉厚说着就急忙出了门。

老汉踩着冻得硬邦邦的土地，筒着手匆匆地往少安的新家那里走，一路上嘴里不干不净骂着他的不要脸女婿。他真想抄起杀猪刀子，跑到罐子村亲手捅了那个王八蛋……

但他没脸进罐子村啊！他只能让大儿子去收拾这局面。他现在最担心的是，女儿会不会想不开，已经跑到什么地方去寻了短见？

少安夫妇也刚起床。孙玉厚一进门，就把事态对儿子说明了。

孙少安一听这事，愤怒使他的脸涨得通红。他对父亲说：“我这就到罐子村去！”

正在烧洗脸水的秀莲怔了怔，对丈夫说：“你不是说好今天去县城买制砖机吗？”

“买个屁！”少安恼怒地对妻子骂道。他生气秀莲这个时候还提这事。

秀莲一看丈夫的脸色，吓得再不敢言传了。

父子俩即刻出了门。

当他们走到公路上时，突然看见远处有一个娃娃正向这里跑来——他们很快认出这是狗蛋。

两个人急忙跑着迎前去。

孙玉厚敞开老羊皮袄，一把将小外孙搂进怀里，问：“你妈哩？”

“妈妈在路上站着哩，过一阵就来呀。”狗蛋嘴里噙着一块奶糖，并且还从身上掏出一块，往外爷嘴巴里塞，说，“阿姨给的！”孙玉厚气得把那块糖扔在了地上。狗蛋不知外爷生什么气，一下子哭开了。

少安对父亲说：“你们回家去，让我到罐子村去看看！”

孙少安蹽开两条长腿，心急火燎向罐子村赶去，不多一会，头上就热气大冒。

从县上参加罢“夸富”会回来，孙少安就雄心勃勃地开始筹办上了砖瓦厂。短短十来天，事情已经有了眉目。他放开胆量在公社信用社贷了七千元款，并且雇好了一个可以操作砖机的河南师傅。他原来准备今天到县城边一个停办的砖瓦厂买一台300型制砖机，然后就要进行一番大铺排呀。另外，除过憨牛，村里还有几个人也愿意来为他干活。这些天，他一直在村里、石圪节和原西县城奔波，紧张得如同打仗一般……他万万没有想到，在这个当口，他姐夫干下了这么个混账事！

他把他姐夫恨得咬牙切齿！他想起姐姐的苦情就忍不住泪水盈眶。命运对人太不公平了，为什么姐姐这么好心肠的人，偏偏就碰上这么个男人呢？唉，当年他真不该劝说父亲答应这门亲事……

孙少安一路走，一路朝前面的公路上张望，看姐姐是不是走过来了。只要姐姐平安无事，他想他有办法收拾王满银和那个女人。

孙少安一直走到罐子村村头，还没见兰花的踪影。

他一下子紧张起来。狗蛋不是说他妈过一阵就到双水村来吗？她到什么地方去了？

少安当然不会知道，他姐此刻就在公路下面不远处的河湾里，闭住眼等死。

少安像一个红了眼的凶徒一般，闯进了姐姐的家门。

他进门后，发现姐姐不在家。王满银正和一个鬈毛头发的女人吃面条。两个人显然被他的凶相唬住了，端着碗立在地上，惊恐地看着他。

少安问王满银：“我姐呢？”

“不晓得到哪里去了……”王满银瞪着眼说。

少安走前去，一拳打在了王满银的脸上。一声惨叫，王满银鼻子口里血大淌；手里的碗也被打飞了，面条像虫子一般撒了一身。

“南洋女人”一看事情不妙，把碗往炕上一掼，提起那个提包正准备夺门而出，少安眼疾手快，一把扯住她的头发，在那张黑瘦的脸上接连扇了几记耳光；那女人杀猪般尖叫着，拼命挣脱开来，大撒腿跑了。少安立刻又掉过身，一脚把王满银踢倒在地上。王满银鼻子口里流着血，趴在地上抱住头就是个嚎叫。

怒气冲冲的孙少安旋风般出了门，开始在罐子村四下里跑着，打问他姐姐的下落。

罐子村的人先后都知道了王满银家发生了什么事，又一次纷纷向这个破墙烂院涌来。有些人围住少安，向他提供“情况”。有一个老汉说，他清早在对面土坪上拾狗粪，曾看见兰花从公路上下来，到河湾里去了。

少安就很快和村里的一些人，沿着东拉河边，分别去寻找失踪的兰花。

人们很快发现了坐在水井边的兰花。

少安心疼地把脸色苍白的姐姐拉起来，说：“你坐在这儿干啥哩！”

兰花一见弟弟，大放声哭开了，说：“我吃了老鼠药……”

孙少安大惊失色。他泪水模糊地拉住姐姐的手喊叫说：“你真糊涂啊！你快说！吃了多长时间了？”

“好一阵了……”

“肚子疼不疼？”

“不疼，就是恶心……”

“快去医院！”

少安拉起姐姐的两条胳膊，将她背在脊背上，跑着蹿上了公路。

他把姐姐放在路边，自己八叉开双腿，像个强盗似的立在公路中央，准备硬行拦截从米家镇方向开过来的汽车。

当一辆卡车按着刺耳的喇叭开过来的时候，立在公路中央的孙少安拼命向司机招手。

汽车在离他几米远的地方停住了。司机的脑袋几乎撞在了挡风玻璃上；他脸色煞白跳出驾驶楼，二话没说就伸出手打了孙少安一记耳光，喝骂道：“你找死呀？”

刚打了别人耳光的少安挨了一记耳光后，仍然站着没动。他眼里噙着泪水，指了指旁边的兰花对这位怒气冲冲的司机说：“我姐姐刚吃了老鼠药，求求师傅把我们捎到石圪节……”

司机的脸色缓和下来——原来是这！他挥挥手，让少安赶快上车。

少安把姐姐扶进驾驶楼，汽车便飞一般向石圪节跑去。司机有点不好意思地对少安说：“刚才实在对不起……”

少安下意识地摸了摸火辣辣的脸颊，说：“这没什么！我们还要感谢师傅呢！”

这位打了人的师傅看来心肠不错，飞快地把汽车开到石圪节，并且绕路把少安姐弟俩一直送到公社医院的大门口。

少安来不及对司机说句感谢话，就引着姐姐赶快向急诊室跑去……

此时，在罐子村兰花家里，王满银已经从地上挣扎着爬起来。他在水瓮里舀了两马勺凉水，把满脸血迹洗掉；又拿笤帚把身上的面条扫干净。他在墙上的破镜子里照了照自己的尊容，左脸肿得像个发面馍。院子里看热闹的大人都四散走了，留下一些娃娃嬉笑着挤在门口看他的狼狈相。

但王满银现在还顾不上疼痛，只是懊丧妻弟把他的财神爷打跑了！

自从在省城火车站结识了“南洋”来的干姐后，王满银一下子觉得自己时来运转。他带着这女人，在黄原自由市场上偷偷摸摸出售香港产的玩具手表，赚了好几百块钱。两个生意人马上也“麻糊”在了一起。他们白天转着卖表，晚上在东关私人开的旅馆里包一间房子，一个被窝里搂着睡觉。真他妈的，这日子过得比神仙都畅快！

在一块睡觉的时候，干姐才告诉他，这手表原价一只才几元钱！王满银吃惊之余心想，天下哪儿还有这么好的生意呢？两个人于是商量，这些表卖完后，他们一块到广州再多弄一些，然后返回来到山区的小县镇去出售。

可是没想到有些买了表的人很快发现了表芯是塑料的，开始查问这表的来源。

王满银慌了，赶紧引着这女人离开黄原，想回家躲避几天后，再到内蒙古的草地里去出售剩下的半提包假表……唉，本来一切都顺利着哩！都怪自己昨天晚上不安生，露了蹄爪。事情也真他妈的怪！以前他老婆要是拉起鼾，炸弹也炸不醒——她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灵动？

王满银手指头戳着破镜子里他自己的肿脸说：“都怪你这家伙！”

这个挨了打的二流子正准备再吃点什么东西，突然有人跑来对他说，兰花吞了老鼠药，已经被拉到石圪节医院去了。

王满银顿时吓呆了。他没想到事情闹了这么大。妈呀，这是人命事！

他这时才惊恐地想：要是老婆死了怎么办？老婆一死，他说不定也要坐禁闭，那猫蛋和狗蛋就没爹妈了！

王满银两眼一闭，咧开嘴干嚎了一声，连门也没锁，就撒开腿往石圪节跑。他一路跑，一路想起两个娃娃也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是不是都跟他妈喝了老鼠药？

王满银由于紧张，跑得又太猛，半路上腿抽了筋。他就坐在公路上，脱下鞋，喊叫着用手把脚上的老拇指头掰了半天，才又起身继续跑。

他终于一瘸一拐闯进了石圪节公社医院。

他推开急诊室的门，见几个医生正给他老婆诊断。少安见他进来，像仇人一样恶狠狠瞪了他一眼。

王满银顾不了多少，扑在床前，见他老婆还活着，就赶紧问她：“你吃了哪里的老鼠药？”

所有的医生都扭过头看这个鼻青脸肿的人，不知他是干什么的。

王满银不管这些，只管问老婆：“你快说嘛！吃了哪里的老鼠药？”

兰花微微合着眼，说：“吃了咱家里的。”

医生们现在才知道这家伙是病人的丈夫。

“是你买的老鼠药？”王满银急着追问兰花。

“就是你那年剩下的……”兰花回答。

“那你吃的是红纸包还是绿纸包？”

“绿纸包……”

“都是绿的？”

“都是绿的。”

“嗨呀！”王满银一下子跳起来，高兴得连喊带笑，对医生们说，“不要紧！她吃的是假老鼠药！”

所有的人都瞪住了眼睛。

王满银得意地把头一拐，说：“红纸包的都是真药，绿纸包的都是假的！”

的确是这样。当年他从河南人手里买了老鼠药后，自己又用灰土造了些假的。为了区别真假，他造的“药”都拿绿纸包起来；准备真药给周围的熟人卖，假药给外面的生人卖——结果真药还没贩卖完，他就被拉到双水村“劳教”去了……

医生们不管王满银说什么，继续给兰花做诊断。当然，最后的结论是她确实没有中毒。

这下连兰花也笑了。笑了一下后，又哭开了——她为自己还活着而高兴地哭泣。

王满银嘴一咧，也哭开了。

少安跟着医生出了房间，去交诊断手续费。

不一会，兰花就“出院”了。

王满银这会倒又成了个人，对妻弟说：“你忙你的去！我和你姐相跟着慢慢回家呀！”

兰花问大弟：“猫蛋和狗蛋哩？”

“都在我们那里。先让他们住着……”

少安一看姐姐没什么事，也就放心了，说：“那你先回去，我去对面等米家镇过来的班车，到原西城办点事……”

于是，孙少安到石圪节对面的公路上等车去县城办事，王满银就和兰花起身回罐子村。

刚上路，兰花头一句话就问：“那个女人哩？”

王满银脸上的青疙瘩都发红了，说：“叫少安打跑了……”

兰花也不怕路上的人看见，一头扑在她的二流子丈夫的怀里，哭着说：“再不许你把那些女妖精引回咱们家！”

王满银胸脯一挺，保证说：“再不啦！”

兰花哭着用两只拳头在他胸脯上狠狠捶了几下，直把王满银打得倒退了几步——这既是恨又是爱啊！没有办法，不论发生了什么事，这个人还是她的男人，也是孩子们的父亲！

王满银现在变得老实起来，他像一只做错了事的小狗，恭顺地跟着妻子回了家。

回到家里，兰花看见丈夫脸肿得快把眼睛都遮住了，便又心疼起他来。她自己不顾伤心和饥饿，先放火烧了点热水，拿毛巾给丈夫敷在脸上……

第二天，兰花又去双水村把猫蛋和狗蛋接回家来；当然，满银可没敢跟妻子上丈人家的门。

猫蛋和狗蛋回家以后，王满银也就把那场风波抛在了脑后。父爱渐渐在他心里复活。他接连几天没有出门，盘腿坐在烂席片土炕上，绘声绘色地给儿女讲述外面世界的各种见闻；两个孩子亲热而崇拜地围在他身边，听得都入了迷。兰花在锅台上忙着给他们做饭，时不时泪眼矇眬地瞥一眼炕上挤成一堆的父子三人。这个女人从来没有感到过像现在这样幸福啊！

石圪节遇集的时候，王满银想起自己卖假手表还赚了不少钱，就引着猫蛋和狗蛋赶了一回集。在集上他见啥给儿女买得吃啥。他给孩子们一人买了一身新衣服；又给猫蛋买了一个书包和一条红领巾，给狗蛋买了一支手枪和一个警察帽。最后，他还破天荒给妻子扯了一身的确良衣裳……哈呀，逛鬼王满银一下子变得这么规矩，就好像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但没过几天，这个二流子旧病复发，逛性勃起；他屁股一拍，把老婆孩子丢下，又跑到外面浪荡去了……

第三十二章

孙少平没等到过正月十五的灯节，就又离家走了黄原，因此他并不知道罐子村姐姐家发生的事；如果他在，弟兄两个说不定能把他姐夫和那个“南洋女人”踩死哩。

他是临近春节才回到家里的。虽然他的户口落在黄原的阳沟队，但双水村永远是他的家；正如一棵树，枝叶可以任意向天空伸展，可根总是扎在老地方……

当然，他回来并不仅仅是恋念家乡。他一方面是为了和全家过个团圆年，另一方面是想为父亲做点什么事。哥哥已经分家另过光景，他现在成了这面家庭的主心骨。本来，他刚一到家，石圪节公社就邀请他作公社春节秧歌队的指导，他立刻婉言谢绝了——他已对红火热闹丧失了兴致。刚过罢春节，他就忙着跑出去给家里买了一车炭；并且把前半年用的化肥也买好了。这些大事父亲没有能力办；而哥哥正在筹办扩建砖瓦厂，也分不出手来管他们这面的事。

这些事办完后，他就决定很快返回黄原去。一家人劝说他过罢正月十五的灯节再走，但他坚持立刻就动身。他心里着急呀！给家里置办完必需的东西后，身上就没几个钱了。他要赶快到黄原去揽个活干。临走时，他除过留够一张去黄原的车票钱外，又把剩下的钱全给了兰香。妹妹马上升学，需要一笔花费——本来他想多给她留一点，但实在没有了。

家里人并不知道他急于返回黄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他决不能让他们看出他的窘迫……

像往常那样，从黄原东关的汽车站出来后，他几乎又是身无分文了。他在金波那里把铺盖卷一取，就来到大桥头熟悉的老地方。现在他已经很自信，知道凭自己年轻力壮，很快就会被包工头带走的。是呀，他从一切方面看，都是一个老练而出色的小工了！

不出他所料，刚到大桥头不久，他就被第一个来“招工”的包工头相中了。包工头听口音是原西人。一攀谈，没错，是原西柳岔公社的，叫胡永州。少平不知道，这位包工头的弟弟就是原西县“夸富”会上和他哥住在一个房间的胡永合。当然他更不知道，神通广大的胡氏兄弟在这地区有个大靠山——他们的表兄弟高凤阁是黄原地委副书记，因此这两个农村的能人走州过县包工做生意，气派大得很！

少平和几个揽工汉被胡永州带到了南关的工艺美术厂。胡永州正给这家工厂包建新房和职工家属楼；厂房主体已经完成，现在正盖家属楼。

因为回家过春节的揽工汉现在还没大批地返回黄原，因此胡永州现在只招了二十几名工匠，先处理宿舍楼的地基。

二十几个人挤在一个垃圾堆旁的大窑洞里。好在这窑洞有门窗，又生着火，还不算太冷。少平几个人到来时，这窑洞已经挤满了。对揽工汉来说，这里住的条件可以说相当不错；虽然没床也没炕，但地上铺一些烂木板，可以抵挡潮湿。少平勉强找了个地方，把自己的铺盖卷塞下。天气冷，睡觉挤一点还暖和。上面几个公家单位的垃圾都往这窑旁边倾倒，半个窗户都已经被埋住，光线十分暗淡。但谁还计较这呢？只要有活干，能赚钱，又有个安身处，这就蛮好了！少平高兴的是，以前和他一块做过活的“萝卜花”也在这里；两个人已经是老相识，一见面亲切得很！

少平上工的第二天，就是农历正月十五。到了傍晚，黄原城爆竹连天，灯火辉煌，继春节和“小年”以后，人们再一次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古塔山上，彩灯珠串般勾勒出九级高塔的轮廓，十分壮丽。黄原体育场举办传统的灯会，那里很早就响起了激越的锣鼓声，撩拨得全城人坐立不安。

本来，所有的工匠都约好，晚上收工后吃完饭，一块相跟着去体育场看红火。但包工头胡永州对大伙开了恩，买了一大塑料桶散酒，提到他们窑洞来，让大伙晚上热闹一下。工头并吩咐让做饭的小女娃炒了一洗脸盆醋熘土豆丝，作为下酒菜。胡永州看来是个包工老手，很会拿抓做活的工匠。

这点酒菜使所有的人都没兴致再去体育场了！

晚上，二十几个揽工汉围着火炉子，从塑料桶里把散酒倒进一个大黑老碗，端起来轮着往过喝。黑老碗在人手中不停地传递着，筷子雨点般落在放土豆丝的盆子里。

连续喝了几轮后，许多人都有了醉意。一个半老汉脸红钢钢地说：“这样干喝没意思，咱得要唱酒曲。轮上谁喝，谁就先唱一轮子！”

人们兴奋地一哇声同意了。

酒碗正在“萝卜花”手里，众人就让他先唱。“萝卜花”把黑老碗放在脚边，说：“唱就唱！穷乐呵，富忧愁，揽工的不唱怕干球！”他说他不会酒曲。众人说唱什么都可以。“萝卜花”就唱了一首往古社会的信天游。他的嗓音好极了，每段歌尾还加了一声哽咽——

蓝格莹莹天上起白雾，

没钱才把个人难住。

二绺绺麻绳捆铺盖，

什么人留下个走口外？

黑老鸹落在牛脊梁，

走哪达都想把妹妹捎带上。

套起牛车润上油，

撂不下妹妹哭着走。

人想地方马想槽，

哥想妹妹想死了。

毛眼眼流泪袄袖袖揩，

咱穷人把命交给天安排。

叫声妹妹你不要怕，

腊月河冻我就回家……

“萝卜花”唱完后，揽工汉们都咧着嘴笑了。

孙少平坐在一个角落里，却被这信天游唱得心里沉甸甸的。他真惊叹过去那些不识字的农民，编出这样美妙而深情的歌。这不是歌，是劳动者苦难而深沉的叹息。

“萝卜花”唱完后，喝了一大口酒。他自己没笑，把酒碗递到旁边那个瘦老汉的手中。

瘦老汉吃得太多，便把羊毛裤带往松放了放，豁牙漏齿唱开了一首戏谑性的小曲——

初唱刘家沟，

刘家沟又有六十六岁的刘老六，

老六他盖起六十六层楼，

楼上拴了六十六只猴，

楼下拴了六十六头牛，

牛身上又驮六十六担油，

牛后背又捎六十六匹绸，

忽然来了个冒失鬼，

惊了牛，

拉倒楼，

吓跑猴，

倒了油，

油了绸，

又要扶楼，

又要拉牛，

又要捉猴，

又要揽油，

又要洗绸，

哎嗨依呀嗨，

忙坏了我六十六岁的刘老六！

瘦老汉还没唱完，众人就笑得前俯后仰了。等老汉尾音一落，他对面一个二愣小子破开喉咙既像喊叫又像唱——

本地的曲子不好听，

叫咱包头后生也吼上两声！

有人喊叫说：“还没轮上你哩！”

有人说：“就让这小子吼上两声吧，要不他嘴里痒痒嘛！”

众人都已经喝到了八成，红着脸手指“包头后生”的嘴巴哄堂大笑。

这小子也就醉意十足地咧开嘴巴唱道——

六十六的老刘六下里分，

唐僧在西天里取真经；

取回来真经唐僧用，

捅下了乱子都怨孙悟空！

这小子连编带诌，还蛮有嘴才！

老碗现在轮到一个边乐和边在裤腰里寻虱子的匠人手里。他额头上扣着几个火罐拔下的黑印，嬉皮笑脸地唱道——

人穷衣衫烂，

见了朋友告苦难，

你有铜钱给我借上两串，啊噢唉！

我有脑畔山，干阳湾，

沙蓬黄蒿长成椽，

割成方子锯成板，

走云南，下四川，

卖了钱儿再给老哥周还！

这是一首地道的酒曲，赢得了满窑喝彩声。

酒碗在众人手里摇摇晃晃地传递着，各种调门嗓音一首接一首唱着小曲。炉中的炭火照出一张张醉醺醺的面孔。窑里弥漫着旱烟和脚臭味，叫人出气都感到困难。此时，这些漂泊在门外的庄稼人，已经忘记了劳累和忧愁。酒精在血液中燃烧着，血液在燃烧中沸腾着。有几个过量的家伙已经跑到外面呕吐去了。

窑门突然打开了一道缝，从那缝隙中伸进一个女孩子的脑袋。这是为他们做饭的小女孩，大概只有十五六岁，脸色憔悴而蜡黄，看了叫人由不得心疼。谁也不知道她是从什么地方流落到这个城市的。

小女孩探进头来，大概是看土豆丝还有没有——实际上早已经被吃光了，连盆底上的汤都喝得一滴不剩。

有几个醉鬼看见了她，便喊：“再炒上一盆！”

小女孩显然对这个场面有点恐惧，犹豫着不敢进来拿那个洗脸盆。少平看出了她的难处，准备把盆子给她送过去。但这时候那个“包头后生”站起来，醉得东倒西歪往门口走，并且伸开双臂，下流地说：“干妹子，让我亲你一下……”

少平忍不住把两只拳头捏了起来。在这个醉鬼通过他身边的时候，他悄悄伸出一条腿，把这家伙绊倒在人堆里，头正好跌进那个洗脸盆中，弄了一脸肮脏。众人在哄笑声中把他推到旁边，他便像死猪一般再也爬不起来。这当口，那个做饭的小女孩赶紧掉过头跑了。

虽然没有菜，但看来这一塑料桶酒喝不完，今夜就谁也别想安生。酒碗继续往过轮；曲子仍然非唱不行。

现在这只叫人恶心的黑老碗又递到少平面前了。以前每轮过来，他不是装着出去小便，就是起来给炉子加煤，躲避着没有喝。这次看来不行了，因为这群醉汉发现少平还没醉，就要强行灌他。少平只好准备喝这酒。但众人还不饶，叫他按“规矩”来。他只好也答应唱一支酒曲。这曲子是在村里闹秧歌时田五给他教的——

一来我人年轻，

二来我初出门，

三来我认不得一个人，啊噢唉！

好像那孤雁落在凤凰群，

展不开翅膀放不开身，

叫亲朋你们多担承，

担承我们年轻人初出门……

唱完酒曲后，他在碗边上抿了一点，算是应酬过去了。但他发现塑料桶里还有不少酒，心想轮到半夜，他也非醉不可；于是假装上厕所，从这窑里溜出来了。

他没有再回窑里去。

他一个人转到街道上，慢慢溜达着消磨时间。刚从暖窑里出来，冷得他直打哆嗦，但头脑倒一下子清醒了。远处，锣鼓声和嘈杂的人声还没有停歇。天特别清亮，星星和月亮在寒冷的夜空中闪烁着惨白的光芒。

孙少平筒着双手走在清冷的街道上，内心突然涌起一种火辣辣的情绪。他问自己：你难道一辈子就这样生活下去吗？你最后的归宿在哪里？

是啊，眼前的一切都太苦了……苦倒不怕，最主要的是，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种流落生活而有一种稳定性？这一切似乎都很渺茫。双水村他不可能再回去；尽管这次离家时，哥哥又一次劝他一块合伙经营砖瓦厂，但他还是拒绝了。好马不吃回头草。既然他已经离开了老窝，就决心在外面的世界闯荡下去。要是一辈子呆在双水村，就是发了家致了富，他也会有一种人生的失落感。

可是，他已经安下户口的阳沟，对他来说还是个陌生而不相干的地方；他在那里也许永远不会有立锥之地……

他该怎么办？

他眼下无法回答自己的问题。

只能走着瞧吧！他的年龄还允许他再等待选择的时机。当然，在他的思想深处，退路中的最后一道防线大概还是亲爱的双水村……

孙少平一直在黄原街上转了很长时间，才返回到住地。

他走进垃圾堆旁的那孔破窑洞，醉鬼们都已经躺在了一片黑暗中。窑里充满了热烘烘的臭气和酒腥味。他悄悄爬进自己的被窝，但很长时间仍然没有睡着……

第三十三章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每天都要发生许多变化。有人倒霉了，有人走运了；有人在创造历史，历史也在成全或抛弃某些人。每一分钟都有新的生命欣喜地降生到这个世界，同时也把另一些人送进坟墓。这边万里无云，阳光灿烂；那边就可能风云骤起，地裂山崩。世界没有一天是平静的。

可是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的变化是缓慢的。今天和昨天似乎没有什么不同；明天也可能和今天一样。也许人一生仅仅有那么一两个辉煌的瞬间——甚至一生都可能在平淡无奇中度过……

不过，细想起来，每个人的生活同样也是一个世界。即使最平凡的人，也得要为他那个世界的存在而战斗。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这些平凡的世界里，也没有一天是平静的。因此，大多数普通人不会像飘飘欲仙的老庄，时常把自己看做是一粒尘埃——尽管地球在浩渺的宇宙中也只不过是一粒尘埃罢了。幸亏人们没有都去信奉“庄子主义”，否则这世界就会到处充斥着这些看破红尘而又自命不凡的家伙。

普通人时刻都在为具体的生活而伤神费力——尽管在某些超凡脱俗的雅士看来，这些芸芸众生的努力是那么不值一提……

不必隐瞒，孙少平每天竭尽全力，首先是为了赚回那两块五毛钱。他要用这钱来维持一个漂泊者的起码生活。更重要的是，他要用这钱帮助年迈的老人和供养妹妹上学。

他在工地上拼命干活，以此证明他是个好小工。他完全做到了这一点——现在拿的是小工行里的最高工钱。

去年和“萝卜花”一块上那个工时，他曾装得一个字也不识。现在他又装成了个文盲。一般说来，包工头不喜欢要上过学的农村青年。念书人的吃苦精神总是让人怀疑的。

孙少平已经适应了这个底层社会的生活。尽管他有香皂和牙具，也不往出拿；不洗脸，不洗脚，更不要说刷牙了。吃饭和别人一样，端着老碗往地上一蹲，有声有响地往嘴里扒拉。说话是粗鲁的。走路拱着腰，手背抄起或筒在袖口里；两条腿故意弄成罗圈形。吐痰像子弹出膛一般；大便完和其他工匠一样拿土圪塔当手纸。没有人看出他是个识字人，并且还当过“先生”呢。

虽然少平看起来成了一个地道的、外出谋生的庄稼人，但有一点他却没能做到，就是在晚上睡觉时常常失眠——这是文化人典型的毛病。好在别人一躺下就拉起了呼噜，谁知道他在黑暗中大睁着眼睛呢？如果大伙知道有一个人晚上睡不着觉，就像对一个不吃肥肉的人一样会感到不可思议。

是的，劳筋损骨熬苦一天以后，孙少平也常常难以入眠，而且在静静的夜晚，一躺进黑暗中，他的思绪反而更活跃了。有时候他也想一些具体的事；但大多数情况下思想是漫无边际的，像没有河床的洪水在泛滥；又像五光十色的光环交叉重叠在一起——这些散乱的思绪一直要带进他的梦中。

当然，不踏实的睡眠并不影响他第二天的劳动；他终究年轻，体力像拉圆的弓弦那般饱满……

转眼间一个月过去了。

清明之前，天气转暖，大地差不多完全解冻。黄原河岸边的柳枝，已经萌生起招惹人的绿意。周围山野里向阳的坡坬上，青草的嫩芽顶破潮润的地皮，准备出头露面了。

在工艺厂的工地上，干活的人已经穿不住棉衣，一上工便脱下撂在了一边。现在，宿舍楼起了第一层；楼板安好后，开始砌第二层的屋墙。少平的工作是把浇过水的湿砖用手一块块往二层上扔——这需要多么大的臂力和耐力啊！这无疑是小工行里最苦的活；可是他应该干这活，因为他拿的是这一行的“高工资”。

这工地站场监工的是包工头胡永州的一个侄子，他年龄不大，倒跟上他叔叔学得有模有样，嘴里叼根黑棒卷烟，四处转悠着，从早到晚不离工地，指手画脚，吆吆喝喝。胡永州本人一般每天只来转一转，就不见了踪影——他同时包好几个工程，要四下里跑着指挥。晚上他是回这里来住的。胡永州和他侄子分别住在工地旁厂方腾出来的闲窑里。紧挨着的是灶房。做饭的除过那个雇来的小女孩，还有一位六十多岁的老汉，也是胡永州的亲戚；这老汉和胡永州的侄子住在一孔窑里，那个小女孩晚上就单独在灶房里睡觉。其他工匠在这里吃完晚饭，就回到坡下那个垃圾堆旁的窑洞里去了。

工程大忙以后，需要的人也多了。胡永州陆续从东关大桥头又招回一些工匠；同时也打发了几个干活不行的人。

人手一多，一老一小两个做饭的就应付不过来。他们光做饭还可以，但那个老汉还兼管采买，大筐的土豆和白菜，五十斤一袋的面粉，老汉一个人拿不动。胡永州突然决定由少平帮助老汉出去采买东西。对于工匠们来说，这是个轻松活，人人巴不得去干。但胡永州念少平是一个县的老乡，把这好差事交给了他。

少平就像被“提拔”了一样高兴。他现在每天只在工地上干半天活，另外半天就和做饭的老汉一块到街上去采买东西；一天下来，感觉当然比过去轻松多了。

活路稍微一轻松，他突然渴望能看点什么书——算一算，他又很长时间没见书的面了。正月里返回黄原到现在，他也没有去找田晓霞借书，因为他一直装个文盲，借回来书也没办法看。再说，他口袋里空空如也，想专心干活积攒一点钱，好给家里和县城的妹妹寄，根本没心思想其他的事。

就是现在，他也不能暴露他的“文盲”身份。正因为他是个只会卖力气的“文盲”，包工头才信任他，让他去干采购工作。要是胡永州知道他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又在他这里清闲得看起了书，说不定马上就会把他打发走。他舍不得离开这工程啊！一天赚两块半工钱不说，现在还不要像其他工匠一天顶到头地出死力。

但读书的愿望一下子变得如此强烈，使他简直无法克制。他思谋：能不能找个办法既能读书又不让人发现呢？

只有一个途径较为可靠，那就是他晚上能单独睡在一个地方。

主意终于有了。他准备和胡永州说一说，让包工头同意自己住在刚盖起的那一层楼房里。虽然那楼房还正在施工，新起的一层既没安门窗，更不可能生火，但现在天气已经转暖，可以凑合；就是冷一些也不要紧，只要一个人住着能看书就行了。

胡永州并不反对他挪地方住——只要你小子不怕冷，就是愿意住在野场地里也和我胡永州球不相干！

孙少平搬到没门窗的楼房后，才想起这里晚上没灯。他就在外出采购东西的时候，捎带着给自己买了一些蜡烛。

条件一具备，他就打算到晓霞那里去借几本书回来。

过罢清明节，少平在一个星期六的傍晚，破例拿出牙具和香皂，偷偷到小南河里洗刷了一番，又换上自己的那身“礼服”，就蛮有精神地去地委找田晓霞。

在地委田福军的办公室和晓霞相会后，晓霞又高兴又抱怨地问他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来找她。

少平吞吞吐吐解释了半天。

一段时间没见晓霞，少平吃惊地发现她的个码似乎蹿高了一大截——他一时粗心，没有留意她换了一双高跟鞋。

两个人像往常那样，一块吃了晓霞从大灶上买回来的饭菜，接着热烈地谈论了许多话题。

临走时，晓霞给他借了一本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她告诉他，这是她很喜欢的一本书，是前几年内部发行的；父亲买回来后，她看完就偷偷地占为己有了。

少平打开书，见书前有“任犊”写的一篇批判性序言。晓霞说，那“畜生”全是胡说八道，不值得理睬。

少平很快和晓霞告辞了——既然这本书他的“导师”如此推崇，他就迫不及待地想读它。

回到“新居”以后，他点亮蜡烛，就躺在墙角麦秸草上的那一堆破被褥里，马上开始读这本小说。周围一片寂静，人们都已经沉沉地入睡了。带着凉意的晚风从洞开的窗户中吹进来，摇曳着豆粒般的烛光。

孙少平一开始就被这本书吸引住了。那个被父母抛弃的小男孩的忧伤的童年；那个善良而屡遭厄运的莫蒙爷爷；那个凶残丑恶而又冥顽不化的阿洛斯古尔；以及美丽的长角鹿母和古老而富有传奇色彩的吉尔吉斯人的生活……这一切都使少平的心剧烈地颤动着。当最后那孩子一颗晶莹的心被现实中的丑恶所摧毁，像鱼一样永远地消失在冰冷的河水中之后，泪水已经模糊了他的眼睛；他用哽咽的音调喃喃地念完了作者在最后所说的那些沉痛而感人肺腑的话……

这时，天已经微微地亮出了白色。他吹灭蜡烛，出了这个没安门窗的房子。

他站在院子里一堆乱七八糟的建筑材料上，肿胀的眼睛张望着依然在熟睡中的城市。各种建筑物模糊的轮廓隐匿在一片广漠的寂寥之中。他突然感到了一种荒凉和孤独；他希望天能快些大亮，太阳快快从古塔山后面露出少女般的笑脸；大街上重又挤满了人群……他很想立刻能找到田晓霞，和她说些什么。总之，他澎湃的心潮一时难以平静下来……

本来，这本书他准备在一个星期内看完，想不到一个晚上就看完了。他只能等到星期六才可以去找晓霞——平时她不回家来。

星期六好不容易到了。

这天下午他耐到收工，就匆忙地拿了那本《白轮船》，到地委去找她。

他见到晓霞后，一时倒不想说什么了。他本来急切地想和她谈论看过的书，但他又感到自己很难说清楚。这本书更多的是引起了他情绪上的大波动——一个人是很难把自己的情绪说明白的。真的，这是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述的感受，因为它太巨大太复杂了！

田晓霞看出了这本书给孙少平带来的震动；她自己也曾被它强烈地感染过。她高兴的是，少平和她一样理解并喜欢这本书。

吃完下午饭，晓霞突然提议他们一块去爬一次麻雀山。

这正合少平的心意。

于是，两个人一同相跟着出了地委大门，向麻雀山走去。

走在路上的时候，少平才有点拘束起来。和晓霞一块呆在房子里说话，他觉得很自然；可是，两个人一块相跟到野外去溜达，他就感到情调有点太温馨——不过，这种温馨是任何一个青年男子都不会反感的！

麻雀山就在地委的后面。他们顺着一道缓坡慢慢向山上走。快到山顶时，晓霞顽皮地离开路径，专意在一些荒地里行走；少平就愉快地迁就她的任性，紧撵着她在没有路的地方向上攀行。

一道土塄坎挡住了去路。少平敏捷地一扑就跳上去了。晓霞立在塄坎下，笑着摇了摇头；然后向他伸出一只手，要让他拉她。少平顿时有点慌乱，脸红得像水萝卜一样。晓霞被他的窘态逗得大笑，手却固执地伸着，非让他拉不行。

少平只好伸出一只颤抖的手，把她拉上了土塄坎。这是他第一次拉一个姑娘的手。他感到自己的那条胳膊僵硬得像条棍子；手掌如同被烧红的铁烫过一般。

到山顶了。两个人在一个地畔上坐下来。

黄原城就在他们眼皮底下。街道上熙熙攘攘的行人像忙碌的蚁群。他们的背后，太阳正在沉落。对面的九级古塔在夕阳中闪耀着光辉，看起来似乎像发射架上的一枚巨型火箭，格外雄伟。初春蓝色的黄原河将城市分割成两半后，弯弯曲曲地流向远方的群山深谷之中……

两个人先顾不上说话，惊奇而兴奋地观赏夕阳晚照中的大自然景象。

城市渐渐沉浸在阴暗中，景物开始模糊起来。黄原河上新老两座大桥首先亮起了灯火；紧接着，全城的灯火一批跟着一批亮了。

这时候，晓霞才转过脸，问少平看过《白轮船》后，有什么感想。

少平断断续续、结结巴巴说了一些，好像也没能把自己的感受充分表达出来。

说实话吧，这会儿他思想不能集中起来！是呀，黄昏中，在一个荒山野地里，单独和一个姑娘呆在一块，使他浑身的血液由不得沸沸扬扬……

内心的骚动让他坐立不安，他索性仰面躺在一片枯草上，两只手垫在脑后，茫然地望着暮色中的天空。天空已经亮出几颗星星。晓霞也就不再出声，静静地坐在离他不远的地方，两只手抱着膝头，凝望着远方的山峦。这是一个美妙的时光。小树林中，归窠的鸟雀扇动着扑棱棱的羽翅。没有风，空气中流布着微微的温暖。春天的黄昏呀，使人产生无尽的遐思和深远的联想，也常常叫人感到一种无以名状的忧伤！

躺在地上的孙少平，不知为什么突然眼里涌满了泪水。他深深地向夜空中吐出一声叹息，嘴里竟然喃喃地念起了《白轮船》中吉尔吉斯人的那首古歌——

有没有比你更宽阔的河流，爱耐塞，

有没有比你更亲切的土地，爱耐塞。

有没有比你更深重的苦难，爱耐塞，

有没有比你更自由的意志，爱耐塞。

晓霞仍然保持着她那雕像似的凝望远山的姿势，接着他轻轻地念道——

没有比你更宽阔的河流，爱耐塞，

没有比你更亲切的土地，爱耐塞。

没有比你更深重的苦难，爱耐塞，

没有比你更自由的意志，爱耐塞。

少平猛一下从地上坐起来。一种强烈的冲动，使他真想伸开双臂，把田晓霞紧紧地抱住！

山下的大街上传来一声刺耳的汽车喇叭的鸣叫。孙少平叹了一口气，抬起软绵绵的胳膊，用手掌揩掉额头上的一层冷汗，对田晓霞说：“咱们回去吧……”

晓霞没说话，对他点点头。两个人就沉默地起身下山。山下，繁密灿烂的灯火，组成了一个无比辉煌的世界。

孙少平在南关的大街上和田晓霞分了手，胳膊窝里夹着一本新借来的《简·爱》，就回他那个门户洞开的住处去了。

第三十四章

这些天里，孙少平的日子过得很惬意。上午在工地上干半天活，下午和做饭的老头到街上的自由市场买些菜背回来，也就再没什么事了。他估算了一下，赚的钱已经超出了一百元。一百元钱，不容易啊！对一个揽工汉来说，这可是一笔巨款。钱是好东西，它能使人不再心慌，并且叫人产生自信心。

晚上，别人进入睡梦之后，他就心平气静地躺在这个没门窗的房墙角里，入迷地看书。常常读到书自动从手中跌落，他才迷迷糊糊睡着。

这一天晚上，他看书看到半夜时分，已经瞌睡得连眼皮也抬不起来。他刚刚吹灭蜡烛，正准备睡觉，突然听见上面不远处的灶房里，似乎传来一声低低的、令人恐怖的喊叫。

他在黑暗中猛地挺起身子，支棱起耳朵，静静倾听着。发生了什么事？灶房里只有那个做饭的小女孩睡觉，是不是钻进去了小偷？

半天再没声音了。少平以为是他的听觉的错误——这现象在夜深人静时最容易发生。

他正要重新躺下，却又忽然听见上面传来轻轻的哭泣声。这下他听清楚了，正是那个做饭的小女孩在哭！

他紧张地爬起来，摸索着穿好衣服，悄悄出了房子，蹑手蹑脚摸到灶房门口。

他到这门口时，小女孩的哭泣声还没停。他正紧张地判断发生了什么事，接着便又听见里面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悄悄的，不敢哭！你再哭，我明天就把你打发了！”

血“轰”一下涌上了少平的脑袋。他听出这是包工头胡永州的声音！

他什么都明白了。他牙咬着嘴唇，浑身索索地抖着，立在灶房门口，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这时，他听见那小女孩说：“别打发我，我不哭了……”

少平用一个手指头轻轻顶了一下门。门关着。他的心像是要从喉咙里跳出来。

他在慌乱中又退回到自己的房间，立在黑暗的墙角里，用一只手狠狠地抠着刚砌起的砖墙。

孙少平悲愤地想，胡永州简直不是个人，怎么能损凌这么小的孩子呢？这个叫小翠的女娃娃当那个家伙的女儿都太小了！

这时，他眼前出现了那只美丽慈爱的长角鹿母和它被砍下的头颅；出现了那个小孩以及最后淹没了他的那冰冷的河水深不可测的湖……

他在黑暗中咬牙切齿地想，他要教训胡永州，并且把那孩子从水深火热中搭救出来……

第二天，他一个上午几乎没说一句话。

下午，他推说自己脚腕扭了，也没跟那个老头出去买菜。

他趁没人的时候，走进灶房。

面黄肌瘦的小翠正在无精打采地切菜。

他问这孩子：“你是从哪里来的？”

“原北县来的。”

“家里有些什么人？”

“我妈前年死了。我们家五个娃娃，我是最大的。”

“你爸在吗？”

“在哩。”

“你为什么一个人跑出来揽工？”

“我爸拉扯不了我们，就硬打发我出来了……”

“你想不想回家？”

小翠把刀放在案板上，双手蒙住眼睛哭了。她一边哭，一边说：“我想回，可没赚下几个钱，回去我爸打我……我不想在这里做饭了，我怕主家哩……”

“主家怎啦？”

“天天晚上来欺负我……你看！”这孩子不顾羞耻地一把撩起她的衣服。

少平震惊地看见，她那两个还没有发育起来的乳房，像被野兽抓过一般结着血痂。

他扭过脸，眼里像撒进去一把辣面。

他又一次目睹了人世间的不幸与苦难。

他对小翠说：“你不怕，我给你钱，你明天就回家去吧！”

这孩子嘤嘤啜泣着说：“有钱我就敢回去哩……”

孙少平像一个精神失常的人，两只眼睛迷迷瞪瞪，嘴里说着一些连他自己也不懂的话，向隔壁胡永州住的窑洞走去。

胡永州没有在，门上吊把大锁。

他抬起脚狠狠在门板上踹了一脚。

他回到自己的住处，坐在一堆麦秸里，呆呆地望着墙壁，连下午饭也没去吃。

傍晚的时候，“萝卜花”嘴里叼着个旱烟锅来了。他一进来就问：“你是不是病了？没见你去吃饭？”

“我没病。”少平摸出一根廉价纸烟，递给“萝卜花”。“萝卜花”就坐在他旁边，把旱烟锅赶紧磕掉，点起了那支纸烟，香得咝咝价吸起来。

“萝卜花”算是个熟人了，少平就把胡永州做的恶事对他说了一遍。

“萝卜花”看来没把这事当个事。他咧着嘴一边笑，一边听少平说。当少平说他准备把自己的钱给这女孩，并打发她回家的时候，“萝卜花”惊讶地跳起来了，说：“你是个憨后生！这是个屁事嘛！哪个包工头不招个女的睡觉？你黑汗流水赚得那么一点钱，这不等于撂到火里烧了？”

“小翠还是个娃娃呀！”孙少平痛苦地叫道。

“娃娃不娃娃和你有个屁相干！再说，女娃一十三……”

少平还没等“萝卜花”说下去，就扬起手狠狠地打了他一记耳光。“萝卜花”一跳从房间里蹿出去，捂着腮帮子一边走，一边嘴里嚷着骂道：“你情愿给你嫩妈多少钱哩！为什么打老子哩……”

第二天上午，孙少平先把自己的铺盖捆扎起来，做好了离开这里的准备。

当他看见胡永州进了他侄儿的窑洞后，就随后跟着撵进去了。

胡永州和侄儿正在一块算账。侄儿看着账本打算盘，胡永州立在旁边给侄儿指点。两个人见孙少平走进来，就停下了。

胡永州问他：“现在正干活，你跑来干啥？”

“我结算工钱。”少平沉着脸说。

“你不上这工了？”胡永州惊讶地问。

“不上了。”

“怎？”

“不怎！”

“是不是另外寻下好工了？”胡永州的侄儿有点讥讽地问。

“这你别管。”

“咦呀，这后生头大了！”胡永州摸了一把串脸胡，咧开嘴笑着揶揄。

“你结算吧！”少平有点恶声恶气地说。

叔侄俩这时才发现少平的脸色很难看。

胡永州一看这个揽工小子气这么粗，简直对他是个侮辱。真他妈的！哪个工匠敢对包工头这样说话哩？这小子倒像个大人物似的，在他面前抖起威风来了！

他对侄儿说：“给他结账！”

胡永州的侄儿看来也不是个省油的灯盏，对少平说：“你大概是嫌这里的工钱少了吧？”他把记工本打开，拨拉了几下算盘，然后把一百多块钱扔到孙少平面前，“走球你的路吧！”

少平硬忍着把钱收起来，冷冰冰地说：“把小翠的工钱也结算了。”

胡永州和他侄儿这下才真正感到了事情有些奇怪，都愣住了。

胡永州脸吊了有半尺长，问：“为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少平挑衅性地瞟了他一眼。

“咦呀！”胡永州叫道，“这小子狗娃喂成个狼娃了！我念老乡之情，好心待你，让你做的轻省活，给你开的是大工钱，你恩将仇报，却和我过不去！”

“不管说什么，把小翠的工钱结算了！”少平口气强硬地说。

“你是她什么人？”胡永州的侄儿问。

“什么也不是。”

“那你为什么管闲事？”

“我想管！”

胡永州对侄儿说：“别和他磨牙了，你去把小翠叫过来！”

侄儿刚一走，心虚的胡永州便用手在少平的肩膀上拍了拍，咧嘴一笑，说：“小伙子，有话好说！”他抽出一支“大前门”烟给少平递过来。

包工头知道这后生抓住了他的把柄。

孙少平用手把纸烟挡开。

胡永州继续笑着，说：“你不要走啦！干脆留下和我侄儿一块监工，工资我按大匠工开！”

“我不会再给一个畜生干活了！”孙少平由于气愤，出口骂了起来。

胡永州重新吊下脸来，问：“那你准备怎么办？”

“这你不用管。”

“你小子吃了豹子胆啦！你查问一下，看谁能把老子的球毛拔上一根？你知道我靠的是什么人？”

“愿啥人哩！”

“实话对你小子说，我表弟就是地委副书记高凤阁！”

“高凤阁和我球不相干！”少平也粗鲁地说。

“好吧，放开你小子的马跑！”胡永州口大气粗地说。他捉纸烟的手却在索索地抖着。

这时候，他侄儿把小翠领进来了。

胡永州瞪着眼对那个女孩子喝问：“你是不是要回去呀？”

小翠吓得连眼皮也不敢抬，说：“我回呀……”

“你他妈的！”胡永州伸开手扑过来，准备动手打这个被他征服了的羔羊。孙少平内心的火山即刻爆发了！还没等胡永州走出两步，他就用左手一把扯住他的领口，右手左右开弓，没命地抽打那张干瘦的老脸；然后当面一拳将这个老家伙打倒在后窑掌的脚地上。

胡永州的侄儿这才反应过来，马上扑前去和少平扭打成一团。

倒在地上的胡永州有气无力地对侄儿说：“不要打了，算工钱，叫这小子走……”

胡永州心中有鬼，看来不想把事情闹大。

他侄儿只好停住手，骂骂咧咧回到桌子后面，把小翠的工钱结算了——这孩子赚的钱才有五十来块。

少平把钱塞进小翠的破衣服口袋里，引着她从窑里出来，然后又到灶房去帮助她收拾了一下行李。

中午，孙少平拿着他和小翠两个人的铺盖，引着这个不幸的姑娘，离开工艺厂，来到了东关的长途汽车站。

他给小翠买了一张回原北县的汽车票，然后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一百块工钱也给了她。他对她说：“你不要再到黄原来了！你年纪小，一个人出门太危险……”

小翠看自己有了这么多钱，高兴地说：“回去我爸肯定不会打我了！”

汽车开走了，那孩子坐在车上兴奋地只顾数钱，给少平连手也没招一下……

现在，这个仗义疏财的揽工汉呆呆地立在车站门口，脚边放着那一卷破烂行李。

他几乎又不名一文了。他此刻才明白他眼下处境的严峻性：他自己没钱，可以凑合；可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他将无法帮助父母亲和妹妹。

他该怎么办呢？他愁得低垂下脑袋，在周围沸腾的市声中静静地闭了一会眼。

没有任何办法。只能再到前面的大桥头去，等待另一个包工头来招走他。

他提起那卷破烂行李，迈着两条无力的腿，向那个熟悉的地方走去。

现在，孙少平身上虽然没几个钱了，但他内心还是比较平静的。他再一次审视了自己的行为，仍然不为此而懊悔。不论怎样，他在铁蹄下挽救了一棵小草。他没想到政法机关去控告胡永州。这不是说他惧怕胡永州的靠山高凤阁，而是他没有精力再去折腾了。一个颠沛流离的揽工汉能够做到的仅此而已。现在，他又要立即为自己的生计而奔忙！

这样，孙少平就再一次来到东关大桥头的劳力市场上。

这是一个永远不萧条的市场。农村已经全部单家独户种庄稼，剩余劳力越来越多。能像他哥一样办个什么厂的人并不多，大部分闲散人只好跑出来揽活干。有的人常年四季外出做活；有的是农闲跑出来揽个半月一月短工，赚两个现钱。农村的吃粮问题现在已经不大，但大部分农民手头都缺钱花；跑出来挖抓几个，总比空呆在家里强。

正因为如此，黄原东关的这个“市场”不仅没有萧条，反而越来越“繁荣”了。从早到晚，大桥四周的空场地和街道两边的人行道上，到处都拥挤着北方各县漫流下来的揽工汉。而围绕这些人的个体户饭馆、货摊、旅社也急骤地向四周膨胀起来。整个东关就像一个吉卜赛人的大本营。另外，从外省来的各色人等也都混迹于这个闹哄哄的场所里。耍猴弄棒的，卖猫贩狗的，行医算卦的；小偷、骗子、乞丐和暗娼，纷纷潜行于其间。出售成衣的摊贩一家挨着一家，一直摆到了长途汽车站附近；五颜六色、花花绿绿的衣服像万国旗一样在春风中飘扬。河南人、安徽人、江苏人、浙江人、广东人……奇装异服，南腔北调，形成了一个奇特而驳杂的大世界。本城居民已把这里称作“黄原的香港”。

孙少平本来对自己揽活很自信，但今天实在不走运，一直熬到下午，他还没有找到“工作”。

临近黄昏的时候，他已经没什么指望了。

怎么办？他一天没吃饭，饿得头晕目眩；身上只留了十来块钱，也不敢轻易花出去。再说，晚上到哪里去过夜呢？

他简直走投无路了。

没有其他办法，看来只能去找他的朋友金波。唉，要不是如此万般无奈，他真不愿意去麻烦金波啊！

又大又圆的落日像一团鲜血浸入了麻雀山的背后。孙少平提起自己的铺盖卷，碰碰磕磕地穿过拥挤的人群，向东关邮政所走去……

第三十五章

金波从青海当兵复员回来后，已经在黄原东关邮政所干了近三年临时工。他虽然不像少平那样为赚几个钱而东跑西颠，但基本上也是个揽工汉。除非让父亲提前退休，他去顶替招工，否则他永远也没指望入公家的门。从表面上看来，他好像是这个邮政所的一员，其实完全是个外人。

这个快满二十三岁的小伙子，小时候就很漂亮；现在虽然个头仍然不算很高，但长得又精干又潇洒。皮肤还像女孩子那样白嫩，一头披散的黑发，一双清澈如水的大花眼，走在街上，常常让陌生的姑娘由不得顾盼。已有不少姑娘对他一见钟情。但侧面一打听，是个临时工，就都遗憾地退缩了。对于大多数在城市有职业的女孩子来说，找对象当然要找有工作的。在城市，没有正式工作，就意味着什么也没有。虽然现在的姑娘们开化了，但婚姻问题上这个最基本的条件很少有人采取无所谓的态度。在中国目前社会里，很多情况下，感情往往并不是男女结合的主要因素，而常常要受其他因素的制约和支配。也许世界上所有的不发达国家，这种现象尤为普遍——如果有例外，那就足可以构成本地报纸的新闻。

但金波现在倒也没什么心思去谈情说爱。他自己也知道，没有正式工作，要在黄原找个如意对象，等于水中捞月。

其实更主要的是，有一位姑娘早占据了他的心——尽管那短暂的瞬间已经过去几年，而且以悲剧的形式结束了。这个早熟青年几年前被爱情的烈火烫伤后，直到而今还没有痊愈。

这秘密已经在他心中深藏已久。本来他很早就想对好朋友少平叙述一番——如果让一个知心人听听，也许能减轻一些他心灵的负重。但每次见了少平，话到嘴边又咽回了肚子里。不是他不信任他的朋友，而是觉得当时的气氛不适于倾诉这样的心事。少平常常有他自己的一大堆困难，需要急于解决，不应该让他硬着头皮听他的浪漫经历。

一个经历了爱情创伤的青年，如果没有因这创伤而倒下，那就可能更坚强地在生活中站立起来。金波正是有了这样的经历后，才成熟了许多。这之前，尽管他父亲是个普通的汽车司机，但在农村的环境中，他的家庭条件就是优越的。这种优越不能不对他的心理产生影响。在童年和少年时期，他不要像他的朋友少平那样为吃饭和穿衣而熬煎。他没有体验过饥饿是什么滋味；也不知道一个人穿着破烂衣服站在同学们中间，自尊心在怎样遭受折磨。他在温暖的小康人家长大，也用小康人家的眼光看待生活和世界。他过去在学校里的一些小小的“惊人之举”，完全出于性格本身所致。

直到在那远离故乡的地方发生过那场刻骨铭心的感情悲剧后，他才理解了人活在世界上有多少幸福又有多少苦难！生活不能等待别人来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而不论其结果是喜是悲，你总不枉在这世界上活了一场人。有了这样的认识，你就会珍重生活，而不会玩世不恭；同时也会给人自身注入一种强大的内在力量……

现在，他心平气静地干他的临时工。既不自卑，也不抱怨命运。上班时，他穿上那身洗得干干净净的破烂工作衣，不要命地搬运那些大大小小的邮包，吃苦精神使所有的正式工都相形见绌。他卖力干活不只是怕失掉这只临时饭碗，而是一种内心的要求。在这方面，他的朋友孙少平给了他很大的影响。当然，这样的劳累也有解脱某种内心痛苦的作用。

下班后，他首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那只白搪瓷缸子，泡一缸茶水静静地坐着喝。即使不渴，他每天也要用这缸子泡一次茶，哪怕面对着茶缸发一会呆呢。这是一只极普通的白瓷缸，上面印着一行“为人民服务”的红字。对金波来说，这只普通的白瓷缸，就是他青春和爱情的证明……

喝完茶水，他把这白瓷缸小心翼翼地放进小柜，就到老桥那面的繁华闹市去溜达一圈。他是个爱讲究的人，上街前总要洗洗脸，把头发梳整齐，换上那身褪色的干净军装和那双雪白的球鞋。

每当穿行于闹市之中，他常常不会留意到姑娘们爱慕的目光。越过一片熙熙攘攘的人群，他看见的仍然是那片绿色的草地，奔腾的马群和那张亲切可爱的粉红色笑脸；耳边也总是传来那支摄人魂魄的歌声……他有时候就旁若无人地满面泪水在街头行走，而不管有多少惊诧的目光在瞧他……

最近一些日子，随着气候渐渐转暖，他的情绪却不知为什么越来越糟糕。奇妙得很！季节往往能影响人的心境。当他看见河岸上一缕缕如烟似雾的柳丝和山湾里那霞光般灿烂的桃花时，一种无限忧伤的感情就涌上了他的心头。他想叹息，想歌唱，想流泪，尤其想和什么人谈一谈他曾有过的幸福和不幸；以及那早已流逝但永远不能忘却的往事……

他很想念孙少平。所谓和别人谈一谈，那就是和少平谈一谈。如果这世界上没有孙少平，他就只能把他的故事连同自己一齐葬入坟墓中。他是那么强烈地希望孙少平出现在眼前。但少平很久没有到他这里来了。他又没地方去找他——谁知他在这城市的哪个角落里呢？

当金波对孙少平的很快到来不抱什么希望的时候，少平却突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他喜出望外地伸开两条胳膊，在少平的肩头用劲搂了搂——他知道这种反常的外露显然使朋友有点惊讶。

他先不问少平的长长短短，马上又动手做了一盆子鸡蛋面片——他知道少平一上他的门，首先需要的是一顿饱饭。

吃完饭后，金波就提议他们一块到黄原河边走一走。少平很乐意地答应了。到了金波这里，少平就暂时忘记了这几天发生的不愉快事。落魄的人只要和朋友呆在一块，心里就会踏实下来。不过，他感到金波今天情绪似乎有些异样。

两个人一路相跟着出了邮政所的大门，穿过东关热闹非凡的夜市，从大桥头斜坡上走下来，一直来到黄原河边。

夜晚的黄原城闪烁着繁星般灿烂的灯火。城市仍然没有安静下来，不过嘈杂声似乎变得遥远而模糊。远远近近的灯光投照在碧波粼粼的河水里，一片明光闪闪。风并不温暖，但很柔和地吹过来，像羽毛在人脸颊上轻拂。

他们沿着河边，慢慢向上游的新桥那里走。少平自到黄原后，第一次这么悠闲地出来散步，心情倒有说不出的美妙。此刻，忧愁和挣扎都退远了，一切都变得如此平静，就像一个刚从火线上下来的士兵，重新回到了和平的环境中。

金波虽然个子比少平低，但尽量用一只胳膊搂着少平的肩膀。两个人手臂相攀着在夜晚的河边上款款而行，看起来倒像一对亲密的情侣。

起先他们都默默无语地这样行走着。后来，两个人坐在了河边的一块大石头上。

朗朗的黄原河水就在他们脚下流淌。河对岸是一片密集的灯火；灯火后面是黑黝黝的麻雀山。弯弯的月牙儿像一柄银镰，悬挂在乌蓝的天空。

金波凝视着满河流泻的波光灯影，轻轻叹息了一声。

“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少平扭过脸看着他的朋友。

“是啊。我很想给你说一说。这是几年前的事了……”金波仍然望着河水，嘴里喃喃地说。

少平静默无言。他似乎感觉到金波要给他说的是什么。

他不再询问了。

金波沉默了一会，便开始给朋友讲述起了他自己的故事。少平一声不吭，静静地听着。

“……我刚复员的时候，你大概听见过传闻，说我和一个藏族女子谈恋爱，叫部队打发回来了。那是真的。你奇怪吗？不奇怪？是啊，有些事看起来奇怪，可是实际上又没有什么奇怪的……

“那年当兵我离开家乡，第一次走了那么远。又坐汽车，又坐火车，真不知道要被拉到什么地方。一直向西，穿过河西走廊，穿过无数的山脉和河流，最后来到了青海。

“我们的部队分散在一片草原上。你知道，我是文艺兵，在师部文工团吹笛子。文工团就和师部住在一起。我们的驻地周围几乎没什么居民点，几十间简易房子孤零零地立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旁边有一个小小的湖泊，湖边上围着一圈白花花的盐碱。远方的地平线上，是一列绵延不断的山峦，峰巅之上终年戴着雪冠。

“不过，我们的驻地旁边有一个军马场，这使环境稍微有了一些生气。日出的时候，出牧的马群像一团团彩云向茫茫的草原上奔去；日落的时候，又从地平线那边涌涌地漫过来。马的嘶鸣声打破了草原上梦境一般的寂寥。这时候，人的心就不由得激动起来。尤其是我们这些刚来的新兵，在每天日出日落的时候，总要跑出去站在土坯房的屋脊上，观看这壮丽的一幕。到了后来，大部分人慢慢也就厌倦了，在军马场的马群出牧和归牧的时光里，没有人再有兴趣跑出来观看。

“可是我永远对一天中这短暂而美妙的景象着迷。尽管早晨马群出牧的时候我也不再出房间了，可我总不放过观看晚间马群归牧时的那个场面。唉，你没有身临其境，你就无法想象那景象是如何激动人心。那时候，太阳正在西边的地平线上下沉。草原上的落日又红又大，把山、湖、原野都染成了一片绛红。就在这一片绛红色中，归牧的马群在地平线上出现了。起先，那只是一条细细的黑线，在圆圆的红日里蠕动。这条黑线慢慢地变得粗大起来。不久，你的眼前就滚动起一片奔涌的彩潮。马群越来越近，绛红色的草原上像卷起了一团狂风。你感到脚下的土地都被马蹄敲得颤动起来。隆隆的马蹄声伴随着马的警号般的嘶鸣；马鬃像燃烧的火焰似的飞扬。牧马人套杆上的绳圈在空中划出一轮轮弧线。咸水湖上惊起了一片又一片的飞鸟。与此同时，军马场的马驹欢叫着冲出棚栏，去迎接它们的父母亲归来……

“每天傍晚，我总要立在营房的屋脊后面，观看这一幕——这几乎成了我的一个‘保留节目’。

“不知是哪一天，从那远方归牧的马群中，突然传来一个女孩子的歌唱声。那是用藏语在歌唱。虽然听不懂歌词，但我知道唱的是那首有名的西部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那歌声一下子就迷住了我。说实话，我从来没听过一个人能把歌唱得这么嘹亮和美妙，嗓音如同金属一般辉煌。当然，这副嗓子显然不是调教出来的，完全是一种野腔野调。仅凭她声音的本色，就会使人听得神魂颠倒……

“从此以后，这歌声就再也没有中断。我每天傍晚也不仅仅是去观看马群的归牧了，主要是想去听那迷人的歌声。我的心激动地沉浸在这动人的歌声中，久久地不能平静下来……

“我知道，唱歌的肯定是位藏族姑娘。但她是怎样一个人？我多么想在近处看一眼有如此出色歌喉的姑娘呀！可是我没条件去接近她。军马场有不少藏族姑娘，你知道，部队纪律严，我们不能随便去那里……从此，一种渴望便强烈地折磨着我……

“后来，我突然想出了一种‘接近’那姑娘的方法。每天当她在远处唱完那首歌时，我就站在营房后面的高处也用汉语唱一遍这首歌。我想她也会听见我的歌声的，你知道，我的嗓音还不错……

“就这样，她唱完，我就唱，每天都是这样。

“那天傍晚，我像往常那样立在营房后面，终于又听见了她的歌声。可是叫人奇怪的是，这一天她只唱了一段就不唱了。她从来都不这样！她每次总是连着一口气唱完这首歌的全部四段……百灵鸟啊，你的歌喉为什么要停歇？

“我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在纳闷中突发奇想：她会不会是等待让我唱第二段呢？

“尽管这种想法是如此荒唐，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想试探一下。我甚至可笑地想，如果我的猜想是正确的，那么我唱完第二段，她就会接着唱第三段的……

“我就这样试了。奇迹出现了！我唱完第二段后，她便立刻唱起了第三段。我的心狂跳不已，泪水刹那间就涌满了眼睛。等她唱完第三段，我便又唱了第四段……

“那天以后，我们就用这歌声‘交往’起来。一人一段，就像电影里少数民族谈恋爱的青年一模一样。每天我几乎总是流着泪和这位没见过面的藏族姑娘‘对歌’。时间在一天天过去，我想和这位姑娘见面的渴望越来越强烈。我晚上睡不着觉，白天吃不进去饭，演出时老出差错。我每天都等待着傍晚的到来；并渴望着在某个时候和她见面……

“我实在不能忍受了！有一天，我终于冒着风险，一个人偷偷溜出营房，在马群进场之前，飞跑着来到军马场的外面，和那位藏族姑娘见面了。她和我想象的完全一样，红红的脸庞，黑黑的发辫，一双眼睛像黑葡萄似的扑闪着，露出一排白牙齿憨憨地对我笑。

“我们立在军马场外面的草地上，相对而视。我不由得哭了。她用厚墩墩的手掌为我揩着脸上的泪水，激动地说着什么。但是，她说什么我听不懂，我说什么她也听不懂，互相急得用手乱比划。但两个人都知道对方在说什么。她扑在了我的怀里；我紧紧抱住了她。那时世界上一切都不存在了……

“但实际上什么都存在着。这时，军马场的政委突然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于是，一切都结束了……

“我很快复员了。我违犯了军纪，应该受到惩处。好在部队也没给什么处分。

“临走的前一天，我倒不再顾忌什么了。我跑到军马场去找我心爱的姑娘。我要下决心带着她回到咱们家乡来。

“可是，我没有能见到她。她被调到另一个军马场去了。她将一只公家发的白搪瓷缸留给这里的一位同伴，让她转交给我。

“我在生人面前强忍着没有哭出声来……最后，我把自己那支最心爱的竹笛留给了她……

“……这样，我的爱情就算完结了。少平！直到现在，我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叫什么呀！”

金波从石头上站起来，几乎出声地哭了。

少平也站起来，一把抱住了他的朋友……

城市的灯火渐渐稀疏了。黄原河闪着暗淡的波光，深沉地喧响着从他们面前流过。岸边的树丛里，鸟雀在睡梦中呢呢喃喃……

很久以后，金波和少平才一个搂着一个的肩膀，返身从河边上慢慢往回走。

春夜是如此寂静。

第三十六章

两天以后，孙少平总算又找到了“工作”，就从金波这里离开了。

少平走后，金波也就迫使自己恢复了正常，像以往一样忙碌起来。他现在的心情稍稍有所平伏，因为终于有一个人倾听了他内心的苦痛。往事不会像烟雾似的飘散，将永远像铅一般沉重地浇铸在他心灵的深处。不过，日常生活的纷繁不会让人专注地沉湎于自己的不幸。即使人的心灵伤痕累累，也还得要去为现实中的生存和发展而挣扎。

对于金波来说，他不能安于在邮政所当一名搬运邮包的临时工。他的理想并不远大，只是想当一名汽车司机。他梦想有一天自己能正式开车，让他的生活和心灵随着车轮在大地上飞腾。他最怕过一种安宁日子，把自己的精神囿于痛苦的内心世界。

但他学开车是很困难的。他不是正式工，因此没资格上公家的车。只好相隔一段时间，他假装回家或请假干别的事，才出来偷偷跟父亲学几天。

虽然这样时断时续地学，但他实际上早可以独立开汽车了。每当跟父亲外出时，路上都是由他来驾驶。只是临近城市的公路监理站，才把方向盘交到父亲手里。这当然是违章行为。但这类事也许永远不可能从公路上杜绝。

少平走罢不久，金波有点烦闷，很想再跟父亲外出跑一回。刚学会开车，有一种瘾，过段时间不摸方向盘，简直难以忍耐。另外，给少平叙说罢自己的心事，很想出去散淡两天——这心情就像大病初愈的人想到户外去走一走一样。

这一天，他好不容易跟父亲上路了。

像往常一样，出黄原城不久，父亲就把车停在路边。两个人换了一下座位，他便接替父亲驾驶汽车，从公路上飞驰起来。他异常兴奋，那种把自己的身体和飞奔的汽车完全融为一体的快感是外人难以知晓的！

金俊海坐在儿子身边，一边抽烟，一边机警地注视着前方，看来随时都准备为儿子排除紧急事故。他是个容貌和内心都很和善的人，不像有些山区的汽车司机那样傲气十足。多少年来，他在公路上没出过什么大差错，年年都能在单位上领一张奖状。大半辈子了，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的家庭，日子过得都很平静。作为一个普通汽车司机，生活虽然不很富裕，但也不紧巴；老婆娃娃吃穿不缺，家里的木箱里面，还常压着千儿八百的积蓄。

但金俊海现在心里却有了大熬煎。他发愁儿子的工作。他知道，儿子不愿回双水村劳动。他也舍不得。可是他又有什么能耐给他在黄原找工作呢？幸亏他在单位上人缘好，要不金波的临时工也怕干不了几天，就让单位上打发了。可是“临时”下去怎么办呀？这总不是个长远之计。

惟一的办法就是他提前退休，让金波顶班招工。可是儿子不让他这样做。想想也是，他今年还没满五十岁，闲呆下也的确不是个滋味。但不这样做，儿子的前程眼看要耽搁了！

多少日子来，他白天黑夜都在为此而发愁。

现在，他不由得又和儿子说起了这件事。他一边两眼盯着挡风玻璃外的公路，一边咄咄讷讷说：“我看还是让我退了职，你顶我的班。”

“你怎又说这事……”金波放慢了车速。

“要不你怎办呀？”

“我慢慢想我的办法。”

“你还是听爸爸的话。你已经二十三岁，没时间拖了……”

“再等一等看。”

“要是公家政策变了，不再让顶班招工，这就麻烦了！”

金波不再言传。

父亲的这个提醒倒使他一惊。是的，中国的这类政策常常说变就变，往往一夜之间赶不上趟，就把人的命运改变了。

但他的确不忍心从父亲手里把方向盘夺过来。对于一个有血性的青年来说，自己无力谋生，靠剥夺父亲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即便不是堕落，那也实在脸上无光。

过了好一会，他才对父亲说：“再等一等看吧！”

金俊海叹了口气，说：“还能等出个啥结果来……”

午饭之前，父子俩就到了双水村。

他们把汽车停在田家圪这面的公路上，就蹚过东拉河，回金家湾那面的家里去吃饭。这趟车的终点在沙漠中的一个城市里，通常到双水村后，金俊海就留在家里，由儿子一个人去完成这趟公差。如果单位上知道金俊海如此不忠于职守，恐怕他年终那张奖状是领不成了。生活中的好人也常常干这种错事。

吃过午饭后，金波就一个人开着车继续向北行驶。

越往北走，大地就越荒凉。山脉缓坦起来，人烟村舍逐渐稀疏了。临近黄土高原另一个地区所在地的城市时，已经出现了沙丘。穿过这座塞上古城，越过秦时残断的古长城线，黄土几乎完全消失了，展现在眼前的是一望无际的大沙漠。

公路在弧线优美的沙丘中蜿蜒曲折地伸展，路面常常被沙子掩埋，甚至都看不清路迹了。在沙漠中行车是十分令人痛快的。尽管路面不好，但车辆少，不要担心撞碰。即使乱跑，也没什么大危险，柔软的沙丘不会碰坏汽车的。

一到沙漠上，金波就感到心情无限地舒展起来。视野的开阔使他想起一望无际的青海大草原。在他看来，那无边的沙丘不是静止的，而像滚动的潮头汹涌而来；这也使他想起了草原上那奔腾的马群。太痛快了！几十里路上碰不见一辆车，也看不见一个人。他漫不经心地开着车穿行在这波山浪谷之中，嘴里由不得“哇哇”地乱喊乱叫，或放开嗓门唱几段子歌。在夏季的时候，他还常常把车停在沙漠中的一个小海子边，脱得一丝不挂，跳到水里去游泳；游完，再把身上所有的衣服都洗了，晾在草地上，自己赤裸裸地躺在沙丘上晒太阳；望着蓝天上悠悠的白云，无限止地回想那个遥远的地方和那个不知去向的姑娘……

春天的沙漠依然和冬天一样荒凉。天地被风沙搅成灰漠漠一片。太阳像一面水银剥落的破镜子。没有花朵，没有绿色，所有的海子上都漂着大块的浮冰。

金波开着汽车，在这条既熟悉又陌生的道路上颠簸着行驶。天已经接近黄昏。远处隐约地出现了一个黑点。那看来是辆汽车。好稀罕！半天才碰上一辆。但那个黑点似乎一直没有移动。毫无疑问，这辆车“抛锚”了。车坏在沙漠里可是件头疼事，能把人活活急死！按照惯例，沙漠里所有过路的汽车，都有责任帮助一辆不能动弹的汽车——这是严酷的环境迫使人遵从的一条准则；因为谁都可能碰上这种倒霉事！

金波把车开到这辆坏车处，就停了下来。

下车以后，他才惊讶地看见，原来这辆车是李向前和润生开的——这可碰了个巧！

润生和他姐夫在困境中看见他，就像看见了援兵，亲热地过来拉住了他的手。

“哪儿坏了？”金波问向前。他和向前不熟悉，但认识，也知道他和润叶姐过不到一块的事。

“还没找见毛病……可能是油路出了毛病。”向前搓着两只肮脏的手，着急地说。

金波虽然是个新手，但不管行不行，也就过去和他们一块寻找起“毛病”来了。

三个人一直弄到半夜，才把向前的车修好。他们都已经很累，就决定先在驾驶楼里迷糊到天明再走。

向前拿出一瓶酒，硬要和金波喝一轮子。润生不喝酒，就先到金波的驾驶楼里睡觉去了。

金波和向前两个人坐在这面的驾驶楼里，嘴对酒瓶子，一人一口喝起来。驾驶楼外面，遒劲的蒙古风在吼叫着。大地虽然不是一团漆黑，但什么也看不清楚。两个人静静地喝着酒，醉眼矇眬地透过挡风玻璃，望着外面混混沌沌的荒野。

“你成家了没？”向前灌了一口烧酒，长长地吹了一口气，问金波。

“没。”金波捉住向前递过的酒瓶，也灌了一口。

“有没有对象？”

“没。”

“没了好……女人啊……”向前灌了一老口酒。

金波沉默地仰靠在椅座上，感到胸口烧烘烘的。

“女人是酒，让你迷迷糊糊……”向前也确实有点迷糊了。“女人又是水，像中学化学书上说的，无色无味无情无义……”

金波仍然沉默不语。

向前又灌了一口酒，摇晃着身子说：“没女人好……你看我，被女人折磨成个啥了！虽然结婚几年，除过脸上挨过女人的一记耳光，还不知道女人是个啥……我一年四季跑啊，跑啊，心里常想，什么时候，我跑累了，回到家里，睡在老婆身边……唉，现在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

金波也有点晕乎起来，说：“天下女人多的是，还没你个老婆？你为什么不离婚？”

“离婚？”向前吃力地扭过脸，瞪着一双被酒烧红的眼睛，莫名其妙地看着金波。“你说叫我离婚？我死也不离！为什么不离？因为除过润叶，我谁也不爱！我就爱润叶！”

“人家不爱你，又有什么办法！”

“她不爱我，我也要爱她！”

“那就受你的罪去吧！”金波灌了一口酒，又把瓶子递过去。

向前困难地接住瓶子，嘴没有对准瓶口，烧酒在老羊皮袄的襟子上洒了许多。

他勉强把那口酒喝到嘴里，手摸了一把红钢钢的脸，提起瓶子在耳朵边摇了摇。听见还有酒。他手抖着又把瓶子递给金波，说：“要说受罪，嘿嘿，那你老哥真是受坏了！有时候，我一个人开车，一边开，一边哭。开着开着，就不由踩住刹车，跳出驾驶楼，抱住路边的一棵树。我就把那树当做我的老婆，亲那树，用牙齿咬树皮，咬得满嘴流血……兄弟，你不要笑话。你年纪小，没尝过这滋味。人啊，为了爱一个人，那是会发疯的呀，啊嘿嘿嘿嘿嘿……”向前说着，便咧开嘴巴哭起来。

这时候，金波才有点慌了。他想用手拍拍向前的肩膀，安慰一下他，但身不由己，胳膊软绵绵地抬不起来。他也八成了！

向前竟然打开车门，绊绊磕磕走到了外面。金波撵下来，要拉他，但向前使劲把他甩在一边。这个痛苦的醉汉在沙地上爬了几步，就破着嗓子嚎哭起来。金波瘫软地倒在他身旁，试图往起拉他，但怎么也拉不起来。风呜呜地吼叫着，沙子打得人连眼睛也睁不开。在风的怒号中，向前的哭声听起来像猫叫唤。沙漠在暗夜里如同翻腾的大海，使人感到惊心动魄。

酒精同样在金波的身上熊熊地燃烧着。他索性不再往起拉向前，自己摇摇晃晃站起来，在昏天黑地里，放开嗓门唱起了那支青海民歌——动荡不安的大自然也煽起了他内心的风暴。

在这样一个狂风怒号的夜晚，在荒无人烟的大沙漠里，这两个喝醉酒的男人，为了他们心爱的女人，一个在哭，一个在唱。在正常的环境中，人们一定会把这两个司机看做是疯子。可是，我们不愿责怪他们，也不愿嘲笑他们。如果我们自己有过一些生活的阅历和感情的经历，我们就会深切地可怜他们、同情他们，并且也能理解他们这种疯狂而绝望的痛苦……

在这风声、哭声和歌声之中，躺在另一个驾驶楼里的田润生心缩成了一团。他实际上一直没有睡着。他知道姐夫为什么而哭；他也明白老同学金波为什么而唱——他早就听说过金波当兵时和一个藏族女子谈恋爱，被部队提前复员了。此刻，他自己的眼里也忍不住涌满了泪水……

和少平、金波同年等岁的润生，也已经长大了。凡是成人的痛苦他都能体会和理解。就说姐夫吧，尽管他从不在他面前提说他姐的事，但他知道姐夫和姐姐的婚姻非常不幸。在这件事上，他的同情心完全在姐夫一边。他在心里恨他姐姐。两年多来，他跟着姐夫学开车，姐夫不管姐姐如何对他不好，都像亲哥哥一样看待他。姐夫真是个忠厚人，不仅对他们家，就是对世人，都有一副好心肠。有时候在路上，碰见一些孤寡老人，他总要把车停在路边，问这些人去什么地方，然后便让他们上车来。如果是他驾驶车，姐夫就自己爬到上面的车厢里，让这些老人坐在驾驶楼里。他常对他说，人活在世上，就要多做点好事；做了好事，自己才能活得心安……姐夫不仅教会他开汽车，还给他教了许多活人的道理。他的心里敬重姐夫。他根本不能理解，姐姐为什么不和这样一个好人在一块过光景呢？

现在，他躺在这个驾驶楼里，听着外面的哭声和歌声，心像无数利爪在揪扯。这一切深深地震撼了他的灵魂。别人的痛苦感染了他，他也很痛苦。痛苦啊，往往是人走向成熟的最好课程。是的，许多原来含糊不清的东西，今夜他似乎豁然开朗！

一种男性的豪壮气概在田福堂这个瘦弱的儿子身上苏醒了。他“腾”地从驾驶楼里坐起来，脑子里开始盘算他应该干些什么。是的，他已经是一个二十三岁的后生，怎么还能这么窝囊呢？他难道就不能给痛苦的姐夫帮点忙吗？好，他应该立刻到黄原去找姐姐，和她好好谈一谈——他要让姐姐爱姐夫！

田润生坐在驾驶楼里这样大胆地想着，心在胸膛里狂跳不已。他也不准备去劝说那两个醉汉——让他们哭吧，唱吧；现在也许只有这样，他们的心里才能痛快一些！

第三十七章

田润叶的生活眼下仍然没有什么改变。

虽然她已经是个成了家的妇女，但实际上一直单身一人过日子。

这样的日子已经过了几年。

她似乎“习惯”了这种处境；最少在生人看来，她的一切都是正常的。她忙碌而勤恳地工作着，并抓紧时间读些书，以弥补小学教师转为干部后知识上的欠缺。

只是除过工作，她很少有什么另外的生活。她不爱和别人一块说笑，甚至也很少到她的朋友杜丽丽那里去玩。几乎不看什么电影，因为像她这样年龄的妇女上电影院，总是有男人陪伴的，她不愿去那里受刺激。再说，现在的电影大部分是爱情故事——无论这些故事的结局是好是坏，都会让她浮想联翩而哭一鼻子。

下班以后，除过有时过去帮二爸收拾一下办公室，她总是呆在团地委她自己的办公室里。当然，这是很寂寞的。一个人长时间悄悄钻在四堵墙里面，就像个土拨鼠。唉，她还不如徐国强爷爷，老人家虽说寂寞，还有一只猫在身边做伴。她总不能也养一只猫吧？

她就一直这样生活下去吗？她难道不能改变一下自己的境况吗？她为什么不离婚？她为什么不去寻找自己的幸福？在这么大的黄原城，难道不能再有一个她满意的男人？她是不是一辈子就要过这种修女式的生活了？

一切都说不清楚……对于有些人来说，寻找幸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摆脱苦难同样也不容易。

田润叶在很大程度上没勇气毅然决然地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且随着时间的增长，包围她的那堵精神上的壁垒越来越厚；她的灵魂在这无形的坚甲之中也越来越没有抗争的力量。一方面，她时刻感到痛苦像利刃般尖锐；另一方面，她又想逃避她的现实，尽量使自己不去触及这个她无法治愈的伤口……

但既然伤口仍旧存在，疼痛就不可排解。她的生活实际上还是全部笼罩在这件事的阴影中。

问题明摆着，她和心爱的人孙少安之间的事早已经完结了。自少安结婚以后，几年来，她都没有再见过他的面。她只是从少平嘴里知道，少安正在办砖厂，光景日月比以前强多了。她还知道，他已经有了一个孩子……当然，这个男人永远不可能从她的心灵中消失。在她二十八年短短的生命历程中，他是她全部幸福和不幸的根源。原来她爱他；现在这爱中又添加了一缕怨恨的情感。本来啊，在这爱与恨之上，她完全有可能为自己重建另一种生活。遗憾的是，她却长久地不能超越这个层次……

但是，润叶的可爱和我们对她的同情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如果她能完全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像新近冒出来的一些“女强人”或各方面都“解放”了的女性那样，我们就不会过分地为她操心和忧虑了。我们关怀她，是因为她实际上是个可怜人——尽管比较而言，也许她的丈夫李向前要更可怜一些。

其实，润叶自己也不是想不来李向前的处境，只不过她很少考虑这个人的不幸。正是这个人使她痛苦不堪。名义上她是他的妻子，实际上他对她来说，还不如一个陌生人。从结婚到现在，她和他不仅没有同过床，甚至连几句正经八百的话也没有说过。但有一点她很清楚，所谓的婚姻把她和这个人拴在一条绳索上，而解除这条绳索要通过威严的法律途径。本来这也许很简单，可怕的是，公众舆论、复杂的社会关系以及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像千万条绳索在束缚着她的手脚——解除这些绳索就不那么简单了。更可悲的是，所有这些绳索之外，也许最难挣脱的是她自己的那条精神上的绳索……

润叶只好这样得过且过地生活着。无论是她所爱的那个人和她所不爱的那个人，她都迫使自己不要去想起他们。

但这也不可能。有关这两个男人的消息不断传进她的耳朵，让她的心灵不能安宁。尤其是李向前，能把她活活气死。她早听说他把她弟弟润生带出村子，教他学开汽车；这个人还不时给她家里帮这帮那，为她的两个老人干各种活。她为此而在心里埋怨过父母和弟弟。可这又有什么办法？他是她弟弟的姐夫，也是她父母亲名正言顺的女婿！

她根本不能理解那个李向前。她对他这么不好，他为什么还去干这些献殷勤的事呢？

没有其他理由可以解释。向前这样做，是要感动她。但这恰恰引起她对他更为深刻的反感。一个女人如果不喜欢一个男人，那这个男人就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们可怜的向前所处的就是这样一种境况。

唉，事情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们真不知道在这两个人之间倒究该同情谁！也许他们都应该让我们同情；如果我们是善良的，我们就会普遍同情所有人的不幸和苦难。

但事实仍然是，不管李向前在双水村润叶的娘家门上怎样大献殷勤，黄原城里的润叶本人却一直无动于衷。她尽量把这些烦恼置之度外，努力使自己沉浸在日常琐碎的本职工作中。

她在团地委的少儿部当干事。这工作通常都要和孩子们接触。和天真烂漫的儿童呆在一起，既让她心神欢愉，又常常让她产生某种伤感的情绪。她多么想把自己也变成无忧无虑的孩子，再一次回到梦幻般的童年去，而且永远不要长大——瞧，长成大人，有多少烦恼啊！

有时候，她又忍不住难受地想，如果她的婚姻是美满的，她现在也应该有个小孩了——她已经二十八岁。

这样想的时候，她的眼里往往就盈满了泪水。她有个小孩多好啊！孩子会把她心灵中的创伤慢慢抚平的……可是，没有男人，哪来的孩子呢？

她只能为此惨淡地一笑。

这天上午，她去黄原市第二中学参加了一个大会——会议表彰一位抢救落水儿童的青年教师，书记武惠良带着团地委各部门的人都去了。

中午回来，她在机关灶上吃完饭，就像通常那样躺在办公室的床上看书。

她听见有人敲门。谁呢？现在是午休时间，一般没有人来找她。

她拖拉着鞋把门打开：呀，竟然是弟弟润生！

润叶太高兴了！

她很长时间没见润生，润生好像个子一下蹿了一大截，连模样都变了。

弟弟还没坐下，她就张罗着要给他去买饭。但润生挡住了她，说他已经在街上吃过了。她就忙着为他泡了一杯茶，又拿出一堆带壳的花生和几个苹果，摆了一桌子。她记得她桌斗里还有老早时买下的一包好烟，也搜寻着拿出来放在了润生面前。

“你坐班车来的？”她问弟弟。

“我开车来的。”润生说。

润叶心一沉。她马上想，是不是向前也一同来了？如果他来了，会不会来找她？

她立刻下意识地朝房门口瞥了一眼，似乎李向前随时都可能走进这间房子来。

“你已经学会开车啦？”润叶终究因此而为弟弟高兴。

“会了。”润生心事重重地抿了一口茶水。

“爸爸和妈身体怎样？”润叶转了话题。

“妈好着哩，爸爸还是老毛病，经常咳嗽气喘。”

“那你为什么不带他到黄原来检查一下？”

“我说几次了，他不来嘛。”

“你下次一定要说服他来！”

“嗯……”

再说什么呢？润叶很不愿意和弟弟说开汽车的事。说起汽车，就可能要说起李向前。尽管她和向前的关系是这么难肠，但她不愿让弟弟参与这种事。在她看来，润生还是个孩子，不应该让他了解这种痛苦。一个家里这么多人痛苦已经够了，何必把弟弟也扯进来呢？他或许能感觉来她和向前的关系不好，但他大概不会深刻理解这种事的。再说，他现在跟向前学开车，如果知道得太深，会影响他。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那么，她和向前的关系、弟弟和向前的关系，就应该是两个“双边关系”，而不应该弄成“多边关系”。她现在倒也不反对，更不干涉弟弟跟向前学开车了。

“那爸爸一个人能种了庄稼吗？”润叶只好继续把话题引到家里。

“那是个硬性子人……活忙了，我也上手帮助他……”润生点了一支烟。

“家里还有没有其他困难？”

“也没什么。爸爸让你不要经常往家里寄钱。我要是出去时间长了，就是吃水有些不方便，爸爸担水气喘得不行……烧的没什么问题，我姐夫每年开春都送一两吨炭，一年下来也烧不完……”

润生终于提起了李向前。这使润叶很不自在。

她赶忙低下头为弟弟削苹果。

润生吃苹果的时候，她才又问他：“你到黄原来拉货？”

“不是……”

“那你……”

“我就是来找一下你。”

“你一个人开车来的？”

“一个人。我姐夫回原西城办些事，没来。我已经考上驾驶执照了。”

又是“我姐夫”！

润生吃完一个苹果，又点起一支烟，说：“姐姐，我来找你，想说一些事……”

润叶看着弟弟，不知他要说什么事。她从弟弟的神态中，猛然觉察到，他已经完全是一副大人的架势。

润生也成大人了？这个发现倒使她大为惊讶。在她的眼里，弟弟永远是一个瘦弱的、性格绵和的小孩。

润生话到嘴边，看来又有些犹豫。

她就赶紧问：“什么事？”

“就是……你和我姐夫的事。”润生说了这句话后，他自己的脸先涨得通红。

润叶把头扭到一边，静静地看着对面的墙壁。她想不到弟弟真的成了大人，竟然和她谈起了这件事！

她也没转脸，继续看着墙壁，问：“你就是为这事跑到黄原来的？”

“是。”

“是李向前叫你来的？”

“不是！是我自己决定来的……姐姐，你不能再这样对待姐夫了！我姐夫是个好人，你应该和他一块好好过日子！”润生显然有些激动，两只手在自己的腿膝盖上神经质地捏抓着。

润叶一时不知该对弟弟说什么。几年来，这是第一次有人和她正面严肃地谈论她和向前的关系。她感到很突然。她更想不到是自己的弟弟来给她做工作！

她静默不语。但脸也涨红了。

“姐姐，你不能再这样了！本来，这话不应该由我给你说。但我想了又想，觉得应该给你说。姐姐，我从小到现在，一直在心里尊敬你，因此我不愿意看见你受苦。我也不愿意再看见我姐夫受苦了。前几年我年纪小，不太明白你和我姐夫的事。自从我跟姐夫学开车，才慢慢明白了。姐姐！你根本不知道我姐夫怎样痛苦。他常一个人偷着哭。原来他既不抽烟也不喝酒，可这两年常一个人借酒浇愁，喝醉了，就伤心地哭一场。我担心，他有一天要把汽车开到沟里去……你为什么不理他呢？”

润叶在心里说：你能明白吗？

“姐姐，我知道你看不起我姐夫！其实，世上像我姐夫这样的人也不多。他能吃苦，待人诚恳，心也善，对咱老人孝顺，对我就像亲弟弟一样看待。你还要人家怎样哩？你没和人家一块过光景，为什么就看不起人家呢？咱们倒是些什么了不起的人嘛！再说，这样下去，不仅苦了别人，也苦了你自己！”

润生说得头头是道，这使润叶联想起了她父亲。想不到父亲的一片嘴才也给润生遗传了不少。这再一次使她对弟弟大为惊讶。

是的，不能再把润生当小孩看待了。想想也是，他已经满二十三岁。她在他这个年龄，不是也明白了许多事理吗？

但她怎样给弟弟说这事呢？说他说得对吗？说他说得不对吗？

唉，傻孩子，你自己没有遭遇这种事，你怎能理解姐姐的难肠呢！

不过，弟弟既然以大人的姿态和她严肃地谈论这件事，她就不能刺伤他的自尊心。说实话，她此刻心里倒为弟弟的成长而感到十分高兴。不管她今后命运如何，她在这个世界上又多了一个依靠。

她仍然没好意思扭过脸看弟弟，怔怔地望着墙壁说：“你说的话我都听下了。姐姐的事得姐姐自己解决。你还是好好开你的车。既然向前对你好，你就好好跟上他学本事……”

“姐姐！”润生痛苦地叫道，“我看见你和姐夫打别扭，心里不好受！你还是听我一句话，和姐夫一块过光景吧！你现在这个样，我和咱老人都在双水村抬不起头！你在黄原你不知道，双水村谁不在背后议论咱们家！你知道，爸爸是个好强人，就因为你和姐夫的事，他的脸面在世人前都没处搁了！妈妈一天急得常念叨，头发都快全白了。你不要光想你自己，你也要为家里的老人着想哩！”

润生的话使润叶感到无比震惊。她回过头来，见弟弟的眼里噙着泪水……

啊啊，事情竟然如此严重！可是认真想一想，这一切的确是真的。刹那间，润叶一直红着的脸苍白得没有了一点血色。

她走过去，手搭在弟弟的肩膀上，半天不知该说什么。

外面的楼道里传来一阵尖锐的电铃声。

上班的时间到了。

她对弟弟说：“我先给你去找个住处。”

润生站起来，说：“今天我还要赶回原西去装货，明天一大早，我和我姐夫去太原……”

润叶怔了一下，说：“你现在就走呀？”

“噢。”

“……那我去送你。”

于是，姐弟俩就相跟着出了团地委，走到小南河边的停车场。一路上，他们都没有再说什么。两个人的心里各自都在七上八下地翻腾着。

润叶一直看着弟弟的汽车开出停车场，过了黄原河老桥，消失在东关的楼房后面……她叹了一口气，立在停车场大门口，望着明媚春光中的城市，怔怔地发了好一会呆。

第三十八章

田润生开着汽车离开黄原后，一路上心情仍然难以平静下来。这个瘦瘦弱弱的青年驾驶这个庞然大物看起来倒很自如；但要驾驭生活中的某些事，对他来说还是力不从心的。

他怀着青年人火热的心肠，从远方的沙漠里赶到黄原城，试图说合姐姐与姐夫破裂的感情。鉴于他的年龄和他在那两个人之间的位置，这举动无疑是有魄力的。仅从这一点看，他就无愧是强人田福堂的后代。

说实话，连润生本人也对自己的行为有些诧异。这种岁数的青年往往就是如此——某一天，突然就在孩子和大人之间画出一条明显的界线，让别人和自己都大吃一惊。

现在，他带着失败和沮丧的情绪返回原西。

他两只手转动着方向盘，在蜿蜒的山路上爬行，黄军帽下的一张瘦条脸神色严峻，两只眼睛也没什么光气。

他把旁边的玻璃摇下来，让春天温暖的风吹进驾驶楼。尽管山野仍然是大片大片的荒凉，但公路边一些树木已经开始发绿。满眼黄色中不时有一团团青绿扑来。山鸡在嘎嘎鸣叫，阳光下的小河像银子似的晶亮。唉，春天是这么美好，可他的心情却如此灰暗！

在未到黄原之前，润生的全部同情心都在姐夫一边。到黄原之后，他又立刻心疼起姐姐来了。是呀，姐姐也被折磨得不成人样。她瘦成那个样子！脸色憔悴，眼角都有了皱纹。他现在既同情姐夫，又同情姐姐。但是他又该抱怨谁呢？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难道你们不能走到一块和和睦睦过日子吗？姐夫，既然你那么痛苦，你为什么不设法调到黄原，多往我姐姐那里跑？你和她接触得多了，姐姐就会了解你，说不定也会喜欢你的……姐姐，而你又为什么不试着先和姐夫在一块生活几天呢？大人们常说，一日夫妻，百日恩爱。你要是和姐夫在一块生活些日子，说不定你也会喜欢姐夫的！姐姐，姐夫，多么盼望你们都不再痛苦；你们要是亲亲热热住在一起，那该多好……

润生一路上不断在心里对姐姐和姐夫说着话。他要下决心弥合他们的关系。他想，他还要到黄原来。他要不厌其烦地说服姐姐，让她和姐夫一块过光景。

尽管润生第一次出使黄原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但他还是为这次行动而感到某种心灵的慰藉。作为弟弟，他已经开始为不幸的姐夫和姐姐做点什么了。如果能使姐夫和姐姐幸福，那他自己也会感到幸福。想一想，他早应该这样做了。爸爸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他作为惟一的儿子，就应该像个男子汉一样为家庭担负起责任来。

诸位，在我们的印象中，田福堂的儿子似乎一直很平庸。对于一个进入垂暮之年的老者，我们大约可以对他进行某种评判；但对一个未成长起来的青年，我们为时过早地下某种论断，看来是不可取的。青年人是具有可塑性的，他们随时都发生变化，甚至让我们都认不出他的面目来。现在，我们是应该修正对润生的看法了。当然，这样说，我们并不认为这小伙倒能成个啥了不起的人物。他仍然是一个平平常常的青年，只不过我们再不能小视他罢了。

半后晌的时候，田润生开着车已经快进入原西县境。

在离原西县地界大约十来里路的地方，一个大村庄外的场地上正有集会，黑鸦鸦挤了一大片人，看来十分热闹。

田润生不由把车停在路边，想到集上去散散心。

他把手套脱下丢在驾驶楼里，锁好车门，就走到拥挤的人群中。不远处正在唱戏，他听了听，是山西梆子。戏台下面，挤了一大片人。看戏的大部分是庄稼汉，虽然已经开春，但他们还都穿戴着臃肿的棉袄棉裤。戏场外面，散乱地围了一圈卖吃喝的小贩。这些卖饭的人也都是乡里来的；他们在土场上临时支起锅灶，吆喝声不断。锣鼓丝弦和人群的喧嚣组成一个闹哄哄的世界，整个土场子上空笼罩着庄稼人蹬起的黄尘和土炉灶里升起的烟雾。

润生原来准备到前面去看一会戏，但人群太稠密，挤不前去，只好立在远处听了一会。戏是《假婿乘龙》，他已经在别处看过，也就没什么兴趣了。

不久他才发现，戏台子后面的一个小山嘴上，立着一座新盖起的小庙。他大为惊讶，现在政策一宽，有人竟然敢弄起了庙堂！

一种抑制不住的好奇心，使他很快离开戏场，向小山嘴那里走去。

这的确是一座新修的庙。看来这里原来就有过庙，不知什么年代倒塌了——黄土高原过去每个村庄几乎都有过庙；他们村的庙坪上也有一座。不过，完整地保存下来的不多。现在，这里胆大的村民们，竟然又盖起了新庙，这真叫人不可思议！县上和公社不管吗？要是不管，说不定所有的破庙都会重新修建起来的。他们村的庙会不会也要重建呢？

润生新奇地走进庙院。眼前一座砖砌的小房，凹进去的窗户上挂了许多红布匾；布匾上写着“答报神恩”和“有求必应”之类的字。右房角挂一面铜锣，左房角吊一口铁钟。润生不明白此二物作何用场。庙门两边写有一副对联，似有错别字两个：入龙宫风调雨顺，出龙宫国太（泰）明（民）安。他知道这是座龙王庙。大概因为黄土高原常闹旱灾，因此这里大部分的庙都是供奉龙王的。

润生张着好奇的嘴巴进了庙堂内。

庙堂的墙壁上画得五颜六色。供奉神位的木牌搁在水泥台上；神位前有香灰盒，香烟正在神案上飘绕——整个庙里弥漫着一股驱蚊香的味道。一盏长明灯静立在香灰盒边。地上的墙角里扔一堆照庙老头的破烂铺盖；庙会期间上布施的人不断头，得有个人来监视“三只手”。庙房正墙上画着五位主神，润生从神位的木牌上看出这些神的名字叫五海龙王、药王菩萨、虫郎将军、行雨龙王——边上的一尊神无名。庙堂的两面墙上都是翻飞的吉祥云彩，许多骑驹乘龙的神正在这云彩里驰骋。润生想：还应该画上一辆汽车嘛！

他忍不住笑着走出了这座小庙。他不信神，只觉得这一切倒很让人开心。

润生看罢庙堂，又返回到戏场里。除过戏迷，看来许多乡下人都是来赶红火的；他们四下里转悠，相互间在拥拥挤挤、碰碰磕磕中求得一种快活。一些农村姑娘羞羞答答在照相摊前造作地摆好姿势，等待城里来的流里流气的摄影师按快门。

他现在转到那一圈卖茶饭的人堆里，想吃点什么东西。但看了看，大部分是卖羊肉的，煮在锅里的羊肉汤和旁边的洗碗水一样肮脏。庄稼人一个个蹲在地上吃得津津有味。空气里飘散着叫人恶心的羊膻味。

他还是在一个卖羊肉水饺的小摊前停了下来。卖饭的是位年轻妇女，脊背上用一条带子束着一个小孩，正弯曲着身子趴在地上用嘴吹火。炉灶是临时就地掘下的小土坑，只冒黑烟不起火。润生盘算就在这里吃点东西，他看旁边捏下的水饺还比较干净。

他正要开口对那吹火的妇女打招呼，那妇女倒先抬起头来，问：“要几两？”

润生一下子愣住了。

那妇女也愣住了。

天啊，这竟然是郝红梅！

她怎么在这儿呢？

我们不会忘记，在原西县上高中时，这位出身地主家庭的姑娘，在班上曾演出过几幕令人难忘的生活戏剧。我们知道，起先，孙少平和她产生过感情纠葛。后来，她和班长顾养民相好了——这已经是人人皆知的事实。可是，而今顾养民正在省里的医学院上大学，她怎么在这样一个地方卖茶饭呢？她自己不是也当了教师吗？她背上的孩子是谁的？

润生和郝红梅相视而立，因为太突然，一刹那间，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们是同班几年的老同学，尽管那时他们相互交往不多，但如今相遇在异乡，倒有些百感交集。润生看见，郝红梅脸色比他姐姐还要憔悴，头发散乱地披在额前，不合身的衣衫上沾着柴草和灰土，完全是一副农村妇女的样子。润生毕业时就知道红梅和养民已经确定了关系——他无法想象顾养民的未婚妻现在是这么一副破败相！

不过，他在这一刹那间也似乎明白了在她身上发生了些什么……

“你……”润生不知该说什么。

“我……就住在对面沟里，离这儿十里路……”郝红梅脸上涌起了一种难言的羞愧。

“你怎到这儿来了？”她问润生。

“我是路过这里……你？”他仍然不知该问她什么。

“唉……我的情况一言难尽。我前年结婚到这里，去年刚生下孩子，男人打土窑被压死了……”

啊，原来是这样！那就是说，她和顾养民的关系早就吹了。

从简短的几句交谈中，润生就证实了郝红梅的不幸。不幸！他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不知自己该怎么办。

他也不好意思再问她什么。

“我给你下饺子！”红梅这才反应过来，手忙脚乱地拿起了炊具。

“不不！我刚吃过饭，饱饱的！”润生赶忙阻拦她。

“我不信！老同学还见外！”

“真的！”润生硬不让红梅把饺子倒进热气大冒的锅里。

唉，他还有什么心思吃这饺子呢！

“到你们村的路宽窄哩？”他问。

“架子车路。”红梅不知他问这干啥，瞪住了眼。

“卡车能不能进去？”

“能哩。我们村光景好的人家，都是用汽车拉炭哩。”

“那等你完了，我用车把你送回去！”

“你开着车哩？”红梅惊讶地问，神色立刻变得像面对一个大人物似的。

“嗯。”润生给她指了指停在公路边上的汽车。

“啊呀，咱们的老同学都有出息了！”

“其实我还是个农民，是跟我姐夫跑车。”

“不管怎样，咱们山区开车的最吃香了！”

真的，对一个农村妇女来说，一个汽车司机就是了不起的人物。

这时候，红梅脊背上的孩子“哇哇”地哭叫起来。

她把孩子解下来，抱在怀中，也不避润生，撩起衣服襟子，掏出一只丰满的乳房塞在孩子的嘴巴上。

田润生脸通红，不好意思地说：“你先忙着！我到前面去看一会戏；等你毕了，我就把你送回家。”

“怕把你的事误了呢！”

“误不了！我今天赶到咱们原西城就行了。”

“你吃上碗饺子再走！”

“我饱着哩……”

润生说完，就离开红梅，两眼恍惚地朝戏场的人群那里走去。

他尽量往人堆里挤，好让别人挡住红梅的视线。

他立在拥挤的人群中，并不往戏台子上看，也不听上面唱些什么。一种无比难受的滋味堵塞在他的喉咙里。几天来，他接二连三地目睹了周围的活人所遭受的不幸与苦难，使他精神疲惫，使他心灵中充满了沉痛。从现在起，他对生活的理解不会再那么肤浅了……

他在戏场里透过人头的缝隙，偷偷地向远处那个地方张望。此刻，他看见红梅又把孩子束在脊背上，开始忙乱地招呼庄稼人吃饭……不幸的人！她为了几个量盐买油的钱，而在这个尘土飞扬的地方忍受着屈辱和劳苦。他看见她背转人，用袖口揩了一把脸。那是揩汗，还是抹眼泪？

田润生的眼睛潮湿起来。他内心中立刻升腾起一种强烈的愿望：他要帮助不幸的红梅和她可怜的孩子！这时候，他觉得，过去同过学的人不管当时关系怎样，往后遇到一块是这么叫人感到亲切……

润生一直在人丛中偷偷看着红梅把饺子全部卖完后，才从戏场里挤出来，向她那里走过去。

这时候，太阳就要落山了。

红梅一边嘴里说着感谢话，一边和他共同把灶具收拾起来。她告诉润生，灶具都是她公公早上给她搬运到这地方的。

润生把这些家具扛到车厢放好，就让红梅抱着孩子坐在驾驶楼里。

马达很有气魄地轰鸣起来。

他熟练地驾驶着汽车离开公路，转到河湾里，然后往斜对面的沟里开去——沟道里的路面刚刚能溜过一辆卡车！

太阳从山背后落下去了。润生打开车灯，小心翼翼地驾驶着。红梅抱着孩子，一句话也不说，静静地坐在他旁边，不时扭过脸又惊讶又佩服地在看他……

汽车在村子下边的小河岸上停下来。天已经麻麻糊糊，村里有些人家的窗户上亮起了灯光。

润生帮助红梅把灶具搬到她家里。红梅说什么也要留他吃一顿饭——她已经把饺子馅和面团都准备下了。

润生推托不过，只好留下来。他看见，红梅的窑里不搁什么东西——显然是一个穷家。直到现在，他仍然不了解红梅为什么落到了这个地步！

他大方地和她一块包饺子。两个人说了许多当年学校和班里的事情。红梅还向他询问了其他一些同学近几年的情况——润生知道的也不多。不过，她避而不提孙少平和顾养民。

吃完饭后，红梅抱起孩子，又一直把他送到小河岸边的汽车上……

田润生在夜里才回到了原西县城。

他把汽车搁在停车场，先没去给姐夫打个招呼，就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情绪走到街上一个私人开的小饭铺里。他要了二两烧酒和一碟咸花生豆，一个人慢慢喝起来。几杯酒下肚，他的五脏六腑都好像着了火。这是他第一次破例喝酒。小伙子！看来以后你不仅是你姐夫的助手，也将是他的酒伴了。

第三十九章

田润生走后，郝红梅把孩子哄睡着，她自己也跟着躺在了一片孤寂的黑暗中。

往常这个时候，她还要门里门外忙着干活。但今天她无心再做这一切了。她感到四肢无力，浑身软绵绵的；更主要的是，她心里烦乱不堪！

她躺在自己的小土炕上，任凭眼泪在脸上不断线地流淌。今天她突然碰见过去班上的同学，使她本来麻木的神经受到了刺激，便忍不住又一次回溯起了往事——那一切似乎都已经很遥远了……

高中毕业以后，郝红梅和所有农村学生一样，回到了村子里。临毕业时因为贫穷和虚荣，她曾在原西城百货二门市干了那件蠢事——几块手帕几乎就断送了她的生活。幸亏孙少平的帮助，否则她当时就无脸见世人，说不定会寻了短见。好在一切都暗中平息了。她终于保全了名誉，像逃跑一样离开了原西县城。

回到村子以后，她慢慢才把心平静下来。她竭力使自己忘掉那件丑陋事。不久以后，在公社教育专干的帮助下，她在村里教了书。生活似乎再一次被太阳照亮了。

这期间，她一直和城里的顾养民保持着通信关系。他们的信件来往十分频繁，每个星期都各写一封。在信中，相互间的恋爱已经公开了。她每个星期都在等待那封甜蜜的信，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之中。她看来似乎真的已经完全忘记了那件刺伤她心灵的偷窃事件。

过了不久，她按捺不住自己的激动，就把她和顾养民的关系向父母亲说了。

当然，两个老人比她还激动。和大名鼎鼎的顾健翎老先生的后人结亲，对一个地主成份的农民家庭来说，那简直是一种荣耀。如果在旧社会，红梅她爷发达的时候，这亲事也可以说门当户对。可如今他们是什么光景！和顾家比较，人家在天上，自家在地下，差别太大了！两个老人快慰的是，他们含辛茹苦供养女儿上学，一番苦心终于没有白操。

由于这件事的出现，这个多年破败和晦气的家庭一下子有了生气。在亲人们的眼里，红梅成了全家的大救星。

但是，命运常常捉弄人。一九七八年春天，灾难重新降临在了郝红梅的头上。

她自己并不知道，“偷手帕事件”败露在了她亲爱的人面前。传播这件丑闻的是跛女子的父亲侯生才。因为顾健翎是全县的知名人士，他孙子的婚事也就会有许多人关心。当养民和红梅的关系在县城有了传闻后，侯生才不久就知道，顾先生的孙媳妇竟然就是在他门市上偷过手帕的女学生。小市民拨弄是非的劣根性，使他迫不及待向顾老先生告了密。侯生才一家人身体都不好，常到顾先生那里去看病；在侯生才想来，给顾先生揭穿这个“西洋镜”，往后先生给他们家的人看病就会更认真了，说不定老人家还会拿出什么祖传秘方，把女儿侯玉英的那条跛腿治成好腿哩！

顾健翎一生修身养性，崇尚《朱子治家格言》，岂能容一个偷鸡摸狗者成为自己的孙媳妇？他将养民叫到跟前，把他严厉地训斥了一通，让孙子很快和那个手脚不干净的女娃娃断绝来往！

顾养民一听这事，如同晴天响了一声霹雳。他决不相信他所爱的人会做出这种事！他没有当面顶撞爷爷，但也没有答应和红梅断绝交往。他已经不是小孩子；尽管他尊敬爷爷，可这种事怎么能盲目地听从他呢？本来他正埋头复习功课，准备夏天的高考，但他决定甩开手头的一切，到乡下去找红梅……

而所有这些郝红梅当时还蒙在鼓里。她仍然沉浸在她的幸福之中。

第一个不幸的兆头出现了——她在一星期内没有接到养民的信。

这太反常了！

正在她纳闷的时候，养民突然到她家里来了。她这才又马上心花怒放——原来他是要上她家的门，才没给她回信！

顾养民一到，受宠若惊的红梅一家就紧急行动起来，手忙脚乱地开始给他张罗吃喝；他们翻箱倒柜，把所有准备过年节的东西都拿了出来，真是恨不能把自己的心肝掏出来款待这位未来的女婿。

但红梅很快发现，顾养民神色有点不对。为什么？是不是嫌她家穷？

唉，你原来就应该想到我家庭的状况！

吃完红梅父母精心制作的油糕烩菜后，养民就和红梅一块相跟着到村外的山野里去转悠。一路上，红梅兴奋地对他说这说那，他只是低倾着头听她说，自己很少开口。那时正值清明前后，芳草青青，柳绿桃红，阳光美好地照耀着这对在山野里散步的青年。

在一株红花艳艳的桃树下，他们停下了脚步。红梅手攀花枝，含情脉脉地望着她亲爱的人。

但顾养民仍然神色严峻，用一只脚蹭着刚冒出地皮的草芽子。他抬头望了一眼红梅，突然开口说：“我有件事想问问你！”

“什么事？”红梅一下子警觉起来。

“你是不是毕业时在原西的门市上拿过人家的手帕？”顾养民直截了当问。他迫切地想知道真情啊！

他紧张地望着她，显然希望她的回答是否定的。

红梅两眼一阵发黑，身体顺树干软绵绵地堆塌在树根底下。她失神地望着远方的山峦，泪水如泉似的涌出了眼眶。她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字眼是：完了！

她是那么爱他，因此她不准备再隐瞒他了。她明白，这事他迟早总会知道的。现在她承认了，也就在精神上获得了彻底的解脱。以前她尽管假装自己忘记了这件事，采取了一种“鸵鸟政策”，但实际上这事一直像蛇一般在她心灵深处盘缠着；而且随着她和养民关系的加深，这件事对她的折磨就更厉害了。好，承认了吧！她现在已经不管养民是否再和她好了。

“没这事吧？你快说呀！”养民叫道。

“有……”她平静地说。

“不！不！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顾养民瞪着惊恐的眼睛，绝望地喊叫着。他一下子倒在她旁边的地上，两只手疯狂地抓着黄土，哭起来了。

红梅像死人一样呆坐着。她不再对顾养民解释这件事的前前后后。反正一切都完了；她感到天空和大地一起在她眼前旋转。

过了片刻，满脸糊着泥土和泪痕的顾养民爬起来，悲愤地转过身，默默无语地沿着弯弯的山路走了——永远地走了。空旷的山野里，在那死一般的寂寥之中，只有一支深情而忧伤的信天游在高原上飘荡——

三十里明沙呀四十里水，

五十里路上看妹妹。

牵牛牛开花羊跑青，

那时候见罢到如今。

大红公鸡毛腿腿，

不想妹妹再想谁。

木鸽子喝了消冰水，

往日里喜来今日里灰！

花椒树上落雀雀，

一对对成了单爪爪。

井子里打水麻绳绳短，

你丢下妹妹谁照管？

城墙底下撒豌豆，

你扔下妹妹谁收留？

一只孤雁当天叫，

我心里的苦情谁知道……

从此以后，她就堕入了一片黑暗之中。过去的一切都成了一场梦。她不抱怨任何人，只抱怨她自己。她亲手把自己的青春年华毁灭了。

同年夏天，她听说顾养民考进了省医学院。这消息既不使她高兴，也不使她痛苦。那个人的好好坏坏已经与她无干；至于他那光辉的前程，她早就估计到了。

第二年春天，本队干部的几个子女都从高中毕业回了村，她的教师职位也自然被挤掉了。她并不为此而过分地难受；她的暗淡命运也早就注定了。

这时候，外县一个亲戚给她介绍了当地一位农村小学教员。她二话没说就答应了这门亲事。她挎着一个土布包袱，单身一人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很快就结婚了……

她对自己的婚姻很满足。丈夫是个公派教师，人很老实，爱她，体贴她。公公和婆婆跟她丈夫的弟弟一块过；他们小两口单家独户，光景日月倒也很安乐。再说，这地方已经到了外县，她对这一点也很满意——她要远离她的痛苦与耻辱之地。

不久，她怀孕了。她摸着自己不断鼓胀起来的肚子，重新体验到了人生的幸福；往日的不幸渐渐变得遥远而模糊了。

但是，灾难再一次从天而降。她的孩子刚满月，男人就死了。可怜的丈夫积攒了一点钱，想重新整治一院地方，便雇了几个人先打几孔土窑洞，然后准备接石口。为了省几个钱，他在假日里亲自上手去帮工，结果被倒塌的土堆活活压死了！

苦命的人，常常是雪上加霜！红梅已经完全相信这是命运的惩罚。命运如此残酷无情，是不是在报应她曾偷过那几块手帕？或者是报应她爷爷在旧社会欺压过穷人？报应之烈焰啊，如果是这样，你什么时候才能在罪孽之人的头上熄灭？

丈夫死后，她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不再奢望人世间的温暖和幸福。世界上的其他事对她来说不仅是遥远的，甚至是不存在的。她相信她生来就要吃一辈子苦，受一辈子罪。她活着的惟一寄托就是她怀里的这个小生命——她亲爱的儿子。她感谢老天爷动了恻隐之心，看见了她的不幸，给了她这样一个关照。

为了这孩子，她忍着悲痛重新开始了生活。她天天出山耕田种地；天冷天热，孩子都背在她的脊背上。她公公和丈夫的弟弟也穷家薄业，给她帮不上什么忙，她就一个人咬着牙苦熬日子……

这几天，沟口的川道上有庙会，她想着到庙会上去卖点茶饭，好给孩子置办点必需的东西。于是，在公公的帮助下，她就把一点简单的灶具搬运到那个戏场子里，卖起了饺子。她做梦也想不到，在这个地方碰见了过去班上的同学田润生……

郝红梅躺在黑暗中的土炕上，一边流泪，一边心酸地回首往事。她真后悔去沟口的庙会上卖饺子；要不，她就不会碰见田润生了。她不愿意再见过去那些同学的面。她希望悄无声息地在异乡了却自己的一生；看见过去的熟人，她就会想起自己的往事——而往事是不堪回首的啊！

红梅又想，田润生是偶尔相遇，走了也就走了。润生现在是堂堂的汽车司机，她穷家薄业的，人家怎会把她这样的人放在眼里呢？再说，过去在学校里，她和润生也没什么交往。

可是出乎她预料的是，三天以后，田润生竟然又开着汽车，来到了她家里。

郝红梅大吃一惊——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

好心肠的润生给她拉了几千斤石炭，带了一塑料桶菜油，还给她的儿子买了许多吃食和一辆玩具小汽车。

红梅感动得不断用围裙揩眼泪。她把润生敬让到她的热炕头上，精心给他做了几碗香喷喷的细面条，还把给孩子留下的几颗鸡蛋，全部打进了调汤里。

润生临走时，她把自己卖饺子积攒的十几块钱，硬往他口袋里塞。她知道这十几块钱也不够开销润生给她带来的这些东西。但她总不能白白接受人家的礼物啊！

润生死活不收，最后还是把钱硬给她留下了。他说：“如果我要收你的钱，我也不会给你送这些东西来。你日子过得这么清苦，我想帮助你。我要是顺路，还会来的……”

红梅含着感激的泪水送走了好心的同学。

打这以后，过些日子，润生就把汽车开到了坡底下。他每次来，总要给她和孩子带点什么，甚至把城里的酱油和醋都给她买来了。

俗话说，寡妇门上是非多。不久，村里就风言风语传播说，她准备改嫁了。每当润生的汽车开进村里的时候，孩子们就喊叫说：“看，红梅的‘后老汉’来了！”

郝红梅再一次陷入到苦恼之中。活一回人真难啊！嚼舌头的村民们，我现在这副样子，怎敢妄想嫁给一位司机呢？你们这样瞎说，对我倒没什么，可是叫我的同学怎样再上我的门呢？我而今好不容易碰见一个好心人，你们难道连这么一点帮助都不容我获得吗？

她不能让她的同学处在这样尴尬的境地中。

润生再一次来她这里的时候，她对他说：“你以后不要再来了……”

“为什么？”润生问。

“村里人瞎说哩……”

“你怕吗？”

“我不怕！我已经是这副样子了，还怕什么！我怕你受不了……”

“只要你不怕，我怕什么哩！我和你们村的人一个也不认识，他们愿说啥哩！只要你不在意，我照样来！”

红梅扭过头，一边抹眼泪，一边说：“我苦惯了，我不愿再连累别人……”

“不怕！”瘦弱的润生胸脯一挺，倒像个真正的男子汉一样气势雄壮。

红梅再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对于孤儿寡母来说，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一个男人的关怀更重要了……

但是，话说回来，她能给好心的同学报答什么呢？她一贫如洗，除过每次侍候他吃两碗她精心擀的细面条外，就只能两手空空送人家走了。

后来，她想起给润生做一双布鞋。尽管她知道人家不缺鞋穿，但这是她的一点心意。农村妇女感谢别人的礼物，往往就是自己亲手做的一双布鞋……

不用说，村里传播她和润生长长短短的风声越来越大了。这是不可避免的。生活在穷乡僻壤的人们，传播这种事已经成了一种文化娱乐。

这一天，她的公公上门了。

抽了几锅旱烟后，老人家为难地开口说：“自我儿殁了后，我就一直盘算这件事。你年轻轻的，如果有合适的人，你就按你的心意跟人家过日子去吧。你出走也可以，招个人上门也可以，我们这方面没什么意见。至于娃娃，我们也不强迫你留给我们。你也离不开这娃娃。再说，娃娃跟上你，不会受苦，我们放心着哩……”

老人的一番话是开通的。但她能说什么呢？她到哪里去找个男人？

她对公公说：“没个合适人……”

“不是说你要和那个开车的……”她公公吞吞吐吐说。

“那是我中学时的同学，人家来是出于好心帮助我。这是村里人瞎说哩！”红梅有点生气地对公公说。

“噢，是这……”老汉走了。但看来他并不相信儿媳妇所说的话。

纷纷舆论使红梅苦恼和烦乱，可倒也给她那麻木的精神世界带来一些刺激。有时候，她心里也忍不住冒出某些念头。但往往很快又摇摇头把这种念头否定得一干二净。说实话，在高中时，她根本没有看起过田润生。可现在，她这副样子——结过婚不说，还带着一个孩子，开汽车的润生怎么能看上她呢？这简直是异想天开！

唉，她实际上连这种念头都不应该有，否则，她就有点对不起仗义而好心的田润生了！

第四十章

这是五月里一个温暖的傍晚，田晓霞从宿舍里走出来，一个人在校园的路径上慢慢溜达着。路两边笔直的白杨树已经缀满了嫩绿的叶片。晚风和树叶在谈心，发出一些人所不能理解的细微声响……

这姑娘仍不失往日那种风度，薄毛衣外面像男孩一样披件夹克衫，两条胳膊帮在鼓囊囊的胸前，似乎陷入到一种深邃的沉思之中；但脸上还带着通常那种无意识的、骄傲的微笑。这是一个美好的夜晚，远远近近，灯光点点，绿意朦胧，空气中弥漫着槐花甜丝丝的芬芳。

对这位二十三岁的大学生来说，日子过得既快活又不尽如人意。她没什么大苦恼，但内心常常感到骚动不安。一天里也充满了小小的成功与欢乐，充满了烦恼与忧伤，充满了愤懑与不平，也充满了友爱和思念。唉，时光就是在这样飞逝着——转眼又是冬去春来了！

田晓霞忍不住立在路边，面对着梧桐山那面升起的一轮明月发了会呆。她望着幽深的蓝天，吮吸着深春的气息，心里火辣辣的。

她突然发现自己未免有点“小布尔乔亚”了，便由不得哈哈一笑，稍微加快点脚步，向前面走去。

在刚踏入黄原师专的时候，有一件事就在田晓霞的内心深处搅动起来：师专毕业后，她去干什么？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所学校是师范性质的，培养学生的目标，就是毕业后在黄原几个地区去当中学教师。这是她很不愿意从事的职业。一生当个教书匠，这对她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尽管她在理性上承认这是一个崇高的职业，但绝对不合她的心意。她天性中有一种闯荡和冒险精神，希望自己的一生充满火热的情调，哪怕去西藏或新疆去当一名地质队员呢！

但要摆脱当教师的命运，又绝非易事。这学校的历届毕业生，很少有过例外。首先必须去当教师，然后才可能从教师队伍中转向另外的工作——这也是少数有能耐的人才可以做到的。当然，她父亲是地委书记，可以走点“后门”，把她分配到行政单位。但她对行政工作比当教师更反感。再说，她父亲也不一定会给她走这个后门。

她有时很为这件事苦恼，甚至都有点精神不振和自制力松懈，以致影响了学习和进取心。

但她也能较快地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每当她面临精神危机的时候，紧跟着便会对自己进行一番严厉的内心反省。她意识到，虽然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她成熟了许多，但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上某些属于市民的意识。虽然她一直是鄙薄这些东西的，可又难免“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也许人为了生存，有时也不得不这样。但这些东西像是腐蚀剂，必然带来眼界狭窄、自制力减弱、奋斗精神衰退等等弊病。田晓霞毕竟是田晓霞！即使有时候主观上觉得倒退是可以的，但客观上却是无法忍受的。她必须永远是一个生活的强者！

经过内心的反复折腾后，晓霞迫使自己不要过分为这事而伤脑筋。车到山前必有路——到时再说吧，反正现在苦恼也无济于事。当然，她不是把这件事完全抛在了脑后，只是先作“淡化”处理。

但最近以来，另一件事又在她心里七上八下地搅动——这是由于孙少平的出现而引起的。

她在上高中时，就和孙少平的关系非同一般。不过那时他们的交往的确很单纯。她和这个同村而不熟悉的乡下学生初次相识，他身上的许多东西就引起了她的重视或者说另眼相看。后来，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加深了。但她和他在黄原相见之前，这种关系仅仅在同学之外另多了一种友谊的成份。在他们的年龄，这种关系是正常的，只是稍稍有些不平常罢了。

自从她在南关电影院门口碰见到黄原谋生的孙少平以来，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她对这个人的心情产生了某些微妙的变化。她现在总是在想着他。她常有点心神不安地等待星期六的到来，期望在父亲的办公室里，和他一块吃顿饭，天上地下谈论一番。她发现，班上现在还没有一个男生能代替少平和她在广阔的范围内交流思想。

仅仅是为了交流思想，她才如此渴望和他在一块吗？不，这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牵动了她内心中那根感情的弦索。

是爱情？但她又觉得一切还没那么明确。她笼统地认为，对她来说，爱情大概还是一件相当遥远的事。她在学习上的进取心和对未来事业的抱负，在很大程度上占据了她的心，使她对个人问题的考虑缺乏一种强烈追求的意识。

可是，她又为什么一想起他，心头就会泛起一层温热的波澜？她又为什么常常渴望和他呆在一块？甚至多时不见面一种想念之情就会油然而生？

是爱情？也许这就是爱情！只不过她自己还没有明确承认罢了。

不管怎样，田晓霞觉得，她的生活中已经不能没有孙少平这个人了。这个人和他对生活所采取的态度，使她非常钦佩。现在，这样的男人可是不多啰！当然，社会上，大学里，不乏许多优秀青年；但像少平这样在极端艰难条件下的人生奋斗，时下并不是一种普遍现象。真的，他太艰难了，有时候真令人目不忍睹——可他的不凡正表现在这一方面！

现在，女同学们整天都在谈论高仓健和男子汉。什么是男子汉？困难打不倒的人才是真正的男子汉！男子汉不是装出来的——整天绷着脸，皱着眉头，留个大鬓角，穿件黑皮夹克衫，就是男子汉吗？有些男同学就是这么一副样子，但看了就让人发笑。男子汉主要应该是一种内在的品质，而不是靠“化装”和表演就能显示的。

她喜欢孙少平的正是他不伪装自己，并不因生活的窘迫就感到自己活得没有意义。她看得出来，少平甚至对苦难有一种骄傲感——只有更深邃地理解了生活的人才会在精神上如此强大。

这样说来，她是不是就要真的把自己的一颗心，交给这个来自穷乡僻壤的揽工汉了？

这样想的时候，我们的“小伙子”田晓霞也会臊得满脸飞霞。噢，不！最好先不要匆忙地说这种事。一种真正美好的感情，像酒一样，在坛子里藏得越长，味道也许更醇美。另外，从谈恋爱的意义上衡量，她和少平目前还有一种难以说清的距离感……

先就保持这种关系吧！这已经使她的内心够乱了，她还要集中精力把大学上完呢！

但不论怎样，她和少平每个星期六的相见，总使她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下来。前天晚上，他们又一块谈了那么多！并且再一次登上麻雀山，在月光下坐了好长时间。她知道，他现在又到地区柴油机厂给人家修建家属楼。他每星期在她手里拿走一本书，下个星期再换一本；他说他一个人住在正修建的楼房里，为的是晚上能安安静静看书。

她无法想象，他在没门没窗也没有电灯的房间里怎样读这些书的！有几次她按捺不住自己的冲动，想晚上去找他，看他究竟住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但她又打消了这念头。她要顾及他的自尊心——他不会愿意让她目睹他的处境……

田晓霞在温暖的晚风中走过校园内那条长长的林荫道。前面不远处就是图书馆——她正是到那里去的。晚饭后宿舍里同伴们叽叽喳喳，互相打闹个没完，她感到心烦，就想到图书馆的阅览室翻翻新出的杂志。

晓霞进入灯火通明的阅览室后，却意外地看见了中学时的同学顾养民也在这里。

养民也发现了她，手里拿一本翻开的大型文学期刊，热情地走过来和她握手。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她问顾养民。

“我爷爷病了，我回原西看了一下今天才返到这里。我父母亲现在又回去了。我准备过一两天就回学校去。”

风度翩翩的顾养民说着，就招呼她在一个长条木栏椅上一块坐下来。

田晓霞在中学时和顾养民不同班，但因为一块演过戏，彼此也很熟悉。前年高考时，原来的同学中就他们两个考上了。养民考进了省医学院——他爷爷是著名老中医，他报考医学院是很自然的。

“你也看文学杂志？”晓霞指了指他手中的那本期刊。

“平时功课压得很重，没时间看。这几天没事，随便翻翻小说。现在文学创作很活跃，我们接触得不多。”顾养民谈吐自然，给人一种很成熟的印象。他瘦高个，脸色有点苍白，近视镜的度数看来不浅。

他和晓霞很快谈论起了中学时的生活。他向她打问原来一些同学目前的情况——但没有提起过郝红梅。因为不是一个班，晓霞实际上也并不清楚他和红梅的关系。

其他人的情况晓霞一无所知，她只是给他简单说了一下孙少平的情况——这是顾养民第一个就问到的人。另外，她还告诉他，听少平说，金波也在黄原东关的邮政所当临时工。至于她哥田润生，养民压根没提起过，她也几乎把他忘了。在他们的印象中，像田润生这样没什么特点的同学，根本不值得一提。

顾养民显得很兴奋，他说：“老同学们遇一回也不容易，你能不能把少平和金波找来，咱们一块在我家里吃一顿饭，好好拉拉话。正好我父母亲也不在，家里很清静。”

晓霞也觉得这个聚会很有意思，就答应说她明天就去找孙少平。

第二天下午没有课，晓霞就骑了个自行车，破例到城南柴油机厂的工地上去找孙少平。

她以前很少来这里，一路打问着，才好不容易在一条小沟岔上找到了柴油机厂。进了柴油机厂，她又打问着找到建筑工地上来了。

孙少平站在脚手架上，往正在砌房墙的三层楼上扔砖。当田晓霞在下面喊他时，他都惊呆了——这家伙怎找到这儿来了？

楼上所有的民工都停止了手中的活，惊讶地朝下面观望。他们大概弄不明白，这么个花朵一般的“洋”姑娘，怎来找浑身糊着泥巴的揽工小子孙少平呢？她是他的什么人？

有的工匠立刻和孙少平开起了粗俗不堪的玩笑。

孙少平很难堪地从脚手架上溜下来，搓着手上的泥巴，走到田晓霞面前。

晓霞立刻对他说明了来意。

孙少平听后，犹豫了一会，说：“既然养民盛情邀请，我得去一下。什么时候？”

“今天晚上。你把金波也叫上，我在学校门口等你们。”

“那好吧！你要不要去一下我住的地方？”

晓霞笑着说：“我不敢到府上去打扰了。我贸然跑到这地方找你，已经叫你见怪了吧？”

少平抬头望了望脚手架，见所有的工匠仍然不干活，站下“观赏”他们。他脸通红，说：“不，我很高兴，甚至还有点……骄傲！”

晓霞明白这话的意思。她也红了脸，说：“那我先走了，你们可一定要来啊……”

少平就替她推着自行车，走过坑坑洼洼的建筑工地，一直把她送到柴油机厂大门口。

送走晓霞后，少平的心仍然突突地跳着。真的，他高兴，也有些得意。晓霞来这样的地方找他，让与他一起干活的工匠们羡慕不已，这使他感到一种男人虚荣心的极大满足；至于到顾养民家里去聚会，那倒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了。

他返回工地，给站场的工头请了假，就先到他的住处去换了身干净衣服，便动身去东关找金波。

金波听说顾养民请他们去吃饭，既意外又有点作难。我们知道，高中时为少平和红梅的事，他曾策划和组织了那次打顾养民的事件。虽然这事已经过了好几年，但仍然记忆犹新。

他于是对少平说：“我还是不去了。你一个人去，就说你没找见我……”

少平笑了，说：“还为过去那事吗？咱们现在都不是小孩了，顾养民也不会计较这些事，否则他不会邀请咱们。咱们不去，反倒失了风格。”

金波想了一下，说：“那就去吧！”

于是，这两个人在下午五点钟左右，一块相跟着去了北关的黄原师专。

晓霞早已在学校大门口笑吟吟地等待他们了。

三个人进了顾养民家。

养民兴奋地拉住他们的手摇了半天。他和保姆一块动手，早已经准备好了一桌饭菜。他还把父亲的小酒柜打开，把所有的白酒、红酒和啤酒都拿了出来。

四个老同学围着桌子先后落座。亲切、兴奋，又有点百感交集。

几年前，他们还是少年。现在却都成了大人，而且每个人都已经有过一些生活的经历。当年，他们还为一些事闹过孩子式的别扭。现在想起来，连这些别扭都值得人怀恋！中学时代的生活啊，将永远鲜活地保持在每个人一生的记忆之中；即使我们进入垂暮之年，我们也常常会把记忆的白帆，驶回到那些金色的年月里……

“干杯！”

四个人把酒杯碰在了一起。

他们一边喝酒，一边热烈地交谈着。当然，话题一开始总是要回首往事的。只不过，三个男人都小心翼翼，谁也不提起郝红梅的名字……唉，你们呀！你们大概只知道可怜的红梅结婚了，可是她怎样悲惨地生活着你们知道吗？你们难道都忘记了这个不幸的人吗？

不，也许他们谁都没有忘记这个人，只是这个场所不宜谈论她罢了。

保姆开始上热菜。顾养民有素养地把菜分别夹到每个人面前的小碟里。四个命运不尽相同的同学这顿饭吃得很融洽。顾养民和田晓霞觉得，尽管孙少平和金波目前都没有工作，但在他们面前一点也不自卑，而且言辞谈吐和对生活的见解，并不比他们低。尤其是孙少平，思想和眼界都很开阔，有些观点使两个大学生都有点震惊。在少平和金波这方面看来，顾养民和田晓霞虽然进了大学门，在他们面前也不自视骄傲，像对待真正的朋友那样诚恳和尊重。

几杯酒下肚，四个人的情绪高昂起来。晓霞提议一人唱一支歌。他们四个人曾经一块参加过中学的文艺宣传队，这方面都是人才，便立刻响应晓霞的建议，开始再一次重温过去的快乐。晓霞带头先唱了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两支插曲。接着金波唱了他最动情的《在那遥远的地方》——直唱得自己泪花子在眼里打转。少平和养民合唱了深沉的美国民歌《老人河》……

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夜晚呀！

一直到晚上十一点，这个欢乐的聚会才结束。顾养民和田晓霞把少平和金波从学校里送出来。他们在大门外挥手告别……

少平和有点醉意的金波相跟着，走在夜晚温暖而宁静的大街上，情绪仍然有些激动。

从北关走到麻雀山下的丁字路口，他们也要分手了——金波回东关的邮政所，少平要到南关的柴油机厂去。

分手时，金波醉意矇眬地对少平说：“顾养民和田晓霞是不是在谈……”话还没说完，他见少平脸色有点不太对劲，立刻清醒过来，没有再说下去。他这才想到，少平一直和晓霞关系很要好——他这句该死的话一定引得少平心里难过！

噢，年轻的朋友们，你们是不是还会重演一次过去那样的爱情之剧呢？

第四十一章

小满前后，双水村周围的山野里，又渐渐呈现出一派盎然生机。阳光暖洋洋地照耀着大地。东拉河两岸的缓坡上，鲜绿的草芽已经遮住了冬日里顽童们烧荒留下的大片黑色斑痕。农村实行以户为单位的生产责任制后，水利和灌溉设施破坏得很严重，因此东拉河水倒比往年旺了许多；河道的某些狭窄处，水流居然起波打浪，发出隆隆的声响。在田家圪通往庙坪的河滩里，泛滥的春水淹没了过去的列石，人们不得不搬来一些大块的石头，组成一列新的活动“桥”。

所有的乔木、灌木和大部分野草，都有了叶片。就连对春天的爱抚不很敏感的枣树，也开始生出了嫩芽；庙坪重新泛起了一片朦胧的绿意。豌豆已经缀满了粉红的小花。小麦在拔节，有些向阳的山湾里，甚至都努出了小小的穗头。

这时候，农事也开始繁忙起来。大部分秋田作物都开始播种了。村周围的山野里，到处都传来庄稼人“噢啊……”的回牛声。光景好的人家，能买得起充足的化肥，这时节给小麦追一次尿素那是再好不过了。

孙玉厚老汉在庄稼行里是一把好手。他在土地上的那种精通、缜密和自信心，不亚于工厂里一个熟练的八级老工人。虽然他上了年纪，胳膊腿有点生硬，但营务庄稼仍然在双水村是数一数二的。眼下，他把许多该种的都种上了，并且抽空在院子下面漫了几畦旱烟苗。正月里少平回来时，给他买好了半年用的化肥，前几天刚下过那场小雨，他就给所有的麦田都追了尿素。

但这时节的农活是做不完的。他仍然没明没黑在山里操劳。二小子不在家，大小子已经分开家另过光景，他没有依靠，只能自己一个人挣命刨挖。即使活路再紧张，他也不想麻烦少安。儿子已经买回来“机器”办砖厂，忙得门里门外乱窜，他怎忍心拉扯他呢？别说让少安来帮他种庄稼了，就是儿子的那点地，也是他帮着给种上的！

孙玉厚老汉虽然忙碌和劳累，但心情倒也还不错。家里现在有吃有穿，没什么大熬煎。两个儿子各奔各的前程，小女儿今年也要从高中毕业了。要说有什么不畅快，那就是大女儿兰花的不幸——这是他永远不愈的心病。唉，有什么办法呢？老天爷总要给人弄一点不如意！

正在这个忙忙乱乱的当口，孙玉厚的老母亲突然生病了。其实，老人家浑身一直都是病。但这次看来得了急症——肚子疼。

这可把孙玉厚急坏了！

老母亲已经一天水米没沾牙，蜷曲在炕头上不时发出呻吟。生命顽强的老人，今年整整八十四岁了。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这是高龄老人最忌讳的两个岁数。

孙玉厚不敢再出山去了。他一时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少安也不在家——他到原西和一个建筑单位签合同去了；据秀莲说，得五六天才能回来。

晚饭后，他把玉亭叫下来。兄弟俩开始商量怎么办。

两兄弟决定立刻把老母亲用架子车拉到石圪节医院去。

不料，老母亲坚决不去医院。

她呻吟着说：“你们把刘玉升叫来！”

兄弟俩听母亲说这话，一时面面相觑，倒不知该怎办。他们知道母亲叫刘玉升来是什么意思。一年前，他们村的刘玉升在一夜之间由凡人变成了“神仙”，开始给周围村庄的庄稼人“治病”，据说特别“灵验”。奇怪！这事什么时间倒传进了这个不出门的老人耳朵里？

孙玉亭嘴对着母亲的耳朵说：“妈，那是迷信！”

他妈不管迷信不迷信，继续用微弱的声音坚定地说：“你们把刘玉升叫来！我夜里梦见一只白狗，在我肚子上咬了一口，早上起来就疼开了……”

怎么办？是不是去叫刘玉升来“捉拿”这只该死的“白狗”呢？

兄弟俩大眼瞪小眼。

孙玉厚无可奈何地说：“那就去叫刘玉升吧！”

“你也相信这神神鬼鬼？”玉亭瞪住眼问他哥。

“也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没有……”孙玉厚含含糊糊说。

“我不能做这事。我歪好还算个共产党员哩！”玉亭在这方面的原则性是不可动摇的。

孙玉厚叹了一口气说：“那你回去，让我去叫刘玉升，不要牵连你……”

本来，孙玉亭坚决反对去叫“神汉”刘玉升。但这是他母亲的要求，他无法用革命道理说服这位糊涂的老人。

玉亭只好怏怏不快地离开这个即将发生“是非”的地方，拖拉着两只烂鞋赶紧回田家圪去了。

玉亭走后不久，孙玉厚老汉就起身去前村请刘玉升……

关于刘玉升的情况，我们过去了解甚微。我们只知道他是已改嫁到石圪节的王彩娥的亲戚；并且在王彩娥和孙玉亭的“麻糊事件”和金富强占她在双水村的窑洞两次关键时刻，他及时去向亲戚通风报信。至于他和王彩娥究竟是什么亲戚，连双水村的人也不太清楚。

这刘玉升小时候出天花时，落下一脸坑凹，人们也叫他“刘麻子”。他倒也不忌讳这个绰号。

刘麻子身板干瘦，一刮风能吹倒，劳动行里实在不行。他老婆神经老早就不大对劲，疯疯魔魔的，头发经常乱得像个喜鹊窝，胸前衣服上的垢痂积了有一铜钱厚。两口子生了六个儿女，加上刘玉升劳动不行，光景日月在双水村也算得上最为烂包的一家。大集体时，分粮按工分人口二八来开成，虽然要出点粮钱，但吃饭问题也和村里其他人家一样，没什么高低之分，勉强能维持一家人的性命。

但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全村大部分人家光景都已好转，刘玉升的光景却不如集体时候了！

反正总得要寻个生计。

一年前的某一天半夜里，邻居田海民和媳妇银花突然被隔壁传来的几声毛骨悚然的嚎叫声惊醒了。他们分明听见这是刘玉升的声音。

第二天，刘玉升自己证实，那嚎叫声正是他发出的。他瞪着一双恍恍惚惚的眼睛，对双水村某些年老的村民讲，他昨天晚上下了一回阴界。他说他在睡梦里到了地下一个洞中，看见了许多阴界的大官。有个坐在中堂的戴花镜的老汉就是阎王爷——他面前放一本生死簿。阎王对他说，阳界你们那一带没人管生死，我叫你下来，封你为“黑虎灵官”；谁要死，你先替我审查一下。领旨以后，一个小鬼还领他在阴界转了一圈；村里过去死过的人他都见了，这些人在下面各做各的事。他点出了双水村许多亡故人的名字：金老先生和他的儿子金俊斌，田二，以及其他一些人。他说田二在下面封了个照门房的职务；而五年前淹死的金俊斌职务是管水的，因此这几年双水村才没有再发过洪水……

刘玉升信口开河胡扯一通，却把村里一些人惊得目瞪口呆……从此，刘麻子就成了双水村一个显赫人物。在暗中，人们对他的敬畏已经超过了村中任何一位世俗领袖。

新“出马”的神汉刘玉升立即开始为人“治病”。由于几次偶然和巧合，这家伙真的把村里几个人的病“治”了。这下子声名鹊起，连外面的村社也不断有人来偷偷请他去治病。这大概使得石圪节和米家镇的医院门诊率下降了许多。

刘玉升除过躺倒在炕上“闷梦”治病外，还兼看手相，以预测人的祸福和寿数。据刘玉升说，石圪节公社主任徐治功也偷偷让他看过手相，以预测他这辈子的时运和仕途如何。只是治功本人从不承认有过这事。

刘玉升那纯粹的瞎说有时也会碰巧言中，因此那“神性”竟然越传越玄乎。有些农村的二流子看此道还不错，就想拜他为师学几手——即使不能随意下阴界，光学会看手相就行了。但刘玉升不会将这“秘招”传人。据说，他只给省里慕名而专程来拜访的一位热衷于此道的作家略略指点了一二。

刘玉升因为和神鬼结了亲缘，又和阎王爷“挂了钩”，无形中对迷信的村民们造成了一种精神压力。人们出于对自己命运的畏惧，谁也不敢再惹这家伙。邻居田海民虽然不信神，但他媳妇银花却怕得要命。经过好言协商，两家人在院当中打起了一堵墙。从此，刘玉升独院里的那两孔破窑洞，就笼罩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一般人平时谁也不去踏个脚踪……

当孙玉厚老汉踏进刘玉升的家门时，这位神汉正坐在后炕头上抽纸烟。他老婆和一群衣衫褴褛的孩子在前炕的一堆破被褥里抢夺着吃什么东西。窑里光线暗淡，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

孙玉厚简短地向刘玉升说明了来意。

刘玉升眯着眼沉默了一会，问：“我干妈说啥没有？”

“就说梦见一只白狗在肚子上咬了一口……”孙玉厚说。

刘玉升又沉默了一会，然后咧开嘴狡狯地笑了笑说：“你家里有玉亭哩……我不能去。但我干妈有病，我也不能不管。你回去，晚上睡觉时，你和我大嫂头蒙住，不要关门，我的魂来呀！”

刘玉升知道孙玉亭的革命性，因此不敢贸然亲自上门去——看来神鬼也有惧怕的东西！

孙玉厚只好从刘玉升家里出来了。

晚上睡觉时，玉厚两口子按照刘玉升的指示，没有关门；并且还用被子把头蒙起来。

老两口在被子里憋着气，一直没有睡着。

半夜时分，突然听见门关子响了一下——其实这是风摇动的；少安他妈便紧张地对老伴说：“来了！”

孙玉厚老汉继续蒙着头，从被子里伸出一条胳膊，把少安他妈捣了一拳，意思是叫她不敢出声。

可是第二天，玉厚他妈的病仍然不见好转。

临近黄昏时，孙玉厚老汉再一次上了刘玉升的门，请他无论如何亲自到他家里去看一下。他并且保证说，他弟玉亭根本不会知道这事。

刘玉升支吾着犹豫了半天，才终于跟孙玉厚起身了。

到家后，玉厚老两口先侍候这位“神仙”吃了一顿白面条。尽管天气已经暖和，刘玉升还穿着那身用麻绳大纳的旧棉袄，腰里束一根拿各种颜色的破布条拧成的腰带，如同缠一条花蛇。他干麻子脸黑得像锅底一样，坐在麻油灯下吃了三老碗干调白面条。

吃完饭不久，刘玉升的目光就渐渐变了，直勾勾看着一个地方，怪怕人的。他用手摸了摸脏得像毡片一样的头发，对孙玉厚说：“你先拿一把高粱秆，用刀背捣扁，在门背后用火点着。”

孙玉厚赶紧照办了。

火点着后，他又让孙玉厚端来一碗凉水。

他噙了一口水，“噗”一声把门背后的火喷灭了。

然后他关照孙玉厚的老婆说：“嫂子，你把我干妈的脸蒙起来，不要叫老人家受了惊吓。我一会有个什么，你们也不要怕。”

少安他妈赶紧用被子把婆婆的脸蒙住。

刘玉升眼睛痴呆呆地望着对面墙，倒退着上了孙玉厚家的小土炕，连鞋也没脱。

他对孙玉厚两口子说，他们当年在这里建家时并不知道，这地方多年前曾死过一只白狗，埋在窑上面的山坬上，后来就成了精。他说玉厚老母亲的病肯定没什么大危险，因为他以前在阴界的生死簿上没见阎王爷把干妈的名字用红笔打了叉。

说完这些话后，刘玉升就慢慢合住眼，嘴里开始念嚷一些凡人所不能知晓的咒语。

紧接着，只见他“咚”一声栽倒在前炕上，身体僵直，双拳紧握，嘴里吐着白沫子，牙关子咬得格巴巴价响！

孙玉厚两口子恐惧地退到后窑掌的脚地上。他们好像听见刘玉升嘴里喊：“小鬼！快把白狗精收回去……”

不一会，又见刘玉升一只手在身体下面的炕席片上抓什么。抓了一会，只见他胳膊一扬，把什么东西向窗户上撒去——只听见窗户纸被打得啪啪价响！

玉厚老两口被这非凡现象惊得嘴巴张了多大！

哈呀，这刘玉升就是有神灵哩！席片上干干净净，他把什么东西扬到窗户上了？不得了！光席片上都能抓起东西哩！

其实，刘玉升麻绳子大纳的破棉袄上有个暗口袋，里面装着沙土。他假装手在席片上摸，实际上是偷偷从这口袋里摸出沙土来，猛然扬在了窗户上……

刘玉升嘴里胡念嚷着，间隔地向窗户上扬了几把沙土后，就直挺挺地躺在前炕上，张开嘴向土窑顶上一口一口吹气；其吃劲程度就像田福堂犯了肺气肿病。少安他妈见其状，立刻从后炕上拿起一个枕头，准备垫到刘玉升头下，结果被孙玉厚威严地阻止了；老汉用眼神向老婆暗示：这是神性！

又过了一会，刘玉升呻吟般地向窑顶上吹了最后一口气，才慢慢睁开了眼睛。他身体随即松弛下来，但仍躺着，也不看人，只看窑顶。

很久，他才从炕上爬起来——席片上留下一摊涎水。

现在他爬蜒着坐到炕栏边上，两条腿软绵绵地耷拉着，像走了很长时间路。

孙玉厚现在才敢走到他跟前，给他把旱烟锅递到手里。

刘玉升抽了一锅烟，来了精神，便开口说：“我刚才下了一回阴曹，阎王爷没听说过这只白狗精，不好捉。后来派了两个小鬼上来，还没捉住。不过，你们不要担心，阎王爷天不明时还要派四个小鬼上来，肯定能捉住哩……嘿！我从阴界上来时，见咱们村的俊斌跑到庙坪山后坬上玩耍哩！我对他说，下面正点名，你还不快回去？这小子才跑下去了……”

刘玉升一边说，一边将一个肮脏油污的线口袋从怀里掏出来，放在了炕上。少安他妈赶紧拿起这口袋，到后窑掌里装了两大升麦子。

刘玉升说：“本来咱们同村邻舍，我不能收你们的东西。但这是阴曹下面的规定，不收也不行……”

孙玉厚赶忙说：“那怎能哩！”他随即又揭开那只旧木箱，把一块二尺左右的红布也拿出来，连同粮食一起放到刘玉升面前。

刘玉升把红布塞在棉袄襟子里，把那袋小麦扛在肩头，就要起身走了。

“我拿手电把你送一下。”孙玉厚说。

“不用了！我们这号人白天和晚上一样，都能看见路哩……噢，我倒忘了！你们今晚上用一斤白面捏成两个猪像，在灶火里烧熟，赶天不明时送到田家圪下面的河湾里，放在一块干净石头上，周围画一个圆圈。白狗精走时，歪好吃上一点，以后就不会记仇了……”

孙玉厚老两口连连点头应承了下来。

刘玉升走后，少安妈就用一斤多白面捏了两个“猪像”，在灶火里精心烧烤得焦黄喷香。

天不明时，孙玉厚按刘玉升指定的地点，把这两块吃食送到东拉河岸边一块干净石头上，用手指头在周围画了一个圆圈。

玉厚老汉怎能想到，他离开河岸不久，刘玉升就来到这里，把这两块还温热的吃食拿回家，给他的六个小“白狗精”分着吃了……

第二天早晨，孙玉厚他妈对儿子和媳妇说，她的肚子好些了。孙玉厚两口子在高兴的同时，对刘玉升敬佩得五体投地。

可是好景不长！中午时分，老人的病情突然加重了——肚子疼得在一堆破棉絮中滚来滚去！

孙玉厚大惊失色，赶紧把孙玉亭叫下来。弟兄俩不敢再瞎折腾，手忙脚乱把老母亲拉到石圪节医院。

医生一检查，是肚子里有了蛔虫；随即给开了一瓶“驱蛔灵”。

老人回到家，吃了两次药，就屙出了几条蛔虫，肚子自然也就不再疼了。

第四十二章

在祖母生病的几天里，孙少安一直在原西县城奔波，因此他对家里发生的事一无所知。

实际上，就是他在家，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为了老人的一点病，就可以把一切都掼在一边。

这不是说他对祖母的热爱已经消淡了——他实在是忙不过来呀！制砖机一开始转动，他自己也跟着旋转起来。各种生产环节，七八个雇用的工人，还要亲自跑着搞经销，简直乱成了一团。一个高小文化程度的农民小子，突然办起了这么大的事业，那种繁忙和紧张都难以用笔墨来描述。尽管他用每月一百五十元工资雇来的河南师傅主管砖厂的生产流程，但他是这砖厂的主人；他不得不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生产现场——搞好搞坏最后都是他自己的，和河南师傅屁不相干！另外，他还得经常往信用社、税务所、运输公司以及买方等等部门穿梭奔跑。

他不在家的时候，他老婆就成了砖厂的主管人。可怜的秀莲除过给七八个人做饭外，还得给买方点砖数，开发票当会计——这一切都够难为她了。

小两口再也不可能夜夜消闲地钻在一个被筒里搂着睡觉——他们常常好几天都见不上一面。虎子几乎一直跟爷爷奶奶住；他们顾不上照管自己的宝贝蛋。

当然，他们如此挣命，是因为生活突然充满了巨大的希望。有了希望，人就会产生激情，并可以义无反顾地为之而付出代价；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真正体会到人生的意义。什么是人生？人生就是永不休止的奋斗！只有选定了目标并在奋斗中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虚掷，这样的生活才是充实的，精神也会永远年轻！

眼下，农民孙少安尽管不会这样表达他的思想，但所有这一切他都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在农村这个天地里，他原来就不是平庸之辈；只不过在往日那漫长的年月里，他想做的事情不能做，不想做的事情却又非做不可。

好，现在政策一变活，他终于能放开马跑了！

两个多月来，少安和秀莲尽管累得半死不活，但小两口心里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畅快过。两个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已经在他们新家的小土炕上，扳着手指头反复计算过今年下来的光景。如果不出什么差错，他们将在年终还完贷款后，还有两三千元的收入——更主要的是，制砖机和砖厂所有的财产都将成为他们自己的啰！

随着全社会的改革与开放，国家迅速地转入了大规模的建设时期。从农村到大大小小的城市，各类建筑如雨后春笋一般破土而出。有些属于计划之内，有些是盲目上马。整个中国似乎变成了一个大建筑工地。在这样的形势下，各种建筑材料都成了热门货。木材在涨价，钢材在涨价，而砖瓦一直供不应求！尤其是宝贵的钢材，就像困难时期的营养品一样，受到了严格的控制。越是控制，越是紧缺，漏洞也就越多；各种后门洞开，许多环节上都有不法之徒大发横财——报纸上不时报道有贪财的官员锒铛入狱！

孙少安开办砖厂，的确赶上了当口——他不愁他的砖没有销路。

但是，要把每一块砖变成人民币，还得要费一番周折喽！如果按当时通行的价格，那倒很省心——起先他就是这样把砖卖掉的。可是有一次，他碰见“夸富”会上和他住同屋的“冒尖户”胡永合，把他这种便当的买卖大大嘲笑了一番。

胡永合告诉他，现在的买卖人没他这号瓷脑！他教导孙少安说：脑筋放活些！你把买方的人请到食堂里吃上一顿，每块砖就能多卖一二厘钱！

孙少安大为惊讶。他先把这位“传教士”请到原西县国营食堂吃了一顿。这顿饭使两个买卖人成了朋友。三杯酒下肚，生意油子胡永合又给他传授了不少窍道。

打这以后，孙少安就“灵性”多了。按胡永合的教导试了一回，果真灵验——原来一块砖最多卖三分八厘钱，这次卖了三分九厘。一块砖多卖一厘钱，那就是一笔不小的款项；请一两个人吃顿饭能花几个钱！

当然，作为一个本分农民，起先这样做的时候，他心里总有点七上八下，很不踏实。后来他才知道，你不这样做也不行！有些公家人不仅不在乎这种请客送礼，而且还主动暗示或直截了当要你“出血”。这是一种“互惠”生意，既然公家人不怕，一个农民为什么有便宜不占呢？

一个可悲的事实是，许多土头土脑的农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公职部门的不正之风和某些干部的枉法行为，才使他们成为“熟练的”生意人。他们提着黑人造革皮包，带着好烟名酒，从乡下来到城里，看起来动作迟笨，一脸忠厚，但精明地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打开的“缺口”。

但和胡永合这样的生意人相比，孙少安在这方面仍然没有开什么大窍。他只会请人家在食堂里吃一顿饭——这是一个得了好处的乡下人通常感谢别人的方式。

说起来，孙少安的身上也还有一些明显的变化。比如说他现在的衣着装束，就今非昔比了。如今他只要外出办事，就会换上那套“礼服”：贴身一套红线衣，外面是一身廉价混纺毛料制服；足登“力士”牌球鞋，头上戴一顶深蓝的卡单帽，手里像其他生意人一样提着黑人造革皮包（也可斜着大背在身上）。当然，这身打扮在城里人看来仍然是个土包子，但在农村，就算很“洋”了。秀莲坚持要让他这样改头换面。少安自己也感觉到，到城里办事，一身老百姓衣服实在蹬打不开。穿着这身新衣服，开始时还怪有点别扭，以后慢慢也就习惯了……

现在，孙少安就是这么一副装束，坐在原西县国营食堂的小餐厅里。

他正在这里请客吃饭——当然是为了销售他的砖。

客人是原西县百货公司的正副经理和这个单位管基建的干部。副经理我们已经熟悉了——跛女子侯玉英的父亲侯生才。正是因为少平当年曾经在洪水中救过侯生才的女儿，这笔生意使孙少安多赚了不少钱。百货公司要新盖一座三层楼的门市部，需要大量的砖。有许多砖厂在竞争这个大买主。当主管基建的副经理侯生才知道少安就是少平的哥哥后，毫不犹豫把好处先给了他；并且每块砖出价四分——这比当时通行的价格高出二厘。侯生才的“理由”是，少安的砖好。当然，少安的砖确实也好，压力系数都在一百号以上（七十五号以上就是国家标准）。

为了感激慷慨的侯经理，少安就在县国营食堂的小餐厅里搞了这桌饭。从原西水平来说，这桌饭菜已经属最高层次了。桌上有山珍海味，还上了各种酒。少安殷勤地为那三个人夹菜劝酒，尽量使自己的风度像那么一回事；生活已迫使一个封闭的乡下人向外部世界开放。

吃菜喝酒的时候，孙少安无限感慨地想起，当年就是在这地方，他和润叶曾经一块吃过一顿饭。那顿饭是润叶请他的。那时，他是何等的窘迫与恓惶啊！谁能想到，今天他能在这同一个地方，铺张地请别人吃宴席呢？

他由不得想起了润叶——这几年里，他很少再想起这个曾经爱过他的人。对于一个在实际生活中陷入千头万绪矛盾中的农民来说，没有那么多闲暇勾起自己的浪漫情思。不过，一旦想起这个人，他就会想起自己整整一段生活历史；不仅是当年他和润叶的关系，还有他自己和一家人曾经度过的那无比艰难的岁月……

他在饭桌上的情绪突然低落下来。此刻，他痛苦地想到，他们家其他人的情况眼下仍不景气。分家以后，父亲的负担加重了，那么大年纪，还得像小伙子一般出山劳动。弟弟一个人流落门外，谁知成了一种什么样子。姐姐家的状况更是一如既往；就连上高中的妹妹，也是很艰难的。

孙少安的额头冒出了一层冷汗。他内心里刹那间升起一股羞愧之情：分家之后，他只顾他自己的事，对家里其他人几乎没尽什么责任。他太混账了！一天忙着为自己赚钱，连弟弟和妹妹都没顾上去关照一下——他们严格地说还没有长大呢！

孙少安勉强赔着笑脸吃完了这顿饭，把三位客人送出了国营食堂。

他决定立刻到中学去找妹妹——他要给她留下五十元钱。

是呀，亲爱的妹妹马上就要高中毕业，她已经长成大姑娘，尤其在穿着方面应该像个样子了。本来，他想自己到商店给兰香去买几件衣服，又怕不合身，就决定到中学去把钱送给妹妹，让她自己去挑拣着买一身好衣裳。

孙少安提着那个黑人造革皮包，急匆匆地往中学赶去。在此之前，他已经打问好去石圪节的一辆顺车；给兰香把钱送下，就得赶紧搭车回去——他已经出门几天，心里惦记着家里那一摊场。秀莲一个人顾不来啊！

兰香正在上自习。他把她从教室里叫到外面的大操场上。

他先简单地询问了一下妹妹的情况。

兰香说她什么都好着哩。

他于是就掏出那五十块钱来给妹妹。

可兰香却不接这钱。她不知为什么眼里突然涌上泪水，说：“我有钱哩……”

“你哪来的钱！”少安见妹妹不接钱，有点生气。

“我二哥每月给我寄十块……”

孙少安一下子呆了。

呀，他没想到弟弟一直给妹妹寄钱！

他的喉咙顿时像堵塞了一团什么东西。

他有些声软地说：“你二哥的是你二哥的，这是大哥的。你拿上给你买一身时新衣裳，你看你这身衣裳都旧了……”

兰香抠着手指头，突然扬起脸用泪濛濛的眼睛望着大哥，说：“哥，我知道你的心哩。现在分了家，你们那面有我大嫂哩。我不愿叫你作难。你不要给我钱。我不愿意大嫂和你闹架。我手头宽裕着哩……”

少安的眼窝发热了。

他接着又硬把钱往妹妹手里塞。兰香却掉转身，手抹了一把眼泪，跑回教室里去了……

孙少安手里捏着五十块钱，呆呆地立在空荡荡的中学操场上，一颗伤痛的心像是泡在了苦涩的碱水里。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出原西县中学的。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从原西县回到石圪节公社的……

孙少安在石圪节下车后，便神情恍惚地向双水村走去。

一路上，那无声的哽咽不时涌上他的喉咙。他的胸口像压了一块石头。多么痛苦啊！他记起，那年因为扩大自留地在公社批判完后，他就是怀着这样痛苦的心情，从这条路上往村子里走。那时的痛苦一切都是因为贫困而引起的。可现在，他怀里揣着一卷子人民币，却又一次陷入到深深的痛苦之中！

生活啊，这是为什么？贫穷让人痛苦，可有了钱还为什么让人这么痛苦？

过了罐子村，在快要进双水村的时候，孙少安实在忍不住了。他突然从公路上转入一块庄稼地，找了一个四处看不见人的土圪，一下子扑倒在土地上，抱住头痛哭起来！

山野悄无声息地倾听他的哭泣。

落日将要沉入西边的万山丛中；圆圆的山包顶上，均匀地涂抹了一层温暖的橘红。有一群灰白的野鸽从蔚蓝色的天空掠过，翅膀扇起一片嗡嗡的声响。不远处的东拉河边，传来黄牛的一声低沉的哞叫……

好久，孙少安才从地上爬起来。他拍打掉衣服上的灰土，又抹下头上的布帽擦去了脸上的泪痕，然后无精打采地卷起一支旱烟棒，蹲在地上静静地抽起来。他脸色灰暗，看上去像刚刚生了一场大病。

一直到太阳完全落山以后，他才从地上拾起那个黑人造革皮包，拖着两条无力的腿，慢慢向村中走去。

拐过一个山峁后，他猛地立在了公路边上。

他看见了他的砖厂！那里，制砖机在隆隆地响着，六七个烧砖窑的炉口闪耀着红光；滚滚的浓烟像巨龙一般升起，笼罩了一大片天空。

一股汹涌的激流刹那间漫上了孙少安的心头。他疲惫的身体顿时像被人狠狠抽打了一鞭，立刻振作起来了。

是的！不论怎样，他还得在这条新闯出的道路上顽强地走下去；一切都才刚刚开始，他的心不能乱！这么大的事业，如果集中不起精力，搞倒塌了，那后果不堪设想！

决不能松劲！他还应该像往常一样，精神抖擞地跳上这辆生活的马车，坐在驾辕的位置上，绷紧全身的肌肉和神经，吆喝着，呐喊着，继续走向前去……

孙少安迅速地卷起了一支旱烟卷。

他鼻子口里喷着烟雾，扯开脚步匆匆地向他的砖厂走去；他远远地看见，头上拢着白羊肚子毛巾的妻子，已经立在一堵蓝色的砖墙旁等待他了。

第四十三章

我们最初知道兰香的时候，她还是个十三岁的孩子。现在，站在我们面前的，已经是一位窈窕的大姑娘了。

她今年整整十九岁。

我们真惊叹这贫穷的山乡圪里养育出如此出众的女孩子。瞧，那一身旧衣衫包裹着的身材是多么挺拔而苗条！洁白的脸庞像上了釉的白瓷，闪着珍珠般的光泽；黑油油的剪发优美地弯曲在腮边，使那俏丽的下巴显得愈加叫人心疼。长长的睫毛护着一双清澈动人的眼睛……当她静静地坐在教室里的时候，我们会不由想起不朽的罗丹那尊著名的雕塑《沉思》。

贫困的家庭出身和艰难的生活磨练，使孙兰香并不特别留心自己的漂亮。

这个在窘迫和煎熬中长大的姑娘，很早就开始直面艰辛的人生。她的意识中时常充满了忧虑，焦灼地凝视着自身以外的生活。奶奶、父母亲、两个哥哥和姐姐一家人，都无时无刻不在她的关注之中。唉，她无力去帮助所有这些亲人，但她为亲人们的一切不幸而揪心地痛苦呀！

兰香强烈地意识到，她读到高中是多么不容易！现在她明白了，她一生不能再回到农村去；她一定要考上大学。那年在石圪节的时候，她还曾打算连初中都不上完就回家去。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后怕。是的，她怎么没学下个什么名堂就回去呢？这样她就对不起含辛茹苦的一家人；她只有考入大学，才不辜负亲人们的一片苦心！

从进入高中那天起，考大学就成了兰香追求的目标。自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制以来，原西县高中每年都有几十名学生进入大学门，这无疑极大地刺激了像她这样有抱负的青年。

正因为这样，学习对她来说是至高无上的。近三年来，她不仅在班上，而且在整个年级保持前三名的位置。在九门功课中，数学、外语、物理、化学和生物，考试几乎常常是满分。但她并不满足。她知道，高考是全国性的竞争，光在自己学校考高分并不能保证全国统考也能考出好成绩。

马上就要高考了。再有几个月，她就要面临这个决定自己一生命运的关口。不管她考上考不上，她都将会变成另外一个意义上的孙兰香。当然，这次命运的大决战不仅对她是至关重要的，对所有的同学都一样。

班上抱有希望的只是一部分人，另一部分人已经不抱什么指望——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多少脑水。后一部分人包括许多城里学生。上高中时，他们仗着自己的优越，功课抓得不紧；现在事到临头却大势已去，只好开始动员父母亲为自己寻找出路。

毕业班一片紧张与慌乱。

兰香也在内心隐隐地感到一种恐惧。她知道，要是高考榜上无名，对她来说，那后果就不堪设想。她清楚地知道，那时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她。她将在一两年内出嫁。而像她这样的家庭，又能嫁个什么人呢？和一个农村后生结婚，过好了，自己能维持自己；过不好，还得连累老人和两个哥哥——姐姐的不幸就在她眼前明摆着……晚上睡觉时，她常梦见自己没有考上大学；醒来之后，手里捏着两把冷汗。

她只能一心钻到功课中去；除此之外，其他任何事都引不起她的兴趣。她的学习干事职务，也是老师做了许多次工作才勉强接受了的——她怕当“官”影响她的学习。

班上的女同学们，都到了一个鲜花般的年龄，个个开始精心打扮自己。洗发精、面霜、头油，甚至口红或其他一些很有名堂的化妆品，都出现在各自的小木箱中。有些没指望考上大学的女生，已经开始谈恋爱了。对于这个年龄的女孩子，她们的爱美之心不仅无可指责，而且是我们生活中最为动人的现象；我们的世界正因为有花朵般的姑娘，才永远如此美好！

但孙兰香除一块香皂和一只贝壳装着的廉价擦脸油外，什么也没有。一方面她生性不爱涂脂抹粉；另一方面，她也没钱买这些东西。别说这些花费了，直到现在，她还没有过一件像样的衣服。好在她那天生丽质大大弥补了穿戴的寒酸，因而仍然在女同学中鹤立鸡群，使得姑娘们妒忌不已。

自从进入高中后，她只能勉强维持自己的一般生活。当然她还不像两个哥哥上学时那样艰难；她起码能吃饱饭，并且也还能吃得起一份乙菜。

在这期间，曾给她带来过重大打击的，莫过于大哥和他们的分家了。从她记事起，一家人的依靠就是大哥。一旦没有大哥，他们家的日子怎么过？多么忧愁啊！她曾为这事偷偷哭过好多回。

后来，是她二哥使她从惊恐中平静下来。她在实际生活中感到，只要有二哥，她也就不必过分担心。她越来越看出，二哥是一个不平常的人。他和大哥一样能吃苦受罪，而且懂的事也多；跟上他，就觉得什么也不怕了。她甚至还这样想过：将来能寻二哥这样一个男人就好了！

二哥一直对她特别关怀，每月都从黄原给她寄钱来，并且还常写信开导她，鼓励她。她最爱读二哥的信，还在笔记本上抄了他的许多话。她也常给他写信，甚至还敢在信上和他讨论一些“大”问题哩。她的信是寄给金波哥转他的。

二哥不久前在信中写给她的一段话，使她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那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妹妹，关于你，说心里话，是出乎我意料的。因为我原来对你不抱什么大的希望。我想你一生能有个温暖的家庭，生儿育女，有吃有穿，不要像姐姐那样恓惶和屈辱就行了。现在我越来越看出，实际上你的天资比我和大哥都高。你一定能考上大学的！而且我从你的来信中，看出你已经对人生在较高的层次上有了觉悟。这使我非常激动！我感到，人的一生总应有个觉悟时期（当然也有人终生不悟）。但这个觉悟时期的早晚，对我们的一生将起决定性的作用。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应该做什么人，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道路。

我们出身于贫困的农民家庭——永远不要鄙薄我们的出身，它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将一生受用不尽；但我们一定又要从我们出身的局限中解脱出来，从意识上彻底背叛农民的狭隘性，追求更高的生活意义。

要知道，对于我们这样出身农民家庭的人来说，要做到这一点是多么不容易啊！

首先要自强自立，勇敢地面对我们不熟悉的世界。不要怕苦难！如果能深刻理解苦难，苦难就会给人带来崇高感。亲爱的妹妹，我多么希望你的一生充满欢乐。可是，如果生活需要你忍受痛苦，你一定要咬紧牙关坚持下去。有位了不起的人说过：痛苦难道是白忍受的吗？它应该使我们伟大！

另外，我不知在什么地方看过一则消息，对我们很有启发：有位美国总统的女儿为了不让父亲供养她上学，自己便利用课余时间到饭馆里为人家洗碟子赚钱……妹妹，二哥这样说，不是逼着让你也去自己谋生！相信我每月的十块钱一定准时寄给你！真想和你在一块好好谈谈……有时间就来信，并希望能把字写大些，不妨出出格嘛……

这封信引起了她强烈的震动。她在心里慢慢揣摸二哥的这些话。她内心非常激动，似乎多少年一直堵在眼前的一片朦胧的云雾，突然被阳光撕开并被大风吹散，使她看见了生活无比广阔的地平线。真的，她现在对二哥产生了一种崇拜的感情——就像她小时候崇拜大哥一样！

可是实际上，她对大哥的尊敬一点也没少。她现在只是认识到，大哥和二哥不一样。

她明白，大哥因为文化程度低，从小又压上了生活的重担，只能和大多数农民一样为最实际的生活问题而操劳——她深知大哥受过什么样的苦啊！一想起大哥，她眼圈就发热……

现在，大哥终于办起了砖厂，不要再像过去那样穷困。为此，她心里也为大哥而感到骄傲。她希望大哥发达起来——正是因为大哥的光景翻了起来，村里人现在才不再小看他们一家人。同时，也正是家庭出现了这种新背景，才使她自己心里踏实了许多，觉得在同学们面前不很自卑了……

但兰香又清楚地知道，大哥和他们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家人。一旦分开家，大的方面只能是各顾各的光景。

光大哥好说，可还有大嫂哩。大嫂虽说也是个十分好的人，但分家后，当然要维护自家的利益——这是正常的。就是互相帮助个什么，也得明确这是两家人之间的互相帮助，而不能再是一笔糊涂账。

当然，实际上也不可能一切都斤斤计较。虎子不照样还在他们这边家吗？而大哥和嫂子也常给他们做这帮那。只不过较大数字的开销，那就得大约有个计算了，否则，大嫂当然会不高兴！

正因为如此，不久前她才没有接大哥给她的五十块钱。

兰香知道，大哥当时的确是一片真心。但她又知道，这钱是大哥瞒着大嫂给她的。以后万一被大嫂知道了，说不定要和大哥吵架；她怎么能因为五十块钱而使大哥和嫂子闹不和呢？

大哥走后，当时她又反复想了这件事，觉得没有接大哥的钱是完全正确的。

唉，这不是说她不需要这五十块钱！二哥每月的十块钱，她只能勉强维持自己的伙食，另外的花费就十分困难了——光高考的复习材料就得许多钱；幸亏开学时，二哥还给她留了二十几块钱，交过八块五毛报名费后，手头丢下十几块，抠掐着应付那些必不可少的开支。至于生活中的其他奢望她一点也不敢有。半年来，她连一场电影也没有看过；一方面是因为高考临近，她要抓紧时间复习功课，更主要的是她舍不得花那一毛钱！

眼下，兰香惟一的愿望是买一件短袖衫。天马上就要大热了，她连一件短袖衫也没有。两件换着穿的长袖衫，天一热，只能把袖子卷到半胳膊上，像上了箍似的难受。

可是，一件稍好点的短袖衫少说也得十几块钱，她手头只有几块钱，而且除万不得已决不敢花出去！

但不论怎样，她既不能拿大哥的钱，也不准备另外向二哥开口要。凑合着穿长袖衫吧！她决不能再给家里人添麻烦了……

大哥走后的第三天，他们班的一位女同学患急性盲肠炎，在县医院动了手术。班上的同学们都先后到医院去看望了。她也准备去看望。而到县医院看望生病的同学得带点礼物——这钱是无论如何要花的。

她正准备去街上买点食品，金秀却带着一挎包东西来约她一起去看这位同学。兰香明白，亲爱的金秀知道她手头缺钱，就先买好东西拉她去医院——礼物算是她们两个人一块给这位同学送的。

和兰香同岁的金秀也长成了一位漂亮的大姑娘。金秀是另外一种漂亮。她比兰香个头低，但身材匀称而丰满，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流露出温柔而多情的波光。她的学习虽然在班上不是拔尖的，但门门功课都很扎实。金秀和兰香一直保持着十分亲密的关系，像一对亲姐妹。金秀已经确定要报考省医学院，而兰香对自己报考的学校和专业心中还没数……

下午课外活动时，两个好朋友拿着东西，一块相跟着去看望生病住院的女同学。

到医院后，金秀在同学的病床前坐了一会，说她父亲给县运输公司的一位熟人捎来一封信，她要给人家送去，便先告辞走了。

兰香一个人和同学又拉了一阵话，才从病房里出来。

她无意中看见，医院不远处的地方正在箍一长排窑洞。她马上想到，她二哥在黄原也是给人家干这种活的。

她竟然不由自主走过去，想看看这些人是怎样干活的——这样她就会大约估摸出二哥在黄原的情况。

兰香走近前去，看见石匠们都光着膀子，只穿件小布褂，分头忙活着。有的人在土场子里细心地拿锤錾琢磨粗糙的石块；有的人往垒起一截的窑墙上背石头。墙头上立着高人一等的大匠工，不时吆喝下面的小工送这运那。到处是一片爆竹似的锤錾声。

兰香突然发现，提泥包的大部分是一些女孩子。看她们的穿着，不像是农村来的。

她于是就好奇地问其中一个提泥包的姑娘：“你们是哪里来的？”

“我们是这城里的待业青年。”

“你们一天赚多少钱？”兰香大胆地问。

“一天一块半。”

啊，一天就赚一块半钱呢！这些女孩子看来和她的年龄差不多，人家一天就能赚这么多钱！

兰香的心不由动了一下：我能不能也来这里提泥包呢？当然，白天她要上课。不知道这里晚上干不干活？要是晚上能来干几个小时，哪怕赚几毛钱都行呢！

她于是又惴惴不安地走过去，问刚才那个女孩子：“你们晚上干不干活？”

那女孩子莫名其妙地看了一眼多嘴的兰香，说：“我们晚上不来。但匠人们晚上还做活。”

“那晚上谁给匠人们提泥包呢？”

“他们自己腾出人手提……”

“那我晚上来提泥包不知行不行。”

“你呀？”

“嗯。”

“那你要去问站场的工头！”

“哪个人是工头？”

这女孩子便给兰香指了指不远处一个立着抽黑棒卷烟的人。

孙兰香已经决定要来干这活了！她记起了二哥信中所说的话。她想，人家美国总统的女儿都能跑到饭馆里洗碟子赚钱，她为什么不可以提泥包赚点钱呢？

二哥说得对，要自强自立！她一家人都是吃苦干活的人，她自己干点活又有什么了不起的！二哥说了，不要怕苦难，如果能深刻地理解苦难，苦难就会给人带来崇高感。对，她这样做，不应该有任何一点害臊的感觉。

兰香身上具有孙家的那种倔犟劲。她真的勇敢地走到那位站场工头的面前，向他提出了自己的愿望。

工头听完她的话，又了解了一下她的身世和眼下的情况，大为惊讶。

看来这工头对人有同情心。他立刻慷慨地说：“你要是不怕误课，你就来。干两三个钟头活，给你开上五毛工钱！”

兰香又高兴又激动地离开了医院。她猛然觉得自己长成了大人——她惊讶她竟敢做出如此大胆的抉择！

既然这样决定了，她就应该毫不畏惧地投入这种生活。她白天可以增加学习时间，好把晚上的时间腾出来去干活。当然，她不会干太多的天数，因为高考快临近了。她只准备做一个来月活，赚的钱够买一件短袖衫就行了。她想，用自己赚的钱买一件衣服，穿着更有意义！只是有一点，这事既要瞒着同学们，又不能让家里人知道……

从这一天以后，每到傍晚，兰香就以各种理由离开学校，然后悄悄来到医院的基建工地，为箍窑洞的匠人们提泥包。

这样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出现在一群揽工男人中间，当然会受到一些粗言俗语的伤害。但我们的兰香有她自己的一套对付办法。她一开始就对所有做活的人尊敬地称他们为“叔叔”和“大哥”，把那些口出粗言的家伙捧到“人”的位置上，结果使他们自己羞愧不堪。这些人终究也是人，一旦你尊敬他，他就不会再牲口似的对待你了。

提泥包的活并不轻松。十点钟左右收工后，兰香常常浑身酸疼难忍。她先躲进医院的女厕所里，把外面那身糊满泥巴的衣服脱下来，塞进自己的书包里，然后就穿过夜晚清冷而空旷的街道向学校赶去。

一个人行走在寂静无声的街道上，她常常会仰起头来，眨巴着那双美丽的眼睛，迷惑地瞭望着暗蓝而幽深的天空，瞭望着那一轮皓月和满天繁密的星斗，陷入到了深远的沉思之中。哦，人生，宇宙，一切都是多么神秘和深奥！她突然想起不知在什么地方看过的几句诗：走千山，涉万水，登不上你的殿堂……

这个天赋很高的姑娘，常常在这样的时候，会产生某种突发的奇想。

某一天夜里在医院干完活后，她一边往学校走，一边猛然想：我将来一定要乘宇宙飞船到太空去！不知中国有没有与此有关的大学？她要去问一问老师——如果有，她就一定去报考！

第四十四章

一大早，太阳还没有从东拉河对面的山背后升起的时候，睡梦中的双水村人就听见后沟道里传来一阵机器轰隆隆的响声。

这是少安的砖厂又开始了一天的繁忙。

自双水村的新强人孙少安用机器制砖那天开始，这声音就天天震动着这个古老的村庄。

开始的几天，全村不论大人还是娃娃，都先后新奇地跑到孙家开办的“工厂”来参观。人们围着那台神秘的制砖机，看着土砖坯像流水似的从传送带上源源不断地运出来的时候，一个个都惊讶得嘴巴张了老大。哈呀，这玩艺儿神了！什么能人造出这么好的东西呢？如果每家都有这么一件机器，那人人都可以发大财！

当打听到这家伙的价钱时，庄稼人才又惊得舌头在嘴里弹得嘣响。

后来，人们对少安的“工厂”习以为常了，也就不再来参观。他妈的，看一回叫人眼红一回！眼红人家又顶屁用哩？没能耐的人还得用双手在土地上刨挖着吃！

双水村搞了责任制以后，一下子平静了许多。我们知道，这个往日有名的嘈杂村庄，过去经常人喊马叫的，好像天天都在唱大戏。可是现在，人们单家独户种庄稼，各谋各的光景，谁还有心思去管那些闲淡事？再说，也没什么相聚的机会。主动去串门？没工夫！真是不可思议呀，一个村的人，如今甚至几个月都不见一面！村中各处的“闲话中心”早都自动关闭了；只留下几个不能出山的老汉聚在公窑外面的官路旁，观看来往的车辆行人，说他们那些老掉牙的话题。

好安静的双水村！

可呀，外人并不知晓，实际上村里每个人的心中从来没像现在这样骚乱和喧哗。

是呀，新的生活带来了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和新的欲望。大多数人肚皮撑圆以后，必然要谋算新的出路和新的发展。由此而产生了许多新的难念的经。至于少数光景日月还不如集体时的家户，那愁肠和熬煎更是与日俱增——过去有大锅饭时，谁碗里的一份也少不了。现在可没人管啰！你穷？你自己想办法吧！你不想办法？那你穷着吧！

双水村许多有苦恼的人并不知晓，他们羡慕的能人孙少安，如今也有他自己的苦恼。正像俗话所说：一家不知一家难哪！

想想也是，孙少安摆开这么大的战场，而且想弄出点名堂来，那也就少不了他后生的苦恼。是的，他的确为他的事业苦恼——但更苦恼的倒还不仅仅是这些事！

前几天从县城返回村子后，尽管他一如既往紧张地投入到砖厂的忙乱之中，但心情一直感到很沉重。妹妹那双泪濛濛的眼睛不时浮现在他眼前。他在砖厂一边干活，一边难受地咽着唾沫。他明白妹妹为什么不要他的钱。懂事的兰香心疼他、体谅他，怕秀莲和他闹架。唉，几年前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出现这样的情况。光景好转了，可家庭却四分五裂！

但话说回来，他又怎能全部埋怨他的秀莲呢？

自进这个家门来，她也没少吃过苦哇！现在，她又熬死累活帮扶他支撑这个大摊场，家里和砖厂两头忙，手上经常裂着血口子……虽然她坚持分了家，但按乡俗说，对待老人也无可挑剔。平时，这面家里做点好吃喝，她总想着给那面的三个老人端过去一些。天冷的时候，母亲眼睛不好了，她就熬夜把老人们的棉衣棉裤都拆洗得干干净净。就是他给老人量盐买油，她也从不说什么。只是他要把一笔大点数目的钱拿出来给家里的人，她就有些不高兴了——钱是她管着的，分分厘厘的花费都瞒不了她……

少安思来想去，觉得分家以后，是他自己对家里的人没尽到责任。办法总应该是有的；但他忙于自己的事，没有对亲人们的处境精心关照过。

怎么办呢？偷着给他们一点零碎钱，也起不了大作用，反而还得和老婆磨牙拌嘴……

少安在他的砖厂一边起劲地干活，一边焦虑地思谋着。

后来，他突然想：最好还是说服少平回来和他一块办砖厂！是呀，他掏大钱雇用两旁世人哩，为什么让弟弟流落在外边赚人家的下眼钱？少平受死受活，一月又能赚多少？如果弟弟回来和他一块办这砖厂，他们两个合伙操持，赚得红利一分为二，两家就都能有个大翻身。要是这样，秀莲也就无话可说。他相信他能说服妻子。这是一个最根本的解决办法，而这样他们实际上又成了一家人！

好！早应该这样办了。

孙少安想到这里的时候，停止了干活，赶忙卷起了一支旱烟棒。他开始深入考虑怎样实施这个计划。他越想越兴奋。弟弟文化程度高，说不定很快就能独立操持制砖机，不用再掏大工钱雇这位河南师傅了。弟兄俩一个照料砖厂，一个出去办“外交”，说不定还能把事干得更大哩！

孙少安鼻子口里喷着烟雾，在制砖机旁吸了一支旱烟卷后，就决定明天亲自去黄原找少平。

少平会不会回来呢？这倒是个问题。

少安觉得，少平在吃苦方面和他一样，但另外一些方面和他有很大区别。弟弟脑子里常有一些怪想法。唉，也许是书念得太多了！

不过，他想他还是有些把握把弟弟叫回来的。他知道少平在外面也赚不了多少钱。当初他不愿意和他一块办砖厂，想到外面去闯荡一番——年轻人嘛，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他当年要不是家境无法维持，说不定也要出去闯荡一回哩。少平闯不出去，自然就会回头的。至于他迁出的户口，那好办，迁回来就是了；双水村不会把老根扎在家乡的人拒之门外的。

孙少安想好以后，决定明天早晨就搭班车走一趟黄原——这也将是他有生以来走得最远的地方。

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就把走黄原的事对秀莲说了。当然他没说是去找少平。他对妻子撒谎说，有个熟人告诉他，黄原一个下马单位有台便宜处理的旧电机，他想去看看，行不行一两天就回来了。他现在不能对妻子说明他的打算。等少平回来了，他再和她商量这件事——反正到时生米做成熟饭，她同意不同意都无济于事了。

本来少安想先和父亲商量一下，但觉得也没必要。只要少平愿意回来和他一块干，父亲肯定不反对，还会很高兴的。他先要说服的只是少平。

第二天早晨，他换上了秀莲为他洗干净的“外交”制服，便在家门口下面的公路上，举起庄稼人僵硬的胳膊，挥手挡住了去黄原的班车。

他有点兴奋地踏进车厢，在车窗玻璃前向送行的妻子和儿子招招手，就被汽车拉着向远方的城市奔驰而去了……

下午两点钟左右，孙少安到了黄原。

当他斜背着那个落满灰土的黑人造革皮包从汽车站走出来的时候，立刻被城市的景象弄得眼花缭乱，头晕目眩。他连东南西北也搞不清楚了。他抬头望了望城市上空的太阳，觉得和双水村的太阳位置都是相反的——太阳朝东边往下落了？

我的天！这就是黄原？这么大的城？一条街恐怕比双水村到罐子村都远吧？

他现在得打问东关邮政所在什么地方。他走时就准备先找金俊海父子。少平是揽工的，谁知他在什么地方。找到俊海父子，就能找见少平——家里写信，也都是寄到这里让他们转交的。

孙少安走到一个扫街道的老头跟前，先掏出一根纸烟往老头手里递。老头一惊。少安忙笑着问：“老人家，东关邮政所在什么地方？”他说着，又掏出打火机给老头点烟。

老清洁工大受感动——他大概没碰见过这么客气的问路人。

老头举起手里的扫把，热心地给他指点了半天——其实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

少安对这老头道了谢，就急忙向前面走去。他心里踏实了下来。

他刚踏进邮政所的大门，就被照门房的老头大声喝住了。当少安说出他要找的人时，门房老头告诉他，金俊海父子都出车去了，一两天内不会回来。

把他的！这该怎么办呢？

孙少安立在大门口，头上急得冒出了一层汗珠子。他人生地不熟，到哪里去打问弟弟的下落？

他惶惶不安地转到街道上，立在一个小杂货门市前，盘算他该怎么办。

他想起了润叶。除过金波父子，这城里他认识的人就是润叶和她二爸了。田福军是地委书记，说不定门上有站岗的警察，他进不去。润叶听说在团地委工作，门上可能没警察，但他又鼓不起勇气去找她啊……

根据树木和电线杆投在地上的影子，少安知道时间已经不早了。不论长短，他得先有个落脚的地方。对，赶快去找旅社！要是晚上没地方住，他就得在这街上蹲一夜了。

他看见东关房墙上有许多箭头，指着一些旅社的去处。他凭在原西县城的经验，知道这些旅社都是私人开的。他不敢去住“黑店”，因为他身上装几百块钱呢！万一叫小偷摸走了，那还了得！听说城里贼娃子很多——城里人钱多，贼娃子当然都往城里跑；他们村的金富听说就在黄原做这“生意”。

他决定去住国营旅社。他对公家单位有一种传统的信任感，觉得那里面要安全一些。他要时刻留心自己身上的钱。因为第一回出远门，他实在估摸不来花费，就多带了一些钱。另外，他不知弟弟已经恓惶成个啥了，准备随时帮助他解决困难。

孙少安背着黑人造革皮包，穿过东关拥挤的人群，过了黄原河老桥，便向对岸的大街道上走去。他一路留心着看门牌上的字，寻找住宿的旅社。他肯定公家的旅社都在大街上。

接连问了几家旅社，都已经客满了。孙少安这才有点紧张起来。啊呀，大地方的确不是土包子来的，有钱连个住处也找不到！

孙少安惊惶失措地从黄原街上走过来，一直都快到北关了，还没找到个住的地方。

他无意中瞥见了“黄原宾馆”的牌子。他知道这是个高级地方，不知道老百姓能不能住？

因为再没有其他办法，少安就冒出个颇有气魄的念头：干脆到“黄原宾馆”去碰碰运气！

他于是鼓足勇气，心“咚咚”地跳弹着，走进了这个富丽堂皇的“宫殿”。

孙少安运气不错！“黄原宾馆”最近会议不多，接待零散客人。

“我住旅社……”他胆怯地走到登记室的柜台前，结结巴巴对里面一位“办公”的姑娘说。

“旅社”二字显然使搞登记的姑娘好奇地抬起头来，瞟了他一眼。

那姑娘问：“几个人？”

“就我一个。”少安赔着笑脸说。

姑娘一边开票，一边说：“证件。”

“证件？”少安吃惊地问。

那姑娘抬起头来，停止了开票，说：“你是哪儿的？什么单位？”

“我是个农民，来这里找我弟弟，因此没证……件。”他老老实实说。

这姑娘看出他不是撒谎，又问：“那你带着介绍信吗？”

把他的！走时都忘记在田海民那里开个介绍信了。

他只好又照实说：“我走得忙，忘记在队里开介绍信了。”

“按规定，没介绍信我们不能让你住。”那姑娘把笔搁在了一边。

“啊呀，好同志哩！我这是初出远门，人生地不熟，一条街走过来也没找下个住处，你就行行好，让我住一晚上……”少安可怜巴巴地央求这位搞登记的姑娘。

那姑娘看他这么恳切，犹豫了一下，就把票开了，说：“那你明天得另找地方去住。交十八元钱。”

我的天！住一晚上就得十八块？

如果原来知道贵得这么惊人，那他宁愿在街上蹲一夜也不来这里！

但现在他不好再退缩了。人家“破例”让你住，你再不识抬举，那就不像话了。

去他的！男子汉大丈夫，不能说熊话，十八块就十八块！

少安于是很有气魄地解开外衣，从贴身衬衣的口袋上取下别着的领针，掏出两张硬铮铮的“大团结”，递给了开票的姑娘。

办完手续后，他根据发票上的房号，上了中楼第三层。

服务员把票据和他本人反复打量了半天，才把他引到了房间里。

少安进得房间来，惊讶得愣住了。哈呀，这么阔的房子啊？地上铺着栽绒毯，一张双人软床，雪白的被褥都有点晃眼；桌子上还搁台电视机……

嘿，花这十八块钱也划得来！

他把黑人造革皮包搁在墙角的地毯上，新奇地又把这房间细细察看了一番。当他推开过道里一个小门时，发现还有一间小房——嘿，这是澡堂子嘛！还带厕所着哩！

他立刻激动地走进去，把搪瓷澡盆的水龙头拧了一下。突然，不知从什么地方喷出一股水，浇了他一头，也吓了他一跳。

他慢慢才弄明白，一个带喷头的软金属管一头连着水龙头，一头架在半墙上。哈呀，这澡堂子既能躺到盆子里去洗，又能淋浴，先进透顶了！

孙少安拿干毛巾把湿头发擦了擦，就从“澡堂子”里退了出来。

他现在才又发愁地想，他到什么地方去找他弟弟。无论如何，今晚上就应该找到少平。否则，明天人家就不让在这里住了，他还得为自己的住处熬煎。再说，这地方房费太贵，人家让住也不敢再住，只敢凑合这一晚上。

他走到窗户前，两只手托在窗台上，焦虑地望着外面。天临近暮黑了，远远近近亮起了星星点点的灯火。

他猛然记起了田福军的女儿晓霞。他听少平说过，她在黄原师专上学，他们之间也有来往。她或许能知道少平在什么地方吧？

对，找这个田晓霞去！

孙少安立刻掉转身，把墙角的黑人造革皮包提过去，压在被子底下，然后就匆匆地出了房门。

他在街道上打问了黄原师专的去处，就一直向北关那里走去——他忘记了他到现在还没有吃晚饭呢……

第四十五章

孙少安暮黑时分进了黄原师专，见人就打问一个叫田晓霞的学生住在什么地方。他既说不出来她是哪个系的，也不知道她是几年级的。

但田晓霞在黄原师专是个“名人”——除过她本人很惹人注目外，又是地委书记的女儿；因此不多时少安就打问到了她的住处。

他在女生宿舍找到了她。

那年晓霞回双水村时，他只见过她一次。但现在见了面，他一眼就认出来了田福堂的侄女——这姑娘脸上某些地方很像润叶。

晓霞一听是少平的哥哥，很快热情地招呼他坐在自己的床上，接着就给他冲好了一杯加糖的茶水。宿舍里其他同学见来了客人，便先后礼貌地离开了。

“你知道少平做活的地方离这儿远不远？”少安拘谨地抿了一口茶水，问。

“远着哩！在南关外的柴油机厂，少说也有五里路。”晓霞对他说。

使少安高兴的是，晓霞真的知道少平在什么地方。他现在心里才真正踏实了。“我这就起身寻他去呀。”少安性急地站起来。

“那怎么行呢？这么远的路，你得走老半天！”

“五里路算个啥，我一会就走到了。”

“你会不会骑自行车？”晓霞问。

“会哩。”

“那好！我有自行车，咱们骑车子去找他。你能带了人吗？”

“就怕城里我带不了……”

晓霞笑了，说：“现在街上没多少人。万一你带不了，我带你！”

“那怎能哩！我试着带你！”

少安没想到，地委书记的女儿对人这么热情。

晓霞很快在肩头挎起了自己的黄帆布书包，推起自行车和他一同相跟着出了门。

孙少安本来骑自行车还可以，但这是在黄原城里，又带着地委书记的女儿，心里不免有些紧张。他两条胳膊僵硬地握着车把，小心翼翼地按晓霞的指点往南关骑去。

到柴油机厂的大门口时，他浑身的内衣都被汗水湿透了——这多半是由于紧张而造成的。

进了柴油机厂乱七八糟的大院，晓霞也难住了。上次顾养民请少平吃饭，她曾来这里找过少平一回；但她是在工地的脚手架上找到他的。现在已经收工，谁知他住在什么地方呢？

少安马上对她说：“你先在这儿等一等，我去查问一下！”

孙少安好不容易才找到揽工人住的一孔破窑洞。这些人告诉他，少平一个人住在正盖着的第二层楼房里。

少安旋即返回来，对晓霞说：“他在前面的楼上住……你回去吧，实在麻烦你了！”

“我跟你一块去找他！我正想看看他住在什么地方哩！”晓霞说着便把车子推在一边，锁了起来。

少安只好和她一块到那座楼里去找少平。

从外面矗起的脚手架看，这是一座五层楼，现在正盖第四层。

少安和晓霞磕磕绊绊从一堆一摞的建筑材料中穿过，进了那座楼的门洞。

整个楼内像炸弹炸过一般零乱。到处是固定和拆卸下的木模和钢模。楼道的水泥还没有干，勉强能下脚。里面没有电灯，两个人只能借助外面投进来的模糊灯光，摸索着爬上了二楼。

二楼的楼道也和下面一样乱。所有的房间只有四堵墙的框架，没门没窗，没水没电。

两个人在楼道里愣住了：这地方怎么可能住人呢？是不是那些工匠在捉弄他们？

正在纳闷之时，两个人几乎同时发现楼道尽头的一间“房子”里，似乎透出一线光亮。

他们很快摸索着走了过去。

他们来到门口，不由自主地呆住了。

孙少平正背对着他们，趴在麦秸秆上的一堆破烂被褥里，在一粒豆大的烛光下聚精会神地看书。那件肮脏的红线衣一直卷到肩头，暴露出了令人触目惊心的脊背——青紫黑癜，伤痕累累！

大概完全凭第六感觉，孙少平猛地回过头来。他在惊讶之中，下意识地两把将线衣扯下来，遮住了自己的脊背。

他跳起来，喊了一声“哥”，就赶忙迎到门口。“你怎到这儿来了？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没等他哥回答，他又不自在地扭头对晓霞笑了笑，似乎为了解脱一种尴尬，说：“欢迎来寒舍做客。可惜我无法招待你。你看，连个坐的地方也没有！”

晓霞看来还没有从一种震惊中清醒。她面对此情此景，竟不知说什么是好。她原来就猜想少平的日子过得艰难，但她无法想象居然能到这样的地步！

少安的眼圈已经红了。他声音有些哽咽地说：“没想到你……”

少平看出了这两个人各自的心思。他知道，他们都在为他的处境而难过。

他自己心里也有点难过。他难过的倒不是自己的处境，而是自己的处境被这两个人看见了。他已经过惯了这种日子，觉得也没有什么；但这两个人显然为他的窘况而难过——还有什么能比得上亲近的人悲悯你而更使你自己难过呢？

他只好掩饰着这种心境，说：“我都好着哩！本来下面有住处，我为了找个安静地方看书，才搬到这里来住的……咱家里没什么事吧？”他再一次问哥哥。

“没什么事……”少安说着，又向麦草中弟弟的那堆烂被褥瞥了一眼。这使他想起了歇息在破庙中的叫化子。

“你住下了没？”少平问少安。

“住下了，在黄原宾馆。”

“黄原宾馆？”少平冲晓霞一笑，“我哥成了‘冒尖’户，耍上阔了！”

“走，你跟我到宾馆去，咱们好好拉拉话！”少安说。

“那当然啦！”少平过去拿自己的挎包。

晓霞对这兄弟俩说：“你们把我的自行车骑上！”

“那你呢？”少平问她。

“我就不回学校去了。这儿离地委很近，我回家去住一晚上。”

于是，少平带路，三个人一块从这个乱糟糟的楼里摸索着走出来。

三个人在柴油机厂大门口分了手：晓霞步行回了地委；少平用她的自行车带着哥哥去了北关。

到半路上的时候，少安看见一个卖吃喝的夜市，就让少平停住车。

两个人走过去，少安一下子买了八碗荞面饸饹，兄弟俩一人四碗，不一会便吃得一干二净。店主就像遇见了梁山好汉，赔着笑脸送他们出来。

现在他们进了黄原宾馆少安包下的房间。弟兄俩都是第一次住这么高级的地方，不免又感叹地议论了一番。

两个人商量着先洗澡——一晚上掏十八块房费，不洗个澡简直对不起这钱！

少安先躺进澡盆的热水里，舒服得嘴里呻吟着。少平光身子穿个裤头，为哥哥搓背。

他们一边洗澡，一边先拉谈家里和村里的各种事。主要是少平询问，少安给叙述。对于他们来说，亲爱的双水村一切都永远那么令人感兴趣，有说不完的话题。

通过少安的描述，少平才知道，在他离开的短短时间里，村子里又有了许多新变化。哥哥说到村里某个人或某件事，少平完全如同身临其境一般。他们在一片蒸气笼罩之中边说边笑，心情格外愉快。当然，他们更兴奋的是，想不到生活使他们在这样一个地方相会！

当说到他们的老祖母时，少安对少平叙述了刘麻子为奶奶捉“白狗精”的故事——这是母亲告诉了秀莲，秀莲又告诉了他的。弟兄俩同时为这出有趣的闹剧大笑了一番。

少安从澡盆里出来后，那一盆水竟变得像墨汁一般黑，上面还漂浮着一层污垢，如同发洪水时的河柴沫子。少平拿蛇一般柔软的金属管喷头给哥哥冲洗净身子，又把盆中的黑汤换成了清水，自己随即泡了进去。就在他身子入热水的一刹那间，像被刀子捅了似的喊叫了一声。那是水刺激了他脊背上的创伤。

少安心一沉。那种愉快的情绪顿时消失了，他记起了他此次来黄原的使命——等弟弟洗完澡再说吧！

少平洗完澡后，弟兄俩像抽了筋似的，软绵绵地分别坐在了沙发上。

少安心想：现在应该谈那件事了。

他想了一下，便直截了当地说：“我这次来是寻你回家的。”

少平脸色陡然变了，惊骇地问：“是不是家里出事了？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家里确实没事。”少安说。

“那为什么你亲自跑来找我？”少平有点纳闷。

“回去咱们一块办砖厂！”

噢，原来是这！

少平卷起一支烟，寻思着说：“我的户口已经迁到了黄原。再说……”

“户口好办！迁回去不就行了？”

少安说着，也卷了一支旱烟卷。

“我已经习惯外面的这种生活……”少平说。

“这外面有个什么好处？受死受活，你能赚几个钱？回去咱们合伙办砖厂，用不了几年，要什么有什么！”

“钱当然很重要，这我不是不知道；我一天何尝不为钱而受熬苦！可是，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另外的什么？”

“我也一时说不清楚……”

“唉，都是因为书念得太多了！”

“也许是……”

“我不愿意看着你在外面过这种流浪汉日子……”

“不知为什么，我又情愿这样……”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弟兄俩鼻子口里喷云吐雾，各想各的心事；也想对方的心事。生活使他们相聚在一块，但他们又说不到一块。两个人现在挨得这么近，想法却又相距十万八千里……

“那这样说，我这趟黄原算是白跑了？”少安问。

“哥，你的一片好心我全能解开哩！可是我求你，让我闯荡一段时间再说……”

“那又会有个什么结果？”

“说不定能找到个什么出路……”

“出路？”少安不由淡然一笑，“咱们农民的后代，出路只能在咱们的土地上。公家那碗饭咱们不好吃！”

“我倒不是梦想入公家门。”

“那又是为什么？”

“唉，我还是给你说不清楚呀！”

少安长叹了一口气。

过了一会，他又问少平：“你月月给兰香寄钱吗？”

“不多。一月寄十块。”

“可我给她钱，她却不要。这叫我心里难过……”

“你不要难过，哥。兰香现在有我哩。咱们分了家，不要叫我嫂子不高兴……”

“兰香这么说！你也这么说！”

“你要理解我们的心情哩！”

“我……”

孙少安突然用一只手捂住两只眼睛，当着弟弟的面哭了。

少平慌忙起来给他冲了一杯茶水，端到他面前，劝慰说：“哥，不要哭。男子汉，哭什么哩！咱们一家人现在不都好好的？”

少安抹去脸上的泪水，说：“可我就是难过！日子过不下去难过，日子过好了还难过！你想想，我为一家人操心了十几年，现在却把老人和你们撇在一边管不上……”

“不要这样说！无论是父母，还是我和兰香，都会永远感激你的！你已经尽到了你的责任。分家前，在东拉河边，我就对你说过这些话。哥，你对我们问心无愧。真正有愧的是我们。现在应该是我们为你着想的时候了。爸爸妈妈也是这个意思。我们都希望你能过几天畅快日子！

“至于我和兰香，我们都大了，不应该再连累你。我们怎能常让哥哥关照呢？哥，你更不要担心我！咱们是一根蔓上的瓜，尽管各走各的路，但心是连在一起的。不过，还是我过去的想法，咱们为什么一定要一辈子在一个锅里搅稠稀呢？”

“那说来说去，你是不准备回去了？”

“我真的不想回去。我不想就此罢休……”

“唉……”

孙少安看来很难再说服孙少平了。

兄弟俩于是又沉默起来。

后来，他们只好转了话题，开始讨论了许多家庭的实际问题。

一直快到天明的时候，两个人的情绪才又激昂起来。虽然少安没能说服弟弟回家和他一块办砖厂，但他们兄弟俩兴奋地谈论了这两年家庭发生的变化，互相还鼓了好多劲，这使他十分高兴。通过实际观察，少安感觉弟弟的确成了大人，看来完全可以独立在外面闯荡——他现在对这点倒可以放心了。归根结底，孙少安还不是那种纯粹的老农民意识；他多少还有点文化，本质上又不属那种安于现状的人，因此他也朦胧地思索，弟弟的这种生活态度或许也有他的道理？

天大明以后，弟兄俩又到自由市场上一人吃了四碗荞面饸饹。

既然话已说到这种程度，少安就不准备再在黄原停留了。他决定一会就坐班车回家去——家里有多少事在等着他做啊……

临走前，他硬给少平留下一百元钱。他让弟弟给原西城的妹妹寄上五十元，让她买身换季的夏衣；另外的五十元，让少平把他的被褥换一下。

“一定把被褥换了！你尽管揽工，可终究是出门人啊！”他嘱咐弟弟说。

少平怀着无限温暖的感情，把哥哥给他的钱装在贴胸的衣袋里。

他一直把哥哥送上了开往米家镇的长途公共汽车。

当汽车走远了的时候，他眼里忍不住涌上了两团热呼呼的泪水……

孙少平送走哥哥后，怅怅然回到黄原宾馆的停车场，骑上田晓霞的自行车，去了师专——他要把自行车还给晓霞。

晓霞碰巧不在宿舍。他要赶回去上工，顾不得再去找她，就把车子安咐给她同宿舍的人。

少平怀着一种踏实的心情，一路步行着从北关回到了南关的柴油机厂。他准备把挎包送回他住的地方，然后就去上工——起码还能赚半天工钱！

当他进了自己那个门窗洞开的房间后，吃惊地站住了。

他看见，麦秸草上的铺盖焕然一新。一块新褥子压在他的旧褥子上，上面蒙了一块淡雅的花格子床单；那块原来的破被子上摞着一床绿底白花的新被子……一切都像童话一般不可思议！

孙少平刹那间便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一下子忘情地扑倒在地铺上，把脸深深地埋进被子里，流着泪久久地吸吮着那股芬芳的香味……

很长时间，他才从被子上爬起来；同时在枕头边发现了一张二指宽的小纸条。纸条上写着：

不要见怪，不要见外。田。

孙少平用手指头轻轻抹去了脸上的泪珠，迅速换上那身脏衣服，便像孩子一般蹦跳着下了楼，大踏步向工地走去……

第四十六章

端阳节前后，石圪节搞了个物资交流大会——农民俗称“骡马大会”。

哈呀，在这个小街镇的历史上还没有过如此的红火热闹！

几天以来，肩挑手提的庄稼人源源不断地涌到了这地方；石圪节的那条土街从早到晚人群挤得水泄不通。

土街下面的东拉河沟道里，到处拴着牛、羊、猪、骡、马、驴等等的牲畜。生意人三个一伙，五个一群，带着一脸的诡秘，在袖筒里，在草帽下，捏码子搞交易。东拉河小桥的两头，蔬菜、粮食和各种农副产品一直摆到了两边的土坡上，甚至都挤上了河对面的公路……赶会的庄稼人已经远远超出了石圪节公社的范围，许多人都是从外公社和外县跑来的。至于本公社的庄稼人，就是什么买卖也不做，至少要腾出一天时间来赶一趟这多年不遇的红火热闹。

最吸引人的地方当然在戏场里。这种物资交流会没有不请剧团来演戏的。可怜的石圪节连块平坦的戏场也找不到，就在街东头一个小山湾的土坡上，用帆布搭了个临时戏台。另一面土坡就是观众席。这倒也好！人们在斜坡上看戏，像城里那些讲究的剧院一样，座位依次升高，谁也挡不住谁的视线。

剧团是公社徐治功主任从县上请来的，其中有几个演员在本县的知名度，大大超过了当时中国的电影明星陈冲和刘晓庆。

农历五月的阳光暖洋洋地照耀着这个人山人海的小土湾，台上台下的各种声音一片喧闹，老远就能听见那海啸般的嗡嗡声。庄稼人蹚起的黄尘和各种卖茶饭的临时炉灶里升起的烟雾，笼罩在人群的上空久聚而不散。

许多人其实对戏兴趣不大，主要是转悠着吃点什么，买点什么。戏场外围的坡坡坬坬上，到处都是卖吃食和各种货物的人。这些摊贩吆喝声四起，像是专门和县剧团唱对台戏。

我们在这里发现了双水村的金俊文。这个因儿子金富的“手艺”而急骤发达起来的庄稼人，竟然弄起了一个售衣服的摊子，木竿上挑挂着金富从外地“拿”回来的各式时新成衣，人们争抢着买，生意看来十分兴隆。金俊文和他的精能老婆张桂兰，一个卖衣服，一个收钱，简直忙得不可开交。双水村的一些人明知道这是金富偷回来的赃物，但看见金俊文将大把的人民币塞进自己的口袋里，也着实有些眼红。只有俊文的弟弟俊武在心里冷笑。精人兼强人金俊武既然不能说服他哥认识侄儿的危险性，索性也就不再理睬他们了。虽然是一母所生的兄弟，但现在各过各的光景，出了事和他金俊武球不相干！俊武前两天也到戏场来过一回，可他决不会凑到他哥的衣服摊上去。他只是在远处瞟了一眼得意洋洋的大哥和大嫂，在心里说：好吃难消化，吃进去就怕你们屙不下！

在石圪节如此红火热闹的时候，我们一直没有看见这个大场面的总导演徐治功。

他到哪里去了？难道他这几天还下乡搞工作吗？

怎么可能去下乡！他就在石圪节。

此刻，徐治功正坐在王彩娥家的沙发里，一边抽烟，一边和彩娥眉来眼去地说些不三不四的话——仅此，我们就不难看出，这两个人已经是何等关系了。

物资交流会一开始，胡得禄和王彩娥的夫妻理发店就快被顾客踏断了门槛。这是石圪节惟一的专业理发店。另外一些摆摊理发的人，充其量算是剃头匠而已。因此，人们当然愿意到这“正式”理发店来理发。一天没毕，胡得禄和王彩娥就累得连腰也直不起来了。

去他妈的！钱是好东西，但不能把命也赔上。夫妻俩一商量，第二天就关了门。胡得禄是个戏迷，饭碗一撂，就跑到街头那边的小土湾里看戏去了。彩娥本来也爱赶红火，但她有她的“事”，一天闭门不出——她在等待徐主任的到来。

我们知道，这两个人很早就互相熟悉了。在王彩娥和孙玉亭的“麻糊事件”引起那场械斗后，正是有气魄的徐治功带领公社民兵“镇压”下去的。去年小偷金富强占了她在双水村的窑洞，还是徐主任亲自写信让她拿着去找田福堂，才使金富又乖乖把窑洞腾了出来。

就是在这次“窑洞事件”后，王彩娥开始主动缠磨上了徐主任。

在双水村和孙玉亭有过那段风流事以来，这个漂亮女人的心就野了。那件事使她名扬四方，也使她不再惧怕自己的名声。另外，她时常在镜子里照自己的模样，觉得她这辈子的婚姻很不幸。她这么俊的女人，先嫁了个“瓷锤”农民，后来又改嫁了一个比她大十几岁的剃头匠，胖得像个弥勒佛，实在叫她伤心和委屈。

当她受了别人的欺负，而热心的徐主任出面保护了她的时候，她自然就在心里爱上了这位年轻而有魄力的公社领导人。

瞧人家徐主任，长得多帅！又是这公社最大的官，讲话口才像打机关枪一样利索！要是和这个人相好一回，这辈子也就没枉活一场人。当然，她还不敢奢望和人家徐主任结婚，只要两个人能相好她就心满意足了。

她自己先开始向徐主任发起了猛烈的感情“攻势”。这事当然要她主动；人家是大官，不会来麻缠她这样一个不识字的女人！

几次攻势，她就把徐主任“活捉”了……

至于徐治功本人，的确招架不住这女人的进攻。他老婆在城里工作，七年来，他一直一个人生活在石圪节，遇县上开会，才能回城里住几天。他当副主任的时候，就想回县上去工作——哪怕平调回去都可以。结果他没能回去，换来的好处是副主任升成了正主任。

他一个人在石圪节，当个“土皇帝”，倒也满足了他的虚荣心；但就是感到日子过得单调而乏味。

因此，王彩娥主动往他怀里扑，他就神魂颠倒地乐意被这风流女人“俘虏”了。

两个人的这种关系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不知道，尽管遮盖得严密，有关他们的风声早在石圪节传播得风一股雨一股。

这几天石圪节“大乱”的时候，正是他们两个的好机会。让胡得禄去看戏吧！他们在理发店后面的小房子里演他们自己的“戏”。尽管这房子离街道很近，但门一关，就和外面闹哄哄的世界隔绝了……

但这天下午，事情突然败露在了胡得禄他哥胡得福面前。厨师胡得福带一把弟弟门上的钥匙，他是来给他们送猪肝的。没料到推门进屋后，看见公社的徐主任和彩娥大白天睡在一个被窝里。

胡得福气得脸像手里的猪肝一样，说了句：“我找张有智去告你！”就门一掼走了。

惊慌失措的徐治功赶忙穿起衣服，哭丧着脸叫道：“天啊，这下完了！”

王彩娥又像上次和孙玉亭的事败露后那样，镇定地对徐主任说：“甭怕！让他告去！屁也不顶！我不承认，能把你怎样？”

徐治功感动得泪花子在眼里直转。

但他慌得再也不敢在这个小屋里呆下去，立刻像兔子一般蹿出了门。

治功心慌意乱地从街道上的人群里挤过来。所有认识他的庄稼人都尊敬地给他打招呼，他只是牙疼似的给这些人咧一咧嘴，只顾向前走。

可是他并不知道他要到哪里去。

不断有熟人给他打招呼。天啊，哪来的这么多熟人！他现在需要一个人躲到什么地方去，想想看这怎办呀。

一辆汽车从对面的公路上停下来，许多人正往上挤。徐治功似乎看见胖炉头胡得福也挤上去了。一切都完了！他知道“红烧肘子专家”常被请到县里摆宴会，所有的领导人他都认识——一个多钟头以后，胡师就会坐在县委书记张有智的办公室里，告他徐治功……

徐治功为了摆脱街上的熟人，赶忙往他的“大本营”公社走去。

快到公社时，他又想到，此刻那里也不是个好去处！说不定一群人在等他解决问题哩！

他急中生智，折转身拐进了土坡旁边的厕所里。好地方！

他蹲在茅坑上，既不拉屎又不撒尿，只是为了想想他该怎么办。他知道，县委书记张有智对他不感兴趣。一旦胡得福告到他那里，张书记不会轻饶了他。不管事情最后结果如何，先派人来把你调查一下就叫人吃消不了。如果事情公开，他受处分不说，他老婆还说不定要和他闹离婚。这样，一切都不可收拾了。唉，他当初为什么要到这该死的石圪节来呢？

现在的问题是，最好能让张有智开恩，把事情从他那里压住。

但他又想，就是给张书记磕上几个头，恐怕也无济于事。他不会饶他！

谁能对张有智说上话呢？想来想去，张有智大概只会听地委书记田福军的——这两个人的关系最好。

徐治功蹲在茅坑上摇了摇头。太天真了！这种事怎能让地委书记知道呢！要是田福军知道了，说不定还让张有智加码处分他。真是，脑子急乱了！怎敢妄想地委书记包庇他呢！

他突然想起个白明川。

是的，明川和张有智也是好朋友，说不定只能央求他给张有智做工作。明川过去在这公社当一把手时，他和他处得不太好。但他知道明川是个善良人，也富有同情心，说不定会帮他一把的。

对，立刻到黄原去找明川！现在就动身！事到如今，一分一秒都是宝贵的！

徐治功把裤子一提，慌慌张张出了厕所，跑到公社里找来副手刘根民，说他有个急事要去黄原一趟，让根民把物资交流大会负责搞完。

他语无伦次地给刘根民安顿完工作，把他办公室的门“咯吧”一锁，提了个包子就跑到东拉河对面的公路上。他即刻挡住一辆去黄原的汽车，手忙脚乱地爬了上去……

天黑以后，徐治功在黄原东关下了汽车，心急火燎地跑到市委。

他进市委大门口时，才从门房老头的嘴里知道，明川在前不久已经提拔成黄原市委的正书记了。他当时心里不免泛上一股苦涩的滋味。唉，人家都在进步，他徐治功倒在搞些什么事呀！

他终于在办公室里找到了白明川。

明川特别亲切地接待了他，又是泡茶，又是递烟，又是问候。

落难的徐治功感动得鼻子发酸哩。他羞愧地想起，他们在石圪节一块工作的时候，他曾经常和明川过不去。

徐治功哪有心思喝茶抽烟啊！事到如今，他也顾不了多少，就厚着脸向明川直截了当说明了他的来意。

白明川张着惊讶的嘴巴听他说完后，从沙发里站起来，立在地上急得摊开两只手，说：“啊呀，治功！你怎搞这么些没名堂的事！你几十岁的人了，又是个领导干部，怎能这么不检点呢？你呀……”

白明川真不知该怎样数落他的前副手。

徐治功垂头丧气地说：“乱子已经闯下了。教训我以后会记取的。只是眼前这一关就过不去。我知道你和咱们县委书记张有智关系好，你现在这位置说话他也重视，因此我求你给他写一封信……”

白明川想了一下，诚恳地说：“不是我不愿帮助你，这种事我实在不好帮。要说和张有智的个人关系，我倒想起一个人，但不知他会不会帮你……”

“谁？”徐治功急着问。

“徐国强。你不是和他一个家族的吗？徐老过去也是张有智的老上级……你是不是去找找他？”

“我怕碰上田书记……”

“田书记一般不在家。他家里有电话，你现在可以先打电话和徐老约一下……”

徐治功只好拿起明川桌子上的电话。

打完电话后，徐治功对白明川说：“徐老让我现在就过来。”

“那你快去吧！”明川说。“毕了你过来在我这面住。”

徐治功出门的时候，又对白明川说：“如果徐老不肯帮忙，还得要你出面哩！”

白明川说：“你先去，罢了再说。”

徐治功蹚过小南河，几乎是小跑着来到南关的地委家属楼上。

使他高兴的是，这一趟没有白跑。

同族长辈徐国强怀里抱着一只小黑猫，听他说完后，先指着鼻子把他臭骂了一通；然后戴起老花镜，用核桃大的字给他以前的下级张有智写了一封求情信。

徐治功感激涕零地拿起这“圣旨”，一再央求本族叔叔不敢把这事说给田福军；随后就一溜烟又从地委大院里跑出来了。

本来他想去白明川那里住一晚上，但现在才感到不好意思去见明川了。于是他就在街上一个小旅社里随便登记了个房间，浑身酸痛地睡了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跑到东关买了张汽车票，直奔原西县城。

上午十点钟左右，徐治功从原西车站跑出来，低着头向县委走去。

路过供销经理部的时候，他瞥了一眼楼上那个熟悉的窗口，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他老婆就在那窗户后面办公。

徐治功在往县委走的路上，又遇到好多人和他打招呼。他支吾着应付一下，慌忙地只顾朝前走。他感觉人们都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他。唉，说不定事情已经在城里传成一窝蜂了！

他在县委家属院张有智的家里，一直等到书记下班回来——他不能跑到机关去把徐国强的信交给他。

让徐治功大吃一惊的是，张有智一见他，热情地和他握手，并向他询问石圪节物资交流大会的情况。书记还表扬他这件事搞得很有气魄哩！

是不是张书记先稳住他，给他来点和风细雨，然后再吼雷打闪呢？徐治功在吃惊之余暗暗思忖。但他又想，张有智向来心中有事脸上就带出来了——他没有这么深的城府。

治功就大胆试探着问：“张书记怎知道我们交易会的情况呢？你又没去。是不是石圪节谁来告诉你的？”

“石圪节没来谁。我是听县上去过的干部回来说的。”张有智扭头对老伴说：“炒几个菜，我要和治功喝几盅！”

徐治功提在喉眼的一颗心，又慢慢跌进了胸膛里。现在看，胡得福没来告他？

徐治功并不知道，对他钟情的王彩娥与他同时采取了行动。这个厉害的女人在治功走后不久——也就是他蹲在厕所里的那阵儿，立刻到后街头的食堂里找到了胡得福。她声色俱厉地警告“红烧肘子专家”：如果他要把她和徐主任的事传出去，她就马上和他弟胡得禄离婚；并且会一口咬定她和徐主任什么事也没！

胖炉头屈服了。他知道弟弟对这个风骚女人爱得像宝贝蛋一样。再说，得禄年近五十，已经打了多年光棍，而这女人才三十来岁，有什么资本赌气哩！话说回来，徐治功是公社主任，也不是好惹的！

王彩娥大将风度，三秤二码就把一场危机化为乌有！平心而论，我们不能不佩服这个又麻又辣的女人！

不过，狼狈不堪的治功同志要等回到石圪节，才能知道他已经完全摆脱了危机……

现在，他正惴惴不安地和县委书记一块喝酒。当然，徐国强老汉的那封救急信眼下还不必掏出来。

乘着一点酒劲，治功便巧妙地把话题扯到了自己的工作调动上。他很动感情地对张书记诉苦说，他把老婆孩子丢到县城，已经在石圪节干了整整七年，组织应该考虑他的情况，把他调回县城工作。说到难受之处，他竟然哭了起来！

张有智见此状，立刻安慰这位下级说，县委知道这情况，罢了很快会考虑他的问题……

从县委书记家里出来，徐治功又立刻马不停蹄地返回到石圪节。

王彩娥打问着了他回来，很快设法向他通报“事情”已经完全风平浪静了！

徐治功对彩娥感激不已，高兴得几乎要哭一鼻子。但打这以后，他却再没胆量和这位大胆的女人交往了……

没有多久，徐治功突然喜从天降！县委组织部下了文件，任命原副主任刘根民为石圪节公社主任，而把他调回县里任了令人羡慕的水电局局长。徐治功大为感慨地想：还是毛主席老人家说得对，坏事里面有好事哩！

第四十七章

在我们亲爱的大地上，有多少朴素的花朵默默地开放在荒山野地里。

这花朵没有人注目。也许惟有自身才怜爱自身的芬芳。

可是，在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中，在这平凡的世界里，也有多少绚丽的生命之花在悄然地开放而并不为我们所知啊！

但愿我们还没忘记，不久前，田福堂的儿子田润生开着他姐夫的汽车，在外县一个庙会上偶然碰见了原西上高中时和他同班的女同学郝红梅；在目睹了丧夫携子的红梅在异乡的山村悲惨而不幸的生活后，这个身体瘦弱、不善言语的青年，便像个真正的男子汉一样，担负起帮助这位落难女同学的责任。我们知道，尽管他很快就遇到了世俗舆论的压力，但仍然毫不在乎地开着车来到这偏僻山庄，给生活于困境中的孤儿寡母送这送那，关怀备至……

从那时到现在，田润生到郝红梅这里的奔波一直没有中断。

毫无疑问，开始的时候，润生这样慷慨地帮助红梅，纯粹出于一种同情心。从善良和对别人的同情心来说，田润生简直不像田福堂的儿子。

田润生这样跑了一段时间以后，他自己惊讶地发现：他的心情似乎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

是啊，他强烈地意识到，他而今到红梅这里来，不再仅仅是要给她送一些维持生活的用品；而是渴望能见到她，坐在她的热炕头上，看着她亲切地侍候自己吃两碗香喷喷的细面条。尽管他长这么大，从没缺过吃喝，可他也从没吃过这么有滋味的面条。是的，那面条是很有滋味。但是，仅仅是有滋味的面条才使他如此留恋这地方吗？

不。他在这孔贫寒的窑洞里，那么多地体验了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温暖。是的，温暖。心灵的温暖。他每次坐到这个土炕上，一路奔波所带来的紧张和劳累立刻就会消失得一干二净。耳朵里再也听不见呼呼的风声和马达的轰鸣；疲倦的眼睛视线可以放心地重叠在一起，甚至可以闭目养神。僵直的胳膊腿松弛了下来；浑身的骨头也可以一块一块散乱地堆垒着——那种舒坦和轻松，就像躺在澡盆的热水里一般……唉，一旦他坐在这个热炕头上，他就不想再离开这里了！

他清楚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是的，不必隐讳，他在心里开始爱上了他的同学——这个苦命的寡妇！

我们知道，从田润生的家境来说，虽然不可能找个端公家饭碗的城里姑娘，但要在农村找个对象，那的确不必发愁；甚至可以有挑有拣。远处不说，东拉河一道沟的村庄，谁家不愿把女儿嫁给赫赫有名的田福堂的儿子呢？

可是，人的感情，尤其男女之间的感情，是世界上最难解释的一种现象。

现在，在田润生的眼里，只有这个寡妇才是他最可心的女人。

在高中上学的几年里，润生尽管和她是同班，但相互间的交往倒很一般。他是一个晚熟的青年，那时还对男女之间的事并不敏感。至于郝红梅，他只知道她家成份是地主，但光景很穷，本人常面黄肌瘦，穿身破衣服，连个丙菜也吃不起。后来他隐约地听别人说，他们村的少平和这个女同学有点“关系”……

以后他又听说，他们班的班长顾养民爱上了红梅。这倒使他大吃一惊。他想不到家庭和本人都很出众的班长竟然看上了这个成份不好、家境又困苦的女生。那时他才稍微留意了一下这个郝红梅。他似乎也发现，她是班里女生中最漂亮的……毕业以后，同学们都各奔东西，他也就不再记得这些事了……

至于他自己，是这两年才多少懂得了一点所谓“爱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姐姐和姐夫之间的不幸婚姻，迫使他也考虑起了他自己的事。是的，男大当婚，他也将要面临这件人生大事了。姐姐和姐夫的教训是深刻的，他决不能像他们一样。

润生在姑娘面前生性腼腆和胆怯，加之目睹了姐夫的不幸与痛苦，使他对女性产生了某种恐惧心理。他在有女人的地方立刻感到一种不自在，因此经常回避和女的接触。这同时造成了一种逆反心理：越是躲避女人，就越觉得女人的神秘；越是感到神秘，内心就越强烈地渴望得到女人的温暖和体贴。这种水深火热般的矛盾心理，在悄悄地、严酷地折磨着这个二十三岁的青年。这种状况时间一长，竟使他在女性面前渐渐自卑起来，觉得他一生也许再没能力去征服和占有一个女人的感情了……

但自见到红梅以后，他这种心理障碍却神奇地消失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红梅自己一开始就在他面前表现出了一种难以掩饰的自卑感，反倒大大地刺激了他的男子气概。他喜悦地感到，他在红梅面前才是个真正的男人。男人通常都有一种保护女人的天性，并以此感到满足——他现在尝到的正是这种滋味！

田润生左思右想，觉得只有和红梅生活在一起，他这辈子才能真正感受到男女之间的温暖和幸福。

他想过，正因为她结过婚，她也许就更知道怎样关怀男人；而正因为他没结过婚，她也不可避免在他面前有点难言的自卑，因此会对他的感情要求热烈响应，他就不必像姐夫那样饱受心理和生理上的折磨了。他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他不会因为她结过婚并且带着前夫的孩子，就用世俗的眼光低看她一等。不，他多么爱她！她现在看起来要比高中时更漂亮。虽然穿一身农村妇女的衣服，但掩饰不住她那丰满而苗条的身材和没有丧失掉的文化教养。最使他心旌摇动的是，她是一个各方面都成熟了的女性——和这样的女人在一起，立刻就能满足他那饥渴的男性欲望！

决心已经坚定不移了。他要很快向红梅表露他的心迹。当然，他知道在这件事上，最大的阻力将是他的父母亲。但他先不管他们。等他和红梅把事情说妥了，再去攻克家庭这座堡垒吧！

这一天下午，他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又来到了红梅家。这次，他给她扛来五十斤重的一袋白面，也给她带来了一颗热腾腾的心。

像往常一样，红梅立刻把那块叫人心疼的碎花布围裙束在腰里，手忙脚乱地开始为他和面。

他脱了鞋，像主人似的自在地上了炕，安然盘腿坐在炕头上，抱起红梅的孩子，用手指头轻轻点着娃娃的下巴，那孩子就咧开小嘴不住地对他笑。他也在笑。一颗心在胸膛里不安地跳动着。

不一会，孩子睡着了。他小心翼翼地把这小家伙的头搁在枕头上，然后拉了条小被盖住，就又从炕上下来，转到炕火圪帮助红梅烧火。

火烤得他额头上汗水淋漓——但多半是因为他内心过分紧张。红梅就在锅台旁边和面。她离他这么近！

他一边烧火，一边拼命地咽口水。他一路上已经反复想好了他要对她说的话——可现在却感到如此难开口啊！

他把一块干柴塞到灶膛后，嘴唇哆嗦了半天，才讷讷着说：“红……梅，我想对你……说句话……”

红梅停止了和面，默默地看着他，显然是等他说那句“话”。

润生没敢抬头看她，用很大的力气鼓着劲说：“咱两个……能不能一块过日子？”

红梅呆呆地立在锅台旁，低倾下了头。

半天，她才小声说：“我这个样子，怎能配得上你……”

润生索性不烧火了，从灶火圪里站起来，激动地说：“我已经下了决心，一定要和你一块过！”

红梅仍然低着头，两条腿微微地抖着，说：“你不要凭一时冲动。以后你会后悔的……”

“不！我想了好多时了！我……我现在只要你的一句话，跟不跟我？你相信我！我决不会亏待你和娃娃……”

“你们家的老人不会同意的……”

“我要说服他们！只要你同意，我就有信心说服我父母亲！你同意不同意呀？”

“我……”红梅哭了。

润生勇敢地走过去，伸出两条瘦胳膊，紧紧地抱住了她。红梅垂着两只面手，脸依恋地伏在他胸前，哭得更伤心了。润生的眼里也含满了泪水。他紧紧地抱着她，自己却怵软得像一团棉花。

“你不要为难，润生。你要回去把老人说通，咱们两个再说这事。不管时间长短，我都等你！”红梅在他怀里哭着说。

“这事你别担心！我要说的是，我这汽车也开不长久，说不定马上得回去劳动；要是这样，你一辈子还得跟上我受苦……”

“劳动怕什么呢！咱们就一辈子安安稳稳在农村过光景。只要你对我好，跟上你就是去要饭，我也情愿。只不过你对我的娃娃也要好……”

“这还要你说哩！娃娃就是我的娃娃！咱们结婚了，我就是这娃娃的父亲！”

这天夜晚，润生就在红梅家里留宿了。

第二天，他像获得了新生一般容光焕发。他感激地告别了他亲爱的人，立即返回原西去找父亲商谈他的终身大事……

田福堂眼下已不在双水村。徐治功调回县里当了水电局长后，正好一个下属单位要修建十几孔窑洞，他就把这工程让以前的老相识田福堂承包了。双水村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终于采取了机会主义态度，开始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到县城当起了包工头。

润生在县城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忙着招兵买马，铺排工程。田福堂虽然以前没做过这事，但他是个天生的领导人，很快就成了出色的包工头，不亚于走州过县的胡永州之流。他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现在，田福堂不仅不再徒劳地和社会的大潮流对抗，反而觉得时势的变化也并不可怕。只要人有本事，能踢能咬，现在这世事胳膊腿更能伸展得开！

这位过去指挥农业学大寨的帅才，现在正指挥着一群他雇来的工匠，忙得不可开交；虽然咳嗽气喘，照样指手画脚，一点也不失当年的气魄和风度！

田福堂万万没有想到，新的打击又一次降临到了他的头上。

当他听儿子说要和一个带孩子的寡妇结婚时，就像头上被敲了一闷棍，一刹那间几乎要晕过去了。

天啊！他上辈子作了什么孽，逢应上这么两个气老人儿女呢？女儿的婚事已经够他痛苦了，现在儿子又来活活地把他往死折磨！

“你他妈的是不是跟上鬼了！什么人家咱挑不下，你为什么要找个寡妇呢？田家祖宗几代，什么时候出过你这号败家子？你羞先人哩！早些把心死了！只要我活着，你就甭想把这丧门星娶回来！”

田福堂先劈头盖脑把儿子臭骂了一通！

润生从小就惧怕他父亲，一下子被他虎啸般的吼叫震慑住了。不过，他声音很低但态度坚定地辩解说：“我们这是爱情……”

“狗屁！”田福堂吼叫了一声，便剧烈地咳嗽起来。

润生眼里泪花子直打转。他没想到父亲用如此粗俗的态度对待自己神圣的感情。一刹那间，他在心里对他产生了某种仇恨。

当天下午，痛苦万分的润生和气急败坏的田福堂一起回到了双水村。互相不能说服对方的父子俩，都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润生他妈身上。田福堂指望他老婆能劝解儿子放弃这宗荒唐的亲事——润生向来听他妈的话。而润生又盼望母亲能理解他，站在他一边劝解父亲，帮助他成全自己的婚姻。

可他妈一听这事，先一鼻子哭得连话也说不成了。她实际上比父亲还要坚决地反对这亲事。她痛不欲生地絮叨说：“润叶的婚姻是那么个样子，你现在又要找个二婚女人，带着前家的娃娃……”

“还是地主成份！”田福堂加添说，“咱里亲外戚中连个中农成份也没，你却要把地主的后代引到家里来。田家的门风叫你糟蹋完了！”

绝望的田润生丢下哭啼的母亲和咆哮的父亲，一个人踉踉跄跄从家里走出来。他感到东拉河对面的庙坪山和神仙山，都在疯狂地旋转起来；虽然天晴日丽，但他眼前一片黑暗！

他不知不觉竟走到了孙玉亭家里。他知道玉亭叔和父亲的关系比较好，就想让他给父亲做点工作。这真是病急乱求医！

孙玉亭正圪蹴在院子的磨盘上看报纸。当他听完润生的陈述之后，把报纸卷起别在胸前仅有的那两颗钮扣中间，拖拉起两只烂鞋，就和润生一块到他家里来了。

玉亭总算念过几天书，又在太原钢厂当了几年工人，经见过世面，因此对这事倒能理解。他赶到田福堂家里，像位敢对“圣上”谏言的忠臣一样，对书记夫妇说：“福堂哥，嫂子，你们要尊重润生这感情哩。既然润生和那寡妇有了爱情，你们就要理解娃娃哩！二婚女人又怎？当然，农村对这事有说法，可那是封建主义！”孙玉亭说得倒振振有辞。

“你懂个屁！谁叫你来骚这杨柳情？”田福堂气愤地对他的助手出言不恭地喝骂道。他讨厌玉亭到他家里来火上加油。

孙玉亭立刻被田福堂骂得张口结舌，泛不上话来了。他再一次意识到，田福堂已经不再把他孙玉亭当一回事。

玉亭一看他说话等于放屁，啥事也不顶，就知趣地拖拉着鞋离开了田福堂家……

田福堂一家三口人同时陷入到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田润生在几天内就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目光呆滞，神情恍惚，本来就很瘦弱的身体又瘦了几圈；袖筒和裤管里伸出来的胳膊腿，竟像麻秆般纤细。他再也不跟他姐夫去开汽车了，整天神神魔魔爬上双水村周围的山梁，默默地淌眼泪。他思念远方的红梅；他痛恨自己的软弱；他和他自己在激烈地斗争着……

第四十八章

在约定的时间里，李向前没有等到他妻弟来跟车。

他于是就一个人出车了。为了让润生的驾驶技术更熟练，他常常偷着让他单独上路。既然润生没来，他自己就得按时出车。

这趟车是到铜城去拉货，途中要经黄原，因此他中午前后才从原西出发——他准备在黄原父母那里住一晚上，第二天再下铜城。

一个人开车真是枯燥乏味。如果润生在旁边坐着，他们还能说点什么。

李向前和他妻弟相处得十分融洽。两个人的性格也差不多，言谈处事都属“和平型”。润生也爱开车这一行，人看起来咄咄讷讷，但心灵手勤，一摸就通，天生是吃这碗饭的材料。他们在一块的话题离不开汽车。只要提起汽车，两个人就会兴致勃勃，说个没完没了，就像官瘾重的人谈论仕途上的升降调遣一样……

说起来也真叫人难过。李向前由于不能把一片痴情奉献给他的妻子，就将很大一部分感情倾注到了妻弟的身上。他对润生关怀备至，甚至可以说百依百顺。两个人要是一同上路，倒好像他成了润生的徒弟。润生驾驶车，他坐在助手的位置上，把纸烟吸着，小心翼翼地递到妻弟的手里。到了一个地方，也是他抢着把两个人的饭买好。冬日里，天还不明的时候，他让润生在暖被窝里睡着，自己爬起来给汽车加热水，并且先启动一次马达——两只手握着冰冻的铁摇把，好像把手上的皮肉都要粘下来……

只要和润生在一块，李向前受伤的心灵就有了某种慰藉。是的，通过妻弟，使他感到在自己和妻子之间总还有一丝维系。他虽然不能和润叶生活在一起，但他惧怕他和她之间完全变为“真空”。润生成了他和她的一种微弱的“导线”——尽管这“导线”没指望把处于两端的“导体”接通。无论如何，即使从纯粹的心理安慰来说，润生对他也是重要的。

润叶不会不知道自己的弟弟在他的车上！李向前常常在心里猜测：她有时会不会想到这一点呢？如果她想到了这件事，又会是怎样一种心情呢？他凭直觉判断，她不会反对弟弟跟他学开车的……

噢，润叶，我心上的人！无论你怎样反感我，但你应该知道，我一如既往地爱你。尽管你把我抛在一边，但我永远不会改变热爱你的心意！我对你的等待是无望的，但我还要等待下去，哪怕一直等到我了此残生……我是个粗笨人，可我明白，我这样对你是不应该的，让你的一生也不能幸福。可我在这件事上永远要自私下去！你是我的，不应该是别人的……

无论是在车上，还是睡在旅途的客店里，李向前经常不断地和润叶在对话。这对话没有应答之声。他的话只能在自己的心灵中孤寂地回荡。这是一种无法解脱的痛苦啊！自从他爱上这个女人之后，他就备受折磨。人都说爱情是甜蜜的，瞧这小伙的爱情有多么苦涩！爱情啊，有可能是天堂之光，也有可能是地狱之火！但人又不能不去爱！是的，什么也别想阻止爱，不管这爱给人带来的是幸福还是不幸。爱往往是不清醒的。尤其对某些人来说，常常像奔涌的火山熔岩顾不得择道而行——结果把自己也烧坏了……

现在，李向前一边驾驶着汽车，一边脑子里仍然乱纷纷地想他和润叶的事。一想这事，必定就苦恼万分。但不想又不可能。尤其是汽车一旦奔跑起来，他的思绪也就马上活跃起来了。思维是二重的：既要注意行车，又要想自己的心事。对于这个瞬息万变的工作来说，这种二重思维是极其危险的。李向前却很自信能将二者并行不悖。实际上，他又不是不知道开车不能分心——可这不由人啊！有时候，他赌气地想：去他妈的！要翻车就翻吧，一命归天也比这活受罪强！

离黄原还有一半路程的时候，李向前心里越来越烦躁。他实在想和什么人说说话。唉，这个润生！家里有什么事搁不下，偏偏把出车时间都误了。要是润生在，他还可以安稳地坐在一边，抽支烟，想点心事；要么两个人拉点什么话——现在能把人活活闷死！

向前怎能知道，他妻弟正丧魂失魄地在双水村的山梁上瞎转，心情和他一样烦闷——他也在为自己的爱情而痛苦不堪！

要是知道妻弟的情况，向前不知会作何感慨？唉！他们真成了一对难兄难弟……

路过一个小镇时，心情烦乱的向前把汽车停在了公路边上。

他把油污的线手套抹下，跳出驾驶楼，向那个熟悉的小饭馆走去。

他一进饭馆门，老板就眉开眼笑地招呼他入座。看来他常光顾这里，已经是个老食客了。

老板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就吆喝着朝里面喊：“一盘炒鸡蛋，一盘凉拌猪耳朵，四两烧酒！”

李向前沉默地坐下，把两条胳膊放在脏兮兮的饭桌上。两盘菜，四两酒，这是老规程，也是这个夫妻店所能提供的最好吃喝了。

一时三刻，老板娘就脸上堆着笑容，把酒和菜都给他摆在了桌子上。向前就自斟自饮，开始吃喝起来。心情烦恼的时候，酒成了他的最好朋友。几杯酒下肚，沉重的身体连同沉重的心情，便像从深渊里一起轻轻地飘浮起来，升腾到一种昏昏然的境界中。对他来说，忘却一切并不可怕，记着一切倒是可怕的……喝！酒能叫人忘记忧愁！是啊，酒实在是好东西！哼，他丈人村里有个叫田五的伞头，还唱秧歌敲酒的怪话哩！那个大号叫田万有的人唱什么来着……对，他唱秧歌说：一垧高粱打八斗，打下高粱蒸烧酒，酒坏君子水坏路，神仙不敢和酒打斗……嘿嘿，我打斗不过个女人，连他妈的酒也打斗不过了？……

他已经醉意十足，迷迷糊糊，脸上带着一丝麻木而凄凉的怪笑。

约摸一个钟头后，他从这个小饭馆走出来，虽然没有东倒西歪，但脚步显然很不稳当了。他没有看表，却抬头望了望太阳，心里估摸时间大概到了下午三点多——完全来得及回家吃晚饭。唉，他本来不愿意在该死的黄原城住一晚上。多么令人难堪啊！自己名正言顺的老婆就在那个城市里，可他却要住在父母亲家里。他痛苦，父母亲心里也痛苦。在两个老人的眼里，他是一个窝囊废，是一个被鬼迷了心窍的人。他们一直叫他离婚。离婚？他才不离呢！他舍不得润叶！唉，他知道，老人时刻在为他生气，为他着急，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尽管回他们那里，三个人都不好受，但他还得回去。他是双亲的独生儿子，多时不去看望他们，老人和他自己又都感到很不是滋味……

向前勉强地爬进了驾驶楼。他一半凭意识，一半凭技术，又开着汽车向黄原赶去。

半个钟头以后，酒劲更猛烈地发作了。他感到他像坐在一团棉花上，两只手忍不住有点抖动。眼前是一个急转弯，一瞬间，他感到灾难已经不可避免了，飞奔的汽车迅速向路旁倾倒下去！他凭求生的本能扭开车门，一纵身从驾驶楼里跳出来……

但是，一切都晚了！他的两条腿压在歪倒的车帮子下面，刹那间就失去了知觉——连那声悲惨的惊叫都没来得及喊出口……

一个小时以后，一辆过路的空面包车停在向前翻倒的汽车旁。一位年约五十岁的老司机跳下车来，面如土色地看见了眼前的惨状。他把手放在向前的鼻孔上，感到还有气息。可是他无法把他从车帮子下面弄出来。

看来这是位心肠好又有经验的老司机。他立刻转身在自己车上的工具箱里翻出一把小铁铲，跑过来在向前压住的腿下面挖出一道小沟，把他从车帮子下面拉出来。那两条腿已经血肉模糊，勉强还和身体连结着。一条腿伤在了膝盖以下，另一条腿伤在了膝盖以上。这位老师傅拿出一块毛巾撕成两绺，把受伤的腿分别包扎住。他显然没有进一步的医学常识，伤位高的右腿扎在上部——这是正确的；但伤位低的左腿扎在膝盖下面，根本起不了止血作用。

不过，他实在是尽心尽力在抢救。他把向前抱进了他的面包车，自己的身上糊满血迹，开起车就往黄原城里跑。

又一个多钟头以后，这辆面包车驶进了黄原地区医院的大门。车被门房上值班的老头挡在了门口——按医院规定汽车不准进入院内。

满头大汗浑身血污的司机跳下车来，几乎要扇门房老头一记耳光。忠于职守的门房老头无动于衷地问明情况，让司机到急诊室去。

老师傅按门房的指点跑到了急诊室。这正好是个星期天，又是晚饭前后，急诊室只有一名值班护士。

护士叫司机把伤号背进来。这位师傅只好又跑出去，把昏迷中的李向前从面包车上背进了急诊室。

值班护士一看伤势的确严重，立刻给外科值班大夫打了电话。紧接着，她便开始忙乱地量血压，量脉搏。

二十分钟后，外科值班大夫才来了。

他瞥了一眼那两条血淋淋的腿。

“血压？”他问护士。

“五十——三十。”

“脉搏？”

“四十。”

大夫转身问那位师傅受伤的经过，老师傅只能说上来他到现场以后的情况，其他一无所知。不过，他从伤者衣袋里的工作证上，已经知道了他是原西县汽车运输公司的司机，名字叫李向前。

大夫和护士这才明白这位老师傅与伤者无亲无故。医护人员那种中国式的惯常冰冷脸色缓和了一些。

这时候，又来了一位护士。

大夫一边察看伤口，一边让值班护士给伤者吊糖盐水，然后配血；同时吩咐刚进来的那位护士，立刻通知手术室，准备急诊手术！

十分钟以后，李向前就被手推车推进了一楼手术室……

那位好心救人的老师傅这才从急诊室走出来。

现在，天色已经昏暗了，满城亮起了辉煌的灯火。

这位师傅救人救到底，又跑出去给原西县汽车运输公司挂了长途电话，告诉了他们李向前受伤的情况；然后他才开着自己的面包车离开了医院。

直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这位师傅叫什么名字。在以后的几年里，李向前一家人到处查询这位救命恩人，但也没有能找见他。他是我们这幕生活长剧中一位没有名字的角色。这位无名者做了一个普通人应该做的事以后，就在我们的面前消失了。但愿善良的读者还能记住他……

原西县汽车运输公司接到这位陌生人打来的电话后，上上下下顿时乱成了一团。公司领导首先立刻给地区卫生局李登云挂长途电话。李登云已经下班回家去了。卫生局的一名干事接到电话后，马上向行署家属楼跑去。

地区卫生局长李登云现在正一个人无所事事地立在他家三楼的阳台上。他刚吃完晚饭，手里悠闲地转着两个健身铁蛋儿，望着傍晚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他爱人刘志英在市医院任党委书记，尽管是星期天，饭碗一撂照旧跑到单位去了。

当卫生局的干事气喘吁吁跑来报了噩讯后，李登云自己的两条腿也像坏了，哆嗦得如同筛糠一般。

他急得嘴张了几张，语无伦次地让干事赶快去叫司机，自己却抢在前面，大撒腿跑出了房门。

等他跑到大街上，卫生局的吉普车才撵来停在他身边。他对司机骂了一句什么脏话，就赶紧坐上去往地区医院赶来……

这时，在地区医院的手术室里，医生们正在紧张地为李向前清创和止血。

伤势显然是严重的。看来伤者被压住后，在浅昏迷中曾试图挣扎着拼命往出拉自己的腿，因此将血管、神经和肌肉全部撕裂。要保住两条腿，也许只有显微外科还有点希望——但地区医院哪有这等设备和条件？

惟一的办法只能是截肢！

在血管还没有结扎之前，卫生局长李登云十万火急直接找到了医院院长。

院长一听说局长的娃娃腿被压坏了，立刻将医院的正副主任医师、正副主治医师全部带进了手术室——院长本人也是外科的副主任医师。

李登云已经顾不了体统，在院长等人进手术室之前，捶胸顿足地哭着说：“我就这一个儿子呀！你们无论如何要把他的两条腿保住！”

手术室的门关闭以后，李登云被卫生局的干事和小车司机一人架着一条胳膊，靠在走道的墙壁上。

可怜的登云浑身已经瘫软得无法站立。他大张着嘴巴，惊恐地看着手术室的两扇门，等待着儿子的命运。

“要不要到市医院把刘书记接来？”卫生局的司机对李登云说。

“先不要！”李登云痛苦地摇摇头，“先不要叫他妈知道……”

一位护士拿来把椅子，让李局长先坐着等一等。

不一会，院长和主任医师从手术室里出来了。李登云紧张地观察着这两个人的脸色——他从他们的脸色上看出事情有些不妙。

这两个人戴着大口罩走到他面前，用手示意让局长不要从椅子上立起来。

穿白大褂的院长这时在上级面前已经是一副专业人员的严肃面孔。他对局长说：“根据我们检查诊断，已经没办法再转省医院进行显微外科。第一，断肢和肢体离开时间太长，没有冰冻措施，无法再植。第二，血管和神经创面模糊，无法吻合。如再转送省院，恐怕有生命危险……”

“那就是说要把腿锯掉？”登云绝望地问。

“是的，马上要施行截肢手术。”主任医师说。

“能不能留下一条腿？”李登云又哭着问。

院长和主任医师都摇摇头。

这时，一位主治医师拿来了“医院术前谈话记录单”，让家属签字。李登云手颤抖着半天才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手术室的门再一次关闭了。

李登云一个马趴晕倒在了地上。他的两个下属赶紧把他也抬进了急诊室……

第四十九章

在地区医院的急诊室里，李登云在儿子刚躺过的那张小床上，好不容易才缓过气来。

看他挣扎着要下床，卫生局的干事和小车司机，就把他扶到椅子上。

坐在椅子里的李登云绝望而痛苦。他脸色灰白，平时不太明显的几块老年斑，现在很突出地散布在两鬓旁边。巨大的打击顷刻间就把他完全变成了一个老年人。

人的命运啊！谁知什么时候大祸就降临到你的头上？在他们老两口快要进入垂暮之年时，他们的独生儿子却失去了双腿。人常说养儿防老。可他们老了还得侍候儿子。他们自己受点罪又算得了什么！反正行将就木，歪歪好好这辈子凑合着已经活完了。可儿子还没活人哩！他今年才三十一岁，正是人生的黄金岁月……

那边的手术正在进行中。李登云脸上挂着泪痕，目光呆痴地坐在这边的椅子上。此刻，他都真的有点相信命运了。他悲观而看破红尘地想，人一辈子都是瞎活哩！谁能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哼，人常常为了一点小小的利益和欲望，就在那里机关算尽，你争我夺，喜怒无常，实在是可笑！一切都是命里注定的！

可是，冥冥之中真的有什么神灵安排凡人的命运，为什么不让他自己失去双腿，而偏偏让他的儿子失去双腿呢？

老天爷，你太残忍了！

李登云悲哀地想起，他儿子的一生是多么不幸。后半生不用说，将成为一个残废人。就是前半生，也活得可怜呀！虽说结婚已经几年，连个夫妻生活也没有过，更不要说生儿育女了。

登云还不知道，向前正是因为爱情苦闷喝醉了酒，才把汽车开翻的——如果他知道这一点，他更会把田福军的侄女恨到骨头里！

眼下他想到这个所谓的“儿媳妇”的时候，只是在心中怨恨地说：哼，这下你可以走你的阳关道了！你把我的儿子折磨得好苦哇！

李登云想起润叶，气就不打一处来。如果她和儿子感情好，向前今生一世也能多少得到一点女人的温暖……唉，说来说去，这也怨自己的人！向前要是同意离婚，等不到润叶滚蛋，就会有新媳妇进门来！可是儿子偏偏被这个女妖怪迷住了，宁愿受罪也不离婚，他和志英实在是没办法呀！正是为了迁就儿子，他老两口才奔跑着调到黄原来工作了。因为“儿媳妇”调到了团地委，老两口划算他们调上来后，再活动着把向前也调到黄原，这样，向前和润叶在一个城市里，就能多见面、多接触，时间一长，兴许两个人还能过在一块哩。为了儿子的幸福，登云宁愿放弃当原西县一把手，而屈驾到地区当了个“无足轻重”的卫生局长。他多年的愿望就是独当一面领导一个县。为了儿子，他只能牺牲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但所有这一切都没能改变向前和润叶的关系。向前说什么也不来黄原工作。他说他在原西长大，那里熟人多，县运输公司对他又好；要是到了黄原，他急忙习惯不了。实际上，主要是润叶和他打别扭，他就索性离她远一点，躲个眼不见，也少点烦恼。这个窝囊废儿子能把他们活活气死：既然是这样，为什么又不离婚呢？

可话说回来，他老两口也太幼稚了：就是向前调到黄原，向前和润叶就能过在一块吗？当年他们不都在原西县城吗？两口子只要合心，天南海北又有什么关系！

几年来，他们夫妇俩已经被儿子的婚姻问题折磨得心衰力竭。

可谁又能想到，还有这么大的灾祸在等待他们！

天啊，要是志英知道了眼前的惨祸该怎么办？

“志英，志英，志英……”李登云像死人一般堆瘫在椅子里，嘴里喃喃地念叨着老伴的名字。

“李局长，我看还是把刘书记也接来……”卫生局的干事嗫嚅着说。

李登云闭住眼痛苦地咧了咧嘴。是呀，纸里包不住火，这事迟早要让他妈知道。应该把志英接来……

他仍然闭着眼，说：“侯师，你去接向前他妈……”

卫生局的司机立刻出去了。

时间不知不觉过了四个钟头……

现在，已经是夜里十一点钟。

不久，穿白大褂的医院院长走进急诊室，一看李局长这副模样，竟不知怎样安慰他。他迟疑了一下，对局长说：“手术已经完了。情况都很好……”

“很好？什么叫情况很好？两条腿都保住了？”李登云嘴角像受了委屈的儿童那般抽动着；痛苦已使他不能自已，竟用一种刻薄的语言极没水平地讥讽院长。

院长不敢计较局长的混账话。当然，如果普通病人的家属丧失理智对他如此出言不逊，他会立刻拂袖而去。

院长尴尬地苦笑了一下，说：“孩子已经进入单间病房，特级护理。你现在可以去看看了。”

院长说着，便和卫生局的干事搀扶起垮掉的李登云，出了急诊室，来到住院部的单间病房。

向前仍然处于昏睡状态中。

李登云一进房子，瞥了一眼儿子的断腿，就扑倒在地上，失声痛哭起来……

不一会，向前他妈闯进了病房。

性格刚硬的刘书记被眼前的景象惊得目瞪口呆。等她反应过来这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便像受伤的母牛一般哞叫了一声。她对周围的医护人员哭喊着说：“为什么要把我儿子的腿锯掉？为什么！”她一直在医院做领导工作，因此敢对医生发出这样的诘难。

院长和主任医师正要给市医院的刘书记说明情况，她却又问丈夫：“是你签的字？”

“嗯……”

“你……”刘志英一下子跪倒在床边，手摸着昏迷中的儿子的头发，只是个号啕大哭。她已经不再听院长和医生的解释了。她心里明白，他们的治疗是不会错的。就是错了又怎样？反正她儿子的两条腿已经没有了——她面对的只是这个冷酷的事实！

这一夜，悲痛欲绝的李登云夫妇一直守在儿子的床边……

天明的时候，向前还在麻醉状态中没有醒来。在他床边的父母亲也已经快休克了。

以院长书记为首的医院领导，硬劝说李登云夫妇回家休息几个小时再来；他们说，医院会全力以赴精心护理的……

李登云夫妇回到家里后，躺在床上互相拥抱着仍然痛哭不已。

后来，他们像孩子一样，一个给一个揩去脸上的泪水，互相心疼地说着安慰话。是啊，一切都无可挽回了，他们都应该健康地活着，好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帮助他们残废了的儿子……

上午十点钟，手术后九个小时，向前慢慢地睁开了眼睛。

明媚的阳光从大玻璃窗户投射进来，映照在雪白的病床上。

他努力挣扎着，老半天才弄清楚这好像是在医院里。

医院？思维闪电般地复活了！他迅速地记起了昨天发生的那幕悲剧……

当目光触及到自己的下部时，他闭住眼惨叫了一声：“完蛋了！”

刹那间，醒过来的李向前对生活完全绝望了。

他怨恨为什么没有把他压死，而弄成了这副样子又让他活着——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

是的，生命对他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呢？他不能再行走，更不能再开他心爱的汽车；把他和亲爱的大地连结在一起的不再是自己的血肉之躯，而将是两根木头拐杖！本来应该是他照顾老人的晚年，可年迈的双亲将要侍候他以后的生活了……而父母亲离开人世呢？谁再来管他这个残废人？他连个弟兄姐妹也没有！到时，大概只能进养老院；天天坐着轮椅，孤独地看着墙外的树叶发芽、变绿、变黄，又一片片飘落在地上……年复一年，就这样度日过月，寂寞地等待死亡的到来……

死亡！为什么要用那么漫长的时间去等待死亡？

是的，尽管人总有一死，但人总是恐惧死而想活在这个世界上。可是，既然活着，就应该活得美好呀！如果人活着是一种受罪，那还不如早早死去，把自己永远从痛苦的深渊里解脱出来！

死？

他想：是的，死。也许死对他来说是最合适的。他本来就活得没什么滋味，现在却又失去了双腿，活着就更没什么意思了。

是的，死！

他的眼睛一瞬时便被黑暗遮住了。

可是，在那一片死亡的黑暗中，心灵的宫阙却回荡起铃铛般悦耳的声音，使他不由回过头来，追溯他短暂而平凡的一生……

他的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那个亲切的小县城里度过的。他曾有过无忧无虑的童年。灿烂的阳光，美丽的野花，碧波荡漾的原西河，凹凸不平的石板街……他曾在那里像匹小马驹一样活蹦乱跳地撒过欢。以后，先是在有棵老槐树的小学里开始了学生生活；后来又上了原西中学。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家里，那一切回想起来都是温馨的。最后，他上了汽车——就像身上添了两个翅膀，痛快自由地飞驰于东西南北。真正的幸福感是他懂得爱情并热恋上润叶体验到的。但是，人生的不幸也从那时候开始了。是的，他为爱情深深地痛苦了几年，最后导致了这个悲惨的结局……

不过，往日的痛苦比之现在来说，那又算得了什么呢？那痛苦是一个健全人的痛苦——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幸福！为什么呢？因为你痛苦，就说明你对生活还抱有希望！可如今的痛苦是绝望的痛苦；绝望的痛苦甚至使人不再痛苦——既然生活没有了希望，还有什么必要再痛苦呢？

真的，如果痛苦不能改变生存，那还不如平静地将自己毁灭。毁灭。一切都毁灭了，只有生命还在苟延残喘。这样的生命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

死……

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向前的思绪像洪水般流淌；但所有的一切终归都流向了那个黑暗的无极深渊：死。

可怎样去死呢？

他讥讽地想：这倒是一件“具体工作”。令人遗憾的是，他现在连做这件事的能力都丧失了。上吊？他动也动不了。吃毒药？哪有这东西？

对！安眠药！

他突然来了“灵感”。听说有人就是用这白色小药片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据说这种自杀像睡着了似的，没有什么痛苦。这好！他活着时已经够痛苦了，死的时候当然应该舒服一些！

现在手头没有安眠药，而且一片两片也不顶事——睡一觉又醒了；得一次吞下去许多才行。那么，这就得常向护士要，慢慢积攒……

李向前周密地论证并决定了自己的命运以后，心灵立刻获得了一种大宁静。既然生活已经有了一个总结局，那么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了。

这时，他却不由得又想起了润叶——他永远的“主题”。

不同以往的是，他现在想到润叶时，心情也是平静的。因为事情再明白不过了：这个从来也没属于他的女人，将永远不必再属于他。

他在心里冷笑了一声。

命运嘲弄了他。他如今也在心里嘲弄命运；或者不如干脆说是嘲弄他自己……

你现在自由了，润叶。随着我的毁灭你将再生。我不怨恨你。我之所以到了这般地步，那全怪我自己。谁让我这样爱你呢？是我自己。我现在感到失望的并不是自己的爱没有得到回报——尽管我多么希望是这样。我现在难受的是，你并不了解我怎样爱过你。如果你真能了解了我对你的一往情深，那我死了也心平气静。使我内心愤慨的是，你把我当成了那种民间故事里的“憨女婿”。是呀，我没什么学问，是个普普通通的人。但是，一个普通人懂得的事，我都懂。只有到今天这样的时候，我才明白，我的爱也够不容易了。一个男人所能忍受的和不能忍受的，我都忍受了。的确，我也真有点像民间故事里的“憨女婿”。我就这样憨爱了你一场。一切都结束了——包括你的痛苦和我的痛苦。现在，我对你说的仅仅是两个简单的字：别了……

不知什么时候，他的思维又从润叶转到了汽车上。润叶和汽车，几乎是他生活的全部内容。当他得不到润叶的时候，汽车就是他的爱人。现在，这个“爱人”也别了；他再也不能驾驶着心爱的汽车奔驰在四面八方。令人痛心的是，正是他所迷恋的这两个“爱人”最终结束了他的生活……

约摸在午饭前后，向前感到两条断腿被截去的地方剧烈地疼痛起来。他咬着牙不让自己喊出声。说来也奇怪，失去了两条腿之后，他似乎在感情、思想和意志方面，猛然间变得丰富、深沉和强大起来。一夜之间，他好像成了另外一个李向前！

李向前啊，李向前！面对眼前的你，我们悲伤，但也感到欣慰。你的两条腿是失去了，但愿你能在精神上站起来！死是不可取的。死并不表明强大（当然，也未必就是软弱）。

正在向前伤痛难忍的时候，悲伤的父母亲一起走进病房来。他们趴在他床边，再一次泣不成声。向前看见，两个老人脸色灰暗，皱纹横七竖八布满额头，衰老得几乎都让他认不出来——他知道父母亲已经被折磨垮了。这时，他才真正感到了一种无法言语的痛苦。为了自己失去的双腿，为了年老的父母，他的心像尖刀在捅戳。死被暂时忘却了，活人的痛苦却又尖锐地主宰了他的意识。但他强忍着没有哭。他也无话可安慰老人。他紧闭着嘴巴，让苦涩的泪水流进咽喉里……

又过了一会，原西县运输公司的领导以及他父母亲的许多朋友熟人，先后都拥进了这个小小的病房。来看望他的人都带着礼物；各种吃的和喝的，罐头、橘子水、水果、饼干、蛋糕……堆满了床头柜，挤满了两个窗台。

向前真不愿意看见这么多人。他央求父母亲说：“你们都回去，这里有护士……你们不要着急，事情已经这样了……我想一个人安静一点……”

他闭住了自己的眼睛。

他听见护士也在婉言劝父母亲和其他人离开病房。

不一会，一切又重新安静了下来。

向前仍然闭着眼睛，在疼痛中恍惚地回想刚才来了些谁？他在一片虚无中追寻的还是那个人啊！

是的，她没有来。

她不知道他已经成了这个样子？就是知道了她也不会来……

不知为什么，李向前突然渴望能最后再见润叶一面。他在内心重新审视了他最终的人生极地，结论仍然是去死。但他想在死之前，再见一次她。

为什么要见她？他是想对她说，他要和她办离婚手续。他不能让她成为“寡妇”。在他死之前，就应该让她成为自由人；这样她也许就能更好地安排她以后的生活。他那样爱过她！这爱就应该始终如一。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她，也为了自己心灵最后的宁静……

润叶！难道我死前都不能再见你一面吗？

一股强烈的辛辣冲上了他的鼻根，两颗泪珠便从他紧闭着的眼角里慢慢地滑落出来。

他感到有人用手帕轻柔地揩去了他眼角的泪水——这一定是好心的护士。

他微微地睁开眼睛，却怔住了：润叶正静静地坐在他的床边。

润叶？

啊啊，是她！

李向前闭住眼睛，让汹涌的泪水在脸颊上溪流般地纵情流淌……

第五十章

田润叶是今天早晨上班后，才听说李向前因车祸而被锯断了双腿。

地区一个局长家里发生了这样的事，很快就会传遍地委和行署机关。不过，局外人传播这类事，就好像传播一条普通的新闻，不会引起什么反响。

但田润叶听到这消息后却不可能无动于衷。不论怎样，这个遇到灾祸的人在名义上是她的丈夫。

她不能再像往日那样平静地坐在团地委的办公室里，处理案头上的公务。她心慌意乱，坐立不安。与此同时，她还关切她的弟弟润生是否也蒙难了。

后来她才确切地弄清楚，失事的只是向前一个人，润生没有跟这趟车。她还听说，向前是因为喝醉酒而把车开翻的……

润叶一下子记起：上次润生来说过，向前是因为她而苦恼，常常一个人喝闷酒。她知道，这个人过去滴酒不沾，也不吸烟。

一种说不出口的内疚开始隐隐地刺激她那颗冰凉的心。是呀，这个人正是因为她才酗酒，结果招致了惨祸，把两条腿都失掉了。从良心上说，这罪过起因在她的身上。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润叶才不由设身处地从向前那方面来考虑问题。是的，仔细一想，他很不幸。虽然他和她结婚几年，但一直等于打光棍。她想起了结婚后他从北京回来那晚上的打斗。她当时只知道自己很不幸，但没有去想他的可怜。

唉，他实际上也真的是个可怜人。而这个可怜人又那么一个死心眼不变，宁愿受罪，也不和她离婚。她知道他父母一直给他施加压力，让他和她一刀两断，但他就是不。她也知道，尽管她对他冷若冰霜，但他仍然去孝敬她的父母，关怀她的弟弟；在外人看来，他已经有点下贱了，他却并不为此而改变自己的一片痴迷之心……

可是，润叶，你又曾怎样对待这个人呢？

几年来，她一直沉湎于自己的痛苦之中，而从来没有去想那个人的痛苦。想起他，只有一腔怨恨。她把自己的全部不幸都归罪于他。平心而论，当年这婚事无论出自何种压力，最终是她亲口答应下来的。如果她当时一口拒绝，他死心以后，这几年也能找到自己的幸福。正是因为她的一念之差，既让她自己痛苦，也使他备受折磨，最后造成了如此悲惨的结果。

她完全能想来，一个人失去双腿意味着什么——从此之后，他的一生就被毁了；而细细思量，毁掉这个人的也许正是她！

润叶立在自己的办公桌前，低倾着头躁动不安地抠着手指头，脊背上不时渗出一层冷汗。她能清楚地看见，躺在医院里的李向前，脸上带着怎样绝望和痛苦的表情……

“我现在应该去照顾他。”一种油然而生的恻隐之心使她忍不住自言自语说。

这样想的时候，她自己的心头先猛地打起了一个热浪。人性、人情和人的善良，一起在她的身上复苏。她并不知道，此刻她眼里含满了泪水。一股无限酸楚的滋味涌上了她的喉头。她说不清楚为谁而难过。为李向前？为她自己？还是为别的什么人？

这是人生的心酸。在我们短促而又漫长的一生中，我们在苦苦地寻找人生的幸福。可幸福往往又与我们失之交臂。当我们为此而耗尽宝贵的青春年华，皱纹也悄悄地爬上了眼角的时候，我们或许才能稍稍懂得生活实际上意味着什么……

田润叶自己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多年来那个肢体完整的人一直被她排斥在很远的地方，而现在她又为什么自愿走近这个失去双腿的人？

人生就是如此不可解说！

总之，田润叶突然间对李向前产生了一种怜爱的情感。她甚至想到她就是他的妻子；在这样的时候，她要负起一个妻子的责任来！

真叫人不可思议，一刹那间，我们的润叶也像换了另外一个人。我们再也看不见她初恋时被少女的激情烧红的脸庞和闪闪发光的眼睛；而失恋后留在她脸上的苍白和目光中的忧郁也消失了。现在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含而不露的成熟的妇女。此刻，我们真不知道该为她惋惜还是该为她欣慰。总之，风暴过去之后，大海是那么平静、辽远、深沉。哦，这大海……

润叶迅速拎起一个提兜，走出房间，“啪！”一声关住门，穿过楼道，进了团地委书记武惠良的办公室。

“向前的腿被压坏了，我要请几天假到医院里去。”她对书记说。

武惠良坐在椅子里，惊讶地怔住了。他知道润叶和丈夫的关系多年来一直名存实亡，现在听她说这话，急忙反应不过来发生了什么事——这比听到向前腿锯掉都要叫人震惊。

惠良愣了一下，接着便“腾”地从办公桌后面站起来。他突然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又激动又感动地说：“你放心走你的！工作你先不要管，需要多少天你就尽管去！要是忙不过来，你打个招呼，我和丽丽给你去帮忙……”

润叶沉默地点点头，就从武惠良的办公室出来，急匆匆地走到大街上。

她很快在就近的一个副食商店买了一提兜食品，搭坐公共汽车来到北关的地区医院。

在进李向前的病房前，她先在楼道里站了一会，力图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啊啊，没想到这一切发生得这么快！她现在竟然来看望自己的丈夫了。丈夫？是的，丈夫。她今天才算是承认了这个关系。她的情绪非但平静不下来，反而更加慌乱。她甚至靠在走道的墙壁上，不知怎样才能走进那个房间去。她知道，接下来的几步，将再一次改变她的命运——她又处于自己人生的重大关头！

“是否需要重新审视你的行为？”她问自己。

“不。”她回答自己。

她于是怀着难以言状的心情，走进了这个病房。

第一眼瞥见的是那两条断腿。

她没有过分惊恐她所看到的惨状——一切都在预料之中。

紧接着，她才把目光移到了他的脸上。他紧闭着眼睛。她想，要么是睡着了，要么还昏迷着。

他脸上弥漫着痛苦。痛苦中的那张脸有一种她不熟悉的男性的坚毅。头发仍然背梳着，额头显得宽阔而光亮。使她惊讶的是，她从没感到李向前会有这么一张引人注目的脸！

吊针的玻璃管内，糖盐水静无声息地嘀嗒着。此刻这里没有护士，一切都静静的。她听见自己的心像鼓声一般“咚咚”地跳着。

她走过去，悄悄地坐在病床边的小凳上。

突然，她发现他眼角里滑出了两颗泪珠！

他醒着！

她犹豫了一下，便掏出自己的手帕，把那两颗泪珠轻轻揩掉。于是，他睁开了眼睛……

你奇怪吗？不要奇怪。这是我。我是来照看你的。我将要守在你的床边，侍候你，让你安心养伤。你不要闭住眼睛！你看着我！我希望你能很快明白，我是回到你身边来了，而且不会再离开……

当李向前睁开眼睛，看见为他揩泪的不是护士而竟然是润叶的时候，那神态猛然间变得像受了委屈的孩子重新得到妈妈的抚爱，闭住自己的眼睛只管让泪水像溪流似的涌淌。这一刻里，他似乎忘记了一切，包括他失去了的双腿。他只感到自己像躺在一片轻柔的云彩里，悠悠地飘浮着。

噢，亲爱的人！你终于听见了我心灵的不息的呼唤……

润叶一边用手帕为他揩泪水，一边轻声安慰他说：“不要难过。灾难既然发生了，就按发生了来。等伤好了，过几个月就给你安假肢……”

这些平常的安慰话在向前听来，就像天使的声音。

他紧闭双眼，静默无语。但他内心却像狂潮一般翻腾。他直到现在还难以相信，坐在他床边的就是使他备受折磨、梦寐以求的那个人！

可这的确是她。

你感到幸福吗？他在内心中问自己。

不！这幸福又有什么用！他的一切都毁掉了，还有什么幸福可言！说不定她也是来尽最后的人情义务，就像和一个临终的人来诀别……

不过，我亲爱的人，仅此一点，我也就心满意足了。你来了，这很好。我多年来为你而付出的沉重代价，你多少已给了我一个补偿。在我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最后那个句号总算比较圆……

他想起了高中课本上学过的《阿Q正传》。可怜的阿Q在死之前怎样费尽心机也没把那个圆圈画圆。他比阿Q强的是，他的“圆圈”总算让自己满意了。

“你一定要把思想放开朗。不要怕，我会尽心照顾你。一直照顾……不久前，行署家属楼上给咱们分了两间一套的房子。等你出了院，我就把你接回去……”润叶仍然在他耳朵边轻轻地说着。

这是她说的话吗？

是她说的！

他睁开眼睛，满含着泪水不相信地看了她一眼。

“你现在应该相信我……”她那双美丽的眼睛真诚地望着他。

他再一次闭住眼睛。幸福地闭住眼睛。一股温热的暖流漫上他的心头，向周身散布开来。他无法理解她为什么在这时候才把那温暖给予了他。但他已经开始相信，一种他苦苦寻觅的东西似乎真的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我已经完了……”他用微弱的声音悲观地说。

“没有！只要活着，一切都会重新开始。”她用坚定的声音说。

“不，咱们现在可以离婚了……请你原谅我。我是因为……爱你才……这几年把你也害苦了……可是，你不知道，我为了你……”向前说不下去了，闭住眼抽动着两片嘴唇，不出声地哭泣起来。

澎湃的激流开始猛烈地叩击田润叶的心扉。她不由自主地俯下身子，把自己的额头在他泪水纵横的脸颊上贴了贴。她用手轻轻摩挲了一下他又黑又密的头发，对他说：“我现在全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准备要和你在一块生活。你要相信我……”

背后传来一声轻轻的咳嗽。

润叶赶忙站起来，回头看见护士端着小白瓷盘已经走到了房中间。

在护士为向前换吊针的时候，润叶问她：“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呢？”

“四个星期伤口就基本愈合了。但出院得到两个月以后……”

润叶默默地点了点头。

不一会，李登云夫妇也来了。

他们显然对润叶的到来大吃一惊！

润叶也有些不好意思。她想开口叫一声“爸爸”或“妈妈”，但由于不习惯，怎么也开不了口。她就直接对他们说：“以后由我来照看。我已经请过假了。你们年纪大，好好休息，不要经常来。这里有我哩……”

李登云和刘志英立在病床前，简直反应不过来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在儿子大难临头的时候，润叶竟然来照看他了。人啊……

老两口对这个他们一直所厌恶的儿媳妇，竟不知说什么是好。但就在这一瞬间，过去的所有敌意都消失了。他们知道，也许只有这个人，才能使儿子有信心重新生活下去。此刻，他们是多么感激她啊！

刘志英抹了一把眼泪，说：“只要你有这心肠，往后我和他爸一定全力帮助你们……”

李登云站在一边，两只眼睛红红的，百感交集说不出一句话来了……

第二天早晨。手术后二十四小时。征得医生的同意，润叶开始给向前喂一点流食。她把自己带来的橘子汁倒在小勺里，跪在床边，小心翼翼地送到丈夫的嘴里。

向前张开嘴巴，把那一勺勺橘子水——不，甜蜜的爱的甘露，连同自己又苦又涩的泪水，一齐吞咽了下去……

生活啊，生活！你有多少苦难，又有多少甘甜！天空不会永远阴暗，当乌云退尽的时候，蓝天上灿烂的阳光就会照亮大地。青草照样会鲜绿无比，花朵仍然会蓬勃开放。我们祝福普天下所有在感情上历经千辛万苦的人们，最后终于能获得幸福！

中午的时候，向前他妈来到病房，说什么也要顶替让润叶回去休息一下。润叶只好依了她的愿望，说她下午再来顶替让婆婆回去休息。

田润叶走出医院来到大街上，感到自己的脚步从来也没有这样轻快过。太阳暖洋洋地照耀着街上的行人；行人的脸上都挂着笑容。街道两边的梧桐树绿叶婆娑。在麻雀山下两条大街交汇的丁字路口，大花坛里的鲜花开得耀眼夺目。城市和她的心情一样，充满了宁静与爽朗。

她没有回机关的办公室，径直来到了行署家属楼上——这里有不久前分给她的那套房子。这座新盖起的楼房，只分给结过婚的干部职工，她当然也就有份了。不过，从房子分下到现在，她只来看过一次，也没有收拾过，自己仍然住在机关办公室里。当时，她对这房子没有任何兴趣——这只能唤起她的一片忧伤之情。人家是分给结过婚的人住，可她虽然算是结婚了，但和单身又有什么两样？

现在，她突然对这套房子感到很亲切。

她上了三楼，打开房门，然后从对门同事家里借来扫帚和铁簸箕，用一条花手帕勉强罩住头发，便开始收拾起了房间。

她一边仔细地打扫房子，一边在心里划算着在什么地方搁双人床，什么地方搁大立柜……对了，还应该买个电视机。他不能动，有了电视机，可以解个闷。买个十四英寸的，但一定要买彩色的——她这几年积攒的钱足够买台带色的电视……

田润叶这样忙碌地收拾着，精心地划算着，倒像是为自己布置新婚的洞房！

第五十一章

日子过得快如飞箭！算一算，田福军从省里回到黄原任职已经有两年的时光；他在这个贫困的家乡所在地区任一把手也已经有一年多了。

两年之间，不仅黄原地区，整个中国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呀！许多不久前人们连想也不敢想的事，现在却成了我们生活中最一般的现象。中国的变化震动了资本主义国家，震动了社会主义国家，也震动了中国自己。

阐述这个变化的深远历史意义也许不是小说家所能胜任的。我们只是在描绘这个历史大背景下人们的生活时，不由得感叹：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如此深刻而又富于戏剧性的历程！现在还是孩子的人们，将不会全部理解我们这代人对生活的那种复杂的体验。

是的，我们经历了一个大时代。我们穿越过各种历史的暴风骤雨。上至领袖人物，下至普通老百姓，身上和心上都不同程度地留下了伤痕。甚至在我们生命结束之前，也许还不会看到这个社会的完全成熟，而大概只能看出一个大的趋势来。但我们仍然有理由为自己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而感到自豪！我们这代人所做的可能仅仅是，用我们的经验、教训、泪水、汗水和鲜血掺和的混凝土，为中国光辉的未来打下一个基础。毫无疑问，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社会和我们自身的局限以及种种缺陷弊端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决不能成为倒退的口实。应该明白，这些局限和缺陷是社会进步到更高阶段上产生的。

可是，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坚持前行的人们，步履总是十分艰难的。中国式的改革就会遇到中国式的阻力。

近一年多来，有关田福军的告状信不断头地从黄原涌向省城和北京。中国的其他事干起来不容易，但告状倒相当简便——八分人民币买一张邮票就可以了。这些信件寄到了中央纪委、省纪委、中组部、省组织部和中央以及省的人民来信来访办公室。更多的信直接寄给了省委正副书记个人手里。告状信的内容五花八门，从政治错误、经济犯罪一直到男女关系。如果这些问题都能落实，田福军恐怕够判死刑了。

福军知道有人告他。他也知道省纪委和省委组织部来调查过他的“问题”。但他不知道告他告得如此猛烈；也不知道这场“倒田运动”的幕后人物是他的副手高凤阁。

地委副书记高凤阁是黄原前地委书记苗凯多年精心培养的接班人——接他自己班的人。但由于田福军从省上“杀”回来，高凤阁没有当成专员，当然就更当不成地委书记了。苗凯调离后，高凤阁窝着一肚子不舒服，便开始在暗中鼓动苗凯手上用过的一些对田福军心怀不满的人，大量给田福军制造“罪证”……

起先的时候，省委并没有特别重视有关田福军的这些告状信。根据一贯的经验，一位新任领导免不了要遭受一些人的反对。后来，告状信越来越多。同时兼任省纪委书记的省委常务副书记吴斌，便指示省纪委派人到黄原去调查田福军的问题。当然，苗凯同志也给这位老上级耳朵里灌了不少田福军的“情况”。

但省纪委的人没有调查出田福军的什么大问题；许多告他的信纯属凭空捏造。事情随之也就不了了之。可是，告田福军的信仍然有增无减；而且后来的告状信都直接寄给了省委书记乔伯年的办公室。

本来，省委书记乔伯年这一两年对南北山区几个地区的工作，还是较为满意的。这些地区大部分都实行了生产责任制。一两年来，实际成果说服了许多怀疑论者。那些地区大规模生产方式的改变，极大地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初步改变了极度贫困的生活状况，使大部分群众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

当然，“冒尖户”还是少数。眼下并不像某些满怀热情的作家用肤浅的文艺作品所宣扬的那样，似乎农民都发了财，动不动就把电视机抱回了家。我们的农民难道我们还不清楚吗？他们过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穷到了骨头里；新政策的优越性不可能在一两年内就把所有人都变成大富翁。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解决了吃饭问题，这就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啊！一切都还在刚刚开头，许许多多的新问题和新矛盾接踵而来，需要迅速而有力地给予解决。

但是，省委书记感到，这一两年来，党的某些基层组织和它的负责人，本身在认识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因循守旧的观念。改革的阻力由此可想而知。毫无疑问，我国整个农村的进步乃至最终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有待于一个长时期不断改革的艰难过程。

无论如何，这个省的南北山区已经迈出了令人鼓舞的一步，并以此昭示了未来多方面的广阔的发展前景——这是任何眼睛没瞎的人都能看得见的。应当指出，在这一方面，最贫困的黄原地区走在了全省的前列；这当然和地委书记田福军同志大胆解放思想是分不开的。

可是，偏偏他的告状信最多！

唉，中国呀！什么时候才能把那些诸如“人怕出名猪怕壮”、“枪打出头鸟”、“出头椽先烂”等等“经典哲学”从我们的生活词典中剔除了呢？

近一年来，乔伯年主要把自己的精力放在落实中部平原地区农村生产责任制方面。

中外历史证明，革命常常容易在最贫困落后的地区开始。而较富庶的地方，变革往往要困难一些。

当山区以户为主的生产责任制已经实行一年多的时候，本省中部平原地区的农村还在吃“大锅饭”。不是群众不愿意改变这种状况；而是这些“白菜心”地区的许多领导一直抵抗着，长期按兵不动。当然，在省委领导中，也有分歧意见。比如吴斌同志就认为，平原地区不必处处都搞责任制；理由是有些地方的大集体一直搞得很好。

乔伯年认为，平原地区农村的“大锅饭”照样应该砸烂。为此，他通过答省报记者问的形式，号召平原地区仿效山区的榜样，大规模实行生产责任制。没有人公开反对新政策，但实际工作中抵抗的大有人在。他们采取的是口头上拥护实际上对抗的方法。这些人在会议上一口一个要坚决贯彻“上面的精神”，而在私下里，在和老婆睡觉的时候，在和知己们下棋打扑克的时候，却用一种嘲弄的口气讥讽所有的改革。而严重的是，这些人往往领导着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地区或几十万人口的大县份。一年来，乔伯年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改换了中部平原几个地区的领导班子——这些地区的农村已经渐渐处于一种急剧变革的状态中……

小暑前后，乔书记想起应该到山区去看一看情况。近一年多，他忙于平原地区的工作，对南北山区的当前情况摸得并不透。

于是，他准备在全省的煤炭基地铜城市按原计划视察完工作后，顺便先到毗邻的黄原地区走一圈。

没想到他在一个山沟的矿区发起了烧。这使乔伯年很着急——他已经给黄原打了招呼，说他明天到那里。

他当时住在这个矿的招待所，又是半夜，只好把秘书小王喊醒，让他给自己找点药。

小王手在他额头上摸了摸，说：“让我给医院打个电话！”

“算了，”他说，“吃几片药说不定明早上就会好的。你一打电话，市上和矿务局医院说不定把救护车都开来了。”

“而且还把警报器拉得呜呜响！”秘书加添说。

乔伯年笑了。他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很随便，他们都敢和他“放肆”地开玩笑。

乔伯年索性接上秘书的话，进一步“发挥”说：“那样，大家以为失了火，说不定把救火车也开来了！”

乔伯年一边开玩笑，一边吞下去八片羚羊感冒片和一包阿鲁散。

第二天早晨，病情果真好了许多，他就立刻起程直奔黄原……

省委书记一到，地委书记就忙了。田福军先陪乔书记在几个偏远县份的农村跑了一大圈；回到黄原后，紧接着就召开县委书记以上的领导干部会议，以听取省委书记对全区工作的指示。

在这个干部会上，乔伯年热忱地肯定和赞扬了黄原地区的工作；同时指出了下一步应该解决的主要问题。这实际上也是省委对田福军本人工作的肯定。乔书记的讲话使田福军眼圈不由得发热。他感谢省委在他困难的时候，及时支持了他……

省委肯定了田福军的工作，也不等于就否定了反对田福军的高凤阁同志。以后不多日子，在省委常务副书记吴斌同志的坚持下，高凤阁被调到南面一个地区如愿以偿地任了行署专员。领导这么一个大省，省委书记不可能在一切事上明察秋毫；再说，即使看出类似的问题，有时也不得不作某些妥协——这是政治生活中常有的现象……

送走省委书记以后，黄原地区各县的县委书记都回去了。但田福军把原西县委书记张有智留了下来。他要单独和他商谈一件事。当然，他实际上也有许多话想对这位老朋友说。平心而论，原西县这两年的工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和有智分不开——他是一把手嘛！福军自己感到，他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在老朋友面前抹不开脸皮。本来，他早应该直截了当指出有智同志这两年在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但他却一直没这样做。

这一天晚饭前，他把张有智从黄原宾馆带回到自己家里。爱云没去医院上班，忙了整整一个下午，已经备办好了一桌饭菜。饭桌上，因为老丈人徐国强和妻子都在座，福军先没和有智谈工作方面的事。四个人一边喝酒吃饭，说起许多过去的话题。有智是个爽快人，不仅和爱云开玩笑，还和他过去的老上级徐国强老汉也逗趣。

吃完饭后，田福军和张有智进了会客室。爱云给他们沏好茶，就退出去了——作为地委书记的老婆，她知道丈夫要和有智谈些她不应该再听的话了。

“有件事我想和你商谈一下。”田福军给张有智递上一根纸烟。

张有智没说话，点着烟听福军的下文。

“文龙已经从省党校毕业回来了。据地委组织部的考察和省党校方面的介绍，小伙子这两年学得不错，表现也很好。我想让他回原西县去给你当个副手……”

“怎安排？”张有智的脸沉了下来。

“副书记兼县长。”

“什么？”张有智冲动地从沙发里站起来，“你把一个造反派弄来给我当县长？”

“有智，你坐下，先别激动。文龙在‘文革’中是造过反，前几年在柳岔公社也搞过极‘左’的东西。不过，他是个青年嘛，‘文革’中他还是个中学生，才十几岁。这几年来，小伙子对自己进行了严厉的反省，照我看那是真诚的。对待青年，我们不能总是揪住过去的一些事不放。只要认真改了，我们该使用的还要用。

“他是西农毕业生，又上了两年的省党校中青班，等于争得两个大学的文凭，并且先后当过公社一把手和县上的副主任；年轻力壮，又有文化，说不定能在工作中开创新局面呢！至于过去的错误，他记取了教训，未必是一件坏事。俗话说，知耻者勇……”

“哼，反正知耻不知耻只会个勇！”张有智挖苦说。

田福军看张有智态度生硬，一时不知该怎样说服他。他把茶杯往他面前推了推，说：“你……喝水。”

张有智端起茶杯，长长出了一口气，说：“不能改变了？重用这小子我不反对，可为什么一定要让他回原西来呢？”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呼专员和组织部也是这个意见。文龙本人也表示愿意回原西去工作，说他要哪里跌倒再从哪里爬起来。我们应该给他一个机会……”

“哼，回原西来和我再闹腾一番，弄得鸡飞狗跳墙！”

“有智！你为什么要这样看问题呢？人都在变嘛！”

“不见得。我就没变！”

田福军不好再说什么了。

但是，有智，你真的没有变吗？

唉！田福军本来还想顺便和他的老朋友谈谈心，指出他这两年来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但看有智这样刚愎自用，只好又一次打消了这个念头——看来今天再谈这方面的事显然更不适宜；他们现在已经有些不愉快了。

张有智最后算勉强接受了地委对周文龙的任用，便怏怏不快地从田福军家告辞了……

送走有智后，田福军一个人又回到会客室，苦恼地在脚地上转圈圈走了半天。这一刻里，他心头涌上一股很难受的滋味。他现在倒忘记了对张有智的不满意，而对自己太不满意了。他感到自己非常无能，连批评朋友的勇气都鼓不起来，怎么可能把这样大一个地区领导好呢？

他看了看腕上的电子表，猛然记起，他下午已经给司机打过招呼，晚饭后要去地区医院看望失掉双腿的向前。他几天前就知道了这件惨事，但因省委书记来了，忙得实在抽不出时间去医院。另外，他也知道侄女去侍候不幸的向前了——这是润叶自己对他说的。当时他的鼻子也有点发酸。他感到欣慰的是，他多年来对侄女的心血终于没有白花——她在人生关键的时刻表明她是一个多么好的孩子！

田福军匆忙地下了楼，来到院子里。司机早把车停在门口等他了。

田福军来到地区医院向前的病房时，冯世宽和文化局长杜正贤以及他的女儿、女婿都在这里。当然，润叶也在。他来后，这个小小的病房已经挤得没处立脚。于是，世宽、正贤和丽丽夫妇都一齐告辞走了。

田福军坐在病床旁边的小凳上，拉着向前的手，说了许多亲切的安慰话。向前只是眼里含着泪水不断给田叔叔点头。润叶立在一边低倾着头抠手指甲。

不一会，向前他妈刘志英来顶替润叶照看儿子。这些天里，婆媳两人轮流在医院里过夜。在向前的病床旁，单另支起了一张行军床。

志英没想到田福军也亲临病房来看望她的孩子。虽说是熟人，现在又算是亲戚，可福军是地委书记啊！

志英控制不住自己的悲痛，又在田福军面前哭了一鼻子。福军和润叶劝慰了她半天，叔侄俩才离开了病房。

田福军到医院时，就把司机打发回机关了。现在，他正好可以和侄女一块相跟着步行回南关。

七月的夜晚是温热的。大街上灯火辉煌。悠闲的人们在梧桐树下散步。各处的夜市正到了红火热闹的时刻，拥挤着熙熙攘攘的人群。黄原河充满激情的喧哗声从不远的地方传来，给城市欢愉的夜晚带来了别一种情调。

田福军把外衣搭在胳膊上，和侄女不紧不慢地在街道上走着。润叶手里拎着一个花布提包，那里面装着一些给向前带吃喝的瓶瓶罐罐，叮叮当当地响个不停。她跟在二爸的身边，不时用手拢一拢被晚风吹散的秀发。

田福军心情很激动。他这时回忆起许多有关侄女的事。尤其是孩子结婚以后，他曾在原西县的办公室里见她那一次。当时看见她被折磨成那个样子，他难过极了。可是那时他的确无法纠正老丈人瞒着他而造下的罪孽。他只能无可奈何地等待时间来解决这件事。他没有想到，事情在今天有了这样一种结局。不过，他内心深处知道，对于侄女来说，未来生活的严峻考验正在等待着她——她能经受得住吗？

田福军实际上有许多话想对侄女说，但此时却不知说什么是好。他只是关心地问：“向前什么时候出院？什么时候可以安假肢？”

“医生说过一个多月就可以出院。安假肢得三四个月以后。我已经请惠良的叔叔和省义肢厂联系了，到时我和李叔叔陪他去……”润叶亲切而平静地对他说。

田福军感到眼窝热辣辣的。他只是连声说：“好，好，那好……”

第五十二章

大暑过后，一进入中伏，垂直地悬挂在空中的太阳，几乎不是放射光芒，而是在喷射火焰了。大地上热浪滚滚，一片灼人似的炙热。好在黄土高原有充足的风，这些日子，还不像中部平原那样昼夜都如同扣在闷热的蒸笼里，令人窒息。当然，整个白天，如果你在高原烈日下活动，那多半得晒掉一层皮。只是夜幕一旦扑落，大地上常常会吹起凉爽的清风，使人感到这个季节有多么美好……

在这个火一般炎热的季节里，即将在黄原师专毕业的田晓霞，心中也像燃烧着一团火焰。她刚从省报实习回来。她做梦也没有想到，在省报实习期间，报社的总编辑非常看重她的才华和工作精神，决定通过省高等教育局，要分配她去省报当记者。按他们学校的性质，毕业的学生当然应该分配到黄土高原各地中学去当教师。但每年也总有一两名特别出众的学生，以特殊原因被分到了另外的单位。看来田晓霞成了他们这届毕业生中的幸运儿——谁不愿去当一名记者呢？更何况还要进大城市去工作和生活！

不用说，立刻就有许多谣言在学校和毕业生中间传播开来，说晓霞是通过她父亲走“后门”才被分到省报的。平心而论，这的确和田福军无关；因为省报决定要她的时候，并不知道她是黄原地委书记的女儿。

田福军夫妇知道这个消息后，也很为他们的女儿高兴。事到如今，福军才猛然觉得，也许他的晓霞最合适的职业就是记者工作！这孩子思维敏捷，知识面也比她哥晓晨宽一些。另外，她性格泼辣，爱跑动，又不怕吃苦——这些都是搞记者工作所需要的。

实际上，当记者对田晓霞来说，也是她梦寐以求的理想职业！

没想到这个理想就这样变成了现实。命运往往就是如此——有的人事事不顺，有的人一顺百顺！

分配基本没什么大问题后，田晓霞愉快得都有点飘飘然了。也许用不了一个月，她就要离开黄原，到省城的报社去报到啦！

那么，她该怎样打发在黄原的这一段日子呢？

她很快想到了孙少平。

是的，她要尽量多些时间和少平在一块。她实习回来后还没顾上去找他。他当然也不知道她已经分到省报去当记者了。

晓霞想起少平的时候，心中就会涌上一种连她自己也急忙弄不清楚的复杂情绪。毫无疑问，在她已有的生活之中，没有一个男人像少平那样使她在感情上有一种亲近感。尤其是和他在黄原交往以来，每想起他，心中就会泛起一缕温热的情思。她的确还没有考虑好她和这个人未来的关系会怎样发展。但她感到她在生活中已经不能再失掉这个人。是的，从家庭和社会地位来说，他们的距离很大；可是从心灵方面说，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和自己接近。在我们的生活之中，还有什么能比得上人与人心灵的融洽更为珍贵呢？不是家庭、职业、社会地位和其他条件接近的人，相互间心灵就更能接近；而实际上，生活中常有的现象是，两个人尽管其他方面条件殊异，可心灵却往往能接近和相通——她和少平正是这样的。

田晓霞决定立刻去找孙少平。

上次实习走前，少平告诉她，南关柴油机厂的活不久就要完工了。不知他现在是否还在那里？如果他已经离开了，她又上哪儿去找他呢？

但她又想，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不会离开黄原城。只要他在这个城市里，她就一定要找到他！她在心里调皮地说：哼，孙少平，你插翅难飞！

其实，孙少平眼下仍然还在南关的柴油机厂干活。不过，用不了多少天，这里也就完工了——他现在正熬煎不久以后他到什么地方再找个活干哩……

当田晓霞找到这里的时候，少平正在工地上拉水泥板。他光着身子，只穿一件短裤，被太阳晒黑的身子流着肮脏的汗泥道。这副样子站在穿着裙子、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晓霞面前，使他感到十分窘迫。他赶忙把那件比身体还脏的汗衫套在身上。

很长一段时间了，他一直没和晓霞见过面。现在她猛然出现在面前，倒使他十分激动。

晓霞按捺不住自己的兴奋，先赶快把她分配到省报当记者的事告诉了他。

记者？对孙少平来说，这是记者田晓霞向他报道的第一条新闻——一条让他震惊的新闻！

他那激动的情绪刹那间消失了，随之而来的几乎是一种无声的哽咽。是的，她要远走高飞了。他再一次认识到，即使她和他近在咫尺，可他们之间相隔的距离却永远是那么遥远！

“你能不能请半天假，咱们一块出去玩一玩？”晓霞很快看出她自己的好消息在朋友那里引起了什么样的反响，于是赶快转了话题。

“行！”孙少平立刻爽快地说。事到如今，他感到他很快就要和晓霞天各一方了，因此也很想再和她在一块呆一段时光。他痛切地感到，一种最美好的东西从此将要永远地从他身边流逝。是的，流逝。

“你先在这儿等一下，让我去换换衣服！”他说着就走过去向站场的工头请了假，然后两条腿像抽了筋似的跑回到他住的地方。

他先在楼下水龙头上冲了冲身子，便回到房间换了身干净衣服，用手指头匆忙地梳理了一下蓬乱的头发，就又跑回来了。他没忘记带了二十元钱——他要请晓霞在街上的饭馆吃一顿饭，以庆贺她到省报去当记者……

他们在梧桐树和汉槐洒下的浓密荫凉中，相跟着从南关的大街上走过来。

在影剧院附近，满怀激情的孙少平，潇洒地把晓霞带进了黄原最好的一家饭馆。这时候，谁也不会看出来他是个半小时前还满身黑汗的揽工小子。

少平让晓霞坐着，自己跑前跑后，买了四菜一汤，并且提来两瓶青岛啤酒。

晓霞今天像个乖孩子似的坐在凳子上，眼睛一刻也没离开走动着的少平。她感到自己的眼窝有点热。她第一次这样安心地坐在饭馆里，让一个男人花钱为她买酒买菜。她长大后从来没有感到过心情如此轻松，又如此踏实；就像小时候依偎在妈妈的怀里或者伏在爸爸肩背上一样……

酒菜齐备以后，两个人面对面坐在一张小桌前。少平举起啤酒杯，微笑着轻声说：“祝贺你。为你干杯！”

晓霞无言地把她的杯子在少平的杯子上轻轻碰了一下，视线就有点模糊了……

两个人不像过去那样，见面后立刻互相打开话匣子。此刻，他们都默默地碰杯、喝酒、吃菜，很少开口说话。

这时候，少平想起了高中毕业时，晓霞在原西饭馆请他吃的那顿饭。现在，是他在这里请她吃饭。转眼之间，他们就又踏入了一个人生的新阶段！晓霞将再一次进入一个更高层次的生活领域——对她来说，这是很正常的，也是他所希望的。不过，这一切仍然使他心头泛起一股说不出的苦涩滋味。他自己的未来会是个什么样子？还顾说未来呢！过几天，他就不知该再到何处去落脚！

正如俗话所说：人比人，活不成。

但无论怎样，他还是高兴今天能用他自己劳动赚来的钱，在这里请晓霞吃一顿饭。哪怕他今生一世黯淡无光，可他在自己生命的历程中，仍然还有值得骄傲和怀恋的东西啊！而不至于像一些可怜的乡下人，老了的时候，坐在冬日里冰凉的土炕上，可以回忆和夸耀的仅仅是自己年轻时的饭量和力气……

吃完饭后，晓霞提议他们去上古塔山。这也正好是孙少平所想的！

于是，两个人出了饭馆，兴致勃勃地过了小南河上的水泥桥，沿着一条荒僻的小土路，攀上了高高的古塔山。

立在古塔旁的边畔上，烈日烤晒下的黄原城便一览无余了。从高处观望，街道、房屋和人的比例都已经缩小，像小人国似的。黄原河与小南河如同一粗一细两条银练，闪着耀眼的光辉在老桥附近缠绕在一起，然后到东关飞机场前面拐过一个大弯，就在远方的山峦峡谷间消失得无踪无影了。尽管烈日炎炎，但看见大街上仍然有不少行人——尤其是东关大桥附近，忙碌的人群如同暴风雨前搬家的蚁群一般纷乱……

少平和晓霞只在塔下立了一会，两个人便不言不语向山后的树林中走去。他们一前一后只管向树林深处走；似乎他们已经约好了一个明确的去处——实际上，是两颗心不约而同把他们导向一个更为静谧的地方。

他们穿过大片低矮的杏树林，来到古塔后面的一个小山湾里。

嘈杂喧闹的市声马上被隔在了另一个世界。四周围静悄悄毫无声息，只听见一两声小鸟的啁啾。

这是一个三面被地塄围起来的小土圪，长满了茂密的青草；草间点缀着许多无名小花——红、黄、蓝、紫，一片五彩缤纷。雪白的蝴蝶在花间草丛安心地翩翩飞舞。这地方只长着一棵独立的杜梨树，碗口般粗，浓密的枝叶像伞似的投下很大一片荫凉。

少平和晓霞走过去，先后坐在树阴下。两个青年的心在狂跳着，脸都红腾腾的。他们大概意识到，此时此刻，他们来到这样一个地方意味着什么。

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仍然都没有说话。

太安静了！静得叫人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和心跳声。一阵凉爽的清风吹来，杜梨树的枝叶在他们头上发出沙沙的声响。由于这里地势较高，透过密密的杏树林，可以隐约地瞭见九级古塔塔尖上的金属避雷针，在炽热的阳光下闪烁着炫目的光芒。

晓霞顺手在草丛中摘下一朵粉红的打碗碗花，举在眼前微笑着细细瞅着，似乎那上面有什么景致，有什么十分逗人的情趣。少平两只手局促地抱着膝头，一动不动地望着东川空荡荡的飞机场。

“终于毕业了……”晓霞“终于”开口说，“他正坐在教室里，突然有个女同学在门口叫他出来一下……”

“女同学？叫他？谁？”少平敏感而惊奇地转过头，对晓霞这句没头没脑的话感到莫名其妙。

晓霞仍然微笑着，不看他，只瞅着那朵粉红色的打碗碗花，继续说：“是的，是一位女同学叫他出来一下。他出来了。那女同学在教室外面的走道里，对他说：‘有句话我一直想跟你说说：十年以后咱俩见一次面吧！’”

“我敢肯定，你要给我说你的事了。那个女的就叫田晓霞吧？”少平脸涨得通红，插嘴说。

晓霞仍然不理他，只管说她的。

“……那女的说完后，男的问她：‘为什么要见面？’女的说：‘因为我想知道那时候你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些年来我一直很喜欢你……’”

“你原来要在今天告诉我这么一件事？”少平忍不住又打断晓霞的话。

“男的问那女的：‘为什么你以前一直不说呢？’女的说：‘说了又有什么意义？你那么喜欢尼娜！’”晓霞继续说她的。

“我不愿听你们的三角恋爱故事！”少平叫道。

“……那男的怅然若失地问道：‘那咱们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见面呢？’‘十年以后，五月二十九日晚上八点在大剧院那排圆柱正中间的通道里。’”

“不过，黄原剧院那排柱子是方的。十年后大概会变成圆的？”少平的话里含着一种酸味的讽刺。他接着便沉默下来，任凭晓霞去说她的罗曼蒂克故事。

“……‘要是那儿的圆柱是单数怎么办？’男的问。‘那儿有八根圆柱……’女的说，‘如果我的外貌变化很大，你就凭我那时候的照片来辨认我吧。’

“‘好吧，那时候我肯定也是个知名人士了，反正我准是乘我的小轿车来……’

“‘那才好呢，到那时你就带着我在全城兜风。’

“……就这样，他们分别了。岁月流逝。后来发生了战争……”

“战争？”孙少平看着如痴如醉的田晓霞，惊讶地问。

他越来越被她说糊涂了！

“是的，战争。战争开始了，她从大学辍学进了航校。以后她牺牲了。当年她所爱的那位男同学在军医院住院期间，从无线电广播里听到授予空军少校鲁勉采娃以苏联英雄的称号……”

“噢！你这家伙……你原来说的是一个苏联故事！”孙少平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可是，这个故事并没有完。”晓霞仍然瞅着手里的打碗碗花，脸上的微笑不知在什么时候就消失了。

“……‘生活不断向前，’作者这样写道，‘有时我会蓦然想起我们俩的约会。快到约会期限的那几天我觉得有一种强烈的不安的感觉，仿佛过去这些年来我一心一意在为这次会面作准备……’”

“后来呢？”少平轻声问。

“后来，他在当年约定的那一天终于如期来到那个大剧院前。他向卖花姑娘买了一束铃兰，朝大剧院圆柱正中央的通道走去。圆柱确实是八根……他在那里伫立了片刻，然后把那束铃兰送给一个脚穿球鞋，身材纤瘦的灰眼睛姑娘，就驱车回去了……”

“作者后来这样抒发了自己的感情：‘……刹那间我真想令时光停住，好让我回顾自己，回顾失去的年华，缅怀那个穿一身短小的连衣裙和瘦窄的短衫的小女孩……让我追悔少年时代我心灵的愚钝无知，它轻易地错过了我一生中本来可以获得的欢乐和幸福！’”

“这是一本什么书？在哪里？让我看一看！”少平从草地上跳起来，对田晓霞喊道。

晓霞也站起来，用手绢把眼角的两颗泪珠揩掉，从尼龙布挎包里摸出一本去年出版的《苏联文艺》，说：“就在这上面。名字叫《热妮娅·鲁勉采娃》，作者是尤里·纳吉宾。”

少平走过去，先没有接书，立在晓霞面前，浑身微微地抖着。

晓霞抬起头来，用热切而鼓励的目光望着他。

他终于张开揽工汉有力的双臂，把她紧紧地抱住了！

她头埋在他胸前，深情地说：“两年以后，就在今天，这同一个时刻，不管我们那时在何地，也不管我们各自干什么，我们一定要赶到这地方来再一次相见……”

“一定。”他说。

第五十三章

接近傍晚的时候，孙少平和田晓霞才从古塔山上走下来。

他们在小南河边约好了下一次见面的时间，就有点依依不舍地分手了。晓霞回了地委自己家；少平看时间还早，想到东关金波那里坐一坐。

现在，孙少平沿着小南河边的马路，怀着激动的心情，向东关大桥那里走去。

一时三刻，城市的四面八方就成了灯火的世界。不知又来了什么重要人物，九级古塔上的彩色灯串也亮了，像半空中蓦地出现一座琼山仙阁，景象壮丽而辉煌。

少平一身轻快，迈着矫健的脚步走着。暑气消失了，凉爽的晚风从河道里吹过来，撩乱了他一头浓密的黑发。黄原河和小南河流泻着灯火，闪烁着金银般的光辉。

直到现在，少平还难以相信今天发生了这样的事！

他第一次拥抱了一个姑娘，并且亲吻了她。他饱饮了爱的甘露。他的青春出现了云霞般绚丽的光彩。他真切地感受到了什么是幸福。幸福！从此以后，不管他处于什么样的境地，他都可以自豪地说：我没有在这人世间枉活一场！

他时而急匆匆地走着，时而又放慢脚步，让那颗欢蹦乱跳的心稍许平静一些。前面不远处就是大街，那里人声沸腾，一片纷扰。人们！你们知道吗？知道这城市有个揽工汉和地委书记的女儿恋爱吗？你们也许没人会相信有这样的事；这样的事只能出现在童话里。可这是真的！

此刻，我为什么要去找金波？是要告诉他这件事？

是啊，多么想给朋友说一说，好让他来分享我的幸福！分享！这个字眼用得不恰当……扯到哪儿去啦！

是的，我当然会把这事告诉金波的，但不应该是现在。正如他和那位藏族姑娘恋爱一样，秘密最好过一段时间再给朋友倾吐。爱情啊，无论是橄榄还是黄连，得先自己一个人嚼一嚼！

既然不是去给金波说这事，现在就不应该去他那里——此刻最好一个人慢慢地回味刚刚发生过的那一切……

现在，孙少平发现他已经走到东关大桥的人群里了。

他猛地停住脚步，不由向人行道旁边那个低矮的砖墙瞥了一眼。

一股冰凉从后脑勺沿着脊背传遍了全身。他顿时像重感冒退过烧似的清醒而软弱无力。刚刚发生的事一下子就似乎遥远了，而现实却又这么近地出现在眼前！

他的两条腿自动走到那个砖墙下。他初来黄原之时，就是在这地方落下脚，开始等待包工头来买他的力气。以后他又不止一次来到这地方。

他弯下腰，不由用粗糙得像石板一样的手掌，在那砖墙上面摸了摸——这是他经常搁那卷破行李的地方……

一种无限忧伤的情绪即刻便涌上孙少平的心间。

你有什么可高兴的？你难道现在就比以前好些了吗？你只不过和地委书记的女儿亲热了片刻，有什么可以忘乎所以地乐个没完？瞧，你在实际生活中的一切都没有丝毫的改变。你仍然像一丛飘蓬流落在人间，到处奔波着出卖自己的体力，用无尽的汗水赚几个钱来养家糊口。你未来的一切都没有着落——可岁月却日复一日地流逝了……

孙少平立在砖墙边，眼里旋转着两团泪水。街道上的人群和灯火都已经模糊不清。

爱情的温柔使少平感到自己变得脆弱起来。他现在痛心地认识到，就是他和她已经到了这一步，但他们仍然还在两个世界里！而且随着晓霞的远走高飞，这两个世界只能是越来越远！

孙少平强迫自己立刻回到现实中来。他，农民孙玉厚的儿子，一个漂泊的揽工汉，岂敢一味地沉醉在一种罗曼蒂克的情调中？是的，他和地委书记的女儿拥抱了，亲吻了，但这是否意味着他就能和她在一块生活？他们如此悬殊的家庭条件和个人条件，怎么可能仅凭相爱就能结合呢？更重要的是，晓霞的行为是出于爱情还是一种青春的冲动？她马上就是省报的记者，能一直对他保持爱情吗？

可是，他感到她确实是一片真心……

这时候，少平不由想起他哥和润叶姐的关系——不幸的是，命运是否也要他重蹈他哥的覆辙？

不！他决不会像哥哥一样，为了逃避不可能实现的爱情，就匆忙地给自己找个农村姑娘。无论命运会怎样无情，他决不准备屈服；他要去争取自己的未来！当然，这不是说，他以后就一定能和晓霞一块生活——即使没有田晓霞，他也要去走自己的道路！生活包含着更广阔的意义，而不在于我们实际得到了什么；关键是我们的心灵是否充实。对于生活理想，应该像宗教徒对待宗教一样充满虔诚与热情！

立在砖墙旁的孙少平闭住了眼睛。他看见：遥远的撒哈拉大沙漠里，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一步一跪的教徒们，眼睛里闪烁着超凡脱俗的光芒，艰难地爬蜒着走向圣地麦加……

他睁开眼睛，看到的是他熟悉的世俗生活中的黄原东关。现在，夜色之中，灯火通明，人群熙熙攘攘；摊点小贩杂乱地散布在街道两边。各色人等，南腔北调，吆喝声不绝于耳。在他周围，最后一些等待包工头招工的工匠们，正失望地收拾自己的行李，准备找个地方去过夜——少平知道，这些人多半不会找旅社，现在是伏天，野外随便一个小土圪就能安息。

突然，他在对面电影院的门口，似乎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他仔细辨认了一下：没错！这是上次他用自己的一百元钱打发回家的小翠！

这女孩子怎么又出现在这里呢？

孙少平赶忙穿过马路，径直走到小翠面前，急切地问她：“小翠！你怎又来了？”

这孩子一边嗑葵花子，一边瞪住眼看着他。大概是因为他穿了一身新衣服，她几乎都认不出他是谁了。

好半天，她才“噢”地叫了一声，说：“你……”

她显然已经记不起他的名字。她大概只记得，几个月前正是他给了她近一百元钱，才把她从黑包工头胡永州那里领出来，就在前面不远处的汽车站打发她回了家。

小翠看来不知如何是好，天真地从衣袋里掏出一把葵花子，硬塞在他手里，说：“哥，你吃！”

少平哪有这兴致！他问：“你什么时间又来了？”

“快一个月了。”

“你为什么又要来呢？”少平痛苦地问。

“家里没钱了，我爸又骂又打，叫我出来做工……”

“那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干活？”

“在北关哩……”

“提泥包还是做饭？”

“还是做饭。”

“工头叫什么名字？”

“还是胡永州。”

少平一下子僵住了。他万万想不到，这孩子又重新跳入了火坑！

他难受地咽了一口吐沫，问：“他再欺负没欺负你？”

“我已经习惯了……”小翠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回答他。

少平这才发现，这小姑娘的脸上已经带着某种堕落的迹象。

“你为什么还到这里来呀！”他绝望地叫道。

“没办法嘛！”小翠说。

是呀，没办法……他再不能把自己的血汗钱给了这女孩子，打发她回家去——这钱用完了，她那无能而残忍的父亲仍然会把她赶回到这里来。我们的社会发展到今天，也仍然不能全部避免这些不幸啊！

他匆匆给这孩子打了个招呼，就两眼含着悲愤的泪水，转过脸向马路上走去。

他几乎是横冲直撞地穿过人群，又顺着原路拐回到小南河边。此刻，他早已把自己的幸福忘得一干二净！他连鞋也没脱，就蹚过了哗哗喧响的小南河。他像一个精神失常的人，疯疯魔魔爬上河对岸，扑倒在一片草丛里，出声地痛哭起来；他把手中小翠给他的葵花子撒在一片黑暗之中，一边哭，一边用拳头疯狂地捶打着草地……

孙少平现在完全又回到了他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里。一颗心不久前还沉浸在温暖的幸福之中，现在却又被生活中的不幸和苦难所淹没了。在这短短的一天之中，他再一次品尝了生活的酸甜苦辣——也许命运就注定让他不断在泪水和碱水里泡上一次又一次！

人的生命力正是在这样的煎熬中才强大起来的。想想看，当沙漠和荒原用它严酷的自然条件淘汰了大部分植物的时候，少女般秀丽的红柳和勇士般强壮的牛蒡却顽强地生长起来——因此满怀激情的诗人们才不厌其烦高歌低吟赞美它们！

……孙少平很晚才从小南河的岸边回到他做活的南关柴油机厂。

两天以后，他的心情已稍许平静下来。这里很快就要结工，他重新发愁他过几天到什么地方去干活——他真没勇气再到东关的劳力市场去等待包工头把他“买”走。

生活的沉重感，有时大大冲淡了他对田晓霞的那种感情渴望。人处在幸福与不幸交织的矛盾之中，反而使内心有一种更为深刻的痛苦。看来近在眼前的幸福而实际上又远得相当渺茫。海市蜃楼。放不得抓不住。一腔难言的滋味。

啊，人哪！有时候还不如生活在纯粹的清苦与孤独之中。

两天来，少平无论是干活，还是晚上躺在那个没门没窗的房子里，都在思索着他和晓霞的关系——连做梦也想的是这件事。他越想越感到悲观；热情如同炉火中拉出来的铁块，慢慢地冷却下来了……

按原先约定的时间，这天下午晚饭后，他应该到地委她父亲的办公室去找她。当然，在那个老地方的这次新的会面，将会不同以往——他们现在已经越过了那条“界线”，完全是另一种关系了。

少平并不因为两天来悲观的思考就打算失约。不，他实际上又在内心激动地、迫不及待地期待着和晓霞见面。

刚和一群赤膊裸体的同伙吃完饭，他就十分匆忙地在楼道的水管上冲洗了身子，返回宿舍从枕头底下抽出那身洗得干干净净、压得平平整整的衣服换在身上。仍然用五个手指头代替梳子，把洗净的头发拨弄蓬松，再梳理整齐。他赤脚片穿起那双新买的凉鞋，就急切地下了楼。

出柴油机厂的门房时，他在那扇破玻璃窗户上看来无意实际有意照了照自己的身姿。他对自己的“印象”还不错。真的，除过脸和两条胳膊被太阳晒得黝黑外，他现在看起来又不像个揽工汉了！

孙少平怀着欢欣而紧张的心情，不知不觉就来到了地委常委办公院。

不知为什么，这次在进入那个窑洞时，他心中充满了恐惧。他看见那窗户亮着灯光。她在。那灯光是如此炽烈，像熊熊燃烧的大火。他不由颤栗了一下。

现在已到了门口。心跳得像擂鼓一般。他困难地咽下去一口唾沫，终于举起了僵硬的右手，像有规矩的城里人一样，用指关节轻轻叩响了门。

叩门声如同爆炸一般在耳边、在心中荡起巨大的回声。

门立即打开了。

同他期望的那样，出现的是那张灿烂的笑脸（他想起夏日里原野上金黄色的向日葵……）。

进门以后，他才发现：润叶姐也在这里！

他的脸立刻像被腾起的蒸气扑过一般烫热。难道他和晓霞的事润叶姐已经知道了？

他拘谨地开口说：“姐……”

“你长这么高了！”润叶亲切地看着他。“快坐下！”她招呼说。

“润叶姐要和你说件事呢！”晓霞一边倒茶，一边对他说。

少平心里不免有点惊讶：润叶姐要给他说什么事呢？

他两天前才从晓霞那里知道，李向前的两条腿被他自己的汽车压坏，润叶姐已经担当起了一个妻子的责任。他当时既为向前而难过，又为润叶姐而感动。润叶姐的行为他并不惊奇，这正是他心目中的润叶姐！

可是，她有什么事要对自己说呢？是要把她和向前的事托他转告少安吗？可他又一想，不会是这件事——这没有必要了……

少平看见，润叶姐已经不像过去的模样。她看上去完全成了少妇，脸上带着一种修女式的平静与和善。

“我向前哥……什么时候能出院呢？”少平只好这样先问润叶姐。

“还得一段时间……我已经好长时间没上班了，想多少做点工作，团委领导就让我在社会上找个人，把地委行署机关的中小学生组织起来，搞个暑期夏令营，免得孩子们在暑假里无事生非。据说这也是地委秘书长的意思。

“要找个有文化，又懂点文艺的人才，我正愁得找不下个人，晓霞就给我推荐了你。我也想起，你正是最合适的人了！听晓霞说你在柴油机厂干活，已经要结束。不知你愿不愿意做这事？可能工资没你干活拿得多，按规定一天一块四毛八……”

原来是这！

少平一口就把这事答应了下来。

去带地委行署的子女搞夏令营，这件事太吸引人了。赚钱多少算不了什么！总比在东关白蹲着强。再说，这是一件多么体面的工作——就是一分钱不赚，他也愿意干个半月二十天的！

少平的情绪一下子高涨起来。他正发愁过几天没活干哩，想不到有这么个好营生在等着他。

润叶姐说妥这事后，就急急忙忙到医院顶替婆婆照看丈夫去了。

于是，少平和晓霞又单独在一块度过了一段美妙的时光。一直到机关要关闭大门的时候，他才怀着甜蜜和愉快的心情，回到了柴油机厂他那个乱糟糟的住处……

第五十四章

几天以后，柴油机厂一完工，少平衣袋里揣着一摞硬铮铮的票子，把自己的破烂被褥用晓霞送他的花床单一包，就来地委“上班”了。

润叶姐已经给他收拾好一个空窑洞，并且还给他抱来一床公用铺盖，因此他不必把那卷见不得人的烂脏被褥在这样一个地方打开。

地委行署各级干部的几十名子弟集中起来后，润叶姐就把他介绍给大家。他穿戴得齐齐整整，谁也看不出来几天前他还是个满身黑汗的揽工小伙子。像以前在中学演戏一样，他在生活中也有一种立刻进入“角色”的才能。他很快把自己的一切方面都复原成了“孙老师”。

孙少平的确很胜任这个夏令营的辅导员。他教过书，演过戏，识简谱，会讲故事，还打一手好乒乓球。另外他又不辞劳苦——比起扛石头，这点劳累算得了什么！

他风度翩翩地给同学们教唱歌，排小戏；带着孩子们在地委对面的二中操场上打篮球，做游戏。他内心感慨万端，时不时想起他光着脊背在烈日下背石头拉水泥板的情景……

几天以后，孩子们把孙老师领他们搞的一切活动，都反映到家长的耳朵里。家长们又反映到地委和团委领导的耳朵里。各方面都对团地委书记武惠良搞这件事很满意。武惠良起先并没有重视这工作；听到这些反映后，他很快让润叶带着来看了一次孙少平，对他大加赞扬；并且感慨地对润叶说：“咱们团委正缺乏这样的人才！”

润叶乘机说：“那把少平招到咱们团地委来工作！”

武惠良苦笑着摇摇头：“政策不允许啊！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吃官饭的人哪怕是废物也得用，真正有用的人才又无法招来。现在农村的铁饭碗打破了，什么时候把城市的铁饭碗也打破就好了！”

少平并不指望入公家的门。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他要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证明他并不比某些自以为高人一头的城市青年更逊色！

带这几十名娇生惯养的家伙对一个干部来说，也许太吃劲。可对少平来说，就像过节假日一般轻松。

“下班”以后，他还有许多闲暇时间和晓霞呆在一块。

晚上，要是田福军不在，他们就可以厮守在他的办公室里。傍晚，常常在天凉以后，他们就去登古塔山、麻雀山和梧桐山；要么，就肩并肩顺着黄原河上游或下游漫步。有时候，要是有好点的电影，他们就一块去看。他们都记得，两个人在黄原的第一次相会，正是在电影院门口的人群里——那次放映的是《王子复仇记》……

润叶姐过一两天就来看望他一次，询问他有没有困难。她还给了他一摞地委大灶上的饭票；他不要也不行，润叶姐硬往他口袋里塞。记得他上高中时，好心的润叶姐就给过他钱和粮票。

当然，他现在还不能给润叶姐解释，已经有另一个人在关怀他了！

总之，田家两姐妹使他深切地感受到，一个男人被女人关怀是多么美好。

在这期间，他还抽出时间去找了他的好朋友金波。

前不久，金波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终于听从了父亲的劝告，已经正式顶班招工了——他现在接替父亲开了邮车。对于金波来说，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这意味着他成了公家人。事到如今，金波看来也很高兴。这心情完全可以理解；到了这种年龄，生活和工作没有着落，叫人又难过又慌乱！

当然，少平比之朋友，也有他自己的高兴事——那就是他和晓霞的关系。但他现在还不愿给朋友说出这件事。在他内心深处，这件事最后的结局仍然是个疑问。也许他们将以悲剧的形式结束一切。到时，他大概也会像金波讲他和那位藏族姑娘的故事一样，对他讲述自己和晓霞的悲剧故事……

半月以后，少平征得团地委的同意，决定把孩子们带到野外去玩一玩。他把地点选在离黄原几十里路的一个解放军驻地。团地委和地委办公室大力支持，专门调了两辆大轿车运送他们。

孙少平带着孩子们搞了一整天野营活动；还和当地驻军开了联欢会。返回途中，他们又在一个野花盛开的山坡上，让孩子们分散开自由玩了一会。

下午，两辆汽车上插着彩旗，一路歌声开到了地委门口。

所有的家长都跑出来迎接自己兴高采烈的孩子。孩子们纷纷把水壶里的山泉水递到父母亲嘴边，让他们尝一尝“大自然的滋味”。从地委行署的一般干部到部局长们，谁也没有留意给孩子和他们带来欢乐的孙少平——他已经悄悄地回到了他住的那孔窑洞里……

当天晚上，在地委大灶上吃完饭后，少平正准备去找晓霞，旁边窑洞的一位干部过来告诉他，说门房打来电话，外面有个人找他，让他出去一下。

少平忍不住心一缩：谁？是家里的人？出什么事了？谁病了？

他一边匆促地向地委大门口走，一边还在猜测谁来找他。会不会是家里托人来给他捎话，让他回去？除过老人生病，按说这一段不会有什么大事——惟一的大事就是妹妹兰香考大学。不过，考上考不上，现在还没到发榜的时候呢！

快要到大门口时，少平才发现，立在大门外的是阳沟大队的曹书记！他悬在半空中的心踏实了下来。

不过，曹书记这时候来找他，有什么事呢？没紧事他不会到这里来找他！

自他在阳沟安下户口后，由于四处奔波着干活，很少能抽出时间回那里去。虽说他成了阳沟人，但实际上只是个名义；除过户口，他在那里一无所有。当然，他仍然很感激曹书记两口子给他办了这么一件大事。几个月来，他已经拿着礼物去看望过他们好几次……

孙少平一直不知道曹书记两口早已把他当未来的女婿看待了。曹书记两口早就商量好：如果他们的女儿再一次考不上高中，他们就要和少平摊开说这件事。说实话，如果不是要招女婿，他们也不会帮助他把户口落在阳沟大队。

不久前，曹书记的女儿考高中又没考上。看来这孩子的书不能再念下去了。于是，书记和他老婆才把少平的事提到了女儿的面前。不料，菊英学习不中用，找对象的眼头倒蛮高。她说她看不上孙少平！话说回来，这也难怪。菊英虽然是农村户口，但一直在黄原城里长大，怎么可能看上一个乡下来的揽工汉呢？她对父母亲表示，她决不可能和这个叫孙少平的乡巴佬结婚；她要在黄原城找个有工作的对象哩！

曹书记两口子四只眼大瞪。他们绝没想到，他们各方面都平庸的女儿，竟然看不上他们精心挑选的孙少平！

这可怎么办？这不仅使他们的愿望落了空，也把人家娃娃闪在了半路上！如果少平成了他们的上门女婿，那阳沟队其他人有什么，少平就得有什么；如果没这个关系，少平怕连空头户口也落不长久！

正在曹书记发愁的时候，事情突然有了一个转机。

根据市上下达的文件，今年铜城矿务局要在黄原市招收二十来名农村户口的煤矿工人。他们公社的领导人是他的酒肉朋友，跑来问他有没有什么亲戚要去。

曹书记大喜！马上要回一个指标来。

尽管这是入公家门，但城边上的农民没人愿去干这种下苦工作。曹书记早料到了这一点。他于是立刻四处打问着寻找孙少平，看他愿不愿意去……

当少平在地委大门口听曹书记说了这件事后，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了！

啊啊，这就是说，他将有正式工作了，只要有个正式工作，哪怕让他下地狱他都去！

不过，曹书记对他说，因为他落的是空头户口，怕市上和地区的劳动部门找麻烦。

“不怕！”少平胸有成竹地说。他马上想到了晓霞——他要让她出面给他帮忙！

送走曹书记后，少平几乎是小跑着找到了田晓霞。

晓霞听说有这事，说她明天就开始活动！

她对他说：“我知道你不怕这工作苦。”

“苦算得了什么呢？而今揽工干的活也不比掏炭轻松！”

“是呀，这样你就有了正式工作！”

“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这也许是惟一可以走进公家门的途径。我估计这也不容易，怕人家会在什么关口卡住。你一定要给我想办法。”

“这你放心！这种后门大敞开，也没多少人愿意进去……只要你到了煤矿，过一两年我再央求父亲把你调出来！”

“这样说，你不愿意我一辈子是个煤矿工人？”少平笑着问她。

晓霞不好意思地笑了，说：“到时我才能知道我的真实想法。”

“那就是说，我如果一辈子当农民，你更不会把我放在眼里了！”少平的脸色一下子严峻起来。

“你扯到哪儿去啦！”晓霞在他胸脯上捣了一拳。

第二天，田晓霞披件衫子，便风风火火为少平当煤矿工而“活动”开了。少平夏令营的事还没完，一时脱不开身，每天都惴惴不安地等待着晓霞的消息。

田晓霞虽然第一次操办这样的事，但“一招一式”看起来倒像个老手似的。当然，各个“关口”知道她是田福军的女儿后，赶忙都开了“绿灯”。晓霞也不怕。她想，这又不是让少平干什么好工作哩！下井挖煤，有多少干部子弟愿去？她的孙少平连这么个“工作”都不能干了？走后门就走后门！为了给少平办成这事，她甚至故意让“关口”上的人知道她是谁的女儿！

市上主管这次招工的劳动局副局长，神秘地问她，这个孙少平是他们家的什么人？晓霞说是她大爹的儿子——她干脆糊弄着把少平换到了田润生的位置上！

既然是地委书记大哥的儿子，劳动局长岂敢怠慢！一定是田书记本人不好出面，才让女儿来找他办的。办！

给地委书记办事心切，劳动局长都没顾上想想田书记的大哥竟然姓孙。

田晓霞知道，要是父亲知道她背着他搞这些名堂，一定会狠狠收拾她一通！

事情很快就妥当了，孙少平以“一号种子选手”列在了市劳动局副局长的私人笔记本上——这比写在公文上都可靠！

孙少平兴奋不已，都没心思继续搞这个夏令营——好在也快结束了。

晓霞和他一样兴奋。她说铜城市已经到了中部平原的边上，每天有两趟到省城的火车，他们以后见面也容易多了。

两个同时准备远行的人，沉浸在他们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中……

填完招工表不多几天，孙少平就被通知正式录取了；九月上旬，他们就要离开黄原到煤矿去报到。

还有近半个月时间——他得准备一下！

他身上还有近二百元钱。他先给家里寄回去一百元。他自己不准备添置什么。只买一套零碎生活用品就行了——到时拿上工资，再从根本上为自己搞点“建设”！

这一天，他在百货门市上买了一把梳子和一支牙膏后，突然在十字街头碰见了过去揽工时结识的“萝卜花”。几个月没见面，“萝卜花”似乎又老了许多，腰弯得像一张弓。两个人用城里人的礼节紧紧握住了手。我们记得，在工艺厂做活时，为了胡永州欺负小翠的事，“萝卜花”说了几句“怪话”，少平就扇了他一记耳光。此刻，那件事已经在他们之间不存在了。揽工汉之间的友谊常常在经受了拳脚的洗礼后，变得更加热烈和深沉。此时相见，少平还亲热地把“萝卜花”引到地委他住的地方，并且买了二斤猪头肉和十几个油饼子，两个人用揽工汉的方式大吃了一顿。

最后，少平索性把他那卷破烂铺盖也送给了“萝卜花”——可怜的“老萝”就一领老羊皮袄伴随他度夏过冬，连个被褥也没有。当然，晓霞送他的那床被子和那条床单，他不会给人；他要留下来永远温暖自己的身体和抚慰自己的心灵。

送走“萝卜花”后，孙少平就兴奋地跑到东关，向他的好朋友金波报告了他被招工的喜讯。金波立刻炒了三十颗鸡蛋，买回一瓶白酒，两个人一下午喝得面红耳赤，说话时舌头在嘴里直打卷……

他从金波那里出来，正是下午四五点钟，西斜的太阳仍然火热地照耀着喧闹的城市。远远望去，城外四周的群山覆盖着厚重而葱茏的绿色，给人的心情带来一片荫凉。山明水净，岸柳婀娜；白得晃眼的云彩像一团团新棉絮，悠悠地飘浮在湛蓝如水的天空……

少平晕晕乎乎挤过人群，来到东关大桥头。他在那“老地方”伫立了片刻。他用手掌悄悄揩去满脸的泪水，向这亲切的地方和仍然蹲在这里的揽工汉们，默默地告别。别了，我的忧伤的辛酸之地，我的幸运与幸福之邦，我的神圣的耶路撒冷啊！你用严酷的爱的火焰，用无情而有力的锤砧，烧炼和锻打了我的体魄和灵魂，给了我生活的力量和包容苦难而不屈服于命运的心脏！

别了，我的东关……

第五十五章

八月下旬，孙少平已经做好了去铜城煤矿的所有准备。

在此期间，本来他想回家走一趟，但又放弃了这打算——他怕他离开黄原后，又会有什么突然的变故。幸运之神降临得过分慷慨，他生怕好景在最后一刹那变为海市蜃楼——他的心已被命运折磨怯了。如果他在黄原，事情有个变化，他就可以立刻找田晓霞力挽狂澜！

家里人到现在也许还不会知道他要去铜城当煤矿工人。这也好！当他们突然接到他从煤矿寄回的信时，一定会又惊又喜！当然，他知道，父母亲在惊喜过后，就会为他的安全担心。相信哥哥会安慰老人——上次他来黄原看他，已经对他出门在外放心了。

现在，孙少平最大的心事是，他不知道妹妹兰香能否考上大学。

按她来信说，她自以为考得不错。但这是全国性的竞争！一个山区县城的好学生，说不定连大城市的一般学生都比不过——人家是什么学习条件啊！

孙少平在内心不断祈告幸运之神也能降临到妹妹的头上……

按往年的时间，高考很快就要发榜了。他多么希望在他离开黄原之前，能知道妹妹的消息。无论她考上考不上，他都要为她的未来做出安排——这责任天经地义落在了他身上。再说，他对妹妹的感情极其深厚，他决不能让她像姐姐一样一辈子吃那么多苦！

现在，夏令营的工作早已结束，他不会再去找活干，因此一天很闲。晓霞马上也要动身，忙着收拾东西，和要好的同学告别聚餐，最近也不能时时和他在一起。他只好一个人躺在窑洞里读她送来的书。此刻，他内心骚动不安，就像一个即将进入火线的士兵。

虽然夏令营结束了，润叶姐给武惠良打了招呼，仍然让他住在地委的那孔窑洞里。听说他要到铜城去当矿工，润叶姐也很为他高兴，还给他送来了一条毛巾被，并一再安咐让他到煤矿上注意安全……

这一天，他仍然躺在窑洞里心烦意乱地看书。本来他想出去走动一下，但外面热浪扑面，出去就是一身大汗；他舍不得把自己新买的短袖衬衫弄脏。他发现，从南关柴油机厂结束揽工后，他已经习惯了眼下这种较为舒适的生活。唉，人的惰性哪！

不过，他同时也原谅自己的懒散——他牛马般干了那么长时间活，有权利放纵几天了！

他正在看书，金波突然从门里闯进来。少平看见，他的朋友的脸上带着一种异样的情绪。

金波进得门来，先没说话，伸出胳膊就把他紧紧地抱住了！

“怎么啦？”他紧张地问。

“兰香和金秀都考上大学了！”金波说着，两团泪水就从他那双漂亮的大眼睛里涌了出来。

少平一下子呆住了。当反应过来的时候，他自己又伸开双臂，把金波紧紧地抱住了！

两个好朋友兴奋和激动得在脚地上像小孩一样又笑又闹！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她们被哪个大学录取了？”少平揩着眼角的泪水问金波。

“兰香考上了北方工业大学天体物理专业。金秀考进了省医学院……北方工大是全国重点大学！”金波从衣袋里摸出一封信，“这是她们给咱俩的信！”

少平急切地打开信，飞快浏览了一遍。

“九月一号就开学！那她们这两天就要从家里动身！”少平一边看信，一边说。

“我马上就开车回去接她们。中午一吃完饭就走！明天到包头，后天返回时正好能把她们捎到黄原来！”

金波不敢再耽误时间，报完信后马上就走了……

少平心情难以平静，一个人在窑洞的脚地上转着圈走了好长时间。生活的变化是如此急速，以致使事变中的人们都反应不过来——一切都叫人眼花缭乱！

孙少平强迫自己平静下来，冷静下来；因为潜意识提醒他，还有一些具体事需要办理，而时间已经很紧迫了！

他坐在凳子上，低倾下头，两个手指头叉着闭住的眼窝，让自己的思想集中起来。是的，他应该在这一两天内为妹妹做点准备……当然，父母亲和哥哥嫂子也会为妹妹操办出门的行装；但有些事他们想不到。对，他首先应该为兰香买一只漂亮的人造革皮箱。这是门面。箱子要尽量大一点，能容纳所有的零七八碎。色彩要鲜艳而不俗气……想起来了！百货一门市的那种最好。要拐角处黄红条格相间的那种——不知还有没有？

还要给她买三套夏衣：两件短袖，一件长袖衬衣。省城听说夏天特别热，多买一件短袖。罩衣不买了，热天用不着——等他到煤矿后再给她买也来得及。

另外，还有香皂、牙膏、牙刷、手帕、面霜、凉鞋、袜子……

少平一边思考要给妹妹买的东西，一边同时计算所需要的钱。他身上仍然有一百多元。他自己买东西用掉的是夏令营赚的工资；过去的工钱给家里寄过所剩下的，一分钱也没动。本来这钱是他准备初到矿上应急用的——但现在他准备全部给妹妹花销完！

他突然想到，还有几件女孩子最重要的用品要买。本来，这些东西应该由母亲为妹妹准备，可一个农村老太太绝对不可能备办这件事。哥哥嫂子大概也不会想到。他们只知道农村的习惯……

是的，他应该给妹妹买几条内裤、两个乳罩、几条卫生带……

孙少平十分周详地想好了他要给妹妹买的全部东西；然后再一次估算了费用，觉得他身上的钱足够。

本来他马上就准备到街上去置办这些物品。但又一想，应该让晓霞给他参谋一下；女孩子的东西应该由女孩子来买，才能确切知道买什么更好更合适。

第二天，晓霞听少平说他妹妹考进赫赫有名的北方工业大学后，大吃了一惊。她简直难以相信一个农村姑娘能考进这样的大学，而且学的还是天体物理！

晓霞马上兴奋地陪少平到街上去为兰香买东西。

所有买到的东西他都相当满意。

当少平让晓霞为妹妹买那几件女孩子的必需品时，晓霞忍不住眼里含满了泪水——她被少平能这样周到地体贴人而深受感动……

按金波说好的时间，兰香和金秀今天就要到达黄原。

一吃过早饭，少平就提着为妹妹准备好生活用品的那只花条格人造革箱子，来到东关俊海叔那里，等待他们的到来。

金俊海和少平一样兴奋。这位提前退休以便让儿子顶班的老司机，高兴得连嘴也合不拢。是啊，应该高兴！儿子招了工，女儿上了大学，作为一个普通工人，这辈子也算功成业就了……

上午十点半，金波和妹妹们就如期地到达了！少平高兴的是，他哥少安也跟车下来了！

两家六口人热热闹闹地挤在金俊海的一间小房里，互相激动地说个没完。

少平发现妹妹虽然穿了一身新衣服，但显然比金秀的衣服土气——金秀是时新式样的成衣，妹妹的衣服大概是嫂子给裁缝的。另外，金秀是一只大皮箱，妹妹带的是家里那只惟一的木箱——这还是当年母亲出嫁时带来的嫁妆；年深日久，红油漆都脱离得斑斑驳驳。

他立刻把他买的人造革箱子和其他用品给兰香和大哥看。他同时对哥哥说：“把东西腾出来放在这只皮箱里，你把家里的箱子带回去，那箱子太旧了……”

少安没想到弟弟为妹妹置办了这么多东西。他有点惭愧地说：“时间紧，我们家里来不及准备；再说，也不晓得城里过日子需要些什么……”

兰香看见二哥为她考虑得这么周全，几乎都要掉眼泪了。但她是个很能克制自己感情的孩子，立在一边只是低头抠手指头。另外，她也不能过分地对二哥表示她的感激——这样会使大哥伤心的。实际上，在她离家之前，大哥也跑前跑后为她的出门操尽了心……

这时候，金俊海已经开始忙碌地准备午饭了。

少安立刻跑过去制止了他。这位“冒尖户”很有气魄地宣布：为了庆贺，他要出钱在黄原最好的饭馆请两家人一块吃桌酒席！

这样，他们就一起相跟着来到了街上。在金波的指点下他们走进了南关的“黄原酒楼”——这正是上次少平请晓霞吃饭的地方。

不多时间，两家六口人就在摆满酒菜的圆桌前坐下来了。

少安捏着玻璃酒杯，手微微地有些抖，说：“太高兴了，真不知该说些什么。几年前，咱们做梦也想不到有这一天……”他的眼睛里闪着泪光，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是因为世事变了，咱们才有这样的好前程。如今，少平和金波都当了工人，兰香和金秀又考上了大学。真是双喜临门呀！来，为了庆贺这喜事，咱们干一杯吧！”

六个人站起来，一齐举起了酒杯。

准备：1982—1985年

第一稿：1986年秋天—冬天

第二稿：1987年春天—夏天

版权信息

书名：平凡的世界. 第三部

作者：路遥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12-01

ISBN：9787530220092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卷五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卷六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第四十章

第四十一章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四章

第四十五章

第四十六章

第四十七章

第四十八章

第四十九章

第五十章

第五十一章

第五十二章

第五十三章

第五十四章

卷五

第一章

傍晚，当暮色渐渐笼罩了北方连绵的群山和南方广阔的平原之后，在群山和平原接壤地带的一条狭长的山沟里，陡然间亮起一片繁星似的灯火。

这便是铜城。

铜城无铜，出产的却是煤。

这城市没有白天和夜晚之分，它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激动不安地喧腾着，像一锅沸水。

此地煤闻名四方。这铜城正是因煤应运而生。这里有大西北首屈一指的煤炭企业——所产煤炭不仅满足了本省工业的需要，而且还远销全国十七个省市。

正因为这里有煤，气贯长虹的大动脉陇海铁路才不得不岔出一条支脉拐过本省的中部平原，把它那钢铁触角延伸到这黑色而火热的心脏来。

无疑，铁路给鄂尔多斯地台南缘这片荒僻的土地带来了无限生机。同时，也带来了成千上万操各种口音的外地公民。如今，杂居在这座煤城的就有全国二十四个省市籍贯的人——其中以河南人为最多，几乎占了三分之一。

河南人迁徙大西北的历史大都开始于一九三八年那次有名的水灾之后。当时他们携儿带女，背筐挑担，纷纷从黄泛区逃出来，沿着陇海铁路一路西行，踪迹直至新疆的中苏边界——如果没有国界的拦挡，河南人还可以走得更远。不过，当时这些灾民大部分都在沿途落了户，至今都已繁衍了两代人了，成了当地的“老户”。河南人豁达豪爽，大都直肠热肚，常用震天价的吼声表达自己的情绪。好斗性，但拳脚之争常常不诉诸国家法律仲裁，多由斗殴双方自己私了。由于他们有着艰难的生存历程，加之大都在铁路和煤矿干粗活，因而形成了既敢山吃海喝，又能勤俭节约的双重生活方式。

铜城除过河南人之外，从北方黄土高原和南方平原地区贫困县漫流来的乡民也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从有了煤炭业，这里就成了中国西部的阿拉斯加，吸引来无数寻找生活出路的人。

在这个口音五花八门的“联合国”里，由于河南人最多，因此公众交际语言一般都用河南话。在铜城生活的各地人，都能操几句河南腔，哼几句嗯嗯啊啊的豫剧。

这城市四周全是山梁土峁。山上石多土薄，不宜耕作，农业人口远比不上黄土高原腹地稠密，更不要说和拥挤不堪的中部平原相比了。因为事农者甚少，加之此地又不缺乏燃料，这些山山峁峁竟然长起了茂密的柴草，甚至还有一些树木梢林，显得比黄土高原其他地方更有风光。每当入秋之时，有些山上红叶如火，花团锦簇似的夺人眼目……

山梁土峁间，由于地层深处挖掘过甚而形成空洞，地表时有下陷，令人触目惊心的大裂缝往往撕破了几架山梁，甚至大冒顶造成整座大山崩塌陷落，引起周围里氏三级左右的地震。大山以北一二百华里处就是黄河，它带着成千上万吨泥沙沉重地喘息着淌向东方……

城市在这条狭长的山沟里只能摆下一条主街。那商店铺面，楼房街舍，就沿着这条蜿蜒曲折的街道，沿着铁路两侧，沿着那条平时流量不大的七水河，鳞次栉比，层层叠叠，密集如蜂房蚁巢，由南到北铺排了足有十华里长。

火车站位于城市中心。一幢长方形的候车室涂成黄色，在这座沾灰染黑的城市里显得富丽堂皇。除过南郊军民两用的飞机场，火车站不大的广场也许是市内最为开阔的地方了。

火车从这里向南，穿越绿色的中部平原，五六个小时就可以抵达省城。而向西，向东，向北，都有公路伸出，一直可以通往邻近几个省份。这个火车站每天上下午分别和省城对开两趟快慢客车，其余就全都是运煤车了。

从陇海铁路岔出来的这条支线，它的最后一节铁轨并没有在这个车站终止。这钢铁阶梯又在这里岔出两股，一路爬坡穿洞，沿途串起了东西两面二十多个矿区。

外地人提起铜城，都知道这是个出煤的地方，因此想象这城市大概到处都堆满了煤。其实，铜城边上只有一两个产量很小的煤矿，其余的大矿都在东西两面那些山沟里。

当你沿着铁路支线拐进这些山沟，便会知道那里有着多么庞大的世界。这些相距只有十来里路的煤矿，每个矿区都有上万名工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几乎都超过了一个山区县城的规模。密集的人口，密集的房屋，高耸的井架，隆隆的机声，喧嚣的声浪，简直使人难以相信这些小小的山沟山湾，怎么能承载如此大的负荷？

可是，你看到的还仅仅是这世界的一半。它的另一半在大地几百米深处。在那里，四通八达的巷道密如蛛网，连接成了别一个世界。大巷里矿车飞奔，灯火通明；掌子面炮声轰响，硝烟弥漫；成千上万的人二十四小时三班倒，轮番在地下作业。他们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用超强度的体力劳动，把诗人们称之为“黑金”的东西从岩石中挖掘出来，倒腾在飞速转动的煤溜子上。于是，这黑色的河流就源源不断从井下流到井上，从地面流进车厢，流向远方，然后在某个地方精灵般地变为看不见的电流，使得机器转动起来，使得我们的生活和整个世界都转动起来……当我们在辉煌的灯火下舒适地工作和学习，或搂着女伴翩翩起舞，尽情享受生活的时候，的确，我们也许根本不会想到在这样一些荒凉的山沟里，在几百米深处的地下，这些流血流汗、黑得只露两排白牙齿的黑人为我们做了些什么。他们的创造是多么惊人！远的不说，仅铜城矿务局三十年间掘进的巷道，就相当于三条从铜城到北京的地下隧道；所开采的煤炭装上三十吨位的火车皮，可以绕地球赤道两圈还多——而每百万吨煤同时要献出两三条人命啊！

是的，煤矿无异于战场，不伤亡人是不可能的。他们对这一切都视为平常，不会组织个什么报告团，在鲜花和锣鼓声中给世人夸耀他们的功绩。更不会幸运地收到爱慕英雄的少女们写来的求爱信——恰恰相反，再没有比煤矿工人找对象更难的了！

但是，没有煤，我们这个世界就会半瘫而跛行。因此，无数的人一代又一代献身于这个事业。眼下，仅我国国营煤矿就有四百六十多万职工，加上他们的家属已达一千万，相当于保加利亚的全国人口。

铜城有煤之说，在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中就有记载。据考古发掘证明，早在新石器时期，生活在这里的先民们就已利用精煤制作煤玉环等装饰品。到了西汉，这里竟然用煤冶铁了。造物主看来偏爱铜城。这里不仅有煤，还有石灰石、陶瓷黏土、水泥配料黄土、耐火黏土、铝矾土等。因为用煤近在咫尺，这个城市的陶瓷、水泥和耐火材料的生产业都颇具规模。其中水泥制品在五六十年代不仅为我国之最，而且雄踞亚洲之首。至于陶瓷业，早在唐、宋、金、元各个时期都已建有名扬天下的十里窑场。铜城周围甚至还有仰韶、龙山、商周各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在商代遗址中发掘出土的就有鬲、盆、豆、罐、尊、簋等陶器，这对研究中部平原的商代文化，直至追溯先周文化的渊源，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铜城历史的兴衰变迁，都和煤分不开。

此地最早设县制在北魏年间。但这个城市真正的兴起和发展是建国不久的五十年代初。那时，中苏关系正处于蜜月时期，有许多苏联煤炭专家来这里帮助建矿。以后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蓝眼睛的“老大哥”便在中途撤走了。至今，在某些矿井的岩壁上，还留存着几个勾起人复杂情绪的俄文字母ДОМБАС（顿巴斯）。

现在的铜城行政建制为市，级别相当于一个地区。除过市区本身，另外还管辖着周围两三个县份。铜城矿务局是“国中之国”，和市政当局没有隶属关系，级别也与其相等。这两家机关互有所需，也互有所嫌，因此关系有和有争，时好时坏；要是打起官司，往往得各自的上级机关省政府和煤炭部来出面调解……

铜城及其周围的矿区，就是这样一片喧腾不安、充满无限活力的土地。它的街道、房屋、树木，甚至一棵小草，都无不打上煤的印记；就连那些小鸟，也被无处不有的煤熏染成了烟灰色……

这就是孙少平要来的地方。

第二章

从黄原起程的时候，孙少平和他的同伴就知道，他们是属于铜城矿务局大牙湾煤矿的工人。

至于大牙湾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他们一无所知。有一点他们深信不疑：那一定是个好地方。

和他一块出发的这四十来个人，全部是从农村招来的。由农民成份变为工人成份，对这些人来说，可是自己人生历史的大转折。毫无疑问，未来的一切在他们的想象中都是光辉灿烂的。

但是，虽然同为农村出身，别人和孙少平的情况却大为不同。在这些人中，只有孙少平一个人是纯粹的农民子弟。其他人的父亲不是公社领导，就是县市的部长局长。在黄原各地，男人在门外工作而女人在农村劳动的现象比比皆是。中国的政策是子女户籍跟随母亲。因此，有些干部虽然当了县社领导，他们的子女依然是农民成份。即使他们大权在握，但国家有政策法规卡着：如今不准在农村招工招干。这些人只能干着急而没办法。现在好不容易煤矿破例在农村招工，当然就非他们的子弟莫属了。吃煤矿这碗饭并不理想，但好歹是一碗公家饭。而大家都知道，公家的饭碗是铁的。再说，只要端上这饭碗，就非得在煤矿吃一辈子不行？先混几天，罢了调回来另寻出路！有的人自己的子弟刚招工还没有到矿，就开始四处活动着打探关系了——对他们来说，孩子到煤矿那仅仅是去转一圈而已。

孙少平就是和这样一群人一同从黄原起身的。

这是九月里的一个早晨，天气已经有了一丝凉意。在黄原城还没有睡醒之前，东关这个旅社的院子里就一片熙熙攘攘了。两辆大卡车已经发动起来，这些即将远行的青年，纷纷和前来送行的家人告别，然后兴奋地爬上了前面的空车。另外一辆卡车装载着这些人的被褥箱子，垒得像小山一般高。

没有人给少平送行。哥哥把妹妹送到这里后，已经返回了双水村。晓霞和兰香、金秀，都先后走了省城，去投奔新的生活。本来朋友金波说好送他，但昨天单位让他去包头出公差——他刚正式上车，不敢耽误工作。

这没有什么。对于一个已经闯荡过世界的人来说，他并不因此而感到孤单和难受。不，他不是刚离巢的小鸟作第一次飞翔；他已经在风雨中有过艰难的行程。此刻，他的确没有因为无人送行而怅然若失，内心反而弥散着欢欣而温馨的情绪。是的，无论前面等待他的是什么，他总归又踏上了人生新的历程。

他也没什么行李。原来的旧被褥在他一时兴奋之中，索性慷慨地送给了可怜的揽工伙伴“萝卜花”。晓霞送他的那床新被褥，他也给了上大学的妹妹，而只留下一条床单以作青春的纪念。就连揽工时买的那只大提包，他也让哥哥带回家里了。

现在，他仍然提着初走黄原时从老家带出来的那只破提包。这提包比原来更加破烂了，断系带上挽结着几颗疙瘩，提包上面的几块补钉还是阳沟曹书记的老婆（险些成为他的丈母娘）给他缝缀的。

他的全部家当都在这只烂黄提包里装着——几件旧衣服，几双破鞋烂袜。当然，晓霞送他的床单也在其中，叠得整整齐齐，用塑料纸裹着；这显然已经不是用品，而是一件纪念品。

他就提着这破包，激动而悄无声息地从喧哗的人堆里爬上了卡车。

汽车在一片话别声中开出了东关旅社。

当汽车穿城而过的时候，夜色还没有褪尽。黄原街上一片寂静，只有几个慢跑的老人沿着人行道踽踽而行，连他们的咳嗽声听起来都是响亮的。小南河对面，九级古塔的雄姿在朦胧中影影绰绰；地平线那边，已有白光微微泛起。

少平两只手扒着车帮，环视着这个熟悉而亲切的城市，眼里再一次含满了泪水。别了，黄原！我将永远记着这里的一切；你留在我心间的无论是忧伤还是欢乐，现在或将来对我来说都已是甜蜜；为此，我要永远地怀恋你，感谢你……

南行的汽车在黄土高原蜿蜒的山路上爬梁跨沟，然后顺着涓涓的溪流，沿着滔滔的大河，经过一整天的颠簸，突然降落似的跃下了高原之脊。绿色越走越深……

暮黑时分，汽车终于进入了向往已久的铜城市区。

展现在这些人面前的是一片灿烂的灯火和大城市那种特有的喧嚣。被一整天颠簸弄得东倒西歪躺卧在车厢中的青年，都纷纷站立起来，眼睛里放射着惊喜的光芒，欢呼他们壮丽的生活目的地。

但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他们真正落脚的地方不是在这里。

当汽车在火车站广场停下后，许多人立刻收拾起了车厢里的东西。但招工的人从驾驶楼里跳出来，对这些兴高采烈的人喊叫说：“下来撒泡尿，马上就开车！”

那么，他们要去的地方难道不是这里？

不是。大牙湾煤矿在东面的山沟里，离铜城还有四十华里的路程。

这些兴高采烈的人听说还要坐车走，高涨的情绪便跌落了一些。本来，在他们的想象中，他们要去的正是这样一个灯火辉煌的地方。

铜城气势非凡的夜景只给他们留下一闪而过的印象。汽车很快拐进了东面一条幽黑深邃的山沟里。他们甚至连梦寐以求的火车都没来得及看见，只听见它的一声惊人的长嚎和车轮在铁轨上铿锵的撞击声，接着就被拉进了这条与他们家乡别无二致的土山沟……

一种不安和惊恐的情绪霎时使这个刚才还欢呼雀跃的车厢，陷入了一片沉寂。黑暗中，前面坐着的人堆中传来几声唏嘘叹息。

当又一片灯火出现的时候，这些人再一次从车厢里站起来。这片灯火看起来也很壮观。于是大家的情绪又不由得热烈起来。

这的确是一个煤矿——但还不是大牙湾！

汽车再一次驶入黑暗中。

人们的情绪再一次跌落下来。

接着，汽车又穿过两个矿区，在夜间十点钟左右才驶进了大牙湾煤矿。

从灯火的规模看，大牙湾显然也是个大地方。

车厢里顿时活跃起来。黑暗中有人用很有派势的口气说：“哼！看我们是些什么人！他们敢把我们塞在一个不像样的地方！”这些没见过大世面的地方官员的子弟，脑子里只保留着自己父辈在乡县的权威印象，似乎那权威一直延伸到这里甚至更遥远的地方。

汽车拉着黄土高原这些自命不凡的子弟，在矿部前的一个小土坪上停下来。他们不知道，这就是大牙湾的“天安门广场”。旁边矿部三层楼的楼壁上，挂着一条欢迎新工人到矿的红布标语。同时，高音喇叭里一位女播音员用河南腔的普通话反复播送一篇欢迎词。

辉煌的灯火加上热烈的气氛，显出一个迷人的世界。人们的血液沸腾起来了。原来一直听说煤矿如何如何艰苦，看来并不像传说中的那么差劲！瞧，这不像来到繁华的城市了吗？

好地方哪！

可是，当招工的人把他们领到住宿的地方时，他们热烘烘的头脑才冷了下来。他们寒心地看见，几孔砖砌的破旧的大窑洞，里面一无所有。地上铺着常年积下的尘土；墙壁被烟熏成了黑色，上面还糊着鼻涕之类不堪入目的脏物。

这就是他们住宿的地方？

煤矿生活的严峻性初次展现在了他们的眼前。

在他们还来不及叹息的时候，矿上的劳资调配员便像严厉的军事教官一般，吼叫着让他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背床板，扛凳子。是的，既然到了煤矿，就别打算让人伺候，一切要自己动手。背床板扛凳子算个屁！更严厉的生活还在后边哩！

一孔窑洞住十个人。大家刚支好床板，劳资调配员便喊叫去吃饭。

他们默默无语地相跟成一串来到食堂。一人发一只大老碗。一碗烩菜，三个馒头。

“有没有汤？”有人问。

劳资调配员嘴一撇，算是回答：得了吧，到这里还讲究什么汤汤水水！

吃完饭以后，这些情绪复杂的人重新返回宿舍，开始铺床，支架箱子。

现在，气氛有所缓和。大家一边拉话，一边争着抢占较好的床位；整理安放各自的东西。不管条件怎样，总算有了工作嘛！

现在，这些县社领导的子弟们纷纷把包裹铺盖的彩色塑料布打开。每人一大包，被褥都在两套以上。整洁簇新的被褥一一铺好后，这孔黑糊糊的大窑洞五颜六色，倒有点满室生辉的样子。众人的情绪又随之高涨起来。他们分别打开自己的皮箱或包铜角的大木箱，一次次夸耀似的把里面的东西取出又放回……

只有孙少平一个人沉默不语。他把自己惟一的家当——那只破黄提包放在屋后墙角那张没人住的光床板上。直至现在，这伙人谁也没有理睬他。是的，他太寒酸了，一身旧衣服，一只破提包，竟连一床起码的铺盖也没有。在众人鄙视的目光里甚至含着不解的疑问：你这副样子，是凭什么被招工的？

到现在，少平也有点后悔起来：他不该把那床破被褥送了别人。他当时只是想，既然有了工作，一切都会有办法的。没想到他当下就陷入了困境。是呀，天气渐渐冷了，没铺没盖怎行呢？更主要的是，他现在和这样一群人住在一起！如果在黄原揽工，这也倒没什么；大家一样恓惶，他决不会遭受同伙们的讥笑。

眼下他只能如此了——他身上只剩了几块钱。他想，好在有一身绒衣，光床板上和衣凑合一个来月还是可以的。一月下来，只要发了工资，他第一件事就是闹腾一床铺盖。

现在，同屋的其他人有的在洗脸刷牙；洗漱完毕的已经坐在床边削苹果吃；或者互相递让带嘴纸烟和冒着泡沫的啤酒瓶子。

少平在自己的床边上木然地坐了片刻，便走出这间闹哄哄的住所，一个人来到外边。

他立在院子残破的砖墙边，点燃了一支廉价的“飞鹤”牌纸烟，一口接一口地吸着。此刻已经接近午夜，整个矿区仍然没有安静下来。密集而璀璨的灯火撒满了这个山湾，从沟底一直漫上山顶。各种陌生而杂乱的声响从四面八方传来。沟对面，是一列列黝黑而模糊的山的剪影。

不知为什么，一种特别愉快的情绪油然漫上了他的心头。他想，眼下的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不久前，你还是一个流浪汉，像无根的蓬草在人间漂泊。现在，你已经有了职业，有了住处，有了床板……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列宁说。嘿嘿，一切都会有的……

他立在院子砖墙边，自己给自己打了一会气，然后便转身回了宿舍。

现在，所有的人都蒙头大睡了。

少平脱下自己的胶鞋，枕着那个破黄提包，在光床板上躺了下来。

这一夜他睡得很不踏实。各种声响纷扰着他。尤其是深夜里火车汽笛的鸣叫，使他感到新奇而激动。此刻，他想起故乡的村庄，碧水涟涟的东拉河，悠悠飘浮的白云。庙坪那里的枣林兴许已经半红，山上的糜谷也应该泛起了黄色，在秋风中飘溢出新鲜的香气。还有万有大叔门前的老槐树，又不知新添了几只喜鹊窝……

接着，他的思绪又淌回了黄原：古塔山，东关大桥头，没有门窗的窑洞，躺在麦草中裸体的揽工汉……

第二天早晨起床后，同屋的人顾不上其他，先纷纷跑出窑洞，想看看大牙湾究竟是个什么模样。

夜晚灯火造成的辉煌景象消失了。太阳照出了一个令人失望的大牙湾。人们脸上那点本来就不多的笑容顿时一扫而光。矿区显出了它粗犷、杂乱和单调的面目。这里没有什么鲜花，没有什么喷泉、林阴道，没有他们所幻想的一切美妙景象。有的只是黑色的煤，灰色的建筑；听到的只是各种机械发出的粗野而嘶哑的声音。房屋染着烟灰，树叶蒙着煤尘，连沟道里的小河水也是黑的……大牙湾的白天和夜晚看起来完全是两回事！

在大部分人都有点灰心的时候，孙少平心里却高兴起来：好，这地方正和我的情况统一着哩！

在孙少平看来，这里的状况比他原来想象得还要好。他没想到矿区会这么庞大和有气势。瞧，建筑物密密麻麻挤满了偌大一个山湾，街道、商店、机关、学校，应有尽有。雄伟的选煤楼，飞转的天轮，山一样的煤堆，还有火车的喧吼。就连地上到处乱扔的废钢烂铁，也是一种富有的表现啊！是的，在娇生惯养的人看来，这里又脏又黑，没有什么诗情画意。但在他看来，这却是一个能创造巨大财富的地方，一个令人振奋的生活大舞台！

孙少平的这种想法是很自然的，因为与此相比较的，是他已经经历过的那些无比艰难的生活场景。

第二天上午，根据煤矿的惯例，要进行身体复查。

十点钟左右，劳资调配员带着他们上了一道小坡，穿过铁道，来到西面半山腰的矿医院。

复查完全按征兵规格进行。先目测，然后看骨缝、硬伤或是否有皮肤病。有两个人立刻在骨科和皮肤科打下来了。皮肤病绝对不行，因为每天大家要在水池里共浴。

少平顺利地通过一道道关口。

但是，不知为什么，他的心情渐渐紧张起来。他太珍视这次招工了，这等于是他一生命运的转折。他生怕在这最后的关头出个什么意外的事。

正如俗话所说：怕处有鬼。本来，他的身体棒极了，没一点毛病，但这无谓的紧张情绪终于导致了可怕的灾难——他在血压上被卡住了！

量血压时，随着女大夫捏皮气囊的响声，他的心脏像是要爆炸一般狂跳不已，结果高压竟然上了一百六十五！

全部检查完毕后，劳资调配员在医院门诊部的楼道里宣布：身体合格的下午自由安排，可以出去买东西，到矿区转一转；身体完全不合格的准备回家；血压高的人明天上午再复查一次，如果还不合格，也准备回家……

回家？

这两个字使少平的头“轰”地响了一声。此刻如果再量血压，谁知道上升到了什么程度！

他两眼发黑，无数纷乱的人头连同这座楼房都一齐在他面前旋转起来。

命运啊，多么会捉弄人！他历尽磨难好不容易来到这里，怎能再回去呢？回到哪里？双水村？黄原？再到东关那个大桥头的人堆里忧愁地等待包工头来招他？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回宿舍的。

孙少平躺在光床板上，头枕着那个破提包，目光呆滞地望着黑糊糊的窑顶。窑里空无一人，大家都出去转悠去了。此刻，他也再听不见外面世界的各种嘈杂，只是无比伤心地躺在这里，眼中旋转着两团泪水。他等待着明天——明天，将是决定他命运的最后一次判决。如果血压降不下来，他就得提起这个破提包，离开大牙湾……那么，他又将去哪里？

有一点是明确的：不能回家去——绝对不能。也不能回黄原去！既然他已经出来了，就不能再北返一步。好马不吃回头草！如果他真的被煤矿辞退，他就去铜城谋生：揽工，掏粪，扫大街，都可以……

他猛然想到，他实际上血压并不高，只是因为心情过于紧张才造成了如此后果；他怎能甘心因这样一种偶然因素就被淘汰呢？

“不！”他喊叫说。

他从床上一跃而起。他想，他决不能这样被动地等待命运的宰割。在这最危险的时刻，应该像伟大的贝多芬所说：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决不会使我完全屈服！

第三章

万般焦灼的孙少平首先想到了那位量血压的女大夫。他想，在明天上午复查之前，他一定要先找找这位决定他命运的女神。

打问好女大夫住宿的地方，时间已经到了下午。晚饭他只从食堂里带回两个馒头，也无心下咽，便匆忙地从宿舍走出来，下了护坡路那几十个台阶，来到矿区中间的马路上。

他先到东面矿部那里的小摊前，从身上仅有的七块钱中拿出五块，买了一网兜苹果，然后才折转身向西面的干部家属楼走去。

直到现在，孙少平还没想好他找到女大夫该怎说。但买礼物这一点他一开始就想到了。这是中国人办事的首要条件。这几斤苹果是太微不足道了——本来，从走后门的行情看，要办这么大的事，送块手表或一辆自行车也算不了什么。只是他身上实在没钱了。不论怎样，提几斤苹果总比赤手空拳强！

现在，又是夜晚了。矿区再一次亮起灿若星河的灯火。沟底里传来一片模糊的人的嘈杂声——大概是晚场电影就要开映了。

女大夫会不会去看电影呢？但愿她没去！不过，即使去了，他也要立在她家门口等她回来。要是今晚上找不到她，一切就为时过晚了——明天早晨八点钟就要复查！

孙少平提着那几斤苹果，急行在夜晚凉飕飕的秋风中。额头上冒着热汗，他不时撩起布衫襟子揩一把。快进家属区的路段两旁，挤满了卖小吃的摊贩，油烟蒸气混合着飘满街头，吆喝声此起彼伏。那些刚上井的单身矿工正围坐在脏兮兮的小桌旁，吃着喝着，挥舞着胳膊在猜拳喝令。

家属区相对来说是宁静的。一幢幢四层楼房排列得错落有致；从那些亮着灯火的窗口传出中央电视台播音员赵忠祥浑厚的声音——新闻联播已近尾声，时间约摸快到七点半了。

他找到了八号楼。他从四单元黑暗的楼道里拾级而上。他神经绷得像拉满的弓弦。由于没吃饭，上楼时两条腿很绵软。

黑暗中，他竟然在二楼的水泥台阶上绊倒了。肋骨间被狠狠撞击了一下，疼得他几乎要喊出声来。他顾不了什么，挣扎着爬起来，用衣服揩了揩苹果上的灰土。

现在，他立在三楼右边的门口了——这就是那位女大夫的家。

他的心脏再一次狂跳起来。

他立在这门口，停留了片刻，等待急促的呼吸趋于平缓。此刻，他口干舌燥，心情万分沉重。人啊，在这个世界上要活下去有多么艰难！

他终于轻轻叩响了门板。

好一阵工夫，门才打开了一条缝，从里面探出来半个脑袋——正是女大夫！

“你找谁？”她板着脸问。

她当然不会认出他是谁。

“我……就找你。”少平拘谨地回答，尽量使自己的声音充满谦卑。

“什么事？”

“我……”他一时不知该怎说。

“有事等明天上班到医院来找！”

女大夫说着，就准备关门了。

少平一急，便把手插在门缝里，使这扇即将关闭的门不得不停下来，“我有点事，想和你说一下！”他哀求说。

女大夫有点生气。不过，她只好把他放进屋来。

他跟着她进了边上的一间房子。另一间房子传来一个男人和小女孩的说话声，大概是大夫的丈夫和孩子——他们正在看电视。

“什么事？”女大夫直截了当问。从她脸上的神色看，显然对这种打扰烦透顶了。

孙少平立在地上，手里难堪地提着那几斤苹果，说：“就是我的血压问题……”

“血压怎？”

“这几颗苹果给你的娃娃放下……”少平先不再说血压，把那几斤苹果放在了茶几上。

“你这是干什么！有啥事你说！你坐……”女大夫态度仍然生硬，但比刚才稍有缓和。孙少平看出，不是这几颗苹果起了作用，而是因为他那一副可怜相，才使得女大夫不得不勉强请他坐下。

女大夫说着，自己已经坐在了藤椅里。

好，你坐下就好，这说明你准备听我说下去了！

少平没有坐。他在灯光下看见，他刚才跌了那跤，也忘了拍一拍，浑身沾满了灰土。他怎能坐进大夫家干净的沙发里呢？

他就这样立在地上，开口说：“我叫孙少平，是刚从黄原新招来的工人。复查身体时，本来我血压不高，但由于心情紧张，高压上了一百六十五。就是你为我量的……”

“噢……”女大夫似乎有所记忆，“当然，你说的这种情况是有的。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对血压不合格的人，还要进行第二次复查……”

“那可是最后一次复查了！”少平叫道。

“是最后一次了。”女大夫平静地说。

“如果还不合格呢？”

“那当然要退回原地！”

“不！我不回去！”少平冲动地大声叫起来，眼里已经旋转着泪水。

这时，女大夫的丈夫在门口探进头看了看，生气地白了少平一眼，然后把门“啪”地带住了。

女大夫本人现在只是带着惊讶的神色望着他。她说不出什么来。她显然被他这一声哈姆雷特式的悲怆的喊叫所震慑。

少平自己也知道失礼了，赶忙轻声说：“对不起……”他用手掌揩去了额头的汗水，又把手上的汗水揩在胸前的衣襟上。他哀求说：“大夫，你一定要帮助我，不要把我打发回去。我知道，我的命运就掌握在你的手里。你将决定我的生活道路，决定我的一生。这是千真万确的！”

“你原来是干什么的？”女大夫突然问。

“揽工……在黄原揽了好长时间工。”

“上过学没有？”

“上过。高中毕业，在农村教过书。”

“当过教师？”

“嗯。”

“那你……”

“大夫，我一时难以说清我的一切。我家几辈子都是农民。我好不容易才来到这里。煤矿虽然苦一些，但我不怕这地方苦。我多么希望能在这里劳动。听说有的人下几回井就跑了。我不会，大夫。你要知道，这是我的最后一次机会。你要相信，我的血压一点都不高，说不定是你的血压计出了毛病……”

“血压计怎会出毛病呢！”女大夫嘴角不由露出一丝笑意。

这一丝笑意对少平来说，就像阴霾的天空突然出现了太阳的光芒！

“你说的我都知道了。你回去。明天复查时，你不要紧张……”

“万一再紧张呢？”

女大夫这次完全被他的话逗笑了。她从藤椅里站起来，在茶几上提起那几斤苹果，一边往他手里递，一边说：“你把东西带走。明早复查前一小时，你试着喝点醋……”

孙少平一怔。

他猛地转过身，没有接苹果，急速地走出了房子。他不愿让大夫看见他夺眶而出的泪水。他在心里说：好人，谢谢你！

他绊绊磕磕下了楼道，重新回到马路上。

他解开上衣的钮扣，让秋夜的凉风吹拂他热烘烘的胸脯。现在他脑子里是一片模糊的空白。他只记着一个字：醋！

他立刻来到矿部前，但看见所有店铺的门都关了。

他发愁地立在马路边，不知到何处去买点醋？晚上必须搞到！明早上七点钟就要喝，而那时商店的门还不会开呢！

他抬头望了望山坡上密麻麻的灯火，突然想：他能不能到矿工的家户里去买一两毛钱的醋呢？

这样想的时候，他的两条腿已经迫不及待地向山坡上的灯火处走去了。

在大牙湾煤矿，能住进家属楼的只能是干部和双职工。大部分矿工的老婆和孩子都是“黑户”——连户口也没有，怎有资格住公家的房子呢？

说实话，矿工是太苦了。如果身边没有老婆孩子，那他们的日子简直难以熬过。在潮湿阴冷的地层深处，在黑暗的掌子面上，他们之所以能够日复一日，日日拼命八九个小时，就因为地面上有一个温暖而安乐的家。老婆和孩子，这才是他们真正的太阳，永远温暖地照耀着他们的生活。因此，他们把家属的户口都扔在农村，在矿区周围随便搭个窝棚，或在土崖上戳几孔小窑洞，把老婆孩子接过来，用自己的苦力养活着他们，而同时也使自己能经常沐浴在亲人们的温情和关切之中。

这样，在整个矿区周围的山山坬坬、沟沟渠渠，就建立起一片又一片的“黑户区”。一般都是同乡人挤在一块；口音、生活习俗都相同，有个事可以互帮。因此，就形成了“河南区”、“山东区”和黄土高原、中部平原等各地的“黑户区”。一般说来，河南人住宿比较讲究，即使几座低矮的茅草房，院落也收拾得干干净净，墙壁都刷成白的——似乎专门和煤作对比色！

不仅大牙湾，铜城所有的煤矿，都布满了这样的“黑户区”。

孙少平现在走进的正是大牙湾的“河南区”。

他穿过铁路，上了一道小山坡，随意走进一个小院子（他想不到以后会和这小院结下那么深的不解之缘！）。

这院落连同三四个小房子，都可以说是“袖珍”型的。房子只有一人多高，如果伸出手臂，就可以随便在房顶上拿放东西——那上面就搁着许多日用杂物。

“你找谁呀？”一个五岁左右的小男孩歪着头在院子里问他。

少平蹲下来，先笑嘻嘻地拉住他的小胖手，问：“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明明，王明明！”

听孩子的口音，少平才知道这是一家河南人。

这时，一位三十大几的男人从屋里走出来，惊奇地打量着他，显然弄不明白一个陌生人来他家干什么？这人脸色有点白，是一种缺乏日晒的那种没有血色的白。他背驼得很厉害，镶着两颗“金牙”。从他高大的身材轮廓看，年轻时一定是个很展拓的后生。少平凭直观判断，他的驼背和那两颗假门牙都是煤矿留给他的纪念。

“你找谁？”他用很地道的河南话疑惑地问少平。

少平从地上站起来，说：“王大哥，能不能在你家买一两毛钱的醋？”他之所以这么直截了当，是因为他看出这是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家庭，不必转弯抹角。他从孩子嘴里知道他姓王。

“买醋？在我家里买醋？”河南大哥咧着镶假牙的嘴忍不住笑了。

“街上的门市部关了……”少平解释说。

但他实际上还没说清楚。王师傅莫名其妙地看着他。这时，屋里又走出一位妇女。那个叫明明的孩子跑过去拉住她的手，喊叫说：“妈妈，这个叔叔要喝醋！”

“他是不是醉了？”这女人小声对男人嘟囔。她看起来比丈夫要年轻七八岁，身体苗条而丰满，口音也是浓重的河南腔。

少平脸涨得通红，不得不结结巴巴向这家人说明了原委。

他说完后，这两口子都仰起头哈哈大笑了。

“走，进屋去坐！”王师傅过来拉住他的胳膊。

河南人最大的秉性就是乐于帮助有难处的人，而且豪爽好客，把上门的陌生人很快就弄成了老相识。

王师傅夫妇先不说醋的事，竟然把他拉到了饭桌旁。女人麻利地拿出一盘花生豆和一碟腌鸡蛋。王师傅已经把白酒倒起两大杯。

“兄弟，先喝一杯！”

少平还没反应过来，河南师傅已经把酒杯举到了他面前。

他满怀感动地举起酒杯，在王师傅的酒杯上碰了碰，抿了一小口。

一时三刻，这夫妻俩就热忱地问了他的许多情况。小明明已经坐在他怀里玩上了。

过了好一会，少平喝完了那杯酒，说他得回去睡个好觉以便明早上过关，就拿起王师傅妻子给他装好的半瓶子醋，和这家好心人告辞了。至于醋钱，还再能启齿吗？

孙少平手里提着醋瓶，一个人静静地沿着铁路往回走。现在，他面对满山遍野的灯火，对这里的一切更加充满了无比亲切的感情。只要有人的地方，世界就不会是冰冷的。他不由再一次思想：我们活在人世间，最为珍视的应该是什么？金钱？权力？荣誉？是的，有这些东西也并不坏。但是，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温暖的人情更为珍贵——你感受到的生活的真正美好，莫过于这一点了。

他回到宿舍，吞咽了那两个冷馒头，便带着复杂的思绪躺在了光床板上。

……第二天一大早，一声火车汽笛的吼叫惊醒了他。

他立刻跳下床，匆忙地洗了一把脸，就从床底下取出那瓶山西老陈醋来。他像服毒药一般，闭住眼灌了几大口，酸得浑身像打摆子似的哆嗦了好一阵。他感到，胃里像倒进了一盆炭火，烧灼般地刺疼。

他一只手捂着胸口，满头大汗出了宿舍，弓着腰爬上一道土坡，穿过铁道，向矿医院走去。

他来到医院时，医生们还没有上班。他就蹲在砖墙边上，惴惴不安地等待着那个决定他命运的时刻。

心跳又加快了。为了平静一些，他强迫自己用一种悠闲的心情观察医院周围的环境。这院子是长方形的，有几棵泡桐和杨树。一个残破的小花坛，里面没有花，只栽着几棵低矮的冬青；冬青也没有修剪，长得披头散发。花坛旁有一棵也许是整个矿区惟一的垂柳，这婀娜身姿和煤矿的环境很不协调。在相距很远的两棵杨树之间，扯着一根尼龙绳，上面晾晒着医院白色的床单和工作服。院子的背后是黄土山。院墙外的坡下是铁路，有一家私人照相馆。从低矮的砖墙上平视出去，东边是气势磅礴的矿区，西边就是干部家属楼——楼顶上立着桅林似的自制电视天线……

八点钟，复查终于开始了。这次比较简单，哪科不行，就只查哪科。

和孙少平一块查血压的一共四个人。他排在最后一位。查验的有两位大夫，一位是男的，另一位就是那个女大夫。

前面的三个很快查完了。其中有一个的血压还没有降下来，哭着走了——这是一位从中部平原农村来的青年。

现在，少平惊恐地坐在小凳上了。女大夫板着脸，没有一丝认识他的表示。她把连接血压计的橡皮带子箍在了他的光胳膊上。

他像忍受疼痛一般咬紧了牙关。

女大夫捏皮气囊的声音听起来像夏日里打雷一般惊心动魄。

雷声停息了。鼓胀的胳膊随着气流的外泄而渐渐松弛下来。

女大夫盯着血压计。

他盯着女大夫的脸。

那脸上似乎闪过一丝微笑。接着，他听见她说：“降下来了。低压八十，高压一百二十……”

一刹那间，孙少平竟呆住了。

“你还坐着干啥？你合格了！”女大夫笑着对他点点头，然后拉开抽屉，把昨夜他装苹果的网兜塞在他手里。

他向她投去无限感激的一瞥，声音有点沙哑地问：“我到哪里去报到？”

“不用。由我们向劳资科通知。”

他大踏步地走出医院的楼道，来到院子里。此刻，他就像揽工时把脊背上一块沉重的石头扔在了场地，直起腰向深秋的蓝天长长吐出一口气。噢，现在，他才属于大牙湾——或者说大牙湾已经属于他了……

第四章

“……嗯，都是好身体！我还没顾上到你们住的地方去串门，据听说你们都是些洋小子，什么头油啦，镜子啦，床铺打扮得像结婚一样。我看过不了几天，你们那点洋血就会放了！还听说你们文化程度都不低，不是初中，就是高中。不过，识字不识字球都不顶！井下黑得什么也看不见！

“你们在老子手下干活，不准耍奸溜滑，要按规章制度来。把你们的球脑蛋子和胳膊腿都自个招呼好。听说你们都是什么部长局长的儿子，可井下的钢梁铁柱石头炭疙瘩不怕你爸，把你小子做死就做死了。干活时不要急躁，放平和一些。咱们这个矿还能开采一百年，不光足够我和你们挖一辈子，就连你们的儿孙也够挖……

“你们看见了，咱们采煤五区是个有功劳的区队。这不，墙上锦旗都挂满了。其实，还有几块哩，不知哪些龟子孙拿回家叫老婆做了枕头，这都是好绸缎……你们年轻，煤矿不是没前途！就拿我雷汉义来说，球大字不识一个，刚到煤矿时连个组织也不带，可如今又是党员，官还熬了这么大！好好干……前面是谁？你把带把烟给老子也抽一支，甭光你自己抽！”

这是采煤五区副区长。他正在区队学习室的班前会上对分到本区的新工人致欢迎词。

孙少平坐在低矮的长条铁凳上，和一群新老工人挤在一起。学习室烟雾大罩。新工人都瞪大眼惊恐地听雷区长讲话。老工人们谁也不听，正抓紧时间在下井前过烟瘾；他们一边抽烟，一边说笑，屋子里一片嗡嗡声。

雷区长从前面一个老工人手里要过一支带嘴纸烟，点着吸了几口，然后让区队办事员点新工人的名字。点到谁，谁就站起来答个“到”。

点完名后，雷区长继续讲话。

“……世事不一样了，你们的名字也和我们这些隔辈人叫的不一样！什么文军，少平，永生……永生是叫对了！来煤矿都想活，还没叫短命的。有没有结过婚的？站起来！”

有两三个新工人红着脸从人堆里立起来。

“嘿嘿，娃娃们，你们想老婆的日子在后边哩！”

学习室“嗡”一声都笑了。那几个结过婚的新工人赶忙坐在铁凳上，低倾下头。

“不要紧，等挣下两个票票，土崖上戳几个窑窑，就把你们的花骨朵接来吧……我还要说第二点……”

雷区长正要往下说，有几个老工人已经站起来，走过去在区长的光头上不恭地摸了摸，说：“对了，不要再放臭屁了！”

雷区长咧开大嘴笑着，从台子上退下来。会议也随之结束了。

这就是煤矿生活最初的一课。

在以后紧接着的日子里，矿上先组织新工人集中学习，由矿上和区队的工程师、技术员，分别讲井下的生产和安全常识。另外，工会还来人全面介绍了这个矿的情况。

十天以后，他们第一次下井参观。

这一天，新工人们都有点莫名地激动。在此之前，他们的工作衣、作衣箱和矿灯都已经分好了。

在浴池换衣服的作衣柜前，大伙说笑着穿上了簇新的蓝色工作服，脖项里围上了雪白的毛巾。每个人的屁股上都吊着电池盒子，矿灯明晃晃地别在钢盔似的矿帽上。就像新演员第一次出台，有的人甚至拿出小圆镜，端详着自己的英武风貌。一切看起来都像电影电视里的矿工一样整洁潇洒。

出现了第一件不妙的事——一律不准带烟火！尽管大家在学习时就知道了这一点，但此刻仍然有点愕然。

这些人穿戴完毕，就在区队领导和安全检查员的带领下，通过连接浴池的一条长长的暗道，蜂拥着来到井口。一个老头又分别在众人身上摸一遍，看是不是有人违章带了烟火。

少平是第三罐下井的。他走进那个黑色的钢铁罐笼，心中充满了无比的新奇感。他将要经历一个全新的世界。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随着井口旁一声清脆的电铃声，铁罐笼滑下了井口。阳光消失了……

罐笼在黑暗中坠向地层深处。所有的人都紧紧抓着铁栏杆。谁都不再说话，听见的只是紧张的喘气声和凹凸不平的井壁上哗哗的淌水声。恐惧使得一颗颗年轻的心都提到了嗓门眼上。

一分多钟，罐笼才慢慢地落在了井底。

难以想象的景象立刻展现在他们的眼前：灯火、铁轨、矿车、管道、线路、材料、房屋……各种声响和回音纷乱地混搅在一起……一个令人眼花缭乱不可思议的世界！

所有来到井下的新工人一个个都静无声息。每个人的心情都是复杂的。他们知道，这就是他们将要长年累月工作的地方。一旦身临其境，他们才知道，一切都不是幻想中的。

真正严峻的还在前面。

他们即刻被带进大巷道，沿着铁轨向没有尽头的远处走去。地上尽是污水泥浆，不时有人马趴掼倒。什么地方传来一股屎尿的臭味。

走出长长的一段路后，巷道里已经没有了灯光。安检员从岩壁上用肩膀接连扛开了两扇沉重的风门，把他们带进了一个拐巷。

一片寂静。一片黑暗。只有各自头上矿灯的一星豆光勉强照出脚下的路。这完全像远离人世间的另一个世界。当阿姆斯特朗第一脚踏上月球的时候，他的感受也许莫过于此。

接连跋涉一百米左右的四道很陡的绞车坡，然后再拐进一个更小的坑道。这时，人已经不能直立了。各种钢梁铁柱横七竖八支撑着煤壁顶棚。不时有沙沙的岩土煤渣从头顶漏下来。整个大地似乎都摇摇欲坠。

这时候，所有行进中的新工人都不由惊恐地互相拉起了手，或者一个牵着一个的衣角。严酷的环境一刹那间便粉碎了那些优越者的清高和孤傲。他们明白，在这里，没有人和人之间的互相帮助，是无法生存的。而煤矿工人伟大的友爱精神也正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现在，他们终于到了掌子面上。

这里刚放完头茬炮，硝烟还没有散尽。煤溜子隆隆地转动着。斧子工正在挂梁，攉煤工紧张地抱着一百多斤的钢梁铁柱，抱着荆笆和搪采棍，几乎挣命般地操作。顶梁上，破碎的矸石哗哗往下掉。钢梁铁柱被大地压得吱吱嚓嚓的声响从四面八方传来……天啊！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工作！危险，紧张，让人连气也透不过来。光看一看这场面，就使人不寒而栗！

他们一个个狼狈不堪，四肢着地爬过柱林横立的掌子面。许多人丢盔撂甲，矿帽不时碰落在煤堆中，慌乱得半天摸不着……

熬到上井以后，大部分人都绷着脸，情绪颓败地通过暗道，在矿灯房交了灯具，去浴池洗澡、换衣服。那身刚才还干干净净的工作衣，现在却像从垃圾堆里捡出来似的。白净的脸庞都变成了古戏里的包公。

尽管这次参观弄得众人心绪纷乱，但这对他们是必要的。他们应该尽早知道，这就是煤矿。这里需要的是吃苦、耐劳、勇敢和无畏的牺牲精神；这不是弱者的职业，要的是吃钢咬铁的男子汉！

回到宿舍以后，少平看见，那些一直咋咋唬唬的干部子弟们，此刻都变得随和起来。有人开始给他递上了纸烟。两个钟头的井下生活，就击碎了横在贫富者之间的那堵大墙。大部分人直至现在还都脸色苍白。有个可怜的家伙已经趴在缎被子上哭开了。

少平的心情是平静的，因为他一开始就没把一切想得很好。说实话，在他看来，井下的生活也是严酷的。和别人不同的是，他已经有过一些吃苦受罪的经历，因此对这一点在精神上还是能够承受的。是啊，他脊背上被石块压烂的伤疤，现在还隐隐作疼！他更多的是看到这里好的一面：不愁吃，不愁穿，工资大，而且是正式工人！

第二天，新工人都参加了考试。

试题很简单，比如什么叫柱子，瓦斯高了的征兆有哪些，瓦斯对矿井的危害是什么等等。还有一道发挥题，让自己谈谈如何为煤矿做出贡献。所有这些考题学习时都反复讲过。

有些准备离矿不干的人以为等上了好机会，故意胡答一通，心想考试过不了关正好有借口逃出这该死的地方。这样回去也能给父母亲大人和朋友们有个交代，总比偷跑回去强。是呀，父母扯旗放炮走后门把他们送来，家乡年轻的朋友们又热烈祝贺他们正式被招了工，怎好意思偷跑回家呢？好，考试得个零蛋最好！什么叫柱子？柱子就是拐杖！

但是，两天后矿部大门前张榜公布，所有的人都被“录取”了，而且成绩竟然都在七十分以上！

孙少平却以一百分的满分名列榜首——他也许是惟一认真对待这场考试的。

在正式下井之前，全矿招收的新工人中跑了二十多人。少平宿舍里也跑了一个。

但大部分人没有跑。到了这个年龄，人就有了自尊心；再艰难，也得强打起精神，准备承受人生最初的考验。

下井干活这一天，在区队例行的班前会上，少平意外地和那晚上给了他半瓶醋的王师傅坐在了一条铁凳上。现在他知道师傅叫王世才，是全区出名的斧子工，采煤一班班长。更巧的是，他就分在了一班，而且就给王师傅当徒弟。能作为班长的徒弟，多半是因为他考试考了第一名。这使少平异常高兴——他不仅和王师傅已经熟识，同时知道他是个很好的人。一个新工人初到井下干活，遇个好师傅多么重要啊！

可是，跟王师傅的另一个徒弟却是一个粗鲁不堪的家伙。他叫安锁子，是前几年招收的工人，因此在少平面前也是老资格了。

在掌子面上，每班都有七八个煤茬。斧子工就是茬长。一般两个攉煤工跟一个斧子工。每当一茬炮放完，就要赶紧挂茬支棚。这是千钧一发的时刻，动作要闪电般快，否则引起冒顶，后果就会不堪设想！这时通常都是班长一声呼喊，人们就从回风巷冲进了掌子面。头上矸石岩土哗哗跌落着，斧子工抱起沉重的钢梁，迅速挂在旧茬上；同时，攉煤工像手术室给主刀大夫递器械的护士，紧张而飞快地把绷顶的荆笆和搪采棍递给师傅，还要腾出手见缝插针刨开煤堆，寻找底板，栽起钢柱，升起柱蕊，扣住梁茬，以便让师傅在最短的时间里把柱子“叭”一斧头锁住……所有这一切都在紧张而无声地进行，气氛的确像抢救垂危病人的手术室——不同的只是他们手中的器械都在一百斤以上！更困难的是，在这密匝匝乱糟糟的梁柱煤堆下面，危险的、暗藏杀机的煤溜子还在疯狂地转动着。在紧张、快速、沉重的劳动中，人们在低矮的巷道里连腰也直不起来；东躲西避倒腾一百多斤重的钢铁家伙，大都在身体失去平衡的状态下进行；而且稍有不慎，踩在残暴无情的溜子上，瞬息间就会被拉扯成一堆肉泥！

只有将破碎的空棚架好，安全才有了保障。这时候，茬长们一般都蹲下休息了。攉煤工这才操起大铁锨，把炸下来的煤往溜子上攉……一班三茬炮，每茬炮过后，都要进行这样一番拼命。一天的时光就在这样紧张而繁重的劳动中缓慢地流过。一般情况下，八小时很难结束工作，常常得干十来个小时才能上井。

每当一茬炮过后，支架完顶棚，茬长们躺在黑暗中休息的时候，王世才不休息，总是操起铁锨，帮助少平和安锁子攉煤。在井下，王世才很少说话。作为班长，他只是发出一些简短的指令；那声音是低沉的，也是不容违抗的。

安锁子是个又高又粗的壮汉。劲很大，但不很灵巧。作为老资格，虽说也是攉煤工，但完全可以对少平指手画脚，而且不时恶作剧似的捉弄少平。比如，他在什么地方拉了一泡屎，便哄着让少平去那地方找个啥东西，结果让少平抓两把屎。安锁子乐得露出两排白牙大笑。众人也跟着大笑。在井下，让你抓两把屎实在算不了什么事！假如安锁子捉弄的是王世才，他会笑着把两手屎都抹在安锁子的脸上！

少平只能默默地在煤墙上抹掉手上的屎……

不知不觉，一个月过去了。

十一月初，铜城地区落了第一场雪。

这天上午十点钟左右，少平上井后欣喜地看见，外面已经是白茫茫一片。雪花仍然在纷纷扬扬飘飞着，大地上流布着微微的暖意。昨夜十二点下井时，天空还是星疏月朗，一片乌蓝，想不到现在竟成了这样一个晶莹洁白的世界。

他心情愉快地沉浸在这一片美丽之中。今天，还有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他要第一次领工资了。

在浴池洗完澡后，他便直奔旁边二楼的区队办公室。他已经在心里算好了自己的工资。只有他和另外两个农村来的新工人在一月中上了满班。他们是四级工，加上入坑费，月工资能领到一百三十元。好大一笔钱啊！

他进入本区队办公室后，看见房子里已经拥满了人。人不要排队，由自己的私章在办事员的桌子上排队。少平把自己的章子放在桌上的那一条长蛇阵后面，然后看着办事员不断用剪子剪开一捆捆新票子的封条。

前面有两个新工人，一个领了十八元，一个领了二十元。蹲在旁边的雷区长对他们说：“你们这月吃球呀？不好好下井，裤衩都要卖得吃了！甭看矿井是个黑口口，很公正！钻得多了钱就多，在地面上瞎逛球毛都没一根！不上工，就是你爸当矿长，也是这两个钱！”

那两个新工人垂着脑袋悄悄退出了人群。

这时，办事员拿起少平的章子在工资表上压了一下，便给他扔过来一摞子钱。

少平连点也没点，揣在怀里就走出了区队办公室，穿过楼道，来到外面。

飘飘洒洒的雪花像无数只白蝴蝶在天地间飞舞。矿区的黑色无踪无影，和周围山野连成一片银白。往日喧嚣的大牙湾宁静下来，充满了某种肃穆的气氛。

孙少平踏着松软的荒雪，穿过马路，径直走向那个他早已想算过的地方。

他来到了邮政所。

他是来寄钱的。除留够本月的伙食和买一床铺盖的钱外，他还剩五十元。他要把这钱寄给父亲。

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是的，这是他正式参加工作后第一个月的工资。他能想象来，这张汇款单出现在双水村将意味着什么。他似乎看见，父亲是怎样捏着那张纸片走进了石圪节邮政所墨绿色的大门……

孙少平用一分钱买了一张汇款单，然后伏在柜台上开始填写。圆珠笔在他手里微微地抖着。当他在收款人栏里一笔一画写下“孙玉厚”三个字的时候，止不住的泪水已经模糊了他的双眼……

第五章

经过漫长的冬天和短暂的春天，荒凉的黄土高原又渐渐进入了它一年中最为美好的季节。

五月初，立夏前后，山野里的草木大部分都发芽出叶，连绵的山峦染上了一片片鲜绿嫩青。太阳开始有了热力，暖洋洋地照耀着广袤的大地。河流水泊清澈碧澄，映照出初夏的蓝天和蓝天上悠悠的白云彩。

一九八二年，整个黄土高原全部实行了生产责任制。这块饱经沧桑的古老土地进入了它新的历史时期。各级政权机构也由多年来一元化的革命委员会演变成了党政分家的局面。县以上重建了人大，和党委、政府一起被俗称为“三套班子”。举世闻名的人民公社先后被乡政府所取代。“革命”留下的许多遗产正逐渐在生活中销声匿迹。

双水村在外观上看不出有多大变化。山还是原来的山，人还是原来的人，东拉河依旧唱着它不倦的歌谣淌过这个平凡的村庄。

但是，双水村的确不是原来的双水村了。它的变化有的能感觉到，也有感觉不到的。一个最显著的变化是，大部分人再不为吃饭而熬煎了。仅此一点，就不能不使人百感交集地喊道：天啊……

如今，对大部分人家来说，玉米面馍已经成了家常便饭。有些门道的人家，不仅白面，就是大米也不再是什么稀罕之物。个别农户的存粮，据本村一些观察家估计，远远超过了旧社会老地主金光亮他爸。金家湾前二队长金俊武就是其中之一。

需要提醒诸位的是，这一切变化都是在短短一两年中发生的；要知道，我们曾几十年鸣雷击鼓搞农业，也没有能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

可是，随之也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情况。最突出的问题是大部分人缺钱花。

说实话，眼下人们对新政策是否久长，心中还存在着疑问。那么，趁现在手脚放活之时，赶快狠狠收几年粮食！为了多打粮，大部分农民都对土地实行了掠夺式耕种。谁也不再给土地施有机肥料。过去，为了抢担公社机关和县城的公共厕所里的茅粪，常常酿成各地农民的武斗。现在，城里大小厕所的粪便都无人问津，公家不得不掏钱雇人清理。粮食要高产，当然上化肥最足劲！

可买化肥需要钱——一年两料庄稼，得要多少化肥呀！

当然，除过买化肥，还有许多用钱之处。一家一户耕作，坏了的农具要自己添置。牲畜不蹬劲需要换个好使役的，也需二三百元。另外，市场一开放，洪水一样泛滥的各种东西也惹人眼馋。旁的不说，石圪节街上一排排花花绿绿的时髦衣裳，儿女媳妇们赶集上会想买一身，你不给钱行吗？

钱啊！成了庄稼人经常挂在嘴上的一个字眼。为了买化肥，为了买牲畜农具，为了给儿女们买一两身时新衣裳，为了像邻居一样添置一件新时代的小玩艺儿，庄稼人不得不又把囤里积攒下的粮食，扛到石圪节的自由市场上去卖掉……

俗话说，这山望见那山高。的确，在农村，人们在刚吃饱饭之后，就又有点不满足了。老百姓纷纷寻思，怎样才能把日子过得更红火一些？这心理极其正常——追求更好的生活是人的本性。

对大部分农民来说，只要土地由自己耕种，多收获一些粮食是不成问题的；这是祖传的专业和本领，他们信心十足。但要在土地之外再打点别的主意，那就不是什么容易事了。

但无论如何，只靠在石圪节街上去卖一点粮食、土豆、旱烟叶，或靠一年出售一头老婆喂养的肥猪，就想把光景日月过好，那实在是妄想！这一点收入，通常连化肥都买不回来！

芝麻盐，黑豆酱，张三李四不一样。农村也有个把踢飞脚的家伙，早已不靠土地吃饭了。他们做生意，跑买卖，搞副业，人民币在手里哗哗响，爱得众人眼睛都红了！

这双水村出现的第一个能人就是孙少安。他已经用机器办起了砖瓦窑，并且第一家在村里修整了一院新地方。紧接着，书记田福堂不甘人后跑到原西城里当起了包工头——只是因为儿女的急躁事加重了他的肺气肿，最近才不得不咳嗽气喘地回来了。副书记金俊山——他现在还兼任了村长——买了十几只奶山羊，和教书的儿子金成合伙喂养，去年秋天就向石圪节的机关卖上了羊奶，据说收入很可观。唉，说来说去，有能耐的人什么时候也有能耐！

瞧，现在双水村又一个有能耐的人，竟然要挖塘养鱼了！

这人是大队支委田海民。

三十五岁的田海民，在庄稼行里属平庸之辈。多年来，他一直是大队会计，很少出山劳动，靠拨拉算盘珠子，月月下来都是满工。加之他岳父在米家镇公私合营门市部卖货，家底厚实，三五十块的钱常支援他，媳妇银花又出身于经营者家庭，很会计算，因此小两口的光景一直在村里拔尖。

土地分开以后，虽说海民种庄稼不行，家道也没有衰败下来。但也没什么发展。

孙少安等人的发迹其他人看见眼红，海民两口子也不例外。这对精明夫妇日夜思量，看能不能在土地之外另寻一条出路。他们有一千多块存款——在农村是个了不起的数字！这些钱搞大事业不行，但弄个小打小闹的资金还是足够的。

当海民不知从什么地方搞回一本养鱼的小册子后，夫妻俩在灯下头挨着头直看了一夜。他们立刻兴奋地决定：得，干脆挖个池塘养鱼！

黄土高原山乡圪的农民，从来没有吃鱼的习惯——别说吃了，许多人连这玩艺儿见也没见过。听说海民两口子要养鱼，双水村的人大为震惊。哈呀，这小子看别人发了财，急得胡跳弹哩！鱼？谁吃那东西！

其实，这初中毕业的夫妻俩是有远见的。正因为这里人不爱吃鱼，因此本地很少有人养鱼。但不是没有吃鱼的。逢年过节时，海民曾目睹过原西城的干部市民怎样排着长队，在副食门市上争买外地进回来的那点冻鱼。是的，他们将不指望在农村销售他们的出产，而是准备卖给城里人的。现在这社会，四面八方门户大开，原西城里天南海北的人都来，吃鱼的人有的是！海民已经在城里打探过，好几个饭馆都提出，只要他有鱼，有多少尽管往来拿！

由于海民是村里的支委，因此很顺利地征得田福堂和金俊山的同意，以每年交三十六块钱的微不足道的代价，在村子北头东拉河岸边搞到了三亩六分荒草地，就准备在这里挖养鱼池了。

这一天下午，以每小时十二元租来的石圪节农机站的推土机，就喧吼着开到这片荒草地上，开始了引人注目的挖掘工作。推土机巨大的轰鸣声再一次震撼了这个古老的村庄。许多干毕活的庄稼人和放了学的孩子们，都前呼后拥赶到这地方来看热闹。

顺便提一提，这里正是那年双水村偷水拦坝的地方。相信诸位对六年前那场悲喜剧依然记忆犹新。唉，时光流逝得多快。当年在这里命丧黄泉的金俊斌，坟头早已被青草覆盖，而人间的生活却照样在这里轰轰烈烈地进行着……

双水村立刻被搅动得纷纷乱乱。现在，村子南头，孙少安的制砖机隆隆价响动，烧砖窑上空黑烟大冒；村子北头，这田海民租来的推土机，又在喧天吼地，搅得满天黄尘飞扬……双水村啊，你是一个永远不肯安静的世界。往日，是田福堂和孙玉亭这些人在此翻云覆雨，而现在又是孙少安和田海民这些人在大显身手啰！

双水村那些手头紧巴的庄稼人，无限感慨地立在推土机周围，观看这钢铁动物怎样在荒地上拱出一个大坑来。他们羡慕和眼红有能力折腾的人——听一些见多识广的人谈论，这土坑里捞出来的将是一把又一把的人民币啊！他们自己只有眼红的份。他们折腾不起。一来手头没有本钱，二来也没魄力到公家门上去贷款。再说，就是有钱有魄力，大字不识一个，哪来的技能？弄不好还得倒赔钱。看来他们只能在土地上戳牛屁股啰！

可是，他们委实穷得心慌啊……

在观看田海民非凡壮举的人堆里，还有他爸田万有和他四爸田万江。

田四田五老兄弟俩蹲在一起，在人堆里只抽旱烟不说话。如果这是另外的人家，村中首席艺术家田五马上会给众人编出一段逗笑的“链子嘴”来。现在，他蹲在这里却是一副平时少有的沉思面孔。

田五有他的愁肠事。他明年就满六十岁了，家里还有两个十四五岁的小女儿。他这把年纪一个人在山里挣命，勉强能糊住四张嘴，手头紧巴得连化肥也买不回来。两个女娃娃都大了，穿不起一件像样的衣服，经常破衣连身。别看他常在人面前是个热闹人，其实一个人在山里唱完一段子信天游，便由不得抱头痛哭一场。海民不管他。不是儿子不想管，是儿媳妇不让儿子管。

蹲在旁边的他哥田万江，日子过得比他还恓惶。田四的三个儿子都另过了光景，一个个老实巴交，都拉着一窝儿女，根本不可能照顾他们。老两口穷得连口锅也买不起，一直用一只漏水的破锅做饭。

老弟兄俩听说海民要挖池养鱼，就凑到一块拉谈过，看能不能在海民这里入个“股”。他们一没资金，二没技术，但粗笨活可以全包在他们身上。他们估计，尽管儿媳妇银花看不见他们的死活，但他们干重活，拿个小头，也许她能同意。

现在，他们还没有向海民提这事。不过，他们此刻热心地蹲在这里，心理上倒觉得，这事好像也是他们自己的事；听着推土机的吼叫声，心里怪激动！

两天以后，鱼池已经挖好了。海民两口子正紧张地做放水前的工作。据那本小册子介绍，放鱼苗前，要用白灰对鱼池消毒。一亩放六百斤生石灰，再泼一层大粪，用犁耕一遍——这样既能消毒，又能生微生物。

这天上午，田五田四乘银花不在工地，两兄弟就结伴来找海民，向他提出了他们的“建议”。

海民当时没有拒绝。只是为难地对两位父老说，这要征得他媳妇的同意。海民的家事由银花掌管，他只能把这一点不害臊地向两位老人当面表明。

两位老人也知道这是事实，只好等待海民去请示他媳妇。

当天晚上，海民就到父亲家来了。他告诉等待消息的父亲和四爸：银花不同意他们来干活！

田四田五一时瞪住眼睛，不知该说什么。

田五发了半天呆，长叹一口气，说：“我和你四爸等于去给你们揽工，你们都不要。你们比旧社会的地主都残酷！我和你妈吞糠咽菜把你拉扯大，如今我们不行了，你连我们的一点死活也看不见！你还算个人吗？”

田五数落儿子的时候，田四一直低垂着苍头——海民是弟弟的儿子，他无权数落人家。前一队饲养员此刻只能承认现实的打击是一件自然的事。

田海民无言地接受了父亲的一顿责骂，然后又无言地退出了这个把他养育大的破土窑洞。他在黑暗的村道上回家的时候，眼里噙满了泪水。

唉，海民不是不知道两家老人的苦情。但他无法说服自己的女人。没办法呀！他要和这女人一块生活，一块过光景日月；如果和银花闹翻，除不能解决老人们的问题，他自己的光景也要烂包！他无法在老人面前为自己的难肠辩解。他盘算只能在自己赚下钱后，背着银花偷偷给他们帮扶一点，此外便束手无策了。一个男人活到这种地步，那痛苦也是外人所不能理解的。

第二天，受到生活和感情双重打击的田五，在公众面前仍然扮演了他那惯常的乐天派的角色。在神仙山那里，他仍然神仙般快活地唱他的信天游。至于唱完后哭没哭，我们就不得知晓了……

过了没多久，又起了意外的风波。海民家的隔墙邻居刘玉升，突然传出了一个可怕的预言。这位先知先觉的神汉危言耸听地散布说，在田海民的养鱼池里，将要诞生一条“鱼精”。说这鱼精必定要在双水村殃害人和牲灵；而且以后还要到外地去作怪哩！一些迷信的村民立刻开始诅咒海民和银花，有的人并且扬言要给鱼池里撒毒药！

本来情绪十分高昂的海民夫妇，被这谣言气得连饭也吃不下去。他们惹不起这位自称掌握全村人生死命运的神汉。但他们也决不放弃养鱼——他们已经花费七百元资金了！

与此同时，田五因生儿子的气，竟然用荒诞手法编了一段“链子嘴”，使刘玉升的谣言变为戏谑性的艺术在村子里传播开来——

双水村，有能人，

能不过银花和海民。

东拉河边挖土坑，

要在里面养鱼精。

鱼精鳖精蛤蟆精，

先吃牲灵后吃人。

吃完这村吃那村，

一路吃到原西城。

原西城里乱了营，

男女老少争逃命。

急坏县长周文龙，

请求黄原快出兵！

地委书记田福军，

拿起电话发命令。

中国人民解放军，

连夜开进原西城。

进得城来眼大瞪，

报告上级无敌情——

原来鱼精没吃人，

反被人把鱼吃尽。

吃完鱼头吃鱼尾，

只剩一堆白葛针……

当“链子嘴”在村里传开后，田五却后悔极了。唉，他怎能给自己的儿子编排笑话？他太过分了！儿子光景烂包了，对他有什么好处？再说，这样能解决了他自家的困难吗？“链子嘴”没人给稿费！

这一天，田四又一脸愁苦找到田五，对弟弟说：“咱们再去找找少安，看能不能到他的砖场打一段零工？要不，秋天种麦子的化肥都没钱买……”

田五一想，也觉得可以去碰碰运气。少安人虽年轻，但为人做事都很宽厚，说不定能同情他们的处境哩。

这样，穷困无路的兄弟俩就准备麻缠他们的“老队长”去了。

第六章

其实，抱有同样愿望来找少安的人，不止田四和田五。早在春播大动农之前，村里就有许多人来找他，想为他干一段活，赚几个钱，以便解决春播所需要的化肥。来找少安的人不仅有一队他原来的“部下”，还有金家湾那面的人。

但少安只能为难地婉言拒绝了这些登门求告的人。不是他不同情左邻右舍的困难处境，而是他实在无法满足他们的愿望。他虽然买了一台不大的制砖机，开了两个烧砖窑，但用不了多少人手。除过他夫妻外，已故田二的憨小子常年在这里干活。操纵制砖机和烧窑的师傅，是他出高工资雇用的河南人。把村里这些人收留下，他根本开不起他们的工资。就是现在，尽管村前庄后传说他发了大财，实际上一月下来也赚不了多少。到目前为止，还过当年搞设备的贷款及其利息，他手头只有一两千元的现金积蓄。就他个人而言，和当年相比，那的确已经是天上地下了。但是，他的事业仍然是初创阶段，并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成了“大财主”。眼下这摊场，怎么可能招揽更多的人来干活呢？

自去年秋天以来，孙少安从没有感到生活如此顺心如意。妹妹考上了大学，弟弟当了工人，他自己的砖场也走上了正路。孙家的历史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辉煌？据神汉刘玉升传播说，他们之所以兴旺，是因为他们家老窑的风水好。这是纯粹的胡扯。前多年他们不就住在那窑里吗？可光景日月像个破筛子。这和风水屁不相干，也不是他们个人有多大能耐；如果世事不变化，他孙少安还是当年的孙少安！

这不是说，世事变了，所有人的日子都好过了。像罐子村姐姐家，光景日月一如既往。新时代也使他姐夫这样的人更有条件不务正了。王满银一年四季跑得连个踪影也找不见，全靠姐姐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只要想起他们的不幸，他和他父亲的心头就罩上了一片乌云。另外，村里一些有困难的人乞求似的找到他门上，要来他的砖场赚点买化肥的钱，这也使他的心情感到沉重。

双水村所有人家的情况，少安心里都很清楚。他知道，大部分人家虽然不再愁吃饭，但另外的发愁事并不比往年少。如今这世事，手头没两个钱，那就什么也弄不成。旁的不说，化肥买不回来，庄稼就种不进去。村里人多口众的几家人，光景实际上还不如大集体时那阵儿。那时，基本按人口分粮，粮钱可以赖着拖欠。可现在，你给谁去耍赖？因此，如今在许多人吃得肚满肠肥时，个把人竟连饭也吃不上了。事实上，农村贫富两极正在迅速地拉开距离。这是无法避免的，因为政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也是中国未来长远面临的最大问题，政治家们将要为此而受到严峻的考验。这当然是后话了。

眼下贫困的人怎么办？

办法不很多。吃救济款吗？现在石圪节全乡一年的救济款才三百元，人均只有几分钱！

当贫困的人们带着绝望的神情来找少安的时候，他常常十分痛苦。他也穷过啊！当年，他不就是这样绝望过吗？他现在完全理解这些乡邻们的处境。他同情他们。尤其是一队的人，他曾经和这些人一块劳动和生活了二十多年！现在，他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手无分文，而他又帮不了多少忙。从内心说，不管他自己将如何发达起来，他永远不会是那种看不见别人死活的人。他那辛酸的生活史使他时刻保持着对普通人痛苦的敏感而入微的体会。

这一天，田四和田五找上门来了。田四是他当队长时一队的老饲养员。多少年里，万江老汉就睡在饲养室，像对自己的娃娃一样精心喂养那些牲灵。少安像父亲一样尊重这老汉。田五也是当年一队的社员，他那些笑话和“链子嘴”曾给饿着肚子的人们带来多少快乐——真的，那时只要和田五在一块劳动，大家就常常忘了忧愁。

现在，这老弟兄俩佝偻着腰，豁牙漏气地央求：让他们在他的砖场打几天零工吧！

孙少安看着他们的一脸可怜相，忍不住鼻子一酸。

他怎能忍心拒绝他们呢？

可他又怎能答应他们呢？

少安已经知道，他们曾想和海民一块养鱼，但被银花拒绝了。他也知道，他们是信任他，才又求告到他门上；否则，自己的子侄都不顶事，怎么可能再求两旁世人呢？

“少安，你拉扯我们一把呀！要不，我们连一点量盐买油的钱也没有……”田五哭丧着脸说。

“总不能把粮食都卖了。你知道，我们弟兄人老了，手脚不麻利，再加上化肥买不够，一年下来也打不了多少粮，卖多了，连一家人的口也糊不住嘛！”田四诉苦说。

老兄弟俩你一言我一语，轮番给孙少安诉述他们的恓惶。他们最后满怀深情地说，现在就看好心的少安解救他们的危难哩！

孙少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他想了半天，说：“四叔，五叔，你们的情况，就是不说，我也知情！但我现在这点摊场，确实用不了几个人……是这，我每人借给你们几十块钱，先把化肥买回来。我知道你们现在等肥料下籽种哩，时令不饶啊！等庄稼种毕了，看我能不能再想点办法。现在正是大播种的时候，我也准备把砖场停几天，帮我爸和罐子村我姐去种地，因此现在我再没什么好办法帮助你们……”

他说的是实情。田家老兄弟俩说了一堆感激话，一人拿了五十块钱告辞了。

田四田五走后，孙少安的心情一直平静不下来。

他突然对田海民有了看法。本来，海民是应该关照两个老人的——他们不是白要他的钱，而是要和他合伙养鱼嘛！

这样想的时候，一种义气便促使少安有点冲动地走到村子北头找到海民，直截了当向他说了他对他的意见。

海民正在做放鱼苗前的最后工作。池塘里已经盈满了绿茵茵的水。他有点吃惊地看着少安，一直默不作声地听双水村这位新富翁把话说完。

海民对小他几岁的少安讥讽地笑了笑，说：“如今天下怕老婆的不是我一个人，而是一茬人。我并不为此害臊。你大概不怕？不过，据我所知，你当初也并不愿意和你爸分家。可后来你拗过秀莲了吗？兄弟，各家都有各家的难处。现在这社会，自家顾自家都挣得人屁直吼，谁能顾了别人？你如果有本事，你积你的德，给咱多关照几个村里的穷人！我没这本事。我比不上你。你已经把世事闹得红火热闹，能说这号硬气话哩！我呢？才弄起个小摊摊，连一分钱的利也没见，倒把一点积蓄都踢腾光了。再说，养鱼是个技术活，咱们人老八辈子谁弄过这事？万一失败了，我爸和我四爸不是跟着我吃亏吗？另外，像刘玉升预言的，这池子里养出个鱼精怎么办？”

海民一番冷嘲热讽，呛得少安无言以对。

是啊，海民话难听，但其中不是没有一点道理——谁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少安从前村返回后村的时候，一路上脑子像乱麻缠绕一般。无论怎样，那些上门向他求救的人都寄希望于他；他们的困难和不幸也使他心里难过——可是他现在却毫无办法帮助他们。他看得出来，再过几年，双水村说不定有人能起楼盖房，而有的人还得出去讨吃要饭！谁来关心这些日子过不下去的人？村里的领导都忙着自己发家致富，谁再还有心思管这些事呢！按田福堂的解释，你穷或你富，这都符合政策！

政策是政策，人情还是人情。作为同村邻舍，怎能自己锅里有肉，而心平气静地看着周围的人吞糠咽菜？

这种朴素的乡亲意识，使少安内心升腾起某种庄严的责任感来。他突然想：我能不能扩大我的砖场？把现有的制砖机卖掉，买一台大型的，再多开几个烧砖窑，不是就需要更多的劳力吗？

好！也许这是一个好门道！这样，不仅能解决村里一些人的问题，他自己的事业也扩大了！实际上，他早应该这样来考虑问题。现在，农村剩余劳力很多，只要有魄力，完全可以把事业搞大些！

当然，首先是资金问题。少安估算了一下，将现有设备卖掉，加上那点积蓄，要扩大砖场，少说也还得另筹借一万块钱。这只能向公家贷款。不怕！只要路子对头，这个风险还是敢担当的。孙少安已经不是那个借一二百块钱还心惊胆战的孙少安了——他手里已经倒腾过大宗的票子！

头脑发热的孙少安当天吃完晚饭，就到父亲那边走了一遭。他的新打算要征求父亲的意见。虽然他和父亲分了家，日子基本上各顾各的，但在这样一些重大的问题上，少安总要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永远是父亲。在生活的重大关头，求得父亲的指导，这已经像原则一样固定在少安的脑子里。在任何时候，亲爱的父亲，都将是我们精神上一个最为重要和可靠的支柱！

父亲正在院子外边的那块弹丸之地上漫旱烟苗。从以往的年月一直到现在，这块旱烟地对他们家的贡献是巨大的。这里出产的那些金黄色的烟叶，不仅保障了他父子俩和他二爸的烟布袋，还有剩余在石圪节的土街上换回几个零用钱。父亲营务旱烟的本领在双水村只有田福堂才能比上。

少安进了烟地，一边帮父亲干活，一边把他的新打算给父亲谈叙了一番。

孙玉厚听完少安的侃侃叙谈，一时倒没有对儿子的宏大抱负发表什么评论。从理论上说，这是儿子自己的事。儿子已经独当门户，并且在社会上钢巴硬正站立起来，他是否再有必要对儿子的事说长道短？再说，这社会变化太快，许多事情他估摸不透。他的全部能耐也许都在土地上；土地以外的事，他心中无数。

从内心上说，孙玉厚老汉对全家目前的状况已经很满足了。家里出了工人，出了大学生，少安的日子也发达起来。作为恓惶了一辈子的老穷光蛋，他还再敢奢望什么呢？如今，二小子也开始给他寄钱了，家里有吃有穿，也不缺钱花……这一切都好像是做梦一样！

现在，儿子突然要把事情往大搞，孙玉厚心里不免有些担心。

他沉默了半天，说：“这要贷一笔大款项。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可就担当不起。”

少安又仔细说明了他的计划，而且表现出了十足的信心。

孙玉厚一看儿子决心已定，知道他的意见无足轻重，就只是说：“那你看着办吧。不过，你可千万要操心哩……”

在征得父亲有限度的同意后，当天晚上睡觉时，他就又在被窝里和妻子商量开了这件事。

他们二人还同以前一样保持着他们的“老传统”——光身子搂着在一块被子里睡觉。秀莲还像往日那般丰满和多情，只是砖场没明没黑的操劳，使她红润的脸黑了一些，两只手像男人的手一般坚硬。

在少安提出他的想法后，尽管事情重大，秀莲很快也就表示了赞同的意见。她现在不仅信任丈夫的谋略，而且有点崇拜他了。几年来的事实证明，只要丈夫决心搞的事，最终没有搞不成的。在重大事情上，她越来越不愿意多动脑筋。她满足于给丈夫热情表个态，接着便是全力以赴帮助他实现自己的雄心。

这件事实际上很快就“讨论”完了。接着，秀莲又提起了她百说不厌的老话题——再生一个女孩子的事。虎子已经快满五岁，秀莲一心盼望有个女儿。

“……少安，我听说石圪节来了个私人大夫，偷着给女人取环哩。我想也去把环取了，咱再怀个娃娃！”

秀莲用粗糙的手掌亲热地抚摸着丈夫的光脊背，用撒娇的方式提出了这个他一直没有同意的事。

“唉呀，”少安不耐烦地说，“这都是些黑医生！听说碾盘村一个妇女被弄得大出血，险乎把命都要了……再说，超生下的娃娃，公家连户口也不给上，还要罚款！”

“不上户口就不上！罚款就罚款！我不信咱们就连个娃娃也养活不了！”秀莲已经生了气。

“好你哩！咱们现在准备扩大砖场，忙乱事在后边哩！你再坐个月子，这不是要人的命吗？”

“按你说，人家那些做大事的人就连娃娃也不养了！你干脆连老婆也甭要！”

“好好好，你要生咱就生！这事容易！不过，你等一半年不行？等咱砖场发展得有个眉目了，你再生娃娃也不迟嘛！老辈人说，忙婆姨生不下好娃娃！”

秀莲笑着在丈夫的胸脯上拍了一巴掌。她高兴的是，丈夫终于同意她再生一个孩子了……

几天以后，孙少安的砖场就停办了。他要抽出几天时间，帮助父亲安种他们两家的庄稼，然后还要到罐子村去，帮助兰花把籽种下到地里。与此同时，他已经开始筹划扩大砖场的事。扩大砖场少说也得几个月光景，因此，雇用的河南师傅辞退了这里的工作，到其他地方另谋生计去了。

少安的砖场突然沉寂下来，这使双水村的人都很奇怪。

不久，全村人才知道，这小子原来是要大闹腾呀！

啊啊，如果办这么大的“企业”，那不需要好多人手吗？

村中许多人立刻重新涌上少安的门，说他的砖场扩大后，无论如何首先要招收他们干活！

少安先在口头上满足了他们的愿望——他之所以扩大他的砖场，也正是想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困难。

出人意料的是，这天下午，他二爸孙玉亭也为此而找上他的门来了。

玉亭仍然是几年前的那副老样子，一身烂衣服，腰里束一根破皮带。他费劲地把那双缀麻绳的踏倒跟鞋脱在脚地上，便上了侄儿家干净的小土炕。

玉亭接过侄儿递上的一根纸烟，几口吸去一大截，然后才开口说：“听说你扩大砖场需要好多人手，能不能叫你二妈也来做个什么？我们没一点来钱处……晚上点不起灯，都黑摸着往下睡哩……”

严酷的生活不得不使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低声下气地来向“资本主义”求救了。

少安说：“这事还没眉目哩。到时候再说吧！”

第七章

不知不觉，孙少平在铜城大牙湾煤矿已经下了半年井。

半年来，他逐渐适应了这个新的生存环境。最初的那些兴奋、忧虑和新奇感，都转变为一种常规生活。

他几乎不误一天工，月月都上满班。这在老工人中间也是不多的。而和他一块来的新工人，没有偷跑回家，就算很出色了。我们知道，这批新工人都是一些有身份人家的子弟，他们很难在这样充满危险的苦地方长期呆下去。

半年之中，新工人又逃跑了不少。跑了的人当然也被矿上除了名——这意味着他们再一次变为农民身份。有些没走的人，也不好好下井。他们磨蹭着，等待自己的父亲四处寻找关系，以便调出煤矿，另找好工作。不时有人放出风声，说他们的某某亲戚在省上或中央当大官。的确，局里也接到省上某几个领导人写来的“条子”，把十几个要求调动的工人放走了。同时，不断有某些县上和乡上的领导人，用汽车拉着各种土特产，到局里和矿上活动，企图把他们的子弟调回去。这类“礼物”一般只能使孩子换个好点的工种，而不可能彻底调出煤矿。煤矿的某些领导虽然不拒绝“好处”，但总不能把手下的矿工都放走吧？

少平当然没这种靠山。他也不企图再改变自己煤矿工人的身份。他越来越感到满意的是，这工作虽然危险和劳累，但只要下井劳动，不仅工资有保障，而且收入相当可观。

钱对他是极其重要的。他要给父亲寄钱，好让他买化肥和日常的油盐酱醋。他还要给妹妹寄钱，供养她上大学。除过这些，他得为自己也搞点建设，买点他所喜爱的书报杂志。另外，他还有个梦想，就是能为父亲箍两三孔新窑洞。他要把这窑洞箍成双水村最漂亮的！他自己今生也许不会住这窑洞。他只是要给故乡一个证明：证明他孙少平决不是一个没出息的人！他要独立完成这件事，而不准备让哥哥出钱——这将是他个人在双水村立的一块纪念碑！

正因为这样，他才舍不得误一天工；他才在沉重的牛马般的劳动中一直保持着巨大的热情。

瞧，又到发工资的日子了——这是煤矿工人的盛大节日。

孙少平上完八点班，从井下上到地面，洗了一个舒服的热水澡，就到区队办公室领了工资。

他揣着一摞硬铮铮的票子，穿过一楼掘进队办公室黑暗的楼道，出了大门。

五月灿烂的阳光晃得他闭了好一会眼睛。从昨夜到现在，他已经十几个小时没见太阳了。阳光对煤矿工人来说，常有一种亲切的陌生感。

他睁开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真想把那新鲜的空气连同金黄的阳光一起吸进他灌满煤尘的肺腑中！

他看见，远山已经是一片翠绿了。对面的崖畔上，开满了五彩斑斓的野花。这是一个美妙的季节——春天将尽，炎热的盛夏还没有到来。

少平把两根纸烟接在一起，贪婪地吸着，走回了他的宿舍。

宿舍里除过他，现在只留五个人。另外四个人，三个偷跑回家被矿上除了名，一个走后门调回了本县。这样，宿舍宽敞了许多，大家的箱子和杂物都放到了那四张空床上。

宿舍零乱不堪。没有人叠被子。窗台上乱扔着大伙的牙具、茶杯和没有洗刷的碗筷。窑中间拉一根铁丝，七零八乱搭着一些发出臭味的脏衣服。窗户上好几块玻璃打碎成放射形。肥皂盒和盛着脏水的洗脸盆就搁在脚地当中。床底下塞着鞋袜和一些空酒瓶子。惟一的光彩就是贴在各人床头的那些女电影明星的照片。

少平已经有一床全宿舍最漂亮的铺盖。他还买了一顶蚊帐，几月前就撑起来——现在没有蚊子，他只是想给自己创造一个独立的天地，以便躺进去不受干扰地看书。另外，他还买了一双新皮鞋。皮鞋是工作人的标志；再说，穿上也确实带劲！

少平回到这个乱七八糟的住处后，看见其他人都在床上躺着。他知道，大家的情绪不好。今天发工资，每个人都没领到几个钱。雷区长话粗，但说得对：黑口口钻得多，钱就多；不钻黑口口，球毛也没一根！

在这样一个时刻，劳动给人带来的充实和不劳动给人带来的空虚，无情地在这孔窑洞里互为映照。

为不刺激同屋的人，少平尽量克制着自己的愉快心情，沉默地，甚至故作卑微地悄悄钻进了自己的蚊帐。

蚊帐把他和另外的人隔成了两个世界。

他刚躺下不久，就听见前边一个说：“孙少平，你要不要我的那只箱子？”

少平马上意识到，这家伙已经没钱了，准备卖他的箱子。他正需要一只箱子——这些人显然知道他缺什么。

他撩开蚊帐，问：“多少钱？”

“当然，要是在黄原，最少你得出三十五块。这里不说这话，木料便宜，二十块就行。”

少平二话没说，跳下床来，从怀里掏出二十块钱一展手给了他，接着便把这只包铜角的漂亮的大木箱搬到了自己的床头。

搬箱子时，这人索性又问他：“我那件蓝涤卡衫你要不要？这是我爸从上海出差买回来的，原来准备结婚时穿……”

少平知道，这小子只领了十一块工资，连本月的伙食都成了问题。这件涤卡衫是他最好的衣服，现在竟顾不了体面，要卖了。

“多少钱？”

“原价二十五块。我也没舍得穿几天，你给十八块吧！”

少平主动又加了两块钱，便把这件时髦衣服放进了那只刚买来的箱子里。

这时，另外一个同样吃不开的人，指了指他胳膊腕上的“蝴蝶”牌手表，问：“这块表你要不要？”

少平愣住了。

而同屋的另外几个人，也分别问他买不买他们的某件东西——几乎都是各自最值钱的家当。

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少平计划要买的。现在这些人用很便宜的价钱出售他需要的东西时，他却有点不忍心了。

但他又看出，这些人又都是真心实意要卖他们的东西，以便解决起码的吃饭问题。从他们脸上的神色觉察，他如果买了他们的东西，反倒是帮助他们渡难关哩！

少平只好怀着复杂的心绪，把这些人要出售的东西全买下了。

一刹那，手表、箱子和各种时髦衣服他都应有尽有了；加上原有的皮鞋和蚊帐，立刻在这孔窑洞里造成了一种堂皇的气势。到此时，其他人也放下了父母的官职所赋予他们的优越架势，甚至带着一种惶愧的自卑，把他看成了本宿舍的“权威”。

只有劳动才可能使人在生活中强大。不论什么人，最终还是要崇尚那些能用双手创造生活的劳动者。对于这些人来说，孙少平给他们上了生平极为重要的一课——如何对待劳动，这是人生最基本的课题。

简直叫人难以相信！半年前初到煤矿，他和这些人的差别是多么大。如今，生活毫不客气地置换了他们的位置。

是的，孙少平用劳动“掠夺”了这些人的财富。他成了征服者。虽然这是和平而正当的征服，但这是一种比战争还要严酷的征服；被征服者丧失的不仅是财产，而且还有精神的被占领。要想求得解放，惟一的出路就在于舍身投入劳动。在以后的日子里，其中的两三个人便开始上班了……

总之，这一天孙少平成了这宿舍的领袖。他咳嗽一声，别人也要注意倾听，似乎里面包含着什么奥妙。

不用说，这一天他的情绪也特别高涨。他索性利用下午的一点时光，想到对面山上转一圈。到现在，他还没抽出身到矿区周围转一转。从今天起，他又倒成晚上十二点班，转悠一圈后，他可以直接去下井。

他昂扬地出了宿舍，下了护坡路那几十个台阶，沿着马路一直向东，走到矿部大楼前的广场上。这个小广场是矿区的中心地带，类似双水村大队部旁边的“闲话中心”。商店、门市和小摊贩大都集中在这一片。最大的职工食堂也在广场上面的平台上。食堂上面的第三级平台，就是整个煤矿生产的心脏。主井、副井、压风房、选煤楼都在那里。从第三级平台以上，就是山坡了，挤满了密密麻麻的“黑户”，房屋窑洞如同蜂巢。从副井旁伸出的运送矸石的绞车道，几乎在陡坡上天梯般矗起，把黑户区一劈两半，并在其间一直伸向山顶——山那边，在黄土梁的一侧，堆起了黑色的矸石山，运输带不断地把这些黑石头传送到这里，日日夜夜哗哗地响个不停……

孙少平来到矿部前的广场上，看见这里永远是那种熙熙攘攘的景象。下班的单身工人端着大老碗，蹲在二级平台食堂外面的水泥棱上，俯视着下面的小广场。另有一些休班的工人无所事事地蹲在这周围，不知在观看什么。长期在井下生活的人，对地面上的一切都充满了兴趣。如果从矿部大楼里走出一位女干部，整个广场便会掀起一阵哗然。在这女性寥若晨星的世界里，她们的出现如同太阳一般辉煌……

少平在广场南侧走下一道陡坡来到沟底。沟底的小土台上便是矿工俱乐部。这里每晚上都有一场电影，常常挤得人山人海。灯光球场就在俱乐部门前。这里是全矿的文化娱乐区。不过，白天这地方倒也清静。

从俱乐部再下一个小土坡，就到了小河边。小河叫黑水河。黑水河名副其实，水流一年四季都是黑的（想必它的源头也会是明镜般清澈）。

对于矿工来说，黑水河仍然是迷人的。它像一位黑皮肤的姑娘吟唱着多情的小曲，人们走到它身旁，就会感到如释重负似的轻松。

小河两岸，是周围农人们的菜地和一些杨柳树。如今，在五月的阳光下，青枝绿叶油光鲜亮。有一棵年老的柳树不知什么时候倒在河上，将另一头搁在了对岸。人们砍去了老树的大枝，树干便成了河上的独木桥。这是一座有生命的桥，它身上抽出许多嫩绿的枝条。

少平过了这桥，便向对面山上爬去。山并不高，但路相当陡峭。这小山是矿区的天然公园，人们在节假日都愿到这里来转悠。

他是第一次上这山。到山顶的平台上时，他才发现这的确是个幽静的地方。远处是一片小树林。平台上长满了绿绒似的青草，其间点缀着许多无名小花。双双对对的蝴蝶在花间草丛翩翩飞舞。

他坐在青草地上，向对面望去，大牙湾矿区的全貌便一览无余了。他震惊而兴奋地看见，他们的矿区原来是如此的气势雄伟！从东往西，五里长的大湾挤满了各种建筑物。山一样的煤堆，大厦一般矗立的选煤楼；火车喷吐着白烟隆隆地驶过三级平台……

他出神地望着他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心中不由生出许多感慨来。他知道，外面的人很少了解这个世界的情况。他们更瞧不起生活在这个世界里的人。是啊，人们把他们称作“煤黑子”、“炭毛”。大部分女人宁愿嫁给一个农民，也不愿嫁给他们。

他突然想起了田晓霞。

他离开黄原前，晓霞就走了省城。他们分别已有半年多了。他到煤矿的第三个月才给她写了一封信——在此之前，他的一切都处在混乱中，没心思顾及其他。从晓霞给他的回信看，她马上就在那里干得顺心如意了。他知道她很快会施展才华，成为省报的重要角色。但他最为关心的是她对他的态度。

从信上看，晓霞对他一如既往充满感情。他甚至能看出那些惊叹号和省略号后边所包含的深情。

以后的几封信同样如此。

因为她经常外出采访，半年来，他们的通信次数不像一般恋人那么多。但那几封信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他在井下黑暗的掌子面上，常常闭住眼默念她信上的那些甜言蜜语。他内心无比骄傲的是，周围的人做梦也想不到，他，一个“煤黑子”，女朋友却是省报的记者！如果他说出这个事实，恐怕没有人相信。煤矿工人连不识字的女人都难找下，竟然有省报的女记者爱你小子？吹牛皮哩！

有时候连他自己也不相信这是真的，总觉得这是一个梦幻。

其实认真一想，也许这的确是一场梦幻！

是的，梦幻。一个井下干活的煤矿工人要和省城的一位女记者生活在一起？这不是梦幻又是什么！凭着青春的激情，恋爱，通信，说些罗曼蒂克和富有诗意的话，这也许还可以。但未来真正要结婚，要建家，要生孩子，那也许就是另一回事了！

唉，归根结底，他和晓霞最终的关系也许要用悲剧的形式结束。这悲观性的结论实际上一直深埋在他心灵的深处。

可悲的是：悲剧，其开头往往是喜剧。这喜剧在发展，剧中人喜形于色，沉湎于绚丽的梦幻中。可是突然……

孙少平不愿再往下想。他的心情变得阴郁起来。

太阳西沉了。大地和他的情绪融合成一片同样的昏黄。

他看了看腕上刚刚买来的“蝴蝶”牌手表，时针的箭头已指向了八点。

他在苍茫的暮色中走下山来，又到其他地方转悠了好长时间才向矿区走去——不论怎样，十二点钟，他要准时从那个“黑口口”里钻入地下……

第八章

孙少平径直来到与采掘区队办公室相连的浴池，开始了下井的第一道程序——换作衣。

由许多小柜组成的一排排大作衣柜就立在水池旁边。一人占一个小柜，钥匙自带。整个浴池为三层楼，每层的格局大同小异。少平的作衣柜在三楼。

现在，中午十二点入坑的工人，正陆续走上地面。他们在通往井口那条暗道旁的矿灯房交了灯具，就纷纷进了浴池。这些人疲倦得连说话的气力也没有，沉默寡言地把又黑又脏的作衣脱下。有的人立刻跳进黑糊糊的热水池，舒服得“啊啊”地呻唤。有的人先忙着过烟瘾，光屁股倒在作衣柜前，或蹲在浴池的瓷砖棱上。所有的人都是两支烟衔接在一起，到处听得见“咝咝”的吸气、“扑扑”的吹气以及疲劳的叹息声。整个大厅里弥漫着白雾般的水蒸气和臭烘烘的尿臊味。

孙少平把自己身上的干净衣服脱下，塞进衣柜，从里面拉出那身汗味刺鼻的作衣匆匆穿在热身子上。煤矿工人也许不怕井下的熬苦，但都头疼换衣服——天天要这么脱下又穿上！尤其是冬天，被汗水和煤尘染得又黑又脏的作衣，潮湿而冰冷，穿在身上直叫人打哆嗦！

少平作衣的裤子后边，已经被矿灯盒的硫酸腐蚀开一个破洞。好在有衬裤，不至于露肉。有许多人就是露着屁股下井的。井下谁也不在乎这。和他一块干活的安锁子，经常连裤子也不穿，光身子攉煤哩。在煤矿，男人相互间对裸体都看厌烦了。

少平换好作衣，就从浴池的楼上走下来，在一楼矿灯房的小窗口，把灯牌扔进去。接着，便有一只女人的手把他的矿灯递出来。矿灯房四壁堵得像牢房一般严实，只留几个小口口。里面全是女工——一般都是丈夫因公伤之后顶替招工的。煤矿的女人太少了，就是这几个寡妇，也常是矿工们在井下猥狎地百谈不厌的话题。她们被四堵水泥墙保护得严严实实，以免遭受某些鲁莽之徒的攻击。男人们只能每天两次看看她们的手。

少平从那只女人手里接过自己的矿灯，把灯绳往腰里一束，就提着灯盏穿过暗道，向井口走去。暗道本来有灯，但早被人用斧头打掉了。如果再安，不出一天照样会被打掉。疲劳的工人常常冒出许多无名火而无处发泄，不时随手搞点小小的破坏。

穿过暗道的尽头，准备下井的工人从井口一直拥到了那几十个水泥台阶上。人们到这里仍然是沉默寡言，只听见上下罐的信号铃在当啷当啷地响着……

十几分钟后，少平便下到井底。接着，在黑暗的坑道中步行近一个小时（其间要上下爬四五道大坡），才来到他们班的工作面上。

头茬炮还没有放。所有的斧子工和攉煤工都在溜子机尾的一个拐巷里等待。人们在黑暗中坐着，或干脆大叉腿睡在煤堆里。正像农民在山里不嫌土，煤矿工人也不嫌煤，什么地方都可以躺下睡——反正这地方谁也别想把衣服穿干净！

这一段时光实在叫人闲得慌。矿工一下井，就想马上干活。每天的任务都是死的，干完才能上井，那么最好早点就干。但井下的工作程序也是死的，没有放炮，想干也干不成！

在这个时候，人们既然闲得没事，又不能抽烟，总得寻找某种消遣方式。最好的消遣方式当然是谈论女人。首先从矿灯房小窗口那只女人的手谈起，一直谈到和自己的老婆睡觉的各种粗俗不堪的细节。人们在黑暗中猥狎地说笑着，微弱的矿灯光照出一张张露着白牙的嘴巴。

通常这个时候，少平总是把随身带下井的一本书在黑暗中翻到折页的地方，然后借用手中的矿灯光，一声不吭地看起来。最近他看的是《红与黑》。这本书他以前粗粗翻过，印象不深，因此想再看一遍。

前不久，班长王世才突然提议，让少平利用这个时间，给大伙讲讲书中的故事。王世才不识字，但很爱看戏听故事。另外的人对自己的老婆也说腻了，一致支持班长的提议。

“这是本外国书。”少平对班长说。

“外国人也是人！他们的故事咱们正听得少！你说！”

“外国的男人女人一见面就一个啃一个，正美！”安锁子喊叫。

既然班长提议，大伙又都想听，少平就只好给他们讲起了《红与黑》的故事。于连这个名字像中国人的名字，大家能记下；其他人物的名字他都用什么“先生”、“夫人”、“小姐”等代替了……

今天，大家躺在黑暗的煤堆里，又准备听他讲于连的故事。

孙少平尽管今晚心情不太好，但他还是在煤溜子的隆隆声中，接着昨天的情节给大伙讲开了。今天该讲于连怎样爬着那个梯子，从窗口钻进了“小姐”的卧室。

当少平绘声绘色讲到于连爬进窗户，抱住那位“小姐”的时候，安锁子突然像发情的公牛那般嚎叫了一声，便从少平手中夺过那本书，一扬手扔在了煤溜子上。“去他妈的！于连小子×美了，老子在这儿干受罪！”

少平还没反应过来，那本《红与黑》就被溜子拉走了。于连，“夫人”，“小姐”以及整个巴黎的上流社会，都埋进煤堆，滚进了机头那边的溜煤眼……

安锁子的举动引起黑暗中一片快活的哄堂大笑。

少平无可奈何。一本书的毁灭引得大家一笑，那也许就是值得的？无聊而寂寞的人们呀！

疯狂的安锁子做完这件破坏性的工作，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把裤子一脱，光屁股蹲在一边就拉开了屎。

“我操你亲妈！你不能往远一点吗？”王世才骂道。

那边只传来“嘿”一声无耻的笑。

少平知道，安锁子已经三十岁的人了，还没找下老婆；因此一听男欢女爱，就忍不住变态似的发狂。唉，去他妈的！书毁就毁了，他只能另买一本……

这时，掌子面那边接连响起沉重的爆炸声。顷刻间，浓烟就灌满了巷道。有人破着嗓子咳嗽起来。

炮声一停，王世才像只老虎一般跳起来，喊叫大家赶快进工作面！于是，那天天照旧的惊险的场面便又展开了……

接连攉完三茬炮炸下的煤，他们一个个累得像死人一般。众人先后摇摇晃晃通过黑暗的巷道，向井口走去——此刻，地面上又该是阳光灿烂的时候了。

离开掌子面的时候，少平突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般眩晕。他知道自己病了。其实，昨夜刚开始干活的时候，他就感到两条腿发软，身子轻飘飘的没有一点力量，脊背上时不时掠过一阵似冷似热的激流。这个班他是勉强支撑下来的。既然到了井下，就应该把这一天的工资完整地拿到手！

现在，干活的人都自顾自走了。他浑身像着了火似的，一个人手哆嗦地扶着巷道凹凸不平的岩壁，慢慢从绞车坡走下来。

下了几道坡以后，他好不容易来到风门后边——出了风门，就到大巷里了。

但他再也没力气拉开那扇沉重的门。

他颓然地坐在潮湿的地上，嘴里发出轻轻的呻吟。黑暗。无声无息。此刻，他就像身处另外一个无生命的世界，永远再不能返回到人间。

他勉强挣扎着立起来，两条腿打着颤，试图再一次拉开那扇风门。

又失败了。

他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即使拉开这道风门，还得拉开另外相同的一道，他才能走到大巷里。

看来，他只能等待下一班工人的到来，但这得等很长时间，说不定这期间他会昏迷过去。

他绝望地再一次靠岩壁坐在地上。

他恍惚地看见，那扇风门竟无声地打开了。接着，弯腰走进来一个人。

他只从气息上就嗅见是班长！

“我没见你出来……怎啦？”王世才用手在他头上摸了摸。“你病了……站起走吧！”师傅架着胳膊把他从地上拉起来。

一股热辣辣的激流涌上了孙少平的胸腔。他无声地立起来，依靠着师傅的肩膀，走出了风门……

上井后，少平在师傅的帮助下洗了一个热水澡，感到稍有好转，但还不可能退烧。

“走，到我家里去。你是着了凉，吃点热呼饭，再睡一觉，就屁的事也没了！”王世才换完衣服，硬把他拉起身。

他只好随师傅出了大门，从压风房那边的小坡拐上去，沿着铁路向师傅家走去。一路上，王世才一直架着他的一条胳膊。

到家后，王世才马上叫老婆单另给他做一碗酸辣面条。我们知道，这个家少平已经来过一次。那时他是一个想要点醋的生人。如今，他们已经成师徒关系了。王世才的老婆叫惠英，像所有矿工的老婆一样，对男人的关照体贴入微。她早已把菜炒好，细心地用碗扣在炉边上。她一边招呼少平吃药，一边开始侍候男人喝酒吃饭。

少平的面条做好后，明明抢着要自己端给孙叔叔。惠英只好在后面像老母鸡一样护架着他，生怕把孩子烫了。王世才一边喝酒，一边看着她母子俩不由满足地“嘿嘿”笑着。

当少平从这母子俩手中接过热烫烫一碗面条时，泪花子在眼眶里直打转。他没有想到，在远离故乡的地方，他受到了这种亲人般的关照。

吃完饭，少平就准备回他自己的宿舍去。但这家三口人都不让他走。王世才夫妇拉扯着把他带到旁边的屋子里，给他安顿好床铺。他们在他身上压了三块棉被，还在屋里生起了火……

少平一觉睡醒后，已经到了夜晚。惠英给他端来小米汤和各种小菜。王世才对他说：“我一会上班走呀，你晚上就在这里睡，不要回去了。热身子不敢再冒风。想吃什么，就叫你嫂子给你做！”

少平强忍着没有让泪水冲出自己的眼眶。

惠英也笑着说：“到这里就不要见外。你王大哥常回来夸你，说你有文化，还能吃下煤矿的苦。以后你常跟你哥回来！大灶上的饭没法吃！你说，嫂子做的饭怎样？”

“好！”少平说。

王世才手在老婆的屁股蛋上拍了一巴掌，说：“甭自夸自了！”

“别打我妈！”明明喊叫着，用他的小胖手报复似的在他爸的屁股上也拍了一巴掌，使得三个大人都忍不住大笑起来。

这个幸福的家庭强烈地感染了孙少平。

什么叫幸福？这就叫幸福。幸福在任何地方都是相同的。在这荒凉的山野矿区，在这些土窑窝棚里，人依然会活得如此幸福和美好！

孙少平在这个温暖的家庭里，一觉又睡到了大天明。

早上他睁开眼睛时，看见师傅一脸倦容立在他床头——他在井下挣了一个晚上的命，现在又回来了。

“看脸色，你大概退烧了。”师傅关切地说。

少平一下子跳下床来，感到浑身无比的轻松。是的，病完全好了。

惠英赶紧收拾饭桌，侍候师徒俩吃饭。

“今天你能喝酒了，好好陪你哥喝两杯！”惠英说着，便在两个大玻璃杯中倒满了白酒。这是煤矿工人喝酒的气度——不用小盅，而用城里人喝茶的大杯。在潮湿阴冷的井下干八九个小时的活，上地面来灌一两杯烧酒那是再好不过了；它使人晕晕乎乎，忘记疲劳，忘记惊心动魄的掌子面……

少平在喝酒的时候才知道，明天是明明的生日——小家伙要满六岁了。他寻思得给孩子买个什么礼物。

他问明明：“你最喜欢什么？”

“喜欢狗！”明明说。

对，他记起商店里有一种绒毛做的玩具狗，挺大，挺威风。就给他买这件礼物吧！

吃完饭，王世才没有睡觉，说他要到矸石山上捡点烧饭的煤去。

少平立刻说：“我跟你一块去！”

“你不要去，你病才刚好。”惠英说。

“要去就去。”王世才不阻挡他。

于是，师徒俩就一块相跟着出了门，向矸石山走去。少平担着筐子，师傅背抄着手走在后边。

对于大部分养活着黑户人口的矿工来说，尽管他们生活在一个煤的世界，整天都在挖煤，但他们自家烧的煤却不那么容易搞到。他们当然不想出钱买煤，只好利用上井休息的空隙，到矸石山的矸石中间去捡一些碎小的煤块。这同样是一件很苦的事。在矸石山的陡坡上，人连站也站不住，而上面的矸石还在不断哗哗往下飞滚，不小心就会被砸得头破血流！

少平没让师傅动手，他自己一个人到矸石山的陡坡上，没用多少工夫，就捡了两筐子煤。

捡好煤后，他们没有急忙下山。两个人坐在山崖畔上一边抽烟，一边拉话。

王世才很动感情地对他的徒弟说：“咱们煤矿工人就是苦。井下拼命干活，一天给国家出好多煤，可自己的老婆孩子连个户口也没。除非我死在井下，要不，你嫂子和明明就要当‘黑人’……

“我在井下已经干了十几年，被矸石打掉两颗门牙，身上的伤疤数也数不清。有时我累得的确不想下井了。可是，每当我晚上趴在你嫂子的肚皮上，就想，这么好的女人，还给我生了这么好的儿子，可他们要吃饭呀！所以，第二天起来就又钻到地下了。你如果有了老婆，就明白我说的这些话了……你现在有没有？赶紧找一个！煤矿这么苦的活，没个老婆可是不行啊……”

少平静静地听着，眼睛一直望着远方的山峦。他没有回答师傅的问话，而心里却想着晓霞。此刻，他的心是冰凉的。

晓霞！晓霞！现在我越来越明白，我们是不可能在一块生活了。无疑，我的一生，就要在这里度过。而你将永远是大城市的一员。我决不可能生活在你那个世界里；可是，你又怎能到我这个世界来生活呢？不可能！你不可能像惠英一样，到这样一个地方来侍候一个煤矿工人；你恐怕连到这里看一看的愿望都没有……

他们在这里蹲了一会，少平便担起煤筐，师傅背抄着手跟在他后边，两个人相跟着慢慢走下山来。

第九章

当天晚上，少平又下井了。

仍然像黄原揽工时那样，他感到，精神上的某种危机，只能靠强度的体力劳动来获得解脱。劳动，永远是他医治精神创伤的良药。遗憾的是，他这个月不可能再是全班了。

第二天早晨上井后，王世才邀请跟他挂茬的两个徒弟去他家做客——今天是他儿子六岁生日。

“我顾不上！我要去看电影。听说这电影美！男的女的搂着一块睡觉，女人的奶都在外面露着哩！”安锁子说着，口水都要从嘴角里淌出来了。

“那你可要去！明明等着你呢！”师傅对少平说。

“我肯定去。你先走，我一会就来呀！”

师傅走后，少平赶紧到矿部前的商店里，用八块钱买了那只白绒绒的大玩具狗，又买了一些罐头和一盒蛋糕，就抱起这些东西，沿着铁路向师傅家赶去。

到师傅家后，桌子上已经摆满了酒菜。一家三口人还没动筷子，显然在等他。

明明喊叫着从他手里抢过那只玩具狗，小嘴在狗身上亲吻着。他对少平说：“叔叔，你什么时候一定要给我买只真的狗！”

“给你买！”少平说。

王世才夫妇把他推让在小凳上，又给他倒酒，又给他夹菜。师傅兴奋地拿锥子开啤酒瓶，把手都戳破了，仍然笑着给他斟酒，手上的血也不揩——对矿工来说，这点伤算个屁！

吃完饭，少平没一点瞌睡。他于是又一个人带上明明，到山上玩了大半天；给他捉蝴蝶，拔野花，一直到午间才返回来……

孙少平渐渐和师傅一家人建立起极其深厚的感情。他经常去他们家吃饭，也帮助他们干家务活——担水，劈柴，到矸石山上去捡煤。每当进入这个小院，他就像回到了自己家。王世才一家人也把他当自家人看待，有个什么活，就不见外地让他帮助做；有个什么好吃的，也吼喊着非让他吃不行。

少平后来才知道，师傅也是三十岁上才成家的。当地找不下老婆，他只好回到老家河南，在亲戚的帮助下，费了好大劲，才找到了惠英。惠英尽管比师傅小八岁，结婚后一直实心疼爱师傅。她出身农家，里外活都很麻利。虽然识字不多，可人很精明。至于漂亮，那在整个黑户区都是很出名的。

孙少平感到庆幸的是，他来煤矿半年多，就结识了如此好的一家人。也许这是命里有缘，使他不论走到何处，都会遇上对他特别关照的人家。在黄原时，有阳沟曹书记两口子；在这里，又有王世才一家人。是啊，在他艰难的生活历程中，如果没有这些好人，他的日子将会更加难过！

这一天他回宿舍，屋里其他几个人都挤眉弄眼对他说，昨夜他下井后，来个很俊的“娘们”，把他床头和搭在铁丝上的脏衣服都收拾走了。

和他同屋的这些家伙都开始下井劳动，因此现在敢用粗言俗语对他说话。

少平发现，他脱下的脏衣服就是不见了踪影。不过，他立刻明白，同屋人所说的“娘们”，就是惠英嫂。是的，是她拿走给他洗去了。

他心里不由一热。

“这个骚娘们是谁？”有人用脏话问他。

“少放臭屁！她是我们班长的老婆！”少平瞪了一眼那个问话的小子。

“噢……王世才那么个狗熊样，找了这么个俊老婆，比他妈唱戏的都漂亮！”

少平无法阻止这些人用肮脏的粗话评说惠英嫂。说粗话是这个行道的家常便饭。他自己尽管反感，有时嘴里也会不由冒出一句来……

转眼间就到了六月。

山野里的绿色越来越深了。碧蓝的天空通常没有一丝云彩，人的视野可及十分遥远的地平线。地面上，人们已经身着很单薄的衣衫了。

不过，井下一年四季都是潮湿阴冷的。即使三伏天，不干活还得披上棉袄。

这天因为发生了冒顶，少平他们直至上午十点钟才把活干完。尽管大家累得半死不活，好在还没造成什么伤亡。

他们几十个人，像苦役犯一般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来到井口下面，等待上罐。所有人的脸上看不见一丝笑影，也不说任何话，身上都像墨汁泼过，只有从眼白上辨认出这是一群活物。

少平最后一罐上井。

当罐笼在井口停下以后，他一下子惊呆了。

他看见：晓霞正微笑着立在井口！

少平以为是强烈的阳光刺花了眼，使他产生了幻觉。

他赶忙眨巴了几下眼睛，却再一次看清这的确是晓霞啊！她正脑袋转来转去，显然是在寻找他——在这群黑人中找个熟人是不太容易。

他是在不知不觉中被大家拥挤出罐笼的。他这时才发现，连同先前上井的工人，大家都没有离开井口周围，呆立在旁边有点震惊而诧异地观看晓霞。是呀，谁也反应不过来，在这个女人从不涉足的地方，怎么突然会降落这么个仙女呢？晓霞是太引人注目了，尤其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里。她已经穿起了裙子，两条赤裸而修长的腿从天蓝色裙摆中伸出，像刚出水的藕。一根细细的黑色皮带将雪白的衬衫束在裙中。脸庞在六月的阳光下像鲜花般绚丽。

现在，晓霞认出了他。

她立刻激动地走前来，立在他面前，看来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是好。

亲爱的人！你不会想到，你此刻看见的是这样一个孙少平吧？他又脏又黑，像刚从地狱里爬出来的鬼魂。

泪水不知什么时间悄悄涌出了他的眼睛，在染满煤尘的脸颊上静静流淌。这热的河流淌过黑色大地，淌过六月金黄的阳光，澎湃激荡地拍打她的胸膛，一直涌向她的心间……

她仍然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胸前的山脉在起伏着。

他用黑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使得那张脸更肮脏不堪。他说：“你先到外面等一等，我洗个澡就来了！”他不能忍受井口那一群粗鲁的伙伴这样来“观赏”她。

晓霞笑着转身就走。她眼中也有泪花在闪烁。

孙少平匆匆忙忙而又糊里糊涂穿过暗道，把灯盒子“啪”地扔进矿灯房，就冲上了三楼的浴池。

他十来分钟就洗完澡，把干净衣服一换，急速地跑出了大楼。

她正在门口等他。

相视一笑。

无言中表达了双方万千心绪。

“我在招待所住……咱们走吧！”她轻轻对他说。

他点点头，两个人就并肩相跟着向半山坡上的矿招待所走去。少平感到，一路上，所有的人都对着他笑。怎么晓霞也对着他笑？笑什么？他都被人笑得走不成路了！

到招待所，进了晓霞住的房子，她第一件事就是从洗漱包里拿出一面小圆镜，笑着递到他手里。

少平对着镜子一照，自己也忍不住笑了。他的脸在忙乱中根本没洗净，两个眼圈周围全是黑的，像熊猫一样可笑！

这期间，晓霞已经给他对好了半脸盆热水，拿出自己雪白的毛巾和一块圆圆的小香皂，让他重新洗一下脸。

他对着那块白毛巾踌躇了一下，便开始再一次洗脸。那块小香皂小得太秀溜，在他的大手里像一只小泥鳅，不知怎么一下子就从脖项滑进了衣领中。

听见晓霞在身后“咯咯”地笑着。他立刻感到那只亲爱的小手从他脊背后面伸进来。

他的整个身子都僵直了。

她从他脊背后面抓出那块小香皂，递给他，笑得前俯后仰。

他两把洗完脸，然后猛地转过身，用一双火辣辣的眼睛盯着她，问：“我还漂亮吗？”

晓霞不笑了，嘴里喃喃地说：“是的，还和原来一样漂亮……”她说着，欣喜的泪水就涌出了她那双美丽的眼睛。

少平大步向她走去。两个人张开双臂，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一切都静下来了。只有两颗年轻而火热的心脏在骤烈地搏动着。外面火车汽笛的鸣叫以及各种机器的嘈杂声，都好像来自遥远的天边……

“想我了吗？”她问。

回答她的是拼命的吻。

这也是她所需要的回答。

不知过了多久，他们才手拉着手坐到了床边上。

“我做梦都想不到你会来。”

“为什么想不到呢？我早就准备上这次会面了，只是一直没有到铜城出差的机会。”

“刚到吗？”

“刚刚到。”

“矿上知道你来吗？”

“已经和你们矿宣传部打了招呼。”

“来采访我们矿？”

“采访你！”

“真的……别误你的事。”

“我这次到铜城，主要了解矿务局和铁路部门的矛盾。为车皮的事，他们一直在扯皮！我已经写了个公开报道的稿子，同时还写了个内参。到这里来主要是看你。公私兼顾嘛！”

少平再一次抱住她，拼命在她脸上和头发上亲吻着。所有关于他和她关系的悲观想法，此刻都随着她的到来而烟消云散了。或者说，他已根本不再想他们以后的事，只是拥抱着这个并非梦幻中的亲爱的姑娘，一味地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之中。

有人敲门。

他们赶忙松开了互相缠绕在一起的臂膀。两个人的脸都通红。

稍稍平静了一下，晓霞便前去打开门。

进来的是大牙湾煤矿的宣传部长。他来叫“田记者”吃饭。

少平并不认识他们矿的这位部长。部长当然更不会认识他。

“这是我的同学。我们还是……亲戚哩！”晓霞有点结巴地给宣传部长编织了她和少平的关系。

“你是哪个区队的？”宣传部长客气地问他。平时，一个像他这样的普通矿工根本不会放在部长的眼里。

“采五的。”少平说。

“那一块去吃饭！”宣传部长殷勤地邀请田记者的“亲戚”。

少平当然不会客气。矿上看重的是省报的记者（矿务局领导已打电话让大牙湾好好接待），但这位记者是他的女朋友！这并不是说他想依仗她的威势跟她去吃这顿官饭，而恰恰是一种男人的尊严感促使他这样做——尽管他是个卑微的挖煤工人！

部长陪着他们来到西边家属区旁边的小食堂。这里是专门招待上级领导和重要来宾吃饭的地方。少平是第一次涉足这种高雅餐厅。

这里确实很讲究。在中国，不论怎穷的地方，总会有一处招待上级领导的尽量讲究的小天地。

这小餐厅的大圆桌上还有一个能转动的小圆盘，像高级宾馆的餐桌一样。饭菜当然也不会像矿工食堂那么简单粗糙。各种炒菜，啤酒，果子露；碟子，杯子，勺子；挤得海海漫漫。每人手边还有叠得整整齐齐的餐巾纸……

由于职业的关系，晓霞在饭桌上说话很有气魄。宣传部长和另外两个陪餐的人，都恭敬地附和她说话。少平沉默地喝啤酒。晓霞在和别人说话时，却用筷子不断给他往小碟里夹菜。在这样的场合，少平心中涌上许多难言的滋味。骄傲？自卑？高兴？屈辱？也许这些心绪都有一点……

吃完饭后，晓霞用三言两语客套话打发走了宣传部长和另外的人，然后立刻就回到了他们两个人的甜蜜情意里。

她要去看他的宿舍。

少平只好把她领进了那孔黑窑洞。好在另外的人都去上班了，不会引起什么“骚乱”。

晓霞来到他的床前，然后撩开蚊帐，就忘情地躺在了他床铺上。

他立在床边，隔着那层薄纱，看见她翻他枕头旁边的书。

“你……不进来吗？”她在里面轻声问。

少平嗫嚅着说：“宿舍里的人很快就回来了。咱们干脆到对面山上去……你什么时候离开大牙湾？”

晓霞赶紧从床上跳下来，在他脸颊上亲了亲，说：“明天上午八点的飞机票。明早七点矿上的车送我到铜城机场。”

“唉……那明早上我可送不成你了。我们八点以后才能上井。”

“你们今晚什么时候下井？”

“晚上十二点。”

“我也跟你去下一回井！”

少平慌忙说：“你不要下去！那里可不是女人去的地方！”

“听你这样一说，那我倒非要下去不行。”她的老脾气又来了。

少平知道，他不可能再挡住她，只好为难地说：“那你先给矿上打个招呼，让他们再派个安检员，咱们一块下。”

“这完全可以。咱们现在就走。我给他们打个招呼，然后咱们到对面山上玩去。”

这样，他们在其他人未回来之前，就离开宿舍，径直向矿部那里走去。

到小广场上后，少平在外面等着，晓霞进楼去给宣传部的人打招呼，说她晚上要跟采五区十二点班的工人一同去下井。

等晓霞走出矿部大楼，他就和她肩并肩相跟着，下了小坡，通过黑水河上的树桥，向对面山上爬去。少平知道，此刻，在他们的背后，在小广场那边，会有许多人在指画着他们，惊奇而不解地议论着……

第十章

孙少平和田晓霞气喘吁吁爬上南山，来到那个青草铺地的平台上。地畔上的小树林像一道绿色的幕帐把他们和对面的矿区隔成了两个世界。

他们坐在草地上后，心仍然在“咚咚”地跳着。这样的经历对他们来说，已经不是第一回。在黄原的时候，他们就不止一次登上过麻雀山和古塔山。正是在古塔山后面的树丛中，她给他讲述了热妮娅·鲁勉采娃的故事。也正是那次，他们在鲜花盛开的草地上，第一次拥抱并亲吻了对方。

如今，在异乡的另一块青草地上，他们又坐在了一起。内心的激动感受一时无法用语言表述。时光流逝，生活变迁，但美好的情感一如既往。

他粗壮的矿工的胳膊搭上了她的肩头。她的手摸索着抓住了他的另一只手。情感的交流不需要过多的语言。沉默是最丰富的表述。

沉默。

血液在热情中燃烧。目光迸射出爱恋的火花。

没有爱情，人的生活就不堪设想。爱情啊！它使荒芜变为繁荣，平庸变为伟大；使死去的复活，活着的闪闪发光。即便爱情是不尽的煎熬，不尽的折磨，像冰霜般严厉，烈火般烤灼，但爱情对心理和身体健康的男女永远是那样的自然；同时又永远让我们感到新奇、神秘和不可思议……

当然，我们和这里拥抱的他们自己都深知，他们毕竟不是伊甸园里上帝平等的子民。

她来自繁华的都市，职业如同鼓号般响亮，身上飘溢着芳香，散发出现代生活优越的气息。

他，千百万普通矿工中的一员，生活里极其平凡的角色，几小时前刚从黑咕隆咚的地下钻出来，身上带着洗刷不净的煤尘和汗臭味。

他们看起来是这样地格格不入。

但是，他们拥抱在一起。

直到现在，孙少平仍然难以相信田晓霞就在他的怀里。说实话，从黄原他们分手后，他就无法想象他们再一次相会将是何种情景。尤其到大牙湾后，井下生活的严酷性更使他感到他和她相距有多么遥远。他爱她，但他和她将不可能在一块生活——这就是问题的全部症结！

可是，现在她来了。

可是，纵使她来了，并且此刻她就在他的怀抱里，而那个使他痛苦的“结症”就随之消失了吗？

没有。

此时，在他内心汹涌澎湃的热浪下面，不时有冰凉的潜流湍湍流过。

但是，无论如何，眼下也许不应该和她谈论这种事。这一片刻的温暖对他是多么宝贵；他要全身心地沉浸于其中……

现在，他们一个拉着一个的手，透过树林的空隙，静静地望着对面的矿区。此刻正是两个班交接工作的时候，像火线上的部队在换防。上井的工人走出区队办公大楼，下井的工人正从四面八方的黑户区走向井口。

孙少平手指着对面，从东到西依次给晓霞介绍矿区的情况。

后来，他指着矿医院上面的一个小山湾，声音低沉地说：“那里是一块坟地。埋的全是井下因工亡故的矿工。”

晓霞长久地望着那山湾。

她看见，山湾里，坟堆连着坟堆。坟堆前都立着墓碑。有几座新坟，生土在阳光下白得刺眼，上面飘曳着引魂幡残破不全的纸条。

“你……对自己有什么打算呢？”她小声问。

“我准备一辈子就在这里干下去……除此之外，还能怎样？”

“这是理想，还是对命运的认同？”

“我没有考虑那么多。我面对的只是我的现实。无论你怎样想入非非，但你每天得要钻入地下去挖煤。这就是我的现实。一个人的命运不是自己想改变就能改变了的。至于所谓理想，我认为这不是职业好坏的代名词。一个人精神是否充实，或者说活得有无意义，主要取决于他对劳动的态度。当然，这不是说我愿意牛马般受苦。我也感到井下的劳动太沉重了。但要摆脱这种沉重是不可能的。再说，千百万人都这样沉重。你一旦成为这个沉重世界里的一员，你的心绪就不可能只关注你自身……唉，咱们国家的煤炭开采技术是太落后了。如果你不嫌麻烦，我是否可以卖弄一下我所了解到的一些情况？”

“你说！”

“就我所知，我们国家全员工效平均只出零点九吨煤左右，而苏联、英国是两吨多，西德和波兰是三吨多，美国八吨多，澳大利亚是十吨多。同样是开采露天矿，我国全员效率也不到两吨，而国外高达五十吨，甚至一百吨。在西德鲁尔矿区，那里的矿井生产都用电子计算机控制……

“人就是这样，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就对他的工作环境不仅关心，而且是带着一种感情在关心。正如你关心你们的报纸一样，我也关心我们的煤矿。我盼望我们的矿井用先进的工艺和先进的技术装备起来。但是，这一切首先需要有技术水平的人来实现。有了先进设备，可矿工大部分连字也不识，狗屁都不顶……对不起，我说了句矿工的粗话……至于我自己，虽然高中毕业，可咱们那时没学什么，因此，我想有机会去报考局里办的煤炭技术学校。上这个学校对我是切实可行的。我准备在一两年中一边下井干活，一边开始重学数、理、化，以便将来参加考试。这也许不是你说的那种理想，而是一个实际打算……”

孙少平自己也没觉得，他一开口竟说了这么多。这使他自嘲地想：他的说话口才都有点像他们村的田福堂了！

晓霞一直用热切的目光望着他，用那只小手紧紧握着他的大手。

“还有什么‘实际打算’？”她笑着问。

“还有……一两年后，我想在双水村箍几孔新窑洞。”

“那有啥必要呢？难道你像那些老干部一样，为了退休后落叶归根吗？”

“不，不是我住。我是为父亲做这件事。也许你不能理解这件事对我有多么重要。我是在那里长大的，贫困和屈辱给我内心留下的创伤太深重了。窑洞的好坏，这是农村中贫富的首要标志，它直接关系一个人的生活尊严。你并不知道，我第一次带你去我们家吃饭的时候，心里有多么自卑和难受——而这主要是因为我那个破烂不堪的家所引起的。在农村箍几孔新窑洞，在你们这样家庭出身的人看来，这并没有什么。但对我来说，这却是实现一个梦想，创造一个历史，建立一座纪念碑！这里面包含着哲学、心理学、人生观，也具有我能体会到的那种激动人心的诗情。当我的巴特农神庙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从这遥远的地方也能感受到它的辉煌。瞧吧，我父亲在双水村这个乱纷纷的‘共和国’里，将会是怎样一副自豪体面的神态！是的，我二十来年目睹了父亲在村中活得如何屈辱。我七八岁时就为此而伤心得偷偷哭过。爸爸和他的祖宗一样，穷了一辈子而没光彩地站到过人面前。如今他老了，更没能力改变自己的命运。现在，我已经有能力至少让父亲活得体面。我要让他挺着胸脯站到双水村众人的面前！我甚至要让他晚年活得像旧社会的地主一样，穿一件黑缎棉袄，拿一根玛瑙嘴的长烟袋，在双水村的‘闲话中心’大声地说着闲话，唾沫星子溅别人一脸！”

孙少平狂放地说着，脸上泪流满面，却仰起头大笑了。

晓霞一把搂住他的脖子，脸深深地埋进他的怀里。亲爱的人！她完全能理解他，并且更深地热爱他了。

“……你还记得我们那个约会吗？”好久，她才扬起脸来，撩了撩额前的头发，转了话题。

“什么约会？”少平愣住了。

“明年，夏天，古塔山，杜梨树下……”

“噢……”

少平立刻记起了一年前那个浪漫的约会。其实，他一直没有忘记——怎么可能忘记呢！不过，在这之前，他不能想象，未来的那次相会对他意味着什么。

但无论意味着什么，他都不会失约。那是他青春的证明——他曾年轻过，爱过，并且那么幸福……

“只要我活着，我就会准时在那地方等你！”他说。

“为什么不是活着！我们不仅活着，而且会活得更幸福……反正像当初约好的，咱们不一块相跟着回黄原，而是同一个时刻猛然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地方！想起那非凡的一刻，我常激动得浑身发抖哩……”

他们在这里已经坐了好几个小时，但两个人觉得只有短短一瞬间。

之后，少平带着她去后山峁的小树林中转了一阵。他摘了一朵金灿灿的野花，插在她鬓角的头发里。她拿出小圆镜照了照，说：“我和你在一块，才感到自己更像个女人。”

“你本来就是女人嘛！”

“可和我一块的男人都说我不像个女人。我知道这是因为我的性格。可是，他们并不知道，当他们自己像个女人的时候，我只能把自己变成他们的大哥！”

孙少平笑了。他很满意晓霞这个表白。

“你愿不愿意到一个矿工家里吃一顿饭？”他问她。

“当然愿意！”她高兴地说。

“咱们干脆一起到我师傅家去吃晚饭。他们是一家很好的人。”

少平接着给晓霞讲了王世才一家人怎样关照他的种种情况。

“那你一定带我去！”晓霞急切地说。

少平十分想让王世才和惠英嫂见见晓霞。真的，男人常常有那么一点虚荣心——想把自己漂亮的女朋友带到某个熟人面前夸耀一下。他当然不敢把她带到安锁子这些人的面前。但应该让师傅两口子和晓霞见见面。同时，他也想让晓霞知道，在这偏僻而艰苦的矿区，有着多么温暖的家庭和美好的人情……

这样，下午五点钟左右，他们就从南山转下来，过了黑水河，通过坑木场，上了火车道旁边的小坡，走进王世才的小院落。

师傅一家三口人高兴而忙乱地接待了他们。他们翻箱倒柜，把所有的好吃好喝都拿出来款待他俩。尽管少平说得含含糊糊，但师傅和惠英马上明白了这个漂亮姑娘是他的什么人。听说她是省报的记者后，他们大为惊讶——不是惊讶晓霞是记者，而是惊讶漂亮的女记者怎么能看上他们这个掏炭的徒弟呢？

直到吃完饭，他们热情地把少平和晓霞送出门口的时候，这种惊讶的神色还挂在他们脸上。他们的惊讶毫不奇怪。即使大牙湾的矿长知道省上有个女记者爱上了他们的挖煤工人，也会惊讶的。这惊讶倒不是出于世俗的偏见，而是这种事向来就很少在他们的生活中发生！

当少平引着晓霞，下了师傅家外面的小土坡，走到铁路上的时候，已经是夜里十点多了。再过一个多小时，他就要带着她下井。他的心情不免有点紧张。晓霞第一次到一个危险地方，他生怕出个差错。好在王世才也知道了晓霞要下井，说他一会亲自领着他们去。

现在，他们在黑暗中踏着铁轨的枕木，肩并肩相跟着向矿部那里走去。远处，灯火组成了一个烂漫的世界。夜晚的矿区看起来无比壮丽。晓霞挽着他的胳膊，依偎着他，激动地望着这个陌生的天地。初夏温暖的夜风轻轻吹拂着这对幸福的青年。在黑户区的某个地方传来轻柔的小提琴声，旋律竟是《如歌的行板》。这里呀！并不是想象中的一片荒凉和粗莽；在这远离都市的黑色世界里，到处漫流着生活的温馨……

晓霞依偎着他，嘴里不由轻声哼起了《格兰特船长和他的孩子们》中的那支插曲。少平雄浑的男中音加入了进来，使那浪花飞溅的溪流变成了波涛起伏的大河。唱吧，多好的夜晚；即便没有月亮，心中也是一片皎洁！

当他们忘情地在铁路上走出一段后，猛然在旁边的山崖下蹿出一条黑影，径直堵在了他们面前。

他们不由紧张地站住了。少平从轮廓上看出，这是他的师兄安锁子！

这头变态的公牛要干什么？他是否发了疯？

少平不由捏紧了双拳。

“你们吃过饭了？”黑暗中果真是安锁子在说话，“我听说你的……女人来了。又听说你们到师傅家去吃饭。我划算吃完饭天黑看不见路，就……”

“那你怎不上师傅家来？”少平没有明白安锁子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没好意思。”安锁子嗫嚅说，“我是专门拿手电给你们照路的，怕天黑，你们有个闪失……”

天啊，原来是这样！少平真想为他的“雷锋精神”而扇他一记耳光！

“走吧，我在前面给你们照路……”安锁子殷勤地说。

他说着便调转身，捏亮了手电——他们眼前即刻出现了一道多余的光亮。

少平一时反应不过来他该怎么办。这家伙！竟然干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事！

不过，他感觉，这令人厌恶的举动似乎还不包含恶意。

他只好和晓霞在安锁子照出的道路上继续往前走。他给晓霞介绍说：“这是我们一个班的工人，叫安锁子。”

晓霞并不知道这是怎样一个人，听说这人和她的少平一块干活，赶忙走前一步，要和安锁子握手，安锁子立刻把手电筒从右手倒在左手，慌得手在腿膝盖上擦了擦，像抓炭火一般握了一下晓霞的手。

少平几乎要笑了。唉，这个人……

走到有灯光的马路上时，安锁子连看也没看他们一眼，就说：“现在能看见路了……”说完后便像逃跑似的返身走回了黑暗中。

直到现在，孙少平也无法理解安锁子究竟为什么要这样。有些人的某种行为也许永远使别人无法理解——甚至连他本人也理解不了！不过，从内心深处，少平对他这粗鲁的师兄倒也有一丝怜悯的温情……

这时，他们看见，宣传部长正立在矿部门前，笑容可掬地在恭候着他们了。

第十一章

短短一天之中的经历，使田晓霞眼花缭乱，应接不暇。感情与思绪一直处在沸点，就像身临激流之中，任随翻滚的浪山波谷抛掷推涌，顾不得留意四周万千气象，只来得及体验一种单纯的快感。

瞧，现在她又怀着无比的新奇与激动，在矿部二层楼的一个单间里换上一身矿工的作衣，准备经历一次井下生活了。

当她换好衣服来到隔壁的时候，少平、宣传部长和安检员，都忍不住笑了。晓霞穿的是男人的作衣，衣服太大，极不合身，显得像孩子一样。她在墙上的镜子前照了照自己的模样，也忍不住笑起来。

这时候，王世才赶到了。

于是，他们一行五人出了矿部大楼，走进井口旁的区队办公室。少平和王世才去换作衣，宣传部长去给晓霞领了一套灯具。

等上下井的工人们都完毕以后，他们最后一罐来到地下。

晓霞立刻震惊地张大了嘴巴。当走到大巷灯光的尽头，踏入无边的黑暗之中后，她由不得紧紧抓住了少平的衣袖。接着便是过风门，爬滑溜的大坡，上绞车道。少平一路拉扯着她，给她说明旁边的设备，介绍井下的各种情况。她只是一直惊讶地张着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现在，他们爬进了工作面旁边的回风巷。本来，接连通过的那些巷道就已使她震惊不已，而没想到还有这么令人心惊胆战的地方！

她紧紧抓着少平的手，和他一起弯腰爬过横七竖八的梁柱间。这时候，她更加知道她握着的这只手是多么有力、亲切和宝贵。热泪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和汗水一起在脸上漫流。她也不揩这泪水——黑暗中没有人会看见她在哭。她为她心爱的人哭。她现在才切实明白，他在吃什么样的苦，他所说的沉重倒究是怎么一回事！

他们好不容易到了掌子面煤溜子机尾旁边。

王世才像猴子一般灵巧地穿过那些看起来摇摇欲坠的钢梁铁柱，到机头那边让溜子停下来。震耳欲聋的巨大响声停歇了。他们在这头稍事停留，等待王世才返回。

掌子面一茬炮刚过，顶棚已经支护好了。正在攉煤的工人也暂时停下来。他们知道这是来参观的人。因为班长亲自带路，还跟着矿上的领导和安检员，知道来参观的是个“大人物”。安锁子似乎知道来的是谁，不过，这家伙今天倒没说什么粗话，而且把屁股上开洞的破裤子也穿上了。

溜子停下一会后，王世才又像猴子一样从溜槽上爬过来。“走吧！”他在黑暗中招呼大家说。

少平几乎是半抱着晓霞，艰难地从溜子槽上爬过掌子面，好不容易来到漏煤眼附近的井下材料场。

他们这才又直起了腰。

现在，晓霞的衣衫已经被汗水湿透了，脸黑得叫人认不出来她是女的。

直至现在，她还紧张得没说一句话。是的，她反应不过来这就是井下生活，这就是她亲爱的人长年累月劳动的地方！她眼前只是一片黑色：凝固的黑色，流动的黑色，旋转的黑色……

现在，已经是深夜两点钟了。按原来说好的，少平不再上井送她。那么，他们就要在这儿分手告别——就在此刻！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此时此刻，真有一番生离死别的滋味！

黑暗中，她再一次紧紧握住了他的手。她愿自己的手永远留在这只手里而不再放脱。

“我就不上去了。”他说。

“我还要来大牙湾……”她说。

宣传部长和安检员在旁边等着她。

他放开了她的手。他和师傅目送着他们离开材料场。

一直到巷道拐弯处时，她又回过头来，在一片漆黑中徒劳地寻找他的身影。她看见远处有灯光在晃动。她无力地举起自己手中的矿灯，摆动了几下——这是最后的告别……

晓霞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上井的。

当她洗完澡回到招待所，躺进干燥而舒适的被窝里，就像刚刚从雷鸣电闪的暴风雨中走回来。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有不尽的黑色在眼前流动着……

第二天一大早，太阳还没有从远方的地平线上露脸，她就坐进大牙湾矿那辆惟一的小轿车离开了这里。矿上前来送行的领导在车窗外挥手道别，但她根本没有在意那几张殷勤的笑脸。眼前流动的仍然是黑色。

她泪眼矇眬地告别了大牙湾。大牙湾的一切都深藏在她心中。别了，大牙湾。我说过，我还要回到这里来。这里有我梦中都思念的那个人。任何堂皇的地方，怎么能和这里相比？我最喜爱的颜色也将是黑色。黑色是美丽的，它原本是血一般鲜红，蕴含着无穷的炽热耀眼的光明……

汽车飞驰过绿色的山野。

太阳升起来了，山岭上高压线的铁塔一座连着一座，一直排向遥远的天边，像蓝天上展翅腾飞的雁行。山坳里，那些相距不远的矿区，用黑灰两种色调在黄土地上涂抹出它们巨大的图形。满载的运煤专列隆隆地冲上缓坡，喷出的乳白色蒸气淹没了铁道旁那些小小的村庄。

汽车从盘山路降入沟道。视野立刻窄狭了。紧接着，就是铜城市区林立的楼房和耳熟的嘈杂市声。

晓霞在铜城南郊飞机场大门前下了车，提起她那只漂亮的皮革包，和司机打了声招呼，就走进候机室的大厅。

大厅极其宁静。稀稀落落的旅客迈着四平八稳的步子，在售货柜前悠闲地踱来踱去，挑挑拣拣买东西。有几个人坐在舒适的皮沙发里，静静地望着大厅天花板上的枝形吊灯。扩音器里放出轻柔的音乐，一位新近走红的女歌星正用沙哑的嗓子娇声嗲气唱一首流行歌曲——

假日里我们多么愉快，

朋友们一起来到郊外，

天上飘下毛毛细雨，

淋湿了我的头发，

…………

田晓霞竟不知所措地在光洁如镜的水磨石地板上呆立了片刻。眼前这样的场所本来是她极熟悉的，现在倒有点陌生了。她耳朵里还在轰隆隆地响着溜子的转动声，眼前仍然流动和旋转着一片黑色……

她在候机室的大厅里呆立了片刻，才慢慢地回到了眼前的现实中。这里太宁静了，静得叫人有点心慌。

她看了看腕上的手表，还来得及吃点东西。

她很快走进候机室餐厅。

现在，她双脚踏上了柔软的红地毯。

红地毯不时在她眼里变为黑色。

她恍惚地在柜台上要了一杯热牛奶和一小块蛋糕，然后端到餐桌上静静地吃起来。不一会，透过餐厅的大玻璃窗，就看见省城飞来的客机降落在了停机坪上，机翼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银辉。

半小时后，她坐着这架飞机冲上了碧蓝的天空。

飞机进入水平飞行后，她解开安全带，侧过脸从舷窗望出去，只见下面一片白云在翻腾。在那飞卷奔跃的白色浪潮的远方，她似乎看见他从地平线那边向她走来，黝黑的脸庞，露出两排整齐坚实的白牙齿微笑着，双脚踩踏白云彩大步地向她赶来……

少平！少平！她心里默默地呼叫着他的名字。喉咙一直像被什么堵塞着，胸腔里烫伤似的灼热。

不到一个小时，飞机就在省城西郊的机场降落了。

她用手指悄悄抹去眼角的两颗泪珠，提起皮革包走下舷梯。六月灿烂的太阳美好地照耀着外面的世界。候机楼前面巨大的花坛里，五彩缤纷的鲜花如锦似绣。远处都市无尽的建筑群矗立在绿色的树海之中。

田晓霞突然看见，在停机坪出口处的铁栏杆后面，她的同事高朗正在人群中向她招手。他显然是专门来接她的。

她心头即刻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滋味。

高朗是和她一起进省报的。他是西北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由于去年进省报的大学生就他们两个，而且又同时分在了城市工业组，彼此很快就熟悉了。报社向来是个论资排辈的单位，他们作为“孙子辈”，不免和“老子辈”“爷爷辈”们有些撞磕，因此两个同辈人的关系也自然变得亲密起来。高朗知识面宽阔，人也不错，他们很能谈在一块。只是不久前，晓霞敏感地意识到，这家伙对她有点过分地殷勤，似乎要表达什么“意思”了。她向来不是那种狭隘姑娘，不愿因此就伤害一个好人。现在也还没必要告诉他自己有了男朋友。如果他真的要说出什么“求爱”之类的话，那时她才可以直截了当告诉她和少平的关系。

顺便说说，高朗的父亲是这个省会城市的副市长；他爷爷就是中央那位大名鼎鼎的高老。高步杰老汉现在是中纪委常委。这样说来，高朗实际上也是原西人，和晓霞是同乡。不过，他在北京爷爷膝下长大，上大学时才考到这个城市。但他从来没有回过原西县，故乡观念十分淡薄。他可以说是一个“完整”的北京人。

晓霞现在已经和高朗握过了手。他们相跟着出了候机室，来到外面的广场上。

高朗是带着市政府的小车来接她的。他看来情绪很高涨，似乎专意为接她而打扮了一下：皮凉鞋闪闪发光；笔挺的西裤，雪白的短袖衫，脖项里打一条深红色领带。晓霞看他这一身装束忍不住想笑——他几乎像国际旅行社的导游或高级宾馆的侍应生了！

小车飞快地驶出机场内那条足有五华里长的林阴大道，然后加入到大街上洪流一般的汽车和行人之中。

车速慢下来了。透过车窗，都市五光十色的景象在缓缓流动。两边商店的大玻璃橱窗中，假时装模特儿带着永远不变的微笑，在机械地作三百六十度的旋转。大街上行走的人们都已经换上了夏装；浓密的中国槐下，姑娘们五彩斑斓的花裙子飘飘曳曳，像孔雀尾巴一般耀眼夺目。四面八方传来录音机播放的刺耳的流行歌曲和电子音乐。

“我算得很准，知道你今天回来，而且是坐飞机回来！”高朗仰靠在后车座舒适的椅背上，用略带北京土味的普通话说。

“谢谢……最近有什么重要新闻？我可是几天没看报了！”她岔开了话题。

“国内新闻嘛，总就是那些工农业简报！最重要的新闻是，六月十四号世界杯足球赛开幕式上，比利时队以一比零战胜了上届冠军阿根廷队。唉，阿根廷算是倒霉透顶了！就在输球的同一天，他们驻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军事长官梅嫩德斯将军打起白旗，向英国军队投降了！”

“是吗？还有什么重要新闻？”

“另外嘛……红色高棉又在磅湛省打死了十几个越军。”

他们都笑了。

汽车驶过繁华的解放大道，在鼓楼旁他们熟悉的“黑天鹅”酒店前停下来。高朗已经在这里请她吃过两次饭——他看来今天又要在这里款待她了。说实话，她现在可没什么兴致在这里吞咽这顿山珍海味。

但她不好拒绝热忱的高朗。她隐隐地感到，她是否应该和他进行一次不很愉快的谈话了？当然不是今天！

她尽量不使高朗看出她的为难，便和他一块走进了酒店二楼的雅座。

又是红地毯。杯盏里是红葡萄酒，盘子里是红鲤鱼，高朗的脸泛出兴奋的红光，柜台上播放轻音乐的收录机闪着红色的讯号……

可是，她眼前却又流动起排山倒海般的黑色。她的心又回到了远方幽黑的井下。黑色。是的，黑色。黑色之中，他和他的同伴们黑脸上淌着黑汗，正把那黑色的煤攉到黑色的溜子上……

但她现在已经优雅地坐在了这里，品尝着佳肴美味……生活！生活！你的滋味可不都是香甜的，有时会让人感到那么辛辣和苦涩！

“你……心事重重？”高朗举起手中的酒杯伸到她面前，一双聪慧的眼睛热辣辣地盯着她。

她莞尔一笑，拿起酒杯和他碰了碰。

“阿根廷失败了……说说，你的心情怎样？”高朗问她。似乎这件事和他们有什么重大关联。其实，这只是新闻记者的职业习性。

“我的心情很复杂。”她不经意地说，“你知道，我喜欢伟大的撒切尔夫人。我佩服她为英国绅士们的脸面，有魄力派出了那支远征舰队，耗费巨额英镑去万里之外保卫一个荒岛。当然，在感情上我为不幸的阿根廷哭泣。它那可怜的篱笆竟然连自家门口的一块菜地都圈不回来……”

“糟糕的是，他们的足球都踢输了！比利时几个后卫像膏药一样贴着马拉多纳，他被踢倒好几次，躺在草坪上爬不起来。”

“倒下的不是马拉多纳，是阿根廷。这几天，那个国家整个地倒在地上痉挛着！”

“能想来！紧接着，便会是议会的混乱，政治家和将军们唾沫星子乱溅互相指责……来，咱们为巴西干杯吧！祝他们夺得本届世界杯赛的冠军！”

田晓霞和她的同行说了许多闲话，好久才吃完了这顿饭。她立刻抢着用自己的钱结了账。

高朗对她的执拗很了解，只能无可奈何地使自己反主为客。

“今晚有一场音乐会，是罗马尼亚国家交响乐团的演出，我已经从市政府搞到了两张票。”他用多情男子那种温柔的语调邀请她。

“我今晚怕去不成了。”她对他抱歉地笑了笑，“我要到北方工大去看一下我的妹妹。”

“你在工大还有个妹妹？这你可从没说起过！”高朗在惊讶中掺杂着极其失望的情绪。

晓霞说的是兰香。在离开大牙湾的时候，她就想到要去看一下少平的妹妹——是的，这也是她的妹妹。

第十二章

孙兰香在北方工业大学已经快上完了一个学年。

我们记得，当兰香第一次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她还是一个脸蛋上吊着泪珠的农村小女孩。我们也不会忘记，她提着那个小筐筐，怎样用小手给家里捡拾烧饭的柴火；在石圪节上初中时，她又是怎样忧心如焚地与父亲和大哥商量自己是否应该继续念书。同样，我们也不会忘记，上高中时，为了给自己买件短袖衫，她曾怎样瞒着家人和同学，在夜幕遮掩下到医院打短工的情景……

现在，我们可爱的兰香已经是令人羡慕的北工大的大学生了。

如今，当她再一次站在我们面前的时候，简直使我们难以联想起她就是以前的那个兰香。

她已经成长为青年。从外表看，已不再存留任何一点农村姑娘的痕迹。一身朴素大方的夏装勾勒出修长健美的身材。发端稍稍烫过，潇洒地从鬓角拢过；耳后的三角区和优美的脖项像用雪白的大理石雕出似的。每当她挎着那个洗得发白的黄书包出现在公共场所，男生中即便是纯粹的书呆子，也不得不抬起头望她几眼。她成了大家公认的“校花”。外系有人传播她是“杭州人”，父母亲都是上海芭蕾舞团的演员。甚至有人说她就是电影演员孙道临的女儿……

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兰香就完全适应了大城市的生活。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实际上，她的天资早已引导她进入了一个更为广大深远的世界——宇宙。

她的专业就是研究宇宙。脑子里活动的概念超出了地球的范围——什么物质与时空，三维宇宙，四维宇宙，白矮星，黑洞……

不过，现在他们上的还是基础课——要在三年级开始才进入专业课程的学习。当然，一些基础课轻松的人，早已在图书馆借阅许多艰深的理论专著了。

大学生活是极有规律的。这种规律生活也适应她——她整天钻研的就是“规律”。

早晨六点半，校园里响起广播声后，同宿舍上下架子床八个女生就都纷纷起来。大家也不洗脸，穿着运动衣裤到外面跑一圈。约摸六点五十分返回来，打仗一般冲进洗漱间刷牙洗脸——一层楼只有两个水房，人很拥挤。洗漱完毕，换上衣服，就到了七点。她们挎上书包下楼，在食堂买一个油饼或馒头，一边啃着，一边横穿过校园内的中央大道，进入西面有门卫的教学区。

通常大家先跑到教室用自己的书包占好座位，然后才到外面的广场上朗读外语。教室是阶梯式大课堂，坐在后边听不清老师讲课，因此同学们都想在前面抢先占个有利位置。

教室外面的广场其实是个小花园。周围有喷泉、假山和廊亭；花朵艳艳，绿树婆娑。

八点钟开始上完两节课后，要倒一次教室，于是又有一场争夺座位的紧张战斗。

午饭时，兰香通常在就近的学生食堂买一两个馒头和一份简单的菜，一边看书一边吃。他们学校的食堂是高教部表扬过的，主副食花样翻新，什么高级菜都有。但所有价钱高的菜兰香都不敢问津。二哥每月给她寄三十块钱，加上十一块助学金，勉强可以维持一种简单的学生生活。当然，吃饭的时候，已经不像中学时那样，男女分成两大阵营；同班同学大都是男女混杂一起，有说有笑一块吃。也不同中学时那样，不会因为菜好菜坏就让人感到高贵或低贱。甚至谁买了一份好菜，大家抢着就瓜分了。大学，这是人生的一个分水岭。当你一踏进它的大门，便会豁然明白，你已经从孩子变成了大人。青春岁月开始了。这是你的黄金年华，连空气都像美酒一般醇香醉人。

下午一般没有课。兰香和大部分同学一样，有时上图书馆、阅览室，或到电化教学楼去看电视教学片。

一到星期六下午，本市的学生都回家去了。星期天，在校的学生首先洗一周积下的脏衣服；这一天，所有学生宿舍的窗口都挂满了晾晒的衣服，像五颜六色的万国旗一样迎风飘扬。有些星期日，兰香也和同宿舍的女生一块相跟着去市中心，买点女孩子的日常用品。星期天也是恋人们的黄道吉日，成双成对的男女纷纷走出校园，到野外或公园里去度过一个甜蜜的日子。恋爱现象常常在第一学期就开始，以后当然会如火如荼地展开。学校既不提倡，也不干涉。这是明智的。要让这个年龄的男女“安分守己”，那简直是徒劳的。

那么，我们的兰香是否也有了这方面的“情况”？

说实话，像她这样漂亮出众的姑娘，不知使多少男生神魂颠倒。尤其是一些高年级学生，甚至在电影院里厚着脸皮寻着和她说三道四。她已经接到过好几封外系男生的求爱信，都红着脸悄悄在厕所里烧了。

至于班上，给她献殷勤的男生好多，但一般说来，还都比较含蓄。兰香也不在意这些。她整天沉潜到功课和书中，对这种事都视而不见。可她担任班上的学习委员，因此也避免不了和一些同学打交道。这也有好处，使她在其间变得大方多了。

在所有班上的男生中间，有一个人她倒不十分反感——尽管这个人也明显地表露出对她抱有特别的好意。

这个男生叫吴仲平。虽然听说他是干部子弟，但人很质朴，常穿一身随随便便的衣服。他长得黝黑而挺拔，爱好体育，是校足球队的前锋。听说吴仲平高考分数很高，原先辅导员让他当班长，但他硬是不当；最后没办法，只勉强同意当班上的文体委员。平时这人不多说话，但考试常和她不相上下，也是班上的学习尖子。

她和吴仲平最初的接触是在阶梯教室的一次课前。那天上高等数学。她在打铃前进了教室，但显然已经来迟了，前面的座位都被人占据。她正准备到教室后边找个座位，走道旁边一位男生把他身边空座位上的书包拿开，并看了她一眼。通常，同学们都互相帮着用书包占座位，兰香原估计这个放书包的座位肯定有了主人。

她当时一怔。她不由用眼睛询问这个叫吴仲平的男生：这个座位是否没人？

他迅速无声地点点头。她便在他旁边坐下来了。

事后，兰香才发现，放在空椅上的那个书包不是别人的，而是吴仲平本人的。

那么，他为什么要多占一个位子呢？给谁占那个位子？别人？她是最后一个进教室的，在此之前，所有的人都有了座位。

她的脸不由得红了。她用数学般严密的逻辑推导出，那个座位实际上吴仲平就是为她而占的！

兰香内心第一次泛上一种特别异样的情绪。她一时又难以理清这种心绪究竟是什么。这可不是用逻辑所能解决的——再缜密的逻辑也难以推断人的微妙心情。

总之，对孙兰香来说，这的确是异乎寻常的一天。她现在还不会想到，这一天对她的一生将意味着什么。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许多意义深远的重大事件，往往是从某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开始的（我们甚至可以浪漫地假想，根据中美苏三国政府首脑在日内瓦达成的协议，他们作为夫妻一同乘坐我国“东方号”宇宙飞船，与苏联和美国的飞船在太空实现了历史性的对接，轰动了全人类——当然，这部描写当代生活的书将不可能叙述这些属于未来的事件了）。

从那天以后，她和吴仲平就渐渐熟悉起来。他们常常在学校的图书馆和社科书目阅览室不期而遇，同时会很自然地坐在一块，讨论许多问题。她很快知道，在班上，她只能和这个人一块讨论课程以外更艰深的学术问题。他们各方面的资质都很接近，完全可以用对方能听懂的语言对话。对于天才来说，能在一个小范围内找到知音，那概率大概如同海中捞针。

他们立刻建立起一种宝贵的友谊。双方小心翼翼，不深究他们关系的性质，也不专意设置阻挡交流感情和思想的篱笆。相互的来往既诚恳自然，又不回避比别人更亲密一些。他们有时一起在学生食堂吃饭，吴仲平显然家境阔绰，常买许多好菜，兰香也不客气地沾他的光；要是她先进教室，总会用自己的书包给他占个座位。

同学们已逐渐发现他们两个关系要好。但没有人大惊小怪。在班上，几乎所有的女生都分别有比一般人关系更要好的男生。这在大学的环境是很正常的。这种关系最后也不一定都会发展为恋爱或婚姻关系。

最近几天，校园里一片喧闹。不是学校出了什么事，而是因为在西班牙进行的第十二届世界杯足球赛。人们纷纷谈论的是马拉多纳、济科、苏格拉底、普拉蒂尼、薄涅克和闪闪发光的罗西。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那个阳光灿烂、海水蔚蓝的遥远国度。即使在深夜，一切有电视机的公共场所都不时传来洪水般的呼啸声。

一般来说，许多女同学也喜欢看足球比赛，但绝没有男生们狂热。

当巴西队被淘汰出局后，许多球迷都互相抱头痛哭。这情景早在预选赛中国队最后一场在新加坡输给新西兰队而失去出线机会时，也同样有过。

孙兰香起先对这种狂热还有点难以理解——来大学之前，在家乡那些土圪里人连肚子都吃不饱，谁还关心这种事呢！

但她的朋友吴仲平（现在可以这样称呼他们的关系了）却是个十足的球迷。他本人就常踢足球，因此这是很自然的。他硬是把兰香也拉进了这种狂热中。他甚至对她说：不喜欢足球是一种没文化的表现！她尽管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但看了几场后，也有点着迷了。仲平是内行，在旁边不断给她解释各种比赛规则和某个球的妙处。她费了好大劲才弄明白怎样才算“越位”。

这一天是星期六，晚上同样有球赛。上午上课时，许多球迷就有点心神不宁了。

中午吃完饭，吴仲平约她晚上到电化教学楼去看球赛。她答应了他。平时他们一般不去那么远的地方——这意味着，班上就他们俩坐在外系一群生人中间；这和那些谈恋爱的人在街上看一场电影有什么差别？

可是，这又有什么呢！

兰香回到宿舍后，同屋的人都上床准备睡午觉了。

这时，有人在敲门。

她顺手拉开门，惊讶地看见，立在门口的竟是田晓霞！

尽管那年她二哥请晓霞在他们家吃羊肉饺子，兰香只见过她一面，但她马上就认出了她。

“姐，快进来！”兰香赶忙招呼说。

晓霞看见宿舍的人都睡了，就说：“我不进来了，咱们到外面去说说话。”

兰香看晓霞执意不进来，就穿了件衫子，把门带住，和晓霞走出女生宿舍楼。

来到操场上后，晓霞掏出五十块钱对兰香说：“这是你二哥给你捎的。”

“你去我二哥那里啦？他怎样？他这个月已经给我寄钱了，怎还捎这么多钱！”

“我刚从你二哥那里回来，他都好着哩。”晓霞说着又从提包里拿出一件黑红格子相间的漂亮裙子，说：“这是我给你买的，不知你喜欢不喜欢……”她抬头亲切地看了看她，“你真漂亮！”

兰香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一股温暖的热流漫上了她的心头。这不仅是因为她意外地受到了一种亲切的关怀，而是她立刻意识到，这个关怀她的人和她二哥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

“我在省报工作。我把电话号码留给你，星期天就到我那里来！”晓霞从提包里摸出采访本撕下一页，把她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写在上面，交给了兰香。“我还有点事，得马上回去。有什么事你就给我打电话。我和你二哥一样，不要把我当外人！”

兰香一时激动得不知该说什么。她挽着晓霞的胳膊，一直把她送到校门外，看着她坐上了公共汽车。

晓霞姐走后，兰香已经无意回宿舍去睡觉。她心头荡漾着无比欢欣的情绪，在校门外马路对面那一大片蔬菜地中间的小路上，溜达了很长时间。她不时停下脚步，望着远处高耸入云的广播电视转播塔，将自己汹涌的心绪漫散到浩渺的蓝天之中……

孙兰香根本没有想到，吃过晚饭之后，又有人来找她。

这次来的是亲爱的金秀。在这个大都市里，金秀仍然是她最亲的人。每隔一两个星期，她们总要见一次面——通常都在星期天。医学院离这里很远，中间要换两次车，但两个好朋友多时不见面，就想得不行嘛！

金秀的个子还没长高，可也不算太低。她一直比兰香显胖，娃娃脸上一对水汪汪的大花眼，谁见了都会喜爱的。兰香往往从秀身上才意识到她们已经不是娃娃了。秀的胸部在雪白的短袖衫下高高突起，一头黑发用红绸带一束，瀑布一般披在肩后，满身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和激情。

今天不是金秀一个人来。她还带着一个显然比她们年纪大几岁的男青年。

“这是顾养民，也是咱们县的老乡。医学院四年级学生。”秀向她介绍说。

“我和少平、金波，在原西高中是一个班的。”养民补充说。

兰香听说是她二哥和金波哥的同学，又是老乡，很快就和顾养民消除了陌生感。她给他们泡了茶，还从箱子里翻出一些吃的来。三个人很快就兴致勃勃地谈起了他们共同上过学的原西中学。

他们东拉西扯，愉快地谈了故乡的许多事情。直到晚上，当吴仲平冒失地闯进宿舍来叫她去看足球比赛的时候，金秀和顾养民便马上要告辞了。

吴仲平一看他搅散了兰香的客人，十分懊悔地先一步离开了这里。

兰香挽留不住金秀和顾养民，只好把他们送出了学校。

当兰香看着金秀亲热地和一个男人相跟着渐渐远去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她的眼睛潮湿了。心中产生了一种说不清楚是忧伤还是喜悦的情绪，让她鼻根感到辛辣。她一下想起了她和秀小时候那些“丑小鸭”式的日子。想不到她们已经悄悄长大，现在竟大方地和一个“男人”相跟在一起了。

兰香调转身，迎着清爽的晚风，穿过校园内的中央大道，激动地向电化教学楼走去——在那里，也有一个“男人”在等待着她。

第十三章

每年一进入农历六月，从小暑到大暑这一段时光，是农村中活路最为繁忙的季节。在这些日子里，庄稼人常常累得连腰也直不起来。所有的秋田要连着锄几遍草，同时还要施关键性的一次肥料。如果错过节令，一年的劳苦就算是白费了。马上就要立秋，那时百草结子，收成好坏已成定局，想弥补点什么都来不及了。

孙少安和父亲一块起早贪黑把两家的秋田锄了三遍草，施足了肥料，就又赶到罐子村帮助兰花去锄完了她家的地。

立秋之前，庄稼活总算松懈了下来。孙少安就像在拳击场上打完了最后一个回合，已经丧失尽了力气。

但是，更重大的事情正亟待他马上行动。他要立即开始扩建他的砖场——这要求他付出更大的力气才行。

从大动农开始到现在，他的砖场就偃旗息鼓了。往日双水村南头听了叫人心乱的喧嚣声已停歇多时。

这一段，村民们的目光都移到了北头田海民夫妇的养鱼场。海民的养鱼场看起来一切都顺利。春天投放的鱼苗已长了几寸长，活泼的鱼儿不时跃上水面吹气吐泡，每天吸引许多人前去看稀罕。刘玉升关于这里要出“鱼精”的预言，至今还没什么迹象，村民们渐渐也忘掉了这种鬼话。相反，这海民夫妇作为双水村的新能人，已经在东拉河流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可以料想，他们的名声还会更响亮。

但双水村的许多人仍然对孙少安的砖场抱有最大的期待。人人皆知，少安是暂时“熄火”。一旦他重新发动起来，就会像雷声一般轰响。更重要的是，少安的事业将不再只是他个人的，而与村中的许多人都有关系。大伙已经在前一队长那里得到许诺，只要他的砖场扩大了，他们就可以去那里干活，赚几个他们急需要的钱。

现在，那些得到许诺的无能庄稼人，都眼巴巴地盼望村子南头再一次响起轰隆隆的机器声。当初，这声音听起来叫人感到刺耳。这阵儿，大伙可是迫切地想听见这非同凡响的声音哩！

少安，少安，你何时才能让大伙眉开眼笑？

孙少安完全能理解这些村民的焦急心情。现在，人们把仅有的一点化肥全部撒到了秋田中，而白露前后就要种麦子，所需要的化肥钱还没有着落。他们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他的砖场上。

可是，要扩建砖场又谈何容易！

这需要一大笔钱。他卖掉现有设备，加上手头那点积蓄，只能凑个五六千元。而仅买一台400型制砖机就需要九千元——连同运费和提货花费的盘缠，少说也得一万。另外，扩建烧砖窑和添置相应的设备，没有五六千元就别想投入生产。

粗粗一算，他至少也得到银行贷一万块钱的款。不容易啊！

但孙少安既然雄心已定，对他未来的事业就不会犹豫踌躇。

秋田里的大忙乱一结束，他就拖着两条疲惫不堪的腿四处跑开了。经过一番艰难机巧的讨价还价，他把原来那台小型制砖机卖给了石圪节新开张的砖瓦厂。这台制砖机原价五千左右，他卖了四千五百元。机器他已用了一两年，这个卖价已经相当不错。

接着，孙少安就心急火燎去找他的同学刘根民。

根民现在是石圪节乡乡长，手中握有大权。老同学对他的支持一如既往。不过，他有点遗憾地说：“你来得太迟了！前不久，省上的山区建设委员会发放了一批无息有偿投资贷款，现在都已经被人贷光。你只能通过农业银行贷机械设备款，月息九厘六。”

这有什么办法呢？怨自己命不好！他只能贷有息贷款。

当然，这么大数字的款项，乡信用社无权批准，得要上报县农业银行。根民说他可以给周文龙县长挂个电话，让周县长在县农行通融一下。

这样，孙少安返回村子，就找到管公章的田海民，让他给乡信用社写一份贷款申请。海民说他不会写。少安只好和他一块凑合着，总算写成一份“申请书”——

申请

石圪节信用社：

我村村民孙少安，在村上建有一座砖场，由于设备陈旧，产量低，经济效益差，今年准备增修设备，提高产量，因资金周转困难，特向贵社申请代（贷）款壹万元，希解决为盼！

此致敬礼！

双水村村民委员会（盖章）

孙少安拿着这份贷款申请书又返身折回石圪节。乡信用社的信贷员告诉他，刘乡长已给他们打过招呼，因此他们虽然没按规定去他那里调查，就写好了可行性报告。当然，这要上报县农业银行。县农行批复后，其中九千元机器款和另外的运费将转账结算，不准提现金，钱会直接汇到河南巩县。他可以提剩下的几百元现金作为零用钱。按往常，县农行的审批少说也得半月二十天。

“这太慢了！”少安着急地叫道。

但没有办法，他只能回村去耐下心等待。

可是刚过三天，石圪节的信贷员就跑来说，他申请的贷款县农行已经批复了。信贷员惊讶地对少安说：自他当信贷员以来，县农行还没有这么快就批复这么大宗的贷款！

孙少安心里明白，是根民给周县长打了电话，才如此迅速地解决了他的问题。现在这社会，即使办正经事，也得走旁门拐道！

这样一来，他就得立刻动身到河南巩县去提货了。

亲爱的秀莲连忙昼夜为他出远门而打点行装。

到河南去！这对少安来说，也是一次非同寻常的经历。在此之前，他最远只到过黄原。现在，他将不仅走州过县，还要通过本省省城，到外省去办一宗大事。过去，都是河南人到他们这一带来做生意；而现在，黄原人也要涉足那个漂泊者们的故乡去了。

中国的大变革使各省的人都变成了不安生的“河南人”。如今，汽车、火车、轮船、飞机，客员急骤暴满，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各地的个体户生意人。最为有趣的是，大多数火车卧铺的软席都被这些腰里别着大把人民币的生意人占据了。瞧吧，这些人穿着粗劣的西装，脖项里挽结着死蛇一般皱巴巴的领带，操着醋熘普通话，登着脏皮鞋，理直气壮地踏进了铺红地毯的软卧房间；而把许多身份优越的老干部挤到了拥挤不堪的硬卧车厢。干部有权，但权力有限。人民币魔力无边，只要肯出高价，二道贩子手里有的是软卧票。至于软卧票如何流入二道贩子手中，普通人只有想象的权力。以后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一九八七年，铁道部才不得不发了一个专门文件予以限制——因为铁路上连外宾的软卧都不能保障了。

一九八二年夏天从黄原山区出发的孙少安，还没有这种气派。他仍然属于贫困地区那些艰苦创业者的行列。他的装束在石圪节一带农民中间就算是很“现代”了，其实仍然是一副土包子模样。他身上装着一点有限的钱，勉强可以去河南打个来回。当然，他已经远远不是杰出的柳青所描写的那种五十年代的创业者形象，到外地办事还背着家里的馍。孙少安甚至很有气魄地在个体商贩那里买了两条高价“红塔山”牌香烟，以备一路上应酬。

他在黄原没有停留。

他在铜城也没有停留。

他甚至在繁华的省城也没有停留。

他心急火燎，坐罢汽车，又坐火车，急迫地向河南赶去。制砖机提不回来，一切都无从谈起！再说，那是一件万把块钱的东西啊！一点都不敢大意！

本来，他应该从铜城拐到大牙湾去看看弟弟。或者至少应该在省城停留一天，去看看上大学的妹妹。说实话，正是弟弟和妹妹有了出息，才使他对生活更有了信心，以至于激发起更大的雄心和魄力。他很想顺路见见这两个亲人，可又实在耽搁不起时间。看来只能在返回时再去看望他们了。

少安是第一次坐火车。他找了一个靠窗户的座位，听着车轮在铁轨上的铿锵声，出神地望着车窗外绿色无边的中部平原。最使他惊讶不已的是，眼前竟连一座山也看不见了。啊啊，世界上还有看不见山的地方？

列车喧吼着驶过辽阔的中部平原，在闻名天下的三门峡跨过铁路大桥，进入河南省。这里的黄河已经很宽阔了。少安记得，几年前他去山西丈人家买那头骡子时，也曾在一座大桥上仔细看过黄河。不过那里的黄河水面很窄，桥也没这里长。想当年，他是骑着光脊背骡子过桥的，而现在坐着火车跨过了这座更为壮观的大桥。那时过黄河，他是为了买头骡子；现在他却是为自己的砖场买一台价值近万元的机器！

孙少安带着创业者的激情，一到河南巩县，立刻就办妥了制砖机的事。

等他返回省城，算了算时间，觉得制砖机几乎和他同时出发直达铁路终点铜城，因此无法停下来去看妹妹，只好遗憾地即刻向铜城赶去。

现在，他连到少平那里走一趟的时间也没有了。从铜城把制砖机运回双水村，需要很快在此地包一辆专车。可是他在铜城人生地不熟，到哪里去包车呢？

他突然想到了他们村的金光明。听说光明去年就调到这里，当了原西百货公司驻铜城采购站的站长。

他费了好大劲，才在“劳动饭店”找到了金光明——原西的采购站在这里长期包着两个房间。

金光明戴一副金丝边眼镜，看来不像个商业干部，倒像个大学讲师。他很热情地接待了少安。尽管金家的人都对他二爸孙玉亭反感透顶，但这几年对他们一家人还比较尊重。这种新关系最初的建立，应该归功于少平——我们知道，正是他利用给金光亮家的三锤补习功课，才打破了金、孙两家将近十年的“三不政策”。

同村人突然相逢在异乡，倒使两个人都感到十分亲切。当少安向光明提出他的困难后，神通广大的金光明二话没说，很快就跑出去给他联系好一辆车。

“正好，”金光明高兴地说，“我给我哥买好了两箱蜂，还发愁没个熟人捎回去呢。这下咱俩的问题都解决了！”

“那还有啥问题！蜂可以直接运回咱们双水村。”少安说。

“先还不敢运回村里！你先捎到原西城我一个熟人家里，这人是个养蜂行家，罢了叫我哥到城里去，先学一学，再把蜂运回去。你知道，我哥没养过这东西，一下运回去，他老虎吃天，无法下手！”

光明立刻给原西城他的熟人写好一封信，交给了孙少安。他然后感慨地对少安说：“你还是有气派！敢弄这么大的事！我哥和我弟弟虽然生活没什么大困难，但钱也不宽裕，买化肥常得我操心。归根结底日子要自己过哩！我给我哥买了两箱蜂，弄好了，也是来钱处。我弟弟的情况稍好些，听说光辉媳妇在咱们村的公路边上卖茶饭，还有些收入……”

“收入不错！”少安说。

当天晚上，光明在另一间房里临时搭了个铺，少安就在这里睡了。

第二天，他坐在包车的驾驶楼里，拉着他的制砖机和光明捎给他哥的两箱子蜂，离开了铜城。

他在黄原住了一个晚上。当天下午，他跑到东关去打问雇用一个烧砖师傅。原来的师傅在他的砖场关闭后就走了，现在他不得不另雇人。烧砖是技术性很强的活，需要有个行家指导——哪怕掏大工钱也得雇个内行师傅。

交运的是，他很快就找到了一个人——他是个河南人。不过，这人说不能马上跟少安起身，得把他手头的瓦盆卖完才行。

少安一听说他卖瓦盆，心中不免有些疑问：他究竟会不会烧砖？他随即拐弯抹角问了这人一些烧砖的事，河南人倒也说得头头是道。

于是，少安当场拍板，把他的住址留给了河南人；这人保证说，他过几天一定会及时赶到双水村。

在黄原顺路办完这件当紧事，第二天少安就回到了原西。他先到城里卸下了金光亮的蜂箱子，然后在中午前后回到了亲爱的双水村。

从离开村子到返回来，他一路上只用了八天。

他的返回对双水村来说，当然是一件大事！尤其是那些企图指靠他的人，一听说他回来了，立刻兴奋地纷纷从金家湾和田家圪赶到了他的砖场。人们笑逐颜开地抚摸着他买回来的庞然大物，把这钢铁家伙看成是他们共同的财神爷。田五在闹哄哄的人群中说开了“链子嘴”——

孙少安，走河南，

买回个东西不简单，

嘴里吞下泥疙瘩，

屁股后面就屙砖！

众人的热烈情绪使少安深受感动。在生活中，因为你而使周围的人充满希望和欢乐，这会给你带来多大的满足！

第十四章

几天之后，卖瓦盆的河南人不失前约，如期地来到了少安门上。

河南师傅一到，少安的砖场就重新开张了。他一下子雇用了村中三十几号人马，开始另建四个大烧砖窑；同时开动新买回的大型制砖机，打制砖坯。

自实行责任制以来，双水村还没有过这么多人聚在一块劳动。村子南头这个小山湾里，机器的吼叫和喧腾的人声不免叫人想起当年农业学大寨的场面。但今非昔比，这里不再有红旗和高音喇叭；而最主要的是，这砖场属于孙少安个人，其他人都是来赚他的“工资”——男劳一天三元，女劳一天一元五角。少安的媳妇贺秀莲，脸上带着出人头地的满足，既是她丈夫的“副统帅”，又是给众人记工的会计。

所有来这里干活的人，都是双水村目前的“穷人”；有田家圪的，也有金家湾的。孙少安尽量满足了村里所有想来他这里赚几个紧用钱的村民。有些家户的男劳还要忙自家地里的农活，他就让他们的婆姨和子女来上他的工。他的行为大得人心，双水村有许多人为他歌功颂德。

他二妈贺凤英也来了。她还当着村里的妇女主任，只不过这职务早成了个名义。几年来，她和她丈夫在村里都没什么“工作”可做。那光景依旧过得没棱没沿，她不得不屈驾来侄儿这里赚几个买化肥的钱。少安夫妇不好意思叫二妈也和众人一样去刨土挖泥，只好让她帮秀莲在家里做饭。

孙少安搞起这么大摊场，又雇用了村里这么多人，在东拉河前后村庄马上传扬开来。有些邻近村庄没办法的庄稼人，也跑来想上他的工。他赶快婉言谢绝了。现在这么多人就够他心惊胆战的——一月下来光工钱就得开两三千块！实际上，他最多用二十几个人就够了，只是因为同村人抹不开面子，才用了如此多的人——他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一种人情和道义感，而不是他有多大经济实力。

众人在这里当然不能像在自己地里干活，可以随便晚出早归；得像以前的生产队一样，天明出工，天黑收工。

后半晌，那些从自己地里早归的村民，都不由纷纷串到这里来，蹲在砖场周围，观看少安的红火场面。在这些旁观者中间，有时也能看见我们的孙玉亭同志。

热爱大集体场面似乎是玉亭的天性。尽管他也知道，这场面和当年的农田基建大会战屁不相干，但几年来他终归又看见了一群人凑到一块劳动的场面，不能不使他触景生情，唏嘘感叹。有时候，在这纷乱的人头上空，他恍惚看见一面面红旗在风中招展……别了，往日那火红的岁月！

孙玉亭蹲在侄儿的砖场边，吸着从他哥烟布袋里挖来的旱烟，心绪烦乱地思前想后，不时用手指头把流在嘴唇的清鼻涕抹在他的破鞋帮子上。世事变了，他还是一副穷酸相。一身破烂衣服，胸前的钮扣还是缺三掉四，旱烟照样由他哥供应。要不是大女儿卫红已长成个懂事姑娘，相帮这对“革命夫妇”种地，一家五口人恐怕连口也糊不住。这不，凤英现在也只好投在“资本主义”门下，赚几个“下眼”钱。

玉亭不仅光景没变，其他“爱好”也没变。他一直不间断地到小学教师金成那里取来报纸，抢着赶天黑看完（晚上他点不起灯）。如此关心“政治”的人，至少在东拉河一带的农村实属罕见！

由于玉亭经常看报，因此在任何时候都很了解“目前形势”。

当侄儿扩建后的砖场装起第一窑砖坯的时候，对“目前形势”很了解的孙玉亭，忍不住给侄儿出了个“点子”。他对少安说：“目前报纸上正宣传帮穷扶贫的万元户哩！你比他们报纸上宣扬的那些人都突出！因此，你要叫人知道你的光荣事迹哩！”

“怎？咱自己给报纸上写稿子表扬自己？”少安笑着对一本正经的二爸说。

“还要咱自己写哩？只要你闹腾一番，他上面的人抢着报道哩！”孙玉亭嘴一撇，惊奇办大事业的侄儿竟然如此缺乏“政治头脑”。

“你说怎闹腾哩？”少安仍不明白他二爸的意思。

“嗨！这有什么难的？你干脆弄个隆重的点火仪式，给乡上和县上的机关发出请帖，让他们都来参加。你破费一点钱，办几桌酒席，晚上再包一场电影，把气氛造得轰轰烈烈。你现在又不是出不起这两个钱？再说，钱是小事，关键是个政治影响！你既然要刮风下雨，为什么不先来个吼雷打闪？你连光荣都不会光荣！”孙玉亭说到兴头上，竟然居高临下指教开了侄儿。

二爸的一番话倒使少安大吃一惊。没想到这个破败的“革命老前辈”现在还保持着这么高昂的“政治”激情。

吃惊之余，少安才细细思量，他二爸这个提示说不定还有些“意思”哩。说老实话，在此之前，他可从没往这方面想。因为村中许多人缺钱花而求到他门上，他也诚心想帮助这些人，这才促使他扩建了砖场。既然如今事情到了这一步，按二爸说的，宣扬一下又有什么不好？孙家已经晦气了几辈子，利用这机会冲冲晦气也值得！另外，那年他冒充了一回冒尖户，心里很不美气，总想堂堂正正在世人面前“光荣”一回……好，现在这也许正是个机会！

不过，他又盘算，人家上面的干部会不会接受他一个老百姓的邀请，来参加这样一个仪式呢？

当他支吾着对二爸提出这个疑问后，孙玉亭立刻胸有成竹地说：“没问题！上面正打着灯笼寻找这号先进典型哩！出了这号典型，也是他们的成绩。不怕！这事如果你情愿，就交给我来办！准保落不了空！”

孙少安被他二爸煽得心火缭乱。他即刻去征求“内当家”的意见。秀莲满心支持，说：“二爸这主意好！过个事情，你还能认识上面的干部，以后也好办事！”秀莲把孙玉亭策划的“政治活动”说成了“过事情”——就像农村办婚嫁喜事一样。尽管说法不同，其实也就是那么一回事！

少安放话以后，孙玉亭立刻紧张地行动起来。他就像当年帮助田福堂“闹革命”一样，拖拉着一双缀麻绳的破鞋，兴奋地前后村乱跑，连自家地里的活都不干了，撂给了他的大女儿卫红。

孙玉亭先张罗着在自家土炕的破席片下，找出了几张春节写对联剩下的红纸，让凤英剪了一叠“请柬”，由他亲自用毛笔填写好邀请的单位和人名；接着就火烧屁股一般蹿到了乡上。因为乡长刘根民是少安的同学，少安自己不好意思去，就把这些事全权交给二爸去执行。

我们真没有想到，玉亭在新形势下仍然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我们更想不到，他这次竟然利用这特长为“资本主义”鸣锣击鼓！无论如何，这孙玉亭还是孙玉亭；虽说“政治”不同以往，但革命热情未减半分！

当孙玉亭给乡长送上请柬，并眉飞色舞描绘了他将为侄儿设计的“点火仪式”后，刘根民也有点激动了。乡长恍然大悟地说：“是呀，少安的确是咱们石圪节乡的好典型！这样，玉亭，你把给县上的请柬放下，我现在就给周县长打个电话，争取让县上最少来个乡镇企业局的副局长参加这个点火仪式！”

孙玉亭眼巴巴地看着刘乡长给周县长打完了电话。

刘根民放下话筒，咧开嘴笑着说：“你回去给少安传话，到时周县长要亲自来参加他砖场的点火仪式哩！”

孙玉亭惊得目瞪口呆。兴奋使他浑身冒起一层鸡皮疙瘩。他拖拉起破鞋就往回跑，一路上绊了好几个马趴……

啊啊！县长也要来？孙少安一听事情闹了这么大，心里又高兴又焦急。高兴的是，他似乎真的成了个人物，连县长也要来上他的门。焦急的是，他怎样才能把这个“仪式”搞好，千万不敢闹出什么笑话来！

少安和妻子一商量，便把在他这里做工的婆姨女子都抽出来，在他二妈和秀莲的共同指挥下，碾米磨面，紧急准备待客的茶饭。与此同时，玉亭马不停蹄跑着在乡上联系好一场电影，准备在“点火仪式”结束后的当天晚上放映。

临近点火的头一天，秀莲喂肥的那头猪也在他们新家的院畔上被宰倒了……

这消息一时三刻就传遍了全村。几天来，双水村大人娃娃都早就议论着孙少安的点火仪式，热心地等待这一天的到来。

这一天终于来临了。双水村又一次沉浸在节日般的气氛中。许多庄稼人今天都不再出山，纷纷赶到村子南头孙少安新建的院落及其新建的砖场，准备观看这新时代的新把戏。

孙玉亭凭借丰富的想象力，用一把破扫帚做好了一个火把，并且浇了一瓶煤油，以便在那个庄严的时刻点燃炉火。

中午前后，石圪节原武装专干、现任副乡长杨高虎，率领乡上所有在机关的干部，先一步赶到了双水村。高虎不是生人。当年双水村搞农田基建大会战时，他就是副总指挥；并且曾协助公社主任徐治功镇压过孙玉亭和王彩娥“麻糊事件”引起的那场大动乱。前两年还来这里搞过生产责任制。

高虎一到，撇下其他人，自己先抓紧时间上庙坪山打了一会山鸡——这是他永远的爱好。与杨副乡长一起到来的还有乡上的电影放映队，他们已经动手在砖场的空地上撑起一面雪白的幕帐。

乡长刘根民还没有到。他此刻正在石圪节对面的公路上等候从原西上来的周县长。根民刚给县政府办公室挂了电话，说周县长和几个部局长以及县委的通讯干事，已经坐面包车出发了。

下午两三点钟，孙少安的砖场周围聚起了黑鸦鸦一片人群。村中大部分人都赶到了这里，加上过路的外地村民和乡干部，足有二三百人。

四点钟左右，从南面开来的一辆面包车，停在了少安家院子下面的公路上。刘根民先从车里跳出来；紧跟着，一些提黑人造革皮包的“大干部”一个接一个出了车门。

孙少安一直撵到车门口去迎接乡县领导。

当刘根民把少安介绍给周文龙时，县长握住他的手，先大大赞扬了一番他帮扶贫困户的可贵精神。

相隔几年，周文龙的变化也让我们大为惊讶。想起几年前，他在柳岔公社搞那一套极“左”做法，至今还令人不寒而栗。生活和时代的浪涛渐渐冲刷掉他身上的那些“革命”火药味，使他看起来成熟多了。省党校学习两年毕业后，他先是任原西县革委会的常务副主任——我们记得，为此，田福军曾和张有智有过一次艰难的谈话。党政分开后，文龙就担任了县长职务。

外界并不知道，县委书记一直和周文龙闹矛盾。凭过去对这两个人的印象，人们一般会认为有智同志肯定是正确的。可是，说实话，原西县这几年的工作主要是周文龙在扑腾着搞。他有文化，有专业知识，接受新思想快，又能吃下苦，经常在全县各个地方跑。而令人费解的是，有智这两年精神状态越来越消沉，动不动就跑到老中医顾健翎那里开一大包补药。工作能推就推，权力不该抓的也抓住不放。而文龙由于自己过去犯过错误，只能忍受和迁就县委书记这一切所作所为。这两个人先后发生的变化，应该提醒我们不能老是用一种眼光来看待人。不要以为一个人一时正确，就认为他永远正确。也不要因为一个人犯过错误，就断定他永远不可能再加入优秀者的队伍。道理是如此简单，事实又不断在佐证，可是生活中用不变的眼光看待人的现象却是常常存在的。幸亏田福军不是这种人，因此才不抱偏见，甚至不计个人恩怨而重用了这个曾经竭力反对过他的人……

现在，周文龙进了少安家。他开始热诚地详细询问少安的砖场情况，并不时和县上有关的部局长商讨全县范围内怎样发展蓬勃兴起的乡镇企业……

半个钟头以后，这一群上面来的领导人就在孙少安的陪同下，向他的砖场走去。孙玉亭拖拉着烂鞋，脸上带着消失了几年的狂热，手忙脚乱地在前面引路。

同一个时刻，在少安家的两个边窑里，妇女们正忙乱地准备饭菜，菜刀在案板上叮叮咣咣直响——一旦点火仪式结束，就要开始吃庆贺饭。这顿饭招待的可不是一般人！做饭的妇女们脸上都带着某种紧张神色，像是在操持敬神的祭品。为了使领导们吃饭时凉快些，田五和几个人把村里借来的几张饭桌，支架在了院子背阴的凉崖根下。

现在，以周县长为首的一群乡县领导，已经来到了砖场上。

人群立刻拥挤着包围了这些领导，纷纷观看“大干部”究竟是个什么样——老百姓能这么近看一回县长也不是一件容易事；这将是他们一生中的重大经历。

双水村我们所熟悉的那些人物，大部分都在这里露了脸。即使像金俊武这样矜持自尊的人，也经不住如此场面的诱惑，站在人群中张着惊愕的嘴巴观看这气势非凡的一幕。

可是，令人奇怪的是，我们在人群中没有发现孙玉厚老汉。

少安他爸到哪里去了？他儿子这样体面排场的大喜事，他怎么能不来跟着荣耀一回呢？

孙玉厚老汉现在就在东拉河对面山上他的玉米地里。此刻，老汉一个人心不在焉地锄庄稼，似乎和河这面的事毫不相干。

玉厚老汉今天一早就出山了。他只让少安妈过去帮儿媳妇去操劳。他自己不想参与儿子的红火热闹。不知为什么，他一点也不为儿子的壮举而感到高兴和荣耀。相反，他心中一直有种莫名的惧怕和担忧。他说不清楚他惧怕和担忧的倒究是什么。总之，即使全中国的人都为他的儿子欢呼，孙玉厚老汉也永远心怀这种惧怕和担忧啊！

当然，他今天实际上也无心做活，只是到这里来躲避某种在他看来类似灾祸一般的事件。他不时把锄撂到地里，蹲在地畔上的玉米林中，忧心忡忡地看着对面那片乱得像马蜂窝似的人群和那块高悬在人头上的“耍电影”的白布帐。在这全村欢腾喜庆的日子里，蹲在这里的他简直就像个不吉祥的怪物。而老汉自己瞅着对面人群头上的那块白布，也奇怪地联想起丧事上的孝布。

他嘴里吸了一口凉气，浑身打了一个寒颤……

这时，在东拉河这面人头攒动的场地上，孙玉亭一脸庄严点燃了他那把破扫帚，交给了侄儿。一股呛人的煤油味弥漫在空气之中。孙少安尊敬地将火把又传递给周县长。县长满面笑容走到烧砖窑口，点燃了炉火。人群中立刻掀起了一片喧哗声。干部们举起胳膊使劲鼓掌。整个点火过程的形式，倒像是召开奥林匹克运动会！

接下来，村、乡、县各级领导先后都即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当然都是表彰孙少安和贺秀莲的。

等最后讲话的周县长话音一落，孙玉亭就指挥人放开了鞭炮。霎时，噼噼叭叭的鞭炮声，人群的喧闹声，加上熊熊的炉火、飘飞的硝烟和乱脚蹚起的黄尘，把这个“点火仪式”的热闹气氛推向了高潮……

我们发现，刚才代表双水村“致词”的是羊奶喝得红光满面的金俊山（他已成了奶羊专业户）。

那么，有这么多“上级领导”光临的大场面，而且就在双水村，村里的党支书田福堂岂能不在这里露脸呢？当然，我们也知道，他一直和孙少安有隔阂。但是，福堂向来是个精明的政治家，他不会因此就连“大场面”都不顾——他终归还是双水村的“一把手”嘛！

第十五章

在孙少安砖场的“点火仪式”闹翻了双水村的时候，田福堂正一个人躺在他家院墙外那个破碾盘上，无声无息地晒太阳。

他的状况看起来十分令人震惊。

福堂的身体是完全垮了。他瘦得像一根干柴棒，原来合身的衣服如今显得袍褂一般宽松。脸色苍白不说，还蒙着一层灰暗；多时没刮剃的胡须乱糟糟地在脸上围了一圈。碾盘旁边的土地上，吐下一堆肮脏的黏痰。

他半闭着眼睛，蜷曲在这个早年间就废弃的破碾盘上，一动也不动。如果不是那干瘪的胸脯还在起伏，我们会以为他不再是个活人。

夏日的阳光热烘烘地照耀着大地。在这样的日子里，人们都巴不得躲到阴凉地方去，而田福堂却专意在这里晒太阳。只有这毒辣辣的阳光和热烫烫的石碾盘，才能使他冰凉干瘦的身体得到某种抚慰。他感谢夏天的阳光给他带来了温暖。

他没福气在这破碾盘上长时间安静地闭目养神。过个一时半刻，猛烈的咳嗽就像风暴一般把他掀起来，使他不得不可怜地趴在碾盘边上，在呕吐似的“哇哇”声中，把黏痰、鼻涕连同泪水一齐甩在旁边的土地上。这种折磨是可怕的，每一次都像要把五脏六腑从胸膛里掏出来。

咳嗽完毕，他像白痴那样发半天呆，才又躺倒在碾盘上，享受一会难得的安宁时光。

我们没有料到，当年双水村或者说整个石圪节一带的风云人物，如今已成了这副样子。在这样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对他寄予深切的同情。我们猜想，这位曾经立志要成为永贵式人物的农民政治家，此刻内心中也大概为自己而悲哀。他不知是否明白，他日趋衰败的不仅仅是自己的身体？

福堂，你此刻蜷曲在这里，像被抛弃了的孤儿。是的，大伙能看得出来，你早已对双水村的公众事务不再那么热心。但从根本上说，是双水村的公众事务不再热心于你的指导了。你现在只能孤独地躺卧在这里，反刍你往日吞咽下去的东西。

的确，对田福堂来说，现在没有什么地方比这个破碾盘更使他感到亲切。躺在这里，他起码能获得片刻的安宁。寻找安宁就像当年寻找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成了他今天的愿望。

他身下的这个破碾盘，像一张天然床铺。滚石年经月久在上面碾出的凹槽，刚好使他的瘦身板蜷曲于其间。躺在这个石头凹槽里，就像躺在摇篮里一般舒适和妥帖。

看得出来，他身下这破碾盘曾是用一块上好的石头琢打而成。石色湛蓝如水，不含任何一点杂质。从那一圈碾出的深槽判断，这碾盘已很有一些历史了。大概是滚石直把一边碾断一块之后，这碾盘才寿终正寝，结束了它的使命，被搬迁在院墙之外。想不到它现在又被主人派上了新的用场。

福堂自己也说不清这碾盘的历史。在他记事的时候，他们家用的就是这块碾盘。据他早已死去的父亲说，他也不知道这碾盘最早在什么时候起用的。那么，其历史最少可以追溯到福堂爷爷的手里。

不过，关于这块碾盘，福堂还记得，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军队进攻到这里，胡宗南将军的士兵曾在这碾盘上用美国人的面粉烙过饼子。这件事是后来听他爷爷说的。那时他二十一岁，和父母都跑到哭咽河后沟的山崖窑躲避战乱。爷爷和奶奶死活不走，他们非要留下看家不行。记得老奶奶还用灶里的炉灰把脸抹得看了叫人恶心——她怕白军欺负。听爷爷说，那些军队就在这碾盘下烧起火，在上面烙了一整天洋面饼子，还给爷爷吃过一块。当这些士兵用他们家的尿盆盛菜时，爷爷对他们说，这是尿盆。结果一个戴大盖帽的军官扇了他一记耳光，吼叫道：老子还没吃饭，你就要盆……

十几年前，这块碾盘终于在他手里用坏了。碾盘的一边掉了一大块——也许这碾盘的毁坏应该由胡宗南将军负责。

碾盘坏了后，福堂只好把它搬弃到现在这地方，另外又请米家镇的石匠打了块新的——原来的滚石仍然可以用。他现在用的碾子是新旧配套而成。

自从他的身体彻底垮掉以后，这块当年丢弃在这里的破碾盘，就成了他生活中的重要伙伴。他本人的境况似乎和这破碾盘差不多，也是被丢弃在这里的。

在白天悠长的日子里，只要有太阳，他就一直躺在这碾盘上。即使冬天，外面天气稍微暖和一些，他也要拿块狗皮褥子垫到上面，长久地仰卧在这里……

此刻，一轮咳嗽刚刚平息，他发了一会呆，便又躺在了碾盘上。他半闭着眼睛，在阳光热烘烘的烤晒下，似乎进入了一种无意识状态。

其实，在他瘦弱的胸脯下面，心潮却在滚滚不息地涌动着。外动内静，外静内动，永远如此。只要咳嗽平息，思绪接着便会活跃起来。现在，翻来覆去思考的不再是“革命运动”，而是自己儿女的事。

在很大程度上，他正是被家庭接二连三的灾难彻底击倒在这块破碾盘上的。当润生突然提出要和一个有孩子的寡妇成亲时，他就对这打击招架不住了。在此之前，女儿和女婿的不幸婚姻已经使他痛苦不堪。紧接着，如同当头响了一声炸雷，他的女婿双腿被汽车砸断。女儿重新回到废物一般的女婿身边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安慰——尽管盼望他们和好一直是他最大的心愿。润叶最终要和一个残废在一块过日子，这还不如当初就和李向前一刀两断！他知道，对于他的女儿来说，真正的灾难才“正式”开始了……

对田福堂来说，灾难绝不仅来自女儿女婿。最使他老两口痛心的，是他们视为掌上明珠的儿子，竟然鬼迷心窍，一心要和远路上那个该死的寡妇结亲。他们好说歪说，就是说不转这小子。结果，不知是真的神经出了问题，还是装疯卖傻，这润生整天哭哭笑笑，东转西游，几乎快成了死去田二的接班人。更为可怕的是，儿子在前几天终于跑了——他给他妈留话说，他要去找那个寡妇，而且永远不再回这个家来……

命运啊，如此残酷无情！这叫他老两口怎样在这世界上活下去呢？

他如今躺在这里，尽管嘴里还出气，但确实像死人一般。他活过了今天，却不知道明天该怎么办……

田福堂不是不知道孙少安今天要大耍一回排场。昨天，孙玉亭还拖拉着当年他送给他的那双破鞋，来到这碾盘前，请他今天去“出席”哩。去你的蛋！老子现在这摊场，有什么心思去赶你们的红火热闹？

但玉亭溅着唾沫星子，不屈不挠地要他代表双水村党支部去为他侄儿致“祝词”。他连眼皮也没往起抬，说：“我病成这个样子，怎去？你是不是眼睛瞎得看不见了？你叫金俊山去！”

“你终归是咱村里的一把手！”玉亭继续打劝他。

“一把手是个屁！我现在只剩一把干骨头了！”他厌恶地对他的前助手说。

“县上的周县长要亲自来出席哩！”孙玉亭又提醒他。

“我没见过个县长？我家里地委书记都有！你赶快拍县长的马屁去吧！看他能不能把你也提拔一下！”他恶毒地挖苦孙玉亭说。

孙玉亭不敢和他顶嘴，只好悻悻然走了。

田福堂知道，在这种时候，你把孙玉亭骂成个龟子孙，他也不在乎。他现在什么也不顾，只顾跑烂鞋地张罗这宗“喜事”。他会拖拉着烂鞋，一时三刻就蹚过东拉河，兴奋地出现在金俊山的院子里……

“狗改不了吃屎！”田福堂在心里骂孙玉亭。

但说来奇怪，田福堂虽然不愿去出席孙少安的“点火仪式”，并且把孙玉亭臭骂了一通，但他对玉亭来请他去代表双水村“致词”这一点，倒还满意。

哼，不管怎说，我田福堂还是村里的首要人物！这号事，不管你们情愿不情愿，还得来请我。我不去才轮你金俊山哩！甭看你金俊山成了双水村的“总理”，任何时候都是共产党领导一切！孙悟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也翻不出如来佛的手掌！甭看你们……

一阵猛烈的咳嗽打断了他的思索——正是因为内心活动过于激烈，才使这次咳嗽提前到来了。

田福堂把一堆黏痰和鼻涕甩在旁边的地上，呻吟着重新躺进破碾盘的凹槽里。唉，心强命不强呀！要是家里不出这么多灾事，他的身体也许不至于垮到这种程度；只要他身体不垮下来，那双水村这阵儿头一个红火人说不定还是他田福堂。孙少安办了个砖场，他田福堂就办个铁厂让你们瞧瞧！

不过，从内心说，他对孙玉厚的大小子还是佩服的。这小子气魄就是不小！敢到银行贷万把块钱，还雇用了村中几十号人马，弄起了砖场。现在，又请来县长，雷鸣击鼓搞什么“点火仪式”。田福堂承认，在农村，这孙少安就是个人才。他由此也自然想起了当年少安和润叶的那些“瓜葛”。唉，现在这小子扬眉吐气，前后沟踩得地皮响；而他可怜的女儿却和一个残废人生活在一起……

对于少安和润叶最终没有成亲，田福堂即使现在也无半点懊悔之意。女儿的不幸是另一回事，而决不是说她没有和孙玉厚的儿子结婚！孙少安再飞黄腾达，也是个泥腿把子。他有文化的女儿应该找个吃官饭的丈夫——当然不是缺胳膊少腿的！

眼下，他对孙少安最大的心病倒不在于他“发财”，而是他强烈地意识到，双水村的公众逐渐被这小子吸引过去了。孙少安现在尽管连个党员也不是，但几乎已经成了村中的“领袖”。某一天，双水村的“权力”是否要落入这家伙的手中？

田福堂虽然已不再热心双水村的公众事务，农村的“官”现在也没什么权力，但他只要还在出气，就不准备把党支部书记的职务交给别人。

对田福堂这样的人来说，权力即就是象征性地存在，也是极其重要的。活着时，权力是最好的精神食粮；死去时，权力也是最好的“安魂曲”。他害怕的是，他要眼睁睁看着把权力交到别人手里。不，他哪怕躺在这破碾盘上不再起来，双水村党支部书记的职位他决不放弃！哼，不管你们活得如何美气，如何红火热闹，但我仍然是管你们的！

田福堂咳嗽一轮子，又不由自主地乱想一阵子……

太阳已经西斜了，田家圪后面大山的阴影，像一只怪鸟的巨翅渐渐从山坡上铺展下来。田福堂的心情也暗淡了。他就像一只毫无抵抗能力的小鸡，怀着恐惧等待那黑色的翅膀将他笼罩和吞没。

他挣扎着从破碾盘上欠起身子，看见有许多人正纷纷从南面的公路上走出来，大声喧哗着，有的蹚过东拉河，向金家湾走去；有的在田家圪四散开走回各自的家中。田福堂知道，这些人是刚看罢孙少安砖场的“点火仪式”——那个荣耀的铺排场面大概已经结束了。

田福堂忍不住从多痰的喉咙里发出一声叹息。他感叹历史的飞转流逝，感叹生活巨大迅疾的演变。是呀，想当年，在双水村这个舞台上，他田福堂一直是主角；而现在，是别人在扮演这个角色了。他年老多病，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这里，成了生活中一名无足轻重的“观众”。

这时候，像往常一样，老伴胳膊窝里夹着他的夹袄，从大门外的院墙根下向他走来。只有这个人不会抛弃他！她用那永远的感情给予他温暖和关怀。田福堂眼里不由盈满泪水。他伤心地看见，无尽的煎熬和岁月的操磨，亲爱的娃他妈满脸皱纹，头发也已灰白。他知道，几天来，她为出走的儿子几乎夜夜在流泪……

现在，田福堂不再考虑其他事，又一次为不成器的润生痛苦得浑身发抖。他老两口终于未能挽回最后的局面，眼巴巴地看着儿子离开了这个家，寻找他那个“花妈妈”去了。而今，只丢他们老两口守在这空荡荡的院落里。这和埋进坟墓有什么区别？

田福堂一想起儿子，便涌上一腔愤慨。他爱润生，但又恨他。他之所以恨他，是因为他辜负了他对他的爱。瞧，他竟然甩下自己的父母亲，寻找一个寡妇去了！

哼，你说你不回这个家了？就是你小子回来，老子也要把你打出这个家门！你把田家的门风败坏完了，你这个败家子……

老伴走到他面前，把夹袄披在他身上，说：“太阳快落了。回家里去。”

“等一会再……”

“操心凉了……”她忧愁地看着他。

“死不了！”

她犹豫了一下，对他说：“你是不是出去寻一寻咱润生……不知道娃娃……”她哽咽得说不下去了，撩起围裙只是个揩眼泪。

“我才不寻他哩！他活着死了都和我没相干！你不要急。你就当咱一辈子没生养过儿女！”田福堂说着，一阵猛烈的咳嗽使他一个马趴跌倒在破碾盘边上。他感到喉咙里吐出来的不是痰，而是血。

老伴赶紧跪在他身边，哆嗦着抱住了他。等咳嗽平息下来后，这两个孤苦的老人竟然在这个破碾盘上抱在一起，出声地痛哭起来。

太阳在群山中沉落了。无边的昏暗刹那间便笼罩了大地……

第十六章

当一个人集中地凝视着自己的不幸时，他就很难想象别人的苦难。

远在双水村的田福堂夫妇既然不能理会儿子的一肚子苦水，又怎能想到在外县这个荒僻的村庄里，他们所诅咒的那个年轻的寡妇，却是如何在水深火热中挣扎……

自从答应了润生的求爱以后，不幸的红梅就一直在等待这个男人的到来。

在最初那些日子里，这个本来对生活已经绝望的人，热情慢慢又在心中死灰复燃。她万万没有想到，命运又使她和田润生相遇。而且他不嫌她孤儿寡母，竟然很快就提出要和她一块生活。她能感觉来，老同学对她是一片真心。这就像冰天雪地里遇上一盆炭火，她在无限的感激中立刻对他产生了不亚于当年对顾养民和死去的丈夫所具有的那种恋情。而这种恋情也许更为深厚——因为她在艰辛的生活旅途上已经精疲力竭，急需要静静地投身于一个男人的怀抱，永远和凄风苦雨告别。

当润生向她表明了心迹，继而返回原西和他父母通报这件事之后，郝红梅就沉浸在新的热望与期待中。她顿时感到，胸腔里那颗冰冷的心重新被热血融化，开始强有力地跳动起来。她从墙上摘下那面被灰尘蒙盖的镜子，用手帕揩净，忍不住端详自己的容颜。她看见，那瘦削的脸颊上，似乎泛出了两片红晕。她再一次体验到女人的那种羞涩的幸福。

紧接着，她不由自主地开始收拾自己的家。

自从丈夫死后，她就无心再打扫这孔窑洞。东西乱七八糟扔在四处，窑壁上吊着肮脏的灰线。现在，她就像过春节一样，头上罩起花毛巾，用了整整一天工夫，把这孔窑洞收拾得干干净净。她寻思，要是润生做通了父母亲的工作，说不定很快就会来这里和她成亲。当然，他们不会请客待宾“过事情”，但应该让润生有一种“新房”的感觉。此外，她又打开箱子，细心地查点了两个人的铺盖。那床从没沾身的新被褥让润生盖。出于一种忌讳，前夫用过的所有东西她都不能让新夫碰摸着。

几天之内，红梅就把所有要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了。有些事要等润生来后，两个人得商量一下再说。

所有这一切她都在静悄悄地进行。村里人谁也不知道她将再嫁；连前夫家的人也不知道。她先不准备给公婆和前夫的弟弟说这件事。她知道他们挡不住她。他们也不会挡。事情明摆着，他们总不能让她守一辈子寡——这不是旧社会！她有权利重新为自己建立一个完整的家庭！

当然，在她正式和润生结婚前，一定得给前夫家里的人打招呼——因为她的孩子，使她和这家人的关系永远不可能割断。孩子不仅是她的骨肉，也是他们的骨肉。

不过，这一切都要等亲爱的润生到来之后，才能进行……

可是，润生却迟迟地没有到来。

起先，红梅还没有十分焦急。是呀，润生要说服父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农村，除非实在没办法，一般人很少娶寡妇为妻；更何况，她还带着个孩子！至于像润生这样的家庭，她上高中时就知道，在农村属于“上等”人家，并且还有在门外工作和当大官的亲属。人家不是找不下对象，为什么要她这样一个可怜的寡妇呢！

不过，郝红梅相信田润生对她的感情是深切的——他们甚至已经在一个被窝里同宿过一夜……

三个月以后，润生还没有来。

郝红梅这才有点焦急起来。

正在她惶惶不安的时候，突然收到了润生的一封信。红梅高兴的是，润生在信中除过像往日那样表示对她热烈的爱恋和思念外，并且还告诉她，说他很快就会回到她的身边。他没在信中提及他父母的态度。红梅猜测，老人大概同意了；要不，润生不会说他马上就来……

但是，整整一个秋天过去了，田润生还没有来。

冬天又过了，仍然不见他的踪影……

日月如水地流逝，转眼间就是一年。现在，郝红梅依旧孤单地带着自己的孩子，像土拨鼠一般悄无声息地生活着。

她苦心等待的那个人终于失去了音讯……

可怜的红梅再一次陷入到绝望之中。心头复燃的火焰重新熄灭，脸颊上泛出的那两片红晕也消失了。生活又回到了往日那一片凄风苦雨之中。

这就是你的命运，她想。既然你生来就要无尽地受苦受难，你为什么要相信那偶然一瞬间出现在你面前的光辉呢？你呀，永远不要再抱什么幻想！命运决定你就该如此生活……

那种由希望所带来的幸福，以及这幸福被粉碎后的痛苦，都很快退潮似的一齐消失了。郝红梅又日复一日开始了她那麻木不仁的生活。她带着自己的孩子，做饭，喂猪，种地。没有笑容，也不哭泣。没有过去，也无未来。天明时，她去干活；天黑时，她就睡觉。所谓明天，也无非是和今天同样的一天……

她的小亮亮跟着她，就在这寂寞的日子中一天天往大长。他是个好动的孩子，一刻也不停地跑动和玩耍。母子俩相依为命，他从不离开她身边。她在地里劳动的时候，他就在周围玩。他最爱玩的是打窑窑，每天都要在地里造几孔“窑洞”。唉，他父亲就是打土窑才丧命的……

不知哪一天，孩子突然问她：“妈妈，人家都是爸爸在地里干活，你为什么不让爸爸干？我的爸爸在哪儿哩？”

孩子的问话像尖刀一般戳在了她的心口。她几乎想放开声哭一鼻子。

她强忍着泪水对儿子说：“你爸爸……到外面去了……”

“他什么时候回来？我可想他哩！”亮亮追问她。

她把儿子紧紧搂在怀里，无声地痛哭起来……

在这期间，她父亲从原西的老家来此地看过她两次。老人面对她的悲惨遭遇，也只是流泪和叹息。他一边流泪，一边打劝她歪好再寻个人——出走也可以，招个人上门也可以。总之，她不能一辈子就这样一个人里外操磨。父亲第二次来的时候，说他已经在原西老家那里打问好几个“茬茬”，让她回去见见人；如果能行，就赶快解决这件事。

不，她不回原西去。她现在心灵上的新创伤还在流血，为什么要回原西重温往日的伤痛？再说，她熬苦惯了，如今孩子也已经长大，她不愿再去寻找一个陌生的男人。

郝红梅绝不再相信，她还能在这人世间找到温暖和幸福。如果和一个不合心意的男人生活在一起，那还不如就这样静静地度过一生。她觉得，她有能力独自把亮亮带大。只要这孩子有出息，她还要好好供养他念书哩！要说她对未来还抱点什么希望的话，那就是她的亮亮。她不愿孩子到别人门上受委屈。虽然是这样的艰难，但她要像老母鸡一样，用她的翅膀保护这孩子，以免使他受到伤害。她深知生活本身有多么严酷！

但是，她无法向父亲说明的还有另外一个理由。

可怜的人！我们知道，你内心深处还在思念着润生。

是啊，自从这个人出现在她的生活中，她就深深地依恋上他了。这是她悲惨岁月里的爱情，因此这爱深沉而又深刻。尽管一年来他杳无音讯，但她仍旧深藏着一缕揪心的期待！

有时候，她躺在夜晚的黑暗中，不由得回想起他怎样把那一块块石炭背到她院子来；又怎样用两条瘦弱的胳膊真诚而亲切地搂抱她，并且喜爱地亲吻她的亮亮……是的，他爱她，爱她的孩子；她和孩子也爱他。她终归是上过学的知识妇女，因此她仍然希望未来家庭的组成应该以爱情为基础。说实话，当初她和养民的爱情是不成熟的。她和前夫是在这种不成熟的爱情破灭后结婚的，开始时也并没有多少感情。后来生了孩子，她刚开始萌发了一些爱，结果他却离开了人世。她感到，她和润生的感情才是一种成熟了的感情——因为在此之前，她已经饱尝过生活的各种滋味……

花朵是美丽的，果实的价值更高。

可是，说来说去，在她的爱情之树上，无花也无果。

但不论怎样，她绝没有再找另一个男人的打算！她准备就这样一个人带着她的亮亮，静悄悄地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

郝红梅万万没有想到，她竟然不能这样静悄悄地生活！

在以后的日子里，村里一些男人不时出现在她破败的院落。这些人有老有小，大都是光棍。

她的另一种灾难开始了。

这些酸眉醋眼的男人你来我往，坐在她的炕栏上，厚颜无耻地说些不堪入耳的骚情话。尤其是一个叫毛蛋的老光棍，还殷勤地给她担水扫地，强制性地坐在她的灶火圪里，帮她拉风箱。天黑时，如果不是她摔盆子掼碗表示出厌恶，毛蛋是不会离开她家的。

郝红梅知道毛蛋们企图在她这里得到什么。

不！他们的企图不会得逞。她需要男人，但不需要这种男人。

她发愁的是，她又对这些人的纠缠无可奈何。她总不能把这些斜眉吊眼的家伙用棍子打出她的家门。她鼓不起这种勇气。在农村，处理这种局面自有许多为难之处。这些人都是同村邻舍，有的还是她死去丈夫的长辈。如果他们还没动手动脚，只说些八竿子打不着的骚情话，她只能在容颜上表示自己的愤怒而别无他法。但这些死皮赖脸的家伙又根本不在乎她的容颜，只管到她这里来“串门子”。

红梅的生活陷入了新的困境。夜晚，她有时还能听见院子里传来令人心惊的脚步声。她不得不在门叉子里别上切菜刀……

炎热的夏天来临之后，郝红梅便格外地繁忙起来。

一大早，她就做好了两顿饭。家里吃一顿，饭罐里提一顿，然后引着孩子一整天都泡在地里。

中午她不回家。母子俩在地里吃完饭，找个阴凉处睡一会，又继续开始干活。儿子也有他自己的“营生”——刨土窑窑。

沉重的劳动使她双手打满了血泡。血泡又被锄把磨成了硬茧。那张原本俏丽的脸庞，被毒火似的阳光烤晒得又红又黑。少女时期的娇艳荡然无存了，看起来就像秋天北方山野里一株朴素的红高粱。毫无疑问，她早就成了真正的劳动妇女。

但是，心灵的凄苦和劳动的折磨，仍然没能改变她身上那种漂亮女人的诱人魅力。现在，她那苗条丰满的身体更给人一种健康的美感。直到如今，她仍然保持着上学时的卫生习惯，牙齿刷得雪白，内衣经常换洗得干干净净；一身灰土之中，散发出芬芳的香皂味。

不用说，在农村庄稼人的眼里，郝红梅是个“洋婆姨”。那些老小光棍们提起她来，就像提起他们永远吃不够的肥猪肉一样，馋得直淌口水。

这一天，红梅在河对面锄她的玉米。

临近中午，她照例和亮亮在地里吃完早晨带来的饭，就躺在凉崖根下睡了。好动的儿子从不睡午觉，他继续到后边那个小土圪去完成他的“土建工程”。

红梅躺在地上，用一块花手帕遮住脸，不一会就睡着了。

其实，在野地里睡觉从来都是不踏实的。风声，流水声，小鸟的啁啾声，时刻伴随着恍惚的梦境。她常常半睡半醒，心中总是牵挂着不远处玩耍的孩子。

她耳边似乎隐约传来锄头在地上刨土的声音，而且听起来很近，就像在身边。

锄地？谁锄地？锄她的地？谁给她锄地？

睡梦中的一连串发问，使红梅醒了。

她睁开眼睛，揭去蒙住脸上的手帕。

她的心脏一下子狂跳起来！她看见，老光棍毛蛋只穿件短裤，几乎裸着身子在给她锄地。

他现在已经“锄”到了她身边，眼睛盯着她，咧开嘴只是个笑，手里的锄头接连砍倒了好几棵玉米。

她一下子从地上站起来，一时倒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这时，毛蛋一把将锄扔下，突然脱掉自己的裤子，张开双臂扑过来搂住了她。

在她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饿狼一般的毛蛋就把她按倒在地上，并且开始扒她的裤子。

她惊恐而绝望地喊叫了一声，抓起一把土挣扎着扬在毛蛋的脸上。毛蛋一声不吭，只管扒她的裤子。

在这危急之时，亮亮听见母亲的哭叫跑过来了。孩子没命地哭着，举起手中的小镢头就在毛蛋的光屁股上砍了一家伙！

毛蛋一声惨叫，爬起来提起自己的裤子大撒腿跑过了小河。

亲爱的儿子用暴力把暴力下的母亲解救了出来。

红梅勉强束住了自己的裤带，浑身抖得像筛糠一般。她头发散乱，目光呆滞，满脸灰土，竟连哭泣都忘记了。

她也不管儿子的哭叫，慢慢爬起来，向旁边那棵椿树走去。

她来到树下，解下自己的裤带，在椿树的枝杈上挽结起一个环。她把裤腰别好，就毫不迟疑地把自己的头向那个高悬的环伸去。透过那环，透过椿树的枝叶，她看见了破碎的蓝天、乱针般飞散的阳光，以及一朵被撕烂的白云……

当她把头伸进那个将结束她一生悲惨命运的圈套时，她突然看见了儿子糊着鼻涕泪水的小脸。

孩子扬起肮脏的脸，问：“妈妈，你在干什么？”

泪水淹没了她的双眼。她把头从那环中缩回，弯下腰紧紧搂抱住孩子，放开声号啕起来。

午间的山野死一般寂静。轻风吹拂过绿色的玉米林，像千万双小手在挥扬。村中传来一声牛的沉重的哞叫……

三天之中，郝红梅没有出她的家门。

可是，三天之后，我们看见，这不幸的人又出现在了她那块未锄完的玉米地里。小亮亮欢蹦乱跳，继续在打他的小土窑洞。她头上罩块白毛巾，脸上带着惯常的麻木，一声不吭地锄她的地……

在一个满天飞霞的傍晚，有个提着小包的瘦高个青年，从前沟道的架子车路上走来。他蹚过霞光染红的小河，来到了这块玉米地，一直走到了她面前。

这是田润生。

对红梅来说，这个人就像从天而降！

她说不出话，流不出泪，只是惊讶地看着他。世界在一瞬间凝固了。紧接着，天地一齐像飞轮般旋转起来。

亮亮惊恐地依偎在红梅身上——他对任何走近母亲的男人都永远怀着惧怕。孩子问：“妈妈，他是谁？”

她嘴唇颤动着，哽咽地说：“这是……你的爸爸！”

她抱起儿子，幸福地闭住眼睛，投向他伸开的双臂之中……

第十七章

远在另一块蓝天下的孙少平，根本不会想到，他少年时期的恋人，历经那么多磨难后，最终投身于他同村同学田润生的怀抱。

生活就是这样不可思议。就他而言，往日那些令人断肠的情思，随着时光的流逝，早已不留任何痕迹地消失了。而谁能想到，如今命运又把他和另一个同村人纽结在一起？

青春年华如同晨曦与晚霞，绚丽多彩而又变幻莫测。

就说他和田晓霞吧，目前的关系也许仍然是一种云雾难辨的境况。

不久前，光彩照人的田晓霞突然出现在大牙湾，着实使孙少平感到难以言状的幸福和激动。

本来，他成了一名正式工人，对自己的生活已经够满足了；在他内心深处，对他和晓霞未来的结局，并没有寄托十分的期望。他的社会地位和生活道路决定了他对这件事的悲观论断。他永远是这样一种人：既不懈地追求生活，又不敢奢望生活过多的酬报和宠爱，理智而清醒地面对着现实。这也许是所有从农村走出来的知识阶层所共有的一种心态。

可是，无论他怎样想，亲爱的晓霞却风尘仆仆到这黑色王国看他来了。

她来了，像一股清风，一缕阳光，一时驱散了他心头缭乱的云雾。在那短暂而美好的日子里，他再一次饱饮了爱情的甘露。时间在那一片刻不再流动。忘记了过去，也不想象未来。他真愿那一瞬间变为人生的永恒……

现在，随着晓霞的离去，那种缭乱的云雾又渐渐开始在他心头凝聚。唉，一旦她在他眼前消失，她就变得像故事中的人物一样虚幻——他又看不清她的真实存在了。

在孙少平的想象中，身处都市的田晓霞生活一定是满地鲜花，一片流彩飞霞；转而想想自己，现在仍然是满脸煤黑，一身臭汗，在阴暗的井下牛马般干苦力活。如果没有晓霞的存在，他在他的环境中就会心平气静，用煤矿工人一天中的喜怒哀乐来组成自己的全部生活。可现在，他却不能不从自己心灵的湖水中一次次腾升起浪漫的彩虹，企图探寻和连结一个飘渺的世界。是的，浪漫的彩虹！飘渺的世界！而实际上，他自己的生活天地永远只是这单调肮脏的井上井下和无休无止的流血淌汗！

唉唉！你可不能沉醉于一种现在还说不来的幻想之中；你必须凝视着你双脚踩踏的土地。大牙湾的一切对你才是真实可信的。无论这里有多么艰苦，但这里的生活是真正属于你的。你只能在这黑色世界里，寻找你生存的价值。别难过，想想看，当初你漂泊黄原，在那样的境况中，你都从没失去昂扬的意志；而现在，正如你已经感受到的那样，生活才真正算走上了大路。你应该感谢命运给予你的机遇。你有了工作；你不再为吃饭和睡觉而熬煎；你还有可以自由支配的金钱。话说回来，就是你和她的爱情，也许还不全是你所想象的一道稍现即逝的彩虹……那么，你，又有什么可伤感的呢？

自从晓霞离开煤矿后，孙少平就一直纠缠在一团纷乱的思绪中。他对自己和晓霞关系的疑虑是自然的，也不是始于今天。想想他所处的地位和境况，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他的心情。我们也不必过分担心。少平向来具有说服和开导自己的本领；他不会因此就使自己的精神陷于困顿——直接的结果有时却恰恰相反，他反而奇妙地对生活更加激发起了热情！

是的，少平每当抬头望见巨塔般雄伟的选煤楼和小山一般的煤堆，或耳听火车和煤溜子隆隆不息的喧吼声，他便会忘记焦虑和痛苦，周身的血液由不得沸扬激荡起来。有时候，在黑暗的井下，他和同伴们在死亡的威胁中完成了一天的任务，然后拖着疲惫的双腿摇摇晃晃走出巷道，升上阳光灿烂的地面，他竟忍不住两眼泪水濛濛。是啊，他们有理由为自己的劳动自豪。尽管外面的世界很少有人想到他们的存在，但他们给这世界带来的是力量和光明。生活中真正的勇士向来默默无闻，喧哗不止的永远是自视高贵的一群。只不过，这些满脸黑汗的人，从来不这样想自己，也不这样想别人。劳动对他们来说是一件惯常的事：他们不挖煤叫谁挖呢？而这个世界又离不开这些黑东西……

拼命挣扎八九个小时上了地面，有家室的工人马马虎虎洗个澡，连那可爱的太阳都不多瞧几眼，就纷纷走向各个黑户区，钻进了那些低矮的窝棚土窑中——那里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太阳。他们会安然地坐在小饭桌前，抚摸着孩子，大口大口地喝酒吃菜。那些腰里束着围裙的婆姨们，就像和丈夫久别重逢似的温柔亲热，殷勤地侍候他们吃好、喝好、休息好；然后暖好被窝，周到地给他们性的体贴和关怀。作为一个没有户口、没有工作的煤矿工人的妻子，这就是她们的天职。矿工们正是在妻子温暖的怀抱中，重新恢复了力量和勇气，再一次唤起庄严的生活责任感，几个小时后，又穿上冰凉肮脏的工作衣，从那个“黑口口”里钻入到地层深处……

没有家室的光棍们，只好到职工灶上狼吞虎咽吃喝一顿，然后大部分人都回到集体宿舍，倒在自己的床铺上蒙头大睡了。也有一些心神不安的人，出去在矿区无所事事地乱窜一通。他们有时会蹲在二级平台食堂外的墙棱边，永不厌烦地观看下面小广场上的人来人往。特别是碰巧从矿部大楼里走出一位女干部，那这一天就算是交了好运。看女人不犯法。看！直要把你看得连路也走不成；最好再看得你跌一个马趴！

在煤矿这个大世界里，什么人也有，什么事也出。在某些方面，它像军队一般严格。在另外一些方面，它又散乱得无边无沿。有人勇敢地流血牺牲，有人却在偷鸡摸狗；有人栽花种草，有人却看哪里干净便故意把哪里弄脏；有人学英语，有人说脏话。即使同一个人，有时候会把事干得叫你肃然起敬，有时却又叫你哭笑不得，甚至使你讨厌和憎恶。

这是一个奇特的生存部落。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高尚与卑俗，新的与旧的，全都混杂并存，交织在一起。

当然，煤矿看起来似乎比任何一个地方都乱，但实际上任何生产单位都又很难和它严密的秩序相比。矿务局总调度室对全局二十几个矿井下面成千上万人的劳动，每时每刻都了如指掌。局长本人的电话任何时候都能直接和某个掌子面上的班长通话。这是一张联络紧密的大网，即使某个最小环节的失误，也会引起全局的震动。

别以为乱就会失去秩序——你去看看蜂房里的情况就明白了。

但煤矿终究是煤矿。对于一个生活在其间的人来说，除过在生产岗位上按章作业，生活中就大都得靠自己管自己了。人是这么多，劳动又这么沉重，谁告诉你应该怎样生活或不应该怎样生活？当然，要是你犯了法，公安局会来找你的。

对于大部分矿工来说，劳动，赚钱，睡觉，把自己的小窝尽量弄合适一些，有精力的话，再去看一场电影，这就够满足了。

但孙少平无法长期忍受这种生活。他慢慢开始为自己找点另外的事，以弥补他精神上的空缺。

他首先想到的是学习。前不久，他曾经对晓霞谈起过他的抱负——准备将来报考煤炭技术学校。

晓霞走后不久，他就满怀着对自己未来生活的激情，四处奔波着，终于找全了过去高中时的数、理、化课本和一些参考书。

尽管这是复习过去的功课，但和从头学没什么区别。我们知道，他们上学的时候，基本没有学什么文化，大部分时间都搞了“革命”。

整整一代人知识素质的低落，也许是“文化大革命”最为严重的后果。教育的断层造成当今国家中生代人才的断层。其消极痕迹，到处斑驳可见。而迅猛发展的生活进程又对人的知识提出了严厉的要求。被贻误了的一代只能痛苦地在以下二者中选择：要么被生活淘汰；要么走“在职进修”的道路。好在国家也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到处在开办“电大”、“业大”和“自修大学”，为这些人创造学习条件。

少平上井后，尽量抓紧时间演习功课。这是一件相当沉重吃力的事，甚至比挖煤都要艰难。不过，这种艰难带给人的是心灵的充实。人处在一种默默奋斗的状态，精神就会从琐碎生活中得到升华。

正当孙少平沉醉于各种公式、定理和化学分子的时候，晓霞的一封信却把这一切打断了。

这封信看起来和往常的信没有什么不同。信中除过海阔天空，谈东论西，也同往日一样表达了她对他的炽热感情和无尽的思念。只是在信的后面，她隐约地提到和她一块工作的一个男人似乎在追求她。而最使他震惊的是，她竟然没有“攻击”这个人。她并且坦率地告诉他，这个人的名字叫高朗，也是原西籍人，还是什么中央某个“老”的后人等等……

一刹那间，少平感到就像一块矸石砸在了他的脑袋上，眼里火星乱飞！

他随手把信扔进箱子，一个人脚步趔趄地走出宿舍。

他糊里糊涂穿过矿区，而又不知道他该去哪里，眼前一切都是矇眬迷茫的；矿区各种建筑物像顽皮的儿童胡乱堆垒的积木。高耸的井架倾斜了；不是天轮在旋转，而是整个天空在旋转。

“天啊……”他嘴里喃喃地叫道。

他自己并不清楚，他沿着铁道的枕木，一直走出了矿区，已经来到了东头的山野里。

他呆立在一块收割过小麦的地边上，茫然地望着辽远的山峦和模糊的地平线。他牙齿咬着嘴唇，眼里旋转着泪水，喉咙上堵塞着哽咽。此刻，他又想起了早远年间的那个傍晚，他从原西中学的篮球场上走出来，恍惚地立在原西河边的情景。现在，他再一次为了爱情的伤痛，而难过地立在这里。生活使他重新扮演了往日的角色。生活，生活，这就是生活！

随着一声汽笛的长嚎，一辆自东而西的运煤专列隆隆地驶过旁边的铁道。气势磅礴的火车头喷出一团白雾淹没了他。淹没！一个平凡而普通的人，时时都会感到被生活的狂涛巨浪所淹没……

你会被淹没吗？除非你甘心就此而沉沦！

不，你仍应该挣扎着前行。你对这件事本来就忧心忡忡，并且早已做过悲剧结局的判断。那么，这幕残酷的戏剧早点收场有什么不好？你仍然应该是你！你说呢？他伤感地问自己。

是这样！他悲壮地回答自己。

孙少平没有想到，他一直惴惴不安的事终于发生了，而且来得这么快。既然或迟或早总有这么一天，也许的确越早越好。

可是，他的思路从这方面走入极端以后，又不由回过头来掂量她在信中所说的另外的话。是呀，她还说她在爱他，想念他。

也许这话依然是真诚的。

应该相信她吗？

他立刻冷笑了一声。

这冷笑不是对晓霞，而是对他自己。

你，一个掏炭小子，怎么能和那个叫高朗的记者相匹敌？别再做梦了，你这可笑的家伙！

当然，你……也是可怜的。他有点哽咽地对自己说。

太阳的最后一线光辉在地平线那边完全消失了。满天红霞变为沉沉暮云，如同火焰熄灭后剩下了一堆灰烬。

孙少平在苍茫的暮色中转过身来，怀着痛苦的失落感，沿着铁道旁空荡荡的小土路，向矿区走去。大脑里的生物钟提醒他，不久就该下井了。他一边走，一边抬起肿胀的眼皮，看见前面又亮起了那一片熟悉的灯火。

他过了冷清清的小火车站，不由从旁边拐上山坡，向师傅王世才家走去。现在，也许只有那个亲切的院落，才能给他一些抚慰。

真的，走进师傅家，就像回到了自己家。他立刻被一种温暖的气息所包裹。惠英一边责怪他好长时间不来吃饭，一边麻利地为他斟酒端菜，明明拉着他的手，竟然给他讲起了故事。师傅催促让他趁热吃菜，多喝一点酒。他破例喝了一大玻璃杯白酒，直喝得头晕晕乎乎，两条腿像离开了地面……

晚上，他和师傅相跟着从家里走出来，准时来到井下。多大的痛苦也不能打乱日常生活的节拍——这就是他精神强大的根本所在！

这一个晚班，孙少平几乎发疯似的干活。为了心中的痛苦，为了使这痛苦变为麻木，他借着酒劲，百斤重的钢梁铁柱在手中抡得像孙悟空的如意金箍棒。攉煤的时候，他把上衣也脱光撂在了回风巷中。铁锹雨点般在煤堆中起落。在他旁边不远处，安锁子背对着他，身上一条线不挂，撅着光屁股一边攉煤，一边嘴里还骂着什么——他就是不骂人，也要骂骂煤溜子或铁锹什么的。

孙少平突然在一片纷乱中，看见溜子上拉出来一根钢梁，几乎像闪电一般朝安锁子的光屁股上戳去。在他还来不及发出那声惊叫的时候，就见从老坑里蹿出一条黑影，把那根长矛似的钢梁拼命往自己那边一扳，紧接着便传来一声悲惨的喊叫！

这分明是师傅的声音！

少平丢下铁锹，几步就奔到了他身边。

所有干活的人都跑过来了。有人立刻用灯光晃动着，让机头那边停下了溜子。带班的副区长雷汉义也从机头那边跑过来。

那根钢梁无情地从王世才的肚子里戳进去，一直从后背上穿出来。

他死了！

少平把师傅抱在怀里，在黑暗中闭住了眼睛。

不息的热血在涓涓地流淌。这是矿工的血。血渗进煤中；血成为黑色——这染血的煤将变为熊熊炉火。难道我们还不能明白，为什么炉火总是那样鲜红……

雷汉义双膝跪下，用自己的嘴对着那张没有气息的嘴，做人工呼吸。虽然毫无指望，但矿工们一个接一个对着王世才的嘴，希望用自己的气息让班长复活。

雷汉义沉默地摆了摆手，人们停止了这徒劳的努力。副区长再一次双膝跪地，在老战友的额头上亲了亲。

黑暗中一片死一般的寂静。

不知什么地方，梁柱在大地的压力下，发出“叭叭”的声响。

少平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把师傅背起来，离开掌子面。所有的人都跟在两边，沉寂地爬出了回风巷。

下绞车坡了。安锁子和其他人分别捉着师傅的胳膊腿，生怕被岩壁碰磕着——他身上的伤已经够多了……

在风门口，雷汉义自己背起了王世才。他叫几个人跟他上井，然后打发少平和其余的人都回掌子面继续干活。

区长的话就是不容违抗的命令。

是的，生产不能停——这就是煤矿！

安锁子不服从区长的决定，非要护送师傅上井不行。

雷汉义对安锁子说：“你他妈的吊着朘子怎上去？”

这时，大家和安锁子本人都才发现，他连裤子也没穿，还光着屁股。

当师傅的尸体在井口的报警铃声中升上地面的时候，他刚刚淌过血的掌子面上，煤溜子又隆隆价转动了……

第十八章

对于煤矿来说，死人是常有的事。这不会引起过分的震动，更不会使生产和生活的节奏有半点停顿。

当医院后边的山坡上又堆起一座新坟的时候，大牙湾的一切依然在轰隆隆地进行。煤溜子滚滚不息地转动，运煤车喧吼着驶向远方；夜晚，一片片灯火照样灿若星汉……

王世才却和这个世界永别了。不久，青草就会埋住他的坟头，这个普通人的名字也会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

只是他近二十年间的劳动所创造的财富，依然会在这个世界上无形地存在；他挖出的煤所变成的力量永远不会在活人的生活里消失。

我们承认伟人在历史进程中的贡献。可人类生活的大厦从本质上说，是由无数普通人的血汗乃至生命所建造的。伟人们常常企图用纪念碑或纪念堂来使自己永世流芳。真正万古长青的却是普通人的无名纪念碑——生生不息的人类生活自身。是的，生活之树常青。

这就是我们对一个平凡世界的死者所能够做的祭文。

一个普通人的消失对世界来说，的确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可是，对大牙湾煤矿黑户区这个小院落来说，这似乎就是世界的末日。我们知道，这里曾有过一个多么温暖而幸福的家。现在，妻子失去了丈夫，儿子没有了父亲。他们的太阳永远陨落了……

几天来，不幸的惠英一直在床上躺着。

直到现在，她还不相信丈夫已经死了。她披头散发，两只眼睛像蜂蜇了那般红肿。即使风摇动一下门环，她也要疯狂地跳下床，看是不是丈夫回来了？面对空荡荡的院落，她只能伏在门框上大哭一场。可怜的明明抱着她的腿，跟她一起嚎哭。

她自己水米难咽，但总得要给孩子吃饭。

饭桌上，她像往日一样把丈夫的筷子和酒杯给他摆好。这是一种无望的期待。但她又相信，丈夫一定会像过去那样罗着腰从门里走进来，坐在这张饭桌前，抚摸着明明的头，笑眯眯地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但是，他永远不再回来。

她躺在床上，凄苦地搂着可怜的儿子，不管白天还是晚上，眼前尽是一片黑暗。梦境中，她感觉她还躺在他结实的怀抱里。醒着时，耳朵在固执地谛听着外面院子的动静，期盼某种奇迹的出现。

这天，她真的听见了院子里传来一阵脚步声！

她破门而出。

走进这小院的是孙少平。

几天来，孙少平和这不幸的母子俩同样悲伤。晓霞的来信和师傅的去世，使他精神上扛起了双重的十字架。他先顾不得再为自己的感情而痛苦，却被师傅的死压得喘不过气来。眼前这个家庭的全部灾难，也就是他自己的灾难。没有任何考虑，他就自动地、自然地对这不幸的家庭负起了责任。

少平知道，惠英嫂和明明眼下多么需要人来安慰。师傅死得太突然，他们很难在这个打击中恢复过来。如果是在疾病中慢慢被折磨而死，亲属也许不至于长时间陷入痛苦。而在毫无精神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失去了最亲近的人，那痛苦就格外深重。

他无法用言语来安慰嫂子和明明。言语起不了什么作用。他来到这个愁云笼罩的家庭，只能干一些具体的活。

他干活，并且尽量弄出声响，使这死气沉沉的院落有一点活人的气息；使这痛苦不已的孤儿寡母重新唤起生活的愿望。他干活，也使他自己冰冷的心恢复一点热力。他知道，人的痛苦只能在生活和劳动中慢慢消磨掉。劳动，在这样的时候不仅仅是生活的要求，而且是自身的需要。没有什么灵丹妙药比得上劳动更能医治人的精神创伤了。少平对此已经有过极为深刻的体会。

现在，他走进这个不幸的家庭，第一件事首先是做饭。

他笨手笨脚，忙里忙出，做好饭让明明吃，并把饭碗双手端到嫂子床前。在他们吃饭的时候，他就到院子里去劈柴、打炭、补垒残破的院墙。随后，他又担起桶，到土坡下的自来水管去挑水。

在这些日子里，他再也没心思去动一下课本。他一上地面，就匆忙地赶到这院落，默默地干起了活。除此之外，他不知道该怎样使惠英嫂从这可怕的灾难中缓过气来。

孙少平把门里门外的活干完，把房子和院落收拾得干干净净，就引着明明到矸石山上去捡煤。他在山里给明明逮蚂蚱，拔野花，千方百计使孩子快乐……

这天，他担着从矸石山上捡的两筐子煤块，引着明明回到师傅家。明明一进门，就把他给他拔的那一大束野花捧到妈妈床边，说：“看，孙叔叔给我拔了这么多花！妈妈，你说好看吗？”

“好……看……”惠英嫂嘴角第一次掠过一丝笑意。

孙少平猛地转过身，眼里旋转起两团热呼呼的泪水。噢，那一丝笑意正是他所期待的！他多么希望惠英嫂从黑暗中走出来，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为了明明，也为了她自己。

孙少平天天如此，来这个院落干活，带着明明到矸石山上去捡煤。每次从山上回来，他都要给明明拔一束野花，让孩子送到母亲面前。他还把这五彩斑斓的花朵插在一个空罐头瓶中，摆在惠英嫂卧室的床头柜上。花朵每天一换，经常保持着鲜艳。鲜花使这暗淡灰气的房屋有了一线活力和生机。

惠英嫂终于从床上爬起来，开始操持家务了。

当然，这不是仅仅因为那束鲜花。她没多少文化，不会像诗人那样由花而联想到什么“生活意义”。不，她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她死去丈夫的这个徒弟所感动。她想她不能就这样一直躺在床上，让少平门里门外操劳。她承认，正是有了少平的帮助，才使她感到生活中还不是无依无靠。既然命运使她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她就得再挣扎着去生活。

按照国家的政策，她不久就顶替死亡的丈夫，被矿上录用为正式工人。随之而来的是她母子俩都吃上了国库粮。令人心酸的是，这一切都是她亲爱的人用生命所换取的。

但这无疑给这个寡妇增加了生活下去的力量。

她像大多数因失去丈夫而被招工的妇女一样，被安排到矿灯房去工作。少平很为惠英嫂高兴，这样，她或许能在工作中慢慢抹掉心中的伤痕。

“你不要再为我们操心了。嫂子有了工作，日子就能过下去。”她对少平说。

“你不要担心，嫂子。家里有什么事，都有我哩！”

她含着泪水对他点点头。

说实话，至少在眼下，她不能没有他的帮助。这不仅是生活中的一些具体事，而更主要的是，她在精神上需要一个依托。要不是在大牙湾有了工作，她就准备带着明明回河南老家去。无依无靠无工作的孤儿寡母，怎么可能在这样的地方生存下去呢？

现在，她有了工作，维持两个人的生活还是可以的。再说，她和丈夫已经在这里营造起一个满不错的窝。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丈夫生前带了个好徒弟，可以给她帮许多忙。就是回到河南老家，父母兄弟也不一定能这样对待她母子俩。

惠英开始在矿灯房上班了。

矿灯房和井下一样，也是一天三班倒。每班九个人，其中一个人轮休，因此实际上班的是八个人。一个管一个窗口，四个灯架，共四百盏矿灯。上班以后，首先清理卫生，关掉充好电的灯源；然后就开始在窗口收上井工人的矿灯，再把充足电的矿灯发放给下井的工人。

这工作说来也不轻松。每盏灯交回后，要擦干净，并且要充好电；如果某盏灯坏了，也要自己修理。最容易出的毛病是接触不良。惠英没上过几天学，起先工作很吃力。少平就抽空给她讲电的基本常识，并且让惠英把一盏不用的旧矿灯提回家，给她一次又一次做示范修理。

现在，少平每次上下井，总是在惠英嫂的窗口交接他的矿灯。他敢肯定，没有哪个人的矿灯比他的矿灯更干净了。同时，每当他下井前从窗口那只熟悉的手中接过自己的矿灯，里面还总要传出一声关切的叮咛：“千万操心些……”

少平走过黑暗的通道，眼睛常常热泪濛濛。惟有下井的煤矿工人，才能深深体会这一声叮咛多么令人温暖。

上井以后，他洗完澡走出区队办公大楼，有时会看见亲爱的明明正立在马路边等他。他知道，是惠英嫂打发他来叫他吃饭的。如果她下班早，总会提前做好饭让明明来叫他。

不需要任何推诿，他拉起明明的手，就向东边山坡上那个院落走去，如同回自己的家一样自然。

对孙少平来说，这是一种新的生活。由于他对师傅的感情，使他不能不对惠英嫂和明明担当起爱护的责任。同时，井下沉重的劳动之后，他自己也希望能在这里的家庭气氛中得到某种松弛。他帮助惠英嫂干那些男人的力气活，也坐在她的小饭桌前，让惠英嫂侍候他吃一碗可口饭，甚至喝一杯烧酒，以缓解渗透在身上的阴冷。

但是，他并没意识到，有人已经对他和惠英嫂“另眼相看”了。尽管他们像姐弟一样互相关怀，可在某些人的眼里，这似乎已经超出了常规。每当他走进这个小院，周围那些闲得没事的黑户婆姨，总要互相挤眉弄眼议论大半天。

孙少平和惠英嫂目前还都不知道这些风言风语。在他们看来，一切都是正常的，根本不会想到有人会嚼舌头。他们的来往依旧照常。惠英嫂甚至利用轮休假，亲自跑到他住的单身宿舍，帮他拆洗被褥。

这一天，他在惠英嫂家里吃完饭，明明又一次提出，让他给他买一只狗。

少平这才记起，他早已给孩子答应了这件事，却一直没有办。这是孩子的一件大事。明明爱狗；有只狗，他的日子也就不寂寞了。

月初，他领罢工资的当天，就坐公共汽车去了铜城。

在这几天里，铜城街上陡然增加了一倍以上的人口。只要煤矿一开工资，这个城市总要热闹那么几天。矿工们腰里别着大把的人民币，纷纷从东西两面的沟道里坐汽车，搭火车，涌到了这街上。所有的饭馆都挤满了猜拳喝令的矿工。百货商店，副食商店，个体户的各种摊点，营业额都在暴涨。四面八方的生意人，这几天也都云集这个有利可图的城市。连省上一些大百货公司都来这里设了临时售货点。当然，像双水村金富一类的扒窃能手，也会准时赶来捞几把矿工的血汗钱。不用说，这几天也是派出所和公安局最头疼的日子。

孙少平来这里主要是买一只狗。

他在前后大街的人群里串了大半天，最后好不容易在火车站附近碰上一个狗贩子。他马上挑了一只全身皮毛黑亮而两个耳朵雪白的小狗娃。狗贩子一口要价十五元。少平没讨价，付了钱抱起狗娃就走。

他半后晌回到大牙湾，一下火车就直接去了师傅家。

这只狗娃可把明明高兴坏了。他把这小东西抱在怀里，不断地亲吻它。

少平动手在院墙角给小狗垒窝。

“叔叔，它叫什么名字？”明明抱着小狗，在旁边问他。

“它还没名字。你给它起个名字吧！”他一边说，一边在垒好的狗窝里填进一层柔软的麦秸。惠英嫂也高兴地拿了一些旧棉絮，帮他垫在麦秸上。

“就叫它小黑子吧！”明明喊叫说。

“好，就叫小黑子！这名字很好听！”少平对明明说。

这一天，因为家庭增加了一个新成员，三个人的情绪都很好。饭桌上，他们一直在谈论着这个被命名为“小黑子”的家伙。明明顾不得吃自己的饭，蹲在地上为小狗喂食。

就在这天晚上，少平下井后，却遭遇了一件极不愉快的事。

当头一茬炮放完，又支护好了顶棚，大伙刚开始攉煤的时候，他旁边的安锁子突然大声喊叫说：“哈呀，王世才死了还没多日子，他老婆就撑不住了！”

“那你去解决一下问题嘛！”有人下流地说。

“轮不上咱！少平比咱年轻足劲，早顶王世才的班了！”

掌子面的黑暗中传来一片哄笑声。

孙少平头“嗡”地响了一声。一种无言的愤怒使他掼下铁锹，走过去几拳就把那个不穿裤子的家伙打倒在了煤堆里。

安锁子哇哇乱叫，少平只管在他的光身子上又踢又踏。所有干活的人都笑着，谁也不制止这种殴打——打架在煤矿就像是玩游戏，谁还把这当一回事！

孙少平正当气圆力壮之时，他把这个壮汉在掌子面上打得乱滚乱爬。最后，他索性抓着安锁子的两条腿，一直把他拉到机头那边的漏煤眼上。

他扯着安锁子的两条腿，颠倒着把他悬在那个黑色深渊的口上。

煤溜子在轰隆隆地转动着，煤流像瀑布似的从安锁子身边跌入了那个不见底的黑窟窿里。安锁子吓得杀猪般嚎叫起来——要是少平一松手，他顷刻间就会掉入那个可怕的黑色地狱之中！

这时候，带班的副区长雷汉义过来了。他也没制止这危险的“把戏”，反而嘿嘿地笑着在旁边说：“好！我还正愁没人顶替王世才当班长哩！孙少平这小子能打架，就能当个好班长！好！把那小子撂下去！”

雷汉义立在一边，乐得只管笑。

孙少平把安锁子从漏煤眼上拉出来，像死狗一般把他扔在一边……

少平并没意识到，对安锁子的这次暴力行动，使他无形中在矿工中提高了威信。拳头和力气在井下向来是受尊重的。能打就能干，也就能统帅这群粗野的汉子。雷汉义说的是事实，有一些班长和区队干部就是打架打出来的！

但是，孙少平虽然打倒了安锁子，可他自己受伤的却是心灵——安锁子的话严重地伤害了他。不仅如此，这也是对惠英嫂和死去的师傅的侮辱。

在澡堂里换衣服的时候，安锁子讨好似的给他递上一根纸烟——挨了一顿饱打之后，他就立刻服服帖帖承认了少平的“拳威”。

少平接过他的纸烟，眼里含着泪水说：“你小子不知道，师傅正是为了救你才送了命。要不，死的是你小子！”

安锁子沉默地低垂下了他那颗肉乎乎的脑袋。

中午，少平也没去惠英嫂那里吃饭。他一个人在火辣辣的阳光下，走到医院后面的小山坡上。

他在山坡上转悠着拔了一大束野花，然后走到那一片坟地里，把花束搁在师傅的坟头。他静悄悄地坐在墓地上，难受地闭住了眼睛。

他似乎听见旁边有脚步声。

他睁开眼，看见是安锁子。他并不感到惊讶。

安锁子手里提一瓶白酒。他揭开瓶塞，把酒全洒在师傅坟前的石头供桌上，嘴里嘟囔着说：“你活着时爱喝两口，我来给你祭奠一点……”

安锁子倒光一瓶酒后，把瓶子甩到坡下，也过来坐在他身边。

两个人谁也不说话，沉默地一直坐到太阳西斜……

第十九章

列车像拉犁前的黄牛那般沉重地叹息了一声，又颤栗了一下，然后发出几声惊人的长鸣，就悠悠地滑出车站，喷吐着白雾向南驶去。

车轮撞击铁轨的铿锵声迅速地急骤起来。

在动人心魄的隆隆声中，两边那些苍老的破房旧屋跳舞一般飞快地旋转着退向后边。

铜城顷刻间消失了。

接二连三穿过几条幽深的隧道后不久，宽广辽阔的中部平原便展现在眼前。

短短的时间里，就像从一个世界来到另一个世界。从车窗望出去，平原上麦田里复种的玉米已经严严实实遮罩了大地，在夏日炫目的阳光下像漫无边际的绿色海洋。遥远的地平线那边，逶迤的南岭在蓝色的雾霭中时隐时现。纵横于广大平原上的河流，如同细细的银练盘绕在墨绿色的丝绒中。

列车像惊马一般奔驰在平坦的原野上。

车厢两边的窗口，不断飘飞出纸屑、食品袋、空汽水瓶和废啤酒罐。

车厢内，头顶的电风扇嗡嗡地作三百六十度旋转，把凉风均匀地送到各个座位。男女旅客都光膀子裸腿，吃着，喝着，赏心悦目地瞭望着盛夏丰茂碧绿的田野。

孙少平坐在紧靠窗口的座位上，眼睛里闪着新奇和激动的神色。他是第一次坐这么舒适的火车——在此之前，他只是坐过大牙湾到铜城运煤车的闷罐；相比之下，那和坐下井的罐笼没什么差别。

他也是第一次去省城。

如此说来，他的新奇和激动就不难理解了。如果你出身于山区农村，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到平原，并且第一次去大城市，你就会和此刻的孙少平抱有同样的心情。

少平是代表大牙湾煤矿来铜城矿务局参加完乒乓球比赛后，临时决定作这样一次远行。他得了一个全局男子单打第二名，并且和另外一个人合作，取得了男子双打第一名的好成绩。他左手横握拍的近台快攻，给所有参赛的选手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据说，大牙湾煤矿已经广播了他的成绩——一件也许并不重要的事，使他成了他们矿的“著名人物”。在煤矿这样的地方，你有点什么特长，很快就能显示出来。

乒乓球比赛结束后，照例有几天休假。对一个矿工来说，这也是很难得的：不下井，照拿工资奖金。

孙少平突然想，他为何不利用这几天假日去省城看看兰香呢？再说他自己也从没到过这个一直在梦想中的大都市。此外，他近期来心情很压抑，想走远点散散心。当然，在内心深处，他也想见见晓霞的面。自从接到晓霞那封令他伤心和痛苦的信后，他一直没有给她回信。个人感情上的折磨和师傅的死使他在这一段时光里心火缭乱，度日如年。无论如何，他要见见她——哪怕这是最后一次见面。如果命运决定他必须和她分手，那么最好及早地结束这一切……

现在，他坐在这车窗口，心情倒很愉快。飞驰的列车和隆隆的声响使他心潮涌动。他自豪地想，正是他们挖出的煤变为熊熊的炉火，才让这庞然大物奔腾不息地驶向远方。他白汗衫的胸前印着“大牙湾煤矿”几个红字——这是乒乓球比赛前矿上发给他的。此刻，他为自己是个煤矿工人而感到骄傲。他竟抱着一种优越感环视车厢内的旅客，像个悲剧诗人一样在心中问他们：你们是否想到这列车因什么才滚滚前行呢？

“看看你的车票！”

他突然听见一个操河南腔的女高音在旁边喊着说。他扭过头，见一位女列车员立在他面前，显然是对他说话。

他赶忙从衣袋里摸出车票递给她。

女列车员把那个硬纸片翻过正过看了几遍，才又给了他，一声不吭地离去了。

少平原来以为她是查所有人的车票，想不到她只是查他一个人的。

他忍不住难受地咽了一口唾沫，把头向车窗那边扭去。

车窗外，绿色在飞一般旋转。前方一声汽笛长鸣，一团白雾贴着车厢扑面而来，给他脸上蒙了一层冰凉的水汽。

是的，他刚才还为胸前的那几个红字而骄傲。但正是这几个字说明了他那低贱的身份。在列车员的眼里，不买票混车坐的大概只能是煤矿工人。

去他妈的！他索性就像一个真正的煤矿工人那样，肆无忌惮地表演了一个小小的“国技”——把一口痰像子弹一般吐出窗外，使对面那位染红指甲的女士厌恶地把头一拧，给了他一个愤怒的后脑勺！

他微微一笑，心理上产生了一种阿Q式的平衡。

下午两点左右，列车驶进了省城车站。孙少平被汹涌的人流夹带着推出了检票口。

他在万头攒动的车站广场，呆立了好长时间。

天呀，这就是大城市？

孙少平置身于此间，感到自己像一片飘落的树叶一般渺小和无所适从。他难以想象，一个普通人怎么可能在这样的世界里生活下去？

他怀着一种被巨浪所吞没的感觉，恍惚地走出拥挤的车站广场，寻找去北方工大的公共汽车站——兰香早在信中告诉了他，出火车站后，坐二十三路公共汽车，可以直达他们学校的大门外。

他向行人打问了半天，终于找到了二十三路公共汽车的站牌。

好在这是起点站，他上车后，还占了个座位。

一路上，他脸贴着车窗玻璃，贪婪地看着街道上的景致。他几乎什么具体东西也没看见，只觉得缤纷的色彩像洪水般从眼前流过。

将近四十分钟后，他下了车。他立刻就看见了北方工业大学的校牌。

他的心踏实下来了。

少平事先并没给兰香写信说他要来，因此妹妹见到他既惊讶又兴奋。

她立刻跑着到学校招待所为他订了个床铺，然后引着他来学生食堂吃饭。兄妹俩高兴得几乎还没顾上说什么。

兰香买好饭菜，他们刚坐在一张小桌前，便有一个男生过来和妹妹打招呼。

兰香给她的同学介绍说：“这是我二哥！”

“我叫吴仲平。”这年轻人很热情地握住了少平的手。

“我们是一个班的。”兰香在旁边补充说。

“我再去买几个菜。你能喝酒吗？”吴仲平问他。

少平对他点点头。

不一会，吴仲平就端来几大盘菜，又提了两瓶青岛啤酒，三个人便坐在一起吃起来。

少平大为惊讶的是，他没想到妹妹已经出息得这么大方，竟然和一个男同学亲密到如此程度了！

这就是他那个吊着泪珠、提着小筐筐拾柴火的妹妹吗？他似乎都不认识她了。

不知为什么，他感到眼窝有点发热。他为妹妹的成长感到欣慰。她也许是家族中第一个真正脱离老土壤的人。妹妹的这种变化，正是他老早就对她所希望的。在这一刹那间，他自己的一切不幸都退远了。为了有这样值得骄傲的妹妹，他也应该满怀热情地去生活……

第二天上午，兴高采烈的妹妹陪他去上街。在此之前，她已引他转悠了他们美丽如画的校园。

行走在大城市五光十色的街道上，少平倒不像初来乍到时那般缩手缩脚。他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很快便知道这个世界大约是怎么一回事。惟一使他感到别扭的是，行人用那种误解的目光把他和妹妹看成了情侣。

兰香大方而亲切地挽着他的胳膊，不时给他指点街道上的情景。她穿一件天蓝色裙子和白短袖衫，稍稍烫过的黑发刚漫过脖项，朴素中洋溢着青春的光彩。

走到一个叫骡马市的地方，少平坚持要带妹妹去看一看衣服。

这是一个个体户出售成衣的大市场。街道两旁花花绿绿摆得一眼望不到头。衣服大都是广州上海一带进来的。还有一些香港和外国的冒牌货，价钱稍贵一些，但式样相当时髦。

兰香说她夏衣足够，少平就给她买了两条牛仔裤和一件高雅的春秋衫。

妹妹红着脸说：“我还没穿过牛仔裤……”

“你穿牛仔裤肯定好看！不过，假期回双水村，可不要把这裤子穿回去。村里人不用说，就是咱们家里人也看不惯！”少平笑着对妹妹说。

这天下午，妹妹安排他们到市中心的流花公园去划船。在此之前，她的男朋友吴仲平已经提前到公园租船去了。兰香还给金秀打了电话，约好在公园湖边的游船售票处碰面。

妹妹领他到公园后，吴仲平已经租好了船，并且买了一堆饮料。不一会，金秀也来了。

少平高兴的是，他的老同学顾养民和金秀一块相跟着来了。他们紧紧握手，抢着询问各自的情况，情绪相当激动。他们没想到在这样一个地方又见面了。

不一会，五个人就荡起小船，驶向碧波涟涟的湖心。

孙少平知道，此刻和他同游的其他四个人，平时也许很少涉足这种公共娱乐场所——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今天，他们之所以安排这样一个活动，纯粹是为了他。是的，大城市人接待小地方来的亲友，必定要安排他去看看动物园，到公园里划划船。

哦，这也很好。他的确大开眼界。尤其是轻松地置身于这样优美的环境，又是和自己亲密的人在一块，这使他非常愉快。

阳光灿烂，湖水碧澄；岸柳婀娜，花朵绚丽；清凉的风像羽绒般轻柔地抚摸着人的脸庞。金秀兴致勃勃地喊叫说：“咱们一块唱个歌吧！”

“新歌还是老歌？”吴仲平说。

“应该说现在的歌还是过去的歌。”兰香笑着纠正她的朋友。

“好好，你说得对。过去的歌我就会唱个《让我们荡起双桨》。”

“那正合适。”顾养民说。

于是，由金秀尖利的高音起头，众人就随她一齐唱起来——

让我们荡起双桨，

小船儿推开波浪。

水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

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

小船儿轻轻，

漂荡在水中，

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

欢乐的歌声随着小船在碧绿的湖水中流泻。兰香、金秀、顾养民、吴仲平，都像孩子一般沉醉在歌声中，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

可是，孙少平的眼睛却潮湿起来。他透过矇眬的泪眼，看见远方地层深处的一片黑暗中，煤溜子在转动，钢梁铁柱在地压下弯曲颤抖，淌着汗水的光膀子在晃动……

晃动……小船停泊在了岸边的码头。

孙少平从恍惚中醒过来，跟随这些快乐的人走进了公园餐厅。热情的吴仲平即刻就备办好了酒菜。

孙少平强迫自己回到眼前的现实中。是的，煤矿和这里虽有天壤之别，但都是生活。生活就是如此。难道自己吃苦，就妒忌别人的幸福？不，他在黄原揽工时就不止一次思考过类似的问题。结论依然应该是：幸福，或者说生存的价值，并不在于我们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在无数艰难困苦之中，又何尝不包含人生的幸福？他为妹妹们的生活高兴，也为他自己的生活而感到骄傲。说实话，要是他现在抛开煤矿马上到一种舒适的环境来生活，他也许反倒会受不了……

第二天上午，妹妹要去上课。少平说他自己一个人再到街上逛逛——他没好意思对妹妹说他想去找晓霞。

聪敏的兰香却猜到了他的心思。她对他说：“你应该去看看晓霞姐。她上次来我这里，还送给我一条裙子和五十元钱，说是你让她捎来的。其实我明白，这钱是她给我的……”

少平呆住了。晓霞在信中可从来没提过这件事！

一刹那间，说不清楚是幸福还是痛苦，使他感到心头涌上一股酸楚的滋味。

“这是她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妹妹说着把一张小纸片递到他手里。

他把这纸片装进衣袋。其实，晓霞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他都知道。

在兰香上课前半小时，少平还没动身上街的时候，兄妹俩做梦也想不到，他们的姐夫王满银突然闯到这里来了。

这个逛鬼的出现，着实使他们吃了一惊。一年四季，这个人的踪迹家里人谁也不知道。他怎么会逛到这里来了？

“哈呀，早听说兰香考上了大学！喜事呀！我也忙得没顾上来看看！”王满银满脸黑汗，撩起衫襟子往脸上扇风。那件几乎是透明的尼龙背心脏得像小孩的尿布。

“你吃饭了没？”兰香问他。不论怎样，这个人歪好还算个姐夫，又是上门来看她的，总不能劈头把他臭骂一通。

“吃得饱饱的！”王满银在肚子上拍了拍，“我就是来看看你！哈呀，你真不简单！咱们的光荣嘛……我马上就得走，晚上还要坐火车到兰州去贩点白兰瓜。我以后再来……听说你到了铜城煤矿？”王满银有点怯火地扭头问少平。正是因为少平在这里，他才准备马上离开。他知道两个小舅子都不是好东西，他们都敢打他哩！

少平没有搭理他。真的，要不是在妹妹的宿舍里，他早就对这个混蛋姐夫不客气了——他把姐姐和两个外甥害得好苦！

这王满银却又从衣袋里摸出一片生意人用的简易计算器，对小姨子说：“把这东西给你留下！你用得着！这东西加减乘除又快又灵……你看！”他用手指头压着计算器，嘴里念叨着：“一加一，等于……你看，这不是，二！”

兰香哭笑不得地说：“你快拿走，我们不用这！”

“噢……”王满银只好把那玩艺儿收起来，喝了几口兰香为他泡的茶水，就悻悻地走了。兰香正好也要去上课，就和这个二流子姐夫一同出了宿舍。

他们走后一会，少平才离开学校，到市内去找田晓霞。

当他从解放大道的繁华闹市处走到省报大门口时，却犹豫地徘徊起来。

从报社门口望进去，是一条绿树婆娑的林阴大道。一座赭红色的小楼掩映在绿色深处。那就是她工作的地方。他不知道，当他涉足于那地方的时候，等待着他的将是什么。

周围的市声退远了，耳朵里像有只蚊子在嗡嗡吟唱。他感到视线也变得模糊不清，眼前流转着似是而非的物体和混杂难辨的颜色。

他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终于鼓起勇气走进了报社门房。

“找谁？”一位老头问。

“田晓霞。”他说。

“噢……是工业组的。让我给她打个电话。你先登记一下！”

少平还没登记完，那老头便放下话筒，对他说：“田晓霞不在！出差去了！”

孙少平放下笔，怔住了。

不知为什么，他在遗憾之中也有一种解脱似的松宽。

他旋即走出报社大门，来到街上。

现在，他迈着煤矿工人那种松松垮垮的步子，在一个儿童服装店，为明明买了一支玩具卡宾枪和一身草绿色小军衣——上面还有领章哩！

接着，他又串游到一个杂货铺，买了一个炒菜的铁锅。惠英嫂家里的炒菜锅是铝制的，他知道用铁锅炒菜才符合科学要求——这常识是他从最近一期《读者文摘》上看到的……

孙少平第二天就离开省城，搭火车回到了大牙湾煤矿。

第二十章

就像大晴天冷不丁下起了冰雹——孙少安的砖烧砸了！所有千辛万苦烧制的成品砖，出窑的时候，无一例外地布满了裂缝，成了一堆毫无用处的废物。

问题全部出在那个用高工资新雇来的河南人身上。这个卖瓦盆的家伙实际上根本不懂烧砖技术，而忙乱的少安却把掌握烧砖火候的关键性环节全托付给他来掌握，结果导致了这场大灾难。

灾难是毁灭性的。粗略地估算一下，损失都在五六千元以上。这几乎等于宣布他破产了！旁的不说，村中几十人在他这里辛苦了近一个月，他却连一分钱的工资也给大家开不出；而他自己还在银行贷一万元巨款，每月利息近百元……

绝望的人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个吹牛皮的河南人痛打了一顿。河南人除过受了点皮肉之苦，屁也没损失——他带着预支的一个月高薪落荒而逃了。

一天之内，所有帮孙少安干活的本村人，都咒骂着别人也咒骂着自己，灰心丧气地各回了各家。一些人走时还留下话：你孙少安小子无论如何得给我们开工资，要不，马上种麦子，我们拿什么买化肥呢？

现在，红火热闹的砖场顷刻间就像散了的戏场。人走空了，只留下遍地狼藉。我们记得，不久前开张的时候，这里曾有过什么样的风光！

此刻，在这个一夜间败落下来的场所，少安夫妇相对而泣。他们就像遗弃在战场上的败将，为无可挽回的惨局而悲鸣。

孙少安的灾难马上在双水村掀起大喧哗。人们各自怀着不同的心情，纷纷奔走传告这消息。叹喟者有之，同情者有之，幸灾乐祸者有之，敲怪话撇凉腔者有之。听说田福堂激动得病情都加重了，一天吐一碗黑痰。神汉刘玉升传播说，他某个夜晚在西南方向看见空中闪过一道不祥的红光，知道孙少安小子要倒霉呀……

夜幕降落的时候，少安和秀莲仍然没有回家去。他们坐在一堆烧坏的砖头上，脸上糊着泪痕，默默无语地看着东拉河对面那轮初升的明月。

他们一时无法从这灾难性的打击中反应过来；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命运会发生如此戏剧性的转折。在此之前，他们没有任何一点精神准备啊！

少安用哆嗦的双手勉强卷起一支旱烟棒。满脸泪迹斑斑的秀莲凑到他身边，从他手里拿过火柴，为他点着了烟。亲爱的人伏在他膝头，又一次失声地哭起来。

少安沉重地叹了一口气，像乖哄孩子一样亲切地抚摸着妻子满是灰土的头发。

他无法安慰她。

秀莲哭了一会，却反过来安慰他说：“事情到了这一步，你……不敢太熬煎。急出个病，咱更没活路了！”

“怎么办……”少安脸痛苦地抽搐着，不知是问秀莲，还是在问自己。

“咱难道不能重起炉灶？”秀莲在月光下瞪着那双大眼睛问丈夫。

少安仰起头，像精神病人那样，对着灿烂的星空怪笑了几声。

“重起炉灶？”他痛不欲生地看着妻子，“钱呢？你算算，连贷款和村里人的工资，咱已经有一万大几的账债。如今两手空空，拿什么买煤？拿什么付运费？拿什么雇人？咱两个能侍候了这台机器？更可怕的是，烧砖窑倒闭了，月月还得扛一百来块的贷款利息。另外，我们拿什么给做过工的村里人开工资？眼下这是最当紧的！村里人实际上是等米下锅哩……”

“能不能再去贷款？”

“天啊！我已经没这个胆量了。”少安叫道，“再说，咱已经贷下这么多，现在又破了产，公家怎么可能向一个毫无偿还能力的人再贷款呢？”

“哪咱只能卖机器了？”

“不！”少安对妻子喊叫说，“就是卖了机器，连公家的贷款都还不利索，更不要说给村里人开工资了。咱们将来能不能翻身，还得指靠这台机器哩！要是卖掉，咱这辈子再也没能力买了。公家的贷款咱可以赖着，月月扛利息就是了。现在最主要的是，怎样才能给村里干过活的人开工资……”

没有任何办法。

两个人沉默地陷入到痛苦的深渊之中。他们忘记了饥饿，忘记了睡眠，一筹莫展地坐在这一堆破砖头上，不知该怎么办。

夜很深了。金家湾那边最后几点灯光也已熄灭。月亮静静地照耀着寂静中昏睡的大地。东拉河闪着银白的波光，朗朗喧响着在沟道里流淌。晚风凉意十足，带着秋天将至的讯息，从大川道里遒劲地吹过来，夹带着早熟的庄稼所特有的诱人芳香……

炎热的夏天即将结束。

孙少安砖场的熊熊炉火也随之熄灭了。

对于一个平凡的农民来说，要在大时代的变革浪潮中奋然跃起，那是极其不容易的。而跌落下来又常常就在朝夕之间。像孙少安这样一些后来被光荣地奉为“农民企业家”的人，在他们事业的初创阶段是非常脆弱的。一个偶然的因素，就可能使他们处于垮台的境地；而那种使他们破产的“偶然性”却是惯常的现象。因为中国和他们个人都是在一条铺满荆棘的新路上摸索着前行，碰个鼻青眼肿几乎不可避免。

这就是人们面对的现实。

而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在这条路上跌倒后，爬起来继续走下去？

当然，我们毫不怀疑整个社会将奋然前行！

但是，这个倒在泥泞中的名字叫孙少安的人，此刻却爬不起来了。他个人的力量无法使自己从这场突发的灾难中恢复过来。

此刻，他颓丧地坐在这一堆破砖头上，像一只被风暴打断翅膀的小鸟，在夜风中索索地颤抖着。无论他多么坚强，他终归是双水村一个普通农民。他有什么能力抗击命运如此冷酷的打击呢？

当然，我们记得，这位性格非凡的青年，在过去一次次的灾难中都没有倒下过，而是鼓起勇气重新为创立家业苦斗不已。但那时他一贫如洗，尽管精神痛苦却也没什么大负担。现在，他一下子背了这么多账债，简直压得连气也透不过来了！

孙少安和妻子在他们倒闭了的砖场，痛不欲生地坐到了深夜。

他们突然看见，父亲佝偻着高大的身躯，背抄着手在月亮照得白花花的公路上走出来，转到前面土坡的小路上，一直走到了他们面前。

父亲沉默地立着，叭叭地抽着旱烟，火光在烟锅里一明一灭。“回去吧，你妈把饭做好了……”他开口对他们说。

泪水再一次从少安眼里涌出来，在他憔悴不堪的脸颊上淌着。这样的时候，只有最亲近的人才不会抛弃他！他知道，父母亲现在也为他的灾难而急碎了心。想想分家以后，他实际上没有给老人多少关照；而眼下自己又栽倒在地不能爬起来，让老人跟着他担惊受怕……

秀莲也站起来，劝少安回家去。

于是，夫妻俩垂头丧气地跟着父亲，离开了烧砖场。

月光皎洁，大地如银似水。夜色是这样美好，人心却如此灰暗！

母亲在他们新居的锅灶上，已经做好了鸡蛋面条，颤巍巍地把冒着热气的饭食端到炕上。少安和秀莲都无心下咽，一人只挑着吃了几根面条。

母亲用围裙揩拭着眼泪，对他们说：“不管怎样，要吃饭哩……”

孙玉厚老汉蹲在脚地上，低倾着苍头，一直在抽烟。他握烟锅的手在微微地抖着。一生所遭受的各种打击，早已使他对家庭面临的任何灾难都闻风丧胆，却想不到儿子如今又闯下这么一场大祸。太可怕了！一万大几千的账债，别说他和儿子了，就是虎子手里也还不清！

尽管这几年他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但一种宿命的观点一直主宰着孙玉厚老汉的精神世界。记得他父亲活着的时候，就一再对他说过，孙家的祖坟里埋进了穷鬼，因此穷命是不可更改的。看来，还是他父亲说得对。米家镇那个死去的老阴阳，却胡扯说他们宅第的风水是双水村最好的。好个屁！看，这好风水如今给他们带来了什么样的灾祸！

其实，在少安决定要把砖场往大闹腾的时候，他老汉心里就直打小鼓。儿子的刚愎自用使他当时没勇气阻挡他实现那个宏图大业；而他愚笨的老古板脑筋，又怎么可能替他明察其间暗藏的危险呢？

他只是没去参加儿子那个红火翻天的“点火仪式”。对他来说，生活中出现不幸，那倒是惯常而自然的事；一旦过分地红火而幸运，他倒会产生一种莫名的恐惧和担忧。

现在，他的恐惧和担忧终于变成了事实。

重温当年父亲的“教诲”，孙玉厚老汉再一次确信：孙家的不幸是命里注定。我的儿子！有吃有穿就蛮不错了，你为什么要喧天吼地大闹世事呢？看看，人能胜了命吗？你呀！你呀！你想给村里人办好事，众人把你抬哄成他们的救星；可是现在，他们都成了你的债主！你瞧，还是人家田福堂和金俊山谋划大。人家都谋自己的光景，谁管两旁世人的事？你既不在党里，又不是领导，你为什么要给村里众人谋利？如今，人家除过登门讨债，谁再会看见你的死活……

孙玉厚老汉不时把清鼻涕用手掌揩在鞋帮子上。他蹲在脚地忧心如焚地思前想后，被儿子的灾难打击得抬不起头来。

炕头上那盏豆粒似的灯光，静静地映照着两辈人四张愁苦的面孔。满窑里一片死气沉沉。

屋外，月亮已经移到了田家圪的山背后，半个村子被深沉的黑暗所笼罩。远处，公鸡们正在激昂地合唱今晚的第三支歌。

孙玉厚和老伴叹息着，默默无语地回了他们的住处；他们担心那边早已睡熟的老母亲和小孙子。

父母亲走后，少安和秀莲都没有脱衣服就倒在了他们的土炕上。这对患难夫妻忍不住紧紧搂抱在一起。他们浑身酸疼，好像走了好长时间的路。唉唉！在灾难面前，他们更加感到了相互间的恩爱是多么宝贵。

明天，他们将怎么办？

少安抱着妻子，难受地絮叨说：“村里人的工钱，赶种麦前无论如何得给他们开一点。要不，咱还有什么脸活在双水村？众人是信任我，才投到了咱门下。如果他们去黄原打一个月短工，也把种麦的化肥钱赚回来了……可是，咱拿什么给人家开工钱呀！”

秀莲沉默了一会，突然严肃地对丈夫说：“事到如今，我也想过了，只能让我回一次娘家，看能不能让姐夫先给咱们借一点钱。有林在村里办醋厂，多了拿不出来，一千来块估计还可以……”

少安听妻子这么说，便“腾”地坐起来。他感激地望着仰面而卧的秀莲，似乎在完全的绝望中获得了一点生机。

他说：“有个一千多元，咱先给众人都开上点工资，这样他们就能凑合着把种麦子的化肥买回来……干脆，咱两个一块回你们家！”

“你不能走。咱歪好还有个烂摊场，需要照料。再说，马上要收秋，爸爸一个人也忙不过来。”懂事的秀莲劝丈夫。

少安想不到在这种时候，秀莲的头脑倒比他冷静。

“那你什么时候动身？”他问妻子。

“还能等什么时候哩！我天一明就准备挡车走。”

少安温柔地俯下身子，再一次紧紧抱住亲爱的人，在她那零乱得像沙蓬一样的头发上亲了又亲。

两口子一时无法入睡。

他们索性爬起来，为秀莲收拾起了走山西的行囊。

为了不使虎子缠磨着撵秀莲，他们先不准备给父母那边打招呼；等秀莲走了，少安再设法编个谎话哄儿子。秀莲也不会在山西久留，无论能否向姐夫借到钱，她都会很快返回来的——她惦记着这个烂包了的家庭。

一大早，夫妻俩就出了门。

外面三分曙色，七分黑夜。

公路上已经有汽车开过。

太阳冒花时分，他们终于挡住了一辆去柳林的汽车。当少安看着妻子一个人坐车走了的时候，难受得抱住头在公路边上蹲了好长时间……

几天之后，一些给他干过活的村民，结伴来到他家里，咄咄讷讷地诉说他们的苦情，希望他给他们开工资。在众人想来，少安即使破了产，他们这点钱总还是能开了的。当然，对于他们每个人来说，也的确没有多少钱。可几十个人加在一起，就是一笔相当巨大的款项，孙少安除过卖掉制砖机，否则根本无力付这账债。

他现在只能摆出一副可怜相，给众人宽心说，他妻子已经去丈人门上借钱，一旦借回来，一定先给众人解燃眉之急。大家慑于他过去的威望，只能叹息着等待他老婆从山西返回。其中也有几个人，已经对他不那么恭敬，嘴里开始说些讽言嘲语。少安无力逞强，只能忍受。任何时候，处在失败者的位置上，就得忍辱受屈。

是的，仅仅一夜之间，许多人就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孙少安了。实际证明，这个几年来喧天吼地的人物，看来也不过如此罢了！双水村大部分舆论认为，他小子要从这场灾难中翻过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目前这种境况中，孙少安本人也承认了舆论对他做出的判断。惟一能安慰他的是，几天后，亲爱的妻子总算从山西娘家门上借回一千多块钱，使他能给村中干过活的人多少开些工资，暂时缓解了一下迫在眉睫的危机……

第二十一章

当秋日金色的阳光从田家圪那边漫过公路，漫过东拉河，斑斑驳驳照亮金家湾的那阵儿，就到了庄稼人吃早饭的时辰。在此之前，人们已经在山里干了好长时间活，肚子饿得贴到了后脊梁上。现在，他们迈着懒洋洋的步子，走回了自己的院落。

早熟的秋田作物已经开始收割。禾场上，畔上，院子里，到处都堆起了干枯的豆蔓，金黄的玉米棒。地里的南瓜卸光了。用不了几天，就得动镰割糜子。红薯和土豆涨破了地皮。远山浮现出大块的斑黄。

在庙坪三角洲那里，黄绿相间的树叶间垂挂着红艳艳的枣子。早晨的阳光渐渐抹去灰淡的薄雾，草叶上滚动着白花花的露水珠。放学的孩子们唱着歌在哭咽河的小桥乱了队形，纷纷四散开奔回了家。炊烟从各家窑顶袅袅升起，像蓝色的绸带在晨光中飘曳……

金俊武把一捆豆蔓扔在院子里，像往常那样坐到院外的小石凳上，带着一丝满足的神色点起了一锅旱烟。不多时分，他老婆李玉玲就麻利地把饭菜端到他面前的小石桌上。夫妻俩面对面坐下吃起来。他们的两个孩子，一个在原西上了高中，一个在石圪节上初中，除过星期天，家里就他们两个人。

金俊武四十八岁，额头和眼角有了很深的皱纹。不过，那对铜铃大眼依然光气逼人。

看得出来，他还是双水村的一条汉子。

这几年，俊武没去闹腾生意，一心都扑在了土地上。按他的精明，本来是块做买卖的材料。但俊武有俊武的想法。做买卖要资本，那就得去贷款。再说，一个土包子农民，很难摸来行情（如今叫什么“信息”）。一旦赔了，就没个抓挖处。前不久孙少安砖场的倒塌就是明证。

在金俊武看来，土地上做文章最保险。就是有个天灾，赔进去的也只是自己的力气。当然，他现在不会再按老古板种地。他一直和石圪节农技站“挂钩”，照科学方法拨弄庄稼。因此同样大小的地块，他总能比别人多收近一倍的粮食。

金俊武眼下的光景，并不比村里其他能人们差。粮食大宗卖过之后，仍然是村中存粮最多的家户。现在，除过一孔住宿的窑洞，其他两孔窑全部塞满了粮食。就这样还盛不下，他不得不又在院子里搭起一个专门存放玉米的棚子。

金俊武和他老婆李玉玲一边吃饭，一边合计着准备雇用几个人帮助他们收秋。今年雨水充足，秋庄稼格外厚实，光他们两个无力收割完这么多的庄稼。他们种地也种的太贪心了！瞧，连畔边的一点零散地都种了荞麦。现在，这荞麦正在开花，他们饭桌周围像落了一层白粉粉的雪。勤劳的俊武从哭咽河沟道把家搬到这里的那年，就在院子内外栽了不少果树。桃三杏四，枣圪蹴起就是。如今，那些枣树的枝头开始缀上了红艳艳的大枣。他的玉玲和他一样精明而能干，四十几岁的人，看起来就像三十出头的小媳妇那般俊俏，走起路来刮风似的轻快。无论是光景还是年龄，金俊武夫妇都处于他们的辉煌年代。

两口子正边吃饭边商量收秋的事，他们的邻居金光亮手里端个茶缸子，一路吧咂着嘴喝蜂蜜水，笑嘻嘻地走过来，坐在旁边的小石凳上。

金俊武夫妇赶忙敬让着叫前地主的大儿子吃饭。

但金光亮笑着摇摇头，说他吃过了。他抿了一口自己的蜂蜜水，香得张开嘴“哈”地一声，眯住眼陶醉地说：“好东西啊！再好的饭也比不上这蜂糖。怪不得丸药都用蜂糖做哩，十全大补嘛！过去咱们谁知道外国还有蜂？我这蜂是意大利的！听说光明是走后门才给我买了两箱……”

每过几天，金光亮就情不自禁要到这个饭桌前来能一能他的“意大利”蜂。就目前而言，金光亮也许是全双水村最为得意的公民。地主成份的愁帽刚摘不久，二小子就当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紧接着，门外工作的大弟弟又给他捎回来两箱子“意大利”蜂。除过冬天，他一年三季动不动就到石圪节或米家镇卖蜂蜜，票子虽不是大把抓，也足让双水村大部分人家眼红。今年以来，他也不再出山劳动，整天和他的蜂为伍。山里的庄稼有他的大锤和三锤耕种。这人轻闲得三天两天就赶集上会，又喝的是蜂蜜水，光景日月绿格铮铮。他不能叫谁能哩？

金光亮这样得意洋洋地说话的时候，他的“意大利”蜂就在旁边金俊武家的荞麦花上嗡嗡嘤嘤地采蜜。并且不时吟唱着从三个人之间穿过，像是进行飞行表演。

精人金俊武只好对浅薄的金光亮微笑着点头，表示对他和他的“意大利”蜂心怀敬意。但他老婆李玉玲却气得把脸转向一边，给金光亮个后脑勺。

在李玉玲的想象中，金光亮的这些“毛老子”在她家的果树和荞麦花上采蜜，很可能把里面最好的养料都采光了，因此对这蜂充满了仇恨。而更使她气愤的是，老东西金光亮还常跑来能他的这群毛老子哩！

李玉玲曾几次给丈夫建议，在自家的果树上喷些“六六六”，把这该死的“意大利”蜂都毒死，让老地主的儿子再能！

但金俊武坚决地阻挡了她这危险想法。俊武虽然个性强，可他从来不做这种短事。采就采去吧，能就能去吧，这金光亮几十年抬不起头，快六十岁的人了，也让他张狂上几天……

金光亮这时又抿了一口蜂蜜水，正准备继续夸耀他的“意大利”蜂，却突然像蜂在屁股上蜇了一下，一闪身站起来，慌乱地说：“看我这忘性！我得要挪一下蜂箱子哩！”他话音未落，便端着茶缸子急忙回家去了。

俊武和玉玲扭头一看，见光辉的媳妇马来花提着个大竹篮子，从坡底下走上来了。

这夫妻俩都忍不住笑起来。

马来花和她大哥金光亮是一对冤家。尽管她丈夫和光亮是亲兄弟，但来花一直和大哥不和。尤其是二哥金光明给大哥家捎回两箱子“外国蜂”后，来花不仅更敌视金光亮，连光明当教师的媳妇姚淑芳也不搭理了。她认为，有工作的老二两口子在偏爱老大一家而歧视他们。为此，急得姚淑芳给铜城的丈夫写了好几封信，数落他不该光给大哥家买那两箱该死的蜂——这蜂已经把弟兄三家的关系搅和得一烂包！

马来花是双水村有名的泼辣女人。她在金家湾这面说话，河对面田家圪的人也能听见。别人家都是男人做生意，来花却让丈夫光辉安分守己劳动，她自己在村子公路边上卖起了茶饭，一天下来，收入也相当不错。村里的女人指教丈夫的时候，常常说：“你还算个男人？你连人家马来花的脚后跟都拾不上！”而男人们却又顶嘴说：“我有个马来花当老婆，也就能过好光景！”

马来花最出名的还是她那张嘴。喜笑怒骂，威震全村。特别是金光亮，只要一听见她的声音，就像听见老虎的声音，常常吓得落荒而逃。马来花却专意把那些最难听的话往她大哥耳朵里送。

唉，狗不和鸡斗，男不和女斗，再说，又是自己的弟媳妇，金光亮挨了骂也只能装个没听见……

这阵儿，来花上了畔，凑到俊武家的饭桌前，大声嚷嚷着说：“又给你们能他那群毛老子来了？什么时候，蜂糖能把他噎得不出气呀！”

俊武夫妇不吭声，只是个笑。

马来花坐在这饭桌前，扯开大嗓门指桑骂槐乱吼了一通，直到她丈夫金光辉来才把她硬拉回了家。光辉也管不住自己的女人和她那张不饶人的辣子嘴，只能常常在大哥和老婆之间扮演一个尴尬角色。

具有戏剧性的是，当年被田福堂用革命行动从哭咽河赶到这里的两大户人家，而今的关系呈现出一种新的组合。俊武夫妇和大哥俊文一家人也不和睦，而和隔墙的金光辉一家倒很亲密。相反，金光亮一家和金俊文一家却相处融洽。那边老二家光明在门外工作，媳妇姚淑芳本人是公派教师，不参与两个农民弟兄的矛盾。这边老三家的俊斌早已亡故，改嫁的王彩娥走了石圪节，虽然有个院落，但已经“黑门”；院子里蒿草一人高，门上的铁锁都生了锈。

生活使弟兄妯娌们发生龃龉，却分别和外人结成了友好联盟。

这四家的光景都很殷实，但发达的途径却各有不同。当然，富中之富，首推金俊文一家；我们已经知道，他们是靠金富的“三只手”发了大财……

吃完饭，李玉玲把碗筷一收拾，就转回家去了。俊武点着一锅旱烟，有滋有味地抽着。这时候，他看见金俊山吆着他那头黑白大花奶牛从畔下面的小路上走过来。双水村的这位领导人自从新添了这头奶牛，似乎又年轻了好几岁。他现在既养奶羊又养奶牛，牛羊奶增加了大笔收入，同时也把自己喝得红光满面。

金俊山让他的宝贝奶牛独个儿回家去，自己径直从金俊武家的土坡小路转上来。金俊武看出，俊山是找他来拉话的。他同时发现，俊山哥竟然用大红布给他的奶牛做了两个乳罩，便忍不住笑了。这金俊山真有意思！他把奶牛打扮成了个婆姨！

金俊山在小石凳上坐下后，俊武喊叫让玉玲端出一杯茶来。金俊山不抽烟，但有茶瘾。

俊山喝了一口茶水，对俊武说：“我前几天就想找你……”

“什么事？”俊武问。

“唉，你又不是不知道。咱们学校的窑洞，那年炸山打坝后，就震坏了。如今，缝子越裂越大，娃娃们都怕得不敢进教室。听我金成说，他头天给裂缝上贴根纸条，第二天就又裂开了。看来，这窑洞十分危险，不敢再让娃娃们在里面上课。我给福堂说过几次，他说他不管……”

金俊山的话又自然勾起了金俊武对往事的回忆。

他一想起当年田福堂逼他们搬家的情景，就压抑不住满腔愤怒。他骂道：“田福堂龟子孙为了扬名，造下的孽太深了。你不要管！这是他屙下的，叫他自己去拾掇！”

“唉，那人如今身体也垮了。再说，咱们总不能眼看着让村里的娃娃压死在窑洞里；出个事，可就不得了呀！”金俊山抱着现实主义态度说。

在我们的印象中，从过去到现在，金俊山在双水村似乎永远扮演一个收拾残局的角色。

“那你找我有什么办法？”金俊武的脸色仍然不好看。

“我想找你商量一下，把二队原来那两孔公窑腾出来，先让娃娃们搬进去凑合着上课。”金俊山说。

“里面那些乱七八糟的公物往哪里搁？”

“搁在原来的饲养室。”

看来这事金俊山早已谋划好了。俊武想了想，觉得俊山哥是好意。要不，学校窑真的塌了，出个人命事，也的确不是玩的。他于是就同意了金俊山的建议。

一两天后，在村民委员会主任金俊山的主持下，双水村小学从岌岌可危的原址搬到了金家湾二队的公窑里。这次学校的搬迁实际上是对田福堂和孙玉亭的一次公开声讨。世事再不同往年，如今人们破口大骂这两个“革命家”造下的罪孽。那时叱咤风云的田福堂是打着为全村人谋福的旗号在哭咽河上炸山打坝的。现在，那个早已豁口的废坝和这个搬空的破学校，为田福堂的历史留下两座耻辱的纪念碑。金俊山和金俊武利用搬迁学校这一机会，巧妙地提高了他们在村民中的威望。不用说，田福堂在双水村的权势又下跌了一截。

正当某些户族观念甚强的金姓人家借机抱着恶意的态度，嘲笑败落的田福堂和孙玉亭的时候，金家户族里却暴发了最不光彩的丑事——金富和他父母亲一齐被县公安局拘留了！

这是一个天刚麻麻亮的早晨，一辆警车突然停在村子的公路边上。车里跳下来一些身穿法衣、腰里别着手枪的人。他们迅速过了东拉河的列石，一直向金俊文家院子走去。

村中倒尿盆的女人们首先看到了这情景。消息立刻传到了家家户户。人们拖拉着鞋，一边穿衣服，一边往村中跑。当大伙跑到公路上的警车旁时，就见公安人员已经把金富和他爸他妈从家里拉出来了。一家三口人头垂到胸前，手上都戴着明晃晃的手铐。他们被押过东拉河，来到公路上的警车旁。警察把围观的村民豁开，将三个犯人塞进了警车。警车一声长嚎，车顶上旋转起红灯，便刮风一般扬着黄尘朝县城方向开走了……

警车一走，村民们才如梦初醒，纷纷议论起来。虽然抓的是别人，但这阵势把大伙都吓得脸色煞白。双水村大人娃娃几乎全聚集在了公路上。

人们在这个时候，才开始直言不讳地谈起了他们村的这窝窃贼。在此之前的几年里，金俊文一家为了堵村里人的口，不时分别给众人一点小恩小惠，使得大家只能在背后议论他们，而不好意思在公众场所扬他们的贼名。

有人立刻告诉公路上议论成一窝蜂的村民，现在，金俊文家除过二小子金强住的一孔窑洞，其他两孔窑里，还留几个民警在抄点他们的赃物哩！听说光票子就抄出来四五万块！

啊啊，偷下那么多？

人们马上前呼后拥蹚过东拉河，向金俊文家的院子赶去。不多时分，那院里院外就挤下黑鸦鸦一大片人。

公安人员正把金俊文家里的布匹、衣服和其他东西，一件件造册登记，然后分门别类摞在炕上。

人们怀着极大的好奇心，轮流挤到两孔窑的门口，探着脖子观看里面的景致。

所有看罢的人都纷纷议论说，比石圪节供销社的货物都丰富！

这一天，双水村的大部分人都推迟了出山。直等到公安人员拿封条把金俊文家的两个窑门封住后，人们才散开了。

当天，金富一家老小三口被捕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石圪节乡。几年来，这家人的名声早已扬遍周围的村社；石圪节乡没有人不知道双水村有个大名鼎鼎的金富！

两天以后，又从原西县城传回更惊人的消息：金富一案共逮捕了十七个人，有的还是从外县捉回来的。据说，这是一个大盗窃团伙，首领就是金富，贼娃子们称他为“老板”。同时，石圪节乡政府也贴出告示，说在后天的集市上，县法院要专门把金富一家拉到这里来公开宣判……

第二十二章

除过那年徐治功搞的物资交流大会，石圪节还从来没有聚集过这么多人。

今天，县法院要在这里公判盗窃犯金富一家子。在人们的记忆中，也很少有过一家三口人被同时押上了法场。

因此，乡民们看这场面，比看县剧团唱大戏都有兴致。

法场就设在当年的戏场上。

我们不会忘记，那年在这同一地方，金俊文夫妇在戏场上出售大儿子从外地偷回来的各色时髦成衣，是何等的喜气洋洋。而高瞻远瞩的金俊武当时就预言他们“好吃难消化，吃了屙不下”！

现在，这两辈三个人脸色灰白立在戏台子前，一人一副手铐，六条腿索索地抖着。法院的人在历数他们的罪行。台下，无数双眼睛在盯着他们——其中包括双水村的男女老少和他们自家的人。

人群里最畅快的要数石圪节“胡记理发馆”的王彩娥了。金俊文的前弟媳妇描眉擦粉，穿着入时，此刻站在人群里一边嗑葵花子，一边向周围的陌生乡民臭骂数落这家人的坏德行；甚至把金俊武和李玉玲也骂在了一块。

法院最后的宣判结果是：判处盗窃团伙首犯金富有期徒刑十八年；窝赃犯金俊文有期徒刑四年；张桂兰有期徒刑二年，缓期二年执行。

当天，金俊文父子又被警车拉回了原西，而缓刑的张桂兰似乎从阴曹界走了一回，浑身半瘫着被二小子金强架着胳膊引回了双水村。

谁能想到，当张桂兰母子脸上无光回到自家院落后不久，石圪节乡副乡长杨高虎带了一帮子人，敲锣打鼓进了隔壁金光亮家的院子。高虎他们是给金光亮送他儿子金二锤在南方前线的立功喜报来了。

观看金俊文家道败落的村民们，即刻又转而观看了金光亮家的荣耀场面。光亮喜得嘴咧了多大，满院子嚷嚷着给众人散发带锡纸烟；并破例用蜂蜜水款待了乡上送喜报的官员。

双水村啊！悲剧和喜剧在轮番上演……

这时候，金家湾这面的头号能人金俊武却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

从表面上说来，大哥一家秋风落叶般的衰败与他金俊武并没有什么。犯法的是他哥一家而不是他们！几年来，正是因为深恶痛绝大哥家靠鼠窃狗偷发不义之财，才使他和俊文别了兄弟之情。

可是现在，当这个家庭一夜之间完蛋之后，他内心却感到异常痛苦。是的，他们自食恶果，罪当应得；他们的下场他预料到了。但是，他们和俊文终究是一家人啊！大祸不能不殃及他们。其他先撇过不说，识文断理的父亲生前在东拉河一道川为金家带来的好名声，被大哥一家完全葬送了。好名声是金子都买不回来的。树活皮，人活脸，他金家的子孙后代都成了众人唾骂的对象！

“大哥，你造下的罪孽太深了……”金俊武蹲在自家的脚地上，双手抱住头，痛苦地长吁短叹。

金俊武在脚地上抱头叹息，他妈躺在炕头被子里双拳捶胸，痛哭、喊叫、呻吟。在大儿子夫妇和孙子被捕的那天，金老太太就被二儿子背到他家的炕头上来了。毫无疑问，老太太遭受了她有生以来最重大的打击。在金先生的遗孀看来，这要比小儿子被洪水淹死都更令她痛苦。她和丈夫一生自豪的就是他们的声誉；别人的爱戴和尊重胜于任何金银财宝。可是，死去的丈夫和活着的她，谁又能想到他们的儿孙变成了一群贼娃子，被官府五花大绑拉上了法场？老天爷，为什么让她活着的时候，目睹后人们这一幕又一幕的悲剧？

俊武的媳妇李玉玲没有哭，也不叹息。她只是吊着个脸，立在婆婆头前，过一会嘟囔一句安慰老人的话。李玉玲在满脸愁苦之中也不免露出一丝畅快情绪——好，这群贼娃子！再叫你们能！活该！最好枪毙上两个！

几年来，大哥一家人煜耀他们不光彩的财富，并且在他们面前耍阔弄势，早已使李玉玲恨透了他们。现在，她脸上装出和婆婆、丈夫一样的难受，心里却在畅快地笑着。

这个时候，在隔壁金强的那孔窑洞里，犯人张桂兰被子蒙头，软瘫地躺在炕头上。她实际上还没有从自己的噩梦中醒过来。几年的劣迹也许得她一生去反省。真令人痛惜！贪图金钱使这个性格开朗、爱说爱笑的劳动妇女，成了一名罪犯。从中我们深切地意识到，大时代的浪潮不仅改变物质世界，更重要的是，也在改变人。许多原来没出路甚至看来没出息的人，变得大有作为，并且迅速走上了广阔的生活大道；而可悲的是，有的好人却变坏了，渐渐向堕落的深渊滑落……

金俊文的另外两孔窑洞被公安局查封，门上交叉贴着白纸条，上面还盖着官印。

在院墙根那个小房间里，金强脸上糊着烟黑，正给他妈熬米汤。他眼睛肿得核桃一般大，头发乱得像一团刺猬。

金俊文的二小子是全家惟一的守法公民了。这个当年曾和他哥一样调皮捣蛋的青年，不知什么时候脑筋开了窍，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一个相当出色的青年。

双水村人是慢慢才把金强和他家其他人区别开来的。后来，几乎全村人都夸赞起了这个青年。小伙在土地上的那股勤劳劲头，很像他死去的三爸金俊斌。但他又比他三爸活泛，尊老爱小，见人不笑不说话。不论谁家有难处，只要他能帮上，就会尽力而为。更主要的是，他和人交往的时候，总谦让着叫自己吃点亏——这对于一个农民来说，是最受人尊敬的品质。事物就是这样奇怪——一条西葫芦蔓上却结出了一颗南瓜！

几年来，金强背着大哥和老人的贼名，异常痛苦地生活着。家里所有的农活也都撂给了他。有时候，当耳朵边传来别人对他家的无情讥笑时，他真想操起杀猪刀子，把父母和大哥都一起捅死！他忍受着耻辱和折磨，没明没黑泡在山里，眼泪直往肚子里流。没办法啊！他还鼓不起勇气跑到公安局去告发他的亲人，以便及早结束这黑暗的生活……

现在，他脸上染着烟灰，坐在灶火圪里一手拉风箱，一手往炉灶里添柴。

此刻，他并不难受，反而觉得心里很轻快。当公安局把铐子戴到父母和大哥手上的时候，他感到自己精神上的镣铐却“哗啦”一声打开了。他的日子也许将更艰难，但他自己是清白的。做一个清白人多么好啊！他知道，双水村大部分人不会把他和家里的其他人混为一谈。

金强听见院子里传来脚步声。他抬起头，在烟熏火燎中看见进来的是卫红。他立刻感到浑身像抽了筋似的绵软……

卫红是孙玉亭的大女儿。此刻，她怎么独个儿走进这个丧失了名誉的家庭呢？

其实，在此之前，世界上没有人知道，孙玉亭的这个大女儿，一两年前就和金强产生了很深的感情。

他们的恋爱是从大山里开始的。

责任制以后，碰巧孙玉亭的几块地都和金强家的地紧挨着。玉亭和凤英劳动实在差劲，好多情况下，都是他们的大女儿卫红一个人在地里干活。至于金强家，我们知道，其他人都在忙“生意”，山里的活也是金强一个人干。

两个青年常常在相邻的地里不期而遇。卫红终究是个女孩子，地里的活干起来相当吃力。有些活路她实际上根本干不了，急得坐在地上抹眼泪。这时候，金强就把自己地里的活撂下，过来先帮她干活。人心是肉长的。久而久之，孙卫红感到，世界上再没有比金强更亲的人了。金强帮她干完活，她就又过去帮金强干活。后来，他们实际上是一同在耕种两家相邻的土地。他们在劳动中建立起无比深厚的爱情。两个人在山里同吃各自带来的饭；休息的时候，卫红给他补裰柴草挂破的衣衫，他给卫红挑扎在脚心的葛针……

谁都知道，金家和孙玉亭家的矛盾极其深刻。两个相爱的青年也都清楚这一点。但爱情的藤蔓可以越过任何篱笆而盘缠在一起。他们是双水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因为前两年“朱丽叶”年龄还小，婚姻尚未被提起。但两个人心里都明白他们的关系实际上属于何种性质……

在家里出这样的大祸以后，金强已经忘记了他的“朱丽叶”；他更不会想到，亲爱的卫红在这时候走进了他的家门——她可是从来也没上过他家的门啊！

不过，一个可怕的念头闪电般在金强的脑际掠过：卫红是不是来告诉他，他们的关系从今往后就一刀两断了？

完全可能！是啊，哪个女人再愿跟他这样家庭的人结亲呢？

金强顿时感到两眼一阵发黑。

他从灶火圪里站起来，望着立在他面前默默无语的卫红，不知该说什么。

卫红仍然默默无语。金强看见，她眼里噙着泪水。她立了一会，便坐在灶火圪，替他拉起了风箱。

金强木呆呆地站在旁边，闭住了眼睛——泪水汹涌地冲出了眼眶。

他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口气，用手掌抹去脸上的泪水，揭开锅用勺子搅了搅米汤。

开锅以后，卫红站起来，低头抠了一阵指甲，似乎鼓了很大的勇气，开口说：“我想……到你这边来过日子……”

这位十九岁的姑娘说完这句话，脸一直红到了耳根旁。

金强又感动又激动，说：“你给你爸你妈说了没？”

“没……”卫红仍然低头抠手指甲，“最好叫个大人给他们说一说……”

大人？他家哪来的大人？大人都成了罪人！金强知道，玉亭叔革命性很强，他怎么可能让卫红和一个“阶级敌人”的子弟结婚呢？再说，那年为玉亭叔和他三妈王彩娥的事，两家人结仇太深……

金强伤心地叹了一口气，对自己亲爱的人说：“你先回去，罢了叫我想个办法。”

卫红走后，悲喜交加的金强先硬劝说着让他妈喝了一碗米汤。

此后，他就一个人蹲在院墙角里，困难地咽着唾沫，不知该怎样给玉亭叔说他和卫红的亲事。

他突然想起了他二爸。二爸尽管和他们家、玉亭叔家的关系都不好，但这终究是个“大人”。他知道，二爸二妈对他一直都是好心相待，不像对父母和哥哥那样心怀敌意。事到如今，也许只能依靠二爸为他做主……

金俊武听完侄儿给他叙说了他和卫红的事后，震惊得目瞪口呆，一时倒不知说什么是好。

金俊武能料到他哥他嫂和大侄子的下场，但万万料不到二侄子和孙玉亭的女儿黏到了一搭。

他首先气愤地想起孙玉亭和俊斌媳妇的“麻糊”事件。虽然那事过了好几年，一想起仍然叫人怒不可遏。

不过，另有一股热流随即淌过了这个硬汉的心头。他为孙玉亭的女儿如此深明大义而感动不已。不简单啊！一个十九岁的女娃娃，能在这样的关头做出这样的抉择，能不叫人眼窝发热吗？

金俊武没有往下考虑，就一口答应了侄儿的请求。

金俊武同时意识到，他将要负起的是一个大家庭主事人的责任。弟弟俊斌那门人，死的死，走的走，已经断了根。哥哥俊文一家三口虽然活着，但基本上也完蛋了，只留下金强一条完整的根苗。他金俊武不能让这家人也绝了门。金强已经二十六岁，如果不是卫红这么好的孩子，哪个女娃娃还愿意和贼门人家结亲？要是金强打了光棍，大哥那门人也就断了种代，金家的后世不堪设想！要是这样，他怎能对得起死去的父亲？

但是，金俊武答应了侄儿之后，才感到这事十分棘手。他和孙玉亭多年来一直势不两立，怎么可能做通他的工作呢？再说，上玉亭的门本身就令他万分为难！

唉，事到如今，他金俊武只能下脸去为侄儿求亲——金家再有什么资本逞强斗性哩！

金俊武突然出现在孙玉亭家的黑窑洞里，也着实让玉亭两口子大吃一惊。

虽然金俊文一家已经臭不可闻，但金俊武仍然是金俊武。对金家湾事实上的领袖登门拜访，感情上敌对的玉亭夫妇也不能不流露出某种荣幸之色。在农村，不管你身居何种要职，如果你家境贫困，就自然对家境好的人心怀敬畏；更何况，这金俊武不仅光景在村中拔尖，同时也是双水村的领导之一，而且敢和卓越的田福堂分庭抗礼！

贺凤英马上用一只豁口破碗，为金俊武倒了一点白开水。金俊武反客为主，给孙玉亭递上一根纸烟。

俊武不绕圈子，开门见山说明了他侄儿和卫红的事，希望玉亭夫妇能支持两个娃娃的婚事。

“……我哥一家是完了。你们清楚，几年来，我和他们也早断了来往，别了兄弟之情。但金强是个好娃娃，这村里人都能看得见。

“至于咱们两家的关系，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往后成了亲戚，我想也不必再计较过去的那些碰磕。同村邻舍，有点什么不美气也是难免的。你们都有文化，我想会宽怀大度对待这些事。再说，就是我们之间有点不和，也不应该影响娃娃们的亲事……”

金俊武雄辩而诚恳地对他的前对手说了一大堆热忱话。

孙玉亭脸由红变白，又由白变红，夹纸烟的手指头索索地抖着，别过脸不再看金俊武。贺凤英也吊着个脸一言不发，低头在锅台上拿切菜刀砍一颗老南瓜。

黑窑洞里一时寂静无声。

过了一会，孙玉亭红脖子涨脸对金俊武说：“这事弄不成！我怎能把卫红给了犯罪分子的后代？就是这话！你们是白日做梦！妄想把我的女儿拉入那个黑染缸？我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谈判破裂了。

金俊武碰了个硬钉子，尴尬而痛苦地退出孙玉亭的院子。

金俊武刚走，孙玉亭就把大女儿叫到跟前，盘问了半天。卫红不仅说出真情，还顶嘴说她非和金强结婚不可！

恼羞成怒的孙玉亭费劲地脱下一只破鞋，一直追赶着把女儿打出院子，又撵着打到了坡底下。贺凤英喊叫着冲出来，打了孙玉亭一记耳光，才制止了他的疯狂。作为母亲，不论她是否同意这门亲事，凤英当然要护着女儿。

贺凤英怕出逃的卫红寻了短见，一路哭着去寻找孩子。当她路过田福堂家的畔时，躺在碾盘上晒太阳的支书问妇女主任：“你哭什么哩？”

凤英毕竟是妇道人家，马上鼻子一把泪一把向支书叙说了事情的根根梢梢。

田福堂一阵猛烈的咳嗽过后，脸上露出一丝讽刺的笑容，说：“好事嘛！玉亭还给我做工作，让润生和寡妇结亲，说两个人有了爱情，大人就不应该阻挡。他怎能阻挡自己娃娃的爱情哩？再说，卫红又寻了个打着灯笼也找不下的好人家……”

在孙玉亭家闹翻天的时候，金俊武却在自己家里愁得一筹莫展。他先不想把他的失败告诉侄儿，以免孩子遭受打击。

但他又有什么办法攻克孙玉亭这座顽固的堡垒呢？

金俊武一下子想起了孙少安。是的，也许只有少安才有能力说服他二爸。当然，俊武知道，少安现在砖场倒闭，处境险恶，心情很坏，此刻麻烦他实在不合时宜。但他已走入绝路，只能去求他了！

金俊武决定马上去找孙少安。

第二十三章

金俊武一见孙少安，才吃惊地发现，前一队长已经被砖场的倒塌折磨得不成人样了。小伙高大的身躯像他父亲一样罗了下来，脸色憔悴而黑瘦，眼角糊着眼屎，嗓子也是沙哑的。

俊武先安慰了他一番。尽管他出于诚心，但话语是空泛的。他知道，几句安慰话解决不了少安的问题。如果少安缺的是粮食，那他金俊武有能力帮助这位年轻的朋友。

孙少安尽管心情坏到了极点，但他不能拒绝俊武的请求。

他答应当天就去找他二爸。

哈呀，这孙玉亭真的成了个人物！他刚把双水村的一条好汉赶出了门，另一条好汉又上门求他来了。

玉亭这阵儿腰杆子确实很硬。他吸着少安的纸烟，拿板作势地听侄儿七七八八给他说好话。

“不同意！就是这话！你别再给我灌清米汤了！”孙玉亭很有气魄地打断了少安的话。如果在前不久，少安红火热闹的时候，他决不敢对侄儿如此态度生硬——那时是他有求于侄儿。可是现在，你少安小子还不如我！我穷？我不欠债呀！你小子屁股后面欠一堆账债，有什么资格来教导老子？

“你甭再为金俊武小子说情了！你自己连自己屙下的都拾掇不了。你先甭说其他事，你二妈的四十块工钱我们还等着用哩！你最好先把钱给我们开了，再去管两旁世人的事！”

孙玉亭俨然以一副债主的神态对他以前敬畏的侄儿说话。

孙少安气得嘴唇直哆嗦。他没想到，连无能的二爸也不把他当一回事了。

唉，也许在所有人的眼里，已认定他孙少安这辈子再也爬不起来。既然是这样，人们有什么必要尊重一个在生活中软弱无力的人呢？

孙少安一看他没本事再说服张狂的二爸，只好沉着脸从这个破墙烂院里走出来。他难受地咽着唾沫，喉骨结在不停地上下滑动。他并不计较二爸那些过分刺人的话，而更多的是为自己的处境悲哀。唉，他孙少安现在竟手无缚鸡之力了！

少安下了二爸家的小土坡，半路正好碰见担水的妹妹卫红。他拦住妹妹，询问了她本人对自己婚事的态度。

卫红很有主见地告诉大哥，她坚决要和金强成亲。

孙少安大受感动。他以前没有想到，他二爸二妈那样的人，竟生下这么个好娃娃。少安感到，卫红妹妹在骨子里有孙家的那种硬劲。

他于是给妹妹出主意说：“这是你自己的事，不管你爸你妈是什么态度，只要你本人坚决，你就按你的想法去行事！你知道，婚姻是自由的，到时候谁也挡不住你们！”

卫红抹去眼角的泪水，严肃地对大哥点了点头。

孙少安走出田家圪，蹚过东拉河，直接去金家湾向俊武报告了他的努力没有任何结果。

于是，这宗亲事就暂时被搁置起来……

冬至过后不久，阳历一九八二年快要结束的几天，随着西伯利亚大规模寒流的到来，黄土高原落了第一场雪。

雪下了一天两夜，大地和村庄全被厚厚的积雪埋盖。田野里鸟兽绝迹，万般寂静。家家封门闭户，只有窑顶烟囱中升起一柱柱沉重呆滞的炊烟。野狗吐着血红的舌头，嘴里喷着白雾，在雪地上奔蹿。无处觅食的麻雀挤在窑檐下，饿得叽叽喳喳叫个不停……

大雪停歇的那个无风的早晨，村里人出门以后，就见金俊武和侄儿金强，黑棉袄钮扣上挂着红布条，从白雪皑皑的庙坪走过来，不管碰上大人还是娃娃，都双膝跪地磕上一头。人们朝金家湾北头望去，见俊武家的院墙上，插起一嘟噜白色岁数纸。

所有的人立刻明白：是金老太太谢世了！

金老太太的去世，意味着一代人在这个古老的村庄即将最后消失。扳指头算算，那一茬人中，现在残存的就只有孙玉厚的老母亲了。

不管老太太的后人们有多少劣迹，但她本人和已经亡故多年的金先生，一直受到普遍的尊敬。他们的好德行甚至得到了整个东拉河流域的确认。

因此，双水村各姓人家都纷纷对老太太的去世表现出真诚的哀悼。人们争抢着去打墓；乐意帮助金家操办这场丧事。

帮忙的外姓村民，老太太娘家门上的人，以及金家其他亲戚，都先后拥进了金俊武的院子。当然，金家湾这面姓金的人家，全都成了事中人。

俊武家地方太小，其中两孔窑堆满了粮食；他哥家的两孔窑又被公安局查封了。因此，丧事的许多具体事宜得分散在金家湾各处进行。金俊山父子被聘为总料理。俊山精通乡俗礼规，做各种安排；他儿子金成记账。

金俊武毫不犹豫地决定，他要按农村习俗的最高礼规安葬他母亲。这个大家庭已经晦气十足，母亲的葬礼一定要隆重进行；让世人看看，金家仍然是繁荣昌盛的！

不用说，金家全族人都是宾客；外族人每家也将请一个人来坐席。这等于要款待全村人来吃喝。不怕，他金俊武有的是粮食！

金家湾这面许多家户都在替金老太太的丧事碾米磨面。光辉家的院子里，五六个人在杀猪宰羊。从米家镇请来的阴阳先生，正在金俊海家做纸火。金波他妈忙着一天五顿饭侍候这位“圣人”；他们家的炕上和箱盖上，摆满了纸糊的房子、院落、碾磨、课幡、引魂幡和童男童女。

与此同时，在金家祖坟那里，打墓人掘开了金先生的坟堆，把先生的骨骸装进一个小木棺函中，准备和老太太合葬。

金老太太装穿好七八身绸缎寿衣后，便入了早年间做好的镂花柏木棺中。

棺木停放在院子搭起的灵棚里。长明灯从屋里移出，放在棺木前。灵案上摆满供果和一头褪洗得白白胖胖的整猪。一只活公鸡绑住爪子，搁在棺木之上。

棺木两边的长条凳上，老太太的直系亲属轮流坐着守灵。吊唁的人川流不息。亲戚们过一会就轮着来一批，跪在灵棚前唱歌一般哭诉一番，但真正流眼泪的是少数人。哭得最伤心的是大媳妇张桂兰——她多半是借此哭自己的命运。前来吊唁的村民只是送点香火，烧烧纸；辈数小的跪下磕两个头。

入葬的前一天，亲戚、金家全族的大人娃娃和所有被邀请的宾客，从早到晚一直不断地轮流吃两顿非吃不可的饭。第一顿是饸饹油糕；第二顿是“八碗”和烧酒。隔壁金光亮弟兄三家的窑洞全都摆满了宴席。

下午，雇用的一班吹鼓手来了——进村以后，先放了三声铳炮。所有的孝子都到村头去跪迎五个穿开花破棉袄的乐人。

夜幕一降临，隆重的撒路灯仪式开始。吹鼓手前面引路，孝子们一律身穿白孝衣，头戴白孝帽，手拄哭丧棒，真假哭声响成一片；他们跟在吹鼓手后面，从金俊武家的院门里出来，沿着哭咽河边的小路，向金家祖坟那里走去。许多人手里都拿着白面捏成的灯盏，走一段，便往右边的雪地上放一盏，并且随手抛撒着纸钱。返回来时，又向路的另一边间隔搁置面灯。入夜，雪地上的路灯如同流萤一般闪闪烁烁，其阵势蔚为壮观。双水村的老年人们纷纷羡慕地议论感叹：金老太太生了个真孝子，把丧事办得多体面啊！

第二天大出殡以前，又进行了著名的“游食上祭”仪式。全体男女孝子，手拄哭丧棒，披麻戴孝在老太太灵前间隔按辈数跪成方阵。仍然由吹鼓手领路，后跟两个三指托供果盘的村民，在孝子们的方阵中绕着穿行。托盘人为田五和一队原会计田平娃。这两个人左手举盘，右手拿着白毛巾，迈着扭秧歌一般的步伐，轻巧地走着，像是在表演一个节目。

接下来是“商话”。一般说来，这是孝子们最心惊的一个关口。这实际上意味着老人能不能顺利入土。

所谓“商话”，就是由死者娘家的人审问孝子们在老人生前是否对她孝顺；或者她死后的葬礼是否得到尽心操办？这时候，死者娘家门上来的人，哪怕是三岁娃娃，在孝子面前都是权威人士，像君主立宪国的皇室成员，神圣不可侵犯。如果他们中任何一个人从中作梗，孝子们就别想让老人入土！

现在，俊武的两个七十来岁的老舅舅盘腿坐在炕头，身后是其他小辈的“皇室成员”，一个个都不由自主摆出高高在上的架势。

金俊武领头跪在炕栏下的脚地上。他身后跪着自己的妻子李玉玲和大嫂张桂兰。接下来是金强和俊武两个上学的儿女。其他孝子们从脚地上一直跪到了门外的院子里。其阵势真有点像群臣跪拜新登基的皇上。

俊武先概要地向娘舅家的人汇报了他们生前照顾老人的情况，其中当然也有一些必要的检讨。接着，他又详细叙说这次是如何操办母亲丧事的。最后，他请求舅舅们提出意见；如有不满足，他将尽力弥补缺憾。

接下来，孝子们就敛声屏气，等待娘舅家的质询了。

在这种情况下，死者娘家的人多少总要提点意见，向孝子们发难；俗称“抖亏欠”。

为首的大舅庄严地盘腿坐在炕头，耷拉着松弛的眼皮，像老法官一般沉吟着说：“其他嘛，也就不说了。我姐和我姐夫东拉河一道沟谁不知道他们的好名声？如今，他们入土合葬，你们为什么不给他们做个道场，让礼生来唱唱礼呢？”

所有孝子们的心都在咚咚跳着。他们想不到这老家伙竟提出了如此高的要求。俊武的媳妇李玉玲头叩在地上，心里骂道：“老不死的东西！看你死了还能耍个什么花子！”

俊武给大舅磕了三头，回话说：“本该按你老说的这样做。只是咱们周围请不下和尚道士。要做道场，只能到白云山去请礼生，但路太远，还不知人家来不来……”

他大舅合住眼一言不发——这等于拒绝了外甥的理由。

事情眼看着陷入了僵局。

这时候，二舅咳嗽了一声，扭头看了看他哥，说：“也就不要再为难娃娃了。俊武为办他妈的丧事，已经尽了力，这我们能看见……”

二舅是个明白人，主动为外甥开脱。

大舅沉默了一会，抬起眼皮说：“那就这样吧。起来……”

金俊武和所有孝子都赶忙向炕上这一群严厉的审判官磕头谢恩。

迎完村民们送的挽幛和祭饭后，就要起丧了。

八个壮汉涌前来准备抬棺木。前面两人手提长条板凳，以备抬棺人路上歇息时停灵。

米家镇已故米阴阳的儿子继承了父业，现在是周围最有名气的阴阳——此时他手拿切菜刀，走到棺木前象征性地在鸡头旁砍了砍，然后把那只将属于自己的老公鸡扔在地上，背过身嘴里念了一会咒语，喊道：“起殃！”

三声铳炮轰鸣，吹鼓手奏起哀乐，棺木被八个人抬起来。

金强扛着引魂幡打头，后面是举课幡和童男童女的孝子。接下来是吹手，然后直系孝子手扯棺木上的纤帐，一路哭说着出了院门。岁数纸和老太太生前的枕头在院畔上点燃了。与此同时，双水村所有人家的院畔上都点起一堆避邪的火。

棺木在坡下作程式性停留。女孝子们在这里烧过纸磕过头后，就返回家不再去坟地。

重新起棺后，只留了男性孝子。吹鼓手也停止了奏乐。人们在雪地上艰难地行进着，好不容易才把这分量很重的柏木棺抬到金家祖坟。

在墓地上，阴阳成了主要角色。孝子们都怀着敬畏的感情，由年轻的米阴阳用罗盘指导着将棺木吊入墓穴。这里的一招一势，稍有不慎，按迷信说法，都会给后辈人招致灾祸。

坟堆起后，米阴阳念招魂曲：“……每日儿烧香在佛前，三载父母早升天。千千诸佛生喜欢，万万菩萨授香烟……啊哈！朱砂硼砂磨合砂……磨合钵罗啊，钵弥罗……罗罗罗饭钵……钵钵罗饭罗……”

米阴阳一念完，在坟旁画一十字，再画一圆圈，又向坟堆撒了五谷，葬礼就全部结束了……

母亲的丧事全部办完后，金俊武夫妇累得睡了两天两夜。从大哥一家三口被捕到母亲去世，使他们处于一连串的事变之中，身体和精神全有点撑不住了。他们知道，老母亲正是因为俊文家的祸事才一病不起的。

现在，这一切都完结了。在这对夫妇的内心深处，倒像是收割完一季庄稼，可以长长地出一口气。他们剩下的惟一心病，就是侄儿金强的婚姻问题。在这件事上，李玉玲和丈夫的熬煎是一致的——他们都喜爱和同情可怜的强娃。

但是，俊武夫妇并不知道，事情在孙家那里有了突破性的转机。

春节前的几天，孙卫红又一次向父母提出她要和金强结婚；而且强硬地表示，不管大人同意不同意，他们赶春节就到石圪节乡政府去领结婚证呀！

不用说，孙玉亭又把女儿和金家压到一块臭骂了一通，坚决反对这门婚事。

但玉亭奇怪的是，他老婆却不再对这件事说话。

贺凤英不再说话，不是说她还支持丈夫，而是基本上默许了女儿的抉择。

凤英有凤英的想法。她和玉亭没有生男孩，能在本村找个女婿，老了也有人照顾他们的生活。再说，虽然金俊文家的三口人犯了法，但金强是个好后生，既能吃苦又会抚弄庄稼——这正是他们夫妇所欠缺的。有了金强，他们就不要再低声下气求大哥一家人了。更重要的是，她已经知道女儿和金强生米做成了熟饭，无法再阻挡这门亲事。她甚至对吼天喊地的玉亭抱着一种嘲笑的态度。

当丈夫准备再一次收拾女儿的时候，贺凤英不得不告诉玉亭：卫红已经怀孕了！

孙玉亭就像被一闷棍敲在头上，顿时傻了眼。天啊！谁能想到他孙玉亭的女儿做出如此丢脸的事呢？这叫他以后怎样再教育双水村的人民？

玉亭同志应该知道，自他和王彩娥的“麻糊”事件之后，他就早没资格在两性问题上教育别人了。

孙玉亭气倒在了他的烂席片炕上。他也知道，局面已经无可挽回。女儿怀着金强的娃娃，不让她和那小子结婚，谁再要她呢？

不管孙玉亭反对不反对，春节前，卫红和金强相跟着去石圪节乡政府领了结婚证。鉴于金强家的状况，懂事的卫红不要金家举行任何仪式，准备直截了当从田家圪走到金家湾就行了。

在双水村一片惊讶的议论声中，孙卫红和金强无声无息地生活在了一起。

孙玉亭尽管痛苦不堪，但女儿终究是自己的亲骨肉。在孩子离家之前，他在一堆过去的学习材料中翻出一个红皮笔记本——这是那年评法批儒时石圪节公社奖给他的。他将这笔记本作为结婚礼物送给了女儿，并且在上面很有才华地写了两句题词：一颗红心两只手，世世代代跟党走。

第二十四章

一九八三年春天，社会大变革的浪潮异常迅猛地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以深圳经济特区为标志，中国条件优越的东部地区的改革，已为全世界所瞩目。

落后的西部地区，就像过去参观大寨那样，由各级领导带领，纷纷组团结队，到温暖的南方去取经，也捎带着游览了一些名胜古迹。

过去没啥名气的深圳成了中国新的耶路撒冷。

穿臃肿老式棉衣的西部人，参观游览一圈回来以后，有的羡慕惊讶那里的开放与发达；有的则摇头叹息，大发“国将不国”的哀叹，说东部地区完全成了“西方世界”……

不管怎样，去那里转了一圈的西部各级领导，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有些干部率先改革了自己的服装，穿起做工粗糙的西服，戴起鸭舌帽、变色镜，披上了米黄色风雨衣。当然，他们各自也或多或少取回了一些“经”。他们最为震惊的是，像江苏省某些乡镇企业的经济产值竟然超过北方某些地区的产值。看来，仅仅在农业经济上做文章显然远远不够了。必须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东部地区的口号成为新的经典在西部传播开来：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

一九八三年开春以后，不管条件是否成熟，各地的乡镇企业星罗棋布般发展起来。各种确有才能的人和一些冒险家纷纷申办起各种工厂和公司。挂着“总经理”、“董事长”等等头衔的名片满天飞。其中有些单位的全部人马就是“总经理”自己一个人——他们的“公司”就在腋下的皮包里装着。

从总体而言，沉睡的西部打了一个哈欠，伸了一个懒腰，开始苏醒过来，似乎准备动一番干戈了。发展经济的热情急骤地高涨起来。

但是，在双水村这个普通的小山村里，作为先行者的孙少安，当全社会乡镇企业蓬勃兴起的时候，他的事业却像一只被巨浪打碎的小船抛在岸边，失去了继续前行的能力。

砖场倒闭至现在，已经有半年的时光。孙少安的精神仍然没有从这场灾难中恢复过来。

这半年中，他又复原成一个地道的庄稼人，整天闷着头在地里干活。村里和外面世界的事，他都漠不关心。那些事和他有什么相干哩？他现在欠一屁股账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熬煎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这时候，他也体验到类似孙少平的那种感觉：只有繁重的体力劳动，才使精神上的痛苦变为某种麻木，以至使思维局限在机械性活动中。他真没勇气去面对自己残破不堪的现实啊！砖场死气沉沉。日子死气沉沉。村里干过活的人，工钱还没给人家开完，而一万元贷款，利息已经滚了好几百元……

他实际上又不可能处于麻木状态。一旦细细盘算他的光景，他就不寒而栗。

孙少安在山里常常把镢头扔在一边，颓然地四肢大展睡在土地上，面对高远的天空长吁短叹。他不尽地回味自己坎坷的人生道路，双眼噙满了泪水。他诅咒命运的不公平，为什么总是对他这样冷酷无情！想一想，他已不再年轻——今年三十一岁，过了而立之年；可是，到头来，他不仅仍然两手空空，还背负着沉重的债务！

有时候，走入绝境的他，竟然像孩子一般在山里天真地幻想，会不会出现个奇迹让他摆脱这厄运呢？比如过去年代金家的老地主就在这块地里埋下一窖金银财宝，让他一镢头挖出来了……他对自己的荒唐想法报以刻毒的冷笑。得了吧，孙少安！你这样躺着胡思乱想，还不如起来干一会活。你已经是这样可笑，说明你活该倒霉。看来，你要重新振作精神是多么不容易！你往日那股劲头哪里去了？你就甘心这样像死狗一般沉沦吗？

是啊，我为什么变得这么软弱无力？我过去不是没有经历艰难困苦；而那时不是一次又一次用顽强不息的意志渡过了重重危难，并且一次次转危为安吗？当然，这次危难不比往常，是太巨大太可怕了；但总不能用这样一种灰心丧气的态度去逃避这危难。再说，能逃避了吗？

那么，你应该怎么办？你又怎样才能度过你一生中这场毁灭性的灾祸？

他又有什么办法呢？他不是没想过办法。因为想不出办法，才逼得他胡思乱想啊！

孙少安心里明白，惟有他的砖场重新上马，他才有希望翻身。

可是重开砖场需要资金。贷款是不可能了。公家的钱是扶持有能力偿还本息的人，而再不可能给他这样一个破产户。问私人去筹借吗？惟一有两个钱的“挑担”常有林，他已经在人家手里借了一千多块，用来安抚村中给他干过活的亲朋好友——现在，这笔账债还未还清，村民们碍着他的老面子，才不好三番五次上门逼债，但他已经在这些信任他的人面前抬不起头了……

痛苦的少安总是一个人早出晚归——他不愿见村里人的面。

有时候，他从山里回来，也不直接回家，一个人坐在黑暗的东拉河边，一支接一支抽自卷的旱烟棒；或者孤魂一般游荡到他那荒凉清冷的砖场，用手摸半天油毛毡棚里的制砖机……直到等心焦的秀莲来寻到这里，他才默默无语地跟妻子回家去吃饭。

半年来，孙少安真正体验到什么叫“患难夫妻”。亲爱的秀莲不仅像他一样承受着破产的痛苦，而且还要千方百计安慰他。

她给他说宽心话，给他做好吃喝，给他温柔的抚爱和体贴。甚至在他苦闷至极，无端地向她发火的时候，她也心甘情愿当他的出气筒。

晚上，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都是搂抱着她睡觉——这已不仅再是肉体的需要，而是寻找一种可靠牢固的精神依托。没有秀莲，他说不定神经都要错乱了……

又是一个深沉的夜晚。

秀莲已经入睡了，他仍然在黑暗中醒着。

他心绪烦乱，把胳膊从妻子温热的脖项里抽出来，坐起穿好衣服，一个人静静地呆在黑暗中，抽着自卷的旱烟棒。焦躁中他不知自己想了些什么。

“你？睡吧……”

旁边传来妻子轻轻的说话声。

他扭过头，在微光中看见秀莲那双大眼睛睁得圆圆的。她看来早就醒了。

“唉……”少安长叹了一口气，“睡不着嘛……”

沉默。

妻子理解他，知道他说的是真话。

“咱们不能再这样等死了！”秀莲也坐起来，脊背上披了件衫子，往他这边挪了挪，用手拉住了他的手。

“可咱们又有什么办法呢？”少安把妻子的手亲切地用力捏了捏。

“反正你不能再整天闷着个头，从家里走到山里，又从山里走到家里。你应该出去跑一跑！一眼看见，窝在双水村是没有出路的！”

“你是说让我像当年少平那样出去揽工吗？”少安侧过脸，不解地问妻子。

“不。我是说，你应该到乡上和县上走一走，看能不能再贷下款。”

“谁还再敢给咱贷款呢！”

“你不会找找刘根民？他总不会眼看着老同学走到死路上！”

“就是根民想帮助我，他也拿不出钱。贷款要县上的银行批准哩……”

“那你不会到县上去？你去寻他周县长！他都亲自跑来为咱们的砖场点火，说不定会支持咱哩！”

“咱有什么脸再去寻人家县长？人家支持咱，是叫咱往好办哩！现在咱把砖场弄垮了，人家怎再支持你？”

“这又不是咱故意往坏办！是那个河南师傅……该死的……”

“人家还管你这号事！”

“可是，你难道就不能跑到县上去试试吗？不行了拉倒！这总比坐着等死强！过去，你可从来都没这么窝囊过……”

秀莲说得有些伤心，但没有流泪。她知道，这时候她不能在丈夫面前流泪。她不是没有流过眼泪，只是一个人悄悄偷着哭罢了。

妻子的话严重地刺激了少安。他并不生秀莲的气，反而猛地感到，妻子的话是多么正确。是呀，他孙少安为什么变得这样没出息？难道他真的就这样一筹莫展、灰心丧气地坐着等死吗？

他感到脊背上掠过一道寒冷的颤栗。心脏在胸膛里狂跳不已。

他“腾”地从炕上站起来，举起双拳在黑暗中咬牙切齿地挥舞了几下。

“我操他妈！”他骂道。

他不知道他在骂谁。

孙少安重新坐到妻子身边。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下来。他满怀深情搂抱住妻子滚圆的肩背。他感激她。这不是说她替他想出了什么起死回生的妙方，而是她重新唤起了他生活的勇气。

对，他不能就此而甘愿沉沦！他还应该像往常那样，精神抖擞地跳上这辆生活的马车，坐在驾辕的位置上，绷紧全身的肌肉和神经，吆喝着，呐喊着，继续走向前去……

不知不觉中，窗户纸已经发白了。

屋外，那只老公鸡扯着嗓门唱起了嘹亮的晨曲。公路上传来汽车的隆隆声响。

“我今天就出去跑一趟。”

多少天来，少安第一次用平静而清爽的语调对妻子说话。

秀莲望着他笑了。她的笑容看起来是那样令人心酸。丈夫重新振作起精神，对她来说，那就是希望。只要亲爱的人不倒下，再大的苦难都没有什么。是的，没什么。当年她从山西撵来和他一块生活的时候，不也是困难重重吗？只要人本身钢巴硬正，即使去讨吃要饭，那又有什么可怕！

秀莲赶紧点火做饭。

她给丈夫烙了几张白面葱饼，又打了一碗荷包蛋。丈夫吃饭的时候，她给他收拾好那个多时不用的黑人造革皮包；又把那身过去做生意穿的“礼服”从箱子里翻出来。她要把出门的丈夫重新打扮得像往常一样。人凭衣衫马凭鞍，一身好衣服能给人添许多精神！

孙少安穿起那身礼服，把黑人造革皮包斜挂在肩头（里面装着仅存的几盒“牡丹”牌香烟），在妻子满含期望的目送下，出了家门，顺着公路向南走去。

他先来到石圪节乡政府，找到了他的老同学刘根民。

他的情况根民一清二楚。

“……唉，我只能给周县长写封信，你带着去找他，看县上能不能帮助你解决困难。少安，我和你一样急，只是乡上根本解决不了你的问题。这里没权给你贷几千块钱呀！”根民很诚恳地对他说。

“我又不是不知道这些情况！你千万不要为难！你能给周县长写封信，这就蛮好了。”少安为一次又一次麻烦他的老同学而感到十分内疚。

孙少安带着根民写给周县长的信，从石圪节搭车当天就去了原西县城。

他碰了个大钉子：周县长到省上开会去了，一个星期都回不来。

少安垂头丧气走出县政府大门，在原西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

他痴呆呆地立在十字街旁一个角落里，愁得像个傻瓜一般。触景生情，往事又一幕幕浮现在眼前。他想起了当年他和润叶在这里的交往；想起他和牲畜一起拉着沉重的架子车往中学送砖；想起那年“夸富”会上的游行；想起他气势非凡地在这里交谈生意，请人家吃山珍海味……现在，他一副破落相，如同鬼魂一般游荡在这街头，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

他在恍惚中突然想起一个熟人。

他决定去找找以前在他们公社当过领导的徐治功。听说徐主任已经从水电局调到了乡镇企业管理局，正是他们这号人的“娘家”，何不去他那里碰碰运气呢？

孙少安几乎不抱什么指望。但人到急处，往往盲目瞎碰。他知道，徐主任在石圪节时，对他的看法很不好。那年为多留了一点猪饲料地，他还组织大会批判过他。

出乎少安预料的是，徐主任——现在应该叫徐局长，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似乎已经忘记了他们之间曾经有过不愉快。少安马上觉得，人家徐主任终究是大官，心胸开阔，不计前嫌，而他却用老百姓的肚量估摸人家，实在是……

不过，治功热情倒很热情，但这里不能给他解决任何问题。

“走，我引你到农业银行去！你的情况我知道哩！周县长都亲自到你的砖场参加过点火仪式嘛！”

孙少安很受感动地跟着徐治功来到了县农行。在这一刻里，徐治功简直就是一位下凡的天使！

治功在县农行的营业室还没把话说完，负责贷款的营业员就打断了他，说：“这个人的情况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再给一个不仅无偿还能力，而且还破了产的人贷款！”

徐治功又急忙叙说了周县长如何为孙少安的砖场点火的情况——他几乎把这件事编成了故事。

营业员看来有所松动。不过，他说：“那你们得寻承保单位。”

徐治功难住了。尽管周县长支持过孙少安，但这小子已经搞塌火了，他徐治功可没胆量承保——孙少安再塌火了呢？

徐治功于是接连给县上和城关镇几个企业单位挂了电话，询问看谁家能给孙少安贷款做个承保单位。

没有人答应这件事。

徐治功双手一摊，表示这事他已经无能为力了。不过，他安慰他的前臣民说：“等周县长回来，我一定给他汇报你的情况！”

再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少安说了一堆感谢徐局长的话，就只好返身回双水村了。

当他坐在北行的公共汽车上，望着车窗外绿意盎然的山野，视线渐渐模糊起来。他难受的不仅是他没有贷到款——这结局实际上比他预料的还要好；他只是不忍心目睹妻子那双殷切期待的眼睛……

第二十五章

“四人帮”垮台以后，中国最为瞩目的现象之一，就是文学在全社会的大爆炸。从刘心武的那篇小说开始，以社会问题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哪怕是一个短篇小说，常常立刻就引起全社会的喧哗。也许有史以来，中国文学直接的社会效应从未达到过如此巨大的程度。

（究其原因需要冗长的篇幅，这里就不再累赘了。）

在这种状况下，作家这个行道变得异常地吃香起来。一时间，有志于此道的人多如牛毛。文学作品的数量逐年骤增，犹如决堤洪水；水来土掩，各种文学杂志纷纷面世；中国眼看就要成为文学的“超级大国”了。

当然，这好现象中也包含一些令人忧虑的成份。有许多人因“文化大革命”耽搁了学业，理工科没指望，就在这方面寻找出路，因此将文学弄成了纯粹的谋生手段。另有个别人对此几乎中了魔法，竟丢了工作，撇下妻室儿女，夹着成堆的废稿和几句敷衍的退稿信，一脸宗教般的狂热，长年周转于各编辑部。

为了迎合这种文学的狂涛巨浪，有许多文学单位和报纸杂志，纷纷办起了什么“文学讲座”、“刊授大学”、“函授大学”……以此满足和吸引成千上万的文学青年。尽管这类活动收费实在不低，但参加者蜂拥如潮。由主办单位出钱雇用的一些已经出名的作家，纷纷到各地去进行演讲，听众竟场场爆满。有时候，这类“讲座”还售门票，并兼售演讲者本人的著作，使得这类活动让各方面都受益匪浅。

三四月间，省作协《山丹丹》文学月刊的文学讲座在黄原地区搞面授活动。来讲课的有著名老作家、省作协副主席黑白和新近冒出来的“第五代”诗人古风铃。

在黑老的关怀指导下，黄原地区去年初就成立了文联。此次活动就由地区文联协助《山丹丹》编辑部来搞。因为黑老亲临讲课，地区文化局也出面了。

客人到达的当天晚上，田福军就以地委和行署的名义，在黄原宾馆宴请了黑老一行人。出席作陪的有管文、卫、体的副专员，兼着文联主席的地委宣传部长；当然也少不了地区文化局长杜正贤和文联副主席、诗人贾冰。杜正贤的女儿杜丽丽已经是《黄原文艺》的诗歌编辑，又是这次具体安排活动的工作人员，因此也参加了这个隆重的宴会。

为了确实安排好这次活动，地区文联在黄原宾馆和黑老他们相邻的楼层包了两间房子，贾冰和杜丽丽各住了一间。贾冰负责侍候黑老，杜丽丽负责陪同诗人古风铃。

几年来，杜丽丽在贾老师的指导下，已经成了小有名气的女诗人；不仅在省级刊物上发了一些诗，而且还在《诗刊》上露了一次面。起先，她的诗师承贾冰；后来，便自然地在意识上超越了她的老师，加入了新诗人的行列。不过，她知道，比起古风铃，她已经又成了落后流派中的一员。

杜丽丽和古风铃是第一次见面。但她早已崇拜这位在全国有影响的青年诗人。古风铃是《山丹丹》编辑部的诗歌组长，已经出版过两本诗集，据说他的诗都引起了外国的注意。丽丽特别庆幸这次能亲自陪同这位著名的新派诗人。

杜丽丽和田润叶同岁，今年已经三十了，但看起来还像二十出头的姑娘那般光彩鲜嫩。和团地委书记武惠良结婚到现在，她坚持说服了丈夫，至今还没要孩子。至于那穿着打扮，一直在黄原领导潮流。她自豪地宣称，她在街上走过时，男人们的“回头率”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

古风铃名不虚传，高高的个子，一头长发披到肩头，白净的脸上围了一圈炭黑的络腮胡，两只眼睛流动着少年般的光波。上身是棕红色皮夹克，下身是十分紧巴的牛仔裤；裤膝盖磨白处，用钢笔横七竖八写着一些令人莫名其妙的话，几乎把裤子变成了草稿纸。不看他的诗，光看人就知道他绝非凡俗之辈。从他嘴里说出的是“超越”、“嬗变”、“集体无意识”等等新鲜的词汇和费解的概念。据他所说，舒婷、北岛等人已经成为历史上的诗人，不值一提了。丽丽感到惭愧的是，她现在还把那两个诗人奉为神明哩。

黑老的课讲完后，古风铃就在黄原影剧院做了一场有关现代派诗歌的报告。

由于事先就出了布告，听讲者拥满了整个剧院。尽管大部分人几乎没有听懂古风铃一上午说了些什么，但所有听讲的文学青年都对这个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在古风铃演讲的时候，杜丽丽替他在影剧院门口推销诗人新近出的那本书名带有天文学味道的诗集《光子》。这本诗集印了两千册，其中征订数不足二百，剩下的一千八百多册得靠自己推销，否则出版社就不出版。因为诗人在影剧院里主要谈他的这本诗集，所以他带来的二百册《光子》，赶散会就被杜丽丽卖得一干二净。

“谢谢你万能的帮助！”讲完课回到宾馆后，古风铃十分满意地对丽丽说。

“这都是因为您的著作本身具有魅力！”丽丽崇拜地对古风铃说。

“不必称‘您’。就年龄来说，我应该叫你姐姐。”

“就水平和成就来说，您是我的大哥！”杜丽丽有点庸俗地说。她实在为古风铃的话而受宠若惊。

以后的几天里，黑老在杜正贤和贾冰陪同下，去原北县农村体验生活。古风铃对此不感兴趣，没有跟随他们去，就由杜丽丽陪同在黄原市内和周围一些有点特色的地方转悠。多数情况下，他们都不坐车，步行相跟着东跑西颠地活动。不用说，古风铃给他的崇拜者传授了不少写诗的“秘诀”。他还动手改了她写的几首诗，对她的写诗才能给予极高的评价，并且答应在《山丹丹》上接连用头条位置发她的几组诗；说一定要把她推向全国去！

杜丽丽兴奋得神魂颠倒。她把古风铃比作她的“启明星”。两个人立刻成了相互高度理解的知音。一个晚上的半夜时分，古风铃敲开了杜丽丽的房门。丽丽丝毫没有拒绝，两个人就在黄原宾馆睡到了一块。

几个晚上的云来雾去，杜丽丽就彻底爱上了古风铃。

这一天中午，杜丽丽正和古风铃在她房间的床边上抱在一块亲吻，听见有人敲门。两个人赶紧分开。古风铃坐在沙发上，丽丽前去开门。

丽丽打开门，看见是她的丈夫武惠良。

直等到惠良手里提着洗澡的东西和换洗衣服走进来后，杜丽丽才想起她原先约好让惠良中午来这里洗澡。

丽丽有点慌张地介绍古风铃和惠良认识。两个男人握了握手。古风铃搪塞了几句，就过他房间去了。

武惠良先坐进了沙发。

丽丽为了使自己平静下来，钻进卫生间替丈夫收拾澡盆去了。

武惠良虽说是个行政领导，但也读了不少书，因此头脑极其聪慧。他一进来，就感觉这房子里有一种令人疑惑的气氛。他发现妻子和那个怪模怪样的诗人，脸上的神色都很不自然。丈夫对妻子的敏感几乎要胜过雷达对空中飞行物的敏感。

但是，没有什么直接的证据来证实他的猜疑是有道理的。

不过，他相信他的直觉。没有错！在他妻子和刚离开的那个人之间，已经发生了一些不可言传的事！

卫生间的水在哗哗地响着。看来那个澡盆还得收拾一段时间！

是的，丽丽得让自己平静下来，恢复到一种“正常”状态才露面。卫生间成了掩饰她的庇护所。

他要不要现在立刻走进去？

不！这样反而会降低了他自己的人格。

武惠良呆呆地坐在沙发里，手里还提着换洗的内衣。他内心狂涛骤起，思维在闪电般排除或肯定各种可能和不可能。他多么希望一切都是他的错觉啊！

但是，他在无意间却找到了该死的“证据”。他看见，那个平展展的床铺边上，竟有两个挨得很近的塌陷的窝。这分明是两个人一块坐过的地方！

武惠良感到两眼一阵发黑。

他索性闭住眼仰靠在沙发背上，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

“都好了，你快去洗吧。”他听见妻子在说话。

他睁开眼，没有马上起来。

“你怎啦？”丽丽问。

“没什么……”他站起来，向卫生间走去。

武惠良糊里糊涂在澡盆里泡了一下，竟然忘了擦肥皂，就穿上衣服走出来了。

坐在沙发里的丽丽像被惊醒一般猛地抬起头——她显然没有想到丈夫会这么快就洗完了澡。

武惠良先迅速瞥了一眼床铺。

那两个窝没有了。整个床铺平平展展，恢复得和妻子的脸色一样。

还要再说什么吗？

一切都全然明白了！

“我今晚上回家去住。”丽丽对丈夫说。

“你随便吧！”他生硬地说，连看也没看她一眼。

丽丽愣住了。

她似乎觉察出惠良的情绪不大对劲。难道他已看出了她和古风铃的关系？不可能吧？可也难说！她知道丈夫是个极其敏感的人。

武惠良匆匆地走出了房间，甚至都没给妻子打个招呼。

他拎着装脏衣服的提包，既没有回家，也没有去机关，两只眼睛模模糊糊，恍惚地穿过街道，在东关老桥旁的石台阶上走下来，坐在黄原河边的一块石头上。巨大的痛苦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的脑子像被挖空了似的，一时间都不知道该怎样思考这个突然出现的灾难。这是人生的灾难。毫无疑问，他的生活将要改变了；他处在极端可怕的危机之中……

黄原河静静地在眼前流淌。无声的汹涌。

在毫无察觉之中，夜幕扑落了。

他从石头上起来，感到浑身酸疼；尤其是两个肩膀的骨缝，像被斧头砍开一般。

他从河边走上街道。万念俱灰。满城辉煌的灯火不再像往日那样令他陶醉。曾记得，在这之前的每一个夜晚，当他在灯火映照的大街上骑车回家的时候，总是一天中最为愉快的时刻；因为那个温暖的房屋里，亲爱的人这时已经为晚饭做准备。等他一回去，两个人说笑着一块动手，然后马上就可以坐在小饭桌前，头挨着头，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饭……别了，我的爱，我的幸福！

武惠良拖着囚犯般沉重的脚步，走回了地区文联他们那间住房。

踏进家门，他看见丽丽已经把饭菜摆在小桌上，一个人静静地坐着，显然在等他。

见他回来，她没有说话，站起来把碟子上扣菜的碗揭开。

他没有说话，也没有去吃饭，而把提包一丢，就倒在床上睡了。

一切都是沉重的，连空气也不例外。

他听见她收拾碗筷，把所有的东西都送回了厨房。

她也没有吃饭。

最后一丝侥幸心理荡然无存。这已经无可辩驳地再一次说明，她身上肯定发生了非同寻常的事。要不，她总会和他说点什么的，因为他已经对她明显地表现出了反常的情绪！

他索性脱了衣服，蒙住头睡在被子里。

他听见她在洗漱；在脱衣服；在拉被子；并且在他旁边睡下了。

长时间的无声无息。

过了好一会，他感到她的手在隔着被子轻轻扳他的肩膀，并且小声问：“你……怎么啦？”

武惠良狂怒地一把揭开被子，翻身起来，瞪着痛苦而凶狠的眼睛大声喊：“你自己知道怎么啦！你说！你和那个该死的家伙干了些什么！”这时候，团地委书记已经把行政领导干部的那种修养抛到了九霄云外，像个粗野的庄稼汉一般怒吼着。

丽丽避开那两道剑一般的寒光，把头扭向一边。不过，她很老实地说：“我不准备隐瞒你，我是和古风铃好了……”

“这不是真的！”他痛苦地叫道。

“是真的。”她说。

“你撒谎！你在气我！”

“没有……”

武惠良疯狂地抱住妻子，绝望地哭了，浑身在痉挛地抖动着。

“你应该打我……”她说。

“不！回答我，你再爱不爱我了？你要说出你的真心话！如果你不再爱我，我现在就走出这家门！”

“我仍然爱你！像过去一样爱你！”丽丽眼里也涌满了泪水。

“那你和古风铃……”

“我也爱他。”

武惠良放开妻子，两眼呆呆地望着她。

“我不应该骗你。我爱你，也爱他。”丽丽平静地说。

“你什么时候变成了这样的人？”

“我也不知道。我一直爱你，但在感情上不能全部得到满足。你虽然知识面也较宽阔，但你和我谈论政治人事太多了。我对这些不感兴趣，但我尊重你的工作和爱好。我有我自己的爱好和感情要求，你不能全部满足我。就是这样。未认识古风铃之前，我由于找不到和我精神相通的朋友，只能压抑我的感情。但我现在终于找到了这样的人……”

“那么，咱们商量个办法吧！怎样离婚？”

“离婚？我可没这样想过！”

武惠良嘴唇哆嗦着问：“难道你既不和我离婚，又和古风铃一块鬼混吗？”

“怎能用这样粗鲁的话评论我们的关系？你现在的思想还停留在过去的年代。你现在很痛苦。我理解你的痛苦。我也痛苦。我的痛苦你未必理解。这既是我们个人的痛苦，也是现代中国的痛苦。我相信有一天你会理解并谅解我，因为你自己也许能找到一个你满心热爱的女人……”

武惠良抡起胳膊，在妻子脸上狠狠打了一记耳光。

丽丽没有吭声，倒在被窝里睡了。

武惠良光身子坐在床上，想哭，但哭不出声来。此刻，他看起来是这样的强暴，可实际上又是多么的软弱！

他一直呆坐到后半夜，然后拉灭了灯。

他流着泪扯开妻子的被子，痛苦地呻吟着，一次又一次和她性交……

第二十六章

几天以后，古风铃把痛苦的种子撒播在黄原，自己一身轻快回了省城。他已经给杜丽丽声明，他不可能和她结婚。杜丽丽也从没这样想过。他们对于家庭和两性的看法，都属于观念全新的一代。

但武惠良却无法接受这个冷酷的现实。

多年来，惠良一直搞行政工作，而且担当了领导职务。在他那一代人中，算是前程远大之辈，有多少青年男女对他羡慕不已。谁又能想到，这样一颗光彩夺目的政治新星，个人生活竟然蒙上了一层暗淡的阴影呢？

现在，团地委书记眼神无光，两颊凹陷，头发零零乱乱，说话前言不搭后语，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只是因为过去的印象，他的下属还没有充分发现他的不正常状况。

武惠良的痛苦在于他对妻子爱得既专一又深刻。而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事情后，他反倒更不能割舍这种爱恋。恰恰是因为爱得太深，这种打击就更悲惨。

不幸的是，他连痛苦都是不自由的。他领导着一个大部门，每天得应付各种工作，还要竭力掩饰自己的情绪，对不同的人做出不同的笑脸。更难为人的是，还得去参加许多热闹欢乐的场面——这是团的工作所必不可少的……

只有每天下班以后，他走出机关大门，才可以把自己真实的坏心绪表现在脸上。通常他不再按时回家，而像孤魂一般在城外黄昏笼罩的山野里转悠。

这一天傍晚，他又来到古塔山。古塔山周围已经辟为公园，各处修起几个凉亭，并且在山后一个大水库上搁置了几条小船——这都是在地委书记田福军倡导下修建起来的。

武惠良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一直走到水库边上。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水库边没有什么人迹。春天轻柔的晚风吹拂着他烫热的脸庞。水波轻轻涌动，发出细语般的喧哗。不远处，那几条游船静悄悄泊在岸边。

武惠良坐在一片枯草地上，点燃了一支香烟。他望着暗淡的波光和模糊的山色，眼里噙着泪水，喉咙里堵塞着哽咽。这时候，他才震惊地感到，他走到了人生的迷途之中。过去，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他都曾达到过兴奋的高潮。尤其是美满的家庭和热烈的爱情，不仅给他带来了个人生活的满足，而且还促使他在事业上奋发追求。他在丽丽身上寄托的是永恒的爱，因此他才舒心爽气地在工作中施展他的才华。可是刹那间，一切都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他以前所相信的一切都变得迷离混沌，精神上所有的支柱都开始摇摇欲坠。因为理想太光辉，一旦破灭，绝望就太深。他不能容忍丽丽的背叛行为。这就是新人吗？全是瞎扯淡！说来说去，还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人本身就是自私的，可我却真诚地相信人，真是咎由自取！

武惠良把烟头丢在地上，然后起身走到那边泊船的小房里，向看船的老头租了一只小船，在昏暗中一个人划向湖心。

他漫无目的地划着船，回想着以前他和丽丽的一切情景，心中爱与恨难解地交织在一起。矛盾。无法解决的矛盾。他真想一纵身跳入黑暗的湖水中……

可是，我为什么要死呢？我如此年轻，生活才刚刚开始，我为什么要死？春天来了，满山青绿，遍地黄花，它们都生机盎然，而我为什么要死？

他闭上眼睛，用力划着船，嘴里不由自主地唱起了歌——

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

河上飘着柔曼的轻纱，

喀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

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

他抹掉满脸泪水，睁开眼睛，发现小船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是的，只不过转了一圈而已。他面对的仍然是眼前的现实——冷酷而无情的现实。

起风了，水面的波浪涌起来；涛声和山林的喧哗响成一片。

武惠良挥动双臂，发狠地用力划着，既和风浪搏斗，也好像在和命运搏斗……

一直到晚上十一点钟，他才把小船泊在岸边，从土路上摸索着走下古塔山，来到清冷的黄原街头。

夜晚的大街上行人稀疏；地上的灯火和天上的星月组成了一个迷乱的世界。

他拖着沉重的步伐向家里走。他不知前面等待他的是什么。现在，他和丽丽都是硬着头皮走自己的路。也许他们都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进家之后，屋里弥漫着一股烟气和烧酒味。

丽丽也没有睡，一个人头发散乱地坐在小桌旁，正在抽烟——她是这两天才开始抽烟的。桌上还放一瓶烈性西凤酒。

她对他的进来没有反应，端起酒杯仰头又灌了一口。

武惠良一言未发，也坐在小桌边。他只觉得心中一片凄苦。几天以前，这个家还是那么温暖和谐，现在却像低等旅馆的房间一般乱成一团。

乱的不是房间，是人，是人的心。

他默默无语地抽了一支烟，又接上了另一支。

丽丽站起来，从厨房里寻出一个酒杯，给他放在面前，满满倒起一杯。

他端起酒一展脖子喝了个净光。

她也喝了自己的一杯。

第三杯时，她说：“咱们干一杯吧！”

他拿起酒杯，两个人当啷一碰，各自都一饮而尽。

武惠良眼泪像断线的珠子一般从脸上淌下来。

“别哭……也许以后我们不会在一起吃饭了。本来我不希望那种结局，可你……我求你别哭了……”

武惠良还是没说话，又灌了一杯酒。

酒没有了。

两个人木然地呆坐着。

城市已经完全寂静下来，只有春汛期的黄原河在远处发出雄浑的声响。隔壁的房间里，传来男人的深沉的鼾声。

武惠良站起来，想要离开这个小桌，丽丽却伸手拽住了他的胳膊。他索性伏在饭桌上，出声地哭起来。几天里，他第一次这样无拘无束地痛哭。他哭他自己的悲惨命运；他也受不了丽丽折磨她自己！

酒力猛烈地挥发了。他离开小桌，跌跌撞撞走过去，一头倒在床上，继续哭着。

丽丽也走过来，躺在他身边，说：“你冷静点。哭解决什么问题？我们一起谈谈……对你，我一直真诚地爱着。可现在我也真诚地爱古风铃。如果我不说出这一点，那才真是对不起你了。

“当然，在感情上，你们两个都有权利要求我，但问题是你的确受了伤害。我也不知该怎么办……虽然我知道你无法原谅我，但我还想和你一块生活下去。至少咱们应该试一试，看我们能不能还生活在一起……”

武惠良不哭了。他开口说：“你要试你试吧，反正我没有多少信心。归根结底，对你来说，我将会是多余的人。到目前这种局面，我承认这是必然的。因为你成了诗人，你瞧不起我的工作。我自己永远都成不了什么诗人……既然是这样，你去寻找和你相般配的艺术家去吧！如果我仍然赖着和你在一块，最后不高尚的反而是我了……”

“你在讽刺我。我承认，是我不高尚，从一开始就不高尚……”

“那么，最伟大最光辉最高尚的就只有古风铃了？”他刻毒地讽刺说。

丽丽不再言传。

沉默。久久地沉默。

丽丽酒喝得太多，已经睡着了。

但武惠良却睡不着。他恨自己太软弱，为什么一再在丽丽面前哭鼻子呢？他即使失去了她，也不能在她面前失去男子汉的尊严！

他实在是太累了。想睡，但又睡不着。他爬起来，摸进厨房，另外找出一瓶白酒，接连喝了几杯，又回来躺下。还是睡不着。又起来喝了五六杯，倒在床上昏昏然然，仍然没有完全入睡。

夜，一个彻夜不眠的夜……

天亮以后，丽丽出门上班去了。但他却爬不起来，心跳每分钟达到一百几十下。

他没有按时上班去。

武惠良灰心丧气地躺在床上，屋顶似乎在头上面旋转——生活的信心粉碎了，崩溃了！

他昏乱地想，也许人生正如某些人所说，就是一场疯狂的角逐，一切都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既然是这样，也就索性宽容地看待一切，包括宽容地看待自己。为什么要那么认真呢？是的，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他太认真了！人和社会，一切斗争的总结局也许都是中庸而已。与其认真，不如随便。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有钱就寻一醉，无钱就寻一睡；与世无争，随遇而安……

这样想的时候，他浑身不免冒出一身冷汗。这还像一个团地委书记吗？这是一种彻底的堕落！纯粹的市侩哲学！

一身冷汗出过之后，他感到身上轻松了一些，于是便穿衣起床，在厨房里用凉水抹了一把脸。

他看了看墙上的大电子石英钟，时针刚指向九点。

他叹了一口气，就出门骑上自行车，到团地委去上班。

不管他内心怎样忧心如焚、万念俱灰，一旦置身于他的工作环境，便又不由得像往日那样忙碌起来。

第一个走进他办公室的是少儿部部长田润叶。

润叶已完全是一位工作老练的干部。她穿一身朴素的衣服，剪发头稍稍烫了一下，身体比过去略丰满一些，脸色又恢复了很久以前的那种红润光鲜。

她把一份稿子放在武惠良的办公桌上，说：“后天全区优秀少先队员表彰会的开幕式，你要讲话。我替你拟了个稿子。你看一看，不合适的地方再改一改。”

武惠良茫然地对她点点头，就把稿子拉到自己面前，假装着翻了翻。

润叶走后，惠良无心看讲话稿，一只手捏住下巴，呆呆地望着光洁如镜的棕色办公桌面。他突然感叹地想，润叶和丽丽虽然是老同学、好朋友，可是她们的一切又多么不同！以前，他和丽丽都曾同情润叶在爱情生活中的不幸遭遇。时过几年，润叶却失而复得，重新找到了自己的生活——尽管向前已经残废，但他们的感情现在却是融洽的。而当初润叶又是多么羡慕他和丽丽的婚姻。她怎能想到，他们现在已经破碎得像一堆瓦碴……人生啊，是这样不可预测。没有永恒的痛苦。没有永恒的幸福。生活像流水一般，有时是那么平展，有时又那么曲折。瞧，现在该轮上他武惠良羡慕断腿的李向前了！

痛苦至极的武惠良不由冒出个念头，想把自己的一肚子苦水给润叶倒一倒。人在这样的时候，总想和一个人谈谈自己的不幸——但这应该是一个适当的人。也许只有润叶是适合倾听他诉苦的人。她和丽丽是同学，又是朋友；而几年来，他自己又和润叶一块共事，她会理解他的。另外，润叶也是经历过感情挫折的人，她大概不会小看他说出这样一件不该说的事。

唉，不管怎说，在任何时候，诉苦总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尤其是一个男人向一个女人诉苦！

但武惠良无法抑制自己，还是决定要向他的下级诉说他的不幸与痛苦。

这样决定之后，他甚至产生了一种力量；而且情绪也镇定了一些。就像一个溺水的人，突然发现了某种似乎脱险的方式，使他减少了许多谵妄和迷乱。

下班以后，他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办公室里，肚子丝毫没有饥饿的感觉。他似乎觉得，田润叶就坐在他对面，倾听他诉说自己的苦情……是的，他第一次这么专注地思考起了他的下属部门的这位部长。准确地说，是他第一次集中精神凝视除丽丽之外的另一个女人。在此之前，他的全部心思都在丽丽身上，很少考虑到别的女人的长长短短。

现在，他眼前浮现的只是润叶这个人。他惊异地发现，她的一切方面似乎比丽丽都更要接近生活中的正常人标准。她朴素、清爽、有头脑。热情，又不放纵感情。丽丽一开始就是浪漫主义主宰生活中的一切——对一个女人来说，这也许是一种危险的素质。活跃的分子天性就是不稳定的。人需要火，但火往往能把人烫伤，甚至化为灰烬。瞧，他终于被亲爱的杜丽丽烧的这般焦头烂额了！

唉唉！他现在多么需要清凉的风抚慰这受伤的心灵。给润叶谈谈他的苦恼，心情或许会平静一些？而说不定她还能给他出点主意，让他清醒地处理这场感情危机、人生命运的危机。他眼下已经失去了智慧，失去了判断力，在自己的事上能力连三岁的娃娃都顶不上！在工作中，他是她的上级；而现在，他愿意润叶成为他的上级，指导他怎样从这迷津中走出来……

他的头一直抵在办公桌冰凉的玻璃板上，昏乱中竟然荒唐地喃喃自语说：“我的上级啊！”

但是，武惠良却不知怎样对他的“上级”诉说他的苦情；因为她毕竟是他的下级，而且还是个女同志！

不能在办公室！上班时，怎能在办公室说这种事？即就是下班以后，他要是单独把润叶留在这里说话，别人也一定会有闲言碎语。再说，她下班后还要回去照料残废的丈夫……

连个诉苦的地方也找不到。这就是你的处境。你现在应该认识到，你的悲剧有多么深刻。

那么，把她约到外面去？

笑话！这成何体统！

……人哪，活着是这么的苦！一旦你从幸福的彼岸被抛到苦难的此岸，你真是处处走投无路；而现在你才知道，在天堂与地狱之间原本也只有一步之遥！

武惠良想来想去，觉得只能到润叶家里去。虽然向前在家，但他可以和她在另外的房间单独说这件事。以前，他为工作的事几次去润叶家，向前都是主动推着轮椅进了卧室，让他和润叶在客厅里谈话。好，就这样……什么时间去呢？干脆过一会就去吧！

武惠良由于实在压抑不住内心的痛苦，决定当晚就去润叶家向她倾倒肚中的苦水。他在办公室停留了一个钟头，估计他们吃过了晚饭，就丧魂失魄地走出机关，连办公室的门也忘记锁了……

第二十七章

命运总是不如人愿。但往往是在无数的痛苦中，在重重的矛盾和艰难中，才使人成熟起来，坚强起来；虽然这些东西在实际感受中给人带来的并不都是欢乐。

田润叶和失去双腿的李向前在一块生活已经很有些日子了。在这些悠长的日月里，润叶逐渐适应了她的家庭生活。

当然，起先很长一段时间，这共同的生活还谈不到十分美满，因为丈夫终究是一个肢体不健全的人。生活中的许多不方便，大都要她一个人来操持。经济方面没有什么问题。向前虽然吃劳保，单位上也还有一些补贴，加上她的工资，两个人的光景满可以过了。她要给双水村的两个老人寄点钱。但向前父母亲工资高，又只有这么一个儿子，钱尽量让他们花。

夫妻生活中至关重要的性生活，向前也还具备正常人的功能；只不过有点让她难堪的是，干这件事的时候，需要她帮助他。

总之，人残废了，这个家庭还是完整的。

在地委家属楼的两居室单元里，他们的房间收拾得既干净又清爽。润叶是个爱整洁的人，回家一有空闲，就擦抹清扫，连厨房都经常保持一尘不染。家具都是时新式样。彩色电视机是她为向前解闷而老早就买回来的——只是后来公公和婆婆又给了他们两千元现金。前不久，李登云还托武惠良的叔叔在省城为他们买了一个双门电冰箱。从物质方面说，他们在同代人中间是相当优越的。

润叶从几月前由一般干事提拔成了团地委少儿部部长，因此工作变得繁忙起来。不过，无论工作怎样忙，她都一如既往，千方百计照料丈夫。她是妻子，也是保姆。在向前初回家不能自理生活的日子里，她给他喂饭喂水，端屎端尿，洗脸洗身，还要每天用柔言细语安慰他。每当向前因失去双腿而一次次陷入绝望的时候，她就像阿姨一样乖哄他、抚爱他，并且帮助他和自己发生肉体关系，使他重新获得生活的愿望和信心。

正是在这种自我牺牲和献身之中，润叶自己在精神方面也获得了一些充实。她开始更现实地看待生活。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她对工作的态度也更认真和踏实了。生活的风浪改变了我们的润叶。青春炽热的浆汁停止了喷发，代之而立的是庄严肃穆的山脉。

我们不由再一次感叹：是该为她遗憾呢？还是该为她欣慰？

不论我们希望润叶成为怎样的人，但润叶只能是她自己。

啊，润叶！难道她不仍然为我们所喜爱吗？

后来，向前的情绪也渐渐稳定了下来。有时候，他拄着双拐走下楼，在家属院里转悠转悠。星期天，润叶用轮椅推着他，到黄原城外的山野里玩大半天。他拒绝她推着他去看电影，也不去街上的稠人广众处。她理解他的心情——他怕她受到众人目光的伤害。

不用说，向前也力尽所能设法体贴她。他本来就是一个很会体贴人的人。

有了轮椅以后，他的活动方便了些。她一上班，他就坐着轮椅拿拖把拖地；并且转着把各个房间替她清扫揩抹得干干净净。他坚持把打扫卫生的工作从她手里接替了。他说他有的是时间，一整天无事可干，这点忙总可以帮她的。

她提拔成少儿部长后，工作一繁忙，有时下班回来就要晚一点。向前对她说：“干脆让我给咱做饭！你负责把东西买回来就行了，其他你不要管！”

“你能行吗？”她既感动又疑虑地问。

“保准能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做饭比你强。你放心去工作！”

她两眼含着泪水笑了。

那天下班她进门后，向前就把饭菜都做好放在桌子上，静静地坐在轮椅里等她。她看见，他像孩子一样，舌头舔着嘴唇，天真地笑着，望着她。泪水从她眼里涌出来了。她走过去，忘情地搂住他结实的脖项，在他脸上亲吻了一下。

“我能行吗？”他仰起脸问她。

“能行！能行！”她亲切地抚摸着他的头发说。

从此之后，家务就全由丈夫包揽了。她除去买粮买菜，上班前在厨房里稍微准备一下，其余就都由向前来操持。他乐意干，她也愿意让他干；这样，他会觉得他在生活中还是一个有用的人。

的确如此，劳动使向前的情绪越来越好了。他有时候咿咿唔唔唱几句歌，或者和妻子开开玩笑。

在这样的过程中，润叶也加深了对丈夫的爱情。她体验到，爱情，应该真正建立在现实生活坚实的基础上，否则，它就是在活生生的生活之树上盛开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

当武惠良一脸痛苦走进他们家的这个晚上，他们两口子都已经吃完了饭，正坐在一块看电视。

润叶赶紧给她的领导冲茶。向前一边招呼惠良坐进沙发，一边推着轮椅从小柜里取出一盒带嘴“大前门”烟，放在茶几上，就转而进了卧室，并且把里间的门也带上了——他知道惠良要和妻子谈工作，他不应该使他们感到不方便。仅就这一点，润叶也就不能不对向前充满了感激与尊敬。

润叶坐下以后，才发现武惠良的神色有些不大对头。

她惊讶地发现，一贯潇洒自如的团地委书记脸色惨白，头发乱蓬蓬地耷拉在额头，心中似乎很有些苦衷。

是政治方面受到了什么打击？这没有任何迹象！包括她二爸在内的所有地委领导都很器重他的才干。团地委内部，几个副书记和大部分中层领导也都很尊重他，看不出有谁在背后捣他的鬼。那么是生活方面有了麻烦？这更不可能！他和丽丽的感情一直如胶似漆，这是团地委所有人都知道的。

倒究出了什么事，使得这个人的情绪如此颓败？

润叶当然先不便说什么，只是问他吃饭了没有？武惠良撒谎说他吃过了，然后不由自主叹息了一声，把头垂到了胸前。

是的，他出什么事了——她的猜测没有错。

“怎么啦？”她含糊地问。

武惠良抬起头来。润叶震惊地看见，他眼里噙满了泪水！

“怎么啦？”她瞪大眼睛又问他。

武惠良接连叹息了几声，接着便大约把他蒙受的灾难与耻辱向润叶叙说了一番。

润叶惊讶地听他说完，但一直不相信她耳朵所听到的那些话是真实的。她紧张得两只手捏出了两把汗。

“这……”

她简直不知该说什么是好。

没有想到！做梦也想不到！她多少年羡慕的这个美满的家庭，竟然到了破裂的边缘！她先来不及思索这件事的本身，却再一次被生活的曲折复杂而强烈地震撼了。生活！你为什么总是这样令人费解，令人难以想象？

“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呢？”她说着，寒栗仍然不时从脊背掠过。

“我也不知道。”武惠良垂着头说，“我实在痛苦得不行，才来向你倒这苦水。这事只有你能倾听……反正我的生活被毁灭了……也许你能和丽丽谈谈，她现在满不在乎地抽烟喝酒。我的心都要碎了。尽管我痛不欲生，但我不愿意她这样折磨自己。我甚至都不想再怨恨她。事情看起来是偶然发生的，可实际上也是必然的。不幸的种子一开始就埋藏在我们之间，只不过我们起初都没有看见罢了。没有完美的社会，怎能有完美的人。你知道，我一直深深地爱着她，就是现在也一样。细细想起来，我们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差异。这不是说谁比谁强，而是性格、爱好和对生活的看法不尽相同。正因为如此，才终于导致了这场悲剧……你无论如何去看看她吧！”

“我一定去！”润叶没有思考就答应了下来。

“当然，我不是让你去说合我们的关系。谁也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的问题归根结底要我们自己解决。只不过怎样解决我和她现在都不太清楚……”

“那么，我应该和丽丽说些什么呢？”润叶深深地同情不幸的惠良。他现在看起来像没娘的孩子那般可怜。

“先劝她不要抽烟喝酒了……也许只有你能劝说她。千万不要责备，也不要表示忧虑，她讨厌别人同情或教育她……”

武惠良坐了好大一阵工夫，才步履踉跄地离开了润叶家。本来，田润叶很想对自己的领导说一些安慰话，结果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她知道，一个人到了这种地步，别人的任何安慰都无济于事——她已经是一个经历了感情折磨的人，深深懂得个中滋味！

润叶回到卧室之后，向前已经躺在了被窝里。她发现他用一种探寻的目光在看她。是的，她情绪不好，脸色当然也不正常，这肯定使丈夫感到诧异了。但她又不能给他解释发生了什么事。

她脱掉衣服，钻进了他为她弄好的被窝里，随手拉灭了灯。她久久地不能入睡，脑子像一团乱麻。尽管这是丽丽和惠良的不幸，但就像当年她自己的不幸一样使她心绪如潮水般涌动。她反应不过来这是怎么一回事。难道世界上就没有自始至终的爱情和幸福吗？

唉，丽丽，你是怎么搞的……

几年来，由于她自己的不幸，也由于丽丽成了小有名气的诗人，走了另一条道路，她们之间的交往便少了许多。但不论怎样，她们是从小到大的好朋友，偶尔遇在一块，仍然像姐妹一样亲热。不过，她发现，她们的共同语言已经很少了。丽丽说的许多话她理解起来十分费力，甚至根本听不懂。每次到她家，她们主要是说过去在原西的事。她和惠良反而倒有许多话题可以谈论……她没有想到，他们终于发生了这样的事……

润叶老半天不能入睡。她知道，向前也没有睡着——他看起来像睡了的样子，其实一直醒着，因为他没有打鼾。唉，可怜的人，他太敏感了。他或许猜测她和惠良之间发生了什么事！不过，无论怎样，她现在还不能对丈夫说出事情的原委来……

第二天下午，惠良告诉润叶，丽丽没有去上班，在家里呆着；如果她要找丽丽，可以直接上他家去。润叶考虑晚上还要照顾向前，再没有什么空闲时间，就赶紧骑了自行车去文联家属院找丽丽。

润叶见到丽丽后，看见她穿得邋邋遢遢，拖着拖鞋，一边抽烟，一边在房子里走来走去，桌子上还放着满杯的酒。情况正如惠良告诉她的那样。

丽丽对她的到来似乎没有感到惊讶。她把她让进椅子里坐下，先开口说：“我知道惠良会告诉你的。”她神经质地笑了笑，“是他让你来教导我的吧？”

“没有。惠良是很痛苦。他让我来劝劝你，叫你不要抽烟喝酒了……”润叶说着，伸出手拉住了丽丽的手。

丽丽却一下伏在她肩头哭了。她对润叶说：“我不是不爱他。但他不会原谅我。看来分手是不可避免了……”

“如果不是不得不走这一步，还是不走的好。命运中的大错，往往是在一时的荒唐中造成的……”

“但是，我不能欺骗惠良，也不能欺骗我自己。我爱古风铃。矛盾和痛苦正在这里。你知道，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都矛盾和痛苦。但我又不能使自己违心地活一辈子……

“我知道我对惠良的伤害太深了。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你大概不会相信，在我爱上古风铃后，我很多很多的痛苦都是想到惠良的不幸。如果不是这样，我现在就不会这样折磨自己……”

润叶无法理解丽丽的这种“矛盾”。不过，她相信她的痛苦是真实的——这是属于一个现代人的痛苦，也许更具有外人难以理会的深刻性。

润叶一开始就知道，她不能来用一般的传统道理说服她的朋友。她不可能说服丽丽不要再跳这种痛苦的“爱情三人舞”；她也没有这种水平和智慧。实际上，她还是只说了一些毫无用处的开导话，带着对生活的新的迷茫，走出了这个令人窒息的房间……

田润叶不知是怎样走回自己家门口的。

她这时才发现，她已经比平时晚回来一个小时了。

她匆忙地把钥匙捅进锁眼，打开了房门。

走进会客厅，她愣住了：桌子上摆着做好的饭菜，上面都用碗扣着，但不见向前的踪影。她很快瞥见桌子上有一张纸条。她一步跨过去，把纸条拿起来，只见上面写着——

饭在桌子上，可能凉了，你热一热。别了，亲人！我感谢你给了我幸福。

润叶像疯了一般撞开卧室的门。她一下子呆立在门口。她看见，向前一只手撑着拐杖，立在窗户下，另一只手正费力地把一根麻绳子往穿窗帘环的铁棍上扔——看来他已经费了大半天劲，仍然没有把绳子搭在铁棍上。

她猛冲过去，一把抱住了他，接着把他按倒在旁边的床上，哭喊着说：“你在干什么！你这个混蛋！”

向前脸色苍白，瞪着一双无精打采的眼睛，突然嘴一咧，在妻子的怀抱里哭了。哭了一会，他呻吟着说：“我不愿再连累你了……你不应该和我这样的人一块生活。你应该有一个健康体面的男人。我知道，终有一天，你也会受不了这种生活的。我应该早一点解脱你……”

润叶很快明白，向前的确对她和惠良敏感了。于是哭着对他说了惠良和丽丽的事，惊得这个要寻无常的人嘴巴张得大大的，半天合不拢。

她突然冲动地把他的手放在自己的肚子上，说：“你难道要把我和孩子都扔下吗？”

“啊？有咱们的……儿子了？”

李向前泪流满面，把脸深深地埋进了妻子的怀抱里。

卷六

第二十八章

黄土高原火热的夏天来临了。荒凉的山野从南到北依次抹上了大片大片的绿色。河流山溪清澈碧澄，水波映照着蓝天白云，反射出太阳金银般灿烂的光辉。千山万岭之中，绿意盎然，野花缤纷；庄稼人进入了一年一度的繁忙季节。令人醉心的信天游在无边的高原上不断头地飘荡。大自然和人的生活都随着夏天的到来而变得丰富多彩。

黄原城也一改冬日的灰暗，重新展现出它的活力和生机。瞧，街道两旁的中国槐和法国梧桐，都翻起了绿色的波浪；大大小小的街心花园，五颜六色的鲜花开得耀眼夺目。黄原河还未进入汛期，河水清澈透底，甚至能看见水中墨点似的蝌蚪和缠绕着蛤蟆衣的鹅卵石。在古塔山那里，几个古色古香的凉亭，已经深埋在树海之中；远远望去，会激起人许多诗意的联想，犹如梦境中出现的江南景象。大街上，姑娘们都穿起了鲜艳的花裙子，满眼都是流彩飞霞。因为没有了取暖炉子冒出的黑烟，城市上空洁净如洗，豁然开朗；人们倏忽间就像生活在了别一个世界。

在这些火辣辣的日子里，地委书记田福军忙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乱转。

前不久，省委派来工作组在黄原搞党政机关机构改革。说穿了，这是一次人事大变动。因此上上下下刮风下雨，闹得云来雾去，不可开交。

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地区一级新的领导班子年龄在五十岁以下的要占三分之一，大专文化程度的要占三分之一，而且要采取个人推荐和组织推荐相结合，民意测验与组织考察相结合，下级党组织考察与党委人事安排小组考察相结合的办法。一旦地委行署新的领导班子组成，便立即着手各部、局、委、办的机构改革工作。所有这一切，当然要牵扯许多领导干部的命运；而一个领导或上或下，又牵扯一批干部的命运。

不必讳言，在中国及其执政党内，干部中大山头不明显，但小山头小圈子则处处存在，世人皆知。因此，在那些日子里，黄原地委和行署都乱得没人上班了。干部们四处乱跑，搞各种秘密活动。省里来的工作组，几乎没明没黑被许多人包围着，倾听这些人说某个领导的好话或坏话……

现在，这场混乱终于结束了。地委行署的班子变化很大。老人手除过他、正文和世宽没有改变外，年龄大点的都退到了二线。继而上任的副书记副专员都是一些年轻而有大专文凭的干部。

田福军本人比较满意这个新班子。当然，他知道许多干部对此有各种不同意见和看法。

新班子组成之后，各部局和县的领导机构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这样，工作才逐步转入了正常。田福军立刻从农业和工业两个大的方面开始作新的部署与安排。

农业方面问题不是很大。这两年，他主要依靠现已被提拔为副专员的原农业局副局长姚旺林搞“四法”种田，使得全区的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姚旺林是北京农业大学的毕业生，南方人，毕业后主动要求来黄土高原工作。经过十几年的探索，在总结了黄土高原几千年农民种地的经验后，创造了“四法”种田的科学方法。所谓“四法”，即垄沟种植，水平沟种植，间作套种和生物肥田。这种方法已经引起了农牧渔业部的高度重视，被中央一位领导誉为北方旱作农业的典范性方法。由于全区普遍采取这种先进的种田法，加之地委在四月份又做出了在农业方面十条放宽政策的措施，今年的粮食产量有希望突破历史最高纪录，达到十三亿市斤左右，比去年要增长百分之三十五。农村工作下一步的重点是集中精力发展乡镇企业。要鼓励农民搞小买卖，搞长途贩运，搞建筑行业，搞砖瓦厂，搞小煤窑，搞各种编织活动；并且要迅速改造农业经济结构，将单一种粮发展为搞大规模经济作物，种花生，栽果树，栽泡桐，办各类养殖业。去年，他和专员呼正文与省上有关部门争得红脖子涨脸，终于将全区的烤烟种植面积由原来的三万亩扩大到二十万亩……

麻烦的是全区的工业。如果按中共十二大的精神，工农业生产总值要在本世纪末翻两番，就黄原地区而言，光靠发展乡镇企业和扩大农村的多种经营根本不可能实现这样一个惊人的目标。必须在骨干企业上下大功夫。没有工业的翻番，总产值的翻番就是一句吹牛皮话！

黄原在历史上一直是个贫困落后地区，但实际上又不穷。它的优势在资源方面。这里有石油，有煤炭，还有一百六十多万亩次生林。田福军设想，旁的先不说，如果原油能搞到六十万吨以上，产值就有四五亿元人民币。另外，应该将炼钢厂、丝绸厂、水泥厂和第二毛纺厂的规模扩大——现在那种状况根本见不了几个钱！

唉，设想仅仅是设想，困难却大得无法设想。主要的困难在两个方面，一是交通运输，二是缺乏人才；外地的知识分子不愿来这里，本地的知识分子又大量外流……

田福军和正文商量后，决定召开县委书记县长会议，地区部门的一二把手也参加，让大家出主意想办法。

田福军在这个会的开头，很动感情地讲了一番话，把县一级领导鼓动得人人像屁股下面用棍撬一般坐不住了。福军在这样的场所讲话从来不用稿子，而且也不在主席台上坐。他通常都是一边抽烟，一边在大家的座位中间走来走去，讲话时有点东拉西扯，但不离主题，并随意插几句黄原式的幽默，引得众人哄堂大笑。不过，这次讲话却出了点丑：他从裤兜里掏手帕揩汗，竟然在手帕中间混着一只尼龙丝袜子。当他边说边用袜子揩脸时，县长县委书记们笑成了一堆。田福军半天才发现大家为什么笑，把他自己也逗得大笑起来。他有脚气病，夏天爱光脚穿鞋，但爱云一定让他穿袜子，他一急，就常把袜子脱了塞在衣袋里，结果当场闹出这么个笑话……

就在这次会上，有人提出了是否可以利用一下黄原的“政治优势”的问题。他们说，除过资源，黄原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三老”干部多。这是事实。因为这里是老区，出去的干部多，光北京就不知有多少黄原籍的高级领导。这些人有的仍然在位，有的虽退居“二线”、“三线”，但仍能影响“一线”。他们都很关心黄原的建设，现在何不利用这个“优势”，和中央的一些部门搞“横向联系”呢？这种“横向”或“纵向”联系只能对黄原有好处！

其实，田福军也早有这个打算。这个会议于是就决定，以地区的名义，在北京开个汇报会。名义上是“汇报会”，实际上是让中央的一些部门支援黄原的建设哩！

会议结束之后，地委和行署决定让常务副专员冯世宽挂帅，负责筹备北京汇报会的有关事宜。田福军准备自己亲自到省里去找乔伯年，争取让省上的领导也能赴京参加他们的活动，以增加这个汇报会的分量。

可是，还没等他动身，就接到省委办公厅的通知，说国务院一位副总理要来黄原视察工作，让他们做紧急接待准备。

对一个地区来说，这是一件大事。

于是，田福军和呼正文直接住进了黄原宾馆，开始布置有关的接待事宜。第二天，省委常务副秘书长张生民也赶到了黄原，和他们一块做准备工作。生民在这方面是行家里手，在任上不知接待过多少中央首长，因此芝麻一行，茄子一行，安排得井井有条。

在副总理到达的前一天，省委书记乔伯年也赶到了黄原。

副总理的专机预定从北京起飞后，直接到黄原机场降落。根据张生民的要求，在专机降落之前，大街上除清扫得一干二净外，从飞机场到宾馆的道路上，还间隔站了许多警察。警察一律是白手套，佩戴着不装子弹的手枪，肃立在街头。为了防止一些人闯进宾馆找中央首长告状，张生民还出主意将地区人民来信来访办公室也搬到了宾馆门口，专门做堵挡工作。

上午十点半，专机降落在黄原机场。省地领导分别陪同中央首长乘两辆中型面包车来到宾馆。跟随副总理来黄原视察工作的有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农牧渔业部副部长，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另外，还有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常委高步杰。我们知道，高老是黄原原西县人，对家乡的建设一直很关心；他这次跟随副总理来黄原是大家预料中的事。

副总理住下后不久，即通过保卫处向地区领导传达了他的批评意见：为什么要在街上站那么多警察？并指示把宾馆门口的礼宾哨也撤掉。同时规定，不准搞什么照相和录像活动，也不准搞宴会；下午两点钟就直接去农村视察工作……

看来，生民同志又有点“画蛇添足”了。于是，警察岗哨立刻撤掉，保卫工作转入外松内紧。

中午吃饭时，原来准备的山珍海味都没敢上。四菜一汤，只在中间摆了一盘装饰性的菜花。田福军坚持要让副总理尝尝本地出产的一种酒，但张生民吓得不敢再“越轨”。

“不怕，由我给副总理解释！这是我们自产的东西，也是我们的一点心意！”田福军没有听从生民的意见。

副总理实际上是一个很随和的人。他个码高大，脸色黝黑，满头白发，如果不是穿了一套西装，倒像个种地的老农民。他说话鼻音很重，不时用手势加强语气的分量。吃午饭的时候，他倒首先把桌子上的酒瓶抓起看了看，说：“黄原还能酿酒啊？”

田福军赶忙说：“我们的酒在省里还小有名气哩，销量很不错！”

“好，让我来尝一杯黄原酒！”副总理爽快地说。

张生民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副总理喝了一杯酒，细细品咂了一会，说：“就是不错！有点西凤酒的风格，但要比西凤绵一些。”

这顿饭的主菜是大块子煮羊肉。副总理竟然豪爽地用手抓着吃，餐巾揉成一团，撂在旁边的桌子上。他的这种极随便的作风，使饭桌上的气氛立刻轻松起来。高老还不时和副总理开玩笑。

下午两点钟，中央和省地三级领导分别坐着中型面包车，到黄原市山区农村看了那里的一个养鸡场和另外两个村的“四法”种田。

离开最后一个村子时，副总理看村边的土场上有两个农民，就让车子停下来。

他走过去，在各级领导众目睽睽之下，和这两个老乡拉呱了一会家常，询问了他们的家庭生活状况。他问他们：“农民现在最需要什么？”老乡说：“最需要化肥！还需要自行车和缝纫机，不过，想要好的哩！”在场的人都被逗笑了。

副总理又扭头问这个乡的乡长：“你感到乡上现在什么工作最难搞？”这位乡长如实禀告：“计划生育最难搞！”副总理和大家都仰头大笑了。

在返回黄原的路上，一行人又看了一个集体办的小煤窑。副总理当场对国家、集体和个人一齐上开采煤炭资源发表了许多重要意见。

上面包车以后，副总理开玩笑对田福军说：“福军，你们应该设法让煤矿工人把脸洗干净嘛！”在大家的笑声中，高老说：“小煤窑条件差，工人洗澡很困难，他们自己开玩笑说，连他们老婆的肚皮都是黑的！”车上的人都笑得前仰后合。

第二天上午，在宾馆二楼会议室里，由田福军主持，专员呼正文向副总理汇报了黄原地区几年来的工作情况。副总理对这个地区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尤其对“四法”种田表现出极浓厚的兴趣。他说，咱们国家是缺水国家，特别是北方，依靠灌溉无法解决问题。因此，农业可以分为灌溉农业和旱作农业。旱作农业不靠灌溉，而靠改良土壤，保存天然雨水。“四法”种田正是旱作农业典范性的经验。

“你们是否可以在黄原开个全国性的旱作农业会议呢？当然主要是北方各省参加。”副总理对旁边农牧渔业部副部长说。

“我们很快着手准备召开这样一个会议！”副部长把副总理的指示写在了自己的笔记本上。

当呼正文汇报到黄原地区老干部多，住房十分困难，而地区又没有资金解决的时候，副总理笑着说：“我很同情黄原！让他想点办法吧！”他指了指国家计委的副主任。

副主任当场表态，给他们二百万元（不过，地区的同志们白高兴了一场，因为这笔钱后来都被省上有关部门卡走了）。

副总理两天的视察圆满地结束了。他给人们留下亲切的印象，离开了黄原。

送走副总理一行人之后，省委书记乔伯年又在黄原留了一天。中纪委常委高步杰老汉也没有随机回北京。

好机会！田福军和呼正文立刻把他们打算在北京开汇报会的想法，详细向乔书记和高老作了汇报。

高老说：“我早就让你们搞这样一个活动！乘我们这些老头还活着，给咱们黄原人民好好谋点福利！不怕！你们来！北京那里有我张罗哩！”

乔伯年也同意，并表示到时他一定去北京出席这个汇报会。

不过，乔伯年在黄原多留一天，是要和田福军单独谈一件重要的事——这事是有关田福军本人的工作调动问题。

下午，乔伯年在宾馆告诉田福军，中央组织部和省委决定，要调他任省委副书记兼省会所在地的市委书记。当然，他的主要工作将在市上。

田福军感到这个任命很突然。前不久，黄原就有这种传闻，当时中央组织部也来过人——不过，他以为是谁又写信把他告下了，中组部是来调查他问题的。这种任命在党内属于机密，想不到他还不知道，社会上就早传开了……

“那么，黄原地区的班子呢？”田福军问乔书记。

“由正文接替你的工作，世宽任行署专员。”

田福军沉默了一会，说：“那等我把北京汇报会开完后，再接替新的工作行不行？”

“那当然可以了！”省委书记说。

第二十九章

田福军对自己即将面临的新的使命，精神上没有任何准备。他感到紧张，甚至有点畏惧。他知道，他要咬的将是一颗硬核桃。省会所在市连同它管辖的郊县，人口达三四百万，占全省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还多。这是一个中外闻名的大都市，他能领导好吗？他的主要工作经验是从领导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而这一套经验怎么能适应了主要以工业和商业为主的大城市的工作？另外，年龄不饶人啊！他已经五十二岁了，体力和精力远远不能和过去相比。

但命令不可违。他得鼓足勇气，准备在新的岗位上接受严峻的考验。

在调动工作的正式文件下达之前，他全力以赴要把黄原的几件事办好。说实话，他对黄原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感情。这不仅因为这里是生他养他的故乡，更主要的是，他在这块土地上抛洒过汗水，付出过心血。他个人和这里的一切都融合在了一起……

在布置了下半年全区的整党工作后，地区又协助农牧渔业部在这里召开了北方十五省（区）旱作农业会议。黄原很少开过这样规模的全国性会议，因此接待工作和为会议做的各种准备，着实让他们大伤了一番脑筋。

这个会一完，田福军立即着手北京汇报会的各项事宜。

在此之前，认真负责的常务副专员冯世宽，已经为汇报会做了许多工作。汇报稿已被地委几个写材料“高手”草拟完毕。这个总共不到二十分钟的稿子，主要向关心黄原建设的中央首长汇报三中全会以来这个地区的变化。其中如实汇报：本地区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先富起来”了；百分之十五的人还处于贫困状态中；其余的人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当然，重要的内容是讲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地委主管宣传的副书记还出点子搞了一个录像，说到时给中央领导和老首长们放一放，让他们有个直观印象。这个录像除拍摄了黄原改革方面一些好的变化外，大量展示了困难和落后的一面；画面上有毛驴驮水，中小学教室和一些县级医院破破烂烂的房屋设施。另外，准备汇报完毕后，要招待与会的首长们吃一顿黄原风味的饭。冯世宽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最后采纳了地委行署几个老顾问的“方案”，拟定吃南瓜、羊杂碎和软小米油糕。众人都认为很好，很有意义，很有特色。

大约有眉目以后，田福军指示冯世宽在电话上向省委作个汇报。

省委接电话的是常务副秘书长张生民。生民当即告诉世宽，到时省委正副书记乔伯年、吴斌、石钟和省长汪昭义都要和他们一起去北京参加这个汇报会。在听了冯世宽对一些具体事的汇报后，张生民在电话中沉吟了一会，出主意说，地区去北京的所有同志都应该穿西装。他指出，这样就可以向中央的同志们表示，虽然黄原是个贫穷落后地区，但干部们的精神状态都是属于改革型的！

冯世宽立刻把省委常务副秘书长关于穿西装的建议向田福军和专员呼正文作了汇报。这两个领导商量了一下，决定就按生民同志的意见办，指示冯世宽筹划这件事。世宽这几年思想也解放了，加之他过去对这些形式上的工作就很有一手，因此立即有气派地打发两个干部到广州去订做了几十套高级西装，花了约一万块钱。田福军和呼正文并没意识到，这件事以后将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麻烦。他们当初并没穿西装的打算；恰恰相反，准备以老区艰苦朴素的面貌出现在北京。只是生民同志的意见听起来又很有道理，因此才决定这么办了。

黄原方面的事宜全部准备好以后，地委和行署就派冯世宽为首的先遣队，提前赶到北京，以便和高老一块筹办那里的事情。

因为还有七八天时间，田福军很快插空到黄原周围几个县转了一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带有告别的性质。

直到临近动身去北京的前一天，他才返回黄原。

当天晚上，他正在办公室整理文件，地区公安处一位副处长突然进了门。这是原西籍干部，也是他的老熟人。田福军以为哪里发生了恶性案件，便紧张地等待这位副处长向他汇报案情。

副处长阎生华不是来汇报什么恶性案件的。他是来报喜的。他告诉地委书记：黄原地区公安处，已经被省上评为全省精神文明的先进集体了！

“这很好。地区公安处这几年确实做了许多工作。”田福军鼓励说。

“咱们地区的刑事案件，这几年一直保持全省最低程度！”生华有点自满地说。他接着还举了个例子：某偏僻村庄的村民外出赶集走亲戚从来不锁门，只挂上门关子，以防猪狗钻进去就行了；下地劳动，工具也不往家里拿，就在地里搁着；可多少年来，全村没有发生一次失盗事件……

“这有点远古文明的味道。”田福军微笑着说，“你还有什么具体事？”

阎生华一本正经坐在他对面，说：“既然咱们成了精神文明的先进集体，就应该好上加好，多做一些工作。我有个想法，不知……”阎生华迟疑地望了一眼田福军。

“你说！”田福军有点烦。这位副处长如果要谈他的工作，本来应该去找分管政法的副书记。

阎生华见书记不耐烦，就赶忙谈起了他自己有关精神文明的“想法”。他说：“近来，外面的坏风气传到黄原不少。比如，现在街上留长头发的青年越来越多，流里流气的，许多老同志都看不惯。我在处里是分管治安的，因此，我想派些人到街上去，劝说这些青年把头发剪短一些。咱们也不强迫！只是做说服工作……”

田福军惊讶地张开嘴巴，将这位副处长看了大半天，才说：“你再没个干上的了？管这些事干啥嘛！头发长短和你公安处有何关系？精神文明不文明，其标志就是头发长短吗？老弟呀，现在都是我们这些短头发的人掌权；要是有一天留长头发的人掌了权，说我们这些留短头发的人不文明，不留长发不准我们上街，我们该怎么办？人家留长头发，我们好办，拿剪子一剪就行了；可到时我们的短头发要往长留，那可是得一些日子啰！”

田福军揶揄生华的话，倒先把自己逗得仰头笑起来。

阎生华大概也意识到他已把精神文明搞得有点庸俗了，便红着脸尴尬地起身告退。

阎生华走后，田福军想笑，又笑不出来，反而陷入了长久的深思之中。是呀，这个地区经济文化的落后，造成了人的意识的落后。瞧，我们的生华同志竟然把“精神文明”搞到了何种程度！黄原，需要现代文明的大冲击——但这只能在经济大发展的基础上发生。唉，如果铁路能通到这里就好了。铁路的到来，必然会使这里的经济极大地发展起来，随之也会把外面各种新鲜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带进来，虽然可能要付出丧失某些优良传统的代价，但黄原历史前进的步伐将无疑会大大地加快……铁路！铁路！这次去北京搞这个汇报会，哪怕其他方面一无所获，只要能争得中央和省上的支持，把铁路从铜城修到黄原就是最大的收获了！这不是他田福军一个人的梦想，而是全区一百多万人民的梦想……

在地区的人马准备向首都进发的时候，北京那里诸方面的工作也接近就绪了。

十多天里，冯世宽带着地委行署的两个秘书长，以及地区经委、计委和财政局的负责人，以省驻京办事处为大本营，中纪委常委高步杰为总顾问，没明没黑为汇报会的召开而奔波……

实在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高老的帮助和支持，这个汇报会也许开不出什么样子；甚至开成开不成都很难说。

冯世宽一到北京，就首先带着黄原来的所有干部集体拜见了高老。我们知道，高老和世宽也是熟人了。那年老汉回家乡时，曾经批评过原西的工作——那时正是世宽当县革委会主任。老头对此事记忆犹新，不过倒没对世宽本人产生什么隔阂。尤其是此次世宽作为急先锋赶来北京为黄原的建设奔忙，高老更是全力以赴帮助他做工作。高老不愧为高老；他经验丰富，熟人又多，大部分事情很快就被处理得妥妥帖帖。

高老首先应用政治智慧，把此次活动正式定名为“振兴黄原经济汇报会”。接下来，他让冯世宽等人以黄原地委和行署的名义，给中央写了个报告——因为在人民大会堂开会需要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准。

等冯世宽写好报告，高老就去了一趟中南海，亲手将报告送给他的老战友、籍贯是本省中部平原的一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位政治局委员二话没说，立刻批示同意，并请另一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也就是前不久去黄原视察过工作的那位国务院副总理出席。同时，会议定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

最主要的事定下后，冯世宽这才松了口气。他用长途电话向田福军和呼正文作了汇报。大家又高兴又紧张——没想到有两位政治局委员要出席他们的会议！

紧接着，由高老亲自出面，又分别请了几位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全国政协的副主席和许多中央部委的领导人。几乎所有黄原籍和本省籍以及在这个省搞过工作或沾点什么边的高级干部，都被一一请动了。气势磅礴的高老原准备请到八百人，但本省籍的那位政治局委员没有同意，嫌规模太大，只批准了二百人；而且确定，不准打扰中央六套班子的一把手。这个高步杰！简直要把这个汇报会弄成个高级干部的代表大会了！

汇报会召开的头一天，省地领导人都坐飞机赶到了北京。

当天晚上，冯世宽在省驻京办事处向两级领导详细汇报了会议的准备情况。大家都对他们的工作深表满意。

第二天一早起来，黄原参加会的所有人都在办事处各自房间里，对着墙壁上的大镜子，换上了广州订做的十分考究的银灰色西装。许多人是第一次穿这“洋”衣服，不会打领带。于是，一些年轻的秘书就从这个房间跑到那个房间，给领导们帮忙穿衣服，那气氛使大家都不由失笑。呼正文说：“这像是个集体出嫁仪式！”在大家的哄笑声中，黄原这群“土八路”几乎变成了一个日本来的贸易代表团。

省上和地区的同志们提前半小时来到人民大会堂西大厅。

中央来的领导第一个当然首先是高老。大家都迎上去，感谢他为这个汇报会所做的努力和贡献。当田福军上前握住高老的手时，高老突然指着他的脚说：“福军啊，你怎么一身西装，脚上却穿了一双布鞋？”众人朝田福军的脚看去，果真发现他穿了一双圆口黑斜纹布鞋；只是不像平常那样光着脚丫子，总算还穿着袜子。大家都笑了。田福军慌忙说：“疏忽了！现在怕来不及换皮鞋？”

“算了，算了，这既体现了改革精神，又保持了老区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嘛！你这身打扮就是黄原当代生活的写照！”省委书记乔伯年开玩笑说。

紧接着，中央首长和所有的领导们都陆续到来了。省地两级领导在大门口分别把客人迎接进来。

上午九点钟，田福军主持开会。先由专员呼正文照稿子作了二十分钟汇报。接着，便开始放录像。

录像看完后，曾在这个省担任过省委书记的一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首先发言。他很动感情地说，黄原人民过去对革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全国解放后，那里群众的生活一直很苦。周总理在世时视察过黄原，当时为黄原人民贫困的生活状况都难受得流了泪……副委员长说着，自己也流泪了。他最后强调说，中央和各部委应该帮助和支援黄原的建设。

紧接着，许多老同志争抢着发言，基调和那位副委员长都一样。这些人不是在黄原出生，就是过去艰苦岁月里在这里工作过，因此感情都很激动。全国解放以后，他们都进了大城市，对黄原以后的情况很不了解。现在，通过这个机会，使他们又一次唤起了对这块土地的深情厚谊。他们想帮助黄原是出自真情；而且他们都大权在握，也有能力帮助黄原。

最后，两位政治局委员先后讲了话。他们讲话的主要精神是，黄原人民的确为中国革命做出过重大贡献，但主要还得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来搞好这个地区的建设。当然，应该帮助的还要大力帮助……

汇报会开得时间虽短，但应该说很完满。临毕时，省委书记乔伯年和省长汪昭义也表了态，说中央这样关怀黄原，省上也要努力支援这个地区的建设。

汇报会结束后的几天里，地区领导和各部局来的人分别与中央有关部委、有关单位搞起了“横向联系”，很快就落实了二三十个项目。仅劳动人事部就给了三百五十万人民币，为黄原修建一个劳动服务公司。地区有些单位闻风而动，纷纷带着南瓜、羊杂碎和软小米油糕，来北京搞“横向联系”。连地区文联都跑来向全国文联和作协要了近一百万元，修建“创作之家”，让全国的作家艺术家来黄原休假和搞创作。黄原的“新招”名扬四方。省内其他地区对黄原发“浮财”除眼红外，也不无讥讽，说田福军带了个“讨吃团”，到北京讨吃去了！

田福军和呼正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缠住个乔伯年，主要为黄原“跑”铁路。经过艰难的谈判，终于达成了协议，由铁道部、省上和黄原地区一块投资，先搞第一期工程，将铜城的铁路修到黄原原南县的煤炭基地……

当田福军和他的“赴京讨吃团”返回黄原后，万万没有想到，有人却写信把他们告到了中共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说他们铺张浪费，以权谋私，搞不正之风，去北京开会每人做了一套高级西装……

富有戏剧性的是，由中纪委常委高老亲自派出的调查组跟着他们的脚后跟到了黄原。告状信反映的情况属实。田福军和呼正文分别做了检查，并决定将所有人的西装都收回来，由黄原驻省城办事处在其新开的门市上折价售出；所短的钱由每个人自己垫付。

福军为这个错误感到很痛苦。他在忙乱中竟然没有想到这是一起违纪事件——世宽为什么事先不按价向每个人收钱呢？唉，当初就不应该听从生民这个馊主意！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时，他就感到不舒服；西装革履，灰蓬蓬坐下一片，哪像贫困地区来向人家求援呢……

几天以后，调令下来了。田福军带着某种内疚的情绪，匆匆告别了亲爱的黄原，赶赴省城去接受新的使命。

第三十章

有时候，现实生活中某些引起社会强烈震动的突发性事件，往往是历史所发出的回声。为了探寻此类事件的起因，我们常常不得不回过头从遥远的过去说起……

二十五年前，也就是那个有名的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浪潮席卷了中国大陆。从群众运动的规模来看，简直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的一次预演。那时间，浪漫主义进入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生活。为了“超英赶美”，把国家富强的标志钢铁产量搞上去，人们连吃饭的锅也砸了，用砍倒的树木代替焦炭，大炼钢铁。中国大地火光熊熊，其非凡气势令全世界瞠目。其结果把一点好钢好铁也炼成了废钢烂铁。

与此同时，全国各行各业都在争抢着大放“卫星”——自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之后，“卫星”一词就成了“超级成就”的代名词。在农村，某地亩产刚宣布超过五千斤，另一地的“卫星”立刻放到了亩产一万斤。报纸每天都用套红大标题庄严地报道这些弥天大谎。记得笔者那时刚上小学，为了使本村亩产成为全公社之最，曾在秋夜里跟随大人们把其他地里割倒的庄稼，偷偷集中背运到一小块地里。新成立的人民公社领导人来这里装聋作哑目测了“亩产”，就厚颜无耻地向县上“如实”作了汇报，从而使我们村和我们乡分别获得了县上奖励的两块丈二长的大红绸锦旗……放“卫星”已使全国处于谵妄状态。连作家协会的某位老诗人也拍着胸膛吼叫说，他要在一九五九年就把荷马踩倒在脚下！

全国都实行了“食堂”制，人们“各取所需”，随吃随拿，喜气洋洋地踏进了光辉的“共产主义社会”。不过，据说上层还在争论：是先让“老大哥”苏联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呢，还是我国先宣布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

当然，“结论”还没有得出，中国不久就进入了骇人听闻的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许多人。在以后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据说发动这场“运动”的毛泽东主席做了检查。遗憾的是，这位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伟大老人，并没有记取这个教训，以后又一错再错，从一九六六年开始导致了中国更大规模的混乱，使得整个国家陷入了痛苦与绝望的深渊……

就在那个“大跃进”年头，离省城六十公里的某地区，决心放一颗大“卫星”：在位于中部平原和南部峻岭间的黑龙河上，修建本省最大的水库。其气势之大，令人咋舌。全区动用了两万民工，费时一年零四个月，动用一千万方土，在这个浅山区修起了占地一万二千亩的“跃进”水库。水库要淹没许多村庄，牵扯两个公社的几千人口。于是，只能把这些人撤出，另寻安插之地。

但这几千农业人口的大迁徙绝非易事。平原地区本来人口就已爆满，哪里愿意接受这些占地吃粮的人呢？而这些祖辈生活在浅山区的人又宁死也不进入贫瘠的南部大山之中。经劝说和强迫相结合，好不容易才将这些人疏散到了几百里路以外的铜城地区——那里有一个自然环境看起来与此地差不多的无人区。

当时这些人迁徙他乡的场面十分悲惨。几千人哭声恸地，喊声震天。是啊，这里是他们不知生息了多少辈子的故土；现在，他们自己连同祖先的骨头都要搬到一个陌生而荒僻的地方了。不久，这里的一切将要永远地埋葬于深水之下！

但他们无法抗拒残酷的现实，立刻被汽车和火车拉到了远方的“新垦区”。初到异地的几年里，由于不服水土，有一百多位老人相继离开了人世。这是一场人为的大悲剧！

至于那个劳民伤财的“跃进”水库，好景不长。没多久，山洪过后所沉积下的淤泥开始逐渐把这个水库变成了一座土坝。到七十年代中期，库区完全淤成了平地。滚滚的黑龙河拦挡不住，它带着嘲弄人的哗哗声响，依然如脱缰的野马，从旁择道而继续往北方的平原上奔腾远去，丝毫也没有放慢奔向黄河与大海的步伐。

这时候，根据新的行政区划，水库所在地的区域归属了省会所在市。市上决定，在这个一万二千亩的坝地上建立一个国营农场，职工逐步扩大到了六百人。沧海桑田，当年万顷绿波变成了金色的麦浪。这里先后起楼盖房，出现了商店、医院、俱乐部和学校……

在这些漫长的年月里，当年那些迁走的老乡，不时从几百里路上来到这里。通常都是一些老者带着一些青年和小孩，在这里转悠几天；晚上，他们就分别露宿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这是一种悲伤的“寻根”活动。当年这里搬走的那些老人，几乎都已客死他乡。现在的这些老者，那时还都是青壮年。可是，二十来个年头过去了，他们仍然在怀念这块母土。母土啊！对于一个人来说，永远都不可能在感情上割断；尤其是一个农民，他们对祖辈生息的土地有一种宗教般神圣的感情。现在，他们要带着自己的儿孙来这里寻找他们生命的根。

所有这些人都能根据周围的环境，准确地追寻到他们当年老住宅的所在地。他们一般都要在那地方露宿几天，才含着泪水，带着痛苦，怅然若失地离开了。不用说，他们对这里的农场职工怀着一种仇视的心理。在他们看来，这是自己的地方啊！怎么能让这些陌生人盘踞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和收获呢？

一九八〇年以后，随着整个国家政策的放宽和改变，一场酝酿已久的危机开始在这里露出了苗头。有个把外迁的乡民，把“寻根”活动放在了农场的收麦季节。他们甚至携儿带女，就在周围搭个窝棚，开始抢收农场的麦子。农场职工劝阻不下，结果发生了多起斗殴事件。

到了一九八二年夏天，此类事件愈演愈烈。更多的外迁乡民涌到了周围，纷纷安营扎寨，开始哄抢着收割农场的麦子。这一年，农场损失了三分之一的粮食。事件反映到了市委。但市上拿不出行之有效的办法。派去的几个公安人员，被乡民们打得鼻青眼肿回来了。逮捕闹事者吗？闹事者有几百人，该逮捕谁？

市委的这种无所作为的态度，终于导致了不可收拾的局面。

在此期间，从黑龙河库区迁往铜城周围的乡民中，有几位“领袖”人物组成了“返乡委员会”，发起了一个颇有声势的回乡运动。当年迁出的几千口人现已繁衍成了几万，“委员会”的号召如干柴上浇油，立刻燃起了一片大火！

今年一入夏，黑龙河农场的麦子还没完全成熟的时候，上千愤怒的人就从铜城涌到了这里，一天之内把农场全部的麦子抢收得一干二净。更为严重的是，所有农场职工的房屋，甚至校舍，都被乡民们占据了。他们声称，这是他们的土地，他们永远不准备再离开自己的故乡；他们振振有辞，说他们是当年极“左”路线的受害者，按现在的政策，理所当然要纠正这个历史错误！

就这样，一夜之间，农场职工和他们的家属就从家里被赶到了野地里。庄稼被乡民们抢收光了，他们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学校的教室睡满了拖儿带女的农民，他们的孩子没地方去上课……

事件很快上报到了市委。市委书记秦富功这才动了肝火，指示市公安局出动大批武装警察赶到黑龙河农场。

这个行动实际上越发刺激了事件的恶性发展。手无寸铁的农民根本不怕全副武装的警察。有些老汉泪流满面，扯开衣服，露出干瘦的胸膛，对警察说：“打吧！打死我也不离开这地方！宁愿死在故乡田地，也不活着回铜城去！”警察也是人，他们怎忍心用暴力去对付这些年纪像自己父亲一样的老人呢？

警察和农民僵持在那里，毫无办法。

农场的职工家属一看事情仍得不到解决，也开始采取他们自己的行动了。他们把单位上所有的汽车和拖拉机都隆隆价发动起来，几乎所有的职工家属，包括老人和儿童，都纷纷上了车。有的人还把红布标语围在车帮子上，上面写着“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工作！”“孩子要上学！”等口号，十几辆载满人的汽车和拖拉机便直接开进了省城。

省城大乱。这条汽车和拖拉机组成的长龙进入繁华的解放大道后故意放慢了速度，变为一种游行节奏。车上有人开始领呼口号，大人娃娃的喊声响成一片。街上正在行驶的车辆都被堵塞在各个十字路口。大街两旁的行人纷纷驻足而立，饶有兴致地观看这多年不遇的景致。的确，自“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们还是第一次观看这样的群众游行示威活动。交通警察措手不及，木鸡一般呆立在指挥台上。游行车辆畅通无阻开过繁华闹市，直接来到了市委大门口前的小广场。

市委机关顿时被包围了。成千的人拥进办公大院，吵吵嚷嚷，乱成一团。市委书记秦富功赶忙出来向人群讲话；劝说大家回去，说问题市上会妥善解决的。但农场职工家属一定要市委书记当面答复他们提出的条件。有人立刻连喊带叫，拥上前去围攻这位市委的领导人。十五分钟还不到，秦富功的心脏病就犯了，被救护车拉到了省红十字会医院。

市委的干部一看书记住了医院，纷纷夹起公文包溜回了家。与此同时，几千人等于把市委和一墙之隔的市政府占领了。

警察奉命赶到了现场，但很快被群众包围起来。

省委常务副书记吴斌几乎和警察同时赶到市委。在外地视察工作的省委书记乔伯年和省长汪昭义已经在电话上知道了情况，正在赶回来的途中。

吴斌一看这情况，知道他也一时无法控制局面——因为其间有大量的老人和儿童，绝对不能动用武力。他急忙返回省委，迅速将情况用电话报告了中共中央书记处。

当天下午，下起了倾盆大雨。

但市委大门前的广场上仍然挤满了黑鸦鸦的人群。

现在，黑龙河农场的职工家属们，正纷纷向围观的市民诉说他们的苦情。其中有些人无钱买饭，就涌进市委的干部食堂，把馒头拿出来让老人和小孩吃。有的人一边啃着馒头，一边向众人做“宣传”工作，让社会同情和支持他们。几个外国旅游者也混在人群之中，兴致勃勃、似懂非懂地打听出了什么事？

两天之后，世界各大通讯社转发了美联社驻京记者就此事件的一条与事实大相径庭的报道；而台湾的《中央日报》竟兴高采烈为此专门发表了社论，欢呼“大陆义民反抗中共暴政”。

现将美联社的这条“消息”转述如下——

〔美联社北京18日电　记者：布兰特雷·马拉德〕来自中国C省的外国旅游者证实，该省省会发生了大规模公众游行示威活动，抗议地方当局大幅度提高食品价格。据几位在现场的外国人提供的消息，愤怒的市民占据了中共党委机关，并将干部食堂的高级食品拿出来在大街上分享。当局出动了大批武装警察，据悉有几百人被捕……

当省委书记乔伯年和省长汪昭义赶回省城时，事态已经到了这样严重的程度。党的总书记迅速在新华社有关此事的内参上作了批示；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省委省政府立刻做出妥善处理，并随时将处理进展情况电告中央。乔伯年和汪昭义两天两夜没有休息，亲自到现场做说服工作，才暂时平息了这场风波……

经中央同意，省委决定改组市委。秦富功同志被免去了省委副书记兼市委书记职务，等人大会议召开时，拟增补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田福军正是在这个背景上接替了秦富功的职务。

现在，他已经在市委上任了。爱云和岳父要等一段时间才能搬下来，因此他就在办公室里间临时支了一张床。从家庭方面来说，全家将团圆了。儿子晓晨和女儿晓霞已经兴奋地来看了他；见他忙，都坐一会就回了各自的单位。可就工作来说，却比黄原更沉重了；因为所面临的许多事，都是他原来所不熟悉的。

田福军上任还没有几天，黑龙河农场事件又旧病复发了。那里的问题因为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农场职工们不满意，又开始聚集闹事。这次闹事的方式和上次一样，许多人再次坐着汽车来到市委要求解决遗留问题。不过，这次规模没有上次大，老人儿童没有来——孩子们的校舍已经腾出来，下学期上课没什么问题。

规模虽然小了，但影响照样很大。省城又顿时为之哗然。市委大门前的小广场上重新变得像闹市一般乱。

田福军紧急采取了措施。他先让办公室安排了这些人的吃饭和住宿。不能再把事情摆到大街上解决！通过和电视台与电影制片厂联系，把许多电影和电视录像片拿到了这些人住宿的地方。田福军指示：要武打片！要情节曲折热闹的录像！一部接着一部放！

这样，闹事的农场职工总算先安顿了下来。

市委同时召开紧急扩大会议，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田福军先提了两点意见让大家讨论：一是农场退出一部分地给农民；二是农场出租土地给农民。他说这只是他的一些不成熟想法，让常委们和政府部门的同志充分发表看法，提出意见和方案。

会议从天黑一直开到了天明。伴随会议室吵嚷气氛的是外面哗哗的大雨。雨已经不断线地下了好几天。看来，一年一度的雨季提前到来了；而且雨量异常地大，据说全省所有江河的洪水都已经到了危险的程度。好在市区周围没有大河，这方面他们不必过分操心。只是市内某些街区的危房恐怕难以招架如此凶猛的雨水。田福军在会前就已宣布，等这个会一开完，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立刻分头去市内各处视察水灾情况。

会议临近结束的时候，秘书进来让田福军接省委副书记吴斌的电话。

田福军赶忙走出会议室，来到隔壁电话间。

当他听完吴斌的电话后，话筒从手里滑落下来，“当啷”一声掉到了桌子上。他像死人一般僵在了电话间。

外面的雨在哗哗地下着，下着……

第三十一章

……中亚高脊发展东移至西藏高原，到明日八时500毫巴强度为593位势什米……西太平洋……本省及南方邻省为辐合槽区……亚洲……乌拉尔山……贝加尔湖至本省分别为槽区……

我们不懂。

这是气象工作者的术语。

客观事实是：位于本省南部一条大江上的某地区所在城市，在近日来环流形势干预下，天机开始酝酿一场突降的灾变。

本省南部，夏季经常受西伸的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影响和康藏高压影响，地面则受黄河西部走廊、南方邻省盆地热低压影响，冷暖空气相遇而暴雨濒临。进入秋季时，锋面活动更加繁密，常常形成连绵的阴雨天气。两条大山脉横亘该地区，阻滞抬升气流运行，秋夏必然形成暴雨区，随时都可能引出灾祸。

几日前，大江上游的县份已出现50毫米的降水量；紧接着，大江中游另一地区雨量达到了日降85毫米。同时，由于中亚高脊东移发展，在西藏高原迅速建立一强大高脊；脊前冷平流加强，造成高原锋生。

同日下午，冷锋劲旅经过该地区东部上空。暴雨倾盆而泻，并以迅猛之势潜入该地区西部；范围之大，足数百公里。沿江最大日降雨量的县份，已高达140毫米。

第二天中午，副冷锋之旅掠过城市上空。大雨如注似倾，袭击了这座人口有十万之众的城市。

紧依城市的那条大江是长江的一条重要支流，洪水流量立刻突破了一万秒立方米。

入夜，该城上游一百多公里处江上最大的水电站，入库量一万六千秒立方米，出库量一万五千七百秒立方米。据水文部门预测，不久，该地区江段洪水流量很快将达到二万秒立方米！而且，这绝非最高位数——接下来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

城市处于一发千钧的危急时刻！

据该城《历次洪水纪事年表》记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洪水发生在明万历十一年（1583）。“江水涨溢，河水壅高城丈余，全城淹没，公署民房一空，溺毙者五千余人。”按当时河口摩崖刻字记载的水位换算，实际水位近二百六十米，流量接近三万四千秒立方米。

想不到整整四百年后，这座城市又面临相同的厄运。

市委和地委机关的领导们在慌乱中立刻行动起来。地市主要领导和军分区的司令员政委组成了抗洪指挥部，紧急召开会议。但是，地区防汛指挥部总指挥、行署专员高凤阁同志却没有在场。

高凤阁在省里参加完一个会后，回中部平原老家为儿子操办婚事去了。本来，近半月之中，防汛工作正进入最关键时刻，而且高凤阁前几天已经知道南部地区的江河都已处于危险状态，但这位地区的行政首脑还是带着秘书，坐着行署的“马自达”回家去参加儿子的婚礼。在当夜该地区领导们像热锅上的蚂蚁焦急不安的时候，高凤阁正喜气洋洋在家乡所在县城的招待所大宴宾朋。我们知道，在黄原时，高凤阁就梦想当专员。现在，这个梦想终于如愿以偿。他何必不借儿子的婚礼衣锦还乡，向父老们炫耀一番呢？

在总指挥不在的情况下，地委书记立刻任命自己为总指挥。由他主持的会议，开始起草紧急动员令。起草到第三条，他说：“不写了！立刻到广播站直接广播！”他向该市市长口授了内容，让他赶快先去广播站。

广播站马上开始播发市公安局让市民紧急撤退的通知。地委书记随后赶到了播音室，利用这个空隙起草了第一号命令；接着便由他直接在广播上向市民宣读。

此刻，黑云压城，大雨滂沱，加上车辆的噪音，压住了城内几个少得可怜的高音喇叭声。许多单位和家属院根本就没安装有线广播，大都没有听见这命令。有些人听到了，又以为是吓人话，不予理睬。再说，许多人不愿撤退。他们离不开自己的安乐窝，贪恋家里的那点盆盆罐罐。即使开始撤离的人群，行动也极其迟缓。

江水一浪高过一浪，如猛兽般的血盆大口，吞没了城堤之沿。一场不可幸免的厄运注定要临头了！

暴风雨中，城市完全陷入了混乱。地委书记穿过败兵般逃生的人群，摸黑蹚水赶到了邮电大楼，命令报务员向省委省政府和兰州军区发出紧急求援呼救电报。紧接着，他又返身奔往广播站。此刻，老城已经完全沦陷了；大水中到处传来呼喊救命的声音。

“我是地委书记！大家要丢掉坛坛罐罐，洪水已经进城了！快逃命吧！我是地委书记！大家快逃命哇！”

地委书记沙哑的嗓子带着哭音，在广播上绝望地作最后的呼唤。

逃命的人一边往高处撤退，一边心酸地抹着眼泪——亲爱的城市啊，眼看就要完了……

凌晨四点钟，一串急促的电话铃声把省委书记乔伯年惊醒。这时候的电话一定是有什么十万火急的事。他连衣服也没顾上披，跳下床抓起了话筒。电话是省防汛总指挥、副省长万国邦打来的——他报告了南部那个城市被水淹没的消息。

乔伯年头“轰”地响了一声，一阵眩晕几乎使他摔倒在茶几上。他立刻让万国邦和省长汪昭义直接去飞机场等他。

乔伯年先拨通了省军区司令员的电话，让他马上准备一架直升机，在省民航机场等候起飞。然后，他又用电话把常务副书记吴斌从床上叫起来，让他准备一块紧急飞往南部那个处于危难中的城市。

吴斌一听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情，赶紧起床穿衣。他老伴要给他弄点吃的，被他喝住了。家里一片纷乱，吵醒了隔壁的儿子。

因为是星期六，吴仲平从工大回家来住宿。他听见父母亲在这个时候起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也赶紧穿衣起来。

仲平很快从父亲那里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他突然想起了他在省报的好朋友高朗。高朗的父亲在市上任副市长，和他父亲交情很深，因此他和高朗也自然十分要好。吴仲平想到，对于一个记者来说，这是一个重大新闻。他应该立刻去找高朗，使他能争取搭乘省上领导的直升机到现场采访。他知道，高朗对新闻事业具有一种无畏的献身精神，这种采访对他来说是千载难逢！

出于友谊，吴仲平在父亲刚踏出门，就立刻冒着大雨跑到省委家属院值班室那里，叫起一个他所熟悉的汽车司机，迅速驱车赶到了省报。他让车停在报社大门外，自己用百米速度冲到报社单身宿舍楼上，拿拳头使劲擂高朗的门板。

半天没人来开门，也不见屋里亮灯。

吴仲平正在焦急之时，见旁边一个房间的门开了，走出一位披着衫子的女同志。仲平认出这是田晓霞。她是高朗的朋友，他们三个曾在“黑天鹅”饭店有过一次聚餐。

“高朗出差去了。你这时候找他有啥事？”晓霞问他。

吴仲平丧气极了。

他于是简短地向田晓霞说明了情况。

不料，田晓霞马上说：“我去！你带车了没有？”

“带了。”吴仲平说。他没想到一个姑娘要去冒这种险。他并不知道，这个姑娘的冒险精神闻名全报社。

田晓霞在说话之间便冲进自己的房子，不到两分钟就穿好衣服，肩上挂了个黄书包走出来，抓起楼道的电话，给值夜班的副总编打了招呼，就旋风一般跟吴仲平下了楼梯。她一边气喘吁吁往大门外跑，一边对吴仲平说：“谢谢你给了我一个机会！”勇敢的女记者情绪异常激动。他们此时还不知道双方都热恋着同一个家庭的兄妹俩。

小汽车在夜晚的风雨中驶过省城空无一人的大街，在西郊转了一个急弯，箭似的冲进了飞机场。

省委书记乔伯年等人都已经在候机室的大厅里。没有人坐。他们站着等待最后一个人——副省长万国邦；他正最后一次和兰州空军部队联系。

停机坪上，一架直升机隆隆地响着，红色的信号灯在雨夜里一明一灭。

田晓霞奔进候机大厅，直接对省上几个主要领导说：“我是省报记者。请允许我和你们一同前往灾区……”

省上的领导都异常惊讶：她怎么知道他们要搭机去南部灾区？

“飞机上没座位了！”省委常务副秘书长张生民不客气地说。

“报道这次特大洪水是我们的职责。如果误了事，你怕负不了这责任！”田晓霞语气强硬地对副秘书长说。在场的领导没有人知道她是田福军的女儿，但她的记者风度使所有的领导都注意到了这个姑娘。

“挤出一个位置，让她去！”乔伯年对张生民说。

生民无话可说了。但他显然很不满意。在秘书长看来，这么大的事，记者去能解决个屁问题！

副省长万国邦一到，田晓霞就跟着省上的领导们钻进了已经发动起来的直升机机舱中。

飞机轰鸣着升上天空，在漆黑的雨夜向南部飞去。

黎明时分，飞机莅临被水淹没的城市上空。从舷窗望下去，满眼黄水茫茫。城市的房屋半淹半露，一片极其悲惨的景象。所有的领导都不由紧捏着双拳；省委书记的眼里闪烁着泪花。

一个高地升起了一堆大火。这是地面上要求飞机降落的地方。

直升机掠过浪涛翻滚的水面，降落在地区师专的大操场上。

成千上万的人包围了飞机。省上的领导在一片恸哭声中走下来。地市领导像一群孤儿找到了爹娘，流着恓惶的泪水和上级领导紧紧握手。

于是，一个强有力的指挥中心在师专迅速建立起来。

本地邮电局的载波室被洪水吞没，城市和外界的联系已经隔绝了几个小时。随机来的无线电报员立刻按动了电键，把乔伯年口授的内容向省上、大军区、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报发了出去。

与此同时，三级领导分头奔向各处，紧张地指挥抢险——主要是抢救生命！

谁也不知道，现在已经被洪水卷走了多少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还有许多人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仅被洪水围困在楼顶上的人就不计其数；而已经落水的群众到处都在呼喊救命……这个城市除过自救之外，焦急地等待着外援，等待着北京的关怀；它为自己的生存充满焦渴的希冀！

接到中央军委命令的兰州和武汉空军部队的飞机穿云破雾来到城市上空，救生器材、食物、医药品纷纷空投下来。总后的一支部队已经赶到了现场，在银行、商店、仓库周围布岗立哨，并立刻投入营救群众的紧张战斗中。不到二十分钟，该部队就有三十多人为抢救群众的生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另外几支部队正奉命以强行军速度向这里赶来……

田晓霞走下直升机后，豁开大哭小叫的人群，走出师专，单枪匹马向洪水淹没的城内跑去。她把黄挎包大背在身上，衣服很快被瓢泼大雨浇得透湿。茫茫的洪水带着可怕的喧吼在眼前汹涌而过。在黎明的微光中，看见水面上漂浮着各种各样的东西。江面上，死尸和绝望的活人顺水而下。牛、羊、猪、狗、鸡、鸟，有的随主人移到了安全处，有的则在屋脊上和人一块待援；大部分却被水吞没，不免一死。人，昆虫，飞禽，走兽，各从其类，相依为命，有生有灭。树木皆以生存环境及机遇存亡不等。有的老树不幸连根拔起，却在水中作楫作桥，赐恩于难中之人，成为伟大的“诺亚方舟”……

未被水淹的地方，到处都是溃乱不堪的人群。成群的老鼠和吐着信子的蛇夹随在人群中奔窜逃命。

田晓霞在乱人群中，在洪水的边沿上奔跑而行，胸膛和嗓子眼似乎有大火在燃烧。她不知道她要跑向哪里，该做些什么；但她知道她有许多事可干！

她不知道自己已跑到了东堤上。

现在，她浑身糊满泥浆，一只鞋帮绽开，脚指头露在了外边。

因为水还没到这里，城内的大混乱此处人并不知情。尽管民警和军人竭力催促，三千多居民仍然滞留在堤外，不听从劝告。敬老院的人还在打扑克消遣，其中有倚老卖老者说民国，道清朝，明明水就要到来了，还在举例论证不会发水。

田晓霞一到这里，便很快弄清了情况。她找到气得快要发疯的市公安局副局长，从怀里掏出记者证，像足球裁判亮黄牌一样，在副局长面前一晃，说：“我是记者！请你命令民警端起枪，上起刺刀，强迫群众撤离！”

公安局副局长如梦初醒，听从了这个小女孩的指挥，立刻命令民警端起上了刺刀的枪，强迫这些恋家如命而又顽固不化的市民撤退。

三千人在刺刀的逼赶下，嚎哭着、咒骂着撤退了。半小时后这地方就变为一片汪洋。但除过一个疯子，这里所有的人都幸免于难。

公安局副局长对这位女记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求她跟着他们一块做疏散群众的工作。

田晓霞欣然答应，立刻成了副局长的“高级参谋”，指挥警察四处奔忙着救人。她利用空隙，在屋檐下写成了她的第一条消息，交给副局长，让他过一会打发人送到师专，设法让指挥部发回报社。

田晓霞刚把用塑料袋装好的稿子交到副局长手里，突然发现不远处洪水中有一个小女孩抱着一根被水淹了一半的电线杆，在风雨水啸中发出微弱的哭声，眼看就要被洪水吞没了。她几乎什么也没想就跳进水中，耳边只传来公安局副局长发出的一声惊叫。

晓霞在学校时游泳不错，但那是在游泳池里。她在洪水中很快觉得她失去了控制自己的力量。不过，她在漂浮物中抓住一块木板，勉强推到那个小女孩手边。当她看见那女孩抓住木板的时候，一个浪峰便向她头上盖下来。在最后一瞬间，她眼前只闪过孙少平的面影，并伸出一只手，似乎要抓住她亲爱人的手，接着就在洪水中消失了……

当省委书记乔伯年和省上的其他领导人知道跟随他们来的女记者牺牲后不久，又弄清了这就是田福军的女儿。所有的人都在指挥部既难受又大惊失色。第二天凌晨，乔伯年指示回省城组织支援的吴斌，很快把这消息告诉福军同志。于是，吴斌坐直升机返回省城后，就在飞机场向田福军打了那个如同五雷轰顶般的电话……

第三十二章

雨刷刷地下着。大牙湾煤矿笼罩在一片水雾之中。地面上很少有人活动。就连矿部大楼前那个平时很热闹的小广场周围，也变得冷冷清清；只有几个从乡下来的零星小贩，拿着一点土特产，躲在职工食堂的屋檐下，筒着手，也不吆喝，听天由命地等待着买主。

各种机器所发出的声音，在雨中听起来格外清脆而响亮。到处都是淙淙的流水声。水流都像泥浆一般又稠又黑。

黑水河涨宽了。河上那棵根梢分别倒在两岸的柳树，躯干已全被黑水淹没，只露出一些嫩枝绿叶在水面上摇曳。这座有生命的“桥”已不再起作用；人们要过河对岸，得绕着走上游的石拱桥。

连日的大雨一扫长期积下的煤尘污垢，使得整个矿区变得清爽了许多。主井下面小山一样的大煤堆，被雨水洗得油黑发亮。通过矿区的铁轨蒙上了一层水珠，明晃晃地失去了那种有色金属的质感。铁道两旁青草的鲜绿和远山云缠雾绕的混沌，都叫人不由生出一缕愁情和伤感来。从山坡黑户区低矮的窝棚中，不时发出男人们粗野的哄笑和吆五喝六的猜拳声……

从井下上来的矿工，吃完饭就在雨声均匀的催眠曲中倒头大睡。即使无雨的日子，劳累过度的人们上井后主要的愿望也就是睡觉。

天气的好坏不会影响井下的生产。那里的一切都一如既往地进行着。井下的矿工通常难以想象地面上阴雨日晴的变化。只有当他们升上地面，泡过热水澡，穿着干燥清爽的衣服走出区队办公楼的大门，才使自己切实地置身于地面上的生活中。煤矿工人并不喜欢阴雨天气，因为井下常年四季都潮湿阴凉，到处嘀嗒着水；他们希望上井后看见灿烂的太阳照耀着一个明亮温暖的世界——没有什么人比他们更感到太阳的亲切和可爱了。

是的，倒霉的阴雨天气使得矿区这么冷冷清清！这么死气沉沉！人们除了吃饭就是睡觉。睡！不睡再干啥？

孙少平倒在自己的床铺上，却怎么也睡不着。

几天来，他一直沉浸在一种异常的激动之中。因为再过几天，就到了晓霞和他约定的那个充满浪漫意味的日子。他们将在黄原古塔山后面那棵杜梨树下相会，以不负他们两年前在那地方定下的爱的契约。呀！什么样的人生幸福能比得上如此美妙的时刻？年轻的朋友，只有你们才有这样的激情和想象力……

上个月，亲爱的晓霞又到大牙湾来过一次。她那次来是专门向他解释她和高朗的关系的。因为他流露出的痛苦使她感到不安，便亲自跑来和他谈这件事——他为此好长时间都没给她写信。

她告诉他，她已经和高朗谈过，他们之间除过友谊之外，不可能再有别的什么。她和高朗说明了她和他的感情，说她只爱他。高朗表示自己完全尊重他们的关系。

她解释了这件事后，他们紧紧拥抱着哭了。一个小小的插曲，使他们觉得犹如久别重逢，经历了一次生死般的离别。感情因误解的冰释而更加深切。两颗心完全交融在一起。他们甚至谈到了结婚；谈到了将来是要儿子还是要女儿；谈到了他们未来的许许多多事情。当然，他们都没忘记两年前古塔山上的那个约会——这将是他们一生中最有纪念意义的一天。他们再一次约定，各自在那天回到黄原，然后在那个老地方见面。晓霞并告诉他，两年前他们在杜梨树下拥抱的时候，她当时还瞅了瞅手表，时间是下午一点四十五分。她建议他们就在那个时间准时赶到杜梨树下……

其实，晓霞走后一个多月时间里，孙少平每一天都在激动地、焦躁不安地等待着那个日子的到来。那一天对他来说，犹如生命一般重要。他觉得，如果没有那一天，他一生都会黯然失色。青春啊！你深藏着多少令人赞叹的童话般迷人的故事呢？

一个多月来，孙少平天天不误下井。他要给自己积攒足够的假日；因为他和晓霞约定，古塔山相会之后，两个人还要一同相跟着回一次双水村。她说，这次回村不是以田福堂侄女的名义，而是以孙少平未婚妻的名义！少平能想来，双水村会为此事而怎样惊讶地议论纷纷；他父母亲又会怎样高兴得合不拢嘴巴……

孙少平的心情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好。是呀，他有了一个虽然艰苦但很稳定的工作；又有了完满而幸福的爱情生活。他将要不负生活的厚爱，好好度过生命中的每一天。

上井之后，他通常都是先到惠英嫂家里，帮她担水劈柴，或到矸石山上为她捡回一些煤块。

当然，他也得陪明明和那只被明明命名为“小黑子”的小狗玩半天。这个白耳朵的小黑狗已经长大了许多，和明明形影不离，连晚上睡觉都很难分开。明明也快满七岁，再过一个月开学时，就该入学了。

惠英嫂已从失去丈夫的悲痛中渐渐恢复过来，每天在矿灯房照常上班。他帮助她把家庭院落收拾得仍像师傅活着时一样清爽。三个人加上一条活泼的小狗，使得这个院落又充满了纷扰的生活气息。墙角下，天暖时他们种下的向日葵已经冒过了墙头；缠绕向日葵秆的菜豆蔓子，吊着一嘟噜一嘟噜的豆角。土窑上面的崖崖畔畔，野菊花开得霜雪般白粉粉一片。很多时候，少平上井以后都是在嫂子家吃饭。惠英像当年侍候师傅那样侍候他喝几杯白酒，以驱散井下带上来的满身彻骨般的寒冷和潮湿。

有时候，孙少平一旦进了惠英嫂的院落，不知为什么，就会情不自禁对生活产生另外一种感觉。总之，青春的激情和罗曼蒂克的东西会减掉许多。他感到，作为一个煤矿工人，未来的家庭也许正应该是这个样子——一切都安安稳稳，周而复始……

但是，当他回到自己的宿舍，躺进蚊帐中一人独处时，便又完全沉浸在他和晓霞所共同幻想的他们未来生活的憧憬之中。远的不说，仅就很快要来临的古塔山的那次相会，就会使他抛开一切最“现实”的想法。

这一天是越来越临近了。屈指一算，就只剩了三四天时间！

孙少平已经请了假，不再去下井。他要留两天时间，为回家而置办一些东西。

在临近回黄原的前一天，他准备先到铜城为两个老人买点衣料。这是他参加工作后第一次回家，应该给家里所有的人都带礼物，包括罐子村的大姐和两个外甥。

吃过早点，他背了个大挂包，带了那把新买的黑色自动伞，带了足够的钱，走出单身宿舍，踏入了茫茫雨雾中。他准备搭乘东面返回的第一趟火车下铜城，便径直向矿区那头的火车站走去。

当他路过矿部大楼前的阅报栏时，不由驻足而立，想浏览一下报纸上的消息。火车到本矿还得一个钟头，有的是时间；现在去那个破烂不堪的候车室，得呆坐很长一段时光，不妨在这里消磨掉。

孙少平自高中认识田晓霞以来，在她的影响下，一直保持着每天看报纸的习惯。不过，到煤矿后，区队的报纸常常被矿工们拿去包猪头肉，七零八落从未齐全，他一般都在矿部前的这个阅报栏前立着看。至于《参考消息》，过几天他才设法找齐，躺在床铺上作为一种“高级享受”来阅读。

现在，少平撑着雨伞立在这报栏前，按通常的习惯，先前后转着浏览了八版《人民日报》。当然，国际版稍微多费了一点时间。

接下来他才看办得很糟的省报。在少平看来，省报在内容方面连《黄原报》都赶不上。

不过，省报今天倒让他一惊。他突然被头版头条的大黑体字标题所吸引——南部那座著名的城市被洪水淹没了！

更让他大吃一惊的是，电头“记者田晓霞”几个字迅速跳入他的眼帘。啊？她已经在那里了？那么，她还能按时如约赶到黄原吗？

孙少平一边看田晓霞的这条惊人消息，一边在想她能不能赶回黄原的问题。他用这双重思维读完了这条简短的消息——他知道以后的几天才会有大量详细的背景新闻……

但是，对孙少平来说，真正爆炸性的新闻是紧接着这条消息的另外几行字——

……又讯：本报记者田晓霞发出这条消息后，在抗洪第一线为抢救群众的生命英勇牺牲……

牺牲？我的晓霞……

孙少平一下把右手的四个指头塞进嘴巴，用牙齿狠狠咬着，脸可怕地抽搐成一种怪模样。洪水扑灭了那几行字，巨浪排山倒海般向眼前涌来……

他收起自动伞，在大雨中奔向二级平台的铁道。

他疯狂地奔过选煤楼，沿着铁路向东面奔跑。他任凭雨水在头上脸上身上漫流，两条腿一直狂奔不已。他奔过了东边的火车站。他奔出了矿区。他一直奔跑到心力衰竭，然后倒在了铁道旁的一个泥水洼里。

东面驶来的一辆运煤车在风雨中喷吐着白雾，车头如小山一般急速奔涌而过——他几乎和汽笛的喧鸣同时发出了一声长嚎……

孙少平倒伏在泥水中，绝望地呻吟着。大雨在头顶哗哗浇泼。满天黑色的云朵，潮水般向北涌去。铁道那面的黑水河，发出呜咽似的声响。远处，矸石山那里，矸石噼噼啪啪在向深沟中滚落。滚落！整个大地都在向深渊滚落……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当孙少平满身泥浆返回宿舍，那神态已经完全像一个疯子或纯粹的白痴。同宿舍的人看他这副样子，都吓住了，谁也没敢问他个长短。

他换了身衣服，便倒在床铺中，两眼呆呆地望着雪白的蚊帐顶。他无法相信一切是真实的。这是报纸的失实报道——这张报纸经常干这种事！

下午，同宿舍的人给他捎回一份电报。

他从床上跳起来，手抖得像筛糠一般，打开了这份电报——他希望这是田晓霞打来的！他相信会有奇迹出现！

可是，电报竟是她父亲的——

铜城大牙湾煤矿采五区孙少平请速来我处田福军

孙少平两眼一阵发黑，把电报纸丢在床铺上。是的，晓霞的死是真实的。可是，谁让她父亲给他拍电报呢？他根本不知道他和晓霞的事，他怎么知道他在这里？他为什么给他拍电报？速来？

孙少平神神魔魔，赤手空拳走出了宿舍。他很快赶到矿部前的小广场。每隔一小时发往铜城的公共汽车正在往上挤人。

他扑进车门，夹在人缝里，胸膛像压了一块大矸石。呼吸困难而急促。

一个多钟头后，他在铜城下了汽车，上了当天开往省城的最后一趟火车。

火车在茫茫大雨中驶过绿色的中部平原。

孙少平坐在靠窗户的座位上，也不看车窗外流逝的原野。他伏在茶几上，闭住眼睛。巨浪在心头一排排掀起，又猝然间落下。波浪中浮现出她美丽的脸庞。

你不可能死，晓霞！你会活着的——这也许只是一场恶作剧。你会发出那银铃般的笑声，不知会从什么地方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你那么鲜活而蓬勃的生命，怎么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呢？

不，你绝不会死！也许你已经在什么地方上岸了！是你让父亲给我打了这封电报。你或许只受了点伤，正躺在某个医院的病床上。你一定在等着我的到来……

孙少平内心紧张地做各种设想。所有这些设想的前提都是晓霞还活着。是的，她怎么能死呢？她怎么会死呢？活着，是的，活着！亲爱的人，你只不过受了点伤，受了点惊吓，说不定我们还会明天从省城出发，赶到黄原去——因为后天，下午一点四十五分，我们还要在古塔山后面的杜梨树下相会……

孙少平双手蒙面伏在茶几上。泪水糊满了手掌。他浑身酸疼，疲惫不堪；似乎不是火车载着他，而是他拖着火车在向省城飞奔……

当他恍惚地随着人群挤出省城的火车站，已经是夜晚了。

繁密的灯火在雨中大放光华。积水的街道被灯光映照成了一条条流金泻银的长河。电车甩着长辫子，在夜空中碰击出蔚蓝色的火花。透过雨帘，街道两旁五光十色的大橱窗看起来像德加的印象画。他感到一阵又一阵眩晕。这世界现在一切都和他毫不相干！他在这世界上惟一要寻找的，要看见的，是那张甜蜜的笑脸。难道她真的不存在了吗？她仍然还活着吗？对他来说，答案还都不是最后的！他同时又执拗地相信，过一会，他就能看见她——活着的她；并且会紧紧地拥抱她……

尽管他这样的昏乱，有一点还是清醒的——他先在旅馆为自己找了个住宿的地方，然后才搭上了去市中心的公共汽车。

他先并没有去找晓霞的父亲——他从晓霞不久前的信中知道，她父亲已经是这个城市的市委书记了。

他先来到了报社——只有这里才能证实他亲爱的人倒究是死了还是活着！

他的心狂跳着，走进报社大门。

“你找谁？”门房老头在窗户上探出头问他。老头当然不知他是谁。但他已经来过一次，认出这老头还是原来的老头。

“我找田晓霞。”他声音沙哑着说，眼睛盯着老头的脸色。

老头两眼瞪住他看了半天，才说：“这娃娃已经……死了。唉，实在是个好娃娃！连个尸首也没找见……你是她的什么人？”老头在自言自语中突然像梦中惊醒一般问他。

孙少平两眼一黑，腿软得如同抽了筋骨。他感到有热辣辣的东西从腿上淌下来——他禁不住小便在了裤子里……

他没有回答老头的话，就转身走出报社大门。

大街上灯火辉煌，人头在伞下攒动；车辆飞溅着水花急驰而过。然而，他面对的却是一片沙漠——人生的沙漠啊……

孙少平强忍着悲痛来到市委，打听了田福军的住处。

当他走到二楼那个房间的门口时，牙齿咬着嘴唇，停留了片刻。

过了一会，他才抬起软绵绵的胳膊，在门上敲了敲。

第三十三章

开门的是个男青年。

少平一惊：这张脸太像晓霞了！

不过，他很快明白，这是晓霞她哥田晓晨。

“你是少平吧？”晓晨在客厅里问他。

他点了点头。

“我父亲在里边等你。”晓晨指了指敞着门的卧室，便垂头不再言语了。

孙少平通过客厅，向里间那个门走去。

他在门口立住了。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小桌上那个带黑边的相框。晓霞头稍稍歪着，烂漫的笑容像春天的鲜花和夏日里明媚的太阳。那双美丽的眼睛欣喜地直望着他，似乎说：亲爱的人！你终于来了……

相框上挽结着一绺黑纱。旁边的玻璃瓶内插几朵白色的玫瑰。一位老人罗着腰坐在沙发上，似乎像失去知觉一般没有任何反应。这是晓霞的父亲。

孙少平无声地走到小桌前，双膝跪在地板上。他望着那张亲爱的笑脸，泪水汹涌地冲出了眼眶。

他扑倒在地板上，抱住桌腿，失声地痛哭起来。过去，现在，未来，生命中的全部痛苦都凝聚在了这一瞬间。人生最宝贵的一切就这样早早地结束了吗？

只有不尽的泪水祭奠那永不再复归的青春之恋……

当孙少平的哭声变为呜咽时，田福军从沙发上站起来，静静地立了一会，说：“我从晓霞的日记中知道了你，因此给你发了那封电报……”

他走过来，在他头发上抚摸了一下，然后搂着他的肩头，引他到旁边的沙发里坐下。他自己则走过去立在窗户前，背对着他，望着窗外飘落的濛濛细雨，声音哽咽地说：“她是个好孩子……我们都无法相信，她那样充满活力的生命却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她用自己的死换取了另一个更年幼的生命。我们都应该为她骄傲，也应该感到欣慰……”他说着，猛然转过身来，两眼含满泪水，“不过，孩子，我自己更为欣慰的是，在她活着的时候，你曾给过她爱情的满足。我从她的日记里知道了这一点。是的，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安慰我的痛苦了。孩子，我深深地感激你！”

孙少平站起来，肃立在田福军面前。

田福军用手帕抹去脸上的泪水，然后从桌子抽斗里拿出三个笔记本，交到少平手里，说：“她留给我们的主要纪念就是十几本日记。这三本是记述你们之间感情的，就由你去保存。读她的日记，会感到她还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孙少平接过这三本彩色塑料皮日记本，随手打开了一页，那熟悉的、像男孩子一样刚健的字便跳入了眼帘——

……酷暑已至，常去旁边的冶金学院游泳，晒得快成了黑炭头。时时想念我那“掏炭的男人”。这想念像甘甜的美酒一样令人沉醉。爱情对我虽是“初见端倪”，但已使我一洗尘泥，飘飘欲仙了。我放纵我的天性，相信爱情能给予人创造的力量。我为我的“掏炭丈夫”感到骄傲。是的，真正的爱情不应该是利己的，而应该是利他的，是心甘情愿地与爱人一起奋斗并不断地自我更新的过程；是融合在一起——完全融合在一起的共同斗争！你有没有决心为他（她）而付出自己的最大牺牲，这是衡量是不是真正爱情的标准，否则就是被自己的感情所欺骗……

孙少平的视线被泪水模糊了。他合住日记本，似乎那些话不是他看见的，而是她俯在他耳边亲口说给他听的……

当田福军搂着他的肩头来到客厅的时候，晓晨旁边又多了一位穿素淡衣服的姑娘——她不是晓晨的妻子抑或就是他的未婚妻。他们要带他去吃饭。

但少平谢绝了。他说他已经吃过饭，现在就回他住宿的地方去。田福军让晓晨到值班室叫了一辆小车，把他送到了火车站附近的那个旅馆。

孙少平回到旅馆后，立刻又决定他当晚搬到黄原办事处住。他明天要赶回黄原——办事处每天有发往那里的班车。他明天一定要赶回黄原！因为后天，就是晓霞和他约定在古塔山后面相会的日子。她已经离开了人世，但他还要和她如期地在那地方相会！

他想起了《热妮娅·鲁勉采娃》。是的，命运将使他重复这个故事的结局。在这个世界上，在人的生活里，常常会有这样的“巧合”。这不是艺术故事，而是活生生的人的遭遇！

当天晚上，他就到了黄原办事处。

第二天黎明，他搭乘长途公共汽车，向那个告别了两年的城市赶去。

汽车天黑时才驶进黄原城。

又是华灯初上了。一切是那样熟悉。高原凉爽的晚风扑面而来。市声之外，是黄原河与小南河朗朗的流水声。暮霭围罩着远山，天边有几点星光在闪烁。

黄原，我的慈祥而严厉的父亲！我又回到了你的怀抱。我是来这里寻找往日那些失落了的梦？是寻找我的甜蜜和辛酸？寻找我的流逝了的青春和幸福？

他在东关当年去煤矿的那个旅馆住下后，也无心去隔壁找他的朋友金波。他一个人来到街头，漫无目的地穿行于人群之中。一时间思维关于往日的回忆大都已阻断，情感的焦点如焚似的全部汇聚在暮色苍茫里的那座大山之中。

他立在黄原河老桥的水泥栏杆边，抬起头久久地凝视着古塔山。山仍然是往日的山。九级古塔没高也没低，依旧巨人一般矗立在那里。可他心中的山脉和高塔却陷落了！留下的只是一抔黄土和一片瓦砾……

但是，爱情将永存。在那抔黄土和瓦砾中，会长出两棵合欢树来。那绿色的枝叶和粉红的绒花将在蓝天下搀和在一起；雪白的仙鹤会在其间成双成对地飞翔……我的亲人，明天，我将如约走到那地方；我也相信你会从另一个世界走来和我相会……

晚风把他脸颊上烫热的泪珠吹落在桥头。他伏在桥栏上，看着不尽的河水悠悠地从桥上淌过。岁月也如流水。几年前，他壮怀激烈，初次涉足于这个城市的时候，还是一个胆怯而羞涩的乡下青年。他在这里度过了许多艰难而酸楚的日子，方才建立起生活的勇气；同时也获得了温暖的爱情。紧接着，他像展翅的鹰一样从这里起飞，飞向了生活更加广阔的天地。在离开这里的一天，他就设想了再一次返回这里的那一天。只不过，他做梦也想不到，他是带着如此伤痛的心情而重返这个城市的——应该是两个人同时返回；现在，却是他孤身一人回来了……

孙少平一直在桥上呆到东关的人散尽以后。大街上冷冷清清，一片寂静，像干涸了的河流。干涸了，爱情的河流……不，爱的海洋永不枯竭！听，大海在远方是怎样地澎湃喧吼！她就在大海之中。海会死吗？海不死，她就不死！海的女儿永远的鱼美人光洁如玉的肌肤带着亮闪闪的水珠在遥远的地方忧伤地凝望海洋陆地日月星辰和他的痛苦……哦，我的亲人！

夜已经深了……

不知是哪一根神经引导他回到了住宿的地方。

城市在熟睡。他醒着。眼前不断闪现的永远是那张霞光般灿烂的笑脸。

城市在睡梦中醒了。他进入了睡梦。睡梦中闪现的仍然是那张灿烂的笑脸……笑脸……倏忽间成为一面灿烂的镜面。镜面中映出了他的笑脸。映出了她的笑脸。两张笑脸紧贴在一起。亲吻……

他醒了。阳光从玻璃窗户射进来，映照着他腮边两串晶莹的泪珠。他重新把脸深深地埋进被子，无声地啜泣了许久。

梦醒了，在他面前的仍然是残酷无情的事实。

中午十二点刚过，他就走出旅社，从东关大桥拐到小南河那里，开始向古塔山走去——走向那个神圣的地方。

对孙少平来说，此行是在进行一次人生最为庄严的仪式。

他沿着弯曲的山路向上攀登。从山下到山上的这段路并不长。过去，他和晓霞常常用不了半个钟头，就立在古塔下面肩并肩眺望脚下的黄原城了。但现在这条路又是如此漫长，似乎那个目的地一直深埋在白云深处而不可企及。

实际中的距离当然没有改变。他很快就到了半山腰的一座亭子间。以前没有这亭子，是这两年才修起的吧？他慢慢发现，山的另外几处还有一些亭子。他这才想起山下立着“古塔山公园”的牌子。这里已经是公园了；而那时还是一片荒野，揽工汉夏天可以赤膊裸体睡在这山上——他就睡过好些夜晚。

他看了看手表，离一点四十五分还有一个小时；而他知道，再用不了二十分钟，就能走到那棵伤心树下。

他要按她说的，准时走到那地方。是的，准时。

他于是在亭子间的一块圆石上坐下来。

黄原城一览无余。他的目光依次从东到西，又从北往南眺望着这座城市。这里那里，到处都有他留下的踪迹。

东关大桥头，仍然是人群最稠密的地方。他依稀辨认出了他当年曾驻足而立，等待包工头来买他力气的小土场，以及那个搁过破行李卷的砖墙。他的目光“走”到了北关。那不是阳沟吗？他的揽工生涯首先就是从那里开始的。他想起了曹书记一家人。他们的院落被山脉遮挡着，他看不见。但他们的面容依稀可见；想起当初他们对他的好心，至今还难以忘怀。

现在，他把忧伤的目光投向了麻雀山。那是他和她多次漫游过的地方。就是在那里，他心跳脸热，第一次产生了想拥抱她的强烈愿望。他想起了他们共同背诵那首吉尔吉斯人的古歌。他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黄昏，他仰面躺在一片枯草上，两只手垫在脑后，眼里涌满了泪水，念了这首古歌的第一个段落；而晓霞两只手抱着膝头坐在他身边，凝望着远方的山峦，接着他念了第二个段落……

麻雀山下，就是那座著名的常委小院。他们真正的感情交流是从那里开始的。他们曾在她父亲的那个套间窑洞里，有过多少次美好而快活的相会；最后，炽热的情感才把他们共同牵引到这山背后那棵杜梨树下……

少平看了看手表，时间又过去了一刻钟。他站起来，出了凉亭，继续向山上走去。

他在九级古塔下伫立了片刻——就在他们当年共同站立的地方。眼前的黄原城仍然是当年的格局。大街上照旧挤满了繁忙的人群。多少美好的东西消失和毁灭了，世界还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是的，生活在继续着。可是，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却在不断地失去自己最珍贵的东西。生活永远是美好的；人的痛苦却时时在发生……

他从古塔下面转过身，背对着繁华喧嚣的城市向寂静的山林走去。寂静。只有鸟儿在密林深处鸣啭啁啾。太阳垂直地悬在当头，如同火一般炽烈；雨后的大地上蒸腾起一团团热雾。

这是那片杏树林。树上没有花朵，也没有果实；只有稠密的绿色叶片网成了一个静谧的世界。绿荫深处，少男少女们依偎在一起，发出鸟儿般的喁喁之声。

他开始在路边和荒地里采集野花。

他捧着一束花朵，穿过了杏树林的小路。

心脏开始狂跳起来——上了那个小土梁，就能看见那个小山湾了！

在这一瞬间，他甚至忘记了痛苦；无比的激动使他浑身颤栗不已。他似乎觉得，亲爱的晓霞正在那地方等着他。是啊！不是尤里·纳吉宾式的结局，而应该是欧·亨利式的结局！

他满头大汗，浑身大汗，眼里噙着泪水，手里举着那束野花，心衰力竭地爬上了那个小土梁。

他在小土梁上呆住了。

泪水静静地在脸颊上滑落下来。

小山湾绿草如茵。草丛间点缀着碎金似的小黄花。雪白的蝴蝶在花间草丛安详地翩翩飞舞。那棵杜梨树依然绿荫如伞；没有成熟的青果在树叶间闪着翡翠般的光泽。山后，松涛发出一阵阵深沉的吼喊……

他听见远方海在呼啸。在那巨大的呼啸声中，他听见了一串银铃似的笑声。笑声在远去，在消失……

矇眬的泪眼中，只有金色的阳光照耀着这个永恒的、静悄悄的小山湾。

他来到杜梨树下，把那束野花放在他们当年坐过的地方。此刻，表上的指针正指向两年前的那个时刻：一点四十五分。

指针没有在那一时刻停留。时间继续走向前去，永远也不再返回到它经过的地方了……

孙少平在杜梨树下伫立了片刻，便悄然地走下了古塔山。

他直接来到黄原长途汽车站，买了一张明天去铜城的汽车票。他已不准备再回双水村；他要返回他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对他来说，如此深重的精神创伤也许仍然得用牛马般的体力劳动来医治。此刻，他对大牙湾煤矿更加充满了深情和挚爱。没有那里的劳动，他很难想象自己还能在这个世界上继续生存；只有踏进那块土地，他才有可能重新唤起生活的信念。是的，要活下去，就得再一次鼓起勇气……难啊！

当天晚上，他才找到了金波，告诉了他和田晓霞前前后后的一切。两个男人为他们各自的不幸命运痛苦得彻夜未眠。黎明以后，金波把他送上了去铜城的公共汽车……

第三十四章

孙少安破产以后，眼看着过了一年的时光，仍然还没有从窘境中走出来。

大自然依次变换了四个季节。现在又进入了金色的秋天。

双水村周围的山野，到处都是成熟了的庄稼；人们忍不住收获的喜悦，唱起了亮格哇哇的信天游。各家院子里、土场上，梿枷声从早到晚震天价响。有些嘴馋的家户，已经像过春节一样，炸油糕，做豆腐，蒸黄米馍馍，吃得满嘴流油喷香。像原一队副队长田福高这样满年缺好吃喝的人，而今蹲在茅坑上都忙得往嘴里塞枣子吃哩。

吃！这是一个大嚼大咽的季节——而且吃的都是新鲜东西啊！

双水村在这季节一片和平景象。吃圆了肚皮的人脾气也变得好起来。人们见了面，都笑嘻嘻地问候对方的收成。某些爱显能的婆姨还端着自己新收的东西，吆喝着送给四邻八舍，夸耀自己的光景日月过得如何红火。整个村庄都沉醉在一种喜气洋洋的繁荣气氛中。

只有少安两口子还是一脸的愁苦相。

论地里的收成，他们也不比村里其他人家差；少安闷头劳动了一年，粮食收得边边沿沿都是。他本来就是村里最出色的庄稼人，一旦他把功夫用到土地上，谁也不怀疑他能比别人收获更多的粮食。

可是，对他来说，收获这些粮食揭不去头上的愁帽。就是连庄稼的秸秆都卖掉，也抵不了他沉重债务的零头。一万块钱的贷款仍然在信用社的账上，而且利息越滚越大；欠村里人的钱依然欠着。庄稼人啊，一旦断了来钱的生计，手里要捉住每一分钱都是不容易的！拿什么变成钱呢？如果土疙瘩能卖钱，那倒有的是！

俗话说：人穷气短。

一年来，孙少安的精神状态一直不好。他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

是啊，他不是电影和戏剧里的那种英雄人物，越是困难，精神倒越高昂，说话的调门都提高了八度，并配有雄壮的音乐为其仗胆。他也不是我们通常观念中的那种“革命者”，困难时期可以用“革命精神”来激励自己。他是双水村一个普通农民；到眼下还不是共产党员。到目前为止，他能够做到的，除将自己的穷日子有个改观外，就是想给村里更穷的人帮点忙——让他们起码把种庄稼的化肥买回来。说句公道话，就双水村而言，他这“境界”也够高了。我们能看见，别说村里的普通党员了，就是田福堂这样党的支部书记，在眼下又给双水村公众谋了什么利益？现在福堂同志自己向我们更明确地证实：他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口口声声“为众乡亲谋福”纯粹是一句哄人话。当然，福堂同志现在身体不好，在儿女的婚事上又受到了打击，我们出于善意，姑且也就不计较这个人对本村公众利益的冷淡态度了。

孙少安帮助村里没办法的困难户，并不是想要在村里充当领袖。他只是出于一种善意和同情心，并且同时也想借此发展他自己的事业。

可是，现在这两个愿望都落空了。

一年来，他精神状态的低落，除过沉重的债务和无力东山再起外，周围舆论的压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田福堂等人的幸灾乐祸和冷嘲热讽这是必然的。使他更痛苦的是，原来那些信任他的村民，也开始用怀疑的目光来看待他了；他们对他再不像过去那样尊重。至于像他二爸这样的人，甚至都敢对他出言不逊，摆出一副真正的老人架子。

只有一个人对他的看法是一贯的。这就是原二队长金俊武。有时两个人相遇在山里，俊武还一再给他打气。俊武永远是精明强悍的；尽管他自己家里灾事一连串，但他时常保持对村中其他人的嘲笑权和口头攻击权。虽然是农民，也和文化水平高的人一样，有个精神相通的问题。孙少安和金俊武在双水村就是精神较能相通的一对。少安只有和俊武说说话，心情才稍有好转。

但是，俊武的一番顺气话，归根结底也并不能解决他的任何问题。自己头上的虱子要自己捉。一时的畅快过后，又是那无穷无尽的苦恼……

孙少安更痛心的是，他的妻子也跟他受尽了折磨。亲爱的人自跟他结婚到现在，还没有真正享过几天福。即使最红火的前两年，她虽然精神上畅快，但体力上实际是更劳累了。而现在，她体力上照样劳累，精神上却愈加痛苦；还要照顾他的情绪，安慰和开导他。他，孙少安，眼下活成个啥人了！他不能给家庭带来幸福，却把他们拖入了灾难，还要他们给自己说宽心话！

但是，也惟有妻子的怀抱，才使他凄苦的心情得到片刻的温热和宁静。一天的劳累和痛苦之后，他常常像受了委屈的孩子，晚上灯一吹，把脸埋进妻子的怀中，接受她亲切的爱抚和安慰。她的两只结实的乳房常常沾满他的泪水。

感情丰富的男人啊，在这样的时候，他对女性的体验是非常复杂的；其中包含对妻子、母亲、姐姐和妹妹的多重感情。温暖的女人的怀抱，对于男人来说，永远就像港湾对于远航的船、襁褓对于婴儿一般重要。这怀抱像大地一样宽阔而深厚，抚慰着男儿们创伤的心灵，给他温暖、快乐和重新投入风暴的力量！

孙少安在秀莲的怀抱里所感受到的远远不止这些。他无法说清秀莲的体贴对他有多么重要。他不仅是和她在肉体上相融在一起，而是整个生命和灵魂都相融在了一起。这就是共同的劳动和共同的苦难所建立起来的伟大的爱。他们的爱情既不同于孙少平和田晓霞的爱情，更不同于田润叶和李向前现在的爱情，当然也和田润生与郝红梅的爱情有区别。孙少安和贺秀莲的爱情倒也没什么大波大折，他们是用汗水和心血一点一滴汇聚成了这深情的海洋……

当我们怀着如此庄严的心情谈论少安和秀莲在痛苦中这美好感情的时候，不得不尴尬地宣布：由于他们频繁的两性生活使秀莲的节育环出了点问题，结果让她怀上了娃娃。

嗨！这个孩子来得实在不是时候——而生活就常常开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玩笑。

“把孩子打掉吧！”少安痛苦而温柔地对妻子说，“咱光景烂包成了这个样子，一天愁得人连头也抬不起来，怎有心思再抚养一个孩子呢？再说，咱又没有生二胎的指标！孩子出世后，连个户口也报不上，公家不承认，以后怎么办？”

“不！我非要这个孩子不行！我早就想要个女儿了。再愁再苦，我也不怕。娃娃生下后，不要你管，我自己一个人拉扯，你放心……

“你这狠心的人！你怎能不要咱的亲骨肉呢？打掉？那你先把我杀了！公家不给上户口，咱的娃娃就不要！反正这娃娃是中国人，他们总不能撵到台湾去！”

“台湾也是中国的……”少安苦笑着纠正妻子。

孙少安扭不过秀莲的执拗，只好承认了这个现实——这意味着，明年，他这个家就是四口人了！

既然秀莲要这个孩子，少安和她一样，也希望是个女孩子。俗话说，一男一女活神仙！他们甚至在被窝里已经给他们未来的“女儿”起了乳名——燕子。虎子，燕子，兄妹俩的名字都怪美的！

妻子怀孕后，实际上更增加了少安的苦恼。多一个人，就多一张吃饭的嘴。当然，养活儿女们长大，他还是有信心的。可是，作为一个父亲，他的责任远不止于把孩子喂饱；他应该有所作为，使孩子在生活中感到保护他们成长的人是强大的，并为自己的父亲而感到自豪！他绝不能让他们像自己一样，看着父母亲的愁眉苦脸长大。他的虎子和燕子，无论在体格上、精神上和受教育方面，都不能让他们受到委屈和挫伤——这是他自己苦难生活经历所得出的血泪般的认识！

这一切都取决于他——取决于他倒究能在这个充满风险的世界上以什么样的面貌来生活。

唉，就眼下这种灰样子，孩子照样得跟上他倒霉！他已经感到，马上就要上小学的虎子，这一年来看见他和秀莲愁眉不展，也懂得为他们熬煎了。是呀，他自己到这个年龄的时候，已经明白了多少事；当时家庭悲剧性的生活他都看得一清二楚了。

孙少安万分痛苦！万分焦急！他是一个有些文化的人，常常较一般农民更能深远地考虑问题。正因为如此，他的苦恼也当然要比一般农民更为深刻……

庄稼大头收过之后，少安有时也去石圪节赶集。他既去散散心，也在那条尘土飞扬的土街上出售一点自产的土豆和南瓜，换两个零用钱以买回日常用的油盐酱醋。债务是债务，每一天的日子还得要过呀。

这一天下午，他提着煤油瓶从石圪节蔫头耷脑往回走。在未到罐子村时，从米家镇方向开过来的一辆大卡车，突然停在了他身边。驾驶楼里即刻跳出来一个人，笑嘻嘻地向他伸出了手。

少安马上认出，这是他在一九八一年原西县那次“夸富”会上认识的胡永合。

他赶紧把油瓶从右手倒在左手，握住了永合的手。永合早已是闻名全县的“农民企业家”。少安和他虽交往不多，但两个人已经算是朋友了。在他开始销售砖的时候，正是永合对他进行了做生意的“启蒙教育”。他不仅感激他，也很佩服柳岔乡这个大能人。

“我路过你们村，发现你的砖场不冒烟了。怎？你又搞什么大生意去了？”胡永合笑着问他。

“唉……”孙少安有点羞愧地长叹了一口气，“还搞什么大生意呢！就那个小砖场，也倒塌了！”

“怎？”胡永合一脸的惊奇。

孙少安便一边叹气，一边简要地给他说了说自己的灾难。

胡永合听后，嘴一撇，说：“这算个屁事！你这个人到如今还不开窍。我原来还以为你很有两手哩！你说，难处在什么地方？”胡永合口大气粗地问。

“这还要问哩！主要是资金嘛！”少安对他的朋友说。

“要重新上马得多少？”

少安看出，胡永合似乎要对他慷慨解囊了。他在疑惑之中不免精神为之一振，说：“大约得四千块……”

“我知道哩，你这种情况，在咱们县贷款的确有困难！”

少安听胡永合这么一说，心里马上又凉了半截。

“不过，”胡永合紧接着话茬，“我在原北县认识个朋友，先前我在那个县有点小生意，不愿倒腾本钱，想让他在当地给我贷三千块款，他一口就答应了。他已经在银行里说好了这笔贷款，后来我又决定不做那点生意了，主要是利太小，划不来……这样吧！我给那人写封信，你去把这笔款贷了。你看怎样？”

孙少安一下子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他又一次握住了胡永合的手，说：“哈呀，这等于救了我一命！”

“按你说的，还短一千块。这你自己再想点办法。”

“这不怕！我能想办法！”

胡永合对驾驶楼里的司机说：“把我的皮夹子拿下来！”

那位显然是永合雇用的司机，像卑恭的仆人一样赶快把一个大黑人造革皮夹拿下来，双手递到胡永合手里。

胡永合就趴在汽车头的铁皮盖上，用核桃大的字写了一封语句不通、勉强能看得懂的信，交给了孙少安，让少安拿着到原北县去找他的那位生意人朋友。

孙少安感激地收起了这封信，硬拉扯着让胡永合掉转车头，到他家去吃一顿饭。但胡永合说他还要忙着赶路，即刻钻进了驾驶楼，像救世主一样微笑着向他招招手，就坐着汽车跑得一溜烟不见了踪影。

孙少安提着油瓶，手里捏着那封信，高兴得像傻瓜一般在公路上独自笑了起来。

他实在没有想到，他会意外地碰见了胡永合，并且意外地得了这位财神爷的帮助。他感到，生活或许又将发生新的重大转机。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黑暗也应该有个尽头了！

孙少安不由放慢了回家的脚步。这件似乎从天而降的事情，使他的脑子又极大地活跃起来。

他一边走，一边思前想后，像运动员进入了竞技场，精神高度紧张而又高度兴奋。由于转机出现得太突然，使他的脑子有点混乱，许多具体要进行的事急忙想不清楚。但这混乱无疑建立在一种乐观的基调上：他甘愿当一会甜蜜的憨汉！

他不知不觉就走过了罐子村。

本来，他原先已想好要上姐姐家去看看他们的情况——秋收大忙季节，二流子姐夫又常年不在家里，姐姐肯定有不少困难在等他和父亲去解决。可是，现在他却忘了上姐姐的门……

他已经走到了双水村的村头上。

这时他才发现，太阳也落山了。暮色中，村庄上空飘浮着一团一团的炊烟。凉飕飕的秋风夹带着五谷的香气，直往人鼻孔里钻。噢，只要人的心情好，就会倍感到秋天的傍晚有多么迷人！多么美妙！

孙少安不由兴致勃勃从公路上转到了他那败落的砖场。

一种突发的激动使他忍不住背抄起手，挺起胸脯，像一位精神焕发的将军巡视战场一样，挨个巡视了他的每一个烧砖窑。然后，他又揭开油毛毡，查看了每一件机器。他耳边似乎又响起了制砖机轰隆隆的声音；眼前浮现出熊熊的火光和蘑菇云一般的浓烟……

好，一切都将重新开始；他要再一次在双水村发出他压抑了一年的吼声！

直到掌灯时分，他才提起那瓶煤油，嘴角浮着一丝笑意走进了家门。

敏感的妻子立刻发现他今天精神状态不同以往。还没等她开口询问缘由，他就激动地向妻子叙说了路遇胡永合的情景。秀莲大喜，把端上炕的饭盘收拾下去，重新到锅灶上给他另做了一顿好吃喝。

第三十五章

这几天，孙少安和贺秀莲就像绝症病人突然有了生还的希望，兴奋从心里一直洋溢到了脸上。乌云在溃退，云缝中露出碧蓝的天空，射出了太阳金箭似的光芒……

只不过，双水村的人现在还没有觉察到这对夫妇情绪上的变化。少安和秀莲只把这件事对父母亲说了。眼下还没有什么值得向外人夸耀的资本；他们只能等去外县把款贷回，使砖场重新开张，用事实向双水村说明他们已经从泥淖中走出来。

秀莲在为丈夫做出门准备时，向他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次重新开办砖场，关键是要请到一个很有技术的师傅。如果这问题解决不好，将必定会雪上加霜，他们永世也别想再翻身！

少安十分感激妻子的这个重大提醒。用他二爸孙玉亭的语言说，秀莲已经在“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了”。她的确成了他在事业上的“总参谋长”。

妻子说得对，上次正是那个吹牛皮的河南卖瓦罐师傅造成了他的大灾难。再要开办砖场，决不能重蹈覆辙！

他立刻想起了另一个河南人——他最初用的那位烧砖师傅——听说他如今在米家镇周围一个村庄干活。他要设法把这位师傅重新请回来。他们相处多时，关系很融洽；他的技术也是呱呱叫的。少安还想，等砖场重新上马，他不能再只顾跑着搞推销，办外交；他要认真跟这位师傅学各个环节上的技术，而且要搞精通。这样，万一师傅有个三长两短，他自己就直接可以上手——跑外交到时能另想办法哩……

所有这些还都是后话。要等到他把那三千块钱贷回来，另外再筹借一千块钱，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工作……

几天以后，少安就一身“农民企业家”的装扮，从家里起身到原北县办那三千块贷款。因为这是去外地办事，要显出一点“气派”来，秀莲出主意给他买了一顶鸭舌帽，还把那个带系的黑人造革大皮包，换成了箱式手提包。另外，皱巴巴的西装口袋上，别了一支钢笔，笔帽在胸前银光闪闪。这副模样，看起来完全像个生意十分红火的“企业家”了。

孙少安兴致勃勃走了外县……

这个时候，孙玉厚老汉却心神不宁地走出走里，一副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老汉正焦急地等待铜城二小子的一封信。

少安两口子并不知道，他们的父母亲也在为他们砖场的重新上马而处于无比的焦灼之中。

说实话，当孙玉厚老汉听说儿子的砖场又有了指望，一颗心也在胸膛里激动得乱跳弹哩。

儿子的砖场倒塌到现在，一年时光中，玉厚老汉的头发完全急白了。归根结底，儿子的灾难，也就是他的灾难。虽然他们已经分了家，可他们永远是一家人啊！他当年坚持分家，还不是为了让亲爱的儿子过好光景？

儿子决定扩大砖场，弄了村里的一群人来干活，还搞了那个铺排的“点火仪式”，老汉当时害怕得浑身索索发抖。他心中莫名地产生了一种恐惧。结果，他在冥冥中的恐惧眼看着变成了事实，灾祸劈头盖脑就压下来了……

砖场垮台后，儿子和媳妇就像嫩南瓜断了根蔓。他的精神也完全垮了。他早年间就未能给儿子帮什么大忙，甚至连累了孩子半辈子。现在，孩子有了这么大的灾事，他只有干着急而给他们凑不上一点劲！

在他的一生中，没有哪一年比这一年更难熬了。没有！无论是当年给玉亭娶媳妇，还是那年女婿被“劳教”，比起儿子的这场灾难，那都是些屁事！

一年里，他常常愁得整夜合不住眼。少安他妈也一样，说起这愁肠，就忍不住落泪。老两口只能相对无言，长吁短叹。他不知在心里祈祷过多少次，让万能的老天爷发发慈悲，把他儿子从灾难中解救出来。他甚至怀疑：是不是因为少安虚岁二十四“本命年”没有系避邪的红裤带，才引起了这场灾祸？完全可能哩！唉，儿子说这是迷信，没当一回事，结果……

现在，当儿子告诉他说能在外县贷三千块款后，孙玉厚老汉立刻感到，儿子“本命年”未系红裤带所遭受的命运的报复可能要结束了。是呀，已经一年了，那惩罚也该有个完结。

不用说，孙玉厚立刻高兴起来。他的高兴倒不全是因那三千块钱；而是基于他判断有关“红裤带事件”引起的命运之罚已经结束。他年纪越大，越相信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掌握着尘世间每一个人的命运；甚至掌握着大自然的命运。比如，为什么土地说冻就冻住了，而说消开就消开了呢？

不论怎样，只要儿子能翻起身来，这就叫他心花怒放；连走路时两条腿也感到突然有了劲。

他首先想到的是，儿子即使贷回那三千块钱来，还缺一千块。不怕！这一千块钱他手头有！

自从二小子当了煤矿工人，几乎月月给他寄钱。除过买化肥和其他零七八碎，他现在还积攒了一千元。当然，少平不止一次在信上叮咛，这钱是让他攒下箍新窑洞的。他也准备按少平说的办，原打算今年冬天就打石头，明年动工在现在住的那孔土窑旁边箍两孔石窑洞，捎带着再给这孔旧窑接个石口；这样，一线三孔窑，就是一院蛮不错的地方了。

可是现在，他决定要把这一千块钱先给大儿子垫上，让他把砖场重新弄起来再说。他知道，少安在其他地方再筹借一千块钱也不容易啊！娃娃屁股后面已经欠一堆账债，谁再敢给他借钱！

这样决定之后，他就和少安妈商量了这件事。

少安他妈还有什么可说的，一口就答应了！

但问题是，他还要征得少平的同意——这钱实际上不是他们的，是二小子的。虽说他相信少平肯定会同意把这钱给他哥先垫着用，可总得要娃娃亲口吐一句话。儿子已经大了，做老人的就应该尊重他们。他和老伴这两年对孩子的称呼也变了；再不叫“安安”、“平平”或“香香”这些昵称，当面时改叫他们为“虎子老子的”、“虎子他二爸”和“虎子他二姑”这些对大人的尊称……

在少安和秀莲说了能在外县贷款的第二天，他和老伴就说好了给儿子这一千块钱。接着，他马上给少平写信，以便征得他的同意，把钱先转交给他哥使用。

顺便说一说，孙玉厚老汉没像往常那样让他弟孙玉亭写这封信。老汉狡猾地想，少安还欠贺凤英的四十块工钱，要是玉亭知道少安手头有了钱，说不定会戳弄着让贺凤英向少安讨债去哩。哼！这两个没良心的东西！看不见我娃的一点死活！兄弟和儿子相比，他当然更亲自己的儿子！

这样，玉厚老汉经过一番盘算后，便蹚过东拉河，在二队原来的饲养院找到了小学教师金成——原来学校的窑洞因田福堂那年打坝炸山震坏了，因此搬到了这个当年喂驴拴马的地方。他口授内容，让金成给少平写了那封信。老汉当时想，金成父子有的是钱，不会为他有一千块钱就大惊小怪，传播的满村刮风下雨。再说，人家父子都是正相人家，不会干这种事……

现在，孙玉厚老汉正神不守舍地等待少平的回信。同时，他也担心：少安能不能在外县贷回那三千块钱来？

几天之后，少平的回信到了。

和老汉的预料一样，懂事的娃娃满口答应了这件事；还说如果紧急，让他哥直接写信给他，他还可以在周围矿工中再给他哥转借一些钱。

这可再不敢了！怎能再逼得让二小子也欠债呢？

孙玉厚老汉立刻又跑去找到金成，给少平写信说，这里都好了，千万不敢再借人家的钱；这几个月里，也不要给家里寄了。老汉还在信上询问：他不是说夏天要回一趟家吗？为什么又没回来？

巧的是，少平的信刚到的第二天，少安也从原北县回来了。儿子前脚刚进门，玉厚老汉后脚就跟着进来，赶忙问：“怎样？”

“贷到了！”儿子高兴地说。

“多少？”他问。

“三千。”少安说。

“还得另转借一千块……”秀莲补充说。

“这一千块钱我给你们拿来了。”

玉厚老汉说着，便从衣服大襟的口袋里颤颤巍巍拿出了一捆子人民币，放在儿子家的炕席片上。他的钱从来不存银行，都在粮食囤里埋着，手伸进去就取出来了。

少安和秀莲看着父亲和炕席片上的那一捆子钱，都呆住了。

少安似乎反应过来这是怎么一回事。他赶紧说：“爸爸！这钱是少平给你们箍窑的，我们怎能使用呢？

“本来，我应该领料着给你们营造地方。一来少平执意不让，说他要一个人负责为你们箍窑；二来我忙忙乱乱，紧接着又出了事，因此至今没能为你把新地方建起来，心里一直很难过。现在，少平已经把箍窑的钱攒得差不多了，我们怎能拿这钱办砖场呢？爸爸，你把钱收回去。我欠缺的，由我来想办法。再说，我们不言不传用了这钱，也对不起少平……”

“少平已经回了信，叫你们用去。还说有困难，叫你们给他写信，他还可以在煤矿给你们转借……”玉厚老汉把钱拿起来，揭开对面的小木匣，给他们放了进去。

少安背过脸，久久地站立着没有说话，眼里不由旋转起两团泪水。他深深地感激亲爱的父亲和弟弟。秀莲也在锅台那边用围裙揩眼泪。他们再一次感受到了骨肉深情；同时为有少平这样强有力的弟弟而无比骄傲！是呀，有什么必要灰心丧气呢？孙家有的是力量！他们还有一个让整个东拉河流域都羡慕的妹妹——她正在中国最“高级”的学堂里念书哩！

孙少安立刻感到身体轻盈得像能飞翔一般。他马不停蹄，调头向北，到米家镇去打问先前给他烧过砖的河南师傅。

他很快知道了这个人的下落——就在镇子北头的那个村子里。

在穿过米家镇红火热闹的集市时，他还没忘了到那个铁匠铺的门口停留了片刻。那年他给队里的牲口治病，晚上没个住处，曾在这铁匠铺过了一夜——也是一个好心的河南师傅让他在这里留宿的。铁匠铺仍然锤声叮当，火花飞溅，但不再是当年那两位师傅了。

孙少安穿过街道，在那个村子里很快就找到了他原来的烧砖师傅。巧的是，这师傅正好要在这里结工。但不巧的是，他准备拾掇着回河南老家去呀。孙少安几乎央告着求他，让他再为自己帮一段忙；哪怕几个月都行。他为了打动师傅，还详细给他叙说了他近一年来的悲惨遭遇。

这位河南人终于被他说动了心，跟着他返回了双水村。

孙少安接着又跑到石圪节街上，雇用了外村的几个农民来当小工。本村人他不敢再雇，而且眼下也没人再来为他干活——干过活的工钱到现在还都欠着哩！

秋天的一个下午，双水村南头又响起了制砖机轰隆隆的吼叫声——这声音已经整整沉寂了一年。

双水村的人再一次被震惊了！谁能想到，滚到黑水沟里的孙少安怎又爬蜒起来呢？

是的，他又站起来了。尽管他已碰得头破血流，却再一次挣扎着迈开脚步，重新踏上了创业的征程。人，常常是脆弱的；但人又是最顽强的！

十天之后，第一批砖窑开始点火。

滚滚的黑烟凶猛地冲天而起，再一次笼罩了南面的天空。

双水村人不得不又一次把目光移到了这里。

孙少安和他的砖场，重新成了全村人议论的话题！

当然，那些说风凉话的人还在继续说着。不过，他们一边说着，一边不安地瞧着南头那一片翻滚不息的黑烟。至于那些少安还欠着工钱的村民，都眼巴巴地盼望他起码能烧成几窑好砖，把他们的工钱开了——这点钱对他们是那么重要！

孙少安和贺秀莲兴奋地忙碌着。

秀莲的肚子已经大起来，但仍然门里门外不停地操持；既做好多人的饭，还要到砖场去忙丈夫忙不过来的事。即使帮不上手，她也要转着为丈夫发现漏洞，以防再出现什么意外的闪失。

但是，第一批砖还没烧成的时候，他们便又面临着一场严重的危机——当然，这倒不是砖又烧坏了。

这一天，原北县为少安贷款的胡永合的朋友，突然赶到了他门上，让少安立刻还那三千块贷款！

原来，少安刚离开原北，当地就有人把永合的朋友告下了，说他贷的三千块钱是给外县人的。这个县农业银行的领导大为恼火！如今钱这么缺，本县人贷款都很困难，怎么能让外县人把钱贷走呢？他命令下面的人立刻把这笔贷款追回来。胡永合的朋友和孙少安并不认识，他不会把这笔钱替他还了，因此便赶到他家，让他马上想办法，声称绝对不能超过五天！

天啊！这不是要他的命吗？这么短的时间，他到哪里去筹借这三千元呢？他正因为借了一年钱借不下，才到外县贷这款呢！

孙少安急得快要发疯了。妻子一边用好吃好喝款待那位讨债的外县人，一边安慰丈夫说：“甭急躁，咱想办法。要不，让我再回一次柳林，让我爸和姐夫打掇着为咱借……”

“上次借人家的钱还没还哩！”少安头耷拉在胸前，丧气地蹲在脚地上用手抠鞋帮子。

“要不，你再到县上跑跑，找他周县长去！”秀莲又出主意说。

孙少安觉得，妻子这主意倒有点门道。也许他只能找周县长解决他的困难。上次周县长不在县里，他希望这次起码能见到他。

亲爱的秀莲腆着大肚子，把他送上了去原西的公共汽车。

临上车前，她一再给他宽心说：“你放心走你的。砖场的事和那个要债的人，都有我应付哩！不管怎样，咱们的砖场又起来了。你千万不能灰心……”

少安在妻子如此热忱的鼓励下，羞愧自己白算个男子汉了！他立刻打起精神，跑到了县上。

万万没有想到，事情竟出奇地顺利！周县长不仅在县上，而且马上就抓起办公桌上的电话，三言两语就和县农行说妥了这件事。

少安兴奋得走路都有点失去了平衡，像他二爸一样绞着两条腿赶到农行，很快贷出了三千块钱，赶天黑就返回了家中……

坚冰打碎，一河水全开了！

第一批成砖呱呱叫出窑后，三天内就销售一空。欠村中所有人的钱马上还清；山西柳林妻哥那里的借款也立即寄还了。

这个塌垮了的砖场在接受了失败的教训之后，第二次起飞便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一九八三年年底，孙少安就还完了银行两次大笔贷款的全部本息。砖场生产逐步进入了满负荷运行。当一九八四年开始的时候，盈利就滚滚地进入了孙少安的腰包……

第三十六章

伟大的生命，不论以何种形式，将会在宇宙间永存。我们这个小小星球上的人类，也将继续繁衍和发展，直至遥远的未来。可是，生命对于我们来说又多么短暂。不论是谁，总有一天，都将会走向自己的终点。死亡，这是伟人和凡人共有的最后归宿。热情的诗人高唱生命的恋歌，而冷静的哲学家却说：死亡是自然法则的胜利……

是的，如果一个人是按自然法则寿终正寝，就生命而言，死者没有什么遗憾，活着的人也不必过分地伤痛。最令人痛心和难以接受的是，当生命的花朵正蓬勃怒放的时候，却猝然间凋谢了。

人类之树谁知凋落了多少这样的花朵。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美丽的花朵凋谢了也是美丽的。

是的，美丽。美丽的花朵永不凋谢；那花依然在他心头开放……

瞧，又是春天了。复苏的万物就是生命的写照。从矿区望出去，山野里到处都是盛开的桃花、杏花、梨花；一片如霞的绯红，一片如玉的洁白。小河边泛出了淡淡的浅绿。祭坟的纸钱在暖洋洋的春风中飘飞。矿医院后面的山湾里，间或传来上坟妇女如怨如诉的哭泣，犹如在唱一支眷恋往昔的歌。

这是一个伤感而断魂的季节……

孙少平上井以后，洗完澡换好衣服，便一个人走出喧腾不息的矿区。他看起来比过去消瘦了一些，眼神和脸色却更加严峻，头发总是被汗水鬈曲得零零乱乱。他匆忙而专注地走着，似乎要摆脱什么，抑或在寻找什么；又像是有谁在召唤他。

像通常那样，他从矿部旁那个小坡上走下来，走过黑水河上摇曳着绿枝的树桥，爬上了对面山，不停留地一直走向山野深处。然后，他随意在某个无人处停下来，或坐，或躺，或久久地驻足而立。

多少日子来，他天天都是如此。

现在，已是下午了。他斜躺在一片草地上，出神地看着眼前几朵碎金似的小黄花。偏西的太阳温暖地照耀着山野。春风轻柔得似乎让人感觉不出来。周围没有任何一点声响。过分的寂静中，他耳朵里产生了一种嗡嗡的声音。这声音好像来自宇宙深处，或沉闷，或尖锐，但从不间隔，像某种高速旋转的飞行器在运行，而且似乎就是向他飞来了。

他久久地躺着，又像往日那样，痛不欲生地想着亲爱的晓霞，思维陷入到深远的冥冥之中。眼前的景色渐渐变成了模糊缤纷的一片；无数橘红色的光晕在这缤纷中静无声息地旋转。他看见了一些光点在其间聚集成线；点线又组成色块；这些色块在堆垒，最后渐渐显出了一张脸。他认出了这是晓霞的脸。她头稍稍偏歪着，淘气地对他笑。这张脸是有动感的，甚至眼睫毛的颤动都能感觉到。嘴在说着什么？但没有声音。这好像是她过去某个瞬间的形象……对了，是古塔山杜梨树下那次……他拼命向她喊叫，但发不出声音来。不过，她肯定会看见他的泪水了。无论他怎样无声地喊叫，那张亲爱的笑脸随着色块的消失，最后消失在了那片缤纷之中……

不久，连这片缤纷也消失了。天空，山野，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他还斜躺在这块草地上。寂静。耳朵里又传来了那嗡嗡声。不过，这嗡嗡声似乎越来越近，并且夹带着哨音的尖锐呼啸。他猛然看见，山坳那边亮起一片橙光。那嗡嗡声正是发自那橙光。橙光在向他这边移来。他渐渐看清，橙光中有个像圆盘一样的物体，外表呈金属质灰色，周围有一些舷窗，被一排固定不变的橙色光芒照亮；下端尚有三四个黄灯。圆盘直径有十米左右，上半部向上凸起，下半部则比较扁平。

圆盘悬停在离他二十米左右的地方。那东西离地面大概只有几厘米。

他看见，从圆盘中走出了几个人，外形非同寻常。少平畏惧地看见，那些人只有一米二三高，脑袋上戴着类似头盔的东西，背着背包，或者说是箱子；其颜色和头盔相似，是暗灰色的。从背包上部伸出一根套管，经过脖颈与头盔相连。另一根似乎更细的套管同那些人鼻部与背部的背包相连。一共三个人。他们一走出圆盘，便用一个成反T字形的仪器，似乎在勘察地面。仪器两侧不时射出闪光，像电焊发出的电弧光一样。

他们发现我了吗？他想。

他索性咳嗽了一声。那三个忙于“工作”的人回头看了看他。两个人继续开始干活，没有理他；而另外一个人却向他走过来。他得到了心电感应：“你不必害怕。”

那人站到了他面前。他看见，这人两只眼很大，没有鼻子，嘴是一条缝。手臂、大腿都有，膝盖也能弯曲，戴一副像是铝制成的眼镜。身上有许多毛。脚类似驴和山羊那样的蹄子。

“你好！”这个人突然开口说话了，而且是一口标准的北京普通话。

孙少平吓了一大跳。不过，由于他说的是“人”话，这使他镇定下来。

他立刻产生了很想和这个人交谈的愿望。

他问：“你们来自哪里？”

“我们来自银河系。就是你们地球人说的‘外星人’。”

“我读过几本有关外星人的书，说你们用心电感应和我们沟通思想。是这样吗？”少平问。

外星人：“是，我们能这样。”

孙少平：“你们能猜测我们所思考的问题吗？”

外星人：“那当然。不过，一般我们不想进入别人心中。如果不这样的话，我们连没有必要知道的事都知道了。”

孙少平：“那么说，刚才我看见了我死去的女朋友，这是你们为我安排的？”

外星人：“是的。你思念你女朋友的念力太强大，使得我们不得不捕捉。我们同情你，就用我们的方法让你看见她。我们储存着地球上所有人的资料。”

孙少平：“你能让她再活过来吗？”

外星人：“不能。连我们对自己的生命也做不到这一点。不过，我们的寿命很长，平均年龄要超过两千岁，当然是换算成你们地球标准的年龄。”

孙少平：“那么你多少岁了？”

外星人：“换算成你们的年龄是六百岁。在我们那里，算是年轻人。按你们这个国家的新说法，可以说属于‘第三梯队’。”

孙少平：“就我们看来，活得那么长，这已不是生命，而只是一种灵魂的存在了。”

外星人：“对，也不对。某些生命达到了高度完美，精神就不再需要物质肉体，就好像是生活在纯粹的精神世界。因此用你们进化论的水准实际上不可能与他们接触。”

孙少平：“你的中国话说得非常好……”

外星人：“地球上自古到今的所有语言我们都懂。我们有这些语言的完整资料，学习某种语言用不了几天。一种特别装置把我们和类似电脑的东西连接起来，这些语言就像出自本心一样自动就说出来了。我现在可以用黄原方言和你交谈。”

孙少平：“你们对地球人抱什么态度？是好意还是恶意？”

外星人（用黄原方言）：“大部分外星人从不加害于你们。当然，太空中也有个别邪恶的生物，把你们的人抓回他们的星球做杂工。你们地球历史上常有大量人集体失踪的事件。你可能不知道，美国一位专门研究超自然现象的专家白赖特·史德加博士，就写过一本《奇异的失踪》的书，收集了不少集体失踪事件，所牵涉的人数，由最少十二人到最多四千人……”

孙少平：“呀，你的黄原话简直让我感到像老乡一样亲切！那么，我想问，你们的飞碟为什么降落在这地方？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外星人：“我们对地球上这一带的地质情况很感兴趣。我们想了解这里在地球第四纪以前所形成的基岩情况。你们也已经通过古地磁测定而知道，整个黄土高原至少从更新世起，就已开始堆积。按你们的时间算，距今已二百四十万年了。从那时以来，在整个第四纪期间，黄土沉积面积逐渐扩大，形成了大面积连续超覆，将第四纪前形成的基岩，除高耸的岩石山地之外，大都掩埋于其下了……”

孙少平：“老实说，我不太懂这些。你们一定都是无所不知的超人吧？有部美国电影就叫《超人》，是描写你们怎样完美无缺而又力大无穷的。”

外星人：“这是浪漫的美国人的幻想。我们不是超人，也绝非十全十美，和你们一样必须不断进化。当然，我们要比你们先进得多。我们的祖先和我们都对不断发达的地球人承担着某种义务，想对你们的某些人用心电感应来给予帮助，使你们的人种进化到更高的阶段。我们已经为你们做过许多事，不过你们不得而知罢了。”

孙少平：“那你们为什么不和地球上的各国政府接触呢？”

外星人：“很遗憾，你们地球上的许多政府都被少数人占有。如果他们获得我们的技术，就会情不自禁想支配整个地球。我们绝不相信这些少数人能维持地球的秩序。他们连自己国家的和平都维持不了，怎么可能维持全球的和平呢？”

孙少平：“噢，对了，我还想告诉你，我的妹妹在大学学的正是有关天体物理的课程……”

外星人：“那里的情况我们知道。尽管那些课程过于原始和简单，但你妹妹无疑将是你们国家最为出色的天体物理学专家之一……”

孙少平还想问外星人一些问题，但他突然举起毛茸茸的胳膊前后摆了摆——这大概是他们和人告别的方式，就转过身向另外那两个同类走去。紧接着，他们就钻进那个发橙光的圆盘中了。嗡嗡声越来越强烈，类似一种发动机加速的声音。飞碟下面立刻喷射出巨大的火焰——不，不是火焰，而是光芒，然后在短短几秒钟内就消失得无踪无影。接下来，是一片黑暗……

……孙少平从草地上睁开眼，发现天已经完全黑了；夜空中星星在闪烁着，一弯新月正从山坳那边升起来。

他心惊地一下子坐起，从头到脚淌着冷汗。他有一种跌落在地的感觉。

发生了什么事？他问自己。刚才那一切是真实的，还是他做了一场梦？

他肯定这是一场梦。他曾在妹妹那里拿过几本有关飞碟的书，里面就有许多这样被称作为“第三类接触”的事件。他多半是把这些类似的事件带进了梦中。

可是，他心中又隐约地怀疑，这是否就是梦境？是不是他也真的发生了“第三类接触”？他睡了多少时间？他赶忙看了看手腕，发现没有戴表。要是戴表就好了，他可以知道是否“丢失”了时间。他记得他躺在这儿的时候，还是下午，现在天已经黑了。那么，时间没有丢失？这的确是一场梦？可一切为什么又那样具体，那样有头有尾？

孙少平环顾四野，一片苍茫，一片荒凉，只有归巢的鸟儿在昏黄的天色中发出叽叽喳喳的鸣叫声。

他突然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怖。他一闪身站起来，摸索着向矿区那面的山冈跑去——他要很快看见灯火，回到人们中间去！

他紧张地气喘吁吁跑到了黑水河上面的地畔上。

对面，一片壮丽的灯火展现在了他眼前。选煤楼发出隆隆的声响，火车喷吐着白烟，鸣叫着驶过了矿区。俱乐部门前的体育场上，看电影的人群正喧哗着在入场。

他喉咙里堵塞着一团哽咽，静静地望着对面的景象。现在，他终于又回到了生活的现实里；而在此之前，当那个圆盘出现的一瞬间和接下来的遭遇，几乎彻底粉碎了他迄今为止的世界观……不过，假如他真的经历了所谓的“第三类接触”，那么他就又一次看见了晓霞，和她重逢了。这已使他感情上获得了很大的安慰。即便是个梦，也很好。能在梦中和亲爱的人相逢，也是幸运的；他早盼望能做这样的梦。但愿这样的梦还能出现。当然，最好不要再出现“外星人”了。无论他们有多么先进和发达，但他还是热爱他生存的这个星球，热爱本人类的生活——尽管生活中有这么多的磨难和痛苦……

孙少平从这地畔上慢慢转到沟里，然后走过黑水河上的树桥，返回了矿区。

他一路上想：要不要把他今天的遭遇说给妹妹听呢？她或许能判断这是梦还是“第三类接触”。

他很快打消了这个想法。他自己和这个世界都已经够乱了，何必再为自己和别人制造精神混乱呢！

无论这属于什么，都已经过去了。

其实，就是“第三类接触”又有什么了不起！他相信茫茫宇宙中，地球上的生命绝不是独一无二的！兰香对他说过，整个宇宙就仿佛是个宽阔无比的化学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中随时都可能产生生命物质。既然外星体有更高级的文明，那里的人就完全可能做客于我们的星球。他孙少平接触了又怎么样？他还是他，地球还是地球；生活依然照旧，什么也不会改变；他仍然要为生存奋斗；要劳动、吃饭、睡觉；该笑时会笑，该哭时会哭；就是今天晚上，十二点钟还得准时换上臭烘烘的作衣，坐着铁罐笼到井下去掏炭……

但是，无论这是一场梦还是别的什么，他感到今天这场“经历”无形中打破了他思维已经达到的疆界，使他能以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生活和生命了。

生活总是美好的，生命在其间又是如此短促；既然活着，就应该好好地活。思念早逝的亲人，应该更珍惜自己生命的每个时刻。精神上的消沉无异于自杀。像往日一样，正常地投入生活吧！即便是痛苦，也应该看做是人的正常情感；甚至它是组成我们人生幸福的一个不可欠缺的部分呢！

夜晚，当孙少平从宿舍走向区队办公楼准备下井的时候，一路上望着矿区闪烁的灯火，望着满天繁密的星斗，猛然感到了一种突发的激动，以致都情不自禁地微笑起来了。

第三十七章

不久以后，孙少平出人意料地被提拔为班长。不过，不是在他原来干活的采煤一班，而是到采煤二班去当班长。这个班老工人很少，大部分是新招来的协议工。

协议工可不是好领导的！他们一般合同期为三年，仍然保持农民身份，只不过在煤矿赚三年工资罢了；因此，很多人对煤矿没什么主人翁感。反正三年以后就又得回去当农民，能混着赚几个钱就行了；别说为煤矿舍命，最好连一点皮也别擦破！

副区长雷汉义竭力推荐他当这个班长。理由倒不全是他吃苦精神强，而主要是说他能打架，可以帅住这群踢腿骡子。区队其他领导都同意。也是！没有一种剽悍性，就别想当班长——这向来是煤矿选择班长的传统条件之一。

孙少平要调到采煤二班当班长的决定宣布后，一班的人倒都觉得十分正常。这小子是当官的料，大家心服口服。

只是一班的蛮汉安锁子找区长哭了一鼻子，说他要跟少平到二班去当斧子工。锁子被少平一顿老拳饱打之后，倒打成了真正的师兄弟。这个笨熊一样的家伙，现在舍不得离开孙少平。他感到跟上少平既不受气，又很痛快，也不会被人捉弄——尽管他常捉弄人，但又生怕别人捉弄他；要是井下被人捉弄可不是开玩笑的，常常意味着你得多流汗，甚至一个恶作剧就得让你出点血！

少平也对这个愚兄有了些感情。在他的请求下，安锁子如愿以偿跟他到了二班。当然，安兄干活时为他卖力是没有疑问的；同时还可以帮他在掌子面上“镇压”某些调皮捣蛋的协议工。当班长没几个好斧子工相帮，你就别想完成生产任务！

这煤矿上的班长和军队上的班长一样，实际上不是个啥官，只是个“上等列兵”罢了。同样，又像军队上的班长一样，总是在最激烈的前线冲锋陷阵——这意味着要带头吃苦，带头牺牲。

人数上，煤矿的班可比军队上的班大得多。孙少平领导的二班就有六十多人。其中协议工占了百分之八十。他们就像部队刚入伍的新兵，需要锻炼才能适应战斗的要求。这无疑给班长增加了大量的工作负担。

孙少平是个有文化的人，因此他尽量使自己把班长当得文雅一些。但在井下这种紧张激烈、时时充满危险的劳动环境中，他一急，也不由满嘴脏话，骂骂咧咧。不过，他在实际中很能体谅和关照人的态度，渐渐赢得了本班矿工们的尊重。权威是用力量和智慧树立起来的。

这个班的协议工分别来自中部平原北边的三个县份，煤矿工人中老乡观念向来很重——这是危险的生存环境所造成的。因此，协议工很快以县形成了三个“群体”。在井下，尽管三个群体的人都打乱划分到各个茬上干活，但一有个紧急情况，各群体的人总是更关心自己的老乡；而且三个群体间时有口角，甚至动不动就发生拳脚之战。当然，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领袖”。

作为班长，孙少平要统帅住所有这些人。他先狡猾地设法把三个群体的领袖人物分别团结住。这三个人物是至关重要的！把他们帅住，就等于帅住了全部协议工。

另外，班里还有十几个正式工。他不怕这些人，因为他也是老工人了；井下掌子面上的任何活，他都能拿得起放得下。在井下统辖人的最大资本，就是你要比别人干得更好，干得更出色！

正因为如此，煤矿上的班长一般都胸有成竹，当得很有气派。生产环节上任何人捣一点小鬼，也不会瞒过班长的眼睛。干技术活的人耍赖不干了？你不干老子干！但你也别想讨便宜，上井后不给你小子报工，让你小子白下这趟井。班长手里握的是实权。矿工对矿上的领导也不怎怯火，但怯火班长。班长有的是教训你的办法——你耍奸溜滑？今天给你把煤茬多划一些，你小子干不完别想上井！

一般情况下，孙少平不会这样对待他的下属。他继承了已故老班长王世才的“遗风”，主要是用智慧和自己的实干精神来领导这群文盲的。他的师兄安锁子也卖命地帮助他。在掌子面上，锁子随时都为他留心各方面的事情，像一条忠实的牧羊犬。安兄无可争议是全班最出色的斧子工。当然，这家伙干活时仍保持不穿裤子的老传统。别看他平时笨手笨脚，绷顶架梁时手脚的灵巧简直令人惊叹——这是在长期危险紧张的劳动中反复磨炼出来的本领。这位光屁股大师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在协议工中带出了两个好样的斧子工。

孙少平领导的采煤二班立刻成为采五区乃至全矿出煤率最高的班。通过每日的报表，矿领导也开始注意这个班的情况了。

随着夏季的临近，煤矿又面对一年一度的头疼问题：协议工要跑回家去收割自家责任田的麦子。许多正式工也有这个问题。通常在麦收期间，煤矿就有一半人跑回家了，而且没有多少人请假。有的人麦子收割完了，还迟迟地不返回矿上。用开除矿籍威胁吗？那就开除呗，一半的人开除了，你的矿还办不办？

每到这个时候，也是矿领导最苦恼的时候。岂止是矿领导苦恼，局领导和煤炭部长高扬文也苦恼；每年夏天这一两个月，全国的煤炭产量就必定大幅度下降！

中部平原地区的麦子六月初就进入了大收割期。

随着麦收时间的临近，煤矿的气氛开始变得混乱了。

孙少平的班也不例外，许多人在做偷跑回家的准备。

少平有点着急起来。如果他的协议工都跑回家去收割麦子，几乎就没人下井了；谁都知道，他这个班主要是由协议工组成的。但是，停产对煤矿来说，如同火车到半路停开，是不能允许的大事故，要是某天一个班不出煤，甚至会惊动了局领导。

他开始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一天中班上井之后，他把中部平原三股人马的“领袖”连同他的师兄安锁子，一起拉到了一个本矿区最有名的个体户饭馆里。他掏腰包请这些人喝酒吃饭——其实他是想和这些人一块寻求解决他正熬煎的问题。

几个人喝得面红耳热时，少平就给“哥们”提出了他面临的难题。

这几个人酒正喝到好处，一个个都自认为是班长的生死朋友，便七嘴八舌开始给他出主意。

他们说，其实许多协议工家里有的是劳力，本人根本没必要回去收麦；如果家里没啥劳力，一般也不会来煤矿当协议工。大部分人都是想借此跑回去逍遥两天；因为谁都知道，在这大混乱中不请假跑回家，矿上也不会怎处罚。有的纯粹是想回去抱两天老婆。当然，也有确实存在困难的人，不回去不行……

“弟兄们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保勤呢？”少平问这几位“部落头领”。

大家的一致意见是：罚款。因为这些人来煤矿，都是为了几个钱的；如果一罚款，那些没必要回去的人就不回去了。

好办法！孙少平立刻和几位“头领”在饭桌上开始制定“土政策”：除过真正有困难请假的人，私自离矿一至三天，每天罚款五元；四至六天，降一级工半年，不给浮动工资；七至九天，降一级工一年，不给浮动工资……

制定完这项“土政策”，少平就去找区队领导，因为这种惩处最后得要通过区队执行。另外，他还想，如果在这段保勤期间，在惩处之外，同时对出勤者实行额外奖励的办法，效果必定会更好。当然，在惩处方面，要是有更严厉的条例就好了。

区队领导们听了孙少平的想法后，都大为惊讶：想不到这小子不仅能打架，脑子里的环环比他们都多！

不过，这问题重大，区队决定不了，便随即将他的意见反映到了矿部。

孙少平的建议马上引起了矿长的重视。

矿长亲自带着几个矿领导，来到孙少平的班里，和他一起研究这个问题，并很快形成了一个文件。此文件除过确定惩罚麦收期间私自回家的矿工外，还采纳了少平补充提出的保勤奖励办法：保勤期间采掘一线人员井下出勤在二十一个（含二十一个）班，每超一天奖三元；井下一线二类人员出勤二十六个班，每超一天奖二元；对请假期满能按期返矿无缺勤者，按正常出勤对待，达到奖励条件的按百分之五十折算奖励。同时，对保勤期间区队及机关干部的出勤也作了奖罚规定。在惩罚条例中还增加了更为严厉的两条：私自离矿十天以上者给除名留矿察看处分，支付生活费半年；情节更严重者给予除名、辞退处理……

矿上的文件一下达，协议工们的骚乱很快平息了；绝大多数人已不再打算回家。这状况是多年来从未有过的。

大牙湾煤矿的“经验”很快在局里办的《矿工报》上做了介绍，其他各矿如梦大醒，纷纷效仿。铜城矿务局局长在各矿矿长电话会议上，雷鸣击鼓表彰了大牙湾煤矿的领导。

当然，没有人再把这“成绩”和一个叫孙少平的采煤班长联系起来。

少平自己连想也没想他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他只高兴的是，麦收期间，他们班的出勤率仍然可以保持在百分之八十五以上！

在这期间他也竭力调整自己前段的那种失落情绪。他尽量把内心的痛苦和伤感埋在繁忙沉重的劳动和工作中——这个“官”现在对他再适时不过了！他可以把自己完全沉浸于眼前这种劳动的繁重、斗争的苦恼和微小成功的喜悦中去。是呀，当他独自率领着一帮子人在火线一般的掌子面上搏斗的时候，他的确忘记了一切。他喊叫，他骂人，他跑前跑后纠正别人的错误，为的全部是完成当天的生产任务；而且要完成得漂亮！

当一天中他的班顺利上井之后，他光身子黑不溜秋安然倒卧在澡堂子的瓷砖棱上，美滋滋地一支接一支抽烟，打哈欠，身心感到了一种无比的舒展和惬意。

工余休息时，他也想办法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他又重新开始复习数、理、化高中课程，以期今后能考取煤炭技术学校。另外，他还买了一台廉价的收录机和几盒磁带，有时候一个人闭住眼躺在蚊帐中静静地听一会。蚊帐一年四季不拆。因为是集体宿舍，蚊帐有一种房中之房的感觉；呆在里边，就是自己一个人的独立天地。

他最喜欢听的音乐是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和《田园交响曲》，尤其是《田园交响曲》的第二乐章，他感觉自己常常能直接走进这音乐造成的境界之中。那旋律有一种美丽的忧伤情绪，仿佛就是他自己伫立和漫步在田园中久久沉思的心境。有时候，他就随着这音乐重新回到了黄原城麻雀山和古塔山的树林草丛中；回到了原西城外荒僻的郊野；回到了亲爱的双水村，漫步在静静的东拉河边……当夜莺用它伤感的歌喉和群鸟开始联唱的时候，他就忍不住两眼含满辛辣的泪水……

过一段日子，他就由不得要去翻一翻晓霞的日记本。每一次看她的日记，都像是要进行一次庄严的仪式。他打开箱子，如同虔诚的基督徒对待《圣经》，双手小心翼翼把那三本精美的日记本捧回到床上，然后端坐着轻轻打开。常常是看着看着，视线就被泪水所模糊。那些亲切甜蜜的话不知看过多少遍了；怕看，又常想看；每看一次，过去的生活就像潮水般扑来将他整个地淹没了……

唉，好在下一个班开始，繁忙便会把他强制性地从那一片洪水中拉回来，一直拉到眼前火爆爆的现实生活里；使他从那无尽的噩梦中惊醒过来，再一次投入严酷的掌子面的搏斗中。

是的，责任感要求他对自己现在负有的职责不能有半点马虎。如果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伤亡；而他太害怕看见一个活生生的人意外地离开这个世界了。他不能再让死亡出现在他面前。尽管煤矿不死人是不可能的，但他要创造奇迹；他绝不能让手下这些青年失掉一个；他们许多人比他还年轻啊！

当孙少平感到心情实在不好受的时候，他总要不由自主跑到惠英嫂那里去。和嫂子、明明以及那条可爱的小狗呆一会，他的心情就会平伏一些。在失去晓霞以后，他潜意识里特别需要一种温柔的女性的关怀；哪怕是在母亲和妹妹的身边呆一会，他的坏心绪也许就能有所改善。

晓霞死后不久，惠英嫂很快就知道了这件悲惨的事；她没有想到，相同的不幸命运也降临到少平的头上。她已经失去了自己的亲人，因此完全能体会少平的痛苦。她千方百计用好饭、好酒、好话和一个女人的全部温情来安慰他。命运啊，对人是这样地乖戾！不久前，还是他在安慰她；而现在，却得要她来安慰他了……

唉，也许只有惠英嫂的安慰他才可以平静而自然地接受。因为她了解他，因此她理解他。要是换了另外的人对他这样，他不仅不能接受，反而会更痛苦的。

自从当班长后，他不像过去那样有时间常去惠英嫂那里——他实在是太忙了。惠英嫂也劝他不要操心他们；让他好好在井下熬威信，说不定将来还有大前途哩！她知道，他的前途也就是她和明明的前途——她毫不怀疑，他就是当了“皇上”也不会忘记她和明明的。

但少平无论怎忙，隔几天也总要去帮她劈柴、担水和干其他活。至于到矸石山上捡煤的营生，他安排给手下的人干了。他现在已经有了点权力；而他手下的那些人也乐意给班长干点什么活……

这一天吃过早饭，他心里惦记着嫂子和明明，赶忙去了她家——他整个白天都休班。

进家之后，惠英嫂先什么也不说，就给他把酒杯放在桌子上，接着便收拾着炒菜。他赶忙拦挡说：“我刚吃过饭。再说这是早上，怎还喝酒呢！”

惠英嫂不听他的，只顾给他往上端菜，并且提着酒瓶，把杯子都倒溢了。

因为是星期天，捣蛋鬼明明也在家。他正在耍弄一只蝴蝶风筝，小黑子绊手绊脚地缠着他。

明明看他推让着不叫母亲炒菜倒酒，就在旁边说：“少平叔叔，就是你不来，我妈妈每顿饭都把酒杯给你搁着哩！”

少平举起的酒杯在嘴边猛地停住了。他呆呆地怔了一会，然后便一饮而尽。这醇美的酒啊！

惠英嫂岔开话题，说：“我今天也休班，本来想洗衣服，可明明硬缠着要我和他到外面去放风筝。这娃娃惯坏了……”

“你又说我坏话啦！”明明噘着嘴对母亲嚷道。小黑子也为它的主人帮腔，朝惠英“汪汪”地叫了两声。

少平忍不住笑了，说：“我也跟你们去放风筝！”

明明高兴得嗷嗷价叫起来。

孙少平吃喝停当后，就和惠英嫂、明明和小黑子，拿起那只蝴蝶风筝，一块相跟着来到矿区东边的山野里。

他们到了一块平地上，说着，笑着，把那只风筝放上了蔚蓝的天空。少平把着明明的手帮他绽线团；小黑子“汪汪”叫着，跑去追撵越飞越远的大蝴蝶。惠英坐在旁边的草地上，把一些吃喝在塑料布上摆开，然后泪濛濛地看着儿子，看着少平，看着欢奔的小狗和蓝天上那只飘飘飞飞的花蝴蝶……

第三十八章

“……根据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原理，三维宇宙是一个具有封闭的三维球拓扑性的宇宙。这样的封闭宇宙必然会有它的始终点。时空以大爆炸为始，宇宙万物演化发展，以至最后塌缩成黑洞随之发生大崩溃到达时空奇点为终。时间‘终止’，空间成了一个点，时空曲率成为无穷大，所有物理定律失去意义，一切物质状态被撕得粉碎……”

“可是，新的四维宇宙观认为，真实的宇宙不仅是一个由常态质的形式存在为存在的三维空间，并以异态质的形式及以各种能的形式存在为存在的四维相空间，以及由它们所构成的一个多层次、互为开放和互为制约的无边无际的存在。这种宇宙显然是永恒的。它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因为它是互为开放和互为制约的，所以在各个层次上又是变化多端、循环不息、彼消此长和互为渗透的。这有点像我国古代的阴阳图。用哲学术语表达，就是‘阴极而阳生，阳盛而阴退’，即通常所说的物极必反。”

“相对论法则认为，要使某个物质——即使这个物质很小很轻，甚至只有一个分子，但要具有光的速度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然，现代实验室中某些实验物质除外。”

“可是，宇宙中确实已观察到超光速现象了。”

“那么，你说伟大的相对论在某个地方出了问题？”

“我认为是这样。相对论的问题出在将四维相空间排斥在外。相对论只强调了运动的相对性——一般说来，就常态物质在三维空间中的运动它是对的。但异态物质在四维空间中的运动却是绝对的！比如，虽然卫星绕地球转是相对的，可卫星以比地球较大的速度在运动又是绝对的；卫星上的原子钟走时比地球上的原子钟要慢些就能说明这一点。所以，相对论只强调了运动的相对性，因而又使自己陷入了‘佯谬’的困境！”

“你的四维空间有点神灵味。恩格斯早在一百年前就批判了这种神灵世界！”

“你也别把恩格斯当神灵敬畏！我承认，对人类来说，四维相空间仍然是目前不可能跨越的禁区。但是，我认为，我们对眼前发生的不能用相对论法则或其他现有物理法则解释的事，千万不要轻率地说这是荒谬的。比如人体的特异功能现象。你知道，十九世纪麦克斯韦提出分子运动的速度分布律时，人们认为他的理论已经完美无缺了，就像现在我们认为相对论不可能被突破一样。可是，麦克斯韦的理论被突破了……”

…………

我们很难听懂这种艰深的辩论，录几段权作一幅文字插图而已。

这是我们的孙兰香和她的男朋友吴仲平在学校的中央林阴大道上，一边走路，一边交谈。他们正准备到学校后面的体育场上观看其他系同学们的军训分列式。他们系昨天就进行罢了。由省军区指导的这次大学生军训活动，很受同学们欢迎；大家感到过几天严格的军队生活很新鲜。尤其是这几天各系在体育场进行的分列式训练，吸引了许多人前去观看。看着平时吊儿郎当的同学们紧绷着脸，严肃地喊着口令，正步走过检阅台时，周围的人都被逗得乐不可支。

他们并排不紧不慢地朝体育场那边走。辩论继续进行。仲平在维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学说，兰香则用新的四维宇宙观挑战性地反驳。这种辩论不知从何而起，当然还会继续进行下去。也许，过几天又会换另一个命题。学术方面的辩论，也是他们谈恋爱的一个内容。

他们已经深深地相爱了。爱的基础是他们能相互对话。两个高才生经常陷入到一些艰深理论的探讨之中。当然，他们也像普通人那样相爱。无论精神多么独立的人，感情却总是在寻找一种依附，寻找一种归宿。他们现在谁也离不开谁。几天不见面，就心慌意乱，连一般的逻辑思维都会出差错。只要有机会，他们就设法两个人单独呆在一块。无论是谈情说爱，还是进行学术辩论，甚至缄默不语，那都是多么令人愉快啊！

初夏的校园绿荫婆娑，空气中弥漫着鲜花的芬芳。年轻的恋人并肩而行，脚踏着路面斑驳的阳光。兰香雪白的短袖衫下摆塞进牛仔布裙里，稍稍烫过的头发从两鬓拢在耳后，看起来格外潇洒。她那漂亮的眼睛流露出自信与成熟；但即使辩论，也对身边的男友含情脉脉。

吴仲平上身穿一件白色和深红色条纹相间的T恤衫，下身是蓝色牛仔短裤，身材高大而挺拔，两条腿由于经常运动的缘故，皮下滑动着强劲的肌腱。如果不是在校园内，他的胳膊一定会搂着兰香的肩头。

他们一边说着，一边肩并肩走到体育场边的人群里。人们的笑声和那边传来的响彻云霄的口令声，使他们终止了有关三维宇宙和四维宇宙的争论。体育场中间，宇航器系的同学们在正步通过检阅台。方阵前列是两名行军礼的军人；学生们都身着橄榄绿军装，端着武器，想尽量像个军人的样子，但那正步走多少有点做作。方阵边上有个同学慌乱中竟然捯错了脚步，几乎把旁边的人绊倒，引得观看的人群一片哄堂大笑。

兰香和仲平看了一会就返回到电化教学中心去了。他们只是来这里换换脑子。今天课程太紧张，上午是复变函数与微积分、结构力学，下午又刚上完概率与随机过程。实际上，一路有关宇宙观的辩论就是一种休息。思维从一个命题转入另一个命题，对脑力劳动来说，也算是一种“休息”。

这两个人在电化教学中心看了两部有关苏联空间轨道站的录像资料片后，就在夕阳辉耀下的教学区分手了。

兰香刚走了几步，又被吴仲平叫住。这家伙是怎么啦？难道在众目睽睽的校园里，还要来一次“分别仪式”？

她红着脸等他走近前来。

吴仲平过来立在她面前，突然嗫嚅着说：“明天……是星期六。我想……晚上带你去我们家……”

“瞧，又来了！”兰香不好意思地望了一眼吴仲平。

过了一会，她才说：“等明天我再告诉你我去不去……”

吴仲平做出一副对此回答不满意的样子，笑着摇摇头走了。

自从他们“正式”恋爱后，吴仲平就不止一次提出，要带她去他们家，但兰香每次都婉言拒绝了。

她是后来才知道仲平的父母是干什么的——“官”还很不小哩！是的，在一个省里，省委副书记是个显赫职务。

不知为什么，兰香内心深处对此感到某种“遗憾”。本来，她希望吴仲平也是个一般人家的子弟。不是她自己有什么门当户对的观念，而是她怕别人有这种观念——她担心和难以忍受的正是这一点。

她是农民孙玉厚的女儿，是因为她的天资和刻苦精神，才使她来到这个令人瞩目的大学；否则，她就是乡下一个普通的劳动妇女，怎么可能结识吴仲平这样的男青年……

这个省委领导的家庭，能接受她这样一个农民的女儿吗？

正因为有这种疑虑，尽管吴仲平一再热心地要带她去他们家，她一直犹豫着没有答应。她无法对仲平说出她不去的理由。当然，她知道，不管他父母对她和她那卑微的家庭出身怎么看，仲平都不可能割舍与她的感情。但即使这样，她也同样难以忍受——因为尽管她出身低贱，可自小一直是在一个很重感情的家庭中长大的……

兰香归根结底是农民的女儿，又在一种艰苦的乡村环境中成长起来，不论她的思想怎样在地球以外的遥远太空飞翔，感情却仍然紧密地和北方那个荒凉的小山村联结在一起。她像她二哥一样，经常会带着无比温暖的感情想起亲爱的双水村。哦，东拉河水也流进了她的血管，一直渗透进她的精神气质中！

在外表上，我们是再也看不见原来的那个孙兰香了。但实际上兰香仍然是兰香。比如，她还曾想利用课余时间和星期天，到外面去干点什么活，以减轻二哥的负担——入学三年来，二哥每月都要给她几十块生活费。她并且把这想法写信告诉了二哥。她原来估计二哥会支持她，因为她忘不了上中学时，二哥那封关于人要自强的信；正是在二哥的教导下，她当时才去县医院的工地上提泥包赚钱的。

不料，二哥回信坚决反对她这样做。还问她是否钱不够用？如果不够，他每月再增加一些。慌得她赶忙打消了这主意，并写信让二哥千万不要再多寄钱给她……

去年夏季到现在，兰香一直操心着少平的情况。她知道，晓霞姐的死，对二哥的打击太大了。她真担心二哥会被这个创伤折磨得一蹶不振。她先是在仲平那里知道晓霞姐不幸遇难的消息——据仲平说，另一个喜欢晓霞的男人高朗也受到了沉重打击。她相信晓霞姐只爱她二哥。她虽然只和晓霞见过二面，就知道她是一个非凡的女性——这样的女性也许只能爱她二哥那样的男人。

眼下，在很大程度上，兰香不愿去吴仲平家，也和这件事有关系。她感到，她和仲平的恋爱就够幸福了；而在二哥这么不幸的时候，怎么能一门心思用到自己感情的得失中去呢？

孙兰香在教学区和吴仲平分手后，直接回了自己的宿舍。此刻，同宿舍的伙伴们正在换衣服，互相打打闹闹，准备去吃晚饭，屋子里充满欢愉的气氛。

兰香发现她枕头边有两封信——不知是哪位同学捎回来的。

她赶忙拿起来，看见一封是二哥的，一封是医学院金秀来的。

她先打开二哥的信。

兰香看完二哥的信十分高兴。二哥在信上一改前不久那种忧郁的情绪，重新流露出一种对生活的乐观态度；并告诉她，他已经当了个“班长”，忙得焦头烂额……

忙了就好！兰香知道，只要忙，二哥的精神就能大振！

不过，看了二哥的信，兰香还稍有点不满足。她上封信含蓄地对二哥说了她和吴仲平关系的发展情况，希望他能对这件事给她一些指导性的帮助。结果他只在信末尾写道：“我不说那些希望你冷静之类的一般化的说教；我只说：愿年轻人万事如意！”

这个二哥啊……

总之，二哥的信使兰香的情绪也随之激动起来。只要亲爱的二哥能从那个可怕的打击中重新振作起精神，这就使她最操心的一件事可以放心了。

之后，她拆开了金秀的信。因为她们都到了三年级，功课压力越来越大，顾不上多到对方的学校去会面，就只好用写信的方式来谈心说事。

秀在信中说的还是她和顾养民之间的关系。她说，她对这件事一直犹豫不决。她认为顾养民这个人优点和长处很多，但许多方面又不合她的脾性；在她看来，顾养民太学究气，是个好医生，但男人气质不够。因此，她现在不准备答应这件事，过一半年再说。秀还在信中让她定个时间，说她准备过来再和她好好“讨论”一下……

兰香一边看信，一边忍不住咧开嘴笑。按年龄，她们都二十二岁，秀还比她大一个月；但秀常开玩笑叫她“姐姐”；她有个什么事，总要找她来“讨论”。唉，有关她和顾养民之间的关系，她们不知已经在一块“讨论”过多少次！

兰香太了解她的好朋友了。从气质方面看，金秀很像死去的晓霞姐。她热情，在生活中像一团火。而顾养民文质彬彬，除医学以外，对其他事没什么兴趣。这当然很不合金秀的“脾性”。有时候，金秀想到野外去走一走，顾养民也没有什么热情，而只乐意在图书馆里“谈恋爱”。养民已经从医学院毕业，留在了本院第一附属医院。当然是个很出色的大夫，据说正准备考研究生。

说实话，她不可能在这件事上为这个“妹妹”做主。归根结底，最后还得取决于秀本人的判断。她忍不住想笑的是，秀也不知道怎么接受了眼下的新时尚，寻找起什么“真正的男子汉”来了……

看完两封令人愉快的信，一直到吃过晚饭以后，兰香的情绪仍然很激动。她没有回宿舍，也没去图书馆的阅览室，一个人在校园里的林阴路上溜达了好长时间。

初夏的夜晚不凉不热，轻风摇曳着树枝花叶，灯火在密林后面影影绰绰，闪烁着梦幻般模糊的光芒。宿舍楼里，传出了手风琴充满活力的旋律。

兰香漫步在这迷人的夏夜，心中涌动着青春的热潮。她突然渴望立刻找到仲平，对他说：我去你们家！

这么晚了，她当然不能到男生宿舍去找他。明天吧……

第二天早晨上偏微分方程数值时，她像往常那样坐在吴仲平早就为她占好的座位上。开课前，她从笔记本里撕下一张纸条，在上面写了“我去”两个字，悄悄推到他面前。

仲平看了看纸条，立刻有点坐立不安。他悄悄对她说：“我下课后就给家里打电话！”

中午吃饭时，他们为一件小事争执了半天。吴仲平已打电话让父亲派他的小车接一下他们，但兰香坚决反对他这样做。

她开玩笑说：“要是这样，那就和许多电影里的情节差不多了，一个老官僚的儿子，动用父亲单位的小车来接送女朋友……”

他也开玩笑说：“电影里还可能有另一种情节，这样的时候，那位有革命觉悟的女朋友就带头抵制不正之风，坚决不坐老官僚的小汽车！”

两个人说笑了半天。最后，像通常那样，男人屈服了女人。仲平又给家里打电话让小车不要来了。因为刚才提起了电影，两个人就决定下午先到街上看一场电影——他们很久没一块看电影了；然后直接走回吴仲平家。

第三十九章

在省委大院里，常务副书记吴斌的住宿处比省委书记乔伯年的都要好一些。

同样是一座二层小楼，但外观和内饰都很漂亮雅致；把古典性和现代风格完美地糅合在了一起。庭院相当开阔，到处是北方名贵的树种，一年四季常有鲜花开放——春夏秋三季不必说，即便是冬天，也有好几丛腊梅开得一片金黄。院里还有几个相连的廊亭，纯粹是中国式的古色古香。

吴斌在本省担当这个职务已有相当的年头，因此多年来一直住在这里未动。他隔壁住着石钟一家，条件比他也要差一些。和石钟紧挨的是乔伯年的住处。虽然伯年是一把手，但住宿条件还不如石钟。乔伯年院子里没有花草之类的观赏植物（这是他自己拒绝搞），而种了一些庄稼！哈，人各有所好嘛！本来，伯年可以去住前省委书记腾出的地方——那当然是这个大院里最好的住处，但他硬是没有去，让省顾委主任住了。

下午，如果没有什么会议，吴斌一般也不去办公室，就在自己家里。现在领导人的许多工作要在家里进行。好多情况下，谈话就是工作，而有些谈话又只能在家里最为合适；气氛亲切，还走漏不了风声。

这一天上午，吴斌接到北工大儿子打来的电话，说晚上要带女朋友到家里吃饭。

这是一件大事！他和老伴早听儿子说有了女朋友，他们也让他把她带回来，但一直还没见也许是未来儿媳妇的面哩。

吴斌夫妇后来才知道，仲平的这个女朋友是从黄原农村来的。为此，老伴很有点不乐意，觉得不能理解儿子为什么要找个农村姑娘。

他一开始也不乐意。按他们老两口的意思，仲平将来应该和高维山的女儿高敏结婚。维山是市上的副市长，他们两家是多年的老朋友了；而维山的父亲高步杰又是中纪委常委，熟识许多中央领导，这门亲事很理想。维山的女儿高敏是省美院油画系学生，漂亮，聪敏，又懂事；她早就看上了仲平，但仲平却连一点兴趣也没有，结果找了个农村姑娘！

后来，他也想通了。这是儿子自己的事，父母亲怎能强人所难呢？

只是老伴一直对这事不高兴。

不管高兴不高兴，既然这个女孩子要上门来，家里就得准备一下！

吴斌赶忙给省档案局工作的老伴打了电话——她在那里当个副局长，事也不太多。

老伴在中午下班前一个小时就回来了。

她安排保姆去准备晚上的饭菜后，就又和他嘟嘟开了：“农村人！哼，我们家将有个农村来的儿媳妇！”

“农村人怎？我也是农村出身！”吴斌反驳道。

“卫生习惯，智力……”

“你连面也没见，就知道人家不讲卫生？至于智力，她考入那个大学就说明她肯定超过了管理档案的水平！”吴斌不由讥讽地对老伴说。

副局长不敢顶撞副书记，只好一边嘟嘟着，一边提前准备这顿她不乐意的晚餐去了。

午休起来，老伴继续在做接待客人的准备——她完全按他们家的最高规格来安排这次隆重的晚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让他们的宝贝儿子满意。

这时候，吴斌就坐在客厅里等待事先约好的两次谈话——一次是别人通过常务副秘书长张生民约的；一次是省纪监委书记苗凯直接和他约的。

客厅很大，像个小会议室；地上铺着本省黄原出产的地毯，围了一圈大沙发。墙上除过几幅古画外，还有现代书法家舒同写的一首唐诗；看来是书法家的真迹——在这个城市里，到处可以见到此公书写的胖乎乎的毛笔字。

客人未到之前，吴斌先将一摞文件和材料拿到茶几上，戴起老花镜，手里握着红蓝铅笔，随时准备在文件和材料上用杠杠或三角形标出要点；看完一份后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一个圆圈或打一个勾。当然，有时候他还得另换支钢笔，在材料或文件上写几句话——这几句话通常叫做“批示”，立刻就成了某件事权威性的处理意见。

第一批客人被保姆带进了会客室。

客人是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黑白。黑白是名人，吴斌和他很熟悉，两个人见面先耍笑了几句。

黑老把一支主要用以显示风度的手杖立在墙角，然后给吴书记介绍了随他而来的另外两个年轻人。这两个人我们都已经熟悉了，一位是黄原文联副主席贾冰，一位是省作协《山丹丹》编辑部的现代派诗人古风铃。黑老除介绍了这两个人的职务外，还说明了他们都是全省知名的中青年诗人。

吴斌和两位诗人握了握手，就让客人们在沙发里入座。

“咱们就直截了当说吧！什么事又让老将亲自出马了？是不是作协又没钱花了？”吴斌笑着问黑老。作家协会年年经费紧缺，一旦没钱花，作协几个老汉就纷纷出动找省上的领导。这些老汉不但资历很深，又是些名人，因此要起钱来理直气壮，省委领导一般只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本来，作协的经费由政府拨款，但单位又属省委这面管；他们通常不找省长，专找书记。

黑老仰头哈哈一笑，说：“吴书记有眼力！不过，这次倒不是为作协要钱，我们这一两月还能凑合……”

“那为谁家要呢？”吴斌问。

“事情说起来还麻烦！有这么个情况：咱们黄原地区近几年出了好些个诗人。他们创作了许多很有质量的诗歌，被外面称为‘黄土地派’，为咱们省争了光！”

“这好嘛。”吴书记说。

“比如像这位贾冰同志，写诗已经好些年了，作品在省内外都有影响。最近一首诗还被尼泊尔翻译过去了！”

贾冰谦虚而拘谨地向省委书记点了点头，紧张得不断在腿膝盖上揩手心里冒出的汗水。

另一位诗人古风铃倒不紧张，大大咧咧抽着茶几上书记的招待烟，并且还跷着个二郎腿。

“这好嘛。”吴书记又说。

“可现在的问题是，这些诗人出书很困难！省出版社只出能赚钱的书，而对真正的文学作品不感兴趣。这些同志写诗多年连个小集子都出不了。现在，他们想自己在当地印刷厂印一个小诗集，又苦于没钱，地区不给他们嘛！因此，看省上能不能支持一下？”

吴斌听说是这事，便顺手从文件堆里翻出一份材料，说：“你还提这问题哩！瞧，这是记者高朗写的一份内参，说黄原地区滥印非法印刷品，好些诗人在出版社出不了书，就找门道在地区单位搞钱自己为自己出书。光原副专员刘吉喜同志就花了行署近两万块钱，在原南县印刷厂印了他的五本顺口溜。群众讽刺说吉喜同志的诗集是‘原南县人民出版社’出的！”

能言善说的黑老嘴一张，一时竟不知该怎样为这事辩解了。这个多事的记者！把这事都写成了内参！

他问吴书记：“这高朗是？”

“市上维山的儿子，是省报记者。”

旁边坐着的贾冰羞得脸通红，赶忙低下了头。这次他来省上，是专门想弄几个钱，为他和他周围的几位诗友出诗集的。也正是在他的缠磨下，黑老才不得不亲自出马来找吴斌。一来黑老对黄原有感情，二来贾冰给他拿来一堆土特产，不办事就对不起人了。

古风铃仍然是那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甚至还轻松地喷吐着烟圈。

这个人不熬煎自己的诗没地方出版。他之所以也跟黑老跑这趟，一是想见识一下省委领导住的地方，二是为了上次在黄原和他睡过觉的杜丽丽；丽丽也想“出版”一本她的诗集，并且托贾冰捎了一封信给他，让他帮助解决经费问题。他屁也解决不了！好在黑老愿为黄原这群可怜的诗人出马要钱，他跟上跑一趟，也算对那个多情的女人尽了点心。不管怎样，她上次使他的黄原之行充满了愉快，回来写了好几组诗哩！在写诗方面，他瞧不起贾冰，也瞧不起杜丽丽。哼，他们还都是那种老掉牙的手法，崇拜白开水一样的普希金！尤其是贾冰，还在歌唱什么黄土地哩！

这时候，吴斌看黑老陷入窘态，赶忙和颜悦色地说：“内参是内参，但文化事业我们还是要大力支持嘛！要大力搞好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哩！这样吧，你先不要着急，让我再想想办法。你知道，我给你拿不出钱，还得要通过政府那面才行。现在不是有人说，党委有权，政府有钱嘛！”

黑老精神一下缓了过来，马上补充说：“还有哩，说政协发言，人大举拳！”

众人大笑之后，黑老接着恭维了一番吴书记，又攻击了那个叫高朗的记者，并说：“维山我认识，我罢了找他，叫他好好管管他的儿子！”

这时，省纪监委书记苗凯到了。

黑白一行人就起身向吴斌告辞。苗凯也认识黑白，两个人一般性地握了握手，没话找话寒暄了几句。苗凯知道黑白是田福军的朋友，因此对这位倚老卖老的文人很不感冒。

送走黑白一行人后，吴斌就和苗凯在客厅里谈起了他们的事。

两个人所谈的是他们共同关心的高凤阁同志的命运。

去年南部那个城市被洪水淹没后，渎职的行署专员高凤阁就成了被追查责任的主要对象。

事件发生后不久，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专门派工作组来，会同省纪监委一起追查这次特大洪水灾害中的领导责任。当然，所有的地市领导都有责任。但最严重的是专员高凤阁同志；他作为地区防汛总指挥，竟然在最紧急的关头，跑回家为儿子操办婚事去了！

本来，查清责任并不难。但这件事快拖了一年还不能进行最后处理。

问题的症结在于苗凯同志和中纪委工作组的意见不能统一。

作为过去在黄原时多年共事的“亲密战友”，苗凯当然要尽力找“根据”为高凤阁减轻一些罪责。

在这件事上，吴斌虽然不出面，但心理上和苗凯是相通的；因为高凤阁也是他多年器重的干部，又是老乡关系——正是在他的竭力举荐下，才使凤阁从黄原提拔到那个物产丰富的南部地区任了专员。可是，他和苗凯怎能想到，一场大洪水把凤阁同志的命运冲到了悬崖上，也把他俩冲到了一种极其尴尬的境地！

尽管一年来苗凯一直顽强地为高凤阁“据理力争”，拖延着想从轻处理，但中纪委工作组秉公执纪，寸步不让，一定要严惩这位渎职的行署专员。

现在，中央几位政治局委员都对此案作了批示，要求尽快严肃处理在洪水事件中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

苗凯同志抗不住了。省委常委和中纪委工作组过两天就要一块讨论这件事，做出对有关人员的处理决定。

正因为如此，苗凯才匆忙地来找吴斌。

现在，这两个人坐在客厅里，都皱着眉头抽烟。

他们实际上都知道，他们不可能再挽救高凤阁的命运了。

“撤销职务可以，但开除党籍太重了！即使凤阁当时在工作岗位上，也无法阻挡老天爷下雨发水嘛！他在与不在，难道能改变那个城市的命运？”苗凯用发牢骚的语气对吴斌说。

“那总不能找老天爷去算账！”吴斌吐了一口烟，“凤阁太不争气了。现在有什么办法？只能自作自受！”

“如果省委能有个宽容的态度，我想中纪委工作组也会考虑他们提出的处理意见。但我估计乔书记、石钟和田福军恐怕和中纪委的意见是一致的……”

苗凯说完后，探询性地看着吴斌，目光中的意思是：这就看你的啦！

吴斌半天没有言语。他心里突然感到，他面前的这位纪委书记具有一种危险性；似乎就像此人衣服的某个地方发出了一股烧布的焦煳味，使得他不得不马上警觉起来。

是呀，尽管他和苗凯个人关系一直很好，但这个人在这样重大的政治问题上表现出如此不成熟的倾向，着实使他大吃一惊。哼，他根本不懂得高级政治生活！他看起来不像个省上的领导，倒像个区乡干部！开玩笑哩！为了个高凤阁，这人竟天真地希望他与中央和大多数省委领导对抗，这不等于要把他吴斌置于死地吗？

简直是可笑！

苗凯实际上从反面提醒了他。他立刻坚定了自己在这件事上将要表明的态度。是的，他才不会愚蠢地当这个反对派哩！对，中纪委的处理是公正的，他坚决拥护！真是的，那座城市死了几千人，损失了几亿人民币，而防汛总指挥竟然回家去为儿子操办婚事，别说共产党了，就是国民党也会开除这样的党员！

吴斌老半天沉默不语，就表明了他对苗凯的任何谈话再无兴趣听了。

苗凯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随即便起身告辞。

吴斌笑着抱歉说：“本来，应留你在家里吃饭，可我那个儿子要带他的女朋友回来，第一次上门……”

“仲平和小敏的事定下了？”苗凯问。显然，他也知道高维山的女儿在追吴斌的儿子。在高层相互熟悉的领导人之间，孩子们的婚姻也是他们所关心的；因为某种联姻往往牵扯微妙的政治格局。

“不是维山的女儿，是黄原的一个女孩子，听说老家在原西县……”

“谁的孩子？”苗凯一听吴书记的儿子找了个黄原姑娘，不由敏感起来；因为黄原是他呆过多年的地方。不会是田福军的什么亲戚吧？当然，肯定不会是田福军的女儿；他女儿正是在那次该死的洪水中淹死了。

“我也不知道是谁的女儿！”吴斌笑了笑，“一个农村姑娘。”

“农村的？”苗凯大惑不解。不过，他马上又笑着说：“那你得好好准备啰！”

两个人说笑着，吴斌一直把他送到门外的汽车旁。这融洽气氛，根本看不出刚才他们进行了一次双方都感到不融洽的谈话……

五点多钟，仲平终于和他的女朋友回到了家里。吴斌和老伴一见儿子带回来的是这么个潇洒漂亮姑娘，而且言谈举止没一点农村人的味道，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仲平他妈一改过去的态度，很快喜欢上了这个未来的儿媳妇。吃饭的时候，她坐在兰香身边，不断给她往小碟里夹菜……

第四十章

黎明，当这个近三百万人口的大都市从睡梦中醒来之后，即刻就像平静的大海掀起风暴，到处充满了喧嚣与纷扰。大街小巷，涌动着人和车辆的洪流；十字街口扭结着自行车的旋涡。嘈杂的市声如同炒爆豆一般令人心烦意乱。

田福军穿着一双圆口布鞋，从东大街的人群中步行着往市委走。他是刚从西门外的古城墙下打完一套太极拳返回来的。当他黎明前慢跑过这条大街时，还是一片空旷；瞧，现在已经是这样的拥挤了。

擦肩而过的行人，谁也不会留意，这个人就是赫赫有名的市委书记。

近一年来，田福军已经成了全市人纷纷议论的对象。当然，赞扬的是大多数。唾骂的人也不少；告状的，甚至闹到中央书记处的都有。

说实话，这个城市的市委书记也太难当了。在他初来之时，就迎面遇上了黑龙河农场大闹市委这样棘手的事件。历史遗留和现实滋生的问题堆积如山。总之，这是一条巨大而到处是漏洞的船。他既要为这条船掌舵，同时还要忙于修补船上各处的窟窿眼。市委这面改组了，但政府那面的班子仍然未动；市长和几个副市长之间矛盾重重，根本无力抓工作。他等于既当书记，又当市长。

这是一个惯于挑剔的城市。作为这个市的领导，没有相当的本事与胆识，根本压不住阵脚。当初，听说穷得叮当响的黄原地区的书记要来这个城市当书记，市民们大都不以为然，有的甚至嗤之以鼻。

是的，他的确没有领导大城市的经验。

可怕的是，他在工作上面临巨大困难的同时，又遭受了失去女儿的沉重打击。啊，那一月之间，他的头发就白了三分之二！

正是带着这样沉重的压力和心灵伤痛，他开始领导这个城市刷新它的面貌。

首先，除过一部分带有长期战略性的规划外，这个城市目前最紧迫的问题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他应该把精力和时间先往哪方面使用和支配？

问题很快有了明确的答案：必须首先抓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卫生差，蔬菜供应短缺，公共交通紧张……所有这些，连外国人也给中央提意见！

是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睡，如果把群众生活安排不好，秩序不好，没有一个好的条件和环境，什么也就无从谈起；古人都讲安居乐业哩，不安居，何以乐业？

于是，他立即主持成立了市环境服务整顿指挥部，自己充任总指挥，召开各种动员会、调查会，在听取不同意见的基础上，由他亲自草拟了三十条要求，制定了奖惩细则。

全市上下总动员，抓环境卫生，抓服务质量，四处张贴着总指挥部内容详尽的公告。

先从“三点十线”开始！“三点”即市中心、飞机场及火车站；“十线”即全市十条主要大街。于是，到处都在清洗路面，建筑花坛，改换刷新门面；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跑着检查督战。自行车保管站一律压到人行道三米以外的背巷里；违章建筑、违章摊点，一律拆除；车辆行人，各走其道；临街门面，全部刷新；设立监督岗，严禁随地吐痰，乱扔果皮纸屑。田福军本人像巡视阵前的统帅，沿街每一段路，每一个店铺往过察看，一旦发现问题，即请来该段负责人，刀下见菜，马上罚款……

市民们根本不习惯这种“铁纪钢法”，他们已经在中国式的随意性中生活惯了，因此立刻对文明所带来的“不自由”怨声载道。许多卖小吃的个体摊贩，都因卫生不合标准没能逃脱罚款的惩处；国营单位也不例外……

直到田福军学习当年黄原市白明川的做法，将省委大院也因卫生不合格罚了款，并且摘下了那块编号为零零一的“卫生先进”牌子后，抗议的声浪才渐渐平息下来。因为大家看见，这个人是真心想把城市往好搞。这个大浪潮随即从“三点十线”扩展到了全市。

一个月以后，城市骤然间就像重新换了面貌。严格的制度使这个面貌一直保持了下来。仅此一举，田福军便在这个城市声望鹊起。当然，也有人攻击他是靠罚款来搞工作的。是的，罚了。尽管他强调以教育为主，但该罚的也没有手软。其实，在大整顿过程中，共罚三百多起，现金总额不足万元。就这个近三百万人口的城市来说，多乎哉？不多也！

瞧吧，换来的又是什么？是一座崭新的城市！不仅清洁卫生，光去年秋天和今年春天，就在城市内外又新栽了二百多万株树和三十五万多平方米的草坪；十条主要大街的两侧都修了花坛，搞了雕塑；市民们的养花兴趣也随之高涨起来，大部分宿舍楼的阳台上都摆上了花盆……

这阵儿，田福军还在清晨拥挤的人行道上踽踽而行。

尽管只有一年，他看起来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头发大部分白了；身板瘦弱而单薄，肩背都有些佝偻。只有那双稍稍眯缝的眼睛仍不失当年的活色。那眼光挑剔着周围的一切。市民们挑剔地看这个城市的当家人，而他也挑剔地看这个城市一切不顺眼的地方。只有他挑剔得多些，别人才会少挑剔他。

唉，真是的，就因为这大城市的事繁琐，吃喝拉撒都要管，使他快成个啰嗦而爱挑剔的管家婆了！即使这样在街上行走的时候，他也留心什么地方不顺眼，随时准备纠正。

当他路过一个杂货铺的时候，便不由抬头望了一眼牌匾，见上面写着“日新杂货店”。嗯，对着哩，就是这个铺子！

田福军记起，昨天晚报上有一封读者来信，是作家协会一位诗人写的，说他在这个杂货店买了一只烧水的铝壶，刚用第一次就漏水，并且在信后面还写了几句讽刺性的打油诗。记得那位诗人的名字叫古风铃？

田福军现在便顺路走进了这个杂货店。

这是个集体单位。经理和售货员马上认出了他是谁——他们早在电视上就认识了市委书记。

田福军一开口便询问报上读者来信所提到的那只铝壶。经理立刻告诉他，他们一见报，昨天晚上就带了一只新壶，亲自到那位用户家里替他换了，并且还道了歉。

“这就好。”田福军表扬说。随即转出了这个杂货店，继续往市委那边走。

此间顺便提提古风铃买铝壶的事。

其实，那只铝壶是古风铃的爱人买回来的。她是个小学教员，过日子很仔细。当时见那只壶漏水，竟急得哭了。诗人吼住了她，说：“这是个屁事！才几块钱的东西！叫我给晚报写个稿子，既扬了他们的臭名，再赚他几块稿费，不照样能买只新的？”于是，他便写了那封“读者来信”。结果，杂货店赶忙登门将坏壶换成了新壶；而那封“读者来信”的稿费也确实能买两只新铝壶。“你看，一只坏壶换了三只新壶，怎样？”现代派诗人用现实主义方法创造的“杰作”，使他那实用主义的老婆破涕为笑……

现在，行走在大街上的田福军，又走进了另一家个体户店铺。他想抽支烟，但身上没装火柴。

“买盒火柴。”他对那位用肮脏绳子把石头眼镜拴在光头上的店主说。

那店主从镜框上面白了他一眼：“你再找一下，看这几天哪里有火柴哩？”

田福军一愣，问：“没火柴了？”

“早断了！”

他转身出来，走进旁边一家国营副食商店。一打问，也没有。

啊呀！火柴断了这么多天，他怎么不知道呢？

田福军索性不回市委去了。他走到街上的公共电话间，要到了他的秘书。

“让吴师把车开到东大街骡马市口来。”他对秘书说。

“农办张主任和农业局江局长正在办公室等着你呢！”秘书在电话上告诉他。

“让他们过一个半小时再来！”

“知道了……”

不到五分钟，他就在骡马市口坐上了小车。

他先去了市商业局，然后带着正副局长又去了火柴厂、仓库——都是为了解决火柴问题。

他当场做出决定：把所有库存火柴，全部拿到市场上去！他批评商业局长说：“你怕脱销，把火柴压了那么多！你压得越多，人们买不到火柴，买的人也就越多；这是无谓地制造紧张局面！让营业员给顾客讲清楚，这几天一人只准买一盒，就说先用着，火柴问题马上可以解决！”

田福军同时又在市火柴厂给黄原地委书记呼正文挂了个电话，让他把黄原火柴厂的火柴给这里支援一部分；然后指示惊慌失措的商业局长立刻到外地组织货源……

上午九点半，他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农办主任和农业局长正在等他。

“我估计你们还没有解决化肥问题吧？”田福军焦虑地问他们。今年郊县所用化肥十分紧缺，到处都在告急，田福军为此对农办和农业局的领导发了火，让他们想一切办法解决化肥问题！

“搞到了……”农办主任小声说。

田福军眼一亮，问：“多少？”

“三万吨。”农业局长说。

“我的天！”田福军冲动地从办公桌后面转出来，笑呵呵地握住了两位下属的手。

“怎搞到的？”他把他们让进沙发，兴奋地问。

两位受宠若惊的下属却支吾着，一个推诿着让另一个给田书记汇报。

最后，农业局长只好开口说：“我们两个亲自跑了一趟北京。”

“去了北京？”

“嗯……我们没什么好办法，只好跑到部里去纠缠人家。那天我们一下飞机，就要了辆出租车直接去了部里，找到了主管司。可人家快下班了，正副司长都不在，只留个办事员。那位女办事员问我们有什么事，我们就照实说了……

“本来，我们是找司长，没想到那位女办事员问我们得多少？这下我们才赶忙说了咱们市的困难，并打问了这位女办事员的住宿处。人家给我们写了个地址。

“我们心想，只要留地址就有门！这样，我和张主任晚上就上她家登门拜访了一回。没想到这位女同志就是司里管化肥调拨的，马上就从内蒙古给咱们调了三万吨。当然……我们把所有带的名贵土特产都送给了这位女同志……”农业局长叙述完这个买化肥的“故事”后，满脸通红。

“那你们从哪里弄的土特产？”田福军惊讶地问。

“我们让市郊一个县农业局筹办的。说好搞到化肥后，可以多给他们县一些……”农办主任说完后又尴尬地补充说，“这是我出的主意……”

田福军坐在椅子里，半天不知该说什么。

是该表扬他们呢？还是该批评他们？

唉，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就连到中央部门办点事，也得来这一套！

但他能说什么呢？不管怎样，他们今年的化肥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

他最后只好对两个下属说：“那就尽快组织力量，把化肥及时送到基层……”

农办主任和农业局长走后，田福军的心情一时仍然难以平静下来。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社会各个环节存在着许多令人忧虑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在直接威胁和瓦解着改革本身。从宏观上来说，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真正强大，不仅依赖于经济的发展，同时应该整个地提高公民素质的水准……

田福军发了一会愣怔，又叹了一口气，便在文件堆积如山的办公桌前坐下来，准备处理一些紧急事务。这时候，却听见有人又在敲门。

他极不乐意地打开门，却惊讶而高兴地看见，他过去多年共事的冯世宽笑呵呵地从门外走进来了。

他有点激动地握住了世宽的手，问：“刚到？”

“昨天到的。一个钟头后就得起飞！”

“往北还是往南？”

“当然只能是往南啰！”

“那么说，你就要去上任了？”

“省委催得紧嘛，黄原那面刚办完手续，就赶下来了。”

“世宽，你的担子不轻松啊！”

田福军亲切地拉冯世宽坐进沙发，喊叫通讯员弄来两杯茶水。

高凤阁被撤销了南部那个地区的专员职务后，省委就任命冯世宽去那里当行署专员。在省委常委会上，田福军竭力推荐冯世宽出任那个地区的行政首脑。为重建这座被水毁灭的城市，中央拨了几亿人民币。这样一大笔钱，需要一个认真负责的人去使用。冯世宽是合适的。省委经过考察，便任命了他。有趣的是，高凤阁和冯世宽都是从黄原提拔到那里去任专员。这两个人过去又都曾反对过田福军。田福军并没有因世宽过去和他闹过别扭，就对他存有偏见；我们知道，他们在黄原时就已合作得很好了……

“连一顿饭也顾不上吃？”田福军遗憾地问世宽。

“没时间了！我抽点空就是来看看你。你们可得要好好支援我们那个地区啊！再说，你也是省委领导，我们一块共事多年了，你很了解我的缺点，请能随时提醒我！”世宽很诚恳地说。

两个人只说了一会话，世宽要到飞机场去，就匆匆和田福军告别。田福军坚持要到机场去为他送行。

世宽知道田福军很忙，但没有拒绝他的好意。在这一刹那间，他们心里或许都想了许多事。是呀，即使高级干部，他们也同样具有普通人的感情。他们也闹别扭，闹意见；也为重新建立起友谊而感到一种热辣辣的喜悦。

田福军在机场一直把世宽送进安全检查口，才坐车返回市里。

已经到下班时候了，他没有回机关，让司机老吴把他直接送到一个区的医院里。他的爱云在这里上班。

田福军现在到这医院是来看望老岳父的。

自晓霞死后，徐国强老汉的身体就彻底垮了，三天两天就得住院。因为不是什么急症，通常就住进爱云上班的这个医院里，她还可以多照顾一下老人。这次老汉住院后，田福军一直忙着没顾上来看望他。

今天，他准备在医院呆到儿子晓晨来换他妈的时候，然后再和妻子一块返回家吃饭。晓霞死后，儿子和他的未婚妻给了他们老两口很大的安慰。

到医院门口时，田福军关切地叮咛司机老吴说：“这儿能停车吗？要把车放到指定地点去，小心罚款！”

是呀！他也畏惧他自己立下的规矩。

田福军到医院后，和妻子一块在老人的病床前坐了好一会，说了许多空洞的安慰话。

可怜的徐国强老汉完全被外孙女的死击垮了。他那强壮的身体瘦成了一把干柴，生命之灯看来已接近熄灭。他两眼混浊地望着天花板，无意听女婿说些什么。他只从被单下面伸出一只鸡爪子似的瘦手，抚摸着那只黑猫。这只猫正是原来的那只老猫死后，晓霞在黄原东关的自由市场上为他买的。小黑猫如今也长成了大黑猫，正到了充满活力的年龄，膘肥体壮，四肢强健，两只眼睛闪着金色的光芒。它和徐老形影不离；当然从未捉过一只老鼠。本来住院部不让带动物进来，鉴于老汉有“特殊情况”，医院才破了例……

晓晨赶来替换他妈。田福军于是就和爱云一同起身坐车回家——晓晨的未婚妻在家里已为他们做好了晚饭。

汽车在灯光如银的大道上飞驰。城市的夜晚华丽多彩，弥漫着初夏令人沉醉的芬芳与温馨。

田福军侧过脸，瞥见了旁边妻子那张忧伤的脸和一头花白的头发；眼前倏忽间浮现出女儿的身影……他不由鼻根一酸，伸出胳膊温柔地搂住了妻子的肩头。

第四十一章

从责任制开始到现在的几年里，双水村尽管仍然还是个主要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村庄，但农业以外的其他经营活动和商品性生产却也在缓慢地发展起来。

当然，最早和规模最大的还是首推孙少安的砖场。这个砖场经过一次破产的风险之后，现在成了全石圪节乡最引人注目的农民个体企业。去年年底，少安就还完了所有公家的贷款和私人手里借的钱，并且开始盈利了。这半年来，村里人谁也算不清这小子倒究赚下了多少钱。有人估计肯定超过了两万，甚至还要更多。

除少安之外，在金家湾那面，金俊山既养奶羊，还喂了两头大奶牛。金光亮养了“意大利”蜂。光亮的弟媳妇马来花天天在公路上卖茶饭。而全村的“粮食大王”金俊武也和县林业站签订了合同，开始育树苗。金家户族里还有一些木匠石匠常年在外做活——有的人还跑到原西和黄原搞了营业执照，卖起了有利可图的风味小吃。

田家圪这面还是种庄稼的人居多。从群体上看，田家圪这面“闹革命”很有些人才，但做生意搞买卖就比不上金家湾那面的人了。田姓人家中，眼下只有田海民夫妇办了个养鱼场。

当然，说起来，田家圪还有一个从事非农业生产的人。这人就是神汉刘玉升。刘玉升那一套装神弄鬼的把戏越来越吃香，全家人不愁吃不愁穿，光景过得绿格茵茵。去年冬天，这位神汉竟然买回来一台黑白电视机——这是全村第一台电视机，当时引起了东拉河两岸人家的轰动。只是电视买回来后，有人指出，本村没有电。刘玉升这才不得不又把这台电视机转卖了。前不久，他还带了一个徒弟。这徒弟是原一队会计田平娃。田平娃小学毕业，有点文化，因此“学”起来相当快，已经跟着师傅出马“治病”了。据有人说，在看“麻衣相”方面，平娃比他的“教父”都要高出一筹……

除过孙少安的砖场，双水村眼下最瞩目的赚钱生意就是田海民夫妇的养鱼场了。精明的小两口按“书上说的”养鱼，事业发展极快，从去年夏天就开始大量向原西县城卖鱼。一斤鱼两块钱，那收入也够他妈叫人眼红了！

今年，他们又按“书上说的”，在所有鱼池里搞了增氧机，每亩水平均增加了一千多尾鱼。

入夏以来，这家人进入了黄金季节。每过几天，海民就把大量的鲜鱼运到了原西县城。有时候，县上甚至黄原的一些单位，都亲自开着车来村里买鱼。

海民夫妇除过捞鱼临时雇几个人外，平时就他们俩自己经管。他们给鱼池撒麦麸，撒草叶，撒大粪，撒煮熟的玉米瓣，活路相当紧张。再紧张他们也不雇人。即使捞鱼临时雇几个人，也尽量不用本村的。因为他们连父亲和四爸都拒绝入伙，也就不可能再让村里其他人沾他们的光。正因为如此，双水村的人虽然眼红他们的收入，也佩服他们的本事，但在他们的人缘方面却颇有微词。村民们认为他们夫妇既自私，又缺乏同情心。是呀，两旁世人的死活可以睁眼装个看不见，怎能连自己的老人都不管呢？看田五田四恓惶成啥了！一个冬天老弟兄俩都穿着开花破棉袄！

虽说都是年轻人，村里人普遍认为海民夫妇和少安两口子差远了。这两家现在都发了财，但村里有些穷家薄业的人想借几个急用钱，谁也不会找海民，而都跑到少安家里去借；只要少安手头有，就不会让任何一个求他的人失望。

实际上，海民和银花也知道村里人对他们有看法。银花根本不管这些外人的指责。她生性就是如此。在她看来，谁有本事，吃香的喝辣的和外人屁不相干！谁没本事，谁受穷受恓惶，也和他们屁不相干！连她的公公也不例外！她甚至对村民们的攻击很不理解：我们有钱，是我们自己用劳动和本事赚的，又不是偷的抢的，外人有什么权利说三道四？为什么有些人自己不为自己想办法，光想沾别人的光呢？

她这思想也不是完全没道理。甚至可以说，这是农村新萌发的“现代意识”。只不过，这种意识和中国农村传统的道德观念向来都是悖逆的。

海民倒不全像他妻子这样看事情。他也知道自己活得确实有些自私；同时也为父亲和四爸的穷光景而难受和痛苦——他终究是那条根上长出来的根芽。但他畏惧银花。他不敢公开帮助老人，只是偷着给他们塞几个零用钱——这点钱还是精明的妻子因偶然的疏忽漏算了的收入。

不过，海民越来越难以忍受村民们对他吝啬的攻击了。归根结底，他要在双水村这个世界里生活啊！如果这个环境中的人都对他有了看法，就是赚了钱也活得不畅快！

于是，他一直在盘算着想做点什么事，以改变一下众人对他夫妻俩的不良印象。

当然，重新改变对老人们的态度，让他们入伙养鱼，这根本不可能；银花会和他闹个头破血流。

因为海民急迫地想尽快改变旁人对他们的指责，急中生智，突然灵机一动想：能不能给村里每家人白送一两条鱼，让大家尝尝新鲜呢？

得，这也许是个好主意！村里人大都没有吃过鱼，他田海民白送着让大伙吃个稀罕，也许多少能堵一些众人的嘴巴。虽然损失一二百斤鱼怪心疼的，但这牵扯他们的名声问题，还是值得的。

晚上睡觉，当他和妻子亲热得正到好处时，便把这主意提出来和她商量。

银花一听心里就很不痛快，但也总不能因此将趴在她肚子上的丈夫掀下去。

趁精明女人这个难得的糊涂机会，田海民又立刻加添了许多甜言蜜语说服她；那话句句听起来十分中耳，使得银花觉得损失了的鱼不知能换回来多少好处。

银花“恢复”精明以后，才认定丈夫给村里人献这殷勤实在是愚蠢透顶。不过，这是一个硬正女人，答应了的事绝不会再反目不认账。因为丈夫鬼迷心窍，对此事这样热心和执拗，她就得依他。她厉害，但在丈夫那里也有限度。她从来不冲破这个限度。她满心炽烈地热爱海民，绝不至于厉害到蓄意破坏丈夫生活中那点突发的“诗情”。

银花自有银花的可爱！

当双水村的人听说海民夫妇要白让他们吃一顿“海味”的时候，不免造成了全村性的轰动。一来海民夫妇突然变得如此大方，让众人觉得就像驴头上长出来两只牛角；二来双水村绝大部分人的确没吃过这东西，因此都有点莫名的激动。

“哈呀，俗话说山珍海味，这就是海味！过去皇上吃的就是这东西！”有人在加深这件事的神秘性。

和海民夫妇关系较好的几家人，手里提着送饭罐，先到了他们的鱼池边。海民和银花就把刚捞出来的鲜鱼，分别给他们的饭罐里放了几条。这些人就兴致勃勃地回去了。

紧接着，许多人家也都拥到了鱼池边，手里提着各种盛鱼的家具；盆、罐、桶、坛，应有尽有；有的还端个黑老碗。今天海民夫妇对人特别仁义友好，满脸堆着笑，不论谁家来，都一视同仁，分别赠送鲤鱼几条。当然，也有些人家没来。没来要鱼的人大都是因为不敢吃这面目狰狞的怪物。田四田五不用说，他们无意吃不孝之子施舍的这点“稀罕”！

这一天中午，双水村大部分人家都吃鱼。

完全可以把那条歇后语改成这样：双水村人吃鱼——头一回。的确，这个村的大部分人谁也没吃过这玩艺儿；但又听说这是“皇上吃的东西”，因此每个人都想享享口福。

怎个往熟做哩？

这实在难倒了许多婆姨！有的女人对这“怪东西”吓得不敢动刀，只好让胆大的男人上手；而男人们又几乎用了杀牛的勇气来对付这些只会摇摇尾巴的可怜动物。

但不管怎样，总不会像神汉刘玉升说的那样，让鱼把人给吃了。至于每家人的吃法，却大不相同。那真是五花八门：有蒸的，有煮的，有炒的，有炸的，有红烧的，还有像粗人田福高那样外面糊上泥巴放在炉灶里用火灰烧的（受小时候烧着吃麻雀的启发）；有的竟然不知去鱼鳞和挖内脏，里里外外一点不剩全都吃了……

午饭过后不久，双水村突然惊慌地骚动起来。

发生了甚事？

呀，不知有多少人的喉咙上扎了鱼刺！

听吧，到处都传来了娃娃的哭声和大人惊慌失措的喊叫声！

一时三刻，喉咙上扎刺的人纷纷拥到了田海民的院子里，让他们夫妇看怎么办？许多人面带怒色，对海民大为不满，似乎他是存心整治大家哩。婆姨和娃娃们因不知这鱼刺的深浅，连哭带叫，一片惊慌，似乎到了世界的末日。田海民的院子刹那间乱得像捅了一棍的马蜂窝。

和海民一墙之隔的邻居刘玉升，穿着那件麻绳子大纳的破棉袄，也闻讯赶过来。他立在人群里一言不发，只是神秘地微笑着，似乎证实他那可怕的预言终于应验了——哼，我早就说过，那池子里会养出鱼精的！

海民夫妇万万没有想到，他们打算用来笼络人心的鱼，现在却为他们招致了一片怨骂声。银花气得对颓丧的丈夫痛心疾首地喊叫：“大大呀！谁叫你给众人骚这杨柳情嘛……”

正在这混乱之时，孙玉亭出现在了大家面前。玉亭看来也刚吃过鱼，嘴上都沾着一圈油晕。但玉亭同志的喉咙没扎上鱼刺。甭奇怪，他是双水村少数几个吃过鱼的人。他年轻时在太原钢厂当过几年工人，多少吃过几次鱼，因此有“经验”。

玉亭到来之后，立刻对慌乱的人群说：“大家不要怕！回去喝些老陈醋，喉咙上的刺就化了！”

啊啊，醋能治这病？

人们就像得了灵丹妙药，纷纷张着嘴巴跑回家喝醋去了。

尽管醋又把人喝得胃疼肚子疼，但这是“常见病”；重要的是，喉咙上的鱼刺总算被“化”掉了。见多识广的玉亭同志解救了一村人的危难。

在整个“鱼刺事件”过程中，金家湾的金光亮掼烂鞋底子跑遍了东拉河两岸的家户。除过刘玉升，对这事最幸灾乐祸的就数光亮了。

金光亮对田海民白送鱼让村里人吃心里很不是个滋味。他知道，这小子是要抬高自己的声望哩！除过孙少安，眼下双水村就是他和田海民世事闹腾得最红火，同时也都具有小气吝啬的坏名声。现在，这小子如此破费财产抬高自己，就等于是贬低他金光亮！另外，这不是逼着让他也把自己的蜂蜜白送给村里人去开一回洋荤？因此，当他听说海民得不偿失，弄巧成拙，让许多人喉咙扎上鱼刺的时候，便端着一缸子蜂蜜水，吧咂着嘴一边喝，一边串着兴奋地看海民闹出的大笑话。直等到众人用“玉亭疗法”化掉喉咙上的鱼刺后，他才心情舒展地回去抚哺他的“意大利”蜂去了……

不久，双水村就传开了田五为儿子编排的第二个“链子嘴”——

鲤鱼好吃难消化，

鱼刺倒把个喉咙扎。

大人娃娃嘴张开，

哭爹叫妈害了怕。

海民本想落好人，

引得全村一片骂！

幸亏咱玉亭有办法，

陈醋才把鱼刺化……

吃鱼事件平息没几天，另一件事又使双水村热闹了一阵子。不过，这件事倒霉的却是金光亮！

这几乎是造化的安排：正在金光亮为田海民弄巧成拙而幸灾乐祸时，厄运突然降临到了他头上。

这一天上午十点钟左右，金光亮正在自己家里往那只黑瓷瓮里摇蜜。像往常一样，每摇净一片巢脾，惜东西如命的金光亮还忍不住要伸出舌头，贪婪地想把上面的最后一滴蜜舔掉，结果老是忘了他戴着面罩，常常把自己的舌头捉弄得空欢喜一场。

当他正摇最后一片巢脾时，猛然感觉外面似乎发生了什么事——他听见一阵刮大风似的嗡嗡声。

金光亮跑出来一看，顿时傻了眼：只见所有蜂箱里的蜜蜂都像流水一般在往出涌！院子上空黄漠漠一片——顷刻间，这一片黄云“嗡”一声，又刮风似的消失了……

妈呀，这看来不是分群，而是他的蜂要跑了！

金光亮在危急之中，赶忙在院子里拉起发洪水时捞河柴的芦根笊篱，也不管上面糊满泥巴，就在黑瓮瓮的蜂蜜里蘸了一下，大撒腿冲出了院子。

这时候，金俊武的老婆李玉玲正在隔壁院子里推磨，亲眼目睹了金光亮这灾难性的一幕。李玉玲早对金光亮的蜂恨之入骨——她认为这些蜂把她院里院外果树庄稼上的“养料”都采光了；如果不是丈夫拦挡，她早给庄稼果树都喷了“六六六”。现在，她突然看见金光亮的蜂跑得一干二净，激动得浑身发抖，赶忙叫住了磨道里的驴，不管一群鸡跳到磨顶上哄抢着吃麦子，也大撒腿跑到了另一个仇视金光亮的人——光亮弟媳妇马来花的院子里。李玉玲强压住兴奋，但仍然激动得声音都变了调，对来花说：“老天爷作怪哩，三锤家的蜂猛然价都跑了……”

正在洗茶饭碗的马来花一听她大哥家的蜂都跑了，双手在腿膝盖上一拍，高兴得大声喊叫说：“老天爷咋睁眼了啊！”

两个妇女丢下各自正在干的活，在金家湾上下院子里传播这消息。不一会，连田家圪那面的人也都知道了。

这时候，金光亮悲壮地举着那个蘸了蜂蜜的芦根笊篱，正连喊带哭在东拉河湾里晕头转向地寻找弃家而逃的宝贝蜂。有几个小孩立刻跑来告诉他：蜂已经在庙坪的一棵老枣树上挽成了一个大疙瘩！

金光亮一听蜂有了着落，竟咧大嘴巴哭开了——这蜂是他的财神爷啊！

光亮像揭竿而起的义勇军挺举着捞河柴的笊篱，一路哭着赶到庙坪。东拉河左右两岸闻讯而来的大人娃娃，也纷纷奔跑着从四面八方赶去看这稀奇事。

光亮跑到那棵老枣树下，果真见那蜜蜂团成几颗大疙瘩吊在粗壮的树干上。他在一群人的围观下，不顾体面地继续哭叫，同时把那笊篱举在蜂团下面，呜咽着反复念那几句招蜂的口歌——

蜂，蜂，上笊篱，

家里给你盖庙哩……

尽管他虔诚地拉着哭调念这口歌，但没有一只蜂上笊篱。几分钟之后，又听见“嗡”一声，蜂团解体，刹那间就飞得一个不剩，再也找不见了踪影。有人看见，蜂群过了哭咽河，一直飞到神仙山后面去了。

绝望的金光亮一屁股坐在老枣树下，双拳捶地，放开声嚎了起来……

当天，村里又传开了田五的另一段“链子嘴”——

如今世事不一般，

怪事接二又连三。

海民的鱼刺扎喉咙，

光亮的蜜蜂又跑完！

但是，对于金光亮来说，他的灾难还没有完。两天以后，趁他倒霉之机，弟媳妇马来花又把他在支书田福堂那里告下了！

第四十二章

田福堂的状况，还像我们上次看到的那样，没有什么改观。咳嗽气喘成了“家常便饭”；身板干瘦，脸色灰暗，络腮胡子黑森森围了一圈。

满年四季，只要有阳光，白天大部分时间他都照旧蜷曲在院墙外那个破碾盘上。我们再也见不到当年那个叱咤风云、咄咄逼人的田福堂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被命运打倒在地的老人。如果我们在某个地方遇见这样一个老头，我们肯定会产生恻隐之心，同情和怜悯这不幸的人。

唉，身体垮了，儿女的婚事又是那么叫人不顺心，他田福堂在这世界上活得还有什么乐趣？

想不通啊！过去毛主席讲的革命道理他一下子就理解了，但他现在却怎么也理解不了自己儿女的所作所为。

女儿润叶先前不和女婿一块生活，他理解不了；后来女婿断了双腿，成了终身残废，她偏偏又和他生活在一块，他也理解不了。更叫他难以理解的是，死小子润生丢下他老两口，竟然撵到外县农村，和那个拉扯着前夫孩子的寡妇结婚了……

他理解不了归他理解不了，现在生米都做成了熟饭，他这个为老人的又有什么办法！

不过，外人并不了解，最近一些日子，田福堂在无限的酸楚之中，心头似乎多少产生了一点温热之情。女儿和儿子先后给他们来了信，说身边都有了孩子。女儿生了个男孩，儿子添了个女孩。噢，不论怎说，一丝欣慰之感油然而生。他田福堂有了孙子？这可终究是田家的骨血啊！

为此，他老两口不由心热地哭了一鼻子。老伴提出，让他到儿子和女儿那里走一趟，看看他们的小孙孙。同时，她还小心翼翼试探着问他：能不能把润生一家人接回双水村来？他当时尽管没言传，心也不由一动。当然，所有这些也许还得要过段时间，让他把自己的别扭情绪理一理再说。去女儿那里问题不大。虽说向前成了残废，可他和女婿在感情上一直好着哩。腿砸断不由人啊，正如他的肺气肿一样。现在，他只不过为女儿一辈子的不幸命运感到难过罢了。但他无法原谅润生。啊，不孝之子！哪里找不下个媳妇，为什么偏偏和一个寡妇结婚呢？再说，这女人还带着前夫的娃娃，成份也不好！

可是，想来想去，儿子还是自己的，并且就有这么一个儿子，他亲他。而今，他和老伴都老了，身边没个人照料，日子也难过。唉，也许润生他妈说得对。不论他们怎样反对这门亲事，可现在既然豆蔓子缠到了玉米秆上，他最终不得不承认这个他不愿承认的事实……

田福堂一整天蜷曲在那个破碾盘上，一边合住眼晒太阳，一边在心里反反复复盘算儿女们的事。至于村中大大小小的“工作”，一般他都推给金俊山去处理了。现在这村里还有什么正经工作可做？都是些民事纠纷！让不嫌麻烦的金俊山和爱管闲事的孙玉亭这些人调解去吧！

当然，即使这样，一把手的职位他可绝不会让给别人。某种程度上，他现在就靠这个徒有其名的职务和“止咳片”来维持生存的。有两件东西从不离他身：药瓶子和拴在羊毛裤带上的原大队部门上的钥匙。另外，本村权力的象征——大队党支部的章子，也锁在他家放钱的小木匣里。

田福堂虽然常不出去，一整天躺在自家院墙外的破碾盘上，但实际上仍然严密地关注着村中发生的每一件事。他的消息也特别灵通。只要村中有个什么事，总会有人及时到这个破碾盘前向他通报或传播。双水村这盘棋他是熟悉的；他推演这盘棋的智慧足可以和诡诈的古拜占庭人相比！是呀，村里哪个人他不知底？有些事的内涵和外延，他睡在这里也能品见哩；甚至某个时间里谁心中想些什么，他也可以猜个十之八九！

这几天海民两口子引起的“吃鱼事件”和金光亮的“意大利”蜂跑得一个不剩，他都在事发的当天就知道了。这些事只能让他窃笑。他尤其对金光亮的蜂跑得干干净净而感到一种特别的快意。这几年，仗着新政策，前地主的大儿子就好像“翻了身”似的，气焰十分张狂，据说经常在村中的“闲话中心”骂他田福堂。哼，在阶级斗争那些年里，他装得像一只鳖！因此，当他听田福高说金光亮因蜂跑掉而急得坐在庙坪的枣树下嚎哭时，忍不住一边咳嗽，一边“嘿嘿”地笑了……

就在金光亮的“意大利”蜂跑掉的第二天，他弟媳妇马来花来到这个破碾盘前，高喉咙大嗓门告状说，金光亮在庙坪自家的枣树边上又栽了许多泡桐树；这些泡桐树的根都扎在了他们的枣树下，使他们的枣树失掉了养料，今年树上的枣子结的稀稀拉拉，比别人家至少要少收三分之一。她强烈要求田福堂处理这事；说如果他不处理，她就天天到这个碾盘前来让他不得安生！

以前所有来告状的人，田福堂都推说他有病，让他们找金俊山或孙玉亭去。但今天是马来花告金光亮，田福堂不免心中一动。这也许是给金光亮一点颜色的好机会！他早就想对这个搞“阶级报复”的人反报复一下了，只是找不到个合适茬口。现在好！这是他弟媳妇告他，拾掇他个哑巴吃黄连！这不是他田福堂搞反报复！这是他们自家人告他哩！

田福堂这样想的时候，就对辣女人马来花和颜悦色地说：“你反映的情况我知道了。这要会议上处理，我田福堂一个人处理不了。你先回去。要是会议处理不了，你再闹也不迟嘛！村里解决不了，你不会到石圪节乡上去？好，就这样。你路过给玉亭捎个话，叫他到我这里来一下……”

马来花走后不久，得到口信的孙玉亭就一路小跑着来了。他好长时间都没有得到过福堂的召唤，因此情绪异常地激动，直跑得人还未到，一只烂鞋就飞到了田福堂的面前。

玉亭来到破碾盘前，把那只先到的鞋重新拖拉到光脚上，问：“什么事？”

田福堂等一阵咳嗽过后，才说了马来花告金光亮的事。

“嗨，村里这种事太多了！如今吃是吃好了，但问题也越来越多了。许多纠纷一直搁着没解决……”孙玉亭圪蹴在田福堂对面，大为感叹地说。

“我想咱们开个支部会，对有些事总得做个处理。咱们大概一两年都没开个支部会了……”

孙玉亭一听说要开会，兴奋得一下子从地上站起来。啊啊，他已经开罢会很久了，甚至对开会都有点想念哩！

孙玉亭兴奋之余，也有点惊讶：超脱了几年的支书为什么突然心血来潮，对工作积极了起来？是不是他有了“内部消息”，政策要转变呀？可能哩！他弟弟已经成了省上的大官，说不定写信给他透露了些什么！

田福堂当即从裤带上解下大队部公窑门上的钥匙，交给孙玉亭，说：“你把会议室收拾一下，再给俊山、俊武和海民通知到，叫他们晚上来开支部会。”

“要不要扩大一下？”

“不了！这是我们党的会议嘛！”田福堂断然否定了玉亭的意见。

福堂知道，扩大一下，就把孙少安也“扩大”进来了。在这些“政治问题”上，他依然透彻的精明。说实话，在双水村只有孙少安才使他感到了一种真正的威胁。尤其是眼下，这小子已经成了双水村头号财主，而且乡上县上都有了名气。他田福堂虽然再折不断这小子的翅膀，但在他的权力范围内，能排斥他的地方，他绝不会放过；哪怕给他制造一点小小的不满足呢！哼，你小子有钱有名，可村子里的事你连毛也沾不上一根！我们开党支部会议，你小子和社员（他习惯这个称呼）一样，站到圈外去吧！

孙玉亭也不在乎扩大不扩大——反正他能参加上哩！

尽管到了农忙季节，地里有一大堆活，但孙玉亭下午不再出山去了。他拿了原大队部公窑门上的钥匙，匆忙地来打扫这个多年封门闭户的地方。

玉亭情绪激动地打开公窑门，脸却一沉。他在公窑积满尘土的脚地上呆立了片刻，实在有点心酸。他看见，往年这个红火热闹的地方，现在一片凄凉冷清。地上炕上都蒙着一层灰土，墙上那些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上级奖励的锦旗，灰尘蒙的连字也看不清楚了。后窑掌间或还有老鼠结队而行。

孙玉亭发了一会愣怔，头上像妇女一样反包起毛巾，便开始打扫这间公窑。

忙了几乎一个下午，办公窑终于被玉亭重新收拾得一干二净。地上，炕上，还有那个小炕桌，都被他弄得清清爽爽；墙上的锦旗揩抹了灰尘，又满目光彩。说实话，玉亭在自己家里干活也没这么卖力。他是充满感情在做这无偿的营生；他在此间获得的是精神上的满足！

傍晚，当他给其他几位党支部成员通知了开会的消息后，又赶回公窑用破报纸团蘸着口水擦了煤油灯的玻璃罩子。灯罩擦净后，他才发现灯壶里连一滴煤油也没有了。公而忘私的玉亭决定拿回家把自家那点不多的煤油灌上一灯壶。

天一擦黑，玉亭赶回家胡乱吃喝了一点，又给公家的灯壶里灌满了自家的煤油，就拖拉起烂鞋，兴致勃勃赶到公窑里。

他当然是第一个到会的人。

他把煤油灯点亮，放在小炕桌上，就专等其他四个人的到来。

支书田福堂，副支书金俊山，另外两个支委金俊武和田海民，都先后来到了这个他们已经久违了的地方。

五个人凑到一起，都感到怪新奇的。大家一时有点反应不过来：怎么？他们又开会了？

是呀，他们对开会都有点陌生了！现在，相互间就好像久别的熟人，不由一个看一个。除过田福堂，所有人身上的劳动痕迹都加重了，脸也比过去晒黑了许多。

由于多时没在一块，五个人气氛倒很融洽。大家先说闲话。主要是说前不久的“吃鱼事件”和“跑蜂事件”。由于海民在场，“吃鱼事件”说得少一些，集中说笑金光亮的“意大利”蜂逃跑一事。金俊武开玩笑说：“那蜂可能是想了老家，跑回意大利去了！据说那是个资本主义国家，生活比咱们这里好！”这话惹得大家哄笑起来。田福堂拿出了一盒“大前门”纸烟，扔在炕桌上，让大家随便抽。这盒烟是两年前买回来的。一年前孙少安的砖场倒塌后，田福堂启开破例抽了一支，就一直在小柜里搁着未动。

在党支部的成员们开会的时候，公窑窗户上亮起的灯光却让全村人为之震动。

出了什么事？那地方可是好几年没亮过灯光了！是不是像已故田二所说，世事又要变了？分开的土地是不是又要合起来，重新办大集体？哈呀，完全有可能哩！据有人看见，孙玉亭一个下午激动得跑里跑出，在清扫那个公窑；而且把农业学大寨时的锦旗都拿到院子里晒了太阳……

在双水村普通人疑虑地纷纷议论的时候，公窑里的支部会正开到了热闹处。

田福堂给众人叙述了“案由”以后，感慨地说：“过去集体时，哪会出现这样的事！枣树是集体的，由队里统一就管理了。如今手勤的人还精心抚哺，懒人连树干上的老干皮也不刮。据说每家都拿草绳子把自己的树都圈起来了。这是为甚？难道怕树跑到别人地里？人都自私得发了昏！”

“就那也不顶事。树枝子在空中掺到了一起，这几年打枣纠纷最多，一个说把一个的打了。另外，都想在八月十五前后两天打枣，结果枣在地上又混到了一块，拣不分明。光去年为这些事就打破了四颗人头……”金俊山补充说。

“唉，回想当年的打枣节，全村人一块就像过年一样高兴！”田福堂感叹不止地说。

“枣堆上都插着红旗哩……”孙玉亭闭住眼睛，忘情地回忆说。

“说这些顶球哩！现在看金光亮的泡桐树怎处理呀？”金俊武打断了那两个人对“革命岁月”的美好回忆。

大家这才又进入了正题。

孙玉亭说：“如果是过去的话，一绳子把这个地主的孝子贤孙捆起来！”

“你就说现在吧！”田海民插嘴说。

“现在……”孙玉亭想了一下，“现在人家外面都兴罚款……”

“对，好办法！咱们也按改革来，罚款！限他金光亮十天时间刨泡桐树；如果不刨，一棵树一年罚十五块！”田福堂像当年一样有气派地说。说完后猛烈地咳嗽了一阵。

大家看再也没什么好办法，便一致同意用罚款的形式强迫金光亮刨树。不处理也的确不行！如果都在自家的枣树旁栽泡桐，过不了几年，整个庙坪的枣林就要毁了；而这片枣林是双水村的风光之地，人人在感情上都不能割舍。

处罚金光亮的事定下来之后，副支书金俊山顺便提起了孙玉厚在分给个人的责任田里栽树的问题。他婉言对玉亭说：“你回去劝劝你哥，他有的是栽树地方，栽到责任田里，这以后是谁的？”

“世事一变，都是公家的！叫栽去！”田福堂沉下苍白的病容脸，心怀不满地说。

大家因为玉亭在场，没再对此事发表意见。

金俊山又提起另一件事，说：“这两年我最头疼的是新建家的人窑顶上面留水沟的问题。过去都是集体的地，水沟走哪里都行。而现在地分到个人手里，谁也不愿让别人家的水沟走自己地里。可有些水沟不经另外人的地，就只能让山水在自己窑面子上往下流……福堂，你看这有个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过去这些事还要咱两个管哩？玉亭就解决了！现在咱不管！让他们到石圪节乡上打官司去！”田福堂怨气十足地说。

“还有哩！”田海民补充说，“现在有人把坟往水地里扎……”

大家都知道海民说的“有人”是指他的邻居刘玉升。刘玉升根据神的“指示”，说他父母的老坟地风水不好，新近便挪到了分给他的川道水地里。而村里曾有过决定，坟地一律不能占水地。海民对住在自家隔壁的神汉成见很深，借机提出了这问题。

但大家都没言传。一般说来，这些世俗领袖都不愿惹那位神鬼的代言人。即使他们不信神鬼，但他们的家属或亲戚都不同程度有迷信思想……

除过金光亮的“泡桐树问题”，看来其他事虽然提出来了，也只能不了了之。

最后，孙玉亭提出了他女婿金强要地盘子新建窑洞的“议案”。玉亭此刻私而忘公，提出了田家圪这面一块人人垂涎的好地皮；其理由是他没儿，老了要靠女婿，两家住近一些，好照顾他们。

没有任何一个人反对玉亭提出的要求——尽管按各种条件论，这块好地盘怎么也轮不到金强！大家不反对的原因既复杂又简单。除过玉亭本人，田福堂不会反对玉亭；玉亭终究是“他的人”。金俊武更不会反对，因为金强是他的亲侄儿。自从孙玉亭的女儿卫红和他的侄子金强联姻后，金俊武就不可能再和孙玉亭过不去了。至于当年玉亭和他弟媳王彩娥的“麻糊事件”，也早已烟消云散；那个风骚女人几年前就改嫁，成了纯粹的外人，而玉亭现在却成了他的亲戚！

在金强的地盘子问题上，金俊武、孙玉亭和田福堂都心照不宣地站到了一块。金俊山和田海民怎么可能向这个强大的临时联盟挑战呢？

瞧，中国农村的政治已经“发达”到了何种程度！

这个多年来的支部会哩哩啦啦一直开到鸡叫二遍才结束。令人惊讶的是，其他人都熬得打起了哈欠，而福堂同志自始至终精神饱满！

是的，通过这个会，给了田福堂一点小小的精神刺激，使他几年来的颓丧情绪神奇地得到了改观……

会后不久的一天，田福堂竟然回心转意，真的决定动身去看望自己的女儿和儿子。是啊，说心里话，几年来，他急是急，气是气，但梦里都在想念自己的儿女。再说，现在又有了孙女和外孙子，他急切地盼望能很快见到这两个亲亲的亲骨肉！

老伴一听说丈夫要出门去看望儿女，高兴得一边抹眼泪，一边用发抖的手为他准备上路的行囊——主要是为两个小孙子打闹礼物。

田福堂准备先到黄原去看女儿。他担心弟弟调到省里去当官后，他女儿在黄原就失去了靠山。当然，还有她公公李登云哩。但他亲家是个卫生局长，不掌什么大权！

他打算在看完女儿返回的途中，再去看儿子。至于是不是要把润生一家人接回双水村，他还没有拿定主意，只能等他到那个陌生的外县村庄见了他们再说……

在金光亮撅着屁股，一脸哭丧用镢头在庙坪刨他命根子一样的泡桐树的时候，田福堂就暂时告别了那个破碾盘，咳嗽气喘地在村中上了长途公共汽车，动身到外地看望他的儿子和女儿去了。

第四十三章

润叶在四月上旬顺利地生下一个儿子。

三十一岁生头胎孩子，往往是令人担心的。临产前四五天，婆婆刘志英就坚持让她住进了自己任党委书记的黄原市医院。妇产科最好的大夫已经做好了剖腹产的准备，结果孩子却顺利地自然出生了。

孩子取名“乐乐”，官名李乐。

乐乐的出生确实乐坏了这家人。母子从医院回家后，向前高兴得哭一阵又笑一阵。李登云和刘志英更不用说，他们不仅雇了保姆，而且两口子都失去了上班的热情，在整个月子里轮流帮保姆侍候小孙子和儿媳妇。向前满怀激情，以轮椅代步，一天忙着亲手做六七顿饭。

儿子的出生，使润叶真正体验到了一种更为丰富和深刻的人生内涵。一个过了三十岁的女人，第一次做了母亲，那心情完全可以想得来。

现在，她已经上班了。再有一个星期，乐乐就过“百日”。

去年秋末，润叶由原来的少儿部长提成了团地委副书记，因为工作责任重大，也更繁忙了。她主要还是管少儿部和文体方面的工作，经常要组织一些学生职工的娱乐活动和体育比赛。

关于她的提拔，社会上也有一些攻击性的传言，说她是她二爸调到省上后，逼着让黄原地委提拔的。另一种传言是，地委有人为了讨好升迁的田福军，便提拔了他的侄女。前一种说法显然是恶意制造的谣言。至于是否有人为了讨好田福军而在提拔她的问题上“做了工作”，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愿不是这样。

不管怎样，对田润叶来说，她在生活和工作中都面临新的考验。她要照顾孩子，还要照顾残废的丈夫；新的职务又要求她在工作中投入更多的精力。团的工作特点是社会性强，她得经常离开机关，到外面去活动。

好在孩子的许多事不要她过分操心。丈夫、公公和婆婆，加上保姆，四个人相帮着抚哺。公公和婆婆把乐乐像命根子一样看待，孩子正常哭几声，婆婆就赶忙把医生叫到了家里——反正她管着一群医生！

润叶基本没有奶汁，因此不必经常跑回家给孩子喂奶。公公和婆婆为了照顾儿子和孙子，已经把宿舍调整到了他们单位下面的二楼上。白天，孩子就经常在他们家——因为那里房屋宽敞，条件也好一些。只有晚上，润叶才把孩子接回自己家。

虽然丈夫是个残废，但润叶现在对这个家感到很满足。全家人都爱孩子，也爱她，尽量减轻她在家里的负担，使她能集中精力搞好自己的工作。

现在，我们的润叶心情像湖水一般平静。生孩子以后，她变得丰满起来，脸颊上又出现了少女时期的红润。因为她的工作是和青少年打交道，所以衣服穿着也不像一般搞行政工作的女干部那样刻板规正。她穿的通常都是那种流行的较为自由的式样，但又给人一种高雅的朴素感。

对一个女人来说，这是一个最富魅力的年龄。花朵是美丽的，可成熟的果实更让人喜爱。年轻漂亮的团地委副书记出现在公众面前，许多男人都不由得对她行“注目礼”。当人们又知道这样一位出色的女人，丈夫竟然断了双腿，整天靠轮椅生活的时候，不免大吃一惊，表现出一副难以理解或不可思议的样子。其中有几个自认为出类拔萃的年轻中层领导，曾先后试图替她弥补个人生活的“不幸”，结果发现不幸的是他们自己。当然，田润叶已经是个成熟和具备一定文化素养的女性，她不会极端地对待这些男人们的“好意”；通常微笑着用几句尖酸的话使这些“同志”羞愧地退开了。

不！如果她的丈夫是个健康而强大的人，他们感情不和而又不得不生活在一起，那么，她田润叶也许会寻找另外的感情——作为生活在眼下时代的青年，尽管她还是个什么团地委副书记，但她理解别人类似的感情。她不能同意上一代人对此类感情抱有的那种绝对的谴责态度。当然，她也不赞成她的好朋友杜丽丽的做法。至于她自己，情况和别人不大相同。她现在对自己的丈夫有一种深厚的怜爱的感情；不仅有妻子对丈夫的感情，而且还有一种母亲对孩子的感情。

唉，他已经那样不幸，又那样热爱她；她如果做出某种对不起他的事，首先自己的良心就无法忍受。最终受伤害严重的也许不是向前，而是她自己。真的，如果是那样，她怎能再忍心面对他儿童一样善良和纯真的笑容呢？这将不仅是妻子对丈夫的残忍，而是母亲对自己孩子的残忍。

他不能不让人心痛啊！每次下班以后，她一进门，总是看见他把饭菜做好用碗扣在桌子上，自己坐在轮椅里静静地等她。他见她回来，确实像孩子盼回了母亲，高兴得用舌头舔着嘴唇，跌跤马趴地张罗着为她添汤夹菜。好多情况下，她都忍不住想流泪——这很难说是因为幸福，而是一种深深的人生的感动。人啊！很难仅仅用男欢女悦来说明我们生命大地的富饶与贫瘠……

这是七月里一个细雨濛濛的下午，田润叶匆匆地走过水迹斑斑的南大街，往家里赶去。本来是星期天，但市上举行“青少年宫”落成典礼，她不去出席不行。

拐进家属区时，她的外衣都淋湿了，两只布鞋也糊满了泥浆。她没带任何雨具；因为离家时，天虽然阴着，但没有落雨的迹象。

她本来想顺路到二楼婆婆家看看儿子，但浑身水淋淋的，只好先回三楼自己家去换衣服和鞋袜。

保姆和孩子都在下面，家里只有向前一个人。不过，她进门后，见通往客厅的门闭着，听里面向前不知在鼓弄什么，叮叮咣咣的。润叶因急着换衣服，也没看他干什么——丈夫闲着没事，经常搜寻着做点零碎活；有时把还能用的东西都“修理”得不能用了。让他干去！他闲呆着也实在是寂寞。

她进了卧室，扒掉身上的湿衣服，从大立柜中拉出另外的一身换上。这时，她听见那边叮叮咣咣的声音停止了；他显然已经知道她回到了家里。

润叶换好衣服，把头发用干毛巾擦了擦，就弯腰在床下面寻一双布鞋，以便换掉脚上又脏又湿的那双。

但她却怎么也找不到她要找的那双旧鞋。

奇怪！哪儿去了呢？其他人一般从不进他们的卧室，鞋怎能不翼而飞？是保姆拿去卖给了收破烂的老头？这不可能！保姆是个很规矩的农村姑娘，不会干这种事。

润叶又在床下仔细翻搅了半天。她这才发觉，不仅那双鞋没有了，她的另外几双鞋和向前的许多鞋也没有了。她一刹那间紧张地想，是不是家里进来过小偷？但很快又否定了这种想法——新鞋一双没少，贼娃子偷那些旧鞋干啥？再说，向前一整天都不离家，小偷怎能进家来呢！

正在疑惑之时，她看见向前坐着轮椅从客厅那边拐过来，停在卧室的门口，舌头舔着嘴唇，很不自然地看着她，脸上甚至有一种抱愧的神色。

怎么啦？她也停止了找鞋，不解地看着丈夫。

“你先把胶鞋换上，那双鞋……”向前吞吞吐吐说。

“怎么啦？”她开口问。

“那双鞋……让我拆开了……还没弄好。”向前仍然有点咄讷。

“拆开干啥？”润叶越来越莫名其妙。

向前低倾下头，说：“我想学着钉鞋，因此……”

“钉……鞋？”润叶还是反应不过来丈夫究竟是怎么了。

“嗯……我让过去一个开车的朋友捎着买了一套钉鞋工具。”

“咱们就那么几双鞋，破了再买新的，何必专门买个工具钉呢！”

“不是钉咱们的鞋。我准备学会钉鞋后，办个营业执照，到街上去做这营生……”

啊啊，原来是这样！

润叶这才恍然大悟。她走过来，手托在丈夫轮椅的扶手上，惊讶地看着他，问：“你这是为什么？”

向前仍然低垂着头，说：“自咱们的乐乐出生后，我感到幸福，又感到痛苦。幸福在于我有了儿子。我想不到自己成了这个样子，还会有这么大的福气……

“可是我心里又太痛苦了，我是这样一个废物父亲！叶，一个不能养活自己孩子的父亲，有什么脸面对孩子？有什么脸活在这世上？再说，我父母亲总有一天会离开人世间，到时，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养活我和孩子呢？想到这些，我的心就像锥扎一般！

“因此，我盘算来盘算去，总得要学着做个什么，赚点钱，也减轻你的一些负担。我寻思，其他活我干不成，但钉鞋主要靠两只手而不需要动腿；我的两只手劲大着哩，这你也知道……所以我瞒着你和父母，捎着让人买了钉鞋工具，在家里先练着……”

润叶蹲在他面前，两只手搭在他的断腿上，静静地听他说。她看见，丈夫说话的时候，眼里噙着泪水。

“你不要这样，”她说，“到任何时候，我都能养活了你和孩子。你现在身体不行，能帮我料理点家务就蛮好了。”

“我知道，你和我父母亲都不愿我去干这营生！你们都是领导人，有身份的人，而我却蹲在街头当个钉鞋匠，会给你们丢脸的……可是，我再干不了其他活哇！叶，让我一辈子这样闲呆着，还不如让我一死了事！”向前的脸在剧烈地抽搐着，转向了一边。

润叶被他的痛苦深深触动了。她完全能理解丈夫的心情。他感到这样活着是一种屈辱。他是个男人，不劳动而靠老婆养活，便失去了活人的尊严。是的，尊严。只有劳动才能使人尊严地活着啊！

她应该支持他？

还用说吗？当然应该支持！这劳动对他来说，已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生存需要，而是在体现一个人生命的价值！

她温柔地把自己的手放在他的手上，说：“我现在完全明白了你的想法。我支持你！至于去钉鞋，这又有什么丢人的呢？这是劳动。任何劳动都会受人尊重。只有四肢健全而不劳动的人才是丢脸的。你肢体不全还去干活，谁都知道这不容易。你放心，没人笑话你！只不过，你先试试；不行了，你可千万不要硬撑。啊？”

向前抬起头来，感激地将泪水斑斑的脸颊紧贴在妻子的手臂上。亲人，我的亲人！别说因为爱你而失去了双腿，就是献出我的生命也心甘情愿！

过了一会，他才忧心忡忡地说：“就怕爸爸和妈妈不同意我去干这营生。”

她用手拢了拢他额前的头发，说：“别担心，我给他们做工作……”

这时候，她站起来，说：“走，让我看看你把我那双鞋破坏成啥样了！”

向前抬起头不好意思地笑了，说：“你要是迟回来十分钟，我就会把你的鞋重新钉好的。”

于是，润叶推着丈夫，来到了客厅。

向前赶快在一个小柜后面拉出了他的“百宝箱”。

润叶看见，卧室床下所“丢失”了的鞋都在这里。有她的，也有他的。有些完好无缺的鞋被丈夫拆成一烂包；有些拆烂的鞋又被他重新钉缀了起来。她刚才要寻找的那双灰颜色的布鞋，一只显然拆烂后已经钉好，另一只鞋头部分只有不大一点小口了。她这才想起，她刚进门时听见这里有叮叮咣咣的声音——原来他不再是修理其他东西，而是在学着钉鞋哩！

润叶不免饶有兴致地拉了把小凳坐在丈夫面前，说：“你钉，叫我看看你手艺怎样了！”

向前立刻摆开架势，操起工具，开始为妻子“表演”。他两只手有力而灵巧，已经蛮像个熟练的钉鞋匠了！不过，由于在妻子的注目下操作，显得有些紧张，锥子好几次险乎戳在指头蛋上！

润叶看着，一直忍不住笑。这不是为他的窘态失笑，而是她真的感到高兴。那双长期转方向盘而磨练出来的手，是那样充满活力和机巧！他现在就可以说是个出色的钉鞋匠了！

还不到十分钟，那只鞋就钉好了。

向前把鞋递给她，舌头舔了舔嘴唇，不好意思地说：“你试试，看什么地方不合适？”

润叶把脚上的泥鞋脱掉，穿上了那双被“钉好”的灰布鞋，站起走了几步，高兴地说：“和原来一样合脚！”

有什么能比得上妻子的夸奖更令他兴奋呢？

几天以后，润叶就把向前要去钉鞋的打算，给公公和婆婆说了。

李登云和刘志英都惊得张大嘴巴。他们当然马上就表示了反对的态度。

“家里又不是没钱花嘛！我和你爸除过你们，这辈子还有什么牵挂！只要你们需要，你们就尽量花，何必……”刘志英着急地对儿媳妇说。

“不是钱的问题……”润叶说。

“那是？”李登云瞪大了眼睛。

润叶接着就给两个老人讲了许多道理。虽然局长书记都是一辈子“说道理”的人，但有些道理他们原先未必就懂。经儿媳妇一番开导，才使他们接受了一些有关生活的“新思维”。

既然儿媳妇这样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支持儿子去当钉鞋匠，登云夫妇尽管心里仍然有些“那个”，最后也都勉强同意了。唉，是呀，对他们来说，仍然还存在个“面子”问题，但只要儿媳妇乐意，他们还再能说什么呢？

润叶立刻亲自出马，为丈夫办好了营业执照。按市工商局市场管理规定，鞋匠一律要在二道街熟食摊对面营业。向前在家做各种准备，润叶又跑着为他“买”了个干活的地皮和一个按市容要求而特制的铁框阁；铁框阁挂上一些醒目的红布条以及写着“李记钉鞋铺”的招牌……

这其间，武惠良曾匆匆到他们家来过一次。地委已决定调他去润叶和向前的家乡原西县去任县委书记。前团地委书记是来向他们夫妇告别的。惠良已和丽丽办了离婚手续。这对当年的恩爱夫妻终于在时代的大潮中分手了。他们的分手是友好的；因为迄今为止，他们实际上仍然存在着相爱的感情。关于他们各自未来的个人生活安排，现在还很难预测。杜丽丽声称，她一辈子准备过独身生活。她举例说，当代中国许多著名女作家都离了婚过独身生活，这有利于创作事业。她和省上“第五代”诗人古风铃的关系依然照旧；尽管见面不多，但两地书不断。

武惠良正是因为家庭关系破裂，才主动要求到下面去工作的——他要离开这伤心之地。他将是黄原地区最年轻的县委书记。最近，据说他读了许多书。他肯定还是一个前程远大的青年。青年，青年！无论受怎样的挫折和打击，都要咬着牙关挺住，因为你们完全有机会重建生活；只要不灰心丧气，每一次挫折就只不过是通往新境界的一块普通的绊脚石，而绝不会置人于死命。人啊，忍、韧、仁……

润叶最少在近几天抽不出时间去看望与丈夫离异的丽丽，因为她要忙着让自己的丈夫“出山”。

一切手续就绪以后，李向前就在二道街重新“就业”了。他旁边是其他十几位钉鞋匠——这将是他以后生活中主要的竞争对手。他斜对面就是诗人贾冰的老婆卖羊杂碎的小饭铺。由于妻子和贾冰是熟人，向前和贾冰的老婆也很快熟悉了；顾客不多的时候，这两个个体户生意人还隔街拉呱家常话哩！

早晨，向前是自己坐着轮椅去“上班”的；他的钉鞋工具通常都寄存在贾冰老婆的饭铺里。

傍晚，每当下班的贾冰来到对面帮老婆卖羊杂碎的时候，他的润叶也会准时来到这里——她是来接他回家的。

她把他的钉鞋工具寄存在对面的饭铺，然后就扶他坐上轮椅。她推着他，走过了熙熙攘攘的人群，走过了夕阳辉映的橘红色的大街……

第四十四章

近一年里，是孙少安有史以来最为辉煌的时期。他的砖场越办越红火，利润像不断线的水一样流进了他的腰包。村里人的估计保守了，他的纯收入实际上已经有了四万块钱！

那位河南烧砖师傅一改初衷，没有回老家去，一直在他的砖场充任“总工程师”的角色。他把他的工资提到了比外面高出一倍的数额。同时，另外从本乡招收的两名初中文化程度的青年，也被这位师傅培养成了出色的技术人才。

入夏以来，在那次大失败中为他干过活的本村人，也看清了他的大好形势，又纷纷要求来他的砖场当临时工。

这事首先遭到了秀莲的强烈反对。她忘不了他们落难的时候，其中的某些人怎样嘲弄和逼迫他们开工资的情景。如今看他们闹好了，这些人便又想来沾光，秀莲在感情上转不过弯，坚决不同意再让本村人来干活。她宁愿多掏点钱雇用外乡的村民，也不愿再用本村这些廉价劳力了。

但少安是个软心肠人，他知道这些要来干活的村民，实在是没有办法才又求他的。他不能见死不救。他反复给秀莲做工作，甚至说好话，让这些穷困的乡亲再来他这里干活，好让他们赚几个买化肥的钱。

秀莲说到底也不是个糊涂人，最终还是同意了丈夫的意见。

于是，像田四田五这样的人，再一次来到他的砖场。这些人拿了钱，得了好处，开始唾沫星子乱溅，一哇声说孙少安的好话，孙少安“好财主”的名声扬遍了双水村和东拉河一带的许多地方。他成了全石圪节乡最有声望的“农民企业家”。

孙少安这阵势几乎把他父亲也弄成了石圪节集市上的“明星”。要是玉厚老汉上集走过这条灰尘飞扬的土街，庄稼人就会互相指画着说：“看，这就是孙少安他爸！”他到小摊上买肉，卖肉的人也把最肥的刀口肉割给了他。

每当孙玉厚老汉提着一条子肥肉，在乡民们羡慕的议论声中走过石圪节街头时，他脸上平静如常，但内心却常常不由得感慨万端。

啊，他一辈子已经不知多少次从这条土街上走过，什么时候受过这么多人的抬举呢？旧社会，他冬闲时给这里的掌柜吆牲灵到山西柳林驮瓷，每次都是天不明就从这街上起身，双手筒在破棉袄袖里，清鼻涕都冻在了嘴唇上。以后，他又不知多少次到过这里，出售几个南瓜和一把旱烟叶，以便买点盐和点灯的煤油。那时间，谁能看得起他这个穿破衣裳的穷老百姓？更忘不了的是，那年公社开广播大会批判少安扩大猪饲料地，他和可怜的小女儿立在这土街上，怎样为儿子的命运担心骇怕呀……

做梦也想不到，他孙玉厚老汉能有今天这等荣耀！

玉厚老汉骄傲的是，除过大女儿的光景叫人熬煎外，他含辛茹苦抚养的几个孩子，都成了好样的。大儿子现在不用说，一道川都是好名声。当然，少安以后免不了还会有些跌跌绊绊，但最叫人担心的时期也许已经过去了。

二小子当了煤矿工人，虽说那营生又苦又不安全，但他对这孩子放心着哩！少平人虽年轻，但处事老成，不会出什么大差错。眼下，他惟一关心的是这孩子的婚姻问题。听说煤矿女的少，找个对象难。他已提醒少安在本地为少平瞅个女娃娃。可少安说这事家里谁也替少平做不了主……那就等孩子探亲回家时再和他商量这事。

至于小女儿兰香，已经上了“大学堂”。据识字人说，这是中国的什么“重要学堂”；有人还推断说，他的兰香将来会“留洋”哩！

唉，惟一使他晚上熬煎得睡不着觉的仍然是大女儿兰花。该死的女婿一年逛得不归家门，丢下那母子三人受了多少恓惶！可怜两个小外孙，从小到大等于没有父亲。眼下两个娃娃总算被不幸的女儿拉扯大了。娃娃也都是些好娃娃。外孙女猫蛋十三岁，在石圪节上了初中，听说像她姨兰香一样，回回考试都是头名。外孙子狗蛋再有一年也要上初中了。可是，那个挨刀子的王满银却还在门外当逛鬼！少安曾建议让他姐离婚。兰花不同意，他也不同意。人常说好女不嫁二男嘛！女婿再不是个东西，也不能走离婚这条路；离婚女人名声不好听啊！再说，两个娃娃都大了，怎能离婚？这少安，出得啥混账主意！

孙玉厚尽管有大女儿不幸所带来的痛苦，其他方面我们能看来，如今没一点遗憾。就是他本人的光景，也发达多了。钱不用说，有两个小子给哩；至于粮食，村里除过金家湾那面的俊武，也许就数上他了。许多粮食都吃不了，又舍不得卖，只好用泥巴糊着封在石仓子里。麻烦的是，过一段时间又要把这些存粮倒腾到外面晾晒一下。院子里所有粗点的树木上，一年四季都挂着未划粒的玉米棒；灿黄如金，显出了殷实人家的一派大好风光。今年夏天麦子又大丰收，他支架起饸饹床子，叫了村中十个后生用两天时间才打完……

这一段日子，孙玉厚老汉动不动就到石圪节街上来买猪肉。这倒不是他嘴馋或故意给公众能他的光景，而是他最近正在箍新窑。

本来，二小子早给他攒够了钱，让他去年就整修一院新地方。但大小子当时正在难处，他便征得少平的同意，把一千多块准备整修地方的钱，先垫给了少安。

今年，不用他说，大小子主动张罗着为他雇人打窑洞，接石窑口。当然，按少安的铺排，少平的那一千多元根本不够。短缺的钱都是少安出的，并且还不让他给少平说；因为个性强的二小子早就说过，这院新地方要他一个人出钱修建。

按他们老两口的想法，他们这个院落不必这么排场。别说少安他奶了，就是他们老两口，也都是快入土的人，而家里再没有其他拖累，何必修建那么好的地方！

但大小子二小子都坚持要把这院地方修建成村里最好的。他后来也没坚持反对。他理解孩子们的心情。孙家穷困潦倒几辈子，孩子们现在为他们修建这院地方，多半是给村里人证明：孙家再不是过去的孙家了！

这些日子里，全家人都忙得不可开交。尤其是他的少安，真是八下里忙啊！又要为他箍窑，还要照料砖场的事。最近几天，听说他还要谈什么“判”，准备承包乡上的砖瓦厂。另外，儿媳妇马上就要生娃娃，行动不方便。因此，一些具体事，他和老伴能做的，尽量不麻烦少安和秀莲……

入夏以来，孙少安也的确是太忙了。砖场正走上坡路，他得特别经心，以免再导致一次意外的灾难。同时，他还要招呼着为父亲营造新地方。

为老人建新家，这是孙少安多年的心愿。他决心要把父亲住的地方修建得比他自己现在住的那院地方更好。他要瞒着好强的弟弟，再添进双倍的钱，把这院地方搞漂亮。正如少平说的，某种意义上，这是为孙家立一块“纪念碑”。他不仅要用细錾出窑面石料，还要戴砖帽！另外，除过围墙，再用一色青砖砌个有气派的门楼——他有的是砖！

卫红的女婿金强给他站场任总指挥。金强在村里年轻一代匠人中，石活水平是最高的。另外，又是为妻子的大爹干活，因此特别经心。

尽管有金强在现场总料理，但少安在大的方面还得分出好多精力来管这件事。他里里外外忙得一塌糊涂，一天跑下来腿都疼得瘸了。糟糕的是，他最得力的助手秀莲马上就要临产，不能像过去那样给他强有力的帮扶。尽管如此，妻子腆着大肚子，仍然一阵儿也不闲着。

自父亲那边开始新建地方，老祖母和父母亲都暂时搬到他这边来住了。另外一孔窑洞腾出来给两面的匠人做饭。母亲和妻子一块上手都忙不过来，没办法只好又把妹妹卫红叫过来帮忙。

一年多来命运的升降沉浮，使秀莲和老人的关系一下子变得特别亲密。她甚至又主动提出，让老人再和他们把家合起来。只是因为父母亲坚决不愿再连累他们，才使秀莲放弃了这打算。

不过，实际上他们现在又像一家人了。如今秀莲除不干涉他给老人使用钱，还常提醒他应该给老人们买个什么东西或添置衣物铺盖。在为父母建新家垫钱的问题上，他们的认识高度一致；而且筑院门楼的建议就是秀莲提出来的。

生活如此叫人感慨万端！贫困时，这家人风雨同舟；日子稍有好转，便产生了矛盾，导致了分家的局面。而经过一次又一次生活风暴的冲击，这个家又变得这样亲密无间了。

是的，所有人的心情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和顺和畅快！

当然啰，老祖母基本上还生活在她的世界里。

祖母的视力是越来越不行了，几乎已处于失明状态。一身老病依然照旧，只不过看起来还没有恶化的迹象。尽管她骂儿孙们浪费，但她的衣服和被褥还是都换成了新的。吃喝更不用说。从去年开始，少安在金俊山那里为祖母每天订了一斤牛奶。当然，若要叫她到医院去看病，那是怎样都搬不动她老人家的。她拒绝吃药打针，理由还是怕费钱。贫穷已经成了她一生主要的恐怖。

现在，她仍然围坐在炕上的被褥里，眨巴着一双几乎看不见什么的红眼，竭力还想弄明白家里发生的某些事。母亲和妻子都忙得要命，有时还不得不大声地费上半天口舌，解释她一再询问的许多“问题”。

当老人平静的时候，通常都是摸索着数一瓶止痛片——倒出来，又数着一粒粒装进去。我们不知是否还记得，这瓶止痛片是少平上高中时用润叶姐给他的钱买的。已经近十年了，尽管老祖母每次数时都有短缺或长余，但实际上这瓶已经像羊粪蛋一样又黑又脏的药片一粒也没少——我们的老祖母舍不得吃啊……

正在孙少安忙里忙出的时候，他突然听说石圪节那个快要倒塌的乡办砖瓦厂，要承包给个人去经营了。

这消息不由使他心一动。他知道，石圪节的乡办砖厂比他现在的砖场大几倍，设备和条件都不错，只是管理不行，根本赚不了多少钱。后来虽然内部实行承包制，看来也没有解决大问题，因此乡上才下决心干脆往出总承包呀！

他敢不敢去冒这个险呢？

少安开始周密地考虑这件事的可行性。

他想，如果放开胆量把这个大型砖厂承包了，往后的发展肯定要大得多！

说实话，随着现在这个砖场的盈利，他的野心也逐步大起来——他已很不满足这个小土摊场，而早想谋算干件更大的事。手头赚下的几万块钱，也使他的这种谋算有了一种踏实的心理保障。人就是这样，得一步，就想另一步！如果将来那个大砖厂盈了利，那说不定还能干更大一点的事！他有一种虽然朦胧，但却十分强烈的冲动：他一辈子真正要在石圪节或者说原西县闹腾它一番世事哩！

孙少安进而又想，如果他承包了乡上的砖厂，就把他现在这个砖场也承包出去。对，干脆来个“双承包”！他承包乡上的，让别人承包他的！的确，若是他承包了乡上的砖厂，他实际上就无法具体管理现在这个砖场；他要把主要精力集中到乡上那个砖厂去。再说，妻子要生孩子，一两年内又给他帮不了多少忙，把现在的砖场包给别人，他在双水村一身轻快，也不必连累家属……

孙少安周密考虑了几天，就把他的想法提出来和妻子商量。秀莲又从弊端方面替他进行了反证。最后，两口子一致认为，少安的想法是可行的。冒险就冒险！他们已经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考验，并且走过来了，因此心并不怵！

这样决定之后，孙少安立即跑到了乡上——他生怕别人抢了这生意。

他的担心是多余的。就目前而言，石圪节乡还没有另外的人敢承包这个烂摊场。

合同很快就顺利签订了。

接下来，少安马上着手往出承包他的砖场。没料到，这比他承包乡上的砖厂更顺利。

他的砖场被一直替他当技术总指导的河南师傅承包了。河南人写信把自己的老婆孩子也叫到了双水村。少安答应，等父亲的窑建好后，河南师傅的家属可以借用他的一孔窑住宿；而河南师傅答应，他一定在技术上帮助他把乡上的砖厂尽快搞上去……

在石圪节全乡各村农民一片议论声中，孙少安走马上任，当了乡砖瓦厂厂长。因为这是他个人承包，理所当然地成了这个砖瓦厂的主人。

在河南师傅的帮助下，他大刀阔斧改变了这个濒临倒闭的企业，生产很快走上了正轨。即使最保守的估计，这个砖瓦厂不出一个季度就要开始盈利。

这样，孙少安现在实际上就有了两个盈利企业。当然，原先那个小砖场，见利的是他和河南师傅两个人了；而乡上这个砖瓦厂一旦开始盈利，那收入将更会使全石圪节的干部和农民咋舌！

孙少安，这个当年因给社员扩大猪饲料地被公社一场批判弄得出了名的家伙，如今又一次成了各村民众谈论的对象。有人敲怪话说，这小子早就学着“走资本主义道路”了，所以现在才把世事闹了这么红火！

在孙少安意气风发开始干“大事业”的时候，他的生意人朋友胡永合路过石圪节，听说了他的情况，就专门来拜访他。永合看了这个砖厂的阵势，问：“这砖厂赚了钱，你还准备干什么？”

少安还没来得及想更长远的事，就说：“到时再看吧，说不定还可以办个什么罐头加工厂……”

胡永合不以为然地笑了，说：“那算个什么气派？咱们农民不能光满足办个什么小厂子；咱们还应该干更大的事。别看现在把政策给咱放宽了，其实呀，咱们土包子农民在这社会上还是没什么地位！钱赚到一定的程度，拿一把票子活着也没滋味！”

“那你的意思哩？”少安一时倒不能明白永合说的这些话。

“咱们要出大名！要往外面扬！叫全中国都知道有你我这样的农民！”

“怎个扬法？”

“比如，咱们也可以参加它文化上的事。文化上容易出名。只要出了名，手里又有钱，咱们就不能在它政府里坐一把交椅？哼，说不定将来县委县政府都叫咱承包了呢！”

少安对抱负非凡的永合笑了笑，问他：“你说文化上的事咱怎么能插进去腿？”

“我最近在省电视台认识了一位导演，请他在最好的馆子里吃了一顿，成了朋友。我们已经商量好，由我牵头找些农民企业家出钱，拍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刘备、关公、张飞、鲁智深、曹操，这些人你又都知道，红火着哩！你要是愿意，也入个股！”

“我那点钱……”少安难为情地说着，用手掌揩了揩永合溅在他脸上的唾沫星子。

“钱主要有我哩！你多少出点，在电视剧后面挂个名字，全中国也就知道你了……你如果同意，今冬我带你去一趟省城，见见那位电视台的导演。这也是见世面嘛！怎样？”胡永合问他。

尽管这听起来是些云里雾里的事，但少安又不好拒绝胡永合的好意。他忘不了，在他最倒霉的关键时刻，正是这个人为他伸出了救援之手。哪怕这纯粹是件吃亏事，他也得答应他——他向来是个讲义气的人！

少安只好为胡永合应承了下来。说实话，他自己也被胡永合煽得心里怪热呼的。如果真的投上点资，参加拍《三国演义》电视剧，自己的名字也就能上电视台。再说，电视剧不一定就是赔钱生意！如果赔钱，精明人胡永合也不会白把票子扔给电视台的！

胡永合和他说定这件事后，声称还要给县委书记张有智汇报他的“计划”，就坐进他那辆大卡车的驾驶楼去了原西县城。

第四十五章

胡永合并不知道，张有智同志已经不是原西县县委书记了。

不久以前，黄原地委出了文件，免掉了他的县委书记职务，任命原团地委书记武惠良为这个县的新任县委书记。据说，有智同志将被安排任原西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只是县上有些中层领导担心，弄不好，他在人大代表会上很有可能落选。

听说新任县委书记是个年轻人，过几天就来上任。被免职的有智病了，正在进行中西医结合治疗。实际上，有智一年四季都在吃药——当然以滋补药为主。

几年来，原西县各方面的工作一直在全区处于最落后的状态。说实话，责任很大程度上在于县委书记张有智没有一点开拓精神。岂止是没有开拓精神，他连最起码的负责精神也没有！工作应应付付，整天把大夫叫到办公室或家里为他看“病”。

县长周文龙倒跌跤马趴地扑着抓工作。但因他在“文革”极“左”时期犯过错误，思想包袱很沉重，整党几乎过不了关。在张有智等人的坚持下，还是给他定了个“犯有一般错误”。“一般错误”也是错误，因此小伙子不太敢放开手脚工作。周文龙这几年一直在乡下跑，倒很有些设想，但有智不支持他。常务副县长马国雄又只爱搞些花花哨哨的出风头事，也给他撑不上劲。

在这种状况下，原西县的工作怎么可能搞上去呢？有些乡镇出了点成绩，主要是那里的干部比较扛硬，和县上几乎没什么相干。

原西的落后状况有目共睹。中纪委常委高老去年又回了一次家乡，痛心地哀叹：三中全会以来这么多年，原西县大部分老百姓连一孔新窑洞也没建起来！

如果黄原干部中对前任地委书记田福军有意见的话，主要是不满他对张有智的姑息态度。

应该指出，田福军在这个问题上是有错误的。他明明知道张有智早不宜担当原西县的县委书记，就因为过去个人关系要好而抹不开情面，直到自己调离了黄原，还没有把张有智调换下来，结果使原西县蒙受了重大损失。毫无疑问，尽管田福军在黄原地区普遍受到了称赞，但他过去在原西县的威信，由于张有智的问题处理不妥而大大地降低了。

我们无意对田福军求全。只是我们从中再一次看到，作为一个重要领导干部，由于自己的弱点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个人失去威信算得了什么！严重的是，成千上万的人要为他个人的过失而付出惨重的代价！

不客气地说，田福军对不起他深情热爱的原西人民。他的错误是不能原谅的……

福军调进省城后，黄原新任地委书记呼正文一上任，第一个重大的人事变动就是改换原西县委书记。正文过去长时间当过地委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他很熟悉全区的干部情况。客观地说，个人能力田福军要胜过呼正文；但在用人方面，正文比田福军水平高。

呼正文一上任就撤换张有智不是和福军唱对台戏。实际上，他和福军、有智的个人关系都不错。但不能因个人关系就把一个县交给亲朋好友去糟践嘛！连自己的父亲和儿子也没这种权利！作为多年搞组织工作的正文，他最反感和痛心现在某些高级干部千方百计利用权力安插自己的亲信和子女当官。这是一切社会风气不正的总根源。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我们自己胡作非为，还在喋喋不休地谈论纠正不正之风，谁都会知道这是庄严的谎话……

张有智的下台和新县委书记的任命，在原西县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无论干部还是群众，都由衷地欢迎县委“改朝换代”。

下台的有智同志这次是真的生了病——不幸的是，这病又是药吃出来的。

张有智今年五十四岁。

五十岁左右是人生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俗话说，岁数不饶人。一到这个年龄，人都有一种衰老的感觉，随之生理上也会产生一些重大变化；生理上的变化又会影响心理上的变化。因此，人们通常把这一时期称作男人的“更年期”。

我们常常在生活中可以感觉到，并不是进入“更年期”的男人就一定要“变态”。相反，一些人进入老年期，却由原来的不可爱变为可爱了。这是一个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期。人往往到此时才心平气静地回顾自己已经走过的生命历程，洞若观火地审视自己半个世纪生活中的那些失误和不当；同时更广阔和透彻地认识了人生的意义——即所谓“知天命”。因此，这样的人就能在这样的时期极好地调整自己，用更宽容、善良、豁达和优雅的态度去对待生活。甚至一个恶人，到此年龄真正总结了他的人生，也可能一改前非，而生出对人和世界的慈爱之心。五十岁六十岁实际上应该是一个人重新开始生活的另一个起点。

但也有些人一到这个年龄，却变得不可爱了，甚至叫周围的人感到越来越讨厌。这些人到此年龄，便觉得自己的一生已“大势已去”。想过去，尽是遗憾；望未来，满目黄昏，夕阳西下。因此，他们一方面悲观厌世，做出看透了一切、一切都没意思的超然于世的姿态；另一方面又怀着阴暗的心理妒忌一切年轻的生命——年轻的人，年轻的生活，年轻的世界，甚至刚出土的青草和枝头上初成的蓓蕾都在妒忌之列。他们整日被死亡的恐惧折磨着，心理极度的扭曲，在超然于世的外表下又掩盖着贪婪地攫取一切的欲望，想发财，想升官，想女人的青睐；即使没有这些安慰自己空荡荡的灵魂，最少也应该得到人们哪怕是虚假的抬举！当看到人们开始讨厌自己的时候，又生硬地要求别人原谅他进入了“更年期”；因为医学上要求男人们要体谅进入“更年期”的妇女……

并不是所有进入“知天命”年龄的男人，都具有以上所说的那些状态。实际上，大多数人即使到了这个年龄，仍然一如既往正常地工作和生活着。

张有智的问题倒不全是因为他进入了“更年期”。其实，这个人老早就开始变了；变得满腹牢骚，一腔怨气；不谋工作，只谋仕途。而一旦升迁无望，干脆无所用心，在现有的位子上养尊处优，能享受就好好享受！

他一天首先关心自己的两顿饭。菜要八个，酒要“名优”。有些干部知道他爱“喝两口”，就投其所好，常设家宴款待；有智场场不推，谁请即到，吃喝得天昏地暗。对“美食”之嗜好，大有路易十四之古风！

县上只一辆“上海”小车最好，当然成了他的专车。即使到城内某干部家赴宴，他也要坐这辆车去——倒不是怕累，而是要显个派头。要办事的人，只要找到那辆车，也就找到了张有智。

实际上他最花费精力的是保养自己的身体。不是通过锻炼的方式，而主要是吃滋补药品。人们经常看见他那辆黑色“上海”牌小轿车停在名中医顾健翎老先生的门口。

前不久，顾老先生到省里去开政协会——他是省政协委员。就在顾老走后的几天里，张有智感到自己四肢无力，甚至腔内像是被挖空似的都没劲把气吸进去了。

他慌了。顾先生不在，他赶忙让司机把先生的一个“门生”接到自己家里，为他号诊看病。

顾先生的门生是个二十几岁的年轻大夫，刚从省中医学院毕业。因为他是大学毕业生，尽管人年轻，但张有智还是把他叫来了——他相信学问大，医术也自然高明。

这位年轻大夫是本县人。第一次为原西县的“一号人物”看病，不免有点受宠若惊。

诊断为“气虚”。

可想而知，虚症要补，因此人参、鹿茸、枸杞、黄芪、蛤蚧全用上了。

接连几副补药下肚，张有智感到“气虚”稍有好转。不料，紧接着发生了一个大病：他感到喉咙和胸腔里到处沾满了黏痰，可是连一点也吐不出来！

年轻中医依然按“气虚”给他开名贵补药。张有智越吃越感到痰吐不出来。他为此折磨得白天晚上都在用劲地“吭”着，但连点痰丝丝都吭不出来。

这真把人难受坏了！晚上他吭得睡不着，常常把被褥从炕上挪到脚地上，又从脚地上挪到炕上。他甚至歇斯底里骂孩子，神经质地抱住老婆哭鼻子。他记起了一句乡俗话：女人怕哼，男人怕吭。天啊，难道他得了不治之症？

正在这时，地委又下文把他的县委书记也给免了。

对张有智来说，这是雪上加霜！

他知道，这是不讲情面的呼正文对他下了“刀”。尽管众人对田福军姑息张有智有看法，其实有智对田福军也是一肚子怨气。本来他想当地委组织部长，结果田福军没任命他。哼，原来在原西都是一级领导，你当了地委书记，我当不上个副书记副专员，连个组织部长也不能当吗？这是平调，又不是提拔！如果他是组织部长，呼正文现在能这样砍切他吗？

张有智既得病又丢官，简直痛不欲生！

贤惠的妻子劝慰他说：“你不要生闷气，官又不是老先人赚下的，不当就不当。不管怎样，身体要紧！赶快到省里去检查一下！”

张有智只好听从了妻子的劝慰，准备马上起身去省城治病。

他还没动身，顾健翎老先生开会回来了。

张有智先放弃了去省城的打算，赶快找这位老神仙。

顾先生号完脉，让他把舌头伸出来。老先生探头瞧了瞧，说：“你到镜子前看看你的舌头。”

张有智在镜子里看见，他的舌头竟黑得像一块焦炭。他大惊失色地问顾老：“这是不是不治之症呀？”

老先生笑了笑说：“你不要紧张。这是恶热所致。像你这样的好身体，根本不敢大补。我刚才看了小杨给你开的方子。他弄错了。你先前感到的四肢无力，吸气不畅，主要是活动太少，且又过食……俗话说，黄连治好病无功，人参吃死人无罪啊……”先生说着，便给他开好了方子。

张有智接过方子，大吃一惊。顾老的方子只有两味极普通的药：生地五十克，硼砂零点五克。

虽然药钱只花了二角八分，但第一剂药下肚，那发绿带黑的黏痰就接二连三地吐出来了！

张有智兴奋得暂时忘记了免职一事，跑到没人的马路边上，痛快地吐出一口又一口浓痰，然后蹲下百感交集地看半天。这该死的痰啊！为了更清楚地看见他吐出来的确实是痰，他竟然把最浓的一口吐在了路边一根水泥电杆上。直到以后的几天，他还不止一次到这根水泥电杆前来“欣赏”那堆脏物。

这一天，他感到身体不错的时候，门里进来一位穿西装的人，笑嘻嘻地说：“张书记，听说你病了？”

张有智认出这是柳岔乡闻名全县的“农民企业家”胡永合。这人曾经给他送过一根特别好的“高丽参”和其他一些东西。

“我已经不是什么书记了！”张有智让他坐下，问，“有什么事哩？”

胡永合讪笑着说：“没什么……就是……”

接着，这位“农民企业家”就迫不及待地把他准备和省电视台合拍《三国演义》的事，又天花乱坠说了一通。

“好事嘛……”张有智漫不经心地说，“我已经不管事了，你去找周文龙和马县长谈谈……”

这时候，胡永合从黑人造革皮包里拿出五盒高级滋补品“人参蜂王浆”要给书记留下。

张有智一看见“人参”二字，就像看见了毒蛇，恐怖地手一摆：“你拿走！赶快拿走！以后再不准搞这一套！”

胡永合见书记是这个态度，一下子慌了。他盘算，这人大概是刚被免了职，心情不好才对人这么不客气。以前……唉，他来得实在不是时候！

胡永合赶忙收起“人参蜂王浆”，有点狼狈地退出了张有智的家门。

但不屈不挠的永合马上决定去找马县长汇报他的“事业”；他一定要让县上更加认识他是个人物。尽管周文龙是正县长，但他决不会去找他。这小子当年在柳岔当主任，说他搞投机倒把，组织人批判过他好几次。哼，这号“四人帮”分子还当县长哩！

胡永合和马县长同样是熟人——他也曾送过他一根“高丽参”和几瓶真假难辨的茅台酒。

当胡永合走进马县长的办公室时，马县长正和几个中层领导人谈话。他先让他坐在椅子上等一等。

常务副县长马国雄虽然年龄比张有智还大一岁，但看起来精神和过去一样昂扬。他身体肥壮，红光满面，穿一身深蓝带条纹的西装，还结着领带，看起来蛮像个“改革型”干部。国雄即使在办公室里也戴着墨镜，观者只能看见他的一张阔脸和一口结实的白牙。

办公室里的几位中层干部分别是：县乡镇企业局局长徐治功；城关镇镇长刘志祥——此人曾在柳岔当过周文龙的副职，胡永合也认识。另外一个是石圪节乡乡长刘根民。

这几个人是和马县长商谈关于在省城合资搞土特产销售中心的。

本来，由乡镇企业局徐治功出面撮合，城关镇和石圪节乡准备联合在省城租二亩地皮，搞个土特产销售中心。但马国雄知道后，硬要县上也插一手；将来盈利，县上要从中抽三成。乡镇抗不过县政府，只好委屈认了账。

现在，这几个人商定，明天就动身去省城洽谈租地皮的事。

临毕，马国雄指示：刘志祥和刘根民都跟徐治功坐乡镇企业局的吉普车；县政府那辆小车要拉他和他的老婆娃娃。本来那点事不需要马县长亲自跑一趟省城——他主要是想借机带家属去逛一回大城市。

事情说完后，那三个中层领导就告辞了。

胡永合马上把张有智拒绝接受的五盒“人参蜂王浆”掏出来，放在马县长的办公桌上。

马县长没有拒绝。他眉开眼笑将五盒“补药”放进了他的文件柜。

胡永合又把一条“良友”烟搁在马县长文件柜后面的小桌上，这才把拍《三国演义》的事向他吹了一通。

“好！好！好！”

马国雄一连说了三个“好”。

“我看你能当咱们县的文教县长哩！”马国雄接着又抬举这位“农民企业家”。

“怎不能当？共产党的官，给了谁，谁就能当！”胡永合狂妄地说。

马国雄竟然点头表示同意胡永合的看法。

也是！他本人不就是一个证明？

第四十六章

寒露前后，大牙湾煤矿周围的山野，许多乔灌木的树叶就开始发红了。这时间，满山遍野如同花团锦簇般艳丽。大片深深浅浅的红色耀眼夺目；到处都像燃烧起熊熊的火焰。

雨季结束后的天空纯净而湛蓝。糜谷黄了。苹果在枝头如羞涩的少女露出红艳艳的笑脸。有些性急的雁群，此时已经从鄂尔多斯茫茫的草地里飞来，嗷嗷地掠过清净如水的天空，到南方寻找温暖去了……

这样的大好时光常常使人不由生出许多莫名的激动来。

孙少平上井以后，如果是白天，他总会迫不及待地走出矿区，走向如火如霞的山野之中。

他面对满山红叶，回首往事，默想未来。或驻足伫立于林间小路；或踽踽漫步于溪流河畔。折一枝红叶在手，听万顷松涛澎湃，欢欣与忧伤共生。在这一片无声的热烈之中，人既想流泪又想唱歌……

这样的时候，他就忘记了他是刚从喧嚣激烈如同战场一般的井下上来的。

噢，他现在看起来不像个煤矿工人，倒像个多愁善感的诗人！

难道只有会写诗的人才产生诗吗？其实，所有人的情感中都具备诗情——而普通人在生活中的诗情是往往不会被职业诗人们所理解的。

不必指责一个煤矿工人会产生如此的情调。尽管他们干又脏又累的活，看起来粗粗笨笨，有时候还说脏话，但在他们中间，又有多少外人所不了解的丰富的内心世界和细腻的心理情感呢？

孙少平在这红叶如火的山野里想了些什么？

他也说不清楚——这也正如诗人们通常所具有的那种情况。

不过，每当他从大自然的怀抱里返回来的时候，就像进行了一次沐浴似的爽快。这是精神的沐浴。

他的心情因此而格外地好。

最近，生活中还有些值得高兴的事。他已经被命名为铜城矿务局的“青年突击手”，过几天就去出席表彰大会。他不全是为荣誉高兴，而是感到，他的劳动和汗水得到了承认和尊重。他看重的是劳动者的尊严和自豪感。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人的劳动和创造才是最值得骄傲的。

另外，他最近分别接到了父亲和哥哥的来信，说他梦寐以求的新窑洞已经修建好了。哥哥还在信中详细描绘了这院地方的“气派”和双水村人的“反应”。

他激动得一次又一次想象那地方。只有像他一样从贫困农村走出来的青年，才能深刻体会他为这件事的激动；那地方的荣辱盛衰永远牵动着他的心肠！

现在，老人们终于住进了新窑洞，这了却了他此生最大一桩心愿。

少平也从家里的来信中知道，哥哥已经承包了石圪节乡的砖瓦厂，事业正到了红火处；而嫂子违反目前的计划生育政策，又生了个小侄女，取名为燕子……

妹妹兰香也来信了，说她和那个叫吴仲平的同班同学已经基本确定了关系；说她还去了男朋友家，他父母都待她很好云云。少平只是没想到吴仲平是省委领导的孩子。不过，他既没感到“荣幸”，也不为兰香担忧——他的妹妹谁的儿子也配！

他当即决定，给妹妹每月寄的钱再加十元。他知道，妹妹有了男朋友，也就有了社会交往，总得多些花费。她现在还没有结婚，除过上饭馆，她不应该花男朋友的钱。不知她懂不懂这一点？她会懂的！他想。

几天以后，他便以“青年突击手”的身份，到铜城去参加了那个表彰大会。会议只开两天，他也没认真参加，而到街上逛着看能给明明买个什么东西。他每出门，无论到铜城，还是到省城，首先想的就是给明明买个什么。明明也习惯了他的“习惯”，每次只要他从外面回来，他首先就问：“叔叔，你给我买了什么？”说着便自己动手在他的提包或衣袋里翻起来，惹得惠英嫂常怨他给他惯下了“坏毛病”。这没有办法。他和明明之间建立了一种无法言传的感情。说实话，他对哥哥的虎子也没这样厚爱过。

让少平高兴的是，他在广东来的一个小商贩手里买到了一个香港出的儿童书包。这书包式样新颖不说，面料是十分考究的丝绸，有一种波光闪闪的细腻质感。他同时也买到了明明嚷嚷了多时的彩色铅笔。另外，他还给“小黑子”买了个铜铃铛。这也是明明盼望已久的东西；他说人家孩子的狗脖项里都拴这么个铃铛……

会议开完以后，少平就满意地带着他给明明买的礼物，以及局里奖给他的奖状和其他奖品，回到了矿上。

到大牙湾正是中午刚吃完饭的时光。他知道他的班是晚上十二点下井，现在人都在地面上。

他先找到他的师兄兼下属安锁子，问了他走后这几天的生产情况。安锁子说都好着哩，就是他把一个协议工在掌子面打了一顿。

“谁叫你打人哩？唉，你呀！”少平抱怨他的师兄。

“那小子头茬炮放了，还在回风巷里睡觉，我就……嘿嘿……”

“打得重不重？”少平着急地问。

“不怎重。鼻子口里流了点血……”安锁子龇着牙不在意地笑了笑。

“能不能再下井？”

“怎不能？澡堂子里还给我巴结了一根带嘴纸烟哩！”

孙少平也就没再管这事。井下不好好干活，挨几个耳光子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他先回宿舍把自己的东西放下，就匆匆向惠英嫂家里走去。他没有吃午饭；惠英嫂肯定给他准备好了——她知道他今天中午回来。

孙少平带了给明明买的东西，沿着二级平台上的铁路线往东，一直向那个熟悉的院落走去。

上水管旁的小土坡时，他就看见了那一串串爬出院墙的紫红色的牵牛花和结子的沉甸甸的向日葵的圆盘。啊，每次走向这个院落，他都有一种按捺不住的激动。这里，是他心灵获得亲切抚慰的所在；也有他对生活深沉厚重的寄托。这个院落啊！

少平进了惠英嫂的家门，见饭桌上的菜用碗扣着，酒杯搁在了老地方——惠英已经为他准备好了午饭。

只是他进得门来，看见明明正哭着，惠英嫂急得撩起围裙不停地擦手；而“小黑子”蹲在明明旁边，朝惠英“汪汪”地叫着，显然是嫌她惹小主人生了气。

“怎么啦？”少平把装东西的提包搁在柜台上，弯腰抱住了明明。

“他说下午学校开什么运动会，其他孩子的家长都去喊‘加油’，硬缠着让我也去。可我下午要上班……”惠英嫂絮叨说。

“你不会请个假？人家大人都去为自己娃娃喊‘加油’，就没人给我喊！”明明一边哭，一边嚷着对他妈说。小黑子也在旁边“汪汪”叫着帮腔。

“叔叔下午不上班，给你去喊‘加油’！”少平说。

明明一下子不哭了，笑着连眼泪也顾不得揩，就用两条胳膊搂住了他的脖项。小黑子将两只前爪搭在他肩头——这通常也是一种欢欣的表示。

惠英转过身，悄悄揩掉了眼角的两颗泪珠，然后就拿起了酒瓶倒满杯子，脸上是那种想哭的笑容，招呼让少平吃饭。

“先别忙！”少平说着，便从柜台上取下提包，掏出了他为明明买的那个漂亮的书包和两打彩色铅笔。明明高兴地跳了几跳，嗷嗷价欢叫起来。

“你又惯他……”惠英嫂虽然这样说，但脸上露出由衷的喜悦。

接着，少平又拿出了给“小黑子”买的铜铃铛。惠英赶紧从箱子里翻出一条红带子，于是一家人都动手，说笑着把那个铜铃铛拴在了小狗的脖子里。

“走一走！”明明命令小黑子说。

聪敏的小狗真的在脚地上走起来，那铃铛便发出怪中听的声响。

由于少平的到来，使这个刚才还不愉快的家庭很快充满了欢乐。

吃完饭后，惠英嫂赶着去矿灯房上班。少平就和明明以及小黑子，一块相跟着去矿小学。明明穿上了他那套天蓝色带白杠的运动服，显得挺神气。小黑子吐着舌头，在他们前后乱跑。他们沿着铁路，通过选煤楼，来到西边医院下面的小学大门口。

在校门口遇到了一点小小的麻烦：门房老头不让小黑子进去。

明明都快急哭了——他很想让小黑子也进去为他加油。

少平好说歹说，最后给那老头敬上一根纸烟，并且亲手划火柴为他点着，老头才为小黑子开了“后门”，让它进去了。

今天这学校实在是热闹！孩子们穿上了漂亮的运动衣，都有母亲或父亲前来为他们喊“加油”。矿工们对孩子的溺爱十分出格——他们艰苦生活中的许多安慰都是孩子带来的。如果是大城市的小学，此类活动大概不会有家长前去助兴。但对矿工们来说，孩子的这类活动似乎是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岂有不来为娃娃喊“加油”的道理！因此，有的人为了满足孩子的愿望，竟连班也不去上，专门误一个下午来参加这个“运动会”。

有人认出了孙少平，奇怪地问：“你怎也来了？”

少平只好如实说：“我是为王师傅的孩子来的。”

这些人“噢！”一声，表示出一副“恍然大悟”的神色。

少平不管这些。他知道，关于他和惠英嫂之间的长长短短，早有人传播开了。煤矿说两性之间的事，就像说市场上的菜价一样，说者听者都不当一回事。

在小学大操场上，用白灰画出了许多道道和圈圈。比赛有各年级的跳绳、跑步以及孩子们的各类运动项目。

二年级的比赛项目是：女孩子跳绳，男孩子赛跑。

明明参加的是五十米赛跑。

开始前，少平一再叮咛他：不要向两边看，只管往前跑！

当孩子们在起点上各就各位后，他们的家长也分别集中到了跑道两边，紧张得如同自己在参赛。少平带着小黑子也挤在人群中，准备为明明喊“加油”。

口令一下，孩子们就争先恐后跑开了。两边的大人们也在跑道外撵着娃娃们跑，并且嘴里叫着自己孩子的乳名或官名，给他们呐喊助阵，声音响彻了云霄。

少平和小黑子相跟着奔跑，嘴里不断喊叫：“明明，加油！明明，加油！”这一刻里，他似乎也变成了孩子，专注而狂热地渴望一种胜利！

明明小胸脯一挺，第一个冲过终点。

随即赶来的少平一把抱住他，笑着，喊叫着，滚在了一起；小黑子也扑上来，和他们乐成了一团……

当明明骄傲地站在冠军台上，领取那张奖状和一个塑料铅笔盒时，少平的眼睛都潮湿了——这比他自己领那张“青年突击手”的奖状更激动！小黑子竟然蹿上了领奖台，前爪搭在明明身上，用舌头舔他的手，逗得全场一片大笑。

运动会结束后，他们就像凯旋的士兵一般返回到家中。惠英嫂高兴得不知说什么是好。他们一齐动手，把明明赛跑冠军的奖状贴在了那张“三好学生”的奖状旁。

直到吃过晚饭，天完全黑了的时候，少平才带着一种满足的心情离开了惠英家。

当他走到坡底下的水管旁，却意外地发现安锁子正站在那里。

“你干啥哩？”他惊奇地问。

“我来找你哩！”安锁子手里还提一把电筒。

“什么事？”

“黄原来个人，说找你哩！我寻思你大概在这里……”

谁呢？

少平一时想不起黄原谁会来找他。

“你刚到这儿？”他问安锁子。

“我来好一阵了。”安锁子咧嘴一笑。

“那你为什么不上来找我？”

“嘿嘿……我怕你们正……”安锁子怪眉怪眼笑着，把脸扭到一边。

少平真想扇这家伙一记耳光。他显然是暗示他和惠英有什么不能见人的“勾当”。

第四十七章

来的人是金波。金波没有开他心爱的汽车，而是坐班车来到了这里。这里也不是他此行的终点；他只是路过来看看他的朋友。他的目的地在青海——那个他当年当过兵的地方。

岁月的流逝，似乎并没有给这个青年留下什么明显的痕迹。

瞧，他依然是那么漂亮。白净的脸，浓密的黑发，大眼睛流动着热情的光波。个子当然也没再长，可看起来很匀称。

岁月也没冲刷掉心中的伤痕。

八年过去了，他的梦魂还在远方的那片草原上游荡，寻找失落的马群和那个黑眼睛红脸蛋的牧马姑娘……

他和少平一样，今年二十六岁了。

二十六岁，不仅到了谈恋爱的年龄，甚至也可以结婚了。

他仍旧孑然一身，只和汽车为伴。

几年来，他也和别人介绍和自己认识的几个姑娘谈过恋爱，但最后都“吹”了。不是姑娘们看不上他，也不是这些姑娘不出色，而是他常常在快要“成功”的时候，一种深深的痛苦就开始强烈地折磨他。他不由痛心地想起了那个藏族姑娘。他似乎看见她正在那遥远的地方，深情而忧伤地望着他，唱着那首令人断肠的青海民歌。

结果，他一次又一次用冰凉的态度拒绝了那些热心爱他的黄原姑娘。

多年来，他一直保持着那个习惯：用藏族姑娘留给他的白色搪瓷缸每天泡着喝一杯茶水。对他来说，这几乎成了宗教仪式。有时候，他也会在黄昏中爬上城边的山峦，热泪涟涟地反复唱《在那遥远的地方》……

是的，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他心爱的姑娘。他不能忘记她。这是永远的爱，永远的伤痛！

爱，就能使一个人到如此的地步。一次邂逅，一次目光的交融，就是永远的合二而一，就是与上帝的契约；纵使风暴雷电，也无法分解这种心灵的粘结。两个民族，语言不通，天各一方，甚至相互间连名字也不知道……真是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吗？

世界上又有多少事不可思议！而最不可思议的正是人，人的感情。

但是，金波不可思议地谈一个“吹”一个，首先让他的父母万分焦急。尤其是他和两个普遍认为打着灯笼也找不见的黄原姑娘“吹”了以后，他父母先后急得都当着他的面哭了——因为姑娘都已和老人们建立起了一家人的那种感情。

“你倒是个什么值钱人嘛！”他父亲说。

“你倒究要个什么贵人呀！”他母亲说。

他不是什么“值钱人”，他只是个汽车司机。他也不稀罕什么“贵人”，他只是愿意和那个牧马的藏族姑娘生活一辈子。

可是，她只是一个保持在自己心灵深处的姑娘……

我心爱的姑娘，你此刻在哪里？你是否还珍视那些永远不会淡忘的甜美日月？你，还唱那支歌吗？如果还在唱，那么，你现在又是唱给谁听呢？是仍然唱给我听吗？我也在不息地唱这支歌——永远唱给你听！你是否在倾听我的歌声？愿你听见这支歌，听见我心灵的呻吟和飞溅着血泪的呼唤……

痛苦的金波在父母的压力下和那种无时不有的自我折磨，都快使他精神失常了。有一次，他要去包头，却在无定河的桥头弄错方向；一直朝山西那边开出一百多公里，才发现他“南辕北辙”了……

就在前不久的一个夜里，他突然梦见他又回到了八年前的那片草原，并且在军马场的门口，和他心爱的人相逢在一起。梦中的藏族姑娘已经学会了汉话。她伏在他胸前，哭着说，她一直在等他；为什么他这么多年不来找她……

金波醒来之后，发现他的枕巾被泪水浸湿了一大片。

虽然这是一场梦，但他突然得到了一个启示：真的，他为什么不到青海去找他亲爱的人呢？她说不定在他走后，又调回了那个军马场；而且真的像她梦中所说，她一直在等着他！

这也许是上帝的旨意——用梦的形式向他昭示幸福之路！

对，我要立即动身，去青海，去那片梦牵魂萦的草原！

金波像着了魔似的，马上请了假，把他个人的全部存款取出来，就带上那只白搪瓷缸子——这惟一的信物，离开黄原，踏上寻找青春和爱情的旅途。他是那样心切，只准备在少平这里停留一下，连省医学院的妹妹也不去看望，就直接搭乘西行的列车，奔赴青海……

因为金波第二天早晨就要离开大牙湾煤矿，当天晚上孙少平就没有去下井。

他先陪他的朋友到矿区那家最好的饭馆吃了饭。他自己已经在惠英嫂家里吃过了，只是陪金波喝酒。

饭后，他们先没有回宿舍去。两个人顺着马路，在矿区中心转了一圈。少平还引他到井口看了看。

然后，他们沿着铁路线，肩并肩慢慢朝西走去。他们一边走，一边谈论各式各样的事。多时不见面，两个好朋友有拉不完的话。朋友之间的亲密感情，往往要胜过父母兄弟之间的感情。

两个朋友不知不觉走出了灯火辉煌的矿区，来到野外的一条小土路上。月光朦胧地照出了收获过庄稼的土地。无风的秋夜凉意中给人以洁净清爽的感觉。

“但愿你能如愿地找到那位藏族姑娘。我等着你的好消息！”少平吸着烟，祝福行走在他旁边的金波。

“唉，你大概会以为我发了疯，为一个几乎可以说是陌生的少数民族姑娘，苦苦思念了七八年，如今又像堂·吉诃德一样不远万里去寻找她……”

“我怎么会那样想呢？你记得，去年夏天，我的晓霞已经死了，我仍然发疯地回黄原去赴我们当年订下的约会。而那位藏族姑娘仍然活在这个世界上，你为什么不去寻找她呢？你本来早就应该这么做了！人为了爱情和幸福，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是值得的！”

金波激动地用胳膊紧紧搂住了少平的肩头，说：“如果晓霞还活着，我又找到了我心爱的人，那咱们这辈子活得该多好啊！”

“我现在只能盼望你如愿地找到那姑娘。我们之间总应该有一个人获得完美的爱情……”少平说着，眼里似有泪光闪烁。

金波沉默了一会，问：“你现在有自己喜欢的人吗？”

“说不清楚……”少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回答这个问题。

“有件事，我早想对你说了，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金波掏出一支烟，往正在燃烧的那支上接。

少平停住脚步，疑惑地看着他。

“去年夏天你离开黄原后，我就想，也许我妹妹可以和你在一块生活……”

少平震惊地呆住了。

半天，他才说：“秀不是已经和养民好了吗？”

“有这事。她起先写信问过我一些养民的情况。我如实告诉她，顾养民是个很好的人。可是后来，秀一直犹豫着没有答应顾养民。她说尽管顾养民各方面都好，但她不喜欢他的性格和气质。她说她希望找一个像你一样的人，而不管这个人是干什么的……正是这句话，才使我产生了向你提这件事的想法……”

孙少平感动地看着他的好朋友。他不仅为他的好意感动，也为他们的成长和成熟而感动。是的，他们过去怎能想到，今天他们会进行这样一种谈话呢？

“如果你……不反对，我可以对秀说这件事。”金波用目光询问他。

“别这样，”少平说，“我一辈子是个煤矿工人，秀是医学院的大学生，这样会毁了她的。我这样说，并不是出于世俗的考虑，而是从客观现实出发。再说，我知道养民对她爱得很深，秀也不是完全不喜欢他；他们的结合才是合理的……”

“合理？”金波不解地问。

少平点点头。

这样，他们就不再提说这件事了。两个人折转身，又慢慢往灯火闪闪的矿区走去……

这一夜，两个人就一块挤在少平的床上。

他们几乎通夜没合眼，从过去说到现在，从一个话题又转到另一个话题，一直兴奋地说到天明。

天明以后，金波就搭上去铜城的公共汽车，离开了大牙湾煤矿。两个人在汽车旁约定，如果金波找到了那位藏族姑娘，返回时他们将一块再来这里看望少平……

金波坐火车到省城后，连火车站也没离开，就又搭上了西行的列车。

列车在向前飞驰，穿过宝鸡，穿过兰州，穿过无边的山峦，驶向青海。

思绪逆着时光在向后倒退，退回流逝的岁月，退到当年，退到那片绿色的草原和那些个红霞艳艳的傍晚……

金波带着那个搪瓷茶缸，带着一颗狂热执迷的心，眼里含着酸楚的泪水，风尘仆仆，来到了青海。

他在西宁下了火车，即刻又搭上驶往当年部队驻地那里的长途汽车。

随着目的地越来越近，他在车厢里激动得坐立不安。

已经瞭见了远方地平线上那一列列戴雪冠的山脉。无边的草原在视野中一直铺向天边。深秋的草原已经开始发黄了。

一切都是那样熟悉！马群在哪里？为什么没有听见那支歌？

他百感交集，脸紧贴着车窗玻璃，难以相信他真的又回到了这地方。

当金波来到当年的部队驻地时，大吃一惊：呀！这里竟然变成了一座小镇？

他看见，一片密密麻麻的房屋和几座大楼组成了一个繁荣的市镇。一条街道通过镇中心，两边是各种小店铺。街上行走的人，有藏族，也有汉族。像内地一样，到处都有出售衣服的小摊贩，竹竿上挑挂着从全国各地流来的时新服装，花花绿绿，在深秋的冷风中飘扬招展。卖小吃的生意人吆喝声四起。

部队的营房呢？军马场呢？

营房还在。不过，大门口挂着一块贸易货栈的牌子。军马场已经不见了踪影，而变成了一个交易牧畜的场所。

金波站在当年熟悉的地方，面对着眼前陌生的一切，恓惶得真想哭一鼻子。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此行的愿望就要落空。不，也许他亲爱的人现在就生活在这个市镇上。他发现这里有许多藏民。他已经留心过街上的那些藏族姑娘，看是否能意外地发现他要寻找的人。

他在一个小旅馆里住下来。然后，便立刻跑到各种机关去打问他当年的部队和那个军马场的下落。

没有人能回答他的问题。

当别人听说他要找一个连名字也不知道的藏族姑娘时，都忍不住笑了。

大概有人发现他不太正常，第二天晚上就有个民警找到他旅馆的房间来，详细查看了他的证件，并询问了有关的问题。

这位民警听了他的叙述，感到十分惊讶。不过，他看来受了点感动，答应帮助他查问一下他要找的人。

三天过去了，金波仍然一无所获。他自己几乎跑遍了镇上的所有单位，在街头辨认了所有往来的藏族姑娘，但没有发现他要找的人的任何一点踪迹。他只有寄希望于那位民警了。

又过了一天，民警来告诉他：这里没有他要找的那个人。

“那么，军马场迁到哪儿去了呢？”金波含着泪问民警。

“这个军马场早就撤了！”民警说。

金波感到整个草原都旋转起来。

他绝望了。

但他又迟迟不愿离开这个小镇……

他每天都在草原上踉踉跄跄地漫游。

他长久地立在那个小湖边，立在白花花的盐碱地上，望着深秋碧蓝的湖水，热泪在脸颊上淌个不停。波涛轻轻舔着他的脚尖，水鸟在空中盘旋飞翔。远方，草原、山脉、落日、晚霞，仍然是当年的景象。天空是永恒的，大地是永恒的，幸福却流逝了。是的，流逝。他真想喝令时光再退回到当年，让他重温自己一生中再不会有的青春和幸福……

别了，草原！别了，雪山！别了，我亲爱的姑娘！无论你此刻在什么地方，我都向你祝福；祝福你美满地生活在人间。我会永远珍藏着你的微笑，你的歌声，一直到我闭住眼睛的那一天。我同样会不息地唱那支歌，那支青春和爱情的歌；愿你听见这支歌。我仍然在焦渴地企望，某一天，甚至我们已白发苍苍，我们或许还能相见；如若不能，哪怕是在梦中，或在死后的另一个世界里……别了，我心上的人啊！

一切都结束了。他告别的是人生整整一个段落。青春之花，永远地凋谢在了这片草原上。这是壮丽的凋谢。他失去的，也正是他收获的。在他那深情而富有的心灵土地上，怎么会没有绚丽的花朵重新开放呢？

他终于决定明天离开这个小镇。

当天傍晚，当夕阳沉落，满天飞起霞光的时候，他忍不住心潮澎湃地来到当年那个老地方。他曾在这里观看归牧的马群，和她对唱那支燃烧的歌。现在，这地方已经是一个小小的十字街口了。

他遥望着远方，竟然又忘情地唱起了那首歌——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位好姑娘；

人们走过了她的帐房，

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

…………

他立在十字街口，泪流满面地唱着这支没有回声的歌。许多过路的藏汉行人，都惊奇地驻足而立，听他旁若无人地歌唱。人们多半认为，这是一个外地来的精神病人。不过，他却把这支美丽的歌儿唱得如此让人揪心啊！

第四十八章

上海。

入夜的南京路和外滩成了灯火的世界。灯火是变幻莫测的，正如这个城市的生活一样。

亚洲大陆和太平洋衔接处的这个大都会以热情兼冷酷而闻名全球。它是一个庞大的蜂巢，一个复杂的矛盾体，混乱而井井有条；令人神往也让人望而生畏。它是排外的；却把友谊之手伸向四面八方。它是那样精细，为一分钱一根菜一两肉斤斤计较；它又是那样慷慨，把它巨大的财富和创造力与五十六个民族十亿人口共同分享。上海啊……

入夜的上海和白天一样热闹，甚至比白天还要热闹。

外滩现在成了情侣们的世界。外地人在伟大的上海面前，各方面都由不得自惭形秽；但也有值得骄傲之处——比如，男女青年谈恋爱的地方总要比上海宽敞。瞧，包括那个巴掌大的“黄浦公园”在内，双双对对的情侣们拥挤得像煮饺子似的稠密。能在马路边占一席之地绝非易事。尽管人挨人，但亚当夏娃们拥抱亲吻旁若无人。远处，江海相汇的浩瀚水面上，轮船的声声汽笛在向甜蜜的外滩祝福。

夜间十二点左右，这个“伊甸园”的爱情潮水有所减退。但仍然还有不少青年男女在萧瑟的秋风中火热地依偎在一起。

这时候，从繁华的南京路口走出一个手提破人造革皮箱的人。他头发零零乱乱，脸上带着明显的风尘之色。衣服穿得不伦不类，既时髦又土俗，既不像夏装又绝非秋衣。从外观上一看便知道这不是本市人。再细看一下，也不是南方人。从衣着神色判断，多半像来自北方的小本生意人或者纯粹的流浪汉。

借着马路上的灯光，我们才渐渐认出：这不是王满银吗？

这的确是王满银。

哈呀，罐子村的这个逛鬼怎么又逛到这儿来了？

这是他的“职业”——为什么就不能逛到这儿来？几年里，他不知多少次来过这个大城市。岂止是这里！全国哪个大城市他没逛过？他甚至都逛到了沙头角；如果不是人家拦挡，他说不定就走了香港。哼，要是到了香港的话，他王满银就和中国“拜拜”了，这阵儿还不知在哪个国家呢！

他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直逛到了现在。他既不讨吃，也不偷窃，而是个生意人。

可是好多年来，除过手中拎着的这只破人造革皮箱和怀里的一片简易计算器外，他仍然等于一无所有。他只是在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买些廉价的袜子、手帕、针头线脑和其他小玩艺儿，然后到北方一些乡村集镇高价出售，勉强混着没让自己饿死。

像往常一样，他一旦逛到门外，脑子里就很少再想起罐子村的那个家。他一年四季无忧无虑浪迹祖国大地，过着那种虽说捉襟露肘却也悠然自得的日子。

只是每年临近春节，全国掀起回家高潮的时候，他也才匆匆忙忙提着那只破皮箱，给儿女买点小礼物，赶回到罐子村。年节一过没几天，他的两只脚片就发痒，于是又提起破皮箱跑出来了……

说实话，这小子逛门外也够受罪了。身上常装不了几个钱，到上海这样的城市，无异于一个叫化子。在南京路的那些大商店里，他只能买点不值钱的东西。他最羡慕那些操着生硬汉话的维吾尔族生意人，一买就是整卷整卷的高级布料，钱都是用大箱子提着。

另外，还有个“性”的问题。他一年四季基本等于打光棍。广州上海倒有的是拉客女人，但他和这些女人睡不起觉。尤其是广州，那些女人还要外国钱和港币哩！去他妈的，老子连人民币也不揣几个！

至于吃饭睡觉，他能凑合就尽量凑合。天暖和好说，任何地方都能睡觉；天当被子地当毡，怪美气的。天一冷就麻烦了。一般到了秋冬，他总是像候鸟一样往比较暖和的南方跑。

南方也不暖和啊！像现在这样的季节，一入夜，呆在上海也够冷的。

他这次来上海，是买一些较为厚实但又廉价的袜子——因为北方开始冷了。

袜子已经买好，就在手里的破皮箱中装着。

可是，买过袜子，他身上就不剩几个钱。如果他要住一两晚上旅馆，几乎连回北方的车票钱也不够了。因此，他现在才逛到了外滩。根据夏天的情况，这是个彻夜谈恋爱的地方，在这里过夜似乎没人管。他已经买好了明天的火车票，心想在这里凑合到天明，还能节省几个旅馆费。

提破皮箱的王满银来到外滩，虽然是深秋，又到了深夜，但他看见还有不少抱成团的男女。看到人家都搂搂抱抱，王满银感到心烦意乱。但正因为有这些红男绿女，才可以掩护他在此处度过这难熬的一夜。

王满银来到公园外墙根旁一丛叫不上名字的树下，放下那只皮箱。他自己也跟着坐下来。

本来，他想双手抱头伏在腿膝盖上迷糊一阵儿，可眼睛又不由挨个观察那些勾肩搭背、没完没了亲嘴的男男女女；直看得他浑身筛糠般发抖，直吧咂嘴。

“你在这儿干什么？”

王满银正看得入迷，却听见有人问话。

他扭过头一看，原来面前站着个警察！

他慌了，支吾着，掏出了揉得皱巴巴的原石圪节公社的介绍信，以此证明他不是个歹徒。至于“你在这儿干什么”的问题他却不好回答。

“我在这儿歇一会！马上就回旅社呀！”王满银急中生智，提起皮箱就站起来。他生怕再磨蹭一会，被这位警察带到“局子”里——他还忙着要回去卖他的袜子哩！

警察见他准备离开，而“手续”又是合法的，也就没理他。

满银狼狈地赶紧就走，做出一副回那个虚构的旅社的样子。

一路上，他大为不满地想：哼，什么警察！不去管那些亲嘴的人，来管一个老老实实坐着的人！这方面上海就不如小地方！在他们黄原，警察一到晚上，就专门撵着管这些谈恋爱亲嘴的人！决不会管他这号人！哼……

但不论怎样，他今晚上又到什么地方去过夜呢？

王满银骨子里是个胆小人。他尽管对警察不满，但又很怕警察。他不敢再在街上打过夜的主意了，决定忍痛破费去住旅馆。

他当然找了个最破烂的旅馆——反正过几个小时天一明，他就坐火车离开了这个该死的城市。

王满银进了那个刚能展起腰的旅馆房间里，把箱子扔在地上，先为自己倒了半杯白开水。他喝了几口热水，让身上的寒气散了散，然后又用暖壶里剩下的那点热水浇湿了干毛巾中间的一片，擦了把脸。

现在，他疲惫地叹息着，坐在那张油漆剥落的小桌前。

他呆坐了一会，无意间拿起桌上的那面破镜子，用袖口揩了揩镜面上的灰尘，举起来端详了一下自己的尊容。

他大吃一惊！他发现，镜子里面竟不是他，而是一个陌生的家伙。瞧，眼角额头全是皱纹，两鬓角有许多白头发！

这是他吗？他奇怪地问。

不是他又是谁！

王满银那颗愚顽痴蠢的心，就像被利锥猛戳了一下。

这是我？我老了？脸上有了皱纹？头上有了白发？

他在这镜子前面久久地发呆。

在这寂静的深夜里，这样呆坐着的时候，他耳边似乎突然传来远方猫蛋和狗蛋喊“爸爸”的声音；他恍惚地看见儿女们戴着红领巾和他们的母亲一块立在罐子村的公路边上，在等待着他回来……

他看见镜子里的那个家伙嘴咧了几咧。

这个逛鬼不由伏在桌子上哭开了，鼻涕涎水泪珠子搅混着糊了一脸……

王满银似乎从这面破镜子里才认识了他是谁，是个什么人，过去曾过着什么样的日子。

“我得要回去！”他对自己说。

这个逛鬼猛然间开始想念起了他的孩子、老婆和那个破墙烂院里的家。人啊，真是不可思议！

的确，有时候，往往一个极偶然的因素，就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的生活。

王满银得感谢大上海小旅馆里的这面破镜子。它不仅照出了他的嘴脸、他的衰老，而且也照出了他前半生荒唐而愚蠢的生活。

王满银一旦“觉醒”，也没有太多的心理过程。反正他一下子开始对他过去的生活厌倦了，而立刻想回到老婆和孩子们的身边——他甚至都等不得天明了！

这一夜他无心再睡。他就坐在这张小桌前，尽管脑子很乱，但想的完全是罐子村、老婆、猫蛋、狗蛋……

他真奇怪自己不呆在罐子村家里享福，为什么这么多年逛到外面来受罪呢？两个娃娃多亲！听说念书都很能行。老婆也多好！带孩子种地，侍候他好吃好喝；而且他什么时候想和她睡觉都由着他，何必到外面看人家搂抱亲嘴呢？自己的老婆情愿怎亲哩，还不要花钱！

天一明，王满银便火烧屁股一般急着蹿上了西行的列车。这个一改旧性的人，归心似箭，恨不得马上就回到罐子村。

他下了火车，便跳上了汽车。一路上任何新奇事都再不能吸引他了。

到黄原时，他在东关把那一箱袜子胡乱卖掉，钱全部给老婆和孩子买成衣服，就又蹿上了开往老家的汽车……

逛鬼王满银没到年根而破例在秋天回到罐子村，立刻成了本村的一条大新闻！

又据到兰花家串过门的人回来说，这家伙此次返家不准备再出去逛了。人们更是惊奇不已。

哈呀，这不是半夜里出了太阳？

“狗改不了吃屎！”有人不相信地摇头说。

但是，王满银的确是不准备再出门了。

这个逛鬼竟然真的开始依恋起了这个家。

唉，细细一算，他已经是快四十岁的人，逛了多年门外，逛白了头发，却依然两手空空，一无所有。他又不是个天生的白痴；一旦悔悟，也会像正常人那样思考问题。他现在才意识到，他一生中惟一的财富，就是这个含辛茹苦的老婆和两个可爱的娃娃。现在回想起门外风餐露宿的生活，他都有点不寒而栗，甚至连去黄原的勇气也丧失了。他突然感到自己脆弱得像个需要大人保护的儿童。在他眼里，如今身强体壮的兰花不仅是他的妻子，也是他的母亲。他甚至感到连猫蛋和狗蛋都比他强大。两个孩子说书上的事，他在旁边敬畏地听着。而当孩子们亲切地依偎着他，叫他“爸爸”的时候，他感到“荣幸”并为此而心酸……

过了一些日子，王满银竟然对妻子说：“我也跟你到山里去。”

“甭！你多少年没劳过动，款款在家里盛着！那点地我能种了哩！”

可怜的兰花坚决不让男人去劳动。只要丈夫不再离开她，夜夜搂着她睡觉，这就是她的最大幸福了。现在，别说那些地，就是再给她一些地，她都有心劲种哩！只要满银在她身边，她不仅不让他劳动，还想办法让他吃好喝好。家里好一点的东西她都舍不得吃一口，总是让男人和娃娃吃。她确实也把男人当娃娃来亲——她满心爱他啊！

王满银尽管不是好庄稼人，但在农村妇女的眼里，他是个很有情趣的男人。他性格活泼，爱耍爱笑，唱起信天游来嗓音震得崖坬坬响。正月里闹秧歌，鼻子上画块白，身上斜挂驴串铃，手里甩着蝇刷子，能把人笑死！

当然，夜里的炕上生活，他也能让兰花心满意足。

满银如今也对妻子产生了一种缠绵感情——这是长期单身生活的自然结果。真的，要是兰花白天出山去劳动，他呆在家里还怪想她哩！

因此，他不听妻子的劝说，硬跟着她出山去了。当然，他已对农活相当生疏，又确实吃不下苦，也干不了什么活。他只是在妻子劳动时，中间跑回家给她提一罐喝的，或拿一点吃的。要么，就给她说些外面的新奇事，说些怪话，或唱一段子信天游。兰花高兴得都忘了劳累。有时候，这个二流子也转悠着在附近的地里捡一点柴火。他就像一只老绵羊，天天跟在妻子身边。这使我们想起几年前狗蛋跟他妈出山的情景……

每天傍晚，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兰花肩着劳动工具，王满银胳膊窝里夹着几根他捡来的柴火，夫妻二人就双双从山里往家走；王满银一路上还咧着嘴唱信天游哩！

到家以后，兰花做饭，满银烧火，儿子狗蛋趴在小桌上做作业。女儿已在石圪节上初中，星期六才回家来……

王满银收心务正的“事迹”立刻传遍了东拉河一带的村庄。据说罐子村的土艺术家王明清已经把满银的事编成了秧歌剧，准备春节作为罐子村在石圪节乡汇演的压轴戏；同时还听说王满银自告奋勇要演他自己！

孙玉厚全家人也都知道了王满银的情况。玉厚老汉虽然对这个“坏松”女婿照旧满怀怨恨，但心头总算舒展了一些。不过，自女婿回来，他还没去罐子村——他的别扭情绪也许得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消除。

但少安却到姐姐家走了几趟。他对姐夫的归来感到高兴。尽管王满银劳动不行，但总可以使姐姐的日子过得不再寂寞。少安很了解姐姐，她对这个逛鬼的感情很深。再说，两个外甥都大了，又都是好娃娃；只要姐夫不再出去瞎逛，这个家还是完整的。

后来，少安看姐夫确实有回心转变之意，心想能不能让他到他的砖厂去干个什么事呢？他知道这个二流子也干不了什么活，但只要去立个桩桩，他就可以给他开一份工资——某种程度上等于给姐姐家一些资助。反正这是他的砖瓦厂，他情愿让谁来干活哩！

当他把这件事给姐姐和姐夫提出来后，王满银高兴地说：“我去！我歪好还识几个字着哩，写写算算都能来几下！”

兰花当然不反对。她知道把丈夫交给大弟去“管理”，放心着哩！

这样，王满银就在石圪节他小舅子的砖瓦厂“上班”了。当然，少安不会让他去做那些“写写算算”的事；也不敢让他去跑“外交”——他生怕他又跑得不见了踪影。他让满银去大灶上做饭。虽然伙房不再需要人手，但少安压根儿也没把王满银当人手使用，只是应个名义，拿一份工资罢了。

不料，没过多少日子，王满银却在伙房里真的干起活来了，而且干得相当卖劲；除过烧火切菜，竟然还学会了蒸馒头！

孙少安十分高兴，把他的一辆新“飞鸽”牌自行车也送给了姐夫。于是，每天吃过晚饭，王满银就用自行车把石圪节上中学的猫蛋带上，回罐子村和老婆孩子共享天伦之乐；第二天早晨把女儿送到学校，他自己又赶到砖瓦厂的灶房来“上班”……

第四十九章

没过多少日子，孙少安所承包的石圪节砖瓦厂就开始盈利了。

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人们早就预料砖瓦厂会在这小子手里成为一棵摇钱树。

孙少安从双水村走向了石圪节。就一个农民而言，其意义就等于说他“冲出亚洲”了。至少在目前，他成为全乡经济活动的首要人物。不容易啊！在黄土高原这样的穷乡僻壤，一个农民腰别几万块钱，那简直是一件了不得的事！

如今，少安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石圪节照料砖瓦厂的事。有时他也得去原西城甚至黄原去推销他的砖瓦。

晚上，要是没什么紧要事，他也像他姐夫一样回家过夜。

那辆新自行车送给姐夫后，他又通过县百货公司经理侯生才走后门另买了一辆。像副乡长杨高虎和石圪节食堂胖炉头胡得福这样一些人，曾鼓动他买一辆摩托车；但他考虑再三没有买。不是他没钱买，而是怕周围的老百姓说他张狂。他是双水村曾经穷得出了名的孙玉厚的儿子，谁不知道他的老底子？不敢太能俏！

别说自寻着出风头了，现在他即使装成个鳖，他还是在石圪节踩得地皮响！

每当他走过这条土街，没有人不对他笑着打招呼的。他要是在食堂请外地来买砖的人吃饭，胖炉头胡得福会拿出为县上领导炒菜的本领，给他精心操办酒席。

他后来的头发也再不用田海民理了，而固定在胡得禄和王彩娥的专业“夫妻店”理。通常他一到，两口子都一齐上手，得禄理，彩娥洗，把其他顾客撇在一边不管，以此显出对他这颗头的特别关照。有几次，少安觉得王彩娥为他洗头时，曾用手在他头上明显地传达过一些“肉麻”的意思。这使得他以后尽量瞅胡得禄一个人在时，才进这理发店。这个王彩娥！谁都敢下手！

现在，孙少安感到，门里门外的事都十分顺心。不久前，妻子如愿以偿生了个女儿。虽然因计划外生育，还没上了户口，但夫妻俩再还管他个户口不户口！要是几天不回去看看女儿，他就心慌意乱，甚事也干不成！妻子奶水和生虎子时一样旺，麻烦事也不是太多。少安只生气的是，孩子有个小病，父母亲和秀莲不好好到石圪节医院来看，常常把神汉刘玉升和他的徒弟田平娃叫到家里瞎折腾……

父母亲已经搬回了新建的家院。少安满意的是，这院地方现在成了双水村最有气派的。新窑新门窗，还圈了围墙，盖了门楼，样样活都精细而讲究。他还打算在他不忙的时候，请米家镇的著名石匠雕打两只石狮子蹲在门楼两边。据村里人回忆，旧社会只有金光亮他爸大门口有过石狮子。而那时，他父亲就在这老地主门上揽工种地。现在，孙玉厚的大门口要有威风凛凛的石狮子了……

正在孙少安的事业炙手可热的时候，有一天，胡永合突然到石圪节来找他。老朋友上门，他赶紧在胡得福的食堂里为他摆了一桌子。

永合是叫他一同去省里和电视台“洽谈”合资拍《三国演义》的事。

孙少安这才想起，他曾给永合应承过这么一档子事。说实话，他早把这事忘了。他原来以为胡永合不过说说而已，没料到他却这样认真！

他被这家伙逼入了死角。这也许是一件相当没把握的事，他根本摸不着深浅。但是他既然给这家伙应承了下来，就不好推辞。再说，这是个有恩于自己的人，他怎么能不讲信义？

经胡永合又一番鼓动之后，少安的心也再一次热起来。

去他妈的，什么事倒不是人干的！几年前，他能想到他弄起这么大的摊场？可是现在不是弄得轰隆隆价把石圪节都震了？也许永合说得对！不能满足一辈子当个土财主，也不能只在石圪节有点名声；而应该把事干得响州震县！

于是，他马上回去对妻子说了他要去省城的事。秀莲一个妇道人家，她会把要卖的砖瓦数得一块不差，但对生活中如此重大的抉择，却两眼墨黑，当不了丈夫的参谋。这事只能由丈夫自己来决定。少安也知道秀莲出不了啥主意，他只是尊重她，才征求她的“意见”。

妻子一放话，他便把砖瓦厂的事委托给一个可靠的师傅，就和永合一块动身去省城了。

我们姑且不评论这件事的可行与否，也不谈另有所谋的胡永合；仅就孙少安来说，这件事也暴露出初发达起来的农民的一种心态。一方面，普遍的贫困所引起的社会红眼病，使他们像传统的财主一样不愿“露富”；另一方面，自身长期社会地位的低下，又使他们不甘心寂寞无闻，产生了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欲望。两种心态都情有可原，不必指责。

需要指出的是，财富和人的素养未必同时增加。如果一个文化粗浅而素养不够的人掌握了大量的钱，某种程度上可是一件令人担心的事。同样的财富，不同修养的人就会有不同的使用；我们甚至看看欧美诸多的百万富翁就知道了这一点。毫无疑问，我国人民现在面临的主要是如何增加财富的问题。我们应该让所有的人都变成令世人羡慕的大富翁。只是若干年后，我们许多人是否也将会面临一个如何支配自己财富的问题？当然，从一般意义上说，任何时候都存在着这个问题。人类史告诉我们，贫穷会引起一个社会的混乱、崩溃和革命，巨大的财富也会引起形式有别的相同的社会效应。

对我们来说，也许类似的话题谈论的有些为时过早了。不过，有时候我们不得不预先把金钱和财富上升到哲学、社会学和历史的高度来认识；正如我们用同样的高度来认识我们的贫穷与落后……

我们的少安此次省城之行，准备破费自己刚积累下的那点钱去投资拍电视剧《三国演义》，最少也属于一种盲目行为。我们知道，一年前，他还在破产的泥淖中绝望地挣扎。抹不开胡永合的情面是事实。但在他本人内心深处，也不是没有一些浅薄想法——用钱买个虚名或者企图用小钱赚个大钱。他不想想，电视台的钱就那么好赚？现在有多少国营单位和一些响马式的干部，用“赞助”、“合资”一类的诱饵来套弄像他这样一些浅薄的“万元户”！

但孙少安既然踏上了进军省城之路，心情倒很有些激动。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们也应该公正地赞扬他的勇敢的进取精神；不管盲目还是失败，只要敢出征的将士，就应该受到敬重。

胡永合和他商定，到黄原时两个人在他哥胡永州那里住一夜；到铜城时，再拐到大牙湾捎着看看少安的弟弟。少安也很想见见少平了——弟兄俩见罢面已有好长时间。

胡永州如今还当他的包工头，在北关为一家公司盖楼。我们知道的那个可怜的女孩小翠已被他一腿踢到了东关暗娼的行列中，最近又为自己物色了一个仍然只有十六岁的小女孩陪他睡觉。

胡永州大方地在黄原街上最好的餐馆请弟弟和少安吃了一顿酒席。席间，少安从胡氏兄弟的言谈中，才知道他们在南面一个地区当专员的表兄弟高凤阁，因为水灾问题，官被撤得一干二净。这兄弟俩在饭桌上大骂了一通他们双水村当了大官的田福军。少安当然不解其中之意，只是吃菜喝酒，不插一句话。

第二天，他们就坐汽车下了铜城；然后在车站广场又买票搭乘东去的一辆运煤车的闷罐客厢，拐到了大牙湾……

哥哥意外地来到煤矿，使少平大吃一惊。

不过，他很快弄明白，不是家里出了什么灾祸。那个家时至今日也常叫人提心吊胆——对突降灾变的心理恐惧像遗传病一样在他身上扎下了根。

随哥哥而来的另外一个人也叫孙少平吃了一惊；因为他把这个人认成了他曾揍过的包工头胡永州。他也很快弄明白这不是胡永州，而是胡永州的弟弟胡永合。尽管如此，他对这个胡永合一见面就反感。因为是哥哥的朋友，他才竭力克制着厌恶情绪，装出一副热情的样子，请他们吃了饭，又把这家伙安排在矿招待所的一个单间客房里。他和哥哥晚上要拉话，就共同住了一间两张床位的房子。

吃过晚饭，胡永合早早就睡了。尽管一路上孙少安一再吹嘘他这个弟弟如何有本事，但胡永合连和少平拉两句闲话的兴趣都没有。有个屁本事！有本事还要到煤矿来掏炭？

少平首先领哥哥到浴池洗了一回澡。他知道哥哥虽然腰缠万贯，但一年也不洗几次澡。一来原西县也没个公众洗澡的地方；二来农村人习惯认为洗澡不只是讲卫生，而是一种不属于他们的奢侈行为，因此平时连想也不想。

洗澡时正好下井的工人还没上来，一大池水就他们两个人，少平直把他哥的脊背搓得像水萝卜一样红。

洗完澡，少平照例又把他哥引着在井口和矿区转了一圈。他是怀着一种骄傲的心情让哥哥看看他生活和工作的环境。可少安却看得直皱眉头——他显然对这煤矿没留下啥好印象。

晚上，他们只脱了裤子，把腿伸进被窝，上身靠着床栏，少平又买了一些点心和啤酒，弟兄俩都做好了熬夜长谈的准备。这使我们想起了那年在黄原宾馆他们共宿一室的情景。

少平又一次详细询问了哥哥去省城要办的事。

少安说完后，少平皱起了眉头。

“你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些事呢？”少平不解地问他哥。

“农民也不能光当个土财主，应该参加文化上的事嘛！”少安用胡永合的话回答弟弟。

“这道理听起来不错。可是你应该考虑自己的具体情况。说实话，你的事业才刚开始，只赚下那么一点钱，就东跑西颠搞这些事，实在有点不自量力！”少平不客气地说。

少安被弟弟说得一愣。他原来还以为有文化的弟弟会支持他搞文化事业，没想到他当头给自己浇了一盆子凉水。

“钱……是不多。”他嘟囔说，“不过，对我来说，这也就够多了。咱穷惯了，一有这么多钱，心里倒有些慌。一来我抹不开永合的情面，二来想疏点财就疏点财，反正没这社会的变化，咱也不会有这么多钱……”

“思路完全正确！”少平欠起身，“钱来自社会，到一定的时候，就有必要将一部分钱再给予社会，哪怕是无偿地奉献给社会；有些西方的大富翁都具有这种认识。

“是啊，我们过去太穷了，我们需要钱，越多越好。可是我们又不能让钱把人拿住，否则我们仍然可能活得痛苦。我们既要活得富裕，又应该活得有意义。赚钱既是目的，也是充实我们生活的一种途径。如果这样看待金钱，就不会成为金钱的奴仆。归根结底，最值钱的是我们活得要有意义……不过，钱可不能乱扔！”

“乱扔？我想电视台赔不了钱！说不定还能赚点……再说，还挂个名字……”少安这才道出了最深层次的心里话。当然，他也确实做好了白扔点钱的准备；因为他现在有赚钱的砖瓦厂，心里是踏实的。

少平明白哥哥的真实心理。他叹了口气说：“你现在还没必要拿钱买个虚名。再说，你什么情况也不了解，就准备到电视台去赚钱？而要是白扔一两万块钱给电视台，你还不如拿这钱给咱双水村办个什么事……”

“拿一两万块钱白给村里人办事？”

“那又怎样？你不是也准备白扔给人家电视台吗？”

“我还准备赚它电视台的钱呢！”

“赚不了呢？”

“那只怪运气不好！”

少平笑了：“说来说去，你这个财主看来并不是像你说的，想给社会疏点财……”

“要是白给村里人办事，还不如把这钱咱们一家人分了！”

“两回事，哥哥。你对家里人都已尽了责任。父母新建的家院，按你们来信说的情况，我推算我那点钱建不起来这么排场的地方。你出了至少多出我两倍的钱。就是妹妹，她假期回去，你都给了她不少钱。最近又听说你把姐夫也拉扯到了你的砖瓦厂……

“至于我，你很了解，我现在不会用你的钱。我赚的钱我够用。不够用我也不愿使用你的钱。这不是我和你之间有了隔阂，不，我们永远是亲密的兄弟。我以前就说过，最好的兄弟首先应该是朋友，然后才是弟兄。不知你听说没有，在外国，有些百万富翁或亿万富翁的子女拒绝接受父母的遗产，而靠自己的劳动来度过一生。我理解这些人。如果我处在他们的位置上，我也会这样做。比如说吧，要是爸爸不是个农民，而是个什么大官，有许多钱，我也不会要他的。那是他赚的，他自己情愿怎花哩！花不了扔到河里也可以！反正我不会接受他的馈赠……”

孙少安难以理解弟弟这些“高论”。不过，他也开始认真地检讨起他此次的省城之行是否适当……

的确，他什么情况也不了解，就准备拿一两万块钱去冒险。一两万块对于拍《三国演义》来说实在微不足道；但对他个人来说，等于拿自己的一半积蓄去开一次玩笑。他本质上可不属于这种胆大妄为的人！

可是，现在上了胡永合的钩杆，怎样才能下来呢？他如今已经被这家伙引到了半路上！

“你倒究欠那家伙多少人情？”少平问哥哥。他已经看出，哥哥对他的行为有点动摇了。

少安说：“实际上也没什么。我困难时，他给原北县一个熟人写了封信，让我去那里找这人替我贷了点款。可没过几天，那个人就撵来要钱，逼得我几乎要上吊……”

“那就去他妈的，你不去省城了！”

“怎找借口哩？”

少平看哥哥真的有了转意，想了一下，出主意说：“你就说今晚上家里打来长途电话，虎子和燕子住了医院，急病！”

少安白了弟弟一眼，嫌他出了这么一个不吉利的主意。

少平赶忙笑着改口说：“干脆说奶奶病了！反正她老人家一年四季都有病！”

少安也笑了。他踌躇了半天，终于决定听从弟弟的劝告，准备半路回头了。

这样商定后，他们都似乎有一种轻松感，于是便开始拉谈双水村的事。他们的兴致高昂起来。少安详细对弟弟描绘了村里的“吃鱼事件”和金光亮蜂跑走的情况；两个人说一阵笑一阵。最后，又谈到了少平的婚姻问题。少安只是传达了老人们的愿望。少平说让他们不要操心，他的事由他自己解决……

孙少安觉得，这一夜过得很愉快。是的，每次他都能从弟弟这里受到许多启发。虽然他是兄长，但他尊重自己的弟弟。真像少平说的，他们已经成了“朋友”！

第二天早晨，当胡永合听少安说他因为祖母突然病重要返回家时，气得嘴张了半天，不知该说什么是好。既然是这样，他总不能把这个孙少安用绳子捆到省城去！

孙少平这样还不放心，又一直把他们送到铜城，直看着胡永合上了南去的火车而哥哥上了北返的汽车后，他自己才回到大牙湾。

第五十章

秋末冬初，地里的庄稼收割完毕，禾场上的活路也随之结束，庄稼人便渐渐消闲下来了。

山野里绿色褪尽，裸露的大地重新变得荒凉起来。庙坪的枣林显出了一片严峻的铁黑，枝头挑挂着稀疏的黄叶。东拉河的水流却到了旺季，朗朗地喧响着，把潮湿的凉气扩散到了东西两岸。

早晨，地上已经开始结霜。只是在接近中午的时候，天气才暖和那么一会。大部分农人的棉衣都上了身。

这时候，有些人即使没什么买卖，也要到石圪节或米家镇的街头去溜达一圈。更多的人闲着没事，就三五成群蹲在村子各处的阳崖根下说闲话。近一两年不像责任制刚开始，人们都忙于改变自己的穷光景，谁也顾不上找别人说闲话；经过几年的拼命劳作，大部分人家都有了些存粮，因此在冬闲的时候有时间凑到一块说说古朝今世了。

双水村各处的“闲话中心”又都自然地恢复。要是闲话说得有了兴致，大家还会凑着拿几升软小米，割几斤羊肉，“打平伙”吃一顿小米羊肉丁子饭。另有一些爱红火热闹的人，等不到正月里闹秧歌，现在就聚在一块吹拉弹唱，闹得不亦乐乎；某些破窑洞里不时传出悠扬的丝弦声和庄稼人的欢歌笑语……

双水村一片歌舞升平景象。

就在这个时候，一件相当神秘的事正暗中在这个村庄进行着。

这件事的主角是神汉刘玉升。

双水村的这位“精神领袖”最近被北方一个以搞迷信活动著称的大寺庙任命为这一带的头领，负责收缴为神鬼许下口愿的老百姓的布施。这使刘玉升在无形中增强了自己在公众中的权威。现在谁也不知道这家伙在暗中搜刮了多少愚昧庄稼人的钱财。据有人估计，他足可以和著名的财主孙少安一争高低。

神汉也有乡土观念。刘玉升在一两月前突然萌发了一个宏大抱负：他要为双水村做件好事，把庙坪那个破庙重新修复起来，续上断了多年的香火。他准备自己拿出一部分浮财，另外让村民们以上布施的方式每家再出一点钱，一定要把这座庙修得比原来更堂皇！

实际上，刘玉升是以凡人的心理谋划他的“壮举”的：他要在双水村的历史上留下他自己的一座纪念碑。

他立刻成立了一个“庙会”，自任“会长”，同时挑选金光亮任他的“副会长”。

金光亮对这个职务受宠若惊又深感荣幸。作为地主的儿子，他生不逢时，这辈子大部分时间在村里一直是“人下人”；别说当个什么领导人了，当个平顶子老百姓都不得安生。政策松宽后，虽然头抬起了一些，但在村里还不是受制于人？人家让他刨庙坪的泡桐树，他只得刨掉……好，他现在成了“副会长”，虽然共产党不承认这个官，但许多老百姓承认哩！哼，让他也坐上几天官位！

光亮自“意大利”蜂跑掉，又被村中的党支部勒令刨掉庙坪的泡桐树后，灰了一段日子。

后来，他用积攒的钱，又买了几箱蜂。不过，他没敢再买该死的“外国蜂”，而买的是“东北黑蜂”。当然，他并不知道，“东北黑蜂”也属于西方蜜蜂的品系。

重新买了“国产蜂”，又当了“副会长”，使得光亮再次“光亮”起来。另外，他感到腰硬的是，他还是个“革命军属”——他的二锤都在南方的国界上立了功哩！

这些日子里，金光亮动不动就神气地蹚过东拉河，到田家圪这面来，一整天钻在刘玉升昏暗无光的黑窑洞里，筹划在庙坪重新修庙的事。与此同时，有些村民也在深更半夜神秘地出没于刘玉升的院落——他们是来交建庙钱的……

这件事起先尽管秘而不宣，但不久就在村中成为公开的秘密。

所有村中的中共党员和队干部都大吃一惊——他们很长时间被蒙在鼓里！

但是，村里的领导制止不了这件事。也无人去制止。因为大部分村民都卷入了这一活动，使得问题变得相当复杂。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随着改革开放，黄土高原许多地方的群众都开始自发地修建庙宇。双水村某些人甚至感慨他们在这一潮流中都有些“落后”了。而我们的感慨是：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即使进行几十年口号式的“革命教育”也薄脆如纸，封建迷信的复辟就是如此地轻而易举！

这一段时间里，村里人已很少再谈论什么田福堂和孙玉亭，甚至连田海民和孙少安也很少谈论，而刘玉升和金光亮的名字却日益响亮起来！

当然，尽管制止不了这种迷信活动，但还没有哪个共产党员去给刘玉升上布施——这点起码的觉悟他们还是有的。

对这事最气愤的是孙玉亭。为此，他对田福堂和金俊山等人大为不满：为什么不召开党支部会呢？哼，完全可以一绳子把刘玉升和金光亮捆到乡上去！

孙少安返回村中后，还不知道这些事。在此之前，他大部分时间在石圪节忙他砖瓦厂的事，对村里新出现的事态并不是很了解的。

另外，这一段时间里，他有了新的熬煎。不知怎搞的，秀莲最近身体猛然间垮了。整天咳嗽气喘，原来很丰满的身体消瘦了许多；脸色憔悴而枯黄，显得两只大眼睛像扩开的铜环。

尽管妻子一再说没事，拒绝到医院里去看病，但少安还是强行带她去了一次石圪节医院。医院也没检查出个所以然，开了些类似田福堂吃的咳嗽药，建议他们到大医院去用“仪器”检查。可固执的秀莲别说去黄原，连原西县也不去。她又是个挣性子人，尽管身体不好，仍然像过去一样门里门外忙个不停。这也使家里人对她的病情麻痹了，以为真像她说的没什么事。少安只是痛切地感到，妻子的身体是在这七八年间繁重的劳动和熬苦中累垮了；这是为了幸福而付出的不幸代价啊！

少安决定，等明年天暖后，不管秀莲怎反对，他一定要带她去黄原或省城去看病！

这一天晚上，少安回家后不多工夫，就被父亲有点神秘地把他从家里叫到院子里。

“什么事？”少安惊慌地问。他看见父亲一脸的诡秘。

孙玉厚就把刘玉升要重建庙宇的事给儿子大约说了说。

“我已经上了二十块布施。我品玉升的意思，想叫你多出一点哩，因为你这二年赚了几个钱……”孙玉厚咄讷地对儿子说。

孙少安有些生气地吧咂了一下嘴，对父亲说：“哎呀，我怎能出这号钱哩？就是你也不应该出！”

玉厚老汉对儿子的态度大为惊讶。

“你娃娃不敢这样！神神鬼鬼的事，谁也说不来！咱又不在乎那么两个钱。万一……”

“万一怎？”少安看着父亲的可怜相，强硬地说，“我不会出这钱！哪里有什么神神鬼鬼！神鬼就是刘玉升和金光亮！他们愿干啥哩，和咱屁不相干！”

玉厚老汉看儿子如此不恭神灵，急得两只手索索地抖着，不知该怎样指教这个造孽的逆子……

第二天上午，少安本来要去石圪节砖瓦厂，但他无意间产生了一个小小的愿望——想到金家湾那面去转一转，瞧瞧他的宝贝儿子。

虎子这半年已经上了小学一年级。他很想在外面悄悄看看儿子坐在教室里的样子。是啊，他的儿子也上学了！由此他又想起了自己当年上学的情景，心里不免有点酸楚。现在，亲爱的儿子再不要像他当年一样，为上学而受那么多的委屈和折磨。虎子，只要你爱念书，哪怕将来到美国去上学爸也要把你供出来！

孙少安怀着一种惆怅而激动的情绪，一个人慢慢溜达着，蹚过东拉河，走过初冬荒凉的庙坪，跨过了哭咽河上的那座小桥。他一副游手好闲的样子——他也好长时间没有这种闲情逸致了。

他习惯地走到原来的学校院子，却猛然意识到：学校已搬进了原二队的饲养院里！

不过，他倒一下子无法把自己的双脚从这个破败的老学校的院子里挪出来。

他看见，这个当年全村最有生气的地方，竟是这样的荒芜衰败了！院子里蒿草长了一人高；窑面墙到处都是裂缝，麻雀在裂缝中垒窝筑巢，叽叽喳喳，飞进飞出。那副篮球架已经腐朽不堪，倒塌在荒草之中……

这就是当年他和润叶上过学的地方啊！以后，他的弟弟、妹妹，都在这里上过学。而现在，他的儿子却不得不离开这地方，搬到曾经喂驴拴马的棚圈里去念书了。这是历史的耻辱，也是双水村的耻辱。田福堂和他二爸那些人不知是否为此感到羞愧？当年异想天开，炸山打坝；结果人亡坝破，把个好端端的学校也震垮了。哼，田福堂口口声声要给双水村人民造福，瞧，这就是他造下的“福”！

“不过，你孙少安大发感慨，可又给双水村做了些什么事？”有一个声音突然在内心中问他。

孙少安怔了怔，忍不住仰起脸向天空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仅仅在这一刹那间，某种想法便不由得主宰了他的意识。他猛然想：是呀，我为什么不可以把这座学校重新建造起来呢？连神汉刘玉升都有魄力重建庙坪的破庙，我为什么没勇气重建这个破学校？

一种使命感强烈地震撼了这个年轻庄稼人的心，使他浑身不由滚过了一道激奋的颤栗！

孙少安立刻想起了不久前在大牙湾煤矿和弟弟的那次谈话。少平说的有道理！他既然慷慨地准备把一大笔钱扔到“三国”去，为什么不拿这钱给村里人办点事？电视台有的是来钱处！国家、省上、县上、乡上，那也自有人治理呢！而农村，就得靠生活在其间的人来治理。双水村是他生存的世界，他一生的苦难、幸福、屈辱、荣耀，都在这个地方；无论从哪方面说，他都应该为亲爱的双水村做点事。他有能力这样做——他的能力实际上也许只够在这个天地里施展！

孙少安这样一想，便很有些激动。他甚至把他将要做的事放到了本村近代史中去考虑。人的这样一些活动，通常也不可避免地要受一种历史意识的支配。

在双水村最近的几代人中，曾有过几个人用不同的方式给这个古老贫困的村庄打上了深深的印记。

首先是金光亮他爸。这位老地主几乎占据过本村三分之二的土地，使得许多人牛马般活了一生就无声无息地睡到了黄土地里。另一位是俊武他爸。深孚众望的金先生精通孔孟学说，用他的道德文章为村里村外的人做过许多好事。东拉河一带像他父亲那个年龄的人，如果有识字知书者，都是受惠于这位老先生；连赫赫有名的田福军，也是在金先生膝下完成的启蒙教育……

双水村最近的一位历史性人物当然是田福堂了。这是一个难以评价的人物。他统治了双水村近三分之一世纪，客观地说，有功也有过。至于功过哪个大哪个小，这就不好说了，有待于未来的历史做出结论。

而眼下，另一个人物正在崛起。谁也想不到双水村出了个“神职”人员！是的，刘玉升正以他的方式，开始强有力地影响双水村人的生活。

可现在却又给他孙少安提供了一个与之抗衡的机会。好，你刘玉升修庙，我孙少安建校！咱们就唱它个对台戏！

一个重大的行动就这样在刹那间决定了。事情往往就是如此。甚至某些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划时代行动，很多情况下也往往是由某个伟人这样决定的。

孙少安旋即走出这座颓败的学校院子，转而来到不远处的原二队饲养院。

孩子们正在上课。他蹑手蹑脚来到“教室”窗户前。窗户是临时垒的，栽几根粗糙的木棍，破麻纸被风吹得哗哗价响。

他透过窗户上的破纸洞，看见姚淑芳老师正领着孩子们读拼音。里面黑乎乎的，一股牲畜的粪便味直冲鼻子。他半天才看见虎子背抄着双手，小胸脯挺着在念拼音。他鼻根一酸……

孙少安拧转身急速地走出了这个破院子。他更加迫切地感到，他有责任让孩子们尽快和这个饲养院永远地告别，重新回到更好的环境中去念书。

他没有忙着去石圪节他的砖瓦厂，也没有回家，直接去找他的朋友金俊武。

俊武听他说了自己的打算，也很兴奋，立刻表示，只要他出钱，他将全力支持他办这件大事。

两个人同时还商定，他们也成立一个会，叫“建校委员会”，由少安任会长，俊武任副会长。俊武对少安说，他如果砖瓦厂的事忙，只伸个头，具体事由他替他领料，马上就动手！两个人估算，原来的学校只是裂了缝，拆下的石头都能用，因此不会花太多的钱。少安表示，他准备拿出一万五千元。如果剩余下钱，还可以建立“奖学金”什么的。今后村中有人考上中专或大学，就给奖一部分学费。另外，还可以高薪请个小学英语教师。农村学生高考主要吃亏在外语上；如果他们的孩子从小学就开始学英语，那升学率就可能大大提高……

双水村的两个“中层领导”说得津津有味。尽管他们不是村中的龙头人物，但生活似乎不知不觉把他们推到对这个村庄负责的位置上。

是的，我们一眼看见，这个古老的村庄已经需要新一代领袖来统帅它进入新的时代了！

当天晚饭后，少安也是神秘地把父亲叫到院子里，给他说了他的打算。

玉厚老汉嘴一张，结果连什么也没说出来。他万万没有想到，儿子连敬神的几十块钱都不愿出，却拿这么一大笔钱修田福堂震坏的那个破学校！

不过，这是儿子的事。他向来在儿子们的大事上采取不干涉的态度——实际证明这种当老人的态度是明智的。当然，这事他倒不必像上次扩大砖场那样为儿子担心骇怕——白把钱给公众花还有风险吗？

孙玉厚老汉对儿子白花这一大笔钱是否值得，还需要他长时间在心里慢慢思谋……

出乎少安预料的是，平时勤俭的秀莲却特别痛快地支持他搞这件事。生病以来，秀莲的性情有些改变，变得十分和善，对老人，对孩子，都关怀备至；对他也更依恋了，一进门，就扑进他怀里，非让亲一亲她以后再去干其他事。当听他说完出钱修学校的抱负后，她除支持不说，还精明地告诫他：一定要以主事人的身份亲自出面领料；而不要让他们花了钱，却叫金俊武领了大头人情！女人啊……

事情由生病的妻子最后画了“圈”，就算敲定了。

当天夜晚掌灯时分，少安心潮涌动，毫无睡意。他侍候着让妻子吃了（毫无用处的）咳嗽药，对她说自己要到金家湾那面和俊武商量一些具体事，就走出了家门。

正是月亮满圆的日子，外面一片清亮：村庄和周围的山野在月光下清晰可见。

少安踏着一片银白，蹚过淙淙流淌的东拉河，没有去找俊武，却从枣林里穿过一条小土路，一个人爬上了庙坪山。

他蹲在山顶的梯田棱边，没有抽纸烟，而像先前那样卷起一根旱烟棒，一边抽着，一边静静地环视着月光朦胧的双水村……

此刻，他一下子想起了许许多多的事。从少年时期的生活，一直想到了现在。噢，他已经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半辈子。他的后半辈子也要在这块土地上度过。往日的生活有苦也有甜。重要的是，他现在才感到腰板硬了一些。过去，日日夜夜熬煎和谋算的是怎样才不至于饿死；如今却有可能拿出一大笔钱来为这个他度过辛酸岁月的村庄做点事了。当然，比起一些干大事的人来说这实在算不了什么；可这是他孙少安呀……总之，就他而言，整整一个历史时期已经结束，他将踏上新的生活历程。只有一点不能改变：他还应该像往常一样，精神抖擞地跳上新生活的马车，坐在驾辕的位置上，绷紧全身的肌肉和神经，吆喝着，呐喊着，继续走向前去！

月亮是这样皎洁，夜是这样宁静；村庄沉浸在睡梦之中，东拉河却依然吟唱着那支永不疲倦的歌……

几天以后，孙少安要出钱重新修建学校的事就传得家喻户晓了。不用说，这非凡之举博得一片赞扬之声。许多村民出罢修庙宇的钱，又找到少安和俊武，也要为建学校多少出一点钱。就是呀，神鬼要敬，可孩子却是天使！

于是，双水村出现了“今古奇观”：党支部一筹莫展立在圈外，而两个民间组织——以孙少安、金俊武为首的“建校会”和以刘玉升、金光亮为首的“建庙会”，用竞争和对抗的形式领导起本村公众生活的潮流。更叫人哭笑不得的是，许多人竟对这两个“会”同时都抱支持的态度。

第五十一章

生活的大轮在铿锵地前行，时间却在无声地流逝——一九八四年就要结束了。

在这个将要成为历史的年份里，中国和世界都有过些重要的事件。世人瞩目的第二十三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七八月间在美国洛杉矶举行。如果古希腊的圣贤们转世再生，一定会对现代人类道德水准如此之低而摇头叹息：在神圣的奥运会期间，全球各地的战争和杀戮依然如火如荼地进行……

对中国来说，本年度最重大的历史事件，是中英两国政府签订了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英国人保持了体面，中国人获得了尊严。

结束了，一九八四年！人们怀着各式各样的心情将要和这个年头永远地告别了……

一九八四年的最后一天，铜城地区落了一层鸡爪子荒雪。

中午前后出了太阳，那层薄雪顷刻间就融化了。因为刚开始数九，天气还未大冻；地上甚至有种潮润润的气息。

在大牙湾煤矿各个黑户区的窝棚土窑里，到处都在炒、炸、蒸、煮……空气中弥漫着混杂的香味。矿区虽没有显出像大城市那样的过年气氛，但也不像农村那样轻视这个“洋”年；他们起码要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来打发这一年。明天就到了明年，那顿传统的饺子当然也不能不吃。

矿区的许多公共场所，也有了一些过年的热闹景象。矿部楼门口已经贴了一副对联；楼顶临马路的一边，插起十几面彩旗，在寒风中哗哗招展。两个职工食堂的大餐厅里，俱乐部的干部们正忙着布置灯谜晚会。沟底平台上的体育场，职工们的新年篮球比赛进入了决赛高潮。体育场旁边影剧院的大门前，旋转着两颗大红宫灯，并贴出海报，晚上免费放映两部电影。有些地方传来锣鼓乐器声和男女声歌唱——这是俱乐部为灯谜晚会后准备的小节目……

在地面上节日气氛越来越浓的时候，井下成千上万的矿工依然在掌子面上汗水淋漓地劳动着。不管什么节日，井下的工作不会停止。矿工们已经习惯了在节日里照常下井。虽然大家知道这是个什么日子，但都很平静——该做什么照样得做！

孙少平的班是早晨八点下井的。

他们在井下整整干了九个小时，直到下午五点钟才陆续上井。

像往常一样，这些满身污黑、累得半死不活的人，沉默地把矿灯盒从小窗洞里扔进去，就进了浴池。衣服一扒拉，先顾不上洗澡，赶忙把两支烟接在一起，光身子横七竖八仰躺在衣柜或水池边的瓷砖棱上，香得咝咝价一口跟上一口地抽。外面，已经有模糊的热闹声息和零星的鞭炮声传来。

过足了烟瘾，这些人才先后跳入黑泥汤一样的热水池里，舒服地呻吟着，泡上半个钟头。不过，今天人们从黑水池里爬出来，还在水龙头上接点清水，再冲冲身子；因为今天大家都带来了自己最好的换洗衣服。

当这些人换掉那身污黑酸臭的工作衣，穿上里外簇新的过节服装，脸上抹点面霜，足登锃亮的皮鞋走出区队办公大楼，就好像换了另外一个人，潇洒得连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尽管明天早晨八点他们又得换上那身污黑酸臭的衣服下井，但这是过年，哪怕是几个钟头，他们也要让自己漂漂亮亮度过这一段短暂的时光。

孙少平同样是这种心理。今天他洗完澡，换上了雪白的衬衣和一件深蓝夹克衫，牛仔裤，旅游鞋，还把衬衣的领子翻在外面，显得格外英俊。穿着这身衣服走过区队办公楼的水磨石地板，他感到脚步比平时轻快了许多。他准备直接去惠英家——这顿不比平常的晚餐早就说好了。

“叔叔！”

少平刚走出区队办公楼，就见明明喊叫着和小黑子一块向他跑过来。明明也穿上了不久前他给他买的那身漂亮童装，脖子上结着鲜艳的红领巾。

少平迎上去抱起他，问：“你刚到这儿？”

“我和小黑子来好一会了！妈妈叫我们来接你！妈妈做了好多好吃的！”

少平脖项里架着明明，引着那条欢蹦乱跳的小狗，沿着铁路向惠英家走去。薄云中模糊的太阳正在西边的远山中坠落。矿区增添了节日的喧闹，沉浸在沸沸扬扬的气氛里。阴凉潮湿的空气中不时传来炮仗热辣辣的爆炸声……

惠英已经把酒、菜和各种吃食摆满了饭桌，正立在门口，用围裙搓着被水浸泡得红红的手，笑眯眯地迎接他们回家来。

在暖融融的房间里，三个人一块坐下，围着小桌，一边喝酒吃菜，一边看电视。小黑子蹲在明明身旁，也在破脸盆里吃惠英嫂为它准备的“年食”。

一种无比温暖的气息包裹了孙少平疲惫不堪的身心。他感觉僵直的四肢像冰块溶化了似的软弱无力。内心是这样充满温馨和欢愉。感谢你，惠英！感谢你，明明！感谢你，小黑子！感谢你，生活……

他不由含着泪水，抬头望了一眼惠英。她脸红扑扑地，亲切地对他一笑，便用筷子给他小碟里夹菜。

“我……敬你一杯酒。”少平提起小香槟瓶子倒满了一杯，双手举到惠英面前。

她无声地一饮而尽。

接着，她倒起一杯白酒，敬到他面前。

他也一饮而尽。

孙少平第一次放开了酒量。他一杯又一杯地喝个不停。不知为什么，今夜他真想喝醉——他还没有体验过酒醉是一种什么滋味。

他竟然真的喝醉了，而且醉得不省人事……

……当孙少平睁开眼睛的时候，只看见一片微白的光亮。

后来，他又看见糊着花格纸的天花板。

怎么？蚊帐呢？他惊异地问自己。

他猛地调过脸，见惠英嫂正在旁边包饺子。

现在是什么时候？晚上？早晨？他为什么躺在惠英嫂的床上？

他一下坐起来，惊慌地问包饺子的惠英：“怎？天还没黑？”

惠英嫂低着头没看他，说：“你问的是哪一天？”

“不是过年吗？”

“年已经过了。”惠英嫂转过身，牙轻轻咬着嘴唇望了他一眼，“好些了吗？”

“这是早晨？”他惊骇地问。

“天刚明。你从去年睡到了今年……”她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

“啊呀……这！”

孙少平这才反应过来，他昨晚上喝醉了酒，竟然在惠英的床上过了一夜！

这该死的酒啊……

一种说不出的羞愧使他一只手按住额头，在被窝里呆坐了片刻。

你这是怎搞的！他谴责自己说。

但是，懊悔也来不及了。他已经在这里睡过了，而且睡得十分舒服，十分酣畅，十分温暖！

温暖……真想哭一鼻子。想哭的原因不是因为自己干了一件荒唐事。

当他把手从额头上放下来后，惠英却过来伸手在他额头上按了按，说：“头不疼吧？昨晚好像有点发烧，我还怕你病了呢！”

不知为什么，那种羞愧和懊悔的情绪渐渐在他心中消退。他反倒觉得，他在一刹那间，似乎踏过了那条燃烧着熊熊火焰的痛苦的界线，精神与心灵获得了一种最大的自由和坦然。这或许是他生命和生活的重大转折点。

他立刻用成熟了的男子汉的正常心理，接受了这无意间造成的错误事实。

他赶忙穿起了外衣。现在他推断，他昨夜是醉倒在外间饭桌旁沙发上的。

那么，他难以想象，惠英嫂是怎样把他一百多斤死沉沉的躯体搬运到这个床上的，抱过来的？拉过来的？背过来的？

他当然不好意思问惠英。但他能想来，她是费了一番周折的。说不定明明也帮了忙。明明呢？他大概到外面玩去了……

他下了床，沉默地来到外间。

他从地上的残痕判断，他曾呕吐过。真该死！他一定让惠英嫂忙乱了半晚上。唉，她昨夜睡觉了吗？在什么地方睡的？就在他旁边？

或许她一整夜都没有睡……

少平有点颓丧地坐在沙发上，点着了一支烟。他现在重新又难受起来。不是因为醉酒——这已经过去了。他难受的是，这一夜他睡在惠英家，周围那些爱管闲事的邻居肯定会知道；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说不定明明都会出去说孙叔叔在他们家睡了。又不能给孩子安咐说不能这样说！那他会在给别人说后再补充一句：叔叔不准给你们说！

如果旁人知道了这事，惠英嫂肯定要受到风言风语的攻击。他真不该耍二杆子喝那么多酒！

在他这样思量这件事的时候，惠英已经把煮好的饺子给他端上来了，说：“你赶快吃！八点钟还要下井。你是班长，不去也不行；要不，过个节，你也歇息上一天……”

惠英嫂看起来和平时一样，像任何事都没有发生。他感激她的这种看来平静如常的态度。

当她又把酒杯放在他面前的时候，他笑着挪到一边，说：“还敢喝？”

惠英也抿嘴笑了。她不再勉强他，只招呼让他赶快趁热吃饺子……

少平匆匆忙忙吃了一盘羊肉饺子，七点半准时赶到了区队学习室。

尽管一夜荒唐使他情绪复杂，但一进入工作状态就不能马虎了——他是班长，今天又是一九八五年的第一天，他要格外操心。这不，他在学习室布置生产的时候，发现有好几个人还醉意十足。按规定，醉成这个样子的人是不能让下井的；如果发现，带班的班长就要受处分。但少平不忍心卡住他们，因为今天是元旦，赚双倍的工资，还有很可观的节日入坑额外奖金。只要他们能挣扎着下去就行了。不过，掌子面上可得要留心关照这几个家伙哩！

八点钟下井以后不久，头茬炮就放完。

少平一声喊叫，人们立刻从机尾的回风巷扑进了烂碴碴的掌子面。栽柱，挂梁，绷顶，无比紧张繁忙的时刻来临了。溜子隆隆的响声和地压造成的惊心动魄的“叭叭”声从四面八方传来——这样的时刻，即使是一个历尽艰险的老矿工也会感到心悸。

孙少平一边熟练而飞快地挂茬，一边低声吼喊叫骂动作迟缓的助手；同时还用眼睛留心观察另外地方挂梁绷顶的情况。作为一个班长，最重要的就是在这千钧一发的当口，头脑和手脚高度灵敏，视野宽广，综观全局，于分秒之间闪电般处理随时都可能出现的突发性事故。

少平刚把自己负责的一茬梁挂完，猛然发现不远处未绷的碎顶上有一块大矸石摇摇欲坠，眼看就要砸在一个协议工的头上——而这家伙却带着醉意独个儿在傻笑！他立刻箭一般蹿过去，连喊一声都来不及，便一掌把那个协议工打在了老坑里。在他自己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那块矸石就哗啦一声掉了下来！他只感到脸一热，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大家一看班长倒在血泊中，都惊叫着围过来。安锁子一把抱起师弟，还没忘记腾出一只手，把老坑里爬出来的那个协议工扇了一记耳光。

安锁子抱着满脸糊血的少平，牛嚎一般喊叫着让几个人跟他上井，另外的人赶快绷剩下的碎顶，以防大冒顶！

有人提醒要上井的安锁子：他还光着屁股哩。

“我操你个亲妈！不会把裤子给老子围到腰里？”

众人赶快七手八脚把他的裤子、衫子，胡乱束在他腰里，勉强算遮住了羞丑。

安锁子背起少平，和四五个人急速地爬出掌子面，跑出巷道，大撒腿奔向井口。他赤膊露体，腰里只缠着几块布，简直像个土著生蕃。

受伤的少平立刻被送进了矿医院。

伤势显然是严重的。大矸石的一角从右额扫过，伤口的某些地方都露出了头骨。最严重的是右眼积满淤血——至于眼睛内部的损伤情况，这个医院的水平无法搞清楚。

需要立即转院治疗！最好是转入省上的医院！

闻讯赶来的矿领导马上用电话和铜城机场联系。

正好！有一班飞机一个钟头以后要飞往省城。

于是，少平被抬进了救护车。救护车鸣叫着尖锐的警报器开出了矿区。而刚刚得知消息的惠英和明明晚来了一步；他们没有能见上受伤的少平，哭叫着在救护车扬起的灰尘中绝望地撵了好一段路……

一个钟头以后，飞机载着昏迷中的少平从铜城起飞。又一个钟头以后，他就被送进了省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第二天凌晨五点左右，孙少平慢慢恢复了知觉。

他脑子吃力地想着发生了什么事？首先想到的是：他受伤了！

那么，我如今在哪里？

接着，他朦胧地回忆起，他好像在惠英家的床上睡过。

那么，我现在还睡在惠英家里？

眼睛！眼睛为什么看不见……噢，是蒙着什么东西。眼睛很疼。头很疼。怎么没听见惠英嫂的声音？明明呢？耳朵不疼！应该听见些什么……怎么这样静啊？人呢？世界上为什么突然没有了声音？

他并不知道这是在深深的夜晚。

他挣扎着动了一下，并且叫了一声：“惠英嫂……”

“哥哥！”

他听见旁边传来一个女孩子的声音。

哥哥？这是兰香？

“兰香！”他叫道，并且伸出一只手，试图抓住她的手。

一只小巧的手紧紧握住了他的手。

“哥哥，我是金秀！”

“秀？”

“噢！”

“我……在哪儿？”

“你在省附属医院……”

“我……要紧吗？”

“不要紧！哥哥，你放心！”

他亲切地握了握金秀的手，同时感到有两颗烫热的泪珠滴在了他的手背上……

第五十二章

生活中的某种巧合常常使人感到像是天意的安排。金秀怎么能想到，她在这样一个地方和少平哥相遇呢？

当她面对受伤的少平时，心中不知是喜还是悲！喜的是，她这样意外地见到了他。悲的是，她见到的是一个受了重伤的孙少平。

悲喜交加的金秀现在既顾不上喜，也顾不上悲；她要全神贯注、全力以赴护理好亲爱的少平哥。也许这的确是一种天意的安排，使她有机会能以这样一种方式接近他……

不用说，金秀太熟悉躺在眼前的这个人了。在她童年和少年的全部生活中，他都是她周围少数几个最亲近的人。他是她哥金波的朋友；是她的朋友兰香的哥哥。他们两家人一直亲密无间地生活在双水村，每个人都像自家人一样可亲。

可是虽然如此，由于年龄的差别，以前她和少平哥之间犹如隔辈之人，不像她和兰香那样交往自如。从她记事开始，她就一直把少平看做是大人，而自己在他面前永远是个小孩子。

直到她自己感觉自己也成了大人后，细细一盘算，才有点惊讶地“发现”：少平哥只比她大四岁呀！

他们实际上是同代人。只因为少平哥成熟早，她才老早把他看成大人自己好像一直是小孩。就是现在，她也很难完全把这种心理调整过来。

自从她考上大学来到大城市，进入另一个生活世界以后，双水村、石圪节、原西城，以及过去生活中亲近的人，似乎渐渐变得遥远而模糊了。新的天地和新的人物占据了她的生活。与此同时，她也告别了孩子的时代，进入了成年人的行列。这种急速的变化，使人马上感到过去十几年的一切都成为久远的历史，被纷乱地存放在了记忆之中。生活中的金秀成了另一个金秀。接着，风度和学识俱佳的顾养民走进了她蓓蕾般的情感世界。她恋爱了。爱情之火烈焰熊熊燃烧了一些时候。后来，不知为什么，心灵中的这簇火焰跳荡得不像当初那般欢快。她渐渐感到她和顾养民之间有某种不太和谐的东西。不是他有什么明显的缺陷；恰恰相反，他各方面都很出色。但是，对她来说，他身上总是缺点什么。而这种缺憾是不能通过其他途径所能弥补的。什么缺憾？归根结底是性格不合。他太学者气，而她需要一个性格刚健的男友。当然，这种学者风度绝非什么缺点，对某些女孩子来说，她们对男人所追求的正是这一点。可是，这一点正是她所不满足的！

就在这种情况下，她想到了少平哥。这次，是她自己主动走进了一个男人的感情世界，而且自然得让她感到惊讶。她爱上了少平哥？爱上了！爱得如此强烈，以至都不由向她哥金波含蓄地流露了她的心思。在她迄今为止的生活范围内，她感到只有少平哥具备她所要求的男人的素质。是的，他许多方面都无法和优越的顾养民相比。他没有上大学。他是煤矿工人。但他强健的体魄，坚定深沉的性格，正是她最为倾心的那种男人。另外，他们从小就像兄妹一般相亲，如果一块生活，那种甜蜜也许是外人所难以替代的。至于煤矿工人又有什么关系！她已经是一个能超越世俗观念的人；她懂得幸福不在于自己的丈夫从事什么样的职业，而在于两个人是否情投意合。金钱、荣誉、地位和真正的爱情并不相干——从古到今，向来如此！到时候，她要求分配到他所在的矿医院就行了。只要和自己所爱的人在一起，即便到天涯海角去生活也是幸福的。

所有这一切实际上都还是她自己的一种单相思。她没有机会向少平哥表白她的心意。她曾想给他写一封信，但提起笔又鼓不起勇气。唉，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之间太亲近了，反而有一种难言的障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养民太爱她，使她的感情受到了牵制；她也急忙鼓不起勇气斩钉截铁地断绝和顾养民的关系。初恋中类似的犹豫不决是允许的，也常常是不可避免的。这肯定是暂时现象，事情到最后总会有个惟一不二的结局。因此，我们先不必匆忙地责备我们亲爱的秀！

现在，一次意外的事故，终于把孙少平送到了她面前。

不过，尽管看起来这似乎是一种天意的安排，但事情究竟会怎样发展，我们还很难预料……

得要顺便交代一下：顾养民已经在去年夏末的时候，考上了上海医科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他亲爱的姑娘，到那个庞大而杂乱的大城市深造去了。半年来，几乎每星期都要给金秀寄一封情意绵绵的信。他也能不断收到金秀的回信。但是，他并不知道，他所热爱的姑娘，很大一部分心思早已飞到了铜城那条小山沟的煤矿上……

秀是不久前来医院实习的。这次实习的同学分散在城内各个大医院，她们宿舍只有她一个人留在附属医院。白天在医院搞实习，晚上要回去照门。

今天晚上，她不能回宿舍睡觉去了。她要守护在亲爱的少平哥身边……

现在，天色已经发白。

远处传来车辆行驶的隆隆声。她没有一丝睡意，手一直握着少平的手。她知道，他此刻需要一个亲人在自己的身边。她为他的伤痛焦急难过，又为她能在这样的时候守护在他身边感到幸福……

孙少平慢慢才弄清楚了他自己发生了什么事。

伤势不轻，这他心里明白。他庆幸他还活着。

但这伤将给他留下什么后遗症，他估摸不来。头剧烈地疼。右眼像戳进了一颗铁钉。会不会成为白痴或至少会成为“独眼龙”？如果是这样，那还不如死掉！像师傅和晓霞那样干干脆脆离开这世界。

是的，他才二十七岁，还没好好活几天人。但他不愿以白痴或残疾人的身份在这个世界上活一辈子。秀说“不要紧”，这多半是安慰他。如果“不要紧”，为什么要把他弄到省城来治疗？

现在，他紧紧握着秀的手不愿放开。在这样的时刻，他承认自己的精神是脆弱的。他感谢命运把秀及时地安排在他身旁，使他有个依托。

“现在……是什么时候？”他问秀。

“天已经明了。”

“太阳出来了吗？”

金秀抬起头，透过落地式大玻璃窗户，看见远方亮起大片的玫瑰红。

她对他说：“快了！”

“太阳……”他叹息了一声，“以后还能再看见太阳吗？”

“怎么不能？哥哥！一切都会像过去一样。等你好了，咱们一块到郊外的山上去看太阳！”

“不过，秀，还是咱们双水村的太阳好。早晚又圆又红，中午像金子一般黄亮。城里的太阳有时候像蒙了灰尘，模模糊糊。秀，你不知道，矿山的阳光也好，只是我们一年四季很少能看见……”

“哥，等你好了，咱们一块回双水村。要不，我跟你去矿山……”

“噢……你应该很快给兰香打个电话，让她来顶你。你一晚上没睡了！”

“兰香不是到四川西昌实习去了吗？你不知道？”

“噢！我忘了……她是半月前走的。”

“要不要我给她发一封电报？”金秀问。

他没有回答。显然有点犹豫——他不愿耽误妹妹的实习。

“不要给她发吧！”金秀自己先开口说。她愿意此间由自己一个人陪伴他。

“嗯。”少平肯定了她的意见。

“也不要让双水村家里人知道。他们来也不顶事，只会着急。”秀又补充说。

少平用劲握了握她的手，说：“那这就要麻烦你了……”

“这就是我的专业！哥哥，你放心，一切都有我哩！”

“秀……”他叫着她的奶名，但不知该说什么。

他感到，又有两滴烫热的泪珠洒在了他的手背上。

一层热浪漫过了他的心间。他还能对生活有什么抱怨呢？生活是这样地厚爱他，使他在任何时候都有温暖的感情包裹自己的身心。

孙少平！就因为如此，你也应该重新走向生活！二十七年来你付出得太少，不值得接受生活如此的馈赠。你应该在以后短暂的岁月里，真正活得不负众爱……

他在内心向自己发出忠告。

不知为什么，他猛然间想起了叶赛宁的几句诗：不惋惜，不呼唤，我也不啼哭……金黄的落叶堆满心间，我已不再是青春少年……

在以后紧接着的日子里，本院享有国际声望的一位眼科教授为他的右眼做了手术。

手术十分成功。据专家称，以后也不会影响视力。

在他整个卧床期间，金秀既是护理，又是亲属，日日夜夜守在他身边。他眼上缠着绷带，看不见他的“守护神”。他只能呼叫她的奶名，传达他内心那种亲兄妹般的感情。他已不记得金波曾提起的那桩事。他还和过去一样，把金秀和兰香一同看做是自己的亲妹妹。

在这些漫长的没有白天的日子里，由于有金秀在身边，他并没有感到过寂寞。他和秀用外人所难以体会的美妙的原西土话拉家常；有时候，秀还给他读小说，读诗；或者两个人一块听音乐……

在他重见天日的那天，妹妹兰香也赶回来了。当然，和妹妹一起来的还有她的男朋友吴仲平。

绷带和纱布一层层在揭开……当他时隔多日，再一次真实地看见立在他面前的亲人时，忍不住眼里含满了泪水。他有一种重新回到人间的感觉。

他泪花闪闪的目光依次在秀、兰香和仲平脸上停留了片刻；然后有点不好意思地扭过头，透过玻璃窗户，久久地望着室外灿烂的太阳。太阳，太阳，在任何地方都美好地照耀着我们！

因为脑震荡还没有痊愈，他要继续住院治疗。

这下子，陪伴他的是三个人了！秀因为还在医院实习，经常在他身边；兰香和仲平隔一天就来医院看望他一回，吃的东西堆得满房子都是。

这期间，少平接到惠英嫂的一封焦急万分的信，说她等轮休假一到，就带着明明来看他。他赶忙给她回了一封信，说自己一切都平安无事，不久就能出院，让她千万不要来，免得折腾不算，还要耽误明明的学习……

几天以后，吴仲平和兰香与他单独谈了一件重大的事情。仲平提出，等少平出院后，由他给父亲做工作，把他从大牙湾煤矿调到省城来工作。

“我已经从侧面打听清楚了，我父亲和你们铜城矿务局局长是老相识。我让父亲给你们局长写封信，你带回去直接找他也行，或者我跟你去一趟也行。估计问题不大。”仲平热心地对他的“妻哥”说。

少平也知道“问题不大”。省委常务副书记通过局长调个煤矿工人，那的确易如反掌。

但他没有马上对这件事表态。他不愿用一些堂皇的高调拒绝仲平的好意，以此证明自己的“思想境界”不凡。

但说实话，他至少在目前对来大城市生活产生不了热情。不是他对大城市有什么偏见。不，大城市的生活如此丰富多彩，对任何人都是有魅力的。

最主要的是，他对煤矿有了一种不能割舍的感情。感情啊，常常会令人难以置信地决定一个人的行为！正如男女结合，决定的因素往往不仅仅是因为对方漂亮，而正是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刻骨铭心的感情。是啊，大牙湾是他生活的恋人。他深沉地爱着这个“黑皮肤的姑娘”；他不能在感情上和它断然割舍。他在那里流过汗，淌过血，他怎么会轻易地离开那地方呢？一些人因为苦而竭力想逃脱受苦的地方；而一些人恰恰因为苦才留恋受过苦的地方！

在我们的生活中，总会有一些人的认识超出一般的水平线。这种认识当然出自这些人非同一般的生活经历，而不在于读了多少伟人们的“生活指南”书。当然，这不是说，一定要在某些不协调甚至对立的认识中分出是非来。比如，孙少平自己不愿来大城市生活，并不意味着他对大城市和生活在其间的人们有丝毫鄙视的情绪。不，恰恰相反！这个人常常用羡慕和祝福的眼光看待大街上红光满面的男女老少。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只不过，对孙少平来说，他感到他目前的生活只能在大牙湾煤矿——那里有一缕深深的情愫在缠绕着他的心灵啊……

兰香帮仲平打劝他：“二哥，我知道你的性格哩。但你现在受了伤，继续在井下劳动身体怕吃不消了。你到这里来，找个稍微轻松一点的工作，有个什么，我们也能照顾你……”

他指了指自己的脸，开玩笑对妹妹说：“我这副尊容，生活在这里，实在对不起这么漂亮的城市！漂亮的地方应该让漂亮的人们生活！”

三个人都笑了。笑中都深藏着酸楚。

仲平和妹妹走后，少平脸上的笑容即刻消失了。是的，他说了一句玩笑话，但确实反映了他的真实心境。他知道，他的容貌被毁了。他脸上已经留下了一道永远不能消失的疤痕。对于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来说，这道疤痕是太可怕了。疤痕永远地留在了脸上，痛苦永远地留在了心上。直到现在，他还没有勇气去照镜子——他怕看见生活赠给他的这枚“纪念章”……

在这里，春天的讯息要比北方的山区早来近两个节气。寒冷不知不觉消退了，户外的阳光有了一种暖烘烘的感觉。风带着潮湿的柔情，开始亲吻这座城市。杨树和柳树的枝条已经泛出了鲜活，绿色的生命浆汁在看不见的地方悄悄地涌动。谁都能感觉到，春天迈着轻盈柔曼的脚步走来了。

那是一个无风的阳光金黄的中午，孙少平无意间向窗外瞥了一眼，突然看见外面院墙下爆开了一丛金灿灿的迎春花。

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起身走出病室，来到这丛迎春花前。他久久地凝视着那丛黄亮耀眼的花朵，由衷的喜悦使他不由自主满脸堆起了笑容。

这就是生命！没有什么力量能扼杀生命。生命是这样顽强，它对抗的是整整一个严寒的冬天。冬天退却了，生命之花却蓬勃地怒放。你，为了这瞬间的辉煌，忍耐了多少暗淡无光的日月？你会死亡，但你也会证明生命有多么强大。死亡的只是躯壳，生命将涅槃，生生不息，并会以另一种形式永存。只要春天不死，生命就不死，就会有迎春的花朵年年岁岁开放。哦，迎春花……他在那片黄花中依稀看见了一头白发满脸皱纹的母亲。为什么此刻想到了母亲？母亲……

他抬起头，一群白鸽掠过蔚蓝色的天空，羽翼发出了嗡嗡的震荡声……他听见远方传来海的呼啸；他看见，晓霞偏歪着脑袋，微笑着，赤脚踩踏光滑如缎的浪脊在遥远的地平线上跳跃着奔来，鬓角上插一朵金灿灿的迎春花并闪射着耀眼的光芒……

“哥……”

他听见背后传来一声呼唤。

他转过身，眼睛被阳光晃得一阵发黑。

一个黑色的瞬间之后，他才辨认出站在他面前的是金秀。秀的脸就是一朵花。到现在他才惊讶地发现，秀竟然不再是个小孩子，而是这样一个漂亮妩媚的大姑娘了。

他看见他面前的秀有点侷促。为什么？她从来不会在他面前感到不自然。为什么……

他突然想起了自己的脸——那块该死的疤痕。一定是这道可怕的疤痕使秀感到难堪。一种无名的痛苦即刻涌满他的心间。你这副该死的丑陋的面孔，怎么配立在这里像一个江南白面书生优雅地观赏美丽的花朵？你怎么又可以面对这花朵一样美丽的秀呢？你应该立刻滚回大牙湾，滚到井下，滚到黑煤堆里！你只有和那个环境才是协调的！

“哥……”

秀又叫了一声，抬起头看了看他，欲言又止。她是同情他，为他的不幸而难过。瞧，孩子的眼里都旋转着泪水！

“我……什么时候能出院？”他只是这样问了一句。他渴望立刻离开这地方，离开省城！

“还得一段时间……你别着急。”秀说着，从自己的衣袋里摸索着掏出一封信。

她把这信递到他面前，说：“这是……给你的信。”

信？谁给他来的信？家里？惠英嫂？

他刚把信接过来，金秀就背转身走了。

信皮上无一字。封口也没封。

少平立刻抽出信纸。他只看见“哥，我爱你……”几个字，就闭住眼发出一声呻吟般的叹息……

第五十三章

一九八五年清明节前后，尽管山野仍然是一望无际的荒凉，但双水村却随处可见盎然的春意了。东拉河和哭咽河两岸的柳树，绿色柔嫩的枝条已经在春风中摇曳摆动。无论是田家圪，还是金家湾，一团雪白的杏花或一树火红的桃花，从这家那家的墙头上伸出来，使得这个主要以破窑烂院组成的村庄，平添了许多繁荣景象。

灿烂的阳光一扫冬日的阴霾，天空顿时湛蓝如洗。山川河流早已解冻，泥土中散发出草芽萌发的新鲜气息。黄土高原两类主要的候鸟中，燕子已经先一步从南方赶来，正双双对对在老地方构筑新巢；而大雁的队列约摸在十天之后就会掠过高原的上空，向鄂尔多斯无边的北草地飞去……

农事繁忙起来了。神仙山，庙坪山和田家圪这面的山山坬坬上，不时传来庄稼人唱歌一般的回牛声。女人们头上罩起雪白的羊肚子毛巾，孩子们手里端着升子、老碗，跟在犁犋后面点籽撒粪。西葫芦、南瓜、黑豆、绿黑豆、小日月玉米、西红柿、夏洋芋、夏回子白、西瓜、小瓜、黄瓜，都到了播种时节。麻子已经出苗；水葱、韭菜可以动镰割头茬。所有的麦苗都已经返青，庄稼人正忙着锄草追化肥……

但是，一九八五年春天，双水村的庄稼人不像往常那样特别留意大自然的变化。人们怀着各式各样的心情，集中关注着哭咽河那里正在进行的事情。从去年秋末冬初开始，孙少安个人掏腰包出资一万五千元重建的双水村小学，现在眼看就要最后竣工了。

现在，田福堂当年拦河打坝震坏的校舍窑洞，已经被一排气势宏伟的新窑洞所替代。当年的学校操场也扩大了一倍，栽起一副标准的篮球架，还有一些其他庄稼人叫不出名堂的玩艺儿。操场四周砌起了围墙。铁栏式大门上面，拱形铁架上“双水村小学”五个铁字，被红油漆刷得耀眼夺目。据说一两天内就要举行“落成典礼”，到时乡上县上的领导都来参加；听说黄原还要来人拍电视哩。哈呀，孙少安小子虽然破了财，但这下可光荣美了！

当然，新学校的庆祝典礼不仅是孙少安的大事，也是双水村所有人的大事。几天来，全村人都有点激动不安地等待这一非凡的红火时刻。

庆祝仪式的准备工作实际上也已进入了最后阶段。这件事的总料理是双水村一贯的风云人物孙玉亭。一来玉亭是少安的亲属，二来他是村里的领导人之一，又善于搞这些轰轰烈烈的工作。时代变了，玉亭对公众事务的热情没有变。他仍然拖拉着两只烂鞋，在东拉河两岸不停地奔忙。

需要告诉诸位的是，双水村的领导阶层已经在去年冬天进行了大换班。金俊武接替著名的田福堂出任了村党支部书记；而孙少安接替金俊山出任了村民委员会主任。这个变化看来有点突然，实际上也很自然，我们不会过分惊讶。这样，福堂同志和俊山同志就成了普通老百姓。当然，如果农村也设顾问委员会的话，他们二位完全有资格当正副主任。另外，玉亭同志不但没有退到“二线”，反而由支部委员升成了副支书。田海民的委员职务没变。新任支部委员有原一队副队长田福高和金家湾入党不久的前地主的小儿子金光辉。光辉进入双水村的“政治局”，使他们一大家人十分荣耀，金光亮都有点巴结弟弟和弟媳妇马来花了……

在双水村新校舍正式举行仪式的前一天，大忙人孙玉亭跑前跑后指挥人做最后的准备。因为这个仪式是以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的名义举行的，因此村里人都有义务参与工作。此外，大部分人家都有娃娃上学，村民们对这件事都自动表现出十分积极的热情。许多人一大早就跑来，听候玉亭的吩咐。窑洞式教室布置一新；操场打扫得干干净净。因为上面的领导要来；还因为要破天荒第一次在村里拍电视，情绪激动的田福高甚至领着人把哭咽河到东拉河所有的土路洒上水清扫了一遍。“文化人”金成和田海民按玉亭拟定的口号，正在红绿纸上赶写标语——等明天一早，这些标语就将在学校的墙上和村中道路两旁的树干电线杆上张贴起来。

村民委员兼妇女主任贺凤英，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正领着一些妇女精心地布置主席台和会场。

玉亭夫妇的忙碌，不能不使我们想起十年前在这同一地方召开的那次批判会。我们会想起当年的二流子王满银，死去的老憨汉田二和下山村那个“母老虎”……十年过去了，玉亭夫妇和村民们又在这里忙着准备会场。不过，这里将要举行的不再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大会，而恰恰是为了表彰一个发家致富的人为公众做出的贡献。这完全可以看做是整个中国大陆十年沧桑变迁的缩影。十年，中国的十年，叫世人瞠目结舌，也让我们自己眼花缭乱！

在金家湾小学院子里众人忙乱成一团的时候，田家圪这面原一队的禾场上，全体小学生正排练欢迎乡县领导人的入场仪式。孩子们手里拿着彩色纸做的假花，分成两行，跳跃呼喊，向中间那些臆想中的领导人致敬。指导孩子们排练这场面的是两位女老师。一位我们已经知道，是金光明的爱人姚淑芳。另一位却使我们大吃一惊：这不是郝红梅吗？

这的确是郝红梅。

红梅和润生在外县生下孩子后不久，田福堂夫妇终于彻底回心转意，承认了这桩姻缘，把儿子儿媳妇和两个同母异父的孩子都接回了双水村。福堂像城里离退休的老干部一样，从领导岗位上下来的时候，理直气壮地向组织提出：他可以退，但要安排他的儿媳妇在村中的小学教书。没有人对他的要求提出异议。是呀，无论怎样，福堂在村里当了几十年领导，现在他要下台，这点人情全村人都情愿送他。这样，红梅就当了双水村小学教师。这也给了我们一个情感上的满足——我们多么愿意不幸的红梅能有一个良好的生活开端。现在，丈夫田润生和她热恋如初。福堂两口子也抛弃了世俗的偏见，开始喜爱她了。田福堂拿出全部积蓄，向前和润叶又支援了一千元，给润生买了一辆四轮拖拉机，这小伙现在走州过县搞起了长途贩运……

为准备明天的庆祝仪式，金家湾和田家圪两处的人马一直忙乱到天黑才停歇了下来。

在人们各回了各家，四处窑洞窗户上亮起灯火的时候，孙玉亭才一个人离开小学院子，摸黑在哭咽河的那座小桥上走过来。他盘算他已经把一切都准备得完美无缺了。现在，他要赶到村南头侄儿的家里，向他全面汇报明天学校“落成典礼”的准备情况；并捎带着在那里美美价吃一顿可口饭。他估计金俊武也在少安家，这样就省得他再跑回金家湾来向新支书汇报。

过了哭咽河的小桥，孙玉亭克服着破鞋的累赘，想尽量走快一些——因为肚子已经饿得咕咕价直响。

他突然停住了脚步。他似乎听见不远处的破庙里有什么响动。他不顾饥饿，折转身警惕地猫下腰向破庙那边走去，想发现是谁又借黑夜偷偷摸摸敬神搞迷信活动哩。

以巫神刘玉升和金光亮为首的“庙会”，在中途就塌垮了。“庙会”的塌垮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玉亭。在刘玉升等人刚把庙里的主神塑造完毕，庙窑翻修了一半的时候，共产党员孙玉亭激愤地自己掏钱买车票跑到县上把这些“牛鬼蛇神”告了一状。在乡县有关人员的干涉下，刘玉升等人的建庙活动被制止了。虽然如此，村里照样有人来到这个破庙，向那个新塑起的偶像顶礼膜拜，以求消灾灭病。庙内不时有香火缭绕，墙壁挂上了“答报神恩”、“我神保佑”等红布匾。村中其他领导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惟有玉亭明察暗访，一旦发现谁敬了神鬼，重则批评，轻则讲一通当年“政治夜校”学下的“唯物论”观点……

现在，玉亭猫着腰，蹑手蹑脚来到破庙前，身子码在烂石片墙上，支棱起耳朵听里面的动静。听了半天，玉亭不由颓丧地悄悄叹了一口气。原来庙里竟是他哥玉厚！他听见他哥正在向神祷告，让他们老母亲的身体快一点康复。玉亭知道，母亲这几天病很重。但哥哥却偷着求神为老人家治病！这不是……唉，他哥是为了他妈；他总不能跑进去给他去宣传“无神论”！

孙玉亭于是又折转身，过了庙坪枣林间的小路，走过东拉河的列石，上了公路，然后调头朝南，匆忙地向少安家走去。

第二天早晨，庙坪山那面初升的太阳光芒四射的时候，整个双水村便纷乱地骚动起来。人们一吃完早饭，就心急火燎走出家门；婆姨娃娃甚至像过喜事一样穿戴起簇新的见人衣裳。村子四处都在为双水村小学的“落成典礼”作最后的忙碌。哈呀，除过正月里闹秧歌，双水村什么时候在农事大忙中这样全体一块儿热闹过？

瞧，在学校那边，姚淑芳和郝红梅给娃娃们都抹了红脸蛋，把他们摆布在了校门外的道路两旁。孩子们手里拿着纸做的假花；没有假花的分别在自家院子里折了一把桃花或杏花。一旦领导人们走过哭咽河的小桥，他们就准备连喊带跳摇动花束表示欢迎。学校大院里已经有了不少没“任务”的村民。大家纷纷转悠着看这摸那，议论的中心话题当然是孙少安干下的这不同凡响的“伟业”。

贺凤英正领着几个妇女，拿一块红绸子被面，往校舍中间大墙上的一块黑色碑石上蒙盖。这块碑石记述了孙少安新建本学校的经过和情况。因为这是全县第一个由农民个人出资办教育事业，所以县宣传部和教育局都很重视，请文言文功底很深的县文化馆长亲自撰写了碑文；并由石圪节著名的匠人雕刻在碑石上。这可以看做是孙少安夫妇的一块人生纪念碑。

今天在碑石上蒙红绸子的主意也出自玉亭。他说到时作为“压轴戏”由县领导和少安夫妇亲自揭碑。只是当下急忙找不到单纯的红绸布。玉亭曾建议用当年农业学大寨时上级奖给双水村的锦旗——把有字的一面压在里面，反蒙到碑石上。结果遭到秀莲的反对。生病的秀莲特别看重今天这个显示他们活人价值的仪式，不让二爸用不三不四的东西蒙盖那个神圣的东西。她咳嗽气喘翻了半天箱柜，拿出了这块红绸被面。她或许已经忘记了，这块被面还是当年她和少安结婚时，润叶送给他们的。

现在，这块结婚礼品被贺凤英等人庄严地蒙在了碑石上。

在金家湾这面诸事齐备的时候，田家圪那面的公路上传来了热闹的锣鼓声。孙玉亭为了烘托气氛，即兴决定把正月里的秧歌队也拉起来了。等乡县领导人一到，就由秧歌队在前领头，从公路上一直迎过庙坪；而在金家湾学校那边，又有学生娃们的欢迎队伍——那阵势很是壮观了。

这阵儿，田五已经腰扭得像风摆杨柳，手中伞头转得团团飞旋。几十个男女青年紧跟其后，披红挂绿，甩胳膊扬腿，在公路上预演开了。前一队饲养员、田五他哥田四也捺不住性子，耳朵上拴了两个棉花蛋，装扮成“蛮婆”跟在秧歌队尾拧晃起来，其丢丑神韵足可以和罐子村的王满银相比。在众人的哄笑声中，已故田二的憨小子田牛也手舞足蹈跑到队伍中捣乱去了。在大乐器那边的人堆里，巫神刘玉升的接班人田平娃在打鼓。他的师傅不会来参加这世俗的红火热闹。建庙失败后，刘玉升除过不误给人“治病”外，没事都倒在炕上蒙头大睡。经常上他家的只有他的原“副会长”金光亮……

现在，村中的领导人都先后来到了公路边上，准备迎接上面来的领导人。我们看见新任支书金俊武脸被剃头刀刮得净光，上唇上留一丝刮破的血痕，潇洒地披着黑布大氅，派头决不亚于前支书田福堂。他周围立着支委田海民、田福高、金光辉。支部副书记孙玉亭现在仍然拖拉着破鞋马不停蹄四处跑着张罗，声音已经沙哑得像老绵羊叫唤一般。双水村当年的头面人物田福堂引人注目地没有露面。不过，他的儿子田润生没去出车，正兴高采烈在大乐器那边敲锣。

在其他人红火热闹的时候，金强遵照岳父的指示，手里提一桶糨糊，正和小学教师金成一块沿路张贴标语。东拉河这面的人并不知道，金成的父亲、原大队副支书金俊山没有像下台的田福堂那样躲在家里。他现在已经出现在学校院子，和一些老者诚心实意夸赞孙少安为本村办了一件大事。

这时候，在金俊武和金光亮弟兄几家的院子里，村中许多妇女都聚在一起忙着准备招待上面领导人和来宾的午饭。俊武知道少安那面除忙乱不说，秀莲又在生病，因此这顿饭就由他家来张罗。俊武准备像过事情一样闹腾一回吃喝。他刚当了村里的“一把手”，就有这么多上级领导光临他领导的村庄，不好好招待一回他心里过不去。另外，他也是给他的朋友带面子——他宣布，这顿饭是由他和少安共同筹办的。

此刻，在这几家院子里忙碌的除过俊武的媳妇李玉玲和光亮的媳妇外，还有光辉的媳妇马来花，海民的媳妇高银花，金强的小媳妇孙卫红和她的婆婆、正在监外服刑的张桂兰。金波他妈由于做饭手艺闻名全村，是这伙妇女的总指导。金波他爸金俊海已经提前退休，大部分时间都住家中，现在正撵着在公路上看热闹……

孙玉厚家第一批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是他们的亲戚。王满银全家人都从罐子村赶来，专门参加他们家的这场光荣活动。满银拉着狗蛋的手，兰花拉着猫蛋的手，一家四口人穿戴得像过节一样来到了人群里。和他们一块相跟的是秀莲她爸贺耀宗、姐夫常有林——他们倒不是专门为此而来。他们是来看望生病的秀莲却正好碰上了这件喜庆事。

现在，孙玉厚老汉也出了门。他脸上倒看不出特别的激动和愉快。这个活动他非去不行——这是儿子出钱为孙家几代人买来的荣耀啊！不用说，老汉今天将是村中最受尊重的老者。少安他妈去不了，她要留下照看生病的少安他奶。另外，她把小孙女燕子也抱过来了——儿子和儿媳妇是今天这场大戏的主角，他们要双双出门。

在孙少安家里，秀莲和少安还在为穿衣服的事亲切而友好地拌嘴。

生病很长时间而显得有些瘦弱的秀莲，今天情绪格外好。她已细心地把自己打扮穿戴得像新媳妇一样。我们知道，秀莲结婚时是多么的恓惶。她似乎说过，等光景闹好了，还要和亲爱的丈夫举行一次像样的“结婚仪式”。那么，秀莲，你的愿望在今天实现了！

秀莲精心地打扮完自己后，坚持要少安也把最好的衣服穿上。少安本来对二爸将事情闹腾得如此铺排而心烦意乱，根本不愿再穿一身新衣服去显能。他已经够荣耀了，何必再用衣服去表现自己的浅薄呢？他在某种程度上已对人生有了新的理解——这是生活不断教育的自然结果。但他不能不迁就亲爱的妻子。为了不使生病的秀莲生气，他只得换了一身新衣服。他让秀莲先走一步，但秀莲又坚持要和他相跟着一块出门——这可是一次最荣耀的露脸呀！当我们的秀莲和丈夫一块相跟着出现在村民们面前的时候，她内心骄傲的程度也许与南希·里根并无差别……

上午九点多钟，一行小汽车鱼贯相随从南头的公路上开过来，摆溜停在了原大队部下面的路边上。锣鼓唢呐立刻响成一片，秧歌队在田五的带领下手舞足蹈，应声而起。

我们看见，第一个从小车中走出的是年轻的县委书记武惠良——他去年就从黄原来这里上任了。乡县有关部门的领导都纷纷走下车来。新成立的黄原电视台的几位记者一下车，就扛着摄像机乱跑着忙开了。

在乡县领导中我们熟悉的人有：县乡镇企业局局长徐治功——该同志双水村的老百姓也很熟悉；本乡乡长刘根民，副乡长杨高虎。其他还有县宣传部、教育局、人大政协文教组的负责人。本来县长周文龙也想来——我们知道，他曾专门为少安的砖场点过火——但因有会，没能起程。

金俊武、孙少安等人迎上去和上面的领导握手问候。紧接着，由秧歌队在前面引路，这些领导被热情的双水村人迎过了东拉河，迎过了庙坪和哭咽河。小学门口的孩子们立刻挥动花束，一边跳跃，一边齐喊欢迎的口号，与秧歌队的锣鼓唢呐混合成一片巨大的喧响声。玉亭几乎把这场面搞成了迎接外国国家元首……

经过一番必然的纷乱，领导们终于在贺凤英精心布置的主席台上就座了。俊武是会议主持人。不用说，男女主角孙少安和贺秀莲也在主席台上。

在庆祝会就要开始之前，主席台上的孙少安突然看见田福堂也来到了人群里。

田福堂是来了。他有勇气在最后一刻出现在这个场所，证明他不愧还是一条好汉！不过，福堂看起来再不像过去那般气势雄伟。他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位平凡的农村老人，脸上甚至带着看开世事的超然和善的笑容。他不是一个人站在人群里。他手里拖着红梅前夫留下的孩子，背上背着润生和红梅生的女儿。他还给两个小孙子一人做了一个高粱秆皮儿编的“风葫芦”玩具。比起往常，福堂的身体看来倒好多了。

孙少安立刻离开座位，穿过人群，走到田福堂面前，拉他到主席台上就座。福堂谦虚而客气地推让着。懂事的红梅走过来，把两个孩子从公公手里接过去。孙少安硬把前支书拉到主席台上，并向县委书记作了介绍。受到启发的金俊武也在人群里把金俊山拉到了主席台上。双水村新旧两任领导历史性地同坐在一起。

接着，庆祝仪式开始了。乡县领导分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表彰孙少安夫妇劳动致富后不忘为乡亲们谋福的光荣行为。县教育局还给少安夫妇颁发了一块大玻璃框奖状。

在乡县领导人讲话的时候，孙少安几乎连一个字也没听见。他的目光在人群中搜寻到了父亲。父亲头低倾着。少安猜测，老人说不定在哭。他在学生娃中间也看见了儿子。红脸蛋的儿子举一束红艳艳的鲜花，在笑。哭，笑，都是因为欢乐。哭的人知道而笑的人并不知道，这欢乐是多少痛苦所换来的……透过这五彩缤纷的场面，他又回到了那似乎并不遥远的过去；回到了他辛酸的童年。他想起他穿着破烂衣裳，和扎着羊角辫的润叶在这同一地方念书的情景……

有人在肩膀上碰了碰他。他回过头，才发现庆祝仪式到了尾声，领导们都朝那块蒙着红被面的碑石走去；县委书记正含笑招呼他一同前往。

孙少安在喧腾涌动的人群中站起来，扭过头准备叫妻子，却猛地惊呆了！他看见，刚立起来的秀莲嘴里鲜血喷涌，身子摇晃着向地下倒去！

他大叫一声，发狂地张开双臂抱住了她……

我们无比沉痛地获悉，原西县医院对秀莲的诊断结果是：肺癌。

第五十四章

暖洋洋的太阳照耀着都市的大街。公园里和道路旁已经处处绿意朦胧。风中飘飞着一团团雪白的杨絮。街心花园的第一批鲜花，也在不知不觉中竞相开放了。古城的春天稍显即逝，人们立刻就有一种身临初夏的感觉。

街头的行人稠密起来。人们纷纷走出户外，尽情享受阳光和暖风的抚爱。那些时髦的姑娘已经过早地脱掉了外套，穿起单薄的、色彩鲜艳的毛衣线衣。到处传来春游的孩子们的歌声。城市一改冬日的灰暗，重新显出了它那多彩的风貌。

孙少平的伤已经完全好了。雷汉义区长代表矿上来为他办出院手续。他准备过几天就返回大牙湾。

在这期间，妹妹兰香和她的男朋友仍然一直给他做工作，让他调到省城来。他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拒绝他们的好意。尽管他对自己未来的生活心中有数，但他不好当面向他们进一步解释他的想法。他们应该意识到，他和他们的处境不尽相同。不同生活处境的人应该寻找各自的归宿。大城市对妹妹和仲平们也许是合适的，但他在这里未必能寻找到自己的幸福。他想等以后适当的时间用另外一种方式向他们说明自己的观点和态度。

其实，这期间最使他伤神的倒不是兰香和仲平一再劝他来省城工作。他苦恼的是金秀对他表示的热烈感情。自从她把那封恋爱信送到他手中，他就一直苦苦思索自己该怎么办？

秀可爱吗？非常可爱！她是那样热情，漂亮；情感炽烈而丰富，一个瞬间给予男人的东西都要比冷血女人一生给予的还多。她使他想起死去的晓霞。她也是大学生，有文化，有知识，有很好的专业。她无疑会是一个令男人骄傲的妻子。双方感情交流也没什么障碍，他们自小一块长大，一直以兄妹相待；这种关系如果汇入夫妻生活，那将是十分美好的。

秀要成为他的妻子？他要成为秀的丈夫？他一时又难于转这个弯。他一直把秀当做小妹妹看待；在他眼里，她永远是个小孩子，怎么能和她一块过夫妻生活呢？想到这一点，他就感到别扭。

当然，最重要的是，他和秀的差异太大了。他是一个在井下干活的煤矿工人，而金秀是大学生，他怎么能和她结婚？秀在信上说她毕业后准备去他所在的矿医院当医生。他相信她能真诚地做到这一点。但他能忍心让她这样做吗？据兰香一再给他说，按金秀的学习情况，她完全可以考上研究生。他为什么要耽搁她的前程？如果因为他的关系，让秀来大牙湾煤矿，实际上等于把她毁了。他现在才记起，他曾给金波也说过这个意思。

所有这一切考虑，不是说他没勇气和一个女大学生一块生活。当年田晓霞也是大学生、记者。但秀和晓霞又不一样。晓霞在总体素质上是另一种类型的女性。虽然他和秀一块长大，但秀决不会像晓霞那样更深刻地理解他。他和秀之间总有一种隔代之感。

怎么办？这比兰香和仲平要他来大城市工作更难以回答。他知道秀在热切地等待他的回话。给他交了那封信后，她尽管和往常一样细心而入微地照料他，但他们之间已明显地产生了一种极不好意思的成份……

生活是这样令人感慨不已！

孙少平不由想起十年前他的初恋。他想起了他爱上的第一个女人郝红梅。富有戏剧性的是，十年前的那场感情纠葛发生在他和顾养民之间；没想到十年后，他又和顾养民纠缠在一起。不同的是，十年前，郝红梅离他而去爱顾养民；而今天，金秀却要离开顾养民而爱他了！

生活似乎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圆。

但生活又不会以圆的形式结束。生活会一直走向前去！瞧，十年过去了，所有人的生活都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就拿他们几个说吧，养民已经到上海去读研究生；而前不久他震惊地获悉，郝红梅带着前夫留下的孩子，竟然和他同村的另一个同学田润生结了婚，现在就生活在双水村。而他，当了一名干粗活的煤矿工人，现在受了伤，住了院，却被养民爱着的金秀爱上了……

直到现在，他也不知如何与金秀谈这件事。他能感觉来，秀对他的爱是多么强烈！他不能用简单的三言两语来拒绝她，这样会伤害孩子……是的，孩子。他到现在还认为秀是个孩子！

但是，他又不能简单地响应她爱情的呼唤。如果是那样，那伤害的不仅是秀，还有他自己的心灵。

孙少平左思右想，不知该怎么办。

想不出个妥当的结果，他就不能轻易对她表示什么。好在他很快就要离开省城；等离开时，说不定他能对这件事做出结论性的决定……

区长雷汉义帮他结完手续后，他就算和医院告别了。他让区长先回去，他自己还想在省城逗留几天；他知道，他还有些“事”需要处理。

雷汉义临走时，才迟疑着从衣袋里摸出两份矿上的文件给了他。

孙少平一看，这两份文件都是有关他自己的。一份是通报表彰他舍己救人的献身精神；另一份是批评他作为班长，元旦那天让喝醉酒的工人下井，违反了规章制度，决定给他记大过一次。

孙少平把两份文件揉成一团，塞进了自己的衣袋里。

雷汉义安慰他说：“不管是表彰，还是处分，都是些球！回去只管掏咱的炭！”

但孙少平的心情却是沉重的。这是一种永远不能互相抵消的存在，就像他五官正常的脸和脸上那道丑陋的疤痕。他倒并不特别看重这两份让他哭笑不得的文件，而是由此伤感地想到，这正好说明了他那负重前行的生存处境。

仲平竭力要求出院后的少平住到他家去。但他谢绝了。兰香理解二哥的心情，也没有再坚持。少平随即住进了一家个体户开办的小旅店。

他住进旅店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惠英和明明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什么时候回大牙湾煤矿。

几天之后，在少平即将离开省城的时刻，金秀和兰香相跟着来旅店找他，想陪他出去到街上转转。但少平推诿着不想去。最少在眼下，他不愿带着脸上的疤痕，和任何女性相跟着逛大街。他无法忍受陌生人用异样的目光看他和身边两个漂亮的妹妹。说实话，对脸上的那道疤痕，尽管他显得不在乎，但内心却为此而万般痛苦，爱美之心人人有，更何况，他正当青春年华！至于他的脸倒究被毁到了何种程度，直到现在他都没勇气去照镜子。

金秀见他执意不到街上去转，就提议他们三个人一块到她的宿舍去坐坐；她说她们宿舍实习的同学都没回来，就她一个人。医学院离这儿很近，少平也就同意了。金秀本来不想让兰香去，但她有口难言。

三个人到医学院金秀的宿舍后，秀特意让少平坐到她床上休息。她让少平先一个人待一会，自己随即又拉了兰香，到外面去采买吃的——她想好好款待一下少平哥。

兰香和金秀走后，少平一个人没事，就在秀的枕头边拿了几本医学杂志看。他在无意间发现秀床铺那头的墙上挂着一面圆镜子。他犹豫了一下，过去摘下那面镜子。当镜子就要举到面前的时候，他闭住了眼睛。

他闭着眼，举着镜子，脚步艰难地挪到了靠近房门的空地上。他久久地立着，捉镜子的那条胳膊抖得像筛糠一般。在这一刻里，孙少平不再是血性男儿，完全成了一个胆怯的懦夫！

我看到的将会是怎样一个我？他在心里问自己。你啊！为什么不敢正视自己的不幸呢？你不愿看见它，难道它就不存在吗？你连看见它的勇气都鼓不起来，你又怎样带着它回到人们中间去生活？可笑。你这可笑的“鸵鸟政策”！

他睁开了眼睛。呀！他看见，那道可怕的伤疤从额头的发楞起斜劈过右眼角，一直拉过颧骨直至脸颊，活像调皮孩子在公厕墙上写了一句骂人话后所画下的惊叹号！

他猛地把那面镜子摔在水泥地板上；一声爆响，镜子的碎片四处飞溅。接着，他一下伏在金秀的床铺上，埋住脸痛哭起来……

他听见了敲门声——是秀和兰香回来了。

他爬起来，用秀的毛巾揩去了脸上的泪痕。接着，匆忙地拿起扫帚，把满地的碎镜片扫到门后。在手捉住门锁柄的时候，他停留了片刻，以便使自己镇静下来——尽管他知道这是徒劳的。

在门打开的一刹那间，他看见两个妹妹都怀里抱着一堆吃的东西，脸色苍白地愣住看他。她们显然感到这屋里曾发生了什么事。其实，他自己的神态就说明了这一点。

不过，她们很快说笑着走进来了。以后，她们一直装着没有看见门背后的那一堆碎镜片。

两个女孩子像演戏一样，大声说笑着，甚至有点咋咋唬唬，在桌子上铺开一块干净的白布，然后把那些罐头、啤酒、果子露、牛肉、面包等等吃的东西都摆好，让他坐到“上席”上，并且开玩笑称他“革命老前辈”……

吃过东西后，少平没让她们送他，自己一个人来到大街上。

啊，最为严重的时刻也许已经过去了！

现在，他行走在这人流如潮的大街上，不管有多少含义复杂的目光在他脸上扫射，他也坦然如常。不知为什么，他甚至感到自己的情绪渐渐亢奋起来。

他在个体户的小摊上买了一副墨镜，随即就戴起来——部分地遮掩了脸上那道疤痕。接着，他又到商店买了一件铁灰色风雨衣穿在身上。这打扮加上那道疤，奇特地使他具有了别一种男子汉的魅力——这正是他想象中自己的“新”形象。在下午剩下的最后一点时光里，他还到新华书店买了几本书。其中他最喜欢的一本书是《一些原材料对人类未来的影响》。

当天晚上，他静静地坐在小旅店的房间里，分别给妹妹、仲平和金秀写了两封信。在给兰香和仲平的信中，他向他们“阐述”了他为什么现在不想来大城市工作的想法。他说他也许一辈子都可能和煤炭打交道。在给金秀的一封很长的信中，他主要向她表明为什么他不能和她结合的理由。他祝愿亲爱的金秀妹妹和顾养民或别的一个男人幸福地生活……

第二天，孙少平提着自己的东西，在火车站发出了那两封信，就一个人悄然地离开了省城。

中午时分，他回到了久别的大牙湾煤矿。

他在矿部前下了车，抬头望了望高耸的选煤楼、雄伟的矸石山和黑油油的煤堆，眼里忍不住涌满了泪水。温暖的季风吹过了绿黄相间的山野；蓝天上，是太阳永恒的微笑。

他依稀听见一支用口哨吹出的充满活力的歌在耳边回响。这是赞美青春和生命的歌。

他上了二级平台，沿着铁路线急速地向东走去。他远远地看见，头上包着红纱巾的惠英，胸前飘着红领巾的明明，以及脖项里响着铜铃铛的小狗，正向他飞奔而来……

准备：1982—1985年

第一稿：1987年秋天—冬天

第二稿：1988年春天—夏天

版权信息

书名：人生

作者：路遥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12-01

ISBN：97875302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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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上篇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下篇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并非结局）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

——柳青

上篇

第一章

农历六月初十，一个阴云密布的傍晚，盛夏热闹纷繁的大地突然沉寂下来；连一些最爱叫唤的虫子也都悄没声响了，似乎处在一种急躁不安的等待中。地上没一丝风尘；河里的青蛙纷纷跳上岸，没命地向两岸的庄稼地和公路上蹦蹿着。天闷热得像一口大蒸笼，黑沉沉的乌云正从西边的老牛山那边铺过来。地平线上，已经有一些零碎而短促的闪电，但还没有打雷。只听见那低沉的、连续不断的嗡嗡声从远方的天空传来，带给人一种恐怖的信息——一场大雷雨就要到来了。

这时候，高家村高玉德当民办教师的独生儿子高加林，正光着上身，从村前的小河里蹚水过来，几乎是跑着向自己家里走去。他是刚从公社开毕教师会回来的，此刻，浑身大汗淋漓，汗衫和那件漂亮的深蓝的确良夏衣提在手里，匆忙地进了村，上了畔，一头扑进了家门。他刚站在自家窑里的脚地上，就听见外面传来一声低沉的闷雷的吼声。

他父亲正赤脚片儿蹲在炕上抽旱烟，一只手悠闲地捋着下巴上的一撮白胡子。他母亲颠着小脚往炕上端饭。

老两口见儿子回来，两张核桃皮皱脸立刻笑得像两朵花。他们显然庆幸儿子赶在大雨之前进了家门。同时，在他们看来，亲爱的儿子走了不是五天，而是五年；像是从什么天涯海角归来似的。

老父亲立刻凑到煤油灯前，笑嘻嘻地用小指头上专心留下的那个长指甲打掉了一朵灯花，满窑里立刻亮堂了许多。他喜爱地看着儿子，嘴张了几下，也没有说出什么来。老母亲赶紧把端上炕的玉米面馍又重新端下去，放到锅台上，开始张罗着给儿子炒鸡蛋，烙白面饼；她还用她那爱得过分的感情，跌跌撞撞走过来，把儿子放在炕上的衫子披在他汗水直淌的光身子上，嗔怒地说：“二杆子！操心凉了！”

高加林什么话也没说。他把母亲披在他身上的衣服重新放在炕上，连鞋也没脱，就躺在了前炕的铺盖卷上。他脸对着黑洞洞的窗户，说：“妈，你别做饭了，我什么也不想吃。”

老两口的脸顿时又都恢复了核桃皮状，不由得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都在心里说：娃娃今儿个不知出了什么事，心里不畅快？一道闪电几乎把整个窗户都照亮了，接着，像山崩地陷一般响了一声可怕的炸雷。听见外面立刻刮起了大风，沙尘把窗户纸打得啪啪价响。

老两口愣怔地望了半天儿子的背影，不知他倒究怎啦。

“加林，你是不是身上不舒服？”母亲用颤音问他，一只手拿着舀面瓢。

“不是……”他回答。

“和谁吵架啦？”父亲接着母亲问。

“没……”

“那倒究怎啦？”老两口几乎同时问。

“……”

唉！加林可从来都没有这样啊！他每次从城里回来，总是给他们说长道短的，还给他们带一堆吃食：面包啦，蛋糕啦，硬给他们手里塞；说他们牙口不好，这些东西又有“养料”，又绵软，吃到肚子里好消化。今儿个显然发生什么大事了，看把娃娃愁成个啥！高玉德看了一眼老婆的愁眉苦脸，顾不得抽烟了。他把烟灰在炕栏石上磕掉，用挽在胸前纽扣上的手帕揩去鼻尖上的一滴清鼻涕，身子往儿子躺的地方挪了挪，问：“加林，倒究出了什么事啦？你给我们说说嘛！你看把你妈都急成啥啦！”

高加林一条胳膊撑着，慢慢爬起来，身体沉重得像受了重伤一般。他靠在铺盖卷上，也不看父母亲，眼睛茫然地望着对面墙，开口说：“我的书教不成了……”

“什么？”老两口同时惊叫一声，张开的嘴巴半天也合不拢了。

加林仍然保持着那个姿势，说：“我的民办教师被下了。今天会上宣布的。”

“你犯了什么王法？老天爷呀……”老母亲手里的舀面瓢一下子掉在锅台上，摔成了两瓣。

“是不是减教师哩？这几年民办教师不是一直都增加吗？怎么一下子又减开了？”父亲紧张地问他。

“没减……”

“那马店学校不是少了一个教师？”他母亲也凑到他跟前来了。

“没少……”

“那怎能没少？不让你教了，那它不是就少了？”他父亲一脸的奇怪。

高加林烦躁地转过脸，对他父母亲发开了火：“你们真笨！不让我教了，人家不会叫旁人教？”

老两口这下子才恍然大悟。他父亲急得用瘦手摸着赤脚片，偷声缓气地问：“那他们叫谁教哩？”

“谁？谁！再有个谁！三星！”高加林又猛地躺在了铺盖上，拉了被子的一角，把头蒙起来。

老两口一下子木然了，满窑里一片死气沉沉。

这时候，听见外面雨点已经急促地敲打起了大地，风声和雨声逐渐加大，越来越猛烈。窗户纸不时被闪电照亮，暴烈的雷声接二连三地吼叫着。外面的整个天地似乎都淹没在了一片混乱中。

高加林仍然蒙着头。他父亲鼻尖上的一滴清鼻涕颤动着，眼看要掉下来了，老汉也顾不得去揩；那只粗糙的手再也顾不得悠闲地捋下巴上的那撮白胡子了，转而一个劲地摸着赤脚片儿。他母亲身子佝偻着伏在炕栏石上，不断用围裙擦眼睛。窑里静悄悄的，只听见锅台后面那只老黄猫的呼噜声。

外面暴风雨的喧嚣更猛烈了。风雨声中，突然传来了一阵“轰隆轰隆”的声音——这是山洪从河道里涌下来了。

足足有一刻钟，这个灯光摇晃的土窑洞失去了任何生气，三个人都陷入难受和痛苦中。

这个打击对这个家庭来说显然是严重的。对于高加林来说，他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已经受了很大的精神创伤。亏得这三年教书，他既不要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又有时间继续学习，对他喜爱的文科深入钻研。他最近在地区报上已经发表过两三篇诗歌和散文，全是这段时间苦钻苦熬的结果。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他将不得不像父亲一样开始自己的农民生涯。他虽然没有认真地在土地上劳动过，但他是农民的儿子，知道在这贫瘠的山区当个农民意味着什么。农民啊，他们那全部伟大的艰辛他都一清二楚！他虽然从来也没鄙视过任何一个农民，但他自己从来都没有当农民的精神准备！不必隐瞒，他十几年拼命读书，就是为了不像他父亲一样一辈子当土地的主人（或者按他的另一种说法是奴隶）。虽然这几年当民办教师，但这个职业对他来说还是充满希望的。几年以后，通过考试，他或许会转为正式的国家教师。到那时，他再努力，争取做他认为更好的工作。可是现在，他所抱有的幻想和希望彻底破灭了。此刻，他躺在这里，脸在被角下面痛苦地抽搐着，一只手狠狠地揪着自己的头发。

对于高玉德老两口子来说，今晚上这不幸的消息就像谁在他们的头上敲了一棍。他们首先心疼自己的独生子：他从小娇生惯养，没受过苦，嫩皮嫩肉的，往后漫长的艰苦劳动怎能熬下去呀！再说，加林这几年教书，挣的全劳力工分，他们一家三口的日子过得并不紧巴。要是儿子不教书了，又急忙不习惯劳动，他们往后的日子肯定不好过。他们老两口都老了，再不像往年，只靠四只手在地里刨挖，也能供养儿子上学“求功名”。想到所有这些可怕的后果，他们又难受，又恐慌。加林他妈在无声地啜泣；他爸虽然没哭，但看起来比哭还难受。老汉手把赤脚片摸了半天，开始自言自语叫起苦来：

“明楼啊，你精过分了！你能过分了！你强过分了！仗你当个四大队书记，什么不讲理的事你都敢做嘛！我加林好好地教了三年书，你三星今年才高中毕业嘛！你怎好意思整造我的娃娃哩？你不要理了，连脸也不要了？明楼！你做这事伤天理哩！老天爷总有一天要睁眼呀！可怜我那苦命的娃娃啊！啊嘿嘿嘿嘿嘿……”

高玉德老汉终于忍不住哭出声来，两行浑浊的老泪在皱纹脸上淌下来，流进了下巴上那一撮白胡子中间。

高加林听见他父母亲哭，猛地从铺盖上爬起来，两只眼睛里闪着怕人的凶光。他对父母吼叫说：“你们哭什么！我豁出这条命，也要和他高明楼小子拼个高低！”说罢他便一纵身跳下炕来。

这一下子慌坏了高玉德。他也赤脚片跳下炕来，赶忙捉住了儿子的光胳膊。同时，他妈也颠着小脚绕过来，脊背抵在了门板上。老两口把光着上身的儿子堵在了脚地当中。

高加林急躁地对慌了手脚的两个老人说：“哎呀呀！我并不是要去杀人嘛！我是要写状子告他！妈，你去把书桌里我的钢笔拿来！”

高玉德听见儿子说这话，比看见儿子操起家具行凶还恐慌。他死死按着儿子的光胳膊，央告他说：“好我的小老子哩！你可千万不要闯这乱子呀！人家通天着哩！公社、县上都踩得地皮响。你告他，除什么事也不顶，往后可把咱扣掐死呀！我老了，争不得这口气了；你还嫩，招架不住人家的打击报复。你可千万不能做这事啊……”

他妈也过来扯着他的另一条光胳膊，顺着他爸的话，也央告他说：“好我的娃娃哩，你爸说得对对的！高明楼心眼子不对，你告他，咱这家人往后就没活路了……”

高加林浑身硬得像一截子树桩，他鼻子口里喷着热气，根本不听二老的规劝，大声说：“反正这样活受气，还不如和他狗日的拼了！兔子急了还咬一口哩，咱这人活成个啥了！我不管顶事不顶事，非告他不行！”他说着，竭力想把两条光胳膊从四只衰老的手里挣脱出来。但那四只手把他抓得更紧了。两个老人哭成一气。他母亲摇摇晃晃的，几乎要摔倒了，嘴里一股劲央告说：“好我的娃娃哩，你再犟，妈就给你下跪呀……”

高加林一看父母亲的可怜相，鼻子一酸，一把扶住快要栽倒的母亲，头痛苦地摇了几下，说：“妈妈，你别这样，我听你们的话，不告了……”

两个老人这才放开儿子，用手背手掌擦拭着脸上的泪水。高加林身子僵硬地靠在炕栏石上，沉重地低下了头。外面，虽然不再打闪吼雷，雨仍然像瓢泼一样哗哗地倾倒着。河道里传来像怪兽一般咆哮的山洪声，令人毛骨悚然。

他妈见他平息下来，便从箱子里翻出一件蓝布衣服，披在他冰凉的光身子上，然后叹了一口气，转到后面锅台上给他做饭去了。他父亲摸索着装起一锅烟，手抖得划了十几根火柴才点着——而忘记了煤油灯的火苗就在他的眼前跳荡。他吸了一口烟，弯腰弓背地转到儿子面前，思思谋谋地说：“咱千万不敢告人家。可是，就这样还不行……是的，就这样还不行！”他决断地喊叫说。

高加林抬起头来，认真地听父亲另外还有什么惩罚高明楼的高见。

高玉德头低倾着吸烟，一副老谋深算的样子。过了好一会，他才扬起那饱经世故的庄稼人的老皱脸，对儿子说：“你听着！你不光不敢告人家，以后见了明楼还要主动叫人家叔叔哩！脸不要沉，要笑！人家现在肯定留心咱们的态度哩！”他又转过白发苍苍的头，给正在做饭的老伴安咐：“加林他妈，你听着！你往后见了明楼家里的人，要给人家笑脸！明楼今年没栽起茄子，你明天把咱自留地的茄子摘上一筐送过去。可不要叫人家看出咱是专意讨好人家啊！唉！说来说去，咱加林今后的前途还要看人家照顾哩！人活低了，就要按低的来哩……加林妈，你听见了没？”

“嗯……”锅台那边传来一声几乎是哭一般的应承。

泪水终于从高加林的眼里涌出来了。他猛地转过身，一头扑在炕栏石上，伤心地痛哭起来。

外面的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只听见大地上淙淙的流水声和河道里山洪的怒吼声混交在一起，使得这个夜晚久久地平静不下来了……

第二章

高加林醒来以后，他自己并不知道时光已经接近中午了。

近一个月来，他每天都是这样，睡得很早，起得很迟。其实真正睡眠的时间倒并不多；他整晚整晚在黑暗中大睁着眼睛。从绞得乱翻翻的被褥看来，这种痛苦的休息简直等于活受罪。只是临近天明，当父母亲摸索着要起床，村里也开始有了嘈杂的人声时，他才开始迷糊起来。他蒙眬地听见母亲从院子里抱回柴火，吧嗒吧嗒地拉起了风箱；又听见父亲的瘸腿一轻一重地在地上走来走去，收拾出山的工具，并且还安咐他母亲给他把饭做好一点……他于是就眼里噙着泪水睡着了。

现在他虽然醒了，头脑仍然是昏沉沉的。睡是再睡不着了，但又不想爬起来。

他从枕头边摸出剩了不多几根的纸烟盒，抽出一支点着，贪婪地吸着，向土窑顶上喷着烟雾。他最近的烟瘾越来越大了，右手的两个手指头熏得焦黄。可是纸烟却没有了——准确地说，是他没有买纸烟的钱了。当民办教师时，每月除过工分，还有几块钱的补贴，足够他买纸烟吸的。

接连抽了两支烟，他才感到他完全醒了。本来最好再抽一支更解馋，但烟盒里只剩了最后一支——这要留给刷牙以后享用。

他开始穿衣服。每穿完一件，总要愣怔半天，才穿另一件。

好长时间他才磨磨蹭蹭下了炕，在水瓮里舀了一勺凉水往干毛巾上一浇，用毛巾中间湿了的那一小片对付着擦擦肿胀的眼睛。然后他舀一缸子凉水，到院子里去刷牙。

外面的阳光多刺眼啊！他好像一下子来到了另一个世界。天蓝得像水洗过一般。雪白的云朵静静地飘浮在空中。大川道里，连片的玉米绿毡似的一直铺到西面的老牛山下。川道两边的大山挡住了视线，更远的天边弥漫着一层淡蓝色的雾霭。向阳的山坡大部分是麦田，有的已经翻过，土是深棕色的；有的没有翻过，被太阳晒得白花花的，像刚熟过的羊皮。所有麦田里复种的糜子和荞麦都已经出齐，泛出一层淡淡的浅绿。川道上下的几个村庄，全都罩在枣树的绿阴中，很少看得见房屋；只看见每个村前的打麦场上，都立着密集的麦秸垛，远远望去像黄色的蘑菇一般。

他的视线被远处一片绿色水潭似的枣林吸引住了。他怕看见那地方，但又由不得看。在那一片绿阴中，隐隐约约露出两排整齐的石窑洞。那就是他曾工作和生活了三年的学校。

这学校是周围几个村子共同办的，共有一百多学生，最高是五年级，每年都要向城关公社中学输送一批初中学生。高加林一直当五年级的班主任，这个年级的算术和语文课也都由他代。他并且还给全校各年级上音乐和图画课——他在那里曾是一个很受尊重的角色。别了，这一切！

他无精打采地转过脸，蹲在畔上开始刷牙。

村子里静悄悄的。男人们都出山劳动去了，孩子们都在村外放野。村里已经有零星的吧嗒吧嗒拉风箱的声音，这里那里的窑顶上，也开始升起了一缕一缕蓝色的炊烟。这是一些麻利的妇女开始为自己的男人和孩子们准备午饭了。河道里，密集的杨柳丛中，叫蚂蚱间隔地发出了那种叫人心烦的单调的大合唱。

高加林刷牙的时候，看见他母亲正佝偻着身子，在对面自留地的茄子畦里拔草，满头白发在阳光下那么显眼。一种难受和羞愧使他的胸部一阵绞痛。他很快把牙刷从嘴里拔出来，在心里说：我这一个月实在不像话了！两个老人整天在地里操磨，我怎能老待在家里闹情绪呢？不出山，让全村人笑话！是的，他已经感到全村人都在另眼看他了。大家对高明楼做的不讲理的事已经习以为常了，但对村里任何一个不劳动的二流子都反感。庄稼人嘛，不出山劳动，那是叫任何人都瞧不起的。加林痛苦地想：他可再不能这样下去了！生活是严酷的，他必须承认他目前的地位——他已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了！

高加林这样想着，正准备转身往回走，听见背后有人说：“高老师，你在家哩？”

他转身一看，认出是后川马店村一队的生产队长马拴。

马拴虽然不识字，但是代表马店大队参加学校管理委员会，常来学校开会，他们很熟悉。这是一个老实后生，心地善良，但人又不死板，做庄稼和搞买卖都是一把好手。

他看见平时淳朴的马拴今天一反常态。他推一辆崭新的自行车，车子被彩色塑料带缠得花花绿绿，连辐条上都缠着一些色彩鲜艳的绒球，讲究得给人一种俗气的感觉。他本人打扮得也和自行车一样体面：大热的天，一身灰的确良衬衣外面又套一身蓝涤卡罩衣；头上戴着黄的确良军式帽，晒得焦黑的胳膊上撑一只明晃晃的镀金链手表。他大概自己也为自己的打扮和行装有点不好意思，别扭地笑着。加林此刻虽然心情不好，也为马拴这身扎眼的装束忍不住笑了，问：“你打扮得像新女婿一样，干啥去了？”

马拴脸通红，笑了笑说：“看媳妇去了！人家正给我说你们村刘立本的二女子哩！”

加林这才明白为什么他今天里外一崭新。眼下农民看对象都是这种打扮。他问：“是巧珍吗？”

“就是的。”

“那你这把川道里的头梢子拔了！你不听人家说，巧珍是‘盖满川’吗？”加林开玩笑说。

“果子是颗好果子，就怕吃不到咱嘴里！”憨厚的马拴笑嘻嘻地说了句粗话。

“看得怎样？成了吧？”

“离城还有十五里！咱跑了几回，看他们家里大人倒没啥意见，就是本人连一次面也不露。大概嫌咱没文化，脸黑。脸是没人家白，论文化，她也和我一样，斗大字不识几升！唉，现在女的心都高了！”

“慢慢来，别着急！”

“对对对！”马拴哈哈大笑了。

“回我们家喝点水吧？”

“不了，在我老丈人家里喝过了！”

这回轮上高加林哈哈大笑了。他想不到这个不识字的农民说话这么幽默。

马拴戴手表的胳膊扬了扬，给他打了告别，便跨上车子，向川道里的架子车路飞奔而去了。

加林靠在畔的一棵枣树上，一直望着他的背影没入了玉米的绿色海洋里。他忍不住扭过头向后村刘立本家的院子望了望。

刘立本绰号叫“二能人”，队里什么官也不当，但全村人尊罢高明楼就最敬他。他人心眼活泛，前几年投机倒把，这二年堂堂皇皇做起了生意，挣钱快得马都撵不上，家里的光景是全村最好的。高明楼虽然是村里的“大能人”，但在经济战线上，远远赶不上“二能人”。对于有钱人，庄稼人一般都是很尊重的。不过，村里人尊重刘立本，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立本的大女儿巧英前年和高明楼的大儿子结婚了，所以他的身份在村里又高了一截。“大能人”和“二能人”一联亲，两家简直成了村里的主宰。全村只有他们两家圈围墙，盖门楼，一家在前村，一家在后村，虎踞龙盘，俨然是这川道里像样的大户人家。

从内心说，高加林可不像一般庄稼人那样羡慕和尊重这两家人。他虽然出身寒门，但他没本事的父亲用劳动换来的钱供养他上学，已经把他身上的泥土味冲洗得差不多了。他已经有了一般人们所说的知识分子的“清高”。在他看来，高明楼和刘立本都不值得尊敬，他们的精神甚至连一些光景不好的庄稼人都不如。高明楼人不正派，仗着有点权，欺上压下，已经有点“乡霸”的味道；刘立本只知道攒钱，前面两个女儿连书都不让念——他认为念书是白花钱。只是后来，才把三女儿巧玲送学校，现在算高中快毕业了。这两家的子弟他也不放在眼里。高明楼把精能全占了，两个儿子脑子都很迟笨。二儿子三星要不是走后门，怕连高中都上不了。刘立本的三个女儿都长得像花朵一样好看，人也都精精明明的，可惜有两个是文盲。

虽然这样，加林此刻站在畔上只是恼恨地想：他们虽然被他瞧不起，但他自己现在又是个什么光景呢？

一种强烈的心理上的报复情绪使他忍不住咬牙切齿。他突然产生了这样的思想：假若没有高明楼，命运如果让他当农民，他也许会死心塌地在土地上生活一辈子！可是现在，只要高家村有高明楼，他就非要比他更有出息不可！要比高明楼他们强，非得离开高家村不行！这里很难比过他们！他决心要在精神上，要在社会的面前，和高明楼他们比个一高二低！

他把缸子牙刷送回窑，打开箱子找一件外衣，准备到前川菜园下面的那个水潭里洗个澡。

他翻出一件黄色的军用上衣，眼睛突然亮了。这件衣服是他叔父从新疆部队上寄回的，他宝贵得一直舍不得穿。他父亲唯一的弟弟从小出去当兵，解放以后才和家里联系上，几十年没回一次家。一年通几次信，年底给他们寄一点零花钱，关系仅此而已。叔父听说是副师政委，这是他们家的光荣和骄傲，只是离家远，在他们的生活中不起什么作用。

高加林拿起这件衣服，突然想起要给叔父写一封信，告诉一下他目前的处境，看叔父能不能在新疆给他找个工作。当然，他立刻想到，父母亲就他一个独苗儿，就是叔父在那里能给他找下工作，他们也不会让他去的。但他决定还是要给叔父写信。他渴望远走高飞——到时候，他会说服父母亲的。

他于是很快伏在桌子上，用他文科方面的专长，很动感情地给叔父写了一封信，放在了箱子里。他想明天县城逢集，他托人把信在城里很快寄出去。

这个突然冒出来的想法，给他精神上带来很大的安慰。他立刻觉得轻松起来，甚至有点高兴。

他把这件黄军衣穿在身上，愉快地出了门，沿着通往前川的架子车路，向那片色彩斑斓的菜园走去。

黄土高原八月的田野是极其迷人的。远方的千山万岭，只有在这个时候才用惹眼的绿色装扮起来。大川道里，玉米已经一人多高，每一株都怀了一个到两个可爱的小绿棒；绿棒的顶端，都吐出了粉红的缨丝。山坡上，蔓豆、小豆、黄豆、土豆都在开花，红、白、黄、蓝，点缀在无边无涯的绿色之间。庄稼大部分都刚锄过二遍，又因为不久前下了饱墒雨，因此地里没有显出旱象，湿润润，水淋淋，绿蓁蓁，看了真叫人愉快和舒坦。

高加林轻快地走着，烦恼暂时放到了一边，年轻人那种热烈的血液又在他身上欢畅地激荡起来。他折了一朵粉红色的打碗碗花，两个指头捻动着花茎，从一片灰白的包心菜地里穿过，接连跳过了几个土塄坎，来到了河道里。

他飞快地脱掉长衣服，在那一潭绿水的上石崖上扩胸、下蹲——他已经决定不是简单洗个澡，而要好好游一次泳。

他的裸体是很健美的。修长的身材，没有体力劳动留下的任何印记，但又很壮实，看出他进行过规范的体育锻炼。脸上的皮肤稍有点黑；高鼻梁，大花眼，两道剑眉特别耐看。头发是乱蓬蓬的，但并不是不讲究，而是专门讲究这个样子。他是英俊的，尤其是在他沉思和皱着眉头的时候，更显示出一种很有魅力的男性美。

高加林活动了一会儿，便像跳水运动员一般从石崖上一纵身跳了下去，身体在空中划了一条弧线，就优美地没入了碧绿的水潭中。他在水里用各种姿势游，看来蛮像一回事。

一刻钟以后，他从跌水哨的一边爬上来，在上面的浅水里用肥皂洗了一遍身子，然后躲在一个石窝里换了裤子，光着上身回到石崖上面，躺在一棵桃树下。这棵桃树是一辈子打光棍的德顺老汉的。桃子还没熟的时候，好心的老光棍就全摘了分给村里的娃娃。现在这树上只留下一些不很茂密的树叶，倒也能遮一些阴凉。

高加林把衫子铺到地上，两只手交叉着垫到脑后，舒展开身子躺下来，透过树叶的缝隙，无意识地望着水一般清澈的蓝天。时光已经到了中午，但他的肚子也不觉得饿。河道离得很近，但水声听起来像是很远，潺潺地，像小提琴拉出来的声音一般好听。

这时候，在他右侧的玉米地里，突然传来一阵女孩子悠扬的信天游歌声：

上河里（哪个）鸭子下河里鹅，

一对对（哪个）毛眼眼望哥哥……

歌声甜美而嘹亮，只是缺乏训练，带有一点野味。他仔细听了一下，声音像是刘立本家的巧珍。他一下子记起刚才马拴看媳妇的洋相，又联想到巧珍唱的歌，忍不住笑了，心里说：“你哥哥专门来望你哩，没望见你；他人走了，你现在才望他哩……”

他这样想这件可笑事时，就听见他旁边的玉米林子里响起沙沙的声音。坏了！大概是巧珍从这里过路回家呀。

高加林慌忙坐起来，两把穿上了衣服。他的最后一颗扣子还没扣上，巧珍提一篮子猪草已经站在他面前了。

刘巧珍看起来根本不像个农村姑娘。漂亮不必说，装束既不土气，也不俗气。草绿的确良裤子，洗得发白的蓝劳动布上衣，水红的确良衬衣的大翻领翻在外边，使得一张美丽的脸庞显得异常生动。

她扑闪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局促地望了一眼高加林，然后从草篮里摸出一个熟得皮都有点发黄的甜瓜递到高加林面前，说：“我们家自留地的。我种的。你吃吧，甜得要命！”接着，她又从口袋里掏出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花手帕，让加林揩一揩甜瓜。

高加林很勉强地接过甜瓜，但没有接她的手帕，轻淡地对她说：“我现在不想吃，我一会儿再……”

巧珍似乎还想和他说话，看他这副样子，犹豫了一下，低着头向上边地畔的小路上走了。

高加林把甜瓜放在一边，下意识地回过头朝地畔上望了一眼，结果发现走着的巧珍也正回过头望他。他赶忙扭过头，烦恼地躺在了地上。他在感情上对这个不识字的俊女子很讨厌，因为她姐姐是高明楼的儿媳妇！

他并不想吃甜瓜，此刻倒很想抽一支烟。他明知道纸烟早已经抽光，卷着抽的旱烟叶子也没带来，但两只手还是下意识地在身上所有的衣袋上都按了按，结果只是失望地叹了一口气。

“加林！加林！快回去吃饭嘛！躺在这儿干啥哩？”他听见父亲在菜地畔上叫他。

他站起身，把巧珍送的那个甜瓜装在上衣口袋里，向菜地畔上走去。

他上了地畔，先把父亲的烟锅接过来，点着一锅，拼命吸了一口，立刻呛得他弯下腰咳嗽了半天。

他父亲叹息了一声，说：“别抽这旱烟了，劲太大！”他把旱烟锅从儿子手里夺过来，说：“加林，我在山里思谋了一下，明儿个县里逢集，干脆让你妈蒸上一锅白馍，你提上卖去！咱家里点灯油和盐都快完了，一个来钱处都没有嘛！再说，卖上两个钱，还能给你买一条纸烟哩！”

高加林揩了揩咳嗽呛出的眼泪，直起腰看了看父亲等待他回答的目光，犹豫了半天。他很快想起他给叔父写好的信，觉得明天上一趟县城也好，他可以亲自把信发出去——要是托给别人邮，万一丢了怎么办？他于是同意了父亲的这个提议，决定明天到县城赶集去。

第三章

吃过早饭不久，在大马河川道通往县城的简易公路上，已经开始出现了熙熙攘攘去赶集的庄稼人。由于这两年农村政策的变化，个体经济有了大发展，赶集上会，买卖生意，已经重新成了庄稼人生活的重要内容。

公路上，年轻人骑着用彩色塑料缠绕得花花绿绿的自行车，一群一伙地奔驰而过。他们都穿上了崭新的“见人”衣裳，不是涤卡，就是的确良，看起来时兴得很。粗糙的庄稼人的赤脚片上，庄重地穿上尼龙袜和塑料凉鞋。脸洗得干干净净，头梳得光光溜溜，兴高采烈地去县城露面：去逛商店，去看戏，去买时兴货，去交朋友，去和对象见面……

更多的庄稼人大都是肩挑手提：担柴的、挑菜的、吆猪的、牵羊的、提蛋的、抱鸡的、拉驴的、推车的；秤匠、鞋匠、铁匠、木匠、石匠、篾匠、毡匠、箍锅匠、泥瓦匠；游医、巫婆、赌棍、小偷、吹鼓手、牲口贩子……都纷纷向县城涌去了。川北山根下的公路上，蹚起了一股又一股的黄尘。

当高加林挽着一篮子蒸馍加入这个洪流的时候，他立刻后悔起来。他感到自己突然变成一个真正的乡巴佬了。他觉得公路上前前后后的人都朝他看。他，一个曾经是潇潇洒洒的教师，现在却像一个农村老太婆一样，上集卖蒸馍去了！他的心难受得像无数虫子在咬着。

但这一切是毫无办法的。严峻的生活把他赶上了这条尘土飞扬的路。他不得不承认，他现在只能这样开始新的生活。家里已经连买油量盐的钱都没了，父母亲那么大的年纪都还整天为生活苦熬苦累，他一个年轻轻的后生，怎好意思一股劲呆下吃闲饭呢？

他提着蒸馍篮子，头尽量低着，什么也不看，只瞅着脚下的路，匆匆地向县城走。路上，他想起父亲临走时安咐他，叫他卖馍时要吆喝。他的脸立刻感到火辣辣地发烧。天啊，他怎能喊出声来！

“可是，”他想，“如果我不叫卖，谁知道我提这蒸馍是干啥哩？”

走到一个小沟岔的时候，高加林突然想：干脆让我先跑到这没人的拐沟里试验喊叫一下，到城里好习惯一些嘛！

他满脸通红朝公路两头望了望，见没什么人，于是就像做一件见不得人的事一样，匆忙地折身走进了公路边的那条拐沟里。

他在这荒沟里走了好一段路，直到看不见公路的时候才站住。

他站住，口张了一下，但没勇气喊出声来。又张了一下口，还是不行。短短的时间里，汗水已经沁满了他的额头。四野里静悄悄的，几只雪白的蝴蝶在他面前一丛淡蓝色的野花里安详地飞着；两面山坡上茂密的苦艾发出一股新鲜刺鼻的味道。高加林感到整个大地都在敛声屏气地等待他那一声“白蒸馍哎——”！

啊呀，这是那么的难人！他感到就像要在大庭广众面前学一声狗叫唤一样受辱。

他用手背擦了一下额头的汗水，决心下一声非喊出来不可！他狠狠地咽了一口唾沫，把眼一闭，张开嘴怪叫一声：“白蒸馍哎——”

他听见四山里都在回荡着他那一声演戏般的、悲哀的喊叫声。他牙咬住嘴唇，强忍着没让眼里的泪花子溢出来。

他直愣愣地在这个荒沟野地里站了老半天，才难受地回到公路上，继续向县城走去。从他们村到县城只有十来里路，但他感到这段路是多么的漫长和艰难。他知道，更大的困难还在前头——在那万头攒动的集市上！

当他走到大马河与县河交汇的地方，县城的全貌已经出现在视野之内了。一片平房和楼房交织的建筑物，高低错落，从半山坡一直延伸到河岸上。亲爱的县城还像往日一样，灰蓬蓬地显出了它那诱人的魅力。他没有走过更大的城市，县城在他的眼里就是大城市，就是别一番天地。他对这里的一切都是熟悉的，亲切的；从初中到高中，他都是在这里度过。他对自己和社会的深入认识，对未来生活的无数梦想，都是在这里开始的。学校、街道、电影院、商店、浴池、体育场……生活是多么的丰富多彩！可是，三年前，他就和这一切告别了……

现在，他又来了。再不是当年的翩翩少年，衣服整洁而笔挺，满身的香皂味，胸前骄傲地别着本县最高学府的校徽。他现在提着蒸馍篮子，是一个普通的赶集的庄稼人了。

往事的回忆使他心酸。他靠在大马河桥的石栏杆上，感到头有点眩晕起来。四面八方赶集的人群正源源不绝地通过大桥，进了街道。远处城市中心街道的上空，腾起很大一片灰尘，嘈杂的市声听起来像蜂群发出的嗡嗡声一般。

他猛然想到一个更糟糕的问题：要是碰上他在县城的同学怎么办？

他下意识地抬起头，先慌忙朝前后看了看。这时候他才真正后悔赶这趟集了。一般的赶集倒也没什么，可他是来卖蒸馍的呀！

现在折回去吗？可这怎行呢！他已经走到了县城。再说，家里连一点零花钱都没有了，这样回去，父母亲虽然不会说什么，但他们肯定心里会难受的——不仅为这篮没卖掉的蒸馍，更为他的没出息而难受！

“不，”他想，“我既然来了，就是硬着头皮也要到集上去！”当然，他也在心里祷告，千万不要碰上县城里的同学。

他很快提起篮子，过了桥，向街道上走去。他准备穿过街道，到南关里去。那里是猪市、粮食市和菜市，人很稠，除过买菜的干部，大部分都是庄稼人，不显眼。

当他路过汽车站候车室外面的马路时，脸刷一下白了——白了的脸很快又变得通红。他感到全身的血一下都向脸上涌上来了：他猛然看见他高中时的同班同学黄亚萍和张克南正站在候车室门口。躲是来不及了，他俩显然也看见了他，已经先后向他走过来了。

高加林恨不得把这篮子馍一下扔到一个人所不知的地方。张克南和黄亚萍很快走到他面前了，他只好伸出空着的那只手和克南握了握手。

他俩问他提个篮子干啥去呀？他即兴撒了个谎，说去城南一个亲戚家里走一趟。

黄亚萍很快热情地对他说：“加林，你进步真大呀！我看见你在地区报上发表的那几篇散文啦！真不简单！文笔很优美，我都在笔记本上抄了好几段呢！”

“你还在马店教书吗？”克南问他。

他摇摇头，苦笑了一下说：“已经被大队书记的儿子换下来了，现在已经回队当了社员。”

黄亚萍立刻焦虑地说：“那你学习和写文章的时间更少了！”

高加林解嘲地说：“时间更多了！不是有一个诗人写诗说：‘我们用镢头在大地上写下了无数的诗行’吗？”

他的幽默把他的两个同学都逗笑了。

“你们出差去吗？”加林问他们俩。他隐约地感到，他两个的关系似乎有点微妙。在中学时，他俩的关系倒也很一般。

“我不出去。克南要到北京给他们单位买彩色电视机。我是闲逛哩……”黄亚萍说着，似乎有点不好意思。

“你还在副食公司当保管吗？”加林问克南。

“不。前不久刚调到副食门市上。”克南说。

“高升了！当了门市部主任！不过，前面还有个副字！”亚萍有点嘲弄地看了看克南，不以为然地撇了一下嘴。

“要买什么烟酒一类的东西，你来，我尽量给你想办法。我这人没其他能耐，就能办这么些具体事。唉，现在乡下人买一点东西真难！”克南对他说。

尽管张克南这些话都是真诚的，但高加林由于他自己的地位，对这些话却敏感了。他觉得张克南这些话是在夸耀自己的优越感。他的自尊心太强了，因此精神立刻处于一种藐视一切的状态，稍有点不客气地说：“要买我想其他办法，不敢给老同学添麻烦！”

一句话把张克南刺了个大红脸。

黄亚萍也是个灵人，已经听出他俩话不投机，便对高加林说：“你下午要是有空，上我们广播站来坐坐嘛！你毕业后，进县城从不来找我们拉拉话。你还是那个样子，脾气真犟！”

“你们现在位置高了，咱区区老百姓，实在不敢高攀！”加林的坏毛病又犯了！一旦他感到自己受了辱，话立刻变得非常刻薄，简直叫人下不了台。

张克南已经明显地有点受不了了，正好车站的广播员让旅客排队买票，这一下把大家都解脱了。

克南马上和他握了手，先走了。亚萍犹豫了一下，对他说：“……我真的想和你拉拉话。你知道，我也爱好文学，但这几年当个广播员，光练了嘴皮子了，连一篇小小的东西都写不成，你一定来！”

她的邀请是真诚的，但高加林不知为什么，心里感到很不舒服。他对亚萍说：“有空我会来的。你快去送克南吧，我走了。”

黄亚萍的脸刷一下红了，说：“我不是去送他的！我来车站接一个老家来的亲戚……”她显然也即兴撒了个谎。加林心里想：你根本没必要撒谎！

高加林再不说什么，他向她很礼貌地点点头，便转身向大街道上走去。他一边走，一边心里为他和亚萍各自撒的谎感到好笑，忍不住自言自语说：“你去接你的‘亲戚’吧，我也得看我的‘亲戚’去了……”

但是，刚才和克南、亚萍的见面，很快又勾起了他对往日学校生活的回忆。

在学校时，亚萍是班长，他是学习干事，他们之间的交往是比较多的。他俩也是班上学习最好的，又都爱好文学，互相都很尊重。他和克南平时不是太接近的，因为都在校篮球队，只是打球的时候才在一块交往得多一些。

黄亚萍是江苏人，她父亲是县武装部长和县委常委。亚萍是在他刚上高中的那年随父亲调来县上，插入他那个班的。她带有鲜明的南方姑娘的特点，又经见过世面；那种聪敏、大方和不俗气，立刻在整个学校都很惹眼了。高加林虽然出身农民家庭，也没走过大城市，但平时读书涉猎的范围很广；又由于山区闭塞的环境反而刺激了他爱幻想的天性，因而显得比一般同学飘洒，眼界也宽阔。黄亚萍很快发现了他的这种气质，很自然地在班上更接近他。他同样也喜欢和她在一块儿。因为在这之前，他还没有接触过这样的女生。本地女同学和黄亚萍相比，都有点不大方，有的又很俗气，动不动就说吃说穿，学习大部分都赶不上男同学，他很少和她们交往。他俩有时在一块儿讨论共同看过的一本小说，或者说音乐，说绘画，谈论国际问题。班上的同学一度曾议论过他们的长长短短。他当时并不敢想什么出边的事。他和黄亚萍相比，有难以克服的自卑感。这不是说他个人比她差，而是指家庭、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这些方面而言。在这些方面，张克南全部有。克南父亲是县商业局长，他母亲也是县药材公司的副经理，在县上都是很像样的人物。当时克南也对亚萍有好感，经常设法和她接近，但看出她并没有和他过多交往的愿望。

很快，高中毕业了。他们班一个也没有考上大学。农村户口的同学都回了农村，城市户口的纷纷寻门路找工作。亚萍凭她一口高水平的普通话到了县广播站，当了播音员。克南在县副食公司当了保管。生活的变化使他们很快就隔开很远了，尽管他们相距只有十来里路，但在实际生活中，他们已经是在两个世界了。

高加林回村后，起初每当听见黄亚萍清脆好听的普通话播音的时候，总有一种很惆怅的感觉，就好像丢了一件贵重的东西，而且没指望找回来了。后来，这一切都渐渐地淡漠了。只是不知什么时候，他隐约听另外村一个同学说，黄亚萍可能正和张克南谈恋爱时，他才又莫名其妙地难受了一下。以后他便很快把这一切都推得更远了，很长时间甚至没有想到过他们……

他刚才碰见他们，感到很晦气。他现在一边提着蒸馍篮子往热闹的集市中间走，一边眼睛灵活地转动着，以防再碰上城里工作的同学。

刚到十字街口，接近人流漩涡的地方，他又碰到了一个熟人！

不过，这回他倒没什么恐慌。当他们城关公社文教专干马占胜有点尴尬地过来和他握手时，他这一刻不觉得胳膊上挽的蒸馍篮子丢人了——哼！让他看看吧，正是他们把他逼到了这个地步！

当专干问他干啥时，他很干脆地告诉他：卖蒸馍！他并且从篮子里取出一个来，硬往马占胜手里塞；他感到他拿的是一颗冒烟的、带有强烈报复性的手榴弹！

马占胜两只手慌忙把这个蒸馍捉住，又重新硬塞到篮子里，手在已经有了胡楂的脸上摸了一把，显得很难受的样子说：

“加林！你大概一直在心里恨我哩！我一肚子苦水无处倒哇！有些话，我真想给你说，又不好说！现在你听我给你说。”马占胜把高加林拉在十字街自行车修理部的一个拐角处，又摸了一把脸，放低声音说：

“唉，好加林哩！你不知情！咱公社的赵书记和你们村的高明楼是十几年的老交情了。别看是上下级关系，两人好得不分你我。前几年，明楼家没什么要安排的人，就一直让你教书。今年他二小子高中毕业了，他在公社跑了几回，老赵当然要考虑。你知道，这几年国民经济调整哩，国家在农村又不招工招干，因此农村把民办教师这工作看得很重要。明楼当然想叫他小子干这事嘛！下另外村子的教师，人家谁让哩？因此，就只好把你下了，让三星上。这事虽然是我在会上宣布的，可这不是我决定的嘛！我马占胜哪有这么大的牛皮！因此，好加林哩，你千万不要恨我！”

高加林心不在焉地用手指头理了理头发，对专干说：

“老马，你太多心了。你不说，我也都了解这些情况。我们共事几年了，你应该了解我。”

“我当然了解你！全公社教师里面，你是拔尖的！再说，你这娃娃心眼活，性子硬，我就喜欢这号人。不怕！……噢，我忘记告诉你了，我已经调到县政府的劳动局，算是提拔了，当了个副局长。我前几天还给公社赵书记谈过，叫他有机会就考虑再让你当教师。赵书记满口答应了……不怕！你等着！……你快忙你的，我还要开个会哩。新官上任三把火！咱烧不起来火，最起码得按时给人家应酬嘛！……”

马占胜说完，手在脸上摸了一把，和高加林握了一下手，像逃避什么似的很快就钻到了人群里。

高加林因为一直就对这个公社有名的滑头没有好感，所以基本上没认真听他说了些什么。他现在只知道他离开了城关公社，高升到县政府了。但这些和他有什么关系呢？他现在最要紧的是把胳膊上挽的这篮子蒸馍卖掉！

高加林很快从街道里的人群中挤过，向南关的交易市场走去。

第四章

县城南关的交易市场热闹得简直叫人眼花缭乱。一大片空场地，挤满了各式各样买卖东西的人。以菜市、猪市、牲口市和熟食摊为主，形成了四个基本的中心。另一个最大的人群中心是河南一个什么县的驯兽表演团，用破旧的蓝布围了一个大圈当剧场，庄稼人挤破脑袋两毛钱买一张票，去看狗熊打篮球，哈巴狗跳罗圈。市场上弥漫着灰尘，噪音像洪水声一般喧嚣，到处充满了庄稼人的烟味和汗味。

高加林提着那篮子馍，从本县那条主要的大街上满头大汗地挤过来，就投入到这个闹哄哄的人海里了。

他提着篮子在人群里瞎挤了一气，自己也不知道该到哪里去。他是个讲卫生的人，雪白的毛巾一直把馍篮子盖得严严的，生怕落进去灰尘。谁也看不出他是个干什么的，有几次他试图把口张开，喊叫一声，但怎么也喊不出声音来。他听见市场上所有卖东西的人都在吆喝，尤其是一些生意油子，那叫卖的声音简直成了一种表演艺术。他以前听见这样的喊叫，只觉得很好笑。可现在他在心里很佩服这种什么也不顾忌的欢畅舒坦的叫喊声；觉得也是一种很大的本事。他自己明显地感到，他在这个世界里，成了一个最无能的人。

正当他在人堆里茫然乱挤的时候，听见背后有个妇女对旁边一个什么人说：“今儿个死老头子又要喝酒，请下一堆客人，热得不想做饭，国营食堂的馍又黑又脏，串了半天，这市场上还没个卖好白馍的……”

高加林一听，赶忙转过身，准备把蒸馍上的毛巾揭开。可他身子刚转过去，马上又转了过来，慌忙躲到一个卖木锨的老汉身后——他看见那个寻找着买馍的妇女正好是张克南他妈！以前上学时，他去过克南家一两次，克南他妈认识他！

可怜的小伙子像小偷一样藏在那个卖木锨的老汉背后，直等到看不见克南他妈才又走动起来。也许克南他妈早认不得他了，但他的自尊心使他不能和这样一个过去认识的人做这笔买卖。

这时候，满城的高音喇叭响了起来。喇叭里传来了黄亚萍预报节目的声音。亚萍的声音通过扩音器，变得更庄重和柔和；普通话的水平简直可以和中央台的女播音员乱真。

高加林疲乏地背靠在一根水泥电杆上，两道剑眉在眉骨上一跳一跳的。他眼睛微微地闭住，牙齿咬着嘴唇。他想到克南此刻也许正在长途汽车上悠闲地观赏着原野上的风光；黄亚萍正坐在漂亮的播音室里，高雅地念着广播稿……而他，却在这尘土飞扬的市场上颠簸着为几个钱受屈受辱，心里顿时翻起了一股苦涩的味道。

他已经完全无心卖馍了。他决定离开这个他无能为力的场所，到一个稍微清静的地方待一会儿。至于馍卖不了怎么办，现在他也不想考虑了。

到哪里去呢？他突然想起了他已经久违的县文化馆阅览室。

他很快又从大街里挤过来，来到十字街以北的县文化馆。因为他爱好文学，文化馆他有几个熟人，本来想进去喝点水，但他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他今天怕见任何熟人！

他径直进了阅览室，把馍篮放在长椅的角上，从报架上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参考消息》和本省的报纸取了一堆，坐在椅子上看起来。这里没什么人。在城市喧嚣的海洋里，难得有这平静的一隅。

他最近由于生活发生了混乱，很多天没看报纸杂志了。他从初中就养成了每天看报的习惯，一天不看报纸总像缺个什么似的。当他好多天以后重新进入报纸的世界，立刻就把所有的一切都忘了个一干二净。

他首先看《人民日报》的国际版。他很关心国际问题，曾梦想过进国际关系学院读书。在高中时，他曾钉过一个很大的笔记本，里面虚张声势地写上“中东问题”、“欧洲共同体国家相互政治经济关系研究”、“东盟五国和印支三国未来关系的演变”、“中美苏三角关系中美国的因素”等等胡思乱想的“研究”题目。现在他想起来已经有点可笑，但当时的“气派”却把同学们吓了一跳！其实他也并没能“研究”什么，只不过剪贴了一点报刊资料而已。

他先把各种报纸翻着浏览了一遍，然后找了一篇长一点的文章“过瘾”。他身子蜷曲在长椅子里，看起了韩念龙在联合国召开的柬埔寨国际会议上的发言。

他把几种大报好多天的重要内容几乎通通看完以后，浑身感到一种十分熨帖舒服的疲倦。

直到阅览室的工作人员来关门的时候，他才大吃一惊：现在已经到城里人吃下午饭的时光了！

他慌忙提起蒸馍篮子，出了阅览室。

太阳已经远远向西边倾斜过去了。市声基本落下，街道上稀稀落落的没有了多少人。

啊呀，他在阅览室待的时间太长了！现在怎么办呢？庄稼人大部分都已经像潮水一样退出了城市，这时候他要是再出现在街上，很容易碰见熟悉的同学。

想来想去，没有什么办法了。他站在阅览室的门口踌躇了半天，最后只好决定提着篮子回家去。

他垂头丧气出了城，向大马河川道那里走去。一切都还是来的样子，篮子里的白馍一个也没少。他赶这回集，连一分钱的买卖都没做。

他走到大马河桥上时，突然看见他们村的巧珍立在桥头上，手里拿块红手帕扇着脸，身边撑着他们家新买的那辆“飞鸽”牌自行车。

巧珍看见他，主动走过来了，并且站在了他的面前——实际上等于把他堵在了路上。

“加林，你是不是卖馍去了？”她脸红扑扑的，不知为什么，看来精神有点紧张，身体像发抖似的微微颤动着，两条腿似乎都有点站不稳。

“嗯……”高加林应承了一声，很奇怪地看了她一眼，没话寻话地说，“你也赶集去了？”

“嗯……”巧珍用手帕揩着脸上沁出的汗珠，眼睛斜看着她的自行车，但精神却在注意着他，说：“我来赶集，一点事也没……加林，”她突然转过脸看着他说，“我知道你一个馍也没卖掉！我知道哩！你怕丢人！你干脆把馍给我，你在这里把我的车子看住，让我给你卖去！”

巧珍说着，两只手很快过来拿他的篮子。

高加林闷头闷脑地还没反应过来这是怎么一回事，巧珍已经从他胳膊上把篮子夺走了。她什么话也没说，提着篮子就反身向街道上走去了。

高加林望着她远去的苗条的背影，不知该如何是好。他两只手在桥栏杆上摸来摸去，怎么也弄不清楚为什么突然出现了这样的事情。

对于巧珍来说，她今天的行动是蓄谋已久的。不是一天两天，而是多少年埋藏在她心中的感情，已经忍无可忍——她要爆发了！否则，她觉得自己简直活不下去了！

刘立本这个漂亮得像花朵一样的二女子，并不是那种简单的农村姑娘。她虽然没有上过学，但感受和理解事物的能力很强，因此精神方面的追求很不平常。加上她天生的多情，形成了她极为丰富的内心世界。村前庄后的庄稼人只看见她外表的美，而不能理解她那绚丽的精神光彩。可惜她自己又没文化，无法接近她认为“更有意思”的人。她在有文化的人面前，有一种深刻的自卑感。她常在心里怨她父亲不供她上学。等她明白过来时，一切都已经为时过晚了。为了这个无法弥补的不幸，她不知暗暗哭过多少回鼻子。

但她决心要选择一个有文化、而又在精神方面很丰富的男人做自己的伴侣。就她的漂亮来说，要找个公社的一般干部，或者农村出去的国家正式工人，都是很容易的；而且给她介绍这方面对象的媒人把她家的门槛都快踩断了。但她统统拒绝了。这些人在她看来，有的连农民都不如。退一步说，就是和这样的人结婚了，男人经常在门外，一年回不来几次；娃娃、家庭都要她一个人操磨。这样的例子在农村多得很！而最根本的是，这些人里没有她看得上的。如果真正有合她心的男人，她就是做出任何牺牲也心甘情愿。她就是这样的人！

她父亲虽然生了她，养活了她，但根本不理解她。他见她不寻干部、工人，就急着给她找农村的。并且一心看上个马店的马拴。马拴这人前几年公社农田基建会战时，她和他接触不少。他人诚实，心眼也不死，做买卖很利索，劳动也是村前庄后出名的。家里的光景富裕而殷实，拿农村的眼光看，算是上等人家。但她就是产生不了爱马拴的感情。尽管马拴热心地三一回五一回常往她家里跑，她总是躲着不见面，急得她父亲把她骂过好几回了。

其实，她并不是没有自己心上的人。多年来，她内心里一直都在为这个人发狂发痴——这人就是高加林！

巧珍刚懂得人世间还有爱情这一回事的时候，就在心里爱上了加林。她爱他的飘洒的风度，漂亮的体形和那处处都表现出来的大丈夫气质。她认为男人就应该像个男人；她最讨厌男人身上的女人气。她想，她如果跟了加林这样的男人，就是跟上他跳了崖也值得！她同时也非常喜欢他的那一身本事：吹拉弹唱，样样在行；会安电灯，会开拖拉机，还会给报纸上写文章哩！再说，又爱讲卫生，衣服不管新旧，常穿得干干净净，浑身的香皂味！

她曾在心里无数次梦想她和这个人在一起的情景：她把她的手放在他的手里，让他拉着，在春天的田野里，在夏天的花丛中，在秋天的果林里，在冬天的雪地上，走呀，跑呀，并且像人家电影里一样，让他把她抱住，亲她……

可是在现实生活里，她的自卑感使她连走近他的勇气都没有。她时时刻刻在想念他，又处处在躲避他。她怕她的走路、姿势和说话在他面前显出什么不妥当来，惹她心爱的人笑话。但是，她的心思和眼睛却从来也没有离开过他啊！

加林上高中时，她尽管知道人家将来肯定要远走高飞，她永远不会得到他，但她仍然一往情深，在内心里爱着他。每当加林星期天回来的时候，她便找借口不出山，坐在她家院子的畔上，偷偷地望对面加林家的院子。加林要是到村子前面的水潭去游泳，她就赶忙提个猪草篮子到水潭附近的地里去打猪草。星期天下午，她目送着加林出了村子，上县城去了，她便忍不住眼泪汪汪，感到他再也不回高家村了。

加林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灰溜溜地回到村里以后，巧珍高兴得几乎发了疯。她多少次的梦想露出了希望的光芒。她谋算：加林现在成了农民，大概将来就得找个农村媳妇吧？如果他找农村户口的姑娘，她虽然没文化，但她自己有信心让他爱她。她知道她有一个别的姑娘很难比上的长处：俊。

可是，希望的光芒很快暗淡了。加林当了教师。教师现在是唯一有希望进入商品粮世界的。按加林的能力来说，将来完全有把握转成正式教师。

她又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她常常一个人躲在她们家畔上的那棵老槐树后面，向学校那里呆呆地张望。她目送着加林从那条被学生娃踩得白光刺眼的小路上向学校走去；又望着他从那条路上向村里走来……

她是个心眼很活的姑娘，所有这一切做得谁也看不出来。是的，村里谁也不知道这个俊女孩子的梦想和痛苦！只有她在县城正上高中的妹妹巧玲，似乎有一点觉察，有时对她麻木的发呆和莫名其妙的焦躁不安，诡秘地一笑，或真诚地为她叹息一声！现在，在高加林又一次当了农民的时候，她那长期被压抑的感情又一次剧烈地复活了。这次就好像火山冲破了地壳，感情的洪流简直连她自己也控制不住了。她为他当了农民而高兴，又同时为他的痛苦而痛苦——为此，她甚至还在她大姐面前骂高明楼不是个人。

她不知道该怎样心疼他。昨天中午，她看见他去游泳的时候，匆忙提了猪草篮在水潭边的玉米地里穿过，顺便摘了自留地的一个甜瓜，想破开脸皮去安慰一下他；今天她看见他上集去了，又骑了个车子撵来了。她今天上集的确什么事也没；她赶这回集，完全是想找机会对他说出她全部的心里话！她今天实际上一直都不远不近地跟着加林在集上的人群里挤。她看见亲爱的人提着蒸馍篮子，在人群里躲躲闪闪，一个也卖不了，后来痛苦地靠在水泥电杆上闭起眼睛的时候，她脸上的泪水也刷刷地淌着，手帕揩也揩不及。

后来，她看见加林进了文化馆，知道他的蒸馍是卖不出去了。她当时很想也进阅览室去，但她想自己不识字，进那里去干什么？再说，那里面人多，她不好和加林说什么话。于是，她就骑车来到大马河桥上，在那里等他过来，从中午一直站到下午……

刘巧珍现在提着一篮子蒸馍，兴奋地走在县城的大街上，感到天地一下子变得非常明亮了；好像街道上所有的人都在咧开嘴巴或者抿着嘴向她笑。迎面过来一群幼儿园刚放了学的娃娃，她抱住一个就亲了一口！

直到过了十字街，穿过城里那条主要街道，来到南关的自由交易市场时，她才停住了脚步，忍不住害臊地笑自己的荒唐：她原来根本不是打算来卖这篮蒸馍的，而准备送给城里她的一个姨姨家。她姨家住在十字街上面的山坡上，她现在却疯头涨脑地跑到了这里！至于馍钱，她不会向姨姨要的，她早已给加林准备好了。她并且还给加林买了一条好烟，已放在自行车的花布提包里了。

她很快又掉转身，向姨姨家走去。巧珍把一篮子蒸馍给姨姨家放下，折转身就起身。她姨和她姨夫硬拉住让她吃饭，她坚决地拒绝了：她怕加林在桥上等她等得不耐烦。

她提着空篮子从姨姨家出来，几乎是跑着向大马河桥上赶去。

第五章

高加林立在大马河桥上，对刚才发生的事半天百思不得其解。

他后来索性把这事看得很简单：巧珍是个单纯的女子，又是同村人，看见他没把馍卖掉，就主动为他帮了个忙。农村姑娘经常赶集上会买卖东西，不像他一样窘迫和为难。

但不论怎样，他对巧珍给他帮这个忙，心里很感谢她。他虽然和刘立本家里的人很少交往，可是感觉刘立本的三个女儿和刘立本不太一样。她们都继承了刘立本的精明，但品行看来都比刘立本端正；对待村里贫家薄业的庄稼人，也不像她们的父亲那般傲气十足。她们都尊大爱小，村里人看来都喜欢她们。三姐妹长得都很出众，可惜巧珍和她姐巧英都没上过学；妹妹巧玲正上高中，听说是现在中学里的“校花”。对于一个农民来说，找到刘立本家的女子做媳妇的确是难得的。高明楼眼疾手快，把巧英给他大儿子娶过去了。现在巧珍的媒人也是踢塌门槛；这一段马店的马拴又里外的确良穿上往刘立本家愣跑哩。高加林想起马拴那天的打扮，又忍不住笑了。

太阳正从大马河西边无垠的大山中间沉落。通往他们村的川道里，已经罩上了暗影；川道里庄稼的绿色似乎显得深了一些。夹在庄稼地中间的公路上，几乎没有了人迹，公路静悄悄地伸向绿色的深处。东南方向的县城，已经罩在一片蓝色的烟气中了。从北边流来的县河，水面不像深秋那般开阔，平静地在县城下边绕过，向南流去了；水面上辉映着夕阳明亮的光芒。河边上，一群光屁股小孩在泥滩上追逐，嬉耍；洗衣服的城市妇女正在收拾晒在岸边草地上花花绿绿的衣服和床单。

高加林不时回头向县城街道那边张望。他觉得巧珍也不一定能把那篮子馍卖了——因为现在集市都已经散了。

当他终于看见巧珍提着篮子小跑着向他走来时，他认定她没有把馍卖掉——这其间的时间太短了！

巧珍来到他面前，很快把一卷钱塞到他手里说：“你点点，一毛五一个，看对不对？”

高加林惊讶地看了看她胳膊上的空篮子，接过钱塞在口袋里，心里对她充满了非常感激的心情。他不知该向她说句什么话。停了半天，才说：“巧珍，你真能行！”

刘巧珍听了加林的这句表扬话，高兴得满脸光彩，甚至眼睛里都水汪汪的。

加林伸出手，说：“把篮子给我，你赶快骑车回去，太阳都要落了。”

巧珍没给他，反而把篮子往她的自行车前把上一挂，说：“咱们一块走！”说着就推车。

加林一下子感到很为难。和同村的一个女子骑一辆车子回家，让庄前村后的人看见了，实在不美气。但他又感到急忙找不出理由拒绝巧珍的好心。

他略踌躇了一下，对巧珍撒谎说：“我骑车带人不行，怕把你摔了。”

“我带你！”巧珍两只手扶着车把，亲切地看了加林一眼，又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啊呀，那怎行呢！”加林一只手在头发里搔着，不知该怎办。

“干脆，咱别骑车，一搭里走着回。”巧珍漂亮的大眼睛执拗地望着他，突起的胸脯一起一伏。

看来她真诚地要和他相跟着回村了。加林看没办法了，只好说：“行，那咱走，让我把车子推上。”

他伸手要推车，巧珍用肩膀轻轻把他推了一下，说：“你走了一天，累了。我来时骑着车，一点也不累，让我来推。”

就这样，他俩相跟着起身了，出了桥头，向西一拐，上了大马河川道的简易公路，向高家村走去。

太阳刚刚落山，西边的天上飞起了一大片红色的霞朵。除过山尖上染着一抹淡淡的橘黄色的光芒，川两边大山浓重的阴影已经笼罩了川道，空气也显得凉森森的了。大马河两岸所有的高秆作物现在都在出穗吐缨。玉米、高粱、谷子，长得齐楚楚的，都已冒过了人头。各种豆类作物都在开花，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清淡芬芳的香味。远处的山坡上，羊群正在下沟，绿草丛中滚动着点点白色。富丽的夏日的大地，在傍晚显得格外宁静而庄严。

高加林和刘巧珍在绿色甬道中走着，路两边的庄稼把他们和外面的世界隔开，造成了一种神秘的境界。两个青年男女在这样的环境中相跟着走路，他们的心都不由得咚咚地跳。

他俩起先都不说话。巧珍推着车，走得很慢。加林为了不和她并排，只好比她走得更慢一点，和她稍微错开一点距离。此刻，他自己感到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精神上的紧张：因为他从来没有单独和一个姑娘在这样悄没声响的环境中走过。而且他们又走得这样慢，简直和散步一样。

高加林由不得认真看了一眼前面巧珍的侧影。他惊异地发现巧珍比他过去的印象更要漂亮。她那高挑的身材像白杨树一般可爱，从头到脚，所有的曲线都是完美的。衣服都是半旧的：发白的浅毛蓝裤子，淡黄色的确良短袖；浅棕色凉鞋，比凉鞋的颜色更浅一点的棕色尼龙袜。她推着自行车，眼睛似乎只盯着前面的一个地方，但并不是认真看什么。从侧面可以看见她扬起脸微微笑着，有时上半身弯过来，似乎想和他说什么，但又很快羞涩地转过身，仍像刚才那样望着前面。高加林突然想起，他好像在什么地方见到过和巧珍一样的姑娘。他仔细回忆了一下，才想起他是看到过一张类似的画。好像是幅俄罗斯画家的油画。画面上也是一片绿色的庄稼地，地面的一条小路上，一个苗条美丽的姑娘一边走，一边正向远方望去，只不过她头上好像拢着一条鲜红的头巾……

在高加林这样胡思乱想的时候，他前面的巧珍内心里正像开水锅那般翻腾着。第一次和她心爱的人单独走在一块，使得这个不识字的农村姑娘陶醉在一种巨大的幸福之中。为了这一天，她已经梦想了好多年。她的心在狂跳着；她推车子的两只手在颤抖着；感情的潮水在心中涌动，千言万语都卡在喉眼里，不知从哪里说起。她今天决心要把一切都说给他听，可她又一时羞得说不出口。她尽量放慢脚步，等天黑下来。她又想：就这样不言不语走着也不行啊！总得先说点什么才对。她于是转过脸，也不看加林，说：“高明楼心眼子真坏，什么强事都敢做……”

加林奇怪地看了看她，说：“他是你们的亲戚，你还能骂他？”

“谁和他亲戚？他是我姐姐的公公，和我没一点相干！”巧珍大胆地回过头看了一眼加林。

“你敢在你姐面前骂她公公吗？”

“我早骂过了！我在他本人面前也敢骂！”巧珍故意放慢脚步，让加林和她并排走。

高加林一时弄不清楚为什么巧珍在他面前骂高明楼，便故意说：“高书记心眼子怎个坏？我还看不出来。”

巧珍一下子停住了脚步，愤愤地说：“加林！他活动得把你的教师下了，让他儿子上！看现在把你愁成啥了……”

高加林也不得不停住脚步。他看见他面前那张可爱的脸上是一副真诚同情他的表情。

他没有说什么，只是叹了一口气，就又朝前走了。

巧珍推车赶上来，大胆地靠近他，和他并排走着，亲切地说：“他做的歪事老天爷知道，将来会报应他的！加林哥，你不要太熬煎，你这几天瘦了。其实，当农民就当农民，天下农民一茬人哩！不比他干部们活得差。咱农村有山有水，空气又好，只要有个合心的家庭，日子也会畅快的……”

高加林听着巧珍这样的话，心里感到很亲切。他现在需要人安慰。他于是很想和她拉拉家常话了。他半开玩笑地说：“我上了两天学，现在要文文不上，要武武不下，当个农民，劳动又不好，将来还不把老婆娃娃饿死呀！”他说完，自己先嘿嘿地笑了。

巧珍猛地停住脚步，扬起头，看着加林说：

“加林哥！你如果不嫌我，咱们两个一搭里过！你在家里待着，我给咱上山劳动！不会叫你受苦的……”巧珍说完，低下头，一只手扶着车把，另一只手局促地扯着衣服边。

血“轰”一下子冲上了高加林的头。他吃惊地看着巧珍，立刻感到手足无措；感到胸口像火烧一般灼疼。身上的肌肉紧缩起来，四肢变得麻木而僵硬。

爱情？来得这么突然？他连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他还没有谈过恋爱，更没有想到过要爱巧珍。他感到恐慌，又感到新奇；他带着这复杂的心情又很不自然地去看立在他面前的巧珍。她仍然害羞地低着头，像一只可爱的小羊羔依恋在他身边。她身上散发出来的温馨的气息在强烈地感染着他；那白杨树一般苗条的身体和暗影中显得更加美丽的脸庞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他尽量控制着自己，对巧珍说：“咱们这样站在路上不好。天黑了，快走吧……”

巧珍对他点点头，两个人就又开始走了。加林没说话，从她手里接过车把，她也不说话，把车子让他推着。他们谁也不知该说什么好。

半天，高加林才问她：“你怎猛然说起这么个事？”

“怎是猛然呢？”巧珍扬起头，眼泪在脸上静静地淌着。她于是一边抹眼泪，一边把她这几年所有的一切一点也不瞒地给他叙说起来……

高加林一边听她说，一边感到自己的眼睛潮湿起来。他虽然是个心很硬的人，但已经被巧珍的感情深深感动了。一旦他受了感动的时候，就立即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激情：他的眼前马上飞动起无数彩色的画面；无数他最喜欢的音乐旋律也在耳边响起来；而眼前真实的山、水、大地反倒变得虚幻了……

他在听完巧珍所说的一切以后，把自行车“啪”地撑在公路上，两只手神经质地在身上乱摸起来。

巧珍看着他这副样子，突然笑了起来。她一边笑，一边抹去脸上的泪水，一边从车子后架上取下她的花提包，从里面掏出一包“云香”牌香烟，递到他面前。

高加林惊讶地张开嘴巴，说：“你怎知道我是找烟哩？”

她妩媚地对他咧嘴一笑，说：“我就是知道。快抽上一支！我给你买了一条哩！”

高加林走近她，先没有接烟，用一种极其亲切和喜爱的眼光怔怔地看着她。她也扬起脸看着他，并且很快把两只手轻轻地放在他的胸脯上。加林犹豫了一下，轻轻地搂住她的肩背，然后坚决地把他发烫的额头贴在她同样发烫的额头上。他闭住眼睛，觉得他失去了任何记忆和想象……

当他们重新肩并肩走在路上的时候，月光已经升起来了。月光把绿色的山川照得一片迷蒙；大马河的流水声在静悄悄的夜里显得非常响亮。村子就在前边——在公路下边的河湾里，他们就要分手各回各家了。

在分路口，巧珍把提包里的那条烟掏出来，放在加林的篮子里，头低下，小声说：“加林哥，再亲一下我……”

高加林把她抱住，在她脸上亲了一下，对她说：“巧珍，不要给你家里人说。记着，谁也不要让知道！……以后，你要刷牙哩……”

巧珍在黑暗中对他点点头，说：“你说什么我都听……”

“你快回去。家里人问你为啥这么晚回来，你怎说呀？”

“我就说到城里我姨家去了。”

加林对她点点头，提起篮子转身就走了。巧珍推着车子从另一条路上向家里走去。

高加林进了村子的时候，一种懊悔的情绪突然涌上他的心头。他后悔自己感情太冲动，似乎匆忙地犯了一个错误。他感到这样一来，自己大概就要当农民了。再说，他自己在没有认真考虑的情况下就亲了一个女孩子，对巧珍和自己都是不负责任的。使他更难受的是，他觉得他今夜永远地告别了他过去无邪的二十四年，从此便给他人生的履历表上画上了一个标志。不管这一切是愉快的还是痛苦的，他都想哭一场！当他走进自己家门时，他爸他妈都坐在炕上等他。饭早已拾掇好了，可是他们显然还没有动筷子。见他回来，他爸赶忙问他：“怎才回来？天黑了好一阵了，把人心焦死了！”

他妈瞪了他爸一眼：“娃娃头一回做这营生，难肠成个啥了，你还嫌娃娃回来得迟！”她问儿子：“馍卖了吗？”

加林说：“卖了。”他掏出巧珍给他的钱，递到父亲手里。

高玉德老汉嘴噙住烟锅，凑到灯前，两只瘦手点了点钱，说：“是这！干脆叫你妈明早上蒸一锅馍，你再提着卖去。这总比上山劳动苦轻！”

加林痛苦地摇摇头，说：“我不去做这营生了，我上山劳动呀！”

这时候，他妈从后炕的针线篮里拿出一封信，对他说：“你二爸来信了，快给咱念念。”

加林突然想起，他今天为那篮该死的馍，竟然忘了把他给叔父写的信寄出去了——现在还装在他的口袋里！他从他妈手里接过叔父的信，在灯前给两个老人念起来——

大哥、嫂嫂：

你们好！今天写信，主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最近上级决定让我转到地方工作。我几十年都在军队，对军队很有感情，但要听党的话，服从组织安排。现在还没有定下到哪里工作。等定下来后，再给你们写信。

今年咱们那里庄稼长得怎样？生活有没有困难？需要什么，请来信。

加林侄儿已经开学了吧？愿他好好为党的教育事业努力工作。

祝你们好！

弟：玉智

高加林念完，把信又递给他妈，心里想：既然是这样，他给叔父写的信寄没寄出去，现在关系已经不大了。

第六章

刘巧珍刷牙了。这件事本来很平常，可一旦在她身上出现，立刻便在村里传得风一股雨一股的。在村民们看来，刷牙是干部和读书人的派势，土包子老百姓谁还讲究这？高加林刷牙，高三星刷牙，巧珍的妹妹巧玲刷牙，大家谁也不奇怪，唯独不识字的女社员刘巧珍刷牙，大家感到又新奇又不习惯。

“哼，刘立本的二女子能翘得上天呀！好好个娃娃，怎突然学成了这个样子？”

“一天门外也没逛，斗大的字不识一升，倒学起文明来了！”

“卫生卫生，老母猪不讲卫生，一肚子下十几个价胖猪娃哩！”

“哈呀，你们没见，一早上圪蹴在畔上，满嘴血糊子直淌！看这洋不洋？”

…………

村里少数思想古旧、不习惯现代文明的人，在山里，在路上，在家里，纷纷议论他们村新出现的这个“西洋景”。

刘巧珍根本不管这些议论，她非刷牙不可！因为这是亲爱的加林哥要她这样做的啊！痴情的姑娘为了让心爱的男人喜欢，任何勇气都能鼓起来。她根本不管世人的讥笑；她为了加林的爱情什么都可以忍受。

这天早晨，她端着牙缸，又蹲在他们家的畔上刷开了牙。没刷几下，生硬的牙刷很快就把牙床弄破了，情况正如村里人传说的“满嘴里冒着血糊子”。但她不管这些，照样使劲刷。巧玲告诉她，刚开始刷牙，把牙床刷破是正常的，刷几次就好了。

这时候，碰巧几个出山的女子路过她家门前，嬉皮笑脸地站下看她出“洋相”；另外一些村里的碎脑娃娃看见这几个女子围在这里，不知出了啥事，也跑过来凑热闹了；紧接着，几个早起拾粪路过这里的老汉也过来看新奇。

这些人围住这个刷牙的人，稀奇地议论着，声音嗡嗡地响成一片。那几个拾粪老头竟然在她前面蹲下来，像观察一头生病的牛犊一样，互相指着她的嘴巴各抒己见。后面来的一个老汉看见她满嘴里冒着血沫子，还以为得了啥急症，对其他老汉惊呼：“还不赶快请个医生来？”逗得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了。

巧珍本来想和周围的人辩解几句，大大方方开个玩笑解脱自己，无奈嘴里说不成话。她也不管这些了，照样不慌不忙刷她的牙。她本来想结束了，但又赌气地想：我多刷一会儿让他们看，叫他们看得习惯着！

她右手很不灵巧地拿牙刷在嘴里鼓弄了好一阵后，然后取出牙刷，喝了一口缸子里的清水，漱了漱口，把牙膏沫子吐在地上，又喝了一口水漱起来。周围一圈人的眼光就从那牙缸子里看到她的嘴上，又从她的嘴上看到土地上。

这时候，巧珍她爸赶着两头牛正从河沟里上他家的畔。这个庄稼人兼生意人前几天又买了两头牛，还没转手卖出去，刚才吆着牲口到沟里饮水去了。

立本五十来岁，脸白里透红，皱纹很少，看起来还年轻。他穿一身干净的蓝咔叽衣服，不过是庄稼人的式样；头上戴着白市布瓜壳帽。看起来不太像个农民，至少像是城里机关灶上的炊事员。

刘立本吆牛上了畔，见一群人围住巧珍看她刷牙，早已气得鬼火冒心了！他发现巧珍这几天衣服一天三换，头梳个没完没了，竟然还能翘得刷起了牙。他前两天早想发火了，但觉得女子大了，怕她吃消不了，硬忍着没吭声。

现在他看见巧珍在一群人面前丢人败兴，实在起火得不行了。

他丢下两头牛不管，满脸通红，豁开人群，大声喝骂道：“不要脸的东西，还不快滚回去！给老子跑到门外丢人来了！”

刘立本一声喝骂，赶散了所有看热闹的人。娃娃女子们先跑了，几个老汉慌忙提起拾粪筐，尴尬地退出了他们本不该来的这个地方。

巧珍手里提着个刷牙缸子，眼里噙着两颗泪珠说：“爸，你为啥骂人哩？我刷牙讲卫生，有什么不对？”

“狗屁卫生！你个土包子老百姓，满嘴的白沫子，全村人都在笑话你这个败家子！你羞先人哩！”

“不管怎样，刷个牙算什么错！”巧珍嘴硬地辩解说，“你看你的牙，五十来岁就掉了那么多，说不定就是因为没……”

“放屁！牙好牙坏是天生的，和刷不刷有屁相干！你爷一辈子没刷牙，活了八十岁还满口齐牙，临殁的前一年还咬得吃核桃哩！你趁早把你那些刷牙家具撇了！”

“那巧玲刷牙你为什么不管？”

“巧玲是巧玲，你是你！人家是学生，你是个老百姓！”

“老百姓就连卫生也不能讲了？”巧珍一下委屈得哭开了。她大声和父亲嚷着说：“你为什么不供我上学？你就知道个钱！你再知道个啥？你把我的一辈子都毁了，叫我成了个睁眼瞎子！今儿个我刷个牙，你还要这样欺负我……”她一下背过身，双手蒙住脸哭得更厉害了。

刘立本一下子慌了。他很快觉得他刚才太过分——他已经好多年不这样对待孩子了。他赶忙过来乖哄她说：“爸爸不对，你别哭了，以后要刷，就在咱家灶火圪里刷，不要跑到畔上刷嘛！村里人笑话哩……”

“让他们笑话！我什么也不怕！我就要到畔上刷！”巧珍狠狠地对父亲说。

刘立本叹了一口气，回头向院子后面看了看，立刻惊叫一声，撒开腿就跑——他的那两头牛已快把他辛苦务养起来的几畦包心菜啃光了！

巧珍擦去泪水，委屈地转身回了家。她先洗了脸，然后对着镜子认真地梳起了头发。她把原来的两根粗黑的短辫，改成像城里姑娘们正时兴的那种发式：把头发用花手帕在脑后扎成蓬蓬松松的一团。穿什么衣服呢？她感到苦恼起来。

自从那晚上以后，巧珍每时每刻都想见加林；想和他拉话，想和他亲亲热热在一块。可是不知为什么，加林好像一直在躲避她，好像不愿意和她照面。她想起加林哥那晚上那么喜爱地亲她，现在又对她这么冷淡，忍不住委屈得眼泪汪汪了。

她看见他这几天已经出山劳动了，一下子穿得那么烂，腰里还束一根草绳，装束得就像个叫花子一样。他每天早上都扛把老镢头，去山上给队里挖麦田塄子，中午也不回来，和众人一块吃送饭。他有新衣服，为什么要穿得那么破烂？昨天她看见他在井边担水，肩背上的衣服已经被什么划破一个大口子，露出的一块皮肉晒得黑红。她站在自家畔上，心疼得直掉泪，想跑下去看他，可加林哥好像不愿理她，担着水头也不回就走了——他明明看见了她啊！

她昨个晚上，一夜都没睡好觉。想来想去，不知道加林为啥又不愿理她了。

后来，她突然想到：是不是加林嫌她穿得太新了？这几天，她可是把她最好的衣服都拿出来穿过了。

可能就是因为这！你看他穿得多烂！他大概觉得她太轻浮了！人家是知识人，不像农村人恋爱，首先换新衣服。她太俗气了！她看见加林哥穿那身烂衣服，反而觉得他比穿新衣服还要俊，更飘洒了！可她却正好相反，换了最新的衣服！加林哥一定看见反感了。可她又难受地想：加林哥呀，我之所以这样，还是为了你呀！

现在她决定把那件米黄的确良短袖衫和那条深蓝色的确良裤子换下来，重新穿上平时她劳动穿的那身衣服：半旧的草绿色裤子，洗得发白的蓝劳动布上衣，再把水红衬衣的大翻领翻在外面。

她打扮好后，就肩起锄头向前村走去。今天组里锄玉米，正好加林就在玉米地对面的山坡上挖麦田塄，他肯定会看见她的……

高加林在赶罢集第二天，就出山劳动了。像和什么人赌气似的，他穿了一身最破烂的衣服，还给腰里束了一根草绳，首先把自己的外表“化装”成了个农民。其实，村里还没一个农民穿得像他这么破烂。他参加劳动在村里引起了纷纷议论。许多人认为他吃不下苦，做上两天活说不定就躺倒了。大家都很同情他；这个村文化人不多，感到他来到大家的行列里实在不协调。尤其是村里的年轻妇女们，一看原来穿得风风流流的“先生”变成了一个叫花子一样打扮的人，都啧啧地为他惋惜。

高家村村子并不大，四十多户人家，散落在大马河川道南边一个小沟口的半山坡上。一半家户住在沟口外的川道边，另一半延伸到沟口里面。沟里一股常年不断的细流水，在村脚下淌过，注入了大马河。大马河两岸的一大片川地，是他们主要舀米挖面的地方。川道两边的山上，耕地面积倒比川里大得多，但都是广种薄收，大部分是麦田。

前些年由于村子小，四十多户人家一直是集体生产和统一分配，实际上是大队核算。这两年随着政策的改变，也分成了两个生产责任组。许多社员要求再往小划一些，有的甚至提出干脆包产到户。但高明楼书记暂时顶住了这种压力。他们直到眼下还没有分开。这两年书记心里并不美气。他既觉得现时的政策他接受不了——拿他的话说，“把社会主义的摊子踢腾光了”；另一方面又觉得他无法抗拒社会的潮流，感到一切似乎都势在必行。他常撇凉腔说：“合作化的恩情咱永不忘，包产到户也不敢挡。”实际上，他目前尽量在拖延，只分成两个“责任组”（实际上是两个生产队），好给公社交差，证明高家村也按新政策办事哩。

高加林家在前村一组。川道里现时正锄玉米，他不太会锄地，就跟山上翻麦田的人去挖地畔。

他的劳动立刻震惊了庄稼人。第一天上地畔，他就把上身脱了个精光，也不和其他人说话，没命地挖起了地畔。没有一顿饭的工夫，两只手便打满了泡。他也不管这些，仍然拼命挖。泡拧破了，手上很快出了血，把镢把都染红了；但他还是那般疯狂地干着。大家纷纷劝他慢一点，或者休息一下再干，他摇摇头，谁的话也不听，只是没命地抡镢头……

今天又是这样，他的镢把很快又被血染红了。

犁地的德顺老汉一看他这阵势，赶忙喝住牛，跑过来把镢头从加林手里夺下，扔到一边，两撇白胡子气得直抖。他抓起两把干黄土抹到他糊血的两手上，硬把他拉到一个背阴处，不让他逞凶了。德顺老汉一辈子打光棍，有一颗极其善良的心。他爱村里的每一个娃娃。有一点好东西，自己舍不得吃，满庄转着给娃娃们手里塞。尤其是加林，他对这孩子充满了感情。小时候加林上学，家境不好，有时连买一支铅笔的钱都没有，他三毛五毛的常给他。加林在中学上学时，他去县城里卖瓜卖果，常留半筐子给他提到学校里。现在他看见加林这般拼命，两只嫩手被镢把拧了个稀巴烂，心里实在受不了。

老汉把加林拉在一个土崖的背影下，硬按着让他坐下。他又抓了两把干黄土抹在他手上，说：“黄土是止血的……加林！你再不敢耍二杆子了。刚开始劳动，一定要把劲使匀。往后的日子长着呢！唉，你这个犟脾气！”

加林此刻才感到他的手像刀割一般疼。他把两只手掌紧紧合在一起，弯下头在光胳膊上困难地揩了揩汗，说：“德顺爷爷，我一开始就想把最苦的都尝个遍，以后就什么苦活也不怕了。你不要管我，就让我这样干吧。再说，我现在思想上麻乱得很，劳动苦一点，皮肉疼一点，我就把这些不痛快事都忘了……手烂叫它烂吧！”

他抬起乱蓬蓬的头，牙咬着嘴唇，显出一副对自己残酷的表情。

德顺老汉点起一锅旱烟，坐在他旁边，一只手在他落满黄尘的头上摸了一把，无可奈何地摇摇白雪一样的脑袋，说：“明天你不要挖地畔了，跟我学耕地。你看你的手，再不敢握镢把了，等手好了再……”

加林坚决地摇摇头：“不，我要让镢把把我的烂手再拧好！”他说完就站起来，向地畔走去，向两只烂手上唾了两下，掂起镢头又没命地挖起来。阳光火暴暴地晒着他通红的光脊背，汗水很快把他的裤腰湿透了。

德顺老汉看着他这副犟劲，叹了一口气，把崖根下一罐水提过去，放在离加林不远的地方，说：“这罐水都是你的。天热，你不习惯，都喝了……”他叹了一口气，又去犁地去了。

高加林一个人把一道地畔挖完，过来抱住水罐，一口气喝了一半。他本想又一下全喝完，但看了看像个土人似的德顺爷爷，就把水又送到地头回牛的地方。

现在他一屁股坐下来，浑身骨头似乎全掉了，两只手像抓着两把葛针，疼得万箭钻心！

不过，他也感到了一种无法言语的愉快。他让所有的庄稼人看见：他们衡量一个优秀庄稼人最重要的品质——吃苦精神，他高加林也具备。从性格上说，他的确是个强者；而这个优点在某些情况下又使他犯错误。

他用一只烂手摸出一支烟，点着，狠狠吸了一口。他觉得这是他有生以来抽得最香的一支烟。

这时，他突然看见巧珍正站在对面川道里的玉米地畔上，仰起头向他这里张望。他虽然看不清她脸上的表情，但他感到她就像要腾空而起，向他这边飞来了。

他的心立刻感到针扎一般刺疼……

第七章

高加林疲乏地躺在土炕上，连晚饭都累得不想吃了。他母亲愁眉苦脸地把饭端上端下，规劝他，像乖哄娃娃一般絮叨说：“人是铁，饭是钢，你不想吃，也要挣扎着吃……”他父亲叫他明天干脆别出山去了，歇息一天，好慢慢让习惯着。

他们说了些什么，加林一句也没听见。此刻他的思想完全集中到巧珍身上了。

赶集那天以后，他一直非常后悔他对巧珍做出的冲动行为。他觉得自己目前的处境，根本不是谈情说爱的时候。他甚至觉得他匆忙地和一个没文化的农村姑娘发生这样的事，简直是一种堕落和消沉的表现；等于承认自己要一辈子甘心当农民了。其实，他内心里那种对自己未来生活的幻想之火，根本没有熄灭。他现在虽然满身黄尘当了农民，但总不相信他永远就是这个样子。他还年轻，只有二十四岁，有时间等待转机。要是和巧珍结合在一起，他无疑就要拴在土地上了。

但是，更叫他苦恼的是，巧珍已经怎样都不能从他的心灵里抹掉了。他尽管这几天躲避她，而实际上他非常想念她。这种矛盾和痛苦，比手被镢把拧烂更难忍受。

巧珍那漂亮的、充满热烈感情的生动脸庞，她那白杨树一般苗条的身体，时刻都在他眼前晃动着。

尤其是晚上劳动回来，他僵硬的身体疲倦地躺在土炕上，这种想念的感情就愈加强烈。他想：如果她此刻要在他身边，他的精神和身体也许马上会松弛下来；她会把他躁动不安的心潮变成风平浪静的湖水。

她是爱他的，爱得那么强烈。他看见她这几天接二连三换衣服，知道这完全是为他的。今天他收工回来，锄地的人都走了，他还看见她站在对面河畔上——那也是在等他。但他却又避开了她。他知道她哭了；也想象得来她一个人在玉米地的小路上往家里走的时候，心情会是怎样的难受啊！他太不近人情了！她那样想和他在一起，他为什么要躲开她呢？他自己实际上不是也渴望和她在一起吗？

他在土炕上躺不住了，激情的洪流立刻冲垮了他建立起的理智防堤。眼下他很快把一切都又抛在了一边，只想很快见到她，和她待在一块。

他爬起来，下了炕，对父母亲说他到后村有个事，就匆忙地出了门。

夜静悄悄的。天上的星星已经出齐，月光朦胧地辉耀着，大地上一切都影影绰绰，充满了一种神秘的气氛。

高加林走到后村，在刘立本家的坡底下站住了。他不知道怎样才能把巧珍叫出来。

正当他犹豫地望着刘立本家的高墙大院时，突然看见大门外那棵老槐树背后转出一个人，匆匆地向坡下走来了。啊，亲爱的人！她实际上一直就在那里不抱什么希望地等待着他的出现！

高加林的心咚咚地狂跳着，也不说话，转而下了沟底，沿小河上面的小路，向村外走去。他不时回头看看，巧珍不远不近地跟着他。

他走到村外河对面一块谷地里，在一棵杜梨树下舒服地躺下来，激动地听着那甜蜜的脚步声正沙沙地走近他。

她来了。他马上坐起来。她稍犹豫了一下，就胆怯地、然而坚决地靠着他坐下了。她没说话，先在他胳膊上衣服被葛针划破一道大口子的地方，在那块晒得黑红的皮肤上亲了一口。然后她两只手抱住他的肩头，脸贴在她刚才亲吻过的地方，亲热而委屈地啜泣起来。

高加林侧身抱住她的肩头，把脸紧贴在她头上，两大颗泪珠也忍不住从眼里涌出来，滴进了她黑漆一般的头发里。他现在才感到，这个亲他的人也是他最亲的人！

巧珍头伏在他胸前，哭着问他：“加林哥，你这几天为什么不理我？”

“你一定难过了……”高加林用他的烂手抚摸着她的头发。

“你知道人的心就对了……”巧珍抬起头，闪着泪光的眼睛委屈地望着他。

“巧珍，我再也不那样了。”加林在她额头上亲了一下。

巧珍两条抖索的胳膊搂住他的脖子，笑逐颜开地流着泪，说：“加林哥，你给天上的玉皇大帝发个誓！”

加林被逗笑了，说：“你真迷信！巧珍，你相信我……你为什么没穿那件米黄色短袖？那衣服你穿上特别好看……”

“我怕你嫌不好看，才又换上了这身。”巧珍淘气地向他噘了一下嘴。

“你明天再穿上。”

“嗯。只要你喜欢，我天天穿！”巧珍一边说，一边从身后拿出一个花布提包，先掏出四个煮鸡蛋，又掏出一包蛋糕，放在加林面前。

高加林感到惊讶极了。他刚才只顾看巧珍，根本没发现她还给他拿这么多吃的。

巧珍一边给他剥鸡蛋皮，一边说：“我知道你晚上没吃饭。我们这些满年劳动的人，刚回家都累得不想吃饭，别说你了！”她把鸡蛋和一块蛋糕递给他。“蛋糕是我妈前几天害病时，我姐给拿来的，我妈没舍得吃。我今晚是从箱子里偷出来的！”巧珍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你要是不来找我，我今晚上非到你家给你送去不可！”

加林咽下去一口蛋糕，赶忙对她说：“千万不敢这样！让你爸知道了，小心把你腿打断！”加林开玩笑对她说。

巧珍又把一个剥了皮的鸡蛋塞到加林手里，亲切地看着他那副狼吞虎咽的样子，然后手和脑袋一齐贴在他肩膀上，充满柔情地说：“加林哥，我看见你比我爸和我妈还亲……”

“傻话！你真是个傻女子！”高加林把手里的半个鸡蛋塞进嘴里，在她头上轻轻拍了一下，正好手上一个破了的泡碰在巧珍的发卡上，疼得他“哎哟”叫唤了一声。

巧珍像触了电一般抬起头，不知他发生了什么事。很快，她明白了。她手忙脚乱地在提包里翻起来，嘴里说：“看，我倒忘了……”

她从提包里掏出一瓶红药水和一包药棉，把加林的一只手拉过来，放到她膝盖上，给他抹药水。

加林又一次惊讶得张开嘴巴，问她：“你怎知道我手烂了？”

巧珍低着头给他手上擦药水，说：“天上玉皇大帝告诉我的。”她嘿嘿地笑了一声，“村里谁不知道你的手烂了！你们先生的手真是娇气！”她扬起脸朝他亲昵地笑着，微微咧开嘴巴，露出两排刷过的洁白的牙齿，像白玉米籽儿一般好看。

巨大的感情的潮水在高加林的胸膛里澎湃起来。

爱情啊，甜蜜的爱情！它像无声的春雨悄然地洒落在他焦躁的心田上。他以前只从小说里感到过它的魅力，现在这一切他都全部真实地体验到了。而最宝贵的是，他的幸福正是在他不幸的时候到来的！

巧珍把他的两只手涂满药水以后，他便以无比惬意的心情，在土地上躺了下来。巧珍轻轻依傍着他，脸紧紧贴在他胸脯上，像是专心谛听他的心在如何跳动。

他们默默地偎在一起，像牵牛花绕着向日葵。星星如同亮闪闪的珍珠一般撒满了暗蓝色的天空。西边老牛山起伏不平的曲线，像谁用炭笔勾出来似的柔美；大马河在远处潺潺地流淌，像二胡拉出来的旋律一般好听。一阵轻风吹过来，遍地的谷叶响起了沙沙沙的响声。风停了，身边一切便又寂静下来。头顶上，婆娑的、墨绿色的叶丛中，不成熟的杜梨在朦胧的月下泛着点点青光。

他们就这样静静地、甜蜜地躺在星空下，躺在大地的怀抱里……

当爱情在一个青年人身上第一次苏醒以后，它会转变为一种巨大的力量。甚至对生活完全失去信心的人，热烈的爱情也可能会使他的精神重新闪闪发光。当然，奥勃洛摩夫那样的人是例外，因为他实际上已经等于一个死人。

高加林由于巧珍那种令人心醉的爱情，一下子便从灰心丧气的情绪中，重新激发起对生活的热情。爱的暖流漫过了精神上的冻土地带，新的生机便勃发了。

爱情使他对土地重新唤起了一种深厚的感情。他本来就是土地的儿子。他出生在这里，在故乡的山水间度过梦一样美妙的童年。后来他长大了，进城上了学，身上的泥土味渐渐少了，他和土地之间的联系也就淡了许多。现在，他从巧珍纯朴美丽的爱情里，又深深地感到：他不该那样害怕在土地上生活；在这亲爱的黄土地上，生活依然能结出甜美的果实！

高加林渐渐开始正常地对待劳动，再不像刚开始的几天，以一种压抑变态的心理，用毁灭性的劳动来折磨肉体，以转移精神上的苦闷。

经过一段时间，他的手变得坚硬多了。第二天早晨起来，腰腿也不像以前那般酸疼难忍。他并且学会了犁地和难度很大的锄地分苗。后来，纸烟变得不香了，在山里开始卷旱烟吃。他锻炼着把当教师养成的斟词酌句的说话习惯，变成地道的农民语言；他学着说粗鲁话，和妇女们开玩笑。衣服也不故意穿得那么破烂，该洗就洗，该换就换。

中午回来，他主动上自留地给父亲帮忙；回家给母亲拉风箱。他并且还养了许多兔子，想搞点副业。他忙忙碌碌，俨然像个过光景的庄稼人了。

白天是劳苦的，但他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正是因为有这么一个幸福的向往，他才觉得其他的熬累不那么沉重了。

夜晚，天黑严以后，他和巧珍就在村外的庄稼地里相会了。他们在密密的青纱帐里，有时像孩子一样手拉着手，默默地沿着庄稼地中间的小路，漫无目的地走着；有时站住，互相亲一下，甜蜜地相视一笑。走累了的时候，他们就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加林躺下来，用愉快的叹息驱散劳动的疲乏，巧珍就偎在他身边，用手梳理他落满尘土的乱蓬蓬的头发；或者用她小巧的嘴巴贴着他的耳朵，轻轻地、轻轻地给他唱那些祖先留传下来的古老的歌谣。有时候，加林就在这样的催眠曲中睡着了，拉起了响亮的鼾声。他的亲爱的女朋友就赶忙摇醒他，心疼地说：“看把你累成个啥了。你明天歇上一天！”她把他的手拉过来蒙住她的脸，“等咱结婚了，你七天头上就歇一天！我让你像学校里一样，过星期天……”

高加林每天都沉醉在这样的柔情蜜意里，一切原来的想法都退得很远了。只是有些时候，当他偶尔看见骑自行车的县上和公社的干部们，从河对面公路上奔驰而过，雪白的确良衫被风吹得飘飘忽忽的惬意身影时，他的心才又猛然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惆怅；一股苦涩的味道翻上心头，顿时就像吞了一口难咽的中药。他尽量使自己很快从这种情绪中解脱出来。直等到他又看见了巧珍，骚乱的心情才能彻底平息——就像吃完中药，又吃了一勺蜜糖一样。

他现在时时刻刻都想和巧珍在一起。遗憾的是，他们不在一个生产组，白天劳动很难见面，他们都想得要命。有时候，两个组劳动离得很近时，一等休息，他就装着去寻找什么，总要跑到后村组劳动的地方磨蹭一会。在这样的场所里，他并不能和巧珍说什么话；他只是用眼睛看看她。这时候，旁的人谁也不知道，只有他们两个心里清楚，这反而更有一种说不出的甜蜜味道。

有时候，他没有什么借口，去不了她那里，她就会用她带点野味的嗓音，唱那两声叫人心动弹的信天游——

上河里（哪个）鸭子下河里鹅，

一对对（哪个）毛眼眼望哥哥……

他在远处听见这歌声，总忍不住咧开嘴巴笑。

而在巧珍那边，她刚一唱完，姑娘们就和她开玩笑说：“巧珍，马拴骑着车子又来了，快用你的毛眼眼望一下！”

她气得又骂她们，又撵着给她们扬土，可心里骄傲地想：“我哥哥比马拴强十倍，你们将来知道了，把你们眼红死！”

在高加林和巧珍如胶似漆地热恋的时候，给巧珍说媒的人还在刘立本家里源源不断地出现。刘立本嘴说如今世事不同以往，主意得由女子拿，可他心里有数。他只看下个马拴——他家光景好，马拴人虽老实，但懂生意，将来丈人女婿合伙做买卖，得心应手。只是巧珍看不下这个黑炭一样的后生，得他好好做一番工作。他甚至想请他亲家明楼出面说服巧珍。

在高加林这方面，也有不少庄户人家不时来登门说亲。加林父母一看他们穷家薄业的，还有人给说媳妇，高兴得老两口嘴巴都合不拢。尤其是山背后村里一个不要彩礼就想跟加林的女子，着实使高玉德老两口动了心。但所有他们认为的大喜事都被加林一笑置之了。

这样，加林和巧珍觉得也好，可以掩一下他们的关系。他们暂时还不想公开他们的秘密；因为住在一个村，不说其他，光众人那些粗鲁的玩笑就叫人受不了。他们不愿让人把他们那种平静而神秘的幸福打破。

有一次，加林和德顺爷爷一块犁地的时候，老汉问他：“加林，你要媳妇不？”

加林笑了笑说：“想要也没合适的。”

“你看巧珍怎样？”老光棍突然问他。

加林的脸刷地红了，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德顺爷爷笑眯眯地说：“我看你们两个最合适！巧珍又俊，人品又好；你们两个天生的一对！加林，你这小子有眼光哩！”

加林有点慌恐地说：“德顺爷爷，我连想也没想。”

“小子，甭哄我，我老汉看出来了！”

加林向他努了努嘴，说：“好爷爷哩，你千万不敢瞎说！”

德顺爷爷两只老皱手抓住他的手说：“我嘴牢得铁撬都撬不开！我是为你们两个娃娃高兴啊！好啊！就像旧曲里唱的，你们两个‘实实的天配就’……”

中午，他和德顺爷爷犁罢地往回走，在村口突然又碰见了马拴。他还和上次一样，里外的确良，推着那辆花红柳绿的自行车。加林有点不愉快地想：他肯定又是到巧珍家去了。

马拴把加林热情地挡在了路上。他先不说什么，等德顺老汉走前一段以后，才开口说：“高老师，唉！我在刘立本家都快把腿跑断了，人家巧珍根本不理茬嘛！我这见庙就烧香哩，你是这本村人，又是先生，你大概也和立本的女子熟着哩，你能不能也从旁给我出一把力？”

高加林心里很不痛快，但他尽量不在脸上露出来。他勉强笑了笑，对马拴说：

“你别再瞎跑了，巧珍已经看下对象了。”

“谁？”马拴吃惊地问。

“你慢慢就会知道的……”

高加林说完，绕开丧气的马拴，回家去了。

第八章

关于高加林和刘巧珍的谣言立刻在全村传播开来了。

他们的坏名声首先是从庄里几个黑夜出去偷西瓜的小学生那里露出来的。他们说有一晚上，他们看见以前的高老师在村外打麦场的麦秸垛后面，正和后村的巧珍抱在一块亲嘴哩。又有人证实，他看见他俩在一个晚上，一块躺在前川道的高粱地里……

谣言经过众人嘴巴的加工，变得越来越恶毒。有人说巧珍的肚子已经大了；而又有的人说，她实际上已经刮了一个孩子，并且连刮孩子的时间和地点都编得有眉有眼。

风声终于传到了刘立本的耳朵里。戴白瓜壳帽的“二能人”气得鼻子口里三股冒气！这天午饭时分，他不由分说，先把败坏了门风的女儿在自家灶火圪里打了一顿，然后气冲冲地去找前村的高玉德。

“二能人”现在才恍然大悟：这多天来，巧珍能得刷牙，一天衣服三换，黑天半夜在外面疯跑，原来都是为了高玉德那个败家子儿啊！

他先跑到高玉德家的破墙烂院里，站在门外问高玉德在不在。

加林妈在窑里告诉他：老汉不在。

“这亮红晌午，都在家里吃饭哩，他跑到什么地方去了？”立本在院里坚持问。

“大概又到自留地刨挖去了。”加林妈跑出来，让村里这个体面人进窑来坐坐。

立本说他忙，掉转头就走了。

他出了大门，下了小河，拐过一个小山峁，径直向高玉德的自留地走去。一路上他在心里嘲笑：“哼，就知道在土里刨！穷得满窑没一件值钱东西，还想把我女子给你那个寒窑里娶呀！尿泡尿照照你们的影子，看配不配！”

他老远照见高玉德正佝偻着罗锅腰锄糜子，就加快脚步向那边走去。

他上了地畔，尽管满肚子火气，还是按老习惯称呼这个比他大十几岁的同村人：“高大哥，你先歇一歇，我有话要对你说。”

高玉德看见村里这个傲人，在这大热天跑到地里来找他，慌得不知出了什么事，赶忙把锄往地里一栽，向立本迎过来。

他俩圪蹴在土崖影下。玉德老汉把旱烟锅给他递让过去。立本摆摆手，说：“你吃你的，我嫌那呛！”他说着，从口袋里摸出一根四川出的“工”字牌卷烟噙到嘴里，拿打火机点着，连烟带气长长地吐了一口，拐过头，脸沉沉地说：“高大哥！你加林在外面做瞎事，你为什么不管教？咱这村风门风都要败在你这小子手里了！”

“什么事？”高玉德老汉吃惊地从白胡子嘴里拔出烟锅，脸对脸问立本。

“什么事？”刘立本一闪身站起来，嘴里气愤地喷着白沫子，说，“你那个败家子，黑天半夜把我巧珍勾引出去，在外面疯跑，全村人都在传播这丢脸事。我刘立本臊得恨不能把脑袋夹到裤裆里，你高玉德倒心安理得装起糊涂来了！”刘立本说着，夹卷烟的手指头气得直抖。

“啊呀，好立本哩！我的确不知道这码子事！”高玉德老汉冤枉地叫道。

“我现在就叫你知道哩！你要是不管教，叫我碰见他胡骚情，非把他小子的腿打断不可！”

高玉德虽然一辈子窝窝囊囊，但听见这个能人口出狂言，竟然要把他的独苗儿腿往断打，便“呼”地从地上站起来，黄铜烟锅头子指着立本白瓜壳帽脑袋，吼叫着说：“你小子敢把我加林动一指头，我就敢把你脑壳劈了！”老汉一脸凶气，像一头斗恼了的老犍牛。

乖人不常恼，恼了不得了。刘立本看见这个没本事的死老汉，一下子变得这么厉害，吃惊之中慌忙后退了一步，半天不知该如何对付。

他索性转过身，傲然地背操起两条胳膊，从高玉德的土豆地里穿过去，一边走，一边回过头说：“我和你没完！咱走着瞧吧！我不信没办法治你父子俩！真个没世事了！”

刘立本穿过高玉德正在吐放白花的土豆地，又从来路下了河湾。

这个能人又急又气，站在河湾里竟不知道自己该到哪里去。

他是农村传统道德最坚决的卫道士。平时做买卖，什么鬼都敢捣，但是一遇伤面子的事，他却是看得很重要的。在他看来，人活着，一是为钱，二还要脸。钱，钱，挣钱还不是为了活得体面吗？现在，他那不争气的女子，竟然连体面都不要了，跟个文不上武不下的没出息穷小子，糊弄得满村刮风下雨。此刻，他站在河湾里，把巧珍恨得咬牙切齿：坏东西啊！你做下这等没脸事，叫你老子在这上下川道里怎见众人呀？

刘立本在河湾里踅摸了半天，突然想起了他亲家。他想：好，让明楼出面把他加林小子收拾一顿！他不怕我刘立本，但他怕高明楼！明楼是书记！他小子受不下地里的苦，将来要再谋个民办教师，非得过明楼的关不行！

他于是从河湾里拐到前村的小路上，上了一道小坡，向明楼家走去。

高明楼家和他家一样，一线五孔大石窑，比村里其他人家明显阔得多。亲家不久前也圈了围墙，盖了门楼。但立本觉得他亲家这院地方根本比不上自己的。明楼把门楼盖得土里土气，围墙也是用横石片插起来的；而他的门楼又高又排场，两边还有石刻对联一副。再说，明楼的窑檐接的是石板。石板虽比庄里其他人家的齐整好看，可他家是用一色的青砖砌起，戴了“砖帽”，像城里机关的办公窑一样！更重要的是，他亲家的窑面石都是皮条錾溜的，看起来粗糙多了。而他的窑面石全部是细錾摆过，白灰勾缝，浑然一体！

不过，他今天来这里没心思比较双方院落的长长短短。他今天来是有求于亲家的。在这些方面，不像挣钱和箍窑，他清楚自己不如明楼。

大女儿巧英和亲家母热情地把他招呼着入了中窑。中窑实际上是明楼的“会客室”。里面不盘炕，像公社的客房一样，搁一张床，被褥干干净净地摆着，平时不住人。要是公社、县上来个下乡干部，村里哪家人也别想请去，明楼会把他招待在这里下榻的。靠窗户的地方，摆着两把刚做起的、式样俗气的沙发，还没蒙上布，用麻袋片裹着。

立本坐下来，亲家母手脚麻利地端来一壶茶，放在他面前。立本没喝，抽出一根卷烟点着，问：“明楼上哪儿去了？”

“你还不知道？他到公社开会已经走了好几天。说今天回来呀，现在还不见回来，大概要到后晌了。”亲家母说。

“我前一段去内蒙草地里买了一匹马，回来这几天也没到哪里去，因此我不知道明楼出去开会……”刘立本轻淡地说。

“有什么事吗？”亲家母问他。

“没什么事。一点小事……他不在家就算了，我走了。”立本站起就准备起身。

巧英掂着两个面手，堵在门口说：“爸爸，我都把面和上了，你就在这里吃！”

他亲家母也竭力留他吃饭。

立本想了想，家里刚闹过架，巧珍和他老婆都正在哭，回去也心烦。再说，他肚子也的确有点饿了。这阵回家没人做饭。于是他又重新坐到了明楼家的土沙发上，喝起了茶。他想：吃完饭，我干脆到村前的路上等他明楼回来！

当刘立本重新在高明楼家坐下来的时候，高玉德老汉还下巴支在锄把上，站在他的自留地里发愣怔。

刚才刘立本没头没脑给他发了顿脾气，说他儿子勾引他的女子，实在叫老汉摸不着头脑。

本来，高玉德老汉最近情绪不坏。他看见他的儿子从苦恼中解脱出来，收心务正，已经蛮像一回事了。他已经日薄西山，但儿子正活在旺处。将来娶个媳妇，生儿育女，他就是闭了眼睡在黄土里，也平了心。加林性子比他硬，将来光景肯定能过得去的。

现在他突然听见这码子事，心头感到非常沉痛。乡里人谁不讲究个明媒正娶？想不到儿子竟然偷鸡摸狗，多让人败兴啊！再说，本村邻舍，这号事最容易把人弄臭！

他同时又想：巧珍倒的确是个好娃娃，这川道十几个村子也是数得上的。加林在农村能找这样一个媳妇，那真个是他娃娃的福分。但就是要娶，也应该按乡俗来嘛，该走的路都要走到，怎能黑天半夜到野场地里去呢，如果按立本说的，全村人现在大概都把加林看成个不正相的人了。可怕啊！一个人一旦毁了名誉，将来连个瞎子瘸子媳妇都找不上；众人就把他看成个没人气的人了。不光小看，以后谁也不愿和他共事了。糊涂小子！你怎能这么缺窍？

高玉德老汉已经没心思锄地了。他拖着风湿性关节炎病腿，一瘸一拐从小路上下了河湾。

虽说他还没吃午饭，但此刻肚子一点也不饿。他坐在河边的一棵老柳树下，瘦手摸着赤脚片，思谋这事该怎么办才好。

他虽然老了，但脑筋还灵。他又从巧珍那方面想。他想：说不定这女娃娃真的喜欢我加林呢！要不要正式请个媒人光明正大说这亲事？

但他一想到刘立本，就心寒了。他这个穷家薄业，怎敢高攀人家？别说是他，就是比他光景强的人家，也攀不上刘立本！

太阳已经偏过了头顶，西面的山把阴影投到了沟底，时分已到后晌了。玉德老汉仍坐在树阴下摸他的赤脚片儿，不知这事该怎样处理。

“哎！你一个人坐在这里思谋什么哩？”有一个人在背后说话。

玉德老汉转过头，看见是老光棍德顺。他很想和他拉拉话。他们虽然年龄相差不少，却是一辈子的老朋友了；旧社会扛长工找的常是一个事主家。他招招手说：“德顺，你来坐一坐。我这阵心烦得要命！”

德顺一边往他身边坐，一边把肩上的锄头放下，说：“我还忙着哩！今后晌要赶着把我那块自留地再锄一下，满地又草糊了！”他接过高玉德递过来的烟锅，问他：“熬煎什么事哩？你有那么彪正个好儿子，光景一两年就翻上来了。加林实在是个好娃娃！别看他明楼、立本现在耍红火哩，将来他们谁也闹不过加林的世事！”

“唉！”玉德老汉长叹一声，“你还夸他哩！这二杆子已经给我闯下乱子了！”

“什么乱子？”德顺一脸皱纹都缩到了眼角边上。

高玉德犹豫了一下，才说：“这小子和刘立本那个二女子一块胡鬼混哩，现在满村都在风一股雨一股地传播，我不信你没听说？”

“我早看出来了！谁说他们鬼混哩？年轻人相好，这有个什么？”

“啊呀，你早知道了，为啥不给我早说？”高玉德生气地对老朋友头一拐，把他瞪了一眼。

“我还以为你知道这事哩！两个娃娃正好配一对！年轻人看见年轻人好嘛！”德顺老汉笑嘻嘻地对恼悻悻的玉德老汉说。

“老不正经！要好，也看怎个好哩！怎能黑天半夜胡逛哩！”

“哎呀，你这个老古板！咱又不是没年轻过！我一辈子没娶过老婆，年轻时候也混账过两天，别说而今的时兴青年了！”

“好你哩，别说诳话了！立本刚刚来给我发了一顿凶，还说要把我加林的腿打断哩！我看要出事呀！你看这该怎么办？”高玉德一脸愁相，一只手不断摸着赤脚片。

“你别管刘立本那两声吓唬话！刚能把狐子吓跑！他再逞强，也强不过他女子！只要巧珍看下加林，谁都挡不定！就是这话，不信你等着看！你甭愁了，你这人就是爱忧愁！我还忙着哩，你快回去吃饭喀！”

德顺老汉把烟锅交给高玉德，站起身一肩锄就走了，嘴里还有上气没下气地哼起信天游小曲。

高玉德看着他远去的背影，觉得他比自己年龄大得多，但身子骨可比自己硬朗。他在心里说：哼！天下光棍没忧愁！一个人饱了全家都饱了。你能说挣气话哩！叫你也有个儿子看看吧！把你愁不死才怪哩！小时候急得大不了，大了又急得成不了事；更不要说给娘老子闯下一河滩乱子了！

高玉德老汉感到两腿不光疼，而且已经麻了，就站起来，一瘸一拐往家里走去。

高玉德进了家门，见加林正光着上身躺在炕上看书。加林他妈不在，大概到旁边窑里睡觉去了。

老汉把锄往门圪里一挂，对正在看书的儿子说：“你还看书哩！硬是书把你看坏了！这么大的小子，还不懂人情世故！你什么时候才不叫人操心啊……”

高加林坐起来，摸不着父亲这番话是什么意思。他看着父亲说：“我怎啦？”

“怎啦？你做得好事嘛！今儿个刘立本跑到咱自留地找我，说你和巧珍长了短了的，说满村都在议论你们两个的没脸事！”高玉德又蹲在脚地上，用手摸起了脚。

高加林脑子一下子嗡嗡直响。他把手里的书放到炕上，半天才说：“我的事你不要管，众人愿说啥哩！”

高玉德抬起苍白头，说：“你小子小心着！刘立本说要往断打你的腿哩！”

高加林牙咬住嘴唇，轻藐地冷笑了一声，说：“既然是这样，我会叫他更不好看！”

高玉德站起来，走前一步，痛心疾首地对儿子说：“你千万不要再给我闯乱子了！你早早死了心！咱这光景怎能高攀人家嘛！人家是什么光景？这一条大马河川都是拔梢的！”

高加林把两条光胳膊交叉抱在结实的胸脯上，对一脸可怜相的父亲说：“谁高攀谁呢？爸，你一辈子真没出息！你甭怕！这事我做的，由我做主！”

高玉德看着儿子那张倔强的脸，痛苦地叫道：

“我的憨娃娃呀，你总有一天要跌跤的……”

第九章

高明楼从公社开罢会，独个儿一人在简易公路上步行往回走——他家的自行车被二小子三星推到学校去了。车子是他主动让儿子推去的。儿子当了教师，各方面都要体面一些，没个车子不行！

高家村的当家人五十岁已出头，但走起路来精神还蛮好。他一身旧蓝咔叽布制服，颜色已经灰白；单布帽檐下面，一张红堂堂的脸上，两只眼睛炯炯有神。

明楼此刻走在路上，心情儿不太美气。这次公社召开的还是落实生产责任制的会议。看来形势有点逼人了。旁的许多村已经有联产到劳的。公社赵书记一再要叫大队书记们解放思想，能联产到户、到劳的，要尽快实行。

“名词不一样了，可这还不是单干哩？”高明楼心里不满地想。

实际上，他自己也清楚，现时的新政策的确能多打粮，多赚钱。尤其是山区，绝大部分农民都拥护。

他不满意这政策主要是从他自己考虑的。以前全村人在一块，他一天山都不出，整天圪蹴在家里“做工作”，一天一个全劳力工分，等于是脱产干部。队里从钱粮到大大小小的事他都有权管。这多年，村里大人娃娃谁不尊他怕他？要是分成一家一户，各过各的光景，谁还再尿他高明楼！他多年来都是指教人的人，一旦失了势，对他来说，那可真不是个味道。更叫他头疼的是，分给他那一份土地也得要他自己种！他就要像其他人一样，整天得在土地上劳苦了。他已多年没劳动，一下子怎能受了这份罪？

在强大的社会变化的潮流面前，他感到自己是渺小的。他高明楼挡不住社会的潮流。但他想，能拖就拖吧，实在不行了再说，最起码今年是分不成了！

他一路思谋着，不知不觉已经快到村子了。

“明楼，你回来了？”

高明楼听见公路边的山坡上，有人给他打招呼。

他抬头一看，是德顺老汉。德顺虽然比他死去的父亲小六七岁，但两个人年轻时相好过，他一直叫老汉干大。他虽然是村里的领导，面子上的人情世故他都做得很圆滑，因此对德顺老汉常显出尊重的样子。

“干大，你今年自留地的庄稼还不错嘛！能打不少粮哩！”他站下，朝上面的德顺老汉随便这么说。

“多给我一点地，我还能打更多的粮哩！明楼，人家旁的村都往开分哩，咱们村怎还不见动静？这多少年众人交混在一起，都耍二流子哩，一个哄一个哩，而今虽说分成两个组，实际上和没分差不多！”

“干大，不要急嘛！咱集体搞了多少年，一下子就能分个净毛干？这几天两个组麦地都快翻完了吧？”明楼转了话题问老汉。

德顺老汉把锄放下，拿着旱烟锅下来了；老光棍大概想给书记建个什么议。他总是这样，爱管个闲事，常动不动给干儿在生产上指拨。明楼一般说来还听他的——一辈子的老庄稼人嘛，说什么都在行。

明楼现在看老汉从坡上下来了，知道他又要给他建议什么了，只好耐下心等他唠叨一阵。

他给德顺老汉抽了一根纸烟，两个人就圪蹴在了路畔上。

德顺老汉在明楼的打火机上吸着烟，说：“明楼，现时麦地都翻完了，马上就是白露，光一点化肥种麦子怎行？往年这时候，都要到城里去拉一些茅粪，今年你怎不抓这件事？”

明楼摇摇头：“往年一个队，说做什么，统一就安排了，今年分成两个组，你长我短的，怎个弄？再说，两个组都还有没锄二遍的地呢，人手怕抽不出来。”

“这有什么难的？这几天先少去两个人嘛！两个组合在一起拉，拉回来两家都能用。”

明楼想了一下，说：“这也行。还像往年一样，你把这事领料上。先套上两个架子车，前村连你先去两个人，再让后村巧珍到城里用她姨家的空窑，给你们晚上做一顿饭。过几天等地里的活消停了，再多套几个架子车，两个组多去一些人。你看这行不行？”

“行，我去！前村先叫加林去。队里这一段苦重，娃娃没惯了，叫歇息几天；拉粪活总轻一点。”

提起加林，明楼脸有点红，嘴里很快“嗯嗯”着同意了德顺老汉的安排。

老汉见他的“建议”被干儿采纳了，就站起身又锄地去了。

明楼也把纸烟把子一丢，思思谋谋又起身往回走。

德顺老汉刚才提起加林，使他又不由得想到这个被他赶回生产队的本村后生了。

加林是高明楼眼看着长大的。他小时候就脾气倔犟，性子很硬，人又聪敏，在庄前村后，显得比他同年龄的娃娃都强。高明楼在那时候就对这娃娃很感兴趣。加林城里上学时，每逢星期六回来，他常爱到加林家串门。他虽是个老百姓，还爱关心点国际大事，加林正好这方面又懂得多，常给他说这个国家那个国家的事，把个高明楼听得半夜不回家。他常在心里感叹：高玉德命好！一辈子死没本事，可生养下一个足劲儿子！他自己的两个儿子太平庸了。老大上了两年学，笨得学不进去，老是一年级，最后只好回来当了农民。不是他在村里的威望，刘立本怎能把巧英给他的儿子？三星不是他用队里的东西在公社、县上巴结下几个干部，也怕连初中都上不了。按成绩不行，可那二年是推荐。现在总算把高中混完了。

二儿子高中毕业后，他着实发愁了。旁的工作一眼看见不行——而今入公家的门难！他决心要给儿子谋求个民办教师的位位；他决不愿意两个儿子都当农民。有个教师儿子，他在门外也体面。再说，三星也从没吃过苦，劳动他受不了，弄不好会成个死二流子！

他原来想两全其美，和公社教育专干马占胜商量，看能不能下旁的村一个教师，叫三星上；最好不要叫三星顶加林。他有恻隐之心。他盘算过，别看村里几十户人家，他谁也不怕，但感到加林虽然人小，可心硬人强，弄不好，将来说不定会成为他的仇人，让他一辈子不得安生！再说，他老了，加林还年轻，他就是现在对自己没法，但将来得了势，儿孙手里都要出气呀！他的两个儿子明显不是加林的对手！因此他不想惹这后生，想尽量不下加林的教师。

可马占胜马上嘲笑他想得太美了！是的，哪个村愿把位置让给他们村呢？就这样，他只好狠着心把加林的教师下了，让三星上。

但这以后，这件事总是他个心病。尽管高玉德老两口比以前更巴结他了，可高加林明显地在仇恨他。加林刚开始劳动，听说手上的血把镢把都染红了，谁也说不下他，照样拼命，说要让手烂得更厉害些！他听后心里忍不住打了个冷颤。心想：妈呀，这小子的心残着哩！他从这件事上，更看出加林不是个松动货。于是他的心病越来越加重了。

高明楼之所以好多年统辖高家村，说明他不是个简单人。他老谋深算，思想要比一般庄稼人多拐好多弯。

高明楼一路低头走着，思谋着这件事，觉得没什么好办法能使他的心灵安宁一些。

他走到大马河河湾的岔路上，抬起头向村里照了照，突然看见他亲家刘立本圪蹴在一棵老枣树下抽卷烟。他心想：大概到内蒙古又买了匹便宜马，等着给他能哩！

刘立本在亲家母家里吃完饭，就圪蹴在这里等上了明楼。

女儿给他做下的丢脸事，使他感到自己的个子都低了几寸。他现在想让明楼先把加林收拾一顿，把这事先镇压下去。然后得马上给巧珍找人家。今年能出嫁就出嫁，最迟不能拖过明年。女子大了，不寻人家，说出事就出事！他还想让明楼出面，说服巧珍和马店的马拴结亲。他是书记，面子大！

高明楼走到枣树下，很自然地蹲在了立本的对面。两亲家先让了一番烟。明楼嫌卷烟太硬，立本嫌纸烟没劲。两个人只好各吸各的。

“怎样？又买了便宜货了吧？能挣多少钱？”明楼问他的生意人亲家。

“挣钱顶个球！”立本粗鲁地叫道，情绪败坏地把头一拐。

“我头一次听你把钱不当一回事。”明楼脸上露出一丝讽刺的笑容，同时也不知道亲家有什么不高兴。看他满脸气呼呼的样子，就问：“你有什么不顺心的事？你今年钱挣得快把口袋都撑破了，还不满意吗？而今这政策正是你的好政策！”他又不由得露出讽刺的笑容。

“好你哩，不要挖苦我了。我现在滚油浇心哩！”刘立本两条胳膊朝亲家一摊，脸上显出一副哭相。

高明楼一看他这样子，也认真起来，说：“哭了半天还不知道你哭谁哩！你说你倒究出了什么事嘛！”

刘立本把正在抽的半截子卷烟扔到旁边的草地上，难受地说：“巧珍给我做下丢脸事了！”

“那么好个娃娃，弄下什么事了？”高明楼惊讶地问。

“唉，真叫人没法提！高玉德那个缺德儿子勾引我巧珍，黑地里在外面疯跑，弄得满村都风风雨雨的。你看我这人现在活成个甚了！”刘立本咽了一口唾沫，难受地把头倒勾了下来。

高明楼一下子笑了：“哈呀，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哩！不就是他们两个谈恋爱吗？”

“狗屁恋爱！连个媒人也没经，黑天半夜在外面鬼混，把先人都羞死了！”刘立本抬起头，气愤地吼叫起来。

高明楼把刘立本溅在他脸上的唾沫星子揩掉，说：“立本，你整天走州过县做买卖，思想怎还这么古板？你没吃过猪肉，连猪哼哼都没听过？现在的年轻人还像咱们过去那样吗？你还没见的多着哩！我前几年每年都要到大寨参观一回，路过西安、太原，看见城市的青年男女，在大街上的稠人广众面前胳膊套胳膊走路哩！开始看见还觉得不文明，后来看惯了才觉得人家那才是文明……”

刘立本听了亲家这一番话，又气又失望。他原来还想叫明楼训一顿高加林，想不到明楼竟然指教起他来了。他嘴唇子抖着说：“加林是个什么东西？文不上武不下的，糟蹋我巧珍哩！”

高明楼眼一瞪：“怕人家加林看不下巧珍哩！只要人家看下了，你能都能不过来哩，还说人家糟蹋你女子哩！”

“加林有个什么出息？又不会劳动，又不会做生意，将来光景一烂包！”

“人家是高中生，你女子斗大字不识一升！”

“高中生顶个屁！还不是要戳牛屁股？”刘立本轻藐地一撇嘴，并且又加添说，“牛屁股都不会戳！”

高明楼身子往立本旁边挪了挪，开始苦口婆心劝解起亲家来：

“好立本哩，你的目光太短浅了。你根本不能小看加林。不是我说哩，这一条川道里，和他一样大的年轻人，顶上他的不多。他会写，会画，会唱，会拉，性子又硬，心计又灵，一身的大丈夫气概！别看你我人称‘大能人’、‘二能人’，将来村里真正的能人是他！他什么学不会？他要是愿意做，怕你骑上马都撵不上他哩！现在我把他的教师下了，为的是叫三星上。这事明说哩，我做得有点强。以后有空子，我还要给他找个营生干哩！要是他和巧珍结婚了，不是和我也成亲戚了吗？”

刘立本对他这一番话根本不以为然。他鼻子里哼了一声说：“看高玉德那是什么家庭？塌墙烂院，家里没一件值钱东西！高玉德又死没本事，加林他能什么哩？”

“哈呀！值钱东西是哪里来的？还不是人挣的？只要人立得住，什么东西也会有！至于高玉德有本事没本事，那碍不了大事。巧珍是寻女婿哩，又不是寻公公！你别看他家现在穷，加林能把家立起来的！你我当年是什么样子？旧社会，你老子和我老子还都不是给地主刘国璋扛长工吗？”

刘立本仍然没有被他亲家的雄辩折服，反而一闪身站起来，火气十足地说：“你别给我灌清米汤了！我长眼睛着哩！难道我自己看不清高玉德家的前程吗？他那不成器的儿子，我看不下！你能说光面子话哩！巧珍是我的女子，我不能把她往黑水坑里垫！”

“你看不下，可巧珍能看下哩！看你还有什么办法！”高明楼也站起来，觉得他亲家已经有点可笑了。

“我没办法？我把他龟子孙的腿往断打呀！”

“咦呀？看把你能的！……好亲家哩，你这阵在气头上，我没办法说服你。不过，你也别太逞能了！这而今都是自由恋爱，法律保护婚姻哩！只要娃娃们同意，别说娘老子，就是天王老子也管不住！你敢动手动脚，小心公安局的法绳！”高明楼终究是大队书记，懂得法律政策，立刻将这武器拿出来警告他亲家。

刘立本的确被他这话唬住了。他怔了半天，在自己的脑袋上狠狠拍了一巴掌，转过身丢下明楼，独自一个人扯大步走了。两亲家今天第一次没把话说到一块！

高明楼在他后面慢慢往家里走。他心想：刘立本做生意算个把式，其他方面实在不精明。

按明楼的想法，巧珍最好能和加林结亲。一方面，他觉得巧珍能寻这么个女婿，也的确不错了；另一方面，他很愿意加林和他大儿子成担子，将来和立本三家亲套亲，联成一体，在村里势众力强。这样一来，加林和他成了亲戚，也就不好意思为下了教师而恨他了。本来，高明楼刚听立本说这件事，心里有点高兴——他一路上正盘算怎样平息加林仇恨他的火焰哩！现在他看亲家对此事这样坚决地反对，也就摸不来事情的结局倒究会怎样了。

第十章

早晨，太阳已经冒花了，高加林才爬起来，到沟里石崖下的水井上去担水。他昨晚上一夜翻腾得没睡好觉，起来得迟了。

石头围了一圈的水井，脏得像个烂池塘。井底上是泥糊子，蛤蟆衣；水面上漂着一些碎柴烂草。蚊子和孑孓充斥着这个全村人吃水的地方。

他手里的马勺犹豫了半天，终于还是没有舀水。他索性赌气似的和两只桶一起蹲在了井台边。

此刻他的心情感到烦躁和压抑。全村正在用各种各样的风言风语议论他和巧珍的“不正经”；还听说刘立本已经把巧珍打了一顿，事情看来闹得更大了。眼前他又看见水井脏成这样也没人管（大家年年月月就喝这样的水，拿这样的水做饭），心里更不舒畅了。

所有这一切，使他感到沉重和痛苦：现代文明的风啊，你什么时候才能吹到这落后闭塞的地方？

他的心躁动不安，又觉得他很难在农村待下去了。可是，别的出路又在哪里呢？

他抬起头，向沟口望出去，大山很快就堵住了视线。天地总是这么的狭窄！

他闭住眼，又由不得想起了无边无垠的平原，繁华热闹的大城市，气势磅礴的火车头，箭一样升入天空的飞机……他常用这种幻想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要。

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他仍然在现实中。他看了看水井，脏东西仍然没有沉淀下去。他叹了一口气，想：要是撒一点漂白粉也许会好一点。可是哪来的这东西呢？漂白粉只有县城才能搞到。

他的腿蹲得有点麻了，就站起来。

他忍不住朝巧珍畔上望了望。他什么人也没看见。巧珍大概出山去了；或者被她父亲打得躺在炕上不.能动了吧？要么，就是她害怕了，不敢再站在他们家畔上那棵老槐树下望他了——他每次担水，她差不多都在那里望他。他们常无言地默默一笑，或者相互做个鬼脸。

突然，高加林眼睛一亮：他看见巧珍竟然又从那棵老槐树背后转出来了！她两条胳膊静静地垂着，又高兴又害臊地望着他，似乎还在笑！这家伙！

她的头向他们家垴畔上面扬了扬，意思叫加林看那上面。

加林向山坡上望去，见刘立本正在撅着屁股锄自留地。

高加林立刻感到出气粗了。刘立本之所以打巧珍，还放肆地训斥他父亲，实际上是眼里没他高加林！“二能人”仗着他会赚几个钱，向来不把他这一家人放在眼里。

加林决定今天要报复他。他要和巧珍公开拉话，让他看一看！把他气死！

他故意把声音放大一点喊：“巧珍，你下来！我有个事要和你说！”

巧珍一下子惊得不知该怎办。她下意识地先回过头朝她家的垴畔上看了看。刘立本不知听见没听见，但仍然在低头锄他的地。

巧珍终于坚决从坡里下来了。她甚至连路都不走，从近处的草洼里连跑带跳转下来，径直走向井台。

她来到他面前，鞋袜和裤管被露水浸得湿淋淋的。她忐忑不安地扣着手指头，小声问：“加林哥……什么事？村子上面有人看咱两个呢，我爸……”

“不怕！”加林手指头理了一下披在额前的一绺头发说，“专门叫他们看！咱又不是做坏事哩……你爸打你了吗？”

他有点心疼地望着她白嫩的脸庞和亭亭玉立的身姿。

巧珍长睫毛下的眼睛里闪着泪花，含笑咬着嘴唇，不好意思地说：“没打……骂了几句……”

“他再要对你动武，我就对他不客气了！”加林气呼呼地说。

“你千万不要动气。我爸刀子嘴豆腐心，不敢太把我怎样。你别生气，我们家的事有我哩！”巧珍扑闪着漂亮的眼睛，劝解她心爱的人。她看了看他身边的空水桶，问：“你怎不舀水哩？”

加林下巴朝水井里努了努，说：“脏得像个茅坑！”

巧珍叹了一口气，说：“没办法。就这么脏，大家都还吃。”她转而忍俊不禁地失声笑了，“农村有句俗话，说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加林没笑，把桶从井边提下来，放到一块石头上，对巧珍说：“干脆，咱两个到城里找点漂白粉去。先撒着，罢了咱叫几个年轻人好好把水井收拾一下。”

“我也跟你去？一块去？”巧珍吃惊地问。

“一块去！你把你们家的自行车推上，我带你，一块去！咱们干脆什么也别管了！村里人愿笑话啥哩！”加林看着巧珍的眼睛，“你敢不敢？”

“敢！你送桶去！我回去推车子，换个衣服。你也把衣服换一换！你别光给水井讲卫生，看你的衣服脏成啥了！你脱下，明天我给你好好洗一洗。”

加林高兴得脑袋一扬，用农村的粗话对他的情人开了一句玩笑：“实在是个好老婆！”

巧珍亲昵地噘起嘴，朝加林脸上调皮地吹了一口气，说：“难听死了……”

他们各自都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各回各家去了。

对于巧珍来说，在家里人和村里人众目睽睽之下，跟加林骑一个车子去逛县城，这无疑是一个大胆的挑战。对于她目前的处境来说，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她之所以不怕父亲的打骂，不怕村里人笑话，完全是因为她对加林的痴迷的爱情！只要跟着加林，他让她一起跳崖，她也会眼睛不闭就跟他跳下去的！

对高加林来说，他做出这个决定，是对他所憎恨的农村旧道德观念和庸俗舆论的挑战；也是对傲气十足的“二能人”的报复和打击！

加林把空水桶放到家里，从箱子里翻出那身多时没穿的见人衣裳。他拿香皂洗了脸和头发，立刻感到容光焕发，浑身轻轻飘飘的。他对着镜子梳了梳头发，觉得自己强悍而且英俊！

他父亲出了山，母亲上了自留地，家里没人。他在一个小木箱里取出几块钱装在口袋里，就出门在畔上等巧珍——后村人出来都要经过他家门前畔下的小路。

巧珍来了，穿着那身他所喜爱的衣服：米黄色短袖上衣，深蓝的确良裤子。乌黑油亮的头发用花手帕在脑后扎成蓬松的一团，脸白嫩得像初春刚开放的梨花。

他俩肩并肩从村中的小路上向川道里走去。两个人都感到新奇、激动，连一句话也不说；也不好意思相互看一眼。这是人生最富有的一刻。他们两个黑夜独自在庄稼地里的时候，他们的爱情只是他们自己感受。现在，他们要把自己的幸福向整个世界公开展示。他们现在更多的感受是一种庄严和骄傲。

巧珍是骄傲的：让众人看看吧！她，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姑娘，正和一个多才多艺、强壮标致的“先生”，相跟着去县城啰！

加林是骄傲的：让一村满川的庄稼人看看吧！大马河川里最俊的姑娘，著名的“财神爷”刘立本的女儿，正像一只可爱的小羊羔一般，温顺地跟在他的身边！

村里立刻为这事轰动起来。没出山的婆姨女子、老人娃娃，都纷纷出来看他们。对面山坡和川道里锄地的庄稼人，也都把家具撇下，来到地畔上，看村里这两个“洋人”。有羡慕得咂吧嘴的，有敲怪话的，也有撇凉腔的。正人君子探头缩脑地看；粗鲁俗人垂涎欲滴地看。更多的人都感到非常新奇和有意思。尤其是村里的青年男女，又羡慕，又眼红；川道一组锄地的两个暗中相好的姑娘和后生，看着看着，竟然在人背后一个把一个的手拉住了！

高加林和刘巧珍知道这些，但也不管这些，只顾走他们的。一群碎脑娃娃在他们很远的背后，嘻嘻哈哈，给他们扔小土圪塔，还一哇声有节奏地喊：“高加林、刘巧珍，老婆老汉逛县城……”

高玉德老汉在对面山坡上和众人一块锄地。起先他还不知道大家跑到地畔上看什么新奇，也把锄搁下过来看了。当他看见是这码子事时，很快在大家的玩笑和哄笑声中跌跌撞撞退回到玉米地里。他老脸臊得通红，一屁股坐在锄把上，两只瘦手索索地抖着，不住气地摸起了赤脚片。他在心里暗暗叫道：乱子！乱子！刘立本这阵在哪里呢？要是叫“二能人”看见了，不把这两个疯子打倒在地上才怪哩！

刘立本此刻就在他家垴畔上的自留地里。所有这一切“二能人”也都看见了。不过，高玉德老汉的担心过分了。“二能人”正像他女子说的，刀子嘴豆腐心。他此刻虽然又气又急，但终于没勇气在众人的目光下，做出玉德老汉所担心的那种好汉举动来。他也只是一屁股坐到锄把上，双手抱住脑袋，接二连三地叹起了气……

第二天早晨，高家村的水井边发生了一场混乱。早上担水的庄稼人来到井边，发现水里有些东西。大家不知道这是何物，都不敢舀水了，井边一下子聚了好多人。有人证实，这些“白东西”是加林、巧珍和另外几个年轻人撒进去的。有人又解释，这是因为加林爱干净，嫌井水脏，给里面放了些洗衣粉。有的人又说不是洗衣粉，是一种什么“药”。

天老子呀！不管是洗衣粉还是药，怎能随便给水井里放呢？所有的人都用粗话咒骂：高玉德的嫩老子不要这一村人的命了！

有人赶快跑到前村去报告高明楼——让大队书记来看看吧！更多担水的人都在急躁地议论和咒骂。那几个和加林一起“撒药”的年轻庄稼人给众人解释，井里撒的是漂白粉，是为了讲卫生的。众人立刻把他几个骂了个狗血喷头：

“你几个瞎眼小子，跟上疯子扬黄尘哩！”

“你妈不讲卫生，生养得你缺胳膊了还是少腿了？”

“胡成精哩！把龙王爷惹恼了，水脉一断，你们喝尿去吧！”

那几个拥护加林这次卫生革命的人，不管众人怎骂，都舀了水，担回家去了；但他们的父亲立刻把他们担回的水，都倒在了院子里。

水井边围的人越来越多了。而刘立本家里正在打架：刘立本扑着打巧珍；巧珍她妈护着巧珍，和老汉扭打在一起。亏得巧英和她女婿正在他们家，好不容易才把架拉开！刘立本气得连早饭也不吃，出去搞生意去了——他是从自家窑后的小路上转后山走的，生怕水井边的人们看见他。

高加林听说井边发生了事，要出来给乡党们说明情况，结果被他爸他妈一人扯住一条胳膊，死活不让他出门。老两口先顾不上责备儿子，只是怕他出去在井边挨打。

这时候，刘立本的三女儿巧玲从后沟里拿一本书走出来。她刚考完大学，在家里等结果。她起得很早，到后沟里背英语单词去了，因此刚才家里打架的事，她并不知道。现在她看见井边围了这么多人，就好奇地走过来打问出了什么事。

有人马上嘲讽地说：“你二姐和你二姐夫嫌水井脏，放了些洗衣粉。你们家大概常喝洗衣粉水吧？看把你们脸喝得多白！”

巧玲的脸刷地红到了耳根。她虽然还不到二十岁，但个子已经和巧珍一般高。她和她二姐一样长得很漂亮，但比巧珍更有风度。巧玲早已看出她二姐在爱加林——现在知道她真的和加林好了。她对加林也是又喜欢又尊重，因此为二姐能找这么个对象，心里很高兴。昨晚给水井里撒漂白粉的事，她也知道。于是她就试图拿学校里学的化学原理给众人说漂白粉的作用。

她的话还没完，有人就粗鲁地打断了她：“哼！说得倒美！你趴下先喝上一口！和你二姐夫一样咬京腔哩！伙穿一条裤子！”

众人哄然大笑了。

巧玲眼里转着泪花子，羞得掉转身就跑——愚昧很快就打败了科学。

这时，听到消息的高明楼，赶忙先跑到巧珍家问情况。本来他想去问加林，但想了一下，还是没去，先跑到亲家家里来了。

他一进亲家的院子，看见他们家四个女人都在哭。刘立本已经不见了踪影。他的大儿子正笨嘴笨舌劝一顿丈母娘，又劝一顿小姨子。

明楼叫她们都别哭了，说事情有他哩！

他在巧珍和巧玲嘴里问明情况后，很快折转身出了刘立本家的大门，扯大步向沟底的水井边走去。

高明楼来到井边，众人立刻平静下来；他们看村里这个强硬的领导人怎办呀。

明楼把旧制服外衣的扣子一颗颗解开，两只手叉着粗壮的腰，目光炯炯有神，向井边走去，众人纷纷把路给他让开。

他弯腰在水井里象征性看一看，然后掉过头对众人说：“哈呀！咱们真是些榆木脑瓜！加林给咱一村人做了一件好事，你们却在咒骂他，实实地冤枉了人家娃娃！本来，水井早该整修了，怪我没把这当一回事！你们为什么不担这水？这水现在把漂白粉一撒，是最干净的水了！五大叔，把你的马勺给我！”

高明楼说着，便从身边的一个老汉手里接过铜马勺，在水井里舀了半马勺凉水，一展脖子喝了个精光！

这家伙用手摸了一把胡楂子上的水，笑哈哈地说：“我高明楼头一个喝这水！实践检验真理呢！你们现在难道还不敢担这水吗？”

大家都嘿嘿地笑了。

气势雄伟的高明楼使众人一下子便服帖了。大家于是开始争着舀水——赶快担回去好出山呀，太阳已经一竿子高了！

第十一章

高加林在他的“卫生革命”引起一场风波以后，心情便陷入了很大的苦闷中。

夜晚，他有时也不主动去找巧珍了，独自一个人站在村头古庙前那棵老椿树下面，望着星光下朦胧的、连绵不断的大山，久久地出神。全村人都已入了梦乡，看不见一星灯火；夏夜的风把他的头发吹得纷乱。

有时，在一种令人沉重的寂静中，他突然会听见遥远的地平线那边，似乎隐隐约约有些隆隆的响声。他抬头看，天很晴，不像是打雷。啊，在那遥远的地方，此刻什么在响呢？是汽车？是火车？是飞机？不知为什么，他总觉得这声音好像是朝着他们村来的。美丽的憧憬和幻想，常使他短暂地忘记了疲劳和不愉快；黑暗中他微微咧开嘴巴，惊喜地用眼睛和耳朵仔细搜索起远方的这些声音来。听着听着，他又觉得他什么也没有听见；才知道这只不过是他的一种幻觉罢了。他于是就轻轻叹一口气，闭住眼睛靠在了树干上。

巧珍总会在这样的时候，悄悄地来了。他非常喜欢她这样不出声地、悄然地来到他身边。他把他的胳膊轻轻搭在她的肩头。她的爱情和温存像往常一样，给他很大的安慰。但是，已不能完全冲刷掉他心中重新又泛起的惆怅和苦闷了。过去那些向往和追求的意念，又逐渐在他心中复活。他现在又强烈地产生了要离开高家村，到外面去当个工人或者干部的想法——最好把巧珍也能带出去！

他虽然这样想，不知为什么，又不想告诉巧珍。

其实，聪敏的巧珍最近已经看出了他的心思。从内心上讲，她不愿意让加林离开高家村，离开她；她怕失去他——加林哥有文化，可以远走高飞；她不识字，这一辈子就是土地上的人了。加林哥要是工作了，还会不会像现在一样爱她？

但是，当她看见亲爱的人苦闷成这个样子，又很想叫他出去工作。这样他就会高兴和愉快的。要是加林高兴和愉快，她也就感到心里好受一些。她想加林哥就是寻了工作，也再不会忘了她的；她就在家里好好劳动，把娃娃抚养好。将来娃娃大了，有个工作的老子，在社会上也不受屈。再说，自己的男人在门外工作，她脸上也光彩。

这样想的时候，她就很希望加林哥出去工作，好让他少些苦恼。可是，她又认真一盘算，觉得根本没门！现时这号事都要有腿哩！加林哥当个民办教师，都让瞎心眼子高明楼挤掉了，更不要说找正式工作了。

这一天晚上，还是在那棵老椿树下，当她看见加林还是那么愁眉苦脸时，就主动对他说：

“加林哥，你干脆想办法去工作去！我知道你的心思！看把你愁成啥了！我很想叫你出去！”

加林两只手抓住她的肩头，长久地看着她的脸。亲爱的人！她在什么时候都了解他的心思，也理解他的心思。

他看了她老半天，才开玩笑说：“你叫我出去，不怕我不要你了吗？”

“不怕。只要你活得畅快，我……”她一下子哭了，紧紧抱住他，像菟丝子缠在草上一般，说，“你什么时候也甭把我丢下……”

加林下巴搁在她头上，笑着说：“你啊！看你这样子，好像我已经有工作了！”

巧珍也抬起头笑了。她抹去脸上的泪水，说：“加林哥，真的，只要有门道，我支持你出去工作！你一身才能，窝在咱高家村施展不开。再说，你从小没劳动惯，受不了这苦。将来你要是出去了，我就在家里给咱种自留地、抚养娃娃；你有空了就回来看我；我农闲了，就和娃娃一搭里来和你住在一起……”

加林苦恼地摇摇头：“咱们别再瞎盘算了，现在要出去找工作根本不行。咱还是在咱的农村好好打主意……你看你胳膊凉得像冰一样，小心感冒了！夜已经深了，咱们回！”

他们像往常一样，相互亲了对方，就各回各家去了。

高加林进了家门，发现高明楼正坐在他们家炕栏石上，和他父亲拉话。

见他进门来，他父亲马上说：“你到哪里去了？你明楼叔等了你半天！”

高明楼对他咧嘴笑了笑，说：“也没什么事喀！唉，加林！咱这农村，意识就是落后！你好心给水井里放了些漂白粉，人还以为你下了毒药呢！真是些榆木脑瓜！”

他父亲笑嘻嘻地对高明楼说：“全凭你了！要不是你压茬，那一天早上肯定要出事呀！”

他母亲也赶忙补充说：“对着哩！咱村里的事，就看他明楼叔拿哩！”

加林坐在脚地的板凳上，也不看高明楼，说：“也怪我。我事先没给大家说清楚。”

高明楼吐了一口烟，说：“事情已经过去了，再不提了，过两天两个组都抽几个人，把水井整修一下，把石堰再往高垒一些。哈呀！不整修再不行了！我前一个月看见一头老母猪躺在里面洗澡哩！”他两个手指头把纸烟把子捏灭，丢在脚地上，“我今黑夜来是想和你商量个事。是这，咱准备到城里拉一点茅粪，好准备种麦。后组里正锄地，人手抽不出来；准备前组先去两个人。我考虑了一下，想让你和德顺老汉去，不知你愿意不愿意？”

加林没说话。

他父亲赶忙对他说：“你去！你明楼叔给你寻了个苦轻营生嘛！晚上只拉一回，用不了两三个小时，白天一天就歇在家里。往年大家都抢着去做这营生哩！”

高明楼又掏出一根烟，在煤油灯上吸着，看着低头不语的加林说：“你大概怕城里碰上熟人，不好意思吧？年轻人爱面子！其实，晚上嘛，根本碰不上！”

高加林抬起头，只说了两个字：“我去。”

明楼一看他同意了，便从炕栏石上下来，准备起身了。高玉德慌忙赤脚片溜下炕，同时加林他妈也从灶火圪里撵出来，准备送书记。

高明楼在门口挡住他们，然后对后面的加林说：“你大概还不知道，拉粪去的人还是老规程，在城里吃一顿饭，钱和粮由队里补贴。今年还是巧珍去做饭，城里她姨家有一孔空窑。”

高加林点点头，嗯了一声。

高玉德一听是巧珍去做饭，嘴张了几张，结结巴巴说：“明楼！做饭苦轻，最好去个老汉！巧珍年轻，现在劳动正繁忙，后组的地还没锄完哩……”

高明楼想笑又没好意思笑出来。他对玉德老汉说：“还是巧珍去合适。城里做饭的窑是她姨家的，生人去了怕不方便……”说完就拧转身走了。

德顺老汉和加林、巧珍在村对面的简易公路上套好架子车，已经临近黄昏；远远近近都开始模糊起来了。对面村子里，收工回来的人声和孩子们的叫闹声，夹杂着正在入圈的羊的咩咩声，组成了乡间这一刻特有的热闹和骚乱气氛。

德顺老汉一巴掌在驴屁股上打掉一只牛虻，过来把草垫子放到车辕上，说：“甭怕臭！没臭的，也就没香的！闻惯了也就闻不见了。”他走到前面车子旁边，从怀里掏出一个扁扁的酒壶，抿了一口，诡秘地对加林和巧珍一笑，“你们两个坐在后面车上，我打头。吆牲灵我是老把式了，你们跟着就是。现在天还没黑，两个先坐开些！”他得意地眨眨眼，坐在了前面的车辕上。

后面车上的加林和巧珍被德顺老汉说得很不好意思，也真的别别扭扭一人坐在一个车辕上，身子离得很开。

德顺老汉“嘚儿”一声，毛驴便迈开均匀的步子，走开了。两辆车子一前一后，在苍茫的暮色中向县城走去。

德顺老汉在前面又抿了一口酒，醉意便来了，竟然张开豁牙漏气的嘴巴唱了两声信天游——

哎哟！年轻人看见年轻人好，

白胡子老汉不中用了……

加林和巧珍在后面车子上逗得直笑。

德顺老汉听见他们笑，摸了一下白胡子，说：“啊呀，你们笑什么哩？真的，你们年轻人真好！少男少女，亲亲热热；我老了，但看见你们在一块，心里也由不得高兴啊……”

加林在后面喊：“德顺爷，你一辈子为啥不娶媳妇？你年轻时候谈过恋爱没？”

“恋？爱？哼！我年轻时候比你们还恋的爱！”他又抿了一口酒，皱纹脸上泛起红潮，眼睛眯起来，望着东边山头上刚刚升起的月亮，不言传了。

驴儿打着响鼻，蹄子在土路上嘚嘚地敲打着。月光迷迷蒙蒙，照出一川泼墨似的庄稼。大地沉寂下来，河道里的水声却好像涨高了许多。大马河隐没在两岸的庄稼地之中，只是在车子路过石砭石崖的时候，才看得见它波光闪闪的水面。

高加林又在后面问：“德顺爷，你说说你年轻时候的风流事嘛！我不相信你那时还会恋爱哩！”他朝身边的巧珍做了个鬼脸，意思是对她说：我激老汉哩！

德顺老汉终于忍不住了，抿了一口酒，说：“哼！我不会恋爱？你爸才不会哩！那时我和你爸，还有高明楼和刘立本的老子，一块给刘国璋揽工，你爸年龄小，人又胆小，经常鼻涕往嘴里流哩！硬是我把你妈和你爸说成的……我那时已经二十几岁了，刘国璋看我心眼还活，农活不忙了，就打发我吆牲灵到口外去驮盐，驮皮货。那时，我就在无定河畔的一个歇脚店里，结交了店主家的女子，成了相好。那女子叫个灵转，长得比咱县剧团的小旦都俊样。我每次赶牲灵到他们那里，灵转都计算得准准的。等我一在他们村的前砭上出现，她就唱信天游迎接我哩。她的嗓音真好啊！就像银铃碰银铃一样好听……”

“唱什么歌哩？”巧珍插嘴问。

“听我给你们唱！”老汉得意地头一拐，就在前面醉心地唱起来了——

走头头的那个骡子哟三盏盏的灯，

戴上了那个铜铃子哟哇哇的声；

你若是我的哥哥哟招一招手，

你不是我的哥哥哟走呀走你的路……

老汉唱完，长长吐了一口气，说：“我歇进那店，就不想走了。灵转背着她爸，偷得给我吃羊肉扁食，荞面饸饹……一到晚上，她就偷偷从她的房子里溜出来，摸到我的窑里来了……一天，两天，眼看时间耽搁得太多了，我只得又赶着牲灵，起身往口外走。那灵转常哭得像泪人一样，直把我送到无定河畔，又给我唱信天游……”

“大概唱的是‘走西口’吧？对不对？”加林笑着说。

“对着哩！”说着，老汉又忍不住唱了起来。他的声音是沙哑的，似乎还有点哽咽；并且一边唱，一边吸着鼻涕——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实难留；

手拉着哥哥的手，

送你到大门口。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送你走；

有几句知心话，

哥哥你记心头：

走路你走大路，

万不要走小路；

大路上人马稠，

小路上有贼寇。

坐船你坐船后，

万不要坐船头；

船头上风浪大，

操心掉在水里头。

日落你就安生，

天明再登程；

风寒路冷你一个人，

全靠你自操心。

哥哥你走西口。

万不要交朋友；

交下的朋友多，

你就忘了奴——

有钱的是朋友，

没钱的两眼瞅；

哪能比上小妹妹我，

天长日又久……

德顺老汉上气不接下气地唱着。到后来，已经曲不成调，变成了一句一句地说歌词；说到后来，竟然抽抽搭搭哭起来了；哭了一阵，又嘿嘿笑出了声，说：“啊呀，把它的！这是干甚哩！老呀老了，还老得这么不正相！哭鼻流水的，惹你们娃娃家笑话哩……”

巧珍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靠在了加林的胸脯上，脸上静静地挂着两串泪珠。加林也不知什么时候，用他的胳膊搂住了巧珍的肩头。月亮升高了，远方的山影黑黝黝的，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路两边的玉米和高粱长得像两堵绿色的墙；车子在碎石子路上碾过，发出轻微的沙沙声；路边茂密的苦艾散放出浓烈清新的味道，直往人鼻孔里钻。好一个夏夜啊！

“德顺爷，灵转后来干啥去了？”巧珍贴着加林的胸脯，问前面车子上黯然神伤的老汉。

德顺老汉叹了一口气：“后来，听说她让天津一个买卖人娶走了。她不依，她老子硬让人家引走了……天津啊，那是到了天尽头了！从此，我就再也没见我那心上的人儿！我一辈子也就再不娶媳妇了。唉，娶个不称心的老婆，就像喝凉水一样，寡淡无味……”

巧珍说：“说不定灵转现在还活着？”

“我死不了，她就活着！她一辈子都揣在我心里……”

车子拐过一个山峁，前面突然亮起了一片灯火，各种建筑物在月亮和灯火交织的光气里，影影绰绰地显露了出来——县城到了。

德顺老汉摸出酒壶抿了一口。他手里虽然不拿鞭子，也还像一个吆牲灵出身的把式那样，胳膊在空中一抡：“嘚儿——”

两辆车子轻快地跑起来，驴蹄子嘚嘚地敲打着路面，拐上了大马河桥，向县城奔驰而去……

第十二章

加林和德顺爷灌满一车子粪以后，老汉体力已经有点不支；加上又喝了不少酒，走路都摇摇晃晃的。加林硬把老汉送到巧珍做饭的窑里，让他坐到热炕头上歇着；他就一个人拉着另一个架子车去掏粪。

他拉着车，尽量不走大街，也尽量不走灯光明亮处。虽然已经到夜里，街巷里基本没什么行人，但他仍然紧张地防备着，生怕碰见熟人和同学。

他拉着架子车，在街道北头那边一些分散的机关单位之间转悠。这个季节，乡里来城里掏粪的人很多；有时在一个单位的厕所里，茅坑底上还刮不了一担粪。他已走了几个单位，架子车的大粪桶还没装满一半。

前面就是县广播站。他犹豫地站在了街角一个暗影里。他想起了他的同学黄亚萍。

他站了一会，决定还是不去广播站的厕所掏粪。

他远远地绕开路，向车站那边走去——那里过往人多，说不定厕所里粪要多一些。

他在灯光若明若暗的街道上走着，心里忍不住感叹：生活的变化真如同春夏秋冬，一寒一暑，差别甚远！三年前，这样的夜晚，他此刻或者在明亮温馨的教室里读书；或者在电影院散场的人群里，和同学们说说笑笑走向学校。要不，就是穿着鲜红的运动衣，潇洒地奔驰在县体育场的灯光篮球场上，参加篮球比赛，听那不绝耳的喝彩声……

现在，他却拉着茅粪桶，东避西躲，鬼鬼祟祟，像一个夜游鬼一样。他忍不住转过头，又望了一眼灯光闪烁的广播站。黄亚萍此刻在干什么呢？读书？看电视？喝茶？

他很快觉得自己有点可笑了。自己现在这副样子，想这些干啥呢？他现在应该赶快把这车子粪装满才对。是的，人做啥就为啥操心哩！他现在的心思主要在掏粪上。哪个厕所要是没粪，他立刻失望丧气；哪个厕所里粪要是多一点，他高兴得直想笑！因为德顺爷爷就是这个样子，他感染了他，也使得他的心理渐渐自觉地成了这个样子。劳动啊，它是艰苦的，但也有它本身的欢乐！

高加林把粪车放在车站大门外，然后进去看厕所有没有粪。

他在厕所前面看了看，高兴得像发现了金子一般：厕所里的粪多得几乎几架子车也拉不完！

当他转到厕所后面的时候，一下子又不高兴了：不知哪里的生产队，已经在茅坑后面做了一个门，并且还上了锁。

高加林气愤地想：屎尿都有人霸占哩！他妈的，我今天要“反霸”了！

高加林的坏脾气遇到这类事最容易引逗起来。他拾起一块石头片，没有砸锁，而是把锁下面的铁扣环撬起来，打开了门。

他从车子上把粪担子和粪勺取下来，开始在车站厕所的茅坑里舀起了粪。

他刚担了一担粪灌到架子车上的粪桶里，正准备去担第二担，突然有两个壮实的年轻人也来拉粪了。他们一色的的确良裤子，红背心上面印着“先锋”两个黄字。

加林知道，这是城关“先锋”队的人。这个队是蔬菜队，富足是全县有名的。

这两个年轻人一看加林正在担粪，气呼呼地放下架子车，过来了。

“你为什么偷我们的粪？”其中一个已经挡住了加林的路。

“粪是你们的？”加林不以为然地反问。

“当然是我们的！”另一个在旁边喊叫。

“怎能是你们的？这是公共厕所，又不是你们队的人屙尿的！”

“放你妈的屁！”前面那个后生已经破口了。

“把嘴放干净！骂谁哩？”加林浑身的肌肉绷紧了。

“骂你哩！你小子知道不知道？我们为了这点粪，满年四季给车站上的干部供菜，一分钱都不要！你凭什么来偷？”旁边那个人横眉竖眼地朝他喊叫。

“放下两块钱！赔锁子！”前面那人双手叉腰，说。

“赔钱？”加林头一扭，“我还要担哩！你们这些粪霸！”说着就担着粪担往前走。

那两个人都握住了拳头。前面的那个眼明手快，当胸就给了高加林一拳。

加林两眼冒火，把粪担往地上一撂，拉起舀粪的粪勺，就向那后生砍去！

前面的人一跳，躲过去了，后面的那个刹那间也操起了粪勺。于是，三个掏粪的人就在车站的停车场上打了起来；长柄粪勺在空中飞舞，粪点子把三个人都溅了满身。迷蒙的月光静静地照耀着这个骚乱的场面。一个小伙子的脚被加林一粪勺打麻了，叫唤了一声蹲在了地下；而加林自己的脊背上却被另外一个人砍了一粪勺。

直到车站的人跑出来，才把架拉开。光头站长把双方劝说了半天，让加林不要拉了；说车站已经和先锋队订了“合同”，粪只能由他们拉。

加林在心里骂道：“还有脸说‘合同’哩！拿你这个臭厕所白换着吃菜哩！”

他觉得再要担这粪，肯定还要打架的。人家两个人，他一个人，打不过。再说，他们离队近，要是再叫来一群人，把他打不死才怪哩！

他于是只好把粪担放在车上，拉起架子车离开了车站。

这附近只剩副食公司没去拉了。他原来主要考虑他的另一个同学张克南在那里工作，所以没去。

现在他猛然记起，克南不是已经调到副食门市去工作了吗？他很快决定去副食公司的厕所再看看。

他拉着车子，闻见自己满身的臭气；衣服和头发上都溅满了粪便。脊背上被砍了一粪勺的地方，疼得火烧火燎。他也不管这些；他只想着赶快把这车子粪装满，好早点回村——德顺爷和巧珍大概已经等急了。

他把架子车放在副食公司的大门口上，先进去看厕所有没有粪。

他从来没到过这里，找了半天才把厕所找见。他看了看，粪并不多，也很稀，但还是可以把他的粪桶子装满的。可只有一个不方便处：厕所到大门口路不太好，有几个地方很狭窄，粪车拉不到厕所旁边。

他于是决定一担一担往出担；担出来再倒进车上的粪桶里。

高加林忙碌地从车上取下粪担，到后面的厕所里担出了第一担粪。

担过副食公司院子的时候，在院子东南角一棵泡桐树下坐着的几个人，连连咂巴起了嘴，哼哼唧唧，显然嫌臭味打扰了他们在院子里乘凉。

高加林自己也觉得很抱歉。但这是没法的事。他内心里希望这些干部原谅他。

第二回他把粪担出来的时候，情况仍然是这样。但他还是硬着头皮担。

第三回担出来的时候，有一个妇女出口了，声音很大，是故意说给他听的：“迟不担，早不担，偏偏在这个时候担，臭死人了！”

高加林听见这刺耳话，忍不住脚步停住了。但他想，再有一两回车上的粪桶就装满了，忍着点，赶快装满就走。

当他把这担粪灌完，又担着空担子进了院子的时候，那妇女竟然站起来，朝他这边喊：

“担粪的！你把人臭死了！你到其他地方去担喀，甭在这里欺负人了！”

高加林一下子站在院子里，两只手气得索索抖，牙齿狠狠咬住了嘴唇：明明是她在欺负人，竟然反咬说他欺负人。

火气从他心里冒上来，又被他强压了下去。他刚才已经和别人打了一架，不愿再发生什么冲突和纠葛；而且车子上的粪桶再有一两担就能装满，忍一忍，今晚上的任务就完成了。

于是他就又去担粪了。

等这回担出来的时候，那妇女竟然又站起来，气更大了，嗓门更粗了，话也更难听了：“你这人耳朵坏了？给你说了一遍你不听，还在这里担，讨厌死人了！”

她旁边一个似乎老一点的干部说：“你不要费嘴舌了，叫担去；担完了就不臭了！”

“这些乡巴佬，真讨厌！”那妇女又骂了一句。

高加林这下不能忍受了！他鼻根一酸，在心里想：乡里人就这么受气啊！一年辛辛苦苦，把日头从东山背到西山，打下粮食，晒干簸净，拣最好的送到城里，让这些人吃。他们吃了，屁股一撅就屙就尿，又是乡里人来给他们拾掇，给他们打扫卫生，他们还这样欺负乡下人！

他对这个妇女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愤恨心理。

他一下子把一担茅粪放在副食公司的院当中，鼻子口里三股冒气向那棵泡桐树下走去。他要和那个放肆的女人辩几句。

当他快走到那几个人跟前的时候，那妇女先站起来，一下子不知这个愣后生要干什么呀。他旁边的几个老干部也紧张地站起来了。

高加林猛地停住了脚步，立刻感到惶愧不安了：天啊，这妇女竟然是张克南他妈！

他离她十几步远，已清楚地认出是她。他一下子不知如何是好了，前不好前，后不好后，两只手慌乱地扣起了手指头。不论怎样，他不能和克南他妈吵嘴呀！这事太叫人尴尬了！他想：怎办呀？给她道个歉？可他又没惹她！要不说个“对不起”？

正在他进退两难时，克南他妈竟然一指头指住他，问：“你是哪里的？拉粪都不瞅个时候，专门在这个时候整造人呢！你过来干啥呀？还想吃个人？”

她显然已经记不得他是谁了。是的，他现在穿得破破烂烂，满身大粪；脸也再不是学生时期那样白净，变得粗粗糙糙的，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以前只去过克南家两三次，她怎能把他记住呢？

既然是这样，他高加林也就不想客气了。但他出于对老同学母亲的尊重，还是尽量语气平静地解释说：“您不要生气，我很快就完了。这没有办法。我们在晚上进城拉粪，也是考虑到白天机关工作，不卫生；想不到你们晚上在院里乘凉哩……”

旁边那几个干部都说：“算了，算了，赶快装满拉走……”

但克南他妈还气冲冲地说：“走远！一身的粪！臭烘烘的！”

加林一下子恼了。他恶狠狠地对老同学他妈说：“我身上是不太干净，不过，我闻见你身上也有一股臭味！”

克南他妈一下子气得满脸肉直颤，就要过来拉扯他了；亏得旁边那几个人硬把她挡住，然后叫加林不要闹了，去拉他的粪。

高加林掉转身，过去担起那担茅粪，强忍着泪水出了副食公司的大门。

他把粪倒进车子上的粪桶里，尽管还得两担才能满，他也不去担了，拉起架子车就走。

他拉着架子车，转到了通往街道的马路上，鼻子一阵又一阵发酸。城市的灯光已经渐渐地稀疏了，建筑物大部分都隐匿在黑暗中。只有河对面水文站的灯光仍然亮着，在水面上投下了长长的橘红色的光芒，随着粼粼波光，像是一团一团的火焰在水中燃烧。

高加林的心中也燃烧着火焰。他把粪车子拉在路边停下来，眼里转着泪花子，望着悄然寂静的城市，心里说：我非要到这里来不可！我有文化，有知识，我比这里生活的年轻人哪一点差？我为什么要受这样的屈辱呢？

这时候，他的目光向水文站下面灯火映红的河面上望去，觉得景色非常壮观。他浑身的血沸腾起来，竟扔下粪车子，向那里奔去。

快到河边的时候，他穿过一大片菜地。他知道这是“先锋”队的。想起刚才车站上的斗殴，他便鼻子口里热气直冒，跑过去报复似的摘了一抱西红柿。

他来到河边的一个被灯火照亮的水潭边，先把一抱西红柿抛到水里，然后他自己也跟着一纵身跳了下去。

他在水里憋着气，尽量使自己往下沉；然后又让身体慢慢浮上水面来。

他游了一阵，把西红柿一个个从水面上捞起，洗净，又扔到岸上。他自己也拖着水淋淋的衣服爬上来，一屁股坐下，抓起一个西红柿，狼吞虎咽吃了起来……

高加林折腾了半夜，才和德顺老汉、巧珍拉着两架子车茅粪回到村里。

巧珍先回了家。他和德顺老汉把粪倒在村前的粪坑里，拿土盖起来。

德顺老汉独个儿去经管牲口去了。他便怀着一颗怏怏不快的心回到了家里。

他父亲在前炕上拉呼噜；他母亲爬起来，问他怎这时候才回来？

他没有回答，在箱子里寻找干衣服。他母亲摸索着，从后炕头的针线篮里取出一封信递给他，说：“你二爸来的。你先看，我睡呀，明早上再给我们念……”说完就躺下睡了。

高加林先没换衣服，赶忙拆开信，凑到煤油灯前看起来——

大哥、嫂嫂：

你们好！

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好事：组织已经同意了我的请求，让我转业到咱们地区工作了。现在听地方上来函说，初步决定安排让我在地区专署当劳动局长。

我是很高兴的，几十年离别家乡，梦里都常想回来。现在我也年过半百，俗话说，落叶归根；在家乡度过晚年是我最大的愿望。

我的几个孩子都已在新疆参加了工作，为了不给党增添麻烦，就让他们在当地工作吧，不转回来了。我和孩子妈，再有最小的加平，一共三口人回来。

我要是回到咱地区，等工作定下来，就准备回咱村子一回，看望你们。

余言见面再叙。

弟：玉智

高加林看完信，激动得在炕栏石上狠狠拍了一巴掌，大声喊：

“爸！妈！快醒一醒……”

第十三章

早饭时分，一辆草绿色的吉普车开进高家村，在村子中央那块空场地上停下来。

高玉德当兵走了几十年的弟弟回来了！消息风快就传遍了全村。村里的人，不论大人还是娃娃，纷纷丢下正在吃饭的碗，向高玉德家的破墙烂院里涌来了。

高家村好多年都没有这样热闹过。老婆老汉们拄着拐杖，媳妇们抱着吃奶娃娃，庄稼人推迟了出山的时间，学生娃们背着上学起身的书包，熙熙攘攘，大呼小叫，纷纷跑来看“大干部”。全村的狗不知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也吠叫着跟人跑来了。村子里乱纷纷的，比谁家娶媳妇还红火。

高玉德家的窑里已经挤满了人。更多的人都拥在院子里和畔上，轮流挤到门口，好奇地看他们村在门外的这个最大的人物。

加林妈在旁边窑里做饭。好多婆姨女子都在帮助她。有的拉风箱，有的切菜，有的擀面。遇到这样的事，所有的邻居都乐意帮忙。

高加林从叔父的提包里拿出许多糖，正给人群里的娃娃们散发。他尽量想保持一种含蓄的态度，但掩饰不住的兴奋仍然使他容光焕发，动作也显得比平时零碎了。

高玉德、高玉智两弟兄被一群年纪大的人包围在他家的脚地当中。玉智已经换上了地方干部的服装，比他哥看上去不是小十岁，而是小二十岁。他身材不高，但挺胖，红光满面，很少有皱纹。头发还是乌黑的，只是两鬓角夹杂几根白发。他笑容满面，辨认他小时候的伙伴们。这些人都已年过半百，又亲切又拘束地接过他双手敬上的纸烟。德顺老汉和另外一些长辈进来的时候，玉智把他们一个个搀扶着坐在炕栏石上，问他们的身体和牙口怎样？这些老汉们又都从炕栏石上溜下来，在他身上摸一摸，或者拍一拍，纷纷张开没牙的嘴抢着嚷嚷：

“啊，好身体……”

“听说你身上挂了不少彩？”

“有一阵子，你杳无音信，还传说你牺牲了呢！”

“哈呀，就听说你而今把官熬大了！”

……

高玉智笑呵呵地回答他们的问话。玉德老汉站在他旁边，嘴里噙着旱烟锅，一边笑，一边用瘦手抹眼泪。

陪同高玉智回村的县劳动局副局长马占胜同志，出去解了个手，就再挤不进高玉德家的院里了。

高加林在畔上碰见他，硬拉着他往回挤。但马占胜说：“先等等。你叔父几十年第一次回家，村里人都想看他哩！你要是不忙，咱先到吉普车里坐一坐！”

加林今天很高兴，说他现在没什么事，就和老马向吉普车那边走去。

吉普车里已经挤满了一群娃娃。占胜要赶他们下来，加林拦住他说：“算了，算了，娃娃们没见过这东西，叫坐一坐，咱先就在这树下站一会。”

占胜一条胳膊亲热地搂着加林的肩头，对他说：“旁的事我先不和你拉搭；我先只对你说一句话，你的工作我们会很快妥善解决的……”

高加林的心猛一阵狂跳。这句话对他的神经冲击太大了！在他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高明楼已经站在了他们面前。

明楼笑着说：“加林，你还不回家招呼你二爸去？你爸你妈人老了，手脚不麻利，家里又再没个人……”他说完转过身，热情地和马占胜握起了手。

加林说：“老马挤不到我家里，我陪他在这儿站一会。”

明楼说：“你去你的。叫马局长先到我家里坐一坐。另外，你告诉你妈，你叔父头一顿饭在你们家吃，下一顿饭就不要准备了，我们家已经准备上了。啊呀，多不容易呀！玉智几十年闹革命不回家，说什么也得在我家里吃一顿饭！”他转过头对占胜说，“玉智是我们村在门外最大的干部，是整个高家村的光荣！”

“高玉智同志现在是咱们地区的劳动局长，我的直接上级。”马占胜对高明楼说。

“我已经知道了！”高明楼一边说，一边让加林回家忙去，他便拉着马占胜到前村他们家去了。

吃过饭以后，加林跟着父亲和叔父上了祖父祖母的坟地。

祖坟在村子后面一个向阳的山坡上。两座坟堆上长满了茂密的蒿柴茅草——两位老人在这里已经长眠十几年了。

玉德老汉从随手提来的竹篮里取出一些馍和油糕，放在石头供桌上；又拿出一把黄表纸点着烧了；然后拉着玉智和加林跪下磕头。玉智稍犹豫了一下，但看见他哥脸像黑霜打了一般难看，就跟着跪下了。在这样的场合，劳动局长只得入乡随俗。

他们三个连磕了三个头。加林和他叔父站了起来。玉德老汉却一头扑在黄土地上，啊嘿嘿嘿嘿地哭开了，弄得他两个都很尴尬。听见他哥伤心的哭声，玉智也掏出手帕抹着不断涌出来的泪水。他从小离开父母亲，直到他们入土，他也再没见他们。他记起在他小时候老人们受的苦，又想到他以后一直没有在他们身边，也由不得失声痛哭起来。加林皱着眉头在一边看他们哭。

两弟兄哭了一阵后，玉智把他哥搀扶起来。玉德老汉哽哽咽咽说：“咱老人……活的时候……把罪受了……”

高玉智非常内疚地说：“我一直在外，没好好管老人，想起来心里很难过。这已经没法弥补了。现在，我已回到咱家乡工作了，以后我要尽量帮扶你们哩……有什么困难，你就说，哥！我要把对咱老人欠的情，在你和嫂子身上补起来……”

高玉德怔了一阵，说：“我们老两口也是快入土的人，没什么要牵累你的。现在农村政策活了，家里有吃有穿，没什么大熬煎。要说大熬煎，就是你这个侄儿子！”他朝加林看了看，“高中毕了业，就在村里劳动。人家有腿的，都走后门工作了，他……”

“你不是在村里教书着哩？”玉智转过头问加林。

没等加林回答，玉德老汉赶忙说：“现在学生娃少了，用不了那么多教师，就回来了。”他生怕加林在他兄弟面前告高明楼。他不愿意让玉智知道明楼下了加林的教师。不管怎说，明楼是他们村的领导，不能惹！玉智屁股一拍就走了，但他们要和明楼在一个村生活一辈子哩！

高玉智沉默了一会，对他哥说：“好哥哩，按说，你提出什么要求，我都要尊哩！但这件事你千万不要为难我！我任职后，地委和专署领导找我谈了话，说地区劳动局的前任局长，就是走后门招工太多，民愤很大，才撤换了的。领导说我刚从部队下来，又一直是做政治工作的，就让我担任了这个职务。这是信任我哩！我怎能辜负组织的信任，刚上任就做这些违法事呢？其他事怎样都可以，但这种事我可是坚决不能做啊！哥，你要理解我的心情哩……”

高玉德老汉听兄弟这么一说，思谋了半天，说：“既然是这样，也就不能为难你了。唉……”老汉长叹了一口气，拍了拍膝盖上的土，便叫玉智和加林回村；他说走时明楼一再安咐，他们家的饭做好了，专门等着玉智哩……

高明楼此刻正和马占胜在他的“会客室”里拉话。

明楼现在心里很慌，生怕高加林给他叔父告他，说他走后门让自己儿子当了教师，而把他弄回队里参加了劳动。当时这事是他和占胜共同谋划的，因此这两个当事人现在首先就谈这事。

“万一这事让高局长知道了怎办？”明楼问正在喝茶的马占胜。

占胜咧嘴一笑：“有个比教师更好的工作让他干，他还能再对咱说一长二短吗？”

“更好的工作？”明楼瞪起眼，“现时国家又不在农村招工招干，哪有比民办教师更好的工作？”

“正好最近地区给咱县上的小煤窑批了几个指标。当然，这几个指标本来没城关公社的，因为城关以前走的人太多了。”马占胜接过明楼递上的纸烟，点着吸了一口。

“加林恐怕不愿去掏炭！”

“谁让他掏炭哩？现在县委通讯组正缺个通讯干事，加林又能写，以工代干，让他就干这工作，保险他满意！”

“这恐怕要费周折哩！”

“我早把上上下下弄好了。到时填个表，你这里把大队章子一盖，公社和县上有我哩。反正手续做得合合法法，捣鬼也要捣得实事求是嘛！”

马占胜一句不通顺的笑话，不光逗笑了高明楼，他把自己也逗笑了。

两个人哈哈大笑了一番，明楼才问：“高局长提起给加林找工作的事没？”

“啊呀！你就在高家村是个精明人！”马占胜讥讽地看了一眼高明楼，“而今办这类事，哪个笨蛋领导明说哩？这就看手下人的心眼活不活嘛！咱主动给领导把这种事办了，领导表面上还批评你哩，可心里恨不得马上把你提拔了！”

高明楼惊得张开嘴半天合不拢。他心里想：怪不得占胜年纪不大，三十刚出头，就从公社的一般干部提成副局长了！这人不得了，以后的前程大着哩！

正在他俩拉话的时候，三星已经引着高玉智进了院子。

明楼和占胜慌忙迎了出去。

高明楼把地区和县上的两位局长接进“会客室”，他老婆上茶，他的大媳妇敬烟点火。

高玉智本不想来这里，但他哥不让；让他一定得去吃这顿饭！说明楼是村里的领导人，不能伤了他的脸。再说，老先人都姓高！他只好来了。

高明楼让占胜先陪高局长喝茶抽烟，他过来在厨房里安咐他老婆和儿媳妇先别忙着上菜。

他出了院子，把正在院墙角里抽烟的三星叫过来，压低声音问：

“你怎不把你高大叔和加林也叫来？”

“你没给我安咐叫他两个嘛！”他儿子困惑地看着他爸恼悻悻的脸。

“糊脑松！实实的糊脑松！你他妈的把书念到屁股里了！你快给我再叫去！”

在上饭的前一刻，高玉德终于被三星捉着胳膊拉来了。

明楼慌忙出去，亲热地扶住他的另一条胳膊，问：“加林怎不来？”

玉德老汉说：“那是个犟板筋，不来就算了！”

高玉德立刻被明楼父子俩簇拥着进了窑，扶在了上席上；高玉智和马占胜分坐在两边。明楼在下席上落了座。

饭菜很快就上来了。偌大的红油漆八仙桌，挤满了碟子、盆子、大碗、小碗，山珍和海味都有，比县招待所的客饭要丰盛得多。这家伙不知从哪里搞来这么多稀罕东西！

明楼起来敬酒。第一杯满上，双手齐眉举起，敬到高玉德面前。

高玉德两只瘦手哆哆嗦嗦接过了酒杯。一杯酒下肚，老汉的五脏六腑搅成了一团！他看看高明楼满脸巴结的笑容，又看看身边的弟弟，老汉内心那无限的感慨，还用在这里细细摆出来吗？

半个月以后，高玉德的独生子高加林就成了国家正式工人；并且只去县煤矿报个到，而后就要在县委大院当干部了。他是怎样走到这一步的？中间经过些什么手续？这些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只填了一张招工表，其余的事都由马占胜一手包办了。

生活在一瞬间就发生了巨大的转折！

村里人对这类事已经麻木了，因此谁也没有大惊小怪。高加林教师下了当农民，大家不奇怪，因为高明楼的儿子高中毕业了。高加林突然又在县上参加了工作，大家也不奇怪，因为他的叔父现在当了地区的劳动局长。他们有时也在山里骂现在社会上的一些不正之风，但他们的厚道使他们仅限于骂骂而已。还能怎样呢？

高加林离开村子的时候，他父亲正病着。母亲要侍候他父亲，也没来送他。

只有一往情深的刘巧珍伴着他出了村，一直把他送到河湾里的分路口上。铺盖和箱子在前几天已运走了，他只带个提包。巧珍像城里姑娘一样，大方地和他一边扯一根提包系子。

他们在河湾的分路口上站住后，默默地相对而立。在这里，他曾亲过她。但现在是白天，他不能亲她了。

“加林哥，你常想着我……”巧珍牙咬着嘴唇，泪水在脸上扑簌簌地淌了下来。

加林对她点点头。

“你就和我一个人好……”巧珍抬起泪水斑斑的脸，望着他的脸。

加林又对她点点头，怔怔地望了她一眼，就慢慢转过了身。

他上了公路，回过头来，见巧珍还站在河湾里望着他。泪水一下子模糊了高加林的眼睛。

他久久地站着，望着巧珍白杨树一般可爱的身姿；望着高家村参差不齐的村舍；望着绿色笼罩了的大马河川道；心里一下子涌起了一股无限依恋的感情。尽管他渴望离开这里，到更广阔的天地去生活，但他觉得对这生他养他的故乡田地，内心里仍然是深深热爱着的！

他用手指头抹去眼角的泪水，坚决地转过身，向县城走去。

在前面，在生活的道路上，他将会怎样走下去呢？

下篇

第十四章

高加林进县城以后，情绪好几天都不能平静下来。一切都好像是做梦一样。他高兴得如狂似醉，但又有点惴惴不安。他从田野上再一次来到城市。不过，这一次进来非同以往。当年他来到县城，基本上还是个乡下孩子，在城市的面前胆怯而且惶恐。几年活跃的学校生活，使他渐渐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生活习惯与城市紧密地融合在了一起；他很快把自己从里到外都变成了一个城里人。农村对他来说，变得淡漠了，有时候成了生活舞台上的一道布景，他只有在寒暑假才重新领略一下其中的情趣。

正当他和城市分不开的时候，城市却毫不留情地把他遣送了出来。高中毕业了，大学又没考上，他只得又回到自己已经有些陌生的土地上。当时的痛苦对这样一个向往很高的青年人来说，是可想而知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并不是通常人们说的命运摆布人。国家目前正处于困难时期，不可能满足所有公民的愿望与要求。

如果社会各方面的肌体是健康的，无疑会正确地引导这样的青年认识整个国家利益和个人前途的关系。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我国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对于类似社会问题的解决。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当今的现实生活中有马占胜和高明楼这样的人。他们为了个人的利益，有时毫不顾忌地给这些徘徊在生活十字路口的人当头一棒，使他们对生活更加悲观；有时，还是出于个人目的，他们又一下子把这些人推到生活的顺风船上。转眼时来运转，使得这些人在高兴的同时，也感到自己顺利得有点茫然。

高加林现在之所以高兴得如狂似醉，是他认识到，这次进县城，再不是一个匆匆过客了；他已经成了县城的一员。当然，他一旦到了这样的境地，就不会满足一生都待在这里。不过，眼下他能在这个城市占据一个位置，已经完全心满意足了。何况，他现在的这个位置在这个城市是多么瞩目啊！通讯干事，就是县上的“记者”；到处采访，又写文章又照相，名字还可以上报纸。县上开个大会，照相机一挎，敢在庄严神圣的主席台上平出平进！

他知道他今天这一切全仰仗马占胜同志。他叔父诚心诚意不给他办事！但是，他不办，有人替他办。他从自己人间天上一般的变化中，才具体地体验到了什么叫“后门”——后门，可真比前门的威力大啊！想到他是从“后门”进来的，心里也不免有些惴惴不安：现在到处都在反这东西！

但他很快又想：查出来的是少数！占胜说，哪个猫都沾腥哩！他让他放心，说出了事有他哩！于是他就尽量不往这方面想了。他觉得他既然已经成了国家干部，就要好好工作，搞出成绩来。这种心情也是真实的。他有时还把他的变化归到了党的关怀上，下决心努力为党工作——并且还庄严地想：干脆，明年就写入党申请书！

他的领导叫景若虹。老景比他大十几岁，瘦高个，戴一副白框眼镜。他“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在省上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在高加林来之前，老景是县上唯一的通讯干事。

老景初次见面，给人的印象非常和蔼，表面上不多言语，但开口一谈吐，学问很大，性格内涵也很深。高加林很快就喜欢上了他，称他景老师。老景虽然没任命什么官，但不用说是他的当然领导。

上班后的头一两天，老景不让他工作；让他先整顿一下自己的行装和办公室，没事了出去玩一玩。

他和老景的办公室在县委的客房院里，四面围墙，单独开门。他和老景一人占一孔造价标准很高的窑洞。其余五孔窑洞是本县最高级的“宾馆”，只有省上和地委领导偶尔来一次，住几天。把通讯干事安排在这里办公，显示了县委领导对舆论宣传工作的重视。这里条件好，又安静，适合写文章。

高加林在外面晾晒完铺盖，放好了箱子。老景带他去县委办公室领了一套办公用具。桌椅板凳和公文柜在他来的前一天都已经摆好了。

所有这些弄好以后，高加林独个儿在窑里走来走去，这里看看，那里摸摸，忍不住嘴里哼起了他所喜爱的一首苏联歌曲《第聂伯河汹涌澎湃》；或者在镜子里照一会儿自己生气勃勃的脸。

一切都叫人舒心爽气！西斜的阳光从大玻璃窗户射进来，洒在淡黄色的写字台上，一片明光灿烂，和他的心境形成了完美和谐的映照。

全部安排好了。在县委的大灶上吃完下午饭，他就悠然自得地出去散步——先到他的母校县立中学。

正在假期，校园里没什么人。他徜徉在这亲切熟悉的地方，过去生活的全部事情都浮现在眼前了。手风琴的醉心的声音，学校运动会上的笑语喧哗，也在耳边喧响起来。当年同学们的脸庞一个个都历历在目。最后，他回忆的风帆才在黄亚萍的身边停下来。他和她在哪一块地方讨论过什么问题，说过什么话，现在想起来都一清二楚。

他在他经常去的几个地方分别按当年的姿势坐了坐，或躺一躺，忍不住热泪盈眶了。所有少年时期经历过的一草一木，在任何时候都会非常亲切地保留在一个人的记忆中，并且一想起就叫人甜蜜得鼻子发酸！

从学校里出来，他又去了县体育场——他是体育爱好者，是学校许多项运动队的队员。尤其是篮球，他和克南都是校队的主力。他曾在这里度过许多激动人心的傍晚！

他从体育场转出来，从街道上走了过去，像巡礼似的把城里主要的地方都转悠了一遍，最后才爬上东岗。

东岗长满了一片一片的小树林，有的树还是当年他们在清明节栽下的。山顶上是烈士陵园，埋葬着一百多名解放这座县城牺牲了的战士。那已经有些斑驳的石碑告诉人们，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三十多个年头。

这是县城风景最优美的地方。一般的市民兴趣都在剧院和体育场上。经常来这里的大部分是中学教师、医院里的大夫这样一些本城的知识分子。山冈很大，没几个人来，显得幽静极了。

高加林坐在一棵大槐树下。透过树林子的缝隙，可以看见县城的全貌。一切都和三年前他离开时差不多，只是街面上新添了几座三四层的楼房，显得“洋”了一些。县河上新架起了一座宏伟的大桥，一头连起河对面几个公社通向县城的大路，另一头直接伸到县体育场的大门上。

西边的太阳正在下沉，落日的红晖抹在一片瓦蓝色的建筑物上。城市在这一刻给人一种异常辉煌的景象。城外黄土高原无边无际的山岭，像起伏不平的浪涛，涌向了遥远的地平线……

当星星点点的灯火在城里亮起来的时候，高加林才站起来，下了东岗。一路上，他忍不住狂热地张开双臂，面对灯火闪闪的县城，嘴里喃喃地说：“我再也不能离开你了……”

县城南面的一场暴风骤雨，给高加林提供了第一次工作的机会。

暴雨是早晨开始下的。城里雨也不小，但根据电话汇报，雨最大的地方是南马河公社。那里好几个村庄都被洪水淹没。初步统计，有三十多个人被洪水冲走，至今没有一点踪影；窑洞和房屋被水冲垮，许多人无家可归；全公社已经展开紧张的救灾活动……

为了及时报道救灾情况，正在患感冒的景若虹决定当天亲自去南马河公社。高加林坚决不让老景去；因为雨仍然在下着，老景感冒很重，淋雨根本不行。

加林硬不让老景去，而要求老景让他去。他对老景说，他第一次出去搞工作，这正是一个考验，就是稿子写不好，他也可以把材料收集回来让老景写。景若虹只好同意了。

高加林没骑自行车，因为听说南马河的大部分路都被冲坏了。他穿了一件公用雨衣，裤子挽在半腿把上，冒雨向南马河公社赶去。

他一路上热血沸腾。他性格中有一种冒险精神——也可以说是英雄主义品格。这种精神在无聊的斗殴中显示是可悲的，但遇到这样的情况，却显得很可贵了。

他在这种时候，精力充沛，精神集中，动作灵敏，思路清晰，一刹那间需要牺牲什么，他就会献出什么！

他是黄昏前出发的，出城没走几里路，天就黑了。

雨在头上浇盖着，天黑得伸出手看不见巴掌。他尽管路不熟，但仍然几乎是小跑着向南马河走。嗓门眼渴得像要烧着火，他就随便伏在路边的水坑里喝上几口。脚不知什么时候碰破了，连骨头都感到生疼。但所有这一切反而增加了他的愉快心情——这绝不是夸大的说法！真的，高加林此刻感到他真正像个新闻记者了。他尽管一天记者也没当，但深刻理解这个行业的光荣就在于它所要求的无畏的献身精神。他看过一些资料，知道在激烈的战场上，许多记者都是和突击队员一起冲锋——就在刚攻克的阵地上发出电讯稿。多美！

高加林是县上第一个到达南马河公社的干部。县委副书记率领的救灾队伍比他迟到了整整五个钟头——已经临近天明了。

加林到南马河时，公社干部谁也不认识他。他自己给他们介绍说，他是县上新任通讯干事，赶来采访报道救灾情况的。大家一看这个二十刚出头的青年人浑身糊成个泥圪塔，脚上还流着血，立刻深受感动，赶忙给他做饭吃。公社干部们也是刚从灾情最重的一个大队回来，吃完饭，准备又起身到另一些大队去。他们一个个也都是浑身透湿，脸被泥糊得只露两只眼睛。公社书记刘玉海浑身负了七处伤，都用纱布缠着，简直就像刚从打仗的火线上下来一般。

他们硬让加林换身衣服，把脚包扎一下，然后由公社文书在家向他汇报情况，其余的人又都出发去做救灾工作了。

加林坚决不依，硬要跟大家一块去。他只从提包里拿出塑料袋包的笔记本和钢笔，就强行跟着他们出发了。公社文书开玩笑说，他要先给县上的通讯干事写一篇报道，表扬他的这种工作精神。

半路上，这支满身泥巴的队伍分成了几组，分别到几个大队去查看情况，组织救灾。

高加林和文书小马跟书记刘玉海到寺佛大队去。一路上，他们谁也看不见谁，摸索着相跟前进。河道里山洪的咆哮声震耳欲聋，雨仍然瓢泼似的倾泻着。公社文书一边跌跌爬爬，一边给他谈全公社已知的受灾情况和公社的救灾措施。高加林在心里记录着。书记刘玉海一声不吭，走在前边。

到寺佛大队后，他们刚一落脚，村里就跑来许多人，一个个哭鼻流泪，纷纷告诉刘玉海塌了多少窑，冲走了多少牲口，毁坏了多少庄稼……

刘玉海胳膊腿都缠着纱布，脸黑苍苍的，大声问队干部：“人怎样？”

大家回答：“人都在哩！”

刘玉海没受伤的左胳膊一抡，吼雷一般喊道：“只要人在，什么也不怕！”

这一声把大家顿时喊得精神振奋了起来。刘玉海马上把队干部们拉在公窑的灶火圪里，在地上圪蹴成一圈，商量起了救急的办法。

高加林也被刘玉海这一声喊叫强烈地震动了。他侧过头，看见圪蹴在庄稼人中间的刘玉海，形象就像《红旗谱》里的朱老忠一样粗犷和有气魄。他看到他浑身都带着伤，还这样操心老百姓的事，心里非常感动。生活中有马占胜、高明楼这样的奸猾干部，同时也有刘玉海这样的好干部啊！马占胜虽然给他走了后门，但他在内心里并不喜欢他。刘玉海虽然第一次见面，他就被这个人强烈地吸引住了。

他想起刚才老刘那声喊叫，灵感立刻来了。他把笔记本和钢笔从塑料袋里掏出来，写下了他的第一篇报道的题目：《只要有人在，大灾也不怕》。

他就着公窑里微弱的灯光，专心写起了这篇报道。外面哗哗的大雨和河道里的山洪声喧嚣成了一片巨大的声响，但他都听不见。他激动得笔杆抖颤，在本子上飞快地写着。消息报道的门路架数他都懂得——他经常读报，各种文体早都在心中熟悉了。

写完稿子后，他就跟刘玉海到救灾现场，泥一把水一把地和众人一起干了起来。

第二天早晨，他把他的报道托公社的邮递员送到了老景的手里。

晚上，他和刘玉海、文书一同回到公社，参加了一次紧急会议。会上，各队回来的干部分别汇报了情况。高加林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但他毫不拘束地向许多人提问，搜集具体的情况和一些英雄模范事迹。

会后，除过值班人员外，刘玉海给大家安排了三个钟头的睡觉时间，然后半夜里又准备出发。

高加林没有睡。他在煤油灯下又连续写了三篇短通讯和一篇综合报道。

他写完后，出来站在公社门前，舒展了一下胳膊腿。

这时候，县上的有线广播开始播音。首先是本县节目，广播上传来了黄亚萍圆润洪亮的普通话：“……社员同志们，现在请听加林采写的报道：《只要有人在，大灾也不怕》……”亚萍的声音听起来有点激动，尤其是读到刘玉海那一段事迹时很动感情；播音节奏似乎也比平时要快一点。

高加林站在窑檐下，心咚咚地跳着，一直听完了他的第一篇报道——尊敬的景老师连一个字都没改！

一种幸福的感情立刻涌上了高加林的心头，使他忍不住在哗哗的雨夜里轻轻吹起了口哨。

第二天，加林收到老景一张纸条，上面简短写着几个字：你干得很出色。等着你的下一批报道。什么时候回县城，由你决定……

高加林遵照老景的指示，把南马河抗灾的报道一篇又一篇发回到县上。晚上和早晨，有线广播不时传来黄亚萍圆润洪亮的普通话声：“……现在播送加林从南马河抗灾第一线采写的报道……”

一直到第五天，高加林才随县委的慰问团一起回到了城里。

第十五章

高加林从南马河回来以后，倒在床上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他已经整整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他连早饭也没起来吃，继续睡。

他在迷糊中，突然听见好像有人敲门。起先他以为是敲老景的门。仔细一听，却是敲他的门。他想，大概是老景叫他哩！赶忙从床上起来，一边穿衣服，一边对门外说：“景老师，你进来！”

门外传来一阵咯咯的笑声。一听是个女的！

他赶忙又朝门外喊：“先等一等！”

他很快把衣服穿上，前去开门。

门一打开，他惊讶地后退了一步：原来是黄亚萍！

亚萍手扶住门框，含笑望着他。她已不像学校时那么纤弱，变得丰满了。脸似乎没什么变化，不过南方姑娘的特点更加显著：两道弯弯的眉毛像笔画出来似的。上身是一件式样新颖的薄薄的淡水红短袖，下身是乳白色筒裤，半高跟赭色皮凉鞋——这些都是高加林一瞥之中的印象。

黄亚萍走进高加林的办公室，说：“你到县上工作了，为什么不来找我们？当了大记者，把老同学不放在眼里了！”

高加林慌忙解释说，他刚来，比较忙乱；接着很快又去了南马河；说他正准备这两天去看她和克南。

“克南怎没来？”加林一边给老同学倒水，一边问。

黄亚萍说：“人家现在是实业家，哪有串门的心思！”

加林把茶杯放在黄亚萍面前，过去坐在床上，说：“克南的确是个实业家，很早我就看出他发展前途很大，国家现在正需要这样的人才。”

“别说克南了，让他当他的实业家去！”亚萍开玩笑说，“说说你吧！你一定累坏了！南马河那些抗灾报道写得太好了，有几篇我广播录音时都流了泪……”

“没你说的那么好。头一次写这类文章，很外行，全凭景老师修改。”加林谦虚地说，但他心里很高兴。

“你比在学校时又瘦了一些。不过好像更结实了，个子也好像又长高了。”亚萍一边喝茶，一边用眼睛打量他。

加林被她看得有点不好意思，搪塞说：“当了两天劳动人民，可能比过去结实一些……”

亚萍很快意识到了加林的局促，自己也不好意思地把目光从加林身上移开，低头喝起了茶水。

他们沉默了一会。

黄亚萍低头喝了一会茶，才又开口说：“你到了城里，我很高兴，又有个谈得来的人了。你不知道，这几年能把人闷死。大家都忙忙碌碌过日子，天下事什么也不闻不问。很想天上地下地和谁聊聊天，满城还找不下一个人！”

“你说得太过分了。这样的人有的是，可能你不太熟悉的缘故。你太傲气了，一般人不容易接近你。”加林笑着说。

黄亚萍也笑了，说：“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但我的确感到生活过得有点沉闷。我希望能有一点浪漫主义的东西。”

“好在有克南哩……”加林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顺口说出了这句话。

“克南你又不是不知道！人心眼倒不坏，但我总觉得他身上有情趣的东西太少了。不过，这几年他还是给了我不少帮助……你大概知道我们后来的……情况。”黄亚萍的脸红了。

“从旁听到过一点。”加林说。

“你今天中午到我们家去吃饭吧！”黄亚萍抬起头，热情地邀请他。

加林赶忙说：“不了，不了，我根本不习惯去生人家吃饭。”

“我是生人吗？”黄亚萍有点委屈地问他。

“我是说我不认识你父母亲。”

“一回生，二回熟！”

“谢谢你的好意，我不……”

“怕人？”

“嗯……”

“乡巴佬！”黄亚萍咯咯笑了。

高加林并没有为这句嘲笑话生气。他很高兴亚萍这种亲切的玩笑。以前在学校时，她就常开玩笑叫他乡巴佬。

“乡巴佬就乡巴佬。本来就是乡巴佬。”他高兴地看了一眼黄亚萍。

亚萍也看着他说：“你实际上根本不像个乡下人了。不过，有时候又表现出乡里人的一股憨气，挺逗人的……你不去我们家吃饭就算了，但你可要常来广播站，咱们好好聊聊天，像过去在学校一样，行吗？”

高加林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过去学校的生活又一幕一幕在眼前闪过。不过，那时他们还是孩子，都很单纯。而现在，他们都已二十多岁了，还能像过去那样无拘无束地交往吗？说心里话，他很愿意和亚萍交谈。他们性格中共同的东西很多，话也能说到一块。但他知道再很难像学生时期那样交往了。他们都已经成了干部，又都到了一个惹人注目的年龄。再说，她和克南已经是恋爱关系，他必须考虑到这个因素。

他犹豫了一下，见亚萍还看着他，等他说话，便支支吾吾说：“有时间，我一定去广播站拜访你。”

“外交部的语言！什么拜访？你干脆说拜会好了！我知道你研究国际问题，把外交辞令学熟练了！”

高加林忍不住大笑了，说：“你和过去一样，嘴不饶人！好吧，我一定去广播站找你！”

“你不去也行。我到你这里来！”

加林有点不高兴了，说：“亚萍，我请求你不要经常来我这里。我刚工作，怕影响……很对不起……”

黄亚萍也马上觉得，她自己今天已经有点失去了分寸，便很快站起来，没什么合适的掩饰话，只好说：“我开玩笑哩！你赶快休息吧，我走了……真的，有时间到广播站来拉拉话，咱们从学校毕业后，分别已经三年多了……”

高加林很诚恳地对她点点头。

黄亚萍从县委大院出来后，感到胸口和额头像火烧似的发烫。高加林的突然出现，把她平静的内心世界搅翻了！

中学毕业以后，她在县上参加了工作，加林回了农村，他们从此就分手了。分别后最初的一年，她时不时想起他。过去在学校他们一块那些很要好的交往情景，也常在她眼前闪来闪去。她有时甚至很想念他。她长这么大，跟父亲走过好几个地方上学，所有她认识的男同学，都没有像加林这样印象深刻。她原来根本看不起农村来的学生，认为他们不会有太出色的人。但和加林接触后，她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加林的性格、眼界、聪敏和精神追求都是她很喜欢的。

后来，他们分开了，虽然距离只有十来里路，但如同两个世界。毕业时，他们谁也没有相约再见的勇气啊！就这样，一晃就是三年。直到前不久她在车站送克南出差时，才又看见了他。那次见面，弄得她精神好几天都恍恍惚惚的。

高中毕业后，克南比在学校时更接近她了。他经常三一回五一回往广播站跑，给她送吃送喝。来了什么时兴货，也替她买来了。她起先很讨厌他这样。在学校时，克南就常找机会给她献殷勤，她总是避开了——她的交往兴趣主要在高加林身上。但是，现在她工作了，单位上人生地疏，她的傲性子别人又不好接近，也确实感到有点孤独。克南总算同学几年，相互也比较了解，后来她就渐渐和克南好起来。她发现克南做啥事有股实干劲，心地也很善良，尤其在生活方面，他是一个很周到的人。他身上有些东西她不喜欢，他自己也有所察觉，在她面前尽量克服着。他也真有闲心。她一般生病从不告诉父母亲，常一个人在单位躺着。但瞒不住克南。他立刻就像一个细心的护士和保姆一样守护在她身边。他做一手好菜，一天几换样侍候她吃。

她渐渐受了感动，接受了克南对她的爱情。双方父母也都很满意。这两年，他们的感情已经比较平稳地固定了下来。她对克南也开始喜欢了。他虽然风度不很潇洒，但长得也并不难看。标准的男子汉体格，肩膀宽宽的，这几年在副食部门工作，身体胖了一些，但并不是臃肿，反而增加了某种男子汉气概。她和他一同相跟着看电影，也是全城比较瞩目的一对。

前不久，军分区已基本同意亚萍父亲提出转业到老家江苏地方上工作的请求。父亲在那边的工作地点基本联系好了，在南京市内。亚萍是独生女，按规定，可以在父母身边工作。他父亲的一个老战友在江苏省级机关任领导职务，去年回老家时路过南京，这个叔叔听了她的播音，当时就让她到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当播音员。现在她要是回到南京，干这工作基本没问题。问题是克南。但他父亲已经给南京的许多老战友写了信，给克南联系工作单位，准备让克南和他们家一同调过去……

生活本来一切都是在平静、正常和满意中进行的。可是，现在却突然闯进来个高加林！

当亚萍第一次播送加林在南马河采写的抗灾报道时，才从老景那里知道，加林已经是县委的通讯干事了。她念着他那才气横溢的文章，感情顿时燃烧了起来，过去的一切又猛然地出现在她的眼前。她在录广播稿时，面对旋转的磁盘，的确落了泪，但并不完全是稿件的内容使她受了感动，而是她想起了她和加林过去在学校里的那些生活。她现在才清楚，她实际上一直是爱他的！他也是她真正爱的人！她后来之所以和克南好了，主要是因为加林回了农村，她再没有希望和他生活在一块儿。不必隐瞒，她还不能为了爱情而嫁给一个农民；她想她一辈子吃不了那么多苦！

现在，加林已经参加了工作，那个对她来说是非常害怕的前提已经不复存在。在同等条件下，把加林和克南放在她爱情的天平上称一下，克南的分量显然远远比不上加林了……于是，她今天早晨刚听说加林回来了，就忍不住跑来看望他……

现在她走在返回广播站的小路上，心情又激动又难受。她现在看见加林变得更潇洒了：颀长健美的身材，瘦削坚毅的脸庞，眼睛清澈而明亮，有点像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保尔·柯察金的插图肖像；或者更像电影《红与黑》中的于连·索黑尔。

“如果我和他一块生活一辈子多好啊！”亚萍一边走，一边心里想。可是，她马上又觉得很难受，因为她同时想起了克南。

“哎呀，走路低着个头，小心跌倒！”

迎面一声话音，惊得亚萍抬起了头：她正想克南的事，克南他妈就在她眼前！她不喜欢克南他妈——药材公司副经理身上有一股市民和官场的混合气息。

克南妈把手里提的几条肥鱼扬了扬，说：“中午来！南方人在咱这里真是受罪，一年都吃不上个鱼！这是副食公司刚从后山公社的水库里捞出来的……”

“伯母，我不去，我在你们家已经吃得太多了。”亚萍尽量笑着说。

“看这娃娃说的！我们家怎么成了你们家！”

亚萍一下子被克南他妈这句饶口的话逗笑了，也马上饶舌说：“你们家怎么成了我们家？”

克南妈也被逗得哈哈大笑了。

亚萍对她说：“我今天胃不舒服，不想吃饭。我要赶快回去躺一会。”

“要不要药？公司门市上新进了一种胃疼片，效果……”

“我有，不麻烦您了。”

亚萍说完，就匆匆从克南妈身边绕过去，向广播站走去。

她一进自己的房子，一下子就躺在床铺上。她从头下面拉出枕巾，把自己的脸蒙起来。

刚躺下不一会，就听见有人敲门。她厌烦地问：“谁？”

“我。”克南的声音。

她烦躁地下去开了门。

克南一进来，高兴地对她说：“中午到我家吃鱼去！刚打出来的鲜鱼！我买了几条，我妈已经提回去了……”

“你们母子就知道个吃！吃！你看你吃得快胖成个猪了！去年新织的毛衣，刚穿一冬，领子就撑得像桶口一般大！”黄亚萍气冲冲地又躺在了床上，拿枕巾把脸盖起来。

这一顿劈头盖脸的冰雹，打得张克南就像折了腰的糜子，蔫头耷脑地站在脚地上，不知如何是好；亲爱的亚萍今天发生了什么事？

他不知所措地两只手互相搓了一会，走过去，轻轻把蒙在亚萍脸上的枕巾揭开。

亚萍一把夺过去，又盖在脸上，大声喊叫说：“你走开！”

张克南惶惑地倒退了两步，哭一般说：“你今天倒究是怎了嘛……”

过了好一会，亚萍才坐起来，把脸上的枕巾抹下，尽量平静一点地对呆立在脚地上的克南说：“你别生气。我今天身体有点不舒服……”

“那今天晚上的电影你能不能去看？”克南一边从口袋里掏电影票，一边说，“听人家说这电影可好哩！巴基斯坦的，上下集，叫《永恒的爱情》。”

黄亚萍叹了一口气，说：“我去……”

第十六章

高加林立刻就在县城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他的各种才能很快在这个天地里施展开了。地区报和省报已经发表了他写的不少通讯报道；并且还在省报的副刊上登载了一篇写本地风土人情的散文。他没多时就跟老景学会了照相和印放相片的技术。每逢县上有一些重大的社会活动，他胸前挂个带闪光灯的照相机，就潇洒地出没于稠人广众面前，显得特别惹眼。加上他又是一个标致漂亮的小伙子，更使他具有一种吸引力了。不久，人们便开始纷纷打问：新出现在这个城市的小伙子，叫什么？什么出身？多大年纪？哪里人？……许多陌生的姑娘也在一些场合给他飘飞眼，千方百计想接近他。

傍晚的时候，他又在县体育场大出风头。县级各单位正轮流进行篮球比赛。高加林原来就是中学队的主力队员，现在又成了县委机关队的主力。山区县城除过电影院，就数体育场最红火。篮球场灯火通明，四周围水泥看台上的观众经常挤得水泄不通。高加林穿一身天蓝色运动衣，两臂和裤缝上都一式两道白杠，显得英姿勃发；加上他篮球技术在本城又是第一流的，立刻就吸引了整个体育场看台上的球迷。

在一个万人左右的山区县城里，具备这样多种才能，而又长得潇洒的青年人并不多见——他被大家宠爱是很正常的。

很快，他走到国营食堂里买饭吃，出同等的钱和粮票，女服务员给他端出来的饭菜比别人又多又好；在百货公司，他一进去，售货员就主动问他买什么；他从街道上走过，有人就在背后指画说：“看，这就是县上的记者！常背个照相机！在报纸上都会写文章哩！”或者说：“这就是十一号，打前锋的！动作又快，投篮又准！”

高加林简直成了这个城市的一颗明星。

不用说，他的精神现在处于最活跃、最有生气的状态中。他工作起来，再苦再累也感觉不到。要到哪里采访，骑个车子就跑了。回到城里，整晚整晚伏在办公桌上写稿子。经济也开始宽裕起来了。除过工资，还有稿费。当然，报纸上发的文章，稿费收入远没有广播站的多；广播站每篇稿子两元稿费，他几乎每天都写——“本县节目”天天有，但县上写稿的人并不多。

他内心里每时每刻都充满了一种骄傲和自豪的感觉，自尊心得到了最大的满足。有时候也由不得轻飘飘起来，和同志们说话言词敏锐尖刻，才气外露，得意的表情明显地挂在脸上。有时他又满头大汗对这种身不由己的冲动，进行严厉的内心反省，警告自己不要太张狂：他有更大的抱负和想法，不能满足于在这个县城所达到的光荣；如果不注意，他的前程就可能要受挫折——他已经明显地感到了许多人在嫉妒他的走红。

这样想的时候，他就稍微收敛一下。一些可以大出风头的地方，开始有意回避了。没事的时候，他就跑到东岗的小树林里沉思默想；或者一个人在没人的田野里狂奔突跳一阵，以抒发他内心压抑不住的愉快感情。

他只去县广播站找过一回黄亚萍。但亚萍“不失前言”，经常来找他谈天说地。起先他对亚萍这种做法很烦恼，不愿和她多说什么。可亚萍寻找机会和他讨论各种问题。看来她这几年看了不少书，知识面也很宽，说起什么来都头头是道；并且还把她写的一些小诗给他看。渐渐地，加林也对这些交谈很感兴趣了。他自己在城里也再没更能谈得来的人。老景知识渊博，但年龄比他大；他不敢把自己和老景放在平等地位上交谈，大部分是请教。

他俩很快恢复了中学时期的那种交往。不过，加林小心翼翼，讨论只限于知识和学问的范围。当然，他有时也闪现出这样的念头：我要是能和亚萍结合，那我们一辈子的生活会是非常愉快的；我们相互之间的理解能力都很强，共同语言又多……

这种念头很快就被另一种感情压下去了——巧珍那亲切可爱的脸庞立刻出现在他的眼前。而且每当这样的时候，他对巧珍的爱似乎更加强烈了。他到县里后一直很忙，还没见巧珍的面。听说她到县里找了他几回，他都下乡去了。他想过一段抽出时间，要回一次家。

这一天午饭后，加林去县文化馆翻杂志，偶然在这里又碰上了亚萍——她是来借书的。

他们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马上东拉西扯地又谈起了国际问题。这方面加林比较特长，从波兰“团结工会”说到霍梅尼和已在法国政治避难的伊朗前总统巴尼萨德尔；然后又谈到里根决定美国本土生产和储存中子弹在欧洲和苏联引起的反响。最后，还详细地给亚萍讲了一条并不为一般公众所关注的国际消息：关于美国机场塔台工作人员罢工的情况，以及美国政府对这次罢工的强硬态度和欧洲、欧洲以外一些国家机场塔台工作人员支持美国同行的行动……

亚萍听得津津有味，秀丽的脸庞对着加林的脸，热烈的目光一直爱慕和敬佩地盯着他。

加林说完这些后，亚萍也不甘示弱，给他谈起了国际能源问题。她先告诉加林，世界主要能源已从煤转变到石油。但七十年代以来，能源消费迅速增多，一些主要产油地区的石油资源已快消耗殆尽；新的能源危机必然要在世界出现。另外，据联合国新闻处发表的一份文件说，一九五〇年，世界陆地面积有四分之一覆盖着森林，但到今天一半的森林已经在斧头、推土机、链锯和火灾之下消失了。仅在非洲，每年大约有五百万英亩森林被当作燃料烧掉。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调查表明，全世界有一亿多人口深受燃料严重短缺之苦……

黄亚萍口若悬河，侃侃而谈。她接着又告诉加林，除了石油，现在有十四种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复合能源，即，太阳能、地热能、风力、水力、生物能、薪柴、木炭、油页岩、焦油砂、海洋能、波浪能、潮汐能、泥炭和畜力……

高加林听她滔滔不绝地讲述着，惊讶得半天合不拢嘴。他想不到亚萍知道的东西这么广泛和详细！

接着，他们又一块谈起了文学。亚萍犹豫了一下，从口袋里掏出一片纸，递给高加林说：“我昨天写的一首小诗，你看看。”

高加林接过来，看见纸上写着：

赠加林

我愿你是生着翅膀的大雁，

自由地去爱每一片蓝天；

哪一块土地更适合你生存，

你就应该把那里当做你的家园……

高加林看完后，脸上热辣辣的。他把这张纸片递给亚萍说：“诗写得很好。但我有点不太明白我为什么应该是一只大雁……”

亚萍没接，说：“你留着。我是给你写的。你会慢慢明白这里面的意思的。”

他们都感到话题再很难转到其他方面了；而关于这首诗看来两个人也不好再说什么，就都从椅子上站起来，准备分手了。两个人都有点兴奋。

亚萍先走了。加林把她送给他的诗装进口袋里，从后面慢慢出了阅览室的门。

他心情惆怅地怔怔站了一会；正准备到县水泥厂去采访一件事，一辆拖斗车的大型拖拉机吼叫着停在他身边。

加林惊讶地看见，开拖拉机的驾驶员竟然是高明楼当教师的儿子三星！

三星已从驾驶座上跳下来，笑嘻嘻地站在他面前。

“你怎开起了拖拉机？”加林问。

“你走后没几天，占胜叔叔就把我安排到县农机局的机械化施工队了。现在正在咱大马河上川道里搞农田基建。”

“那你走了，谁顶你教书哩？”

“现在巧玲教上了。”三星说。

“她没考上大学？”

“没……”三星犹豫了一下，说，“巧珍看你来了。她就坐我的拖拉机下来的。我路过咱村，她正在公路边的地里劳动，就让我把她捎来……她在前面邮电局门前下车的，说到县委去找你……”

加林胸口一热，向三星打了个招呼，就转身急匆匆向县委走去。

高加林走到县委大门口的时候，见巧珍正在门口旋磨着朝县委大院里张望。她还没有看见他正从后面走来。

高加林望了一眼她的背影，见她上身仍穿着那件米黄色短袖。一切都和过去一样，苗条的身材仍然是那般可爱；乌黑的头发还用花手帕扎着，只是稍有点乱——大概是因为从地里直接上的拖拉机，没来得及梳。看一眼她的身体，高加林的心里就有点火烧火燎起来。

当巧珍看见他站在她面前时，眼睛一下子亮了，脸上挂上了灿烂的笑容，对他说：“我要进去找你，人家门房里的人说你不在，不让我进去……”

加林对她说：“现在走，到我办公室去。”说完就在头前走，巧珍跟在他后面。

一进加林的办公室，巧珍就向他怀里扑来。加林赶忙把她推开，说：“这不是在庄稼地里！我的领导就住在隔壁……你先坐在椅子上，我给你倒一杯水。”他说着就去取水杯。

巧珍没有坐，一直亲热地看着她亲爱的人，委屈地说：“你走了，再也不回来……我已经到城里找了你几回，人家都说你下乡去了……”

“我确实忙！”加林一边说，一边把水杯放在办公桌上，让巧珍喝。

巧珍没喝，过去在他床铺上摸摸，又揣揣被子，捏捏褥子，嘴里唠叨着：“被子太薄了，罢了我给你絮一点新棉花；褥子下面光毡也不行，我把我们家那张狗皮褥子给你拿来……”

“哎呀，”加林说，“狗皮褥子掂到这县委机关，毛烘烘的，人家笑话哩！”

“狗皮暖和……”

“我不冷！你千万不要拿来！”加林有点严厉地说。

巧珍看见加林脸上不高兴，马上不说狗皮褥子了。但她一时又不知该说什么，就随口说：“三星已经开了拖拉机，巧玲教上书了，她没考上大学。”

“这些三星都给我说了，我已经知道了。”

“咱们庄的水井修好了！堰子也加高了！”

“嗯……”

“你们家的老母猪下了十二个猪娃，一个被老母猪压死了，还剩下……”

“哎呀，这还要往下说哩！不是剩下十一个了吗？你喝水！”

“是剩下十一个了。可是，第二天又死了一个……”

“哎呀哎呀！你快别说了！”加林烦躁地从桌子上拉起一张报纸，脸对着，但并不看。他想起刚才和亚萍那些海阔天空的讨论，多有意思！现在听巧珍说的都是这些叫人感到乏味的话；他心里不免涌上了一股说不出的滋味。

巧珍看见他对自己这样烦躁，不知她哪一句话没说对，她并不知道加林现在心里想什么，但感觉他似乎对她不像以前那样亲热了。

再说些什么呢？她自己也不知道了。她除过这些事，还再能说些什么！她决说不出十四种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复合能源！

加林看见巧珍局促地坐在他床边，不说话了，只是望着他。脸上的表情看来有点可怜——想叫他喜欢自己而又不知道该怎样才能叫他喜欢！

他又很心疼她了，站起来对她说：“快吃下午饭了，你在办公室先等着，让我到食堂里给咱打饭去，咱俩一块吃。”

巧珍赶忙说：“我一点也不饿！我得赶快回去。我为了赶三星的车，锄还在地里撂着，也没给其他人安咐……”

她从床边站起来，从怀里贴身的地方掏出一卷钱，走到加林面前说：“加林哥，你在城里花销大，工资又不高，这五十块钱给你，灶上吃不饱，你就到街上食堂里买得吃去。再给你买一双运动鞋，听三星说你常打球，费鞋……前半年红利已经决分了，我分了九十二块钱呢……”

高加林忍不住鼻根一酸，泪花子在眼里旋转开了。他抓住巧珍递钱的手说：“巧珍！我现在有钱，也能吃得饱，根本不缺钱……这钱你给你买几件时兴衣裳……”

“你一定要拿上！”巧珍硬给他手里塞。

他只好说：“你如果再这样，我就恼了！”

巧珍看他脸上真的不高兴了，就只好委屈地把钱收起来，说：“我给你留着！你什么时候缺钱花，我就给你……我要走了。”

加林和她相跟着出了门，对她说：“你先到大马河桥上等我；我到街上有个事，一会儿就来了……”

巧珍对他点点头，先走了。

高加林飞快地跑到街上的百货门市部，用他今天刚从广播站领来的稿费，买了一条鲜艳的红头巾。他把红头巾装在自己随身带的挂包里，就向大马河桥头赶去。

高加林一直就想给巧珍买一条红头巾。因为他第一次和巧珍恋爱的时候，想起他看过的一张外国油画上，有一个漂亮的姑娘很像巧珍，只是画面上的姑娘头上包着红头巾。出于一种浪漫，也出于一种纪念，虽然在这大热的夏天，他也要亲自把这条红头巾包在巧珍的头上。

他赶到大马河桥头时，巧珍正站在那天等他卖馍回来的那个地方。触景生情，一种爱的热流刹那间漫上了他的心头。

他和她肩并肩走下桥头，转向大马河川道。

拐过一个山峁，加林看看前后没人，就站住，从挂包里取出那条红头巾，给巧珍拢在了头上。

巧珍并不明白她亲爱的人为什么这样，但她全身心感到了这是加林在亲她爱她！

她也不说什么，一下子紧紧抱住他，幸福的泪水在脸上刷刷地淌下来了……

高加林送毕巧珍，返回到街上的时候，突然感到他刚才和巧珍的亲热，已经远远不如他过去在庄稼地里那样令人陶醉了！

为了这个不愉快的体会，他抬起头，向灰蒙蒙的天上长长吐了一口气……

第十七章

黄亚萍的精神正处于激烈的动荡之中。她现在内心里狂热地爱着高加林，觉得她无论如何要和高加林生活在一块。她已经下决心要和张克南中断恋爱关系了。

问题是她父母亲将会怎样看待她的行为呢？她是他们的独生女儿，从小娇生惯养，父母亲抢着亲她，什么事上也不愿她受委屈。但是他们太爱克南了。这几年里，克南几乎像儿子一样孝敬他们；他们也像对待儿子一样对待他。她要是和克南断了关系，肯定会给父母亲的精神带来沉重的打击。再说，两家四个大人的关系也已经亲密得如同一家人一样。她父亲是军人，非常讲义气，一定认为这是天下最不道德的事！

不管怎样，她想来想去，还是决定非和克南断绝关系不可。不管父母亲和社会舆论怎样看，她对这事有她自己的看法。

在这个县城里，黄亚萍可以算得上少数几个“现代青年”之一。在她看来，追求个人幸福是一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权力干涉她的追求，包括至亲至爱的父母亲；他们只是从岳父岳母的角度看女婿，而她应该是从爱情的角度看爱人。别说是她和克南现在还是恋爱关系；就是已经结婚了，她发现她实际上爱另外一个人，她也要和他离婚！

在她这方面，决心已经是下定了。现在她最苦恼的是，高加林是不是爱她呢？

从她个人感觉，高加林是很喜欢她的；而且他们在学校时就比一般同学相好。她想：就她各方面的条件来说，高加林也应该爱她！她长得虽然不像电影明星，但在这个城里就算数一数二的——她对自己的长相基本上是这样估计的。另外，她的家庭在社会上的地位和经济状况都比高加林强。更主要的是，他们很快要到南京去安家；她将会是江苏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她知道高加林是一个向往很远大的人，将来跟他们家去南京对他肯定有吸引力。不像张克南，在她父母面前不敢说，私下里还单独劝她不要去南京；说这地方已经人熟地熟生活过得很安乐——这人真没出息！

虽然她对加林爱她有一定的把握，但也不全尽然——有时候，他的脾气很古怪，常常有一些特别的行为。

但不管怎样，她要和他把问题谈明。她已经不能忍受了。最近以来，她吃不下去饭，晚上经常失眠，工作已经出了几次差错。大前天早晨，轮她值班，她一晚上失眠，快天明时才睡着，竟然连闹钟都没吵醒她，结果广播时间整整推迟了十五分钟。广播站长带着好几个人愣打门板才把她叫醒。因为这事，领导已经批评了她。

这天中午，她只吃了几口饭。想来想去，再不能拖下去了，于是就准备到县委去找高加林。

她刚要起身，克南却来了，气得她差点要哭出来。

“你怎又不高兴了？”克南自己也马上一脸愁相，“你最近是不是身上什么地方有病哩？干脆，我下午陪你到医院检查一下！”克南愁眉苦脸地看着她说。

“不要检查！我害的是心脏病！”亚萍往床上一躺，赌气地说，也不看他。

“心脏病？”克南慌了，“你什么时候得的？”

“哎呀！谁有心脏病？你真笨！你连个玩笑都听不来嘛！”亚萍又烦又躁地说。

“我看见不像是开玩笑，也就当成真的了。”克南松了一口气，笑着说。

他给自己倒了一杯水，坐在桌前的椅子上，说：“亚萍，加林参加工作，来县上时间已经不短了。我今天才突然想起，咱两个应该请他吃一顿饭。在学校时，咱们关系都不错，你和加林也谈得来，现在在县城里工作的同学也不多……就在国营食堂请他，那里我人熟，一个系统的，方便……”

黄亚萍躺在床上一句话也不说。

克南又问她：“你说行不行？”

躺在床上的黄亚萍转过脸，几乎是央告着说：“好克南哩，你不要扯这些了，我心烦得要命，你不要再折磨我了！你上班去，让我睡一会……”

克南见她这样，只好站起来。他走到门前，又折转身，准备亲一下亚萍。黄亚萍一下子把头蒙在被子里，喊叫说：“不要这样了！你快走！”

克南又失望又急躁地叹了一口气，走了。

黄亚萍躺在床上，好长时间爬不起来。她一刹那间觉得很痛苦：克南太老实了，他竟然看不出来她爱加林，还要请加林吃饭！

她觉得她对克南有点太残酷了。她暂时决定今天中午不去找加林谈了。

吃下午饭时，她心烦意乱地回到了家里。

他父亲正戴着老花镜，仔细地读报纸上的一篇社论，红铅笔在字行下一道一道画着。她母亲见她回来，赶忙从后边箱子里拿出一件衣服，说：“克南他爸去上海出差给你买的，克南妈才送来的，你试试……”

她把她妈递到手边的衣服一推，说：“先放一边去。我不舒服……”

她爸侧过头，眼睛从镜框上面瞅着她说：“亚萍，我看你最近好像精神不大对，像有什么心事？”

亚萍也不看父亲，拿梳子对着镜子认真地一边梳头发，一边说：“不久，我可能要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不过，现在不告诉你们。”

“是不是要和克南结婚？”她母亲问她。

“不，离婚！”她说完，忍不住为这句话笑了。

她母亲也笑了，说：“永远是个调皮鬼！还没结婚就离婚哩！”

她父亲又低下头看报纸，笑眯眯地，嘴里也嘟囔了一句：“真是个调皮鬼……”

两位老人谁都没认真对待女儿的这句话——他们不久就会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了。

黄亚萍现在进一步认定，她得尽快去找加林谈明她的心思。决不能再拖下去了！早一点解决了，所有的当事人精神上也就早一点解脱了。她不能再这样瞒着克南，也不能再这样折磨他了。

她梳完头，换了一身深蓝色学生装，晚饭也没吃，就从家里出来，径直向县委走去。

她来到通讯组，高加林不在办公室，门上还吊把锁。

是不是下乡去了？她感到很难受。她很快到隔壁窑洞问景若虹。老景告诉她，加林没有下乡，今天一天都在办公室写稿子，刚才吃完饭出去散步去了。

谁知道他现在在哪里散步呢？这再不好问老景了。

她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问：“老景，你知道高加林到什么地方散步去了？”

景若虹机警地看了她一眼，说：“这我一下也说不准。有急事吗？”

“没……”黄亚萍一下子感到脸上热辣辣的。

她正准备转身走，景若虹突然拍了一下脑门，对她说：“可能去东岗了，他常爱去那里溜达。”

“谢谢您。”亚萍向他点点头，便又从县委大院里出来了。

高加林此刻的确在东岗。

他靠在一棵槐树上，手指头夹着一根纸烟。他最近抽烟抽得很厉害。

整整写了一天稿子，头脑一直昏昏沉沉的。现在被野外的风一吹，又加上烟的刺激，脑子很快又清醒了。

他由不得又交替想起了黄亚萍和巧珍。他不知为什么，一闲下来就同时想这两个人。毫无疑问，亚萍已经给了他一些爱情的暗示。但他觉得又有点奇怪：她不是一直和克南很好吗？

从内心上说，亚萍以前一直就是他理想中的爱人。过去他不敢想，现在他也许敢想了，但情况又变得复杂了。她和克南已经恋爱了，而他也和巧珍恋爱了。想来想去，一切都好像已经无法挽回，他也就尽力说服自己不要再多考虑这事了。但亚萍一次又一次找他，除过语言的暗示，还用表情、目光向他表示：她爱他！

他已经是恋爱过的人，对这一切都非常敏感；而且亚萍简直等于给他明说了。

他的心潮早已开始激荡；并且感到一场风暴就要来临——他为之激动，又为之战栗！

一切将会怎样发展？什么时候闪电？什么时候吼雷？什么时候卷起狂风暴雨？

高加林靠在树干上，一边吸烟，一边胡思乱想。他觉得他想了许多问题，又觉得他什么也没想。

一场普遍的透雨落过以后，大地很快凉了下来。虽然伏天未尽，但立秋已经近二十天。在山区，除过中午短暂地炎热一会，一早一晚已经感到有点冷了。

高加林没有穿长袖衫，胳膊已冷得受不了。他于是便起身下山。

一层淡淡的雾气从沟底里漫上来，凉森森地带着一股潮气。他一边慢慢下山，一边向县城瞭望。城里又是灯火一片了。眼下已经没有多少人在外面乘凉，县城的大街小巷变得很清静，像洪水落下的河道。一盏又一盏橘黄色的路灯，静静地照耀着空荡荡的街面。只有十字街头还有一些人；那里不时传来卖小吃的摊贩无精打采的吆喝声……

高加林沿着一条小土路，刚下了一个小坡，看见前面上来了一个人。

他忍不住站下了。直等那人走近，他才大吃了一惊：原来是黄亚萍！

“你怎上这儿来了？”他又兴奋又惊讶地问。

亚萍两只手斜插在衣袋里，笑着说：“这又不是你家的祖坟！别人为啥不能上来？”

“一说话就和打枪一样！”加林说，“天这么黑了，你一个人……”

“谁说我一个人？”

加林赶忙又向山下的小路上望了望，说：“克南哩？怎不见他？”

“他又不是我的尾巴，跟我干什么？”

“那还有什么人哩？”

“你不是个人？”

“我？”

“嗯！”

加林一下子感到心跳得像要从胸膛里蹦出来似的。

亚萍声音突然变得非常轻柔地说：“加林，你别怕，咱们一块坐一坐。”

高加林犹豫了一下，就和她一起走到旁边一片不太茂密的小杏树林里。

他们坐下来。两个人都摘了几片杏叶，在手里捏着，摸着，撕着，半天谁也没说话。

“我要走了……”亚萍突然开口说。

“到什么地方出差去？”加林转过头问。

“不是出差，是永远离开这里！”亚萍怔怔地望着灯火闪烁的城市，说。

“啊？”加林忍不住失口叫了一声。

“……我父亲很快就要转业到南京工作，我也要调过去。”亚萍转过头对加林说。

“你愿意走吗？”加林的眼睛紧紧盯着她的眼睛。

黄亚萍把脸稍微转开一点，憧憬似的望着星光灿烂的远方，喃喃地说：“我当然愿意走！南方，是我的家乡，我从小生在那里，尽管后来跟父母到了北方，但我梦里都想念我的美丽的故乡……”她眼里似乎闪动着泪水，喃喃地念道：“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加林忍不住接着她念道：“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亚萍转过头，热烈地望着加林，说：“南京离杭州很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就是江苏省的……”

“唉……”加林叹了一口气，“那些地方我这一辈子是去不成了！”

“你想不想去？”亚萍扬起头，脸上露出一种无法描述的微笑。

“我联合国都想去！”加林把手中的树叶一丢，把头扭到一边去。

“我是问你想不想去南京、苏州、杭州，还有上海？”

“不会有到那些地方出差的机会。”

“要是一个人在那些地方玩，也没什么意思！”亚萍说。

“你去不会是一个人，有克南陪你哩……”

“我希望不是他，而是你！”

高加林猛地回过头，眼睛像燃烧似的看着黄亚萍。

黄亚萍眼里泪花闪闪，激动地说：“加林！自从你到县里以后，我的心就一天也没有宁静过。在学校时，我就很喜欢你。不过，那时我们年龄都小，不太懂这些事。后来你又回了农村……现在，当我再看见你的时候，我才知道我真正爱的人是你！克南我并不反感，但我实际上对他产生不了爱情。实际上，我父母亲比我更爱他……咱们在一块生活吧！跟我们家到南京去！你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人，在大城市里就会有大发展。我回去可能在省广播电台当播音员；我一定让父亲设法通过关系，让你到《新华日报》或者省电台去当记者……”

高加林低下头，一只手狠狠从地里拔出一棵羊角草，又随手扔到了坡底下；接着又拔出一棵，自己也跟着站起来。

亚萍也跟着站起来；她闪着泪光的眼睛一直在盯着他的脸。

加林手在自己的光胳膊上摸了一把，说：“我冷得实在受不了，咱们走吧……亚萍，你先别急，让我好好想一想……”

黄亚萍对他点点头。两个人转到小土路上，相跟着一前一后下了山……

第十八章

高加林预感到的暴风雨终于来到了。内心激烈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他虽然只有二十四岁，但已不是一个马马虎虎的人；而且往往比他同龄的青年人思想感情要更为复杂。

他在进行一场非常严重的抉择。

毫无疑问，黄亚萍和刘巧珍放在一起比较，不平衡是显而易见的——在他最初的考虑中，倾向就有了偏重。

他当然想和黄亚萍结合在一起。他现在觉得黄亚萍和他各方面都合适。她有文化，聪敏，家庭条件也好，又是一个漂亮的南方姑娘。在她身上弥漫着一种对他来说是非常神秘的魅力。像巧珍这样的本地姑娘，尤其是农村姑娘，他非常熟悉，一眼就能看到底。他认为她们是单纯的，也往往是单调的。

但是，黄亚萍他又了解又不了解。虽然一块交往很多，但她好像还有无数更多的东西他不知道。家庭出身和经济条件的差别，不同的生活环境和个人经历，使他们天然地隔了一层什么，这反而更增加了他对她的神秘感。他觉得她云雾缭绕，他不能走近她。中学时期的交往像雨后蓝天上美丽的彩虹一般，很快就消失了，变成了一种记忆中的印象。这印象以前也偶然从心头翻上来，叫他若有所失地惆怅一阵；但接着也就很快消失得无踪无影……

现在，这些过去曾幻想过的游丝断缕，突然就变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东西。黄亚萍已经向他表示了爱情。只要他现在愿意，他就将和她一块生活啰！生活啊，生活！有时候它把现实变成了梦想，有时候它又把梦想变成了现实！

但他不能不认真考虑他和巧珍的关系。他和她已经热烈地相爱了一段时间。巧珍爱他，不比克南爱亚萍差。所不同的是，亚萍说她对克南没有感情，而他在内心深处是爱巧珍的。巧珍的美丽和善良，多情和温柔，无私的、全身心的爱，曾最初唤醒了他潜伏的青春萌动；点燃起了他身上的爱情火焰。这一切，他在内心里是很感激她的——因为有了她，他前一段尽管有其他苦恼，但在感情生活上却是多么富有啊……

现在，当黄亚萍向他表示了爱情，并准备让他跟她去南京工作的时候，他才把爱情和他的前途联系在一起看了。他想：巧珍将来除过是个优秀的农村家庭妇女，再也没什么发展了。如果他一辈子当农民，他和巧珍结合也就心满意足了。可是现在他已经是“公家人”，将来要和巧珍结婚，很少有共同生活的情趣；而且也很难再有共同语言：他考虑的是写文章，巧珍还是只能说些农村里婆婆妈妈的事。上次她来看他，他已经明显地感到了苦恼。再说，他要是和巧珍结婚了，他实际上也就被拴在这个县城了；而他的向往又很高很远。一到县城工作以后，他就想将来决不能在这里待一辈子；要远走高飞，到大地方去发展自己的前途……现在，这一切就等他说个“愿意”就行了！

他反复考虑，觉得他不能为了巧珍的爱情，而贻误了自己生活道路上这个重要的转折——这也许是决定自己整个一生命运的转折！不仅如此，单就从找爱人的角度来看，亚萍也可能比巧珍理想得多！他虽然还没和亚萍像巧珍那样恋爱过，但他感到肯定要更好，更丰富，更有色彩！

他权衡了一切以后，已决定要和巧珍断绝关系，跟亚萍远走高飞了！

当然，他的良心非常不安——他还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蛋！克南方面他考虑得很少，主要在巧珍方面。他像一个疯子一样在自己的窑里转圈圈走；用拳头捣办公桌；把头往墙壁上碰……

后来，他强迫自己不朝这方面想。他在心里自我嘲弄地说：“你是一个混蛋！你已经不要良心了，还想良心干什么……”

他尽量使他的心变得铁硬，并且咬牙切齿地警告自己：不要反顾！不要软弱！为了远大的前途，必须做出牺牲！有时对自己也要残酷一些！

现在，这个已经“铁了心”的人，开始考虑他和巧珍断绝关系的方式。他预想这是一个撕心裂胆的场面，就想用一种很简短的方式向过去告别。使他苦恼的是，巧珍一个字也不识，要不，给她写一封信是最好的断交方式了；这样可以避免双方面对面的痛苦。

他于是一整天躺在床上，考虑他怎样和巧珍断绝关系。

黄亚萍不失时机地来了，问他考虑得怎样？

他犹豫了好一会，才把他和巧珍的关系，大略地给亚萍说了一下。

黄亚萍听后，先是半天没说话。后来，她带着一脸的惊讶，说：“你原来在农村想和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女人结婚？”

“嗯。”加林肯定地点点头。

“这简直是一种自我毁灭！你一个有文化的高中生，又有满身的才能，怎么能和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女人结婚？我真不理解你当时是怎样想的！”

“住嘴！”加林一下子愤怒地从床上跳起来，“我那时黄尘满面，平顶子老百姓一个，你们哪个城里的小姐来爱我？”

亚萍一下子被他的愤怒吓住了，半天才说：“你这么凶！克南可从来都没对我发这么大的火！”

“你找你的克南去！”加林一下子躺在铺盖上，闭住了眼睛。一种新的烦恼涌上了心头。他心里也想：“哼！巧珍从来也不这样对我说话……”

没过一会儿，亚萍来到他床边，手轻轻在他肩膀上推了一把。

高加林睁开眼，看见她眼里闪着泪光。

他仍在生气，不理她。

亚萍声音有点激动地说：“加林！你千万别生气！你给我发火，我心里除不生气，反而很高兴！你不知道，张克南你就是把刀放在他脖颈上都发不起来火！有时，我真想叫这个人愤怒了，美美给我发一通火，把我骂一通，可你怎样骂他，挖苦他，他总是对你笑嘻嘻的，气得人只能流泪。我就喜欢你这种性格！男子汉，大丈夫，血气方刚……”

高加林暂时还不能知道，她这话倒究是真的还是为了与他和好而编的。但他看见亚萍两道弯弯的细眉下，一双眼睛泪汪汪的，心便软了，说：“我这人脾气不好……以后在一块生活，你可能要受不了的。”

“加林！”亚萍一把抓住他的肩头，问，“那你是说，你愿意和我一块生活了？”

他恍惚地对她点了点头。

亚萍顺床边坐下，和他挨在一起。加林很快把自己的身子往开挪了挪。不知为什么，他此刻一下子又想起了巧珍。他觉得他这一刻无法接受黄亚萍这种表示感情的方式。

高加林沉默了一会，对亚萍说：“我得要和巧珍把这事谈清楚……不瞒你说，我心里很不好受……请你原谅，我不愿对你说假话。”

“是的，你应该很快结束你们的不幸！”

“也可能是不幸的结束！”他像宿命论者一样回答她。

“我和克南好办，我给他写一封信就行了。在感情上我没有什么特别痛苦的，只不过同情和可怜他罢了。他倒是真心实意爱我……”

“克南是会很痛苦的……”加林叹了一口气。

“克南我先不考虑，我现在主要考虑我父母亲。他们一心喜欢克南，而且又都是老干部，道德观念完全是过去的……”

“你父亲肯定不会接受我！他们要门当户对的！我一个老百姓的儿子，会辱没他们的尊严！”加林又突然暴躁地喊着说。

亚萍用极温柔的音调说：“你看你，又发脾气了。其实，我父母倒不一定是那样的人，关键是他们认为我已经和克南时间长了，全城都知道，两家的关系又很深了，怕……”

“那就算了！”加林打断她的话。

黄亚萍一下子哭了，站起来说：“加林！你别这样发脾气行不行？我的事由我做主哩！我父母最后一定会尊重我的选择……现在我唯一要知道的是，你爱不爱我！是不是要和我好！”她说着，坚决地挨着他的身边坐下来了……

黄亚萍回到家里，按时作息的父母亲早已在他们的房间里睡着了。

她进了自己的房子，扭开灯，先坐在桌前的椅子上，什么也不做，静静地坐着——她的心在欢蹦乱跳！

她即刻又站起来，在镜子前立了一会。她看见自己在笑。

她又躺在床上；躺下后又马上坐起来。

她站在脚地当中，不知自己做什么好；思绪像浪花飞溅的流水一般活跃。先是一连串往事的片断从眼前映过；接着是刚才所发生的从头到尾的一切细节，然后又是未来各式各样幻想的镜头……

直到她洗完脸，脑子才稍微冷了一下。

晚上肯定又要失眠。失眠就失眠吧！反正明早上她不值班，另外一个人广播，她可以在家睡觉——至于明天上午能不能睡着，她也没有把握。

那么，现在该做什么呢？给克南写信？还是给父母亲“发表声明”？

父母亲已经睡着了。那么，就给克南先写信！

她刚拿着信纸、信封和钢笔，马上又改变了主意：不！还是先给父母亲谈谈！这是最主要的！让他们早一点知道更好！

于是她开了自己的门，出了院子。

这个睡不着觉的人也决心不让她父母亲睡了。

她敲了敲父母亲的门，叫道：“爸爸，妈妈，你们起来，过我这边来一下！我有个要紧事要给你们说！”

里面的灯开了，听见一阵紧张的唏嘘声。站在外面的任性的女儿这时候抿嘴直笑，回到了自己的房子里。

她母亲先过来了。接着父亲一边穿外套，一边也跌跌撞撞进了她的房间。两个人都先后紧张地问她：“出了什么事？”

黄亚萍看见父母亲都这么紧张，先忍不住笑了，然后又严肃起来，说：“你们别紧张。这事并不很急，但有些震动性！”

父亲瞪起眼看着她，还没反应过来他的这个任性的小宝贝，为什么黑天半夜把他老两口叫起来。

她母亲揉了揉眼睛，也着急地对她说：“哎呀，好萍萍哩！有什么事你就快说！你把人急死了！”

黄亚萍想了一下，说：“事情很复杂，但今晚上我先大概说一下。详细情况将来我不说，你们也会追问的……是这样，我已经和另外一个男同志好了，并且已经在恋爱；因此我要和克南断绝关系……”

“什么？什么？什么？……”

她父母亲都从坐的地方站起来，惊慌失措地看着他们的女儿。

“对我来说，这已经不能改变了。我知道你们对克南很爱，但我并不喜欢他……”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

她父亲半天才清醒过来，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悲哀地说：“克南当初不是你引回来的？这已经两年多了，全城人都知道！我和老张，你妈和克南妈，这关系……天啊，你这个任性的东西！我和你妈把你惯坏了，现在你这样叫我们伤心……”老汉捶胸顿足，两片厚嘴唇像蜜蜂翅膀似的颤动着。

她母亲已伏在她的床上哭开了。

她父亲尽管爱她胜过爱自己，但看来今晚实在气坏了，猛烈地发起了火：“你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你们现在这些青年真叫人痛心啊！垮掉的一代！无法无天的一代！革命要在你们手里葬送呀！……”老汉感情过于冲动，什么过分话都往出倒！

黄亚萍一下伏在桌子上哭起来。她父亲从来都没有这样骂过她；她一下子忍受不了。

母亲见女儿哭了，也哭着，过来数说起了老汉：“就是萍萍不对，你也不能这样吼喊我的娃娃……”

“都是你惯坏的！”老军人咆哮着说。

“你没惯？”亚萍她妈也喊叫起来。

亚萍她爸一拧身出去了。出去后，他也没回房子去，站在院子里，掏出一根纸烟，在烟盒上敲得嘣嘣直响，也不往着点。

亚萍站起来，两只手硬把她母亲推出房子，然后关上了门。

她过去拿毛巾把脸上的泪水揩干净，然后坐到桌子前，开始给克南写信——

克南：

为了我们都好，我必须告诉你：我已经和加林相爱了，咱们的恋爱关系现在应该断绝；以后像过去一样，还是要好的同学和同志。

我知道你会很痛苦的。但你应该想想，为一个不爱你的女人而痛苦，是不值得的。你应该寻找真正爱你的人。我相信你会找到这样的人。我愿你得到幸福。

你自己应该知道，我在学校时就和加林感情好。现在我觉得我真正爱的人是他，而不是你。过去咱们两个之所以发展了关系，完全是因为你适时地关怀了我，使我受了感动。但这并不是爱情。

你是好人，也是一个出色的人。不要因为我影响你的发展。你也不要恨加林。如果你认为你受了伤害，这完全是我一个人造成的；是我追求加林，你恨我吧！

我在内心里永远感谢你。我还要告诉你：在我爱情以外所有友爱的朋友中，你是我的第一个朋友。如果你能原谅我，那么我请求你为我祝福。

亚萍写于匆忙中

第十九章

高加林把自行车放到路边，然后伏在大马河的桥栏杆上，低头看着大马河的流水绕过曲曲折折的河道，穿过桥下，汇入到县河里去了。

他在这里等着巧珍。他昨天让回村的三星捎话给巧珍，让她今天到县城来一下。他决定今天要把他和巧珍的关系解脱。他既不愿意回高家村完结这件事，也不愿意在机关。他估计巧珍会痛不欲生，当场闹得他下不了台。

前天，老景让他过两天到刘家湾公社去，采访一下秋田管理方面的经验，他就突然决定把这件事放在大马河桥头了。因为去刘家湾公社的路，正好过了大马河桥，向另外一条川道拐过去。在这里谈完，两个人就能很快各走各的路，谁也看不见谁了……

高加林伏在桥栏杆上，反复考虑他怎样给巧珍说这件事。开头的话就想了好多种，但又觉得都不行。他索性觉得还是直截了当一点更好。弯拐来拐去，归根结底说的还不就是要和她分手吗？

在他这样想的时候，听见背后突然有人喊：“加林哥……”

一声喊叫，像尖刀在他心上捅了一下！

他转过身，见巧珍推着车子，已经站在他面前了。她来得真快！是的，对于他要求的事，她总是尽量做得让他满意。

“加林哥，没出什么事吧？昨天我听三星捎话说，你让我来一下，我晚上急得睡不着觉，又去问三星看是不是你病了，他说不是……”她把自行车紧靠加林的车子放好，一边说着，向他走过来，和他一起伏在了桥栏杆上。

高加林看见她今天穿了一身新衣服，浑身上下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顿时感到有点心酸。

他怕他的意志被感情重新瓦解，赶快进入了话题。

“巧珍……”

“唔。”她抬头看见他满脸愁云，心疼地问，“你怎么？”

加林把头扭向一边，说：“我想对你说一件事，但很难开口……”

巧珍亲切地看着他，疼爱地说：“加林哥，你说吧！既然你心里有话，你就给我说，千万别憋在心里！”

“说出来怕你要哭。”

巧珍一愣。但她还是说：“你说吧，我……不哭！”

“巧珍……”

“唔……”

“我可能要调到几千里路以外的一个地方去工作了，咱们……”

巧珍一下子把手指头塞在嘴里，痛苦地咬着。过了一会儿，才说：“那你……去吧。”

“你怎办呀？”

“……”

“我主要考虑这事……”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两串泪珠静静地从巧珍的脸颊上淌下来了。她的两只手痉挛地抓着桥栏杆，哽咽着说：“……加林哥，你再别说了！你的意思我都明白了！你……去吧！我决不会连累你！加林哥，你参加工作后，我就想过不知多少次了，我尽管爱你爱得要命，但知道我配不上你了。我一个字不识，给你帮不上忙，还要拖累你的工作……你走你的，到外面找个更好的对象……到外面你多操心，人生地疏，不像咱本乡田地……加林哥，你不知道，我是怎样爱你……”

巧珍说不下去了，掏出手绢一下子塞在了自己的嘴里！

高加林眼里也涌满了泪水。他不看巧珍，说：“你……哭了……”

巧珍摇摇头，泪水在脸上刷刷地淌着，一串接一串掉在了桥下的大马河里。清朗朗的大马河，流过桥洞，流进了夏日浑黄的县河里……

沉默……沉默……整个世界都好像沉默了……

巧珍迅疾地转过身，说：“加林哥……我走了！”

他想拦住她，但又没拦。他的头在巧珍的面前，在整个世界面前，深深地低下了。

她摇摇晃晃走过去，困难地骑上了她的自行车，然后就头也不回地向大马河川飞跑而去了。等加林抬起头的时候，眼前只剩下了满川绿色的庄稼和一条空荡荡的黄土路……

高加林也猛地骑上了他的车子，转到通往刘家湾公社的公路上。他疯狂地蹬着脚踏，耳边风声呼呼直响，眼前的公路变成了一条模模糊糊的、飘曳摆动的黄带子……

他骑到一个四处不见人的地方，把自行车猛地拐进了公路边的一个小沟里。

他把车子摔在地上，身子一下伏在一块草地上，双手蒙面，像孩子一样大声号啕起来。这一刻，他对自己仇恨而且憎恶！

一个钟头以后，他在沟里一个水池边洗了洗脸，才推着车子又上了公路。

现在他感觉到自己稍微轻松了一些。眼前，阳光下的青山绿水，一片鲜明；天蓝得像水洗过一般，没有一丝云彩。一只鹰在头顶上盘旋了一会，便像箭似的飞向了遥远的天边……

五天以后，高加林从刘家湾公社返回县城，就和黄亚萍开始了他们新的恋爱生活。

他们恋爱的方式完全是“现代”的。

他们穿着游泳衣，一到中午就去城外的水潭里去游泳。游完泳，戴着墨镜躺在河边的沙滩上晒太阳。傍晚，他们就到东岗消磨时间；一块天上地下地说东道西；或者一首连一首地唱歌。

黄亚萍按自己的审美观点，很快把高加林重新打扮了一番：咖啡色大翻领外套，天蓝色料子筒裤，米黄色风雨衣。她自己也重新烫了头发，用一根红丝带子一扎，显得非常浪漫。浑身上下全部是上海出的时兴成衣。

有时候，他们从野外玩回来，两个人骑一辆自行车，像故意让人注目似的，黄亚萍带着高加林，洋洋得意地通过了县城的街道……

他们的确太引人注目了。全城都在议论他们，许多人骂他们是“业余华侨”。

但是他们根本不理睬社会的舆论，疯狂地陶醉在他们罗曼蒂克的热恋中。

高加林起先并不愿意这样。但黄亚萍说，他们不久就要离开这个县城了，别人愿怎样看他们呢！她要高加林更洒脱一些，将来到大城市好很快适应那里的生活。高加林就抱着一种“实习”的态度，任随黄亚萍折腾。

他的情绪当然是很兴奋的，因为黄亚萍把他带到了另一个生活的天地。他感到新奇而激动，就像他十四岁那年第一次坐汽车一样。

他当然也有不满意和烦恼。他和亚萍深入接触，才感到她太任性了。他和她在一起，不像他和巧珍，一切都由着他，她是绝对服从他的。但黄亚萍不是这样。她大部分是按她的意志支配他，要他服从她。

有时正当他们愉快至极的时候，他就猛然会想起巧珍来，心顿时像刀绞一般疼痛，情绪一下子就从沸点降到了冰点，把个兴致勃勃的黄亚萍弄得败兴极了。亚萍一时又猜不透他为什么情绪会这么失常，感到很苦恼。于是，她为了改变他这状况，有时又想法子瞎折腾，使得高加林失常的现象愈加严重，这反过来又更加剧了她的苦恼。他们有时候简直是一种苦恋！

有一天上午，雨下得很大，县委宣传部正开全体会议。隔壁电话室喊高加林接电话。

加林拿起话筒一听，是亚萍的声音。她告诉他，她的一把进口的削苹果刀子，丢在昨天他们玩的地方了，让高加林赶快到那地方给她找一找。

加林在电话上告诉她，他现在正开会，而且雨又这么大，等中午休息的时候他再去。

亚萍立刻在电话上撒起了娇，说他连这么个事都如此冷淡她，她很难受；并且还在电话里抽抽搭搭起来。

高加林烦恼极了，只好到会议室给主持会的部长撒了个谎，说一个熟人在街上让他下来有个急事，他得出去一下。

部长同意后，他就回到宿舍找了那件风雨衣，骑了个车子就跑。

还没到街上，风雨衣就全湿透了。他冒着大雨，赶到县城南边他们曾待过的那个小洼地里。他下了车，在这地方搜寻那把刀子。

找了半天，他几乎把每一棵草都翻拨过了，还是没有找到。

虽然没有找见，这件事他想他已经尽了责任，就浑身透湿，骑着车子向广播站跑去，告诉她刀子没找见。

他推开亚萍的门，见她正兴奋地笑着，说：“你去了？”

加林说：“去了。没找见。”

亚萍突然咯咯地笑了，从衣袋里掏出了那把刀子。

“找见了？”加林问。

“原来就没丢！我故意和你开个玩笑，看你对我的话能听到什么程度！你别生气，我是即兴地浪漫一下……”

“混蛋！陈词滥调！”高加林愤怒地骂着，嘴唇直哆嗦。他很快转过身就走了。

黄亚萍这下才知道她的恶作剧太过分了，吓得不知如何是好，一个人在房子里哭了起来。

高加林回到办公室，换了湿衣裳，痛苦地躺在了床铺上。这时候，巧珍的身影又出现在了他的眼前，她那美丽善良的脸庞，温柔而甜蜜地对他微笑着。他忍不住把头埋在枕头里哭了，嘴里喃喃地一遍又一遍叫着她的名字……

第二天，黄亚萍买了许多罐头和其他吃的来找他，也是哭着给他道歉，保证以后再不让他生气了。

加林看她这样，也就和她又和好了。黄亚萍就像烈性酒一样，使他头疼，又能使他陶醉。不过，她对他的所有这些疯狂，也都是出于爱他——这点他是能强烈体验到的。在物质方面，她对他更是非常豁达的。她的工资几乎全花在了他身上；给他买了春夏秋冬各式各样的时兴服装，还托人在北京买了一双三接头皮鞋（他还没敢穿）。平时，罐头、糕点、高级牛奶糖、咖啡、可可粉、麦乳精，不断头地给他送来——这些东西连县委书记恐怕也不常吃。她还把自己进口带日历全自动手表给了他；她自己却戴他的上海牌表。这些方面，亚萍是完全可以做出牺牲的……

很快，他们就又进入了那种罗曼蒂克式的热恋之中。

正在高加林和黄亚萍这样“浪漫”的时候，他父亲和德顺老汉有一天突然来到他的住处。

两位老人一进他的办公室，脸色就都不好看。

高加林把奶糖、水果、糕点给他们摆下一桌子；又冲了两杯很浓的白糖水放在他们面前。

他们谁也不吃不喝。

高加林知道他们要说什么了，就很恭敬地坐在他们面前，低下头，两只手轮流在脸上摸着，以调节他的不安的心情。

“你把良心卖了！加林啊……”德顺老汉先开口说，“巧珍那么个好娃娃，你把人家撂在了半路上！你作孽哩！加林啊，我从小亲你，看着你长大的，我掏出心给你说句实话吧！归根结底，你是咱土里长出来的一棵苗，你的根应该扎在咱的土里啊！你现在是个豆芽菜！根上一点土也没有了，轻飘飘的，不知你上天呀还是入地呀！你……我什么话都敢对你说哩！你苦了巧珍，到头来也把你自己害了……”老汉说不下去了，闭住眼，一口一口长送气。

他爸接着也开了口：“当初，我说你甭和立本的女子牵扯，人家门风高！反过来说，现在你把人活高了，也就不能再做没良心的事！再说，那巧珍也的确是个好娃娃，你走了，常给咱担水，帮你妈做饭，推磨，喂猪……唉，好娃娃哩！甭看你浮高了，为你这没良心事，现在一川道的人都低看你哩！我和你妈都不敢到众人面前露脸，人家都叫你是晃脑小子哩！听说你现在又找了个洋女人，咱们这个穷家薄业怎能侍候下人家？你，趁早散了这宗亲事……”

“人常说，浮得高，跌得重！”德顺老汉接着他爸又指教他说，“不管你到了什么时候，咱为人的老根本不能丢啊……”

“我常不上城，今儿个专门拉了你德顺爷，来给你敲两句钟耳子话！你还年轻，不懂世事，往后活人的日子长着哩！爸爸快四十岁才得了你这个独苗，生怕你在活人这条路上有个闪失啊……”他父亲说着，老眼里已经汪满了泪水。

两个老人一人一阵子说着，情绪都很激动。

高加林一直低着头，像一个受审的犯人一样。

老半天，他才抬起头，叹了一口气说：“你们说得也许都对，但我已经上了这钩杆，下不来了。再说，你们有你们的活法，我有我的活法！我不愿意再像你们一样，就在咱高家村的土里刨挖一生……我给你们买饭去……”他站起来要去张罗，但两个老人也站起来，说他们人老腿硬，得赶快起身上路，要不赶天黑也回不到高家村。他们根本不想吃饭，实际上却还想对他说许多话；但现在一看他们再说什么也不顶事了——这个人已经有了他自己的一套，用他们的生活哲学已经不能说服他了。于是他们就起身告别。

高加林一看他们坚决要走，只好相伴着他们，一直把他俩送到大马河桥头。两位老人心情相当沉重地走了。

高加林自己也很难过。德顺爷和他爸说的话，听起来道理很一般，但却像铅一样，沉甸甸地灌在了他的心里……

不久，一个新的消息突然又使高加林欣喜若狂了：省报要办一个短期新闻培训班，让各县去一个人学习，时间是一个月。县委宣传部已决定让他去。

他听到这个消息后，德顺爷和他爸给他造成的坏情绪很快消失了。他一晚上高兴得没睡着觉——这可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出远门，进省会，去逛大城市呀！

走的那天，亚萍和他相跟着去车站。他身上穿的和提包里提的东西，全是她精心为他准备的。亚萍并且坚持让他穿上了那双三接头皮鞋。第一回穿这皮鞋走路，他感到又别扭又带劲……

当汽车从车站门口驶出来，亚萍的笑脸和她挥动的手臂闪过以后，他的心很快就随着疾驰的汽车飞腾起来，飞向了远方无边的原野和那飞红流绿的大城市……

第二十章

高家村的人好几天没有见巧珍出山劳动，都感到很奇怪，因为这个爱劳动的女娃娃很少这样连续几天不出山的；她一年中挣的工分，比她那生意人老子都要多。

不久，人们才知道，可爱的巧珍原来是遭了这么大的不幸！

立刻，全村人都开始纷纷议论这件事了，就像巧珍和加林当初恋爱时一样。大部分人现在很可怜这个不幸的姑娘；也有个别人对她的不幸幸灾乐祸。不过，所有的人都一致认为，刘立本的二女子这下子算彻底毁了：她就是不寻短见，恐怕也要成个神经病人。因为谁都知道，这种事对一个女孩子意味着什么；更何况，她对高玉德的小子是多么的迷恋啊！

可是，没过几天，村里人就看见，她又在田野上出现了，像一匹带着病的、勤劳的小牝马一样，又开始了土地上的辛劳。她先在她家的自留地里营务庄稼；整修她家菜园边上破了的篱笆。后来，也就又和大家一起劳动了，只不过一天到晚很少和谁说话；但是却仍然和往常一样，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刚强的姑娘！她既没寻短见，也没神经失常；人生的灾难打倒了她，但她又从地上爬起来了！就连那些曾对她的不幸幸灾乐祸的人，也不得不在内心里对她肃然起敬！

所有的人都对她察言观色。普遍的印象是：她瘦多了！

她能不瘦吗？半个月来，她很少能咽下去饭，也很难睡上一个熟觉。每天夜半更深，她就一个人在被窝里偷偷地哭；哭她的不幸，哭她的苦命，哭她那被埋葬了的爱情梦想！

她曾想到过死。但当她一看见生活和劳动过二十多年的大地山川，看见土地上她用汗水浇绿的禾苗，这种念头就顿时消散得一干二净。她留恋这个世界；她爱太阳，爱土地，爱劳动，爱清朗朗的大马河，爱大马河畔的青草和野花……她不能死！她应该活下去！她要劳动！她要在土地上寻找别的地方找不到的东西！

经过这样一次感情生活的大动荡，她才似乎明白了，她在爱情上的追求是多么天真！悲剧不是命运造成的，而是她和亲爱的加林哥差别太大了。她现在只能接受现实对她的这个宣判，老老实实按自己的条件来生活。

但是，不论怎样，她在感情上根本不能割舍她对高加林的爱。她永远也不会恨他；她爱他。哪怕这爱是多么的苦！

家里谁也劝说不下她，她天天要挣扎着下地去劳动。她觉得大地的胸怀是无比宽阔的，它能容纳了人世间的所有痛苦。

晚上劳动回来，她就悄然地回到自己的窑洞，不洗脸，不梳头，也不想吃饭，靠在铺盖卷上让泪水静静地流。她母亲，她大姐和巧玲轮流过来陪她，劝她吃饭，也和她一起流眼泪。她们哭，主要是怕她想不开，寻了短见。

刘立本睡在另外一个窑里长吁短叹。自从这事发生后，他就病了；头上被火罐拔下许多黑色的印记。他本来对巧珍和加林的事一直满肚子火气未消，但现在看见他娃娃已经成了这个样子，也就再不忍心对她说什么埋怨话了。村里和他家不和的人，已经在讥笑他的女儿，说她攀高没攀上，叫人家甩到了半路上，活该……这些话让仇人们去说吧！做父亲的怎能再给娃娃心上捅刀子呢？但他在心里咬牙切齿地恨高玉德的坏小子，害了他的巧珍！

人世间的事情往往说不来。就在这个时候，马店的马拴竟然正式托起媒人来，要娶巧珍。好几个媒人已经来过了，一看他家这形势，都坐一下就尴尬地走了。

又过了几天，马拴却在一个晚上又自己找上门来了。

刘立本一家看他这样实心，也就在另外一孔窑洞里接待了他。不管怎样说，在巧珍这样不幸的时候，这个小伙子却来求亲，使得刘立本一家人心里都很受感动。至于这事行不行，刘立本现在已不太考虑了。事到如今，立本已经再不愿勉强女儿的婚事。苦命的孩子已经受了委屈，他再不能委屈她了。

他老婆给马拴做饭，他拖着病蔫蔫的身子，来到巧珍的窑洞。

他坐在炕边上，无精打采地摸出一根卷烟，吸了两口又捏灭，对靠在铺盖卷上的女儿说：“巧珍，你想开些……高玉德家这个坏小子，老天爷报应他呀！”他一提起加林就愤怒了，从炕上溜下来，站在脚地当中破口大骂，“王八羔子！坏蛋！他妈的，将来不得好死，五雷轰顶呀！把他小子烧成个黑木桩……”

巧珍一下子坐起来，靠在枕头上喘着气说：“爸爸，你不要骂他！不要咒他！不要……”

刘立本住了口，沉重地叹息了一声，说：“巧珍，过去了的伤心事就再不提它了，你也就不要再难过了。高加林，你把他忘了！你千万不要想不开，自己损躏自己，你还没活人哩……以前爸爸想给你瞅人家，也是为了你好。从今往后，你的事爸爸再不强求你了。不过，你也不小了，你自己给自己寻个人家吧。心不要太高，爸爸害得你没念书，如今你也就寻个本本分分的庄稼人……唉，马拴这几天又托起了媒人往咱家跑，但这事我再不强求你了。你要是不同意，我就直截了当给他回个话，让他不要再来了……他今天又亲自到咱家。”

“他现在还在吗？”巧珍问她父亲。

“在哩……”

“你让他过来一下……”

她父亲看了她一眼，不知道她这是什么意思，就转身出去了。

不一会，马拴一个人进来了。

他看了一眼炕上的巧珍，很局促地坐在前炕边上，两只手搓来搓去。

“马拴，你真的要娶我吗？”巧珍问。

马拴不敢看她，说：“我早就看下你了！心里一直像猫爪子抓一般……后来，听说你和高老师成了，我的心也就凉了。高老师是文化人，咱是个土老百姓，不敢比，就死了心……前几天，听说高老师和城里的女子恋上了爱，不要你了，我的心就又动了，所以……”

“我已经在村前庄后名誉不好了，难道你不嫌……”

“不嫌！”马拴叫道，“这有什么哩？年轻人，谁没个三曲两折？再说，你也甭怨高老师，人家现在成了国家干部，你又不识字，人家和你过不到一块儿。咱乡俗话说，‘金花配银花，西葫芦配南瓜’。咱两个没文化，正能合在一块儿哩！巧珍，我不会叫你一辈子受苦的！我有力气，心眼儿也不死；我一辈子就是当牛做马，也不能委屈了你。咱乡里人能享多少福，我都要叫你享上……”粗壮的庄稼人说到这里，已经大动感情了，掏出火柴“啪”地擦着，才发现纸烟还没从口袋里取出来。

眼泪一下子从巧珍红肿的眼睛里扑簌簌地淌下来了，她说：“马拴，你再别说了。我……同意。咱们很快就办事吧！就在这几天！”

马拴把掏出的纸烟又一把塞到口袋里，跳下炕，兴奋得满面红光，嘴唇子直颤。

巧珍对他说：“你过去叫我爸过来一下。你不要过来了。”

马拴赶忙往出走，在门槛上绊了一下，几乎跌倒。

不一会儿，刘立本黯淡的病容脸上挂着一丝笑意走过来了。

巧珍很快对他说：“爸爸，我已经同意和马拴结婚。我要很快办事！就在这三五天！”

刘立本一下子不知所措了，说：“这……时间这么紧，要不要两家简单地准备迎送一下？”

“爸爸，你告诉马拴，事情完全按咱的乡俗来。咱家里你们也准备一下。你和我妈当年结婚怎样过事，我结婚也就怎样过事！”

“我们那时是旧式的……”

“旧的就旧的！”她痛苦地喊叫说。

刘立本马上退了出来。他过来先把巧珍的意思给马拴说了。马拴说没问题，他即刻回去就准备，订吹手，准备席面，至于其他结婚方面的东西，他前两年就办齐备了。

刘立本送走马拴以后，很快跑到前村去找高明楼。

明楼听说巧珍已经同意和马拴结婚，先吃了一惊。然后对亲家说：“也好！高加林现在位置高了，咱的娃娃攀不上了。马拴在庄稼人里头，也就是像样的……”

“现在主要是巧珍有点赌气，要按咱过去的老乡俗行婚礼，这……”

“不怕！”明楼决断地说，“就按娃娃的意思来！现在党的政策放宽了，这又不是搞迷信活动哩！你就按娃娃说的办！这几天要是忙不过来，叫我大小子和刘巧英给你们帮忙去……”

刘巧珍和马拴举行结婚仪式的这一天，高家村和马店两个村都洋溢着一种喜庆的气氛。两个村的大部分庄稼人都没有出山。在高家村这里，除过门中人当然被邀请为宾客以外，村里的一些外姓旁人也被事主家请去帮忙了。村里的大人娃娃都穿起了见人衣裳。即使是不参加婚礼的村民，也都换上了干净衣服；因为看红火，在众人面前露脸，总得要体面一些。

高加林的父母亲当然是例外。高玉德老汉一早就躲着出山去了。加林他妈去了邻村一个亲戚家——也是躲这场难看。

全村只有一个人躺在自己家里没出门。这就是德顺老汉。重感情的老光棍此刻躺在土炕的光席片上，老泪止不住地流。他为巧珍的不幸伤心，也为加林的负情而难过。

娶亲仪式的开头首先在马店那里进行。马拴的一个姨姨和姑姑是引人的主要角色。另一个更主要的角色是马拴他大舅——男女双方的舅家都是属第一等宾客。吹鼓手一行五人走在前面。他们后面是迎新媳妇的高头大马，鞍前鞍后，披红挂彩。黑铁塔一样的马拴现在骑在马上——这叫“压马”，按规程新女婿要“压”到本村的村头，然后再返回自己家里等新媳妇回来。

马拴后面，是他姑和他姨，都骑着毛驴；他姑夫和姨夫分别给自己的老婆牵着驴缰绳。他舅作为“领队”断后，和媒人走在一起——媒人是两家的贵宾，既是引人的，又是送人的。

这支队伍一进高家村，吹鼓手长号一吹，接着便鼓乐齐鸣了；两个吹唢呐的人腮帮子鼓得像拳头一般大，吱哩哇啦吹起了“大摆队”。同时，在刘立本家的畔上，已经噼噼啪啪响起了欢迎的鞭炮声。

迎亲的人被接下不久后，第一顿饭就开始了；按习俗是吃饸饹。吹鼓手在院墙角里围成一圈，开始吹奏起慢板调。

刘立本家的院子里，畔上，窑顶上，此刻都挤满了看红火热闹的人。娃娃们大呼小叫，婆姨女子说说笑笑。

因为要赶时间，第一顿饭刚完，就开始上席。席面是传统的“八碗”，四荤四素，四冷四热；一壶烧酒居中，八个白瓷酒杯在红油漆八仙桌上转边摆开。第一席是双方的舅家；接下来是其他嫡亲；然后是门中人、帮忙的人和刘立本的朋亲。吹鼓手们一直在吹着——要等到所有的人吃完之后才能轮上他们……

就在里里外外红火热闹的时候，巧珍正一个人待在她自己的窑里。

她坐在炕头上，呆呆地望着对面墙壁的一个地方，动也不动。外面的乐器声，人的喧哗声，端盘子的吆喝声，都好像离她很远很远。

她想不到，二十二年的姑娘生活，就这样结束；她从此就要跟一个男人一块生活一辈子了。她决没有想到，她把自己的命运和马拴结合在一起；她心爱过的人是高加林！她为他哭过，为他笑过，做过无数次关于他的梦。现在，梦已经做完了……

她呆呆地坐了一会儿，感到疲乏得要命，就靠在铺盖上，闭住了眼。

渐渐地，她感到迷迷糊糊的，接着便睡着了。

门“吱哑”一声，把她惊醒了。

她侧转头，见是她妈进来了，手里拿着一摞衣服。

“把衣服换上，再洗个脸，梳个头。快起身了……”她妈轻声对她说。

她用手指头抹去了眼角两颗冰凉的泪珠，慢慢坐起来，下了炕。

这时候，外面的鼓乐突然吹奏得更快更热烈了，这意味着最后一席已经起场，吹鼓手正在结束他们的工作，准备吃饭了。

她妈只好赶紧把她扶在椅子上，给她换衣服。换完衣服，她就又倒了一盆热水，给她洗去满脸泪痕，然后就开始给她梳头。

就在这时，她妹妹巧玲进来了。她刚放学，也没去吃饭，就进来看她二姐。

漂亮的巧玲很像过去的巧珍，修长的身材像白杨树一般苗条，一张生动的脸流露出内心的温柔和多情；长睫毛下的两只大眼睛，会说话似的扑闪着。

巧珍看见她妹妹，便伸出自己的一只手，抓住了巧玲的手，非常动情地说：

“巧玲，好妹妹，你不要忘了二姐……你要常来看我。二姐没有念过书，但心里喜欢有文化的人……我现在只有看见你，心里才畅快一点……”

巧玲眼里转着泪花子，说：“二姐，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苦……”

巧珍说：“妹妹你放心，不管怎样，我还得活人。我要和马拴一块劳动，生儿育女，过一辈子光景……”

巧玲在巧珍面前蹲下来，两只手捉住巧珍的手说：“二姐，你说得对。我以后一定会经常去看你的。我从小就爱你，虽然你没上过学，但你想的事很多，我虽然上了学，但受了你不少好影响，否则，我的性格很倔，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开展……二姐！你也不要过分想以往的事了。对待社会，我们常说要向前看，对一个人来说，也要向前看。生活总是这样，不能叫人处处都满意。但我们还要热情地活下去。人活一生，值得爱的东西很多，不要因为一个方面不满意，就灰心。比如说我吧，梦里都想上大学，但没考上，我就不活人了吗？我现在就好好教书，让村里的其他娃娃将来多考几个大学生！就是不能教书，回村劳动了，该怎样还要怎样哩……”

已经在各方面开始成熟的巧玲，这一番话把巧珍说得眼睛亮了起来。她的手紧紧抓着巧玲的手，只是说：“你一定常来看我，常给我说这些话……”

巧玲不住地给她点头，然后突然愤愤地说：“高加林太没良心了！”

巧珍摇摇头，又痛苦地闭住了眼睛。

准备送人的巧英进来了。她让她妈赶紧收拾齐备，说已经准备起身了。

她妈让巧玲去吃饭。巧玲走后，她把窑里其他东西查看了一下，然后从后面箱子里拿出一块红丝绸，用发卡别在了巧珍的头上——这是蒙面的盖头。

太阳西斜的时候，娶亲的人马一摆溜从刘立本家的土坡里下来了。唢呐、锣鼓、号声、鞭炮声响成一片。出村的道路两旁和村里所有人家的畔上，都挤满了看热闹的人。娃娃们引着狗，在娶亲队伍的前后乱跑。

吹鼓手们在最前面鼓乐齐鸣，缓缓引路；紧跟着是男方娶亲的人马。新媳妇红丝绸盖头蒙面，骑在披红挂彩的高头大马上，走在中间。后面是送人的女方亲戚，按规矩是引人的一倍，几乎包括了刘立本两口子全部参加婚礼的亲戚。立本按乡俗把这支队伍送到坡下，就返回自己家里了——他一进大门，立刻长长舒了一口气……

娶亲的人马在通过村子的时候，行进得特别缓慢——似乎为了让这热闹非凡的一刻，更深刻地留在村民的记忆里……

巧珍骑在马上，尽量使自己很虚弱的身体不要倒下来；她红丝绸下面的一张脸，痛苦地抽搐着。

在估计快要出村的时候，她忍不住用手撩开盖头的一角：她看见了加林家的畔；她曾多少次朝那里张望过啊！她也看见了河对面一棵杜梨树——就在那树下，在那一片绿色的谷林里，他们曾躺在一起，抱过，亲过……别了，过去的一切！

她放下红丝绸，重新蒙住了脸，泪水再一次从她干枯的眼睛里涌出来了……

第二十一章

张克南把他的全部苦恼都发泄在了一根榆木树棒上。这根去了根梢的榆木树棒，就躺在他家院子的石炭和柴垛旁。

他们家现在做饭和今年一个冬天的引火柴，本来早已经绰绰有余，根本不需要劈柴了。就是缺少劈柴，他们向来谁又亲自动过手呢？没了买几担就行了，不需要张克南费这大的劲！

这根粗壮的榆木树棒，谁也不记得是哪一年躺在他们家院子的；也忘了是什么人给他们送来的。反正一直就在那里堵挡柴垛，防止摞好的劈柴倒下来。

张克南在接到黄亚萍断交信的第二天，就从副食门市部后边的院子里，带回一把长柄大斧头，一声不吭地破起了这根榆木棒。

在本地的树木中，榆树的纤维是最坚韧的，一般人谁也不做劈柴烧——因为很难破开。

张克南一下班就劈。他好多天实际上没有劈下来几块柴。他也根本不管劈下来了还是没有劈下来，反正只是劈。满头满身的汗，气喘得像拉风箱一般急促。但他一刻也不停地挥动着那把长柄斧头……

实在累得支持不住了，就回去仰面躺在床铺上，头枕着自己的两个手掌，闭住眼一句话也不说。

他母亲有时过来看他这副样子，也一句话不说，只是沉着脸瞅他两眼。她内心有些什么翻腾看不出来，只是戒了一年的烟又开始抽上了。克南他父亲正在县党校学习，经常不回家。这个独院整天都静得没有一点儿声响。

这一天，他拼命劈了一会儿榆树棒，又闭住眼躺在了床铺上，高大结实的身体像没有了气息似的，动也不动。

他母亲进来了。这次她开了口：“南南，你起来！”

张克南好像没听见，仍然一动不动躺着。

“起来！我有个事要给你说！你像你没出息的父亲一样，二十几岁了，看窝囊成个啥！”

克南睁开眼，看了看母亲的阴沉脸，不说话，仍然躺着。

“我给你说！我前两天已经打问清楚了，高加林那小子是走后门参加工作的！是马屁精马占胜给办的！材料我都掌握了！”她脸上露出一丝捉摸不来的笑影。

张克南仍然没有理他母亲。他不知道这个事和自己的失恋有什么关系，淡淡地说：“前门后门，反正都一样……”

“你这个窝囊废！我给你说，妈前几天已经给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揭发控告了这件事。今天听县纪委你姜叔叔说，地纪委很重视这件事，已经派来了人，今天已经到了县上。他高加林小子完蛋了！”

张克南一闪身爬起来，眼瞪着他妈，喊：“妈！你怎能做这事呢？这事谁要做叫谁做去吧！咱怎能做这事哩？这样咱就成了小人了！”

“放你妈的臭屁！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爱人都叫人家挖走了，还说这一个钱不值的混账话！我为什么不揭发控告他狗日的，一个乡巴佬欺负到老娘的头上，老娘不报复他还轻饶他呀？再说，他走后门，违法乱纪，我一个国家干部，有责任维护党的纪律！”

“妈，从原则上说，你是对的。但从道义上说，咱这样做，就毁了！众人都长眼着哩！决不会认为你党性强，而是报私仇哩！咱不能用错纠错！”

他妈抢前一步，上来啪啪地打了张克南几个耳光，然后一屁股坐在床上哭起来了，嘴里伤心地喊叫说：“我的命真苦啊！生下这么个不成器的东西……”

克南手摸着被母亲打过的脸，眼泪直淌，说：“妈妈！你知道，我非常喜欢亚萍……我心里一直像刀割一般难受，我甚至想死！我也恨过高加林！但我想来想去，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既然亚萍不喜欢我，喜欢高加林，我就是再痛苦也得承认这个现实。你知道，我心善，从小连别人杀鸡我都不敢看。我一生中最害怕和厌恶的就是屠宰场！我一听见猪的嚎叫，就头发倒竖，神经都要错乱了。因此，我也不愿看见在我的生活周围，在人与人之间，精神上互相屠杀……妈妈！我这人你了解，又不完全了解！我平时是有些窝囊，但我也有自己的生活原则，我虽然才二十五岁，但我已经经历了一些生活；我之所以社会上朋友多，大家也愿意和我交往，就因为我待人诚恳宽厚……我也有我自己的缺点，性格不坚强，在生活中魄力不够，视野狭窄，亚萍正是不喜欢我这些。但她并不知道，我还不至于就是一个堕落的人！亚萍！你不完全了解我啊……”

张克南两只手抓住自己的胸口，先是对他妈说，后来又对他看不见的亚萍说，脸痛苦地扭成了一种可怕的形象。他说完后，一下子倒在了床上，死沉沉的就像谁丢下了一口袋粮食……

很久以后，克南才从床上爬起来。他妈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也不知道她到哪里去了。院子里静得像荒寺古庙一般。

克南出了门，在院墙根下急促地来回走了好长时间。

地上丢了十几根烟把子以后，他出了门，直接向广播站走去。

他找到黄亚萍，很快把他母亲给地纪委写信、地纪委已经派人到县里的情况，统统给亚萍说了，同时也说了他自己的所有心里话。他让亚萍看有没有办法挽救这个局面。

黄亚萍听完后，先顾不上急，出口就骂：“你妈是个卑鄙的人！”

然后她眼里闪着泪光，对克南说：“克南，你是个好人……”

高加林走后门参加工作的问题，被地纪委和县纪委迅速查清落实了。与此同时，高加林的叔父也知道了这件事，两次给县委书记打电话，让组织坚决把高加林退回去。

眼下，这样的问题一直就是公众最关心的。这事很快就在县城传开；街头巷尾，人们纷纷在议论。

在县委的一次常委会上，这件事被专门列入了议题。调查的人列席了常委会，详细汇报了这个事件的调查情况。

常委会的决定很快做出了：撤销高加林的工作和城市户口，送回所在大队；县劳动局副局长马占胜无视党的纪律，多次走后门搞不正之风，撤销其领导职务，调出劳动局，等候人事部门重新分配工作……

专门的文件很快下达到了有关单位。马占胜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拜访领导，托人求情，说让他好好检讨，请求县委不要给他处分。

后来，他看一切暂时都无济于事，就只好到处叫冤说：“啊呀呀，这下舔屁股舔到他妈的刀刃上了……”

这几天，除过马占胜，另一个事中人黄亚萍也在四处奔跑，打探消息，找她父亲的朋友，看能不能挽回局面，不要让高加林回了农村。

当她看见县委下达的文件后，才知道局面是挽不回来了。

“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她在心里喊叫着，不知该怎么办。

她想不到生活的变化如同闪电一般迅疾；她刚刚开始了愉快，马上又陷入了痛苦！

她揪扯着自己的头发，在床上打滚。她无法忍受这个打击所带来的痛苦。

她痛苦的焦点在哪里呢？

这是不言而喻的：她真诚地爱高加林，但她也真诚地不情愿高加林是个农民！她正是为这个矛盾而痛苦！

如果有一个方面的坚定选择，她也就不会如此痛苦了：假若她不去爱高加林，那高加林就是下了地狱也与她无干；如果她为了爱情什么也不顾，那高加林就是下地狱她也会跟着下去！

矛盾是无法统一的。两个方面她自己认为都很重要：她爱高加林而又怕他当农民啊！

生活对于她这样的人总是无情的。如果她不确立和坚定自己的生活原则，生活就会不断地给她提出这样严峻的问题，让她选择。不选择也不行！生活本身的矛盾就是无所不在的上帝，谁也别想摆脱它！

黄亚萍觉得自己不知如何是好。加林本人不在，她又没有更亲密的朋友和她一块商量。克南倒是可以商量，但他又在他们之间处于这样的位置，根本不能去找。

她于是想起她亲爱的父亲。她现在只能和他谈这件事。

怎样和父亲谈呢？他本来就反对她离开克南而找加林。在这件事上，她已伤了他的心，他会怎样对待她目前的困难处境呢？

不管怎样，她还是去找父亲。

她回家去找他，他不在家。妈妈告诉她：父亲在办公室里。

她就又跑到了他的办公室。

她父亲正戴着老花镜，看《解放军报》。见她进来，就把老花镜摘下，放在报纸上。

“爸爸，高加林的事你知道不知道？”

“我怎不知道？常委会我都参加了……”

“这怎办呀嘛……”

“什么怎办呀？”

“我怎办呀！”

“你？”

“嗯……”

她父亲抬起头，望着窗户，沉默了半天。

他点燃一支烟，也不看她，仍然望着窗户说：

“你们现在年轻人的心思，我很难理解。你们太爱感情用事了。你们没有经受过革命生活的严格训练，身上小资产阶级的东西太多。正是这些东西，导致了你现在的处境……”

“爸爸，你先不要给我上政治课！你知道，我现在有多么痛苦……”

“痛苦是你自己造成的。”

“不！我觉得生活太冷酷了，它总是在捉弄人的命运！”

“不要抱怨生活！生活永远是公正的！你应该怨你自己！”老军人大声说着，激动地从椅子上站起来，长眉毛下的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地望着他的女儿。

黄亚萍跺了一下脚，拉着哭调说：

“爸爸，我想不到你一下子变得对我这样冷酷！我恨你！”

她父亲一下子心软了，走过来用粗大的手掌抚摸了一下她的头发，让她坐在椅子上，掏出手帕揩掉她眼角的泪水。然后他转过身，冲了一杯麦乳精，加了一大勺白糖，给她放在面前，说：“先喝点水，你嗓子都哑了……”

他又坐进他办公桌前的圈椅里，手指头在桌子上嘣嘣地敲着，怔怔地看女儿一小口一小口喝那杯饮料。

半天，他才往椅背上一靠，长长出了一口气说：“我不怀疑你对那个小伙子的感情。我虽然没见他，但知道我女儿爱上的人不会太平庸，最起码是有才华的人。因此，你那么突然地抛开克南，我和你妈妈尽管很难过，也感觉对老张一家人很抱愧，但我们仍然没有强行制止你这样做。爸爸一生在炮弹林里走南闯北，九死一生，多半辈子人了，才得了你这个宝贝。就你我而言，我把你看得比我重要；我不愿使你受一丝委屈。正因为这样，我对你的关心只限于不让你受委屈，而没有更多地教育你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他突然停顿了下来，手在空中一挥，对自己不满地唠叨说：“扯这些干啥哩！一切都为时过晚了！”

他吸了一口烟，回头看了看静静坐着的女儿，说：

“这事我已经考虑过了，这次你最好能听爸爸的。咱们马上要到南京，那个小伙子是农民，我们怎能把他带去呢？就是把他放到郊区农村当社员，你们一辈子怎样过日子，感情归感情，现实归现实，你应该……”

“你让我去和加林断吗？”黄亚萍抬起头，两片嘴唇颤动着。

“是的。听说他现在在省里开会，快回来了，你找他……”

“不，爸爸！别说了！我怎能去找他断绝关系呢？我爱他！我们才刚刚恋爱！他现在遭受的打击已经够重了，我怎能再给他打击呢？我……”

“萍萍，这种事再不能任性了！这种事也不允许人任性了！如果不能在一块生活，迟早总要断的，早断一天更好！痛苦就会少一点……”

“永远不会少！我永远会痛苦的……”

他父亲站起来，低着头在地上慢慢踱着步，接连叹了两口气，说：“一生经历了无数苦恼事，哪一件苦恼事也没你这件事叫人这么苦恼……苦恼啊！”他摇摇头，“本来，你和克南好好的，可是……噢，前天我刚收到老战友的信，说南京那里已经给克南联系下工作单位了……”

黄亚萍一下站起来，大声喊：“现在你别提克南！别提他的名字……”她走过去，坐在父亲的圈椅里，拉过一张白纸来。

“你要干什么？”父亲站住问她。

“我要给加林写信，告诉这一切！”

父亲赶忙走到她身边说：“你现在千万不要给他写信！这么严重的事，让他知道了，在外面出了事怎办？他不是快回来了吗？”

黄亚萍想了一下，把纸推到一边。父亲的这个意见她听从了，说：“按原来省上通知的时间，再一个星期就回来了。”

她走过去，把父亲墙上挂的日历嚓嚓地接连扯了七页。

第二十二章

经过平原和大城市的洗礼，高加林兴致勃勃地回到这个山区县城来了。

他下了公共汽车，出了车站，猛一下觉得县城变化很大，变得让人感到很陌生。城郭是这么小！街道是这么短窄！好像经过了一番不幸的大变迁，人稀稀拉拉，四处静悄悄的，似乎没有什么声响。

县城一点儿也没变。是他的感觉变了。任何人只要刚从喧哗如水的大城市再回到这样僻静的山区县城，都会有这种印象。

高加林出了车站，走在马路上，脚步似乎坚实而又自在。他觉得对他未来的生活更有自信心了。虽然时间很短暂，但他已经基本了解了外边的世界大概是怎一回事。他把眼前这个小世界和外面的大世界一比较，感到他在这里不必缩头缩脑生活。完全可以放开手脚……他的心情就像一个游了一次大海的人，又回到小水潭里一样。

他出车站没走几步，碰见了他们村的三星。他穿一身油污的工作服，羡慕地过来和他握手，问：“回来了？”

高加林对他点点头，问：“你干什么哩？”

三星说：“我开的拖拉机坏了，今早上来城里修理，晚上就又到咱上川里去呀。”

“咱村和我们家里没什么事吧？”他随便问。

“没……就是……巧珍前不久结婚了……”

“和谁？”高加林感到头“嗡”地响了一声。

“和马拴……你在！我还忙着哩！”三星一看他脸色变得很难看，就赶忙走了。

高加林听到这个消息，心里一下子涌起一种说不出的难受滋味。他在马路上若有所失地站了好一阵。他想不到巧珍这样快就结婚了。听到一个爱过自己的姑娘和别人结了婚，这总叫人心里不美气。

他马上意识到，这样呆立在马路当中也不合适，就又提着包往县委走。不过，他走得很慢，脚步也有点沉重起来。他感到街上的人也都似乎有点怪眉怪眼地看他，就像他们知道他心里有什么不愉快似的。

其实，街上的人这样看他，完全是出于另外的原因——这一点要等他回到县委才能明白。

他回到办公室刚把东西放下，老景就过来了。他先问了他这次出去的一些情况，然后突然沉默了起来；脸上的表情也很不自然。高加林很奇怪。他看出了老景好像要和他谈什么，又感到难开口。

老景坐在他的椅子上，又沉默了一会儿，才终于把有关他“走后门”参加工作被揭发、县委已经决定让他回农村的前前后后，全部给他说了。并告诉他，是克南母亲给地纪委写信揭发的；还听说克南和他母亲吵了一架，反对她这样做……

高加林听完后，脑子一下子变成了一片空白。

他麻木地立在脚地当中，甚至不知道自己现在在什么地方。他后来只听见老景断断续续说，他曾找过县委书记，说他工作很出色，请求暂时用雇用的形式继续工作；但书记不同意，说这事影响太大，让赶快给他办清手续，让他立刻就回队；还听说他叔父打了电话，让组织把他坚决退回去……

老景什么时候走的？他不知道。当他确实明白过来他面临的是什么时，一下子反应不过来眼下他该做什么。

他先把烟掏出来，但没抽，扔到了门背后。烟扔掉后，又莫名其妙地掏出了火柴。他把火柴盒抽出来，“哗”一下全撒在了地上。然后，他又弯下腰，一根一根往火柴盒里拾；拾起以后，又撒在了地上，又拾……

一个钟头以后，他的脑子才恢复了正常。

事情马上变得单纯极了：他不就是又要回到他们村，回到土地上去当社员吗？

紧接着他第一个想到的是巧珍。他在桌子上狠狠砸了一拳，绝望地叫道：“晚了！我这个混蛋……”

接下来他才想到了黄亚萍。她没有引起他过分的痛苦，只是嘴里喃喃地说了一句：“生活啊，真是开了一个玩笑……”

是生活开了他一个玩笑，还是他开了生活一个玩笑？他不得而知。正像巧珍认为她和高加林的关系是做了一场梦一样，他感觉他和黄亚萍的关系也是做了一场梦。一切都是毫无疑问的：他现在又成了农民，他和黄亚萍中间，也就自然又横上了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和亚萍结婚，跟她到南京去……这一切马上变成了一个笑话！即使亚萍现在对他的爱情仍然是坚决的，但他自己已经坚定地认为这事再不可能了；他们仍然应该回到各自原来的位置上。他尽管是个理想主义者，但在具体问题上又很现实。

至于他个人生活道路上这个短暂而又复杂的变化过程，他现在来不及更多地思考。他甚至觉得眼前这个结局很自然；反正今天不发生，明天就可能发生。他有预感，但思想上又一直有意回避考虑。前一个时期，他也明知道他眼前升起的是一道虹，但他宁愿让自己把它看作是桥！

他希望的那种“桥”本来就不存在；虹是出现了，而且色彩斑斓，但也很快消失了。他现在仍然面对的是自己的现实。

是的，现实是不能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如果要离开自己的现实，就等于要离开地球。一个人应该有理想，甚至应该有幻想，但他千万不能抛开现实生活，去盲目追求实际上还不能得到的东西。尤其是对于刚踏入生活道路的年轻人来说，这应该是一个最重要的认识。

可是，社会也不能回避自己的责任。我们应该真正廓清生活中无数不合理的东西，让阳光照亮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使那些正徘徊在生活十字路口的年轻人走向正轨，让他们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让他们的理想得以实现。祖国的未来属于年轻的一代，祖国的未来也得指靠他们！

当然，作为青年人自己来说，重要的是正确对待理想和现实生活。哪怕你的追求是正当的，也不能通过邪门歪道去实现啊！而且一旦摔了跤，反过来会给人造成一种多大的痛苦；甚至能毁掉人的一生！

高加林的悲剧包含诸方面的复杂因素——关于这一切，就让明断的公众去评说吧！我们现在仍然叙述我们的生活故事。

加林现在还顾不得考虑其他。他现在首先要考虑的是，他怎样处理他和亚萍的关系。

实际上，这件事他已经在心里决定了：他要主动找黄亚萍断绝关系！

他洗了一把脸，把那双三接头皮鞋脱掉，扔在床底下，拿出了巧珍给他做的那双布鞋。布鞋啊，一针针，一线线，那里面缝着多少柔情蜜意！他一下子把这双已经落满尘土的补口鞋捂在胸口上，泪水止不住从眼睛里涌出来了……

他换了鞋，就起身去找黄亚萍——现在中午已经下班了，亚萍肯定在家里。他想他这是第一次上亚萍家，也是最后一次。

正在他刚要出门的时候，克南却突然进了他的办公室。

他们相对而立，一阵长时间的沉默。

半天，高加林才说：“你坐……”

克南坐在他办公桌旁边的一把椅子上。他自己也在床边坐下来。

“加林，你现在一定很恨我……”克南没有看他，说。

高加林也没有看他，说：“不……你应该恨我！”

“你现在心里小看我！认为我张克南是个小人！

“不”，加林回过头，认真说，“我了解你……关于这件事，和你没关系。这我已经知道了。实际上，就是你写信揭发我走了后门，我也可以理解。因为是我首先伤害了你……你即使报复我，也是正当的……”

张克南猛地抬起头来，怔怔地看着高加林说：“你是一个有血性的人。尽管咱们性格不一样，但我过去一直在内心很尊重你。我现在仍然尊重你。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我现在不知道眼前我该怎样帮助你。我知道你现在很痛苦，亚萍也在痛苦……我不愿意你们痛苦……”

“你更痛苦！”加林站起来，“现在让我们结束这个不幸的局面吧！你和亚萍仍然恢复你们的一切。我现在唯一要求你的，就是你能谅解我以前给你带来的痛苦……”

“不！”克南也站起来，“尽管我爱亚萍，亚萍实际上是爱你的！我的痛苦已经过去了，一切我也都想通了……亚萍也不会离开你……”

“我要离开她！我要主动和她断绝关系！这我已经决定了！”

“她是爱你的……”

“我真正爱的人实际上是另外一个！”高加林大声说。

张克南惊讶地望着他，半天说不出话来了。

高加林又颓唐地坐在床边上，一绺乱蓬蓬的头发耷拉在他苍白的额头上。

克南沉默了一下，然后走到高加林面前，说：“……加林，我们不说这些事了。我现在主要考虑你要回农村，生活会很艰苦的。我原来也知道，你们家并不太富裕……我们家经济情况好一点，你如果需要我……”

克南还没说完，高加林一下子愤怒地站起来，大声咆哮：“别污辱我了！你滚出去！滚出去！”

克南一下子呆住了。

他眼里闪着泪花，看了一眼高加林，慢慢转过了身。

高加林又猛然走上前来，用一条胳膊搂住了他的肩膀，用一种亲切低沉的音调说：“……克南，对不起。你怎能说这种话呢？如果我不了解你是出于一种真诚，我就马上会把你打倒在这里……原谅我，你走吧！我要马上找亚萍结束我们之间的一切。原谅我……”

他们在门外沉默地握手告别了。

黄亚萍听说高加林回来了，正准备去找他，想不到高加林已经找到她门上来了。

亚萍在大门口把他接回到自己房子里。她父母亲分别拿着糕点、纸烟、茶壶、茶杯，过来放在桌子上，就都退出去了。

亚萍把一杯茶放到他面前，着急地问：“你知道了吗？”

高加林喝了一口茶，平静地说：“知道了。”

黄亚萍一下子伏在他旁边的桌子上，呜咽着哭开了。

高加林从侧面看着她耸动着的圆润的肩膀，看着她烫过的蓬松柔软的头发，心里又忍不住隐隐作痛起来。他又记起省城的大街上、公园里，那些一对一对挽着胳膊走路的青年男女。当时他曾想过：不久，我和亚萍也会这样手挽着手，徜徉在南京的大街上；去长江边看朝霞染红的浪花；去雨花台捡五颜六色的雨花石……

他一边想着，一边难受地咽着唾沫。他一直向往的理想生活，本来已经就要实现，可现在一下子就又破灭了。他感到胸口一阵剧烈的疼痛，赶忙用拳头抵住。

亚萍抬起头来，满面泪痕说：

“你明天到地区去！找你叔父，让他重新考虑给你找个工作！”

加林点着一支烟，狠狠吸了一口，说：

“他原来就反对这样做。这次他也打了电话，让把我退回去。对他来说，这样做也是对的，我并不抱怨他。现在我更不准备去找他了。说来说去，路还得自己走。现在事情很简单，我只能再回到我们村去……”

“你不能回去！”她认真地叫道。

加林苦笑了：“不是能不能回去，而是必须要回去！”

“回去可怎办呀……”亚萍抬起头，脸痛苦地对着天花板，喃喃地念叨着，两只手神经质地捋着头发。

“怎办呀？还能怎办呀！回去当农民！”

“我们怎办呀？”亚萍脸对着他的脸，像是问自己，又像是问加林。

“我已经想好了。我来找你，也就是说这事的！”加林站起来，走过去靠在墙上，“我们现在应该结束我们的关系。你还是和克南一块生活吧！他是非常爱你的……”

“不，我要和你在一块！”黄亚萍也站起来，靠在桌子上。

“我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我已经又成了农民，我们无法在一块生活。再说，你很快要到南京去工作了。”

“我不工作了！也不到南京去了！我退职！我跟你去当农民！我不能没有你……”亚萍一下子双手蒙住脸，痛哭流涕了。可怜的姑娘！她现在这些话倒不全是感情用事。她也是一个有个性的人，事到如今，完全可以做出崇高的牺牲。而她现在在内心里比任何时候都要更爱高加林！

高加林一口接一口地吸着烟，说：

“亚萍，怎能这样呢？我根本不值得你做这样的牺牲。就是你真的跟我去当农民，难道我一辈子的灵魂就能安宁吗？你一直娇生惯养，农村的苦你吃不了……亚萍，我知道你对我的感情是真诚的。为了这，我很感激你。我自己一直也是非常喜欢你的。但我现在才深切感到，从感情上来说，我实际上更爱巧珍，尽管她连一个字也不识。我想我现在不应该对你隐瞒这一点……”

亚萍突然惊讶而绝望地望着他的脸，一下子震惊得发呆了。

她麻木地呆立了好长时间，然后用袖口揩去脸上的泪水，向前走了两步，站在高加林面前，缓缓说：“如果是这样，那么……我祝你们……幸福……”她向他伸出手来，两行泪水静静地在脸上流着。

加林握住她的手，说：“巧珍已经和别人结婚了……现在让我来真诚地祝你和克南幸福吧！”

他说完，就把他的手从她的手里抽出来，转过身就往门外走。

亚萍后边一把扯住他，伤心地说：“你……再吻我一下……”

高加林回过头，在她的泪水脸上吻了吻，然后嘴里含着一股苦涩的味道，匆匆跨出了门槛……

高加林从黄亚萍家里出来以后，先没回自己的办公室，径直去县农机修配厂找来三星，让他把他的全部行李在当天晚上就捎回家里去了。然后他和老景一起把所有该办的手续全部办清，就一个人关住门在光床板上躺了下来……

第二十三章（并非结局）

在高三星把加林的铺盖行李捎回村的当天晚上，高家村的大部分人都知道了这件事。全村人都很感慨，谁也没有想到小伙子竟然落了这么个下场！

玉德老两口倒平静地接受了三星捎回来的铺盖卷，也平静地接受了儿子的这个命运。他们一辈子不相信别的，只相信命运；他们认为人在命运面前是没什么可说的。

对这事感到满意的是刘立本。他也认为这是老天爷终于睁了眼，给了高加林应得的报应。他当晚就很有兴致地跑到明楼家，向三星打问这件事的根根梢梢。

但他亲家却没有显出多少兴致来。听了这事，明楼反而显得心情很沉重。这倒不是说他同情高加林，而是他从这件事里敏感地意识到，社会对他们这种人的威胁越来越大了！就连占胜这样的精能人都说垮就垮了台，他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干部又有多少能耐呢？谁知道什么时候，说不定也会清算到他的头上？另外，他的老心病也马上犯了。他认为高加林不管怎样，都已经在心里恨上了他；往后他们又要同在一个村里闹世事，这小伙子将是他最头疼的一个人。从这一点上说，明楼不愿让高加林回来，宁愿他在外面飞黄腾达去！

就在当晚村里各种人对高加林回村进行各种议论的时候，刘立本的老婆和她的大女儿巧英，却正在立本家一孔闲窑里策划一件妇道人家的伎俩……

第二天一大早，立本的大女儿巧英提了个筐子，出了村，来到大马河湾的分路口附近打猪草。这地方并没有多少猪能吃的东西，巧英弄了半天还没把筐底子铺满。

巧英实际上并不是来打猪草的！她要在这里进行她和她妈昨天晚上谋划过的那件事。两个糊涂的女人，为了出气，决定由巧英在今天把回村的高加林堵在这里，狠狠地奚落他一通！因为今天上午村里的男男女女都在这附近的地里劳动，所以在这个地方闹一下最合适。到时候，田野里的人就都会过来看热闹；而且很快就会在大马河上下川道传得刮风下雨！把他高加林小子的名誉弄得臭臭的！叫他再能！

这件事昨天晚上母女俩谋划时，被巧玲在门外听见了。有文化的高中生进去劝母亲和姐姐千万不要这样；说到时人家不会笑话高加林，而丢人的反倒会是她们！但两个不识字的妇道人家却把她臭骂了一通，弄得巧玲当晚上跑到学校另一个女老师那里睡觉去了。

巧英已经有了一个孩子，不像做姑娘时那般漂亮了，但仍然容貌出众。每逢跟集上会，竟然还有一些远地的陌生小伙子以为她是个姑娘，就倾心地向她求爱；她立刻就用农村妇女最难听的粗话把这些人骂得狗血喷头。和两个妹子不大一样，她从里到外都把父母的一切都全盘继承了，有时心胸狭窄，精明得有点糊涂；但心地倒也善良，还有一股泼辣劲儿。眼下这行为纯粹是一肚子气鼓起来的。

现在她一边心不在焉地打猪草，一边留心望着前川道的公路，心里盘算她怎样给高加林制造这场难看。她一直脸色阴沉，噘着个嘴，早已经像演员一样进入了角色。

她突然听见背后传来一阵慌乱的脚步声。回过头一看，竟然是大妹子巧珍！

这真的是巧珍。她穿一件朴素的印花布衫和一条蓝布裤，脚上是她自己做的布鞋；头发也留成了农村那种普通的“短帽盖”。她一切方面都变成一个农村少妇了，但看起来似乎倒比原来更惹人亲，更漂亮。对于本来就美的人，衣着的质朴更能给人增加美感。巧珍的脸上既没有通常新婚妇女那种特别的幸福光彩，但也看不出不久前那场不幸给她留下的阴影。

“你到这儿干啥来了？”巧英问妹子。

“姐姐，快回！你千万不能这样！人家笑话呀！”巧珍扯住巧英的袖口说。

“什么事笑话我哩？”巧英愚蠢地装出一副惊讶的样子。

“好姐姐哩！巧玲昨晚上跑到我那里，把什么事都给我说了。我昨晚上急得一夜没睡着。今早上，我跑到咱家里，把妈妈数说了一番，她也觉得不该；然后我就来……”

“你真是个受罪鬼！”巧英打断了她的话，一下子恨得牙咬住嘴唇，半天不言语了。过了好一会，她才愤愤地说：“高加林不光辱没了你，把咱们一家人都拿猪尿泡打了，满身的臊气！你能忍了这口气，你忍着！我们可忍受不了！我今儿个非给他小子难看不可！”

“好姐姐哩！他现在也够可怜了，要是墙倒众人推，他往后可怎样活下去呀……”巧珍说着，泪水已经在眼眶里旋转起来。

巧英执拗地把头一拧，说：“你别管！这是我的事！”说着，把手里的筐子往地上一丢，一屁股坐在一块石头上，双手狠狠把膝盖一抱，像一个粗野的男人一样。

巧珍一下子跪在巧英面前，把头抵在姐姐的怀里，哽咽着说：“我给你跪下了！姐姐！我央告你！你不要这样对待加林！不管怎样，我心疼他！你要是这样整治加林，就等于拿刀子捅我的心哩……”

善良的品格和对不幸的妹妹的巨大同情心，使得巧英一下子心软了。她一只手上去抹自己眼里涌出的泪珠，另一只手亲热地摩挲着巧珍的头，说：“珍珍，你不要哭了！姐姐知道你的心！姐姐不了……”她停了半天，突然又叹了一口气说：“我心里知道你最爱他。唉！这坏小子要是早叫公家开除回来就好了……现在可怎办呀？我看得出来，这坏小子实际上心里也是爱你的！说不定他还要你哩，可现在……”

“不！”巧珍抬起泪水斑斑的脸，“这是不可能的，我已经结婚了。再说，我也应该和马拴过一辈子！马拴是好人，对我也好，我已经伤过心了，我再不能伤马拴的心了……”

巧英又长出了一口气，说：“那你回喀。我也就回呀……”说着就站起来拿筐子。

巧珍也站起来，问：“你公公在不在家？”

“在哩。怎啦？”巧英问。

“是这样的，我昨晚还听巧玲说，公社可能还要叫咱们学校增加一个教师。加林回来一下子又习惯不了地里的劳动，我想看能不能叫他再教书。马拴是校管委会的，他昨晚上说马店村里有他哩，说他一定代表马店村去给公社说。咱村里你公公拿事，我想拉你一块去求求明楼叔，让加林再去教书。你在旁边一定要帮我说话，你是他的儿媳妇，面子比我大……”

巧英惊讶地张开嘴，望着妹妹怔了半天。她一条胳膊挽起筐子，过来用另一条胳膊搂住巧珍的肩头，说：“那咱们回！妹子，你可真有一副菩萨心肠……”

天还没有明时，高加林就赤手空拳悄然地离开了县委大院。

他匆匆走过没有人迹的街道，步履踉跄，神态麻木，高挑的个子不像平时那般笔直，背微微地有些驼了；失神的眼睛深陷在眼眶里，没有一点光气，头发也乱蓬蓬的像一团茅草。整个脸上像蒙了一层灰尘，额头上都似乎显出了几条细细的皱纹。

漂亮而潇洒的小伙子啊，一下子就好像老了许多岁！

到现在，高加林才感觉到自己像个一无所有的叫花子一般。他感觉到自己孤零零的，前不着村，后不靠店。他不知道自己从什么路上走来，又向什么路上走去……

当他走到大马河桥上的时候，他一下子有气无力地伏在了桥栏杆上。桥下，清清的大马河在黎明前闪着青幽幽的波光，穿过桥洞，汇入了初秋涨宽了的县河里。县河浑黄的流水平静地绕过城下，流向了看不见的远方。

他手抚着桥栏杆，想起第一次卖馍返回的时候，巧珍就是站在这里等他的；想起在这同一个地方，他不久前又曾狠心地和她断绝了关系……眼下他又在这里了，可是他现在还有什么呢？他幻想的工作和未来在大城市生活的梦想破灭了，黄亚萍又退回到了他生活的远景上；亲爱的刘巧珍被他冷酷地抛弃，现在已和别人结了婚。他真想一纵身从这桥上跳下去！

这一切怨谁呢？想来想去，他现在谁也不怨了，反而恨起了自己：他的悲剧是他自己造成的！他为了虚荣而抛弃了生活的原则，落了今天这个下场！他渐渐明白，如果他就这样下去，他躲过了生活的这一次惩罚，也躲不过去下一次惩罚——那时候，他也许就被彻底毁灭了……

严峻的现实生活最能教育人，它使高加林此刻减少了一些狂热，而增强了一些自我反省的力量。他进一步想：假如他跟黄亚萍去了南京，他这一辈子就会真的幸福吗？他能不能就和他幻想的那样在生活中平步青云？亚萍会不会永远爱他？南京比他出色的人谁知有多少，以后根本无法保证她不再去爱其他男人，而把他甩到一边，就像甩张克南一样。可是，如果他和巧珍结了婚，他就敢保证巧珍永远会爱他。他们一辈子在农村生活苦一点儿，但会活得很幸福的……现在，他把生活中最宝贵的东西轻易地丢弃了！他做了昧良心的事！爸爸和德顺爷的话应验了，他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他搅乱了许多人的生活，也把自己的生活搅了个一塌糊涂……

黎明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静悄悄地来临了。县城的灯光先后熄灭，大地万物在一种自然柔和的光亮中脱去了夜的黑衣裳，显出了它们各自的面目。时令已进入初秋，山头和川道里的庄稼、树木，绿色中已夹杂了点点斑黄。

城里已经又开始熙熙攘攘了。一天的生活像往常一样开始了它的节奏。

高加林望了一眼罩在蓝色雾霭中的县城，就回过头，穿过桥面，拐进了大马河川道。

他走在庄稼地中间的简易公路上，心里涌起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难受。他已经多少次从这条路上走来走去。从这条路上走到城市，又从这条路上走回农村。这短短的十华里土路，对他来说，是多么的漫长！这也象征着他已经走过的生活道路——短暂而曲折！

他折了一枝柳树梢，一边走，一边轻轻抽打着路边的杂草，心想：他回到村里后，人们会怎样看他呢？他将怎样再开始在那里生活呢？亲爱的巧珍已经不在了！如果有她在，他也就不会像现在这样难受和痛苦了。她那火一样热烈和水一样温柔的爱，会把他所有的苦恼冲洗掉。可是现在……他忍不住一下子站在路上，痛不欲生地张开嘴，想大声嘶叫，又叫不出声来！他两只手疯狂地揪扯着自己的胸脯，外衣上的纽扣“嘣嘣”地一颗颗飞掉了……

早晨的太阳照耀在初秋的原野上，大地立刻展现出了一片斑斓的色彩。庄稼和青草的绿叶上，闪耀着亮晶晶的露珠。脚下的土路潮润润的，不起一点黄尘。高加林在路上摇摇晃晃地走着，走几步就站下，站一会再走……

离村子还有一里路的地方，他听见河对面的山坡上，有一群孩子叽叽喳喳地说话，其中听见一个男孩子大声喊：“高老师回来啰……”他知道这是他们村的砍柴娃娃，都是他过去的学生。

突然，有一个孩子在对面山坡上唱起了信天游——

哥哥你不成材，

卖了良心才回来……

孩子们都哈哈大笑，叽叽喳喳地跑到沟里去了。

这古老的歌谣，虽然从孩子的口里唱出来，但它那深沉的谴责力量，仍然使高加林感到惊心动魄。他知道，这些孩子是唱给他听的。

唉！孩子们都这样厌恶他，村里的大人们就更不用说了。

他走不远，就看见了自己的村子。一片茂密的枣树林掩映着前半个村子；另外半个村子伸在沟口里，他看不见。

他忍不住停下了脚，忧伤地看了一眼他熟悉的家乡。一切都是原来的样子——但对他来说，一切又都不一样了……

就在这时，许多刚下地的村里人，却都从这里那里的庄稼地里钻出来，纷纷向他跑来了。

他不知道这是怎一回事，村里的人们就先后围在了他身边，开始向他问长问短。所有人的话语、表情、眼神，都不含任何恶意和嘲笑，反而都很真诚。大家还七嘴八舌地安慰他哩。

“回来就回来吧，你也不要灰心！”

“天下农民一茬子人哩！逛门外和当干部的总是少数！”

“咱农村苦是苦，也有咱农村的好处哩！旁的不说，吃的都是新鲜东西！”

“慢慢看吧，将来有机会还能出去哩。”

…………

亲爱的父老乡亲们！他们在一个人走运的时候，也许对你躲得很远；但当你跌了跤的时候，众人却都伸出自己粗壮的手来帮扶你。他们那伟大的同情心，永远都会给予不幸的人！

高加林忍不住热泪盈眶。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掏出纸烟，给大家一人散了一根。

庄稼人们问候和安慰了他一番，就都又下地去了。

当高加林再迈步向村子走去的时候，感到身上像吹过了一阵风似的松动了一些。他抬头望着满川厚实的庄稼，望着浓绿笼罩的村庄，对这单纯而又丰富的故乡田地，心中涌起了一种深厚的情感，就像他离开它已经很长时间了，现在才回来……

当他从公路上转下来，走到大马河湾的分路口上时，腿猛一下子软得再也走不动了。他很快又想起，他和巧珍第一次相跟着从县城回来时，就是在这个地方分手的——现在他们却永远地分手了。他也想起，当他离开村子去县城参加工作时，巧珍也正是在这个地方送他的。现在他回来了，她是再不会来接他了……

他坐在一块石头上，身上像火烧着一般烫热。他用两只手蒙住眼睛，头无力地垂在胸前。他真不知道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他嘴里喃喃地说：“亲爱的人！我要是不失去你就好了……”泪水立刻像涌泉一般地从指缝里淌出来了……

好久，高加林才抬起头。他猛然发现，德顺爷爷正蹲在他面前。他不知道德顺爷爷是什么时候蹲在他面前的。他只是静静地蹲着，抽着旱烟锅。

他见他抬起头来，便笑眯眯地说：“你还有眼泪呢？”接着一脸皱纹一下子缩到眼角边，摇了摇那白雪一般的头颅，痛心地说：“娃娃呀，回来劳动这不怕，劳动不下贱！可你把一块金子丢了！巧珍，那可是一块金子啊！”

“爷爷，我心里难过。你先别说这了。我现在也知道，我本来已经得到了金子，但像土圪塔一样扔了。我现在觉得活着实在没意思，真想死……”

“胡说！”德顺爷爷一下子站起来，“你才二十四岁，怎么能有这么些混账想法？如果按你这么说，我早该死了！我，快七十岁的孤老头子了，无儿无女，一辈子光棍一条。但我还天天心里热腾腾的，想多活它几年！别说你还是个嫩娃娃哩！我虽然没有妻室儿女，但觉得活着总还是有意思的。我爱过，也痛苦过；我用这两只手劳动过，种过五谷，栽过树，修过路……这些难道也不是活得有意思吗？——拿你们年轻人的词说叫幸福。幸福！你小子不知道，我把我树上的果子摘了分给村里的娃娃们，我心里可有多……幸福！不是么，你小时候也吃过我的多少果子啊！你小子还不知道，我栽下一拨树，心里就想，我死了，后世人在那树上摘着吃果子，他们就会说，这是以前村里的光棍老汉德顺栽下的……”

德顺老汉大动感情地说着，像是在教导加林，又像是借此机会总结他自己的人生；他像一个热血沸腾的老诗人，又像一个哲学家；那只拿烟锅的、衰老的手在剧烈地抖动着。

高加林一下子站起来了。傲气的高中生虽然研究过国际问题，讲过许多本书，知道霍梅尼和巴尼萨德尔，知道里根的中子弹政策，但他没有想到这个满身补丁的老光棍农民，在他对生活失望的时候，给他讲了这么深奥的人生课题。他望着亲爱的德顺爷爷那张老皱脸，一双失去光彩的眼睛里重新飘荡起了两点火星。

德顺爷爷用缀补丁的袖口揩了一下脸上的汗水，说：“听说你今上午要回来，我就专门在这里等你，想给你说几句话。你的心可千万不能倒了！你也再不要看不起咱这山乡圪了。”他用枯瘦的手指头把四周围的大地山川指了一圈，说：“就是这山，这水，这土地，一代一代养活了我们。没有这土地，世界上就什么也不会有！是的，不会有！只要咱们爱劳动，一切都还会好起来的。再说，而今党的政策也对头了，现在生活一天天往好变。咱农村往后的前程大着哩，屈不了你的才！娃娃，你不要灰心！一个男子汉，不怕跌跤，就怕跌倒了不往起爬，那就变成个死狗了……”

“爷爷，你的话给我开了窍，我会记住的，也会重新好好开始生活的。刚才我在前川碰见庄里的其他人，他们也给我说了不少宽心话。唉，我现在就担心高明楼和刘立本两家人往后会找我的麻烦，另眼看我……”

“啊呀，这你别担心！就是为了这事，我刚才还去明楼家找了他。我和他爸当年是拜把兄弟，我敢指教他哩！我已经把话给他敲明了，叫他再不要捣你的鬼……噢，我倒忘了给你说了！我刚才去明楼家，正碰见巧珍央求明楼，让他去公社做做工作，让你再教书哩！巧珍说得鼻涕一把泪一把！明楼当下也应承了。不知为什么，他儿媳妇巧英也帮巧珍说话哩。你不要担心，书教成教不成没什么，好好重新开始活你的人吧……啊，巧珍，多好的娃娃！那心就像金子一样……金子一样啊……”德顺老汉泪水夺眶而出，顿时哽咽得说不下去了。

高加林一下子扑倒在德顺爷爷的脚下，两只手紧紧抓着两把黄土，沉痛地呻吟着，喊叫了一声：

“我的亲人哪……”

一九八一年夏天初稿于陕北甘泉，同年

秋天改于西安、咸阳，冬天再改于北京

版权信息

书名：在困难的日子里

作者：路遥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12-01

ISBN：9787530220092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基石

代理队长

优胜红旗

父子俩

不会做诗的人

在新生活面前

夏

惊心动魄的一幕（一九六七年纪事）

匆匆过客

青松与小红花

卖猪

姐姐

月夜静悄悄

在困难的日子里

基石

一

青刚山的高峡深谷中，锤声、钎声混合着巨大的爆炸声，日日夜夜地喧吼着。公路，像一条游龙，在陡峭峻险的峰仞间伸展盘奔。

中午，我从工程指挥部出发，去红岗公社民工营负责修建的十六号桥梁，检查工程进展的情况。

盛夏的太阳火辣辣地烤炙着大地。我迎着一股股刺鼻的沥青味，在软颤颤的公路上艰难地跋涉着。汗水把衣服全粘贴在身上，刺痒痒地难受。望着沟里那一湾清湛湛的流水，真想跳下去痛痛快快地洗个澡。但是，听见前面那一片火爆爆的锤钎声，我反而走得更快了。

等我赶到建桥工地时，民工们已去吃午饭。河边的场地，摆满了大大小小的料石。刚锉打过的新石茬子上，不知一些什么颗粒闪耀着银灿灿的光芒。我望了望架桥的地方：桥基全部挖好，第一层基石已经铺设一大半了。我不禁自言自语地啧啧称赞：“‘老虎营’真是名不虚传啊！”我正想迈步去营指挥处，突然被一阵“叮叮咣咣”的锤钎声拉住了。我赶忙四下搜寻，连个人影子也不见，不觉纳闷了：是谁连午饭都不吃，在敲打什么？

我撵着传来的声音，走向一个小坡下。现在看见了：在远远的小河边，那棵乱石缝里长出的老柳树下，一个光着上身的人正在那里锉打一块石头。他是多么地聚精会神啊！连树阴移开了他一丈多远，都好像没有发觉似的，一股欢实地抡着锤儿。背上一串串的汗珠，就像新石碴上那些颗粒一样，在闪闪发光。

我好奇极了，想尽快看看这是怎样一个人，但他背朝着我，又离得很远，看不清楚。于是，我像要发现一件秘密似的，紧张地走过去，站在了离他十来步的地方——我不愿意马上打扰他的工作。

这时，我看清了：这是一个五十开外的老头，稍有点驼的背，被太阳晒卷起一层层皮鳞，黑黧黧的。花白的头发，让汗水浸拧成一些小绳捻。那握钎的胳膊肘上，亮晶晶的汗珠一滴接着一滴滚落下来，浸湿了地上一小摊石末末，随着锤钎的起落，他面前的石头上，冒起了一股股白烟……不一会儿，他放下锤钎，拿起铁方尺子仔细量了量那块石头，然后，又挺起腰板左顾右盼地看了一遍又一遍。那个神态呀，就像绣花姑娘端详着自己的刺绣品一样，完全陶醉在无比的甜蜜中。我的心一热，不由自主地走近了他。老人发现了他面前出现的倒影，蓦地一个猛回头！我不觉一怔：在他那张皱纹密布的脸上，只有一只灼热、深邃的眼睛在忽闪，而另一只分明是受伤失明的眼睛，深深地陷进了眼眶内。这时，他用右手摸了一把汗渍渍的脸，侧着身问：“哪来的？”

“工程指挥部。”我回答。

“噢，小伙子，过来在树下歇会儿。”他漫不经心地说完后，仍回过头去，操起锤钎“叮叮咣咣”地敲打了起来。

我踌躇了一下，绕过去蹲在了他的对面。啊，刹那间，我吃惊得几乎要跳了起来——老头握钎的左手，只有三个指头！那无名指和小拇指处，只有一块红粉粉的疤。三个握钎的指头，包裹着一层厚厚的老茧，显得格外粗糙、壮实。

“大伯！……”我忍不住叫出声来。

“什么事？”他听见我的叫声，停下手中的活计，用那只深邃的眼睛看着我。

我一时不知说什么是好，结巴地问：“大伯，这……这石头硬吗？”

“硬。”

“这叫什么石头？”我接着问。

“碇石。”

“您打的这块石头是桥上哪个部位的？”

“基石。”他一边说，一边从旁边拿起旱烟锅，点着“吧嗒”了两口递给我，我赶忙掏出“三门峡”牌香烟双手递给他一支，他摇了摇手说：“那不足劲，各抽各的吧。”

这时，我细细地观察了那块基石：它有二尺见方，蓝里透黑的切面上，锉刻下整齐美观的几何图案，每一条锉纹都像墨线打过去一样笔直……谁能想到，这活路出自一个一只眼睛、八个指头的老人手里啊！

我想很快知道眼前这个人物的一切，便按捺住一阵心的跳跃问他：“大伯，您什么时候成了残废的？”

“受伤吗？早啦。”说完这句话，他又拿起锤钎“叮叮咣咣”地打了起来，一锤子一股白烟，一股白烟一片石碴飞溅。“喂，小同志，以后不准你说我是残废！”他补充着说。

看来这是一个不爱表白自己的人，他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了他的工作上。然而正是这一点，却紧紧地攫住了我的心！

我知道再不能多发问了，就对他说：“大伯，咱们一块回去吃午饭吧！”

他抬起头来，手里还摇晃着锤钎，但并不打下去，对我说：“我的饭一会儿有人带来，你快去吃吧！”

从那只灼热、深邃的眼睛中，我感觉到他的感情是那样真切、实在。但是，我没弄清楚：在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

在去营指挥处的路上，耳边一直响着“叮叮咣咣”的锤钎敲打声。老人那张碇石般的脸，那只灼热、深邃的眼睛，以及那块红粉粉的疤，不时在我眼前闪现着……

二

红岗公社民兵营的营长，由这个公社的党委副书记高峰同志担任。他是个顶顶爽快的人。由于经常在指挥部见面，我们已是老熟人了。

他听我说明来意后，一脸络腮胡子笑得直颤：“欢迎啊！”说着便把我拉进指挥处。

指挥处是一间木柴和柠条编织成的简易房子，里外糊了两层泥巴，进了房子，就像钻进热蒸笼一样，闷得厉害。

文书小杨拿了一个大铝盆去给我打饭，我和老高便汗淋淋地在一张脱了漆皮的桌子旁坐下来，攀谈起关于十六号桥梁的建筑情况。

我兴致勃勃地听完他的介绍后，便向他问起那个老头的情况。老高的那两道粗眉毛一扬：“你碰见他啦？”

“他叫什么名字？”我很快地问。

“硬过钢！”

“硬过钢？”我正要回味这个特殊的名字时，老高却滔滔不绝地讲起“硬过钢”的故事来了……

“硬过钢”大名叫宁国钢，“硬过钢”是他的外号。

他是苦蔓蔓上结出的苦瓜，父母在他五岁的时候，就一前一后被地主“宁老扒”折磨死了。他这个孤苦伶仃的孩子夏天光着屁股翻山过沟去讨饭；冬天，穿着邻居做的破皮袄，还是去讨饭。日煎月熬，他的身上，就像那根讨饭棍一样，被地主的犬牙咬得伤痕斑斑。

没等他满十三岁，就又被“宁老扒”拉去扛长工，重复着折磨死他父母的那种苦生活。

历尽磨难的孤儿生活，把他变成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他全部的精神世界都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从不随便流露。

毛主席率领红军来陕北的那年，他心中长久积蓄的烈火被点燃了！一个漆黑的夜晚，他抡起劈柴的大偏斧，砍死“宁老扒”的看门狗，翻墙逃出了地主的院坝，赤脚来到延安，参加了革命。

在革命队伍中，他什么都干过，勤务员、马夫、伙夫……不论做什么，他总是默默地拣重头子扛。

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的时候，他已是一名威武的战士了。

踏上河西的土地，他紧咬着嘴唇，看着荒芜的田园、浓黑的烟火，手中的钢枪都捏出了汗！

战斗马上打响。不到两个月，他就参加了几十次搏斗，一声不吭地在枪林弹雨中冲杀，那根挑弯了的刺刀下，丧了几十个鬼子的命。渐渐地，“硬过钢”的外号就在部队中传开了。

在一次激烈的攻坚战中，宁国钢所在的班负责炸毁敌人阵地的一个前沿碉堡。

他们冒着密集的炮火，爬过一道道铁丝网，来到碉堡下。可是，这座碉堡建筑在一个土墩上，干硬溜光的崖有一人多高，很难爬上去。下面甩上去的手榴弹，马上又滚了下来，只得赶忙用脚踢到坡下。

怎么办？总攻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而敌人的机枪还在疯狂地叫着。

这时，只见宁国钢脸上的肌肉抽动了几下，两手往崖上一托，脊背对着大家，只吼了一个字：“上！”

大家踩着他的脊背一个个冲了上去。他肩胛渗出了血，牙把下嘴唇都咬破了……但当他听见“轰隆”一声巨响后，又抓起了枪，跟着冲锋部队，攻过了山包！可是，就在这次战斗中，敌人的炮弹炸伤了他的右眼，当即被抬回了后方医院……

伤愈后，党为了照顾他的身体，派他回家乡做地方工作。这个从来不爱动感情的人，第一次流下了眼泪：他并不是难受自己失去了一只眼睛，而是难受他不能上前线作战了！

到了红岗乡政府后，共产党员宁国钢还和以前一样，话不多。他给自己做了一条扁担、一把镢头，串走在红岗的几百座大山间，给互助组掏地，给烈军属背柴、挑水……

一九四七年，蒋胡匪猖狂进攻陕甘宁地区，宁国钢马上组织起红岗游击队，重新扛起钢枪，又投入了战斗。

一个风雪弥漫的夜里，他们的游击队被敌人包围了！当时人少弹缺，情况万分危急。宁国钢命令其他人立即突围，自己操起一挺机关枪掩护。

后半夜，当他扛着机关枪奔回宿营地的时候，就一头倒在了战友们的怀里，鲜血染红了衣袖，染红了枪身，他的左手失去了两根指头……

“高营长，饭！”小杨端着一盆黄灿灿的小米饭不知什么时候就站在了我们身边。

“哈哈，你看，我都忘了你还没吃午饭呐！”老高笑着从小杨手里接过铝盆。

我心里翻腾得厉害，没有动筷子。

“老高，宁大伯后来呢？他怎么到这里来了？三个指头怎样学会打锤钎呢？”我连串地问他。

老高笑了笑说：“后来还能‘软’了！解放后，他被评为一等残废军人，组织打发他回宁家山修养。他一回去就把残废金交给了集体，从早到晚身子不闲一下，给集体放牛、锄菜、务果园，什么都干。等庄稼一收割，他就把铺盖卷往场里一搬，拿一根柳木棍，给集体的庄稼站岗放哨……‘农业学大寨’运动一开始，他跑到大队书记家里说了一声‘我要学石匠！’还没等书记说什么，就跨出门坎，跑到城里买了一副锤钎，来到大队水库工地……”

“那三个指头怎样握钎打石头呢！”我不禁脱口说了一句。

“当时，水库工地上的社员都和你一样看待这问题。”老高随手拿起一把蒲扇递给我，自己也拿起一把，先用扇边刮了刮脸上的汗珠子，然后扇着说：“嘿嘿，钢硬不过他，石头哪能是他的对手！他咬着嘴唇，一声不吭，就在那里练，练，钎把上的血磨掉了一层，又染上一层……就这样，终于练成了一名呱呱叫的好匠工！哈哈，谁能想到，这个看来笨手笨脚的老头子，还能在石头上刻花花哩！”老高越说越上劲，手里的扇子也一下赶不上一下地扇着。“水库去年落成，上面留下了‘硬过钢’锉刻的八个大字：‘愚公移山，改造中国’。”

“他怎么来到工地呢？”我问。

“那很自然，他们大队水库修成不久，抽调民工的任务就下来了，他听说是修备战路，没二话，报了头名，第一个来公社集合……”

电话铃响了，老高走了过去。

我呆呆地坐着，耳边仿佛响起了“叮叮咣咣”的锤钎敲打声，那张碇石般的脸，那只灼热、深邃的眼睛，那块红粉粉的疤，又一齐浮现在了我的眼前！

三

吃过午饭，老高到指挥部开会去了。文书小杨引我去建桥工地进行具体检查。

太阳像一团火球，高挂在偏西的天上，山野里风尘不动。

路旁，一簇簇柠条子耷拉着枝叶，小雀雀躲在树丛深处，垂下眼帘，张大着嘴巴。

我和小杨从半山坡上的营指挥处起身，沿着一条盘山小路走着。

两人的手绢都湿透了，脸上还是汗珠直淌。我们索性把手绢装进口袋，任一道道汗水在下巴汇合，然后滴在石末、尘土覆盖的小路上。看见滴在地上的汗点打卷起一粒粒泥团，我们不时相视而笑，一个心照不宣的名词是——挥汗如雨。

“小杨，你熟悉宁大伯吗？”我问。

“怎能不熟悉，我来民工营第一个认识的就是他！”小杨一边说着，一边用右手在下巴上接了一滴汗水摔在地下。

“噢，你第一个认识的就是他？”我感兴趣地问。

“那还是修九号桥梁的时候，我从公社调来在民工营当文书。刚来的那天晚上，我站在一个小石峁上，很有兴致地观看青刚山的雄伟壮丽，说真的，当时我真想写一首歌颂祖国大好河山的诗歌，哟，可惜咱肚里墨水少，心不能如愿，写不成。”他笑了笑继续说，“突然，我发现左边一个小山坳里，有一团红火一闪一闪的。我觉得很奇怪：大家都睡了，谁还在那儿干什么呢？我三脚两步跑过去，一看：嘿，一个右眼失明，左手只有三个指头的老汉正在那里捻钎。我说：‘大爷，您这么大年纪了，又是残……’那个‘废’字还没说出口，只见他猛地一下抬起头，瞪了我一眼说：‘以后不准你那样说！’我吐了下舌头，再没敢说什么。”小杨说到这里，我不觉会心地一笑。

“第二天，我才从高营长那里知道了他的全部情况。随后又去打造基石的一连，了解到他很多动人事迹。比如，收工后，大家都走了，他还在工地上转来转去捡秃钎、钉钉、铁丝，晚上又点起炉子，把那些秃钎捻好，第二天送给别人；中午他从不回灶房吃饭，总是让大家吃完后给他带来一点，他利用来回走路这段工夫，还要多打几场基石……当时，我观看青刚山时那种想写诗的激情又来了，不过，这回转到‘硬过钢’身上了。诗写不成，干脆就来了个‘顺口溜’！”小杨异常兴奋地叙说着。

“你写了些什么呢？”我问。

“我能背下来。”他的脸一红，然后熟溜溜地念了起来：

咱营有个宁国钢，
外号又叫“硬过钢”；
当年战场建功勋，
如今还是老闯将！
不光基石打得好，
其他事也该表扬：
捡铁钉，捻旧钎，
修斗车，编土筐；
上工下工一个样，
大家歇下他还忙！
这真是——
人老心红志更坚，
青刚山高比不上！

“编得挺好啊，而且把‘残废’两个字也避免了。”我称赞地说。

“不好了！”

“怎么？”

“‘顺口溜’抄出去的第二天，我去工地送水。刚走到工地黑板报前，宁大伯正站在那里。他见我来了，就说：‘把水放下！’我一愣，见他表情冷冷的，只好放下担子。他指着黑板报说：‘谁干的？’我说：‘是我。’只见他把手中的锤子一扬，大声说：‘擦了！’我惊得一后退，他又赶忙过来一把抱住我：‘小心水！’我朝脚下一看：乖乖，险些把一桶开水碰翻，就冲着他吐了一下舌头。他笑了，在我的肩头轻轻打了一拳：‘快送水去！’”小杨说完后，乐得“咯咯咯”地笑起来，从裤口袋里掏出湿手绢拧了一把，一下又一下擦着脸上的汗珠子……

我顺手扯下路边的一片苦菜叶，放在嘴里嚼着。苦味一刺激，浑身一阵清凉。

我在反复思忖：宁大伯这样的人，为了我们的今天，曾付出过血和生命的代价；而今天，今天照样为建设社会主义流血流汗。但他们从不因此而炫耀自己，只是一步一个实脚印地为革命操劳着，年年如此，日日如此……这是一种多么伟大的精神啊！我们中国革命的大厦，不正是这样的精神、这样的英雄建造起来的吗？而我们这一代人，又怎样才能把这种精神接过来，传下去呢？！……

“你看！”小杨兴奋的呼叫声，把我从沉思中拉回。

在我们的眼前，展现出了工地那种特有的热烈场面：空中飞旋着斗车，地上跳跃着夯桩；河滩上，料石、毛石摆得密密麻麻，每一块料石前，都坐着一个飞锤晃钎的匠工。夯工、运石工的号子声夹着炒爆豆似的锤钎声在轰鸣，而这些声音又在山峡石谷中响应起回声，组成了一部伟大的劳动进行曲！

我的眼睛左右扫视着，从近处一直到远处，张望，寻找，极力想在繁忙的人群中，发现那张碇石般的脸——我是多么想看见他啊！

离工地还有点远，我没有能发现他，但我知道他一定会在人群里，于是火急急地对小杨说：“走，快到工地去！”脚步没等话音落，就冲了出去。

小杨理会我的心思，在我的身后气喘喘地说：“宁大伯一定在铺基石，咱先到桥基上去！”

我们一路小跑来到铺桥基的地方，独独不见宁大伯。

小杨先把我介绍给一连长，并说明了来意，然后就冲着问他：“宁大伯哪里去了？”

“医务所。”

“什么？！”我俩同时吃惊地叫了起来。

一连长一字一板地说：“刚才两个后生抬来一块石头，刚要往下放，石头就偏溜下来，眼看要打在老周的脚上，老宁一步冲过去把老周推开，自己的脚背却叫石头削了一块皮肉。不管他愿意不愿意，硬把他拉走了。”

听完他的话，我和小杨的眼睛都热了。我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激动，对一连长说：“咱们开始工作吧！”

四

深夜十二点了。

我把十六号桥梁工程进展情况以及存在问题的书面报告写完后，走出了营指挥处的柠条门。

漆黑的夜空搅拌着浓重的乌云，天气更加闷热了。

我站在房门前，心里牵挂着宁大伯的伤势，没一点睡意。

“轰隆隆……”西方传来一声暮沉沉的雷。

“要下雷雨了。”我轻叫了一声，准备回去睡觉。刚要转身，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宁大伯在老柳树下打的那几块基石离河那样近，稍微起个水，不就会被冲走吗？……不行，得赶快搬到高处！我想马上把小杨叫起一同走，但听见房子里那香甜的鼾声，不忍心打动他，于是，就一个人向山下走去。

“嘎啦啦！……”一串炸雷从头上滚过，接着，狂风呼啸着卷来了。

我尽量凭白天的印象，跌跌撞撞地在这崎岖小路上攀摸、行走。

天空划过一道明晃晃的闪电，接着，又是一串“嘎啦啦”的响雷。雷声一过，头上像打漏了千百只水缸——大暴雨来了！

我恨不得一步飞到老柳树下，心急如火，竟跑了起来。还没跑两步，就不知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一个跟头，“骨碌碌”地滚了下去。

我昏糊糊地停落在一个积满了泥水的小坑里。雨水泼得连眼睛都睁不开，脸上什么地方大概摩擦掉几块皮，火辣辣地痛。我顾不了多少，一闪身爬了起来！

河水已经开始呜咽。我仔细辨认了一下：已经到了沟底！心里不觉暗暗感谢刚才那一跤呢！

我跑着、跳着向老柳树下冲去。

不知摔了多少跟头，终于来到了我急切要到的地方。

河水已经在咆哮，但还没有到达老柳树下。

我急忙蹲在地上去摸那几块基石。摸来摸去，身上不觉出了一身冷汗：一块也没啦？！

我站起身来，一阵恍惚：基石哪里去了？收工时，我还特意来过这里？在宁大伯今中午打的那块基石上坐了一会儿呢！

“哗啦……”洪水已经扑到了脚下，溅我一身泥。

“河水在上涨，看来很快就要到坡上的，那大片打好和没有打好的基石就要……”想到这里，我又跑着、跳着向坡上冲去。

天，像锅底一样墨黑，雨，在猛烈地倾倒着。脚下的平地上，奔窜着无数条溪流。

我的脚碰上了第一块基石！接着，我就闭着眼睛（即使睁开也无用），摸着一块块基石，慢慢地向河边走去。我多么希望洪水和基石间有一段距离啊！

水吼声越来越大，我感到面前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终于走在空滩上了！我不由一阵高兴。

“哗……”一个浪波在我脚下漫过，我一后退，猛然，身上像触了电：脚下有块基石！我腰一弯就去扛，又一个浪波打了过来，我“啊呀”了一声，就被洪水吞没了！

大学游泳池里学会的游泳技术，在这狂咆的洪水里一点也无用。我在岸边的泥水里挣扎着，两只手在空里乱抓，极力想抓住什么，却不知被什么钩住了领口。我立即用双手抓住了它，就在这一刹那间，我的心“腾”的一下：手！一只三个指头的手！

只听见岸上那熟悉的口音说了一句“冒失鬼”就一把把我拉了上来。我一下扑在他的怀里，搂住他的脖项。“刷”的一道闪电劈照过来——啊，我看清了：那张碇石般的脸，那只灼热、深邃的眼睛！

“宁大伯，您的脚？”我在河涛的暴吼声中大声问。

“不要紧！”他大声回答。

“柳树下的……”

“搬啦！”

“啊？……”一切，我都明白了。

“哗……”洪水已经涌到了脚下，宁大伯一把推开我，命令似的喊道：“快叫人！”

“你……”

“快！”他吼了我一声，扛起一块基石一跛一跛地向坡上走去。

我刚跑了几步，就听见一阵“嘀嘀答答”的号声在暴风雨里传播开来！

一道道手电筒的光柱，切割开了漆黑的夜空，人群排山倒海地冲到了锻石场！顿时，沸腾起一片喊声、脚步声、“吭唷”声……

我扛着一块基石，一边跑着，一边向身旁的人吆喝着“小心，小心”。突然，肩上的石头被一个人抓了过去，我一回身：“啊，老高！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刚才。你见老宁了吗？”他喘着气问我。

“见啦！”我把刚发生的事简单向他说了一下。

“哈哈，这个人！”老高一边笑，一边大声说，“半夜里医生向指挥部‘报案’，说他偷跑了！”

老高收住了笑，对我说：“指挥部让你马上回去，有紧急事！”

“现在就回去？”我问。

“嗯。”老高把手电筒塞到我手里，一转身就不见了。

大部分基石已经脱险，但是战斗并未停歇。人们继续来回奔跑着。

我用手电筒照着每一个从身旁跑过的人，仔细瞅看是不是宁大伯。

十来分钟过去了，还没发现他。我的嗓门眼不由得一阵热辣辣的。望着人影晃动的锻石场，我喃喃自语：“夜黑，人稠，今晚上是很难和您相遇了！……”

我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十六号桥梁工地。

一个月以后，十六号桥梁胜利竣工了。

我跟随指挥部祝贺团，来参加通车典礼。

一根根矗立的桥墩，在山峡间托架起一道长虹。宽阔的桥面上，锣鼓雷吼，红旗飘飘，一辆披红挂彩的大卡车，穿过欢呼的人群，徐徐驶过了大桥。接着，一辆，两辆，三辆……一条车的长龙飞过了雄伟的十六号桥梁！

人群里，我找到了高营长，一把拉住他的手，第一句就问：“宁大伯呢？”

“前几天已经走了！”高营长笑着说。

“什么？！去哪里啦？”我着急地问。

高营长朝东指了一下：“到关键工程长流河桥梁准备基石去了。”稍停一下，他又说：“他们是‘先头部队’，再过两天，我们全部人马就都要开过去啦！”

我伫立在大桥上，向着东方极目远眺——青山无边沿，大路望不断……这时，一个强烈的感想已经在脑海里形成：宁国钢，不正是革命大道的长桥上，一块比钢铁还坚硬的基石吗？而这样的革命基石，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何止千千万万！

*原载《山花》1973年5月23日，总第15期。

代理队长

赵大娘站在畔上，两只手捏弄着围裙，眼盯着对面山上那条小路，嘴里叱叨着：“什么时候了，人家早拾掇了碗筷睡了觉，还不见那死鬼的影子……”

太阳，在头顶喷射着强烈的火焰。黄土高原这个小小的山村，宁静得无一点声响。

六月啊！这是一个多么关键的季候：麦子等着抢收，秋苗盼着喂水，人们每天都是起鸡叫睡半夜地在地里泡着，操劳着，疲乏到了极点。午饭后这一阵香甜的小憩，谁连个梦都不做。

窑檐影子已经变成了窄条条，小路上还是什么也没有。赵大娘轻轻地叹了口气，转回到自己窑里去了。

南山上，一个光着上身，赤着脚片子的老头，背着一捆苜蓿蹒跚着下来了。他，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微微眯瞌着，以防额上的汗水浸入。在那一脸松针胡子上，黑黧黧的胸脯上，弯曲的胳膊肘上到处都挂着汗珠，窜着汗流，浑身上下冒着热腾腾的气。

这人就是赵大娘的老伴、赵湾生产队的贫农社员——不，代理队长——赵万山。

这赵万山说话少，管事多，在这一带是出了名的。不过他只管外，不管里。生产队场边抛撒几颗粮食，他都能发现，一粒一粒捡起来，放在手心里吹掉土。装在集体的口袋里。如果谁家的猪跑到生产队的庄稼地里，他手里捏几块土疙瘩，连追带打。把人家的猪追回圈，拉上门，还要把主人叫出来，喘着粗气说：“再要叫猪跑到地里，我非把猪腿打折不行！”至于自己家里鸡下了多少蛋，猪掉膘了没有，这些“内政事务”，他很少查问，为这些，能干的赵大娘对他有意见得太大哩！有意见你有意见，赵万山还是那样：说话少，管事多；只管外，不管里。

今天一大早，生产队长贺虎去公社开会，临走时对大家说：“我明天才能回来，这几天活路正紧张，看谁把队长代理一天？”大伙七嘴八舌地说：“就让赵万山代上！”

赵万山一句话没说，操起榆木棍，敲响了上工钟。接着，他把全队人马安排成三路：一路锄草，一路放水浇地，他自己带着一路去割麦。

赵万山把苜蓿放在饲养室门前，用毛巾擦了擦身上的汗水，这才不紧不慢地向自己家里走去。

一进门，赵大娘瞅了他一眼，说：“还晓得回来哩？！你人挣气，肚子可不给你挣气！”她见赵万山不说话，就一边给他倒丝豆汤，一边继续说：“你一不当官，二没补贴，常出那些外余力顶什么！你看看这顿饭吃到什么时候啦？”

赵万山正要擦火柴抽烟。听老婆数说他，便把烟锅从嘴里拔出来，瞪着眼睛说：“看你说些什么话！给社里多做一点活儿，是为了当官挣补贴？！死脑筋！”他点着烟吧嗒了两口，不在意地说：“贺虎开会去了，我今儿给他代理当队长。”

“代理，代理，代理一天队长还耍你那二百五！亮红晌午，你不给那牲口砍苜蓿不行？人家常是后晌派一个人去砍，你收了工不回来吃饭……”

“你瞎唠叨啥？活计这么紧，能节省一个人力就节省一个！等连阴雨把麦子沤在地里，你这死脑筋就高兴了？！”

赵大娘“扑哧”一笑：“好，好！就数你能！你那外余力出得有理，快吃饭吧！”说着，把筷子往他跟前“啪”的一放。

赵万山磕了烟灰，随即端起了一碗红豆角角菜，用筷子扎了一个白面馍，正准备下口。突然，他透过窗上的玻璃，瞥见他的堂兄赵有贵扛了一捆干酸枣刺晃了过去。他不禁一愣，心想：赵有贵不是中午照水坝吗？这会儿不在，那水漫过坝堰咋办？再说，他那捆干酸枣刺是哪里来的？……坏了，准是后渠羊圈门上的！赵万山放下碗筷，三脚两步冲出了门坎。

“死人！你又到哪里去？！”赵大娘困惑不解地在窑里喊着。

“寻赵有贵去！”老汉在院外回答。

赵大娘无可奈何地把饭收拾到锅里，坐在小板凳上，轻轻地叹了口气。

赵有贵是个一辈子没成家的单身汉，旧社会给国民党当了几年兵，养成了好吃懒做的恶习，并且手脚也不太干净。平时，别说是给队里好好做活，就是个人的自留地，也常是草长得比庄稼高。赵万山常指教他这个同族，但赵有贵总是今天宣布洗手不干，明天又旧病重犯。

今天，赵万山分配他去后沟的自流水坝放水。本来这是个轻便营生：放水时，拔开水眼，顺便在渠上跑一跑，看有没有漏洞；中午不放水了，就在水坝上照看着。防止坝里水过堰，后晌上工时来一个人再顶他去吃饭。可赵有贵乘中午人睡定了，却悄悄离开水坝，把压在羊圈门上防备狼的那捆干酸枣刺扛回家。

“好我的万山兄弟哩！当时就烧不开了，贺虎不在家，你就饶了这一回，本家本姓的……”赵有贵的音调。

“滚远！你不会上山自己砍一点柴？不要磨牙了，送回去！水过了坝堰有你好看的哩！”赵万山斥责的声音。

赵大娘从小板凳上站起来，手里不断地捏弄着围裙。这时，她透过窗子上的玻璃，看见赵万山扛着那捆干酸枣刺走在前面，赵有贵耷拉着脑袋跟在后面，朝后沟走去。

赵大娘长长地叹了口气，转过身往灶里投了一把碎柴，晃悠悠地拉起了风箱……

赵万山还没踏进门槛，赵大娘便嚷开了：“算了吃这顿饭啦！”嘴里嚷着，手里却揭开锅盖麻利地往盘子里拾馍馍。她一边拾，一边继续嚷着：“代理人家当一天队长，不知你管些什么！代理，代理，把劳动生产代理一下就对啦，惹那些人干什么！”

赵万山气头来了：“代理队长就什么也要管！代理要管，不代理也要管！不光要管赵有贵，还要管你！”

“我情愿你咋样管理！赵有贵那号人你管他做什么？那是个死黑皮，小心往后咬你一口！”赵大娘一边端饭一边说着。

“咱不歪门邪道，怕他什么？！”赵万山端起饭碗出了门，向院外那棵槐荫走去。

他刚蹲下咬了一口馍馍，突然像被蜂蜇了一下，“腾”地跳起来：一渠水满满地淌了出来！糟糕，一定是水口脱了！他把菜碗往地上一撂，把咬了一口的馍馍往怀里一揣，跑进窑里拉了把铁铣，风一样窜出了门。

“又咋啦？”赵大娘手忙脚乱地追了出来。

“水口脱了！”赵万山边跑边说。

“把其他人叫醒去堵吧，死人，你还没吃饭哩！”赵大娘慌乱地捏弄着围裙。

“不要叫！众人都熬得要命，让他们多睡会儿！”赵万山头也不回地跑了。

赵大娘叹着气转回到屋里，对着炕上的一盘子饭菜发愣。

赵万山气喘吁吁地跑着。他终究老了，加上又累又饿，等到了水坝，几乎昏晕了过去。

水坝上，不见赵有贵的人影子，只见水口子的泥块全都豁了，碗口粗的一股水直往外窜。

赵万山一下扑在水口子旁边，甩过铁铣，双膝跪在烂泥里，用手捧起一把把泥浆，使劲地堵住了水口子。

随后，他抓起铁锨又反转身直奔村前的玉米地。他知道这股水到了地里，会把那些血汗筑起来的畦园地冲得七缺八豁。本来，把水渠中间的闸门拉开，让水流到沟里就没事了，但六月里的水啊，滴滴都宝贵！谁忍心浪费？

赵万山胸口像塞了一块火炭，两条腿已经疲乏得难以起动，全身又洗了一次“汗澡”，但他还是跑着，与奔流的渠水争时间。

他正跑得起劲，忽然，发现路下边的一棵柳树下睡着一个人——啊，是赵有贵！

他从路上跌撞着跑到柳树底下，朝赵有贵的屁股就是一脚：“你死下啦！”

赵有贵神经质地一蹦起来，瞪大了迷糊着的眼睛。

“水快跑光了！你这个二流子！”赵万山狠狠瞪了他一眼，车转身子就跑了。

赵有贵还没完全清醒过来，糊里糊涂地向水坝跑去。

等赵万山急忙赶来时，水头已经越过了上午浇过的畦园，向四面漫溢着。他一纵身就从路上跳到玉米地里，不料，那个咬了一口的馍馍也同时跟着从怀里跳了出来，滚落在地上！他赶忙弯腰捡起来，使劲地吹着上面的土，哪能吹掉呀！本来就热腾腾的馍馍，又被汗水浸得湿渍渍的，上面粘上的土变成了一层泥巴。

“咳！”赵万山丧气地摇了摇头，把这个粘满泥巴的馍馍，随手放在了玉米地一棵小枣树的杈上，提着铁铣又往流水泛滥的畦园奔去。

到了跟前，他顾不得喘口气，马上把水头拨进没浇过的一畦，又东一铣，西一铣地铲来土，加高那积水过剩的畦园。

干完这些后，赵万山浑身瘫软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他把水拨进了另一畦，便双手拄着铁铣把，靠在田埂上。火辣辣的太阳烤得老汉头昏眼花，早已饥饿了的肚子，这会儿“咕咕”地叫得更欢了！

这时，小路上走来了赵大娘。看那份神态，准是要大喊大叫的。

她走到赵万山跳下去的那个地方，正要扯开嗓门，突然，小枣树杈上那个粘满泥巴的馍馍撞进了她的眼帘。啊，一股热辣辣的激流涌上了她的心！两行泪水在那张皱纹脸上不断线地淌……她猛然觉得，阳光下，她那光着脊背的丈夫，是一位多么了不起的先进啊！

赵大娘用围裙揩去脸上的泪痕，溜下土塄子，急匆匆地向赵万山走去。

她到了他的身边，用亲昵的声调说：“代理队长，你这营生叫我代理上，你回去吃饭吧，菜和馍馍都在锅里热着哩！”

赵万山把铁铣交给他的老伴，用手搭个凉棚，抬头望着太阳，说：“已经过晌午了，这工作你可以代理上。我得和大伙一块儿上工了。”

他走过去在小枣树杈上取下那个吃了一口的馍馍，用布衫襟子揩掉泥巴，走一步，咬一口，向村前老柳树上那口古铜大钟走去……

*原载《山花》1973年7月16日。

优胜红旗

雨，淅淅沥沥地下了一夜。

老槐树上清脆的钟声，回荡在村庄的上空，唤醒了熟睡的人们。

二喜钻出热烘烘的被窝，隔着窗子听了听，檐水还滴答着，雨还没停。

他伸了个展腰，把浑身各个“关节”，弄得“叭叭”作响。

他重新依在枕头上，袒露着黑红红的膀子。一股喜气爬上了那张年轻的脸——他的思想又回到了前些日子……

前一晌，在大队开展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热潮中，农田基建队分了两个组：一组由大队党支部委员石大伯领导，另一组由他这个团支部书记领导。两组龙腾虎跃地展开了一场热火朝天的竞赛。在那些日子里，大家都是“天不明起身半夜里回，两手老茧一身泥”。工地上，歌声笑语，人来车往，交织着一片镢头和铁锨的闪光；拍打梯田塄子的“乒乓”声，像六月里连枷上了场，震得崖畔直吼叫。

工地黑板报上，那两条表示进度的红粉笔线，在交替上升着。

石大伯真不愧是个吃钢咬铁的老汉。别看他身架瘦小，力气却大得惊人，周围几十里路上，谁不知道他的名声！

他使用的铁锨又大又重，别人拿上干一天，累得腰困腿乏，可一到他手里，就像拿起他的烟袋锅那样得心应手。你看他那架势：一条腿撑着，一条腿蹬着，两只铁钳似的胳膊，把个沉甸甸的铁锨甩得圆舞舞的，汗水把那件老布褂子都湿透了。他打过的梯田塄子，硬得像铁壳壳。他一边拍打，一边还向大伙招呼着：“胳膊上用点劲！”“打结实！”……那股子劲头呀，真叫他这后生怯火。

但是，二喜这个小牛犊子怎能服输：你“石匠”光穿个小白褂子，咱就脱个精身子；锨没你的大，你拍一下，咱就拍两下，反正要赶到你头里！组里的这把子人马，也真争气；干起活来，一个个呱呱叫……终于，他领导的组比石大伯领导的组，提前一天完成了任务。

由于这几天生产任务紧张，大队一直没机会开会，发“优胜红旗”的事已搁了好几天。下雨不能出工，正好开会，这是老规程。再说老支书昨天从县上开会回来，今早上开会，十拿九稳。想到这里，二喜一个鱼跃坐了起来，穿好衣服，“腾”地跳下了炕。

开会的钟声真的响了，二喜微微一笑。他把烟锅往口袋里一揣；顺手拉开门栓，便踏入蒙蒙的雨雾中。

当二喜走进挂着“跃进大队革委会”木牌的窑洞时，窑里还空朗朗的没有一个人。

他坐在炕栏上，香喷喷地抽着烟。瞧着墙上那面“优胜红旗”，他的心，不由得喜滋滋的。他真想过去摸一摸那光闪闪的绸面，看看它是不是和家里的锦花被面一样粘手。

门外几声咳嗽，打断了他的思绪。老支书和大队会计三宝，说着话进了门。看见他们俩，二喜明白了：今早上开的是干部会。

三宝一进门，就捅了二喜一拳头：

“这蛮牛小子，还真有两下，把‘老石匠’都赢了！”

“你小子敢的话，咱两个也赛一回！”二喜笑嘻嘻地还了三宝一拳。

两个年轻人的几句戏笑话，没有逗乐老支书，他紧皱着眉头，在思索什么。

各生产队长都陆续来了。

开会前，少不了一些“乱弹”，大伙你一言，我一语，把个会议室闹得热腾腾的。

二喜一边轻松地抽着旱烟，一边瞅瞅会议室里的干部。这时，他发现石大伯还没来，心想：平时开会，他都是第一个到场，怎么今天……这个“优胜”……

老支书刚要像往常一样，说一声“言归正传”时，发现石大伯还没来。就问和他挨门住的一队长栓虎。栓虎说：“他那关节炎的老毛病又犯了。昨天黄昏，我见他一跛一跛地在我们队的场里垛糜草，我让他回去休息，他说你来了正好，咱们一块垛完它。还说他腿上的‘气象站’预报晚上有雨，这点散草不垛起来，会被雨沤坏的。今早上大概腿又痛得不能动弹了，我也没叫他。”

老支书着急地听完了栓虎的报告，脸上显出了不安的神色。他叫大队“赤脚医生”三宝吃完早饭后，立即去给石大伯扎针。随后便宣布开会。

老文书首先传达了县委“关于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活动”的精神，慢慢又把话题转到大队前一段的竞赛活动上。他表扬了全队社员在这个运动中所表现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中间几次提到石大伯和二喜的名字，二喜不由得耳门子一热。

老支书渐渐地提高了嗓门：“要让大寨之花开在咱队的土地上，就得先让大寨之花开在咱们的心头。我们现在开展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也要发扬大寨人的精神，大寨人的风格，不为名，不为利，一心为了共产主义。不要把劳动竞赛搞成锦标主义。广播里不是常说，现在世界上打乒乓球都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嘛！”

老支书的滔滔话语，压住了窗外的风雨声。

老支书接着说：“咱们农田基建队的第一轮比赛已经结束，等天一放晴，就在工地上开大会，把县委的指示精神传达给每一个社员，顺便也就把‘优胜红旗’发了。”

老支书讲完话后，大家又商量了其他几件事。

散会后，雨还在没完没了地下着。

二喜跨出队革委会的大门，在回家的泥泞小路上，一步一滑地走着。

秋末的田野，恬静极了。一缕缕青蓝色的云雾，缠绕在远处的山腰上。地里那一片片金黄色的浪涛，早已被勤劳的人们收拾得干干净净，只有那一排排的庄稼茬茬，披挂着晶莹的水珠珠。

二喜一边艰难地走着，一边盘算：天一放晴，他就要在工地上当着全队社员的面，代表小组，从老支书手里接过那面红光闪闪的“优胜红旗”了。那时候，全组人马都会乐呵呵的，调皮的铁蛋准会高兴得翻个跟斗！是的，谁说不应该高兴呢！这是大家艰苦奋斗的结果呀……

二喜越想越热乎，头上的毛巾下面，已经沁出了一层小汗珠，他索性把扣子解开好几道。此时，他竟改变了回家的念头，大步向老高山基建工地走去——他要在那块亲手整治好的土地上转一圈，看一看他和石大伯，和全体基建队员在陡斜的山坡上，用血汗筑起来的“盘山龙”。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充分抒发他此时的激动心情。

现在，如果有谁和这个小伙子一块走路的话，你会撵不上他那轻巧得像风一样的脚步。

老高山离村子并不远，不一会，二喜便兴冲冲地爬上了梯田畔。眼前的一切，使二喜那股子高兴劲，霎时跑到了九霄云外，一身热汗变成了冷冰冰的凉水！

他伤心地看见：北面，石大伯组修的梯田整整齐齐，在风雨中巍然不动；南面，他们组靠山头的两条梯田坎，经不起风雨的冲刷，塌开了三四个豁子……

二喜麻木地站着，脑瓜里像钻进一群蚊子，嗡嗡直叫。

突然，一阵“乒乒乓乓”的声音，把他从呆迷中惊醒，他仔细听了听，这声音是从塌了的梯田塄下面传来的。

他紧走几步，来到一个小土峁上。天啊！他真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那不是石大伯吗？

是的，这人正是老支委石大伯。他正挥舞着他那沉甸甸的铁锨，铲掉倒塌了的田坎，准备重新修筑。那斑白的头发和胡子上滴着水珠珠，雨水淋透了的粗布衣，被风吹得贴在身上，显得更加瘦小了。但是，此时这个瘦小的老头，蓦地在二喜的眼睛里，变成了一尊巍然挺拔的铁塔！二喜的眼睛模糊了。石大伯那一字一板的话语，又响在了他的耳边：“年轻人，干活可不能马虎啊！你们好胜心强，这不是什么缺点，但是要一步一个脚印去争取胜利。毛主席说，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几个字少了那一个也不行，可万万不能图快不顾好啊！……”

眼前的情景，使二喜痛苦地回忆起一桩往事……

那天，太阳刚刚偏西的时候，他们组的梯田已接近最后完工，而石大伯组好几条田坎还没动一锨土。看来，得这一轮比赛的“优胜红旗”是无疑问了。就在这个时候，石大伯过来和他“对火”抽烟。

火对着后，他噙着烟锅，正要挥锨接着干时，石大伯却一把拉住他：“歇会儿吧，蛮牛小子，把老汉撵得连气也喘不过来！”随着一串爽朗的笑声，一只温暖的手搭在了他的肩上。

“看了你这股‘牛’劲，大伯打心眼里高兴！往后可要多注意点身子；年轻人，使劲的日子还在后头呢！再过一些年头，咱们村，咱们陕北都要变成‘花果山’、‘米粮川’了。为了这一天快快来到，咱们要一辈一辈苦干、实干下去！”石大伯疼爱地抚摸着他的肩头。

“石大伯，你……”

他清楚地记得：当两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闪烁的目光碰在一起的时候，四只结满老茧的手，是那样紧紧地、紧紧地握在一起……

“完工以后，把老镢、铁锨、土车子都收拾到‘山窑’里，不然，风吹雨淋会损坏的。”石大伯叮嘱以后，便向他们组的工地走去。

没去多远，石大伯就呐喊他过来。

“你看，这儿‘夹生’了。”

“啊哟！”二喜惊叫了一声。可不是嘛，不知谁把好多干土块拍在了梯田塄坎上。

“这塄坎不结实，应该返工。”

“返工？”现在好容易赶在了前面，如果返工，那……可是，这“夹生饭”也不能吃下去啊！突然出现的情况，随即勾起的矛盾心情，使他不知如何是好，顿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二喜，要盖高楼大厦，一砖一瓦都不能马虎！”石大伯一字一板地说。

他的心口火烧火燎地难受。

稍停了一下，石大伯又说：“家具不够的话，过来拿上几把。”说完就离开了。

他气呼呼地把全组人集合起来，问这营生是谁干的，大家都说是铁蛋推土车时，把几车子干土块碰翻在新挖的湿土里……

太阳隐没在火红的晚霞里，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今晚上再不能叫同志们夜战了。可是，这是节骨眼啊！”他反复考虑着。

一会儿，眉头上那团疙瘩舒展开来了，他笑了，立即吹响了收工哨子，让大家回去休息，自己装着收拾工具，留在工地上。

当众人的影子远去的时候，他挥起铁锨，把梯田塄坎上一块块干土剜了下来，又把一锨锨湿土补了上去……就这样，从暮色初罩，一直干到夜半鸡叫。

他总以为这两条梯田不会出麻达了，可是现在……

二喜站在风雨中，火燎似的难受。他现在才清醒了：不除去内部的“夹生”，再结实的塄坎也要塌陷的。他悔恨自己为什么当初不听石大伯的话，重新修整这两条梯田坎！

他带着内疚的心情，转过了身子，“蹬蹬蹬”地冲下山，向老支书家里跑去——他要向老支书诉说这一切……

不多会，老槐树上的钟声响了。老支书扛着镢头和二喜一起向老高山走去。

他俩赶到工地时，石大伯还在那里挥舞着铁锨，“乒乒乓乓”地收拾着梯田塄坎。

社员们闻讯后，也都纷纷拿着工具来到了工地。

老支书紧紧地握住石大伯那双结满老茧的手。他感觉到：在那湿淋淋的老布衫子后面，有一团火在熊熊燃烧。此刻，一连串熟悉的身影，迅速地闪现在他的脑海：扛长工时，那个和他一同吞粗糠、睡马棚的伙伴；土改时，那个赤着脚片子和他一起斗地主、分田地的“石委员”；打胡匪时，区游击队上那个带伤炸毁敌人汽车的“石老虎”；成立互助组、合作社时，那个报头名的“石带头”……从陕北闹红到现在，风里雨里几十年，这个人称“石匠”的共产党员，就像一块“金刚石”那样，实扎扎地铺垫在革命大道上啊！

老支书激动得有些颤抖，他脱下自己的棉袄，披在石大伯的身上，千言万语只说了一句：“老石，快回去暖暖身子吧！”

石大伯抹了一把脸上的汗说：“大家都来了，我怎能下‘火线’？咱就一块干完它！”

这时，二喜眼角里噙着激动的泪花，不知说什么才好，默默地站在石大伯跟前。

石大伯拍着他的肩膀，一字一板地说：“现在咱一搭里刨掉旧的，重修新的，让它永远不要塌陷！”

老支书一个“干”字没落地，一把把明晃晃的老镢、铁锨，早已冒着雨丝，向塌陷了的田坎开战……

浩荡的东风吹退了云层，雨，停了。

在金灿灿的阳光下，被雨水泡塌的梯田坎，又重新站了起来，一层层盘上了高高的山顶。

战斗结束后，老支书展出“优胜红旗”，望着一张张冒着热气的脸，像是在问：“把它发给谁？”

二喜第一个放开嗓门呐喊：“发给石大伯！”

接着，大家一哇声地呼应：“发给石大伯！”在老支书身边，石大伯一手握着那把沉甸甸的铁锨，一手拉着二喜，又是一字一板地说：“‘优胜红旗’还是发给二喜他们组。后生们那股子虎劲，是咱闹革命的宝贝。年轻人出点岔子怕什么？只要敢打‘牛筋石’，就能炼出好匠工！”

大伙一哇声：“还是发给石大伯！”

老支书点点头，深情地把红旗交给石大伯。

石大伯看了看耀眼的红旗，又用深沉的目光望着大家说：“这面‘优胜红旗’，应该插在战场的最高处，让大家时刻不要忘记，我们应该怎样争取它！”

*原载《陕西文艺》1973年第7期。

父子俩

掌灯时分，黄河的涛声渐渐地涨高了。

一只手电光向渡口劈面照来，夜色中，像一柄明晃晃的剑。和往常一样，是民兵队长高三星察视渡口来了。

他两腮鼓鼓的，一副随时准备和人吵架的淘气模样。他有力地迈动着脚步，不断有些风干了的黄泥巴，从他赤裸的腿上掉下来。

离河边约摸二百码的地方，手电光罩住了一个苍头发老汉。呀，这是他爸嘛！

“怪事！你是前几天去河东镇子上看病的嘛，可肩胛上的麻袋里沉甸甸地背了些什么？”三星望着父亲，心里盘算着。职责感使他的神经系统很快地进入戒备状态。他本想先问候问候老人的病情，可嘴里不由得带着盘查的口气问：“你这是背了些什么嘛？！”

老汉被手电光照得眼花缭乱，听见问话，才知道是儿子，便火气十足地说：“胡照啥哩，灭了！……给自留地闹腾的一袋化学肥料，怎？！”他眼珠子瞪得老大。

听父亲一说，三星立刻警觉起来。再没有比他更了解父亲了！旧社会半庄稼人半小买卖人的渡口生活，给他的思想过多地留下了旧意识的痕迹。“有空不给自己打个小九九，那是实憨憨！”老汉常情不自禁地说那句说惯了的话。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曾严重地震撼了他几十年养练成的生活哲学。但精神上的那个“复杂的结构”只塌倒了一些重要的支柱，要全面崩溃，大概还需要巨大的力量和相当长的时间哩。

三星这阵儿想：“化肥是国家统一分配物资，这袋化肥肯定是从那些可恨的投机倒把分子手里转来的。按规定应该收公！”

“这可是你老子！”他好像看见那些平时说他麻糜不分的人，正对他讥笑。

“自己的老子又偏咋？！干革命，就不能徇私情！真是！”他心里对自己大声呐喊。这来自心灵深处的呐喊声，使他浑身的血液加快了循环，顿时产生了无比的激情和力量。

当一个人的思想精神被崇高的动机占据了的时候，他的所作所为就会是无所顾忌的。

共产党员高三星情绪激动地对须发苍苍的父亲说：“走，背到公社派出所去！”

老汉嘻嘻一笑，说：“别给老子唱戏了！”

说完留神一看，儿子那张严肃沉着的脸分明不是“唱戏”嘛，这才一下子慌神了。

老汉精明了一辈子，可这阵儿精明气跑光了。他目瞪口呆地望着这个入党才一年的儿子，一时不知说啥、做啥。呀呀！他总不能嘻皮笑脸地凑上去，给自家的儿子递一根纸烟嘛！

“我把你这个糊脑子！你想把你老子整造死？”他心里喊着，脑瓜里转着。

现在转“开”了。他威严地咳嗽了一声，带着父亲对子女的那种家长优越感，十分气壮地对儿子吼道：“我把你这个龟孙子！人家的狗往出咬，你狗日的尽是往回咬哩！自留地收回来的五谷扎你的喉咙哩？咹？”说着丢下麻袋，顺手脱得一只鞋，眼看就要动武了。

比老汉高一头的儿子，像一根石柱子钉在地上动也没动。他只是扑闪着一双大眼睛，带着嘲笑的神气看着老汉瞎诈唬。冲突双方相持不下了。

但是，“均势”只维持了一个很短的时间。原来处于进攻地位的一方，凌人气势急骤直下，很快地败啰！

老汉手里的那只钉皮掌的黑条绒鞋掉在了地上。他感到，这只鞋的力量根本不是儿子的对手。光那两道目光就像两条厉害的鞭子啊，抽得他老汉抬不起头来！

三星走近父亲一步，对神情已经沮丧的老汉说：“爸爸！其他人的不法行为在这里通不过去，说句实心话吧，你更不得过去。就这！”

“哎呀呀，我又不是投机倒把嘛！到了派出所，赔钱不算，丢人事大！”老汉抬起苍头，样子可怜地说。

“不行。”

“再不了，就这场了，高抬你的贵手！”老汉求饶地说。

“不行。”

“就这场了嘛！啊……”老汉摆下了哭相。

“不行！不行！”三星知道这是爸爸的“第二手”。他态度更强硬了，眼睛严厉地盯着老汉说：“你过河不好好看你的病，胡弄啥哩嘛！这能治好病？”

“爬远些，”老汉见软来也不行了，心不在焉地辩解道，“我的胃口这几天不泛酸水子了……”他看看脚下的麻袋，又伤心起来，“唉，我把你狗……”他没再骂下去。骂儿子等于骂自个哩！

老汉一屁股坐在麻袋上，长送着气。

三星指着自己的额颅说：“你的病根在这里，要好好疗治哩。”

老汉明白这话的掏搅。他也不反驳，只是犟着头，听任他的“败家子”的数落。好久，他连眼皮子也没抬一下。他心里说：“过去比你能说会道的王乡长都没把你老子指教好！你小子解开个甚！”

过了一会儿，老汉眼仁里突然飘过两朵火花。他觉得儿子这一番指教中，有两句话值得他认真研磨研磨。他心里反复品味这两句话：“……爸爸呀，你真糊涂！咱要把眼光放远点嘛……”

对了！老汉两道苍白间杂的眉毛上下跳了两下，顺手摸起那只鞋往脚上一蹬，他自信他领悟出了儿子的“话中话”！他一闪身站起来，哈哈一笑，说：“啊呀呀，我这个瓷脑！翻不开个歪和好了！走走走，我把化学肥料背上，你在后面把老子押上，咱立马就到派出所去！”

老汉这一非常举动，倒是十分了解父亲的高三星所根本没有料想到的。他思想上明知道这个变化不会是父亲思想本质的变化，但一时弄不清老汉心里又打什么“小九九”了。

老汉见儿子“怔”住了，便自喜自乐地说：“你小子，精！”他把黄铜烟嘴噙在口角里，用牙咬着，从口袋里掏出“鸡啄米”式的打火机，一边打火，一边吐字不清地说：“你小子估算得对着哩！九九归一嘛！有它这么一件事，不扬股好名声？有股好名声，吃公家那碗饭，还难？我没念过书，是个睁眼瞎子，可耳朵不聋！你当我没听说大学要招生？”他吸了一口烟，望着表情严肃的儿子，精明地微笑了：只要自家受点委屈而能给儿子换来美事，那还不好？儿子又不是别人的！再说，为自家后人谋美事，社会上又不是光他高进发老汉一人！

三星终于明白父亲这个“九九归一”了。起先，他想笑。心啊！心啊！两颗心离得这么近，可谋事的尺码又相差得这么远！

可他没有笑。父亲那自私的、可怜的笑容打消了他的笑意。民兵队长的表情是严肃的。他思想：爸爸曾经历了一个多么可怕的前半世！地主的皮鞭和资本家的文明棍曾给他的身上留下了受屈辱的“纪念”——伤疤；同时，也给他小生产者的心灵里留下了很难愈合的旧意识的创伤。而头发苍苍的老人，只承认前者是被压迫者受损害的印记。对于后一点，他只是笑笑，用那句说顺口了的话说：“实憨憨才不给自个打小九九哩……”

高三星是这样一个人：对于他认为是错误的事儿，不仅仅局限于口头上的指责，他常常是用自己的行为来作无情的批判哩。

他现在想：“不管爸爸你如何打你的小九九，我有我的老主意哩！今儿个，不管你软的硬的，反正你甭想过得去！……好嘛，眼下只要你同意去公社派出所就好！”

他对父亲说：“那咱就起身。”

“说走就走。”老汉兴致蛮高。

就这样，父子俩一前一后，沿着黄河畔坎坷的石头路，向公社派出所走去。

波涛汹涌的黄河，在夜行者的脚下奔腾东去；听得见岸沿上一处、两处泥沙被波浪扑落入水的响动声。……

糟糕！派出所的人睡了。

正好！公社张书记没睡。高进发老汉和高三星都佩服这位中年领导人，正伏在桌上看一张水利规划图哩。书记脸上的情致，就像小学生看图识字那样认真和有兴趣。

公社的当家人热情地接待了这两个夜来的不速之客，并专心听取了事件本身情由，然后按党的政策作出了处理决定：按国家统一标价收公。

现在，这一袋化肥的事情看来以喜剧结束了。张书记和三星不用提说，老汉更是高兴。他心想：“赔贴几块钱算个甚？张书记说了嘛，三星的光荣事要向全公社宣扬哩！”

张书记倒了一杯开水，双手递到老汉手里，然后在桌上的一摞公文里寻找什么。他一边翻寻，一边对老汉说：“三星不为私情，敢和你老的不正确做法作斗争，是全社青年学习的榜样。他这股革命精神，咱们老一辈也要好好学习哩！”

“学习，学习……这小子冒张劲大，全看你们好好指教呢！”老汉带着荣幸的神色，谦虚地说。

张书记找到了所要找的材料，轻轻往老汉面前的桌面上一放，说：“看看，这是他的决心书。小伙子下决心咧！决心不报考大学啦，留下改变咱干河畔的面貌呀！”

“啊？！”老汉大吃一惊。喜剧尾声这个爆炸性的插曲，强烈地震动了这个庄稼人兼小买卖出身者的心灵。

第一次翻上老汉心头的是一阵恼怒的浪潮。等这股浪潮从心头落下并趋于平静的时候，他开始恼恨自己了——自己小看了儿子啊！

他抬头看看张书记，书记满脸含笑看着他。那目光是对他说：你有一个多么好的儿子！他又看看比他高一头的儿子，儿子两腮鼓鼓的，冲他淘气地露齿一笑。

生活啊！生活啊！浪涛一般推进的生活，不断给人们提出了一次又一次严峻的考验！无疑问，经受一次考验，就能跨入一个新的境界。除过那些被利欲完全熏黑了心灵的人，谁都会被革命的浪涛带入生活主流而前进的。尽管这前进的步伐有大小快慢的差别。

这阵儿，好像有一团火球似的东西，在高进发老汉的胸膛里滚动。唉唉！他只熟悉那个光着腚子、拿着小铁铲在黄河沙滩上玩“修渠打坝”的三娃；而对眼前这个个头高大、在黄河畔领导修建三级抽水站的突击队长兼民兵队长的高三星，他陌生了。

老汉沉思了一会儿，对儿子说：“三娃，明儿一早，我自个背上这袋化学肥料往派出所送呀！回去甭瞒这事！得空，我在社员会上有话要说哩！……”

老汉把手里的烟锅往腰带上一别，从小凳上站起来，对张书记感慨地说：“书记！你到过我家，见我院门前有两棵树来吧？那棵疙疙瘩瘩的老槐树，几十年来也长进哩，可总直不起腰身来。怎哩？小小受症了嘛！可你看那棵箭杆杨，你不晓得，才栽上几年光景，而今就齐楚楚地冒高了！怎哩？一是栽好，二是常有人剪掐拐枝哩。九九归一嘛！人，也是这个理。笑哩？”

*原载《陕西文艺》1976年第2期。

不会做诗的人

一

刘忠汉是大家公认的全县最过硬的公社书记。可是不知为什么，前两天突然被调到县副食公司当书记去了。

这消息太叫人吃惊了！因为大家知道，他领导的地盘最大的芦河公社，各方面的工作一直走在全县十八个公社的前头。全农会召开到眼下仅仅才一个多月，他们的农田基本建设就在全地区冒了尖。近日来，外县、外地区的人不断头地跑来学习取经，给这个僻远的山区县份带来多么大的光荣啊。谁不说刘忠汉是好钢用在刀刃上了嘛！

退一步说，就是调动工作吧，无论从哪方面看，这样的干部都应该放到仗火最紧张的地方去。而眼下副食公司无论如何不是县上工作最吃劲的单位。

副食没“正食”要紧！有人敲怪话说。

大家猜疑：这个调动里面恐怕有些文章哩。可究竟有什么文章，一时乱嘴纷纷，谁也说不清楚。

于是，一些被称为“本县消息灵通人士”的干部，便对这事四处打探开了。

当终于弄清楚刘忠汉工作调动的原因后，多少人惊讶得张大了嘴巴：啊？是因为他不会作诗？

二

老实说，公社书记，可不是个轻省职务。

满年四季，你看那个忙乱吧！无穷无尽的问题，大大小小的会议，各式各样的规划，没明没黑地奔波。批评别人，自己也常挨批评。有时要和别人高喉咙大嗓门地争吵，有时又得苦口婆心地劝别人别争吵……吃不了苦的县级中层干部，对这个职务或者是退避三舍，或者是干一两年就打了退堂鼓。

这刘忠汉从公社成立起，近二十年却死活不下这座鞍马。大多数人对他这一点非常钦佩，也有人说他是瓷脑：老呀老了，还受那份劳苦干甚？法院里判决你不能当县上的部局长啦？真是喀！

不管别人钦佩也好，说他是瓷脑也好，可刘忠汉就喜欢这工作！他说他以前一直打游击，以后又随野战军抬担架，紧张惯了。这公社工作也真有些打仗作战的味道，正适合他。他对他的岗位充满了感情，工作越忙，任务越重，他的心情也就越激奋，越畅快。相反，到一个舒舒服服的环境里，他说他受不了嘛！精神不畅快不说，单就那浑身像散了架一样的痛，他就招架不住！

今年足足四十八岁的刘忠汉，身材不高，但结实得像一截枣木墩子。一张黑而粗糙的椭圆脸，从两鬓角到下巴密密麻麻地栽着一圈硬胡楂子。他一身连季衣服，天热了单穿，天凉了套穿，早已被风雨和汗水洗得灰不灰，蓝不蓝，你眼睛凑上看半天也确定不了究竟是啥颜色的。只有天很冷了，他才披上他那件穿了多年的光板老羊皮袄。

他的外表平平常常，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真的在陕北到处你都能碰上这号干部。但请你不要以貌相人吧！中国革命的许多奇迹，正是这些披着光板老羊皮袄的人创造的。他们外表并不起眼，但内心里却有一个博大的世界。

在人们印象中，刘忠汉这十几年没害过什么大病。谁见过他什么时候去过县医院呢？公社医院他倒去的不少，不过不是去看病，而是去解决问题。他身上什么地方起了个什么小疮，什么时候起来的，又是什么时候好的，只有小疮知道。他个人的事，他只知道，一年之中，他老婆用麻绳子和丝线纳的七八双铁壳子一样的踢山鞋，都被他磨烂在那些土路和石头路上了。

在世界上所有的人里头，只有他老婆和少数几个人知道：他在那严寒的冬季跑一天回来，膝关节痛得他怎样在炕上呻唤哩！但这件事，他只让它发生在夜间。白天，他还是他的老模样：满身冒着汗气，腿把子像安了发动机一样在有力地弹跳着，把全公社一盘子棋，拨弄得车是车路，马是马路。

全农会召开后，刘忠汉更不要命了。他早晚屁股不着地，从这个村奔到那个村，从这个工地奔到那个工地。眼睛熬红了，嗓子呐喊哑了，黑煞煞的脸上没一点血色。头发胡子长了一拃多长，顾不得刮剃；脚老拇指头突在了鞋外边，也不晓得！只有那双熬红的大眼睛，流露出他的内心是多么地畅快呀。实话！这么忙，这么紧张，还不畅快，那就不是刘忠汉了！

这天，他正在兔坪大队的老牛沟里，打水坠坝哩。他立在半山坡炸药炸下的一批黄土上面，双手抱着一根冒水的黑胶皮管子，像抱着一门炮筒，正朝虚土堆上无情地扫射着。碗口粗一股水从他胸前喷射出来，顺着一条壕向山下流淌。壕两边，面对面站着的两行男女，将他们脚下的黄土往水壕里愣撬着。一条泥龙便通过这两行人中间，嗬嗬地向沟底的坝梁上飞蹿而去。整个山坬上水花喷射，泥浆飞溅，铁锨闪光，人声喧腾。啊呀，比打仗拼刺刀还要紧张，还要激烈！

站在高处的刘忠汉看着这情景，畅快极了。他从天不明开始抱上这根黑胶皮管子，还一直没松手哩。中间曾有好几个队干部扑上来和他抢夺，让他去干别的轻活，他都没给。他说他还没过了“瘾”。水坠坝是新引进这个公社的打坝方法，他想把这个新式打坝法的优点好好体验体验。这种土活立得高，打坝的各个环节都能看清楚哩。

他黑胡巴碴的椭圆脸上，泥水、汗水纵横流淌；钢刷子一样直立的头发，也被汗水浸泡得贴在了脑皮上。他想揩揩汗，但两只手腾不开。操蛋！他把头像拨浪鼓一样猛摇了几下，把满头满脸的泥汗珠子甩掉一些。他被自己这种揩汗方法逗得直想笑！很明显，他现在太疲劳了。看！当他猛摇头甩汗的时候，身子也不由得趔趄了。

为了转移劳累感，他用开了他的老方法——拣件能使他兴奋的事情来思考思考。

他很快找到了题目：我们将要把这两华里长的老牛沟整治成个什么样子呀？

望着胶皮管子喷涌的水花，他脑子里思考开了：“……唔，将来，沟两边的坡坬，一定得都修成梯田。但不种庄稼，统统栽果树！桃三杏四，枣圪蹴起就是。用不了几年就能见益。嗯，当然，沟里的坝地要弄成高标准海绵地，要达到人家先进队的水平，再不敢像以前那样光坝起就不管啰。留不留个清水坝哩？要留！留下养鱼呀！陕北人不爱吃鱼？是他没吃惯嘛，吃惯了睡到半夜里都想哩！嘿嘿……

“另外，坝地里种什么呀？玉米是高产作物，应种玉米？笑话，不种玉米还栽稻子呀！咦，它金盆湾那么个阴梢沟都能栽稻子，咱这里为什么不能试试哩，试不成了还坐禁闭呀？真是！对，栽！咱陕北人的嘴生来就是吞咽粗粮的？咱要把这个规程改一下……小马怎跑来了？看那失急慌忙的样子！发生甚事了？”

现在，刘忠汉中止了对老牛沟未来的遐想，定睛看着公社文书小马手脚并用从坡下爬蹿上来了。

文书站在了他面前。他喘着粗气，向他做紧急报告：在冯家店大队蹲点的公社副主任张玉山打电话说，地区来了个检查团，由地委的一个副书记带队，已经到了他们大队，要他马上赶来哩！

刘忠汉听说事这么紧，赶忙把喷水的胶皮管子交给别人，快腿把子踏崖溜坡三跷两跷就到了沟底。他在小河里把泥脚洗了洗，撩起衫襟子揩了一把泥脸，便急急忙忙向冯家店奔去了。

中午时分，刘忠汉那两条快腿，已经跑到了冯家店的村头。

他透过密麻麻的枣林，朝村中搭眼一看，不觉吃了一惊：冯家店小学的大操场上，不知为什么黑压压挤了一大片人。看样子不光是冯家店一个村的社员，是南片七个大队的社员都来了！

霎时，一股怒火涌上了他的心头。他鼻子口里粗气直冒，一排密实的牙齿狠狠地咬着下嘴唇，那双铜铃大眼瞪了多大！

当张玉山急急忙忙迎上来时，他黑煞着脸，恼悻悻地问：“你疯了？这么忙活的季节，把这么多社员召集起弄甚哩？”

张玉山大嘴扯到耳门根：“啊呀呀呀呀，你给我发什么火哩嘛！我是个糊脑松？我不晓得这季节忙？这是人家地区领导的要求，人家要检查咱的工作哩！”

“怎这么个检查法？往常都是咱一两个人引上到各大队去看哩嘛！歪歪好好明摆着哩，他们看就是了，还用得着把自己这么多人集合起来听咱俩吹吗？”

“哎呀，你看你！你还当是叫你来介绍农田基建经验哩？人家要检查咱的‘三赛’活动哩！把我窜了个箭箭不离屁股，半天才把那些小学教师铺排开叫弄上啦……”

“什么‘三赛’？”刘忠汉瞪着眼睛问他的副手。

张玉山噗哧一声笑了：“嘻！你看你！晒糜子、晒谷、晒棉花嘛！”然后，他两只瘦手在大腿上一拍，一脸哭相地说：“老天爷呀！人家要检查的，咱两个都还不清楚哩！我也是刚才在小学教师那里投了一回师才知道的，说是天津小靳庄的经验，‘赛诗、赛歌、赛唱样板戏’哩！人家这次还强调要咱结合评法批儒，批孔老二，还有《水浒》什么……说这是路线还是什么政治……啊呀……脑子痛得没记全！”

刘忠汉的思想被张玉山的报告搅得乱哄哄的。他知道最近出了个典型小靳庄，他只含含糊糊听说是文艺活动搞得好。至于怎个好法，他不知道多少。他也顾不上查问这号事！他和他的一班人手，全部精力都用在农田基建上了嘛——我的天！全农会规划出了多么宏大的农业图景，敢分散一点心力吗！

他的脑子是带着他原来的一套来冯家店的。对于现在面临的新情况，他连半点精神准备也没有。他简直想不通为什么要把生产第一线成千上万的人集合起来搞这个“政治”。噢，人的嘴巴子光是用来说“政治”呀？还要吃五谷哩嘛！就这样下去，嘴巴子会饿得张不开呀。再说，这是什么“政治”！评古人，论死人，把个秦始皇吹得比马克思都伟大了。操蛋！法家那么革命，要共产党干啥哩？林彪栽死了，魂灵还没散嘛！这不是一路子货？他烦恼地头一摆，说：

“真是活见鬼！”

张玉山双手慌忙上来往他的胡子嘴上一捂，光头朝四下里转了几转才放下手，心有余悸地说：“啊呀，好我的你哩，以后千万不敢乱说！你知道小靳庄是谁抓的点？谁提倡的‘三赛’？”

刘忠汉说：“我不知道。你知道吗？”

张玉山右手食指在他左手的泥手心里点了个“三滴水”。

刘忠汉那有胡楂的椭圆脸阴沉了。他两只手叉在一起，把指关节捏得咯吧咯吧直响。沉默了一会，他对张玉山摆摆头，俩人便一前一后朝会场走去了。

在县宣传部那个年轻副部长的指导下，经过各村来的小学教师一阵没命的忙乱，这个“三赛”会的会场现在基本上算布置好了。

冯家店小学的全部课桌好不容易才拼凑了个主席台。全村所有干净一点的床单和新一点的热水瓶，也都统统集合到了这里。

原县党校教员、因辅导“评法批儒”而号称全县“理论权威”的新提拔的县宣传部副部长，左胳膊贴在胸前，右胳膊向前伸展开，正彬彬有礼地引导来宾入座：地委主管文教的杜副书记气宇轩昂地走在前头，后面是各县宣传部和文化馆的领导人。

会场现在陷入了极大的混乱。在会场的圈外，有些以为是来叫“看戏”的农民，像往常一样捎带来了自家的农副产品，现在正交易开了。鸡、鸡蛋、瓜果、菜蔬、猪娃子，摆得到处都是。临时组织起来的民兵小分队，正强制这些交易立即停止进行。有的交易者便和干涉者发生了冲突，吵成了一团。在会场中心部分，一些小学教师正小声领着一些临时安排的不识字的农民，背叨他们为他们代写的诗歌；冯家店小学的几个女老师忙忙乱乱地给一群“小铁梅”的后脑勺上挽接马尾巴毛做的假辫子；而县上来的另外几个文化干部，正跑前扑后警告带娃娃的妇女们：千万不敢叫自己的娃娃大哭小叫……啊呀，看那个乱吧！这场面看了会使任何有才能的组织家灰心。

张玉山到主席台前张罗去了。

刘忠汉脑子乱哄哄地坐在靠边的一条凳子上。他掏出旱烟锅子，挖了一锅子烟噙在嘴上。由于情绪冲动，手颤得连擦三根火柴都没点着。他起火地从自己嘴上一把取下烟锅，在手心里吧吧两下磕掉烟末，把烟锅又重新塞进口袋里。去他娘的，不吃了！他两只泥巴手抱住多时没剃头发的脑袋，索性闭住了眼睛。

霎时，他耳朵边又响起了老牛沟那柴油机的“突突”声，眼前晃动着黑色的胶皮管子，蠕动的稠泥糊，飞溅的水花子……接着，这一切都又消失了，出现了绿蓁蓁的果树林，一嘟噜一嘟噜的花红果子；还有那一坝一坝金黄色的稻子被秋风吹起了波浪……一丝甜蜜的微笑，爬上了他那张黑而粗糙的汗泥脸……

这时，主席台上，杜副书记一边用手摩挲着自己的背头，一边嘴巴凑在应酬陪同他来的县委副书记的耳朵上，说了几句什么。县委副书记便把正要宣布开会的张玉山叫过来，同样嘴巴凑在他耳朵上说了几句什么。

张玉山立刻瞪起了惊慌的眼睛。他茫然地愣了一会，才拖拖沓沓走到会场前，两条瘦胳膊上下扇着，喊叫大家安静下来，然后宣布“三赛”会开始。

脑瓜灵活的张玉山显然遇到了什么作难事！人静下来后，他那张巧嘴竟半天吐不出来一个字！

他满脸通红地站了足足一分钟，才结结巴巴地说：“地区领导……叫咱们公社……的刘书记……带头做……诗哩……”

刘忠汉汗泥脸上挂着微笑，这时正忘我地憧憬着老牛沟继而到全陕北的未来。他带劲地想：只要照全农会的精神这样干下去，用不了多少年，陕北的山山沟沟就肯定要大变模样呀！咦？有人喊他的名字？

他抬头一看：呀！全场一大片脸都对着他。

当他听张玉山又结结巴巴说了一遍时，全身的热血轰地涌上了头部！

这突然袭击弄得他措手不及！他原想今天这扯淡事的角色，大概主要是小学娃娃和各村的知识青年，万没想到，现在竟要他来上台呀！他哪年哪月曾梦见过做诗呢？他生性不爱嬉笑耍闹，别说当着这么多熟人拖音拉调地做诗，他一生在大庭广众面前连半句歌都没哼过哩！何况，今天这“三赛”会从形式到内容，他都反感得像饭碗里吃出来苍蝇一样！

“操蛋！这是把人当猴耍哩！”他在心里吼喊。

这时主席台上响起掌声，场上一片喧闹。张玉山已经不知退到了什么地方，那个空空的场地在严厉地等待着他。

一刹那间，这个在紧张时候能使自己冷静下来的人，迅速地思索开了。他想：自己是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怎能在这么多的群众面前对抗党的一个上级领导呢？如果在党的会上，为这号事，他敢和他辩论，甚至争吵！可现在……这样不行，万万不行啊！

崇高的党性原则促使他从小凳上站了起来，但腿把子上的“发动机”熄火了。他心情沉重地朝那个两张课桌拼起来的“三赛台”走了过去。他面对几千人站着，满脸泥汗，满身泥巴，像一尊泥塑。他只知道他非得站到这里不可，但来干什么，现在竟忘得一干二净了！

当他重新想起要他来这儿干什么时，精神又一次陷入了极大的痛苦。他觉得脑口上像压了一块石头，感到出气很困难；嗓门眼也像塞了一块火炭，烧烘烘的。

他站在那里，五马六道的泥脸上沁出一层热汗珠子。眼前每一个庄稼人的面孔都是熟悉的，他们都用同情的眼光望着他，和他一样紧张，甚至比他还紧张！他难受地想，以往这样的大会，他们都是来听他传达党的伟大号召，是开革命和生产的誓师大会的！可现在，竟让这成千上万的人停止了紧张的庄稼活，停止了热火朝天的农田基建，集合起来看他出丑哩！他那张黑而粗糙的脸痛苦地抽搐着！

他站在那里，两只泥手不由得叉在了一起。扩音器里偶尔传出来咯吧咯吧捏指关节的响声。

由于长期睡眠不足，加上在水坠坝拼了那么一气命、刚才又跑步了几十里路，他现在感到一阵阵眩晕，人群、山水、天空都开始东倒西歪地晃动了。糟糕！晕倒在这里比作不出诗更糟糕，去他的吧！他命令自己赶快离开这里。

就在他脚步挪动的时候，等了半天而终于没等上他做出诗来的人，突然看见走了几步的他又站住了。这是怎回事呢？怪！

是的，他又站住了。他胡子巴碴的嘴颤动着，表示内心有强烈的冲动，表示有什么要说。啊，他大概终于想起一首诗来了！

刘忠汉说了，畅畅快快地说了，认认真真地说了，不过说出来的终于还不是主席台上的人所指望的“诗”！

刘忠汉厚嘴唇颤动着，一字一板地说：“贫下中农同志们，社员同志们，咱们要好好听毛主席的话，要坚持农田基建哩！……”说完，他三脚两步回到了原来的座位上。

以后的事，他已经感受得不连贯了。他只知道可怜的张玉山为了挽救局面，进行了最大的努力，但这个“三赛”会还是开了个一塌糊涂！

除过个把秧歌队的农民伞头和几个小学教师，站了几分钟而一句诗也没做出来的农民不是一个两个；就是做出来几句的，也大都是胡拉被子乱拉毡，牛头不对马嘴。有个小学生娃娃竟然做了一首题目叫“少正卯同志真英勇”的顺口溜，弄得大家哭笑不得……

事情总算这样过去了。

当天傍晚，一弯明月挂在冯家店的东山梁上，劳累的庄稼人早已在自己的土窑里吹灯酣睡了。

张玉山把刘忠汉送到村头，最后请求说：“好你哩！你看你的身体成了甚！今晚上就在这儿歇了，明早走还不行？你这人呀！”

刘忠汉不回答这问题。他把那棒槌一样的粗胳膊搭在张玉山的瘦肩膀上，睁着铜铃大眼，严峻地对他说：“玉山！往后有些怪事还会越来越多的。吃的都是五谷，可人的心眼长得不一样嘛！嘴上说的都是革命话，就都是真心的革命人吗？我看把革命口号吊在嘴上当曲儿唱的人，往往屁股底下压屎着哩！这号人咱越要操心提防哩！咱们的党不是没这方面的教训嘛！林彪栽死了，红脸黑心肠的人就死绝了吗？我看没！当然，全国的问题，咱也能看出一点，但咱管不了，这有毛主席和党中央哩！他坏人迟早跑不了。可眼下芦河公社这个摊子党交给咱们管了，咱可万万不能让那些不正经的东西在咱这里瞎传播呀！今这事，咱俩都没精神准备，它以后谁再来胡骚情，咱就顶他狗日的！咱只管按全农会的精神干！它天王爷塌下来咱也不怕！玉山，你说对不对！”

张玉山瘦手握住他的铁壳子手，光头严肃地点了又点。然后，用尊敬的目光，望着他那枣木墩一样结实的身子，渐渐消失在通往兔坪去的山路上……

过了不多几天，正在忙得不可开交的刘忠汉就突然接到调他去副食公司的调令。这好比是晴天打了个炸雷！轰得他脑袋嗡嗡直响。这是怎回事呢？为什么组织部事先也没找他谈谈呀？这太叫人奇怪了！

他丢下所有的紧事，急忙跑到县委组织部去询问原因。

组织部长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他们公社那“三赛”会后，地委杜副书记生气极了，到县上专门召集了县常委会，把县委领导收拾了个三下五除二。他强调说，芦河公社太唯生产力论了！政治气氛相当不浓，“三赛”活动等于没有开展，公社书记连首诗也不会做，这怎能把小靳庄的经验推广开哩？他说如果县上还要把芦河当先进点树立的话，那么就要很快撤换掉这个公社的一把手，派懂意识形态的领导干部去掌头……当然，县委的绝大部分领导并不同意这样做，但也无可奈何……

刘忠汉听着，两只手搓着那永远搓不完的干泥巴，他厚嘴唇微微地颤动着，声音有点沙哑地问：“……那谁接我的手续呀？”

组织部长用嘲弄的口气说：“再还有谁‘懂得意识形态’呢？‘理论权威’嘛！杜副书记直接向县委举荐的，叫他除当芦河公社一把手外，还继续兼任县宣传部副部长，过问全县的宣传工作哩……”

刘忠汉听着听着，那双皱纹包围的大眼睛里，燃烧起了火焰：从今天起，他就要告别他干了近二十年、怀着多么深厚感情的岗位了！这并不是说他已经真正干不了这工作，仅仅是因为他“不会做诗”啊！

三

过惯了紧张生活的人突然闲下来，大概比闲惯了的人突然紧张起来还要糟糕得多！刘忠汉躺在副食公司办公室窑内炕上的黑羊毛毡上，难受地这样想。他到这个被人看作是县上的“轻闲单位”已经是第二天了。

他躺着，透过敞开的天窗看见：对面山上的庄稼已经收割完了。半山腰的打谷场上，扬场机正把谷粒不断头地抛向天空。一阵尘雾飘过，金黄的谷粒在中午的阳光下闪闪发光。他顿时感到一股带着庄稼味和苦艾味的深秋气息，吹进了他的鼻孔，那么香甜，那么令人心胸舒坦啊！

他翻了一个身，深长地向窑顶送了一口气。

他躺着，像一个经过长途颠簸的旅客，躺在宁静的店里。但是，那生活旅途上的疾风暴雨，却不断地出现在眼前——

当年那紧张的游击队生活：神出鬼没地突袭，翻山越岭的急行军……

担架队那出生入死的战斗，多么危险而又多么激动人心：飞机尖叫，炮弹皮乱飞，战火中很快背起一个伤员，跑啊，跑啊，鞋掉了，脚碰破了，舌头干得在嘴里转不开了，心，像要从胸膛里跳出来一样，但还是跑啊跑……终于跑出来了。掉头用汗水淹痛的眼睛一瞧：伤员活着！那个高兴畅快劲啊……

还有那充满旱烟味的农村公窑，芦河公社渗透他心血的远景规划，以及那热气腾腾的农田基建工地，激昂吼叫着的拖拉机和推土机……

别了，这一切！

他咽了一口唾沫，把身子躺平，头枕着一只手，另一只手搓着黑茬茬的下巴。

他又透过天窗，遥望对面：黄土高原千山万岭，像起伏的波涛，气势磅礴地向天边逶迤而去。近处，那有着几棵松柏的山峁，不就是烈士陵园吗？是哩！就是哩！那美丽如画的松柏下，掩埋着几十个为解放这座县城而牺牲了的年轻生命；也掩埋着他可亲可爱的首长——县游击大队的高政委！

顿时，他又看见了政委那张白而清瘦的脸，高高突起的颧骨；看见了他那双严厉而温暖的眼睛在盯着自己，说开了他常爱说的那些话：“……同志，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只要记住自己是个革命战士，那你时时处处就知道自己该怎办了。不要忘记，革命养育了咱们，咱们就要为革命尽忠，直到你咽了最后一口气……”

躺着的他“噌”地从黑羊毛毡上坐起来，鬓角的血管在嘣嘣突跳。他摸了摸自己的光头，湿涔涔的。

他下了炕，“嚓”地撕了当天的日历，揉成一团，丢在墙角的炉炕里。去他的吧，这一天！

他来到办公室外边。院子里空空荡荡，只听见灶房里急速的刀击案板的响声，叮叮咣咣的像擂鼓一样。

他出了大门。抬头望望：天气蛮好。瓦蓝瓦蓝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几只老鹰扇着硬刷刷的翅膀，在城上空旋了一圈，向远方飞去了……

力量重新回到了他那像枣木墩一样结实的躯体里。短暂的精神危机已经过去，他那腿把子上的“发动机”又发动了！

一个下午，刘忠汉的快腿已经跑遍了公司所属的屠宰厂、旅社、门市部、国营食堂和副食加工厂。

晚上，他带着一堆问题回到了办公室。看样子，他带回来的好像不是困难，而是什么宝贝——看他那个畅快劲吧！连走路都带起一股风。刘忠汉，又成了真正的刘忠汉！

他到灶房狼吞虎咽地扒了一老碗面条，嘴一抹，便找副食加工厂的负责人去了。

找到加工厂的生产组长，他温和地问他：全县已经十多天吃不上酱油和醋了，这是为什么？

加工厂的生产组长告诉他，做酱油和醋的只有一个老工人和几个临时工。一月前那个老工人患急性肝炎住了院，几个临时工十几天前也被生产队叫回去了，这营生也就只好停了。

“那么加工厂其他人呢？”

组长笑了笑，回答说：“其他人都在饼干房里。做酱油是个苦事，没人愿意干！”

“你在哪儿上班？”刘忠汉瞪起铜铃般的大眼睛问。

组长不敢笑了，说：“在饼干房里。”

“你会做酱油和醋吗？”刘忠汉又问。

生产组长的脸刷地红了，小声说：“会。”然后再也不敢看那张黑而粗糙的椭圆脸了。他专等着新上任的领导一顿指鼻子教训了。

刘忠汉铁壳子手在他肩膀上拍了一巴掌，说：“好好好，那我就拜你为师了！咱俩从明早上就开始干！至于以后派谁，罢了咱再研究。你看咋样？”

生产组长吃惊地望了他老大一阵，嘴唇子颤了几颤才好不容易送出来一个字：“你？……”

不久，断了十几天酱油醋的县城居民，便大呼小叫地在副食门市排队买上了。由于事先就估计人一定不会少，刘忠汉从加工厂往门市上送完最后一回酱油，桶担一放，就给女营业员当起了助手。她收钱，他掌勺，合作得蛮好。

在国营食堂的灶房里，在保管处的仓库里，在门市部，在屠宰厂，到处都开始出现枣木墩一样结实的刘忠汉。他还是他的老模样：满身冒着汗气，腿把子像安了发动机一样在有力地弹跳着。那件灰不灰，蓝不蓝，确定不了是啥颜色的连季衣服也还穿着——最近泥土是少了些，却又糊上了猪血、羊血，带着一股刺鼻的酱醋味！

不久，全城的居民都议论开了，说副食公司新来的书记亲自到国营食堂的灶房里“蹲点”哩，食堂饭菜现在可变好了。如果谁不信，去吃一回就知道了。这一来，有些一年都不上国营食堂的人，为了证实本县这条新闻的真实程度，也去吃了，竟把这个小县城的食堂，弄得熙熙攘攘，十分热火。

对供应服务问题永远敏感的城市居民，立刻注意到，不光食堂变好了，副食公司所属各单位都大变了模样——旅社门口那堆垃圾不见了，而床单枕巾却天天洗晒得满院子都是。副食门市原来一直是上午十点开门，下午四点就关门的，现在早上八点就开了门，下午六点才关门，甚至晚上还营业一个半钟头哩！更有趣的是，人们发现：屠宰厂的老关和老惠也和大家一样开始一天吃一顿粗粮，而城关粮站那个开票的，最近好久不见猪头和羊蹄子了。

副食公司上上下下都在忙！不忙行吗？哪里不周到，公司书记一声不吭就弄开了，其他人的屁股还敢闲坐下吗！

刘忠汉眼睛里网着红丝子，有胡楂的椭圆脸明显地瘦了一圈，又瘦了一圈。尽管他工作起来和以往一样拼命，但这终究是新工作，新环境，没他熟悉了的公社工作顺手，稍不留心就出岔子！

他有时也想：我还是搞我的公社工作合适呀。

随后他又苦笑着摇摇头，自己挖苦自己：可谁叫你不会做诗哩！

这天晚上，他从旅社开完如何改进服务态度的会议回来，刚踏进门，公司副主任就忧虑地来报告说，现在已到了十一月中旬，但国家下达的生猪和鸡蛋的收购任务完成还不到百分之七十！

看看，说岔子，岔子就到！

他的确慌了。这情况和一个公社完不成公购粮任务一样严重！他忽视了这个大问题！他狠狠地搓着自己的黑胡楂子脸！

第二天早上，他召集了紧急会议，决定公司所有的行政人员，都要在今天出城，立即出城！他要大家两个人包三个公社，协助和督促各公社很快完成收购任务。这么重要的工作，能光坐在城里等人家做吗？

会议正要散，和他分在一起到黄河畔几个公社去的文书，突然站起来说：“有个事和这事矛盾着哩……”

“啥事？”他问。

文书小王拿着一份文件说：“刚才收到的，是县宣传部的通知。说是要在全县展开轰轰烈烈的‘三赛’活动哩！下星期一县级各单位要在影剧院开始比赛，强调叫各单位领导带头上台哩。我见人家县机械厂前天就停工闹腾开了。机械厂高书记装个李玉和，他老婆装个李铁梅，笑得人肚子痛……咱如果不停止营业的话，这事就……”

刘忠汉脸黑煞煞的听小王说完。他把文件要过来看了两行，扔在了桌子上，把指关节捏得咯吧咯吧直响，说：“简直是疯了！不管他，他赛他的，咱干咱的，出发吧！”

……

不管人类社会生活发生多么大的变化，时间总是用自己的老步伐毫无顾忌地前进着。看看，它已经一分一秒地走到了一九七五年的十二月。

十二月的陕北山区，天气已经很冷了。入夜，这座依山势构筑的小县城，和农村一样安宁。只有绕城东去的河流，还是那么不平静地喧腾着，哗哗的流水声越来越响。

刘忠汉已经披上了自己的光板老羊皮袄。他伏在办公室的桌子上，粗大的手捏着细细的蘸水笔，正写什么哩。

文书小王进来了，把两份文件放在他面前，一屁股坐下说：“一嘴把砂糖和黄连都吃了，分不清苦甜！”

刘忠汉停下笔，没言传，接过来看那两份文件。一份是地区财贸办公室给全区的通报。通报表扬他们工作积极主动，使他们县一九七五年的生猪鲜蛋收购任务，提前一个月完成，走在了全区各县的前列。另外一份文件，是县委宣传部给地委宣传部的报告，专门抄送他们的。报告详细汇报了全县开展“三赛”活动的情况。在存在问题一部分里，着重举例批评了他们公司一不重视“三赛”活动，二不参加县级各单位的“三赛”会……

刘忠汉草草把这两份文件溜了一遍，带着对它们都不重视的神情，搁在一边了。

他站起来，拉了拉老羊皮袄的领子，突然带着神秘的表情问小王：“你知道我写什么吗？”

小王茫然地望着他，说：“我不知道呀！”

他身子前倾着对他说：“我给县委打报告，要求扩大咱的加工厂，做蜜枣哩。”

“啊？”小王喜得忽地站了起来。

刘忠汉那黑而粗糙的椭圆脸上笑起一脸皱纹。他说：“这次收猪收鸡蛋，我看见咱黄河畔有那么多枣子和梨，心里就冒出了这个主意。咱山区运输不便，可惜把好多果子都烂了。咱为什么不能自己加工哩？咱的枣不比他进口的外国枣差！咱这营生如果能开张，对国家和集体都有好处哩！”

他激动地挖了一锅子旱烟，点着，喷了一口，那两条像安了发动机一样的腿，在砖脚地上带劲地走了一圈，说：“咱先弄着，这事的意义大着哩！我早就思谋过了，咱陕北将来的出路，一是要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广种薄收越来越吃不开了嘛！二是要大量种草，发展畜牧业；再就是满山满坬的栽果木树，愣栽！只有这样，才能把咱陕北的穷根子挖得了！那时候，满川满沟的庄稼，满坡满坡的牛羊，满山满岭的果树——梨、枣、桃、杏、苹果、核桃，要甚有甚。嘿，那时咱这副食加工厂还能不红火吗？到时候，北京和上海的副食店里都要摆上咱们做的吃食哩！什么牛肉罐头、羊肉罐头、梨罐头、苹果罐头，还有什么核桃馅点心、桃杏仁酥饼，应有尽有。大城市里的人一看商标签子准会发愣：产这些东西的地方没听说过呀！那他们就会在地图上查，查到了，他们会高兴地说，啊呀！出这东西的地方就在陕北嘛……”

刘忠汉在炕栏条上吧吧两下磕掉一锅子烟灰，又装起一锅子烟末，点着，鼻子口里喷着，像是不光对小王，而是对满世界的人说：“咱们过去闹革命，多少战士的血，淌在咱这陕北的土山土沟里了。有些人年轻轻的就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他们死了，是为了让我们今天活得更好，并且希望我们活着的人，去完成他们没做完的革命事业！我们这些活着的人，难道还不能舍出自己的一切，把他们淌过血的地方建设好吗？他谁不这样想问题，一天起来混日子，光会哄人，不干实事，他谁就没脸！他谁反对我们这样想，反对我们这样做，他谁就是我们的仇人！我们，永远也不能背叛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交待给我们的伟大事业！”

小王听得半天合不拢嘴，他望着这个披老羊皮袄的人，手在桌子上一拍，大声喊：“刘书记，谁说你不会做诗啊！”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于西安

*原载《延河》1978年第1期。

在新生活面前

一

从黑夜往白天过渡的那阵儿，是世界上最安静的时候。

眼下，这座小县城静得没有一点声响。连房屋和街道也给人一种昏睡的感觉。城周围村庄偶尔传来的一两声鸡叫，听起来也显得那样遥远。

这时候，一位长着两撇白胡须的老汉，推开了城北县机械厂大铁门的小铁门，一躬身钻了进去。那铁门打开闭上所发出的清脆金属声，立即打破了城市黎明前的宁静。

现在，老汉皮鞋的硬掌在机械厂的土院子里咚咚地响着，来到院子南角的一座小工房里。

小小的工房空空荡荡，没有什么东西；只有一股烟屑混合着铁锈的味道，很窒息人。进来的老汉不在乎地张着嘴，好像这味道也并不怎难闻。

他径直来到屋角的一堆灰渣前，背起手站定，像是寻找什么丢失了的重要物件，朝这个角落失神地张望了许久。然后，他带着无可名状的表情，在小工房的空地急速地踱起了步，皮鞋的硬掌在空洞的工房里踏起了震动很大的响声。

转了几圈后，老汉来到门口上，肩胛靠着门框，燃起了一只黑得发亮的木烟斗，吧吧地抽着，眯缝起眼睛由近到远地瞭望着这座山城。

山城各个建筑物现在已经从黎明前青灰色的纱幕中渐渐显出了自己的轮廓。天空中最后几颗星星也悄然消失在远方的一片灰白中。

这阵儿，我们借黎明的曙色，可以看清楚这个倚在工房门口的老汉了。

猛一看，你会觉得他个头不太高。其实细细一瞧，他本来也不低，只是因为背驼得太厉害了。他和这小县城的大部分人一样，一身普通的穿戴。只有一点异样的是，他的衣、裤、鞋、袜，似乎统统都是一个颜色的，而且你急忙还说不上来这倒是一种什么颜色：既不是纯粹的黑，又不是真正的灰，也很难说就介乎于这二者之间。

我们姑且就说它是烟灰色的吧。老汉不光衣服是这种烟灰色，甚至脸膛也近似于这种颜色，只是稍微要浅一些。但这张脸并没有一般老年人的松弛皮肉，甚至很难看出有多少皱纹来。在这淡淡的曙色中，那脸盘，那额头，闪着一种柔和的釉光，像水银灯下的瓷雕一样给人一种健康而坚实的美。只有上唇上那两撇白胡须，表明他年纪已高。

某些职业能给人的外表留下非常惹眼的特征。你一看这老汉，就会知道他是一个在烟熏火燎的铁匠炉旁站了多年的老铁匠。

现在，铁匠曹得顺老汉立在这小工房的门口，脸上是一种十分难受的表情。奇怪！这位全县知名的老铁匠究竟有什么熬煎事呢？看他一动不动地想着心事，有时甚至喷出一口烟，竟然很长时间忘了合住嘴巴！

曹得顺老汉的熬煎事，得从这个机械厂最近的变化说起。

不久前，我们伟大祖国生活巨变的热浪扑进了这个机械厂。为了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在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目标，上级决定立即将县机械修配厂改成机械修造厂。一个“造”字的变化，全厂陡然间就增加了几十台车床。另外，县里的汽车比原来增加了四五倍，厂里的一部分工人又立即被抽去筹建大修厂了。也就在一批新工人进厂的同时，本厂第一批新产品——“红旗”动力切脱机和新式水泵已经挤满了这个小小的土院子了。

也就是这变化的浪潮，把老汉领导的这间小工房里的那些铁匠炉子给冲跑了。因为在短短的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这些打锄镰老镢头的作业，所有公社的农机厂，甚至有的大队，捎带着就干了。既然是这样，县机械厂铁匠炉的使命也就只能终结了。铁匠炉上那些年轻的文化人很快就被分配到新来的机床上去学习操作。现在唯独他——不识几个大字的“铁匠主任”，被撂在一边了。厂里曾答应很快分配他的工作，但他听有人说，是准备让他去门房当看门人！

靠在门框上的老汉吧吧地吸着早已灭了火的烟斗，晨风把他两撇白胡须吹得纷乱。身后这个原来打铁的房子早就收拾了摊子，但他见天早上都还忍不住要来一回。每当来到这里的时候，他就说不出来是一股什么滋味。他高兴他终于和这古老而原始的生产方式告别了，这是他梦想了多少年的事啊！可他又难受他一双强壮的铁匠的手，面对着令人眼花缭乱的机床却无能为力了！他那握惯家具的手时时感到痒痒，力量在身体里令人难耐地扩张着。可是他去干什么呢？哪里他都插不上手！所到之处动不动就是图纸呀，数字呀，还有许多他根本听不明白的这呀，那呀。他从这个车间转到那个车间，他看见他的那些原来抡大锤的徒弟娃，就是再不中用的，现在也已经把机器开得轰隆隆价响了。他羡慕所有开机器的人！他咬牙切齿咒骂旧社会不能使他念一天书！

老汉立在门框上，想着，苦恼着，狠劲地抽着那只黑得发亮的木烟斗。他无意中瞟了一眼厂门口那座新盖起的门房，浑身登时冒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老天呀！难道他就要像那些坐在窗口，喝着浓茶，整天看着人们出出进进的人吗？

“不行！”他的嘴朝早晨的天空使劲嘟囔了一句，狠狠把木烟斗在门框上磕了两下，便扯大步向对面党委书记的屋子走去了，那皮鞋的硬掌在土院里擂鼓一般踏起了一片响声。

二

机械厂冯国凡书记正伏在一张油漆剥落的桌子上，埋头写什么哩。他右边的袖子空洞地垂着。那胳膊在解放这座县城的时候，丢在城南的牙峰山上了。他现在用左手写着。写一会儿，便放下笔，拿起烟灰缸上正在燃烧的纸烟吸几口；然后放下纸烟，又拿起了笔。

书记有时抬起头微笑着；有时又低下头苦笑着，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工作中，连曹得顺老汉推门进来都没发现。

得顺老汉看书记这情态，只好强压住刚才的冲动，悄无声响地坐在了书记背后的一条长椅子上。

他现在怀着极大的尊敬，望着这个比他小十几岁的领导人：油污的工装裹着瘦削的身板；塌了檐的工作帽下，露出一圈斑白的头发。眼熬得红红的，显然又一夜没合眼了。他写什么哩？是生产计划吧？

三十年前，他在胡匪盘踞的这座城市里用打铁来掩护做地下工作时，小冯那时是城外游击队的通讯员，常化装进城和他联络工作哩。老汉记得，他三岁上失去父母，十岁上就和他一起当地主的长工。他生性顽强得像一块铁疙瘩。记得解放这座县城时，他右胳膊炸掉了，还抱杆红旗头一个跑进了这座城市。他在保警队门口碰见他时，鲜血淋漓的，还笑哩！他和他一样，从没念过一天书，可就是用铁疙瘩一样的顽强劲，现在出息得不光是全县公认的有水平领导，竟然还能用左手写一笔好字哩。看！书记房里搁多少书！

正在埋头写字的冯书记偶然回过头看见坐在椅子上的老汉时，急忙放下了笔，揉揉眼睛，走过来坐在他旁边了。书记用左手拉住他的右手，亲切微笑着没说话，只是用网满红丝的眼睛询问地望着他。

得顺老汉站了起来。书记也只好跟着站了起来。现在，老汉的右手在书记的左手里抖索着，传达着内心的激动。看样子他有一肚子话都冲到喉眼上来了，但一时不知该先说那一句。

书记继续亲切地望着他，把下巴扬了一下，鼓动他有什么就畅畅快快说出来吧！

老半天，感情激动的老汉才使着很大的劲说：“小冯哇，我可死也不到那门房里去呀！……”他的眼睛湿了，说不下去了。

书记非常理解地微笑着。他拉老汉重新坐回到长椅上，左手亲昵地摩挲着他倔强的肩背，用一整夜抽烟弄沙哑了的嗓子亲切地说：“好曹大叔哩！再甭信别人瞎吹风了，你的工作根本没定哩！我前几天就想找你谈谈，可我太忙了！你看眼下变化多么大，真个是形势喜人，形势逼人！我知道哩，你老在这变化面前遇到了难题，我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嘛！原来就这么个小摊摊，一下子就变成了这么大个企业！好多问题都是新的，两眼大瞪弄不清楚。熬夜！苦恼！睡不着觉！”书记瞅了一眼堆满了书和材料的办公桌，沉重地出了一口气，继续说：“可咱又满心眼高兴嘛！为咱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实说，累死也高兴！”他有力的左手把老汉的肩头抓得紧紧的。

老汉望着书记的瘦脸和红眼，一下把自己所有的事情都暂时忘光了，他满脑子搜寻着词句来提醒书记注意身体：“你又一夜没睡吧？以后可千万、千万不敢这样了……”

“我不要紧，”冯书记笑着说，“你人老了，倒要好好注意哩！这几天你没分配工作，还提前一个钟头上班弄甚哩？”

老汉头一倾，声音里充满了难受：“其他活我已经想干也插不上手了，早早来把各车间打扫打扫……”

冯书记听着，用燃烧的眼睛从侧面望着这个老铁匠。他喉眼梗塞着，说不出话来了。他站起来点着一支烟，靠在办公桌上一口接一口地抽着。他深刻理解眼前这位脸色烟灰的老汉。无论在严酷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的日子里，他对这伟大国家的伟大事业从不吝惜自己的血汗！他那双劳动者的手，曾经造过多少惩罚敌人的地雷炸弹，打造过多少耕耘田地的犁铧锄头！他一生扑腾着，永远站在革命的前列！可是，如今变化的新生活，使得他那双更加渴望为伟大事业贡献力量的手，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当然，他可以派他去当仓库保管员或做其他一些轻松活，但这肯定会伤老汉的自尊心的。他深深知道老汉和钢铁有多么深厚的感情，也深深知道一双爱劳动的手闲下来是什么滋味！可他年纪大了，又基本上没文化，上不了机床……

书记苦苦思索着：他怎样才能帮助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人呢？……

这时，外面街道上突然响起了一片杂乱而热烈的呼喊声。两个沉默的人都不由被这呼喊声吸引到了窗前。书记用左手轻轻地打开了两扇玻璃窗。他们并肩站着，一缕晨光染红了他们的脸膛和胸脯。

呼喊声来自不远的街道口上。那是新盖起的三层百货大楼正在上最后一块预制板。楼周围站了一圈又一圈观看的人群，他们指指画画，赞叹不已，楼前那条从南到北的街道正扬起一股股黄尘，被多少代人磨凹了的街道石板已经被掀了起来，横七竖八地立在街两边。街道南头，开始铺设沥青的滚压车发出了巨大的吼声；城外已经铺好沥青的公路上，满载各种建设器材的车辆正繁忙地奔跑着。去城西的汽车最多？那里正在修建一个规模不小的水电站，远远望去，红旗飘飘，人影憧憧；更远一点的地方。一月前竣工的小型化肥厂和小型水泥厂的高烟囱，已经在喷吐烟云了……

“哎呀呀！‘四人帮’鬼子孙一完蛋，这变化真是一天一个样！”得顺老汉在窗前兴奋地对书记说，“你看，咱俩当年贴传单的那道巷子整个拆得不见了！”他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嘴巴，又指了指书记的嘴巴，诡秘地一笑：“你还记得吗？”

书记先奇怪了一下，然后扬起头大笑了：“哈呀！不就是贴蟠龙大捷的传单吗？大白天不敢拿糨糊，亏你想出那洋办法，一人噙一嘴：舌头当糨糊刷子使哩！”

“哈哈哈……”两个曾经“亲吻”过这城市的游击队员，在窗前醉心地大笑了起来。

笑毕，老汉突然又难受起来。他侧身对书记说：“小冯呀，咱国家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一天一个新变化，可我老汉这双手怎办呀？”他把一双老茧手举在书记面前，使劲地摇晃着。

冯国凡左手搭在窗台上，另一条袖子空洞地垂在一边。他笑眯眯地说：“我正想听听你自己的意见呢？”

得顺老汉离开了窗前，激动地在屋子里走了一圈，然后又来到窗前，非常严肃，非常认真地回答：“小冯！我说出来，你可别笑话！我的决心早下了，我要从头学起！为四个现代化，人家都发明哩，创造哩，我的想法不高：开一台车床！就是这！”他说得那么恳切，那么让人动心。

书记激动地把一条胳膊搭在老汉挺硬的肩头上，有点动感情地说：“曹大叔，尽管你的年龄已经不适合干这活了，但我从内心里支持你的想法！”他沉思了一会儿，又说，“我最近常想，咱们国家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下一辈好办。他们有文化，很快就能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可是我们这一代人怎办？万恶的旧社会，造成了我们这代人大都是文盲，整整几亿啊！这些人怎样才能适应这新的时代呢？怎样才能进入现代化生活呢？我想，这么大个问题，华主席和党中央已经在周密考虑了。但作为我们自己应该怎么办？当然，现在一切才刚刚开始，问题还没有变得普遍地尖锐起来。但必须看到，这问题会很快迫近的！比如眼下，你就面临这问题了。我又何尝不是这样嘛！甚至比你还困难——要学会管理现代化企业呀！老天！这是吹的吗？我想用不了多久，我们这代大老粗，每一个人都面临这个问题：是成为现代化生活的主人呢？还是被这伟大的新生活抛在一边呢？好！你老这气概，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气概！好！好极了！”书记用有力的左手使劲摇着、捏着曹得顺老汉的肩膀。

得顺老汉看过一辈子火的眼睛，罩满了两汪喜悦的泪水。他兴奋地喊：“小冯！你到底理解我的心情！”

三

正在得顺老汉非常高兴的时候，他老婆非常不高兴了。

叫这位城关幼儿园的保姆生气的是，自己的老汉整个星期天没沾家门边。劈柴、挖炉坑等几件在星期天“法定”的必做活，老汉一反以往地不给她做了。而现在天眼看黑严了，老汉还不将功补过，帮助她喂一下鸡什么的，竟然像发了疯一样，把儿子小学里念过的书和孙子在中学里念过的书，全部倒弄出来，毛翻翻地抖了一炕。掼在脚地下的书箱子把她的脚绊磕得生疼！

她起先把锅勺水瓢掼打得直响，来表示她的不满，可抬头一看，他像中了邪一样还在继续埋头鼓弄着那些书，她忍不住了。她把正在捅火的火钳子往灶眼眼里一扔，便嚷开了：“天神神呀！你今儿个是造反了还是怎着？”她三脚两步跑过来，把老汉已经整理好的一摞子书重新打散在炕上，把所有要发泄的全部不满，都表现在了两片颤抖的嘴唇上和一双委屈的眼睛里。

毫无精神准备的老汉吃了一惊，张开嘴巴望着老婆那怒气冲冲的脸，不知发生了啥事。老半天，他脑子里才把自己的行为和老婆的发火联系起来。他急忙七七八八给老婆解释他最近的心思，甚至把给冯书记讲过的那些话，也激昂慷慨地给她讲了一遍。他老婆听着，愤怒的眼睛渐渐变成了好笑，又由好笑变成了嘲笑。她开言道：“唉呀呀！你比幼儿院的娃娃都能俏！老呀老了，还老不安生！机器呀，念书呀，还成神呀！”

老汉见说服不了老婆，急得打铁的手在石炕栏上使劲一拍：“你……人家都现代化，看你老东西怎办呀！”

老婆嘴一扭，鼻子里哼了一声：“将来就是五个现代化，它机器抱不成娃娃啰！”

老汉嘴张了几张，不知该对答什么了。老两口子生气地对看了一阵，各自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各做各的去了。

晚上，老汉又七七八八说了老半天，把孙女说通给他当老师。

在脚地的吃饭桌旁，他坐在高中生对面洗耳恭听。对于那些简单的公式和一些奇怪的字眼，如果他明白了，脑子里便像划过一道闪电，照得他心花怒放，一种人生从未体验过的快乐使他痴迷如醉。有的他死活解不开，脑子便又陷入了一片黑暗。每当这时，看他那个吃力劲吧！烟灰色脸上汗珠直淌，全部的紧张都表现在了那只黑烟斗上：一口接一口抽着，紧张地吸进肚里，又紧张地从鼻子口里喷出来。

正在讲解的小老师受不了啦！浓烈的烟雾呛得她直咳嗽。她声明如果她爷再吸烟，她就要停止给他讲课了。

老汉慌忙从嘴里取了烟斗，在鞋底上磕掉，嘴里连说：“爷不抽了！爷不抽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时，正在睡觉的老婆烦躁地翻了一个身，嚷开了：“哎呀！好我的老头哩！灯明晃晃的，人怎价也睡不着嘛！你成神呀变鬼呀，人还要睡觉哩嘛！明起来瞌睡马爬的，把娃娃们带得有个一长二短……”气急败坏的老婆干脆坐起来啪地关灭了灯。

黑暗里传来老汉惊天动地的吼叫声：“龟子孙！把灯拉开！”

沉默。老汉站起来了，啪地把灯重新拉开。

这下把老婆惹恼了。她从被窝里伸出一条胳膊，一指头指住老汉：“你这个犟板筋！你耳朵塌了？鸡都叫头遍了！你把娃娃一黑里熬的，明儿连课也上不成了！你只顾你现代化哩，娃娃也要现代化哩！……睡！”

老婆话虽难听，但理由是雄辩的。得顺老汉愣了半天，摇摇头，对一直抿嘴失笑的孙女说：“睡去吧。”

第二天黎明前，还是往常的时分，当得顺老汉打开县机械厂大铁门的小铁门时，完全变了另一个人。看那张烟灰色脸上带着多么神气的表情呀！他又是一名工人了！

他立在车间门口，一股热血涌上了胸膛。看那一排排蒙着罩布的车床，像铁兽一样蹲在偌大的工房里。哦，一会儿就会吼叫起来的！

老汉走了进去，依次揭起罩布，把每一台车床都亲昵地抚摸了一遍。随后，他把车间里齐齐打扫了一遍，把大铁炉子生着，又迈着轻快的步伐，返身到其他车间打扫去了。

当老汉重新回到自己的车间后，工人们都来上班了。机器的吼叫声立刻震慑了工房。

老汉给他过去铁匠炉上的徒弟小王当了徒弟。小王脸通红，握住他的手，不好意思地说：“曹师傅，你什么时候都是我的师傅！”

得顺老汉头一梗：“嘿！看你说的！从现在起你成了我的师傅。好好教我这个徒弟吧！我有不对劲的地方，你就楞敲打！不敢不好意思哪？师不严，怎能教出高弟子嘛！来！”

机床轻快地转动了起来，像清爽的风吹过树林子那般快活。

小王车着工件，给他过去的师傅、现在的徒弟讲解着；老汉一下弄不清楚的地方，他就停下车来给他比划着细讲。

老汉听着，看着，背起手在机床旁边转着。这阵儿，他感到除过眼睛和耳朵，自己身上好像再没有什么了。

突然，正在工作的车床猛地停了下来。得顺老汉赶快看小王的脸。一看慌了！他从小王的脸上看出是床子出了毛病！

小王检查机器，他急得在旁边转圈圈，烟灰色脸马上就是一层汗珠子。唉！如果是一块毛铁，小王没法下手打家具，他会袖子一挽就上手捣打，他一上手，那铁就会服服帖帖不比他老婆在案板上揉搓面团差。可现在，他干着急帮不上忙！这种被动局面还是平生第一次。

过了一会，检查完机床的小王一边用棉纱擦手，一边说：“可能是外接线出毛病了。”说着便转身去检查墙上的电线。

“外接线？”老汉在心里思量这个新名词，“噢，机器外边的线路就叫外接线？”他一边思量，一边在心里念叨：“外接线，外接线……”

他现在凑过去，一眼盯住小王的两只手，看他怎样把坏了的“外接线”弄好。嘿，什么都得学！

终于，机器又开始转动起来了。得顺老汉又把全部精力集中在耳朵和眼睛上了。

就在快下班的时候，机器突然又停下来。这时，实习心切的老汉操起一把钳子就要扑到墙上去检查“外接线”！小王一把将他扯住，脸色煞白，说：“唉呀，曹师傅！你怎拿不绝缘的钳子去弄电哩？多危险！再说，这次不一定是外接线坏了……”

老汉一愣，看看自己手中的钳子，烟灰脸急得通红，拳头在自己的鬓角上狠狠顶了一下。

下班以后，别人都走了，他没走。一天的兴奋使他忘记了饥饿、劳累，甚至连时间的概念也没有了。当全城的电灯大放光华的时候，曹得顺还在车床旁边折腾着。旁人看了，谁也不会明白他到底在干什么。

只见他两只手抓着无形的东西，一会儿是这个姿势，一会儿又是另外一个姿势；腰直起来，又弯下去。有时他又停止了这些动作，手在车床上这儿摸一摸，又在那儿抠一抠，然后抬起头长久地思量着什么，嘴里不断念叨着。冯书记在他旁边站了好久。他都没发现。

书记也是刚从另外一个车间下班后转到这儿的，他白发里夹着一些细碎的铁屑，瘦削的脸上染着几团污渍。他垂着空洞的右臂站着，静静地看着这一切，脸上是一种思绪万端的表情！他在想什么呢？……

现在，他走过来了，用有力的左手扳了扳老汉的肩膀，微笑着没说话，把腕上的手表堵在老汉眼前。

老汉并没有去看那表，只是嘿嘿一笑把腰直了起来。

四

和过去相比，最近几个月来，得顺老汉也看不出有什么大变化：还是那一身脏得失去本色的工作服；驼得很厉害的背和一张烟灰脸。不同往常的只是他肩膀上多了一个黄挎包，走路都不离身。不知道的人，以为里面大概放什么值钱东西哩。其实，里面装的只是一些中小学课本，一些自造的演算本，一个已经用旧了的文具盒，文具盒里放着一些用剩的铅笔和橡皮擦。

每天早晨黎明前，他都像学生娃一样，背着这个书包走出家门，一路倒勾着头，温习他孙女给他讲的那些功课。

他边走边盘算，嘴里反复念叨着一些数字和公式，同时右手食指在左手心里使劲地画着。有时他会突然停下来，头高翘，眼细眯，嘴半张，死劲地回忆着什么；有时，他也会在黑暗中楚地蹲下来，手指头立刻就在地下加减乘除开了。

不知老汉心思的人，看了他那副模样，也确实觉得可笑。比如今天早上吧，念叨着来到街道拐弯处时，又蹲在地上画开了，不走了。画着画着，一块玻璃碴刺在手上，流血了，他抓把土掩上，又画。

要是生人见了他这副模样，就不会是仅仅觉得可笑了，准会说他神经不正常。可不，走了老半天，竟糊里糊涂来到了南门外——老天呀，机械厂在城北嘛！

现在天大亮了。当得顺老汉因第一次上班迟到而羞愧不安地走进车间时，一下子给愣住了：车间怎拥挤下这么多人？冯书记也来了？出了什么事？

他看见大家都嘻嘻哈哈向他迎上来。冯书记左手扳住他的肩膀，笑眯眯地说：“看把你高兴得呆迷了！快给咱开始吧！”

“啊？”得顺老汉轻轻应了一声，两只手紧紧握住了书记的一只手。他现在才知道，大家都是来看他第一次开车床干活呀。

小王过来从他肩头上取下黄挎包，激动地望着他，说：“曹师傅，我早早就来等上你了……”

现在，得顺老汉在众人的目光下，迈开胜利者的步伐，向车床那边走去。

霎时，他觉得自己是从整个漫长的人生道路上走来的。过去的一切——苦难、斗争、欢乐，一幕幕在眼前闪过。是的，在他艰苦跋涉的一生中，他有过痛苦，但也有过欢乐和幸福。可是这一切又怎能和眼前相比呢？从今天起，他将成为值得自豪的现代工人了！他知道他余下的岁月已经不多，但为伟大祖国创造的东西，也许比一生加起来都要多得多。

他在车床边稍站了一下，压住怦怦的心跳，然后用微微颤抖的手灵巧地开动了车床。

车床轻快地鸣叫起来。他熟练地操作着，大家静悄悄地看着他的一举一动。

终于，曹得顺老汉的第一个工件在车床上“临盆”了，车间里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

老汉双手恭敬地把灿亮的工件交给他的师傅小王，小王又把它交给了冯书记……

老汉望见书记的眼睛满怀着惊喜，一阵舒服的温热立刻在他全身荡漾开来。记得当年，每当他把新造出的地雷交给他时，他的眼睛就是这样的！

现在，大家传看着得顺老汉在车床上车出的第一件产品，交头赞叹着。同时，检验员按冯书记事先的安排，把一张红色的产品合格证放到老汉的粗硬手掌里。

老汉把这纸片片举在眼前看了一老阵，两颗晶莹的泪珠在这个老铁匠的烟灰色脸上滚落了下来。啊，这一切多像是梦，可明明又都是真实的呀！

傍晚，经过一整天感情激荡的老汉，非要拉冯国凡书记到自己家里坐坐不可。他想和他好好谈谈，一块喝两盅！独臂书记非常理解老汉的心情，高兴地接受了邀请。

两个老战友并肩出了大门，向灯火明亮的街道走去。远处朦胧的山影间，升起了一弯金黄的月牙。山城的夜，多么美！

当得顺老汉引着书记来到自家门口时，一把大锁把他和尊敬的客人都拦住了。老汉奇怪极了：往常这时，婆孙俩早把饭做好等上他了。今晚她们发生什么事了？

这时，冯书记从门缝里抽出一张纸条来，念道：“爷爷，我参加了学校课外航模组，从今晚起，不能按时给您上课了。兰英。”

老汉笑了，说：“是这，你等着，叫我寻你大婶喀！”

冯书记说：“那咱一块去吧。”

就这样，他们又来到街道上，到南门外幼儿园找兰英她奶去了。路过南门里县中学的大门口时，他们一下子被里边的景致给吸引住了：明亮的灯火下，只见一架架木飞机在稠密的人群中箭一般蹿起，然后在空中平滑地飞旋。最后像归窝的燕子一样，准确地一架接一架回到了起飞的地方。整个中学大院里充满了孩子们的欢笑声。

他俩入神地看着。冯书记兴奋地大声说：“儿童也在现代化！……”得顺老汉的眼睛有点潮湿了，他本来打算把兰英找出来问问她奶到哪儿去了，现在他打消了这主意：“让娃娃们好好飞吧！飞吧！”现在，这两个情绪激昂的人穿过刚铺上沥青的街道，出了南门，来到了墙壁粉白的幼儿园里。

这阵儿，孩子们都回家了，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南边一孔窑洞的窗口，还亮着桔红的灯光。

他俩来到这窗前，不由一起站住了。

透过玻璃窗，看见兰英她奶正在一张桌子旁边发呆。桌子上摆了好多玩具——小拖拉机，小汽车，小飞机。她正愁眉苦眼地对着这些玩艺儿叹气。

他俩推门进去，得顺老汉问他老婆：“你呆迷迷地坐在这儿弄甚哩？”

老婆见冯书记也来了，赶快站起来。她对冯书记诉苦说：“唉！小冯！你看叫人愁肠不？娃娃们原来耍的玩具，都是些布娃娃，木马马，耍坏了，针一缝，胶一粘就好了。而今……”

冯书记大笑了，他说：“大婶呀，玩具也现代化了，那我们……”他用笑作了结尾。这是意味深长的笑。

现在，我们这位老车工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些随身带的修理工具，拨弄开这些小玩艺了。他烟灰色脸上的那个自信和松宽劲，就像当年在铁匠炉上捶打铁块一样！不一会，这些小东西就恢复了各自的功能，在桌子上得意地动作开了。

他这一手，把他老婆看得目瞪口呆。她望着那张烟灰脸，惊奇得不能自制。

冯书记故意问她：“大婶，你看大叔这手怎样嘛？”

她先格咪一笑，然后看了得顺老汉一眼，不好意思地夸奖说：“鬼念叨还念叨出个名堂来了！从明晚起，兰英教你，你再教我，咱也耍现代化哩！”

得顺老汉快活地头一拐，学他老婆的腔调说：“还成神呀！”

“哈……”一串笑声飞出了窑洞，在寂静而晴朗的夜空传荡开来……

*原载《甘肃文艺》1979年第1期。

夏

我为我心爱的人儿
燃到了这般模样！

——郭沫若：《炉中煤》

一

杨启迪爱着苏莹。不过，他现在还只是在心中暗暗爱着。别看他二十大几，粗手大脚的，一副男子汉气概，却是一个很腼腆的人。他热烈地爱她，但又没勇气向她公开自己心中的秘密。

和一般初恋的年轻人一样，他近日来特别强烈地希望比平日更多地看见她，更多地和她说话。可一旦见了面，嘴反倒笨得像被驴蹄子踢了一般，连对她说话的声音自己都听不清楚——而他过去虽不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但决不至于笨得连一般的话也说不成！

每当这个时候，他就赶忙离开她。生怕他的笨拙给她留下不好的印象，或者引起她的另外一些不好的猜疑。当然，如果她猜疑他爱她，那可倒正合他的心思。真的，他有时也瞎猜想：她最近是不是觉察到了他内心的这些秘密呢？她可是个机灵人！他感到她后来看他的时候，那双漂亮的眼睛里似乎多了一种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呢？他也说不清楚。不过，他又想，这也许是他自己的一种错觉！因为他觉得，她看他的时候和过去一样是同志式的坦诚，并不见得就有其他什么“意思”。是他自己有“意思”了！

他实在按捺不住要向她表示自己爱情的冲动了。他想：只要他向她表示了，哪怕她在一秒钟之内就拒绝了他！这样也好，他的灵魂也许会安静下来，和以往一样，正常吃饭，正常睡觉，正常劳动，正常生活——而这也是一种幸福。

他的这种痴情，苏莹是否觉察，他不得而知，但显然被组长江风看出来了。杨启迪从他的那种怪模怪样的微笑中看出了这一点。其实，江风绝非现在，而是很早就这样看他和苏莹的关系了——尽管他没有用语言表达出来。在他还没有对苏莹产生这种感情的时候，他根本不把江风的这种微笑当一回事。就是现在，江组长的这种态度，也只能使他和苏莹更亲密一些。

几年中，省文卫系统下到黄土高原这个偏远山村的知识青年小组，有当兵走的，有招工走的，有被推荐上大学的，现在只留下了他们四个人。组长江风没走，是因为他是地区知青“先进典型”，最近又“纳”了“新”，政治上实在是炙手可热，所以一再发誓在农村“扎根一辈子”，还动不动引申说：“毛主席当年就是在农村把革命闹成功的。”另外一个男生马平留着没走，是因为个人的原因——中学时因偷盗被劳教过，谁家也不敢要。而苏莹走不了是因为家庭的原因——父母亲是“走资派”。至于他，则是为了别人的原因——几次都轮上他走了，他又把机会让给了比他更有难处的同学。此外，他自己对农村的感情要比其他同学深厚——他从小就跟外祖父外祖母在乡下生活，直到上高中那年两位老人家先后病殁了，他才来到省城当印刷工人的父母亲身边，因此他习惯而且也喜欢农村生活。虽然他也想回城市去找一个他更愿意干的工作，但在农村多呆一年两年也并不就像有些人那样苦恼。拿马平的话说，他基本上是个“土包子”。他承认这一点。要不，他这么大个人了，怎还不敢向一个他所喜欢的女孩子表示自己的爱情呢？

留下的他们四个人，经常发生各种各样的磨擦，有政治上的，有学术上的，也有生活上的。苏莹在大队的菜园种菜，他在一队当饲养员。马平声称“腰上有毛病”，一年四季不上山，只给四个人做做饭，挣个半劳力工分。至于江风，一年中几乎有四分之三的时间在外面开各种各样的会议。

这天，江风从地区开会回来，吃饭时给三个组员布置：一人写一篇“欢呼镇压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的文章，说要贴在公路边的黑板报上。他说事件已经过了几个月了，他们知青小组还没对这件事公开表态呢。他检查说他的“路线觉悟低”；虽然他个人认识是明确的，但没发动组里的另外三个人做一些工作，现在要“补课”。

“我不写。”苏莹第一个说。

“为什么？”江风问。

“原因你都知道。”她回答。

“我看你不要自己给自己记这号政治账吧！”江风很不高兴。接着，他转过头说：“启迪，你不是爱写诗？你就给咱来一首诗！”

苏莹瞥了他一眼。其实用不着瞥这一眼，他早就准备好了对答的话。他说：

“我还能写诗？我能写诗的话，早把诗贴到天安门广场了！你瞪什么眼？你把我镇压了！”

“吃饭！”马平向来对这种政治上的争吵不感兴趣，铁勺在锅沿上一磕，喊叫道。

“你也得写！”有些愤慨的江风转而对马平说。

“我写？我写。你拿张报纸来，我给你抄几段子。”马平漫不经心地回答。

四个人谁也不说什么了，各吃各的饭。他们就是这样，说吵就吵，说停就停。因为争吵的双方都知道：就是吵上三天三夜，谁也不会说服谁的。

二

午饭后，江风硬把马平拉上到小学校写“专栏文章”去了。

小院很静。杨启迪独自在院角的那棵老槐树下转圈圈。阳光灼热极了，一川道的白杨树上，知了争先恐后地聒噪着，弄得他心里十分烦乱。其实，也不是知了弄得他心烦乱。

他转了一阵圈圈，站下朝边上那间屋子看了一眼，然后便走了过去。他走着，脚步迟疑地抬起又不放心地落下，像是地上埋着什么危险的东西。

他终于站在苏莹的门前了。右手举起来，在空中足足停了一分钟，才落在门板上。他立即听见自己心的跳声比敲门声还大。

没人应声。可是，门却开了。

奇怪！屋里空无一人。他吃了一惊。门是他推开的吗？他记得他没有推门，那么门是谁开的呢？他的眼睛迅速地又在屋里依次看过去：桌子，板凳，床铺，炉灶……就是没人！啊，这是怎回事呢？他明明看见她进了屋再没出来过……

由于没看见她，他的心跳恢复了正常的频率。可是，猛然间又狂跳起来——因为这时候，在那扇打开的门后边，突然探出了那张他所渴望看见的亲切的美丽的脸庞。这脸庞湿漉漉地沾着一些水珠，微笑着，有点调皮地对着他，眼睛似乎在说：你这傻瓜！如果没人，门会自己开吗？

她的突然出现，如同一道强光，刺得他眼花缭乱。他恍惚得根本没看清她的脸，只朦胧地看见一些晶莹的水珠在眼前滚动，脑子里意识到她大概是在门后边洗脸。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进屋子里去的，只感到走的姿势很不平衡，甚至右腿都有点瘸。

“你坐。”她一边背对着他搭毛巾，一边说。

“嗯。”

“喝水不？”她转过身看着他问。

“嗯。”

“你看你！到底喝不喝嘛！”

“啊？嗯……喝哩。不渴！”

他坐在了桌前的凳子上。虽然没看她的脸，但感觉到她一直在笑。

他更慌了，两只手不知所措地放在膝盖上慌乱地搓着；不断地挪动身子，不知怎样坐才恰当。

一只冒汽的水杯送到了他面前。他看了看，抿了一小口：是加了白糖的，很甜。水杯太烤人了！简直像火炉子一样，烤得他脸上热烘烘的。接着，全身也开始热烘烘的了，甚至两只脚片子都烫得发胀。

他赶忙站起来了。站起来又不知该做什么。他来是想和她说话的——也就是来谈恋爱的！可是他不知该怎样说，说什么。呀！首先第一句话就不知说什么嘛！

他感到她也似乎在等待他说什么，所以也不开口，抿嘴笑着，随手从床边拉起一团毛线缠起来。

他站在那里，不知是该走还是该留。窘迫中，他赶忙去看墙上的世界地图。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往下看。心慌意乱地从亚洲看到非洲，又从非洲看到欧洲，再从欧洲看到南北美洲。

五分钟过去了，七个洲一百多个国家都看完了，可是头一句要说的话还没有想出来！他于是又从亚洲的国家看起来：中国，缅甸，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

当他从陆地上看到海洋里的印度尼西亚的时候，他终于想起了一句开头的话。

他嘴唇颤了几下，说：

“……小苏，这印度尼西亚的岛屿就是多！怪不得人称千岛之国哩……”

“什么？”对方显然没听清楚。

“千岛之……国嘛！”

“哎呀，什么前倒置后倒置的，我听不清楚你说些什么！”

的确，他也知道她没听清楚。因为他没说清楚——鬼才知道他的舌头在嘴里胡搅了些什么！

他转身俯伏在桌子上，拿起蘸水笔在一张白纸上写这几个字。她放下线团过来站在他身边，看他写。他立刻慌了，笔在手里蛮抖，写完四个字后在纸上滴下一溜墨水点子，倒真像是图文并茂的“千岛之国”了！

她看他写完后，笑得前俯后仰。她从他手里拿过蘸水笔，在那个“岛”字的下面画了几下。

他赶忙低头去看她画什么。不看不要紧，一看吓一跳：原来，他在慌乱中竟然把“岛”字写成了“鸟”字！

一股热血轰地冲上了脑袋！他很快把右手托在桌子上，好让失去平衡的身体不要倾斜下去，嘴里莫名其妙地说：

“……咱们的猪还没喂哩！”

在她对这句话还没反应过来之前，他又赶忙补充说：

“我得去喂猪呀！”

他像逃避什么灾祸似的拔腿就走。

“等一等！”

他的衣角被扯住了。他转过身来，看见她从桌子的抽屉里拿出两颗西红柿来，递到了他面前，并且听见她说：

“菜园今儿个第一次卖西红柿，我买了几斤。新品种。你尝尝，看甜不甜？”

他两只手笨拙地接过两颗熟透的西红柿，便飞一般地冲出了屋子。

他没有去喂猪——让它暂且饿一会吧，他现在顾不得去喂它了。

他出了院门，下了公路，蹚过小河，一口气爬上了村对面的山头。

他大汗淋漓地坐在了山顶一棵老杜梨树下，把上衣脱下来丢在一边，一手拿着一颗西红柿，偏过来正过去地看着；用鼻子闻闻；在脸蛋上亲昵地擦擦。接着，不知为什么他突然又蹦跳起来，光膀子举着两颗西红柿，绕着杜梨树热情奔放地跳将起来（很难说是舞蹈），直到一根裸露的树根绊了他一跤，才制止了这种疯狂行动。

他嘿嘿笑着从地上爬起来，自己也为自己的行为害羞了，脸通红，赶忙朝四下里看看有没有人。没人！正是午饭时光，山上劳动的人都回家吃饭去了。

他很不好意思地摇摇头，重新坐在老杜梨树下，眯起眼，出神地望着三伏天绿色浓重的高原，望着蓝天上浮动的白云。啊，世界多好！

他揩掉沾在西红柿上的土，想起了苏莹刚才对他说的话。他小心翼翼地在这两颗西红柿上各咬了一小块，嚼着，品味着，嘴里嘟嘟囔囔回答山下那屋子里的她，说：

“真甜啊……”

三

尽管杨启迪一次又一次地鼓足了勇气，要把自己热烈的爱情倾吐给苏莹，但直到现在还没有能够明白地对她说出关于他爱她的一言半语。

可是，尽管他现在还没有能够明白地获得她的爱情，但那两颗西红柿的甜味却已经永久地留在了他的心里。他长这么大，不少次吃过西红柿，好像这一次才知道：西红柿原来是这么样的好吃呀！

他只吃掉了这两颗西红柿的皮儿，而把瓤子留了下来，在小河里淘洗出籽儿，晾干，用洁白的纸包好，放在自己的箱子里。他爱诗，忍不住诗兴大发地想：如果有一天，爱情的种子终于能够播进他的心田，他就要把这两颗西红柿的籽种播进亲爱祖国的土地上——生息在她怀抱里的儿女们所收获的一切幸福之果，都是靠了她那丰腴的胸脯养育啊！

纯洁的爱情会把人的心灵陶冶得更美好；使他更热爱生活，更热爱劳动。杨启迪对自己要求更严了。他觉得这种严格要求是苏莹向自己提出的。

他是生产队的饲养员。每天早晨，当社员们和同学们还在睡觉的时候，他就摸着黑上山给牲口割草去了。在社员们清早刚出工的时候，他的青草就割回来了。看他背着多大一捆草呀！从后面看，只能看见一堆草下面的两条腿迈着细碎的步子！

他在路上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休息，总是在村头的菜园边上——因为她在这里劳动。

每天早上，当他把那小山一样的草捆从山上背下来，搁在菜园边那块大青石上的时候，她也正好肩着锄头上工来了。她乌黑的剪发头上包着雪白的毛巾，一身洗灰的蓝制服，膝盖上打着补丁。很白很细的脸庞被烈日烤晒得有点发红，像秋天的苹果经了第一次霜。一双眼睛总是像清晨草叶上的露珠儿一般晶莹闪亮。在大自然中，她就像一棵玉兰，纯洁美丽而又质朴端庄。

她来到他面前，看见他满脸黑汗，就把自己包头的白毛巾摸下来递给他。

他嘿嘿地傻笑着，说：“我有。”便掏出自己的那块肮脏的小手帕。

她笑着喊：“呀！你那点手帕叫汗水能冲到小河里去！给！”毛巾扔到了他的头上。

他踌躇地拿这雪白的毛巾去擦自己黑汗滚淌的脸。一股芬芳的香皂味直冲鼻子。不知为什么，他觉得西红柿好像就是这种味道。其实，他也知道西红柿根本不是这种味道！

他擦完汗，看看被汗水弄脏了的毛巾，很不好意思还给她。

她从他手里夺了过来，往锄把上一缠，说：

“你看你！又是这样！毛巾拿到地里就是为了揩汗的，又不是给土地爷供奉的！脏了我不会洗？”

说完这些话后，她就照例从另外一块手帕里拿出一些吃的来——有时是白馍，有时是玉米团子——递给他，略带责备地说：

“你也不吃一口东西，就上山去了。你呀……”她莞尔一笑，迈着轻盈的步子拐进了菜园。

他看着她的背影没入黄瓜架后面的时候，才开始吃干粮。他吃完干粮，背起那小山一样的青草捆子，撒开腿向饲养室跑去。

这时候，村子里照例升起了一缕缕蓝色的炊烟；密集的枣林深处也开始飘散出饭菜的香味。川道上的玉米地里，晃动着一排排包白头巾的脑袋。刚锄过的玉米苗儿，更绿，更水灵了。谁在垴畔山上翻麦地，一口好嗓音吆喝着牛，并且又唱起那令人心跳弹的信天游：“蓝格瓦瓦天上云追云，什么人留下个人想人……”

他在这劳动的交响乐里，一路上踏着轻快的步子，背着草进了饲养室的院子。接着他一手垫，一手铡，很快就把一捆子草铡碎；拿木杈把铡碎的草挑进草房里。然后，就把没出山的牲口牵到外边来，给它们刷洗身上的污垢。那个细心劲不亚于母亲给女儿梳头。

做完饲养室里这个时候该做的一切之后，他又提起镰刀，绳索往肩胛上一搭，急急忙忙上山去弄另一回草——割紫苜蓿。这回他跑得更欢了，因为无论如何要赶午饭前回来——等中午出山的牲口一回来，就是饲养室一天中最紧张繁忙的时候了。

他的生活过得越来越紧张了。白天拼命干活，晚上又要拼命看书。读政治经济学，演算高等数学。除过自修英语，又加了一门日语。

对于他的这种劲头，江风和马平是越来越反感了。有一次吃午饭，二流子马平竟攻击他鬼迷心窍——怕是想入党做官来着，逗得江风仰头大笑。

他气得真想过去把马平这个无赖狠揍一顿。这时候，正吃饭的苏莹却用筷头子指住马平，用开玩笑的口气说：“马平，你这话恐怕不符合‘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吧？现在还轮上这种‘只拉车不看路’的人入党做官吗？得先看路线哩，车拉不拉倒不要紧！如果路看错了，不是把车也拉着送给资本主义了吗？……”

马平嘻嘻笑了两声，没把这番话当一回事。江风的脸却像圪针条刷了一般，红一块，白一块，端着饭碗出了灶房门——正是这位“当代英雄”攻击杨启迪是“只拉车不看路”的人哩。

她为他出了一口恶气！

去感激她吗？没必要。杨启迪知道她不需要他的感激。即使江风和马平这样攻击一个她素不相识的人，她也会同样回敬他们的。

每当这种时候，他对她的爱情就被一种深深的尊敬所替代。这反倒使他更没勇气向她吐露心曲了。他怕这会成为一种粗俗——如果真是这样，就会伤害了他心灵中所塑造的那座美丽的雕像；同时也会毁掉安放这雕像的他自己的心灵。

这样想的时候，他自己就在心中渐渐平息了要急于向她表示爱情的强烈冲动，而把这热烈的冲动变成了一种深沉的感情。他的这种内心经历的过程像造山时期的地球一样，喷发出无数炽热的岩浆，最后激烈的喷发停止，出现了肃穆的高山和庄严的大海。他甚至觉得，这种说不出来或者不说出来的爱，要比那说出来的更美好！

四

这一天，苏莹去城里给蔬菜公司交菜，带回来了一位陌生的男青年。她给大家介绍说他是她父亲朋友的儿子，他们小学里的同学，现在山西农村里插队，因办点公事路过这里，她父亲托他顺道来看看她。

来客身材颀长又不失健壮；风度洒脱大方，而又很有内涵。初来乍到，第一眼给人的印象蛮好。

客人来的当天上午，苏莹叫杨启迪帮她在她旁边的一个空屋里搭了一个床铺。她解释说她的同学神经衰弱，和别人一块住，晚上睡不着。

杨启迪在帮她搭床的时候，自己也不知为什么冒出这样一句话：“他明天就走吗？”

她抬起头很奇怪地看了他一眼，随后又笑了，说：

“不，要住一段时间。他说他对这里的风土人情很感兴趣，想好好体味体味。”

“他叫什么名字？”

“噢，我倒忘记给你说了，叫……张民。”不知为什么，她脸一下子红了。

就是这个张民的到来，猛然间把一切都改变了。过了不久，他就看出来，她和这个人的关系似乎要比一般的同学关系深。他们在一起既亲密又随便，简直如兄似妹！两个人长得都很漂亮。在他看来，这漂亮的特点都有些相近呢！他们的关系太不一般了，也许其他人看不出这一点，他看得出来！热恋的年轻人哪个不神经敏感？

他有时细细观察，觉得他们之间的关系亲密是亲密，但似乎又有点微妙：既不像是同学关系，也很难确定就一定是爱情关系了。不是爱情关系？但愿不是！是同学关系？可的确又比同学关系深！是亲戚？是表兄妹？扯淡！这是自己在无聊地安慰自己！人往往希望于自己不利的事实不存在，而最终发现不存在的往往是自己的希望！

他胡思乱想。他大伤脑筋……

新来的客人晚上睡得很迟，有时灯一直亮到天明。很奇怪，不知他是睡觉忘了关灯呢，还是在干其他什么事。

他看见苏莹对她的“同学”（他已在心里给这两个字打了引号）关怀备至，每天早上都在煤油炉上煎两个鸡蛋，端进那个神秘的小屋。白天，她有时带他到菜园里去帮着干活。有时他也自己扛着镢头和社员一起上山去劳动，和羊倌一起出山放羊；并且，头上还扎起了白毛巾，把自己打扮得和本地的庄稼人一样！

这一天中午，闷热得要命。杨启迪和往常一样去村后一个小河槽洗澡——这地方有个齐胸深的小水潭，四周崖岩很高，可以避人，村里的人夏天都爱在这儿洗澡。

他老远看见前面一棵大柳树下坐着张民，像是在看书；走近时，他才听见他是读英文版的安徒生的童话《丑小鸭》。朗读很流利，比他的水平高。如果他不抬头，他就不想和他打招呼。他和他很自然地有了别扭。

他却抬头了，并且笑着说：

“很对不起，小苏在下边洗澡，她让我在这儿堵堵人。您先在这儿坐一会，她大概很快就完了……”

啊！他们的关系已经到这种程度了！他感到头顶的太阳已经从天上掉下来，落在了他头上，脑袋都快要热爆了。

他只说了一句“我晚上再洗”，就转过身匆匆往回走。

他没有回宿舍。他下了公路，蹚过小河，爬上了村对面的山头，又来到了那棵老杜梨树下。他坐下来；接着，又站起。手使劲地抠着树皮，失神地望着远方起伏的山峦。烈日暴晒下的高原，火辣辣的，静悄悄的。热气从大地上蒸腾起来，在阳光下闪烁着变幻莫测的色彩。一种空旷和寂寞的感觉控制了他。他扭头朝村里望去，村庄沉浸在午睡之中。村道上跑过谁家的光屁股小孩，扬起了一溜白烟。他突然看见，苏莹和张民肩并肩从村后的小河边往回走着。她好像在梳头，和身边走着的张民说着什么。

他的两条腿像谁用棍子猛击了一下，感到绵软。他顺树干坐在了地上，双手捂住脸，指缝里淌出了几颗热辣辣的泪珠……

杨启迪一颗为爱情所燃烧的热腾腾的心，凉了。他断定她的爱是属于这个新来的客人的。他太幼稚了。他现在才冷静地认识到，他那前一段爱情的狂热仅仅是单方面的。他忘了一个起码的常识：爱是两个人的事！

他继而想到，他和张民的风度、气质都不能相比——他是“土包子”，而张民和苏莹一样，是“大城市型”的。他以前缺乏自知之明，竟然没有认真考虑这些差别。而他和苏莹的差别仅仅只是这些吗？她父母都是省厅局级干部，而他的父母却是普通的工人。虽然她父母亲现在“倒了霉”，被当做“走资派”打倒了，但他通过她深深了解她的父母亲，他们都是廉洁奉公的好干部，是打不倒的，他们是好人！但不是“好干部”就一定能和“好工人”的家庭结亲嘛！爱情可以说比政治更复杂！他悔恨自己以前没朝这方面多想，而没头没脑地爱别人，结果自己给自己制造了这个悲剧。

爱得很深，失去爱后的痛苦也就很深。他的日常生活尽管表面上还和以往一样，但所有的节拍都不谐调了。他割草割破了手指头；读外语时，有时会凝固在一个句子上，怎么也读不到下文去。他捶打自己的脑袋，抱怨自己太没出息了！

使他更为苦恼的是，苏莹对他的态度似乎并没有什么改变，还和以往一样令人温暖地对他微笑，帮他喂猪，甚至把他放在枕边的破衣服拿去缝好，又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原来的地方。

但他不能承受她的这一切了。他有自尊心。并且，从道德的角度去考虑，他不能为了自己的幸福而去干扰和破坏别人的幸福！

他开始有意回避她。偶尔不得已见了面，也只是平常地打个招呼。他看到她对他的这种态度是多么地惊讶。而他又对她的惊讶感到惊讶：天啊，你惊讶什么呢？

早晨割草回来，他不再在菜园边休息了，并且尽量使自己的眼睛不朝菜园里看。他一歇也不歇把草背回饲养室，然后自己回去拿干粮吃。有时，他也忘记了回去吃干粮，就又空着肚子上山去割第二回草。

这天，他一个人正在饲养室铡草，突然看见她从院子的豁口里进来了。他赶忙把脸扭到一边去，假装没看见，继续低头铡他的草。

包着干粮的花手帕伸到他面前来了。他不得不停住手，但没看她，说：

“我……吃过了。”

“你为什么这样呢！”她的声音有些沙哑，拿干粮的手也有点抖颤。

他抬起头来，猛地惊呆了：他看见她的脸抽搐着，眼睛里流转着晶莹的泪点！

她把干粮放在他旁边的石床上，扭转身很快地走了。

他呆呆地立了好一会，才打开石床上的花手帕。里边有三张白面烙饼（看来不是出自马平的手），两个煮熟的鸡蛋；一张白纸里包一撮细白的盐——这是就鸡蛋吃的。

他面对着这些东西，鼻根一酸：就是他不能从她那里获得爱情，可她也是一个多么好的同志啊！他怪自己这一段对她太冷淡了！他在心里对她说：他目前也许只能这样对待她了；也许过上一段时间，等他的心情完全平静，他就会和她恢复正常的同志关系的。

中午，他想把手帕还给她。走到她门前时，听见屋里她正和张民说话，他就又打消了进她屋子的想法，把手帕搭在了她门前的铁丝上。

他正准备走开，张民从屋子里出来倒洗脸水，很亲热地问他：

“吃饭了没？”

“吃了。”他回答，并转脸看了看他。一张热情洋溢的漂亮的脸；刚洗过的头发，在中午的阳光下乌黑发亮。他手提着脸盆，似乎还想和他说点什么。为了礼貌的原因，他觉得自己也应该再说点什么，比如问“你吃了没有”之类。但不知为什么身子却背转了，腿也开始往回迈动了——他感到这阵儿是身体在指挥思想！

他回去躺在床铺上，久久合不住眼。他不想思考张民，却偏偏要思考这个人。他虽和这个给他带来巨大痛苦的人没有直接说过什么话，但他的直觉告诉他，他比自己各方面都强！他杨启迪是一个理智健全的人，他不能因为他给他带来痛苦就不能以正常人的眼光来认识他。他感到他有各方面的修养，某种程度上很像苏莹，甚至比苏莹还老练成熟。他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但质朴，没什么架子，很容易和普通人打成一片。他来这里时间并不长，就和全村的大人娃娃都熟悉了，老乡都管他叫“老张”。而自己比他也差不了几岁，可杨字前边还冠个“小”字！

他忽然很想知道，这个神秘的客人的政治倾向究竟怎样？他对当前社会发生的种种事情又是什么态度？自从一月八日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四月五号天安门广场事件发生，祖国面临着一个多么严重的时刻呀！虽然人民好像暂时沉默了，但地火正在地下运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现在正处在两种命运决战的前夕！到处都有激烈的交战——就在他们这个小小的集体里，也是这样。而张民属于哪个阵营？在这些年月里，这一点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五

这一天下午，灶房里只留下了张民、江风和他一块吃晚饭。

江风一边往嘴里扒饭，一边非常亲热、非常兴奋地对张民嚷嚷：

“哈，我今天又重学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篇文章，实在深刻！那严密的逻辑，好比无缝钢管。有人想鸡蛋里挑骨头，我看白搭！”

这位“当代英雄”只冲着张民发宏论，不屑看他一眼。心比警犬还机灵的江风，早就嗅出了他深深地爱着苏莹的心思，现在正是利用张民来奚落他的机会哩。

谁知张民听他说完，咽了一口饭，略微思索了一下，说：

“不过，我觉得，马克思和列宁也从来没有认为自己的理论就都是无缝钢管……”

接着，张民非常熟悉地引证出列宁对有关的这些问题的大量论断，又把张春桥文章中对这些问题的观点抽出来进行了对比。虽然他没对张春桥的文章直接发表看法，结果这一对比，倒好像张春桥的文章是专门批判列宁的。

在江风和张民说话的时候，他虽不看这两个讨论问题的人，但耳朵一直在认真地听着。他在心里赞叹和佩服张民竟如此博学地把江风所说的“无缝钢管”弄成了一个到处是窟窿眼的“草筛子”！如果眼下这些话是苏莹对江风说的，他杨启迪就不光会在心里暗暗高兴，而肯定会高兴得笑出声来！

他忍不住瞥了江风一眼，看见他瘦长的脸阴沉了。

他刚要把目光从那张脸上移开的时候，只见江风又笑了。这次是冲他来的：

“启迪是我们组的政治经济学专家。小杨，你同意张民同志的这种观点吗？”

这个卑鄙的东西！这哪里是在讨论问题？他现在是准备挑起一场他和张民的心灵的决斗！而对一个嗜血的人来说，这种决斗远比肉体的决斗更血腥！

他明白江风此刻的意思——那意思是说：平时的话，你杨启迪大概比张民的观点还要右！可是今天不见得吧？他夺走了你的爱情，你现在不借题发泄一点什么吗？

江风看来断定他会进攻张民的，而且会恶毒进攻的。但他错了。一个正直的人是不会为了自己的恩怨而去诽谤真理的。他还没有低下到这种程度。而在眼下这年月里，对一个正直的人来说，还不仅仅止于这些——在一小撮民族败类践踏这个国家的时候，他应该有一种比个人的爱更深更高的爱——这就是对祖国的爱。在这一点上，他和张民又有了共同的爱，正如他们共同爱苏莹。那一种共同的爱给他带来了痛苦，而这一种共同的爱却给他带来了欣慰。

他瞅了一眼正在洗碗的张民。从背后看，那副宽肩膀真像他早年病死的哥哥。他继而想到他和他大哥小时候为吃一块糖而争执的情景。他很奇怪此时他怎会记起这些已故的人和事。

他扭头看看江风，他还微笑着看他，等着他张开嘴巴来，射出语言的毒弹，去击倒那个正在洗碗的人。

他的子弹射出来了，没飞向张民，直向江风本人射去：

“我不是什么政治经济学专家，但张春桥的文章还是能读懂的。是的，有些人的理论是比列宁‘高明’，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但这‘高明’说不定哪一天会从天上掉下来，掉到世界上你所知道的地方！”

“你这是拿鲁迅骂国民党的话骂人！”江风尖锐地喊。

他没理他，把碗底上的一点残汤从门里泼出去，自己随后也出了门。至于张民用怎样惊喜的眼光看他，而江风的脸又如何灰丧，他都没看见。

他把饭碗放在宿舍里，不知为什么，情绪非常激动。看来傍晚书是读不进去了。他想破例在饭后散散步去。

他出了院门，下了公路，蹚过小河，爬上了村对面的山坡。

他没有到山顶的老杜梨树下去。他在半山坡上的一块草地上坐下来。青草的甜味和野花的芳香混合在一起扑鼻而来，令人陶醉。他折了一枝草茎噙在嘴角里，仰靠在草坡上，望着近处的村庄和远处的山峰。

太阳在西边那一列大山中沉落了，红艳艳的晚霞顿时布满了天空。很快，满天飞霞又都消失了。大地渐渐由透明的橘黄变成了一片混浊的暗灰。

暮色苍茫中，归宿的羊群和蹦着欢迎它们的吃奶羔子，热烈而亲切地呼应着。同时，孩子们也在村道上迎接收工回来的父母亲。人和牲畜用不同的语言抒发着团聚的喜悦。村子里弥漫着一种亲切愉快而又十分和谐的气氛。

他出神地看着这一切。身体躺在柔软的草地上，十分舒服，舒服得令人觉得自己的身体已经不存在，和整个大地融化在一起了。

凉爽的晚风吹散了村子上空浮动的炊烟。枣林墨绿的浓荫中，高低错落地闪烁起星星点点的灯火。母亲们开始拖音拉调地呼叫爱串门子的娃娃回家睡觉。一阵骚动后，村子里静了下来。谁家的狗百无聊赖地叫了几声。接着，又有一只糊涂的公鸡乱啼一阵。枣林深处闪烁的灯火渐渐地都熄灭了。村庄沉浸在一种神秘的静谧之中。同时，小河的喧哗声高涨了。

月亮升起来，在几片白云中飞快穿过——其实是云彩在飞。奶白色的月光，照出了庄稼和树木的浓绿，照出了新翻过的麦田的米黄颜色。高山峻岭肃立着，像是一些弯腰弓背的老人思索着什么……

一种对祖国大地以及和这大地息息相连的劳动和生活的爱，由这爱而激起的汹涌澎湃的热情，在杨启迪的胸膛里鼓荡起来。他想起很多古人和现代的人，想起无数没有在大地上留下姓名的战士，把自己的头颅和一腔血献给了这块土地。他们之中有的只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十几个年头，没穿过一件好衣服，没吃过一顿好饭，没有过甜蜜的两性生活，而把所有的爱情都献给了祖国。而他，不知疲倦地劳动，演习高等数学，学外语……所有这一切，不也都是要献给祖国的吗？他从小就立下那么坚定的志愿，要为祖国献出自己的一切，无愧地活着，在生活的道路上踩下自己坚实的脚印。可是现在，他怎能为了得不到一个人的爱而消沉下去呢？有什么可苦恼的？为什么一定要苏莹做自己的爱人？原来纯洁的同志关系不也很好吗！没有任何理由去妒忌张民。妒忌这种玩艺儿是最卑鄙的。振作起来吧，重新热烈地投入到生活中去吧，赶快把自己的失魂荡魄招回到自己的身体里来！

他的思绪像长河一样奔流。尽管思索的问题并不都很连贯，但结论很明确地得出来了。

他轻快地从草地上跳起来，伸了伸胳膊腿，嘴里哼起了“文化大革命”前他所喜爱的曲调“蓝蓝的天上白云飘”，一路小跑着下了山坡，过了河，上了公路。

他没有回宿舍去。他失眠了。他穿过寂静的村巷，来到饲养室。

槽头上一排牲口纷纷扬起头，发出各种亲昵的咴叫声热烈地欢迎他的到来。

他拿起草筛子，很快给它们添了一遍夜草。他又搂住那个调皮的小驴驹，用自己热烫烫的脸颊亲昵地摩擦它的毛茸茸的小脑袋；然后便拿起镰刀和绳索，扯开大步，踏着银灿灿的月光，向对面山坡上的苜蓿地走去。

他一上草地畔，就把上衣脱下来扔到一边，猫下腰，飞快地割起来。

月亮升高了。全村的公鸡亮开嗓门，激昂地开始了第一轮大合唱……

六

头天晚上很折腾了一些时候的他，现在呼呼地入睡了。多少日子来，他还没有睡过这样的午觉。

他不久就做起了噩梦，梦见他在打仗，炸弹爆炸，子弹呼啸，天崩地裂……

他惊醒了，猛地坐起来。窗户纸黑乎乎的，外面正在下着大暴雨。

他跳下床，打开门。风声，雨声，雷声，山洪声，立即灌进屋子来，震得他耳朵发麻。雨帘遮住了视线，大地上的一切都消失了。

他很快想起了他的那些牲口。这样大的暴雨，饲养室的顶棚会不会漏水？

他从墙上揭下一顶草帽扣在头上，冲出了门；刚出门，又把草帽扔回了屋子（啥事也不顶）。

他撒开腿，闭着眼睛，在走熟了的山路上跳跳蹦蹦地跑着。小路旁边通向菜园的水渠里，灌满了山上流下来的洪水，正滔滔地奔涌着。他正跑着，突然听见旁边地上有人叫他的名字。他吓了一大跳，赶忙弯下腰看，原来是苏莹——她正坐在水渠里，用自己的身体把水渠里的洪水遮挡到崖坎下去。水流冲击着她。她两只手揪着渠沿上的草丛。她喊：“快到崖下把我的铁锨拿上来！真该死！我的铁锨掉下去了！”

他不管崖高低，一纵身跳下去。真险，脚片子离锨刃只差几寸远！他吐了一下舌头，赶忙把锨抓起，从前崖畔上爬上水渠，飞一般在渠岸上豁开一道口子，喊：“你起来吧！”

她跟着水过来了，浑身上下全成了泥的，泥脸上一双黑眼睛汪着泪水，说：

“我来迟了！几畦子包心菜全完了，全叫黄汤灌了……你是去看饲养室的吧？你……快去吧！”

“你……回去换身干衣服。小心着凉！”他听见自己的声调有点哽。他很快转身向饲养室奔去。

他心急火燎地冲进饲养室的院子。他从石槽上翻进了棚圈，抹了一把脸，仰头看顶棚。糟糕！棚角漏水了！

他赶忙从牛马中挤出来，从顶棚角的一棵老椿树爬上了棚顶。密集的雨点在棚顶的青石板上溅起了一片白茫茫的水雾。

他找到了漏水的窟窿眼，可是愣住了：拿什么堵塞呢？他上来得太匆忙了，什么东西都没带！焦急慌忙中，他把自己的上衣脱下来，揉成一团，塞在了窟窿眼上！

可是，窟窿眼还没塞住。不过，只差一点了。他又把长裤脱下来，塞了进去。仔细看看，这下塞好了。

暴雨来得猛，收煞得也快。大暴雨很快变成了稀疏的细雨。雷声滚到了远方的天边。只有村子下边河道里的山洪声怒吼着。他抬头望望，远山还在雨雾迷蒙之中，近山已经露出了面目：庄稼和树木青翠碧绿；米黄色土地变成了一片褐色。对面苜蓿地畔上塌了一批土，露出的干土，像黄布上的一块白疵点。

就在这时候，他听见从河道里传来了一片嘈杂的人声，夹着一些尖锐的惊叫声、呐喊声，叫人毛骨悚然。

出什么事了？

他赶忙把锨搁进草房，拔腿向河道里跑去。

他远远地看见河畔上站了许多人，都朝河对岸扬着手，呼喊着什么。河道里，山洪像一条咆哮的泥龙向下游奔窜而去，波浪像起伏的丘陵；间或，有一棵连根带梢的大树，在波山浪谷中时隐时现。

河对面的小山沟里，山洪也在飞卷着往外奔涌，在沟口的崖岔上腾起来，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注入到了大河的洪波巨浪中。

他来到河畔上，一切都明白了。

他看见，在对岸大河与小河的汇流处，有一块小小的三角洲，那上面站着几只羊和一个人。两道河的水都在上涨着，眼看就要吞没了他们。而在他们的上边，却是悬崖峭壁！他继而看见，在三角洲上边的悬崖上，有一个土台子，上面竟然挤了一群羊！他猜测是那牧羊人把羊一只一只扛上去的。

他的猜测没错！他看见那人又扛起了一只羊，往土台子上送。

河水在继续上涨着。远远看起来，那个小三角洲已经不存在了。

“别管羊了！别管羊了！”

“赶快往上走嘛！哎哟哟……”

人们在紧张地向对岸呼喊着。但那人继续在往上扛羊。

杨启迪和大家一样紧张地注视着这令人窒息的一幕，对那个把集体财产看得比自己命还要紧的人，从心里升起一股敬意。他是谁呢？是高虎他爸？是海泉大伯？各生产队所有拦羊的人都是些老汉，而老汉哪有那么大的劲把一群羊一个个扛上那个土台子呢？

他打问周围的人，才知道：那是张民！

原来，张民好奇，想学拦羊，已经跟海泉大伯出了几次坡。今天是他央求让他一个人去试试的。

当他知道这是张民的时候，眼光赶忙在人群中搜寻起苏莹来了。

看见了！她正站在河边上，左手紧捏着，右手似乎是在掠那披散着的头发——实际上是把一绺头发抓在手中揪着。身子摇摇晃晃，稍微一斜，就要跌进河里。她旁边站着老支书。老汉下意识地两臂张开，像要去抱河对岸那个遇险的人。他身板僵硬，山羊胡子上挂着雨水珠！

江风突然来了，黄油布伞下的一张脸很着急的样子，说：“到处找你们找不见！今儿个下雨不能出工，咱几个利用这时间，一块学习‘七一’社论……”

“你看看河对面！”他很气愤地说。

江风没看，说：“我知道。张民这小子逞能哩！叫他再能！”

“你说这话都不嫌害臊！”

他真想给那瘦长脸唾一口，突然听见苏莹“啊”地尖叫了一声，接着所有的人都惊叫起来。

他赶忙朝对岸望去。小三角洲消失了。羊在土台子上面咩咩地叫唤着，张民已经不见了。

他的脊背一阵冰凉。但很快又看见，落水的张民正抓着崖上的一棵小榆树，拼命往土台子上爬。眼看要上去了，又沉了下去；又上来了，接着又沉下去了……显然他已经精疲力竭，已经没力气攀上这个离水面只有几尺高的土塄坎了！

现在已经看不见他的身子了，只有那棵小榆树还在猛烈摇晃，告诉人们他的两只手还抓着它！河这岸的人有的惊叫着，有的无意识地在河岸上狂奔。苏莹脸色煞白，拼命地盯着对岸，表现出了撕心裂胆的痛苦！也许用不了几分钟，那双渴望生命的手就会连根拔出那棵小榆树的根，而被洪波巨浪卷走！

他看着这一切，一个念头在脑子里闪电一般划过。他飞快地向河上游奔跑而去。他全身的肌肉紧紧地收缩在了一起，飞奔着的两条腿像腾云驾雾一般轻盈。他一边奔跑，一边用手背揩着脸颊上的热泪。在这一刹那间，他感到一种无可名状的激动！

他在河上游的一个小湾里，毫不犹豫地投身于狂涛巨浪之中。

曾经在中学里得过两项游泳冠军的他，在这劈头盖脑的洪水中，觉得自己像狂风中的一片树叶一样失去了自控能力。

但他没有一下子被击碎，他喝了几口黄泥糊子。鼻根一阵辣疼，但神志还清醒着。他意识到他的状况后，产生了搏斗的力量。他摸了一把泥脸，发现自己已经到了中水线上。

他一下子被抛上了浪尖，又一下子跌到了深渊。在这一抛一掷的间隙中，他好像感觉到身体和水面有一个极短暂的脱离。就在这闪电般快的间隙中，他比这间隙更快地调整自己的身体，使他能够到达目的地。此刻，一切对过去的记忆都消失了，所有的思想都被抽象到了一个短句里：救活他！

真幸运！他现在已经到对面大小河交汇的旋水湾里了。这样就好了，他不会再被弄到中水线上去。

现在，他唯一的困难是跟着旋水擦过张民身边的时候，抓住个什么东西，使自己停下来，然后才能把他托到土台子上去。

三次都失败了。他已经疲乏到了极点。第四次旋过来时，他就着水势，猛然间抓住一块岩石角，停下了。喜悦使他的身子一阵颤栗，竟然把右腿弄得痉挛了。他拼命使自己镇定下来，用劲在水里蹬直腿，几乎把腿上的血管都绷断了！

好不容易才恢复了正常。于是他一手抓着岩角，一手扶住那个垂死的人，使出全身的力气往上推。他觉得嘴里有一股血腥的咸味——大概是牙齿把嘴唇咬破了。

就在昏昏沉沉的张民终于被他推上土台子的时候，他自己却像一摊稀泥一样扑通一声落入了水中！

他在水里挣扎着，昏昏沉沉，随波逐流。

一个偶然的机会，旋水又把他带到了刚才落水的地方。他伸出两只手，勉强抓住了张民刚才抓过的那棵小榆树。但他和张民刚才一样，已经无力攀上那个土塄坎了。他把活的希望带给了他，却把死亡的危险抓在了自己的手里！

小河里的水首先落下了。大河里的主流猛烈地冲进了旋水湾。水的冲击减弱了身体的力量，却又加重了身体的重量。小榆树的根终于被那渴望生命的手从泥土里拔了出来，接着，一个黄土丘似的浪头扑过来，人和树一起被那无情的洪水吞没了……

七

杨启迪没有死。他在洪水里漂荡了十几里路，在县城附近被捞河柴的社员搭救了。

他现在躺在县医院的病床上。

他没受什么伤。除感到身体有些虚弱外，并没有什么其他不好的感觉。

他仰靠在雪白的床铺上，像刚分娩过的产妇那般宁静。他感到自己很幸福——救活了一个人，自己也活着。

晨光染红了窗户纸。不久，一缕灿烂的阳光就从窗玻璃中射进来。他奋然地向空中伸开双臂，做了一个朗诵式的动作。真的，他真想作一首诗，赞美生命！

就在这时，房门开了，一缕阳光拥进来一个人。

啊，是苏莹！乌黑的剪发，白嫩的脸盘，一身洗得变灰了的蓝制服，肩胛上斜挂着那个用旧了的黄书包。他看见她的手无力地扶着门框，泪水在脸上刷刷地淌着。

“我什么事也没有！”他首先对她说。

“真……的？”她声音颤抖着问，向床边走来。

“张民怎样？”他问。

“不要紧。你受伤没有？”她的眼光急切地在他的脸上扫视着。

“没。你怎知道我在这里？”

她把挂包放在床边，继续看着他的脸，说：

“昨天晚上，我们顺水寻下来，直到天明，才问讯到你被救上来了。早上水还大，老支书和村里的人过不来，我一个人跑到水文站，央求人家把我从吊斗里送过来的……”

她说着，泪水又一次从眼睛里涌出来了。

他为了安慰她，笑着说：“你看我不是很好吗？龙王爷硬请我到水晶宫去，去还是不去？左思右想终究撂不下咱的土山沟！”

他的话把她逗乐了。

他又笑着说：“你刚进门时，我正准备做诗哩！多时没写诗，现在激情来了。”

他说到这里时，她突然“噢”了一声，急忙在黄挂包里翻搅起来。

她翻出了一个棕色布硬面的笔记本，对他说：

“这个送给你！本来昨天下午就要送你的，想不到发生了那么可怕的事！”

她把笔记本双手送到他面前。

他疑惑地看看她，接过了本子。

他翻开本子的硬皮，一行触目的大字跳进了眼帘：天安门广场诗抄。

他激动地翻着纸页。他曾看过几首传抄的天安门诗词，并且一个人在山沟里大声诵读过。想不到现在竟然得到这么厚厚的一本！

“我知道你一定喜欢的……”她望着兴奋的他，说。

他抬起头，激动地问：“哪来的？”

她诡秘地一笑，然后缓缓地叙说起始末来——

……清明节天安门事件的最后一个晚上，有一个青年从棍棒中逃出来。他在首都的一个研究所工作。在那如火如荼的几天里，他抄录下了大量的诗词。随后，他想把这些诗词刻在蜡版上，再偷偷地印出来。他怕万一这个本子被搜查去，他手里就再没有第二份了。但是，他们单位追查“反动诗词”追查得很紧，他不好进行他的工作。于是他给在外省的父母亲写信，让他们给他打电报说他们病重，要他回家。电报很快就打来了。他请假回到父母那里，但照样不好进行这桩工作——因为他父母是“走资派”，家里被看管得很严。他于是就来到乡下他插队的妹妹那里，刻完了这些诗词……

他听她叙说完这些，身子剧烈地抖动着，问：“这个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她又诡秘地一笑，说：

“他昨天险些被水淹死，幸亏你冒生命危险救起了他！”

他吃惊地从床上跳起来，两只手发狂似的抓住了她的两条胳膊，但立刻又惊慌地放脱了。他喊着问：“这个人就是张民？张民是你哥？……”

她微笑着，点点头。

他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她，感到心脏在一刹那间停止了跳动。喉咙里像拉风箱一样喘息着，脸色苍白得可怕。激动使他几乎休克。很久，他才喘过气来，无力地抬起头，问：

“那为什么，要隐瞒，你们的兄妹关系哩……”

她坐在了他的床边上，手轻轻地摩挲着雪白的床单，说：

“天安门事件后，我哥——噢，忘了告诉你了，他不叫张民，叫苏晶——写了一首赞颂天安门事件的诗，并且给我抄寄了一份。我喜欢极了，每天晚上都要看一遍。看完后就压在枕头底下。那天我准备拿给你看，可是突然不见了。我好急呀。上天入地地寻，怎么也寻不见。几天后我到城里给蔬菜公司交菜，碰见县知青办主任老刘。他悄悄告诉我，原来诗稿被江风偷去交给县知青办了。你看这个臭流氓，竟然翻我的床铺！他并且打听到诗歌作者苏晶就是我哥，一再叫县知青办查我和我哥的问题呢！老刘说他们把事情压了，叫我不要声张，并且要我以后多提防着点江风。我本来想把这事告诉你，怕你火爆性子再闹出什么事来，也就没给你说……你看江风这东西瞎不瞎！最近听说他那个‘跟得紧’的老子把他推荐给一位省革委会的副主任当秘书！他老子本人也升成省革委会常委了。十年前，还只是省委组织部的一个干事哩！”

“卑鄙的东西！”他听她叙说着，拳头捣着床铺，愤怒地咒骂着。

苏莹的脸上又浮上了那惯有的微笑，望着他，说：“为了防备江风，我和我哥就闹着玩儿演了这么一场戏！前一段晚上，我哥熬夜就是刻那些诗词呢。前天夜里刚刻完，他就把笔记本当作礼物送给了我。我想你喜欢写诗，就把这送你……”

“你们刻诗为什么瞒着我呢？张民，不，苏晶不了解我，难道你也不信任我吗？”他很不高兴地打断了她的话。

“不，”她解释说，“我哥一来，我就想告诉你，让你也帮着刻——你的字写得好；可我哥不让，他说怕以后出了事连累你……再说，自我哥来后，你……一直不理人……你说！你最近为啥对我……那样哩？……”她嗔怒地望了他一眼，脸通红。

他望着她，心中熄灭了多时的爱情之火，猛然间又熊熊地燃烧起来了。他嘴唇子颤抖着，不知该说什么，笨拙又重新统治了他。

她突然抬起头来，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问：“你真的……爱我吗？”

“什么？”

“你听清楚了……”

在他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她已经把自己的两只手默默地放在了他的手里。

他的两只手颤抖着，紧紧地握住了她的手，两串晶莹的泪珠在脸颊上欢快地流淌下来……

一九七九年四月至五月于西安

*原载《延河》1979年第10期。

惊心动魄的一幕
（一九六七年纪事）

金盆打了，分量还在。

——中国民间格言

一

一九六七年，西北黄土高原这个山区县份和全中国任何地方一样，“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摇撼着整个社会。

城镇里一切可以利用的墙壁都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声明、勒令、通令、通缉令以及“红都来电”和“中央首长讲话”；铅印的或油印的传单像雪片一样在街头巷尾飘飞。墨汁、纸张、糨糊如同粮食和菜蔬，成了人们每天生活的必需品。邮路中断，班车停开，商店关门……

有些家庭分裂了；有的父子决裂了。同志可能变为仇敌，冤家说不定成了战友。过去的光荣很可能成为今天的耻辱；今天引以骄傲的，也许正是过去那些不光彩的事。看吧！许多过去有权力和有影响的人物，正戴着纸糊的高帽子，手里敲打着破铁桶或者烂马勺，嘴里嘟囔着自己的“罪行”，正一溜一串地游街哩；而另外一些普通的群众，正站在权力的讲坛上大声演说着，号召着，命令着……

乡村里，有的人离开了自己耕种的土地，也被吸引到了革命最激烈的地方——城镇。这些人有的是专门去闹革命的，有的是乘机去做黑市生意的；有的既闹革命，也做黑市生意。那些企图反对这些外流“革命家”和生意人的队干部，不分青红皂白，纷纷被城里来的“点火队”宣布为“假洋鬼子”，一律靠边站了。

社会变得一反常态。可是时令却一如既往：寒露前后，秋风飒飒地吹落了第一批枯黄的树叶。山头上，川道里，一层薄薄的秋庄稼不几天就收割完毕；那斑斑驳驳的大地躺在浅蓝色的天幕下，猛一看，好像瘦了许多……

城市在动荡中……

乡村在动荡中……

全国的运动看来很不平衡。当上海的“一月风暴”刮到这个县的时候，已经到了十月。

本来早已瘫痪了的各级党组织和行政组织，被本县两大派对立的群众组织“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红总）和“红色造反总指挥部”（红指）所属各系统、各单位的战斗队，不费吹灰之力，一天之内就你抢我争地夺了权：把那些权力的象征——钢的或木的，大的或小的图章拿来一封存就行了。然后各自宣布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胜利，分别召开庆祝大会，锣鼓声震天动地，鞭炮的灰白硝烟弥漫了整个县城的上空……

无产阶级自己建立的政权又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号下被砸烂了。这当然是史无前例的，同时也叫人不可思议！

失去了阶级的统一意志，权力马上出现了真空。现在，一切都处于无政府状态中。

谁是真正的革命派？谁将统辖全县的十三万人口呢？

街道上挤得水泄不通。两派人搅混在一起，唾沫星子乱飞，没明没黑地辩论着：证明自己革命，对方反革命。到处都是讲坛，到处都在进行着唇枪舌战。城市像一个巨大的蜂窝，嗡嗡声整天不断。各处论战的双方都在引经据典，马、恩、列、斯、毛主席、鲁迅的话被整段整段地引用背诵；这些神圣而庄严的经典也可能立刻又被淹没在一片讽刺、挖苦和辱骂声中。一旦嘴巴这武器不得力了的时候，就开始扛肩胛，动拳头，直打得鼻子口里血直淌！真理和谬误混杂在一起，舌头和拳头交替着使用，华丽的词藻和骂娘的粗话都能博得欢呼……

而在另外一些地方，比如红总总部所在地人委和红指指挥部所在地县委，总司令、总指挥分别和他们的常委们以及对方骂作“狗头军师”或“黑高参”的智囊人物们，也各自正在没明没黑地开会，以便策划下一步的行动。在他们各自的会议上，拍桌子、掼板凳、摔茶杯，争辩、论战、好说、臭骂……刺耳的声浪把会议室的玻璃窗震得咝咝价响！

两地大门口和围墙周围，站着和走着一些立眉竖眼的人。这些人手里提着棍棒，腰里别着刀子，像御林军守卫着皇宫，神色庄严而骄横。这是两派首脑部门直属的组织，跨行业组成，打人、抄家、给“走资派”上刑都由他们管。红总叫“孙大圣”战斗队；红指叫“千钧棒”战斗队。这些人一般白天睡觉，晚上活动……

而这时，两派所有的这些活动都无不围绕着他——县委书记马延雄而进行。

可是，他现在在哪里呢？

二

他在县监狱里。

监狱坐落在县城南边的城墙根里边，是一排用巨大的石头砌成的窑洞。石头与石头之间浇灌着水泥，显得浑然一体。监狱后边的城墙不知是哪个朝代为军事防御而修建的——因为这里离内蒙古只有几百里路程，本县县志记载着历史上游牧民族的数次进攻和浩劫。城墙有的地方已经塌陷残缺，上面长满了茂密的蒿草和苦艾。南北两道城墙顺着一座叫牙峰山的山势，蜿蜒向山顶伸展而去，最后交叉在那里，形成一个夹角。这个夹角里面，就是本县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全县主要的物资集散地。夹角的底边是一条流量不大的河流，绕过县城，在南边一百多华里处，流入了咆哮的黄河。

监狱四围的高墙同样是用巨大的石头砌成的，石头与石头之间也浇灌着水泥。墙外有一座哨楼；哨楼高出围墙，在上面可以俯视整个监狱的院坝。现在，那上面站着一些穿“红卫”服的人，手里提着棍棒，替换了原来持枪值勤的解放军。

由于形势紧张，本县所有的在押犯人都在一个月前被解押走了。随即，红总便控制了这个地方，将县委书记马延雄押在这里。

他现在住在这座监狱最中间的一孔窑洞里。

深秋的阳光透过窗上铁栅栏的空隙，在土地上印下一些长方形的亮块。他，过去的县委书记，今天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正背抄着胳膊，在这亮光和暗影织成的图案上来回走动。

他走着，脚步是匆忙的，像他平时在乡村的山路上一样，似乎有许多急事要他赶紧去办。

这样走着，他有时竟忘了折转身，便一头撞在了石头墙上。这时，他猛地抬起头来，一双眯缝着的眼睛长久而迷惑地望着这墙壁，好像是在梦中被惊醒一样。随后，那两片没有血色的嘴唇便剧烈地哆嗦起来，想要说什么——不，是想要喊什么，但什么也说不出来，什么也喊不出来。

他这样站了许久，轻轻地叹一口气，然后退回到炕边，拉起那件破棉袄裹住干瘦的身板，坐在了炉台上。

他从这破棉袄的一个破洞里，取出一张折叠成小方块的纸片和半截铅笔来。然后小心地展开这纸片，拿那半截铅笔在上面勾画起来。

地上的阳光移到了他那多时没剃没洗、像毡片子一样的头发上了；又从这毡片子一样的头发上移到墙壁上了……而他连动也不曾动一下。那张瘦削的、像白蜡一样的脸久久地对着那张小纸片在出神。

这是一张油印的本县地图。

他所有的书籍和笔记本都被抄收了，只藏下了这张小小的地图。它是他生活的伴侣，是他精神的依托。

当他打开这张地图时，全县的山川河流便一起拥到了他的眼前。那标着村庄山寨的小黑点，在他的眼里也立刻都变成了具体的村庄和山寨：这个村是怎个模样，谁家的窑洞挨着谁家的窑洞；大队饲养室在哪里，机房在哪里……他都能清晰地看得见。一张张亲切的面孔同时也都向他拥来，公社书记，大队书记，生产队长，都向他围拢过来了。他和他们谈心；和他们谋划坝在什么地方打，水库在什么地方修；他拿他的短烟锅和他们的旱烟锅对火，一边互相吹、吸，一边翻起眼皮瞧着对方的眼睛……

多少日子了，当他渴望田野的时候，他就在这张小小的纸片上闻到了泥土的气息和庄稼的味道；当他思念那些弯腰驼背的农民朋友时，他就在这张小小的纸片上看见了他们的音容笑貌。啊，这亲爱的地图！

他出生在这块土地上。十岁失去双亲后，就在这土地上给地主拦羊了。后来，他和庄稼人一齐起来打倒了他们的东家，从此便开始了漫长的革命生涯。他从乡文书、乡长、区游击队指导员、区长，一直到走上县委书记的岗位，永远处于紧张的战斗生活的风暴中。可是，他从来也没有离开过这块土地。这是祖国的一块宝地。他爱它，并不仅仅因为他出生在这里。在过去火热的战斗岁月里，多少革命的领袖人物都曾经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过。现在的十五个公社中，毛主席、周总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转战时期，就先后走过十二个公社的地方。二十多年来，他发誓要把这个地方的工作做好，以不负这块光荣的土地。在战争年代与和平建设的岁月里，他在这块土地上流过不知多少汗水，也流过血：身上有三个枪疤，一块刀伤；而右脚上的那个小指头是前年修水电站时被大石头锋利的棱边剁掉的。他承认他犯过不少的错误，他想起这些错误就痛心疾首！尤其是在今天，他不愿意多想自己曾做过什么好事，他经常想自己那些做错了的事，并时时刻刻想用汗水、鲜血，甚至生命来弥补这些错误给革命造成的损失。但是，现在他一切都被剥夺了：他既没有为革命创造功绩的权利，也没有弥补自己错误的机遇。他被宣布为“三反分子”、“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你是不是反党呢？是不是反革命呢？”他在心灵里为自己设立“党的监察委员会”来不断审查自己。

“不，我没有反党！我把党像母亲一样看待，我怎能反她呢？我有错误，但我二十多年来都是跟党一心一意闹革命的呀！”他向心中的那个“党的监察委员会”喃喃地念叨着。他不灰心。他相信党不会丢弃他的，他跟党二十多年了。他相信有一天，党会对他说：你是党的好同志，你继续为党努力工作吧！

每当这时，希望的光芒便照亮了他的心灵。他想：为了将来，不管眼下情况如何困难，都要千方百计地工作。将来还要建设呀！还要修水库呀！还要好好办农业呀！现在农民的生活还很苦，他发誓在他闭上眼睛前，要看见全县农民碗里的黑疙瘩换成黄疙瘩（玉米面馍）和白疙瘩（白面馍）。

每天，除过挨打和被审讯，所有的时间，他都用来在这张县民政局油印的地图上做未来的规划，从全县农、林、牧、副、渔的布局，一直到中草药的种植。有时候，遇到了难题，他就在这囚室的土地上心急火燎地踱步，直到头碰墙壁为止……

有了坚强的信念和明确的目标，人就能变得冷静。此刻，说实话，他留恋过去火热的战斗生活，同时寄希望于将来，但也决不准备回避现实！此刻，别人因为是造反派而感到骄傲，而他，因为自己是共产党员而感到光荣。让他们说他死不改悔、顽固不化吧！顽固不化就顽固不化，他要顽固不化到底；他准备为这付出代价，哪怕是生命的代价！

此刻，你看他坐在炉台上，披着那件破烂的棉袄，半截铅笔在那张揉皱的地图上指点着，勾画着，嘴里喃喃地念叨着，就像他以往坐在办公室里工作一样，紧张而又安详。

突然，外面监狱大门上的铁锁“吭啷”一声，使他从沉思中惊醒。他很快将地图和铅笔塞进棉袄的破洞里，然后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胳膊腿，神色坦然，像做完了一件事，又准备去做另外一件事。

三

门开了。囚室里先后进来了两个人。

先进来的四十多岁，胖、高、黑，一部络腮胡子从两鬓角一直延伸到衣领里边。他大脑袋上的头发毛楂楂的，像团起来的刺猬。眼睛不知喝了酒还是熬了夜，红得要淌出血来。整个形象使人马上想到神庙里的凶煞。他叫金国龙，是“孙大圣”的队长。“文化大革命”前，他曾是县百货公司的采购员，因贪污和盗窃商品物资被判刑五年，前年才刑满释放。当年他的案子是马延雄一手抓的。不用说，前犯人对现犯人的仇恨是刻骨的。

后进来的那个只有二十岁左右，长相和金国龙正好相反：瘦、矮、白。俩人在一起，就好像凶煞旁边立着个庙童。这小子很漂亮的一双大眼睛里却有两股凶狠的光。残酷的表情似乎和他的长相很不协调，但这种生理的美和神态的丑硬是统一在这张脸上了。他叫周小全，县高中六七级学生，运动初期造反，被工作组打成了“反革命”。以后批资反路线，他就拿造反当营生了，天不怕，地不怕，红总专门把他选出来当了“孙大圣”的副队长。中学的工作组是县委派出的，由此他认为县委书记比反革命还反革命！

红总让这两个来看管马延雄，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他们对他不会心慈手软的。

这两个人每天都要来审问和折磨他。今天又例行地来了。这种审问有时根本没有内容，也不一定每次都是他们的总司令和政委指示的。他们纯粹是为了折磨他。像抽烟和喝酒一样，打人成了他们的嗜好和癖性。

“走！咱们再去拾掇拾掇那个老家伙去！”金国龙每天都要这样招呼一声他的“副统帅”，口气像是饭后招呼一个人和他一同去散步。

现在，这两个一高一矮的凶神恶煞站在马延雄面前，龇牙咧嘴地看着他。

金国龙歪着他的刺猬脑袋，开言道：“呔！你这个老东西！坏东西！前几天我倒忘了给你说啦，你晓得不？老子当年坐禁闭正好也就在这个号舍里！哈哈哈……”他笑得肚皮一拱一拱的，“这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那个“呀”的颤音很快变成了咬牙切齿。笑容一敛，他换上一脸杀气，肥大的右手一把揪住马延雄的领口，狠劲摇扯着这个瘦弱的身躯，嚎叫开了：“你给老子平反！平反！平不平？”随即就狠劲地打了马延雄几个耳光。

“平不平反？”金国龙继续吼叫。

马延雄喘息着，眼光掠过金国龙的刺猬头，透过铁窗的空隙，望着窗外那一小块高远的蓝天和蓝天上浮动着的白云片儿，缓缓地说：“这话，你问过不知多少次了。我也回答过不知多少次了。如果你认为有必要，我可以再告诉你一次：从我的嘴里永远不会说出给你平反的话。你犯罪是事实，党和政府判你的刑没有判错。”

金国龙鬓角的血管像两条蚯蚓在急骤地蠕动着，红眼睛瞪得像两盏灯笼：“你们这是什么党？什么政府？”

“共产党！人民政府！”

拳头打在了他的胸脯上、两腋下！

这时候，“庙童”上来把凶煞推开来点，两手叉腰站在马延雄面前了。他牙齿咬着嘴唇，凶狠的脸扭弄得皱纹巴巴的。他的声音慢、低、狠，吐出来的字像扔出来的石头：“那么，你这个党和政府，为什么把我这个革命造反派打成反革命呢？说！”

马延雄抬起头来，两道温和的目光落在这张年轻而蛮横的脸上。他恨不起来这张脸。尽管他把他打得皮开肉绽，他从内心里不记恨他。他和他的儿子一般大小！他诚恳地说：“小全，我个人不能代表党，也不能代表人民的政府，我是为党和人民工作的一个普通人。可是我没把党和人民交给我的工作做好，把你打成反革命是完全错误的。把你们这些小将打成了反革命，我对党和人民犯了罪。你什么时候叫我检查，我就什么时候检查……”

这时候，突然传来一声连一声的打鼾声。周小全吃了一惊，赶忙转头向炕上看去：只见金国龙四肢大展，已经舒服地躺在土炕上睡着了。这是一个真正的魔鬼！

“老金！老金！”周小全走过去，一只手在金国龙肥囊囊的胸脯上狠狠揉搓了几下。

金国龙停止了打鼾，睁开两只红眼，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坐起来了。

周小全讥讽地说：“哈呀，这倒像是回到你家里了！老金，你在这土炕上睡了五年还没睡够吗？”

“放你妈的屁！”睡了一两分钟的金国龙精神却来了，咚地跳下炕，两条胳膊向空中一举，伸了个懒腰，一身的骨关节发出咯巴巴的响声；然后扭过头，瞪了一眼站在地上的马延雄。

这个挨打的人脸上被手掌掼下的红印子已经退了，又恢复了蜡白，一绺毡片一样的头发紧贴在额前。

“走吧。听见你打鼾，我也瞌睡了。”周小全对金国龙说。

“走？”金国龙对周小全瞪起血红的眼睛，“今儿个就这样便宜他呀？”他扭转刺猬脑袋，两只手几下就把马延雄的上衣扯扒下来。

任何一个人，如果他还有点心肝的话，看见这个脊背都会难过的：这瘦弱的脊背，从肩胛到勒裤带的地方，已经没有一块正常的皮肉了。有的地方结着干痂，干痂的四周流着黏黄的脓液；有的地方一片乌青，像冻紫茄子的颜色一样。那些红色的斑痕是不久前留下的，破裂的地方正渗着血。肩窝和下腰部有两个地方的肌肉萎缩成坑状——这是四七年胡宗南匪兵留下的枪伤；大腿上也还有这样一个坑和一个刀痕。

金国龙对周小全头一摆，然后自己先跨出了门槛。周小全莫名其妙地跟他出去了。

不一会儿，金国龙从外边的院坝里抱回来一块几十斤重的石炭，然后狠劲地把这块毛楂楂的石炭压在了马延雄千疮百痍的脊背上。

马延雄惨叫一声，趴倒在地上。

似乎有一丝人性的光影在周小全蛮性的脸上闪过。他看了看石炭压着的马延雄，犹豫了一下，对金国龙说：“这样会把他弄死的，是不是……”

“你他妈的在走资派面前卖好？段司令还说你小子造反精神强哩，强个屁！”金国龙呵斥着周小全，吼叫道：“走！”

两个人啪地关上房门，扬长而去。

四

囚室里渐渐昏暗下来了。

那血一般的残阳此刻大概正在西边的群山中沉落。

秋风带着入肤的冷意，吹过高墙，吹过铁窗，吹醒了这个苦难的人。

没有血色的脸，没有血色的嘴唇，紧贴着泥土地。只有在他出气的时候，才能感到些微颤动，才能感到那黑色的石炭下压着一个活着的生命。

他咬紧牙关，想爬起来，想掀掉他背上的重负。但，他又一次昏过去了。苍白的嘴唇上留下两颗殷红的血珠。

夜色笼罩了山川大地。没有灯光的囚室里传出了一声声悲惨的呻吟……

快来救救这个人吧！他也许再活不了几个小时了。而这个人是不应该这样死掉的——他在留锁锁头的时候就参加了我们的队伍。他为祖国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劳作了二十多年；他身上有敌人留下的枪伤、刀伤。革命能离开这样的人吗？

可是，谁来救他呢？

在这里，所有的党组织都被夺了权。政府更不存在了。法律呢？法律像垃圾一样被倒在了城壕沟里！现在，一切都由造反派说了算，造反派又由造反派头头说了算。他们现在既是立法的议会，又是执权的政府。这是些胆大而激烈的人物，革命的暴风雨刚席卷过社会，他们就露出了头角，站在这场革命的前列冲冲杀杀。他们的性格特点如果能打比方的话，可以这样说：要盖一座房子，他们也许都是些笨蛋；如果要拆一座房子，他们会比谁都拆得又烂又迅速！在以后的历史中，他们之中的有些人，经过反复，或迟或早终将勇敢地背叛了自己最初的信仰，成了很成熟、很有头脑的公民。但他们之中的另外一部分人，在眼前和以后的历史中，给这个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灾难。这是些民族的罪人！

……黑夜笼罩着大地。悲惨的呻吟继续在这凉飕飕的秋风中颤抖着。谁能听得见这声音呢？

突然，囚室的门哗地被掀开了。一道眩目的手电光首先照在了黑色的石炭上，然后又移到了那张垂死的、白蜡一样的脸上了。只听见“啊呀”一声惊叫，一个人很快进了房门，啪啪地打着了打火机，点亮了炉台上的煤油灯。

灯光显出了这个人的面貌：高个，大背头；脸白净而透红。上身不穿外套，白衬衣上套着驼色的毛背心。粗看像三十刚出头，细看额上头纹很深，够四十来岁了。

这人很快把那块石炭从马延雄身上抱起来，扔到了墙角里；然后蹲下看了看这个脊背，脸吓得煞白。他站起来，两下把炕上的铺盖打开；然后用两条很长的胳膊把这个奄奄一息的人抱在炕上，摸索着给他穿上上衣，让他半靠在被子上。

现在他张开嘴一迭声喊着：“老马！老马！老马……”

这个“救命菩萨”是谁呢？

他是县委副书记李维光。

这真叫人奇怪！当全县大大小小的当权派都在戴着纸帽子，挂着黑牌子，敲着破铜烂铁游街的时候，这位县委的副书记怎能轻而易举地来到这个黑暗的囚室呢？而且看来，他的精神和身体都没受什么损伤。

不要奇怪。李书记也是个造反派，是县委常委里的造反派。他在去年就“杀”出了县常委，向红总表了态，站在造反派行列里了。红总所编的《马延雄三反言行（之一）》和《马延雄——货真价实的走资派》两份材料的内容，大部分都是由他提供的。

那么，他现在来干什么呢？而且竟仁慈地把这个“货真价实的走资派”从死亡中救出来了？

这个谜还得由李维光本人来解开。

上面说了，当李维光把马延雄抱在炕上后，便一迭声地叫开了“老马”。

他这样叫了好一阵，马延雄慢慢睁开了眼睛。当他看见站在身边的竟是李维光时，我们可以想象他是如何的吃惊了。但脊背上刀犁一般的疼痛使他不能集中精力思索更多的问题。他又痛苦地闭上了眼睛，喘息着，从那两片没有血色的嘴唇里吐出来几个礼貌性的字：“维光，你来了……”

“来了！是我来了！”李维光连忙接应。似乎马延雄的痛苦表情也感染了他，他脸上的表情也蒙上了一层痛苦，眉头皱成一个疙瘩，像是对马延雄，也像是自言自语说：“他妈的，‘孙大圣’这些龟孙子把人打成这个样子了！”（他敢骂造反派！）接着他又补充说：“要斗思想嘛！怎能斗身体哩？”

“维光……你来干什么来了……”马延雄仍然闭着眼睛，喘息着问。

李维光躬下身子，脸几乎凑到马延雄脸上，说开了：“啊呀，老马！这对你来说，可真是个特大喜讯！你听我说，你千万不要因为高兴而激动得太厉害了。你身体不好。你听我给你慢慢说。”

他眉头中间的疙瘩散开了，右手上去摸了摸头发，说：“自从夺权以后，红总总部接连开了两天两夜常委会。忙得连屙尿的空都没！他们让我也参加了。你大概不知道，地区红总这一派的人已经把军分区大量的武器弹药夺取了，已经把地区红指那一派的人赶出了城。地区红总指示各县这一派的人很快筹备成立革命委员会。这两天红总的常委会集中就讨论这事呢。尽管有分歧，但最后还是统一了意见：决定让你站出来亮相表态，以革命干部的身份进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哩！其他都没麻烦了，县武装部胡政委已经公开表态支持红总了。现在是三缺一。这事也不复杂，只要你公开表个态支持红总就行了。书面也行，口头也行……”

马延雄闭着眼睛听着。现在，思考压住了疼痛。从脸上可以看出来，他是认真听李维光说话的。李维光看见，他的话还没说完，马延雄的脸上就露出了一丝笑容。

啊，他大概真的为这“特大喜讯”而激动了！是嘛，从此再不受这苦情了，他能不高兴？

李维光说完后这样想着，正想说“你别太激动了”时，马延雄已经睁开眼睛，仍然带着笑意，喘息着说：“维光，你不是早已经站出来亮了相吗？怎还‘三缺一’呢？”

“我？”李维光像针在身体的某个部位扎了一下，不自在地避开马延雄的目光，说，“人家红总看上个咱？咱算个老几？人家看上你了！只要你站到红总一边，全县的农民就都站到红总一边了。将来这县革委会总不能光领导红总的那些人吧？全县十三万人口，就有十二万多农民哩！现时农民大部分还没观点哩，但都是保你的！这样一来，他红指还能不垮？咱算个啥？咱不想捞什么稻草！只指望你将来大权重握时不扣掐咱就行了……”

马延雄听着这些话，渐渐明白了李维光今天来的用意，也明白了红总破天荒叫他“站出来”的目的。他脸上的表情严肃起来。他强忍着疼痛，把上身竖高了一些，问：“维光，你是自己要来的，还是红总的领导人派你来的？”

“当然是红总常委会委托我来通知你的！段国斌司令和侯玉坤政委亲自给我安顿的，要不我怎能进了这院子的门呢？……你到底是怎个态度？我好给头头们回话！”李维光追问。

马延雄回答说：“你回话去吧。你告诉国斌和玉坤，我不能这样做！”

“为什么？”

“我是共产党员，不是小孩！我要对全县的人民群众负责。红总、红指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也肯定都有一些坏人。不论怎样，两派大多数的群众都是好的。我不能因我自己的行为造成任何一方群众受到损害。你用你所支持的群众组织的观点来看待问题，这当然是你的自由；但我要用共产党员的观点来看问题，这也是我的原则。我不准备对任何群众组织表态，我只给党表态。我更不会站在任何群众组织的一边，去反对另外的群众组织；我只站在党的立场，反对任何违背党的原则的行为！”

马延雄几乎是一口气说完这些话，然后垂下头大口大口地喘息。苍白的脸上，汗珠一串跟着一串滚落下来，滴在了瘦弱的胸脯上。

他最后抬起头，对木然呆立在炕边的李维光说：“就这，你回话去吧！”

他闭上眼睛，头无力地歪靠在了被卷上。

“不必回话了！我们都来了！”门外传来一声苍老的话音。

接着，有两个人一前一后从门外走进来。

五

这两个人正是红总的段司令、侯政委。

段司令一进门就开口道：“你们二位的对话我们都听清楚啦！”

声音是洪亮而有力的。刚才门外那个苍老的声音显然是侯玉坤发出的了。

马延雄睁开眼看看他们，说：“国斌，玉坤，你们来了……”

说完就又喘息起来。喘息中带着细微的哨音。

李维光先是对这两个人的突然到来吃了一惊，随即咧开嘴明显讨好地笑了笑，问：“你们俩早就来了？从哪里来的？”

“来处来的！”段司令叱咤风云地回答。他不看李维光，一眼盯着仰靠在被卷上的那张蜡白的脸。这脸安详而平静，但也坚毅而神秘！段司令紧闭着嘴巴，眼光死死地看着这张脸，像是在看一件自己看不明白的东西，显得严重而吃力。

段国斌身材不高，但扎实得像一台碾场的碌碡。黄头发，黄胡须，黄眼珠。同样很黄的脸上靠左鬓角的地方，有拇指大一小块鲜红的痣。

这个人前不久还仅仅是县电影站的放映员，一年多就出息得成了本县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可以拯救生命，也可以扼杀生命。他有资格制定法令，也有权力废除法令；可以叫原来堂堂的县委副书记变成自己的二等马弁！

侯玉坤背靠窗台抽着纸烟。他三十多岁，但容貌显得很苍老；说话像六七十岁的人一样，低缓，无力。头发脱落得稀稀拉拉，瘦身板风能吹倒。脸色永远是疲倦的，像熬了很长时间夜或者睡了很长时间觉。除非愤怒了，一般说话都很软绵。

可是，俗话很对：人不可貌相。这个人的内心是一个风暴的世界；那干瘪的胸膛里经常汹涌着激浪。他是原县委秘书。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正当段司令他们苦于找不到“三反分子”马延雄的“罪行”时，他在县委机关举起了造反大旗，把县常委会的记录像炮弹一样源源不断运送到了造反前线。他并且做工作让县委副书记李维光“杀”出了县常委会，向红总表态亮了相。他还很快帮助段司令把分散的同派观点的人统一起来，成立了“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社会的大动荡既产生帅才，同时也就产生谋士。如果说段国斌是一把锋利的刀，侯玉坤就是使这把刀的强手。

红总“解放”马延雄这一“战略性”举动，就是侯玉坤谋划的。他在那两天两夜争吵的常委会上反复地说服“鹰派”：“咱造反派如今夺了党组织的权，就成了执政党哩！能闹着玩吗？执政党要执政，就要争取民心哩！这道理国民党都解开哩，咱革命造反派反倒成了些糊脑松？明说哩，马延雄农民拥护嘛！咱就把他往出抬！争取民心，压垮黑指，咱们掌权，此乃一举三得，一箭三雕！等咱的政权稳了，再把他扔掉还不行吗？”

“鹰派”们被他的雄辩折服了，一致同意了他的方案。会一结束，他就把李维光打发来。李维光一走，他又把段国斌拉来站在囚室门外，听里边李维光和马延雄的谈话……

此刻，他背靠着窗台漫不经心地抽着烟，只见他悠然地吸进去，又悠然地吐出来；然后脖子略微向前一伸，把吐出来的烟重新又吞进嘴里。最后，才通过两道鼻孔慢慢地让它们飘散出来。

段司令现在把目光从马延雄的脸上移开了。他两手揣在裤兜里，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急速地来回踱起了步。踱了一会，脚步又停在马延雄躺着的炕边，黄眼睛盯着他蜡白的脸，用洪亮而有力的嗓门说：“马延雄！你到底向我们造反派表态不表态？你说嘛！你听见了没有？‘孙大圣’把你的耳朵也打塌了？咹？”

马延雄睁开眼睛，望着那一双黄眼睛说：“国斌，该说的我都给维光说了，你们也都听见了。我这人正如你们所说的，顽固不化。这些你们也都知道。另外，我还想不通哩！昨天，你们还说我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怎么今天我又成了个‘革命领导干部’呢？”然后他嘲弄地补充说：“你们成立革委会需要干部，维光不是个现成的人才吗？”

他说完，眯缝着眼睛又看了看窗前抽烟的侯玉坤，就把自己的目光移向了窑顶。窑顶上，一只黑色的甲虫正在慢悠悠地爬着。

李维光坐不住了，咳嗽一声，走出了房门。门外黑暗中又传来一声很用劲的咳吐声，脚步就渐渐远去了。

段国斌躁了，手从裤袋里抽出来，两条胳膊狠狠交叉放在胸前，眼珠子一瞪：“老实告诉你！在我们造反派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把你打倒，同样，在我们造反派需要的时候，就要叫你当‘革命领导干部’，非当不行！”

马延雄不说话了。他再能说什么呢？他眯缝着的眼睛继续望着窑顶。那只甲虫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飞掉了。

这时候，侯玉坤苍老的声音开腔了：“老段啊，你看你！老马已经成了咱们自己人了，你怎还一吹胡子二瞪眼呢？往后，不，很快就要一块在革委会里工作嘛！咱革命造反精神强，老马有经验。咱们的革命造反精神和老马的经验搭配在一起，又有人武部胡政委支持，这个三结合，肯定能把咱县的革命搞好哩！叫黑指在一边干瞪眼吧……”他说着，痰在气管里响着，一边慢悠悠地走到马延雄身边，躬下干瘦的身子，故作吃惊地说：“啊呀！老马瘦成这个样子了？”

他扭过头来，像自己临时决定的样子对段国斌说：“老段！我看叫老马今晚上就回家吧！咱先不和他谈叙站出来的事了。先叫老马回家养几天身子，到医院看看病，罢了咱再说。你看行不行？”

段司令立刻说：“可以！”然后又带着施舍者的神气看了一眼马延雄，补充说：“你可别忘了革命造反派的恩情！”

侯玉坤又关切地躬下身子问：“老马，要不要派人把你送送？”

“……”

看再没有什么回答了，两人便互相递了个眼色，一前一后出了房门，走了……

马延雄挣扎着坐起来，摸索着穿上自己的破棉袄，用枯瘦的手按了按那个装地图和铅笔的破洞。

这时候，只听见外面的大铁门哗啦一声响，有一个尖细的嗓子喊叫说：“马延雄，快往出走！”

他呻吟着下了炕，靠在墙壁上喘了几口气，然后便一步步挪出了囚室。

他挪过了院坝，来到监狱的大铁门前。

他把自己火辣辣的头靠在冰凉的铁门框上，歇了好久，然后才又一步步挪出了监狱的大门。没有什么人监视，看来这是真的放他出去了。

旷野中第一口清冷的空气灌入了他的胸腔，使他感到一阵阵令人陶醉的眩晕。

现在，他站在监狱的外边了。他衣服褴褛，蓬头垢面，像一个流浪汉。明亮的月光映照出了他的脸庞，惨白得没有一点血色。

他眯缝着眼睛，贪婪地瞭望着远方群山的剪影，顺着古城墙下边的一条小路，蹒跚着向家中走去……

六

深秋的夜晚，除了个把秋虫的聒噪声，天地间一片死气沉沉。远处的山冈黑幢幢地屹立着，月光照出的半面山坡，收获过庄稼的土地显得很荒凉。城市是寂静的，但潜伏着危险。这时间，“孙大圣”和“千钧棒”们说不定在每一个角落里活动着。黑夜是属于他们的。

马延雄顺着城墙下的小路，步履蹒跚地走着。好在这地方荒凉，又是夜晚，所以没有什么人，他的精神暂时不那么紧张了。城墙上和小路边长得正茂的苦艾散发出浓烈的味道，直往他鼻孔里钻。

他在这秋草丛生的小路上走着，高一脚，低一脚，踉踉跄跄。脊背像背着一捆圪针，疼得万箭钻心。路啊路！你将通向何方？

对他这样一个为党奋斗了二十多年的人来说，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革命事业的前途，永远在他个人命运之上。目前社会的现实状况使他不寒而栗：天啊！怎么人民和人民打起来了？群众批他、斗他，他想得通，共产党员嘛，怕群众批评还行？可是，怎么坏人也起来斗上好人了？好人打好人，坏人打好人，这成了什么社会了！这样下去怎么行呢？

他有经验：党的历史上任何一次群众运动都会出现些不正常的现象，但到最后总是能纠正的。这次运动实在是太过火了，但他相信最后也一定能纠正的。他对党对毛主席的感情和信赖，是几十年革命斗争的血汗凝结成的，是不可动摇的。他个人挨打也罢，受气也罢，只要对党有好处，他也心甘情愿。

他，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党的县委书记，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的不正常情况下，在这些流血的日子里，应该怎么办呢？他想：一个共产党员最基本的党性原则还不就是为大多数人民群众谋利益，保护人民群众，勇于为人民群众献身吗？他现在也完全应该这样做。当然，他知道他是当前全县矛盾的焦点，一切灾祸都可能由他身上引起。他个人又对现在任何事态的发展无能为力，他只有挨打和被批斗的份儿。但是，他在内心中要求自己：要在这最复杂、最困难的时候，尽他的一切可能保护人民群众，他不能胡说、胡表态、胡应承，不能为了自己的安危考虑，而造成人民群众的不幸。就是这个原则。他这样想着，走着；走着，想着。已经快到城墙的豁口了。出这豁口就到了城外，再下个坡，就是他的家。家啊！现在成了个什么样子呢？他三个月没有回家了。那三口人现在怎么样了呢？

正在他这样想的时候，路边的草丛里突然率率地钻出一个人来，一下子扑在他怀里，抱住他哇一声哭了！

这是一个女孩子的哭声，凄切而又可怜。他感觉到那个小小的脑袋在他的怀里痉挛地颤抖着！

啊，在月夜的朦胧中，他认出，这是他的女儿！是他的小梅！

他伸出两条枯瘦的胳膊，一把把孩子抱起来，他自己跟着又摔倒了。一颗石子正垫在脊背的伤痂上，痛得他几乎大声喊出来。

他咬着牙坐起来，头上沁出了一层冷汗。

孩子还在他怀里。她已经顾不上哭了，两只小手在他身上摸索着，一双惊慌的泪眼望着他，嘴里呢喃着：“爸爸！爸爸！跌痛了没？跌痛了没？……”

他垂下头，把自己苍白的额头贴在孩子的额头上，亲昵地摩擦着。

半天，他才说：“不要紧，不要紧……小梅，告诉爸爸，你怎么一个人这时候跑到这儿来了？”

孩子啜泣着，小嘴唇发着颤，说：“妈妈的胃病又犯了，打发我到中学做饭的刘伯伯那里寻几颗止痛片。返回来时，我看见城墙根下过来一个人，我吓了一跳，还当是个讨饭的呢！后来才认出是爸爸……爸爸呀！”孩子又一次呜呜地哭起来。

两颗泪珠从他眯缝着的眼睛里涌出来，从白蜡一样的脸颊上淌下来，滴在了孩子的小脸蛋上。

一阵呜咽从他胸脯里升起，哽在了喉眼上。他不能放出声来！他又把这呜咽咽回到肚子里去了。他枯瘦的手抚摸着孩子的头，问：“妈妈在家吗？哥哥在家吗？”

“妈妈在哩，病了，一直在炕上躺着。哥哥不在了，说划清界线哩，给人家造反派提糨糊桶哩……那天你游街，他还喊打倒你哩！可罢了，我见他藏到城壕沟里放开声嚎哩……”

马延雄鼻子一酸，带着颤音问：“……那……谁给你们……闹粮闹柴……哩……”

“粮站不给咱家卖粮了，炭也只剩了一点点，我们一天才吃一顿饭，也吃不下喀……我也不敢到学校里去，也不敢到街上去，人家娃娃们打我，说我是狗崽子……”

她小小的肩头剧烈地耸动着，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在那张小脸上滚淌。在那大动乱的十年中，有一批孩子就是这样长大的。他们和父母共同承受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在担心和惊怕中度过童年。

马延雄的心像刀绞一般痛楚。他想说几句安慰孩子的话，但他又能说什么呢？他枯瘦的手只是神经质地轻轻揪着她小脑袋上的羊角辫，嘴里喃喃地说：“别哭了。小梅，别哭了。爸爸不是回来了吗？”

“咣！咣咣咣……”

一阵敲击金属的响声，突然从城墙的豁口里传过来。

悲痛的父女俩一惊：只见豁口里走出来一个高大的人，光头，驼背，嘴里机械地重复着一句话：“我是三反分子高正祥，我是三反分子高正祥……”

“老高！”马延雄忍不住脱口喊出了声。

高大的驼背人猛地站住了。他迟疑了一下，跑过来了。

他站在马延雄的面前，把手里的铜马勺和拨火棍扔在了地下。

月光下，两个人互相扶抱在一起，久久说不出话来。

他们一同坐在路边的草地上。

马延雄打发小梅先回家去。他把自己的破棉袄放在一边，一只手轻轻搭在高正祥厚实的肩背上。

高正祥是这个县的县长。

他和马延雄从小在一起揽工，又一起起来闹革命。四七年打游击，马延雄是区游击队指导员，他是队长。以后他们又多年一起工作，既是老战友，又是亲密的弟兄。

老高是个直筒子，有时候在红总或者红指批斗他的会上，如果不符合事实，他就自己为自己辩护，甚至顶撞批斗他的人。为此，他挨了不少打。好在他身体结实，还没被打垮。

造反派们也抓不出他什么大问题，就任意扣了一顶“三反分子”的帽子，强迫他每天“自我游斗”，时间从每天早上六点开始，一直到晚上下一点结束。他每天就这样重复着那句“自报家门”的话，从满天星星走到星星满天……

“延雄，党……大概不要咱们了……”高正祥紧挨马延雄坐着，痛苦地开口说。

他说了这一句话，半天合不住发颤的嘴唇，铜铃般的大眼睛里泪光点点。这是一个感情激荡的年代，谁没有溢流过这感情的液汁呢？

他等待着马延雄回答。他相信他比他想得更远更深一些。

“老高，千万不要这样想。”马延雄吃力地拔起一棵苦艾，把那带泥土的根举在鼻前贪婪地吸吮着。

“党最终不会丢弃我们这些人的。到任何时候都应该坚决相信这一点。咱们应该自觉地把眼前的这一切，都看成是党对咱们的考验。”

马延雄把手里的苦艾倒过来，脸偎着它冰凉的枝叶，继续缓缓地说：

“咱们这一批人，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大的考验。历史证明，咱们经受住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能不能经受得住考验呢？”他眯缝着眼睛望着他的老战友，“十几年来有过一些考验。但这‘文化大革命’也许是一次根本的考验，考验我们能不能把社会主义革命坚持到底……”

高正祥沉思着这些话，呆呆地说：“问题可能应该这样考虑，可是我咋也想不通：为什么有人不工作，没人斗，咱们拼命工作，却挨斗。拼命工作的人都成了反革命，不工作的人倒成了没问题的人……你看，咱们不知流了多少汗修起来的水电站，现在也成了‘黑水电站’了。他们就在明晃晃的电灯下说这电站是‘黑的’。真不要脸！为修这水电站，你把一个脚指头都叫石头剁掉了……而李维光屁都不干，现在却成了‘革命领导干部’了……再说吧，那些坏家伙为了把你打倒，红口白牙，全不顾事实，颠倒黑白哩！”高正祥一边说着，一边用拳头狠狠地捶着路边的草地。

马延雄丢掉手中的苦艾，亲切而严肃地看着高正祥，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正祥，问题也不能光从一方面来看。十几年来，我们的确搞了许多蠢事，也的确积了不少问题。许多做法都伤害了群众的利益。党的干部身上也滋长了严重的官僚主义，有的甚至完全成了群众的老爷，群众心里有气嘛！就拿咱们县来说吧，搞了十几年社会主义，结果许多群众至今还少吃没穿！难道我们就没有责任？因此我们要正确对待群众，也要正确对待自己。要不，群众不打，我们也要垮台！只要我们时刻从群众的利益出发去考虑问题，大多数群众最终是会谅解我们的。当然，少数坏人乱扣帽子，我反感。不知你怎样，我是在心里有意无意给这些人记着账哩。但是，不能把这些人和群众的批判混在一起来看。老高，任何时候，都不要让不正常的情绪搅乱了正常的思考……”

高正祥睁圆眼睛望着马延雄苍白的脸：这个瘦弱的人，他的胸怀是多么宽广啊！

他把自己出过力的大手放在马延雄的膝盖上，轻轻地摩挲着。他的农民似的脸淳朴地对着马延雄，说：“延雄，我理解你这些话了，我们应该多检查自己的错误。不管我们自己受了多大的委屈，都不能失掉共产党员的觉悟。你的话很对，我们应该自觉地把眼前的一切看成是党对我们的考验。就是有些人把我们当反革命看待，自己也应该把自己当成共产党员来看，是不是这？……唉！不是你今晚这一番开导，说不定我明天就跳崖了。挨打受气不要紧，思想痛苦比什么都折磨人！”

马延雄把自己枯瘦的手压在高正祥的手上，满怀感情地说：“正祥，不要灰心，要撑下去！”

两个人从草地上站了起来。

月光下，他拾起了他的破棉袄，他拿起了他的马勺和拨火棍。

他们微笑着，无言地互道着珍重，情绪甚至有点激昂，不像是两个被批斗的“走资派”，倒像他们当年离开游击队的露营地，分头去执行任务……

七

马延雄的家在南城墙外土坡下的两孔土窑洞里。

这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式的家庭：地下靠墙的一排瓷瓮，是盛水和腌酸菜的；窑掌一溜泥纸浆捶成的小瓮，是装米面的。墙上挂着割庄稼的镰刀和背庄稼的绳索；门后立着挖土的镢头和担粪的扁担。

不大的土炕上铺着半旧的炕席；炕席上面铺几条绵羊毛擀的毡。

马延雄光着上身趴在毡上，他老伴红汞水伴着泪水，正给他擦拭着脊背。小梅在旁边举着煤油灯。

煤油灯照出的这张中年妇女的脸，和她正擦拭的那个脊背一样，看了令人难受。这张脸反映的是一颗受伤的心灵。

她一边轻轻擦拭着，一边哭着，说着：“……你长年不顾家，革命哩，闹共产主义哩，结果闹成个反革命了……你参加革命时，公家连一双鞋都不发，我在家里种地给你供粮，说是为了咱们的革命……为了革命，咱们什么样的苦都吃过，从没有过一点点的怨言。这而今就落了这么个下场……成了……反革命了……”

她说不下去了，扯过棉被给他盖上，头扭到一边，两手蒙住脸放开声哭了。

马延雄从枕头上撑起一条胳膊，抬起头，眯缝着眼睛，望着大放悲声的老伴，叫着她的名字说：“玉兰，你相信我是反革命？”

哭声戛然而止。

她的两只手从脸上垂下来了。那痛苦万状的脸陡然间变得非常激动。她几乎是对他嚷着说：“不！你当娃娃时就跟毛主席闹革命，你没做过坏事，你没给咱家拿过公家的一根针，你不要怕！就是党的政策变了，说你不能革命了，那咱就回家去，回家去当农民！咱本来就是农民……”

马延雄望着这张激动的脸，一种十分深厚的爱从心头升腾起来。他重新躺下，觉得浑身舒坦，脊背似乎也疼得不那么厉害了。

外面充满了惊涛骇浪，家照旧是温暖的。他想：他今晚要舒舒服服睡一觉了。这是多么难得的幸福啊！他已经多少天没睡过一个安稳觉了……

“笃笃笃！”

一阵轻微的敲门声打断了他的美好愿望。这令人心惊的敲门声又把他带到不安稳的世界中来了。

“是‘孙大圣’？是‘千钧棒’？……”他心中惊骇地想。

小梅哭了。这可怜的孩子，一点细微的响声在她听起来都像炸弹一样可怕，都可能是大难临头。

他老伴用发颤的声音问：“谁呀？请进来……”

“你们睡下没？”一个似乎很陌生的声音在门外问。

“没……”

门开了。进来了一个四十多岁的人，高大个，串脸胡，粗眉毛，一身家织布衣服，扎一根老蓝布腰带，头上包着一块很脏的羊肚子手巾。

这人站在屋当中，一眼瞅着炕上睡着的马延雄，肩膀上扛着的一个很沉的口袋滑落下来，咚地掉在了地上。一张粗糙的脸因吃惊而剧烈抽搐了。

马延雄也撑起胳膊，抬头望着来人。

两个人几乎同时叫起来：

“老马！”

“秉奎！”

这个黑胡巴碴的庄稼人和县长高正祥一样，对马延雄来说，像弟兄一样亲。他是离县城最远的双庙公社（而今改名叫“红卫公社”）柳滩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那里是全县最穷的地方，也是他长期蹲点的地方。六七年的时光里，他在那里洒了多少汗水呀。一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变成了全县的农业先进典型——当然，现在已经是他的“黑典型”了。

柳秉奎双手怎么也压不住，马延雄硬是挣扎着坐起来了。他吩咐老伴和小梅：“小梅，给你柳叔叔拿烟。玉兰，赶紧给老柳做饭。”

他亲切地望着柳秉奎，说：“秉奎！你忙得从不进县城，也没来过我家。你快说，你是怎来的？”

柳秉奎坐在炕沿上，接过小梅递上的一根纸烟，在煤油灯上吸着，说：“咱那里传说城里有一伙子坏东西把你关到禁闭室里了，消息闭塞，前几天才听说的。全村人都急得滚油浇心哩！大家都要来城里看你哩！我想这如今兵荒马乱的，怕大家出了事，叫我劝说住了，我就代表他们来城里看你了。我想就是见不上你，把你家里的人看看也好。你看，”他指了指掉在地下的那个口袋说，“我还给你背了一口袋白面。听说那伙子坏东西把你们家的粮食都停了，真是作孽哟！”

说到这里，他突然从炕沿上溜下来，三步并作两步奔到锅台边，双手挡住准备做饭的玉兰，嘴里连连说：“好大嫂哩，不要做了，你随便拿点干粮我吃两口就行了。黑天半夜的，千万不要动烟火，这如今风声紧！”

马延雄、玉兰怎说他都不让做。

玉兰只好从窑掌的箱盖上取来一个榆条编的小筐，迟疑着放到柳秉奎面前说：“他大叔，干粮不好，你……将就着吃点吧！”

柳秉奎从筐里拾起一个焦黑的麸皮馍，举在灯前一看，两道粗眉毛拧在了一起，张开的嘴半天说不出话来。他心里说：老马啊！那几年你常说，要把我们农民碗里的黑疙瘩换成黄疙瘩、白疙瘩，如今把黑疙瘩换到你碗里来了！

马延雄一直在亲切地看着柳秉奎。他往他身边挪了挪，问：“柳滩烂包了没？”

“没！”柳秉奎咬了一口黑馍，一边吃，一边说，“就黑三小子一个跑到城里来了。你大概见了吧？你蹲点时整治了他的投机倒把，他是跑到城里报复你来了。另外还捎带着搞黑市生意哩！除这小子，咱队上所有的人都上山劳动着哩。他谁也不要想把我们搅乱。大家心里清亮着哩：城里人不生产能吃上饭，农民不劳动就要喝西北风！”

“旁的村怎样？”

“有烂包了的。但据我知道，大部分农民还都在土地上哩。”

“好！”马延雄脸上露出了宽慰的笑容，把身子又往柳秉奎身边挪了挪，眯缝着眼睛，激动地说，“秉奎，就要这样干。十六条里也有抓革命、促生产这一条。任何时候，都不敢把生产放松了。尤其是眼下，如果农民也不种地了，那咱们这个国家就完了……村子前砭上那个水库修起了没？”

“上个月就修起了，还放了七万尾鱼苗哩！”

“啊……”马延雄轻轻叫了一声，抬起头痴呆呆地望着窗户，好像看见了远方那一库碧波荡漾的绿水。

他嘴里喃喃地念叨着：“什么时候我能去看看就好了……”

柳秉奎已经吃完了馍，他一展脖子喝了一大碗温开水，抹了一把黑胡楂子脸，眼睛闪闪发光看定马延雄，说：“干脆！我说老马，你悄悄跟我走，到咱柳滩去，他谁也不要想找见你！”

“走得迟了！”门外突然传来一个人的声音，把柳秉奎的话打断了。

门掀开了，进来一个戴眼镜的人。

八

就像一盆子水泼熄了一堆火，满窑里霎时死气沉沉。

戴眼镜的人一进来，傲然地在窑里扫视一圈，然后对惊呆了的柳秉奎说：“你出去吧，我们有事要谈。”又转身关切地对炕上的马延雄说：“晚上才把你放出来的？”

马延雄对他点点头，转脸对就要走出门的柳秉奎说：“秉奎！你回去给大家说，我不要紧，叫乡亲们别操心……”

柳秉奎一步一回头，沉重地说：“你……多保重！”

他恋恋不舍地跨出了门槛。

戴眼镜的人现在坐在炕边上了。

玉兰和小梅惊慌地给他冲茶、递烟；他两手连连摆动，一一拒绝了。

他先是轻淡地对马延雄说：“关于黑总决定放你的消息，我们的‘内线’中午就把情报送到了总指挥部……”

他把眼镜取下，掏出手绢揩了揩镜片，又重新戴上，语气激昂了：“这是黑总一个十分恶毒的计划！他们企图利用你来压倒我们。嘿嘿，狗头军师侯玉坤想得是美。但是，难道我们就是吃干饭的？我们要让他们的阴谋彻底破产！”他的右手在空中狠狠一挥，几乎把炕上的煤油灯扇灭，好像“阴谋”在这一击之下就“彻底破产”了。

这个前县委宣传部干事、现在的红色造反总指挥部的总指挥高顺，从炕沿上下来站到了地上，像做报告似的给马延雄讲起了本县两派当前的形势。

“当前，”他把这两个字先搁到一边，伸手从炕上拿起刚才拒绝了的纸烟，用打火机点着，喷了一口，才又说，“我县革命与反革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地区黑老总最近抢了军分区的武器弹药，准备在全区向我红指进攻。估计不久，有一部分武器弹药就会运送到咱们县的黑总手里。在这一形势下，黑总的‘狗头军师’侯玉坤策划了一个恶毒阴谋。一方面，他们企图用武力打垮我英雄的红指；另一方面，准备‘解放’你来争取农民，也是要孤立和压垮我英雄的红指。用战略眼光看，他们总的目的是要一派成立县革命委员会，一派掌权。针对这一形势，我们也要用革命的两手来粉碎他们的反革命两手！我们革命的两手是什么呢？这就是：第一，我们在目前的不利形势下，为了保存革命的实力，决定把总指挥部机关和我们所有的骨干力量转移到石门公社去。那里山势险要，易守不易攻。在万一情况下，也有退路：东渡黄河，到山西省去。第二，我们要把你也带上。我们也要解放你，是货真价实的解放。希望你和我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就是这些。什么时候行动呢？就在今天晚上，就在现在！”

高顺演说完，把烟屁股轻轻一丢，两手交叉着放在肚子上，眼睛透过近视镜片，看着马延雄。

玉兰和女儿已经在灶火旮旯里大声哭开了。

从高顺的突然出现，马延雄就感到没有什么好兆头。现在他听了这个自信而又自负的总指挥的话，感到一切比预料到的还要坏。

当两派批斗他的时候，为了显示各自的造反精神比对方强，他们比赛着看谁把他批得更狠，斗得更凶。而现在他们为了抢着掌权，又争先恐后地比赛着看谁把他“解放”得更“彻底”。而这种“解放”对他来说，比斗他、打他更可怕！把他斗死、打死，死的是他一个人；而眼下这状况再发展下去，谁知道有多少人要遭殃呀！他想到将要出现的群众互相残杀的局面，心头不禁一阵颤抖。

他对高顺说：“高顺同志！你们两派之间的事我不能说什么，但你们把我带走是不合适的。你们批我，斗我，我都接受。但我不能跟你们去，这样一定会加深两派群众组织的矛盾。我是靠边的当权派……”

“那么，你准备像李维光一样，给黑总表态呀？当这个反革命组织的黑后台老板呀？”高顺咄咄逼人地问。

“高顺同志，请你相信我，我不会让我自己的行为伤害了你们这方面的革命群众。同样，我也不能站到你们这一边，伤害了那一方面的革命群众……”

“算了，算了！”高总指挥不耐烦地摆摆手，“你说什么也不顶事了。为了你，我们的‘千钧棒’已经把南城墙控制了。兵贵神速。我们的第一批人马已经出发了。我是专门留下奉陪你的。快收拾一下起身吧！黑总那面对我们的计划已经有所察觉，晚了会出大问题。快点！今天你好走也得走，歪走也得走！”

小梅跳上炕，扑在爸爸的怀里，大声嚎啕，嘴里一股劲喊：“爸爸！爸爸！我不让你走，不让你走！……”

马延雄嘴唇哆嗦着说：“高顺同志！不能这样啊，这样不行啊，这样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高顺扶了扶眼镜，朝门外喊：“来人！”

七八个“千钧棒”的勇士破门而入，并且还抬进来了一副担架。

高顺指着担架说：“我们知道你走不动，特意为你准备了这东西。怎么样？对你够意思了吧？快走！”

马延雄还想说什么，只见高顺手一挥，四五个“千钧棒”已经奔到炕上来了。他们有的抱腿，有的扯胳膊，把马延雄生扯硬拉抬下炕，放进担架，拿军用皮带把他和担架捆在一起，然后抬起就跑……

玉兰一头晕倒在灶火旮旯里了！小梅哭着追到门边，又哭着跑回来扑在了妈妈的身上……

就这样，马延雄从狼窝里出来，又落进了虎穴。他曾有过一个小小的愿望：就是能安安稳稳睡一个晚上的觉，但他连这么一点点的权利和资格都没有！

九

三天以后。

秋雨刷刷地下着。细密的雨丝在天地间织起一张灰蒙蒙的幔帐。地平线消失了。褐黑色的云朵依傍着山冈，天很低，视野也只有极狭小的一圈……

县城在一片紧张而恐怖的气氛中度过白天和黑夜。“孙大圣”们手里提着从体委库房里拿出来的垒球棒，腰里别着从县机械厂拿来的三棱子刮刀，在街巷里巡逻，在城门洞口盘查行人。

街道房檐下的墙壁上，刷满了赫然的大标语：“血洗石门！全歼黑指！活捉马延雄！”

一张故弄玄虚的“通缉令”立即从县印刷所飞出来了，在省城和全省大大小小的城市里、交通要道口上张贴，上面盖着“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碗口大的印章——

通缉令

我县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三反分子、原县委书记马延雄，于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夜晚二时左右畏罪潜逃。希各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力协助，以使我们尽快捉拿罪犯归案。

该犯特征：身材瘦小，脸苍白。身上有三处旧枪伤和一处刀伤。

罪犯潜逃时，上身穿旧黑咔叽中式夹袄，白粗布衬衣；下身穿发白的旧劳动布裤子，膝盖处和屁股后面都补有大补丁。脚穿本地农村的“实遍纳”鞋和一双驼色绒线袜。

各地如有捉拿到此犯者，请立即通知我部解押。捉拿时如遇罪犯负隅顽抗，可以立即就地处决！

此令！
公元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二十七日早晨，红总在县人委礼堂召开全体大会，传达“中央首长重要讲话”。

从昨天晚上半夜里开始大起来的雨，一直没有小下来。黎明以后，县城笼罩在一片水雾中。

街道上，朦胧的雨雾里走过一队队的人影；哗哗的脚步声和令人心惊肉跳的口号声在风雨中传荡着。

为了壮威，每次开会，红总都要将所属各系统的“战斗兵团”统统集合到河边的体育场，然后再一队跟着一队，喊着口号，穿过本城的主要街道，才进入会场——半山坡上的人委大礼堂。

今天雨大，侯政委企图说服段司令是否免了这个老规程。但段司令咆哮着反对：“今天的会议不同寻常，别说是下雨，就是下刀子也要按老规程办！”

现在，一队又一队的人马，像一根绳子一样，不断头地从体育场往人委礼堂的门里伸去。

能容纳一千人左右的礼堂建造得早，除了后来新修的舞台，几乎没有什么水泥材料。墙壁是用青砖砌起的；顶部由一些粗大的木料用大铁马横接起的巨大三脚架来支撑。十五个大三脚架等距离间隔排列。没有天花板。从座椅上仰头看，屋穹上巨大的木料横七竖八扭接在一起，像一些正在厮打着的巨人的胳膊腿，而且好像眼看就要塌到你的头顶上来。总之，这座建筑物所有构成的线条都给人一种粗鲁的感觉。

礼堂两壁的窗户，玻璃不知什么时候就被打得七零八碎，潮湿的风呼呼地对流着。舞台在礼堂的西头。台上唯一的一道紫红幕布扯在两边，露出了后台墙壁上两派歪七竖八用各种颜色涂写的各种大标语。如果从礼堂东头的门里进来，整个舞台活像古戏里一个龇牙咧嘴面目狰狞的大花脸。

再没有比这个建筑物更能和这个会议相协调的了。在这个构造粗鲁的建筑物里，将要开一个同样粗鲁的会议。

当红总的大队人马进来以后，各战斗队之间立刻就互相拉歌、唱歌了。喊声和唱声混成一片巨大的声响，简直分不清哪是唱，哪是喊。

正当这巨大而杂乱的交响进行到高潮的时候，一阵像钢铁互相撞击似的喊声，从礼堂门外传来了。这声音压倒了礼堂里的所有喊声、唱声，甚至使这些声音渐渐停息了。满礼堂人竖耳静听：妈呀！是“孙大圣”来了！

现在，“孙大圣”的队伍进了东门。

阅兵式的步伐伴着震天动地的口号，骄傲地穿过礼堂中间的走道，向台前挺进！因为是内部会议，他们没带垒球棒和刮刀。但每个人脸上的杀气和这支队伍的蛮横劲，比拿着武器更叫人望而生畏。

这四十来个“特种兵”，坐在台下最前边为他们专门准备的两排“特座”上了。

他们的屁股刚一挨板凳，队长金国龙就张开毛楂楂的嘴巴向他的这支队伍命令：

“全体起立！唱林副统帅语录歌！一、二，唱！”

“在需要牺牲的时候，

要敢于牺牲。

（喊：完蛋就完蛋！）

上战场，

枪声一响，

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

（喊：完蛋就完蛋！完蛋就完蛋！）”

唱完后，金国龙吼了一声：“坐下！”两排人就像按了一下电钮，刷地落座了。

这时，大家看见侯玉坤迈着老态龙钟的步子，从台角幕布后面慢慢踱出来了。他一边走，一边吐出一口烟来，然后脖子向前一伸，又把吐出来的烟吞回去。

现在他两道鼻孔里飘散着烟雾，站在了空旷的舞台前，两条瘦胳膊抬起扇了几扇。

等全场完全静下来，他苍老的声音开言道：“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同志们！开会前，我首先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地区红总，今天派来了三位革命造反派战友，来出席我们这个会议。”他拿纸烟的右手向台角幕后边招了招，三个陌生的彪形大汉就走到台前，脚跟一并，举手向全礼堂致敬——姿势像篮球场上犯规的运动员一样。礼堂里响起吼雷一般的掌声。

接着，和刚才“林副统帅语录歌”完全不同调子的歌声在全礼堂亲切柔和地响起来：

“革命战友你们好，

革命战友你们好，

向你们学习，

向你们致敬，

学习你们的造反精神……”

那三个人一边招手致意，一边倒退着回到了幕后边。

侯玉坤又习惯性地抬起两条瘦胳膊上下扇了两扇，说：“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同志们！现在，请我们的总司令段国斌同志，给大家传达中央首长的重要讲话精神！”

掌声中，侯玉坤转身往幕后走，威风凛凛的段国斌来到了台前。

段国斌两手揣在裤子口袋里，黄眼珠子把大礼堂里的一片脑袋扫视了一遍；又从这一片脑袋扫视到穹顶横七竖八的梁架上，最后才把目光又落到台下的一片脸上。

他挺硬站着，像倒栽起来的一台碌碡。全身不动，只有嘴巴动开了：

“战友们！目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有了根本的转折！据红都来电说，不久前，‘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在一次讲话中，号召我们造反派要文攻武卫。

“文攻武卫，这个精神说出了我们造反派的心里话！江青同志真是和我们造反派心连心！

“恩格斯说：‘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他背诵完这段恩格斯语录，扭转头向台角幕后面喊：

“老侯！老侯！这段语录在恩格斯的哪一篇文章里？”

幕后传来侯玉坤苍老的声音：“在《论权威》里面……”

“对！在《论权威》里面！”段国斌兴奋地叫道，接着又说，“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也谆谆教导我们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以，文攻武卫这个口号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根据这个精神，为了适应变化的形势，我红总要立即转入战时状况。从现在起，所有的战斗兵团，所有的工作都要进入军事道路。总司令部已经把机构重新弄成了四个部：武卫部、后勤部、宣传部、组织部。会议尾巴上，侯政委将宣布各部的成员和正副部长的任命。”

现在，他脸上严峻的神态换上了欢欣鼓舞的表情，精神振奋地提高了嗓门：

“同志们！战友们！现在，我们的形势是一片大好，越来越好！大家知道，黑指已经在二十三号晚上狼狈逃窜，钻进石门公社了。他们的内部现在江河下日、分离崩析！”

当他一连说错两个成语之后，台下传来一片哄笑声。段司令以为是他的精彩演说鼓舞了大家，立刻又加添说：“而且是暮穷日途！”

哄笑声此起彼伏，快把礼堂顶子给掀了。

段司令更来劲了。他两只手从裤子口袋里掏出来，粗而短的腿有力地跨前一步，两条胳膊在胸前不协调地一上一下扇着，嘴里学着电影里列宁的语调说：“安静一点，战友们！安静一点，战友们！……”等哄笑声停下来，他像开头一样，眼珠子从会场扫视到屋顶，又从屋顶落到会场。脸上的表情从欢欣鼓舞又变成严峻的了。他开口说：“虽然黑指快要灭亡了，但是他们一定要垂死挣扎的！另外，据我情报人员侦察，三反分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马延雄已经公开表态支持了黑指，现在正在石门公社为黑指坐镇指挥，准备向我英雄的红总反扑，梦想恢复他失去的天堂。‘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战友们，今天这个会议就是血洗石门，活捉马延雄的誓师会！我们要紧急行动起来，准备武装斗争！”说到这儿，他声嘶力竭，唾沫星飞溅，“地区红总今天来了三位战友，他们说马上就给我们运送大批武器弹药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我们要用武力解放石门，在全县建立革命政权！我们一定要把三反分子马延雄活捉回来！因为他是我们斗争的大方向，他一跑，就等于我们的大方向跑了。我们一定要把他捉回来，把我们的大方向捉回来，要把他最后推到革命的断头台上，扔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全体起立！跟我呼口号！”

全礼堂的人哗地站了起来。

段司令振臂高呼：“文攻武卫！”

“文攻武卫！”全礼堂呼应。

段：“全歼黑指！”

众：“全歼黑指！”

段：“活捉马延雄！”

众：“活捉马延雄！活捉马延雄！……”

口号声震天动地，会场的爆炸气氛达到了高潮。

当大家喊完“活捉马延雄”，正准备接应段司令的下一句口号时，突然发生了意外情况：只见段司令刚才举起的拳头还在空中举着不动，刚才张开的嘴也还大张着，眼痴瞪，脸煞白，直挺挺地僵在了那里——这是一种只有发了猛病的人才有的现象。

全场人都愣了，望着他们痴呆了的司令，不知他在这一刹那间发生了什么事。

是心脏病犯了？是胃溃疡穿了孔？

侯玉坤急忙从台角里跑出来，刚走几步，得，也僵了。

天啊！这是怎么啦？

渐渐地，大家才从台上这两个僵立着的人脸上看出，似乎是大家的身后发生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了。

于是，肃静中，一大片向西的脸纷纷转过来向东看：啊？这是多么令人不可思议的事啊！

全场人都目瞪口呆地看见：他们刚刚呼喊着要“活捉”的马延雄，现在就站在礼堂的门口！

他站在礼堂门口，穿着正如“通缉令”所描述的那一身衣服，只是浑身透湿，糊着黄泥糊子。两只脚是两个泥疙瘩，看不清到底穿没穿鞋。蜡白的脸上带着倦意，一绺湿淋淋的头发零乱地挂在额前，右边耳朵下的一个地方，似乎还带着一片擦伤的痕迹。

他从哪儿来？他怎么能在这样的时刻，站到了这样的地方？

啊！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事都能发生！

现在，且让我们先搁下这个鸦雀无声的会场，逆着马延雄的脚印往回走，看他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到这个门口的……

十

……夜，黑沉沉的。雨，淅淅沥沥。

马延雄垂着头，在灯前的土地上来回走着。墙壁上他高大的投影晃荡摇曳。

他走着，脚步是匆忙的，像他平时在乡村的山路上一样，似乎有许多急事要他赶紧去办。

他一头撞在门板上了！他猛抬起头来，一双眯缝着的眼睛长久而迷惑地望着这门，望着门缝外边的那一把大铁锁，那两片没有血色的嘴唇便剧烈地抖索起来……

这已经不是在县监狱里，而是在石门公社的兽医站了。

宝贵的自由他只享受了几小时就又失去了。他甚至没有能好好看几眼他亲爱的玉兰，也没来得及向她问问儿子的情况——可怜的孩子！为了有他这个爸爸，现在正在白眼和辱骂声中提着糨糊桶子……

可是，比这更大的痛苦是：他不知道全县的形势将会怎样发展。作为一家之长，他只为三个人负责；作为县委书记，他要对全县十三万人民负责。

可是，现在他又能做些什么呢？

眼下，两派就像两扇疯狂转着的石磨，他像这两扇石磨中间的一颗豆子。如果能使这两扇磨不咬在一起磨擦，他这个“豆子”就是粉身碎骨，磨成面，他也心甘情愿，乐而为之。可是，他这颗小小的豆子能隔开这两扇磨吗？能使他们不贴在一起互相磨擦吗？

答案是肯定的：这是一个社会性的动乱潮流，他个人改变不了这个局面。

那么，这样看来，他是不是不应该做这一颗“豆子”呢？是不是应该从这两扇磨中间蹦出去呢？

答案也是肯定的：他不能“蹦”出去！他可以蹦出去，但不能蹦出去！他是共产党员，是党的县委书记，他不能离开这暴风骤雨，去为自己寻找避风的港湾。也不能像李维光那样，为了给自己找一顶保护伞，不惜卖身投靠，使两派群众的矛盾冲突加深。

那么，他应该怎么办呢？

他头顶在门板上，从门缝里惆怅地望着黑漆漆的雨夜。

没有哪个上级领导能够给他直接指示什么。省委、地委和县委一样被砸烂，被夺了权。他听不见广播，看不上报纸，党中央对目前运动的所有精神他都不能知道。他只能靠自己共产党员的觉悟来判断眼前的一切。他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候：没有上级，也没有下级，他是一个单兵在作战！

这处境，这状况，眼前也不是他马延雄一个人，千千万万的人都处在这样的境地中：一切要靠自己来领导自己，指挥自己。这是一场肉体的考验，更是一场灵魂的考验。是纯真的还是卑鄙的？是崇高的还是低下的？是为党和人民勇于牺牲还是为个人的利益而投机取巧？两条路只能走一条，每个人都必须选择。

严酷的现实要每一个人把自己的心灵都赤裸裸地袒露在它面前。

门外面飘着轻风细雨，马延雄的内心里却掀起了狂飓激浪……

现在，他从门板上抬起了头，额上冒着热气，苍白的脸上汗渍渍的。

他来到油灯前，用袖子揩了揩脸，坐在炕沿上。灯光映出紧张思考而发过烧的脸颊，苍白中带着一点淡红色。

他这样坐了一会，突然像记起了什么，两只手神经质地在身上乱摸。

摸了半天，手无力地垂下了，破棉袄没有带来！地图、铅笔，这两件宝贵的东西不在他身边了！

他失望地长叹了一口气。

叹息之余，他似乎听见门缝里传来一个很细微的声音。在这个封闭的世界里，任何一点响动都能牵动他的神经。他刚开始以为是蚊子发出的响声，但一想现在已是深秋，哪来的蚊子呢？

他又侧耳细听，这下听清楚了：天啊！这竟是一个人的声音！

谁？他的心一缩。没听见院外开大门的声音，怎么会有人出现在他的窑门口呢？

他紧张地走到门后，从门缝里往外看：只见一个黑糊糊的身影半蹲在门前。

为了看清那人的脸，他也在门后半蹲下来。当他眯缝着的眼睛和门外黑暗中一双闪闪发光的眼睛对在一起的时候，惊诧得几乎使他跌倒在地上。啊，是柳秉奎？

这人正是柳秉奎。

他怎能像天兵一样降在这个地方呢？

秉奎现在正轻轻往上抬着门。乘这个当儿，我们先来交代几笔——

马延雄被红指拉走后，柳秉奎第二天在县城的街道上像一个丢了钱财的人，前街跑到后街，又从后街跑到前街。

县城一片杀气腾腾，红总正积极准备攻打石门。一场恶战眼看就要爆发，重新陷入囹圄的老马性命难保！

他满头大汗在街道上颠了一天，不知自己该怎么办！他又怕他们村的黑三碰上他。要是叫这个投机倒把分子看见，叫来一群“孙大圣”把他踩不死才怪哩！

他赶忙进了街角的公共厕所，在那里想了半天，最后才拿定了主意。

他先拿自己随身带的一点钱，在城边一个村里冒雨买了几担干柴担到马延雄家里；又把他家大小水瓮全部担满。二十五日，他又到北边一个小镇上找一个有名的老中医，给病重的马延雄的老伴抓了一服中药。

二十六日，乘没人时，柳秉奎在街角上揭了一张“通缉令”塞到怀里，便急急忙忙冒雨向石门赶来了。

他要营救马延雄！残酷的现实在几天之内把这个农民变得像“绿林好汉”一样。

到了石门公社，天还没黑。周围山头上到处都有红指挖工事的人。看来他们也准备硬打了。老马凶多吉少！

在一个山洞里挨到天黑，这个光明磊落的共产党员像贼一样溜到了公社下面的兽医站附近——他半路上打听说老马关在这里。

大门上有人站岗。

他从前墙根溜到后墙根，攀着一棵老榆树上了墙头。他把老蓝布腰带解下，拴在老榆树的一个枝杈上，把自己吊到兽医站的院子里了。刚一落地，他就连滚带爬来到了这个门前……

现在，秉奎已经把一扇门轴轻轻从轴凹里抬出来了。

他从抬开的门旮旯里轻轻挤进来，又轻轻将门抬进轴凹里。

他用两只庄稼人粗壮的胳膊搂住了马延雄的瘦肩膀，紧张地看着他，激动的泪水汪满了他的眼睛……

他把马延雄拉到灶火旮旯里，从怀里掏出那张“通缉令”。

灯光照不到这里，马延雄几乎是把通缉令蒙在自己的眼睛上看。看完后，他出神地思考起来。

柳秉奎把自己胡子巴碴的嘴紧贴在马延雄的耳朵上，急促地说：“老马！红总为了捉住你，马上就要进攻石门了。红指也正在山上挖工事哩。情况非常紧张，赶快跟我往外跑！跑出去到咱柳滩去。你知道咱村后崖沟的半山崖上，有四七年老百姓躲胡宗南的崖窑，你藏在那里边，我们给你送吃喝，保险他那个瞎熊也找不见你。快走啊，老马！”

马延雄抬起头望着他说：“秉奎，你先别紧张。你告诉我，这几天城里再有没有人遭殃？”

“没听说什么。我就听说红指把你拉走后，红总把县上大大小小的领导干部都关了禁闭，怕红指再来抢哩。噢，我在来石门的路上碰见党校的老杨来着，就是党校的杨培民校长，我上过党校，认得他。”

“老杨？”马延雄的一只手一把抓住柳秉奎的胳膊，使劲摇着问，“他怎啦？快给我说！”

心急如火的柳秉奎只好咽了一口唾沫，喘着气悄声说：“老杨昨夜晚被一个看守监狱的红卫兵学生偷偷放出来了！那红卫兵的父亲就是这石门公社一个大队的书记，困难时期他上过几回党校，交不起伙食费，都是老杨给垫的。他念老杨的恩情，因此，到城里硬逼着儿子偷偷把老杨放了。他准备亲自护送老杨过黄河，从山西转路把老杨往关中老家送。我在路上碰见他们了。哎呀，你可不知道，老杨已经瘦成一把干柴了，眼镜片和眼镜腿都用胶布粘着，病得连路都走不动了，一路上都是那个农民拿胳膊架着。老杨听说我来寻你，泪珠子直淌，嘱咐我无论如何要把你救出来。说把你救出来后，千方百计送到他们关中去……”

马延雄长长出了一口气，手在脸上痛快地抹了一把，激动地对柳秉奎说：“秉奎，你带来了坏消息，也带来了好消息。你听过老杨的党课吗？听过？老杨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不光咱们县再没有第二个，就是全地区也是数一数二的。可他一直多病，是全县中层干部里身体最差的一个，我一直担心他经不住折磨，这下可就好了！”

门外的铁锁被风吹得咣当一声，柳秉奎打了个冷战，两只手紧张地捉住马延雄的一只手，使劲摇着说：“好老马哩，咱赶快走吧，再不敢耽搁时间了！”

马延雄一只手的指关节顶在鬓角里狠狠拧了几下，突然扭过头轻声问：“能出得去吗？”

“能！”柳秉奎铁一样的下巴朝门外扬了扬，说，“咱翻墙过，我的腰带还在榆树上拴着哩！”他的两只眼睛闪闪发光。

马延雄指关节顶在鬓角里，又出神地思考起来。

柳秉奎两眼盯着他，右手狠狠地拧着自己腿上的肌肉，紧张使他的身体像一台发动了的拖拉机，急剧地颤抖着。

马延雄突然转过苍白的脸，向柳秉奎坚决地做了个走的手势。

柳秉奎粗壮的身子顿时伶俐得像一个运动员，呼地蹿到了门口。

他趴在门缝里向外看了看，然后麻利而不出声地把门轴从轴凹里抬出来。

现在，他们来到院子的墙根底下了。柳秉奎两条粗硬的胳膊将瘦小的马延雄一把抱起，一举手把他放到了墙头，他自己也揪着腰带上来了。

他从树上解下腰带，两把缠在腰里，顺树干先溜到了墙外。他又在墙外举起胳膊，把马延雄轻轻接了下来。

两个人影很快就消失在雨夜里……

十一

夜黑。路滑。雨紧。

两个人摸索着跋涉，谁也不敢说话。好在马延雄对这些地方很熟，他走在前面，拉扯着路生的柳秉奎，上坡下沟，跌跌爬爬，已经穿过了好几个村庄。

马延雄在黑暗中一边走，一边急促地喘息着。他们从路边摸下去，来到一个大石崖下。他们紧挨着坐下了。这里既避雨又避人，好地方！

石崖下边的小河涨水了。细细听起来，雨夜是一首动人的乐曲：轻柔的风雨声使人想起二胡的鸣奏，叮咚的小河水叫人觉得像三弦在弹拨。

柳秉奎紧挨马延雄坐着，兴奋的情绪使他非常想抽一袋烟，但不敢划火柴。他掏出布烟袋凑到鼻子前，狠狠闻了几下。他打了一个喷嚏，摸了一把毛楂楂的脸，揉了揉鼻子，带着笑音说：“老马！赶天明咱就能走到寺河村。那村里有我个姐姐，明天白天咱就在那儿住上一天，天黑再起身。赶后天天不明准能到柳滩。”

他又将布烟袋凑到鼻子前闻着，一伸脖子准备再痛快地打个喷嚏——但没有能打出来，因为他听见马延雄说：“秉奎，你回家去吧，我准备回县城。”

柳秉奎吃惊地叫了：“啊呀，好老马哩！你怎敢进城去？城里能藏得住吗？还是藏在柳滩保险！”

马延雄平静地说：“秉奎，到城里我也不藏。我直接找红总去。”

“啊？……”像一股冷风灌进了柳秉奎的腔子里。他的胡楂嘴在黑暗中大张着，说不出话来。

半天，他才惊恐地发出一连串的问话：“为什么？老马，你疯了？你寻着往虎口里走吗？你这是为的什么？你怎么突然变成了这样？你原来不是要跟我到柳滩去的吗？”

马延雄尽量压着自己的情绪，仍然语气平静地说：“秉奎，我这不是现在才决定的；在兽医站的窑洞里就决定了，就是为了这我才跑出来的。当时时间紧迫，没办法给你说明……”

憨厚的秉奎这一下子才明白了过来，他在黑暗中大叫着说：“老马！这可万万使不得啊！人家正要捉你哩，你怎能寻上门叫人家捉呢？”柳秉奎急得站起来，又蹲在了马延雄的对面，两只手放在他的膝盖上，胡楂子脸快要凑到他的脸上了。

马延雄伸出两只瘦弱的手，在黑暗中摸索着捉住了柳秉奎的两条粗胳膊，情绪激动地说：

“秉奎！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你是我的好兄弟！我永远忘不了你的一片深情厚意。我愿意和你这样的人同生死，共患难！你叫我藏在柳滩的崖窑里，这样的确安全，可是不能这样做。我是党员，是县委书记，在这样大的群众运动中，在这样复杂混乱的局面下，我能为了保全自己离开前线吗？打个比方说，你们村里有两个人打架，秉奎，作为大队书记，你能为了自己安然就躲开，就不去劝架捉架吗？不能吧！你必须要冒着准备挨两个人的拳头去劝，去捉。尽管两个人都因为有了你而没把对方打美气，可能当时都怨恨你。但也许过了很久再回想起来，他们会从心里感谢你的……当然，我现在面对的不是两个人打架，而是两群人。两个人打架好捉，这群架难捉。捉这架得准备脱皮掉肉，甚至掉脑袋！两个人打架往往是因为私事；天啊！这两群人打架他们竟然说是为了革命！这牵扯着千千万万人的性命呢！秉奎，你说这架该不该捉？……”

柳秉奎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他头倒勾着，半天抬不起来。他再能说什么呢？黑暗中，眼泪在他胡子巴茬的脸上流淌，吧嗒吧嗒地滴在了脚下的石板上。三天前，他还在柳滩的河湾里打坝。听说县委书记被人关了禁闭，他掼下镢头，背上粮食来城里“探监”。三天以后的现在，他蹲在这个黑暗的石崖下痛哭流涕。他像一个不会游泳的人看见亲人落了水，根本没考虑自己的生死，就跳下了水，毫不畏惧地去救人，竟然也创造了奇迹，竟然也胜利了。可是这胜利的火花刚在他眼前一闪，就又要熄灭了。他抬起老泪纵横的脸问书记：

“老马，你自投到红总的门上，就能把这架捉开吗？”

“唉！这也难说。”马延雄捋着头发上的水说，“但我不回去，这架肯定要打，马上就要打。我回去以后，红总的矛头就会对准我，红指眼下还没力量主动去进攻红总，所以架不一定就在眼前打起来。拖一段时间，说不定党中央就会把武斗制止住的。”

“那如果你不回城里去，红总知道你不在石门公社了，还去打吗？”柳秉奎似乎抓住了什么希望。

马延雄在黑暗中苦笑了，说：“如果我不回城，他们没见我，就相信我不在石门了吗？”

柳秉奎彻底绝望了。他重新低下头，两只手狠狠地揪着自己大腿上的肌肉！

马延雄慢慢站起来，黑暗中立了好久，终于开口说：“秉奎……咱们……就……分手吧……你不要再送我了。你不知道，前边就是大店寺，过了大店寺就上了公路，万一碰上红总的人就不好了。你在石崖下等到天明，从万家山公社那里抄小路回去吧，千万不要再跟我一块走了。我不怕，我专门去寻他们哩。可他们抓住你，一看你和我在一起，肯定要整治你的。我已经连累了你，不能再连累你了……”

“不！”柳秉奎两只手紧抓住马延雄瘦弱的肩头摇撼着，“不！我一定要和你一块到城里去！”

“秉奎，不要这样。我理解你的心情，可你万万不能去！万一你有个什么闪失，我就对不起大嫂，也对不起柳滩一村人了！赶快回去吧，好好把工作抓起来。叫大家不要担心我，就说我不要紧。要相信红总大多数群众是通情达理的……再说，说不定这次红总看我主动投上门来，也不会怎样整治我呢！”

最后这句话既是对柳秉奎的安慰，也是他自己的一线希冀。

柳秉奎放开他的肩头，双臂无力地垂下了。

他们上了石畔。

雨大起来了。整个大地响彻了一片雨点的敲击声。脚底下绵囊囊的，踏下去，像踩在了棉花包上。

三岔路口，俩人相对而立。四只手摸索着握在一起，摇了好久好久。

“快转路回家去吧……”

马延雄说完，坚决地把手从柳秉奎的手里抽出，一侧身便消失在黑暗中。滂沱大雨里，那扑踏扑踏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了……

柳秉奎站在大雨地里，双手蒙住脸，孩子一般抽泣了！

雨下得正紧……

黑漆漆的大地是沉静的，又是嘈杂的，没有其他声息，只有雨打大地。空气里混合着一股土腥味和植物的腐霉味。地里的水已经饱和了，雨不能再渗进去，就在地面上随意漫流着。

马延雄顶着风雨走。

路不知道在哪里，每一脚踏下去，就好像要踏入万丈深渊。

衣服湿透了，越走越沉；鞋一层层裹满了泥浆，重得抬不起脚来。

咕咚一声，他仰面栽倒在水洼里了！

他呻吟着，半天爬不起来。饥饿、疲劳、寒冷、伤痛，使他本来就垮了的身体极度虚弱。他简直再没有力气往前走了。

他趴倒在泥水里，任哗哗的大雨无情地浇泼着。

他趴着，枕着自己的泥胳膊，很自然地想起了四七年艰难困苦的游击队生活：那时候，也经常在这样的雨夜里行军，但身边总有高正祥或者其他人和他在一起。在泥泞滑溜的雨夜里行军跋涉，想着不久就能在老乡家里换一身干衣服，圪蹴在热炕头上喝热乎乎的米汤，心里总是很甜蜜的，不觉得有什么苦。那时候，他也正年富力强，绝不至于像现在这样掼倒了就起不来……唉，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就二十年了……

他又挣扎着往起爬，全身的力气都集中在胳膊上，牙咬得咯嘣嘣响。

他终于站起来了。

他站着喘了一会儿气，准备迈步走。可是，脚在泥浆里怎么也拔不出来。他咬住牙往外拔，身子不由得晃荡了几下，又一次栽倒在水洼里。

他伏在泥水里，意识一阵阵失去控制，又被脊背上刀割般的疼痛拉回来……

“啊，有一点吃的就好了……”他喃喃地对自己说。他下意识地抬起头，在黑暗中紧张地搜索起来，似乎面前真有什么可吃的东西。

的确！他似乎发现前面不远处，隐隐约约有一片密匝匝的庄稼。啊！那说不定是晚玉米呢？如果能啃几穗生嫩玉米，该多好！这样，他也许会重新有力气的，也就会重新走向前的。

他咽了一口唾沫，两只手抠着泥地往前爬。他身体犁着泥水往前爬。

爬到一块玉米地边，他摸索着扯下一穗玉米，手颤抖着剥去皮，不管嫩不嫩，就塞到嘴里啃了一口：真甜！可是，他刚嚼了一下，两个腮帮子和牙床就猛地一紧缩，疼得嚼不动了！好久，口腔才松弛下来。他大口大口地啃起来了。

俗话说：吃一颗黑豆爬一架山。他啃了几穗生嫩玉米，身子明显感觉硬朗起来。吃完了，他像孩子吸吮了母亲的乳汁，两只手亲昵地抚摸着土地，两大滴饱含着感情的热泪和雨水一起淌在了大地母亲的胸脯上……

现在他又启程了，顶着哗哗的风雨，高一脚，低一脚，踉踉跄跄向县城走去。他想：天明后一定能走到城里的。到城里去！眼前他只考虑这个目标。城里将给他带来什么，他现在甚至连想都没想。

雨啊，停一停吧！看他向前走一步够多困难啊！他饥饿，他劳累，他寒冷，他脊背上的伤像刀犁一般疼……

雨啊，再下大些吧！把他拦挡住，不要叫他再往前走了。要知道，他往前走一步，就向苦难靠近了一步！

雨继续哗哗地下着，他继续踉踉跄跄向前走着；跌倒了，再爬起来，再向前走……

十二

现在他来到大店寺的村头了。

他不敢从村子中央的道路上穿过。他准备绕到村子下边的河湾里，然后从村子的另一头再拐到架子车路上去。

正在他摸索着要下河滩的时候，冷不丁从黑暗中冲出一个人来，一把抱住他，大喊一声：“马……”后面的话却再也没说出来。

马延雄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大吃一惊！接着他便感到有两只索索颤抖的手在他的脊背上摩挲着；紧接着把头贴向他怀里，无声的抽泣立即剧烈地震动了他瘦弱的胸脯。啊，这是谁呢？是秉奎又转回来了？但这不可能！秉奎这一带路生，摸不到这里！

“你是谁呀？”马延雄在黑暗中摸着贴在他胸前的那颗水淋淋的大脑袋，问。

那人从黑暗中抬起头来，喊叫着说：“老马！我是刘家坪的刘蛮牛呀！你记不得了？那年你来我们村时，我三十八岁还光棍一条，是你给我说的媒，才和虎山那个寡妇成了亲。如今已经有了两男一女。这如今听说城里一些坏蛋要往死里整治你，我们庄稼人都急得眼里滴血哩！老马，你不要怕！你有我们庄稼人哩！谁敢叫你有个一长二短，我们就和他狗日的拼命！”

马延雄想起来了——他记得刘家坪这个一顿吃半升米的莽汉，当年找不下媳妇，急得在他面前像娃娃一样哭哩……蛮牛他现在黑天半夜来这里干什么呢？

他正想问问，蛮牛却说开了。他告诉马延雄说：今天下午，大店寺的支书刘海山跑到各村来说，他护送县党校杨校长回关中老家，可老杨走到半路上死活不走了，叫刘海山回来串联老百姓，让大家赶快到石门去救你。老杨说城里的红总马上要进攻石门，你的性命肯定保不住。刘海山还对大家说，他和老杨在半路上碰见一个姓柳的人，说那人会飞檐走壁，已经单身匹马去救你了，叫大家赶快行动。大家一听说要救你，一下子就聚起了一千多人，现在都集合在大店寺村后的山神庙里。刘海山他们正在村子里绑担架，准备把你抢出来后，和老杨一起抬着过黄河哩！蛮牛说，他刚才是下村来看侦察情况的人回来了没，想不到却意外碰上了老马；他说他听走路就知道是老马……

站在黑暗中的马延雄听蛮牛这么一说，疲劳、饥饿全都消失了，他的精神立即处在一种非常紧张的状态之中。

他在黑暗中忧虑而沉痛地想：情况更复杂、更严重了！在这个紧火时刻，这么多老百姓聚在一起怎么了得呢？红指要是知道他跑了，又知道这里有这么多人，一定以为他在这里，肯定要打过来的；或者老百姓不知道他出来了，先跑到石门去抢人，那也要打起来的！这要死多少人哩！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赶快叫这些老百姓趁天黑各回各家去！

他准备亲自去山神庙让大家赶快散开。可又一想，如果这些人见了他，硬要把他抬着过黄河可怎办？要说服他们肯定得费许多口舌，这样又会耽搁他回城的时间；要是他不能及时赶到城里，那红总和红指又可能很快打起来，这也要死许多人的。天啊，这可该怎办呢？

他急中生智，侧过头对旁边的刘蛮牛说：“蛮牛，你现在赶快到山神庙去，对乡亲们说，我已经安全脱险了，叫大家趁天黑赶快各回各家去！快！”

蛮牛站着没动。他发愁地说：“老马，大家要不见到你，谁也不会相信你安全出来了。最好你能和大家见见面，眼见为实，大家也就歇了心。你不知道，大家为了救你，都是从几十里外赶来的，有的连饭也没吃一口，还有些上了岁数的老年人都跑来了。”

马延雄急躁地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心情痛苦而又焦灼：蛮牛说的是实情话，看来非他亲自去不行了。两派在抢他，农民们也来抢他了。农民抢他，他不惧怕，说心里话，他自己何尝不想马上就扑向这千千万万的亲人们中间去呢？但眼下如果不马上采取措施，石门公社这些农民为了他一个人的生命将要付出多少血的代价！事情决不能再迟疑了！如果这些无辜的老百姓为了他而受到什么伤害，他就是粉身碎骨也赎不回自己的罪过！

他再不说什么，立即让刘蛮牛带路，急匆匆向村后的山神庙赶去。

在大店寺村后面的山神庙内外，浑身透湿的老百姓们，黑压压挤了一大片。小小的庙窑里只能站少数人，大部分人都站在黑暗的野场地里淋着雨。庄稼汉们除了单衣就是棉衣，不像城里人在换季的时候有个毛衣、绒衣套在里边。眼下当然还不到穿棉衣的时候，他们穿着一身单衣薄裳，站在冷风冷雨中索索发抖。但他们谁也不离开这里，而且还有人继续赶来。他们把各自村子里的“造反派”和有可能走漏风声的人，不管是自己的户族还是亲戚，统统都锁到大队部或者仓库房里，然后从各种只有他们才熟悉的神秘小道上摸黑向这里奔来了。他们带着毛主席的语录本，带着庄稼人的良心来了。他们不准备打人，但得防备挨打。防备挨打的“武器”就是他们经常不离手的劳动工具或家庭用具——有的拿着镢头，有的握着铁锨，有的操着斧头，有的扛着磨棍。老年人扛不动大家具，就拿着棒槌、擀面杖、杀猪刀子。他们知道将要做的事情有危险，心噗噗地跳着，但他们并不准备退却。要是单个人，他们本来大部分都是胆小怕事的；可现在这么一群人合在一起，他们认为他们什么事也能干成功。再说，这是去解救亲爱的马书记呀！他们在风雨萧瑟的黑暗中心神不安地等待着，只要侦察情况的人一回来，他们就会像决了堤坝的水一样向石门公社的兽医站拥去！

这座小小的山神庙，不知什么年代就断了香火。“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大店寺村里的老百姓怕惹麻烦，没等城里破“四旧”的红卫兵来，他们自己就把里边的泥神像砸了个稀巴烂，连墙皮都剥了个一干二净。现在，农民们站的地上，到处都扔着涂过颜料的墙皮和泥神像的断臂残腿。庙里的房梁上挂一盏不知谁从饲养室提来的马灯，远处看不见亮光，只模糊地照出庙窑内的场地和庙门口的一角。

当马延雄突然出现在庙门台上的时候，人们一下子惊呆了。他们万万没想到他们摩拳擦掌准备要去解救的这个人，现在就站在面前。一阵短暂的寂静过后，人群立刻骚动了。人们争先恐后地拥向前来，喊着他的名字，一双双硬茧子手纷纷向亲爱的书记伸过来。能握手的就握手，握不上手的就在他身上摸着，争着问他是怎么跑出来的，受伤了没。窑门口射出来的灯光，映照出一双双泪光闪闪的眼睛。不知什么地方，有人已经哭出了声音。每个人顿时都像见到了自己死而复生的亲人，感情实在无法控制，但一时又不知如何表达。

人们争着要拉他的手，争着要和他说话。他们七嘴八舌叫书记的名字，也向书记报自己的名字，纷纷向书记提念起他曾为自己办过一件什么事，解决过什么问题。庄稼人最看重良心，他们连赶集在书记家里喝过一碗开水也念念不忘。挤不到前面去的人在后面喊叫着让大家静一静，叫马书记赶快给大家说说，这如今的世事为什么乱成了这样？什么时候世事才能太平下来？啊！他们认为马书记还是全县的最高领导人，他会知道一切的，也能回答一切的！

马延雄两只手同时握着纷纷伸来的手，嘴唇哆嗦着，不知道向亲爱的人们说些什么。一年多来，他一直生活在打骂屈辱之中，和农民群众是隔绝的。现在猛一下置身于这汪洋大海一般的深情里，感情再也控制不住，泪花子在那双眯缝着的眼睛里扑闪闪地旋转。他左顾右盼地接应四面八方的话，侧转身子的时候，微弱的马灯光照出他满脸斑斑的水迹——那是雨水还是泪水？

这时光，有一个老汉豁开人群，两只手颤巍巍地抓住了马延雄的胳膊，老泪纵横地喊着说：“老马，你可是咱老百姓的父母官呀！我是堰子沟的张大，你还记得不？那年你在我们村下乡，正碰上我那个独苗儿得了急症，你跑了五里羊肠路，到公社给咱县医院打电话，叫来了救火（护）车，才把我娃的命保住了。有人看见你跑到公社时，累得吐了一口血！我旧社会生了九个娃娃，一个也没存住，这传宗接代的一条命根子是你救下的呀……命根！命根！你在哪里呢？快过来！”老汉转过身，大声呼叫着他的儿子。一个壮实的后生挤过来了，老汉把他往马延雄身边一拉，说：“快给咱恩人磕头谢恩！”说着父子俩一下子都跪在了马延雄的面前，慌得马延雄赶忙扑倒在泥水里扶他们起来。老汉一站起，便转身对黑压压的人群吼叫说：“乡亲们！现在有人存心要把马书记往死里整，咱得赶快把马书记藏到咱农村里去！不论他有多少错误，也不能让人把他整死，得允许他改。比如他前些年割咱的资本主义尾巴，把咱越割越穷，我看这就不对。可是咱得让他改嘛。这如今时兴什么军管，看来管不到老马头上了！那咱们就农管吧！”

“农管马书记！”不知谁在黑暗中大喊了一声，人们就当作了一句口号接过来，一千多人拳头举向夜空，一哇声吼道：“农管马书记！农管马书记！”

这炸雷一样的吼声一下子震醒了马延雄。他立刻意识到他刚才感情冲动，竟然忘记了他到这个山神庙干什么来了。他悔恨和责备自己把这一群人拖了这么长时间。如果事态就这样发展下去，等天一明，说不定红总、红指和农民三方面都会为了他而在这里火并，这后果将不堪设想！

万分的紧张使他出了一身冷汗。他等大家稍稍静下来，尽量放大声音对他看见的和看不见的人们说：

“好乡亲们！大家对我的一片深情，我马延雄至死忘不了。几十年来，我一直就和你们生活在一起，我离不开你们……”说到这里，他哽咽得停住了。他回味着方才那农民说的割尾巴越割越穷的话，心上一震，觉得这也许是自己从未听到过的一句真心话。他向前走了一步，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和泪水，等呜咽声从喉咙里咽下去以后，才继续说：“这些年来，我给大家办的事太少了，许多乡亲们直到现在还少吃没穿的，我对不起乡亲们！可大家却这样关怀我，我心里有愧。我现在对你们没有任何要求，我只求你们赶快离开这里，各回各家去。你们知道，县上两派因为我正准备武斗，眼看就要打起来了。大家要是把我藏起来，这更会火上加油。你们也知道，县上两派群众组织中，都有你们的兄长和子弟，我们千万不能叫他们互相残杀流血呀！至于我，请你们放心，我知道我应该怎样做。我不会辜负父老乡亲们对我的信任。今黑夜我还有紧事要去办。我请求你们，我的好父老乡亲们，不要为我操心了，你们现在赶快回家去吧！千万再不要留在这里了……”

“你赶快跟我们走呀！……”

人们喊叫着，请求着，谁也不离开。有一些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已经拥到庙门前边，争着要背他走了。

这时候，远处传来了第一声鸡叫。马延雄不禁浑身一颤。面对眼前的局面，他真不知如何是好。他突然想起刚才那个老汉和他儿子给他下跪的情景，急得扑通一声，也双膝跪在了泥水地里！黑暗中的人们一下子被县委书记这个举动惊得发呆，一个个在黑暗中大张着嘴巴，说不出话来。

马延雄跪在泥水斑斑的庙门台上，头发被雨水淋得一绺一绺披散在额前。他大动感情地对惊呆了的人们说：

“乡亲们呀，我央告你们，快走吧！如果乡亲们为了我有个一长二短，我马延雄还有什么脸活在世上？我的叔父们！兄弟们！你们要是不离开这里，我就给你们一直跪下去……”他已经泣不成声了！

人们呜咽着，纷纷离开了山神庙……

历史啊，请不要忘记：一九六七年，一个深秋的雨夜，在中国北部这块山地上发生了怎样令人心酸的事情！

……就这样，他告别了要保护他的人们，又向要捉拿他的人们走去。他冒着瓢泼大雨，走着，滚着，爬着，从黑夜走到黎明，从石门公社的大山深沟里向县城走来，向县人委这个大礼堂的门口走来……

十三

现在，他终于站在这礼堂的门口了。

一路上他苦挣苦扎，此刻，浑身大汗淋漓，热气在糊满泥水的衣服上蒸腾。远看起来，这坚毅的、冒着热气的躯体，就像火山爆发后抛出来的一块岩石。是的，这块燃烧着的岩石，咚一声落在这个礼堂的门口，把一个乱哄哄的世界震得鸦雀无声。

此刻，他站在这里安详而又宁静，脸上甚至带着一丝欣慰的笑容。他原来还担心天明时赶不到，现在他赶来了。他看到眼前这会场的阵势，知道箭已经搭在了弦上，但还没有射出去。他知道，只要他晚来一步，礼堂里这一群狂怒的人即刻就要拥向石门，一场群众相互残杀的悲剧马上就要发生。但现在由于他站在了这里，事态将向另一方面发展。眼下他成了唯一的靶子了，他怎能不为了这一点而庆幸呢？

就在会场沉静了一阵以后，第一个从痴呆中反应过来的是金国龙。

这个凶煞像一匹饿狼发现了猎获物，一丝狞笑在脸上一闪，接着便大撒腿奔过走道，向门口扑来。

他来到礼堂门口，从背后扯起马延雄的两条胳膊，一个“喷气式”，跑着把他往台子上推去！

金国龙像一根导火索，首先点燃了会场前面的“炸药”：“孙大圣”们高呼起了“打倒马延雄”的口号；他们之中还跑出两个人来，帮助他们的队长把马延雄往台子上推；一边推，一边拳头像擂鼓一般捣着他受伤的脊背。

会场顿时喧哗得像一锅沸腾了的水！

公正一点说，坐在这里的大部分人对于传说马延雄竟然跑到石门公社为红指“坐镇指挥”，企图打垮他们，感到无比愤慨。如果他们在石门现场捉住这个“黑手”的话，他们都会起来，用各自的形式表示他们的愤慨的：心狠的会打，心软的会骂；就是自己不打不骂，也决不会反对别人打骂的！可是现在，不知有一种什么东西和这种情绪稍稍有些抵触，竟使他们不能一下子愤怒地跳起来，向这个仇人进攻。某种程度上，大部分人的脑子还来不及反应过来，又被前头那两排“炸药”的爆炸声震得头昏眼花，一个个瞪着大眼，张着大嘴，不知道该怎样表示。

段国斌几乎是和金国龙同时从痴呆状态中醒过来的。他正想点燃自己这根“导火索”来引起全场的爆炸，想不到金国龙已比他先一步咝咝冒烟了。他从内心里赞叹这个英雄的造反派！在金国龙把马延雄“喷气式”扭送上台来的这个过程中，段国斌脑子里很快闪过“应该把金国龙提拔成总司令部常委”这一念头，并且差点从嘴里嘟囔出来。

侯玉坤脸上的表情是复杂的。简单说来，就像一个睡得正香并且做着好梦的人，突然被窗外照射进来的一道强光给弄醒了：既顾不得回忆甜蜜的梦境，又一下不知该怎样诅咒这光芒。他这种状态一直保持到烟屁股烧到手指头为止。

金国龙带着抢头功的劲头，一眨眼工夫就勇猛地把马延雄“活捉”到段司令和侯政委面前了；以致这两个首脑甚至来不及避到幕后去，交换一下如何处置眼前这种状况的意见。

段、侯二人在众目注视下交流了一下眼光，一时也难猜出对方的主意。

段司令以“第一把手可以当机立断”的神态跨步走向台前，“批斗”这个主旋律已经在脑子里鸣奏了。

“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他声音洪大地首先发出了这个呼号，然后非常熟练地广播说，“现在，我们要把这个传达、誓师会，变成批斗会，狠批猛斗三反分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马延雄。要把他批深、批臭，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现在，先勒令三反分子马延雄交待他如何操纵黑指，企图向革命造反派反扑的罪恶阴谋！”

“说！”

“交待！”

前面那两排“大炮”怒吼了。

马延雄由于两条胳膊在背后被扯到最高度（再高一点大概就要折了），头几乎垂到了膝盖上，从台下看不见他的脸，只能看见一团湿淋淋的头发往地下嘀嗒着水珠。

侯玉坤走过来，瞪了一眼刚刚直起腰来的马延雄，苍老的声音慢吞吞地说：“交待吧！”

马延雄闭着眼睛喘了一会气。为了保持身体的平衡，他把两条腿叉开了一点。他苍白的脸对着台下的一大片脸，缓缓地说：“……同志们，我是来接受大家批判的。我没有指挥红指……”

“黑指！”金国龙在旁边张开毛楂楂的嘴，吼叫着打断了他的话。

马延雄停顿了一下，继续说：“……如果我要向同志们反扑，我为什么还专门来接受大家的批斗呢？我想同志们是……”

“探子！”

“间谍！”

前面那两排“大炮”的吼叫声立刻淹没了马延雄微弱的声音。

可是，令人奇怪的是，除了这两排“大炮”的吼叫声，全会场只零星地发出几声“爆炸”来应和这吼叫；而整个会场笼罩着另外一种庄严的肃静。

现在人们似乎逐渐地清楚了：他们所愤慨的这个人来到这个会场本身，具有一种非常崇高的性质。而这种感觉明显地征服了那愤慨的情绪，以致使他们觉得台上那个瘦弱的人，似乎对自己有一种强大的压迫感和一种很难抗拒的征服力。

这也就是弄醒侯玉坤做好梦的那一道光芒；这灼灼光华对他是刺眼的，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却是耀眼的！

请相信，在这大动荡的岁月里，在这派性主宰一切的社会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丧失了正常的理性和人性。恰恰相反，大多数人的理性和人性还是存在的。当崇高的和低下的同时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立即就能分辨出来，并且能很快将自己的感情交给理性去支配。

他们现在紧张而肃静地坐在这里，看着事态的发展。

这时候，在段国斌的指示下，六七个“孙大圣”已经把一群“走资派”和“牛鬼蛇神”押到会场来给马延雄“陪斗”了。为首的是县长高正祥；在他后面的是几个副县长；再后边是县法院院长，县公安局局长，文教局长，农工部长，宣传部长……共有十五六个人。他们头上戴着纸糊的高帽子，胸前挂着名字上打红×的黑牌子，被拳打脚踢拥到了台上，和马延雄并排站在一起。

段国斌解开外衣的纽扣，双手叉腰站在台子上，向整个会场讲话：

“造反派战友们！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马延雄态度十分顽固，拒不交待他操纵黑指向造反派反攻倒算的罪行！现在，我们对他要新账老账一齐算！有仇的报仇，有冤的伸冤，把三反分子交给大家，谁有什么说的，都可以上台来。”

人群中一阵骚动。只见这里那里挤出来那么几个人，前拥后挤扑上台来了——他们正是刚才发出“爆炸”声来应和“孙大圣”的那些人。

这里面有金国龙的同案犯、百货公司前门市部主任贺崇德，有城关小学因调戏女学生被开除党籍的教师许延年，有机械厂因贪污而下台的干部高建华，有柳滩大队的投机倒把分子黑三等，还有一位苍头老干部——前物资局长奕国泰。县委曾因他和投机倒把分子合伙倒贩国家物资，给过他撤职降薪的处分。

这些人加上金国龙和“孙大圣”的一些人，在台子上形成一个包围圈，把马延雄团团围定。他们前拥后挤，大声喊叫，大声质问，口里白沫子乱溅，手指头恨不能变成锥子，戳到他们共同的仇人脸上：

“给我回答！”

“给我交待！”

“给我平反！”

马延雄眯缝着眼睛，平静地扫视着眼前这一群人。任他们歇斯底里地叫喊，他嘴巴紧闭，不吐一字。等这些人叫喊得嗓子有些发哑的时候，他才平静地开口说：

“我可以回答你们的问题。但可以不可以让我到台前给群众去说呢？”

“让开，叫他去说！”前物资局长奕国泰口角里喷着白沫子嚷道。

包围圈很快张开了一个八字口，马延雄走到台前来，站定。

台下满场的人都用吃惊的眼光看见：此刻站在台前的他，胸脯高挺，头颅高扬——他的个子也并不低呢！

他苍白的脸上带着冰霜一样的冷峻，平时老爱眯缝着的眼睛也睁得滚圆滚圆，有魄力吃钢咬铁，这些有能力的领导人所具有的特点，此刻都出现在他身上了！

他情绪显得很激动，声音出奇的洪亮，说：

“同志们，你们大家造我的反，我满心眼里高兴。不管你们对我怎样看，你们的出发点，都是为了我们的革命事业，为了这个伟大的事业能在中国的土地上胜利进行下去。你们批我，斗我，真的，我从内心里高兴。高兴什么哩？高兴人民群众都关心国家大事，关心革命的前途和祖国的命运。我想，全国人民通过这次大革命都会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的。人民的觉悟提高了，不管今后道路多么曲折，我们伟大的革命事业就会胜利发展下去的。就因为这些，我对大家对我的批判，满心眼里高兴。我今天来到这里，仍然诚心接受大家对我再一次进行批判。不管你们怎样看待我，我都接受。但我也想对你们说，你们可以仇恨我，但你们所有的革命群众之间，不要互相仇恨，不要流血。我可以死，但你们不应该……”

“少卖狗皮膏药！”

“老实交待你的问题！”

台上的那一批人七嘴八舌叫喊起来。

“让他把话说完！”

“为啥不让人说话！”

台下也有人愤怒地叫喊起来了！

台上的人吃惊地看台下的人：妈呀！那么多愤怒的目光似乎不是对着“走资派”，而是对着他们的！这些战友们是怎么了？

马延雄向台上的那些人扫视了一下，又开始说了，洪亮而铁硬的声音在整个大厅回荡：

“但是，他们这些人和大家不一样！他们有的犯过严重的错误，有的我敢在这里大声说：是坏人！他们要翻案，叫我平反，这不是光对着我马延雄的，而是对人民和共产党反攻倒算！说句实话吧，他们就是把我的头割了，我也不会答应他们的！不会的！就是有人给他们翻案，历史也会重新审判他们！……”

“打这个三反分子狗日的！”

“打！”

“打！”

台上这群人发狂似的围了上来，拳头和脚乱飞。马延雄很快被打倒在地上了。打倒后他们还在继续争先恐后挤上前去踢；挤不上去的急得在圈外乱喊乱跳，飞脚甚至踢到了同伙的屁股上。

这时候，在旁边“陪斗”的高正祥，戏剧性地把他的纸帽子一把摘下，发疯似的甩到了这伙乱踢乱叫的人堆里。他怒目圆睁，声如洪钟地大声吼道：“土匪！国民党！王八羔子们！”

他高大的身躯站在这伙人面前，破口大骂，威风凛凛，简直成了这个舞台的主宰！

正在脚踢拳打马延雄的这伙人，被高正祥甩过来的纸帽子和他炸雷一般的声音吓了一大跳。他们一看这个“走资派”像吃了豹子胆，竟敢在这样的场合中如此嚣张，立刻放脱已被打倒的马延雄，纷纷围过来打他。这个高大的人很快就被踩在乱脚之下。

尊敬的高正祥同志！他是为了叫马延雄少挨点打，主动地引火烧身的。现在，他高大的身躯倒下了，鼻子口里流着血……

“不准打人！”

“不准打人！”

“什么造反派！土匪！”

“把打人凶手拉下来！”

…………

人群骚动了，愤怒的吼声雷一般响彻了整个大礼堂！

台子上那一群暴徒，在这雷一般的吼声中，先后畏缩地收回了自己的拳头和脚片子。他们的眼睛惊恐地看着台下的“战友”们：天啊！这是怎么啦？

在这吼声中，侯玉坤在台角的幕后边转圈圈。右手食指神经质地弹着烟灰，连吐出来的烟也不再重新吞进嘴里了，脸像死人一样难看。

段国斌几乎是跑着冲到台前，大声嘶叫：

“造反派战友们！严防阶级敌人破坏捣乱！严防阶级敌人破坏捣乱！‘孙大圣’的战士们请注意！请注意！请立即将捣乱会场的阶级敌人押出去！”

话音一落，台下前边的那些“孙大圣”们，立即向礼堂骚乱的地方奔赴而去。

“不用你们赶！我们自己走！”

一个比段国斌更大的声音从礼堂中间的座位上吼起来。

声音如此之大，竟使奔跑着的“孙大圣”们惊呆在走道上了。全礼堂的视线也都被这个大嗓门吸引了过去。

大家一看，原来是红总常委、“工交兵团”的造反派头头鲁常林。

高大的鲁常林高高站在椅子上，手里拿个小纸片，身体向四周转动着呼号：“声明！声明！工交兵团声明：鉴于红总坏人掌权，实行法西斯暴行，我工交兵团全体战士一致决定：从即日起，退出红色造反总司令部！”

他说完，从椅子上跳下来，蒲扇大的手一挥，礼堂中间哗地站起一片人来，纷纷来到走道上，很快排成二路纵队，唱着“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首语录歌，哗哗地走出了会场。

“孙大圣”们立即在前面有节奏地反复喊：“滚，滚，滚，滚你妈的蛋……”并且也唱起了语录歌：“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可是，这一处，那一处，又纷纷传来了“声明！声明！”的呼号，一队队的人前拥后挤，唱着语录歌，纷纷退场了。一霎时，偌大的礼堂空出了三分之二的位子！

段国斌、侯玉坤站在台子上，茫然地望着这个土崩瓦解的局面，束手无策。

正在这时，从礼堂东门里跑进来一个年轻人，满头大汗，气喘吁吁，飞一样奔过走道，从台口扑上了舞台，把一张油印的传单塞到段国斌的手里。

段国斌和侯玉坤赶紧展开“侦察员”送来的这张传单，头挨头看起来。

看着看着，两张死灰一样的脸上渐渐露出了欢欣鼓舞的笑容……

十四

段国斌和侯玉坤看到了以下的文字：

告全县人民书

十月二十六日夜，三反分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马延雄潜逃回县城，向反革命组织黑总表态亮相，企图和这群牛鬼蛇神成立伪革命委员会。

对于三反分子马延雄这一罪恶行径，我红指全体无产阶级革命派表示极大的愤慨！我们决心彻底摧毁“马记”革委会，把三反分子马延雄押上历史的断头台。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近日，地区黑老总已经把大量武器弹药运送到我县黑总手里。为了保存革命实力，我英雄的红色造反总指挥部，已于近日东渡黄河，转移到山西境内养精蓄锐。一旦力量壮大，我们一定挥师西渡，光复全县！

打倒三反分子马延雄！

红指必胜！黑总必败！

红色造反总指挥部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七日于石门

段国斌和侯玉坤看完这张油印传单，像贫血的人输了一管子血，浑身立刻又有了劲。退出去多半礼堂人算个屁！让“工交兵团”的叛徒们将来后悔去吧！县革命委员会将不会给他们半个席位的。

他俩一人拉着年轻探子的一条胳膊，把他拉到台后，叫他赶快详细说来。

年轻探子得意洋洋地报告说：

“今日临天明，黑指的人发现马延雄不在了，顿时乱作一团。马延雄这张牌一失掉，又加上咱们的武装强大，黑指好多人认为大势已去，纷纷跑出石门，到省城和外省投亲靠友去了。老保头子高顺众叛亲离，好不容易才挽留下二十来个‘铁杆’，印了这张传单，就跑到山西去了。”

年轻探子最后手舞足蹈地欢呼：

“黑指完蛋了！”

侯玉坤听完，嘴大张着喷出一口浓烟来，又狠狠一口吞进去，两股白烟箭一样从鼻子里射出来。他的瘦手在膝盖上一拍，叫道：“天助我也！”

段国斌早已扯大步走向前台，向礼堂里剩余下的“铁杆”们宣布了这个“特大喜讯”！

会场上又一次沸腾了。

“孙大圣”和台上的这一批人，本来已经有点灰，这下精神又大振起来！

金国龙和几个打手提来几桶水，泼在昏倒在地的马延雄和高正祥身上。

醒过来的这两个人，差不多都只剩了一口气。

高正祥身体结实些，被金国龙扯着衣领口从地上拉了起来。

马延雄呢？坐了几个月禁闭，身上伤痕累累，二十多个小时没吃饭，又在雨夜里挣扎了几十里路，现在已经奄奄一息了。

那些野蛮的手不可怜他，照样抓住领口提他站起来。他被扯起来，摇晃几下又摔倒了。

金国龙龇牙咧嘴走过来，狠狠踢了他一脚，又一把把他提起来，毛楂楂的嘴一努，两个“孙大圣”心领神会，过来一人架住他一条胳膊，强迫他站住。

段国斌这时从幕角里匆匆忙忙走出来，对金国龙说：

“国龙！你先主持着继续批斗，我和玉坤到后面化妆室商量个事！”

“你放心走你的！弟兄们便宜不了他！”金国龙咧开毛楂楂的嘴巴，狞笑着向总司令保证。

段司令亲昵地在他肥囊囊的胸脯上拍了一巴掌，拧转屁股走了。

过了一会儿，刚才送传单的那个“探子”从台后跑到台前，大声喊：“周小全！周小全！请到后台化妆室来！总司令和政委有请！”

他叫了好几遍，没有人应声。

奇怪！这个“孙大圣”的副队长哪儿去了呢？今天这样显示造反派脾气的场合怎不见他了呢？他不是和马延雄有刻骨的仇恨吗？

他到哪里去了？

十五

他在这里——会场后排角落中的一张椅子上。

在马延雄讲话时被一群人打倒后，坐在“特座”上的周小全就到台上给金国龙请了假，说他肚子痛得要命，要到后排上去休息。

现在，他靠着椅子，头仰天枕在椅背上，两眼紧闭，脸色苍白，豆大的汗珠在脸上淌个不停，沁湿了鬓角的一些头发。

看样子，他的肚子痛得真不轻。

其实，周小全肚子一点也不痛，脑子却痛得像要爆开一样！

当马延雄出现在礼堂门口的时候，周小全的精神像礼堂里所有的人一样，受到了强烈的震动。一刹那间，反映在他脑子里的观念是：这是一个伟大的敌人！

是的，这个人明知道这个场所是把他作为牺牲品的一个祭坛，他却勇敢地把自己的头颅献上来了！没有伟大心灵的人，能产生这样的行为吗？

当金国龙把马延雄“喷气式”扭到台子上的时候，他觉着马延雄简直是个英雄，而金国龙活像个小丑。他继而想到，他就是这个小丑手下的小小丑！

一种羞耻感使他低下了头。那就是说从路线上看马延雄是个“三反分子”，而从人格上看，他却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不管他今天来的目的如何，他能来到这个场合就表现了一种非凡的献身精神。

和这样一个敌人作斗争，自己也应该表现出一种非凡的精神来。可是，用的照样还是那野兽一样的拳头，狗一样的吠叫……

在批斗马延雄的过程中，他一直没抬头往台子上看。在马延雄讲话的时候，他感觉到他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纽伦堡战胜国的代表，在进行胜利的审判；而自己却是被告席上的一员。他忍不住抬起头来，看看马延雄所攻击的他的这些战友们。他突然发现：金国龙、贺崇德、许延年、高建华、黑三，还有苍头的“革命领导干部”奕国泰这些战友们，怎么一个个长得这么难看？原来他们不是好像还有各自的仪表和风度吗？

他的心神开始烦乱了，头也有点眩晕起来。

他站起来到台上向金国龙请了“病假”，来到这张椅子上，闭起了自己的眼睛。

他躺在这里，感受着会场的暴风骤雨，内心里翻腾着惊涛骇浪……

他脑子里萦绕着马延雄刚才讲的话。

他感到他的话是诚心的。而细细想起来，他以前在每一次批斗会上讲的话似乎也都是诚心的。

从“讲话诚心”他又想到这个人的其他方面：身上的枪伤、刀伤，少一个趾头的脚，由于思考而发白的两鬓，由于劳累而瘦弱的身体……他这些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反革命？逻辑上推理不下去。为了革命？可正是他派出的工作组，把自己打成了“反革命”！

想到这里，他的心脏突突地狂跳起来：我现在睡在这里假装肚子痛，竟然对斗争这个人发生了动摇，这是不是背叛了革命路线？

他惊慌地抬起了头。

可是，他抬起头吃惊地看见：到处都在宣读退出红总的声明；一个又一个的“战斗兵团”唱着语录歌，退出了这个乱哄哄的会场……

啊，看来大多数人的思想都发生动摇了！而这些人不是和自己一样喊了一年多“打倒三反分子马延雄”吗？他们现在怎么竟然和他一样发生了动摇？不，比他还严重，他们已经宣布退出红总了。

他怎么办呢？他也声明退出红总吗？

可是，他很快又想：我和他们毕竟不同，马延雄没把他们打成反革命，可把我打成反革命了。

那么，他是否现在应该走上台去，像他以前一样，和金国龙他们一起去“狠斗猛批”这个人呢？

他也没有勇气站起来。

“怎么办？怎么办？……”他嘴里呢喃着，拳头捶打着自己的脑袋，牙齿快要把嘴唇咬破，肚子也真的开始疼了，满头大汗，浑身大汗，大汗淋漓！这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正在进行一场非常严重的内心斗争。

在这大动荡的岁月里，人们就是这样不断地在肯定着自己和否定着自己，在灵魂的大搏斗中成长或者堕落。

周小全无力地软瘫在椅子上。他暂时不想思考什么了，他想安静地闭一会眼睛。

但不能，他一闭眼又想到马延雄。

他想：……是的，是马延雄派出的工作组把他打成了反革命。可是，是马延雄自己想出派工作组的主意吗？不是的，是上面叫派的！就是说，马延雄仅仅是个执行者，他当时也许认为他也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哩，是革命哩。但以后上面又说是错了。那么，我现在说我是革命哩，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哩，就保证不会错吗？比如说：你为什么打他呢？在每次批斗会上，他不是诚心诚意向你做了检查吗？他错了，就检查，就改正。你错了呢？你有勇气检查和改正吗？他承认错误和今天来这个会场一样是勇敢的。是的，他是一个勇敢的人，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也敢于和自己认为的错误斗争。他不投机，从来没有为了自己的皮肉少受点罪，就向金国龙这样一些人承认他整他们整错了，没有承认过……

他转而又想到金国龙和台上的那些“战友”们。他面对他们今天的表现，第一次认真地想到了他们的历史——几乎每一个人都不光彩！而他，一个年轻人，就因为运动初期受了些委屈（而且很快就平了反），就和这样一些人混在一起“革命”吗？啊！周小全！你成了个什么东西！……

当一个人从这样一些角度去考虑问题时，事物还不会在他的面前渐渐地明晰起来吗？在这个短短的时间里，周小全好像摸索着穿过一个很长很黑的山洞，现在已经看见了一缕亮光，他来到洞口了！

“小全，你今天怎不在台子上冲锋陷阵，坐在这旮旯里干啥？”

一个声音在旁边怪亲切地说。

周小全的思路被打断了。他睁开眼一看，原来是县委副书记李维光——已经挨着他坐下了。

这位“革命领导干部”在造反派开大会的时候，总是积极列席的，今天不知有啥事，现在才来。

李维光的驼色的毛衣外边披着四个兜的黑咔叽棉袄，背头梳得很整齐，嘴里咬着个玉白色烟嘴，笑盈盈地看着周小全。

周小全敌意地瞪了他一眼，讥讽地说：“我今天没冲锋陷阵，你今天怎也来迟了？一反常态！”

李维光从嘴里拔出烟嘴，仰头大笑了：

“哈哈，真是造反派的脾气！”他耸耸肩膀，把快要溜到背后的棉袄重新拉到肩上，轻松地说，“我忙着整理马延雄的第二批三反言行哩！刚毕。这批材料一出来，可是一颗氢弹！”

“这样看来，他真是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了？”周小全反问了一句。

李维光噗地把烟嘴上的烟头吹掉，很激动地说：“玉坤真是异想天开，企图叫这个人表态亮相，还说是要通过他争取农民，我当时就说没门！再说，革命造反派成立红色政权，还非得要农民支持不可吗？这又不是抗日战争搞统一战线哩！看看，现在事实怎样？”

周小全下巴朝台子上扬了扬，从牙缝里挤出来几个字：“你看看这事实怎样？”

李维光抬起头来，看见台上那一批人正在乱叫乱嚷。两个打手分别拧着马延雄的两条胳膊。整个会场只有几十个人了，而且有些看来还是些马延雄的“同情分子”，大概是留下给金国龙他们“记账”的。

李维光脸色惨白，不敢再看了。他扭过头向周小全讪笑着说：“这，真像是一幕戏。既是一幕悲剧，又是一幕喜剧，想不到马延雄眼看就要当县革委会的副主任，可还没当哩就又被打倒了……”

“打倒了你当嘛！你当了，这幕戏不是就更有意思了？”周小全恶意地对上话茬说。

“哈哈！你看你这后生说的！咱没那野心。咱只要能给你们造反派当好马前卒就行了。不过，他马延雄就能行吗？我看也未必！他是个什么人？‘三反言行’一大堆；十几年又卖力地在咱县推行了一条什么路线？货真价实的资本主义路线！而且又死不认罪，就像你们造反派说的，真正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他手中的玉白色烟嘴在周小全面前一挥，断然地说。

“那么作为一个人来看呢？”周小全突然问他。

“人？”李维光很迷惑地看定周小全。

“嗯！”周小全也看定他。

李维光现在才突然发现周小全眼里有两道凶狠的光芒。他认定这个造反派是嫌自己没把马延雄的坏处说全面，赶忙回答：“我看他不是个人！是个猪！比如今天，是自寻送死哩……”

啪！啪！啪！三记耳光像三道闪电，击在了李维光的脸上！

周小全转身穿过走道，从台子右侧的门里进去，绕过台子上那群乱喊乱叫的人，向化妆室走去。

李维光缩着脖颈，双手捂着自己的腮帮子，弄不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天啊，这个世界全疯了！

十六

舞台化妆室里也不平静。

这个过去粉黛施面的地方现在很肮脏。地上铺着一层尘土，乱扔着一些瓜皮纸团。屋角里甚至有小便的痕迹，满房子一股尿臊气。白粉墙上糊着鼻涕，涂抹着一些污秽的骂人话。狭长的室内只有一盏50支光的电灯泡，光线很暗。镶在墙壁内的一排大镜子已被打得七零八碎，只剩下一两块完整一些的。一张三斗桌和几把椅子就摆在这两块完整的壁镜下，上面也蒙着一层尘土，印着几个屁股坐过的印子。

看完红指的《告全县人民书》，侯玉坤就把段国斌拉到这个“临时密室”中来了。

两个人一进来就开始了一场精彩的“对口词”——

侯玉坤：“国斌，你看这局势怎么办？”

段国斌：“怎么办？办着办！批！斗！”

侯玉坤：“我看应从长计议，还是按原方案进行为妙。如今黑指不打自垮，对马延雄更应想办法哄他、骗他，用怀柔政策降服他，叫他给咱表态亮相，以争取农民。咱们又有武装部胡政委的支持。此一来，全县的政权就唾手可得了。等政权一稳，咱再设法除灭他还不容易吗？”

段国斌：“你这个想法好倒是好，妙倒是妙，但实在是个美梦！我不会再听你的这些梦话了。实际证明，你在前几天出的那个计谋，不是放线钓鱼，而是放虎归山！马延雄险乎成了黑指手里的一张王牌！现在既然他自投罗网，我也是从长计议：不断头地批！不断头地斗！文攻武卫加上斗走资派，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大方向对了，一切都对了。”

侯玉坤：“权，权，权，命相连！抓不了政权，大方向屁都不顶！”

段国斌：“有了大方向，老子就什么都会有了。”

侯玉坤：“你是井底的蛤蟆！”

段国斌：“你是吞象的毒蛇！”

侯玉坤：“你是个蠢猪！”

段国斌：“你是条癞狗！——你妈的！”

侯玉坤：“你妈的！”

段国斌：“呸！”

侯玉坤：“呸！”

红总两巨头摩拳擦掌，眼看就要在这个肮脏的化妆室里厮打起来了！

这些大革命新产生的许多“政治家”就是这样：“风雨同舟”地狠斗别人；“同舟”上也凶狠地互相斗争！

正在他两个准备首先实践一下“文攻武卫”的时候，化妆室的门突然打开了。

两个人先后落下架式，都扭过头去看：是周小全来了。

段国斌顾不上对付侯玉坤了，转身对周小全急促地说：“你钻到哪里去了？请了你几回都请不来！咱马上要实行军事化哩，你这个‘孙大圣’的副队长都这么松松垮垮还行？”他背抄起手，粗而短的腿在尘土地上飞快地走了两匝，又站定说：“据侦察员报告，黑指溃逃时，留下几个骨干准备组织狗屁‘留守兵团’。据信，这几个人目前还藏在石门公社附近。总司令部决定派你带一个‘孙大圣’小分队，立即前去搜查！本来想让国龙去，但国龙正主持批斗会，离不开。”

侯玉坤走过来，两只瘦手狠狠在空中一抓，捏成两个拳头，为段司令补充说：“速战速决！斩草除根！”

“对！”段司令赞赏地对侯政委点点头。

两巨头很快又并肩战斗了。

周小全右脚在地上神经质地踏着拍子，带着一丝矜持的笑意听这两个人下完命令。

现在他收起这矜持，俊气的面孔变得庄重而严肃。他决断地说：

“很遗憾。我不能去执行这个任务了。”

“为什么？”段司令瞪起黄眼珠子问。

周小全平静地说：“从现在起，我已决定离开你们。永远离开！”

“什么！”

段、侯二人同时吃惊地喊起来。

周小全笑了笑，继续平静地说：“运动初期，我起来造反，这我现在不后悔。但那以后我为了自己曾被打成反革命，犯了许多疯狂的错误，甚至犯了罪。我像做了一场噩梦，现在已经醒了。我决心要和这种可怕的生活告别！这是一。其二，我现在对眼前的一些做法产生了怀疑，比如武斗，还有其他……”

“你这是攻击敬爱的江青同志！”段国斌举起胳膊，手指头用劲地向天上指了指。

沉默。

“那你准备投靠黑指去？”侯玉坤的脸上露出恶毒的讥讽。

周小全斜视了他一眼：“你真可笑！”

段国斌逼上一步，问：“那么你准备到哪里去？”

周小全诚恳地说：“你大概不会相信我去参加黑指吧？至于我将要走的路在哪里，我也不知道。”

侯玉坤突然由恶毒的讥讽转为痛心疾首了。他苍老的声音发着颤：“啊呀呀，好我的小全哩！年轻人脑子太简单了，你怎能把自己光荣的造反历史给断送了？你知道不知道，这样一来，就给你的历史留下了污点？将来一翻档案……”

“请你别吓唬人了！”周小全打断了侯玉坤的话，“你知道，我是高中六七级学生，不是三岁的小孩子！”

侯玉坤阴险地笑笑，杀气腾腾地转过脸，对段国斌说道：

“把这小子逮捕起来，押到禁闭室去！”

段国斌没理侯玉坤。他带着大政治家的风度看定周小全，老半天才咬牙切齿地说：“我剥你的皮，要你的命，很容易，但这样你会嘲笑我段国斌气量狭小，没政治家风度。再说，我们终究也并肩战斗了一回，看在这个分上，只要你不是去投靠黑指，那么，你要滚就滚你妈的蛋吧！不过，在我们庆祝胜利的那一天，我不希望看见你来向我们摇你的狗尾巴！”

段司令说完，黄眼珠子鄙夷地看了一眼这个“叛徒”，扭转身急速地在尘土地上兜圈子。

侯玉坤丧气地盯着踱步的段国斌，对这个只有“政治家风度”而没有“政治家头脑”的总司令，竟然做出如此荒唐的决定吃惊不小。要知道，这个“铁杆”的叛变，将会给红总造成多么严重的影响啊！

周小全漂亮的脸上含着一种骄傲的微笑。他的大眼睛扫视了一下这两个人，轻松地说：“好，祝你们胜利。我走了！”

他敏捷地转过身，向门口走去。

他开了化妆室的门。一缕淡柔的光线衬出了他年轻健美的身段。

他走了，头也不回地走了！

重新昏暗下来的化妆室死一般的寂静。

段国斌和侯玉坤低着头，谁也不说话，谁也不看谁。一个急匆匆，一个慢腾腾，各自踱各自的步。

化妆室的门咣的一声又开了，像是谁用老锤砸开的！

接着，门外连滚带爬跌进来一个苍头老汉，嘴里连喊着：“国斌！玉坤！国斌！玉坤！……”

两个人慌忙迎上去，一看是奕国泰。他俩急着问：“怎啦？怎啦？怎啦？……”

这个受过处分的下台的前物资局长，气喘吁吁，惊慌失措地说：“金……国龙……把……马延雄……弄……”

段、侯二人小跑着出了化妆室，来到台子上。

现在，礼堂下面已经空无一人。只有台子上围着一圈人。

贺崇德、许延年、高建华、黑三这一帮打手早不知溜到哪里去了。

金国龙一个人正在舞台左边，脸背着这一圈人，专心致志地关一扇窗户：使劲关上了，又使劲拉开；再使劲往上关。嘴里还嘟囔着什么，好像这是一扇坏了的窗户，但又必须要关上；好像他是一个专门管关窗户的人，礼堂里发生的什么事他都不知道。

段国斌和侯玉坤豁开人群，走进了圈内。

马延雄蜷曲地侧躺在地上。湿衣裳完全成了泥片，上面印着各种式样的鞋底子印。他头的右边太阳穴附近有一道裂开的口子，血像泉涌一样冒着。这道伤口不像是刀子砍的，而是什么很钝的东西撞击的。

侯玉坤的眼睛透过人群缝隙，去看正在继续专心致志关那扇窗的金国龙。当他的目光从金国龙的头上一直扫瞄到脚上时，他看见金国龙右脚那只翻毛黄皮鞋的鞋头上，染渍着一片血。他明白了，这血，正是马延雄的……

十七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八日凌晨五时，县委书记马延雄死在医院里。

消息在当天就传遍了全县。

暮色降临之前，上千农民呼喊着“捉拿凶手！为马书记报仇！”的口号，从四面八方拥进了县城。

红总顿时鸟兽般溃散了。段国斌、侯玉坤带着金国龙等二十来个“铁杆”，仓皇逃到了邻县。

第二天天不明，扛着镢头、举着铁锨的农民，继续从四面八方像潮水一样向县城拥来！

县人民武装部胡政委带着两个干事，站在街头一遍又一遍宣读关于不准农民进城武斗的通告，但没有一个人听这宣传——他们不是进城武斗，而是捉拿武斗致死人命的凶手！

与此同时，县人民武装部曹部长却率领县中队的战士加入了农民的洪流，和农民一起在街道上游行示威。

至此，本县驻军公开分裂了。

浩荡的西北风携带着乌黑的云彩，向东南方向滚滚而退。连绵几天的阴雨停了。

县城泥泞的大街小巷，很快就被千万双脚片子踏干。城市上空，扬起了满天的风尘。

雨后灿烂的阳光透过医院病房的玻璃窗，洒在马延雄平静的、瘦削的、苍白的脸上。他曾有过一个小小的愿望，能安安稳稳睡一个晚上的觉。现在，他永远睡着了。

眼下，全县没有因武斗而造成任何群众的死亡。但他死了！他用自己的死制止了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武斗。这个党的忠诚战士，当年战争的炮火没有夺去他的生命，现在却在一场“文化大革命”中倒下了。

无数的庄稼人还在继续从四面八方向他的身边拥来。他们聚集在他的身边，为他的死悲痛、愤怒，同时又对发生在眼前的这一切感到多么的迷惘啊！

县医院从昨天晚上就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弯腰弓背的老百姓们，流着眼泪，从安放他遗体的窑洞前走过，透过玻璃窗户，向亲爱的县委书记做最后的告别。

城里的街道上，河边的体育场上，以及一切的空场地上，到处都挤满了人群。整个城市成了农民的世界。这里那里，到处都有人在讲说这个死去的人做过的好事。这些事早已众所周知，但讲的人仍然激昂慷慨，听的人仍然津津有味。不识字的庄稼人讲起他的事来，口才都像城里的自来水一样流畅。时不时有身强力壮的后生背着一些老年人从人堆里穿过，向医院奔去。这些老年人是从边远山寨，被儿子连夜背来看望死去的县委书记的。

有人提出要赶快为书记伸冤抱屈，可大家一时又不知道怎样才能出这口恶气。有些偏远地区来的老乡，建议赶快向地区的“中级法院”报案，法院不是管人命事的地方吗？而城周围的老乡马上告诉他们说，地区法院早砸烂了，听说中级法院的院长也被一群前科犯关了禁闭。

啊，这个世界已经无法无天了！

中午时分，全城的农民们突然传开了一个消息，说“红都”来了“电”，“电”上面说，“红都”已经知道他们的县委书记被人打死了，马上要派“直升飞机”来解决。不知哪个天真汉幻想的这个消息，立刻被所有天真的庄稼汉们当成了真事。于是，一张张紫红脸纷纷向雨后深秋的蓝天望去！

人们仰脖子直望了一个下午，那惨淡的太阳都快要跌入城西那一列大山的背后去了，可天上还连一只鸟也没有飞过来！

于是，在太阳落山前后，成千上万失望的人们就怀着悲痛的心情，为他们的县委书记举行了本县史无前例的葬礼。

当一些浑身糊着泥巴的庄稼人把棺木从县医院大门口抬出来的时候，全城立刻响彻了一片呜咽之声。棺木由一些当年和县委书记一起打过游击的老兵们抬着，沉重而缓慢地走过石板街道，成千上万的人紧撵在棺木后边。秋风萧瑟，黄叶飘落；秋风落叶里，有多少滚烫的泪水在挥洒！

人们抬着茶红色的杜梨棺木缓缓行进着。棺木盖上，按乡下古老的传统放了一只老公鸡；棺木前头，按城里现代的方式挽结着一个素白的花圈；花圈中间，嵌着不知哪个无名画家按照片临摹的他的一张炭笔肖像——肖像极为传神：他瘦削的脸颊上带着严峻而又慈祥的神色，一双微微眯缝着的眼睛，正厚爱地望着城市和远山，望着千千万万的人们！

在太阳西沉的时候，人们把他安葬在城东最高的一个山冈顶上。山野里，鲜花已经在前几天的风雨中凋谢了。人们就折了许多山梨树的枝叶堆放在他的墓前——风霜染红的叶片，在残阳夕照里血一般殷红，火一般耀眼！

马延雄同志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对于他的死，对于发生在整个中国大地上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历史终究会做出公正而严厉的评判——这是一定的！

一九七八年九月写于西安，一九八〇年五月改于北京

*原载《当代》1980年第3期。

匆匆过客

天还没有亮，我就急忙向汽车站赶去。

不知什么时候天阴了，灰暗的云层在头顶静静地凝聚着，空气里满含着潮湿。凭老经验，看来另一场大雪就要降临了——真的，快到汽车站的时候，觉得脸上似乎已经落了一颗冰凉的雪粒。我的心情沉重了。明天就是春节呀！要是再下一场雪，班车一停，回家过节就根本不可能了。我怀着不安的心情走进了车站候车室。

我的心立刻凉了。自以为今天来得早，实际上大概是来得最晚的一个。只见候车室里已经人头攒动，吵吵嚷嚷的，乱得像一个集市。

失望中，我赶忙把目光投向售票处。

在802次的售票口，我看见车次牌上用粉笔写着：增加一辆车。

一种难言的兴奋涌上心头。我笑了。我觉得我是面对着我的老伴和孩子们笑的。好！今天大概能回家去过春节了。

当我正要赶过去排队买票的时候，身边突然传来一个微弱而苍老的声音：

“哪位同志行行好，给我买一张去桃县的票吧……”

这声音是绝望的，似乎不是对着某一个确定的人，而是对所有在场的人发出的一种求援的呼唤。

同情心使我忍不住停住了脚步。只见我旁边的一张椅子上蜷曲着一位老人——正是他在反复喃喃地念叨着刚才我听见的那句话。他衣服虽不十分破烂，但蓬头垢面的，并且看来身体有病，使得面容十分苍老和衰败。不像是乞丐，因为我看见他手里捏着买车票的钱。是串乡说书的民间艺人吧？但又不见带着三弦。我想：总之，这大概是一个无力去排队买票的人。

当我认真朝他脸上看去的时候，我才认出这是一个盲人！

我顿时感到一种愤愤不平了。当然，我首先气愤这个汽车站——竟然不能解决这样一些完全应该解决的问题。但我更气愤这个候车室里的人。在这些人之中，竟然没有一个肯为这不幸的老人帮忙的！

这种庄严的思考当然首先感动了我自己。我想我应当帮助这个老人。

我瞅了一眼去桃县的售票口：正好！803次和802次的售票口紧挨着，并且车次牌上写着“增加两辆车”的字样。

我急急忙忙赶了过去。

我在两条队伍的末尾，犹豫了一下：先排哪个队呢？如果现在去给那个瞎眼老头排队买票，我自己的票十有八九买不上了；我将不得不垂头丧气地滚回单位。但如果我要是先给自己买票，那老头的票也把握不大了。

我内心里不觉隐隐升起了一股懊丧的情绪：呀！你自己仓促地为自己选择了一个难题。

很快，我又谴责自己的这种情绪了：是的，你的确没有为那个不幸的老人公开承诺什么，但你在心灵中不是把某种责任承担了吗？你刚才不是义愤别人不关怀那个老头吗？好！你自己关怀了，可又懊悔了。这像什么话！

但是，先买谁的票是个很快需要确定的问题，因为两个队伍后面都在继续增加排队买票的人。如果不很快做出决定，说不定两头都要误了。

我来不及多想，很快站到了802次的队伍后面。

一刹那间，我感到自己很羞愧。但同时也试图找了一些理由来为自己的良心解脱。我想，803次增加两趟车，而802次只增加一趟。这样看来，先买802次然后再买803次，更有希望两全其美。当然同时买两张票更好，但我又不会分身法！所以看来，事情这样做是合乎逻辑的。另外，我想我着实努力了，即使买不上803次的车票（谢天谢地不希望这样！）我在良心上也能过得去：在这众多的人里面，我虽然没有能解决瞎眼老头的实际问题，但我是唯一关怀过他，并且用行动为他做了努力的人。

出于这些聊以自慰的理由，我觉得自己好像心地踏实了一些。但与此同时，也隐隐感到后脑勺有点不自在。我似乎觉得那个老头的眼睛并不瞎；他正在后面那个角落里望着我……

我终于把一张802次的车票拿到手了！这张小小的硬纸片儿此刻给我带来的喜悦是无法形容的，它意味着我今天将回到亲人们的身边。

我带着这个充实的收获，站在803次的队伍后面。我很愉快：我自己得到了满足，并且开始为别人做一件崇高的事。

我当然是这个队伍的最后一名。前面站着一个高大的青年，头发乱蓬蓬的，像故意弄成那个样子的。他穿一条带条格的裤子，一双皮鞋的后跟闪着亮光，右脚在地板上有节奏地敲着锣鼓点。

时髦青年！不要看他的正面，光那后背就叫我反感。其实那后背也并没什么缺陷。的确，我现在已经对当今的年轻人有一种执拗的不信任感。我觉得，他们比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的确有许多长处，比如敏锐啦，爱思考啦，等等。但论道德啦，礼貌啦，同情心啦，哼，我敢说，未见得能比得上我们这些老头子！就拿眼前这个魁梧的小伙子来说吧，说不定他连一点教养都没有。我甚至奇怪他竟然能正经八百地站在这个队伍后面排队哩。嗯，他大概是看能买上票才这样哩；要是售票员喊一声“票快完了，后面的人不要排队了”，你再看他吧，他准会如狼似虎地扑过去。

就在这时，我又发现这队伍的旁边还站着一位青年妇女。她既像是在排队，又不在队里边；眼睛斜视着窗口，像是在思索什么，又像是在等待着什么，并且还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我断定她也是一个随时准备浑水摸鱼的人。但愿我是错猜了她！她身边还站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姑娘，看来是她的孩子。

由于这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站在前面，我有点丧气了。我深知道他们会在紧要的时候做出什么事来。

我怀着一种不安的心情随队伍移动。

倒霉的事终于出现了：当只留下我们三个人的时候，票已经剩最后一张了。我当然没买上。虽然我感到十分遗憾，但还是心安理得，因为这次我没买上票是正常的。

但我前面的那两个年轻人却像我所预料的那样，为那张票闹起来了。

当售票员宣布只剩一张票的时候，那青年妇女丢下孩子，猛地把手抢先伸进了售票口。等那个男青年反应过来的时候，票已经到了那个姑娘的手里。那男青年刚要找售票员算账，那小门却啪一声关了，小门板上“票已售完”四个字嘲弄似的对着他（当然也对着我）。

那个男青年马上把全部的愤怒转向了那个青年妇女。他两只拳头紧捏着，开始用很难听的话斥责她，并强硬地让她把那张票交出来；说如果不交出来的话，她今天无论如何走不成。

说实话，我这时候在感情上毫无保留地站在那个男青年的一边。这并不是说我倒喜欢起他来了。尽管我对当今的年轻人反感，但我更反感不讲道理的人。

我看见那青年妇女在男青年暴风雨一般的攻击下，眼帘低垂着，嘴唇微微在颤抖，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大概是她自己也认识到做了一件不太光彩的事吧？我内心里对她厚着脸皮插队买票虽然是反感的，但这时候对她的这种认错的表现却产生了某种好感。而且，我看见那个小女孩正紧紧偎依在她那理短的妈妈怀里，一双眼睛望着那个可怕的“叔叔”，害怕得直哭。我很快把自己的同情心完全转到了这母女一边，反过来又对那个男青年咄咄逼人的态度生气了：你有理是有理，但在这妇幼面前逞好汉，不觉得害臊吗？

那个青年妇女牙咬着嘴唇，看来有点受不了，她不知嘟囔了一句什么。结果，那个男青年更愤怒了。他凶狠地斥责她，并且胳膊也开始在空中一抡一抡的。坏了！他看来恐怕要动武了！

正在这时，我看见那个小姑娘却很勇敢地站在了那个横眉竖眼的男青年面前，两条小胳膊像小鸟的翅膀一样张开，护着她那理短的妈妈，脸蛋上吊着两颗大泪珠，小嘴一张一张地说：

“叔叔，求求你，不要打妈妈！”

这小人儿的非凡举动使那个男青年像一架疯狂转动着的机器突然切断了电源；那张暴怒的、年轻人的脸渐渐地缓和了下来。他有点吃惊地盯着那个胖胖的小姑娘，皱了一下眉头。随后，竟然举起一只僵硬的手，在那小女孩的头上轻轻摩挲了一下，并且用一种极温柔的语调不连贯地说：“你……别怕！叔叔……不打人……”

说完这句话后，他不知所措地把头扭到一边去，沉默了。

我看着这突然出现的一幕真实的戏，非常吃惊。小伙子呀，原来在你那粗犷的胸膛后面，竟也有这么些美丽的闪光噢！

沉默了一会的小伙子转过头来了，他用一种诚恳的语调对那青年妇女说：

“同志，对不起。您不要生气。刚才，我，太过分了……”

那青年妇女先没说什么，只默默地把身边的孩子抱起来，然后教她说：“乖，说谢谢好叔叔。”

“谢谢好叔叔！”孩子的脸上仍然挂着两串亮晶晶的泪珠，把自己那只胖胖的右手举到了额前。

我看见那小伙子的腮帮子急速地嚅动了几下？泪花子在眼里直转。他突然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了一张车票，把它递到了青年妇女的面前。

他这举动使我茫然了：这是怎回事呢？

我看见那个女青年也茫然了，看看那个男青年，又看看那张票，迷惑地眨巴着眼睛。

“您不要奇怪，”他说，“我是买到了一张803次的车票。但这不是给自己买的。我第二次排队才准备给自己买一张，但让您买了。不过这不要紧，您带着孩子，在这里呆下去太不方便了。我不走了，但请您帮个忙，替我在路上照料照料那个人。”

“谁？”她问他。

他向后面的角落里努了努嘴：“那个瞎眼老头。”

“他是你什么人？”

他摇摇头：“不认识……”

当这幕生活的戏剧进行到这里的时候，我一下子被震惊得目瞪口呆！而在我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只见那青年妇女尖叫了一声，也拿出了自己的那张车票递到了男青年面前，惊喜地喊叫着说：“呀，这太巧了！我这张票也是给他买的呀！”

“他是你什么人？！”

她摇摇头：“不认识……”

一刹那间，他们谁也不说话了。他们静静地互相看着对方，两张纯洁的、年轻人的脸，像大理石雕塑一般美丽。

此刻，站在他们身边的我，像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傻瓜；又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小学生，羞愧地站在班主任的面前。我倒在旁边一张肮脏的破椅子上，脑袋嗡嗡直响。脖项里的那道纽扣像枣刺一般卡在喉眼骨上，连气都喘不过来了。

我现在听见男青年硬要叫那个青年妇女和瞎眼老头一块走。可是，那姑娘却说：

“同志，我根本不是去桃县的！我本来是要买802次车票的。但看见那个老头太可怜了，我觉得我有责任帮助他，就放弃了先给自己买票的打算。可我又看见803次的队排得很长，怕给老头买不上票，就厚着脸皮插到您前面了。我想现在您会相信我的，如果票要是再有的话，我是不会干这种事的。我长这么大……算了，说这些干啥呢？快要进站了，您赶快和那老头上车去吧！”

只见那个男青年神色庄严地从她手里接过车票，并掏出车票钱放到了青年妇女的手里；然后弯下腰，小心翼翼地在那个小女孩的脸蛋上亲了一下，便转身走了。

我猛地从那张破椅子上爬起来，迈着难以抑制的激动步伐，走到了那位青年妇女面前。我掏出了自己的车票，对她说：“你要802次的票吗？我有事不能走了，退票。”

她惊喜地一边掏钱，一边说：“真运气！太谢谢您啦！”

我接过钱，把帽檐往下拉了拉，默默地走过拥挤的人群，出了候车室。

外面已经变成一片银白的世界。飞舞着的雪花打着旋儿，纷纷扬扬地飘落着。街道上一片寂静。我踏上洁白的路面，匆匆向机关走去。

*原载《山花》1980年第4期。

青松与小红花

一

她现在是留在村里的唯一插队知青了。

这是一个不幸的人：二老双亡，无亲无故，孑然一身。1969年冬末，当时和她一同来插队的有二十几个少男少女。在第二或第三个秋天，这些人就先后和大雁一齐飞走了。他们有的当了兵或工人；有的更幸运一些，上了大学。只有她走不了。她像一只被打断翅膀的雏雁，滞留在这里六年了。谁都知道，她不幸，是因为已故的父亲被宣布为“畏罪自杀”的“叛徒”——他人死了，却给她留下了一份吃不消的政治遗产。

但是在有些人看来，她的不幸主要还是怪她自己。在人们的感觉中，现在这时光像她这种处境的人，一般说来总是自卑的。为了自己能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下去或者企求一点小小的发展，总是时时处处小心谨慎，没锋芒，没棱角，奔跑在领导的鞍前马后，随社会的大潮流任意飘泊……

但不幸的是，吴月琴没有这种认识。以上所说的那些“美德”她连一点也没有。相反，却表现出一股傲气。你看她吧，走路抬头挺胸的，眼睛总是锐敏地扫视前面的世界。嘴里时不时哼着一些叫人听不懂的外国歌，有时还像男孩子一样吹口哨哩。在别人对当前那些时髦的政治话题喋喋不休地谈论的时候，她总是一言不发，一双淡漠的黑眼睛瞪着，或者干脆把这双眼睛闭起来。总之，她和眼前的社会很不搭调。

她所在的生产队正好是公社所在地。村里的老百姓就是在厕所里见了公社干部，也总要满脸堆笑，用庄稼人那句向人致敬的话问：吃了没？吴月琴才不管这一套。她就是见了那个外号叫“黑煞神”的公社书记，也不主动去搭理。如果“黑煞神”冯国斌也不搭理她的话，她甚至连眼皮也不抬就从他的跟前走过去了。

她很孤独，但这只是对别人来说。在她自己的世界里，看来并不如此。白天晚上，只要她没睡着，嘴里总是哼哼唧唧在唱歌。唱的当然不是当时人们所听惯了的歌。怪腔怪调的，谁也听不懂。她自己是畅快的——人们这样认为。

但老百姓对她的这种畅快是鄙视的。的确，父亲去世是过了几年了，但她妈不是前几个月才死的吗？就是老人历史上有问题，但总是自己的亲人嘛！难道做儿女的就连一点点悲哀和痛苦的表示都没有，还能畅快地唱歌哩？实在是作孽！

但有一次，当吴月琴所在的三队队长运生说了一件关于她唱歌的事，大家才感到震惊了。运生告诉人们说，他有一天黄昏听见她在村后的一条荒沟里唱歌，唱着唱着，歌声猛然间变成号啕大哭了……

啊，原来是这样！村里的人终于明白一些她那古怪的脾性了。生活中谁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呢，当巨大的痛苦压在人心上的时候，人有时的确不是用眼泪，而是用歌声来排解忧愁，这歌声是比眼泪更酸楚的！

由于吴月琴的这一切，她在公社是很出名的。甚至县上的干部也都知道南马河公社有“这么个女子”。再加上和她一块从省里来插队的知青差不多都走了，她几乎成了这个公社唯一操“外路口音”的人了，而且又是这么个人，还是个女的！

所有这一切，她必然被人注意和议论。她呢，装个听不见，照样我行我素。不久前她用粗劳动布自己裁缝了一条裤口稍微敞开的裤子，全公社当然又当作稀罕事立即议论开了。先是爱饶舌的公社文书杨立孝说这裤子叫什么“喇叭裤”，是“洋人”穿的。接着，老百姓就到处传说南马河学校的吴月琴穿了一条“吹鼓手裤”。这一来，逢公社遇集，好多人竟然跑到小学校来观看她的这“吹鼓手裤”，弄得她连课都上不下去。

她在大队的小学校里教书。就是极不喜欢她的人，也都说她书教得好。她会跳舞，会唱歌，尤其会画画。小提琴也拉得很好，还懂英语。她把一群乡山圪里的娃娃一个个调教得比县城里的娃娃都开化灵醒。村里的老乡不管对她有什么看法，都因这一点而喜欢她，爱她。她几天不在了，全村人就感到空朗朗的。

但对她反感的人也确实不少。这些人主要是一些吴月琴所戏称的“国营干部”。而在这些人里边，对她最反感的恐怕要数冯国斌了。

冯国斌得个“黑煞神”的外号，不仅因为他的脸长得黑而粗糙，那面部表情就是笑了也给人一种望而生畏的感觉；更主要的是这人脾性暴躁而古怪，动不动爱发火。他这人就是做错了什么事，也很少用书面或口头做检查，只是用行动来改正。他对普通老百姓的缺点是严厉的，但对上级的错误更不客气。就因为这一点，却赢得了普遍的尊敬。由于此公秉性耿直，那些想利用公职为自己谋点什么的干部，在他手下工作，寒心极了。这是过去年代培养起来的那种典型的共产党人：对党的事业忠贞不贰，但有些事情上又显得古板了一点。不用说，他对一切超越正常规范的行为都深恶痛绝。

他对吴月琴不光反感，而且有点敌视。这倒并不是因为她的出身。他知道她父母也许完全是被陷害的好人——“文化大革命”十来年这种事还少吗？他主要反感吴月琴本人。在他看来，这女孩子身上缺点太多，浑身有一股“资产阶级味”；而且行为又那么放浪，根本不懂人情世故。他甚至怀疑她是否有正常人的道德情操观念。

这一天，公社文书杨立孝告诉这位“黑煞神”说，他听人反映，吴月琴近来不光自己唱外国“黄色歌曲”，而且还教给娃娃们哩。

冯国斌一听就起火了，马上打发人去叫吴月琴。他要狠狠刮她一回！这还了得！

二

吴月琴听说公社书记叫她，感到很奇怪。她和冯国斌没有什么直接交往。原来和她一起的那些知识青年，为自己的事情经常和这位“黑煞神”厮磨，都和他混得很熟。她却从来没有找过他。她早从侧面就听说公社书记对她很反感。既然人家反感，又为什么要去找呢？不过，说句良心话，她倒不太反感这位公社书记。她虽不了解他本人，但她感觉老百姓不恨这个人。反正她想：老百姓不恨的人，她就不恨，管他对自己怎样看呢！

现在这位书记竟派人来叫她，有什么事呢？好事大概不会有。像她这种人还能希望什么好事！但她做错什么了吗？她也想不起来。不管怎样，她倒很想见识见识这位“黑煞神”，看他究竟有怎凶！他还能把她一口吃了吗？

她从村后的小学校往村前枣林中那一排公社的房子走去。

细蒙蒙的秋雨已经断断续续下了十多天，现在还正下着。天像灰漆刷过一般，阴得密实极了。田野里散发出一股刺鼻的沤霉味。远方苍茫黛绿的山峰间，飘浮着一块块轻柔的雾团，像诗意画一般叫人想入非非。村道被人的脚片子踩得乱糟糟的，难走极了。她没有打伞，也没戴草帽，眼睛盯着脚下，很小心地走着。

她的外表看来和她的性格不尽相同。一身自己裁剪的衣服，很妥帖地勾勒出了她那健美的身材。端庄而漂亮的脸；皮肤细白，红润。长长的眼睫毛护着一双水一般清澈的眼睛，看起来很单纯。头发用一根绿毛线随便在脑后一挽，结成蓬松的一团——现在这蓬松的黑发上沾着一些细小的雨水珠，像撒了一些碎银屑。在粗犷雄浑的高原大地上，她就像一朵开得很娇嫩的花——可以想象，她为了不使自己在霜雪风暴中枯萎，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吴月琴带着一身潮湿走进公社书记的房子。书记正端正而严肃地坐在办公桌后面，两条胳膊放在油漆剥落的办公桌上，浑身上下一副老农民的穿戴。他看来是专门等待和她谈话的，可是对她的到来竟一言不发。这使她站在地上窘迫了一会。她很快知道她遇到了一个脾气古怪的人。她也不说什么就坐在他对面的一张椅子上。她扭头去看墙上的一排关于本公社农业方面的表格，实际上是把脸对着这一摊数字，而不是看。她进来到现在虽然没认真地看一眼书记的脸，但感到那张脸是不友好的。整个屋子里弥漫着一种爆炸性的空气。

她实在感到奇怪！她做错了什么事要受到眼前这种对待呢？她觉得这是一种压迫，她不能忍受，她要反抗！但她不准备先开口，让桌子后面那个有权力的人先吼雷打闪吧！她不害怕这些。这十来年里，什么样的压迫和打击她没受过！

“你吃晚饭了没？”冯国斌终于开口了，但声音出奇的平静。这倒使吴月琴吃了一惊。不过，她听出来这显然是压抑了的一种暴音，就像炸雷前面的一道闪电。

“吃了。”她不在意地回答。

“你这个人太不像话了！”

冯国斌终于怒吼了。这突如其来的一击，使这位平时看起来什么也不惧怕的姑娘也不禁微微一颤。她的目光马上像针被磁铁吸着一般盯在了冯国斌的脸上。这下她看清了那张全县闻名的脸：黑乌乌的，就像一块粗糙的铁，此刻又被愤怒的拉力所扭歪，一道道皱纹看起来像裂纹一般。右边脸上有一个伤疤，刚好掠过眉梢和眼角斜劈下来，像一个触目的惊叹号。这大概是战争留下的纪念。

“我……怎啦？”她声音平静地问。此时此刻，这样不露声色的平静至少和冯国斌的怒吼同样有威力。那张铁板一样的脸好像也为这点而稍微震动了一下。

冯国斌不理睬她的发问，继续吼喊他的。

“我看你这个人是不可救药了！你，情愿走啥路哩！可你不能给我把那群娃娃也引到黑水沟里去！我看……”

“冯书记！我究竟怎啦？”吴月琴打断他的话，激动得眼睛圆睁，满脸通红。

“我看你算了，别教书了！回生产队劳动去！”冯国斌断然把头扭到一边去，拿起旱烟锅在烟袋里狠狠挖起来。

“我究竟怎啦嘛？您必须把话说明白！我可以不教书！但您必须说明白，我做错什么事啦？”

“你还装啥糊涂哩！你给娃娃们教了些啥外国人的酸歌？”冯国斌手里端着没点着火的烟锅，声色俱厉地问。

吴月琴一怔。马上，嘴角浮起了一丝嘲讽人的微笑。她说：

“您误会了。这不是外国歌！是我自己编的一首儿歌，只不过是用英语给孩子们教的罢了。我想这样可以一举两得：孩子们既可以学唱歌，也可以学英语……再说，歌词也不是酸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可以把歌词给您说一下。歌词是这样的：小红花，小红花，长在巍巍青松下，风来吹，雨来打，青松不弯腰，小红花也笑哈哈……您说说，这就是酸歌吗？”

冯国斌沉默了。显然杨立孝给他提供了假情况，害得他无端动了这一番肝火。他的沉默就是对对方的道歉。不过，他只沉默了一会——也就是说对刚才的事道歉完了以后，又很凶地说：“你自己唱外国酸歌这总是事实吧？”

吴月琴还是那副不在意的样子，说：

“我是爱唱一些外国歌，您所说的酸歌，我倒不知道怎个酸。我会的歌是有一些反映爱情生活的，不过我自己看不出来就是黄色的。有爱情内容的作品就是黄色的吗？现在样板戏里男的女的倒都是些光棍，不过我看这……”

“别说了！”冯国斌粗暴地打断她的话，表现出一种厌恶的神情，好像说：女娃娃家脸怎这么厚？爱情长爱情短的，都不嫌害臊！人家说你不正经，一点也不假！

吴月琴站起来了。她扯扯衣襟，挑战似的问：“冯书记，我还继续教书吗？”略停了一下，她也不知为什么非常动感情地又补充说：“还是让我教吧！您也许不知道，我现在离开这些孩子，说不定要发疯的……”

冯国斌手在黑脸上狠狠摸了一把，一言未发。他拧过身擦着一根火柴，点燃了那锅旱烟。

尽管接触很短暂，吴月琴已经摸着了这位“黑煞神”的脾气。他的这种沉默就是对她的问话的肯定答复。不知怎的，她竟然感激地瞥了一眼他生铁疙瘩般坚实的后背，便很快挪动脚步，出了房门。

外面的雨继续下着。村对面远远的山峦已经变成模糊的一片了——黄昏已经临近。

当她下了门台，穿过水迹斑斑的院子来到院门洞的时候，公社文书杨立孝正端着一老碗面条往嘴里扒着。他吃得满头大汗，热得光穿个白衬衫；蓝“凡立丁”裤兜里炫耀似的伸出一根拴钥匙的镀金链子，挂在裤带上，明闪闪的。他见她走过来了，很快把右手里的筷子塞到端碗的左手里，抬起胳膊分别摸了一下偏分头的两边，咧开嘴对她笑了笑，说：“冯书记训你的话我全听见了！唉，这个人嘛，就是这么个老古板！你也别计较。不过你以后也要注意哩！你不看如今正狠批崇洋媚外吗？”

吴月琴向来对这个人是反感的。他像《创业史》里的孙水嘴一样叫人恶心。她轻藐地一笑，指着这位文书的白衬衫说：“你在镜子里照照你自己吧！”

说完她便匆匆出了大门洞。

杨立孝莫名其妙地看了看自己的胸前，立即脸臊得通红。他那件白衬衫是进口化肥口袋改裁的，尽管不知洗了多少遍，上面还隐隐约约看见“日本产尿素”几个字。他尴尬地对她走去的背影喊：

“你不要笑话咱！咱这是延安作风！艰苦朴素……”

三

吴月琴踏着泥泞的村道往回走。秋雨轻轻拍打着大地。空气里飘散着呛人的柴烟味，已经到吃晚饭的时候了。

她没有回学校去，脚步离开了原来的道路，漫无目的地走着。

她发现自己又来到村后这条荒沟里了。她爱一个人在这里串游。一到这里，她就暂时和整个世界隔绝，这个世界是如此困扰着她啊！

她在这里喜怒哀乐，除大山和小草，谁也看不见。她在这里唱，哭，喊；然后再倾听大山对自己有什么回答，尽管得到的回答永远还是自己那发问的声音：一声又一声，远了，弱了，最后消失在苍茫的天地间……

几年前，她的父亲——省美术学院的副院长，被人从四层楼的隔离室推下去，然后宣布“畏罪自杀”。母亲在疾病和痛苦的折磨中也在前不久去世了。她在生活上和政治上都成了孤儿。前年考了一回大学，名列全地区第一，她高兴了一阵。但出了个张铁生，很快使她的生活又都恢复了原来的样子。祖国在受难，她也在受难。一颗孤苦伶仃的心又经常被社会的谗言恣意践踏……

看不见的雨丝轻柔地落在她的肩头，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厚爱地抚摸着她。夜幕垂落了，一切都隐匿在黑暗之中。雨浸泡了的青草散发出一股甜丝丝的味道，直往鼻子里钻。这里那里，归窝的鸟儿扑棱棱地扇动着翅膀。她在熟悉的路径上慢慢踱着步。什么也不怕；不怕狼，不怕鬼，不怕黑暗。她的遭遇已经够坏的了，她还怕什么更坏的遭遇吗？

她走着，在黑暗中惆怅地张望着。她总想看见点什么，但什么也看不见。她站住了，索性闭上眼睛。她最怕回忆过去，但过去的生活画面总是在这样的时候就出现在眼前：初春明丽的阳光那么和煦地照耀着绿茵茵的草地，她依偎在妈妈的怀中，脚搁在爸爸的膝盖上，在画夹的宣纸上写生——嫩黄的柳丝，碧澄的湖水，白得耀眼的塔尖……

雨渐渐大起来，并且起风了。黑暗中，风雨无情地抽打着她发烫的脸颊，湿透了的衣服冰凉地贴在身上，痛苦难耐。她对着黑洞洞的天地绝望地狂喊了一声：

“啊——”

“啊——啊——啊——”黑暗中的千山万壁久久地回应着她的呼号……

“小吴！”

背后突然有人在叫她。她的脊背骨一阵冰凉，下意识地猛转过身，紧张地问：“谁？”

“我……运生。你快回喀！天这么黑，又下雨……”

当她确实听清了这是队长的声音，全身才松弛下来了。

“给，把我的草帽戴上。”运生在黑暗中把草帽递了过来，又一次央求似的说，“快回喀……”

她接过草帽，无言地迈动了脚步。接着，她后面也响起了“扑踏扑踏”的脚步声。

这时候，她才突然感到这黑暗的荒沟恐怖极了，好像四面八方都埋伏着龇牙咧嘴的魔鬼在伺机向她扑来。但她觉得有一种力量在保护着她。这就是身后那“扑踏扑踏”的脚步声，它像避邪的战鼓那般有神威。她那顶草帽一直没往头上戴，紧紧地捏在手里；她觉得这不是草帽，而是运生交给她的一把护身的剑。

风雨越来越猛烈了，整个天地间就只有风雨这单调而复杂的声音。不久，渠渠沟沟里响起了淙淙的水声。村前河道里的涛声也陡然间涨高了。她一边跌跌撞撞地走着，一边问：“运生，你怎知道我在这里呢？”

运生在她不远的背后回答：“不光今天，你每次来这荒沟我都知道。我常就在那小土梁梁后面哩。我怕你寻短见……小吴！你可千万、千万不要往窄处想哇！今天我知道冯书记叫你去了。老冯是好人，脾气不好，你不要计较……”

一股热辣辣的激流登时涌上吴月琴的胸膛。她想，在这几年里，如果不是这个朴实的后生和他那善良的老妈妈亲骨肉般地关怀她，她的情况谁知还能坏到什么地步！她病了，他给她砍柴担水；他的老妈妈没明没黑守在她身边，熬药，喂汤……他为了使她有条件继续学习，跑上跑下说情，让她在队里教了书……

已经到村头了。吴月琴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也抹去了眼角的两颗泪珠。她站下等运生走近了，把草帽递给他。黑暗中她看不清他的脸，但感觉到了他那庄稼人亲切的气息。

运生接过草帽，说：“我妈还在你那里，我得去接。”

吴月琴用手抹了一把水淋淋的头发，和他肩并肩向学校走去。

运生妈正坐在她床边发呆，见他们回来了，一脸皱纹都笑展了，嘴唇子颤了几颤，想说什么话，结果什么也没说出来，只是手指了指炉台上的一沓白面烙饼和一碗冒着热气的米汤，说：“你快趁热吃，我们回去了。”

吴月琴从墙上摘下伞，又从枕头旁边摸出手电筒，交给运生。在运生接这两件东西的时候，她感激地望了他一眼。她觉得他可亲极了：黑油油的眉毛，紫红色的脸庞，匀称而茁壮的身躯，而更重要的是他有一颗那么美的心！

她把他们母子俩一直送到大门口。运生妈一边走，一边还在黑暗中安顿说：“你快回去趁热吃……”

吴月琴回到自己的宿舍，闩上门，一头扑在床上哭起来了，但这不是因为痛苦！

哭完后，她换了一套干衣服，在镜子前面认真地梳起头发来。多少年了，她才又一次发现自己年轻而且漂亮。

她吃完香喷喷的烙饼和米汤，从墙上摘下小提琴，神采飞扬地拉起来。琴声和窗外的风声雨声掺和在一起，使这沉静的夜晚变得热烈而激昂……

四

冯国斌在训完吴月琴不久就倒了霉。不知这公社谁以“革命群众”的名义给地委写了一封匿名信，告他抗拒地委的决定，竟然在南马河公社不学习“哈尔套经验”，不搞“社会主义大集”；说这公社的自由市场不但依然如故，而且更加变本加厉；资本主义活动现在到处泛滥。这封信断然下结论说，这个公社已经变成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王国”了，而这个“王国”的“国王”就是冯国斌。

地委在接信的第二天就派出了工作组，没给县委打招呼就驾临南马河公社。正好当天南马河逢集，立即印证了匿名信所说的情况。工作组当即代表地委命令冯国斌停职检查，然后才把这个决定通知了县委。

“黑煞神”才不尿这一套哩！他的老脾气是错了也只在沉默中改正；何况他认为这事他并没有做错，凭什么要他在大会上做检查呢？

在工作组召集的全公社干部大会上，他既不检查，也不辩解；一言不发，只是一锅又一锅地抽他的旱烟。工作组对他实在没办法，只好回地委汇报去了。

停了他的职，他毫不在乎。饭量比以往更大了，睡觉照样鼾声如雷。他每天扛着工具，去参加南马河大队的劳动。对于公社的事，他一样也不少管，他还是这里的当家人！

就在这个当口，他又听说了关于吴月琴的一件事，还是杨立孝告诉他的。杨立孝告诉他说，吴月琴最近越来越不像话了，竟然和南马河三队的队长运生搞不正当关系；现在全公社到处都在风一股雨一股地议论，影响坏极了。

冯国斌听了这话感到非常震惊。本来，通过上次谈话，这个女孩子的形象在他的脑子里已经有所改变。尤其是她的那种不屈服的性格给他留下了蛮不错的印象。尽管他没明说，但他喜欢她的这一点。想不到现在又发生了这等歪事！

现在，他隐隐约约感觉到，他以前对这个女孩子关心不够。何止是关心不够！他实际上从来就没关心过她。他现在才认真地考虑到，生活在他所领导的土地上的这个女青年，遭遇和处境是多么不幸啊！她什么依靠也没有；有那么多的本事和特长，又哪里也去不了，多少年来就屈在这个乡山圪里。二十大几的人，根本没法考虑较满意的婚姻。如此险恶的遭遇和命运，难道不能逼得一个人堕落吗？他想，如果这个女孩子真的堕落了，实际上他也是有责任的。他以前是有可能帮助她一点什么的，但他没有这样做。想到他对一个不幸的人这样不关怀，他难受极了。所以尽管他自己目前的处境也不佳，但他还是准备和她谈一次话。这次他不准备叫她到公社来；他要亲自找上她的门去谈，这也包含了一种对不起她的意思。

这一天，他在南马河打坝工地上带着一身土腥味回来，匆匆扒了炊事员留下的一老碗红豆角角干米饭，脸也没擦一把，就向南马河小学走去了。

已经是掌灯时分了。秋夜晴朗的天空，星星一批跟着一批出现。他背抄着手，迈着因劳累而松松垮垮的脚步，一声不吭地走着。就是在村道上也能嗅见田野里成熟的秋庄稼的气息。这位“停职”的公社书记心里暗暗畅快，因为秋田要丰收了。为了这，那些弯腰弓背的老百姓，受了多少熬苦！而他呢，汗珠子也没少掉，而且还得用肩胛扛住多少政治压力啊！不管怎说，只要老百姓囤里有了粮，他受死受活也心甘情愿。他一路走，一路盘算：再一关就是顶住“高征购”了。应给国家交的粮食他一颗也不会少，但要挖农民饭碗里的粮，头打烂也弄不成！

“弄不成！”他想着，嘴里竟嘟囔着对夜空下的一片枣林嚷了一句。他根本忘了他现在是“停职干部”，说不定到时还要撤职的，要和人家吵还轮不上他呢！

到了小学门口的时候，他才记起他今晚上是干啥来了——他要对吴月琴做一次真心关怀她的谈话。他要对她说：要争气！不论在什么厄运中，都不要堕落！都要保持高风亮节！

他进了学校的院门，看见中间有唯一亮着灯火的窗户，便认定是吴月琴住的地方，因为本村的教师都在家里住。

当他走到院中央的时候，站住了，因为他听见屋里正有两个人拉话，声音很高，正是吴月琴和运生。

他的心一沉。他本想转身就走，但听见这两个人的谈话似乎说到了他自己，他就站下听他们谈些什么。

“……唉！准保又是杨立孝造的谣言！现在全公社都在议论咱两个哩。冯书记说不定也知道了。要不是他最近也枉受人家的整，肯定要把你叫到公社训一顿……”

这是运生的声音。

吴月琴马上开腔了：

“我不怕！他冯书记要是干涉人家的正当的恋爱，他就太不像话了！我想他不会的！至于杨立孝造谣咱长短，咱行得端，立得正，不怕半夜鬼敲门！……运生呀，你就说句话嘛！你看我现在无依无靠的，我再能指靠什么人来解救我呢？只有你和你妈是我最亲的亲人了。我不爱你别的，就爱你的好心肠。你就答应我吧！咱俩死死活活就在一块生活吧！我不会给你做针线，但我能吃下苦！我情愿跟你受苦受罪一辈子……”

院子里的冯国斌听到这些话，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猛然感到，他以前并不了解这个女孩子！他想起他以前曾那么粗暴地对待过她，星光下羞愧地垂下毛楂楂的脑袋。

房子里的谈话又开始了。他克制住乱纷纷的心情，继续听下去。

运生的声音：

“小吴！你的一片好心我都领了。可是我不能这样嘛！我是个土包子老百姓，只念过三天两后晌的书。我的开展就在这土疙瘩林里呢。你是个知识人，你应该做更大的事，你不应该一辈子屈在咱南马河的乡山圪里！国家总有一天会叫你去办更适合你干的事！你要是和我结了婚，也就等于我把你害了。现在全公社都在传你和我的谣言，我和我妈急得哭了几回鼻子。前几天我们母子俩商量了一下，托我大舅在他们村给我介绍了个媳妇，昨天女方已经来了我家，我们已经订了婚了。我们还备办了一点酒菜，准备明天请公社和村里的一些人吃喝一下，把这事明了，也就等于堵那些造谣人的嘴……你受气已经受得太多了，怎能因为我再叫你受气哩……”

接下来就听见吴月琴失声痛哭了，像孩子那般没有任何节制地呜咽着……

冯国斌浑身的血直往头上涌来。他猛然感到一阵眩晕。他跌跌撞撞来到院当中的一棵老槐树下，把那黑苍苍的脸靠在冰凉粗糙的树干上。两颗如此年轻而纯真的心，感动得他鼻根一阵又一阵发酸。

屋里，吴月琴的哭声停止了，听见她呢呢喃喃地在说：“运生！你真好。你太好了，运生！我要像亲哥哥一样看待你，你妈就是我的亲妈妈，我就是她的亲闺女！也是你的亲妹妹……亲的……”

这时候，运生却哭开了，小伙子的哭声尽管有节制，但听出来那粗壮的男音一声声都是从肺腑里涌出来的。

冯国斌急骤地迈动着粗而短的双腿，走出小学校的院子。他脸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那道伤疤也变成紫红色。他的神态就像护犊的老牛那般愤怒。他觉得这社会有一些凶犯在坑害这些娃娃！他如果现在一伸出手就能抓住这些坏蛋的话，他马上就会用他那握过老镢头的手，把他们的脖子卡断！同时他也想到在这些娃娃受磨难的时候，他却没有帮扶他们一把，心像刀扎一般难受！

“他妈的！”他走到河湾里，对着月光下的大山狠狠地咒骂了一句。接着像一个神经失常的人，双手从路边举起一块老石头，“咚！”一声扔进了路下边的一个深水潭里。

他用袖口擦了擦溅在黑脸上的水珠子，扯开大步向公社走去。

冯国斌在自己的桌子上留了一张纸条子，门也没锁，就蹬上自行车向县城奔去。

两小时后，他出现在县委书记张华的办公室里。

县委书记正在铺床，看来准备要睡觉。冯国斌此刻的到来，显然使他吃了一惊。他愣了一下，很快笑着迎上去，叫道：

“哎呀！你这个家伙！黑天半夜像一头狗熊一样闯进来，把人吓一跳！怎搞的，忙得就连头发都顾不得理一下吗？”

冯国斌牙一龇，算是对这个玩笑的回答。他提起暖水瓶，在书记喝剩的半缸子茶里倒满水，端起来一仰脖子喝了个精光，嘴角上还沾了一片茶叶子。

张华端出糖盒递到他面前，他伸手抓了两块，笨拙地剥掉纸，把两块糖都扔进嘴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嚼起来。看来他十分疲倦，暂时不想开口说什么。

张华微笑着盯着他，坐在办公桌后面的圈椅里。县委书记个头高大，穿着一套松松垮垮的衣服。大背头黑油油的；开阔的前额在灯下闪着光泽。他神态安详，给人一种学者的风度。只有那张被太阳晒黑了的脸说明这是一个长期搞农村工作的人。

他亲热地盯了一会冯国斌，才开口说：“你大概是为停职的事来的吧？好一个‘黑煞神’！地委的通知十七个公社都不敢顶，你这个灰汉给顶住了！怎么，现在吃不消了吗？”书记从圈椅里站起来，点了一根纸烟，慢慢踱了两步，站定，表情很严肃地说：“其实，这根本没啥了不起！当然，地委发了文件，我不能再发个文件和他们唱对台戏，这是个组织原则问题。不过，我心里倒希望全县十八个公社书记都像你‘黑煞神’那样给顶住！啥弄法嘛！农民的胳膊腿已经绑得够死了，连赶集也要限制、干涉，简直是岂有此理！你不要紧张，我给地委已经撒了谎，说当时考虑你们那里情况特殊，是我点头让你们维持原状的，要停先停我的职！”

冯国斌的嘴巴停止了嚼动。他目光深沉地看了一眼县委书记，随后干脆把嘴里的糖块一下子咽了。他摸出旱烟锅点着，狠狠喷了一口，才说：

“我不是为自己的事来找你的。停职我不怕！最多把‘乌纱帽’抹了，老镢把大概夺不走！我今天主要是为吴月琴的事来找你的。”

张华好像没听过这个陌生的名字，想了一想，才说：“噢，就是你们公社那个调皮捣蛋的女知青吗？很有点名气。她又怎啦？”

冯国斌长出了一口气。

“我们都不了解她。这是个很优秀的青年。我佩服你，你的下级出了事，你就一下子关心到他的命运了。我缺乏的正是这点。粗手大脚的只顾工作，对同志，对同志的命运关心得太少了……关于吴月琴的详细情况我就不说了。今年的大学招生已经完毕，但地区师范学校的招生刚开始，你能不能给文教局写个条子，你不要去，我拿着去找他们，让他们无论如何照顾一下，把吴月琴推荐去。她多才多艺，品行端正，在我们的土圪里窝了六年……唉，我们现在就是这样糟践人才的！”

张华一直认真地听他说话。他从来没有听见这位“黑煞神”说话这么温情过。

县委书记也不再追问事情的原委。他略微思索了一下，很快拿起笔，写了一个便函递给冯国斌。

冯国斌拿起这页纸就起身，张华让他再坐一会他也不肯。书记深刻了解他的这位脾气古怪的下级，也不强留，便用一条胳膊亲热地搂着他的肩头，送他到大门口。一路上，书记问他是不是还有什么重要的话对他说。

冯国斌抬起头，严厉地盯着他看，说：

“最重要的是上地区给咱把‘高征购’顶住！上面那几位老爷头昏了，好像不是农民养的，把农民往死路上逼哩！”

他的很粗鲁的话引得县委书记仰头大笑了。书记用手捏了一下他的生铁疙瘩般的肩头，说：“看你呆头呆脑的，可总是一下子就提到壶系上了！我和你的想法一样。不过，老冯啊！你可不敢什么事上都站在农民的立场上说话啊！这可是你的老毛病！不要忘了你是个共产党员！”

冯国斌在县委书记的臂弯里咧开嘴嘿嘿地笑了，笑得像孩子那般天真。

五

经过昨天晚上一场感情的大激荡以后，吴月琴的内心平静了，她的一切看起来还是老样子，但精神上经历了一次庄严的洗礼。她从运生和运生妈妈的身上，看到了劳动人民的高贵品质。这些品质是什么恶势力都无法摧毁和扭歪的。这些泥手泥脚的人，就是她做人的师表！她不想再抱怨生活对她的不公平了，而要求自己在这不公平的遭遇中认真生活，以无愧于养育自己的土地和乡亲。她要一生一世报答这些深情厚谊！

她好像一下子老成了。那双春波荡漾的眼睛一夜间变得像秋水一般深沉。她把那条为了在寂寞无聊中寻求刺激而胡乱做成的所谓“吹鼓手裤”，悄悄塞到箱子底下，换上了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学生装。

早晨，她去井边挑水。杨立孝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几乎是对她喊着说：

“哎呀！小吴，你知道不？冯国斌为咱社的自由集市问题塌台了！地委已经停了他的职，叫他检查，他又不检查，人家工作组又上去反映去了！他慌了，昨天晚上连夜骑了个车子直奔县上，大概是搬张华那条粗腿去了！哈，还留了个条子，说今早上就回来呀！看慌成啥了！他前几天不是还板着脸刮你吗？现在轮到人家刮他啦！”

吴月琴看见他对别人的不幸如此幸灾乐祸，心里气愤极了。平时他不是对冯书记那么尊敬和恭顺吗？老冯现在倒了霉，他就变成了这么一副嘴脸！

杨立孝原以为吴月琴听了他的话一定会笑逐颜开的，想不到她那么厌恶地对他板着脸。他感到很不自在，抬脚晃手地走了。

吴月琴牙咬着嘴唇，怔怔地立在井台上，忘了打水。前几天她已经听到了关于老冯的情况。她当时认为老冯这个硬汉子是不会屈服的，别有用心的人也把他怎么不了。现在她听说冯书记本人也为这事慌了，并且连夜骑车上了县委，感到非常吃惊。

上次老冯虽然训了她一顿，但她不记恨。相反，后来细细一回味，她反倒在心里尊敬他。虽然第一次打交道，又那么不和气，但她马上感觉到这是一个直心肠的好人。她喜欢这种性格的人。她觉得在他面前，自己什么话都可以倒出来。她又想到这个人没明没黑地为老百姓操劳，像一头又倔又吃苦的老牛，还得时时用两只角顶碰各种各样的压力。他目前倒了霉，但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而倒霉的人活该！他是为了全公社的老百姓才受到这样的打击。他是为大家受了苦。而他现在的心情又这样焦灼，说明事态也许已经很严重了。她不知为什么觉得自己应该立刻去找他。她上次对他太不礼貌了。她强烈地产生了要向他道歉的愿望；并且也想给他说些宽心话，叫他不要熬煎，老百姓是站在他一边的！

她吃完早饭过了好一会，估计老冯大概已从县上回来，就匆匆到公社去找他。

她到了公社，却扑了个空。老冯没回来。事情是不是真的严重了呢？

她十分不安地出了公社的院门洞，忍不住向通往县城的公路上眺望。不知为什么，她固执地想很快见见他，给他说几句宽心话；好像她的几句话就能把厄运中的冯书记救出来似的。

她索性顺公路往前慢慢走去。她甚至孩子气地想：如果她把脚下的这颗小石子一脚踢到前边那个小土坑里的话，冯书记就会马上回来的；如果踢不进去，老冯今天就不回来。于是她就提心吊胆地去踢这颗小石子，真的像这颗小石子的着落就决定冯书记回来不回来似的。

小石子没踢到土坑里去，她失望地叹了一口气，正准备返回去，却突然发现远处拐弯的地方闪过来一辆自行车。她紧张地盯着看了一会，高兴得咧嘴一笑，是老冯回来了！她心里想，刚才说错了，应该是小石子踢不进土坑里的话，冯书记就马上回来呀！

满头大汗的冯国斌看见了吴月琴，他从车子上跳下来，诧异而兴奋地看着她，问：

“你在这里干啥呢？”

吴月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然后很直率地说：“我在等您！”

“有什么事吗？”冯国斌撑起车子，问。

“没。冯书记！我想安慰您几句！您不要熬煎！您没错！您是好人！您放宽心！您……”她原来准备好的一摊话此刻全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了；她甚至忘了首先应该为上次的事给他道歉。

但是，冯国斌在她一串急促的短句中，已经全部感受到了这个女孩子的一片赤诚之心。他抹了一把黑汗滚淌的脸，温厚地看着她，一双饱经风霜的眼睛，湿润润的。他感动地想：这个女孩子是多么需要人安慰她啊！可是她却来安慰别人……

他略微考虑了一下，然后对她说：

“你回去很快准备一下，到地区师范学校上学去。我这次到县里，就是专门为你办这事的……”

吴月琴的脸一下子变得很苍白。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使她的脑子轰地点着了一团火！啊，几年来，谁告诉过关于她的好消息呢？她做梦也梦不见自己会有这么好的事！

她吃惊地站了一会，一转身，双手捂住脸哭了。

冯国斌望了望她剧烈耸动的肩膀，用粗硬的手指头抹去了自己眼角的两颗泪珠，默然地把目光投向黄绿相间的远山。

吴月琴又转过身来，捂着脸的双手垂落了，语气坚定地对冯国斌说：

“不！老冯，我不能去！我看见了您的这一颗纯正善良的心！正因为这，我不愿让您为我受连累！您目前的处境这么困难，那些不存好心的人，肯定又要利用这事做文章的，说您为我走后门……再说，我也不愿用这种办法去上学，来改变自己的处境；我要用自己的双手，自己的心灵，自己的努力去争得自己的进步和前程……您答应我吧！我已经决定了……”

冯国斌听完她激动的表白，脸上顿时显出庄严的神色。他背抄起手，在公路上来回走了几匝，然后站定，望着等待他做出回答的那张激动的脸，说：

“如果因为前面的理由不去，这完全用不着你操心；如果是因为后边的理由不去，那么我没有话说。但是，我要对你说，孩子！我是真心实意地想为你做点事，以弥补我以前对你的不能饶恕的过失。但我又是多么愿意听见你刚才后面所说的那些话啊！是的，一个人能这样想，就算是在生活的道路上迈开了真正的一步！”

“老冯，您的这些话我会记着的。反正我不去了。您就答应我吧！”

冯国斌黑苍苍的脸上露出了父亲满意自己儿女的那种笑容，挥了挥手，说：

“那好吧！咱们回去。”

他推着自行车，她跟在他身旁。一老一少迎着升高了的太阳向公社走去。秋天的原野在他们面前展现出一派斑斓的色彩。人们用心血浇灌的果实已经成熟——收获的季节就要来临了！

两年以后——一九七七年。

又是一个秋收的季节。吴月琴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首都一所著名的理工科大学。同时，冯国斌也提升为县革委会的副主任了。本来，老冯的调令早下了，但他一直磨蹭着没办手续。他要等着送吴月琴。

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黄灿灿的阳光照耀着五彩缤纷的田野。人们在公社的院子里围着即将出发的吴月琴。已经当了爸爸的运生，兴奋地坐在拖拉机的驾驶台上——他要亲自送吴月琴到县城的汽车站去。村里的人几乎都来送她了。媳妇们和老婆婆们争相拉她的手，抚摸她。学校的孩子们舍不得吴老师，一个个哭得眼泪汪汪的。吴月琴把运生媳妇怀里的娃娃亲了又亲，然后伏在运生妈妈的胸前哭了。运生妈妈抚摸着她的头发，老泪也像断了线的珠子往下淌。

冯国斌走不进人圈里，站在门台上吧吧地抽着旱烟，握烟锅的手在微微颤抖着。

吴月琴看见了他，几步跑过去。

她站在他面前，脸上挂着泪珠，笑盈盈地看着他。她从黄书包里抽出一个封着的纸卷，双手递到他的面前，说：

“老冯，这送您留个纪念吧！您还记得两年前我给您念过一首儿歌吗？您一定记得！我就是根据那首歌的意境画了这张国画。多年不画，手笨得要命。画得不好，您不要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冯国斌接过这卷画，厚厚的嘴唇动了动，想说许多话，但什么也没说出来。他满怀厚爱地瞥了她一眼，像父亲对出远门的孩子那样嘱咐她：“路上多加小心，别感冒了；到了北京不要忘了给我写信……”

“一定。”

“好。再见。”

他伸出粗大的手握了握她的手，便匆匆转身回了自己的房子。吴月琴心中猜：他大概是不愿亲眼看见她走——这么些事上也表现了他那特殊的脾气！她深沉地望了一眼他所住的那间房子，便向拖拉机那边跑去了……

冯国斌回到屋子，背抄着手一动也不动地伫立在窗前。他听见拖拉机发动了；走了；远了……

现在，他打开那张画，小心翼翼地把它贴在自己的办公桌旁边。他退后几步，点着一锅烟抽着，长久地盯着这幅画：苍劲的青松挺拔在蓝天白云之中；树下一朵小小的红花，开得正艳。画的左侧，秀丽的草书竖写着一行字：青松与小红花。

一九七九年八月于延安

*原载《雨花》1980年第7期。

卖猪

六婶子的命真苦。一辈子无儿无女不说，到老来，老头子偏得了心脏病，不能出山劳动挣工分了。队上虽说给了“五保”待遇，吃粮不用太发愁了，但油盐酱醋、针头线脑还得自己筹办。而钱又从哪来呢？

好在她还喂个猪娃娃。她娇贵这个小东西。那些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开销，都指望着这只猪娃呢。这位无儿无女的老婆婆，对任何家畜都有一种温厚的爱。对这个小牲口就更不用说了。她不论刮风还是下雨，每天都和一群娃娃相跟着出山去寻猪草。她不像其他人家那样把寻回的猪草随便撂到猪圈里让猪吃，而是把那些蒲公英呀，苍耳呀，肥娃娃草呀，在小河里翻来覆去洗得干干净净，切碎，煮熟，恨不得再拌上点调料，才给猪喂哩。

盛夏，正是榆树、杏树叶子发茂的时候。这两种树叶子猪最爱吃。她上不去树，就央求左邻右舍的娃娃们帮忙。遇到娃娃不肯去的时候，她就把给病老头单另蒸下的白面馍拿一个，哄着让娃娃们给她采上一筐。为了她的猪娃娃能吃好一些，她宁可自己吃孬的。

可是这猪娃娃终究太小了，春节肯定喂不肥，卖也卖不了几个钱。

麦收以后，她那害心脏病的老头子挖药材卖了几个钱，就催促她把这猪娃卖了，把这钱再添上，买个大些的——这样赶过春节，就能出息一个像样的肥猪。

老头身子骨有病，但脑筋还灵醒。他谋算得对。六婶子尽管舍不得这个喂惯了的小东西，但最后还是听从了他的主张。

现在“公家”说学习“瞎儿套”（哈尔套）经验哩，把原来的一月九集改成一月三次的“社会主义大集”了。挨到七月初十，一打早，六婶子就给猪娃娃特意做了一盆子好食吃了，还用那把自己梳头的破木梳给猪娃通身梳洗了一遍，像对将要出嫁的女儿那般，又唠唠叨叨地说了许多话，才吆着猪上路。

她的猪乖顺着啦，不用拴绳，她走哪里，猪就跟到哪里。有时这小东西走快了，还站下等她哩。这个黑胖胖的小东西可亲着哪！它在她脚边跑前跑后，还不时用它那小脑袋磨蹭一下她的腿。

她一路上不断给它说话：

“小黑子呀！（她给它起的小名）你放心！我不会把你卖到远路上的。我就卖给咱庄周围圈，过上个一月两月，想你了，我就来看你呀。你甭怕，我要挑挑拣拣给你寻个厚道人家。他谁的眉骨眼凶煞，就是掏上十万八万我也不把你卖给他，你放你的心……”

她的“小黑子”听她唠叨完，瞪起两只圆圆的眼睛温顺地望了她一眼，撒娇似的哼哼了两声，卧在一棵小杨树下不走了。

“热了？你这个小二流子呀！热了的话，那咱就歇上它一歇！不忙喀！”六婶子说着也就坐在了小猪的旁边，用手在它滚圆的脊背上搔痒痒，又从提包里掏出一根小黄瓜，一掰两截，一截她自己吃，另一截塞在猪娃娃的嘴边。

就在这时，公路对面的玉米地里突然冒出来一口黑胖胖的大肥猪，哼哧哼哧地喘着气，一摇三摆走过来，在“小黑子”身上嗅了嗅，也卧下了。

多大一口肥猪呀！毛称足有二百多斤。老婆婆很奇怪，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官路旁，哪来的这么个大肥猪呢？她朝公路的两头望望，看不见一个人。哪个粗心大意的人把猪丢在这里了呢？

当她细看这口大肥猪的时候，才发现猪背上剃去了一片毛，上面隐隐约约盖着个公章。啊，原来这是公家收购的猪呀！

她不知所措了。她想：而今公家的办事人也太马虎了，怎能把这么大个猪丢在这荒野地里呢？

她想了想，决定把这猪和她的“小黑子”一块吆到城里，然后再查问收猪的部门，把公家的猪送给公家。她做这事就像拾到邻家的东西送给邻家一样自然。

她正要赶着猪起身的时候，前面突然飞过来了一辆自行车，自行车在她面前猛地停住了，车上跳下来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这人穿一身干净的制服，头上却包个羊肚子毛巾，既不像个干部，也不像个农民。来人很快撑起车子，过来用手在那口肥猪的背上捏揣了两下，笑嘻嘻地问：“老人家，这猪你卖多少钱？我出八十块，怎样？”

“你看你这人！明晃晃长两只眼睛，就看不见猪背上盖着官印吗？”六婶子温厚地笑了笑，说。

“噢？你已经卖给县公司了？卖了多少钱？”

“呀，你看你这人！这猪不是我的！”

“你拾的？”那人眼里闪闪发光，“你老人家财运亨通！”说着，他便从怀里往外掏钱。

“哎哟！你太小看人了！你到张家坪村子里打问去，看张六的老婆一辈子做过亏心事没？咱一辈子穷是穷，可穷得钢蹦硬正！咱怎能拿公家的东西给自己换钱哩？”

那人听了六婶子的一番话，哈哈大笑了：“哎呀！这如今可天下也寻不下你这么个憨老婆了！人民币还扎手哩？不怕！这事不要你担名誉！你卖给我，我吆到山后就杀了卖呀！他谁能知道个屁哩！这猪能卖一百多块，给你八十块是少了点，可你是拾的嘛，咱两个人都占点便宜。公家把这点损失当屁哩！你吆去送给公家，顶多听两句表扬话。表扬话可不能拿来称盐买油呀！你老人家甭憨了，把这……”

“不！”六婶子白发稀疏的头一扭，站了起来，一边准备吆猪起身，一边又对那人说，“咱好好的老百姓，怎能做亏公家的事呢？你不要麻缠了，你走你的路……”

那人腮帮子一歪，很凶地瞪了六婶子一眼，说：

“这猪是我拾的！我吆上走呀！”

说着，他便过去在地里拔了几棵青麻，拧成绳，动手就拴猪腿。

六婶子急得直往官路两头瞧，她盼望赶快来个人，好把这个凶煞制服住。大天白日抢猪哩，如今的世事乱成这个样子了！

正好！从县城方向来了两个骑自行车的人。那个正在动手捆猪腿的凶煞慌忙蹬上车子就跑。

等那两个人走近了，六婶子赶忙叫住了他们，结结巴巴诉说了刚才发生的事。

那两个人几乎同时在自己的大腿上拍了一巴掌，其中一个叫道：“实在是巧！”

原来，这两个人正是县副食公司的收购员，这头猪也正是他俩丢的。他们就是寻猪来的。

两个“公家人”正如刚才那人说的，对六婶子说了许多“表扬话”，然后就把猪吆起身了。他们说，如果不吆猪的话，他们的自行车是可以把她带到城里赶集的。他们一再说，她实在是个好老婆婆！

六婶子心里畅快极了。她说她从来没坐过那玩艺儿，就是不吆猪她也不坐，她怕头晕。在那两个人临走时，她唠唠叨叨又嘱咐他们，说他们还年轻，以后给公家办事再不要马马虎虎，粗心大意了……

现在，六婶子和她的猪娃娃又上路了。盛夏的原野，覆盖着浓重的绿色。糜谷正在抽穗，玉米已经吐出红缨。明丽的阳光照耀着刚翻过的麦田，一片深黄。大地呀，多么的单纯，而又多么丰腴！

中午偏过一点，六婶子才吆着“小黑子”来到县城。

她老远看见街口站着几个戴红袖标的人。她心想：这两年不是没红卫兵了吗，莫不是又搞“文化大革命”了？

她和她的猪娃娃慢腾腾地走到了街口，准备穿过街道，到南门外的猪市上去呀。

她马上被人挡住了——正是那几个戴红袖标的人。

“猪是卖的吧？”其中一个黑胡巴碴的人问她。

“卖哩。”她回答说。

于是那几个人也不说什么，就把她的“小黑子”捉住撂在一个筐子里，又把筐子提到旁边的秤台上。

一个人报斤数，另一个劈里啪啦拨了几下算盘，说：“七元八角！”

那个黑胡巴碴的人就从钱袋里数出几张票来，递到六婶子面前：“给！”

六婶子现在才反应过来了，原来这些“红卫兵”把她的猪给收购了。她急得赶忙说：

“哎呀，我这猪前村里张有贵一口掏下十五块钱我都没卖呀！我八块钱买的猪娃娃，喂了半年，倒还赔了两毛钱！我不卖给你们！我到猪市上去卖呀！”

“哈哈哈……”那几个戴红袖标的人大笑了。那个黑胡巴碴的人手指了指墙上贴的一张纸，大声说：“县革委会早发通告了，所有的仔猪都要统一收购，统一出售，自由交易猪是资本主义！你们老百姓不识字，难道连耳朵也不长吗？就没听说县革委会发了通告？”

老婆婆的眼睛顺那人的手指往墙上看去：那的确是一张告示，上面盖着朱红官印，比猪背上的那个还大。

她猛然感到眼前一阵发黑。她还能再反抗吗？这可是“公家”的告示呀！她对“公家”的感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她过去为了“公家”，曾没明没黑地在麻油灯下做过公鞋；在碾磨上推碾过公粮；在农业社里，只要是公家的，就是一粒麦穗穗，她也要拾起放在公场的庄稼垛上。而就在刚才，她还把“公家”的那口肥猪还给了“公家”呀……想不到“公家”现在把她的“小黑子”就这样“买”了，才给她七块八毛钱……她想到她害病的男人顶着火辣辣的日头挖药材；想到她为这个猪娃娃受的那些罪；又想到今年和明年连个量盐买油的钱都没指望，忍不住鼻根一酸，泪花子在老眼里转开了……

她央求她面前的这些人说：“你们都是好公家人，我也是好老百姓，你们就行行好嘛！我是张家坪张六的老婆，我一辈子没生养过，无儿无女，吃的有咱农业社哩，就是零用的钱要自己打闹哩。我老两口都老了，做不成其他营生了，没来钱处，就靠一年养口猪卖点钱，量盐买油哩……”

这些人已经忙着收购其他人的猪了，对这个老婆子的一番可怜话听也不听。

那个黑胡巴碴的人把那七块八毛钱塞到六婶子的手里，便和另外几个人推着一架子车收购来的猪，扬长而去了。

老婆婆紧撵在那些人的身后，眼泪汪汪地唠叨着：“你们行行好吧！看在我这个无儿无女的老婆子面上，把我的猪娃娃给我吧！公家和私人我保证都不卖了，我回去自个再喂它呀！给我吧，行行好吧！……”

她已经追不上他们了，但她还继续一边紧撵着，一边唠叨着上面那些话。那话一句句说得那么认真，那么可怜，尽管身边空无一人，但她好像感觉全城人都在倾听她诉说自己的苦情。

她看见那些人进了一个大场院。她紧撵着走了进去。那些人不见了，只见土墙围着一个大猪圈，里面挤满了大大小小的猪。

她扒在铁栅栏门上，喘着气，嘴里长一声短一声地叫着她的“小黑子”。可怜的“小黑子”听见了她的呼唤，从猪群里挤出来，来到了铁门上。它后面跟着挤出来一口大肥猪。六婶子认出来这就是她交给“公家人”的那口猪。老婆婆慌忙把自己的瘦手伸过铁栅栏，忘情地抚摸着“小黑子”那滚圆的背项。她看见她的猪娃娃的背上，也盖上了一个圆圆的官印。啊，它从此再也不属于她了！她鼻根一酸，一直在眼眶里旋转的泪花子，从脸颊上滚落了下来。

西斜的太阳仍然闪耀着烫人的光芒。老婆婆感到一阵阵眩晕。她舍不得她亲爱的“小黑子”。她索性坐在栅栏门外的地上，一次次把那瘦骨伶仃的手伸过铁条的空隙，抚摸着这个已经不属于她的猪娃娃。她像一个探监的老母亲，把那母性的辛酸泪一滴滴洒在了无情的铁栅栏下。铁栅栏呀，你是什么人制造的呢？你多么愚蠢！你多么残忍！你多么可耻！你把共产党和老百姓隔开了！你是魔鬼挥舞的两刃刀，一面对着共产党，一面对着老百姓……

黄昏降临的时候，六婶子才蹒跚地走出了这个土院子。街上已经空无一人。水泥电杆上的几颗路灯像几只害了眼病的红眼睛在盯着这个老婆婆。六婶子突然看了看自己的两只空手，随后这两只手马上又在身上慌乱地摸了起来。摸了半天，她嘴一张，哇的一声哭了——那可怜的七块八毛钱也不知道在啥时候丢了！

*原载《鸭绿江》1980年第9期。

姐姐

姐姐已经二十七岁了，按说早该出嫁——在乡下人的眼里，二十七岁的女子还守在娘家的门上，简直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村里早已经有人敲怪话了，而这种怪话比打你一个耳刮子都更使人难受。

自从母亲在前年病故后，不爱说话的父亲就变得更不爱说话了。他除过埋头下地劳动，家里的事看来什么也无心过问，对于姐姐的婚事，不知为什么，他似乎一直是漠不关心的。

我爱我的姐姐。她温柔、善良、纯洁，像蓝天上一片洁白的云彩。谁都说她长得好看。这是真的。我们这里虽说是穷乡僻壤，少吃没穿，可哪个村里也都有几个花朵一样的俊姑娘。她们像我们这里的土特产黄花和红枣一样，闻名远近的山乡城镇，就连省城里的人也都知道。不信你查问去。

不是我夸口，我姐姐是我们周围村庄数一数二的俊女子。我从小爱美术，所以爱美观念很强；我为有这样一个漂亮的姐姐在内心里是很骄傲的。听妈妈说过，在姐姐很小的时候，省上的文工团就要收她去当演员，当时她年龄太小，妈妈和爸爸舍不得离开，硬是没让去。

她已经高中毕业几年了。连续考了几次大学，每次就差那么几分，回回都考不上。姐姐上中学时，正闹“文化大革命”，根本就没学什么。现在又加上考外语，她一点也没学过，看来上大学就更没指望了。现在农村也不招工，就是招，我们家又没“后门”，根本轮不上。她看来一辈子就得在农村里劳动了。姐姐对这好像也没什么。她一直在我们这穷山沟里长大，什么下苦活都能干，村里人都说她劳动顶个男人。

我知道，这些年来为姐姐说媒的人不少，说的对象大部分还都是县上和外地的一些干部或者工人，可姐姐全拒绝了。村里许多人都惋惜姐姐把许多好对象都错过去了。他们同时也都很纳闷：不知道姐姐为什么二十七岁了还不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

实际上，除过我，大概谁也不知道：我的姐姐已经有了自己的心上人。

姐姐爱的男人就是最后离开我们村的那个省里来的插队知识青年，他叫高立民。听说他父亲原来是我们省的副省长，母亲是一个什么局的局长，“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都被关了禁闭。听说他们是一个大特务集团的头头。

和高立民一同来我们村插队的十几个人，不是被推荐上了大学，就是去当了工人，先后都走了。他因为父母亲的问题，不光走不成，就是当个农民也不得安生——公社和县上常叫去训斥他。那些年这个人是够恓惶的了。老百姓把特务看得比反革命分子还要严重，所以村里大部分人都不敢理这个“特务儿子”，生怕惹来横祸。高立民孤孤单单的，像一只入不了群的乏羊。他经常穿一身叫花子都不如的烂脏衣服。他也不会做饭，时常吃生的，在山里常肚子疼得满地打滚。

我姐姐心善，看见这个人苦成那个样子，就常去帮助他。她给他做饭，缝补烂衣服，拆洗被褥。逢个过年过节，还常把这个谁也不敢理的“特务儿子”叫到我们家来，尽拿好东西给他吃。我甚至觉得姐姐对他比对我还要好哩！

我父母亲也都是些善人，他们从来也没有因为这事而责备过姐姐。可是，村里有人却风一股雨一股地传播说，我姐姐和立民关系不正常。

我那时年龄还小，别人不敢当着我父母和姐姐说这些话，就常对我说。我总是气得分辩说：“我姐姐和立民关系那么好，你们为什么说他俩关系不正常？”这话常常让别人笑半天。

不过，我自己在心里也纳闷姐姐为什么对立民那么好。要知道，他可是个特务儿子呀！

有一次，我背过爸爸和妈妈，偷偷问姐姐：“姐姐，高立民是特务儿子，人家谁也不理，你为什么要这样关心他呢？你不怕人家说咱路线觉悟低，和阶级敌人划不清界线吗？”

姐姐手指头在我鼻子上按了按，笑了：“看你！比咱公社刘书记都革命！立民可不是阶级敌人，咱和他划的什么界线？你看他多可怜！宝娃，咱奶奶在世时，不是常对咱说，碰见遇难人，要好好帮扶呢；要不，作了孽，老天爷会拿雷劈的！咱们这里有家，他无依无靠，又在难处，难道能眼看着让这个人磨难死吗？别人愿放啥屁哩，咱用不着怕！”

我立刻觉得，姐姐的话是对的。姐姐也真不怕别人说闲话。在知识青年就留下立民一个人的时候，她对他比以往更关心照顾了。

记得有一次，立民病得起不了床，姐姐就在他屋里守了一天。她还把家里的白面、芝麻、腌韭花拿过去，给他擀细面条吃。要知道，我们一个人一年才分十几斤麦子，吃一顿白面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啊！

傍晚，立民发起了高烧，姐姐就仍然守在他身边。点灯时分，姐姐还没有回来，妈妈急了，只好自己也过去陪姐姐直守了他一夜。

姐姐和立民的关系多么好啊！谁说他们的关系“不正常”呢？

过了不久，我才知道姐姐和立民是怎样的“关系不正常”了。

那是一个夏末的傍晚，西边天上的红霞像火一样烧了一会儿，便变成了柴灰一般的云朵。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我拿了几件并不太脏的衣服到村前的小河边去洗——你们知道，我是个爱美观念很强的孩子。

当我路过我们队打麦场上面的小路时，突然听见麦秸垛后面有两个人说悄悄话——听声音还是一男一女。

孩子的好奇心使我忍不住蹑手蹑脚从麦秸垛旁边绕了过去。

我的心立刻缩成了一团，浑身发抖，马上连滚带爬退回到原来的地方。天啊！没想到这两个人竟然是立民和我姐姐；我刚才看见立民把姐姐抱住，在她脸蛋上没命地亲哩！

我立在小路上，心怦怦地直往嗓门眼上跳。我想马上跑开，但听见他俩又说开了话，便忍不住想听听他们到底说些什么。

就听见立民说：“……小杏，你真好！我爱你，永远也离不开你。没有你，我简直就活不下去了。你答应我吧，小杏！你说呀，你爱我吗？唉，爱我的什么哩……我父母已经坐了六七年禁闭，看来我要当一辈子反革命的儿子了，你大概怕……”

“不怕！就是你坐了禁闭，我也会永远等着你的！”这是姐姐的声音。

接下来就听见立民哭了。哭了一阵后，听见他又对姐姐说：“小杏，我要永远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你！我会永远记得，你在一个什么样的时候，把你的爱情给我的呀！唉，我从小没受过苦，一辈子当个农民也当不好，你跟上我要吃苦的……”

就听见姐姐说：“不怕！立民，只要我们一辈子真心相爱，就是你以后讨吃要饭，我也会永远跟着你的！”

听见立民又哭了，像娃娃一般呜咽着。接着，听见姐姐也哭了——但那哭声听起来根本不是伤心的。

不知为什么，眼泪也从我的眼睛里涌出来了——我也哭了。

我抹着眼泪来到了静悄悄的小河边。我呆呆地立在黄昏中，望着远处朦胧的山影出了老半天神。我好长时间弄不清楚我为什么哭。后来慢慢盘算，我才模模糊糊觉得，我是受了感动：我的好姐姐！立民已经是一个狼不吃狗不闻的人了，谁都躲着他走，生怕把“反革命”传染上，可她竟然这样去爱这个人！我当时还并不懂得多少男女之间的事，我只从我自己一颗孩子的心判断，我的亲爱的姐姐她做了一件好事！

那天，姐姐把立民带到家里来，她自己亲自张罗着包了一顿饺子。过日子很仔细的父母亲好几次唠叨着问姐姐：今天既不逢年，也不过节，为什么要吃好的呢？

姐姐和立民大概都在心里偷着笑。可他们并不知道，偷着笑的还有另外一个人。

后来，生活猛然间发生了大变化。“四人帮”完蛋后，听说受了冤屈的立民父母亲平了反，从禁闭里放出来了。第二年，姐姐就鼓动立民去考大学，她自己也去考了。结果立民考上了北京的一个大学，姐姐差几分，没有考上。

立民走后，全村人议论了许多天，都说世事又变了，苦难的立民翻了身，展开了翅膀。姐姐看来又高兴又难受：高兴立民上了大学；而难受纯粹是为了他们的分离。我已经长大点了，再有两年就要上初中，已经朦胧地知道了一些爱情的奥妙。我知道立民一走就是好几年，姐姐那么喜欢他，他一走，她心里会有多少寂寞和难受啊！而要是姐姐难受了，那我心里也是很不好受的。

但我没想到，这一切还有弥补的好办法。

好长时间来，大概村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姐姐总是定期到村对面的公路上，从乡邮员老李叔叔的手里接回一封又一封立民从北京寄来的信；同时，她也把一封又一封的信交给老李叔叔，向北京寄去了。姐姐大概和老李叔叔达成了“协议”，让他保密，所以村里人都是不知道这事的。但可没瞒过我的眼睛。

自从立民上了大学，村里人也就再不说姐姐和他的闲话了。我知道姐姐是个很腼腆的人，不愿让别人知道这些事。要是村里人知道了真情，常常会动不动就开一些很粗鲁的玩笑，这种玩笑会使任何一个害羞的姑娘都难为情。

爸爸看来也不清楚——他看来只知道关心土地和庄稼，对旁的事都是麻木不仁的。不过，我有时也看见他用一种可怜和忧郁的目光，盯着姐姐的背影出半天神；但也不说什么话，只是叹一口气就完了。

我知道，姐姐每次接到立民的信，就常躲到村前打麦场的麦秸垛后面去看（一想起那地方我就心跳脸烧）。

看完信回来时，她总是满脸喜气洋洋，不住点地唱一些叫人很愉快的歌子。姐姐的嗓子是挺棒的，像收音机里那些人唱的一样好听。

就在姐姐最高兴的时候，爸爸就显得更不痛快了。他总是烦躁地打断姐姐的歌声，拉着像要哭一样的音调央求姐姐说：“好娃娃哩，别唱啦，我这阵儿心口子疼得要命……”

每当这时，我总是在心里埋怨爸爸，嫌他老是在姐姐最高兴的时候，心口子就疼，把姐姐的兴致全破坏了。但我也对爸爸充满了爱和同情。自从妈妈死后，他变得多么可怜啊。看，他的头发都快全白了！

但是，在姐姐高兴的时候，我的心情也是很好的。我表面上装得一无所知，但一背转人，也不由得笨嘴笨舌唱起歌来。我本来只爱画画，并不爱唱歌，但在这样的时候，我还是要唱几声，为了祝福我亲爱的姐姐。不论是谁，只要他自己有姐姐，他就会知道：尽管他表面上对自己姐姐的婚事不好说什么，但他实际上是怎样在内心里关怀着她的幸福啊！

元旦又来临了。

我们乡下人一般是不过这个年的。在我们看来，这个节日是属于城里人的。我们乡下人过年就是过春节。

对于老百姓来说，过节日的主要标志就是吃好的。今天，村里家家户户仍然像往日一样，都是粗茶淡饭，谁家也没显出一丝节日的气氛来。

唯独我们家与众不同，竟然像城里人一样，张罗着过这个“洋”历年了。其实，这事主要是姐姐在张罗。自从妈妈死后，家务事都是由姐姐做主的。爸爸是不管这些事的，他照旧一声不吭，清早起来就上山砍柴去了。

我知道，姐姐今天是很高兴的，因为她昨天又接到了立民的信。但我心里也忍不住嘀咕：姐姐，你也高兴得有点过分了。为了庆贺你收到立民的一封信，今天就破费着包饺子吃吗？你知道，咱家囤里的白面可是不多啰！

但我并不反对姐姐今天包饺子；只要姐姐乐意的事，我从来都是支持她的。

姐姐一大早就到菜窖里挖了许多胡萝卜回来，准备做馅。她把萝卜不知在水里洗了多少遍，就在铁子上擦成丝，放在开水锅里一冒，捞出来捏成疙瘩，放在了白瓷盘里。接着她又捣蒜、捣胡椒、剥葱，忙了好一阵。毕了，她给我塞了两块钱，叫我到镇子上去买二斤羊肉回来。

我很高兴为姐姐跑这个差，赶忙拿了个尼龙网兜就起身。

我刚出门，姐姐又追了出来。不知为什么，她笑吟吟地用两条胳膊抱住我的肩头——我感到那胳膊微微地有些颤抖。

她脸红得像一片早晨的霞，稍微犹豫了一下，便把嘴贴到我的耳朵上，悄悄说：“路上别玩，买了肉就赶快回来，姐姐等着包饺子呢。今天咱们家要来客人。你知道是谁吗？是高立民。就是那个插队知识青年。他上个月从北京来咱们省上的工厂实习，昨天来信说元旦要回村来看看……”

我感到一种火一样热烈的感情通过姐姐的胳膊传导到我身上来了。我抬头看了看姐姐，见她眼睛里竟然噙着泪水。我这时才发现，她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已经新剪了头发，雪一般洁白的脖颈和桃花一样粉艳的脸蛋，在乌黑发亮的头发衬托下，漂亮得像国画上的仙女。我望着幸福的姐姐，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对她点了点头，就飞一般向远处的镇子上跑去。我现在才明白了，姐姐为什么今天包饺子。我还见她把过端阳包粽子的糯米、红枣，过六月六的荞麦凉粉糁子都搬到太阳地里晒；还把花生豆呀，葵花子呀，统统拿出来用簸箕簸了一遍。而这些珍贵的吃食姐姐平时连我都不让动——原来她是藏着等立民回来吃呀！

阴得很重的天上，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飘起了雪花。我跑着，跳着，向镇子上飞奔而去。越来越密的雪花像瀑布似的在眼前流泻着。田野里静悄悄的，只听见雪落在地上沙沙沙的响声。一片迷迷蒙蒙中，瞧见远处山尖上已经开始白了。我在风雪中跑着，像个小疯子似的手舞足蹈，高兴得张开嘴“啊啊”地狂叫着。我是多么的兴奋啊，因为姐姐想念了许久的那个人就要回来了！当年，他在村里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人。这次回来，他可是个排排场场的大学生了。他是在北京上大学呀！北京，那可是容易去的地方吗？我是去过的——是在梦中。我要叫立民好好给我讲一讲北京的事情。我在内心里也充满了对立民的想念和爱，因为他将是姐姐的丈夫，也就是我的姐夫。我想，他这次回来，一定会像人家的姐夫一样，和姐姐举行个订婚仪式，请村里的人吃喝一顿。这样，姐姐就再不会被村里人笑话二十七岁还没男人。亲爱的姐姐为了这，是受了许多委屈的。女大不嫁，别人是多么小看呀……

我一边跑，一边胡思乱想，没觉得就跑到了镇子上。

我很快到店铺里去买肉，可公家的羊肉早卖完了。于是又跑到镇子外面河滩里的自由市场上买了二斤羊肉，折转身上了公路，就往家里跑。

突然，我听见背后有人喊我的小名。

我停住脚，回头一看，原来是乡邮员老李叔叔。李叔叔一直在我们这川道里送信，大人小孩他都认识。姐姐每次就是从他手里接回立民的信。

李叔叔已经走过来了，狗皮帽子和肩膀上落了一层雪。他把一封信递到我手里，笑嘻嘻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回去给你姐姐！”

说完就转身走了。

我看了看信皮子，的确是给姐姐的；是省上一个什么化工厂寄来的。我猛然想起姐姐刚才说过，立民已经从北京来到省上一个工厂实习来了，是不是他给姐姐的信呢？可又一想：立民不是今天要来吗？姐姐昨天不是收到了他的信吗？但是，我们在省里又没熟人和亲戚。谁给姐姐写信呢？除过立民，再不会是其他人！他为什么又写了封信呢？是不是他出了什么事？

我由于心急，也没考虑什么就把信很快拆开了。

当我看见开头“亲爱的小杏”一句话，便吓得出了一身汗，不敢看了。天哪，我做了一件多么荒唐的事！我怎能偷看姐姐的恋爱信呢？

我想，既然把信拆开了，我就是说我没看，姐姐也是不会相信的。再说，第一次看恋爱信，这诱惑力太大了，我根本抗拒不了。我于是决定要看这封信——我想姐姐是会原谅我的，她那样亲我。再说，我是个嘴牢的孩子，不会给别人说的，连父亲也不会给说的。姐姐她不知道，就是她和立民亲嘴的事，我也是没给任何人露一个字的。

我于是在路边找了一个既避风又避人的地方，看起了这封信——

亲爱的小杏：

你好！

我想还是直截了当把一切都说清楚吧！由于痛苦，我无法写长信。昨天发出的信，你在元旦前一天大概已经收到了。

我本来是想利用元旦的假期回来一趟的，想当着你的面把一切说清楚，但我想我们都会无法忍受这种面对面的折磨。因此，我决定不回来了，觉得还是信上说这事为好。

我不得不告诉你：我父母亲不同意咱们的婚事（你大概在省报上看见了，我父亲又当了副省长）。他们主要的理由是：你是个农民，我们将来无法在一起共同生活。我提出让他们设法给你安排个工作，但他们说他们不能违背《准则》，搞“走后门”这些不正之风，拒绝了我的请求。父母亲已经给我找了个对象，是个大学生，她父母和我父母是老战友，前几年又一同患过难。亲爱的小杏，从感情上说，我是爱你的。但我父母在前几年受尽了折磨，现在年纪又大了，我不能再因为我的事而伤他们的心。再说，从长远看，咱们若要结合，不光相隔两地，就是工作和职业、商品粮和农村粮之间存在的现实差别，也会给我们之间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困难。由于这些原因，亲爱的小杏，我经过一番死去活来的痛苦，现在已经屈服了父母——实际上也是屈服了另一个我自己。我是自私的，你恨我吧！啊，上帝！这一切太可怕了……

我看到这里，头上立刻像响了一声炸雷！这信上有些话虽然我不太能读懂，但最主要的我已经看明白了，立民他已经不要我的姐姐了！

我脑子里像钻进了一群蚊子，嗡嗡直响；感到天也旋来地也转，好像雪是从地下往天上飘。我赶忙把信塞在衣兜里，拔腿就往家里跑……

我跑进院子，站住了。

我听见姐姐正在屋子里唱歌。歌声从屋子里飘出来，热辣辣的，在风雪里传荡着：“……亲爱的人儿，你可曾知道，有一颗心在为你燃烧。不论是狂风暴雨，不论你到天涯海角，这一颗心，永远和你在一道……”

我知道，这是一首电影插曲，姐姐最喜欢唱的一首歌。泪水在我的脸上刷刷地淌着。密密的雪花在天空飘飞旋转，大地静悄悄的和我一起听姐姐唱歌。

我在院子里立了一会儿，用袖子揩了揩脸上的泪水，腿上像绑了石头似的，一步一步挪回了屋子。

姐姐正站在灶火圪里炒花生豆，锅里烟气大冒，毕毕剥剥直响。

她大概看见我的神色不对，就走过来，惊讶地打量了我一下，突然问：“宝娃，你买的羊肉呢？”

我看了看自己的两只空手，才知道羊肉已经丢在看信的地方了！

我什么也没说，掏出那封信交给了姐姐，便忍不住扑在炕栏石上，“哇”一声哭了！

我趴在炕栏石上哭了好一阵。等我爬起来的时候，姐姐早已经不在屋子里了。地上散乱地丢着那几页信纸。屋子里弥漫着一股很呛人的味道——大概是锅里的花生豆焦糊了。

姐姐到哪里去了呢？我的心忍不住一紧。我什么也不顾地跑出了屋子。

外面的风雪更大了，地上已经积起了厚厚一层荒雪。山白了，川白了，结了冰的小河也白了。远远近近，白茫茫一片。大地上一切难看的东西，都被这白雪遮盖了。

姐姐呀，你在哪里呢？

我顺着打麦场上面的小路，出了村子，穿过那一片开阔的川地，盲目地向小河那边走去；我在弥漫的风雪中寻找着姐姐，脚下打着滑溜，时不时就栽倒在地上。

当我跌跌爬爬走到小河边的时候，突然看见河边一块大石头上坐着一个人，浑身上下覆盖着雪，像堆起来的雪人一般。这不是姐姐吗？

这正是我亲爱的姐姐。她两条胳膊抱着膝盖，一双失去光彩的眼睛迷惑地望着风雪模糊了的远方。她好像已经停止了呼吸，没有了活人的气息，变成了一座白玉石雕成的美丽的塑像。

我也默默地坐在了她身边，把头轻轻靠在姐姐的肩膀上，忍不住呜咽起来。天渐渐昏暗下来。风小了，雪仍然很大；毛茸茸的雪片儿在黄昏里静悄悄地降落着。归牧的羊群从对面山里漫下来，在风雪里缓缓向村子里移动。

姐姐伸过来一只冰凉的手，轻轻地颤抖着，抚摸着我的头。我仰起脸在昏暗中望了望姐姐：啊，她一下子好像老了许多岁！我依稀看见她额头和眼角似乎都有了细细的皱纹。我的亲爱的苦命的姐姐！

不知道父亲是什么时候站在我们面前的。他带着一身山里的黄土，脸上流着汗道道，落了雪的头发纯粹是白的了。

他不出声地弯下腰，拍去了姐姐和我身上的雪，从胳膊窝里拿出我的皮帽子给我戴上，又拿出姐姐的那条红毛围巾，给她围在脖子上；然后用粗大的手掌轻轻拂去了姐姐头发上的雪花——那实际上是在轻轻地、慈爱地抚摸着姐姐。爸爸，我知道了，你不仅爱土地和庄稼，你实际上是多么的爱我们啊！

姐姐站起来，头一下子埋在爸爸怀里，大声地哭起来了。

爸爸轻轻抚摸着她的头，沉重地叹了一口气，说：“唉，我都知道，我都知道……我早就知道了，早就知道了！怕你伤心，爸爸不愿和你说……我知道人家终究会嫌弃咱们的……天黑了，快回家去吧……”

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大片大片的雪花在无声地向这个世界上降落着。

就像在我们小时候一样，爸爸一只手牵着姐姐的手，一只手牵着我的手，踏着松软的雪地，领着我们穿过田野，向村子里走去。他一边走，一边嘴里嘟嘟囔囔地说：“……好雪啊，这可真是一场好雪……明年地里要长出好庄稼来的，咱们的光景也就会好过啰……噢，这土地是不会嫌弃我们的……”

姐姐，你听见了吗？爸爸说，土地是不会嫌弃我们的。是的，我们将在这亲爱的土地上，用劳动和汗水创造我们自己的幸福。

*原载《延河》1981年第1期。

月夜静悄悄

大队书记高明楼的女儿兰兰就要出嫁了。据知情人露风说，她爸爸给她寻的女婿是地区商业局的汽车司机；而司机的父亲就是地区商业局局长。还听说这位局长已经给兰兰走后门找了正式工作。

这天下午，消息得到了证实：地区商业局的一辆汽车果真停在书记家院门前的简易公路上了，一位穿戴时髦的小伙子进了高明楼家的高墙大院。有人还看见高明楼到五里外的镇子上提了一条子肉回来，大概是招待新女婿。据说新娘新郎已经办了结婚手续，兰兰明天早上就要跟女婿走了。

村里人对这件事的态度是冷漠的。大家只是悻悻地说：好事都是人家的，咱平民老百姓梦也梦不见。

但村里人对他的女儿兰兰印象还不错。高兰兰高中毕业两年了，考了两回大学都没考上。现时国家也不在农村招工招干，她只好在队里参加了劳动。这姑娘漂亮、聪敏、懂事，口也甜，只要村里辈数大的，就是穷得站不到人面前的人，她也经常是叔叔婶婶不离口。她有时还能帮助一些穷家薄业的人解决点燃眉之急。比如谁家娃娃得了急症，紧用钱，向高书记借肯定要碰钉子，但要是向兰兰开口，她总是二话不说就从家里把钱拿出来了。现在听说她就要离开这个村子，大家倒有点怅怅然。

天一擦黑，和整个村子隔一条沟的高书记家的独院里，灯火正明。全村的庄户人家，大都是黑灯瞎火的，月光下，村前的公路白光刺眼，一直伸到遥远的后川道里。一列列大山的剪影在暗蓝色的天幕上画出了许多美妙的曲线。村对面的果树林子，已经模糊得一团一团的，像罩上一层薄纱。劳动一天的社员，像往常一样，倒在自己的土炕上睡了。

但是，唯独村后瞎眼寡妇的独苗儿大牛，这时却睡不着，破天荒第一次患上了失眠症。这个干活不要命的庄稼汉，从来都是累得头一挨枕头就打呼噜，根本不相信天下还有睡不着觉的人，今晚却反常了。

是什么事使憨厚的大牛睡不着觉了呢？当然不是为了什么喜事，而是一种巨大的痛苦正在折磨着他的心，为的就是兰兰明天要离开村子。当然，他的痛苦谁也不知道，只藏在他一个人的心里。

大牛像牛犊子一样健壮，长得笨头笨脑，平日只会闷头干活，三拳头也打不出一句利索话来。他只上过一年小学，刚能认识自己的名字和工分本子上的数码。由于家境贫寒，经常穿一身染不起颜料的白粗布衣服，被柴草和牛粪弄得肮肮脏脏的。他整日价愁眉苦脸，再可笑的笑话也甭想逗乐他，村里人一般是不尊重他的，但看重他全村数第一的好力气和一颗善良的心。每逢队里重活派不下去的时候，他总是一声不吭地去干了。村里谁家要是有个跑腿的事，也总爱找他，因为他既诚心实在，又从不计较别人什么报答。

说起来他的命也真苦，刚活蹦乱跳地上了学，父亲就病倒了，他只好退学。小小年纪就把家庭的重担压在了自己的肩头。几年后，父亲死了，给他摞下一河滩账。以后国家的政策一变再变，生产队塌垮得没法提说，直到眼下，他的账也没还完。

父亲死后，望着母亲又双目失明了，他的日月更是雪上加霜。每天既要出山劳动，回来又要忙活家务，光景过得一烂包！母亲眼睛看不见，给他做不成针线活了，他就烂衣薄裳胡凑合着穿；脚上的鞋动不动就狮子大张口，只好求邻家帮忙缀上几针，他眼看二十大几了，可媒人还没在门前踏过脚印。村里人认定他这辈子非打光棍不可。眼下，这深山老沟里庄稼人要找个媳妇，就是家里光景好的，少说也得六七百块钱的彩礼；像他那个穷家薄业，就是掏上千大几也没人来上门。村里人有时也和他开开玩笑，问：“大牛，想媳妇不？”他对这种揶揄大都是不吭声的，好像没听见。有时他也瓮声瓮气地说：“咱想媳妇哩，媳妇不想咱。”惹得大家哈哈大笑一番。

可谁也不知道，他说的却是一句实心话。自不量力的大牛，竟然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在心里偷偷爱上了书记的女儿兰兰。这真是一个悲剧。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这都可以说是痴人做梦。但不论是什么人，有时候往往有这样的情况：对自己明明是不可能的事，却要做些非分之想，而且固执得要命。

事实上，大牛本人也清楚这一点——他想和高兰兰结合，就等于想和天上的仙女结合一样不可能。可他又是多么爱她啊！只要高兰兰笑了，他便感到整个世界都笑了；只要高兰兰恼了，那山山水水顿时在他眼里都变得暗淡无光了。

记得兰兰在县城上中学的时候，每到寒暑假，只要她一回村，大牛马上路也走得利索了，说话口齿也变得清楚了，而且还动不动就在河里洗刷他那身糊牛屎的粗布衣服。一旦开了学，高兰兰进了县城，情绪高涨的大牛便立刻又像霜打了的庄稼一样，蔫头耷脑的没有了一点活气。可惜他过去这些自作多情的表现，世界上谁也没能看出其中的奥妙，高兰兰更是一无所知。

终于，兰兰高中毕业回乡了。大学考不上，只好呆在村里，她父亲不让她参加劳动，但她是个生性很强的人，不愿意呆在家里白吃饭。

兰兰参加了队里的劳动以后，大牛高兴得简直有点疯头涨脑，立刻话也比平时多了起来，而且还敢在没人的地方哼几声曲不搭调的戏文。

他经常设法和兰兰在一块劳动，时刻准备为她服务效劳。遇到什么包工活，他便笨嘴笨舌地叫兰兰到野地里玩耍去，她的活由他代替干。兰兰对他也好，常亲切地叫他“牛大哥”。遇到有人话言话语欺负他时，她总是护着他的。她对他也非常随便，路上看见哪个崖畔有朵好看的野花，就喊：“牛大哥，快给我拔下来！”他立刻就像士兵听见了冲锋号，一扑就爬上去了。别说是在山崖上冒险为兰兰摘一朵花，就是到天上为她摘一颗星星，他也愿意去！

有一次，他赤脚片儿到一个圪针丛生的山崖上为她摘了一朵鲜红的山丹丹花，下来时不小心脚上扎了一根圪针，疼得他走路一瘸一拐的。

兰兰发现了，马上叫他坐下。她很快从身上掏出一根绣花针，跪在他面前，一只温暖的、少女的手，小心翼翼地捉住糊着泥巴和牛粪的脚，剔出了扎在脚心的那根刺。当时，受宠若惊的他忍不住鼻根一阵又一阵发酸，激动得差一点哭出来！

这以后，每逢他一个人在地里的时候，他总要呆呆地看一会儿他的那只脚，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温暖已经永久地留在了这只脚片子上。他并不指望自己今生一世能得到比这更大的幸福了，也更不敢想让仙女一般的兰兰来爱他——就如他爱她那样；他只是希望永远能看见她在他跟前存在着。因此他对兰兰回乡务农一直是兴高采烈的！如果她是太阳，他就愿意是一座山，一条河，尽管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但也可以沐浴在她那温暖的光辉之下啊！

可是这一切很快就要完结了，亲爱的高兰兰明儿一早就要走了；她将要跟一个富足而有地位的城市青年一块生活去啰！

此刻，他睡在土炕上痛苦地想，等明天一早，天上的太阳从东边升起的时候，他心中的太阳就已经落了，永远地落了！

银灿灿的月光从窗户的破纸洞中泻进来，他那张粗糙的黑红脸上沾满斑斑的泪迹。

随着一声沉重的叹息，他一闪身坐了起来，三把两把穿上衣服，跳下炕，开了门，迈着急匆匆的步伐向前村那个亮着灯火的独院走去。

月光好极了，像水银一样泼在地上，一片明光灿烂。凉气从河道里漫上来，使得村巷里感到冷森森的。

大牛在月光地里走着，光头，光膀子，穿着一件白粗布小褂，憨厚的脸上带着从来都没有过的激动情绪。他已经打定主意，要去见一见兰兰。他压根儿不考虑这样做合适不合适，也没想过此去要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反正他横了一条心，今晚上非见她一面不可！

他老远就看见兰兰家下面公路上的那辆汽车，心里登时烦躁得像猫爪子抓着一般。

他来到书记家新建的很排场的大门前停下来，用一只拳头在红油漆门板上不轻不重地捣了几下。

不一会儿，有人来开门了，是书记的老婆。她带着惊讶的表情问他有什么事，他说：“叫兰兰出来一下，有个事。”

书记老婆转身回去了。他心咚咚地跳着，离开大门前，又来到简易公路上，站在路旁的一棵老槐树下，两眼紧盯着那门洞。

不一会儿，兰兰出来了。月光下，只见她容光焕发，一脸喜气。原来的两根短辫已经梳成了剪发头，显得庄重、娴静。一身素淡的衣服裹着苗条的身体，风度像县剧团的演员一般高雅。她左顾右盼地看了看，然后发现了呆立在老槐树下的大牛。她很快带着愉快的声调喊：“牛大哥！你有什么事？进我们家里来说嘛！”

“不！我……不去！你……来！”他站在槐树下，胸口火烧火燎的，嗫嚅着说。

兰兰迈着轻盈的步子过来了，走到老槐树下，喜气洋溢的脸上带着不解的神情，望着这个从小和她一起耍大的庄稼人，又一次问：“牛大哥，你究竟有什么事？”

“没……事！”大牛窘迫得一只手搓着另一只手，牙咬着嘴唇，身子微微有点抖。

“有什么事你就畅畅快快说，牛大哥！你大概已经知道了，我……明天就走了。”兰兰不好意思地把脸扭到一边去，脸上带着新娘特有的害羞的微笑，望着村对面月光下朦胧的果树林子。

他终于结结巴巴开口说：“你……为什么要离开咱村子？你……不要离开咱村嘛！……”说完后，他自己也为自己突然冒出的这两句傻话吓了一跳！他猛转过身，光头一下子抵在老槐树上，两只手狠狠地抠着树皮。

兰兰被他的话一下子惊呆了。她惊讶得张开嘴巴，半天也合不拢。聪敏的姑娘已经明白了这句话里面包含着什么意思，她感到了一颗痛苦的心正在她的面前剧烈地搏动着。她惊慌失措地望着这个衣衫褴褛、光头光膀子的庄稼汉，霎时不知该如何是好，心情立刻变得相当沉重。啊，人活一世，什么事也可能碰上！

她不一会儿便冷静下来，用怜悯的眼光望着他肌肉隆起的肩背，轻轻地用略带责备的口气说：“牛大哥，你为什么这样呢？你不要这样……”她轻轻叹了一口气，接着用一种亲切柔和的声调说：“牛大哥，我一直很尊敬你。这是真的。你有一颗牛一样的善心。真像我大哥一样，时时处处在爱护着我。你的情谊，我这辈子都会记在心里的。牛大哥，我现在知道了你对我的心意，但这事是不可能的。我希望你不要再往这方面去想。日后回来，我还会像看亲哥哥那样看你的……”

兰兰轻轻地说着，大牛呆呆地听着。一片云彩从皎洁的月亮上擦过，大地出现了一会儿昏暗。村子下面的小河水哗哗地淌着，周围一片沉寂。

大牛两片厚嘴唇抖动了几下，沉重地叹了一口气：“说来说去，农村穷，庄稼人苦哇……兰兰，你去吧，到城里可千万要小心呀，城里汽车多，小心碰磕着……”

这时候，上面院子里传来兰兰她妈愉快的嗓音：“兰哎！快回来炒菜，妈把肉丝切好了！”

兰兰一时没应声。她洁白的牙齿咬着绯红的嘴唇，低倾着头，脚在地上轻轻磨蹭着。老半天，她才说：“牛大哥，我这就要走了。今后要什么紧用的东西，你就给我写信，我一定给你捎来……你快回去吧，夜凉了，小心感冒，明天还要出山……”她抬起头很亲切地望了他一眼，便转身回去了。

大牛一直看着她走进大门洞后，两腿一哆嗦，便一屁股坐在了大槐树下！他两只手抱住光头，眼睛里喷着两团火，愤怒地盯住了公路上那辆“解放”牌大卡车。

大牛在老槐树下呆坐了片刻，猛一下子站了起来。他顺手从公路边的排水沟里挖出一块大石头，牙咬着嘴唇，一路小跑过去，“咣”一声砸在了那辆汽车上。他就像一头被逗恼了的牛犊子，一肚子苦闷没处发泄，便对这辆汽车开始了一场堂吉诃德式的进攻。他恨这辆该死的汽车，明天就要把他心爱的兰兰拉走了。

在他准备砸第二块石头的时候，路边大门猛地开了，烧酒喝得脸有点发红的高明楼在月光下大声喝问：“啊，是哪个龟孙子？”等到看清汽车旁站的是大牛时，不解地问：“你黑天半夜在这儿鼓弄啥？”

大牛一见是高明楼，两条胳膊往胸前一抱，喘了几口粗气说：“干啥哩？往烂砸这龟孙子汽车！”

高明楼对他这番没头没脑的话琢磨一阵，心想，这小子大概是穷急了，乘着他家办喜事，有意来找点麻烦。他是个老于世故的人，很快走向前去，用一种领导兼长辈的口气说：“牛，有什么事就给大叔说嘛！怎么可以黑天半夜砸人家公家的汽车呢？你向来是个老实娃娃嘛，是不是家里又揭不开锅了！甭怕，救济粮很快就下来了！这几天如果没啥吃的，明上午到我家里来盘上几升！”

“我就是饿得吃牛粪也不吃你的东西！这多年，你把精能耍尽了！这如今把你的女儿也翻搅出去了！”平时笨嘴笨舌的大牛，此刻满脸喷红，眼睛里闪着怕人的凶光，一副随时准备和人厮打的样子。

高明楼直到现在还是弄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有一点他已经明白了：这个人现在很恨他。

火气不时从书记的胸腔里升上来，但又压了下去。他想：打架打不过这二愣小子，讲道理又没多少道理可讲，而且还不知道这小子到底为什么要瞅住今晚跟他过不去。真是过喜事遇见了丧门星！

明楼想不出好主意，只好再用软办法来平息这场他摸不着头脑的纠纷。

他很和善地笑了笑说：“好我的牛娃哩！我什么地方亏待了你？抛开咱是个领导人不说，就是看在你死去的父亲脸上，我也要帮扶照料你哩。唉，我和你爸曾一同给咱村的地主刘国璋扛过长工，又一起闹土改，打恶霸，我俩亲得就像亲兄弟一样！现在这政策不让讲阶级成分了，可我总还亲咱爱咱的贫下中农！”他边讲演边看着眼前这唯一的听众有什么反应。

大牛嘴唇颤抖了一阵，恶狠狠地说：“屁！亲？爱？……”说完，已经不能控制自己的大牛又捡起一块石头，往汽车上砸去，“嘭”的一声，几块碎玻璃飞溅出来，没有碰着高明楼，却把大牛的光头划了道口子。

“你小子无法无天了！”高明楼一边嚷着，一边退到了自家的院门洞前。

就在这时，兰兰出现在他们面前。

兰兰苍白的脸上带着难言的悲哀，就像刚刚吞服了一剂苦药。她让她爸回家去，说让她单独劝解大牛几句。高明楼看见凶得像头牛一样的大牛，刹那间便乖乖地站在了兰兰面前，像个做错了事的娃娃一般。为了尽快平息这场纠纷，他回家去了。

大牛一直在兰兰面前低倾着头，两只手互相搓来搓去。光头上划破口子处血在流着，他也不擦一下。

兰兰“啊”了一声，转身又跑回家里，拿了一条崭新的白羊肚子毛巾奔了出来，手脚麻利地扎在大牛的光头伤口处。然后，她含着眼泪，轻声地说：“好牛大哥哩，你……甭这样了，这样人家会笑话的。我今晚上结婚，你这样闹腾，等于给我脸上唾哩！牛大哥，你自小就一贯帮助我，爱护我，哪怕你以后永远骂我哩，但今晚上你给我带个面子，再帮扶我一次吧……”

眼泪刷刷地从大牛那张憨厚的脸上淌下来了。他嘴里“嗯”了一声，接着便一下子抱住裹着羊肚子毛巾的光头，蹲在地上无声地啜泣起来……

不久，村里的人们发现，不爱说话的大牛突然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哑巴，一句话也不说了。有人还看见，每到有月亮的夜晚，他就光头上拢一条崭新雪白而又带着血迹的羊肚子毛巾，在村前的公路上或者在公路下边的河湾里，不停步地溜达，转悠，有时还见他猛然从地上挖起一块石头来，又“咚”一声砸到了地上……

*原载《上海文学》1981年第6期。

在困难的日子里

一

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国历史上那个有名的困难时期——这个关于我自己的故事，就发生在那个年头。

由于连年歉收，到了六一年，饥饿在中国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的现象。而在我们这里的乡下，情况就更显得严重了。我们那些水土大量流失的黄土山地，就是好年景也长不起庄稼来。眼下由于连续不断的干旱，简直再不能指望收获到什么了。有的地块甚至连种子都怕要丢得一干二净。

按季节已经是盛夏了，但田野里那个景象真叫人惨不忍睹：土地一丝不挂地躺在炭火一般灼热的太阳下，皱巴巴的，像害着重病的老年人，没有一点生气。成群结队的鸦雀在荒凉的山洼里飞来飞去，远远看起来，就像秋末的蚊蝇那般失去了活力——它们在大地上再也寻找不到一粒粮食。

村子里早已没有了往日的喧闹。饥饿使所有的人都沉寂下来。人们多年来所有的积蓄都已经在去年的饥馑中荡然无存。灾荒消灭了农村的差别，大家先后都成了赤贫户，人们整天叹息着，咒骂该死的天气……

不久，在村里几个老年人的倡导下，一些庄稼人便脱光了脊背，赤着脚片子，一窝蜂簇拥着“龙王爷”的牌位，开始向老天爷祈雨。大中午，他们光头顶着暴烈的阳光，跟着“龙王爷”的牌位，在龟裂的大地上狂奔呼号，那乱纷纷的赤脚片子在村外的田野里踢蹬起满天的黄尘。

这情况使得村里的党支部非常着急。不信神的共产党员们于是纷纷出发去说服阻挡迷信的庄稼人。但阻挡不住，一时也说服不了。人们已经饿得有点发疯了。本来大多数庄稼人已经多年不信神，饥饿又使他们妄想试试神的威力，不灵了拉倒，反正横竖是个饿！

不管人们怎样饿得发疯，可仍然还像往常一样，抱着收获的希望，继续在焦干的土地上无益地劳作。无论如何，总不能躺在土炕上等死呀。

好在这个大难当头的时刻，曾经用血汗养育过中国革命的这块老根据地的人民，在党的关怀下从外省调拨来了一点救济粮。绝望之中领到了一份救命的吃食，这使得一张张面黄肌瘦的脸上，开始露出了一点生命的笑影。谁也不再抬着“龙王爷”的牌位去求神拜佛了。

可是，这点粮食终究是很难维持长久的。先是村里几个病弱的人，由于缺乏起码的营养倒下了，再也没有起来。接着，带有迷信色彩的各种谣言又在蜂起，使得本来饥饿的人们深深地陷入了精神的恐慌……

一九六一年，这可真是个难熬的年头啊！

不幸的是，我却正是在这艰难贫困的年头，以名列前茅的成绩考入了县上唯一的一所高级中学。

这的确是不幸的——尤其对父亲来说。他本来盼望我考不上。他大概觉得，要是我考不上的话，我的失学就只能怪我自己的不争气，而怪不到他无力负担了吧。要是在本村上小学或者在邻近的镇子里上初中，都可以在自己家里吃饭，这好歹总能凑合的。而到百里路以外的县城去读书，对一个农家户来说，就是好年头也不是一件容易事，何况眼下又到了什么样的境地！难道能带着野菜和榆树皮去学校吗？

当然，父亲从来没有说过这些话，但我早已看出了他的心思。我并不因此而对他懊恼。说起来又怎能怪可怜的父亲呢？我三岁上就失去了母亲，他既是我的爸爸，也是我的妈妈。在十几年并不轻松的生活中，硬是他一手把我拉扯了这么大。他害着那么严重的关节炎，为了多挣点工分，多分点红利，好供养我读书，总是一瘸一拐在山里劳动，在家里操磨，连下雨天都不敢歇一歇的。我知道，他现在实在是没办法了，要是有办法的话，可怜的父亲就是赔上老命也不会委屈我的。看看吧！眼下我们的光景都快烂包了。粮食已经少得再不能少，每顿饭只能在野菜里像调料一样撒一点。地里既然长不起庄稼，连野菜也不多的。父子二人全凭乱七八糟的凑合着过。

对农民来说，没有粮食，当然也就没有钱。我现在已经到了懂得讲究点穿戴的年龄，可几年前做的那身粗布衣服，早已破烂不堪，上面缀满了我自己和父亲帮我缝纳上去的各式各样的补丁。

唉，就这个样子，我自己心里也明白：即使父亲有心供我继续上学，我也起不了身。

可是，一想到我从此就要辍学，心里痛苦得火烧一般。接连几天，我不想吃，也不想睡，夜深人静时，我从熟睡的父亲身边溜出来，出了门，在村外的野地里漫无目的地走；我走着，痛苦地用自己的脚踩踏自己的身影，可那黑色的影子永远在我身边跟随，就像那不幸的命运一样。

艰难的生活使人过早地成熟起来。我已经在认真地思考一些复杂的问题了。我现在痛切地知道，眼前的情况，是我自己在人生道路上一个最重大的转折。我想：如果我能继续上学，说不定将来会成为工程师或者文学家。这样我就会改变我的传统的贫困家境；同时也会实现我想为祖国做出不平凡的贡献的理想。要是我从此中断了学业，那我就不得不继承父亲的地位。这对我来说是极其难堪的。从内心讲，我并不鄙视农民，从我的祖上到我可怜的父亲，就都是土地恭顺的仆人。但我决不满足继承他们的专业啊！我想我应该比他们更有出息，也应该比他们做更大的事业。的确，要不是碰上这么个灾荒年头，亲爱的祖国本来已经给我展现了这样的前程。现在呢……

正当我们父子愁眉苦脸的时候，本来因饥饿变得寡言的乡邻们，都纷纷前来我家提出忠告。少数人劝我休学。他们说这年头在家里总好凑合一些。再说，当农民苦是苦，但将来要是好好成个家，生儿育女，一辈子也照样活人哩。而多数人劝我父亲再咬咬牙，让我把高中上完。他们说我将来一定能考上大学的；等我考上了大学，也许就再不要花费什么了。有的人甚至说，按我的聪明来看，说不定日后还要“留洋”哩。总之，他们认为我前途远大，千万不能给断送了。他们甚至觉得，我所取得的好成绩，对于我们整个马家圪村来说，也算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呢！在这个偏僻而贫穷的小山村里，历史上还有什么事这么荣耀地在全县挂上了号的呢？村里几个辈分很高的白胡子爷爷并且预言我将来要“做大官”。从这点出发，他们几个老人就不光是劝说，而是在训斥和指教我那可怜的父亲了。他们吓唬胆小的父亲说，要是他不供我上学，将来非遭“五雷轰顶”不可！

那几天，这几个在村里受人尊敬的老爷爷，经常瘦骨伶仃地坐在村头土地庙前的阳崖根下，怀着无限的感慨宣传说我将来的发展他们早就预料到了，因为他们年轻时帮忙搬挪过我老爷爷的坟墓，发现一棵老榆树网络般的根须，竟然把他老人家的棺材抬架到墓穴的半空中。他们对这件稀罕事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家（或者说是我们马家圪村）迟早要出个“贵人”。

“看看，”他们说，“这人恐怕就是建强！”

我的亲爱的父老乡亲们，不管他们有时候对事情的看法有着怎样令人遗憾的局限性，但他们所有的人都是极其纯朴和慷慨的。当听说我父亲终于答应继续供我上学，全村人尽管都饿得浮肿了，仍然把自己那点救命的粮食分出一升半碗来，纷纷端到我们家里。那几个白胡子爷爷还把儿孙们孝敬他们的几个玉米面馍馍，颤巍巍地塞到我的衣袋里，叫我在路上饿了吃。他们分别用枯瘦的手抚摸了我的头，千安顿，万嘱咐，叫我好好“求功名”去。我忍不住在乡亲们面前放声痛哭——自从妈妈死后，我还从来没有这样哭过一次。我猛然间深切地懂得了：正是靠着这种伟大的友爱，生活在如此贫瘠的土地上的人们，才一代一代延绵到了现在……

就这样，在一个夏日的早晨，我终于背着这些“百家姓粮”，背着爸爸为我打捆好的破羊毛毡裹着的铺盖卷儿，怀着依恋和无限感激的心情，告别了我的亲爱的马家圪村。我踏着那些远古年代开凿出来的崎岖不平的山路，向本县的最高学府走去——走向一个我所热烈向往但又完全陌生的新环境。我知道在那里我将会遇到巨大的困难，因为我是一个从贫困的土地上走来的同样是贫困的青年。但我知道，正是这贫困的土地和土地一样贫困的父老乡亲们，已经教给了我负重的耐力和殉难的品格，因而我又觉得自己在精神上是富有的。

二

我终于上了高中。

我意识到，这是我生活道路上一个意义重大的开端。当我背着那点破烂行李踏进学校大门的时候，就像一个虔诚的穆斯林走进神圣的麦加，心中充满了庄严的感情。

但是，很快我便知道了：我在这里所面临的困难，比我原来所预料的还要严重得多。当然，饥饿仍然是一个主要的威胁，但不仅如此。

我万万没有料到，我的新悲剧在开始时，居然是由于我考了全县第二名所造成的。正是因为我的成绩名列前茅，我才被分到了这一级的“尖子班”——六四（甲）班。从此，一连串倒霉事就开始了。

这个班所以称“尖子班”，因为全是由今年升学考试成绩突出的学生所组成。学校领导敲明叫响说要“偏吃偏喝”，好在将来考大学时提高学校的升学率，以此和全地区其他中学竞赛。不用说，由于这个原因，分到这个班上的学生都因此而带着一种明显的荣耀的神气。

只有我神气不起来。别说神气了，我觉得自己在班上的同学面前连头也抬不起来。

这个班除了我是农民的儿子，全班所有的人都是干部子弟，包括县上许多领导干部的儿女。尽管目前社会普遍处于困难时期，但贫富的差别在我和这些人之间仍然太悬殊。他们有国库粮保证他们每天的粮食；父母亲的工资也足以使他们穿戴得体体面面，叫人看起来像个高中生的样子。而我呢？饥肠辘辘不说，穿着那身寒酸的农民式的破烂衣服，跻身于他们之间，简直像一个叫化子！

在家里时，四舍八邻都不富裕，因此谁也不为自己的贫穷而害臊。可现在一下子有了强烈对比，就明显地感到自己太恓惶了。我好像第一次站到了镜子前，照见了自己的这副模样是多么的寒酸。我羡慕我的同班同学们，他们的生活是多么的幸运。但我并不妒忌他们，我只是为我自己的寒酸而难过。我知道这不是我的过错，谁愿意过贫困难耐的生活呢？

在这种情况下，自卑感很快笼罩了我的心灵。班上的同学们大部分对我还是很热情的。他们之中的个别人也许在暗暗嘲笑我的破衣烂衫，但也得尊重我的另一个方面：一个乡巴佬孩子竟然奋斗到这个“尖子班”！

但是，我也担心往后有人会因为我的贫穷而欺负我，所以心情一直很沉重。

我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不久，情况就出现了。尤其是班上那个好恶作剧的文体干事周文明——看来这是一个对人毫无怜悯心的家伙，而不幸我却和他坐了同桌。

每当下午自习，我就饿得头晕目眩，忍不住咽着口水。而我的同桌偏偏就在这时，拿出混合面做的烤馍片或者菜包子之类的吃食（他父亲是县国营食堂主任），在我旁边大嚼大咽，还故意吧咂着嘴，不时用眼睛的余光扫视一下我的喉骨眼；并且老是在吃完后设法打着响亮的饱嗝，对我说：“马建强，你个子这么高，一定要参加咱班上的篮球队！”

这个可恶的家伙！他知道我饿得连路都走不动，还叫我去打篮球！

有一天，我们全班在校园后边的山上劳动，他竟然当着周围几个女同学的面，把他啃了一口的一个混合面馒头硬往我手里塞，那神情就像一个阔佬耍弄一个贫儿。

这侮辱太放肆了。我感觉浑身的血都往头上涌来。我沉默地接过这块肮脏的施舍品，猛一下把它远远甩在了一个臭水坑里！

周文明吃惊不小，一绺浅黄的头发披散在额前，手足无措地停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我同时用自己的眼睛告诉他：他如果要是再公开拿我的贫穷开心，我决不会对他客气的。

我的同桌从此便恨我了，但他再也不敢在公众面前公开侮辱我。

过不多久，更叫人难以忍受的事又发生了。

有一天，我们宿舍的一位同学放在饭碗里的一个玉米面馍突然丢了。那个同学把此事反映给了班主任老师。

事情很快就在全班传开来，说我们宿舍出了“贼娃子”。不用说，怀疑的目光又全部落在了我的身上。

啊，上帝作证，我连那个该死的玉米面馍也没见过！

我知道，人们怀疑我是正常的：因为在大家看来，偷吃一个微不足道的玉米面馍，大概只有我这号饿死鬼才干得出来。

无数鄙夷的目光像针一样扎在了我的心上，这使得我神情沮丧，抬脚动手都变得不自在。这反过来又使得大家对我的怀疑更其加深。老天！就连我自己也感觉到，我此刻这副样子在别人看来，大概也的确像是做贼心虚的小偷！

人们开始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我，而在背后我又成了他们谈话的中心。后来，连外班的同学也在指指画画议论我了。

但我向谁去辩解这个活天冤枉呢？我只能在心里为自己的清白辩护。最令人痛苦的是，大家都在背后议论，谁也不当着我的面说我就是“贼娃子”，这比公开地叫我小偷更使人受不了。

每天晚上，我都半夜半夜睡不着觉，咬着被角偷偷地啜泣。此刻，我真想和什么人狠狠打一架，好把我满心的愤懑排解掉。

就在这时，有人给班主任报告说：在我的枕头底下发现了玉米馍渣子。

班主任听到反映，乘我不在的时候，带领几个班干部查看了“现场”。据说，我的枕头底下的确有玉米面馍渣子。妈的，我的贼名眼看就要落实了！可是同时，有人也发现我枕头底下还有一些荞麦皮。大家再仔细一检查，发现我的枕头被老鼠咬破了一个洞。我常饿得倒下就不想动了，从来也顾不得关心我的枕头。

事情总算水落石出：是可恶的老鼠把那个玉米面馍拉在这里吃了，并且捎带着咬破了我的枕头。真他妈的，人倒霉了，连老鼠也来糟践！

事情到此实际上还没有完。一些不明真相的外班学生间，这个误会还在传，所以我的“贼名”也还在继续地张扬。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人要是被扯进一件丑闻，哪怕事实证明他与此无关，但名声总还要受到损害。

入学一月多来，我就生活在这样的气氛中。这一切简直叫人难以忍受，但也只能默默地忍受。我自己知道，我的人格这样被践踏，并不是因为我品行不端，仅仅是因为我家境贫寒！

痛苦已经使我如疯似狂。在没人的地方，我的两只脚在地上踢，拳头在墙壁上打；或者到城外的旷野里狂奔突跳；要不就躲到大山深沟里去，像受伤的狼一般嗥嚎！

啊！饥肠辘辘这也许可以熬过去，但精神上所受的这些创伤却折磨死人了。这个困难的岁月，对别人来说，也许只是物质上的短缺罢了；而对我来说，则是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的难关。我本来已经够不幸的了，经常身无分文，那点可怜的“百家姓粮”也只能使我不至于马上饿死。可现在还要在精神上承受这么大的打击和折磨！我缺乏吃的，但我更缺乏友爱。当然，班上大部分同学倒并不有意欺负我，这我看得出来；但我也看不出有谁想和我交朋友。不管怎样，我感觉他们大部分人还都是怜悯我的。而我宁愿饿死，也不愿意让人怜悯。对一个有血性的男子汉来说，再没有比被别人怜悯更伤人的自尊心了。

三

自从入校到现在，虽然只过了两个月，但我觉得比两年都长。我时刻处于饥饿和屈辱的夹击之中。我每时每刻都在内心里和这些不幸的厄运拼命搏斗，艰难地维持着我的学生生活。

不过我从来也没想过因此就中止我的学业。不！我的一瘸一拐的父亲已经好不容易让我读了小学和初中，又在如此艰难的年头挣扎着把我送到这里；我的乡亲们一片深情厚谊把自己的救命粮送给我，对我抱着莫大的希望支持我来到了这里；而我自己为了来到这里，又进行了怎样艰苦的奋斗啊！难道我能因为这些困难，就卷起自己的铺盖卷灰溜溜地滚回马家圪村吗？

我不会退却的。我就是咬着牙，也要把这苦难的日月熬过去。虽然现在多灾多难，但我相信未来，也对整个社会和我个人都充满希望。

对眼前各种各样的歧视（包括行为和心理的），我都用沉默的态度抵抗——也只能如此。再说，一个饥饿的人本来也就不想多说话的，舌头和嘴要是嚅动多了，会把可怜的胃囊引逗得更不好受。

人们不大理睬我，我也躲避着人。除了上课、自习，我总是一个人消磨时间。

下午吃过晚饭（我只买一碗稀饭）到晚上睡觉这一段时间，实在是太长了，经常饿得人心火缭乱。

饥饿本能地迫使我向山野里走去。

县城周围这一带是下过一两场小雨的，因此大地上还不像我们家乡那般荒凉。远远近近都能看见些绿的颜色。

我在城郊的土地上疯狂地寻觅着：酸枣、野菜、草根，一切嚼起来不苦的东西统统往肚子里吞咽。要是能碰巧找到几个野雀蛋，那对我来说真像从地上挖出元宝一样高兴。我拿枯树枝烧一堆火，急躁地把这些宝贝蛋埋在火灰里，而往往又等不得熟透就又扒出来几口吞掉。

节气已经到了秋天。不很景气的大地上，看来总还有些收获的：瓜啊，果啊，庄稼呀，有的已经成熟，有的正接近于成熟。这些东西对一个饿汉的诱惑力是可想而知的。但我总是拼命地咽着口水，远远地绕开这些叫人嘴馋的东西。我只寻找那些野生的植物充饥，而这些东西正如水和空气一样，不属于任何个人。除此之外，我决不会越“雷池”一步的。我已经被人瞧不起，除了自己的清白，我还有什么东西来支撑自己的精神世界呢？假如要是我真的因为饥饿做出什么不道德的行为来，那不光别人，连我自己都要鄙视自己了。

当太阳快要落在城西那些大山后面的时候，野菜野果也已经把我的肚子填得差不多。这时，我就满足地往回走。

我通常并不马上就回学校去。我先进了县城，然后穿过那条石板街道，出了清朝年代修起的那个破城门洞，到城墙根下面的小河边去。

这时候，小河里也没人洗衣服，幽静极了。我先在水里把染在手上、嘴上的那些野生植物的绿色浆汁洗净，然后便悄然地躺在岸边那个小石窝里。说起来，这个小石窝也实在是个好地方。它主要好在一点上，躺在里面，谁也看不见。我戏谑地在心里把它称为我的“别墅”。每次饱餐了野味，我非要到这里来静静地躺一会不可。此刻，太阳晒过一天的石板，还留着微微的温热，躺上去简直能叫人忘乎所以。

我心平气和地躺在这温热的石窝里，静静地谛听着下面琴一般悦耳的流水声；或者仰起脸来，望着纯净的蓝天和那延绵不断的群山。太阳在最后落下去之前，把那橘红色的光芒淡淡地、轻柔地抹在了对面的山尖上；而所有两山之间的沟坡都已经沉浸在阴影之中。不久，所有的山头从低到高，那点余晖便渐渐地抹去；大地上立刻出现了一会短暂的明亮。过不多时，一切就都变得模糊起来。

我静静地躺着，怀着一种超脱的心情，望着大自然的这些变幻。当天色渐渐暗下来的时候，我坐起来，目光急切地在苍茫中张望，寻找，希望能再见大地上那些绿的颜色。噢，绿色啊！在世界上所有的颜色里面，再没有比大地的绿色更叫人喜欢和留恋的了。我喜欢这绿色，是因为这绿色的生命一直在养活着我。每当这样的时候，我也就忍不住想起了自己在乡下度过的童年。那时候，每当冰冻的土地刚刚变得松软起来，我们一群小孩子就跑到田野里去，小手在解冻了的土地上刨啊刨……当终于刨出一颗嫩绿的草芽时，大家就都惊喜得欢呼起来。我在这个时候，总是禁不住热泪盈眶。我当时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而哭。我只觉得我的心在愉快地颤栗……

在我们这里，冬季是十分漫长的。一年中几乎没有春天。而夏天刚来不久，秋天也紧跟着到了。接着，内蒙古草地上的雁群就嗷嗷地啼叫着，排成队，飞成行，掠过刚收获过庄稼的光秃秃的山头，到遥远的南方寻找温暖去了。塞外吹来的寒风立即任性地扫荡整个黄土高原，田野里就再也寻不见一点绿的颜色。尤其节令到了三九四九，家家都冷得封门闭户，这对于乐趣永远都在田野里的乡间孩子来说，到了这时就只能闷头呆在家里了。严酷的冬天把田野变得丑陋不堪。等到一场大雪过后，土地立刻冻得像铁一般硬。坚冰覆盖了所有的河道，路旁崖岩上吊起了冰帘，像老头儿的白胡子一般。尖刀似的风把干活的男人们从地里赶回来了。人们只能整天坐在炕头上，抽旱烟，说古朝，拉搭一些庄稼人说了多少辈子的老话。

每当寒风把大地上所有的绿色生命杀尽以后，我自己的心在整个冬天也就枯萎了。记得那时，我常常幼稚地担心那些绿色的草呀，树呀，大概要永远地死去了。想到人将要在一个没有绿色的世界上活下去，心里既难受又害怕。因此，第二年春天，当一看见大地上又萌生起绿色生命的时候，感动和喜悦的心情常叫人鼻子发酸。等到清明节一过，村外小河岸边和向阳的山坡就冒出了一大片一大片的青草的嫩芽，蓝色的、火焰般的马兰花也在路径两侧怒放了。这时，我们这些孩子照旧穿着在冬天穿烂穿脏了的棉衣裤，手拉着手，在田野里奔跑、叫喊；拾些干柴火点起一堆火，把各自带来的干粮放在火边烤，你吃我的，我吃你的，友爱地不分彼此……

我坐在黑暗笼罩了的石窝子里，一往情深地回忆起这些没有冷漠，没有歧视的童年的生活，眼泪忍不住一个劲往下淌。这更使得我对自己目前的处境感到伤心。但是，我又想：生活不管怎样变化，母亲一般养育过我们的土地毕竟还是爱我的，现在她不是还继续用她绿色的奶汁喂养我吗！大地啊，你给了我们欢乐，你又把我们的愁苦溶解在了你那博大的胸怀里……直等到天色完全暗下来的时候，我才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告别了我的伊甸园，在夜幕的遮掩下回到学校。

远远望见那一排排灯火通明的校舍，我的心情又完全陷入了压抑之中。田野里虽然空无一人，但它对我来说是亲切友爱的；而在人声鼎沸的学校里，我知道我会多么孤寂。

每次，在接近学校大门的时候，我都要拐到校门右侧的文庙牌坊下站一会。因为这时正是走读生们回家的时候，我怕班里的同学看见我。

我孤零零地站在黑暗中，望着一群一伙的同学们从校内拥出来，一路上互相热烈地交谈，亲切地说笑，有的甚至友好地手臂相攀，向灯火通明的街道走去。

我呆呆地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真想大哭一场！我在心中默默地向他们呼喊：啊，亲爱的同学们，我并不奢求你们的友爱，但你们也该让我平等地生活在你们之中吧！

四

渐渐地，我被大家遗忘了。这就是说，同学们已对我的贫困见惯不惊，习以为常，不像刚来时那样地感到“新鲜”了。

按常理，一个人要是被周围的人遗忘，那可绝不是一件好事。但对我来说，这却是求之不得的。谢天谢地，这也就好了。在我的位置上，我还再敢希冀什么呢？我只祈求让我的心灵能得到一点安宁，好让我全力以赴对付可怕的饥饿。

唉，说起饿肚子，那可的确是越来越严重了。父亲不久前托人捎来话，说他这半年是再无法给我送来一颗粮食了。这我早已料到。我知道，就是一月前送来的那十几斤高粱，也是他从自己的口里节省下来的。我虽然可怜，但好歹总还没断五谷，谁知道可怜的父亲现在拿什么糊口呢？

我毫不犹豫（也不需要犹豫），就把开学时带来的那点“百家姓粮”，再一次从每天的数量中压缩掉一半。这样一来，一天就几乎吃不到什么了。两碗别人当汤喝的清水米汤，在我就算是一天的伙食。

饥饿经常使我一阵又一阵地眩晕。走路时东倒西歪的，不时得用手托扶一下什么东西才不至于栽倒。课间，同学们都到教室外面活动去了，我不敢站起来，只趴在桌子上休息。我甚至觉得脑袋都成了一个沉重的负担。别人哪会知道，仅仅为了不使尊贵的头在这个世界面前耷拉下来，我全身的其他部位在怎样拼命挣扎着支撑啊！

饥饿使得我到野外的力气都没有了，因为寻觅的东西已经补不上所要消耗的热量。除去上课，我整天就蜷曲在自己的破羊毛毡上。白天是吃不到什么的，可晚上只要一睡着，就梦见自己在大嚼大咽。我对吃的东西已经产生了一种病态的欲望，甚至都干扰得连课都听不下去。上数学时，我就不由得用新学的数学公式反复计算我那点口粮的最佳吃法；上语文时，一碰到有关食品的名词，思维就要固执地深入到名词背后的实物上去；而一上化学课，便又开始幻想能不能用随手可拾的物质化合出什么吃的来……

这情况终于导致了令人难堪的局面：期中考试时，我这个全县第二名一下子变成了班里的倒数第二（仅仅在周文明前面）！

我早就知道会有今天的！但真正面临这个现实，痛苦和震惊简直叫我目瞪口呆。从我上小学一年级起，学习成绩还从来没有这么糟糕过。

那天下午公布完成绩，大家很快都走了。我一个人呆在空荡荡的教室里，像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我在精神上唯一的安慰被粉碎了，这使我第一次真正产生了绝望。我知道这是极其可怕的。我丧气地想：我要是在考试前能有一顿饱饭吃，我的引以为骄傲的学习成绩也许不至于一落千丈。考场上我头昏眼花，在紧要关头连一般的逻辑推理都乱了套。这确是事实。可是，能拿这样的理由为自己没考好而开脱吗？

怎么办？没有其他办法，只能拼命往前追。

为了夺回过去的光荣，我重新开始了一番拼命的奋斗。晚上，我强迫自己从破羊毛毡上爬起来，赶到教室里去复习功课。只要不晕倒，就在课桌上趴着。为了再一次冲到前边，我准备付出任何代价，哪怕一下子就死在教室里呢！我对自己说：死就死吧，这么不争气，活着又干什么？生活的贫困我忍受着，但学习上的落伍是无法忍受的，这是真正的贫困。我必须在这个竞争中再一次名列前茅。我知道这样的“赛跑”对我来说是极其艰难的，因为我的腿上时刻绑着饥饿的“沙袋”；没有人为我鼓劲，我只能自己为自己助威。为了刺激学习劲头，我甚至为自己许了一个阿Q式的愿：等下一次考好了，一定饱餐一顿。随后又为自己给自己吹的这个牛皮而哑然失笑了。

可是不久，我却是真的遇到了一次饱餐的机会——但我宁愿被别人打一记耳光，也不愿意饱餐这顿饭！

国庆节到了，学校把自己喂的几头瘦猪杀了，准备下午会一顿餐，实际上只是免费给每人一勺肉菜。这年头，吃一勺肉菜不光对我这样的饿汉难得，就是对其他同学也是难得的。

上午，生活干事吴亚玲召开了一次简短的班会。她告诉大家，学校灶上因会餐，做饭的炊事员忙不过来，要各班去一个同学帮灶；帮灶的人和炊事员一样，下午的饭菜不限量。她叫大家提名。

还没等众人说话，吴亚玲自己又宣布说：“我建议马建强去。”

教室里有节制地轰一声笑了。全班用这种形式一致通过了她的提议。

这又是一个侮辱。我全身的血轰地涌上头来，感到自己的意识和灵魂立刻就要脱离开身体，向外界飞去。我的两只手在桌子下面哆嗦着，急忙中想狠劲抓住个什么东西，好暂时控制一下自己。

我不知道同学们是什么时候离开教室的。老半天，我才感到桌子下面的两只手黏糊糊的出了汗。拿出来一看，原来是那支宝贵的“民生”牌钢笔在手里被折断了，蓝墨水染污了两手。

我感到鼻子口里喷着火一样的热气。我恨这个吴亚玲！本来同学们已经把我“遗忘”了，可今天她又使大家这么随意地嘲弄了我一次！

我决定还是去帮灶。不过，我心里想：谁要是抱着险恶的心理认为我终于接受了这个“肥缺”，那就让他等着瞧吧！哼！

户外的天气是非常好的，深秋的蓝天显得纯净而高远。被人踩得硬邦邦的大操场，在阳光下一片白光刺眼。也没有风，操场四周的几排小叶杨，叶子干巴巴地蒙着一层尘土，静静地站立着。

我穿过操场向灶房去的时候，看见校园里红红绿绿贴了许多标语；各班的黑板报也换上了新内容，标题都用彩色粉笔写成各式各样的美术字。同学们三三两两在校园里蹓跶，互相嬉笑打闹。各班的文艺队也都在为晚会准备节目，这里那里传出了和谐的合唱声，以及吹得很刺耳的梅笛独奏曲。就是在这严重的困难时期，此刻毕竟也显示出了节日的气氛。这气氛也给了我一种感染，心情稍稍为之平复。

我走过操场中央，无意中看见吴亚玲和我们班长郑大卫，正站在外班一块黑板报下指指画画评论着什么。我忍不住停了脚，怀着一种刻毒的心理瞅了一眼他们得意洋洋的背影。

“不要脸！”我在心里骂了一句。

吴亚玲是全校瞩目的人物。凡是长得漂亮而又活泼的女性，到哪里也总是叫人瞩目的。我们的生活干事正属于这一类。她长得的确漂亮，会跳舞，会唱歌，学习也是班上女同学中最好的。加上她是我们县武装部部长的女儿，这就更显得她与众不同。她漂亮是漂亮，倒也不怎样刻意打扮自己，甚至大部分时间只穿一身改裁了的男式旧军装——可这又比刻意打扮更独出心裁地引人注目。

不用说，班上的男同学都爱和她接近。尤其是文体干事周文明，要是吴亚玲和他说上几句话，一整天都会高兴得红光满面。但是，这位“校花”看来真正要好的男同学，倒只有郑大卫一人。郑大卫是郑副县长的儿子，是今年全县高中升学考试的第一名。他从里到外看起来都聪敏，平时戴一副白边眼镜，说话举止简直像一个老师。我隐隐约约听人说，郑大卫和吴亚玲的父亲在战争年代一同在我们县上领导过游击队，是老战友。据说他们的父母亲在他俩刚生下来时就订了亲；说他俩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是同学，现在已经谈上恋爱啦！谈恋爱对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还是一件相当神秘的事，因此不管是真是假，在同学们看来总是颇为新奇的。我知道，班上的调皮同学平时除议论我的寒酸，大概就是在议论他们俩的长长短短了。说实话，我对这种事毫无兴趣，我连肚子都填不饱，还顾得上关心人家谈情说爱哩！

当我的视线离开他们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心里猛然间又翻上来另一种说不出的味道。我仍然在恨吴亚玲（这种恨也波及到了和她要好的郑大卫），但我又对自己刚才那种刻毒的心理有点后悔。我弄不清楚这种突发的情绪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到了灶房，我才逐渐把这种懊悔的原因理出了个头绪。这就是：如果不抱什么成见的话，说真的，在我看来，他们俩在一起真给人一种美的感觉。把他们的健美和漂亮，出色的学习，同等的家庭等等糅合在一起，就像同质料的大理石砌起来的弧线形拱门似的令人羡慕和赞叹。尽管我刚才在感情上反抗这种认识，但同时理性却很快地做出了这样的结论。因此后来我便懊悔了对于他们的那种刻毒的心理——诅咒美是一种可耻的行径，我不应该低下到这种程度。

可是这样一来，吴亚玲给我带来的侮辱反而越发使我受不了。我现在可以不诅咒她，但我仍然要恨她：你们有吃有穿有幸福，我并不嫉妒你们，可你们为什么这样践踏一个可怜人的自尊心呢？

在学校的灶房里，我沉默地剁肉、切菜、淘米、揉面，根本闻不见饭菜的香味。我甚至看见煮在锅里的那几只猪头，似乎也在龇牙咧嘴地嘲笑我是为了吃它们而来的。妈的，我恨不得把这几只猪头捞在案板上用斧头几下就剁碎！

不，让这些东西见鬼去吧！哪怕是山珍海味，长生不老药，我今天也不会吃的！

开饭前半个钟头，我就从灶房里溜出来了。我连用自己的饭票买得喝一碗清米汤的欲望也没有。

我怀着愤慨的心情，默默地来到了学校后面的一个山坡上。腿软绵绵的，一下坐在一块刚收获过土豆的地里，忍不住把脸偎在松软的土地上，就像小时候受了委屈偎在妈妈的怀里，无声地啜泣。在人们的面前，我是坚强的，但在我一个人的时候，我的感情往往很脆弱，经常忍不住淌眼泪……

我睁开眼，看见美丽的夕阳正在西边的山峦间向大地微笑着告别。我知道刚才睡的时间有多么久了。我想站起来，但身上连一点力气也没有。胃囊在痛苦地痉挛着，饥饿像无数利爪在揪扯着五脏六腑。我的两只手立刻下意识地在土地上疯狂地刨抓着——因为我想到这块刚收获过的土地，说不定能寻找几颗主人遗下的土豆。

经过一阵拼命的挖掘，结果令人非常失望。在这个灾荒年头，人们的收获都是十分仔细的，轻易不会把能吃的东西遗留在地里。

但是，一阵喜悦终于使我兴奋得全身发抖，因为我的右手在土地的深处摸到了一个又圆又大的家伙！

我怀着一种幸福的心情，慢慢把这个宝贝蛋从地里挖出来，结果懊丧之极：原来是一个石头蛋子。

由于在泥地上睡得久了，湿气使我全身都在发痒，两只泥手忙了半天也没制止住。就在这时，我突然发现旁边一个小洼里似乎有一棵土豆蔓子还牵在那里。这个吸引力立即使我轻快地站起来，像猎狗发现了兔子一般，一蹿扑了过去，用手扯了扯这干枯的蔓子：天啊，它真的还在地里长着！

我刨出了五个又圆又大的土豆，捧在手里一个一个地看，傻呵呵地笑。

我用干枯的土豆蔓子点起一堆火来，开始了我自己的“国庆节会餐”。

这时候，天已经渐渐地暗下来，学校的大操场上传来了沸腾的人声，各种乐器杂乱的调音和一些未经调教的女高音那“啊啊咦咦”吊嗓子的刺耳声……国庆节的联欢晚会大概快要开始了。我才不管这些呢，我的下一个节目是：烧土豆吃。

我刚把那五个宝贝蛋小心翼翼地埋在火堆里，突然隐隐约约看见有一个人，正从苍茫的暮色中向这边走来。

五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此刻站在我面前的竟然是吴亚玲。

我脑子里跳出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下我可不能按我的方式吃这五颗烧土豆了。所谓我的方式无非像俗话说的“狼吞虎咽”罢了。

对她的到来，我感到愤怒，但一时又不好发作，只希望她是偶然路过这里的，别老呆着。但她竟然站定在我面前，并没走开的意思。看来她现在大概在好奇地研究我在这里干什么事哩。你要研究就研究吧，这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我对这个来访者不屑一顾，好像我根本就不知道她的存在。先前的恨加上现在的恼火，使我对她真正地厌恶起来。

我默然地坐在火边，克制着食欲，双臂抱着腿膝盖，尽量把自己的头颅抬高，做出一副傲然和冷漠的神情，望着山坡下县城的那些建筑物。此刻，县政府大门上为节日而装饰起来的一串串彩色灯泡，已经在黄昏中大放光明，耀人眼目了。往日，小县城一擦黑就落了市声，可今晚上却比白天都要嘈杂得多。四面传来的人声、乐声、歌唱声混合在一起，乱纷纷的。县政府上面就是武装部。大门口，用竹竿挑起的两个大红宫灯正在微风中轻轻地旋转；虽然看不见，但我猜想那上面大概分别写着“欢庆”两个黄字或者白字。我马上想到，此刻神秘地出现在我身边的这个人就是从那里出来的。说不定她吃饱了节日的饭菜，为了消化的缘故到这里散步来了，可她此刻却正在妨碍一个饿汉吃他的几颗烧土豆哩。

“土豆烧熟了，你闻，喷香！”

这是她的声音。

这个讨厌的女生！她已经知道我火堆里的秘密了。如果不是强忍着，我真想臭骂她一顿。

我现在凭感觉，知道她已经蹲在了火堆边，并且用什么东西在火堆里扒拉开了。

天啊，我现在对这个不速之客来光顾我的这顿晚餐，实在感到莫名其妙！生活干事是专门捉贼来了？还是偶尔遇见我饿得不顾体统，想再拿我开开心？或者……

“烧土豆可要趁热吃哩。呀，好香！能不能让我也尝一个？……不说话就是同意了。”

我忍不住扭过头，想看一看这个厚脸皮究竟要干啥。

这可真把人气坏了，我看见她正蹲在火堆边，用自己的手帕在揩我的那几个烧熟了的土豆，就像这土豆的主人是她而不是我！

我听见自己鬓角的血管在嘣嘣地跳。我还从来没遇到过这种局面，准确地说，从没遇见过这么一个人！我为她感到害臊，真想站起来就走，让这个脸皮很厚的人去吃吧。

但我下不了这决心。说实话，我留恋我的那几颗可爱的烧土豆。我已经差不多一整天没吃饭了，不争气的肚子一直在咕咕地叫唤着。

现在，吴亚玲已经把沾在土豆上的灰分别用手帕揩干净，随后又把她的手帕铺在我的面前，把土豆放在上面。她两只手抓起两个来，一个给我往手中递，一个已经送到了她自己的嘴边。她笑盈盈地说：“不反对吧？我可不客气了……”她把土豆咬了一口，而另一只手一扬一扬地给我递另外的那颗，眼睛不眨地盯着我，神情像逗小孩似的，等待着我的反应。

啊！这可真把人难死了。我的两只手不知为什么有点抖。去接吧，精神上根本没这个准备；不接吧，似乎又觉得这个令人生气的人有一种执拗的真诚。其实，就在我思想上犹豫着是该接还是不该接的时候，我那该死的不争气的手已经伸出来了。

接住就接住吧。为什么不接呢？这土豆是我烧的，现在却反叫这个人把我弄成了一个客人——客人应该是她。

我仍沉默着，专心一意地吃着土豆。啊，好久没吃这样的美味了。真香！一个接着一个，我把余下的三个全吃了。

现在该走了。我决定不给她打招呼。打什么招呼呢？又不是我请她来的。我现在对她只有一肚子气。哼！在她看来，她给我照顾的那个“美差”已经使我的肚子里填满了大灶上的肉菜蒸馍了吧？

我很快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抬腿就走。可是，吴亚玲也跟着起身了，就跟在我身后。天啊，这究竟是怎么啦？

“马建强，你能不能给我帮个忙呢？噢，是这样的……”她在我身后绊绊磕磕地走着，说开了话。“你为什么不说话呢？……是这样的，我们家的斧头和斧头把子‘分家’了，你能不能帮我‘说合’一下？哈，你看我尽胡说！什么‘分家’‘说合’的，就是斧头的楔子掉了，你是农村来的，一定对这种活计手熟，能不能帮我弄一下呢？”

她见我不说话，又在后面絮叨开了：“你为什么不说话呢？你如果还忙别的事，就算了。你不知道，我下午吃完饭就一直在找你，到处找不见，后来听人说见你到后山来着，我这才跑到这儿找你来了。你不知道，这把斧头是我们家的宝贝呢！打炭，劈柴，经常离不了。你为什么不说话呢？是不是嫌我吃了你的土豆啦？”她在后面咯咯地笑起来，“我开玩笑哩，别又恼了呀！”

我仍然沉默着，但心眼却活动开了。真想不到吴亚玲是找我来帮忙的。而且按她自己的说法，她已经找了一下午，最后才寻到坡上来。我简直不能相信这等事。我马上觉得，出现在我面前的这事儿似乎包含着许许多多一时说不清楚的内容。我承认，我的心在一刹那间受了感动，她在不久前带给我的所有不愉快一下子就被推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

已经到学校后面的大院里了。吴亚玲赶上来和我并排走着，在明亮的路灯下侧着头问我：“你倒是愿意不愿意帮我这个忙嘛？呀，你这人真傲，和凡人不搭话！”

现在，我并不对她这刻薄的话生气了。我迟疑了一下，站住了，想对她说我愿意去，却又说不出口，只好不看她，对着一个什么地方茫然地点了点头。

她立刻高兴地笑了，一双大眼睛扑闪着莫测的光芒，似乎在说：看，我终于战胜了你。

学校离武装部并不远，我跟着她很快就到了她家。

吴亚玲把我引到了她父母住的窑洞（兼他们家的灶房）。她告诉我，她父母到郑大卫家串门去了，让我先在这儿呆着，让她到外面的柴垛上去寻那把坏了的斧头。

在我的想象中，武装部长的家并不是这个样子。现在看来，这家也平常极了，和我们公社一般干部的家庭差不多。砖砌的炉灶里正燃着很旺的炭火，上面一只铝锅哗哗地响着开水，四周冒出的热气使整个窑洞有一种暖融融的气息。炕上铺着双人绵羊毛毡，看来年月已经很久，磨损得软塌塌的。两块被子垒在一起，上面蒙着一块军绿毛毯；毛毯的一个破角补着一块黄布。炉台对面的墙下有两只箱子，一只是木的，红油鲜亮；另一只是棕箱，上面隐隐约约看见“汉中县制造”的字样。窗前的办公桌上整整齐齐竖立着一排书，许多书背上都有“干部必读”几个字。一副茶色框架的老花镜没有入盒，搁架在一本打开的书上。炉台一面的墙上挂着一个古旧的挂钟，钟摆在玻璃后面无声地摆动。和挂钟相对的另一面墙上，离那个红木箱子尺把高的地方有一个相框，里面的那个老军人大盖帽下的一双眼睛威严地正视着对面；肩章上标着中校的军衔——这无疑是武装部长本人的照片。

窑洞里的摆设并不像我原来想的那么“洋气”，某种程度上倒像一个较富裕的农家户。真的，我并且还闻到一股腌酸白菜的味道，但我不知道这种带有农家气息的味道是从什么地方发出来的。

正在我这样无聊地观察这个本县著名人家的室内情景时，吴亚玲回来了，手里提着那把坏了的斧头。

“你怎不坐啊？”她把手里的斧头扬了扬，笑笑，“我们城里人真是十足的笨蛋！你看，就这么个简单营生都做不了……噢，你拾掇，我给你倒水。”

我拘谨地从她手里接过斧头。斧头实际上只是楔子掉了下来，楔进去就行了。我真不相信武装部长或者他的女儿就连这么个简单活都干不了。

不用说，我不费吹灰之力很快就把斧头弄好了。吴亚玲接过去看了看，也不说什么，漫不经心地把它丢在一旁，招呼着让我喝水。

“不，我不渴。我走啦。”我摇了摇头，说。

“什么？你这人怎么这样？你看水正开着，我就给你下饺子。我吃了你的土豆，你就应该吃我的饺子，礼尚往来嘛！再说，你给我帮了这么大的忙……”

这真是笑话！难道我做了这么一点扯淡事就要吃你的饭？我立刻觉得心里怪不是滋味。我所做的这点事根本不应该得到这种“奖赏”。我开始后悔来吴亚玲家了。本来，我能为自己终于给别人帮了一点忙而感到心里熨帖，现在又被“吃饭”这两个字败坏完了。

“不！我已经吃过饭了。”我认真地撒了个谎，拔腿就走。

我根本不知道吴亚玲怎么一下子就横在了门口，挡住了我。她几乎是叫喊着说：“不，你没有吃饭！没有吃！我全知道。我伤了你的心，你恨我……”

我愕然了。我吃惊地看见吴亚玲是那么激动，满脸通红，眼睛里似乎还旋转着两团亮晶晶的东西。

“你不能走，马建强同学，你一定得吃饭……”她的声音低了些，但仍然很激动，“我知道你心里对我有看法。其实，我让你去帮灶，完全是一片好心，想不到结果会这样，伤了你的自尊心……但事后我很快便意识到我做了一件错事。我后来问了灶上，知道你没吃饭，心里很难过，就到处找你。我知道你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把饺子给你包好，我就想了这个办法把你引到我们家。怕你拘束，我还把我爸我妈支到大卫家去了……”她说着，一直在眼里旋转的泪珠终于挂到了脸上。

啊，原来是这样！

我的嗓门眼早已被一团火辣辣的东西堵塞了。我感到自己的整个身体都在剧烈地哆嗦，只是强忍着没有哭出声来。我只简单地对她说：“吴亚玲，请你原谅我。我现在什么也吃不下去……”

我匆匆向院子的大门口走去。止不住的热泪在脸颊上刷刷地淌……

六

一夜寒风就把不凉不热的秋天吹走了。讨厌的冬天追随着最后一批南迁的大雁，降临在了黄土高原上。浪涛起伏般的千山万岭，很快变得荒凉起来。县城周围的山野，光秃秃的，再也看不见一星半点的绿色。

早晨或者晚间，城市上空的烟雾骤然间浓重起来，空气里充满了一股难闻的炭烟味——这说明闲置了一年的各种取暖炉子，现在又都派上了用场。

日月在流逝，时序在变换，我基本上仍然是老样子。自国庆节后，吴亚玲又主动找了我两次，说她要帮助我一点什么，但我都躲开了。我怀着一种感激的心情躲避着她的关怀，和她更疏远了。除了乡巴佬的拘谨和胆小，主要是我还不习惯平白无故地接受别人的帮助。尽管我看出来她是诚心的，但我既不是她的亲戚，又不是她的熟人，凭什么要接受这种帮助呢？而严格说来，她对我还是个生人——在国庆节之前，我实际上和她连一句话也没有说过。再说，她还是个女生。一般说来，我们这种年龄是怕和女生接近的。

但吴亚玲的行为无疑给我的精神投射了一缕阳光。人要是处在厄运中，哪怕是得到别人一点点的同情和友爱，那也是非常宝贵的。品格低下的人会立即顺蔓摸瓜，把别人的这种同情和友爱看做是解脱自己的救命稻草，一旦抓住了，就会拼命不放；即使叫别人沉没，也要让自己跳出苦海。而对一个稍有道德教养的人来说，就不会是这样。我珍惜这种美好的人情，同样以高尚的心灵给予回报。

我现在越发对自己的学习成绩害臊了；我知道我为什么首先把思想的焦点强烈地凝聚在这一点上。是的，我的学习已经到了这般落后的地步，我怎配让人尊重呢？

在这个新的强烈的精神刺激下，尽管饥饿常使我天旋地转，但一旦坐进教室，趴在自己的课桌上，面对课本和演算本，全身就像弹簧一样紧紧地压缩在一起，没有任何的松懈。然而一经离开教室，精神稍一松弛，这“弹簧”就会嘣的一声散开，立刻感到浑身所有的关节都已松脱，软得就像一摊稀泥……

好在城郊秋收的时候，我曾在那些留下庄稼茬的土地上，捡了一点土豆和十几穗并不丰满的玉米棒。我当然不能把这点干粮放在宿舍里，我把它藏在了学校后山上一个被生产队遗弃了的破砖窑里。每当晚上复习完功课，我就摸黑跑到这个荒凉的地方，拾点干柴枯草，打一堆火，烧几颗土豆；或者在火里爆一把玉米花。我不能想象再有比这更好的晚餐了。这样稍稍恢复了点精神之后，我就在黑暗中背诵当天新学的数理化公式；或者在心中打着作文的底稿，嘴里念念有词……啊，破砖窑呵破砖窑，你又成了我的“冬季别墅”了。小河边那个安乐窝我现在是再不能去了，因为一到冬天，河道里的风特别硬，叫人受不了。而这个新的地方既避人，还能遮挡点严寒。

不久，期中大考开始，我怀着充实的心情应试。

考试的结果连我自己都大吃一惊：各门平均的分数是全班第一。聪敏好学的郑大卫不得不屈居第二了。我的同桌周文明和上次考试一样，仍然是全班倒数第一，不过和体育、唱歌的分数拉起来，还算勉强及了格。他又到处抱怨说文体干事的工作耽搁了他的学习。

成绩一经宣布，我默默地走出教室，像胜利了的拳击手一样，疲惫不堪中带着说不出的欢欣。

到了大操场上，激动的情绪进一步高涨起来。尽管两条腿饿得软绵绵的，但很想走动走动，甚至想跑一跑。

我一个人来到学校后院的大墙下，踏着那些衰败的枯草，独自蹓跶。沿墙根的几棵老梨树已经落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枝条灰白而洁净，在初冬的寒风中静静地挺翘着。其中有一棵树的树梢上，竟然还奇迹般地留了一片硕大的叶子，被寒霜染得一片深红，旗帜似的在蓝天下索索地招展着。

不知什么时候，我突然感到有一只手掌轻轻地搭在了我的肩膀上。我吓了一跳，回过头一看，原来是郑大卫。大卫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转身来到我面前，说：“建强，你真行啊！我真没想到你能把物理试题的最后一道完满地解决了。那的确很难，我觉得其中有一个环节是我们还没有学过的。你不知道，咱们物理课的王老师曾说，这次物理考试他断定不会有人得满分。我不服气，结果这道题还是没能答出来。可你让王老师的话落空了！这真叫人高兴。尽管出这样的难题同学们有意见，但我是很支持王老师的。这样做也有好处，因为我们已经是高中生了，得逼着多学一点课本上没有的东西。不瞒你说，这道题我现在还不会。王老师说下星期上物理课时专门讲解。我不想这么现成地接受，在这之前非靠自己解了它不可。我想讨教于你，但请你千万不要对我说出解题的步骤，你知道我需要的是启发……”

普遍受同学们尊重的班长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并且用如此真诚的谦虚态度来向我请教，使我在吃惊中对他涌起了深深的敬意。真的，大卫也是一个言语不多的人——虽然原因和我不一样。他聪敏、刻苦，又很有涵养。以前，我对其他同学是躲避，而对他却可以说是敬而远之。现在，他主动为这一道试题费心来找我，这同时又使我非常钦佩这个人，因为在我看来，只有有志气的人才会在学问上这么谦恭和一丝不苟。

我告诉他，不妨看一看《物理疑难题五百解》，那上面有一道题和物理考试的这道题很类似。我还告诉他，这本书是我在大前天才从书店买的。他当然不知道，我是拿当月仅剩的几毛钱菜金买回这本书的。

大卫高兴地说：“太感谢你了。今天是星期六，书店关门早，我得很快去！”他刚要走，手却又在我的肩头抓了一把，说：“看你冷得直哆嗦，快回去加件衣服……我走了，有空到我家里去玩。你很孤僻，常躲人，为什么？我们家离学校很近，就在体育场后面的人委家属院，第一排，第四、第五两个窑洞。”

他匆匆地走了，健美的身影在二年级教室的拐角处一闪，就不见了。

我一个人呆呆地站了很久，也不知道自己想了些什么。我觉得我的心情从来也没有今天这样愉快过。

好久，我才感到我的身体已经冷得有点麻木了。我想起郑大卫刚才说的话，得“加一件衣服”。

我忍不住叹了一口气。我的思想立刻又回到了自己的不幸之中。我意识到，随着冬天的到来，我又面临着新的困难：寒冷。饥饿不好熬，寒冷更难熬。我除了单衣，就是一身老粗布棉衣。至于线衣、绒衣、毛衣，所有这些过渡性的衣服我连一件也没有。当然，现在棉衣是肯定不敢往身上穿的，因为天气还不到最冷的时候。一旦到了这样的时候，我又不像人家一样再有一件大衣套在上面。这套棉衣就是我抵挡严寒进攻的最后一道防线了。

为了驱寒，我想在原地跑跑步，但饥饿又使我不得不放弃这个打算，我哪里跑得动呢？

天气还早，我想又是星期六，干脆到街上转一圈去。

出了校门，我顺着那条碎石路面的小巷，来到了街口。

据说是清朝末年铺设的石板街道，现在已被几代人的脚片子磨得凹凸不平。街口上立着几座年月很旧的老店铺；这些破破烂烂的房子和那新建筑起来的商店、食堂、药材公司、邮电局、银行等等排成一行，就像上早操时我站在班上的队列里一样显得寒酸。紧靠着铁铺的老房子，就是前两年才盖起的县国营食堂。透过大玻璃窗，能看见里面就餐的人。我尽量克制着不往那玻璃窗后面看。我想到新华书店走走。听语文老师讲，最近出了一本叫《创业史》的书，很不错。听书名像历史书，可又听说是长篇小说。厚书我当然买不起，只想立在书店里翻一翻。

正在我准备去书店的时候，无意中瞥见食堂玻璃窗后面的一个大桌子的四周，坐着吃饭的人像都是我们班上的同学。

的确是的。瞧，那不是周文明吗？看他正端着几盘子菜往桌子上送哩。那些局长和部长的子弟们正吃在兴味上，嘻嘻哈哈，边吃边打闹。

我想起来了，今天是星期六，又刚考完。要好朋友们该在这里乐一乐。

我鼻根一酸，一转身又折回到来时的小巷里。我觉得我不应该到街上来。这使我想起我先前给自己许下的饱餐一顿的那个空愿是多么的荒唐！

七

我走呀走的，走到了学校后面的半山坡。我的“冬季别墅”正在向我招手。

我气喘吁吁来到破砖窑的洞口。在我一猫身准备钻进去的当儿，发现脚下的草丛里躺着一个锈铁盒子。仔细看了看，是过去那种装过染料的小方铁盒，扁扁的，上面的绿色油漆已经磨损得斑斑驳驳，四角的铁边也锈上了红斑。这东西躺在垃圾堆里倒也不起眼，但落在眼下这干黄的枯草间却怪引人注目的。

我一条胳膊抱着柴火，另一条胳膊伸下去把它捡起来，反过来正过去看了又看，也没多大用处，正想随手扔出去，好奇心驱使我要看看盒里装的是什么。我用大拇指把盖儿掀开了一线缝，斜眼看去——不看不打紧，这一看叫我目瞪口呆，一屁股就塌在了地上！

我惊慌地把这铁盒子先放到一边，脑袋下意识地在脖子上转了一圈。

当我发现周围确实没有别人，才又像拿一颗定时炸弹那样把这个小铁盒战战兢兢拿起来。

我手指索索地发着抖，重新揭开了盒盖：老天啊！这里面的确是一摞钱和粮票！

这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啊！我竟然一下子拾到这么多钱和粮票，简直就像神话一般。

我眨巴眨巴眼睛：蓝天，白云；荒山，秃岭；枯黄的草，破败的砖窑……这一切都是真实的。我的手里捏着一把钱和粮票，也是实实在在的。

这时候，我的眼前猛然跳出了国营食堂大玻璃窗后面那些食客的身影。接着，馒头、菜、汤，所有吃的东西顿时在眼前搅成了一团。这些意念立即使我的胃囊开始痛苦地抽搐，抵抗饥饿的意志被手里这个魔术般的小铁盒瓦解了；本能的生理作用很快就把理性打得一败涂地。不知什么时候，饥饿已经引导着我的两条疯狂的腿，腾云驾雾般从山坡上冲下来了；前面和左右两边的景色都变得模糊不清，只有那些汤呀，菜呀，馒头呀，在眼前旋转着，旋转着……

直到十字街口的时候，我才渐渐放慢了脚步。

我先站在铁匠铺后面的墙角里，心怦怦直跳，一边喘气，一边朝食堂的玻璃后面张望。班上的同学们已经不在了。

我一只手在衣袋里紧紧捏着那个铁盒子，兴冲冲向食堂门口走去，一颗心依然在胸膛里狂跳。

在食堂门口，我又停住了。因为我突然模模糊糊觉得，我这样做似乎不很妥当。为什么？为什么呢？

很快，强大的理性开始起作用了。一个我和另一个我在内心里激烈地展开了问答——

“你来这地方干什么？”

“我来饱餐一顿。”

“钱从什么地方来？”

“拾到的。”

“这说明钱并不是你的！”

“是的，是别人的。但别人丢了，我拾到了。”

“拾到别人的钱该怎办？”

“该……”

“该怎样？”

“该交出去。”

“那么你现在为什么跑到这儿来了？”

“……”

提问题的“我”立刻问住了回答问题的“我”。我啊我！我只感到脸上又烧又痒，如同什么人在头上浇了一瓢滚油！

我站在那里，就像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那般矛盾。理智告诉我，我正在做着一件非常不光彩的事；而眼下还有挽回的余地。

不幸的是，此刻食堂里那诱人的饭菜的香味，正在强烈地刺激着鼻子的感觉，五腑六脏都在剧烈地翻腾着，竭力和理智抗争，希望解除对它们强烈需要的束缚。啊，我可真抵抗不了这个诱惑！

我站在那里，既前进不了，又难退出身来。这时候，欲望与理性像两个角斗士在我的精神上展开了一场搏斗：一方面，理性像一把寒光闪闪的利剑逼着欲望后退；另一方面，欲望却用自己的盾牌拼命地抵抗，以求得酣畅，求得满足。

这场内心的搏斗是极其残酷的。说实话，要我放弃吃这顿饭是十分痛苦的；同样，要我心安理得去吃这顿饭，也照样是痛苦的。

怎么办？

我只好对自己妥协说：还是先到一个什么地方呆一会，等心情稍微平静一下再说吧。

于是，我便折回身，抬起沉重的脚步，穿过街道，出了南城门，向体育场走去。我知道那里最安静，没什么人去锻炼身体。困难时期谁有多少体力到这里来消耗呢？

我来到体育场，解开脖项里的纽扣，在一根很长的平衡木下面坐下来，开始“平衡”自己的情绪。

我双手抱住腿，头无力地低抵着膝盖，纷繁的思绪闪闪烁烁。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日脚下依傍着几块宁静的暮云；云边上染着好看的绯红的颜色。不知为什么，这时候吴亚玲的面容突然在我的眼前闪现；我似乎看见她带着那么惊讶和惋惜的神情在看着我……

我把朝天仰着的脸一下子埋在了胳膊弯里，无声地痛哭起来。难言的羞愧像火一般烫着我的心，同时我也为自己的灵魂尚未彻底堕落而庆幸。我这时也想起了我的一瘸一拐的父亲；想起了他对我的那些一贯的教导：“咱穷，也要穷得有志气，不吃不义之食……”

我爬起来，用袖子揩了揩脸上的泪痕，把手伸进衣袋摸了摸。嗯，那个硬硬的家伙还在。

我把脖项里的那道纽扣重新扣上，用手指头匆忙地梳理了一下乱蓬蓬的头发，就向学校走去。

八

当我把那个小铁盒放在我们班主任的办公桌上，局促而嗫嚅地说明情况以后，李老师一双眼睛在瓶底子一般的近视镜后面困惑不解地眨巴着，老半天没有反应过来。他凝视了我好一阵，又把那铁盒打开，数了数钱和粮票，一对“瓶底子”又对准了我的脸：“这么多钱和粮票！”他从上到下打量了一下我的那身破衣烂衫，用另一种恳切的语气补充道：“噢，建强同学，你真是一个好青年，我为你感到高兴。你生活这样困难，还能做到这一点，这太不简单了！”他的两只瘦弱的手搭在我的肩膀上，非常亲切地看着我，然后转过身，在旁边桌子的一个抽屉里匆匆忙忙翻起来。

不一会，他便把一把饭票递到我面前，直截了当地说：“你拿去吧！这是学生和教师分灶的时候剩下的，我也没顾上换。你就别客气，拿去用吧！我知道你生活非常困难。是的，我们整个国家都面临着困难。我看到学校里许多同学都在挨饿，心里很难过。不过，我相信我们的党一定能领导我们渡过这困难关头的，因为我们的精神和整个的社会风尚是很好的，我们一定能战胜这严重的困难。建强，我从你刚才的行为里具体地看到了这一点……这点饭票，你就拿着吧……”

我缩着手，退后一步，赶忙说：“不，李老师，我有饭票。我还有事，我走了。”

我生怕李老师强迫要我接受他的馈赠，赶忙侧身退出了他的房间。

现在已经临近了黄昏，外面校园围墙下的那一片小树林影影绰绰，校园里静悄悄地没有一点声响。

我在大操场上走着，心情非常宁静。我不知自己要到什么地方去，忍不住站在了一块黑板报下。我猛然又想起了我的“冬季别墅”。

对，到那里去！那里有我的土豆和玉米。我几乎在黑暗中笑出声来：好呀，我现在可以心平气和地去吃那些东西了。此刻，我已经饿得有点麻木，除感到眩晕以外，胃的绞痛已经变成了一种隐隐约约的感觉，并不像先前那样尖锐了。

我在渐渐昏暗下来的天色中，摸索着爬上了中学后面的山坡。

我怀着一种难捺的热烈感情走到砖窑的洞口前。我一下子又惊呆了：我看见里面已经燃起了一堆火，并且还看见火堆旁坐着一个人！

这是谁？

我壮着胆子把头探进了洞里。原来是一个头发花白的中年妇女，正瞪着一双惊慌的眼睛看着我。她怀里还抱着一个六七岁的女孩子——孩子已经睡熟了。看来这是母女二人，都穿得破破烂烂，十分恓惶。

我心里忍不住一酸：她们是讨饭的。

那妇女一边惊恐地看着我，同时操着外乡口音说：“我不是坏人，我不是做坏事的。你听我给你说：我娃他爹在前年殁了，我娘母子少吃没喝，就出来讨吃来了，走州过县的，直跑到了有火车的地方。前一晌碰见我们那地方的一个老乡，说咱政府又发下来了一批救济粮。我寻思，不能再讨吃要饭了，该回乡去，要不给咱政府和共产党丢人哩！再说，母土是热的，就是死，也要死在本乡田地啊！今晚走到这里，没个落脚处，就瞎摸到这破窑来了，图它能挡个风寒……你是公安局的？我可不是坏人呀，从来也没做过坏事……”

我赶忙走过去，对她说：“婶子，你别怕，我是学生。”

我接着问她：“你们娘母子吃饭了没？”

“没……大人不要紧，娃娃……”她无力地垂下头，马上泣不成声了。

我默默地走到后墙根下，把藏在土里的那些土豆和玉米棒子统统刨了出来，拿到火堆边，对这个哭泣着的妇女说：“这些东西，你们赶快烧着吃吧！”

她抬起头，看看放在地上的土豆和玉米棒子，又看看我，两片没有血色的嘴唇哆嗦着，哇一声哭了。她一边哭，一边拍着怀里的娃娃说：“我娃遇上好人了，亲蛋蛋，快醒来，给你这个好干大磕上一头！”

我又急又臊，几乎是拉着哭腔说：“好大婶哩，快不要这样了，我这么小，怎能当娃娃的干大哩？我也是个娃娃啊！”

我告别了这母子俩，跌跌撞撞下了山坡，重新又回到了学校的大操场。

天上早已一片星光灿烂。这是一个宁静的夜晚，甚至能听得见远处河道里水的喧哗。什么地方传过来一阵拉得不熟练的小提琴声，虽然不成曲调，但那轻柔的颤音使人的心也不由得颤动起来。

折腾了一天，到现在我还没有吃一口饭。但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好像自己在什么地方已经美餐了一顿……

星期一，我们班主任李老师破例召开了一次班会。会上他非常动感情地把我“拾金不昧”的行为大大表扬了一番。但我觉得很不自在。我不愿意让人家把我当英雄看待。因为从根本上说，我自己最愿意过的是一种正常人的生活：大家相互宽容，坦诚、不歧视、不妒忌。就是谁做了天大的好事，也不要大惊小怪地张扬；相反，要是谁遇到了什么不幸就给予真挚的友爱和支持。我曾读过许多小说和著名历史人物的传记，那些优秀的人们，他们哪个不都是具有这样的精神品质的呢？我们就是当个平凡的老百姓，也应该这样要求自己才对……尊敬的李老师，你可不要再说下去了。你本来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人啊！

不用说，这件事以后，我的形象已经在班上的同学们眼里得到了改变，大家一般说来，都不再用嘲讽的眼光看我。我想起我入校以来的境遇，现在才感到精神上有了很大的慰藉。但周文明等少数几个人，仍然不把我放在眼里。他们除了在公布考试成绩时不小看我，平时照样对我摆出一副傲然的神态；爱在我面前扬起手腕，夸耀似的看手表；或者谈论他们吃腻了哪些食物。甚至放出流言说，我拾钱交公是为了叫老师和学校表扬。

我仍然尽量躲避着一些不友好的人，同时也躲避着吴亚玲和郑大卫他们，虽然他们对我是友好的。

打这以后，我就再也没到我那“冬季别墅”去。这倒不纯粹是那个亲爱的破砖窑里已经没什么东西可吃了；主要还是那天晚上母子俩的不幸情景给我留下强烈的刺激。我怕到了那里会触景生情，想起那些令人难受的事来。

但是每天晚饭后，我根本不愿待在宿舍里。我不想和同学们交谈什么，也不愿妨碍他们什么，要是我过早地躺到我那破羊毛毡上去，不光自己别扭，也使别人不自在。

我很苦恼，不知自己该上哪里去。到外面的野地里去蹓跶吧，天气又实在太冷，我穿得太薄。

想来想去，我觉得唯一的去处还是那个空空如也的破砖窑。

这天傍晚，像过去一样，我拖着两条软绵绵的腿，又独自无精打采爬上了后山坡，走向我的久违了的“冬季别墅”。

九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在那个砖窑口，我竟然又捡到了钱和粮票！

一只破旧钱夹，几乎和上次的那个破铁盒一样，丢在同一个地点。

我疑惑了：天底下哪有这等事！

猛地一个想法像闪电般掠过我的脑际：天啊，是不是有人故意把钱放到这里让我拿呢？我浑身打了一个寒颤。

是的，我现在断定事情肯定是这样的。有一个人大概为了帮助我，又怕伤了我的自尊心，就采取了这么一个办法。

这是谁？

我立刻搜索所有熟人的名单。我很快确定了——这是吴亚玲干的。是的，肯定是她！

这时候，我的心马上沉浸到了一种巨大的激情里，并且夹杂着一种莫名的恐惧。

一个人没有友谊是痛苦的，可友谊一旦来得太突然，太巨大，也能令人不安。尤其像我这样在生活中受惯歧视的人，接受一个在我看来很有身份的人的友谊，真有点受宠若惊，就像一个需要温暖的人突然来到火星子乱爆的打铁炉旁，又生怕烫着一样。

但不论怎样，我得很快选择处理这事的办法。要么立即找吴亚玲去，把钱当面交给她；要么就仍然交给李老师。反正这钱和粮票我是不能拿的。

我又想，冒冒失失去找吴亚玲，可能不合适，事情仅仅是我自己的猜测罢了；要万一不是她，岂不是自找难堪吗？

那么，这样看来，我只得把这些东西再交给李老师了。

对，还是交给他最合适。不过，这次可千万不能再叫李老师在班会上表扬我了。如果他再这样做，我简直忍受不了。再说，同学们也会猜疑这里面是不是另有文章，为什么我在短短的时间里就两次碰上这种事，而且还是在同一个地方？这是谁也没法解释清楚的。当然，我也要把自己对这事的真实看法告诉李老师，让他侧面问问吴亚玲，看这个“魔术”究竟是不是她耍的。我想：要是这事的确是她做的，她一定会承认，因为她的目的并没有达到。

我要采取的措施，就这样决定了。但我的心情是不能很快平静的。对任何人来说，这样的事都可以看成是极不平常的遭遇。我做梦也想不到这种事竟然能出现在我的生活里。我震惊，感动，我觉得愉快，又感到忧伤……为了所有这一切，我真想吐出一声长长的叹息来。

当我敲响李老师的门，并且激动地喊出一声“报告”之后，听见里面回话的是一个女高音，她说：“请进！”

我踌躇了。我想李老师可能正和旁的老师一块研究什么问题哩。而要是有另外的老师在场，我真不好意思开口说我的事。但既然人家老师已经叫你进，就不能退了。

我来不及多想什么，只好硬着头皮走进去。

一进门，我不觉大吃一惊：哪里是什么女老师，原来是吴亚玲。屋里只她一个人，李老师不知干什么去了。她咯咯地笑着，然后舌头调皮地冲我一吐，说：“我真不害臊，冒充起老师来了！”

我站在地上，留不是，走不是，脸憋得通红。

吴亚玲嘴一抿，眼光带着一点揶揄的意味瞧了瞧我，突然说：“怎么？是不是又拾到啥东西交公来了？”

我的心一紧。

我忍不住拿目光斜视她：天啊！她此刻手里正拿着我上次交给李老师的铁盒子。我认定事情是她干的了。

我于是很快掏出了刚才拾到的那个钱夹子，放在她的面前，对她说：“吴亚玲，你……你再不要这样捉弄我了……”

她立刻惊讶地看着我，说：“捉弄？哎呀，马建强，我真难过！我想不到又伤了你的自尊心，请你千万不要见怪……这事是我做的。我深深知道你这人的脾气，我明白这样做也的确不很恰当。但我想帮助你，想不出还有别的办法。我要当面送你这些东西，你肯定不会收。后来，我知道你一个人常去咱们学校后边的那个破砖窑，就……唉，你这样下去怎办呢？你看你的脸色成了啥啦？真怕人，就像得了绝症的病人啦。你不知道，我们家就三口人，饭量都很小，我爸工资又高，钱粮都是有余的。建强，我求求你，你就把这些东西收下吧！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喜欢和钦佩你的毅力，你的人品，你的学习精神，我想你不至于认为我这样做是侮辱你的人格吧？我是班上的生活干事，我有责任关心有困难的同学……你就把这些收下吧！”她从桌子上捡起那个钱夹子，连同手里的小铁盒一起递给我，两只眼睛对我真诚地望着。

“不。”我固执地说，把头扭到一边去。

她又转到我的正面来，同样固执地把这些东西再一次递给我，甚至有点生气地说：“你非收下不可！你这人脾气怎这么怪！”停了一下，她又用商量的口气说：“这样行不行？这些东西就算是我借你的，你以后有了办法还给我就是。”

“不……”我又把头扭到另一边去，两颗泪珠忍不住已经从眼角里溢出来了。

我听见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坐到原来坐着的那把椅子里。

这时候，李老师回来了。

我赶忙擦了擦眼，嘴唇发着颤，正想开口说明，但李老师抢先说话了：“你别说，我都知道了。”他转过头对吴亚玲说：“咱们商量的意见，教导处几个领导都同意了。”他扶了扶近视镜，又转过头对我说：“马建强同学，学校已经同意每月再给你增加两元助学金。想再多争取一点，可按国家规定，这已经是最高一级了……”

我明白这也是吴亚玲的主意。这是我无法拒绝的。我的感情汹涌澎湃，无法用语言表达。我只默默地对李老师点点头，就很快从他的房子里出来了。

我在学校的大操场上走着。寒风吹着尖利的唿哨，带着沙粒、枯树叶向我脸上打来，但我丝毫感觉不到冷。黑暗中我把自己的一只拳头堵住嘴巴，我怕我忍不住会哭出声来。

当我沿着校园路边矮矮的砖墙走着的时候，有一个人突然堵在了我面的，黑暗中我一时辨不清这个人的面容，但凭身形的轮廓我判断是她。

是她，因为她已经说话了。

“……马建强同学，我再和你商量一件事，你看行吗？是这样，武装部最近有些零碎活准备雇人哩，你愿不愿意用课外时间或者在星期天去做做？这活并不难，他们想粉刷一些旧窑洞，想雇人先把旧墙上的泥皮剥下来。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回去给我爸爸说一下，你去做。如果你做的话，我也想做哩。咱俩干脆把这活包下来得啦。你不相信我也会干这事吧，其实你还不完全了解我的性格。我这人有时候挺疯的。我想，我这么大了，从来还没花过自己挣的一分钱呢！我想要是拿自己挣的钱买个什么东西一定很有意思。对于你来说，这个收入一定能解决不少困难哩。这钱可不是谁送你的，是你自己劳动挣的！这你也反对吗？……你说话啊，究竟愿不愿意去？”

我听见她的声调都有点哽咽。

我是再不能拒绝她了。而且，我先前就曾有过做点零工挣几个钱的打算。

我对她说：“我愿意去。”

她高兴了：“这太好了。明天下午你就到武装部来吧，我等着你！”

就在吴亚玲转身要走的时候，突然一道手电光从侧面照来，先在吴亚玲的脸上晃了晃，又在我的脸上晃了晃，接着，就听见周文明那阴阳怪气的音调：“咦呀，我当是谁格来，原来是你们俩！”

“讨厌！”吴亚玲骂了一句，折转身走了。

“九九那个艳阳，天哪！十八岁的哥哥……”周文明胡乱哼着歌，手电一晃一晃地也走了。

我站在黑暗中，感到嘴里有一股咸味，大概是牙齿把嘴唇咬破了。

十

真正的冬天到了。

西伯利亚的寒流像往年一样，越过内蒙古的草原和沙漠，向长城以南袭来。

从中学地理书上看，我们这里没有任何山脉阻挡南下的风暴。这里就是第一道防风线。毫无遮掩的荒山秃岭像赤身裸体的巨人，挺着黄铜似的胸脯，让寒冷的大风任意抽打。要是天阴还罢了，天气越晴朗，气温反而越低。凛冽的风把大地上的尘埃和枯枝败叶早不知卷到了什么地方。风是清的，几乎看不见迹象，只能听见大川道里和街巷屋角它所发出的尖厉的嘶叫和呜咽。太阳变得非常苍白，淡淡地像月亮那样发出清冷的光辉，不能给人一丝儿暖意。

冬天啊，你给这个饥饿的大地又平添了多少灾难和不幸！

我那点单衣薄裳在寒风中立刻变得像纸一样不济事了，浑身经常冷得缩成一团，而且肚子越饿，身上也就越冷。

无论如何，我还是不能忙着就穿棉衣。我的棉衣要到实在忍受不了的时候才敢上身。

我把除棉衣以外的所有其他衣服都裹在了身上，结果由于这些不同季节的衣服长短大小不一，弄得捉襟见肘，浑身七扭八翘的很不自在。

但我感到幸运的是，我现在终于有了一条出路：我可以用课外做点零活的办法来补贴一下生活了。这可不是嗟来之食，我将用自己的劳动来换取报酬。亏得吴亚玲为我找了这么个差事。吴亚玲可真是个好人。

这天下午，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去了武装部。

碰巧在大门口就碰见了她。我一怔：只见她穿一身改裁的打了补丁的旧军装，头上戴一顶男式军帽，头发全拢在了帽子里，像个男孩子一般，她正给一辆架子车鼓劲地打气。看来她真的也要当“临时工”了，我原来还以为那晚上她是随口说说的呢。

她看见我，几下打完气，直起腰喊：“呀，我还以为你不会来呢！”

她从架子车那边走过来，搓着冻得发红的手，说：“先到我家里烤一烤火去。”

我说：“不了。我就去干活，告诉我在什么地方。”

她犹豫了一下，说：“那也好，干起活来就不冷了。瞧，下边那一排窑洞。梯子，镢头，铁锨，我都准备好了，还找了一辆架子车，好往外边运泥皮和土。来，你把架子车推上。”

我们来到下边那排窑洞，很快就干起来了。

这活并不难：把墙壁上那些损坏了的泥皮用镢头挖下来，然后再把这些东西装进架子车拉到外边的垃圾堆里倒掉。

我在墙壁上挖，吴亚玲拿架子车往外运。

第一次单独和一个女生在一块干活，感到很别扭。可吴亚玲倒不。她似乎也看出了我的拘谨，就寻思着和我拉扯一些闲话。“你喜欢唱歌吗？”她在我背后问。

“喜……欢。”我站在梯子上，胆颤心惊地回答。

“可你不常唱。听你说话，就知道你共鸣不错。我觉得，唱歌也要内在一些好。像周文明吧，嗓子还可以，可一唱就像驴叫唤，难听极了。你大概不知道，李老师原来想让我担任文体干事，可你那个赖皮同桌硬要当。为什么哩？还不是为了出风头？……”

她滔滔不绝说着，我很少对答。一方面是拘谨，另一方面是因为饿。

“哎，马建强！你现在能不能唱支歌？随便什么都行，让我听一听。学校最近要排一幕歌剧，说不定你能当男主角呢！”

我立刻有些生气了：这个人，话怎么这样多！人家饿得心火缭乱，还有什么心劲唱歌哩！

看来她还在等着我唱哩。我只好说：“我实在……”我猛然感到一阵眩晕，身体摇晃了一下，就一个筋斗从梯子上摔了下来。

我听见吴亚玲一声尖叫，接着就感觉到两条并不有力的胳膊从背后往起扶我。

我挣扎着从她手里挣脱出来，一种触电般的惊恐使我忘记了身上的疼痛，靠在炕栏石上，只顾擦头上的汗水。

“啊，我知道了，你是饿的！”她把头上的帽子抹下来，紧紧抓在手中，飞一般跑出了这个尘土飞扬的窑洞。

我靠在炕栏石上，一边喘气，一边猜想：她大概是回家为我取什么吃的东西去了。不，我不会吃的。

吴亚玲很快就回来了。她并没拿来什么吃的，却把几张人民币塞到我手里，说：“这是你今天和明天的工钱。我的一份我已拿过了。你快拿着到街上买点吃的吧！”

我看了看手中的钱，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天啊！我怎能相信两天的工钱就有这么多呢？

吴亚玲生怕我把钱再塞回到她手里，已经退到了门坎上。她一边继续往外退，一边回头对我说：“明天下午你可还要来啊，你别忘了，明天的工钱你已经预支了。”她狡猾地冲我一笑，拔腿就跑。

我呆呆地捏着这一沓钱，心里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她自己根本不拿工钱，而把两个人的都给我一个人了，甚至说不定还把她家的钱也塞进去了。她用这种办法，仍然把她的钱给了我，又使我无话可说！

我拍了一下身上的尘土，出了窑洞，来到院子里。忽然，我听见上边院子里传来了郑大卫的声音——

“亚玲，你刚才到什么地方去了？害得我满学校找你，尽叫同学们笑话！”

“找我干什么？”这是吴亚玲的声音。

“哎呀，你这人！你怎忘了今天是我的生日？不是说好了的今下午到我家吃饭吗？我们全家人都等着哩。”

“哎呀，我倒真的给忘了……你急啥哩，要是你们家有好吃的，我天天都得去！”

“但愿如此。”

“哈哈哈……”

“嘻嘻嘻……”

听着交织在一起的充满感情的愉快的笑声，我也笑了。我为吴亚玲高兴，我为郑大卫高兴，我也为自己高兴。青春、友谊和爱的花朵，就是在饥寒中，也在蓬勃地怒放着。

我向国营食堂飞跑。我感到浑身的血液像是在燃烧着一般沸腾，长期凹下去的胸脯骤然间就隆起来了。

我破天荒饱餐了一顿，感到心满意足。就在我放下碗筷的时候，有人在我肩膀上拍了一巴掌。

回头一看：是周文明。

又是他，这真是活见鬼！不论我到哪里，偏偏会碰上他。

周文明狡黠地咧咧嘴，说道：“没什么。兄弟，你吃你的吧，你交了好运啦。不过，可千万小心郑大卫扇你的耳刮子！”

我满肚子不高兴地离开食堂，刚才的兴致全没了。

十一

在吴亚玲的帮助下，我的生活好过多了。我用打零工得来的钱，买了一身绒衣和棉鞋，并且还买了点菜票。

我知道，我使用的这些钱里面，有许多是吴亚玲自己给我的。每当想到这一点，我便感到惭愧。

我长这么大，从来还没和一个女性有过这样的亲近呢。当然，在我和吴亚玲之间，除了她对我的关怀和我对她的感激，再没有别的什么了——这我自己最清楚。但我总觉心中不安，不知道这究竟为了什么。我想人在经历一些自己从未经历过的事情时，不管事情本身是好是坏，大概免不了有些紧张吧。

但说实话，我真不愿失去这新的生活。钱对我来说固然是很重要的，而最重要的还是精神上的收获。人活在世上，最可贵的难道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吗？尤其当你身处逆境的时候，这种友爱不是更难得吗？

每天傍晚，我都去干活。活路已经很熟悉了，我和吴亚玲也配合得很好，一天比一天干得多。她告诉我，武装部有的是零活，一时干不完的哩。

相处了一段时间，我在她面前不再像从前那样拘谨了。我有时也敢哼一首歌子。但哼的时候，从来都是脊背对着她的。即使这样，我准知道她一定在静静地听。有时，她还把自己清亮而柔和的女高音加进我的低沉的歌声里。每逢这时，我总唱不下去，不是变声变调，就是戛然中止。

她呢，她也会停住，吃吃地笑着冲我说：“我的声音大概像老虎？”

啊，生活也有这样令人快活的时刻！对我这个让人歧视的乡巴佬来说，这突然出现的一幕真像梦境似的不可思议。

啊，这是一个严寒的冬天，却又是一个温暖的冬天；这是一个贫困的冬天，却又是一个充实的冬天——一个永远不能忘记的冬天啊！

由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都有了转机，连我自己也感到自己变得“神气”多了。我自觉我的腰背直了些，脚踩在地上也稳稳当当的，甚至思路也变得敏捷了。

可是好景不长。

不久，一种不祥的气氛出现了。我感到，班上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开始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待我和吴亚玲。尤其是周文明，给同学们比比画画，挤眉弄眼，似乎我们做了什么坏事。我非常痛苦，倒不在于同学们对我怎么样，而是为吴亚玲不平。我已经习惯了各种各样的欺负，但她平白无故的，能忍受得了吗？

我现在才清楚我原来那模糊不安的心情究竟为什么。全是由于我的缘故，现在却使另外一个人受到了伤害。我的心如刀绞。

事情还远没有完。过不多久，又牵连到了第三个人——郑大卫。

大卫和亚玲的关系一直很好，这是谁都知道的。我自己也经常朦胧地感到，像亚玲和大卫这种关系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恋爱”吧。

看得出来，那些风言风语传进了大卫的耳朵。幸灾乐祸的周文明肯放过这样的机会吗？

有一天早上，我有事提早到教室去。当我走到门口的时候，不得不站住了。我听见里面有两个人在说话——听声音是郑大卫和吴亚玲。

“大卫，你这么早把我叫来总有什么事吧，为啥又不说了哩？”

“亚玲……我……很苦恼！你和马建强究竟是怎回事？”

“啊，原来你是听周文明造谣了！你不看看，马建强他是一个多么老实的人，他现在够恓惶的了。我只是想帮助他解决点困难，让他到武装部干点零活，挣两个钱……”

“那你不能用其他的办法帮助他吗？比如赠给他一些……你们家要是没有宽余的，我们家有……罢了，这事由我来办。”

“你可万万不能这样！大卫，你根本不知道，马建强是个自尊心忒强的人，他决不会接受。你为什么不想一想，一个人困难到这样的地步，而且要正直地生活下去，除了宝贵的自尊心还有什么来支撑他呢？”

“那你也不能老让他到武装部去嘛！”

“武装部怎啦？他又不是个坏人，为什么不能去！”

“不是这……你这人呀！你就不看现在多少同学说闲话？”

“让他们去说吧，真可笑，我不怕！”

“这叫我受不了……”

“想不到你也这么可笑！这是我自己的事，和你不相干，你别管！”

“你……”

“我怎啦？”

“啊……”

啊！我赶快离开那儿，向校园西南角那个落光了叶子的小树林跑去。我感到难受、羞愧，我已经给别人带来了这样的烦恼！

我的手在衣兜里捏住那一沓菜票，就像捏着一把圪针，身上的新绒衣和脚上的新棉鞋也叫人感到刺眼极了。

从此，我不敢再看大卫的眼睛。我觉得他应该恨我，我对不起他，他的烦恼不论怎样，都是我造成的。

大卫看来也真的完全陷入了一种深深的苦恼之中，平时连话也不说了。他的平静的内心和惬意的生活完全被这件事情打破。以前下午放学，他总是和吴亚玲一块离开学校；现在，他总是一个人低着头悄然地走。虽然他看来比一般同学要老练，但实际上他也还是个远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啊。

谣言越传越凶，全班人都在背后议论纷纷。不但我，吴亚玲，连郑大卫也都成了攻击的对象。平时，我们三个在班上学习最好，经常受老师表扬，有些人或多或少心怀猜忌，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个缺口，能不尽情渲染、攻击一番吗？这些倒也罢了，最糟糕的是，我们三个无辜者之间的尴尬局面造成了一种极难堪的嫌疑。由于大卫的苦恼，别人真以为我和吴亚玲的关系说不清楚。而吴亚玲又一是个生性倔强的人，根本不愿向大卫的这种态度屈服。至于我，又能做些什么呢？误会正是由于我而产生的，我除了痛苦和沮丧，实在一筹莫展。

我想，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一切都无可挽回，但我起码还可以做到：再也不去武装部了。而且今后要远远地躲开吴亚玲，我应该仍然回到我自己的孤独中去。

十二

第一场大雪终于来临。

雪连续下了一天一夜。落雪的白天和夜晚，都没有起风，天气并不怎样冷，甚至有一种微微的暖意。雪花一直在静悄悄地飘落，大地很快就被白雪所覆盖。

雪是在第二天早上停的。但天仍然没有晴。下午起了风，满天的云彩骤然间像撕碎的棉絮一般飞散开来。苍白的太阳从云缝中斜射出微光，大地白得耀眼。远处的地平线上，覆盖着白雪的山峰失去了往日的峥嵘，似乎变得平缓了，模糊地显出许多柔和美妙的曲线。傍晚，风向变了，天空重新罩上一层铅灰色的云帐。

雪景是一种壮观。尤其在黄昏，大地上那种单纯的、无边无际的、模模糊糊的白色，会使人的内心变得非常恬静和谐。感情丰富的人，会在这样的时刻产生诗的联想，画的意境，音乐的旋律。

以前，每当这样的时候，我总爱一个人默默地踩着绒毡一样的积雪，在田野里漫无目的地走动，心中充满了喜悦。我常常在黄昏里面对白皑皑的山峦不由自主地微笑；或者故意在村前小河积雪的冰面上徜徉，好让自己在不知不觉中陶醉在一种难言的喜悦之中……

现在，我呆立在校门外右边的那座高大的石牌坊下，面对着同样是黄昏中的雪景，再也产生不了过去的那种情绪了。雪也似乎不像过去那般晶莹可爱，看上去惨惨白的，又经黄昏色彩的涂抹，心头泛起的却是凄凉之感。

我不再去武装部干活了。我真的又回到了自己的孤独中。

眼下的孤独全然不同于往日。我曾短暂地闯入过另一个生活领域，而当这个插曲像流星一般逝去的时候，心中便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虚。我吞惯了生活的苦汁，一旦尝了些许甜头，那味道却永远地不能消失。反过来觉得眼前的苦，具有更大的苦味。我怀疑这是命运的捉弄。我虽然不是处处相信命运，但也还没有成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我呆呆地望着学校下边武装部的院子，那在静静的雪夜里闪烁着的灯光，正像她的眼睛一般亲切、温暖。

她还在那尘土飞扬的窑洞里干活吗？她额头上的汗水还像珠子一般在流淌着吗？

那肯定是不会的了。她以前是为了我才去干那个苦活的。现在，她帮助人做了好事，却受到了诽谤。这多不公平！我自己受这种煎熬是可以的，为什么把不幸降临到她的头上！

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吴亚玲忽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一经认出是她，浑身一阵哆嗦。

“到处找你找不见……你怕什么呢？你为什么不去干活了？亏你还是个男子汉！”她的手斜插在衣袋里，两只眼睛严厉地盯着我。

我感到无比的惶愧。

我怎样对她说呢？她应该知道，我这样做是对的。我怎能再让她承受那些压力呢？

我想分辩一两句，但说不出话来。此时此刻，她毫不在乎地又来找我，那勇敢坦荡、正气凛然的禀赋，使我一下子受到了巨大的震惊，就像一道闪电划过了我的灵魂，我猛然觉得我从这个女性身上看到了一种完全陌生而又非常令人惊奇的东西！这是一种什么东西呢？

我后来慢慢细想，才明白过来：这是一种脱俗的精神。而我身上所缺乏的正是这个。我以前尽管够得上是一个刚强严谨的人，但带着一股乡巴佬的小家子气。雪夜黄昏，这位女同学用她精神上的闪光照亮了我的缺陷。尽管当时我没能很快领悟她的这种气质，但给我以后的整个生活中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这个故事里将不会叙述这些了）。

我站立在石牌坊下，只是受审似的面向着她，不知如何是好。

或许是她的这种坦荡的胸怀感染和鼓舞了我，于是我抬起头大方平静地望了她一眼。雪地上的微光映出了她清秀的脸庞、倔强的额头、一双美丽清澈的眼睛。嘴唇是微微翘起的，浮着一丝亲切的笑意，显示出了她性格的另一方面：温柔、真诚、恬静。

“走吧，咱们现在就去！”她望着我，下巴朝武装部的院子扬了扬。

感激之情在我胸中奔突，我用哭声对她说：

“亚玲！我再不能连累你了。我自己完全可以生活下去……你是个好人！我像姐姐一样尊敬你……”泪水涌出了我的眼睛，热辣辣地淌到冰凉的脸上，又掉在了雪地上。

她笑了，说：“我比你还小一岁哩，不敢当的。”

接着，她轻轻叹了口气，说：“那今晚上就不去了，明晚上可一定要去呀。你知道，咱们可是包工活，剩下的我一个人干不了！”她冲我诡秘地一笑，转过身没入了茫茫的雪夜里。

我也向学校走去。一路上心里翻腾得厉害。我刚踏进学校的大门，就看见周文明背着个黄书包，从院子那边大大咧咧走过来。他大概在教室坐不住，回家去的。

我想躲开他，不愿和他打照面，但来不及了，他已经走到了我面前。

他棉帽的两片耳遮耷拉着，从头到脚打量着我，脸上堆起讥笑，学电影里日本人的腔调说：“又到武装部干活干活的去了？八路给你米西米西了？”

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愤怒，我没有出声，一扬手就狠狠给了他一巴掌。

我立刻惊呆了，我怎么能打人呢？

周文明也惊呆了。不过，他很快反应过来，把书包一扔，猛扑上来。

我们扭在一起，都倒在了雪地上。

一旦打起架来，我哪是这个家伙的对手！他终于把我按倒在雪地里，骑在我身上，揪住我的头发，直把我的头往地上碰。

我感到眼前一阵发黑。好在地上积雪很厚，头没有被碰破，但他还不肯罢休。

突然，我感到周文明猛地从我身上跌落了，先是咚的一声响，紧接着“妈呀”“妈呀”地叫开了。

等我爬起来的时候，周文明也正爬起来。我看见他用手背揩着嘴角上的一丝血。

我发现郑大卫就立在周文明面前，皱着眉，一声不吭地看着他。我明白了，刚才是大卫把他打倒在地的。

文明看见大卫满脸的阴沉，慌忙地从他身边绕过去，撒开腿跑了。他一边跑，一边骂道：“郑大卫，大熊包，老婆让人家拐走了！”

大卫嘴唇哆嗦着，把自己掉在地上的书包捡起来。

就剩下我们两个人了。这是一个极为难堪的场面。

我犹豫了一下，走近他一步，还没容我开口，他把书包往肩头一挂，望了我一眼，那眼神反映了一种难以捉摸的复杂情绪。他迅速转过身，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站在空荡荡的雪地上，望着他远去了的背影，心里难受：他无意和我说话，这个生活的幸运儿！不过他对我分明深有成见，仍然助人危难，这说明他为人刚直。啊，大卫呀大卫，难道你就看不出来我和亚玲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吗？你能相信那些生造瞎编的谣言吗？请你认认真真地想一想吧。

十三

第二天，我已经完全没有心思去上课了。我连假也没请，就离开了学校。在学校的四堵墙里，我感到非常压抑，一分钟也呆不下去。

可是，上哪儿去呢？

从校门里望出去，只见四野茫茫，路断人绝，看不见任何飞禽走兽。城市高低错落的建筑物全埋在厚厚的积雪里。屋脊上的烟囱飘曳着一缕缕灰白的烟，融入了铅一般沉重的天空。冷飕飕的小北风夹着细小的雪粒迎面打来，像无数枚针刺着一般疼。

我出得校门，穿过那座石牌坊，在没有路的地面上随意向旷野走去。一不小心我滑倒了。滑倒就滑倒，我索性也就不爬起来，闭住眼躺在雪地里，专心地、痛苦地思考着唯一的问题：我该怎么办？

怎么办？吴亚玲横遭非议，郑大卫强忍痛苦，周文明火上加油，全班同学在看笑话……而这一切都是由我才引起的。我现在甚至憎恶自己的存在。

可是，吴亚玲痛苦，郑大卫痛苦，难道我就不痛苦？难道我已经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

一种委屈的情绪使我鼻根发酸。我赌气地想：我现在之所以落到这样的境地，说到底，是因为我没有一个挣工资和吃国库粮的爸爸！我贫困，但我并不眼红别人富有，也从没抱怨过什么，只怪自己的命运不济。本来，我自己是可以咬着牙默默地生活下去，把高中的学业完成的。可是，却偏偏出了个吴亚玲……

难道我又能怪她吗？

不！她是高尚的。她不仅在物质上帮助了我，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给了我友爱和温暖。她帮助了我，却为此付出了名誉的代价——对一个女孩子来说，名誉并不是可有可无、可好可坏的。

我也想到了郑大卫。也许他看得出来，吴亚玲和我是清白的，但众人的舆论使他难以忍受。他良好的品格使他在诽谤面前得以容忍，但也因此而越发加深了他的痛苦。

诚然，我更多的还是从吴亚玲的角度看问题。我知道，亚玲心里热爱大卫，她看见他痛苦，肯定会百倍地增加她自己的痛苦。我们中间，最苦的还是吴亚玲。

我抓起一把又一把雪，狠狠在自己脸上搓；我在雪地上打滚，揪自己的头发，像一只受了枪伤的野兽。

已经到中午了。从早上到现在，我粒米未沾，滴水未进，但并不感到饿。

我从雪地上坐起来，双手抱住膝盖，像走了很长时间的路，感到浑身疲乏。我迷茫地遥望着白雪皑皑的远方……

远方有两座山，在那两座山的中间，是个像瓶颈一样的沟口，从那沟口进去，不就是通往家乡的路吗？

此刻，马家圪的乡亲们也许正坐在炕头，老头们在捻毛线，男人们倒在枕头上打鼾，女人们怀里抱着饿得睡不着觉的孩子们，嘴里低吟着古老的歌谣：“鸡呀鸡呀不要叫，狗呀狗呀不要咬，妈妈的命蛋蛋好好睡觉……”

父亲呢？也许正在那黑得像山洞一般的土窑洞里，蹲在炕头上，一锅接一锅地抽着旱烟。或许并不在炕上，而将那把祖父手里传下来的长方形的黄铜锁锁住冰窑冷炕，拖着瘸腿，一拐一拐在山洼里寻找寒风没有摇落的野酸枣。要么，干脆在村头碾谷场上，扫出一块干净的空地，支一只草筛子，撒上一把谷糠，扣它一两只贪嘴的麻雀。我好像看见他躲在老远的柴垛后面，两只手正拉着拴着筛子的绳子，眼睛盯着那块空地，等待着，等待着；积雪落满了他的双肩，落满了他苍白的头发……要是他今天能吃上一只烧麻雀或者几颗干瘪的野酸枣，他就一天不会动烟火了，而把那省下的一点口粮托人捎给我……

我双手蒙住脸，忍不住哭了。

雪又开始密了，大了，飞舞着的雪花把天地间搅得一片迷蒙。地平线在视野里消失。一片两片的雪花，钻进了发烫的脖项里，融化了，变成冰冷的水滴向脊背上流去，叫人不由得打寒颤。旷野里静悄悄的，我的哭声只有我自己在听。

啊，我是多么害怕自己在心里已经做出的那个决定呀！但我又必须去这样做：为了解脱所有其他人的痛苦，我决定要退学了。

这无疑等于自己扼杀自己。我知道，我的一切美好的理想和无数未来的梦都被打碎了。为了今天和将来，我已经走过了漫长而艰难的路，现在正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却遭到了挫折，而这挫折竟是这样没有料到的原因所造成！

但从另一方面看，我又不能不这样做。对于我这样的年龄、这样的性格、这样的社会处境的人，遇到这样的事，要想在道德上成全自己，只能采取这样的行动。我没有那种既能排除别人的误会和痛苦，又能使自己灵魂安宁的力量。我只能使自己承受加倍的痛苦，去换得别人的不痛苦。

一种油然而生的豪侠气，使我的精神变得爽朗。我丝毫也不懊悔自己的决定。这也是我的良心的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只是对另一颗高尚心灵的回报。

雪越下越大，被风吹斜的雪花，像白色的无边无际的瀑布向大地上倾倒下来。

此刻，欢愉的情绪在我的周身漫延开来。这是由于心灵的纯净而产生的情绪，任何一个正直的人都会有所体验的。

正在这时，我感到有一个什么沉甸甸的东西落在了我的肩头。我抬起头：呀，是我的班主任李老师，搭在我肩上的正是他的手。

李老师就蹲在我身边，眼睛透过瓶底一样的厚镜片看着我，问：“建强同学，你病了？”

我摇摇头。

“家里出了什么事？”

“没有。”我回答。

“你自己有什么事？”

“……”我语塞了。

“是的，我看你好像有什么事，最近你情绪不太好。是不是又没粮了？你下午到我宿舍来，我还有一些剩下的饭票，你拿去，不要客气。我胃不好，吃不了多少……现在是困难时期，大家都在饿肚子。不论怎样，还是要好好学习，要想着祖国的未来。你是个有前途的青年，千万不要耽搁学习。今天，你旷课了，连假也没请……还是周文明同学告诉我，说他看见你在这里……”

李老师拍了拍我身上的雪。我站在他面前，冻僵了的腿直哆嗦。我不敢看那对有着许多圈圈的镜片，只是低着头，手在脸上无意识地摩挲着，缓慢地说道：

“李老师，我很感谢您，我……我就要离开学校了！”

“为什么？”李老师高大的身躯弯下来，近视镜都快挨到了我的脸上，迷惑地看着我。

我再也忍不住，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把头伏在李老师宽厚的胸前，哽咽得再也说不上一句话来。

李老师一条胳膊搂住我的肩头，另一只手轻轻在我肩背上摸着，说：“建强同学，你是一个性格坚强的孩子，怎么能因为困难就退学呢？就是你回到家里，也照样是缺粮啊！你千万不能这样，古话说，一失足成千古恨。等你将来后悔了，就来不及了……”

“不是因为这……”我抬起头来，犹豫了一下，竟然一口气把所有的心事都向李老师倒了出来。我觉得他是一个经过世事的长辈，他的人品也完全值得我尊敬和信任。再说，他是我的班主任老师，我应该对他说明我退学的原因。这并不是为了让他把我挽留下来。不，我已经决定要走，这是无论如何不能改变的。

“啊，原来是这样……”李老师听我叙说完，轻轻说了一句，然后就在雪地上踱步。

他在我面前的雪地上转了一圈又一圈，后来又坐在了雪里，两只手微抖着从衣袋里摸出一支困难时期出的“经济”牌纸烟，点着后一口接一口抽起来。

踱了好一阵，他停下来，用两只手捧起我的头，厚镜片对着我的脸，满怀激情地看了看我，缓缓说：“咱们回去吧……”

一路上，我的老师什么话也不说，我根本猜不出来他对我的这些事是怎么看的。

进了学校，我要回宿舍去，但李老师不让，叫我跟他到了他的宿舍。他肯定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十四

李老师让我坐着，然后在桌子下面的一个纸箱子里摸索了半天。

我看见他摸出两个鸡蛋。这年头，鸡蛋可是稀罕物，李老师不知什么时候存下的，大概舍不得吃，放了好久，蛋壳上都蒙了厚厚一层灰。

他把鸡蛋洗了洗，放进火炉上的铁锅里，才坐到我对面。

他扶了扶近视镜，默然了一阵，开口说：

“我今天很激动。为什么？是因为你的事深深触动了我，使我回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噢，本来我不该把自己这样的事告诉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可是……”

他犹豫了一下，接着便又缓缓地说起来。

“……这已经过去多年了。那时，我还年轻，快大学毕业了。就在这个时候，我深深喜欢上了我们班上的一位女同学。在大学的最后一年，我们是可以考虑婚姻问题的。那位我所喜欢的女同学对我也不错。

“可是不久，我才知道我最要好的一个朋友已经追求这位女同学多时了。如果没有我，他们是完全可结合的。由于那位女同学对我表示了更深的好感，使得我的朋友陷入了极大的痛苦。

“我当时懊丧极了。我虽然喜欢那位女同学，但看见我的朋友那样痛苦，感到自己做了一件不应该做的事。

“就这样，在毕业分配时，我终于放弃了留校的机会，自动要求到你们这里来了。你知道，我们那里离这里几千里路。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远远地离开他们，让他们结合……后来呢，他们果然结婚了……”

李老师站起来，开了柜子上的锁，在里面取出一张照片递给我。我看见，那上面是笑得甜甜的一男一女，在他们中间，有一个小男孩。这无疑是李老师的朋友一家了。

“后来我在生活中再也没遇到一个自己满意的女同志，因此直到现在，拿你们本地的话说，还是光棍一条……”李老师淡淡地笑了笑，又说，“但我现在并不后悔自己当年的作为。人在世界上，难道不应该活得更高尚一些吗？当然，你的事和我不一样，但从精神上说有共通的地方，因此使我激动。”

李老师平静地叙说着，但神态是那样的庄严。

我也静静地听着。我第一次听见这样令人感动的关于爱情的故事。

“不过，建强！你难道就非得退学不可吗？这似乎是不必要的。让我来做做你们所有人的工作吧！你，亚玲，大卫，文明……请你相信我能做好你们所有人的工作。”李老师站起来，手搭在我的肩膀上，等待着我的回答。

“不！”我抬起头望着亲爱的老师。他刚才给我讲的他自己的经历更使我坚定了我的信念和决心。我对他说：“李老师，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您越做工作，影响越大，说不定会闹到全校同学都知道这件事。这样，对吴亚玲同学的压力就更大。我已经决定了，非退学不可。我回去可以自学，我决不会丢掉学业的。我现在只要求您，对同学和学校领导说我是因为家庭困难才退学的，千万不要说出真相。在我离校之前，也请您保密，让我悄悄地走……”

我的喉咙堵塞了，再也说不下去，两只手抱住头，一下子趴在了桌子上。

当我抬起头来时，见他把一封信递到我面前。我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

李老师扶了扶近视镜说：“我尊重你的决定和对我的要求。这封信，是我给咱们邻县中学的教导主任写的，他是我的朋友。你们那里到邻县和到咱们县城距离差不多，我建议你到邻县中学继续上学。那里只是环境生疏一些，说话口音和咱们县不一样，慢慢就会习惯的。你先去联系一下，如可以，你再来补办个转学手续。”

我感激地拿起了这封信，不知说什么是好。

“我……尽量这样争取吧……”我站起来，向李老师告别，他却一把拉住我，把两个煮熟了的鸡蛋硬塞到我的衣袋里。

第二天上午，我就办完了退学手续。这一切很容易，因为在这困苦的年月，退学的人几乎每天都有。至于行李，没什么可收拾的。我想：明天一早，在打起床铃之前，我只消把铺盖一卷就可以起身了。

整个下午和晚上，我所碰见的班里的人都告诉我，吴亚玲在找我。其实，有几次我已经看见了她，故意躲开了。我想，她大概又是要找我到武装部去干活。别了，永别了……

我决心在我走之前，再不看见吴亚玲。晚上，我有意没在宿舍里，到高年级教室后面的大墙外消磨掉时间。

很晚了，我才回到自己的宿舍。

同学们都已经睡熟了，灯还亮着。我在地上怔怔地站了一会。这个时候，我才感到一种难言的悲哀。明天啊，我就要离开这里了，也就是说，我将要离开自己原有的生活道路，要重新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了！

我也可能去邻县的中学继续上学，但怎能再折腾得起呢？我想我多半要剃个光头，春夏秋冬，把自己的全部青春和生命贡献给土地。劳动并不是一种耻辱，而是我们生活的基本要求。当个农民，对于土生土长的农家儿女来说，这样的命运是很平常的，无数的人都这样走完自己生命的历程，就像一棵平凡的树苗，从土地上长出来，最终又消失在土地里……

我打开铺盖，发现被子里夹着几本书，一看，是《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把一切献给党》。

我像预感到什么似的，很快把书翻了翻，果然还夹着一封信，正是吴亚玲的。

马建强同学：

我中午去教导处开会，听老师说咱们班一个同学退学了，刚办完手续。我赶快问他这个同学是谁，一问才知道是你。我难受极了，下午和晚上到处找你，也没有找见。你肯定在躲着我。我知道你退学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我没有想到我的好心却给你带来了恶果。我很痛苦。不论怎样，我认为你根本不应该退学的。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送你两本我爱读的书，你也一定会喜欢的。我想，不论国家和我们个人眼前遇到多大的困难，遭到多大的不幸，我们决不应丧失信心。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勇于牺牲，手拉着手朝前走，使我们的青春无愧于我们伟大的祖国，伟大的时代。这三本书会帮助我们更好地走向生活……

吴亚玲

我把这封信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心里就像开水锅一样翻腾着，久久不能平息。

我从被窝里爬起来，拉灭了灯，一个人又出了宿舍，来到学校的大操场上。

天已经晴了。暗蓝的天幕上，点缀着密密麻麻的星星。一轮明月挂在高空，清冽冽的光芒照耀着白雪皑皑的大地。

我长久地徜徉着，似乎想了许多许多，又像什么也没想。感情的潮水在胸中涌动，酸甜苦辣，样样味道都有，想笑，又想哭……

十五

这可是一个绝好的早晨。太阳从遥远的地平线升起来，给积雪的大地涂抹上一层淡淡的红光。整个黄土高原这样一装扮，气势顿时显得异常的雄壮。冬季里满眼的荒凉都被厚绒绒的白雪遮盖了；大地上所有的高低错落和参差不齐，都变成了一些单纯的互相衔接的曲线。一切都给人一种丰润和壮美的感觉。

瘦骨伶仃的我背着行李，出现在原野里，走进这样一幅大自然的图画中。

出了县城，穿过平展的田野，进了大山夹着的深沟——山路立刻变得崎岖险要起来。

我艰难地跋涉着。为了不掉进深涧，思想和精力全部都集中在脚下。

为了避开同学们的目光，我是在天还不明的时候就悄悄离开学校的。没有睡觉，没有吃饭，肚子饿得像猫爪子抓着一般。眼睛发黑，腿在打颤，十几里的路上已经记不清摔了多少跤了。

在一个可以避风的石崖下，我连人带行李一起倒在了一块没有落雪的土堆上，闭住眼大口大口地喘息。

我倒在这里，再也起不来了。一种孤苦伶仃的感觉控制了我，寂寞、灰心，就像一个打了败仗的士兵。记得在夏末初秋的时候，我正是怀着美好的心情从眼前这条路上走向县城，走向我向往着的新生活的。现在，却从相反的方向回来了。这也许是我整个生活转向的起点。

尽管如此，我对我的行为并不后悔。不，一切过去的都已正如父亲所说的：“咱们的祖坟没有埋着好风水！”

“爸爸，你说得对……”我闭着眼睛，头枕着铺盖卷，喃喃地念叨着，不知是瞌睡还是昏迷，感觉到意识无法控制，渐渐地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后来，我梦见我死了，尸体放在一块冰上，骨头都被冻裂。甚至还在梦中我就发出这样的疑问：既然死了，为什么我还能觉得冷呢？噢，原来我并没有死。但是，怎么啦，周围的冰仿佛变成了热的，使得我身上渐渐暖和起来。并且，我好像还听见有谁在很遥远的地方呼叫着我的名字……

我醒了。睁开眼一看，身上盖着一件棉大衣，郑大卫正蹲在我身边。这比梦境更叫人不可思议。

“建强！”大卫叫了一声，用手背抹了抹镜片下面的泪水，嘴唇哆嗦着。然后，他从身上的挂包里掏出一把饼干，双手捧到我面前。

我立刻意识到眼前发生了怎样的事情。一阵颤栗闪电般传遍全身。以前所有的嫌隙顷刻间化为乌有，充满眼前的是净化了的真诚。我从大卫手里接过了饼干，也接过了他对我的崭新的情谊。

“我对不起你，没想到把你逼到了这步田地。我听亚玲说你为此退了学，感到揪心般难受，就跑来追你了。你一定要回学校去！我们已经重新给你在教导处报了名，你一定要回去。同学们听说你退了学，还捐助了许多粮票和钱，大家都在等待着你。李老师还把我和亚玲、周文明叫去谈了话，他俩也来了，在后边……请你原谅我吧……”

他把掉在地上的棉大衣披到我身上，像大哥一样，胳膊亲热地搂住了我的肩头。

我在他的胳膊弯里哭了。幸福、喜悦、委屈，所有的感情都一齐涌上来了。

大卫也在抹泪。这时候，我们都像孩子，又都像大人。是的，我们正在离开孩子的时代，走向成年人的阶段。在这个微妙的，也是美好的年岁里，它将会留给我们多少难忘的回忆啊！

这时候，从我们身后响起了一声喊叫：

“追上了！追上了！”

这是周文明。在他后边，是满身糊着雪粉的吴亚玲。她看见了我，猛地站住了。喜悦的笑容绽开在她的脸上，眼睛里绷着一层泪花。

周文明三跷两蹦就来到我面前，一改平时的骄横，脸上泛起红潮，直率地对我说：“很对不起你。李老师已经批评了我，我给亚玲和大卫道了歉，现在也要向你道歉。我耻笑过你，伤害过你，请你原谅。你实际上是一个有骨气的好人，不好的是我。我这人毛病是太多了，从小在巷子里打架长大的。我记起了你的许多好处。旁的不说，每次考试，我不会，总要偷看你的几道题；你明知道我偷看，也不告给老师，还有意让我看哩……嗨！不是你，我恐怕今年下来要留级了。从今以后，我也要好好向你们几位同学学习。建强，你回去吧！以后缺什么就说，我们家什么都有。我们拜个干兄弟吧！你以后在学习上多帮助我……你能原谅我吗？”

周文明的话使我深受感动，我对他说：“我永远不会记恨你的。你很聪敏，只要努力，学习一定能赶上来！”

亚玲走上前来，对我说：“快回去吧，李老师也在后面赶来了。咱们快点往回走，好让他少跑点路。他是个深度近视眼，别让他跌一跤，把眼镜给碰掉了！”

我们都笑了。大卫开玩笑地对我说：“看你犹犹豫豫的，还有什么要谈判的条件吗？”

我却认真地对他说：“那你……一定要和亚玲好！”

大卫的脸刷地红了，亚玲的脸也红了，文明却背起我的铺盖卷，大喊一声：“咱们开路开路的！”他喊着，走在前头，又转身对我们说：“路不好走，咱们四个人干脆一个拉着一个。我走头，开路开路的；建强拉着我，大卫拉建强，亚玲拉大卫，空气拉亚玲！好不好？”他向我们做了个鬼脸，大卫和亚玲相视一笑，都不好意思地把头扭到了一边……

就这样，我们四个人手拉着手，踏着我们来时踩出的脚印，跌跌爬爬，嘻嘻哈哈，在白雪皑皑的峡谷里行进。走在前面的周文明吹起了响亮的口哨；口哨吹出的旋律是我们熟悉的《游击队之歌》。我、大卫和亚玲，忍不住和着文明的口哨声，轻轻地跟着哼起来。我们的父兄们当年就在这些山野里哼着这首歌，战胜了无数的艰难和困苦，赢得了革命的胜利；今天，这不朽的歌曲同样使我们的感情沸腾，激励我们在困苦中热情地生活，坚定地前进！

我拉着伙伴们的手，唱着亲切的《游击队之歌》，走向县城，走向学校，走向未来；我浑身的血液在激烈地涌动，泪水很快蒙住了眼睛，两边那耀眼的雪山逐渐模糊了，模糊了……

一九八〇年冬天到一九八一年春天写于西安

*原载《当代》1982年第5期。

版权信息

书名：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

作者：路遥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12-01

ISBN：9787530220092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风雪腊梅

附：冬天的花朵

痛苦

黄叶在秋风中飘落

你怎么也想不到

我和五叔的六次相遇

生活咏叹调（三题）

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

风雪腊梅

她用手绢在模糊的玻璃窗上擦出明净的一块来，身子伏在窗台上，两只圆润小巧的手托住很俊的脸蛋，傻呵呵地望着窗外，她的美丽加上这种娇憨的姿态，是极其动人的。不过，从她的脸上可以确切地看出来，这是一个心绪不佳的人。大凡人的忧伤很难埋藏的时候，常常就明显地挽结在双眉之间。

这的确是一个有苦难言的人——我们会慢慢知道一切的。

现在，她伏在那窗台上，一动不动，只是专心致志地瞅着外面。外面，密集的雪花儿，正轻飘飘地飞着，转着，颤悠悠地降落在地上，院子里已经白茸茸的，像铺了一层羊毛毡。远处，城市的建筑物和建筑物后面无穷无尽的山峦，也已经白了；白得模模糊糊的。白花花的雪，又把北方冬季里丑陋不堪的大地覆盖了。

可是，在这样的风天雪地里，大地上也并不是没有任何赏心悦目的东西。现在，就在这姑娘视线所及的院子南墙根儿下，那丛枝条灰白、没有一片绿叶的腊梅树，碎金一般黄灿灿的花朵开得正繁。

此刻，她正是在看那花的。这已经不知是今天第几次站在这里了。透过玻璃，在一片迷蒙中看那花，她觉得每一朵花都好像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而这无数灿烂的微笑似乎都对着这块玻璃，对着她。于是，她自己也莫名其妙地冲那花一笑。笑完了，脸色却变得像要哭一般。

她记得前几天，那树上还只是一些玉米粒一般大小的花苞，想不到今天竟然在这风天雪地里，赌气似的绽开了花瓣儿，多好强的花朵啊！

不一会儿，她已经不由自主地转身开了房门，踩着软绵绵的雪地，飞跑过院子，站到了腊梅树跟前。她轻轻折下一枝来，把枝条上成串的黄花凑到鼻子尖儿上拼命嗅了一下。然后，又在冻得红艳艳的脸蛋上亲昵地偎了偎。雪很快染白了她乌黑的头发。她甩了甩头，手里举着这枝花，像举着一面旗帜似的向自己的屋子跑去。

她拉开自己的房门，愣住了，她看见，就在她出去的这一会儿的时间里，屋子里已经进来了两个人，他们现在正坐在她的床铺上。

愁云立刻又笼罩在她的脸上。多少天来，她竭力想躲避这两个人，可是现在看来她已经无法脱身了。靠桌子一边的床头上，坐着她的领导，这个招待所的女所长。她穿着短呢大衣，那张看来很慈祥的脸上，仍然带着那种令人畏惧的宽宏大量的笑容。另一个是所长的儿子，正靠着她的铺盖卷儿，大大方方地抽着烟。

见她回来，母子二人都站起来，所长亲切地笑着说：“哟，这么好看的花，专拣这风雪天里开哩，心疼死人了！”说着就走过来，一只手亲昵地在她肩上捏了捏，又抚摸了一下，关怀地说：“琴，你穿得太单薄了，可千万小心着凉啊！听说这几天正闹流行性感冒哩……”

所长的儿子看来急忙找不出合适的什么话，只是直挺挺站在他妈身后，一只手在头上轻轻揉搓着几根不服帖的头发。

她对所长的关怀报以淳朴的一笑，说：“不要紧……”

她把手里那枝腊梅花匆忙地插在一个早已准备好了的水瓶里，然后给两个客人倒了两杯开水，放在床头边的桌子上。她现在不知道做什么是好，随手拉开桌子的抽屉，想找那件没有打完的毛衣，但没找见，她一时也记不起放在什么地方了。于是，她只好又局促地站在窗前，两只手揉搓着衣角，心慌意乱地望着窗外。刚才揩净的那一小块玻璃又变得模糊了。外面像是起风了，影影绰绰看见雪片儿在窗前狂飞乱舞，更远的地方却是什么也看不见了。她的眼光在那一片纷沓迷离中寻找亲爱的、黄灿灿的腊梅花，但终于没能瞧见。房子里，暖气管发出一阵阵叫人瞌睡的咝咝声。一阵很难堪的沉默后，她凭感觉，知道所长已经站在她的身边了。

是的，所长已经满脸带笑地看着她了。沉甸甸的胳膊像往常一样搭在了她的肩膀上，轻轻地带着一种疑问的口气问她：“琴，给阿姨说，这几天想得怎样？不好意思说？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呀，真是个乡里娃娃！而今的年轻人，谁还在这号事上羞羞答答的！不过，话又说回来，阿姨也正是看上你的这点了。别看城里那些时髦女子，尽是些骚货！怎么，还是不愿意？琴呀，阿姨不知道你是嫌阿姨家什么不好！怕跟了我广前吃不上喝不上穿不上？还是……”

她转过身来，尽量不使她的领导看见她眼睛里旋转的泪水，说：“吴所长，阿姨，您对我的好意我知道，可是，我……我已经给您说过，我……有了。”

这时候，所长的儿子像喉咙上卡了什么东西似的，用劲地咳嗽了一声。所长扭头狠狠瞪了他一眼，接着回过头又恢复了脸上的笑容，说：“就是你说的你们村那个……那后生叫什么来着？”

“康庄。”她抬起头，认真地对所长说。

“噢，康庄！”所长也带着一种认真的理解和同情，宽宏大量地说，“这我完全理解，从小在一起长大，石头都能焐热哩，何况人……”她略微停了一下，转而用饱经世故的眼光看着她，手继续在她肩上抚摸着，开导她说：“琴呀，你实在是个憨女子！你还年轻，阿姨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长，你不妨听阿姨给你说，感情，就是那么绝对吗？世界上，可有比感情更强大的东西哩。是些什么东西，阿姨先不给你说，你活一回人，会慢慢体会到的。我现在只是给你说，一切都可以变的。你可以变，你那个康庄也可以变。旁的不说，就说我广前他爸吧，他原来也和一个农村女子成了亲，可解放了，进了城，生活不在一起啦，后来还不是跟我结了婚吗？这情况也不是广前他爸一个人，比他大的领导都有这情况哩。我也是一样，原来的男人没本事，后来找了广前他爸，我才真正找到幸福啦！人活一世……”

“吴所长，您已经给我说过几次这话了，我也考虑过，但不管怎样，我绝不能这样，我在良心上过不去。再说，我和康庄一起长大，虽然他现在还在农村劳动，但我心里……爱他。”她现在已经抬起头，也不怕所长看见她眼里的泪水了，她觉得她从来也没这么胆大过，并且第一次从自己的嘴里说出“爱”这个字！爱，是的，在她看来，这是什么力量也改变不了的。吴所长说世界上还有更强大的力量能改变这东西，但她现在无论如何也明白不了这“更强大的力量”是什么。就是有这种力量吧，它可以改变别人，怎能改变了她冯玉琴呢？

“妈，走吧！烦死人了，你真能啰嗦！我晚上还要看《三笑》哩！”女所长的儿子从床上下来，把烟头轻轻往墙角丢去，不偏不倚，正好落进痰盂里。这个小小的成功暂时看来压过了他妈的巨大失败给他带来的不愉快，自鸣得意地把头一扬，嘴里轻轻弹了一下舌。

所长没理睬儿子，脸上带着顽强的笑容，发动了最后一次攻势：“琴娃，你再好好想一想。阿姨三番五次对你说这事，难道不是为了你好吗？说实话，我广前也不是找不下对象，这城里可以说要挑哪个就是哪个，可我们都看不上眼。我广前性格上有点慌，不能再找个慌慌对慌慌。因此，我们全家就瞅下个你，你跟了我广前，我们能亏待了你吗？你再好好想想吧！广前他父亲前几天还一再打问这事哩，你知道，广前他爸是咱地委的第一书记，眼下正国民经济调整哩，工作实在是忙，平时家务事一概不管。上次他来招待所见了你一面，喜欢得不得了，一再对我说：‘咱广前就得这么个俊女娃娃才相配！’你不知道，阿姨当初一见你，就动了心，因此……你再好好想想，想好了，阿姨和你再慢慢说……广前，咱走，我听见你爸爸的汽车来了。”

所长的儿子认为在她面前耍点聪明的机会到了，用干部子弟那种漫不经心的神态冲她这面一笑，头潇洒地一扬，说：“得，看我妈！对我爸的汽车比对我爸还熟悉！”

他妈对这种不合时宜的愚蠢玩笑苦笑了一下，无可奈何地摇摇花白的头：“你呀，总是爱说这种怪话……”说着把呢大衣的扣子扣上，和儿子一前一后出了门。

她呆呆地立在窗前，叹了一口气，过来在水瓶里取出那枝腊梅花，久久地看着，两颗泪珠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挂在了脸蛋上。生活啊，生活，你把人逼到了这样一种地步！记得半年前，她冯玉琴还在那个贫穷的小山村里劳动。当然，生活是苦一些，一年半载，见点白面星儿都难。可是，精神是自由的，畅快的。她和她幼年时一起长大的康庄哥一块出山劳动，一块谈天说地，生活有一股子说不出的甜味。现在，整天白米白面，肉上肉下，但她觉得心情一天比一天沉重，不痛快。

她记得，是那件意外的事使她的命运发生了如此的变化。那天，就是吴所长，来到了他们村，说是什么部有个领导人要来这地区检查工作，她亲自出动来他们这里寻找当地出的一些土特产，结果发现她长得漂亮（她自己也怀着骄傲的心情承认自己这个天生的优点）。于是，她就和他们那里出的土特产一起被吴所长带回了这个城市。所长说地区招待所是全地区的门面，需要相貌好的姑娘来当服务员。当时，她自己对这事倒也不是那么热心。这也不是说她不愿意来城里工作，而主要是觉得利用自己的“好相貌”来参加工作，心里感到很不美气。但她亲爱的康庄哥竭力支持她来。他对她说：“咱高中毕业，大学考不上，又没靠山和后门，什么出路也没了。你好不容易碰上这么个机会，千万不敢耽搁了。否则，咱就得一辈子呆在咱这穷山沟里！你先去。等你转正了，想方设法再往出拉扯我！听说人家吴所长的爱人是地委一把手，权大着哩！只要人家看得起，咱们的前途就无量。再说，你父母年老多病，不能出山，家里又没其他指靠，就你一个女娃娃家挣那点工分，怎能糊住一家三口呢？你参加了工作，就挣上工资了，虽然钱不多，但是长流水不断，维持个穷家薄业总比你在队里劳动强。至于你走后，你家里两个老人，暂时有我哩……”

康庄哥的话说动了她的心，她就来了。可是不久，她就明白了，所长这么热心地把她带来当服务员，并不单是要拿她的“好相貌”来为这个地区“撑门面”，而是给她的儿子找媳妇哩！所长对她好，平时在生活上也非常关心，关心得已经被另外的服务员背后骂上她了。可这种关心是多么地令人不舒服。是的，别人要是抱着个人自私的目的关心你，比打你骂你都使人更难受。她明白了所有的这一切之后，就像饭碗里吃出来苍蝇一样不舒服。再说，亲爱的康庄哥虽然是个农民，但她爱他。这爱，是那熟悉的土地、熟悉的山路、熟悉的小河和熟悉的村庄长期陶冶出来的、和生命一样珍贵的感情结晶。对她来说，要割舍这种感情，就像要割舍她的胳膊腿一样。她决不能再接受另外一个人的感情了。尽管她和康庄哥从来也没说出过“我爱你”，但他们心里明白他们的事情。再说，话说回来，即使是没有康庄，她也不会爱所长的儿子的。她，一个普通的农村姑娘，享受不了这种荣华富贵。她要是跟了地委书记的儿子，她将是这个家庭和她丈夫的奴隶——尽管物质上她一生可能会富有，但精神上她肯定将会是一个奴隶。抛开这些不说，她也根本不喜欢所长的儿子——别看他爸是地委书记！她找的是女婿，而不是女婿他爸。看他是什么派头嘛！架上他爸的势，经常不掏钱住在招待所的特级房子里，一住就是许多天。晚上，三朋四友，喝酒吃肉，吆五叫六，醉得吐一床。他一有空就到她房间来，二郎腿一跷，一坐就是大半夜，说香港，道美国……后来，所长便直截了当在她面前提亲了，她也就直截了当说不同意。为了让他们母子二人彻底歇心，她还鼓起勇气把她和康庄的关系也给所长公布了。

可是，这母子俩却不歇心，甚至专门把地委书记拉来看了她一回。所长还给旁人话言话语说，她的合同期到年底就要满了，能不能转正还是个问题。所长说她“很急”，因为地委最近有了“新精神”，说马上要精减一批合同工哩。她知道这是所长捎话给她听，威胁她哩。另外，所长的儿子广前也越来越不像话了，竟然对她纯粹骚情起来了。今晚，在这大风大雪里，他们母子又不辞劳苦地做她的工作来了。此刻，她的胸口像塞了一把猪毛，扎烘烘地难受。一种羞耻和恼怒的情绪像烘红的铁一样烫着她的心。她决定很快和这种可怕的生活告别，她再不愿意忍受这种折磨了。她不会屈服的！别看他们有钱有权，她并不爱这种荣华富贵。俗话说，千块块金砖万两两银，买房买地买不了人……

窗外已经听见风的吼叫声了，雪粒像沙子似的敲打着玻璃窗。她仍然站在灯前，脸上挂着两颗亮晶晶的泪珠，出神地看着那一枝金黄色的、放着凛冽清香的腊梅花。花呀，它怎敢在这冰雪里开放得这么娇艳呢？她猛然想道：人，难道不可以和这花一样吗？不畏强暴，不怕艰险，就是在极度恶劣的环境中也能保持住自己高贵的品质。冯玉琴！你难道不应该这样吗？

想到这里的时候，这个不幸的农村姑娘忍不住热泪盈眶，竟用那两片绯红的嘴唇在这枝金黄的花朵上轻轻吻了一下。

现在，她很快把这亲爱的花朵放回到那个水瓶里，情绪激昂地坐在了桌前。

她铺开几张白纸，开始给康庄写信。她将在信上要求亲爱的康庄哥赶快来接她，说她将要和他很快地建立家庭，在他们那穷乡僻壤创造他们的幸福生活；她还要对他说，只要人活得正派和问心无愧，他们就是一辈子当农民，也照样会很幸福的；当然，她还要告诉他，在这个地方有一棵腊梅树，它怎样在冰天雪地里开放着金灿灿的花朵……

她刚在纸上写上“亲爱的康庄哥”几个字，就听见几声轻轻的敲门声。她的心立刻缩成了一团。她惊骇地想：是不是所长和她儿子又来了！或者仅仅是所长的儿子一个人来了？如果光是所长儿子一个人来，那可是多么叫人害怕的事啊！天这样晚了，又刮风下雪的，院子里没有一个人……可她细细一想，觉得不像是所长的儿子，因为他进她的房间从来都不敲门，常常猛不防就闯进来了。

她于是把写了几个字的信纸又放回到抽屉里，怀着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站起来去开门。

随着打开的门板，风雪裹进了一个人。她定眼一看，不觉大吃一惊，原来这竟然是她想着和盼着的康庄哥啊！

这的确是康庄。她看见他带着很不自然的笑容站在她的面前，两只手互相局促地搓着。原来很消瘦的他，现在居然脸盘胖胖的，有点城里人说的发福的样子。头发也理得整整齐齐，似乎比原来也黑亮了一些。身上穿着一身深蓝色的涤卡衣服，新倒是很新，但上面似乎沾着许多油腻，显得很污脏。

她半天才从一种巨大的惊喜中反应过来，赶忙问他：“你什么时候来的呀？今天？刚才？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啦？我们家？我爸？我妈？你们家？谁？……噢，先不说这些！你一定跑累了，我给你弄饭去，你肯定饿得不行了！”说着她便转过身，手忙脚乱地在柜子里寻起了碗筷，喜悦、激动，使她浑身微微地有点发抖。

康庄走进来，站在屋当中，把两只糊满雪粉的脚在地上跺了跺，说：“别忙了，我早已经吃了。”

“你在什么地方吃的饭呢？”她惊奇地转过身来问他。她可从没听说他在这城里有熟人。

康庄略微犹豫了一下，坐在了椅子上，说：“到什么时候还能少了我的一口饭呢……你大概不知道，我早在地区粮油公司当了炊事员，快两个月了……”

她登时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只是怔怔地看着他。好久，她才在乱麻一般的思绪中理出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来：他已经到这城里两个月了，为什么不来找她呢？

还没等她发问，康庄已经说开了：

“琴，自从你和地委书记的儿子订婚后，你们所长就打发人把我从村里叫上来，给我找了这么个工作，所长说是你吩咐他们一定要照顾一下我……”

“骗人！骗人！这完全是骗人！”她没等他说完，便发疯似的喊起来。

“这我很快就知道了，你们实际上还并没订婚哩。”康庄平静地接着说，“可我反复想了，不论怎样，归根结底，你是不可能和我结合了，你那么漂亮，现在又有工作，又被人家地委书记的儿子看上了，我是个平民老百姓，怎能争过人家呢？所以后来也就向现实低了头，彻底低了头。唉！不管怎说，我现在也算吃上公家一碗饭了。炊事员听起来不高雅，可工资还不少，连补贴下来，一月七十多块钱哩……”

“不！”她的眼泪在脸上刷刷地淌着，走近他的身边，大声喊着说，“不！咱们都把这烂脏工作辞退了！明天就回咱村子里去！”

康庄抬起头，一丝激动的情绪涌上他胖胖的脸蛋，可是很快就又消失得一干二净。他重新把头倒倾下来，一只手抠着另一只手的指甲缝。半天，他才又抬起头，脸上带着一种麻木的表情，吞吞吐吐地说：“好琴哩，你先不要太冲动了，咱慢慢商量这事嘛……唉，老实说，我当初也不知道为这事痛苦了多少回，眼泪流了几大桶。就是现在，我心里难道就好受？可是，感情是感情，现实是现实。我把一切也都看破了……我知道，我个平民老百姓，是不会让你幸福的。就是和你结了婚，你那么漂亮，以后别人欺负上你，我这点可怜的地位，连一点点保护你的力量也没有啊……”他平静地说着，眼睛时不时看看她——神情是那样的漠然，似乎那过去的一切，对他来说，已经画了句号，变得遥远而模糊了。

这一切她都眼睁睁地看见了，感受到了！一阵巨大的震惊压过了悲痛，她甚至连眼泪都顾不得流了。心像什么东西猛拉似的往嗓门眼上提，头，一阵又一阵地眩晕起来，一双眼睛顿时变得无光没彩。她吃惊地望着她小时候一同长大的伙伴——她一直在心里亲着和爱着的这个男人，他原来是这么懦弱的一个人啊！她为什么以前没有看出他身上有这么大的缺点呢？她脑子里很快闪过什么书上的一句话：人爱人，往往只从好的方面看……

她看着他那颗胖了的头，看着他平庸的脸上那麻木的表情，看着他那一身工不工农不农的肮脏的衣服，一种悲哀和绝望的感情使她感到天旋地转，几乎要栽倒在地上！

她一只手托住桌边，开始痛苦地想：他也许是被所长和地委书记的权势压垮了！她觉得她用自己爱情的力量也许会把他重新唤醒的！她要夺回他的——不，也是她的那被剥夺了的一切！

于是她满面流泪地说：“康庄哥，咱一块回咱村去吧！再哪里也不去了！咱就在咱的穷山沟里过活一辈子！天下当农民的一茬人，并不比其他人低下！咱吃的穿的可能不富足，可咱的精神并不会比别人穷的！康庄哥，咱一起回去吧！而今农村的政策也宽了，咱们的日子慢慢也会好起来的……康庄哥，你答应我吧！咱明天就动身回去！”

她的这些从心窝里掏出来的话，她的这些使石头也会落泪的话，竟然仍没有打动这个炊事员的心。他坐在椅子上，像黑霜打了的冬瓜花，蔫头耷脑。当然，看来他精神上并不是没有痛苦，脸上的肌肉抽搐着，牙齿咬着嘴唇半天不说话，沉默。房子里暖气管的咝咝声和窗外风雪的吼叫声组成了一种奇妙的交响乐，在这个空荡荡的房子里，在这两个沉默着的、农村来的青年人的心灵里回荡着，空气紧张得就像等待着某种东西的爆炸……

过了一会儿，康庄抬起头，带着一种哭音拉调，说：“好琴哩！你的话像刀子一样扎人心哩……可是，我思来想去，咱可再不能回咱那穷山沟啊！我再过一个月就要转正哩！说心里话，好不容易吃上公家这碗饭，我撂不下这工作！实说，我爱你着哩！但一想回去就要受一辈子苦，撑不下来啊！没来城里之前，还不知道咱穷山沟的苦味；现在来了，才知道咱那地方根本不是人住的地方……”

“放屁！”无比的愤怒一下子淹没了所有其他的感情，她眼里像喷着火似的望着这个没有骨头的人，大声叫着说，“咱们的先人祖祖辈辈都住在那里，你爹你妈现在还住着，难道他们都不是人吗？我看你才不是人，是一条狗！”

她说完后，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可是，那刚才一直像烧着火似的脑子被一盆子凉水泼灭了，冷却了。她一下子感到身子软绵绵的，于是就扑倒在床上，放开声哭起来了。窗外的暴风雪叫得更猛了，将大把大把的雪扬在窗房上，啪啪直响。远处的街道上，传来了风吹电线发出的尖锐哨音。

她伏在床上忘情地、伤心地号啕着。她现在并不是为了和这种不再值得留恋的感情告别而哭；她是在哭她自己的命苦，哭她竟然瞎了眼，多少年就把自己纯洁的感情交给了这么一个人！

“哭什么哩！甭哭咧！我看咱两个而今就算闹腾好了，我过一个月就转了正，成了正式工了；你要跟人家地委书记的儿子，也还愁没个工作吗？唉，咱们两家祖祖辈辈还没出一个吃官饭的人呢！琴，咱好歹已经快端上这碗饭了，一转正，就是铁饭碗，再不怕遭年馑了！咱要是现在回去，就再没指望了，这辈子也别想……咦？这寒冬腊月还有开花的东西哩？水瓶里插的那是什么花？还没见过哩？像年画上画的梅花嘛！叫我看这是真的还是纸做的假花……”这个乡巴佬说着便带着惊异而稀罕的神色，向桌子这边走来。

她听见他走近了，猛一转身，大声吼道：“别动！你的手，脏！”她的眼光喷着火似的射在这个已经死了的活人脸上，指头像锥子似的指着他的鼻子问道：“你说！是不是人家给你找了工作，你给人家答应的条件就是和我断绝关系？你再说！你今天晚上跑到这里干啥来了？是不是所长叫你来做我的工作，让我跟她那个不要脸的儿子成亲哩？你说！你说！你说呀！”她发疯似的喊着，一步步逼近了他。

他怯懦地、乞求地瞄了她一眼，头深深地低下了。

她愤怒地扬起手，在那张吃喝得油腻腻、肥乎乎的脸上狠狠打了一记耳光，咬牙切齿地说：“你滚出去！”

他没有看她，仍然像一截木桩似的钉在那里。半天，他才笨拙地转过身子，跌跌撞撞摸到门口，走了。门外传来一声深深的叹息，扑踏扑踏的脚步声渐渐地消失在黑暗的雪夜里……

现在，她坐在了椅子里，目光静静地盯着桌子上的那枝腊梅花，思绪像洪水一样在脑子里奔涌起来，她此刻明白了吴所长所说的“世界上还有更强大的力量”是什么了。她谛听着窗外猛烈的暴风雪的吼叫声，心里想：这严酷的暴风雪不就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吗？它把世界上多少生机勃勃的绿色的生命都杀死了！但是，它奈何不得梅花啊！亲爱的腊梅花，你就是在这样的时候，金灿灿地开了！

她鼻子里“哼”了一声，站起来，开始收拾房间和整理东西。她先打开自己那个小提包，一眼便看见了那件没有打完的、铁灰色的男式毛衣。一缕淡淡的哀伤又涌上了她的心头。这是她用省吃俭用积攒的钱，买了最好的毛线，准备给刚才走了的那个人织的，已经织了一半。

她怔了一会儿，便取出这件没织完的毛衣，一只手扯住线头，狠狠地扯开了。她扯着，扯着，那织着美丽图案的毛衣片很快就变成了乱麻一般的线团，被她抛在了身后……

第二天黎明，骚动了一个晚上的暴风雪完全静了下来。但天阴得仍很重，雪花儿照旧轻悠悠地飘落着。大地被厚厚的积雪包裹起来，显得洁净而庄重。喧嚣的城市变得静悄悄的了。

这时候，只见大街上蹒跚着走过来一个背铺盖卷的姑娘。她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劳动布工作服，围着一条鲜红的粗毛线围巾，独个儿在齐膝深的厚雪里吃力地向长途汽车站走去。她冻得通红的手里捏着一枝金灿灿的腊梅花，走一会儿，便凑到鼻子上闻一闻，或者在脸蛋上亲昵地偎一偎。这正是冯玉琴。她已主动辞退了地区招待所服务员的工作，准备在车站附近的旅社里住上几天，等天一晴，路一开，她就回家去呀！

*原载《鸭绿江》1981年第9期。

附：冬天的花朵

她用手绢在模糊的玻璃窗上揩出明净的一块来，身子伏在窗台上，两只小巧的手托住很俊的脸蛋，眉头微微皱起，痴呆呆地望着外面。

外面，密集的雪花儿像一群群白蝴蝶，正飘飞着，旋转着，颤悠悠地降落在地上；院子里已经白茸茸的像铺了一层羊毛毡。远天远地，白茫茫一片——晶莹洁白的雪花把冬季里丑陋不堪的大地轻轻地覆盖起来了。

院子南墙根下，不正是那一丛腊梅吗？

是的。那灰白的，没有一片绿叶的枝条上，碎金一般黄灿灿的花朵开得正繁。她记得前几天，那树上还只是一些玉米籽一般大小的花苞哩，想不到今天竟然在这风天雪地里，赌气似的绽开了花瓣。多好强的花朵！

透过玻璃，在一片迷蒙中看那花，每一朵都好像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这无数灿烂的微笑似乎都对着这块玻璃，对着她。她的眉头舒展开来，不由得也向风雪中那一树繁花投去会心的一笑。她觉得，此时此刻，那树，那花，都通灵性，都深深地理解她。

她不由得转身开了房门，怀着一种难言的激动，踏着软绵绵的雪地，穿过院子，走到腊梅树跟前，轻轻折下一枝来。她把这花举到鼻前闻闻，清冽冽的香气立刻泌透了她的肺腑；她把这朵花在脸上偎一偎，一种冰凉清雅的气息使她乱糟糟的心情变得恬静了一些。

她呆呆地在树前立了一会，便折转身，带着这一枝黄灿灿的花朵向自己的屋子走去。

她拉开自己的门，不觉一怔：多少天来她竭力想躲避的那两个人，现在正坐在她的床铺上。一个是她的顶头上司，这个招待所的女所长，穿一身呢大衣，胖胖的脸上仍然带着那种令人畏惧的宽宏大量的笑容；另一个是所长的儿子，米黄色的风衣裹着不穿棉衣的瘦身板，刚抹过油的长头发黑得发亮。

见她回来，这母子二人都站起来。所长笑着开口说：“哟，这么好看的花！李冬花，这花和你的名字正合着呢！”她急忙弄不明白所长说的“正合着”是一句什么话，只对这话报以惨淡的一笑。所长的儿子一只手在头上轻轻揉搓着几根不服贴的头发，说：“人面梅花相映红嘛！”

她默默地走进屋子，把那一枝腊梅花插在一个空水瓶里，然后给这两个来客倒了两杯开水，放在他们面前的桌子上。接着，她又侧着身子，默默地站在玻璃窗前，不知所措地揉搓着衣角，精神恍惚地看着窗外。窗外，像是起风了，雪花儿狂飞乱舞，搅得天地间一片纷瓣迷离；迷蒙中仍然看得见南墙下那一丛黄花。

房子里，暖气管发出一阵阵令人昏睡的咝咝声。一阵很难堪的沉默后，女所长先吃吃地笑了两声，然后站起来走到她身边，很亲切地说：“冬花，你是嫌我们家的什么不好？怕跟了我广前吃不上喝不上穿不上？还是……”

她没有看所长，只是轻轻说：“不。我已经给您说过，我……有了。”

“就是你说的那个康庄吗？噢，从小在一个村里长大，可能有感情着哩！”所长诡秘地一笑，“可感情也不是绝对的嘛！人，可是个怪物，常变哩；你可以变，你那个康庄也可以变！就拿我丈夫说吧，他原来也和一个农村女子成了亲。可解放了，进了城，生活不在一起啦，后来还不是跟我结了婚吗？我也是一样，原来的男人没本事，后来找了广前他爸，才找到幸福啦！人活一世，谁不攀高结贵！”

“你们是你们，我们是我们，不一样。”她的语气稍微有点不客气了。

“那可说不定呢！爱情可常闹悲剧哟！”所长脸上带着一丝嘲讽的表情说。

“妈，走吧！烦死人了！我晚上还有一场电影哩！”女所长的儿子广前站在地上，一条腿晃荡着，带着一种不高雅的观赏神色斜眼看窗前立着的她，就像看餐桌上的一盘好菜一样。

所长走近前来，一只手亲切地搭在她的肩膀上，声调很甜地说：“冬花，再好好想一想。你不知道，我们全家都太喜欢你了。这么大个城市，我广前谁也看不上眼，就瞅下个你。他父亲前几天还一再打问这事哩。你知道，广前他爸是咱地委的第一书记，工作实在是忙，平时家务事一概不管。上次他来招待所见了你一面，喜欢得不得了，一再对我说：‘咱广前就得这么俊个女娃娃才相配！’，你不知道，街上的人都说你漂亮得‘盖满城’哩！冬花，你就情愿找个农民家的后生吗？你……再好好想想，想通了，阿姨和你再慢慢说……广前，咱走，我听见你爸爸的汽车来了。”

女所长的儿子对他妈嘲弄似的一笑，说：“妈，你对我爸的汽车比我爸还熟悉！”

“少敲怪话！”女所长把大衣钮扣扣上，和儿子一前一后出了门。

她仍然呆呆地立在窗前，一动也不动，像一尊塑像。

好久，她才转过身来，走过去从水瓶里小心翼翼地取出那枝腊梅花，举在眼前，痴呆呆地看着，两排洁白的牙齿狠狠咬着嘴唇；不知是什么时候，两颗泪珠已经从眼角里静静地淌了出来……

半年前，她还在那个贫穷的小山村里劳动。虽然生活苦一些，精神倒也还畅快。她和她幼年时一起长大的康庄哥一块出山，一块说天说地，生活有一种说不出的甜蜜。

可是，一件意外的事却使她的命运发生了变化。那天，地区招待所的这个女所长说是为了招待中央来的一个什么领导，专门到她们那里来寻找当地出的一些土特产，发现她长得漂亮，结果便把她和土特产一起带回了这个城市。所长说地区招待所是全地区的门面，需要相貌好的姑娘来当服务员。当时她对这事倒也不热心，主要是觉得利用自己的“相貌”来参加工作，心里觉得不美气。但她亲爱的康庄哥支持她来；他对她说：“咱大学考不上，又没靠山，什么出路也没了，好不容易有这么个出路，千万不敢耽搁了，否则，咱就得一辈子呆在咱这穷山沟里！你先去，等转正了，想法再往出拉扯我！听说所长的爱人是地委一把手，权大着哩！只要人家看得起，咱们的前途就无量。再说，你父母年老多病，不能出山，家里又没其他指靠，就你一个女娃娃家挣那点工分，怎能糊住一家三口呢？参加了工作，就挣上工资了，虽然钱不多，但维持个穷家薄业总比你在队里劳动强。至于你走后，你家里两个老人，有我哩……”

康庄哥的话说动了她的心，她就来了。

可是不久，她就明白了，所长这么热心地把她带来当服务员，并不单是要拿她的“好相貌”来为这个地区“撑门面”，而是给他的儿子找媳妇哩！

当她明白了这点后，就像饭碗里吃出来苍蝇一样不舒服。亲爱的康庄他虽然是个农民，但她爱他。她不能再接受另外一个人的感情了。话说回来，即就是没有康庄，她也不会爱所长的儿子的——别看他是地委书记的儿子！她找的是女婿，而不是女婿他爸。看那小子是个什么人嘛！头发留得老长，像个女人；穿件花衫子，真叫人恶心。他经常不掏钱住在招待所的特级房子里，一住就是许多天。到了招待所的餐厅，不出钱，不出粮票，炊事员和服务员像伺候外宾一样伺候他。他一有空就到她房间里来麻缠她，二郎腿一翘，下流话不断，一坐就是大半夜，整得她实在没法。

后来，所长便直截了当在她面前提亲了。她也直截了当地说不同意；为了让他们母子二人再不麻缠她，她还把她和康庄的关系也给所长说了。

可是，他们母子俩麻缠得更凶了。所长给旁人话言话语露风说，她的合同期到年底就要满了，能不能转正还是个问题；说地委最近有了新精神，马上要精简一批合同工哩。她知道这是所长捎话给她听，威胁她哩。另外，所长那个死皮赖脸的儿子却用纯粹骚情的手段比以往更起劲地来麻缠她了。

羞耻和愤怒使她的心像红铁烫着一般。她决定很快和这种可怕的生活告别。她不会屈服的！别看他们有钱有权，她并不爱这些荣华富贵。俗话说，四块块金砖万两两银，买房买地买不了人！……

窗外已经听见风的吼叫声了，雪粒像沙子似的敲打着玻璃窗。她仍然站在灯前，脸上挂着两颗亮晶晶的泪珠，久久地看着那一枝金黄色的、放着清香的腊梅花。此刻，她越发爱这花了：它竟然敢在这冰雪里开放得这么娇艳！她想：人难道不可以和这花一样吗？不畏强暴，不畏艰险，在任何恶劣的环境中保持自己高贵不屈的品质。她感谢这腊梅花！它给了她生活的一个重要启示！

她很快地把这亲爱的花朵放回到那个水瓶里，情绪激昂地坐在了桌前。

她铺开几张白纸，开始给康庄写信；她要让他赶快来接她；说她将要和他一块建立家庭，在他们那穷乡僻壤创造他们美满的生活；说只要人活得正派，他们即就是一辈子当农民，也照样会幸福的。当然，她还要告诉他，在这个地方有一棵腊梅树，它怎样在冰天雪地里开放着金灿灿的花朵……

她刚在纸上写下“亲爱的康庄哥”几个字，就听见几声轻轻的敲门声。她的心一紧：是不是那个花花公子又麻缠她来了？可她细细一想，不是的，所长的儿子还不懂得进别人的房子要敲门哩。

她于是把写了几个字的信纸又放回到抽匣里，站起来去开门。

随着打开的门板，风雪裹进来了一个人。她定睛一看，吃惊得几乎站立不住了——啊，原来这竟然是她想着和盼着的康庄哥！

这的确是康庄。她看见他带着很不自然的笑容站在她的面前，两只手互相局促地搓着；原来很削瘦的他，现在居然脸盘胖胖的，有点发福的样子；头发也理得整整齐齐，似乎比原来也黑了一些。身上穿着一身蓝色的“的卡”衣服，新倒是很新，但上面似乎沾着许多油腻，显得很污脏。

她赶忙问他：“你什么时候来的？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啦？噢！先不说这些，快叫我给你弄饭去！你一定很饿了！”说着她便手忙脚乱地在柜子里寻碗筷。

康庄把糊着雪粉的脚在地上跺了跺，说：“别忙了，我早已经吃了。”

“你在什么地方吃的饭呢？”她惊奇地转过身来问他。她可从没听说他在这城里有熟人。

康庄坐在了椅子上，说：“到什么时候还能少了我的一口饭呢……你大概不知道，我早在地区粮油公司当了炊事员，快两个月了……”。

她顿时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只是怔怔地看着他。好久，她才在乱麻一般的思绪中理出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来：他已经到这城里两个月了，为什么不来找我呢？

还没等她发问，康庄已经说开了：

“冬花，自从你和地委书记的儿子订婚后，你们所长就打发人把我从村里叫上来，给我找了这么个工作；所长说是你安咐他们一定要照顾一下我……”

“骗人！骗人！这完全是骗人！”她没等他说完，便发疯似的喊起来。

“这我很快也就知道了，你们还并没订婚哩。”康庄平静地接着说：“可我知道，不论怎样，归根结底，你是不可能和我结合了。你那么漂亮，又有工作，又被人家地委书记的儿子看上了，我个平民老百姓，怎能争过人家呢？所以后来也就向现实低了头，彻底低了头。唉，不管怎样说，我现在好孬也算吃上公家一碗饭了。炊事员听起来不高雅，可工资还不少，连补贴下来，一月七十多块钱哩……”

“不！”她的眼泪在脸上唰唰地淌下来，走近他身边，大声喊着说：“不！咱们都把这烂脏工作辞退了！明天就回咱村子里去！”

康庄坐在椅子上，没有显出多少激动来。他头低了老半天才抬起来，脸上带着一丝麻木的表情，说：“冬花，你先不要太冲动了嘛，咱慢慢商量这件事嘛……唉，老实对你说，我当初也不知为这事痛苦了多少回，眼泪流了几大桶！就是现在，心里也不好受……可是，感情是感情，现实是现实。我把一切也都看破了……我知道，我个平民老百姓，是不会让你幸福的。就是和你结了婚，你那么漂亮，以后别人欺负上你，我这点可怜的地位，连一点点保护你的力量也没有啊……”

一种巨大的震惊使得她猛然失去了悲痛的感觉，甚至连眼泪都顾不得流了。她睁着一双吃惊的眼睛望着她小时候一同长大的伙伴——她一直在心里亲着爱着的这个男人：他原来是这么懦弱的一个人啊！她为什么以前没有看出他身上有这么大的缺点呢？唉，人爱人，往往只从好的方面看呀！

她看着他那颗胖了的头，看着他平庸的脸上那麻木的表情，看着他那一身工不工农不农的肮脏的“的卡”衣服，一种悲哀和绝望使她感到天旋地转！

她一只手托住桌边，开始痛苦地想：他也许是被所长和地委书记的权势压垮了！她觉得她用自己爱情的力量也许会把他重新唤醒的！

她于是满面流泪地说：“康庄哥！咱一块回咱村去吧！咱一辈子再哪里也不去了！咱就在咱的穷山沟里过活一辈子！天下当农民的一茬人，并不比其他人低下！咱吃的穿的可能不富足，可咱的精神并不会比别人穷的！康庄哥，咱一起回吧！而今农村的政策也宽多了，咱的日子慢慢也会好起来的……”

她的这些从心窝里掏出来的话，仍然没有使这个炊事员激动。他坐在椅子上，像霜打了的瓜花，蔫头搭脑。但看来他精神上并不是没有痛苦。他脸抽搐着，带着一种哭音拉调，说：“好冬花哩！咱可再不能回咱那穷山沟啊！我再过一个月就要转正哩！我撂不下这工作！说心里话，我爱你哩，但一想回去就要受一辈子苦，撑不下来啊！没来城里之前，还不知道咱穷山沟的苦味；现在来了，才知道咱那地方根本不是人住的地方……”。

“放屁！”无比的愤怒一下子淹没了所有其他的感情，她眼里像喷着火似的望着这个没有骨头的人，大声说：“咱们的先人祖祖辈辈都住在那里，你爹你妈现在还住着，难道他们都不是人吗？我看你才不是人，是一条狗！”

她一下子扑倒在床上，放开声哭起来了——忘情地，伤心地号啕着。她并不是为了和这不值得留恋的感情告别而哭；她是在哭她自己的苦命；哭她竟然瞎了眼，多少年就把自己纯洁的感情交给了这么一个人！

“……哭什么哩，我看咱俩个而今都算闹腾好了！我过一个月就转了正，成了正式工了；你要是跟了人家地委书记的儿子，也还愁没个工作吗？唉，咱们两家祖祖辈辈还没出一个吃官饭的人呢！冬花，咱好歹已经快端上这碗饭了，一转正，咱就把铁饭碗端上了，现在一回去就不顶事了，这辈子也别想……咦？这寒冬腊月还有开花的东西哩？水瓶里插的那是什么花？还没见过哩！像画上见过的梅花嘛！叫我看这是真的还是纸做的假花……”

她听见他走近了柜子，猛一转身，大声吼道：“别动！你的手脏！你说！是不是人家给你找了工作，你给人家答应的条件就是和我断绝关系？你再说！你今天晚上跑到这里干啥来了？是不是所长来叫你做我的工作，让我跟她那个不要脸的儿子成亲呢？你说！你说！”她发疯似的喊着，一步步逼近了他。

他懦怯地瞄了她一眼，头深深地低下了。

她愤怒地扬起手，在那张吃喝得油腻腻胖乎乎的脸上狠狠打了一记耳光，咬牙切齿地说：“你滚出去！”

他没有看她，仍然低着头，转过身走了——门外传来一声深深的叹息，扑踏扑踏的脚步声渐渐地消失在了黑暗的雪夜里……

第二天黎明，骚动了一个晚上的暴风雪完全静了下来。但天阴得仍然很重，雪花儿照旧轻悠悠地飘落着。大地被厚厚的积雪包裹起来，看起来洁净而庄重。喧噪的城市变得静悄悄的了。

这时候，只见大街上走过来一个背铺盖卷的姑娘，穿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劳动布工作服，围一条鲜红的粗毛线围巾，独个儿在齐膝深的厚雪里吃力地向长途汽车站走去。她手里捏着一枝金灿灿的腊梅花，走一会，便凑到鼻子上闻一闻，或者在脸蛋上亲昵地偎一偎。这正是李冬花。她已经主动辞退了地区招待所服务员的工作，准备在车站附近的旅社里住上几天——等天一晴，路一开，她就回家去呀！

一九八〇年九月，于陕北

*原载汉中市《衮雪》文学杂志1980年第2期。

痛苦

痛苦难道是白忍受的吗？

——托马斯·曼

爱情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什么时候开始的？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一般而论，这件事对他们来说，出现得是有点过早了，因为他们都才十九岁。不过，仔细一想，也情有可原。因为他们一同出生在高家村，从光屁股一块玩到懂得害羞的年龄，一起背着书包上村小学，又一起背着铺盖卷进城上中学，直到眼下高中毕业，并且报考了同样的大学和专业。现在他们正处在一种焦躁不安的等待中。十几年的朝夕相处，加上这几年洪水一样的爱情电影的熏陶，少男少女心灵中那根神秘的琴弦终于被拨动了，并且弹出了第一组不那么熟练的、然而是异常美妙的和音。

大年是前村高仁山的二小子。他和他那老实巴交的父亲一样，带着一身淳朴的、倔强的憨气，就像黄土地里长出来的一棵高粱。当然，这种人往往有一种别人很难比得上的品质，那就是非常有耐力，能经受得住摔打，这一点也像田野里的高粱。如果各位有机会在大旱之年，到中国北部的山地里走一走，就会看见，当许多植物被烈日烤晒得蔫头耷脑时，唯有高粱却倔强地挺着它的腰杆，并且会在秋后捧出一穗红艳艳的颗粒来。

就说大年的父亲高仁山吧，虽然岁数已经不小，但硬是一个人强撑着，用辛勤的汗水供两个小子上学，非让他们求得“功名”不可。大小子前年考大学名落孙山，已经收心务农了。可他并不灰心，继续向乡亲们发誓，要把他的大年送进大学门。大年这孩子虽然并不特别聪敏，倒也像他父亲一样有股牛劲，靠着勤奋，学习一直也还是很出众的。

小丽却是另外一种孩子，聪明，伶俐，活泼得像一只小山羊。她虽然也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娃，但非常富于幻想。就说她和大年的爱情（姑且这么说）吧，也是她首先主动表示的，并且有一次在星期六回村的路上，还逗得大年像电影里那些恋爱的人那样，在后面追着她跑。她呢，一边跑，一边嘻嘻哈哈表演了一些淘气的所谓“慢镜头”动作……

在这些日子里，憨厚的大年已经感觉到自己成了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他恋爱了，这就意味着孩子时代的结束。他爱小丽，如同爱明丽的太阳。可惜他爱得太认真，太迷恋了，以致影响了他最后一年的学习。不久他就将知道，他为此将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当然，就我们来说，是可以原谅他的：因为我们在他这样年龄的时候，也往往不能完全把握住自己的感情和行为。但一个人的痛苦和不幸，往往就在这时候开始，真正的人生也可能才在这时候开始。

一声霹雳击倒了高大年：他没有考上大学！他落榜了！

这天，当确切的消息传来以后，他一个人跑到村前的打麦场上，痛苦而麻木地躺倒在一堆乱草里。他爸，他妈，他大哥，都先后跑来了。他们怕他寻短见。三个亲人围成一圈，一个个满脸晦气蹲在他面前，不知该说什么好，只是一个接着一个叹气。这更使他的痛苦加深了。唉！他辜负了眼前这三个人对他付出的辛劳和寄予的厚望。

“我早看出来，你让小丽把你耽搁了……唉！你这糊涂小子！本来就应该先立业，后成家！再说，你还是个娃娃嘛，不好好学习，能出息吗……”父亲两只粗糙的手互相搓揉着，诉说着心头的怨恨。

“那是个妖精！”他大哥咬牙切齿地说。

“不怨她！”他一下子坐起来，脸上带着一种愤怒的表情。他不能容忍他们用这样一种轻藐的态度对待他视为神圣的小丽。他虽然因此而没有考上大学，但他并不后悔他的爱情。这倒决不是一种孩子气；因为我们知道，他一直是非常认真地看待这件事的。

他父亲也愤怒了，一闪身站起来，激动得两片厚嘴唇直颤。看来他真想破口大骂，但气极了反倒找不出一句话来，他只用长满老茧的手狠狠摸了一把胡楂脸，拧转身就走。仁山老汉一边走，一边叹息，往日倔强的头颅低低地垂到胸前。那神态等于明白地向乡亲们宣告：他望子成龙的梦想已经彻底破灭了！

这时，时光正值中午，夏末初秋的阳光仍然热辣辣地照耀着大地。大年呆坐在土场上，汗水在那张像高粱一样红扑扑的脸上流淌，两只手在泥地上抠来抠去。他妈坐在他一边流泪。

他硬劝说他妈回了家。他让她放心：他决不会自寻短见；他只是想一个人在这里静静地呆一会。

当然，他让他妈离开这里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因为他看见小丽正从县城那边的公路上走回来。她要回家，必然要经过这个土场。

他眼前升起了另一颗太阳。痛苦暂时又被一种莫名的激动所淹没。他等着她向他走来。

她走来了。她显然没料到会在这儿碰到他，脸上明显地带着一种惊讶——也许这样说不准确。但这种难以描述的表情很快就消失了。她立即兴奋地掏出了一张纸片在他眼前晃了晃，用颤抖的声音说：“我的录取通知书！省师范大学化学系，是报考的第二志愿……”她也才十九岁，根本不能在一个遭受巨大痛苦的人面前掩饰自己的欢欣。当她明白过来她这一举动的不妥当的时候，已经为时过晚。她可怕地发现，她面前这个人的脸一下子变得像死灰似的惨白，接着，跌坐到地上，双手抱住了脑袋。

“我过几天就得走，报到时间很紧……”她开始尽量掩饰她的激动，但声音仍然在颤抖着。

“那咱们？……”他痛苦地抬起头，望着他眼前的太阳。

“咱们将永远是好朋友。”别看她年龄小，倒也学会了一点世故。她这句话实际上暗示了一种明确的思想。

可惜老实巴交的他，听不懂这句话里的真实含义，反而被激动了；但她不等他开口，马上又补充说：“我们年龄都小，以前是闹着玩的哩。本来，我真盼望我们一起上大学，将来……我心里很为你难过。大年，你想开些，你的学习本来不错，可人的命运难说。当然，我们将永远是好朋友！……”

唉！原来是这样。这一回他算真听懂了。他感到眼前的太阳一下子失去了那耀眼的光辉。他用惨重的代价换来的竟是这么轻描淡写的几句话！

在这短暂的一刻里，就把高大年从童年保持到现在的所有天真都永远地扫除干净了。是的，他第一次知道：人生实际上是多么严峻啊！

他什么话也没说，用袖口揩去脸上的汗水，像他父亲刚才那样，拧转身就走了。不过，他不像他父亲那样把头垂在胸前，而是尽量地抬起来；那神态等于明白地向全世界宣告：他高大年现在才真正成为一个男子汉了。

痛苦……这是不言而喻的。这样双重的打击就是搁在饱经世故的成年人身上，也够沉重的了，何况他才十九岁——严格说来，还是一个孩子哩。

他原来就不多说话，现在完全沉默了，像个哑巴，一声不吭地跟着父亲和哥哥，开始了艰辛的劳动生涯。好在村里已经包产到户，大家不在一块干活了，他的不快也只有家里人才知道。他尽量躲避着外人。

黑夜，他大睁着眼睛睡不着觉。于是就披上冬天才穿的棉袄，偷偷从家里溜出来，独自一个人在村前的河湾里漫无目的地走动，活像一个夜游神。小丽的影子无时无刻不在纠缠他。他想恨，但又恨不起来，因为过去那些无限美妙的感情仍然在他心头温柔地盘缠着，一丝儿也剪不断。

但是，更痛苦的是，他觉得他愧对了一个好时代。眼下国家正需要有知识的人才，而他又多想为祖国做一番大事业呀！四个现代化对有些人来说，只不过是个口号罢了，但对他这样的热血青年来说，却是一件实实在在的事。他知道，未来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需要他们这一代人充当祖国的脊梁，可是他却在这个时候遭受了不幸！

“我太痛苦了……”他想。

“但是，”他又想，“难道我就这样甘愿让痛苦的火焰把自己给毁了？不该啊！正因为我如此痛苦，我才要争一口气！不仅要好好劳动，还应该好好学习！小丽，我总有一天还要见到你，你等着看吧，当我再见到你的时候……”他这样想着，牙齿便在嘴里咬得格嘣嘣价响，两只手也不由得握成了两只拳头。年轻人的血液又在他周身沸沸扬扬，一种新的意识终于在他的头脑中苏醒了。

他仍然沉默寡言，拼命劳动。

不久，高仁山老汉发现在他们出山干活的路上，到处栽着一些小石片，上面用白粉笔写着一些“洋字码”。老汉认出这不是中国字，而又写在这山野里，弄得心惊肉跳，以为是出了外国特务。他把这件神秘事告诉了老婆。他老婆却不以为然地对他说：“你没看咱们茅厕里的石头上也写着？”

大儿子忍不住笑了，对父亲说：“你真可笑！外国特务跑到咱这里干啥呀？‘特务’就在咱家里。那是大年写的英语单词。”

“那是怎啦？”父亲问大儿子。

“怎啦，他还想考大学！”

老两口惊讶地张开了嘴巴。仁山老汉想了想摇摇他那已经苍白了的头，说：“还是好好劳动吧，咱先人的坟墓没得着好风水哩！”

不管怎样，大年重新奋发起来。他首先从他考得最糟的英语开始复习。他不愿意呆在家里埋头学习，以免不了解内情的外人把他看成个二流子；知道事情真相的人又乘机笑话他。他有他的自尊心。

但是这种学习是极其艰难的。每当他背着一捆庄稼从山上下来时，汗水腌疼的眼睛已经分辨不清他栽在路边小石片上的那些英语单词了。但他仍然拼命完成每天的学习计划。日月流逝，他变得像一个苦行僧一般，经常累得眼睛迷迷糊糊，走路摇摇晃晃，头总是有气无力地耷拉着。但是，他觉得自己的精神却从来也没像现在这样高扬过。看吧，他走路念念有词，他上厕所念念有词，他在煤油灯前伏案演算，常常因打盹把头发烧着，满头一片焦黄……所有这一切，他都忍受着。有时，痛苦的浪潮猛然又袭上心头，折磨得他死去活来。每当这时，他就在心里默念着那句话：“当我再见到你的时候……”

此刻，痛苦也正在折磨着另一个人。这不是别人，正是小丽她妈。

冬去春来，冰雪消融，土地解冻，大地又孕育着一种勃然生机。可是这季节对一个老关节炎病人却不是好兆头。

小丽她妈每到这时，腿关节就疼得像钢针扎着一般。今年开春尤其严重。寡妇算不上幸福也算不上不幸。丈夫虽说过世太早，她亲爱的女儿却考上了大学。回忆往事辛酸不少，瞻望未来倒也甜甜的：再熬上几年，等小丽大学一毕业，她就好跟上女儿享福去啰。

但是，眼前的日子的确不好过。身边没有一个亲人，而土地都分到了户，庄稼谁给她种呀？过不久就要耕地，她不知又该求村里哪一家。要是往年，她不熬煎，有高仁山一家人哩，如今还有什么脸面去求他！

这一天，她到沟底的水井去提水。返回时，该死的腿走到半坡上疼得怎么也走不动了。她把水罐放到路边，双手抱住膝盖，嘴一张一张的，就差没放开声哭了！

偏巧这时高仁山父子三人正从后山沟里回来，在河那面的小路上往自己家里走。他们三人都看见了河这边的情景。

大年他哥显然幸灾乐祸了，瞧他嘴一撇，照旧往回走；大年看了看父亲，父亲低倾着头也顾自走，装作没看见什么的样子。

大年站住了。他望着前面走去的父亲和哥哥，心里很不是滋味。父兄埋头苦干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可那狭隘的农民意识又多么叫人不能尊敬。

他独自默默地拐到河湾的小路上，向小丽她妈走去。他是个遭过痛苦的人，因此也就同情眼前这个有病痛的人，尽管他的痛苦正是她的女儿带来的。

他来到老妇人的面前，一句话也不说，提起她身边的水罐。小丽她妈痛苦的脸上一下子涌上了难言的表情。但她只是在后面说：“年娃，门开着哩，热水瓶里有开水，桌子上有茶，抽屉里有纸烟，娃自个寻着吃。我这阵腿不灵活，走不快呀……”说着声音便哽咽了。

他提着水罐进了她家，把水倒进瓮里。

他往出走时，忍不住朝墙上的相框里瞥了一眼。是她，站在大学门口的校牌下，脸笑得像一朵花；几乎完全不像原来的模样了……

他尽量克制着，不让眼里的两团泪水涌出来。

他出了院子，在以前经常等待小丽的地方站定。一切过去的印象是那么近，那么清楚，又是那么远，那么模糊……

他看见小丽她妈正一瘸一拐从坡里上来了，嘴里不停地呻吟着。他于是很快从另一条小路下了坡。他不愿看见她那痛苦的脸，也不愿自己痛苦的脸让她看见。

第二天早晨，他父亲把一应农具都准备好，让弟兄俩跟他去耕地。

他走到父亲面前，说：“先去给小丽家耕吧。”

他的话惊呆了两张粗糙的农民的脸。他哥忍不住说：“你羞先人哩！那还是你的丈母娘吗？”

“你不愿去，你就滚！”他突然发火了。

他哥把犁一摔，进屋去了。

他转脸去看他爸。

他看见什么了？啊，挂在那张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皱脸上的，是一丝内疚的表情。善良、纯朴的本性又在老人身上复苏了。

谁也没有料到，去年落榜的高大年，今年却考上了北京一所著名的工业大学。

是的，他考上了。为了这一天，他痛苦了一年，奋发了一年。他在这一年所付出的艰辛，唯有那山上的小路，路边的小石片，家里的煤油灯，比他周围的人更清楚。

当他捧着大学录取通知书从县里返回时，又一次来到村前的打麦场上，让身子躺在一堆金黄的麦秸里，尽情地让欢乐的眼泪刷刷地流淌。他爸，他妈，他大哥，都先后跑来了。他们也都知道他考上了。三个亲人围成一圈，一个个满脸喜气蹲在他面前，都不知该说什么好。

他别的什么也没说，只对哥哥说了一句话：“哥，我走后小丽家有些活要你帮着做哩，她妈腿不好……”

他哥又高兴又尴尬地对他直点头。

他告别了亲爱的高家村，告别了雄伟壮丽的黄土高原，乘罢汽车，改乘火车，顺着涓涓的溪流，沿着滔滔的大河，出了山，出了沟，驰过无边的平原，进了车水马龙、繁华喧嚣的省城。

他在火车站附近存放了小件，买了当天去北京的车票，然后就想着去师范大学看小丽。离上火车还有六七个钟头，他有足够的时间。

他提着一包炒得金黄的家乡南瓜籽，搭上了去师大的公共汽车。

师大坐落在郊区，是这路车的终点站。他下了车，心狂跳着，向校门口走去。这地方虽然没来过，但并不陌生，他在照片里见过。

当他走到小丽照相的校牌下，猛地站住了。

“我来这里是干什么？”他突然问自己。

他的心感到一阵隐隐的刺痛，为自己感到羞耻。他知道，他想见小丽，分明夹杂着一种说不清楚的心理因素：莫把人看扁了！这岂不是无言的报复吗？

“我怎么能这样！”他开始在内心里严厉地谴责自己。他想：我确是为她忍受了巨大痛苦的，但痛苦的火焰同时也烧化了痛苦本身，使我在精神上和生活上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是的，我曾痛苦过，但因此也得到了幸福。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该再对小丽抱怨，倒是该感谢她——尽管这一切是多么地令人辛酸！

他双手把那一袋南瓜子捂在胸前，靠着墙，闭住眼睛，让不平静的内心平静下来。然后，毅然搭上一辆进城的公共汽车，返回到市里。

他来到市中心的邮局，匆忙写了一张字条：“小丽，请你尝一尝咱家乡的南瓜子。大年。”

他把字条塞进口袋，在柜台上拿起缝包裹的针线，笨拙地缝好这袋南瓜子，写上地址，寄了。

傍晚，当美丽的夕阳在城市的一边沉落的时候，去北京的直快列车开动了。车轮的铿锵声越来越快，越来越响；大年纯朴的脸紧贴着车窗，望着广阔的平原和无边的蓝天，眼里涌出了两颗亮晶晶的泪珠……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写于北京

*原载《青海湖》1982年第7期。

黄叶在秋风中飘落

第一章

一

父母亲先后去世了，大学又没考上，生性倔强的卢若琴只好把关中平原小镇上那座老宅院用大铁锁锁住，跟哥哥到黄土高原的大山深沟里来了。

老家那十九年一贯制的生活结束了，她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里。她有些伤感，但又有点新奇。

这个女孩子身上有点男孩子的气质，看来对什么事也不胆怯。何况她已经读过《居里夫人传》一类的课外书，自以为对于生活已经有了一些坚定的认识。

她对于自己从富饶繁华的平原来到这贫瘠荒凉的山沟满不在乎。当然，这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亲爱的哥哥在她身边。

哥哥是有出息的。虽然不到四十岁，就是这个县的教育局副局长。她尽管基本上没和哥哥一块生活过，但知道他是一个出色的人。她从哥哥每次探亲回去的短暂相处中，就感到他既有学问，又有涵养，不能不叫人肃然起敬。她经常为有这样一个好哥哥而感到骄傲。现在她来到了他的身边，就像风浪中的船儿驶进了平静的港口。

当然，出众的人往往遭遇不幸的命运。哥哥正是这样。两年前，嫂子病故了，他一个人带着五岁的玲玲过日子。这两年，他又当爹，又当娘，还要当局长。她现在心疼地看见，一个风度翩翩的男人，一下子就好像衰老了许多。

她来到这里并不是要扎根于此地。她要安心复习功课，准备再一次高考。哥哥让她就呆在家里学习，家务事什么也不用管。玲玲已经上学，没什么干扰；又有电视机，可以学英语。

但她不。她提出让哥哥给她在附近农村找个民办教师的职务，她可以一边教学，一边复习功课。

“为什么？”哥哥问她。

“不愿让你养活我。”她回答。

进一步的谈判显然是没有余地的。哥哥似乎也隐约地认识到他的妹妹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大人了，只好依从了她的愿望。

于是，卢若琴就来到了高庙小学。

高庙离县城只有十华里路。这所学校并不大，只有四十多个娃娃，是高庙和附近一个叫舍科村联合办的。学校在两个村之间的一个小山湾里，一溜排石头窑洞和一个没有围墙的大院子。院畔下面是一条简易公路；公路下面是一条小河；小河九曲八拐，给两岸留下了一些川台地。

起初来到这里，一切都还很不习惯。视野再不像平原上那般开阔了，抬头就是大山。晚上睡在窑里，就像睡在传说中的一个什么洞里似的。她有一种孤寂的感觉。白天还好一点，孩子们会把这个小山湾弄成一个闹哄哄的世界。一旦放了学，这里便静悄悄地没有了什么声息。学校下面虽然有一条公路，除过县城遇集热闹一番，平时过往的人并不多。至于汽车，几天才驶过一辆，常惹得前后村里的狗在这个怪物扬起的黄尘后面撵上好一阵子。

除过教学，她就把她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复习功课中去了。有时，她很想一个人出去走走，唱唱歌，就到简易公路或小河岸边去溜达溜达。因为人生地疏，也不敢远行。

好在哥哥时不时来看望她，给她各种有言或无言的安慰。她在星期六也回县城去，与哥哥和玲玲共同度过愉快的一天，然后在星期天下午又回到这个天地来。

新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除过她，这学校的另一个教师就是高广厚。他前几年在地区的师范学校毕业，已经转为正式的公派教师，也是这个学校的当然领导。

老高三十出头，粗胳膊壮腿，像一个地道的山民。他个子不算矮，背微微地有些驼，苍黑的脸上，已经留下岁月刻出的纹路。他平时言语不多，总给人一种愁眉苦脸的感觉。

但他的爱人却是个极标致的女人。她穿着入时，苗条的身材像个舞蹈演员。这地方虽然是穷乡僻壤，但漂亮的女人随处可见。这一点卢若琴很早就听过许多传闻，据说古代美人貂蝉出生地就离这地方不远。相比之下，卢若琴却不能算漂亮了。可她也并不难看，身干笔直，椭圆形的脸盘，皮肤洁白而富有光泽，两只黑眼睛明亮而深邃，给人一种很不俗气的感觉。

高广厚已经有一个四岁的小男孩，漂亮而伶俐，两口子看来都很娇惯这个小宝贝。卢若琴不久便知道，刘丽英初中毕业，但没有工作，娘家和高广厚一样，也就是这本地的农民。

卢若琴刚来时，经常看见刘丽英郁郁寡欢，对待新来的她不冷也不热。若琴是个敏感的姑娘，她猜想丽英一定在心里说：“哼！你有个当官哥哥，叫你能混一碗公家饭吃！我也中学毕业，可是……”

若琴完全能体谅她的心情，尽量地亲近这个美人。她很喜欢四岁的兵兵，每次从县城回来，总要给这个孩子买一点吃的。兵兵马上和她成了好朋友，常往她窑里跑。这样，丽英也就借找兵兵，常来她宿舍。通过一些交谈，若琴知道丽英爱看小说，学校订那么几本文学刊物，每期她都从头看到尾，并且还给她津津有味地转述一些瞎编乱造的爱情故事。卢若琴对这些东西毫无兴趣，而丽英竟然能说得泪水汪汪。

看来这女人外冷内热。卢若琴发现，她对她的儿子极其疼爱，尽管孩子已经能走能跑了，但她还是经常把他抱在怀里，像个袋鼠一样。她那两片好看的嘴唇不时在儿子的脸蛋上亲吻着，有时还在孩子的屁股蛋和脏脚丫子上亲。即使孩子学一些难听的骂人话，她也不教育孩子改正，还笑嘻嘻地夸赞儿子竟然能学着骂人了。

她对丈夫却很厉害，经常挖苦和骂他，有时甚至不避生人。卢若琴很反感这一点，觉得她缺少起码的教养。那位老高可是老态度，遇上这种情况，总是一声不吭。卢若琴也反感高广厚这一点儿，觉得他缺少男子汉起码的气质。可是她看得出来，高广厚对刘丽英爱得很深切。

不知谁说过，老实巴交、性格内向的男人，往往喜欢和自己性格完全相反的女人结交。哥哥就是这样，一个老成持重的人，当年偏偏娶了县剧团一个爱说爱笑的演员。女人大概也一样。她将来应该找一个什么样的丈夫呢？想到这一点，她就偷偷害臊半天。

现在这一切还为时过早，她应该努力做好眼前的事，并且好好复习功课才对。是的，她应该再碰一次命运。按她平时的学习，她上一次本来是可以考上大学的。叫她痛心的是，母亲正是在她高考前两个月去世的。她还不到二十岁，基本上是个娃娃，不能控制住自己失去母亲的悲痛，无法集中精力投入那场可怕的竞争，很自然地被高考的大筛子筛下来了。

哥哥时不时给她送来各种各样的复习提纲。大概因为哥哥是顶头上司吧，他每次来的时候，广厚一家人对他极其热情。她和高广厚上课的时候，丽英就帮她给哥哥做饭。她下课回来，丽英已经招呼着哥哥吃饭了。她是一个麻利的女人，并且在有点身份的人面前，谈吐文雅，彬彬有礼。这使卢若琴很惊讶，她想不到丽英还有这样的一面。不过，她猜想丽英是不是想让哥哥也给她安排个民办教师职务，因此对哥哥才这么热情？她倒是希望哥哥确实能把丽英安排了，因为老高就那么点工资，日子过得相当紧巴。

她极其同情高广厚。这个厚道人整天埋头为学校的事操劳，还得要做家务，听丽英的奚落和咒骂。老高对她是很关心的，经常把劈好的柴摞在她门前；帮助她买粮，磨面，担水……这一切都使她在心里很受感动。他是个事业心极强的人。她已经听哥哥说过，高老师教学在县上是呱呱叫的，高庙每年在全县升初中的考试中都名列第一。在工作中他也从不为难她。这几个月里，她的一切困难他都会细心地考虑到，重担子都由他一人挑了。她看得出来，他这样关怀她，倒不是因为她是教育局长的妹妹，而是他本质上就属于一个好人。

二

不知为什么，最近以来，美人儿丽英对她的丈夫越来越凶狠了。

她整天摔盆子掼碗，骂骂咧咧。可怜的老高把头埋得更低了，似乎他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坏事。妻子在窑里骂，他就拉着兵兵来到院子里。他也不和儿子说话，只是抱着他，呆呆地看一会儿，然后轻轻地，或者重重地在他红苹果似的脸蛋上亲吻着，直到儿子说“亲疼了”才住气。

有时候，他正亲孩子，丽英一下子又骂到院子里来了，并且一把从他手里夺过孩子，骂骂咧咧地回窑去了，似乎表示这孩子是属于她一个人的，高广厚没权利亲他。

高广厚这时两片厚嘴唇哆嗦着，垂着两条长胳膊站在院子里，难受得就像手里的糖被鸡叼走的孩子一样。他仍然不吭一声，像一块没有生命的石头。

他显然对这一切都无能为力，也就麻木了。可是窑里老婆的咒骂却越来越猛烈了，又夹杂着孩子的尖锐的哭叫声，就像这小山湾里发生了什么祸事似的。

丽英的咒骂总就那么些内容，无非是抱怨她“鲜花插在了狗屎堆上”，说她命薄，寻了一个“狼不吃狗不闻的男人”。

每当这样的时候，卢若琴心里感到很不是味儿。她深深感到，这是一个没有幸福的家庭。她同情可怜老高。但她自己是个不到二十岁的女孩子，没勇气去安慰一个大人。她就只好离开这令人心烦的地方，从学校的院子出来，下了小坡，来到简易公路上。她怀着一种极其郁闷的心情，在简易公路上漫无目的地溜达着。

有时，这样溜达着的时候，她就会看见前面的公路上慢悠悠地过来一辆自行车，上面骑着一个老成持重、穿一身黑粗呢料的人。这是亲爱的哥哥。他最近越来越多地到高庙来看望她。她很过意不去，几次给哥哥说，她已经在这里习惯了，要他不必经常来。哥哥总是微笑着说：“我最近工作也不忙，路又不远，出来散散心……”

九月下旬，连绵的阴雨开始下个不停。白天，雨有时停一段时间，但天气从来没有晴的意思。大地和人的心都泡在湿淋淋的雨水里，显得很沉重。学校的院子里积满了水；院子下面的公路变成了稀泥浆，被行人的脚片子踩得乱糟糟的。

这样的天气是最令人烦躁的，听听丽英对高广厚不断加骤的咒骂声就知道了。

但老高这几天可顾不上听这个老节目。因为学校窑洞旁边被雨水泡得塌了一批土，家长都吓得不敢让孩子们上学来了。高广厚怕耽误娃娃们的功课，急得白天黑夜跑个不停。他安排让她在离学校较近的生产队一孔闲窑里给娃娃们上课，他自己跑着到舍科村去。

他一早在丽英的咒骂声中走出去，晚上又在她的咒骂声中走回来。回来的时候，丽英竟然不给他留饭。他就一个人蹲在灶火圪里拉起了风箱。

卢若琴这时到他家去汇报这一天的情况，看见他这副样子，总想给他帮点忙，又不好意思。

她是个机灵的姑娘，这时她就借机把兵兵抱到她窑里，拿出哥哥给她送来的点心塞到孩子的手里，教他说：“你吃，也给爸爸吃，好吗？”兵兵答应后，她就把兵兵又抱回到他家里。她希望老高能吃她的几块点心先填填肚子。可怜的人！他大概已经十来个小时没吃一口东西了吧？她知道自尊的老高是不会在学生家里吃饭的。

兵兵真是个乖孩子，他把点心硬往高广厚手里塞，小嘴伶俐地喊叫说：“姑姑的点心，咱们两个吃！”

高广厚这时便停止了拉风箱，在兵兵的红脸蛋上亲一口，咧嘴一笑，说：“谢谢你姑姑了没有？啊？爸爸不饿，你和妈妈吃。”他接着便会讨好地瞥一眼躺在炕上看小说的丽英。

丽英对于丈夫这近似下贱的温存不屑一顾，甚至厌烦地翻过身，把她那漂亮的后脑勺对着灶火圪。

卢若琴这时就忍不住鼻子一酸，低头匆匆地走出了这个窒息得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窑洞。

三

又是一个雨夜。

卢若琴躺在土炕上睡不着。哥哥以前还说这山区的主要特点是干旱，雨比油还金贵呢，可这讨厌的雨断断续续地下了十三天还没个停的意思。

雨夜是这么宁静，静得叫人感到荒寂孤单。雨夜又是这么骚乱，乱得叫人有点心神不安。

她怎么也睡不着。于是就闭住眼，设法想别的事：烫热的阳光，缤纷的花朵，湖绿的草坪；大道上扬起的黄尘，满脸淌汗的马车夫，金黄的干草堆，蓝天上掠过的灰白的鸽群……她想用幻觉使自己的耳朵丧失功能，不要再听窗外秋雨拍打大地的声音，好让自己迷糊着进入梦乡。

但不能。耳朵在淘气地逗弄着她，偏偏把她的神经拉回来，让她专心谛听外面雨点的各种奇妙的声音。雨点的声音像一个有诱惑力的魔鬼发出的声响，紧紧地抓住她的听觉和注意力不放。

她索性以毒攻毒，干脆用欣赏的态度来感受她所讨厌的风雨声。她把它想象成那些迷人的小夜曲，或者庞大的层次复杂的交响乐，企图在这种“陶醉”中入睡。

但她仍然睁大着眼睛睡不着。

“唉，这也许不能怪雨……”她想。

她从小土炕上爬起来，摸索着点亮炕头上的煤油灯，拿起一本高中化学课本。

她什么也没看进去。耳朵不由自主地听着外面的动静。该死的耳朵！

院子里突然响起了一阵“扑哒扑哒”的脚步声。

他！他回来了！

隔壁传来了敲门声。

是他。老高。

又一阵敲门声。敲门声后，是长长的寂静。

卢若琴静静地听着。她焦灼地等待着那“吱呀”的一声。

这声音终于没有传来。卢若琴听见的只是自己太阳穴的血管“突突”的跳动声。

又一阵敲门声。

仍然是长长的寂静。

该死的女人！她在装死！唉，可怜的老高奔波一天给娃娃们上课，现在一定浑身透湿，垂头丧气地站在自己门外而进不了家。

卢若琴从来没有想到一个女人会狠心到这种地步。她听人说过，丽英原来是对丈夫有点不满意，但一般说来还能过得去。鬼知道她为了什么，最近对老高越来越不像话了。丽英她逞什么能哩？除过脸蛋子好看外，再还有什么值得逞能的资本呢？

“咚咚咚！”

敲门声又响了。那个饥寒交迫的人这次稍微用了点劲——大概是用拳头在往门板上捣。

“哪个龟孙子？”丽英在窑里出口了。

“开开……门……”

他牙关子一定在上下磕着。

“你还知道回来哩？”

“开……门！”

“我头疼！下不了炕！”

“好你哩……开门……我的脚……碰烂了……”

卢若琴一直紧张地坐在炕上听旁边的动静。当她听见高广厚刚才那句悲哀的话，心头忍不住打了个冷战。

门终于还是没有开。

听见外面一声沉重的叹息，就像犁地的牛被打了一鞭所发出的那种声音。然后就响起了那“扑哒扑哒”的脚步声。每一脚都好像是从卢若琴的心上踩过去。他大概离开了自己的门前。

脚步声没有了。可怜的人！在这黑洞洞的雨夜里，你到哪里去安身呢？

卢若琴怔怔地坐在炕上。一种正义感像潮水一般在她胸脯里升腾起来。对丽英的愤怒和对老高的同情，使她鼻子口里热气直冒！

她什么也不顾忌了，三把两把穿好衣服，跳下炕，从枕头边摸出手电筒，风风火火打开了门，来到了院子里。

冷风冷雨扑面打来，她浑身一阵哆嗦。

外面漆黑一片。她用手电筒从院子里依次照过去。

看见了。可怜的人，他正抱住头蹲在院畔的那棵老槐树下，像一个没有生命的物体一样，任凭风雨吹打着。

手电的光亮使他惊骇地回过头来。

她走到他跟前，说：“到我窑里先暖和一下，外面雨这么大……”

他犹豫了一会儿，就困难地站起来，也不说话，一瘸一拐地跟着她进了窑。

灯光立刻照出了一张苍白的脸。他难为情地看了一眼卢若琴，叹了一口气，坐在了桌旁的凳子上，两只粗糙的手有点局促地互相搓着。

卢若琴用很快的速度给他冲了一杯滚烫的麦乳精，加了两大勺白糖，然后又取出一包蛋糕，一起给他放在面前，说：“先吃一点儿……”

高广厚看看这些食品，微微摇了一下头。这不是拒绝，而是一种痛苦的感激。他很快低下头，两口一块蛋糕；拼命吹烫热的麦乳精，嘴唇在玻璃杯的边上飞快地转动着。

卢若琴乘机迅速地在他脚上瞥了一眼，发现伤在左脚上，血把袜子都染红了。

她过去从抽屉里拿出纱布和一些白色的药粉，又打了一盆热水，说：“你一会儿包扎一下，小心感染了。怎碰破的？”

高广厚抬起头惊讶地看了她一眼，好像说：你怎知道我的脚破了？

“摔了一跤。”他只简单地说。

他吃完后，看看地上的那盆热水，又看看自己的脏脚，难为情地说：“不洗了。”他脱下鞋袜，马马虎虎包扎了一下。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卢若琴问他。

“舍科村六娃发高烧，他爸外出做木活去了，家里没个人，我到城里给他买了一回药。”

卢若琴又要给他冲麦乳精，他摆摆手拒绝了，并且很快站起来，准备起身。

“让我给你叫门去！”她突然勇敢地说。

他犹豫了一下，脸上露出羞愧的表情，说：“不要。我带着小刀，可以把门栓拨开……”

他在出门的时候，回过头和善地对她笑了笑——这是比语言更深沉的一种感激。

四

最糟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刘丽英闹着要和高广厚离婚。

卢若琴没想到，平时看来窝窝囊囊的老高竟然果断地同意了。

法律机关先是照例做了一番规劝双方和解的工作。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

因为双方都同意，所以离婚手续办得很顺利。一张纸片宣告了一个家庭的解体。慷慨的刘丽英竟然什么也没要，连同她的命根子兵兵一起留给了她原来的男人。

她一个人毅然地回到山背后娘家的村里去了。

高广厚离完婚回到学校的时候，表情和平时一样——永远是那副愁眉苦脸。只是在傍晚，兵兵哭喊着要妈妈时，这个男人的眼里才涌满了泪水。

卢若琴看见这悲惨的一幕，关住自己的门在炕上哭了一个下午。这个心地善良的女孩子第一次看到，人不仅能创造幸福，也能制造不幸。她现在主要可怜兵兵。她知道失去母亲是什么滋味。但是，兵兵的母亲并不像她的母亲一样已经离开了人世。她还活着。生活啊，你竟然有着比死亡还要不幸的大悲大痛！

第二天早晨，高广厚对卢若琴说，他要把兵兵先送回到他母亲那里，大约两天以后才能回来。他让卢若琴先照料一下学生娃娃们。他甚至抱歉地对她说：“你得辛苦几天……”

卢若琴面对着这个好人和他的不幸，心里难过极了。

她让他放心去，说学校的事她一定会照料好的。

父子俩走的时候，卢若琴帮助他简单地收拾一下东西。她把她的全部吃的点心都拿了出来，给兵兵包在包袱里，并且把她心爱的那条红纱巾给孩子围在脖子里。

高广厚一条胳膊拎着那个粗布包袱，一条胳膊抱着孩子起身了。她亲了兵兵的脸蛋。兵兵也亲了她的脸蛋。泪水从她的眼里涌出来了。可怜的孩子并不知道这世界给他带来了多大的不幸，还笑哈哈地说：“卢姑姑，爸爸带我找妈妈去！”

他们走了，踏着那条泥泞的简易公路走了。卢若琴站在学校院子的边畔上，用泪水模糊了的眼睛，一直望着他们消失在公路的拐弯处。她突然隐约地感到：对这不幸的父子俩，她将要负起某种责任来。是的，一个善良而正直的人，在生活中遇到这样的事，就会唤起一种责任感来。

她当天就在高庙村叫了几个年龄大点的女生，帮助她把高老师的宿舍收拾了一番。打扫了地上的灰尘，用白麻纸裱糊了窗户，把家具摆得整整齐齐。她还拆了她心爱的一本《人民画报》，把墙壁贴得五颜六色。她有一个强烈的念头：让不幸的高老师回来的时候，在他那孔晦暗的窑洞里，多少能添上一点另外的什么。

做完这一切后，她穿上高筒雨鞋，把教科书用塑料纸包好，挟在胳肢窝里，撑着那把从老家带来的湖蓝色的自动伞，到舍科村给学生上课去了。她临走时嘱咐高庙的学生：她下午回来再给他们上课。

中午，当卢若琴拖着两条泥腿回到学校的时候，惊讶地看见高广厚和兵兵在学校院子的水洼里玩纸船。她一下难受而兴奋地跑过去，一把抱起小兵兵，在他的红脸蛋上拼命地亲吻起来。

她问高广厚：“你们怎又回来了？”

“半路上，兵兵哭着不走了，硬要回来……”他沮丧地摇了摇头，“唉，这可怎办呀？……”

“你别熬煎！”卢若琴不假思索地说，“晚上让兵兵跟我睡！白天你上课时，先叫高年级几个女生看着，罢了再给她们补课。”

“那怎行呢！”他严厉地看了她一眼，“不能连累学生……”

卢若琴看了看他那张粗糙而憔悴的脸，不言语了。

“哎呀，是你帮我收拾的房子吧？兵兵高兴得在窑里又跳又叫！”他感激地说。

卢若琴微微一笑，拉起兵兵的手，说：“我帮你们做点饭吧，兵兵一定饿了……”

密布的乌云终于在秋风中溃散了。连绵的阴雨停了；久已不见的太阳亲切地在蓝天上露出了笑脸，把那灿烂的阳光洒在了泥泞的大地上。远方的山峦，蒸腾起一片蔚蓝色的雾霭。鸟群舒展开翅膀，在秋天的田野上欢悦地飞翔着。庄稼地里，竖起了一些丑陋不堪的“稻草人”，在秋风中摇摇晃晃，吓唬那些贪嘴的麻雀。

不论怎样，生活的节奏永远不会中断。地里的庄稼在成熟，学生娃的课本又翻过了几页；高广厚依然是满身的粉笔末，站在石头块垒起的讲台上，像往常一样，抑扬顿挫地领着高年级的孩子们念课文；卢若琴用她唱歌般的音调，给那些吸着鼻涕的猴娃娃教拼音。

有时候，在这些声音中，院子里突然传来兵兵尖锐的哭喊声——大概是摔跤了。

高广厚仍然在抑扬顿挫地念着，好像什么也没听见，那神态就像一个艺术家沉醉在他的创造中。其实他听见了那尖锐的哭喊声。但他忍着。在忍受痛苦方面，生活已经把他磨炼得够强大了。或者说，生活已经使他对痛苦有点麻木了。

但卢若琴念不下去了。她会马上跑出来，从地上抱起兵兵，揩干净他脸上的泪水，给他手里塞两块糖，然后抱到她宿舍里，拿几本小人书让他翻，让他撕。等他安静下来，她才又回到教室继续上课。后来，她干脆把兵兵带到教室里，让他坐在小板凳上，和学生娃们一起念拼音。尽管他成了班上一个最捣乱的“学生”，但还是可以控制到一定程度的。小家伙真聪明，学拼音竟然比一些大的学生还快。这个办法使高广厚和卢若琴都很高兴。

下午放学后，她先帮老高和兵兵做饭，然后再做自己的。有时候他们三个人索性在一块做着吃。晚上，在兵兵愿意的情况下，她就把他抱在自己的宿舍里，给他洗脸洗脚，晚上也就睡在她的身边。渐渐地，这小东西有时瞌睡来了，自己就跑到她的被窝里睡着了，泥脚和泥手把她的被褥弄得一塌糊涂。尽管老高非常抱歉，但她不计较这些。她怀着一种喜爱的感情搂着这个脏东西睡了。

他们的生活就这样进行着。作者提醒某些读者先不要瞎猜想什么——这一点也许是必要的。

过了好一段日子，卢若琴才发现她好几个星期天没有回县城了。不知为什么，哥哥最近也再没来她这里。她心里猛一紧：是不是哥哥或者玲玲出了什么事？

她突然惦记起她的这两个亲人来了，觉得她应该很快回县城去看一看。她感到她在生活中猛然变成了一个重要人物。以前她老感到需要别人来关心自己，而现在她觉得她需要关怀别人了。这个心理上的巨大变化连她自己都感到惊讶。

她惊喜地意识到，生活使她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一个真正的大人。

这个星期六，卢若琴回到了县城。

五

玲玲出去玩了，屋里就哥哥一人。

他照例爱抚地对她微笑着，欢迎她回到家里来。

卢若琴先急着问：“家里出什么事没？”

哥哥笑了：“应该忌讳这样的问候！”他给她沏了一杯茶，放在桌子上，说：“可能要出一点事，但肯定不是坏事。罢了再说。你先喝茶！”他看来兴致很不错。

卢若琴心里很高兴。她坐在椅子上，一边喝茶，一边用眼睛打量着这间她熟悉的屋子。她觉得这屋里似乎有了某种变化。是什么呢？她一下也说不清楚。屋里的东西看来没什么变化，没增也没减，都在老地方。一套崭新的沙发，大立柜，半截柜，双人床，电视机，垒起的四只大木箱；套间的门上，还挂着她买的碎花布门帘……

半天她才发现，是哥哥的身上有了某种变化。不是衣着装束，也不是其他，而是精神状态。这种极微妙的变化，只有极亲近的人之间才能觉察到。她看见哥哥脸上忧郁的愁云消失了，苍白的长脸盘上透出了淡淡的红润，腰板也挺直了，走路带着某种矫健，似乎有什么东西（激情？）从心灵的深处往外溢。她记起了哥哥刚才说的话。

亲爱的哥哥倒究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呢？

吃罢下午饭，玲玲和她的一群小朋友在看电视。哥哥对她说：“咱们到后边体育场转一转。”

她乐意地答应了。

他们慢慢地踱着碎步，来到了体育场。刚吃完饭，现在这里还没什么人。

他们在跑道上走着，先谈论了最近报纸上的几条重要新闻。

谈完这些后，哥哥突然开口说：“给你换个学校行不行？”

“为什么？”她有点奇怪地问。

他沉默了一下。

点着一支烟后，他说：“我可能最近要……结婚了。”

卢若琴不由一愣。她很快把哥哥这句令她震惊的话和他的前一句话联系起来想一下。突然，颤栗像一道闪电似的掠过了她的周身。她哆嗦着问：“你和谁结婚？”

他仍然沉默了一下，说：“你大概能猜得着。”

猜着了！她眼前立刻闪现出高广厚痛苦的脸和小兵兵流泪的脸——她的脊背上有一种患重感冒的感觉。

“你和刘丽英结婚？”她的牙齿咬住了自己的嘴唇。

哥哥点了点头。

“我这几年苦哇……现在玲玲也大一点了，所以……”他望着妹妹，脸上显出一副要求她谅解的表情。

卢若琴一下不知该说什么。“真没想到……”她说不下去了。

“我也没想到……”哥哥也说不下去了。

“你难道没想到高老师他有多么……”她难受地把头扭到了一边。

“正因为有这么个情况，我才想叫你换个学校……”

“不！”她有点恼怒地转过脸说，嘴唇急剧地颤动了一会儿，说，“你不道德！你诱惑了丽英！”

对！是诱惑！她感到这个词用得相当准确，尽管这是在一本小说里看到的。

副局长身子不由一挺，惊骇地打量着眼前这个“孩子”。

“哥哥，你结婚，这是我早盼望的。以前我小，不好意思给你说这话。但是你不应该和丽英结婚。你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这句话是书上说的，我自己再说不出更深刻的话来，但我的意思是很清楚的。高老师太可怜了，还有孩子……”她第一次用平等的、一个大人对另一个大人那样的口气和哥哥说话。

哥哥不言语了，独自一个人慢慢向前走去。她跟他走，从后边看见他的脖颈都是红的。

他仍然没有回过头，说：“我想我没有违什么法……”语调显然充满了不愉快。

“是的，你没违法。但不道德！”她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一种火辣辣的东西开始在她的胸膛里膨胀起来。

他猛地停住脚步，一下子转过身来，悲哀地看着她。

卢若琴看见哥哥眼里泪花子直转——她第一次看见哥哥的眼泪（不算小时候）。

她一下子惊呆了。她的心软了。她知道她的话严重地刺伤了哥哥的心。但她考虑了一下，觉得她没有必要修改她刚才说的话，而且又一次很冲动地说：“这样做确实有些不道德……”

哥哥摇摇晃晃地，靠在单杠的铁柱子上，突然埋下头，轻轻地吸着鼻子，抽泣起来了！

卢若琴的眼泪也在脸颊上刷刷地淌着。她为哥哥难过：为他的不幸！为他的“不道德”！

她想她刚才的话是有些重。但她完全是为了他好。但愿哥哥能认识到她的话是对的就好了。她爱哥哥，她愿意哥哥永远是一个正确的人！

她走过去，在哥哥的胳膊上拉了拉，温柔地说：“哥哥，你别计较我的话。只要你现在想通了，事情还来得及挽救。你找丽英谈一谈，看能不能叫她和高老师复婚……”

哥哥抬起头来，掏出手绢擦了擦自己的眼睛，说：“我感到伤心的是，你竟然这样不理解我！我从小疼你，但你现在却一点也不体谅我！还给我心上扎刀子……我知道高广厚是个好人，但他的不幸不是我造成的。我现在是和一个离了婚的女人结婚，这有什么不道德！我求求你，好妹妹，你再不要说那些叫我难受的话了。我现在主要考虑，我和丽英结婚后，你在高庙怕有压力，是不是换个地方去教书……我求求你能理解我，我这也是为你好……”

“不！”她愤怒地打断他的话，“我就要在那里！”

她猛地转过身，几乎是跑着离开了体育场。

还没等卢若华回到家里，他的妹妹卢若琴就拿起了她的挂包，回高庙小学去了。

六

卢若琴在那条坑坑洼洼的简易公路上跌跌撞撞地走着。

傍晚的山野格外宁静。田野里一片碧绿，一片斑黄。乌黑的鸦群在收获过的豆田里来回觅食。公路边的崖畔上，淡蓝的野菊花正在蓬勃地开放着。空气里弥漫着庄稼的气息和雨后的腐霉味。风从大川道里吹过来，已经叫人感到凉丝丝的了。

卢若琴带着孩子气的圆脸上布满了阴云，眼角里时不时像豆子似的滚出一颗又一颗亮晶晶的泪珠来。

她走在这异乡的黄土路上，胸口像火烧般地烫热，鼻子一阵又一阵发酸。

她现在感到自己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孤儿。一切依托都没有了，只留下自己孤孤单单一个人。

当人们看见自己所崇敬的人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完美，尤其是当一个孩子看见自己所崇拜的大人暴露出可怕的缺陷时，那痛苦和伤心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就好像整个世界都背叛了他。

可是，人也许正是在这个时候才开始真正认识世界，认识人生的。生活的教科书绝不像学校的课本那样单纯，它教人成长的方式往往是严酷的。

卢若琴在半路上揩干了眼泪。她决定不哭了。是的，哭又有什么用呢？爸爸妈妈死后，她都哭得死去活来，但他们还是死了。高考落榜后，她也哭了，但还是进不了大学门。眼泪改变不了现实。是的，她不应该再哭了。

不过，一切仍然是那么叫人痛苦。她感到她实际上失去了最后一个亲人。眼前这不幸的事虽然不是直接发生在她身上，却是她有生以来承受的最大的一次打击。

她万万没有想到，竟然是她亲爱的哥哥把高老师一家人弄得这么惨。

使她更难受的是，她觉得这里面也有她的因素：要不是她在高庙教书，哥哥也没理由经常来这里啊！

她现在才慢慢回想起哥哥每次到高庙小学的情景：他总是设法和丽英在一块说话；而且丽英每次见到哥哥的那种表情和眼神……可是，她当时怎么没有想到会是这么些事呢？（唉！你怎么能想到呢？你那纯净的心灵怎么可能朝这些地方想呢？再说，你对哥哥太信任了，几乎到了一种迷信的程度。）

是的，怎么能不信任他呢？他，那么老成持重，三十多岁，就当了县教育局副局长。就连县上的领导都那么喜欢和信任他，她怎么能不信任他呢？每次从他嘴巴里说出来的话，是那么有教养，那么有学问，那么入情入理……

现在，她心中的偶像一下子被打碎了！

快到学校的时候，她的腿软得没有了一点力气。一次巨大的感情激荡，比扛一天麻袋还消耗人的体力。

她坐在公路边的一块石头上，双手抱住膝盖，傻乎乎地望着黄昏中的远山，像一只迷了路的小山羊。

她闭住眼，静静地坐在那里。不知为什么，她一下子又想起了老家那无边无际的平原，平原上他们的镇子；想起了阳光下亮晶晶的铁路和月光下他们家那座油漆剥落的门……别了，亲爱的故乡！别了，无忧无虑的童年！

她坐了好一会，才站起来往前走。不远的地方就是她的学校：一长溜窑洞坐落在静悄悄的小山湾里，院畔上那棵岁月经久的老槐树，在黄昏中像一把巨伞似的耸立着。她望了一眼这亲切的地方，胸口不由一热。她加快了脚步，心里想：兵兵最好没睡着！她现在特别想在他的红脸蛋上亲一亲。

在上学校那个小土坡时，她突然想：她对高老师说不说丽英和哥哥结婚的事？她甚至专门站住想了一下。最后，她还是决定先不说。

她进了学校的院子，听见兵兵在没命地哭着。

她几乎是跑着向那孔亮着灯火的窑洞走去。

她猛地推开门，见老高正蹲在灶火圪里，一只手拉风箱，一只手抱着兵兵，嘴里近乎是央告着一些哄乖话。兵兵的小手揪着他的头发，连哭带叫：“我要妈妈！你把妈妈藏到哪儿了？……”

卢若琴的出现，显然使得这父子俩都感到惊讶。兵兵马上不哭了，瞪着两只泪汪汪的大眼睛望着她。高广厚停止了拉风箱，问：“你中午刚回家去，怎么又回来了？”

卢若琴惨淡地笑了笑，不知该怎么回答。

她索性不回答，先过去从老高的怀里接过兵兵，在他的沾满泪水的红脸蛋上亲了亲，然后把他放在炕上。

她从自己随身带的挂包里，先拿出一些糕点和一包酥炸花生豆（兵兵最爱吃的）让他吃，然后又拿出一辆红色的小汽车，上紧发条，让汽车在炕上“突突”地跑起来。这些都是她在县城里匆匆忙忙给兵兵买的。

兵兵立刻又笑又叫地和汽车玩起来。

高广厚站起来，搓着两只手，呆呆地看着这些。他厚嘴唇颤动着，不知说什么是好。半天，他才又一次问：“你怎刚回去又返回来了？你哥也是一个人过日子，他工作又忙，还拉扯着孩子，你应该好好帮助他一下。唉，天下难不过我和你哥这号人……”他沮丧地叹了一口气。

泪水一下子模糊了卢若琴的眼睛。她低下头，竟然忍不住哭出声来。

高广厚一下子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急得两只手互相搓着，说：“卢老师，怎么啦？你怎么啦？是不是你哥家里出了什么事？还是你有什么事？”他一边紧张地问着，一边用袖口揩着头上冒出的汗水。

卢若琴克制不住了，哭着说：“高老师，丽英要和我哥结婚……我……都觉得没脸见你了……”

高广厚一下子呆了。

他麻木而痛苦地站着，两只眼睛像放大了瞳孔似的，看上去像个僵立的死人。

卢若琴一下伏在炕栏石上，哭得更厉害了。小兵兵却不管这些，在炕上拍着两只小胖手，高兴地喊叫着：“嘟嘟嘟，汽车开过来了……”

高广厚一屁股坐在灶火圪的那个树根墩上，双手抱住脑袋，出气粗得像拉犁的牛一般。

他听见卢若琴止不住的哭声，又站起来，走到她跟前，沉重而缓慢地说：“小卢，你不要哭了。我知道，你长一颗好心。我虽然是个没本事人，但心眼还不是那么窄的。丽英既然和我离了婚，她总要寻男人的。你哥哥我知道，他是个有才能的人。只要丽英她跟着你哥过得畅快，我……”他哽咽了一下，“她可以忘了，只要她还记着兵兵……”他哽咽得说不下去了，只听见喉咙里“咯咯”地响着。

卢若琴停止了哭泣。她抬起头，望着这个结实得像庄稼人一样的男人，说：“高老师，你相信我，我以后在各方面都一定尽力帮助你……”

她回过头来，看见兵兵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睡着了，两只小胖手还抱着那辆红色的小汽车。

她用手绢揩了揩自己脸上的泪痕，走过去拉了被子的一角，轻轻地盖在孩子的身上。

高广厚两只粗大的手在自己的胸脯上揉了揉，然后重新又坐在了炕火圪里，说：“让我做饭，你可能也没吃饭哩！……”

卢若琴不好意思地说：“就是的……我来和面，我那边还有些酱肉，我去拿……”

炭火在炉灶里燃起来了，“乒乒乓乓”的风箱声在静悄悄的夜里听起来格外响亮……

第二章

七

对于高广厚来说，最艰难的日子开始了。

实际上，在他三十三岁的生命历程中，欢乐的日子也并没有多少。

他刚降生到这个世界，父亲就瘫痪在炕上不能动了。

一家三口人的光景只靠母亲的两只手在土地上刨挖来维持。要不是新社会有政府救济，他们恐怕很难活下去。

他是听着父亲不断的呻吟和看着母亲不断的流泪而长大的。抑郁的性格和忍痛的品质从那时候就形成了。

在一个农家户里，一家人最重要的支撑是父亲。因为要在土地上生活，就得靠男人的力气。

可是他们家失去了这个支撑。那个不能尽自己责任的男人看见他们娘儿俩受可怜，急得在炕上捶胸嚎啕，或者歇斯底里地发作，多少次想法子寻死。母亲跪在父亲面前，央告他千万不能寻短见；要他眼看着他们的广厚长大成人。

他就在这样的家境中一天天长大了。

刚强的母亲不让他劳动，发誓要供他上学，叫他成为高家祖宗几代第一个先生。

几乎一直在饥饿的情况下，他用最勤奋的劲头读书，在一九六六年初中毕业了。为了早一点参加工作，养活父母，他不上高中，报考了中专，以优异的成绩被省航空机械学校录取。

他把录取通知书拿回家后，不识字的父亲把这张亲爱的小纸片，举到灯下，不知看了多少遍。一家三口人都乐得合不拢嘴巴。十几年不能下炕的父亲几乎高兴得要站起来了。

可是，命运最爱捉弄不幸的人。“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切都不算了。录取通知书成了一钱不值的废纸。

学校乱了。社会乱了。武斗的枪炮声把城市和乡村都变成了恐怖的战场。

他只好垂头丧气地回了家。他胆小，没勇气去参加你死我活的斗争。

他并不为此而过分地难过。不论怎样说，他终于长大了。他可以在土地上开始用力气来扛起沉重的家庭负担，父母亲都已经年迈了，可怜的母亲在土地上挣扎不行了。

不久以后，父亲去世了。他是一个孝子，借了一河滩账债，按乡俗隆重地举行了葬礼。他再不让母亲去下地。他像一个成熟的庄稼人那样，开始了土地上的辛劳。

像牛一样，一干就是十来年。几乎本村的人都忘了他还是个中学毕业生。直到他的一个同学在公社当了副主任，才发现他还在农村。念老同学之情，把他推荐到了地区师范学校。

在地区师范，他立刻成为他那一级学得最好的学生。毕业时，学校要他留校教书。但他拒绝了，他要回来孝敬母亲。

就这样，他来到离家只有十来里路的高庙小学当了教师。他爱这个事业，他爱他的学生娃们；他不幸的童年生活使他有一种强烈的责任心，想把这些农村娃娃都培养成优秀的人。

婚姻在二十七岁时才被提到日程上。不是他要做“晚婚模范”，而是他在这方面有自卑感。由于他的寒酸，由于他的郁闷的性格，没有多少女孩子垂青他。他也曾暗暗爱过一两个姑娘。但他知道她们对他来说，都是云雾中的仙女，可想而不可即。

直到那年秋天，别人把丽英介绍给他，他才第一次和女人谈恋爱。丽英的漂亮在他看来简直是仙女下了凡；她的光彩晃得他连眼睛都睁不开。他觉得能和这样一个女人生活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他听人说，丽英原来想找个体面的“公家人”，但她没工作，又是农村户口，找不到合适的，最后只好“屈驾”了，看上了他这个“不太体面”的公家人。

高广厚尽管知道是这样，但他在内心里发疯似的爱上了这个女人。

在婚后的生活中，尽管在一般人看来，那个女人给他的温暖太少了，但他已经心满意足。不管怎样，他已经有了妻子，而且是一个多么漂亮的妻子啊！

尤其是生下兵兵后，他觉得他幸福极了。他不仅有了妻子，而且有了儿子，而且是一个多么漂亮的儿子啊！

平时丽英怎样对他不好，他都在心里热烈地爱着她。她就是他的天——不管是刮黄风还是下冰雹，他都愿意生活在这天下！

就说现在吧，这个女人已经离开了他，将要跟另一个男人去了，他仍然在内心里对她保持着一种痛苦的恋情。他恨她，又不忍恨下去——这实在没有办法。人们啊，不要责怪他吧！在我们所有人的身上，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看起来近似于没出息的东西。也许这不应该说成是高广厚的缺点，而恰恰说明这个人有一颗多么赤诚的心！

正因为如此，高广厚此刻的痛苦是剧烈的。只不过他是一个性格内涵很深的人，把所有的苦水都咽在肚子里，尽量不让翻腾出来。

丽英给他精神上留下了巨大的空虚。他已经习惯于她的骂骂咧咧；习惯于在她制造的那种紧张空气中生活。

现在这一切戛然而止。

更可怕的是，他自己可以忍受失去妻子的痛苦，但他受不了兵兵失去母亲的痛苦。可怜的孩子，他太小了！他又太敏感了！他那可爱的大眼睛似乎已经看出了这世界有某种不幸降临在他的头上。

好在有个卢若琴！她像数九寒天的火炉子给父子俩带来了一些温暖。他觉得她就像宗教神话中上帝所派来的天使。高广厚一想起卢若琴对待他父子俩的好心，就想哭鼻子。这个操着外路口音的女娃娃，有一颗多么善良的心！

生活往往是不平衡的，它常常让人丧失一些最宝贵的支撑。但生活又往往是平衡的——在人们失去了一些东西后，说不定又有新的东西从另外的地方给予弥补。

八

卢若琴不幸，高广厚不幸，实际上，最不幸的是小兵兵。

四岁，这是一个最需要母亲爱抚的年龄。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谁的爱也代替不了母爱。

从这一点说，丽英是有罪过的。她追求自己的幸福可以无所顾忌。但她对孩子的这种狠心态度是不能令人容忍的。

兵兵越来越明白，他的妈妈再也不来爱他了。

但他又不明白为什么没有妈妈了。他整天问高广厚要妈妈，似乎妈妈被爸爸藏到什么地方去了。他急得用手揪高广厚的头发；恨得用两排白白的小牙齿咬高广厚的手，像小狗一样呜呜直叫。

高广厚只好哭丧着脸乖哄他，说妈妈晚上就回来呀。

开始的时候，孩子相信这是真的。

每当太阳落山的时候，这小东西就静悄悄地站在学校的院畔上，向一切有路的地方张望。一直到天色暗下来，他彻底绝望了，就“哇”的一声哭了。

高广厚往往这时正在窑里做饭，听见孩子的哭声，赶忙掂着两只面手跑出来，把儿子抱回去，放到炕上，用那说了多少遍的老话乖哄他。

一切都无济于事了！孩子发现父亲是个骗子。他哭得更伤心了。高广厚满头热汗直淌，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使儿子平静下来。

他看见可怜的儿子伤心地啼哭，心像刀扎一般难受。这样的时候，他就立刻变成了一个神经病人，用手狠狠揪自己的头发，拧自己脸上的肉，龇牙咧嘴，发出一些古怪的、痛苦的呻吟。

兵兵看见他这副模样，就像看见了魔鬼一样，顾不得哭了，瞪起惊慌的眼睛，恐怖地大声嘶叫起来。

高广厚一看他把孩子吓成这个样子，浑身又冷汗直冒。他立刻强迫自己破涕为笑，赶忙趴在地上，“汪汪汪”地学狗叫唤；挺起肚子学猪八戒走路；他嬉皮笑脸，即刻就把自己完全变成了一个小丑。

但这仍然不能使兵兵平息下来，他反而吓得没命地号叫起来。

高广厚只好破门而出，去向卢若琴求救——他怕把孩子闹出病来。

他来到卢若琴门上，用袖口揩掉脸上的汗水，像一个叫花子一样，难为情地轻轻叫道：“卢老师，打扰你一下，过来哄哄兵兵……”

卢若琴这时会丢下最要紧的事，跑过来了。

后来，每当这样的时候，不等高广厚去叫，卢若琴就自己跑过来了。有时候，她一进门，发现老高正趴在地上学狗叫，两个人便一下子窘迫得不知如何是好。

当然，这时也是兵兵最得意的时候，他立刻不哭了，并且向卢姑姑夸耀：“爸爸还会学猪八戒走路哩……”

两个大人只好尴尬地笑一笑。卢若琴很快抱起兵兵，给他去洗脸，然后她用红线绳给兵兵头上扎一个羊角辫，把他抱在镜子面前，让他看见自己变成了女孩子，把他逗得笑个不停。

高广厚这时就像一个刚释放了的犯人一样，感到一身的轻快。他赶快开始做晚饭。他做饭又快又好，技术比卢若琴都高明——这是丽英造就的。

饭做好后，高广厚一边吃，一边还得抓紧时间给学生改作业，筷子和笔在手里轮流使用。卢若琴已经吃过饭了，就帮着喂兵兵吃。

晚上，兵兵如果在卢若琴的怀里睡着了，她就给他铺好被褥，安顿他舒舒服服睡下。如果他哭闹着不睡，她就把他抱到自己窑里，和他一块玩游戏，给他教简单的英语，认字，读拼音。她想给老高腾出一点时间，让他备课，让他休息一下。

高广厚经常被卢若琴关怀他的心所感动。但这个厚道人不会用言语表达自己感激的心情。他只是用各种办法给她一些实际的帮助。她生活中的一切笨重活计他都包了，担水，劈柴，买粮，磨面，背炭……有一次，卢若琴病了，他听老乡说山里有一种草能治这病，他就上山下坡去寻这种草。这草往往长在高崖险畔上，他冒险爬上去拔，晚上回来跌得鼻青眼肿，但他心里是乐意的……

高广厚顽强地支撑着每一天的生活。高庙和舍科村的老百姓都很关心这个苦命先生。他这几年把两个小山村的孩子一个个调教得比县城里的娃娃都灵醒。孩子们小学毕业后，几乎没有考不上中学的。他们感谢他，经常让自己的娃娃给高老师和卢老师拿吃拿喝。

听说高老师的老婆离婚后，好心的庄稼人纷纷劝解他再找一个，并且还跑到门上给他介绍对象。但高广厚都苦笑着摇头拒绝了。他不愿给兵兵找个后妈。他怕孩子受委屈。而最根本的是，丽英虽然离开了他，但她仍然没有从他的心里抹掉。他眷恋那个在众人看来并不美满的过去的家庭。总之，他现在没有心思另找一个妻子。

九

这是秋季阳光灿烂的一天。阴雨过后的大地已经不再是湿漉漉的了。田野里浓绿的色调，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变成斑黄或者橙红。

学校附近的山洼里，玉米早已经收获了，掰过穗的秆子，又被农人割去了梢子喂养大牲口，眼下只留下一些干枯的高茬。糜谷正在趋于成熟，一片鲜黄中带着一抹嫩绿色。高粱泛红了，与枯干了的焦黑色的豆田夹在一起，显得特别惹眼。秋天的景致如果遇上个好天气，会给人一种非常明朗愉快的感觉。

高广厚今天的心情也不错。中午，他把多时没刮的胡楂收拾了一下，抱起把扫帚，把学校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

国庆节就要到了，卢老师要给孩子们在院子里排练文艺节目。他特别喜欢看孩子们在干干净净的院子里跳舞唱歌。他自己在文娱方面可是个没出息的人。这不是说他不会唱歌，其实他的男中音还是相当好听的：音色纯净而深沉，透露出他对音乐内涵有着很不一般的理解。只不过他天生的害臊，又加上心情不好，平时很少张嘴唱歌。高庙小学前几年教学质量在全县是很有名气的，可文娱方面实在差劲。

现在好！来了个卢若琴，又能唱歌，又能编舞。他俩商量，今年国庆节里要组织孩子们好好开个文艺晚会，到时还准备让附近村里的老乡们来看呢。

若琴最近热心地为这件事忙着。她每天下午都要在院子里给孩子们排练节目，学校在这段时间里热闹极了。这场面也把小兵兵高兴坏了！他在学生娃们中间乱跑乱叫乱跳，小脸蛋乐得像一朵喇叭花。高广厚看了这情景，心里热烫烫的。他每天中午也不休息，提前把院子扫得一干二净。在这无限美妙的下午，他总要搬个小凳，坐在阳光下，一边看若琴、学生娃和小兵兵唱歌跳舞，一边高兴得咧嘴笑着，用手指头去摸眼角渗出的泪水……

今天是星期六。下午，这醉心的一刻又开始了。

先是高年级学生的大合唱：《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卢若琴两条健美的胳膊在有力地挥动着打拍子。孩子们按要求，都庄严地把胳膊抄到背后，兴奋地张大嘴巴唱着。他们无疑理解了这首歌，一开始就进入了音乐所创造的境界里；激情从内心里流露出来，洋溢在一张张稚气的脸上；头部和身体都按捺不住地微微摆动着。

高广厚自己也忍不住随着卢若琴的拍子，身体微微摇动起来，并且不由得在心里哼起了这首歌子。这一刹那间，他额头的那三条皱纹不见了；刮得光净的脸上，也露出了一些年轻人应该有的那种青春的光彩。的确，他在这一刻里忘记了生活中还有忧愁。

大合唱正在热烈地进入到尾声部分。孩子们就像赛跑要冲向终点那样，激动使他们不由得加快了节奏。

卢若琴打拍子的胳膊，像艄公在纠正偏离航线的船只一样，吃力而沉重地想要把这不听话的声音，重新纳入到她的节奏中来。

但这声音就像脱缰的马群一样失去了控制。她只好无可奈何地笑着摇摇头，投降了，让自己的拍子随着孩子们的歌声进行。高广厚忍不住笑了，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激动得从小凳子上站了起来，并且向孩子们那里走去。

正在这热烈的气氛达到高潮的时候，在旁边看热闹的小兵兵，突然迈着两条小胖腿跑进场，一把抱住卢若琴的腿，大喊了一声：“妈妈！”

大合唱的声音突然变成了“哗”一声大笑，就像一堵墙壁陡然间倒塌了……

血“轰”一下冲上了高广厚的头。紧接着，又像谁用鞭子在他的脖颈上猛抽一下。他的心缩成一团，浑身冷汗直冒，脸霎时变得像一张白纸。

他一下子呆住了。

他半天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天啊，这个小坏蛋怎么会对卢若琴喊出这样两个可怕的字来！

学生娃们都在“哧哧”地窃笑着。而那个不懂事的顽皮的“小坏蛋”，仍然抱着卢若琴的腿，并且又喊了一声：“妈妈……”

卢若琴脸红得像渗出血来。她无力地抱起小兵兵，几乎是哭一般问：“兵兵，谁让你说这话？哪个坏蛋让你说……”她一下子难受得说不下去了。

高广厚对学生娃们挥挥手，嗓子沙哑地说：“现在放学了，大家都回家去……”

他迈着两条哆嗦的腿走过来，抱起兵兵，一言不发地回自己的窑里去了。

他进了窑洞，用哆嗦的手关住门，然后瞪着一双可怕的眼睛问儿子：“谁叫你喊卢姑姑是妈妈？”

小兵兵龇牙咧嘴地笑着，喊道：“我不怕你！村里的叔叔说的，卢姑姑是妈妈！就是的！”

啪！啪！啪！高广厚粗大的手，狠狠地朝兵兵的屁股上打下去了！

这是他第一次打他亲爱的儿子！

孩子一声哭出来后，就再也没收回去。他的小脸顿时变得煞白，可怕地颤动着的乌黑的嘴唇僵在了那里！

高广厚猛一下抱起这个抽搐成一团的小小的躯体，恐怖地大声喊：“兵兵！兵兵！兵兵！……”

当孩子终于哭出声来时，他一下子瘫倒在了地上，抱住头，像牛一样嚎叫了一声！

此刻，在另一孔窑洞里，卢若琴也关住门，伏在桌子上嘤嘤地啜泣着……

十

灾难又一次打倒了高广厚。

不幸的人！他脸上好不容易出现了一丝笑影，这下子又被谣言的黑霜打落了。

这是哪一个恶毒的人在践踏善良人的心呢？

高广厚自己并不想查问这个谣言的制造者。

生活中总有那么一些人，怀着刻毒的心理来摧残美好的东西。这些人就是在走路的时候，也要专门踩踏路边一朵好看的花或一棵鲜嫩的草。他们自己的心已经被黑色的幔帐遮盖了，因而容不得一缕明亮的光线。

这个被生活又一次击倒的人，现在主要考虑的是：这种可怕的谣言大概已经广泛地传播开来，后壁那个不到二十岁的姑娘怎么能承受得了这种可怕的压力？

他现在把自己恨得咬牙切齿：是他害了那个一心为他的人！

他恨自己的无能，恨自己的窝囊，恨自己没有一点男子汉的味道！

怎么办？他不断地问自己。

天已经黑严了。他摸索着点亮了炕头的煤油灯。

兵兵不知是什么时候停止哭声的，现在满脸泪迹，已经躺在炕上睡着了。窑里和外面的世界都陷入到了一片荒漠的寂静中。只有桌子上那只小闹钟的长秒针在不慌不忙地走着，响着滴滴答答的声音。

高广厚抬起沉重的头，两只眼睛忧伤地看着熟睡中的小兵兵。

他用粗大的手掌轻轻抚摸着儿子的头，把披在他额头上的一绺汗津津的头发撩上去。他难受地咽着唾沫，像一个农村老太太一样，嘴里喃喃地絮叨着：“我的苦命娃娃，你为什么投生到这里来呢？……”

他感到头疼得像要裂开一样，就脱了鞋，上了炕，和衣躺在儿子的身边。

他拉过被子的一角，给兵兵盖在身上，吹灭了炕头上的煤油灯，就睡在了一片黑暗中。父子俩下午连一口饭也没吃，但他不饿，他想起应该给兵兵吃点什么，又不忍心叫醒孩子。

他闭住眼睛躺在炕上，盘算他怎样摆脱眼前这困难的处境。他想他今晚上一定要想出一个办法来。这不是为了解脱他自己，而是他要让自己的良心对得起卢若琴！

他迷迷糊糊的，不知是在醒着的时候，还是在睡梦中，他觉得他已经想好了明天起来做什么……

第二天是星期天。一大早，高广厚先做好饭。他自己没吃多少，主要是给兵兵喂。

他随后就抱着孩子，到学校前面的舍科村去了。

他到了一家姓张的家里。他已经教过这家人的几个孩子，现在也有一个孩子在四年级。平时他和这家人交往比较多。他和这家人商量：他父子俩能不能借他家一孔窑洞住？并且白天他要把兵兵寄放在这里。这家人有个六十多岁的老奶奶，他商量着能否白天给他看娃娃，晚上回来就由他管。连房租和看孩子，他准备每月付十五元钱。

老张一家十分厚道，都说怎能收高老师的钱呢。房子他尽管住；娃娃放下，他们尽力照顾。

这事情很快就说妥了。他然后又跑到几个高年级女生的家里，给学生和他们的家长做工作，说他要到寄放兵兵的地方去住，学校偏僻，让这几个女学生晚上到学校和卢老师住在一块。

家长和孩子们都很高兴。她们都说跟卢老师住在一块，还能在她那里多学些文理呢。

事情全说妥当后，高广厚抱着兵兵宽慰地回到学校。他想他早应该这样做了。如果早一点，说不定会惹不出那些闲言闲语。

到学校后，他先没回自己的窑洞，直接去找卢若琴。他用很简短的话，说他从今天起，准备搬到舍科村去住；另外将有几个女生来给她做伴，这已经都说好了。

“为什么这样呢？”她像一只受过惊吓的小鸟，惴惴不安地看着他。她犹豫了一下，从地上抱起小兵兵，在他脸上亲了亲。

“姑姑，我再不叫你妈妈了……”兵兵用小胖手摸着她的脸，说。

这句话一下子又使两个大人陷入了一种极其尴尬的境地。

卢若琴的脸“刷”一下又红了。

高广厚沉重地低下了头，说：“若琴，我把你害苦了……我再不能叫你受冤屈了。要不，你干脆回去找一下你哥哥，给你另寻个学校……”

“不，”卢若琴一下子变得镇定了，“别人愿意怎说让他说去！人常说，行得端，立得正，不怕半夜鬼敲门！”

“可我心里受不了。我不愿意你受这委屈。先不管怎样，我今天下午就搬到舍科村去住……”

卢若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她一只手抱着兵兵，另一只手掏出手绢，不断地擦自己眼里涌出的泪水……

十一

高广厚搬到舍科村住了。

每天早晨，高广厚在离开这家人的院子时，兵兵就没命地哭着撵他。可怜的孩子已经失去了妈妈，他生怕亲爱的爸爸也会像妈妈一样离开他。

高广厚常常是红着眼圈到学校去的。他能体谅到孩子的心情。

以后，他就起得很早，趁兵兵没睡醒的时候离开他。

卢若琴想念小兵兵，她要去看他时，被高广厚阻挡了。他怕这样一来，前后村子的庄稼人更要说闲话。

三个人都被窒息到了一种令人压抑的气氛中。对于男女之间正常的交往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粗俗的观念，在我们的社会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即使某些有文化的人也摆脱不了这种习惯，更何况偏僻山村里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

也许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最终会克服这些落后的习俗，使我们整个的社会生活变得更文明些。作为教师，高广厚和卢若琴他们认识到这一点了吗？

也许他们还没有这样考虑他们的职责和使命，但他们确实用自己的心血尽力教好这几十个娃娃。

这样的山区小学，一年的教育经费没几个钱，要搞个什么活动都不容易，有时候要订几本杂志都很困难。卢若琴就用她自己的一部分工资，给孩子们买了许多儿童读物，在一孔闲窑里办起了一个小小的图书室，把孩子们吸引得连星期天也都跑到学校里来了。

为了有一点额外收入，高广厚决定利用课余时间，带孩子们烧一窑石灰卖点钱。他听人说，一窑灰可以卖三四百元钱。这不要多少本钱。烧石灰的礓石河滩里到处都是，充其量，花钱买一点石炭就行了。至于柴火，他和孩子们可以上山去砍。

两个村子的领导人都支持他们这样做，并且出钱给他们买了石炭，还给他们挖好了烧灰窑。

礓石捡齐备后，高广厚就带着一群高年级的学生上山去打柴。卢若琴也要去，但他坚决不让。她在平原上长大，不习惯爬山，他怕她有什么闪失。他让她在学校给低年级学生上课。

这一天下午，高广厚像前几天一样，带着十几个大点的学生到学校对面的山上去砍柴。

干农活，高广厚不在话下。他很快就砍好了一捆柴。接着他又砍了一捆——准备明天早上他来背。农村的学生娃娃从小就砍柴劳动，干这活对他们来说，简直是一件很乐意的事，就像城里的学生去郊游一样。

太阳落山前后，这支队伍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一溜排下沟了，每个人都沉甸甸地背负着自己一下午砍来的收获。孩子们不觉得劳累，背着柴还咿咿呀呀地唱歌。高广厚走在最后边。他不时吆喝着，让孩子们走路小心一点儿。

当高广厚和孩子回到学校时，低年级的学生娃娃早已经放学了。

他打发走了砍柴的孩子们，用袖口揩了脸上的汗水，去看了看教室的门窗是否关严实了。

他走到卢若琴门前时，发现她门上吊把锁。她上哪儿去了？这个时候，卢老师一般都在家。他想和她商量点事。

正好有个低年级的学生娃在学校下边的公路上玩。他问这娃娃：卢老师到什么地方去了？

小孩子告诉他说，卢老师到前面村子的那条沟里砍柴去了。

高广厚的心一下子“怦怦”地急跳起来。啊呀，现在天已经黑严了，她不习惯这里的山路，万一出个事怎办呀！

他问这娃娃卢老师是什么时候走的，娃娃说卢老师一放学就走了。

高广厚紧闭住嘴巴，扯开大步，向舍科村那条大沟里走去。

路过他寄居的那家人的坡底下，他也没顾上回去打个招呼，径直向后沟里走。

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高广厚忘了他此刻又饿又累，在那条他也不太熟悉的山路上碰碰磕磕地走着。

他心急如火，眼睛在前面的一片黑暗中紧张地搜索着。他多么希望卢若琴一下子出现在面前！

已经快走到沟掌了，还是不见卢若琴的踪影。他于是就大声喊叫起来：“卢老师——”

他的叫喊声在空旷而黑暗的深沟里回荡着，但没有传来任何一点回音。

高广厚站在黑暗中，紧张得浑身淌着汗水，不知如何是好。

他马上决定：赶快回村子，再叫上一些庄稼人，和他一起分头去找卢老师。

他像一团旋风似的转过身，蹽开两条长腿，向村里跑去了。

十二

高广厚快步跑着回到了村子里。

他想他先应该给寄放兵兵的那家人招呼一下，说他要去寻找卢老师，晚上说不定什么时间才能回来。

他气喘吁吁地进了这家人的院子，一把推开窑门。

他一下子愣在门口了。

他看见：卢若琴正跪在铺着肮脏席片的土炕上，让兵兵在她背上“骑马”哩。两个人都乐得哈哈大笑，连他推门都没发现。

高广厚鼻子一酸，嗓子沙哑地说：“卢老师，你在这里呢！”

这一大一小听见他说，才一齐回过头来。

卢若琴坐在了炕上，小兵兵撒娇地挤在她怀里，搂住她的脖颈，小脑袋在她的下巴上磕着。

她问他：“你怎这时候才回来？你看看，这家人都下地收豆子去了，就把兵兵拴在那里！”她指着脚地上的一个木桩和一条麻绳，难过地说：“我来时，兵兵腰里拴一根绳子，嚎着满地转圈圈，就像一只可怜的小狗……高老师，兵兵这样太可怜了，你们还是搬到学校里去住，我帮你带他……”

高广厚把胸腔里翻上来的一种难受的味道，拼命地咽回到了肚子里。他用汗津津的手掌揩了一下汗泥脸，没回答她刚才的话，说：“我听说你到这后沟里砍柴去了，怕你有个闪失，刚去找你，没找见；想不到你在这……卢老师，以后你千万不要一个人出山，听说山里有狼……”

卢若琴笑了，说：“我天一黑就回来了，我想看看山沟里的景致，顺便也试着看会不会砍柴。结果绊了几跤，砍得还不够五斤柴！我返回时，听说你们父子俩就住在这上边。我好多天没见兵兵了，就跑到这里来了。高老师，你不能这样叫兵兵受委屈了！我今晚上就把兵兵抱到我那里去呀！兵兵，你跟不跟姑姑去？”她低下头问兵兵。

“我去！我就要去！”他噘着小嘴说，并且很快两条胖胳膊紧紧地搂住了卢若琴的脖颈。

“高老师，你就让兵兵今晚跟我去吧？”她执拗地等待他回答。

高广厚再能说什么呢？他的两片厚嘴唇剧烈地嚅动了几下，说：“那……让我送你们去……”

卢若琴随即抱起小兵兵下了炕。

到了院子的时候，卢若琴对高广厚说：“你把我砍的那点柴带上。就在那边的鸡窝上放着……”

高广厚走过去，像抱一种什么珍贵物品似的，小心翼翼地抱起那点柴火，就和卢若琴出了院子，下了小土坡，顺着简易公路向学校走去。

快要满圆的月亮挂在暗蓝的天幕上，静静地照耀着这三个走路的人。公路下边的小河水发出朗朗的声响，唱着一支永不疲倦的歌。晚风带着秋天的凉意，带着苦艾和干草的新鲜味道扑面而来，叫人感到舒心爽气……

就这样，过了几天以后，高广厚和兵兵又回到学校去住了。高广厚心疼孩子的处境，加上卢若琴一再劝说，他也就不管社会的舆论了。他也相信卢若琴的话，行得端，立得正，不怕半夜鬼敲门！让那些不光明的人去嚼他们的烂舌头吧，他高广厚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在国庆节的前两天，卢若琴突然拿着一封信来找高广厚。

她为难了老半天，才吞吞吐吐说：“高老师，丽英给我写了一封信……说她想兵兵。她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她让我国庆节把兵兵带到城里去……她说我哥也愿意……”

高广厚一下子瓷在了那里。他很快扭过头去，望着墙壁的一个地方，半天也没说一句话。

卢若琴把信递过去。他没接，说：“我不看了……”

卢若琴看见高广厚这情景，自己一下也不知如何是好了，站在那里，低头抠手指头。

院子里传来兵兵淘气的喊声，使得窑里这沉闷的空气变得更难让人忍受。

高广厚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不知道自己心里此刻翻上来了多少滋味。过去的一切又立即在心中激荡起来。

现在更叫他感到酸楚的是，那个抛弃了他的女人，现在还想念着兵兵！

是的，他是他们共同创造的生命。这生命仍然牵动着两颗离异了的心。

他听着兵兵在院子里淘气的说话声，眼前又不由得闪现出丽英那张熟悉而又陌生了的脸……

当他回过头来，看见卢若琴还惶恐地站在那里抠手指头。

他对她说：“你去问问兵兵，看他愿不愿去？”

他知道兵兵会说去的。不知为什么，他也希望他说去。但不论怎样，这件事他要征求儿子的意见。

卢若琴出去了。他赶忙用手绢揩了揩眼角。兵兵拉着卢若琴的手破门而入。他兴奋地喊叫着说：“爸爸！爸爸！姑姑带我去找妈妈！爸爸，咱们什么时候走？快说嘛！”

高广厚眼里含着泪水，过来用两条长胳膊抱起儿子，在他的脸蛋上吻了吻，说：“你跟姑姑去吧，爸爸不去了……”

第三章

十三

刘丽英重新结婚后，完全陶醉在一种叫她新奇的幸福之中。

这个漂亮而好强的女人，对现在的生活很满足。她的体面的新丈夫很快就把她安排到城关幼儿园当教师了。

由于她丈夫卢若华是县教育局副局长，她的同事都很尊重或者说都很巴结她。她觉得现在生活才算和她相匹配了。

这一切是她以前睡觉时梦见过的。现在都变成了现实。而过去的现实生活，她现在觉得那一切倒好像是一场梦。

高广厚，一个乡下的穷酸先生，老实得叫人难受，安分得叫人讨厌。她寻了他这个男人，常在众人面前连头也不敢抬。她当年之所以和这个男人结婚，纯粹是因为他还算吃一碗公家饭，听起来名声好听一些，说她寻了个吃国库粮的女婿。要不，她才不会跟他呢！

她一想起和高广厚生活的几年，就感到委屈极了。那是个什么家呀！什么东西也置办不起。她天生爱穿着打扮，可要买一件时新衣裳，常常得受几个月的穷，全靠牙缝里省出来的那点钱来满足她的虚荣。每逢赶集上会，她常看见一些农民媳妇的衣裳都比她的水平高。她自怨命薄；她和谁也比不过。唯一可以骄傲的是，她天生的漂亮，这可以掩饰一下她穿戴方面的寒酸。

她常想：如果她有一个像样的男人，再加上她的出众的容貌，她会在这个世界面前多荣耀啊！郎才女貌，夫荣妻贵，古书上的这些话说得实在对！

她因此而愤恨过去的那个没出息的男人，感到自己是“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但当时不论怎样，那一切似乎是无法改变的。她自己的“门第”也不高。父母亲都是农民，老实得像高广厚一样；家里弟兄姐妹一大群，光景也很贫寒。尽管她从小就是他们家的“女皇”，他们也只能凑凑合合地把她供养到初中。她的所有兄弟姐妹没一个上学的——因为供养不起。父母亲看重她的聪明和人样，全力以赴重点保证她；希望她能给刘家的门上带来一些光彩。

她是六八届的初中学生。刚上初中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她喜欢这场热闹的革命，可以借此出一下风头。当然，她还不敢学习聂元梓和韩爱晶，当个什么头头。她有她的特长：跳两下唱两声还是可以的。因此她参加了派性文艺宣传队，并且成了主要女演员，整天给“武卫”战士慰问演出。后来，武斗激烈了，“战友”们被“敌人”打出了县城，他们的宣传队解散了。男的扛起枪“闹革命”去了，女的都各自回了家。

他们家和她的理想都被社会的大动荡扑灭了。

她在农村一呆就是好几年。后来，年龄眼看大了，既参加不了工作，又寻不到一个像样的女婿——农民她看不上，干部又看不上她。最后经人介绍，就马马虎虎和高广厚结了婚。结婚后她才知道，高广厚也是县中的，但她在学校时好像从来没见过这个人。

结婚不久，她就发现她的丈夫是一个“相当窝囊”的人。她也试图教导他开展一些。无非是让他多往公社和县文教局（那时文化教育没分开）的领导家里跑。她甚至通过关系，想办法让他和县委的领导也拉扯着认识。但高广厚在这方面太平庸了！太死板了！有时还没农村那些有本事的大队书记活套。的确，她娘家那面川里有个高家村，那村里的大队书记叫高明楼，在公社和县上都踩得地皮响！

她曾经想过要和高广厚离婚。但她也明白自己的“价值”。一个没工作的农村户口的女人，又结过婚，就是风韵未减，也还能寻个什么样的男人呢？尤其是生下兵兵后，她基本上也就死了心；她把她的全部感情都倾注到了孩子的身上。她对这一切也习惯了。尽管对高广厚不太满意，但她尽量像一个妻子那样对待他了。当然，高广厚身上也有些叫她满意的地方。他人诚实，对她爱得很实心；尽管长相不太漂亮，但身体强壮有力。生活的情趣少些，但他那肌肉结实的胸脯也曾让她感受过男人的温暖。在她情绪好的时候，性生活也是能满意的。亲爱的兵兵出世后，她甚至开始对他产生了某种温柔的感情。孩子使她的心渐渐向他靠拢了一些；有时她还忍不住主动对他表示一下亲热——可是，每当这样的时候，平时缺乏感情的高广厚就加倍地给她热情，像疯了似的，她就又反感了。

不管怎样，看来他们的夫妻生活还是能过下去的。尤其是兵兵越来越逗人喜爱了——这小东西终究是他们两个的……

可是，猛然间出现了卢若华。

自从卢副局长出现在她面前后，她的心一下子就乱了。她是个极敏感的人，第一眼就看出他喜欢她。当她知道了他现在是个单身的男人后，精神上那封闭了的火山口又开始咝咝地冒烟了。

老卢利用看若琴做借口，经常往高庙小学跑。当然，她知道，他更主要是来看她的。

他们很快就接近了——这是不用过多语言的。这个人对她的吸引力是强大的。他这么年轻，就当个副局长！副局长，虽带个“副”字，但在这个偏僻的县城里，权力可不小，全县所有的学校都归他领导！他还是一个大学毕业生，长相标致，风度翩翩，到处都被人尊敬。以前，丽英根本不敢梦想她能和这样的男人一块生活。现在一旦有了这种希望，她想自己就是付出任何代价和牺牲，也要让它变成现实！

唯一使她痛苦的是兵兵。她从老卢那里感觉到，他不愿意接受这个孩子。可是，这孩子是她心头的一块肉啊！

她泪水模糊地不知想了多少次，最后还是自己说服了自己：孩子将来自有孩子的幸福，而她自己的幸福若是错过这次机会，也许今生再不会有了……

他们两个的感情含蓄地进行到一定的时候，丽英毫不犹豫地提出要跟他一块生活。但他没有正面回答她。

丽英是聪敏人。她理解他的难处。显然，由于社会地位，他不能承担破坏别人家庭的罪名。

勇敢的女人立刻主动采取行动，先和高广厚离婚。为了让这男人接受她，她终于忍痛把孩子也扔下不要了——一个发了疯的女人，在此刻是相当能下狠心的，尽管这颗苦果子她今后还得吃个没完。

在大马河川刘家渠村的娘家门上，她耐心地等待由于离婚在熟人中间引起的舆论平息下去。在人们几乎不注意她的时候，她才无声无息地和卢若华结了婚。除过老卢的妹妹和她原来的男人，现在社会上大概谁也不知道，她是在没有离婚的时候，就和卢若华相好了。这对新夫妇婚后的第一个晚上，就是为他们的这个成功的计谋，互相吹捧了一番对方的沉着或者机敏。

就这样，一个乡下小学教师的妻子，立即变成了县教育局副局长的夫人。

刘丽英感到世界一下子在她的眼里变得辉煌起来了。

十四

的确，和过去相比，丽英简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她容光焕发，爱说爱笑，走路轻捷而富有弹性，很少有恼火的时候，就像她当年在派性文艺宣传队一样。

她对卢若华有一种敬畏，觉得他是那么高深。她在他面前感到胆怯和拘束；时刻意识到他不仅是个丈夫，也是个领导。她炒菜做饭，生怕卢若华不爱吃。对待他前妻留下的独生女玲玲，她也尽量使她满意——她关心她，绝不像个母亲，也不像个阿姨；好像玲玲也是个什么高贵的人，她都得小心翼翼地对待。

这个家在物质方面当然是富裕而舒适的。别说其他，三个人光被子就有十来条。时兴家具也齐备：“红灯”牌收音机，“日立”牌电视机……每天晚饭后，卢若华在另外一个屋子里和来串门的中层领导干部闲谈，她就一边打毛衣，一边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如果来个县长或书记什么的，她就会像一个优秀的家庭妇女一样，热情而彬彬有礼地沏茶，敬烟，一切都做得很得体。不用说，卢若华对她满意极了。

老卢经常请县上一些重要人物来家里喝酒吃饭，不是这个局长，就是那个部长。丽英买了一本“菜谱”书，用她的聪敏的才智，很快学会了做各式各样的菜。老卢那些吃得吧咂着嘴的朋友们，先夸菜，后夸丽英，都说卢若华找了个“第一流”。老卢不用说很得意，但他是个老成持重的人，总是含笑摇摇头——但这绝不是不同意朋友们的恭维。

白天，她去城关幼儿园上班——上班，这本身对她来说就是无比新鲜的；这意味着她也成了“工作人”。孩子们也是喜欢漂亮阿姨的，加上她又是个活泼人，爱说爱笑，会唱会跳，工作无疑做得很出色。她自己也相信她是这个幼儿园最有本事的阿姨。要不，幼儿园的领导（当然是她丈夫领导下的领导）怎能经常在全体教师会上表扬她呢？

但是，在这个美丽的妇女的笑脸背后，并不是一切都阳光灿烂。有一种深深的酸楚的东西时刻在折磨着这个快乐的人。她想念她的兵兵！

每当她看见幼儿园的娃娃时，她就想起了她的儿子。她为了自己而丢弃了她的血肉般的爱！她现在才知道自己在这件事上有多么狠心和丑恶。她深深地感到：她对不起自己的孩子。

她有时带着幼儿园的孩子们玩的时候，一下子就会呆住了，像一个神经失常的人，眼睛燃烧似的瞪着——她在这一群娃娃中间寻找她的兵兵！

当她清醒过来的时候，才知道她的兵兵不在这里。可怜的孩子！亲爱的孩子！你现在怎么样了？你在哭？你在笑？你饿不饿？你冷不冷？你想妈妈吗？你……

她一下子忍受不住了！她自己嚎出声来，就赶忙丢下这些孩子！跑到女厕所里，趴在那肮脏的白灰墙上哭半天，直等到听见别人的脚步声，才慌忙揩去满脸的泪痕……

只有那个四岁的孩子，才能使现在这个热血飞扬的女人冷静一些，自卑自贱一些！他那一双忧郁的、黑葡萄似的眼睛，不时闪现在她的面前，让她的笑容戛然而止。他就像一个无情的审判官一样逼视着她的良心。

但是，她想自己是很难再退回去了。她好不容易才追求到了今天这一切。人生也许就是这样，要得到一些东西，同时也可能就得失去一些东西，甚至可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如果天上真有上帝，那么她请求这位至高无上的神能谅解她的不幸，饶恕她的罪过！

不论她找出多少理由来安慰自己的良心，可她无法使自己不想念和牵挂小兵兵。归根结底，那是她的；是她身体和灵魂的一部分，或者说就是她本身的另外一种存在形式。

这种折磨是深刻的。丽英也尽量地把它埋在心灵的深处。她怕卢若华觉察到。再说，她自己刚开始过上一种新生活，不能因此而再给自己的头上铺满阴云。

直到快要临近国庆节的时候，她才强烈地感到，她要是不再见一面兵兵，就简直难以活下去了。幼儿园的孩子们已经在喧闹着要过节了，互相在夸耀自己的妈妈给他们买了什么新衣裳和好吃的东西。

她看见这情景，就像刀子在心上捅。她在心里痛苦地叫道：“我的兵兵呢？国庆节他有新衣裳和好吃的吗？他也有个母亲，难道连一点抚爱都不能给他了？”

她尽管害怕向老卢提及这个事，但还是忍不住向他提了。她在一个晚饭后，在他对她非常亲热的一个时刻，向他提出：她想让自己的儿子在国庆节到这里来过；她说可以让若琴带他来。

卢若华爽快地同意了，说他正好也想让若琴回城过国庆节。他说若琴对他和她结婚不满意，已经赌气很长时间没有回家来了，他心里很难过。他说他忙，让她给若琴写封信。

于是，丽英就给若琴发了那封信。

十五

明天就是国庆节了。

小县城的机关、学校，实际上在今天就已经放假了。

街道上，人比平时陡然间增加了许多。商店里挤满了买东西的人群；肉食门市部竟然排起了长队——在这里，平时公家的肉根本销不出去。

家庭主妇们手里牵着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孩子们，胳膊上挽着大篮子，在自由市场上同乡里人讨价还价。

所有的人都穿上了新衣服。浴池的大门里，挤出了一群一伙披头散发的姑娘们。这里那里，锣鼓咚咚，丝弦悠扬，歌声嘹亮。

到处都在大扫除，好像这几天卫生才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有些机关的大门上已经挂上了大红宫灯，插上了五星红旗和彩旗，贴上了烫金的“欢度国庆”四个大字。这个季节正是阳光明媚、天高气爽之时，加上节日的热烈气氛，使得人们的脸上都带上了笑意，城市也变得让人更喜爱了。

丽英一早起来就忙开了。

她先把屋子里外打扫收拾了一番。她是个爱讲究的人，而这个家也值得讲究。

她在房子里忙碌地打扫、清理、重新布置。尽管很熬累，但兴致很高：这一切都是属于她的呀！

她把老卢一套藏青色呢料衣烫得平平展展，放在床上的枕头边，让他明早起来穿。然后又把玲玲的一身漂亮的花衣裳从箱子里拿出来，给她穿在身上。

家里一切收拾好以后，她便提了个大竹篮子去买菜买肉。老卢前两天就给有关部门那些领导（也是朋友）吩咐过了，所以她实际上就是去把各种过节的东西拿回来就是了。

她从这个“后门”里出来，又进了那个“后门”。篮子里的东西沉得她都提不动了。这些东西都是国庆节供应品中的上品，但许多又都是“处理品”，价钱便宜得叫她都感到有点不好意思。

她送回去一篮子，又出去“收”另外一篮子。烟、酒、茶、糖、鸡、羊肉、猪肉、蔬菜……这些东西都是她从有些人的家里拿出来的（老卢有条子在她手里）。

她提着这些东西，对她的丈夫更敬佩了。他真是一个有本事的人！她想不到她男人在这城里这么吃得开！她似乎现在才深刻地认识到：为什么老卢常请这些人在家里吃饭喝酒。

她把这些东西提回家后，忍不住又想起了她寒酸的过去：为了过节割几斤肉，买两件衣服，她和广厚早早就用心节省上钱了。现在，几乎不出什么钱，东西很快就把厨房堆满了！她现在进一步认定：她离婚这条路实在是走对了。

她今天异常地激动，心脏几乎比平时也跳得快了。这主要是她还面临一件重要的大事：她的亲爱的儿子今天下午就要来到自己的身边。她的鼻子由不得一阵又一阵发酸；干活的手和走路的腿都在打颤。

她把过节的东西准备好以后，就用了一个长长的时间到街上给儿子买节日礼物。

她先到百货商店给儿子买了一身时兴的童装外套和一套天蓝色毛衣。然后又到儿童玩具柜前买了一辆红色的小汽车（和卢若琴买的那辆一样），一架可以跑但不能飞的小飞机；还买了一杆长枪和一把小手枪。

她接着又去了食品店，买了一大包儿子爱吃的酥炸花生豆。其他东西家里都已经有了。

中午饭以后，玲玲到学校去排练文艺节目，老卢与局长分头率领县教育局和教研室的人，去登门慰问城内的退休老教师和教育系统的先进工作者去了。父女俩都说晚上要迟点回来，饭不要像往常那样早做。

她一个人在家里慢慢准备晚饭。她的心乱得像一团麻一样：去拿切菜刀，结果却找了根擀面杖；把面舀到和面盆里，又莫名其妙地把面倒在案板上。

她只要一听见门外有脚步声，就赶快跑出去。可是，一次又一次都使她失望。按她的计算，若琴和兵兵吃过中午饭起身，从高庙到城里只有十来里路，他们早应该到了。

她怔怔地倚在门框上，天上太阳的移动她似乎都看得出来。

她突然又想：他们会不会来呢？

呀，她怎么没朝这方面想呢！是的，他们完全可能不来！广厚不一定愿意让孩子见她，而若琴也不一定那么想见她哥哥！她只是写信表示了自己的心愿，可高庙那里，怎能她想要他们怎样他们就怎样呢？他们实际上都在恨这个家！

完了！他们肯定不会来了！

她绝望地望了一眼西斜的太阳，感到头一下子眩晕得叫她连站也站不住了。

她一屁股坐在门槛上，双手捂住脸，伤心得痛哭起来……

“丽英！”

她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喊她。

她惊慌地抬起头来，突然看见卢若琴抱着她亲爱的兵兵，就站在她的面前。

她一下子从门槛上站起来，嘴唇剧烈地哆嗦着，疯狂地张开双臂扑了过去；她在蒙眬的泪眼中看见，她的儿子也向她伸出了那两条胖胖的小胳膊……

十六

卢若华率领着教育局和教研室的几个干部去慰问散落在城北一带的退休教师和先进工作者。局长率领的另一路人马去了城南。

因为这些人居住很分散，有的在沟里，有的在半山腰，这项工作进行得相当缓慢。

卢若华在这些事上是很认真的。一个下午辛辛苦苦，上山下沟，这家门里进，那家门里出。每到一家，也大约都是一些相同的话：感谢你们多年为党的教育事业作出了成绩和贡献；向你们表示热烈的节日的问候。你们如果有什么困难和问题提出来，局里一定认真研究，妥善解决；请多给我们的工作和我本人提出宝贵的批评建议……

他谈吐得体，态度热情，使得被慰问者都很受感动。陪同他进行这项工作的人也都对这位年轻的领导人表示敬佩。有一些被访问者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困难，卢副局长都细心地记到笔记本上了。

慰问退休教师这件事是卢若华在局里提出来的。这本来是一件好事。遗憾的是，卢若华往往通过做好事来表现他自己。比如这件事，本来局里开会通过了，大家分头进行就行了，但卢若华在出发之前，一个人又专门去找主管文教的副书记、副县长、人大常委会的副主任，向他们分别汇报了他的打算。直等得到这些领导的赞扬以后，他才起身了。而他的这些活动教育局长本人并不知道。爱说爱笑的局长是个老实人，他只是领着人出去进行这件事就是了。

不管怎样，卢若华总算是一个有本事的领导人。这件事干得很得人心，一下子启发了其他系统的领导人——各系统都纷纷出动去慰问他们系统的退休者和先进工作者；连县委和县政府、人大常委会的一些领导人也出动了。这件事甚至引起了县委书记的重视；他并且知道了这股热风的“风源”就是从教育局副局长卢若华那里刮起来的！

（看来教育局那个乐呵呵的正局长，恐怕要调到卫生防疫站或气象局一类的单位了吧？）

临近吃下午饭的时光，卢若华一行人才从最后一个被慰问者的家里走出来。这时候，这里那里传来了一些锣鼓的喧闹声。

同行的人告诉卢副局长，这是其他系统的领导人出动慰问他们系统的人——这些人企图后来居上，竟然敲锣打鼓，拿着红纸写的慰问信出动了。卢若华评论道：“形式主义！‘四人帮’的那一套还没肃清！”

他在心里却说：不管怎样，我走了第一步！

卢若华和同志们在街道上分手各回各家。

他正怀着一种愉快的心情往家走时，半路上被县委办公室主任刘明生挡住了。明生硬拉着让卢若华到他家里坐一坐。

他俩是“狗皮袜子没反正”的朋友，因此卢若华没说什么推辞话就向那个他惯熟了的家庭走去。

一坐下就是老规程：酒、菜全上来了。紧接着，两个酒杯“当”的一声。

半瓶“西凤酒”快干完了，话却越拉越多。内容无非是他们这些人百谈不厌的人事问题。

脸红钢钢的刘明生用不连贯的语调对他说：“你家伙……又要……高升了……常委会已讨论过一次……我参……加了……可能叫你……当正局……长！”

卢若华心一惊。但他很快平静下来：他前一段凭直觉也早知道这个消息快来了。不过，他还是对这个有点醉了的主任一本正经地摇摇头：“咱水平不够！”

“够……当个……县委书记……也够……刚才的话……你……保密！”这个醉汉严肃地叮咛他说。

卢若华不由得笑了。

刘明生的爱人过来皱着眉头叫丈夫不要喝了，并且很抱歉地对卢若华笑了笑。

卢若华觉得他应该抱歉地笑一笑才对。于是他也对刘明生爱人抱歉地笑了笑，然后说：“叫明生躺一会儿……”说完，就从这个家里告辞出来。

卢若华走到街上时，天早已经黑严了。大街上静悄悄地没有了人迹。

他慢悠悠地踱着步，借着酒劲让身子飘移前行。他感到精神异常地兴奋。

是的，一切都是如意的。事业在顺利地进展，新的家庭也建立起来了，而且相当美满。

他很快想起了丽英，想起了温暖的家。尽管是第二次结婚，卢若华仍像一个小伙子一样热血沸腾——他喜欢他的这个漂亮而多情的妻子。

卢若华回到家里时，看见丽英已经睡着了，怀里搂着一个小男孩——他认出这是高广厚的儿子。他突然记起今天还有这么一回事——他的妹妹和他妻子的儿子要来他家。

他看了看妻子熟睡的脸：她眉头皱着，似乎有一些不愉快的迹象，眼角似乎还噙着泪水——他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一种莫名的烦恼涌上了他的心头。刚才高涨的情绪一下子就消失了。

他不愿意躺到这个床上去。那个套间大概是若琴和玲玲住着。他一时觉得自己胸口闷得难受，就怏怏不快地来到院子里。

他来到院子里，背抄起胳膊踱着方步。他站下，抬头望着天上亮晶晶的星星，那些星星似乎像一只只眼睛似的瞅着他。他烦恼地叹了一口气。玲玲和若琴住的那间房子窗户也黑糊糊的没有一点光亮。她们也睡了。都睡了！只有他醒着。他现在就是躺到床上也睡不着。

卢若华突然想起前不久不知哪个朋友悄悄告诉过他，说他妹妹似乎和高广厚有些“那个”……

卢若华一下感到胸口疼痛起来。他在心里喊叫：生活啊，你总是把甜的苦的搅拌在一起让人吃！

他摸了一把由于酒的力量而变得热烘烘的脸，在心里想：其他事先可以搁到一边，但明天无论如何得和若琴好好谈谈……

十七

国庆节早上吃罢饺子后，这个家就分成了三路：玲玲去学校参加演出；丽英抱着兵兵上街去了；卢若华兄妹俩相跟着出去散步。

不用说，卢若华在心里是疼爱妹妹的。自从父母亲去世后，这世界上除过玲玲，她就是和他有血缘关系的唯一的亲人了。

母亲去世后，他不忍心把不满二十岁的妹妹一个人丢在老家，把她带到他身边。他随时准备用自己有力的手来帮扶她。

他会给她创造条件，鼓励她好好复习功课，争取考一个好大学。他想让他们兄妹俩在生活中都能成为受人尊敬的人。他看得出来，若琴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姑娘，聪敏，早熟，遇事很有主见，虽然还不足二十岁，但在日常生活中满可以独立了。他认为唯一欠缺的是涉世未深，不懂得生活的复杂性。

一般说来，卢若华很喜欢妹妹那种独立性，因为他自己就是十几岁离开父母亲，一个人在社会上闯荡过来的。

但是，他感到她的这种意识是太强了，甚至有点过分。他相当不满意妹妹对他和丽英结婚所抱有的那种态度。按常情说，不论怎样，她总应该站到他一边，为哥哥着想。可是她偏偏对他生活中这件重要的事采取了一种批判的态度，弄得他心里很不痛快。更有甚者，她竟然完全站在高广厚的一边来评论这件事。

看来她对这件事的看法非常顽固，似乎像在捍卫某种神圣的原则似的。

卢若华禁不住对他的妹妹怜悯起来：可怜的孩子！你实际上还没有真正开始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哩！当你真正认识了这个世界的真实面目时，你就会对问题的看法更接近实际一些！

是的，他也年轻过，也像她一样坚持过一些是非原则，后来慢慢才明白那样一种处世哲学在这世界上吃不开。后来，他到了社会上，才纠正了自己的执拗。妹妹若要是这样下去，非得在社会上碰钉子不可！再说，爱情嘛，这里面的是非你能说清楚？

看来人成熟得经历一个过程——他深有体会地想。从这一点上说，不管妹妹怎样攻击他娶丽英“不道德”，他也宽宏大量地原谅她，因为她还没有经历那个“过程”。再说，她是他的亲妹妹。

这一个月来，她赌气不回家来，他心里一直是很惦记的。但他知道急于说服她不容易，正如她不容易说服他一样。他想得缓一段时间再说。所以这一个多月他没有主动与她联系，也没有捎话让她回来。

自从他听到风声说妹妹和高广厚有点“麻糊”后，他的心才“咯噔”一下！

他一下子慌了：他怎么没想到这个糟糕的问题呢？当然，他想这一切也许不是真的。但毕竟已经造成了影响。这件事将会使他在县上多么不光彩啊！而且更酸的是，人们将会嘲笑他卢若华用妹妹换了个老婆！

他听见这个传闻后，就像蚂蚁在脊背上一样，心里极不舒服。他敏感地想：这件事说不定已经在文教系统或者在县上的干部们中间传播开了！这真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他决定很快找妹妹谈谈，主要的意思是想叫她赶紧换个学校。

因此，前两天丽英想叫若琴把她儿子带来过节，他没有反对。他并不体贴到丽英思念儿子的感情，而是他想借此机会要好好和若琴谈一谈……

现在这兄妹俩走在城外的一条小土路上，正闲聊着一些家常话。

秋天的阳光照耀在色彩斑斓的原野上。碧蓝而高远的天，洁净而清澈，甚至看不见一丝云彩。城郊的田野里，庄稼和草木都开始变黄。有些树的叶片已经被早霜打得一片深红，在阳光下像燃烧的火苗似的。

“若琴，给你换个学校好不好？五里湾小学，实际就在城边上。噢，就在那里！”卢若华突然转了话题，他用修长的手指指着不远处的一个村落。

“我已经给你说过了，我就在高庙那里教。我在那里已经熟悉了……”卢若琴手里拿几片红色的梨树叶，用手指头轻轻摩挲着。

“我希望你能听哥哥的话，我完全是为了你好……”

“在哪里不都是一样的？反正都是教书哩！”

“唉！”卢若华叹了一口气，犹豫了半天，才吞吞吐吐说，“现在这社会风气实在瞎！光软刀子就能把人杀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卢若琴停住脚步，问哥哥。

卢若华沉默了半天，然后扭过头，望着对面山，说：“有人传播你和高广厚长长短短……”

卢若琴一下子用牙齿咬住了嘴唇，泪水在眼眶里旋转起来。她也把头偏向了另一边，说：“我想不到这些谣言竟然能传到城里……”她突然转过头，激动地问哥哥：“难道你也相信这些坏话？”

卢若华转过脸，说：“我又不是不知道你！高广厚那人我也知道！他是老实人！再说，他比你大十几岁哩！可是，谁又能把这些造谣人的舌头拔了？……若琴，你还是听我的话吧，换个学校！要不，干脆别教学了，就停在城里，好好复习你的功课！”

“我才不愿白吃饭呢！”她把嘴一撇。

“那你就到五里湾去教书！”

“我不！”她认真地说，“我要是换了学校，在众人看来，我和老高似乎倒真有什么说不清的事了。”

“若琴！你体谅体谅我吧！我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县委正准备提拔我哩！你多少能给我顾点面子，不要让我再为这些事烦恼了！”卢若华痛苦地把两条胳膊摊开，咧开嘴巴，几乎是向妹妹央告着说。

卢若琴没有被他做出的这副可怜相打动，她看了看他，说：“你在任何时候都想的是你！看来你好像为我好，实际上是为你好……”她有些刻薄了。

“为咱两个都好！”他纠正说。

“那你也不想想，高广厚现在好不好？他现在可怜死了！难道这和你没关系？……”

“扯到哪儿去了！你别再提那事行不行？”卢若华有点恼火了。

卢若琴赌气地转过身往回走，她不准备继续散步了。

若华赶紧也转过身撵上来，说：“你永远是个孩子脾气！你可别像上次一样，一声招呼不打就走了……你无论如何把节过完了再走……”

看来谈话的主题今天是无法再进行下去了。

卢若琴放慢了脚步，说：“我今天不会走。但明天就得回去……”

“明天是星期天！”

“星期天也得回去。”她说。

“为什么？”

“明晚上我们学校要开文艺晚会，附近的老乡也都要去看。”她紧接着说，“你能不能到县文化馆给我借个手风琴？你人熟！如果能借下，我明天可以托赶集的老乡捎回去。我明天还要带兵兵，怕拿不了……”

“可以……”他无可奈何地说，“那刚才那些事，罢了咱再好好谈一谈。”

卢若琴躁了：“哥哥！别再扯那些无聊事行不行？我烦得要命！”

卢若华叹了一口气，说：“那咱回去……”

兄妹俩沉默地一前一后相跟着，去了县文化馆。

十八

丽英一整天都抱着兵兵在街上玩。

今天她不留恋那个舒适的家。她带着儿子，在属于公众的场所，尽情地陶醉在母子间的那种甜蜜之中——这一切离开她的生活已经一个多月了。

她抱着兵兵，嘴唇不停地在儿子的脸上、手上、头发上、屁股蛋上，使劲地亲着。她和他逗着耍笑，眼里一直噙着泪水。

母子俩玩着，走着，没有专门的目的地。

她用母亲的细心，把兵兵打扮成个小姑娘。她喜欢把儿子打扮成这个样子。她用红头绳给他头上扎了一根小辫；用颜料给他染了红脸蛋；把她买的好衣服都穿在了他身上。

兵兵开始时对她似乎有点生了。但很快就比原来还恋她。他的两条小胳膊紧搂着她的脖颈，生怕她又突然失踪。

这一切使得丽英心如刀绞。可怜的孩子！他现在根本不能明白他的处境——他很快就又得离开母亲了！大概在他长大的时候，才能明白这一切吧？那时，他能不能原谅他的母亲呢？

丽英先抱他到商店里转。兵兵要什么，就给买什么。她现在不像当年那个母亲，手头有钱。

后来，她又带他到县体育场。在小孩们玩的那个角落里，她让兵兵坐了跷跷板。滑梯不敢让上去，他太小了。然后，他们又到了县河边的一块草地上，捉虫子，拔野花。

他们坐在河边一块大石头上，吃了她带来的各种点心后，就又返回到街上。

电影院正好放一场动画片。她虽不爱看这种片子，但她非常庆幸有这场电影。她赶忙买了票，带兵兵去看。

兵兵大开眼界，看得兴致勃勃，小手在拍，小嘴在叫。她在黑暗中嘴唇一直贴着他的头发，吻着，流着泪。

她痛切地认识到，她对儿子的爱是什么感情也代替不了的。她现在后悔离婚时把兵兵给了广厚，而没坚持把自己的亲骨肉留在身边。现在这一切都为时过晚了。

她现在看见兵兵长得很壮实，模样也更漂亮了。这说明广厚对孩子是精心抚养的。她也知道，广厚和她一样疼爱兵兵。

她这时才想到，那个老实巴交的男人带这孩子，一定受了不少罪。他对公家的事又那么实心，大概常忙得连饭也顾不上吃。现在她离开了高广厚，倒在心里对她原来的丈夫有个心平气静的评判了。是的，他无疑是个好人。就是过去，平心而论，她也不是恨他，而只是感到他窝囊罢了，和她自己的要求搭不上调。现在，她倒在内心里对他有点同情。

她突然又想：他会不会很快再找一个女人呢？而这个女人对她的兵兵又会怎样呢？啊，蝎子的尾巴后娘的心！怎会对兵兵好呢！想到她的儿子将要在一个恶毒的后娘手里生活，她的心都要碎了！

电影散场了的时候，她紧紧抱着儿子又来到阳光灿烂的大街上。所有看电影的孩子，大部分都是父母亲一块带着。幸福的孩子们一只手牵着父亲的手，一只手牵着母亲的手，蹦蹦跳跳地走着。这情景对丽英又是一个刺激。

这时候，兵兵大概也受到了启发，突然对她喊叫说：“我要爸爸！我要爸爸！”

丽英一下子不知如何是好了。她也不知该怎样乖哄孩子。

丽英又急又难受，赶快抱着他跑到副食品门市部给他买了许多零食，才把孩子的意识转移了。

她看了看表：下午六点三十五分。她吓了一跳！她知道她今天在外面的时间太晚了，别说做饭的时间误了，吃饭的时间也误了！

她赶忙抱着兵兵回到了家里。

卢若华正在厨房里切菜，见她回来了。也不对她说什么，只管切他的。

他显然是生气了。她让兵兵在地上玩小汽车，便过来怯生生地问：“若琴呢……我回来迟了，让你……”

“若琴给他们学校捎东西去了。你怎么回来这么晚？”他转过脸，阴沉沉地问，“玲玲饿得直喊叫！你自己看看，现在到什么时候了！”他说完，刀子狠狠地在案板上剁起了菜。

丽英看着他这副模样，吓得不知如何是好。

她正要从丈夫手里夺切菜刀，以便将功补过，不料卢若华的手指头一下被菜刀切破了。

他把刀子“啪”地往案板上一掼，一只手捉着另一只手，跑着去找纱布和胶布。他在那边把抽屉拉得哗哗价响，嘴里骂了一句：“他妈的……”

丽英第一次看见有涵养的丈夫这么粗暴。她惊得目瞪口呆，随后便忍不住一下子扑倒在床铺上哭了起来。

兵兵看见妈妈哭，知道是谁让妈妈哭的。他挺着胸脯跑过去，举起那只小胖手，在包扎手指头的卢若华的腿上打了一巴掌，然后跑过来，抱住妈妈的腿也嚎哭起来。

卢若华捂着手指头，气愤地出了家门。

这时，刚从套间里跑出来的玲玲看见这情景，也哭着撵到门外对卢若华喊：“爸爸！我要吃饭！晚上学校演节目，我是第一个……”

卢若华好像没听见，头也不回地走了。

国庆节夜晚，此刻千家万户大概都在欢宴，而这个家庭却是一片哭声……

第四章

十九

兵兵走后，高广厚的心情反而很激动。

不论怎样，丽英还没有忘了兵兵。兵兵啊，他可以乐两天了！

在体察孩子的心理方面，高广厚有一种特殊的敏感。

尤其是兵兵，孩子失去母亲后，内心那荒漠、痛苦、悲伤，他全能体察到。他实际上承负着两颗心的痛苦。

他知道兵兵的快乐是短暂的，甚至会因此而增加孩子往后的伤心。但他还是为兵兵能在他母亲身边呆两天而高兴。

国庆节早晨，他突然接到乡邮员送来的一封信。他一看，是省出版社来的。他感到莫名其妙：恐怕是弄错了吧？出版社给他来信干什么？

他打开信，不免大吃一惊！

原来是出版社通知他，他的那篇《谈谈小学教育中如何注意儿童心理因素》的文章，将要收入该社出版的一本书中。出版社在信中还和他商量，他是不是能为此专门写一本小册子呢？他们说如果他同意，就请他尽快动手写这本书，争取能在今年年底交稿……

高广厚看完信，心跳得快要从胸膛里蹦出来了。他想不到有这样大的事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他的那篇文章实际上是他在县上一个小学教学座谈会上的发言，后来应县教研室的要求，整理成文章，登在他们油印的《教学通讯》上。现在想不到让出版社看见了，还要发表，甚至还让他写一本专门的书呢！

我的天！还有这样的事！高广厚拿信的手索索地发着抖，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

他很想赶快找个人谈谈。但学校已经放假，一个人也没有。就是没放假，他能和学生娃谈吗？他实际上是想很快和卢若琴谈这件事，但卢若琴已经回了县城。

他拿着这封信，反复地看，心中如同潮水似的翻腾着。他突然发现自己还是个可以干点事的人！他的眼睛为此而被泪水模糊了。

生活中偶然的一件事，常常能使人的精神突然为之升华。

高广厚一下变得庄严起来。他很快压下去内心的激动，开始思索他自己，认识他自己，反省他自己。过去，沉重的生活压弯了他的腰，使他变成了一个自卑而窝囊的人。他认识到自己过去那种畏畏缩缩的精神状态，已经多少丧失了一些男子汉的品质。他现在似乎有点想得开丽英为什么离开他。

他现在醒悟到，他应该做许多事，他也可以做许多事。他已经掌握了一些知识，并且过去也萌生过做点在他看来不平常的事——只不过从没敢肯定这些想法，常常很快就把自己的想法扼杀了。

好，现在接到这封信，他的勇气来了。

他很快决定，出版社要出他的小册子，书稿工作得马上着手进行。当然，问题是缺乏一些资料。但他想是可以想办法搞到的。

这张十六开的纸片像闪电一样耀眼夺目！

他像勇士一般迈开脚步，急速地回到自己的窑里，手脚麻利地开始做饭。他觉得地面像有了弹性，觉得窑里也不再是空荡荡的了。

他一边叮叮当当地切菜，一边竟然张开嘴巴唱起歌来。正好学校一个人也没有，他可以放开声唱！

他的雄浑的男中音深沉而高亢，震荡着这个寂静的校园。如果高广厚此刻在镜子里看看自己，恐怕自己也认不出自己来了：高挺的身板顿时显得魁梧而雄壮；棱角分明的脸盘透露出一股精干劲；两只平时忧郁的大眼睛也闪闪发光了……

他三下五除二就做好了饭，很有气魄地大嚼大咽起来。

吃完饭后，他坐在桌前，很快给出版社写了回信。他告诉他们，他将很快投入他们要求的工作……

然后，他出了门，去两个村召集演节目的孩子们来学校，准备晚上开晚会。

卢若琴会不会按时回来呢？他一边在简易公路上走着，一边低头想。

“高老师！哈，这可碰巧了！”一个人大声说。

他抬起头来，见是后村子里的一个年轻社员。他看见他背着一架手风琴！

“卢老师捎的！她说她一会儿就回来！”

不说他也知道是若琴捎回来的。他高兴地接过手风琴，对这个年轻人说：“你能不能替我跑几步路，到前村把学生们喊一下，叫到学校来，晚上咱们学校要开晚会哩！”

“演戏？啊呀，这太好了！我给你去叫！”他说完就掉转头走了。

高广厚提着手风琴，兴致勃勃地送回到学校里，就又去叫后村的学生娃了……

当高广厚再回到学校时，刚进院子，就看见卢若琴和兵兵正站在那里等着他呢！他看见兵兵穿戴得那么漂亮，便知道那个人是怎样亲过这孩子了。

“兵兵！”他兴奋地叫了一声，就撒开两条腿跑过去，一把抱起他，在空中急速地转了一圈。父子俩都张开嘴巴，朝蔚蓝的天空哈哈地大笑起来。

卢若琴惊讶地望着高广厚洋溢着光彩的脸盘，说：“高老师，你今天怎一下子变成另外一个人？有什么高兴事哩？”

高广厚把兵兵放到地上，不好意思地冲她嘿嘿一笑，说：“过一会儿我再告诉你……”

二十

夜晚，高庙小学笼罩在非凡的热闹气氛中。

有关的两个村都抽了一些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下午就来到了学校里，搭起了一个“戏台子”——实际上就是在学校院子的空场地上栽了一些棍，四周蒙了床单、门帘一类的东西。

农村经常没有文娱活动，尤其现在实行生产责任制了，一家一户种庄稼，除过赶集上会，众人很少有相聚一起的机会。

现在这学校竟然要“唱戏”了！

庄稼人们一整天都在山里兴奋地谈论这件事。更重要的是，所有的“演员”又都是他们自己的子弟，因此又给庄稼人平添了几分兴致。大家无不夸赞高老师和新来的卢老师，说他们真格是好先生！

一吃过午饭，天还没黑，不光高庙和舍科村，连另外村的庄稼人和婆姨女子，也都纷纷向坐落在小山湾的学校拥去了。通往学校的一条条小路上，到处都有笑语喧哗，连村里的狗也撵着人来了，把个寂静的山乡田野搅得乱纷纷的。

夜幕扑落下来后，庄稼人就点起了几盏马灯，挂在了“戏台”上。整个学校的院子里，都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

晚会开得相当热烈，有合唱，有舞蹈，也有儿童剧。唯一的一件伴奏乐器就是手风琴。卢若琴尽管是业余水平，但拉得相当熟练。加上她今晚上精神很好，琴声充满了一种激荡的热情。

她是伴奏，又是总导演。高广厚是“舞台监督”，在后台忙成一团，帮卢若琴安排出场，准备道具。他不知兵兵在哪里——大概是那些不演出的学生娃抱在台子下看演出哩。

这时候，听见人群里有人喊：“叫高老师和卢老师也来个节目！”众人立刻一迭声起哄了。

卢若琴很快答应了，慷慨激昂地唱了一段她家乡关中的秦腔。

高广厚在台子后面头上汗水直淌。

卢若琴唱完后，众人就喊：“轮上高老师了！”

卢若琴到幕后来，对他说：“怎样？你唱个歌吧，不唱看来不行了……”

高广厚只好用手掌揩了揩脸上的汗水，笨拙地跟卢若琴来到台前。马灯光刺得他眯住了眼睛。

他听见众人“哄”一声笑了，而且笑声越来越猛烈，像山洪咆哮一般停不下来！

高广厚不知自己出啥洋相了，两只手互相搓着，脸通红，头别扭地拐到一边，不敢看台下哄笑的人群。

卢若琴也不知大家笑什么。她赶忙看了看高广厚，自己也“扑哧”一声笑了：原来高广厚胸脯的扣子上挂了一根面条！

卢若琴笑着，过来把那根面条拿掉——这下高广厚自己也笑了。这个插曲在庄稼人看来比所有节目都精彩！

手风琴的旋律急剧地响起来了。

高广厚雄壮的男中音在夜空中发出了强大的震荡。这个土包子竟然是一种“西洋式”唱法！一开始由于紧张，音调有点不太自然，后来便逐渐正常了。他的声音如风暴掠过松林一般，浑厚的共鸣使人感到他那宽阔的胸膛下面似乎有一个澎湃的大水潭……

全场的老百姓都一下子静下来了。他们虽然不能全部听懂他唱些什么，但都说他“比文工团还行”！

卢若琴也是第一次听高广厚唱歌。她震惊得张开嘴半天合不拢，伴奏的手风琴竟然在中间连过门也忘拉了！

高广厚唱完后，是一群女孩子的小合唱。这个节目一完，老百姓又把一个“民歌手”——庄稼人老汉哄上了台。这老汉巴不得有这么个机会显一下能，竟然用他那豁牙漏气的嘴巴接连唱了十几个“信天游”，其中有些歌酸得不堪入耳，卢若琴想阻止，被高广厚挡住了；他说老百姓爱听这些歌，就让老汉唱去吧……

一直闹了大半夜，晚会才散场。可以肯定，这个热闹的夜晚，将会长久地保持在人们的记忆中；周围村庄的老百姓，会在家里和山里议论好多日子……

不用说，高广厚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好了。过去的苦闷自然被推开了一些。

他带着连他自己也感到新鲜的激情，开始了他的新的生活。

在教学上，他野心勃勃，想在明年全县升初中的考试中，他的学生要全部考上，并且要垄断前五名！

他和卢若琴除了精心备课、讲课、批改作业外，还抽出时间另外辅导一些学习成绩不太突出的学生。勤工俭学烧的第一窑石灰就卖了三百元钱。他们拿这钱又买了许多儿童读物来充实卢若琴办的那个图书室，并且还买了许多体育器材和大玩具。

夜晚，等兵兵熟睡后，高广厚先改作业后备课。等这些干完了，就进入到他那本书的写作中去。卢若琴把他所需要的资料大部分都找齐了。

他有时在桌子上一趴就是五六个钟头，一直到身体僵硬，手累得握不住笔的时候，才到院子里活动一下。

夜，静悄悄的。只有学校下面的小河永不停歇地唱着歌。他深深地呼吸着秋夜纯净的空气，感到这个世界不论有多少痛苦，但它总归是美好的。

有时，夜半更深时，他正在埋头工作，听见响起了敲门声。

卢若琴来了。她端着一缸子加了白糖的麦乳精和几块点心，给他放在旁边的桌子上。他还来不及说句感谢话，她就悄然地退出去，轻轻带上了他的门……

二十一

今年的第一次寒流，又从西伯利亚通过毛乌素大沙漠，向广阔无边的黄土高原袭来了。

风立刻变得生冷。田野里碧绿的红薯叶被冷风寒霜打得黑蔫蔫的，没有了一点生气。

早晨出山的庄稼人，已经穿上了棉袄。阳光时有时无，天气欲晴又阴。

高广厚和卢若琴忙着给各教室都生起了火。为了让孩子们早点回家去，下午的课外活动也取消了。

晚上，兵兵有点咳嗽。高广厚也没在意，给孩子脱了衣服，让他钻到被窝里去。他点亮桌子上的灯，准备像往常那样，投入到一种比白天还要紧张的工作中去。

兵兵躺下后，咳嗽越来越急骤了。高广厚这才意识到，孩子病了。

他赶忙在抽屉里找了一点感冒药，倒了一杯水，用被子包住孩子，让他坐起来吃药。

兵兵哭闹了半天，刚把药咽下去，一声咳嗽，便“哇”一声全吐了。接着，咳嗽一阵紧似一阵，把饭也全吐出来了。

高广厚慌了，把吐脏了的被子掀到一边，赶忙给兵兵穿衣服。他手在孩子头上摸了一下，烫得像炭火一样！

兵兵不停歇地咳嗽着，小小的身体痛苦地抽搐成一团，并且一边哭喊，一边骂着脏话。

高广厚急得满头大汗，不知该怎办。家里没什么药。天这么晚了，到哪儿去给孩子看病呢？

兵兵的咳嗽越来越严重了，中间几乎隔不了一两分钟，而且每一次咳嗽半天都停不下来。

孩子在高广厚怀里喘成一团！

高广厚看见儿子病成这个样子，神经都要错乱了。他咒骂该死的病偏偏发生在这半夜三更！要是在白天，他就能即刻安排好学校的事，抱着兵兵往城里跑。他现在搂着孩子，嘴里不停地给他说乖哄话——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嘟囔些什么！

卢若琴破门而入！

她三脚两步走到炕栏石前，手在孩子的额头上摸了一把，着急地对高广厚喊：“孩子都烧成这个样子了，你还坐着干什么！赶快往城里抱！”

高广厚一下子惊醒了，也感到身上有了点劲，赶忙把兵兵放下，一纵身跳下炕来。跳下来后，他又不知自己该干什么，手在这里一抓，又在那里一抓；抓起这件，又丢了那件！

卢若琴让他冷静一些，并指出他应该拿什么，不拿什么。她说完后，又跑着回了自己的窑洞。

她很快就又跑过来了，拿着她的一件短棉大衣把兵兵裹了起来。

她把孩子塞到高广厚怀里，又从他手里夺过提包。两个人匆匆地出了门。

寒风呼啸着迎面打来，使得这两个夜行的人走路很困难，加上天又黑，他们在简易公路上不时被绊磕得趔趔趄趄。

兵兵在高广厚的怀里不住气地咳嗽着，呻吟着，骂着人（实际上是骂咳嗽）。

高广厚不时小声喊着儿子的名字，蹽开长腿只顾跑。

卢若琴提着一包东西撵在后面，尽量追着他。

快到城里时，高广厚被一块石头绊了一跤，把怀里的兵兵都摔在了一边！兵兵恐怖地喊了一声，接着连哭带咳嗽喘成了一团。

高广厚一闪身爬起来，拳头狠狠擂了一下自己的脑袋，赶快摸索着抱起了儿子。

卢若琴跑上前来，从高广厚手里夺过孩子，说：“让我抱一会儿！你太累了！”

卢若琴自己也累得东倒西歪的，但她仍然抱着兵兵在跑。

高广厚一个脚腕扭伤了，一瘸一拐跟在后面跑。他听见前面的卢若琴喘得喉咙里“啊啊”地叫着，发出几乎像呕吐那样的声音。泪水和着汗水一起涌到了他的嘴巴里，又苦又咸。

等到了城边的大桥上时，卢若琴累得一下靠在了桥栏杆上。高广厚撵上来，从她怀里接过了兵兵。

卢若琴看来似乎都要休克了——她的力量已经用到了极限。在桥头那盏路灯的微光下，高广厚看见她脸上没有一点血色。她闭着眼，张着嘴，像鱼被搁在了沙滩上。

她一下子连话也说不成了，只是用手无力地摆了摆，让他先走。

兵兵在高广厚怀里不停地咳嗽着，喘息着，呻吟着。

孩子也已经耗尽了他那小牛犊一样的精力，现在软绵绵地躺在他的怀里……

直等到卢若琴又艰难地挣扎着站起来，他们于是就稍微放慢了一点脚步，进入了万般寂静的县城，穿过街道，向坐落在南关的县医院走去。

二十二

县医院静得没有一点声响。病人和治病的人都进入了睡梦中。院子里照明的灯在寒风里发出惨白的光芒。

高广厚和卢若琴抱着病重的兵兵，心急如火地来到这个希望的所在地。

他们找了半天，才找见挂着“急诊室”牌子的房门。

里面没有灯光。大夫显然睡觉了。

卢若琴敲了敲门。没有声响。

等了一下，高广厚又敲了一下门。兵兵在他怀里急促地咳嗽喘息着。

还是不见动静。

高广厚急得用拳头狠狠在门板上擂了起来。

“谁？”里面传来一声不乐意的发问。

“有个急病人！”卢若琴在门外喊。

“这天都快明了……明早上再来！”里面那人似乎翻了个身……又睡了。

“哎呀，好大夫哩，娃娃病得不行了，求求你起来看一下……”高广厚几乎是央告着对里面说。

“我们是从乡下来的，黑天半夜已经跑了十里路了！麻烦你起来给看一下。”卢若琴补充说。

过了一会，里面的灯才拉亮了。听见里面不耐烦地嘟囔了一句什么，就听见开始穿衣服。

半天，门才打开了。一个戴眼镜的瘦高个大夫冷冰冰地说：“进来。”

他们赶忙把孩子抱进去。

医生尽管对人态度冷淡，但检查病还很认真。他用听诊器在兵兵的前胸后背听了半天。兵兵吓得没命地哭。

大夫听完后，慢吞吞地说：“急性肺炎。需要住院。”他站起走到另一张桌子前，开了个单子，说：“先交费去。”

高广厚突然对卢若琴叫了一声：“哎呀！你看我这死人！忘了带钱了！”

卢若琴立刻在自己口袋里摸了摸，沮丧地说：“哎呀，我也没带……”

“这可怎办呀？”高广厚转过头，对大夫说，“能不能先住下，明天我就想办法交钱？”

大夫脸上毫无表情地说：“那你们和收费处商量去……”他脱下白大褂，去洗手。

他俩只好很快抱起孩子来到门口的收费处。

仍然是打了半天门，才把人叫起来。

当高广厚向收费处这个半老头说了情况后，那人说：“预交住院费，这是医院的规定！”

“好你哩，你看孩子病成这个样子，先救人要紧，你就行行好吧！我明天就交钱，肯定不会误！”高广厚又央求说。

“哼！以前好些老百姓就是这样。可病一好，偷着就跑了，医院账面上挂几千块这样的钱，一个也收不回来！”

“我们是教师，不会这样的。”卢若琴说。

“反正不行！不交钱住不成！这是院长交待的！”他斩钉截铁地说。

兵兵在剧烈地咳嗽着，呼吸异常地急促起来。

那位收费的人看见这情况，似乎也有了点怜悯之情，过来看了看孩子，说：“病得确实不轻！鼻子都有点扇了！”

他转过头对高广厚说：“娃娃叫你爱人抱着，你去给院长说说，他同意就行了。”

卢若琴脸“刷”地红了。

高广厚懊丧地对这人说：“她是我一个学校的同志……”

“噢，对不起！”他惊奇地打量了一下卢若琴和高广厚。

卢若琴也顾不了多少，对高广厚说：“你和兵兵先在这儿呆一下，让我去！”她掉转身就跑了。

卢若琴按收费处那人说的地方，找到了院长的宿舍。

她敲了一阵门后，听见里面一个妇女问：“什么事？”

“有个急病人，叫高院长起来一下！”卢若琴顾不得详说情况。

“你找大夫去！我又不会治病！”里面一个男人的声音。这大概是院长了。

“有个事，大夫管不了，想和你商量一下。”

里面竟然长时间没有声音了。

在有些医院里，患者经常就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当你急得要命时，他们好像世界上什么事也没。

卢若琴一看这情景，觉得毫无办法了。

她突然想起：有一次，她听哥哥和另外一个人拉话，似乎提到过医院院长的老婆是农村户口，说他的孩子想在城里的县立中学上学，但按县上规定，他们家离城远，应该在就近的公社中学读书，因此来不了。院长想让儿子上“高质量”中学，几次来找他，他很快就给办妥了。记得那个人还对哥哥开玩笑说：“你以后如果得病……”

聪敏的姑娘顿时有了主意。

她于是又一次敲了敲门，说：“我是教育局卢局长的妹妹……”

里面的灯“啪”地拉亮了，立刻听见紧张地穿衣服和拖拉鞋的声音。这下灵了！

门很快打开了，光头院长披着棉袄出来，问她：“卢局长怎啦？我昨天还和他一块在刘主任家喝酒哩！……”

卢若琴几乎要笑了，说：“不是卢局长病了！”

“他的孩子？”

“也不是。”

“你？”

“不是。”

“那谁病了？”他的态度又有点不太好了。

卢若琴很快把实情给他说了。

高院长既然已经起来了，又见是卢局长的妹妹求情，只好跟着她来到收费处，对那个人说：“给办了……”

办了！一切很快就办妥当了！

他们忙了一阵，就在住院部的病房里被安顿了下来。

值班的护士立刻过来给兵兵打了针，并且把各种药也拿了过来。

卢若琴和高广厚哄着让兵兵吃完药，护士接着又打了一支镇静剂，孩子就困乏地睡着了……

二十三

第二天早晨，兵兵的病情还没有减轻下来，仍然咳嗽得很厉害，几乎不能吃什么东西，一咳嗽就全吐了。不过，体温已经下降了一点。

高广厚坚决要卢若琴回学校去。

卢若琴对他说：“让我再帮你照料一天。”

“那学校就停课了。”他说。

“停一天就停一天！”

“哎呀！这怎行呢？咱们半夜走了，什么人也没给说，今早上学生去了，找不见咱们，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肯定会一烂包！你无论如何要回去！你回去上午先休息一下，下午再上课。”

“那你一个人……”

“不要紧。到了医院里，人就放心了。反正有医生哩！……”

卢若琴看得出来，现在孩子进了医院，老高的心就又惦记上学校的事了。她知道老高希望她回到学校去，尽管他这里也很需要她的帮助。

她再没说什么，就准备起身了。高广厚难受地说：“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把你熬累成这个样子……”

卢若琴安慰他说：“我根本没什么，马上就缓过来了。我走后，就你一个人，可要操心你的身体，别也病了，就麻烦了……”

高广厚说：“你放心走你的。我是一头牛，三天不吃不睡也不要紧！”

卢若琴过去亲了亲兵兵，拉起他的小手在自己的脸上摸了摸，就离开病房，回学校去了。

高广厚一个人守护在兵兵的身边，设法给他喂点吃喝。尽管喂进去就吐了，但他仍然给兵兵说好话乖哄着让他吃。他记起他小时候病了的时候，母亲就是这样强迫让他吃饭的。她老人家说，饭比什么药都强！

一个晚上的焦虑就把这个壮实的人变了模样：眼睛深陷在眼窝里，头发乱糟糟的；脸色灰暗，没有一点生气。他尽管克制着，但每一分钟都痛苦难熬！兵兵每咳嗽一声，他的心就一阵抽搐。他生怕兵兵有个三长两短。他不能没有他。这孩子是他活下去的一个重要依托，也是他全部生命的根芽！

为了使孩子舒服一点，他就像农村老太婆一样，盘腿坐在病床上，怀里抱着儿子。脖子僵直了，但他还是一动不动，生怕他动一下，给孩子增加痛苦。

每当孩子咳嗽得喘成一团的时候，他急得浑身发抖，都有点迷信了：他在心里祷告那个万能的上苍，让它把孩子的灾难都给他吧！

正在他痛苦万状的时候，突然一下子呆住了：他看见丽英从门里进来了！

他以前的妻子，兵兵的亲妈妈，一进得门，就不顾一切向床边扑来。她沙哑地喊了一声“兵兵”，泪水就在脸上刷刷地淌下来了。

她从高广厚手里接过兵兵，脸贴住孩子的脸，哽咽着说：“兵娃！妈妈来了！你认得妈妈认不得？你叫一声妈妈……”她说着，泪水在脸上淌个不停。

兵兵无力地伸出两条小胳膊，搂住了她的脖子。他干裂的小嘴嚅动了几下，喘息着喊了一声：“妈妈……”

孩子由于过分激动，立即猛烈地咳嗽起来。

丽英已经呜咽着哭出声来了。她一边哭，一边轻轻地给孩子捶背。

等兵兵的咳嗽暂时平息下来，高广厚问丽英：“你怎知道的？”

“若琴跑去给我说的……”她继续流着泪，低头看着兵兵，回答他说。

他们俩一时都不知该说什么。

可是，他们大概都在心里对话——

丽英：你在恨我！恨我无情无义！

广厚：现在不。你不知道，兵兵现在多么需要你，那一切都另当别论！这时候你来了，这就好。我在心里是感激你的。

丽英：不论我们怎样，兵兵总是我们生的。我们两个可以离开，但我们两个的心都离不开这孩子。我和你一样爱他——你应该相信这一点！

广厚：我相信。是的，这个亲爱的小生命是我们两个共同创造的。你是否还记得，我们曾经夫妻了一场？不管我们怎样不和，我们曾经是“三位一体”，有过一个家。

丽英：现在不要去想那些事了……

广厚：是的，不要去想那些事了……

丽英：眼下最要紧的是，让我们的兵兵赶快好起来。

广厚：我和你的心情是一样的。

…………

也许他们各自的心里根本没说这些话！

也许他们心里说的比这还多！

但是，从他们嘴巴里说出来的，却是另外一些东西。

高广厚从床上下来，穿上鞋，对丽英说：“你先看一会兵兵，让我出去借一点钱，住院费还没交哩。昨晚走得急，忘记带钱了……”

丽英抬起头对他说：“你别去了，我已经交了。”

高广厚怔住了。他想：大概是若琴告诉她的。

丽英指着她进门时放在桌子上的一个挂包，说：“那里面有吃的，你吃一点。你大概还没吃东西哩。”

高广厚为难地站着没动。

丽英愠怒地说：“你还是那个样子！”

高广厚也不再说什么，走过去，从挂包里掏出一个大瓷缸子。他打开一看，原来是半缸子炒鸡蛋和几张白面烙饼。另外一个小瓷缸里是鸡蛋拌汤，香喷喷的——这是给兵兵带的。

丽英说：“挂包里有筷子……”

他拿出了筷子，沉默地吃起来。吃几口，就用拳头抵住脑袋，静静地闭住眼停一会儿，然后再吃。

丽英脱了鞋，像刚才高广厚那样，盘腿坐在床上，一动也不动，紧紧地把兵兵搂在她的怀抱里……

二十四

两个离异的男女，现在为他们共同的孩子而共同操心着。

他们轮流盘腿坐在医院的病床上，抱着他们得了急性肺炎的儿子。

没有争吵，没有抱怨，相互间处得很和睦。这现象在他们过去的生活中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共同面临的灾难使双方的怨恨都消融在一片温情中。此刻，除了共同都关心着孩子外，他们甚至互相也关心着对方。

不过，他们现在都知道在他们之间横着一道“墙”——那是一道森严的“墙”。他们都小心翼翼，在那道“墙”两边很有分寸地相互表达对对方的关心。

中午，广厚从病号灶上打回来了饭，一式两份。

丽英也就不说什么，从他手里接过饭碗就吃。

孩子睡着后，丽英抽空出去给兵兵洗吐脏了的衣服。临走时，她对高广厚说：“把你的衫子脱下来，让我一块洗一洗，背上尽是泥。”

高广厚知道背上有泥——那是昨晚摔跤弄脏的。他有些犹豫，但看见丽英执意等着，就脱下给了她。

晚上，丽英把干了的衣服收回来，摊在床上，用手摩挲平展，递给他。他一边穿衣服，一边说：“天晚了，你快回家去。兵兵现时好一点了，有我哩……”

“我不回去了。”丽英说，“我不放心兵兵。家里也没什么事。老卢到地区开会去了，那个孩子我已经给邻居安顿好了，让他们招呼一下……”

高广厚心里既愿意让她走，又不愿意让她走。他怕有闲言闲语，这对他们都不好。她现在有她的家。

另外，他又愿意她留在兵兵的身边，这样孩子的情绪就能安稳下来，他自己的精神也能松弛一些。不过，他还是说：“你回去，明天早上再来……”

“我不回去。我回去也睡不着。我就坐在这床上抱着兵兵……”

高广厚只好说：“我到水房去躺一会儿，那里有火。有什么紧事，你就叫我……”说着就转身出去了。

丽英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院子的黑暗中。

不知为什么，她现在心里有点难过。不论怎样，他们曾夫妻了几年，而且共同生育了一个儿子。他现在是不幸的。而他的不幸也正是她造成的。

是的，他曾忠心地爱过她，并且尽了一个小人物的全部力量来让她满意。沉重的生活压弯了腰，但仍然没有能让他逃脱命运的打击。

这也不能全怨她。她不能一辈子跟着他受恓惶。如果生活中没有个卢若华出现，她也许会死心塌地跟他过一辈子的。可是在他们的生活中偏偏就出现了个卢若华……

他高广厚大概认为她现在一切都心满意足了。可是，他怎能知道，她同样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尽管没有了她，但他还有兵兵！可她呢？其他方面倒满足了，也荣耀了，可是心尖上的一块肉却被剜掉了！亲爱的兵兵啊，那是她心尖上的一块肉……

丽英坐在床上，这样那样地想着，顿时感到有点凄凉。她认识到，归根结底，她和高广厚现在都各有各的不幸（这好像是哪本小说上的话）。她隐约地觉得，以前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苦恼很多，但还没有现在这样一种叫人刻骨的痛苦……

后半夜的时候，她把睡着的兵兵轻轻放在床上。她给他盖好被子，把枕头往高垫了垫，就忍不住拿了那条毯子出了房门。

她来到医院的水房里，看见那个可怜的人坐着，脊背靠着锅炉的墙壁，睡着了；头沉重地耷拉在一边，方方正正的大脸盘，即使在睡觉的时候，也笼罩着一片愁云。

她匆匆地把那条毛毯展开，轻轻盖在他身上，然后就退出了这个弥漫着炭烟味的房子。

她又返回到病房里，见兵兵正平静地睡着。

她俯下身子，耳朵贴着孩子的胸脯听了听，感到呼吸比较正常了。她并且惊喜地想到，兵兵两次咳嗽之间的间隔时间也变得长了，不像早上她刚来时，一阵接一阵地停歇不了。

她一点也睡不着，又轻轻地走出了病房，在门外面的地上慢慢地来回走动着。不知为什么，她觉得她今夜心里格外地烦乱——这倒不全是因为孩子的病……

两天以后，兵兵的病完全好转了。当主任医生查完病房，宣告这孩子一切恢复了正常时，高广厚和刘丽英都忍不住咧开嘴巴笑了。

兵兵恢复了健康，也恢复了他的顽皮劲儿。他在房子里大喊大叫，一刻也不停。丽英在街上给他买了一个会跑着转圈的大甲虫玩具。三个人立刻都蹲在地上玩了起来。高广厚和刘丽英轮流上足发条，让甲虫在地上爬；兵兵拍着小手，一边喊叫，一边撵着甲虫跑。两个大人也在高兴地喊着、笑着，好像他们也都成了娃娃。

正在他们高兴得忘乎所以的时候，一个护士进来叫丽英接电话。

丽英出去不一会就回来了。她脸一下子变得很苍白。她对高广厚说：“老卢回来了，我得回去一下……”

高广厚也不笑了，说：“那你回去。你也不要再来了，医生说让我们明天就出院……”

丽英走过去，抱起兵兵，在他的脸蛋上拼命地亲吻了长久的一阵，然后把他放在地上，对他说：“妈妈出去一下，一会儿就回来呀……”

她转过身子，低着头匆匆往外走，并且用一只手掌捂住了自己的眼睛……

第五章

二十五

卢若华兴致勃勃地从地区开会回来了。他觉得这次外出收获不小。地委最近向各系统提出要求，让他们回答如何开创自己系统的新局面。地区教育局正是为这事召开各县教育局长会的。他们原封不动接过地委的口号，要各县教育局给他们回答这问题。

县教育局长不爱开这号会，说他身体不舒服，就让副局长卢若华去了。

老卢出发前，准备得很充分，甚至把一些文件和学习材料都能背下来，加上他口才又好，因此在地区的会上发表了一些很精彩的言论。这些发言，不光地区教育局长赞不绝口，连地区主管文教的一位副专员也大加赞扬说：“新时期要打开新局面，就要靠这号干部！”

卢若华在地区露了这一手，心里很高兴。他知道这些东西将意味着什么。

事业上的进展加上他又娶了一位漂亮的爱人，使得他情绪从来都没这么高涨过。当然，国庆节给丽英发脾气后，他心里对他新的家庭生活稍有点不快。但一切很快就过去了。他感到，不管他怎样对待丽英，丽英也是离不开他的。他当然也需要这么一位漂亮的妻子，以便同他的身份相匹配。

一个星期没和丽英在一块生活，他倒有点想念她了。他猜想他一进家门，丽英就会迎上来，用胳膊勾住他的脖颈，在他红光满面的脸上亲一下；他会装出对此不以为然，但心里会感到很美气的……

可是当他满怀激情进了家门的时候，情况却让他大吃一惊：门开着，但屋里没人，整个房子都乱糟糟的；东西这儿扔一件，那儿丢一件。这个整洁有序的家庭完全乱了章法。炉子里没一点火星，冰锅冷灶；家具上都蒙了一层灰尘。

丽英哪儿去了？玲玲呢？出什么事了？

他惊慌地跑到隔壁问邻居，却在这家人屋里碰见了玲玲。

他问邻居丽英到什么地方去了，那个胖大嫂犹豫了一下，才为难地告诉他：丽英的儿子住了院，她这几天一直在医院，没回家来；家里就玲玲一个人，丽英关照让玲玲在他们家吃饭……

“那她晚上也不回来？”

“没回来……”

一股怒火顿时直往卢若华脑门冲上来！

他吼叫着问玲玲：“你出去怎连门也不锁？”

玲玲“哇”一声哭了。

胖大嫂赶忙说：“你不要吼叫娃娃，娃娃这两天好像身体也不舒服，像有点发烧……”

卢若华一下子愤怒得都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了。他丢下嚎哭的玲玲不管，一个人独自出了邻居家的门。

他一下子不知该到哪里去。

他用哆嗦的手指头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来，点着狠狠地吸了一口，来到院外一个没人的空场地上，烦恼地来回走着。

一个多月新婚生活的热火劲，一下子就像浇了一盆凉水，扑灭了。事情已经清楚地表明，丽英全部感情的根还植在她的儿子身上！

他猛然想到：她之所以和他结婚，是不是因为他的地位？当然，即使这样，他也是能容忍的。可是他不能容忍她对她过去的那个家还藕断丝连！用最一般的观念来说明他的思想，就是那句著名的话：爱情是自私的。

尤其是他走后这几天，她竟然扔下这个家不管，白天黑夜在医院照顾她的儿子。哼！连晚上也不回来！她只知道心痛她的儿子，而撇下他的女儿，让她生病！她难道不想想，她现在的家在这里！

他越想越气愤，困难地咽着唾沫，或者长吁，或者短叹。

他悻悻地朝街道上望去。街道上，阳光灿烂地照耀着一群群熙熙攘攘的人群。他忍不住感叹：那些人有没有像他这样的烦恼呢？也许这世界上只有他是一个倒霉透顶的人！命运一方面给他甜头，另一方面又给他苦头……

不知为什么，他一下子又想起了他原来的爱人——那个活泼、爱说爱笑的县剧团演员。她尽管没什么文化，但很会让他开心。他们曾共同生活了多年。现在她已经成故人了。他记起了葬礼上那些悲惨的场面；可怜的玲玲哭得几乎断了气……两颗泪珠不知不觉从卢若华的眼角里滑出来了。

他掏出手帕沾了沾眼睛。

他现在觉得，他要为眼前这个新建立起来的家庭想些办法；他绝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再继续发生了。他得设法让这个女人完全成为他的。

他非常愤恨她这几天的行为！她应该知道，她找他卢若华这样的丈夫容易吗？她不应该让他生气；她应该全心全意爱他！

他立刻回到了教育局，抓起电话机，就给县医院住院部打电话。不用说，他在电话里对丽英态度不太好……

二十六

丽英心情麻乱地离开医院，向家里走去。

她的心一方面还留在医院里，另一方面已经到了家里。

她在南关街道上匆匆地走着，强忍着不让泪水从眼里涌出来。

她想念着兵兵。孩子病中的哭声还在她耳边响着；孩子病愈后的笑脸还在她的眼前闪动着。

她也想着那个她已经丢开了几天的家。卢若华电话里的吼叫声也在她耳边响着；他那因恼怒而涨红了的脸她也似乎看见了……

她走过街道，所有的行人都在秋天灿烂的阳光下显得很愉快。她也像卢若华那样想：这些人没烦恼！命运在这世界上就捉弄她一个人！

她内心中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更留恋着她的儿子。当他不属于她时，她才知道这孩子对她是多么重要！

当然，她也恋着她现在的家。这个家使她富裕，并且让她在这个世界上活得体面、光彩！

现在不管怎说，她亲爱的兵兵总算恢复了健康。她这几天被提到嗓门眼上的心又回到了胸腔原来的位置上。她本想和孩子再多呆一会儿，却招来了卢若华电话里的一顿吼叫！她想：这几天她确实没管家里的事，可能有些烂包。再说，她这几天也没管玲玲，孩子可能受了些委屈。老卢爱这孩子，因此动了肝火。可是她又想：亏你还是个局长哩！你爱你的孩子，难道我就不能爱我的孩子？再说，我兵兵已经病成了这个样子……

丽英在心里麻乱地想着，迈着快步进了家门。

家里什么人也没。她现在看见的那种乱七八糟的景象，完全是卢若华刚回来时的老样子。她知道她几天没回来，玲玲把东西都拉乱了。她同时也明白了，老卢为什么在电话里给她发脾气。

她很快将功补过，手脚麻利地开始收拾屋子。她盼望此刻卢若华不要进家门，让她在这段时间把一切都收拾好，等他回来时，看见屋里顺眼了，他的情绪也许就能平静下来。

谢天谢地！她把屋子全收拾好后，卢若华还没回来。

现在她想她应该很快动手做饭。

做什么饭呢？她想到老卢是关中人，爱吃面。干脆做油泼辣子面，他准满意！

她尽管几天几夜没睡好觉，身子困乏，眼睛发黑，但仍然不敢坐下来休息一下，即刻就动手切起了菜。

切好菜，正准备擀面，卢若华拉着玲玲的手进来了。

她赶忙对他父女俩说：“你们坐一坐，让我给咱擀面，菜已经切好了……”

“我和玲玲在刘主任家已吃过了。你做你自己吃……”卢若华脸沉沉地说，拉着玲玲进了套间。

丽英手里拿着擀面杖，一下子站在了脚地当中。她看见卢若华仍然是恼悻悻的，看来根本不原谅她。

既然他们已经吃过了，她做这饭还有什么意义！她虽然没吃饭，但哪有什么心思吃饭！她之所以忙了这一阵，都是为了讨好他的。既然人家不买这账，她还有什么必要大献殷勤呢？

她把擀面杖放在案板上，一时手足无措，不知自己该做什么。

她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局促地坐在床沿上，低下头，抠着手指头。她等着卢若华从里屋出来——看他将怎样数落她。她在心里敬畏他。这个管着全县大小一二百个学校，并且很受县上领导器重的人，一直对她的精神有一种强大的压迫感。

这个当年在高广厚面前敢放嗓子骂人的女人，现在连大气也不敢出，静悄悄地坐在床边上。

不一会儿，卢若华迈着慢腾腾的脚步出来了。

她没看他。但她知道他打量了她一眼。

“娃娃的病好了？”他开口问了一句。

“嗯……”她回答。

“你知道不知道玲玲也病了？”他的话显然怀着一种恨意。

“兵兵病得厉害，急性肺炎，这两天我没顾上回来……”

“那高广厚干啥去了？”

“他在。娃娃病重，他一个人……”

“那晚上你也不能回来？”

“……”

卢若华的这句话显然怀有恶意，她觉得不能回答他。

见她不言语，卢若华看来更恼火了，他竟然气愤地喊叫着：“你们两口子光顾你们的娃娃！”

丽英一下子震惊得抬起了头。她惊讶地看见，她的这个平时文质彬彬的丈夫，此刻脸上露出一种多么粗俗的表情！

她一下子双手捂住脸，痛哭流涕地从屋子里跑出去了。

她来到院子里，靠在一棵槐树上，伤心地痛哭着。

她哭了半天，突然觉得有一只手搭在了她的肩膀上。

她知道这是卢若华——这是要和她和好了。

“请你原谅我……因为我爱你，才这样哩……你别哭了，万一来个人，影响……”她听见他在背后温柔地说着这些话。

但丽英并没有像往常那样感到受宠若惊。

她掏出手绢，揩去脸上的泪痕，也没和卢若华说什么，就一个人转身回到了屋子里。卢若华也一步一叹息，跟着她回来了。

一场风波就这样算平息下来。

二十七

刘丽英在卢若华道歉以后，就又与他和好了。但是，从这以后，蜜月也随之结束了。一些小口角不时出现在饭桌或者床铺上。

也许这才算开始了真正的家庭生活了吧？因为据有人说，真正的夫妻间的生活，往往是伴着一些小口角的。

可是丽英再不像以前那般活泼或者说有点轻浮了。这个美丽的女人似乎变得庄重起来。

自从兵兵那场病以后，她强烈地意识到了一种母亲的责任。而她现在又无法尽这种责任，这使她感到非常痛苦。

另一方面，她隐约地，或者说明显地感到，她的新丈夫身上露出来的一些东西，已经使她感到有点不舒服。

她一下说不清他的这些东西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总之她凭感觉，知道这不是些好东西。

一个能认真思考的人，就不会再是一个轻浮的人。

丽英对她的新生活的热情无疑减退了。反过来对孩子的思念却变得越来越强烈。兵兵的影子时刻在她眼前晃动着。

她有时整晚整晚睡不着觉。卢若华对她表示的亲热已经有点生硬，而她也再不像过去那样对他百依百顺。

白天她像应付差事似的去幼儿园上班。晚上回来，也不再经常坐在电视机前。她想起要给兵兵做一身棉衣——因为冬天就要到了。

这件针线活在家里做不太方便，她就晚上拿着去胖大嫂家串门做。胖大嫂的男人虽然年纪比卢若华大，但他是老卢的下属，在县教育局当文书。因此这一家人对她很热情。

有一天晚上，就两个女人在灯下做针线活的时候，胖大嫂无意间告诉她，说他男人前几天回来说，教育局下学期可能要把高广厚调出高庙小学，说要调到离县城最远的一个农村小学去，说那地方连汽车也不通……

丽英立刻紧张地问：“为什么要调他？”

这个爱多嘴的胖女人犹豫了一下，诡秘地笑了笑，说：“听说你原来的男人和卢局长的妹子好上了，卢局长很恼火……”

丽英立刻感到头“嗡”地响了一声。

她现在根本顾不了高广厚和卢若琴的长长短短。她首先考虑的是：兵兵将离她越来越远了！亲爱的儿子将要到一个荒僻的地方去了！那里不通汽车，她要再见他一面就不容易了……

她感到一种生离死别的悲伤！

她即刻告别了胖大嫂，说她要回去烧开水，就匆忙地回家去了。

卢若华正伏在桌子上给一个副县长写什么报告，满屋子烟雾缭绕。

她一进门就忍不住问：“你是不是把高广厚的工作调了？”

卢若华在烟雾中抬起头，先惊讶地看了看她，然后沉下脸，问：“谁给你说的？”

丽英一看他这副模样，就着急地问：“那这是真的？”

“这局里出了特务了！他妈的！放个屁都有人往外传！”卢若华把笔愤怒地掼在桌子上，站起来，问，“你听谁说的？”

“不管谁说的，我只求求你，别调……主要是我的娃娃，他……”丽英一下子哽咽得说不下去了。

“你的娃娃？你就记着你的娃娃！”卢若华气愤地吼叫说，“没想到，我的所有一切都毁到自家人手里了！你是这个样子，人家又传若琴和高广厚长长短短，你看我这人能活不能活了？”他用手指头揩了一下口角，一屁股又坐在椅子里，愤怒地盯着桌子上的镜子——镜子里的那个人，也愤怒地盯着他。

“你看在娃娃的面子上，不要……”丽英哽咽着说。

“那是高广厚的，我管不着！”卢若华已经有点面目狰狞了。

丽英看见他这副样子，绝望地说：“那这就不能变了？非要调不行了？”

“不能改变！”他斩钉截铁地说。随后他又补充了一句：“这是为了大家都好……”

丽英一下子冷静了下来。她想：眼泪是不会打动这个人的。她用手绢揩去脸上的泪迹，对那个穿一身呢料衣服的人说：“你是一个没有心肝的人……”

“放肆！”卢若华第一次听丽英骂他。她竟敢骂他！他一下子站起来，冲她喊：“混蛋！你给我滚出去！”

丽英看着那张扭歪了的难看的面孔，牙齿痛苦地咬住了嘴唇，接着便转身出去了。

二十八

刘丽英和卢若华热火了一个来月的家庭生活，一下子就泡在冰水里了。两个人实际上都对对方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厌恶感情。

卢若华动不动就破口骂她，那些骂人话若是丽英给外人说了，大概不会有人相信这些不堪入耳的词语是出自尊敬的卢局长的嘴巴。更使她难以忍受的是，正在他满嘴脏话辱骂她的时候，要是突然来了个县上的领导，他能立即恢复他老成持重、彬彬有礼、谈吐文雅的风度，和一分钟之前截然成了两个人。对于这种变化的迅速和变化的不露痕迹，刘丽英简直顾不得厌恶，而是先要吃惊老半天，就像小孩看耍魔术一样。是的，卢若华在生活中是一个演员。演员演完戏，下了戏台，就变成了常人。可是卢若华时刻都在演戏。他那真实的面孔用虚伪的油彩精心地掩饰起来，连经常爱坐在前排位置上的领导人也看不出来，一般人也许更看不清楚了。

可刘丽英现在看清楚了，因为她在他的床上睡了一个多月觉，和他过了这么一段夫妻生活。

痛苦像毒蛇一般啃啮着她的心。

可怜的女人！她付出了那么惨重的代价，尽管大家可以指责她的行为，但她归根结底是为了能寻找一种正当的幸福，她的追求尽管带着某种令人厌恶的东西，但就她自己来说，她愿意自己的新夫不仅在社会上体面，而且也是一个正派的人。归根结底，她出身于一个老实庄稼人的家庭，还没有完全丧失尽一个普通劳动者对人和事物的正常看法。她现在清楚地看到，卢若华是一个伪君子。

她的胸口像压了一扇磨盘。她想不到灾难这么快就又降临到她的头上。她在心中痛苦地喊叫说：这是报应！她现在甚至相信天上真有一个神灵，专门来报应人间的善恶。她记起了那句古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怎么办？再离婚吗？天啊！短短的时间，就离两次婚，她还是个人吗？她想来想去，不知该怎办。看来只能这样忍气吞声地活下去了。

可是，这样生活，还不如去死。她对卢若华越来越厌恶了，而卢若华也越来越厌恶她，经常骂她混蛋，让她滚蛋。

这天下午，卢若华没事寻事，硬说她在菜里放的盐多了，咸得不能吃，又开始破口大骂了。她顶了几句，他竟然把饭碗劈面朝她扔来，菜和面条撒了她一身一脸！

她再也不能忍受了，也把碗向那个衣冠楚楚的局长扔了过去。两个人便在房子里打了起来；玲玲也过来帮着她爸，父女俩把她一直打得滚到床底下……

第二天上午，双方就到法院办了离婚手续——法院办这次离婚案很干脆，连说合双方和好的老规程也免了。

这件事在本县当代婚姻史上，也可以算一件不大不小的奇闻，因此引起了社会上广泛的兴趣，各界人士都在纷纷谈论。

在全城人热心评论这件事的时候，第二次离了婚的刘丽英，就又回到她乡下的娘家门上了。城关幼儿园的职务随着婚姻的结束，也结束了。这倒不是卢若华把她免了的，而是刘丽英自己再不去了——因为这个工作是卢若华恩赐给她的，她决不会继续做这工作了。

她告别了一个贫困的家庭，又告别了一个富裕的家庭；她离开了一个没地位的男人，又离开了一个有地位的男人。现在她又成了她自己一个人。

他们村舆论的谴责全部是针对她的。高广厚她看不上，大家似乎还能原谅。但她竟然和县上一个局长也过不到一块，这大概就是她的不是了。

她家里人也都把她看成了个丧门星，兄弟姐妹都恨这个丢脸货，谁也不理她。就连外村一个亲戚家孩子病了，巫婆也断定这是因为她造的孽而引起的。

年老的父母亲可怜她，让她住在牛圈旁边一个放过牲口草料的小棚里。老两口都急得犯了病，在土炕上双双躺倒了。

丽英自己也躺在这个潮湿的小草棚里流眼泪。她除了上厕所，几乎白天黑夜不出门，也很少吃东西。白嫩的脸憔悴了，两只美丽的眼睛深陷在眼窝里，再也没有了过去那风流迷人的光彩。

她躺在这个不是人住的牲口草料棚里，心酸地回顾着她三十一年的生活历程。生活像一面巨大的镜子竖在她面前，让她看见了她自己的过去。她几乎认不出来那个她。她是谁？

这时候，她很自然地想起了过去的家，她的第一个男人。因为那一切对她来说，毕竟是熟悉的，也是她习惯了的。她想起高广厚怎样热爱她，她怎样折磨他。一种深深的负罪的情感弥漫了她的心头。她对不起那个老实人。他是一个好人。她突然记起了一本什么书上的调皮话：“我并不穷，只不过没钱罢了。”啊，这话可并不调皮！这里面意思深着呢！高广厚虽然穷，但他是一个善良的、实在的、靠得住的人；而卢若华虽然有钱有权，但心眼子不对！就是的！连他妹妹也反感他！

她一边想东想西，一边流泪。高广厚和兵兵的脸不时在她眼前闪来闪去。有时候，两张脸重叠在一起……是的，他俩长得多像！怎能不像呢？他是他的儿子……

可是，想这一切现在又有什么用呢？她现在就是认识到他好，甚至爱他，但她也已经失去了这种权利。她深深知道，她实际上用她的残忍，整个地撕碎了他的心。那个男人心上的伤口只能让另外的手去抚合——她的手对那颗心是罪恶的！

现在有没有人去抚慰他受伤的心灵呢？

当然有。那必定是若琴了。她已经知道了，社会上都在传他们两个的事呢！她从卢若琴对高广厚的态度里（不管是爱不是爱），才实实在在地体验到高广厚并不是她原来认为的那样，而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我并不穷，只不过没钱罢了……”她又想起了这句调皮话——不，不是调皮话。

不知为什么，她现在不太相信高广厚和卢若琴的事是真的，因为广厚比若琴大十来岁呢（实际上是她不愿意相信这件事）。

可为什么这又不能成为真的呢？卢若华比她大好多岁，她不是也跟了他吗？再说，她在高庙时不是就感觉到，卢若琴对高广厚有好感吗？她又是个很有主见的女孩子，完全有可能去和广厚结合。唉，她也有那个资格。丽英知道，这一个多月里，若琴实际上就是兵兵的母亲！

一想起兵兵，她就痛苦得有点难以忍受。他是她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希望了。如果不是为了兵兵，说不定那天和卢若华离完婚，她就会在县里的那座大桥上跳下去了。

现在活是活着，可怎么活下去呢？和卢若华已经一刀两断；高广厚那里也是不可能再回去了。怎么办呀？再去和另外一个男人结婚？这是永远不可能了！她不能一错再错了！她已经尝够了这苦头！

所谓的幸福是不会再有了。她自己断送了她的一生。

但是，不论怎样，为了兵兵，她还要活下去，凄惨地活下去，活着看她的兵兵长大成人……

她一再想：她的兵兵长大后，会不会恨她？如果不恨，他会不会可怜她？会不会原谅他母亲年轻时的过错？

她想，假如有一天，兵兵也不原谅她了，那她就不准备再活在这个世界上了……

过了好几天，丽英才从床上爬起来，打开那扇破败的草房门，来到外面。

秋天的阳光依然灿烂地照耀着大地。这里的川比高庙那里开阔，平展展地一直伸到远方的老牛山那里。川道里，庄稼有的已经割倒，有的还长在地里，远远近近，一片金黄。清朗朗的大马河从老牛山那里弯弯曲曲流过来，水面被阳光照得明闪闪的。亲爱的大马河！亲爱的大马河川！这水，这土地曾把她养育大，但是，她却没有好好活人……

她揉着肿胀的眼，忍不住抬头向南面那座山梁望去。那山梁背后，就是高庙。只要顺着山梁上那蜿蜒的小路，就能一直走到山那面，走到那条尘土飞扬的简易公路上，走到那个她曾居住过好几年的地方；就能看见亲爱的小兵兵，就能看见……

她鼻子一酸，眼泪又从肿胀的眼睛里涌出来了。

站在畔上哭了一阵，她突然想起：再过九天就是兵兵的生日了！

她立刻决定：无论如何要在这一天去见一面孩子。哪怕不在高庙，在另外的地方她也要设法把孩子接出来见一见……

她重新回到那个小草棚里，盘算她给孩子的生日准备些什么礼物……

二十九

丽英现在的心完全被孩子生日这件事占满了。

她开始精心地为兵兵准备生日的礼物。她先为他做了一双虎头小棉鞋。棉鞋用各种彩色布拼成图案做面子，精致得像一件工艺品。她的针线活和她的人一样，秀气而有华彩。接着，她又为孩子做了一套罩衣。上衣的前襟和两条裤腿的下部，绣上了小白兔和几朵十分好看的花。至于棉衣，她早已经做好了。

她用母亲的细心白天黑夜做着这些活计。一针一线，倾注着她的心血，倾注着她全部爱恋的感情。小草棚里的煤油灯熏黑了她的脸颊；流泪过多的眼睛一直肿胀着；哆嗦的手几乎握不住一根小小的针。但她一直盘腿坐在那里，低头做着，把她的心血通过那根针贯注在那些衣服上。

夜半更深，山村陷入了沉寂的睡梦中，只听见隔壁牛嚼草料的声音。她一直坐在灯前，细心地、慢慢地做着这些活。这劳动使她伤痛的心有了一些安慰。她之所以做得慢，是怕把这些活很快做完了，那她就又要陷入痛苦中去了。

她一天天计算着，一天天等待着，盼着那个日子的来临……

兵兵的生日一天天近了，她浑身的血液也流动得快了，心也跳得剧烈起来。

直到现在，她还想不出她怎样去见兵兵。她只想要见到兵兵。另外那两个人她尽管也想见，但又觉得没脸见他们了。也许世界上只有兵兵不会嫌弃她，不会另眼看她——是的，只有兵兵了，兵兵！

村里人和家里人都回避她，像回避一个不吉祥的怪物。她也躲避所有的人，白天晚上都呆在那个小草棚里。外面灿烂的太阳和光明的大地已不属于她了。

她把给兵兵做的衣服和鞋袜整理好后，屈指一算，后天就是孩子的生日！

后天才是孩子的生日！那么明天一天她该干什么呢？再静静地躺倒在床上去痛苦，去流泪吗？

她一下想起，明天县城遇集，她干脆赶集去。在集上再给兵兵买些东西——光这些东西太少了。再说，她手头现在还有点钱。

可她又想：她怎好意思再出现在县城呢？那里她已经认识了许多人——许多有身份的人；他们要是看见她，那会多么叫人难为情。同时，肯定还会有许多人指着后脑勺议论她。

不，她想还是要到集上去。她起码应该再给兵兵买一顶帽子。她豁出去了！管他众人怎看呢！她总不能在这个小草棚里呆一辈子。她既然要活着，就要见太阳，就要呼吸新鲜空气，就要到外面的天地间去；她不能把这个黑暗的小草棚变成她的坟墓。

这样决定以后，她觉得心里似乎又淌过了一股激流，并且在她死寂的胸腔里响起了生命的回音。人们，去说吧，去议论吧，她的脸皮也厚了。她不再指望大家的谅解和尊重，也不需要谁再来同情她。她现在活着，为她的儿子活着；她还企图尽一个母亲的责任，为她的孩子长大成人而操磨……她并且还进一步想：如果广厚和若琴结了婚，她就央求他把兵兵给她——他们两个再生去！

第二天，她把自己打扮了一下——这没办法，她天生爱美——就提着个提包去赶集。

她离开村子的时候，庄稼人和他们的婆姨娃娃都怪眉怪眼地看她，似乎她是从外国回来的。

丽英难受地低头匆匆走着。这些在她小时曾亲过她的叔伯弟兄们，现在那么见外地把她看成一个陌生人——岂止是陌生人，她在大家的眼里，已经成了一颗灾星！

她不怨这些乡亲们。他们对这种事向来有他们的观念。她只是又一次感到自己由于没好好处理好生活，因而失去了人们的信任。大家现在都比她高一头。

丽英到了集上，给兵兵买了一顶小警察帽，又买了各式各样的点心和水果糖，并且没忘记买孩子最爱吃的酥炸花生豆。

谢天谢地，她在集上竟然没有碰见一个熟人。

晚上回来后，她把所有的东西都包在一个大包袱里，就躺在了床上。她听着隔壁牛嚼草料的声音，怎么也睡不着……

三十

高广厚在刘丽英和卢若华离婚的第二天就知道了这件事。

那天，若琴患重感冒，躺在床上起不来，他到城里给她买药，听见他的前妻和新夫又离婚了。

他的许多熟人都纷纷来告诉这件事，告诉这件事的一些细枝末节；所有的人都认为刘丽英自吞苦果，落了今天这个下场，活该。他们觉得这件事对老实人高广厚受过伤的心无疑是个安慰。

高广厚自己却说不清楚自己是一种什么心情。他只是匆匆买好了药，赶回高庙小学。他像一个细心的护士一样服侍若琴吃药，给她一天做了四五顿饭。不管若琴能不能吃东西，他过一会儿就给她端一碗香喷喷的饭菜来。

晚上，夜深人静时，他怎么也睡不着。他觉得他无法平静地躺在炕上，觉得身上有许多膨胀的东西需要舒散出来。

他给兵兵把被子盖好，就一个人悄悄爬起来，莫名其妙地在灶火圪里拉出一把老镢头，出了门。

他像一个夜游病患者一样，向后沟的一块地里走去——那是学校的土地，刚收获完庄稼。

他一上地畔就没命地挖起地来，不一会汗水就湿透了衬衣，沁满了额头。他索性把外衣脱掉，扔在一边，光着膀子干起来，镢头像雨点般地落在了土地上……老实人！你今夜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可思议的举动呢？你内心有些什么翻腾不能用其他的办法，而用这疯狂的劳动来排解呢？

迷蒙的月光静静地照耀着这个赤膊劳动的人，镢头在不停地挥舞着，似乎在空中画着一些问号，似乎在土地上挖掘某种答案——生活的答案，人生的答案……

直到累得再也不能支撑的时候，他才一扑踏伏在松软的土地上，抱住头，竟然无声地痛哭起来；强壮的身体在土地上蠕动着，就像铧犁一般耕出一道深沟！谁也不能明白他为什么这样，他自己也不能全部说清楚他为什么这样。总之，他痛苦地激动着，觉得生活中似乎有某种重要的东西需要他做出抉择……

几天以后，他的心潮才平静了一些，竭力使自己恢复到常态中来。卢若琴的病也全好了。两个人于是就都张罗着准备给兵兵过生日了。不论从哪方面看，高广厚现在觉得他自己应该高兴一点才对——是的，他饱尝了生活的苦头，但总还摸来了一些值得欣慰的东西。

兵兵的生日碰巧是个星期天。

高广厚一早起来就把胡楂刮得干干净净，并且用去污能力很强的洗衣粉洗了头发。

看他那副样子，就像他自己过生日似的。

兵兵今天整四岁。

不幸的孩子像石头缝里的小草一样，一天天长大了。

眼下，高广厚不仅为兵兵的生日高兴，他自己也有些事值得庆贺：他的那本小册子眼看就要写完初稿了。感谢卢若琴四处奔波着给他借了不少参考书，使他能得心应手地搞这件大事。在他写作的过程中，若琴同时还帮他照料兵兵，也照料他的生活。她并且还给他的书稿出了不少好主意……

在教学中，他们两个也配合得很好，学校的工作越来越顺手。他们前不久又烧了两窑石灰，经济宽裕多了，教学条件可以和县城里的学校比！他们白天黑夜忙着，心里有说不出的愉快。正如一本小说的名字说的那样：工作着永远是美丽的。

高广厚和卢若琴早就提念起兵兵的生日了。昨天城里遇集，广厚说他离不开，托若琴到城里给兵兵买了一身新衣服和几斤肉，准备包饺子。卢若琴也给兵兵买了生日礼物：一身上海出的漂亮小毛衣，一个充气的塑料“阿童木”。

这天早晨，他们一块说说笑笑包饺子，兵兵穿着卢若琴买的那身蓝白相间的漂亮小毛衣，在他们包饺子的案板上搭积木，处心积虑地和他们捣乱。

擀面皮的卢若琴突然停下来，对包饺子的高广厚说：“老高，我昨天在集上听说丽英和我哥又离婚了……昨晚我就想告诉你，见你写东西，就……”

高广厚一下抬起头来，脸腮上的两块肌肉神经质地跳了几下。

他停了一下，说：“我前两天就听说了……”然后他低下头，继续包起了饺子，两只手在微微地抖着……

卢若琴看他这样子，很快擀完面皮，就从窑里出来，到学校院子的畔上溜达。

她突然看见坡底下的简易公路上坐着一个妇女，头几乎埋在了膝盖上，一动不动，身边放着一个大包袱。

卢若琴虽然看不见她的脸，但她很快认出了这是丽英！

她激动得一下子跑了下去，叫了一声：“丽英……”

刘丽英一下子抬起头来，脸上罩着悲惨的阴云，嘴唇抽动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卢若琴看见这个曾经那么风流的女人，一下子就憔悴成这个样子，过去对她的全部不满，一下子都消失了。她说：“你坐在这儿干啥哩？快上去！你一定是给兵兵过生日来了！兵兵今早上起来就说，妈妈会给他送礼物来的……”

“我娃是不是说这话了……”丽英一下子站起来，眼泪像泉水似的从两只眼眶里涌了出来。

“真的说了。”若琴的眼圈也红了。

丽英用手擦着脸上的泪水，说：“你大概知道了我和你哥的事……我们离婚了……”

“知道了。”卢若琴说，“你离开他是对的。”

丽英低下头，立了好一会，才别别扭扭说：“若琴，你是好人，愿你和广厚……”

“啊呀！好丽英哩！你再别听别人的瞎话了！可能是我哥在你面前造的谣！我和老高什么事也没！请你相信我……你应该相信我！”卢若琴激动地解释着，脸涨得通红。她稍停了一下，又说：“我正想做工作，让你和老高……”

“那不可能了！广厚怎会再要我呢？”丽英打断了若琴的话，悲哀地说。

“不管怎样，你先上去嘛！”若琴走过去，拉起了丽英的手。

丽英说：“好妹子哩！我没脸再进那个窑了。你能不能上去把兵兵抱下来，让我看一下。不要给广厚说我来了。我给兵兵带了一点礼物……”她的手无力地指了一下地上的那个大包袱，泪水不停地在脸上淌着。

正在这时，兵兵突然跑在畔上喊：“卢姑姑，爸爸叫你来吃饺子哩！”

卢若琴赶忙喊：“兵兵！你看谁来了！”

兵兵一下子看见了丽英，高兴地大喊了一声：“妈妈！”就飞也似的从小土坡上跑下来了！

丽英也不顾一切地张开双臂迎了过去！

她一把搂住兵兵，狂吻着他的小脸蛋。兵兵用小胖手给她揩着泪水，说：“妈妈，你回家去……”

“不知你爸爸让不让妈妈回去？……”丽英对天真的儿子报以惨淡的一笑。

若琴向兵兵努了努嘴：“你去问爸爸去！”

“我去问爸爸！”兵兵一下子从丽英怀里挣脱出来，向家里跑去。

丽英不知所措地站在公路上。若琴用手给她拍打身上的土。

兵兵很快拉着高广厚出来了。

高广厚来到院畔上，猛一怔，站住了。

兵兵硬拉着他的手下来了。

父子俩来到了公路上。兵兵丢开爸爸的手，又偎在了妈妈的怀里。丽英抱着兵兵，把头低了下来。

高广厚静静地看着她。

兵兵张开小嘴巴一个劲问高广厚：“爸爸，你要不要妈妈回家？你说嘛！你要不要嘛！我要哩！我要妈妈！你要不要！你说……”

高广厚看着儿子，厚嘴唇嚅动了好一阵，嘴里吐出了一个低沉的字：“要……”

抱着孩子的丽英一下子抬起头来，感情冲动地向高广厚宽阔的胸脯上撞去，使得这个壮实的男人都趔趄了一下！

他伸出两条长胳膊，把她和兵兵一起搂在了自己的怀抱里……

在丽英向高广厚扑去的一刹那间，卢若琴就猛地背转身，迈开急速的脚步，沿着简易公路大踏步地走动起来。她任凭泪水在脸上尽情地流。她透过喜悦的泪花，看见秋天成熟的田野，在早晨灿烂的阳光下一片金黄。一阵强劲的秋风迎面扑来，公路两边杨树的枯黄叶片纷纷地飘了下来，落在了脚下的尘土中。她大踏步地走动着，在心里激动地思索着：生活！生活！你不就像这浩荡的秋风一样吗？你把那饱满的生命的颗粒都吹得成熟了，也把那心灵中枯萎了的黄叶打落在了人生的路上！而是不是在那所有黄叶飘落了的枝头，都能再生出嫩绿的叶片来呢？

她决定要给哥哥写一封长长的信……

*原载《小说界》1983年中篇专辑。

你怎么也想不到

一

（郑小芳）

人一生中，总会有一些重大而有意义的时刻。我现在就面临着这样一个时刻。也许这件事并不重大，但至少是有意义的。我是说，再有一个月，我就要从省林业学院毕业了。你们并不知道，四年前，我还是黄土高原山沟里的一个乡下姑娘。而现在，我已经成了一名大学毕业生。对于一个人来说，这种变化难道还不重大吗？

我已经拒绝了让我留校的要求，而坚持让学校把我分配到我们家乡那里的地区去工作。同学们中间很少有人能理解我。他们嘲笑我是个十足的“乡下佬”。因为放弃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而跑到一个荒凉的山区去吃苦，似乎太愚蠢了。

我承认我是个乡下佬。我热爱我们的乡下，正如城里的人热爱他们生活的城市。一个人总有一条根深深扎在某一个地方。我的故乡的确荒凉而贫瘠。那里，严寒从头年十一月一直要蔓延到第二年清明节以前。那里的春天也极其短暂，而且塞外吹来的大风常常把毛乌素大漠的沙尘扬得铺天盖地，把刚开放的桃杏花打落在了地上。

但是，那里也有许多好日子。我们的美妙的时光是从夏至以后开始的。这些阳光明媚、清风习习的好日子一直要延续到另一个冬天开始。在这些日子里，大部分都会是好天气，尤其是三伏天，天蓝得耀眼，充足的阳光照得大地一片金黄，但并不像大城市这样闷热，白天和晚间都有凉爽的风吹拂着大地，给人和万物以亲切的抚摸。

四年以前，我一直就生活在那里，除过读中学在县城，从来也没有远行。自从考入省林业学院，来到这繁华的省城，四年间，我无时不在思念着我的故乡。有时候，在学校三层楼的宿舍里，我常常梦见小时候的那些夏夜，我跟父亲睡在打麦场上，点着艾绳火熏蚊子；让凉风吹拂着裸露的胳膊；数天上的星星，听小河水的喧哗……有时候，城市某个地方偶尔传来一声鸡啼，我就忍不住哭了。这可是乡下的声音啊！

我之所以坚持要回到故乡那里去工作，不仅仅是我眷恋和热爱它，更主要的是，我学的水土保持专业也只有在那里才能大有作为。我当初报考这个专业就是为了最后还能回到那里去。我爱家乡的山山水水，我就想用我自己学到的知识去把它变得美好。这个想法在我小时候就有了。

说实话，我从内心里看不起我的有些同学。他们虽然来自乡下，却鄙视乡下。我平时很反感他们鄙薄自己的家乡，这正如一个人谈论自己父母的缺陷会引起别人的反感。现在，这些人正千方百计想留在城市工作，哪怕让他们蹬三轮车也愿意留下。我并不是说我的思想境界就有多高。但我总觉得，抛开旁的不说，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总应该有一种勇于献身的精神。尽管我们现在的生活中享乐是一种普遍的时尚，但我认为生活中崇高与低级的界线从来都没有模糊过。当然，我并不愿意过多地指责我年轻的朋友们，因为归根结底，人们对生活和幸福的理解取决于每个人自己的认识。这种认识很难统一。我是准备走自己的路，但我也愿意为另外路上的朋友们祝福。好了，离别的时刻就要到来。我们都要像离巢的鸟儿般飞向四面八方，不管在哪一个天地里飞，我们都得将开始用自己的翅膀飞。这就是说，我们要开始独立生活了。

所有这一切都让人激动。它使人兴奋，它让人愉快得有点颤栗，它让人浮躁不安，它叫人彻夜不眠……

当然，我的激动还有另外一些原因，现在我也可以不害臊地谈一谈，不过，说出来也许你要笑话。

除过毕业的激动外，我同时想到，我和一个男人共同生活的日子将会临近了。这恼人而甜蜜的想法，时不时来纠缠我，弄得人心神不安。你千万不要误会我是要和他马上结婚。不，这一两年不会的。虽然我和他都来自农村，但我们已经接受过高等教育，不会像我们在乡下的同学那样早婚。我是说，我和他将要以未婚夫妻的关系分配到同一个地方工作。他是省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应届毕业生，是我的同乡。他们村离我们村只有五里路，我和他从小学一年级就同学，拿句俗话说，我们是青梅竹马。

不过，我们早商量好了，毕业后不回我们县，而要到更往北的一个地区去工作。那里一半山区，和我们的家乡一样属黄土高原，另一半已经是毛乌素大沙漠了。我们中学时曾一块去沙漠中的一个县城参加过体育运动会，被那里荒漠而壮丽的风光深深吸引。我们曾站在古城雄伟的烽火台上，热血沸腾地约定：将来我们一定要到这里来工作。当时这多半有些孩子气。但这么多年里我们可一直认真地对待这个孩子气的想法。请不要见笑我们，人在少年时候的某种想法，说不定会在一个人一生中起作用。至少，我们现在仍然忠于这个当初的誓言。我的朋友为此写过不少诗。他喜欢写诗，往往比我更富于浪漫的激情。我喜欢他，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至于我，从小就比较喜欢一种激荡的生活，并且对此抱有一种执拗的态度。不要因此就认为我是个“假小子”。从一切方面，尤其从感情方面来说，我是一个地道的女孩子。

现在我常常想象我们已经到了那里。那地方开始我们会没有熟人，因此我们将格外贴近。我会和他在异乡陌生人的目光下，一块散步，一块看电影。说不定我还会忘掉本地习俗，像后来我们在这个城市一样，挽着他的胳膊走路。这肯定会招惹许多嫌恶的目光。多有趣！

我肯定会时不时去他的单位，他也会时不时到我的单位来。说不定我们还得买个煤油炉子和一些炊具，以便在星期天一块开小灶。这些东西当然会放在我那里，因为我是女人。天啊，真可怕！我还想到我们以后会有一个孩子。我喜欢胖小子，但他说他喜欢女孩……

现在我该来说说，我口口声声提到的那个“他”是谁了。

他叫薛峰。如果你读过省文学刊物《北方》去年的第五期，你就会看见他在上面发表的一组诗《青春乐章》。不过，署名是雪峰，取他名字的谐音。不瞒你说，这个笔名是我给他起的。关心我们的人大概主要想知道我们现在和以后的事，因此关于我们的过去我只在这里简单地说一说。

大家已经知道了，我和他从小就是同学。初中和高中也是一块在县城上的。除过初中我们分在两个班外，小学和高中我们不仅是同班，而且是同桌。

在我们那穷乡僻壤，能进入县办初中和高中是极不容易的。那些有限的桌椅板凳几乎全被县城的学生争夺去了，乡下的学生大部分只能上社办中学——这意味着他们大部分初中毕业后就得回农村当庄稼汉。师资水平低和教学条件的简陋造成了他们大部分再不能深造。有的社办中学连外语课都不开，学生们怎么能考上大学呢？

我和薛峰用我们良好的成绩在县中学争得了自己的位置。在我们整个一道川十来个村子里，我们两个是唯一进入这座神圣殿堂的。在初中升高中的考试中，薛峰竟然考了全县第一名。我们从小到大，基本上经常在一块。城里上学时，星期六下午回家和星期天下午返校，我们都是一块相跟着走。当然，这中间也发生过一些糟糕的事。班上的同学们曾挤眉弄眼地议论过我们。回村时，公路两边我们熟悉的庄稼人也曾粗鲁地喊叫我们是“两口子”。这一切是多么叫人生气。但是后来长大了，我自己在内心深处也承认我这一生不能再离开他了。当我朦胧地懂得爱情时，我就知道我喜欢的是他。我知道他喜欢的也是我。十九岁那年，我们离开家乡，一同考进了省城的大学。我以第一志愿被录取，进了林业学院水土保持专业；他是第二志愿，考到了省师范大学中文系。

上大学之前，由于我们小，关于我们之间相互喜欢的话当然谁也没有说过。上大学的第一年也没说。但这种关系实际双方在内心里早已明白了。到大城市后，由于人生地疏，我们相互间完全成了亲人。我们经常在一块会面，但倒不是在谈情说爱。谈的无非是学习和我们未来将要去的那个地方——那个有着广阔无边的大沙漠，有着蜿蜒的古长城残迹的神奇的土地。我说我要在那里栽许多树，种许多许多草。他说他要在那里写出一些惊人的诗篇来。这些火热的生活多么叫人神往啊！一直到大学二年级的后半年，有一天，我们一块相跟着在街上走。他突然站住了，结巴着说：“小芳，你，挽着，我的，胳膊走……”我一下子脸烧得像炭火一样，赶忙朝四下里看了看。我看见街上有许多姑娘都挽着小伙子的胳膊走路。我犹豫了一下，就挽住了他的胳膊。两个人几乎都不会走路了……

那天，他在商店里给我买了一条漂亮的连衣裙。我给他买了一件深蓝色的毛料上衣。

从那以后，我们就开始了真正的恋爱。一切和大城市里的任何青年男女一样。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自己当然经历了无数甜蜜而新奇的体验，但这些东西对大家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因此也就简略了。

现在我再顺便补充几句我心爱人的长相：薛峰一米七五，个头不算低；身板茁壮而挺拔，神态潇洒，五官都恰到好处。这两年，他是比乡下时变化多了，身上的农民血统几乎已经看不出来，像个典型的城市青年了。

我敢毫不害臊地夸口说，我爱的这个人是一个漂亮的男子汉。

二

（郑小芳）

随着毕业的日子一天天临近，班上和系上都乱作一团。尽管分配方案还没公布，有些人通过关系已经知道了自己的命运。于是，有笑的，有哭的，有闹的，有四处奔波找关系的，一切都乱纷纷的。我是平静的，因为我的命运我自己已经安排好了。系上的领导曾多次找我谈过话，想让我留校，但我拒绝了，请求把我分配在我要去的地方。领导当然再不会做我的工作，反而表扬了我。由于我和其他任何人没有利害冲突，因此全班同学还像往常一样尊重我。其他人之间就不行了，为了争夺一个好位置，或者怀疑某个人拆了自己的台，或者猜测某个人把自己已得到的位置挤掉了，明争暗斗，乱得像春秋战国一样。猜疑和怨恨弥漫在共同生活了四年的人们之间，这情景真叫人难受。我同宿舍的李虹，前几天脸上还阴云密布，这几天突然又阳光灿烂了，据她说是由于我不留校，这个位置分给了她。她说她要感谢我。我向她祝贺，并且指出她不应该感谢我。她学习不错，加上从小失去父亲，母亲又长年有病，完全应该留在家门口工作。

吃过晚饭，李虹从校门口给我带来一封信。这是薛峰写给我的。信的内容很简单，让我在第二天上午八点钟到老地方去，他有些重要的事要对我说。他并且在“重要的事”几个字下面加了着重号。我敢说他没什么太重要的事。要不，他不会写信，而会骑车来找我的。第二天吃过早点，我借了李虹的自行车，就向我们的“老地方”那里赶去。我们会面的老地方是南郊公园的大门口。但通常我们并不到公园去，而是在这里相会，然后一块骑着车子去省第三医院后面一块麦田的水渠边。那里已经到了郊外，非常僻静。应该说，这儿才是我们真正的“老地方”。这地方我们去过不知多少次。我们在这里看着麦苗泛青，发旺，发黄；然后又看着麦子被收割，套种的玉米又长起来，吐出红缨，怀上棒子。我们在这里说过甜蜜的悄悄话，并且也偷偷地亲吻过……

我骑着自行车穿过繁华的大街。

整个城市都在火辣辣的阳光下喘息着。即使有风从迎面吹来，也是烫热的。行人有气无力，边走边擦汗。大街上弥漫着一种懒散的气息。人们的精力和智慧也好像被太阳的热力蒸发了。到公园门口的时候，我看见薛峰已经站在了那里，自行车撑在旁边，车后座上夹着一个鼓鼓囊囊的黄书包，里面大概装着汽水、啤酒一类的饮料和点心。每次都是这样，吃喝的东西大部分由他买，但事后我给他钱。他花钱大手大脚，我得常给他支援。他看我来了，也不说话，就跨上他的车子。我们于是并肩骑着车子，到我们亲爱的“老地方”去。

路上，我问他：“有什么紧要事？”

他笑笑，说：“没什么，我想你了……”

我不好意思再看他，说：“才一个月没见面……你们实习完了？”

“完了。已经开始进入分配阶段，整天驴踢狗咬的。你们那里怎样？”

“情况差不多。反正咱们俩是世外桃源，没有人会来抢咱们的位置。”

薛峰没说话，冲我淡淡一笑。

我们很快来到了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

在水渠边的小白杨丛中，薛峰把汽水、啤酒和一些点心放在随身带来的一块小塑料布上，我们就像过去那样紧挨着坐在一起。树和茂密的芦苇把我们和外面的世界隔开。这里已经远离喧闹的城市，四周围静悄悄的。首先照例是无言的亲热。这一刻几乎世界上的一切都被忘得一干二净，只有我们温柔的感情在心灵中静静地流淌。我记起了他给我念过的M. 杜金的几句诗：一双目光深邃的大眼睛，闪烁得真是意味深长。沉默吧，你现在的沉默，比你吐尽言辞还会令我心明眼亮……

过了一会，我问薛峰：“是不是真的有什么重要事？”

他又笑笑，没说话，回过头从身边的黄书包里拿出一张报纸递给我。

这是昨天的省报。我很快在副刊上发现了他的名字。这是他和另外一个叫“劲松”的人合写的一首诗。

我这才知道他说的重要事是什么了。

我当然为他高兴。他的任何成绩都能引起我无法言语的骄傲。

我不知为什么开始转弯抹角地盘问起他来了。

“这个‘劲松’是哪儿的？”

“我一个班的同学。”他说。

“男的还是女的？”

他大笑了，笑得把脸迈到了一边。

“笑什么！你回答我！”

“女的。”他仍然在笑。

我不言语了。你们知道我此刻心里在想什么。

他又从书包里掏出个笔记本，从里面取出一张照片递给我。我没有接。他一下把照片堵在我眼前，说：“看这个女的漂亮不漂亮？”我看见他和一个男人的合影。我忍不住为自己刚才的醋意而不好意思地笑了。他说：“这就是劲松。”

“是笔名吧？”

“是的。”

“真俗气！现在还取这么个笔名，一股文革味！”

薛峰把照片收起来，说：“他叫岳志明，父亲是咱们省委常委，组织部长。”

我说：“这首是他写的还是你写的？我真理解不了，两个人居然能合写诗！”

“诗当然是我一个人写的。”

“那为什么署他的名字？”

薛峰沉默了一下，避开我的问话，说：“我最近准备写小说。我觉得诗容量太小了……”

“写好后再把‘劲松’的名字也署上。”我挖苦他说。

他平静地看了我一眼，说：“我是准备这样做的。”

我真有点难理解他了。我毫不客气地说：“你讨好这个人，是因为他父亲是大官吧？你怎么也变成了这样一个人？他和他的父亲与你有什么关系，何必这样呢！”

薛峰不看我，拿一根树枝低头在地上画着，说：“他父亲没有什么，可他母亲……”

“他母亲怎了？”

“他母亲是省教育局分配办公室的主任。”

我一下子瞪住了眼睛，我惊异地看着在地上画道道的我的亲爱的薛峰。我敏感地意识到，是不是有某种变化将会出现在我和他之间？我同时也明白了，他今天的确有某种“重要的事”要告诉我，但这并不是他所发表的那首诗。

我问：“这又怎样呢？”

他停止了在地上画道道，抬起头，用胳膊搂住我的肩头，说：“小芳，让我直说吧，我们不能再回到我们当初说要去的那个地方！”

“为什么！”我急着对他嚷道。

“我们要设法留在这个城市。只有留在这里，我们才能更好地发展自己。”

“我们当初说过什么？”

“是说过……”

“你以前可从没改变过主意。”

“正因为这样，一旦觉醒了，心里就更着急。”

我怎么也想不到，他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我一时无法反应过来，我只是急着问他：“你什么时候改变主意的？”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现在已经决定了。当然，以前没认真考虑，也没事先做工作，现在就是想些办法。我和岳志明合写东西，就是为这个的。我答应满足他的虚荣心，他答应帮我和你办事。我想到《北方》杂志社去工作，你就留在林业学院……”

“不！”泪水不知不觉已经涌满了我的眼睛，“我已经给学校说过，我不留校。现在留校的人已经确定了。”

“这可以改变。”

“不！不！不！”我当时只是这么嚷着，心里难受极了。我第一次朦胧地感觉到，尽管薛峰现在仍然用胳膊亲切地搂着我的肩头，但有一种东西已经横在了他和我之间，我感觉到了这个，不知为什么，却更紧地靠在了他的身上。

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哀和伤痛漫上了我的心头，就像看见一种可怕的疾病缠在了自己亲人的身上。是的，我不会嫌恶和躲避他，我要想办法让他恢复健康。我能做到这一点吗？

我已经慌乱到了这样的程度：我好像觉得他真的是病了，于是忍不住用手在他宽阔的额头上摸了摸。并不发烧，体温是正常的。

我在急忙中讲不出什么大道理来说服他，只好央求他说：“我们还是回家乡那里去吧！我求求你，一辈子在城市生活我们习惯不了……”

“慢慢就会习惯的。我已经习惯了。回去反而会不习惯！”他插嘴说。

“那就从我们的事业来考虑。我学的是水土保持专业，回到山区和沙漠就能更好地发挥专业知识。你搞文学，也只有在生活中才能写出好作品来……”

“这不是理由。你的专业在大学能培养更多建设四化的人才。我留在文学刊物也就可以使自己的才华不致湮没。从五四以来的许多大作家都是编刊物的。至于生活，只要有活人的地方，就有生活。因此，这不能是我们不留大城市的理由。”他雄辩地说。

“是的，这也许不是理由……”我从他的胳膊里挣脱出来，对他说，“你什么时候也变得这样世俗了？我们所看重的理想，我们所看重的献身精神，我们一直像孩子那样所珍爱的一切，你都一点也不要了？”我感到自己的心在“怦怦”地跳着。

“我们现在不是孩子了……”他说。

是的，我们不是孩子了。我亲爱的人！我们长大了，但我们却开始吵嘴，开始分裂。如果是这样，那么，我宁愿我们两个人永远都是孩子啊！

我感到头晕目眩，口干舌燥。我怎么也想不到在我们之间竟然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我望着他那张漂亮的脸，意忍不住冲口说：“那咱们分手吧，各走各的路！”他一下子从地上跳起来，吃惊地望着我。

我也站起来，又忍不住扑在他怀里，伤心地痛哭起来。我多么难受：为他，为我，为我们。

“小芳，回去想想吧，今天我们再不说这事了。我相信你会同意我的决定的。”他温柔地抚摸着我的发，轻轻地说。

我没有再说话。这并不是说，我已经顺从了他。

三

（薛峰）

真热。

我知道不仅天气热，我的心也在发烧。

一切都权衡过了，结论已经相当明确。剩下的只是用行动来使目标成为现实。

过去那些想法——具体地说，就是到一个艰苦的地方去创造不平凡的业绩——不管那是崇高的还是狂热的，反正一切都已经退远了。

从内心深处来说，这的确叫人有些伤感。向过去这样一些视为神圣的东西告别，总是一件很痛苦的事。这也如同我们希望成为大人，但却又眷恋着自己的童年。这个比喻不太恰当。不管怎样说，我和亲爱的小芳曾经共同制作了一叶理想的风帆。是的，风帆。这风帆一直行驶在我们心灵蔚蓝色的海洋里……

但这叶风帆现在应该转向。是的，转向。转到现实生活逻辑所铺成的航道上来，而不应该再在理想的王国里任意漂游了。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对故乡的山水和那里的乡亲永远抱有深情。我一直无法割断我和这一切的感情联系，总想不管怎样，我还是要回到他们中间去。

但后来心情慢慢矛盾起来了。

说心里话，我虽然上的师范大学，按理就应该去做一名教师，但我当然更愿成为一个诗人。如果我像原来想的那样去山区，就只能到一个中学去任教。教师，那意味着无穷无尽地讲课，改作业，开会。如果再代个班主任，那就是成天跟在几十名二混小子的后头瞎折腾。这能写诗吗？诗人应该听交响乐，看芭蕾舞，进行广泛的交游，才能获得灵感。可是，沙漠里只能听蒙古风粗野的吼叫，看一望无际、没有任何生命的黄沙丘。几十里路上甚至连人影都找不见，写什么呢？也许只能去反复赞颂那些可怜的沙柳了……

我也许说得太过分了。是的，那里毕竟有雄伟古长城的遗迹横卧在荒漠之中；驼铃，海子，烽火台，以及壮丽的落日和直升的炊烟，也都是诗。我想我就是留在大城市，今后一定也要去那里的。但这应该是一个诗人去漫游，而不是去充当那里的一个永久的居民。这正是我现在和过去想法的不同所在。

当然，这一切变化是慢慢发展的。

我进大学后，渐渐发现，像我和小芳抱有的那种浪漫生活观点的人，几乎很难找到。所有的人都是实际的。他们一边拼命学习知识，一边拼命追逐据说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

说实话，我一开始瞧不起这些人，自视自己的境界要比他们高。我曾经直率地对同学们说出我毕业后的打算，结果招致了一部分人的无情嘲笑。他们说我还停留在“四人帮”的时候，坚持要“上山下乡”呀，以后大家甚至渐渐不理我了，似乎我是一个怪物似的。

我经历了痛苦的孤独。

当时，我反复从内心审视了自己灵魂的殿堂，再一次看到那里所供奉的东西仍然是崇高的。

同时，我也开始不抱偏见地观察和琢磨嘲笑我的那些人的生活观点。我当时是这样想的：既然这么多人所信仰的东西，我有没有权利轻易地去否定它？

一开始，我发现这些东西和我心灵中的东西还是对立的。我无法效法。

尽管我在我的环境中孤独，但我有我的小芳。我只要和她在一起，精神便感到无比舒畅和激昂。这不仅仅是我深切地爱她，更重要的是我们有相通的心灵。她的美丽、善良和正直，她的火一样的热情永远使我迷恋和陶醉。我们经常在一块谈沙漠，谈诗，谈树，谈未来我们所要进行的工作……所有这一切都使我有勇气在我的环境里坚持自己的观点。我想只要我和小芳在一起，别说是去毛乌素沙漠，就是到冰天雪地的北极去也是幸福的。

回到学校的时候，我听到的仍然是一些老话题：如何走后门留在城市；如何逃避当中学教书匠的命运；用什么方法，在几年内取得什么样的学位；一个现代化的家庭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如果要从事一项事业，必须找一个没事业心的贤妻良母或者一定既要是贤妻良母又要有事业心等等。

不久，突然有一个人主动和我交朋友。这就是我已经提到过的岳志明。

岳志明从一切方面来说一看就是个高干子弟。他能把浮华掩饰在质朴之中；能把俗气深藏在脱俗的表面下。本质是傲气的，但又可以居高临下地关怀别人。就拿穿衣服来说吧，外衣是不讲究的，但衬衣又特别讲究。大家都知道他是谁的儿子。班上有几个女同学都争着接近他，大概是想当省委常委的儿媳妇——尽管她们知道他已经和省军区一位副政委的女儿在恋爱。岳志明和我交朋友是我在报刊上发表了几首诗以后。我愿意和他交往倒不是因为他是某某人的儿子，而是他愿意和我交朋友本身。大家知道，班上是没人和我交朋友的。

岳志明一下子便给我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

他把我带进了大门上有军人站岗的省委大院他们的家——顺便说一下，平时我路过这大门，甚至不敢用眼睛往里瞧一瞧。现在进这里竟然如入无人之地，并且连那些站岗的严肃的军人还含笑点头——这当然不是对我，而是向岳志明致敬。我跟着他坐着他父亲的小车，看过国外交响乐团那些令人陶醉的辉煌的演奏，欣赏过北京和上海来的芭蕾舞团激动人心的表演。这些高级的演出通常很难买到票，而我们连票也不要买，还能坐在最好的位置上。

与此同时，我的朋友还引荐我结识了他那个圈子里的许多非凡人物。这样的圈子通常都是一些确有才华的青年和一些虽没多少才华但出身高干的子弟组成。要么出身显贵，要么才华惊人，否则入不了这种圈子。我敢肯定，那些在大街上行走的普通人，绝不会知道在这城市里有这么一些世界存在。我被岳志明介绍为“著名青年诗人”，因此也就堂而皇之地成了他们中的一员。我在这里听到过哲学方面的极其艰深的辩论；听到过艺术方面最新流派的介绍。萨特，毕加索，弗洛伊德，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是经常的话题。当然还有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代的，未来的各式各样的话题。另外还可以去看一些内部电影，听什么硬壳虫音乐等等。我眼花缭乱，目瞪口呆。在这样的场合我只是用耳朵听，一言不发。我有什么可说的呢？我曾试图退出这个舞台，但这就像喝酒上了瘾一样，又一回也不愿缺。公正地说，我在这里还是获取了一些极有教益的东西。我增加了知识，扩大了眼界，看到了一些全新的天地。但我也为此付出了代价。我发现自己的意识、感情、心理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开始是些微的，皮毛的，后来就渐渐开始进入血液，开始燃烧起一种新的火焰，激荡起一些新的思潮。我发现我很少再能用一种诗人的美妙的心情来倾听远方我那故乡小河朗朗的流水声；而耳朵里是交响乐排山倒海的喧叫和小夜曲轻柔的有点伤感的旋律。我也再很少追念起故乡的山水和野花点缀的土地，以及那微风吹拂着的绿色的山岗和打麦场上金黄色的麦堆；我眼前时不时旋转着的是那些造型健美的芭蕾舞姿和大城市里五光十色的场面……

唉，我呀！我有时对自己的这种变化感到无比羞愧，尤其是我每次见到小芳的时候。每次她站在我面前，就像一个巨大的惊叹号一样叫我的心不由得猛烈地颤动起来。她身上似乎永远带着一股清新的风，一下子就吹醒了我乱哄哄的头脑。我每次和她在一起，就更能清楚地看见她对我有多么珍贵。我一旦和她在一起，也就可以恢复一些我原来的东西。当然我也不愿过多地给她讲述我后来的许多遭遇。我爱她，我怕她产生误解。在我离开小芳的时候，我就身不由己地又卷进了我已描述过的那个世界。这一切是多么令人矛盾和痛苦！

到后来，我慢慢对我的两个世界都适应了。我甚至想在这两个世界中间取长补短，把自己塑造成另外一种人。我不愿变成纯粹像岳志明圈子里的那种人，但我也再不想和过去一样把自己束缚在那种单纯的意识形态中了。我自信在新的生活追求中，我也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我感谢岳志明把我介绍给《北方》杂志社的总编辑——这是他父亲的老朋友。由于这个关系，我受到了这家杂志社的重视。在第三学年的暑假期间，我被临时请到这个编辑部帮助搞工作。从编辑部的角度考虑，是用这种方法培养有才能的新作者，从我的角度考虑，我可以在这里学到学校所不能学到的东西。

我在这里勤奋地工作，并且把我看稿的诗歌组办公室经常打扫得干干净净，甚至还为其他部门殷勤地打开水。在这期间，我曾几次聆听了本省几位著名老作家的当面教诲；听过几位在全国得过奖的青年作家的文学讲座课。最重要的是，一个多月里，我已经和编辑部的许多编辑以至总编辑本人都像朋友那样好了。我在这里写了许多诗，其中那组《青春乐章》被发表在了《北方》当年的第五期上——据说后来这首诗编辑部还收到许多青年读者的来信。

暑假结束后，我是怀着依恋的心情离开这编辑部的。说老实话，我当时曾想过，我如果能在这里工作一辈子该多好啊！当然这无疑是一个梦想。但不管怎样，我相信我给这里所有尊敬的人们都留下了一个好印象。这一切已经使我心满意足了。你会想象，这以后，我再想起沙漠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沙漠啊，我和小芳所热烈眷恋过的那个地方——那片神奇的土地，现在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荒凉了；我看见那里只有一弯孤寂的残月照耀着的无边的沙丘和被遒劲的蒙古风所吹乱的零星的沙蒿丛……

认识和思想一旦改变，我一下子就火烧火燎地着急起来。

现在我想：我尽管不愿完全像岳志明那样去生活——这也不可能，但我想我至少应该追求一种在我看来更理想的生活——这生活将肯定再不会是去沙漠了。是的，我为什么不应该留在这座城市工作呢？当然，最好是能去《北方》编辑部。

我认为我已经从过去的一个深沉的梦中醒过来了。

但同时我又想到，我的小芳现在仍然还沉浸在那个梦中。

这不要紧。凭我们深沉的爱，我相信我会把我心爱的人从那梦中摇醒的。如果摇不醒呢？这也不要紧。只要她同意生活在我身边——带着她原来的梦生活在我的身边，这难道不也好吗？这本身也许就是诗。但是，我怎样才能实现我新的目标呢？我的专业是师范专业，按规定毕业后应该教书。当然也可以改变这个命运——不是有许多人就改变了吗？但这需要强有力的社会关系。我没有这种关系，在我们家和亲戚中，我也许就是最有出息的一个了。我马上想到了岳志明，是的，现在只能依靠这个朋友了。毕业分配眼看要临近，必须要抓紧时间做工作。

当我对岳志明说出我的愿望时，他轻松地说：“这有什么难的？你就去《北方》编辑部好了。这事包在我身上。我自己是不敢去那里的，那里工作确实要能来两下子，我吃不了那碗饭，弄不好给我父亲的老朋友丢脸，划不来。”

“那你自己准备去哪儿呢？”我问他。

“我准备去省剧协。那里好混。当然我并不是要去搞那些咿咿呀呀的戏曲。我想搞电视剧。现在省电视台还没设专职编剧，听说不久就设的，到时候再调过去，现在先过渡一下。”

我犹豫了一下，又对他说：“我有个女朋友在省林业学院……”

他马上说：“这也好办。咱们到时去找找我妈，她在教育局管分配……唉，提起女朋友，我很苦恼，我的女朋友……”

“怎啦？”我问他，“你的女朋友不是在省军区吗？”

“那个早吹了。我现在对高干的女儿反感透了，浅薄，自以为了不起，除过花钱和撒娇，屁都不懂……哼！我现在又看上一个姑娘，是平民出身。她虽然是个工人，但很有才能，长得也不错，而且爱好文学，已经在咱们省和外省的刊物上发表过几篇小说了……唉，我自己连一篇东西都没有发过呢，这方面好像配不上人家……”

“那你也可以写一写嘛。”我对他说。

岳志明立刻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卷纸，说：“我写了一首诗，你能不能改一改？算咱们合作！”

“可以。”我说。

当我在宿舍里看岳志明的作品，不禁大吃一惊：这哪里是什么诗，简直是些胡说八道！

但没有办法，我只得给他改写。说是改写，实际上等于重写。一开始，我还想保留他的某几个句子，但不行。后来又看能不能起码保留他的几个字，可是最后竟然连一个字也用不上。诗“改”完后，我发愁了：我这样对待他的“作品”，他的自尊心怎能受得了呢？正在我发愁的时候。岳志明迫不及待地跑来催问我改写得怎样。我只好硬着头皮把我重新写的诗给他看。

他看了看，竟然说：“行！你改好了！”

我的脸红了，志明却若无其事地在标题下面署上了我们两个人的笔名——不过，他谦虚地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我的后边。他兴致勃勃地拿着诗去了省报——他说他认识省报管文艺的副总编。就这样，我们俩“合作”的诗在省报发表了。

志明一下子对我更亲热了，他说他还准备和我合写小说，叫我过两天到他家去商量提纲，完了顺便再一块去省教育局找找他妈，谈一谈我的女朋友毕业分配的事……

到这时，我才想起，我要赶紧和小芳把这个问题谈明白……

四

（薛峰）

我和小芳在我们相会的老地方分手后，没回学校，径直向岳志明家赶去。我现在要马不停蹄地为我和小芳留在这座城市而奔波。忙碌，紧张，快速，在混乱中盯住目标大踏步前进，这就是大城市生活的节奏。以前我极不适应这种生活，现在可以说基本上适应了。记得刚开始上大街，我从来不敢骑自行车。就是步行，不是撞了别人，就是让别人把自己的鞋后跟踩掉了。过十字路口的斑马线，紧张得就像贼娃子一样。

现在我骑自行车奔驰在大街人行道的人流里，轻松而自在，就像组成这条生活长河里的一个自然的波浪那样运行。在通过诸如东门滩这样的自由市场的人海时，我的自行车也能像鱼在水里那般穿行。来到通向省委的那条宽阔的大道上后，行人稀少了，只有中心道上穿梭着一些拉起窗帘的小汽车，像箭一般地飞驰而过。两边的法国梧桐辐射出浓密的枝叶，给街面铺下了很宽的阴凉；头顶上赤日炎炎的蓝天只留了带子般的一条。

我在车上凑合着点着一支烟，一只手扶把，一只手抽烟，并把车速放慢了一些，以便在脑子里思索一些事。

我当然首先想起了刚才我和小芳的会面。

是的，可爱的小芳！她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没有一点精神准备。她仍然在做着她的那些沙漠的梦。

当然，她是无可指责的。在不远的以前，我不是也和她一样坚持要到那个荒凉的地方去吗？我承认，从精神上来说，这种追求永远具有崇高的性质。凡是崇高的东西，都会引起人一种敬畏的情感，以致在背叛它的时候，使你自己都能感觉到一种灵魂的颤栗。我脑子里莫名其妙地冒出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这使我心里极不愉快。

但我也有为自己辩解的理由：我留在这城市，并不是干坏事。我在这里也许要比在沙漠里更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这同时不也就对社会的贡献更大吗？再说，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聪敏才智，也是现代我们国家所提倡的政策。这有什么可以称之为卑下呢？我在内心已经不知这样为自己辩解了多少次。当然，我也承认，城市优裕的生活条件也是一个重要的吸引力。但人们活着，不是应该生活得更好一些吗？世界上有谁反对这一点呢？我现在感到惊讶的是，我怎么能一下子就改变得这样快呢？我又感到惊讶的是，小芳怎么能这么长时间一点也没有改变呢？我相信她也会改变的。只要留下来，城市生活的巨浪会慢慢冲刷掉她思想中那些沉积已久的沙丘——这句话简直是一行绝妙的诗！已经到省委家属院的大门口了。我把自行车在对面马路上的存车处存好，就向那个已经进去过几回的非凡的大门口走去。站岗的军人立刻用警惕的目光盯住了我。我虽然跟岳志明来过几回，但军人不会记住我。我的脚步有些慌乱，心“怦怦”直跳，几乎像一个作案的歹徒一样。

“干什么？”军人威严地喝问了一声，就向我走来。

我站住了。

哨兵走到我面前，再一次问：“干什么？”

我回答：“我找一下岳志明同志。”

“有证件吗？”

我赶忙在口袋里摸学生证。糟糕！学生证丢在宿舍里了。我只好说：“忘记带了。我是省师范大学的，岳志明的同学。”

“你叫什么名字？”

“薛峰。”

“你先等一下。”军人说完便向哨楼走去。

我听见哨楼里传来拨自动电话的声音，接着便听见军人说：“喂，岳部长吗？……噢，志明，有个你的同学说他叫薛峰，现在在大门口。让进来吧？噢。”

军人出来，给我打了个让进去的手势，然后又笔挺地站在了原来的位置上。

我赶忙往里面走去。进大门不远，我就看见岳志明穿着拖鞋，懒懒散散地走出来迎接我。我们一同走进了他们家的会客厅。

保姆给我们端过来两杯饮料。我一看，杯子里黑糊糊的，不知是何物。

志明说：“你喝咖啡。这很不错，巴西的，速溶，不用煮。”

噢，这是咖啡。我以前只在外国小说里不断看过喝咖啡。我今天也喝了这种高贵的饮料。不过，我喝不惯，觉得有一种奇怪的苦味。

不一会，听见门口有汽车停住的声音。这大概是志明他父亲回来了。

是的，果真是岳部长。当他走进客厅里，志明马上给他介绍了我。

志明父亲是个和蔼的老头，一听说是儿子的同学，便热情地和我握手，问我是哪里人，父母亲是干什么的等等。我非常拘谨地回答他的问话。我还从来没有和这么大的官交谈过，因此说话都有些结巴了。

组织部长索性坐在了客厅的沙发上，和我拉起了家常。他说我们家乡是老区，他解放战争就在那些地方打过仗，并且说出了我们那一带许多地方的名字。这一切使我心里深受感动。志明又告诉父亲，我就是和他合写作品的那个人。老头更高兴了，并且从刚才放在旁边的公文包里拿出了那张省报，说：“你们的诗写得很不错嘛！志明基础差，你要好好帮助他。‘文革’中我和他妈关了牛棚，他没人管，耽搁了。他哥哥就好一些，去年考上了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

老头看来很爱他的这个小儿子，甚至像对待同志一样称他“志明”，而不呼小名。他看来对儿子能发表作品感到由衷的高兴。

在这个好老头面前，我刹那间涌上了一种羞愧感。我同时也为志明感到羞愧。我知道老头并不真正了解他的儿子。是的，他爱他，但并不了解他。而更令我难受的是，志明竟然能毫不害臊地瞒哄他父亲，以致使这位组织部长竟然相信自己的儿子真能写出什么作品来。他可能是一个明察秋毫的组织部长，但也许是一个糊里糊涂的父亲。

他父亲要休息，志明便把我带到他的宿舍。

他的宿舍并不和他家的房子套在一起，而是在另外的一排的一个单间。

这个房子的布置也是另外一套。新式的沙发床，小酒柜，十四英寸彩色电视机和一个四喇叭的录音机。墙上贴着电影演员刘晓庆和陈冲的大幅彩色照片。

我们开始商量小说提纲。

原来我们准备写一篇反映大学生生活的小说。但志明说，他听了一个故事很不错，可以说是现成的小说。

“什么故事？”我问他。

他说：“我听的是社会上传说的一个笑话。噢，是这样的：某年某月，在某一列客车上，两个彼此都陌生的男人和一个陌生的女人坐在同一节车厢的同一张椅子上。那个女人正好坐在两个男人中间。结果，这两个男人都看上了这个女人。临下火车前，这两个男人都把自己地址写好——当然都还写了一些热烈的求爱话，把这个女人从头到脚赞美了一番。他们把纸条偷偷地往那个女人的口袋里塞去。结果两个人由于慌乱，把纸条分别塞在了对方的口袋里。以后，这两个男人就在两地互相通信，热烈地谈起了恋爱。谈到一定的时候，两个人都想很快和对方相会。他们于是就在信中约定，某月某日某时在某车站某个地方见面。结果一见才发现对方是男的。这两个男人就互相臭骂了一通，然后又各自在心里臭骂了自己一通，就各回各家去了……你看这妙不妙？纯粹是一个契诃夫式的短篇！”他叫道。

我听后忍不住皱皱眉，说：“我好像看见一个杂志上已经发表过一篇小说，就是这个故事。”

“是吗？太遗憾了！这么好个题材叫别人抢走了！”他丧气地说。

我说：“咱还是按咱原来说的构思。”

志明说：“我今天脑子有点乱，咱改天再说吧……哎，你不是说你有个女朋友在林业学院想留校吗？咱干脆现在找我妈去。这事宜早不宜迟！你到《北方》去的事我已经给我妈说了。本来你两口子的事当时可以一块说，但我妈对这些事已经烦透顶了，只好先把你的说了……咱现在去呢！”

我很高兴志明的提议。我正是为此事而来。正是为了我和小芳的前途，我才耐着心和我的这个浅薄的朋友胡扯了这么许多。

我们于是一同骑着自行车去省教育局。

到了教育局大门口，我要下车，志明说别麻烦了，下来还要登记，闯进去就行了。

我们刚进了大门口，就被门房老头在后面喝住了。他有点恼怒地喊：“年轻人连个规矩都不懂！怎么一闯就进去了？你们找谁？”

我们尴尬地下了车，志明说：“我找我妈！”

老头气呼呼问：“你妈是谁？”

“高建芳！”

“不管找谁都要登记！”老头不客气地说。

我们只好又退回去在门房登记完，才被允许进了院内的办公大楼。志明母亲是个大个子女人，头发已经有些花白，穿着一身普通的干部服，看起来是一个很有魄力的领导。

当志明把我介绍给她时，她从椅子上欠起身和我握了握手。那手是生硬的，带着一种勉强，就像握住的是一个扫帚把。大概找她的人太多了，正如志明所说的：“烦透顶了。”

志明给他母亲说明了来意。我在志明说话的过程中，又及时作了一些必要的补充。

分配办主任眼睛厌烦地瞪着志明，听他说完。

她然后转向我，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态度平静地说：“类似的要求很多。大学生分配中谁去哪里，除个别特殊情况以外，权限都在各院校。我们没有权力直接干涉各院校的分配，因此我很难帮助你……”

我脑子“嗡”地响了一声：这下全完了！

我看了看志明，他若无其事坐在那里翻一本《中国妇女》杂志。

我低下头，坐在那里窘迫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像专门被传来受审的犯人一样。我在心里抱怨志明：既然是这样，他为什么要把我带来见这位铁面无私的法官呢？

那位法官又继续宣判道：“我这里不能搞这些不正之风。全省几十万大学生，如果这样一搞，岂不乱了套？再说，就是可以照顾个别人，但这传出去也会影响许多人的分配，到时不是给报纸写信揭发，就是到省纪委去告状，甚至结伙来我们这里闹……”

我还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脑门子上已经冒出了汗水。我真想一拧身就走。这时候，我听见志明说：“妈，算了别说这些话了，都快下班了，我们还要回学校去……”

我听见这话，赶快站起来准备走。

志明母亲却拿起笔，从桌子上翻开一个笔记本，问我：“你的女朋友是哪个大学的？学什么专业？叫什么名字？”

希望之光一瞬间便像闪电一般照亮了我的眼睛。我赶忙一一回答了她的提问。我看见她把这些都写在了那个笔记本上。

我好不容易才逃出了这个折磨人的地方。

路上，我对志明说：“根据你母亲的态度，我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

志明却大笑了，说：“我妈那些话已在她心中录成了磁带，对来的任何人都要放一遍的。可怜的人！你竟然被这位牧师神圣的布道词快吓昏了！你放心，她该办的事会办，否则她为什么要记在笔记本上？”

我脑子里又“嗡”的一声，几乎把自行车都骑到了人行道上……生活啊，你又给我上了一堂课！

五

（郑小芳）

我怎么也想不到，生活一下子发生了这么些变化——或者说，我的薛峰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这变化无疑直接影响到了我。

我怎么办？

如果在我们小时候，要是薛峰坚持要干什么事，我就是心里不情愿，也会毫不犹豫跟着他去干的。可是现在不行。我已经不是一个小孩子了。我二十三岁，并且即将大学毕业。更何况，这是一些多么重大的事，能随随便便附和他吗？我想，一个人在这么大的年龄还缺乏主见，还不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那说不定一生都要成为一个可怜虫。

我不能同意薛峰的意见留在这个城市，并不是我对这城市抱有成见。不，在学习、生活以至其它许多方面，这里的条件无疑要好得多。我坚持要去的那个地方是无法和这里比较的。我之所以坚持要去北方的沙漠，不仅仅是那里更需要我所学的专业知识，同时也是我自己的生活观点所决定的。我内心强烈要求我这样做。说句笑话，如果我已经是个老太婆，说不定我会愿意留在这里过一种较为舒适的生活。我现在正年轻，我愿意自己的青春在一种激荡的生活中度过；我愿意过一种充满创造乐趣、更为纯洁的生活。我知道为此要付出一些代价，要牺牲许多世俗的享乐。这一切对于在这个城市生活惯了的某些青年也许是可怕的。

可是，我的薛峰为什么也惧怕了，退缩了？

我怎么也想不通他现在会这样。

记得小时候上学时，我们在大热天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上山去砍柴，又饿又渴不算，连个歇凉的地方都没有，一架山上不长一棵树。在火辣辣的阳光下，我们望着那些光秃秃的山梁，说过我们长大后要在这里栽许多树，而且是果树；不光人能歇阴凉，还要叫树上结满果子。

到高中时，这个愿望仍然纠缠着我们。我们商量好考大学时都报林业学院。薛峰后来改变志愿报考师大完全是因为另外一件事。那年，我们在小学时的一个同学由于没能进入县立中学，在社办中学读完初中后就回去当农民了——没有考上高中。

他十八岁就结婚了。结婚那天，他请我们在小学同过学的人去“过事情”。

十几个小时候一块玩大的青年聚在一起，其间除过我和薛峰上高中，他们现在全都当了农民。严格说来，我们当时还都是孩子，却为我们其中的一个举行婚礼了。大家聚在一起，百感交集。有一个同学说，如果农村教育条件好一些，大家说不定现在还都在读书，可是……他说着便哭了，结果惹得所有的人都哭了，使得这场喜事办得像丧事一样。办喜事的那个同学的父亲把我们臭骂了一通。

回校以后，我和薛峰谈起这件事，都很伤心。薛峰当时说：“小芳，你将来还是上林业学院，让我上师范大学。毕业后咱们回来，你给咱栽树，我要为改变咱们山区落后的教育出一把力。我要当中学教师，将来最好能当个中学校长。我要鼓励我的所有学生都报考师范大学，让他们回来发展咱山区的教育事业……你将来当个林业站长什么的……”

我当时心里充满了多么巨大的激情！虽然我们是两个孩子，但我们能为自己认识到自己应该肩负起什么样的巨大的责任而感到幸福和自豪。说实话，这一切使我们从那时起，心里就充满了为某种事业献身的庄严感。它甚至改变了我们的性情，使我们不再像过去那样任性的孩子气了。我们拼命学习，眼睛盯着我们的未来……我们如愿地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考上了大学。可是现在，薛峰却猛然要皈依另外一种生活信仰了。

是猛然吗？细细想起来，他身上这种变化的迹象早已开始显露，只不过是爱情那绚丽的面纱遮住了我的眼睛，使我没有认真地看待这些。这些迹象是什么呢？具体的例子我现在几乎举不出来。但我肯定早已察觉到了他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那些变化。我的过错在于未能及时向他指出并且帮助他认识和克服这些不良倾向。结果导致了现在这样一种局面。

我知道，现在对他来说，重要的还不是留不留城市的问题，而是像通常人们说的：应该怎样做人。

无疑，在我看来，一种有害的东西已经渗入了他的意识。那天在水渠边，我发现他的眼睛都有点混混浊浊的样子。这多么叫人害怕，叫人难过。我知道，这样下去，他说不定将来会变成一个投机钻营、玩世不恭的市侩！

我决定明天找他再好好谈谈。是的，本来今天就应该去，但系里要开干部会，我是班长，必须参加。

下午开完会，我从会议室出来，看见李虹正急匆匆推着她的自行车从对面过来。我和她打招呼，她却把头扭到一边不理我。我看见她一脸怒气从我身边过去了。

我感到非常惊讶。李虹为啥这样对待我？我心想，是不是她家里出了啥事，以致无心和我说话？

我很快打问明白了：她那反常的情绪原来还是因为我。

有人告诉我：现在大家都纷纷传说我又突然改变主意，要留校了，因此又把已经确定留校的李虹分配到了离省城不远的一个山区林场；而原来想去那个林场的一个男同学，却被分配到了我原来要求去的那个沙漠地区。

受到伤害的这两位同学，原来都和我关系很好。可是，现在一下子就变成了我的仇人。他俩除过在班上的同学中间散布我的各种谣言外，同时骑着车子到处告我的状，并且要求组织重新恢复他们曾经得到过的东西，否则，决不罢休！

刹那间，一贯在同学们中间受到尊敬的我，马上就变成了一个伪君子、假先进。我受到了普遍的讥讽、挖苦和攻击。

天啊，这是怎一回事？我糊涂了：是谁又把我留在了学校呢？而这个变化事先根本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

后来，我才一下子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是的，这肯定是薛峰利用岳志明母亲的关系而干出的事！

气愤和委屈顿时填满了我的胸膛。这种可耻的做法，已经严重地损害了我的人格——而这一点我一贯看得比什么都重要！面对这情况，我一下子急得手足无措。下午饭我连一口也没吃。我一个人来到体育场后边的小树林里，焦躁地转悠着，走着走着，头竟然碰在了一棵树干上。我抱住这树忍不住哭了：薛峰！薛峰！你现在把我置入了怎样一种境地啊！

我难道听任事情就这样成为现实？

不，这是无法让人忍受的。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我决定向系里的领导把情况问清楚再说。

我在系办公室找到了系主任刘文林副教授。

副教授一见我，还没等我开口，他就先说开了：“小郑，我们原来就想让你留校，你自己硬说不留。可你又跑到教育局找人，让把你留在学校。这是怎么回事嘛？你是党员，又是班长，这样折腾，我们的分配工作怎进行呀？我怎么也想不到，你会变成这个样子……唉，现在的青年怎能叫人尊重和信任……”头发斑白的副教授扶了扶眼镜框，长叹了一口气。

我眼里旋转着泪水，一直等他把话说完，才对他说：“刘主任，我也正是为这事来向您说明情况的。我并没有去教育局，也并没有改变我原来的主意……”

副教授瞪大眼睛问：“那这是怎么一回事？教育局分配办公室的高主任亲自给我打的电话！我当时就对她说，这个学生我们原来就想留校，是她自己不愿留……”

“那是我的男朋友去做的工作。”我说。

“男朋友？你的男朋友在哪儿？”副教授惊讶地望着我。

“在省师大中文系，今年也毕业。他想要留在省城，因此要让我也留下。”

刘主任眼睛瞪得更大了，一下子不知自己该说什么。

我对他说：“您还是按原来的方案把我分到我要去的地方。让李虹留校吧，她学得也很好。再说，她家庭有困难，这您也知道，应该照顾她……”

刘主任沉吟了半天，说：“就我个人来说，我会尊重你的意见的。对不起，小郑，请原谅我误解了你。请相信，我仍像过去一样尊重你。你虽然是我的学生，但这四年中，我在你们班上最看重你的品质和学业……不过，你不知道，教育局主任她丈夫，就是省委组织部长老岳，曾经是我过去中学时代的校长……那是旧社会的事了。他爱人向我打过这个招呼，当时我也答应过，现在你既然还坚持自己原来的意见，我们当然会尊重的，但我应该给高建芳同志解释一下……”

我从刘主任的办公室出来后，太阳已经沉入城市西边的一片高楼大厦之间。几片红云抹在湛蓝的天上，预示明天又将是一个炎热的日子。

现在我无心再回到宿舍去，我要立即去找薛峰。李虹的自行车我是再借不到了。现在只好去挤公共汽车了。

经过一番转车的周折，我终于踏进了薛峰的房间。

我进来时，他和一个人正在商量什么小说提纲。我猜这个人大概就是岳志明。我原来准备一进门就向他发火的。但我克制住了，因为有生人。薛峰立刻向那个人介绍说：“志明，这就是我的女朋友，叫郑小芳。”“噢！”岳志明叫了一声，认真地看了我一眼，然后站起来转身对薛峰一笑：“那你们谈吧，罢了咱再研究。”他然后很有礼貌地对我点点头，说：“你在。”就转身出去了。

岳志明出去后，薛峰从桌角上挂的书包里掏出一颗苹果，连同刀子一块递给我。我接过来放在一边。我无心吃。

我马上问他：“你是否找过岳志明他妈？”我明知道他找了，但我还是这样问他。他有点惊讶地问：“找过了……怎啦？”

我说：“她打电话给我们系里的领导，让我留校。”

薛峰一下子兴奋地站起来，说：“啊呀，志明的话说对了！他妈可真他妈的！你不知道，她当时曾一本正经地说她不能办这种事，想不到这么快就办了。这真是个口是心非的老太婆！”他的兴奋加上满嘴的油腔滑调，一下子更让我生气了。我忍不住大声说：“你把我在学校都弄臭了！大家都叫我是口是心非的伪君子！我决不留校！我决不改变原来的主意！”

薛峰脸上的高兴劲顿时一扫而光。他不理解地望着我，似乎惊讶我怎么能说出这么些话来。

老半天，他好像才反应过来，说，“小芳，我好不容易才做通了工作……再说，我去《北方》编辑部的事已经基本决定了……”我气恼地说：“那你留你的吧！反正我要回去！”

他惶惑地望着我，一下子不知该说什么了。看得出来，他准备用某种雄辩的高论来说服我，但一时又找不到这种高论。

我自己也是准备了一套来说服他的，结果也只能用这么简短而明确的语言来说出我的想法。

此刻，也许实际上双方都知道对方要说些什么。之所以不说出来，是因为知道说出来大概也等于白说……谁也说服不了谁。沉默。我们都可怕地意识到，一道鸿沟已经明显地横在了我们中间。我们很难再像过去那样心碰心地交流思想和感情了。在过去那悠长的甜蜜的年月里，我们怎能想到会有今天这样一种场面呢？不知不觉中，天已经黑了。

薛峰默默地拉亮了电灯。灯光照出了他忧郁的脸和一双恍惚的眼睛。我咬住嘴唇，强忍着没让自己的眼泪流出来。我对他说：“你再去给岳志明他母亲说一说，我不留校了……”

他悲哀地望着我，说：“怎能那样哩……小芳，你再好好想一想，你别折磨我了……”

我看见，原来一个刚直的男子汉，现在已经像抽掉了骨头似的，软绵绵地站在那里，我的心几乎都要碎了。不管怎样，我是多么爱他。此刻，我多么想用我全部温柔的情感去抚慰他。但不知为什么，我嘴里还是生硬地说：“我想了不知多少次了，我决不会改变自己的主意……”

我看见他的眼睛潮湿了。

我心疼他，站起来想过去在他的头发上摸一摸。

但他却误认为我站起来是准备走呀，突然暴躁地挥着手说：“你走吧！我的脑袋都快炸了！”

我一下子呆住了。我只好强忍着泪水，出了他的房门。

我把几滴泪水洒在师大校门口的公共汽车站上，然后跳上车，径直向省教育局赶去。我要亲自向岳志明的母亲谈谈，让她重新恢复我的分配单位。

我转了好几路车，带着奔波的疲倦和心灵的痛苦来到省教育局。我走进门房准备登记。看门的老头问：“你干啥？”

我说：“我找学生分配办公室的高主任。”

他不高兴地用手指了指墙壁上的挂钟。

我抬头看见，已经八点钟了。唉，我已经忘记了时间。

“早下班了！”老头嘟囔了一句。

我退出了这个大门，又来到了街上。

我想：只好明天一早上班后再来这里吧。

六

（薛峰）

昨天，我被分配到《北方》编辑部的消息得到了证实。从系领导那里和编辑部领导那里，我都亲自打问过了，一切都是没有疑问的。这就是说，我留在了这座城市？

就是说，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一下子就变成了事实？

真让人不敢相信！可这一切都是真的。高兴吗？当然……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能在这样一个蜚声全国的文学刊物坐一把椅子，多荣幸！多不容易！

我将和一些谢了顶的或者白了头发的老编辑坐在一起，进行一种让别人羡慕的工作。我将借组稿之机，跑遍祖国的名山大川，写出许多四处传扬的诗歌，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个位置，我的诗歌就更容易发表。真的，只要我努力，说不定在几年内，我的名字就会被全国文艺界和广大读者所熟悉……我一整天兴奋得手足无措。

体验自己的喜悦需要一种与世隔绝的环境。于是我这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学校西南角的一片小树林里。

我陶醉在一种难以言语的愉快之中。我想到了命运与机遇；想到了许多得不到答案的神秘的问题……

当然，我要感谢岳志明。他虽然并不令我十分钦佩，但他毕竟使我从一种固执而教条的思想束缚中解脱出来。他给了我宝贵的启蒙，使我重新确定了自己的生活观念，重新认识了自我存在的价值。“对，起码应该在西华饭店请他吃一顿！”我想。

不知怎搞的，我分配到《北方》编辑部的消息这么快就传开了！而且大家还都知道是岳志明为我活动的。

为此，我当然招惹了许多妒忌和非议。大家都记起了我入学时说过的那些豪言壮语——这是攻击我最有力的武器。因为这武器是我自己制造的，现在可以反过来对付我了。

我并不为此过分地脸红。我在心里说：人都有过幼稚的时候。比如说，你们大家和我一样，小时候都是光屁股，而且认为那样好。可后来懂得害臊了，于是我们都穿起了裤子。你们情愿怎攻击就怎攻击吧！反正用不了几天，大家就都各自东西了。说不定你们之中爱写点诗的人，将来还会毕恭毕敬投到老同学的门上来呢！

我虽然为我的分配极其兴奋，但也有不愉快的阴影时不时掠过心头。这是因为小芳。

在短短的时间里，我们之间的感情就变得如此冷淡，这是令人难受的。看来她思想是一时难以转弯的。这个亲爱的、固执的人！我想：就是勉强让她留下来，一段时间也很难和我协调一致。

但我坚信，只要她留下来，她就会改变的。城市将会重新塑造她。我想，现在既然我的分配已经确定了，我就要把全副精力投入去做她的工作。最起码应该让她接受已经留下来这个事实。我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想她上次回去后，说不定这两天已经想通了——我多么希望是这样啊！

第二天上午，我想请岳志明去西华饭店吃饭。这是市内最著名的一家饭店，我只是和小芳在第一层的小吃部吃过饭，上面几层供应高级酒菜的地方从未光顾过。我最近在报刊上发表了几首小诗，有一点稿费，想稍微排场一些请我的这个老朋友吃一顿——我不能把这样一个花花公子领到普通饭馆去。志明没有在学校。我就去他家里找——结果家里也没有他的踪影，我只好又返身回学校。

返回学校的时候，正好路过《北方》编辑部的大门。

我忍不住从自行车上跳下来，停住脚步，向那大门里面投去热烈的一瞥。我看见了我曾经来过、并且以后将要长久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前院此刻静悄悄的，各种鲜花正在热烘烘的阳光下开放，一片五彩缤纷。新修的喷水池将一缕烟雾似的水流射向蓝空，水珠子在灿烂的阳光下闪烁着珍珠般的光彩。

如果通过那两行修剪齐整的冬青丛，穿过用碧绿的葡萄蔓搭成的甬道，走进大观园式的古旧的砖砌圆门洞，就会径直来到后院，来到一个安静中透露出紧张工作的所在——那就是编辑部的办公室。不久，我就将会坐在窗口朝东的那间宽敞的诗歌组的房子里。现在，房子里那架“华生”牌立式电风扇，大概正旋转着，发出轻微的嗡嗡声……

本来我现在想去和熟人聊一会，但又打消了这个想法。我怕我熟悉的那些人会认为我迫不及待地想来坐在那神圣的位置上。

我于是就又跨上车了，带着一丝说不出的甜蜜向学校跑去。

我回到宿舍里，发现岳志明这家伙正坐在我的床铺上翻杂志。我对他说：“到处找你找不见！”

“找我干啥？是不是分配有什么变化？”他问。

我说：“分配没有什么变化，我是想请你去西华饭店吃饭。”

他说：“我向来不反感这类邀请，只是今天不行了。一会我得去飞机场送个朋友，他是我父亲老战友的儿子，现在在国务院给一位副总理当秘书……噢，我倒忘了！薛峰，你那个郑小芳是怎么搞的？”他突然喊叫说。

“怎么啦？”我问。

“你怎么找这么个对象？”

“究竟怎么啦？你说呀！”我感到有点紧张——是不是小芳出了啥事？

“唉！”岳志明叹了一口气，“我妈昨天回来把我美美数说了一通！她说你那个女朋友昨天早上去找她，说她坚决不留校，让我妈再给林业学院打电话更正……真扯淡！把我妈都快气昏了！”

我脑子一下子嗡嗡直响：小芳啊小芳！我想不到你竟然这样犟牛顶墙！说真的，我此刻一下子对她怨恨起来了。

我陷入无法排解的苦恼之中。我也不愿意向岳志明解释什么，脑瓜子里乱哄哄的，便躺在了床上。

“你怎么能和这么一个女战士一块生活呢？”岳志明向我投过来讽刺的一瞥。“你准备怎么办呀？”他问我。

我没言语。我不知道该怎办。

“干脆！各走各的路！我看你现在也只能这样。”岳志明来到我床铺前说：“像她这种人，全世界也没几个。别人都是扑着命想留大城市。她能留下，可硬要上山下乡去！你留恋她的什么？她漂亮吗？噢，还算漂亮。不过，你到了《北方》编辑部，屁股后面不知有多少漂亮姑娘会跟着来的……要不我现在就给你介绍一个！我有个表妹叫贺敏，在省艺术馆工作，刚从省歌舞团调去的，舞蹈演员，比你那个女战士要俏多了，就在前几天……”

他已经扯远了。我只好说：“你别说了，我现在心里乱得像一团麻！”

岳志明只好停住嘴，用梳子整理了一下头发，说：“我得去飞机场了。”在他要出门时，我才记起请他吃饭的事，便对他说：“明天中午去西华饭店……”他应承了一声，就走了。

我一个人躺在床上，心烦意乱。我真想不到，事情竟然发展到了这样严重的地步！

难道我真的就要和小芳分手吗？

我的眼泪不知不觉已经涌出了眼睛。

不，我不能没有她！如果我失去她，即使我留在这城市，我的幸福也是不完全的……是的，我无论如何还要去说服她，挽回这个局面来。不过，现在即使她回心转意，事情也棘手了——志明他妈是再不会帮忙了。可是，我马上又想起，林业学院不是原来就想让她留校吗？是她自己拒绝的。如果她现在改变主意，说不定还是可以和那里的领导周旋的……

想到这里，我立刻从床上跳起来，决定很快乘公共汽车去小芳那里。我跳上跳下地转车，火速向林业学院赶去。

这多天，兴奋、焦虑、愁苦，加上失眠，再加上到处奔波，使我感到极度疲劳和虚弱。我在心里不由得感叹：也许人为了幸福就得遭受不幸；为了活得尊贵就要忍辱负重；为了得到一些收获，就得失去一些果实……

我怀着一种沉重的心情走进了林业学院。

这座院校虽然没有我们学校大，但环境极其优美。因为是林业学院，树木当然特别多。许多树都挂着牌子——如果不看牌子上的介绍，你根本认不出这是什么树。校园到处都是浓荫匝地。地上只有些斑驳的阳光点，像撒下的一些小金币。鸟儿在林木间欢悦地鸣叫着；一块块碧绿的草坪修剪得非常整齐，其间点缀着五颜六色的花朵。走进这里，你就会忘掉这是在大城市之中，而像是漫步在一个幽静的林区。

我一边走，一边不由得想，如果小芳留在这里，这里就将是我们的家。吃过晚饭，我们会手拉着手，在这林木花草间悠闲地散步；她唱歌，我吟诗……

我心事重重地敲开小芳的门。

正好，宿舍里只有她一个人。

她看来对我的突然出现，感到又高兴又惊讶。

给我沏好茶后，她就用一种开玩笑的口气说：“我已经把你颠倒过去的又颠倒过来了……”她望了我一眼，带着一种深切的希望说：“薛峰，咱们还是一块回吧！……你现在来，是不是要告诉我，你已经改变了主意，要和我一块回咱们那里去？”她用眼光急切地搜索着我脸上的表情，神态就像孩子一样。我痛苦地把脸扭向一边。

停了一下，我只好直截了当对她说：“和你希望的正好相反。小芳，我已经确定分在《北方》编辑部了，我不能再改变这个主意。我来是再一次请求你，留下来吧！和我一块生活吧！我爱你！我离不开你！没有你，我不知道自己会怎样生活下去……”我忍不住鼻根发酸，两只眼睛热辣辣地充满了泪水。

她一下子沉默了。

沉默了一会以后，她再一次说：“如果你真的还像过去那样爱我，那么，我就央求你和我一块到我们曾经说过的那个地方去吧……你知道，我也爱你，离不开你……”她的声音也有点哽咽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讨厌大城市？难道这是一个烂泥坑？不是人住的地方？”我激动地对她说。

“不，”她说，“就条件而言，全省不会有什么地方比这里好。我是说——不，你也曾说过，我们应该去条件艰苦的地方工作，用我们的劳动和知识把那里也变得像这里一样好……”

“可是……靠我们两个人去改变吗？沙漠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不，可能几万或几十万年了，现在仍然是沙漠。我们，或者说我们这代人就能把它建成花园？我们两个是救世主吗？”她惊讶地看着我，就像看一个生人一样。我看见她丰满的胸脯在剧烈地起伏着，嘴唇颤动了好半天才说：“薛峰，我真不相信这些话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她难受地扭过头，说不下去了。我自己也感到这些话好像不是我说的——但这确实是我说的。我看见她背转身用手绢揩眼泪。

我也真想放开声哭一场。我看见我亲爱的人那苗条而挺拔的身姿，此刻每一根线条都被痛苦扭曲了。一刹那间，我想走过去，用我的手抚摸她秀丽的黑头发，并且对她说：我亲爱的人！原谅我，我们一块去沙漠吧！

我真的走了过去，用手抚摸着她的头发，但那些话我却说不出来。我仍然这样问她：“你究竟留不留？”

她转过身，蒙眬的眼睛望着我，说：“不，薛峰……我们看来得分手了……”

分手？分手。她说的是事实。是的，分手。如果我们没有人向对方投降，那我们就只得分手。分手？分手……这难道是真的吗？我们什么时候想过这样一个字眼？可是，分手！现在已经不可避免地要分手了！

我站着，不知如何是好。

沉默。一切都是静止的。只有腕上的表在走动；只有我们的心在跳动。是的，时间在走着，永远是一个节奏；而我们的心在跳着，有时是那样平静，有时又这样激烈！

亲爱的人，让我们再说点什么吧！

可我们再说什么呢？是的，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世界上难道还有这样悲惨的时刻吗？……分别的时候到了。我们无言地拥抱在一起。两个人几乎都要哭出声来。我最后对她说：“我相信你会在最后一刹那改变主意的。”她对我说了同样一句话……

当我来到大街上时，城市已经是一片灯火灿烂了。夜幕下的城市景象无比辉煌。我上了一辆公共车，闭住眼，也不顾别人怎样看我，只管让泪水尽情地在脸上流……

七

（郑小芳）

看来一切都无可挽回了。

但我每天仍然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等待薛峰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并且能对我说：他已经改变主意，将和我一块同行……有时候，我躺在宿舍里，听见门外有脚步声传来，心就由不得怦怦直跳，心想是不是他来找我？不管谁敲我的门，我都带着一种狂喜的侥幸心理去开门，希望我打开门看见的不是别人而是他。我曾在黄昏中的校门口无数次的溜达过，等待他的到来。或者在校门外不远处的公共汽车站，一次又一次在下车的旅客中搜寻过他的身影。有一次，我好像看见他终于夹在一群人中间从公共车上下来了，当我狂喜地准备喊出他名字的时候，我才发现那并不是他，而是和他长得很相似的一个青年。

我成夜地失眠、伤心、叹息；但我时时又抱有一线希望。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希望已经一天天接近破灭。再过两天，我就要远离这里，到一个新的环境中去生活了。

四年前我来这座城市时，是和另外一个人相跟着走来的。四年后的今天，当我离开这里的时候，难道是我一个人吗？

从早远的年月起，我对自己未来生活的全部考虑，都是和另外那个人紧紧连在一起的。就是在不久以前，我还怀着那么甜蜜的心情，想象过我们将怎样共同生活在那个陌生的地方。啊！难道多年来，这一切都是梦？

梦。这个梦做得多么长……

也许他以同样的心情在等待着我吧？是的，他大概也一天天抱着希望，等待我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并且告诉他说，我将留下和他一块生活——他肯定也在失眠、伤心和叹息。我似乎看见他已经煎熬得瘦骨伶仃，由于长期失眠而眼睛深陷（或者浮肿），头发像一堆乱草，走路都摇摇晃晃……

我承认我在一刹那间曾动摇过，想用牺牲自己的志向去抚慰他。有一次，我曾经疯狂一般跳上了去他们学校的公共汽车。

但就在汽车即将开动的一刹那间，我又跳下来了。不，我不能这样做。这代价太大了。这意味着要改变我一辈子的生活道路，我不能因为自己一时的冲动而铸成终生大错……

明天，我就要走了！铺盖和行李都已经打捆好，准备托运了。只是写着收件人地址姓名的那两块白布，还没有缝在上面。

同学们都在收拾自己的行李，相互间依依不舍在作最后的告别。集体合影已经进行过了，要好的朋友们正在校园内或大门口的校牌下，分别合影留念。我忍受着痛苦，被李虹等一群女同学拉着一块在校门口照了几张合影。拿照相机的同学在按动快门之前，说着笑话，让大家笑。大家都笑了。我的嗓子眼里却不时涌上一阵哽咽……

使我难以忍受的痛苦是，薛峰竟然连最后也不来向我送行。人啊，竟然能这样薄情！

也许有人现在该不理解我，甚至怪罪我到了这般田地，怎么还能爱这个薛峰呢？不。我的爱和当初一样深。如果不是这样，我此刻也许就不会再感到过分的痛苦了。而实际上我现在的痛苦愈加深重。人对人的爱，并不因为对方有了错误就一下子能割断的——如果是这样，也许这并不是真正的爱。人的爱情有时候要比任何其它感情更为复杂，不能用一般的是非观点来评价这种深奥的现象，而你们已经知道，就我们两个人来说，这种比血肉还要紧密的感情，已经那么深远了……

下午系里举行毕业会餐，我硬着头皮去应付了一下。

这是一个非常容易动感情的场所。一切都沉浸在依依的惜别之中。有的地方在笑，有的地方在哭。那些已经确定关系的男女同学们，现在已经大方地紧挨着坐在了一起。一个喝醉酒的男同学正用一种狂野的嗓音朗诵郭小川的《祝酒歌》。接着，男女同学们一个接一个各自朗诵了自己所喜欢的一首诗。我当然没有朗诵，但在心里默念了拜伦的几句：无论我漂泊何方，你在我的心头上，永远是一团珍爱的情愫，一团痛惜……晚餐在热烈地进行着，我对这最后一顿丰盛的饭菜连筷子也没动一下。中间，我以不舒服为借口，退席了。

我一个人在校园里无目的地随意溜达。

夕阳正在西沉，柔和的光芒从树木的缝隙中斜射过来，像一缕缕金黄色的丝线。树上叫蚂蚱的合唱依然彼伏此起。远处传来柔美的小提琴声——不是拉出来的，像是放录音，这是协奏曲《梁祝》。我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转出了学校大门，又来到了公共汽车站站牌下——这好像不是我的思想指示让我到这儿来的，而是两条腿自己决定走到这里的。

我来这里干什么？我知道我来这里是为了什么。

但我又说不出我来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是要去找他？我是在这里等他？我说不清楚。

但我清楚地知道，我是多么想见他一面啊——因为我明天就要走了！我想：既然我不会去告诉他我要留下，那么我就没有理由再去找他……但是，我亲爱的人！你在这最后的时刻，再来看看我吧！给我以祝福，给我以最后的一吻。要知道，过去我总是拉着你强有力的手一同上路的，现在却是我一个人要去远行了……太阳微笑着从远处的一片楼房后面消失了，消失在远方的地平线上。西边的天上仍然是明亮的，东边天上已经开始暗淡——一天又将结束。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了一会，然后便转身急速地向我的宿舍走去，我觉得血液瞬间就在全身剧烈地涌动起来！

是的，既然现在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我的目光就应该投向前面。这一时刻，我从来也没有这样强烈地意识到我自己所具有的力量。我意识到，新的生活开始了！不管前面会有多么艰难，我将不会屈服和软弱。是哪个人说过：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不，男人并不全是强者，女人也不全是弱者。让我们走着瞧吧！这样想的时候，我甚至感到了一个人也有一个人的好处。不必牵肠挂肚，不必情意缠绵。尽管失去了一些甜蜜蜜的成分，但也增强了某种坚挺的力量。

我回到宿舍后，几位原来约好的男同学正等着要去火车站托运我的行李。我把先前写好地址姓名的那两块布很快缝在了我的行李上，同学们就扛走了。现在，宿舍已经空了。同宿舍的人都已经把她们的东西收拾干净，带走了。她们自己大概也分别出去做这个时候应该做的最后一些事去了。我一个人在光床板上坐下来，准备在这里度过最后的一夜。火车票是明天早晨八点钟的。我将坐三个钟头的火车，然后转乘汽车，三天以后才能到达目的地。明天早晨，我大概六点多钟就要离开这里。半夜，我躺在光床板上。我断言我今晚不会睡着。

一晚上我似乎听见了无数的声音，看见了无数的画面和人，也在心里说了无数话——当然大部分话都是对薛峰说的。我竟然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睡着了。睡着的时候，又做了无数的梦。醒来时，已是五点钟。

我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洗了把脸，很快收拾好了提包。我要走了。本来，隔壁几个没走的女同学，说好要送我到火车站。我现在也不准备叫醒她们了。

我出了自己的宿舍，给这几个女同学住的房门上别了一张纸条，上面写了几句情长意深的话，就一个人悄然地离开了我生活过四个年头的地方。

当我跨出林业学院的大门时，我又回过头向它瞥了一眼。我顿时忍不住热泪盈眶。亲爱的母亲！你在四年里给了我知识，也把我培养成了一个可以独立生活和工作的人。我将永生惦念着你，并且不负你对我的一片栽培之恩。别了，老师和同学们！别了，我的湖泊般的树林和绿茵茵的草坪，以及草坪上所有你们笑吟吟的花朵……

经过两次转车，现在我来到了车站广场。

我内心涌动着潮水般的感情，提着提包，随着长龙似的人群，慢慢地进了站，走进了自己的车厢。

我把提包放在行李架上，便在靠窗户的我的座位上坐下来。我看了看表，离开车时间还有十来分钟。

我把车窗上的大玻璃提起来，把头探出去，向进站口那里望去。不知为什么，我多么希望此刻能看见薛峰从那站口奔进来。旅客们鱼贯地从进站口走进来，我虽然不抱任何希望，但眼睛仍然不放过任何一个进来的人。所有的面孔都是陌生的。

突然，我浑身的血“轰”一下子全涌到了脸上！

我猛然看见：薛峰提着一个大网兜急促促地从进站口奔了进来。是他吗？是他。是的，正是他——我的薛峰！

我的眼睛像蒙上了一层潮湿的雾，一下子模糊了。我大声喊叫他的名字！他听见了，即刻就跑到了车窗前，把一网兜水果塞上来，用手背擦了一下脸——是擦汗还是擦泪？

他难受地说：“……我不知道你今天走。你为什么不来找我？……你不能走！我……怎办呀？你下来吧……”

“我的行李已随车托运了……再见吧，薛峰，别忘了常给我写信……”

“我永远等着你！我随时准备迎接你到我身边来……”

“我也永远等着你！我也随时准备迎接你到我身边来……”我们仍然在各自的现实中。

进站口的大门关闭了。

我看了看表，离开车时间只剩下两分钟。

车站上的工作人员走过来，让车下送亲友的人都退到站台上的白线以外。我很快掏出我的笔记本，从里面抽出一片丁香树的叶片，递给薛峰。这叶片是我刚才在校园里摘的，一共两片，一片给他，一片我将带着留作纪念。

薛峰接过这树叶，泪流满面，然后便离开车窗口，退到站台上的白线以外。我知道他会把那绿色的叶片夹进他的笔记本，很好地保存着的，我也知道，那片丁香树的叶子很快就会在他的笔记本里枯干的。但是，我亲爱的人，你的心应该常是绿色的。你不听人说，绿色象征着生命……

汽笛一声吼叫，列车剧烈地——颤动，就像人的心猛地一抽搐，紧接着，便缓缓地启动了。

我透过蒙眬的泪眼，看见他在站台上绝望地撵着火车跑。

我伸出手拼命地挥动着，挥动着，向他告别，向他召唤……

八

（郑小芳）

时间像流水一样涓涓而去……

转眼间，我到这座塞上的古城已经七八个月了。

这座城市位于毛乌素沙漠和黄土高原接壤的地方。有趣的是，城南是黄土高原连绵不断的山岭，城北就是一望无际的毛乌素大沙漠。如果站在明代建筑的古城墙上，一眼就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地貌。而这座城市就像一枚图章压在一张介绍信的下联中间线上。不论是黄土高原还是毛乌素沙漠，所能展现的全是一片黄颜色。据说黄色在生活中表示幸福，可在这大自然中却是荒凉的象征。夹在黄土和黄沙中间的这座城市砖瓦建筑的房屋居多，呈现出一片灰蓬蓬的景象。可爱的绿颜色只是在城西那条河的两岸才能看得见。那里除过浓密的杨柳树带，甚至还有碧绿的稻田。没有哪里的绿色比这里的绿色更惹眼——因为和这绿色形成对比的是大片大片的荒凉。

我来这里后方知，这座城市历代都属于边防重镇。在古代，出这城，就到了当年所说的“胡马之地”。这里连年都曾在兵战之中。在那漠漠的黄沙之下，谁知道掩埋着多少人尸马骨。那时候，走出这城市，也就是本地民歌唱的《走西口》——大概就是到包头一带吧。遥想当年这深切而凄婉的歌声，如诉如泣如祝福，曾经和那单调的驼铃一起伴着寂寞的旅人，走过了那茫茫的、没有尽头的大沙漠……

现在这城市是一个地区的所在地。它管辖的版图有台湾省那么大，人口约二百万左右。住在这城市的居民大概有六七万人。无疑，这座古城现在已经变成向沙漠进军的前哨阵地。再往北走，已经是蒙汉民混居的世界——那里已经是毛乌素大沙漠的腹地了；几十里路上看不见一棵树，也不见一个人的踪影……我毕业后被分到了地区林业局。

我很快就爱上了这地方。它的传奇色彩，它的浪漫情调，它的广阔而荒凉的大地，正是一个热血青年理想的乐园。

但我前一段的日子过得却并不快乐。这倒不全是因为薛峰——一想起他，仍然叫人痛苦不堪。尽管我们一直通着信，保持着联系，但我们终究已经远隔万水千山。

我的不快乐主要是由于自己的工作。

我初来这里后，没有人重视我。一些重要的工作领导也不让我做，怕我干不了，因此基本上一直处于打杂状态。

后来，又让我去整理林业局的档案。这些档案从一九五五年开始，各种类别混在一起，堆得像小山一样。技术、计财、办公、业务、文书等等，多年来没人好好管理，现在如同乱麻一团。我得分类，换封面皮子，搬到太阳底下晒发霉了的部分，整天搞得头昏脑涨。除过吃饭，我整天钻在档案室里，单位上甚至忘了还有我这么个人。

后来，有一件工作终于轮到了我。

林业局根据省上有关部门的指示，准备在一个沙漠农场大面积试验种植一种固沙植物花棒。同时还准备试栽一些桑树苗——有史以来，桑蚕可从来没在那个地方出现过。

这工作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当然，主要的劳动要依靠那个农场来完成。但局里需要抽调一个干部去那里，既是这项工作的领导者，又是技术指导——实际上是由这个人去主持两项重要的试验项目。没有人愿意去。因为那地方已到了大沙漠的腹地，离这个城市少说也有二百多里路。至于生活条件，无疑是极其艰苦的。而且实际上，这两项试验是需要它的主持者长年累月呆在那里的。领导找了局里许多技术干部，所有人都以一些堂皇的理由拒绝了。领导本身当然也不愿意去。

这正是我的机会！

我乘虚而入，去向领导请战。

正副局长都瞪大眼睛看我。他们不敢相信眼前这个黄毛丫头竟要求去完成这么重要的工作。

但他们还是被我感动了，加之又没人去，因此就决定把这个并不轻松的担子搁在了我的肩头。

我交待了局里的工作，简单地收拾了一下，就一个人搭长途汽车去我的工作目的地。

此时正值三四月间，也是这地方一年间气候最恶劣的日子。大黄风卷着沙粒，没明没黑吼叫着。除过不得已外，人们宁愿一整天足不出户。虽然已是春天，但气候仍然极其寒冷。我裹着棉袄，坐在颠簸的汽车里缩成一团。

车窗外什么也看不见，天和地都被风沙搅得一片混浊。虽说是白天，汽车有时候还得开灯，道路大半已被沙埋没，只留了一点路的痕迹。人坐在汽车里，就像坐在风浪中的一叶小舟上，五脏六腑都要颠出来了。我感到恶心，但强忍着没吐出来。望着车窗外飞扬的沙尘，我心里不由得想：在省城，此刻人们大概已经换上了单薄的衣裳。风清日丽，公园里和人行道的垂柳已经吐出嫩黄的柳丝。一群一伙的人们，正以无比愉快的心情，在春天明媚的阳光下散步。林业学院各处的迎春花大概已经开得金灿灿了——不，迎春花已经凋谢，现在应该是桃花如火似霞的时候。大街上，那些爱打扮的姑娘们，早已经脱掉臃肿的冬衣，而换上了鲜艳的春装。她们一定为自己身体和胸脯的线条被重新勾勒出来而容光焕发……

是的，那里的春天是真正的春天，而这里的春天比冬天还恶劣。冬天虽然寒冷，但风沙还要少一些，而一到春天，风沙几乎把世界都要埋葬了。

一阵寒风扑进车窗，我把自己的老棉袄往紧裹了裹，靠在椅背上闭起了眼睛……下午四点钟左右，我才在终点站下了车。

这里是一个公社的所在地，离我要去的农场还有十多里路。这段路只能步行了。我带着我的简单的生活用具——一个大网兜和一个小提包，打问了一下方向，就不停歇地向农场赶去。我走得很紧，因为天快黑了，我怕迷路。

我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土人。嘴里总是含着沙子，怎么吐也吐不完；眼睛被风沙吹得泪水直淌，因为逆着风，每走一步都极其艰难。走了约莫四五里路，我实在走不动了，就想瞅个地方歇一歇。左右环顾，没什么地方可以避风。只好席地而坐。

我坐在路边，任凭风沙吹打。无论远处还是近处，什么也看不见，满眼都是一片混浊的黄色。也听不见什么声音；只能听见风沙的吼叫声和自己的心跳声。心跳的声音现在听起来格外清楚。我歇了一会，又开始赶路。路只能勉强辨认出来。初次在沙里走路，软绵绵的，极不习惯，就是用很大的劲，也走不快。这时候，我突然听见身后不远的地方传来一阵拖拉机的吼叫声。这声音一下子打破了沙漠的寂静。

声音越来越大——看来是从我身后开过来的。

我站在路旁，准备给它让路。

拖拉机吼叫着开过来了——竟然是有方向盘的大拖拉机，后面拖着斗车。但没有驾驶室，拖拉机手坐在上面，浑身是土，像神庙里的一尊塑像。

拖拉机猛然在我身边停下来了，但发动机还继续轰鸣着。

那个驾驶员在车上弯过身看我。我只看见他的一排白牙齿。“你去哪？”他开口问我。

“去农场。”

“听声音，我可以说你是个女人。”

“不听声音，我也知道你是个男人！”我对这个人的话很生气。

“哈……”他笑了，“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坐上来，我正是要去农场的……”

我有点讨厌他说：“不了，我自己走着去。”

他大概也看出我生气了，赶快解释说：“我的确没认出你是个女的！因为你完全成了个土人。再说，这地方很少有女人……噢，女同志。女同志！你上来吧，天都快黑了，路还远着哪！”我有点犹豫了。正在我犹豫的时候，那个驾驶员已经从拖拉机上跳下来，走到我跟前，把我手里的东西拿过去，放在了斗车里。他的动作很敏捷，是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

看来我只好坐这拖拉机了。

我踩着车轮胎上斗车，但车沿很高，怎么也上不去。

拖拉机手就站在我旁边，“嘿嘿”笑着，看我出洋相。我生怕他动手扶我。我一边继续往上爬，一边紧张地防备着他是否走近我。但他没有这样，这使我开始放心这个人了。

我终于勉强跨进了车厢。

他跳上驾驶座，转过头对我说：“手要把车沿抓牢，路不好，小心把你掼倒！因为顶风，把头拧到一边去，最好把眼睛也闭上……”他细心地安咐我说。

我忍不住问他：“你是哪个单位的！”

“我就是农场的。”他一边回答，一边戴手套。

“农场的？”我高兴地喊叫说：“我就是去你们农场搞花棒和桑苗试种的！”他惊讶地扭头瞅了我一眼，说：“为什么不派个男人来？”

“女的怎啦？”我看出他瞧不起我。

“女的？……噢，女的能顶半边天！”他“嘿嘿”地笑出了声，接着便启动了拖拉机。

就这样，我坐着拖拉机，没用半个钟头就到了农场。这时天已经黑了——也许只是傍晚，由于遮天盖地的风沙，才使夜幕提前降落了。农场是个什么面貌，现在一点也看不见。

下车后，拖拉机手拎着我的东西，带我去找农场领导。现在我已经知道这个小伙子叫吴有雄。

吴有雄把我领到了一排亮着灯光的砖房前。

在中间一个房门口，他向里面喊叫说：“曹书记，有客人来！”房门打开了，出来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光头，体格魁梧——看来这就是曹书记了。

曹书记详细地看了看我，说：“你是郑小芳？”

“是。”我回答说。

他笑着说：“好，好，好。地区林业局已经打电话了，说你要来，我们把房子都给你收拾好了……有雄，你给灶房的人说一下，让给这位女同志做饭……噢，先打些洗脸水端到一号客房去！”吴有雄把东西递给我，向我点点头，就走开了。

曹书记把我领到了准备好的“一号客房”里。

房间是极其简陋的——这我以前就想到了——不过比想的还要简陋一些。曹书记我把领到房间后，问候和安咐了我一番。他叫我吃完饭好好休息，其它事明天再谈。他临走前补充说：“我叫曹生荣。”洗脸水和饭菜都是吴有雄为我张罗的。

他已经洗过了脸。我这才完全看清楚了他的面貌：脸方方正正，肤色黝黑，年纪大概有二十七八，一副很纯朴的模样。我一再感谢他。他反而不好意思地说：“这有什么感谢的……”他把洗脸水和饭放下后，就走了。

我一下疲倦地坐在炕栏石上，感到头晕目眩。

稍微歇了一会儿，就先洗脸，然后挑着吃了几根面条。现在我只想睡觉，对于房间的其它状况，我也无心察看。

只是在脱衣服前，我详细地检查了一下被褥。

真叫人恶心！肮脏不说，一下子就发现了一个虱子！

尽管我瞌睡得要命，但在这床铺盖面前畏怯了。

没有办法！既然到了这样的环境，就什么都得忍受。

我举着煤油灯，费了好大的劲，仔细地把被褥上的虱子捉完。我打消了脱衣服的想法，便和衣躺在褥子上，被子只遮住胸脯以下，就吹灭了灯，睡在了一片黑暗中。

外面的风在继续吼叫着，像大海的涛声那般汹涌。沙子把窗户纸打得“啪啪”价响，像谁用手大把大把扔在上面似的。

尽管我瞌睡极了，但一躺在这黑暗中，反而又睡不着了。

不知为什么，薛峰的脸突然在黑暗中浮现在了我的眼前……是的，在这风沙怒吼的夜里，在这荒寂而陌生的地方，此刻我又不由得想起了他。他啊！现在怎样了呢？一切都像他当初想象得那样好吗？

九

（薛峰）

我现在的一切都可以说相当好。

老实说，像我这个年龄的人，能有我这样的好运气是不容易的。人要知足而乐。先不说社会上那大批和我同龄的人在城市待业、在农村劳动了，就是大学毕业，要进入一个理想的工作单位也是很困难的。

而我现在已经是一个著名文学刊物的正式编辑了。

我在编辑部上班以后，几乎得到了所有老同志的喜欢。由于这单位老人手多，现在进来了一个青年人，大家都感到很高兴。我当然分在诗歌组当编辑。

这个组连我一共三个人，我先前已和他们熟悉了。其中的一位正休创作假，我和另外一个老编辑值班。这位老编辑叫吴洁，经常在全国各地报刊上发表诗作，是我很崇拜的一位诗人。老吴让我看初稿。他叮咛说，如果我认为不错的，填个稿签送给他；如果不行，我就可以直接退掉。

我坐在稿件堆积如山的办公桌前，开始了工作。工作量尽管很大，但我兴致勃勃。这工作叫人感到神圣而庄严。我，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人，就像法官一样，每天对无数人的稿件进行判决。我会让一些人充满欣喜；也会让一些人感到失望——当然，失望的是大部分人。因为投稿的人太多，而刊物每期只有十来个页码发表诗，所以挑选的数量是极有限的。

每天，我把大量的诗稿都分别装在信封里，抱到收发室退掉了，只选出少数十几首送给老吴复审。而老吴还嫌我送得太多，让我再精选。一般说来，我对初学写诗的作者比较看重。因为我自己就是刚开始发表诗作，知道一个人能在《北方》上发表一首诗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我愿意让许多陌生的青年朋友能尝到初次发表作品所带来的喜悦的幸福。

但实际上，这些诗很难发表。这倒不是说这些诗没水平，主要是作者没名气。刊物每期发表的大部分是一些名人和外刊物诗歌编辑们的作品。名人的稿件一般不会到我的桌面上，作者通常都是直接寄给老吴或休假的老林；有的甚至直接寄给主编本人；再由主编转给老吴，又由老吴送审主编。

有时候，老吴会把国内一位著名诗人的作品让我看。这当然不是说让我看能不能发表，而是让我学习。这些名人的诗，哪怕完全是胡扯，一般总是来稿必登。

老吴有时也向我征求对这些诗的看法。我已经学会了油滑，不管这些名人的诗写得好不好，照例要大大赞扬一番。

但老吴有时反倒不以为然地说：“我看完全是平庸之作！”

平庸之作？是的，平庸。但你为什么又要发表呢？

不管怎样，这一切和我没什么利害关系——这并不影响我发表诗。我来这里才七八个月，已经在全国各地刊物上发表了十几首诗。很怪，现在每次寄到外地刊物的诗，几乎没有退回来的，都发表了。也不怪。因为我本人也成了诗歌编辑。不久，有些外地小有名气的诗人，寄他们的作品时，也开始在信封上写：“吴洁、薛峰收”。这说明我也成了个人物。

老吴对我很满意，经常在主编室说我的好话。

他应该对我满意。我除过努力完成好他交给我的工作外，组里的一切杂务，包括扫地、抹桌子、打开水，都由我一个人包了。这编辑部是个搞艺术的单位，但在日常生活中也要讲究艺术。这里虽然听不见什么争吵声，但并不是一团和气。有些无声的争吵比有声的争吵更厉害。等级观念是明显的。任何人都要在任何场所明白自己的地位，并以和自己的地位适当的方式说话、动作。你不能表现的太无能。无能在这里是站不住脚的。长期下去，说不定连行政人员都对你不屑一顾，说不定发电影票都把你遗忘了。这里对人的污辱不是打骂和训斥，而是干脆把你忘掉。

当然你也不能把才气显露得淋漓尽致。再高明的意见首先必须用谦虚的方法讲出来，否则有人会把你的好意见撇在一旁不管，而主要关注你的方法和态度，给你一个坏的评价。这里和任何地方一样，也少不了个把是非精，他们工作和创作都很平庸，整天打探各种人的各种事，到处传播，挑拨离间。看见谁工作好或者有能力，专门打击谁，一直想把这些人弄得和自己一样卑鄙和无能才甘罢休。总之，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最聪敏的做法是埋头工作，默默地承担最繁重的劳动，而把一切荣誉和出风头的事让给别的同志。我一开始就小心翼翼。一切做得看来还算好。

我身上的血液终究太年轻了。不久，尽管我压制着不让燃烧，但还是沸沸扬扬得压抑不住。我渴望运动，但这里没有一件体育器材。老同志们的锻炼形式主要是慢跑和打太极拳。我想唱歌，但这里最忌讳大喊大叫。我想天上地下地和谁聊天，但在这里肯定是一种浅薄的表现。这里一切应该表现为严肃、安静和学者风度。

我只有在下班以后，才能把自己还原成一个青年——上班时走路要慢、说话要慢，尽量要像一个成熟的人。

下班后吃过晚饭。我就骑着用积攒的稿费所买来的那辆“永久”牌自行车，投入到了街上的人流里。

这永远沸腾和运动着的大街，总给人以说不尽的快乐。

我有时候没有什么目的地，只是骑着车子在人群中随波逐流。当然大部分是有目的地的：通常都是去看体育比赛，看电影，看文艺演出。我喜欢交响乐和歌舞晚会，不喜欢戏剧——尤其是传统戏剧。但我去的最多的地方却是戏剧家协会——因为我的朋友岳志明分在那里工作。到社会上工作后，我和岳志明仍然保持着一种亲密关系。除过单位上的同志，我在这个城市没有熟人，岳志明当然还是我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伙伴。

隔那么几天，我总爱到岳志明的宿舍去泡上一段时间。他那里有立体声录音机和许多磁带，可以听国内外时髦的流行歌曲。他也不知从哪里搞来许多乱七八糟的消遣书，可以躺在他床上尽管看。如果碰上什么内部电影，志明也总有办法搞到票的。他对戏曲也不感兴趣，正试着搞电视剧。这事他当然离不开我，我经常帮助他构思和修改。我们合作的一个电视剧本，竟然被外省的一个电视台选中了。后来电视台又通知说，剧本宣传部门没有通过，不拍了。害得我们两个瞎高兴了一场——为庆贺此事，我们已经在西华饭店大吃了一顿。

不瞒你说，我的名字在本省文艺界已经为人熟知了，省上其他单位开个什么会，也开始给我发请帖，同时，我每天都要收到许多作者写给我的信和随信来的诗稿。给我的信写得极其恭敬，并且把我的诗吹上了天。

在编辑部上班时，也有不少作者亲自来送诗稿的。尽管他们之中有些人从年龄上说可以做我的父亲，但他们却开口闭口叫我“薛老师”。一开始听着极不舒服，后来慢慢也就习惯了。总之，我现在越发知道我现在的这个位置是多么荣耀，是的，《北方》是省内外瞩目的刊物，而诗歌编辑只有三个人——

我就是三个人中间的一个！

现在除过工资我每月都要收入几十元稿费。这可以使我买一些质量较高的时新衣服，也可以不时去西华饭店那样的高级餐馆去吃一顿。有个好工作，受人尊敬，又不缺钱花，我能不愉快吗？也有不愉快的时候。我时不时想起小芳。一想起她，就如同一块黑云彩遮住了阳光，给我明亮的心境投下一层阴影。

不要以为我们分别了这么长时间，你就会认为我已经忘记了她。不，不会忘记的。

有时候，我在大街上的人群中走过，突然会一下子停住脚步，失魂落魄地站在道路上——因为我想起了她……

我经常想起我们过去在一块的那些时光；想起她对我的那些甜蜜的、充满深情的爱。我怎么也想不到，我们现在竟远隔两地……她现在在哪儿呢？

当然是在风沙蔽天的沙漠里。她已经来信告诉我了——唉，我们后来的信也通得这么少了！

开始通信时，我们仍然在纸上继续着我们的辩论。我让她回来，她让我回去。结果还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到后来，两个人就几乎都没什么可说的了，只是像朋友那样给对方写信——而且间隔时间很长。时间的流水冲刷着我们感情的堆积，但它还是不能把这一切连根剜掉……这时候，编辑部一些热心的老同志开始关心起我的对象问题。许多人要给我介绍据说非常出众的姑娘，但我都婉言谢绝了。可是最近以来，我越来越为此事痛苦。

尽管我不愿意承认，但现实生活仍然使我清醒地意识到：我和小芳最终结合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即使我在感情上割不断对她的爱，但实际生活也迫使我最终不得不和她各走各的路。另外，我的年龄使我不只是想念一个我看不见的姑娘，而需要一个姑娘在实际生活中和我在一起。

每当我在街上或者公园里，看见一些多情的姑娘挽着小伙子的胳膊走路的时候，我就受到一种强烈的刺激。我也非常渴望有一个姑娘挽着我的胳膊走路。

我敢说，喜欢我的姑娘并不少。有些是留在这个城市的我的那些女同学，她们常来找我谈天说地。有的时候一些爱好诗歌创作的女作者，常拿着她们的作品来“请教”我，实际上是向我示爱。但她们之中的所有人我一个也看不上。因为所有的人出现在我面前，她们实际上就等于站在了一面镜子面前——这镜子就是郑小芳。她们没能比上小芳的。除过漂亮，我的小芳有一种女人难得的品质：质朴，从不矫揉造作，并且富于牺牲精神。但我现在只能面对现实。我简直不能忍受现在这种孤独的单身汉生活。岳志明了解我的心情。有一个星期天。他突然把他的表妹领到了我的宿舍。他以前提起让我和他的表妹见面，我当时表示没有这种心思。现在，这家伙居然把她领到了我的面前！

岳志明的表妹无疑是一个漂亮的姑娘。这漂亮甚至使我吃了一惊。她叫贺敏，完全是舞蹈演员的身材，脸像白色大理石一样光洁；最时髦的服装把她衬托的像一朵正在开放的玉兰花。

贺敏非常大方。到我宿舍后，她就毫不拘束地和我东拉西扯交谈起来。通过交谈，我感觉她知识不少，也并不浅薄。

我承认我一下子就动了心，迷上了她。我当时想，要是我和她一块相跟着出现在公共场所，一定会引来许多羡慕的目光。尽管我还不会全了解她，但我肯定已经爱上了她。

岳志明待了一会就借口溜走了。

这一天，我和贺敏单独在一块呆了很长时间。下午，我们甚至一块去西华饭店吃了一顿西餐。

上帝！我怎么也想不到，我和另外一个姑娘开始恋爱了……

十

（郑小芳）

在风沙的吼叫声中迷糊着睡了几个钟头，天就明了。

天明的时候，风仍然没有停。

我睁开眼睛，好半天才明白过来自己此刻在什么地方。

我跳下炕，把那床肮脏的铺盖收拾起来。

这时候我才留心了一下我的住所：墙壁是砖砌的，但房顶却是用沙柳捆子棚起来的。沙柳捆子呈弓形状，每一捆都像一条巨型蟒蛇，给人一种恐怖的感觉。

墙角挂着蜘蛛网；炕席上落着一层尘土——只是在放被褥的地方扫开一块。看来这房子好久没人住，为了迎接我，才匆匆收拾了一下。我看见地上扫帚画了一些道道，表示扫过了；而垃圾就堆在了炉坑里。房里一张油漆剥落的小木桌和一个没有靠背的小方凳，全都落满了沙尘。

使我惊讶的是，屋里竟然吊个电灯泡。我拉了拉灯绳，不亮。总之，房屋里一切都给人一种极不愉快的印象。

但我想，不论怎样，这里长时间就将是我的家了。不要紧，我能把一切都收拾好的。

我打开门，来到了院子里。风沙仍然飞扬着，但比昨天要小一些了，远远近近的景物都能分辨出来。

我怀着一种亢奋的心情开始在各处溜达，察看起了我将要生活的这个地方。农场有三排简陋的房屋，没有围墙。院子里到处丢弃着坏了的农机零件和犁铧。就是一些看来能用的机械也搁置在院子里，全部都长着红斑——看来好长时间不用，也没人管。

院子里到处都是粪便，有一股臭烘烘的味道，看来这里的人都是随地大小便的。真的，我竟然没有发现厕所在哪儿。

农场周围有一些农田，树木还算不少，但看来都是多年前栽下的。在农田和乔木以外的地方，还有一个植物圈，长着草和灌木丛。这一圈植被的面积相当可观，但从生长情况看，也是多年前营造的。东面像是一个大碱滩，白茫茫一片——那里没有什么生命。更远的四周，就是一望无际的荒凉的大沙漠了。我想，如果在夏天，从远处望这里，无疑算是一块绿洲了。这里有草，有树，有庄稼。在大沙漠的腹地，这是不可思议的。这是一块宝地。可惜看来农场眼下的管理并不怎样。

我一边溜达，一边留心细看。除过三排房外，东面还有一排南北坐落的低矮的柳笆庵子。这是仓库，里面的粮食就堆在地上。从破烂的窗户可以看见一群麻雀在里面尽情地啄着。这进一步证实了我对这个农场管理方面的恶劣印象。

当我又转回到前面一排房前时，看见我昨天坐过的那辆拖拉机，还静静地停在院子里。

我突然听见有人说：“你起来了？”

我一惊。四周没有人，谁和我说话呢？

紧接着，我就看见是吴有雄。他从拖拉机斗车下面爬出来，手里拿把钳子，身上糊满了土和油污。

他拍打着两只手，对我笑笑，说：“这地方你两天恐怕就得逃跑了。”

我说：“我准备长期住下去呢。”

“是吗？”他怀疑地斜视了我一眼，说，“……你还没洗脸吧？”

“没有。”我说，“……这间房子是干啥用的？”我指了指旁边一座大房子问他。

“发电房。里面有195型12马力柴油机一台，是照明用的，可惜坏了。”

“能修好吗？”我一下子想起我房间那个电灯泡，便急切地问他。

“这机器另外一个人管，他说修不好。实际上能修好……我看过了。”

“那你为什么不修？”

“我们有电灯没电灯无所谓，煤油灯凑合惯了……不过，看来你不是愿意用电灯吧？”他有点揶揄地对我笑笑，就又钻到斗车下面去了。这人有点怪。我转身朝我的宿舍那里走去。

就在我走的时候，我听见斗车下面吴有雄说：“我建议你今晚上试试拉一下你的电灯开关……”

我忍不住笑了：这人真有意思！

回到宿舍后，我先洗了脸，然后把房间仔细收拾了一下，并且把那床臭烘烘的铺盖搭在了屋外的铁丝上，让晾一晾。

收拾完后，我就去找曹书记（他同时兼任场长），以便商量种植花棒的事。农场工人下地去了。这里一早起来先下地，上午十点钟左右才回来吃饭。一排房子都锁着门。不锁的那间房子肯定是曹场长的。

我在门上敲了敲。

里面传来一个粗鲁的声音：“谁？”

听声音好像不是曹场长。

我说：“我找曹场长。”

“找我？……噢，进来进来！”

原来这就是曹场长。我推门走进去。我看见曹场长正和一个粗壮的汉子蹲在炕上喝酒。两个人看来都有些醉了，脸红彤彤的。

我一下感到很尴尬，站在地上不知如何是好。

那个粗汉瞪着一双醉眼，极下流地看着我。

曹场长醉意十足地用筷子指着那位粗汉，向我介绍说：“这是侯会计……你有什么事？”

我站在地上说：“这次花棒准备种植八千多亩。量很大，光农场的工人怕忙不过来。是不是能在这个公社联系一下，组织附近生产队的社员们帮助种呢？按规定我们林业局可以按劳动日付工资……”

“那是你们的事！”曹场长突然吊下脸，“我们才不和公社打交道呢！我们连我们自己的事也转不开轴……当然，下种时，我们的人手都可以参加。其它事我们管不了！”

如同一盆子凉水泼在了我的头上。

我到这里来，原来是指望他们帮助的。想不到这位场长竟然这么对待这项工作。尽管他们是县办农场，不属地区管，但我们这项工作不是支持他们农场吗？如果周围的沙被固定了，不是利于农场今后的发展吗？……

我看着曹场长那被酒烧红的胖脸，心里对他产生了反感。我现在知道，我刚才看见的农场那种破败的景象原因在哪里了。

真令人心痛！这么一个宝贵的地方，竟然让这么一个人来领导！

我被曹场长那冷淡而粗暴的话呛得不说什么。

这时候，那个侯会计竟然举起他的酒杯，摇摇晃晃地递到我面前，嘻皮笑脸地说：“来！来！干上一杯！早听说了，咱们这儿要来个女人。真稀罕！就像沙圪梁上长出一朵玫瑰花！喝上……一杯呢！”

我气愤地一拧身就走。

在我出门的时候，听见醉了的曹场长说：“别……生气，侯会计…… 醉了……”

我几乎是跑着回到了自己的宿舍。

我呆坐在炕沿上，真想哭一场！

怎么办？我没有想到这工作会遇到这么大的困难。这里艰苦的环境我不怕，但遇上这么些人可怎样开展工作呀？花棒的播种工作五月初就得开展，而现在已经到了四月下旬！

我突然想起了吴有雄。

是的，尽管刚和这个人认识，但我对他的印象还不错，我是否找他谈谈，看能不能帮一下忙呢？

我很快去找吴有雄，并向他说出了我的难处。

吴有雄严肃地听我说完，皱着眉头沉思了一会，然后他说：“我陪你去公社一趟。公社赵书记人不错，他肯定会支持你的。”

我对吴有雄一下子充满了一种感激的心情，同时也对他产生了信任感。

我问他：“曹场长这个人怎样？”

“怎样？”他嘲讽地一笑，“整天蹲在炕头和那个侯会计喝酒，一天到晚发牢骚，嫌共产党给他的官太小了。我看共产党干脆不要让这些人当官。说不定事情还能办好。这个人来几年了，把好好一个农场糟蹋得一烂包，我看不惯，平时爱提个意见，就成了他和侯会计的仇人……不过，我不怕。”

“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就在这公社中学毕业，读完高中，没考上大学，就在这里当了工人……唉，这可是个穷地方啊！从我记事起，这公社没有考上过一个大学生，也没一个大学生来这里工作……你是大学生吧？”他问我。

“我去年刚从省林业学院毕业。”我说。

“那你是来这个地方工作的第一个大学生了……你种完花棒就走吗？”

“不。我准备长期呆在这里。我不仅要看着花棒长起来，还要在这里栽桑树养蚕呢！”

“是吗？”吴有雄激动了，“那可太好了！你别管他曹场长和侯会计什么态度，这里所有的工人都会帮助你的！你有什么困难就给我们说！”

我很高兴——这么快就有了一个事业上的热心支持者。

吃完午饭，我坐着吴有雄的拖拉机去了公社一趟。

公社赵书记正像吴有雄说的那样，是个好人。他热心地支持我的工作，说这实际上是给他公社办好事哩。他说播种花棒的劳力由他们公社组织，让我放心好了。什么时间要人，只要通知一下就行。

下午回来后，我又找了一次曹场长。在他的房子里，我向他谈了我去公社的情况。

他的酒看来醒了，说：“那好……你是坐拖拉机去的吗？”

我说：“是的。”

他说：“唉，这个吴有雄！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怎能随便把拖拉机开出去呢？”

我说：“他拉回来一车炭。”

“炭？现在又不需要炭！”

我突然听见大立柜后面人说话：“这拖拉机要变成专车了！”

这是侯会计。我不知道这个下流的酒鬼在柜子后面。

我不愿和这些人磨嘴，就转身出了门。

下午，我详细地制订了花棒种植的规划。种多少亩，用多少种子，需要多少劳力，计划几天完成，得付出多少工资等等都写成了报告。我准备上报局里，并且也给农场和公社各送一份。做完这一切后，天已经完全黑了。

我闭住眼靠在椅背上休息了一会。这时，我突然想起，我应该给薛峰写一封信。不知为什么，上次给他写信后，好长时间了没有收到他的回信。是不是他出了什么事？病了？

我这样想的时候，突然听见外面传来一阵机器的轰鸣声，这声音不像是拖拉机的声音，是什么在响动呢？

我笑了。我记起了上午有雄对我说过的话。

我走过去，拉了拉电灯的开关。

黑暗的小屋子一下子被电灯光照得雪亮！

多么好，电灯！我兴奋地坐在了桌前，铺开纸在明亮的灯光下开始给薛峰写信——我要把我的新生活和全部喜悦的心情告诉他……

十一

（薛峰）

我现在完全陷入到与贺敏的热恋中去了。

这一段，我几乎每天都要见她。除过上班，所有的时间都设法和她泡在一起。

她是一个各方面都“现代化”了的姑娘。衣着不必说，爱好也是最时髦的。喜欢朦胧诗，喜欢硬壳虫音乐，喜欢现代派绘画，喜欢意识流小说。

虽然她的爱好不一定我就爱好，但我仍然装出和她一样爱好，甚至比她还要爱好。这全因为我喜欢她。

有一次，她硬拉我去看一个非公开的现代派画展。那些画我实在看不出个所以然来。有的画看起来就好像是把搅拌起来的各色颜料，随意倒在画布上的。至于雕塑，更是莫名其妙：有的是几切废钢管横七竖八焊接在一起；有的干脆就是一块奇形怪状的树根或者打掉几个豁口破碗——只不过下面都冠个名称。每件“作品”都配一首朦胧诗，读起来像咒一样难解。

贺敏完全被这些“艺术”陶醉了。她津津乐道地向我评说这些“作品”的超凡脱俗之处。

我自己尽管看不懂，但为了投她所好，也就跟她瞎说一通。岂不料贺敏对我的瞎说评价颇高，说我不愧是个诗人，见解极其精辟。这使我哭笑不得。仅从这一点上看，就可以知道这个“艺术展览”有多么荒唐。

不久，这个展览会就被查封了……

但在这个城市，我们的去处是很多的。我们听音乐会，去游泳，去公园和孩子们一起挤着坐转椅，踏跷跷板……更多的时间，我都是在她的宿舍里度过，听西方那些古怪的音乐——那声音就像弹棉花一样，叮叮咣咣的。

当然，我并不感到这一切都是令人舒服的。有时候，我也能意识到，这种所谓“高级”的生活，实际上埋伏着一些危机。这将导致我完全可能变成另外一种人。什么人？我也很难说清楚。但我已经很难从这里拔出来了。我迷恋贺敏。

她当然也不是个妖精，而是一个具体的、漂亮的姑娘。正如我原来预料的那样，和她一同在街道上走过，总有许多羡慕的目光投向我。这极大地满足了我的虚荣心——这种虚荣心也许青年男女都有吧？

这恋爱使我每天心神不宁。我的精力、智慧全用在了与贺敏的周旋上。为了博得她对我的更深的爱，我几乎每天都给她写诗——恨不得从她的头发一直赞美到脚后跟上……

由于精力不集中，工作无疑受到了影响。

糟糕的事终于发生了：我竟把本省两个稍有名气作者的稿子退错了——这个人的稿件装在了那个人的信封里。

这两个人最近本来就由于寄过多稿而刊物没用，心里很不高兴，现在又发生了这样的事，使他们非常气愤。

他们都直接给主编写信，反映这件事。

在编辑部的全体会议上，主编念了这两封信，并且批评了我。我本来在编辑部混得还可以，这下可完了。

紧接着，倒霉的事又出现了：我负责校对的一期诗稿，竟然出现了几处严重错误。这次不仅作者提出了抗议，连许多读者也投书编辑部，对这种粗疏而不负责任的工作作风表示了强烈的不满。编辑部上下立刻议论纷纷，都说这样下去，刊物恐怕没有多少人订阅了。我在编辑部一下子抬不起头了。

主编找我谈了几次话，狠狠刮了我一顿。

这些丢人事使我非常苦恼。为了弥补过失，我开始尽量克制着少和贺敏见面。我有时候躺在床上，脑子乱成一片，对自己的思想和生活理不出一个头绪来。我似乎意识到，在这些短短的日子里，我已经很难把握住自己了，就像醉汉驾驶一叶小舟盲目地航行在狂涛巨浪中，随时都面临危险，但又充满一种危险中的快乐。

尽管我减少去找贺敏的次数，但她找我的次数却增加了，因此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实际上并没有少。

有一次，正是工作间休息的时候，大家都在院子里聊天。这时，贺敏却闯到这地方来找我。我尴尬极了——我早吩咐过她，不要在上班时间来找我，以免给我造成不好的影响——我在这里的影响已经不好了。

她的出现，立刻引起了编辑部院内一片无声的哗然。

她太显眼了！才是五月时光，就穿了一条鲜艳的裙子，而且头发毫无拘束地披散在肩头。这种服饰打扮在这里只能引起鄙视。贺敏好像根本不在乎这些，走到我跟前，说有个事要对我说，但又不说出来——分明是个秘密。在大家看来，我俩似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

我脸烧得像一把火，只好把她引到我的宿舍里。

一到房子，贺敏的两条胳膊就勾住了我的脖子。我极不高兴地推开她，说：“上班时间你找我什么？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呢？你也不看看这是个什么地方！”

她不高兴了，说：“这是个什么地方？中南海？”

我说：“你这身打扮太刺眼了，我们这单位很严肃……”

“巴黎圣母院！”她刻薄地说。

“你究竟有什么事嘛？”我问她。

她说：“下午三点人民剧院有一场电影。现在离开演只剩半个钟头，打电话老是占线，我就跑来了。”

“你这不是开玩笑吗？我上班时间怎能去看电影？”我确实有点生气了。

“不看就算了。不过你可别后悔！”

“什么电影？”

“《甘地传》！”

“《甘地传》？”我一下子急了。我知道，这部电影已经风靡全球，并且得了多项奥斯卡金像奖。但这部影片我们国家没有进口，怎么会在这个城市放映呢？

我以为她在骗我，说：“这电影咱们国家没进口，怎能……”

“这片子是美国可口可乐公司资助拍的。为了推销他们的‘汽水’，带着这片子在全世界做广告，现在周游到这里来了，并且只能放一场。听说导演也来了，票非常难搞，这两张票是我缠我姑父才弄到的……怎么？你不去就算了！”

我赶快说：“我去！”

真的，这个机会可不能放过！甘地是我小时候就敬仰的一位伟人，更何况这部电影名声这么大，不看太遗憾了。

我很快编造了一个请假的理由，给老吴打了招呼。就和贺敏一同骑车奔向人民剧院。

五月的阳光暖洋洋地照耀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

这是一年里一个美好的季节：寒冷已经过，炎热还未到来。人们换上了单的衣裳，尽情地让温暖的风吹拂着。街道两边的树木，已经全部换上了嫩绿的新叶，叫人看着十分舒心爽气。石榴树正在开花，在绿色中像燃烧的火苗一样耀眼夺目。

此时，大街上穿裙子的姑娘几乎很少见，因此我身边的贺敏极受行人的注目。当然，这不像在我的单位，因此我并不为贺敏害臊，心里反而美滋滋的——让陌生的人们注目吧！这个过早地敢把自己的腿袒露在阳光下的时髦姑娘，正是我的女朋友！

当我们来到电影院门口的时候，这里已经黑压压地聚集了许多人，看来大部分人没有票，只有怀着一种侥幸心理，看能不能钓个“鱼”。这鱼太难钓了，谁愿意放弃这个大饱眼福的机会呢？

大部分人只好眼睛睁看着少部分人鱼贯进场。

进场的有的一看就是领导干部身份的人，但大部分看来都是领导干部的子女——一般都成双成对。

所有能进入这种场所的人，大概觉得这不仅是欣赏艺术，而且也是来显示某种地位和身份的，因此脸上都带着一种优越感。这使得进不了场的人羡慕中带着某种愤怒。

当我自己被贺敏挽着胳膊穿过人群，走向那个小门的时候，就像步入一个神圣的殿堂一般。那副样子虽然庄严但肯定已经有点可笑了。

影片如同想象的那般激动人心。赤身裸体、全身只缠一块白布的甘地，他为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所表现出来的伟大献身精神，强烈地震撼着人的心灵……

我敛声屏气地看完了这部电影。

我送走贺敏，仍然长久地沉浸在电影的情节中，甚至返回单位时都没有骑自行车，一直推着车子走去。

单位上已经下班了。我来到门房取报纸和信。

我一眼就看见了小芳给我的信。我一把拿起来，心里热辣辣地，像塞进来一把火。

我回到宿舍，用发抖的手拆开了她的信。

她用火一样热情的语言，描述了她在沙漠里所开始的生活和感受；并且仍然用那么赤诚的语言表达了她思念我的深情……

我躺倒在床上，望着屋顶久久地发呆。我似乎看见她正从风沙滚滚的路上向我走来，而身上也缠着一块白布……

是的，我太对不起她了！我已经瞒着她和另外一个姑娘恋爱，而好长时间也不给她写信。

我啊我啊！我即使没有勇气跟她去生活，但起码再不应该对她隐瞒自己和贺敏的关系了。

我决定马上给小芳写信，对她说清楚我现在的一切。

我写好信，又来到了大街上。

当我走到邮筒前时，手却抖得像筛糠一样，怎么也把那封信投不进去了。我看见邮筒上的那道缝，像一个微微张开的严厉的嘴巴……

我犹豫了半天，这封信还是没有投进去。

我把信又装进自己的口袋里，怀着极其痛苦的心情又回到了单位。

十二

（郑小芳）

你不要以为沙漠的气候总是那么叫人讨厌。沙漠也同样有清爽的风，沁人心肺的细密的雨丝，以及别的地方没有的新鲜空气和洁净的地面。

现在，一场雨过后，沙漠完全又是另一个面貌了。一些有水或者潮湿的地方，绿色的生命已经顽强地生长。所有的乔木、灌木，也开始缀上鲜嫩的绿叶，给人一种生机盎然的景象。

远处无边的沙漠，像一个巨大而动荡不安的海突然凝固不动了。真有意思！那些在初春的大风中滚动过的沙兵，现在却像无数头疲倦的黄牛卧伏在地，但它们还保留着运动时的姿态。沙丘的曲线妙不可言；整个大沙漠就是用这些互相衔接的、无数美妙的抛物线而组成。

农场周围更是变得让人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悦。由于这里树木多，从远方向这里看，已经是绿蒙蒙一片了。有些无名的小黄花，像碎金一般点缀在草木间。如果在城市和肥沃的平原，这些草木花朵也许并不怎样令人稀罕，可这里是沙漠呀！

我们的农场据说原来只是一个低洼的滩地，由于远方的沙漠在大雨过后来不及吸吮它的水流，然后就漫过来，聚汇在了这里。年经月久，竟然形成一个大水潭。沙漠里的人爱水如命，见大自然给他们送来这么大一片水，喜欢得不得了。在热天，周围的农牧民就成群结队来这里洗澡、游泳，结果先后淹死过许多人。迷信的农民认为这水里养起了妖精，便用人工把这潭水排入了远方的波浪河。

水流走后，地上渐渐出现一层植被。后来就在这里建起了农场。

经过十几年的营造，这里已经出现了大片的农田和林草……现在我来到这里，正是企图扩大这片绿颜色的。

令人遗憾的是，这农场现在的领导人看来对我的工作并不热心。但是，不管理怎样，既然来了，非要干出个名堂不可！

经过一段紧张的准备工作后，花棒的种植就开始了。

公社组织了九个生产队上百个人，准备把四千多斤花棒种子播入将近一万亩的沙丘上。

这一天，远远近近的农牧民们，有的步行来，有的骑马来，有的坐着拖拉机来，纷纷聚集到农场西边的草滩上。

我一下子成了一个大战役的总指挥，忙得前后乱跑。

吴有雄充当我的助手，和我分头给各队的负责人讲解播种技术。有雄相当灵，也爱钻研，我只给他说过一次，他就把有关的技术要求记熟了。

曹场长自食前言，推说农活忙，只给我打发来几个工人。但我并不沮丧，因为公社赵书记也亲自上阵来帮助我了。

播种工作进行得相当混乱，有人为了早完工，故意不按技术要求播种。我，有雄，赵书记，不时地在几十个大沙梁上跑来跑去照应。

经过两天乱哄哄的忙碌，播种工作基本搞完了。

当所有的人马撤走以后，我就不由得一个人在这些沙梁上转来转去，心情就像一个指挥士兵打了胜仗的将军一样视察激战后的战场。我极其快乐地想到，用不了几年，这些多少年寸草不生的地方，将会被茂密的花棒所统治。那紫蓝里透出粉红颜色的花朵，将会开满这荒沙野地……

播种完后，我每天都往这些沙丘上跑。

半个月后，我终于欣喜地看见了第一棵花棒苗。

我兴奋得不知如何是好。我躺在沙堆里，看着这刚冒出地面的小生命，心里涌上一股甜蜜的感情——就像母亲看着自己刚出生的孩子一样。不知为什么，这时我想起了自己从毕业到现在的全部不幸的生活际遇；也想到了自己孤单一人到这里所受过的那些艰辛……

我躺在沙丘上，躺在我的“孩子”的身边，望着白云在蔚蓝色的天上流动着，四野里静得没有一点声响。远处农场那边，偶尔传来一声马的嘶叫，才打破这梦一般的寂静。是的，多么寂静……

人在静下来的时候，反倒容易想起那些五彩缤纷的生活场景。此刻，我又不由得想起了在省城和薛峰在一起度过的那些时光……现在，那里的石榴花一定又开得像火一样红了吧？亲爱的人还记得我们一起唱过的歌吗？“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红得好像燃烧的火焰。它象征着纯洁的友谊和爱情……”而城市郊外的麦田，现在肯定已经是一片绿汪汪的海洋了。我们俩经常去的那个“老地方”，水渠两岸的杨柳一定长得像两堵绿色的墙，那清澈的渠水正喧哗着从其间淌过……一切，都成了过去。亲爱的“老地方”！我是再也不会去你那里了，但我永远记得我和他在你那里所度过的那些甜蜜的时光……

是的，这一切都过去了。但我无限的情思还通向那里——那里有我热爱的人。尽管我们已经这样了。我仍然爱他。我怎么也想不到，这爱的最后结果将会是什么……可是他呢？他现在还像我爱他一样爱我吗？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收到他的信了。也许他忙，也许他到外地出差去了……

在以后的几天里，我把一切又都忘了。我只是怀着一种疯狂的兴奋，从这个大沙梁跑到另一个大沙梁。我看见我的花棒已经大片大片从沙里面冒出来——无数的生命破天荒在这不毛之地诞生了！可是，有一个沙丘上的情况却叫我伤心万分：这里的播种者竟然把种子大把大把埋在地下，现在隔老远出来一大丛，大部分地方没有一棵苗。这是偷工所造成的恶劣后果。这意味着这座沙丘将来会像秃子的头发一样稀稀拉拉——根本起不到固沙作用！

我回忆一下，这个沙丘是我们农场工人播种的。我的愉快此刻一扫而光了。

我几乎是跑着回到农场，去找曹场长。

曹场长正光着上身，和侯会计坐在宿舍外面。从那麻木的神态和各方面判断，这两个又是刚喝完酒。

尽管他光着上身，极不雅观。但我还是不顾一切走到他跟前，说：“曹场长，咱们农场工人播种花棒偷工。他们负责的那个沙丘都是把种子大把大把埋在地下，现在……”

“怎？”他瞪着一双醉眼看着我。

“你去看一下。”我说。

“你不看我醉了吗？”他非常可笑地说。

“你醉了也得去！”我强硬地说。

这时，旁边那个无耻的侯会计开口说：“哎呀，你这么厉害！曹场长的老婆也不敢这么说曹场长……”

我忍不住骂了一句：“把你的粪嘴闭住！”

“风嘴！我是雨嘴……”

“驴嘴！”曹场长醉醺醺地对另一个醉鬼说。

他现在勉强起来，回宿舍穿了件衣服，出来说：“看就看吧，已经成了那样子，看了又能怎？”

不管怎样，我得让这个醉鬼领导去看看。

我看他走路的确有点东倒西歪，我只好去把有雄叫来。

有雄搀扶着曹场长，我们三个就一块来到这个沙丘。

曹场长尽管醉了，但也看到了他派去的人手做下了什么营生，醉脸上露出了尴尬。

“怎办？”他问我。

“补种。”我说。

“补种？”

“嗯。”

旁边的有雄对曹场长说：“这两天我不出车，把这事交给我吧。你只给我拨个人数，具体人我来找。曹场长，不管怎说，你是一场之长，咱们就这样搞生产，恐怕非烂包不可。实际上，现在已经烂包了！”

曹场长的酒似乎也醒了点，面有愧色地说：“确实烂包了……他妈的！我看还不如把这农场解散了！龟孙子们，只忙着回家种责任田，谁操心这农场的事哩？”

“那你呢？”有雄不客气地问他。

“我？我明说在这里混日子哩！过两年退休回城呀！我才不把这骨头埋在黄沙里呢！哼！我能来当这个烂场长就不错了，我不知道呆在城里的单位享福？”他振振有词，似乎有什么功劳了。

我顾不上和他磨嘴，我只关心我的花棒。我对曹场长说：“一定要补种。”

曹场长只好说：“补就补吧，让有雄负责找人去……”

第二天，我就和有雄带着一些工人，重新补种了这个沙丘。这些工人都很老实，又都是有雄的朋友，因此活干得既认真又负责。

好了，开头的工作尽管难，但终于熬过来了……

转眼间，三个月过去了。

不用说，我的花棒已经在沙漠里扎下了根。

我从早到晚，天天都在这几十个大沙梁上巡视着，以防附近生产队的羊群和牲口来侵害。我在这些沙丘上洒下了许多汗水，但也得到了说不出的喜悦——劳动和收获的喜悦，皮肤是黑了，手也粗糙了；衣服经常邋里邋遢，头发乱糟糟的像一棵沙蓬，并且经常像男人们一样赤脚片走路……但我的心灵却从来没有这样充实过。

我现在也基本上适应了这时的生活，我的房子也变得像个女同志的宿舍了。有雄已经帮助我用柳条和废报纸糊了个天花板，把屋顶上那些“蟒蛇”遮盖起来。他甚至从城里捎回来一些白灰，把我的墙壁粉刷得雪白。

我先前已坐有雄的拖拉机回了一趟城里的机关，把我的铺盖和大部分生活用品都搬到了这里。我用画报把炕周围贴了一圈，房子里一下子变得洁净而有了生气。我还在门前种了一些牵牛花——现在它的蔓子已经扯长，常常在早晨或者晚间，把那鲜艳而相互的花朵缀满了我的窗户……

沙漠里的夏天是一年间最好的季节。天高地阔。空气清新，甚至有一点甜丝丝的味道。当然，阳光是炎热的，但沙漠用它那松软的皮肤尽情地吸收着热量。太阳一落，很快就凉爽下来。风是轻微的，吹在人裸露的胳膊腿上，像孩子的手掌在轻轻抚摸。农场周围的庄稼由于管理不好，长得并不景气，但仍然叫人喜爱。谷子有的已经开始抽穗；大片的向日葵正开得金灿灿的——那炽热的花朵常常会引起人一种激情。荞麦也正在开花，白粉粉的，像一片轻柔的云彩落到了田野上。

农田外墨绿的沙蒿，鹅黄的沙柳，淡红的雾柳，都正在发旺。撵狼嚎草像灰色的浓雾一般漫在洼地里。开小红花的秃钮子草、肥头大耳的羊耳根子、棉蓬、抓地草、马前草、苍耳、苦菜、蒲公英、水灰条、旱灰条，点缀在灌木丛中。小路两边和房前屋后的土地上，形成了一个极其热闹纷繁的植物的世界。谁能想到，沙漠里还有这样的天地呢？

实际上，只要人的脚步可以到达的地方，就会有青草、鲜花和其他的生命。

实际上，就是现在那些繁花似锦的大城市，说不定以前也是一片荒凉；是过去一代一代的人们用汗、血和生命的代价才开拓出来的——现在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是不是越过这一片繁华，用自己的眼睛看到过去这一页页人类劳动和创造的历史呢？是的，幸福属于现在的人们，而光荣则属于过去的开拓者。我们有权获得前人创造的幸福，但也有责任继续为后代开拓……

不要想这么多——这是常识。

为什么不想呢？我们在生活中往往忽略的是常识——而这往往也是重要的。你们知道，不管我怎样认识这一切，但我现在生活的这个天地，给我带来的是说不尽的愉快。

为了我的愉快，我要深深感谢一个人，不用我说，你们也会猜出我指的是谁。是的，我说的是吴有雄。他对我的帮助，你们已经看到了。

最近，恶毒的侯会计已经在散布我和有雄的流言飞语。我并不因此就躲避有雄。我像对大哥一样信任他。再说，这里谁都知道，我已经有了男朋友，他在省城工作——为了在这样一个全是男人的环境里生活，我早就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了这一点。

十三

（薛峰）

真热。讨厌的夏天又来。这个城市立刻就像被扣在了一个大蒸笼里，不管穿多薄的衣服，白天黑夜都被汗水弄得浑身湿透。

我的心也是热的！

现在，我和贺敏的爱仍然处于热烈的状态中。

我承认，恋爱影响了我的工作。因而也影响了我在编辑部的威信……现在我想起来了，自从上次我没把那封断交信塞到邮筒后，我已经收到小芳的好几封信，但我一直还没有给她回信。回什么信呢？如果说我现在已经完全打消了和郑小芳一块生活的想法，这是真的。但是如果说我在和贺敏的恋爱中已经把小芳从感情上一笔勾销，这可不是真的。每当想到她，心里就不由泛起一缕负疚的感情。我之所以下不了决心给她写信，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要是写信，我就不能回避我目前和贺敏的关系——因此一直拖着。现在看来，这个装聋作哑的局面是很难再维持下去了，我必须很快向她说明一切——我们要彻底分手。

分手？

是的，分手。

分手就分手吧！拿凤姐的话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我经过反复犹豫，终于下决心给小芳写了一封短信——一封断交的信，寄出去了。

信寄出去以后，我一个人在宿舍里偷偷哭了一场。不管怎样，我爱过她，我现在仍然爱她——仅仅是不能在一块生活才弄成了今天这样一个下场。唉！我个人的一段历史就这样被一封简短的书信结束了……

但愿我和她都能承受住这个痛苦。我们年轻，各自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流了许多泪水，心里反而轻松了。

从精神上说，我似乎卸掉了一沉重的包袱。现在我成了一个自由人。不用说，我把我的感情依附在了贺敏的身上，现在在我的眼里，她就是我的爱人。我整天开始在脑子里编织着未来家庭生活的美好花环……

为了和贺敏的“现代化”风度相适应，我用积攒的一点钱，买了一套上海出的时髦的青年装，三接头皮鞋擦得黑明锃亮，并且还买了一副廉价的蛤蟆镜。头发也故意留长了——可惜不是串脸胡，因此无法留大鬓角。

编辑部的人都开始用异样的目光看待我。

我知道大家在背后怎样议论——肯定说我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我不管这些。我是个青年诗人。——诗人应该浪漫一些，就是衣着穿戴也应和一般人不一样。大家议论吧！现在是新时代，难道只有剃个光头和穿一条大裆裤才算思想意识好吗？

当然，不是为了贺敏，我也不会这样的。我希望同志们谅解我——我现在正谈恋爱。你们大家也有过年轻的时候，也谈过恋爱吧？我整天头脑热烘烘地和贺敏泡在一起，两个人好得像一个人。可是，有一天，在我和她之间却出现了一宗不愉快的事。

那一天晚饭后，我和贺敏本来约好去和平电影院看香港电影《三笑》。这片子我们一块已经看过三次，但还想看一次。

我像通常那样，在电影开演前五分钟赶到电影院门口等她。但一直等到电影开演，她还没有来。这真奇怪：她从来在这种事上不失约。是不是出了什么要紧事？我决定再等一会儿。

又过了有一刻钟，她还没来。

我的心一紧：是不是她病了？

我于是骑着车子，火急火燎地向她的单位赶去。

我进了省艺术馆的办公院。她是单身，办公室也就是她的宿舍。院子里一排溜房子都黑着灯。

好，她的宿舍亮着灯光——这证明她在。

我怀着紧张的心情来到她房门上，用指关节轻轻敲了敲门。里面竟没有声音。她不在？

我又用劲敲了敲，这才听见那熟悉的声音问：“谁？”

“我。”

听见贺敏“噢！”地叫了一声，接着就打开了门。

我进了门，一下子怔住了。我看见单人沙发上坐着一位风度翩翩的男青年。贺敏看着我，突然两手一拍，恍然大悟地叫道：“噢！你看我这脑子！我忘了今晚上还有一场电影哩！”她看了看自己的表，“完蛋了！开演已经四十分钟了……”

贺敏脸通红，看着我说：“真对不起……真对不起……我给你介绍一下。”她指了指沙发上的青年，“这是我中学时的同学，后来到了部队文工团拉小提琴，现在复员回来到咱们省乐团了……我们几年没见面……因此我把看电影的事也忘了……”

那青年没有站起来，坐在那里派头十足地对我点点头。

我在一秒钟之内就开始反感他。

我也派头十足地对他点了点头，过去坐在了贺敏的床上。一种极度的不愉快开始在我心头蔓延开来。

房子里十分闷热。贺敏把立式电风扇开在了快速上。三个人在一刻间都无话可说。房子里只听见电风扇均匀的嗡嗡声。为了礼貌，我正准备和贺敏那个傲慢的同学搭几句，那青年却站起来，说：“你们在，我得走了……”

“没事再来！”贺敏有点尴尬地对他说。

那青年对她点点头，然后冷冰冰地和我握了握手，就走了。贺敏出去送他。我此刻坐在这个空荡荡的房子里，心里不知涌多少滋味。

贺敏即刻就回来了，脸仍然通红，说：“怎么，你吃醋了？……你这人特土！”

“你在……我走了……”我也站起来说。

贺敏神经质地笑了笑，说：“真有意思！刚送走一个，又要送你。”

“我不要你送！”我粗暴地说。

我很快从她的房子里出来，推起自行车就走。

贺敏撵到门口，但我连头也没回……

大街上冷冷清清的没有了多少行人，两排街灯平行地伸展前去，又在远方交叉在一起——这种交叉实际上是眼睛的感觉，其实这两排路灯并没有交叉。“唉！真是！像生活中的某种现象一样……”我一边骑车，一边自言自语嘟囔说。

一路上，我头脑乱哄哄的，两只握车把的手也微微发着抖——是的，今晚上我真的生贺敏的气……

这气过一两天就平服了——我仍然想和她在一起。

我打电话去约她。这回轮上她不理我了。她说她忙，单位上离不开！

一连几天，她都不来我这里。

两个下午，我都去她单位找她，她也不在！

我的心毛乱极了……下班后，我只好在自己的宿舍硬着头皮看书，但一页也看不下去。后来只好来到院子转圈圈走——惶惶不安，如同一只丧家之犬！我怎么也想不到，贺敏为这么大点事，就不理我了。

我突然想起了岳志明。她是他的表妹，他总可以出面弥合一下我们的关系吧？再说，当初正是他把这个任性的东西介绍给我的。自从和贺敏恋爱后，我当然不常去我的这位老朋友那里了。但他现在已经成了我的表哥——当然，我只是在常理上承认这一点。

这天下午，我就到省戏剧家协会去找岳志明。

他的门开着，但人不在。

房子里有一个他的朋友，正打开录音机听音乐。

这个人我也认识，只不过记不起名字——我原来跟岳志明在那个“沙龙”里和一群人高谈阔论时。这个人也是其中的一员。我只听说他是省军区一个副政委的儿子。

我问他：“岳志明呢？”

“看戏去了。”他说。

“一会回来吗？”

“不会的。是什么汇报演出，他是评委会的，一晚上得看几场……你有事吗？”他似乎也好像认出了我。

“没啥事。闷得慌，出来聊聊天……”

“好久没见你了……你认得我吗？”

我点点头，表示认识。

这种熟人相互间甚至连名字都懒得问。他打了个哈欠，关掉录音机，说：“有没有兴趣去参加舞会？”

“舞会？我不会跳舞……”

“不会跳可以看看，反正你不是没事吗？”

“哪个机关组织的舞会？”我问他。

他奇怪地看了我一眼，说：“机关？机关组织的舞会去干吗？老一套……这是家庭舞会，跳迪斯科。”

迪斯科？我知道这是现在风行的一种舞蹈。据岳志明说，早先是非洲的一种民间舞，后来传入西方国家，现在不知怎么的又传到中国来了……不过，我从来没见过跳这种舞。我最迷恋的是芭蕾舞。但出于一种好奇心，我同意跟这个人去看看。

从岳志明家出来后，我就跟这个人骑车径直来到省军区一座家属楼上。已经是傍晚了。我们进了二层楼的一个单元。

刚一打开门，我就听见那弹棉花似的电子音乐。

我们进入客厅。客厅没有人，只是这里那里扔着一些时髦衣服。舞会正在另一个房间举行。从客厅望过去，通过那扇半开的门，可以看见里面晃动着的身姿。

领我的这个人一边脱长袖衣，一边招呼我说：“进去吧？”

我说：“你先进去。我想坐一会，有点热。”

他穿着背心，迫不及待地进去了。

我在椅子上坐了一会，便怀着一种近似于恐惧的心理推开了那扇门。

我立刻看到一群像我这么大的青年男女，正随着弹棉花似的音乐声，兴致勃勃地跳着。一个个都累得满头大汗，大张着嘴喘气，有的人热得只穿个小背心，浑身上下大汗淋漓。我的第一个感觉是：这些人正在这里活受罪！

这就是著名的迪斯科？

也许我欣赏不了这种艺术。在我看来，舞姿疯狂而有点放浪。男男女女屁股扭来扭去地乱窜，把好生生一人弄成鼠头鼠脑的样子……

我真不好意思看下去，并且非常后悔来这里。我正准备远离这个闹哄哄的世界，突然透过窗户的玻璃，发现阳台上有一个人的身影似乎很熟悉。

我认真辨认了一下，脑袋里“轰”地响了一声！

我看见这个竟然是贺敏！

是的，这的确是贺敏。她竟然和一个男的正在阳台上跳这种该死的迪斯科！我马上又认出来了，那个男的正是上次在她房间里碰见的那个人……我感到一种眩晕，赶忙用手扶住了门框。

这时，弹棉花声停止了。这群疯狂的人都先后落下架式，等待换磁带。我看见阳台上的那两个人亲密地挤在一起，开始接吻……

我猛地转过身，穿过客厅，打开房门，从二层楼上尽快地拾级而下，绊绊磕磕地找到了车子，出了省军区家属院。

我在黄昏中的街道上飞驰而行！

我眼前一片混浊，也不知道此刻在哪一条街道上，更不知道向哪里去……一辆汽车在几米远的地方“嘎”地停住，司机探出头，恶狠狠地骂道：“送死呀？”

我一惊，猛地捏住了闸，结果连车带人都摔在路边的排水沟里。眼前金星乱冒，身上有好多地方都像火钳烙了似的灼疼。我感到左脚上黏糊糊的，便用手摸了一把——在路灯桔黄色的光亮中，我看见自己的手掌上染满了血……

十四

（郑小芳）

我怎么也想不到，薛峰已经和另外一个姑娘恋爱了！

我看完他的信，就忍不住扑在床上痛哭起来。

一切梦想最后破灭了，而我原来还指望出现奇迹——有一天，他会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可是，我怎么能想不到今天这个结局呢？

是的，薛峰既然下决心留在了城市，他就很难再离开那里。他在那里将生活一辈子，怎么可能再和我结合呢？他当然要另找一个姑娘——不管迟与早，这件事终归是要发生的！

实际上，我早在心里清楚这一点，只不过在感情上不愿意承认罢了。但现在这件事真正发生了的时候，却仍然是这样难以令人置信，难道这是真的吗？

真的……既然已经成为现实，所有的前因后果就不必再多想了。只是静静地痛苦吧！静静地忍耐着让这痛苦成为麻木！

两天来，我一直躺在床上。

身体没有什么病，但又好像所有的地方都不舒服。每天只吃一顿饭，一顿只吃几口——黄米在嘴里嚼着就像沙子一样……

第三天，我还在炕上躺着的时候，听见有人敲我的门。

我勉强下去打开门栓，看见进来的是吴有雄。我知道他前几天出差去了。

“……我刚回来，听说你病了？”他局促地站在脚地上，问我。

我没说话，指了指桌前的椅子让他坐。我自己无力地靠在炕沿上。

他小心翼翼地坐下，不安地看了看我，说：“要不要我开拖拉机送你到城里的医院？”

“不。我没病……”我的眼泪竟然忍不住夺眶而出，说实话，我不怕有雄看见我的眼泪。

我看见他慌了，赶忙站来说：“你快躺着休息吧……”说完就笨拙地退出去了。

我没有留他。但我内心倒希望他能多呆一会。

大约一个钟头以后，我又听见有人敲门。

我打开门，看见仍然是吴有雄——他端进来一碗面条，里面还泡着两个荷包蛋。他把面条放在桌子上，说：“你吃一点吧。听灶房里的人说，你两天等于没吃饭……”我深受感动地瞥了一眼他，又瞥了一眼那碗面条。

我一下子感到自己真的十分饿了。

我端起那碗面条，问他：“你会做饭？”

“胡凑合呢……”

我吃面条，他蹲在门槛上，掏出一巴掌长的旱烟锅，低头抽烟。这时候，听见院子里工人们吵吵嚷嚷，敲打着碗筷——

显然是开饭了。听见有个工人嚷嚷：“郑技术员几天没出门，听说病了？什么病，这人可常不害病！”

“那是害娃娃哩！你不看肚子都在了吗？”

这是侯会计恶毒的声音！

听见工人们的哄堂大笑……

我气得浑身发抖，一下子把碗放在了桌子上！

吴有雄“吧吧”两下磕掉烟灰，两片嘴唇骤然地颤动了起来。

又听见那个工人说：“她还没有人，哪来的娃娃嘛！”

又是侯会计恶毒的声音：“男人刚给她做了碗面条，里面放了不少醋……害娃娃爱吃酸的嘛！”

众人又开始哈哈大笑了！

吴有雄“呼”一下站起来，冲出去了。

我想拦住他，但已经晚了。

外面立刻打起了架。听见侯会计杀猪一般尖叫着：“救命啊……”

有人喊：“快！鼻子里的血！拿盆凉水来……”

我原来想忍着不出去，但怕有雄闯下什么祸，就跑出来了。我来到院子里，看见有几个人正围着侯会计，给他洗脸。他们把他的头往一盆水里按——大概是止鼻血。有雄蹲在一边，皱着眉头抽旱烟。

不一会，侯会计像落汤鸡一样直起身，用一只手捂着腮帮子。有雄的气看来还没消，又向侯会计冲过去了，旁边的人慌忙捉住了他。他向侯会计喊：“你再敢放一个臭屁，我就揍死你！”

侯会计没敢再出声，连饭也不吃了，灰溜溜地回了宿舍。

人们现在都夸有雄是个英雄汉，而侯会计却是头狗熊——在这个几乎没有什么文化的男人的世界里，拳头是一种重要的威胁力量。

我转回到宿舍里，心里涌上一种说不出的味道。

生活是严峻的。改革大自然需要一种强大的力量；但是要战胜人自身的弱点，这需要一种更强大的力量，我想不管怎样，我不应该再倒在床上哭鼻子了——一种责任感把我从感情的痛苦中唤回来。我首先想起了我的花棒——这几天有没有牲畜进去糟践呢？……唉，我暂时也许没力气去跑那十几个沙丘了……

第二天下午，我还是挣扎着出了房门，去察看我的那些花棒。我穿过那一片沙柳和沙蒿丛，向远处的大沙梁那里走去。

太阳火辣辣地照耀着大地，远处的大明沙看起来像燃烧的火堆一样。好多天没下雨了，农田的庄稼晒得蔫头耷脑。谷穗卡住脖子抽不出来，糜子只长了尺把高；有些植物已经开始枯干。只有耐旱的牛心草仍然墨绿墨绿的——这种有毒的草甚至在大明沙里也活得很旺。

我走过长满一层抓地草的大碱滩，就到了大沙梁的边缘——已经到了种植花棒的地域。

我正在往沙丘上爬，看见沙梁上面走下来了一个人。

谁？这些地方很少有人的踪影。

我很快认出来，这是吴有雄。

他也看见了我，来到我面前，满头满脸的汗水。他问我：“这么热的天，你又有病，跑来干什么？”

“来看看花棒。”我说。

“我已经给你看过了。好着哩。”

“噢……”我感激地望着他淌汗的脸，不知该说句什么话。

我只好又和他往回走。

路上，他和我相跟着，拘谨地抽着旱烟，挽过头问我：“你的病好些了？”

我不知为什么说：“我本来就没病……”

“没病？”他迷惑地看了看我，也就不说什么了。

吴有雄敦厚的身躯和纯朴的脸，使我感到一种亲切感。我突然产生了一种想法——想把我的不幸告诉这个人。我现在需要有一个我信任的人来倾听我的委屈和痛苦，否则我在心里确实要闷出病来。

我犹豫了一会，便用一种拉家常的语调向吴有雄叙说了我和薛峰的前前后后……

有雄一边走，一边静静地听我说。

等我说完后，他一下子站住了，他大概想安慰我，又不知自己该说什么。过了一会儿，才说：“你……想开些。要不，你先回城里住一段，我开拖拉机送你。要不，你干脆请假再去找找他……”我惨淡地笑了笑，对他摇摇头。

他怔了一会，然后说：“要么这样，明天晚上农场工人都要去黑龙滩大队看戏，你也去散散心……农民祈雨唱戏，很有意思！”

我想了一下，觉得出去走走也好。我对他说：“那好，我去……”

第二天下午吃过饭，农场所有的人都穿上了自己的见人衣裳，有的还洗了头，刮了胡须，就像要去参加什么典礼似的。大家的高兴可以理解，沙漠里一年也没多少这样的娱乐机会。拖拉机在前院里吼叫起来，大家纷纷向那里赶去。

我知道拖拉机没座位，就拿了个小凳。

我来到前院，看见拖拉机的斗车里挤了许多人。有雄已经坐在了驾驶座上。车厢旁边有个小土墩，我踩着土墩进了车厢。我把小凳放在一个角落里，便坐下来。车上，有的人手把着车沿站着，有的人带个破麻袋铺下，席地而坐。

我对面坐着曹场长。他穿一身新衣服，光头上戴一顶新制帽，笑嘻嘻地对我打呼。车里的人见我也去，都惊讶地看我，并且向我开玩笑——当然不太粗鲁了。

拖拉机出了农场，就在当地人称“羊脑子地”的白黏土路上跑起来。

道路坑坑洼洼，把人的五脏六腑都要抖出来。我在小凳上坐不稳，就站起用手把着车沿。

拖拉机进入到一望无际的大沙漠的腹地。视野之内全是一片单调的黄色，只有个把牛心草点缀在道路边上。拖拉机剧烈地颠簸着，我的手震得发麻，但不敢松开。

我们的曹场长在车厢里不时被掼倒在地，像皮球一样滚来滚去，惹得大家哈哈大笑。最后边站着的侯会计走过来坐下，和曹场长脊背靠脊背，才算救了他的驾。

走了好一阵，路边出现了一个村子。我看见，村子周围的庄稼都快晒干了，马槽井里看不见一滴水。

拖拉机在村中停了下来。我以为到了黑龙滩，但听车上的人说这是有雄他们村。路上已经挤了许多人，把有雄拦住了——他们显然想要搭他的车去看戏。有雄无奈，只好挥了挥手，让他们上车。一群男男女女很快抢着往上挤，把车厢塞得满满的。

车一走动，车厢里的人被挤得直叫唤。喊声、笑骂声和拖拉机的吼叫声，使得荒凉的沙漠充满了一种欢乐的热闹气氛……

不久，拖拉机就开到了目的地。

这是一个方圆有二华里的大草滩。地势平阔，植被尽管稀疏，但栽着许多幼小的柳树——现在都变成了拴马桩。几乎每一棵树上都拴着马。整个草滩上到处都是散乱的人群，一片嘈杂热闹的景象。远处一个土台挂了一些红红绿绿的布帐，上面正在唱戏——不过看戏的人并不多，大部分人散落在各处做各式各样的事。蒙古人全家席地而坐，一边喝酒，一边唱歌。一些姑娘在照相摊前摆好姿势，等待打扮得流里流气的摄影师按快门。不时有人离去或走来，大部分人都骑着马。我看见许多蒙族或汉族妇女骑在马上，头上扎着五颜六色的头巾，有的怀里还抱着孩子。有的男女青年同骑一匹马，男的搂着女的腰，给人一种极浪漫的情趣。

在看戏的人围外边，是一圈卖吃喝的小贩。这些人就地挖了炉灶，卖的大部分是羊肉，往往大块大块煮在锅里。洗碗水和熬羊肉的汤脏得不堪入目，但许多人却吃得津津有味。空气中弥漫着沙尘，弥漫着一股难闻的羊膻味。

我们的人从拖拉机上下来后，就四散了。有雄跟大家约定，八点钟到拖拉机旁边集合。

我一个人怀着新奇而兴奋的心情，先在这个闹哄哄的世界里瞎转了一通，然后又来到戏台下看了一会戏。戏是旧戏，是一个公社剧团在演出，水平极低，加上扩音设备不好，连一个字也听不清楚，只听见一群人在台上瞎嚷嚷。打问了一下周围的人，说唱的是《玉堂春》。

我对戏没兴趣，就又走出这个人圈，穿过卖羊肉杂碎的摊子，向大草滩的边缘走去。我看见远处像有一个村子，笼罩在一片浓密的沙柳丛中。

我突然碰见了吴有雄。他让我去看龙王庙。他说那里面景致多着呢！我于是又跟他去看龙王庙。

路上，有雄告诉我说，这个庙很早以前就有，“文化大革命”砸烂了。现在的庙是前年才修起来的，资金由周围几个村子筹集。听说还建立了庙会，负责人都是各大队书记——这次唱戏，就是庙会组织的，目的是求龙王爷普降甘霖，以拯救快要晒死的庄稼……既是党支部书记，又是庙会负责人，这真是神权一体，政教合一了。在这边远落后地区，目前这种现象并不少见，县上乡上对这类事也大部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们来到一个沙丘上，进了一座土墙围着的小院——这就是庙。一座砖砌的小房，凹进去的窗户上挂了许多红布匾，布上面写着“答报神恩”、“有求必应”之类的字。右房角挂一面铜锣，左房角吊一口铁钟——此二物不知何讲究！门两边写一副对联，上有错别字两个。对联曰：入龙宫风调雨顺，出龙宫国太（泰）明（民）安。

我看着这些玩艺，只感到新奇而好笑。

我问有雄：“你信不信神？”

他犹豫了一下，说：“我不信。但我从来不敢说不信。因为这里许多老百姓都信……你要说是不信，大家就把你看成野蛮人了！”

“啊？不信神反倒成了野蛮？”我惊讶地叫道。

我们都笑了。然后一块进了庙堂内。

庙堂里画得五颜六色。

水泥供台上供着木牌神位。神位前有灰盒，香烟正在神案上飘绕——整个庙里弥漫着一股卫生香的味道。一盏长明灯静静地立在香灰盒边。地上的墙角里，扔着一堆照庙人的破烂铺盖卷。抬头看，正面墙上面画着五位主神：五海龙王居中，两边分别是药王菩萨、虫郎将军、行雨龙王和一位无名神。两侧墙上都是翻飞的吉祥云彩，许多骑马乘龙的神正在这云彩里驰骋。看来造神者画技极其拙劣，所有的神都画得不成比例——也许神形就是如此吧？我和有雄谁也不说话，静静地看了一会就出来了。

我们俩转出来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在那一排挂着的匾中，竟然有写着“曹生荣敬献”的一块。别人是红布，这人却是红绸子，上写“我神显灵”四个字。

我怀疑是别处有个叫曹生荣的人挂的，但有雄笑了笑，说：“就是咱们曹场长的……他老婆有肝炎……”

这真让人哭笑不得！一个共产党员场长，有病不求医而求神来了！我们回到草滩的时候已经快八点了。

农场的工人们都纷纷聚集在了拖拉机旁，有的人已经坐在了车厢里。远处的戏台上，一个老生在枯燥无味地唱着什么。

我们返回的时候，夜幕已经扑落下来。

沙漠沉浸在无边的黑暗中。拖拉机的车灯扫射着前面的路和远处的沙丘。天空似乎罩上了一层乌云似的，远处已经亮起了闪电。不久，就传来一声闷雷——看来要下雨了！

车上的人都欢呼起来，都说这祈雨戏唱好了，五海龙王即刻就显了灵。大家高兴得又喊又叫。曹场长坐在我对面，脊背仍然顶着侯会计的脊背。

借着一道闪电的亮光，我看见这位信神的共产党员抬起头敬畏地看着天空……

我忍不住笑了。

十五

（薛峰）

我吞食了自己播种的苦果以后，便觉得人世间的生活一下子暗淡了。

我厌恶别人，也厌恶自己。

我再无心去听什么音乐会了：所有的音乐听起来都是噪音。我也再不去看画展：所有线条和色彩看起来都是些乱七八糟的涂抹。我不读书也懒得看报——这些东西似乎都与我的生活不相干。我也不经常上街了。我现在不明白街上的人为什么要喜气洋洋——有什么可乐的呢？

但不管怎样，我还总得要按时上班。

上班时像没魂儿似的无精打采，我已经分不清诗稿哪个算好哪个算坏，反正看来都差不多。凑合着挑几篇送给老吴吧！老吴显然对我的工作越来越不满意了，常常叹一口气说：“这是些什么诗啊！你怎么能把这样的诗挑出来送审呢？”

你说去吧，我就这个水平。我看不出来有什么好诗。不管怎样，你把我一下子也赶不出诗歌组。这种机关也不是吃大锅饭？你就得让我吃下去。至于诗稿，好坏有个什么标准？那些名人的诗明明不好，也不是都发表了吗？为什么对业余作者就这样苛求呢？……至于我自己，好长时间连一个字也没有发表了。前一段还能给贺敏写点爱情诗，现在什么诗也写不出来了。我完全丧失了创作的灵感。我整天昏昏沉沉，什么也不能使我激动。

过来的一切都变得那么遥远。就是想一想前不久的事，也像垂暮之年的人在回忆自己的童年，朦朦胧胧的。

这天下午，我像往常一样，又到西华饭店的小酒铺。三盘小菜，二两白酒，自酌自饮。我几乎每天都要把一块多钱送到这里，每月的工资花得不剩一分。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有点稿费，还能抽出一二十元寄给家里劳动的父母亲，以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现在没稿费，加之在抽烟之外又多了一项酒的开支，也就再不能尽孝道了。反正现在责任制了，家里起码有饭吃……

我一边喝酒，一边吃菜，一边茫然地看着周围的人。要么，就在心里数着小卖部玻璃窗后面塑料啤酒杯。从左到右，一排一排往过数。数完后，又从右到左往回数。酒杯有拿走的，也有交回来的，每次数完后数字都不一样。如果碰巧有两次的数字正好相同，心里就会发出一声得意的惊叹，就好像过去突然写出来一行好诗一样。

真无聊——我自己也知道这一点。

一个人挡住了我的视线——从背影看似乎很熟悉。等他转过来，我认出这是副政委的儿子——就是上次带我去跳的那个人。

他也认出了我，一只手端两盘小菜，一只手举着一大杯啤酒，过来坐在我的桌旁。

他把东西放下，问我：“你那天怎偷偷溜走了？”

我撒谎说：“我肚子有点疼，也没顾得给你打招呼……”

我们把彼此的菜盘拼在一起，两个人举起酒杯碰了一下，就一块喝起来。

“还去不去？”他夹了一口菜，边嚼边问我。

我勉强笑了笑，没有回答。

“愿意去的话，今天晚上还有……”

我的心动了一下。我不是说，我现在已经愿意去跳那种迪斯科了。我是想在舞会上去碰见贺敏。这也不是说，我还对她有什么留恋。我是怀着一种恶毒的心理去见她和她的那个“同学”，想给他们制造尴尬或某种不愉快或其他一些什么……

我于是随口对副政委的儿子说：“那好吧，我再去看看。”

就这样，我怀着一种说不清楚的心理状态，当晚又出现在省军区家属楼的那个单元里。

情况还和上次一样，里间正在响着“弹棉花”声；虚开的门缝里可以看见各种扭动的身姿。

副政委的儿子给我打了个招呼，就急匆匆地投身于那个混乱的场所里去了。我坐在客厅的椅子上犹豫起来。这一刻，我又后悔起来，觉得来这里没有必要。既然贺敏是这样一个人，我为什么还要和她纠缠不休呢？我想了一下，准备再一次从这里溜走。

这时候，我发现在这空荡的客厅里还有一个姑娘。她坐在我对面的暗影里，一声不吭地在抠自己的手指头。

我站起来准备走的时候，那姑娘似乎奇怪地看了我一眼。她突然开口说：“你走吗？”

我说：“嗯。我不会跳。”

“我也不会跳。和我一块来的人不走，我想回去，晚了，不敢走……你是哪个单位的？”

我说了我的单位。我们单位是个有名的单位，这姑娘马上说她知道。她说她是西华饭店的，离我们单位不远。

“西华饭店？我常在那儿吃饭，好像没见过你？”

我说完后，那姑娘笑了。我自己也忍不住笑了。饭店那么大，我怎能认识她呢？

她说：“我在四楼，专为洋人服务……”她犹豫了一下，说：“我能不能和你一块走？我一个人不敢上路……”

我犹豫了一下，说：“可以……”

她跑到里间给她一块来的人打了招呼，就出来提起她的小提兜，和我一块下了楼。

我和这位陌生的姑娘骑着车，在人迹稀疏的街道上走着。

我问她：“你是第一回来这里吗？”

“是的。”她说，“我最近心里不痛快，我们一块的一个大姐就带我来这里解闷，她说跳迪斯科能把一切不痛快都忘了。可我一来，吓得连看都不敢看……你也是第一回来吧？”她问我。

我只好说：“嗯，我也是由于不痛快……”

“你们是文化人，有那么好的工作，社会地位又高，有什么不痛快的！不像我们，当个服务员，端茶送饭，谁也看不起！”

“西华饭店的服务员可非同一般！”我说。

“照样还是侍候人的！我原来有个男朋友，和我一个餐厅的，后来考上了大学，就看不起咱这个端饭的了，另找了一个大学生……现在是大学生吃香……”她竟然给我说起了这些。我一下子沉默了——她的不痛快原来是这样。

不知为什么，这个姑娘的话使我心里有点不好受。某种程度上，我像她一样，都被别人甩了。而另外一方面，我又和她的男朋友一样，也甩掉了别人……

我不知怎样再和这个陌生人对话了。只好说：“你也可以自己学，在知识上撵上他们，这也许是最好的报复办法……”

“我现在就学电大文科，只是基础差，跟不上课程进度……你一定文化程度很高吧？你们那种单位都是大知识分子！”她在车上扭头看了看我，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你能不能帮助一下咱呢？”

“我？”我一下不知该怎样回答她。

“你不是说你常来我们饭店吃饭吗？捎着就能给我辅导……你吃饭不要排队，我给你从里边端！”她竟然认真起来了。

我不知该怎办，只好糊里糊涂答应了她……

从这天以后，我就又认识了这个叫赵燕的姑娘。

我几乎隔一两天就去西华饭店给她辅导功课。不知为什么，我很乐意这个自找的差事，也许这样能稍微填充一下我的空虚的精神世界。我非常认真地帮助这个纯朴天真的女孩子学习。她对我非常尊敬，叫我薛教师。我感到了一种友谊和温暖。由于赵燕对我的尊敬，使我觉得自己的一头长发实在丢人，就到理发馆剪掉了。那副蛤蟆镜也扔掉了。

我愿意和赵燕的这种友谊长久地存在下去……

但是有一天晚饭后，她一见我，就极其兴奋地告诉我，今天上午，她原来的那个男朋友突然来找她，说要和她恢复关系……他说那个女大学生把他甩了……他请她原谅，并且发誓赌咒要和她一辈子好……我问赵燕：“你原谅他了吗？”

“原谅了……”她说，“人都会有过失的。不管怎样，我心里一直爱他……”两行泪水挂在了她的脸上。

她用手揩了揩脸，说：“我对他说了这一段你对我的帮助，他说他很想认识你，和你交朋友……”

我真诚地为赵燕高兴——愿她的幸福天长日久……

但我想，从这个晚上后，我再不会来这里了。赵燕的功课将会有另一个人来辅导。我不应该再来这里了，以免她的男朋友产生误会——这种误会在恋爱的青年人中间极容易产生。当我离开西华饭店的时候，鼻根不由得有点发酸。我突然听见有个熟悉的声音似乎在远方亲切地呼唤着我的名字……我在大街上的人流中急速地走着，夏夜温热的风爱抚地摇动着街上的树叶，亲吻着行人的脸颊。

黄昏来临后，自行车的高峰也过去了，街道上清爽了许多。我随意走着，不知不觉竟然来到了人民剧院的大门口。

这里像通常那样挤着许多人。我看了看广告。知道是省乐团在演出交响乐。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来光顾这个令人喜爱的地方了。我想起了和贺敏一块看《甘地传》的情景……那时候心情是多么快活。谁能想到，后来事情会发展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呢？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现在还是我。

我看了看表，还没有演。我现在很想去听这个音乐会——

尽管省乐团一般说来，不可能演奏高水平的乐章。

交响乐在这个城市才刚刚开始兴起。一般年纪大的人不来听，他们宁愿不厌其烦地去看那些老掉牙的地方戏曲。来这里的大部分是青年人，多数是男女结伴而来。

售票口的小门已经关闭了——说明票已售完。

我在最后一刻终于钓到了一张票。

我走进剧场，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下来，心情不像是来听音乐，而是到这个地方来休息一下——我已经在街上瞎转了好长的时间，脚片子火辣辣地疼。

一开始就是一个大型交响乐曲《北方的冬夜》。这是本省音乐学院一位副教授的作品。

我没想到，我一下子就痴迷地进入了音乐所创造的境界。

我闭住眼睛，陶醉在音乐之中。

在那美妙的乐曲声中，我似乎置身于故乡冬天的夜晚。我看见清冽的月光照耀着荒凉的山野；山路像一条灰白的带子从村子里伸出来，消失在远方黑黝黝的山弯里；古铜色的山岗静悄悄地屹立着。河道里，冰面闪耀着暗淡的微光；寒风吹过山坡和原野，割去穗子的高粱秆和树枝上的枯叶发出了飒飒的响声。村子沉睡了，不时传来一声公鸡的啼鸣和狗的吠叫。突然，耳边隐隐约约传来说书匠的三弦声，刷板的呱哒声……声音越来越近……现在已经是在一个弥漫着旱烟味的热气腾腾的土窑洞里了。瞎眼的说书匠正在倾斜着上半身，醉心地弹着三弦，说着古朝古代的故事。农人们有的头低倾，有的大张嘴盯着说书匠的表情变化，一个个听得如痴如迷……窑洞外面，风轻轻呜咽着，地上铺满银色的月光……河道里的那座小桥上现在似乎走过来了三三两两的人，烟锅的火光一明一灰……这些人进了村子，向那个传出说书声音的土窑洞匆匆赶去……

……当乐曲停止以后，我还完全沉浸在这一片梦幻之中。

以后再演奏了些什么，我根本没有听。

我在演出中间就离开了剧场，重新来到了街道上。

街上几乎没有行人了，只有延点的电车“哐当”地行驶着，两条长辫子在空中的电线上碰击出蔚蓝色的火花。晚风迎面吹来，给人一种舒心爽气的凉意。

我觉得脸上湿涔涔的，用手摸了摸，才发现我不知什么时候流泪了。我用手绢揩了揩脸，急匆匆地向机关走去……

十六

（郑小芳）

过去的某种事不管怎样在人的感情上留下难以磨灭的痛苦，但一个理智健全的人总能够面对现实的——因为人不能掉头重返过去，而总得迈步走向前面。

这并不是说，薛峰和我断绝关系给我带来的痛苦已经消失。不，这伤口已经留在心上，很难痊愈。但我终归不是林黛玉，视爱情为生活的全部。如果是这样，当初我也不会来到这里，会留在他的身边的。在爱情以外，生活中还有我们更值得珍爱的东西——那就是劳动、事业和理想……

我现在的全部心思都在我的工作上。上万亩的花棒成活率相当不错。现在这些小东西已长到二三寸高了；嫩嫩的、灰绿色的茎叶，即使在长期的干旱中也显得很有活力——这是因为它们的根扎得极深——甚至比地面上的茎叶都要长得多。花棒之所以能在沙漠里生长，就是因为它能把根扎在很深的地下，因此不怕干旱。这小生命对人难道不也具有一种启发意义吗？旅人们如果从远方向这里遥望，现在不会看见这里有什么变化——仍然是黄漠漠的一片。只有亲临此地，你才发现这里已不再是荒凉，已经有了幼小的生命。

也许过不了几年，这上百个黄沙丘，就要变成了一片绿色的海洋，并且有繁密的花朵点缀在其间。不用说，猖狂的毛乌素大沙漠将会又丧失它的一个前沿阵地。

这就是我的最大安慰。

我整天在这些沙丘上转来转去，防止牲畜进去侵害，查看是否出了蚜虫——我已准备好了乐果乳剂以对付这个敌人。

一个人在这些荒无人烟的地方转来转去，确实很寂寞。我唯一的谈心对象就是我的花棒。真的，我在心里不知对它说过多少温柔的话。当然，有时也和沙漠吵嘴，对着它那无边无际的大本营发出诅咒或者挑战！

在这期间，我同时准备我的下一个试验项目——栽桑树。我已经跑了周围许多的村子，搞了一些调查，总共只发现了不到十棵桑树。但这些桑都是灌木类，像柠条一样，桑叶营养价值不大，叶片又小又粗糙，这里的人主要用于编织，从不养蚕，许多老百姓连蚕也没见过。

我准备今年十一月份从外地运来桑树苗，先在这里试种一百亩。当然，我知道乔木桑在这里不好越冬，这里最冷的气温有时要达到零下37℃。春夏少雨，桑苗长不起来，而秋天雨多，长得又太快，这样组织不充分，木质化不够，比较脆弱，越冬时很容易冻坏。

我在心里祈告我的第一批小桑树苗将能越过今年冬天。到明年，我就可以用南方耐寒的甜桑来嫁接了。我知道这件事的意义多么重大——如果我的试验能获得成功，这沙漠里将破天荒有了养蚕事业！

这些日子里，我在农场也另外搞了点小小的革命。

我和吴有雄一块把一间闲置的仓库打扫干净，开辟了一个文化场所，原来的一些报刊杂志都堆在曹场长的办公桌下，我们把这些东西都挪到了这里来。我把自己的一些书籍也拿到了这里。另外，我们把建场时上级奖给这个农场的几面锦旗，也从一个仓库的角落里翻开来，洗干净，挂在了这里的墙上。这个文化室俨然像一回事了。连曹场长也乐呵呵地在这里转了几回。

在我的强烈抗议下，曹场长不得不派人修起了厕所。在这以前，农场的人都随地大小便。真气人，有些粗汉甚至大小便故意不避开我！

不用说，在平时的生活中，我还是和吴有雄交往最多。

他是一个极好学的人，对什么知识都有兴趣。

最后，他竟然把不适用本地耕作的小型拖拉机播种机和畜力播种机，重新组合配制成了一种新型的播种机，拖拉机和牲畜都可以牵引，拉起来轻便，开沟效果好，播下的种子疏密合理，容易通风透光。这个小小的改造已经引起地区农机局和农机研究所的极大重视，许多地方都在推广使用了。

他不仅喜欢机械知识，对于农业、牧业和林业方面的学问也很爱钻研，常来请教我一些有关专业方面的知识。

至于我自己，需要有雄帮助的就更多了。

我不想隐瞒我的感觉——我已经感觉到了：有雄对我怀有一种比友谊更深的感情。这不是说他已经向我表露过什么，而仅仅是我的感觉，我的感觉不会错。

至于我，尽管我喜欢他，但我还并没有对他产生比友谊更高的感情。我的心过去一直让薛峰占满了，没有给别的男人留下位置。就是现在薛峰已经离开了我，但我仍然不能改变多年所沉淀下的这种感情。对我来说，要把爱情再给另外一个男人是多么不容易啊！但我谅解有雄。我看得出来，他对我的感情不含任何鄙劣的成分，而且从来没有做出什么过分事，让我窘迫和为难。

至于我自己的事以后怎么办，我现在根本没有考虑——

让今后的岁月慢慢去回答这个问题吧……

八月下旬的一天，我正在家里整理一些资料，突然传来了一个坏消息，说吴有雄到外地的一个煤窑去拉煤，结果碰上两个挖煤工人煤气中毒倒在坑道里，情况非常危急。他让人用绳子拴着腰，进去抱出了那两个工人，而自己却躺倒在了坑道里。当人们把他拉出来时，他已经昏迷不醒，现在已被送到地区医院紧急抢救……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是他已经死了！这消息就像谁用棍子在我头上猛击了一下。我的腿抖得连站也站不住。我们这里不通电话，城里的电话是打给公社的，公社又派人来传话给我们。事关重大，曹场长立即出发去地区医院。

我不由分说，也跟上他去了。

我们从公社坐班车来到城里，就急匆匆地奔赴地区医院。

到医院后，我们才知道有雄已经脱险——现在已经转到住院部了。我们又急忙赶到住院部。

按规定，这里只能有一个人进病房探视病人，曹场长是领导，当然应该由他进去。

曹场长进病房后，我惴惴不安地坐在走廊的一张椅子上。由于心情焦急，加上一天没吃饭，觉得头晕目眩，恶心得直想吐。我现在虽然知道有雄已经脱险，但心里仍然七上八下，怕有意外的变故。我现在越来越清楚，这个人的一切方面都是多么可贵。曹场长出来后，脸上带着满意的笑容，说：“情况好着呢！哎呀，把人吓死了！有雄真是舍己忘生的英雄人物！”说这话的时候，他脸上带着某种真诚——为此，我这一刻甚至原谅了他的许多缺点。

当天下午，我在街上买了许多东西回到我们林业局。我在一位同事的家里，利用他们的锅灶，给有雄做了一些饭菜。

当我提着这些吃喝走进他的病房时，他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对我笑着。我看见他眼里旋转着泪水。

我自己的眼睛也潮湿了。

他首先告诉我，他什么事也没，只是“睡着”几个钟头罢了。我把盛好的饭菜递到他手里，就在他床边坐下来。

他吃得很香，就像平时在农场一样。我看着他这时候还是那副狼吞虎咽的样子，忍不住笑了。

他看我笑，也笑了，说：“医生让我多住几天，可我什么事也没了。我想回家里息养几天，这里那股药味我实在受不了……”

这时候，一位护士进来，对有雄说：“地区报有几位记者要来采访你……”

有雄一下急了，放下碗筷对护士说：“千万不敢让他们来！叫他们饶了我吧！这么屁大一点事，传播出去我就不要想安生了！你就说我生命垂危，不能会客……”

护士被他逗笑了，对他点点头，转身出去了。

这就是吴有雄。他把这种事当作一种灾难。

第二天，什么人也说不下，有雄非要回家不可。地区卫生局只好派了一辆小吉普车送这位犟脾气的“英雄人物”回家。我和曹场长也随车回来了。

车到我们农场时，有雄叫我们回场去，不必送他回家来了。曹场长看他身体状况基本恢复正常，也就下车了。

我不下车，非要送他不可——我实际上是想去一趟他家里。他当然乐意我去。但下了车的曹场长却用那么一种目光朝吉普车里瞥了一眼，这使我昨天对他刚产生的一点好看法又一扫而光了。我也不管这些，就和有雄一起乘车回了他家。

有雄家看来并不富裕，房屋是那简易柳笆庵子，一共三间。两间套在一起，是住人的。另外一间看起来是放杂物的。

有雄的父母亲和他的妹妹，热情而惶恐地接待了我们。三个人忙出忙进为我和司机准备饭。

有雄把地区卫生局的小车司机安顿在炕上，让他喝茶，嗑葵花子。然后就引我在他家的房周围转了一圈，而且给我讲了许多这一带的民情风俗。

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屋里屋外涌满了村里的许多人。

我一开始不明白这是怎一回事。后来才清楚了：他们是来看我的。我听见屋外有几个妇女唧唧喳喳在议论。

“这就是有雄的媳妇！”

“听说还是大学生呢！”

“啧啧，长得俊格旦旦的……”

我端着饭碗，感到又羞又臊。我甚至看出来，有雄父母亲和他妹妹也认为我是有雄的……唉！

有雄十分尴尬，但又不好说什么，只是对我说：“你吃完饭就坐车回农场去，你也累了，好好休息一下……”

我确实受不了这种境遇了。

吃完饭后，我就坐卫生局的车回农场。路上，那个司机对我说：“你爱人力气真大！硬是把两个人抱出坑道……”

显然他也误会了。我赶忙说：“我是他的同志，一个农场……”

“啊？”司机为自己冒失吓了一跳，几乎把车开到了沙梁上！他赶忙说：“实在对不起！我还以为……”

我被他的狼狈相逗得直想笑！

到农场的路口时，我下了车，向我们宿舍那里走去。

当我走进院子的时候，一下子惊呆了：我看见薛峰正靠在我房子的窗台上，手里拨弄着一朵牵牛花，向我微笑。

天！这是真的吗？他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呢？

真的。这就是他吗——我亲爱的人！

泪水一下子模糊了我的眼睛。

我撒开腿赶忙向他跑过去……

十七

（薛峰）

我怎么也想不到，我此刻会出现在这里。

前不久，家里打来电报，说父亲病了，让我回来看看。

等我回到家后，父亲的病已经基本好了。实际上，父亲的病并不重，是两位老人家想念我，想借此让我回来一下，让他们看看。细算一下，已经快两年没有回家了。几年大城市的生活使我对家乡观念淡漠了许多。而这一年多又热衷于恋爱，连父母亲也想得少了。现在回来，心里有一种惭愧。

家乡的每一个角落都是那么眼熟。这里的一切都没有改变老模样。只是我自己变了——这从乡亲们的目光中可以看到。因此，尽管我对家乡仍然抱有亲切的感情，但家乡看待我已经如同看待一个外来的客人。

我自己也知道我身上是发生了许多变化。

是的，我不再是那个顽皮、瘦弱的、穿戴破烂的小峰了。我现在穿戴入时，并且风度翩翩，像一个在大地方干事的样子。

有一点叫我特别脸红，就是我的本地话说得极不纯正了，时不时冒出几句乡亲们称之为“咬京腔”的醋溜普通话。别说他们听着别扭，连我自己也觉得很不自在。

我尽量纠正着，力争恢复说地道的本地话。因此说个什么就得慢一点，结果又像外国人说中国话一样难听！

村里人的确都已把我当客人对待，几乎每家人都请我吃了饭，规格和请新女婿一样——按我们这里的风俗，村里谁家女儿结婚，全村人都要请她的女婿吃饭。

以前，每当星期六我从学校回到村里，许多和我年龄相仿的青年农民都要挤到我们家来串门，言谈说笑，毫不拘束。现在，这些人都不敢随便上门来了。就是来，也都规规矩矩坐在我家的炕栏石上，双手恭敬地接过我递上的纸烟，礼节性地拜访一下就走了。我现在的位置已经明显地使我和村里人隔开了距离。使我难以忍受的是，连我父母也不像从前那样对待我，现在也对我抱有一种尊敬的态度，在我面前说话行事都不随便——好像只有这样，才算是适合当这个有出息儿子的父母亲。

回家几天后的一个晚上，父母亲才用一种试探性的口气问我，要不要去看看郑大叔和大婶呢？

我一时窘迫得泛不上一句话来。

他们说的是小芳的父母亲。

在我小的时候，小芳的父母亲曾像对待他们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过我。他们没有儿子，因此特别亲我。

记得上小学时，我们村和他们村中间隔一道大马河，夏季这条河常常发洪水，我下午放学后要是洪水落不下去，就回不了家。每当这样的时候，小芳就会把我领到她家，这时，她父母亲就会把已经做好的普通饭收拾掉，专门给我和小芳做好吃的。晚上，他们会把平时那床一直搁在箱子里准备招待客人的新被褥拿出来，让我盖，我晚上就在他们家过夜。那时我和小芳都还小，就睡在一个炕上，也不害臊。

就是平常的日子里，如果他们家吃好饭，总要让小芳把我叫到他们家去。有时我有事不能去，他们就把好吃的给我留着，非要把那属于“小峰的一份”让我吃掉，他们才高兴……后来，我和小芳长大了，周围村子的大人们就开玩笑说，他们两个是天生的一对。不用说，郑大叔和大婶并不反对别人这样说，而且乐意让人们去说，但他们自己从来也不提起这事。他们尊重我们自己的决定。但谁也看得出来，这两位老人为我和小芳相好而高兴。可是现在……当父母亲向我提出这个问题后，就把我心上的一个没有痊愈的伤疤揭破了。我怎能再上郑大叔家的门呢？我和小芳的关系现在已经成了这个样子！但我没有向父母亲肯定或者否定我去不去。

第二天，我怀着一种惆怅的心情，独自一个人去我小时候读过书的学校逛一圈。

正在暑假，学校还没有开学。院子里静悄悄的，教室和老师们的住宿都上着锁。学校新修了不少窑洞，院子也大了，并且有了围墙。不管怎样变化，这地方仍然是熟悉和亲切的。

我在这院落里转悠着，透过窗户纸的破洞向每一个教室和宿舍看了看。我看见了我曾经坐过的位置——小芳曾经坐在我旁边。我似乎还发现了我和她当年共同坐过的那张小木桌……在我从学校返回家的中处，突然碰见了郑大叔。

他老远就喊我的小名。

我惶愧地走过去，站在他面前，不知如何是好。

郑大叔却好像什么事也没，笑呵呵地打量我，并且用那双劳动磨练硬的手亲切地抚摸我的肩头。

我强忍着没让眼泪涌上眼睛。

郑大叔硬拉着让我到他们家去吃饭。吃饭！我曾经吃过他们家多少饭……我无法推辞，只好硬着头皮到了他家。

大婶同样热情地欢迎我。老两口即刻就紧张地开始为我准备饭。我用眼睛的余光看见，大婶一边和面，一边不时用围裙上去抹眼睛，而大叔却用严厉的目光制止她……

我的心顿时作疼起来。我溜下炕栏石，去看墙壁上镜框里的相片。这里面有许多我。有中学时全班同学的合影；有我和小芳以及其他同学的照片。在镜框的左上角，是我和小芳在上大学时——正确地说是谈恋爱时的一张合影：我笑着，她也笑着，依偎在一起。

我真想哭……左下角，是小芳在沙漠里的一张照片，她站在一丛沙柳前，穿一件棉大衣，背景是一片荒凉。

荒凉。没有什么能比得上我此刻心境的荒凉了……

我看见照片上的她好像比过去瘦了一点，脸上是一种严肃沉思的表情。我的目光久久地盯着她。她也在久久地盯着我……

吃过饭以后，我就匆忙而难受地告别了大叔和大婶。他们仍然像过去一样对待我，而我现在却不能直视他们的眼睛了。我知道我有负于他们年老而慈爱的心。

回到我们村子的时候，我惊讶地看见，一辆吉普车停在我们家院子的门前，车周围围了村里的许多人。

我打听了一下，原来这是县上专门派来的小车，接我去城里给业余诗歌爱好者讲课——我原先就认识的县文化馆长亲自接我来了。这件事当然在村子里引起了轰动，因为在本地代表某种荣耀和地位的小吉普车，从来也没有光临过我们村。

村里的人此刻都在羡慕地议论我父母生养了个有作为的儿子。我父母亲更是惶恐而庄严，跑前扑后张罗着给馆长和司机做饭。两个人都有点手忙脚乱。

县文化馆长热情地拉住我的手说：“我们早听说你回来了，县上好多业余作者纷纷要求你去县里讲课。好不容易呀，咱们县出了你这么个人才……”

我自己也很兴奋。我不无感慨地想到，几年前，我在县城还是一个普通的中学生。当时没有几个干部认识我。现在县上竟然派了通常只是县长县委书记的吉普车专程来接我，让我去讲课……

这件事一下子压住了我最近的那种灰心丧气的情绪。

我从这件事里又一次意识到，尽管我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不顺心，但留在省城，进入《北方》编辑部工作这条路无疑走对了。试想，如果我大学毕业回到这里，当个普通的中学教师，我能有这么荣耀吗？我的家乡能这样抬举我吗？

我觉得我一下子又重新有了活力。我在心里说：家乡，我是爱你的，但我不能留在你身边……

县上讲课时，我受到了可以说是隆重的接待。听课的人很多，大部分是比我还要小点的青年，也有我的同学和一些干部。他们纷纷尊敬而佩服地向我问这问那。

讲完课后，县上主管文教的县委副书记和副县长专门来文化馆看望了我。晚上还举行了个小型宴会，县文化局长亲临宴会以表示对我的尊重。

第二天，又是小吉普车把我送回了家。

是的，我在《北方》编辑部是个小人物，有时免不了还要受点气，但一到下面，俨然就是个人物了。

假期眼看就要到了，我本来想很快返回单位去，但我想起了小芳。

说实话，我心里渴望见她一面。

我想念她——因为我内心深处仍然爱着她。尤其是我在爱情上走了这段弯路以后，我实际上更爱她了。

我知道她现在一个人生活在那里有多苦，我想，她也许已经悔悟了当初去那里的决定，只不过她要强，不愿承认罢了。是的，她外柔内刚，不会轻易否定自己的行为，哪怕是错了大概也不会回头的。但也说不定。我想我有可能去把她说服，让她离开那里，再回省城去，再回到我的身边去。我多么愿意和她生活在一块……也许她已经不会原谅我了，因为我在这期间和另外一个姑娘谈过恋爱——其实等于胡闹了一场……

不管怎样，我强烈地渴望见她一面！

……就这样，我离开家，搭车继续北上，来到了这个地方。分别一年以后，我终于又看见她。

相见的一刹那间，我们都忍不住热泪盈眶。我们谁也不提过去的一切，只是为终于又能见到对方的面而高兴。

但拥抱是不可能的了，只有四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她看起来和我在她家照片上看到的差不多，只不过现在是夏天，她穿着一身朴素的单衣裳，勾勒出了她更加苗条的身材。脸黑了一些，但仍然非常光洁，嘴角上那丝妩媚的微笑也没有消失。傍晚，她亲自到灶房给我做了一碗鸡蛋面条，像过去那样亲切而温柔地看着我吃完。唯一不同的是，她的话少了。我自己也不知该说什么。双方大概在心里都有一个默契：刚见面，先不要谈那些伤心动情的事。是的，不要……

晚上，她安顿我在她的床上睡，而她自己到隔壁的客房里睡去了。我躺下后，怎么也睡不着。夜静得叫人心慌意乱。外面没有什么响动，只有风和树叶在谈心，发出一些人所不能理解的低声细语……我和她一墙之隔。我猜想她此刻也没睡着——她在想什么呢？

十八

（郑小芳）

我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此刻我躺在黑暗中，思绪像泛滥的洪水一样漫向四面八方……

我心里是高兴的还是难受的？我也说不清楚。大概两种成分都有吧。我是高兴的。是的，不管怎说，一年之后，我终于又看见了他。从外表上看，他好像没有什么变化，还是那么健壮漂亮。皮肤比过去更白皙了——这是因为常不见太阳的缘故……

想到此，我下意识地在黑暗中摸了一下自己的脸。我的脸比过去黑了，也粗糙了。

他的外表变化不大，但眼睛里似乎有一种阴郁的东西。是什么造成的呢？我不清楚。按说，以他自己的观点看，他现在应该是幸福的。他有一个许多人都羡慕的职业，同时又找到了一位漂亮的城市姑娘……

我是难受的。是的，不管怎说，他现在已经和我断绝了那种最亲近的关系，我们充其量现在是一个要好的朋友罢了。

我之所以难受，是因为我仍然没有在感情上割断对他的爱。不瞒你说，最近我也在心里悄悄地试验过，看我能不能去爱吴有雄。但不能。我对吴有雄只能产生一种友爱和尊敬的感情，而不能成为爱情。也许时间长了，说不定我也能对有雄产生这种感情吧？也许永远不能对他产生这种感情。最起码现在是绝对不行的。我和薛峰现在的关系，就像我亲手种下的一棵瓜，虽然果实被别人摘走了，但蔓子还长在原来的地方……这比喻恰当吗？既然没有了果实，那蔓子又有什么用呢？是的，没有用。但它仍然在我的心里盘缠着。

我现在也没有弄清楚，他为什么突然来到这里？

是出差路过看一看我，还是有其他……他也没有给我解释。我能张开口问他吗？不会的。我的自尊心强了。

那么我现在该怎样对待他呢？

哦，我应该像一个要好的朋友那样来对待他；我要把一切属于高兴和难受的情绪都统统深埋在心里……

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睡着的。醒来的时候也不知道是几点——反正天已经大明了。

我赶忙穿好衣服，过去看他起来了没有。

门开着，他显然已经起床了。

我走进去，心一沉：他不在房子里。

等到我看见他的挂包仍然挂墙上时，又由不得为刚才的一惊而不好意思。我马上打扫了房子。我端着小簸箕到房后倒垃圾时，看见薛峰正在远处的沙柳丛中串游。从他走路的敏捷和不断地东张西望看来，他的兴致不错。

我很高兴。我为沙漠的独特风光而自豪。看看吧，我们的沙漠……我们的沙漠？是的，这沙漠曾经是我们共同热爱和向往过的。哦，沙漠……

我赶忙转回去给他准备早点。

我们这里一年四季都不吃早点。第一顿饭通常都在上午十点左右才吃。我已经入俗了，但我知道他已经习惯于城市生活，早上不吃东西不行。

我把自己积存的鸡蛋、奶粉和白糖拿出来，到灶房里煎了几个茶包蛋，冲好了奶粉并加了白糖。主食有蛋糕（这是前不久从城里带回来的）。

我把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就转到屋后去找他——我看见他也正往回走。等他走近前来，我问他：“昨晚睡好了没有？热不热？”

他笑着说：“比城里凉爽，但没睡好。”

“为什么？”

“蚊子太多……”

他问我：“你睡好了吗？”

我看见他的眼睛闪烁着意味深长的光芒。

我没有回答，摇摇头，对他说：“回去吃早点吧……”

“早点？”他惊讶地说，“你们这儿还吃早点？”

“怎么？这儿的人连饭都不吃了吗？”

我们都笑了，然后走回宿舍。

好长时间来，我第一次这么早吃东西，而且是和薛峰坐在一块吃。这使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我一边吃，一边不由想：当初我不正是这样幻想每天早晨和这个人一块坐下来吃早点吗？……想着想着，我根本不知道有两颗泪珠已经挂在了脸上。等薛峰盯着看我的时候，我才感觉到了。

我赶忙用手揩去脸上的泪水，放下手中的一块蛋糕，装着去打水，提起暖水瓶出了门。

等我提着暖水瓶回来的时候，我看见薛峰也把半块蛋糕放在纸上，不吃了，呆呆地坐在椅上了。

我已经稍微平静了一些，对他说：“你快吃吧，杯里的奶快要凉了。”他一言不发，仍呆呆地坐着。

我自己也不知该做什么，放下暖水瓶，就靠在炕栏石上，低头专心地抠自己的手指头。

沉默。过了一会，薛峰抬起头，突然问我：“……小芳，你还喜欢我吗？”我抬起头又把头低下。

“我仍然喜欢着你……”他补充说。

喜欢？这并不等于爱。爱，是的，他不会再说出这个字来。可他又开口说：“我永远爱你！小芳！”

他现在怎么还能这样说呢！我甚至为此有些愤怒。

我抬起头，发现他眼里旋转着泪水。

“你怎么还能这样呢？你已经……”我带着责备的口气对他说。

“不！我盲目地闯进了一个烂泥塘……”他痛苦地喊叫说。

停了一会，他便把他后来的情况，尤其是和贺敏的前前后后，都给我说了。我相信他没有撒谎。

说完后，我们又是一阵沉默。

我竟然忍不住哭了。我并不只是为他和贺敏的恋爱而痛苦；也不只是为他和她断了关系而庆幸；我主要为他自己难过。在这一年多里，他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日子啊！难道我热爱的薛峰就成了这样一个人吗？他痛苦地望着我，问：“你能饶恕我吗？”

“这只是你的事……”我说。

“不，我问你，你能不能饶恕我！”他叫道。

“我的心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低下头说。

“你能不能饶恕我？”他固执地再一次问我。

我沉默着。我觉得心里打起了一个热浪。

现在我知道他已经从椅子上站起来了，并且走近了我。

我没有躲避。他紧紧地抱住了我，并且把他泪水斑斑的脸贴在我的脸上……我也忍不住伏在他的胸脯上抽泣起来了。是的，我又重新拥抱了我已经失却了多时的幸福，并且由此而感到多么委屈……当我们重新面对面坐下来的时候，双方都感到了这一刻有多么美妙。就像一个贵重的物品丢失后又重新回到手中——尽管东西还是原来的，但好像比丢失前更珍贵了。

停了一会，平静了一会，薛峰怀着激动的情绪对我说：“……小芳，当然重新再见到你的时候，我知道你对于我是多么珍贵。我再不能没有你了；我也再不会做出那些荒唐事了；我一定要和你生活一块……跟我走吧！到省城去！我们一辈子会很幸福的……”

“啊？”我瞪大眼睛望着他，怔住了。

像一年前一样，我立刻又回到这个严峻的问题前面来了。

是的，闹了半天，由于感情冲动，我竟然忘记了横在我们中间的那条老鸿沟。

“小芳，你不要再折磨我了。你应该知道，现在时代不一样了，不一定到艰苦的地方就是英雄模范，而留在城市里的就是落后分子。实际情况恰恰相反。现在的许多英雄模范都产生于大城市和高级学术单位。蒋筑英，罗健夫，孙冶方……”他又开始滔滔不绝地阐述他的关于新时代的高论了。

我冷静下来了。我平静地对他说：“你对我误解了，我来这里工作，并不是要做英雄模范。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并不想让谁封我什么头衔。薛峰，你应该了解我是个什么人。再说，你也知道我学的专业是什么，我只有在这里才能更充分地发挥自己的知识专长……”

“但是，我也知道，你来这里，是带着一种理想主义色彩的！”他辩驳说。

“我并不忌讳这一点，”我对他说，“我们这么年轻，如果没有理想，就不会有正确的生活目的。”

“那么理想就是只能在这沙漠里？”

“不要鄙视沙漠。它虽然荒凉，甚至是一块不毛之地，但它仍然是我们的土地，祖国的土地。”

“你怎么唱这样的高调！”

“这怎么是高呢？我说的只是事实。这是我们的土地，祖国的土地，这难道是高调吗？如果因为贫困而荒凉，我们就不要它了吗？正如我们的父母亲因为他们贫困甚至愚昧，我们就不承认他们是我们的父母亲吗？难道承认他们是我们的父母亲，就是一件丢人的事吗？我们因此就可以逃避对他们的责任吗？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可遗憾的是，我们的许多同辈人往往视自己是新时代的产儿，只有操纵电子计算器，才算当代风流人物。别忘了，就是我们的生活全部进入电子时代，但这并不能取代人本身的一切，人，应该永远追求一种崇高的生活，永远具有一种为他的同类献身和牺牲的精神……假如有一天，全世界每个人都坐在了火箭上，够先进了吧？但火箭上的这些人已不再是真正的人，而是狼或者狐狸，那这种先进又有什么意义呢……”

“你真能胡扯！”薛峰打断我的话，忍不住笑了。

我也笑了。真的，我怎么扯得这么远呢？实际上我的想法简单极了：最重要的不是我们在什么地方生活，而是我们如何使自己的生活更有价值一些。这里贫困、荒凉，需要人来改革和建设，我就来了——就是这样而已。我不愿意说留在城市工作就不好，我只是说，这里更需要年轻而有知识的一代人来工作。尤其是我的专业，在这里工作是理所当然的。

薛峰停了一会，叹了口气，说：“就是你说得对，但我来这里干什么呢？和你一块种草栽树？”

“不，”我说，“你不知道，这个公社有史以来没有一个大学生在这里工作过；而这地方也从来没出过一个大学生。如果你要能来这个公社的中学教书，你就创造了这个公社的一页历史，以后这里的人们将会记得，你是第一个来他们公社工作的大学生。如果你要是能用你的知识使这里的农牧民子弟考上大学，那你又给这个地区书写了一页历史，大家会用感激的心情记得你为他们所做的好事。但是作为你自己，你应该把你所做的一切都看做是最自然不过的事……”

“噢！我创造两项纪录，再加上你创造的纪录，这就好几项了……”他有点揶揄地说。

“薛峰！我多么希望你不要变成一个玩世不恭的人！过去的你到哪儿去了呢？淳朴、热情、崇高，连那双眼睛也是深沉而明亮的……你看看你现在吧，真叫人难过……你自己也应该看见你变成怎样一个人了……”

我说着，泪水已经汪满了眼睛。

他低下了头，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

十九

（薛峰）

唉，多么让人苦恼！我来这里时，对小芳的回心转意还抱一丝幻想。

是的，幻想。我本来就应该想到她决不会改变主意的！

现在怎么办？我投降她吗？

我自己也转不过这弯来。我不能忍受在这里生活一辈子。

这里太苦、太落后了。物质条件极差，吃的主要是小米饭——和当年八路军的伙食差不多。蔬菜几乎吃不到，水果比药还缺。方圆几百里，连一盒像样的饼干也买不到。

肉倒是不少——主要是羊肉，可没有什么调料。白水煮羊肉，再加一点盐，就被视为美味。

至于文化生活，那就更谈不到了。别说交响乐，连县剧团也不常来。几个月看一回电影，都是老掉牙的。巫婆比医生多，无神论者比迷信的人少。

最要命的是，一年里就有半年多坏天气。黄风斗阵，天昏地暗，长时间看不见一点绿颜色，看不见一朵鲜花。整个生活艰苦、单调、寂寞，几乎和外面的世界处于隔绝状态！

唉，可这里又有我亲爱的人……

她美丽、温柔，但不听话。我害怕这个环境，可我又离不开她！我现在不愿再和她争辩那些理想呀、生活意义呀……我知道我很难说服她。当然，你又很难说她坚持的这些东西有什么错。最主要的问题是，今天大多数人都变成了现实主义者，可她还生活在理想之中……

第二天中午，小芳硬拉我去到外面转一转。

她给我戴了一顶遮阳的硬邦邦的柳条帽。她自己也戴了一个。我们沿着屋后那条小路向沙漠的远处走去。

走着走着，路就没有了。

我们爬上了一些长着沙柳丛的小沙丘，一直向前面的不毛之地走去。我每走一步都感到很吃力。脚上软绵绵的，用不上劲。小芳显然习惯了，像硬地上那样行走自如。她看我如此狼狈，得意地笑了，把她的手伸给我。

我握住她的手，感觉到一种热流传到了我的全身。那手是纤弱的，但又是有力的。我愿意永远不放松这只手。

我们没有直接到大明沙中间，而在植被蔓延的边缘上停下来，坐在一丛大沙柳下。

面前是一望无际的光秃秃的大沙漠，在中午的阳光下闪烁着刺眼的淡红色光芒。在地平线那边，似乎有一块像小圆镜似的东西在黄沙中闪闪发光，并且微微凸出于地平线之上。小芳告诉我，那是刀兔海子，离这里少说也有一百多里路。

远方无边的大沙漠，没有任何一点生命的踪迹，给人一种荒凉而又恐怖的感觉。我想，就是月球表面也不过如此罢了。侧身向东南方向望去，一片黄沙中，似乎有一条褐黑色的带子蜿蜒伸向看不见的远方。我知道那是古长城。城墙残破不堪，相隔矗立的烽火台大部分也已崩塌，但气势依然极其雄伟——这是几千年前劳动者留下的伟大印记。

猛然，我觉得一种情绪顿时像潮水般从我的胸中涌动起来。我知道这是一种诗的激情——好久都没这样一种激情了。

我立刻感到一种愉快的颤栗，便用一只胳膊搂住小芳的肩头。

“你怎么啦？”她脸通红，惊讶地看着我。

“没什么……”我仍然望着远处那条褐黑色的古长城的遗迹。

“你的手有点抖……”她说着，用手在我的额头上摸了摸。

我笑了，说：“我有点激动……”我指了指远处的古长城线，“我真想写诗！”

我看见她的眼睛一下子明亮了：“你快写吧！真的，这古长城能引起人一种说不清的情思。这里长城不像北京八达岭的，那是经过现在的人整修过的，而这里完全是原始的……咱们当年在沙漠里那个县城比赛篮球，曾经就上过长城，你当时说你要为沙漠和长城写许多诗……”

是的，生活并不是诗……

我在她身边躺下来，透过沙柳丛望着湛蓝的天空和洁白的云朵，望着壮阔的大漠，望着雄伟的古长城的遗迹，心里翻腾得非常厉害。在这一刹那间，我感觉到了一种新奇的激动。我真想用一种朗诵式的声调喊出：啊，沙漠！啊，长城！啊，我亲爱的人！我将永远留在你们的身边……

但我没有喊出这些字眼来。另一个声音在耳边警告我说：生活并不是诗……

我很快又回到我的现实中来了。

我首先想到的是，后天我就得离开这里——因为假期到了。但直到现在，我此行的目的还没有踪影。和她的讨论是再不会有什么结果了。看来我只能按期离开这里。

我们今后怎么办？我不知道……

我们在这里呆了一会以后，她又领我到了西边大明沙中间的一些沙丘，让我看了她的花棒。花棒刚从沙里长出来，像婴儿的头发一样纤细。我想不到，就是这些可怜的小草把她拴在了这里。我在心里感叹：唉！我活得竟然连一棵小草都不如……

第二天，小芳尽管看来很难受，但还是张罗着要给我包饺子——因为我明天要走了。

中午的时候，她说灶上没酱油了，让我到公社的商店买一点。她自己要剁馅、和面。

我也正想一个人出去走走，于是就提了个洗干净的空葡萄酒瓶子去公社买酱油。农场离公社大约十来里路。

我在路上走着，一直没有碰见一个行人。我想。买点酱油得跑十来里路！假如我要生活在这里，免不了就得经常提着这么个瓶子在这路上走来走去……

到公社商店后，商店的门关着。问了旁边一个老乡，说下午两点才开门。真急人！我这一个多钟头到哪儿去消磨呢？

我于是在这个方圆几十里唯一的集镇上瞎转起来。

这实际上只是一个小村子。除过公社几个机关和一个小商店、一个邮电所、一个汽车站外，也没有多少人家和建筑。

我突然发现，一个破败的大门口挂着这公社中学的校牌。我马上想起小芳动员我到这个中学教书的事。

现在让我去看看这是个什么地方。

学校放学了，不见一个学生。教师们此刻大概也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午睡了。我一个人手里提着空瓶子，开始视察这个学校。

学校看起来就像一个废弃了的大院落。院子里堆满沙子。几棵老柳树大部分的皮都被牲口啃光了。到处都是马粪和驴粪蛋——看来老百姓赶集时，可以随意把牲畜拴在学校的院子里。没人管吗？两排砖砌的教室，门窗都没油漆，日经月久，木头都沤成了黑的。院子的墙角里长满杂草——这倒看起来很惹人喜欢。如果在大城市的学校，这些杂草恐怕早被铲除了，但在这里，杂草是一种很好的风景。

整个学校是用一道黏土墙围起来的。从墙里望出去，就是无边的大沙漠。现在，那沙丘已经一直涌到墙头上来了。想那二三月大风季节，恐怕这学校一夜之间就被埋在沙梁之下了……亲爱的小芳，你就让我到这里来创造那两项纪录吗？

“真不堪设想！”我自言自语说着，便离开了这个学校。

我来到商店门口，又等了二十多分钟，才终于买到了一斤酱油。返回农场时的十里路上，我仍然没有碰见一个行人。

唉，沙漠里的道路也是寂寞的……

不论怎样，小芳是为我准备了一顿味道鲜美的饺子。她把一碗粉汤饺子调好后，自己先尝一尝味道怎样，才双手递到我手里——按我们这里的风俗，只有自己的爱人才尝自己男人碗里的饭。她这种亲切的感情，使我忍不住鼻根发酸……

晚上，小芳细心地帮助我收拾好东西，让我早点休息，自己就过客房那边去了。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就拿出一本《拜伦抒情诗选》看，我眼睛模糊得连一个字也辨不清。

大大小小的蚊子、飞蛾和一些不知名的虫子，雨点般散落在书上和身体的裸露部分。窗户纸和屋顶的天花板也沾满了蚊虫，像下雨似的沙沙作响。

我不时发出一连串的叹息……

有人敲门。我穿上外衣去开门。是小芳。

“蚊子太多，让我给你想想办法。”她说。

她让我到屋外去，然后拉灭了屋里的灯。她点了一盏煤油灯放在门外面，又在煤油灯旁放了一脸盆水。

蚊子和飞蛾都纷纷从屋里的黑暗中飞出来，向煤油灯罩上扑去，然后又落在了脸盆的水里。

我们搬了椅子坐在院子里，都没有一点睡意。

我们努力搜寻着拉一些家常话。更多的时间都是默默地相对而坐。我们就这样坐着，一直到深夜。偶尔有农场的工人穿着短裤出来上厕所，惊异而迷惑地看一会儿我们。

我们就这样坐着，一直到天亮……

吃完早点，小芳送我到公社的汽车站。

……当汽车开动以后，我看见她撵着车跑了几步，然后便绝望地站住，把头扭到了一边。

我的心都要碎了。我含着泪水向她拼命招手。别了，我亲爱的人！我爱你，但我还是要离开你。我将深切地盼望着你有一天会来到我的身边。但我又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知道你也盼望我来到你的身边生活，但这对我来说，也是多么困难……别了，我亲爱的人！

别了！别了！别了……

二十

（郑小芳）

我不知道我是怎样从汽车站回到农场的……

我怎么也想不到，他还是走了。

他也许再不会来这里了。他爱我，但并不爱我所坚持的生活道路。既然是这样，我们怎么可能再在一块生活呢？当他刚出现在我面前时，我似乎心花怒放地以为，他终于又和我并肩走在了一条路上。我甚至想对他大声朗诵我们曾共同喜欢过的伟大的惠特曼的诗句：请和我同行吧，和我同行，你将永远不会感到疲倦……

但是我错了。他只是来看看我。他在我和大城市之间依然选择了后者。可是，薛峰，既然是这样，你为什么又要来这里呢？你把艰苦和伤心留给我，然后你走了……一种痛苦的情绪不时地涌上我的心间。是的，像任何别的女人一样，我希望按自己的思想去进行崇高的劳动和创造，但也希望在爱情上能得到幸福和满足。可是，生活往往不能如人心愿——你得到一些东西，也许就会失去另外一些东西。

可是想来想去，不管多么痛苦，该失去的也只能失去。人总不能为了得到某种感情上的满足就背叛生活的原则。

对于我来说，现在并不是一无所有。我有我热爱的事业，这足以使我的精神感到充实。无论如何，我不可能再离开这里了。这里有我的花棒，我的桑树苗，我的蚕……

几天以后，我突然在一天之内同时接到薛峰的两封信。

第一封信写道：“芳：亲爱的人！我最后一次央求你，到我身边来吧！否则我就无法活下去了！你的峰写于火车站候车室里。”第二封信写道：“芳：亲爱的人！刚把信塞进邮筒，我就又后悔了！我知道你不会答应我的呼唤。那么，我央求你，给我一点时间吧，让我好好想想。我说不定会很快回到你身边来的。你应该相信我，我要是再回到你那里，就永远也不会离开你了。我现在的脑子像火烧一般疼！亲人，你答应我吧！等着我！等着我吧！！你的峰写于火车站候车室。”……我把两封信放在桌子上，默默地坐了一会。

此刻，我似乎看见远方那个小火车站的候车室里，他怎样像一个神经错乱的人一样，转圈圈走着，并且一支接一支地拼命吸烟……我理解他的痛苦，我也知道他那矛盾的灵魂，在进行怎样一种严酷的搏斗！也许他能战胜自己，重新勇敢而高尚地直面人生。也许他仍然不能悔悟，继续在原来的生活轨迹上走着……但不论怎样，我亲爱的人，我还是要对你说：我答应你，我等着你，我盼望你回到我的身边来。要知道，我虽然离开你，但我一直爱着你，想念你，并且在梦中常常和你相会……回来吧！我亲爱的人！我等着你……

*原载《文学家》1984年第1期。

我和五叔的六次相遇

开头

我和五叔，实际相遇不止六次。

五叔姓张，名志高，是我姑夫的弟弟，算个刚能沾点边的亲戚。

姑夫家的村子离我们村十几里路，同在大马河川。川里一条简易公路从县城一直通到川掌。我们村和姑夫家的村子都在公路边上。

小时候，我常跟妈妈到姑夫家走亲戚。不过，那时可没有公路，我们是沿着大马河边那条凹凸不平的石头小路去张家堡的。

那时，我就认识了张志高。他在姑夫的弟兄们中间排行第五，我就叫他五叔。

当时，我记得五叔常穿一身破破烂烂的黄军装，腰里束一根旧皮带，皮带的断裂处用麻绳缀着，他个子高大，虽然年轻，串脸胡已经初具规模。那时乡里人大都是光头，为了凉快和省得梳洗，一般不留发。但五叔却别具一格，像城里人那样留着分头，不过平时都被尘土锈得像肮脏的毡片一样；只是赶集上会，才到河里洗刷一番，用一把破木梳对着镜子细心地把头发一分为二，中间就亮出一条白缝来。

五叔力气很大，爱说爱笑爱唱，还爱拨弄个乐器什么的。在地里，在庄稼场上，常和人比赛摔跤，村里几乎没有他的对手。

我听姑夫家村里的人说，五叔当过兵，只因为部队要调到南方去，他听传说那里天气热得要命，那里的人说话也和外国人一样难听，所以就打报告复员回家来了。据说他要是不回来，怕早已升成了军官。

五叔不识字，但听说在军队上已经入了党，光这一点就不能不使人对他肃然起敬。那时候，农村的党员大部分都是些老汉，像他这么年轻就“在党”，真不简单！

五叔出山劳动，常把一根梅笛别在腰里的那根烂皮带上，休息时就吹上几声。有时背上背东西，那根梅笛就插在衣领里面，像个什么标志似的。

一般来说，农村像他这种人，往往逛了几天门外，有点见识，就不太爱劳动，吹拉弹唱，游东逛西，夜里说不定翻墙拨门，钻到了别人家媳妇的被窝里。

可五叔没有这些毛病。他爱劳动，也爱给村里的人帮忙干活。逢个集体事，他总是跑前跑后为大伙张罗，因此村里人都喜欢他。也许正因为这些原因，后来大家才拥戴他当了张家堡大队的党支书。

小时候，每次到姑夫家，我总爱跟五叔厮混在一起。那时候，五叔还没有成家，光棍一条，因此他对孩子们的态度不像有家的大人那样傲慢。我有时跟他去种地，或者跟他去砍柴，许多次吃过他从悬崖上为我摘来的木瓜。我记得我们还一同合伙偷过邻村一位老头的西瓜。我们在月光照耀下的一个河槽里吃完偷来的西瓜后，五叔突然内疚地说不该白吃人家的东西。他摸了摸口袋，似乎在找钱，但看来没带钱，就引着我到他的自留地掰了十几穗嫩玉米，又转回到邻村老头的西瓜地里，偷偷放在摘掉西瓜的那几棵瓜蔓下。这件事一直长久地保持在我的记忆里。

而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每当傍晚我们回到家里的时候，五叔就抱起他那把心爱的土三弦，坐在他门前一堆烂柴烂草中间，叮叮咣咣地弹个不停，一直弹到太阳落在西面我们村子的那些大山的背后。每当这时，我就和他喂养的那条老黄狗一同卧在他身边，静悄悄地听他那醉心的弹拨声……

时光与童年的生活一起飞快地流逝了。离开那时光到现在转眼就是三十年。小时候的有些人和事已经逐渐被日后纷繁杂乱的生活经历所模糊了。

以后我长成大人，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又分在省报当记者。由于我采访工业部门，常在城里转，加之成了家，回故乡的次数不多了。即使回去，也因为忙，很少能再到姑夫家走亲戚。至于张志高——我的五叔，我早年就听父亲说他当了张家堡大队的书记，不过我很多年也再没见他的面；在我的记忆中，他是属于那些已经被淡忘了的一个早远年间的熟人而已。

但是，在前几年里，由于种种原因，我却有机会好几回和我早远年间的这个熟人相遇。几次相遇，都可以说非同一般，而五叔的变化也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现在就让我把这几次和五叔相遇的情况，不按先后顺序记录在下面。这些东西也许太平淡了，构不成什么小说，但我总觉得里边还是有些意思的。

第六次相遇

大概是前年冬天吧，我正在家里为报纸赶写一篇报道。

大约是早晨九点钟，听见有人不住气地敲我的门。敲门声看来不是询问能不能进来，而是非要进来不可。

我厌烦的事情又发生了，只好把笔扔在稿纸上，前去开门。在这个过程中，敲门声一直不断，而且相当没有规矩，我生气极了。

门一打开，我看见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生人。

来人年纪不大，约摸十八九岁，脸上汗淋淋的，一对黑眼珠灵活地转动着，张开嘴只管对我畏怯地笑着。从他那身半新半旧的制服和手里那个落满尘土的大黑人造革皮包，一看便知道这是我家乡那里来的人。我一时想不起来他是谁。

“你是刘叔叔？”

“是。”我说。听他说话的确是家乡口音。

“我是张家堡的。”他说。

“谁家的娃娃？”我问。

“我父亲叫张志高。你认识……”

“噢……”我这下才看出他脸上有一些我所熟悉的特点。是的，他简直就是我童年认识的张志高。

我把五叔的后人让进家门，给他冲了一杯茶，把糖盒放在他面前。他拘束地接过茶杯，坐在椅子上，端着那杯茶，也不喝。

“你来省里有什么事吗？”我直截了当地问他。

小伙子的脸一下子变得通红，嗫嚅着说：“我父亲在这里被拘留了。我来看他。”

“什么？”我惊讶地从椅子上站起来，“为什么？”我问他。

“为倒贩粮票。”

“现在在哪里？”

“新城区公安局。”

“你见他没有？”

“没……走时我妈吩咐我，让我来找你……”

我坐在椅子上，脑子像乱麻一般没有了头绪。

我透过水蒙蒙的窗玻璃，望着外面冬日灰暗的天空，开始盘算我该怎样对待这件事。

我知道五婶叫儿子找我来的意思是什么。记者在我们家乡人的眼里也是一种不小的“官”，甚至我父母亲都这么认为。这些年，凡是家乡来省城办事的人，包括县上我所认识的那些半生不熟的干部也都来找我，让我给他们走这样那样的“后门”。他们来，当然都不空手，总要给我带些家乡的土特产；我自己自然也要给他们管饭。我爱人为这些事早已经叫苦连天了，和我吵了好几次架。我自己心里也相当烦。但没有办法，乡里乡亲，远路风尘来到你门上，能把人家赶出去吗？这不是说我已经“修”了，看不起家乡来的人；也不是小气得不愿给他们管饭。关键是这些事太耗费人的精力了。我的家快成了个办事处，有的人甚至把这里变成他们在省里办公事和做买卖的碰头地点，并且不时让我给他们“走后门”。其实我在这方面并不开窍，只能帮他们找找旅社，买买车票而已。

现在，五叔的儿子又找上门来，肯定是要让我想点办法把他爸领出来。这真是开玩笑！我怎么敢去触犯神圣的法律呢？

“你父亲还当大队书记吗？”我随便问五叔的儿子。

“当着哩。”他说，手里仍然拘束地端着那杯一口也没喝的茶水。

“你住下了没？”我又问他。

“住下了，在建华旅社，离你们这里不远。”

我考虑了一下，对他说：“我现在忙着要写一篇稿子，你先回去，等我把稿子写完再说。”

小伙子立刻站起来，脸上显出一副感激人的表情，就机灵地过去拿起了那个黑色人造革皮包。

我也机敏地意识到，我又面临那老一套了，赶忙先发制人，过去捉住他的手，不让他把那些我已经熟悉而厌烦的礼物给我留下。我知道这些人虽然不识字，也没经见过世面，但懂得一条经典性的格言：你吃了我的，就得给我说个什么！

结果，五叔的儿子用劳动锻炼出来的力气，打架一般把我一巴掌推到了墙角里，我没站稳，把地上的痰盂也踢翻了。小伙子趁我收拾痰盂之机，麻利地拉开了黑皮包的拉链。他怕我腾出手又来拒挡他，竟然把那一包红枣、瓜子和没有剥壳的落花生“哗”一下全倒在了我的办公桌上。我是个爱干净的人，见那沾灰带土的礼物把一张干净的办公桌弄得一塌糊涂，连稿纸、笔记本和钢笔也被埋了，于是又绝望地扑过去，结果又被客人一巴掌把我推到了原来站的地方。这种送礼的方式真诚到了野蛮的程度。我虽然又气又急，但还不能发作，只好忍气吞声接受了这份恼人的馈赠。

五叔的儿子看我失去了拒绝的信心，就满意地一溜烟跑了。

我沮丧地站在屋墙角里半天不能动弹。我为五叔悲哀，也为我自己悲哀。

我怀着痛苦的心情来到阳台上，接连抽了几支烟。

现在的问题是，我去不去拘留所看五叔呢？

想来想去，不管能不能见到他，我总应该去一次。这不是说五叔的儿子给我办公桌上倒了一堆土特产；也不是说我有什么办法能把他从拘留所领出来；而是说，他毕竟是我的乡亲，并且是我姑夫的弟弟，而且小时候他曾给过我那样的爱抚；我也曾怀着那样愉快的心情，和他的老黄狗一起卧在他的身边，听他弹奏过那叮叮咣咣的土三弦……

第二天早晨，我连早点也没吃，就起身去新城区拘留所看我的五叔。

刚下过一场雪，街上乱糟糟的。有的地方雪已经化成水，有的地方又结成了冰。自行车和行人的洪流簇拥着电车和汽车，在严寒笼罩的大街上流淌，迎面过来的行人，嘴里都喷着白雾。

我在这庞大而纷乱的旋流中走着，由不得想起了家乡冬日的早晨。在这样的日子里，故乡的山野已是一片荒凉。斑驳的积雪反射着阳光；寒风打着唿哨吹过冰封的河道和清冷的村巷。四野里全是一片寂静，只能偶尔听见一两声鸦的啼叫。庄稼已经收割，禾场上也没有多少堆积了，但人们仍然在田野里操劳着。拉粪，打柴，编筐，修理坏了的农具，给大牲口铡草……今年虽然结束了，但赶紧要为明年的一切劳务。天地是寒冷的，但生活仍然热气腾腾。这就是我熟悉的故乡。现在我要去看望的那个人正是从这一块土地上来的，他现在本来也应该在那里，像其他人一样为明年的活计而操劳，可是现在却被拘留在了省城里。而更令人不解的是，党的一个基层组织的领导人竟然出来搞这种把戏。但是，问题还不仅仅在此。问题在于：为什么让这样一个人来领导一个党的基层组织呢？在这之前，我已经几次和五叔相遇，我早觉得他已经再不能担当这个职务了，可是他仍然一直是张家堡大队的党支书……

我踩着乱糟糟的人行道走着，脑子里也乱糟糟地想着。

我来到一家副食门市部买了一些点心，心情就像去医院看望一个得病的亲朋好友，沉痛地来到新城区的拘留所。

我在拘留所办了一些必须要办的手续后，一位预审科的干部接待了我。

这位干部告诉我说，我要查问的这个人问题基本查清，属于倒贩粮票，但数量不大，已经和本人所在地的领导机关联系过了，不久就可以让他们来人把他领回去。

我问能不能见一见他。

这位干部说，按现在的规定，轻微犯罪者主要案情查清后，亲属在工作人员在场的情况下，可以见面，不过要协助工作人员做犯罪者的转化教育工作。

我说我虽然算不上是他的什么亲属，但我一定会帮助做工作的。

这位干部让我坐在这儿等着，他就出去了。

不一会儿，公安干部领着五叔进来了。

我先吃了一惊：我一下子竟然认不出五叔来了。他脸色灰白，头发胡子毛楂楂的，背驼了下去，个码也好像低了许多。两只原来咄咄逼人的眼睛，现在毫无光气地深陷在眼窝里。那本来挺壮实的身板，一下子就好像瘦了许多圈，显得衣裤异常地宽大而不合身。一个在家乡土地上有权有威的强人，此刻已经没有一点分量了。

五叔一见是我，嘴唇子剧烈地哆嗦着，恓惶得眼泪在毛胡楂子脸上淌个不停。他眼睛不时胆怯地瞄着公安干部，那张能说会道的嘴巴竟然像驴蹄子踢了一般，拙讷得一个字都吐不出来了。

我对五叔说：“你要好好把问题交代清楚，不要隐瞒任何一点什么，争取从宽处理，党的政策……”

没等我说完，五叔忙接住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五叔对政策是熟悉的。我也再没什么好说的，只是重复刚才的意思。五叔也一再表示他一定好好交代问题，知罪伏法。

规定的谈话时间到了以后，工作人员就把五叔领走了。临出门时，五叔回过头悲哀地望了我一眼，使我的心忍不住像针扎了一般痛楚。是的，不论怎样，他现在沦落到这般地步是一种极大的不幸。五叔啊，你怎么从我记忆中那个纯朴热情的青年走到今天这一步呢？

我怀着一种难以言传的沉重心情出了拘留所，又来到了拥挤热闹的大街上。

电车、汽车、自行车和行人组成的洪流仍然在这宽阔的大道上流淌着，像一条永远汹涌澎湃的河流。是的，生活的河流永远激荡，但也总会有一些船只搁浅。

太阳已经从东边那一片灰蓬蓬的建筑群中升起来，把那淡淡的橘红色的光芒洒在积雪融化了的水迹斑斑的街道上。空气里已经流荡着一种微微的、潮湿的暖气，甚至能嗅到远方田野和山谷中飘来的泥土和草的气息。

我在拥挤的人群中匆忙地走着，纷乱的人群和车辆，那一排排落光了叶子的中国槐的褐黑色枝丫逐渐变成模糊的一片，而五叔那张长着毛楂楂胡须的面孔却在眼前清晰地晃动着。

我很快想起了我上一次和他相遇的情景……

第四次相遇

那年秋天，我被报社派往我家乡所在地区采访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情况。

我的第一站首先要直接去地区有关部门了解情况，然后再做重点采访。因此，长途公共汽车虽然要路过我们县，但我也不能回家去看望我的年迈的双亲。我只能路过我们县城停一下，而我们村离县城还有二十多华里路。

从内心上说，我是急切地想回我们村子看看的。看望老人这是不必说的，更主要的是想看一看家乡的变化。听弟弟来信说，责任制后，家里一年打的粮就够几年吃，钱也比前多年宽裕多了。

这些情况，虽然我没有回家，但已经感觉到了。以前每次接到家信，我总是愁眉苦脸：不用看信，就知道不是让我给他们寄钱就是买粮。而这两年家里来信除不要我的钱和粮，反而还问我要不要什么。我为此常常在心里激动不已。

我深知我的家乡那贫困的历史。黄土高原，在那块贫瘠的土地上，拥挤着稠密的人口。打开每一部县志、府志，都记载着令人毛骨悚然的饥饿史。解放以后，这里也一直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几乎每年都要吃大量的救济粮……现在，这一页历史是怎样翻过去的呢？而新的农业政策在我的家乡又展现了什么样的面貌呢？我以前一直采访工业，就是因为家乡这些不断传来的福音使我决心要求改行采访农业的……

这次虽然我不能回我们村，但开往地区的公共汽车几乎要穿过我们县的全境，我起码可以走马观花一下。并且按常规旅客要在我们县城吃午饭，我可以在那个亲切而熟悉的小山城呆一两个小时，说不定还能碰上几个熟人呢。

汽车进入我们县境后，在山峦夹峙的川道里行驶。我把脸紧贴在车窗上，透过玻璃，观望着一闪而过的秋天的原野。

大川道里，再不像往年一样，几乎是一色的庄稼。现在，大地就像五彩织锦似的斑斓。各类作物一块一块互相连接而又独成一家，每个劳动者在土地上的创造个性都表现得淋漓尽致。也有个把地块庄稼长得不怎样。你可以知道它的主人必定不是个勤劳人，而就是这样的人，前多年却在集体的大锅里捞走和别人一样的一份。

有的庄稼已经割倒并且上了村头的禾场。赤膊的庄稼人把那金黄色的颗粒一锨锨扬向蔚蓝色的天空。碎雨似的五谷落下来，落在粮堆中打滚嬉闹的孩子们的身上。远处的山坬上传来悠扬的信天游。道路旁，可以看见农妇们挑着送饭罐，悠悠闪闪地走着。田野里，羊、牛、驴、马，成群结队的很少，往往是三五七八，分别由一些孩子和老人放牧。没有什么人闲呆着。生活和劳动是平静的，但又充满了一种紧张的节奏。土地和人，一切积极性似乎都调动起来了。这真是不可思议。谁能想到我们的农村一下子就从一种群蚁式的生活方式变成了眼前这种状态呢？新的政策被大多数人如此迅速而乐意地接受了下来，这说明过去的一切已经多么令人厌烦。当然，这新政策刚开始不久，并不尽善尽美，但它是受人欢迎的，这在我们家乡这样贫困的山区尤其表现了它的感召力……

我怀着一种极其兴奋的心情在县城下了车。像往常一样，旅客要在这里吃午饭了。

这就是家乡的汽车站。一切都没有变，只是增加了数不清的摊贩。卖土特产的乡里人和卖熟食的城里人立刻把下车的旅客包围了，纷纷用花言巧语兜售他们的东西。往日记忆中的汽车站是清冷的，现在却成了一个闹哄哄的世界。

我暂时还不想吃什么，就摆脱了这些热心的纠缠者，来到候车室。

我看见候车室的一个角落里正围着一群人在吵架。这些人操着外乡口音，农民形体上穿罩着一些廉价的城市服装。凭经验我判断那是无定河流域的石匠。他们用手艺和苦力纵横漂流在高原的城镇乡村，承包修建各式各样的窑洞和楼房。

似乎是一群人在围攻一个人。被围攻者我看不清脸面。但耳朵逮住的一两句话听起来像是本地人，而且口音相当熟悉。

本来我对这类常见的争吵不感兴趣。但一种恻隐之心使我忍不住想看看那个一定很狼狈的被围攻者是个什么人。

我走过去一看，吃了一惊：原来这个人是我的五叔张志高。

五叔似乎在同一时间也看见了我。他立刻用胳膊肘豁开和他吵嘴的人，过来热情地和我握住了手。他喊叫说：“啊呀，我的侄儿！你这大记者回来了！”这话几乎不是对我表示欢迎，而是故意说给和他吵架的那些人听。

那些刚才还怒目圆睁、摩拳擦掌的石匠们立刻好奇地打量着我，一个个面有虚色，像突然面对一个什么大人物似的。他们当然也不敢再和“大记者”的叔叔吵架了。

而五叔却立刻转守为攻，对那些人喊叫说：“怎么？你们还吃人呀？我张志高什么时候亏过人？嗯？你们到大马河川打问我的人品去！”他转过头唤着我的小名说：“君娃，你才下的车？今儿个回不回村？东西带不了的话，我和你一块回！”

我对五叔说，我这次不能回家了，吃完饭就得上车走。

五叔听说是这样，便一把扯住我的袖口，说：“走走走，我带你去食堂。咱叔侄两个好好喝几口！”

他说完拉着我就走。那些和他吵架的石匠们只好悻悻地站在一边，目送着我们出了候车室。

在去食堂的路上，我问五叔：“这些人和你吵什么呢？”

“哼！说我给他们少开了工钱。”

“什么工钱？”

“我给县上副食公司承包修窑洞，这些匠人都是这工程上的。工完了，他们嫌我给开的工钱少了，扬言说不给他们增加，就要捶我！哼！”

“你怎么出来包工了？”我惊讶地问他。

“唉……不包工怎办？农业社烂包了！”他脸上露出一种相当不愉快的表情。

我知道他说的是责任制。

“你还是大队书记吗？”

“当然是。不过，现在这书记连个屁都不顶！”

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

我们进了车站旁边的国营食堂。

五叔打架一般推开我，到售票口上买了饭菜。我只好在旁边的小柜上买了几盘小菜和一瓶白酒。

我和五叔在国营食堂一张脏桌子旁坐下来（几乎没一张干净桌子）。

一连碰了三次杯，五叔的脸就红钢钢的了。他问我这次回来又准备“记录”些什么。我向他简单地说了我的任务。五叔立刻激动地说：“你们记者权大着哩！能不能给中央反映一下，咱社会主义的大集体完全烂包了！”

“怎是烂包了呢？五叔，党在农村的新政策刚开始实行，你是党员，又是大队书记，有责任贯彻执行党的政策。你现在这思想可不太对……”我有点严肃地对他说。

“哼！就因为我是党员，因此我不愿走资本主义道路！”他振振有词地说。

这已经相当可笑了。我知道我是一时说服不了他的。

我于是转了个话题问他：“我姑夫家现在光景怎样？”

“怎样？发财了！光自留地的旱烟和包心菜就能收入一千块！至于粮食，都没处搁了。现在这政策对自私人有利嘛！前几年他到处砸我的洋炮，说我把张家堡弄穷了。这阵轮上他张狂了！”

他竟然攻击起他的亲哥哥来了。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各自端着酒杯抿着。

这时间，我突然想起了他们村的另一个人。那人名字似乎叫张宽，现在大概有三十五六岁了吧。他是一个孤儿，父母死后，给他撂下了一河滩账。

但小伙子会擀毡，就出去耍手艺挣钱还账。结果，他被五叔揪回来在社员大会上批判了一通，说他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次批判会我碰巧在他们村。记得那个老实后生在批判会上痛哭流涕，说他还不了账，三十来岁还是光棍一条，娶不下媳妇……记得当时我听了他那些话，难受极了。但当时正割“资本主义尾巴”，我们报纸上每天报道的也就是这些，所以我只能把这些难受咽回到肚子里。记得当时五叔相当厉害，两只大眼睛咄咄逼人，指着鼻子骂张宽忘了本，走资本主义道路……

张宽现在怎样了呢？

我于是问已经醉意十足的五叔：“你们村那个张宽现在怎样？”

“张宽？”五叔瞪起一双醉眼，说，“现在放开马跑了！擀毡挣的钱口袋里都装不下，往银行里存哩！上两个月刚结了婚，娶了高家村死了的老地主刘国璋的孙女。这小子全忘本了，他爸旧社会就是给刘国璋扛长工的！他现在美得唱道情哩！”五叔气愤地把一大杯酒一口就灌了下去。

我自己却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欣慰。

为了不再刺激五叔，我就随便问他家现在的情况怎样——我知道他的光景一直是很殷实的。

不料，这下却更刺激了他。

他拳头在桌子上捣了一下，嘴里气愤地溅着白沫子，叫道：“我的家烂包了！你知道，我的大儿子高中毕业，好不容易在县上副食公司找了个合同工营生，现在也被清退回去了。而今地一分开，都得自家种。儿子吃不下苦，整天在外面瞎逛。我也没心思种那些地。粮没粮，钱没钱，就跑出来包工了。刚包了一工，就赔了，匠人们打发不走，向我要钱……刚才车站上你已经看见了。唉，硬是这政策把我给害了！前多年，我张志高是什么光景，现在哩？我这个一辈子说人的人，活成个人下人了！好君娃哩，咱当了几十年领导，可现在……”他痛心地倒勾下了脑袋。

我知道这都不是醉话。

桌子上的饭菜已经快光了。我看了看表，已经快到开车时间，就起身向五叔告别。

他站起来，和我一同出了食堂门。

分手时，他说：“……我就不送你了，那把龟子孙还在车站上哩……你要是再回家，一定到张家堡来，你姑和你姑夫常念叨你哩！”

他像脱产干部那样老练地和我握了握手，就向街那头走了。由于酒的作用，他的步履有点踉跄，但还不至于栽倒。

他走出去一段后，又回过头对我喊叫说：“君娃，你可要写材料向上面反映咱农村的情况……”

我知道他要我反映什么情况，便笑了笑对他喊：“你放心，我会反映的！”但他是不知道我要反映什么的。

他走了，他此刻要走到什么地方去呢？……

过了一会儿，我便又坐在了飞驰的长途汽车上。车窗外依然是那样令人愉快的山光水色和田园景象。

我坐在车上，想着刚才我和五叔的谈话，同时也想起了我和他的另外一次相遇……

第二次相遇

那正是刚开始实行责任制的时候。当时，我因为母亲有病，请假回来看望她。

正好省报驻这个地区的记者也要到我们县了解一下责任制推广的情况，就和我一起来了。

我陪他到县委宣传部说明了来意。宣传部的同志说：“你们城关公社正开大队书记会，专门讨论落实责任制的问题。你们要是有兴趣，可先去听听。”

我的同行当然很乐意去。他问我去不去。

我本来没有采访任务，但我关心这方面的情况，也想去听一听。对于家在农村的干部来说，别说农业政策要发生这么大变化，就是刮风下雨也是关心的。

我们即刻就来到城关公社。书记、主任热情而惶恐地把我们领进会议室。

会议室里已经坐满了人。会还没有开始，大队书记们都在抽烟，喝水，拉闲话。

当书记给大家介绍了我们俩时，人们都立刻精神振作起来。

我很快发现了我们村的支书老侯。他也看见了我，挤过来对我说，我母亲的病不要紧，已经缓过来了。

“哈呀！这不是君娃吗？”一个人在我背后喊叫说。

我转过身，原来是五叔张志高。

他抽着黑棒卷烟，脸上虽有了不少皱纹，但看起来蛮有精神，他笑哈哈地握住了我的手。

“你这次又记录什么来啦？咱们公社工作做得实在好，各方面都比他们其他公社强！咱公社赵书记，还有马主任，先进事迹可多哩，报纸上应该好好宣扬一下！”他转过脸对赵书记和马主任看了看，又笑了笑。

那两个领导赶忙谦虚地对我们说：“工作没做好，请记者同志多批评！不要光说我们的成绩……”

这简直扯到哪儿去了。我们并不是来采访他们的什么先进事迹，而只是想了解一下落实责任制存在的问题。这本来已经给公社领导说明了的，但他们却固执地认为我们就是来报道他们的“先进事迹”。

会议开始后，公社赵书记简短说了几句，就让大家谈。他说县委强调公社要尽快讨论实行责任制的问题。

沉默了足有十来分钟。

我们大队支书老侯终于先开了腔：“我看这政策是好政策。我们大队没麻达，我们很快就搞呀。当然，这里面具体问题很多，搞起来得仔细一些……没了。”

赵书记点点头，说：“各种意见都可以往出倒。谁再说？”

五叔咳嗽了一声，说：“我说！”

他一对大眼睛环顾了一下四周，点燃黑棒烟吸了一口，说：“我看这政策有问题哩……这样一来，不就单干了吗？这比刘少奇的三自一包还厉害！这明明是资本主义道路嘛！我怎么也想不通，给地富子弟平反，这些人现在翘尾巴，看不起咱贫下中农，现在又要单干，分成一家一户，我们这些大队书记再领导谁！不是成了光杆司令了吗？反正我们张家堡大队不实行责任制，我们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这话！”他转过头对我和我的同行说：“这记者同志也在场哩！你们记者权大，给中央反映一下我们贫下中农的心声！”

五叔说完，看了看赵书记和马主任。

赵书记对他点点头，然后又望着大家说：“各种意见都可以往出倒。谁再说？”

“我说。”一个与五叔年龄差不多的汉子坐在小凳上，一边抽纸烟，一边开口说，“……也没什么新意见。我同意志高的看法。我们高家村也不准备分。最起码现在分不成。”

我认出这是高家村的支书高明楼，绰号叫“大能人”，和五叔一样在大马河川有点名气。听说他俩都是公社党委委员。

这两位书记发完言，其他大队书记都不言语了。

我现在多少看出了点眉目：公社领导和五叔、明楼的意见差不多，对实行责任制有抵触情绪，因此其他想实行责任制的大队书记也就不好发言了。

会议开得相当沉闷。因为没人发言，只好散了会。

散会后，我就和我的同行分了手。他要到另外的公社去了解情况，我准备回家看望母亲。

我走出公社大门后，五叔突然跟了出来，对我说：“今天城里有集，说不定你姑夫到城里赶集来了。我领你到街上转一转，看能不能碰见他。”

我答应了五叔。因为这次没有时间去姑夫家，能在集上见见面也好。

我跟五叔来到了闹哄哄的街道上。一路走过去，五叔不断和他的熟人打招呼——这些人大部分是县上的干部。我真惊讶一个不识字的农民竟然能认识这么多在县上有身份的人。

在街上逛了一圈，也没碰上我姑夫。

五叔对我说：“咱干脆再到菜市上转一转。你姑夫跟集常不空手，说不定又拿把菜卖哩。我哥这人私心重，整天谋光景。虽说是个党员，前多年连会都不常参加，还常瞅空子砸我的洋炮哩！”

看来他们弟兄之间关系不太好。但我不能同意五叔对我姑夫的攻击。我姑夫是个务实的庄稼人，土改和合作化时，都是村里的积极分子。他一辈子反感那些花里胡哨的事。至于谋光景，这又有什么可指责的呢？一个庄稼人谋光景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我知道，姑夫尽管谋光景，但前多年的光景可实在不太好。粮没粮，钱没钱，尽是熬煎。大儿子算是成了家，已经分开过日子了。还有一个儿子连媳妇都没订下。而今农村娶个媳妇，少说也得七八百元钱。父子两个在队里拼命劳动一年，也分不了几个钱。姑夫和姑姑的头发早在前几年就愁白了。

我真不理解五叔为什么不能体谅他哥的难处。五叔家的人口也不少，难道这几年他的光景就好过？

我这样盘算着，便跟五叔来到了菜市场。

眼下正是夏末秋初，市场上的蔬菜看来还不少。集体的菜都是架子车拉着。私人的就可怜了，只是筐子里担一点——这是自留地的收获。乡下人就靠这点菜卖几个钱，才能把油盐酱醋买回去。

五叔领着我在菜市上串了一阵，也没找见我姑夫，却碰见了他们村卖菜的。菜是大队集体的，由一个我不太熟悉的老汉在卖。五叔问那老汉见没见我姑夫赶集，那老汉也说不清楚。

“干脆，”五叔对那老汉说，“你到其他处再给我看看去，菜让我照料着卖一阵。你如果见了我哥，就说侯家坪他侄子君娃在这里等他，让他来见一面。”

那老汉惊讶地对我说：“啊呀，你就是侯家坪那后生？常听你五叔说，你在省里当大官着哩！”

我只好对他笑了笑。

那老汉走后，我就在菜车旁和五叔闲聊了起来。

这时，有个干部模样的人来买菜。五叔对那人热情地招呼道：“刘主任，你要甚菜？”

“想买几个茄子。”那人说。

五叔从菜车里拣了七八个好点的茄子，扔在了刘主任的菜篮里。

“称一称……”那人不认真地说。

“称甚哩！你拿去吃就是了。几个烂茄子值几个钱！”五叔慷慨地说。

“……最近门市部进了一批山西柳林瓷器，质量实在好。你要的话，来……”刘主任没掏钱，撂下几句话就扬长而去了。

这把戏实在叫人看着不顺眼。我假装去看别的菜摊，稍稍躲开了点五叔。

但是我不时看见有干部家属去五叔那里“买菜”。干部们一般都不掏钱，家属们一般象征性掏点钱。这些人看来都和五叔惯熟了，以前明显都已经吃过他的甜头，他们也都给他吃过甜头。

我才想起五叔从大街上走过时，为什么有那么多干部给他打招呼。我同时也想到这么多年来为什么他很少出山，却比他哥——我的姑夫——光景好。这就是秘诀。当大家在一块吃大锅饭的时候，有些人可以从锅底捞稠的吃，而另一些人只能喝清汤。

不一会儿，那个寻我姑夫的老汉转回来了。但我姑夫没来——他显然没来赶集。

我于是过去对五叔说：“我去买些点心，给我姑和我姑夫捎回去。你给他们说，这回我时间紧，不能去看望他们，下回回来一定去。”

五叔说：“既然是这样，那我带你去买。我大儿子就在副食门市上，你可以认认他。我那儿子是个窝囊货，以后说不定还要麻烦你帮扶哩！”

五叔很快领我来到副食门市部，他儿子一口一个哥地称呼我。我买了几斤点心，还想买两包好点的烟，但门市上没有。五叔的儿子很快跑到后面的库房里，给我拿了整整一条“牡丹”牌香烟。

我把点心和烟交给五叔，就向他道了别，然后去县委宣传部借自行车，准备回家。

当我从县委宣传部推着自行车来到街口的时候，突然看见五叔正站在前面的一个街角上，手里提一大包菜，笑嘻嘻地招呼我。

他走过来，对我说：“这包菜你带回去吃。你们大城市人爱吃菜。我知道你们村菜缺！”

我怎样推让都不行。五叔打架一般推开我，把那包菜绑在了我的自行车后架上。

我看不行了，就掏出钱给他。他一下子生气了，说：“哈呀，你这娃娃怎这么见外！”

我说：“菜是队里的……”

“我把钱出了。这是我送你的！”他大声喊着说。

我只好苦笑着接受了他的馈赠，并且按世俗的一套对他说：“五叔，以后有什么要我帮助的，你就言传一声。”

“没什么……听说副食公司的胡经理是你中学的同学？”

“是。”我说。

“方便的话，你以后见了胡经理露个话，如果公司有转正指标，让他考虑一下我那小子，他已经当了三年合同工了……”

一种说不出的滋味顿时漫上了我的心头。

我现在才明白，五叔从公社里出来缠上我，一直绕了这么大个弯，在最后一刹那才把圈套套在了我的脖子上。他的手腕之高明，多么叫人惊叹——这就是多年不正常的社会生活所培养出来的一些农村的政治家！

五叔又一次和我热烈而长久地握了手，这才告别了。

我怀着难以名状的心情离开了县城……

第三次相遇

同年冬天，在一件公事办完后，我顺路又回了一趟家。

此时，我们村和整个黄土高原的任何村庄一样，都正处于一种纷纭的变革之中。

在全省范围内，山区比平原更早地开始实行农业责任制。党以巨大的魄力检讨了我们几十年的农业政策，开始了一种新鲜而鼓舞人心的改革。山区的农民首先热烈地响应了这个改革。这是因为，多年群蚁式生产方式给他们所带来的贫困生活状况，比之平原地区来说，也许更要严重。所以改变这种“大锅饭”状况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一件迫不及待的事。当然，他们在以前做梦也不会想到生活会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一切都是新鲜而陌生的。正因为这个原因，一开始的各种问题或者干脆说某种程度的混乱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样的时候，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和它的负责人，对这个历史性的变化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行动，就成了一件极其重要的事。

我回到村里后，看到我们村的党支部和老书记一直是认真而细心地进行这项庄严的工作的。土地的分配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分配，每个劳力和每个家庭将要获得的收益与他们所要对国家、集体以及社会其他方面承担的义务、责任，都是明确而合理的。一切都在原则中进行。分而不乱，有条不紊。我去问了支书老侯一些情况。他不识字，也谈不出什么高论，只是对我说：“责任制嘛，那就要负责任！”

不用说，我父母和弟弟都极其兴奋，他们谋算明年将要在自己耕种的土地上进行怎样一种创举了。

我父亲甚至对我说：“前几年，我一直发愁，你弟弟要是结婚成家，非你帮扶不可，指望我父子俩在队里那点红利钱是不顶事的。现在好了，我们明年拼一年命，说不定就能把你弟弟结婚的彩礼打闹好，这就用不着连累你了。你的工资也不高，要养家糊口的……”

父亲的话使我深受感动。这不只是说我被他那种深厚的爱我的感情所感动，而是感到，生活给父亲这样的人带来了一种希望：在土地上自由创造的希望；想用劳动换来巨大收获而满足自己劳动者尊严的希望！我意识到，我现在虽然是一个在大城市工作的干部，但这穷乡僻壤生活变化的光芒，也投照在了我的身上。

这次回家来，我想得一定去看看姑姑和姑夫。他们听说我回来了，已经捎了几次话让我去。父母亲也一再催促我到张家堡走一趟。他们说姑夫和姑姑人都老了，也说不准我什么时候再回来，就不一定能见到他们了。

我于是拿着我自己的礼物和妈妈按乡俗为我准备的礼物，起身去姑姑家。

我没有走简易公路，而选择了大马河边的那一条崎岖不平的石头小路，向张家堡走去。小时候，我就是跟母亲从这条路上去姑姑家的，而且每一次都曾那样激动过我的心。那时候，对于一个乡村的孩子来说，生活大部分都局限于自己的村子和自己的家。到外村去走亲戚，那简直就像要出国一样新鲜而有趣……这一切离开我已经是那么遥远了。山路崎岖，山路蜿蜒，大地古老而宁静，一切依然和过去差不多。现在，我知道，在这古老而宁静的土地上，生活将要发生一些前所未有的变化……

姑姑和姑夫含着喜悦的泪水迎接我的到来。我看见，岁月已经使他们的脸刻满了皱纹，显得非常苍老了。

“啊呀，要实行责任制了，这真是一件大事！做梦也没想到！”姑夫一见面就和我谈这件事。他的心情看来兴奋而不安。“你是公家人，你知道这是一时的政策，还是……”他问我。

“我想不会是一时的。”我肯定地说。

“我不信你的话！”姑姑说。

“就是的！”姑夫附和姑姑的意见。

这种疑虑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村的人见面也是首先和我讨论这个问题。我尽量将自己所了解和理解的中央政策给他们讲，让他们放心。但他们还是将信将疑。

这是多年来不正常的社会生活所造成的。眼前这些人的疑虑需要时间和实际生活的发展来打消。目前只能让他们在欣喜中保持他们的某种疑虑吧，党会用实际来证明自己改革的决心，并以此取得千百万劳动者真挚的信任。

“你们村现在怎样了？”姑夫问我。

我把我们村的情况给他说了说。

姑夫立刻感慨地说：“老侯那人我知道，是个老党员，人可靠，是个好把式！他能领导好哩！”

“你们村搞得怎样了？”我问姑夫。

“我们村？唉……”他叹了一口气，“共产党的好经叫你五叔常给念歪了。可那些歪经他倒念得蛮顺口！”

“怎么回事？”

“快分烂包了！完全像土改一样。不过，地主不是过去的刘国璋，是生产队了！”姑夫痛心地摇了摇他雪白的头。

“政策不是很明确吗？”

“你五叔有你五叔的政策！他常制定土政策哩！”姑夫忧郁地一笑。

姑姑已经把饭端上来了，这方面的谈话就此中断。

我一边吃着香喷喷的臊子面，一边想起我和五叔的上次相遇。他曾那么强烈地反对责任制，但现在他也挡不住了。他在张家堡可以一手遮天，但他的巴掌毕竟太小了，遮不住中国的天。在社会变革的巨大潮流中，他和高家村的高明楼那些人是渺小的。好，他们现在也搞责任制了。不过，从姑夫的话中可以感到，他们有他们的一套。

吃完饭，来了一个青年人。

这位青年人愁眉苦脸地对姑夫说：“张大叔！你看这怎么办呀？我志高叔全给我分了些三等地！”

“为什么？”姑夫瞪着眼问。

“他说不为什么，就给我分坏地，还骂我富农的孙子翘狗尾巴哩……”小伙子的眼泪都涌出来了。

姑夫气得白胡子直颤，说：“而今党的政策明明的嘛！志高怎能这样胡来哩！”

“大叔，你能不能给他说说？”

“你回去，我说！”

小伙子说了一串感谢话，走了。

五叔的“土政策”我立刻领略了一件，这的确太不像话了。

姑夫对我苦笑了一下，说让我先自己呆一会儿，他要去喂猪了——姑姑这两天胳膊疼，提不起猪食桶。

已经是傍晚了。我一个人在窑里转着看了一看。摆设还和我以前来时一样，没有增添任何一点什么。岁月除去使老两口渐渐衰老外，没有带来什么特别的大喜大福。而且，我的表弟和我亲弟弟一般大小，已经到娶媳妇的年龄了，这又给两个老人增添了许多忧愁。他们怎么能拿得出上千元彩礼呢？

按说，大表哥分家后，姑夫家三口人，两个出众的庄稼人，加上姑姑的勤劳，这个家庭完全可以富裕而殷实。可是结果每年都几乎连肚子都吃不饱。如果他们是些二流子，那活该，可他们是怎样的庄稼人啊！一年四季，恨不得用脑袋去耕耘土地。为了多挣点工分，两个男劳力连个集都不敢去上，量盐买油，都是姑姑颠着小脚到城里去的。

我想，只要实行了责任制，姑姑家和我们家一样，他们的劳动完全可以创造出比现在多好多倍的价值来。

就在我这样乱盘算的时候，门被掀开了。

我以为是姑夫。一看，原来是五叔！

“哈呀，我中午就听说你来了，当时忙得没顾上来看你。这回你可要多住几天！”五叔进门后就嚷嚷着说。

“不能多住，明天就走。”我给五叔递上一根纸烟。

他接过烟，在煤油灯上吸着，然后感叹地说：“世事变化可真大呀！上次咱们见面到现在刚刚半年，就一下子乱套了！我那时听说要单干，就像听故事一样，以为那是胡扯哩，可现在就实行开了！”

“这是责任制，不叫单干。”我纠正他说。

“名词不一样了，可还不是单干哩！”五叔不以为然地把嘴一撇。

这时我想起上次见面，五叔曾要我给副食公司我的那个同学“做点工作”，让他儿子转正哩。可我却一直没有“做工作”。现在我赶忙先对他说：“五叔，你上次吩咐的那件事，我还没给我的同学说哩……”

“不麻烦你了，我看屁事也不顶！现在这政策硬了，恐怕迟早都得回来。”五叔先知先觉地预言了儿子的结局。“不过，混了几天公家饭，娶了个没出钱的媳妇，这也划得来了！”他又补充说。

“你们村也开始实行责任制了吗？”我问五叔。

“不开始行吗？上面口气很硬，咱个平头老百姓怎抗得住？君娃，你好好在咱农村记录一下，你是记者，权大！好好给上面反映一下，农村烂包了，资本主义完全复辟了！”他痛心疾首地说。

他仍然是他的老认识。对于这个“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我觉得他现在已经相当可笑了。

还没等我说什么，姑夫进来了。

姑夫把猪食桶往脚地上一放，开口就问五叔：“你怎给前村的治亮光分三等地？”

“怎？”五叔瞪起眼，“富农的孙子他挑啥哩？现时虽说不让讲成分了，但他就要和贫下中农平起平坐了吗？”

“现在共产党哪一条说要给富农出身的人分三等地？他爷是富农，他也是富农吗？”姑夫也瞪起了眼。

“好哥哩！你向来是个没立场的人！按你这样说，把原来他家的地都再分给他家！那都是一等地！你旧社会给治亮他爷揽工，你现在再给治亮揽工去！”五叔挖苦地说。

“放你的臭屁！”姑夫以当哥的身份对五叔破口了，“你再这样胡弄，快倒霉了！不信你等着看！”姑夫吼叫着说。

五叔因为姑夫当着我的面骂他，气得脸通红。但他可不能对他哥破口，只好悻悻地站起来，准备告辞了。

“你明天就把属于治亮的一等地给人家分了！你现在不给人家，将来也不得过去。你屙下的要你吃！”姑夫毫不客气地对准备起身的五叔说。

五叔看了看我，脸更红了，他转过头对他哥求饶似的说：“我就是错了，你好好说嘛，我改就是了。动不动就骂我，我成你的儿了！”

他说完，匆匆和我握了握手，就怏怏不快地走了。

五叔一走，我就忍不住笑了。

姑夫也笑了，说：“对这种人，就得骂！这几年，不是我时不时敲打一下他，这张家堡早叫他弄成个赤土滩坪了……”

这时候，我姑突然慌慌张张跑进来，说：“饲养院里打开架了！”

“为什么？”姑夫问。

“为分东西……”姑姑说。

“咱看看去。”姑夫对我说。

我于是跟着姑夫来到了张家堡前村的饲养院里。

一进院子，我们就看见了一个极其混乱的场面。

人们纷纷拥挤在棚圈里拉牲口——听说是按抓纸蛋分开的。因此，运气好的在笑，运气不好的在叫，在咒骂。有一个老汉竟然蹲在一个角落里放开声哭着。

另外的地方，集体的东西都按五叔制定的土政策在分。分不清楚的就抢，就夺，接着就吵、就骂、就打架，甚至一根牛缰绳都要剁成几截……一旦失去了原则和正确的引导，农民的自私性立刻就表现出来。有些东西哪怕变成废物，也要砸烂，一人均等地分上那么一块或一片。不能用就不能用！反正我用不成，也不能叫你用得成！

我作为一个国家干部，对这种状况已经不能熟视无睹了，因为我看见有些人竟然把队里的手扶拖拉机都大卸八块，像分猪肉一样，一人一块扛走了。他们说拖拉机上的钢好，拿回去能打造老镢头。

我立刻让姑夫去叫五叔。我自己开始规劝打架的人和破坏东西的人。但这些人根本就不把我放在眼里。他们说书记让这样分，你管得着吗？

姑夫气急败坏地回来了。他说没找见我五叔。

正好我表弟赶来了，他匆匆地问候了我一声，然后着急地对我姑夫说：“爸！我五爸把队里的公窑都平价卖给私人了……”

“那你是干啥的？亏你还是个团书记哩！你羞先人哩！明天等着看吧，半村人都会叫公安局用法绳捆了去！”姑夫气愤地指教儿子说。

“我五爸说单干了，还要公窑干什么！他现在正领着队干部分公路边的树哩！”

“天老子呀！这家伙不要命了！公路边上的树怎敢分嘛！虽说是队里栽的，可公路是公家的嘛！你等着看吧，树一分开，一两天就被连根刨了！这还了得！是这，你腿快，赶快去公社叫个干部来。最好是来个领导！”姑夫命令我表弟说。

“我的面子怎能把公社领导请来……”表弟嘟囔着说了一句。

“你就说，张家堡分东西打死了几个人，看他们来不来！快去！到你五叔家把他的自行车骑上，叫公社的人连夜上来！”

表弟撒开腿跑了……

两个钟头以后，公社书记就亲自跑来了。他也显然对张家堡这个局面生气极了，把五叔狠狠批评了一顿。公社书记让社员都把东西先交回来，破坏了的生产工具，谁破坏了谁赔钱。他宣布：张家堡大队的责任制先缓后搞，公社要专门派工作组来协助进行……

五叔当时给公社书记作了检讨，说他水平低，没把事情弄好；说他也是“为了执行党的路线”，想把这场运动搞得轰轰烈烈……

这个骚乱的夜晚就这样平息了下来。

我躺在姑夫家的土炕上却怎么也睡不着。我想，如果我是公社书记的话，今晚上我就会把五叔的书记职务撤了。可是……他将仍然是张家堡的领导人。

我想起他说的“把这场运动搞得轰轰烈烈”的话，他把什么事都看成了运动。他实际上也就是前多年各种各样的“轰轰烈烈的运动”培养的一种干部，他患了一种“运动”病。

于是，我又想起了上一回我和五叔相遇的情景——那是我自童年见罢他后第一次遇见他，又是在那么一个特殊的场所，因此留下的印象很深……

第一次相遇

这是一个混乱的年月。

江青在全国推广小靳庄经验，要肚子都填不饱的农民赛诗，赛歌，赛唱样板戏。这个政治游戏一时风行全国农村。赛不赛诗，唱不唱样板戏，学不学小靳庄经验，拿当时最流行的话说，就是一个“路线问题”。许多县为了“紧跟形势”，纷纷派出专人去天津的小靳庄参观学习。参观大寨，参观小靳庄，在当时已成为一种相当时髦的行为。有些穷得一个劳动日只值几分钱的队，也要拿出一笔经费让他们的大队书记去朝拜这两个圣地。

学习小靳庄的活动一开始，报纸的报道照例要立刻在版面上反映出来，而且无疑应该是这一时期报道的重点。总编辑召开了紧急会议，让各部立即下去采访。我们家乡所在地区属于革命老区，在这些政治运动中照例被列为重点报道地区。我也被临时抽到了这一报道班子，和一群记者来到我们地区。

到地区革委会政工组了解了一些一般情况，这个记者组就分头下到了各县。

我和另一名记者来到了我们县。据地区政工组负责人讲，我们县这方面的工作是全地区的“样板”。

县政工组得知我们是来采访这方面活动的，当天下午就在县礼堂举行了县级各单位学习小靳庄赛诗会。在这个闹哄哄的赛诗会上，一群一群的人轮流上台，又唱又叫。有一个县革委会的副主任也自告奋勇上台念了他自己胡诌的一首“诗”。县政工组长竟然和他老婆一块上台唱样板戏，他扮李玉和，他老婆扮个李铁梅，当他老婆叫他“爹”时，台下的人笑得几乎发了疯。

我坐在“贵宾席”上，痛苦得如坐针毡。一切都目不忍睹。实际上，这一切都是专为我们两个人安排的。尊贵的人啊，已经被糟蹋成这个样子了！

我的同行却是个响当当的“革命派”。他在这样的场所里十分活跃。他拿出记者的派头，举着带闪光灯的照相机，在台上台下忙得不亦乐乎。我尽管反感所有这一切，但只能把一切烦恼埋在心头。我是个渺小的人物，没勇气公然去反抗这类东西；我只是还没有丧失正常人的感觉罢了。

当天晚上，我在县副食公司工作的一个同学请我到他家吃饭。他是我中学的同学，我们一直是很要好的朋友，他现在已是副食公司革委会的副主任了。

在饭桌上，我的同学首先攻击了我一番：“你们这些人，真是些厚脸皮的吹鼓手。今天可以骂自己的昨天，明天又可以骂自己的今天，自己经常打自己的嘴巴，可连脸都不红一下。这就是你们！请你别生气，你知道我是个直筒子。比如说你来采访这狗屁小靳庄经验吧，县上前几天就听说了，命令各单位停工停产搞这玩艺。连我们的门市部都被迫关了门，群众连酱油醋都买不上。中国人现在都成猴了，什么丑都得出。幼稚、荒唐、愚蠢、疯狂！”他愤怒地喊叫说，已经不能自已了。

我对他谈了我内心的痛苦。他说他理解我；说就是他自己，人家让关门停止营业也得照办。是的，人们现在谁也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对于正直人来说，只是不要让自己的心也黑了。

这天晚上，我们谈得很多，两个人几乎都喝醉了。深夜，他送我去县招待所。我们两个人互相搀扶着，东倒西歪地走过昏暗的街巷。一路上，由于酒醉勾起了许多伤心事，我们竟然都抽抽搭搭哭了起来。我们记起了小时候，我们戴着红领巾，就在这些熟悉的街巷里手拉手走过，天地一片阳光灿烂，我们的心灵愉快而纯净。当时我们曾发誓长大后要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创造不平凡的业绩。现在我们已到年富力强之时，生活却变得这样令人失望。我们不得不清醒地走在人生的歧途上，白白地糟蹋掉自己最宝贵的年华！

回到旅社以后，我的同行正伏案疾书，他兴奋地对我说：“今天这个赛诗会真让人感动。我已经写好一篇报道，你看一看，明天就可以发回到报社去。你们县政治思想方面的工作的确是先进……”

我往床上一躺，对他说：“我不看了，喝了点酒，头疼，你就按你的写吧。不过，你可不知道，我们县这几年吃国家返销粮也是全地区第一！”

我的同行停住笔，惊讶地看着我。我知道他并不惊讶我们县吃返销粮是全地区第一，而是惊讶我怎能说出这样的话。

由他去想吧，如果他有兴趣，回去还可以打个小报告。至于我，现在已经瞌睡了。我要借着酒劲，短暂地忘记一下自己的烦恼。

我很快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第二天早晨，县政工组长来到我们住的地方，说今天带我们去参加一下农村的赛诗会。他告诉我们说，这个队是全县学习小靳庄的先进单位。

我因为是本县人，就不由得问：“是哪个队？”政工组长说：“就是你们城关公社的，张家堡大队，离你们村不远。赛诗会完了，小车还可以把你顺路送回家。”

我的头“嗡”地响了一声。

张家堡，不就是我姑家的村子吗？除过我们村，那就是我最熟悉的地方了。小时候，我曾在那里度过许多美妙的日子。前多年回了几次家，总想着要去看看姑夫和姑姑，结果总是七事八事的没去成。想不到这次竟然是因为这样的机缘使我能有机会重访久别的张家堡。

上午九点左右，县上的小车把我们直接送到张家堡大队的小学校。

从吉普车上下来，第一个迎接我们的就是五叔张志高。他穿一身干净的蓝制服，脸上的胡楂刮剃得干干净净，满脸喜气洋洋，就像农村过红白事的主事人迎接宾朋好友一样迎接了我们。

五叔长久地握着我的手，摇着，说着：“哈呀，君娃而今出息成个大人物了，这是咱整个大马河川的光荣！小时候我就看出你将来不得了……想不到你今天亲自来了，请你好好检查指导我们的工作！本来你五叔没把工作做好，可县上硬给我带面子，要在咱这里开现场会，还有你们大记者都记录来了，哈呀，真是……”

自童年以后，我好多年都没见五叔了。他看来还不显老，红光满面的，穿罩和头发的式样有点像脱产干部。

我们拉扯了一顿客气话后，县政工组长给我和我的同行介绍说：“张志高同志是张家堡大队的书记，抓政治思想工作的一把好手，每次运动都是县上的先进。这次学习小靳庄，他们行动快，工作搞得很出色……”

“不行！不行！”五叔兴奋地笑着，说：“请县上领导和报纸的同志多批评！多指导！”

这时候，整个学校院子里都挤满了庄稼人和小学生。教室门前已经搭起了一个台子，台子下面，一长溜学生娃的课桌上都蒙着一些门帘和床单一类的东西，上面放着暖水瓶和茶缸、香烟。

张家堡许多上年纪的人小时候都认识我，现在纷纷过来，又拘束又亲切地挤前来和我说话。

我的心情很不好，但强装笑脸和众人应酬。

我问五叔：“我姑和我姑夫来了没？”

我心里希望他们不要来！

五叔说：“你姑来了，她今天还要上台念诗哩！你姑夫没来，说病了。我知道他装病。他虽说是个党员，这几年革命性差得太离谱了！”

我此刻对五叔非常反感。由于我的身份，我不能流露什么。

我对五叔说：“你帮我找一下我姑。”

五叔打发周围几个年轻人去找，说他还忙着哩。他匆匆和我握了手，到人群前扯嗓子吆喝去了。

姑姑被表弟引来见我了。老人家双手拉着我的手，泪水直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对姑姑说：“你年纪这么大了，来这里干什么？你老人家快回去！”

“唉……不敢嘛！说这是中央的命令。你姑夫是个犟板筋，顶着不来。我总得来嘛。你弟弟是村里的团支书，我怕给娃娃造罪……”

表弟站在旁边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低倾着头。

“你可不知情，听说你们上面的人要来，村里的人已经七八天不出山劳动了，地锄不开，今年下来吃什么呀……你不是外人，姑姑敢说这反动话哩……”姑姑用手擦着眼角的泪水，难受地说。

“那你们不能不搞这赛诗会吗？”我对表弟说。

姑姑和表弟都一下子吃惊地望着我。

我一下子意识到，我说了一句出边的话。他们怎能不为我的话而吃惊呢？我不正是来采访他们队的“先进事迹”吗？我怎么能在此时此地说出这样的话呢？

我一时很难对他们说清楚我的心情，只好沉默地面对他们惊讶的神色。

“硬是你五叔胡成精哩！这多年一股劲这运动那运动，弄得村里人粮没粮，钱没钱，就是挣下一公窑奖状！奖状能吃吗？唉，世事越闹人越糊涂了……”

“妈！你不要说了……”表弟胆怯地望了我一眼。

这时候，五叔在台子上吼叫着让人安静下来，说赛诗会就要开始了。

县政工组长过来招呼让我到“主席台”前去就坐。

姑姑只好对我说：“会完了一定到姑姑家去，你姑夫常想得念叨你哩……”

我说我一定要去的。

我和姑姑、表弟道了别，就跟随政工组长来到“主席台”前坐下来。

五叔开始在台上讲话了。想不到他这几年锻炼出这么好的口才。他从世界革命说到中国革命，从省上说到县上，又从县上说到张家堡；向众乡党说明评法批儒和学习小靳庄的伟大意义，并且还背了几句“圪塔纲领”（《哥达纲领》）里的话，他说学习小靳庄经验要掀起一个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接着他臭骂了一通两千年前的死人孔老二，然后宣布“三赛”会开始。他说第一个节目由他自己来演出。

这家伙竟然从后台拿出一把土三弦，叮叮咣咣地弹起来，嘴里念念有词道：“我的三弦就是机关枪，对准孔老二的黑心肠……”

这叮叮咣咣的三弦声又把我带回到童年的记忆中。我记起了那年月间的五叔……一个年轻而纯朴的庄稼汉，坐在门前的草堆里，弹着三弦，唱着信天游；我和他的老黄狗就卧在他身边，沉醉在那迷人的歌声里……

现在，我又听见了那土三弦的弹拨声。但是，时过境迁，这一切已变了模样。三弦已经成了“机关枪”，成了五叔的一种政治武器。

我的同行为五叔的表演兴奋得又鼓掌，又照相。县上和公社来的干部也都纷纷为五叔鼓掌、称赞。五叔更有点得意了，几十岁的人，竟然摇头晃脑起来。

我为此真想哭一鼻子。五叔，你为什么成了这个样子？是谁让你成为这个样子的？

五叔的“节目”完了后，学生娃们上去唱样板戏；学生娃们唱完后，台上竟然上去了一群白发老婆婆，她们豁牙漏气，在五叔的指导下，背诵几句小学教师为她们胡诌的顺口溜。她们怎么也念不到一块，一个个老皱脸臊得通红。我痛苦地看见，姑姑也站在里边！

这一切已经有点残酷了。我低下头，用双手捂住眼睛，心中涌满了悲哀和愤怒！此刻，这些老人们就像羔羊一般被搁在了这个可诅咒的祭坛上，而我却要在这么近的地方目睹这一切！

我不知道这一场闹剧是什么时候收场的。

我勉强和我的兴奋的同行分了手，然后就和表弟搀扶着姑姑回了他们家。

姑夫又惊又喜地迎接了我。他当然连一点病也没有。

我仍然对刚才的一幕感到痛苦，对姑夫说：“你们村怎么胡闹哩？”

“你也是这么看的？”姑夫又惊讶又激动地叫道。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君娃还是君娃，唉，好君娃哩，咱农村完了！没光景了！不能活了！而今党里头有人作孽哩！你五叔跟上疯子扬黄尘，把张家堡完全弄倒塌了！地连一遍都没锄，草长得比庄稼都高，整天不劳动就弄这些瞎事！我真想把你五叔的腿打断，把这龟子孙的嘴拿针缝了，再叫他王八蛋跳叫！”

“你可千万不敢闯乱子……”姑姑害怕地央告姑夫。

我把一些点心和两块布料从提包里掏出来，放在炕上，对姑夫和姑姑说，我因为明天要返回县上，在这坐一下就准备回我们家去看看。

姑夫和姑姑非要我留下吃一顿饭不行，他们说吃了饭也能赶回去。

我不能拒绝他们的心意，于是就留下来。

我和姑夫在这孔窑里说话，姑姑到另一孔窑洞去给我做饭。

过了好一阵，我和姑夫突然听见隔壁窑里我姑姑的哭啼声。尽管声音不大，但我们两个都听见了，我和姑夫慌得不知出了什么事，赶忙跑了过去。

我们过去一看，见锅里正冒着热气，我姑手里拿着笊篱，伏在锅台上泣不成声！

我和姑夫都问她出了什么事。

姑姑抬起头，伤心地哭着说：“我给咱君娃包了几个高粱面饺子，都烂在锅里捞不出一个新的来了，成了一锅糨子……我娃常也不回来……”她哭得更伤心了。

我也哭了。

姑夫叹了一口气，说：“高粱面怎能包成饺子哩，你应该做成面片……甭哭了，君娃又不是外人……”他的声音也哽咽了，转过头对我说：“这几年正好没粮嘛，白面、豆面都没……你看姑夫活成个什么人了……”他一下子蹲在灶火圪里，双手抱住了白发苍苍的头。

我扶起姑姑，对她说：“你千万不要这样，你一辈子都亲我疼我，我小时候都不知吃了你们家多少好东西。我就是在你们这里喝上一口凉水也是甜的……”

说完后，我自己捞了一碗高粱面和土豆丝糊汤大口大口吃起来，并对姑夫和姑姑说：“白米白面我都吃够了，这饭正对我的胃口！”

姑夫和姑姑看见我这样，都惨淡地笑了。

吃罢这顿伤心饭，我便告别了二老，起身回家看望我父母亲。

当我出了张家堡村口时，五叔张志高突然撵来了。他手里拿着一卷材料，在村口堵住我说：“君娃，这是我叫队里的会计赶写的，上面记录了我们队学习小靳庄的先进经验，你们报纸写文章好参考，你拿着，我就不专门给你们往城里送了……”

我厌恶地对他说：“这次我不管这事，你还是送到城里去吧……”

当我走在田间小路上，思绪便像洪水一般开始泛滥。一切都是这样叫人难受。乡亲们连饭都吃不上，却让他们停工停产去唱歌跳舞。五叔，你也是个农民，难道你的眼睛瞎了吗？你就看不出这一切有多么荒唐吗？

可是我自己又有什么权力谴责五叔呢？我也是农民的子弟，竟然千里迢迢赶回来，要把他们如此惨痛的悲剧当做喜剧来写……我发誓这次我连一个字也不会写的！

一路上，姑姑流泪的脸和五叔喜气洋洋的脸交替在我眼前晃动着。我在心里呼唤：把这一页惨痛的历史尽快翻过去吧，让姑夫和姑姑们的脸上露出笑容，而让五叔们脸上的笑容黯淡下来……

第五次相遇

又是一个夏天了。

我搭上西去的列车，去F市采访。火一般的太阳照耀着车窗外无边的原野，大地已经变成了一片绿色的海洋，车厢里极其闷热，旅客们一个个汗流浃背。按节气，已经到一年中最炎热的时候了。

社会生活同时也处在一种热烈的气氛中。尤其是幅员辽阔的农村，显出了历史上少有的激动。山区的生产责任制已经搞了两年了，实际成果说服了怀疑论者。那里大规模生产方式的改变，极大地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初步改善了极度贫困的生产状况，使他们有吃有穿了。当然，冒尖户是少数，眼下并不像某些文艺作品所宣扬的那样，农民个个都已经进了天堂，动不动就把高档商品买回了家。我们的农民难道还不清楚吗？他们过去在某种程度上已穷到了骨头里，新政策的优越性不可能一下子就把所有的人都变成大富翁。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解决了温饱问题，这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另外，一切都还刚刚开头，许许多多的新问题和新矛盾接踵而来，需要迅速而有力地给予解决。但党的某些基层组织和它的负责人本身在认识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问题，因而，使得许多新矛盾无法得到妥帖地解决。毫无疑问，我国整个农村的进步有待于一个长期不断改革的过程。但是，最初的这一步已经显示了一种令人鼓舞的景象，这是任何眼睛没瞎的人都能看得见的。

平原地区也在仿效山区的榜样，开始大规模地实行生产责任制了。省委第一书记已经在答省报记者问中，号召平原地区迅速落实生产责任制。但是，F市所在地区在这方面一直抵抗着，长期按兵不动。为此，省委已经把那里的主要领导人调离了。新建不久的新市委班子坚决执行省委的指示，F市和全地区的农村已经处于一种急骤变革的状态中。我正是赶去采访和调查这一地区的农村形势的。

我坐在飞驰的列车上，听着铿锵的车轮声，感受着一种强烈的时代变革的气息。我记起了一本长篇小说的名字：《在田野上，前进！》，那是写另一个时期中国农村的大变化的。现在，我们也可以兴奋地呼喊：在田野上，前进！

我在F市下了火车，通过检票口，来到了候车室。

已经是晚上了，我想很快先找个住处，于是就小心地通过睡在地上的横七竖八的旅客，向外面走去。

到候车室门口的时候，我一下子呆住了。我看见了一张熟悉的面孔。

这不是张志高吗？

是的，这的确是五叔，他现在赤膊露体躺在候车室大门口的一个角落里，头枕着自己的两只鞋。打着很响的呼噜在睡觉。他看来疲惫不堪，头沉重地歪在一边，身上和头上布满了汗水珠子，身子下面的水泥地板似乎都湿了一片。他的长裤管挽在大腿以上，上身只穿我们家乡农村的那种红裹肚，两条腿摞在一起，侧身倒地，就像家乡农人们在山野里睡觉一样。

五叔，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呢？为什么你一个人流落在这陌生的异乡，受这份洋罪呢？

我犹豫地站在这个酣睡的乡亲面前，不知该不该叫醒他。

我想叫醒他，问明他的一切。我又不忍心叫醒他，他看来太疲倦了，睡得那么死沉，说不定好长时间没睡一个好觉了。我躬下身，看见他抽动的嘴角和紧蹙的眉头间，似乎隐约地流露出心灵深处某种阴郁的迹象。此刻，他也许在梦中回到了我们亲爱的大马河川，回到了那个鸡叫狗吠的村落……

不论怎样，我眼下无法想象五叔为什么睡在这里。

我犹豫了一会儿，叹了口气，先出了候车室。我想还是让他在这个肮脏的地方再睡一会儿，等我找好住处再来叫他吧。今晚，我要让他和我住在一起。他大概是不想掏住宿费才在那里凑合的。

我在F市委招待所包了一个两张床位的房间，把东西放好，连脸也没擦一把，就又急匆匆地来到了火车站。

五叔仍然睡在候车室的门口，似乎连动也没动一下。

我在他旁边蹲下，轻声唤他：“五叔！五叔！”

他一动也不动。

我又一边叫他，一边用手掀他汗淋淋的身体。

他慢慢地睁开眼，似乎竭力要弄清楚他在什么地方，而眼前又发生了什么事。

在一刹那间，他认出了我。

五叔一下坐起来，叫了一声：“君娃？”

我对他点点头。

他先害臊地两把将衣服裹在赤身裸体上，把枕在头下的两只鞋穿在脚上，说：“做梦也想不到在这里碰见你……”他的眼里似乎闪动着泪水，亲热地用汗涔涔的手抓住了我的手。他显然相当激动，像在外国碰见我一样。

我在他身边的一块半截砖头上坐下来，问他：“你在这儿干啥哩？”

他不知为什么，脸一下子通红，说：“唉，跑一点小生意……”

“给集体还是给你？”

“集体？还有集体吗？集体早散伙了！单干了！资本主义了！”他顷刻间变得恼怒了。

这个顽固的人，他仍然是他那老一套！

“那你跑出来，地怎种呀？”我问他。

“我没心思走资本主义道路！地让我那个二流子小子胡弄着，我出来跑点生意。新政策不是号召让做生意吗？”他有点嘲弄地说。

“你做什么生意哩？”

“零七碎八……”

他显然不想说他干什么。我不愿再打问了。这是属于别人的私事，再问也许不合适。可是我隐约地觉得，这个“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他的“生意”有点非社会主义的味道。但我不是公安局的，无权追究这些，何况他是我的五叔。

“你又到什么地方记录去呀？”他问我。

我告诉他，我就到这个地方来的，再不走了。

我问他到什么地方去，他说他明天一早就坐火车去省城呀。

我马上对他说，我已经包好了一间房子，也有床位，让他今晚跟我去住。

“我怕误了火车的钟点。”他说。

“不怕，招待所离火车站不远，几分钟就到了，误不了车。咱们住在一块，还可以拉拉家常话。”

他同意了，拿起了身边那个落满尘土的黑人造革皮包，和我一同出了候车室。

我把他先领到火车站附近的一个食堂里，要了些菜、馍、啤酒和汽水。

五叔喝不惯啤酒，说像些马尿。我就又给他买了几两白酒。

几杯酒下肚，他就有点醉意了，瞪着一双微微发红的眼睛，对我说：“你是个记者，好好把咱农村的情况记录下来，给中央和胡耀邦总书记反映上去！就说资本主义完全复辟了！”

我又记起了上次在我们县车站附近食堂里的情景，那时他在饭桌上就说这些话，现在还在说。我同时也想起了多年前在学校院子里的赛诗会，想起了他在公社会议室的发言和菜市场的表演，也想起了大队饲养院里的那次骚乱……我又看看此刻桌子对面那双醉意蒙眬的眼睛，感到心情沉重而痛苦。不正常的时代造就了这样一种不正常的人，而且还是党的一个基层组织的领导干部。这样的人本应该早被撤换下来了，可他仍然占据着领导地位。我们的改革首先正是应该针对这样一些人的，而不幸的是，眼下有些地方往往正是由这样一些人在领导着我们的改革。比如说F市吧，前几年正是由几个对抗中央政策的人在领导着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地区。这些人当然要比五叔高明多了。他们采取的是在口头上拥护新政策，而在实际工作中顽固对抗的方法，他们在会议上一口一个要坚决贯彻中央精神，而在私下里，在和老婆睡觉的时候，在和心腹们下棋打扑克牌的时候，却用一种嘲弄的口气讥讽所有的改革。我国新时期社会改革的最大困难就在这里。

吃罢饭，我搀扶着五叔，来到市招待所的房间里。

五叔脱掉外衣，躺在凉席上，一口一口地长叹气，对我说：“唉，君娃，你五叔现在活得不像个人了……”

我不知该说什么。

他直愣愣地望着房顶的天花板，叹着气说：“以前，我张志高是个什么世事？常是站在人面前的人嘛！工作常是先进，给张家堡挣了一墙的奖状和锦旗。公社和县上的领导谁不看重我张志高？参观大寨，到地区和省里开先进会，哪一回能少了我张志高？想当年，常是坐‘主席台’的人嘛！可是而今呢？却像个要饭吃的一样，流落到了这等地步！……哎，你不知道，以前我参观开会路过这些地方，都像上宾一样住在带澡堂子的宾馆里，可如今躺在候车室的地板上，连条狗都不如……”

他说完，一下子翻身趴在凉席上，竟然呜呜咽咽地哭起来了。

我慌忙劝解他，但他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呜咽着。

这哭声强烈地震撼了我的心。

我无法安慰他，也说不出来什么同情话，于是就从房间里走出来。让五叔一个人在房子里静静地哭一会儿吧！我无法同情他，但我怜悯他。直到现在，他还不明白他的悲剧。是的，这不仅是他的悲剧，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正是一个悲剧的时代造成了这样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多少个五叔一样的人物啊！历史往往就是这样：一个悲剧性的时代结束了，但那些悲剧性的人物并没有结束自己的悲剧。

我在招待所的院子里长久地徘徊着。

此刻，沸腾了一天的F市安静了下来。城市的灯火先后熄灭了一些，夜空中的星星却更繁密，更明亮了。晚风习习地从远方的山峡中吹过来，驱散了城市上空的热气，使人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爽快。

等我回到房间后，看见五叔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睡着了。

我默默地坐在床沿上，点燃一支烟，静静地看着熟睡的五叔。我固执地在他的留有泪迹的脸上，寻找我在童年时所熟悉的一些特征。

我长久地看着睡梦中的五叔，两滴泪水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涌出了我的眼睛，从烫热的脸颊上滑落了下来；耳边似乎隐约地又传来了那久远年间的叮叮咣咣的土三弦声……

结束

我去拘留所看罢五叔二十多天后的一个早晨，五叔突然来到了我的家里。

他神色有些沮丧，但因为从拘留所放出来又有些高兴。他的身体和精力明显地衰弱了，甚至显出了某种老态；多时没刮剃的胡楂乱蓬蓬地在皱纹脸上围了一大圈。

我高兴地问他：“放出来了？”

他百感交集地用手指头揩去眼角的两颗泪珠，说：“放出来了。判了个免于刑事处分……”

我和我爱人立刻忙着给他炒了许多菜，招待他吃饭。我们都留他在我们家多歇息几天。

五叔说他不准备住了，已经买好了明天回老家的长途汽车票。

当天晚上，他就在我们家住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我送他去长途汽车站。一路上，他不说其他，只是反复地感叹说：“唉，真丢人！以后我再怎领导张家堡大队的工作呀……”

得了吧，五叔！你怎么还能领导张家堡的工作呢？你自己首先应该回到土地上老老实实地劳动，用汗水好好洗刷一下你自己，你身上积起来的污垢已经太多了。

我怀着一种极其悲哀的心情，一直目送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长途汽车站检票口的后面。

当我转身走上宽阔的街道时，曙色已经染红了东方的地平线，城市从睡梦中醒来，到处都是沸腾的声响——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我走在上早班的人流里，心头猛地打起了一个热浪——因为我从五叔们的衰败中，看见中国正挺起朝气蓬勃的胸膛走向未来！

*原载《钟山》1984年第5期。

生活咏叹调
（三题）

小镇上

吉普车在咸榆公路上奔驰着。车窗外闪过冬日苍茫的天际，玄黄色的山峦，以及悬崖上垂挂着的奶白色的冰凌……

军人微微前倾着身子，透过车玻璃扫视着黄土高原广漠的田野，两只眼睛闪闪发光。因为种种原因，他二十年没回故乡了。走时是兵，现在已是一个现代化炮兵师的政委。这多年，他一直生活在祖国绿莽莽的西南边陲，但梦里却常常是一片黄颜色……现在他又终于看见了这亲爱的土地。黄色永远是温暖的色调。他此刻的心暖烘烘的。

故乡，你好，我回来了。我就是那个小时候吊着鼻涕的狗娃——大马河川卧牛沟高老大的五小子……

“再有八十里路就到家了……”他对军分区派来送他的小车司机说，两只眼睛仍然贪婪地扫视着车窗外的一切、一切……一切似乎是那么熟悉，又是那么陌生了……

前面出现了一座小镇。其实和一个大的村庄差不多，只不过多了一条简陋的街面而已。

他猛一怔。

我为什么一怔？他似乎在问自己。

你一定记起了什么？

噢，是的！

他让司机把吉普车停在镇子对面的公路边上。他说他要到镇子上走一趟，让小伙子等一下。

他下了车，走过那座小小的、古老的弓形石桥，来到了镇子上。

他先静静地立在街口，望着这地方，似乎在默默地向它致敬。小镇，这是我。二十多年了，你一定不会认出我是谁。但我并没有忘记你，只不过那一切都属于过去了。

他把军大衣往紧裹了裹，迈着军人矫健的步伐穿过街面，向那个他一眼就认出来的地方走去。

这是一座小学校。

他悄悄地立在校门口，胆怯地向里面瞄了一眼，脸上立刻不由自主地显出一种敬畏的神色，就像当年他第一次站在这里一样。

是的，二十几年前，你来这里时，还是个孩子。穿着一身破破烂烂的衣服，背着一卷缀补疤的铺盖，从僻远闭塞的大山里走到公路线上，躲避汽车像躲避怪物一样。当你站在这校门口的时候，就像穿越过撒哈拉大沙漠的一个来自原始部落里的虔诚的穆斯林，站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前……唉，那时这学校其实是多么简陋！大门哪有这么排场？只不过是一个土豁子罢了。围墙也是土的，上面缀满了不安生的手脚所留下的坑坑洼洼。现在呢？看看，这大门和围墙都是一色青砖砌起，多气派！

你记得在这里整整上过两年学——五年级和六年级。当时父母有病，家里连你一共八个孩子。你是勉强支撑着来这里的。衣服破得遮不住羞丑；一顿只能喝一碗稀糊糊高粱汤；身上常常连一分钱也没有……

一阵电铃声。

电铃？不是钟声吗？

他笑了，朝校园里望了望。过去那些破破烂烂的窑洞不见了，眼前是一排排砖瓦盖成的大教室。那棵老槐树还在，只不过更老了。吊在它上面的那口大铁钟不见了。但他依稀还听见那“当！当！”的声音，就像一个老年人用沙哑的嗓门从遥远的过去向他亲切问候。

学生娃娃们从各个教室里拥出来，汇聚在了大操场上。操场立刻变成了一个欢乐的、喧闹的海洋。

他咧开嘴巴笑着，呆呆地望了一会儿这些穿戴得漂漂亮亮的孩子们，然后用手指头揩了揩眼角，就离开了校门口。

他然后又开始绕着学校的围墙走。一边走，一边仔细地在墙根下瞅着，似乎在寻找什么。他的心在怦怦地跳着。

还在吗？那个我曾像小狗一样爬过的下水洞！

说真的，无论是当兵前还是当兵后，他都爬过或钻过各式各样的洞——土洞、桥洞、涵洞、石头洞……但没有一个洞能留在记忆里——有什么必要记住这些呢？但这里的那个下水洞他却没有能忘记。

他一边走，一边像侦察兵似的搜索着那个已属于遥远记忆中的遗迹。他刚才在车上那猛地一怔，正是想起了这个洞。他现在停车来到这里，多半也是为了看看这个地方的。在外人看来，这也许有些可笑。但有些个人的内心隐秘是不需要外人理解的。

他走着走着，一下子呆住了。

一点也不错，这就是那个洞，那个在下雨天把校园操场上的积水排在墙外的肮脏的下水洞。二十年过去了，尽管当年低矮的土围墙改换成砖砌的高墙，但这个洞几乎还原样地保存着，似乎专门等着他今天来重访。

刹那间，那热闹的锣鼓声、丝弦声、秦腔……又在你的耳边骤然间响起来。大概是秋天，很可能是八月十五，校园的大操场上正唱戏。这是小镇上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学生们全都放假，而且不准在唱戏的时候留在校园内，以便把这里变成剧场，因为镇子上再也找不到这么一块平坦地方了。当然还可以进去，但得买票。

校门的土豁子成了“剧院”的入场处，被剧团掏钱雇来的本镇的一些彪形大汉把守着。土墙里面也有同样的大汉们来回巡视，以防不良之徒越墙而过。

同学们都看戏去了，就你一个人踯躅在街头。你没有那三毛钱去买一张票。身上只有一毛钱，还是一张菜票。那锣鼓和丝弦的喧闹，那笑语哗然的人声，那激昂慷慨的戏文，撩拨着你的心。你看不见这一切。如果你当时是大人，你也许能忍受。可你才十一二岁，像所有和你同龄的孩子一样神往那个热闹非凡的场所……

突然，你一下子记起了那个下水洞。悄悄地从那洞中钻进去，不就到操场上了吗？

唉，我当时曾怀着怎样恐惧的心情，从眼前这个洞里爬进去的呀！洞里又黑又脏，手上似乎都糊了狗屎，臭烘烘的。但不管怎样，我已经无论如何不可能再退回去了。

灾难在我从洞那边一伸出头就降临了。一只蒲扇般的大手一下子扣在了我头上。我脑子“轰”的一声，觉得整个世界都陷入到一片黑暗之中。当我挣扎着企图像泥鳅一般溜掉时，那另一只大手已经揪住了我的一只耳朵。

就这样，我被那无情的手从洞子里拉出来，拉在了人山人海的操场上。我立即认出，揪我耳朵的人是镇子上肉铺里的焦二，腰圆膀阔，满脸栽着圪针般的硬须。据说他可以把刚开膛的猪板油生吃三斤。

“你这个混场的贼溜子……”焦二一边揪着我的耳朵拉着我走，一边兴奋地嚷嚷着，似乎像一个求功心切的勇士终于活捉了一个俘虏。

我的耳朵疼得就像要掉下来似的，但还不敢吭声，更不敢哭。我只是小声地央告着，让他不要把我交到学校。但焦二大声喊叫说非要把我交给校长本人不可！

一切都完了！我将在同学们中间变成一个声名狼藉的人，而说不定学校还会把我开除的。天啊，我怎有脸回到我的村子？怎有脸见全家人和全村人的面？

我被这无情的手揪扯着耳朵，走过一长溜吆喝声四起的小吃摊。

“焦二，你又造什么孽呀！你把这娃娃的耳朵都快揪下来了！”一个妇女的声音。

“这小子不买票，从水洞子里钻进来。哼，叫我给逮住了！”

“手放开！”

“怎？”焦二叫了一声，手立即松开了，因为他手里被硬塞进了一个烫热的菜包子。

焦二笑了，顾不得其他，烫得两只手来回倒腾着那个包子，嘴“扑扑”地吹着，甚至给包子上唾了一下。

他开始吧咂着嘴吃起了包子，似乎一下子忘记了我。

一只温热的手在我的头上摩挲了一下。

“你怎不买票钻水洞子呢？”卖菜包子的大嫂声音充满了无限的怜悯。

在朦胧的蒸汽中，我看见了一张慈祥的脸。

“我……没有钱。”

“你是镇子上谁家的娃娃？”

“我不是镇子上的。我是乡里来的。”

“哪个村子的？”

“卧牛沟的。”

“念书娃娃？”

“嗯。我就是这学校的。”

“唉，看多恓惶！裤子都露着肉……”

一只热腾腾的包子递到了我面前。我不接但被硬塞到了手里。接着，又是那只温热的、母性的手在我头上轻轻地摩挲了一下。泪水顿时像浓雾一般模糊了我的眼睛……

他用模糊的泪眼出神地望着这个二十多年前蒙难的地方，耳边依然响着焦二和卖菜包子大嫂的声音——

“不要给学校交，你把娃娃放了！”

“哈呀，人家剧团出钱雇我焦二，我怎能不给人家尽职尽心哩！”

“屁！甭吆喝了！生猪油把你的心糊成个猪心了！给！我不信这热包子还塞不住你个猪嘴巴！”

“哈哈哈，猪嘴碰上个狗獠牙，焦二碰上个母夜叉……”焦二吃着包子，回过头说，“你这小子还站着干什么？去吧……”

羞耻、悔恨、感激、甜蜜……这种种情感涌上了你的胸腔，涌上了你的喉眼。你手里捧着那一个热腾腾的菜包子，转身就跑开了。

你哪再有心思去看戏呢？你从那个土豁子里跑出来，又重新踯躅在了街头上。你不知该到哪里去。你觉得你有许多话想给世人说，但又不知你想说什么。总之，你真想亲吻这破烂街道上的一切呀……

政委解开军大衣的纽扣，抬起头，望着无边的黄色的山峦，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哦，我的故乡，我的小镇，我的下水洞，我的焦二大叔，我的卖菜包子的大嫂，我的逝去的童年……我对你们所有的一切都怀着多么深切的眷恋和热爱！就是焦二大叔那只揪过我耳朵的手，现在对我来说，也像卖菜包子大嫂的手一样温暖。大嫂，你再用你那温热的手摸一摸我的头发吧。焦二大叔，此刻我也多么想再让你用你的手揪一揪我的耳朵，好让我再一次感受一下故乡那热辣辣的惩罚……

他下意识地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耳朵，然后向那个下水洞投去最后的一瞥，就转身走向街道。

“菜包子哎——”前面传来一声悠长的女孩子的喊叫声。

他的眼前蓦地闪现出一张慈祥的妇女的脸。

他快步走向前去，来到一个卖零吃的摊子前。这里热闹非凡，吆喝声四起。有卖凉粉的，有卖油糕的，有卖粽子的，有卖扁食的……卖包子的呢？

他终于发现了她。这是一个脸像山丹丹花一般好看的姑娘。他问：“多少钱一个？”

姑娘立刻热情地招呼道：“七分钱一个，不要粮票，喷香！你要几个？”

“你妈妈是干啥的？”他竟然这样问她。

姑娘一愣。她说：“我妈是邮电所的干部，我是待业青年……你认识我妈？”

“噢……不认识。我买四个。”他为自己的唐突而不好意思地摇了摇头。

他拿着四个热腾腾的菜包子，重新穿过那座古老的弓形小石桥，返回到了公路上。

司机身子伏在方向盘上，已经睡着了。

他敏捷地上了车，用胳膊肘轻轻碰醒了小伙子，给他手里塞了两个菜包子，说：“很香，你吃吧，吃完了咱再走……”

司机说他不饿，把包子塞进挎包里，就立即踩动了离合器。

吉普车重新又奔驰在咸榆公路上。车窗外依然闪过冬日那苍茫的天际，玄黄色的山峦，以及悬崖上垂挂着的奶白色的冰凌——这凝固了的激情！

杏树下

四月，白粉粉的杏花已经谢了。躲藏在绿叶间的毛茸茸的青杏羞怯地望着这个陌生的中年人。

他立在这杏树下，静静地垂着两条胳膊，不言不语地看着这株粗壮的果树。故乡山野的风带着春天的温暖，轻轻抚摸他夹杂几根白发的头，抚摸他的脸颊，抚摸他的心。

杏树，你应该认识我。尽管我们分别有许多岁月，但我可从来都没有忘记过你。当我夹着讲义，站在林业学院的讲台上讲述那些杨树、柳树、松树……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你，杏树；想起了她，小萍；想起了我们小时候。不过，那时你很小，我们也很小……

是的，他那时才十一岁，在村里的小学校上三年级。她也只有十四岁，因为上学晚，念四年级。

本来他们并不相识。一家在村东，一家在村西，庄子太大，除过正月闹红火偶尔见一面，平时谁也不见谁。虽说同住一村，可孩子们的世界总是那么小。就是上了学，两个年级不说，她比他大，还是个女生。他们从来没说过一句话。在这种年龄，男孩和女孩的界线是很严格的，他们往往都生活在各自的天地里，互不交往，互不侵犯。

但是，我敢肯定地说，我和小萍这样生疏，还不仅仅是这些原因。那时，学校也有全体一致的活动和游戏，不分年级，不分大小，不分男女……我和她的这种生疏是由两个家庭的生活状况所决定的。那时我们家五六口人，就父亲一个人劳动，日子过得叮当响。不用说，我是这学校穿戴最破烂的学生。可小萍呢？虽说她母亲也在农村，可她父亲是县城里的医生，家里就她一个宝贝蛋，经常穿戴得像一位小公主。她无疑是学校最尊贵的学生。

他们是两个极端。他当时虽然只有十一岁，但已经懂得为自己的寒酸而害臊了，因此专意躲避那些穿戴体面的同学，尤其是躲避小萍。在他看来，她大概时刻都在笑话他。别人也躲避他，就是那些家境不怎好的同学也尽量不和他为伍，以便证明比他高一等。他常常孤孤单单一个人……

世界上最可怕的是孤独，特别是孩子的孤独。孤独的大人可以在自己的内心创造一个世界，以寻求安慰，而一个孤独的孩子，当外界和他隔膜的时候，心灵中就只有一片又苦又咸的碱水了。

可是，就在那天，就在这棵杏树下，发生了那样的事……

我清楚地记得，那同样是四月的一天，春风就像今天这样抚摸你的锁锁头，抚摸你的粗糙的小脸蛋，抚摸你忧伤的心。你靠在这棵杏树干上，看同学们在玩“找朋友”的游戏。这就算乡下学校一年一度的春游吧，老师带着全校的同学，来到山野里，尽情地玩呀，唱呀，跳呀，喊呀……

找呀找呀找呀找，

找到一个好朋友，

敬个礼，握握手，

你是我的好朋友， 再见！

同学们玩得多快乐呀，可是当时我脊背靠在这树干上动也不敢动。谁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不去玩。我也无法说出我不去玩的原因。

老师走过来，惊讶地问我：“你为什么不玩呢？”

“我……肚子疼。”

“疼得厉害吗？”

“不，不厉害……”

“那你现在回家去。”

“不，不，等一会儿再……”

我此刻不能离开。我只是脊背紧贴树干站着。这棵杏树对我来说像救命的恩人一样。

一直到大家要回学校的时候，我还就那样站着。

集合的哨声响了，同学们都排成了二路纵队。

我仍然没动。

老师又走过来，有点生气地说：“你怎不走？”

“我……”

老师发火了：“你为什么还站着？”

我无话可答。

同学们都将目光投向我，嘁嘁喳喳地议论着。

“你回不回？”老师喊叫说。

“我现在不回……”

“为什么？”

我“哇”一声哭了。

同学们“轰”一声笑了。

听见老师说：“王小萍，你留着，一会儿把他带回来……”

小萍是大学生，又很体面，也懂事，老师常派她做一些在学生看来很重要的“工作”。

老师带着同学们走了，而把小萍留下来。她的任务看来好像是收容一个掉队的伤兵。

杏树下，只剩下我和她。

“你怎啦？”她问。

我不敢看她，也不回答。

她走近我，大胆地用手在我的汗淋淋的额头上摸了摸，大概是看我发不发烧。

我感到额头像被烧红的烙铁烫了一下。

我扭过头，不看她，说：“我没病。”

“你不是说你肚子疼？”

“不疼。”

“那怎啦？有什么你给我说，好吗？”她的口气像大姐姐一样。

我犹豫了一下说：“那你不能给别人说。”

“我肯定不说。”

“要是说了呢？”

“那就是小狗。”

“……我的裤子……破了。”

“哪儿破了？”

“在后边……”

“唉，倒说你不玩呢，让我看看。”

“不。”

“怕什么哩！我带着针线。我给你缝。”

“不。”

她不管我同意不同意，已经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荷包，开始笨拙地往针眼里穿线。我立刻紧张得像医生要给我打针一样。

“转过来！”她命令我说。

我不动。

她过来，用手使劲把我掀转身。我一下子伏在杏树干上哭了。

小萍一句话也不说，开始给我缝屁股后面破了的裤子，针时不时扎在我的屁股蛋上，我疼得喊叫起来，她却在后面咯咯地笑着，说：“快完了……”

鼓弄了很长时间，她才说她缝完了。我用手在后面摸了摸，已经不露肉了。

她像没事似的抬头望了望树上的青杏说：“毛杏子最好吃了，酸酸的……现在咱们回吧？”她对我说。

“我先不回去，你走……”

她冲我笑了笑，就走了。走出不远，她又回过头叮咛：“你快回来！”

她走了，消失在山下的小土路上。

我抬起头，望了望绿叶间那一颗颗毛茸茸的青杏子。

尽管我不太会上树，但我还是挣扎着往这棵杏树上爬去。

我勉强上去，刚摘了一颗杏子，由于脚没站稳，一下子从树上摔下来了。

我跌倒在地上，听见屁股后面“嘶”的一声。天啊，刚刚缝住的裤子又一次破了！

泪水再一次盈满了我的双眼。这次使我伤心的是，我无法把手中的这颗杏子送到小萍手里了。正是为了报答她，我才冒险上树的。现在我总算摘了一颗杏子，但付出了裤子再一次被扯破的代价……

我在地上呆呆地坐了一会儿，决定非把这颗杏子送给她不可。

我于是硬着头皮从山里下来，磨蹭着来到学校下边的小河边。

我看见同学们正在院子里大扫除。我不敢上去。

我突然看见小萍到院畔上来倒垃圾。她也看见了我，喊：“你快回来！”

我没动。

她站了一会儿，看我这样子，就从小路上转下来了。

她站在我面前，问：“你怎不回去？”

“给！”我把那颗杏子递到她面前。尽管这杏子已被我的汗手弄得又脏又黑，小萍还是惊喜地一把夺过去，扔在了自己的嘴巴里。她一边吃，一边说：“真好吃，酸酸的……咱们回……”

“我回家呀……”

“现在还没放学呢！”

“我的裤子又扯烂了……”我说完，掉转头就跑，并且没忘了用一只手过去遮住我的不幸的屁股蛋……

从那以后，我和小萍之间就渐渐产生了一种不协调的友谊——一个富足人家的女儿和一个穷人家孩子的友谊。直到现在我也说不清这一切，只是感到这一切对我来说是多么宝贵。

她以后在学校经常找我玩，使旁的学生感到“眼红”。她甚至带我去过他们的家。我当时没学过更多的形容词，只学过一个“金碧辉煌”，我就用这个词来形容他们的家。她母亲是个非常厚道的人，曾经给我缝过一身崭新的咔叽衣服。在我把这身新衣服穿回家以后，我父母亲都以为我是在外面偷的。一个开口就骂，一个出手就打。当我掉着眼泪说明实情后，我父母亲也大受感动，嘴里喃喃地念叨说：老王一家人真是些善人，可就是没生养下男娃。他们这样修行积德，老天爷一定会让这家人添个男丁。当时我也曾祷告过老天爷，就像我父母亲说的那样，让小萍她妈再给她生个弟弟，可后来也没有生。现在想起来这有多么可笑……

一年以后，小萍突然离开了村子。不是她一个人，而是全家都搬走了。听说她父亲报名去支援西藏，到一个叫日喀则的地方去工作了。

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她。我后来上高中二年级时，听说她考上了北京医学院。在这以后，我也考上了西北农学院，专攻林业专业，后来又留了校，当了讲师；以后又当上了副教授……

副教授立在这杏树下，望着绿叶间那毛茸茸的青杏，两滴泪珠不知不觉从眼角里滑了出来。为了那逝去的愉快和忧伤，为了那又酸又甜的回忆，他微笑着哭了。此刻，他似乎又听见了那欢乐的、稚气的歌唱：

找呀找呀找呀找，

找到一个好朋友，

敬个礼，握握手，

你是我的好朋友， 再见……

再见，小萍。实际上，我也许再也不会见到你了，但我永远记着你——我少年时期的伙伴！你知道吗？我现在就立在这棵我们曾共同喜爱的杏树下——你为我补过破裤子的地方，向你致以遥远的祝福。我相信，不论我们走向何方，我们生命的根和这杏树一样，都深扎在这块亲爱的黄土地上。这里使我们懂得生活是多么美好，从而也使我们对生活抱有永不衰竭的热情，永远朝气蓬勃地迈步在人生的旅途上……

他用手绢沾了沾眼睛，然后像小时候一样，笨拙地攀上了这棵杏树。他摘了一颗青杏，又从树上溜下来。

他把这杏子扔进嘴里，细细地品尝那股酸酸的滋味，然后便告别了这杏树，走下山来。四月的风轻轻抚摸他夹杂几根白发的头，抚摸他留着泪迹的脸颊，抚摸他那颗孩子一样的心……

医院里

马老头就要出院了。他穿起了那身平平展展的呢衣呢裤，像个要去参加什么盛典的首长。其实他只是市上一个小单位看门房的极其平常的老头。以前他是个工人，后来退休了，闲得呆不住，就找了个看大门的差事。一月前，他脸上突然起了个瘤子。原来以为是恶性的，紧张了一阵子。后来到医院一检查，发现是良性的，老头的心才平实了一些。不过，医生说要动手术。动就动吧，听说这是小手术，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好了。

这不，现在已经好了。

这位穿戴得像首长一样的看门房老头，这时正向同室的病友们作告别。他高兴，大家也为他高兴。他和众人一起又说又笑，平日寂静的病房一时起了一点小小的愉快的波澜。那位在靠窗户边为一个重病号喂药的年轻漂亮的女护士，也宽容地没有制止这种显然不合规程的行为。要是平时，她会严肃地对大家说：“请同志们不要大声喧哗……”她现在甚至还扭过头来，微微笑着看了一眼衣冠楚楚的马老头。

这时候，老马的儿子小马正在床边收拾他父亲的东西。小伙子穿一件洗白的米色风雨衣，显得健壮而潇洒。他一声不吭，只是有条有理地把他父亲的零七碎八归拢到两个提包和一个大网兜里。

他父亲和别人又说又笑地道完别，就回到他的病床前，惊讶地对儿子说：“你已经都收拾好了？”

“嗯。”

“我的镜子装进去了没？”

“镜子？”儿子困惑地看着父亲。他并不知道父亲每天都拿这宝贝小圆镜看自己动过手术的容貌。

马老头自己从枕头下面摸出了那个小圆镜。儿子正要拿过来装进提包里，他父亲却举起这小圆镜，又一次认真地从不同的角度照了一会儿自己的尊容，然后叹了一口气，说：“唉，留下了一片疤……”

“总比一个瘤子好看。再说，你又不去当电影演员。”他儿子说。

病室的人“轰”一声笑了。马老头也不好意思摇摇头笑了。

那个刚给病人喂完药的女护士，惊异地回过头来，用一双闪闪发光的眼睛瞥了一眼那个诙谐的青年。

老马父子对于室内一切作了一次最后的审视，然后就要动身走了。但小马却对着那两个大提包和一个大网兜发愁地说：“自行车最多能带两件……”

在他这样说的时候，那位女护士走过来，说：“你可以把网兜放到我这儿，完了你再来取。”

小马于是就把那网兜交给了她。女护士提着就走了。

这父子俩随后也就举手一边给病室的人打招呼，一边倒退着出了房门，走了。

这一切极其平常。

但也有一点小小的不解之处，不妨在这里提一提：老马的那个大网兜本来也可以放在这病房，然后他儿子再来取也可以。老马和他同病室的人已相处多时，难道他们还能偷了他的东西不成？这一点那位女护士也应当知道，所以她根本不必把那个网兜提到她那里去。可以肯定地说，所有的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个小小的生活的疑点，似乎这一切都再自然不过了。即使一个古代拜占庭的智者，恐怕也不会留意到这种日常的琐事还包含着什么重要的内容。

这个小故事就在这一瞬间开始了。

我为什么把这个网兜提到这里来呢？她站在护士办公室的门口，也愣住了。

她竭力想弄清楚在这一瞬间发生的事——准确地说是她的心理状态。

说起来也真有点奇怪。就是因为那小伙子对他父亲说过那么一句诙谐的话，就惹得她动了某种难言之心。这进而又立刻在内心里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愿望：想和这个陌生人说话，想和他认识，想和他交往，想和他……我这样是怎么啦？正常还是反常应该还是不应该？对还是不对？她不停地问自己。

她一时也说不清楚她自己。总之，虽然她根本不认识他，甚至连他的脸也没敢仔细瞧瞧，不知怎的，就好像非常清楚他，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气质的人。这真有点奇怪。奇怪吗？

她想：也许有人认为我是一个轻浮的人。随便怎样去评价我吧，从我内心上说，我对生活是严肃的……

她提着这个网兜，在护士办公室的门口犹豫了片刻，就又退出来，径直向三楼她的宿舍走去。

她进了自己的宿舍，不知为什么把那网兜里的东西一件件掏出来，分别放在了几个地方。这实际上是她的一种下意识的行为，却又似乎包含了一种精心的盘算：这样，在那小伙子来取东西时，就不可能一把提着就走了。她也许可以利用重新收拾这些东西的机会，和他谈几句话，至于她把人家的东西掏出来四散在她的房间里会引起他的什么看法，她也不管了。相反，她正希望他一眼就看出她的动机。

做完她觉得应该做的一切之后，她从楼上下来，重新来到护士值班室。她拉了把椅子坐在门口，随手捡起一本医学杂志“看”起来。

他推着自行车进了医院，去取那个网兜。

他一路上行色匆匆。他并不在本市工作，因为父亲出院，他才赶回来为他办理这些零碎事的。按说，他今天下午就应该回单位去。算来算去，只剩六七个钟头了。在这期间，他应该把所有应该办的事都办好。父亲虽然性格乐观，但终究已一大把岁数，况且就他一个人过日子。

他把车子在医院的大院里存好，径直向住院部走去。脚步在匆忙中带着一种敏捷和矫健。

他进了楼道，看见那位女护士正在值班室门口专心地看杂志。她显然没有看见他走进来。

他正要打招呼，那位女护士却说：“噢，你来了……”

她怎么看见我来了？她的脸明明被杂志遮着……

“麻烦你了……”他走到她面前，很客气地说。

“别客气。”她合住那本杂志，起身进了值班室。

他跟进去，准备去拿那个网兜。

她把杂志放在桌子上，转过身却说：“网兜在我宿舍里，你跟我去取一下。”她说完就在前头走了。

他只好跟在她后边，穿过楼道，然后又顺着楼梯口拾级而上。

在上到第二层的时候，他突然想：她为什么不把那个网兜放在一楼的值班室，而放在楼上她的宿舍呢？是医院有规定？这不大可能。那么……

已经到她房门口了。她开了门，热情地招呼他进了宿舍。

进了宿舍以后，她指着桌前的一把椅子，说：“你先坐坐，我给你收拾一下……”

收拾？他发现他网兜里的东西东一件西一件散落在她房间的各处。

她开始一件一件往网兜里收拾。

他坐下来，莫名其妙地想：为什么这样？难道需要这样？

他的思绪顿时像一堆麻一样乱。

他进而发现，桌子上搁两个茶杯，而且里面都放好了茶叶，但没有倒水。看出这是一个精心的待客准备。待客？是他吗？这真有点叫人摸不着头脑……

她突然放下正在收拾的网兜，转过身叫道：“噢，看我！让你干坐着！叫我给你倒水！”她麻利地提过暖水瓶来，给两个茶杯里都注满了开水，眼睛也不看他，只是说：“你不忙吧？”

“嗯……”

他不知如何是好。

她脸有点红，面对面坐在了另一把椅子上，端起茶杯抿了一口，同时也劝他说：“你喝点水吧……”

他不由自主地端起了茶杯。一种温馨的、别扭的气氛，登时使他敏感地意识到他已经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境地了。现在立刻离开这里也许太粗暴了，而稀里糊涂坐在这里又是……没个合适的形容词……

生活，生活，常常这么地难为人！

“你在哪儿工作呢？”

“煤矿。”

“煤矿？”

“噢。”

“远吗？”

“离这儿二百里路。”

“搞技术还是搞行政？”

“在掌子面挖煤。”

“我不信。”

“为什么？”

“你根本不像个工人。”

“那工人是个什么样子呢？”

“嗯……反正你不像！”

“人们习惯认为工人都是一些粗壮的、粗鲁的、粗糙的人。尤其是煤矿工人，在人们的印象中，好像都是些没有开化的野蛮人，喝酒，说粗话，打架……”

“嗬嗬……你真会说话。我可并不那么认为。我只是觉得你不像个工人，更不要说像个煤矿工人了。”

“这说明你并不真正了解工人。”

“也许是的。”

“我一直就是煤矿的井下工。”

“听说煤矿上男的多女的少？”

“是的。”

“听说煤矿工人成家很困难？”

“是的。”

“现在许多女的都很世俗，认为只有找大学生或有身份的人才能有幸福。其实，照我看，一个家庭美满与否，根本不在于你找个什么职业和职位的人。当然，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正如托尔斯泰所说，幸福的家庭都是幸福的……”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噢，你读过《安娜·卡列尼娜》？你们还读文学书？”

“工人怎么连书都不读了呢？就说我们同代人吧，其实矿工中许多人读的书并不比社会上其他行业的青年人少。他们虽然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地下，但他们的内心世界并不狭小。甚至我敢说，在外人不太知晓的这个世界里，有许多极其优秀的人……这我无法给你更详尽地解释……”

“那么你喜欢《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哪个人物？”

“比较而言，我喜欢列文。”

“我喜欢吉提……你那样斜着身子坐不舒服……”

“对不起，我的腰有点毛病。”

“怎么？”

“前不久在井下受了点伤。”

“噢，井下一定很危险？”

“是的。经常有负伤的，也有死的。”

“那你不准备调一下工作吗？”

“不。尽管那里很苦，并且有死的危险，但我已习惯我的工作。当然更主要的是，我也热爱我的工作。”

“……我没有猜错你。你是一个不太平凡的人。”

“谢谢你。实际上我再平凡不过了。”

“我这不是一般意义上认为你是个英雄或模范。”

“我知道这一点。”

“允许我说句玩笑话，像你这样的煤矿工人，是不愁成不了家的……真的，会有人……”

“是的，我很幸福。我的女朋友虽然出身干部家庭，她本人也在地面上当干部，但她对我的感情始终如一……”

她木然地坐了片刻，然后急速地站了起来，去收拾刚才已经快要收拾好的网兜。

他也站起来，将深沉的目光投向墙上的一张大幅彩色照片。照片的景色很单纯，只有无边的大海和无边的蓝天。水和天在遥远的地平线上交融成一片淡淡的乳白色……

她很快就收拾好了网兜，似乎又想了一下，然后在自己的桌子抽屉里翻了一阵。她拿出一个小纸盒，塞在那个网兜里，然后就郑重地把这一嘟噜东西递给他。

他瞅了一眼那个小纸盒，说：“这是？……”

“这是新出的一种特效跌打丸，对你的腰伤肯定管用。”

“太谢谢你了。”

“别客气……我送送你。”她愉快地说。

他没有拒绝。

他们相跟着下了楼梯，穿过楼道，穿过院子，一直到医院的大门口。

两个相互间不知道姓名的青年像老熟人一样亲切地道了别，然后转过身各走各的路了……

*原载《长安》1984年第7期。

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

事情得从一台收录机说起。

我在地区中师毕业后，回到我们县城的一所小学教书，除过教书，还捎带着保管学校唯一的一台收录机。

放寒假时，学校为了安全，让我把这宝贝带回家去保管。我非常乐意接受这个任务。我是个单身汉，家又在农村，有这台收录机做伴，一个假期就不会再感到寂寞了。

不用说，山区农村现在也是相当富裕了，但收录机这样较为高档的商品还不多见。不是说没人能买得起。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这东西价钱昂贵，却没有什么实用价值。花那么多钱买这么个“戏匣子”还不如买几头肥猪。

可是我把这台收录机带回家后，村里人又感到特别新奇：因为据说这家伙不光能唱歌，还能把声音也“收”进去呢。于是，一到晚上，少不了有许多人拥到我们家来围着它热闹一番。他们百听不厌的节目是韩起祥说书。其中最热心的听众就是我父亲。父亲虽然年近六十，一个字也不识，但对什么稀罕事总是极其关心。有时甚至关心到了国外，比如经常向我打听阿尔巴尼亚的情况。对于这台收录机，他当然惊叹不已。尽管有线广播听了好多年，只是有一点他直到现在还是理解不了：为什么这个小匣匣，里面就能“藏”下那么多人？

转眼到了大年三十。这是农村一年一度最盛大的节日。除夕之夜，欢乐的气氛笼罩着我们的村庄。家家窗前点上了灯笼，院子的地上铺满了炸得粉碎的红红绿绿的炮皮。在那些贴着窗花和对联的土窑洞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八碗”。说是八碗，实际上主要是把各种形状和式样的肥肉块子装在八个碗中。农村人虽然富了，但吃肉还没有到城里人剔肥拣瘦的程度。他们的肠胃仍然需要油水。好，那就尽情地吃吧。拣肥的吃，放开肚量吃吧。而今这样好的年头，又是自己喂的猪，不吃做什么！

父亲吃了一老碗肥肉（足有一斤半），用袄袖子抹了抹嘴，然后就心满意足地拿起旱烟锅，盘腿坐在黑羊毛毡上，自个儿笑眯眯地抽起了烟。此刻，外面已经是一片爆竹连天了。全家人先后放下了碗筷。弟妹们迫不及待地跑到邻家找小伙伴们放炮去了，母亲颠着小脚到隔壁窑洞准备明早上的饺子馅。一刹那，屋子里就剩下了我和父亲。一片欢乐而愉快的宁静。

父亲舒服地吐纳着烟雾，对我说：“把你那个唱歌匣匣拿出来，咱今晚上好好听一听。”他安逸地仰靠在铺盖卷上，一副养尊处优的架势。他的享乐的神态使我高兴。是的，这几年家里的光景一年比一年好，他此刻应该这样度过这个令人高兴的夜晚。

我赶忙取出收录机，放他老人家爱听的韩起祥说书。父亲半闭着眼睛，一边听，一边用手悠闲地捋着下巴上的一撮黄山羊胡子。韩起祥的一口陕北土话，在他听来大概就好像是百灵鸟在叫唤。每当听到绝妙之处，就忍不住张开没门牙的嘴嘻嘻地笑个不停，活像一个老太太。我于是下意识地望了一眼墙壁上奶奶的照片。此刻他真像我已经去世的奶奶。奶奶的相片下，是父母亲的合影。从相片上看，那时父母亲并不怎显老，可现在也已经像奶奶那般老了。我想，也许过不了几年，那张合影也会成为遗照。这个联想太不吉利。我在心里祝愿二老身体健康，万寿无疆。我记得，奶奶的相片是父亲在她老人家生前张罗着照的。父母亲的相片是我在前几年张罗着为他们照的。自从照相流行以来，乡下人最看重的一件事，就是给年迈的双亲照张相片，然后放大，挂在墙上，以做永久的纪念。在乡下，不论走到哪家，都能在墙壁上看见几位老人的相片。他们穿戴整齐，两只粗糙的劳动者的手，规规矩矩放在自己的膝盖上，温厚地注视着他们生活了一辈子的家和仍在这个家生活着的他们的儿女子孙……

这时候，韩起祥的书正说到了热闹处，急切的嗓音和繁密的三弦呱哒板声响成一片，好像一把铲子正在烧红的铁锅里飞快地搅动着爆炒的豆子。我父亲的情绪也高涨到了极点，他竟然也用漏气的陕北土话，跟着老韩嚷嚷起来，手舞足蹈，又说又唱。他已经把这段书听了许多遍，几乎可以背诵如流。

我被父亲逗得哈哈大笑，并且觉得眼眶里热辣辣的。父亲，你尽情地高兴吧。你应该高兴。你和像你一样年老的庄稼人，能逢迎上而今这样的好世事，真是太幸运了。

看着父亲得意忘形地又说又唱，我突然冒出了一个新鲜的念头：我为什么不用这台收录机录下父亲的一段声音呢？这样在他故世以后，我们这些后辈人就不仅能从相片上看见他的容貌，而且也能在收录机里听见他的声音哩。是的，这现代化的设备能够留下伟人的声音，庄稼人的声音也是可以留下的。

等韩起祥一说完，我就对父亲说：“爸，干脆让我把你的声音也录下来。”

“我的声音？”

“嗯。”

“能录下来呢？”

“能。”

我换了一盒空磁带，按了一下键钮，对他说：“不信你试试。你现在先随便说一句什么话。”

他突然惊慌起来，连连摆着手，说：“我不会说！我不会说！”

我很快卡住机关，然后放给他听。录音机里传出了他的声音：“我不会说！我不会说！”

父亲吃惊地叫起来：“这不是我的声音吗？”

“就是你的声音。就这样，你随便说什么都行。让我把你的声音录下来，以后就是你不在人世了，我们这些后人还常能听见你说话哩！”

“搁的年代长了，声音怕要跑光了……”

“跑不了！这盒磁带不好了，还能录在另外的磁带上。”

父亲显然对这事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他跃跃欲试，但又有点不好意思，格外紧张地把腰板往直挺了挺，像要进行什么隆重仪式似的，两只手把头上的毡帽扶端正，庄严地咳嗽了一声。他突然像小孩子一样红着脸问我：“我说什么哩？”

我忍不住笑了，对他说：“你随便说什么都行。比如说你这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

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哈呀，这怎说哩……好，叫我想一想。噢，对了，要说最高兴的一天，那当然是我和你妈成亲的那……你看我！说些甚！噢，对了，我记起了一宗事。好，那我就说这宗事……

那天，也正像今天一样，过年哩……我这样说你看行不行！行！好，那我就再给咱往下说……

提起那年头，真叫人没法说。冬天的时候，公社把各大队抽来的民工都集中到寺佛村，像兵一样分成班、排、连，白天大干，晚上夜战，连轴转到了年底，还不放假。到过年的前一天，公社书记来宣布说，要过革命化春节，过年不放假了。大家一听都炸了。大年三十早晨，所有的民工都跑了个精光。嘿嘿，我起先还不敢跑，后来见众人都跑开了，我也就跑回来了。

不知你还记得不？那天早上我跑回家时，你们母子几个围一块烂被子，坐在炕上哭鼻子哩。看了这情景，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哭什么哩？哭恓惶哩。那年头，全村人在一个锅里搅稠稀，大家都穷得丁当响，过年要甚没甚。咱家里就更不能提了。旁人家歪好都还割了几斤肉，咱们家我没回来，连一点肉皮皮都没有。你大概记得，那年头私人不准养猪。集体养的猪又不能杀，要交给公家。那时候嘛，队里能有多少粮喂猪？养几头猪，卖给公家，公家再给发点肉票，到一家头上，也就那么几斤。咱家的几斤肉票早让你舅拿去给儿子办喜事去了。唉，再说，就是有肉票，你们母子手里也没一分钱呀！

当时，我折转身就往县城跑。我没敢在你们面前哭，可在路上我哭了好几回。为什么哭哩？还不是心疼你妈和你们几个娃娃嘛！这就要过年呀，连点肉都吃不上。我恨我。一个男人，就这么无能啊！我当时想，我今天出去就是抢也要抢回几斤肉来。

进了县城，已经到了中午。我赶忙跑到了肉食门市部。一看，门关得死死的。唉，明天过年，人家早下班了。

这下可没指望了。我长叹了一口气，抱住头蹲在了门市部前面的石台子上，真想放开声哭一场。

蹲了半天，心想，哭顶个屁。干脆，让我到后门上看有没有人。

我来到后门上，门也关着，不过听见里面有人咳嗽。我站着，不敢捣门。为甚？怕。怕什么？当时也说不清。过了一会儿，我突然冒出了个好主意。哼，别看你老子是个笨老百姓，到紧火时，脑瓜子还聪敏着哩。我想，如果我说我是县委书记的亲戚，他门市上的人还敢不卖给我肉吗？那时候咱县上的书记叫什么名字来着？冯国斌？对，就叫个冯国斌。可当时我不知道他的大号，只知道冯书记姓冯。好，我而今就是冯书记的亲戚了。

就这样，我硬着头皮敲开了肉食门市部的后门。门先是开了一条缝，露出一颗胖头。还没等胖头开口，我就忙开口说，我是县上冯书记的亲戚。胖头问什么事，我对他说，冯书记让你们给我割几斤肉。

哈，不用说，胖头起先根本不相信我是冯书记的亲戚。他打量了我半天。后来大概又有点相信了。共产党里的大干部大都不是穷人出身吗？他们也许少不了会有几个穷亲戚的。胖干部也就不说什么，把门打开，让我进去了。

他把我直接领到肉库里。哈呀，我一下子呆了。我看见肉库里码着一人多高的猪肉，都是最肥的。这胖干部问我要几斤，我慌忙从怀里掏出了全部的钱——一共四块。我问他一斤多少价钱，他说一斤八毛钱。我说，那就割五斤吧。不过，我当时心里暗暗叫苦：我原来只想割上二斤肉，够你们母子几个吃一顿就行了。我不准备吃，因为我今年在民工的大灶上吃过两顿肉，可你们母子一年几乎没喝一口肉腥汤哩。我想余下两块多钱，给你妈买一块羊肚子毛巾——她头上那块毛巾已经包了两年，又脏又烂；再给你们几个娃娃买些鞭炮。吃肉放炮，这才算过年呀。可眼下我想，一个县委书记的亲戚走一回后门，怎能只割二斤肉呢？我就只好咬咬牙把这四块钱都破费了。我虽然这样大手地把四块钱都花了，但那个胖干部却明显地嘲笑冯书记的这个穷酸亲戚的。他当然没说，我是从他脸上看出来的。

但不管怎样，我总算割到了肉，而且是一块多么肥的刀口肉啊！

我走到街上，高兴得真不知道如何是好。我想我把这块肥肉提回家，你妈，你们几个娃娃，看见会有多高兴啊！咱们将要过一个富年啰！

我正在街上往过走，一个叫花子拦住了我的路。我一看，这不是叫花子，原来是高家村的高五，和我一块当民工的。他老婆有病，又有八个孩子，光景比咱家还烂包。他本人已经熬累得只剩下了一把干骨头。

高五穿一身开花棉袄，腰里束一根烂麻绳，当街挡住我，问我在什么地方割了这么一块好肉，我没敢给他实说。我怕他知道了窍道，也去冒充县委书记的亲戚。这还了得？叫公安局查出来，恐怕要坐班房哩！我就给他撒谎说，我的肉是从一个外地人手里买的。高五忙问我，那个外地人现在在什么地方？我说人家早走了。高五一脸哭相对我说，前几天公家卖肉的时候，他手里一分钱也没。直到今早上才向别人央告着借了几个钱，可现在又连一点肉也买不到了。他说大人怎样也可以，不吃肉也搁不到年这边，可娃娃们不行呀，大哭小叫的……他瞅了一眼我手里提的这块肉，可怜巴巴地说，能不能给他分一点呢？说实话，我可怜他，但又舍不得把这么肥的肉给他分。我对他说这肉是高价买的。他忙问我多少钱一斤，我随口说一块六毛钱一斤。不料高五说一块六就一块六，你给我分上二斤！

我的心眼开始活动了，心想，当初我也就只想买二斤肉，现在还不如给他分上二斤呢。实际上，你娃娃知道不，我当时想，要是一斤一块六卖给高五，我就一斤肉白挣八毛钱哩！拿这钱，我就可以给你妈和你们几个娃娃买点过年的礼物了。这买卖当然是合算的。我迟疑了一下，对他说，那好，咱两个一劈两半。可怜的高五一脸愁相马上换了笑脸。

就这样，高五拿了二斤半肉，把四块钱塞到我手里，笑呵呵地走了，倒好像是他占了我的便宜。好，我来时拿四块钱，现在还是四块钱，可手里却提了二斤半一条子肥肉。这肉等于是我在路上白捡的。好运气！

我马上到铺子里给你妈买了一条新毛巾，给你们几个娃娃买了几串鞭炮。还剩了七毛钱，又给你们几个馋嘴买了几十颗洋糖……

我一路小跑往家里赶。一路跑，一路咧开嘴笑。嘿嘿，我自个儿都听见我笑出了声。如果不是一天没吃饭，肚子饿得直叫唤，说不定还会高兴得唱它一段小曲哩……你不是叫我说我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真的，这辈子没有哪一天比这一天再高兴不过了。高兴什么哩？高兴你妈和你们几个娃娃过这个年总算能吃一顿肉了。而且你妈也有了新头巾，你们几个娃娃也能放鞭炮，吃洋糖了……

我“啪”一下关住了收录机，什么话也没说，丢下父亲，心情沉重地一个人来到了院子里。此刻，晴朗的夜空星光灿烂，和村中各家窗前摇曳的灯笼相辉映，一片富丽景象。远处传来密集的锣鼓点和丝弦声，夹杂着孩子们欢乐的笑闹声。村庄正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远远近近的爆竹声此起彼伏，空气里弥漫着和平的硝烟。此刻这一切给我的心灵带来无限温馨的慰藉……

版权信息

书名：早晨从中午开始

作者：路遥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12-01

ISBN：9787530220092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银花灿灿

灯火闪闪

不冻结的土地

吴堡行

周总理回延安——追忆周恩来总理一九七三年六月在延安

病危中的柳青

谦虚谨慎　戒骄戒躁

作家的劳动

十年——写给《山花》

需要什么

写在他们北行的路上

严肃地继承这份宝贵的遗产

面对着新的生活——致《中篇小说选刊》

这束淡弱的折光——关于《在困难的日子里》

漫谈小说创作——在《延河》编辑部青年作者座谈会上的发言

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

东拉西扯谈创作（一）

柳青的遗产

关于《人生》的对话

要有真情实感——读《剪鞋样》

看评剧《人生》

对当前农村题材创作的几点认识

东拉西扯谈创作（二）

答《延河》编辑部问

关于电影《人生》的改编

创作漫谈

《路遥小说选》自序

冷静中的燃烧——读《远去的凉风垭》

《人生》法文版序

致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社

出自内心的真诚

答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问

答陕西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问

无声的汹涌——读李天芳、晓雷著《月亮的环形山》

汉中盆地行

海波小说集《农民的儿子》序

路遥小传

《高原之星》序

张文远这个人

六弦琴的歌唱（代序）

《刘凤梅小说选》序

乔维新的中国画

惠怀杰的摄影艺术

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

在茅盾文学奖颁奖仪式上的致词

文学·人生·精神——在西安矿业学院的演讲

《萧焕画集》序

写作是心灵的需要——对文朋诗友的讲话

我与广播电视

艺术批评的根基

在延川各界座谈会上的讲话

土地的寻觅

《塞上雄风》序

关注建筑中的新生活大厦

希望“受骗”往往真的受骗

答《家庭教育》记者问

少年之梦——为《少年月刊》而作

路遥自传

杜鹏程：燃烧的烈火

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

《路遥文集》后记

序言一篇

银花灿灿

八月，我来到了渭河平原。

渭河瘦了。透过车窗望去，它，像一条细细的银练，从遥远的地方蜿蜒而来，又伸向远方。

渭河能不瘦吗？你看那一望无际的平原是多么地肥！

劳动人民的勤劳创造，给渭河流域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短短的时间内，规模宏大的引渭工程，就在渭河儿女结满茧花的手掌上落成。在引渭渠正要到达的那些地方，星罗棋布的抽水机、电灌站，早已日日夜夜地唱歌了。河瘦山川肥。往日狂奔无羁的渭河浊波，而今已化作八百里秦川滚滚绿浪。

列车在绿色的渭河流域飞驰，我的思想伴着它呼啸奔腾的车轮早已飞到了绿色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飞到了绿色的天山脚下、松嫩平原……在我们可爱祖国的大地上，到处都孕育着丰收，孕育着胜利啊！翻开一九七四年全国各地的报刊，农业战线上那一条又一条振奋人心的报道，在我们的面前展示了一幅多么瑰丽的图画！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前进，谁能阻挡她呼啸奔腾的车轮？！

当列车跨过渭河大桥的时候，视野内一片浓绿间，突然出现了点点洁白的色彩。

啊！渭河流域著名的棉区到了。一望无垠的棉田里，枝杈交错，硕桃累累。第一茬棉桃已经绽开，那银灿灿的花朵，在八月的阳光下，多么耀眼！多么美丽！

丰收引起的激动，使人无法抑制。南来北往的旅客，纷纷把头探出车窗，望着，赞美着，笑咧了嘴。我看见：坐在我对面的那位摄影师，以百分之一秒的速度，把一张银棉丰收图，留在了他那彩色的胶卷上……然而，在我记忆的画页里，此时又一次闪现出来的，是那位穿着绿底白花衬衫的植棉姑娘……

五月下旬，为了了解棉花前期管理的情况，我在渭河流域的棉区走了好多地方。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一片抓革命、促生产的热气腾腾的景象。田野里，歌声激荡，银锄起落。

根据棉花办公室老刘同志的介绍，我来到了武家庄。

武家庄紧靠渭河，是个近百户人家的生产队。由于多年农村工作的习惯，我没有先进村，径直向渭河滩走去——武霞领导的“银花植棉组”的田块，就在那里。

来到棉田边，我看呆了：在这块“海绵”地上，一株又一株翠绿肥壮的棉苗栽得多么整齐！横看，是一条线；纵看，还是一条线。无论从整个田块看，还是从其中的任何一块看，你会觉得，这不是一块地，而是一张用三角板打出来的几何图案！

站在这样的田地面前，难道不使你诗情横溢，豪情迸发吗？你会说，它的主人是在绣花！可是，她们是怎样绣花啊！她们的画布，就是那广阔无际的田野；她们绣花的针，就是那粗大的锄头！

姑娘们正在锄草。地边上搁着一只水桶，十五双沾满泥巴的鞋。

“谁叫武霞同志？”我向那一行穿着花衫子、正在埋头锄草的姑娘们喊了一声。

她们齐齐转过了身子。一个女高音向我喊：“你先等着吧！”那声音比我的大五六倍。

她们又只管埋头锄地了。我想参加到她们的行列里去，手里又没有工具，只好等她们锄到地头。

姑娘们扛着锄头叽叽喳喳地过来了，不用数，十五个。那位穿着绿底白花衬衫的姑娘，把锄往地上一搁，用响亮的女高音说：“我是武霞！”

“啊！你就是武霞？”我赶忙把早已拿在手里的介绍信，递给这位粗手大脚、梳着两根硬刷刷短辫子的植棉组长。

她根本没有仔细看，就把介绍信还给我：“王同志，材料可以搞，可不许张扬人家的名字！要张扬，到别处去吧！我们可不欢迎你！哈哈哈……”一串大笑引来一群姑娘的笑声。

这是一个火辣辣的角色！我拉开塑料提包，正准备把介绍信放进去，不料，一位十六七岁的小姑娘尖着嗓子喊了一声：“他要拿照相机咧！”这一喊，像下了一道口令，十五个人一下子都把脸转了过去，背朝着我。

真叫人哭笑不得！这是些什么样的人物啊！在两秒钟之后，我已经完全理解了这些脸儿晒得红扑扑的姑娘们那崇高的精神境界了！她们，在脚下的土地上洒了多少汗，费了多少心血，可是，她们不愿意、不允许别人炫耀她们所做的这一切！在她们看来，做这一切都是应该的啊！

这个时候，我想起了在老刘办公桌上看到的武霞那份讲话材料，那里边有这样一段话：“……务棉花，夺取棉花高产，是为了你自己吃、穿、用？为了图名声？不！我们锄这一锄地，保这一个棉桃，收这一朵花，都是为了革命，为了社会主义建设……无私才能无畏，我们之所以敢与天斗，敢与地斗，敢与阶级敌人斗，正是因为我们敢于向自己的私心斗！……”多么质朴的语言！多么崇高的思想！

我向这些抱有“成见”的人们声明：我没带照相机！

姑娘们相继转过身来。武霞笑着和我握手，说：“俺老支书在村里呢，你先回去休息吧，你看，”她指了指锄剩的一块地，“我们还得锄！年轻的老同志！”

“哈哈哈……”姑娘们笑得弯下了腰。

我知道，是我那多时没刮的串脸胡引她们发笑。好一群落落大方的姑娘！

中午，我和老支书面对面坐在屋外槐荫下，喝着一壶茶。

当我夸他们那块“海绵”地的时候，他“叭”地磕掉烟灰，站起来激动地叙说着：“王同志，那原来是块茅草窝子呀！叫扒地草、三棱子草给绣满咧！这草锄过三天就冒头。先前我们种棉花，一亩只收三十斤。后来改种红薯，可到了秋后，一人一天只能刨三厘地，咋咧？红薯都钻到草根窝里咧！”他重新装了一锅烟点着，继续说，“支委会上，有人提出，干脆丢掉做坟地吧！可是，俺那支委武霞站起来，说：‘茅草窝子不能丢，我们要向它斗争！’斗争？有几个人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他们可斗怯火咧！可武霞那娃硬得很喀！她高喉咙大嗓子说：‘叔，咱们打了好多硬仗，可在茅草窝子上能败阵吗？原来种棉花，后来种红薯，现在又要做坟地，真是步步倒退！难道我们准备把它交给你的小三孙子那代人去治理吗？告诉大家，我们银花植棉组要在十天内拿下它，挖地三尺，斩草除根！’……啊，王同志，娃几句话，可把大家心里一把火给点旺咧！我说：‘斗吧，叔支持你们！’”

“后来呢？”我问。

“后来么，娃们可把力出扎咧！一个拿锨翻，一个拾草根，白天晚上不停点。困了，轮着在地边睡，饿了，就啃块冷馍。十五个人在这块茅草地里熬了七天七夜，撬折八根锨把，拾了一百多筐茅草根……啊，”他长长地嘘了口气，“后来嘛，就整治成了你看到的那块‘海绵’地……”老汉在地上走了一圈，然后意味深长地说：“王同志，娃们一下把些保守脑瓜给敲灵醒咧！不论干什么，都得斗争！”

斗争！在革命者战斗的履历表上，哪一行没有这两个闪耀着火花的字眼？当第一代共产党人把它写进自己的哲学著作中后，它，就成了我们整个阶级最宝贵的财富！今天，这份宝贵的财富传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里，我们能不能让它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焰？武霞和她的战友们，我们时代千千万万的革命青年，正在用行动来回答这个问题。

新的斗争说到就到。第二天中午，雷声隆隆，黑云翻滚，一场暴风雨夹着冰雹洗劫了武家庄，洗劫了银花植棉组的五十多亩棉田！

下暴雨时，我正在老支书家里刮脸，一听外面孩子们喊：“看雹子！”我丢下手里的刮刀，抓起半袖衫就往武霞她们的棉田跑去。

我像落汤鸡一样来到了棉田里，风雨渐渐小了些。

真叫人心痛啊！我看到了松软的“海绵”地变成了一片稀泥滩，看到了那碧绿肥壮的棉株伏倒在了烂泥汤里……可是，我看到的不仅仅是这些！我看到了一个动人心弦的场面：武霞，和她的十四个姐妹，浑身淌着水柱，就像一组钢浇的塑像，在泥糊糊的棉田里站成一个圆圈。她们，一人拿一顶草帽，聚成一个伞形。在那金黄色的伞形下面，挺立着一株株翠绿的棉苗！啊！她们，这些平均年龄只有二十来岁的公社女社员，为了保住这一小块棉田，在那夹着冰雹的暴风雨中挺立了四十分钟！这四十分钟，在无限的时间长河里，是多么短促的一瞬；这一小块绿色的伞形棉田，在这庞大的地球上，是多么渺小的一点；同志，你能算出来这些数字的价值，可是，你能算出来这十五颗红心对党、对领袖、对革命、对社会主义的赤诚吗？

雨停了。社员们都来了，在那个铁一样的圆圈外又围了一个大圈。一百几十双眼睛望着这十五位英雄。

“我们要继续斗争！”武霞把风雨冰雹打散了的头发拢在脑后，用响亮的女高音向所有在场的人说，“大家别难受了！与天奋斗，其乐无穷！现在，别绷得像二姑娘一样！我们应该笑！”她真的笑了。

在这种情况下，她那乐观的情绪能不感染别人吗？大家都笑了。这笑，是对老天的蔑视和挑战！

头发斑白的老支书站在武霞旁边，拳头一挥，吼着：“斗争，和老天斗，全队不分男女老少，不分白天黑夜，扶苗！”

我走过去握住了武霞的手，握住了老支书的手，我祝贺他们在精神上打了一次大胜仗！

武霞笑着说：“王同志，你事情不急的话，也和我们一块斗几天！”

“能成！”我一口答应了。

“哟，还没斗争哩，你就先负伤咧！”她指着我脸上刮破的口子，开玩笑地说。

“哈哈哈……”这些浑身沾满泥浆的姑娘，笑得弯下了腰。

我被她们那革命的乐观精神强烈地感染着，到现在，到将来，永远不会忘怀！我想，在这样的人民面前，还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吗？

就这样，我在武家庄参加了一次大打扶苗救棉的“人民战争”。

在那战斗的几天里，我亲眼看到了经过社会主义实践锻炼的贫下中农，以怎样一种精神面貌投入了改天换地的伟大斗争！

他们在地头提出了豪迈的战斗口号：“不信天命要革命，誓夺粮棉大丰收！”全村男女老少日夜站在这烂泥汤里，用一双双手，扶起了一株又一株棉苗，用清水，洗绿了一片又一片叶子……武家庄人民终于战胜了这场天灾，迎接了新的喜悦。而我，也拿着一份颇为满意的材料离开了这里……

汽笛一声长鸣，列车停在一个小站上。我下车的地方到了。不用问，我这次跑的第一个点，就是武家庄。

下午，我来到了这个渭河岸边的村庄。你绿色的林荫路！你新崭崭的房屋群！多么的亲切哟！

巧得很！我在村口碰上了支书。老汉雄赳赳地扛着把铁锨，正准备去给谷地放水。

我的第一句话当然是：“棉花长得怎样？”

“棉花吗？”他还像先前一样，回答你的话老是反问一句，“那还用说，你去看看就知道咧！”

接着他告诉我，在我走后不久，就是干旱。当时秋苗都等着喂水，六口机井连轴转也转不过来，武霞她们就给棉田里挑水，十五个人，共挑了一万多担水啊！

老汉急着要去放水了，临走又补了这两句：“些保守脑瓜，可叫娃们越敲越灵醒咧！他们现在说，要胜利，就得斗争！”

我没有进村，像第一次一样，径直来到了渭河滩。

呀！多好的棉花！一片齐胸高的棉田，绿油油的像一个湖泊。腰层和顶层，闪着青光的稠密的大棉桃，压弯了那些纵横交错的担子；底层，棉桃已经绽开了，从根部望过去，大地像落了一层雪花……

我兴奋地从这边走到那边，看不够！爱不够！

我在写着“棉花单株潜力试验”的木牌前蹲下来，认真地数一株棉花的桃。数完后，我像小孩一样乐得直拍手：“八十个！”

“呔！”背后一声喊叫，吓我一大跳。

还用问是谁吗？

武霞照样穿着那件绿底白花的衬衫，这颜色和整个大地是多么的协调！她那被太阳晒得红扑扑的脸上，仍带着那份什么也难不倒的神色。在八月的阳光下，她，就像这棉株一样：质朴，倔强，蓬蓬勃勃。

“你看，王同志，棉花开了！”她从兜里递给我一朵棉絮，声音里充满了丰收的喜悦。

洁白的花絮啊！你的每一根纤维，都包含着一场风雨雷电，都渗透着公社社员的汗水和心血！

我把这朵珍贵的花絮，夹在笔记本里。

“其他的姑娘们呢？”我问她。

她没有回答我，用响亮的女高音向碧绿的棉田里喊：“喂——那个王同志又来咧！”不一会儿，那十四个姑娘都从棉田里钻出来，一人怀里揣一兜雪白雪白的新棉。她们远远地向我扬手打招呼，然后把兜里的棉花放在地边的大包里，就又钻进那碧绿的棉海里去了。她们忙得很哪！

“听说你们担了一万多担水浇地？”

“那都是小事！七月下旬，棉铃虫可猖狂咧！眼看着棉铃被咬落了一层。”她带着严峻的神色说。

“那怎办哩？”

“喷药！”她手一挥，果断地说。

在这块小小的棉田里，斗争真是一场接着一场啊！可是，革命者从来没有松懈过斗志！她们与天斗，与地斗，与虫斗，与阶级敌人斗，终于斗出了碧海一片，银花朵朵。

火红的晚霞燃烧了起来，给碧绿碧绿的棉海镶了一层红亮的边。一阵阵凉爽的风，从开阔的渭河滩吹过来，摇曳着高大敦实的棉株。

武霞把兜里的棉花送到地边的大包里，回来对我说：“晚上，我们大队要召开批判会，王同志，你也参加吧！我要代表银花植棉组开头炮！”

“我一定参加，你的发言稿子写好了没有？”

“早写好了。”她微微一笑。

“让我看看吧！”

“你看，那不是——”她指着那碧绿的棉海，豪迈地说。

啊！我的心潮随着她的手势话语，在激荡！在澎湃！

这茅草窝子上出现的碧海银花，是一张多么强有力的批判稿！这样的批判稿，在渭河流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在整个祖国大地上，何止千张万张！在这样的批判稿面前，那些鬼话和谎言，能不被击得粉碎吗？

武霞又去摘棉花了，那件绿底白花衬衫，和整个棉田融在了一起。

我面对着这碧绿的棉海，久久地望着。是的，胜利之花，永远为敢于斗争的人们开放！

*原载《陕西文艺》1974年第5期。

灯火闪闪

夜晚，每当我拉亮电灯开始工作的时候，那闪闪的灯火，总把我的记忆和怀念引向遥远的江河岸边……

在我们伟大豪迈的事业中有这样一支队伍：他们喊着号子，唱着歌，在没膝的沼泽地和从未踏过人足的地方踩出一条路，拖着、扛着、推着那些沉重庞大的施工机械，翻山越岭，来到了江河岸边的某个悬崖峭壁间。

这些人在鹰才敢垒窠的地方，用木棍、荆条、芦席和泥巴搭起窝棚。他们啃着冷馒头，喝着冻白菜汤，嚼着从山上拔下来的野葱，在煤油灯和松树明子下开始了工作……几年后，当他们带着微笑，像一支打了胜仗的军队，喊着号子，唱着歌，来到另一条江河岸边的时候，他们又开始在鹰才敢垒窠的地方，用木棍、荆条、芦席和泥巴搭起了窝棚……然而，就在他们的身后，一座腰斩江河、气贯长虹的大坝矗立起来了！转眼间，马达隆隆，机轮飞转，一串又一串闪闪烁烁的灯火，缀上了祖国宽阔的胸襟……

这支英雄的队伍，就是我们的水电建设大军。

多年来，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我没有和他们经常在一起。但是，仅仅一些短暂的相处，他们轰轰烈烈的战斗生活无时不在吸引着我。我常常怀念着他们之中那些年老的和年轻的战友……

今天，当新的跃进热浪在祖国大地上澎湃的时候，我又一次见到了他们。

早晨，初冬的寒风从江峡中吹过来，沁骨的凉。我站在荆条抹着泥巴的工地招待所房门前，向通往工地的大道上望去：只见那南来北往的车辆轰轰隆隆地吼叫着，奔跑着，那些扛着红旗，迈着阔步去上班的工人，正急匆匆地奔向高高的脚手架。下班的工人笑着，唱着走过来了。年轻的小伙子们大敞着怀，胸脯上冒着热腾腾的汗气，姑娘们身上都挂着各式各样的工具和一双沾满油泥的手套。他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在兴奋地议论着什么，比划着什么，仿佛他们不是去上了一夜班，而是去参加了一次精彩的文艺演出……面对着这滚滚的战斗激流，飞扬的生活浪花，我的视线重叠了，重叠了，渐渐地，在我的眼前显出了另一些场面……

记得十月我来工地时，老天翻了脸。

风，推着铅灰色的云，云，裹着粗大的雨柱，云飞雨窜，横扫了大江上下。顷刻间，江面上奔涌起几米高的浪头，江水流量增加到了平时的几十倍。洪水铺天盖地的，像一头吐着白沫的猛兽扑过来了！那些盘根错节的古树，嶙峋峥嵘的峭石，一边翻着跟斗，一边互相追逐着，在浑浊的江水里横冲直闯……

这时，水电站建设工地的采沙场处于严重的危急中！这不仅仅是路基被冲垮，铁道被淹没，水舌舔到采区位置最高的电杆顶端，而是那艘处于大江中水线上的十一号采沙船有被冲跑的危险！

这艘一百多吨的采沙船是水电建设工地的命根子，它每一分钟的工作都和那座巍巍的坝体，和整个建设工地血肉般地联系着。万一这艘本身没有动力的采沙船冲向下游，那大江上多少座桥梁都将受到严重的威胁！

现在，十一号采沙船像一片狂风中的树叶，在激流中颠簸着，晃荡着。厚厚一层杂草、树根缠裹在大拇指粗的钢缆上，给水流增加了阻力，给钢缆增加了负荷，钢缆，像几根紧绷的弓弦，眼看就要扯断了！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要迅速清除掉这些可恶的杂草和树根啊！可是，拿什么去清除呢？

就在这样一个时候，我和刚从外地开会回来的外号叫“老水电”的工地总指挥来到了江岸。

天色提前半个小时暗淡了。江边，几千人的眼睛紧盯着江心那盏闪闪的灯火——它告诉人们：十一号采沙船上的勇士们在继续战斗着……

“现在谁在船上指挥呢？”我问额头沁满汗珠的“老水电”。

他眼睛一直不离开那盏灯火，厚厚的嘴唇缝里吐出两个字：“方英。”

“她？就是你常夸赞的那个女孩子？你不是说她才二十二岁嘛！”

“老水电”扭过头来，声音里充满了激动：“老伙计！别看她只二十二岁，可她是只鹰。鹰还怕风浪吗？我告诉你，刚才沙石场李书记打电话说，船上其余的七个人，也全都是二十来岁的小青年！他们都是第一次遇到这样严重的情况哟！”

“啊？是这样？……”我顿时感到嗓门眼热烘烘的。初来江岸的时候，我总以为这些在如此艰难困苦中坚持战斗了一天的人们，不是半辈子踏波踩浪的弄潮儿，也肯定是些多次与洪水打过交手仗的老采沙工！

此时，我眺望着那盏闪闪的灯火，心头充满了激动的情感。我又一次强烈地意识到：我们年轻的建设者们，年轻的一代，他们那宽宽的肩膀，已经勇敢分担了父辈们肩上的重担！

但是，现在我不能不为这八位年轻的朋友担心：这洪水何时才能下落？你们能坚持到最后一秒钟吗？

能！事实作了回答。

三天三夜后，那盏灯火在黎明前依然耀着闪闪的光芒。而那咆哮发狂的江流，像一条受了刀伤的蟒蛇，在威武雄壮的十一号采沙船下疲倦地喘息着……

在迎接他们上岸的那一天，我本来要早上六点钟动身离开这里的，但我推迟了几个小时，和“老水电”一齐来到了江畔。

十一号采沙船第三班的勇士们，在班长、共产党员方英的带领下上了岸。八个人列队站在微微飘展的红旗下，面对着几千名日夜为他们操心的战友。他们从头到脚都沾满了厚厚一层泥巴。每一双手都在滴着殷红的血珠——啊，三天三夜中，他们就是用这几双手不停地清除掉钢缆上的杂草，保住了十一号采沙船！

也许还在他们刚刚佩戴上红领巾的时候，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这些不怕苦、不怕死的英雄形象就是那样深深地铭刻在了他们幼小的心灵里。他们曾多少次抚摸着红军叔叔手上的伤疤，渴望在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做出英雄的业绩！今天，当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实现了自己战斗的愿望时，你看那一双双充满红丝的眼睛里闪烁着多少自豪和幸福的光芒！

方英走出队列，来到“老水电”面前。她举起滴着血珠的右手敬礼，然后缓慢而平静地报告着：“十一号采沙船和八名船上人员全部安全返回……”于是，几千人的掌声和呼口号声在江边打雷般地轰响起来……

远处机器的喧吼声把我的思想从掌声和口号声中唤回。激动的追忆使我的额头微微发烫。我戴上手套，拉起毛衣领，顺着那条崎岖的山路来到了江边。

我正准备上工地去，但不由得又收住了脚步：我看见，前面不远的地方，一位穿着沾满泥巴工作服的人，正捧起冰冷的江水洗脸，从脖项上那条红艳艳的围巾可以看得出是位女同志。

“水不凉吗？”我站在她的背后问。

“不凉！到脸上搓几下就热了。”她把一捧水泼在了脸上。

“啊，这不是方英吗？……”我没想到在这里又碰见了这位勇敢的姑娘！

她也认出了我，和我热情地握手。

“这么冷的天气，你怎么跑到这儿来洗脸？”

她“嘿嘿”一笑：“你见过这么大的脸盆，这么明亮的镜子吗？我们呀，都爱在这里来洗脸！”

“还有谁来洗呢？”

她指着倒映在江面上影影绰绰的山峦，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还有它们！”

我的心头猛地掀起了一个热浪，嘴里不住地喃喃自语着：山也在梳妆吗？山也在梳妆吗？……

方英把那条红围巾在胸前打了个结，然后对我说：“我早上有个急事，下了班也没有回宿舍，就在这里洗刷一下。请你一定到我们那里去看看，热火得很！现在嘛，我要走了！”她向我扬扬手，径直向半山崖上的工地指挥部跑去了。

在去工地的路上，我一直思索着刚才那段富有诗意的对话……

一只粗糙的大手抓住了我的手：“啊哈，老伙计！你先看看这景致吧！”“老水电”提着一把大号扳子，身上还是穿着那件被汗水渗结成白碱圈的工作服。

大坝正在进行多层作业，高高的脚手架和坝体上到处都是忙活的身影。满载沙石骨料的机车，轰轰隆隆地开过来了，一支支高耸入云的门式吊机巨臂在上下翻飞着，一罐又一罐搅拌好的混凝土被送进了仓号。半空中，那条鲜艳的红布上书写着这么几个刚劲的字体：“大跃进万岁！”……

“老水电”笑眯眯地望着我说：“工人们在毛主席和党中央新的战斗号令下，干劲可大啦！好多小伙子和姑娘们一个月就上三十几个班！”

“上三十几个班？”我有点不解。

“啊哈！他们除出全勤外，还加班嘛！可是，就这样，有些事还忙活不过来，架子工这几天正在其他处忙哩，你看那些模板还没拆下来……”他焦灼的目光落在了溢流坝的支墩上。

“我们来拆！”背后突然有人大声喊。

我俩同时扭过了头：说话的是方英。她的眼睛闪着光亮，被寒风吹红的脸颊上挂着几串亮晶晶的汗珠。

“你们？……”“老水电”吃惊地张开了厚厚的嘴唇。

方英喘着气说：“我们那艘采沙船正在检修，可腾出一些人手来这里帮忙。刚才我跑到指挥部去找你要任务，人家说你不在，我就上这儿来啦！”

“啊呀，好小方哩，这可不行！”“老水电”坚决地摇着头。

姑娘情绪激动地抓住了总指挥的手：“大伯！我知道您心里在想，我们没有上过脚手架，而且好多都是女同志……可是，大伯！您更应该理解我们的心！在这‘大跃进’的年代里，我们的手闲一分钟都感到难受……至于我们能不能上高空作业，现在您就看看吧！”说完后，她飞一般地冲向了前面高高的脚手架！

等我俩赶到跟前时，她已经攀登了七八米。这时，一阵强烈的寒风从江峡中吹过来，高矗的脚手架似乎在微微摇晃着。

“老水电”慌忙张开两臂，冲着上面严厉地喊：“小方！快下来！你看这风多大！”

这时，方英一只手抱住木棍，一只手在嘴上做了个喇叭形，身子向下倾斜着，在呼呼作响的大风中向“老水电”调皮地喊话：“大伯，别担心！这上面很好，像摇篮一样……”

啊！我看见“老水电”那两片厚厚的嘴唇急速地抖颤了几下！然后，他面对着远处滚滚的激流沉思了起来……他在想什么呢？也许他在想自己，想自己年轻时候那东杀西战的马背生活。那时候，他和方英的爸爸不是也向指挥员说：“这马背就是我们的摇篮……”

马背和脚手架——革命者的摇篮！无产阶级的战士，一代又一代，不就是在这样的摇篮中成长起来的吗？

此时，方英已经登上了最高一层脚手架，利利索索拆下了第一块模板！

太阳，像一块刚出炉膛的红铁，从东方大山的脊背后跳出来，给江河峰峦染上一层淡淡的红晕。

方英背贴蓝色的天幕，面迎满天的飞霞，高昂着头颅，嘴微微张开着，好像有一支激情的歌就要冲出喉咙……过了一会儿，她解下脖项上的红围巾，向我们猛烈地挥动，望上去，如同一支火炬在她的手里熊熊燃烧着……

同志，当水电站的机轮运转起来的时候，你望着大江两岸闪闪的灯火，你会怎样想呢？你不觉得它就是千千万万的水电建设者用青春和生命的火焰点燃的吗？

*原载《陕西文艺》1975年第1期。

不冻结的土地

“三九四九，冻裂石头。”（农谚）腊月中旬，从内蒙古草原上吹过来的寒风，像嘶叫的马群，穿过毛乌素大沙漠，跨过古长城的垛口，把冷冻严寒撒满了陕北高原。

气温在急剧地下降着。没几天，大河小河都被尺把厚的冰层封盖了。土地啊！就连那一层最松软的农耕土，也冻得像石板一样坚硬，锋刃的铁器家具砍下去，只能磕起一小片土渣渣。即就是正中午吧，你哈出的一点热气，马上就在唇边结成了冰花……

多么严寒的季节！当你初踏上这块土地的时候，禁不住要想：在这样的节气里，人们在干什么？

顺着延河走吧，顺着陕北一条条大路小路走吧，扑入你眼帘的，是无数杆猎猎翻卷的红旗和千万把闪光的头！

当你听得一声惊天动地的炮响后，眼看着一座土圪峁被掀上了半空中。那硝烟和尘土还未散落尽，大沟小岔里“埋伏”的兵马早已冲了过去，只听见灰尘中短促的呼喊声、铁器的撞击声响成一片！那阵势，就像激烈的战场一样。稍许，一辆辆载着冻土块的架子车便箭一般地从烟尘中钻了出来。推车的大半是年轻姑娘，那红艳艳的头巾在寒风中一闪一闪的，格外耀眼……

等硝烟尘土散落尽的时候，你走近看看立在这土圪垯中间的老老少少吧：一格样硬邦邦的“实遍纳”鞋，前包皮子后钉掌；宽宽的老蓝布腰带紧紧地束在黑粗布棉袄上。不论什么时候，他们那染着霜尘的红脸膛，总带着敦厚朴实的微笑。在他们中间老一些的，你大概在一九四七年的担架队里见过；年轻一些的，说不定在那一次大干快上的青年突击手会议上，你还握过他们堆满老茧的大手呢。

这就是陕北人民！这就是那几十年艰苦奋斗如一日，用自己的心血养育过我们革命战士的陕北人民！今天，在这冰封雪盖的季节里，他们，仍然没有坐在热炕头上，还是以往日那气派，那热情，那拼命精神，在当年收拾过胡宗南匪帮的地方，他们冒着零下几十度的严寒，抡起山䦆，又打响了一场新的战斗！

置身于陕北人民改造山河的战斗中，你会觉得冷？听听张崔大队年过六十的共产党员张忠老汉怎说哩！他说：“它老北风能把水冻成冰，还能把咱身上的血冻住？”听了这话，难道不使你从心底翻腾起一股热浪吗？你会深深地感到，陕北人民那宽阔厚实的胸膛里，革命的火焰是越烧越旺了！它能烧退寒风，化掉冰雪，把春天唤回到封冻的高原……

一个雪花飘飘的傍晚，我顺着新铺的渣子公路，去张崔大队给张忠老汉扎针，因为他儿子铁拴早上给巡回医疗队打电话说，老汉的风湿性关节炎又犯了！

初落雪的时候，风并不大。飘旋下降的雪片迎面扑来，像春风里千万只白蝴蝶在翩翩飞舞。不一会儿，山顶上已经被雪覆盖了。远望去，使人觉得这每一座山峰，就像一个朴实的陕北人一样：头上拢着白羊肚子手巾，身上披着不挂面的老羊皮袄，挺着胸脯站立在风天雪地里。

在迷离中，我被公路下边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吸引住了。听这川道里的老年人说，这就是当年那通往“西口”的路。小时候给地主当长工的张忠，年年在这样的节气里，把最后一斗拾掇干净的粮食倒进地主的石仓后，就不得不赶上毛驴，沿着这条小路走向无定河，走过红石峡，踏入了黄沙漠漠的内蒙古……他走啊盼啊，盼等着火焰般的山丹丹花盛开在眼前……

自然界的春天，年年都在这儿来哩。但是，陕北高原真正春天的到来，是一九三五年，是毛主席率领中国工农红军踏上这块土地的时候。一下子，冰消了，雪化了！你听那红火热闹的秧歌队里伞头们那热辣辣的嗓音：“腊月里（哪个）冻冰开春里消，翻身的日子过红了……”

一无所有的长工张忠从地主的葛针墙里解放出来了！他噙着热泪，拖着在走“西口”路上冻坏的腿，一瘸一拐地爬上山，割得两枝红酸枣捧在亲人红军的面前……

在以后那些冰封雪盖的季节里，人们又看见张忠赶上了毛驴，但他不再走“西口”了，而是到三边去，给人民的边区政府驮回来了白格生生的食盐……

延安时期的老同志啊，不论你而今在山南还是海北，你的记忆里，肯定还保存着许许多多陕北人民可亲可敬的面容和他们那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参加过歼灭胡宗南匪帮的老战士，也许还记得当时这么一件事：一个大雪纷飞、寒风呼啸的黑夜，离延河不远的一个小村子里，有位老乡冒着密集的炮火冲进敌人的包围圈，用老蓝布腰带把一位负伤昏迷的游击队指导员束捆到自己背上冲了出来。跑了没多远，他的脚也负伤了，就背着那伤员在雪地上爬。等天明爬回村子时，他的手指头、胳膊肘和腿膝盖上的皮肉被磨破了，鲜血把十几里雪路都染红了……这人就是张忠！

在那些火光闪闪的年代里，在那些严寒冰冻的季节中，这红色的土地上，哪里没有渗透过革命人民的热汗热血？他们，就是用汗水和心血暖热了这块土地，才使革命的种子在这里扎了根，开了花，结了果……

天全黑了，地上的雪已经积起厚厚的一层。我摸索着进了张崔。

怪，村子里黑灯瞎火的！仔细看看，好多家门上都挂把锁。

人呢？我一口气向铁拴家跑去，心想他爸关节炎犯了，总不会出去吧？

可是，人，照样不在！

我立在雪地里，一阵迷惘。正在这时，背后响起了“突突突”的机器声。两道炫目的灯光劈开雪幕，直照到对面崖畔上。

一台手扶拖拉机停在了我身旁，满满一车刚从窑坑里挖出的沤土粪还冒着热气。

驾驶员“噌”地跳下车，向我走来。黑暗中，我一下子看不清是谁，只觉得从他身上散发出的热气直往我脸上扑来。

他立在我面前，解下头上的白毛巾擦把汗，露着白牙齿在笑。

“这不是铁拴吗？……好后生哩，”我有点埋怨地对他说，“你打电话叫我来哩，可病人哩？”

他抱歉地搓着手说：“晚上全队男女老少都在后滩上夜战哩，我爸那人你又不是不晓得……走，”他跳上驾驶台，指着装粪土的车斗说，“别嫌脏，圪蹴上跟我去一趟工地，咱俩一块动员动员他。不过，他打定主意要闹腾个啥，拖拉机也拉不转……”

发动机吼叫了起来。不一会儿，我们就来到了一块新修好的梯田里。我俩抡着铁锨把车上的粪土铲下来，便向那灯火闪烁、人影晃动的工地走去。

尽管大风雪一阵紧似一阵，但是在人们战斗的脚步下，这里的雪，是一片也积存不住的。工地上，小伙子们正一排一溜“吭唷吭唷”地撬着冻土盖，汗水把身上的线衣溻得湿格淋淋。姑娘们脚步不着地似的在推车飞跑，在这样呛人憋气的冷风里，她们拉空车回来的时候，还大张着嘴在唱歌哩！

姑娘们的车子刚停稳，老汉老婆们就抡着铁锨往上扣土，一张张笑嘻嘻的脸面上泛着红光。人群里，不时发出老年人嗔怒的吆喝声：“小心碰磕着！”望去，原来是放了寒假的小学生们，在他们中间蹦蹦跳跳地抢着背运冻土块。挂挑在崖畔上的灯笼，把光芒投照在人们热气腾腾的脸上，投照在湿漉漉的地面上，投照在地边那块支架起的大石板上。大石板上写着毛主席一九四九年给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的光辉复电。

在一个冻土崖前，我和铁拴找到了张忠老汉。只见他像小伙子一样，棉袄甩在一旁，光穿一件粗布衫子，抡着山在“嘿哟，嘿哟”地撬着冻土块，那两条直挺挺站立着的腿，被乱滚的冻土块碰打得一颤一颤的。凭着自己职业的感觉，我知道那两条腿在忍受着怎样的疼痛！但我更知道那颗共产党员的红心，蕴藏着多么巨大的力量啊！

“爸，医生来了……”铁拴站在他身后怯生生地说。

老汉扭头看了看我，嘴里温和地“噢”了一声，然后粗声粗气地对儿子吼喊：“你这小子！黑天半夜麻烦人家做什么？呃？我给你说了多少遍，你老子这病不要紧嘛！这么紧要的仗火，我在那炕上坐得住？”

老汉几句“训”铁拴的话，把我鼓动得浑身热乎乎的。我急忙对他说：“大叔，快把棉袄穿上，小心感冒。”

他厚道地一笑：“出力哩，棉袄热得穿不住！”

望着这位刚强的老人，再能说什么呢？我只觉得自己应该像他们一样，一生一世，永远把心扑在革命上！

工地上的大喇叭突然响了起来，播音的姑娘用清脆的嗓门大声说：“现在广播张忠大叔的口头来稿，题目是，为什么冯志亭穿着皮袄还说冷？……”

老汉一边满意地听着，一边愤怒地对我们说：“你看这不规富农分子瞎不瞎？学大寨，众人热得连棉袄都穿不住，扑着命在大干哩，他穿着皮袄还说冷！一铁锨铲不起来二两土，不冷才有鬼哩！”

老汉气愤得脖颈一扭，往手心里啐了两口唾沫，随着“嘿哟”一声，一块碌碡大的冻土圪垯就被撬了下来！

广播员播完张忠老汉的“口头来稿”后，大声说：“党支部号召大家，在大队政治夜校里，好好讨论讨论这个‘皮袄和布衫’的问题！”工地上一下子沸腾了！人们在紧张的劳动中，展开了热烈的议论……

张崔大队后滩上的夜晚啊，就是这样的红火！今夜，在大雪纷飞的陕北高原和祖国大地，又有多少这样红火的场面呢？为什么不可以这样说：在我们祖国的土地上，没有冬天！

我们刚搬运掉老汉撬下来的那块冻土，只见一个愣小伙子撞了过来。他一手抓住老汉的胳膊，一手递上把折了脖子的头说：“大叔，我把你昨天修好的头撬坏了，现在停住手了……”说着低下头揉搓自己汗水溻湿的红线衣。

老汉并没恼，反而张着缺了两颗门牙的嘴笑着说：“只要你后生出力就好！头撬坏了有大叔哩，给！”他把自己的头递到小伙子手里，然后对我们说，“我去把这头整治一下！”他抬腿就起身。

铁拴撵在他身后说：“爸！你的腿不扎针了？人家同志……”

老汉停住脚步，扭过头用灼热的目光望了我一眼，拉住我的手说：“同志，晚上你就睡在我的炕上，这些日子，我学习理论，有些问题，还得问你哩，行不行？”他从布衫兜里掏出个红皮封面的小册子举在我面前，“政治夜校才发的，里面都是咱毛主席老人家说的话，毛主席的话，句句都宝贵，咱要好好往心里头刻哩！”他把小册子又郑重地装进兜里，对我说，“后生，干脆跟我抡锤去，站下冷！”

“好！”说实话，我心里早已热腾腾的了。

铁拴冲我咧嘴一笑，又跑去开他的拖拉机了。工地上，车轮飞驰，铁锨闪光，那“吭唷吭唷”的号子声，在越来越大的风雪中吼喊得更高昂了。

我跟着老汉来到地畔下边的小河边。

这里放一个破铁桶做成的火炉和几把铁锤、钳子，还有一个淬火用的喂猪石槽。

老汉把石槽挪在火炉边，掬了几把雪放进去，就坐下来生火。

我把顺手拿来的棉袄给他披在身上，在炉边拿起一把铁锤，怀着急切的心情等候着那个火星飞溅的时刻。

随着“呼啦呼啦”的风箱声，炉火熊熊地烧燃了起来，把周围烤得热烘烘的。老汉索性解开布衫上面的几道纽扣，在炉火前袒露出他那古铜色的胸膛。随着他胸膛的一起一伏，那火苗在“呼，呼”地蹿着……啊！这火是炉膛里喷射出来的吗？

过了一会儿，老汉把红炭火里的头翻了个滚，放下手中的钳子，撩起布衫襟揩去了脸上的汗珠，然后抬起头来，灼热的目光久久地盯着地边石板上那醒目的大字。他拉风箱的胳膊越来越上劲了！只听见“呼啦呼啦”的声音与整个工地上的唱歌声、说笑声、撬冻土盖的号子声混合成一片，响彻了风雪迷漫的夜空！那熊熊的火焰，映红了冰河，映红了雪山，仿佛整个大地都燃烧了起来……

*原载《陕西文艺》1975年第5期。

吴堡行

初到吴堡

吴堡县革委会驻地在宋家川。当我们刚刚踏上这个初具现代化城市雏形的小镇时，心里不禁惊异：这个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镇街市，出奇地清静。沿着黄河堤岸铺筑的柏油大道上，除了偶尔驶过的汽车和手扶拖拉机的声响，以及路北正在兴建的黄河饭店二层脚手架上工人们的喊声、笑声外，就只能听见黄河奔流的涛声了。

我们绕过几幢楼房，在城东一条短巷里找见了县委所在地——依着山势修筑的年代已久的三排朴素的石窑洞。

进了大门，我们的感觉更加强烈了，种满蔬菜的庭院的过道上，除了一个老人手执长柄笤帚在清扫路径，几乎看不到第二个人影；用青砖围砌的小花坛里几只蜜蜂的嗡嗡声，愈加衬出庭院里的宁静。差不多所有办公室的窑门上都吊着锁。人呢？

十分幸运，终于在第二个窑里见到了县委办公室的一个同志。他热情而又抱歉地说：“机关的同志都下去了。”我们立刻醒悟，吴堡全县各级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全年做到“一、二、三”，在第一线上指挥农业学大寨活动，这几乎是我省家喻户晓的事，而我们居然把这个“常规”搁置脑后了。

他告诉我们，县委书记出席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去了；县级机关大部分同志下了乡，和社员们一起收秋、深翻土地，安排部署今冬明春的农田基本建设；留下的同志，又分三班轮流上了前线——在县城东北大约五里路的“硬地梁”上劈山填沟造平原。他为我们列了列三班劳动的时间表：早六点至十点，是县级财贸、商业、银行、邮局、书店等部门；十点至下午两点，是县级党政部门；两点至六点是县文教卫生系统。劳动之外，公事勿误。

“要贯彻好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精神，干部必须冲在前边，县委必须领在前边！”他强调着说，“全国农业会议之后，肯定更要大干！”

他的这种心情是有代表性的。在吴堡所有的干部和群众中，目下，恐怕正同他一样，内心里都已十分自觉地预感到，全国农业会议之后，在我国广大农村中，将要出现前所未有的局面和形势。不用说，他们肯定都在暗自鼓劲呢！他谈话的精神，使人深深感到，吴堡，当下正处在一场激战的前夕！

我们带着这深刻的印象，重又走上街头，用置身异地的陌生人的眼睛，打量着吴堡这座新兴的小山城。在街道墙壁上，我们看到了两条醒目的标语：“干部，干部，先干一步！”“变地先变人，变人先变带头人！”啊，他们想的，说的，做的，他们战斗的精神风貌，使我们的印象进一步加深了。

宋家川实际上是黄河北岸一段狭长平坦的滩地。南岸危岩壁立。黄河汹涌的玄黄色的浊流从上游滔滔而下，流至山西军渡时，一头撞在陡峭的石壁上，不得不陡直地转个九十度的急弯，于是那折反冲向北岸的潜流的力量，激起了层层波浪，哗哗喧响着，咆哮着，卷上岸边，舐吞着岸上的黄色细沙；于是，那雄浑的撼人心弦的涛声，便日日夜夜在小城的上空回荡着。

小城是朴素的，充溢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气息。三条长短不一的小街，立着几幢楼房，有公共文化设施，也有它的“商业中心”。自然，街后的山坡上，仍是具有陕北特色的错落有致的排排窑洞，并且都用一串串红枣、辣椒、玉米棒、谷穗点缀着，使这座山镇呈现着城乡相兼的色调。

小城依然像我们刚到时那般清静。临街的三层楼的百货商店里，只有当我们走进时，才算有了顾客；如果不是那商品琳琅满目的玻璃货柜横在面前，你会觉得这是商店？这个本该是摩肩接踵、喧声扰攘之所在，清静得如同某个陈列馆。我们想，这怕没什么可怪的，因为，人们都上了前线！

紧靠黄河畔上的一个十米见方的空场上，有两三个老汉，提来几篮子黄澄澄的脆梨，香喷喷的花红果子，蹲在那里晒太阳，拉话。我们走近了，才在电线杆上发现一块木牌，上写“市场”二字。好冷落的市场啊，除了偶尔招徕几个孩童，似乎再没有什么人来光顾了。这哪里是人们观念中那个肩撞毂击、喝声连片的市场？是的，依然没什么可怪，此刻，人们都上了前线！……

直到这时，我们才感到，这个依山傍水的小山城里的静寂，分明透着某种紧张肃然的气氛。宛如人们走进前沿指挥所里，在那里，静得只能听到人们匆匆进出的脚步声，收发报机的滴答声，似乎连空气都要凝结了。那是怎样的寂静啊，指战员们，各个敛声屏气，心弦绷得紧紧的，他们在期待那决战时刻的到来！而这之前的每一刹那，正是箭在弦上！——指挥员们，双眼紧盯着旋转的秒针！前沿战壕里的战士，早已子弹上膛，瞄向前方！……

我们想着，走着，突然街市上的寂静，被渐渐汇合起来的声浪冲破。一辆辆自行车，打着响铃，从我们身旁呼呼掠过，骑车的人一只手扶把，肩上扛着钢锨；而每个车座上差不多都捎带着一位女同志，或是年纪稍大的人，他们肩上也都扛着钢锨。亮铮铮的锨头闪着耀眼的光芒。接着，又有不少的人，从各个机关大门里拥出来，身着蓝的灰的干部服，有的却还在头上拢着羊肚子毛巾，每个肩头都扛把亮闪闪的锨或䦆。一个个雄赳赳的，威武得很。

不用说，这是出征的队伍，是向“硬地梁”进发的。因为换班的时刻到了。

队伍过去了。街面上复又安静。

可是，没过多久，一阵阵纷沓的脚步声，笑声，歌声，就从城东沿着黄河畔大道上荡漾而来。小城跟着又喧腾起来。这是一支刚刚从阵地上下来的大军。行列里有鬓发灰白的老干部，有县级年轻的领导干部，也有系着红领巾的小学生。这是一支怎样的队伍啊！老中青少，汇成巨流！他们一路说笑，有的商谈着工作，有的交换着心得，个个解衣敞怀，精神抖擞。在这些战士们的脸上，你看出一丝儿倦意了么？没有。满脸是胜利的喜悦，战士惯有的自豪感！在这个队伍中，从县委书记到十几岁的小学生，谁的胸怀里没有一幅吴堡变大寨的蓝图？……

吴堡啊，原来你的每一寸土地上，都如此充满着激昂的战斗的气息！

夜晚，我们踏着月色走向黄河。黄河啊，当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走近你，任凭你那起伏的心胸抚贴着我们的时候，内心里是有好多的话要倾诉的；不过，今夜，我们倒要先问问你：你可曾看见，在你的身旁，又有一条比你巨大得多的长河巨流，在汹涌奔腾么？

当我们置身于我省北部这个最小的县份，这个只有四百零四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和六万多英雄人民之中时，我们多么想借助身后那涛声来抒写我们这第一天的印象——

吴堡——战场！

吴堡人民——正在前线！

黄河老水手

在川口，我们又和黄河相会了。

在这里，黄河照样以它粗犷的气势，一个浪头推着一个浪头，咆哮着，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奔涌而去。它浑黄而黏稠的水流，像从一座巨大无比的熔炉中奔腾出来的铜汁；那浑厚而巨大的声响，就是站在它的身边听起来，也觉得像是来自遥远的天边和大地的腹内……

每当投入黄河的怀抱，听着从它胸脯里发出来的呐喊声，就使人的精神无比地振奋起来。何况，现在我们站立的地方，就是早已神往的川口渡了！

渡口现在是这样的平静。岸崖肃立，浪花舒卷；水面上，偶尔有一两只木船在往来。

然而，我们的心情，却是这样的不平静！眼前，抗日战争的烽火和人民解放战争的烈焰陡然腾起；耳边，“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

在那战斗的岁月里，曾有多少八路军战士手里握着刀枪，腰里挂着地雷，高唱着“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战歌，从这里飞渡黄河，走上了高高的太行山；又有多少穿着粗布衣衫的老区干部，揣着解放社印行的毛主席著作，告别了边区的土地和河西的父老，从这里渡过黄河，大踏步地走向了敌后。战马的蹄掌，曾在这里的岸岩上碰击出火花；延安发出的鸡毛信，曾通过这里的木船向晋察冀递传……而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三日这一天，川口渡，这个并不像潼关和三门峡那样有名的小渡口，却载入了中国革命的辉煌史册！这一天，伟大领袖毛主席就在这里离开陕北，东渡黄河，然后迈开雄健的步伐，一步步走上了天安门城楼，在那里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

现在，渡口上筑起了一个石砌的纪念台，赭红色的石碑上，记下了这个历史性的日子。

站在纪念当年毛主席渡河的纪念台上，缅怀峥嵘岁月，瞭望汹涌黄河，更使人急切地想见见川口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黄河上的老水手薛海玉同志。

站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薛海玉。

他瘦削，却瓷实得像一块黄河岸崖上的石头。一条雪白的羊肚子手巾，从额前反包过去，在后脑勺上挽了个结；白粗布衬衫上套着黑粗布棉袄，黑粗布棉袄上缠一根老蓝布腰带；清瘦的脸庞上，一双眼睛明亮而有神。他说起话来，平平缓缓，就像黄河在宽阔的河床上流淌一样；可是，那每句话的分量，却像浪涛一样冲击着你的心坎。

他粗大的手捏着那杆一巴掌大的烟锅，抽着，说着，微笑着。随着微笑，额头和眼角就打起了密密的皱褶——这一条条皱褶里，深藏着那黄河的风暴！……

从他爷爷开始，薛海玉一家三代人就都是黄河上的“耍河汉”了。他们把家安在了那暴跳的浪头上，把命运交给了凶残的河神。

一个寒风怒号的黄昏，大雪在陕北高原和晋西高原飞扬着。黄河水面上，飞窜的流冰在横冲直撞。这时，一只小木船在狂风巨浪中挣扎着，像一片残破的树叶，从远方飘来。那瘦弱的年老水手拼着命，沙哑地喊着号子，想把船扳在岸口上——那里，衣衫褴褛的一家老少，正呜咽着，等着自己的亲人回来。可是，他终于没有能把船扳出狂风巨浪，被流冰打翻了！他，被埋葬在了那黄色的浪丘下……

爷爷死后，薛海玉的爸爸又接过了那杆舵柄，又开始在那险恶的风浪中扳啊扳，可是，苦难的命运总是扳不过来。船上残破的炉灶里，炊烟时续时断……

薛海玉在黄河的摇篮里长大了。黄河，陶冶了他的性格，给了他坚强不屈的意志。他热情，像澎湃的激浪；他深沉，像河底的潜流。他从积劳成疾的爸爸手里，又接过了那杆舵柄，成了黄河上出色的水手。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历史的舵柄转向了！毛主席带领着中国工农红军，踏上了陕北的土地。年轻的薛海玉，胸脯里涌起革命的激浪。他当了村里的青年主任，领着一班人手，在九曲黄河上，操舵柄，驾飞舟，上五原，下潼关，整日与黄河的惊涛骇浪搏斗着，给边区政府拉瓷，拉炭，送粮食，运油盐……

一九四七年，胡匪的兽蹄踏上了陕北的土地。黄河岸边的陕北人民，举起刀枪，扛起担架，纷纷卷入了战斗的洪流。

坚壁清野！把能藏的都藏起来！川口西岸的船划到东岸的芦苇丛里了。

可是，万一对岸咱们的队伍来了要船怎办？自卫军连长薛海玉，腰里别了三颗手榴弹，独自驾一只木船，摸黑回到了西岸。

他日夜守在船上，啃着糠窝窝，等候着。

也许解放军不会用船吧？可是万一要用起呢？就是一下不用，薛海玉还要等！……

船啊，小木船！过去你曾载过一代又一代任凭命运摆布的人们，如今你终于载起了黄河的主人！而在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三日，你却又承载了多么巨大的光荣和幸福！

这一天，党交给水手工会指导员薛海玉一项重大任务！要他送一位首长和一批人过河。二十四岁的薛海玉心怦怦直跳。他想：自己年轻，能担了这副重担子吗？他又想：我是共产党员，我应该担起这副担子！他立马周密地筹划了渡河的准备工作，把各地调来的二百多名水手编了班，每一只船都编了号。首长将要坐的第二号船，他在船里垫了一层木板，又铺上新席，放好坐垫，并特意挑选了八个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和四个贫苦农民，做这只船的水手；他自己亲任这只船的班长。

中午时分，首长来了。薛海玉到离渡口二里路外的村头去接迎。

等他走近一看，心，一下子跳快了：咦呀！这不是日想夜梦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吗？

是的，这就是毛主席！薛海玉认出来了，他常在区政府看他老人家的像哩！

毛主席穿着粗灰布衣服，风尘仆仆地来到了渡口。他坐在河边的一块大青石上，和水手们亲切地拉谈家常。半个钟头后，毛主席就上了二号船，离开陕北，东渡黄河。

薛海玉握着舵柄，心头翻卷着滔滔热浪。他，一个穷苦的水手，而今竟承担了这样重大的历史赋予他的使命、责任，领受了这样巨大的幸福！他望着人民的救星，想说很多很多的话，但哽咽了，只是在心里默默地说：“主席，您老人家到我们这里，连口水都没喝……”

当船到河心的时候，毛主席从船上站起来，长久地、深情地回首河西……啊，十三年来，毛主席日日夜夜和陕北人民在一起，如今，他就要离开了！

薛海玉眼眶里转着泪花。他想让船走慢一点，让毛主席在陕北的地界上再停留一会儿，让陕北的山水、陕北的人民再多看一眼毛主席；他又想让船走快一点，他知道毛主席正在筹划着革命的大事、人民的大业，他不能耽搁领袖一分一秒的时间！

船到河东的时候，薛海玉和水手们簇拥着自己最敬爱的人，在岸上送了很长一段路。毛主席一再劝他们回去，他们才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停住了脚步。

毛主席举起了那只伟大的手，向水手们，不，向陕北的山山水水，向陕北的千千万万人民挥着，挥着……是向这红色的土地告别，也是向这里千千万万包着白羊肚子手巾的人民，指引一条新的、更加辉煌的道路……

这道路就是社会主义道路。

这道路远比过去的道路更为曲折，更为艰巨。

在这新的、辉煌的、曲折的、艰巨的道路上，陕北人民大踏步地冲上来了！

他们肩上的担架换成了搬山挪河的筐担，手中的大刀斧头换成了开山造田的老铁锨。可是，只有一样没有换，这就是：忠心耿耿闹革命的精神！

薛海玉继续和黄河的惊涛骇浪搏斗着。每年，从他那硬壳壳的大手里，总要向集体交回近万元的收入。

一九七一年，公社党委决定让薛海玉担任川口大队的党支部书记。

而这一年，薛海玉已经是快上五十岁的人了。

“党交给我的这副重担能担起来吗？”他问自己。

从公社党委办公室出来，薛海玉没有回家，他脚步不由自主地来到了渡口上。

面前波峰奔涌，脚下浪花飞溅，他坐在毛主席当年坐过的大青石上，手抚着渡口铁一样的石壁，心潮随着黄河一起一伏……啊，在这里，他曾点篙飞舟，为革命闯风破浪去出征；在这里，他曾面对镰刀斧头大红旗，举手宣过誓；在这里，他曾扳船送过毛主席……今天，战斗的舵柄能在这里撂下吗？前进的航船能在这里抛锚吗？不会的！他“腾”地从石头上站起来，解开胸前的两道纽扣，让浩荡的黄河风吹进他的胸脯。他闹革命的心火，腾腾地燃旺了！

他迎着黄河渐高的晚涛声，走向开阔的河滨，在那里，他抓起一把黄土来，紧紧地捂在自己的胸口上，嘴里喃喃地说：“这里是毛主席走过的地方，我一定要把它整治好！干，就从这里开始吧！”

说干就干，一马当先，他扛起锤钎，第一个下了河滩。后面，跟上来了一村人马！

薛海玉带领全村一百七十来名男女劳力，发誓要从五百米外的石崖上凿下石头，用自己的肩膀一块块扛来，在黄河边筑起两千多米长的河堤，围造出三百多亩高产田来。

这是一个多么宏大的工程！而靠一百七十多双手和锤钎、小胶轮车这些简单的工具来完成，简直是奇迹了！可是，陕北人民不就是创造奇迹的人民吗？请来看看吧：现在一堵铁壁已经高高地矗立在黄河岸边，并且每日每时还在向前伸展着……这铁壁向前伸展一寸，晶莹的汗珠就洒落一层，黄河的浊流就后退一步，干裂的河滩就新绿一分！

就在这个地方啊，当年薛海玉的爷爷和爸爸，每走一回，心里就多一层忧愁，鬓角就添几根白发。如今薛海玉走来了，他带着他的一班人马，微笑着面对黄河，顺着新砌的河堤走向前去，从怀里掏出了图纸和曲卷尺……

“干部说千道万，不如自己带头一干；会说的书记不行，还要是会干的书记！”川口大队的带头人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如今，这平凡而深刻的格言，已经传遍了吴堡的每一个村落。

从一九七一年到眼下，薛海玉在新的风浪中是怎样闯过来的？他怎样掌握着川口这条大“船”的舵柄？亲爱的同志们，在这里我们是很难完完全全向大家报告他的英雄史迹的。我们的笔，追不上他战斗的步伐。

黄河，只有前进的波涛，而没有后退的浪头。黄河哺育大的儿女，像伟大的黄河母亲一样，在革命的里程中，只知道扑向前，扑向前！他们前进的目标，像黄河要流向大海那样明确；他们战斗的风格，像黄河里的每一朵浪花那样坚韧，哪怕堵在前面的是石，是铁，是钢，也要咬穿它，冲开它……

薛海玉正是以这样一股劲头，带领川口大队的人民学大寨的。

他白天在工地上拼命干一天，晚上，不是去开会，就是去夜战。老伴有意见，问：“这是你的家吗？”他笑笑说：“你就当你是个开店的！……”外甥病重，在山西柳林动了手术，想舅舅，捎话让他去。不！他对一个顺路走柳林的社员说：“你捎带去看看我外甥吧！”那个社员惊讶地张大了嘴：“啊呀呀，从古到今，还没见过请人看人的！”他恳求道：“你去替我看看吧，这几天仗火正紧，我不放心众人的安全……”

在暴雨瓢泼、山洪突发的时候，为了保护路基不被冲垮，他跳入洪流，将自己的脊背抵在豁口上，跟着他跳下去的，是全村的男女老少！

当黄河潮汛的时候，涛声拍睡了一村人。薛海玉睡不着，村头集体的那只船拴在他的心上，他起来了，迎着初春料峭的寒风，摸黑下了河滩。

天是这样的黑！伸出手，看不见自己的巴掌；路是这样的坎坷！一抬腿，就是一个踉跄。他，什么都看得见！什么都不怕！因为整个一条黄河，就装在他的胸中；因为在那小小的渡口上，有一盏永不熄灭的航标灯！……他甩掉衣服，赤着臂膀，把船撑到了安全地方……

今年，薛海玉已经整整五十一岁了。五十一岁，这已经是一个不小的岁数了啊！有的人上了这个年纪，就开始谋算起了自己晚年的清福。可是，看看薛海玉吧！这个有三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亲手在黄河上扳船送过毛主席的老水手，如今照样穿着一身粗布衣服，为革命一头一头地淌汗哩！打开他的劳动手册看看，哪一年出工不在三百天以上！

去年，他已经患有严重的肺病了，可仍然是河堤工地上的扛硬人手。众人劝他回去休息，他不答应，仍然默默地挑拣着最重的活路干。他扛着大块的石头，脸色蜡黄，汗水以皱纹为渠，向下巴汇集着，淌下来，把胸前的夹袄襟子渗湿了一片。

痰里开始带血了。他靠在河堤上长出一阵气，然后又走到石场上，把肩胛伸给搬送石头的人。

当他扛着石头，步履艰难地爬上河堤的时候，石头和人便一齐栽倒了！血，大口大口的血，咯在了高高的河堤上……

是什么样的力量，使薛海玉为革命如此拼命啊？听听他说的话吧：“是共产党和毛主席叫咱办的事，咱就定要办，坚决办，拼命办，办好！”

正是这种对党和毛主席深厚、炽热的感情，在薛海玉的思想和行动中产生了强大的动力，他战斗的步伐，才能像滚滚的黄河一样奔腾跃进！

一九七二年是薛海玉当书记的头一年。这年夏收后，他背了二百斤小麦来到了公社粮站，对收购员说：“我给国家背了二百斤小麦。”

收购员不解地说：“你们队自然条件差，合作化以来，国家就没向你们征收公购粮呀！”

他说：“这是我给毛主席老人家交的粮，礼轻心意重，这是我们川口人的一片心意！”

去年，川口大队第一次向国家交售了公购粮。任务全部完成后，他又额外背了二百斤小麦，送到粮站上。他说：“只要我活着，我年年都要给毛主席交这二百斤细粮！”

这是一种多么崇高而深厚的感情啊！山能比得上它高吗？海能比得上它深吗？

…………

在离开川口的头天晚上，我们又一次来到了河堤工地。

陕北十一月的夜晚，气温已经降到了结冰度。可是河堤工地却沸腾得像一座燃烧的火炉。黄河的涛声“轰隆隆”地吼叫着，像是助阵的战鼓。

进入工地，耳边锤錾声爆豆似的响着。朦胧的灯影下，打石的，拉车的，砌堤的，男男女女，人来车往，一片繁忙。谁要是缩着手在这里养一分钟神，准会被撞得两脚朝天！

我们问身边过来的一位拉车姑娘：“老书记在什么地方？”

她手向山崖下一指，诡秘地一笑：“在船上。”

船上？山崖下哪里来的船？

仔细一看，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薛海玉正领着七八个年轻后生，站在一块两头瘦、中间胖，很像船形状的大石头上，把钢钎插进石缝里，狠劲地往开撬着。一声接一声的号子，是那样雄壮，一听就知道，那是发自船工们的胸脯！

我们赶了过去，只见薛海玉立在“船”首，随着雄壮的号子声，他和七八个后生手扳着钢钎，如同握着舵柄，身子一同猛烈地前倾，一同猛烈地后仰。他由于用力过重，头上的羊肚子手巾脱拢了，胸脯上的扣子嘣嘣飞了两颗！他和他们眯缝着眼睛，牙咬着嘴唇，像木船到了一个险要浪口，放声呼喊着，拼命地扳着、扳着！我们的心也随着这动作，一上、一下，犹如立在黄河激浪中的飞舟上，觉得面前黄浪汹涌，身边风吼雷鸣……蓦地，一个多么熟悉的声音掠过了耳畔：“朋友，你到过黄河吗？你还记得河上的船夫，拼着性命和惊涛骇浪搏战的情景吗？……”

……啊，薛海玉，你没有下船！你还像当年一样领着你的一班人手，与那惊涛骇浪奋力搏战着；在革命的洪流中，你永远是一名战斗的水手！

高原叠翠

冒着晚秋的蒙蒙细雨，我们走在一条又宽又长的林荫道上。路旁株距两米左右的四排新疆杨，亭亭玉立。枝叶满是秋色——被雨水冲刷过的叶儿愈加变得金黄，在微风中抖闪着，仿佛一团团橘黄色的火焰。我们心里暗想，如果是盛夏该多好，那繁密茂盛的绿色的枝叶，说不定会在头顶交织起来，你仰脸一望，只能见到一线蓝天；低头呢，满地将是斑驳的阳光和浓密的阴影。可眼下是深秋。秋季为什么不好？秋天自有秋天的风味特色。你看，经过一春一夏，树儿又长高了几尺，树的年轮又增加了一圈；不久，它们就要傲风雪，斗严寒，锻炼它们的筋骨了。而且，你一路踏着厚厚松软的落叶，脚下沙沙作响，不但不觉得秋色有什么肃杀凋零之感，反倒觉得秋季里自然界的一切都是成熟的，殷实的，丰盛的。

我们在秋色绚丽的林荫道里走着。路是长的，也是深远的；我们视线所及的地方，路面渐渐变成一条飘带，一条褐色的线，终于隐没在前面金黄色的浓密的杨树林里。

我们的耳边不时地响起欢歌——那是在秋风中舞动着的片片杨叶儿，唱起的丰收的歌。

同志，请把你的视线抬起，把你的视野放宽！

你看见了什么？

那一眼望不到边的、像是凝固了的黄色海涛般的山山岭岭，不正是光秃秃的陕北高原么？

那么，眼前这些碗口粗的杨树林，路边坡梁上那茂密的绿莹莹的洋槐丛，梯田埂上那摇摆多姿的窝柳条，田坎边那枝干素净只挺着几片绿叶的桑树，都是……不错，这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就像你所见的那些光山秃岭一样，都是真实的。

此刻，我们正走在陕北高原上一个普通小山村的村路上。而且，我们也和每一个初来的陌生人一样，睁着一双大眼，惊异地、贪婪地环顾着这充满生机的景色，一个劲儿地琢磨和探究着这景物中似乎蕴藏着的某些奥秘！……

这个山村叫冯家墕，在吴堡县境的中部。全村五十八户，二百三十多口人，只有七十五个劳动力，其中妇女又占大半。耕种七百八十多亩梯田山地。满山遍峁栽长着洋槐、桑、杨、柳、苹果、梨、杏、枣、柿、核桃、葡萄、柠条等乔灌树种六百多亩，共二十余万株。

地这么广，人这么少，这些树木是怎样长成的呢？自然，不是天生的；是这个小山村得天独厚，泉多、井多、雨多？

从县地图上看，冯家墕是全县的高山地区之一，海拔一千零二十八米，较黄河畔一带村落高出二三百米。周围十几条像毛细血管似的小溪小河的源头，距它至少也有四五里路。这个队是全县人畜饮水困难的六十二个大队之一。全村只是在深沟里有一眼泉水，挑担水一上一下近一个小时。而且，这眼泉又是同前村的冯家峁合用的。所以，说它是个干梁、干峁、干墕，是毫不过分的。

那么，他们怎么样培育着这六百多亩的树林？他们到底靠什么？回答很简单：靠汗水！

这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介绍情况时开口就说：“植树造林，这是一场革命！”

他简括地回顾着历史：早在一九五八年，他们就在上级林业部门的帮助指导下植树造林了。那时栽了一面坡的洋槐，成活得很旺。六十年代一些社员开始在林地里种庄稼，先是暗地里刨树根，等到树慢慢枯死了，就一根根地挖掉，渐渐地，不到半年光景，满坡绿生生的树木不见了。用群众的话说，“把山峁的绿袄袄扒下来了！”于是冯家墕又和别处一个模样，山上光秃秃的，沟里红格溜溜，满眼一片黄，一片黄。一九六六年春秋，队里又造了一次林。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煽动一些人，又把幼林毁了。一九六九年，大队新的领导班子成立了。他们召开的第一个会，就是总结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

“当时我们想，”这位年轻的党支部书记严肃地说，“既然群众信得过，我们这些带头人，就要把担子挑好，真心实意学大寨，盯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朝前走！”他笑了笑，“要接受教训！要不，再有个运动，我们也就不打自倒了！”

他们先是治山改土修梯田。一九六九年的粮食总产一下子比一九六八年增长了近一倍。从这年开始，他们甩掉了吃返销粮的帽子。接着稳产了两年。待到一九七二年，遇到了大旱，粮食产量又退到一九六八年的水平了。

看来，没水不行。可水呢？水在哪儿？

冯家墕人除了打坝淤地蓄水，自然又想到植树造林了。他们说，水不光是在地里，也在树上！他们说，树多成林，成了小森林，冯家墕的自然条件就会变了，气候调节了，水土保持了，到时候，旱魔还能那么恣意逞凶么？原来，冯家墕人的脑袋里有辩证法！

可也有人摇头说：“远水解不了近渴！”

队上的带头人马上说：“正因为水远，就要早引！”

植多少树呢？党支部提出了任务：一九七二年一秋就要种五万株！每人平均二百，每个劳力平均七百！

这下炸锅了！广大贫下中农双手赞成；那些思想保守、一下子难以摆脱旧的习惯势力桎梏的人，手背砸着掌心，提出了一连串的问号：人呢？有那么多人手么？退一步说，树植下了，往后谁护谁管？再来个“造林不见林”么？让树和庄稼争地么？田坎上栽桑，田埂里压窝柳，不是存心歇地么？到底是要粮，还是要树？……

党支部回答了：要粮，也要树；要树是为了多要粮。“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我们要一个字不少地把这个方针刻在心上！人少么？好办，学大寨人，出大力，流大汗！一人顶俩，一天当两天！于是，全村来了个总动员，从六七十岁的老人，到六七岁的娃娃，一齐上阵！又是收秋，又是造林，没明没夜地苦战了一秋，五万株树苗栽上了！

那时节，邻队的一些人，站在山峁上望着冯家墕满山坡的树苗，嘲弄地说：“冯家墕人往后不吃粮了，要吞树叶哩！”

是“吃树队”还是“吃粮队”，眼下不辩；三年比高低，十年见输赢！冯家墕人扎下头，硬苦干了三年。三年后的今天怎么样了？

年轻的党支部书记笑着说：“三年时间，当初一些人提出的问题都答上了；植树造林并没影响农业，反倒树了人，炼了心。一九七三年我们粮食总产猛增到十七万斤，一九七四年又增到十八万，比一九六八年提高了三倍半！全年计划每人千斤粮，想不到伏里来了个‘卡脖子旱’，可尽管是个灾年，今年也下不了十四万！”

这是多么大的变化啊！农业发展的同时，大队整个面貌跟着起了变化，不仅有了运输、农产品加工机械，连吃水也用不着下沟担了——今年又修了个抽水站。

“一九八〇年要大变！”党支部书记满怀信心地展望着，“农业不用说了，光林业一项，对国家就能有些贡献了——桑能养八十张蚕，还有一千二百多棵树呢！一万多株大枣呢！十几万株柴林呢！……到时候我们该头痛了——没那么多劳力！”说着，他笑了。

这前景太叫人兴奋了。而且我们想，它的意义不仅在于经济方面，也在于为整个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自然面貌的彻底改变以及整个黄河流域的治理提供了一个典型。因为我们来到这个队之前，脑子里装了两个不曾接触过的数字：全黄土高原，西起日月山，东至太行山，北连阴山，南接秦岭，每年流入黄河的泥沙大约十六亿吨；而吴堡一个小县，每平方公里流失的泥沙量每年为一万一千五百吨，全年流入黄河的泥沙为四百六十四万六千吨。这是多么惊人的数字！每年要流走几座山呢！如果黄土高原上的每一个村落，都能像冯家墕这样，给每一个山峁都披上“绿袄袄”，用不了多久，黄河说不定哪一天会变成清河呢！这不是童话。黄河水利专家们在纸上规划设想的蓝图，今天，正在冯家墕这样的小山村里，一点一点地变为现实！这，恐怕才是冯家墕这二百多双手创出来的奇迹，向人们展示的真正的典范意义吧！

“百分之九十几的树木成活率是怎样达到的？”

党支部书记笑了笑，说：“这，得问另外一个人了。”

这人是谁呢？是大队党支部委员、一九七四年高中毕业回乡知识青年、专门负责林业的冯治乐。当这个二十一岁的青年坐在我们面前时，我们说什么也难得相信，他就是个林业小专家！这个憨憨的、不多言语的、见了人总是红着脸笑的年轻人，把两只手掌垫到屁股底下，坐得像个树桩似的端直。他只是简略地谈了谈植树方面的技术和方法，而对我们提出的怎样保证树木成活百分之九十几的问题，只回答了两个字：用心！

用心！——我们也用心品着，在心里长久地掂量这两个字的分量。

看来，他对于自己是不愿多说什么的。他聪明地想了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说：“我们队有个林业红管家，你们见见他，什么都明白了！”

群众称誉的红管家，指的是大队护林员冯德举老汉。这老人现年六十六，一九三五年参加红军；右肘挂过彩，二等残废；一九四六年入党。合作化和公社化时期任过支书。如今是大队“老贫协”。一九七三年开始当护林员，管护一架山几面坡的树林。我们和老人见面之前，群众就说，要见这老汉，可难哩！天不亮就上山了，什么时候擦黑什么时候回，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如此，风雨无阻，冰雪莫挡！要见他，除非满山跑着寻！

第二天，我们起了个大早，果不其然，没能堵上。出了老人家的窑，一抬头望见窑门前有棵合抱粗的老榆树，尽管是下了霜的深秋，那婆娑的枝叶，却依然繁密茂盛，在晨曦中越发显得墨绿。这棵老树为几代人遮过阴凉了？我们要探访的这位老人又是什么样呢？我们一边仰视这棵老树，一边想着……

无奈，我们只得满山跑着寻。但心中并不急。因为有景可看：沟畔上是连片的灰绿色的柠条；漫坡地里长着一尺高的草木栖；山梁上培育着一畦畦青纱帐似的苗圃；峁坡上挺立的是几何图案似的行行的槐、杨。走着走着，我们不由得睁大双眼，驻足呆立：在老人“管辖”的几百亩的林地里，除了一层落叶，你难得寻见一根杂草！每棵树的根部都培着一堆肥土，整个林地的土层都是松软的。同时，你还会在地面上依稀辨出那重叠的密密麻麻的“人”字形的足迹，这是在烈日下留下的么？还是在严冬里？要不，是在秋雨中？在春寒里？……眼下老人在哪儿呢？喊不应，觅无影。拐过一片梯田，我们看见一群社员正在地里刨洋芋。待我们走近时，那个造林小专家冯治乐，笑指一老汉，说：“冯德举老汉在这儿哩！”

果然，有个老人用胳膊肘挎着一柳条筐洋芋向地边手扶拖拉机走来。这老人身材瘦小，长条脸，慈祥憨直地眯缝着眼睛，头拢白手巾，穿着黑布棉背心，腰缠白布带，酱紫色的脖颈上搭绕着烟锅。原来，这就是我们要见的当年的红军战士，今天的护林员冯德举老人。

“我爸爸闲不住，他把一架山几面坡的林管护得可精细了。今秋，他一边护林，一边收秋，他一个人就掐了二三十亩的高粱穗！夏天，他还抽空给邻队锄地呢！”

晚上我们来看望老人时，一家人都夸奖着。四儿子刚说完，正在洗碗刷锅的老伴开腔了：

“积极着哩！从当上护林员，两个年都没在窑里过，大年初一，天不明吃上几个饺子就上山了！”

老人听着，不以为然地嘿嘿笑着。

“咱是党员、老红军，啥事都要带好头。”老人在高脚油灯上点着烟锅说。他的话和他本人一样质朴。“组织上叫我护林，我就要服从组织，把林看护好，这和过去在红军里打仗执行任务一个样。”接着，老人用他独特的语言来表述他对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任务、性质不同的体会：“过去，咱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红军、赤卫队打敌人，是推翻三座大山！如今是同‘脑子’作斗争哩！有人说我三个儿子都在外头工作，我又有残废金，还受苦做什么？我说，活一天就要学大寨，一时也不能忘了革命。”

老人说完，精神矍铄地望着我们，憨厚地笑着。我们带着老人这些普普通通的语言留给我们的深刻印象离开了他的窑洞。

出了窑，我们一抬头又望见了那棵合抱粗的老榆树。那浓密的枝叶闪着点点月光，像是清晨的朝霞。这棵老树为几代人遮过阴凉了？我们一路走，一路又这么想着……

次日，我们很早就被那上工的哨音唤起了。

我们住的窑洞前边，有个比较高的峁峁，村里人叫它看河圪坨，据说天气晴朗时能眺见黄河。这天早晨，我们好奇地爬了上去。赶巧有雾，黄河没瞥见，倒也就势登高望远，看了看冯家墕的全貌。那村南村北的张家嘴、八家梁、下斜岭尽收眼底。如今，这山山岭岭，坡坡梁梁，都着了新装。远处林子的绿色，融在绢纱般的薄雾里，宛如国画中泼墨似的一笔；近处山梁上那些绿莹莹的幼树林，像孔雀羽毛似的，指向空中，轻拂着蓝天、朝霞……突然，在我们视野所框的这个静的画面里，一下子闯进一群“红领巾”来，他们发现了密集的树影中的我们，一路吆喝着，雀跃着跑上山峁，好奇地围住我们。他们都是本村的小学生，刚下了早课。

“你们都栽过树吗？”我们也打量着他们。

“为什么没栽过！”其中一个说着，口气是硬的。

“栽过两年了！”另一个接着说，口气是粗的。

他们用尖脆的嗓音，七嘴八舌地喊着，把他们植过树的山峁坡梁指给我们看，不一会儿，他们就像群山雀似的飞下山峁，散开去了。

我们望着这些孩子，也望着隐没了他们身影的片片幼林，心里在想：他们会茁壮成长的，一定会的。而且，用不了多长时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在这里，那美好的春天里响起来的讨厌的风沙声就会被巨树参天的林涛声取代了，它将成为黄土高原上镶嵌的一块绿翡翠。不过，那时候，整个黄土高原，也说不定都变成绿色了。

山村向阳

在县上我们看过一份材料，有这么一个生产大队：“吃粮靠供应，花钱靠钉秤”，全村九十九户，四百多口人，七十几个男劳力，外出钉秤的就有四十多人，常年在外的二十几人。农业生产，不消说了，真是马尾穿豆腐，提不起，全队没有一颗储备粮，年年吃返销粮；没有一分公积金，反倒拖欠国家贷款几千元。这个队为什么这样穷？自然条件太差么？不。全队总耕地面积一千零八十亩，其中梯田五百四十多亩，坝地五十八亩，水地八十亩！“三田”平均每人一亩六，光水坝地就近一百四！这在吴堡县，你就是提着灯笼也难找到第二个！可多年以来，队里的亩产一直是九十多斤，有一年连水地都丢了籽种！自然，这一切都是两三年前的事，是“历史”了；如今，它变了！这个过去有名的“黑锅底”“拉腿队”正是杨家沟大队。它是怎么变的？现在变成个什么样儿了？

杨家沟属郭家沟公社管辖。出了公社拐过一座太平寺古庙，不到一里路就进了杨家沟。沟很开阔，有一条常年流水的小河。实际上这是一条很富饶的小川道，而且景色宜人。小河两岸长着茂密的高大的柳树、椿树、枣树，间或能看到一些其他果树。九十多户人家的窑洞都坐落在沟北向阳的山坡上。

刚进沟口，我们看见一片三十多亩的坝地，长着齐刷刷的一人多高的高粱，虽是阴雨天，那一棵棵丰实硕大的高粱穗儿，仍像团团火炬，映得眼前一片通红。又走过一片平展展、绿油油的水浇冬麦地，一抬头，在路边土崖上望见两条用石灰刷写的斗大字的标语：“外流出门，越出越穷！”“副业包干，越包越干！”标语和内容都是很醒目的。

一走进大队办公室，墙角里一个稀奇古怪的物件吸引住我们：这是一副我们从未见过的挑担，做得玲珑、别致、精巧，显然是出自乡间能做细木活的匠人之手。挑担一头是个塔状的木匣，是由几层大小不一、向不同方向抽拉的屉斗相叠组合成的。另一头是木箱。挑担都涂着黑漆，边缘上勾画着莫名其妙的色彩俗气的云彩似的图案。总之，它在各方面都较之过去人们常见的“剃头挑子”高出一筹。

“这是钉秤的家当。”大队党支部书记杨凤型见我们一直俯着身子好奇地打量揣摸着眼前这个怪物，话就从这上面开始了。“在我们队几乎每家一副挑担。过去，村里的男人挑上它走城串乡——到过哪里？榆林不用说了，内蒙古、宁夏、甘肃都串过，一出去就是一年，天南海北串回来，少数人富了，大多数人穷了！”

富到什么程度？他告诉我们：“挑担满天转，千儿八百地赚！”有少数人家的窑里，自行车、缝纫机摆置下了，甚至手腕子也戴上了国产表；有的人到镇上供销社一转悠，就花掉一百六十多元！

穷的呢？穷得称不起盐，灌不起灯油。很显然，这是杨家沟农业生产资料个体所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之后，而在另一个小生产的天地——钉秤这个小手工业生产领域，依然保留个体经营方式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农民在经济上政治上的两极分化。而且这个小生产的天地，在一定时期内，在一部分小生产的传统影响还严重存在的农民中间，仍具有相当的诱惑力。你看，过去，在这个小山村里，这种资本主义的魔力，几乎把每一个成年男人都变成了小手艺人——每人一副钉秤挑担，并且沿袭几代，终于成了有钉秤传统的“村族”了！

于是，社会主义在这个小山沟里，遇到了别处不曾有过的阻力。

那么，干部呢？党支部的作用呢？

“我们干部是钉秤的带头人，不是干社会主义的带头人！”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杨根治说，“我过去是支书，我本人就常年挑担子出去外串！”他不好意思地笑着，面带愧色，语调里充满了内疚之情。

“我也挑过。”支书杨凤型也坦率地笑着说。

“凤型的手艺可精哩，别看他年岁不大！”大队团支部书记从旁介绍着。于是在座的都笑了。听得出来，这是人们在摆脱了某种恼人的纠缠、羁绊与重负后的轻松的笑声。

我们也笑了，同时也惊异：坐在我们面前的这几个二十七八或三十几岁的年轻人，都是六十年代初回乡的中学生，也居然慢慢精通了这门行当，并且，被残存于墙角里的资本主义小生产的毒蜘蛛所网罗所束缚了！

想到这里，我们不由得感到列宁的论断——“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它像空气一样包围着我们，并且非常严重地渗入无产阶级的队伍。”是多么精辟正确！你能不感到那“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么？

在这种势力面前，杨家沟后来是怎么改变的？读者会和我们一样关切着这个问题。

“革命！”他们回答着，“咬着牙，把资本主义的路扎住！堵死……”

这是一场多么艰巨的革命呵！它“必须克服无数小生产残余的反抗（往往是特别顽强特别难于克服的消极反抗），必须克服与这些残余相联系的巨大的习惯势力和保守势力”。

工作队来了，县委书记来了，他们在杨家沟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用大寨精神去点燃杨家沟人心窝里那团社会主义的烈火！

他们个人忆家史，集体比外队，眼睛开始不盯着那副挑担了！盯谁呢？一双双眼睛盯着大队干部哩！看你支书队长们敢不敢狠心甩掉那副挑担！杨茂乐呀杨茂乐，你这个副支书，可是全村有名的钉秤迷哩！你那两条腿最长了！你的心都钻到钱眼里去了！要甩挑担，就得你带头！你有这个狠劲么？

杨茂乐额头上往下滴汗水哩！他的腔子里像揣着壶开水，咕噜咕噜直翻滚！

杨茂乐啊，当你撇下队里的四百多口人，走南逛北，手抓票子的时候，你忘记了你父亲给地主老财揽工挣断了筋？你忘记你扯着母亲的衣角去讨饭吃，挨了一脸臭口水？伏天里，财主家撒给你一口烂红饭（高粱），你吞下去肚子疼，差点把肠子吐出来……

悲惨的回忆，戳痛了杨茂乐的心，他，低下了头……

是的，这条路不能走！这是咱贫下中农的受罪路，是地主老财们的复辟路！——杨茂乐抬起了头，挺起了腰；杨茂乐咬着牙，铁了心；杨茂乐甩掉了挑担，转过了身！杨茂乐望着众人拍着胸：往后，一个心眼往社会主义大道上奔！

今天，杨茂乐成了队上的拦羊工，他那颗心早就被集体的羊尾巴拴住了……

一双双眼睛还盯住外队哩！群众说，五里外的冯家墕，论自然条件，我们在天上，人家在地下；冯家墕干峁梁下没有一滴水，我们呢，河水常年门前流；人家农林齐丰收，给国家，有贡献，集体，有储备，个人，又富足；我们呢，弃农钉秤，土地荒贫，门户零落，人心不齐。谁能忘：有一年，沟里最肥沃的六亩水地、十六亩坝地无心经管，草漫庄稼，秋里一打，每亩只收玉米一百斤！落得个队无储备，家无口粮，穷得队里连根鞭梢都挽不起！这正是：垮了集体经济，毁了社会主义！想一想吧，同志！乡亲！这土地是谁给的？我们对得起毛主席么？对得起共产党么？对得起社会主义么？……

群众的批评，戳痛了干部们的心！干部们，个个扪心自问……

是的，这印把子是党和毛主席给的，是群众给的，咱这带头人不能丢！——可过去，只想钉秤抓大钱，干部没人当，“出钱买队长”！所有这一切，错就错在路线上！

斗争，挽救了人，锻炼了人；斗争，斗出了信心，斗出了希望；斗争，把群众心中燃烧着的那把社会主义的火，烧得更旺！

杨家沟人从此开始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再也不挣那不弯腰的钱了！他们甩掉钉秤挑担，扛起了头钢锨，拥向了学大寨的战场……

杨家沟现在变成什么样儿了？

“现在么？人开始变了，地也开始变了！”大队干部们喜滋滋地向我们说，“一九七三年我们开始打坝淤地，一九七四年粮食产量就上去了一大截，比去年增长了近一半；今年我们又开始在后沟打坝，大部分是石方，我们要拦蓄九股泉，修筑五百米暗水渠，上面还可淤地四五十亩，渠成后，前沟都成了自流浇灌的水地……”

“今后呢？”

“今后两三年改河治水平沟，把河道改到沟南，叫水也变，叫它乖乖地流，把沟里的地给让出来！”大队团支部书记抢先向我们展现着杨家沟的前景。

听到这些，我们有点坐不住了，想出去看。走出大队办公室，下个坡就到场院。场里堆积着高粱、谷物。旁边还有一台脱粒机。支书见我们走过去端详，忙说：“我们这个过去连鞭梢都挽不起的穷队，如今有了三部柴油机，一辆‘手扶’，一台脱粒机，一台磨粉机。”

“政治夜校也办起来了。”年轻的团支部书记补充道，“还办起了托儿组，缝纫组，好让‘半边天’发挥作用。”

“你们队很有希望，很有发展前景。”我们向他们谈述着观感。并且又问，“斗争还很激烈么？”

“嗯。”党支部书记答道，“钉秤是几十年的营生了，有些人肩上撂担担了，可心里还想着再挑起来。去年工分值比前几年少了一半，有些人就喊叫了！”

“能顶住么？”

“能！”他答道，声音是坚定的，“咬着牙顶！非把资本主义这条路堵死不可！”

我们也坚信这一点。并且在心里想，倘若资本主义这股祸水一旦决开口，杨家沟的党支部会带领广大贫下中农，跳下河堤，拼着性命也要用身子堵住它！会的，一定会的！因为，他们眼睛亮了……

英雄的人民

十月，陕北的天气温暖、晴朗。天空是那么洁净、深远，湛蓝欲滴！

每当我们爬上一座高山，极目远望，那无穷无尽的山头，海浪似的迎面扑来；脚下的沟壑，蜿蜒纵横，又深又长。这时候，我们常想，陕北有多少个山头？有多少条沟？曾有多少革命战士，在这山头上，沟坝里，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洒下了他们的鲜血？在陕北有多少英雄的山村和英雄人物？他们父一代子一代地创造了多少惊心动魄的英雄业绩？

凡是在陕北生活过、战斗过的人，今天，不论你战斗在帕米尔屋脊，万顷波涛的东海上，或是海南岛的椰林深处，冰封的黑龙江畔，谁能忘记那头包羊肚手巾，身披老羊皮袄，满脸皱纹，质朴可亲的陕北人呢？如今，在黄河畔上一錾一錾打石垒坝的老石匠，整天在山坬里陪伴着羊群的老羊倌，在山坡上剪枝培土的护林员，指挥削山填沟的老书记……当年，就是他们曾把你从战火纷飞的前线背了下来，脱下身上的老羊皮袄，把你负伤的身体，紧紧裹住；用他们那粗壮的躯体，扑在你身上，抵挡过敌人的炮弹；就是他们从粮食缸里，舀出了仅有的一碗小米，灌在了你的行军粮袋里……能忘记吗？不能，永世难忘啊！

一天，我们来到了久已闻名的樊家圪坨。这是个一百多户人家的小山村，坐落在沟垴上，三面高山矗立。我们来到的时候，是下午四点多，太阳已被西边的高山遮住了，西斜的阳光只在北边窑洞窗户的玻璃上闪烁。这时，除了后沟传来学校下课的清脆的钟声，村里十分宁静。人全出工去了。饲养室前边的场上，几个老头正在挑选、捆绑新收的窝柳条子。供销社明天就要收走哩。突然，山坡上传来马达的轰响，一辆手扶拖拉机从后沟的转弯处奔驰而来，在路旁安着木栅门的土窑前停了下来。拖车上满溜溜地装着一车洋芋，说是给明年留的种子。几个小伙子从车上把洋芋卸下来，送进土窑里。拖拉机急匆匆地调过头来，又向山上驶去。

人们的行动，都显得那么紧张，那么急切，似乎有更重大的战斗在等待着他们。他们说，两天之内要全部结束秋收，马上要全面展开今冬明春农田基建的战斗！

在樊家圪坨的日子里，听着人们叙述这个山村的战斗历史；听着人们谈论这个山村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艰苦斗争的行程，和人们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在所有这一切里，使我们最激动最崇敬的，就是那些前仆后继，一代又一代的陕北人民，就是那些无数的英雄们！

凡是到过樊家圪坨的人，该会记得坐落在村中的那座烈士纪念碑吧！石碑朴实，碑文简短。可是，你知道，烈士樊文德是怎样的一个英雄啊！

你想想，一个二十几岁的贫农小伙子，领着一伙揽工汉、受苦的庄稼人，提着大刀，拿着梭镖和装着火药、铁角的土枪，竟然向那些手拿步枪和机关枪的军阀、豪绅们冲去，要从那些匪徒们手里夺回印把子。这是何等的气概！这又需要多大胆略和勇气啊！……后来成为红军团政委的樊文德，有一次，率领着一队红军和赤卫队，把困守在一个山头上的敌人包围了。敌人凭着有利地形和精良的武器，负隅顽抗。红军多次冲锋未能奏效，几个战士也倒了下去。这时，樊文德把上衣一脱，往地上一甩，手提大刀，赤裸着黑红的身子，一声怒吼，率领战士向山上冲去。只见那闪亮的刀光，在阳光下飞舞……敌人吓懵了，垮了，缴械了……

……贫农樊志立，落在了敌人手里。敌人把他吊起来，又是皮鞭，又是枪托，又是辣椒水，又是烧红的烙铁……野兽们把能用的刑具全用上了。可是匪徒们用酷刑可以摧残英雄的躯体，他们却永远征服不了英雄的一颗红心。樊志立昏过去了几次，他依然紧咬着牙，红军在哪里，一字未吐……这是何等的坚贞啊！

军阀、豪绅、土匪，用他们的爪子，把陕北这块土地撕挖得遍体鳞伤，穷人们走投无路了，只有在毛主席举起的革命火炬照耀下，起来造反。现在的老支委，当年儿童团副团长樊锦彦，黑夜里，手里抡着用子弹壳做的小手枪，跟着红军，也从山上冲向敌人夺枪去了。你要知道，那时他才是个十二岁的孩子呀！

解放战争的岁月里，樊家圪坨的贫雇农，牵着大红马，马背上搭着红毡，敲锣打鼓，送自己的子弟去参加解放军。在冬天黎明前的小油灯下，妇女们赶缝着军装，赶纳军鞋；披着老羊皮袄的担架队员们，从前沟出发了，从后山峁上走了。在硝烟弥漫的榆林城下，在炮火连天的沙家店前线，抢背伤员。在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下，他们随着部队雄赳赳、气昂昂地挺进在关中平原上，大步走在西安街头，跨祁连，越戈壁……他们用那坚实有力的肩膀，和全国人民一起把革命从胜利扛向胜利……

在那血和火的战争时代里，小小的樊家圪坨，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曾献出了自己多少优秀子弟的生命啊！他们的鲜血洒在了陕北的山头上，洒在了全国的土地上！

这，就是樊家圪坨在战争年代的英雄形象！在陕北，像这样的英雄山村，何止千万啊！

岁月流逝，记忆永远不能磨灭！先烈们用鲜血培育的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是我们党和全国人民极可珍贵的精神财富。有了它，在曲折复杂的革命进程中，我们就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它在革命战士胸中燃起的烈焰，永远不会熄灭！它永远鼓荡着战士们战斗的激情！

还是樊家圪坨的贫下中农、共产党员们说得好：

“今天的幸福，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不能忘记过去啊！忘了过去，就是忘本，就会背叛！”

是的，樊家圪坨的贫下中农、共产党员，在社会主义时期，正是继承、发扬了光荣的革命传统，紧跟毛主席向前扑啊，闯……

当年儿童团团长、第二任党支部书记樊士实，四十多岁，头上包着白毛巾，披着件老羊皮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斗争生活，在他那瘦削的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他和他的老战友樊锦彦们，经常思量着，谈论着：“烈士们流血牺牲，把这里的山，这里的土地，从敌人手里夺回来，交给咱们，可樊家圪坨还是老样子，十旱九不收，熟土年年顺水流，不要说给国家做贡献了，种庄稼的人，年年还要吃国家的粮，靠国家养活！像话吗？”想着这些，夜里，他怎么能睡得着呢？……

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

大寨是个什么样，樊士实没有见过。他凭自己几十年的斗争经验，他相信，毛主席的号召，就是樊家圪坨的出路，是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指路明灯。他对人说：“这是毛主席叫咱们办的事，没说的，你就拼命干吧！”当时，报纸上登载着焦裕禄同志改造兰考的英雄事迹。樊士实看见了榜样。夜里，大队部的窑洞里，挤满了披老羊皮袄，手里拿着羊腿把烟锅的贫下中农。在炕桌上的煤油灯光下，有人一遍两遍、三遍五遍地念呀，念……樊士实坐在人群中，一字不漏地听着，每次，他都看见焦裕禄活生生地出现在眼前，不知不觉，热泪从脸上滚了下来，他情不自禁地轻轻地说：“实在是个好同志，我们党的好干部啊！”

一天早晨，一个包着头巾，披着老羊皮袄，背着行李的人，从后沟向西山峁上走去。听人说，米脂县高西沟，正在治山治沟哩，樊士实要去参观学习。他走到高峁上，见远处的山头被太阳照亮了，他转过身朝东方望去，红彤彤的太阳，从远处的山头上升了起来，他想起了《东方红》的歌声，想起了解放战争的年月，想起了毛主席曾在这一带山头上走过的情景……他大步向前走去。在高西沟所见所闻，使他振奋，充满信心。回来他给党员们说：“同志们，照高西沟的办法干吧！”第二天，他和支委们扛上铁锨、头上了西山。

樊家圪坨迈开了学大寨的第一步，这是个伟大的开端，如同樊文德当年领着群众起来造反一样，在樊家圪坨将要开辟一个新的时代！樊士实知道，一些走惯老路的人，不会相信谁有能耐，能把这千年深沟、万年荒山治好。头一年，他们只修了三亩梯田，种上高粱。秋天收打完，一过秤，天哪，亩产七百多斤！人老多少辈，谁见过，做梦也没见过！那些老贫农，秋收刚完，手里提着铁锨、头，把老羊皮袄一甩，“走，上山，干！”女英雄张锋莲把两条长辫子往起一盘，用顶旧军帽一压，手里提着铁锨，带着妇女也来了，说：“咱们不会拍圪塄，学！”那些原来不相信的人，对士实说：“这一下你把人的眼窝擦亮了，干，没说的！”

樊家圪坨人啊，拿出当年向敌人冲锋的那种气概，那股子劲头，向荒山，向深沟进军了！

天不亮，樊士实就上山，天黑收工后，他还要到各处去看看，圪塄拍得坚固不？地平合标准不？夜里，领着社员学习焦裕禄的英雄事迹，学习大寨的经验。可谁知道，就在这奋不顾身日日夜夜里，他却患了不治之症——肝癌。战斗一天，夜里睡在炕上，疼痛难忍，可他对谁也没有吭过一声。他叫婆姨用火罐在疼痛处拔一拔，每次都要对婆姨叮咛：“给谁都不要说，记住！”白天在工地上，他依然拼命干活，他知道，病也是欺软汉，怕硬汉。人们早就发现他不对劲，问他，他说：“没啥，好好的。”说着又挥动铁锨……在打坝工地上，一天，他正起劲地挥舞着铁锨，突然觉得山在动，地在转，一下栽倒了，昏了过去。人们赶快把他扶起来，他脸色煞白，满头虚汗。老支委樊锦彦嗔怪他：“病啦，还瞒着！来，我把你背回去，在窑里歇着。”士实笑笑说：“看你说的，我这么大个人，叫你背着，像个啥？没事，吸袋烟就好了。焦裕禄同志，那么重的病，你们看他那股子劲，多大！”可是，他的病，一天一天严重了。公社党委、县委领导，决定要他去检查医治。支委樊士增陪他去太原检查，来回路上，他不说自己的病，跟士增一路拉谈的是如何把樊家圪坨改造得和大寨一样。他好像不是去治病，倒像去大寨参观学习。回来走到辛家沟公社，他再也走不动了。樊士增给家里打电话，叫来几个人用担架把他抬回去。他生气了，说：“大忙天，来几个人，要耽误多少生产？叫谁赶一头牲灵来，就行了。”“你这样子还能骑牲灵？”“拿绳把我绑在牲灵上……”

樊士实再也没有起来。他躺在炕上，既不想病，也不想自己的后事，他想的是樊家圪坨……每天晚上，他叫支委们到他窑里，共同研究工作，进行学习，制定规划。一天夜里，他非常镇定、从容地对同志们说：“我不行了。把樊家圪坨的山和沟，没有治好，这是我的缺点。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党，对不起牺牲了的烈士！我死了，把我埋在西山顶上，让我看着你们把山治好……”

窑里一片寂静。拿在手里的烟锅，早已灭了，支委们个个屏住呼吸，凝望着自己的老书记。灯光里，樊士实那张瘦削的脸上，神情那么沉静，自如。人们又看看墙上那张焦裕禄同志的画像，激动的热泪从脸上滚了下来。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士实同志，你好好养病，我们一定照毛主席的话办，把山治好，把樊家圪坨改造好，你放心！”……

樊家圪坨老一代崇高的革命精神，培育了一代新人。他们像春笋，破土而出……

女英雄张锋莲烈士家里，墙上挂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妇女。她手里拿着一根扁担，肩上套着垫肩，一顶军帽把盘起来的两条长辫子紧压在头的后部，衣着朴素，精干，利落。从她脸上那副急切的神情，分明可以看出，她是刚放下担子，正在和她面前的、照片上看不见的人，说着什么，或是辩论着什么……这就是张锋莲烈士的留影。

她是个英雄。她是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新人。是她带头，把妇女们组织到治山填沟大军的行列中来的。开始妇女们不会拍梯田圪塄，她带头学，她说：“哪里有学不会的活？”不多久，一批拍圪塄的女把式，成了修梯田的生力军。又是她领着铁姑娘们给水库工地背石头，每天从二里远的地方，背三十多回。开始几天，脊背压烂了，手磨破了，腿跑肿了。张锋莲对姑娘们说：“三天的脊背，四天的腿，五天肩膀就练出来……”她们的肩膀练硬了，有力了！

一九七二年春天，滴雨未下，籽种不能入土，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担水点种。几岁的小孩担不动水桶，担着两个瓶子，往山上送水。一滴水也金贵呵！人们把家里的水缸、菜坛搬到山上，晚上担水，白天点种。每天上工号响之前，张锋莲已经往山上担了三四担水了，晚上收工之后，她不回家，往山上再送几担水。她担的不是一担水，而是四只桶呀！女伴累了，她拉着女伴的手，共同朝山上担……

多么艰苦的战斗啊！张锋莲这个三个孩子的母亲，却像个天真无邪的姑娘，从天明到天黑，歌声笑语，从前沟响到后山。歌声中饱含着的那股乐观情绪，使人感奋！整整七年，她每年出勤都在三百天以上，有两年竟达三百四十天之多！她胸中燃烧着一团多么炽热的烈火啊！

一九七四年初春，张锋莲和妇女们，在后沟半崖上往山上辟一条新路。人一字摆在路上，挥锨抡，歌声笑语满沟回荡。突然张锋莲发现头顶上崖势出现了险情，她狠劲把身后的姐妹们推开，一个箭步，把前边的姐妹们推远，她自己却没有来得及避开，一大块冻土滚了下来……共产党员张锋莲为樊家圪坨，为社会主义事业，献出了壮丽的青春！

樊家圪坨的贫下中农、共产党员们，没有辜负老支书樊士实的殷切期望。樊士增、樊敬善接过老支书的班，接过烈士们的红旗，在洒过烈士们的鲜血的山头上，深沟里，艰苦奋战，创社会主义大业，不几年，把樊家圪坨改造成了吴堡的榜样和希望！

你到西山顶上，或者北山那个高峁上，去看看吧！那波浪似的梯田，从山脚下一直涌向山顶；那拍得光亮的梯田圪塄，在阳光下泛着金光。这时，你会以为你是站在黄河岸边，那连天涌起的浪涛，向你迎面扑来……此刻，你会情不自禁地惊叹道：“奇迹，伟大的奇迹！”怎么不是呢？你想想，一张铁锨，一把老，一双手，在短短的几年中，竟然把千年的荒山，整个儿翻了个过，把万年的深沟整个儿封锁了起来，这是一件简单事么？只有在樊家圪坨这样的人民群众手里，才能创造出这样的奇迹。如果把所有的梯田圪塄，连接起来，谁能计算得出，它会有多少万里？如果把全部翻动过的泥土堆积起来，谁又能估计出来，会多么大多么高啊！有谁能记得，人们手上的皮脱了多少层，用断了多少条把和锨把，磨秃了多少张铁锨和头，又有谁能估计得来，人们在山头上，深沟里，洒下了多少吨汗水。

一天早晨，我们来到凉水沟工地。

推土机吃力地前进着，马达发出了沉重的吼声，整个山谷是一片“轰隆隆——”的回响。车刀铲起的泥土，巨浪似的在翻滚。推土机手咬着牙，一股劲地扳动着加力挡，恨不得这一车推过去，就能把前面的深沟填平！

沟壑间飘动着秋天的晨雾，那边半崖上，传来了头挖地的声响，笑声串串，人语喧嚣；山腰间雾霭缭绕，不见人影；走近一看，农田基建队的女突击手，英姿飒爽地挺立在悬崖上，挥动着头。红头巾在晨雾中，一闪一闪；一个女将把头巾从头上抹下来，擦了擦脸上、脖子上的汗，把头巾甩给旁边的女伴，又抡动了头。明亮的刃，像一道闪光，在空中划出个半圆。这不是活着的张锋莲吗？铁姑娘们接过她们队长的和锨，继续在战斗！她们正在挖炮眼，准备来一次重量抛掷爆破。明天，削山填沟造平原的大军就要开上来了，突击手们正在为他们开辟新战场哩。

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的消息，是进军号！樊家圪坨要填沟造平原，要引水上山，要造出几百亩高产稳产田，他们要向新的高峰跃进了！

晚上，政治夜校的大石窑里，电灯明亮，人声鼎沸。社员大会上，党支部提出了今冬明春农田基建的新指标，会场一下沸腾了……

“指标改得好！”

“步子就是要往大迈哩！”

“大干快上，是当前形势的特点。咱们得三步并成两步跑哩……”

“削山填沟造平原，是咱们今后的主攻目标。这是一场大仗、恶仗。只要咱们拿出樊文德烈士当年带领红军攻山头的那股不怕死的精神来，拿出咱老支书士实的那种顽强劲来，拿出咱张锋莲那股子热情来，天高的山也能把它扳倒，海深的沟也能填平……”

…………

火山爆发，地动山摇。那炽烈的熔岩，喷薄而起，烟雾飞腾，巨石乱飞，那景象壮丽、雄伟。不过它只是自然界一种无意识的运动罢了。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在共产党指出的崇高而伟大的奋斗目标鼓舞下，从内心深处发出的那种热情和力量，不知要比自然界的那种无意识的力量要大多少倍！这力量，就能打碎整个旧世界，这力量，在一穷二白的土地上，也能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世界！

黎明，一阵号声打破山村的寂静。号声嘹亮，激越，从后沟响到了前沟。这时才三点半。随着号声，窑门一家接着一家，吱扭、吱扭地开了；推土机发动了，马达发出了征战前的怒吼；铁锨头的碰撞声，架子车的滚动声，歌声笑声，混成一片强劲的鸣奏。……接着，一个庄严、肃穆、宏大的音响，在群山中回荡了起来：“东方红，太阳升……”

山谷明珠

从地图上看，辛家沟公社酷似一片桑叶，那些发源于绥德县境和本公社北部的泉溪涓流，四面八方地流向辛家沟公社的中间地带，终于百川汇集，成了一条河流，叫做清河沟。称作“沟”倒是名副其实的。因为它的水量毕竟有限，又没有人们概念中那种河的气魄。但也不要小看它，它是吴堡县境四大流域之一，而且还是最大的一个。这样，清河沟连同它的大小支流，恰是这片桑叶的叶脉。于是辛家沟公社就成了吴堡全县自然条件较好的一块土地了。

听说全县近几年正在集中力量治理这条流域。修筑的辛家沟、景家沟两个水库已近竣工，正在修干渠，我们早想去看看。

我们从吴堡最北部的樊家圪坨步行七十里，穿过全县海拔最高的张家山及于家沟和辛家沟交界处的摩天岭，终于来到了清河沟的源头霍家沟，往下的路，就一直沿着这条沟谷迂回而下。

走了一路干山枯梁，看不见一滴水珠；待到进了清河沟，突然看见沟底里有股细流，耳边也间或听到淙淙的水声、横架在沟上的管式渡槽滴滴答答的滴水声，我们心中一路积淤的那种干涸荒漠之感，骤然烟消云散。当我们兴奋地走着，看着，又拐过一个山脚时，蓦地发现前边沟断路绝，我们仿佛钻进了一个横放着的瓮里，而这瓮底正是一座高耸的大坝，坝坡上“农业学大寨”五个大字显赫夺目！啊，到了！我们几乎喊出声来！

辛家沟水库到了。我们站在四十多米高的大坝上，望着眼前的一顷碧波，心中又惊又喜。此刻，我们的心情所以激荡不已，不是别的，是因为我们的双脚踏在这个干涸几世的黄土高原上！是的，它暂时还没有“高峡出平湖”的气势，没有烟波浩淼、渔舟轻荡、水鸟纷飞的景致，可将来会有的！当我们思索着该用人世间哪一种最美的东西比喻它的时候，嘴边已涌出了两个字：明珠！

它是吴堡土地上的明珠。不只是，因为它有着波光粼粼的碧水，有那环绕的圆带形的山脚将它镶嵌；而主要是因为它的珍贵！要知道，它是吴堡人民用心血磨润的，而且，它的一滴水，就是一颗粮食！能不珍贵么？

与辛家沟水库相毗邻的是西边的景家沟水库，两库之间只隔着一座鱼背似的山嘴，如果从高空机窗俯瞰，那准是两朵盛开的碧绿的并蒂莲！

辛、景水库工程是一九七二年冬季动工的，如今已近竣工。两个水库的库容分别为三百零四万立方米、一百一十八万立方米。整个工程包括五个渡槽，十一条隧道，二十五公里石砌的盘山干渠，以及上边两条沟谷里的十三座土坝，下边二水汇合后的正沟上的滚水石坝。工程完后，可以自流灌溉三千亩，提水灌溉三千亩，引水工程沟道横贯辛家沟、张家两公社，全长三十八公里，流域面积八十二平方公里，占全县面积的五分之一。

别的不说，光两座大坝的土石方就近五十万！工程是浩大的。因为，全县只有六万人，而由各生产队抽出参加这个工程的专业队才有一千人！

如今，只是景家沟水库溢洪道里有八台推土机在隆隆开掘外，整个水利大军都不见踪影了，有的转迹到下游的白家湾工地，有的返回农业第一线。整个库区静静的，仿佛一场激战后的间歇。这里，我们已看不见那沸腾的劳动场面了，看不见英雄们劈山的英姿了，听不见那激励人心的浑重的夯歌了。坝坡上，仅留下一层层深深的鳞状的夯印；土崖下，是英雄们当时夜宿的无门无窗的小窑洞；而眼前那涓滴聚成的碧波中，说不定还有着英雄们挥洒的汗水呢！……

昔日的英雄们没能见着，心中好不惋惜；可谁料想，我们却意外地碰见了另一些龙腾虎跃似的年轻人，这就是辛家沟大队的十几个突击手。

要说这伙年轻人，得先从这个辛家沟大队提起。这个大队就在紧挨着水库的小镇上。这座小镇景致别具一格。当你沿着水库的西干渠石岸走下去，走至镇口，下渠再顺着清河沟畔一拐，就看见有两座十几米高的多孔拱石桥横在镇街中心，走近了才看清另一座窄狭一点的是“夺丰渡槽”。桥下，槽上，水声哗哗。过了拱桥，是一条弯曲的小街，街道两旁是栉比鳞次的石砌的窑房建筑，而且临街的一面都修有屋檐廊柱，临河的一面呢，是同陡直的河岸相齐的高高的石墙。拱桥，流水，岸上的树，有檐廊圆柱的宅屋……这一切都使人疑是置身于汉江两岸的水乡小镇了。

可是过去，这小镇上，却是个户穷人懒的地方。旧社会不消说了，建国以后的许多年，这镇上的人，仍然大都是七分生意三分农，十户有九口是打烧饼的，差不多的人都会杀猪宰羊，好手一袋烟工夫就能剥个羊，掏净下水，挂到街头铺面的铁吊钩上！后来随着我国整个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特别是近十年，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蓬勃发展，这个小镇才发生了变化，辛家沟大队的社员，开始正经八百地务农了。但由于过去这小镇曾是国民党军队以及地方保长保丁乡绅土豪盘踞的地方，阶级斗争是激烈的，复杂的；再加之大部分人长久经营小生意的积习与懒散，农业生产一直搞不上去，弄得公社几任书记都头痛。能不头痛么？你看，这队里的社员和公社所属银行、税务所、供销社、派出所、邮电所、粮站、地段医院等一样作息哩！也来个八点上工，四点收工！收工回来，女人务弄家里杂活；一些男人呢，手捏烟袋，或叼根廉价纸烟，游手好闲地蹲在街头，仨一群俩一伙说东道西，谈古论今。再不就双方备抓一把石子、土圪垯蛋，下“五道棋”，直至暮色笼罩着小镇，婆姨叫吃饭了，才悠然自得地走散。次日依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来了多少蹲点干部、工作组，都始终“夯”不动。让他们苦干学大寨吗？说得刻薄一点，你猜这个巴掌大的小镇上的一些人，怎么说：“我们不是乡里人！”一言拒之！……

不用说，上面这些都是“老皇历”了。近几年吴堡人民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冲散了笼罩在这个小镇上的沉闷懒散的空气，真正的贫下中农站了出来，特别是一大批一大批朝气蓬勃的回乡知识青年，怀着多年改造家乡山河的大志和夙愿回来了，给这里的基本群众队伍注入了新的血液，使这个古老的小镇获得了新的生命！

我们来到辛家沟公社的当天晚上，公社书记就介绍说：“水库上的大军没见到，这不要紧，你们可以到镇上辛家沟生产队的大坝上去看看，那是一伙青年人用了八九个月的时间打起来的，现在他们正在大坝前劈山填沟造平原呢！可以说，除了规模，别的都是水库那场大会战的继续！”他还告诉我们，这个大坝的建成，一下子改变了镇上的面貌，振奋了辛家沟人的精神，现在，你在街头根本看不到闲人了，人们早出晚归，有那么一股学大寨的劲头了。他特别告诉我们，今天这伙突击队员出工的时间是早晨三点半！……

公社书记这一席话，说得我们真有点坐不住了，只恨天色已晚，今天看不成了。但心里在想，这样一座二十多米高、三万八千多土石方的大坝，却仅是由十六个姑娘、五个小伙子在几个月内搞起来的，而且，据说其间又几起几落，连遭四次“灾难”，难道这些姑娘小伙子有三头六臂么？时光在他们手里拉长了么？……

一连串的问号正在我们脑际盘旋，突然我们的窑门“咣”的一声被推开，一股暖人的热浪卷进来，七八个年轻人嘻嘻哈哈、你推我搡地拥到窑里，紧跟在后面的是在辛家沟大队蹲点的公社副书记老薛，他笑道：“我把‘天兵天将’给你们搬来了！”

在一片撼人的笑声中，一张张圆润的笑脸，在我们眼前晃动着。这就是辛家沟大队年轻的突击队员们！你瞧，一个个长得多么壮实！当我们夸赞这伙年轻人浑身是劲时，长得和小伙子相似的姑娘们不由得你看看我，我瞅瞅你，于是，又是一阵没完没了的笑！在她们身上，哪再还有一丝儿怯生、拘谨的影子？真是天地广阔，胳膊腿儿任我伸展！河，踩在脚下；山，攥在手中！还怕你几个陌生人么？

今晚来的只是突击队的一部分骨干，也是辛家沟大队的骨干。那个双眉弯弯、眼睛圆大、性情沉静的姑娘叫李景青，今年二十一岁，是一九七三年回乡的高中生，如今是大队党支部委员、妇女主任，也是青年突击队的头儿。那个两只眼睛总是笑眯眯的高个小伙叫田兴国，二十岁，也是一九七三年回乡的高中生，现任大队革委会主任、支部委员。其余几个年龄也相仿，不是十九，就是二十，都是大队团支部、贫协领导成员。

没等我们开口，这伙年轻人的话就像决了堤的河水，你一言我一语地涌出来，你简直辨不清哪句话是哪个人嘴里说出来的：

“我们都是老同学，有的在初中，有的在高中，有的从小学就坐一条板凳，一直坐到中学毕业，然后又一块儿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回乡务农。”

“所以，我们心齐，团结，能想到一块儿，干到一块儿！”

“没矛盾吗？”我们插言。

“有！但不怕，吵一架就解决了！”

“我们回乡后，好些事看不惯！”

“队上为什么甘居落后？——看不惯！”

“还有，好些人懒，怕苦干。——看不惯！”

“反正队里不好好学大寨。——看不惯！”

“看不惯的事，我们就冲！”

“要冲就得带头干个样出来！正好我们回来那一年，县上在我们镇前修水库，炮声，车声，夯声，叮叮当当敲石声，歌声，喊声，日夜在响，工地上人山旗海，热火得很！我们想，干脆，我们队也在下边打个坝，淤地，改变一下面貌，我们几个一商量，同意！”

“可队里有些人不同意！他们说，能和人家比么？辛家沟水库是全县动员，我们这只有百十个劳力的大队能成？再说，人家是在偏沟里打坝，我们这可是正沟！”

“谁怕这一套？下来我们就写小评论！”

小评论是有威力的，镇上那些怕流汗懒散惯了的人，保守思想严重的人，都低下了头。开了几个晚上的辩论会，党支部决定支持姑娘们的倡议——打坝，并且点了将，由十六名姑娘和五六个小子娃组成了突击队，第二天就上了战场。

最初的战斗是艰难的。谁能忘记打坝基的那些日子？背着百十斤重的石头，脊背压烂了，肩膀脱了几层皮！脚砸了，指甲掉了，腿肿了，却不减姑娘们当初之勇！深夜里，母亲抚摸着女儿的伤口，用一串串眼泪拉后腿哩！可姑娘们心不软，第二天又披着晨光上了阵！

“我们这个坝，可是多灾多难呢！”姑娘们说。

第一次水洞没留好，返工了。寒冬腊月，要在一指厚的冰碴水里把成千块的坝石捞出来，手指麻木了，塞到口里哈口气；胳膊僵了，捅到衣襟下暖暖。姑娘们咬着牙，硬挺着，赶早贪黑连战六天，水洞重又修好了。今年清明那天，突然下了一天一夜暴雨，景家沟水库的临时拦水坝冲垮了，洪峰卷着泥沙奔泻而下。突击队员们和大队里的社员都赶到工地上，他们跳进急流里抢挖溢洪道，到头来，洪水还是无情地卷走了土坝，冲跑了坝石，姑娘们急得跺脚，气得直哭！

“就是她，弓建兰，哭得呜呜的！”一个小伙指着门背后那个胖乎乎的姑娘说道。

十九岁的弓建兰一扭脸，瞪了对方一眼，埋下头笑着。

能不哭么？心疼啊！更不要说，还得听那些等看“毛女子们”笑话的人得意的笑声了。

突击队员们没动摇，没畏缩，没退却！一篇篇小评论，一份份决心书，又封住了那些光会吹冷风的嘴。

接着，她们又挑灯夜战，两次重修水洞，苦干一春，终于在六月筑起了大坝！

年轻人竖起了大坝，也竖起了辛家沟人的志气！姑娘小伙子们在人们的眼里，再也不是毛手毛脚的娃娃了，她们是闯将！她们有心劲！她们看得远！人们信服了！群众把年轻人推上了领导岗位，叫她们当领头人了。

今年入伏那一天，又下了一场暴雨，洪水漫沟，而大坝屹立，终于经受住了波推浪卷的考验！然而，那是多么紧张的时刻，又是一场多么惊心动魄的格斗啊！——青年们顶着箭杆似的雨柱向工地迅跑，黄泥山路像浇了一层油，他们跌倒，爬起；再跌倒，再爬起！密集的雨点打得人睁不开眼，敲得人脸皮痛麻；有时只好躲在路边，把头靠在石崖坎下避避雨，缓口气，而那山崖上浑黄的小瀑布，恰好擦着她们的额头鼻尖，倾泻在胸前！在暴雨洪水中，突击手们恨不得再长出两只手，排洪，拉泥固坝，抢抬洪流里的柴油机、架子车、工具等，直到天黑，雨停了，老天低头了。收工的时候，姑娘小伙子们，要是不听对方声音，谁也认不出谁——一个个都成了泥圪垯！回来的路上，笑声不绝！镇上的群众望着泥路上说说笑笑走回来的“泥人”，老远就喊：“泥圪垯队胜利归来了！”

姑娘们说到这都憋不住笑了，笑毕，认真地说：“不滚成泥圪垯，还想学大寨？还想变面貌？泥圪垯才光荣哩！”

说到光荣，姑娘们又告诉我们，有一回，辛家沟镇上遇集，镇街上四乡里来的人很多。李景青和姑娘们聚到一块儿商量，说，今天利用中午时间，掏茅厕担粪，敢不敢？姑娘们说，要是过去可就怕丢人了，现在怕什么？担就是了！在突击队员面前，还有什么可畏惧的呢！突击手就应该有黄继光那钢铁的胸膛，董存瑞那撑天的臂膀！步步冲在前！我们面前的这些青年人，哪一个不是这样想，不在这样做啊！

我们来到辛家沟的前一天，一个年轻的突击队员在大坝挖泥淤地的工地上牺牲了！追悼会开成了誓师会！青年们掩埋好战友的尸体，眼泪一抹，转身走向烈士牺牲的地方，一直拼到天黑！今早呢，又不约而同，一个个早晨三点半就到了工地上……

当我们把这伙年轻人送走时，我们听见夜幕里传来轻轻的笑声，话语声：

“明天要是下雨呢？”

“小雨不误！”

“还是三点半么？”

“你说呢？……”

一阵熟悉的豪爽的笑声……

这一夜，我们一闭上眼睛，就看见那碧绿的水，高耸的大坝，水库旁新栽的果树，接着又想到明珠。而且我们在想，要说是明珠，到底是那一顷碧波，还是今夜我们见到的这些可爱的青年人？似乎我们都难以说清了。

伟大的进军

今天，尽管吴堡全县大多数山村汽车可达，我们这次学习访问却是舍车徒步，周行吴堡，为的是把吴堡人民用血汗和双手改造的四百平方公里的大地上的山山峁峁、沟沟坡坡，看得更仔细些，更真切些。

沿途三百里，在每一座山村的周围，方圆十几里的地方，你已经看不到洪荒时期所遗存下来的那种原始的自然状态和景象，几乎每一座山峁都修成了由脚到顶的连片梯田，每一条沟壑都筑起了拦锁水土的大坝小坝。这壮观的景色，不能不使人想到，今天，吴堡的山，吴堡的梁，吴堡的沟，吴堡的川，都被吴堡人民用那愚公般的巨大而勤劳的手，重新雕塑过。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能使你感觉到，吴堡人民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所迸发出来的那种势不可遏的改造自然的力量！

于是我们更坚信了初到吴堡时的印象：整个吴堡是个战场！

在这块土地上，哪一个战士不记得吴堡的历史，不记得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前的吴堡的旧颜，不记得改造山河时所遭遇的困难？

吴堡全县有大小山峁一千八百八十五个，深沟三千二百多条，平均一平方公里四个半山峁、八条沟。

吴堡县地面水总流量是不多的，二十三年来的平均降雨量为四百七十毫米，最低的一年是二百三十一毫米；且极不均匀，一九七四年八月十日一天的降雨量即达八十六毫米，当日洪水成灾。

吴堡县内人畜饮水困难的有六十二个大队，四千二百多户，近两万人。

自一九四九年以来，百日大旱十一年；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二年，百日大旱有五年，双百大旱有三年。

而全县的劳力呢，只有一万八千个！

…………

吴堡啊，自古以来，你就是穷乡僻壤！

正是毛主席指明的大寨之路，使吴堡人挺起了腰杆，迈开了大步！

全县最偏远最荒僻最穷困的樊家圪坨，最先举起了学大寨的旗帜！八年苦战，只有八十几个劳力的樊家圪坨人，挖削了七个峁、五面坡、八架梁；筑起了三十一条土坝，锁住了七条沟。于是，樊家圪坨的山梯田化了，樊家圪坨的沟坝地化了，樊家圪坨的雨水，再也不漫流了——库池化了！樊家圪坨的人，心更红了，肩膀更硬了，腰杆更挺了，眼睛看得更远了！

群众中蕴藏的这种社会主义积极性，这种强大的改造客观世界的力量，更增强了县委的信心和决心，他们说：“樊家圪坨就是我们吴堡的希望！”

是的，这个本县的自然条件最差的樊家圪坨，以它的巨变，最有说服力地描绘出了吴堡全县的未来和前景！

学大寨十年——吴堡人民用樊家圪坨人那种扎扎实实的精神去学，用樊家圪坨人那种“舍得身子豁出命”的劲头去干，初步治理了九百多个山峁，一千四百多条沟坡，修出梯田、坝地、水地十二万四千多亩，造林六万多亩，控制了百分之四十三的水土流失面积。一九七四年的粮食总产较历史上最高的年份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三。去年，用他们的话说，“终于把吃返销粮的帽子撂到黄河里了！”

是的，吴堡变了，山变了，水变了，人变了！

在这次访问中，当我们思索着吴堡人是以怎样顽强的毅力和干劲，以何等的愚公移山的精神，付出了多少的血和汗，跨出了第一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的力量的地方、向生产的深度广度进军的时候，我们感到某些简单的数字竟比我们所能驾驭的语言更有说明力，请看——

一个患晚期肝癌的大队支部书记，忍着病痛，躺在自己的土炕上，主持召开了不下四五次的支委会，他病逝的时刻，正是他主持召开的最后一次支委会的时刻。一位三个孩子的母亲、大队妇女主任，连续八年，年年出勤三百多天。一个患严重风湿性关节炎的大队支书，连续十四年，只因病误了一天工，每次背石头不下三百斤。一位双目失明的普通的社员，叫他十一岁的小女儿引路，来到围堤造田工地上，拉车运石，拉了一百多天，跑了五六千里路。一个公社的干部们，一九七一年至今，每年每人平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二百一十五天。一个公社书记，四年磨秃了五把锨。一个公社的所有小学生，每人一个粪筐。有一个大队政治夜校登台演出《五个大妈上夜校》的竟真的是五个近六十岁的老大娘……

同志，当你踏上吴堡这块土地，面对着换了新貌的吴堡的山，吴堡的水，吴堡的人而惊赞、思索、揣摸的时候，那就请你从这些数字中去找找答案吧！

在全县传达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第二天，县委书记和一些常委们都下去了。当我们转回到县上，又站在县委静悄悄的窑门面前，眼睁睁地望着门上那一把把铁锁的时候，除了久久的沉思，不是也在心底里瞧见了我们没见过面的县委“一班人”的战斗的风貌和姿容了么？

而此刻吴堡的群众呢？他们怨天亮得晚，忧天黑得早，恨不得一天变两天，一双手变成两双手！看看我们在辛家沟公社时，群众突击深翻地的出工时间吧——起初是五点，次之是四点半，再次是四点，最后提到三点半！晚上呢？八点收工吃饭，紧跟着又上阵了，一直夜战到零点！

紧张么？听听我们在深砭墕大队的一天凌晨听到的一句话吧：“怕大干，怕流汗，不是我们吴堡人的作风！”

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精神，有这样的干劲，吴堡能不大变么！

离开吴堡的前一天，我们探访了吴堡古城。当我们站在那突兀的城墙上，俯视脚下滔滔的黄河，远处的众山，内心里怎能不浮想遐思？是的，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的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所汇成的革命历史巨流，以它那摧枯拉朽之势，在祖国的大地上，不知荡涤冲毁了多少这样反动而顽固的堡垒！而在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里，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理论武器的人民，又以怎样锐不可当的力量，冲决着这城墙般的封、资、修的禁锢，朝向共产主义的大目标勇猛地挺进着！

我们的时代，像黄河一样在滚滚奔流。这使我们想到马克思的一段话，他说，工人阶级“为了谋得自己的解放，同时达到现代社会由于本身经济发展而不可遏制地趋向着的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而今，在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里，不正经历着、完成着这个人类进步的“历史进程”么！

这个古城的东城门叫“闻涛门”。如今，我们站在东城门上，耳边所闻的何止是那黄河的涛声，分明还有着吴堡六万人民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奋勇进军的脚步声呢！……

黄河啊，你在中华儿女的心里，一直是一支有灵魂的河流；要不，你今天的浊浪为什么这样激荡，你今天的涛声为什么这样震撼人心？不正是因为你摄取了这块古老而又年轻的大地上那亿万人民改天换地的战歌声么！

离开吴堡那天凌晨，天空的群星还没隐去，我们就听见那已经熟悉了的声响——嗡嗡轰鸣的钟声，嘹亮高亢的号音，从每一个小山村的村头向山野天空震荡开去，先是此起彼落，最后终于混成一片。……

我们知道，这是吴堡总动员的时刻，吴堡人正在走向“再大干”的战场！……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九日

*此文系路遥同李知、董墨合作，原载《陕西文艺》1976年第2期。

周总理回延安
——追忆周恩来总理一九七三年六月在延安

人民总理人民爱，人民总理爱人民。

——民谣

并非题外的话

一九七六年一月九日早晨，凛冽的寒风摇撼着延安每户人家的窗户，告诉人们那个不幸的噩耗：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了！从那时起，延安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经历了感情上从来没有过的悲痛。

这天早晨，没有人能咽下一口饭。宝塔肃立在铅灰色的天空中，冰层下的延河发出了呜咽。从延安到枣园的十几里大道上，人们一队队，一行行，冒着零下二十几度的严寒，迈着沉重的步伐，去总理旧居吊唁。在这悲痛的行列中，经过几十年严峻战争考验的老人，伤心得像孩子那样捶胸顿足地嚎啕；平时活泼淘气的孩子们，像霎时长大了十几岁，抽泣着，那天真烂漫的心灵在默默地掂量着祖国这个巨大的不幸。就在这举国哀痛、民心欲绝的时候，那一道又一道的“禁令”却像铁爪子一样揪撕着人们的心灵：不准开追悼会，不准做花圈，不准佩戴黑纱白花……在那悲愤的日子里，人们坚信：历史，一定会站出来大声说话的！

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七年这十几年中，周总理就和延安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为实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规划，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从这里出发，闯龙潭，入虎穴，几经生命的危险，为党完成了艰巨卓绝的任务。大生产运动中，他在枣园的梨树下纺过纱线；打胡匪的日子里，他跟着领袖毛主席，在陕北乡村的麻油灯下熬费过心血。延安的山山水水，到处都有他留下的脚印和洒下的汗水。而更使延安人民铭刻在心、永志难忘的是：一九七三年，周总理二十六年后陪同外宾第一次回延安来，在所停留的那短短的二十四小时中，对延安的革命和建设，对延安的人民，表示了多么亲切的慈父般的关怀啊！

记得在枣园的追悼大会上，当一位同志在悼词中念道：“抬头望见宝塔山，敬爱的周总理啊，您什么时候再回咱延安？低头看见延河水，敬爱的周总理啊，延安人民时时刻刻怀念着您……”这时，人们泪如雨下，放声痛哭！此时此刻，谁能不想起敬爱的周总理一九七三年在延安那短暂而难忘的二十四小时！

“我又回到家里来了！”

一九七三年六月初，当人们得知周总理要陪同外宾来延安的消息后，整个延安城和陕北高原都沸腾了。从大大小小的城镇到僻远的山乡旮旯，人们奔走传告这个喜讯。老年人们说：“快到延安看咱周副主席去！”年轻人不管你知道不知道，见面就喊：“知道不？咱们的周总理要回来啦！”邮电局里，接线员和译电员们加倍地忙碌了起来，各地纷纷用电话电报请示地委，要求六月九日来延安欢迎总理，看望总理。几十里甚至几百里外的老乡们，提前几天就背着干粮，向延安赶来了。这些当年的老红军战士、老赤卫队员、老游击队员，为了看一眼敬爱的周副主席，旅社满了，他们就睡在大街屋檐下过夜。人们扳着指头，盼等着这个日子。

六月九日一大早，在淡蓝色的雾霭中，从宝塔山下到延河两岸，从东关的飞机场上一直到宾馆几里路的大道上，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头包白羊肚子毛巾的人影。

十时，浓雾散了。宝塔、延河、人群、红旗，一切都沐浴在金灿灿的阳光下。这时，几架银白色的飞机降落在了延安飞机场上。周总理在机舱口出现了！他穿一身半旧的灰衣服，微笑着面向欢迎的人群，两只手在有力地鼓着掌。机场上即刻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欢呼声。人们不知该喊什么，只是一股劲地大声呼唤着：“啊！啊！总理！总理！！”成千上万双手臂高扬了起来，像是要把他从机舱口接到自己的面前似的。所有的人都两腮挂着热泪，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大家记得，当年就是在这里，延安人民曾迎接周副主席从西安谈判回来，从南京谈判回来。人们熟悉他宽阔的胸脯，这胸脯装着一个海洋；熟悉他浓眉下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这眼睛对人民投射着慈爱的光芒，对敌人喷射着愤怒的火焰……而今，他伟岸洒脱的身姿，矫健有力的步履，严峻而慈祥的容貌，敏捷而富于表现力的手势，又重新出现在了延安人民的眼前，怎能不叫人欣喜若狂！

周总理兴奋地走下了舷梯，他向前来欢迎的延安党政军负责人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又回到家里来了！”

“我又回到家里来了！”总理一句话，包含着多少情！凝聚着多少爱！延安人听了，就像吃了蜜一样甜。这句亲切的话语，随着六月的和风，传遍了陕北的村村社社，暖在了每一个延安人的心头。

时时刻刻惦记着人民群众

总理在延安的每时每刻，心里都记挂着人民群众。他从机场来到宾馆，休息不到五分钟，就步行来到延安大街上，和延安人民见面。吃过午饭，他冒着炎热，登上宝塔山，长久地俯视延安全景，指点着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时地询问：现在群众生活怎样？下雨了没有？延安机关和工厂占耕地多少？随后，他把深沉的目光投在松柏苍郁的清凉山上，问那里的路好走不好走，说那里掩埋着跟他一起打仗而牺牲了的两位战士……他满怀深情地说：延安的小米好啊，是延安的小米哺育了我们，哺育了革命……

六月，西河川麦子正在扬花秀穗。枣园里，梨树已经挂果，枣花正在飘香。

九日下午，周总理为了看望枣园的群众，比外宾提前十几分钟来到了枣园。他一下车就问：这里有公社的人吗？有大队的人吗？

当公社和大队负责同志来到后，总理高兴地和他们握手，详细询问公社、大队革命和生产各方面的情况。并问枣园大队书记雷治富：现在还有当年的老同志吗？雷治富说：高同有还在，主席请他吃过饭。总理叫人马上去请高同有来。

当雷治富告诉总理，枣园现在有九十六户、四百七十一人、一千零九十亩土地时，总理说：比大寨还大，你去过大寨吗？雷治富说：去过。总理问：修梯田了吗？雷治富说：修了二百亩。总理说：那了不起。雷治富说：我们的梯田比不上大寨，标准低，质量差。总理亲切地说：不要紧，先低后高嘛。接着他问：我有个侄子在这儿，你知道吗？雷说：知道，去年他上大学去了。总理说：你为什么要把他送去上大学？当农民不好吗？雷说：他劳动好，群众推荐他上大学。总理说：你们别因为我的关系！大学毕业后再回来，你要他吗？这时，群众都笑着齐声说：要！总理也笑着说：一言为定，那就是说要了！又问：他常给你们来信吗？雷说：常来。总理严肃地说：不来信就是忘本！

这时，高同有和他的女儿来了。总理紧走几步迎上去，拉住了高同有的手，像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亲切而火热的目光长久地看着他的老邻居的脸。高同有老汉激动地向总理问好。总理问：你多大年纪了？高同有说：七十岁了。总理又问：你现在住哪里？高同有说：我还在后沟住。总理一边回忆，一边对高同有说：我在后沟住过。一九四五年住这儿，就是开“七大”时在这里住了一段，开政协会回来就在后沟住。然后关切地问高同有：你害哮喘病？睡眠可好？

正在这时，外宾来到了枣园。总理把外宾向枣园同志一一作了介绍。然后，又向外宾介绍了高同有，并说：这是我的老同志，他打过胡宗南！

在参观的过程中，总理谈笑风生，和蔼亲切。使周围的任何人都没有拘束感。休息的时候，总理亲切地给讲解员递了一根冰棍，问：你会唱陕北民歌吗？当讲解员唱起《军民齐心闹生产》时，总理就双手在桌子上轻轻地打着拍子，沉浸在当年那战斗生活的回忆中。唱完后，他开玩笑地说：山歌要上山唱才好听！惹得大家都笑了。

在整个延安的二十四小时中，总理无论在革命旧址，还是在招待所，都要亲切地详细询问每个讲解员、服务员的名字、年龄、家庭住址，文化程度高低，参加过劳动没有。在参观凤凰山毛主席旧居时，总理要和外宾一块儿照相，讲解员就主动闪在了后边，但被总理发现了，他叫照相的同志先别照，喊：“说明员同志，你过来！”一直等到讲解员站好后，他才说：“现在照吧。”在杨家岭，总理参观完已经上了车，又把讲解员招呼到车前来，对她说：“欢迎你晚上来参加宴会。”十日上午，总理在临离开延安前的繁忙中，还来和招待所的服务员一一告别，他握着大家的手，对每个人都说：谢谢你们！并要人转告灶房里的炊事员，说他马上要走，来不及和大家告别了……

咱总理还是“老延安”！

周总理在延安短短的时间里，他那谦虚谨慎的高尚品德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给延安人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不论是在纪念馆，还是在凤凰山、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他都亲自给外宾介绍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业绩，介绍朱德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革命活动，而从不愿意说起自己。

在参观枣园时，大家路过总理当年住过的院子，省、地负责同志对总理说：这是你住过的地方……总理马上笑着说：咱们去看主席住的地方！看完主席旧居返回后，翻译已将总理在这儿有旧居的情况告诉了外宾，外宾提出要去参观，总理说：你们去，我不去。

就这样，在凤凰山、枣园、杨家岭，他“三过家门”而不入。

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当讲解员给外宾讲到总理在“七大”做了重要报告时，总理笑着打断讲解员的话说：“我没做什么重要报告。”在休息室，外宾们发现了总理在“七大”做报告的照片，对总理说：“这不是你在做报告！”总理笑着说：“不知他们哪里搞来的这张照片！”

总理这次来延安，在生活上艰苦朴素、严格要求自己的事迹，更是不知有多少。关于他的这些佳话，至今还在人民群众中传诵着。

总理穿着半旧了的白布短袖衫和一条灰裤子，朴素得像当年在延安一样。他不住宾馆，住的是普通的干部招待所，睡着普通的硬板床。他吃的是陕北的小米和杂粮面，喝的是清凉山下的泉水。从招待所大门口到总理的住房，要上一段很陡的石台阶，他年纪大了，每次上时，大家都要去扶他，他都谢绝了。吃饭时，服务人员按礼节给他安排了首席，他一进来，就在靠墙的角落里随便找一个位置坐下，服务员让他换换，他说：“哪儿都一样。”每顿吃菜，他总是只吃一盘，其他菜不动一筷子。

九日十二点，总理和省、地负责同志一同在招待所吃午饭。饭间，总理一直和地方上的负责同志谈工作，连放在面前的饭都忘了吃，一碗荞面饸饹眼看搁凉了，招待所服务员小拓就拿去在灶房里换了一碗热的来。这事被总理发现了，他拍着小拓的肩膀问：你把饭倒在什么地方了？然后又说：那饭还能吃！当总理吃完一碗小米饭后，看见碗上还有没吃净的米粒，就盛了一勺面汤倒进去，冲净全喝了……

周总理为了人民的革命事业，废寝忘食，鞠躬尽瘁。在延安二十四小时中，他工作了十九个小时，只休息了五个小时。一直到深夜三点，他的窗户还亮着灯光。而当延安人民为了表达自己的心意，送给他一点小米和豆子时，他都如数按价付了钱和粮票。延安的人民群众看到总理这一言一行，都激动地说：咱总理还是“老延安”！

“延安建设好了我再来！”

周总理对于延安的革命、建设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十分关心。早在一九七〇年，当他听到延安群众生活困难时，难受得流了泪。他满怀感情地说：全国解放二十年了，北京这样好，延安那样差，怎么行呢，怎么对得起延安人民？！从那时起，他在日理万机的百忙国务中，多次过问并亲自主持召开了有关延安工作的会议；指示重新发表了毛主席在一九四九年给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的复电；向延安人民提出了“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的号召。

这次，周总理在陪同外宾来延安这十分繁忙的二十四小时中，无时无地不把延安的革命和建设放在自己的心上。在参观途中，在休息厅内，在汽车里，在饭桌上，他从过去的革命战争谈到今天的社会主义革命；从群众的衣食住行问到山区的医疗和教育；从土地平整、水利灌溉、良种培育，谈到“五小”工业和工农业生产机械化电气化的壮丽前景，连工厂、机关不要过多占用农田和怎样增强土壤的团粒结构，都一一作了具体的指示。敬爱的周总理，真是为延安人民操尽了心！

在宝塔山上写着毛主席光辉《复电》的木牌前，总理默默地站了许久。他领着地、市领导同志一字一句朗读了《复电》全文。他眺望着山峦起伏的陕北高原，语重心长地说：陕北是革命的老根据地，我们是从这里出发取得全国革命胜利的……二十四年了，战争的创伤是恢复了，但是文化、经济建设很难说，还有问题。农业落后，粮食没有过关……地、市的领导同志们难受地说：我们没有把延安的工作搞好。总理说：我在中央，对延安的工作关照不够啊！

这一天，周总理陪同外宾参观完几个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出席了为外宾举行的宴会和文艺演出，时间已经很晚了。但他还不肯休息，又把省、地负责同志请到干部招待所的会议室内，促膝交谈起延安的工作来。总理虽然经过一天的奔波操劳，但没一点困意。他谈笑风生地说：……陕北有黄土高塬，土字旁的塬，土质很好，四边种树修梯田，这是最好的地方。搞梯田种树，不下三五年功夫不行。你们几位书记都在这里，你们不像大寨那样干它七八年是不行的。总理接着详细询问了延安现有的耕地和水地的面积，谈了打坝、植树和“五小”工业方面的问题，然后说：搞农业第一还是平整土地。不平地，不搞深翻，土壤没有团粒结构，不能储存水和肥。要深翻深种，土就肥了。总理问：你们一亩地上多少粪？延安的负责同志作了回答。总理又问：你们的猪有没有圈？人有没有厕所？回答说大部分有了。总理诙谐地说：粪是黄金，米字头，田内上了粪就出米。好东西，要提倡……会议室里响起了一片笑声。在这万籁俱寂的深夜，千山万岭凝神敛息，注视着这个灯火闪烁的地方，倾听着总理那爽朗的话语笑声……

……总理的谈话在继续。一直到十日凌晨三点，他才休息。

延安地委的领导同志，谁也忘不了九日中午那个美好的时刻。这天中午，总理主动提出要和他们同桌吃饭。饭前，总理笑着说：咱们午餐不喝酒！

饭间，总理吃着陕北的小米饭，问他们：今年群众的口粮吃多少？有没有缺粮队？接着他又一次情意深长地说：延安人民哺育了我们，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他问了延安地区一九七〇、一九七一、一九七二年的粮食产量后，问他们：五年粮食翻一番行不行？他们齐声回答：行！这时，总理站起来，和大家握了手，高兴地说：拿酒来！酒倒好后，他举起满斟的酒杯，与大家一一碰杯说：为延安地区粮食五年翻一番，干杯！说完，一饮而尽。知心的话，舒心的酒，像滴滴甘露洒在延安儿女的心头，像团团火焰，燃烧着万里高原！

六月十日上午十时，周总理陪同外宾，登上飞机，和延安人民挥手告别。他留给延安人民的最后一句话是：延安建设好了我再来！……

笔者后记

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后，延安地市领导干部，毛主席在延安旧居的工作人员，宾馆和干部招待所的同志，接触过周总理的老党员、老贫农、老游击队员们，流着眼泪给我们讲述了周总理一九七三年在延安那难忘的二十四小时。我们也是流着眼泪写完了这篇追记。

到今天，延安人民才知道：一九七三年，周总理已经身染重病了。他是抱病来延安的！

从一九七三年起，延安人民更加拼命地大干苦干，发誓要把延安建设好，让敬爱的周总理再回来看看新延安。

而今，周总理为延安人民提出的战斗口号就要变成了现实。然而，他却和我们永别一周年了。但是，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他矗立在延安人民的心坎里，矗立在世世代代中国人民的心坎里！

二十四小时，在周总理光辉的一生中，仅仅是短暂的一瞬。他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为了我们的阶级，为了人类最崇高的事业，熬尽了自己的生命和鲜血。他是党和人民无比忠诚的儿子，是我们阶级的光荣，民族的骄傲！

官，该怎么当？人，该怎么做？怎样才算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怎样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周总理就是一面镜子！

一九七七年一月于延安

*原载《延河》1977年第1期。

病危中的柳青

为了塑造起挺拔的形象来，这个人的身体现在完全佝偻了。他本来就不是一个体格魁梧的人，在进行了一生紧张繁忙的艺术创造后，加上越来越危急的病情，身板单薄得风能吹倒。整个躯体像燃烧过熊熊大火的树木，变得干枯而焦黑，一切生命的嫩枝绿叶似乎都看不见了。

严重的哮喘病使得他喉管里的出气像破风箱发出的声音一般，让站在他面前的人也压抑得出不上气来。胸脯是完全塌陷下去了；背却像老牛脊背一般曲折地隆起来。整个身子弓成了一个大问号。

这就是他吗？这就是那个令人敬仰和羡慕的艺术家吗？

这就是他。此刻，他正蜷曲在西安陆军医院内科二楼一间普通病房里，时不时就喘成了一团。体重肯定已经不到一百斤了，从袖筒里和裤管里伸出来的胳膊腿，像麻秆一般纤细。

探访他的人看见他住在这么简陋狭窄的病房里，都先忍不住会想：这样一个有成就、有影响的作家，又害着如此严重而危急的气管炎和肺心病，再不能得到条件更好的治疗环境吗？

得不到了。病危的作家先后提出的一些小小的愿望，都遭到了傲慢的冷遇和粗暴的拒绝。他甚至在中国西北这个最大的城市里，一直连一间有取暖设备的住房都找不到。而在几年前，周恩来总理就做了关怀这个人健康的指示，结果也全然未被某些人当成一回事。在这些“官”的眼里，这个受人爱戴的艺术家充其量只是个“写书匠”，值得他们这样大的“人物”关心吗？作家的病情眼看一天天恶化了，可他的医疗和生活条件一点也不能得到改善。有时候，竟然得靠儿女们用架子车拉着他穿过车水人流的繁华闹市，才能到医院里去看病。

这个一生倔强的老头现在已经到了生命垂危之际，难道让他自己东跑西颠求人“走后门”去吗？

此刻，这个孤独的、病危的老年人，衰败的身体里包藏着一副坚硬的骨头，傲然地躺在这间暖气不足的病房里。脚地上放着一个儿子自做的拳头大的电炉子，热一热饭菜，烤一烤冻僵了的手。

在这里，他仍然还是那身农民式的穿戴——正如讲究衣着的人把质地很差的布也要设法做成时髦服装一样，他把“的确良”也裁成了这种老百姓的式样。一双脚是很小的，甚至比有些女同志的脚还要小。头却是很大的，尤其是前额的宽阔在一般人中间是少见的。几道深刻的皱纹镂刻在光光的脑门上，像海浪留在岩石上的痕迹一样——谁知道那里面藏着多少生活风暴的记录呢？

要是细心的人，就会观察到他右手的指头比左手的指头明显地弯曲了许多，像有什么痼疾似的带着不能看见、只能感觉到的痉挛，松懈地向外撇着——这分明是一只疲劳过度又不能得到良好休息的手。一副金丝边的蚂蚱腿眼镜，用绳子在光头的后脑勺上挽结住，如同小市镇上常见的钟表修理匠一样逗人。只有上唇上那一撇鲁迅式的浓黑的髭须，才给人一种学者和艺术家的风度。

不过，智慧的光芒就是在这张老农似的脸上也是掩饰不住的——它时刻都在那两片镜子后面辉煌地闪耀着。这是一双无法描述的眼睛。就是在病痛的折磨中，仍然放射着光彩：尖锐、精明，带着一丝审度和讽刺的意味。这双眼睛对任何出现在它面前的人和事物，一边观察、分析、归纳，一边又同时在判断、抽象、结论——而所有这一切好像在一瞬间就都完成了。

除过眼睛透露出内心的生机外，这个蜷曲在病榻上的人，现在看起来完全是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第一次看见他的人，谁能想象得来他曾多次穿越过战争的风暴，尔后在皇甫村的田野里滚爬了十几个年头，继《种谷记》和《铜墙铁壁》之后，又建造起像《创业史》这么宏大的艺术之塔呢？人们更难想象，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这副身板怎么能经受得住连续不断的游街和“喷气式”的折磨？还不用说爱人被整死所造成的精神上的摧残了！

但这一切他都挺过来了。他进行过巨大的创造，也经受过巨大的创伤。他时不时被拉进医院，随后又迈着有力的步伐走到美好的或者险恶的生活中来。

现在，他又痛苦地蜷曲在他一生所讨厌的地方了。他自己感觉得来，这次的病情预兆着不祥，生命的终结也许是指日可待了。在这样的时候，作为一个艺术家，他是有理由为自己已经创造出的东西骄傲的：在我们已有的文学基地上，他自己新建筑起来的艺术之塔似乎要比他同时代任何人的建筑要宏大和独特一些。真的，在我国当代文学中，还没有一部书能像《创业史》那样提供了十几个乃至几十个真实的、不和历史上和现实中已有的艺术典型相雷同的典型。可以指责这部书中的这一点不足和那一点错误，但从总体上看，它是能够传世的。在作家逝世一年后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周扬同志所做的那个检阅式的报告在谈到新中国成立以来长篇小说的成就时，公正地把《创业史》列到了首席地位。是的，在没有更辉煌的巨著出现之前，眼下这部作品是应该占有那个位置的。

但此刻躺在陆军医院里的这个人，并不认为他的创造应该在生命结束之前的现在就停止。不，这个坚强的共产党人和创作欲望强盛的艺术家，决不忙着就写他的“墓志铭”。他用平静的声音幽默地向他的医生提出一个“建议”：“让我再活几年吧。”这并不是为了贪生，他紧接着前面的一句话，大动感情地呼喊：“好让我把《创业史》写完呀！”不难看出，诗人最大的痛苦不只是在于自己的命，而在于他不能完成的事业！这是一个真正的悲剧。试想：如果不是那十年的动乱和疯狂，搁置了他的创作，弄坏了他的身体，他的《创业史》按原来的计划本来早已经完成了，而且作为一个成熟了的作家，如果他保持着原来的身体状况，谁能想象他还会给我们留下些什么！

尽管他忍不住痛苦地向医生求助，但他自己也明白地知道，他的《创业史》是写不完了。尽管如此，这个党性极强的共产党人和具有使命感的艺术家，决不在他生命终止之前就终止他自己的创业历史。他知道，眼下，他自己的创业史和他所写的《创业史》，都还是不完全的史诗。他同时也意识到，即就是《创业史》一书不能完成，作为他自己人生道路的创业史应该是一部完整无缺的史诗。

不屈的叙事诗人正是抱着这个伟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尽管重病缠身、危在旦夕了，他仍然在这间冷冰冰的病房里，让自己衰败的身心燃烧起了熊熊的大火；他要让生命在最后的一瞬间爆出耀眼的光芒——如同彗星在黑暗中消失之前那样。

他伏在窗前那个破旧的圆桌前，比以往更使劲地用蝇头小楷，不分昼夜地建造他未完工、也完工不了的宏伟建筑。蜡黄的脸上，亮晶晶的汗珠，一串一串地淌下来，枯瘦而颤索的手指揩也揩不及。此刻，他就像一个处于收麦季节的关中农夫一般繁忙。他用越来越运用自如的笔，在已经勾画过了的画布上，更出色地涂抹着五颜六色的农村生活；用灵巧熟练的艺术雕刀再一次精雕那些已经令人惊叹的人物肖像。原来的那一大群人物继续在蛤蟆滩、下堡村那一带喧喧嚷嚷、翻天覆地；而梁生宝、郭振山等人已经被作家引到了渭原县城——好腾出空子让二流子兵痞白占魁闹个事端吧！让梁大借此到黄堡镇碰头耍赖吧！让冯有万发火吧！让高增福发愁吧！让消息传到渭原县的三干会上吧！让郭振山畅快地笑吧！然后再看梁三所称作的他的“伟人”儿子怎样平息这场纠纷……所有的角色都被这个匠心高超、病入膏肓的“导演”拉到了另一幕大剧之中：观众在前几幕剧中已经熟悉的人物在新的一幕中陆续登场；而从没露过面的人物又耀眼夺目地相继出现……

他一边喘息着，一边向口里喷着药剂、吞着药丸，一边统帅着《创业史》里各种阶级、各种类型的人在他为他们铺设的“道路”上喧嚣地前进着。他把蛤蟆滩上所有的这些人都带到这个病房里来了。他强迫这些人物进入他的心灵；而他也要固执地走进这些人的心灵中去。他同时运用戏剧导演家的热情和外科医生式的冷静来对付这群并不太听话的“熟人”（他常称《创业史》里的那些人物为“熟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后半辈子大部分时间都是生活在这一群“熟人”中间的。他能离开自己生活中的亲戚朋友，但永远也离不开他所创造的这些人物，因为“所有这些人都是他的孩子，又都是戴着各种面具的他自己”（引号内为卢那察尔斯基的话）。

在这些日子里，焦急地关心着作家健康的延河文学月刊社的编辑们，时不时听见他被抬进了抢救室；可他的《创业史》第二部的手稿还是一章又一章不断头地送到编辑部来了；字里行间犹闻他一片喘息之声！这就是一个濒临死亡的人创造的奇迹——啊！我们这些体格健壮的人又能做出些什么呢？

现在请来看看吧，他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境况中创造着这些奇迹的——

在这个不到十个平方米的空间里，现在到处摆着维持和抢救生命的医疗器械：立在床头角落里的大氧气瓶，像一颗小型导弹一般矗立着；床下是一个汽车轮胎，里面装的也是氧气。那破旧圆桌靠墙的一边，放着中国青年出版社送的复杂的雾化的喷药器；而在他自己的手里，还一刻不停地拿着一个带嘴的橡皮囊，过不了几分钟，就要像给自行车打气一般，往口里喷着止喘的雾剂。各种输氧和输液的皮管子，从这里那里交错着伸到他的鼻孔里或者胳膊上；有些管子一天二十四小时不下身。在这个用皮管子把他和各处众多的器械联结在一起的房间里，他本人简直就像一部仪器的主体部分。他就牵引着这些“绳索”生活着、工作着。累了的时候，就蜷曲到床上，或者靠在家里拿来的那把靠背上有个大窟窿的破圈椅里。病情危急时，双目紧闭，喘成一团，脸立刻变得像荞麦皮一般黑青。常常动不动就被护士们抬进了抢救室——有几次的确死过去了，后来又竟然神奇地活了过来。

只要活过来，稍微积蓄了一点力气，他就又伏在那张破旧的圆桌旁边，握起笔，铺开稿纸，面对着他那些可爱的和可憎的人物，全部神经都高度地集中起来了，就像不久前那个拿着听诊器站在他面前的医生一般严峻。

要是这其间有客人出现在他面前，尽管他是多么的不痛快，但还是立刻把所有创造中的愉快和肉体上的痛苦都一齐埋藏起来，恢复了他平时惯有的镇定、幽默和乐观的态度。他机敏地开玩笑；庄严地创造格言和警句；孩子般笑得前俯后仰！

不论是踏破门限的约稿人，还是纷纷来探望病情的亲戚朋友，或者是为了虚荣心见一见名人好出去吹牛皮的“文学界的社会活动家”们，他一律都用谦虚和善意来接待。

他病得实在说不成什么话了，但总是认真倾听别人说话。有时他也忍不住一边喘息，一边说了起来。在他高度文雅、遣词酌句、极有教养的谈吐中，有时冷不丁会冒出来一句他们陕北家乡的粗鲁话。这是一些非凡人物通常都具有的性格特征。

不论说什么事，讨论什么问题，长期养成的思考习惯，使他对涉及的一切都采取一种认真的态度。绝不因为严重的疾病压身，或者所面对的问题和事情是属鸡毛蒜皮一类，就让自己的精神和思想处于麻痹松懈状态。哪怕是谈论苹果树的栽培技术呢，他会立刻使自己处在园艺专家的位置上，动员他所有这方面的知识来参与这种谈话。强烈的好胜心和自信心与严谨的科学态度和谦恭的领教精神在他身上好像并不对立，而恰当地统一起来，然后力争使自己在所讨论的这一个问题领域中，认识比别人领先，立足点比别人站得更高一些。这不是为了显能。任何一个搞大事业的人就是时时处处这么严格地把自己训练到生活排头兵的位置上的。毫无疑问，在这个人的生活目标中，有一点是很明确的：一时一事都严格训练自己，使自己最终能跑在同时代同行业人们的最前头。这个个性很强的人，一生都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就是眼下已经快要最后倒下去了，他手里握着氧气瓶，还继续往前跑——他觉得最好是把所有的“文学健将”都甩在他的身后！他并不伸出脚去绊倒跑在他前面的人；他只是想用他自己的力量尽力跑在前面！

现在，这个累得喘成一团的、带着氧气筒的文学“长跑运动员”，在六十年代初显然已经取得了名列前茅的“名次”，但他仍然在拼命跑着——他自己为自己规定的“冲刺线”还在遥远的地平线上。他知道他已经永远失去了“冲刺”的机会，但他决不会因此而退下阵来。他现在正和死亡一分一秒地争夺着时间！

社会上时刻都在传递着他病危的消息。这些消息当然很快就被刚见过他的人证实了。的确，这个人时时刻刻都处在生命垂危之中！

但他一天又一天顽强地活着，不停地创造着。他雕刻《创业史》里的人物，同时也在雕刻着他自己不屈的形象——这个形象对我们来说，比他所创造的任何艺术典型都更具有意义：因为在祖国将面临的一个需要大量有进取心人物的时代里，他是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楷模！

他所住的这个充满各种器械的、奇特的病房里，唯一的一扇窗户是朝南开的。在曙色或者暮色中，他把输氧的皮管用胶布固定在鼻孔里，佝偻着身子，孤独地、若有所念地静静立在窗前，向遥远的远方张望；眼光急切地穿过城市南面的一片高楼大厦，寻找云雾缭绕的终南山巅——终南山下，正是那熟悉的稻田与麦田交织的田园啊！他在那里的泥土中生活了十几个年头，可是现在却不能回去了。皇甫村那个他住了十几年的家连同他亲爱的马葳同志（其爱人）都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灭了——现在那一切都已经成了痛苦的记忆。他现在真像《创业史》里的单身汉高增福一样：带着一种悲壮的性格和一身傲骨率领着他的几个还未成家立业的“才娃”，在姚士杰、郭世富、郭振山们的冷眼中，不屈不挠地进行着艰苦的创业。他坚信他信仰了一生的事业不会毁灭，就像终南山和终南山下的大地田园永远不会毁灭一样——正因为如此，他才在这间不到十平方米的病房里，丝毫也不放弃神圣的使命和职责；全然不顾即将到来的死亡，仍然继续为已经进行但还没有完成的一切拼命地奋斗着！

哦，尊敬的柳青同志，面对着病危中的你，我们简直连一句安慰你的话也说不出口来；你已经孱弱到了这个样子，但你比我们任何人都活得坚强，让我们所有的人都站在你的病榻前面吧，向你致以深深的、但绝不是最后的敬意，请你相信，就是一个最普通的劳动者，只要他从你的作品和你自己本身所具有的顽强的进取精神中，接受过一些有益的教导，他就不会用鼾声去回答生活的要求！

一九八〇年四月十二至十三日
根据过去的印象和感受写于西安

*原载《延河》1980年第6期。

谦虚谨慎　戒骄戒躁

我们作为普通的文学工作者，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取得了一些并非多么重要的成绩，社会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荣誉。今天在这里又采取这样隆重的形式来又一次表彰，这使人感动，也使人不安。省委和省委宣传部的负责同志都亲自来参加这个会议，我们把这看作是对全省整个文化战线的关怀；同时也促使我们埋头苦干，坚忍不拔地努力写出高水平的作品来，为我们省文学艺术的繁荣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作家的工作是以个体劳动的形式来表现的，但这决不意味着是个人的事业。只有把自己的劳动和全体劳动人民的事业联系在一起，我们的劳动才能变得更有价值。为此，我们应该永远站在最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了解他们，理解他们，学习他们，反映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意志；同时也用我们的笔丰富和提高他们的精神世界。我们接受了各种荣誉的同志，首先要考虑的是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老生常谈，我们共勉。任何沾沾自喜，只爱听报刊杂志夸大的赞扬宣传，而听不得批评和不同的意见，只能把我们自己毁掉。文学事业对一个作家来说，是一生的事业。写出一篇好文章，得一次奖，红火热闹一时，这并说明不了多少问题，有时反而会走向反面。作品当然首先要接受现实的检验，但更重要的是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得奖当然叫人高兴，但应该认识到，这是一个光荣的包袱，也是一个潜伏着危机的包袱。其实，有些虽然没有得奖的同志，他们的作品并不比我们差，他们多年来努力奋斗的成果叫人肃然起敬。尤其是比我们更年青的同志，他们虽然刚开始写作和发表作品，但他们各方面已经表现出来比我们当初开始写作的水平高。希望永远在未来。我们应该热情地关心后面的来人，并希望他们超过我们；我们应该在各种场合给所有奋发的同志鼓劲；应该在各个方面给所有愿意努力的同志条件和希望。我们获奖的同志大部分是中青年人，都或长或短走过了一段既艰难又痛苦的历程。我想我们所有的人在自己学习文学创作的过程中都会有这样的体会：那些哪怕给过我们一星半点温暖、关怀、鼓励和希望的前辈作家，我们在内心里都会常常记忆着，而且永生也不会忘记。

我们省的文学创作向来在全国都是比较突出的。“文化大革命”前，我们这里已经产生了一批卓越的文学家。我们当前的文学队伍和创作阵势比之全国其他地区来说，也并不算弱。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我们的弱点。我们的文学组织工作和作品创作都还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我们希望通过这次会议，对我们各方面的工作起到一种推动作用，使我们这个地区的文学创作水平提高一大步。

我们陕西地区的作家生长在一块得天独厚的地方。我们有长安，又有延安。这就是说，我们既有我们民族最深厚的优秀传统历史，又有我国当代革命最强烈的影响。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完全应该成长起一代又一代优秀的作家和艺术家来！

最后，我们感谢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组织的这个会议，感谢省委和省委宣传部的负责同志出席这个会议。

*原载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编《文学简讯》1981年7月15日，总11期。

作家的劳动

我在文学创作方面的劳动历史并不长，这里所谈的只是一些肤浅而零碎的认识。

一个人想搞创作，一开始就想接触一些创作方面的理论和技巧，这是必要的。但是，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往往容易被忽视，这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文学创作这种劳动。

搞文学，具备这方面的天资当然是重要的，但就我来说，并不重视这个东西。我觉得，作品在某种意义上，不完全是智慧的产物，更主要的是毅力和艰苦劳动的结果。

从工作特点来看，作家永远是个体劳动者。这种独立性的劳动非常艰苦，不能指靠别人来代替。任何外在的帮助，都不可能缓减这种劳动的内在紧张程度。有时候，一旦进入创作的过程（尤其是篇幅较大的作品），真如同进入茫茫的沼泽地，前不着村，后不靠店，等于一个人孤零零地在稿纸上进行一场不为人所知的长征。精神时不时会垮下来，时不时怀疑自己能否走到头。有时，终于被迫停下来了。这时候，可能并不是其他方面出了毛病，关键是毅力经受不住考验了，当然，退路是熟悉的，退下来也是容易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被困难击败了，悲剧不仅仅在于这个作品的失败，而且在于自己的精神将可能长期陷入迷惘状态中。也许从此以后，每当走到这样的“回心石”面前，腿就软了，心也灰了，一次又一次从这样的高度上退下来，永远也别指望登上华山之巅。遇到这样的情况，除过对自己所写的东西保持清醒的头脑以外，最重要的就是要咬着牙，一步一步向前跋涉，要想有所收获，达到目标，就应当对自己残酷一点！

文学创作的艰苦性还在于它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任何简单的创造都要比复杂的模仿困难得多。平庸的作家会反复制造出一堆又一堆被同样平庸的评论家所表扬的文学废品，而任何一个严肃认真的作家，为寻找一行富有创造性的文字，往往就像在沙子里面淘金一般不容易。如果说创作还有一点甜头，那么，这种甜头只有在吃尽苦头以后才能尝到。

为了适应这种艰苦的、创造性劳动的需要，我们必须一开始就培养自己的优良品质。

首先要有坚强的性格。一个软弱的人不能胜任这种长期艰苦的劳动。性格的坚定是建立在信仰的坚定这个基础上的。一个人要是对社会、事业等等方面没有正确的认识和坚定的信仰，也就不可能具有性格的坚定性。而一个经常动摇的人怎么可能去完成一项艰难困苦的事业？

性格也不完全是天生的，主要是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形成的。我们不仅应该在创作实践中，更重要的是应该在日常生活中主动寻找困难，在不断克服各种困难的过程中锻炼自己的性格。不要羡慕安逸和享乐，不要陶醉在一时的顺利和胜利中，我们应该不断地强迫自己自找苦吃！

对生活应该永远抱有热情。对生活无动于衷的人是搞不成艺术创作的。艺术作品都是激情的产物。如果你自己对生活没有热情，怎么能指望你的作品去感染别人？当然，这种热情绝不是那种简单的感情冲动。它必须接受成熟的思想和理智的指导。尤其是在进入艺术创造的具体过程中，应该用冷静的方式来处理热烈的感情，就像铁匠的锻造工作一样，得把烧红的铁器在水里蘸那么几下。不管怎样，作家没有热情是不行的，尤其是在个人遭到不幸的时候，更需要对生活抱有热情。

应该有自我反省的精神。如果说，一个人的进取精神是可贵的，那么，一个人的自我反省精神也许更为可贵。尤其是搞创作的人，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品质，一个对自己经常抱欣赏态度的作家是不会有什么出息的，应该经常检讨自己，要有否定自己的勇气。有些人否定别人很勇敢，但没有自我否定的力量，而且对别人出自诚心的正确批评也接受不了，总爱让别人抬举自己。人应该自爱，但不要连自己身上的疮疤也爱。要想成就自己的事业，就要不断地进行自我检讨，真诚地听取各种人的批评意见；即使别人的批评意见说得不对，也要心平气静地对待。好作品原子弹也炸不倒，不好的作品即使是上帝的赞赏也拯救不了它的命运。这个真理不要光拿来教育别人，主要教育自己为好。

总之，文学艺术创作这种劳动，要求作家具备多方面的优秀品质。在塑造艺术形象的过程中，同时也塑造自己。艺术创作这种劳动的崇高绝不是因为它比其他人所从事的劳动高贵。它和其他任何劳动一样，需要一种实实在在的精神。我们应该具备普通劳动人民的品质，永远也不丧失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感觉，像牛一样地，像土地一样地贡献。伟大的歌德曾经这样说过：“对于一个从不断的追求中体验到欢乐的人，创造本身就是一种幸福，他所创造的财富却没有意义。”这是一个劳动者更高的精神境界，愿我们大家都喜欢这句话。

十年
——写给《山花》

十年是短暂的。十年是漫长的。自然界十年就有十个成熟的季节，而人往往经过了一生也不见得能成熟起来。但一个对社会和自己的人生有责任心的人，总是在不断地追求，不断地塑造自己，想使自己不断地成熟起来。这样的人，过一个十年，便会感到外界和自己都变了样，甚至有一种再生的感觉。这时候，他就要对那变化初期的一切往事，时不时地回味——这是一种喜悦和甜蜜的回味。

十年前，在那混乱的日子里，在一个远离交通干线的荒僻的小县城，几个从不同生活道路上走在一起的人，竟然办起了一张文学小报，取名为《山花》。这是社会混乱叫人头脑昏昏沉沉的时候，这些人自己为自己制造的一颗人丹。就我自己来说，觉得好像又一次开始面对淳朴的生活，进入到一种渴望已久的人情的氛围里。变硬了的心肠开始软化了，僵直了的脑筋开始灵活了，甚至使自己面对过去几年不正常的生活感到了一种真正的羞愧，同时开始意识到人的最美好的追求应该是什么。

艺术用它巨大的魅力转变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我深深感谢亲爱的《山花》的，正是这一点。

这几年，故乡的朋友经常寄来新出版的《山花》。尽管我现在每月都有别人送来的读不完的刊物，但我常会立即放下其他报刊和手中的工作，马上认真地读这张小报。这如同是在读一封家书，每一个字都是亲切的，让人感之不尽，思之不尽。是的，《山花》仍然是那样一张八开的小报，在当今报刊如林的世界里不足为世人所挂齿。但我对它永远怀有一种深深的尊敬。正如一个人不管怎样壮大起来，也会对自己衰老的母亲永远怀有爱戴和敬意一样。

十年过去了，《山花》仍然在坚持出刊，这张小小的八开文艺小报是一块很肥沃的土地。在这里发芽的小树苗如今都在茁壮地成长起来，而现在仍有新的嫩芽在破土。这块如此富有的土地之所以没有荒废，这首先要感谢这个县的领导同志们，一直在热心关怀着它，如同关怀着全县每一块土地一样。这种把物质和精神生活都看重的做法，是极其有远见的。我认为，尤其是像我们这样一个较为闭塞的山区县份，更是应该重视文化生活，重视人才。《山花》作为一个文艺性质的小报，当然不能直接制造出粮食来，但是人在生活中仅仅有饭吃就行了吗？我想新的农业政策使物质大大丰富起来，人们在吃饱了肚子的时候，就必然要对文化生活如饥似渴地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山花》应该开得更鲜艳，更吸引人，以满足全县人民的精神胃口。

十年是漫长的。十年是短暂的。我愿于再一个十年之后，和亲爱的《山花》相会在一个新的年代里。愿那时《山花》，更加丰采，我自己也当不辜负它的栽培之情。

好吧！一九九二年我一定再写这样一篇小文章献给《山花》，不过名字应该叫《二十年》了。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五日记于延安

需要什么

作为一个当代作家是幸运的，因为我们创造天地无疑比过去年代的作家们广阔得多。但同时，我们的工作也更加困难，因为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更加复杂而又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社会。深刻而有力地反映我们时代的生活面貌，要求当代作家具有更先进的思想水平和认识能力，更宽阔的生活眼界和深厚的艺术修养。因此，我们首先得和自己的浅薄做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仅需要热情的鼓励，更需要严肃的文学批评。对作家及其作品，要么庸俗地吹捧，要么粗暴地批判——正是这两种有害的方法一贯地妨碍了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我们应该摆脱这种长期形成的恶习，逐渐地变得成熟些。

写在他们北行的路上

汽车开出古城西安，在辽阔的大关中平原上，沿着咸榆公路，向北奔驰而行。

北方是贫瘠的，绿色越走越淡。北方是富有的，情思越走越浓。北方啊，在你那高远素净的蓝天下，那座名字叫延安的小小古城，就是千千万万革命者的耶路撒冷！那里有整整一代人生命的根！

此刻，著名文艺理论家胡采临车窗而坐，严峻地在沉思着。那满脸刀刻般的皱纹，如同河岸石崖上留下的水纹一样，记载了他漫长的生活旅程。他此刻在想些什么？也许他又想起了宝塔山侧的那几孔破烂的土窑洞；想起土窑洞那热烈而紧张的日日夜夜。粗糙的马兰纸，芬芳的油墨味，磨秃了的羊毫笔……那时他还不到30岁，就已经是边区重要刊物的主编，并且在1942年，亲自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聆听了毛主席那篇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讲话。如今，他已经是67岁的老人。这次省委在延安召开的文艺界纪念《讲话》发表四十周年的会议上，他将是本省唯一在当年亲自参加过文艺座谈会的一个人。在漫长的四十年中，他在文艺战线上一直是一个战士，不管风起浪涌，永远在坚韧地举步前行，为发展我国文学批评事业做出了巨大努力。他用他的品格、修养、理论造诣和宽阔的胸怀，赢得了文艺界新老同志的尊敬。他现在担任着作家协会西安分会的主席，辛勤地培养和指导着文学新兵的成长和创作。如果说他过去曾经在生活和艺术的大海里像一只勇敢破浪的船，那么他现在更像一个良港，无数新的“文学之舟”怀着感谢的心情正在他的胸怀里开出开进……

胡采旁边，坐着一位雄健的老年人。他就是王汶石。这位用短篇小说风靡过中国文坛的老将，虽说也已年过花甲，但精神矍铄，目光炯炯有神。只是发丝浓密的大背头已经全白了，像陕北的一座山包上刚落了一层雪花。他现在两手交叉握在一起，目光长久地直视着车窗前面的景物。他也在沉思着。他此刻在想些什么呢？他是否又想起了那白烟升起的地方？想起他赤条条只穿个短裤，汗水淋淋地刨梢开荒？还是想起他穿着那身干草灰染的布军装，神采飞扬地站在合唱队的前面，用他雄厚的男中音领唱战斗的歌曲？也许他思绪的长河会流淌得更远，一直从山西那个他度过童年的乡村开始。“我的家，在山西，过河还有三百里……”这悲怆的歌谣是不是又在他的耳边响起？他眼前是不是又浮现出头上包着羊肚子毛巾的乡亲们在那水深火热的岁月悲惨的面容？……他当时正是怀着无比悲愤的心情，奔向圣地延安的。在这个革命熔炉里使他成长为一个优秀的文学艺术家，用歌喉，用笔，战斗，并为战斗者呐喊。几十年来，他一往深情地经常怀念着延安，虽然有着严重的哮喘病，这次仍然兴致勃勃坐着颠簸的长途汽车来延安了……

王汶石前面就是著名长篇小说《保卫延安》的作者杜鹏程。他也年过花甲了。长期巨大的劳动影响了他的身体，血压和心脏都不太好。但这个充满活力的人，现在仍然以不可想象的毅力进行篇幅浩大的创作。这是一个意志像铁一般坚硬的人。他是战士，又是具有叙事诗气派的作家。这是一个永远都在燃烧着的人。在他那松弛的老年人的皮肉下涌动着年轻的血液。他用那支喷着火焰的笔，写出了《保卫延安》、《在和平的日子里》、《年青的朋友》等激情澎湃的著作，为我国文学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如果现在谁已经对生活灰心丧气，就请读一读他的作品吧，它会使你的心脏重新强有力地跳动……现在，他坐在那里，像一个跑完马拉松的运动员在回味那艰辛的历程。他，当年一个赤贫如洗的农民家的孩子，只身跑到延安，在山沟沟的小学教过书，然后又东跑西奔做过各式各样的工作。最后以随军记者的身份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转战南北，一直随部队打到新疆。在战争的硝烟还没有散尽的时候，他就开始了那部长篇巨著的创作。夜以继日，眼里含着深情的泪水，激动得“笔跟不上手，手跟不上心”，写那场伟大的战争，写那场战争中无数个活着和死去的兄弟……现在他不时地回过头，像一个地道的老延安一样，给身旁年轻的同志讲解着沿途的山川和村庄，讲解着曾经在这里那里发生过一些怎样惊心动魄的事情……

在老杜旁边的是李若冰。他比其他三个人要年轻，只有50多岁，但头发也已经花白了。这位富有诗情的著名散文作家，此刻夹烟支的手在微微地颤抖着——这是一种内心深刻的激动已经漫延到了神经末梢的表现。他和杜鹏程、王汶石现在都担任着作协西安分会的副主席，并且兼任秘书长工作。写作与行政事务系于一身，没有一刻是消闲的。这是一个热烈奔放的诗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要让生活迸溅出火花。但是此刻，他也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他在想什么呢？是在回想那悲惨的童年？回想在他还不认识自己亲生父母的时候就被贫困逼得卖给了别人？还是在想他12岁那年，怎样通过层层封锁线，投入了延安母亲的怀抱？也许他更多的是想他当年怎样提着糨糊筒，把那些火辣辣的标语刷写在延安的街头？或者想他在“孩子剧团”里，晚上用露天剧场上的幕布裹住瘦小的身体，数天上的星星，憧憬梦一般美好的未来？……是的，全国解放后，他立刻从一个军人变成了玉门石油地质勘探队的队长，依然迈着军人豪迈的步伐，足迹踏遍了大戈壁和祁连山，为祖国的建设寻找源泉，为自己的创作寻找源泉。当石油从地下喷出的时候，诗情也在他的笔下迸溅火花。石油工人的豪情壮志和祖国大西北的山、湖、草原，通过他多彩多情的笔，曾经感染了多少颗心灵……

汽车在北行。金锁关，宜君梁，黄帝陵，洛川原，界子河，茶坊，甘泉……这些地方是多么熟悉，又是多么陌生了。几十年里，起了多么大的变化！往日荒僻的小镇，现在都已经盖起了楼房，修了平展展的柏油路……一切都和过去一样，一切又都和过去不一样了。四双已经被皱纹网围的眼睛似乎在说话——静静地、热烈地用那目光在说着些什么？我猜想，他们一定是在和车窗外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在亲切地交谈着；他们此刻的心一定像孩子的心那般欢跳；面对着母亲一样亲爱的土地，在心里叙说着他们对她的思念和依恋；叙说他们对她的忠诚和爱戴；并且也会对她说：我们又回来了，回到了您的怀抱，在您的怀抱里，我们又感到自己年轻了……

是的，革命者的心是不会老的。老胡、老杜、老王、老李，愿你们在革命的道路上，永远焕发出青春的光彩；为我们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做出你们新的贡献。

车轮，飞奔吧！向北，向延安！

*原载《陕北风情经典丛书·散文卷》（东方出版社，2000年10月）。

严肃地继承这份宝贵的遗产

我是在延安的土地上长大的。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作为一个年轻的文学工作者，和文艺界的老同志们一起来到延安参加纪念活动，进一步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感到非常高兴。几天里，我从与会的许许多多老同志的身上，看到了许许多多令人感动不已的东西。美好的怀念，昂扬的激情，庄严的思考，不时地闪烁在他们的白发上、皱纹里和眼神中。在延安，我感到所有的人都成了年轻人。这不能不使人这样想：我们今天在这里，不仅仅是在纪念一篇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文献，同时也是在纪念我们一个伟大光荣的时代！我自己尽管没有经历那些火红的岁月，但是通过这个纪念会，我自己的心也沉浸在了一种美好的怀念中，内心里充满了激情，也庄严地思考着许多问题。

四十年以前，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土窑洞发表他那篇著名讲话的时候，我们这些年轻人大部分还没有出生。我们大都是不久前才开始从事文学艺术活动的，经历很短，成绩微薄，但是党和人民已经给予了我们过高的荣誉，这是很令人惭愧的。道路是漫长的，往后应该怎么走？我想我们归根结底只能是在《讲话》的基本精神指导下从事我们的工作，才不会迷失方向，才能创作出为大多数人民群众所欢迎的作品来。

由于我们在新的生活环境中长大，在新的时代里开始文学艺术工作的，因此对于我们来说，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怎样继承我们宝贵的革命传统和革命的理论遗产。对于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说，也就是怎样很好地继承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所阐明的那些基本精神。由于十年动乱，在年轻人的心灵里造成了许多创伤，因此出现了一些历史虚无主义的倾向，而同时附带着也就出现了其他各式各样的思潮。社会上的这些思潮不能不影响到作家和艺术家以及他们的作品。我们看到，有些极个别的同志甚至对我们过去的历史采取了轻藐的嘲弄的态度，这是极其不严肃、不负责任的。是的，我们的先人们在某些方面犯过严重的过失，造成了沉痛的教训，文艺界也有过这样令人痛心的状况。但是，我们在纠正错误的时候，难道连正确的东西也要抛弃吗？毋庸置疑，《讲话》的基本精神是正确的，它不仅在过去的时代指导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发展，就是在今后，它仍然要在我国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发展中起巨大的作用。对于年轻一代的作家和艺术家来说，我们应该用严肃的态度认真学习和继承《讲话》中那些宝贵的遗产，学习和继承老一辈文学艺术工作者的优良革命传统。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有新的创造、新的发展，才可能有出息，才可能用我们的工作对未来的社会和时代负起责任来。否则，我们是不会有希望的。我想我们年轻的同志都会有这个基本认识的。

因此，我们必须遵照《讲话》的精神，要更努力地学习。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老一辈的光荣传统，使我们成为坚定的、清醒的革命者；学习知识，努力钻研，使我们成为优秀的文学艺术工作者。

我们必须遵照《讲话》的精神，深入到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和斗争中去，深入到他们的心灵中去，永远和人民群众的心一起搏动，永远做普通劳动者中间的一员，书写他们可歌可泣可敬的历史——这是我们艺术生命的根。

与此同时，我们当然应该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已经发生巨大变革的生活里，在我们现在的艺术创作中，怎样更好地体现《讲话》的精神。随着社会实践的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会不可避免地要丰富和发展，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在这样一些问题上，我们同样应该抱有一种严肃的、科学的态度。

作为一个年轻人，我感到荣幸的是，这次能跟随这么多从延安出去的文艺界的老战士，又回到延安，在他们献出青春的这块神圣的土地上，一起纪念《讲话》发表四十周年，并且聆听他们如叙家珍一般地讲述过去那些光荣的革命业绩。我表示一定不辜负老一辈文艺工作者的希望，继续努力学习和实践《讲话》的基本精神，严肃地接受这份宝贵的遗产，为繁荣我国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做出自己的贡献。

*原载《五月的杨家岭》（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

面对着新的生活
——致《中篇小说选刊》

我每次到北京，总爱在首都新建不久的立体交叉桥上徘徊良久。复杂的交叉道路，繁忙的车辆行人：不断地聚汇，不断地分散；有规则中的无规则，无规则中的有规则；这一切组成了一幅多么纷繁复杂的图景。

立体交叉桥，几乎象征了我们当代社会生活的面貌。

由于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由于十年动乱和动乱以后的调整改革，我国当代社会生活比之过去的年代是复杂多了；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也复杂多了；人的思想感情也复杂多了；这些恐怕是没有疑问的。

文学作品怎样反映当代社会生活的面貌？就我自己来说，感到越来越困难；浅薄和无能常常使自己在稿纸面前一筹莫展。

可是面对着新的生活，我们的文学就应该努力表现它。尽管不成熟是不可避免的，也应该尝试着去进行。

我只能在我自己生活和认识所达到的范围内努力。

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在大山田野里长大；又从那里走出来，先到小县城，然后又到大城市参加了工作。农村我是熟悉的；城市我正在努力熟悉着；而最熟悉的是农村和城市的“交叉地带”。我曾长时间生活在这一地带，现在也经常“往返”于其间。我自己感到，由于城乡交往逐渐频繁，相互渗透日趋广泛，加之农村有文化的人越来越多，这中间所发生的生活现象和矛盾冲突，越来越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城市和农村本身的变化发展，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冲击，农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意识，现代生活方式和古朴生活方式的冲突，文明与落后，资产阶级意识与传统美德的冲突，等等，构成了现代生活的重要内容。在这座生活的“立体交叉桥”上，充满了无数戏剧性的矛盾。可歌的，可泣的，可爱的，可憎的，可喜的，可悲的人和事物都有。我们不应该回避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因为只有反映出了生活中真实的（不是虚假的！）矛盾冲突，艺术作品的生命才会有不死的根！

当然，不论写什么，不论怎样写，作家本身的立场和世界观是至关重要的。我国一位著名的文艺理论家说过这样一句话：“作家可以写破碎的灵魂，但作家自己的灵魂不能破碎。”我以为这个认识对于作家来说是必须所具有的。毋容置疑，作家的全部工作都应该使人和事物变得更美好；让生活的车轮轰隆隆地前进。

基于以上的这些认识和思考，我写了《人生》，关于这部作品的本身，我自己不想说什么，明断的公众只要读过，就自会各有各的结论，我现在感到痛苦的只是由于我的浅薄而没有能把它写好！

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一日于西安

*原载《中篇小说选刊》1982年第5期。

这束淡弱的折光
——关于《在困难的日子里》

这篇作品所描写的生活已经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了。

这是一段被某些大人淡忘了的，又是现在大部分孩子所不了解的生活。也可以说已经成为历史。从当前的某种观点看，这样的题材也许不“新”。

但我仍然含着泪水写完了这个过去的故事。

在当代的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一种现象：物质财富增加了，人们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水平却下降了；拜金主义和人与人之间表现出来的冷漠态度，在我们生活中大量地存在着。造成这种现象的客观原因当然是很多的。如果我们不能在全社会范围内克服这种不幸的现象，那么我们就很难完成一切具有崇高意义的使命。

每当想到这些，我就由不得记起了三年困难时期的生活。

那时，人们虽然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但在生活中却表现出了顽强地战胜困难的精神，表现出了崇高而光彩的道德力量。

因此，我写过去的这段生活，并不是纯粹讲述一个“历史故事”，而是想用一种折光来投射我们的现实生活。

这一束折光也许太淡弱了，但我仍然想让它闪射。我愿意使那些比我更年轻的朋友了解一些那个年代的生活；我觉得不论怎样，这对他（她）们是没有坏处的。我并没有回避那些日子里贫困生活的不幸情况。当然，要在这样一篇小小的作品中，总结造成这段生活的复杂的政治原因也是不可能的（我也没准备这样做）。我觉得，对于小说来说，重要的是要用艺术手法真实地表现出生活来，只要做到这一点，读者也自然会在美学欣赏的过程中，获得认识方面的价值。

这个作品所表现的是那个时代一个小生活天地里的故事。作品中主人公的那些生活经历和感情经历也是我自己所体验过的。不过，那时我年龄还小，刚从农村背着一卷破烂行李来到县城上高小。鉴于这种情况，我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全貌不能有个较为广阔的了解和更为深刻的认识，现在只能努力写到这样一种程度。

因此，我热切地盼望比我更年长、更成熟的作家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更深刻地来表现我国现代历史上这段非同寻常的生活。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于西安

漫谈小说创作
——在《延河》编辑部青年作者座谈会上的发言

我还是采取回答问题的方法，对青年朋友们在座谈会上提出的一些问题作以答复。

关于作品的时代感，实质上是对时代生活的本质反映，主要反映我们面临及经历的东西。我们时代的特点，最突出的是社会面临着巨大的转折。经历了前后近廿年的动荡，整个社会的心理状态是什么。人民的愿望是促进改革，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时期，要想准确地反映改革，必须要动一番脑子。但正由于这种变化、动荡、改革，又给文学开辟一个相当开阔的前景，这也应视为当代作家的优势，作家应该欢迎这种状态，面对生活不能平静。大凡社会大改革与变化之时期，正是作家大有作为的时候。所以，要珍惜这一段生活，要积累素材，要积累情绪。当然，这一切反映在作品里不能只是对生活的简单表现，要不同一般。过去五六十年代的作家就没有得到这样的优势，而现在，他们又大都年迈。如今世界窗口已打开，作家应放开手脚去创作。全民对文化的需求，艺术的鉴赏与要求也越来越广泛，这是好事，但我以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灾难。在座的作者同志们，许多人社会经历丰富，也非常坎坷，从“文化大革命”的旋涡中爬过来的，造成丰富性。生活、感情、思想，对创作却是很重要的。面临目前纷繁的世界和改革新时期，这些同志也许会产生一种困顿，一种无所适从。我认为这是因为：第一，社会的矛盾与复杂使我们难以认识生活的本质。第二，要认真清理“四人帮”的错误艺术观念，清理十七年的错误、混乱的艺术观念，即要自觉地清理自己的血液！第三，我们要抓紧学习，提高文化、艺术的素养。

关于作品的选材与主题，同志们都谈了不少。我认为实际上这是对生活的思考的严肃课题，最忌表面化，在选材上要注重变革对人精神上的冲击！这才是值得表现的。另外，必须选材于我们熟悉的生活，但又是别人意想不到的。面对那些离奇、古怪的东西，在选材过程中必须摒弃。我个人对主题，作品的主题，是这么认识的：第一，我认为每一句开头就是一个哲理，一个思索；第二，在作品中，要不断地显示出作家的思索；第三，主题应该是多方面性的，不是一枝一根，而是一棵树；第四，即使是短篇也要放在一个总体之内，也可以拉出去，“文化大革命”写全国，甚至全世界对“文化大革命”的想法，当然这是艰难的，作品的完成，就使得主题具有更完整的独立性，把目光放得更远，把目光放在文学史上去考虑，这里包括这么几层意思：别人已写过的，了解别人创作的状况，考虑自己如何超越；第五，把眼光放得高明。每一代作家都要创新，战胜他们，在某一点上，将他们所没有完成的完成！应该有所追求，在自己作品中有所创新，不能用初学状态来要求，不能用发表来满足，三至五年内显露头角，达到高度。

最后，我想给少年朋友们谈谈我个人感受生活的一些体会。首先，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中不能麻木、盲目地活着，一定要用作家的热情去生活，去思索。当代生活交叉与复杂，要求作家深入生活，例如像柳青同志那样。但今天咱们要写好农村生活，待在山沟里十年八年，恐怕也写不好。原因很简单，过去生活单调而重复，而目前复杂，多种经营以及各种生存状况都有，山区的竞争今年与去年就不一样，所以注定要求作家的生活面必须广阔，而且要善于解剖生活，也就是剖析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

我始终认为作者应注重自己对生活的提炼和积累。那种采访——记录——写作的生活方式，完全可能是有害的。要重视精神、心理、情绪、感情的积累。我从来不记什么故事，自动淘汰，生动的留下来，认为自己生活最深切的方面，写作时最能激情勃发，词如泉涌。如果成为局外人，冷静之极，就成了拼凑，缺乏生活的激情，缺乏作家血的奔流。前者创作过程，文字也许粗糙，但读者或有体会，马上会感觉到字里行间跳动美的艺术的生命。生活中材料、故事是搜集不完的，故事是在积累与提炼上自然编织出来，故事不是艺术生命，故事不是奔流的血。而提炼，是指感情的感受与心理冲击这两方面的。例如《在困难的日子里》就有我自己对生活的感受。我从小学时是第一名，当时家境非常苦，贫困的孩子没有卫生习惯，只认识县城。六年困难期间，没有粮，每月每人十几斤粮食，只好在地里刨土豆拔萝卜，吃枣子填肚子。有时为一颗枣消耗十颗枣的力气。穿得破破烂烂，女同学都不在一块坐。十一二岁了，还破腚。老师叫上讲台做题只好屁股朝墙站着。更不讲卫生，头上生虱子，脸也不洗，没有洗脸帕，唯一安慰的是学习好，考初中，家里不让考，粮食困难，上中学就更艰难……这样一种生活，具体的故事、情况，我一点也记不清，但这一种体验，感情上的委屈，全部沉淀在自己记忆之中。我不记日记，掌握艺术工具要表现出来，写出来，故事自然而然地产生。那阵子，我脑海翻腾，一天内可以设计出二十个方案。但如果没有这种体验和感情积累，就写不出来。在感情与精神沉淀方面，不能满足笔记本上的，要有真情实感的积累，就能找到真正表现的方法。

只有写这样的东西，作家才不是冷静的讲故事的局外人。

在座谈会上，有许多同志谈到小说创作的历史题材方面的问题。我觉得我们这一阶段，即现代生活的三十年之内都属于现代生活，而我们从事的文学创作，也都应属于现代文学。我们可以预计“改革者”题材的小说会出现一大批，赶形势，赶时髦，永远也赶不完。这种态度不行，文学事业应延长一些，写作过程要沉住气。

重要的问题是要学会注意今天的变化，并深刻明了这些变化是从历史各个阶段发展过来的，不能就现代生活为生活，透过切面看到时间的年轮，看到历史的年轮，通过各种纹路，看到生长了多少年，看到历史的纵深，看到更深厚的历史的呻吟。历史是客观的，现实的，不应嘲弄，不应浅薄，要深沉，要报以严肃的态度。不要对“文化大革命”用一两句话去辱骂了事，应该更深沉一些。无论对近代史，也无论对党史或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壮举，不要学某些人那样从世俗的观点去看待，不屑一顾。这不对，应该对这个壮举怀有深厚的历史感，光荣感。那些成千上万的革命志士，艰苦奋斗，光荣牺牲，为革命事业献身，他们是那样年轻，甚至不懂得恋爱、性爱就死去了。这让我联想起一些影片的悲壮画面，给人一种说不清的东西，绝不只是浅薄地喊几句口号。我看过一些澳大利亚文学作品，印象十分深刻，好像看到了两幅画：第一幅画，欧洲人来到不毛之地，这里是一片原始森林、沼泽，男女衣着破烂，他们用原始的工具，开拓荒地，地畔裸体站立着一个女孩。第二幅画，现代化的都市，旁边有一坟冢，青年人在墓碑前默哀，远处一片高楼大厦。这一切全是通过阅读作品而透彻了解到澳洲的民族文化，感受到澳洲人民的历史感与光荣感。

所以，我们不应该在作品的字里行间只会嘲弄，严肃的作家应该有这种感情——深沉的历史观，实际上是正确对待劳动人民的态度。我想象到这地方的历史镜头，这已经是一种习惯了。比如，我在西安东大街步行时，就想象唐代，经“丝绸之路”的驼队远远而来，清脆的驼铃声还在耳畔响起。甚或我穿过东大街时，忽然莫名其妙地联想到荒原上赤身裸体的先民，对作家而言，有些东西非常重要，在作品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例如：《人生》中，德顺大爹在月光下唱“走西口”时，谈起往昔的风流艳史……写到这儿时，我眼前就浮现出走西口的脚侠，旧社会的人儿，醉意蒙眬地唱着古老的歌儿。这些从情节上讲，没有了也可以。但从整个作品看，没有了就大为逊色。如果我没有过这种丰富的想象，作品也就不会出现这段文字。又例如我爷爷从延安经过川口至绥德，这一川口，被多少人的脚磨成凹道，证明有多少人在石头上走过，我从川道公路走过时，却看到下边古老川道的悠久历史，这也就是《人生》中高加林路经此地时的情绪。

所以，我始终觉得作品不光放在现实生活的范围，而且要放在历史的角度去考虑。把历史的角度加进去，从人类的整个发展去考虑，就有了永恒，作品的生命力就更强了。而有些作品连善良的品格、为人民牺牲的精神都不要了，那么，这样的作品还有什么价值呢？作品中离开这种高尚的品质，就没有生命力，我们应该了解我们这个历史的整个发展过程，了解得越多越好。当然，这是很艰难的工作，需要我们去做，搞创作的要认识的煎熬是很多的。

另外，有些同志问我：如何认识高加林这个人物？我觉得，高加林这个人物，大家都在逐步认识，最终要用生活来判断。不是所有的作品都写高加林，不写得通体透明，他也有他自己的痛苦与悲哀，作家要正视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如果放在咱们国家，勇敢正视现实，揭示吗？要担“风险”。各方面都要成熟，要做到某种平衡。有些人很有才气，仅仅以才气作战会毁灭自己，很可惜的，这是现实，要注意。还有些作家没有灵魂，步步高升，这样的作家写不出来品格高尚的作品，要正确地反映现实，千万不要有意地去搞什么。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六日于陕西省文化厅招待所

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

当得到一种社会荣誉时，自己内心总是很惭愧的。在这样的时候，我眼前浮现的是祖国西部黄土高原那些朴素的山峦与河流，开垦和未被开垦的土地，土地上弯腰躬背的父老兄弟……正是那贫瘠而又充满营养的土地和憨厚而又充满智慧的人民养育了我。没有他们，也就没有我，更没有我的作品。他们是最伟大的人，给他们戴上任何荣誉的桂冠都不过分。但是，他们要求的从来都不是这些，而是默默无闻地、永恒地劳动和创造。

正因为如此，我在荣誉面前感到深深的惭愧。

正因为如此，我在这惭愧中不由得深深地沉思。

是的，作为一个劳动人民的儿子，不论在什么时候，都永远不应该丧失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感觉。生活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只有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才可能使自己的劳动有一定价值。历史用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离开大地和人民，任何人也不会成功。

写小说，这也是一种劳动，并不比农民在土地上耕作就高贵多少，它需要的仍然是劳动者的赤诚而质朴的品质和苦熬苦累的精神。和劳动者一并去热烈地拥抱大地和生活，作品和作品中的人物才有可能涌动起生命的血液，否则就可能制造出一些蜡像，尽管很漂亮，也终归是死的。

劳动人民的斗争，他们的痛苦与欢乐，幸福与不幸，成功与失败，矛盾和冲突，前途和命运，永远应该是作家全神贯注所关注的。不关心劳动人民的生活，而一味地躲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喃喃自语，结果只能使读者失望，也使自己失望。

生活和艺术都在发展，就我自己来说，无论是在认识生活或者表现生活方面，都感到越来越无能。但我从劳动人民身上学到了一种最宝贵的品质，那就是：不管有无收获，或收获大小，从不中断土地上汗流浃背的辛劳；即使后来颗粒无收，也不后悔自己付出的劳动。我愿和他们抱有同样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劳动。我已经度过许多失败的白天和灰心的夜晚，制造过一片又一片文字的废墟，但我仍然愿在这废墟中汗流浃背地耕种。我相信这样一句名言：人可以亏人，土地不会亏人。

我国劳动人民正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开拓着全新的生活，我将努力跟上他们的步伐，和他们一起前行。

一九八三年三月写于北京

东拉西扯谈创作（一）

我没有什么好说的，因为我和大家一样，也是初学写作的。我先说一些，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再提出来，我们共同来讨论吧。

我先说我的一些体验，这些体验不一定对大家都有用，因为各人的生活经历、创作经历、各方面的情况都不一样，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经验，我自己也在学习别人的经验。前边的几位同志讲了不少创作技巧方面的问题，我想讲些另外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有时看来好像和文学关系不大。

我首先谈谈生活与作家的关系问题。我们生活在当代，我们这个时代是比较复杂的。作为一个作家，如何认识我们这个时代，并能对这个时代作比较准确、深刻、广泛的反映和概括，我认为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作为一个作家他首先应该认识、了解，他所处的这个时代，如果对自己所处的时代缺乏正确的认识和了解，即使你的艺术技巧学得很好，也不一定能写出好的作品。作家在写作过程中首先应该考虑的是自己和所处的这个时代的关系。我感到我们现在的生活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正处于转变时期。这个转变不是哪个人家让它转变的，而是生活发展到今天它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在这个转变时期，生活中的矛盾冲突是非常尖锐的，往往呈现出重叠交叉的状态。我觉得这个特点是很重要的。为什么我们现在社会生活复杂呢？我觉得造成社会生活复杂的因素是比较多的。一个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到我们这个阶段是比较快的。再一个是，“文化大革命”本身对过去许多东西是一种否定和破坏，有许多经验教训。另外，人们企图改变社会上某些不合理的东西，这在实际生活中也造成某种转变。还有就是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提高得比较快，又由于国家采取开放政策。人们的视野比较开阔了，人们的要求、欲望也比过去大得多了。我简单地讲这些特点，我的意思是，我们现在社会生活中问题比较多，矛盾非常尖锐，而且处于转变变化的过程中，社会上有些人在唉声叹气，觉得许多社会问题解决不了，骂骂咧咧、怨气冲天。而这种现象，对作家来说并不一定是坏事。从历史上看，许多能写出伟大作品的作家，他们所处的时代都是转变动荡的时代，不光中国是这样，外国也是这样。许多伟大作家都产生在社会的断层上，处于地壳剧烈的变动中：旧的正在消失，新的正在建立。消失的还没消失，建立的也还没建立起来。咱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处在社会的断层上：不论生产上，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的意识都处于过渡、转折、斗争、矛盾的这种状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这一代人，包括在座的每一位都属于这过程中的人。也许我们自己看不到这种变化的最终结局，但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意识到这一点。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我们处在这样的时代是不幸的，作为一个作家也是不幸的。我认为，社会的变革对作家来说是一种幸福。但是，我们必须要认识这一点。作为一个作家应把眼光投向整个社会生活，在某种情况下，应有意寻找、追求这种激荡的生活。我自己感觉如果生活很平静的话，我的心就乱了。当然这不是说要叫社会乱，问题是作家必须寻找社会生活中矛盾冲突比较尖锐的部位。即使你自己生活中没有，你也要去寻找它。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社会生活的复杂性、矛盾冲突的尖锐性，许多问题的交叉重叠，人们的心理、思想，变化是那么复杂，这正是作家大有用武之地的时候。对现在的社会生活，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去认识它，对创作来说，是大有好处的。我们搞创作的不要跟上一些人胡喊叫，什么乱呀、糟呀的，这样把自己也弄得灰心丧气，这没有必要，而且这种精神状态不是一个作家应该有的。

作家面对这样的社会生活应该采取积极态度：一是去了解它，了解整个社会生活的复杂状况；再一个是体验。实际上一个作家深入生活的整个过程应该是了解、体验、思考，然后才能进入表现。这里我略谈一下关于深入生活这方面的问题。我的认识是这样的：过去所谓深入生活是到一个地方去蹲点，我觉得这种蹲点式的生活方式，有它的好处。但鉴于我们国家目前社会生活比较复杂，各系统各行业互相广泛渗透这种现象，了解生活的方式也不应该是固定的，它应该是全面地去了解。譬如你要了解农村生活，你搬到一个村子里去住，我觉得你这样了解到的情况不一定是典型的。这和五十年代有点不同，那时候，你到一个村子里，了解了互助合作的全过程，其他地方也大体是这样。现在搞农业生产责任制，山区和平原地区的就不一样。工厂和其他方面的生活也同样如此，一个工厂和另一个工厂的状况是不一样的。现在各个系统互相渗透也比较普遍。前一阶段，我写过一篇文章，讲的是社会生活交叉问题。我认为，现在你要写好农村，你也要了解城市生活；写城市，你也要了解农村及更广泛的社会生活。在座各位大多是从工厂来的，我总觉得，我们反映工厂生活的作品，向来都比较狭小。为什么产生这种状况呢？因为它大多都是写四堵墙里的生活，甚至是一个车间的很狭小范围的生活，这也反映了作家本身眼界的狭窄。好的工业题材的作品，如苏联五六十年代的作品，经济恢复时期的作品，为什么具有非常感人的力量，并引起社会各方面都去阅读，并给予好评呢？因为，这些作品既有工厂生活，也写其他方面的生活；把作品中的人物和社会各个行当都联系起来去表现，甚至在某种情况下，完全不表现工厂的生产过程。它是写工厂的，但是它的活动范围在全城，如《茹尔宾一家》和《叶尔绍夫兄弟》，这类反映工业题材优秀的作品，它在很大程度上把人物放在整个社会生活中间，放在这个城市生活中间去表现，而社会生活也进入到工厂这个范围里去了。这样的了解生活，和仅仅了解四堵墙以内的生活是完全不同的，应把四堵墙以内的生活作为你所了解的生活的一部分，应当去广泛了解社会生活的各种现象。譬如一个工人，他决不仅仅是跟机器打交道，他有家庭成员、亲戚、朋友，他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有联系——过去我们往往只了解这个工人本身，而不是通过这个工人去了解整个复杂的社会生活。如果有一天我们写工业题材的作品，从四堵墙里拉出来，和整个社会生活联系起来，那么作品将会是另一个面貌。蒋子龙的作品为什么受欢迎呢？就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打破了这种界限，他通过工厂生活来写比较广阔的社会生活，给人一种气势磅礴的感觉。写其他题材的作品也同样应当如此。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就是在广泛了解社会生活的基础上，作家应该体验它，所谓深入生活，不仅仅是记个故事——有的故事甚至稍加改造就可以成为一篇小说——我觉得这样的深入生活是没有出息的。作家必须要体验生活，而这种体验要引起自己心弦的震动，而不是站在一旁的观察、了解、采访、记故事，这样写出来的作品必然是干瘪的。我的想法是，所谓写最熟悉的生活、最熟悉的人物，也就是写自己最熟悉的体验。这种体验不是说你写小偷，就要去偷人，它是一种非常长远的积累，它也不是仅仅对生活外在形式的体验，而是情绪、感情的体验，一种最细微的心理上的体验，而这些东西是你作品里最重要的、也是最感人的地方。我自己写的几个作品，都是我自己精神上的长期的体验的结果，作品中的故事甚至在我动笔写前都还不完整，它是可以虚构的。但是你的感情、体验决不可能虚构。它必须是你亲身体验、感觉过的，写起来才能真切，才能使你虚构的故事变成真实的故事。如果没有心理、感情上的真切体验，如果你和你所描写的对象很“隔”，那么真实的故事也写成了假的。并以我对深入生活的理解：第一点要广阔，第二点要体验，不仅仅是外在形态的体验，而更注重心理、情绪、感情上的体验。既要了解外部生活，又要把它和自己的感情、情绪的体验结合起来。我的《在困难的日子里》，写了一九六一年的饥饿状态，这必须要你自己体验过什么叫“饥饿”？你处于饥饿状态的时候，从地里刨出来一颗土豆是什么心情？如果你仅仅站在第三者立场去写旁人在饥饿状态时从地里刨出土豆的心情是不行的。你必须要自己有这种亲身体验，或者是在困难的时候获得珍贵东西的心情把它移植过来才能写得真切、写得和别人不一样。我举这个小小的例子来说明：要注重你自己内心的体验，我觉得一要广阔，二要体验，这是深入生活两个同等重要的方面。有些人把深入生活理解得非常狭隘：就是去了解记录一些材料。而不注重自己的体验和感受，这是不行的。实际上作家所表现的生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你自己体验过的生活。好多伟大作家的作品的主人公，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作家本人或他对生活的认识和体验，也就是这个道理。他们把自己的体验，灌输在自己所描写的主人公身上，这样就更深切，也更真切——这当然不是写自己的报告文学。从《一个地主的早晨》的主人公，到《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到列文，都有托尔斯泰自己的影子。当然，你自己的体验，不光是用到一个人身上，还可以把它分开，用到各种各样你所描写的对象身上。由于作品对我们有这样的要求，所以我认为，作家在生活中应该时刻处于一种警觉状态，某件事对别人来说可能很一般，很平常的，引不起什么精神上的反映、折射，但对一个搞写作的人来说，就应该引起警觉，自动地使自己的心理状态进入体验的过程，而每一次这样的积累都是非常宝贵的东西。时间长了，你对各种事物的体验，都积累得非常深厚了，这样，你就可能写出比较重要的作品，而不是说，你脑子里贮藏了一堆故事，就能写出重要作品。以上说的是我自己的体验，不一定对大家有用。

下面针对目前的一些状况，我谈谈一个作家对我们国家、社会、民族的历史应采取什么态度。我觉得，我们现在有些作家，对我们国家、社会、民族的历史，包括好的，不好的，或者“文化大革命”的历史，采取一种不太严肃的态度，这是不行的。当然，社会上各色人等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但作为一个作家，对我们国家、社会、民族的历史，包括好的，不好的，包括“文化大革命”的历史，采取一种严肃的态度，这是我们写作所需要的。我们应该了解它，分析它，就是对错误，也应该采取严肃的态度。社会上有的人，对我们国家、社会、民族历史中错误的东西，挖苦、讽刺、嘲笑，反过来对于好的东西也不屑一顾。我认为，这对作家来说，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对错误，应采取认真、科学、严肃的态度，去分析它、研究它。一个作家对历史应采取“居高临下”的态度去认识它，分析它，研究它。我说这些的意思，是因为所有历史上的这一切，都影响到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这是逃脱不了的。我认为，在注重现实生活的同时，应对我们国家的历史，尤其是现代史，有比较深的了解。譬如，我们现在要写老干部、老红军，而一个老干部、老红军的历史，往往就是我们国家的一部现代史，如果你不了解历史，就不能很好地把老干部、老红军在今天现实生活中的各方面的精神状态表现出来。就是写年轻人也同样如此，因为我们每个人是某种历史的产物。作为一个作家，不能对什么东西喜欢，对什么东西不喜欢，对错误你也得“喜欢”它，因为你认识、了解了它，才能表现它。我们现在有些年轻作家，目光只投向未来；投向外国，而对自己国家的历史都不甚了解，这是不行的，你归根结底要写的是中国，就是意识流的写法，你也要写的是中国——中国人意识流动的状态可能和外国就不同。所以，我们必须重视历史，对历史和对现实生活一样，应持严肃态度。有的作品为什么比较浅，就因为它没能把所表现的生活内容放在一个长长的历史过程中去考虑，去体验。我们应追求作品要有巨大的回声，这回声应响彻过去、现在和未来，而这回声只有建立在对我国历史和现实生活广泛了解的基础上才能产生。

下面讲一讲我自己感觉到的在构思过程中常常会产生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就事论事，抓住了一个问题，就在这小圈子里转来转去。我的意思，是你抓住了一个题材，哪怕是很小的题材，都应把它放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上去考虑，甚至这背景不光是中国的，而且是全世界的。就是说，你抓住了一个题材后，要尽量把它放在一个非常广阔的背景上去考虑它的意义。另外一个，放在整个文学史上去考虑，这是两个角度。当然我这要求是比较高的，我自己也做不到，但是，我们应该尽最大努力这样做。在写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为了使自己的作品有所突破，自己对自己应要求严格些。我们每个搞创作的人，应该有自信心，不要老是认为自己是小人物——当然我们是小人物，但是在做小事的时候，我们应尽量考虑得大一些。有些伟大作家的短篇小说，为什么在全世界传颂呢？就是因为它尽量概括了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具有普遍意义，而不是就事论事地在小圈子里打转转。我认为，好的作品应该是我们看来是好的，全世界看来也是好的，都能接受它，对全世界都有冲击力量，譬如，托尔斯泰的有些作品就是这样。当然，我们这样考虑了以后，最后也可能是个扯淡作品，但只要你是这样想过并努力过了，那么，扯淡就扯淡吧！我的意思是尽量使作品具有较大的意义，哪怕最后作品仍然是渺小的，也不要紧，要养成这样的构思习惯。

下面我再讲讲，在构思过程中要充分展开艺术虚构、艺术想象。有时候，有这种情况：你抓住一个题材，猛一看很不错，能很快写成一个作品，甚至编辑部也可能采用。但是，你不要忙，既然一开始就有这样的基础，你就不要忙着写了交给编辑部，你要尽最大可能把这个题材再扩展，再思考。你可以把你原先排列组合好的题材反复打乱，重新排列，重新组合，看它能不能变成另外一个东西。充分展开艺术虚构、艺术想象，多折腾几次，说不定你的作品会变得更好。我们要养成一种习惯：多折腾自己，不要让自己轻松地滑过去，尽管这是非常痛苦的经历。我写《人生》反复折腾了三年——这作品是八一年写成的，但我七九年就动笔了。我非常紧张地进入了创作过程，但写成后，我把它撕了，因为，我很不满意，尽管当时也可能发表。我甚至把它从我的记忆中磨掉，再也不愿想它。八〇年我试着又写了一次，但觉得还不行：好多人物关系还没有交织起来。如现在作品中刘立本有三个女儿，但当时只有巧珍一个。后来我把它打乱了，考虑能不能有两个、三个，而增加出来的人物又是干什么用的？她们在作品中都应该具有某种意义，这些都需要反复思考。在构思过程中，总有某一个时候，你感到比较满意了。我们要多折腾几次，作家实际上是一个总导演，你要把你所设计的人物关系多排列几次，特别是搬到了“舞台”上，配合了灯光布景，你的人物所站的位置、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否合适呢？这些都要考虑，都要调整，要使你的“舞台”整个看起来是无懈可击的。不要匆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作品归根结底应是这样的作品：要把生活中的一般的事件，一般的人物，变成具有巨大社会意义的事件和典型意义的人物，作家的全部工作就在这里，因此不要匆忙。这个过程是非常烦恼的，要充分展开艺术虚构，目的是使作品中反映的生活更真实，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深刻的主题。譬如，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原来托尔斯泰听到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女人要和她丈夫离婚的故事，人物也只有两三个，但托氏展开充分的艺术想象艺术虚构，把他的眼光投向当时整个俄罗斯上层社会，投向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哲学等各个部门，把他所熟悉的人物都和安娜这个离婚事件联系起来。如果作家没有这样的艺术想象、艺术虚构，那就只能写出一个女人离婚的故事，而不会有《安娜·卡列尼娜》。《红与黑》也同样如此，司汤达听说了一个刑事案件——这样的刑事案件，我们在公安局也可以找到很多，有的故事很完整，只要一个晚上把它写出来，就可以在报刊上发表。但司汤达在这里进行了巨大的工作——虚构，把法国当时的社会、上层社会都纳入到这个刑事案件中去考虑，使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变成了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的主题的《红与黑》。我估计托尔斯泰和司汤达在这过程中折腾了恐怕不是一两次，托氏关于《安娜·卡列尼娜》人物关系的草图就搞了六七次，每一次和每一次都不一样。所以，如果我们不是闹着玩，而是要认真地搞创作，并且一直搞下去的话，那么，对构思过程中艺术想象、艺术虚构这两大方面的工作，要引起严重的注意。当然，我们都是初开始写作，但我们要认识到这些，并想办法追求它。至于是否能追求到，那是另一回事。但你追求还是不追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你要着手写的时候，尽量多思考思考，根据你的生活体验，尽量广泛地各方面地去思考。有些思考甚至不能进入作品，是作品之外的思考，但这也是必要的，它可提供检验你作品的东西，我自己在写作中就是这样做的。关于这点，我没有办法讲得更清楚了，但在座各位都是写过东西的，我想大家是可以体会的。我说的也许都是废话。

下面我再讲讲第三方面的问题：选材。上面我们已经讲了那一些，因此，当你遇到一个题材的时候，你马上应考虑到：这个题材的意义？它有没有可以挖掘的地方？而这些，必须建立在对文学史的了解和对生活的了解的基础上。如果，你具有了我们上面讲到的那些，那么你就会有对题材的敏感性：你遇到了一个题材，马上会意识到，这里有没有可挖掘的东西。这样，你也就不会浪费时间——有的事件，本身不包含什么深刻的东西，尽管它很伟大，很惊心动魄，但进入不了文学创作，那你可以很快掷掉它，再转入别的题材。选材是很重要的，如果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东西，你就是埋头写上几个月，把你都累死了，它还是个没意义。因此，你必须具有对题材的敏感性，甚至一些别人看来毫不留意的事情，由于你具有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些了解的习惯，认识的习惯，理解的习惯，你马上可以发现里面似乎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当别人还没有觉察的时候，你就悄悄地注意了。有的时候，当别人写出来了，自己大吃一惊：我也看到了，为什么没想到写呢？就因为不具备上面的条件，而一个真正的伟大的作家就能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演出惊心动魄的故事。从文学史上看，如果只是从生活中寻找离奇的故事，他即使写得再多，也是个二流作家，如《福尔摩斯侦探案》的作者。对生活冷漠、漠不关心对作家来说是致命伤，一个作家他可以外表是多么的冷静、冷峻，但他内心要有巨大的激情，就像一块火石，遇到什么，就能碰出火花来，不要把自己的心锁得很深，它应该是开放的，敏感的，别人不以为然的事情，你都应该多想一想。上面说的是对题材的敏感性，这不是天生的，它也是一种习惯。

再讲一讲平衡——这个词我可能用得不准确，但讲完后，大家就可以知道我说的是怎么回事。譬如一些很有才能的作家，他选择了一些很有意义的题材，但把握不准，搞“偏”了，这是很遗憾的。这种现象不能怪别人，作为一个作家应考虑怎样使自己的才能，在我们国家目前条件下，发挥到最佳状态。根本不能发表的东西，你为什么写它呢？你要在你发表的作品中，尽最大可能表现你的思想和你的追求。有的题材，你可以暂时不写，贮藏在自己的记忆仓库中。我说这些的意思是，一个作家在社会生活中也应该是比较成熟的，要把自己的文学理想和社会要求尽最大可能地结合起来。当一个作家是不容易的，他必须要深思熟虑。在作品中既要反映生活的本质，又不要把矛盾搞得离了“谱”。对作家本人来说，对生活要有辨证的眼光，应有平衡生活和其他各种关系的能力，如果缺了这种能力，他的才能就可能浪费，甚至夭折。

下面我再随便讲讲其他几个问题：

一、作品的真实性的问题。现在有好多作品为什么不感人呢？我认为，就因为是虚假的。我们这几年拍了不少电影，但震动人的不多，为什么呢：就因为它虚假。如拍反映抗日战争的电影，偏找有梯田的地方拍；《西安事变》是部好电影，但国统区学生在旧西安游行，偏偏电车开过来了，那时候，西安有这种电车吗？作品虚假，是最败坏读者的胃口的。我认为，我们不要被虚假的作品一时取得的荣誉所迷惑，我们要在作品中追求真实地真切地表现生活，日长月久，读者会理解我们的。

二、现实主义与现代派的问题。我只谈我自己的一些看法。我认为，现代派的表现手法于我们有用的必须吸收。我看了不少现代派的小说，有的我很喜欢，说不定有一天我在自己的作品中会用现代派手法去表现。但我们必须考虑到以下几个情况：第一，不要把现代派与现实主义对立起来，它们应该是并存的。现实主义在我们国家还应该很好地发展，不要因为学习新的表现手法而把现实主义冲淡了，就是现代派所表现的生活也应该是现实的。第二，你所表现的应该是中国人的，就是意识流，中国人的流法也应该和外国人的不一样，“流”成一样的，就没有价值了，这是个根本性的问题。第三，我觉得，从根本上说，我们不要只是在技巧上追求，要写好作品还要注意解决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如对生活认识的深度等。

三、写作时的“状态”。我觉得在创作中，当一切准备过程都完成了，进入写作时，你的眼睛，一定要能看到感觉到你所描写的对象，看得感觉得愈清楚愈好。为什么有的人的作品叫人感觉到模模糊糊的呢？不是让人一看是入木三分，关键是他写作时的状态不太好，对描写对象只是大概有个印象。我认为，在写作时，你所描写的对象，应该是像油画似的呈现在你眼前。再一个是你应该设身置地为你的人物着想，也就是对象化，你要尽最大努力变成你所描写的对象。如果写作时是冷冷静静的，无动于衷的，你对对象的感觉是模模糊糊的，那一定写不好。

四、关于作家的劳动。关于这，我已写过一篇文章在《延河》上发表，大家可以找来看看，这里，我只简单地谈谈。我认为，我们对作家的劳动，应该有一个正确的看法。他和工人、农民一样，是个普通劳动者，有人在心理上抱有一种优越感，觉得跟人家不一样，这是非常不好的。要时时刻刻记住自己是个劳动者，是个“受苦人”。为什么呢？创作确实不是痛快一时的，正如种田一样，是没完没了的一辈子的艰难劳动。要经常想到这一点。要有吃苦精神——这话，太一般了，说得多轻松，但确实要有吃苦精神。在创作中，当所有一切都准备好了，最终就取决于你有没有毅力，如果没有毅力，就当不成作家。在一个构思过程完成后，你的毅力精力要全部集中到创作中去，这样你的作品有可能获得十成的结果。如果你稍微垮一下，就有可能只取得八成甚至六成，作者的毅力常常是作品成败的关键。我自己在创作中只吃了几天的苦，但觉得很苦。在写《人生》初稿的二十多天中，如果有一天精神稍微松弛一下，这部作品就有可能到现在也发不了。你不能对自己太温情，要求要严格些。我喜欢看踢足球，我觉得对自己要凶狠些，就像踢足球那样，哪怕一脚踢过去腿都折了——但也有可能不折。还有，我们一个作品写完了，陶醉的时间较长，这是大敌，可以高兴几天，但不要只看到自己的作品，要很快否定掉这一切，在自己面前又竖一堵墙，想办法越过去。在某种程度上，作家是个苦行僧，他需要牺牲的东西很多，譬如家庭生活等。对自己要心中有数，不要盲目，不要满足于混日子，过一阵发表篇作品就行了？应经常考虑：我在某个阶段，应达到什么程度？哪怕为了它，牺牲旁的，甚至不发表作品也可以。

（以下是路遥同志对提问的回答）

问：能不能请你谈谈你的《在困难的日子里》等一些作品的构思过程？

答：我的作品，好多是因为引起了我感情上的强烈颤动、震动，我才考虑到要把我这种情绪、感情表现出来，这样才开始去寻找适合表现我这种情绪、感情的方式。如六一年困难时期，当时我上小学。我父亲是个老农民，一字都不识。家里十来口人，没有吃的，没有穿的，只有一床被子，完全是叫化子状态。我七岁时候，家里没有办法养活我，父亲带我一路讨饭，讨到伯父家里，把我给了伯父。那时候贫困生活的经历，给我留下了十分强烈的印象，尽管我那时才七八岁，但那种印象是永生难忘的。当时，父亲跟我说：是带我到这里来玩玩，住几天。我知道，父亲是要把我掷在这里，但我假装不知道，等待着这一天。那天，他跟我说，他要上集去，下午就回来，明天咱们再一起回家去。我知道他是要悄悄溜走。我一早起来，乘家里人都不知道，我躲在村里一棵老树背后，眼看着我父亲，踏着朦胧的晨雾，夹着个包袱，像小偷似的从村子里溜出来，过了大河，上了公路，走了。这时候，我有两种选择：一是大喊一声冲下去，死活要跟我父亲回去——我那时才是个七岁的孩子，离家乡几百里路，到了这样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我想起了家乡掏过野鸽蛋的树林，想起砍过柴的山坡，我特别伤心，觉得父亲把我出卖了……但我咬着牙忍住了。因为，我想到我已到了上学的年龄，而回家后，父亲没法供我上学。尽管泪水刷刷地流下来，但我咬着牙，没跟父亲走。我伯父也是个无能的农民，家里也很穷困，只能勉强供我上完村里的小学。困难时期我正在上小学，伯父有时连粮也没法给我供应，我自己凑合着上完了小学。考初中时，伯父早就给我下了命令：不让我考。但我一些要好的小朋友，拉着我进了考场。我想，哪怕不让我读书，我也要证明我能考上。我是六三年考初中的，作品里，我把背景放在六一年，而且是考的高中。当时，几千名考生，只收一百来个，我被录取了。六三年在陕北还是很困难的，而我们家就更困难了。我考上初中后，父亲给我把劳动工具找下，叫我砍柴去。我把绳子、锄头扔在沟里，跑去上学了。父亲不给我拿粮食；我小学几个要好的同学，凑合着帮我上完了初中，整个初中三年，就像我在《在困难的日子里》写的那样。当时我在的那个班是尖子班，班上都是干部子弟，就我一个是农民儿子，我受尽了歧视、冷遇，也得到过温暖和宝贵的友谊。这种种给我留下了非常强烈的印象，这种感情上的积累，尽管已经是很遥远的了，我总想把它表现出来。这样，我开始了构思。怎么表现呢？如果照原样写出来是没有意思的，甚至有反作用。我就考虑：在那样困难的环境里，什么是最珍贵的呢？我想，那就是在困难的时候，别人对我的帮助。我想起了在那时候，同学（当然不是女同学，写成女同学是想使作品更有色彩些）把粮省下来给我吃，以及别的许多。这样，形成了作品的主题：在困难的时候，人们心灵是那样高尚美好，反过来又折射到今天的现实生活，因为今天的现实生活正好缺乏这些；我尽管写的是历史，但反过来给今天现实生活以折光。透过这些，怀念过去，并思考我们今天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时候，尽管物质生活那么贫乏，尽管有贫富差别，但人们在精神上并不是漠不关心的，相互的友谊、关心还是存在的，可是今天呢？物质生活提高了，但人与人的关系是有些淡漠，心与心隔得有些远。所以，我尽管写的是困难时期，但我的用心很明显，就是要折射今天的现实生活。也许一般人不会看得那么清楚，但作家必须想到这些，这是构思中必须考虑的。当时，我写这作品时，就有一种想法：要写一种比爱情还要美好的感情。主题就是这样的。然后再来考虑怎么安排情节。我在构思时有这样的习惯：把对比强烈的放在一起，形成一种反差——关心我的人，是班上最富裕的，形成贫和富的反差。如果从总体色彩上来考虑，这边是白的，那边可能是黑的，主题、人物、情节都要形成强烈的对比。这，我在构思《人生》时，也是这样的。譬如，高加林是非常强悍的，他父亲却是软弱的。从塔基到塔尖，这种对比都要非常强烈，每一个局部；都要形成强烈的对比。这样矛盾冲突、色彩、反差自然就形成了。两个女的，刘巧珍是像金子那样纯净，像流水那样柔情的女性，那黄亚萍就应是另一种类型——如果是个城市的刘巧珍，那就毫无意义了。当然，这种种要建立在生活的基础上。就是拿主题来说也要形成某种反差，这也是辨证的。如《人生》，从社会角度看，社会如何正确对待苦闷的青年人，反过来说，当社会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时，青年人如何正确对待人生，对待生活。这样就形成了交叉对比。甚至情节也要对比，如前半部写农村，后半部写城市，这也形成一种对比。当然这不能是机械地理解；我的意思是在构思作品时，为了使矛盾冲突更典型更集中，要在各个方面形成对比，使矛盾有条件形成冲突。

再有一个是埋伏，这对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来说，都是很重要的。有的作品，一开始就“露”，读者看了一二章，就知道结局是什么。而你偏偏要写成一开始是这样，而中间发生了读者意料不到的大转折，而这种变化，你根本不能让读者一开始就感觉到。要善于隐蔽情节的进展，善于隐蔽矛盾冲突的进展，有些人缺乏这些，所以作品写得很露，抓不住人。如果你作品的跌宕多的话，那么，当第一个跌宕完了的时候，读者的心就要被你完全抓住。如《在困难的日子里》，那个女同学对他最关心的时候，也是他认为自己自尊心最受伤害的时候。这个跌宕，抓住读者看下去，而一直到最后一个跌宕：读者认为，他肯定是要回去了（可能有聪明的读者，会感到他会留下），但想不到最后来了个根本的转变。我写的作品往往是这样的：人物和情节来个三百六十度的大转折，最后常常转回到了原地方，就在这个转折的过程中，让读者思考。当然这只是构思方法的一种，其他方法也是可以的。（插话：这种构思方法，是否只适合于中长篇呢？）不，有些短篇也是这样的，如契诃夫等大师的短篇有时就是这样：也就是作者要善于把作品的意图和人物关系隐蔽起来，不要一下就把气冒了，要到该揭示的时候才揭示它。当然，作品的构思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各人有各人的构思习惯，这只是我的习惯，不能要求别人都一样。总之，矛盾的发展要多拐几个弯，不要只是一个弯，它体现了矛盾本身的复杂性。考虑问题的时候，可以从这个方面考虑，也可以再从反向考虑。

问：你能不能谈谈，你在《人生》或在别的作品的构思过程中有哪些困难？还有，在写成以后，又有哪些不满的地方？

答：实际上是困难到处都有，当然，有些困难就更大些。如高加林、刘巧珍、黄亚萍这三个主要人物的关系。要说到不满意，不满意的地方也是很多的。第一个不满意的，是《人生》这作品还不够广阔。我原来设想规模要更大些，要拉得更开一些。如高加林参加新闻训练班学习，我就想把省城的生活也表现一下，但不行。觉得自己能力不够。第二个是有些人物写得不满意。如克南他母亲就写得太简单了。不满意的地方还很多。如果这个作品要再重写一遍，可能会更好一些。

问：如果《人生》再写下去，高加林和巧珍之间还会有什么新的发展吗？

答：这很难说。好多读者来信给我设计了人物的发展，几乎相当数量的信都让马拴死掉。让巧珍加林再好。这是很可笑的，马拴这样好的人，为什么要让他死掉呢！也有的要叫高加林和巧玲好。也有的写信骂我：为什么不写完？为什么让高加林嚎叫一声撂在地上就不管了。这我没有办法回答，因为，生活还在发展，有些问题只有让生活来回答。高加林以后怎么办？我觉得只能让生活来回答，我自己现在不好回答。

问：《人生》中写巧珍到县城见了高加林后。两人有一段对话。最后写，巧珍再也没啥说的了。我不知你是怎么想的？反正我读到的这儿有种想法：我觉得对巧珍这时的状态处理有些简单了。因为，从前面看，巧珍的内心世界还是比较丰富的。

答：对。类似这些地方的处理，我分寸感不是掌握得很准确的。我说的《人生》中的某些缺陷，就包括了这些方面。在作品中，应该即使是局部的地方，也是含蓄的。这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写作时，看到你所写的地方，设身置地地进入到人物的角色中去，分寸感就可能把握得准确些。如果你是模模糊糊的状态，根本看不清你所把握的人物和事物，分寸感就把握不好。

问：你能不能结合《人生》谈谈你开掘主题方面的体会？

答：这个问题很复杂，不能孤立地讲主题，它必然和人物，情节融合在一起。作家在构思时，主题、人物、情节是同时进行的。如果你写不出矛盾，写不出人物，也就没有主题。咱们现在考虑作品的习惯，往往是要先有个思想，当然，有时也需要有一个思想。关键是人物关系、情节，如果你把人物关系处理得很准确，很有典型意义，那你的主题也就有了典型意义。如果其他东西都站不住脚，仅仅有个尖锐的思想，那是根本不行的。主题的深度，离不开人物的深度和对整个社会认识的深度，我是这样考虑的。

问：刚才你谈了关于《人生》的一些问题，我再想问问你：你现在对《惊心动魄的一幕》的估计。另外马延雄这个人物是否有原型？

答：《惊心动魄的一幕》这作品很粗糙，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写中篇，没有经验，凭了一股勇气写。准备不充分，水平较低，是造成粗糙的一个原因。另外，这作品本身线条较粗——我在这作品中，追求的是粗线条的表现手法，为了和描写对象的气氛相吻合，这样就影响了作品表现得深入些，也影响了人物怎么表现得更有力量些。马延雄这个人在生活中遇到过很多，我自己就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对这些比较了解。《惊心动魄的一幕》在当时我只追求一个方面：用这样一种方式正面地直截了当地来表现“文化大革命”。当然，我这样的尝试是很幼稚的，作品是很不成熟的，如果现在再叫我写，我可能就不会这样写了。

问：现在提倡写现实生活题材，你是不是认为写“文化大革命”题材过时了。

答：没有。当然，现在提倡写反映现实生活的，但作为文学来说，没有过时的生活，尤其是建国这几十年来的生活并没有过时，表现“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的像样的有深度的作品可以说没有。当然，能不能表现？怎样表现？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我想，终有一天会有表现“文化大革命”的好作品的。

问：《人生》这个作品很有特点，每个章节完了的时候都有悬念，逼使读者看下去。我想问问：怎样正确地设置悬念？

答：例子我举不出来。但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一部篇幅较长的作品，从剪裁角度考虑，作家最重要的才能就是断开的能力。作品好似一株完整的树木，你要把它断成几节，从什么地方断？这是很重要的。拿《人生》来说，每一节我要把它当一个短篇小说来写，是有互相联系的一系列短篇小说。我写每一节都决不是把它当作过渡、交代，每一节我都把它当一个独立的作品来完成；有的是表现场面的作品，有的是表现人物的作品。作品的内在规律是很难讲清楚的，每一节写到一定时候，你就觉得这一节该变了，有些应该下面表现的，你千万不要拉到这一节表现。这些，需要靠自己去摸索，去积累经验，但你一定要意识到它的重要性。我自己在写作时有个粗略的提纲，要注意到。有些应该下面表现的，不要提前表现。也就是说，不仅是断开整个矛盾的历史，而且是断开每一个人物的经历、思想的历史。如高加林，第一节我只能写到他的失意。他的叔父，我知道他要在后面起作用，但仅仅在第二章中提出他有这么个亲戚，这时，读者一般不大注意。我就只能提到人们不注意的程度。决不能让读者感到这叔父在后面将要起什么作用。如果读者感觉到了，那他就不看了，他就急着要翻到后面去看了。叔父在这里是个重要的伏线，但千万不能让读者感到他将要起什么作用。后来又写到，他有可能转业，但千万不要让读者感到会转业回家乡。这里就需要断开。直到他回来的前一章，才写他要回来了。这时，读者就会紧张起来，感到下面有文章。读者感到有文章，紧接着文章就来了，这样是比较自然的。如果第二章一开始，高加林把黄军衣翻出来，你多骚情几句：说他叔父如何、如何，读者马上会猜出来的。对每一个人物的发展的全过程你都要很清楚，该在什么地方断开你也要很清楚。如高加林叔父的使命只有一个：高加林因为他而进城了，最后，高加林回来，他也要表态，这样就和前面相吻合了。一个人物，既然在前面出现了，在后面就要有所交代。每一个人物在全书结束都要有所交代。我为什么最后一章从城市写到农村，断开两截写呢？第一节，城里的高加林、他叔父、黄亚萍一家、张克南一家等都要写到。第二节，高加林人还没回去，铺盖先捎回去，赶忙写所有人对高加林回去这件事的态度，要让参加《人生》“演出”的所有人都出来谢幕。但在作品进展中，你对每一个人物都必须一个一个地断开，如黄亚萍，第一节我没有写到城市，但必须把黄亚萍和高加林的关系埋伏交代。这对，又能让读者感到，高加林如果进了城，和黄亚萍可能会有戏可演。等高加林进城了，有读者可能感到这两人中间会有戏，但这戏究竟怎么演，还要让读者一幕一幕地慢慢看下去。篇幅长的作品，人物比较多，作家一定要很机敏，要把每个人物都记住。作品要达到很匀称，并且断开得非常合理，这是很复杂的。我在《人生》里还仅仅是试验，在过去不是很自觉的。由于《人生》构思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在如何断开上我也作了些探索，最主要的，是把人物的发展也分成段；在每一个段上，能写到什么程度，又不能写到什么程度，而结局性的东西必须放到最后。作品的结尾是最重要的，我构思作品的习惯是从后面开始，一个大的轮廓有了后，最首先考虑的是最后的结局，甚至是最后一句话。像许多溪流似的，最终如何流到这里。我喜欢雨果《九三年》那样结构的作品：像交响曲似的，最初有许多乐器在演奏，最后由一个雄壮的浑然一体的乐句，把这一支交响曲的感情发展到了顶点。总之，不要小看作品的结尾，有些问题，在理论上讲不清楚，这是一种实践的体验。

问：作品构思好以后，你又怎么选择切入部位的呢？

答：这个问题也很重要。对我来说，如何选择作品的开头也是很困难的，有的时候，写了几十个开头，自己都不满意。这个“切入”好似乐曲的第一个音符，它决定了会把作品定在什么调上。一般来说，短篇小说把“切入”的部位放在事物矛盾发展的后半部分，写的是接近结局部分的那部分生活，而把前边的发生、发展扦进去写。我的意思，是中篇小说的切入部位要比短篇小说再靠后些，一般选择矛盾发展已经要进入高潮部分作为作品的切入部位。譬如《人生》。在高加林被卸掉教师职务以前，他也有许多生活经历，但作品要选择高加林被卸职作为切入部位，因为高加林的卸职，已进入到矛盾发展的高潮部分，他怎么教学，把这写到作品里没有什么意思。不知你们听清楚了没有？就是要选择在你写的人物、事物的矛盾的发展接近高潮的部位。高加林教学再好，你写进作品读者看不下去，因为没有形成矛盾，而高加林教师职务一卸，各种矛盾骤起，接近于决定这个人物命运的尾声部分。当然，作品应该是这样的：当尾声部分写到高潮的低落，它又暗示了生活的一个新的开端，巴尔扎克的作品就是这样的。但这决不是说，要接着写下去，但它必须有某种暗示。如高加林扑在地上的一声喊叫，读者可能会感到某种新的开端，但你不能再写下去了。有些作品没有暗示，就让人感到很窄，好似戛然一声，把弦绷断了。最后一声应该是悠长的、颤抖的，不要猛地一声把弦绷断了。绷断了的效果不好，就似一首好的歌曲，应该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对事物的下一步发展，在结尾中给予某种暗示，会使作品更深刻些、意境更宽阔些。

问：你在创作《人生》过程中，有没有写不下去的时候？

答：有。譬如德顺老汉这个人物，我是很爱他的，我想象中他应该是带有浪漫色彩的，就像艾特玛托夫小说中写的那样一种情景：在月光下，他赶着马车，唱着古老的歌谣；摇摇晃晃地驶过辽阔的大草原……在作品中他登场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能把他写得比较好，写到去城里掏大粪前，我感到很痛苦，没有办法把他写下去。尽管其他人物都跳动在我笔下等着我写他们，但德顺老汉我写不下去，我总觉得他在这里应该有所表现。我非常痛苦地搁了一天。这时，我感到了劳动人民对土地，对生活，对人生的那种乐观主义态度，掏大粪这章节不但写了德顺老汉，把其他人物，譬如高加林也带动起来了——掏大粪那章是表现高加林性格的很重要的细节。开头我没有重视德顺老汉这个人物，但最后他成了作品的一个很有光彩的人物。德顺老汉在作品结尾说的那段话，尽管我还没有写好——写得“文”了一些，应该再“土”一些，但是我没想到《人生》最后竟然由他来点“题”，这是使我很惊讶的。因此，当你在创作中感到痛苦的时候，你不要认为这是坏事；这种痛苦有时候产生出来的东西，可能比顺利时候产生出来的东西更有光彩。

问：刚才你谈到动笔前先想好了结局。那么，有没有随着情节，人物性格的发展而改变了呢？

答：有。经常有这种情况，可能有时有更好的结局代替了原来的设想，但这是我写作时的习惯。

问：那么你有没有提纲呢？提纲有没有变动呢？

答：《人生》的提纲在写作过程中我全部推翻了，只有大的轮廓还保持着，所有具体的设想都改变了。人物一旦动起来你原来的设想就不顶用了，但大的轮廓还是按你原来构思时的脉络去流动的。

这样吧，大家问题可能提得也差不多了，我也没有准备，并不是我所有问题都能解答，我只是谈谈我自己的想法。我这个人说话比较随便，反正今天是谈心，我就东拉西扯地谈些自己的想法。我说的，大家也不一定能用上。我最后想谈的，是要搞创作的话，不能机械；搞创作最忌讳机械地学某个东西。别人的东西，对你来说，只是一种启发，要直接成为你自己的是很难的。作为我自己来说，我也注意学习别人的，但没有一件别人的东西能直接变成我自己的，要重新化合。说的也只是一孔之见，应该更广阔地了解别人和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才可能创造自己的东西。另外，光想在某一个作品里学习些技巧，这种学习态度也是不可取的。一个作品，首先应该引起你情绪上的震动，读书也是这样。我第一阶段读书完全不是为了学习什么写作技巧。我少年时候读《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毁灭》、《铁流》等，首先想的是怎样把自己锻炼成一个性格坚强的人，当时，并不是要学习文学。读一本书，引起你情绪上的震动，这是最大的收获，而不是说，看别人是怎么写的。你写出来的应该是你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同志们对我今天讲的话，也应该采取这种态度，如果你听了有什么感受的话，也应该是通过你内心体验的你自己的感受。

最后，我再跟大家补充谈谈毅力的问题。这，我简单说几句，大家都懂。要把自己培养成这样一种人：不为旁的东西所干扰，像跑步那样：你不要看别人跑在前头了还是后头了。你要盯着你的脚下，尽量的努力往前跑。别人如果跑到前面了，那是别人有能耐，你再多看也不顶事。要全力以赴往前跑，甚至跑到终点了，你还不知道。你还顺着惯性在往前跑。不要有嫉妒心。我认为作为一个作家，胸怀应该非常宽阔：生活天地和艺术天地是非常广阔的，谁都碰不上谁。“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我们现在没有做出什么成绩，就是做出了大成绩，也应该这样。大家如果以后写出了什么东西的话，应该接着看到下一个目标，不要陶醉在已取得的成绩里。对周围的人和事，不要有一种傲然的态度，作家是个普通劳动者，没有什么特别高贵的地方。就是作家的劳动本身，也没有什么高雅的，决不是坐在那里，听着音乐，喝上茶，慢慢地写上几句。我认为，作家应该有搬运工人的气魄，写作是艰苦的事，要搞得汗流浃背，焦头烂额，狼狈不堪。就像照相似的，为了取得一个好的角度，把对象照漂亮，你甚至要跪下，趴下，丑态百出。作家是个普通劳动者，经常保持这种心理状态是很重要的。这一点我愿和大家共勉。我写了两个不像样的东西，这实在没有什么，就像爬山似的，两座山峰之间必然是凹地，你必定会跌得鼻青脸肿，才能爬上另一座高峰。决不可能从这座山峰，越到那座山峰。我自己就是这样：写完了一个作品，下一个作品，对我来说还是很苦恼的事，我还是像一个什么也不懂的小学生，匍匐在生活和文学的脚下，如郭小川在《望星空》里说的，“走千山，涉万水，登不上你的殿堂……”有时创作中的劳累似乎精神都要崩溃了。的确，创作是非常折磨人的工作，抱着轻松的态度，永远不会写出好的作品。你要有这种准备：吃大苦，有大作品；吃小苦，有小作品；不吃苦，没有作品。我希望大家都能吃大苦。同志们的作品我看了，应该说，基础是很不错的。大家应该意识到，这几年对我们说来是很重要的，就像攀登高山，剩了最后的五十米、八十米，但这五十米、八十米，就要耗尽你所有的体力，甚至生命都要献出来。要退下去是很容易的，路也熟悉，照着原来的脚印，走就完了，而前面没有路，有的也是别人的脚印，你每一步都要走出你自己的路。

对我们来说，关键是能否咬着牙走完最后这几步，如果你走了，说不定也走下去了，如果你退的话，会退得一塌糊涂。意识到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乱七八糟，东拉西扯，不正确的地方很多，希望大家批评。

*原载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编《文学简讯》1983年3月28日第2期，总19期。

柳青的遗产

比之某些著作浩繁的作家来说，柳青留给我们的作品也许不够多。可是，如果拿一两金银和一斤铜铁相比，其价值又怎样呢？

是的，这位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家，在其一生的文学活动中，即使创作巴掌大一片东西，他也尽力用他独特的艺术雕刀精心镂刻，尽可能避免一种工匠式的制造。至于他那部未完成的史诗《创业史》，几乎耗去了他整个生命的三分之一。尽管这座结构宏大的建筑物永远再不可能完整一体，而就其现成的部分也不是完美无缺，但它仍然会让现在和以后的人们所珍重。正如我们现在站在雅典的神庙面前，尽管已经看不到一种完整的奇迹，但仅仅那些残廊断柱就够人惊叹不已了。

柳青是这样的一种人：他时刻把公民性和艺术家巨大的诗情溶解在一起。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始终像燃烧的火焰和激荡的水流。他竭力想让人们在大合唱中清楚地听见他自己的歌喉；他处心积虑地企图使自己突出于一般人。但在日常生活中，他又严格地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普通公民，尽力要求自己不丧失一个普通人的感觉。他多年像农民一样生活在农村，像一个普通基层干部那样做了许多具体工作。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创业史》中那么逼真地再现如此复杂多端的生活——在这部作品中，我们看见的每条细小的波纹都好像是生活本身的皱褶。

真实的生活和刻意演出的生活毕竟是会被人区分开来的。一个艺术家如果超然于广大而深厚的生活之外，即使才能卓著，也只能生产一些打扮精致的工艺品；而带着香气和露水的艺术花朵，只能在生活的土地上培植。这就是艺术家柳青的毕生信仰。对于今天的作家来说，我们大家不一定都能采取柳青当年一模一样的方式，但已故作家这种顽强而非凡的追求，却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尊敬和学习的。

作家当年毅然地离开繁华的大城市，身居皇甫村一个破庙改建的院宅里，眼睛琐碎地扫描着周围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而另一方面又把眼光投射到更广大的世界。他一只手拿着显微镜在观察皇甫村及其周围的生活，另一只手拿着望远镜在瞭望终南山以外的地方。因此，他的作品不仅显示了生活细部的逼真精细，同时在总体上又体现出了史诗式的宏大雄伟。只有少数天才才能把这两个方面统一起来。当我们读《创业史》时，常感到作品所展现的整个那段生活就像一条宽阔的长河在眼前淌过；而在这条波涛汹涌的长河中，我们如果在任何一个湾道里停下来，便会发现那里也是一个天地——而且每一处都有一种独特的风光。像《创业史》第二部第二十五章梁大和他儿子生禄在屋里谈话的那种场面，简直让人感到是跟着这位患哮喘病的老头，悄悄把这家人的窗户纸用舌头舐破，站在他们的屋外敛声屏气所偷看到的。

作为一个深刻的思想家和不同凡响的小说艺术家，柳青的主要才华就是能把这样一些生活的细流，千方百计疏引和汇集到他作品整体结构的宽阔的河床上，使这些看起来似乎平常的生活顿时充满了一种巨大而澎湃的思想和历史的容量。毫无疑问，这位作家用他的全部创作活动说明，他并不仅仅满足于对周围生活的稔熟而透彻的了解；他同时还把自己的眼光投向更广阔的世界和整个人类的发展历史中去，以便将自己所获得的那些生活的细碎的切片，投放到一个广阔的社会和深远的历史的大幕上去检查其真正的价值和意义。他绝不是一个仅仅迷恋生活小故事的人。如果是这样，他也许只能给我们留下一些勾勒得出色的素描，而不会把《创业史》那样一幅巨大的油画挂在我国当代文学的画廊里。

没见过柳青的人，都听过传闻说这位作家怎样穿着对襟衣服，头戴瓜皮帽，简直就是一个地道的农民，或者像小镇上的一个钟表修理匠。是的，他就是这副模样。可是，这样一个柳青很快就能变成另外一个柳青：一身西装，一副学究式的金丝边眼镜，用流利的英语和外国人侃侃而谈。有关国内和国外的政治、经济、民族、历史、文化、地理，几乎世界上的一切方面都在这个貌似农民的作家的视野之内；而且他不仅通晓这些方面的问题，也往往对这些问题有一种叫你感到新奇而独到的见解。在他晚年换过几处的寓所的墙壁上，没有什么其他装饰，往往只挂一张中国地图和一张世界地图。他会不时走到地图前，用枯瘦的手指头一下子指住他正在谈论的中国或外国的一个地方。他有时会指着地图，给你讲述半天有关英国或法国农业的历史和现状、有关加拿大小麦种植方面的情况等等。这时你会觉得他不是一个作家，而是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一位专家。他在写作《创业史》的时候，还写了关于改变陕北山区农业经营方式的论文。他在论文中引用了大量有关国外农业方面的资料，使一些著名的农业专家感到吃惊。正是作家具有这种辽阔的视野和广泛的学识，加上他对生活的透彻的了解，才能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种史诗的品质。他的作品绝不能简单地说成是“山药蛋”。

柳青的创作活动告诉我们，仅仅满足于自己所认识的那个生活小圈子，或者干脆躲进自己的内心世界去搞创作，是不会有什么出息的。我们无法和他相比，但我们应该向他学习，尽量使自己的目光不仅仅停留在生活和认识的那个小天地里。

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柳青五年前已经离开了我们。但这位作家无疑给我们留下了一份不薄的遗产。他在我们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曾经热情地生活过，繁忙地创造过，也像任何常人一样有过缺点和失误。但他一生辛劳所创造的财富，对于今天的人们和以后的人们都是极其宝贵的。作为晚辈，我们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他的馈赠。

一九八三年四月九日写于上海

关于《人生》的对话

王愚：《人生》发表后，引起了读者的重视，在文艺界也产生了比较大的反响，全国各地报刊发表了不少评论文章。我读过你的三部中篇后，感到在反映生活的深度与广度上，每一部都有不同程度的进展。你在构思《人生》时，究竟有些什么具体设想？

路遥：这部作品，原来我写的时候，确实没有想到会有什么反响。我写农村题材，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也不是突然想起要写它，这部作品的雏形在我内心酝酿的时间比较长，大概是一九七九年就想到写这个题材。但总觉得准备不充分，还有很多问题没有想通，几次动笔都搁了下来。然而不写出来，总觉得那些人物冲击着我，一九八一年，下了狠心把它写出来。我只想到把这段生活尽可能地表现出来。当作品发表了以后，得到了读者的热情支持，收到了上千封来信。我自己实在不想说什么，主要是想听听评论家的意见。

王愚：你写《人生》，实际上就是在不断地探索“人生”，搞评论的人谈起来，不免“隔靴搔痒”，也许只有你自己更清楚这种探索的甘苦。

路遥：根据目前发表的评论文章看，评论家们还是敏锐的，对这个作品内涵的东西，都基本上看到了，有些地方连我自己都还没有意识到。他们提出的作品中的不足之处，有些意见很有价值。即使那些反面意见，对我也很有帮助。

王愚：你的《人生》，给我最突出的印象，是对当前这个转折时期中错综复杂的生活矛盾的把握。面对当前整个文学创作的进展来看，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然也不仅是《人生》，你的三部中篇，在这个问题上都有比较突出的表现，最初发表，后来又得了奖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尽管有些地方不免粗疏，但对于十年浩劫时期那种虔诚混合着狂热、惶惑交织着冲动的复杂状态的描绘，尤其是挖掘主人公内在的精神力量，使他的性格发出闪光，内容是比较厚实的。你在《在困难的日子里》也是这样，在那样一种困难的时刻，在那样一个年轻人身上，一种坚毅不屈、冰清玉洁的性格力量，和周围严峻的生活矛盾，互相冲撞，回响着悲壮的基调。在《人生》中，对这个转折时期的诸种矛盾，从人物的命运，从人物的内心活动中完整地展现出来，比前两部更为深刻、广泛。你在好几次讨论会上的发言和你写的文章中都提到，要写交叉地带，胡采同志也谈过这个问题，我是很同意这个观点的。在当前这个除旧布新的转折时期，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交织，呈现出纵横交错的状态，作家要反映这个时代，就要从这样一个视角考虑问题。以我个人的偏见，当前有些作品之所以单薄，或者狭窄，或者肤浅，主要的恐怕是局限于狭小的生活范围，写农村就是农村，写城市就是城市，写待业青年就是待业青年，就事论事。其中一些较好的作品，也有一定的生活实感，但很难通过作品看到时代的风貌，常常是有生活而没有时代。当然，也有的作品，只有空泛的时代特点，没有具体的生活实感，那也不行。你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我觉得你在反映矛盾冲突问题上，有自己的思考。

路遥：这方面我是这样想的。生活往往表现出复杂的形态，有些现象，矛盾、冲突浮在表面上，一眼就看得到，有些作家常常被这种表面的东西所吸引，所迷惑，不少作品就是描写这些东西的。但生活中内在的矛盾冲突，有时不是一下子就能够看清楚的，而作家的工作主要在于拨开生活中表面的东西，钻探到生活的深层中去，而不能满足于表现生活的表面现象，这样，作品才能写得深一些。

王愚：你这个见解很深刻。不少作家到生活中去，一下子被生活的表面现象吸引住了，抑制不住自己的热情，没有经过反复的思考、消化、酝酿，常常是描写有余，思考不足，就很难深下去了。

路遥：像农村生产责任制，这是现行政策，在农村和农民中间有着很大的反响，从表面上看，农民富起来啦，有钱啦，有粮啦，要买东西。但作品仅仅停留在这一步描写上，写他们有了钱，买电视机、买高档商品，写他们咋样把钱拿到手，又花出去，这样写当然不能说没有反映农村的新变化，但毕竟不足以反映新政策带来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一个作家，应该看到农村经济政策的改变，引起了农村整个生活的改变，这种改变，深刻表现在人们精神上、心理上的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的变化，而且旧的矛盾克服了，新的矛盾又产生了，新的矛盾推动着体制的不断改革和人们精神世界的变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新的调整。总之，整个农村生活经历着一种新的改变和组合，应该从这些方面去着眼。从表面现象着眼，就容易写得肤浅、雷同。我自己原来也是这样，所以写的作品很表面。这样的作品，引不起读者对生活更深刻的思考。因此，我觉得作家应向生活的纵深开掘，不能被生活中表面的东西所迷惑。你刚才提到关于交叉地带的问题，就是我在现实生活感受到的一种新的矛盾状态。我当时意识到的是城乡的交叉，现在看来，随着体制的改革，生活中各种矛盾都表现着交叉状态。不仅仅是城乡之间，就是城市内部的各条战线之间，农村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人的精神世界里面，矛盾冲突的交叉也是错综复杂的。各种思想的矛盾冲突，还有年轻一代和老一代，旧的思想和新的思想之间矛盾的交叉也比较复杂。作家们应从广阔的范畴里去认识它，拨开生活的表面现象，深入到生活的更深的底层和内部，在比较广阔的范围内去考虑整个社会矛盾的交叉，不少青年作家的创作都是从这方面去考虑的，我的《人生》也是从这方面考虑的，但还做得很不够。

王愚：就目前来看，《人生》展现的矛盾，是很不单纯的。

路遥：回过头来看，有些地方显得很不满足，这个作品就主题要求来看，还应该展现得更广阔一点，现在还有一些局限。但就这部作品来说，再增加点什么已经很困难了，只有等将来再补救，主要是还要更深一步地理解生活。

王愚：也许正因为这样，对《人生》的评价就有一些不同看法。我以为，你写《人生》是要剥开生活的表象，探索生活内在的复杂矛盾，因此，《人生》的主题就不是单纯一句话能说清楚的。从作品的内涵看，你是探索转折时期各种矛盾交叉点上的青年一代，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人生道路的问题。高加林的理想和追求，具有当代青年的共同特征。但也有历史的惰性加给青年一代的负担，有十年浩劫加给青年一代的狂热、虚无的东西。这些都在高加林的身上交织起来，因此，认为作品回答的问题就是高加林要不要改造，高加林的人生观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嫌简单了些。《人生》的主题应该是交叉的，是从一个主线辐射开来反映了时代生活的各个方面。

路遥：这方面的争议多半集中在高加林身上，这是很正常的。对高加林这个人物，老实说我也正在研究他。正因为这样，我在作品中没有简单地回答这个人物是个什么样的人。谈到作品的主题，过去把主题限定在狭小的范围内，总要使人一眼看穿，有点简单化了。当然也不是说让读者什么也看不出来。我的意思是，作品的主题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因为生活本身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生活是一个复杂万端的综合体。作品是反映生活的，真实地反映生活的作品，就不会是简单的概念的东西，应该像生活本身的矛盾冲突一样，带有一种复合的色调。我在《人生》中就想在这个方面进行一些探索，主要表现在高加林身上。至于作品的思想性，我觉得，作品的每一部分都应渗透着思想，而不是只在作品的总体上有一个简单的思想结论。作家对生活认识的深度，应该在作品的任何一个角落里都渗透着。

王愚：对！这个问题提得好。当读者读作品时，应该处处都能引起他的思考，而不是读完作品才证明了某个结论的正确或谬误。

路遥：就是这样。像托尔斯泰的作品，处处都会引起读者的深思。《安娜·卡列尼娜》开头的第一句话就引起人们的思索。优秀的作品，每一部分都反映了作家对生活认识的深度，应该这样去理解作品的主题思想。

王愚：作品的主题思想是丰富的，作品的人物也不应该是单一的。像高加林这样的人物，就不能够简单地去理解他。他的追求和理想，有这个时代青年人的特色。他想在当民办教师的岗位上，想在改变农村落后风俗上，做出一些成绩，想取得一些施展才能的条件，恐怕无可非议；但他身上也夹杂着一些个人的东西，追求个人成就、患得患失，碰到不顺心的境遇灰心丧气，等等，这一切交织在他身上，引起了精神世界的矛盾冲突，使他处在一个发展过程中。高加林是一个在人生道路上的艰苦跋涉者，而不是一个已经走完人生道路的单纯的胜利者或失败者。他的内心深处的矛盾和发展变化，触发着青年朋友们的思索，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复杂的人生。总之，这是一个多侧面的性格，不是某些性格特点的平面堆砌。

路遥：我觉得，人物形象能不能站起来，关键是这个形象是否真正反映了生活中的矛盾冲突。有些评论对人物的看法比较简单。往往把人物思想的先进与否和人物的艺术典型性混为一谈，似乎人物思想越先进，典型意义就越大。衡量一部作品里的人物是否塑造得成功，主要看它是否是一个艺术典型。至于根据生活发展的需要，提倡写什么典型，那是另外一个范畴的问题，不应该把这两个问题混为一谈，这样的观点，在读者和初学写作者中间已经引起某种程度的混乱。至于高加林这个形象，我写的是一个农村和城市交叉地带中，在生活里并不顺利的年轻人的形象，不应该离开作品的环境要求他是一个英雄，一个模范，也不应该指责他是一个落后分子或者是一个懦夫、坏蛋，这样去理解就太简单了。现在有些评论家也看出来他身上的复杂性，认为不能一般地从好人坏人这个意义上去看待高加林，我是很同意的。像高加林这样二十来岁的年轻人，生活经验不足，刚刚踏上生活的道路，不成熟是不可避免的，不仅高加林是这样，任何一个刚走上生活道路的年轻人，也不会是一个成熟的、完美无缺的人，更何况高加林处在当时那么一种情况下，对任何事情都能表现出正确的认识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这个青年人的身上，绝不是一切都应该否定的。我自己当时写这个人物时，心理状态是这样的：我抱着一种兄长般的感情来写这个人物。因为我比高加林大几岁，我比他走的路稍微长一点，对这个人物身上的一些优点，或者不好的东西，我都想完整地描写出来。我希望这样的人物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最终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青年，目前出现在作品中的这个人物，还没有成熟到这一步。这并不是说我护短，在作品中可以看到，我对他思想感情上一些不好的东西的批评是很尖锐的。对于作家的倾向性，咱们已经习惯于看他怎样赤裸裸地去赞扬什么，批判什么。我认为，一个作家的倾向性应该包含在作品的整体构思中。我的倾向性，表现在《人生》的整体中，而不是在某个地方跳出来，把高加林批评一顿。

王愚：这一点，有些评论文章没有讲得很充分。我觉得你最后那样的结尾，或者说不是结尾的结尾，已经指出来，对于高加林这样的人物，实实在在地扎根在生活的土地上，才会有一个新的开始。你对高加林是寄予厚望的。

路遥：这里面充满了我自己对生活的一种审美态度，这是很明确的。至于高加林下一步应该怎样走，他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应该由生活来回答，因为生活继续在发展，高加林也在继续生活下去。我相信，随着我们整个社会的变化、前进，类似高加林这样的青年，最终是会走到人生正道上去的，但今后的道路对他来说，也还是不平坦的。

王愚：对，他在以后的生活道路上还会遇到许多风风雨雨。

路遥：这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的生活本身就是在矛盾中前进的。

王愚：你创造高加林这个形象时，是有原型呢，还是从很多青年人身上概括出来的呢？

路遥：我自己是农村出来的，然后到城市工作，我也是处在交叉地带的人。这样的青年人我认识很多，对他们相当熟悉。他们的生活状况、精神状态，我都很清楚，这些人中也包括我的亲戚，我家里就有很多这样的人，我弟弟就是这样的人。我在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感受，才概括出这样的人物形象。

王愚：高加林的形象，引起读者的广泛共鸣，恐怕主要是作者认认真真、老老实实从生活出发，把握了生活中复杂的矛盾冲突，而又完整地表现了出来。这个人物不仅是农村青年的写照，也是这个时代一些青年的缩影。

路遥：高加林作为一个当代青年，不仅是城市和农村交叉地带的产物，其他各种行业也有高加林，城市里的高加林，大学里的高加林，工厂里的高加林，当然，更多的是农村中的高加林。这样的青年，在我们社会中，并不少见。我当初的想法是：我有责任把这样一种人物写出来，一方面是要引起社会对这种青年的重视，全社会应该关怀他们，从各个方面去关怀他们，使他们能健康地成长起来，因为我们整个的国家和未来的事业是要指靠这一代人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从现在开始，严肃地关注他们，重视这个问题；另一方面从青年自身来说，在目前社会不能全部满足他们的生活要求时，他们应该正确地对待生活和对待人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尤其是年轻时候，人生的道路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永远有一个正确对待生活的问题。

王愚：应该说，高加林的性格是多层次的，在他身上不仅仅是个人特点的堆砌，而是反映了我们时代的诸种矛盾。另外一些人物也是这样，有些人物，在已发表的评论文章中还谈得不多，像刘巧珍这个人物，是一个很美的形象，但也反映着农村女青年自身的一些矛盾。还有高明楼这个形象，你没有把他简单化，他身上有多年来形成的一种优越感，甚至一种“霸气”，但却有他顺应时代发展的一面，有心计、有胆识，也有很多复杂的东西。刘巧珍这个形象，你突出加以表现的，更是我们这个民族悠久的历史所赋予这一代青年的一种美好素质，看来，你是很欣赏这个人物的。

路遥：刘巧珍、德顺爷爷这两个人物，有些评论家指出我过于钟爱他们，这是有原因的。我本身就是农民的儿子，我在农村里长大，所以我对农民，像刘巧珍、德顺爷爷这样的人有一种深切的感情，我把他们当做我的父辈和兄弟姊妹一样，我是怀着这样一种感情来写这两个人物的，实际上是通过这两个人物寄托了我对养育我的父老、兄弟、姊妹的一种感情。这两个人物，表现了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一种传统的美德，一种在生活中的牺牲精神。我觉得，不管社会前进到怎样的地步，这种东西对我们永远是宝贵的。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简单地看做是带有封建色彩的，现在已经不需要了，那么人类还有什么希望呢？不管发展到任何阶段，这样一种美好的品德，都是需要的，它是我们人类社会向前发展最基本的保证。当然他们有他们的局限性，但这不是他们的责任，这是社会、历史各种原因给他们造成的一种局限性。

王愚：我们的历史的惰性，限制着他们应该有所发展的东西不能发展。

路遥：正因为这样，他们在生活中，在人生道路上不免会有悲剧发生，像刘巧珍，她的命运是那么悲惨，是悲剧性的命运。我对这个人物是抱着一种深深的同情态度的。

王愚：相形之下，我总觉得黄亚萍这个人物写得单薄了一点。我所谓“单薄”就是说黄亚萍身上虚荣、肤浅的东西写出来了。这个人物内心里必然会有的矛盾冲突，她在人生道路上的颠簸，似乎都写得不够深。这也许是我个人的偏见，不知你究竟怎样想，好些评论文章也没有更多地提到这个人物。然而从这个人物和高加林的关系来看，应该是既有互相影响的一面，也有互相矛盾的一面。刘巧珍美好的心灵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世代相传的美德，她在困难的时候温暖了高加林的心，坚定了高加林在生活中支撑下去的信心。这是和高加林旗鼓相当的一个形象。但高加林和黄亚萍之间，互相沟通、互相冲突的东西毕竟太少，似乎只在于衬托出高加林的悲剧命运。

路遥：这个作品确实有不足的地方。我写较长的东西经验不是很丰富的，因为牵涉到的人物比较多，有的人物就没有很好去展开，我对这些人物的关注也不够，和一个初次导演戏的导演一样，常常手忙脚乱，有时候只能盯住几个主要角色，对一些次要的人物照顾不过来。而一些有才能的、经验丰富的作家，就像一个胸有全局的导演，使每一个角落都有戏，我现在还是一个实习导演，只能关注主要人物。黄亚萍这个人物，我原来设想的要比现在的规模更大一些，这个人物现在的表现还是个开始，她应该在以后的过程中有所发展。现在作品已经完成了，来不及弥补了。如果这部作品能够展开的话，可能比现在好一些。也不仅是黄亚萍一个人，还有其他人物，像高明楼这样的人，如果作品再往前发展，说不定，他还会上升到主要地位上去。我现在还只能关注到主要的部分。当然一个完整的作品是不应该有次要部分的。

王愚：像戏剧演员常说的，在舞台上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

路遥：这就像盖一所房子，你关心的主要是横梁、立柱，而且想办法搞得独特一些，其他部分就来不及精雕细刻了，有时候甚至是用一般的材料来填充。这样，有些地方显得很平庸，我也是很不满足的。

王愚：艺术创作上要照顾到每一部分，确实是不容易的，不仅关系到作家的器识，也关系到作家的经验和功力，不少大师们在结构上下功夫，确非偶然。在托尔斯泰笔下，像《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奥勃朗斯基这样的人物，应该说是次要的，但他在作品反映的生活范围内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使得整个作品的结构显得那么熨帖和匀称。《人生》后面的两个情节似乎和整个作品的结构贴得不是那么紧，一个是高加林从乡村到城市的地位的变化，是由于他叔父的偶然到来；而他从城市又回到乡村，却是碰到张克南的母亲那样一个女人，出于妒忌而告密，都过于突然。这些地方不知你是怎样考虑的。

路遥：艺术作品离不开虚构。关键问题要看作品描写的矛盾冲突、人物的命运，以及冲突的转化和发展，从历史生活本质的角度检验，是不是合情合理的。有些地方看起来，偶然性太明显，主要还是作者没有写充分。后面两个情节，不能简单地说是偶然的，只能说我没有写充分。

王愚：由此，我想到当前小说创作中的一些问题。我们常说现实主义要深化，结合《人生》的创作来看，这个“深”，一方面是反映生活中矛盾冲突的深刻性，一方面是人物性格的内在的丰富性，也就是更深刻地反映多侧面的性格。今年《延河》二期发表的陈涌同志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很值得重视的问题，他认为文艺作品表现矛盾冲突，不光要表现人和周围事物的矛盾冲突，而且要更进一步反映人物本身的矛盾冲突，即使新人形象也是这样。你的《人生》，我觉得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很突出。

路遥：实际上，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不是孤立的，是和整个社会密切相关的，互相折射的。有些作品，尽可以编造许多动人的故事，但他们没有关注人物的精神世界，人在作品中只是一个道具，作品就不会深。欧洲有些作家，包括大仲马，为什么比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低一筹，原因也在于此。

王愚：今天和你的谈话，使我受益不浅。作家要研究生活、研究人物；评论家就要研究作家、研究作品，注意作家们在研究生活上、反映生活上有什么新的经验，新的思考。这样，作家和评论家才能成为真正的朋友。

路遥：实际上，作家和评论家都应该研究生活。评论家研究生活，也研究作品；作家研究生活，也重视评论。只有这样，评论家才能准确地评价作品，作家才能不断地提高自己。

王愚：最近，听说《人生》和《在困难的日子里》都要改编成电影，你除了改编这两部电影外，还有什么新的打算？

路遥：当前我们的国家正处在改革的洪流中，生活的矛盾冲突和变化比较剧烈，我不想匆匆忙忙去表现这个变化。这种变化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新的课题，对作家来说尤其如此。这个改革才开始，我们不可能一下子把所有的东西都看得清清楚楚，我想深入研究这个改革的各种状态，以及人们的各种心理变化，暂时还不可能写出什么来。一个作家写出一篇引起人们注意的作品，好像爬上一座山坡一样，也许前面会有一片洼地，只有通过这片洼地，他才有可能爬上另一座山坡。

要有真情实感
——读《剪鞋样》

这位新作者的处女作，很难说达到了令人满意的程度。但它还是把陕北农村的一些淳朴的生活气息带到了我们的面前。农村青年男女之间朴素而炽热的爱情生活，向来充满了一种迷人的诗意，更何况，陕北是一块多情的土地，那里诞生威武的男子，也造就柔情的女儿，我们从历史上那些无数美妙的信天游中，就可以感受到这块贫瘠土地上的人们具有多么丰富的感情生活。

也许有人认为目前爱情题材的作品太多了，因此发出许多指责。是的，目前不乏有一些贫乏的爱情题材作品，已经令人厌烦。但这不应该排除这一类作品在我们文学中的重要位置，正如我们不能排除爱情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位置一样。问题不是这类题材多了或者少了的问题，而是这样题材的作品是否具有一种打动人的真情实感，以及通过感情生活的描写，给人们揭示出了什么样的生活意义。

《剪鞋样》的主题无疑是积极的，它赞美了仙芝这样一位普通的农村姑娘，在爱情的选择上所抱有的正确的态度。但不能说这个作品给我们提供了更深刻的认识价值，它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对事件的一般的描写上，而没有能够揭示出生活更深的含义来。作品有一些陕北农村的生活气息，可是缺乏一种能深深打动人的感情力量。像这样的作品，作者必须有深切的真情实感，才有可能使作品强烈地感染读者。否则就失之平淡了。而读者喜欢浓烈的酒，不喜欢在酒里去掺大量的水。要制造佳酿，拿陕北话来说，就是要有“真本实物”。什么是作品所需要的“真本实物”？照我看来，这就是作者对生活要有真情实感。

对于一位新作者的处女作，以上的话可能有些苛求了。

*原载《长安》1983年第8期。

看评剧《人生》

小说《人生》发表以后，全国许多地方的剧团将其改编为戏剧，并且分别把他们改编的剧本寄给我，让我提意见。一般说来，尽管这些改编都是依据了我的小说，但都已经成了改编者自己的作品。戏剧改编是根据自己的艺术样式对文学作品进行再创造的，因此小说在那里已经成了素材。因为这个原因，再加上我对戏曲艺术完全是门外汉，所以只好把这些剧本原样奉还人家。

前不久，西安市评剧团将《人生》改编为十一场大型评剧，并且开始在解放剧场为本市观众公开演出。尽管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过评剧，但还是怀着一种新奇感去看了演出。我难以想象，我小说中的那些人物怎么在舞台上又说又唱？

可是一看演出，却使我吃了一惊。我承认，我被这个戏吸引住了。我没有想到，同一个作品，用别一种艺术样式反映出来，依然能取得非常强烈的效果。

可以看得出来，改编者苦费心机，根据自己的艺术需要，对原小说进行了细心的挑选，不需要的东西尽量不要，重要的东西都被挑拣出来，然后把所有一切投入他们戏剧艺术的八卦炉中进行了一番重新冶炼，结果就使我自己也为“这一个《人生》”大开眼界。

应该指出，西安市评剧团成功的演出，除过剧本的长处、导演的才能、音乐和唱腔设计的优美等等外，最主要的是有一名较为出色的演员。像巧珍的扮演者唐秀明，高加林的扮演者毛军，黄亚萍的扮演者武玉琳等几个主要演员，都比较准确地从总体上把握了人物，并且具有良好的分寸感，因此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唐秀明，用一种朴素而炽热的激情，较为充分地揭示了巧珍这一纯粹的中国农村姑娘的性格内涵，使观众从这一人物身上受到了感动。其余像李让（饰德顺爷）、杨雪冰（饰加林妈）、杨茂义（饰刘立本）都有相当水平的表现。

*原载《西安晚报》1984年2月5日第3版。

对当前农村题材创作的几点认识

参加完全国农村题材创作会，接着又参加了省上的同一性质的会，感想很多，收益匪浅。

我国农村生活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迅速和深刻，使得从事这一领域中文学创作家们大有目不暇给之感。某种程度的困惑对于习惯了几十年一贯制的农村生活的作家来说，是不可避免的。目前对于作家来说，要紧的是赶快投身于这场伟大变革的实际生活中去。没有这个前提，什么问题也无从谈起。只有亲身体验这场伟大的变革，才有可能获得深刻的认识和丰富的感受，也才可能用艺术形式广阔而深刻地表现变革中的农村生活。

对于如何表现当前农村生活有几点看法，提出来和大家一块研究。

一、对于文学创作来说，最重要的是关注人和人的命运。在一切变化中，人的变化，包括人的感情和心理的变化，是我们关注的主要对象。社会变革是一个时代的大背景，而活动在生活舞台上的始终是人。在当前来说大变革的农村生活中，农民身上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这是需要作家用全付精力来研究的。作品需要的生活故事可以说俯首皆是，但要真正认识到新时期的农民却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如果不能深刻地反映出当代农民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状态，那么对于反映这个变革生活即使抱有巨大的热情，也不可能产生激荡人心的作品。我们在提倡即兴歌唱的同时，也要注重提倡写出有广度和深度的交响乐来。否则，我们的作品即使及时地配合了形势，但却和我们如此辉煌而伟大的时代生活不相配。

二、当代农村生活呈现出一种复杂交错和广泛地相互渗透的状态。这种情况已大大不同于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中国农村生活。我觉得，要反映今天的农村生活，不了解和不熟悉城镇和其他行业的生活，就可能受到一种局限。一九八二年，我曾提出城乡“交叉地带”这一概念，就是这种认识的产物。现在看来，这一概念应该包含更大的范畴。总之，农村绝对再不是一个封闭的社会，我们在表现当代农村生活时，应该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

三、在关注当前农村生活时，应该具有一种深沉的历史感。应该看到，现实生活中的农民，都是从过去的生活中走来的。他们因袭着历史的负担，又肩负开创新生活的使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矛盾和冲突，正是文学所主要应该关注的。如果不能看出一个人物和一个事件的历史面貌，那么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就可能给人一种单薄的印象。

四、作品中反映的任何生活，对于历史长河来说，都是一个瞬间。要把握好这一瞬间，不仅应该有深沉的历史感，还应该具有穿透未来的能力。对于当前农村的具体的变革生活，应该全力研究和认识，但同时还应该努力体察生活未来的流向。这并不是“占卜学”。未来生活发展的趋向往往就包含在现实的生活中，需要作家在体验现实生活时有这么一种自觉的意识。

五、在当前沸腾的农村生活中，我们到处都看到了一种巨大的变化和改革。这是生活的主流。有些东西相对地没有变化。不是一切相对稳定地存在于农村的东西都应该否定。比如某种古老的人生哲学和某种美好的伦理道德观念，将仍然会在现实和未来的农村生活中起作用。变与相对地不变是一个对立统一的问题。不能只简单地看到改革和保守两种生活。实际上，生活是一个多棱角的立锥体，表现为复杂的相互折射。一部庞大的交响乐是由主旋和各种配器组成的。我们的作品正应该如此，因为生活本身也正是如此。

*原载《陕西文学界》1984年第2期。

东拉西扯谈创作（二）

关于“人”

一、小说创作中归根结底最重要的是人物，情节、主题都是围绕人物展开的，如果人物没有完成，那么它纵然有许多长处，也不能成为好作品。

文学是人学，这是句老话，但在作品中究竟怎样反映社会生活中的人，每个作家都有他独特的认识和办法。文学作品中的人不是抽象的，它是社会生活中人的反映，要在作品中很好完成写人的任务，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怎么看待实际生活中的人。过去有的作品对人处理比较简单：好人、坏人，最多增加一个层次，来个中间人物。我觉得人类社会生活并不这么简单。人是很复杂的，在实际生活中没有那么多完美的人，甚至可以说每个人都有他的局限性。这个认识，对文学创作来说是很重要的。有的作品人物比较单一：老是简单地把人分为正面人物、反面人物，考虑谁是先进人物，谁是落后分子，不是好就是坏，这种认识在创作上造成了严重的局限性，不可避免地出现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作家看待人的层次绝不能简单化，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人不复杂还有什么复杂呢！这个认识应该在作家头脑中牢固地扎下根：不管什么时候看人都要用复杂的眼光，只有这样，才可能挖掘人的更深的层次，才可能把人的各种情态写出来，才可能让读者接受你的作品，因为你的人物是真实的，如果没有这样的认识，作品是不可能写好的。不把社会生活中的人简单化，你作品中的人才有可能不简单化。

二、作品中的人主要不是写他的简历，而是要揭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有人争论在结构小说时是先从情节还是先从思想出发？我认为，结构小说最好还是先从人物出发，而更重要的是从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出发。前面说过，小说创作的最终目的是写人，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结构小说时，不是从人、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发，而是从旁的什么出发，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放在比较次要的地位，那么表面看来，也许你的作品不乏思想闪光，语言也有精辟之处，而你真正冷静下来看，人物也许都很苍白。为什么呢？因为在开始结构作品时，你就没有重视人物。作品的焦距应对准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应全力以赴做到这一点，这一点做到了，其他也就好解决了。甚至，只要你人物与人物关系在作品中表达准确了，充分了，其他方面就是差一点，这作品还是可以成立的。相反，如果在作品中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没有比较准确、出色的表述，其他方面再好，这作品也只有个外壳。托尔斯泰几个长篇构思的草图很有意思，这位大师为什么改来改去呢？关键是他要把握作品中人物之间的关系，只有把人物全都揣摸透了，把他们之间最准确最微妙的关系找到了，而且在作品中形成真实而不是虚假的冲突，只有这样，作品才有可能达到对生活巨大而深刻的包容，托尔斯泰的每个草图，开始往往都比较简单：一两个人物，关系也较单纯，后来经过不断地交织，使作品中的人物都有机会有条件“见面”并形成冲突。《安娜·卡列尼娜》上百个人物，《战争与和平》人物更多，但这里所有人物都能形成关系，这种关系就是作家描写的空间，实际上作家的主要功力也就在于此。在结构作品时，要寻找人物关系，而且要“安排”得非常合理，从而能展开巨大的生活冲突，作品的深刻性就已经具备了。这里也谈谈我向别人学习的体会，《人生》人物有二十来个，他们都有条件形成相互之间的交织关系。这作品构思用了两三年时间，头一二年都没有写，只把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弄清了，而没有把所有的人物关系弄清。没有形成合理的交织，是没有办法写的，就是写出来也是很简单的。作品的深刻性不在于多少豪言壮语，也不在于一个尖锐的主题，作品的深刻性全在于人物关系，只有通过人物关系，才能展示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安娜·卡列尼娜》的深度，在安娜、渥伦斯基、卡列宁三者关系上显示出来，如果没有这个人物关系，试想这作品的深刻性能表现在哪里呢？决不在于托尔斯泰在作品里表达了多少哲学思想、多少托尔斯泰主义，《安娜·卡列尼娜》的全部深度就在于它准确地把握和揭示了特定历史和社会生活环境中人物之间的关系。

另外，有的作品往往以主人公为中心来结构作品。如《创业史》，以梁生宝为结构作品的中心，形成一个塔尖，以此为出发点辐射出去，形成各种其他人物层次。

三、有了对人物相互关系的认识、重视还不够，要使作品真正把人物揭示得很充分，还离不开对人物自身冲突重要性的认识。

人既和客观环境形成冲突，人自身也存在矛盾冲突，所以作品还要充分揭示人内心的冲突，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心理冲突、心理描写，这也许更为重要，更为复杂。所谓揭示人的复杂性往往是通过揭示他心理的复杂性来实现的，这在小说成功的形象中占很大比重。像在《安娜·卡列尼娜》里，安娜离婚、离婚后看孩子的这些地方，把安娜、渥伦斯基、卡列宁三个人的心理分别揭示得惊心动魄，把每个人的各种感情的层次揭示得非常充分，从而强烈地震撼了读者。要把人物在关键时刻的心情揭示得特别充分，这样才可能把人物写好。莎士比亚的作品，在揭示人的心理冲突方面，也是非常突出的。作品中人物的心理揭示是很重要的也是很复杂的，这和作家本人的生活经历、感受、认识和体验有密切的关系。作家自己在生活中的感受、体验很肤浅的话，那他作品中的人物就可能很简单。作家应该充分体验各种复杂的感情，才可能在作品中写出各种人物的复杂的感情心理状态。

四、关于我们这时代和我们这时代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人。

我认为我们的当代人和五十年代的人不一样了，经历了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人也复杂了，这点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但我们现在的文学作品还往往不能充分表现出这一点。有些写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就是写农民如何有钱了，如何要把钱花出去：买电视机，一下买好多油饼，也不管是否吃得下。这样的描写准确吗？实际上现在的农民是很复杂的，人自身和人与人之间关系都变得复杂了，但我们文学作品的揭示，在很大程度上还处于一种简单状态。现在提倡写改革者形象，写社会主义新人，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新人呢？我的看法，是不管这人物多么先进，但他的成长是有一个过程的。一个社会先驱，首先要刷新自己才能对社会作出贡献，而人们往往只看到他与社会的矛盾冲突，而看不到他自身的矛盾冲突。作品应让读者看到他们如何战胜自己而成为英雄的。认真考虑一下，任何英雄模范都要经历艰难的历程：他要献身于社会就要完善自身，而这种完善自身的过程往往是非常艰难的。文学作品中应该揭示的正应该是先进人物的这一过程。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就是写十月革命后，知识分子如何跟自己作斗争而成为新时代所欢迎的新人的。“四人帮”时的英雄人物使人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降落的，完美到已不是人了。

其他

一、关于深入生活的问题

深入生活的重要性就不谈了，这点大家都知道，这里有个关键的问题：深入生活的过程中，最注重的应该是什么？我想谈谈我自己的认识：我不太注重有趣的故事，我注重的是感情的积累。生活中什么东西在我感情和心灵上留下了沉淀和刻痕，哪怕过了三五年，这种东西也是忘不了的，如果生活在你的感情上没有留下什么痕迹，那么你记在本子上的一点素材是没有用的。我的笔记本上只记些技术性的东西：某种植物叫什么名称？什么时候发芽？什么时候开花？什么时候结果？还有譬如荞麦开花时，麦子是什么状态？杏树开花时，柿树又是什么状态？这是要记得很准确的。至于故事、人物我是不记的，我的体会是，只要你脑子里记不住，心灵上没留下痕迹，光记在笔记本上是没有用的。有的人深入生活，不是用自己的心灵去体验生活，不是用感情去感受生活，而是采访式地到处记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和人物，这是不行的。文学作品不是采访来的，只有用你的全部身心去感受，你写作时才可能有一种压抑不住的激情。“四人帮”刚粉碎时，我写了一篇短篇《匆匆过客》，以第一人称写的：春节快到了，“我”要回家过年，到车站跑了好几次都没买到票。到最后一天了，又到车站去，正好“我”乘的那车次人不多，有可能买到票。这时候车室有个瞎眼老头——也不像要饭的，他手里拿着钱，要人家帮他买票，但谁也不理他。“我”觉得自己还比较崇高，就去帮那老头买票。但站在两个队伍之间“我”很为难，老头要坐的车次，票还有，如果先给自己买再给老头买，那老头的票还可能买到，如果先给老头买再给自己买，那自己的票就肯定买不到了。于是，在崇高中夹着自私，“我”决定先给自己买。买好了自己的票就去给老头买票。这时“我”得到了一种感情上的满足，觉得自己比候车室里别的人都崇高。但等着等着，前头一个男青年一个女青年插队把最后一张票买走了，“我”当然就买不到了。但这两个青年因为只有一张票吵起来了，吵了半天原来他们都是为那老头买票。那个男青年是自己票买好后，重新排一次队为那老头买票，那女青年带了孩子，原来是坐“我”那次车，但为了给老头买票，自己的票也不买了，宁可插队也要去抢这最后一张票。真相大白了。解决的办法是，那男青年陪老头走了，“我”把票给了女青年，“我”没票了，就转身来到了街上……就这么个故事，它是怎么来的呢？有一次我去买豆沙包子，我排队等着，包子已经不多了，这时来了个带着孩子的妇女。她本来应该排在我的后头，但她不排队就站在我旁边磨蹭。轮到我时包子没几个了，她却抢先冲到了我前面。当时我很气愤，就和她吵了几句，服务员就把包子卖给我了，但那孩子哭了。这时我的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就返回去把那包子退了，让那妇女买了，然后我走了。走不几步，听到后面有人“喂、喂”喊我，我转身看就是那妇女。她一反刚才吵架的模样，叫那孩子谢谢我。当时，我的心里很难受，忍着眼泪钻进人丛中急忙走了。我当时弄不清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我得到了些什么？我想把这种情绪表现出来，后来就写了《匆匆过客》。这里没有专意的采访，就是生活中的事感动了自己，自己就想把它表现出来。在生活中要感觉、发现什么真正冲击了自己的东西，这样你写出来的就会和大家的不一样。《人生》中的人物也是这样，不是我专门去找什么刘巧珍，而是我在生活中一种长期的感情的沉淀，这我在别的场合也讲过。我小时候家境贫寒，上小学时，由于家穷身上总是又脏又破，而小女同学们也总喜欢找穿得干净的男孩子玩，很嫌弃我。别的孩子在玩捉迷藏，我裤子烂了走不到人前面，只能靠墙站着动都不敢动，手还要把破绽捏住。小伙伴很奇怪，问我为什么不玩？不是我不想玩，关键是我不能玩，因为屁股后面不能见人，这样我常常很孤独。但回到村子里，不上学的孩子比我还穷，谁也不笑话谁，我在他们中间感到特别自由。互相没有歧视、冷落，就像在《巴黎圣母院》中那样快乐的叫化子王国一样。到了十一二岁，当你为自己的烂裤子感到害臊时，村里的女孩子就会用她们刚刚学会的非常笨拙的针线替你缝裤子上的破洞，而你也不怕她们笑话，就趴在那儿撅着屁股让她缝。她也许缝得非常认真，甚至针把你的屁股蛋扎了，扎得很疼，但你的心里却有说不出的温暖和感激。陕北的春天是很冷的，杏花开得很早，当杏子还很小的时候，大人孩子都想尝尝“春天的味道”。当你摘了一颗杏子正想塞进嘴巴，但你会突然想起那个给自己缝过裤子的女孩子：把这杏子给她，她会多高兴啊！于是你会急急忙忙从山上跑下来，尽管汗水把手里捏的杏子都搞得很脏了，甚至都不能吃了，但她欢喜地接受了你的馈赠。后来你长大了，上了初中、高中，甚至上了大学，而这些女孩子没上学，脸晒得焦黑，仍然穿着烂棉裤。后来你又到城里工作，好多年后你才回去探亲。你发现，童年的这些小伙伴早已经出嫁了，她们回娘家来手里拉一个孩子，怀里又抱一个孩子，蓬头垢面。但她们心肠还是那么好，问你娶婆姨了没有？有孩子没有？家在本村的，还要请你到她家坐坐，吃顿饭。当你离开村子的时候，心里会有多少说不出来的东西啊！甜蜜、苦涩，你真想哭一鼻子！我写的刘巧珍，就是这种长期的感情积累，她说不上是谁，也可能就是我所有故乡的姐妹们。我是不容易动感情的，但我写刘巧珍时，我很激动。写到她出嫁，我自己痛哭流涕，把笔都从窗户撂出去了。没有长期的感情积累、体验，是不可能写出刘巧珍来的。我想说的是，故事一天可以编二十个，但这种情感的积累是编不出来的，必须要你自己感觉、体验，而且在感情层次里积累得很深。有的人不重视这，结果作品写得干巴巴的。我想好多人都会在感情上有积累，尽管它是从很不起眼的事引起的，你应该把它翻腾出来写成作品，这是你最重要的财富。有人对自己的感情积累不重视，而喜欢道听途说、走马看花得来的故事。我觉得长期的感情积累是很重要的，我的好多作品就是从它而来的。我听来的故事也很多，也很有趣，但我把它们都放弃了。你可能把故事写得很动人，但它不可能有真情实感，它首先没有拨动你的心弦，也就不可能传达给读者。所以，我认为深入生活，必要的采访是可以的，但重要的是要有感情体验的积累。

二、作者在写作时应抱什么态度

有人可能会认为：写作还有什么态度？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作者在写作时只有抱着像和别人诚恳谈心的态度，作品才可能被人接受，有的作品尽管各方面都花花绿绿，但给人感觉作者不诚恳，耍小聪明哄人，这是不能打动读者的。的确，我们要抱着十分诚恳的态度，谈的是自己真实的感情，就像跟老朋友谈心一样，抱着这种状态写作，才可能打动读者，你要相信，你在作品中任何地方流露出的虚假，读者一眼就能看穿，不管你是多么著名的作家。如果你能时时抱着十分诚恳的态度同读者谈心，你的作品就自然能感染读者。抱着这种状态写作，有时作者自己首先被打动了。写作首先要打动自己的心，才可能去打动别人的心。

三、谈谈选材

不同的生活经历、审美观念会形成作家对题材的不同兴趣。写什么？当然要写自己深切感受了的东西。有的题材好，但你没有感受，没有能力去表现它，就只能让别人去表现。你必须量力而行，每个作家都不可能包罗万象，穷尽一切，他只能像蜜蜂一样，在自己的天地里飞翔。必须要认识自己，写什么？必须是自己最熟悉的。有的作家写自己不熟悉的题材，写得再多，也很难获得成功。无谓地浪费自己的精力，这是不可取的。必须是自己深切感受过的、有很大把握的题材才去写，这样比较合适。

四、对作品思想性的认识

我觉得我们有时把问题理解得很狭窄，一说思想性就是作品的一个简单的结论。实际上作品表现的思想性应该具有比较广泛的含义，不是几句话能说得清的。好的作品都应该是这样的，思想性渗透于作品的各个角落，甚至每一句话中，处处都要看出作家的思想，而不是其他方面都是贫乏的，仅仅有个正确的结论。我们不应该仅追求一种尖锐的思想，而要在作品的任何角落都渗透作家对生活深度的认识和思考。

答问

问：《人生》在我们部队战士中反应很强烈，能不能结合《人生》把选材再讲几句，如选什么？从什么角度选？

答：这个问题的范围比较广，层次也比较多。关于选材，刚才已讲了，一般说来一个人写东西应该写他感受比较深的，有的题材尽管对社会对自己都很重要，但你自己感受不深也就没法写。要在你自己感受最深的领域中去选择，当然这也不是盲目的，不是你感受最深的就是最重要的。还必须把你感受最深、准备写的东西，放在比较广阔的背景上去思考：你所要写的到底有多少重要性？有的东西你感受很深，但一放到社会背景上没有多大意义。你要写的某一种生活现象，必须放到整个中国的社会背景上去思考，甚至还应放到全球范围内去考虑。另外，你要写的东西还应放到整个文学史上去考察：有的东西你感受很深，但别人已经写过，可能你还写不过人家，那你就不必写了。你所认识、感受到的是别人没有认识感受到的，你所写的是别人没有写过的，这样就可能给你带来创造的天地。

问：为什么在创作中自己最熟悉的人物写出来倒反不满意，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答：这也许是艺术想象力的问题。你不熟悉的人物，你能通过自己的经历去补充，使它完整起来，也就是说你在你陌生的人物形象刻画上充分展开了艺术想象，而对你熟悉的人物太钟爱了，小心翼翼，一切都要写它自己有的，你受它的影响太深了。你要有勇气把你的熟人打碎，打成面目全非的人物，按照你的艺术想象在作品结构中应是什么样的人物来重新塑造它，这样才有可能写得比你的熟人更好。归根结底你不是写熟人的报告文学，你是塑造艺术形象，这样你就不能受熟人的影响，一定要把你的熟人打碎，甚至冒着亵渎熟人的情感而一切为了艺术的需要。这种现象我在创作中也有过。当然写作的时候是有模特儿的，但切忌不要受它的局限，要千方百计补充它，把它改造成你需要的人物。

问：有人说的理念小说该怎么理解？比如拉美文学？

答：小说发展到今天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现在先进的拉美文学完全打破了传统的写法，它影响着当代世界文学，甚至震撼了传统深厚的欧洲文学，有人称之为魔幻现实主义。我认为，一个地区的小说发展状况和这地区整个民族文化的根基有关，如拉美小说就有古印第安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这些作家也同样受欧洲传统文化的影响，如拉美一些重要作家差不多都在欧洲长期生活过。正是这些因素形成了拉美小说独特的风格。但我认为，不管什么形式的小说，它还是写人的；就是一些新潮小说也是曲折地反映了人的生活。传统的写法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手法，但也要有勇气用新的手法来表现。

问：现在小说的发展有没有这种趋向：结构比较散，拉拉杂杂地写？

答：这类小说现在比较多，这也是现代生活所决定的。现代生活的层次非常复杂，在某种程度上也非常“散”，这是大趋势，艺术作品是生活的反映，这是避免不了的。我提出描写城乡交叉地带也是出于这样的现实：过去农村就是农村，和城市很少交往，农民只有卖烟叶、称盐、买布才去集上，一生中偶尔参加几次婚礼、葬礼就像国家元首出访那么隆重，而现在不同了，农村与城市互相渗透的现象非常广泛，所以现在你写农村，不了解城市你写不好，相反的你写城市，不了解农村也写不好。同样深入生活也不能像过去蹲点那样在一个地方一蹲几年解剖麻雀，认为解剖了一个小麻雀整个中国这大麻雀也认识了，而现在就不容易了，如实行生产责任制，各地的形式就不一样，你写山区生产责任制就不能说它是全国的典型，平原有平原的做法。城市也同样。所以说小说的散的趋向和生活的散的趋向是一致的。

问：小说的对象到底是谁？现在小说的趋向写得越来越散，到底能否得到群众的欢迎？还有《创业史》在今天群众中的影响如何？

答：这个问题我也不清楚。好像现在小说读者的层次是很多的，对作品的选择也不一样（问：那你的作品到底为谁写呢？）一部作品不可能十亿人都喜欢。司汤达的《红与黑》在当时就挨骂，他预言：五十年后人们会喜欢他的小说，后来这预言实现了。作为一个艺术家不能仅仅迎合读者的趣味，他有责任提高读者的趣味。譬如电影，现在有的打斗影片把电影院都挤破了。但作为一个严肃的艺术家不应因此惶惑，哪怕我的影片现在观众少，相信通过时间、通过观众自己的反复对比，慢慢欣赏水平就提高了。书也这样，现在武侠小说看的人特别多，作为一个严肃的艺术家，不应该去迎合观众这类口味，他的责任是提高全社会的审美水平，而不是做读者和观众的尾巴。鲁迅是我们的榜样。

问：对人的本性研究该怎么认识呢？

答：我也说不大清楚。人性、人道主义是存在的，这否定不了。作品必须弥漫人性，人道主义，否则作品就是抽象的不是写人的了。这是没有什么可回避的，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问：为什么有的事我经历了，但无动于衷，但有的作家却能把它写得很感人？

答：艺术家要具备这种素质：不论他是从事何种艺术形式的创作，必须始终对生活要饱含巨大的诗情的体会，当然小说的诗情是内在的。在生活中始终要饱含诗情的体会，否则是产生不了文学作品的。好的小说本身就洋溢着巨大的诗情，创作时不能仅仅是向读者叙述什么，这样的心理状态是不行的，你必须对描写对象抱着巨大的热情。

问：有的作品说不出什么故事、人物，但它深深地打动了你，像史铁生的《遥远的清平湾》，王蒙的《夜的眼》、《春之声》等等，这是为什么？

答：你说的史铁生、王蒙的作品我也熟悉，它没有情节甚至似乎也说不上来什么人物形象，但它深深打动了读者，为什么？就是因为作者对生活饱含了巨大的诗情。不能说没有人物形象，作品里徘徊着一个巨大的人物形象——作家本人。你感受到的一切就是作家真诚的感情，这类作品的主人公就是作家自己。《遥远的清平湾》的主人公就是作者本人，他对那儿的土地、人民有着深沉的爱，这样自然打动了读者。王蒙的作品也是这样，作者本人在那里呐喊。还有安徒生的童话，他写的不是我们的现实生活，为什么不但打动了小读者，又打动了千千万万的成年人？那是因为作者那颗伟大、善良的心在作品里搏动着。全部安徒生童话就是安徒生的形象，那些鱼呀、狗呀，都带了安徒生的感情。

问：能不能结合《人生》讲讲细节的运用？

答：没有细节的作品是个空架子，在写作和结构作品的过程中，主要的是深化细节，大的情节有时较容易组织，关键是细节。生活中的细节必须按照作品的要求来进行改造，要能表现主题表现人物。我如果能掌握两三个细节就觉得很有可能结构成作品。处理细节一定要慎重，一定要把它挖完。如高加林的卫生革命就是个细节，我用它就要考虑：在这个现场，谁应该来还没有来？我就开始搜索作品中的人物，首先巧玲可能来。还有这个细节在刘立本、高加林家里引起的反应？就是说抓住了一个闪现出来的细节就要在作品的具体环境中，不断地丰富它，要把它用尽用干，像炼猪油似的最后只剩下了渣滓了。写到这些细节你不要着急，你要充分运用它，不要草率。细节要形成冲突，它本身就是一幕戏，刘巧珍刷牙的细节，就是要表现她所处的环境——这是我的目的。细节折射出来的东西不仅是细节本身，而且要蕴含更深远的含义，通过它表现这村子环境的落后，使读者可以想象：这两个青年人生活在这里是多么不容易！再一个是表现刘立本的思想，而这又不仅仅是刘立本的思想，而是整个农村落后习俗的表现。细节往往是整出剧的一幕戏。

一九八四年六月七日

*原载《陕西文学界》1985年第3期。

答《延河》编辑部问

问：你在自己的作品中创造过许多艺术形象，你能向读者真实地描述一下你自己吗？

答：自己很难描述自己。其实，我在我的作品中已经自觉和不自觉地袒露过自己。从一切方面说，我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人。和大多数人一样对生活抱有最实际的想法，并且根据自己的条件发挥自己的长处，争取获得某种成功——对我来说，这往往得通过一连串的失败才能达到。从来都轻视机遇，而把一切希望建立在自己切实的努力之上。只有诚实地劳动，才可能收获，这是我的生活信条。当然，在生活历程中，也还和常人一样犯各种错误。

我的最大爱好是一个人苦思冥想。思考的问题和事物广泛而庞杂。当然不都是文学问题。内心越是活跃和激烈，外表却越是平板和慵懒。相反，外表活跃的时候，内心却正处于一种相对松弛的状态。思考激烈的时候，路遇熟人，往往忘了礼貌性地打一声招呼，为此总给别人得出骄傲的印象。加之眼睛近视，平时又不爱戴眼镜，经常遭朋友们抱怨，说在街上和他们擦身而过竟然视而不见。有时候为避免失礼，行进中如觉有人迎面走来，不管是否熟人，脸上慌忙先做出笑容可掬状。我喜欢生活和艺术中一切宏大的东西，如史诗性著作、交响乐、主题深邃的油画、大型雕塑、粗犷的大自然景象、未加修葺的古代建筑和观看场面狂热的足球比赛等。生活习惯随便，几乎到了一种散漫的程度。吸烟无节制，已经到了一种不可收拾的地步。晚上读书常引起失眠症，但治疗失眠症还靠读书，一直读到书从手中自动失落为止。

还是开头那句话，自己很难描述自己，正如摄影师给别人照相时，很少顾及自己的形象。自己的形象最好由别人来描画。

问：你是怎样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在此以前，你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答：我一九六六年初中毕业，正赶上“文化大革命”，丧失了继续学习的机会。以后的岁月是在动乱之中度过的。在这些年月里，学习理工科是没有条件的。但文学书籍还总能找到一些，于是捉住就读，这样便产生了爱好。要在一种事业中取得某些进展，首先得爱好这种事业，这可能是一个起码的要求。但这还不够，要搞出点名堂，需要扎扎实实地去努力。首先应该明了，在自己所从事的这一项事业中，前人已经达到了怎样的高度。这就要求大量地阅读古今中外的文学著作和其他方面的典籍。读文学作品，在文学史的指导下阅读是一个好的方法。因为你不可能把前人所写的书都读完，实际上也没有必要。根据文学史所提供的线索，你就会读到中外历代一些最著名的经典著作。这些著作的总和代表了整个人类历史文化的面貌和水平。有了这个了解，你就再不会犯狂妄的毛病。对于初学写作的人来说，最容易犯这个病，而这个病往往会断送你在文学事业上的前程。当然，读这些经典著作，不仅仅是治狂妄病，最主要的是它给我们带来无穷无尽的营养。任何时代有成就的作家都得首先吸取前人的乳汁，才能使自己成熟并把自己的乳汁再留给后人。另外，应积极地投身于火热的社会生活中去，寻找困难，主动体验生活中一切酸甜苦辣的感情。丰富的生活经历和阅历，丰富的生活体验和感情体验，这是搞创作的基本财富积累。没有这个积累是绝对不行的。不要让生活来找你，而自己应该投身于生活，并主动去寻找那些丰富的、严峻的、能给人以磨炼的生活去实践，去体验。当然，心理状态应该是这种生活的一个自然的成员，而不是仅仅抱着写作的目的才去生活的。有些青年人常常抱怨自己没有所谓“曲折的”生活经历。实际上生活要靠自己去寻找，去创造。

读书、生活，对于要从事文学事业的人来说，这是两种最基本的准备。这就是我对以上这个问题的回答。

问：当你发表第一篇作品，或创作取得初步成功之后，想得最多的是什么？

答：想得最多的是：最困难的工作将在下面。

问：你在创作上遇到没遇到困难或挫折？遇到困难或挫折时，你是怎样坚持下去，并终于取得了突破的？

答：困难或挫折是经常性的。这种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为自己专意设置的。追求的目标越高，困难和挫折的系数就会越大。但是没有追求，就不可能产生像样的作品。为了“顺利”而回避困难，实际上等于自己欺骗自己。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困难的事业。一切都是在不断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中进行的。因此，具备顽强的毅力对作家来说是一个先决条件。有时候，一个作品到了关键的时候，需要更大的力量才能搞好，而这时候往往是作家最感吃力的时候。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好比登山到了最后几十米，每一步付出的代价比当初不知要大多少倍。没有比这更惊心动魄的了。这时候一般的坚强还不够，需要一种特殊的坚强，那就是，只要腿还能迈动，就继续迈动；即使倒下来，也应该往前爬；即使爬不动了，失败了，意识和灵魂也应该继续攀登——这是为了下一次攀登而应保持的一种精神状态。要知道，一次壮丽的失败就可能产生一次辉煌的胜利。最为悲哀的是永远倒在一个失败的终点上——要认识到，这绝不是终点，完全可能是通向目标的一个连接点。要在困难和挫折中突破，首先要战胜自己。

问：你是一位有追求的作家，请谈谈在这个问题上的理性思考。

答：所有的作家都在追求。所谓追求，就是不满足自己已有的东西，力图在生活和艺术中有新的发现。但关键的问题是追求什么。关于这一点，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理解。我不喜欢利用生活中的一些偶然的事件而制造故作惊人的作品；我喜欢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现实际上是真正惊人的东西。有些巨大的东西往往在日常细碎之中。河流越是宽阔，表面上越是看不见波浪。你在生活中发现的新现象、新因素、新品质，这是生活本身的发展和创造所带来的，并不是你自己创造的，因而这种新的发现才能够引起最广大读者的共鸣。你在艺术上的新发现和新创造也正是这种生活的一种自然的要求，而不是一种主观主义的别出心裁。相反，刻意去追求一种时髦的、商业性的、刺激性的，甚至举办一个生活的怪胎展览会，而标榜自己有新追求，历史将证明这种“前进”充其量不过是脸朝前而两条腿实际上倒退着走罢了。

问：请以你的作品为例，谈谈你是怎样从生活中获取题材的。

答：我曾经一再说过，我最为重视自己在生活中的体验，而不重视那些道听途说的生活故事。自己对所表现的生活缺乏一种深切的体验，故事再生动，也不可能写生动。文学作品光靠曲折甚至离奇的故事，可能有某种吸引力，但很难打动人心。真正的艺术作品的魅力，正在于作家用生活的真情实感去打动读者的心。因此，生活首先要打动作家的心，作家才有可能用自己所描写的生活去打动读者的心。我常常选择我自己体验最深的生活题材来表现，比如《在困难的日子里》、《人生》等作品。如果我没有困难时期在学校的那段生活体验，我就不可能进行《在困难的日子里》的创作。如果我没有从农村到城市这样的生活经历和这个经历过程中的各种体验，我也就不可能写出《人生》。实际上，作为故事来说，我听过无数比这两个作品更为有趣的故事，但这些故事中的生活我没有深切的体验，因此这些故事再绝妙我也不可能写好。当然，不是自己所有的生活体验都可以作为写作题材的。应该把自己的生活体验，放在时代的、社会的大背景和大环境中加以思考和检验，看其是否具有时代意义和社会意义。不能将自己的思想情绪误认为时代的思想情绪。一定要从自己的生活体验中寻找到广阔而深刻的社会生活的内涵。总之，还是那句老话：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但仅此还不够，应该把自己熟悉的生活上升到时代和社会的高度去认识。

问：能否向读者介绍一下你的创作习惯？

答：每一篇作品的产生都极其艰难。在很多情况下，作品不是靠才能而是靠苦熬来完成的。在动笔之前是漫长的构思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意放纵思绪，使其达到恣意泛滥的程度。不急于形成一种写作的格局。即使形成了一种较为完整的格局，也很快又被打烂，试图寻找更好的选择。经过许多次的反复，知道自己在这一题材领域中再没潜力可挖的时候，才开始动笔。极重视动笔前的准备，但不拟定详细的提纲，只记下一个大的情节发展脉络和要点。我的体验是，作品中最重要的东西首先要变成自己血肉般的一部分。头脑里记不住的，即使记在纸上也不起作用。

写作时喜欢一鼓作气，从始至终保持同样的激情。最怕写作过程中情绪被意外的干扰打断。什么地方被打断了，什么地方就常常留下一块疤痕，即使后来精心修补，也很难再是本来的面目。为了保持生活的逼真感，常选择和作品很相似的环境中写作，这样可以随时将作品的细节带到环境中去印证，需要的时候可以立即到生活中去补充。比如写《人生》时，我住在陕北一个小县城的招待所，出城就是农村。有一天晚上，写德顺爷带着加林和巧珍去县城拉粪，为了逼真地表现这个情节，我当晚一个人来到城郊的公路上走了很长时间，完了回到桌面上，很快把刚才的印象融到了作品之中，这比想象得来的印象更新鲜，当然也更可靠。

工作时间一般在中午到凌晨两点为最佳。上午睡觉，没有午休习惯，吃完午饭后用一个小时看报纸。写作时不愿读书，但每天必须详细读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陕西日报》和《参考消息》四种报纸。读报是一种长期的习惯，有时所处地方偏僻，读不到报纸，但必须想办法读到。自我感觉读报是一种最好的休息和调节。因为整天在虚构的世界里，极想看看当天真实的世界里发生了些什么事。奇妙的是，这种时候，读报往往给当天的写作带来许多新的启发，并且对作品构思的某些方面给予匡正。

工作环境和桌面在外人看来是零乱的，但对我来说却是“整齐”的。因为一切从自己工作方便出发，使得一坐下来就能立刻进行工作。

要求自己写作时的心理状态，就像教徒去朝拜宗教圣地一样，为了虔诚地信仰而刻意受苦受罪。工作中由于艰难而难以忍受之时，闭目遥想那些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而艰辛地跋涉在朝圣旅途上的宗教徒，便获得了一种力量。但我是一个绝对的无神论者。我只是说，为了达到目标这样一个信念，就得有一种与此相符的工作精神。也有垮下来的时候，这会造成一种长时间的痛悔而使自己追念莫及。

问：对批评家的意见重视或感兴趣吗？受过些什么启发和影响？

答：很重视。深刻的批评家和文艺理论家常常使作家看到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有些批评家的文章看了会使人立刻产生一种创作的欲望。对国内文学批评的现状来说，使人感到不满足的是，有些批评的立足点较低，并且视野也嫌狭窄。

问：谈谈你的阅读范围。

答：范围比较广泛。除过文学外，各种门类的书都读一些。对俄罗斯古典作品和苏联文学有一种特殊的爱好。杂志中除过文学作品外，喜欢读《世界知识》、《环球》、《世界博览》、《飞碟探索》、《新华文摘》、《读者文摘》和《青年文摘》等。

问：在中国或世界名著中，你最喜欢谁的作品？

答：喜欢中国的《红楼梦》、鲁迅的全部著作和柳青的《创业史》。国外比较喜欢列夫·托尔斯泰、巴尔扎克、肖洛霍夫、司汤达、莎士比亚、恰科夫斯基和艾特玛托夫的全部作品；泰戈尔的《戈拉》、夏洛蒂的《简·爱》、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这些人大都是生活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家。他们每一个人就是一个巨大的海洋。

问：你当前最关心的、思考得最多的是什么？

答：自己的工作如何和我们的社会改革相适应。在短短的几年里，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广阔的，深刻的，迅猛的，使人大有目不暇接之感。生活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需要作家来研究。文学如何反映这个大改革，已经迫切地需要作家们做出回答。有些目光敏锐的作家已经写出了反映这方面生活的作品。有的作家正在对生活深入研究，艰苦地做着一些准备工作。

问：社会上有人传说你要写《人生》的续集，你是否有这个打算？

答：我没有这个打算。《人生》小说发表后，许多读者就写信建议我写续集。有的人并且自己写了寄给我看。《人生》电影公映后，更多的人向我提出了这种要求，而且许多人正在自己写续集。我也看到了报纸上报道“万元户”要续写《人生》的报道。对我来说，《人生》现在就是完整的。

对于《人生》这部作品，我欢迎批评界和读者、观众继续争论。但我希望争论以外的其他宣传能够消失。这种宣传已经使我苦不堪言。我希望自己能平静地工作。

问：你对办好《延河》有什么意见、建议和要求？

答：《延河》曾经是一家在全国很有影响的刊物，发表过许多优秀作家的优秀作品。它还扶植和培养了许多作家。我自己就是通过这个刊物走上文学之路的，因此我对这个杂志充满了尊敬的感情。

近几年来，文学杂志如林，《延河》仍然做了大量有创见的工作，成绩很大。当然，也还存在一些不足。我觉得主要是版面反映的题材比较窄，影响了读者面。另外，对于本省创作力量的发掘，以及发挥自己的长处和特点不够。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在进行改革的形势下，《延河》本身应适应这个形势，在工作方法和版面内容上有个大的改进。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于西安

关于电影《人生》的改编

总的说，从我的角度讲，那就是尽可能地把小说中最主要的东西表现出来。说细点，大概是这么几点：第一，小说的题旨应较完整地给予揭示。这就是通过高加林等人悲剧性的命运，促使观众对社会及人生作出多方面的深刻审视；并通过这个不幸的故事使人们正视而且能积极地改变我们生活中许多不合理的现象。第二，力图将小说涉及到的生活通过视觉也能使人感到真实可信。高加林、刘巧珍、黄亚萍等都是好人，但性格中都不同程度潜含着悲剧性和庸俗性的因素。

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反映了生活的真实；而真实是一切艺术的基础。《人生》所表现的是一群普通人的命运，他们的遭遇，不完全是他们自己所能决定的。高加林也不是想走一个大圈子最后再夹个行李卷又回到出发点的。他无法突破各种社会矛盾对个人的制约。第三，一般认为农村题材的电影只要有所谓的生活气息就行了。我不想停留在这一点。我觉得，这部片子要表现的不仅是陕北的人情、民俗和大自然的风貌，还应揭示出蕴蓄于其间的社会的、历史的、审美的甚至哲学的内涵。这是更深一步的东西，有了这些，不仅不识字的人看得懂或受到感染，文化程度较高的人也能由此展开更深层次的思索。这就要在银幕后面留出更大的空间；不仅完成一个故事、完成特定情景中的情节，还要在情节与情节、场景与场景、人物与人物、对话与对话以及画面与画面之间留下“空白”，让观众想象、补充和思考。第四，力求通过银幕搞出一种气势。在用摄影机的角度描写生活描写大自然的时候，努力追求一种雄浑、博大和深沉的风格。第五，不能孤立地表现生活表层的民情风俗以及和主题无关的民情风俗，这不是艺术所追求的，也不是艺术。所以，电影《人生》不仅要有“土味”，也要有“洋味”，使“外族”人也能毫无障碍地接受和投入。无论怎样，只有把自己熟悉的本民族的东西真实地、艺术地、丰富多彩地表现出来，作品所流露的——切才可能使世界上更多的人理解和感受。

创作漫谈

我去访问路遥，准备采写一篇关于路遥的报告文学。听说路遥很忙，去的时候，只想着让我的访问少占用他的时间，却没想到他会拒绝。

路遥：没有必要这么做。对作家来说，主要是给读者提供作品，作家的一切都在他的作品中，写报告文学没有必要。

老戈：如果不涉及你的生活，可以谈谈你的创作和作品吗？

路遥：可以。怎么谈呢？

老戈：能不能提这样一个问题：你以为谁是中国当代最伟大的作家？

路遥：（笑）这不好回答。你是说建国以后吗？就我自己来说？我比较喜欢柳青的作品。

老戈：你在小说《人生》的开头就引用了柳青《创业史》中的一段话。你能否谈谈你对这位作家的基本评价？

路遥：柳青的作品以《创业史》为代表，是我国文学发展中的一个重大收获。可以说，柳青在我国小说的革新方面作了比较早的、开创性的工作，打破了中国小说比较落后的、传统的表现手法，大量引进了外国以及古典和现代小说中比较先进的小说观念。

老戈：小说观念？

路遥：对，柳青的主要贡献就在于对传统的小说观念的改革。这主要是通过他的作品实现的。他把人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不像过去的小说只写一个故事。小说的一切手段都是为了人物，这是柳青最重要的一个成就。

老戈：能具体一点吗？

路遥：比如心理描写，在他的小说中很突出。这在中国过去的小说中比较少。但他写的是纯粹的中国和中国人的生活；他并没有因为小说观念的改革而使小说中的生活和人物成为一种不伦不类的东西。他写人，而不是故事，他的魅力都是因为他的人物而不是故事或其他东西。不能小看这一点。我以为在他之前很少有人有意识地做这一方面的工作。我们应考虑到中国小说的传统并不像欧洲、俄罗斯那样深厚，《红楼梦》之前的小说并不能满足现代小说艺术的要求。当然，中国的现代小说是从鲁迅开始的，许多作家做了大量工作，为后来者奠定了基础。

老戈：评论界对《创业史》似乎有一些争论。

路遥：对《创业史》内容上的争论是另一个范畴的问题。作家对生活认识的局限性往往也是时代的局限性，不能仅因为这一点来评判一部小说的成败。中外文学史上最有影响的巨著并不全都是因为作家的政治观点在当时是最先进的。当然，对当代作家可以这样要求；但要求的范围应该更广，要求作家对生活总体认识的准确性。建国以来，不同时期都出现过成功的作品，也大都反映了那个时代，但不一定每个时期的作品都代表了当时的生活对艺术的最高要求。很多时期的作品是相当不能让人满意的。粉碎“四人帮”后，出现了许多作家和作品，总体上说，其创作的总和表现了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我认为能代表一个时代的作家，当前还没有。

老戈：看来，你承认柳青对你的影响了？

路遥：影响是多方面的。《创业史》我看过七遍。我以为有些章节对小说创作来说，具有典范的意义。比如第二部中梁大老汉要去兰州，在房间和他儿子生禄有一段对话，你感到你能从窗子外边看见他们。就这样逼真。

老戈：关于继承和创新的问题有许多争论，你对这个问题能谈点看法吗？

路遥：任何时代的作家只能在前人创造的基础上发展。继承过去的优秀作家的成功经验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但是，任何时代的作家都不可能停留在前人的成果上面。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代作家的使命就是战胜前人，不管能否达到这一点。否则，就没有文学的发展。战胜前人并不是狂妄，而是生活和时代的发展给自己的作家提出的要求。所以，要继承，又要创新，既不能狂妄到虚无主义，又不能跟在前人后边匍匐，尤其对当代作家来说更应是这样。实际上，要求当代作家全面了解前人在艺术上创造的一切，没这个了解，也就谈不到创造。

老戈：和一些作家相比，你发表的作品不算多，但在读者中的影响很大，可以说，你是一位比较严谨的作家。你是否有许多作品没有发表出来？是发不出来，还是你不愿意发表？

路遥：我写得很慢，哪怕小作品，都写很长时间。主要是构思时间长。我写一个作品的时候，纵横考虑较多，甚至考虑的东西不属于作品要表现的范畴，作品用不上。我总想让作品的容量大一点。这样就必须有长期、艰苦的深思熟虑。就是经过这样的折腾，作品也不一定令人满意。有些作品思考不成熟就不写；写出来不满意就不发表。

老戈：《惊心动魄的一幕》是你获奖的第一部作品吗？你认为《惊心动魄的一幕》中什么东西是最不应该忽视的？

路遥：这个作品比较粗糙，是我的第一个中篇，艺术准备不充分，很大程度上是靠对生活的熟悉和激情来完成的，因此，许多地方留有斧凿的痕迹。但有一点追求很明显，就是要在同类题材的作品中提供一个和别人不同的作品。当时描写“文化大革命”的作品，许多都是表现个人恩恩怨怨的东西。我在《惊心动魄的一幕》中并不想局限在这一点上，而是力图从历史和时代的角度来看待作品所表现的那一段生活。所以，在五万字的篇幅中，我想尽可能概括更多的东西。尽管由于艺术准备不足以及创作环境等方面的原因，作品没有达到我设想的目标，但是我作了努力的，这种努力，读者在作品中是可以看到的。“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不仅仅是个人的，而是整个时代的悲剧，我的主人公也是受害者，但他对那场“革命”也看不清楚。自己受害，同时又害别人，这不是教训么？

老戈：你看评论文章吗？报刊上发表了不少对你的评论，你认为哪几篇文章或者哪些观点对你作品的理解比较切合你的创作意图？哪些观点对你有所启发？

路遥：凡涉及到我的评论文章，能看见的我都看。总体上说，都对我有启发。王愚的《路遥论》对我启发很大。许多评论是评我某一个作品的，王愚是从总体上评论的。另外，我感到上海的蔡翔对《人生》的评论比较有深度。那篇文章发表在《上海文学》上。

老戈：评论界认为《人生》是你已发表的作品中最成功的作品。你能否谈谈你创作《人生》的动机？

路遥：概括起来有两点：一是给社会提出问题。高加林的命运实际是一代青年的命运，应该引起社会的关注，应该了解、理解这样一些青年的想法和生活状况以及他们的处境等等。我们的社会和未来要指靠他们，所以，青年问题应该始终是社会最关注的一个问题。第二，是向青年人自身提出问题，在我们目前的社会条件下，怎样使自己正确地对待生活，对待人生。社会有责任关心他们，但人生的道路主要靠青年自己去开拓，因此，要充分认识到自己对这个社会所承担的责任，使自己成为时代所要求的优秀青年。其所以提出以上两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社会上有不正之风，加上长期以来极左思潮的束缚，没有能很好地给青年提供发展的条件，有许多不合理的东西阻碍着青年的发展；另一方面，有一些青年还没有认识到自己对社会和时代所承担的责任，在许多方面表现得不成熟。这就是我创作《人生》的动机，一句话，提出问题，引起重视。

老戈：在塑造高加林这个人物时，你对他怀有什么样的感情？你喜欢他吗？

路遥：可以说，作家对他表现的任何人物都是“喜欢”的，包括反面人物。这主要是从美学意义上说的。对高加林这个人物，我是带着一种兄长般的感情来写他的。他是一个成长中的青年，在他的身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许多不成熟和弱点。我不仅指出他的不幸的遭遇，同时也指出他自身的缺陷。我感到这样的青年人通过那样一种生活经历以后，他能克服自身的弱点，能成为时代和社会所要求的优秀青年。作品中的高加林还没达到这一点，但我相信他会达到的。我们不能因为一个青年身上有弱点，就把他说成不可救药的坏人。实际上，每个人在自己的青年时期都不可避免地要走一些曲曲折折的道路，包括许多伟大的人物。这种认识可能妨碍了我在作品中对高加林身上所存在的缺陷和不成熟的直接批判的力量，但我认为，对一个形象的批判或赞美，不能仅仅满足于赤裸裸的表达，而要通过作品的整体构思来实现。

老戈：刘巧珍身上有我国妇女的许多传统美德，能看得出你对她怀有强烈的感情。你认为这些传统美德以及同情在现代有什么意义？

路遥：这是不言而喻的。生活和时代在发展，但我们不能割断历史。实际上，许多传统美德在任何时候都需要。像刘巧珍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真诚、善良、为别人作出牺牲等精神，是永远需要的。如果没有这些东西，人类也不可能延续到现在。毫无疑问，未来就是先进到每一个人都能驾驭火箭，但火箭上的人不再是人而是狐狸或狼，那么这种先进还有什么意义呢？当然，刘巧珍身上有自己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往往也是时代的局限性，不能因为这些局限而把她身上美好的东西也唾弃。

老戈：你在黄亚萍这个人物身上想体现一种什么东西？你觉得这对整个《人生》有什么特殊意义？

路遥：从主观上来说，我并没把黄亚萍这个人物当坏人看待。她身上也有许多优点，这是很突出、很明显的。但另一方面，和高加林、刘巧珍一样，她也有局限和缺陷。这个人物对《人生》没有什么特殊意义。她是生活中的一个角色。生活的戏剧中有各种各样的角色，所以，就有黄亚萍。

老戈：有一种时髦的观点认为，最激动人心的作品往往带有作家自传的性质。你同意这种观点吗？《人生》是否带有这种性质？

路遥：我同意这种说法，但不是说作家的作品就等于自己的报告文学，正像人们通常所说的，对经历要作艺术的概括。有一点是很明显的：作家对于他所描写的生活越有切身的感受，才有可能写得逼真。我对道听途说的故事从来不感兴趣，哪怕这个故事多曲折，多离奇、多有趣。我的作品都是表现我自己体验和感受最深的生活的。如果我没有经历过1961年经济困难时期的学校生活，就不可能写出《在困难的日子里》；如果我没有从农村到城市这种生活经历，也就不可能写出《人生》。我听到过比这两个作品更生动、更奇妙的故事，但我没写它们。作品所描写的生活首先要打动作家本人，作家才有可能用这种生活打动读者。所以，作家应该写自己体验最深的生活，这实际也是最难的。故事可以去编，但生活的真情实感是不能编的，要靠自己的整个心灵来表达。

老戈：如果说你的两个纪事中篇是力图从广度上把握和再现两个不同时期的历史真实的话，《人生》是否在追求一种深度？

路遥：也可以这样说吧。我主要是通过揭示作品中人与人的关系来实现的。

老戈：有人说你的作品，特别是《人生》的成功之处在于把一种陈旧的内容用陈旧的表现手法纳入一种具体的背景中，显示悲剧的力量。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路遥：对作家来说，没有什么陈旧的生活。历史往往表现出这样一种现象：尽管时代不同了，但生活中的某些悲剧或喜剧却表现出惊人的相似，尽管表现形式不同。至于艺术手法，这是作品内容的一种要求；离开作品的内容而谈论艺术手法的新与旧是没有意义的。最后，我写《人生》的时候，根本没考虑什么悲剧不悲剧。我表现的是生活，生活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老戈：听说你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了“立体交叉文学”的问题，你能概括地说说吗？

路遥：我最早的说法是“城乡交叉地带的文学”，是我在1982年提出的。我的意思是，过去一直分什么工业、农业等题材，把文学按行业来分，实际是作家自己束缚自己，这在当代中国文学创作中的教训是深刻的。实际上，现代生活表现为复杂交错和相互渗透的。“城乡交叉地带的文学”这一概念不是我的发明，而是当代实际生活对作家的要求。在今天，不仅是那些企图描写“全景性”生活的作家需要广阔地了解社会各个方面的生活，即使是着重描写一个特定生活领域的作家，也应该广泛了解其他领域。比如要写当代中国农村的生活，不了解城市生活，就可能给作品带来许多局限性。反过来也一样。

老戈：在当代青年作家中，你是有自己的独特风格的作家，能看出你有自己的美学追求。你认为你的独特性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你对你追求的那个领域的信心如何？

路遥：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美学追求。我的最大追求就是在作品中表现我的真诚。作家只有是真诚的，才能真实地表现生活。当然，生活中的东西不一定都是美的，但从美学意义上说，只有真的才有可能是美的。艺术作品的成败不仅仅依赖于作家如何运用技巧，更重要的是作家的真情实感。所谓的艺术魅力，主要是由作家的真情实感带来的。美妙的艺术技巧加上作家虚假的感情所形成的作品，有可能得到某些评论家的欣赏，但绝欺骗不了读者；作品中任何虚假的声音，读者都能听得出来。

老戈：你在创作上有什么新的计划吗？

路遥：这两年没写什么东西，主要是读书，同时在结构一部规模较大的作品。作品正在酝酿过程中，许多方面都不成熟，还是不说为好（笑）。

*老戈一九八五年元月采访路遥笔录，原载山东省文联《文学评论家》1985年第2期。

《路遥小说选》自序

承蒙青海人民出版社的关怀，我将自己迄今为止的小说作品挑拣出一部分，编成了这本选集。通过这本书，读者大约可以看出我十来年在学习写作的道路上弯弯曲曲的爬蜒痕迹。这些作品都没什么改动，保持着初发表时的面目。之所以这样，并非这些作品没有可修改之处，而是我常常没有能力这样做。我感到，如果在总体上不能复原当初创作时的那种心理状态，即使后来想弥补作品的某些缺憾，也往往等于疤上补疤，因此也就放弃了这种应该而且必需的努力。

我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生于陕北山区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在农村长大并读完小学，以后到县城读完高小和初中。青少年期间的大部分时光是在农村和县城度过的。十七岁之前没有出过县境。中学毕业后返乡劳动，并教过农村小学，在县城做过各式各样的临时性工作。一九七三年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读书。一九七六年大学毕业后来到省城的文学团体工作。一九八二年成为专业作家。我的生活经历中最重要的一段就是从农村到城市的这样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种种情态与感受，在我的身上和心上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因此也明显地影响了我的创作活动。

我的作品的题材范围，大都是我称之为“城乡交叉地带”的生活。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五光十色的世界。无疑，起初我在表现这个领域的生活时，并没有充分理性地认识到它在我们整个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深刻而巨大的意义，而只是像通常所说的，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这无疑影响了一些作品的深度。后来只是由于在同一块土地上的反复耕耘，才逐渐对这块生活的土壤有了一些较深层次的理解。

我在几年前的一篇文章中说过：“由于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又由于社会经历了持久广泛的大动荡，城市与城市，农村与农村，地区与地区，行业与行业，尤其是城市与农村之间相互交往日渐广泛，加之全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农村的初级教育的普及以及由于大量初、高中毕业生插队或返乡加入农民的行列，使得城乡之间在各个方面相互渗透的现象非常普遍。这样，随着城市和农村本身的变化和发展，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冲击，农村生活对城市生活的影响，农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倾向，现代生活方式和古老生活方式的冲突，文明与落后，新的思想意识和传统观念的冲突等等，构成了当代生活的一些极其重要的内容。这一切矛盾在我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意识、道德观念等方面都表现出来，是那么突出和复杂，可以说是立体交叉桥上的立体交叉桥。”

无疑，我国当代现实生活迅猛而巨大的发展，使得以上所说的一切都变得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复杂。骤烈的社会改革，已经使中国的农村和城市再不是各自封闭的天地了。它们还将会在更大的程度上交叉在一起。而且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它们的界限甚至会变得模糊不清。试想，假如黄河和长江交汇在一起奔流，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呢？这会是一条新的江河。这时既有黄河，也有长江，但这无疑会是一条既非黄河也非长江的新的更加宽阔而汹涌的江河。我们所面临或将要面临的生活的总面貌也许就是这个样子。

面对着澎湃的生活的激流，我常常像一个无知而好奇的孩子。我曾怀着胆怯的心情，在它回旋的浅水湾里拍溅起几朵水花，而还未敢涉足于它那奔腾的波山浪谷之中……什么时候我才能真正到中水线上去搏击一番呢？

*《路遥小说选》由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

冷静中的燃烧
——读《远去的凉风垭》

作者锐利的感受如同飞箭一般穿透了这一片孤寂。甚至还穿透了孤寂之后的热烈。在那远去的凉风垭的背景上，一个我们很少见过的男人正走近前来。他死了。我们还会想起他的，尤其是当我们感到自身舒适和优雅的时候。真的，如果没有那位心灵丰富的女人，也许我们永远不会了解在那与世隔绝的地方生活着这样的朋友。幸亏她还是记者，也使他短促生命中的业绩没有和他一起被掩埋。

在这篇相当出色的作品中，作者以她惯有的秉性，在冷静中宣泄了火焰般的热情。我们感到了一种沉重的欢欣。

最后要问作者的是：这样的货色还能拿出多少？

*原载《延河》1987年第3期。

《人生》法文版序

当这本书被张荣富先生译成法文出版的时候，我要借此机会向法国读者朋友致最亲切的敬意。我向来对法兰西辉煌的文化艺术抱有十分崇敬的感情。伟大的法国文学，无论是其古典作品，还是现代作品，都对我的文学活动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因此，当这本书译成你们优美的语言并被你们阅读时，我感到荣幸而愉快。

中国和法国是两个相距遥远而又在各个方面不尽相同的国家。但我认为，人类的心灵都是相通的。文学艺术正是沟通人类心灵的桥梁。但愿我的这本书能作为“桥”上的一颗小小的石子。

作为一个与本书主人公有类似经历的中国青年，这本书所描写的生活，都是我自己深切感受过的。

这部小说最初发表于一九八二年，曾在中国文学批评界和读者中引起巨大的争议。这种争议实际上到现在仍然没有结束。当然，这种争议是在中国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上发生的。我无法想象你们会对这部作品产生什么看法。

这部书的故事发生在我国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四人帮”刚刚覆灭，中国的改革还没有大规模展开的时候。那时，中国一个噩梦般的时代结束了，而新的生活还处于酝酿和探索之中，长期积累起来的各种矛盾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已经处于最复杂最深刻的状态。悲剧的主人公就是中国这个时期的产儿——他们的悲剧当然有着明显的社会和时代的特征。

但这同时也是青春的悲剧。在我看来，只要是青年，不管他们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和什么样的国度。在他们最初选择生活道路的时候，往往不会一帆风顺。我自己就是从一条坎坷的生活道路上走过来的。因此我完全理解那些遭受痛苦与挫折而仍然顽强地追求生活的青年。我永远怀着巨大的同情心关注他们的命运，即使我为他们的某种过失而痛心的时候，也常常抱有一种兄长般的宽容态度。

这部小说发表并引起广泛的社会争议后，我曾收到几千封中国读者的来信，让我本人评价书中人物的是非曲直。实际上，许多问题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我要求自己竭力真实地描写生活，但是非最好还是让人们去评说！

一九八七年六月六日于西安

致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社

你们优秀的文学传统曾对我的生活和创作产生过重大影响，由此，我始终对你们的国家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我的小说《人生》被你们译成俄文出版，我深感荣幸。借此机会，我谨向闻名于我国的青年近卫军出版社致以崇高的谢意。许多中国读者都知道，П.奥斯特洛夫斯基著名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正是在这一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对我们来说极其珍贵。你们可以想到，此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

出自内心的真诚

我们常常谈论所谓艺术的魅力，也就是说，我们的作品凭什么来打动别人的心灵？

在我看来，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最重要的是作家对生活、对艺术、对读者要抱有真诚的态度。否则，任何花言巧语和花样翻新都是枉费心机。请相信，作品中任何虚假的声音，读者的耳朵都能听得见。无病的呻吟骗不来眼泪，只能换取讽刺的微笑；而用塑料花朵装扮贫乏的园地以显示自己的繁荣，这比一无所有更为糟糕。是的，艺术劳动，这项从事虚构的工作，其实最容不得虚情假意。我们赞美，我们诅咒，全然应出自我们内心的真诚。真诚！这就是说，我们永远不丧失一个普通人的感觉，这样我们所说出的一切，才能引起无数心灵的共鸣。

答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问

事先，我必须先给大家声明，我在这里所说的，都是我自己在创作过程中的一些体会。这些体会不一定对大家都有用，因为各人的生活经历、创作经历、各方面的情况都不一样，每个人在创作中都有自己的体会和经验。我自己也在学习别人的体会和经验。

问：请你谈谈如何观察生活？

答：作家面对社会生活应该采取积极态度：一是去了解它，了解整个社会生活的复杂状况；再一个是体验。实际上一个作家深入生活的整个过程应该是了解、体验、思考，然后才能进入表现。我的认识是这样的，过去所谓深入生活是到一个地方去蹲点，我觉得这种蹲点式的生活方式，有它的好处。但鉴于我们国家目前社会生活比较复杂，各系统各行业互相广泛渗透这种现象，了解生活的方式也不应该是固定的，它应该是全面地去了解。譬如，你要了解农村生活，你搬到一个村子里去住，我觉得你这样了解到的情况不一定是典型的。这和五十年代有点不同。那时候，你到一个村子里，了解了互助合作的全过程，其他地方也大体是这样。现在搞农业生产责任制，山区和平原地区的就不一样。工厂和其他方面的生活也同样如此，一个工厂和另一个工厂的状况是不一样的。现在各个系统互相渗透也比较普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讲的是社会生活交叉问题。我认为，现在你要写好农村，你也要了解城市生活；写城市，你要了解农村及更广泛的社会生活。我总觉得，我们反映工厂生活的作品，生活面向来都比较狭小。为什么产生这种状况呢？因为它大多都是写四堵墙里的生活，甚至是一个车间的很狭小范围的生活，这也反映了作家本身眼界的狭窄。好的工业题材的作品，如苏联五六十年代的作品，经济恢复时期的作品，为什么具有非常感人的力量，并引起社会各方面都去阅读，并给予好评呢？因为，这些作品既有工厂生活，也写其他方面的生活；把作品中的人物和社会各个方面都联系起来去表现，甚至在某种情况下，完全不表现工厂的生产过程。它是写工厂的，但是它的活动范围在全城，如《茹尔宾一家》和《叶尔绍夫兄弟》，这类反映工业题材的作品，它在很大程度上把人物放在整个社会生活中间，放在这个城市生活中间去表现，而社会生活也进入到工厂这个范围里去了。这样地了解生活，和仅仅了解四堵墙以内的生活是完全不同的，应把四堵墙以内的生活作为你所了解的生活的一部分，应当去广泛了解社会生活的各种现象。譬如，一个工人他决不仅仅是跟机器打交道，他有家庭成员、亲戚、朋友，他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有联系——过去我们往往只了解这个工人本身，而不是通过这个工人去了解整个复杂的社会生活。如果有一天我们写工业题材的作品从四堵墙里拉出来，和整个社会生活联系起来，那么作品将会是另一个面貌。蒋子龙的作品为什么受欢迎呢？就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打破了这种界限，他通过工厂生活来写比较广阔的社会生活，给人一种气势磅礴的感觉。写其他题材的作品也同样应该如此。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另外，就是在广泛了解社会生活的基础上，作家应该体验它。所谓深入生活，不仅仅是记个故事——有的故事甚至稍加改造就可以成为一篇小说，我觉得这样地深入生活是没有出息的。作家必须要体验生活，而这种体验要引起自己心弦的震动，而不是站在一旁的观察、了解、采访、记故事，这样写出来的作品必然是干瘪的。我的想法是，所谓写最熟悉的生活、最熟悉的人物，也就是写自己最熟悉的体验。这种体验不是说你写小偷，就要去偷人，它是一种非常长远的积累。它也不是仅仅对生活外在形式的体验，而是情绪、感情的体验，一种最细微的心理上的体验，而这些东西是你作品里最重要的、也是最感人的地方。我自己写的几个作品，都是我自己精神上的长期的体验的结果，作品中的故事甚至在我动笔写前都还不完整，它是可以虚构的。但是你的感情、体验绝不可能虚构。它必须是你亲身体验、感觉过的，写起来才能真切，才能使你虚构的故事变成真实的故事。如果没有心理、感情上的真切体验，如果你和你所描写的对象很“隔”，那么真实的故事也写成了假的。所以我对深入生活的理解：第一点要广阔，第二点要体验，不仅仅是外在形态的体验，而更注重心理、情绪、感情上的体验。既要了解外部生活，又要把它和自己的感情、情绪的体验结合起来。我的《在困难的日子里》，写了一九六一年的饥饿状态，这必须要你自己体验过什么叫“饥饿”？你处于饥饿状态的时候，从地里刨出来一颗土豆是什么心情？如果你仅仅站在第三者立场上去写旁人在饥饿状态时从地里刨出土豆的心情是不行的。你必须要自己有这种亲身体验，或者是在困难的时候获得珍贵东西的心情把它移植过来才能写得真切，写得和别人不一样。我举这个小小的例子来说明：要注重你自己内心的体验。有些人把深入生活理解得非常狭隘，就是去了解、记录一些材料，而不注重自己的体验和感觉，这是不行的，实际上作家所表现的生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你自己体验过的生活。好多伟大作家的作品的主人公，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作家本人或他对生活的认识和体验，也就是这个道理。他们把自己的体验，灌输在自己所描写的主人公身上，这样就更深切，也更真切——这当然不是写自己的报告文学。从《一个地主的早晨》的主人公，到《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到列文，都有托尔斯泰自己的影子。当然，你自己的体验，不光是用到一个人身上，还可以把它分开，用到各种各样你所描写的对象身上。由于作品对我们有这样的要求，所以我认为，作家在生活中应该时刻处于一种警觉状态，某件事对别人来说可能很一般，很平常的，引不起什么精神上的反应、折射，但对一个搞写作的人来说，就应该引起警觉，自动地使自己的心理状态进入体验的过程，而每一次这样的积累都是非常宝贵的东西。时间长了，你对各种事物的体验，都积累得非常深厚了，这样，你就可能写出比较重要的作品。而不是说，你脑子里贮藏了一堆故事，就能写出重要作品。以上说的是我自己的体验，不一定对大家有用。

问：请你谈谈作家的历史感问题。

答：我觉得，我们现在有些作家，对我们国家、社会、民族的历史，包括好的，不好的，通畅的或者弯曲的历史，采取一种不太严肃的态度，这是不行的。当然，社会上各色人等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但作为一个作家，对我们国家、社会、民族的历史，包括好的，不好的，包括“文化大革命”的历史，采取一种严肃的态度，这是我们写作所需要的。我们应该了解它，分析它，就是对错误，也应该采取严肃的态度。社会上有的人，对我们国家、社会、民族历史中错误的东西，挖苦、讽刺、嘲笑，反过来对于好的东西也不屑一顾。我认为，这对作家来说，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对错误，应采取认真、科学、严肃的态度，去分析它、研究它。一个作家对历史应采取“居高临下”的态度去认识它，分析它，研究它。我说这些的意思，是因为所有历史上的这一切，都影响到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这是逃脱不了的。我认为，在注重现实生活的同时，应对我们国家的历史，尤其是现代史，有比较深的了解，因为我们每个人是某种历史的产物。作为一个作家，不能对什么东西喜欢，对什么东西不喜欢，对错误你也得“喜欢”它，因为你认识、了解了它，才能表现它。我们现在有些年轻作家，目光只投向未来，投向外国，而对自己国家的历史都不甚了解，这是不行的，你归根结底要写的是中国，就是意识流的写法，你要写的也是中国——中国人意识流动的状态可能和外国就不同。所以，我们必须重视历史，对历史和对现实生活一样，应持严肃态度。有的作品为什么比较浅，就因为它没能把所表现的生活内容放在一个长长的历史过程中去考虑，去体察。我们应追求作品要有巨大的回声，这回声应响彻过去、现在和未来，而这回声只有建立在对我国历史和现实生活广泛了解的基础上才能产生。

问：在一个作品的构思过程中，应该特别注意什么？

答：下面讲一讲我自己感觉到的构思过程中常常会产生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就事论事，抓住了一个问题，就在这小圈子里转来转去。我的意思，是你抓住了一个题材，哪怕是很小的题材，都应把它放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上去考虑，甚至这背景不光是中国的，而且是全世界的。就是说，你抓住了一个题材后，要尽量把它放在一个非常广阔的背景上去考虑它的意义。另外一个，放在整个文学史上去考虑，这是两个角度。当然我这要求是比较高的，我自己也做不到，但是，我们应该尽最大努力这样做。在写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为了使自己的作品有所突破，自己对自己应要求严格些。有些伟大作家的短篇小说，为什么在全世界传诵呢？就是因为它尽量概括了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具有普遍意义，而不是就事论事地在小圈子里打转转。我认为，好的作品应该是我们看来是好的，全世界看来也是好的，都能接受它，对全世界都有冲击力量。譬如，托尔斯泰的有些作品就是这样。当然，我们这样考虑了以后，最后也可能是个扯淡作品，但只要你是这样想过并努力过了，那么，扯淡就扯淡吧！我的意思是尽量使作品具有较大的意义，哪怕最后作品仍然是渺小的，也不要紧，要养成这样的构思习惯。

下面我再讲讲，在构思过程中要充分展开艺术虚构、艺术想象。有时候，有这种情况：你抓住一个题材，猛一看很不错，能很快写成一个作品，甚至编辑部也可能采用。但是，你不要忙，既然一开始就有这样的基础，你就不要忙着写了交给编辑部，你要尽最大可能把这个题材再扩展，再思考。你可以把你原先排列组合好的题材反复打乱，重新排列，重新组合，看它能不能变成另外一个东西。充分展开艺术虚构、艺术想象，多折腾几次，说不定你的作品会变得更好。我们要养成一种习惯：多折腾自己，不要让自己轻松地滑过去，尽管这是非常痛苦的经历。我写《人生》反复折腾了三年——这作品是一九八一年写成的，但我一九七九年就动笔了。我非常紧张地进入了创作过程，但写成后，我把它撕了，因为，我很不满意，尽管当时也可能发表。我甚至把它从我的记忆中抹掉，再也不愿想它。一九八〇年我试着又写了一次，但觉得还不行，好多人物关系还没有交织起来。如现在作品中刘立本有三个女儿，但当时只有巧珍一个。后来我把它打乱了，考虑能不能有两个、三个，而增加出来的人物又是干什么用的？她们在作品中都应该具有某种意义，这些都需要反复思考。在构思过程中，总有某一个时候，你感到比较满意了。我们要多折腾几次，作家实际上是一个总导演，你要把你所设计的人物关系多排列几次，特别是搬到了“舞台”上，配合了灯光布景，你的人物所站的位置、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否合适呢？这些都要考虑，都要调整，要使你的“舞台”整个看起来是无懈可击的。不要匆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作品归根结底应是这样的作品：要把生活中的一般的事件，一般的人物，变成具有巨大社会意义的事件和典型意义的人物，作家的全部工作就在这里，因此不要匆忙。这个过程是非常烦恼的，要充分展开艺术虚构，目的是使作品中反映的生活更真实，更典型，更有意义，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深刻的主题。譬如，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原来托尔斯泰听到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女人要和她丈夫离婚的故事，人物也只有两三个，但托尔斯泰展开充分的艺术想象、艺术虚构，把他的眼光投向当时整个俄罗斯上层社会，投向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宗教、哲学等各个领域，把他所熟悉的人物都和安娜这个离婚事件联系起来。如果作家没有这样的艺术想象、艺术虚构，那就只能写出一个女人离婚的故事，而不会有《安娜·卡列尼娜》。《红与黑》也同样如此，司汤达听说了一个刑事案件——这样的刑事案件，我们在公安局也可以找到很多，有的故事很完整。只要一个晚上把它写出来，就可以在报刊上发表。但司汤达在这里进行了巨大的工作——虚构，把法国当时的社会、上层社会都纳入到这个刑事案件中去考虑，使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变成了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的《红与黑》。我估计托尔斯泰和司汤达在这过程中折腾了恐怕不是一两次，托尔斯泰关于《安娜·卡列尼娜》人物关系的草图就搞了六七次，每一次和每一次都不一样。所以，如果我们不是闹着玩，而是要认真地搞创作，并且一直搞下去的话，那么，对构思过程中艺术想象、艺术虚构这两大方面的工作，要引起严重的注意。当然，我们都是刚刚开始写作，但我们要认识到这些，并想办法追求它。至于是否能追求到，那是另一回事。但你追求还是不追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你要着手写的时候，尽量多思考思考，根据你的生活体验，尽量广泛地各方面地去思考。有些思考甚至不能进入作品，是作品之外的思考，但这也是必要的，它可提供检验你作品的东西。

问：选材应注意什么？

答：当你遇到一个题材的时候，你马上应考虑到：这个题材的意义是什么？它有没有可以挖掘的地方？而这些，必须建立在对文学史的了解和对生活的了解的基础上。如果，你具有了我们上面讲到的那些，那么你就会有对题材的敏感性，你遇到了一个题材，马上会意识到，这里有没有可挖掘的东西。这样，你也就不会浪费时间。有的事件，本身不包含什么深刻的东西，尽管它很巨大，很惊心动魄，但进入不了文学创作，那你可以很快扔掉它，再转入别的题材。选材是很重要的，如果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东西，你就是埋头写上几个月，把你都累死了，它还是个没意义。因此，你必须具有对题材的敏感性，甚至一些别人看来毫不留意的事情，由于你具有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些了解的习惯，认识的习惯，理解的习惯，你马上可以发现里面似乎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当别人还没觉察的时候，你就悄悄地注意了。有的时候，当别人写出来了，自己大吃一惊：我也看到了，为什么没想到写呢？就因为不具备上面的条件，而一个真正的伟大的作家就能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演出惊心动魄的故事。从文学史上看，如果只是从生活中寻找离奇的故事，他即使写得再多，也是个二流作家，如《福尔摩斯侦探案》的作者。对生活冷漠、漠不关心对作家来说是致命伤，一个作家他可以外表是多么的冷静、冷峻，但他内心要有巨大的激情，就像一块火石，遇到什么，就能碰出火花来，不要把自己的心锁得很深，它应该是开放的、敏感的，别人不以为然的事情，你都应该多想一想。

问：能不能请你谈谈你的《在困难的日子里》、《人生》等作品构思时的情况？

答：我的作品，好多是因为引起了我感情上的强烈颤动、震动，我才考虑到要把我这种情绪、感情表现出来，这样才开始去寻找适合表现我这种情绪、感情的方式。如一九六一年困难时期，当时我上小学。我父亲是个老农民，一字都不识。家里十来口人，没有吃的，没有穿的，只有一床被子，完全是“叫花子”状态。我七岁时候，家里没有办法养活我，父亲带我一路讨饭，讨到伯父家里，把我给了伯父。那时候贫困生活的经历，给我留下了十分强烈的印象，尽管我那时才七八岁，但那种印象是永生难忘的。当时，父亲跟我说，是带我到这里来玩玩，住几天。我知道，父亲是要把我扔在这里，但我假装不知道，等待着这一天。那天，他跟我说，他要上集去，下午就回来，明天咱们再一起回老家去。我知道他是要悄悄溜走。我一早起来，乘家里人都不知道，我躲在村里一棵老树背后，眼看着我父亲，踏着朦胧的晨雾，夹着个包袱，像小偷似的从村子里溜出来，过了大河，上了公路，走了。这时候，我有两种选择：一是大喊一声冲下去，死活要跟我父亲回去——我那时才是个七岁的孩子，离家乡几百里路，到了这样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我想起了家乡掏过野鸽蛋的树林，想起砍过柴的山坡，我特别伤心，觉得父亲把我出卖了……但我咬着牙忍住了，因为，我想到我已到了上学的年龄，而回家后，父亲没法供我上学。尽管泪水刷刷地流下来，但我咬着牙，没跟父亲走。我伯父也是个老实的农民，家里也很穷困，只能勉强供我上完村里的小学。困难时期我正在上小学，伯父有时连粮也没法给我供应，我自己凑合着上完了小学。考初中时，伯父早就给我下了命令：不让我考。但我一些要好的小朋友，拉着我进了考场。我想，哪怕不让我读书，我也要证明我能考上。我是一九六三年考初中的，作品里，我把背景放在一九六一年，而且是考的高中。当时，几千名考生，只收一百来个，我被录取了。一九六三年在陕北还是很困难的，而我们家就更困难了。我考上初中后，父亲给我把劳动工具找下，叫我砍柴去。我把绳子、锄头扔在沟里，跑去上学了。父亲不给我拿粮食，我小学几个要好的同学，凑合着帮我上完了初中，整个初中三年，就像我在《在困难的日子里》写的那样。当时我在的那个班是尖子班，班上大都是干部子弟，而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受尽了歧视、冷遇，也得到过温暖和宝贵的友谊。这种种给我留下了非常强烈的印象，这种感情上的积累，尽管已经是很遥远的了，我总想把它表现出来。这样，我开始了构思。怎么表现呢？如果照原样写出来是没有意思的，甚至有反作用。我就考虑：在那样困难的环境里，什么是最珍贵的呢？我想，那就是在困难的时候，别人对我的帮助。我想起了在那时候，同学（当然不是女同学，写成女同学是想使作品更有色彩些）把粮省下来给我吃，以及别的许多。这样，形成了作品的主题：在困难的时候，人们心灵是那样高尚美好，反过来又折射到今天的现实生活，因为今天的现实生活正好缺乏这些；我尽管写的是历史，但反过来给今天现实生活以折光。透过这些，怀念过去，并思考我们今天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时候，尽管物质生活那么贫乏，尽管有贫富差别，但人们在精神上并不是漠不关心的，相互的友谊、关心还是存在的。可是今天呢？物质生活提高了，但人与人的关系却有些淡漠，心与心隔得有些远。所以，我尽管写的是困难时期，但我的用心很明显，就是要折射今天的现实生活。也许一般人不会看得那么清楚，但作家必须想到这些，这是构思中必须考虑的。当时，我写这个作品时，就有一种想法：要写一种比爱情还要美好的感情。主题就是这样的。然后再来考虑怎么安排情节。我在构思时有这样的习惯：把对比强烈的放在一起，形成一种反差——关心我的人，是班上最富裕的，形成贫和富的反差。如果从总体色彩上来考虑，这边是亮的，那边可能是暗的或者一种投影，主题、人物、情节都要形成强烈的对比。这，我在构思《人生》时，也是这样的。譬如，高加林是非常强悍的，他父亲却是软弱的。从塔基到塔尖，这种对比都要非常强烈，每一个局部，都要形成强烈的对比。这样矛盾冲突、色彩、反差自然就形成了。两个女的，刘巧珍是像金子那样纯净，像流水那样柔情的女性，那黄亚萍就应是另一种类型——如果是个城市的刘巧珍，那就毫无意义了。当然，这种种要建立在生活的基础上。就是拿主题来说也要形成某种反差，这也是辩证的。如《人生》，从社会角度看，社会如何正确对待苦闷和失落的青年人，反过来说，当社会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时，青年人自己又应如何正确对待人生，对待生活。这样就形成了交叉对比。甚至情节也要对比，如前半部写农村，后半部写城市，这也形成一种对比。当然这不能是机械的理解，我的意思是在构思作品时，为了使矛盾冲突更典型更集中，要在各个方面形成对比，使矛盾有条件形成冲突。

问：作品中的所谓“悬念”重要吗？

答：是很重要的。有的作品，一开始就“露”，读者看了一两章，就知道结局是什么。而你偏偏应该写成一开始是这样，而中间发生了读者意料不到的大转折，而这种变化，你根本不能让读者一开始就感觉到。要善于隐蔽情节的进展，善于隐蔽矛盾冲突的进展。有些人缺乏这些，所以作品写得很露，抓不住人。如果你作品的跌宕多的话，那么，当第一个跌宕完了的时候，读者的心就要被完全抓住。如《在困难的日子里》，那个女同学对主人公最关心的时候，也是他认为自己自尊心最受伤害的时候。这个跌宕，抓住读者看下去，而一直到最后一个跌宕：读者认为，他肯定是要回去了（可能有聪明的读者，会感到他会留下），但想不到最后来了个根本的转变。我写的作品往往是这样的，人物和情节来个三百六十度的大转折，最后常常转回到了原地方，就在这个转折的过程中，让读者思考。当然这只是构思方法的一种，其他方法也是可以的。作者要善于把作品的意图和人物关系隐蔽起来，不要一下就把气冒了，要到该揭示的时候才揭示它。当然，作品的构思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各人有各人的构思习惯，这只是我的习惯，不能要求别人都一样。总之，矛盾的发展要多拐几个弯，不要只是一个弯，它体现了矛盾本身的复杂性。考虑问题的时候，可以从这个方面考虑，也可以再从反向考虑。

问：能不能谈谈你开掘作品主题方面的体会？

答：这个问题很复杂，不能孤立地讲主题，它必然和人物、情节融合在一起。作家在构思时，主题、人物、情节是同时进行的。如果你写不出矛盾，写不出人物，也就没有主题。咱们现在考虑作品的习惯，往往是要先有个思想，当然，有时也需要先有一个思想。关键是人物关系、情节，如果你把人物关系处理得很准确，很有典型意义，那你的主题也就有了典型意义。如果其他东西都站不住脚，仅仅有个正确或者尖锐的思想，那是根本不行的。主题的深度，离不开人物的深度和对整个社会问题认识的深度。

问：作品构思好以后，你又怎样选择“切入”部位呢？

答：对我来说，如何选择作品的开头是很困难的，有的时候，写了几十个开头，自己都不满意。这个“切入”好似乐曲的第一个音符，它决定了会把作品定在什么调上。一般来说，短篇小说把“切入”的部位放在事物矛盾发展的后半部分，写的是接近结局部分的那部分生活，而把前边的发生、发展插进去写。我的意思，是中篇小说的切入部位要比短篇小说再靠后些，一般选择矛盾发展已经要进入高潮部分作为作品的切入部位。譬如《人生》，在高加林被卸掉教师职务以前，他也有许多生活经历，但作品要选择高加林被卸职作为切入部位。因为高加林的卸职，已进入到矛盾发展的高潮部分，他怎么教学，把这写到作品里没有意思。高加林教学再好，你写进作品读者看不下去，因为没有形成矛盾，而高加林教师职务一卸，各种矛盾骤起，接近于决定这个人物命运的尾声部分。当然，作品应该是这样的。当尾声部分写到高潮的低落，这又应该暗示了生活的一个新的开端。巴尔扎克的作品就是这样的。但这绝不是说，要接着写下去，但它必须有某种暗示。如高加林扑在地上的一声喊叫，读者可能会感到某种新的开端，但你不一定再写下去了。有些作品没有暗示，就让人感到很窄，好似戛然一声，把弦绷断了。最后一声应该是悠长的、颤抖的，不要猛的一声把弦绷断了。绷断了的效果不好，就似一首好的歌曲，应该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对事物的下一步发展，在结尾中给予某种暗示，会使作品更深刻些，意境更宽阔些。

问：你在创作过程中，有没有写不下去的时候？

答：经常有。譬如《人生》中德顺老汉这个人物，我是很爱他的，我想象中他应该是带有浪漫色彩的，就像艾特玛托夫小说中写的那样一种情景：在月光下，他赶着马车，唱着古老的歌谣，摇摇晃晃地驶过辽阔的大草原……在作品中他登场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能把他写得比较好，写到去城里掏大粪前，我感到很痛苦，没有办法把他写下去。尽管其他人物都跳动在我笔下等着我写他们，但德顺老汉我写不下去，我总觉得他在这里应该有所表现。我非常痛苦地搁了一天。这时，我感到了劳动人民对土地，对生活，对人生的那种乐观主义态度。掏大粪这章节不但写了德顺老汉，把其他人物，譬如高加林也带动起来了——掏大粪那章是表现高加林性格的很重要的细节。开头我没有重视德顺老汉这个人物，但最后他成了作品的一个很有光彩的人物。德顺老汉在作品结尾说的那段话，尽管我还没有写好——写得“文”了一些，应该再“土”一些，但是我没想到《人生》最后竟然由他来点“题”，这是使我很惊讶的。因此，当你在创作中感到痛苦的时候，你不要认为这是坏事；这种痛苦有时候产生出来的东西，可能比顺利时候产生出来的东西更有光彩。

问：有没有随着情节、人物性格的发展而改变了最初的构思呢？

答：有。经常有这种情况，可能有时有更好的发现代替了原来的设想。

问：那么你写作前有没有提纲呢？提纲有没有变动呢？

答：有个粗略的提纲，但进入写作过程时，说不定全部都推翻了，只有大的轮廓还保持着，所有具体的设想都可能改变了。人物一旦动起来，你原来的设想就不顶用了，但大的轮廓往往还是按你原来构思时的脉络去流动的。

答陕西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问

记者：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您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在理想之路上奋进，今天我主要想请您谈谈对理想的认识和理解。

路遥：一个人在生活中肯定应该有理想。理想就是明天。如果一个人没有明天，他的生活在我看来已经就没有了意义。就是一个社会也应该有它的理想，那就是这个社会明天应该是一个什么社会。无论一个人，还是一个社会，他们所有的实践和努力都是为了向更美好的方向发展。所以我觉得，有理想，那么在奋斗的过程中才可能有目标。一个人糊里糊涂混一辈子，这样一种生活是没有意义的。

记者：但是理想之路是非常艰辛和坎坷的。您觉得是什么力量促使一个人在艰难的路上向前，也就是说，理想的动力是什么？

路遥：人在生活中应该有责任感，也应该有使命感。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不仅仅是为了吃点饭、穿几件衣服就准备离开。在人的生命过程中，应该尽可能地寻求一种比较充实的生活。这样他就会为他的某种理想，为他设计的某种生活目标竭尽全力。对一个青年来说，应该有一个觉悟期——人生的觉悟期。这个觉悟期越早越好。这就是说应该意识到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准备怎样去生活。只有对这些问题有深度的理解以后，他就会确立自己的一个比较远大的生活目标，也就会调动自己的所有力量，为达到此目标而奋斗。当然，对于涉世尚浅的青少年来说，往往会有好多幻想，甚至会有一些空想。我认为这是无可指责的。这也是他们这个年龄的特点。如果青少年时没有什么想法，那就提前变成一个老头了。通常的情况是在我们年少的时候有好多对未来美好的憧憬，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迁，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异，有的甚至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但是，总应该有一些东西在你未来的生活中会起到作用。

记者：刚才说到确定一个目标，比如成个作家，或者有些人想有一套房子，有辆汽车，有些人又想当个大官，想发一笔财，这些人生的奋斗目标和理想有什么不同，您能不能谈点看法。

路遥：我认为所谓理想首先包含一种崇高的性质。不仅包含着达到个人的某种目的，更重要的是意味着要做出某种牺牲和奉献，理想不能纯粹局限于个人琐碎的欲望中。不要把理想和琐碎欲望混为一谈，因为这是有本质区别的。一个真正有理想的人，他所从事的一切劳动、工作和努力不仅仅是满足个人的一些欲望，而是要为他身处的大环境，为整个社会作出贡献。这样，他才可能会感到更幸福一些。

记者：现在回过头来看社会上的许多人，比如说他的理想实现啦，就觉得他有些很特殊的才能，那么您是不是觉得理想是那些有特殊才能的人的专利？您觉得普普通通的人，也就是非常一般的人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理想？

路遥：不能把理想当做一种职业好坏的标志。我认为每一个人不管他从事什么工作，在每一个行道里都应该有追求，这种追求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比如你能当一个作家，通过努力实现你的理想，这很好；但是你觉得你的才能是当一个好木匠，最后做出很漂亮的家具受到大家喜欢，千家万户都争着使用，未见得比当一个蹩脚的作家差。有人搞服装，这也是普通工作，但是由他做出的衣服大家都喜欢穿，这也是很好地实现了自己的理想。硬要在服装工人、木匠和作家这三者之间分出哪种理想是最好的理想，我认为只能得出愚蠢的结论。每一个人都应根据自己的条件，确立自己的生活目标和生活追求，都可以对社会作出有益的贡献。

记者：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是非常遥远的，那么您觉得理想怎样才能变成现实？

路遥：如果一个人不经过努力，不经过劳动，不经过创造，那么还想入非非，这种“理想”最后只能是空想。我认为把理想变为现实实际上就是人生的全部内容。人活着就是要把自己无数的梦想和理想变为现实。当然，不是所有的理想都能实现，但是你在整个一生中总有应该实现的理想或是梦想。

记者：现在社会上讲实惠的人可以说是越来越多，讲理想的人有人也说是越来越少，你觉得理想和实惠之间是否有矛盾，就是说是不是讲理想就不讲实惠，讲实惠就不讲理想。

路遥：这是一篇大文章。在现在的青年身上是存在一种追求实惠的倾向，理想的光芒有些暗淡。我们现在发展经济建设，这个过程必然要影响到人们的意识。人们计较一些个人的实际问题，讲究实惠，也可以理解。但是我认为这并不是要以牺牲自己的理想作为代价的。尤其是这几年，老是感觉到我们的生活中缺一种什么东西。我想是缺少了一点罗曼蒂克精神。现在青年人的罗曼蒂克精神太少了。我甚至还想专门写一部小说反映这个问题，题目就叫《寻找罗曼蒂克》。我觉得在青年人身上应该有一种罗曼蒂克的东西，尤其是在一个太世俗、太市民化的社会中，罗曼蒂克能带来一种生活的激情。想想战争年代，那时候男女青年有什么物质的享受？但他们那么年轻，有的人在二十来岁就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他们为一种理想，为一种精神，而使青春激荡。这种活法，是非常令人激动和感奋的。如果一个人在精神生活上没有光彩，即使他有好多钱，仍然是贫困的——和贫困一样可悲。

记者：您刚才谈到现在的年轻人当中普遍缺少一种罗曼蒂克的精神，也就是说活得太实在啦。我们从我们从事的工作中，从许多青年人的来信和谈话中也能够理解到青年人的这种苦闷。我们想问您，如果一个青年人感觉到自己满足于现状，有点不思进取，没有什么追求，也没有什么理想，但是，他来向您请教，请您给他出个主意，您将如何告诉他。

路遥：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我们所有的人一生要思索的问题。如前面所说实际上就是我们应该咋样活着，或者说咋样活着才有意义。在任何时候，在物质不发达的时候，一直到物质发达的时候，永远存在人应该咋样活着这样一个问题。好多问题要青年自己解决。归根结底，我们需要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而不是一种消极的人生态度和一种过分的自我主义。也就是说，我们不仅使自己活得很好，也应该想办法去帮助别人。

无声的汹涌
——读李天芳、晓雷著《月亮的环形山》

《月亮的环形山》我是在四天之内读完的，我感到作者通过这部小说，把握住了小说创作的个中三昧，甚至把握到了一种几近纯青的程度。

要具体地谈这部作品，几乎无从谈起，但你处处感到了一种无声的汹涌，这就是本事。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是否就属这种境界？作者表达的是对生活的整体体验，而不是讲故事，处处都是思想的火花和情绪的激流，因此处处引起你的触动。一般的读者要读故事，读曲折离奇的故事，而高层次的读者绝不满足于听故事，而要求读生活。故事完整而其他一切方面都乏味的小说，读过就忘。要看故事，可以跳着看，翻几页就完了。凭我的经验，层次高的读者，读《月亮的环形山》这样的书，就愿意一直读下去。这种小说，很难跳着读，只能字字句句地玩味，这是因为作品处处都渗透着作者独特而真实的感受，对读者有一种不可抗拒的牵引。

有的小说，看似故事很吸引人，但随时都让人疑窦突生：生活是这样吗？这可能吗？作者只有设身处地，让人信服，才谈得上让人接受，让人感动。好的长篇小说，看似“无事”，实际上处处闪烁着对生活的真知灼见。每一段的每一句话都要写得好，不仅仅是写得正确，前后左右抽扯照应住就够了，而应该在每一个段落里，甚至在几个短句中，都有让人眼睛一亮的东西。在一个小小的语言的旋涡里、段落的港湾里，都要有丰富的层次，丰富的景致。只要每一段都写好，比刻意追求一个完整的故事更有魅力。天芳散文的语言和晓雷诗的语言，这一次完全蜕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小说语言。应该有散文，有诗，但在小说中，散文和诗都应该成为小说中的散文和诗，成为真正的小说语言。也正因为这样，这部小说才区别于其他小说。有的小说追求新闻报道式的爆炸效果，而这是一个追求艺术效果的作品。小说不能靠事件去冲击。这个小说显然企图用艺术来征服读者，因此我读起来特别有兴趣。真是无从谈起，但写成了三十多万字。要达到这一点，可不容易。我还未读后边的时候，就在想象，等到把后边读完后，就发现和我想象的完全吻合。一切都是自然的。只有巨大而充满匠心的劳动才可能造成不露加工痕迹的作品。

有的人可能把这种小说仅仅看作是语言讲究，这种认识是浅薄的。最主要是一种深切的体验和感受。这部书使我感受到了内容上的一种真诚性，这种真诚性又得到了一种强有力的表述。有的小说缺乏生活的真诚感，只是为写而写；有的虽然具备真诚，却不能通过艺术特别是语言的品味达到。而这部作品尽可能把两者结合在一起。最主要的是对生活的深切感受和理解，然后才是语言的表述，这两者的结合，才能造成真正意义上的小说。这部小说的真正价值就在于此。尽管描写是平静的，但内心充满了暴风骤雨。把读者引进心灵深处，这才是一个真正博大的世界。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座无边的宫殿。作家的体验是任何人不能代替的，读者是跟着作家提供的体验去思索的。因此，这部小说在外部的结构上似乎特别平淡，但具有真正内在的张力。

《月亮的环形山》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对人的心灵世界的开掘，它追求另一种格局的广大。《九三年》和《简·爱》不同，一个着重于社会史的描绘，一个着重于心灵史的开掘，但不能说哪一个比哪一个更大更重要。实际上心灵的世界最大。罗切斯特和简·爱的心灵通向全世界。《简·爱》我读过不少遍，这种小说很有魅力。浅薄的书评家往往注意外在的东西和形式上的各种小花招。不要为了扩大容量，硬把不相干的东西拉进来。《月亮的环形山》不是这样，没有从情感岔出去的描写。

我从写小说的角度，边读边分析这部小说的章节和段落，最后认为，只能是现在这样写。很少是多余的，也很少有不到的。只能是这个样子。我认为小说就应该这样，既要淋漓尽致，又要有所节制。不到火候，令人遗憾；火候太过，同样令人遗憾。艺术就是和谐，而恰如其分就是和谐。不到或多余，都破坏和谐。

小说的博大，是作家对生活的视角要开放；仅仅把故事扯得东南西北，未见得开放。而这部小说在思维方式和揭示人物心理方面，都是开放的。作者过去的散文、小说或诗歌作品，都有拘谨感，这一次能够放得开，而且越到后来越放得开。重要的是，对那个时代的生活、思想、思维方式、情感表达方式、生活形态等等的把握，都是准确的。这些写准了，读小说就使人进入甚至沉浸于那个时代，使我们产生这样一种思绪：尽管我们曾经是多么幼稚，但那个时代依然是美妙的，令人神往的。

实际上，用艺术去篡改生活，篡改历史，那才是一种真正的幼稚。这部小说对当时各种人物的描写，尤其是对那些在今天看来是僵化的或不好的人物的描写，都是有节制的。作者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评判、来检讨的，没有从个人的好恶出发去臧否人物，这是一种历史的俯瞰。所描写的那一群人给人留下特别清晰的印象，这是很不容易的。“莫斯科在你的笔下清晰可见”，这是对作品的最高褒奖。一部作品所描写的人物和环境给人留下特别清晰的印象，这是起码的，也是最不容易的。

小说的结尾也好，最后那一段特别好，这种结尾只有在那种时代，带一种深远的诗意，给人一种特别温馨的感动。但我感到，小说结尾时对几个人物命运的照应，周蔚然和韦村贤的笔墨稍微轻了点。我认为，在快要结尾的某个时候，对所描写的人和生活有一点历史的或哲学的概括，对《月亮的环形山》有一点点题的笔墨，会更好，比如说在婚礼的描写上，可以讲至：来了的，没来的，活着的，死了的，这些人的生活在后人看来，是简单的，平常的，甚至是平庸的，但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他们各自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崇高的追求……这样的总结，也许会给人更多的启发。应有一个小段落和一个小细节，点一下。现在虽然有，但不够。吕哲之死与窑洞婚礼的衔接，应该更具匠心。要有一个重笔，无论思想上或内容上都需要，一个重笔，让奔腾汹涌的东西有个归宿。当然需要全书的一贯风格。另外，中秋节主人公与老同学的会面有一点生硬。这虽是小疵，但一部交响乐出现几个不和谐的音节就会毁掉整部交响曲，不可不注意。

总体上讲，这部小说没有一处是松懈的或勉强的，到处显示一种游刃有余，这显然是几十年艺术积累的功底的体现。把几十年的积累用于一种合适的大舞台舒展地展现了出来。可以看出，作者把原来的散文和诗的功夫全用进去了，但又远远地区别于以往的散文诗歌作品。真正从艺术的角度出发，就应该客观地公开地看待这一部作品，这无疑是陕西长篇小说创作的重大收获，是一部高品位的长篇力作。

通过这部小说，作者应该乘胜追击。艺术应该实事求是地区别有价值的和没有价值的东西。这部书完全是有价值的东西。作者姑且把以前的作品都看作这部书的准备，什么也不要想，一定要把下边的东西完成。我的经验就是，什么也不要想，把要写的东西写下去。我相信，作者一定能写好。

汉中盆地行

1988年，龙年。

龙是中国的象征，从古到今都是全体中国人的图腾。因此，人们有理由对这个年头充满热望与期待。

岂不知，这头神秘的畜牲辜负了人们的愿望。1988年，物价这头恶龙一直困扰着中国。除了邮票没涨价，几乎所有的东西都一涨再涨。由于多年习惯于接受改革所带来的好处，人们急忙不能承受这种突如其来的压力，社会舆论不免有点沸沸扬扬。

有过许多“真龙天子”的古都长安，本来已经被物价弄得极度不安，却不知在什么“节骨眼”上出了毛病，竟然又闹起了粮荒。先是缺面，后来又缺米，使得这个几百万人口的大都市一片哗然。

这时候，汉中这个名字突然格外地响亮起来。

瞧，人们在纷纷谈论汉中。说汉中的米，说汉中的菜，说汉中的油，说汉中的茶，说汉中的天麻杜仲，说汉中的柑桔木耳……总之，人们纷纷谈论的是这个聚宝盆的富庶，尤其是那些令人嘴馋的东西。

陕西，一般而论，是个典型的北方省份。但三种截然不同的地理段落中，陕南竟然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南方的特征。因此，秦岭以北的人在谈论秦岭以南的时候，常常有一种遥远的距离感。汉中——陕西的“山那边人家”。

是啊，人们曾不厌其烦地谈论过陕北那些光荣的土窑洞，谈论过八百里秦川和秦始皇威武雄壮的兵马俑。可是现在，1988年冬天，人们却巴咂着嘴，谈论起了汉中白花花的大米和那个聚宝盆里的各种财富。

一时候，汉中在陕西人的嘴上成了亲爱的汉中。

汉中是如此地具有吸引人的魅力？

好，到汉中去！

十二月初，笔者在两位朋友的鼓动下，夹裹在南下买米的人流中，踏进了西安开往汉中的311次列车，去那个“盆”里舀了几勺“桂花球”，也舀回了几勺灼热的感受……

汉中是这样古老。从秦惠王后元十三年（公元前312年）设汉中郡，“汉中”已有近二千三百年的历史。其实，据考古发掘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看，至少在1万年前，这里便有了先民们从事渔业和原始农业的活动。而城固青铜器的出土，证实在公元前11世纪，汉中已属商朝的方国。

汉中是这样得天独厚。1956年，气象物候学专家竺可桢指出，从气象角度看（主要从光能利用方面），我国水稻单位面积的最高产量在汉中。这论断已被事实证实。全国水稻平均亩产710斤，而汉中1987年平均亩产达到864斤，今年平均亩产880斤。全国、全省的粮食有逐渐萎缩、减产的趋势，汉中却迎来了连续第七个丰收年，而且在最近的五年中，一年超过一年。

世界农业史通常认为，水稻物种起源在六千多年前的印度。后来，在我国浙江余姚县河姆渡发现7500年前就有水稻栽培的活动。而近几年，在汉中西乡县李家村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有稻谷的印痕，经碳14测定，为7600年，证实该地是我国乃至世界最早的产稻区之一。

优越的地理条件，充沛的雨量，丰富的水资源，促使了汉中水稻的发展。秦末刘邦在汉中称王屯兵，大兴水利，推进水稻生产，著名的“萧何堰”流传至今，《资治通鉴》载：“高帝二年（公元前205年），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汉。”在勉县老道寺发掘的东汉中期古墓中，就有进行稻田养鱼的典型的两季田红陶模型，说明在公元100年前汉中盆地已发展为稻麦两熟制并在两季田中进行稻田养鱼。南郑县黄牛川，据《隋书·地理志》中载述，“黄牛川有再熟之稻，土人爱之”。可见至隋代，这里即有了再生双季稻的栽培。汉中稻作文化的发展是灿烂辉煌的；到现在，它的水稻产量已占全省的70％。

汉中这个聚宝盆里出产的当然不仅仅是水稻。由于这里是北方气候过渡地带，四季分明，温暖湿润，地理环境兼有南北气候特点，因此自然资源十分丰富，南北动植物都有。全区植被覆盖率为51.4％，森林覆盖率为41.1％。盛产天麻、杜仲、黄连、党参等名贵中药材和猕猴桃、柑桔、茶叶、木耳、生漆等林副土特产。天麻、杜仲、枣皮、元胡等产量居全国之首。木耳、柑桔产量居全省第一。区内有国家一类保护动物朱鹦、大熊猫、金丝猴、羚羊等。矿产资源初步探明的居全省首位的有锰、磷、石膏、铁、石棉、石英岩等。

从历史看，汉中名震华夏始自秦汉。一时间，曾有多少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这里运筹帷幄，大展宏图。秦巴绵亘南北，汉水通贯其中；北有陈仓、褒斜、骆谷、子午等惊险古道，南有米仓、金牛、阳平、百牢等雄关坚隘，形成了历代兵家激烈争夺之地。“栈阁北来连陇蜀，汉川东去控荆吴”、“万垒云峰趋个汉，千帆秋水下襄樊”。公元前206年，汉王刘邦以此为根据地，修栈道，度陈仓，灭三秦，平群雄，建起汉室天下。公元219年，赵云大破曹兵，黄忠刀斩夏侯渊，刘备夺汉中，为蜀汉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至于诸葛亮屯居汉中，其后六出祁山，北伐曹魏，文治武功，早已誉满天下。还应提起的历史人物有出生于城固的张骞，他曾三次出使西域，是“丝绸之路”的奠基人，从而成为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外交家。另外，出生于湖南的造纸术的发明者蔡伦，正是在汉中这个地方完成了他那划时代的业绩后，长眠于洋县的龙亭。还有张良、韩信、萧何、李固等，都是在汉中这个舞台上成为不朽的历史人物的。当然，我们也不能不提起著名的石门和空前绝后的书法瑰宝“汉魏十三品”。令人遗憾的是，农业学大寨偏偏要在石门修个水库，把辉煌的历史文化埋葬于深水之下。好在“汉魏十三品”作为搬迁户被移在了汉台博物馆中，多少给后人弥补了一些历史的失落感。

汉中，这块有着巨大历史文化积淀的沃土，它的真正发展在当代。现在，这里的飞机制造，精密机床、电子仪表、冶金、采矿、医药化工、纺织、制革、服装、鞋帽、酿酒、食品、卷烟、建材等工业门类都已形成了相当的规模。012基地的182厂是我国最大运输机“运八”的总装厂，汉江、汉川和海红轴承厂是我国最主要的精密机床和精密轴承的生产企业；全区拥有省、部、国家优质称号的产品已达几十个。汉中，这个天然的聚宝盆，如今充盈着当代汉中人用智慧所创造的巨大财富。

隆冬季节，北方广大的地区正被寒风剥得赤身裸体，一丝不挂；到处是灰濛濛的清冷和寂寥，显得毫无生气。

汉中则不然。下得火车来，只见田野抹着一层淡绿，大地蒸腾着潮润润的雾气。从广阔的盆地望过去，秦岭和大巴山逶迤的山影剪贴在蔚蓝色的天幕上，使人的心情豁然开朗。进入汉中，冬天会在你的心里悄然消退。

瞧，市区已是这样庞大了。记得八年前我初次涉足这个城市的时候，那格局还显得捉襟露肘似的窘迫，使人感到作为全区300多万人口的首府，略嫌小气了一些。现在，汉中市看起来已经完全是一副大城市的派头。它显然还在继续伸胳膊蹬腿，向四周膨胀。各种建筑物拔地而起。像中国的其他城市一样，街道边上不时有翻起的土堆，以便为新起的楼房费劲地寻找各种铺设混乱的管道。在为这座城市的发展而鼓掌的时候，我也有另一种忧虑：过多地占用农田怎么办？要知道，肥得流油的盆地面积只是全区总面积的6％，每一寸地都是极其宝贵的。也许这是无法解决的矛盾。现代化常常使人类付出巨大的生态环境的代价。

虽然还没有深入体察，汉中的勃勃生气已经扑面而来。首先令你惊讶的是舞会。真没想到这里的舞会是如此繁荣。除了大单位大企业自办舞会外，街道上到处都有营业性舞会，而且都十分讲究，大都有专业乐队和歌手伴奏伴唱。跳舞的人上至专员书记，下至普通市民。尤其是夜晚，当四面八方传来激动人心的舞曲时，你会觉得这个城市充满了一种浪漫的情调。

白天，大街上漫流着热情奔放的汉中人。那街道略嫌狭窄了一些，加之交通管理形同虚设，人、自行车、机动车混杂在一起，谁也不怕谁。这是一条自由的大街，充满了活力，充满了激情，也充满了事故的危险。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我们社会生活的一种象征。我们在改革的大道上奋然前行，有时候却失去了控制，失去了秩序。汉中街道的秩序需要改进和整顿。我们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也需要改进和整顿。

但这决不意味着我们要驻足而立，甚至倒退回原来的地方。是的，不！汉中迈着急匆匆的脚步，它要走出盆地，走向外部广大的世界。

从地理环境上说，汉中是封闭的，它那三条路六个关口一旦关闭，你出不去也进不来。

但汉中自古又是开放的。现在它更拥有了水、陆、空交通工具，去湖南，去四川，去西安，去武汉，都很方便。险要的秦岭巴山已经不再是什么障碍。也许因为如此，汉中和它的地理环境一样，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才有可能形成了一种南北交汇驳杂的状态，这里你听见的是南腔北调，看见的有南货北货，餐桌上有北方的佳肴，也有南方的美味。你可以感觉出来，汉中人的眼界是宽阔的，这里有许多见过大世面的人。另外，三线建设时，这里又涌进来十万外地人和众多大企业，大大地拓宽了汉中的文化背景和技术思想背景。

汉中在急迫地向外扩张。依据它那丰富的物产资源养精蓄锐，然后奋然跃起打向外部世界，这就是汉中的历史。从刘邦到诸葛亮，都是这样做的，当代汉中人岂有不继承这种历史传统的道理？古代政治家军事家以汉中为坚实的跳板用武力去争取天下；而现在的汉中人是用经济手段向四面八方征战。这后一种“战争”也许比刘邦要更具魄力，比诸葛亮要更费脑筋，因为这一切都是在复杂万端的现代人类大竞争的背景下进行的。

汉中目前干得怎样？

原行署专员、现任汉中地委书记张永福（很遗憾，因时间匆促，笔者未能亲自采访他）在今年三月向省政府领导的汇报提纲中宣称：“近几年来，我们积极开展内引外联，先后同11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经济技术洽谈，同14个省市、26个地、市建立了经济协作关系。签订各种经济技术合同、协议500多项，累计引进资金1亿多元。1987年更有新的进展，共与7个国家、29个省市自治区、318个单位进行了接触和洽谈，签订各种经济技术合同和协议229项，引进技术92项，引进资金4790多万元，物资协作总额15742.6万元。”

原地委副书记、新任行署专员赵世居在他就任新职的第二天和笔者进行了一次内容广泛的交谈。谈话结束时，这位风度儒雅的年轻领导人，用一种宏大的战略家的口气说：“我们要把汉中建成陕、甘、鄂、川四省的一个经济中心点，同时还要进一步增大汉中的经济辐射度，提高知名度，汉中的历史有这个传统，解放后隔断了。现在开放了，我们应该把汉中搞成这样一个经济中心。”这位专员并且大胆地指出：“省上把关中作为经济发展的重点，但我认为应该加上关中和汉中一体化。”

汉中，它的经济胃口是这样大！那么，除过它拥有的天然优势外，究竟靠什么来丰富这个聚宝盆的财富呢？

靠的是人——有创造才能和开拓精神的人，靠的是一批具有榜样意义的企业，以带动和推进全区经济的大发展。

唐东生，国营汉江制药厂厂长，今年整40岁，西北大学化学系毕业。汉中城固人，看起来却完全是一条北方的壮汉，几乎浑身到处都在冒劲。1985年当厂长后，使这个1400多人的厂子成为名声远扬的先进企业。除过精细的管理工厂的生产，这个人最大的特点是敢于向外扩张。在国内，他们在深圳建立了联合开发公司，在海口建立了公司，在上海、江苏建立了公司；他要求他的工厂的产品在全国形成覆盖面。从58届到64届广州交易会他们年年参加。但是，汉中盆地里的这个企业没有把目光仅仅停留在红火热闹的沿海城市。他们要跨出国门，到世界上去寻找市场。他们的主要产品是驱虫药。他们要给“老外”去驱肚子里的寄生虫。这个厂是全国医药生产厂家第一家引进外国设备的。设备是比利时引进的。那么，产品就首先向欧洲返销！唐东生一上台，就先后向欧洲派出了三十多人去学习考察；并通过我国驻外使馆、外国驻华机构建立直接和间接关系，和法国、印度、香港、新西兰等公司建立工贸联营。如今他们的产品竟然出口到欧美、太平洋26个国家和地区。从1975年到今年，出口吨位800吨，创汇达3700万美元。现在，这个厂固定资产3700万元，工业总产值达到3.2亿元，去年上缴利税7440万元，获得省先进企业和双文明称号。

一进汉江制药厂的大门，你就会看见大墙上一条特别醒目的标语：更新、更快、更优、更强！他们自称为“汉药精神”。这看起来有点像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口号。其实，世界各国不正是在经济发展方面进行一场激烈竞争吗？我们必须用奥林匹克精神去参与才有可能夺取胜利。汉江制药厂的成功正是因为具备这种强烈的竞争意识。他们还有另外一句口号：立足国内，放眼世界，精制药品，造福人类。

瞧这气派！

唐东生向我们头头是道地谈了许多治厂生财之道，谈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当问起他感到最困难的问题是什么时，他也发了一些感慨。他认为最难的是，政府部门对企业干涉太多，产品到什么地方去，政府部门都要管；一切困难中这是最大的困难。他说，企业作为商品生产者，厂长他会考虑的。如果这个厂是我唐东生办的，我将会是另一种办法！当我们又问起他在工作中最看重的是什么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人！因为生产关系中最活跃的因素是人的因素。

是的，事在人为，的确如此。当我们从汉江制药厂穿过稻田中的机耕路，来到石马板纸厂的时候，再一次感到了“人的因素”是何等重要。

这是一个村子办的企业。从厂长到职工都是农民，他们全是这个村子的人，其中女工占了百分之六十。可别小瞧这个农民办的企业！他们的产品销售到十几个省市，今年产值达到300万元，上缴利税30万元，企业的管理已经达到国家二级计量标准。1983年，他们生产的“石马牌”一号黄板纸和二号瓦楞纸都获得了轻工业部优质产品称号。

走进这个企业的大门，你会有一种走进农家院落的那种亲切感。到处都收拾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一看就知道这里有一位勤劳而井井有序的家长。

厂长蒋枫，今年56岁，一位典型的老农民，长期过量的劳动使他的背有些驼。像所有农村的能人一样，目光里流露出聪敏与智慧。就是他，领导一群农民，搞出了这么大的名堂。在工厂的接待室里，四面墙上挂满了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奖励的各种锦旗，真是满室生辉。这位农民企业家身材瘦小，但气派很大，各种新名词和经济行话像水一样从嘴里往出流淌，显然早已超越了盆地意识，目光在秦岭巴山之外扫射。他现在同时是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并获得了省劳动模范称号。

面对着老蒋，我内心感慨万端。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我深知我的父辈们是从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上走过来的。现在，他们终于有可能从根本意义上来改变自己的生存处境，有可能站立在整个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等高线上并为之做出自己的历史性贡献。我们为石马板纸厂欢呼，也是为中国几亿农民在欢呼！

但最使我感动的还不止于此。

中午，老蒋请我们几个人在厂里的食堂吃饭。他把村里已退下来的前任老支书也请到了饭桌上，并恭敬地为这位老人敬酒。我的心为之怦然一动。是的，现代观念和现代意识并没有冲淡深植于农民身上的传统美德。关于这一点，我国思想文化界目前颇有争议。我同意著名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和李政道两位先生的观点：我们的民族如果不能摆脱旧有的历史束缚就不可能发展；而一个彻底否定过去的民族也是没有前途的。我为石马板纸厂这种家庭式的气氛深受感动。就连这个厂的那位办公室的女主任，看起来也像一位亲切的农村家庭主妇。据我所知，在日本和许多亚洲国家的企业，目前正流行用一种“新儒家思想”来管理企业，据说相当有成效，欧美一些国家的大企业也在效仿。我认为，我国真正实现现代化以后，照样应该也有可能保持我国悠久历史文化的灿烂部分。在这一方面，日本即是我国的榜样。

石马板纸厂，这种企业的出现，在我国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它们是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连接点。像汉中这样的地区，整个乡镇企业的总收入已占全区工农业生产总值的近40％；1988年他们有可能完成总收入10亿元，总产值8亿元，实现税金3500万元，利润8400万元，并转移农业劳动力25万人。这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我国现代化的实现没有亿万农民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他们将不再是我们实现现代化的累赘，而成为一种巨大的推动力。石马板纸厂式的企业和汉江制药厂式的企业将形成我国经济腾飞的强有力的两翼。鉴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改革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中国也许仍然得用“两条腿”走路；不过，这将是全新意义上的两条“腿”——两条“飞毛腿”！

现在，我们走进了著名的汉中城固雪茄卷烟厂。这是汉中地区的第一财税大户，是汉中的宝贝企业，也是全省的宝贝企业。作为一个吸烟不惜命的人，第一次参观卷烟厂，倒有一种新奇感。

这里主要生产“武皇”牌纸烟和著名的“红巴山”牌雪茄。机械化和手工操作并存，女工比例很大。我首先佩服这些不吸烟的女工怎么可能在这样呛人的地方常年工作。这确实需要一种“吃苦”精神。烟厂的规模相当不小，但旁边又准备盖一座更大的厂房。年轻的副厂长是个大忙人，精明强悍，像一台从不熄火的发动机，随时准备跳起来，冲出去。他陪我们吃饭，但只吃了一点菜，中途就忙着跑了。

这里还生产名声大震的“公主”牌香烟。他们曾先后在西安赞助搞过“公主杯”全国健美操比赛和其他一些文体比赛项目，因此“公主”牌香烟几乎在省内家喻户晓了。整个车间紧张的工作气氛和造“武皇”“巴山雪茄”的车间一模一样。主管副厂长想必也是一个大忙人，我们竟然连他的面也没见上。

城固雪茄烟厂的经济效益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在物产丰富的汉中，烟叶的种植到目前为止还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但有创造精神的汉中人，把这个企业变成了他们的一个大财神爷。1988年，这个企业的利税突破了1亿元大关。你甚至觉得，那些卷烟机器简直就是给汉中印制钞票的机器！

卷烟看起来是个很容易赚钱的行道，其实也不尽然。如果牌子闯不出去，照样会成为下软蛋的企业。但牌子不可能光凭生产厂家的三寸不烂之舌硬吹出去，得要真正靠自己的真货色去闯。这不像某些文艺作品，几个权威评论家一吹，就可能迷惑一大批读者；香烟这东西不能吹，只能“吸”，而且每个消费者同时又都是“评论家”，谁也不会光听别人说好就盲目去买你的货；相反，货色本身过硬吃香，你不宣传也有人去买。尽管《广告法》规定香烟不能做广告，但每种香烟时刻都用自己的优劣品质在宣传自己。城固雪茄烟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像“红巴山”这样的牌号一直盛名不衰，而其他牌号的香烟都经过了一番艰难的自我更新过程才被消费者接受，才逐步站稳了脚跟。发展到今天这等风光，这些创业者们曾经付出了极为艰苦的奋斗与努力，其间的酸甜苦辣需要专门的篇章大作文章，这里就很难一一描述了。

离开汉中之前，我曾和城固雪茄烟厂的厂长雷广文见过短暂的一面（他同时也是汉中地区烟草专卖局的局长）。他的风度、智慧和经济头脑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使我想起了我在欧洲访问期间所接触过的那些大企业家和大生意人。这样的人谈起十万百万的钱来，是那样地轻松，如同一个九段棋手在平静地谈论一盘棋。我想没有人会认为九段棋手所谈论的那盘棋对大部分人甚至对棋手自己是轻松的。是的，我们很难想象棋手胸中的城府和复杂的思维机制。可想而知，雷广文和他的伙伴们在城固雪茄烟厂一年搞出上亿人民币曾付出什么样的心血和代价。其实，雷广文在见我们的时候，还是医院里的病号。在饭桌上交谈时，老雷曾谈到，在烟厂发展的过程中，谁家有好经验他们都学；他说他们的好多做法就是向延安学的。这就是汉中！他们学外国，也学延安。

提起学习外面的做法，老雷，我想向你提个小小的建议：你是否可以学习外国人的做法，在你的香烟盒上印上诸如“城固雪茄烟厂忠告公众：吸烟危害健康”或“吸烟过量危害健康”之类的善意劝告呢？我认为这未见得影响烟的销量；像我这样的“老烟鬼”仍然会是“你说你的，我吸我的”。但这无疑是一件意义深远的事。如果烟厂要我题个什么词的话，我会写：大力产烟，全力戒烟。这看起来是多么矛盾！但最少在目前又是“不矛盾”的。没有办法，我们需要健康，但也需要钱。再说，这是千百万人的消费品，怎么能没有呢？不过，老雷，我相信你会同意我的观点：当全人类不再需要烟草的时候，你绝不会为你的烟厂的倒闭和烟草专卖局的关闭而惋惜！

是吗？

当然，汉中自有它的忧虑。汉中也不回避他们的困难。无论我们在地区经委委员张有三主持的各部门负责人座谈会上，还是行署副专员张保庆、崔兴亭同志，在谈到全区经济文化的优势和发展外，都毫无保留地谈到了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困难。资金不足，原材料缺乏，交通不发达，加工工业缺乏高级技工等等。这些困难也是国家面临的困难。当然，汉中还有些自己特殊的问题。比如盆地面积只占全区总面积的6％，而浅山区占14％，山区占80％。广大山区的发展和开发问题很多，正如一位原副专员所说：“百分之十欣欣向荣，百分之九十困难重重。”由于长期处于封闭落后状态，像镇巴这样的县，全县29万人口，就有八千是傻瓜。天啊，不到十个人中就有这么一个家伙！又像佛坪这样的县，既是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又是国家级的贫困县！另外，这里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南方北方的植物都能生长，可也都容易退化！苹果到这里是最南端，桔子到这里又是最北端。至于稻谷生产，也主要仰仗于那个“盆底子”，但这毕竟是全区面积的百分之六！

但是，在这大改革的浪潮中，没有困难是不可能的，正因为有困难，我们才要坚持改革。正如行署专员赵世居所说：“正因为我们目前管理社会的水平低，我们必须下大功夫。机遇与困难并存。因此要密切注视各种矛盾，密切注视市场动向；要把握机遇，敢于迎风而上！”

赵世居专员和张保庆副专员都谈到首先要稳定农业。纯朴得像农民一样的著名水稻专家、地区农科所所长赵志杰（我怀疑他的鞋壳里都沾着稻粒）在这方面表示出十足的信心。他认为从粮油角度看，要根据不同地理条件分层次开发。除了盆地继续提高单产（虽然亩产已达1040斤，但仍有可能提高），海拔1000米以上高寒区争取粮食自给外，重点开发海拔550米至1000米之间的浅山区，搞第二粮食基地。他们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在3万亩的土地上搞了试点。他认为，全区粮食现在接近28亿斤，如搞分层次，两三年到30亿斤是不难的。

对于全区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汉中地委和行署已经提出了一系列强有力的短期措施和长远的战略规划。这是一个年青而雄心勃勃的班子，九人中，五个人是工业经济方面的专家，两个人是农业经济方面的专家。汉中的2.7万平方公里土地和352万人民对他们寄予厚望。我们坚信这个美丽而迷人的聚宝盆将在汉中人民的手中变得像童话一样更加美丽而迷人！

别了，汉中！即使在梦里，我也愿意再次到你那里远行……

一九八九年元旦急就于西影大酒店515室

*原载报告文学集《秦巴大潮》（漓江出版社，1989年10月）。

海波[1]小说集《农民的儿子》序

海波和我是同乡，又是同志，少年时期一块在故乡陕北延川的城关小学、县立中学读书。那时我们都属家境极端贫苦的农民子弟，活像一对乞丐，除过内心的尊严，几乎一无所有。以后，海波的道路尤为艰难，年复一年为起码的生存而在凄风苦雨中不停奔波。一般人在他的情况下，怕早已垮掉了，但顽强的海波没有听凭于命运的摆布，他内心的理想之火一直在熊熊燃烧。这本凝结着他血泪的小说集就是他人生态度的一个证明。

正如本书中那个中篇小说的篇名一样，海波是纯粹的农民的儿子。他的全部小说都散发出一股土腥味。我们读他的小说，简直就是在读生活本身。我们也看出，他对土地和农民有着一种近似偏执而狂热的激情，这同时造成了他作品的非凡品格与重大不足。是的，一个人的财富也可能就是他的负担。

总之，海波是一位悲怆的诗人。在我看来，即使他用嘶哑的嗓门所发出的那些吼喊，也要比许多无病而矫情的呻吟更能拨动人心灵的弦索。

一九八九年四月一日西影大酒店

[1]作家，著有小说《农民的儿子》《烧叶望天笔记》等。系路遥的同乡、同学。

路遥小传

我，1949年12月2日生于陕西省清涧县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七岁时，因家庭人口众多，父母亲无法养活，过继给伯父。新的家庭依然是贫困的农民家庭。1957年开始在农村上小学。1961年考入县立完全小学。1963年考入县立中学。1966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滞留在学校参加运动到1969年。1969年返乡劳动。这期间，除了在山野干活外，还在农村小学教过书，在县城做过各种临时性工作。1973年进入延安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读书。1976年大学毕业后，调入《延河》当编辑，任过小说散文组的负责人。1982年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并开始在中国作协陕西分会从事专业文学创作。1985年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副主席。发表了约一百万字左右的作品。

*原载《当代中国作家百人传》（求实出版社，1989年6月）。

《高原之星》序

在人们的印象中，陕西北部的榆林地区是个穷地方。这地方是穷。贫瘠的山地沙地，拥挤着密集的人口，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无数的大饥馑；打开每一部县志，就是一部饥饿史，贫穷史，血泪史。为了活命，为了不断传种接代。这里的人民曾经有过怎样的挣扎和苦斗！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就发端于这块土地，并且产生了斯巴达克斯式的英雄李自成。

因此，这又是一块最富有的土地。艰难和贫困是人类走向进步和繁荣的老师。这里所拥有的最大财富是心智和体魄都极其卓越的几百万男女。他们创造了具有中华文化代表性意义的无定河文化。这文化的深厚如同其间的黄土大山。在这样的沃土上，必然会长出许多栋梁之材。在中国近当代史上，这里演出过惊世骇俗的历史大剧，并且为祖国奉献出一批才华出众的英雄儿女。

历史的演变使这块土地发生了巨变。地上地下都有新的发现。尤其是那块大煤田，简直就像童话一般不可思议。榆林人眉开眼笑。谁都知道，不远的将来，朴实倔强的陕北人将要和贫困作永远的告别。

不过，一切才刚刚开始。需要奋发，需要开创，需要一代乃至几代人的努力，尤其需要一批精英人物在各个战场带头冲锋陷阵，就像先人李自成和当年的李子洲及其他的学生们一样。

瞧，当今这样的人物大有人在。我们欣喜地看到，黄土高原上，无数的希望之星、英雄之星在闪烁。《高原之星》只是这星座中的一小部分。通过这些人物，我们不仅看到了陕北的现在，也看到了它的未来。他们代表的是陕北一个新的时代和一种新的精神。《高原之星》的作者们用略嫌粗放的笔触所勾勒出的这些人物，都是一些平凡而普通的人，但是，他们在和平时期的工作、劳动和创造，他们的勇气、胆识和智慧，依然是那么激动人心。我们读这些文章，并不仅仅是读文章，而是读他们的人生历程和心灵历程。有上进心和事业心的人们，请在本书中认识他们——他们会成为你精神上的朋友！

张文远这个人

在我的生活笔记本里，有许许多多还没有进行艺术加工的人物，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生活原型”。张文远就是其中的一个。

张文远何许人也？答曰：非大人物。

是的，这个人只是平凡世界中极普通的一员。

可是，却莫忘记，我们生活的大厦从根本上说，正是由千千万万张文远们构造起来的。

张文远是个农民。

张文远又远不是我们过去印象中的农民。

说他是个农民一点也不错。他至今仍是农村户口，也不吃“官粮”。

说他是个农民又一点也不像。他谈吐优雅，满腹经纶，使“职业干部”们相形见绌。

张文远是兴平奶粉厂厂长。这是个乡镇企业。

可别小瞧这个奶粉厂！它所生产的著名产品“桂花”牌奶粉名扬全国。在西安，这种奶粉尽管价格高出所有其他同类厂家的产品，但它已经把别的奶粉挤到了一种十分尴尬的位置。1988年，这个只有八十个人的厂生产奶粉523吨，税利42万元。各项经济指标在同行业居先，产值340万元，一跃为省级先进企业。

前不久，农民张文远西装革履，在北京和老外谈判成交了116万西德马克的生意，决定了引进生产奶片的设备和技术，企图建立他新的“奶帝国”，其气派之大，令咸阳“朝野”震动。

这个张文远啊！

张文远个子不算低，背微驼，脸色粗黑，头颅像一块山崖上的岩石，两鬓斑白的头发就像岩石旁的几缕秋天的茅草，给人端茶敬烟，动作是纯粹农民式的。如果你不是坐在他有沙发的奶粉厂的会客室里，你会觉得他是刚从地里回来。某些城里人爱从人的外表来判断一个人的秉性和智慧，往往正显出自己的愚蠢。其实，你和张文远谈上几句话，你就知道这绝非凡俗之人。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我深深知道在农村这些穿戴土俗的人群中，有着怎样性格非凡、智力超群的杰出人才！纵观中外历史，有多少伟人豪杰来自山乡野地？连毛泽东这样的人物也出身于农村。因此，我们不要为农民张文远做出这等事业而感到大惊小怪。

张文远说他小时候家境十分贫寒，连初中也读不起，就回家参加了劳动。这一点他不说我也料到了。没有经受过生活严酷的磨炼，人怎么可能去发愤图强呢？当然，许许多多的人往往被农村的“坩埚”煎熬完了勇气。张文远没有。为什么？因为他性格坚强。他不甘心，他不服气。

但是，人的发展总要有个环境和条件。在那些年头，社会生活犹如一潭死水，你不甘心不服气，又能怎样？难道硬拿自己的脑袋去碰山墙？

属于张文远的世界是自己所生活着的这个小小的村庄。他只能在这个天地里施展自己的力量和才华。聪颖而乖觉的张文远想在这个天地里证明自己的生存价值。他当了大队的会计。

他是个好会计，模范会计，在那个时代的农民属先进人物一类。但“文化大革命”连这个小小的荣耀也被粉碎。先进成了“黑”的代名词，他又被揪斗，又被批判，没当什么官，倒尝遍了“当权派”的所有苦头。

人的生命和意志力具有惊人的顽强。张文远没有被搞垮，后来竟“混”到了公社里。他在公社搞过许多杂务工作，后来甚至到石头河水库领过民工。

虽然张文远“升”到了公社，但那时的张文远还只不过是个张文远而已，没有多少人知道他的尊姓大名。

1978年，他所在的店张镇镇办企业棉绒厂垮台倒闭了。公社不知为什么想到了张文远，派他当厂长去收拾那个烂摊子。当然，没有什么人对这个所谓的企业还抱什么希望，只不过总得派个人去收拾摊场罢了。

可是，对张文远来说，他的机会来了——尽管这时候他自己也未必意识到这是他一生的一个转折点。

张文远立刻走马上任。

他立刻感到他要咬的是一颗坏核桃。

他难以相信能把一个企业办到如此破败的程度。店张人能无能到如此程度？

店张可不是个没名堂的地方！店张古名为底兆，是闻名世界的古丝绸之路的第一驿站。应该说，店张人对生意买卖早就大开眼界。没想到店张的后人办企业都破败到快把自己吃饭的锅砸烂卖了。

他看到，“厂”内一片荒芜，蒿草长了一人高，野物四处乱跑，简直像个乱坟场。仅有的几间破瓦房四处洞开，屋里屋外没啥区别。至于那仅有的十来个工人，已经好长时间领不到一分工资了。领屁工资哩，手头无分文资金不说，还外欠了三万多元账债！

“张文远这小子吃亏呀！”有人说。

这话没说错。他上班的第二天，讨债的人就接踵而来。有人竟撕住了这个新厂长的领口，说再不还钱，就要给他点厉害看看了。还有的人两腿一盘，坐在他的办公室不走，说不还钱就不让他吃饭。家人一看这阵势哭啼着要他回家算了，说还是当农民无事。但张文远是个不安生的人，他想干的事就非干不可，越是这种时候，他越是有股牛脾气。他对讨债人说：乡亲们，我们这厂欠的账我这个厂长什么时候都认。只要我活着，还是这个厂的厂长，这账一定会还你们的。大家看到了，我们现在才十来个人，本人又是昨天才上任的，要还账首先得让我干才行。大家可以说定个时间，到时不还账怎样惩罚我都可以。你们现在连门都不让我出，我怎能挣钱还债呢？你们看，我一天都没顾上吃饭哩！放心！虽说我是个农民，但农民有农民的骨气，我把这个厂搞不好，我死不瞑目！后面的话，也许他只是对自己说的。但这肺腑之言总算打动了这些讨债的人，他们看到这个人眼里已含满泪水，就纷纷离开了。

早春的夜晚是宁静的。张文远披着件旧夹衣，立在这个凄惨的厂院内。月光下，满头斑白的头发纷乱地披散在他的额头上。他想，没有任何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一个字：干！

棉绒厂的机器又转动起来了。

在将近一百天的日日夜夜里，张文远带领全体职工没明没黑地大干。他几乎没有离开厂子半步。他好像不是个厂长，而只是个强壮得像一头牛一样的工人。伙伴们被他感动了。在生产的同时，他加紧回收欠款，并通过各种渠道将库里积压的卷烟和棉绒降价处理。他利用当年棉花丰收的有利时机，加班对外加工棉花、榨油。哪里人手紧张，张文远就在哪里，他是这个厂的推销员、采购员、工人，没有他不干的活。

外债立刻还清了，并奇迹般地在一百天内实现利润一万元。于是工人们兴高采烈，领到了工资，拿到了奖金。讨债的人再也不来这个厂光顾了。但张文远瘦了。两只眼睛深深地陷在了眼窝里。他打赢了第一仗。尽管这胜利微不足道，但对他来说，意义十分重大。下一步怎么办呢？光棉绒这一项目从根本上救不了这个厂的命啊！

有一天，张文远偶然从报纸上看到介绍三原、富平搞奶粉的报道。他的眼睛一下亮了起来。1978年底，张文远来到了三原。奶厂的师傅告诉他，办奶厂利很大，技术也并不太复杂。他忙问奶的来源怎样解决。这位师傅告诉他，边办厂子边发展奶的基地，这样滚动发展，厂子和奶基地很快就壮大起来了。你不办奶粉厂，奶基地永远也发展不起来。师傅的话是有道理的。张文远又跑了一些外地的奶粉厂，觉得这项目确实有利可图。他从不少食品公司获悉，奶粉的销路愈来愈好。张文远赶回兴平后，给有关方面作了详细汇报，很快得到了财政等方面的支持。但问题随之也出来了。有些部门的领导指出，投资十来万元？这不是开玩笑嘛！一开张，奶从哪里来？如果发展奶羊基地，植树造林还搞不搞？到处是羊群，那不把树叶吃光才怪呢！

通往未来的路是艰难的，而他的事业又刚刚开始。

张文远差点跑断了腿。有人说，现在办事主要是靠“跑”。从上到下，各个系统、单位，无论有用没用，设立了那么多机构，建立了那么多铁门，你不跑能行吗？

张文远自嘲地想，幸亏我是农民，毕竟能跑哩。1979年10月份，有关方面好不容易下了文件，兴平县奶粉厂开始筹建了。

筹建的资金十分有限。张文远精打细算，要在资金极少的情况下把这个厂办起来，真不容易！在施工十分紧张的那些日子，店张镇正逢庙会，连续唱了十五天大戏。在偏僻村镇，逢上这么热闹的日子，人们的心都乱了。戏白天黑夜唱，到处人欢马叫。张文远和工人们没去看一场戏，他和所有的工人从早一直干到深夜两点。看戏的人们心满意足地回家了，但奶粉厂的建设工地仍然灯火通明。夜渐渐深了，工人们才拖着疲倦的双腿回到了自己的工棚去睡觉。张文远的窗口却又亮起了灯光，他在筹划明天的施工任务。有时一直要忙到天亮。

事情常常往一块凑。这节骨眼上，他姐姐得了癌症，癌症就是死亡。张文远只回去看了一次姐姐，半天未到又赶回了工地。不久，姐姐就去世了。张文远还是没有离开工地半步。

假如办一个同类厂子，最少要30万——40万元投资，得花近一年时间，而兴平奶粉厂只花了16万元半年时间就拿出了产品，省市有关部门获悉这个情况，都认为这简直是奇迹。

奇迹不会凭空出现，奇迹是人用劳动创造的。奶粉厂建成投产后，张文远又忙开了奶源。面对奶源不足的严重情况，他大胆地采取了打破地域、提高奶价、让利于民、多中求利的应急措施，先后拿出10万元提高收奶价格，每斤奶比同行业高出一至二分钱。此法很奏效，日收奶立刻由原来的3000公斤增加到了8000公斤。为达到目标，他同时派出20来个小伙子，走乡串户，上门收奶，方便了群众，又开辟了新的奶源。这样群众乐意，厂方受益，用张文远的话说：在竞争中求发展，就得采用各种手段！

1980年，兴平奶粉厂就生产出3210多吨奶粉。张文远当即拿出20万元钱进一步扶持群众大量养羊。

这店张镇地处礼泉、兴平、咸阳三县之交地带，张文远发展奶源正是利用了这个地理优势。但万万没想到，人家也利用他张文远的优势展开了发展奶源的工作。他花了大资金发展起来的奶源基地，被礼泉、咸阳等地的奶厂收去了三分之二。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张文远明白，这也是一种竞争。他又不声不响地拿出10万元向南发展奶源，因为从地势上看，其他奶厂到这些地方收奶就不太方便了。

奶源问题基本解决之后，质量问题也得同步跟上。以质量求生存，对于一个企业来说，这是一条基本常识。厂里先后派出五人在外地学习培训，精通化验业务，提高识别掺假能力。在生产工艺流程中，又坚持跟踪化验、班班检验，确保产品质量，1987年经咸阳市质检部门多次检验均为特级，先后获得投产鉴定、产品质量、三级计量三个合格证书，还荣获了市级优质产品证书。1988年被评为省优质产品。

企业红火起来后，管理也变得复杂起来。企业发不出工资，大家可以咒骂几句离开厂子，因为这不是国营企业。奖金高了，三朋四友，亲戚六人又都想来干干，有托人捎话的，也有亲自求上门的。文远知道，搞企业必须六亲不认，该严的地方就得严到底。

1985年，张文远有个外甥在厂里表现越来越不像话，自认为他是厂长的外甥，干活歪好，谁敢说个不字？张文远当即就宣布把他辞退。他姐姐上门说过多次也无济于事，最后只能破口大骂张文远是“白眼狼”。村支书的娃将厂里冷冻机上的铜管拆下来，锯成节卖了，导致了几千元的设备报废，张文远不管他是谁的娃，照样把他也除了名。他不仅对工人严，对干部更严，一次就曾免过两个副厂长。这些举动在厂里反响极大，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兴平奶粉厂越办越红火，张文远声名大震。

事业红火，名声远扬，张文远累得腰弯背弓，但是他的精神却真正树立了起来。这个有魄力的人突然决定要上大学，这不是为了图虚名。他认识到，一个文化粗浅的农民，即便是性格非凡，也不可避免一种局限性。现在，事业发展了，业务联系愈来愈广泛，许许多多的新东西、新事物扑面而来，一个初中还未毕业的农民很难招架这飞速前进的生活大潮。

他立刻投考陕西省广播电视大学。

他被录取了。

一个四十来岁的人，还要管理一个工厂，张文远上这学实在是忙上加忙，有时上厕所都一路小跑。母亲患了癌症，他没时间去尽孝心，甚至连回去看一眼的时间也没有。妻子煤气中毒，他顾不得回去照顾一下。为学习，为工厂的事，为欠下亲人们的情义，张文远心力交瘁，精疲力竭。

人可以亏人，但生活不会亏人。张文远在自己洒满血汗的土地上收获了累累果实。

1987年，四十二岁的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取得了大专文凭。

同年，他被兴平县委、县政府命名为全县乡镇企业优秀厂长，次年又被评为市优秀农民企业家。《陕西工人报》等新闻单位报道了他的先进事迹。一个十来人的破烂小厂，如今已拥有百十号人马，固定资产已达二百多万元。

1981年，雄心勃勃的张文远，不仅将目光投向秦岭以外，并且将目光投向了国外。他要引进国外的先进设备和先进技术，生产奶片，大踏步地将他的企业提高到国际水准。

于是，同年10月，这位已有工程师职称的农民企业家，一身洋装，会同镇县领导，来到北京，开始和外国的商业大亨们谈判。

当他踩上红地毯，面对一群洋老板做一笔一百多万西德马克生意的时候，他大概想到了他那坎坷的大半生历程。是的，从兴平那个小村庄走到这里，他经历了人生的万水千山。同时，我们也从这个人的身上，看到了我国农民身上所具备的最大潜力。这潜力一旦有条件释放，其能量将无法估计。我们习惯于把农民看做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沉重包袱。其实，我们忽略了他们的才能和素质。现在，张文远用他的实际行动给我们作出了新的回答。千千万万个张文远都在向我们回答这个问题。

张文远不负众望，以一个谈判老手的面目“斗”得一群洋老板汗流满面；“斗”得他们不由竖起大拇指向自己的谈判对手致敬。最后，外商总报价169万西德马克的奶片生产设备，被巧舌如簧的张文远三天三夜压到了116万西德马克成交。

人们为张文远的成就而感叹唏嘘。张文远却平静地说：当生活向平等竞争这个趋向不断发展时，每个公民展示自己才能的机会也逐渐多了起来，在古老的中国，这无疑是一个令人庆幸的大转变……

张文远这个人啊！

六弦琴的歌唱
（代序）

刘仲平在公众生活中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腼腆的人，属于那种不引人注目的角色。凭我对陕北人的熟识而感觉，那块土地上这种类型的人精神情绪往往是极为复杂的。在他们平淡拙朴的表象后面掩藏着对外部世界利刃般尖锐的敏感，并不起伏的胸膛中涌动的是一个感情的海洋。有时你能察觉到的那丝无意的微笑，恰恰包含着一种深刻的讽刺或者干脆就是一种嘲笑。让你笑的时候他尽量使自己不笑。当他感到巨大的痛苦时，却用平静的方式来表露。但是他那敏感的手指会时不时拨弄自己感情的弦索，这时候，他才不可能再掩饰自己抒情诗人的气质了。为了打动别人，刘仲平索性使自己完全变为儿童，甚至有点强制性地让你和他一起为他在生活中的那些“惊人”的发现和感受生出许多感动和激动来。有时候他能达到目的，有时候却不能，因为并不是所有个人的感受都能引起别人与他一致的共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能看见“孩子”刘仲平后面站着的那个“大人”刘仲平的一脸孩子的稚气。当青年刘仲平转而开始叙述那些青春故事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听到小铃铛和拨浪鼓伴奏下的童谣了，我们听到的是真正六弦琴的歌唱。他那些初恋的回声，不时唤起人一缕美妙而惆怅的情愫，如同春天的溪流在心头涓涓淌过。总览这个人的作品，常常会感到一种有字与无字的歌唱。当然，他弹奏的并不完全都是些如歌的行板，只要有机会，还把一些冷峻的幽默和讽刺掺和了进来。抒情性和幽默感都是构成作家素质的重要方面，不过，这是需要节制使用的。

以上所说的刘仲平的一切，对于真正艺术作品的要求来说，都还是雏形阶段。从雏形到成熟，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历程，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永远不可能走进艺术的堂奥。可以看出，刘仲平的小说目前描写的格局仍然局限在一种狭小的范围里。我们期待着他的作品升腾起生活浪涛巨大的澎湃声，而不再单纯醉心于倾听自己那种小夜曲式的吟唱。

一九九〇年元月十一日西安

*此文为路遥为刘仲平小说散文集《黄河潮》（陕西旅游出版社，1992年8月）写的序言。

《刘凤梅[1]小说选》序

我和本书的作者是同村人，住家一河之隔，父母同为农民，大的生活走向也相似，都是从黄土高原那个小小的山村启程，然后来到城市上学并加入了城市居民的行列，连同后代都成了城里人。

生存环境的改变不可能铰断类似我们这种人和农村母体相连的那根脐带。肯定地说，我们自身的生活及其作品涉及的生活，都深刻地烙着农村的印记。

但是，毕竟我们实际地生活在了城市。

从农村到城市的过程，从表面上看，就是改变了一些环境，填了一些履历表，转换了一些组织关系，似乎并不复杂。其实，从精神方面来说，这是一个无比沉重而艰难的历程。这意味着要丢弃一些祖辈珍传的好的或坏的遗产，同时得接受一些令人欣喜或令人不安的馈赠。由此，必然造成了精神思想交叉多重的复杂性。要挣脱的东西挣脱不了，要接受的东西又接受得不自然。实际生活中巨大的矛盾引发了痛苦，引发了危机，于是，艺术的冲动便出现了。当代中国的许多作家都出现在这个生活的断层上。刘凤梅就是其中的一个。

凤梅年长于我，学校里年级也高，因此那时并没有多少交往。但在我们周围几个村子，她名声赫赫，不但学习出类拔萃，经常担任各种令人瞩目的学生职务，而且十几岁还留着男孩子的发式，简直就是一位与众不同的明星，大多数糊鼻涕的农村孩子相形见绌，对她只是敬而远之。直到上完大学参加工作之后，偶尔相遇，才感到这也是一位普通人，只是流露出那种想做一些重大事情的情绪，仍然有一些少年时期的性格特征。她显然不甘于做一个普通妇女，似乎要成就一番事业。至于能做些什么，那时别人甚至连她自己都未见得有充分的认识。

几年以后，令人惊讶的是，她竟然离开自己的专业写了一部篇幅不小的中篇小说。小说虽谈不到技巧，所描写的生活也有点原生状态，但无疑显示了她在这方面也具备才能。撇过一切不说，能写出这么长的作品，就叫人不得不侧目而视。从此而始，她在繁忙的工作和家务之余，不断有作品问世，而且进步很快，以致今天有了这本沉甸甸的结集。

我不敢说本书的艺术成就达到了多高的水准，但这无疑是一本值得认真阅读的书。首先令人感动的是作者对生活的一片赤诚之心。书中表达了作者鲜明而积极的人生观，苦苦在追寻生活确切的甚至是终极的目标。她冷峻地剖析社会关系、人际关系以及人自身的诸种矛盾与冲突，并情不自禁地把这一切都纳入自己的生活观念中给予肯定或否定。这造成了某种强烈感染力，当然也可能影响了读者的判断力。可以看出，由于作者的精神气质属于知识分子和农民子女的一种混合型，对她坚信不疑的某种观念，有时也会生出一些茫然的情绪来。生活不仅复杂万端，而且千变万化，作家应该有包容一切的广阔胸怀，才有可能进入一种创造的自由。这是需要作者继续努力的。

本书所涉及的生活，由于作者感受的强烈，因此有一种独特的魅力。诗情是隐蔽的，但也是巨大的。我们在坚冰之下，不时能听见水流隆隆的喧响。其间，我们能感受到一种坚实，感受到一种诚恳，感受到装扮我们生活大地的不仅有绚丽的花朵还有朴素的谷穗。

一九九一年初春，病中

*这是路遥为刘凤梅小说集《春夜静悄悄》写的序。

[1]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编审。

乔维新的中国画

即使是初次见面，乔维新也能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他不像某些学西洋画的，透露出一种故意的落拓和精心的杂乱；也不像某些学中国画的，雅俗不分，却一脸文人骚客的矫情。乔维新既学过西洋画，也学过中国画，但他质朴无华，保持着普通人的常态，看起来不像个艺术家，倒像个公务员。其实，在他最具艺术家气质的略带忧伤的眼神中，我们能感觉到他内心深处时常泛滥着色彩的浪潮并燃烧着诗情的熊熊火焰。当他夜深人静在斗室中描绘那些历史人物的时候，我猜想他定能听见远古传来的金戈铁马的喧嚣和深宫幽闺中的某一声女性的叹息。乔维新的中国画和他本人的性情一样，激情并不一宣而泄，他讲究一种隐忍不发，更多地使人感到而不是直观大江东去的磅礴之势。这种艺术机巧尤其在他的许多描绘男性历史人物的画卷中充分体现。

中国古代具有代表性的美人杨贵妃、王昭君、西施、貂蝉等，是乔维新中国画经常性的题材，也是当前他画廊中最为瞩目的一部分。画这几个女人对艺术家来说可是一件冒风险的事。这些绝代佳丽不仅家喻户晓，而且书籍、戏剧、绘画等艺术门类古今都有纷繁表现，如果没有功力和创意，极有可能流于平俗。乔维新不会不明白这种难度。对于她们来说，画美是不成问题，也是起码的，但这绝对不够。画里需要一种独到的审美眼光和非同一般的表现力。这显然需要勇气，需要在广大的平坦之上堆垒起某种崎岖，最少应该有所隆起。乔维新没有畏缩。他不仅凭借勇气，主要凭借他的功底和创意投入了这个艺术的“陷阱”。乔维新1978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从师于蒋兆和、靳尚谊、李琦等大师级画家，无论在西洋画还是中国画方面，都有极开阔的眼界和高层次的审美水准。他又是一个极为勤奋与刻苦的人，几乎在一切绘画领域都有过实践与追求，因此，他有可能也有能力将十八般兵器熔于一炉，以锻造合金复杂的艺术之剑。在他的中国四大美人系列中，我们至少感受到了西洋画和中国画两种技巧糅合一起所造成的一种新的中国画的魅力。中国画大写意的线条中渗透着西洋画体面关系的写实风格，使人物在飘逸流动中呈现出某种实感，引诱你进入想象和感觉合为一体的境界，正如诗一般的云彩中蓦然落下几粒凉丝丝的雨点。

这几年里，也看过一些“中西合璧”的中国画，探索之大胆除令人惊讶之外，大都留下非驴非马的印象。在这些画中，你弄不清是西洋画淹没了中国画，还是中国画淹没了西洋画。也许这就是一种新画派？目前恐怕认同者无几。因为是探索，就不必指责；探索之路是通向未来的。就目前而言，乔维新的探索我们显然更容易接受。从根本上来说，他的画仍然是典型的中国画。西洋画的技巧强化了中国画的艺术感染力，而没有改变中国画本身的特质，这是无可置疑的。由此而论，乔维新的中国画创作虽然别具一格，但他显然没有脱离中国传统艺术的运行轨迹。他继承遗产，但不满足原封不动拿过来，他琢磨着去掉一些东西，加添一些东西，改变一些东西。在这种有创意的工作中肯定有许多缺憾，甚至捉襟露肘，但是，在我看来，即使创造的缺陷也要比临摹的完美更要振奋人心。

乔维新，宁夏中卫人，已有一千余件作品发表，在全国各种画展中，二十多幅作品获奖，被载入《当代中国美术家名人录》和《中国现代美术家人名大辞典》，并有作品流入日本、德国、美国、新加坡、比利时、英国、香港等地。人是青年，就有如此成绩，有天分，更有苦心孤诣胼手胝足的努力，这是他现有艺术收获的资本，他未来更上一重天的原动力。值此乔维新西安画展开幕并应中国文化艺术研究中心之邀将赴深圳举办个人画展之际，写了以上的话志贺。

一九九一年初春于西安

惠怀杰的摄影艺术

青年摄影家惠怀杰迄今为止一直将深情的目光主要投向陕北大地。他借助手中的相机，真诚地袒露了他对这块土地和生活在其间的人民的热爱和礼赞。在他的审美视角中，土地是那样博大，那样温暖；那些甚至看起来一无所有的荒山秃岭，也使人联想起陕北父亲裸露的脊背和母亲敞开的胸怀。一切都是明明白白的单纯，一切又是说不完道不尽的丰富。最使人怦然心动的是怀杰对这块土地上生命意识的崇敬和赞叹。在这里，大自然和人的生命融为一个蓬勃的整体，不能不使你为此而深深地感动。在他的作品中，即使一棵露出根须的老枯树，也绝不颓然倒下，而像勇士一般坚强地挺立在漠漠黄沙之中。在有限的表象之下，我们感到了一种无限的力量在扩张。不难看出，怀杰在陕北大地上所展示的那种生生不息的人生态度和顽强奋斗的精神，也就是我们整个民族精神的写照。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力图追求的是本质地把握生活，而不是像某些作品在表现所谓黄土地生活的时候，要么在穷乡僻壤中寻找一些落后风俗，要么在镜头前和暗室里摆布和制造一些虚假的景象。怀杰也在选择，但他显然首先强调真实，同时将深邃的思想赋予这种真实，从而造成了能真正打动人的艺术效果。

惠怀杰在表现陕北生活方面，有他自身的优势。他是陕北人，对陕北的土地和劳动群众有着深层次的理解，不同于一些专意到这块土地上“寻找艺术”的匆匆过客，立刻被这里的大自然和人的表面现象所迷惑，抓住点什么就惊喜若狂。怀杰常常是用一种深沉而尖锐的目光，竭力刺透生活的表层土壤，以探测到埋藏在生活深处的内涵。另外，他虽然是陕北人，也长期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过，但他又多年在大城市工作，加上坎坷的生活道路和周游外部大世界的经历，使他不像纯粹生活在本土的艺术家那样把自己的思想和艺术目光局限在狭小的范围内。从他的作品中我们感到，在他观照生活的时候，既从里面往外看，也从外边向里看，因此，这块土地在他的视野里，就不会是一种浮光掠影式的空大，也不会是那种瓜蔓菜豆式的小格局；他的作品气势磅礴且富于深邃的历史意识和哲学思考，有些作品甚至达到了摄人心魄的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在他的“陕北行”摄影展于西安开幕之际，无论是内行还是外行面对他的作品都不由自主敛声屏气，感到了一种极大的冲击和震撼，就是一个证明。

在怀杰并不长的艺术生涯中，已有数百件作品发表，在国内外有关报刊杂志上获奖，作品并且被介绍到英国、日本、香港等国家及地区。西安影展后，还将去北京、深圳举办展出，同时，第一部摄影作品集也将问世。

惠怀杰在艺术追求中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献身精神，为了拍摄出满意的作品，他不惜任何代价，其中经历的艰难与困苦只有他自己清楚。他才三十岁出头，有了这般劲头，相信在摄影艺术这个广阔的天地里会有更大的作为。我们期待着他的新成就。

一九九一年初春于西安

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

我感谢评委们将本届茅盾文学奖授予我和另外几位尊敬的同行。就我个人而言，获此殊荣并不平静。毫无疑问，还有许多朋友本应该当之无愧地领受这一荣誉。

获奖并不意味着一部作品完全成功，因为作家的劳动成果不仅要接受现实眼光的评估，还要经受历史眼光的审视。

在当代各种社会思潮、艺术思潮风起云涌的背景下，要完全按自己的审美理想从事一部多卷体长篇小说的写作，对作家是一种极其严峻的考验。你的决心、信心、意志、激情、耐力，都可能被狂风暴雨一卷而去，精神随时都可能垮掉。我当时的困难还在于某些甚至完全对立的艺术观点同时对你提出了责难，不得不在一种夹缝中艰苦地行走。在千百种要战胜的困难中，首先得战胜自己。

但是，我从未感到过劳动的孤立。许多同行和批评界的朋友曾给过我永生难忘的支持和透彻的理解。更重要的是，我深切地体会到，如果作品只是顺从了某种艺术风潮而博得少数人的叫好但并不被广大的读者理睬，那才是真正令人痛苦的。大多数作品只有经得住当代人的检验，也才有可能经得住历史的检验。那种藐视当代读者总体智力而宣称作品只等未来才大发光辉的清高，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因此，写作过程中与当代广大的读者群众保持心灵的息息相通，是我一贯所珍视的。这样写或那样写，顾及的不是专家们会怎样看怎样说，而是全心全意地揣摩普通读者的感应。古今中外，所有作品的败笔最后都是由读者指出来的，接受什么摈弃什么也是由他们抉择的。我承认专门艺术批评的伟大力量，但我更尊重读者的审判。

艺术劳动应该是一种最诚实的劳动。我相信，作品中任何虚假的声音可能瞒过批评家的耳朵，但读者是能听出来的。只要广大的读者不抛弃你，艺术创造之火就不会在心中熄灭。人民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我们栖息于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此而歌唱。

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对中国农村的状况和农民命运的关注尤为深切。不用说，这是一种带着强烈感情色彩的关注。“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艾青）是的，生活在大地上这亿万平凡而伟大的人们，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决定着我们的现实生活和未来走向。那种在他们身上专意寻找垢痂的眼光是一种浅薄的眼光。无论政治家还是艺术家，只有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才有可能把握住社会生活历史进程的主流，才能使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具有真正的价值。在我们的作品中，可能有批判，有暴露，有痛惜，但绝对不能没有致敬。我们只能在无数胼手胝足创造伟大生活、伟大历史的劳动人民身上而不是在某几个新的和古老的哲学家那里领悟人生的大境界，艺术的大境界。

《平凡的世界》对我来说已经成为过去。六年创作所付出的劳动，和书中那些劳动者创造生活所付出的艰辛相比，不值一提。但是，我要深深地感谢花城文学杂志社及谢望新，黄河文学杂志社及珊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及叶咏梅，特别要感谢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及本书的责任编辑李金玉，他们热情而慷慨地发表、播出和出版了这本书，才使书中的故事又回到了创造这些故事的人们中间。

一九九一年三月十四日于西安

在茅盾文学奖颁奖仪式上的致词

非常感谢评委们将本届茅盾文学奖授予我们几个人。本来，还应该有许多朋友当之无愧地领受这一荣誉。获奖并不意味着作品的完全成功。对于作家来说，他们的劳动成果不仅要接受当代眼光的评估，还要经受历史眼光的审视。

以伟大先驱茅盾先生的名字命名的这个文学奖，它给作家带来的不仅是荣誉，更重要的是责任。我们的责任不是为自己或少数人写作，而是应该全心全意全力满足广大人民大众的精神需要。我国各民族劳动人民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壮丽的生活，也用她的乳汁养育了作家艺术家。人民是我们的母亲，生活是艺术的源泉。人民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我们栖息于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此而歌唱。只有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我们才有可能把握社会历史进程的主流，才有可能创造出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品。因此，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活之中，在无数胼手胝足创造伟大历史、伟大现实、伟大未来的劳动人民身上领悟人生的大境界、艺术的大境界应该是我们毕生的追求；因此，对我们来说，今天的这个地方就不应该是终点，而应该是一个新的起点。

谢谢。

文学·人生·精神
——在西安矿业学院的演讲

整理者按语：1991年6月10日，我国著名作家，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路遥应邀到西安矿业学院讲课，受到青年学生的热烈欢迎。在畅谈文学、社会和人生的过程中，路遥创作的精神、独到的见解和可贵的人格，极大地震撼了全体听众。讲课从下午2点10分开始，5点多结束。本篇演讲实录稿根据录音整理，题目系整理者加。

朋友们好。以前在文科学院讲课比较多，在工科学院讲课我把握不准，因为我是学文科的。为了更具针对性，我想咱们采取这么一种形式，就是大家能提出些问题，我根据问题回答。站起来提可以，写条子也可以。

我先简单把自己的情况介绍一下。我是陕北清涧县人，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父母亲一个字也不识。我小时候在农村上学，17岁之前没有走出过我们的县境，走过的最大城市就是我们的县城。以后在县城上中学，上完中学又回到农村当农民。1973年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念了三年书。书念完后分配到当时的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就是现在作家协会的前身——当编辑，在《延河》编辑部当了6年编辑。1982年成为专业作家到现在。简历情况就是这样。

作为一个出生于农民家庭的青年，从农村走向城市这个过程是相当艰难的。我的许多作品涉及了这方面的许多问题，这些问题跟我本人的经历有关系。至于我个人的情况，过一会儿谈作品的时候估计还得作一些补充。

现在我回答问题。

（念条子）请问路遥先生，在《平凡的世界》中假如田晓霞没有死，她能和孙少平生活在一起吗？你是无法处理这个矛盾才用田晓霞的死撇开的吗？

这个问题在其他的地方讲课时也有好多同学提出来过，我可以回答大家这个问题。情况并不是我无法处理这个矛盾。田晓霞如果没有死，我也有办法处理她和孙少平的关系（笑声、掌声）。从世俗的观点来说，像田晓霞这样的出身，她是比较高级一些的干部子女，而孙少平是农民子弟，是个煤矿工人，这就涉及到因为门第高低他们能不能结合的问题。我觉得作为现代的青年来说，如果达到大学文化以上水准的青年，对于婚姻和爱情的态度，已经不是那么太世俗。如果他们的精神越过一般人的话，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并不是以家庭出身、地位因素来决定自己的感情生活的。所以我认为，即使田晓霞活着，她和孙少平结婚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认为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为什么要让她死呢？我认为谁死谁活，有时候很难说，而且一般来说，具有献身精神的人死的概率比较大一些（掌声）。像田晓霞这样一些人，他们是比较勇敢、具有献身精神的人，所以死的概率就比较大。我们常常看到报纸上刊登一些青年英勇献身的事迹，大都是为了救别人或国家财产之类死的，因为他们勇敢，所以死了，而那些懒汉、经常在家里呆着贪生怕死的人，活下去的可能性可能更大一些。

（念条子）《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和地委书记的女儿的恋爱现实吗？这部小说和你的经历联系密切吗？

第一个问题已经回答了，就是我认为这个恋爱还是现实的。至于生活中地委书记的女儿是不是非要和煤矿工人结婚，我认为不是都是这样，但是在生活中不排斥这样一种现象，而且在生活中有这种现象。这部小说和我个人的联系，我准备过一会儿集中来回答这个问题，现在先回答其他问题。

（念条子）听说你写《平凡的世界》写得很苦，是不是？请介绍一下你的这段经历。前几年有人提出我们国家文学走向世界的问题，你对这个问题是怎样看待的？

我先回答后一个问题，前一个问题后面集中回答。关于我们国家文学走向世界的问题。在文学界，是有人在提出要走向世界的问题，意思是咱们国家的文学是落后的。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文学处于一种过渡阶段，而且很活跃，接受了西方的好多艺术观点，这些都是对的。至于文学怎样走向世界，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首先，咱们国家人口很多，学习外语的人多，把外国文学作品翻译成中文语言的技术性问题也不是太大；这样的话，外国文学走向中国比较容易。而咱们国家把汉语翻译成其他国家的文字就非常困难，加之国外学汉语的人又很少，这就给中国文学的传播带来困难。这也是文化方面的不平等。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只有把咱们的作品翻译成外文，作品的价值就大了，而且有些人在这方面看得很重。我认为一个国家的文学和艺术走向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是一种自然的现象，不能刻意。不能说被翻译成外文，你这个作品就伟大。有些人沾上一点外国的边，好像就走向世界了。我把你的作品翻译成尼泊尔文，你的作品是不是就走向世界了？尼泊尔有多少人口？也是外国。咱们国家是十一亿人口，这么大的国家，我认为文学应当首先走向中国。陕西许多作家也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认为你先走向河南、四川（指国内），然后再说走向其他地方（指国外）（掌声）。

（念条子）前几年文坛上有好多思潮，你对这些非理性思潮是怎样看待的？

首先，咱们这几年社会思潮、文学思潮、艺术思潮都很多，而且我们接触了好多国外新的东西，包括思想方面的东西，我认为总体上来说，我们这个国家有必要接受世界上新的思想，因为我们是封闭了好长时间的国家，如果不接受外来的东西，我们的思路就打不开，而且我们这个国家要走向未来，就会存在好多问题。正如在经济上一样，我们要改革开放，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在其他方面，我们也要接收外来的好多思想。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不能自己丢失自己，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有十一亿人口，有五千年的历史，我们自己有许多特别优秀的传统。当然我们在历史上沉淀了好多沉重的精神负担和思想包袱，但是总的来说，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必须认真地首先来考虑。我在欧洲访问的时候，在德国见了许多作家，和他们交流了好多看法，他们认为咱们国家前几年接收的许多东西并不是西方文化的精华，有一些东西是人家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早已撂到垃圾桶里的东西，咱们现在不分好坏，全部把它拿过来，他们感到有点不理解。什么叫咱们的现代意识呢？我自己说一个观点，什么时候我们在自己的文化精神基础上产生一种新的东西，然后让西方人学习，让西方人感到惊讶，让他们感到我们的这些东西是先进的，这个时候，我们才能说我们具备了成熟的现代意识（掌声）。我认为现在好多人是把外国人的擦屁股纸拿回来吓唬中国人（笑）。我到西德访问的时候，见到他们现在在世的最伟大的作家，叫仑斯，这个人已经70来岁了，但在西德的影响最大。按照我们一般的观念来说，他是资产阶级作家，但他对世界上的各种文化都不是排斥的，他们也在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列宁的著作。他和你谈话的时候，可以大段引用毛泽东的语录和列宁的语录，而且认为那段话讲得很好，好在什么地方。这就是说，人家对整个世界文化，吸收其精华，具有一种特别博大的胸怀。人家选择好与坏是根据一种标准，而咱们是一种潮流，根据潮流评判好与不好，潮流认为现代意识某一方面是好的，大家就都以为好，其他人跟在后边就是个跑。所以在中国这个大地上，在文学和社会思潮方面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股又一股的黄尘遮天，就是有几个人卷起一股黄尘的话，好多人跟在后边，大家整个在大地上卷起滚滚黄尘，只见黄尘不见人。到底我们自己的东西、独立的东西是什么呢？这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就文学这个现象来说，在西班牙语系中，包括拉丁美洲，过去没有多少太伟大的作家，咱们知道的就是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这在西班牙语系中是比较重要的作家。过去在拉丁美洲第三世界一些所谓贫穷落后的地方，它们的文学意识也在学习欧洲，但是后来拉丁美洲的现代作家们，在自己传统文化基础上用新的手法如魔幻现实主义等等进行创作，产生了许多伟大的作家，使欧洲的作家刮目相看。拉丁美洲的作家进步了，而欧洲的作家落后了，回过头来，欧洲的作家要学习拉丁美洲的作家。比如拉丁美洲的马尔克斯、略萨、博尔赫斯，还有西班牙本土的塞拉，这里边就有两个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拉丁美洲的文学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种现象？因为他们完全不是跟在西方人的屁股后面跑。如果完全把西方的东西拿过来当作自己的楷模，那么，就会永远跟在西方人的后面跑。拉丁美洲的作家没有跟在西方人的后面跑，而是走出自己的一条路，做出辉煌的业绩，这样就迫使西方的当代作家回过头来向他们学习。按我的理想，中国有一天也应该是这样（掌声）。在我们这样有五千年灿烂文化历史的土壤上，一定能产生出体现我们自己当代水平的作品，让欧洲大吃一惊，让欧洲的作家们回过头来学习亚洲，学习我们，这样才意味着、标志着我们的当代文化进入一种高水平（掌声）。而不是现在我们一些人拣到一些外国人的擦屁股纸，就拿回来到处吓唬咱们的老百姓，把咱们的文化说得一塌糊涂。我认为这样做是没有出息的。

作为青年一代，接收外来的新思想是很重要的，但是随着我们的成熟，社会发展的成熟，我们必须有深度地认识我们的文化和外来文化。我认为一个民族的成熟首先应该是文化方面的成熟，文化的成熟就是怎样吸收全世界优秀的东西，在我们自己文化的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的更高层次的一种文化。如果试图割裂我们的传统文化，然后靠外国的文化代替我们自己的文化，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前途的。这是我的看法。但是我反对保守，反对认为我们的文化全部是金银，全部都是祖传秘方，能包治百病。我们应该看到我们自己的文化中，也存在着一些落后的已经是不能被现实所接纳的东西。

（看条子）好多条子都要求我谈谈写作《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这两部作品的情况，只能简略地说一说，因为这两部作品是我从三十多岁到四十多岁十年间跨度的两个作品，谈起来话很长，我概括地说一说。

《人生》这个作品过去已经很遥远了，当时社会上有各种疑问、争论，提出的问题很多，各个层面上的问题都有，我自己不能全部回答这些问题，但这个效果也就是我所追求的效果。关于《人生》这个作品，有人对它理解，有人对它有不同的看法和认识，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我当初写这个作品的一种目的。

写作《人生》的直接动因有以下几点：第一点，我自己有类似的经历，而且我的经历不仅仅是我个人的经历，我处的时代有那么一批人都是高加林这样一种处境。中国有自己的具体情况，尤其在当时的背景下，好多农村有文化的青年确实感到很苦闷。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要追溯到特别远的历史。我们的农村从解放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间漫长的几十年一直是比较封闭的社会，像解放初期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陕北那样特别贫困的农村，有的一个村里连一个识字的人都没有，春节的时候要写一副对联都没有人写，没有办法就拿碗蘸上墨拓碗砣，一个格子拓上一个墨砣砣就算是文字。当时就是这样一种状况，他们的生活处境可以说是非常艰难的。在座的也有从农村来的同学，知道这种情况。可以说农民一生中最大的理想就是吃饱肚子。现在我们看来，这是多么渺小的目标。但是在当时，农民们基于生存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吃饱，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一生中最伟大的目标。就这样一个渺小的目标，大部分人、老一些的农民都没有实现，一生为了一口吃，而一生却没有满足这个愿望，随后就睡到黄土地里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后来农村好多人就觉得他们这样活着没有办法，但是自己的下一代能不能脱离开这块土地，不要像他们这样再活一生？萌发了这样的愿望后，于是在五六个孩子中间或七八个孩子中间找一两个最聪明的，然后送到学校里去读书。他们看到，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没有文化是不行的。这些孩子在农村的时候和父辈一样，小时候没有多少梦想，他们接受的哲学就是他们父辈的哲学，就是好好劳动、砍柴、拔苦菜。大人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就把劳动工具找下，教你来学习怎样劳动，就像城市里孩子的父亲把铅笔装在文具盒里叫你学文化一样。这样，一些农村孩子开始读书，从小学一直读到中学，上了县城读完高中以后，他们在外面已经看到一个很大的世界。他们有了文化，觉得父辈的那种生活他们再不能接受了，但现实生活又迫使他们必须回农村，因为当时农村既不招干也不招工，甚至不能上大学。这样，这些青年回去以后就特别苦闷。大部分青年屈服于现实，像父亲一样在土地上劳动，然后喂几个老母猪，想办法找一个媳妇，再养五六个孩子（大笑），然后就是重复父辈的命运。也有个别出类拔萃的，像高加林这样的青年，不甘心这样一种生活，他们觉得这样一种生活对于人来说是屈辱的，他们想追求一种起码不能像父亲这样生活的生活，所以他们苦苦地在社会上挣扎和奋斗。高加林后来犯了这样那样的一些错误，我们可以不原谅他，可以谴责他，但他确实有他的具体情况。这样的话，对高加林这个人物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意见，这都是正常的。

第二点，我为什么要写这个作品。在大学里，我曾经把中国建国以来的主要杂志和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了认真研究，有些重要的杂志我从创刊号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终刊号。研究以后，我感到有一个特别大的不满足，就是我们的绝大部分作品，在我的《人生》这部作品之前，我可以这样说，绝大部分作品都把人写成两种人：好人和坏人。大家也许记忆犹新，以前我们在看电影、看作品的时候，尤其是电影上人物一出来，三岁小孩都能分辨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认为这是文学艺术中一种非常幼稚的现象，需要有一种挑战性的作品来回答这个问题。我当时想，我要写一个叫你急忙说不清楚是好人或坏人的人（掌声）。这样，我就开始写高加林这个人物。《人生》这个作品写完以后，在社会上争议很大，比如有的青年同情高加林，甚至赞赏他的这种追求，有文化知识的青年、大学生持这种意见的很多。有的领导干部则是另外一种看法，认为高加林是个人奋斗，是一个个人主义者。更有那些市民，那些卖菜的大嫂，认为高加林是陈世美。都有道理。如果你认为高加林是个人主义，那么你就多一点集体主义；如果有些当官的认为高加林是个人主义，那么你们最好有一种公民性，不要像高加林这样搞个人主义，你们好好为人民服务，这很好；有的大学生认为高加林身上有进取精神，那么你们就好好进取；还有那些卖菜的大嫂认为高加林是陈世美，那么你们就回去教育自己的子女不要学陈世美，这都是很好的（掌声）。由于那种固有的审美观念，有的人就要求给《人生》这个作品写一个续集，认为这个作品没有写完，好多问题没有回答，也就是要逼迫作家来回答这些问题。但是我认为，这就是中国人的一种审美习惯，一定要让作品都来个大团圆或者最后的结局。作为读者来说，我们应该有一种自省能力，就是我们不要轻看自己，我们自己的头脑哪里去了？为什么要让作家把什么问题都给你回答，我们来被动地接受？我认为一部好的作品应该给广大读者和观众留下宽阔的思考余地，作家没有那么高明，作家的任务就是把生活摆到你的面前，有些结论性的东西要你去补充，要你进行再创作。你要求作家给社会开药方，并不一定灵验，文学不是开药方，而是给读者展现一种具体生活，经过时间的考验，读者自己会根据自己的实践对这些生活做出结论。但是有些人就是不服气，非要来个续集不行，企图回答这些问题。比如咸阳有个农民，一开始就对《人生》不服气，说（用关中方言）：“把我们农民糟蹋成啥了。（大笑）农民怎么是这样？我们农民就不应该会这么窝囊，我们农民也要走州过县，我自己就成了万元户。”他后来搞了个什么《乡下人》，提出来要回答这些问题。有些人认为续集要把高加林写成万元户，甚至和巧珍结婚、和巧珍的妹妹结婚等等这些自作聪明的做法。我认为这样做没有必要，高加林未来成了个什么人，这要由生活来回答。尤其在当时社会生活还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高加林走什么样的道路我回答不了。有些问题，社会都解决不了，我一个作家怎么可能解决？社会都回答不了，我一个作家怎么能回答的了？这是《人生》这个作品的情况，有关这部作品的一些具体问题大家还可以提问。

至于《平凡的世界》这个作品说起来比较复杂，因为这部作品比较大。《人生》这部作品完了以后，社会上各种喧嚣让我当时有点受不了，一般人遇到这情况也会特别头痛。我后来总结了两句话，就是把中国的两句俗语连在一起，叫“人往高处走，高处不胜寒”。（掌声）因为你不可能往低处走，人都是想往高处走，但是你走得太高了以后，就会感到你的处境变得十分艰难。我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当时电报、信件、各方面的采访弄得你简直受不了。有时半夜里三点钟正睡着觉，突然送来一封加急电报，以为是不是家里的老人死了，打开一看，才知道是那个电视台要拍点什么，气得你觉都睡不成（大笑）。另外，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知道读者和我自己一样，都会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你写完《人生》之后怎么办？这是不是你的高度？是不是你一生的终极高度？你要是停留在这个水平上，那也很容易，咱们的好多作家也就是这样做的，写一部作品吃一辈子，以后可以做一些平庸的制造，再写一些类似的作品，每年发三四个中篇，证明你还活着（大笑）。我认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就是要追求真正的价值，而不是在文学界和艺术界留个虚名。不能因为发表了一部作品就认为自己的价值不得了了，就是永存的，既然你还有创造的潜力，那么，你就应该想办法，使自己进入一种新的创造境界中去，要和过去斩断，过去已经成为你的历史（掌声）。我认为，作家、艺术家应当具备的能力就是自省的能力、自我批判的能力、自我审视的能力，这对艺术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甚至对艺术以外的各个行道，对每一个人，都是至关重要的。人有时候批判别人批判得很通顺、很痛快、很有能耐、很有水平，但是批判自己的时候就一塌糊涂、没有水平。你要真正干一件事的话，你不要批判别人，首先批判自己，就是我什么地方做得不对，还应该怎么做，对自己要严厉一些。我曾经有一句话叫：对自己应该残酷一些（掌声）。有的人对别人很残酷，对自己有时候太温柔，这样，我认为要有大的进取就比较困难。当时，我自己就面临如何对待自己的问题。怎么办？我有个习惯，就是我平时没有其他什么爱好，不像人家搞艺术的，琴、棋、书、画，一天有其他的消遣，我没有，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苦思冥想。一个人坐在一个角落里，想自己的事，想世界上的事，想周围的事。当时，我反复思考的头等问题就是《人生》以后我怎么办，这个问题对我是很严峻的一个问题。我有时候的习惯像利比亚的卡扎菲一样，卡扎菲遇到危机就退到沙漠里的一个羊皮篷子里去考虑问题，《人生》写完以后，我想到毛乌素沙漠去考虑问题。这也许是和卡扎菲的做法不谋而合。我想，到了沙漠里边，就脱离了世俗的喧嚣，你可以无所干扰地面对你的内心，面对一个博大的宇宙。也就是你可以面对一个特别小的东西，就是你的内心，也可以面对一个特别大的东西，就是宇宙。睡到沙漠里几天不出来的时候，你那种感觉是特别好的，你可以集中审视自己，审视社会，许多问题会特别明朗。我的决心往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下的，下了决心以后，任何的东西都是不能干扰的。当我从沙漠里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应该怎么办，当我回到喧嚣的城市里的时候，我再不会被其他东西所迷惑。我的脑子里清醒了，就想写一部作品，这部作品应该在某些方面要超过《人生》，这是最起码的标准。否则，你就是迷惑了，写出的东西就是没有价值的。既然你的作品追求更高的价值，那么你就要想办法超越《人生》。我不敢把握这个作品最后写出来是不是能超越《人生》，但是我必须这样努力（掌声）。首先要做到的是在规模上超过它，《人生》是十来万字的作品，我给加上十倍，搞个一百万字的作品。这样一个作品对我来说，确实非常困难，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以前我搞过文字工作，我知道每一个字是怎样写出来的，要完成这一百万字，我要做出很大的牺牲。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全国的各种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可以说特别混乱，有各种各样东西，掀起了各种各样的黄尘，各种各样的文学队伍，好多人跑得就像陕北跑龙套扭秧歌一样，你根本就分不清楚谁是谁的队伍。在这种情况下，你自己要走一条独立的道路，不看两面，不看前后，只看脚底下，这样来走路就特别艰难。但是，为了完成你自己一个不同凡响的东西，有必要这样做事。

这样，我就开始了自己的努力，不管任何事情。我自己进入了工作间以后，就把所有的事、所有的思潮、所有外边的喧嚣全部都赶出房间，我就是一个世界。在某种程度上，你就是你这个房子的拿破仑，尽管你不是社会的主宰，但是你最起码是这个房子的主宰。我能主宰了我的命运，我不需要别人来给我说你应该怎样做或你不应该怎样做，我自己就是我自己。你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坚定的创作信念，你就不可能走完以后的道路（掌声）。有人把我的意识总结为“无榜样意识”，我认为这种说法我还能接受。就是在艺术上我尽管吸收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在精神上我是无榜样，没有榜样，我认为真正有创新的东西是没有榜样的（掌声）。

《平凡的世界》这部作品的准备特别艰难，首先要读大量的东西。要写这么大的作品，首先要看别人是怎样写的，为此我曾研究过近一百部作品，大多是长篇作品。看这种书很累，那不是一般的为消遣而看，你要分析它的结构，甚至要批判它。尽管你还没有写出来什么，你必须要有这种意识，就是别人的有些东西在你的作品中要回避。这样的话，每一次读完书和实际写作是一样的劳累，累得人简直不行。我的作品时间跨度为十年，从1975年到1985年，因为我是编年史式的写法，所以对这十年的背景材料全部要熟悉，你如果不了解背景材料，你就不可能知道人们在当时背景下是怎样活动的。虽然我的作品不把背景材料拉到前景上，但是我要写这样一群人在一种什么背景下生活，所以必须熟悉这些背景。于是，我就把过去十年的报纸包括《人民日报》、《陕西日报》、《延安报》、《榆林报》拿来一天天往过翻，一直翻得手指头毛细血管都露出来，疼得不能在纸上搁，只得用手掌的一侧把报纸翻过去（掌声）。大量的重要文章，每一天的大事件，都要全部记下，这样你在写作的时候，随时翻出来，你就知道这一天、这个月，当时中国、世界和你所写的这个生活环境中发生了些什么事情，进程是怎样，人们的意识是怎样。然后要重新熟悉各种各样的其他生活，尽管有些生活是你熟悉的，但必须重新到位。比如你要描写一个砖厂，尽管你知道砖厂是怎么一回事，但是这次要写它的时候，你必须要到那个砖厂去，要看它怎样打坯、怎样烧砖，甚至要知道它怎样贷款、怎样销砖、怎样纳税，这一套全部都要熟悉。就是这样一次一次体验生活，记录生活。在漫长的六年写作过程中，积累的两大箱材料，我走到哪儿就像袋鼠带孩子一样经常把它带在身上，以便于随时熟悉、查阅这些资料。至于写作过程中的那种艰难，一言两语说不清楚，六年时间中尤其写作最紧张的时候，可以说一天工作都是十六七个小时，睡觉时间就那么五六个小时。每一天下来以后，就觉得自己要死在床上，第二天就起不来了，但睡上五六个小时以后觉得恢复了，就再起来写。写作过程中，要到各种各样的环境中去感受和体验，这六年中，农村、工矿、小县城、镇子上，到一切该去的地方去，来搞这部作品，有时候紧张到一种可以说几年中间连晒太阳的时间都没有。有时感觉到外面的太阳特别好，能不能出去晒上半个小时的太阳？这样，晒半个小时的太阳当然很好，但晒太阳这半个小时的工作量你还得另挤时间多加出来，可是从哪儿挤这半小时呢？所以干脆就算了。每天都是头一抬起，太阳就不见面了（掌声）。写作越到最后，对你的精力、体力要求越高，但是你的体力只能是越来越惨。在这种特别艰难的情况下，需要坚强的意志，我原来想，身体估计还能撑得住，但是第二部写完后，当时就不行了。头一天写完第二天就病倒了，病得只好跪在地板上整理写好的稿子。把稿子整理完以后，得了一种病，吸不进去气，就是没有力量吸气。中医和西医都没办法诊断，认不出到底是一种什么病，怎么把气吸不进去。后来，我想了一下，能叫大家感觉到这是什么病，怎么感觉呢？就是最好到火车站三天不吃饭，扛上三天麻袋，你就知道你得的是什么病（笑）。

当时中西医都解决不了我的病，我自己特别悲观，觉得中国作家的命运就是这样，长卷作品作家都完成不了，半路地里都得个死。曹雪芹写《红楼梦》，写了一半死了；柳青写《创业史》，也是写了一半就死了。原来我还说我能写完，看来我也写不完了。所以，当时特别悲观、痛苦，没有办法，最后就一路走，走到榆林地区，那个地方中医还比较有效。最后找到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中医，他一看，觉得情况很严重。当时我身体极度虚弱，再加上正值炎热的夏天，上了火。以前我很少看中医，这次得病在西安，别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医生；他是中医学院毕业没几年的一个学生，他认为我身体虚弱，就开始给我吃中药，把那些特别名贵的补药全开上，一付药几十块钱。当时我得自己熬药，越吃越觉得浑身发热，就像在夏天一样，热得舌头都黑了，而我却不知道，后来病情逐渐加重，痰也咯不出来了。我只得赶快往榆林走，一路上痛苦得简直没办法。到了榆林，这位老中医一看，见我的舌头都黑了，说是体弱阴虚，急火上攻，就给我开了一付药。一付药只要了两毛几分钱（笑），两味药，生地50克，硼砂0.5克。结果一吃以后，痰就一堆一堆的吐出来。这样我就很信这个医生，让他给我治其他病。他就开始给我吃他配的一种补药，一共是一百付丸药，一百付汤药，我每天就像牲口吃料一样，嚼呀嚼，往下吃（大笑）。吃完以后，身体就基本恢复了。按正常情况，我应该休息两年再写作，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命运的安排，命运要求我必须把这部作品尽快完成。这样，我就必须把第三部写完，哪怕写完以后再死，即使死了也能死得心安理得（掌声）。于是，就开始了第三部的写作。

我记得很清楚，第三部是在1988年5月25日这一天完成的。我平时没有记忆时间的概念，日子经常记不住，有时把自己的生日和入党的日期都忘得光光的，但是1988年5月25日这个日子我经常记的。这一天，是我用六年来完成这部作品的最后一天。大家知道，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在广播这部小说，前面广播的两部是出版的书，第三部书还没有出版，来不及，所以必须广播我的原稿。这样，按时间要求6月1日我必须把稿子送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同时这部稿子还要在出版社和刊物上发表，当时，出版社、广播电台他们全都着急了。我是在一个小县城，就是原来写《人生》的那个地方，来完成《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的。之所以到这个小县城来写结尾，是基于我的一种心理暗示，我觉得这里运气好（笑），而且有一种纪念意义。我来到县城的招待所，躲在一间小房子里开始结束这部作品。这时北京来电报，催我，要我赶5月25日必须完成，而且要赶到延安，第二天搭公共汽车到山西，在太原把杂志发的稿子撂下，6月1日必须赶到北京，给出版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把稿送到。这样时间就特别紧张，加之我写了六年，已经精疲力尽，中间又大病一场，病好一些又高负荷运转一年多，所以体力特别不行。但是，越到最后，我那种亢奋状态就特别无法抑制。5月25日那天，我感觉到这是我的非常日子。县上也知道我的情况，几个领导我也熟悉，他们在楼下的餐厅备办了一桌酒席，我弟弟他们也都在，当时就好像生孩子过满月、过生日一样作准备，要庆贺一下。按照我每天工作的规律，我最后一天的工作也肯定在下午五点钟结束，他们知道我的工作规律，饭菜摆好就在楼下等我。但是，最后撂下三四页的时候，我激动得手就痉挛，像鸡爪子一样窝不回去，笔都握不住。当时自己的感觉，就好像运动员到最后创新纪录的一刹那的时候突然把脚腕崴了。这时候，我把两壶热水往脸盆一倒，抓起两块枕巾，就把手伸到烫水里边，整整十来分钟，手才慢慢松弛下来。然后，尽量使自己平静下来，把最后一章写完。写完最后一个字，就把笔从窗户里扔出去了（笑）。把笔扔出去，一下子趴到被子上就哭，哭了好长时间，感觉到自己的心理状态像是坐了六年禁闭，今天才释放了（掌声）。觉得一切都完结了，以后能见到太阳了，内心百感交集。可以这样说，我是自己给自己判了六年徒刑的一个囚犯，现在终于释放了（掌声）。我当时想起，唯一能说明我心境的，就是我记起德国一个叫托马斯·曼的作家在《沉重的时刻》这么一篇文章里写的一段话，这篇文章是他为纪念席勒逝世一百周年而写的。席勒是托马斯·曼百年以前的一个大作家，和歌德齐名。托马斯·曼在纪念文章中写席勒当年完成他的代表作《华伦斯坦》时候的那种心境和状态，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能完成，它也就是好的。”（掌声）当时我的心境就是这样。

回顾起来，我当年开始写这部作品的时候，就意味着我把我的整个青春作为一种抵押，抵押到这部作品中。因为对我来说，这段时间是我最好的年华，《人生》写完以后，我三十刚出头，以后这段年华怎么办？《平凡的世界》写了整整六年时间，如果这部作品失败了，就意味着我整个青春失败了。我完全要把青春作为抵押来搞这部作品，中间过程中我病了，我又意识到，我不仅仅是拿青春作为抵押，而且是拿生命作为抵押（掌声）。一开始，我还没有估计到情况会那么严重。我当时只是想，能把这个工程拿下来，对于我的人生来说它就是好的，甚至我根本就没有考虑作品的价值和其他什么。至于后来作品发表、出版后，社会上引起反响，甚至得了茅盾文学奖，这在写作的当时来说不可能考虑，金钱的和功利的东西都不可能考虑，如果考虑这些东西的话，你连一天信心都没有，一天都不愿干这种活儿。如果考虑这里边能捞多少钱的话，我立刻就把笔扔下，在作协的门口摆一个小摊子卖凉粉或卖纸烟去了（掌声），肯定要比创作挣的钱多得多。实际上，搞创作就等于一个人卖血，必须要有这么一种献身精神。我觉得，人要干成一件事，必须要有一种燃烧的理想和激情作为动力才有可能，如果搀杂了其他功利的东西的话，我以为就会大大地打折扣（掌声）。

这里，我想说两点结论性的东西。第一点，我认为每一个人不管是从事什么工作，都不要轻视自己的工作，就是说，不要以为所有工作都搞不出一点什么名堂，一定要去当作家，每个行道里如果你要出类拔萃，都是有可能性，只要你是下功夫的、努力的、认真的、具有献身精神的，在任何一个行道里都是可能有所创造的。所以，我认为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自己从事什么工作，主要是自己对生活的态度，对劳动的态度，我认为这是最主要的。有人曾向我提出：什么是世界上最大的幸福？这样一些问题，可以说是很一般，很简单，但又是很博大的问题。我的回答是劳动。一个人只有辛勤劳动，才能感到幸福。如果一个不劳动的人，在寻找幸福，你可能是幸运的，但是你肯定是不幸福的（掌声）。如果一个人不劳动，不劳而获，你可能是幸运的，你可能去猜奖券成为百万富翁，你可能从你父亲那儿继承了一大笔遗产，这只是幸运的，但是不可能是幸福的。一个人只有劳动，才能真正感觉到生活是幸福的。我认为这种观点不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会有这种体验的，全人类都会有这种体验的。比如西方有一些青年拒绝接受父辈的遗产，靠自己的劳动过完自己的一生。这就叫人生境界。但是我们有些所谓无产阶级青年未见得有这种境界，有些人因为老子是当官的，家里有钱，就认为自己是幸福的，幸运的，高人一等，我认为未见得。真正有出息的人，理解了人生的人，他不在乎自己是干什么的，就是我要劳动，我要靠我的双手创造生活。我去过西方好多发达国家，咱们老是把人家的青年描绘成吸毒、逛妓院、颓废、把头发染成朋克，我所见所闻不是这样，实际上西方好多青年是特别优秀的，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对我说的那种不靠别人、具有献身精神、具有一丝不苟精神的人，人家十分佩服。像德国这样一些国家，公民意识就是：我必须要把我所做的事，做成世界上最好的。这就是人家的公民意识，哪怕我是扫马路的，我要扫出世界第一流的，我要比别人都好；我是一个搞环卫的，我必须要在环卫上下功夫，创造出最好的环卫汽车、最先进的清扫垃圾、倒垃圾的器具。我不管从事任何一个职业，必须把这个职业的事做成全世界最优秀的。全民的口号就是：我要世界上最好的，我也要给世界上最好的（掌声）。这就是德国这么一些国家为什么有活力的原因，为什么发达的原因，人家的公民意识就是这样。咱们是怎样投机取巧，怎样骗得能吃上，怎样轻松，怎样把事情搞砸了还能得到一些好处，你说咱们会有出息吗？咱们会有希望吗？没有希望。对这些事，我自己有时候特别悲哀。这是我的结论之一，我觉得这是我的很重要的一种认识。

第二点，不管从事什么职业，每一个人都可能有自己一生中最辉煌的瞬间和最高的一个高度。哪怕你是一个木匠，你可能在某一个时候是创造才能最高的，能造出你一生中认为最漂亮的家具。或者你是从事工科的，像你们学矿业的，你如果是工程师的话，你可能在某一刹那会发明创造出一生中想了好多的绝妙的东西。就是说，每一个人一生中都有一个全盛期限，一个辉煌的瞬间，重要的就是你要抓住这个机会。好多人没有抓住自己的机会，结果一生可能在平淡中度过。平淡也不要紧，害怕的是“节外生枝”，弄一些使自己非但不能有辉煌的胜局反而会带来许多暗淡东西的事情。每一个人要把握住自己的机会，尤其是青年，这一点对你们特别重要。你们现在年轻，你们应该意识到，在你们一生中应该有一个辉煌的时刻。（掌声）你们应该寻找这个时刻，追求这个时刻，否则就是麻木的，随着社会的惯性随波逐流。在生活中必须要有一种主动精神，主动寻找、感觉和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念条子）在《平凡的世界》里，平凡的孙少平形象中是否有一个你的不平凡的影子？

一般的读者都会这样问的，你写的主人公是不是就是你自己？是不是有你的影子？一般来说，可以这样认为，你所写的作品肯定是你熟悉的生活，肯定有你的生活经验和体验。但是肯定地回答，这是小说，这是艺术的概括，不是写我自己的报告文学。

（念条子）能否谈谈《人生》题材的挖掘？

关于《人生》，我已经说过一些情况，再不作太多的说明了。我要补充的一点就是，这部作品可以说是我向陕北劳动人民的致敬。像巧珍、德顺爷爷这样一些人，高加林和他的父辈这些人，我非常熟悉、热爱他们，我小时候就生活在他们营造的那样的环境里，我自己也是农民的儿子。我父母亲一个字也不识，现在还在农村劳动。当时家里生活非常困难，我弟兄姊妹共八个，我是老大。那时候国家人口政策很松，父亲不计划生育（笑），生了八个孩子。所以，我七岁的时候家里养活不了了，就把我给了别人，就是给我的伯父家去顶门。我家里很穷，父亲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只好把我送人。我父亲在农民里边算是那种无能农民，个子很低，像侏儒一样，在生活上没有能力抵抗任何暴风雨的打击，而我作为这样一个父亲的后代，就不可能有任何依靠。小时候出去经常被别的孩子打得鼻青脸肿，跑回家里，一般的孩子希望得到大人的保护，寻找大人的安慰，但是我回来，还要被大人另外打一顿（笑），理由是你为什么出去惹别人。所以在六七岁的时候，我就形成一种意识，就是不靠别人。在这个世界上，你不可能依靠别人来保护你，必须靠你自己，或死或活，只能靠你自己，尽管你年龄很小，但是你不可能有任何依靠。在我7岁的时候，父亲说养活不了了，要把我送给我的伯父。远在延川的伯父，没有孩子，是个农民，也很穷，就把本族的我作为儿子收养，在陕北叫顶门。收养的目的，就是将来他老了以后叫我伺候他。当时我一口答应。为什么？因为你在家里也不好活，吃不饱，而且得不到任何保护，反正走到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大不了和这个地方一样受罪。七岁时候，我离开家里，到了我伯父那里。好在伯父只我一个孩子，可以勉强供我把小学读完。在小学读书时，可以说艰难无比，那个时候从来没有穿过一条新裤子，有时候屁股后边烂得简直不能见人（笑）。和别的孩子一块玩，你就不敢到孩子中间去，你屁股后边烂着哩，怕被别人看见（笑）。有时候一些泼皮小子硬把你拉在人群中，出你的丑。我就是在这样一种无比屈辱的环境中度过了童年。到考中学的时候，家里不能让我上学了，理由就是再供不起了。农村上学时在家里吃饭，到城里读中学，家里要拿粮食，当时没有粮食，所以不让你去上学，叫你回来劳动。这原来也是伯父的愿望，要你当农民，他们老了以后靠你伺候。快要考中学的时候，伯父就把劳动工具放在我的面前说：“你不能去了，咱们家穷，供不起你，你就去劳动吧。”我如果答应去劳动，说这句话自然很轻松，但是这就意味我就会像他们一样一辈子在土地上受苦。当时我自己特别不甘心，我最后提出说能不能让我去考一回中学，如果我能考上，我也不上，我回来劳动。我当时只是想证明一下，不是我没有能力上这个学，而是你们没有能力供我上这个学（笑）。这样，伯父就同意我去考，在他看来，考上考不上反正是回来劳动，无所谓。这样，我就考了，一考，就考上了，而且成绩还不错。当时县上只有一所中学，只能收两三个班，考生却有几千人，全县的学生都在那儿考。在那种情况下，能考上已经很不容易，我就这样考上了。随着一张录取通知书的到来，也就意味着我的学生生涯的结束。这时候有没考上的同学竟然幼稚地跑到我家里来，企图出钱买我的这张录取通知书。当时我特别痛苦，想来想去，我必须要上这个学，我不知道今天上了明天能不能上下去，但是我必须要踏进中学的大门，要把延川县中学的校徽戴几天。于是我就跑到学校里去，当时是“文化大革命”前，学校制度很严，超过十天后报到就不能入学了，我已经超了半个月，人家不收了，等于自动取消了入学资格。学校一听我是贫下中农子弟，考虑到阶级路线问题，又把我收下了（笑）。收下后，中学里的几年特别艰难，我有个中篇小说叫《在困难的日子里》，基本按那段生活写的。在学校起灶，一个月要吃十几斤粮食。后来家里没办法了，每月只能给拿十斤粮食。可以说，在十七岁之前，我没有吃过一顿饱饭。那个年龄段正是能吃时候，但是每个月十几斤粮食根本不够吃。饿得没有办法，就在秋天或夏天庄稼收割完了，一个人出去到山里拣农民遗落在地里的粮食颗粒或菜根，用来勉强维持自己不致饿死。念中学时就是这么一种生活。但是现实就是这样，过后觉得年轻时候苦一点儿也没有什么，但在当时来说是相当严峻的。想起自己青少年时期那种艰难，叫你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从下水沟里一步一步爬出来的。说到这里，我想起小时候有一个情节在脑子里印象很深，就是爬下水沟，这也是我整个童年、青少年时期的一个象征。那时候在县体育场的土场子上放电影，一毛钱的门票也买不起，眼看着别的同学进去了，我们几个最穷的孩子没有票，只有从下水道里往进爬，黑咕隆咚的，一不小心手上就会抓上一把狗屎（笑），但是为了看电影，手在地上擦几下还要继续往前爬。谁知刚进洞子，就被巡查员一把从帽盖子上抓住，抓着头发又从大门把你送出去。我们两眼含着泪水，只得灰溜溜地离开这地方。青少年时期基本就是从这么一种状况中度过来的。但是，那样一种处境，那样一种封闭的境况，促使了你的想象力，促使了你的人格和性格的建立，觉得改变这种状况只能靠自己。在我的意识中，我从来不准备靠别人。

对农村农民的那种生活状况，我是怀着一种特别深痛的感觉，对这些人我是永生难忘的，永远不能从我的心中抹去，像《人生》中的那些人物。以德顺爷为例，陕北农村这种老头多得是，有的村子就叫光棍村，村子里好多人从来没有娶过老婆，一辈子打光棍。在村子里，这是一层人，因为穷，找不下老婆。小时候，我记得一到冬天，夜晚特别漫长，有老婆的农民早早就睡了，没有老婆的睡不着（笑），然后就挤在一个窑洞里边谝闲传，话题大多是说女人。孩子们没事，有时候也去混热闹。这些老头抽得满房子旱烟味，加上脚臭味、汗味，十分难闻。我们小时候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中长大的。

因为家穷，小时候上学没有铅笔，家里不可能给你钱，八分钱一支铅笔都买不起。有时，那些老头老光棍，因为没有孩子，所以他们对任何一个孩子都特别好。这些老头为了让你叫他一声爸（笑）——他一生中从来没有体验过被人叫爸是一种什么感觉——就把别人的孩子悄悄地引到一个地方去，然后拿出家里最好吃的东西给他吃，吃了之后，哄那个孩子叫一声爸。当时，我连一支铅笔都买不起，他们就引上我，从粮食囤里拿出一个烂包子，再从里边翻出一毛烂钱，叫你买铅笔去。他的钱是他卖自己自留地里的土豆或者烟叶得来的。卖这点钱干什么？就是用来喝酒。光棍们没有任何生活消遣，就把喝酒作为他们生活中最大的享受。每次跟集的时候，可以看到有好多这样的光棍站在酒柜台前，拿几毛钱买二两散酒，喝完，嘴里哼着小曲，然后回家。麻醉的那一刻，就是他人生中最好、最顺心的时刻。他的钱就是来买这个酒的，这时候可能出于对你同情，就拿出一毛钱给你，叫你去买铅笔。工作以后，我可以说我手里花出去好多钱，一块的、五块的、十块的，上几千的数额我都花过。我曾经在几篇文章中写过与农民的这种感情，比如我走进北京王府井、上海南京路这样一些繁华街市，透过那一片花花绿绿的人头，我猛然就能在人群中停住，停住后，泪水就忍不住在眼眶里旋转，我看见特别遥远的远方，在那黄土山上有一个老头脱成光脊背，在吭哧吭哧地挖地，脊背上的汗在流着，被太阳照得亮亮的，那老头已经七八十岁，没有任何人帮助他，还在那儿靠原始的劳动来养活自己。就是这样一种情景，就是这样一种感情（掌声）。

像巧珍这样一些妇女，有人认为你是不是在农村就遇到过巧珍，我回答说，不是；因为这个人我可以说，她就是整个陕北劳动妇女的一种形象，陕北的劳动妇女就是这样。陕北村子里的农民，一般每家都有六七个孩子或七八个孩子，天暖了，各家的孩子出去玩耍，五六岁的，七八岁的，男男女女混合在一块，所有的孩子都一条线不挂，不穿裤子，在一块玩耍，没有任何害臊的感觉。后来我上学了，这些孩子还在农村，他们大部分连上学的机会都没有。在学校里，我总是感到矮人一等，感到很委屈，城里的孩子穿得很好、很干净，就瞧不起你，或欺负你。回来以后，和这一群农村的孩子在一起，就好像回到你的国家，你的世界，就觉得特别痛快。陕北那么漫长的冬天，连一点绿色都见不到，我们的衣服上全部都吊着棉絮，大家拉着手在荒地里、大风地里跑，在冰上溜。一到春天，双手在冻土里刨萆芽子，刨出来后，激动得不知怎么办。我这种人爱动感情，激动了就想流泪，第一次见到绿色，好像告别了绿色很长时间又见到了。陕北的杏树是陕北第一枝，是最早开的花，杏树开花的时候，人的感觉是那么美妙。漫漫的黄土地上突然有一树杏花开起来，孩子们高兴得大声欢呼，但是谁也舍不得摘那杏花，就在树底下转过来转过去看。后来杏树结了绿色的毛杏，大家都特别想吃一颗，吃了那颗杏子，好像把整个春天就吃进去了（掌声）。就那种感情，因为你四五个月就没有见到一点绿色。农村的孩子长大一些了，知道害羞了，虽然裤子很破，但也都穿上了。有时候你的裤子破了，这些女孩子就能给你缝补丁。她们刚十几岁就学会做针线，有时也闹着玩，用针在你屁股上猛猛戳一下（笑）。那些特别美好的东西，给你留的印象特别深。那时候，你在山上的杏树上摘下一颗青杏子，就会想起给你补过裤子的那个女孩子，你把这个杏子给她，她一定会高兴。这时候，你从山上跑下来，因为跑得快，或者被什么绊了一跤，绊得灰头灰脑的，但手里还紧紧攥着那个杏子。攥到村子里见到那个女孩的时候，手一展开，那个杏子已经被汗水捂成黑的了，但是你给那个女孩子的时候，你就感觉到你特别高兴，她也吃得特别高兴。这就是十来岁时候孩子们的故事，就是那么一种感情。后来你上学了，到了城里了，上了中学，上了高中，后来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工作，成了干部，脸洗得干干净净，头发洗得干干净净，穿着那种四个兜的制服，背着黄书包，回到你的村子里。这时候你二十多岁了，好多年没回村子了，回来后你看见小时候耍大的女孩子伙伴，现在都早已经出嫁了，都有两个以上的孩子，怀里抱一个，手里拉一个，衣服大襟上糊着一层垢痂，头发像沙蓬一样乱着，然后还像童年那样向你笑着，关怀着你，问你外边的情况，而且不论怎样非要拉着你，到她家里去吃一顿。到了她家，尽管你在一边吃着，她的孩子在炕上一边拉着屎（笑），但是，每当你离开村子的时候，你总会两眼泪水蒙蒙，你就感觉到你必须要把这些感受，把这一切心酸、一切非常美好的东西写出来。巧珍的形象，就是在这样一种情绪中升腾起来的。我就老是感觉到，在我艺术的那个地平线上，这个人物早已经就出现了，一直要叫我写。我的目的就是写得叫人们爱她，同情她，永远留在人们的心里。这就是陕北的劳动妇女，就是这么一种形象，漂亮、美好、不幸（掌声）。这个作品完了以后，好多人说巧珍，说高加林，说这样那样的话，我内心最大的安慰就是我终于让人们知道了曾经和我一块生活过的这些人们是怎样的人，看到了遥远的偏僻的土壤上也有好多美好的人情，也有那么美好的悲剧，而不是仅仅只看到城里的一片花裙子和城里的一片繁华。

如果从个人理想来说，在我青年时期就曾经有过创作《平凡的世界》这么大型作品的觉醒和梦想。我曾经在二十来岁时就有过这种大胆的妄想，我觉得我在四十岁之前一定要完成我一生中篇幅最长、规模最大的一部作品。当时，对于二十来岁的青年来说，这全是一些幻想、梦想，甚至可以说是妄想。但是，我认为这是无可指责的。任何一个青年都有权力去展开自己想象的翅膀，哪怕他的翅膀最后被折断，也应该让他去飞翔，让思想的翅膀去飞翔。至于我自己，当时那样一想就完了，就忘了。年轻的时候，少年的时候，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做过各种各样的梦。一直到《人生》这部作品完成以后，我突然才想起我曾经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就想到过这么一种东西，我想，现在是不是能实现我的这个梦想了。这个时候，我就有了成熟青年的一种考虑了，而且我也翻阅过许多世界上像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作家的作品，他们的重要作品、代表作，几乎都是在35岁到50岁之前这个年龄区完成的。对于写诗的人，对搞理工科的人，我想他们创造的年龄区或许更早一点。我的意思是每一个人都要意识到时间在飞转流逝，把握好自己的人生，努力去创造，记住你们是多少岁了，赶紧投入工作。所以，我必须要在我40岁之前完成这个作品，实现过去的这个梦想。

我认为像你们现在这个年龄，应该急迫地使自己的意识进入一种比较高度紧张的状态，尤其是你们大学生，很快就会面临分配、走向社会。当然你们在学校生活得很好、很单纯，但是你们要知道你们将面临考验。好在你们都已经通过自己的努力，上了大学，我认为你们在当代青年中是出类拔萃的一层人。你们想，好多你们的同学，高中时候和你们都一样，现在好多人还在街上溜达着，而你们用自己的努力证明自己有能力，跨越了第一步，已经上了大学，证明以前的时光没有白费，这值得骄傲。但是这不够，今后走向生活、走向社会、走向未来，你们应该有更大的出息。我想你们现在就应该作这种准备、这种努力。

我的作品中的主要人物都是青年，我主观上也是要着力塑造好青年形象。在我的最主要的作品中，我对青年问题的关怀、对青年的关心，我觉得是由衷的，因为我也是从青少年度过来的。我对青年有一种石争的苎堡[1]，所以我每次见到青年的时候，觉得非常高兴，有好多话想跟你们说，见了老年人就想和他们辩论（掌声）。我相信一代比一代强，作为我们这代人，作为我个人，我曾经在好多场合说过，每一代青年的主要使命就是要战胜前人。但是我们不是要打倒前人，我们要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有新的发展，这样才能证明我们一种新的人生（掌声）。所以你们要有勇气，像你们这个年龄的人，要有勇气在未来战胜我们这代人，在任何领域中应该有新的创造和新的成就。而且我认为生活和时代一次又一次地回答：必然是这样。所以在你们之间，本来就会有许多在各个领域中有创造有发明、甚至有伟大贡献的人。我作为比你们年长一些的人，祝愿大家在未来的生活中每个人都顺利，每个人都有灿烂的人生。谢谢大家（掌声）。

路遥这时接着说：“今天就讲到这儿。”许多人要求继续讲。路遥可能体力不支，叹气。基于同学们的热情，路遥又问：“现在几点了？”学生们回答：“早着哩，再讲，五点过一点儿。”路遥说：“唉！好，如果叫演员，这叫加演。”（掌声）

（念条子）在完成《平凡的世界》之后，你准备再作新的冲击吗？为你的读者们献出什么作品？

当然我还准备写，因为我还不老，而且活着（掌声）。后边的日子总得干点什么，至于怎个干法，因为这和其他的事还不一样，如果是很具体的事的话，我可以宣布计划，说怎个干。“今后怎样写”这个计划很难宣布，因为社会在发展，情况在变化，我必须要作周密的考虑，我想我还是用未来的作品来回答这个问题，我现在没有办法给大家回答。

（有人口问）请问你对你发表的大作，是否感到有不满意的地方？

每一个有责任心的作家对自己所写的东西，我想都不会满意，或不会完全满意。因为如果满意的话，他自己也就不会作其他的努力了。可以说写作这样一种事业，每一次都是冲刺，都是挣扎着想使自己再提高一步。搞这么大一个作品，你不可能把一切都考虑得百分之百的周到，甚至可以说到处都是漏洞和缺憾。在茅盾文学奖发奖仪式上的发言中，我已经把这点指出来，就是获奖并不意味着一部作品的完全成功，一部作品到底怎么样，不仅要叫当代人来评价，还要经受历史的考验。我的作品未来是个什么样子，在读者中是不是有各种各样的看法。这都是正常的。一个作家不可能写出使所有的人都感到满意的作品，产生各种各样的看法和意见，都是正常的现象。

（念条子）在你第一次萌发创作念头时，你的状况如何？你是怎样想的？

这个我也不知道，这已经很遥远了。我想，第一次萌发创作念头和第一次谈恋爱是一样的（笑），紧张，激动，而且想把话说好，使对方听了满意，但是，是不是能说好，又没有把握（掌声）。

（念条子）我难以理解你为何给孙少平这样一个在逆境中奋力拼搏、终于取得成绩的人一个悲惨的结局？你能否谈谈。

孙少平的生活并没有完，说结局是不准确的。他是一个青年，他还要生活，不要以为他前面发生过这么些事情，就认为结局是不是悲惨的。那么，叫他当一个西安市书记就是不悲惨了？不是这样。他回到煤矿并不是说生活已经完蛋了，不是这样。我认为他通过前面的各种打击和挫折，他一定对生活又具备了一种勇气，所以，他更能迎接挑战。至于爱情生活方面，前面他有几个都没有成功，这个不要紧，他肯定能找到对象（掌声）。

（念条子）在《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给他妹妹的信中写道：一个人一生中总应该有一个觉悟时期。这句话怎么理解？

这个觉悟时期，我认为很大程度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时期，就是一个人富有创造性的那个年龄区。觉悟时期实际归根结底就是我们应该怎样生活，做个什么人。我可以不客气地说，有些人糊里糊涂地活了一辈子。作为一个中国青年，要超越一般的市民意识，超越一般的农民意识，应该对人生、对生活有更广阔的理解，但不要狂妄。我觉得青年应该有好多的想法，狂妄有时候免不了，但是总的来说，更应该接近成熟。这个成熟和你对生活的理解和觉悟有关系，这个觉悟不是指一个阶级的，而是宽大的人生的觉悟。

（念条子）在中国，文学受政治的影响是很大的，作家都是很怕的，你是否有这种感觉？

这个问题没有难住我，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掌声）。我们过去的作家，包括读者在内，对政治的理解比较狭窄。尤其对艺术来说，我曾经有这么个看法，我把政治也当作生活，在我笔下，作家应该在驾驭一切，作家应该把政治生活也当作人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理解，这样就可能更高些，而不是我们一定要完成一个政治命题。这是当领导的在会议上要解决的问题。艺术作品要完成一个命题是非常复杂的，过去我们理解作品的话，所谓政治、所谓主题、所谓思想，认为就是有一个思想，就是你的作品要说明某一个思想是对的，或某一个思想是错的，我认为这是特别简单的一种理解。如果作品的许多方面都很糟糕，仅仅是有一个正确的结局和结论，我认为这部作品全部是糟糕的。就是说一个好的作品处处都应该有思想，每一句话里，每一个段落里，每一个语言的港湾里、河流中、一个浪花中都应该有思想。现在读一些大家的作品，像托尔斯泰这样一些作家，你现在读他的《安娜·卡列尼娜》这样的作品，第一句话就会被吸引住，你就要动脑筋想：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就是说一个好的作家和好的艺术家，他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要体现出一种对生活的深度认识，而不是浅薄认识。仅仅有个“正确”的思想，这个思想符合某一种潮流，或某一种要求，说你这个作品就伟大，未必。

（念条子）田润叶为什么要在她丈夫伤残后才回到他身边？

人都是复杂的，田润叶的情况就是这样。在她丈夫很健康的时候，她远离了他，当他受伤了以后，她又回到了他的身边，当时连主人翁自己都是在一种不由自主的状态下作出这种决定的。我认为，大千世界，什么样的事也有，什么样的人也有，各人有各人对生活的认识和选择，包括思维的转换，认识、重新认识、甚至推翻自己原来的认识，都是可能的。生活往往就是在否定之否定中来发展的。具体地分析来说，像田润叶这样的人，她不是什么思想家，也不像现代青年接受了好多理论，对生活有什么坚定的看法，她只是一个善良的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女人，在我作品中写的当时的情况下，她既不知道安娜，更不知道娜拉，她只是一个农村大队书记的女儿，只上过高中，那时候还是“文化大革命”，没学过多少课本，就这样的情况。她对爱情当时属于人的那种正常的追求。她和孙少安的感情，时间很长，又是同学，小时候一块玩大，对于李向前尽管是丈夫，但心里不爱，这是很正常的。后来经过生活的各种折腾以后，最后她做出这种抉择，我认为这也是符合逻辑的。当然换了另外的人是不是会这样做，我不敢保险。但是这就是田润叶的逻辑。我不要求所有的人都按这样的逻辑考虑这类问题或处理这类问题，也就是说，你可以这样做，也可以不这样做。生活就是这样。

（翻条子，可能是体力不支叹了口气）好多都是重复的，也是我已经回答了的问题。有些比如类似诗歌这样一些问题，我不能回答，因为我不是写诗的。

（念条子）《人生》和《平凡的世界》成功了，但创作是一项艰苦的工程，耗费了这么多精力，如果它并不能被人接受，你能接受吗？在写作过程中你是否坚信它一定会成功？

我没有这样考虑问题，我是完成我自己的一种认识和感受，我根本不管其他的，这我在前边已经说过了。

（翻条子）有些条子让我谈其他一些作家，我不愿意对我同行道的其他人说三道四（掌声）。这是行业忌讳。我不是说我没有看法，评价人难免有不准确的地方。叫读者去说，每个作家都应该放在读者中间，互相之间乱谈一通没有用（掌声）。

还有好多问题都是问我以后要干什么，我刚才说了。现在这样吧，因为这个房子里很热，我不想再叫大家受这种罪了，天太热，这么多人挤在这么小的房子里不好受。能不能允许咱们就此结束，行不行？（掌声）

*张伯龙整理，原载《路遥研究》第2期。

[1]原刊如此，疑有误。

《萧焕画集》序

气势磅礴的秦岭是亚细亚两条主要河流长江和黄河的分割线，也是中国大陆南方和北方的衔接点。秦岭北麓，终南山下，八百里关中沃野，历代帝王之都。以古长安为代表的中华文化，是人类历史最伟大的遗产之一。

在这样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上，任何时代都可能生长出蓬勃的艺术之花。在当代仅就中国画这一领域，就出现了以大师石鲁为代表的著名的“长安画派”。

现在，在“长安画派”这一艺术群落中，西安美术学院国画系主任萧焕教授的中国画以其独特的风格，引起了人们热情的关注。

萧先生出生于终南山下的农村，长安城自幼就在他的目力之内。他站立于巍峨的秦岭和广大的平原之间；站立于古老文化和现代文化的交叉点上：这无疑造成了他以后雄阔的胸臆和博大的境界。童年，少年，以至青年时代，他大部分时间又都在乡间度过，长期浸泡在民众生活和民间艺术的汪洋大海中。所有以上的一切，最后都自然地贯注于他的绘画艺术，使他的画不仅具有浓重的文化意识，同时又蕴蓄着大地之气。色彩的流溢和线条的腾跃，全都体现了他精神世界的广博、深厚和无比的生动性。

萧先生从不满足靠天赋和灵性创作。他严谨而刻苦，潜心在艺术领域不倦求索，把一切创造性的发现建立在坚实的基本功力的基础上。早在孩提时代，他就“以地为纸，以水代墨，以花汁作色”，开始了艰辛的艺术准备工作。青少年时代，尽管家境贫寒，生活困苦，但他在家人的支持下，从未放弃对艺术的苦心追求。从西安美院附中开始，他正规而系统地接受了初级乃至高级美术教育，最后进入北京中国画院，拜师于中国画大师王雪涛先生门下。以后又重返故里，任教于母校西安美术学院。他的经历，使他具备将各种生活与艺术积累、体验统筹运用的优越条件。他工笔、写意兼长，作品笔墨潇洒，静中有动；朴实热烈如关中平原金黄的麦浪；苍中含秀像雄伟壮丽的秦岭一样。更为重要的是，他在绘画中，绝不局限于展示自己的功力和技巧，而力求体现他对生活的哲学思考。草木花朵，皆是人情；简约之中，意犹未尽。读萧焕的画，你不会有一览无余之感，而常常会引起深深的思索和旷远的遐想。由此可见，一个真正的国画艺术家，他的功力往往更多地是在画幅之外。

萧焕教授在中国画创作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作品多次在国内大型画展中获奖，很多作品在日本、美国、德国、香港等地展出并被收藏，受到各界广泛的好评。同时，他在中国画教学和研究方面也有重要建树，先后出版了《写意花鸟画技法》和《王雪涛画法与研究》两本著作。尤其是后者，已成为目前唯一能反映王雪涛先生艺术理论的专著，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画册，汇集了萧先生几十年不同时期的部分作品，相信会引起国内外朋友们的极大兴致。

一九九一年七月十一日于西安

写作是心灵的需要
——对文朋诗友的讲话

朋友们！看到大家都这么年轻，我很欣慰。这个年头里，居然还有这么多的文友从遥远的地方来，而且是为文学而来的。说真的，这许多年来，我很少出去作什么报告啦，但今天，女友杂志社搞这样一个笔会，我还是来了。

我没有什么好讲的，但看到你们都很年轻，又都是为文学而来的，我觉得我们的文学事业还是有希望的。所以，我就自己写《平凡的世界》时的一些情况，讲一讲。

文学对于每个人来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道路。当代文学的现实中最大的缺憾是，将人物分成两种：好人或坏人。这样，就将文学现实推到了极端，甚至连三岁的小孩也可以分辨清哪些是好人，哪些是坏人。所以我在写作时，对这种文学现象进行了挑战。

文学是反映人物的。人物世界是复杂的，没有一个人是透明的。大多数的人是复杂的。好人也会犯错误。而某些艺术作品将人物写得高大完美而无缺陷，这种人物其实是不存在的。

每个作家对于文学的认识、追求、成就，都是独立的。别人的经验、方法，都只能是一种启示。

我以为，在写作的过程中，应当保持一种最纯洁、最健康的心理状态，就是要为一个明确的目的而付出，哪怕是燃烧自己。这样，可能会使身体累垮，有可能让你丧失许多生活中美好的东西，但作家必须这样做。

文学创作是勤奋者的一种不潇洒的劳动，而且在心理和精神上要有一种思想准备，准备去流血，流汗，甚至写得东倒西歪不成人样，别人把你当白痴。如果你越写越年轻，越写越潇洒，头发越写越黑，成功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小。

在《平凡的世界》的创作过程中，我经常是处在各种环境里。煤矿一呆就是一个冬天，三四个月不出山。进山的时候，还是满山翠绿，出来时，已经是白雪皑皑，一片绿叶子都看不见了。只有屋子里的窗户，变换着一年四季的风景。一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每天睡觉的时候，就感觉第二天早上再也爬不起来了。但睡上五六个小时，稍微恢复体力后，又开始了工作。

刚开始，由于写得特别吃力，精神和体力都高度紧张，紧张得连上厕所手里也拿着书和笔记本，就像傻瓜一样。到了厕所门前，才发现手占着，然后把东西送回桌上后，再上厕所。

煤矿上冬天的生活条件很差，蔬菜很缺，在二三月里，吃的唯一的蔬菜就是大葱。每天吃完饭带两个馒头回来，这里的老鼠特别多，经常光顾我房间的，有两只老鼠。或许发现我没有工夫收拾它们，更是胆大妄为，常常跳到我的桌上盯着我写作，或是窜到床上，在我头边跑来跑去。没有办法对付，我便每天多带一个馒头，放在固定的地方，让它们去吃，这样才稍安静了一些。

一个人呆在房子里写作，别人也不来打扰，两三个月里很难和别人说上一句话。有时候总想哭，当然也有高兴的时候。特别是有一章节写得很好时，高兴得总想给人家说，可说给谁呢？这时候就感到寂寞、孤独。晚上，尤其是礼拜六的时候，远远看见对面煤矿上各户窗户灯光一个个灭了，自己忍不住眼泪就流了下来，就觉得我这是干啥来了？你为什么跑到这地方受这种洋罪，谁知道你在干啥？你干的东西到底是不是个东西？有时候突然觉得该有个人来看一下，不管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行。就不由自主地丢下笔，去到火车站或者汽车站转一圈。

就这样，一个冬天过去了，当我坐着吉普车出山的时候，手里已经拿着21万字的稿子，这就是唯一的收获。沿途道路边上一片肃穆，坐在车前的我，什么都说不出来，就是流眼泪。到了铜川市，我感觉这里就像纽约或华盛顿似的，特别繁华。特别看到两边摊点上，饼干、面包到处都是，就想到如果煤矿上要有这么多好吃的，我就不会受那个饿了。

写第二部时，由于体质下降，身体已开始支撑不住了。有时就趴在桌子上，头枕一本书。就这样艰难地写完了第二部。随后，身体垮了下来。去看病，中、西医都查不出病因。后来，榆林地委书记给我介绍了个老中医，70多岁，他给我吃了两毛四分钱的药，就见了效，随后又进行调理，我的身体才有所恢复。按当时的状况，我应该好好休息。可我想到了文学大师柳青和曹雪芹的悲剧。我虽不敢和他们相比，但我必须把作品完成，然后死掉也可以。

写第三部最后一个章节时，我给自己设置了一个戏剧性的情节，就是又回到写《人生》的那个县城的招待所，来最后完成《平凡的世界》这部作品。那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在播送这部作品的第二部分。按时间，我必须赶6月1日前把稿子送到北京。我平时记不住许多重要的日子，但1988年5月25日这一天，我会永远记住的，这是我按计划完成作品的日子。当地的县委书记和我是朋友，他们给我摆了一桌饭等着我完成作品后一起庆贺，可下午6点钟时，我的手像鸡爪一样抓不住笔，最后一页怎么也抄不下去。无奈，我便倒了盆热水，用毛巾把手捂住泡在水里，手才慢慢展开，终于把最后一页写完了。之后，我就把这支用了六年的笔从窗户扔了出去。当时的感觉就是关了六年禁闭，现在终于把自己释放了。平时我很少流泪，这时不由自主地大哭起来，然后坐在床边发呆。这时我突然记起托马斯·曼的一段话：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它就是好的。

当时我的心情就是这样的。

《平凡的世界》写完后，到现在我基本上没有写什么，一直在休息，体力也不行，脑子也较乱。因为大的环境、社会生活和我个人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使我觉得需要再缓一下。所以，许多人问我，最近写什么？我已经好长时间不写作了。我觉得写作首先是自己心理的一种需要。如果不是自己内心里有一种强烈的要求的话，最好不要写。我从来不给自己规定，今年出什么书，明年要获什么奖。写作应当是自由的，不要给自己戴那么多枷锁。有些重大思想，往往是在无所事事中产生的，而不是在人为的规定中去做。我不喜欢做出一副作家架势。作家应该是一个最普通的劳动者，应该是在最自然的状态中去工作。不要摆架势。常常看到武打片中，那些高手往往是衣衫不整，懒懒散散，其貌不扬的最后出场者。

我就讲这一些，还有些时间大家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回答的，可以提出来。

听众：在你沉寂了六七年之后，突然以百万字的宏著重新崛起在中国文坛上，如同酝酿一场大的战役一样，你是怎样孕育这部作品的？

路遥：我在年轻的时候就有过一个幻想：一生中要完成一部规模宏大、篇幅最长而且很成功的作品，时间必须在40岁之前。《人生》发表后不久，以前的这个想法突然冒出来，而且很强烈。当时我没有急于促成这个念头，尽量抑制住创作欲望，待头脑冷静后，我来到陕北老家一片大沙漠上。过去就有这个习惯，精神危机时就到这儿来。我躺在沙丘上想，要完成这一重大使命，必须有两方面的精神准备。一是能忍受寂寞，须把自己长期封闭在一个孤独的世界里，排除一切干扰，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二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这段年华是自己的“黄金”时期，如果失败或拿出平庸的作品来，就等于亵渎和践踏自己的人格。如其不然，就把这次创作作为人生的一次抵押吧！结论出来了，精神也就轻松了。环视周围，眼望天空，沙漠荒芜，仿佛整个世界不存在了，就剩下我一个人。

听众：除了精神上的准备，其他方面呢？譬如题材、创作经验等。

路遥：在此之前，我没有创作过长篇小说，谈不上经验了。要说有，只能是创作中、短篇的一些经历，但总归奠定了一定的基础。题材只能写我熟悉并感兴趣的。我于1949年出生在陕北清涧县一个农民家里，父母丁字不识，一生养育了八个孩子，把我从小送给别人抚养，继父母拉扯我成人，供我上学。在县城读完中学后，我回乡当农民，后来当教师，也在县城干过临时工。1973年被推荐到延安大学中文系上学，1976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延河》编辑部当编辑。由于客观因素，我和普通劳动阶层有着天然的联系，对城乡生活有着较为深刻的感触。另外，在我步入社会后，又经历了新中国最混乱的10年。所以，我就选择了这方面的内容。

听众：读《平凡的世界》后，我真佩服你把“文革”十年的背景写得那么准那么清。另外，人物出场很自然，很成功。请问你是怎样着意安排的？

路遥：《平凡的世界》实际写作用了三年，而其他三年就是用来搜集整理资料，具体构思。为了弄懂“文革”十年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背景，我先后借阅了10年间的《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等多种报纸和杂志，记录了几十万字的笔记。某天，中国某地发生了什么事，世界上又发生了什么事件，都得知道。还有熟悉生活，作品中有可能涉及到我不熟悉或很陌生的情节，这些都得有所了解。紧接着，就是总体构思，光解决人物出场就花了一个冬天的时间，其间我研究了几十部中外长篇小说，发现好多作品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内容已过一半，许多人物还登不了场，最后只有突击去解决，结果形成了简介式的痕迹。真正优秀作品的人物是在不知不觉中带出来的，是戏剧发展本身的产物，读者是感觉不到有人为迹象的。《平凡的世界》原计划写到7万字时主要人物都能登场，结果这个设想基本实现了。

听众：您在第二部创作后期发生了生命危机。如果真的像近代曹雪芹、现代的柳青一样留下遗憾，你将如何看待？

路遥：我不能和曹雪芹、柳青相提并论。在创作《平凡的世界》中，我虽发生过生命危难，但终归挣扎着圆满完成了我的写作计划，这是一件幸事，尽管现在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可我注重客观实在，不想评论没有发生的事。

听众：一个人当完成了某项重大使命后，他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你也不例外吧？

路遥：当时还顾不得品味是悲还是喜，只记得我把写作的笔从窗户扔了出去，是痛恨这支笔使我的手无数次变得鸡爪一样的痉挛，还是它6元的价钱与我6年的“囚禁”相谐音，抑或庆幸它完成了使命，我也说不清。

听众：你为什么要把最后写《平凡的世界》的地点选择在创作《人生》的甘泉县招待所那间小屋？

路遥：这是我有意安排的。一部《人生》，人民给了我很高的殊誉，但《人生》不应是我艺术道路的最高点，我应从作品的深度、广度、力度上比《人生》更高一层。选择在这里最后完稿，有纪念的意思，也有超越的味道。

听众：在北京举行的颁奖仪式上，你代表获奖者讲话中有段语言很精辟：“人民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我们栖息于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此而歌唱。”纵观你创作的作品，笔端无不指向极普通的芸芸众生，这段话可算是你的真挚感受了。

路遥：是这样。社会是由普普通通的人民组成的，是他们平凡而又伟大的活动，构成了人类一幕幕彩色斑斓的画卷，也使得人类生生不息，向文明进化。作家写他们，他们又给作家以荣誉。这种相互交融的鱼水关系，注定了生活在他们中间的作家只能为他们高歌吟唱。

听众：你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已有20余年的文学实践，能否谈谈你最真切的一些创作感受？

路遥：某种成就不一定是天才的产物，也不要把创作当作一种灵感，如果认为干干玩玩，有灵感时再写，想轻松地完成一部好作品是不现实的。不要把功利思想带到创作中去。有些人的确靠运气走了运，但很少。创作出好作品成名得利是自然的，要争取获得这种骄傲与尊严。但在写作过程中不能带进去，如果写作时想着如何成名得利，是很难成功的。歌德有句名言：“人生最大的幸福是奋斗的过程，而不是结果。”人从这种奋斗过程中才能体验到充实感，获得生活施予的东西。结果则是自然的。还有一点，作家不要附庸，要有自己完整的思考，这种思考要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早在我创作《人生》时，就注重了这一问题。《人生》写了21天，但思考了3个月，甚至还可以追溯到上大学时。

时间不短了，我就说到这里吧。请大家原谅。

*程路根据1991年8月21日在西安地质学院报告厅录音整理。

我与广播电视

对于一个经常浸泡在文字工作中的人来说，很少有闲暇时间听广播、看电视。但是，我和广播电视却有不解之缘。《人生》小说发表后，在电影之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制作了广播剧，由著名电影演员孙道临担任解说。记得当时我是在陕北拍电影《人生》的外景地听到的，每天中午一节，非常别致。广播剧是一种留有巨大空间的艺术，很能激发人的想象力。以后，我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先后在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并被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改编为十四集电视连续剧。小说前两部在电台播出的时候，我还带病闷在暗无日光的斗室中日夜兼程赶写第三部。在那些无比艰难的日子里，每天欢欣的一瞬间就是在桌面那台破烂收音机上收听半小时自己的作品。对我来说，等于每天为自己注射一支强心剂。每当我稍有委顿，或者简直无法忍受体力和精神折磨的时候，那台破收音机便严厉地提醒和警告我：千百万听众正在等待着你如何做下面的文章呢！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面对那台收音机庄严地唤起自己的责任感，继续往前走。按照要求，我必须最迟在一九八八年六月一日将第三部完成稿交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五月二十五日，我才在陕北甘泉县招待所用激动得像鸡爪子一样的手为六年的工作画了句号。然后当夜起程，截近路从山西过黄河赶到北京，六月一日准时赶到中央台。当我和责任编辑叶咏梅以及只闻其声而从未谋面的长书播音员李野墨一起坐在中央台静静的演播室的时候，真是百感交集。我没有想到，这里已经堆集了近两千封热情的听众来信。我非常感谢先声夺人的广播，它使我的劳动成果及时地走到了大众之中。

紧接着，中央电视台又根据小说改编制作了十四集电视连续剧。严格地说来，电视剧拍得不尽如人意。但这已经是另一种艺术，应由本行道的标准评估，作为小说作者，不应过分苛求，无论如何，它对小说的传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就应该感到满足了。

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我原来对作为现代传播手段的广播、电视，心怀敬畏。它们与大众的交流是那么迅速而广大，几乎毫无障碍，将来的某一天会不会把作家这种“手工业生产者”整个地吞没呢？通过我与这两种“电老虎”打过几次交道，反而觉得文学借用这两双翅膀，能作更广阔的飞翔。我将以更亲近的感情走向它们。

一九九一年秋

艺术批评的根基

十几年前，在文学批评的广阔天空，李星时隐时现，除过少数一些人，大家并没有观察到他。但这个人不断地裂变着自由的精神点子，甚至用猛烈的火焰加燃自己，现在已闪闪烁烁终于君临人们面前，并在陕西文学批评的星座中占了一个耀眼的位置。

李星文艺批评的最大优势，在于他既拥有深厚的实际生活感受又有扎实系统的专业理论功底。这就使他有可能在对批评对象进行居高临下地解析之前，先行深入地对其反映的生活本体进行体察和理会。当然，批评家的这种体察和理会，与作家艺术家创作作品时的感受不尽相同。但是，在我看来，一个卓越的文艺批评家，一种新思想的发现者，不仅应具有高明的理性剖析和概括才能，最重要的也许仍然是首先要懂得生活——历史的、现实的生活。这是一切艺术批评的根基。这样，他的批评就不会是脱离作品远离生活的云遮雾罩，就不会有隔靴搔痒或南辕北辙之感。批评首先是准确可信的，然后才能谈到深刻和巨大。经这个意义上说，作家需要生活，批评家也需要生活。很难想象，一个批评家不能透彻地理解作家艺术家在其作品中反映的生活内容以及他们创作心理机制所凭借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生活依据，而仅仅用古今中外一些理论书籍中得来的概念或“条款”，就敢勇气十足地对作品品头论足。不幸的是，在我国当代文学艺术批评中，这类现象并不鲜见。

李星在这方面有其天然的条件。他出身于关中平原的一个农家小院，青少年时期一直在田野和村镇上度过，这些范围内的生活感受不是以后“深入”才得来的，而他自己就一直是其中的成员。后来，尽管他在大城市搞了专业，但他也没有割断他和农村乡镇母体相连的脐带。由于陕西的大部分作家艺术家大都和他一样，不是直接从农村乡镇走来，就是和这些地方有血肉般的相联关系，因此，这些人的作品首先为李星的文艺批评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我敢说就目前而言，李星对陕西文艺作品的评论要明显高出一筹。他已出版的评论集《求索漫笔》就是一个证明。在这本书中，他几乎对陕西所有有影响的作家以及全国一些相似的作家有过出色的描述，并且最先提出了“农商城籍”作家这一著名概念。对于生活的敏感和深沉的思考方向，李星绝不亚于作家和诗人。只有积极地参与生活，才有权评说生活，只有对生活深入地体察，才能对作品作深刻的论断。李星的文艺批评之所以在很大的程度上使被批评者和读者信服，正在于此。

但是，李星又绝不是一位“乡土批评家”。他在专业理论的建设上具有很不一般的修养。他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文艺理论专业，在大学就系统地学习了文艺理论。毕业后不久，专业“对口”，从始至今一直搞自己的专业。尽管拖家带口，但他始终勤奋不已地读书和写作。给人突出的印象是，这个人无论对重大理论问题还是对一般的艺术观点，都力求认真钻研以至透彻理解，而不是那种号称博览群书其实常常一知半解，最终只能用“模糊语言”写评论的评论“家”。李星的评论文章条理清晰，论断力求准确，且也不乏惊人之见；一旦灵性突发，甚至诗情如潮而涌，字里行间时有电光石火飞溅。

纵观李星的全部批评活动，我们不难看出，随着生活认识积累的加深和艺术理论修养的不断提高，他批评的视野在逐渐扩大，经早期主要从事文学批评到今天已涉及了多种艺术门类。他已不仅仅为文学界所熟知，也引起了整个艺术界的关注。从著者的这本书里，我们就看到了他的这一新现象。这无疑预示了他更多广阔的前景。在我看来，在他以后的努力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将自己深厚的实际生活感受与专门系统的理论建树更出色地融解在一起，以期使他的评论达到一个令人振奋的高度。

一九九一年十月十八日于西安

在延川各界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尽管出生在清涧县，实际上是在延川长大的，在延川成长起来的。所以，对延川的感情最深。在我的意识中，延川就是故乡，就是故土。而且，我的创作、作品中，所有的生活和它的生活背景和生活原材料，大部分都取材于这个地方。

每个作家谈自己的创作活动和他的思维方式和思维活动，都不能离开他的生活经历和他生存的地方。这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根，这个根就像树木的根一样。尽管树干、树枝、树叶可以向空中任意地伸展，根老是扎在一个地方。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对延川这块土地，永远抱着感激的心情。在我这本书（《平凡的世界》），写过一句总献词——“谨以此书献给我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实际上就是献给延川的。

一九七二年，延川有一批人，从事文学创作，而且搞了一张小报。当时，在“四人帮”统治时期，在全国是比较早的。现在看来，这个报，还有以后出的那本《延安山花》，都是比较幼稚的，也不可能不受当时的政治环境的影响。但是，总体来说，是很有泥土气息的。当时就引起了全国的很大的反响，甚至在香港还出了版本，发行几十万册，在全国是相当瞩目的。

在这个活动中，谷溪同志起了主导和领导作用。当时，他和大家一块做了许多工作，可以说是延川文学事业的主要奠基人。

曾经在延川试验地搞创作、试验地发表作品的人，大部分都已经离开了，这也是正常的。地方上的文化艺术人才，到一定程度，很容易也是很自然地可能外流。这种外流，我认为对咱们这个地区来说，并不是一种损失。正如火种一样，从一个地方撒开以后，它的火源还在这个地方。而且，出去的人也不会忘记这个地方，也在宣传这个地方。大家也知道这些人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所以，照样对这个县的文化产生影响。我愿意在座的诸位和更多的人能搞出成绩，甚至走出去。人才要留，但是，真正属于国家的人才，还应当让他出去。

我们一定要重视历史文化应该更深地挖掘一些延川历史文化方面的成果。过去有一种观点，是割裂历史的观点，我向来不同意。我和文艺界好多人都争论过这个问题。我认为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文化来说，这个文化线不可能是割断的。任何一种新文化的诞生，都不是从空里掉下来的，都是在前人文化积累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割裂了历史，割裂了历史文化，要发明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是不深厚的，也是没有生命力的。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证明了这一点。

有一种观点，对过去的历史和文化，采取全部否定的态度，我认为这种倾向是一种幼稚的倾向。现在，不仅是中国，包括发达国家，尽管有各种现代的新的文化表现，但是，从来不割裂历史，而且对历史采取一种非常尊重的态度。我去了一回西德，看见人家对历史文化的重视，使咱们大为惊讶。德国也是一个历史比较深厚的国家，人家对历史文物、文化的保护，是特别周到和完备的。怎样形容呢？就像一个孝子对待老人的那种态度。对任何一个哪怕是百年历史的房子，要拆迁的时候，要进行当地的公民投票。一般地来说都拆不了，群众都不会答应。而且在各个地方，到处都钉着那种牌子，说这个地方曾经是个什么什么。你走到处都能感觉到人家的历史。现代生活的发达，历史的深厚，二者非常完美地统一在一起。我和他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也认为，德国这样的国家，如果把历史全部隔断，不可能有现代化。

我们现代的东西，都是在古代文化中吸取特别丰富的营养，才可能产生。美国在海湾打仗，尽管肩上扛的是火箭炮，手里拿的还是《孙子兵法》。就是说，那些历史并没有咱们悠久的国家，发达的西方社会，人家对历史文化都采取这么一种尊重的态度。咱们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反而对历史采取否定的态度。我认为是不可取的，也是危险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就活历史的哩！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有新的发展。

应该提示作家，要有这样的意识，就是每一代新人都有这样一个使命，那就是要战胜前人。尽管我们有这样深厚的历史文化，我们不能躺在历史文化上，或者是掉在历史文化的故纸堆里和废墟中间，我们要在这样一种文化基础上，建立我们新的文化大厦。如果说每一代人都没有勇气战胜前人，那么，这个社会也就不可能前进。这也可以放大到整个科学技术领域和人类社会里，新的一代人都肩负着这样的使命，就是战胜前人，哪怕我们在前人的基础上增加一点点东西哩，那就是我们这代人的贡献。我们是不能在前人的水平线上滑来滑去，甚至比前人还要低。这样的话，对一个人来说，人生的进程就没有完成；对一个社会来说，那就是一种倒退。

我在写《人生》之前，首先写了《惊心动魄的一幕》和其他一些短篇。我经常到图书馆自己去看书甚至把“文革”前国内出的所有的杂志，从创刊号翻到终刊号。在这之前，我把中国文学、世界文学散乱地看过不少，但没有连成片。在大学里，我有条件把我原来散乱的东西连成了片。我在中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的指导下，比较系统地阅读了中外名著。在大学里，我就有可能不被书牵着走，一边阅读一边思考，甚至学会在名著中挑毛病，在某个我感觉他写得不太到的地方，叫我处理这个事情，应该怎样处理，尽管这是一种悄悄的狂妄。在这样一种阅读过程中，脑子里当时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疑问。

我们看任何东西时，都把人分成好人和坏人两种。放个电影，娃娃都知道，这是个坏人，这是个好人。我认为这样简单地认识人认识社会，肯定是一种歪曲。因为人是复杂的，世界上纯粹透明的人很少，大部分人是一种社会团体的类别，整个大社会中的一个。社会是复杂的，人的思维方式不可能是特别纯粹的。生活是复杂的，所以人也肯定是复杂的。当然，我们有大的趋向，由社会各种价值来衡定和认定这个人的基本趋向。但是，不像我们的艺术作品和文学作品中表现的那个样子。我就产生了一个念头，我能不能写一部作品，叫大家急忙分不清，尤其是叫文艺理论批评界急忙分不清，这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实际上《人生》就是在这样一种思考的背景下产生的主题。

写《人生》这个想法，想得很早，为什么要把这几个放在前面呢？因为这几个都比较好写。大致也是好人和坏人的故事。高加林这个人是个复杂的人。我稍微要有一些思想准备、艺术准备。实际上，我试验了三年。每一年都是开一个头，不满意，两把扯了，撂下不写。直到那一年，不知咋啦，就觉得能行了，然后，一头钻在甘泉招待所，仅仅用二十一天时间，就把初稿写完了。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吃上一口价，就是个脑弯转写。晚上写得痛苦得不行，写不下去，在那院子里转圈，招待所长把玻璃窗上的窗帘拉开，还以为这个人要寻死哩。一直写得鼻子烂、嘴烂，大小便不通畅，反正就是一点感觉也没有的，每天都是特别狂热的，陷入到里面去了。二十一天把初稿写完，我自己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就背上这个稿子到陕北转了一圈，认真地把这篇稿子重新审视了一遍。回到西安后，又待了半个月，又赶到咸阳，用了十几天时间，把这个稿子又搞了一稿。这就是第二稿，定稿。

搞完以后，实际上我就知道这个稿子出去不得了。我很有信心，我觉得我必须要向中国文学这一现象做一次大挑战。这个作品出来以后，有一部分我想到了，就是争论。首先从文学批评界开始，然后到文学界、知识界，最后在大学里形成高潮。电影一出来，就扩大到整个社会。这种争论也符合我的审美理想，一个作品，老是低看读者的智力，都要作者把什么都写明，结论都得出来，好人坏人都分清，我认为这是过低地估计、蔑视了读者的智力和审美水平。好的艺术作品，要给广大的读者留下宽阔的思考余地，而且要调动广大读者，参与你的创作，补足你的创作。

创作和其他工作一样，要有毅力、有恒心，要咬住牙，咬不住牙，你就不能把一件事情办完。有些事情，我们出了很多力，就最后一点点腿软了，腿一软，溜了下来，就把前面那些工作都撂了。重要的就是一走到底，就是在最后的时候，要咬住牙，走到底，走到头上。我认为这不仅是对文学创作，对任何事业来说，都是首要的前提。

《人生》完了以后，对我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才三十出头，身体正好着哩，可在大家看来，这个人已经走到头了，再怎样也超不过《人生》。实际上，这个问题最早是我自己给自己提出来的，自己警告自己，你得要找自己的出路，我就考虑写一部作品。

实际上，在我很小的时候，朦胧中产生过一个想法，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作家，大部分的代表作，都是四五十岁完成的，诗人更早，一般都是二三十岁就把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完成。我如果要搞这一行的话，我就要再提前，在四十岁以前，最少要完成我一生中最长的作品，至于说是不是最好的一部作品，那难说，最起码敢于在四十岁以前写一生中最长的作品。

《人生》完了以后，我在沙滩上躺下时想，现在能不能提到我人生的议事日程上来，完成这个作品？当时，我就想到一堆困难。这么长的作品，不要说我连一个字也没写，艺术经验、生活体验方面也需要的特别多。但是我想，与其说发一些一般性的作品，应付一些一般性的场面，还不如干脆对自己的人生做一次抵押。我当时就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危险、严重的决定。如果失败了，一生中最好的年华就失去了，以后也就是零零碎碎写一点，人们想起来，说这是《人生》的作者，仅此而已。一旦决定了以后，我义无反顾。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一旦我自己给自己论证了的，说服了自己，决不回头，什么人也挡不住。这种性格的惯性，使这个车子刹不住了，我就特别狂热地投入到这个作品的准备当中。

我要写十年的生活，这十年我又没写笔记。当然，大的社会发展的目录，过去的历史大约摸知道。但是，进入小说的话，要把这些特别具体的描述出来。我就把这十年的报纸一张一张一页一页地往过翻，一直翻得磨到毛细血管上，手指头磨得放不到报纸上，只好拿手托子一页一页地翻。这在写作过程中很重要，一旦写到某一年、某一个地方，我就把我的摘录拿出来，就知道中国，一个省、地，甚至一个县上发生了什么事，正在做什么哩，国际上发生了些什么重大事情。我要把我的这个作品当做一个史诗来写，史的这一部分，肯定要达到准确。至于深入生活，一些比较熟悉的生活，比如农村和县城等，还要再次到位，重新感受。至于比较生疏的生活，更需要花大力气去了解它，比如烧砖，咱们都大约摸知道，但是要进入小说，就要求特别细致，必须深入到砖场去。我就到子长的一个砖场去，看人家怎样和泥，怎样打坯，怎样装窑出窑。

人物出场问题十分重要，我阅读了近百部中外的长卷作品，包括柳青的《创业史》，《创业史》我读过七遍，我又读了一遍，就看长卷作品怎样结构。发现他们有的非常高明，但是好多作家人物出场解决不了。我发现浩然的长篇小说中，人物出场基本是一种简历式的出场。这样一种出场，花了几万字，人物进入不了情节，吸引不住人。那么，好的长篇小说一开始，既是人物在出现，又是情节在运动，幕一拉开就是戏。那个冬天，我就难在这个问题上。就在那个冬天的一个晚上的一个瞬间，解决了这个问题。最后，我大约用七万字的篇幅，就是到王满银那个事情结束，解决了我的主要人物出场问题。出场几十个人物，人物基本上都出场了，是在情节运动过程中。

进入煤矿写第一部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一万多人，连家属快两万人口，进出就那一条路，秋天下雨弄断以后，还空投了一次吃的。平时，光有些咸菜、米汤、馍馍、葱，就这样，我硬扛了一个冬天。

一开始是最艰苦的，每天晚上睡下的时候，浑身疼得你就感觉第二天就起不来了。每天晚上，尤其一到礼拜六，人家家属区那边，灯火辉煌，你就知道里边呲拉呲啦炒菜哩，你在这边拿一个干馍馍吃哩，还有看着人家一个一个把窗帘都拉住，一个一个把灯都关了，你还要彻夜工作。煤矿上那个老鼠呼噜噜地满地跑，我那个房子里就有四五个老鼠，咋价打也打不了。其中两个老鼠，圪蹴到对面，一个劲地看我。我想大概也是短口吃的，每天多拿一个馒头，掰两半往那儿一放，我吃我的，它们吃它们的。有时候工作一紧张，手里还拿着一堆资料或其他东西，就上厕所去了，到厕所后手占得开不开门，只好回来送东西。这时候，精神就处于一种快崩溃的状态，完全是机器人，几点几分做什么，几点几分做什么。散步只留了二十分钟，正好在那个时间自动走出房间，走着走着，就到深沟稍林里走里去了，而且每次走到那个石头前，向后转，一直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坐下就开始工作了。我有几个月，就没有和任何一个人说过一句话。有时候，写得高兴或者写得不高兴，想和别人说一阵阵话，找不见个人。有时觉得有熟人寻我来了，一下子就站起来，格晃晃地走到火车站或汽车站上转一圈，又跑回来。这样一直到冬天，写了四个多月将近五个月，出山的时候，坐在吉普车的前座上，抱着一堆稿子，写了二十一万字的初稿，就想哭一鼻子。

在第二部之前，我的身体状况还一直很好，但是，到第二部完成之后，猛然间就垮了。因为弦绷得太紧，每年实际上就在春节给自己放两个星期的假，这五六年一直就是这样。就这样长期工作以后，身上一点劲都没有了。实际上我是趴在桌子上把这写出来的。脑就在半边支一摞子书仰着哩（做歪头半躺状），偏成这个样子，稿子就在这边捂着哩，就这样写。头一天晚上写完，第二天浑身上下就感觉胳膝盖上还有一点劲，就跪在地板上，把稿纸整理完，整理完也就垮了。

我平时常不看病，好多年连感冒都不感冒一次。咋到医院里，中医西医都看了，谁也查不清是什么病。就是没劲把气吸进去，每吸一口气，都要用很大的力量。实际上是一种疲劳过度，当时应该注射一种增强肌肉力量的注射液就好了。但是，当时没有人检查出这个病。最后到榆林去，七十多岁的老中医张鹏举看了以后，给我吃了一百多服汤药、一百多服丸药，大概有三个月时间，我的身体就有所恢复。

这之前我特别悲观，我觉得在中国，完成长篇作品的作家，几乎都悲剧性结局，基本都写不完就死了。从《红楼梦》到《创业史》都是这样，都撂下一半。我原来还很自信，就是好不好，我要把它弄完。第二部以后，成了这个样子，我想我咋完了，不顶事了。命里就注定中国的作家要写长作品，谁也不得过去，就在最终前的两步，就把你给弄了。

这个药吃了以后，我觉得有了一点劲。医生包括老中医都建议我再休息上一年，再完成这个作品，周围的人也这样劝我。但是我想，我现在还有一点劲，必须咬住牙，把第三部写完，我死了就死了。这样，我就开始咬住牙写第三部。

大家都知道，艺术作品，尤其是长篇的，到最后越激烈，因为你的艺术打击力量都在最后哩。需要你的精力更旺盛，体力更充沛，要你的整个艺术更沸腾，精神状态更沸腾。但是，那时候是你体力最不行的时候。这样一种法则，就要你挣着命，吐着血，往上拉车哩，只能是这样。就说你要付出加倍的力量来完成你的第三部作品。后来，评论界都认为我一部比一部写得好。后边那就基本上是舍生忘死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部作品根本就完成不了。我把好多平时的日子都不记，有时候把自己的生日都忘了，但是，有一个日子，至少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五号。

在我写第二部的时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在播诵《平凡的世界》，这是破例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般都是播诵成书，我的书在两部时就开始播，预告了三部，第三部只是看了我的初稿。按照每天录制速度，必须把定稿带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黄河》就是山西那个大型杂志也要发哩，已经推迟了一个月发稿时间，在等我这部稿子哩。而我哩，最后一个多月，到甘泉写最后这一部分。哎呀，体力一满不行，硬挣扎得一直到五月二十五号，咋才走到最后了。

这就是最后一天——五月二十五号。一些人在下面还准备了一桌饭，等我着哩。按我平时的工作速度，赶下午六点钟，肯定完了。应该当天晚上赶到延安，第二天到绥德，过黄河赶到太原，从太原立刻赶到北京。我把时间算了一下，六月一号刚能赶到北京。结果，到下午，大概就是五点多钟，最后一页稿纸的时候，可以说百感交集。控制着说不要激动不要激动，就撂一页了，写上就完了。但是就是激动得不行，手擞得不行，最后成了个鸡爪子，笔掉在桌子上，手圈不回来，急得一满没办法，咋价也不行。最后，我想了个办法，倒了两暖壶开水在盆子里，搀了点凉水，把招待所那枕巾拉了两块往里一浸，手就在枕巾堆里擦了有十几分钟，才把手松弛下来，咋把最后这一页写完。写完以后，把窗子一开，就把那支笔，那支用了六年的笔，从窗子里扔了出去。哎呀！老子咋完了。

最后，就坐在桌子边发了半天呆。当时，我就想到德国大作家托马斯·曼，在纪念席勒100周年时写的《沉重的时刻》的一段话：“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能完成，它也就是好的。”这段话正符合我当时的心情。是的，这么长的作品，你把它完成了，对于你的人生或者是你的工作来说，也可以聊以自慰。至于身后那些东西，如后来的茅盾文学奖，拍电视剧，我根本就不想。要那样想的话，根本什么也做不成。当时写作的时候，连发表都不考虑，就是完成一种愿望，一种心绪，一种内心的要求。我必须有这么一种情绪冲动，一种感情和一种力量，我想把它全部都宣泄出来。这个作品就是这样。

这个作品完成以后，我的身体状况就急剧下降，体力一直恢复不了。情绪一激动，包括像现在这样讲话，一个多小时以上，气力马上就感觉到不够了。尤其是一进入写作，思维运转特别激烈的时候，气力就跟不上了，必须停一停。

今天来的大部分是搞文学和文化的，就我的两部主要作品，就这样给大家说一说。

*1991年10月26日，根据录音整理。

土地的寻觅

我和谷溪最初相识在“文化大革命”这幕戏剧的尾声部分。而在这幕社会戏剧中，我们扮演的角色原来是属于两个相互敌视的“营垒”，漫长而无谓的争斗，耗尽了所有人的热情，带来的是精神上的死一般的寂寥。“文化大革命”作为没有胜利者的战争结束了，但可悲的是，失败者之间的对立情绪仍然十分强烈，意外的是，我和谷溪却在这个时候成了朋友。把我们联系起来的是文学（这是一个久违了的字眼）。在那时之前，谷溪已经是省内有些名气的青年诗人，早在一九六五年就出席过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共同的爱好使我抛弃了派别的偏见，一起热心地投入到一个清风习习的新天地里，忘却了那场多年做不完的噩梦。尽管那时候的作品甚至连一篇也不能编入现在的结集里，但它在人生的篇章中永远占有不可磨灭的一面——那是在干枯的精神土地上长出的几棵稀有的绿草，至今仍然在记忆中保持着鲜活。在此期间，谷溪和朋友们编辑出版了诗集《延安山花》。当时在国内外行销几十万册，可以说这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大陆上第一本有泥土气息和文学意识的诗歌集子，不能不引起社会广泛的注意。后来，谷溪又和大家奔波着出了一张文艺小报《山花》（一九九二年将庆祝它诞生二十周年）。今天国内许多有影响的作家和诗人当年都在这张小报上发表过他们最初的作品，有的甚至是处女作。一时间，我们所在的陕北延川县文艺创作为全国所瞩目，几乎成了个“典型”。所有这一切，都和谷溪分不开，他热情组织了这些有意义的活动。以后，我感到诗歌这碗诱人的汤水不适合我的脾胃，就改行涂抹起了小说，但谷溪一直痴心不改，始终热恋着他的缪斯，以至今天有了这本凝聚着他几十年心血的诗集。

诗人谷溪最初的职业是位火夫。那时他刚刚告别了少年。贫困的家境使他勉强读完高中后，便开始自谋生路，和油盐酱醋打起了交道，无论在此之前还是之后，他都饱尝了生活的酸甜苦辣。作为陕北农民的儿子，他继承了劳动者那种顽强不息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几十年里，一边应付着生存的窘迫与尴尬，同时以童稚般的执拗在他心爱的黄土地上寻觅和采摘诗歌的花朵。

谷溪前期诗歌创作的风格，几乎完全是在学习陕北民歌（主要是《信天游》）的基础上形成的。他对陕北民歌的迷恋甚至到了有意或无意排斥其他诗歌形式的程度。他是吸吮着陕北民歌丰富的奶汁长大的。在运用这一形式方面，谷溪达到了很不一般的境界，有些诗作给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只是在内容方面受到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某些局限，影响了作品的深度，因此编入这本集子中的寥寥无几，不能不使人感到一种历史性的缺憾。

读谷溪最初的诗作，你常常感到，那些诗不是用笔在纸上写出来的，而是用老镢头从地里挖出来的。有人就称他的诗是“老镢头诗”。当然，如果硬要把绣花针在绸缎上绣出来的诗和这种老镢头诗作比较，这种诗可能认为粗俗了一些，似难登大雅之堂。但我认为，面包和窝窝头各有各的味道，正如一句陕北乡谚所说：清油调苦菜，各取心里爱。

一副知识分子派头的谷溪，血管里流的是农民的血液，即使西装革履加上宽边眼镜也掩饰不住这种本质。他的劳动状态首先就像个陕北的庄稼汉，而且每有收获，第一个大受感动的常常是诗人自己。每逢有新作出笼，总要醉心地不厌其烦地给亲朋好友朗诵。在外人看来，他甚至有点过分地珍视自己的劳动果实，知情者当然是理解他的，因为他的每首得意之作，都几乎是洒尽汗水以至绞尽脑汁的产物。这个人没有上过大学，写作不可能凭借深厚的学识功底，他也不属于那种脑瓜灵得不弹也响的才子，诗情经常能像自来水一样流个没完，谷溪在很大程度上不是靠天赋写诗，有时甚至要等到诗神明白无误的暗示后，似乎才“恍然大悟”，而且农民式的拙朴常常造成逮一只蜻蜓，也用了捕捉飞鹰的大网，其艰难困苦，就不是雅兴诗人们所能知晓的了，即使如此费尽心机，他也不是每次都能逮住那只美丽的蜻蜓。从诗人几十年的作品来看，他收获的数量并不是很多。但毋庸置疑，在他所有的这些收获中，的确有许多掷地有声的货色，足以使我们对诗人的劳动产生敬意，我们可以猜想他在两次收获之间，常常面对的是大片的空白。他又是一个天性不安生的人，没有守株待兔的耐心，一旦失去诗的灵性，就忙乱而狂热地将自己投身于各种社会性的文学活动之中，指导初学写作者的创作直至其他的琐碎事务，即使出力不讨好也从不回心转意，这种热忱的付出也影响了他自己的创作。当然，他从未中断过对诗的执著追求，有时甚至毫无收获的指望，他也在辛勤耕种。这一点上，再一次体现出了他的农民本色，对一个农民来说，即使面对一个纯粹没有收获的秋天，他也绝不会为春播夏耘所付出的艰辛而生出丝毫的悔意来。

由此而论，我们觉得，谷溪在人生奋斗方面的收获可能要大于他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收获。我们又很难评判其间的哪一种收获于人更为宝贵，也许人生奋斗过程中所得到的欢乐，要远比所得到的那个具体结果更为美好。这不仅对谷溪而言，大概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如此。

谷溪后期的诗作变化很大，进步也很大，他显然不满足于初期的山歌野调，试图用自由度更大的歌喉唱出对生活更丰富的感受，溪水奔涌出狭小的山谷，开始在较为宽阔的河床上流淌。我们甚至有一种河流突然改道的感觉，听见某种宏大的声势在他诗歌的河流中喧响。尽管某些地方显出了一种生硬或勉强，就总体而言，他后期的诗作表露出明显成熟的人生态度。对谷溪来说，这是一个飞跃，尽管这飞跃带着实验和探索的性质，这本诗集主要收编的是诗人这一时期的作品。可以看出，他显然在刻意追求一种深度，追求一种哲理意识，在展示现实生活的多棱镜面时，他尽量用冷静的手指拨亮历史的烛光给予其旷远的观照。而笼罩在这一切之上的，是诗人对陕北这块厚土的深深挚爱和杜鹃啼血般的眷恋，并以此唤起我们所共有的那种乡恋之情。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诗人在技巧方面的缺陷。另外，我们还觉得，在追求一种新形式、新表现的时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以牺牲和抛弃原有的东西作为代价。谷溪深厚的民歌素养应该在创作追求中得到体现——当然应该是一种升华的体现。

《塞上雄风》序

现在看来，神木本身就是一个谜语。此谜语出自何时，出自谁，肯定无从查考。也许就出自神。

这个谜语实际上向人们作了明白无误的暗示，可是千百年来，却没有人能试图猜出它的谜底。今天我们才恍然大悟这个神秘谜语的奥妙。神木——大自然化腐朽为神奇的一个杰作。谁能想到，在这片单纯的黄沙漫流的大地之下埋藏着如此丰富的财富。如今，神木以世界级的大煤田而闻名世界。当代人总算破译了一个千古之谜。

神木，这个过去并不知名的地方，现在却在中国的版图上闪闪发光。

成千上万的外路人拥向陕北之北，其势头有点像当年北美人拥向阿拉斯加。那时的北美人做的是黄金梦，现在的这些人做的是黑金梦。神木过去是古战场，除过胡骑汉兵的逐鹿，还是著名的杨家将的老营盘。现在，这里又变成了战场——为富裕和发展而战。

在这场伟大的历史性征战中，我们有理由怀着新奇感关注“土著”的神木人自身的命运。他们是不是像“印第安人”一样被外来人排斥在了向新生活迈进的进程之外？或者说他们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没费吹灰之力就都变成了腰缠万贯的大财主？

由塞北等人编著的这本新作，已从许多侧面向人们回答了诸如此类的问题。

从他们充满激情的报告中，我们看到了现代神木人伟大的精神风貌。

他们是新生活的开拓者，而且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他们没有坐享大自然的馈赠，而是用自己的血汗向大自然索取。

地下，是无穷无尽的宝藏。

地上，是无边无际的荒凉。

这就是神木人面对的现实。而挖掘地下的宝藏和改造地上的荒凉都是要付出艰辛的劳动和巨大代价的。

神木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两条战线又派生出无数战线。神木人在无数战线上作战。他们不屈不挠，流血流汗，甚至付出自己的生命。他们创造财富，自己仍然并不富裕。他们为今天而战，更为明天而战。通过本书的这些报告，我们对神木和神木人会产生一种新的而且是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们因神木的大煤田而无比兴奋。

我们因神木的奋发精神而无比自豪。

煤对我们是极其宝贵的。但最宝贵的还是人——人的伟大创造精神。

愿塞上雄风永存。

一九九一年冬于西安

关注建筑中的新生活大厦

对于一个严肃地从事艺术劳动的人来说，创作自由和社会责任感同时都是重要的。创作自由是必需的，因为艺术是一种创造性劳动，没有创造自由，这种劳动就不可能产生真正有意义的成果，其结果也是对社会不负责任。同样，作家和艺术家在进行创造性劳动时，必须对社会抱有高度的责任感。归根结蒂，我们劳动的全部目的，都是为了人类生活更加美好。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我们在揭示生活中那些不可避免的阴暗面的时候，也应该对未来充满坚定的信心。

作家永远不能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如果对于最广大的劳动人民采取冷淡的态度，那么，我们的作品只能变成无根草。在另一方面，我们同时又不能迎合社会上的某种低级的艺术趣味。一个热爱人民的艺术家，有责任提高公众的审美水平。

我们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作为当代作家，反映自己所处年月的生活，这是我们当然的使命，否则，我们就有负于今天，也有愧于后人。

处于大变革时代的生活，在其进程中必然充满巨大的矛盾和冲突；我们在通往未来的道路上，不仅要战胜客观世界的各种羁绊，也要战胜我们自身的各种局限；所有这一切都应该在我们的作品中得到强有力的揭示和反映。如果我们的作品一切方面都是贫乏的，而仅仅有个正确的结论，我们也不可能取得很好的社会效果。公式化、概念化同样会给社会带来危害。

远离我们喧腾的大时代的生活，提倡作家、艺术家都跑到“原始森林”中去“寻根”，恐怕也值得研究。我认为，可以有一些朋友去“寻根”，但我们面临的更大任务是要关注我们正在建筑中的新生活的大厦，不能把所有的作家和艺术家都拉入生活的“考古队”。我们的艺术天空，当然应该反映出生活大地上的各种“水系”；但不可忘“长江”和“黄河”——我们生活的主流。

希望“受骗”往往真的受骗

国产故事片近年来数量不断增加，也不乏有所追求的作品，成绩有目共睹。但就我个人来说，在离开电影院的时候，常常感到不满足，有时甚至很扫兴。作为一个电影观众，我一旦在电影院坐下来，就不是来看一个“编”的“戏”，而是准备体验一种激动人心的生活。我希望我“受骗”；剧作家、导演、演员所创造的一切使我完全忘记了我是在看电影，而是在目睹一些活生生的生活。可是我经常感到我真的在受骗：某些片子剧情、环境、人物的言行，一直到服装道具，不时露出虚假的面目，使人感到难受甚至愤怒——这是一个受骗的人常有的心理状态。

我觉得，国产故事片要提高质量，首先得改掉已经叫人叹息不已的虚假毛病。首先叫人看了是真实的，然后才可能谈到其他。真实是一切艺术征服读者和观众的起码的条件。不要藐视观众的眼睛和耳朵。任何一点虚情假景都不会蒙哄过关的。虚假是艺术的致命病，哪怕一个小小的地方患了此症，也可能像一个癌细胞似的毁了整个作品的生命。我们遗憾地看到，有些片子本来很不错，但仅仅因为人物的几句话不符合人物的性格、身份，或一件衣服穿的“不对”（不真实），就整个地破坏了这部作品。

从目前国产故事片的状况来看，要达到真实地再现生活，需要各个方面的努力。

首先是剧本。我感到，现在的许多电影故事都不重视在日常生活中发掘题材，胡编滥造，离奇古怪，这样的东西很难引起观众思想和感情上的共鸣。要么，就是来点低级趣味和感官刺激。所有种种，可能迎合某些市民口味，但这样既糟蹋艺术，又败坏社会。真正的艺术作品不应该去迎合社会上的一些低级趣味，而应该以其巨大的思想力量和美妙的艺术感染力来提高公众的艺术趣味。电影剧本应该注重从我们日常生活中来发掘诗情画意。要真实地再现生活，必须从生活出发。

从导演的角度来说，应该对影片各个方面的真实性给予严重的关注；应该意识到任何一点不真实的东西都可能损坏整个影片所追求的效果。大的方面姑且不论，比如在一部影片中，爱国学生正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城市示威游行，突然在远景上一辆现代化的电车奔驰而过，观众顿时为之哗然；甚至，在有些影片中，抗日战争的一个场面，偏偏在修了梯田的一个山头上进行……连这样一些小小的地方都不能达到真实，怎么可能使观众进入到影片创造的艺术天地里去呢？

国产故事片正在迅速发展和繁荣起来，但也面临着考验，面临着突破。我觉得，要提高我们故事片的质量，首先必须克服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的虚假毛病。

答《家庭教育》记者问

记者：路遥，能不能谈谈你的童年，你接受的是什么样的家庭教育？

路遥：我从小就是个调皮的孩子，有时还来点“恶作剧”。

我出生在陕北农村，从小很苦，是从那个刮着西北风的黄土高坡上爬出来的。谈不上什么家庭教育，我兄妹八人，我是老大，因为穷，后来就过继给我伯父，生父母、伯父母都没有文化，是地地道道的陕北农民，那时连饭也吃不饱，一切都要靠自己。我似乎有一种感觉：我生下来就是大人。严酷的生存环境使我的童年是用成人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这个社会，这片黄土地，当然这种眼光是用我自己的眼光。农村里生活到十多岁，直到读中学才出来，我从小不太听大人的话，喜欢玩，也许由于想象力丰富，时常搞些别出心裁的恶作剧，心里很开心，精神上也很自由，没有现在小孩有这么多的心理压力。当然从现在传统的观点看我不是一个好孩子，因为我不听话。为什么小孩一定要听大人话呢？我看不见得，谁对就听谁的。父母可以教育子女，子女也可以教育父母，我十几岁就开始教育我父母，因为我有文化，我看待人生、看待社会，看待世界就是要比他们深刻。

当然，一个人的成才是由各方面因素结合起来的。简单地说是由于天才、勤奋、机遇决定的，要成才必须先有才，所谓天才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比较聪明一点。但有天才的人聪明的人很多，比我聪明的人多的是，但不勤奋，不用功也不行，所谓勤奋出天才就是这意思，但又勤奋又有天才的人没有好的机遇也不行，机遇听上去有些唯心，但是客观存在的不承认是不行的。这里有所谓大气候，小气候，能否遇到识才的老师、领导，这三者兼有，也许你就成功了，就成才了。

现在我们不少做父母的都“望子成龙”，这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是期望值太高……

记者：你希望你的孩子以后怎样？

路遥：我女儿今年读小学六年级。

性格比较内向，也许在遗传基因上像我的多。我想尊重孩子，这是最重要的，在这个前提下身体第一。孩子的身体是最重要的，没有好的身体什么也干不成，不要给孩子的压力太重。对孩子来说，未来不是靠父母设计好的，路要靠自己走，能对社会有贡献，自己又愿意干这就好，我女儿以后如果自己选择当工人，这也很好。其实世界上没有什么十全十美的职业，各有各的烦恼，如果去干听起来很好的职业而自己又力不从心，这才是最痛苦的事，对自己对社会都没有好处，人尽其用这就够了。

当然对孩子的正当要求兴趣，做父母的要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我女儿曾喜欢弹钢琴，我也就咬咬牙用稿费给她买了一台钢琴，倒不一定要她成为钢琴家和音乐家，但我认为有音乐修养，这对提高孩子的总体素质大有好处。后来她喜欢上绘画，就请了一位老师教她，同样也并不一定要成为画家，而是使她的童年愉快些，幸福些。我可以说是个慈父，或者从理论上讲有些“奴隶式父亲”的味道。这大概与我艰难的童年有关，我有一种补偿心理，对孩子的要求尽量满足，比如说这次台湾的“小虎队”来西安演出，我知道我女儿很喜欢“小虎队”，只有两张票就让孩子去看了。孩子喜欢“小虎队”剧照，我就托人给她搞来。说实在的，我这个人很少求人，但对孩子的要求，一般都是有求必应。

其次培养教育孩子要有独立思考能力，这很要紧，不要人云亦云，如果没有独立思考能力，书读得再多，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平庸的人。我女儿虽然不大，但有她自己的眼光，有她自己的评判能力。对大人也有批判能力。对我们做父母的，对很有学术地位的亲戚也是如此。另外有意锻炼孩子的独立生活的能力，我女儿有一次就单独坐飞机一人从北京回去西安。

记者：你女儿学习成绩如何？你如何看待学校教育？

路遥：现在学校教育重分数的现象很普遍，学生负担太重，这中间也恐怕不全是学校的责任，家长也有责任，总的根源恐怕还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作祟，把分数好考上大学作为唯一的标准。由于一切朝分数看，使学生作业量很大，出现单调的重复教育，例如一个字抄一百遍，这没有必要，连我也很讨厌，不要说孩子了。

现在的语文教学老是死记硬背，结果是字、词、句子使用得当，但通篇却毫无生气，有一种现代八股味。当然当作家的和当老师站的角度不一样，视角也不一样，看问题当然也不一样了。但是我认为应该多给孩子一点童年的快乐，让孩子有更多的时候能无忧无虑地玩。

过去有不少报道说：华裔的子女在国外成绩好，这也是事实。学校成绩是中国人好，但毕业后的实际工作能力却是美国人好。我很同意杨振宁博士的观点。他在谈到他的成功时说过：我成功要感谢我的父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他们给了我很大的自由，而从不要求我完全按他们的爱好去做事。

杨振宁的话，我以为是比较有权威的，他对东西方文化有很深的了解，也有比较鉴别，他说要努力提高中国学生的动手能力和独立工作能力是学校教育急需解决的问题。杨振宁的成功与他从小接受的家庭教育有很大关系。做父母的应对孩子尽量地少干预，但又很爱，这是很理想的父母。

记者：你认为中国的家庭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路遥：现在中国最苦最累的是孩子。

他们处于几方面的夹攻之中！最忙的也是孩子。大人们大多数吃大锅饭，单位里闲得很，无事可干的大有人在。孩子一大早起来，有些连饭也没吃饱就背着很沉的书包到学校去，上午上课，下午上课，晚上还要做作业，我常常看到这样的情景：大人们围着方桌打麻将，小孩子伏在小桌子上做作业，大人们麻将打好再打孩子，这十分可恶！我以为打麻将的父母就没有资格教育孩子，更可恶的是打了麻将还要打孩子，常常看到父母一边拎孩子的一个耳朵，指使他干这干那，你想这孩子的压力有多大！如果学校教育、家庭教育都是用惩罚的办法来教育孩子，那就是一个十分愚蠢的国家。当然也就无法造就一代新人。孩子天天晚上作业做得很晚，好像小孩都变成专业作家，而作家第二天可以睡懒觉，而他们一早就要起来上学，这样下去身体也搞坏了。我想在这方面，发达国家做得比较好，我出访过西德，那里的孩子活动的空间比较大，发展余地比较大，孩子的心理发展比较健康，孩子就是孩子，不像中国的孩子不少都是讲大人话的，我以为我国应该有选择地学习国外的好经验，包括好的家庭教育经验，不要总是老一套，教育一定要有活力，那么下一代才有活力。

中国的孩子太苦太累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想每个做家长的能从孩子的角度想想，也许能尊重孩子，平等地与孩子交流，这是有好处的。当然孩子是有缺点的，是需要教育的……

记者：你是否打骂孩子？

路遥：我不打我的孩子，也许是女儿更疼爱一些，也许是我自己童年的经历，吃了不少苦。当然农村的孩子免不了要挨打，中国有句古话：所谓“不打不成器”。一般的说男孩绝大部分被父母打过，这也是一种传统的教育方法，所谓“棍子底下出孝子”，但这里有一个度的问题，要有分寸，否则，动不动就打这其实很野蛮，很愚蠢，证明你教子无方。我对孩子做错的事，在十分气愤的情况下我是要骂她，但有一点我与别的做父亲的不一样，我同样允许女儿骂人，我以为骂人也是一个语言锻炼，事实上可以说大人是个个骂人的！不管你是什么干部、军事家、政治家，连领袖也是要骂人的。大人们骂人可以，为什么就不允许孩子骂，孩子也应该有发泄内心愤怒的权利。

我以为要求孩子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自己不能做到的，那么也要允许孩子做不到，大人们如果是嘴上说一套，而实际又另外一套，这其实是一种人格分裂，对孩子是绝没有好处的，这只能培养孩子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严重的会使孩子虚伪，伪善。因此我以为真正能培养孩子成才，就首先应该教育他如何成人。提高中国整个家庭教育的水平，关键还是要努力提高家长的素质。我想你们家庭教育杂志社正努力在做这项工作，这是对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甚至是整个人类都是有益的工作。

记者：谢谢你很坦诚地谈了你的家庭教育的观点……你能否为我们《家庭教育》杂志题几句话？

路遥认真地思考了一下，题下了“要大树的美，不要盆景的美”几个字。

少年之梦
——为《少年月刊》而作

一个人一生中会有无数的梦想。许多梦想都被生活的激流冲淡了，甚至会消失得无踪无影。但是，对于人类来说，没有梦想，也就没有现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惊人的奇迹，当初也只不过是人的一些梦想罢了，后来却真的变成了现实。那就是说，人是有能力将梦想变成现实的。

要将美好的梦想变为现实，无论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要付出所有的聪敏才智，要付出巨大的创造性劳动，甚至可能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只要这种努力有益于伟大的人类社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

少年时期是最富于梦想的。少年的美好也正在于此。

我在少年时期，也有过许多梦想。想象长大后，当了一名国际刑事警察，既神秘又刺激，进这个国家，出那个国家，在火车站和飞机场与犯罪分子展开枪战，最后把明晃晃的手铐戴在坏人的手腕上。或者去当一名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中为政府提供多种咨询性的选择方案。也有些时候，梦想变成了一种胡思乱想，曾异想天开地试图将来驾一艘宇宙飞船，到遥远的太空去活捉一个“外星人”，并把他交给联合国。

某一天，我梦想将来要当一名作家，写出厚厚的书让人们去阅读。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我小时候爱学语文，也爱作作文。我常常被课本中那些美好的故事、美好的思想和美好的语言所吸引、所感动。我暗暗思忖过，我将来能不能也写出美好的文章去感动别人呢？

我梦想长大后去当作家。

但梦想终究是梦想，要将它变为现实却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从少年时期的这个梦想开始一直到今天把它变成现实，我已经整整为此劳动和工作了二十多年。我不敢说我已经像少年梦想的那样写出了美好的文章，可是我的确诚实地为此而努力和奋斗过。

不是所有的少年之梦最后都能变成现实。但是，这并不要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会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条件，去做切合实际的努力。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会把少年时期的某种梦想变为现实。重要的在于奋斗，没有奋斗，就不可能达到任何目标，那么，梦想也只能永远是梦想。一个人到了老年仍然一事无成地在梦想，这就是生命之大悲哀了。

为了明天，我们应该有无数美好的梦想。为了实现美好的梦想，我们要不懈地努力和奋斗。只要努力和奋斗，现实将比梦想还要美好。

一九九一年冬于西安

路遥自传

我于1949年12月2日生于陕北山区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在农村长大并读完小学，以后到县城读完高小和初中。青少年期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农村和县城度过的。17岁之前没有出过县境。中学毕业后返乡劳动，并教过农村小学，在县城做过各式各样的临时性工作。1973年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读书。1976年大学毕业后来到省城的文学团体工作。1982年成为专业作家。我的生活经历中最重要的一段就是从农村到城市的这样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种种情态与感受，在我的身上和心上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因此也明显地影响了我的创作活动。

我的作品的题材范围，大都是我称之为“城乡交叉地带”的生活。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五光十色的世界。无疑，起初我在表现这个领域的生活时，并没有充分理性地认识到它在我们整个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深刻而巨大的意义，而只是通常所说的，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这无疑影响了一些作品的深度。后来只是由于在同一块土地上的反复耕耘，才逐渐对这块生活的土壤有了一些较深层次的理解。

我在几年前的一篇文章中说过：“由于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又由于社会经历了持久广泛的大动荡，城市与城市，农村与农村，地区与地区，行业与行业，尤其是城市与农村之间相互交往日渐广泛，加之全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农村的初级教育的普及以及由于大量初、高中毕业生插队或返乡加入农民的行列，使得城乡之间在各个方面相互渗透的现象非常普遍。这样，随着城市和农村本身的变化和发展，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冲击，农村生活对城市生活的影响，农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倾向，现代生活方式和古老生活方式的冲突，文明与落后，新的思想意识和传统观念的冲突等等，构成了当代生活的一些极其重要的内容。这一切矛盾在我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意识、道德观念等方面都表现出来，是那么突出和复杂，可以说是立体交叉桥上的立体交叉桥。”

无疑，我国当代现实生活迅猛而巨大的发展，使得以上所说的一切都变得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复杂。伟大的社会改革，已经使中国的农村和城市再不是各自封闭的天地了。它们还将会在更大的程度上交叉在一起。而且在未来某个时候，它们的界线甚至会变得模糊不清。试想，假如黄河和长江交汇在一起奔流，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呢？这会是一条新江河。这里既有黄河，也有长江，但这无疑会是一条既非黄河也非长江的新的更加宽阔而汹涌的江河。我们所面临或将要面临的生活的总面貌也许就是这个样子。

面对澎湃的新生活的激流，我常常像一个无知而好奇的孩子。我曾怀着胆怯的心情，在它回旋的浅水湾里拍溅起几朵水花，而还未敢涉足于它那奔腾的波山浪谷之中……什么时候我才能真正到中水线上去搏击一番呢？

杜鹏程：燃烧的烈火

在人类所有的不幸中，最不忍目睹的就是死亡引起的悲痛，尤其是对一个你所熟识而敬重的人。

我不愿目睹没有气息的杜鹏程。我愿意他在我的记忆中永远是一团燃烧的烈火，一个用严峻的神色审视这个世界的哲学家，一个气势磅礴的叙事诗人。

老杜的价值不可能在某种仪式上体现。他在半个世纪中构成的巨大内容需要一代人乃至未来的历史给予详尽诠释。

在和他同时代的作家中，杜鹏程是少数属于敢踏入“无人区”的勇士，并敢在文学的荒原上树起自己标志的人物。他是我们行业的斯巴达克斯。这一切首先体现在他的史诗《保卫延安》之中。这部书使他声名远播，也给他带来过无穷的灾难。而属于巨人的灾难不也是另一种勋章吗？

杜鹏程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几乎是赤手空拳走进生活和战争的暴风雨。不久，他就拥有枪和笔两种武器。其中的枪和敌对的势力作战，而笔主要和自己作战。对他来说，后一种作战更为艰难。从《保卫延安》的创作过程，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和自己作过多么无情的斗争。以后，这部书先使他荣耀接着便让他忍气吞声地生活。从未来得及完成的大书《太平年月》的题旨就完全使我们意识到，作家已经进入了思想和艺术的大境界，可是，没等这座宏大的工程竣工，他就逝世了。正如他最后所言，这是一个“悲剧”。

二十多年相处的日子里，他的人民性，他的自我折磨式的伟大劳动精神，都曾强烈地影响了我。我曾默默地思考过他，默默地学习过他。现在，我也默默地感谢他。在创作气质和劳动态度方面，我和他有许多相似之处。当他晚年重病缠身的时候，我每次看见他，就不由想到了自己的未来。我感到，他现在的状况也就是我未来的写照。这是青壮年时拼命工作所导致的自然结果。但是，对某一种人来说，他一旦献身于某种事业，就不会顾及自己所付出的代价。这是永远无悔的牺牲。

杜鹏程远离我们而去，但他劳动者繁忙的身影却永远会出现在我们眼前。对于这样一个毕生出尽了力气的人，我们现在真正出于内心的真诚对他说一声：安息吧！

早晨从中午开始
——《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

献给我的弟弟王天乐

1

在我的创作生活中，几乎没有真正的早晨。我的早晨都是从中午开始的。这是多年养成的习惯。我知道这习惯不好，也曾好多次试图改正，但都没有达到目的。这应验了那句古老的话：积习难改。既然已经不能改正，索性也就听之任之。在某些问题上，我是一个放任自流的人。

通常情况下，我都是在凌晨两点到三点入睡，有时甚至延伸到四点五点。天亮以后才睡觉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午饭前一个钟头起床，于是，早晨才算开始了。

午饭前这一小时非常忙乱。首先要接连抽三五支香烟。我工作时一天抽两包烟，直抽得口腔舌头发苦发麻，根本感觉不来烟味如何。有时思考或写作特别紧张之际，即使顾不上抽，手里也要有一支燃烧的烟卷。因此，睡眠之后的几支烟简直是一种神仙般的享受。

用烫热的水好好洗洗脸，紧接着喝一杯浓咖啡，证明自己同别人一样拥有一个真正的早晨。这时，才彻底醒过来了。

午饭过后，几乎立刻就扑到桌面上工作。我从来没有午休的习惯，这一点像西方人。我甚至很不理解，我国政府为什么规定了那么长的午睡时间。当想到大白天里正是日上中天的时候，我国十一亿公民却在同一时间都进入梦乡，不免有某种荒诞之感。又想到这是一种传统的民族习性，也属“积习难改”一类，也就像理解自己的“积习”一样释然了。

整个下午是工作的最佳时间，除过上厕所，几乎在桌面上头也不抬。直到吃晚饭，还会沉浸在下午的工作之中。晚饭后有一两个小时的消闲时间，看中央电视台半小时的新闻联播，读当天的主要报纸。这是一天中最为安逸的一刻。这时也不拒绝来访。

夜晚，当人们又一次入睡的时候，我的思绪再一次活跃起来。如果下午没有完成当天的任务，便重新伏案操作直至完成。然后，或者进入阅读（同时交叉读多种书），或者详细考虑明天的工作内容以至全书各种各样无穷无尽的问题，并随手在纸上和各式专门的笔记本上记下要点以备日后进一步深思。这时间在好多情况下，思绪会离开作品，离开眼前的现实，穿过深沉寂静的夜晚，穿过时间的隧道，漫无边际地向四面八方流淌。入睡前无论如何要读书，这是最好的安眠药，直到睡着后书自动从手中脱离为止。

第二天午间醒来，就又是一个新的早晨了。

在《平凡的世界》全部写作过程中，我的早晨都是这样从中午开始的。对于我，对于这部书，这似乎也是一个象征。当生命进入正午的时候，工作却要求我像早晨的太阳一般充满青春的朝气投身于其间。

2

小说《人生》发表之后，我的生活完全乱了套。无数的信件从全国四面八方蜂拥而来，来信的内容五花八门。除过谈论阅读小说后的感想和种种生活问题文学问题，许多人还把我当成了掌握人生奥妙的“导师”，纷纷向我求教：“人应该怎样生活？”叫我哭笑不得。更有一些遭受挫折的失意青年，规定我必须赶几月几日前写信开导他们，否则就要死给我看。与此同时，陌生的登门拜访者接踵而来，要和我讨论或“切磋”各种问题。一些熟人也免不了乱中添忙。刊物约稿，许多剧团电视台电影制片厂要改编作品，电报电话接连不断，常常半夜三更把我从被窝里惊醒。一年后，电影上映，全国舆论愈加沸腾，我感到自己完全被淹没了。另外，我已经成了“名人”，亲戚朋友纷纷上门，不是要钱，就是让我说情安排他们子女的工作，似乎我不仅腰缠万贯，而且有权有势，无所不能。更有甚者，一些当时分文不带而周游列国的文学浪人，衣衫褴褛，却带着一脸破败的傲气庄严地上门来让我为他们开路费，以资助他们神圣的嗜好。这无异于趁火打劫。

也许当时好多人羡慕我的风光，但说实话，我恨不能地上裂出一条缝赶快钻进去。

我深切地感到，尽管创造的过程无比艰辛而成功的结果无比荣耀，尽管一切艰辛都是为了成功；但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许在于创造的过程，而不在于那个结果。

我不能这样生活了。我必须从自己编织的罗网中解脱出来。当然，我绝非圣人。我几十年在饥寒、失误、挫折和自我折磨的漫长历程中，苦苦追寻一种目标，任何有限度的成功对我都至关重要。我为自己牛马般的劳动得到某种回报而感到人生的温馨。我不拒绝鲜花和红地毯。但是，真诚地说，我绝不可能在这种过分戏剧化的生活中长期满足。我渴望重新投入一种沉重。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人才会活得更为充实。这是我的基本人生观点。细细想想，迄今为止，我一生中度过的最美好的日子是写《人生》初稿的二十多天。在此之前，我二十八岁的中篇处女作已获得了全国第一届优秀中篇小说奖，正是因为不满足，我才投入到《人生》的写作中。为此，我准备了近两年，思想和艺术考虑备受折磨；而终于穿过障碍进入实际表现的时候，精神真正达到了忘乎所以。记得近一个月里，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分不清白天和夜晚，浑身如同燃起大火，五官溃烂，大小便不畅通，深更半夜在陕北甘泉县招待所转圈圈行走，以致招待所白所长犯了疑心，给县委打电话，说这个青年人可能神经错乱，怕要寻“无常”。县委指示，那人在写书，别惊动他（后来听说的）。所有这一切难道不比眼前这种浮华的喧嚣更让人向往吗？是的，只要不丧失远大的使命感，或者说还保持着较为清醒的头脑，就决然不能把人生之船长期停泊在某个温暖的港湾，应该重新扬起风帆，驶向生活的惊涛骇浪中，以领略其间的无限风光。人，不仅要战胜失败，而且还要超越胜利。

3

那么，我应该怎么办？

有一点是肯定的：眼前这种红火热闹的广场式生活必须很快结束。即使变成一个纯粹的农民，去农村种一年庄稼，也比这种状况于我更为有利。我甚至认真地考虑过回家去帮父亲种一年地。可是想想，这可能重新演变为一种新闻话题而使你不得安宁，索性作罢。

但是，我眼下已经有可能冷静而清醒地对自己已有的创作做出检讨和反省了。

换一个角度看，尽管我接连两届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人生》小说和电影都产生了广泛影响，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作家的劳动绝不仅是为了取悦于当代，而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代。如果为微小的收获而沾沾自喜，本身就是一种无价值的表现。最渺小的作家常关注着成绩和荣耀，最伟大的作家常沉浸于创造和劳动。劳动自身就是人生的目标。人类史和文学史表明，伟大劳动和创造精神既是产生一些生活和艺术的断章残句，也是至为宝贵的。

劳动，这是作家义无反顾的唯一选择。

但是，我又能干些什么呢？当时，已经有一种论断，认为《人生》是我不能再逾越的一个高度。我承认，对于一个人来说，一生中可能只会有一个最为辉煌的瞬间——那就是他事业的顶点，正如跳高运动员，一生中只有一个高度是他的最高度，尽管他之前之后要跳跃无数次横杆。就我来说，我又很难承认《人生》就是我的一个再也跃不过的横杆。

在无数个焦虑而失眠的夜晚，我为此而痛苦不已。在一种几乎是纯粹的渺茫之中，我倏忽间想起已被时间的尘土埋盖得很深很远的一个早往年月的梦。也许是二十岁左右，记不清在什么情况下，很可能在故乡寂静的山间小路上行走的时候，或者在小县城河边面对悠悠流水静思默想的时候，我曾经有过一个念头：这一生如果要写一本自己感到规模最大的书，或者干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那一定是在四十岁之前。

我的心为此而颤栗。这也许是命运之神的暗示。真是不可思议，我已经埋葬了多少“维特时期”的梦想，为什么唯有这个诺言此刻却如此鲜活地来到心间？

几乎在一刹那间，我便以极其严肃的态度面对这件事了。是的，任何一个人，尤其是一个有某种抱负的人，在自己的青少年时期会有过许多理想、幻想、梦想，甚至妄想。这些玫瑰色的光环大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环境的变迁而消散得无踪无影。但是，当一个人在某些方面一旦具备了某种实现雄心抱负的条件，早年间的梦幻就会被认真地提升到现实中并考察其真正复活的可能性。

经过初步激烈的思考和论证，一种颇为大胆的想法逐渐在心中形成。我为自己的想法感到吃惊。一切似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为什么又不可能呢？

4

我决定要写一部规模很大的书。

在我的想象中，未来的这部书如果不是此生我最满意的作品，也起码应该是规模最大的作品。

说来有点玄，这个断然的决定，起因却是缘于少年时期一个偶然的梦想。其实，人和社会的许多重大变化，往往就缘于某种偶然而微小的因由。即使像一次世界大战这样惊心动魄的历史大事变，起因却也是在南斯拉夫的一条街巷里一个人刺杀了另一个人。

幻想容易，决断也容易，真正要把幻想和决断变为现实却是无比困难。这是要在自己生活的平地上堆积起理想的大山。

我所面临的困难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我缺乏或者说根本没有写长卷作品的经验。迄今为止，我最长的作品就是《人生》，也不过十三万字，充其量是部篇幅较大的中型作品。即使这样一部作品的写作，我也感到如同陷入茫茫沼泽地而长时间不能自拔。如果是一部真正的长篇作品，甚至是长卷作品，我很难想象自己能否胜任这本属巨人完成的工作。是的，我已经有一些所谓的“写作经验”，但体会最深的倒不是欢乐，而是巨大的艰难和痛苦，每一次走向写字台，就好像被绑赴刑场；每一部作品的完成都像害了一场大病。人是有惰性的动物，一旦过多地沉湎于温柔之乡，就会削弱重新投入风暴的勇气和力量。要从眼前《人生》所造成的暖融融的气氛中，再一次踏进冰天雪地去进行一次看不见前途的远征，耳边就不时响起退堂的鼓声。

走向高山难，退回平地易。反过来说，就眼下的情况，要在文学界混一生也可以。新老同行中就能找到效仿的榜样。常有的现象是，某些人因某篇作品所谓“打响”了，就坐享其成，甚至吃一辈子。而某些人一辈子没写什么也照样在文学界或进而到政界去吃得有滋有味。可以不时乱七八糟写点东西，证明自己还是作家；即使越写越乏味，起码告诉人们我还活着。到了晚年，只要身体允许，大小文学或非文学活动都积极参加，再给青年作者的文章写点序或题个字，也就聊以自慰了。

但是，对于一个作家，真正的不幸和痛苦也许莫过于此。我们常常看到的一种悲剧是，高官厚禄养尊处优以及追名逐利埋葬了多少富于创造力的生命。当然，有的人天性如此或对人生没有反省的能力或根本不具有这种悟性，那就另当别论了。

动摇是允许的，重要的是最后能不能战胜自己。

退回去吗？不能！前进固然艰难，且代价惨重；而退回去舒服，却要吞咽人生的一剂致命的毒药。

还是那句属于自己的话：有时要对自己残酷一点。应该认识到，如果不能重新投入严峻的牛马般的劳动，无论作为作家还是作为一个人，你真正的生命也就将终结。

最后一条企图逃避的路被堵死了。

我想起了沙漠。我要到那里去走一遭。

5

我对沙漠——确切地说，对故乡毛乌素那里的大沙漠——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或者说特殊的缘分。那是一块进行人生禅悟的净土。每当面临命运的重大抉择，尤其是面临生活和精神的严重危机时，我都会不由自主地走向毛乌素大沙漠。

无边的苍茫，无边的寂寥，如同踏上另外一个星球。嘈杂和纷乱的世俗生活消失了，冥冥之中，似闻天籁之声。此间，你会真正用大宇宙的角度来观照生命，观照人类的历史和现实。在这个孤寂而无声的世界里，你期望生活的场景会无比开阔。你体会生命的意义也更会深刻。你感到人是这样渺小，又感到人的不可思议的巨大。你可能在这里迷路，但你也会廓清许多人生的迷津。在这单纯的天地间，思维常常像洪水一样泛滥。而最终又可能在这泛滥的思潮中流变出某种生活或事业的蓝图，甚至能明了这些蓝图实施中的难点易点以及它们的总体进程。这时候，你该自动走出沙漠的圣殿而回到纷扰的人间。你将会变成另外一个人，无所顾忌地去开拓生活的新疆界。

现在，再一次身临其境，我的心情仍像过去一样激动。赤脚行走在空寂逶迤的沙漠之中，或者四肢大展仰卧于沙丘之上眼望高深莫测的天穹，对这神圣的大自然充满虔诚的感恩之情。尽管我多少次来过这里接受精神的沐浴，但此行意义非同往常。虽然一切想法都已在心中确定无疑，可是这个“朝拜”仍然是神圣而必须进行的。

在这里，我才清楚地认识到我将要进行的其实是一次命运的“赌博”（也许这个词不恰当），而赌注则是自己的青春抑或生命。

尽管我不会让世俗观念最后操纵我的意志，但如果说我在其间没做任何世俗的考虑，那就是谎言。无疑，这部作品将耗时多年。这其间，我得在所谓的“文坛”上完全消失。我没有才能在这样一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还能像某些作家那样不断能制造出许多幕间小品以招引观众的注意；我恐怕连写一封信的兴趣都不再会有。如果将来作品有某种程度的收获，这还多少对抛洒的青春热血有个慰藉。如果整个地失败，那将意味着青春乃至生命的失败。这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一段年华，它的流失应该换取最丰硕的果实——可是怎么可能保证这一点呢！

你别无选择——这就是命运的题旨所在。正如一个农民春种夏耘，到头一场灾害颗粒无收，他也不会为此而将劳动永远束之高阁，他第二年仍然会心平气静去春种夏耘而不管秋天的收成如何。

那么，就让人们忘掉你吧，让人们说你已经才思枯竭。你要像消失在沙漠里一样从文学界消失，重返人民大众之中，成为他们中间最普通的一员。要忘掉你写过《人生》，忘掉你得过奖，忘掉荣誉，忘掉鲜花和红地毯。从今往后你仍然一无所有，就像七岁时赤手空拳离开父母离开故乡去寻找生存的道路。

沙漠之行斩断了我的过去，引导我重新走向明天。当我告别沙漠的时候，精神获得了大解脱、大宁静，如同修行的教徒绝断红尘告别温暖的家园，开始餐风饮露一步一磕向心目中的圣地走去。

沙漠中最后的“誓师”保障了今后六个年头无论多么艰难困苦，我都能矢志不移地坚持工作下去。

只有初恋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意志，人才有可能成就某种事业。

6

准备工作平静而紧张地展开。狂热的工作和纷繁的思考立刻变为日常生活。

作品的框架已经确定：三部，六卷，一百万字。作品的时间跨度从一九七五年初到一九八五年初，为求全景式反映中国近十年间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性变迁。人物可能要近百人左右。

工程是庞大的。

首先的问题是，用什么方式构造这座建筑物？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或者说解决得不好，一切就可能白白地葬送，甚至永远也别想再走出自己所布下的“迷魂阵”。

已经发生了十分巨大的变化，是因为中国的文学形势此时已经发生了十分巨大的变化，各种文学的新思潮席卷了全国。当时此类作品倒没有多少，但文学评论界几乎一窝蜂地用广告的方法扬起漫天黄尘从而笼罩了整个文学界。

说实话，对我国当代文学批评至今我仍然感到失望。我们常常看到，只要一个风潮到来，一大群批评家都拥挤着争先恐后顺风而跑。听不到抗争和辩论的声音。看不见反叛者。而当另一种风潮到来的时候，便会看见这群人作直角式的大转弯，折过头又向相反的方向拥去了。这可悲的现象引导和诱惑了创作的朝秦暮楚。同时，中国文学界经久不衰且时有发展的山头主义又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直言不讳地说，这种或左或右的文学风潮所产生的某些“著名理论”或“著名作品”其实名不副实，很难令人信服。

在中国这种一贯的文学环境中，独立的文学品格自然要经受重大考验。在非甲必乙的格局中，你偏是丙或丁，你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在这种情况下，你之所以还能够坚持，是因为你的写作干脆不面对文学界，不面对批评界，而直接面对读者。只要读者不遗弃你，就证明你能够存在。其实，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读者永远是真正的上帝。

那么，在当前各种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日新月异风起云涌的背景下，是否还能用类似《人生》式的已被宣布为过时的创作手法完成这部作品呢？而想想看，这部作品将费时多年，那时说不定我国文学形式已进入“火箭时代”，你却还用一辆本世纪以前的旧车运行，那大概是十分滑稽的。

但理智却清醒地提出警告：不能轻易地被一种文学风潮席卷而去。

实际上，我并不排斥现代派作品。我十分留心阅读和思考现实主义以外的各种流派。其间许多大师的作品我十分崇敬。我的精神常如火如荼地沉浸于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开始直至欧美及伟大的拉丁美洲当代文学之中，他们都极其深刻地影响了我。当然，我承认，眼下，也许列夫·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司汤达、曹雪芹等现实主义大师对我的影响要更深一些。

我要表明的是，我当时并非不可以用不同于《人生》式的现实主义手法结构这部作品，而是我对这些问题和许多人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7

就我个人的感觉，当时我国出现的为数并不是很多的新潮流作品，大都处于直接借鉴甚至刻意模仿西方现代派作品的水平，显然谈不到成熟，更谈不到标新立异。当然，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这些作品的出现本身意义十分重大，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不同意那些感情用事的人对这类作品的不负责任的攻击。从中国和世界文学史的角度观察，文学形式的变革和人类生活自身的变革一样，是经常的，不可避免的。即使某些实验的失败，也无可非议。

问题在于文艺理论界批评界过分夸大了当时中国此类作品的实际成绩，进而走向极端，开始贬低甚至排斥其他文学表现样式。从宏观的思想角度检讨这种病态现象，得出的结论只能是和不久前“四人帮”的文艺殊途同归，必然会造成一种新的萧瑟。从读者已渐渐开始淡漠甚至远离这些高深理论和玄奥作品的态度，就应该引起我们郑重思考。

在我看来，任何一种新文学流派和样式的产生，根本不可能脱离特定的人文历史和社会环境。为什么一种新文学现象只在某一历史阶段的某个民族或语种发生，比如当代文学中的“魔幻现实主义”为什么产生于拉美而不是欧亚就能说明问题。一种新文学现象的发生绝非想当然的产物。真正的文学新现象就是一种创造。当然可以在借鉴的基础上创造，但不是照猫画虎式的临摹和改头换面的搬弄，否则，就很可能是“南橘北移”。因此，对我国刚刚兴起的新文学思潮，理论批评首先有责任分清什么是创造，什么是模仿甚至是变相照抄，然后才可能估价其真正的成绩。当我们以为是一颗原子弹问世的时候，其实许多年前早就存在于世了，甚至几百年前中国的古人已经做得比我们还好；那么为此而发出的惊叹就太虚张声势了。

一九八七年访问联邦德国的时候，我曾和一些国外的作家讨论到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并且取得了共识。我的观点是，只有在我们民族伟大历史文化的土壤上产生出真正具有我们自己特性的新文学成果，并让全世界感到耳目一新的时候，我们的现代表现形式的作品也许才会趋向成熟。正如拉丁美洲当代大师们所做的那样。他们当年也受欧美作家的影响（比如福克纳对马尔克斯的影响），但他们并没有一直跟踪而行，反过来重新立足于本土的历史文化，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真正属于自己民族的创造性文学成果，从而才又赢得了欧美文学的尊敬。如果一味地模仿别人，崇尚别人，轻视甚至藐视自己民族伟大深厚的历史文化，这种生吞活剥的“引进”注定没有前途。我们需要借鉴一切优秀的域外文学以更好地发展我们民族的新文学，但不必把“洋东西”变成吓唬我们自己的武器。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当代西方许多新的文化思潮，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启发和影响，甚至已经渗透到他们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而我们何以要数典忘祖轻薄自己呢？

8

至于当时所谓的“现实主义过时论”，更值得商榷。也许现实主义可能有一天会“过时”，但在现有的历史范畴和以后相当长的时代里，现实主义仍然会有蓬勃的生命力。生活和艺术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点，而不在于某种存有偏见的理论妄下断语。即使有一天现实主义真的“过时”，更伟大的“主义”君临我们的头顶，现实主义作为一定历史范畴的文学现象，它的辉煌也是永远的。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认真考察一下，现实主义在我国当代文学中是不是已经发展到类似十九世纪俄国和法国现实主义文学那样伟大的程度，以致我们必须重新寻找新的前进途径？实际上，现实主义文学在反映我国当代社会生活乃至我们不间断的五千年文明史方面，都还没有令人十分信服的表现。虽然现实主义一直号称是我们当代文学的主流，但和新近兴起的现代主义一样处于发展阶段，根本没有成熟到可以不再需要的地步。

现实主义在文学中的表现，决不仅仅是一个创作方法问题，而主要应该是一种精神。从这样的高度纵观我们的当代文学，就不难看出，许多用所谓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作品，实际上和文学要求的现实主义精神大相径庭。几十年的作品我们不必一一指出，仅就“大跃进”前后乃至“文革”十年中的作品就足以说明问题。许多标榜“现实主义”的文学，实际上对现实生活做了根本性的歪曲。这种虚假的“现实主义”其实应该归属“荒诞派”文学，怎么可以说这就是现实主义文学呢？而这种假冒现实主义一直侵害着我们的文学，其根系至今仍未绝断。

“文革”以后，具备现实主义品格的作品逐渐出现了一些，但根本谈不到总体意义上的成熟，更没有多少容量巨大的作品。尤其是初期一些轰动社会的作品，虽然力图真实地反映出社会生活的面貌，可是仍然存在简单化的倾向。比如，照旧把人分成好人坏人两类——只是将过去“四人帮”作品里的好人坏人作了倒置。是的，好人坏人总算接近生活中的实际“标准”，但和真正现实主义要求对人和人与人关系的深刻揭示相去甚远。

此外，考察一种文学现象是否“过时”，目光应该投向读者大众。一般情况下，读者仍然接受和欢迎的东西，就说明它有理由继续存在。当然，我国的读者层次比较复杂。这就更有必要以多种文学形式满足社会的需要，何况大多数读者群更容易接受这种文学样式。“现代派”作品的读者群小，这在当前的中国是事实；这种文学样式应该存在和发展，这也毋庸置疑；只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负责任地弃大多数读者不顾，只满足少数人。更重要的是，出色的现实主义作品甚至可以满足各个层面的读者，而新潮作品至少在目前的中国还做不到这一点。

至于一定要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现代派创作方法之间分出优劣高下，实际上是一种批评的荒唐。从根本上说，任何手法都可能写出高水平的作品，也可能写出低下的作品。问题不在于用什么方法创作，而在于作家如何克服思想和艺术的平庸。一个成熟的作家永远不会“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他们用任何手法都可能写出杰出的篇章。当我反复阅读哥伦比亚当代伟大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著名的《百年孤独》的时候，紧接着便又读到了他用纯粹古典式传统现实主义手法写成的新作《霍乱时期的爱情》。这是对我们最好的启发。

以上所有的一切都回答了我在结构《平凡的世界》最初所遇到的难题——即用什么方式来构建这部作品。

9

我决定要用现实主义手法结构这部规模庞大的作品。当然，我要在前面大师们的伟大实践和我自己已有的那点微不足道的经验的基础上，力图有现代意义的表现——现实主义照样有广阔的革新前景。

我已经认识到，对于这样一部费时数年，甚至可能耗尽我一生主要精力的作品，绝不能盲目而任性。如果这是一个小篇幅的作品，我不妨试着赶赶时髦，失败了往废纸篓里一扔了事。而这样一部以青春和生命作抵押的作品，是不能用“实验”的态度投入的，它必须在自己认为是较可靠的、能够把握的条件下进行。老实说，我不敢奢望这部作品的成功，但我也“失败不起”。

这就是我之所以决定用现实主义方法结构这部作品的基本心理动机的另一个方面。

我同时意识到，这种冥顽而不识时务的态度，只能在中国当前的文学运动中陷入孤立境地。但我对此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孤立有时候不会让人变得软弱，甚至可以使人的精神更强大，更振奋。

毫无疑问，这又是一次挑战，是个人向群体挑战。而这种挑战的意识实际上一直贯穿于我的整个创作活动中。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是这样，《在困难的日子里》也是这样。尤其是《人生》，完全是在一种十分清醒的状态下的挑战。

在大学里时，我除过在欧洲文学史、俄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的指导下较系统地阅读中外各个历史时期的名著外，就是钻进阅览室，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几乎全部重要文学杂志，从创刊号一直翻阅到“文革”开始后的终刊号。阅读完这些杂志，实际上也就等于检阅了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文学的基本面貌、主要成就及其代表性作品。我印象最强烈的是，这些作品中的人很少例外地被分成好坏两种。而将这种印象交叉地和我同时阅读的中外名著做一比较，我便对我国当代文学这一现象感到非常的不满足，当然也就对自己当时的那些儿童涂鸦式的作品不满足了。“四人帮”时代结束后，尽管中国文学摆脱了禁锢，许多作品勇敢地揭示社会问题并在读者群众中引起巨大反响，但仍然没有对这一重要问题作根本性的检讨。因此，我想对整个这一文学现象作一次挑战性尝试，于是便有了写《人生》这一作品的动机。我要给文学界、批评界，给习惯于看好人与坏人或大团圆故事的读者提供一个新的形象，一个急忙分不清是“好人坏人”的人。对于高加林这一形象后来在文学界和社会上所引起的广泛争论，我写作时就想到了——这也正是我要达到的目的。

既然我一直不畏惧迎风而立，那么，我又将面对的孤立或者说将要进行的挑战，就应当视为正常，而不必患得患失，忧心忡忡。应该认识到，任何独立的创造性工作就是一种挑战，不仅对今人，也对古人；那么，在这一豪迈的进程中，就应该敢于建立起一种“无榜样”的意识——这和妄自尊大毫不相干。

10

“无榜样意识”正是建立在有许多榜样的前提下。也许每一代作家的使命就是超越前人（不管最后能否达到），但首先起码应该知道前人已经创造了多么伟大的成果。任何狂妄的文人，只要他站在图书馆的书架面前，置身于书的海洋之中，就知道自己有多么渺小和可笑。

对于作家来说，读书如同蚕吃桑叶，是一种自身的需要。蚕活到老吃到老，直至能口吐丝线织出茧来；作家也要活到老学到老，以使自己也能将吃下的桑叶变成茧。

在《平凡的世界》进入具体的准备工作后，首先是一个大量的读书过程。有些书是重读，有些书是新读。有的细读，有的粗读。大部分是长篇小说，尤其是尽量阅读、研究、分析古今中外的长卷作品。其间我曾列了一个近百部的长篇小说阅读计划，后来完成了十之八九。同时也读其他杂书，理论、政治、哲学、经济、历史和宗教著作等等。另外，还找一些专门著作，农业、商业、工业、科技以及大量搜罗许多知识性小册子，诸如养鱼、养蜂、施肥、税务、财务、气象、历法、造林、土壤改造、风俗、民俗、UFO（不明飞行物）等等。那时间，房子里到处都搁着书和资料；桌上、床头、茶几、窗台，甚至厕所，以便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随手都可以拿到读物。读书如果不是一种消遣，那是相当熬人的，就像长时间不间断地游泳，使人精疲力竭，有一种随时溺没的感觉。

书读得越多，你就越感到眼前是数不清的崇山峻岭。在这些人类已建立起的宏伟精神大厦面前，你只能“侧身西望长咨嗟”！

在“咨嗟”之余，我开始试着把这些千姿百态的宏大建筑拆卸开来，努力从不同的角度体察大师们是如何巧费匠心把它们建造起来的。而且，不管是否有能力，我也敢勇气十足地对其中的某些著作“横挑鼻子竖挑眼”，去鉴赏它们的时候，也用我的审美眼光提出批判，包括对那些十分崇敬的作家。

在这个时候，我基本上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我甚至有意“中止”了对眼前中国文学形势的关注，只知道出现了洪水一样的新名词、新概念，一片红火热闹景象。

“文坛”开始对我淡漠了，我也对这个“坛”淡漠了。我只对自己要做的事充满宗教般的热情。“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只能如此。这也很好。

在我所有阅读的长篇长卷小说中，外国作品占了绝大部分。

从现代小说意义来观察中国的古典长篇小说，在成就最高的《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和《红楼梦》四部书中，《红楼梦》当然是峰巅，它可以和世界长篇小说史上任何大师的作品比美。在现当代中国的长篇小说中，除过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我比较重视柳青的《创业史》。他是我的同乡，而且在世时曾经直接教导过我。《创业史》虽有某些方面的局限性，但无疑在我国当代文学中具有独特的位置。这次，我在中国的长卷作品中重点研读《红楼梦》和《创业史》。这是我第三次阅读《红楼梦》，第七次阅读《创业史》。

无论是汗流浃背的夏天，还是瑟瑟发抖的寒冬，白天黑夜泡在书中，精神状态完全变成一个准备高考的高中生，或者成了一个纯粹的“书呆子”。

11

为写《平凡的世界》而进行的这次专门的读书活动进行到差不多甚至使人受不了的情况下，就立刻按计划转入另一项“基础工程”——准备作品的背景材料。

根据初步设计，这部书的内容将涉及一九七五年到一九八五年十年间中国城乡广泛的社会生活。

这十年是中国社会的大转型期，其间充满了密集的重大历史性事件；而这些事件又环环相扣，互为因果，这部企图用某种程度的编年史方式结构的作品不可能回避它们。当然，我不会用政治家的眼光审视这些历史事件。我的基本想法是，要用历史和艺术的眼光观察在这种社会大背景（或者说条件）下人们的生存与生活状态。作品中将要表露的对某些特定历史背景下政治性事件的态度，看似作者的态度，其实基本应该是那个历史条件下人物的态度；作者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真正体现巴尔扎克所说的“书记官”的职能。但是，作家对生活的态度绝对不可能“中立”，他必须作出哲学判断（即使不准确），并要充满激情地、真诚地向读者表明自己的人生观和个性。正如伟大的列夫·托尔斯泰所说：“在任何艺术作品中，作者对于生活所持的态度以及在作品中反映作者生活态度的种种描写，对于读者来说是至为重要、极有价值、最有说服力的……艺术作品的完整性不在于构思的统一，不在于对人物的雕琢，以及其他等等，而在于作者本人的明确和坚定的生活态度，这种态度渗透整个作品。有时，作家甚至基本可以对形式不做加工润色，如果他的生活态度在作品中得到明确、鲜明、一贯的反映，那么作品的目的就达到了。”（契尔特科夫笔录，一八九四年）

现在，首要的任务是应该完全掌握这十年间中国（甚至还有世界——因为中国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着，它是世界的一员）究竟发生过什么。不仅是宏观的了解，还应该有微观的了解，因为庞大的中国各地大有差异，当时的同一政策可能有各种做法和表现。这十年间发生的事大体上我们都经历过，也一般地了解，但要进入作品的描绘就远远不够了。生活可以故事化，但历史不能编造，不能有半点似是而非的东西。只有彻底弄清了社会历史背景，才有可能在艺术中准确描绘这些背景下人们的生活形态和精神形态。

较为可靠的方式是查阅这十年间的报纸——逐日逐月逐年地查。报纸不仅记载了国内外每一天发生的重大事件，而且还有当时人们生活的一般性反映。

于是，我找来了这十年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一种省报、一种地区报和《参考消息》的全部合订本。

房间里顿时堆起了一座又一座“山”。

我没明没黑开始了这件枯燥而必需的工作。一页一页翻看，并随手在笔记本上记下某年某月某日的大事和一些认为“有用”的东西。工作量太巨大，中间几乎成了一种奴隶般的机械性劳动。眼角糊着眼屎，手指头被纸张磨得露出了毛细血管，搁在纸上，如同搁在刀刃上，只好改用手的后掌（那里肉厚一些）继续翻阅。

用了几个月时间，才把这件恼人的工作做完。以后证明，这件事十分重要，它给我的写作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任何时候，我都能很快查找到某日某月世界、中国、一个省、一个地区（地区又直接反映了当时基层各方面的情况）发生了什么。

在查阅报纸的同时，我还想得到许多当时的文件和其他至关重要的材料（最初的结构中曾设计将一两个国家中枢领导人作为作品的重要人物）。我当然无法查阅国家一级甚至省一级的档案材料，只能在地区和县一级利用熟人关系抄录了一些有限的东西，在极大的遗憾中稍许得到一点补充，但迫使我基本上放弃了作为人物来描写国家中枢领导人的打算。

12

一年多的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但是，似乎离进入具体写作还很遥远。

所有的文学活动和其他方面的社会活动都基本上不再参与，生活处于封闭状态。

全国各地文学杂志的笔会时有邀请，一律婉言谢绝。对于一些笔会活动，即使没有这部书的制约，我也并不热心。我基本上和外地的作家没有深交。一些半生不熟的人凑到一块，还得应酬，这是我所不擅长的。我很佩服文艺界那些“见面熟”的人，似乎一见面就是老朋友。我做不到这一点。在别人抢着表演的场所，我宁愿做一个沉默的观众。

到此时，我感到室内的工作暂时可以告一段落，应该进入另一个更大规模的“基础工程”——到实际生活中去，即所谓“深入生活”。

关于深入生活的问题，与“政治和艺术的关系”一样，一直是我国文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这一点使我很难理解。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多么艰深的理论问题值得百谈不厌。生活对于作家艺术家来说，就如同人和食物的关系一样。至于每个作家如何占有生活，这倒大可不必整齐一律。每个作家都有自己感受生活的方式；而且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同一作家体验生活的方式也会改变。比如，柳青如果活着，他要表现八十年代初中国农村开始的“生产责任制”，他完全蹲在皇甫村一个地方就远远不够了，因为其他地方的生产责任制就可能和皇甫村所进行的不尽相同，甚至差异很大。

是的，从一九七五年到一九八五年中国大转型期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社会形态、生活形态、思想形态千姿百态且又交叉渗透，形成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复杂的局面。而要全景式反映当代生活，“蹲”在一个地方就不可能达到目的，必须纵横交织地去全面体察生活。

我提着一个装满书籍资料的大箱子开始在生活中奔波。一切方面的生活都感兴趣。乡村城镇、工矿企业、学校机关、集贸市场；国营、集体、个体；上至省委书记，下至普通老百姓；只要能触及的，就竭力去触及。有些生活是过去熟悉的，但为了更确切体察，再一次深入进去——我将此总结为“重新到位”。有些生活是过去不熟悉的，就加倍努力，争取短时间内熟悉。对于生活中现成的故事倒不十分感兴趣，因为故事我自己可以编——作家主要的才能之一就是编故事。而对一切常识性的、技术性的东西则不敢有丝毫马虎，一枝一叶都要考察清楚，脑子没有把握记住的，就详细笔记下来。比如详细记录作品涉及的特定地域环境中的所有农作物和野生植物；从播种出土到结子收获的全过程；当什么植物开花的时候，另外的植物又处于什么状态；这种作物播种的时候，另一种植物已经长成什么样子；全境内所有家养和野生的飞禽走兽；民风民情民俗；婚嫁丧事；等等。在占有具体生活方面，我是十分贪婪的。我知道占有的生活越充分，表现生活就越自信，自由度也就会越大。作为一幕大剧的导演，不仅要在舞台上调度众多的演员，而且要看清全局中每一个末端小节，甚至背景上的一棵草一朵小花也应力求完美准确地统一在整体之中。

春夏秋冬，时序变换，积累在增加，手中的一个箱子变成了两个箱子。

奔波到精疲力竭时，回到某个招待所或宾馆休整几天，恢复了体力，再出去奔波。走出这辆车，又上另一辆车；这一天在农村的饲养室，另一天在渡口的茅草棚；这一夜无铺无盖和衣躺着睡，另一夜缎被毛毯还有热水澡。无论条件艰苦还是舒适，反正都一样，因为愉快和烦恼全在于实际工作收获大小。

时光在流失，奔波在继续，像一个孤独的流浪汉在鄂尔多斯地台无边的荒原上漂泊。

在这无穷的奔波中，我也欣喜地看见，未来作品中某些人物的轮廓已经渐渐出现在生活广阔的地平线上。

13

这部作品的结构先是从人物开始的，从一个人到一个家庭到一个群体。然后是人与人，家庭与家庭，群体与群体的纵横交叉，以最终织成一张人物的大网。在读者的视野中，人物运动的河流将主要有三条，即分别以孙少安孙少平为中心的两条“近景”上的主流和以田福军为中心的一条“远景”上的主流。这三条河流都有各自的河床，但不时分别混合在一起流动。而孙少平的这条河流在三条河流中将处于最中心的位置——当然，在开始的时候，读者未见得能感觉到这一点。

人物头绪显然十分纷乱。

但是，我知道，只要主要的人物能够在生活和情节的流转中一直处于强有力的运动状态，就会带动其他的群体一起运动，只要一个群体强有力地运动，另外两个群体就不会停滞不前。这应该是三个互相咬接在一起的齿轮，只要驱动其中的一个，另外的齿轮就会跟着转动。

对于作者来说，所有的一切又都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整个生活就是河床，作品将向四面八方漫流——尽管它的源头只是黄土高原一个叫双水村的小山庄。

从我国当代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结构看，大都采用封闭式的结构，因此作品对社会生活的概括和描述都受到相当大的约束。某些点不敢连接为线，而一些线又不敢作广大的延伸。其实，现实主义作品的结构，尤其是大规模的作品，完全可能作开放式结构而未必就“散架”。问题在于结构的中心点或主线应具有强大的“磁场”效应。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就是结构的艺术，它要求作家的魄力、想象力和洞察力；要求作家既敢恣肆汪洋又能细针密线，以使作品最终借助一砖一瓦而造成磅礴之势。

真正有功力的长篇小说不依赖情节取胜。惊心动魄的情节未必能写成惊心动魄的小说。作家最大的才智应是能够在日常细碎的生活中演绎出让人心灵震颤的巨大内容。而这种才智不仅要建立在对生活极其稔熟的基础上，还应建立在对这些生活深刻洞察和透彻理解的基础上。我一再说过，故事可以编，但生活不可以编；编造的故事再生动也很难动人，而生活的真情实感哪怕未成曲调也会使人心醉神迷。

这样说，并不是不重视情节。生活本身就是由各种“情节”组成的。长篇小说情节的择取应该是十分挑剔的。只有具备下面的条件才可以考虑，即：是否能起到像攀墙藤一样提起一根带起一片的作用。一个重大的情节（事件）就应该给作者造成一种契机，使其能够在其间对生活作广阔的描绘和深入的揭示，最后使读者对情节（故事）本身的兴趣远远没有对揭示的生活内容更具吸引力，这时候，情节（故事）才是真正重要的了。如果最后读者仅仅记住一个故事情节而没有更多的收获，那作品就会流于我们通常所说的肤浅。

14

阅读研究了许多长篇长卷小说，基本搞清了作品所涉及的十年的背景材料，汇集和补充了各个方面的生活素材，自然就完全陷入了构思的泥淖之中。在此之前，有些人物，有些篇章早已开始在涌动，不过，那是十分散乱的。尔后，这就是一个在各种层面上不断组合、排列、交叉的过程；一个不断否定、不断刷新、不断演变的过程。

所有的一切都还远远地不能构合成一个较为完整的整体。

需要一些出神入化的灵感。

苦思冥想。为无能而痛不欲生。

瞧，许多呼之欲出的人物在急迫地等待你安排场次以便登台表演。

所有要进入作品河流的人物，哪怕是一个极次要的人物，你也不能轻视忽略，而要全神贯注，挟带着包括枯枝败叶在内的总容量流向终点。

终点！我构思的习惯常常是先以终点开始而不管起点。每个人物，尤其是主要人物，他们的终点都分别在什么地方呢？如果确定不了终点，就很难寻找他们的起点；而在全书的整个运行过程中，你也将很难把握他们内在的流向。当然，预先设计的终点最后不会全部实现，人物运动的总轨迹会不断校正自己的最终归宿；也有一些人物的终点不可能在书的结尾部分，在某些段落中就应该终结其存在。

毫无疑问，终点绝不仅仅是情节和人物意义上的，更重要的是它也是全书的题旨所在。在这个“终点”上，人物、情节、题旨是统一在一起的。为什么要在这里结束，绝不仅仅是因为故事到这里正好讲完了。即使最“漫不经心”的意识流小说家，在戛然而止的地方也是煞费心机的。

找到了“终点”以后，那么，无论从逆时针方向还是从顺时针方向，就都有可能对各个纵横交错的渠渠道道进行梳理；因为这时候，你已经大约知道这张大网上的所有曲里拐弯的线索分别最终会挽结在什么地方。这时候，你甚至还可以放心地尽情地把这些线索抖弄得更“乱”一些，以至将读者引入“八卦”之阵，使其读不到最后就无法判断人物和事物的命运。

如果有这样的大布局，再有可能处处设置沟壑渠道，那么，读者就很难大跨度地跳跃到全书的结局部分。绝不能有广大的平坦让读者长驱直入。必须让他们不得不在每一个曲里拐弯处停下来细心阅览方可通过。

这些沟壑渠道曲里拐弯处就可能是作品断章断卷的地方。整体的衔接难，但要把整体断成许多“碎块”也许更难——因为这种所谓的“断开”正是为了更好地衔接。这是艺术结构机制中的辩证法。

为了寻找总的“终点”和各种不同的“终点”，为了设置各种渠渠道道沟沟坎坎，为了整体地衔接，为了更好地衔接而不断“断开”……脑子常常是一团乱麻纠缠在一起。走路、吃饭、大小便，甚至在梦中，你都会迷失在某种纷乱的思绪中。有时候，某处“渠道”被你导向了死角，怎么也寻找不到出路，简直让人死去活来。某个时候，突然出现了转机，你额头撞在路边的电线杆上也不觉得疼。你生活的现实世界变为虚幻，而那个虚幻的世界却成了真实的。一大群人从思维的地平线渐渐走近了你，成为活生生的存在。从此以后，你将生活在你所组建的这个世界里，和他们一起哭，一起笑。你是他们的主宰，也将是他们的奴隶。

15

现在，动笔之前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从什么地方开头呢？

真是奇妙！最后一个问题竟然是关于“开头”。

万事开头难，写作亦如此。这是交响乐的第一组音符，它将决定整个旋律的展开。

长卷作品所谓的“开头”，照我的理解，主要是解决人物“出场”的问题。

在我阅读过的长篇作品中，有的很高明，有的很笨拙。最差劲的是那种“介绍”式的出场方法。人物被作者被动地介绍给读者。这种介绍是简历性的，抽象的，作者像一堵墙横在读者与人物之间，变为纯粹的“报幕员”；而且介绍一个人物的时候，其他人物都被搁置起来。人物和人物之间的关系也得由作者交代。等读者看完这些冗长的人物简历表，也就厌烦了。

实际上，所有高明的“出场”都应该在情节的运动之中。读者一开始就应该进入“剧情”，人物的“亮相”和人物关系的交织应该是自然的，似乎不是专意安排的，读者在艺术欣赏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就接受了这一切。作者一开始就应该躲在人物的背后，躲在舞台的幕后，让人物一无遮拦地直接走向读者，和他们融为一体。

但是，在一部将有近百个人物的长卷中，所有的人物是应该尽可能早地出现呢？还是要将某些人物的出场压在后面？我的导师柳青似乎说过，人物应该慢慢出场。但我有不完全相同的看法。比如《创业史》里和孙水嘴（孙志明）同样重要的人物杨油嘴（杨加喜）第二部才第一次露面，显然没有足够的“长度”来完成这个人物。与此相联系的问题是，如此重要的角色，在第一部蛤蟆滩风起云涌的社会生活中，此人干什么去了？这个人物的出现过于唐突。

在我看来，在长卷作品中，所有的人物应该尽可能早地出场，以便有足够的长度完成他们。尤其是一些次要人物，如果早一点出现，你随时都可以东鳞西爪地表现他们，尽管在每个局部他们仅仅可能只闪现一下，到全书结束，他们就可能成为丰富而完整的形象。除过一些主要的角色，大部分人物都是靠点点滴滴的描写来完成的。让他们早点出现，就可能多一些点点滴滴；多一些点点滴滴，就可能多一些丰满。

怎样在尽可能少的篇幅中使尽可能多的人物出场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必须找到一种情节的契机。

我为此整整苦恼了一个冬天。在全书的构思完成之后，从哪里切入是十分困难的。

某一天半夜，我突然在床上想到了一个办法，激动得浑身直打哆嗦。我拉亮灯，只在床头边的纸上写了三个字：老鼠药。

后来，我就是利用王满银贩老鼠药的事件解决了这一难题。解决得并不是很好，但总算解决了。我把这个事件向前向后分别延伸了一点，大约用了七万字的篇幅，使全部主要的人物和全书近百个人物中的七十多个人物都出现在读者面前。更重要的是，我基本避免了简历式地介绍人物，达到了让人物在运动中出现的目的，并且初步交叉起人物与人物的冲突关系。这是一种巨大的优势，它能使我尽快自由而大规模地展开或交织矛盾，进入表现阶段，不必为了介绍某一个新出现的人物而随时中断整个情节的进程。

16

迄今为止，我大约觉得，写作之前的一些重大准备工作基本有了眉目。

不是说一切都完备了。永远没有完备的时候。现在所有的工作，只是给未来的作品搞起一个框架，准备了一些建筑材料而已。一旦进入写作，一旦人物真正活动起来，这个框架就可能有大变动、大突破，一些材料可能完全失去作用，而欠缺的部分将不知要有多少。绝大部分问题要等进入写作才能暴露出来。需要一边写作，一边调整、变动、补充。

不知不觉已经快三年了。真正的小说还没写一个字，已经把人折腾得半死不活。想想即将要开始的正式写作，叫人不寒而栗。

现在要利用这点空隙让脑子歇一歇，凉一凉。多吃一点有营养的东西。我知道，要是忙起来，常常会顾不上吃饭或胡凑合着吃（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这时候，是足球运动员开赛前的几分钟，是战壕里的士兵等待着冲锋的号声，按捺不住的激动，难以控制的紧张。

不管怎样，总得装着轻松几天。

接下来，怀着告别的心情，专意参加了两次较欢愉的社会活动，尤其是组织了一次所谓长篇小说促进会，几十号人马周游了陕北，玩得十分痛快。可是，其间一想到不久就要面临的工作，不免又心事重重，有一种急不可待投入灾难的冲动。

在整个准备阶段中，有许多朋友帮过我的忙。有些是自动乐意帮忙的，有些是“强迫”他们帮的。记得为了弄清农村责任制初期阶段的一些非常具体的情况，我曾把两个当过公社领导的老同学关在旅馆的一间房子里谈了一天一夜，累得他们中间不时拉起鼾声。

我得要专门谈谈我的弟弟王天乐。在很大的程度上，如果没有他，我就很难顺利完成《平凡的世界》。他像卫士一样为我挡开了许多可怕的扰乱。从十几岁开始，我就作为一个庞大家庭的主事人，百事缠身，担负着沉重的责任。此刻天乐已自动从我手里接过了这些负担，为我专心写作开辟了一个相对的空间。另外，他一直在农村生活到近二十岁，经历了那个天地的无比丰富的生活，因此能够给我提供许多十分重大的情节线索；所有我来不及或不能完满解决的问题，他都帮助我解决了。在集中梳理全书情节的过程中，我们曾共同度过许多紧张而激奋的日子；常常几天几夜不睡觉，沉浸在工作之中，即使他生病发高烧也没有中断。尤其是他当过五年煤矿工人，对这个我最薄弱的生活环境提供了特别具体的素材。实际上，《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等于是直接取材于他本人的经历。在以后漫长的写作过程中，我由于陷入很深，对于处理写作以外的事已经失去智慧，都由他帮我料理。直至全书完结，我的精神疲惫不堪，以致达到失常的程度，智力似乎像几岁的孩子，走过马路都得思考半天才能决定怎样过。全凭天乐帮助我度过了这些严重的阶段。的确，书完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离开他几乎不能独立生活，经常像个白痴或没经世面的小孩一样紧跟在他后边。我看见，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比我聪敏。我常暗自噙着泪水，一再问自己：你为什么要这样？你怎么搞成了这个样子？

有关我和弟弟天乐的故事，那是需要一本专门的书才能写完的。

眼下，当我正在相对悠闲的日子里瞎转悠的时候，天乐正忙着“查看阵地”，帮我寻找进入写作的一个较为合适的地方。

17

我决定到一个偏僻的煤矿去开始第一部初稿的写作。

这个考虑基于以下两点：一、尽管我已间接地占有了许多煤矿的素材，但对这个环境的直接感受远远没有其他生活领域丰富。按全书的构思，一直到第三部才涉及煤矿。也就是说，大约在两年之后才写煤矿的生活。但我知道，进入写作后，我再很难中断案头工作去补充煤矿的生活。那么，我首先进入矿区写第一部，置身于第三部的生活场景，随时都可以直接感受到那里的气息，总能得到一些弥补。二、写这部书我已抱定吃苦牺牲的精神，一开始就到一个舒适的环境去工作不符合我的心意。煤矿生活条件差一些，艰苦一些，这和我精神上的要求是一致的。我既然要拼命完成此生的一桩宿愿，起先就应该投身于艰苦之中。实行如此繁难的使命，不能对自己有丝毫的怜悯之心。要排斥舒适，要斩断温柔，只有在暴风雨中才可能有豪迈的飞翔；只有用滴血的手指才有可能弹拨出绝响。

为了方便工作，我在铜川矿务局兼了个宣传部的副部长。很对不起这个职务。几年里，我只去过宣传部一次，“上下级”是谁都不清楚。我兼此职，完全是为了到下面的矿上有个较长期的落脚地方，“名正言顺”地得到一些起码的方便条件。

正是秋风萧瑟的时候，我带着两大箱资料和书籍，带着最主要的“干粮”——十几条香烟和两罐“雀巢”咖啡，告别了西安，直接走到我的工作地——陈家山煤矿。

我来之前，矿上已在离矿区不很远的矿医院为我找好了地方。那是一间用小会议室改成的工作间，一张桌子，一张床，一个小柜，还有一些无用的塑料革沙发。

陈家山是我弟弟为我选的地方。这是铜川矿务局现代化程度较高的煤矿，地面设施也相当有规模。最重要的是，这里有我弟弟的两个妻哥，如我有什么事，他们随时都可以帮助我。

亲戚们都十分热心厚道。他们先陪我在周围的山上转了一圈。四野的风光十分美丽。山岩雄伟，林木茂盛，人称“旱江南”。此时正值“霜叶红于二月花”之时，满山红黄绿相间，一片五彩斑斓。亲戚们为了让我玩好，气氛十分热烈。但我的心在狂跳，想急迫地投入工作，根本无心观赏大自然如画的风光。

从山上回来，随手折了几枝红叶，插在办公桌对面的沙发缝隙里。心情在一片温暖的红色中颤栗着。铺好床，日用东西在小柜中各就其位；十几本我认为最伟大的经典著作摆在桌边——这些书尽管我已经读过多遍，此间不会再读，但我要经常看到这些人类所建造的辉煌“金字塔”，以随时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

随后，我在带来的十几本稿纸中抽出一本在桌面上铺开，坐下来。心绪无比的复杂。我知道接下来就该进入茫茫的沼泽地了。但是，一刹那间，心中竟充满了某种幸福感。是的，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我已经奔波了两三年，走过了漫长的道路；现在，终于走上了搏斗的拳击台。

是的，拳击台。对手不是别人，正是自己。

18

开头。

这是真正的开头。

写什么？怎么写？第一章，第一自然段，第一句话，第一个字，一切都是神圣的，似乎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而令人难以选择，令人战战兢兢。

实际上，它也是真正重要的。它将奠定全书的叙述基调和语音节奏。它将限制你，也将为你铺展道路。

一切诗情都尽量调动起来，以便一开始就能创造奇迹，词汇像雨点般落在纸上。

可是一页未完，就觉得满篇都是张牙舞爪。

立刻撕掉重来。

新换了一副哲学家的面孔。似乎令人震惊。但一页未完，却又感到可爱和蹩脚。

眼看一天已经完结，除过纸篓里撕下的一堆废纸，仍然是一片空白。

真想抱头痛哭一场。你是这样的无能，竟然连头都开不了，还准备写一部多卷体的长篇小说呢！

晚上躺在孤寂的黑暗中，大睁着眼睛，开始真正怀疑自己是不是能胜任如此巨大的工作。

完全可能是自不量力！你是谁？你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写了一点作品的普通作家，怎么敢妄图从事这种巨大的事业？许多作家可能是明智的，一篇作品有了影响，就乘势写些力所能及的作品，以巩固自己的知名度，这也许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你却几年来一直执迷不悟，为实现一种少年时的狂想就敢做这件不切实际的事。少年时，你还梦想过当宇航员，到太空去活捉一个“外星人”，难道也可将如此荒唐的想法付诸实施？你不成了当代的堂吉诃德？

迷糊几个小时醒来，已是日上中天——说明天亮以后才睡着的。

再一次坐在那片空白面前。强迫自己重新进入阵地。

反悔的情绪消失了。想想看，你已经为此而准备了近三年，绝不可能连一个字也不写就算完结；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一个世界级的笑话。

又一天结束了。除过又增加了一堆揉皱的废纸外，眼前仍然没有一个字。

第三天重蹈覆辙。

三天以后，竟然仍是一片空白。

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开始在房间不停地转圈圈走。走，走，像磨道里的一头驴。

从高烧似的激烈一直走到满头热汗变为冰凉。

冰凉的汗水使燃烧的思索冷静了下来。

冷静在这种时候可以使人起死回生。

冷静地想一想，三天的失败主要在于思想太勇猛，以致一开始就想吼雷打闪。其实，这么大规模的作品，哪个高手在开头就大做文章？瞧瞧大师们，他们一开始的叙述是多么平静。只有平庸之辈才在开头就堆满华丽。记着列夫·托尔斯泰的话，艺术的打击力量应该放在后面。这应该是一个原则。为什么中国当代的许多长篇小说都是虎头蛇尾？道理就在于此。这样看来，不仅开头要平静地进入，就是全书的总布局也应按这个原则来。三部书，应该逐渐起伏，应该一浪高过一浪地前进。

黑暗中似有一道光亮露出。

现在，平静地坐下来。

于是，顺利地开始了。

为了纪念这不同寻常的三天，将全书开头的第一自然段重录于后——

一九七五年二三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濛濛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时令已快到惊蛰，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

…………

19

工作的列车终于启动，并且开始缓慢而有节奏地向前运行。

既然有能力走向前去，就应该不顾一切地往前走。

第一个音符似乎按得不错。一切都很艰难，但还可以继续进行。写作前充分的准备工作立刻起到了作用。所用的材料和参考资料一开始就是十分巨大的。即使这些材料、资料、素材大都不会直接进入作品，但没有它们，就很难想象有具体的产品产生。

把所有的资料都从箱子里拿出来，分类摆满桌面，只留够放下两条胳膊写东西的地方。桌面摆不下，有些次要的退在旁边的窗台上、柜头上。更次要一些的放在对面的沙发上。紧张的写作有时不能有半点停顿。不允许外来的干扰，也不允许自己干扰自己。需要什么，甚至不需要眼睛寻找，靠意识随手就可拉到面前，以便迅速得到利用。

五六天过后，已经开始初步建立起工作规律，掌握了每天大约的工作量和进度。

墙上出现了一张表格，写着从一到五十三的一组数字——第一部共五十三章，每写完一章，就划掉一个数字；每划掉一个数字，都要愣着看半天那张表格。这么一组数字意味着什么，自己心里很清楚。那是一片看不见边际的泥淖。每划掉一个数字，就证明自己又前进了一步。克制着不让自己遥望那个目的地；只要求扎实地迈出当天的一步，迈出第二天的一步。

无法形容的艰难。笔下出现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细节，不仅要在这个具体的地方是适当的，还要考虑它在第一部是否适当；更远一点，在全书中是否适当。有时候眼下的痛快会给以后的工作带来无穷灾难。但又不能缩手缩脚。大胆前进。小心前进。在编织的每一条细线挽结每一个环扣的时候，都要看见整个那张大网。

工作进展已经在量上表现了出来。这方面确定的第一个目标是突破十三万字。这是《人生》的字数，迄今为止自己最高的横杆。突破这个数字带有象征意义。在一个庞大繁难的工程中，这种小小的情绪刺激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处于创作状态中的心理机制是极其复杂的，外人很难猜度。有些奇迹是一些奇特的原因造成的。

十三万字的数量终于突破。兴奋产生了庄严。庄严又使人趋于平静。

这是一个小小的征服。接下来，脚步已经开始变得豪迈了一些。最少在表象上看，下一步将从自己写作史上的一个新的起点出发了。

下一个数量上的目标是越过这一部的二分之一处。

这个目标再有几万字即可达到，但这是在创造新的纪录，情绪为之而亢奋。

写作整个地进入狂热状态。身体几乎不存在；生命似乎就是一种纯粹的精神形式。日常生活变为机器人性质。

但是，没有比这一切更美好的了。

20

在狂热紧张繁忙的工作中，主要的精神状态应该是什么？

那就是认定你在做一件对你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工作，甚至是做一件前无古人的工作。不论实质上是否如此，你就得这样来认为。你要感觉到你在创造，你在不同凡响地创造，你的创造是独一无二的；你应该为你的工作自豪，就是认为它伟大无比也未尝不可。

这不是狂妄。只有在这种“目中无人”的状态下，才可能解放自己的精神，释放自己的能量。应该敢于把触角延伸到别人没有到过的地方，敢于进入“无人区”并树起自己的标志。每一个思想巨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法认识这个世界，揭示这个世界的奥妙，为什么你不可以呢？你姑且认为你已经发现了通往华山的另一条道路。

这样的时刻，所有你尊敬的作家都可以让他们安坐在远方历史为他们准备的“先圣祠”中，让他们各自光芒四射地照耀大地。但照耀你的世界的光芒应该是你自己发出的。

把一切伟人和他们的写作方法、写作技巧都统统赶出房子。完全用自己的心灵写作。没有样板。所谓的样板都诞生于无样板中。

当然，绝不可能长期保持这种“伟大感”。困难会接踵而来。你一时束手无策。你又感到自己是多么可笑和渺小。抬头望望桌边上那十几座“金字塔”，你感到你像儿童在河边的沙地上堆起了几个小土堆。

有什么可以自鸣得意的？

难言的羞愧与窘迫。

不会长期颓丧，因为你身处战场。

停下笔来，离开作品，想想其他的事。

这时候，来到眼前的常常是对过去生活的回忆。

童年。不堪回首。贫穷饥饿，且又有一颗敏感自尊的心。无法统一的矛盾，一生下来就面对的现实。记得经常在外面被家境好的孩子们打得鼻青眼肿撤退回家；回家后又被父母打骂一通，理由是为什么去招惹别人的打骂？三四岁你就看清了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处境，并且明白，你要活下去，就别想指靠别人，一切都得靠自己。因此，当七岁上父母养活不了一路讨饭把你送给别人，你平静地接受了这个冷酷的现实。你独立地做人从这时候就开始了。

中学时期一月只能吃十几斤粗粮，整个童年吃过的好饭几乎能一顿不落地记起来。然后是卷入狂热的“文化大革命”，碰得头破血流……

而今，你坐在这里从事这样崇高的工作，如果没有一个大的收获，怎么对得起自己？

为什么此刻停顿下来？记着，你没有权利使自己停顿不前。你为自己立下了森严的法度，布下了天罗地网，你别指望逃脱。

重新拿起笔。既失去了“伟大感”也没有渺小感。变为一个纯粹的兢兢业业的工匠，仔细认真检查停顿下来的原因，穿不过去的原因。不断地调整思考的角度。大量地应用“逆向思维”。

开始有了振奋人心的新思路，一潭死水再一次激荡起澎湃的涛声。

精神随之便进入新的巨大。

每一次挫折中的崛起都会提示你重温那个简单的真理：一次成功往往建立在无数次失败之中。想想看，面前的那些“金字塔”的建造者，哪一个不是历尽艰难挫折才完成了自己的杰作？

从开始一直顺利到最后说不定是一种舒舒服服的失败。

“伟大感”与渺小感，一筹莫展与欣喜若狂，颓丧与振奋，这种种的矛盾心情交织贯穿整个写作过程中。这样的时候，你是作家，也是艺术形象；你塑造人物，你也陶铸自己；你有莎士比亚的特性，你也有他笔下的哈姆雷特的特性。

21

写作是艰苦的。与之相伴的是生活的艰苦。

一般地说来，我对生活条件从不苛求。这和我的贫困的家庭出身有关。青少年时期如前所述，我几乎一直在饥饿中挣扎。因此，除过忌讳大肉（不是宗教原因）外，只要能填饱肚子就满足。写作紧张之时，常常会忘记吃饭，一天有一顿也就凑合了。

但这里的生活却有些过分简单。不是不想让我吃好，这里的人们一直尽心操办，只是没有条件。深山之中，矿工家属有几万人，一遇秋雨冬雪，交通常常中断，据说有一年不得不给这里空投面粉。没有蔬菜，鸡蛋也没有，连点豆腐都难搞到。早晨我不吃饭。中午一般只有馒头米汤咸菜。晚上有时吃点面条，有时和中午一模一样。这是矿医院，医生职工都回家吃饭，几乎没有几个住院的，伙食相当难搞。

如果不工作，这伙食也可以。只是我一天通常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这种伙食无法弥补体力的消耗。河对面的矿区也许有小卖部什么的，但我没有时间出去。

没有时间！连半个小时的时间都不敢耽搁。为了约束自己的意志，每天的任务都限制得很死，完不成就不上床休息。工作间实际上成了牢房，而且制定了严厉的“狱规”，绝不可以违犯。

每天中午吃完两个馒头一碗稀饭，就像丢下襁褓中的婴儿一样匆忙地赶回工作间，在准备当天工作的空当，用电热杯烧开水冲一杯咖啡，立刻就坐下工作。晚上吃完饭，要带两个馒头回来，等凌晨工作完毕上床前，再烧一杯咖啡，吃下去这说不来是夜宵还是早点的两个冷馒头。

后来，晚饭后得多带一个馒头，原因是房间里增加了“客人”。

不速之客是老鼠。

煤矿的老鼠之多实在惊人。据说是矿工们经常乱扔吃剩的馒头，因此才招惹来如此多的老鼠。

经常光顾我房间的有两只老鼠。天知道它们是从什么地方进来的，而且一开始就没把我放在眼里。它们在地上乱跑，嬉闹追逐，发出欢快的“吱吱”声，简直视此地为它们的“迪斯尼”乐园。它们甚至敢跑到我写字台对面的沙发上目不转睛盯着我工作。有时候，竟放肆地跳上我堆材料的窗台，在与我咫尺之间表演奔跑技巧。

我手脑并用十分紧张之时，根本顾不上下逐客令，有时实在气急了，手里拿着笔和笔记本撵着追它们，它们当然立刻就会消失得无踪无影。我刚坐下，这该死的东西便又故伎重演。尤其是晚上，我一拉灭灯，这两个家伙就大闹起来，有几次居然上了床，在我的头边上跑来跑去。

没办法，只好叫来医院几个职工，堵住门窗，终于消灭了一只。但是另一只仍然如期地来我这里做客。

我于是才“灵机一动”，干脆由黩武主义变为绥靖主义，每天晚上多拿一个馒头放在门后边供其享用。这样，老鼠晚上便不闹了。每天中午起床后，我先习惯性地向门背后投去一瞥：那里会一无例外地有一摊吃剩的馒头渣。

后来，我和这只老鼠一直和平共处到我离开这里。它并且成了这个孤独世界里我唯一的伙伴。直到现在，我还记着它蹲在我对面，怎样用一双明亮的小眼睛盯着我工作的神态。我感到内疚的是，我伙同别人打死了它的伙伴——那说不定是它的丈夫或者妻子。

22

越过第一部分二分之一处时，感到自己似乎征服了一个新的人生高度。

对数字逐渐产生了一种不能克制的病态的迷恋。不时在旁边的纸上计算页码，计算字数，计算工作日，计算这些数字之间的数字，尽管这些数字用心算也是简单而一目了然的。只有自己明白，这每一个简单的数字意味着已经付出了什么代价或将要付出什么代价。每一个数字就是一座已翻越的大山或将要征服的大山。认真地演算这些算术的时候，就像一个迷信的占卜师和一个财迷心窍的生意人。这也是紧张写作过程中一种小小的自娱活动。

是的，紧张的思维和书写所造成的焦虑或欣快已经使精神进入某种谵妄状态。上厕所是一种小跑，到厕所后，发现一只手拿着笔记本，一只手拿着笔；赶忙又一路小跑回到工作间放下“武器”，再一路小跑重返厕所。有时进厕所，惊动了这里的长期住户——老鼠，则立刻又有一番大动乱，惊恐地立在便池旁反应不过来眼前发生了什么事，一直要五六分钟才能恢复正常。以后进厕所时，为了免受惊吓，就先用脚在厕所门上狠狠踹几下，以便让那些家伙提前“回避”。

白天，矿医院的院子里正在搞基建，各种机器人声嘈杂成一片。进入工作后，这些声音似乎就不存在了。这时最怕外来人的干扰。好在医院的人很懂规矩，我工作时，从没有人进我的房间。

可是某一天，我的黄金时间里，突然闯进来一个手执某新闻单位临时记者证的人要采访我。我一再给他解释，但无济于事，他反而坐在对面的沙发上准备和我“长期作战”。我已经失去了理智和耐心，站起来粗暴地抓住他，将他推搡着送出房间。

我坐回桌边，心在乱跳。我后悔我的无礼行为，但没有办法，如果我让他满意，我这一天就要倒霉了。我将无法完成今天的“生产任务”。今天完不成任务，将会影响以后的工作，我那演算的数字方程式将全部打乱变为另一张图表，这要给我带来巨大的精神痛苦。每一个人进行类似工作的时候，的确像进行一种神圣的宗教仪式，不允许有任何的骚扰出现，无论是别人还是自己破坏这种情绪都不能原谅。

无比紧张的工作和思考一直要到深夜才能结束。

凌晨，万般寂静中，从桌前站立起来，常常感到两眼金星飞溅，腿半天痉挛得挪不开脚步。

躺在床上，有一种生命即将终止的感觉，似乎从此倒下就再也爬不起来。想想前面那个遥远得看不见头的目标，不由得心情沮丧。这时最大的安慰是列夫·托尔斯泰的通信录，五十多万字，厚厚一大卷，每晚读几页，等于和这位最敬仰的老人进行一次对话。不断在他的伟大思想中印证和理解自己的许多迷惑和体验，在他那里寻找回答精神问题的答案，寻找鼓舞勇气的力量。想想伟大的前辈们所遇到的更加巨大的困难和精神危机，那么，就不必畏惧，就心平气静地入睡。

长卷作品的写作是对人的精神意志和综合素养的最严酷的考验。它迫使人必须把能力发挥到极点。你要么超越这个极点，要么你将猝然倒下。

只要没有倒下，就该继续出发。

23

连绵的秋雨丝丝线线下个不停。其实，从节令上看，这雨应该叫冬雨。

天很冷了，出山的农人已经穿戴起臃肿的棉衣棉裤。

透过窗玻璃，突然惊讶地发现，远方海拔高的峰尖上隐约地出现了一抹淡淡的白。

那无疑是雪。

心中不由得泛起一缕温热。

想起童年，想起故乡的初冬，也常常会有这样的时刻，冰冷的雨雾中蓦地发现山尖上出现了一顶白色的雪帽。绵绵细雨中，雪线在不断地向山腰扩展。狂喜使人由不得久久呆立在冷风冻雨中，惊叹大自然这神奇的造化。

对雨，对雪，我永远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深夜，一旦外面响起雨点的敲击声，就会把我从很深的睡梦中唤醒。即便是无声无息的雪，我也能在深夜的床上感觉到它的降临。

雨天，雪天，常有一种莫名的幸福感。我最爱在这样的日子里工作；灵感、诗意和创造的活力能尽情喷涌。

对雨雪的崇拜和眷恋，最早也许是因为我所生活的陕北属严重的干旱地区。在那里，雨雪就意味着丰收，它和饭碗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它和人的生命相关。小时候，无论下雨还是下雪，便会看见父母及所有的农人，脸上都不由自主地露出喜悦的笑容。要是长时间没有雨雪，人们就陷入愁苦，到处是一片叹息声，整个生活都变得十分灰暗。另外，一遇雨雪天，就不能出山，对长期劳累的庄稼人来说，就有理由躺倒在土炕上香甜地睡一觉。雨雪天犹如天赐假日，人们的情绪格外好，往往也是改善一下伙食的良机。

久而久之，便逐渐对这雨雪产生了深深的恋情。童年和少年时期，每当下雨或下雪，我都激动不安，经常要在雨天雪地里一无遮拦漫无目的地游逛，感受被雨雪沐浴的快乐。我永远记着那个遥远的大雪纷飞的夜晚，我有生第一次用颤抖的手握住我初恋时女朋友的手。那美好的感受至今如初。我曾和我的女友穿着厚厚的冬装在雨雪弥漫的山野手拉着手不停地走啊走，并仰起头让雨点雪花落入我们嘴中，沁入我们的肺腑。

现在，身处异乡这孤独的地方，又见雨雪纷纷，两眼便忍不住热辣辣的。无限伤感。岁月流逝，物是人非，无数美好的过去是再也不能唤回了。只有拼命工作，只有永不休止地奋斗，只有创造新的成果，才能补偿人生的无数缺憾，才能使青春之花即便凋谢也是壮丽的凋谢。

愿窗外这雨雪构成的图画在心中永存。愿这天籁之声永远陪伴我的孤独。雨雪中，我感受到整个宇宙就是慈祥仁爱的父母，抚慰我躁动不安的心灵，启示我走出迷津，去寻找生活和艺术从未涉足过的新境界。

24

雨雪天由于情绪格外好，工作进展似乎也很顺利。有许多突发的奇妙。有许多的“料想不到”。某些新东西的产生连自己也要大吃一惊。大的思路清楚以后，写作过程中只要有好的心绪，临场发挥就有超水平的表现，正如体育运动员们常有的那种情况。

面前完成的稿纸已经有了一些规模。这无疑是一种精神刺激。它说明苦难的劳动产生了某种成果。好比辛劳一年的庄稼人把第一摞谷穗垛在了土场边上，通常这时候，农人们有必要蹲在这谷穗前抽一袋旱烟，安详地看几眼这金黄的收成。有时候，我也会面对这摞稿纸静静地抽一支香烟。这会鼓舞人更具激情地将自己浸泡在劳动的汗水之中。

在纷飞的雨雪中，暖气咝咝地来了。真想大声地欢呼。这是我最向往的一种工作环境。房间里干燥温暖，窗外是雨雪组成的望不断的风景线。

每天的工作像预先安排好那样“准时”完成，有时候甚至奇妙到和计划中的页数都是一致的。

墙上那张工作日期表被一天天划掉。

情绪在猛烈地高涨，出现了一些令自己满意的章节。某些未来篇章中含混不清的地方在此间不断被打通。情节、细节、人物，呼啸着向笔下聚拢。笔赶不上手，手赶不上心。自认为最精彩的地方字写得连自己都难辨认。眼睛顾不上阅读窗外的风光，只盯着双水村、石圪节、原西城；只盯着熙熙攘攘的人物和他们的喜怒哀乐；窗外的风光只在感觉中保持着它另外的美好。分不清身处陈家山还是双水村。

这时候，有人给我打来了个长途电话，说秦兆阳先生和他的老伴来西安了。

这消息使我停下了笔。

几乎在一刹那间，我就决定赶回西安去陪伴老秦几天。当然，在当时的状态中，即使家里的老人有什么事，我也会犹豫是否要丢下工作回去料理。但是，我内心中对老秦的感情却是独特而不可替代的。

坦率地说，在中国当代老一辈作家中，我最敬爱的是两位：一位是已故的柳青，一位是健在的秦兆阳。我曾在一篇文章中称他们为我的文学“教父”。柳青生前我接触过多次。《创业史》第二部在《延河》发表时，我还做过他的责任编辑。每次见他，他都海阔天空给我讲许多独到的见解。我细心地研究过他的著作、他的言论和他本人的一举一动。他帮助我提升了一个作家所必备的精神素质。而秦兆阳等于直接甚至是手把手地教导和帮助我走入文学的队列。

25

记得一九七八年，我二十八岁，写了我的中篇处女作《惊心动魄的一幕》。两年间接连投了当时几乎所有的大型刊物，都被一一客气地退回。最后我将稿子寄给最后两家大刊物中的一家——是寄给一个朋友的。结果，稿子仍然没有通过，原因是老原因：和当时流行的观点和潮流不合。

朋友写信问我怎办？我写信让他转交最后一家大型杂志《当代》，并告诉他，如果《当代》也不刊用，稿子就不必再寄回，他随手一烧了事。

根本没有想到，不久，我就直接收到《当代》主编秦兆阳的一封长信，对我的稿子作了热情肯定，并指出不足；同时他和我商量（在地位悬殊的人之间，这是一个罕见的字眼），如果我不愿意改，原文就发表了，如果我愿意改动，可来北京。

怎么不改呢！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赶到了北京。热心的责任编辑刘茵大姐带我在北池子他那简陋的临时住所见到了他。

秦兆阳面容清瘦，眼睛里满含着蕴藉与智慧。他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但没有某种中国知识分子所通常容易染上的官气，也没有那种迂腐气。不知为什么，见到他，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伟大的涅克拉索夫。

秦兆阳是中国当代的涅克拉索夫。他的修养和学识使他有可能居高临下地选拔人才和人物，并用平等的心灵和晚辈交流思想感情。只有心灵巨大的人才有忘年交朋友。直率地说，晚辈尊敬长辈，一种是面子上的尊敬，一种是心灵的尊敬。秦兆阳得到的尊敬出自我们内心。

结果，他指导我修改发表了这篇小说，并在他力争下获得了全国第一届优秀中篇小说奖。

这整个地改变了我的生活道路。

现在他来西安，我必须回去。

赶快联系回西安的车。

令人焦急的是，连绵的阴雨使矿区通往外界的路都中断了。

众人帮忙，好不容易坐上一辆有履带的拖拉机，准备通过另一条简易路出山。结果在一座山上因路滑被拒七个小时不能越过，只好返回。

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我立在窗前，看着外面纷纷扬扬的雨雪，在心中乞求老秦的原谅。

因此原因，以后去过几次北京，都鼓不起勇气去看望这位我尊敬的老人。但我永远记着：如果没有他，我也许不会在文学的路上走到今天。在很大的程度上，《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这两部作品正是我给柳青和秦兆阳两位导师交出的一份答卷。

26

不知从哪一天起，晚饭后增加了一项新活动——到外面去散步半小时。

暮色苍茫中，从矿医院走出来，沿着小溪边的土路逆流而上，向一条山沟走去。走到一块巨型岩石前立刻掉过头，再顺原路返回来。

第一次散步的路线和长度被机械地固定了下来。那块巨型岩石就是终点，以后从不越“雷池”半步。这种刻意行为如同中了魔法，非常可笑。

整个散步的沿途，黄昏中几乎碰不见一个人。加之这地方本来就荒僻，一个人出没于其间的旷野，真像游荡的孤魂。如果碰上另外一个人，双方都会吓一跳。

最大的好处是，这样的时候这样的地方，不必装腔作势，完全可以放浪无形，随心所欲。大部分时间里，我都是一路高歌而行，并且手舞足蹈。自己随心编几句词，“谱”上曲调，反复吟唱。或者把某首著名的歌肆意歪曲，改变成另一种自己乐意的曲调。记得唱得最多的是一首毛泽东诗词改编的歌曲《沁园春·雪》。

接下来，发生了两个“危机事件”。

首先是刮胡子刀片。我一脸“匈奴式”胡须，每天早晨都得刮脸，但只带了一个刀片——原想煤矿肯定能买到这类生活日用品。没想到这里缺这东西。可把人整苦了。这个刀片勉强用了十几次后，每刮一次都很艰难，非得割几道血口子才算了事。

只好停止了这种痛苦。

但是几天不刮，胡须长得很长，不考虑美观，主要是难受。后来只好每个星期抽点时间，串游着到河岸边摆摊的剃头匠那里专意刮一次胡须。

另外，我的纸烟眼看就要抽完了，原来安顿好买烟的人却迟迟不能把烟捎来。

这是一个真正的危机。

对我来说，饭可以凑合着吃，但烟绝不可以凑合着抽。我要抽好烟，而且一个时期（甚至几年）只固定抽一个牌子的烟。我当时抽云南玉溪卷烟厂出的四盒装“恭贺新禧”牌。

任何意志坚强的人都有某种弱点，都有对某种诱惑的不能抗拒。烟就是一种专门征服人意志的强大武器。

我记得当年和柳青接触时，严重的肺心病已经使他根本不能再抽烟。但坚强的老汉无法忍受这个生活的惩戒，他仍然把纸烟的烟丝倒出来，装上一种类似烟叶的东西，一本正经地在抽，每次看见他貌似抽烟的神态，都忍不住想笑。

另一位作家杜鹏程（写此文时他刚逝世——愿他灵魂安息），当时也因病而停止了抽烟，并且受到了老伴的严密监视。但他有时忍受不了，会跑到我的宿舍来偷偷抽。正抽着，突然发现老伴走来，赶忙给我做个鬼脸，把烟在鞋底上擦灭，嬉笑中一脸惊慌地对我说：“文彬来了！”

作家王汶石我认识他时，他已经真正戒掉了烟（也是患肺气肿）。但据说戒烟时所下的决心之大，几乎等于是一次和命运的搏斗。别人戒烟是把烟扔掉或藏起来，听说王汶石当年戒烟是把所有的好烟都拿出来放在显眼而且随手可取的地方，看自己能不能被烟引诱。有一次危险到下意识中已把一盒烟剥开了，但还是忍住没抽。对于一个半夜起来小便后还要抽几支烟才能入睡的人，此等折磨的严重就可想而知了。

我最少在目前还没意志皈依不吸烟者的行列。

没有烟，我会“一事无成”。

眼看烟已到山穷水尽的程度，慌乱惊恐如同一只将要丧家的犬。

好在最后关头，烟终于捎来了。当时的心情就像一名弹尽粮绝的士兵看到了水、饼干和子弹同时被运到了战壕里。

27

写作中最受折磨的也许是孤独。

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矛盾体。为了不受干扰地工作，常常要逃避世俗的热闹；可一旦长期陷入孤境，又感到痛苦，又感到难以忍受。

一般情况下，我喜欢孤独。

我的最大爱好是沉思默想。可以一个人长时间地独处而感到身心愉快。独享欢乐是一种愉快，独自忧伤（模糊的）也是一种愉快。孤独的时候，精神不会是一片纯粹的空白，它仍然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情绪上的大欢乐和大悲痛往往都在孤独中产生。孤独中，思维可以不依照逻辑进行。孤独更多地产生人生的诗情——激昂的和伤感伤痛的诗情。孤独可以使人的思想向更遥远更深邃的地方伸展，也能使你对自己或环境作更透彻的认识和检讨。

当然，孤独常常叫人感到无以名状的忧伤。而这忧伤有时又是很美丽的。

我喜欢孤独。

但我也惧怕孤独。

现在，屈指算算，已经一个人在这深山老林里度过了很长一段日子。多少天里，没和一个人说过一句话。白天黑夜，一个人孤零零地待在这间房子里，做伴的只有一只老鼠。

极其渴望一种温暖，渴望一种柔情。整个身体僵硬得如同一块冰。写不下去，痛不欲生，写得顺利，欣喜若狂。这两种时候，都需要一种安慰和体贴。

尤其是每个星期六的傍晚，医院里走得空无一人。我常伏在窗前，久久地遥望河对岸林立的家属楼。看见层层亮着灯火的窗户，想象每一扇窗户里面，人们全家围坐一起聚餐，充满了安逸与欢乐。然后，窗帘一道道拉住，灯火一盏盏熄灭。一片黑暗。黑暗中，我两眼发热。这就是生活。你既然选择了一条艰难的道路，就得舍弃人世间的许多美好。

长长地吐出一声叹息，重新坐回桌前，回到那一群虚构的男女之间。在这样的时候，你描绘他们的悲欢离合，就如同一切都是你自己切身的体验和感受。你会流着辛酸的或者是幸福的泪水讲述他们的故事——不，在你看来，这已不是故事，而是生活本身。

有时候，夜半更深，突然从远处传来一声火车的鸣叫，便忍不住停下笔，陷入到某种遐想之中。这充满激情的声音似乎是一种召唤。你会想到朋友和亲人从远方赶来和你相会，以及月台上那揪心的期盼与久别重逢的惊喜。

有一天半夜，当又一声火车的鸣叫传来的时候，我已经从椅子上起来，什么也没有想，就默默地、急切地跨出了房门。我在料峭的寒风中走向火车站。

火车站徒有其名。这里没有客车，只有运煤车。除过山一样的煤堆和一辆没有气息的火车，四周围静悄悄地没有一个人。

我悲伤而惆怅地立在煤堆旁。我明白，我来这里是要接某个臆想中的人。我也知道，这虽然有些荒唐，但肯定不能算是神经错乱。我对自己说：“我原谅你。”

悄悄地，用指头抹去眼角的冰凉，然后掉过头走回自己的工作间——那里等待我的，仍然是一只老鼠。

28

终于要出山了。因为元旦即在眼前。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日子里，为了亲爱的女儿，我也得赶回去——其实这也是唯一的原因。

和这个煤矿、这个工作间告别，既高兴又难受。高兴的是，我终于要离开这个折磨人的地方。难受的是，这地方曾进行过我最困难、最心爱的工作，使我对它无限依恋。这是告别地狱，也是告别天堂。总之，这将是一个永远难以忘怀的地方。

寒冬中，我坐在越野车的前座上离开此地，怀里抱着第一部已写成的二十多万字初稿。透过车窗，看见外面冰天雪地，一片荒凉。记得进山时，还是满目青绿，遍地鲜花。一切都在毫无察觉中悄然消逝了，多少日子都没顾得上留意大自然的变异。没有遗憾，只有感叹。过去的那段时光也许是一生中度过的最为充实的日子。现在应该算作是一个小小的凯旋。

又回到了熟悉的都市。一切都让人感到眼花缭乱。到处是匆忙或悠闲的人群。矫健潇洒的青年人，满面红光的中年人，自得其乐的老年人。洪水般的车流，蜂窝似的噪音。最让人眼馋的是街道两边店铺里堆积着的那些吃喝。平时身处城市，对于那些陈年积月的副食品并不会产生兴趣，但对一个啃了许多日子冷馒头的人来说，一切都是美味珍馐。

无论如何，城市是人类进步的伟大标志。久住于其间，也许让人心烦，可一旦离开它太久，又很渴望回到它的怀抱。当你从荒原上长时间流浪后重返大城市，在很远的地方望见它的轮廓，内心就会有许多温暖升起。最重要的是，无论是好是坏，这里有你的家。想着马上就要看见亲爱的女儿，两腿都有点发软。

短短几天假期（自己颁布的），兴奋得不知该干什么。首先到大街上的人群里瞎挤了几趟。

在街上的人群中无目的地行走，也算一个不常有的爱好。繁华热闹的街道，无论物还是人，都会给你提供大量的信息，给你许多启示和灵感。有时候，一篇文章写完了，题目不满意，就到大街上去“寻找”，往往会有意外的收获。思考问题有时也要改换一下环境。大部分时间需要安静，有时候在嘈杂声中更能集中精神，只是应该身处一个陌生的环境，绝不能在一群熟人之中，因为一旦掉入思考的深渊，就往往难以顾及世俗的礼貌。我曾经为此得罪过不少爱面子的绅士。即使在机关，陷入写作的苦恼时，也常常会路遇同辈、长辈忘了问候一声，被人评论为“骄傲”——上帝作证，这确实是无意间犯下的错误。

接下来，该弥补一下所欠孩子的感情。于是，在床铺上地板上变作一匹四肢着地的“马”或“狗”，让孩子骑着转圈圈爬，要么，让孩子骑在脖项里，扛着她到外面游逛。孩子要啥就给买啥——这显然不合教育之道，但又无法克制。

春节过后不久，就又进入周而复始的沉重。在以后的几年里，我再也没有能纯粹地休息这么长的时间。

29

第一部初稿终于完成了。就自己来说，这可是一个历史性的成就。望着桌上的一大摞稿纸，内心很是激动。虽然就全书的工作量来说，它只是六分之一（每部两稿），但这是迄今为止所进行的最长一次远征，现在，终于在这个地方结束了一个段落。

抄写第二稿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享受”，尽管就每天的劳动量和工作时间来说，比第一遍稿要付出的更多。这主要是一种体力的付出，脑力相对来说压力要小一些。写第一稿，前面永远是一片不可知的空白，写完今天，还不知道明天要写什么。现在，一切都是有依据的，只是要集中精力使之更趋完善。

第一稿不讲究字写得好坏，只要自己能辨认就行了，当时只是急迫而匆忙地在记录思想。第二稿在书写形式上要给予严格的注意。这是最后一道工序，需要重新遣词酌句，每一段落，每一句话，每一个词，每一个字，都要反复推敲，以便能找到最恰当最出色最具创造性的表现。每一个字落在新的稿纸上，就应该像钉子钉在铁板上。一笔一画地写好每一个字，慢慢写，不慌不忙地写，一边写一边闪电似的再一次论证这个词句是否就是唯一应该用的词句。个别字句如果要勾掉，那么涂抹的地方就涂抹成统一的几何图形，让自己看起来顺眼。一切方面对自己斤斤计较，吹毛求疵，典型的形式主义。但这里面包含着一种精神要求。一座建筑物的成功，不仅在总体上在大的方面应有创造性和想象力，其间的一砖一瓦都应一丝不苟，在任何一个微小的地方都力尽所能，而绝不能自欺欺人。偷过懒的地方，任你怎么掩饰，相信读者最终都会识别出来。

整个抄写工作更接近机械性劳动。每天的任务总是那么多。中午一吃完饭就伏案抄写。晚饭后继续进行一直到凌晨。

为了不受干扰，在机关院子借了一间别人搁置不用的房间。房间是老式的，据说有七八十年的历史，冬无暖气夏不透风，里面呈长方形，采光很不好，白天也得开两个灯。资料、书籍、生活用具都各就其位，固定不变，感觉完全是一个手工作业的工场。这里在别人看来是乱七八糟，在我眼里则是“井井有序”。

抄写到手僵硬的时候，停下来烧一杯咖啡。脑子一片空白，两眼直直地对着墙壁，慢慢喝这杯咖啡，是一天中最愉快的一个瞬间。邻居一个小男孩不时进来捣乱一番，顾不上和他纠缠，每次拿两块方糖来换取几小时的安宁。

凌晨，从工作间出来，累得弯腰佝背，穿过一片黑暗向家属楼走去。嘴里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声疲劳的叹息。有时候，立在寂静无声的院子里，感到十分凄凉。想想过一两个小时天就大亮，到处一片沸腾，人们将开始新的一天，而我却会拉起窗帘，陷入死一般的沉睡中。

是的，我已经完全脱离了正常人的生活规律，感觉一直处在黑暗之中。我渴望明媚的阳光照耀着我。

体力已经明显地不支，深夜上楼的时候，手扶着栏杆，要在每一个拐角处歇一歇，才能继续往上走。

30

当你竭力想逃避各种干扰以使自己全身心投入工作的时候，无数干扰却会自动找上门来，让你不得安宁。

最可怕的是那些沾亲带故的人。他们并不忙，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找你的麻烦。你在这里虚构别人的故事，他们在远方的山乡圪里虚构你的故事。据说我的“官”熬大了，为我设立了好几道岗，栽绒地毯一直铺到机关大门口，吃饭时用的是金碗银勺象牙筷子，专车上刻着“路遥专用”几个字。这已经是伊丽莎白二世的待遇了。他们谁能相信我披一件旧棉衣浑身酸疼龟缩在一个破房子里，一天有时只凑合着吃一顿饭，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呢？

于是，他们纷纷找上门来，叫你安排工作，问你要钱，让你给某某人写信解决某某问题。我越来越失去耐心，有时真想对他们歇斯底里发作一通。

亲戚，这个词至今一提起来都让人不寒而栗。我曾在《平凡的世界》中借孙少平的口评论道：“人和人之间的友爱，并不在于是否是亲戚。是的，小时候，我们常常把亲戚这两个字看得多么美好和重要。一旦长大成人，开始独立生活，我们便很快知道，亲戚关系常常是庸俗的：互相设法沾光，沾不上光就翻白眼；甚至你生活中最大的困难也常常是亲戚们造成的。生活同样会告诉你，亲戚往往不如朋友对你真诚。”也许这些情绪极端了一些。记得俄罗斯伟大诗人普希金在《欧根·奥涅金》中对此也有过类似的情绪。我想有人会反对这种看法，但肯定会有人支持这种看法。姑且作为一个有争议的题目留给读者去评说。

另一种干扰出自周围的环境。说实话，文学圈子向来不是个好去处。这里无风也起浪。你没成就没本事，别人瞧不起；你有能力有成绩，有人又瞧着不顺眼；你懒惰，别人鄙视；你勤奋，又遭非议；走路快，说你趾高气扬；走路慢，说你老气横秋。你会不时听到有人鼓励出成果，可一旦真有了成果，你就别再想安宁。这里出作家，也出政客和二流子。一事无成可能一生相安无事并可能种豆得瓜。在这样一种机关，最有趣的现象之一是：孩子们最忙，晚睡早起，勤于功课；其次是太太们忙，早出晚归，忙于上班；最不忙的就是文人先生，可以一杯清茶从早喝到晚。

如果有人企图“成名成家”，不免会有暗潮涌动，让你大乱方寸。由于各人对生活的理解大有差异，这些冲突就是自然现象。

虽然文学圈子并非全都如此，但也不是言过其实。这些地方虽听不见枪炮之声，但有许多“看不见的战线”。毫无疑问，我国的文学体制也需要深刻的改革。这当然是后话了。

在当时的状况中，我无力对所有的一切做出反应。为了完成作品，即使有屎盆子扣在你头上，也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坚信生活将最终会对是非做出判断。

31

但最大的压力还是来自文学形势。我知道，我国文学正到了一个花样翻新的高潮时刻。其变化之日新月异前所未有。文学理论仍然“大于”文学创作。许多评论文章不断重复谈论某一个短篇或中篇，观点大同小异。

很多人在愤愤不平地抨击瑞典皇家科学院那几位年迈的老人，为什么不理会中国当代文学这些成就？

于是，找来这些作品中的一些代表作，抽空翻了翻。的确有些很不一般的表现。但无疑和卡夫卡、乔伊斯、福克纳、海明威、西蒙、塞拉、伯尔、伦茨、辛格、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略萨等西方和拉美现代派大师比较，还有相当大距离，更谈不到超越。

可是，必须正视我国文学发展的这个现实。作为作家，绝不能狭隘地对待各种不同的文学观点和创作，而要认真分析，认真思考。只有看清你所处的环境，才有可能看清你自己。别人不是唯一的，你也不是唯一的。

问题又回到了写作前的那个老地方——只能按自己的方式从事自己的工作。

当然，这种巨大的压力是相当严酷的。你感到你完全被抛在了一个无人知晓的黑暗的角落里，似乎不仅仅是用古典式的方法工作，而自己也已经变成了一件入土的文物。这间黑暗的作坊就是象征。只差几张蜘蛛网了。

好在第一部全部完稿了。

暂时把桌面完全清扫干净，只留下二十本稿纸放在那里。

静静地抽了一个下午纸烟，不停地喝了许多杯咖啡，然后一个人在苍茫的暮色中来到古城墙下的环城公园。望着满城灯火，想了许多事。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别人的、家庭的、个人的；社会的、国家的、世界的。只有这个时候，才完全离开作品，可以想想别的事了。同时想到应该用一整天时间去买几身衣服，买一点像样的生活用品，把自己打扮一下。一年多来，一切生活都是凑合着过，连件换洗的衬衣都没时间去买。

并不是完全轻松了下来。

没有。远远没有。

更严峻的问题就横在面前。

按当时的文学形势，这部书的发表和出版是很成问题的。首先当然是因为这部书基本用所谓“传统”的手法表现，和当时大的文学潮流背逆；一般的刊物和出版社都对新潮作品趋之若鹜，不会对这类作品感兴趣。另外，全书共三部，这才是第一部，谁知后面两部会是什么样子——关于这一点，说实话，连我自己也不踏实，怎么能让人家信任呢？更重要的是，全书将有一百万字，这么庞大的数字对任何一家出版单位（尤其是杂志）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有些杂志和出版社已表现出回避的态度，我完全能理解。

大概由于我曾是《人生》的作者，还有一定程度的可信任性，因此问题还算顺利地解决了。我至今仍然怀着深深的敬意感谢当时《花城》杂志的副主编谢望新先生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李金玉女士，他们用热情而慷慨的手接过了这本书稿，使它能及时和读者见面。

32

第一部发表和出版后的情况在我的意料之中。文学界和批评界不可能给予更多的关注。除过当时的文学形势，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如前所述是因为这是全书的第一部，它不可能充分展开，更谈不到有巨大高潮出现。评论界持保留态度是自然的。

不过，当时还是有一些我国重要的批评家给予第一部很热情中肯的评论。这里我主要指出北京的三位，他们是蔡葵、朱寨和曾镇南。

蔡葵是我国主要研究当代长篇小说的专家，他可能在完全掌握我国长篇小说的大背景上来考察一部作品。因此，他的意见是十分重要的。他自始至终关注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给了我许多鼓励和关怀。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这些帮助对我来说是极其宝贵的。朱寨是一位很有造诣且经验丰富的老一代文艺批评家。从中篇小说《人生》开始，他就给予我的创作以十分深刻的理解和评价。他和蔡葵一起为《平凡的世界》得到某种承认而竭尽了全力，这是我永远难以忘怀的。另一位当时很瞩目的批评家曾镇南，对于这部书有十分透彻的理解，并对第一部写了一篇重要的批评文章。他的分析和批评使人心服。

我国几位当代重要批评家的理解，使我在冷落中没有丧失信心。

当然，从总的方面看，这部书仍然是被冷落的。包括一些朋友，对我有一种说不出的疑虑，我也完全能感觉来这一点。

我是心平气静的，因为原来我就没抱什么大希望。而眼前这种状况，也不能算失败。最重要的是，我自己心里很清楚，对第一部的某些疑问，正是二三部我将要解决的。我不能要求别人耐心等待我的工作，但我要耐心准备解决许多问题。

这样，便产生了一种急迫感，急迫地想投入下面的工作。我想我能给挑剔的批评界提供一些比第一部更好的东西。

客观地说，尽管第一部我已费尽心机竭尽了全力，但终究是没有经验的产物，很多地方有遗憾，甚至是笨拙的。另外，按老托尔斯泰的原则，第一部我是有节制的。现在看来，它虽然没有满足批评界的期望，但为我下面的描写和展开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在我的心中，三部已是一个统一体，我已经看见了书的全貌。因此，就不能对批评界的意见过分计较，他们只是就现在的第一部发表看法。

总之，第一部的发表和出版，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大欢乐，也没有遭受巨大打击的感觉。它只带来某种刺激，促使我以更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下面的工作。

我急迫地、但也更缜密地开始重新检讨第二第三部的构思内容。许多原来苦心经营并十分满意的构建被毫不犹豫地推倒。有些河流被引向了新的河床，甚至整个地改变了流向。有些素材显然成了一堆废物，而新的空缺需要马上补充。

至于从《人生》开始一直到后来某些评论向我提出的一些重大责难，他们仍然没有能说服我。由于我忙于自己的创作，没有精力和他们“抬杠”，只能任他们去说。

现在，我也许就一两个主要问题可以谈谈自己当时的认识了。

33

从《人生》以来，某些评论对我的最主要的责难是所谓“回归土地”的问题。通常的论据就是我让（？）高加林最后又回到了土地上，并且让他手抓两把黄土，沉痛地呻吟着喊叫了一声“我的亲人哪……”由此，便得到结论，说我让一个叛逆者重新皈依了旧生活，说我有“恋土情结”，说我没有割断旧观念的脐带，等等。

首先应该弄清楚，是谁让高加林们经历那么多折磨或自我折磨走了一个圆圈后不得不又回到了起点？

是生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而不是路遥。作者只是力图真实地记录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中发生了什么，根本就没打算（也不可能）按自己的想象去解决高加林们以后应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同样应该由不断发展的生活来回答。作者真诚地描绘了生活，并没有“弄虚作假”，同时还率直地表达了自己的人生认识，这一切就足够了。高加林当时的生活出路，不仅我无法回答，恐怕政治家也未见得有高明的回答。站在今天来阔谈高加林的这一问题当然容易，连街头卖菜的大娘都知道他未必就一定要回到土地上去——何必要摆出一副事后诸葛亮的架势来郑重“指出”。要是这样来论证作品，除过科幻小说家，所有的作家都属“旧观念”。

另外，高加林虽然回了故乡的土地（当时是被迫的），但我并没有说他就应该永远在这土地上一辈子当农民。小说到此是结束了，但高加林的人生道路并没有在小说结束时结束；而且我为此专门在最后一章标了“并非结局”几个字。

至于高加林最后那一声沉痛的呼喊，那是人物在特定环境和心境下的真情流露。首先不应该谈论是否应该有这一声呼喊，而应该讨论这声呼喊是真情的流露还是伪饰的矫情。实际上，这声喊叫混含着人物许多复杂的思想情绪，并不像某些偏执的批评从观念上看到的那么简单；其中主人公的难言之隐一般读者即可体味。

换一个角度说，高加林为什么就不应该有一点所谓的“恋土情结”？即便这土地给了他痛苦，但他终究是这土地养育大的，更何况这里有爱他的人，也有他爱的人。他即使想远走高飞而不成，为什么就一定要诅咒土地？如果是这样，那这个人就是精神变态者，而不是一个正常人。任何一个出身于土地的人，都不可能和土地断然决裂。我想，高加林就是真的去了联合国，在精神上也不会和高家村一刀两断。

由此，引出了另外一个话题，即如何对待土地——或者说如何对待生息在土地上的劳动大众的问题。

是的，我们最终要彻底改变我国广大农村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改变落后的生活观念和陈旧习俗，填平城乡之间的沟堑。我们今天为之奋斗的正是这样一个伟大的目标。这也是全人类的目标。

但是，不要忘记，在这一巨大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也将付出巨大的代价，其中就包含着我们将不得不抛弃许多我们曾珍视的东西。

这就是我们永恒的痛苦所在。

人类常常是一边恋栈着过去，一边坚定地走向未来，永远处在过去与未来交叉的界线上。失落和欢欣共存。尤其是人类和土地的关系，如同儿女和父母的关系。儿女终有一天可能要离开父母自己要去做父母，但相互之间在感情联系上却永远不可能完全割舍，由此而论，就别想用简单的理论和观念来武断地判定这种感情是“进步”的还是“落后”的。

34

那么，当历史要求我们拔腿走向新生活的彼岸时，我们对生活过的“老土地”是珍惜地告别还是无情地斩断？

这是俄罗斯作家拉斯普京的命题，也是我的命题。

哲学的断定是一回事，艺术的感受是另一回事。艺术家的感受中可能包含哲学家的判定，但哲学家的判定未见得能包含艺术家的感受。理性与感情的冲突，也正构成了艺术永恒的主题。

拉斯普京曾写了《告别马拉礁》，揭示的正是这一痛苦而富于激情的命题。

我迄今为止的全部小说，也许都可以包含在这一大主题之中。《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卷六第三十章可以看做是我从一个侧面专门为此而写的一个小小的“特写”。

我国不幸的农村问题是历史形成的；是古老历史和现当代历史形成的。政治家、哲学家和经济学家都可以理性地直接面对“问题”，而作家艺术家面对的却是其间活生生的人和人的感情世界。

毫无疑问，广大的落后农村是中国迈向未来的沉重负担。

但是，这个责任应由历史承担，而不能归罪于生活在其间的人们。简单地说，难道他们不愿意像城里人一样生活得更好一些吗？命运如果把他们降生在城市而把现在的城里人安排到农村，事实又将会怎样？城里人无权指责农村人拖了他们的后腿。就我国而言，某种意义上，如果没有广大的农村，也不会有眼下城市的这点有限的繁荣。

放大一点说，整个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在内）不就是全球的“农村”吗？

因此，必须达成全社会的共识：农村的问题也就是城市的问题，是我们共有的问题。

这样，从感情上说，广大的“农村人”就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也就能出自真心理解他们的处境和痛苦，而不是优越而痛快地只顾指责甚至嘲弄丑化他们——就像某些发达国家对待不发达国家一样。

作为血统的农民的儿子，正是基于以上的原因，我对中国农民的命运充满了焦灼的关切之情。我更多地关注他们在走向新生活过程中的艰辛与痛苦，而不仅仅是到达彼岸后的大欢乐。我同时认为，文学的“先进”不是因为描写了“先进”的生活，而是对特定历史进程中的人类活动做了准确而深刻的描绘。发达国家未必有发达的文学，而落后国家的文学未必就是落后的——拉丁美洲可以再次作证。

我们看到，出现了一些新的概念化或理论化倾向的作品，而且博得了一些新理论“权威”的高度赞扬。某些批评已经不顾及生活实际上是怎么个样子，而是看作品是否符合自己宣扬的理论观念。那么，我们只能又看到了一些新的“高大全”——穿了一身牛仔服的“高大全”或披了一身道袍的“高大全”，要不就是永远画不好圆圈的“高大全”。

而特定历史和社会环境中不同人的生活到底怎样，这正是文学应该探求的。他们类似或不同的思想、欲望、行为、心理、感情、追求、激情、欢乐、沉沦、痛苦、局限、缺陷；他们与社会或自然环境的矛盾，与周围其他人的矛盾，自身的矛盾；等等。我们会发现十恶不赦的坏蛋不是很多，但“完人”几乎没有。这就是实际生活中的人。他们不可能超越历史、社会现实和个人的种种局限。

正因为如此，我们前面谈论的高加林们当时就只能是那样，而不会按某些批评所要求的那样。以后，既不是作家的原因，也不是批评家的原因，仍然是因为社会生活发展的原因，千千万万的高加林们还要离开土地，而且可能再不返回。但是，我敢肯定地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和土地的感情也仍然只能是惋惜地告别而不会无情地斩断。

35

在第二部开始写作之前，根据新的（不可避免的）结构调整，还需要补充新的素材。首先是大学的环境，因为这一部要写到大学生活。

尽管我也有过大学生活，而且也熟悉其间的一般性情况，但要具体进入艺术描写，就要有一个较为确定的环境，这样会更方便一些。

决定采访西北工业大学。这所大学和孙兰香将要上的大学性质基本一致——有关航空航天的专业性大学。如果不是时间限制，还打算随实习的学生去四川西昌或甘肃酒泉的国家卫星发射中心去采访。

在一群男女大学生朋友的帮助下，我尽量在短时间内熟悉了这个大学的基本情况：教学，生活起居，课程安排，各种场所的方位、格局、相互间的距离，一天二十四小时的活动全过程，等等。然后和他们交流思想，涉及学习、生活、理想、恋爱以及有关他们的现实和未来的种种问题。将一切搜集到的材料统统夹在笔记本里，其中甚至有课程表和饭菜安排表。加上原有的资料，立刻建立起一个有关大学情况的材料袋。直到我感觉能自由地描写这里的环境和生活时才结束了这次紧张的采访。

另一个头痛的问题是，第二部一开始就要直接描写省委书记的生活。

这一级领导干部我以前只是皮毛地接触过，深交的人很少，或者说基本没有。我较为熟悉的是地县乡镇及农村的各级头面人物。省委这一级领导人的一般性生活对公众来说已有相当的“神秘”性。

通常的工作和社会活动环境我可以为他们“设计”，但他们的家庭环境和生活起居我无法靠想象来解决。

必须想办法最少到一个这样的人家走一走，以便在描写他们的时候有一种感性的依据。

省委大院警备森严，作为一个普通人怎么可能去随便“串门”？

但我一定得串这次门。如果不能正面踏进家门，用“特工”方式也得进行这次“刺探”。当然，要尽量避免任何“不道德”行为。

马上开始在外围寻找能通向这个大院的熟人关系。

终于在文学圈里找到了一位女士，她由于父母的关系和省委书记一家人很熟。省委书记我也认识，但并无深交。

不能正面去约见，这样，他会把你“固定”在他的客厅里，而你又无任何问题要他解决，根本达不到熟悉他家庭环境的目的。

最后，这位女士出主意说，等省委书记一家人外出，只留保姆一人的时候，我们可以假装找省委书记而乘机在他家里“溜达”一圈。

好主意。

于是，等这个机会一到来，我便和她“潜入”本省的“第一家庭”，开始了这次“惊险”的“深入生活”活动。

一切都很顺利。这位女士以省委书记家的熟人和常客的身份使保姆信任地领着我们“参观”了这个家庭的角角落落，并向她询问了这个家庭日常生活的许许多多细节。

估计主人快要回家的时候，我们便悄悄溜了出来。心里不由得冒出了毛泽东的两句诗：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36

第二部第一稿的写作随即开始。

这次换了地方，到黄土高原腹地中一个十分偏僻的小县城去工作。

正是三伏天，这里的气候却特别凉爽。我在县武装部院子里的角落里找了一孔很小的土窑洞，阴凉得都有点沁人肌肤，不得不每天生一小时火炉。三伏天生火炉可算奇迹——但这却是真的。

工作规律在写第一部时已经基本建立起来，许多方面习惯成了自然，不必为一些形式上的小事而大费心机。

心理状态异常紧张，因为我意识到，第二部对全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体力和精神都竭力让其运转到极限，似乎像一个贪婪而没有人性的老板在压榨他的雇工，力图挤出他身上的最后一滴血汗。

从大战略上说，任何作战过程中的中间部分是最困难也是最重要的。它是胜败的关键。比如足球比赛，最艰难的争夺也在中场。在现代足球运动中，几乎所有的队都把主要的力量投放在中场。如果中场部分是弱的，那么前锋即使有天才表演也常常抓不住制胜的机会。

长卷小说中的一种现象是，有特别辉煌的开卷和壮丽的结束，但中间部分却没有达到同样的成绩，这在很大程度上会给读者带来难言的遗憾。我个人觉得，天才作家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似乎就有这种不满足。

不管能否达到目的，我认识到，对于《平凡的世界》来说，第二部是桥梁，但不能成为一种过渡。它更应该在正面展开尽可能宽阔的冲突，有些人物甚至在第二部就应基本完成他们的“造像”。

人物关系之间和人物自身的心理冲突大规模地交织在一起，其纷繁错综有点“会战”的性质。好像一个人摆开好多摊象棋，不断调换角色和位置来下这些棋。在一片纷乱中得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强的意志来进行。精心地组织“混乱”。审慎地挽结并梳理网结。在大片的刈割中细致地“捡漏”。悉心地拦蓄后又恣意汪洋般放脱。在一些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以更大的勇气投入。在一些上下都平坦的道路上故意为自己投置似乎不可逾越的障碍。之后，经过巨大繁复劳动和精神折磨仍然能穿过去的地方，就可能取得较为满意的成果。

体力在迅速下降，有时候累得连头也抬不起来。抽烟太多，胸脯隐隐作痛。眼睛发炎一直未好，痛苦不堪。

想到了锻炼。方式却过分极端，每天下午晚饭后去爬城对面那座最高的山，而且不走正路，专门寻找了一条羊肠小道。山路崎岖，攀登相当吃力。这山被茂密丛林覆盖，也没有农田，大热天不会有任何人出现在这里。于是一到半山腰的树丛中，就脱得赤条条只穿一件裤衩，像非洲丛林里的土著生番。

爬上山顶最高处的那一方平台，先抽一支烟，透过小树林望一会儿县城街道上蚁群般走动的人，然后做一套自编的“体操”。如果当时有人发现太阳西沉的时候，此地有个赤身裸体的家伙做出一些张牙舞爪的动作，一定会大吃一惊。

下山回到宿舍，用先备好的一桶凉水冲洗完身子，再开始工作。

这种锻炼方式在当时体力不支的情况下，是十分有害的。它实际上加速了体力的崩溃。如此极端锻炼身体的方法是过去从少年毛泽东那里受到的启发。记得十几岁时，就曾在暴雨雷电中一个人爬上山让瓢泼大雨淋过自己，雷声和闪电几乎就在咫尺之间；也曾冒险从山顶几乎不择道路地狼奔豕突蹿冲下来，以锻炼在危难瞬间思维和行动的敏捷与谐调，或者说选择生存的本领。没想到十几年后竟然又做了这样一次类似的“少年狂”。

37

第二部的初稿是在精神、精力最为饱满的状态下完成的。这是一次消耗战。尤其对体力来说，几乎动用了所有的“库存”。自我感觉要比第一部好。这是一个很大的安慰。这时候，才感到踏入了创作生涯的一个新阶段。《人生》对自己的笼罩真正散淡下来，似乎已是一个遥远的事件。

身体的变化是十分明显的。不用照镜子也知道苍老了许多。走路的速度力不从心；饭量也减少了不少。右边的眼睛仍然在发炎，难受得令人发狂。医生认为是思维长期集中焦虑而造成的，建议我停止工作和阅读。无法接受这个忠告。

倏忽间明白，所谓的“青年时代”就在这瞬间不知不觉地永远结束了。想起了叶赛宁伤感的诗句：“不惋惜，不呼唤，我也不啼哭；金黄色的落叶堆满我心间，我已经再不是青春少年……”

突然接到中国作家协会的通知，让我三四月间出访联邦德国。这期间正是我准备休整的空当时间，因此很乐意进行这个别致的活动。

这是我第一次走出国门，因此有许多个人的“第一次”——比如第一次穿西装等等。

西德的访问使我大开眼界，感觉似乎置身于另外一个星球的生活。思维的许多疆界被打破了，二十多天里，几乎跑了所有重要的大城市和一些著名的小地方，并且穿过“冷战”时期东西方的界标“柏林墙”到东柏林去玩了一天。

作为一个有独立人生观的人，我对所看到的一切都并不惊讶。我竭力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里寻找与我熟悉的那个世界的不同点和相同点，尤其是人性方面。

一切都是这样好，这样舒适惬意。但我想念中国，想念黄土高原，想念我生活的那个贫困世界里的人们。即使世界上有许多天堂，我也愿在中国当一名乞丐直至葬入它的土地。

在异邦公园般美丽的国土上，我仍在思考我的遥远的平凡世界里的那些衣衫褴褛的人物，甚至好笑地想象，如果让孙玉亭或王满银走在汉堡的大街上会是一种什么状态？

二十多天的访问已足够了。我急迫地想回去进行第二部第二稿的工作，其心情就像外出的妇女听见了自己吃奶孩子的啼哭声。是的，没有什么比我的工作更重要。

有件事值得一提，就是我在慕尼黑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观看了一场十分精彩的足球比赛。我曾热爱的球星鲁梅尼格（他当时效力拜仁慕尼黑队）也上了场，并且给对手纽伦堡队的大门送进去第一个球。

在法兰克福一下飞机，我就向德方陪同人员提出看一场足球赛，他们热情周到地满足了我的这个愿望。至今想起这场球赛都使我激动不已。

在一切体育运动中，我只对高水平的足球比赛心醉神迷。它是人类力量和智慧的最美好的体现。它是诗，是哲学，是一种人生与命运的搏击。

访问结束，从北京一下飞机，听见满街嘈唠的中国话，我的眼泪就在眼眶里旋转。走了全世界最富足的地方，但我却更爱贫穷的中国。

原来打算从北京直接坐飞机到延安，而且想直接走到某个山村的土窑洞里，以体验一下从“天堂”突然降落到“地狱”的感受，但因西安家中有事，这点“罗曼蒂克”的想法未能实现。

38

又回到了机关院内那间黑暗的“牢房”，开始第二部第二稿的工作。为了得到一些自然光线，一整天都大开着门。

激奋与凄苦交织在一起。

对待自己的工作，不仅严肃，而且苛求。一种深远的动力来自对往事的回忆与检讨。时不时想起青少年时期那些支离破碎的生活，那些盲目狂热情绪支配下的荒唐行为，那些迷离失落的伤感和对未来的渺茫无知。一切都似乎并不遥远，就发生在昨天。而眼下却能充满责任感与使命感，从事一种与千百万人有关系的工作，这是多么值得庆幸。因此，必须紧张地抓住生命黄金段落中的一分一秒，而不管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现在我已全然明白，像我这样出身卑微的人，在人生之旅中，如果走错一步或错过一次机会，就可能一钱不值地被黄土埋盖；要么，就可能在瞬息万变的社会浪潮中成为无足轻重的牺牲品。生活拯救了我，就要知恩而报，不辜负它的厚爱。要格外珍视自己的工作和劳动。你一无所有走到今天，为了生活慷慨的馈赠，即使在努力中随时倒下也义无反顾。你没有继承谁的坛坛罐罐，迄今为止的一切都是靠自己的劳动所获。应该为此而欣慰。

为了这所有的一切，每一天走向那个黑暗可怕的“作坊”，都应保持不可变更的状态；庄严的时刻就在今天。

我的难言的凄苦在于基本放弃了常人的生活。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不能陪孩子去公园，连听一段音乐的时间都被剥夺了，更不要说上剧院或电影院。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机关院子里空无一人，在这昏暗的房间里像被抛弃了似的龟缩在桌前，毫无意识之中，眼睛就不由得潮湿起来。

除过劳累，仍然存在一个饥饿问题。没想到在煤矿没啥可吃，回到城里工作还是没啥可吃。不是城里没有吃的——吃的到处都是。主要是没有时间正点吃饭。生活基本得靠自己料理。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而且常常拖在晚上十点钟左右（再迟一点夜市就关闭了）。

在西安当年大差市那一大片夜市上，许多卖吃喝的小摊贩都认识我。我不止一次吃遍几乎所有能吃的小摊子，只是人们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想，从外貌上和那种狼吞虎咽的吃相，他们大概会判断我是蹬三轮车的师傅。吃这些饭花钱不少，但绝不是一种享受。尤其是卫生，那简直不能提说，每次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赶紧吞咽完。时至今日，我从很远的地方看见夜市，就想呕吐。

有时候，因为顺利或者困难，不知不觉就到了夜间十二点钟。夜市去不成了，又无处寻觅吃的东西，只好硬着头皮到没有入睡的同事家里要两个冷馍一根大葱，凑合着算吃了一顿饭，其狼狈如同我书中流落失魄的王满银。

顺便说一说，我吃饭从不讲究，饮食习惯和一个农民差不多。我喜欢吃故乡农村的家常便饭，一听见吃宴会就感到是一种负担，那些山珍海味如同嚼蜡，还得陪众人浪费很长时间。对我来说，最好能在半小时以内吃完一顿饭。有时不得不陪外宾和外地客人上宴会，回来后总得设法搞点馍或面条才能填饱肚子。但我也有一些“洋爱好”，比如喝咖啡就是一例，消费观念是顺其自然，完全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从不刻意计算攀比。可以用一百元钱买一条高级香烟供“关键”的几天抽，也可以用五十元钱买一件仿羊皮夹克穿几个冬天——当然，从没有人相信我身上的皮夹克会是假的。

39

第二部完全结束，我也完全倒下了。身体状况不是一般地失去弹性，而是弹簧整个地被扯断。

其实在最后的阶段，我已经力不从心，抄改稿子时，像个垂危病人半躺在桌面上，斜着身子勉强用笔在写。几乎不是用体力工作，而纯粹靠一种精神力量在苟延残喘。

稿子完成的当天，我感到身上再也没有一点劲了，只有腿、膝盖还稍微有点力量，于是，就跪在地板上把散乱的稿页和材料收拾起来。

终于完全倒下了。

身体软弱得像一摊泥。最痛苦的是每吸进一口气都特别艰难，要动员身体全部残存的力量。在任何地方，只要坐一下，就睡着了。有时去门房取报或在院子晒太阳就鼾声如雷地睡了过去。坐在沙发上一边喝水一边打盹，脸被水杯碰开一道血口子。

我不知自己患了什么病。其实，后来我才知道，如果一个人三天不吃饭一直在火车站扛麻袋，谁都可能得这种病。这是无节制地拼命工作所导致的自然结果。

开始求医看病。中医认为是“虚”。听起来很有道理。虚症要补。于是，人参、蛤蚧、黄芪等等名贵补药都用上了。

三伏天的西安，气温常常在三十五度以上，天热得像火炉一般，但我还要在工作间插起电炉子熬中药。身上的汗水像流水一样。

工作间立刻变成了病房。几天前，这里还有一片紧张的工作气氛，现在，一个人汗流浃背默守在电炉旁为自己熬中药。病，热，时不时有失去知觉的征候。

几十服药吃下去，非但不顶事，结果喉咙肿得连水也咽不下去。胸腔里憋了无数的痰却连一丝也吐不出来。一天二十四小时痛苦得无法入睡，既吸不进去气，又吐不出来痰，有时折磨得在地上滚来滚去而无一点办法。

内心产生了某种惊慌。根据过去的经验，我对极度的身体疲劳总是掉以轻心。以前也有过类似的情况，每写完一个较长的作品，就像害了一场大病；不过，彻底休息一段时间也就恢复了。原想这次也一样，一两个月以后，我就可以投入第三部的工作。

现在看来，情况相当不妙。

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医生的身上。过去很少去医院看病，即使重感冒也不常吃药，主要靠自身的力量抵抗。现在不敢再耍二杆子，全神贯注地熬药、吃药，就像全神贯注地写作一样。

过去不重视医药，现在却对医药产生了一种迷信，不管顶事不顶事，喝下去一碗汤药，心里就得到一种安慰；然后闭目想象吃进去的药在体内怎样开始和疾病搏斗。

但是，药越吃病越重。

一个更大的疑惑占据了心间：是否得了不治之症？

40

我第一次严肃地想到了死亡。我看见，死亡的阴影正从天边铺过来。我怀着无限惊讶凝视着这一片阴云。我从未意识到生命在这种时候就可能结束。

迄今为止，我已经有过几次死亡的体验，但那却是在十分早远的年间，基本像一个恍惚的梦境一般被蓬勃成长的生命抹去了，好好什么也没有发生。

最早的两次都在童年。第一次好像在三岁左右，我发高烧现在看来肯定到了四十度。我年轻而无知的父母亲不可能去看医生，而叫来邻村一个“著名”的巫婆。在那个年龄，我不可能对整个事件留下完整的记忆。我只记得曾有一只由光线构成的五颜六色的大公鸡，在我们家土窑洞的墙壁上跑来跑去；后来便什么也没有看见，没有听见，只感到向一种无边无际的黑暗中跌落。令人惊奇的是，当时就想到这是去死——我肯定当时这样想过，并且理解了什么是死。但是，后来我又奇迹般活了，不久就将一切忘得一干二净。这件事唯一的后果就是那个巫婆更加“著名”了，并且成了我的“保锁”人——类似西方的“教母”。

第二次是五岁或六岁的时候。那时我已经开始了农村孩子的第一堂主课——劳动。我们那地方最缺柴烧，因此我的主要作业就是上山砍柴，并且小小年纪就出手不凡（后来我成为我伯父村上砍柴的第一把好手），为母亲在院子里积累下小小一垛柴火。母亲舍不得烧掉这些柴，将它像工艺品一样细心地码在院畔的显眼处，逢人总要指着柴垛夸耀半天，当然也会得到观赏者的称赞。我在虚荣心的驱使下，竟然跟一群大孩子到离村五里路的大山里去逞了一回能。结果，由于这种年龄还不能在复杂陡峭的地形中完满地平衡身体的重心，就从山顶的一个悬崖上滑脱，向深沟里跌了下去。我记得跌落的过程相当漫长，说明很有一些高度；并且感到身体翻滚时像飞动的车轮般急速。这期间，我唯一来得及想到的就是死。结果，又奇迹般地活下来了。我恰好跌落在一个草窝里，而两面就是两个深不可测的山水窖。

后来的一次“死亡”其实不过是青春期的一次游戏罢了。那时，我曾因生活前途的一时茫然加上失恋，就准备在家乡的一个水潭中跳水自杀。结果在月光下走到水边的时候，不仅没有跳下去，反而在内心唤起了一种对生活更加深沉的爱恋。最后轻松地折转身，索性摸到一个老光棍的瓜地里，偷着吃了好几个甜瓜。

想不到几十年后的今天，我却真正地面对这件事了。

死亡！当它真正君临人头顶的时候，人才会非常逼近地思考这个问题。这时候，所有的人都可能变成哲学家和诗人——诗人在伤感地吟唱生命的恋歌，哲学家却理智地说，这是自然法则的胜利。

41

但是，我对命运的无情只有悲伤和感叹。

是的，这是命运。

在那些苟延残喘的日子里，我坐在门房老头的那把破椅子里，为吸进去每一口气而拼命挣扎，动不动就睡得不省人事，嘴角上像老年人一样吊着肮脏的涎水。有的熟人用好笑的目光打量着我，并且正确地指出，写作是绝不能拼命的。而生人听说这就是路遥，不免为这副不雅相大惑不解：作家就是这个样子？

作家往往就是这个样子。这是一种并不潇洒的职业。它煞费人的心血，使人累得东倒西歪，甚至像个白痴。

痛苦。不仅是肉体上的，主要是精神上的。

产生了一种宿命的感觉——我说过，我绝非圣人。

这种宿命的感觉也不是凭空而生——这是有一定“依据”的。

我曾悲哀地想过，在中国，企图完成长卷作品的作家，往往都死不瞑目。伟大的曹雪芹不用说，我的前辈和导师柳青也是如此。记得临终之前，这位坚强的人曾央求医生延缓他的生命，让他完成《创业史》。

造成中国作家的这种不幸的命运，有属于自身的，更多的是由种种环境和社会的原因所致。试想，如果没有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耽搁，柳青肯定能完成《创业史》的全部创作。在一个没有成熟和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无论是文学艺术家还是科学家，在最富创造力的黄金年华必须争分夺秒地完成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因为随时都可能风云骤起，把你冲击得连自己也找不见自己。等这阵风云平息，你已经丧失了人生良机，只能抱恨终生或饮恨九泉了。此话难道是危言耸听？我们的历史可以无数次作证。老实说，我之所以如此急切而紧迫地投身于这个工作，心里正是担心某种突如其来的变异，常常有一种不可预测的惊恐，生怕重蹈先辈们的覆辙。因此，在奔向目标的途中不敢有任何怠懈，整个心态似乎是要赶在某种风暴到来之前将船驶向彼岸。

没有想到，因为身体的原因却不得不停止前进。本来，我对自己的身体一直是很自信的，好像身体并不存在。现在，它却像大山一样压得我抬不起头来。

心越急，病越重。心想这的确是命运。人是强大的，也是脆弱的。说行，什么都行；说不行，立刻就不行了。人是无法抗拒命运裁决的——也可以解释为无法抗拒自然规律的制约。

但是，多么不甘心！我甚至已经望见了我要到达的那个目的地。

出于使命感，也出于本能，在内心升腾起一种与之抗争的渴望。一年中，我曾有过多少危机，从未想到要束手就擒，为什么现在坐在这把破椅子里毫无反抗就准备缴械投降？

不能迷信大城市的医院。据说故乡榆林地区的中医很有名，为什么不去那里？这里三伏天热就能把人热死，到陕北最起码要凉爽一些。到那里病治好了，万幸；治不好，也可就地埋在故乡的黄土里——这是最好的归宿。

42

带着绝望的心情离开西安，向故乡沙漠里的榆林城走去。

几年来，第一次赤手空拳旅行。那些材料、资料、稿件、书籍和各种写作用具都从身上卸掉了。

但是，心理上的负担却无比沉重。

故乡，又回到了你的怀抱！每次走近你，就是走近母亲。你的一切都让人感到亲切和踏实。内心不由得泛起一缕希望的光芒。踏上故乡的土地，就不会感到走投无路。故乡，多么好。对一个人来说，没有故乡是不可思议的；即使流浪的吉卜赛人，也总是把他们的营地视为故乡。在这个创造了你生命的地方，会包容你的一切不幸与苦难。就是生命消失，能和故乡的土地融为一体，也是人最后一个夙愿。

黄沙包围的榆林城令人温暖地接纳了奄奄一息的我。无数关怀的乡音围拢过来，无数热心肠的人在为我的病而四处奔跑。当时的地委书记霍世仁和行署专员李焕政亲自出面为我作了周到安排。

我立刻被带到著名老中医张鹏举先生面前。

张老当时已七十高龄，是省政协委员，在本省中医界很有名气。

老人开始细心地询问我的感觉和先前的治疗情况，然后号脉，观舌。

他笑了笑，指着对面的镜子说：“你去看看你的舌头。”

我面对镜子张开嘴巴，不由得大惊失色，我看见自己的舌头像焦炭一般成了黑的。

“这是恶热所致。”张老说，“先解决这问题，然后再调理整个身体。你身体体质很好，不宜大补，再说，天又这么热。不能迷信补药。俗话说，人参吃死人无罪，黄连治好病无功。”

学问精深，佩服至极。又一次体会，任何行业都有水平线以上的大师。眼前这位老人历经一生磨炼，在他的行道无疑已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我从张老的神态上判断他有能力诊治我的病，于是，希望大增。

张老很自信地开了药方子。我拿过来一看，又是一惊。药方上只有两味药：生地五十克，硼砂零点五克，总共才两毛几分钱药费。但是，光这个不同凡响的药方就使我相信终于找到了高手。

果然，第一服药下肚，带绿的黑痰就一堆又一堆吐出来了。我兴奋得不知如何是好，甚至非常粗俗不堪地将一口痰吐在马路边一根水泥电线杆上，三天以后还专门去视察了那堆脏物，后来，我竟然把这个如此不雅观的细节用在了小说中原西县倒霉的县委书记张有智的身上，实在有点对不起他。

第一个问题解决后，张老开始调理我的整个身体。我像牲口吃草料一般吞咽了他的一百多服汤药和一百多服丸药，身体开始渐渐有所复元。

《平凡的世界》完稿前后，我突然听说张鹏举先生去世了。我在工作室里停下笔久久为他默哀。我要用我的不懈的工作来感谢他在关键的时刻挽救了我。

现在，我再次祝愿他在天之灵安息。

43

身体稍有复元的时候，我的心潮又开始澎湃起来。

问题极自然地出现在面前：是继续休息还是接着再写？

按我当时的情况，起码还应该休息一年。所有的人都劝我养好身体再说。我知道，朋友们和亲人们都出于真诚地关怀我，才这样劝我的。

但是，我难以接受这么漫长的平静生活。

我的整个用血汗构造的建筑物在等待最后的“封顶”。

我已经做了三分之二的工作，现在只留三分之一了。而这三分之一意味着整个工作的完全一体。我付出如此的代价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能全部完成这个作品吗？

我也知道，我目前的身体状况仍然很差，它不能胜任接下来的工作。第三部无疑是全书的高潮，并且所有的一切都是结局性的；它要求作者必须以最饱满最激昂的精神状态完全投入，而我现在稍一激动，气就又吸不进去了。

是否应该听从劝阻，休息一年再说？

不行。这种情绪上的大割裂对长卷作品来说，可能是致命的。

那么，还是应该接着拼命？

自我分裂。这种情况时常会出现，不过眼下更为突出罢了。

坚持要干的我开始说服犹豫不决的我——不是说服，实际上是“教导”。在这种独立性很强的工作中，你会遇到许多软弱动摇甚至企图“背叛”自己的时刻。没有人给你做“思想工作”，你干与不干干好干坏都与别人毫不相干。这时候，就得需要分裂出另一个“我”来教导这一个“我”。

我当时是这样“教导”我的：你应该看到，这也许真正才是命运的安排，让你有机会完成这部书。本来，你想你已经完蛋了。但是，你现在终于又缓过来了一口气。如果不抓住命运所赐予的这个机遇，你可能真的要重蹈柳青的覆辙。这就是真正的悲剧，永远的悲剧。是的，身体确实不好；但只要能工作，就先不应顾及这一点。说穿了，这是在死亡与完成这部作品之间到底选择什么的问题——这才是实质所在。当然，两全其美最好，也不是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性——可能性甚至很大。

但在当前，只能在这二者之间选择。

面对那个如此雄辩的“我”，犹豫不决的“我”显得理屈词穷。

“哈姆雷特现象”开始退出思想的舞台。

两个分裂的自我渐渐趋向于统一，开始重新面对唯一的问题了，那就是必须接着干。

蓬勃的雄心再一次鼓动起来。

这将是一次戴着脚镣的奔跑。

但是，只要上苍赐福于我，让我能最后冲过终点，那么永远倒下不再起来，也可以安然闭目了。

这样决定之后，心情反而变得异常宁静。这也许是一种心理上成熟的表现。对此感到满意。是的，这个举动其实又是很自然的，尽管这是一次近距离的生命冒险。

接下来便开始考虑有关第三部写作的种种细节问题，尤其是对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给予了认真的注意——第一次怀着十分温柔的心情想到要体贴自己。

44

在榆林地方行政长官的关怀下，我开始在新落成不久的榆林宾馆写第三部的初稿。就当时的身体状况，没有这个条件，要顺利地完成最后一部初稿是不可能的。这里每天能洗个热水澡，吃的也不错。行署专员李焕政亲自到厨房去为我安排了伙食，后来结算房费时，他也让外事办给了很大的照顾。更重要的是，我在这里一边写作，一边还可以看病吃药。

我自己也开始增加了一点室内锻炼，让朋友找了一副哑铃，又买了一副扩胸器，在凌晨睡觉前，先做一套自编的哑铃操，再拉几十下扩胸器。这一切很快又成了一项雷打不动的机械性活动——在写作过程中，极容易建立起来一种日耳曼式的生活。

由于前两部的创作，写第三部时，已经感到有了某种“经验”，而且到了全书的高潮部分，也到了接近最后目标的时刻，因此情绪格外高昂，进行似乎也很顺利。

只是一旦过分激动，就会感到呼吸困难。

不时告诫自己：要沉住气。

每天傍晚抬起头来，总会如期地看见窗外又红又大的落日在远方沙漠中下沉。这是一天中最后的辉煌，给人留下了特别美好的印象。

时令已进入初冬，广阔的鄂尔多斯高原一片莽莽苍苍。残破的古长城像一条冬眠的蛇蜿蜒伏卧在无边的黄沙之中。

大自然雄伟壮丽的景象往往会在无形中化作某种胸臆，使人能以更广阔的视角来审阅自己所构建的艺术天地。在有些时候，环境会给写作带来重大影响。

再一次充满了对沙漠的感激之情。这部书的写作当初就是在此间的沙漠里下的决心，没想到最后的部分竟然又是在它博大的胸怀中来完成。

晚饭后，有时去城外的榆溪河边散步。

沿着河边树林间的小道慢慢行走，心情平静而舒坦。四周围静悄悄没有一个人。只有小鸟的啁啾，只有纯净的流水发出朗朗的声响。想到自己现在仍然能投入心爱的工作，并且已越来越接近最后的目标，眼里忍不住旋转起泪水。这是谁也不可能理解的幸福。回想起来，从一开始投入这部书到现在，基本是一往如故地保持着真诚而纯净的心灵，就像在初恋一样。尤其是经历身体危机后重新开始工作，根本不再考虑这部书将会给我带来什么，只是全心全意全力去完成它。完成！这就是一切。在很大的意义上，这已经不纯粹是在完成一部书，而是在完成自己的人生。

在日复一日的激烈工作中，我曾有过的最大渴望就是能到外面的院子里晒晒太阳。

几年来久居室内，很少接触阳光，看到阳光就抑制不住激动，经常想象沐浴在它温暖光芒中的快乐。

但是，这简直是一种奢望。阳光最好的时候，也常常是工作最紧张最关键的时候，根本不敢去实现这个梦想。连半个小时也不敢——阳光会烤化意志，使精神上的那种必要的绷紧顷刻间冰消雪化。

只好带着可亲而不可近的深深遗憾，无限眷恋地瞥一眼外面金黄灿烂的阳光，然后在心灵中抹掉它，继续埋下头来，全神贯注投入这苦役般的工作。

直到今天，每当我踏进阳光之中，总有一种难以言语的快乐。啊，阳光！我愿意经常在你的照耀下生活。

45

一九八八年元旦如期地来临了。

此时，我仍然蛰居在榆林宾馆的房间里天昏地暗地写作。对于工作来说，这一天和任何其他一天没有两样。

但这毕竟是元旦。

这是新的一年的第一天。这是一个重要的节日。

整个宾馆楼空寂如古刹，再没有任何一个客人了。服务员们也回家去过节，只在厨房和门厅留了几个值班人员。

一种无言的难受涌上心间。这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亲爱的女儿。在这应该是亲人们团聚的日子里，作为父亲而不能在孩子的身边，感到深深的内疚。

在一片寂静中，呆呆地望着桌面材料堆里立着的两张女儿的照片，泪水不由得在眼眶里旋转，嘴里在喃喃地对她说着话，乞求她的谅解。

是的，孩子，我深深地爱你，这肯定胜过爱我自己。我之所以如此拼命，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为了你。我要让你为自己的父亲而自豪。我分不出更多的时间和你在一起。即使我在家里，也很少能有机会和你交谈或游戏。你醒着的时间，我睡着了；而我夜晚工作的时候，你又睡着了。不过，你也许并不知道，我在深夜里，常常会久久立在你床前，借窗外的月光看着你的小脸，并无数次轻轻地吻过你的脚丫子。现在，对你来说是无比欢欣的节日里，我却远离你，感到非常伤心。不过，你长大后或许会明白爸爸为什么要这样。没有办法，爸爸不得不承担起某种不能逃避的责任，这也的确是为了给你更深沉的爱……

对于孩子的想念是经常性的，而不仅仅因为今天是元旦。在这些漫长的外出奔波的年月里，我随身经常带着两张女儿的照片。每到一地，在摆布工作间的各种材料之前，先要把这两张照片拿出来，放在最显眼的地方，以便我一抬头就能看见她。即使停笔间隙的一两分钟内，我也会把目光落在这两张照片上。这是她所有照片中我最喜欢的两张。一张她站在椅子上快乐而腼腆地笑着，怀里抱着她的洋娃娃。一张是在乾陵的地摊上拍摄的，我抱着她，骑在一峰打扮得花花绿绿的大骆驼上。

远处传来模糊的爆竹声。我用手掌揩去满脸泪水，开始像往常一样拿起了笔。我感到血在全身涌动，感到了一种人生的悲壮。我要用最严肃的态度进行这一天的工作，用自己血汗凝结的乐章，献给远方亲爱的女儿。

46

按照预先的计划，我无论如何要在春节前完成第三部的初稿。这样，我才能以较完满的心情回去过节——春节是一定要在家里过的。

因此，整个工作不能有任何中断，必须完成每天确定的工作量。有时候，某一天会出现严重的不能解决的困难，只好拉长工作时间，睡眠就要少几个小时。睡眠一少，就意味着抽烟要增多，口腔胸腔难受异常。由于这是实质上的最后冲刺，精神高度紧张，完全处于燃烧状态，大有“毕其功于一役”之感。

随着初稿的临近尾声，内心在不断祷告上苍不要让身体猝然间倒下。只要多写一章，就会少一分遗憾。

春节前一个星期，身体几乎在虚脱的状况下，终于完成了第三部的初稿。其兴奋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这意味着，即使现在倒下不再起来，这部书也基本算全部有了眉目。人们所关心的书中的每一个人物的命运，我都用我的理解做了回答。也许有人还会像《人生》一样认为我“没有完成”，但对我来说，也正如《人生》一样，作品从大的方面说已经是完整的。如果有人要像《人生》那样去写“续集”，那已经完全与我的作品无关了。

带着这关键性的收获，匆匆离开冰天雪地的陕北，向西安返归。万分庆幸的是，我能赶上和女儿一块过春节了。这将会是一个充实的春节。

一路上，我贪婪地浏览着隆冬中的陕北大地。我对冬天的陕北有一种特别的喜爱。视野中看不见一点绿色。无边的山峦全都赤身裸体，如巨大无比的黄铜雕像。所有的河流都被坚冰封冻，背阴的坡地上积着白皑皑的雪。博大、苍凉，一个说不清道不尽的世界。身处其间，你的世界观就决然不会像大城市沙龙里那样狭小或抽象；你觉得你能和整个宇宙对话。

在返回西安的路上，我就决定，过完春节，稍加休整，趁身体还能撑架住某种重负，赶快趁热打铁，立刻投入第二稿的工作——这是真正的最后的工作。

春节过后不久，机关院子那间夏天的病房很快又恢复为工作间。

这次的抄改更加认真，竭尽全力以使自己在一切方面感到满意。感觉不是在稿纸上写字，而是用刀子在木块上搞雕刻。

现在，实现了一个渴望已久的心愿，每天可以挤出半小时在外面晒晒太阳了。每当我坐在门外面那根废弃的旧木料上，简直就像要升天一般快活。静静地抽一支烟，想一想有关这本书的某些技术性问题，或者反复推敲书前面的那句献词。

春天已经渐渐地来临了，树上又一次缀满了绿色的叶片；墙角那边，开了几朵不知名的小花。

我心中的春天也将来临。在接近六年的时光中，我一直处在漫长而无期的苦役中。就像一个判了徒刑的囚犯，我在激动地走向刑满释放的那一天。

47

其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已经开始连播《平凡的世界》。这是一次打破常规的播出——因为全书还没有最后完成，他们只是看了第三部的初稿，就决定开始播出全书。

这种非同寻常的信任，使我不能有任何一点怠懈。每天中午，当我从桌面的那台破收音机上听到中央台李野墨用厚重自然的语调播送我的作品时，在激动中会猛然感到脊背上被狠狠抽了一鞭。我会赶紧鼓足力气投入工作。我意识到，千百万听众并不知道这部书的第三部分还在我的手中没有最后完成，如果稍有差错，不能接上茬而被迫中断播出，这将是整个国家的笑话。

当作品的抄改工作进入最后部分时，我突然想将这最后的工作放在陕北甘泉县去完成。这也是一种命运的暗示。在那里，我曾写出过自己初期的重要作品《人生》，那是我的一块“风水宝地”。而更多的是出于一种人生的纪念，此刻我要回到那个亲切的小县城去。

一旦产生这种热望，机关院子里就一天也待不下去，似乎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召唤我远行。

于是，一天之内就赶到了甘泉。

一下车，就在房间摆布好了工作所必需的一切。接着就投入工作——从工作的角度看，似乎中间没有这几百里路的迁徙，只是从一张桌子挪在了另一张桌子上。

一切如同想象的那么顺利。每天晚饭后，就像当年写《人生》时那样，抓紧时间到洛河边散一回步。那是城外的一块开阔的平川地，洛河顺着对面山根蜿蜒东去。我沿着河边地畔上的小路，像巡礼似的匆匆绕行而过。地里的玉米苗初来时还很小，我一天天在看着它们长大。从《人生》的写作到现在，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走过了这条小路。这是一块永远不会忘记的土地，一条永远留在心间的小路。以后我每次北上路过甘泉，总要透过车窗深情地瞭望这个地方，胸口不由得一阵阵发热。一九九一年秋天我路过此地时，发现新修的铁路线正好从这块川地上通过，原来的景象已不复存在。在无限的惆怅中，我也感到了另一种欣慰。是的，生活在飞速地前进，然而我们仍像先前所说，对于过去曾给过我们强烈而美好印象的一切，只有惋惜地告别，而不会无情地斩断。

根据要求，我必须最晚在六月一日将第三部完成稿送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样，他们才能来得及接上前面的部分而不至于中断。另外，准备发表第三部的大型杂志《黄河》也已推迟发稿二十天在等这部稿子，主编珊泉先生已给甘泉接连发来两封催稿的电报。时间已进入读秒阶段。精神的高度紧张使得腿不断抽筋。晚上的几小时睡眠常常会被惊醒几次。

通过六年不间断地奔跑，现在我已真切地看到了终点的那条横线。接下来虽然只有几步，但每一步都是生死攸关。

撞线的时刻终于来临了。

48

在我的一生中，需要记住的许多日子都没能记住，其中也包括我的生日。但是，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五日这个日子我却一直没能忘记——我正是在这一天最后完成了《平凡的世界》的全部创作。

尽管我想平静地结束这一天这一切，但是不可能也不由自主。

这真是一个快乐的日子。五月的阳光已经有了热力，大地早已解冻，天高远而碧蓝，空气中弥漫着青草和鲜花的气息。

延安的几位朋友通过我弟弟天乐知道我今天要完成最后的工作，一大早就都赶到了甘泉县招待所。不过，他们还不准备打扰我，要等待我从那间工作室走出来才和我分享快乐。甘泉县的几位领导也是我的朋友，人们已张罗着在招待所搞了一桌酒席，等我完稿后晚上一块聚一聚，因为按计划，我当天晚上就要赶到延安，然后从吴堡过黄河，先在太原将复印稿交《黄河》，再直接去北京给中央广播电台交稿。只有这样，我才能赶上六月一日这个期限——如果返回西安再起程就可能赶不上了。

当我弟弟和朋友们已经张罗这些事的时候，我还按“惯例”在睡觉。因为是最后一天，必须尽可能精神饱满。

起床后，我一边喝咖啡、抽烟，一边坐在写字台旁静静地看着桌面上的最后十来页初稿。一切所经历的有关这部书的往事历历在目，但似乎又相当遥远。时至今日，我也不知道我是怎样走过来的。在紧张无比的进取中，当我们专心致志往前赶路的时候，往往不会过多留心身后及两旁的一切，我们只是盯着前面那个唯一的目标。而当我们要接近或到达这个目标时，我们才不由得回头看一眼自己所走过的旅程。

这是一次漫长的人生孤旅。因此，曾丧失和牺牲了多少应该拥有的生活，最宝贵的青春已经一去不返。当然，可以为收获的某些果实而自慰，但也会为不再盛开的花朵而深深地悲伤。生活就是如此，有得必有失。为某种选定的目标而献身，就应该是永远不悔的牺牲。

无论如何，能走到这一天就是幸福。

再一次想起了父亲，想起了父亲和庄稼人的劳动。从早到晚，从春到冬，从生到死，每一次将种子播入土地，一直到把每一颗粮食收回，都是一丝不苟，无怨无悔，兢兢业业，全力以赴，直至完成——用充实的劳动完成自己的生命过程。

我在稿纸上的劳动和父亲在土地上的劳动本质上是一致的。

由此，这劳动就是平凡的劳动，而不应该有什么了不起的感觉。

由此，你写平凡的世界，你也就是这平凡的世界中的一员，而不是高人一等。

由此，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就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而不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由此，像往常的任何一天一样，开始你今天的工作吧！

49

一开始写字手就抖得像筛糠一般。竭力想控制自己的感情。但实际上是徒劳的。为了不让泪水打湿稿纸，将脸迈向桌面的空处。

百感交集。

想起几年前那个艰难的开头。

想不到今天竟然就要结束。

毫无疑问，这是一生中的一个重大时刻。

心脏在剧烈搏动，有一种随时昏过去的感觉。圆珠笔捏在手中像一根铁棍一般沉重，而身体却像要飘浮起来。

时间在飞速地滑过，纸上的字却越写越慢，越写越吃力。这十多页稿纸简直成了不可逾越的雄关险隘。

过分的激动终于使写字的右手整个痉挛了，五个手指头像鸡爪子一样张开而握不拢。笔掉在了稿纸上。

焦急万分，满头大汗，浑身大汗。我知道，此刻朋友们正围坐在酒桌前等待着我。这是从未体验过的危机——由快乐而产生的危机。

智力还没有全部丧失。我把暖水瓶的水倒进脸盆。随即从床上拉了两条枕巾放进去，然后用“鸡爪子”手抓住热毛巾在烫水里整整泡了一刻钟，这该死的手才渐渐恢复了常态。

立刻抓住笔，飞快地往下写。

在接近通常吃晚饭的那个时分，终于为全书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

几乎不是思想的支配，而是不知出于一种什么原因，我从桌前站起来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手中的那支圆珠笔从窗户里扔了出去。

我来到卫生间用热水洗了洗脸。几年来，我第一次认真地在镜子里看了看自己。我看见了一张陌生的脸。两鬓竟然有了那么多的白发，整个脸苍老得像个老人，皱纹横七竖八，而且憔悴不堪。

我看见自己泪流满面。

索性用脚把卫生间的门踢住，出声地哭起来。我向另一个我表达无限的伤心、委屈和儿童一样的软弱。而那个父亲一样的我制止了哭泣的我并引导我走出卫生间。

我细心彻底地收拾了桌面。一切都装进了远行的箱子里，唯独留下那十本抄写得工工整整的手稿放在桌面的中央。

我坐下来点燃一支烟，沉默了片刻，以使自己的心情平静到能出席宴会的程度。

在这一刻里，我什么也没有想，只记起了杰出的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几句话：“……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能完成，它也就是好的。”

这也正是此刻我想说的话。

50

从最早萌发写《平凡的世界》到现在已经快接近十年。而写完这部书到现在已快接近四年了。现在重新回到那些岁月，仍然使人感到一种心灵的震颤。正是怀着一种对往事祭奠的心情，我才写了上面的一些文字。

无疑，这里所记录的一切和《平凡的世界》一样，对我来说，都已经成了历史。一切都是当时的经历和认识。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社会生活以及艺术的变化发展，我的认识也在变化和发展。许多过去我所倚重的东西现在也许已不在我思考的主流之中；而一些我曾轻视或者未触及的问题却上升到重要的位置。

一个人要是停留在自己的历史中而不再前行，那是极为可悲的。

但是，自己的历史同样应该总结——只有严肃地总结过去，才有可能更好地走向未来。

正因为如此，我才觉得有必要把这一段经历大约地记录下来。

促使我写这篇文章的另一个原因是，许多报刊根据道听途说的材料为我的这段经历编排了一些不真实的“故事”，我不得不亲自出面说一说自己。

可以说，这些文字肯定未能全部记录我在写作这部书时的生活经历、思想经历和感情经历，和书中内容平行漫流的曾是无数的洪流。我不可能把所有的那一切都储蓄在记忆里；尤其是一些稍纵即逝的思想火花和许多无名的感情溪流更是无法留存——而那些东西才可能是真正有光彩的。不过，我总算把这段经历的一个大的流程用这散漫的笔调写在了这里。我不企望别人对这些文字产生兴趣，只是完成了我的一个小小的心愿而已。

一九九一年三月，当《平凡的世界》获中国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在以往漫长而艰难的年月里，我的全部心思都是考虑怎样写完这部书，而不敢奢望它会受到什么宠爱。我已进入“不惑”之年；我深知任何荣誉并不能完全证明真正的成功。这一切只不过促使我再一次严肃地审视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是的，我刚跨过四十岁，从人生的历程来看，生命还可以说处在“正午”时光，完全应该重新唤起青春的激情，再一次投入到这庄严的劳动之中。

那么，早晨依然从中午开始。

一九九一年初冬至一九九二年初春

《路遥文集》后记

这五卷文集可以说是我四十岁之前文学活动的一个基本总结。其间包含着青春的激情、痛苦和失误，包含着劳动的汗水、人生的辛酸和对这个冷暖世界的复杂体验。更重要的是，它也包含了我对生活从未淡薄的挚爱与深情。至此，我也就可以对我的青年时代投去最后一瞥，从而和它永远告别了。

这五卷文集的出版，得益于陕西人民出版社和本书编选者陈泽顺、邢良俊同志，没有他们的热情相助，这件事是不可能做成的。

我庆幸降生于这个伟大而值得自豪的国度。它深厚的历史文化、辽阔的疆土和占地球五分之一的人口，使得其间任何人的劳动都能得到广大的支持，同时也发生广大的影响。无论我们曾经历了多少痛苦和磨难，并且还将要面对多少严酷考验；也不论我们处于何种位置何种境地，我们都会为能服务于伟大祖国和如此众多的同胞而心甘情愿地献出自己毕生的精力和才智。

我感谢我所生活的这个充满戏剧性的时代，也感谢与我生活在这同一时代的人们。所有这一切历史构成，都给我提供了一种人生契机，使我意外地有可能如愿从事自己钟爱的文学事业，将自己的心灵和人世间无数的心灵沟通。正是千千万万我的同时代读者，一次又一次促使我投入也许并不是我完全能胜任的艰巨工作。现在，我总算能将自己的一点微不足道的收获献给我的读者朋友。

那么，对于一个原本一无所有的农民的儿子，还有什么不满足呢？

是的，不满足。我应该把一切进行得比现在更好。历史，社会环境，尤其是个人的素养，都在局限人——不仅局限一书作品中的人，首先局限它的创造者。所有人的生命历程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都是一个小小的段落，因此，每一代人都有自己命中注定的遗憾。遗憾，深深的遗憾。

唯一能自慰的是，我们曾真诚而充满激情地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竭尽全力地劳动过，并不计代价地将自己的血汗献给了不死的人类之树。

在我们的世界发生骤烈演变的大潮中，人类社会将以全然不同于以往的面貌进入另一个世纪。我们生而逢时，不仅可以目睹一幕紧接一幕的大剧，也将不可避免地要在其间扮演某种属于自己的角色。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人都不可能逃避自己历史性的责任。无疑，在未来的年月里，生活和艺术都会向作家提出更为繁难而严厉的要求。如果沉醉满足于自己以往的历史就无异于生命大限的终临。人生旅程时刻处于“零公里”处。那么，要旨依然应该是首先战胜自己，并将精神提升到不断发展着的生活所要求的那种高度，才有可能使自己重新走出洼地，亦步亦趋跟着生活进入新的境界。

不管实际结果如何，这个起码的觉悟应当具备。

结论一目了然：只能永远把艰辛的劳动看做是生命的必要，即使没有收获的指望，也心平气静地继续耕种。

一九九二年春天于西安

序言一篇

陕北是一块古老的土地。

古老的土地上曾有过古老的生活古老的歌。

陕北的编年史几乎就是用歌谣编撰的。

陕北之北，在漫漫黄土与漫漫黄沙接壤的地方，就是榆林——历史上，这里曾无数次成为“国界”，成为屯兵御敌之重镇。历代多少将士曾在这里高唱大风歌，血谱塞上曲。

代代都唱塞上曲，代代歌不同。这里有过喋血的歌，苦难的歌，流浪的歌，殉情的歌；有过翻身的歌，战斗的歌，饥饿的歌，憧憬的歌……当历史走进本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伟大而勤劳的陕北人民借改革开放的东风开始谱写一首首豪迈的塞上新曲。这是充满创造活力和希望的大音。而谱写这些生活新曲的人并不是什么名震九州的英雄豪杰，却是一些平凡岗位上的普通人。他们用双手，用智慧，用并不被多少人所了解的辛苦辛酸为新生活的宏伟大厦默默地添砖添瓦。从本书对这些凡人琐事的充满激情的生动描绘中，我们看到了一些大写的人，看到了一种至为宝贵的崇高的精神品格。这些人所做的这一切都使人过目难忘，心潮起伏。

在生活中，吸引我们的常常是地面上那些雄伟壮观的高楼大厦、装饰这些建筑物的五颜六色的图案以及各种描金画银的招牌，而很少想到这一切是建立在什么之上的？

是的，我们应该时刻想到支撑这些大厦而深藏不露的基础；想到那些开挖土方的人，夯实坑基的人，浇铸水泥钢筋的人——没有他们，就绝不会有这宏伟壮观的一切。而本书悉心记录的这样一些人物，正是我们应该致敬的新生活大厦的奠基者。

通过这本笔触粗放的报告文学集，我们又欣喜地熟识了一批榆林地区改革开放中的闯将。闯王的后代们正在开创新的业绩。他们和他们的事业在陕北新时代灿烂的群星谱上占有一个耀眼的位置。

陕北，这歌谣延绵不绝的土地，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从古老的歌声中走来，终于唱着新翻的“杨柳枝”跨入这新的时代。代代都唱塞上曲，代代歌不同。陕北人民将唱着新生活的大风歌走向未来。

愿陕北群星更加灿烂。

愿塞上新曲越唱越新。

一九九二年六月五日

*原载《路遥在最后的日子》（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2月）。

版权信息

书名：剧本·诗歌·书信卷：人生

作者：路遥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12-01

ISBN：9787530220092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剧本

第九支队（七场歌剧）

人生（电影文学剧本）

诗歌

促拍满路花新填

老汉走着就想跑

塞上柳

进了刘家峡

电焊工

当年“八路”延安来

灯

歌儿伴着车轮飞

桦树皮书包（叙事诗）

老锻工

今日毛乌素

老汉一辈子爱唱歌

为《青年诗友报》题

题红石峡

书信

一九七六年

761230 致海波

一九七七年

770406 致海波

770830 致海波

一九七九年

791204 致海波

一九八〇年

800117 致海波

800428 致刘凤梅

800501 致刘茵

801030 致史小溪

801203 致史小溪

一九八一年

810112 致海波

810316 致张兴元

810328 致张兴元

810328 致商丘地委宣传部

810405 致何启治

810516 致海波

810618 致张兴元

810706 致海波

810912 致海波

811031 致海波

811108 致海波

811127 致何启治

一九八二年

820111 致海波

820306 致海波

820504 致史小溪

820706 致何启治

820821 致阎纲

821004 致刘凤梅

821216 致何启治

821224 致何启治

一九八三年

830110 致何启治

830125 致李炳银

830208 致何启治

830612 致何启治

830715 致何启治

830820 致李炳银

831130 致申沛昌

一九八四年

840910 致杨明春

一九八五年

850129 致孟伟哉

850514 致海波

一九八六年

860727 致李金玉

860823 致李金玉

一九八七年

870708 致谢望新

一九八八年

880330 致王宝成

880519 致刘建勋

880625 致叶咏梅

880000 致蔡葵

881231 致蔡葵

一九八九年

890401 致杨明春

一九九一年

910124 致何启治

910310 致蔡葵

910618 致李金玉

911022 致蔡葵

911022 致白烨

一九九二年

920327 致王蓬

920526 致李金玉

920801 致白烨

剧本

第九支队

（七场歌剧）

场次

序幕

第一场　困难面前

第二场　坚持斗争

第三场　声东击西

第四场　县委来信

第五场　转移粮食

第六场　奋斗不止

第七场　完成任务

人物表

马国威　“第九支队”政委，四十岁。

方　英　“第九支队”副队长，后任队长，女，二十六岁。

曹　虎　“第九支队”队员，三十多岁。

秋　霞　“第九支队”队员，女，二十岁。

杨顺德　“第九支队”队员，年近四十。

二娃子　“第九支队”通讯员，十六岁。

游击队员若干。

马大娘　马国威母亲。

长山大爷　游击队联络员，年近七旬。

张连长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连长。

群众若干。

解放军战士若干。

牛秉儒　清平镇伪镇长，本地豪绅，六十岁。

孙月亭　原“第九支队”队长，后为叛徒。

潘营长　国民党某部骑兵营营长。

马五保　牛秉儒的狗腿子。

伪保警队队员若干。

国民党匪兵若干。

序幕

〔一九四七年四月。

〔陕北某地青龙砭上。

〔雄壮、紧张的音乐伴着激烈战斗的枪声。

〔幕在激战后徐启。

〔台上岸石突兀，青松挺拔，硝烟弥漫。张连长等欣然地望着山上。

〔方英、曹虎、二娃子精神抖擞地上。

方　英：张连长！敌人的冲锋，又被我们打下去啦？！

张连长：三次啦。真是半山坡上刨洋芋，一个一个都滚下去了！……方英同志，粮食……

方　英：粮食全部坚壁好了！

张连长：好哇！你们的行动非常迅速！（看看表，对某战士）小王！集合队伍！

〔战士应声下。

曹虎：怎么？撤？

张连长：撤！

曹虎：（拔刀目视）就这样撤？……

张连长：怎么？……曹虎，以后啊，（拍着曹虎的肩膀）有你打的仗！（稍停）去吧，带领乡亲们立即转移！

方　英：去吧！我随后就来。

〔曹虎看看大家，不好意思地叫二娃子同下。

〔张连长、方英望着曹虎的背影，二人发出了会心的微笑。

张连长：（严肃地）方英同志，我们走后，县委疏散的这批粮食，就交给你们第九支队了！任务非常艰巨啊！

方　英：放心吧！有我们支队在，就有粮在！

张连长：嗯！方英同志，在战争年代里，粮食和子弹是同等重要的！尤其是今天，这每一颗粮食，对我们来说，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啊！

方　英：我们保证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张连长：好！再见！

方　英：再见！

〔两人紧紧握手，亮相。《主题歌》起。

硝烟腾空风雷吼，

红旗引路我们走。

千重烟云锁不住，

滚滚青河水长流！

〔幕在《主题歌》声中徐闭。

第一场　困难面前

〔同年五月，一天下午，某山峁上。

〔曹虎背刀在放哨。

〔秋霞手持红缨枪喊着跑上。

秋　霞：方英——（对曹虎）副队长呢？

曹　虎：怎么回事？

〔方英上。

秋　霞：方英姐，赵家湾那边又起火了！

〔众望着赵家湾方向，音乐起。

方　英：（愤慨地）烧吧！……这血债，总有一天要清算的！

曹　虎：山下不知叫糟蹋成什么样子啦！咳！

方　英：（望着山下，悲愤交集）（唱）

想往日，清平川，

山清水秀好田园。

三月里桃花红似火，

八月里糜谷金灿灿。

万恶的胡匪来，

家乡被糟践！

鸡不叫鸣井水干，

大川百里无炊烟。

（伴唱）

鸡不叫鸣井水干，

大川百里无炊烟！

秋　霞：（接唱）

再不闻——

十里枣花飘香甜；

曹　虎：（接唱）

再不见——

乡亲们扬鞭飞犁青河畔。

众：（齐唱）

只见那——

黄沙滚滚遮天地，

乌云重重卷狼烟！

方　英：（接唱）

家乡啊——

家乡！

总有一天，

我们要为你报仇冤！

曹　虎：方英，咱们先敲他一回，给敌人点厉害看看！

秋　霞：对！扫扫他的威风！

方　英：敌人威风不了几天。不过，我们决不能盲目行动，等马政委从县委开会回来再说吧！

曹　虎：（失望地）咳！

〔马大娘提草篮上。

众：（惊喜地）马大娘！你怎么来啦？

马大娘：给大伙送点干粮。方英！国威呢？

方　英：到县委开会，还没回来。有什么情况吗？

〔孙月亭上。

马大娘：牛秉儒这个老东西又回来了！

孙月亭：（意外地）牛秉儒回来啦！

众：（一惊）他？！

马大娘：他如今当了伪镇长，胡儿子催粮催得紧，急得这老东西团团转，到处抓人放火……山底下……

众：山下怎么样？

马大娘：被糟蹋得不成样子啊！咳！（唱）

万恶的胡匪进了川，

山乡惨景不忍看……

门窗被烧光，

生灵被杀完，

抓差拉夫修工事，

一川杨柳连根剜！

牛秉儒，逞凶残，

抓人刨粮四处窜。

多少乡亲被抓去，

毒火坑里受磨难。

鞭抽绳捆刺刀逼，

逼问粮食埋在哪架山！

曹　虎：（接唱）

敌人在山下逞凶残，

曹虎我心像乱箭穿！

清平川的山水养育了咱，

咱怎能——

眼看乡亲们受难不去管！

方　英：（接唱）

不是我们不去管，

咱举足轻重要检点。

曹　虎：（接唱）

什么检点不检点，

今天让我去下山，

不砍光这群胡儿子，

曹虎我决不算好汉！

（白）孙队长！你让我下山去吧！

孙月亭：下山管什么用？！

曹　虎：跟敌人拼了！

孙月亭：拼？就凭你这大刀片？！说话也不看看形势！（曹虎气愤地一刀砍在树墩上）

方　英：曹虎，党交给咱的任务，是保护县委坚壁的这批粮食，咱怎能跟敌人硬拼呢！

马大娘：虎子！山下到处是敌人，封锁得可严啦，你们行动可得……

孙月亭：方副队长！目前敌人大兵压境，山下围得水泄不通，咱们带的粮食眼看就要完了，我看……咱们还是转移一下吧！

方　英：往哪儿转移？

孙月亭：东河畔一带。

众：（惊讶地）东河畔？

孙月亭：那里食宿方便，又比较安全嘛！

秋　霞：（讥讽地）安全？我看不见得吧！

方　英：（在思索）……

孙月亭：万一不行，咱还可以东渡黄河嘛！

方　英：渡河？！那党交给咱的任务……

孙月亭：难道我们就这样等死不成？！

方　英：不！我们决不能离开粮食一步。

众：（坚定地）我们决不离开粮食。

孙月亭：你们……

〔长山大爷气喘吁吁地急上。

众：长山大爷，怎么回事？！

长　山：牛秉儒领着胡儿子……搜……搜山来了！

众：（一惊）啊！

孙月亭：看看看……我说让早点转移，你们还自以为是……现在……看看……

方　英：长山大爷，敌人有多少人？

长　山：人不少哇！朝这个方向过来了。

孙月亭：看看！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现在转移也来不及了……

方　英：长山大爷，马大娘，你们先到乡亲们那儿呆着，（长山、马大娘应声下）曹虎你去集合队伍，准备战斗！

曹　虎：是！（欲下）

孙月亭：站住！简直是胡来！敌人像山羊似的，一群一群，就凭我们这二三十个人，十来条破枪，还战什么斗！……

秋　霞：（气愤地）那你说呢？

孙月亭：把枪坚壁起来！

众：（惊讶地）埋枪？！

孙月亭：事到如今，也只得如此了！

秋　霞：不！枪决不能丢下！

孙月亭：这是决定！

曹　虎：错误的决定，我们拒不执行！

孙月亭：你……（转向方英）方英！你是共产党员，要带头执行党的决定！

方　英：不！我不能执行！

孙月亭：你，你……你们简直是目无领导！……好，我去通知！（曹虎一把夺过方英的长枪，推弹上膛。）

曹　虎：（大喝）你敢！！

〔孙月亭惊慌失措，方英阻止曹虎，形成僵局。

〔马国威健步上场。

马国威：怎么回事？

秋　霞：孙队长要埋枪散伙。

马国威：埋枪？！

孙月亭：马政委！敌人开始搜山了，咱这几条破枪，只能招惹是非……

马国威：招惹是非？！

孙月亭：我看，不如暂时坚壁起来，等待时机，东山再起嘛！

马国威：老孙！革命的大好形势，要靠我们用枪杆子去夺取，怎么能去等待呢？！

孙月亭：莫非就这样等死不成！马政委！（唱）

山底下到处是胡匪兵营，

兵马多来势猛极恶穷凶。

解放军他乡去无影无踪，

靠我们几条枪难当大用！

马国威：不！（接唱）

敌人多不过是乌合之众，

兵缺粮马缺料日暮途穷。

解放军他乡去诱敌深入，

留下咱更应当坚持斗争！

拖敌人饿敌人路远任重，

枪杆子一定要紧握手中。

千重雾锁不住青河长流，

西风狂更受这烈火熊熊！

雄心在志如钢军民一心，

定能够迎来那旭日东升！

孙月亭：（接唱）

谈未来那当然光辉灿烂，

望眼前我看是寸步难行。

方　英：（接唱）

炕洞里看天地漆黑一团，

险峰上方能见壮丽美景！

孙月亭：（接唱）

面对现实万不能盲目冲动，

一定要坚壁枪化整为零。

马国威/方英：枪，决不能丢掉！（接唱）

闹革命离不开武装斗争，

丢下枪就等于背叛革命！

孙月亭：（不服气地）背叛？！哼！我要到县委反映去！（边走边说）你们这简直是盲动！（狼狈逃下）

〔众鄙夷地怒视着孙的背影。

方　英：马政委，他……

马国威：（意味深长地）没什么奇怪的！在革命的洪流中，时时都有泥沙沉淀！（稍停）曹虎！你去集合队伍，做好战斗准备！

曹　虎：是！（下）

马国威：秋霞！你护送乡亲们先到黑梢岭去！

秋　霞：是！（下）

马国威：方英，咱们去监视敌人的动向。我们共产党员，一定要用坚决的战斗精神，来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方　英：是的！就是刀山摆在面前，我们也要踏过去！（音乐起）

马国威/方英：（二重唱）

青河水，水流长，

穿山劈岭到远方。

边区人心向毛主席，

众志成城坚如钢！

乌云遮不住，

东方天要亮，

毛主席还在咱陕北：

万杆红旗迎朝阳！

〔造型。闭幕。

第二场　坚持斗争

〔数日后，黑梢岭上。

〔幕在伴唱声中徐启。

〔夜色茫茫，月上中天。台上杂树丛生。曹虎在岩石上磨刀，杨顺德在擦老套筒。

（伴唱）

五月山风卷狼烟，

困难吓不倒英雄汉。

高天有冲出云围的月，

大海有乘风破浪的帆！

〔马国威上。

马国威：曹虎！你的刀磨得怎样啦？

曹　虎：行啦！你看。

杨顺德：都能剃头啦！

马国威：好！有用着的时候。

〔方英急上。

方　英：马政委！咱带的干粮一点也没有了。

马国威：知道了。

方　英：乡亲们又冷又饿，二娃子冻得直哆嗦……

〔众沉默。

曹　虎：老马！让我下山去弄点粮吧！

马国威：不！长山大爷没来，山下情况不明，乡亲们送不来粮，说明敌人封锁很严，咱们另想办法！

杨顺德：要不，我去把咱坚壁的粮食先挖点来？！

马国威：不！

〔秋霞、二娃子上。

马国威：顺德！那粮，是县委给咱解放军准备的，咱可一粒都不能动啊！（对二娃子）来！二娃子，（脱下夹袄）把这披上！二娃子：我能撑得住啊！

马国威：披上吧！夜里冷啊！（给二娃子披衣。扶着二娃子的肩膀，深情地望着大家。音乐起）同志们！眼前我们遇到了一些困难，可是，同志们！我们这点困难，比起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来，又算得了什么呢？！（在音乐声中深情地唱）

当年红军长征来，

艰难困苦脚下踩。

煮草根，啃皮带，

雪山草地为营寨。

铁流两万五千里，

革命红花一路开。

想红军，忆当年，

革命传统记心间。

霜打枫林树更红，

红炉炼钢钢更坚。

英雄不怕千般苦，

为革命吃苦苦也甜！

秋　霞：走！挖野菜去！

众：走！挖野菜去！就是吃野菜，我们也决不动用部队一粒粮！

马国威：好！秋霞！把篝火点起来！

〔秋霞点篝火，满台红光。伴唱起。

（伴唱）

山雨欲来天更闷，

东方欲晓夜更寒。

高天雄鹰云中走，

狂风折翅不回还！

〔战士挖野菜，穿行林间。

众战士：（齐唱）

林中篝火红，

满天星月残！

游击战士挖野菜，

心中燃起火一团。

烈火驱散千重雾，

野菜充饥志更坚。

胡蛮日子不长久，

三星西沉要亮天！

〔二娃子在台侧喊：“开饭喽！”然后跑上。

二娃子：马政委！野菜煮好了，吃饭走！（拉老马）

马国威：（深受感动地）好！你们先吃，我就来。

二娃子：你就来啊！（说着跑下）

马国威：（望着群山，心潮激荡）（唱）

山林静，篝火旺，

心中犹如黄河浪……

战士林中煮野菜，

坚持斗争在山冈！

任你胡匪重重锁，

草上的露水不久长！

仰望那——

高天北斗银灿灿，

好像看见了，

杨家岭灯火明闪闪；

耳听着——

青河流水声朗朗，

好像听见了，

延河滔滔在歌唱！

想起毛主席，

浑身是力量。

云遮雾盖何所惧，

众志成城坚如钢。

红旗在心枪在手，

决不给敌人一粒粮！

〔二娃子领长山大爷上，众随上。

二娃子：马政委！长山大爷来了！

马国威：长山大爷，你怎么这时候来了？！

长　山：老马，敌人把咱在麻子沟坚壁的粮食刨出来了……

众：（一惊）啊！

马国威：什么时候？

长　山：今天黄昏……咳！敌人封锁很严，我出不来呀……

秋　霞：这怎么办？……

众：（焦急地）这……

马国威：（沉着地）同志们！别着急！等我们支部开会研究一下。咱这粮食，他一粒也别想拿去！

众：对！一粒也不能让他们拿去！

马国威：大伙快休息去吧，呆会儿还有任务呢！

曹　虎：任务？！（兴奋地拔刀在手）嘿！这回可用着你啦！（捅了顺德一拳）走！

〔曹虎、杨顺德兴奋地下，众亦陆续议论着下。

马国威：长山大爷！你也来一下！

〔长山、方英随马国威下。空场。

〔二娃子拿着自己的褂子、针线上，坐在山坡上，穿针引线。音乐起。

〔马大娘上。

马大娘：二娃子！你在那儿干什么呢？

二娃子：（不好意思地）补衣服呢！

马大娘：咳！这孩子！（一把拿过衣服）还不睡去！（理理针线缝起来）

二娃子：（看着马大娘缝衣服，天真地问）马大娘！你说，哪颗是北斗星啊？

马大娘：（边缝边答）哪颗最亮，哪颗就是嘛！

〔二娃子在空中寻找着北斗星，渐渐地熟睡在大娘身边。

马大娘：〔看看二娃子，给他盖盖衣服，面对群山边缝边唱。

山林稠，星星稀，

月光如水洒满地。

战士个个林中睡，

我为战士补军衣。

夜风寒，月偏西，

战士熟睡在家乡的怀抱里。

我为战士补军衣，

飞针走线甜如蜜。

线线长，针脚密，

针针线线传情意。

今夜战士睡梢林，

为的是——

为的是明天千万座高楼平地起！

〔马国威、方英、长山大爷上。

方　英：大娘！你咋没睡呀？

〔二娃子醒。

马大娘：（把衣服递给二娃子）不困哪！你们会开完啦？

〔众战士、群众陆续上场。

秋　霞：马政委！……你们开完会啦？

曹　虎：（迫不及待地）怎么干？！

方　英：看你急的！

马国威：杨顺德！你跟方英领乡亲们到二郎庙，具体任务，由方英安排！

杨顺德：是！

马国威：把鞭炮和洋铁桶都带上！

杨顺德：哎！

方　英：我们走了！

〔众群众随方英、杨顺德下。

曹　虎：我呢？！

马国威：你和秋霞立即集合队伍……

曹　虎：去哪儿？

马国威：到镇子里！

曹　虎：镇子里？！

马国威：捅捅老虎的屁股！

曹　虎：（惊喜地）好！

马国威：走！

〔众造型。幕急落。

第三场　声东击西

〔紧接前场，当天夜里。伪镇公所门前。

〔幕启。狂风呼啸。

〔台右是伪镇公所石砌门楼，挂着“清平镇镇公所”木牌。台左露出窑背一角。远处窑舍隐约。

〔保警甲在门楼外，瑟缩地站岗。

〔潘营长手持马鞭从门楼内出，副官随上。

潘营长：（看看表，不耐烦地）牛秉儒怎么这时候还不回来！

保　甲：说是到刘家岔抓人去了……

潘营长：就知道抓人！粮食弄不到，抓人管什么用！一群蠢货！（想了想）好吧，他回来，让他连夜到营部来一下！

保　甲：是！（突然发现远处灯光）咦！他们回来了！

〔保乙挑灯引路，牛秉儒上，保丙押一中年妇女随上。

牛秉儒：噢——潘营长深夜驾到，有劳久等。请——

潘营长：算啦！粮食找到了吗？

〔保乙、保丙押妇女进院。

牛秉儒：（献媚地）找到了……

潘营长：（发作）为什么不早说！

牛秉儒：只找到了区区数担。

潘营长：（失望地）多少？

牛秉儒：二十担。

潘营长：二十担？！牛镇长！眼下正是大军进兵之日，粮草军需，十分贫乏。共军在这里藏的那批粮食，团部限你们十日之内，务必找到！

牛秉儒：十天？！

潘营长：还少？！（威胁地）大军无粮，贻误战机，你我可都担待不起啊！

牛秉儒：（面有难色）这……

潘营长：这二十担粮食，明日凌晨，立即送往团部！就这样！

〔潘傲然而去，副官持手电随下。

牛秉儒：（沮丧地）（唱）

潘营长催粮食一日三遍，

急得我牛秉儒如坐针毡。

游击队老百姓串连一气，

找粮食简直比登天还难！

〔远处突然枪声大作。牛秉儒惊慌失措。

〔潘营长急上，副官随上。

潘营长：怎么回事？！

牛秉儒：打电话问问……（正欲进院）

〔马五保失魂落魄奔上。

马五保：报告镇长！游击队偷袭我二郎庙供给站！

潘营长：人多吗？

马五保：你听！（枪声激烈）

潘营长：（对副官）去，带队伍立即赶往二郎庙！（副官应声下）（对牛秉儒、马五保）走！

〔牛秉儒、马五保随潘营长下。

〔保甲见牛秉儒等走远，四周巡视了一遍，打哈欠抱枪坐于石阶上打盹。

〔马国威、曹虎暗上，闪身贴在窑背上，观察动静。曹虎持大刀欲上前杀保甲，被马国威一把拉回。

〔马拾一石块撂入院内，保甲闻声猛然站起。

保　甲：（对着老马的所在，咋唬地）谁？！

〔保甲见没动静，又转身入院内搜索。

〔此时，曹虎闪身贴在门楼上。马持手枪逼住门楼方向。

〔保甲由内出，被曹虎一刀杀死。老马跑上门楼，见没有动静，挥手，众队员、群众纷纷上。

马国威：曹虎！你领大家去夺粮，行动要迅速！

曹　虎：好！（对众一挥手）走！

〔众随曹虎由右后方下。

马国威：我在这儿警戒，（对秋霞）你去把乡亲们放出来，要警惕！

秋　霞：是！（提红缨枪入院内）

〔马国威机警地巡视着四周。

〔乡亲们扛粮过场。

〔秋霞护送被牛秉儒抓去的乡亲过场。

〔突然台后枪响，手榴弹的轰鸣。

马国威：（催促大家）快！快走！

〔保乙、保丙提枪、披衣由院内奔出，被马国威当即击毙。

〔曹虎、杨顺德等各背许多缴获的枪支上。

曹　虎：（手持火把）老马！走吧！粮运完啦！

马国威：给我！（夺过火把）烧了它！（进院内）

〔曹虎拾起保乙、保丙的枪，发现门楼上的木牌，上前取下在石阶上摔为两截。

〔马由院内出。

马国威：走！

〔二人走至台左，回望院内，这时台右火光冲天，黑烟升腾。

〔二人兴奋地跑下。

〔马蹄声由远而近。

〔潘营长、牛秉儒、马五保上气不接下气地奔上。众见状，像泄了气的皮球，瘫软无力。

牛秉儒：（歇斯底里地）好哇！马国威！你闪得我一趟来回，两头扑空……

潘营长：又丢粮食又折兵……

三　人：咳！

〔切光。幕急落。

第四场　县委来信

〔麦黄时节，黄羊岭上。

〔幕启。

〔台右土坡旁有棵大槐树，台左通麦场。远处村舍依稀，灯光闪烁。〔伴唱声中，连枷声声。

（伴唱）

山乡六月麦正黄，

村前村后连枷响。

快收快打快快藏，

不给敌人一粒粮！

〔游击队员、群众挑麦、扛粮，手持镰刀、绳索、扁担上下过场，一派夏收大忙景象。

〔马大娘提水罐由树后上。

马大娘：（对秋霞）秋霞！快放下喝点水吧！看这衣服都湿透了！

〔秋霞放下担子，准备喝水，突然发现马国威。

〔马国威挑麦子上。

秋　霞：（生气地）马政委！给你说过多少次了……

马国威：（莫名其妙）怎么……

秋　霞：你肩胛上的子弹……

马国威：噢！它呀！等打败蒋介石再让它出来吧！

秋　霞：不行！（夺担子）给我！

马国威：（阻止）哎——有了它，担起来才更有劲呢！（说着健步走下）

〔秋霞看着老马，急挑担追下。

马大娘：哎——水！（追下）

〔方英由树后上，站在坡上，喜悦地眺望远方。

方　英：（唱）

南风阵阵麦穗黄，

山乡一派好风光。

军民一心闹生产，

战斗的号声传四方！

乌云重重难遮天，

利剑劈水水流长。

炮火中青山春长在，

硝烟里五谷也飘香！

〔马国威、秋霞上，杨顺德、曹虎亦陆续上。

马国威：方英！打好的粮食，都埋好了？

方　英：好了。

马国威：对！时时记着坚壁清野！

杨顺德：新旧粮食他都吃不上，这一回呀——胡儿子的肚皮可贴到后脊梁啦！（众笑）

〔长山大爷急上。

长　山：老马！县委来信。（递信）

〔马国威拆阅，众注视。

众：（惊疑地）怎么？

马国威：（愤愤地）孙月亭叛变了！

众：啊！……那粮食……

马国威：县委指示我们，把这批粮食立即转移！

杨顺德：这……

秋　霞：怎么转呢？

曹　虎：咳！（气愤地唱）

孙月亭投敌背叛党，

我心中冒起火万丈。

有朝一日抓住他，

定叫他刀下见阎王！

方　英：无耻叛徒！

马国威：同志们！（唱）

革命的道路不平坦，

征途上常有恶浪翻。

怕死鬼见风就转舵，

革命人奋臂挽狂澜！

任它征途风浪起，

挡不住革命的顶风船！

（白）同志们！县委来信说，孙月亭根本就不是我们的人……

众：那他……

马国威：他原是阎锡山汉奸组织“青年党”的骨干，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他伪造证件，混入我边区……

曹　虎：哼！等着吧！总有一天，非宰了他不可！

马国威：可耻的叛徒，决没好下场！（稍停）同志们！准备转移粮食。

杨顺德：能来得及吗？

马国威：能！有群众和咱在一起，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方英！……

〔群众甲、乙上。

群众甲：马政委！同志们帮咱春耕、夏收，日夜操劳，大伙儿给你们绣了一面红旗……

马国威：夏收大忙时节，乡亲们够辛苦了……

群众乙：这是乡亲们的一点儿心意啊！

〔群众甲、乙展旗，伴唱起。

（伴唱）

红旗一面千颗心，

手捧红旗送亲人。

亲人举旗去战斗，

家乡处处传佳音！

〔伴唱中，马国威和方英将旗收下。

马国威：（手捧红旗）（唱）

接过鲜红的旗一面，

收下乡亲们心一片。

迎着风雨去战斗，

红旗飘飘在心间！

众战士：（接唱）

红旗飘飘在心间，

军民一心打胡蛮。

边区处处是战场，

誓与敌人巧周旋！

马国威：方英！我和同志们负责掩护，你带领乡亲们转移粮食！

方　英：是！

马国威：我们一定要赶在敌人前面！

众：对！一定赶在敌人前面！

〔众造型。

〔幕急落。

第五场　转移粮食

〔紧接前场，第二天下午。青龙砭上。

〔景同序幕。

〔二娃子正在搬石头垒工事。

〔幕在伴唱中徐启。

（伴唱）

革命红旗肩上扛，

边区人心向共产党。

跟着咱毛主席闹革命，

千难万险无阻挡！

二娃子：（对台内）马政委！你看我这工事行不行？

〔马国威上，看看二娃子的工事，又推了推。

马国威：嗯！还结实！不过短了点。

二娃子：好！我把“战线”拉长。（下）

〔曹虎抱着两颗地雷上，杨顺德随上。秋霞后上。

马国威：曹虎！你们中队的工事挖好啦？

曹　虎：好啦！

秋　霞：我们中队的也好啦！

马国威：好！等敌人来了，我们压得稳稳的，放他们全部进了沟，然后，听我枪声为号……

众：我们就封住沟口一起开火！

马国威：对！打他个人仰马翻！

曹　虎：那时候，你再看我这“西瓜”的威力吧！

马国威：对！靠后沟多埋些。

曹　虎：没麻达！够他们吃的。

杨顺德：六月天请人家吃“西瓜”——

秋　霞：让胡儿子尝鲜了！（众笑）

杨顺德：咳！敌人要是不来咋办？

马国威：不来？也好嘛！那就让他们以后来参观咱的空粮食窑好了！（众哄笑）

〔长山大爷高兴地跑上。

长　山：来啦，来啦！敌人已经出镇子啦！

众：多少人？

长　山：不少哩，大概有一个营，拿着铁锨、棍棒……准备抬粮食哩。

杨顺德：送死倒挺积极，啊？！

曹　虎：抬粮食？他的尸首还不知道谁抬呢！

马国威：曹虎！快把地雷埋上，立即进入工事，注意隐蔽，千万不要暴露目标。没有信号，不许开枪！

众：是！（下）

马国威：（望着山下，信心百倍地）哼！来吧！（唱）

青纱帐——

布下了天罗地网，

青龙砭——

是一道铁壁铜墙！

群山肃立静无声，

只有仇恨在枪膛！

〔方英上。

方　英：老马！咱们走吧！粮食已经转移了。

马国威：你们快走！敌人已经来了。

方　英：来了？！果然不出所料……老马！那我……

马国威：你们快走！粮食重要！这里有我们。你们一过黑龙口，立即把山口的便桥炸掉！

方　英：炸掉？！那你们……

马国威：我们自有办法，快去吧！

方　英：好！（急下）

〔二娃子急上。

二娃子：马政委！你看，敌人进沟了……

马国威：（注视山下）嗯……

二娃子：你看！还大摇大摆呢！

马国威：他摆不了多久了！

〔二人注视山下。

二娃子：打吧！

马国威：不行！

二娃子：（按捺不住）哎呀……可以啦！

马国威：别着急！

〔突然一声枪响。

马国威：（一惊）……

〔枪声稠密。

二娃子：哎呀！敌人都逃出去了……

马国威：……

〔杨顺德急上。

杨顺德：老马！……

马国威：刚才谁先放的枪？

杨顺德：曹虎。

马国威：……

〔曹虎、秋霞跑上。

曹　虎：敌人跑了……

马国威：曹虎！刚才是你先开的枪吗？

曹　虎：是。

马国威：你呀！……

曹　虎：老马！（唱）

抢粮的敌人进了沟，

叛徒孙月亭带着路。

一见仇人我眼迸火，

愤怒的烈火按不住。

恨不得，

恨不得一枪打死他。

马国威：（接唱）

可你暴露了目标，

却把大好的战机误……

马国威：（深情而关怀地）曹虎啊！（唱）

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

为远大的革命理想而斗争。

征途上时时要牢记，

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

曹　虎：……

马国威：同志们！敌人是不会罢休的……

秋　霞：现在怎么办？

马国威：（思索片刻）敌人退出沟，看来是要分兵包围我们，这青龙砭是敌人必经之地，曹虎、秋霞！你们两个中队，绕道过去选择有利地势，守住两侧山头，坚决顽强地阻击敌人！

曹虎/秋霞：（坚定地）是！

马国威：同志们！这是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就是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要坚持到粮食过了黑龙口！

众：坚决完成任务！

马国威：（庄严地）准备！（音乐起）

〔众均下。

〔马国威举“第九支队”战旗上，坚定地插旗于地。

马国威：（在敌人稀疏的枪声中，注视着远方）（在音乐声中，英武而坚定地唱）

脚踏着英雄的土地，

面对着战斗的风浪，

心潮翻腾——

像青河涨水高万丈！

曾记得，

在那苦难的岁月，

凶残的地主如虎狼，

夺走了土地抢走了粮……

穷人含恨无路走，

爹娘领我去逃荒……

风雪夜来到这青龙砭，

雪拌粗糠当干粮。

风雪紧，冬夜长，

大地茫茫暗无光。

夜冷风寒无遮盖，

可怜的爹爹把命丧……

（伴唱）

盼啊盼，

望啊望，

只盼着红日出东方！

只盼着红日出东方！

马国威：（接唱）

一声春雷震天响，

受苦人翻身见太阳！

毛主席来到陕甘宁，

云开雾散天大亮！

从此后——

我懂得了穷人为啥穷，

懂得了革命要武装。

青龙砭上我扛起了枪，

红旗下加入了共产党！

看见了红旗想起了党，

党给我一副铁肩膀。

上刀山，

踏火浪，

千斤重担一肩扛！

为了革命为了党，

粉身碎骨心欢畅！

〔战斗打响，马国威拔枪冲下。

〔台上“第九支队”战旗飞舞。

〔远处一声巨响，马国威和二娃子上。

马国威：二娃子！方英他们已经过了黑龙口，便桥已炸掉，你去通知曹虎他们，立即撤退！

二娃子：是！（跑下）

〔曹虎、秋霞、二娃子上。

曹　虎：这就撤？！

马国威：撤！你跟我留下掩护，秋霞你带队伍立即转移！

秋　霞：你……

马国威：快去！

秋　霞：哎！（下）

〔敌人逼近，马国威和曹虎迎击敌人。

〔激烈的音乐伴着紧张的战斗。

〔老马正投弹时，腹部中弹。

曹　虎：（奔向老马）老马！你负伤了！

马国威：别管我！去阻击敌人！

〔曹虎掷出手榴弹，马国威一手捧腹一手迎击。

曹　虎：我背你……

马国威：别管我！（取下公文包）给！把这交给方队长！我掩护，你快走！

曹　虎：不！我不能走！

马国威：曹虎！这是党的重要文件！

曹　虎：那我背你一起走！

马国威：曹虎同志！要顾全大局呀！去！快去！如果我牺牲了，你们一定要完成任务！

曹　虎：（万分沉痛地）

〔老马一枪放倒一个来近的敌人。

马国威：好同志！完成党的任务要紧！（说着夺过曹虎的手榴弹，冲到砭前，回头对曹虎大声喊道）

（又用牙咬开弹盖尽力投出）

〔曹虎无奈地猛然奔下。

〔砭下一声巨响，一道红光冲天而起。

〔马国威一手捧腹，一手持枪，屹立在红旗下。

〔《主题歌》起。

硝烟腾空风雷吼，

红旗引路我们走。

千重烟云锁不住，

滚滚青河水长流！

〔幕在歌声中徐闭。

第六场　奋斗不止

〔紧接前场，当天夜里。黑梢岭上。

〔景同第二场。

〔音乐声中幕启。

〔方英拨开丛林，慢步走上，期待地望着远方。

方　英：（殷切地）（唱）

登上黑梢岭，

望穿千重山，

心似火烧滚油煎。

（伴唱）

老马啊，老马！

你们在哪一个村？

你们在哪一条川？

方　英：（接唱）

你们是否，

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一路上是不是都平安？

（伴唱）

为什么，

为什么月上高天，

还不见你们回还？

方　英：（接唱）

同志们恨不能生双翅，

飞到你们身边。

一同度甘苦，

奋力杀胡蛮，

携手并肩闯难关！

（伴唱）

一同度甘苦，

奋力杀胡蛮，

携手并肩闯难关！

老马呀，老马！

乡亲们/同志们　望穿双眼——

把你们盼！

〔秋霞暗上。

秋　霞：方队长！……马政委……

方　英：（摇摇头）……

秋　霞：（背身擦泪）……

方　英：（劝慰）秋霞，别哭……（强压辛酸）他们会回来的……

秋　霞：已经这时候了……

〔长山大爷上。

长　山：老马还没回来？

方　英：没有。

〔众焦虑地望着山下。

〔曹虎喊着“方英——”奔上。

众：（惊讶地）曹虎！老马呢？！

曹　虎：他！（取下公文包交与方英）（沉痛地）方英！（音乐骤起）

〔众沉默。

方　英：怎么回事？

曹　虎：（唱）

秋霞他们撤离后，

敌人冲到了山跟前。

我和老马正迎击，

他腹部不幸中了弹！

众：啊！

曹　虎：（接唱）

我要背他急转移，

他叫我快走莫迟延！

说着递给我公文包，

顺手又拿过手榴弹……

众：他？

曹　虎：（接唱）

我刚离开青龙砭，

只听得——

一声巨响震群山！

他……他……

〔众哀默，只有音乐在进行。

〔突然，马国威一手捧腹，大步奔上。

众：（愕然）

〔马国威站定，双手举枪，一语未发倒下，众急上前扶住。

众：（惊呼）老马！

〔马国威壮烈牺牲，音乐骤起。

方　英：（手捧老马留下的手枪，百感交集，声泪俱下地）政委！

（伴唱）

啊……

一声惊雷天地动，

英雄豪气贯长虹。

一腔碧血化朝霞，

血染战旗旗更红！

〔伴唱声中，众把队旗给老马盖上。

方　英：（一往深情地）（唱）

手捧着战友留下的钢枪，

心里头打起了层层热浪……

曾记得——

就在这里，

我们面对着满天星斗，

怀念着那——

杨家岭彻夜不灭的灯光。

众：（接唱）

你说过——

毛主席还在咱陕北，

风狂雨骤，

扑不灭燎原烈火燃四方！

方　英：（接唱）

曾记得——

青河畔上，

我们面对着满天朝霞，

畅谈着那——

未来美好的革命理想！

众：（接唱）

你说过——

蒋胡匪帮不长久，

革命红旗，

定要在祖国上空永飘扬！

众战士：（接唱）

乌云密布的夜晚，

你为我们，

站岗放哨到天明；

众群众：（接唱）

红霞似火的清晨，

你为我们，

扶犁撒种春耕忙！

曹　虎：（接唱）

忘不了啊怎能忘，

大槐树下，

你把阶级的仇恨对我讲，

句句话儿像火把，

烧在我胸膛！

方　英：（接唱）

忘不了啊怎能忘，

小油灯下，

你把革命的道理给我讲，

句句话儿像明灯，

把我心照亮！

众：（接唱）

你叫我们，

跟着红旗跟着党，

在这前进的道路上，

锻炼成革命的不锈钢！

（伴唱）

像那松柏根连着根，

像那长河浪接着浪。

我们朝夕在一起，

同走在一条大路上！

（男声唱）

在那急风暴雨中

你领我们出生入死战疆场；

（女声唱）

在那漫漫黑夜里，

你和我们一起盼天亮！

众：（接唱）

哪想到，

夜色退尽天要亮，

同志啊，

你却静静地，

躺在了我们身旁！

（伴唱）

老马呀，老马！

请你再来看一看，

看看我们曾战斗过的地方，

老马呀，老马！

请你再来听一听，

听听咱大青河的歌唱！

众：（接唱）

老马呀，老马！

你没有死，

你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你永远战斗在我们身旁！

方　英：（庄严地）同志们！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众造型。闭幕。

第七场　完成任务

〔数日后，一天黎明前。青石沟。

〔伴唱声中幕启。

〔台上两侧青石嶙峋，远处山径逶迤，朝霞满天。

（伴唱）

一道道山来一道道梁，

一队队兵马强又壮。

万里青山万里营，

边区处处是战场！

山丹丹花开满坡坡香，

革命的精神大发扬，

跟定咱领袖毛主席，

万杆红旗迎曙光！

〔游击队员、群众运粮由远而近，穿行山间。

方　英：乡亲们！到青石沟了，放下歇会儿吧！

长　山：（扛粮）方队长！胡儿子还在后头追着呢！

方　英：追着就好哇！来，（接下粮袋）歇会儿吧！

〔张连长和数解放军战士上，和队员乡亲们亲热地交谈。

张连长：方队长！都到了吗？

方　英：都到了！

张连长：真快呀！

二娃子：我们一接到县委指示，就连夜起身了！

方　英：张连长！这批粮食，一粒不缺，全部送到！

张连长：好！（突然发现曹虎不在）哎！曹虎呢？

二娃子：在后头牵牛呢？

张连长：牵牛？……噢！哈哈……有这大力士牵牛，不怕他牛秉儒不来呀！（众笑）方队长！你们把粮食放到山背后去，这青石沟就是埋葬敌人的坟墓！

方　英：好！（带大伙扛粮下）

〔马大娘背粮上。

张连长：马大娘！你这么大年纪，怎么也来了？

马大娘：大什么，才六十一，消灭胡儿子，我心劲儿还大着呢！

〔曹虎、秋霞上。

曹　虎：张连长！

张连长：（上前与曹虎、秋霞握手）哎，你牵的牛呢？

曹　虎：那不是！（突然发现不见人）咦？！刚才还在屁股后呢，怎么一进沟不见了？

马大娘：怕是饿得爬不动了吧！

秋　霞：（开玩笑地）曹虎！快放枪嘛！

曹　虎：（一本正经地）哎，怎能放枪呢？！那不把敌人吓跑啦？（众哄笑）（恍然大悟）咳……这女子！……（众笑）

张连长：走！咱们隐蔽起来，敌人一定会来的！

〔众下，空场。

〔在杂乱的音乐声中，马五保、牛秉儒、孙月亭等追上。

马五保：咦！我看着他们进了沟，刚喘了口气怎么又不见了？！

牛秉儒：奇哉！怪哉！

楸树上结了蒜薹！（唱）

游击队扛粮前头走，

我汗流浃背后边跟。

眼看那粮食就到手，

为什么突然不见人？！

（思索）……噢——莫非又逃了——

〔枪声突起。喊声一片，敌人惊慌失措，乱作一团。

马五保：不好啦！我们钻到共军口袋里了。

牛秉儒：（发疯地）好哇！姓孙的！（执枪）你和共军串通一气，要我的命！

孙月亭：（吓得魂飞魄散，向崖边退着）不不，这……这是误会……

牛秉儒：（凶狠地）误会！这也是误会！（击毙孙月亭于崖下）

〔枪声大作。

〔潘营长等退下。

〔张连长率众解放军战士回击。

〔方英率众游击队员回击。

〔双方展开激烈的搏斗。

〔马五保、潘营长在搏斗中被击毙。

〔数匪兵、保警队员缴枪投降。

〔张连长从台内抓出牛秉儒。

张连长：曹虎同志！把这血债累累的反革命押下去就地执行枪决！

曹　虎：是！就地执行！（对众队员）走！

〔众拉牛秉儒下，其余人押俘虏下。

〔两声枪响。

〔一道红光照山梁，众队员、乡亲们扛粮，在山梁上成一剪影。

〔一轮红日，从远山喷薄而出。

方　英：张连长！你看！（指山上）我们又出发了！

张连长：好！你们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谢谢你们！

方　英：张连长！再见！

张连长：再见！

〔二人紧紧握手、亮相。

〔《主题歌》起。

硝烟腾空风雷吼，

红旗引路我们走。

千重烟云锁不住，

滚滚青河水长流！

〔幕在歌声中徐闭。

——全剧终——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日

* 此剧本由闻频执笔。

人生

（电影文学剧本）

干裂的麦茬地上，几棵小草在微风中摆动。

字幕：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

片名及职员表。

上集

第一章

紧接片头，麦茬地上传来单调的镢头挖地声。翻过的土壤。落在地上的镢头。我们渐渐看见这是高加林。他赤脚光背，裤子挽在大腿上，机械地抡着镢头，挥汗如雨地拼命挖着。远处，德顺爷正在吆喝着牛犁地。离高加林不远的地头上放着一罐水。

川道玉米地。玉米地中间的小路边上，放着水桶和一些零乱的衣服、各式各样的鞋。

玉米地里，一群妇女正在锄地。对面山坡上传来加林的挖地声。有几个锄地的妇女向对面山坡上望了望，议论起来。

妇女甲：“唉，把娃娃熬累坏了！”

妇女乙：“高明楼也太不讲理了，人家加林教了三年书，他儿子刚毕业，凭什么把人家挤下来？”

妇女甲：“加林不是年年在全公社评头等教师？”

妇女乙：“是模范教师！”

妇女甲：“噢，模范……”

妇女丙：“模范顶个屁！而今有后门比啥都吃得开！”

妇女甲：“想不到还有这么不讲理的事。”

妇女丙：“怎想不到？你好像是个吃奶娃！”

锄地的人哈哈大笑。妇女甲瞪了妇女丙一眼：“龟子孙……”

只有一个姑娘没有笑。她是巧珍。在众人议论的时候，她只是低头锄地。

现在她把锄栽到地里，赤脚片穿过玉米地，走到地头的水桶边。

她拿缸子在桶里舀了一点水，抿了几口，怔怔地望着对面山坡上挖地的高加林。

麦茬地。加林仍然在挖地，犁地的德顺爷朝加林那里瞥了一眼。加林手上的血染红了镢把。德顺爷停住牛走过来，强行制止他。

德顺爷：“啊呀，你这个犟小子！再不敢耍二杆子了！”他从地上抓了一把黄土抹在加林的烂手上！“黄土是止血的……刚开始劳动，一定要把劲使匀，往后的日子长着呢……”

加林：“德顺爷，我一开始就想把最苦的都尝个遍，以后就什么苦活也不怕了……我现在思想上麻乱得很，劳动苦一点，皮肉疼一点。我就把这些不痛快事忘了……手烂叫它烂吧！”他显出对自己残酷的表情，抡起镢头又拼命挖起来。

德顺爷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过去把水罐拿来放在加林的身边。

川道玉米地。巧珍仍然怔怔地望着对面山坡。对面山坡上镢头挖地的声音震动着她的心。

玉米地下面传来刘立本的声音：“噢——巧珍！噢——巧珍！”

巧珍赶忙躲进玉米林里。

玉米地下面传来高明楼的声音：“亲家，吼叫啥哩？”

立本的声音：“马店的马拴来相亲，这死女子躲着不见人家……”

明楼：“你现在叫她干啥？一会就收工了嘛！”

立本：“唉……”

玉米地里。妇女和巧珍开玩笑。

妇女丙：“巧珍，还不赶快回去看你女婿去？”

妇女丁：“马拴，马拴，马上就把你拴住了！”

妇女们哈哈大笑，巧珍撵着给她们扬土、打闹。

村口。明楼和立本相跟着往村里走。

立本：“三星教上书了？”

明楼：“嗯。”

立本：“还是你这大能人有办法。”

明楼：“好亲家哩，我如今可比不上你二能人，做生意，跑买卖，票子挣得都让人眼红起了！”

立本：“亲家，大路通天，各走一边。你掌你的权，我挣我的钱！”

两个人说笑着走进了村子。

高家沟村庄的全景。一柱柱炊烟从参差不齐的村舍里升起来。

德顺爷吆着牛，加林扛着镢头，相跟着往村子里走。

德顺爷吆着牛往饲养室走去，加林一个人扛着镢头走到村中的桥头上。

马拴推一辆花红柳绿的自行车迎面走来。

马拴：“高老师，学校已经开学了，你怎还在家里？”

加林：“我已经不教书了——你打扮得像新女婿一样，干啥去了？”

马拴不好意思地看了一眼自己的那身扎眼的新衣服，说：“看媳妇去了……”

加林：“谁？”

马拴：“刘立本的二女子。”

加林开玩笑说：“那你把这川道里的头梢子拔了。你不听人家说，巧珍是‘盖满川’吗？”

马拴：“果子是颗好果子，就怕吃不到咱嘴里！”

加林和马拴都笑了。

玉米地间。锄地的妇女都回家去了，巧珍一个人呆呆地坐着。

巧玲手里拿着一本书向她这边走来。

巧玲走到巧珍跟前说：“二姐，快回去吃饭。”

巧珍：“马拴走了没有？”

巧玲：“走了。”

巧珍站起来，和巧玲相跟着穿过玉米地。

中午。立本家，巧珍把锄头扔在院墙角，气呼呼地进了窑洞。

巧珍母亲和巧英在做饭，立本正在点一卷钱。

立本：“你怎才回来？人家马拴三一回五一回地跑，你就歪好不能和人家见一次面？你是个什么值钱人？你……”

巧英妈：“娃娃劳动刚回来，连口气也喘不过来，你就数落娃娃，你就……就你能！”

巧珍一句话也不说，出了窑洞。

巧珍的窑洞。她正洗脸，巧英掀门帘进来。

巧英：“珍珍，你二十多岁的人了，又不是个娃娃。你同意不同意，就不能和人家见上一次面……”

巧玲过来倚在门框上，说：“大姐，你管什么闲事哩？”

巧珍：“爸给你寻了个好人家，你好你的去，你管我的什么事？……你说说，你公公还是个人吗？人家加林教了三年书，是全公社的模范，你公公把人家下了，走后门叫他儿子上，霸道成个啥了！”

巧玲：“三星在中学学得一塌糊涂，数学常吃零蛋，还能当教师哩？”

巧英：“哟，看把你两个正派的！人家的狗往外咬哩，你两个专门咬自己人！……这事也不能光怨我公公，是公社教育专干马占胜办的……”

巧珍：“你公公和马占胜穿的是连裆裤！”

巧玲笑了。

巧英气呼呼地转身出了巧珍的窑洞。

明楼家院子里。巧英和明楼妻在院墙角推磨。

明楼蹲在地上，手捉着气门嘴，三星正一晃一晃给自行车打气。

明楼：“自行车过两天就要擦一擦……你再不敢吊儿郎当了！你老子好不容易才给你谋了这一个位位，你再胡闹腾，老子可是再不管你了……你听见了没？”

三星正不知往远处看什么，赶忙回答：“听见了……”

明楼拔下气管，手指头抹了点唾沫，擦在气门嘴上，看漏不漏气。

夜，高玉德家。外面有稀疏的风雨声。

加林妈坐在灶火圪，炉灶里火的微光映照着她的白发和皱纹脸。她在轻轻抽泣，高玉德赤脚片蹲在炕上，凑着煤油灯吸着了一锅烟。一只老黄猫在炕头打呼噜。

高加林仰靠着一摞铺盖，瞅着窗户。雨点从窗户纸的破洞里打进来，洒在了窗台的石板条上。

窑洞里静悄悄地没有声响，笼罩着一种沉闷的气氛。

加林猛地从铺盖上挺起身，眼里闪着怕人的凶光，吼叫起来：“妈，你哭什么！我豁出这条命，也要和高明楼小子拼个高低！”

加林说着便从炕上跳下来。

他父亲也惊慌地跳下炕，捉住了他的一条胳膊；他母亲跑过来，把身子抵在门板上，堵住了儿子。

加林急躁地说：“哎呀呀！我不是要去杀人嘛！我要写状子告他！妈！你把我的钢笔拿来！”

高玉德：“我的小老子！你可千万不敢闯这乱子！人家通天着哩！”

加林妈：“你告他，咱家家人往后就没活路了……”

加林：“咱这人活成啥了！我不管顶事不顶事，非告他不行！”

加林竭力要从父母衰老的手里挣脱出来，他母亲却死死拽住他不放。

加林妈哭着央告说：“好我的娃娃哩，你再犟，妈就给你下跪呀！”

加林一把扶住快要栽倒的母亲，伤心地说：“妈妈，你别这样，我……不告了……”

一切慢慢又平静下来。加林妈又坐在了灶火圪。加林靠在炕栏石上沉默不语。

高玉德握烟锅的手哆嗦着，对加林说：“你不光不敢告人家，往后见了明楼，要叫人家叔叔！脸不要沉，要笑！”他回过来又对加林妈说：“加林妈，你往后见了明楼家的人，要给人家笑脸。明楼今年没栽起茄子，你明天把咱自留地的茄子摘一筐送过去，可不要叫人家看出咱是专意巴结人家啊……你听见了没？”

加林妈在灶火圪应承了一声，便伤心地哭出声来。

高加林沉重而痛苦地低下了头。

白天。村外一条大沟。山梁上有犁地的人，沟坡上羊群在漫游。加林在山坡一块麦地畔上挖着。

巧珍从远处沟坡的蜿蜒小路上走来，唱着带野味的甜美的信天游：

上河里（那个）鸭子下河里鹅。

一对对（那个）毛眼眼望哥哥。

巧珍提着猪草筐，抬头向加林那里望去。

加林正在埋头挖地。

巧珍路过地畔边，怯生生地喊了一声：“加林……”

加林回过头来。

巧珍从草筐里摸出两个甜瓜，放到地畔上，说：“我们家自留地……我种的……”

加林没说话，点点头，又挖起地来。

黄昏。村口。

加林扛着镢头，和父亲相跟着进村。加林要过父亲的旱烟锅吸了一口，呛得直咳嗽，又把烟锅还给父亲。

高玉德叹了一口气，说：“我思谋了一下，明儿个县城遇集，干脆叫你妈蒸上一锅白馍，你提着卖去，这说比劳动苦轻，还能给你买条纸烟哩……”

加林没有说话。父子俩在暮色中进了村。

夜。加林家。

加林靠在铺盖卷上看书。母亲站在脚地下，手在炕上摩挲一件黄军衣。

高玉德一边抽烟，一边用手摸着赤脚片。他看了一眼黄军衣，说：“这不是他二爸捎回来的那件衣服吗？”

加林妈：“噢，就是的……”

玉德思谋了一会，说：“就听说他二爸在新疆部队上把官熬大了。……听说是个副师政委？唉，还不如让加林到新疆寻他二爸，看能不能找个营生……听说那里人口稀，好找工作……”

加林不看书了，听父亲说话。

加林妈：“路那么远……娃娃又没出过远门，人怎能放心……我不让……”说着便用围裙擦眼睛。

加林一句话也没说，又看起了书。

第二章

早饭后。大马河川通往县城的简易公路。

熙熙攘攘涌动着的庄稼人和各种职业的工匠，大路上扬起了一股又一股黄尘。

刘立本熟练地骑在光脊梁驴背上，正一只手扳着另一只手的指头，和他旁边的马拴说着什么。马拴自行车后面带着两筐哼哼唧唧的猪娃，和立本投机地谈着大概是生意一类的话题。

巧珍骑车出现在公路上。她看见了父亲和马拴的背影，从他们身边骑过去了。立本喊她，但她头也不回。

巧珍骑车看见了人流中的高加林。他正提着蒸馍篮子，在人群中垂头丧气地走着。

巧珍骑车经过了高加林的身边……

加林提着篮子在公路上走着。他的眼前都是肩挑手提的庄稼人。他看见一个老太婆也像他一样挽着一篮子馍，在他不远处走着……

他的脸在痛苦地抽搐着。

大马河桥头。

加林提着蒸馍篮子来到拥挤的桥头。

一辆吉普车使劲地按着喇叭从后面驶来；一辆满载蔬菜的架子车横在路面上急忙躲不开。加林过去帮助把车推到路边。

吉普车飞快驶过去，扬起满天灰尘。

汽车站外面的马路上。

加林提着篮子走过来，猛一下怔住了。

一男一女向他热情地迎过来。这是黄亚萍和张克南，他中学的同班同学。

他们先后与加林握手。

克南：“你提个篮子干啥去？”

加林撒谎说：“去走个亲戚。”

亚萍：“加林，你真不简单！我看见你在地区报上发表的那几篇散文啦！文笔很优美，我都在笔记本上抄了好几段呢！”

克南：“你还教书吗？”

加林摇摇头：“被大队书记的儿子挤下来了，现在当社员。”

亚萍焦急地说：“那你学习和写文章的时间更少了。”

加林：“不，不是有一个诗人说，我们用锄头在大地上写下了无数诗行吗？……”

三个人都笑了。

加林问克南：“你还在副食公司当保管吗？”

亚萍嘲弄地说：“高升了！当了门市部主任！不过前面还有个副字！”

克南尴尬地笑笑，说：“以后买什么烟酒一类的东西，你来……”

亚萍：“下午有空，到我们广播站来坐坐，你知道我也爱好文学，可这几年光耍嘴皮子了……很想请教你……”

加林：“你们现在位置高了，咱区区老百姓，实在不敢高攀！”

张、黄都有点尴尬。亚萍说：“你还是那个犟脾气！”

车站传来让旅客进站的广播声。

加林向他们点点头，向集市上走去。

马路上。

克南和亚萍往车站走。克南给亚萍说着什么，后来发现身边没人了。他看亚萍回过头正向加林那里望去。

街道上。

加林在拥挤不堪、喧嚣如蜂群的人群里挤着。他眼前出现宁静的中学教室。他在黑板上解一道数学题，亚萍和克南在桌子边看他解题。

他在人群里挤着。

中学操场上，他教亚萍投篮。

他在人群里挤着。

傍晚清爽的林荫道上，他和亚萍、克南谈笑风生地散着步；亚萍妩媚地对他微笑。

他在人群里挤着，听见马占胜的声音：“高加林！高加林！”

他抬头用目光在人群里搜索。

马占胜好不容易挤过来。

占胜：“加林，你提个篮子干啥？”

加林没说话，从篮子里取出一个馍，怀着一种恶意往马占胜手里塞。

占胜尴尬地推挡着，说：“加林……唉！你一定心里恨我马占胜！其实，我马占胜哪有那么大牛皮！高明楼和咱公社张书记是多年的老交情了……下你的教师虽然是我在会上宣布的，可并不是我决定的嘛……”

加林：“老马，我知道……你不要说这事了……”

占胜：“我现在调到县劳动局，算是提拔了，当了个副局长，刚上任，忙得鬼吹火！你来玩！……”

占胜像逃避什么似的走了。

加林继续从街道上挤过去了。

交易市场。

菜市、猪市、牲口市、熟食摊和杂货摊为主，组成了一个闹哄哄的世界。人头攒动，市声连天。

巧珍在人群里挤着，张望着。

她发现了人群中的高加林。

加林提着篮子在人群里瞎挤。

他走过熟食的摊贩群。所有的男女摊贩都在吆喝着招徕顾客。一名打扮得流里流气的长发青年，自行车上挂着一些花花哨哨的衣服，向顾客推销。

一阵黄风扬起，一名摊贩用勺子在锅沿上磕了几下，逗趣地喊叫说：“快来呀！又加一味！”

周围的人在黄尘中微笑。

加林捱了捱盖在馍篮上的毛巾，继续盲目地在人群里挤。

巧珍不远不近盯着他，也在人群中挤。

加林靠在一根水泥电杆上，沮丧地闭住眼睛。

人群中的巧珍眼里涌出了两颗泪珠。

文化馆阅览室门前。

加林提着篮子进了阅览室。

巧珍从后边撵来，见加林进了阅览室，只好在对面的一个小铺里装着买东西，等加林出来。

阅览室里。

加林坐在花栏椅上，身边堆了许多报刊杂志。他正兴奋地看画报。

画报上现代化的城市五光十色。

阅览室外面。

巧珍向阅览室门口张望着。

阅览室里。加林陶醉在画报中：他似乎看见画报上的火车汽笛长鸣，正在启动；巨大的客机呼啸升入碧空……

阅览室工作人员的声音：“同志，已经下班了。”

加林从梦幻中惊得抬起头。

他过去提起了馍篮。

下午，大马河桥头。

加林垂头丧气地提着馍篮走到桥头。

他看见巧珍立在桥头，用手帕扇着脸，旁边撑着她家的自行车。

巧珍走到他面前，精神有点紧张地问：“加林，你是不是卖馍去了？”

加林奇怪地看了她一眼，说：“嗯……你也赶集去了？”

巧珍揩着脸上的汗，说：“嗯……我来赶集……一点事也没……加林，”她突然转过脸，“我知道你一个馍也没卖掉！我知道哩！你怕丢人！你干脆把馍给我，让我给你卖去！”

巧珍从加林胳膊上夺过篮子，放在她自行车的后座上。

加林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巧珍骑着车子已经向县城跑去了。

加林迷茫地来到桥边上，手在栏杆上摸来摸去。

街道上。

巧珍兴奋地骑着车子飞驰而过。

巧珍姨家。

巧珍一边给她姨往盆里拾馍，一边对她姨说：“……大姨，这是新麦面的，我妈让我送你们尝尝……”

巧珍飞快拾完馍，提起空篮子就起身。

她姨撵在门口，说：“吃了饭再走嘛……”

巧珍已经出了院子，回过头说：“不了，天都快黑了……”

巧珍姨家院门外的路边。

一位妇女抱着小孩，小孩的胖手正在按巧珍自行车上的铃铛。

巧珍走过来，在孩子的脸蛋上热烈地亲了一口。

她跨上自行车向大马河桥的方向赶去。

大马河桥上。

加林扶在桥栏杆上，望着远方。

县河波光闪闪，辉映着夕阳明亮的光芒。

河边洗衣服的城市妇女，正收拾岸边草地上花花绿绿的衣服床单。

一群光屁股小孩身上糊着泥巴，在河滩上追逐戏耍；扑通扑通跳入水潭中。

加林无意识地微笑了。即刻，他的神色又变得严峻起来。

他回过头，看见巧珍正骑着车子向这边走来。

大马河桥上。

巧珍把车子撑在路边，走到加林面前，掏出一卷钱递给加林，说：“一毛钱一个，你点点，看对不对？”

加林接过钱，惊讶地看着巧珍，不知说什么，他终于结巴着说：“巧珍……你……真能行！”

巧珍不好意思低下了头。

加林：“你赶快骑车回去，太阳都快落了。”

巧珍过去推起了车子，说：“咱们……一块走。”

加林为难地说：“我骑车带人不行，怕把你摔了。”

巧珍亲切地看了加林一眼：“我带你！”

加林：“啊呀，那怎么行呢……”

巧珍：“干脆，咱别骑车，走着回！”

加林为难地看了巧珍一眼。

巧珍执拗地看着他。

加林只好过来帮她推车，巧珍肩膀把他碰开，说：“你累了，我来推！”

傍晚。通往高家沟的简易公路上。

加林和巧珍局促地相跟着在公路上走。

太阳正在落山。西天上红色的霞朵；山尖上一抹淡黄的阳光；暗影笼罩的川道；绿色海洋般的庄稼；山坡上滚动着的白色的绵羊群……

黄昏。公路上。

巧珍和加林错开一点距离。一前一后走着。

巧珍不时弯过身子，想和加林说什么，又不好意思转过身去。

巧珍终于开口说：“高明楼心眼子真坏，什么强事都敢做。”

加林奇怪地看了她一眼，说：“他是你们的亲戚，你还能骂他？”

巧珍大胆地回过头看了加林一眼：“谁和他亲戚？他是我姐姐的公公，和我没一点相干！”

加林笑了笑：“你敢在你姐面前骂她公公吗？”

巧珍：“我早骂过了！我在他本人面前也敢骂！”

巧珍故意放慢脚步，让加林和她并排走。

加林走上前来，说：“高明楼心眼子怎个坏？我还看不出来。”

巧珍停住脚步，愤愤地说：“加林哥，他走后门把你的教师下了，让他儿子上，看现在把你愁成啥了？”

加林也停住脚，怔怔地看了巧珍一眼，叹了口气，又往前走。

夜。巧珍和加林继续在公路上走着。

黑黝黝的山峦；朗朗的流水声和青蛙的鼓噪声。

公路上传来他们的说话声。

巧珍：“他做的坏事老天爷知道，将来会报应他的。加林哥，你不要太熬煎，你这几天瘦了……其实，当农民就当农民，天下农民一茬人哩……咱农村有山有水，空气又好，只要有个合心的家庭，日子也会畅快的……”

加林：“我上了两天学，现在要文文不上，要武武不下，当个农民，劳动又不好，将来还把老婆娃娃饿死呀……”

加林说完，嘿嘿地笑了。

夜，公路上。加林推着自行车，巧珍走在他身边。

巧珍猛地停住脚步，扬起头看着加林说：“加林哥，你如果不嫌我，咱们两个一搭里过！你在家里呆着，我给咱上山劳动！不会叫你受苦的……”

巧珍低下头，一只手扶着车把，一只手扯着衣服边。

加林猛地惊呆了。

过了好一会，加林才结结巴巴说：“天黑了，咱们……走吧……”

他们又慢慢并肩往前走。

加林：“你怎猛然想起这么个事？”

巧珍停住脚步，说：“怎是猛然呢……”

泪水从她眼里涌出来。

加林看着她，把自行车“啪”地撑在公路上，两只手在身上神经质地摸起来。

巧珍看他这副样子，破涕为笑，过去在车后面的花提包里掏出一盒烟，递到加林面前。

加林惊讶地看着她。

巧珍：“快抽上一支，我给你买了一条哩！”

加林亲切地看着她，接过了烟。

巧珍又拿出一个小瓶递到加林手里。

加林莫名其妙地接过来在鼻子上闻了闻：“碘酒？”

巧珍点了点头，说：“回去抹在手上……”

加林说：“你怎么知道我的手烂了？”

巧珍妩媚地一笑，说：“我就是知道！你们先生的手真娇气……”加林走近她，喜爱地看着她。

他们胆怯地拥抱在一起。

夜。村口河湾里。

他们相对相立，自行车放在一边。

巧珍：“加林哥，你再亲我一下……”

加林在她脸上亲吻。

第三章

夜。加林家。

加林躺在炕上，辗转反侧，睡不着觉。

夜。巧珍的窑洞。

巧珍也翻过来调过去睡不着。

巧玲迷糊着问：“二姐，你怎么啦？是不是病了？”

巧珍在黑暗中微笑着说：“没……你睡你的……”

夜。加林家。

加林躺在炕上，在黑暗中大睁着眼睛。

加林的画外音：“我似乎匆忙地犯了一个错误……我目前这样的处境，根本不是谈情说爱的时候。再说和一个没文化的农村姑娘结合在一起，我一辈子不就要拴在这土地上了？这简直是一种堕落和消沉的表现……

早晨。

巧珍坐在畔上纳鞋底，看见加林挑着桶去井边担水。

巧珍赶忙转回家去。

巧珍换了一身新衣服，端着洗衣盆向井边走去。

加林提着水在她不远处走过，竟然没有理她。

她不知所以然地望了他一眼。

傍晚。麦茬地。

德顺爷正手把手教加林学犁地。

这时候传来巧珍甜蜜的信天游：

上河里（那个）鸭子河里鹅……

歌声在山水间悠悠飘荡。

川道的玉米地里，妇女们正在锄地。巧珍的歌声在继续着：

一对对（那个）毛眼眼望哥哥……

巧珍唱完歌，朝对面山坡上深情地望了一眼。

麦茬地。

加林全神贯注跟德顺爷学犁地，对一切都漠不关心。

川道玉米地里。

巧珍难受地轻轻叹了口气。

妇女丙：“巧珍，马拴又来了！”

妇女丁：“快用你的毛眼眼望一下！”

妇女们都哈哈大笑，巧珍生气地拿土块撵着打她们。

黄昏。

巧珍肩着锄在大马河边等加林。

加林从河对面走过，没有理她。

黄昏。玉米地中间的小路上。

巧珍扛着锄头走过，似乎用手在抹眼泪。

夜。加林家。

炕上放着一碗没动筷子的面条。

加林靠在一摞铺盖上。

巧珍家院外。

巧珍站在畔上怔怔地望着加林家的院落。

加林家的破墙烂院。

灯光摇晃的窗户……

加林家的窑洞。

加林仍然忧伤地靠着铺盖卷。

他眼前现出他和巧珍在一起的几个镜头，一切是那么甜蜜和美好……

他对隔壁窑洞喊：“妈，我有个事出去一下……”

他跳下炕，吹灭了油灯，打开了门。

加林过了桥，走到巧珍家的坡底下站住，犹豫着不知怎样把巧珍叫出来。

他看见巧珍突然从她家畔上的树背后转出来，下来了。

他转过身，向沟外走去。

他一边走，一边回头看。

巧珍不远不近地跟在后面。

夜。村外杜梨树下。

加林枕着自己的手掌仰天躺在树下。他听见那甜蜜的脚步声正沙沙地走近他。

巧珍来到他跟前，他坐起来。

巧珍稍犹豫了一下，就胆怯地、然而坚决地靠着他坐，摸索着在他肩头衣服的破绽处亲了一口，抱住他的肩头亲热而委屈地啜泣起来。

加林侧身抱住她，眼里也涌满了泪水。

夜。杜梨树下。

加林巧珍依偎在一起。

巧珍：“加林哥，你这几天为什么不理我？”

加林表情复杂地说：“你……一定难过了。”

巧珍：“你知道人的心就对了。”

加林：“我……再不那样了。”

巧珍：“你给天上的神发誓！”

加林笑了：“你真迷信……你相信我……你为啥没穿那身新衣服？那衣服你穿上特别好看。”

巧珍：“我怕你嫌不好看，才又换上了这身。”

加林：“你明天再穿上。”

巧珍：“嗯。只要你喜欢，我天天穿！”

巧珍突然记起了什么，从身后拿出一个小包来。

她拿出几个煮鸡蛋，剥了皮，递给加林。

加林狼吞虎咽地吃，巧珍在剥鸡蛋皮。

巧珍：“我知道你晚上没吃饭。我们这些满年劳动的人，刚回家都累得不想吃饭，别说你了。……你要是不找我来，我今晚上非要把鸡蛋送到你家不可！”

加林一边吃，一边开玩笑说：“千万不敢这样，让你爸知道了，小心把你腿打断！”

巧珍柔情地说：“加林哥，我看见你比我爸我妈还亲……”

加林笑了，把半个鸡蛋塞进嘴巴，用胳膊紧紧搂住了她。

白天，麦茬地。

加林跟在德顺爷后面，愉快而熟练地犁地。

白天，川道豆田里。

男女社员正在锄地。

加林和巧珍设法凑在一起，用眼睛在说一些外人不知晓的话。

田野里的休息场地。

众人在嬉笑打闹。

加林在老练地抽着旱烟锅。

加林和一些中年妇女打闹。

他看来已经把自己变成一个地道的农民。

中午。加林家的院子。

加林正乒乒乓乓拉风箱。她母亲在蒸馍。

中午，加林家的自留地。

玉德老汉在锄地。加林扛着锄头上了地畔，玉德老汉高兴地看着他。

他和父亲一块锄地。

夜。村外庄稼地中间的小路。

加林拉着巧珍的手亲热地说着话，走着。

夜，高粱地里。

加林和巧珍依偎着躺在一起。

朗朗的水声。

远山的剪影。

星光灿烂的夜空。

早晨，巧珍家畔上。

巧珍蹲在那里，不灵活地在刷牙，周围围了一些小孩和几个无聊的老头在看“西洋景”。

巧珍家坡下。

立本正赶着几头牛往上走。

他看见刷牙的巧珍和围观的人，脸拉下来。

巧珍家畔上。

立本走近刷牙的巧珍，喝骂道：“不要脸的东西！还不快滚回去，给老子跑到门外丢人来了！”

孩子们和老头们都尴尬地跑了。

巧珍委屈地站起来，说：“爸，你为啥骂人哩？我刷牙讲卫生，有什么不对？”

立本：“狗屁卫生，你个土包子老百姓，满嘴的白沫子，全村人都在笑话你这个败家子！你羞先人哩！”

巧珍：“老百姓连个卫生也不能讲了？我就要刷！”

“你……”立本回过头，看见那几头牛正在啃菜，撒开腿就跑。

菜园里。

立本气急败坏地赶牛。

巧珍家的窑洞。

巧珍把牙具放在柜子上。

巧珍妈：“珍珍，以后你就在咱家里刷，不要跑到外面去嘛，村里人笑话哩！”

巧珍赌气地说：“叫他们笑话去，我就要到外面刷！”

巧珍妈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

中午，村子后沟里。

德顺爷赶着牲口，加林扛着犁具，相跟着从山路上往村子里走。

前面的德顺爷突然开口说：“加林，你要媳妇不？”加林笑了笑，“想要也没合适的。”

德顺爷：“你看巧珍怎样？”

加林窘迫得一下不知该说什么。

德顺爷：“我看你们两个最合适！巧珍长得俊，人品又好，你们两个天生的一对！你这小子有眼光哩！”

加林有点恐慌地说：“德顺爷爷，我连想也没想。”

德顺爷：“小子，甭哄我，我老汉看出来了！”

加林：“好爷爷哩，你千万不敢瞎说！”

德顺爷：“我嘴牢得铁橇都撬不开，我是为你们两个娃娃高兴啊！好啊，就像旧曲里唱的，你们两个——”他唱道：“实实的天配就……”

加林不好意思地笑了。

村口桥头。

加林扛着犁具往家走。

马拴穿戴一新，推着那辆花红柳绿的自行车把他堵在桥头。

马拴：“犁地去了？”

加林点点头：“嗯……”

马拴：“……高老师，唉……我在刘立本家都快把腿跑断了，人家巧珍就是不露面嘛！我这见庙就烧香哩，你是本村人，又是先生，你能不能也从旁给我出一把力？”

加林不痛快地笑了笑，说：“你别再瞎跑了，巧珍已经有对象了。”

马拴吃惊地问：“谁？”

加林：“你慢慢就会知道的。”

夜，村外打麦场的麦秸垛后面。

加林躺在麦秸上，巧珍依恋在他身边，用手梳理着加林乱蓬蓬的头发，嘴里哼着信天游：“鸡蛋壳壳点灯半炕炕明，浇酒盅盅量米不嫌哥哥穷……”

加林：“你再唱上河里鸭子……”

巧珍嘴巴贴在加林耳朵边，轻轻地唱起了这首歌。

巧珍的歌声中，加林拉起了响亮的鼾声。

巧珍摇醒他，心疼地说：“看把你累成啥了，你明天歇上一天！”

她把他的手拉过来堵住她的眼睛，说：“等咱结婚了，你七天头上就歇上一天！我让你像学校里一样，过星期天……”

麦秸垛上面的草丛里一个孩子“噢”地叫了一声。加林和巧珍一惊。

一群孩子嘻嘻哈哈地跑了。

第四章

白天。立本家的窑里。

立本家正在打架。

立本手里举着一只鞋，扑着打巧珍，嘴里喊着：“你这不要脸的东西，和高玉德的败家子儿鬼混……全村人都在传播……”

巧英、巧玲和巧玲妈护着巧珍，和立本扭结在一起，连哭带喊。

立本把鞋扔过去打巧珍。

鞋扔进水瓮里，打落了马勺，溅起一片水花。

白天。加林肩搭绳索，手里提把镰刀从村中的桥上走过去。

一些人家的畔上，做活的妇女指划着他，相互挤眉弄眼。

白天。加林家自留地。

玉德老汉正在锄地，立本立在他对面。

立本手指头指着玉德老汉说：“你要是再不管教，叫我碰见他胡骚情，非把他小子的腿打断不可！”

玉德老汉勃然大怒，烟锅头子指着立本戴白瓜壳帽的脑袋，吼叫说：“你小子敢把我加林动一指头，我就敢把你脑壳劈了！”

立本慌忙后退一步，然后索性背抄起胳膊离开了这地方，一边走，一边回过头说：“我和你没完！咱走着瞧吧！我不信没办法治你父子俩！真个没世事了！”

中午，加林家窑里。

加林妈在做饭，加林爸在擦老镢头，加林躺在炕上看书。

加林妈：“好我的娃娃哩，你千万不要闯乱子了……”

玉德：“你早早死了心！咱这光景怎能高攀人家嘛！”

加林坐起来，说：“谁高攀谁哩？你们一辈子真没出息！我的事你们别管，由我做主！”

明楼家院子。

明楼和立本正说话。

站在地上抽纸烟的明楼对蹲在碾盘上抽卷烟的立本说：“哈呀，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哩！不就是他们两个谈恋爱吗？”

立本气愤地吼叫说：“狗屁恋爱！连个媒人也没经，黑天半夜在外面鬼混，把先人都羞死了！”

明楼用手指头揩掉立本溅在脸上的唾沫星子，说：“你整天走州过县做买卖，思想怎还这么古板？现在的年轻人还像咱们过去那样吗？你没见的多着呢！我前几年每年都参观一回大寨，路过西安、太原，看见男男女女胳膊套胳膊走路哩……”

立本：“加林是个什么东西？文不上武不下的，糟蹋我巧珍哩！”

明楼眼一瞪：“怕人家加林看不下巧珍哩！只要人家看下了，你能都能不过来哩，还说人家糟蹋你女子哩！”

立本：“加林有个什么出息？又不会劳动，又不会做生意，将来光景一烂包！”

明楼：“人家是高中生，你女子斗大字不识一升！”

立本：“高中生顶个屁！还不是要戳牛屁股？”他轻蔑地一撇嘴，又加添说，“连牛屁股都不会戳！”

明楼：“好立本哩，你根本不敢小看加林。不是我说哩，这一条川道里，和他一样大的年轻人，顶上他的不多！他要文有文，要武有武，性子硬，心计灵，一身的男子汉气概！别看你我人称大能人二能人，将来村里真正的能人是他！……不瞒你说，我听了这事很高兴……要是他和巧珍结婚了，不是和我也成亲戚了吗？”

立本一纵身从碾盘上跳下来，火气十足地说：“你别给我灌清米汤了！你能说光面子话哩！巧珍是我的女子，我不能把她往黑水坑里垫！高玉德那个不成器的儿子，我看不下！”

明楼：“你看不下，可巧珍能看下哩，看你还有什么办法！”

立本：“我没办法？我把他龟子孙的腿往断打呀！”

明楼：“小心公安局的法绳！”

白天，井台边。

加林准备往桶里舀水，但看了看这个肮脏的水井，叹了口气，把马勺扔到一边。

他站起来，忍不住朝巧珍家的畔上望去。

他看见巧珍从那棵树后面转出来了。

巧珍家畔上。

巧珍含笑望着加林，头向她家垴畔上扬了扬，意思叫加林看上边。

加林朝巧珍家垴畔上望去。

巧珍垴畔山坡上。

立本正撅着屁股锄地。

井台上。

加林立刻又气又恼。

他故意放开声朝巧珍喊：“巧珍，你下来！我有个事要对你说！”

巧珍家畔上。

巧珍听见加林叫她，惊得下意识回头朝她家垴畔上望去。

她看见她爸仍然在锄地。

她从小路上飞快地转下来了。

井台边。

巧珍不安地抠着手指头，小声问加林：“加林哥，什么事？村子上面有人看咱两个呢，我爸……”

加林：“不怕！专门叫他们看！咱们又不是做坏事哩……你爸打你了吗？”

巧珍眼里闪着泪花，含笑咬着嘴唇。

她又不好意思地说：“没打……骂了几句。”

加林：“他再要对你动武，我就对他不客气了！”

巧珍：“你千万别动气，我爸刀子嘴豆腐心，不敢太把我怎样。你别着气。我们家的事有我哩……你怎不舀水？”

加林看了看水井：“脏得像个茅坑……巧珍，咱干脆到城里买点漂白粉去……”

巧珍：“我也跟你去？一块去？”

加林：“一块去！你敢不敢？”

巧珍：“敢！我回去推车子……看你衣服脏成啥了！你脱下我明天给你洗一洗……”

加林高兴地说了句粗鲁话：“实在是个好老婆！”

巧珍亲昵地噘起嘴，朝加林脸上调皮地吹了一口气，说：“难听死了……”

出村的道路上。

加林推着自行车，巧珍跟在他身边。两人都穿着新衣服。

村里为这事轰动起来。

一些人家的畔上站着人；一些人正往畔上跑；大家指指画画地看着他俩，议论着。

村口的路上。

加林和巧珍亲密地走在一起。

一群光屁股小孩在他们远远的后边嬉笑着，给他们扔小土疙瘩。

山坡上。

锄地的庄稼人纷纷来到地畔上，看这两个“洋人”。

各人的脸上显出不同的表情。

玉德老汉不知是啥事，也过来看了。

众人立刻对他哄笑起来。

玉德老汉臊得一转身钻到了庄稼地里。

公路上。

加林骑着车子，巧珍坐在后座上。

川道的豆田里。

庄稼人也纷纷跑到地畔上看他们。

有两个青年男女在人后面互相拉住了手。

公路上。

加林带着巧珍，驰向远方……

早晨。水井边。

一老头在井里看了看，叫道：“这是哪些坏东西给这水里撒了这么些白东西？”

一社员：“加林、巧珍！听说还有张娃和明生……”

一社员：“听说加林嫌水井脏，给里面撒了些洗衣粉……”

一社员：“不是洗衣粉，听说是一种什么药。”

一妇女：“天老子呀，不管是洗衣粉还是药，怎能给水井里撒呢？高玉德的嫩老子不要这一村人的命了。”

一青年提桶挤到井边，开始舀水，并对大家说：“这不是洗衣粉，是漂白粉，讲卫生的……”

一社员：“你瞎眼小子，跟上高玉德那个疯子儿扬黄尘哩！”

妇女：“明生，你妈不讲卫生，生养得你缺胳膊了还是少腿了？”

老年人：“胡成精哩！把龙王爷惹恼了，水脉一断，你们喝尿去吧！”

一个老头过来，把青年舀起的一桶水提起倒在沟里。

那青年站起来喊：“爸，你……”

老头脖子一拐，瞪了儿子一眼。

众人笑。

立本家院子里。

立本举着一只鞋扑着打巧珍。

巧英和她妈在拉架。

大门口挤着许多看热闹的人。

加林家窑门口。

加林要出门，父母亲扯着他的胳膊不让他出去。

井对面的小路上。

巧玲拿一本书走过来。

她看见井边围了许多人，不知是啥事，就走过来了。

井边。

巧玲问一社员：“怎啦？”

社员讥讽地说：“怎啦，你二姐和你二姐夫嫌水井脏，给里面撒了一些洗衣粉。”

一社员：“你们家大概常喝洗衣粉水吧？看把你们脸喝得多白！”

众人哄笑。

巧玲强忍着给大家说漂白粉的作用。

一社员粗鲁地打断她的话，说：“哼！说得倒美，你爬下先喝上一口！和你二姐夫一样咬京腔哩！伙穿一条裤子！”

众人哄笑。

巧玲眼里转着泪花子，羞得转身就跑了。

听见明楼来到井边，在井里看了看，对大家说：“哈呀，你们真是些榆木脑瓜！加林给咱一村人做了件好事，你们却在咒骂人家娃娃……你们为什么不担这水，这水现在撒了漂白粉，是最干净的水了……五大叔，把你的马勺给我！”

明楼从明生父亲手里接过马勺，在井里舀了半马勺凉水，端起喝了个精光。

明楼摸了把胡楂子上的水，笑着说：“实践检验真理呢！大家还不敢担吗？”

众人都嘿嘿笑了，争着挤到井边舀水。

夜，村外小河边。

加林和巧珍默默地坐着。

加林抬头望着远方。

远方是黑黝黝的山峦。

他好像看见在遥远的山的后面，闪耀着巨大的亮光。

他似乎听见火车在隆隆地飞奔着。

他似乎听见飞机在起飞，发出尖利的声响……

一切又平静下来，周围仍然沉浸在宁静的黑暗中。

他叹了一口气，把头埋在膝盖上。

巧珍轻轻依在他身上，说：“加林哥，我知道你的心思……你干脆想办法工作去……看把你愁成啥了……

加林抬起头，感激地看着她。

巧珍：“真的，加林哥，只要有门道，我支持你出去工作……你一身才能，窝在咱高家沟施展不开……你从小没劳动惯，地里的苦你受不了……将来你要是工作了，我就在家里给咱种自留地，抚养咱们的娃娃……你有空了就回来看我，我农闲了，就和娃娃一搭里来和你住在一起……”

加林开玩笑说：“你叫我出去工作，不怕我不要你了吗？”

巧珍一下子紧紧抱住他，哽咽着说：“你什么时候也别把我丢下……”

加林笑了：“你啊，看你这样子，好像我已经有工作了！”

巧珍抬起头也笑了。

白天，加林家。

一家三口正在吃午饭。

明楼抽着纸烟走进来。

玉德老两口慌忙让书记吃饭。

明楼：“我刚放下碗，你们吃你们的……”

明楼看了一眼加林，说：“快种麦了，队里想到城里拉点茅粪，这活轻，我想让加林和德顺老汉去……加林这一段太累了……”

加林看了一眼明楼，没说什么。

明楼：“巧珍跟着去做一顿饭，城里她姨家有一孔空窑……就这事……你们在！”

明楼转身往出走，玉德两口簇拥着送他到门口。

傍晚，通往县城的简易公路上。

两辆粪车一前一后，在苍茫的暮色中走着。驴蹄子嘚嘚地敲打着路面。

德顺老汉坐在前面一辆车上，加林和巧珍坐在后面一辆车上。

德顺掏出酒壶抿了一口，说：“现在天还没黑，两个先坐开些！”

后面的加林和巧珍不好意思地笑着，各自把身子挪开一点。

夜。

迷蒙的月光辉映着静悄悄的山川。

两辆粪车在公路上走着。驴儿打着响鼻。

德顺老汉又抿了一口酒，带着醉意唱了两声信天游：“哎哟，年轻人看见年轻人好，白胡子老汉不中用了，……”

后面车子上的加林和巧珍忍不住笑了。

德顺爷：“你们笑什么哩？真的，你们年轻人真好，少男少女，亲亲热热，我老了，但看见你们在一块，心里也由不得高兴啊……”

加林：“德顺爷，你一辈子为啥不娶媳妇？你年轻时候谈过恋爱没？”

德顺爷：“恋？爱？我年轻时候比你们还恋得爱！”

他眼睛眯起来，望着远方，陷入在沉思中。

远方模糊的地平线。

一列列大山的剪影衬在暗蓝的天幕上。

川道里泼墨似的庄稼地。

反映着月光的水面。

陡峭的山崖。

车子在公路上走着。驴蹄子单调的嘚嘚声。

在大自然的各种剪影和人、车、牲口的各式特写中，德顺老汉讲述着他的往事……

德顺老汉的声音：“……那时候，我像你们一样年轻……农活不忙了，就吆着牲口到口外给地主刘国璋驮盐、驮皮货……就在无定河畔的一个歇脚店里，我结交了店主家的女儿，成了相好。那女子叫个灵转，长得比咱县剧团的小旦都俊样。我每次赶牲灵到他们那时，灵转都计算得准准的。等我一在他们村的前上出现，她就唱信天游迎接我哩……她的嗓音真好啊，就像银铃碰银铃一样好听……”

“……我歇进那店，就不想走了。灵转背转她爸，偷着给我吃羊肉扁食，荞面饸饹……一到晚上，她就偷偷从她的房子里溜出来，摸到我的窑里来了……一天，两天，眼看时间耽搁得太多了，我只得又赶着牲灵，起身往口外走，那灵转常哭得像泪人一样，直把我送到无定河畔，又给我唱信天游……”

加林：“大概唱的是‘走西口’吧？”

德顺：“嗯……”

接着，他便唱起了这首古老的歌谣：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送你走；

有几句知心话，

哥哥你记心头。

走路你走大路，

万不要走小路；

大路上人马稠，

小路上有贼寇。

坐船你坐船后，

万不要坐船头；

船头上风浪大，

操心掉在水里头。

日落你就安生，

天明再登程；

风寒路冷你一个人，

自靠你自操心……

德顺老汉上气不接下气地唱着，到后来已经曲不成调，变成一句一句歌词。说到后来，竟然哭起来；哭了一阵，又嘿嘿笑出声，说：“啊呀，把它的！这是干甚哩！老了，老了，还老得这么不正相！哭鼻流水的惹你们娃娃家笑话哩……”

车子在公路上静静地走着。

巧珍靠在加林胸脯上，脸上挂着泪珠。

加林用胳膊搂着巧珍的肩头。

巧珍：“德顺爷，灵转后来干啥去了？”

德顺叹了一口气：“唉……后来，听说让天津一个买卖人娶走了。她不依，她老子硬让人家引走了……天津啊，那是到了天尽头了，从此，我就再也没见我那心上的人儿！我一辈子也就再不娶媳妇了。唉，娶个不称心的老婆，就像喝凉水一样，寡淡无味……”

巧珍：“说不定灵转现在还活着？”

德顺爷：“我死不了，她就活着！她一辈子都揣在我心里……”

车子在公路上走着，走着，消失在远方……

夜，副食公司大门口。

加林往架子车的粪桶里灌粪。

夜，副食公司院内。

加林担一担粪往出走，听见院墙角乘凉的几个人哼哼唧唧。

一名妇女喊：“担粪的，你把人臭死了！你到其他地方去担嘛！别在这里欺负人了！”

加林一下子站住了。

他强忍着继续往外担。

那妇女又嘟囔：“这些乡巴佬真讨厌！”

加林忍不住了，他把粪担一下放在院子里，朝乘凉的那几个人走去。

那几个人紧张地站起来。

那妇女指住他，喊叫说：“你过来干啥呀，还想吃个人？”

加林轻蔑地看了看她，尽量平静地说：“这没有办法。我们晚上进城拉粪，也是考虑到白天机关办公，不卫生；想不到晚上你们在院子里乘凉……”

另外两个干部说：“算了，算了，赶快装满拉走……”

妇女还气冲冲地，说：“走远！一身的粪，臭烘烘的！”

加林恶狠狠地对她说：“我身上是不太干净，不过，我闻见你身上也有一股臭味！”

那妇女气得要扑过来拉扯加林，被另外两个干部拦住了。

加林转过身去担粪……

夜。街道上。

加林靠在路边暗影中的一根水泥电杆上，望着灯光闪烁的城市。旁边放着粪车。

加林画外音：我非要到这里来不可！我有文化，有知识，我比这里生活的年轻人哪一点差？我为什么要受这样的屈辱呢？

第五章

白天。高家沟。

加林拿着一封信在村中的路上跑过。

白天。加林家院子。

加林妈抱一抱柴火准备进窑。

加林气喘吁吁跑进院子，喊：“妈！”

加林妈惊慌地问：“出啥事了？”

加林：“我二爸要回咱地区当劳动局长。”

加林妈：“劳动？你二爸也回来劳动呀？”

加林：“哎呀！不是……”

加林展开信，准备给母亲读……

白天。高家沟。

一辆吉普车开到村里来了。

白天。加林家。

窑里窑外都挤满了人，一片闹哄哄的声音。

窑里，玉智正笑容满面给众人散纸烟，亲热地辨认他小时候的伙伴。

玉德老汉站在玉智旁边，笨拙地抽着纸烟，笑着，不时用瘦手抹眼泪。

隔壁窑里。

许多妇女在帮助加林妈做饭。

加林妈在切菜。

巧珍在擀面。

巧珍家。

巧珍从饭盘里拿了几个碟子往出走。

立本在门口斜了一眼，说：“那还能待客？”

巧珍一愣。

立本过来在箱子里取出了几个新碟子，毫无表情地放在箱盖上。

巧珍把旧碟子放下，拿起新碟子，冲父亲背影一笑，出了门。

村中空场地上。

一群小孩围着吉普车，有的钻进车内按喇叭，有的趴在汽车上。

占胜和加林交谈着向吉普车这边走来。

占胜猛一声喊叫，孩子们一哄而散。

吉普车旁边。

加林和占胜靠在吉普车上。

占胜：“旁的事我先不说了，只对你说一句话，你的工作问题我们很快会妥善解决的……”

加林为这句话感到震惊。

传来明楼的声音：“加林，你还不快回去招呼你二爸去？啊呀，马局长也来了？”

占胜：“我陪高局长来的……”

明楼来到吉普车旁，和占胜热情握手，转过头对加林说：“你爸妈人老了，手脚不麻利，家里又再没个人……”

加林：“老马挤不到我家里，我陪他在这儿呆一会。”

明楼：“你去你的，叫马局长先到我家里坐一坐……你给你妈说，下一顿饭就不要准备了，我们家已经准备上了……啊呀，多不容易，玉智几十年闹革命没回家……马局长，走走走……”

白天。山坡上，加林家的祖坟地。

玉德老汉往石供桌上摆供品，玉智和加林站在一边。

玉德摆完供品，便跪下了。

玉智犹豫了一下，不知该怎办。

玉德瞅了他一眼。

玉智只好和加林都跪在坟前。

三个人连磕了三头。

玉智和加林站起来。

玉德老汉却一头扑在坟地上哭起来。玉智和加林都很尴尬。玉智也忍不住拿手帕擦眼睛。

玉智和加林搀扶着玉德站起来。

玉德老汉哽咽着说：“咱老人，在世时，把罪受了……”

玉智：“我一直在外，没好好管老人，心里很难过……”

白天。山间小路上。

玉德、玉智、加林跟着下山。加林提着供品篮。

玉智：“哥，我要把对咱老人欠的情，在你和嫂子身上补起来。现在我已回到咱家乡工作了，我要尽量帮扶你们，有什么困难，你就说，哥……”

玉德：“我们老两口也是快入土的人了，没什么要牵累你的。家里现在也没什么大熬煎，要说大熬煎，就是你这个侄儿子。”他看了加林一眼：“高中毕业了，就在村里劳动，他……”

玉智问加林：“你不是在村里教书着哩？”

加林正要回答，玉德赶快说：“现在学生娃少了，用不了那么多教师，就回来了……”

玉智为难了一阵，说：“……哥，这种事我可是不能做啊！我刚上任，怎能……哥，你要理解我的心情哩……”

玉德沉默了一下，叹了口气说：“唉，既然这样，也不能为难你了……咱走快点吧，明楼一再说他们家饭做好了，等着你呢……”

白天。明楼家会客窑里。

巧英和明楼的老婆忙得出出进进。

明楼和占胜坐在麻袋片裹着的土沙发上说话。明楼的小孙子在明楼腿边玩。

明楼：“万一高局长知道咱们下了加林的教师怎么办呀？”

占胜咧嘴一笑：“给他找个比教师更好的工作，他还能再对咱说个一长二短吗？”

明楼：“更好的工作？现在国家又不在农村招工招干，哪有比民办教师更好的工作？”

占胜接过明楼递上的纸烟，点着吸了一口，说：“最近地区给咱县上的小煤窑批了几个指标。当然，这几个指标本来没城关公社的，城关以前走的人太多了……”

明楼：“加林恐怕不愿去掏炭。”

占胜：“谁让他掏炭哩？现在县委宣传站正缺个通讯干事，加林写的又好，以工代干，让他干这工作，保准他满意！”

明楼：“这怕要费周折哩！”

占胜：“我早把上上下下弄好了。到时叫他填个表，你这里把大队章子一盖，公社和县上有我哩。反正手续办得合合法法，捣鬼也要捣得实事求是嘛！”

两个人为这句笑话笑了。

笑完后，明楼问占胜：“高局长提起给加林找工作的事没？”

占胜讥讽地看了明楼一眼：“哈呀，你就在高家沟是个精明人！而今办这类事，哪个笨蛋领导明说哩？这就看手下人的眼活不活嘛！咱主动给领导把这种事办了，领导表面上批评你哩，可心里恨不得马上就把你提拔了！”

高明楼惊得张开了嘴巴。

听见外面三星已引着玉智两兄弟进来，明楼、占胜慌忙出去迎接。

玉智、玉德被明楼、占胜、三星、明楼妻、巧英等簇拥着进会客窑。

明楼扶着玉德的胳膊，问：“加林怎不来？”

玉德：“那是个犟板筋……不来就算了……”

明楼家会客窑。

巧英和明楼妻上菜。

八仙桌上摆满了碟、盆、碗、酒瓶、酒杯。

明楼把一杯酒敬到玉德面前。

玉德两只手哆嗦着接过酒杯。他看看玉智，又看看明楼巴结的笑容，把酒喝了下。

酒呛得老汉满脸皱纹缩在了一起……

白天，高家沟村口的河湾里。

加林提着个提包，和巧珍相对而立。

巧珍牙咬着嘴唇，泪水在脸上扑簌簌地淌着。

巧珍：“加林哥，你常想着我……”

加林点点头。

巧珍：“你就和我一个人好……”

加林又点点头。

公路上。

加林站在公路边上，他看见——

站在河湾里的巧珍。

高家沟参差不齐的村舍。

绿色笼罩了的大马河川道……

他用手指头抹去眼角的泪水，转过身，向县城走去了……

主题歌起。

下集

第六章

已经是干部派头的加林，夹着文件夹，迈着轻盈的步子从石台阶上飞快地跑下，穿过县委大院。

白天。景若虹办公室。

老景正给加林讲解照相技术。

白天。街道。

加林愉快地走过街道，巡礼似的观看着两边的景致。

他猛地惊住了。

满面春风的亚萍出现在眼前。

两个老同学又惊又喜，热情交谈起来。

夜。东岗。

加林在小树林中散步，望着县城迷人的灯火。

晨。

加林穿着运动衣，朝气蓬勃跑过林荫道。

白天。国营食堂。

加林、亚萍、克南在一块吃饭。

白天。

加林和亚萍拿着一些书，一边交谈，一边从图书馆走出来。

白天。县大礼堂。

正在开大会，一位领导在讲话。

加林在主席台上照相，亚萍在台角录音。

他们相视一笑。

夜。灯光篮球场。

球赛在激烈进行。

加林潇洒地把球投入篮内。

看台上的观众在狂热地喝彩。

夜。加林办公室。

他在埋头写作。

白天。县机械厂。

加林和老景在车间现场采访。

老景向几个干部和工人提问，加林专心记录着。

白天。加林办公室。

加林在写作，桌子上堆了许多书和报纸。

景若虹走进来，拿一张《光明日报》给加林看。

报上登载着加林写的文章……

在以上的画面中出现加林的画外音：……生活在一瞬间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一个农民的儿子，从田野上再一次来到城市。我知道，这次进城，再不是一个匆匆过客了，我已经成了这个城市正式的一员。我的理想的风帆，就要从这里开始起航……我要珍惜这一切，努力学习，好好工作，一定要搞出成绩来……当然，我也不会满足在这个小县城呆一辈子，我有更大的理想和抱负，但眼下能在这地方占据一个位置，我已经完全心满意足了……

大暴雨笼罩着山野……

电闪，雷鸣。

山洪咆哮，桥梁垮塌。

大暴雨。

窑塌。棚倒。惊叫的牲口。呼喊的人群。

大暴雨。

洪水漫过庄稼地、瓜园。塌崖。溜坡。

翻滚的浊浪……

大暴雨。县委大院。

人们打着伞，披着雨衣在穿梭奔忙。

一辆小车溅着水花冲出了大门……

加林的办公室。

加林在收拾东西，准备出发，老景给他布置任务。

景若虹：“据防汛指挥部报告，南马河公社灾情最严重……各方面的综合报道和人物通讯都可以写……听说好多地方路断了，请你一定小心。注意安全……”

加林一边穿雨衣，一边对老景点头。

通往南马河的路上。

高加林在暴风雨中艰难地跋涉着。

他滑落在一堆乱石之中。

他伏在路边的水坑里喝水……

一个村子的抢险现场。

牲口棚垮了。公社书记刘玉海、加林和老乡们在往出拉、刨牲口。

刘玉海头上、胳膊上缠着绷带，背着一个老太太，抱着一个小女孩，从村中的水洼中走过。

村中忙乱的人影。到处是牲口的惊叫、人的喊叫声。

加林立在一个破窑檐下，用雨衣挡着雨和檐水，在一个小本上写着。

县广播站播音室。

亚萍激动地念着广播稿：“……现在播送高加林从南马河采写的第三篇通讯，题目是《在最严重的时刻》……”

大暴雨中的县城。

亚萍的广播声继续着：

“《记南马河公社书记刘玉海》……”

南马河救灾现场。

在一座快要决堤的水库上，人们在紧张地加护着坝堤。刘玉海头上、身上缠着绷带，正在背沙包。

加林跟在刘玉海身边，也在扛沙包。

亚萍的广播声继续着：

“……他已经身负七处伤，两天两夜没合一眼……”

加林家。

玉德老两口和巧珍在炕上听广播。

亚萍的广播声：“但是，他仍然奋战在抗灾第一线……”

夜。南马河抗灾现场。

刘玉海等人蹲在一孔窑的脚地上开会。

加林在一盏马灯下写稿子。

夜。广播站播音室。

亚萍在激动地念着广播稿……

白天。街道上。

加林挎着照相机走着。

一辆拖拉机吼叫着停在他旁边。

驾驶员三星在驾驶楼喊：“加林！”

加林惊讶地回过头，说：“你怎开起了拖拉机？”

三星拿一双布鞋从驾驶楼里跳下来，说：“占胜叔叔把我安排到县上机械化施工队了……巧珍给你捎的鞋。”

三星把鞋递给加林。

加林：“那你走了，谁顶你教书哩！”

三星：“巧玲教上了。”

加林：“她没考上大学？”

三星：“没有。”

加林：“你先等等。我给家里捎个东西。”

三星：“行。”

加林转身就跑。

副食门市部。

克南热情地给加林包点心。

街道上。

加林把两包点心递到驾驶楼里，对三星说：“这包给我们家，那包给巧珍……”

三星：“嗯嗯……”

中午，加林家院子。

巧珍提着个小包进来。

一只母鸡叫唤着从窝里钻出来。

巧珍过去从窝里摸出一个鸡蛋。

巧珍进了加林家窑洞。

加林妈正坐在炕上缝衣服，见巧珍来，赶忙招呼。

巧珍把鸡蛋放进炕上的针线篮里。

她从提包里掏出一包点心，不好意思地叫了一声：“妈……”

她把点心放在箱盖上，说：“加林给我们捎的……”

加林妈高兴地说：“加林已经给我们捎回来了，那是给你的……”

巧珍很不好意思地笑了。

第七章

中午。景若虹办公室。

老景正在写东西。

他听见外边敲门声。

他打开门，走出来，看见黄亚萍站在加林办公室的门口。

老景正要说什么，听见加林在屋里喊：“谁？”

亚萍不好意思地冲老景笑笑，对屋里的加林说：“我……”

加林：“你等等……”

加林打开门，亚萍向老景点点头，进了加林的屋子。

老景回了自己的办公室。

白天。加林办公室。

亚萍坐在椅子上，加林给她倒水。

加林一边倒水，一边问：“克南怎没来？”

亚萍：“人家现在是实业家，哪有串门的心思。”

加林把水放在亚萍面前，过去坐在他的床上，说：“克南的确是个实业家，很早我就看出他有这方面的特点，国家现在正需要这样的人才……”

亚萍抿了一口茶，开玩笑说：“别说克南了，让他当他的实业家去……说说你吧，你一定累坏了！南马河那些抗灾报道写得太好了，有几篇我广播时都流了泪……”

加林：“没你说的那么好。头一次写这类文章，很外行，全凭景老师修改。”

亚萍一边喝茶，一边打量加林，说：“你好像又瘦了一些，不过更结实了，个子比学校时也长高了……”

加林被她看得有点不好意思，搪塞说：“当了两天劳动人民，可能比过去结实了一些。”

亚萍意识到了加林的局促，也不好意思地把目光从加林身上移开，低头喝茶水。

他们沉默了一会。

亚萍：“……你到了城里，我太高兴了，又有个谈得来的人了……你不知道，这几年能把人闷死！很想天上地下和谁聊聊天，全城都找不下一个人！”

加林笑了，说：“你说得太过分了，这样的人有的是，可能你不太了解的缘故，你太傲气了，一般人不容易接近你。”

亚萍也笑了，说：“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但我的确感到有点沉闷，我希望能有一点浪漫主义的东西。”

加林随意地说：“好在有克南哩……”

亚萍：“克南你又不是不知道！人心眼很好，这两年也给了我不少帮助，但我总觉得他身上有情趣的东西太少了。……你今天中午到我们家去吃饭吧？”

加林：“不，不，我根本不习惯去生人家吃饭。”

亚萍有点委屈地问：“我是生人吗？”

加林：“我是说不认识你父母亲。”

亚萍：“一回生，二回熟！”

加林：“谢谢你的好意。我……”

亚萍：“怕人？”

加林：“嗯。”

亚萍：“乡巴佬！”

她说完咯咯地笑了。

加林并不生气，也笑着说：“乡巴佬就乡巴佬，本来就是乡巴佬嘛……哎，你以前不是也爱好文学，经常写诗，现在怎不写了？”

亚萍：“最近又在胡凑一点小诗，正准备请教你呢……”

亚萍从口袋摸出一个小纸片，走到加林面前，递给他。

加林接过纸片看着。

亚萍的画外音：赠加林。我愿你是生着翅膀的大雁，自由地去爱每一片蓝天；哪一块土地更适合你的生存，你就应该把那里当做你的家园。

加林看完后，又紧张又不好意思地说：“诗……写得……不错，可是我不明白……我为什么应该是一只……大雁？”

他把诗递给亚萍。

亚萍深情地看着他，调皮地说：“你留着吧。你慢慢就会明白你为什么是一只大雁！”

加林不知所措地笑了一下。

两个人都感到不自在。

亚萍看看表，说：“……哟，广播时间快到了……你在……我走了！”

加林送亚萍出了门口。

白天，亚萍宿舍。

亚萍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她从头下拉出枕巾，盖在脸上。

她听见敲门声。

她厌烦地问：“谁？”

克南在门外的声音：“我……”

她烦躁地下去开了门。

克南一进来，兴冲冲地说：“中午到我家吃鱼去！刚从水库打出来的鲜鱼……”

亚萍生气地说：“你就知道个吃！吃！”

她过去又躺在床上，拿枕巾把脸盖起来。

克南过去轻轻把亚萍脸上毛巾揭掉。

亚萍一把夺过来，又盖在脸上，喊叫说：“你走开！”

克南惶惑地倒退两步，哭一般说：“你今天究竟怎了嘛？……”

过了一会，亚萍才坐起来，对克南说：“你别生气，我今天身体不太舒服……”

克南：“那今天晚上的电影你能不能去看？”他一边掏电影票，一边说，“听说这电影可好哩，巴基斯坦的，叫《永恒的爱情》……”

亚萍叹了口气，说：“我……去。”

街巷和山坡的小土路上。

秋天来了。远方的大地一片斑黄。枯叶飘落，草木萧瑟。

亚萍激动地快步走着，风撩动着她秀丽的长发，像燃烧的火焰……

县委通讯组。

亚萍来到加林办公室门前。

她看见门上吊把锁。

她犹豫了一下，去敲老景的门。

老景出来。

亚萍立刻问他：“老景，加林是不是下乡去了？”

老景：“没有。刚才还在，可能出去散步去了。”

亚萍犹豫了一下，又问：“他常到什么地方散步？”

老景机警地看了亚萍一眼，说：“可能去东岗了……有急事吗？”

亚萍不好意思地说：“没……谢谢您。”

她转身走开了。

傍晚。东岗。

秋天的小树林色彩斑斓。

加林腋下夹着一本书，慢慢走着，嘴角反复嘟囔着几个英语单词。

他突然看见亚萍从前面的小路上走来。

等亚萍走近一些，加林对她说：“你怎上这儿来了？”

亚萍两只手斜插在衣袋里，笑着说：“这又不是你家的祖坟，别人为啥不能上来？”

加林：“一说话就像打枪一样！天都快黑了，你一个人……”

亚萍：“谁说我一个人？”

加林从她的来路望了望，说：“克南哩？怎不见他？”

亚萍：“他又不是我的尾巴，跟我干啥？”

加林：“那还有什么人哩？”

亚萍：“你不是个人？”

加林：“我？”

亚萍：“嗯！”

他们一块慢慢向前走去。

夜。东岗。

加林和亚萍坐在一个土塄坎上，两个人手里捏着几片树叶子。山下看得见闪烁着灯火的县城。

亚萍：“我要走了……”

加林：“到什么地方出差去？”

亚萍：“不是出差，是永远离开这里！”

加林大吃一惊。

亚萍：“父亲很快就要转业到老家南京工作，我也要调过去。”

夜。东岗。

他俩分别倚着一棵树。

加林望着亚萍的眼睛，问：“你真的愿意走吗？”

亚萍憧憬似的望着远方灿烂的星空，深情地说：“我当然愿意走。南方，是我的家乡，我从小生在那里，尽管后来跟父母到了北方，但我梦里都想念我的美丽的故乡……”

她喃喃地念道：“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加林忍不住接着她念道：“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亚萍热烈地望着加林：“南京离杭州很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就是江苏省的……”

加林叹了口气说：“那些地方我这一辈子是去不成了！”

亚萍微笑着问：“你想不想去？”

加林：“我联合国都想去！”

亚萍：“我是问你想不想去南京，苏州，杭州，还有上海？”

加林：“不会有到那些地方出差的机会。”

亚萍：“要是一个人在那些地方玩，也没啥意思！”

加林：“你去不会是一个人，有克南陪你哩！”

亚萍：“我希望不是他，而是你！”

加林感到无比的震惊。

夜。东岗。

林中小路上，加林和亚萍慢慢走着。

亚萍的声音：“……你知道，在学校时，我就喜欢你……那时候我们年龄小，不太懂这些事。后来你又回农村……现在我才知道我真正爱的人是你……克南我并不反感，但我对他产生不了感情，实际上，我父母比我更爱他……”

夜。东岗。

他们站在一道长满草的塄坎下。

亚萍继续说：“咱们一块生活吧！跟我们家到南京去！你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人，到大城市就会有大发展……我一定让父亲设法通过关系，让你到《新华日报》去当记者……”

加林从土塄坎上狠狠拔了一棵草，哆嗦了一下说：“我冷得实在受不了……咱们走吧……你先别急，让我好好想一想……”

亚萍对他点点头。

白天。加林办公室。

巧珍把装着红枣、梨和苹果的小筐子放在加林的办公桌上，便向加林怀里扑去。

加林慌忙把她推开点，说：“这不是在庄稼地里，我的领导就在隔壁……你坐，让我给你倒水。”

巧珍没坐，亲热地看着加林，委屈地说：“你走了，再也不回来……我已经到城里找了你几次，人家都说你下乡去了……”

加林把水杯放到桌子上，说：“我确实忙！”

巧珍没喝水，过去把加林的被子整理好，又摸了把褥子，嘴里唠叨着：“被子太薄了，罢了我给你续一点新棉花……天冷了，褥子下面光毡也不行，我把我们家那张狗皮褥子给你拿来……”

加林：“啊呀，狗皮褥子掂到这县委机关，毛烘烘的，人家笑话哩……”

巧珍：“狗皮暖和……”

加林：“啊呀，你……”

巧珍：“三星已经开了拖拉机，巧玲教上书了，她没考上大学……”

加林：“这些三星都给我说了，我已经知道了。”

巧珍：“你们家的老母猪下了十二个猪娃，一个被老母猪压死了，还剩了……”

加林：“哎呀，这还要往下说哩？不是剩下十一个了吗？你喝水！”

巧珍：“是剩下十一个了。可是，第二天又死了一个……本来……”

加林：“哎呀哎呀，你快别说了。”

加林有点烦。

巧珍感觉到了，便坐床沿上，望着他，不知怎样才能使加林喜欢她。

加林看她这样子，又很心疼地走到她面前，说，“让我到食堂给咱买饭去，咱俩一块吃。”

巧珍站起来，说：“我一点也不饿，我得赶快回去。我为了赶三星的拖拉机，锄都撂在地里，也没给家里人说……”

她从怀里掏出一卷钱，递到加林面前，说：“加林哥，你在城里花销大，工资又不高，这五十块钱给你，灶上吃不饱，你就到街上买吃的去……再给你买一双运动鞋，听三星说你常打球，费鞋……前半年红利已经分了，我分了九十二块钱呢——”

加林一把抓住她的手，眼里转着泪花子，说：“我现在有钱，也能吃饱……这钱你给你买几件时兴衣裳……”

巧珍：“你一定要拿上！”

加林：“你再这样，我就生气了！”

巧珍只说：“那我给你留着。你什么时候缺钱花，我就给你……”

加林突然记起了什么，跑过去打开柜门，拿出一条红头巾，说：“我早就给你买下了，忘了捎给你……来，让我给你包上！”

加林过去把红头巾包在巧珍头上，然后退几步，看好不好。

巧珍一下扑在他怀里，哭了……

夜。灯光球场。

男篮比赛刚结束，加林站在场边，看女篮比赛。

女篮比赛在激烈进行。

黄亚萍异常活跃，不时用优美的姿势把球投入网内。

观众为她喝彩叫好。

加林入神地盯着场上的亚萍。

他强压着一种激动的情绪，默然地离开球场……

他心事重重地立在陡峭的河岸上。

他在结满白霜的草地上徘徊。

他在办公桌前沉思。

他在东岗落叶飘零的树木间焦躁地走动，他看见兴致勃勃的亚萍向他走来，他却躲开了她。

他的眼前交替出现亚萍和巧珍的各种面貌……

加林的画外音：……怎么办？我知道我面对的是一场非常严重的选择。上帝作证，我在内心是有巧珍的。如果我一辈子当农民，我和她在一块生活也就心满意足了……可是现在呢？我要是和巧珍结合了，实际上也就被拴在这个县城了，而我时刻都在向往着到更广阔的天地去生活……我现在不得不把爱和我的前途联系在一起考虑了！……这样看来，亚萍无疑是我理想的爱人……当然，我的良心非常不安……你是一个混蛋！你不要良心了，还想良心干什么！是的，既然决定了，就不要反顾！不要软弱！为了远大的前途，必须做出牺牲！有时对自己也要残酷一些！……

白天。加林家院子。

一堆金黄的玉米。巧珍头上拢着加林送给她的红头巾，和加林妈盘腿坐在地上化玉米粒。

玉德老汉扛着镢头走进院子。他放下镢头，也蹲在地上化玉米。

巧珍回窑拿出一个小板凳，递给玉德老汉。

三个人一起乐呵呵地干着活。

夜。巧珍的窑洞。

巧玲躺在被子里，在看书。

巧珍伏在桌子上认字、写字。

她在一个小本上歪歪扭扭地写下人、土、山、水、大、上几个字。

传来鸡的啼叫声。

巧玲把书放下，说：“二姐，快睡吧！”

巧珍没答言，继续写。

巧玲：“一天认五个字就行了，多了记不住，说不定把学会的也忘了……”

巧珍还是没答言。

巧珍突然来到炕头前，拿着笔和小本，问巧玲，你说高字怎么写？”

巧玲：“什么高？”

巧珍：“就是……姓高的高……”

巧玲在被筒里接过巧珍的笔和小本，在上面写了“高加林”三个字。

巧玲指着小本对巧珍说：“高、加、林！”

巧玲笑，巧珍打巧玲……

白天。加林办公室。

加林坐在床边上，亚萍坐在他对面的椅子里。

加林刚讲完他和巧珍的事，对亚萍说：“……就这样，我和巧珍相爱了。”

加林说完，难受地靠在了被子上。

亚萍半天没说话，然后她带着遗憾的表情说：“你原来想和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结婚？”

加林点点头：“嗯。”

亚萍：“你一个有文化的高中生，满身才能，怎么能和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女人结婚？这简直是一种自我毁灭！”

加林愤怒地跳起来，喊叫说：“住嘴！我那时黄尘满面，平顶子老百姓一个，你们哪个城里的小姐来爱我？”

亚萍一下怔住了，她轻轻说：“你这么凶……克南可从来没对我发这么大火……”

加林：“你找你的克南去！”

亚萍激动地走到他面前，说：“加林，你别生气。你给我发火，我不生气，心里反而很高兴。你不知道，克南就是把刀放在他脖子上，他也对你笑嘻嘻的，气得人只能流泪。我就喜欢你这种性格！男子汉，大丈夫，血气方刚！”

加林：“我这个人脾气不好，以后在一块生活，你可能要受不了的。”

亚萍一下子惊喜地抓住他的肩膀：“那你是说，你愿意和我一块生活了？”

加林不置可否（或者说默认了）。

加林：“我得要和巧珍把这事说清楚，不瞒你说，我心里很痛苦。”

亚萍：“是的。你应该很快结束你们的不幸！”

加林：“也可能是一个不幸的结束！”

夜。亚萍家院子。

紧挨的两孔窑一明一暗。

亚萍在没有灯光的门上敲了敲：“爸，妈，你们起来，过我这边来一下。我有个要紧事要给你们说！”

窑里一阵紧张的唏嘘声。

亚萍抿嘴直笑。

夜。亚萍的窑洞。

父母亲一边穿衣服，一边先后进来了。他们紧张地问：“出了啥事？”

亚萍笑了，说：“你们别紧张。这事并不很急，但有些震动性！”

亚萍父不解地瞪起眼睛。

亚萍妈：“哎呀好萍萍哩！有什么事你就快说，你把人急死了！”

亚萍：“事情很复杂，但今晚上我先大概说一下……是这样，我已经和另外一个男同志好了，并且已经在恋爱。因此，我要和克南断绝关系……”

老两口一下子惊慌失措地喊：“什么？什么？什么？”

亚萍：“对我来说，这已经不能改变了……我知道你对克南很爱，但我并不喜欢他……”

亚萍母亲扑在亚萍的床上哭了。

亚萍父：“你……和克南……这已经两年多了，全城人都知道！我和老张，你妈和克南妈，这关系……天啊，你这个任性的东西！我和你妈把你惯坏了，现在你这样叫我们伤心！你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你们现在这些年轻人真叫人痛心啊！垮掉的一代！无法无天的一代！”

亚萍受不了父亲的吼叫，也伏在桌子上哭起来。

亚萍妈哭着数说老汉：“就是萍萍不对，你也不能这样吼喊我的娃娃……”

亚萍父咆哮地说：“都是你惯坏的！”

亚萍妈也火了：“你没惯？”

亚萍父气得一拧身出了门。

中午。克南家客厅。

克南妈拿着喷壶在墙角浇花，克南坐在沙发上看信。

克南突然把信扔一边，扑倒在沙发上哭了。

克南妈跑过来问：“南南，你怎啦？”

克南：“亚萍写信……和我……断关系了……”

克南妈震惊地问：“为什么？”

克南倒在沙发上没有说话。

克南妈捡起信，看完后问克南：“那个高加林是哪里的？”

克南仍没说话。

冬天来了。

尖利的寒风扫荡过荒凉的黄土高原……

飞舞的雪花……

白皑皑的山野……

白天，简易公路上。

雪花飞飘。

巧珍头上包着红头巾，骑着自行车在风雪中急驰。车后架上夹着卷成一卷的狗皮褥子。

白天。大马河桥上。

加林伏在桥栏杆上，望着风雪迷茫的远方。

他身后传来巧珍的声音：“加林哥！”

加林一惊，回过头，看见巧珍正在撑车子。

巧珍放好车子，兴冲冲走过来，嘴里说着：“你站在这儿干啥哩？”

她来到他面前，心疼地问：“加林哥，你没出什么事吧？我听三星说你捎话让我来一下，还以为你病了，又跑去问了一回三星，他说你没病……”

巧珍说着，笑着。她从身上掏出一个小纸片，递给加林说：“加林哥，巧玲已经给我教会好多字了……你看看我写的字……”

加林勉强接过纸片，看见纸片的上半部分歪歪扭扭写着吃、穿、劳动、大地、我们……下半部分写满了“高加林”的字样。

加林把纸片装在口袋里，脸上笼罩着苦不堪言的阴云。

巧珍天真地问：“怎样？是不是我写的不好？”

加林没言传，把头转向一边。

加林为难地开口叫一声：“巧珍……”

巧珍：“唔。”

加林：“我……想对你说一件事，但很难开口……”

巧珍：“加林哥，你说吧！既然你心里有话，你就给我说，千万不要憋在心里。”

加林：“说出来怕你要哭！”

巧珍一愣，但她还是说：“你说吧，我……不哭！”

加林：“巧珍……”

巧珍：“唔……”

加林：“我可能要调到几千里路以外的一个地方去工作了。咱们……”

巧珍一下子把手指头塞在嘴里，痛苦地咬着。

弥漫的风雪……

巧珍：“那你……去吧。”

加林：“你怎办呀？”

巧珍痛苦地沉默着。

加林：“我主要考虑这事……”

沉默。

雪花静悄悄地降落着。

两串泪珠在巧珍的脸上淌下来。

她两只手痉挛地在抓着桥栏杆。

巧珍哽咽地说：“……加林哥，你再别说了。你的意思我都明白了。你……去吧！我决不会连累你！……加林哥，你参加工作后，我就想过不知多少次了，我尽管爱你爱得要命，但知道我配不上你了。我不识字，给你帮不上忙，还要拖累你的工作……”

飘飞的雪花……

巧珍继续哽咽着，说着：“你走你的，到外面找个更好的对象……到外面你多操心，人生地疏，不像咱本乡田地……加林哥，你不知道我是怎样爱你……”

巧珍哽咽得说不下去了，掏出手绢堵住自己的嘴巴。

加林的眼里也涌满泪水。他不看巧珍，说：“你……哭了……”

巧珍摇摇头，泪水在脸上刷刷地淌着。

她突然转过身，说：“加林哥……我走了！”

她摇摇晃晃过去推车子。

加林痛苦地叫了一声：“巧珍！”

巧珍猛地回过头，向他投去希望的一瞥。

但她彻底绝望了。她看见加林低下头，没有任何一点回心转意的表示。

她摇摇晃晃跨上车子走了。狗皮褥子掉在了雪地上……

满天风雪。

一条空荡荡的路……

大桥下面。

高加林伏在雪地上痛哭流涕。

他周围的雪化了。远远看去，像扔下的一堆垃圾……

夜。加林的办公室。

他痛苦地靠在铺盖卷上。

残白的月亮在浮云中游动。

积雪斑斑的大地忽明忽暗。

狂风扬起街巷的积雪。

狂风吹乱了河边的茅草……

白天。加林办公室。

桌子上摆了许多吃的，但没人动。玉德老汉和德顺爷正在训斥加林。

加林低头坐在小凳上，像个受审的犯人。

德顺爷用烟锅指着加林：“你娃娃把良心卖了！巧珍那么好个娃娃，你把人家撂在半路上！你作孽哩！加林啊，我掏出心给你说句实话吧，归根结底，你是咱土里长出来的一棵苗，你把根应该扎在咱的土里啊！现在，你是个豆芽菜，根上一点点土也没有了！”

老人说不下去，一口一口长送气。

玉德：“……巧珍……实在是个好娃娃。你走了，给咱家担水，喂猪，帮你妈做饭……娃娃啊，为你这没良心事，一川道的人都在骂咱的祖宗哩！我和你妈都不敢在人面前露脸……现在听说你又找了个洋女人……咱穷家薄业的，怎能侍候了人家……你，趁早把这宗亲事散了！”

德顺爷：“人常说，浮得高，跌得重！你小子可小心着！”

玉德：“……爸爸快四十岁才得了你这个独苗儿，生怕你在活人这条路上有个闪失啊……”

玉德老汉已经老泪纵横了。

加林慢慢抬起头，叹了一口气，说：“你们说得也许都对，但我已经上了这钩杆，下不来了……再说，你们有你们的活法，我有我的活法！我不愿意再像你们一样，就在咱高家沟的土里刨挖一生！”

两个老人又气又失望又感到震惊。

中午。巧珍的窑洞。

她病蔫蔫地卧床不起。

她母亲端来一碗汤放到她枕头边。

她毫无反应地躺着。

她母亲抹眼泪。

墙上广播匣里，响着亚萍的声音：“社员同志们，刚才向大家广播的是高加林采写的通讯，题目是《新的时代，新的青年》，记我县建设社会主义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下面请听歌曲《青年圆舞曲》……”

欢乐的乐曲声。

电影院。

银幕上的画面一明一暗。

加林和亚萍并肩坐在一起，兴致勃勃地在看电影。

白天。河道里。

加林和亚萍穿着鲜艳的运动衣，在溜冰。

两人溜冰的各种优美姿势。

冰刀眼花缭乱地旋转。

他们手拉着手在溜，笑着，嬉闹着，洋溢在欢乐的气氛中……

第八章

白天。县委食堂门口。

干部们拿着碗筷，有的敲打着，三三两两往食堂里走。

加林拿着碗筷从石台阶上走下来。

景若虹在后边喊：“加林，你等等，有个事给你说一下……”

加林等老景走到跟前，两个一起往食堂走。

景若虹：“……准备一下，你明天要到省里去……”

加林一下惊喜地呆立住了，问：“真的？干啥去？”

老景：“省报要办一个新闻学习班，部里决定让你去，时间不太长……你准备一下……你还没去过省城吧？”

加林：“没有，到目前为止，我走过的最大地方就是咱们县城……”

夜。加林的办公室。

亚萍正给加林整理提包。

加林穿一双皮鞋，她给他结鞋带。

加林在屋里试着来回走，又别扭，又带劲。

白天。

一列火车飞驰在辽阔的平原上。

加林在车窗里贪婪地望着原野上的风光。

省城。

繁华的街道。

加林走过街道，望着街两面五光十色的景致。

加林抬头望着林立的高楼大厦。

夜。

加林在公共汽车上望着夜晚光华灿烂的城市。

汽车驰向远处，车尾的灯愈变愈小……

变小的车尾灯化为一盏小小的煤油灯。

夜。巧珍的窑洞。

她静静地靠在铺盖卷上。

灯光映照出她憔悴的脸。

白天。

她担着水走过村中小路。

她在山坡上砍干枯了的高粱秆。

她挽着筐子走过冬天的原野……

白天，巧珍的窑洞。

巧珍躺在炕上。

刘立本把半截卷烟在炕栏石上擦灭，说：“……巧珍，你想开些……”他突然情绪激动地破口大骂：“高玉德家这个坏小子，老天爷报应他呀！王八羔子！坏蛋！流氓！他妈的，将来不得好死，五雷轰顶呀！把他小子烧成个黑木桩！”

巧珍喘着气爬起来，痛苦地说：“爸爸，你不要骂他！不要咒他！不要……”

立本沉重地叹息一声，说：“巧珍，你把他忘了！你千万不要想不开，自己折磨自己，你还没活人哩……”

立本眼里汪满了泪水。

巧珍也伏在被子上哭出声来。

立本：“爸爸以前给你瞅人家，也是为了你好。从今往后，你的事爸爸再不强求你了。不过，你也不小了，你自己给自己寻个人家吧。心不要太高，爸爸害得你没念书，如今你也就寻个本本分分的庄稼人……唉，马拴这几天又往咱家跑，但这事我再不强求你了……”

夜。巧珍的窑洞。

巧珍呆呆地坐在椅子上，望着墙壁。

马拴局促地坐在前炕边上。

马拴嗫嚅着说：“……后来，听说你和高老师成了，我的心也就凉了……前一向听说高老师和城里的女子恋上了爱，不要你了，我的心就又动了，所以……”

巧珍：“我已经在村前庄后名誉不好了，难道你不嫌……”

马拴：“不嫌！这有什么哩？年轻人谁没个三曲两折？再说，你也别怨高老师，人家现在成了国营干部，你又不识字，人家和你过不到一块，咱乡俗话说，金花配银花，西葫芦配南瓜。咱两个没文化，正能合在一块哩！巧珍，我不会叫你一辈子受苦的！我有力气，心眼也不死，我一辈子就是当牛做马，也不能委屈了你。咱乡里人能享多少福，我都要叫你享上……”

马拴激动地掏出火柴“啪”地擦着，才发现纸烟还没掏出来。他把火柴扔掉，抖索着摸出一支烟来。

立本家院子。

巧珍帮助母亲喂猪。

巧珍妈：“……要不要两家简单地准备迎送一下？”

巧珍：“……妈妈，你告诉马拴，事情完全按咱的乡俗来。咱家里你们也准备一下。你和我爸当年结婚怎样过事，我结婚也就怎样过事！”

巧珍妈：“我们那时是旧式的……”

巧珍痛苦地叫道：“旧的就旧的！”

巧珍一下子掉转身，抹着眼泪回她自己的窑里去了。

明楼家客窑。

明楼和立本正说话。

明楼惊讶地说：“怎？巧珍已经同意和马拴结婚了？”他接着又说，“也好，高加林现在位置高了，咱的娃娃攀不上了。马拴在庄稼人里头也就是像样的……”

立本：“现在主要是巧珍有点赌气，要按咱过去的老乡俗行婚礼，这……”

明楼：“不怕！就按娃娃的意思来！现在党的政策放宽了，这又不是搞迷信活动嘛！你就按娃娃说的办！这几天要是忙不过来，叫我老婆和巧英给你们帮忙去……”

白天。

巧珍家院子里。

长号筒伸向蓝天连吹三声。

鼓乐齐鸣。人声沸腾。鞭炮声噼啪。

立本家院子里、窑顶上都挤满了看红火热闹的人群。

巧珍今天出嫁。

吹手们穿着破旧的老羊皮袄，耳朵上别着纸烟，围着院墙角的一堆火在起劲地吹奏着。

各个窑里的炕上都在坐席。从敞开的门里望进去，每个窑的人都吃得津津有味，满头大汗。

窑里窑外，人声喧哗。

端盘子的人吆喝着穿过人群。

立本、立本妻、巧英、明楼、明楼妻、三星、巧珍姨等本家人和亲戚都在不同的地方忙碌着。

院里、窑顶上挤了越来越多的人。

吹鼓手们欢快地吹奏《兰花花》曲调，腮帮子鼓得圆圆的，周围许多孩子在看热闹。

巧珍的窑洞。

她穿着一件红袄，一条蓝裤子，靠在铺盖上，脸带悲戚的神色，呆望墙壁。

外面的乐声和人的嘈杂声不时传进来。

巧玲轻轻推开门进来。

她坐在巧珍旁边，同情地看着她，不知该说什么。

巧珍一把抓住巧玲的手，心酸地说：“……巧玲，好妹妹，你不要忘了二姐……你要常来看我……二姐没念过书，但心里喜欢有文化的人……”

巧玲眼里旋转着泪水。

巧玲：“二姐，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苦……”

巧珍：“……不管怎样，我还得活人……”

巧玲：“二姐，你一定要想开些。人活一生，值得爱的东西很多，不要因为一个方面不满意，就灰心……”

巧珍：“玲玲，你一定常来看我，常给我说这些话……”

“嗯。……”

巧玲忍不住哭了。

下午。高家沟村中。

鼓声喧天，人声沸腾。

娶亲的人马一摆溜从立本家的坡上下来了。

唢呐、锣鼓、鞭炮声响成一片。

乐队。

迎人的。

新媳妇。

送人的。

驮嫁妆的牲口。

迎、送人的妇女骑着毛驴。她们的丈夫分别给自己的老婆牵着驴缰绳。这些人穿戴着裁剪不当的新衣服。

中间的巧珍骑在马上。红袄蓝裤，一块红纱巾“盖头”蒙着面。娶亲的人马热闹非凡地行进着。

德顺老汉的窑洞。

窑里陈设寒伧，一个长条桌上整齐地摆着一行空烧酒瓶和无数个垒得整整齐齐的空火柴匣，显示出光棍室内的独特风光。

外面传来热闹的喧嚣声。

老光棍将桌子上一堆空酒瓶打翻在地。

村中道路上。

娶亲的人马正在缓慢地前进。

吹鼓手为了向村民表演他们的吹奏艺术，挪步如寸，有时竟然停下来。那个压上眼的吹手，竟然把喇叭拔下来，光杆子吹着，惹得娃娃们又喊又笑。

曲子还是《兰花花》。这支伤感的曲子被吹手们吹得很欢快。

道路两旁挤着看热闹的人。

娃娃们引着前后乱跑乱叫。

村中家家畔上都挤满看热闹的人。

娶亲的队伍在缓慢地行进着。

巧珍透过红纱巾看见——

加林家的破墙烂院。

打麦场上的麦秸垛。

落光了叶子的杜梨树。

泪水涌出了她红肿的眼睛，被风吹落在红纱巾上。

红纱巾重新蒙住了她的脸。

娶亲的人马在缓慢地行进，显示出一种无限欢乐的气氛……

白天。

克南家客厅。

克南头枕着胳膊，静静地躺在沙发上发呆。

克南妈走进来，阴沉沉地瞥了一眼儿子。

克南妈：“南南，你起来！”

克南没动。

克南妈：“起来！我有个事要对你说！你像你没出息的父亲一样！二十几岁了，看窝囊成个啥！”

克南仍没说话。

克南妈：“我给你说！我前几天已经调查清楚了。高加林那小子是走后门参加工作的！是马屁精马占胜给办的！”

克南：“前门后门，反正都一样……”

克南妈：“你这个窝囊废！我给你说，我已经给地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写了揭发信，地区的调查组已经下来了！他高加林小子完蛋了！”

克南猛一下坐起来，喊：“妈，你怎能做这样的事哩？这样咱就成小人了！”

克南妈：“放你妈的臭屁！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爱人都让人家挖走了，还说这一个钱不值的混账话！一个乡巴佬欺负到老娘头上，老娘还轻饶他呀？再说，他走后门违法乱纪，我一个党员，有责任维护党的纪律！”

克南：“妈，从原则上说，你是对的，但是从道义上说，咱这样做就毁了！众人都长眼看哩，决不会认为你党性强，而是报私仇哩！”

克南妈抢前一步，打了克南一个耳光。

她一下伏在柜台上，伤心地哭起来，她一边哭，一边说：“我的命真苦啊，生下这么个不成器的东西……”

广播站亚萍宿舍。

克南正给亚萍说他妈揭发加林的事。

克南：“事情已经成了这个样子，加林现在又不在，看能不能挽回这个局面……”

亚萍：“克南，你真是个……好人。”

高玉智办公室。

玉智正在打电话：“喂……是的，是的。我是高玉智……我侄子高加林走后门参加工作的事，情节很严重，揭发材料我也看见了……噢噢，请一定按原则把他清退回去……噢噢……”

县委书记办公室。

书记正接电话：“……我们会按原则处理的。”

县委会议室。

正在开常委会。亚萍父亲也在座。

景若虹和其他列席人坐在沙发后面的椅子上。

县委书记正在讲话。

县委书记：“……这件事就议到这里。就按调查组的意见办，撤销高加林的工作和城市户口，很快送回其所在大队……”

景若虹嗫嚅着插话：“……高加林同志工作很不错，也很有才能……是不是可以用雇用的方式继续让他留下工作呢？……”

县委书记：“不行不行！这件事社会影响太大了，很快办清手续，让他回队去……”

县委书记继续讲话：“……县劳动局副局长马占胜同志多次走后门搞不正之风，撤销其领导职务，调出劳动局，等候人事部门重新分配工作……”

打字机乒乒乓乓地响着。

打字机打出了：“关于高加林走后门参加工作的通报……”

马占胜在看通报，一副沮丧的样子。

克南妈在看通报，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亚萍在看通报。看完后，她一下扑在床上哭了。

白天。

亚萍父亲的办公室。

亚萍父亲和亚萍正在谈话。

亚萍父：“……所以，感情归感情，现实归现实，你还是应该……”

亚萍：“你让我去和加林断关系吗？”

亚萍父表示是这个意思。

亚萍：“不，爸爸，我喜欢他！我们才刚刚开始恋爱……”

亚萍父：“萍萍！这种事情不能任性了！如果不能在一块生活，迟早总要断的。早断一天更好，痛苦就会少一些……”

亚萍：“永远不会少！我永远会痛苦的……”

亚萍父叹了一口气说：“本来你和克南好好的，我在南京把工作都给克南联系好了，想不到一下子出来个高加林！那小伙子不是在农村有对象吗？听说为了和你好，把人家那个姑娘抛弃了，这很不道德嘛！……你们现在把事情完全搞颠倒了。所以，现在应该把颠倒了的再颠倒过来！你和克南……”

亚萍大声喊：“现在你别提克南的名字！别提他的名字……”

亚萍父：“萍萍！你……”

他痛苦地坐在了圈椅里。

白天。汽车站。

加林挂着旅行袋，兴致勃勃地出了候车室，来到街道上。

三星的拖拉机正好开过来，看见加林，便停在他身边。

他让加林坐上来。

三星帮加林把提包放好。

加林坐在驾驶室里。

拖拉机吼叫着向县委开去。

县委大门口。

加林从驾驶室跳下来。

三星把提包递给他。

加林：“咱村和我们家没啥事吧？”

三星坐在驾驶楼，说：“没……就是……巧珍前不久结婚了……”

加林一下惊呆了，问：“和谁？”

三星：“和马拴。”

三星看加林脸色不对，说：“你在……”

三星开着拖拉机走了。

加林痴呆呆地立在县委大门口。

白天。加林办公室。

加林正看那份通报。景若虹站在一边。

加林把文件扔在一边，沮丧地低下了头。

景若虹：“……我在会上提出，要想用雇用的形式把你留下继续工作，可是……加林，你是一个性格坚强的人，你一定想开些，人一辈子总要经历一些坎坷的。这也许并不是一件坏事……噢，听说这事是克南妈揭发的，克南反对他母亲这样做，母子俩还吵了一架……”

加林呆坐着，一句话也不说。

白天。加林的办公室。

他在地上转圈圈走。

他掏出烟，又把烟扔掉。

他掏出火柴盒，又把火柴盒扔掉。

火柴撒了一地。

他蹲在地上一根一根捡火柴……

白天。加林的办公室。

加林和克南谈话。

克南：“你现在一定很恨我……”

加林：“不，你应该恨我。”

克南：“你现在心里小看我，认为我张克南是个小人！”

加林：“不，我了解你……实际上，就是你本人写信揭发我，我也可以理解，因为是我首先伤害了你……你即使报复我，也是正当的……”

克南：“你是一个有血性的人，尽管咱们性格不一样，但我一直很尊重你。我现在仍然尊重你……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我现在不知道怎样才能帮助你……我知道你现在很痛苦，亚萍也在痛苦……我不愿意你们痛苦……”

加林：“你更痛苦！现在让我们结束这个不幸的局面吧！你和亚萍仍然恢复你们的一切。我现在请求你的，就是能谅解我已经给你造成的痛苦……”

克南：“不！尽管我喜欢亚萍，但亚萍实际上是喜欢你的……”

加林：“但我实际上真正喜欢的是另外一个人……我已经决定了，我自己会主动和亚萍断绝关系的……”

夜。亚萍家室内。

加林和亚萍在谈话。

加林：“……就这样吧，我们现在应该结束我们的关系。你还是和克南一块生活吧，他是非常爱你的……”

亚萍：“不，我就要和你在一块！”

加林：“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我又成了农民，我们无法在一块生活了……再说，你很快要调到南京去工作……”

亚萍：“我不工作了！也不到南京去了！我退职！我跟你当农民！我不能没有你……”

加林苦笑了一下，说：“亚萍，我不值得你这样的牺牲。我知道你对我的感情是真挚的。为了这，我很感激你。我自己也是喜欢你的。不过，我现在才深切地感到，从感情上说，我实际上更爱巧珍，尽管她不识字……”

亚萍一下子震惊了。

她绝望地望着加林，泪水在脸上静静地流着。

她走过来，哽咽着说：“如果是……这样，那么……我祝你们……幸福……”

她向他伸出手来。

加林握住她的手，说：“巧珍已经和别人结婚了，现在让我来祝你和克南幸福吧……”

加林把手从亚萍的手里抽出来，急速地转过身就走了。

亚萍在后面一把扯住他，伤心地说：“你……再吻我一下……”

加林回过头在她的泪水脸上吻了吻，就急忙地走了。

身后传来亚萍的哭声。

灯光灿烂的县城，一片宁静……

县城的灯火化为高家沟星星点点的灯火……

夜。刘立本家。

灯火摇曳着。巧玲在灯下看书。巧英和她妈做针线活。

巧英：“……高加林狂了几天，就被公家开除了！”

巧英妈：“老天爷睁眼了，这是报应！”

巧英：“这小子把咱巧珍欺负得人不是人，鬼不是鬼！……听说他明早上就回来呀！我非要把他小子堵在村口，当着众人的面收拾他一通……”

巧英妈：“对，叫众人看看！把他小子的名誉弄得臭臭的，叫他再能！”

巧玲：“妈，大姐，你们千万不能这样！你们要是这样做，众人不会笑话加林，丢人的反倒是你们！”

巧英：“你知道个屁！”

巧英妈：“甭多嘴！”

巧玲气得把书掼在一边，从窑里出去了。

早晨，村口河湾里。

巧英提个筐子假装拾柴火，眼睛不时地望着简易公路。

她背后响起一阵慌乱的脚步声。

巧英回头一看，竟然是巧珍！

巧珍穿一身朴素的棉衣，头发也剪成了农村妇女的式样。

她走到巧英面前，拉住她的袖口，说：“姐姐，快回去！你千万不能这样，人家笑话呀！”

巧英装作不明白：“笑话我什么哩？”

巧珍：“巧玲昨晚上跑到我那里把什么事都给我说了。我昨晚上急得一夜没睡着……”

巧英恨得牙咬着嘴唇，说：“你真是个受罪鬼！”她停了一下，“高加林不光辱没了你，把咱们一家人都拿猪尿泡打了，满身的臊气！你能忍了这口气，你忍着！我们可忍受不了！我今儿个非给他小子难看不可！”

泪水在巧珍眼里旋转着。

巧珍：“……好姐姐哩，他现在也够可怜了，要是墙倒众人推，他往后可怎样活下去呀……”

巧英执拗地把头一拧，说：“你别管！这是我的事！”

巧英把筐子往地上一丢，一屁股坐在一块石头上，双手把膝盖一抱，粗野得像个男人。

巧珍一下子跪在巧英面前，头抵在她怀里，哽咽着说：“我给你跪下了，姐姐！我央告你！你不要这样对待加林！不管怎样，我心疼他！你要是这样整加林，就等于拿刀子捅我的心哩……”

巧英一下子心软了，眼里也涌出了泪水，她抱住巧珍和她一起哭了。

早晨。

荒凉的大地。凉冰的河流。

加林背着铺盖卷，在简易公路上走着，走着……

他来到村前的河湾里，在巧珍送别他的那个地方站住了。

我们又听见了巧珍那甜蜜的歌声：

上河里（那个）鸭子下河里鹅，

一对对（那个）毛眼眼望哥哥。

加林向村子里走去。（定格）。

演员表。

诗歌

促拍满路花新填

抛尽男儿意，换来一无情。城北廓南处，独怜心。何必惆怅？笑向华岳峰。少年正青春，水出火入，便是灿烂人生。揩抹了轻烟浮云，还原真意境。毕生学葵花，向日倾。路远任重，无意去争风。李白桃再红，总要凋零，不及雪里青松。

一九七二年元月二十三日

老汉走着就想跑

年过六十不服老，

干活尽往人前跑，

明明感冒发高烧，

送肥他专拣高山峁……

支书劝，队长说，

谁说他就和谁“吵”：

咱队今年过《纲要》，

等靠老天过不了；

革命就要拼命干，

嘿，老汉走着就想跑！

* 原载诗集《延安山花》（陕西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

塞上柳

“五七”战士上塞来，

排排塞柳笑招手！

战士柳林过，

条条柳枝攀衣袖；

战士停脚步，

齐声问塞柳：

塞上狂风紧，

黄沙滚滚流；

却为何——

你身杆长得这么壮，

枝叶出得这么稠？

战士话未完，

塞柳笑答复：

当年毛主席来塞上，

黄沙路边插株柳……

难忘啊，

那年冬：

胡匪骑兵树下过，

挥刀砍柳树！

大爷冲过去，

双手把树搂，

横眉冷对蒋胡匪，

怒火烧心头！

儿童团员举起红缨枪，

民兵抡起开山斧，

贫下中农臂挽臂，

保住塞上一棵柳。

从此后，

儿童团员抬水浇，

塞上贫农常培土，

一年一度柳叶绿，

十年塞上长满柳！

听罢塞柳一席话，

战士大步向前走，

风狂雨骤何所惧，

永做塞上一棵柳！

* 原载诗集《延安山花》（陕西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

进了刘家峡

进了刘家峡，

把人眼看花！

看了东山大寨田，

又看南沟大水坝，

西梁梯田水哗哗，

果林罩了北山坬！

十里长渠一根藤，

水库就像“串串瓜”……

进村问大妈，

支书这阵儿可在家？

大妈笑哈哈，

手指前川忙回答：

庄稼长势催人忙啊，

家里哪能留住他！

刚才碗一丢，

又去锄庄稼。

拨开一湾“打锣锤”[1]，

闪过一滩好棉花，

穿渠过坝大半天，

玉米林林里找到了他。

支书迎过来，

手握手儿把话拉。

穷山沟变化这么大，

使的什么好方法？

支书开了腔，

话语声声震山崖：

毛主席复电问候咱，

叫咱前进路上大步跨！

革命传统大发扬啊，

千难万险踩脚下。

延安精神谱新章。

山沟里开出大寨花！

* 原载诗集《延安山花》（陕西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

[1]指高粱的一种优良品种。

电焊工

脚下千里灯河，

头上万里星空，

高高的脚手架上，

活跃着我们电焊工。

小小的焊枪，

喷发着我们火样的热情；

面对这飞溅的火花啊，

心头荡起了热浪层层！

从草地的篝火，

想到了枣园的油灯；

从淮海战役的火网，

想到天安门礼花缤纷……

我们呵！

心中常有万里长征，

眼前永亮一盏明灯，

掂一掂手中的焊枪，

我们知道它的分量有多重！

面对万里星空，

遥望千里灯河，

祖国呵！

我们向您保证：

用我们的焊枪和心血，

为您涂彩绘金，

让您更加年轻！

* 原载诗集《延安山花》（陕西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

当年“八路”延安来

两排杨柳树，

一条金光路，

解放军野营来延安，

老政委走在最前头。

三十个春秋去又归啊，

千里迢迢探老母。

政委笑问宝塔山：

可认得当年小八路？

山相识啊水相迎，

宝塔俯首紧紧搂：

政委啊，——不，

还应该叫你“小牛牛”！

那一年陕北遭灾荒，

年三十饿死你亲父母。

七岁的孤儿无依靠，

狗地主拉你顶地租！

白天你放牛转山沟，

夜来你老牛肚下数星斗，

一滴滴泪水肚子里咽，

望着宝塔叫老母……

没爹没娘没姓名，

大伙都叫你“小牛牛”。

一九三五年毛主席来陕北，

小牛啊，党才把你的名字

写进革命的“家谱”！

回延安啊，翻“家谱”，

党就是我的亲父母！

延河水哺育我长大，

革命熔炉铸筋骨。

走南闯北几十年，

娘啊，我怎能忘记，

在您怀抱里那红火的年头？

桦树皮上写生字，

土窑洞里读毛主席的书；

磨刀饮马延河畔，

站岗放哨柳林铺；

枣园大娘教我纺线线，

杨家岭大爷教我种糜谷；

多少回送信宝塔下过，

我敬军礼你点头！

抗日战争烽火旺啊，

你送儿子上征途。

肩扛红旗穿枪林，

迎着弹雨歼敌寇，

宝塔常在眼前立，

延河常在心间流……

想延安啊念老母，

搂着宝塔分不开手！

母亲延安换新颜，

英姿美景看不够：

平展展马路望不到头，

杨柳深处起高楼；

当年荆棘丛生处，

钢花迸溅铁水流；

梯田盘了千座山，

大坝封住万条沟；

花果满山梨满树，

“信天游”声声不断头……

旧情新歌引人醉啊，

望着宝塔热泪流！

柳条轻拂政委的脸，

好像母亲抚摸儿子的头，

还像当年出征前，

千叮咛呀万嘱咐：

革命的战士，人民的牛，

多沉的担子多长的路？

天下还有受苦人，

豺狼还在大门口！

再尝延安小米饭，

不忘传统不忘苦，

阶级仇恨记心头，

延水磨刀永不锈，

高举红旗跟着党，

延安路上大步走！

* 此诗与曹谷溪合作，原载诗集《延安山花》（陕西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

灯

天上千颗星，

地上万盏灯，

哪一颗星最亮？

哪一盏灯最明？

千颗星啊万颗星，

亮不过熠熠北斗星；

千盏灯啊万盏灯，

明不过杨家岭小油灯！

小油灯啊小油灯，

不怕狂风吹，不怕暴雨淋，

红军北上去抗日，

它伴着毛主席去长征！

去长征啊建功勋，

油灯照处播火种……

多少回雨夜急行军，

红光闪闪照征程！

千里草地灯映红，

万年雪山灯化溶。

中华大地硝烟漫啊，

杨家岭油灯通夜明！

通夜明啊通夜明，

毛主席灯下写雄文！

小油灯下起狂飙，

小油灯下春雷滚：

壮丽的诗篇灯下写，

伟大的决策灯下定！

五星红旗飘上天，

祖国山河红彤彤！

杨家岭的灯啊，

为什么这样明？

因为它经历了革命的光辉里程，

它永远亮在战士的心中！

* 此诗与曹谷溪合作，原载诗集《延安山花》（陕西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

歌儿伴着车轮飞

马铃响，彩霞飞，

枣林里闪出运输队。

丰收鼓点心窝窝擂，

马蹄哒哒鞭声脆。

梯田里棉花雪样白，

大坝里玉米穗挤穗。

前川里红了“打锣锤”，

后山上糜谷映金辉。

金涛红浪滚滚来啊，

忙煞了公社运输队。

朝迎红霞车马去，

夜披满天星光回。

金瓜银果满车车垒，

跑马驱车画中飞……

一串串鞭花一串串雷，

车马恰似延河水。

场院里庄稼堆连堆，

大路上车流望不到尾。

金光大道鲜红的旗，

宝塔山下尽朝辉！

诗的情哟画的意，

诗情画意引人醉……

赶车的人儿歌不息，

一歌未落百歌起。

《复电》铭刻在咱心窝里。

南泥湾精神谱新曲。

铁手牵来清泉水，

百日大旱田苗儿翠。

公社自有回天力，

丰收彩图毛主席绘……

大路宽呵歌声美，

歌儿伴着车轮飞。

延河水流向中南海，

赞歌儿献给毛主席！

* 此诗与曹谷溪合作，原载延川《山花》第3期，1972年10月1日。

桦树皮书包

（叙事诗）

年轻的朋友，

你说，

为什么今天阳光灿烂，

鲜艳的红花开遍了祖国？

是谁，给了我们幸福？

是谁，给了我们欢乐？

——每当想起这些，

桦树皮书包的故事，

便从我的心头掠过……

那是一个雨后的晚上，

长征队伍在草地上跋涉。

这里变幻的气候，

真像一个残酷的妖魔：

一会风雪裹着冰雹，

一会太阳吐着火舌，

到了夜晚，

刺骨的寒风又来折磨。

没有饭吃，

没有水喝，

冷冻、疲劳、饥饿，

紧紧地把我们缠着。

但是，每个人的心里，

都有一团红火！

长征的队伍，

像条奔流不息的铁河……

我们的老班长，

总是那么又笑又说，

常用几句幽默的趣话，

把年轻的战士逗乐。

他已经几天没吃没喝，

但却充满了革命的快活。

背着那个桦树皮书包，

走在我们的前头，

唱着井冈山学来的歌……

这个桦树皮书包，

班长像宝贝一样带着。

长征时轻装上阵，

班长丢了其他用品，

可桦树皮书包啊，

却没有舍得！

桦树皮书包，

像一团炽热的烈火，

无论在什么时候，

都给了我们巨大的力量和热。

不管是行军的路上，

还是在休息的时刻，

班长都从书包里，

拿出毛主席的著作

和我们一起学习、思索……

革命的火种啊，

在我们的心头燃烧，

又在长征的路上撒播……

宿营号响了，

草地上升起堆堆篝火。

我们把最后一条皮带，

煮进了行军锅。

班长背着桦树皮书包，

去找野菜和干柴火。

我们围坐在篝火旁，

唱起了雄壮的《国际歌》。

周围已被夜色隐没，

只有亮晶的北斗星

在天边闪烁。

老班长还没回来，

不安的情绪

在我们的心头笼罩着。

我们踏着他走过的脚印，

来到一个小土坡，

啊——

一串惊雷在头上掠过！

老班长浑身是血，

嘴里含着一棵野菜，

在这里静静地躺着：

他身边放着一把野菜，

还放着一小堆干柴火。

——这是他饿倒后，

硬是用牙齿

一棵棵啃下来的！

班长的身躯，

到处都被草地磨破；

班长爬过的地方，

殷红的血滴

就像红色的花朵……

我们伏在班长的身上，

倾听班长那微弱的脉搏；

班长睁开眼睛，

把我们一个个抚摸；

又从桦树皮书包里，

取出毛主席的著作：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八个大字，一团烈火，

燃烧在我们心中

把茫茫的夜空划破！

最后，他把这些

一齐交给了我，

坦然地微笑着，

对我和大家说：

“副班长……，你把它……好好带着！

……同志们，……长征的路……

虽然……很曲折……，

但是……只要……跟着毛主席，

胜利……就一定是……我们的！”

进军号吹响了！

东方升起红霞万朵。

我背起老班长留下的

桦树皮书包，

领着全班战士，

又在这红色的铁流里，

奔腾着，奔腾着……

* 原载延川《山花》第5期，1972年11月1日。

老锻工

爱听鼓风机的喧闹，

喜欢红火苗的欢笑，

和钢铁打交道，

这是你的嗜好。

将意志赋予锤钳，

把红心投入炉灶，

“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砧上一片火花飞爆！

锤钳张开牙齿，

把钢铁嚼咬；

你抿嘴微笑，

品尝生活的味道；

透过这浓烈的烟火，

你仿佛看见了：

原野布满了井架，

“铁牛”成群地飞跑；

高楼矗入蓝天，

谷垛攀上云梢……

心如蜜样甜啊，

锤在猛烈地跳；

为社会主义锻栋梁，

你精神抖擞永不老！

热情，在炉中燃烧；

理想，在锤下锻造。

老锻工火一样的心啊，

永远在火红的世界跳跃……

* 原载延川《山花》第9期，1973年1月16日。

今日毛乌素

塞外毛乌素，

走石又飞沙，

改朝换代几千年，

留下多少辛酸话：

草籽下地不扎根，

大雁飞来不安家；

一堆黄沙一堆坟，

劝君莫过红石峡……

往日辛酸话，

谁再提起它！

毛主席挥笔指黄沙，

风展红旗旗如画——

鞭声雷响空中爆，

马蹄踏踏溅火花；

千军万马奔塞外，

要与黄沙见高下！

寒风卷大漠，

春色心头撒，

汗珠落地浪滚滚，

激浪打沙沙搬家！

红心似火烧寒流，

一路春风一路花；

铁手缚住黄蛟龙，

栽果、插柳、种庄稼……

人说桂林好，

山水甲天下；

且看塞外毛乌素，

祖国西北一幅画——

绿柳红桃披彩霞，

肥羊壮马草上撒；

渠水弯弯瓜串串，

高粱染红万顷沙……

一代风流多英姿哟，

挥舞彩笔千万把；

今日心中诗，

明朝画中画！

* 原载延川《山花》第27期，1974年2月10日。

老汉一辈子爱唱歌

县里召开“文创会”，

点名道姓要我去。

心像小鼓一个劲擂，

一晚上闹腾的不瞌睡。

多少回躺下又坐起，

心窝里像烧开一锅水……

旧社会家贫如水洗，

吃不上饱饭穿不上衣。

从小嗓门就清脆，

常用山歌倒苦水。

一声声山歌一滴滴泪，

唱不尽穷苦人受的罪……

三五年毛主席来陕北，

穷苦人翻身出火堆！

口唱山歌心欢喜，

句句歌唱咱解放区。

白羊肚手巾蓝布衣，

咱参加了乡上的宣传队。

翻身人爱演革命戏，

穿村过舍唱新曲。

宣传咱穷苦人入农会，

打倒地主分田地……

难忘那年正月里，

红火热闹满边区。

秧歌队给毛主席去拜年，

咱一路唱到枣园里。

秧歌不断锣鼓脆，

歌声追着彩云飞……

猛一下欢呼如响雷，

人群里来了咱毛主席！

毛主席对咱笑微微，

夸咱秧歌唱得美。

我推开众人挤上去，

望着领袖淌热泪：

几辈辈揽工汉盼救星，

今天咱亲眼见到了您！……

从此咱山歌像喷泉水，

嗓门儿越唱越清脆；

镢头一挥歌声起，

互助组人马好整齐；

合作化又上了一层梯，

歌儿更比昨日美；

人民公社顶天立，

战歌伴着响鼓擂；

三面红旗飘在咱心窝里，

公社的蓝图咱描绘！

眼望着公社的山和水啊，

歌儿更甜心更醉……

山里的歌儿哟心里的曲，

句句歌颂咱毛主席！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得胜利，

千山万岭歌潮起。

我唱山歌去开会呀，

奔不完的前程唱不完的曲！

* 原载诗集《延安山花》（陕西人民出版社，1974年3月）。

为《青年诗友报》题

桥山沮水多神灵，

先祖植下中华根。

我辈岂敢怠且慢，

万古精英待钩沉。

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 原载陕西省作家协会编《重走路遥路·五人行》，2012年内部刊印。

题红石峡

易马城，红石峡，

城上无门峡无闸。

内乱汉臣戈相拨，

直入胡马蹄带沙。

* 1990年写于诗人闻频稿纸，由闻频提供。

书信

一九七六年

761230　致海波[1]

海波：

你的情况如何？请写封认真的信来告诉我。

我一切均好，勿念。刊物是否能收到，请告诉。

路遥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1]作家，著有小说《农民的儿子》《烧叶望天笔记》等。系路遥的同乡、同学。

一九七七年

770406　致海波

海波：

来信收到，本来到西安后就想给你寄刊物，无奈把伟大的“玉龙河”忘记了，幸亏你来一封扯淡信，内容等于零，但却使我知道你在什么地方了。

我的工作挺忙，整天看稿，创作只能暂时中断了。

你在那里还觉得不错，那就行了，反正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不过，还是要自己严要求自己，不要虚度光阴，只要努力，什么都会好起来的。人可以亏人，土地不会亏人，有白享的福，没有白受的苦。

希望你能写封长信，告诉我农村目前的真实情况。

紧握你的手！

路遥

一九七七年四月六日

770830　致海波

海波：

你好。

你的来信收到了，诗稿我交给了诗歌组。据我看稿子用不成，是赶形势的，属“马后炮”一类。

我曾去延安组稿一次，挺忙，没来得及回延川，力争春节回家一次。

你能去马小教书，这很好，请记取你前几年的生活教训，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要重新开始做人。

揪出“四人帮”人心大快，首先认识到这是在思想上解放了人民，你在农村时间长，请朴朴实实地写一点反映农村生活的文章，这对你是有好处的，不要赶时势，胡凑一篇，以“繁荣文艺创作”。要研究生活，反映生活的本质，以前关于创作上的一些框框完全可以打破，从研究生活起，然后得出结论。

请代问马文瑞好。

匆忙中写以上几个字。

路遥

一九七七年八月三十日

一九七九年

791204　致海波

海波同志：

你好。

接你信后，碰巧尔雄开会来西安，走了一趟我这里，我当即就把你的问题提出来了。据他说，这次实在无法，因你不在“杠杠”里边。不过他答应力争在今后为你的事努力，请你以后多与他联系，我只要有机会，一定全力以赴帮助你，这点请你放心。

今有两事需要告诉你。第一件：我那个不成器的弟弟四锤，经过一番相当艰苦的努力，终于在县农机局施工队上班了（新成立的，当然是交钱挣工分，现在永坪公社），他开推土机。据说县农机局局长是冯致胜，请你通过艳阳给她爸做点工作，请多关照他，不要半途打发了。（可对艳阳说，再让艳阳对她爸说：我认为她爸是个出色的政治家；我本人很佩服他；或者我对他希望他具有政治家风度，不必为过去的派性而影响——这点不一定明说。我出去一直说冯致胜的好话。）具体怎样做，视情况而定，你认为在需要的时候，怎样做为好，由你看，相信你会在这个问题上（如出了麻烦）会起一点作用的。你是个精人。这一切太庸俗了，可为了生存，现实社会往往把人逼得在某些事上无耻起来。这是社会的悲剧，你自己也许体会更深。

第二件：我们这里鸡蛋已到一元钱五个的光景。想延川总会便宜一些，这是我的孩子的每天必需品，如你能设法再买一点捎来（当然越快越好），十分感激。如有困难，也就算了。

刊物我当每期都寄上，有时我不在，误了一半期，也请你原谅。

请你给我回信。

（明年学习班我会给你争取的）

路遥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四日

一九八〇年

800117　致海波

海波：

你好。

你的信收到了，东西也收到了，请你放心，所买东西需多少钱，望告知，当付上。不许打“埋伏”，因你还是社员，我的经济状况总要比你好。

上次去信谈及愚弟之事，蒙你认真对待了。此事目前可能没什么问题吧（因刚去），我很久也未收到四锤的信，不知他的情况如何。如到时有什么困难出现，务请努力挽救。

关于学习班之事，这期已结束，下期如何办，可能主席团要开会研究。有人提出下期专办理论人员学习班，现未定，等定后，我再根据情况做工作。如学习班如期办下去，你今年来学习一期看来问题不大，我在此机关说话还是有点威信的。

我元月六号回到西安，此次出去，走了不少地方，武汉、坐船下长江、上庐山、到武昌等，厦门完了，到上海，然后坐飞机回来的，共有一月左右。诸方面的工作都很忙乱，生活节奏非常紧张，已经到骑着驴寻驴的地步了，现在好在年富力强，正值工作之年，吃苦受累是当然之事。

你多年寡居乡间，一直没有丧气，经常努力追求，这是很叫人高兴的。人活一口气，当然经常需要精神安慰，如果我能在精神上能给予你一点什么，这是我很宽慰的。望节制、自爱、进取，不断完善自己的生活观。

你应和四锤联系一下，经常能知道他的一些大的方面的现状，请给予这个人朋友式的关怀。

好了，东拉西扯，加之忙，写得很草率，请原谅，希望见到你的信！

祝好！

路遥

一九八〇年元月十七日

800428　致刘凤梅[1]

凤梅：

近好。

来信早收悉，穷忙，未能及时回信，请原谅。

《西安事变》我们没发，是《陕西戏剧》发的，我要了两本，现寄上，请查收。

信中所诉一切，我是能深刻理解的。生活中的许多烦恼是颇能折磨人的。但我相信失去的东西在生活中是可以找到补偿的。不要屈服于任何厄运，坚强而独立地审时度势。烦闷的时候，自己给自己折一束鲜花。

我一直沉浸在自己的工作和事业中，以求得心灵的慰藉。我想，有心人是不会空付一腔热血的。

久离陕北，那边的情况不甚了解。请多来信告诉一些（包括你自己的）情况。

祝愿你好！

路遥

一九八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800501　致刘茵[2]

尊敬的刘茵同志：

您好！

您写给我的信收到了，非常感谢您对我的帮助。尊敬的前辈秦兆阳同志（他的作品和人格都使人钦佩）这样关怀一个年轻人的作品，使我深受感动。

前几天，我还收到过编辑部的一封信，我已经回信，想必收到了。

这篇作品[3]所反映的内容，都是我亲身经历和体验过的生活，其中的许多情节都是那时生活中真实发生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是初中三年级学生。关于那段生活，三言两语简直说不清楚，有机会我向您详细讲述。现在只好告诉您一些一般的情况：我当时和我所有同龄人一样（十五六岁），怀着天真而又庄严的感情参加了这场可怕的革命。我是一个几辈子贫困农民家庭出身的孩子，一边冲冲杀杀，一边又觉得被冲击的人并不都坏，但慑于当时的革命威力，只好硬着头皮革命下去。后来一些坏人从一般性折磨县委第一书记，发展到准备在肉体上消灭他。这是一位很忠诚的老同志，在县上干了许多好事，全县的老百姓都保他。在这时我们一些农村来的学生由于受自己的农民家长的影响，也开始非常同情县委书记。于是我们就和县上一些当时被称为“老保”[4]的干部联合在一起（我曾是学生红卫兵组织的头头之一），在1967年公开表态保县委书记（他现任延安市第一书记，党的十一大全国代表）。这样反而加快了那些坏人想消灭他的步伐。我们这些保他的人为了他的生命，也为了让农民站到我们这一派来，就把县委书记偷运出县城交给了农民。农民们便这个村转到那个村把他藏了起来。当时县委书记为了不让两派因为他而发生武斗，哭着哀求让保他的人让他继续留在城里接受造反派的批斗，哪怕斗死他，他也愿意。他说他不能背离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因为他跟了一辈子毛主席。后来我们就用绑架的形式，强硬地把他弄到了农村。他还几次试图从农村回城里去接受造反派的批斗，但都被另一派和农民“关”了起来。这样县上两派就开始武斗，陕北上至军分区，下至各公社的枪支弹药全被抢光了，并且军队也分成两派，整整打了一年。后中央发了7·24布告才平息下来，是全国武斗最持久的地区。在1966年至1967年“文化大革命”最暴烈的时候，包括我们县委书记在内的许许多多陕北老干部，为了群众的利益，表现了可歌可泣的献身精神（这是老区干部最辉煌的品质），许多人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些人都是带着迷惑不解的心情死在最初的风暴之中。当然，也有投靠一派、指挥武斗、出卖灵魂等等这样的干部。我自己的组织里也充斥着坏人，一切都颠倒、混乱！尤其是文化落后的山区简直全部变成了“武化革命”。

我经历了这些，并且在林彪事件还未发生之前就冷静下来，读了红宝书以外的另一些哲学经典著作，也读了资产阶级的一些平等博爱的书，于是在内心里开始检讨我自己和整个这场运动。同时，也了解了各地在这场运动中发生的无数悲惨的事件，思想发生了骤然的变化。以后我就钻图书馆，读了不少书（包括大量文学作品以及人物传记）。1973年以后，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入延安大学中文系。那时学校在“四人帮”统治下极为可笑、混乱，我就自己以欧洲文学史和苏联文学史为指南，读了许多俄罗斯和欧洲其他国家的文学名著，并且也开始练习写一点小东西。后来接触了鸿钧他们，他们知道我当时的政治观点是反“四人帮”的，又写一点小东西，就和学校联系，把我借调到当时的《陕西文艺》当了近一年编辑。1976年大学毕业，他们点名把我调到《延河》编辑部小说组当编辑，一边编稿，一边给点时间写稿，一直到现在。“四人帮”打倒后，我写过一点短篇，在本省和外省的个别刊物上发表过（如想了解我的创作情况，还可以看一下延河1979年第10期上的短篇小说《夏》）。这时候，由于打倒了“四人帮”，许多政治问题都逐渐明朗，“文化大革命”初的那段疯狂生活又出现在我眼前，关于过去的种种思考使我内心充满了想要把它表现出来的焦躁，于是就写了那个中篇小说。由于一切都是经历过的、熟悉的，写的很快，往往白天黑夜激动的浑身发抖，有时都忍不住爬在桌子上哭出声来。

我在这篇小说中主要的着眼点是想塑造一个非正常时期具有崇高献身精神的人。我觉得，不管写什么样的生活，人的高尚的道德、美好的情操以及为各种事业献身的精神，永远应该是作家关注的主要问题。即使是完全写阴暗的东西，也应该看得见作家美好心灵之光的投射（比如鲁迅）。不管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现象多么曲折和复杂，以上人类所具有的精神和品质总是站主导地位的。否则，人类也不可能发展到今天。更何况，我国人民在历史上形成的厚朴品质加上过去几十年党的正确领导和教育，使得生活中马延雄（县委书记）和具有马延雄式精神的人大量产生和存在，他们就是天塌地陷，也仍然保持着革命的赤子之心。当然，他们不是大政治家，更不是宗教意义上的先知圣人，他们只是一般的党的基层干部，既有党性觉悟，也有农民的朴素哲学。我在写他时（包括写其他类型的角色），想尽量反映那个时代的真实。就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不同的人在这十年不同的岁月里，认识、思想都有差别。我尽量让他们的思想和行为符合那个特定时间（在武斗夺权之时）和特定的地点（在陕北山区）。文章是粗线条的，主要考虑当时的生活气氛和节奏，用这种手法比较协调。

这篇作品目前这个样子并不理想，缺陷和不足都很明显。今后如有机会和条件，我想用较大一点的作品来反映这一段生活，这是现在我的想法。

这篇作品最好以中篇小说发表为好。因为这不是写一个具体的真事，我是把我了解的许多事按作品构思的要求虚构的；这不像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那样的长篇报告。基本按历史事件和真实写成，并不虚构。另外，因写的是一个特定地区的生活，如按报告文学发，多事的人必然会从作品里寻找生活中的真实的原型，这样怕惹麻烦。请你们再考虑一下，我的意见最好能按中篇小说发。

另外，能不能让我改一下校样？因为5月份初发稿，大动不可能的（我也不准备大动）。如有可能，我想在校样上改一改个别不妥当的地方。

尊敬的刘茵同志，我各方面的修养和准备都很差，极希望您和编辑部同志经常给我帮助和指导。我在内心十分感激《当代》编辑部，因为我们这些年轻人发作品是很困难的。遇不到热心的编辑，往往看也不看就退回来了。这篇作品写成后，曾给几家大刊物寄过，但都被条退回来。当某某杂志也是这个态度以后，我就让那位不太熟悉的同志转给你们。我曾想过，这篇稿件到你们那里，将是进我国最高的“文学裁判所”（先前我不敢设想给你们投稿）。如这里也维持“死刑原判”，我就准备把稿子一把火烧掉。我永远感激您和编辑部的同志，尊敬的前辈秦兆阳同志对我的关怀，这使我第一次真正树立起信心。

我已对若冰和鸿钧转达您对他们的问候，他们让我回信时转达他们对您的问候。

深致敬意！

（如有什么事，请再联系）

路遥

一九八〇年五月一日

801030　致史小溪[5]

小溪同志：

你好。

我两个多月来一直休创作假，没有上班。接你信及稿件，即交值班的编辑同志看了。我自己也认真读了。就稿件来说，不十分精彩，但作一般配稿还是可以的。我长时间没上班，即和值班编辑商量了一下，他说现稿子积压很多，有些原通知要用的稿也要退，因此不好挤，建议将稿件退还你，还可向其他刊物寄，我觉得也只能这样，就把稿子随信一同寄回来了。

前一段我在陕报上看见你写的一篇散文，知道你仍然在努力。请继续努力吧。对于我们来说，前进一步，都是极为艰难的。

我将找一本《长江文艺》8期，读读你和碧野的通讯。记得你以前好像说过这件事。

我一直忙于写作，因创作假太短，简直跟偷人一样，又忙，又紧张。

（诗我不太懂，交诗歌组了，嘱他们认真处理。）

致敬！

路遥

一九八〇年十月三十日

801203　致史小溪

小溪同志：

你好。

信及稿件收到多时了，因发稿较忙，迟复了，很抱歉。

你的稿子我看了，并请理论组的同志看了一下，觉得稿子有一定水平，但似乎不够精炼，加之我们刊物除过发表纯理论稿件之外，对于作者和作品的介绍，通常都局限于本省，很少介绍外地作家的作品（主要是理论版面太小），因此在我们的刊物是不好发的。

你看来兴趣很广泛，什么领域都想涉及，这是很好的，只是注意不要分散精力。最好还是选择你自己较擅长的形式来写作，这样才可能精一些，尤其是初学写作，四面八方的出击，往往会收效不大，应从长足的发展来考虑，不要滥用热情。这些意见供你参考。

你捎的油已经收到，很感谢。油桶及钱等有机会给你。

非常感谢你对我抱有的感情。我实际上和你一样，对于逝去的岁月是很留恋的。不管怎样，我们的少年时期过的很美好，阴影更多的是留在老年人心上的。至于我们，得到的应该说比失去的多。我只是忙，没时间和过去亲爱的朋友们重叙这些往事，但我强烈地、而且永远地记忆着这些岁月，并且将用今后的成熟来报答过去。

你是个很有热情的人，希望你能合理地使用这笔财富。

祝你愉快！

路遥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三日

[1]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编审。

[2]编辑家，时任《当代》编辑，后任《当代》编委、《中华文学选刊》副主编等职。

[3]指《惊心动魄的一幕》。

[4]“老牌保皇派”的贬称。

[5]散文作家，曾任《延安文学》副主编。

一九八一年

810112　致海波

海波：

收读了你的来信，对你的近况有个一般的了解了。在本质上说，我是个重情义的人，但由于我自己幻想多，具体的生活并不细，因此可能得罪朋友。其实他们不了解我，我爱所有的亲朋，但我自己的事太多，不能一一周全。上帝可以作证，我没有说谎。

你近几年的生活可以说基本上是正常的，克服了一部分盲目性，希望能继续成熟起来。首先，不能在精神上把自己打倒，要做一个健全的正直人。你是一个弹性很大的人，你要努力。就能变成一个精神上很优秀的人。

对生活的苦闷是正常的，我虽未处在你的位置上，但完全能理解你。不要紧，只要热爱生活，就能活下去，并且可能活得好一些。

关于教师转正的问题，我不知道怎样帮你的忙。延川的人事已经淡漠了，就是原来关系要好的人也不会重视我的意见，因为我对他们没什么用处，这点想必你能够理解的，但我还可以写信。给谁写呢？请你自己权衡告诉我。

我这里一般情况都很好。如果可能，请你给我弄一点软米，因我母亲在这里，春节想吃点油糕，如没顺车就算了。你如见了四锤，让他给我写封信，告诉他的近况。这也是一个心高命薄的可怜虫，希望你多开导他、帮助他。

深致敬意。

路遥

一九八一年元月十二日

810316　致张兴元[1]

张兴元同志：

你好。

《世道》一稿我们已读了，觉得很不错，决定在我刊作为重点稿发表。现在只是觉得人物的某些方面把握还有不准确的地方，想让你再改一改。我们的意思是，你如果能来西安改这个稿子更合适一些。不知你们单位能不能让你来。如果你自己愿意来这里改，是否可先和单位商量一下，然后回信给我们，我们给单位去信联系，请你将以上所提到的问题，急速来信告知我们，以便采取相应的措施。

路遥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六日

810328　致张兴元

张兴元同志：

三月二十五日来信收悉。给你们宣传部的信已和此信同时发出，望你及时联系。如取得同意，请电告来西安的日期、车次、到西安站时间，到时将有人手执《延河》杂志在出站口迎接你。

为防车站接不上，特将我刊地址告诉如下：

西安建国路71号

从火车站坐1路电车到大差市站下，然后查问。

路遥

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810328　致商丘地委宣传部

商丘地委宣传部负责同志：

你好！

你部干部张兴元同志为我刊撰写了一篇小说《世道》，我们看后觉得很不错，但其中有些地方需要改动一下。我们的意见，想请兴元同志来西安编辑部一趟，争取把这篇文章改好发表。所用时间也不会很长。不知你们以为如何？如蒙同意，请通知作者即速来编辑部。

希望得到你们的大力支持。

致谢！

路遥

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810405　致何启治[2]

启治兄：

您好。

本来要抽出时间去看您和诸位，但稿子校对不完，白天黑夜出不了门，碰巧建国来这里，就将京夫的稿子托他捎您。盼望西安相见。问老朱等同志好！

路遥

一九八一年四月五日

810516　致海波

海波：

收到你寄来的红枣及信、稿子，红枣我将慢慢吃，稿子及信当时就看了。枣子看来花钱不少，想寄钱，太少，难看，等到陕北再给你。信看了，知道了你目前的心境及生活状况。

先谈谈稿子。此稿目前显然不成熟，主要是艺术构思差；写得较零乱，杂芜，没有感染力。短篇小说主要要抓住一个侧面，在一点上深入细致地写，才能达到一种好效果。另外，也有概念化的倾向（总体意图上的）。此稿当然不能用，就退你了，请原谅。六月份你的小说题目我改成了《啊，妈妈》。前几天刚校对完，看来还不错。我们理论组一位同志配了千把字的短评，第一次在正式文学刊物上发稿，还是较为排场的。

关于写作事业，我的概括看法是，先要正确理解人生，才能写好文章。你已快三十的人了，三十而立。相应地要完全成熟起来，不光能写点文章，要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向公众表明，你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大人了；在社会生活中，要控制激情，在写作中要放纵激情，要正确地把二者统一在你的整个生活中。至于写文章，不要焦躁，沉住气地努力，焦躁反而坏事。你可以这样想：我就是我，我不能离开我的条件和能力去奢想我不能达到的事；另外，我要把这个“我”发挥到完全的程序，不浪费一点。这样，结果就是一百分。各人都有各人的一百分，各人的一百分决然不是等同的。对自己也要现实一些。你总的在进步着，但这是起码的，难道还能退步吗？

关于四锤的事，就那样办，到出了问题时再说吧。

我七月份开始休创作假，大概有四个月，到时我将回陕北去，但不一定在延川长住，因我有个较大的创作计划，需要到干扰少的地方争分夺秒完成。

我最近又完成了一部中篇小说，叫《1961年：在困苦中》，《当代》秦兆阳主编来信，觉得还不错，初步决定要在《当代》发表，可能到年底了。

我是非常忙的，许多事在交叉进行，紧张的程度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一天只能有三四个钟头睡觉。真想到什么地方安安静静休息一个半月……

抽空写了以上的话，即兴式的，望谅解。

祝你运气好！

路遥

一九八一年五月十六日

又补：

我的中篇《惊心动魄的一幕》今天收到通知，已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二等奖。我二十三号动身去北京领奖（二十五号开大会）。这是一件对我绝对重要的收获。

因忙，就写这几句。

祝好！

路遥

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七日

810618　致张兴元

兴元同志：

你好。

我因去北京参加发奖大会，才回来，见到了你的信。

《世道》一稿已发《延河》七月号小说头条位置，校样已看过，现已付印，特此告知，请放心。

我七月十日开始休创作假，四个月。

很感谢你对我们的支持，你是很有潜力的，望努力。

致敬意！

路遥

一九八一年六月十八日

810706　致海波

海波：

《芳芳》一稿看来内涵不深，有做作的地方，结局牵强，不好用。我送审了一下，被刷下来了，因此退稿迟一点，请原谅。

我这几天就去陕北，先到甘泉，到时再看什么时间回延川。当然希望和你见一面。

祝好！

路遥

一九八一年七月六日

810912　致海波

海波：

上次延川匆匆几面，也没谈什么，其实，以前我们已经谈得不少了，反正，我是就我知道的和认识到的对你毫无保留。当然，就你所处的环境，要突破是较困难的，但只要努力，人间是没有什么东西能挡住人的发展的。有话请来信，寄上刊物一本。

路遥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二日

811031　致海波

海波：

你好。

感谢你多方关照，你捎的东西都接到了。

我最近才上班，上班后即给你跑读书班的事，无奈管理读书班的同志最近出差，一直没回来，因此没办法商量。等回来后，我一定给你争取一下。此次读书班打听了一下，十五个人，大部分都是在省及全国刊物上发过许多次文章的人，你能不能参加还是个问题，不过，我可以努力一下。

稿件我已经看过，看来还是简单和粗糙一些，缺乏文采，只是急急忙忙说明白一个事，细部及语言都苍白无力。稿件积压很多，即就是留作配稿也很困难，只得还退给你，请你寄《延安文学》试试。我是很愿意为你帮忙的，你自己也应创造一些条件。要想取得成功，就要收心务正，只有保持庄严的心境，才可能进入庄严的工作，也才可能取得成绩，这一切都是统一的。

有什么事请来信，我这方面的结果如何，将写信给你。

致敬！

路遥

一九八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811108　致海波

海波兄弟：

来稿来信均收读，我前几天去外地出差，回信迟了，请谅解。

稿子我看了，觉得比你以前进步了，但目前还不能够达到发表水平，望你继续努力。你有时选材还不错，只是匆忙完成了过程，深入考虑不够，一般很粗糙，叙述多于刻画，细节更差一些，作为小说，这些都是最要害的。我现要发稿，较忙，等闲一点再详细写信给你。

多年来，我们诚心相交，友谊是会永生保持的，常不写信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信不能表达多少思想和感情，我衷心希望你能坚实地走一条有出息的生活道路。不断克服由于年轻而造成的许多荒唐。希望理性战胜你性格中不健康的情感，做一个优秀的现代人。我信任你。你是不应该垮掉的，应该合理地生活，合理地做人。

祝你日新月异。

路遥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八日

811127　致何启治

尊敬的老何：

您好！

现将改稿寄您。我认真思考过您们的宝贵意见。前部分的确进入有点缓慢，大删了一下，同时用削改的办法，强调只是个别人对马建强歧视。这样着重解决了您前专提出的两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即加强其他人的描写，因是第一人称，要加强，必须还要设计另外的情节和细节，这样前后都要牵动，反而增加了字数，效果又不一定好，因此极作难。还有，要指出大跃进等问题，在这种并非问题小说中有点刺眼，我试图这样解决，但很不理想，有点无能为力。总之，这个修改稿仍不能使您们满意，这使我很苦恼。现在我对这部作品已经有点没办法了。因为稿件较大，要打破原构思确实有点困难。请您看后，如觉可以用就留下，如觉不行，就算了，请您能理解我的心情，这部稿子因人物心理因素较大，原来写的时候就很费力，先后用了五个多月时间，一点一点往出磨，到现在还不理想，很使人痛苦。

我目前正给另外一个刊物搞一个较长的稿子，也很吃力。没办法，总之感到力不从心。

非常感谢您热心给我写了那么长的信，认真提了许多宝贵意见，但我仍解决不了一些问题，很觉对不起您。

问其他同志好！

路遥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1]作家，时在河南省商丘地委宣传部工作。

[2]文学编辑家，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当代》杂志主编。

一九八二年

820111　致海波

海波：

我前一段去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改那部中篇，才回西安，见你信。明年古历正月二十前后（大约），延河要开个新作者会（发过一篇东西的），到时一定让你参加，因我负责这个会。到时通知会发到县文教局，也会给你本人的，请事先到文教局打个招呼。另外，关于读书班，问了一下，在明年下半年才办（因房子问题），这一届将一定让你参加。

你若能搞点豆类（如豇豆、绿豆等），给我弄一点，鸡蛋恐怕不好带。这些主要是为孩子的。

我已被告知，今年上半年再带半年班，从下半年开始搞专业创作。

另告：我去年在甘泉那部中篇，中青社评价很高，已决定出版，并先在刊物上发表。另外二十一万字的中短篇集上海已初步决定出版。如上帝保佑，不出什么差错，我今年将有两本书共三十五万字问世。但我根本不满意这种结果，按我的情况，成绩应该更大些。没办法，只能长期努力，自己知道自己能吃几碗干饭。因不久见面，此信就终止了，希望得到你的回信，并打问一下四锤的情况，一并告我，这死小子常不给我写信。

祝好！

路遥

一九八二年元月十一日

820306　致海波

海波：

你的稿件已决定在《延河》六月号“处女地”栏发表，并同期配发一篇一千字的短评（由编辑部评论组的一位同志写），特此通知。对于初学者来说，这一步是相当要紧的。为此，我已经尽了自己的力量。愿你认真努力，争取再大一点的成功。我从五月号（实际工作从现在起）已负责小说散文组的发稿工作，忙是不必说的。七月到十月底（四个月）是我的创作休假，到时可能还要回陕北，见面再深谈。请来信告诉你的情况。不要忘记关心四锤及其工作。

祝好！

路遥

一九八二年三月六日

820504　致史小溪

小溪同志：

《鸡的轶事》一稿已发表在《延河》七月号上，特告。

我下半年要从事专业创作，不在编辑部了。

你近来怎样？祝万事如意！

我较忙，就写这些，请原谅。

祝好！

路遥

一九八二年五月四日

820706　致何启治

老何：

来信收读，知你已上班，想必十分繁忙了。

你来西安，碰巧我各种事务缠身（公私都有），未能周到地安排，很内疚，希望你能谅解。

《鲁迅全集》请在稿费中扣除好了。

我目前正在交接班，搞前半年总结。

希望你不久再来西安！

问老龙、老朱、刘茵等同志好！

路遥

一九八二年七月六日

820821　致阎纲[1]

阎纲同志：

收到你八月十七日信时，我正在搬家，里外一片混乱。读罢你的信，我很激动，这主要是由于你对《人生》的敏锐的理解所引起的。

这部作品写完已经一年了，你的信重新唤起了我过去几年中为这部作品前后所经历的那些沉重的思想历程、感情历程和工作历程，唤起了我对这部作品中那些“老熟人”的深沉的回忆——我把他（她）们送到读者面前时，像刘立本出嫁巧珍一样只是感到终于了结了一桩沉重的心事，长出一口气，以后就淡了：嫁出去的女子泼出去的水，由人去看去说吧。现在你把这些人物又引到我的眼皮底下，使我的心不由得又为他（她）们震颤起来。

是的，避免人物的简单和主题的浅露，正是我在这部小说中尽力追求的，我自己也很难确切地说出这部作品的全部意思来。我当时只是力求真实和本质地反映出作品所涉及的那部分生活内容。当然，我意识到，为了使当代社会发展中某些重要的动向在作品里得到充分的艺术表达，应该竭力从整体的各个方面去掌握生活，通过塑造人物（典型）把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社会的、道德和心理的矛盾交织成一个艺术的统一体，把具体性和规律性、持久的人性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个性和普遍的社会性都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应该向深度和广度追求。

《人生》显然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和广度。我的能力不够，我告诉过你，我为这部小东西苦闷了三年——苦不堪言！灰心和失望贯穿始终。面对大量复杂的多重的交错关系而一筹莫展。同时，对主题的发展线索没有深邃地理解的时候，也是作家痛不欲生的时候。就我的体验而言，这个过程主要是和自己的浅薄与无能做斗争的过程，收益如何，看你对自己能狠心到什么程度。

现在我向你谈谈这部作品写作之前的一些零乱的思考。

我国当代社会如同北京新建的立体交叉桥，层层叠叠，复杂万端。而在农村和城市“交叉地带”（这个词好像是我的“发明”——大约是在你和胡采同志主持的西安地区作家座谈农村题材的那个会上说的），可以说是立体交叉桥上的立体交叉桥。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已经说过，由于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又由于从本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在我国广阔的土地上发生了持续时间很长的、触及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人的社会大动荡，使得城市之间，农村之间，尤其是城市与农村之间相互交往日渐广泛，加之全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农村的初级教育的普及以及由于大量初、高中毕业生插队和返乡加入农民行列，城乡之间在各个方面相互渗透的现象非常普遍。这样，随着城市和农村本身的变化与发展，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冲击，农村生活对城市生活的影响，农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倾向，现代生活方式和古老生活方式的冲突，文明与落后，现代思想意识和传统道德观念的冲突，等等，构成了当代生活的一些极其重要的方面。这一切矛盾在我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意识、精神道德方面都表现了出来，又是那么突出和复杂。

实际上，世界各国都存在着这么个“交叉地带”，而且并不是从现代开始。从古典作品开始，许多伟大的作家早已经看出了这一地带矛盾冲突所具有的突出的社会意义。许多人生的悲剧正是在这一地带演出的。许多经典作品和现代的优秀作品已经反映过这一地带的生活，它对作家的吸引力经久不衰，足以证明这一生活领域是多么丰富多彩，它们包含的社会意义又是多么重大。当然，在当代中国社会中，这一生活领域的矛盾冲突所表现的内容和性质完全带有新的特征。

你知道，我是一个地道的农民的儿子，一直是在农村长大的，又从那里出来，先到小城市，然后又到大城市参加了工作。农村可以说是基本熟悉的，城市我正在努力熟悉着。相比而言，我最熟悉的却是农村和城市的“交叉地带”，因为我曾长时间生活在这个天地里，现在也经常“往返”于其间。我曾经说过，我较熟悉身上既带着“农村味”又带着“城市味”的人，以及在有些方面和这样的人有联系的城里人和乡里人。这是我本身的生活经历和现实状况所决定的。我本人就属于这样的人。因此，选择《人生》这样的题材对我来说是很自然的。问题是如何表现，这就是我前面已经简略地谈到的我的苦恼所在。

目前我国的文学创作的天地无疑广阔多了，严肃的作家都在努力追求。但正如你指出的，情况有些“纷扰”。最通常的“流行病”有两种：制造时髦的商品或有震动性的“炸弹”，不是严格地从生活出发，以“新”的刺激性为目的；另一种是闭着眼不面对生活和艺术的现实，反正过去的都是永放光辉的法宝，新出现的都是叛逆，都应该打倒，老公鸡叫鸣，总就那么一声！而最糟糕的还不仅仅在此，最糟糕的是在以上这两种东西互相指责对骂、混战一场的时候。这似乎是逼迫所有的作家必须在他们之间选择此甲或彼乙，否则，你就可能会成为“被遗忘的角落”。

真正的文学，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与以上两种现象毫不相干。但是，在中国，要在作家的灵魂和工作中排除这些现象的干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心平气静地在这种“夹缝”中追求自己的道路，需要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对事业的虔诚的态度。在国内有两位前辈作家在创作和创作生活上对我产生过极其重大的影响，一位是已故的柳青同志，一位是健在的秦兆阳同志，他们对文学和从事这个事业都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抱有一种令人尊敬的严肃态度。他们都直接地教导了我。只是我自己经常时不时露出毛躁的毛病，这是常令我痛心不已的。就我个人来说，《人生》的写作，一方面是“夹缝”中锻炼走自己的道路的能力和耐力；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向这两位尊敬的前辈作家交出的一份不成熟的作业。

归根结底，作家不能深刻理解生活，就不可能深刻地表现生活。对于作家来说，有生活，这还不够，必须是深刻理解了这些生活才行，只有这样，才可能在大量多重的、交错复杂的人物关系中伸缩自如，才可能对作品所要求的主题有着深邃的认识和理解，然后才可能进行艺术概括——当然，这个过程更加繁难，否则，尽管你对生活有了一定的理解和认识，也仍然可能制造出赤裸裸的新闻性质的所谓作品来；这样的作品和作品中的人物，即使最及时地反映了当前的政治和政策，也只能像马克思在责备拉萨尔的悲剧时所说的：“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

不知不觉已经写了许多，至于《人生》，我实在不想多说什么，我从读者写给我的信中强烈地意识到，当代读者的智慧和他们理解与欣赏作品的水平，已经向作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们必须拿出更成熟的作品来，才能与我们的时代和人民的事业相适应。我自己并没有多少信心，但我总是想努力的。自我们认识以来，你对我的创作一直给予热忱的关怀。我不仅希望你对我鼓励，同时也希望你对我批评——后一方面比前一方面更重要！

西安今年出奇的凉爽，几乎过了一个“冷夏”。最近有机会回家乡看一看吗？

致敬意！

路遥

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一日西安

821004　致刘凤梅

凤梅：

来信早收悉，前一段较忙，拖至今天才复信，请原谅。

知道你一直不屈不挠努力在一种事业之中，心里很高兴。这对于一个有家室的女同志来说，的确是不容易了。你是一个有个性的人，这在小时候便给我留下了印象。我相信一个人只要永远对自己的现实不满足，怀着热烈的爱情去追求新的生活，那么必定会有收获的。有白享的福，没有白受的苦，这是一位大师的话。的确，这是千真万确的。

来信提到你编辑了一些女科学家的事实，我想这是极有意义的。我不知道，你现在弄好的这些文章是否可以足够出一本书。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送上海出版社或者天津出版社、科学出版社。这些出版社较活跃。当然也可以给陕西出版社。总之，首先应该搞得自己满意，才交出去。另外，你还可以抽出突出的几篇，送给《中国妇女》杂志。只要能搞好，就会找到出路的。

我还想提醒你：你应该认真细致地读外国最著名的文学作品（主要是苏联和西欧几个国家的古典名著），这将会大大开阔你的生活视野，同时也能提高文学文字的科学能力。总之，一个文明的现代人不知道这些人类已经具有的高度智慧结晶，是不可理解的。

希望你应努力，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可以先不管。

我最近也在深入研究我国文学的传统和现状，极不满足有些“国粹”，想尽力冲破，在文学表现上走自己的路。这当然妨碍我很快去“出名”。在中国，文学上传统的观念束缚并不比思想上、政治上小，极需要一些有勇气的人去打破，开创新的境界。愿我们都努力，以期为社会尽自己微薄的力量。

代问玉民好。

敬礼！

路遥

一九八二年十月四日

821216　致何启治

老何同志：

您好。

很长时间没给您写信了，想必您一定很忙。

我首先要感谢您的是，《在困难的日子里》一文几乎没有一个错别字或排错的地方，这使我深受感动。因为这种现象对我来说是极少有的，这说明您的工作是多么认真！

这篇小说是写一个被老点的人淡忘了的，而年轻人还不了解的一个时代的小故事，不被评论界或文学界注意是当初就想到了的。不过，我自己还是抱着一种激情写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对它比《人生》还更有感情些，写作时也更吃劲些。感谢《当代》总算发表了它。我收到了十几封读者来信和几个电视电影改编本，我熟悉的许多朋友也是比较喜欢这篇作品的，这样我已经很满意了。

今年前半年我值班发稿，九月下来搞专业、紧接着搬家和其它杂事，因此这一年表现极平庸，也没写出什么像样的作品，准备明年好好思索一下再看吧。

您最近有什么新作？我很注意，记得曾看见过《文学报》您写的韦君宜同志的文章，一口气读完，很好。当然，您可能时间挺紧，我了解编辑部的工作。望您节劳，并望您继续写出作品来。

另外，最近听到有些读者反映，《当代》注重时代气息，但有些作品有概念化倾向。将此情况转告您，也不一定向其他同志说。

代问组里所有熟人好！

路遥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821224　致何启治

老何同志：

您好。

非常高兴地收读了您的信。

您在文学上的深厚修养给我极深的印象。在处理我那篇拙文中，您尽了很大的责任，这是我深为感激的。

《在困难的日子里》现安徽电视台已着手拍摄电视片（我自己当然不参与这类活动）。今接《中篇小说选刊》来电，他们明年第二期也要转载这部作品。看来这文章还是能被接受的，我深深感谢《当代》对我的关怀与帮助，我一直是贵刊的鼓吹者，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刊物是我的创作之父，我愿在今后仍然得到您和同志们的支持与帮助，我也当为您们贡献自己低能的薄力。

因《困难～》的读者来信与《人生》的混为一摊，得花点时间清理一下，过几天我再挑几封寄您，先写这些。

我最近一直在家，完成阅读任务。冬天又冷，外出活动不方便，眼下只能这样了。

问组里的熟人好！

路遥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1]文学评论家。

一九八三年

830110　致何启治

老何同志：

明天要出差（十天后回西安），匆匆写几句。

您们要的读者来信，今天翻了翻，大多数是要改编电影、电视的，有的说的又太“肉麻”，只匆匆挑出四封寄出，不一定能用，您酌处。

《人生》已出，现寄上一本，请批评。

您一定很忙，就不多言了，有事请来信。

祝新春好！

路遥

一九八三年元月十日

830125　致李炳银[1]

炳银兄：

您好。

我刚从乡下回来，高兴地读到了您的信，非常感谢您对我的热情鼓励，我自己写得少且差，经常内疚，觉得有辜于朋友们的期望。实事求是地说，我对自己不抱什么大希望，只是尽自己能力去做，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

我知道，我的这两篇作品尽管读者给予了很大的热情，但官方与批评界的态度有一定保留，因为这两篇作品我是想追求一些东西，冲击一些东西的，似乎显示了一些非主流的倾向，因此恐怕有些领导同志不太习惯。关键问题是我没直接迎合一种需要。我们多年来的文学说明我们对文学的理解并不宽阔，需要一些勇气去冲击，而不管自己和自己作品在眼前的命运如何。几年来，我一直寂寞而痛苦地在想追求一些东西。知音是有的，这是我最大的安慰。我对您是感激的，因为您第一个正经八百地评论了我的作品。

另外，《在困难的日子里》一稿《当代》压了一年才勉强发表，听说编辑部意见很分歧，有同志说我写了“饥饿文学”，我很不理解。他们没有看出一个简单的事实：我在写一种精神上的“温饱”。发表出来，读者并没被这种“饥饿”吓倒。这篇作品《中篇选刊》今年二期将转载，安徽电视台已拍电视。关于《人生》，是我三年苦熬的一篇作品，现关于高加林这个人物正在争论，您不知看没看《上海文学》今年一期的那篇评论？这是站在一种哲学高度来评价人物的。

先写这些，祝您愉快！

路遥

一九八三年元月二十五日

830208　致何启治

老何：

您好。

很高兴收读了您的信及寄来的读者的文章。您的信和这些文章都使我很激动。我自己唯一的感受是，应该更认真地去写作，才能对得起大家。至于中篇评奖，我不想去考虑那些事，因为作品最终要经受的是历史的考验。

《鲁迅全集》的书款我也大意了，没去计算一下！大概已经耽误了事，很抱歉，现随信同时寄给姚淑芝同志，望查收。

您最近一直在京吗？希望您再来西安！我如有机会去京，一定去拜访您。有事请您写信。

祝春节愉快！

路遥

一九八三年二月八日

另：老秦最近身体怎样？我怕打扰他，一直不敢给他写信，您再给我写信时，顺便给我说一下他的情况。

遵嘱将读者信退回。

830612　致何启治

老何：

您好。

我在陕北农村，接到转来您的信。谢谢您的热心关怀。

转来的读者来信所指责我的几点都是站不住脚的。六一年无疑属困难时期，尤其是陕北，情况极其严重，我亲身经历过的。这位读者好像是外国人。另外，陕北中学农村户口的中学生从来没有转为商品粮的。

关于《困》获贵刊奖已接到通知。我自己不太愿意接受这种荣誉了，但我不能拒绝您们的奖励。我目前在陕北奔波，争取七月份回西安迎接您。

我目前在改个电影剧本，长一点的作品还未着手进行，如写出来，再给您们吧，准备认真一点，在时间上稍微往后推一推，因我刚在《当代》上发表过作品。

知道您很忙，就不赘言了。希望您出来转一转，松弛一下。

问编辑部熟同志好！

路遥

一九八三年六月十二日

830715　致何启治

老何：

您好。

我前几天从陕北回来，看见您的信，知道您很忙，我因20号仍要回到陕北，临行前给您打个招呼，有事您写信，会转我的。

贺佳同志没见来，纪念品不用太费心。有机会捎来就行了。

我看见您给小巴写的信，真为小巴高兴。我们对您的认真负责和细心都怀有一种敬意！

祝您愉快！

路遥

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五日

830820　致李炳银

炳银兄：

您好！

前后两信及您的稿件均收读，因这两天忙于搬家，迟回了几天信，请原谅。

我八月一日开始已正式离开了编辑部，手续已交清，也不在编辑部上班了。碰巧天芳也休创作假，您的稿件我妥交值班的副主编贺抒玉同志，她说一定妥善处理。照我看，此稿刊用是可以的。如果我要在编辑部，问题不会大，另一班的同志情况较复杂一些。稿件如何处理，估计会很快告诉您的。

关于《人生》您写了这么长一封信，看来您是认真读了，我十分感谢。其中许多意见是极好的，我会认真思考您的意见的。这部作品不管成功与否，得失如何，我无疑是想追求一些东西，也想带来一些东西。主题和人物是复杂的，也是多义的。我总觉得评论家对这部作品似乎不好说话（？）。作为我自己来说，没有什么侈求，我只是较愉快地完成了一个痛苦的过程。我喜欢有什么奢求，但我永远也达不到这样的目标。

以后时间是多了，但创作最需要的是一种心理因素，最近的日子，这个因素欠佳，因此很难动笔写什么。您一直热心地关怀着我的创作，望今后仍能给予支持。

最近忙吗？有什么事情来信。

致敬意！

路遥

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日

831130　致申沛昌[2]

沛昌老师：

您好！

来信收读，一片深情厚意，使人热泪盈眶。世界广大，但知音不多，学校三年，我们虽然是师生关系，但精神上一直是朋友。您是我生活中少数几个深刻在心的人，我永远不会忘记您。您的智慧和理解力我是深知的。我们常常不是用言语，而是用心来对话和谈论的，相隔两地，接触不多，但我相信我们在精神和感情上的交流一直是稠密的。我知道您一直密切地关注着我的一切，我自己也是一直关注着您的，并且将我的工作成果献给您和其他一些令人温暖的朋友的。

您目前的处境我理解，请您开阔一些，人间之事，天轮地转，正如李太白诗曰：长风破浪会有时……

我目前得应付诸种复杂局面，就不写长信了。感谢您为我做的一切！

最近有机会和申易同志谈谈我的情况。

致崇高的敬意！

路遥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1]文学评论家，时在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工作。

[2]路遥老师。时任延安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曾任延安大学党委书记、校长。

一九八四年

840910　致杨明春[1]

明春兄：

您好！

大札收读。不仅读到了您的一片真诚之心，也读到了一篇美妙的书法。

天乐之事，内情尽知，现在已落脚，这就好了。您已经尽力相帮，非常感谢。

听说您在筹备文联，很高兴，极希望延安文艺界能团结一致，搞出成绩来。

今年太忙，无法去延，有机会见面长谈，就再不赘言了。

问曹老、其国诸君好！

路遥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日

[1]作家，时任延安地区文艺创作室主任。

一九八五年

850129　致孟伟哉[1]

老孟：

您好。

上次冒昧用电话打扰您，实在对不起。和您短暂接触几次，觉得您是一个胸怀宽阔和目光远大的人，因此作为晚辈可以和您率直对话。这种率直丝毫不影响内心对您的敬重。前不久听启治说到您的种种情况，使我对您更产生了一种敬佩之情，衷心祝愿您一切顺利。

我初中时的同学海波，多年一直热爱文学，并在很艰难的生活条件下坚持不懈，也写过一些东西。因此，不久前地区（延安）破格招工。本人则向往到青海去工作和生活，求我作一介绍，青海我没熟人，突然想到了您，便冒昧将他介绍来，看您是否能给予安排。这要根据您的情况来决定，千万不要为难。有关他的情况，由本人向您面述。

我去年一年参加整党，基本没写什么。准备写长篇，但准备极不成熟，看来很为艰难。我已听说您组织创办了《现代人》杂志，我一定设法支持这个刊物。如无意外，我准备夏天去一趟青海，因为我正有一个有关青海的写作想法（一个中篇），到时再去拜访您。同时欢迎您来西安做客。您如在陕西有什么事需帮忙，请您打招呼，一定全力以赴。

顺致

崇高的敬意！

路遥

一九八五年元月二十九日

850514　致海波

海波：

你来去匆匆，未能详谈，以后还有机会。望努力工作，一定要站住脚。

宝鸡文创室主任蒋金彦同志苦心经营了一部中篇，叫《儿女经》，请你一定设法将此稿在你们刊物发一下，如需修改，也可请他去青海。金彦是我多年的朋友，他身体不好，搞一部作品也不容易。

我不久即外出，没什么大事，就不写信了，争取在青海见面。

祝好。

路遥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四日

[1]作家，时任青海省《现代人》杂志主编。

一九八六年

860727　致李金玉[1]

金兄：

你好。

信估计你已经收到了，你的先后两信都收读，一切均好，请放心。只是“合同书”还未收到，你是否用挂号寄出的？这样会慢一些。

现寄上《平凡的世界》的封面设计。设计者为延安地区文联美术编辑张永革，他是陕北人，陕西美术界颇具有影响的青年画家，此设计完全体现了我的想法。我十分满意，估计你也会满意的。你一定要做工作，书的封面完全用这个设计。否则，我会很失望的。如果哪方面有困难，需我出面，请及时告知，我给出版公司领导写信。我特别希望这个设计稿能顺利通过使用。请你及时将情况告知我。如来得及，我九月份去北京再做工作（当然通过了就无此麻烦了）。

你信中所述情况均知道。

因在文联处赶寄封面设计，就写这些。

祝夏安！一切好！

路遥

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七日

860823　致李金玉

金玉同志：

您好。

寄上合同，请查收。我不懂此道，反正一切按您的安排，我像“阿Q”一样，尽量把圆画圆。

路遥

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1]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编辑。

一九八七年

870708　致谢望新[1]

望新兄：

您好。久别了，甚念！

现通过一位并不熟识的人，将《平凡的世界》二部手稿捎您，这样比邮寄要快和安全一些。稿件怎发，由您全权处理。因为第一部发在《花城》，我仍想在您那里发。二部几乎投进了我的全部精力和热情，我自觉出尽了力，稿件头天完，身体第二天就垮了，心力衰竭，气力下陷，整天服中药，也没气力和兴致和其他刊物交涉。问题是此稿我仍想由您手里发出，哪怕只发行一两份都可以——这些都是无所谓的。使我受感动的是，在我耗尽心力寂寞地投入这件漫长工作的时候，得到了您这样的朋友的理解和帮助。再一次感谢您。

您那里的情况和处境我不很了解，但能猜出几分。唉，没办法，不想干事的人总要让想干事的人什么也干不成！

相信山不转水转，会有好的转机的，如心烦，可出来走走？

我如身体复元，即起程去煤矿下井（二十天左右），然后分别去陕北农村和大学去补充一些技术性的生活，有什么事，信仍寄中国作家协会，会及时转我的。

深致敬意！

路遥

一九八七年七月八日

[1]时任《花城》杂志副主编。

一九八八年

880330　致王宝成[1]

宝成兄：

来信收读，谢谢你的诚心相助。因多种情况，我就不来临潼了。事太多，这里一边抄改稿，还得处理其他事，等候发表出版单位的来人等。焦头烂额，痛苦不堪。准备要紧事处理完毕，四月二十号左右去陕北，要躲就躲远一点。

你的情况怎样？想必也在紧张工作，请坚信自己的认识和想法，这是成功的基本点。索性不考虑发表与出版，只当完成自己的人生。归根结底，我们的努力不是去娱乐公众，而是编写自己有血有泪的心灵史。你表现的只面对你，或者说只有你面对自己所表现的。长卷千万要沉住气，相当长的时间里忘记文学界，忘记外部世界是必要的。狂热而悲壮地进行工作（想到没有人理解你的劳动本身就是悲壮的）。

零乱地写几句，诚心愿你全部发挥自己的能力、积累、胆识、魄力。

见到子良问个好，虽同住西安，见一面也难，祝他身体和精神都爽快！

路遥

一九八八年三月三十日

880519　致刘建勋[2]

建勋老师：

您好。

有一事，我想求您相助。听说今年西大还要招收五十名作家班成员，我有个弟弟也想应考就读于此班。他名字叫王天乐，现在《延安报》任记者部主任，党员，今年二十八岁，除通讯特写外，还在省内外一些报刊发表过一些文学作品。

我听说您具体负责招生工作，即冒昧写信给您，以得到您的帮助。我因给几家赶稿（长篇最后一部），一直在陕北躲着，本月底估计完了，六月上旬去北京送稿，中旬左右回西安，因此您不必回信。以后见面再和您详谈。

此事建军和万夫老师也知道。

匆此。

祝您愉快！

路遥

一九八八年五月十九日写于陕北甘泉

880625　致叶咏梅[3]

咏梅：

你好。

感谢在京期间你的热忱关照和亲切相待，在现今生活中，已经很少有这种感受了。同时，你对工作的认真负责态度，也使我十分感动。这一点，也还是我所最为看重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完全是相同的。正因为如此，我觉得我们的合作特别愉快。

回来后，忙于各种事，才抽出点时间给你写信，主要的意思是，再次感谢你为我的这部书所作的令人永远难以忘怀的工作。

另外，请代问野墨同志好。他的质朴和才华，以及很有深度的艺术修养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个视野很开阔的人，这在北京很不容易。恕我直言，许多北京人以为天安门广场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地方。最大的地方其实是人的心灵。

先唠叨这几句，请问李伟及小女儿好，你们和谐的家庭真令人羡慕。祝你们愉快！如有什么事，请写信联系，我最近一直在机关。也可打电话23683传呼亦可。

什么时间还有可能来西安？我已向鸿钧和若冰转达了你的问候，并向他们介绍了你的出色的工作成绩，他们都为你高兴。

祝诸事顺利！

路遥

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五日于西安

880000　致蔡葵[4]

蔡葵同志：

您好！

寄上拙作第二部，望批评，第三部在《黄河》三期刊出，也望批评。

感谢您对这部作品的热情关注。

路遥

一九八八年

881231　致蔡葵

蔡葵同志：

您好！

我刚从外地回来，见您信，十分高兴，同时也拜读了《光明日报》您评拙作的文章。非常感谢。这部小说至今除镇南写过一篇有分量的文章外，您这篇是最重要的一篇。我反复读了好几遍，现在也还在手头带着。虽然我也看出来您的文章是被“剪裁”了的，但文章的论述使我很激动。您公正地用了一些大胆的褒词肯定了我的努力。您应该看得出来，我国文学界对这部书是冷淡的。许多评论家不惜互相重复而歌颂一些轻浮之作，但对认真努力的作家常常不屑一顾。他们一听“现实主义”几个字就连读一读小说的兴趣都没有了。好在我没有因此而放弃我的努力。六年来，我只和这部作品对话，我哭，我笑，旁若无人。当别人用西式餐具吃中国这盘菜的时候，我并不为自己仍然拿筷子吃饭而害臊。

您对小说提出的意见是有道理的。其实，这部作品还存在着许多不足。您知道，尽管我们群起而反对“现实主义”，但我国当代文学究竟有过多少真正的现实主义？我们过去的所谓现实主义，大都是虚假的现实主义。应该说，我们和缺乏现代主义一样缺乏（真正的）现实主义。我是在这种文学历史的背景下努力的，因此仍然带有摸索前行的性质。不过，我的确是放开了胸魄，一丝不苟完成这部作品的；它的不足既是我的不足，也是中国现实主义的不足。对我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它总算完成了。我记起托马斯·曼的一篇特写（也可看做小说）《沉重的时刻》，是为纪念席勒逝世一百周年写的，文中写席勒创作那部史诗《华伦斯坦》时的心理状态，其中有这样的话：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能完成，它也就是好的。这也正是我目前的心境。当然，我也期待着我国评论家来实事求是地认识这部作品（包括它的不足）。至于我本人，我将尽量默不作声。我国文学界真正意义的自由争论还未形成，我认为这一原因主要是我国文学界自身造成的。比如，一张全国性的文艺报纸，仅仅发表几个编辑所持观点的文章，怎么可能真正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呢？鉴于我国文学界的状况，你只能用作品来“反潮流”，不可能去用其他文章去论争，他们可以发表你的文章，但会安排在被审判的位置上，把你弄成浑身武力而未用尽的那些人的“靶子”。何必呢，老蔡！人一生有多少精力去扯这种闲淡！我已经孤独惯了，宁愿一个人躲在那些荒山野舍里；这样的时候，我才感到能更好地回到深远的历史和博杂的现实生活中去，也才可能使自己的心绪漫游在深广的宇宙中和人生意义的无尽的思虑之中。地球会爆炸，会消失，伟大与平凡将一起泯灭；生命是如此短暂，应该真正做点自己愿意做、也力所能及的事。一切不必要的喧嚣和一时的人生风光都没有什么意义。

扯得很远了。我十分愿意再能看见您对拙作的意见，我将能在其间看见您和我的一种心灵的交流，仅这一点就令我激动不已。

致

深切的敬意！

（您很忙，不必回信）

路遥

一九八八年的最后一天

* 蔡葵著《〈平凡的世界〉的造型艺术》一文载《光明日报》1988年12月16日。

[1]作家、编剧，时在西安电影制片厂工作。

[2]西北大学中文系教授。

[3]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中心“长篇连续广播”节目编辑。

[4]评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时任《文学评论》常务副主编。

一九八九年

890401　致杨明春

明春同志：

您好！

给榆林老中医的信今天才寄出，十分抱歉。之所以如此迟缓，原因有三：我回西安第二天刚联系上，不料霍世仁有紧急会，第二天便去了北京，开了十几天会；紧接着我接连重感冒发烧十几天，不能出家门；后来电视剧导演来西安开座谈会，忙乎了几天，一直到昨天才赶到霍世仁家，拿来他给郭维岩的信。请您持此信到榆林找郭大夫。据世仁讲，此人治疑难杂症在榆林是很出名的，盼望能解除老苟的病情。

我忙忙乱乱，一切如故，五月份又能回一趟延安，见面再叙其他。霍如璧现正在西安，估计一星期后返榆，如我能见到他，先给他招呼一声。你们上榆林，最好还是由如璧陪你们看病，他是个热心而细致的人。

先写这些，问全家好！

路遥

一九八九年四月一日

一九九一年

910124　致何启治

启治兄：

您好。

先后接到您的两封信，我因身体不太好，且有许多难缠的家务事，未能及时复信给您，十分抱歉，并希望能得到您的谅解。

我对《当代》，尤其是我最尊敬的老师秦兆阳同志有极其不一般的感情，没有秦兆阳同志和《当代》，也许我现在仍然成不了任何较为重要的事。我天性内向，常常不知怎样感激别人才好。这多年很少去北京，去北京又没勇气去打扰我尊敬的人。前多年，我完全沉浸在长篇中，近乎与世隔绝。现在长篇虽完，身体却垮了，并且像从监狱出来一样，不会“生活”了。

至于您提到的《平凡的世界》发表一事，我根本没往心里放。当时这么大的作品，开头的部分肯定不能给人带来什么大兴趣。不用是正常的。发表过程因是三部一百万字，确实很困难，我曾经感到过绝望，因为当时没有人相信和信任我的努力，我是完全按自己的想法搞的，不愿受一种流行文学的影响。好在这一切都算过去了。我近一年什么也没写，没情绪写。等以后情绪、身体稳定了，再试着写一点，当然，我肯定会给《当代》投稿的。

很长时间没有见《当代》的同志们了，但大家亲切的面容常在眼前一一浮现，老朱、您、刘茵等等。

我目前一切还算好。如有机会去北京，一定去拜访您。

请代我向老秦致意，并祝他健康！

路遥

一九九一年元月二十四日

910310　致蔡葵

尊敬的蔡葵同志：

您好。

茅盾文学奖的最后结果，我深感意外。消息经官方报纸证实后，我第一个写信给您，感谢您在这部作品从一开始直至今天所给予的令人永生难忘的支持与关怀。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漫长而寂寞的努力，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能够理解，您是最充分的一个。在这一时刻，我的确深深地感激您却不能找到更多的词语。我想到北京以后还能见面，并准备和您及几位朋友聚一聚。

一切都已经在昨天结束了。我想未来我写作的精神自由度会更大一些。这个奖与其说是一种收获，还不如说是一种解脱。

我一两年中一直读书和思索一些文学问题。从全人类目前的发展来看，我们所处的社会生活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对作家来说，所谓现实，同时也就是未来，也就是历史，因此，必须有更具深度的思考，才有可能进入真正有价值的劳动。我想我不会匆忙地投入创作，除非那确实是内心的一种真实要求。

此信主要表达的是我对您的深深的感谢。

致春天的问候！

路遥

一九九一年三月十日

910618　致李金玉

金兄：

你好。

封面样稿及短笺收读。封面总体上十分出色，请代向王堃同志致意，感谢他费了苦心。有几点小意见最好能改过：①封面“著”字可去掉，因手写体名字旁加这么个印刷体，别扭；另外，书脊上已有“著”字。②封面“第三部”似应在书名下面，人名应在“第三部”下面。③第三部的括号应去掉，加括号较拘谨、小气。其他都很好，只是烫金效果还是现在这样暗，就有点不太容易看清。

我回西安后，忙于应付各种烦俗场面（我是冷静的）。最近脚气感染，不能走动，而且心情也不好。人往高处走，高处不胜寒，你会理解我的状况。

先写这些。

路遥

一九九一年六月十八日

911022　致蔡葵

老蔡：

您好！

首先向您道歉，先前两信均收读，但因我家里出了一些事，心绪极不好，无心顾及其他，加之身体不好，又要四处奔波一些烦乱事，未能及时回信，十分内疚，只有请您看在老友面上，能予谅解。

写文章一事，我极想完成您的要求，只是心情不好，集中不起精力，因此在时间上只能求您宽限。两年中身体不好，一直未动笔，手很生，而这类文章要求严密，深感力不胜任。不过，我想能集中一段时间认真考虑。

我要再次感谢您对我的关心和支持，这是永生难忘的。我也欢迎您和朱寨同志（问他好！）能来西安转一转。

在创作方面，我有一些想法，也作了许多新的准备，但现在还不能投入。如果不具备一定的价值，就不写。对我来说，写作不是自娱，而是一件相当沉重的事，除非心中的块垒不吐不行方可考虑。现在的问题是体力不支，一旦激动就透不过气来。

如果方便，不知是否能寄一本刊物？我们机关很少见到。

问朱寨同志好！

路遥

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 蔡葵约请路遥为《文学评论》杂志撰稿。

911022　致白烨[1]

白烨兄：

近好！

七月及不久前的信均收读，本来早应复信，但身体近段极差，加之内外有许多难言之苦，心绪不佳，杂事繁乱，几个月不能坐在桌前写一字，今天急忙回复，已太晚，只能请你谅解，好在朋友之间，想必能理解，有机会见面再详叙原因。

两篇大作均细细阅读，十分赞赏，看来你是真正理解了我，也理解了我的创作。尤其是最近这一篇好到令我拍案而起！分析准确，行文相当漂亮（简练而讲究，又有深度），论断自信，是《平》书评论中最好也是最重要的一篇，这篇文章完全穿透了作品内核，猜到了我当时的心理机制。由此我看到了你评论的广阔前景。某个时候应该是白烨的时候！

雷达兄的文章也写得很不错，具有大家的功夫，只是我还不满足，本应更放开一点，又想到这是《求是》，因此也就不能苛求了。

换届一事仍拖着，已有一年，都已麻木，当今世事，就是如此，不必认真。重要的是我们不仅能庄严地生活，也能玩世不恭，因此不会有什么大影响。

最近心很烦乱，放任自流。十二月四日去泰国，还是个团长，估计十一月底去京，到时再和你联系。

问老蔡、老朱好。

雷达处请向他问好！

路遥

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1]文学评论家，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助理。

一九九二年

920327　致王蓬[1]

王蓬兄：

您好！

先后两信都收读，因许多无法启齿的原因耽误了复信，请能原谅。

我是一个较为内向的人，有时很难在口头或行为表述自己内心激越的情绪。但和您，莫伸这样一些人呆在一块感到自在，因为我们真的超越了一些局限。

三本书出得都不错，我因身体不太好，需要一些时间才能阅读完，我一定会用文字说说您，只是在时间上尽量宽容我。就目前而言，您是陕西最有冲劲的作家，您诸事备齐，只待东风，成功是肯定的。有人已成强弩之末，您正箭在弦上。干吧！

为聂震宁写稿一事，现在有这么个情况：我手头编了一本文论性质的集子，名曰《作家的劳动》约十五六万字，包括以前的一些文学言论（七八万字）和有关《平凡的世界》的一篇大型随笔（六万多字）。

本来，此书可以不出，因陕人社拟出我五卷文集。这些东西也将会包括进去，但我觉得这些东西淹没在小说中有点儿痛心，因此单集了一本，一则我看重这些文字，二则也想多拿几千元稿酬，就我目前及今后一段时间来看，因身体差，写作拿点钱很不容易了，现在，想请你出面同聂震宁联系一下，看能不能在漓江出这本赔钱的书。因为我目前遇到难以言传的苦衷（经济上），也许您以后会恍然大悟。

莫伸不久前来过，我们又谈起上您那里去逛一圈，但他目前走不开，又只能等到下一次了。

西安目前很“乱”，穷人富人都在谈论如何赚钱，想必汉中也一样，这一回，应该是有智慧的人赚点钱了，有机会咱们还可以好好论证一下，先写这些。

祝好！

路遥

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 三本书指的是作家王蓬的中篇小说集《黑牡丹和她的丈夫》（漓江出版社，1991年9月）、长篇小说《水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10月）和传记文学《流浪者的奇迹》（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11月）。

920526　致李金玉

金兄：

前信想已收到。现和你商量一件事。去冬今春几个月里，我写了一篇长的随笔，题目是《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稿纸上六万三千字，能排出七万字来，我想出一个单行本小册子。这篇东西全部是写《平》的创作经过的。本来可以在其他社出，考虑到书是文联公司出的，那么这本小册子似乎给你们出更合适。文章已开始（从五月号）在《女友》杂栏连载（此刊物发行一百万份），反应非常强烈。不知此事能否实行？如可以，请马上打个电话给老徐，我很快将稿件（复印件）寄过来。如不行，也请回个信，我另作安排。

随着远远小学毕业（六月底），我将进入乱世之中，具体事肯定会很多，我得准备全力对付。

祝一切好！

路遥

一九九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920801　致白烨

白烨兄：

您好，久不通信，不知近况如何？

现介绍马治权同志来找您。他现正筹办一份杂志《各界》（由省政协主办），现来京想得到各方支持，我特让他来找您，希望能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具体事宜由他向您面述。问雷达兄好。我面临许多棘手事，等理顺后再和朋友们联系。

祝好！

路遥

一九九二年八月一日

[1]作家，路遥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