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rnstunden der Menschheit
Stefan Zweig

人类的群星闪耀时

［奥］斯蒂芬·茨威格
吴秀杰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类的群星闪耀时 / （奥） 斯蒂芬·茨威格著 ; 吴秀杰译.- 2版. - 桂林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10

ISBN 978-7-5495-8839-8

Ⅰ. ①人⋯ Ⅱ. ①斯⋯ ②吴⋯ Ⅲ. ①历史人物－列传－世界 Ⅳ. ①K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29348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张艺兵

译者前言

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1881—1942）一生著作丰富，他以文学笔法勾画人类历史上关键性时刻中的人与事的历史随笔作品，尤其脍炙人口，受到各种语言读者的喜爱。这类作品共有十四篇，在1912年到1940年间完成。这些作品首次以《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为题名结集出版是在1927年，当时仅收录五篇作品。1943年，德国菲舍尔出版社再版此书，将内容扩展为十二篇。《西塞罗》和《威尔逊的失误》两篇当时已经被收入英文版，于1940年在纽约出版，德文版却未收入这两篇，原因未详。本次中译本将这两篇包括进来，即包含了全部十四篇作品，采用菲舍尔出版社2012年12月第四次印刷的2009年版本为蓝本。

菲舍尔出版社的克努特·贝克（Knut Beck）先生在编辑后记中，对本书各篇的发表时间做了大体上的梳理。相关信息如下：

在十四篇作品中，一篇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英雄的瞬间》采用了诗歌的形式，写列夫·托尔斯泰的《逃向上帝》则采用了话剧的形式。其他各篇基本上循着中短篇小说（Novelle）的结构和叙述风格，有的篇目中不同部分用小标题隔开。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曾经参照、借鉴舒昌善先生的译本，从中受益良多。尤其是歌德的诗作《玛丽恩巴德的悲歌》，在比较目前通行的不同译本后，译者多处采用了舒先生的翻译，特此致谢。但是，书中的绝大部分行文，译者根据自己对茨威格语言和作品的理解进行了重新表述。与本书内容相关的史实资讯，在今天已经非常容易获取，因此译者不再额外赘言，只以脚注的形式添加若干必要的说明和注释。至于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解读，留给读者与茨威格一同进行，茨威格也不过提供了一种解读而已！从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一位欧洲人的回忆》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人生、思想和心路的大起伏，而他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选取、解读不可避免地映射着自己的心态和心路，是对现实环境和政治的回应。正因为如此，我以为各篇作品的写作时间也是很重要的信息，所以将其整理出来，如上表。

感谢“理想国”给我以此项翻译委托，让我有契机、有理由去细读大师茨威格。茨威格本人曾经翻译过很多文学作品，在他看来，翻译是锤炼自己母语的绝佳机会，因为翻译的挑战性和引人入胜之处正在于“强迫自己把外语当成母语，强迫自己写出的母语富有弹性”。感谢出版社的编辑耐心地帮助我锤炼母语。若茨威格在天有知，看到这一中文译本中有纰漏疏忽错误之处，想必也会宽容地一笑置之：强迫自己走进大师将近百年前锤炼出来的语言，是一场幸运之旅，也是一场极限挑战。万般努力，恐怕也难以完全领会其母语表达的种种精妙，更何况跨越时空和语言的转述。不足之处，请各路方家及读者海涵并指正。

译者

2015年8月于德国·柏林

- 前言

- 通向不朽的逃亡

- 攻陷拜占庭

- 亨德尔的复活

- 一夜的天才

- 滑铁卢：改变世界的一分钟

- 玛丽恩巴德的悲歌

- 黄金国的发现

- 英雄的瞬间

- 跨越大洋的第一句话

- 逃向上帝

- 挺进南极的争夺

- 全封闭列车

- 西塞罗

- 威尔逊的失误

前言

没有哪一位艺术家能在全天二十四小时里不间断地创作艺术。他们成功完成的那些关键性的、具有恒久意义的作品，都出现在为数不多而且难得一现的灵感降临的瞬间。历史也是如此：我们敬慕一切时代中最伟大的诗人和表演艺术家，但是她也绝不是一位永无闲歇的创造者。歌德曾经充满敬畏地将历史称为“上帝的满是秘密的作坊”——即便在这个作坊里，无关紧要和日常繁琐之事也是无尽无休。在这里如同在艺术和生活的各种领域一样，那种精致的、令人难忘的时刻难得一现。大多时候，历史是一位编年记录人，她心思冷淡却持之以恒地将一个个环套编成一个巨大的链条——这链条延伸几千年，在它上面一个个平淡事实比肩而列，因为所有的精彩纷呈都需要准备时间，每一桩真正的事件都需要有发酵的过程。在一个民族中，总要有上百万人的存在，一位天才人物才能从中走出；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总要有上百万无关紧要的时刻流逝而过之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节点、人类的星光时刻（Sternstunde）才会显现。

如果在艺术领域里出现了一位天才，他的影响会超越多个时代；如果在历史上出现这样的一个星光时刻，它就会决定接下来的几十年、几百年。就像避雷针顶端将周围的电都聚集在自己身上一样，在历史的这种特殊时刻，海量的事情被挤压在最短的时间范围内。那些原本会有条不紊地先后发生或者并行发生的事情被压缩在短暂的瞬间，它主宰着一切、决定了一切：一个简单的“行”或者“不行”、一个“太早”或者“太晚”就会让这个时刻变得不可逆转，它会关涉到上百个家族，会左右某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的生活轨道，甚至也会决定整个人类命运的走向。

在这些高度密集而且命运攸关的节点上，产生长远影响的决定往往发生在某一天、某一小时，甚至于某一分钟。无论在单个人的生活中，还是在历史的进程中，这样的时刻都很少出现。在这里我要从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领域钩沉出若干这样的星光时刻——我之所以用这个词汇，是因为它们像星星一样闪亮而恒久地凸现于流逝性的夜幕之上。我绝不以自己的虚构去染指外在世界和人的内心中发生过的内容，去给它们的本质性真实增加色彩和力度。在这些高密度的时刻，历史自身的演绎已臻完整，它不需要援助之手。当历史真正作为诗人和表演艺术家闪亮登场时，任何诗人都不要心存能胜她一筹的妄念。

通向不朽的逃亡

发现太平洋

1513年9月25日

一艘船装备完毕

当哥伦布第一次从他首次发现的美洲返航归来时，在彰显功绩的游街庆典上，他向聚拢在塞维利亚（Sevillas）[1]和巴塞罗那街道上的人群展示了无数的奇珍异宝、稀罕之物：迄今欧洲人一无所知的红种人；人们从没见到过的动物，它们当中有花花绿绿、扯嗓子大叫的鹦鹉，也有步履沉重的貘；还有形形色色、令人瞩目的植物和水果，它们是印第安人的谷物（玉米）、烟草和椰子，不久以后它们都将在欧洲落地生根。欢呼的人群对这些东西充满好奇，争相观赏赞叹。但是，最让国王伉俪[2]以及他们的咨政官感到兴奋的是那几个装有金子的小盒子、小篮子。哥伦布从新印度带来的金子并不多：就那么几个装饰性物件，是他从土著人那里换来或者抢来的；几个小金锭，还有几捧散金粒，与其说那是金子，还不如说是金粉更合适。他全部的战利品最多也就够铸造几百个金币。不过，哥伦布这位天才的幻想家，总是以极端的方式相信他愿意相信的事情。他刚刚满带荣耀地证明，他提出的那个从海路到达印度的想法是对的；现在他又以诚恳的夸大其辞来吹嘘说，这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初步样品而已。有人给他提供了可靠的消息说，在这些新发现的岛屿上有无数个金矿。这些金矿都非常浅，在某些地方，薄薄的一层土下面就是这珍贵的金属，用一把普通的铁锹就能很容易地挖到金子。再往南的那些王国里，国王都是用金子做的大杯大口喝酒的，那里的人对金子看不上眼，差不多就像西班牙人对待铅那样。手里一直缺钱的国王出神地听着哥伦布讲这个新的俄斐（Ophir）[3]，这会成为他自己的黄金之国啊。当时人们对哥伦布的了解还不够多，不知道他身上有一些看似体面、实则荒诞不经的地方，对他的承诺也不加任何怀疑。第二次出航的大船队很快就装备起来了，这次不再需要征募人员和鼓手到处游说去招人入伙。在新发现的黄金之国空手也能挖出金子来，这个消息让整个西班牙兴高采烈：成百上千的人涌向这里，为的是能去埃尔多拉多（El Dorado），那个梦想中的黄金之国。

可是，这样的一股浑水，也把所有城市和乡村中的贪婪推涌上来。来这里报名的，不光有那些想给自己的家族徽章好好镀金的诚实体面人、无畏的探险家、勇敢的士兵，全西班牙的沆瀣人渣也都来到了帕罗斯（Palos）和卡地塞（Cadiz）[4]。身上有惩罚烙印的小偷、刑满释放的旧罪犯，还有那些流动作案的贼人，他们都想在黄金之国找到来钱容易的“手艺”；此外，还有那些一心要逃脱债主催逼的欠债人，那些无法忍受家中泼妇恶言恶语的男人。所有这些绝望的、失败的生灵，那些带有罪犯印记的前罪犯，那些被法官通缉的犯罪嫌疑人都报名参加船队，由此形成了一个由各种失败者组成的大匪帮。他们都下定决心要一蹴而就让自己发财致富，为此他们甘愿无所顾忌地面对任何暴行和犯罪。他们就这样口耳相传着哥伦布的呓语：在那些地方，只要用铁锹一挖，一坨闪闪发光的黄金就出现在眼前。这些移民中的有钱人甚至还带上了仆人和驴子，好把大量的贵重金属运走。那些没有被探险队接受的人，强迫自己选择另外一条道路：他们也不去征得国王的许可，自行装备好了探险船只，以便快快到那边，去攫取黄金、黄金，还是黄金。一下子，西班牙国内就没有那些躁动不安的魂灵和最危险的犯罪分子了。

伊斯帕尼奥拉岛（Española）[5]的总督眼看着这些不速之客向这座交由他管理的岛屿蜂拥而来，深感震惊。年复一年，一船船的新乘客来到这里，都是些越来越没有样子的家伙。这些新来的人也同样面对着苦涩的失望，因为这里哪有什么路上都是金子的情形。他们像野兽一样扑向那些不幸的土著人，而这些土著人也已经拿不出一颗金粒了。他们成群结队地游逛抢劫：倒霉透顶的印第安人因为他们感到心惊肉跳，而总督何尝不是如此呢。总督试图把他们变成殖民者，不过最终还是枉费心机。他分给他们土地、牲畜，甚至还有充足的人形牲畜，就是说，每个人分到六七十个土著人做奴隶。不过，不管是那些血统高贵的贵族，还是那些曾经的刑满释放分子，没有一个人有心思来经营农场：他们漂洋过海，可不是到这里来种小麦、放牲口的。他们不去考虑播种和收获的事，反倒去折磨那些可怜的印第安人——在短短几年内，整个人种就给灭绝了——要不就泡在酒馆里。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们大多已经负债累累，不得不变卖财产，连大衣和帽子也不能幸免，直到身上剩下最后一件衬衫：他们从头到脚被掌握在商人和高利贷者的手里。

1510年，伊斯帕尼奥拉岛上一位备受尊敬的法学家、饱学之士恩西索（Martin Fernandez de Enciso）要装备一条船，带着新组建的队伍去增援他的殖民地。对于岛上这些生活无着的浪荡之徒，这是个利好喜讯。1509年，斐迪南国王特许授权两个著名的冒险家奥赫达（Alonzo de Ojeda）和涅库萨（Diego de Nicuesac）在巴拿马海峡附近和委内瑞拉的海岸成立一处殖民地，他们不假思索地称之为“黄金卡斯蒂利亚”。恩西索这位精通法律却不那么熟谙世故的法学家被这个动听的名字给迷惑住了，稀里糊涂地听信了那些天花乱坠的吹嘘，几乎将自己的全部财产都投入这项冒险中。但是，从这块位于乌拉巴海湾（Golf von Uraba）的圣·塞巴斯蒂安（San Sebastian）的殖民地，他一块金子也没得到，只是得到了尖利的呼救声。他的队伍里的一半人在和土著人的作战中被收拾掉了，另外一半人饿死了。为了不让已经投进去的钱财完全打水漂，恩西索要把所剩不多的财产都拿出来，再装备一只增援探险队。恩西索需要士兵的消息刚一传出，伊斯帕尼奥拉岛上那些心灰意冷、无所事事的懒汉就都蠢蠢欲动，要利用这个机会跟着他一起拍屁股走人。只要能离开这里，只要能摆脱债主、不再受严厉的总督的管制，管他去哪里都行！不过，那些债主也不是吃闲饭的。他们意识到那些欠债鬼是打算再也不要见到他们了，所以他们强烈要求总督，没有他的特许，任何人都不许离开岛屿。总督成全了他们的愿望，实行了严格的控制。恩西索的船必须在港口之外停泊，政府的船来回巡逻，要阻止任何一个没有被征召的人偷偷上船。那些宁愿去冒死也不愿意老老实实地干活或者偿还债务的破落之徒，无比痛苦地眼睁睁看着恩西索的船扬帆起航，这冒险行程却没有他们的份儿。

箱子里的男人

恩西索的船张起满帆，从伊斯帕尼奥拉岛出发向美洲大陆驶去。岛屿的轮廓已经沉入蓝色的地平线。这次航程波澜不惊，一开始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如果说有的话，最多是一只身型矫健、似乎力大无穷的寻血犬在甲板上不安地跑来跑去，到处嗅闻——它是著名的寻血犬贝西里科[6]的儿子，后来它自己也声名鹊起，它的名字是雷恩尼科（Leoncico）。谁也不知道这个形体巨大的动物属于谁，它是怎么上船的。最后人们也注意到，这只寻血犬就是不离开那只大大的食物储藏箱，那是最后一天才抬到船上的。瞧，箱子出人意料地自己打开了，从里面爬出来一个全副武装的男人，35岁左右，带着剑、头盔和盾牌，像是护佑卡斯蒂利亚的圣人桑蒂亚哥（Santiago）一样。他就是巴波亚[7]，以这种方式来完成对自己的无所畏惧与机智的第一次考验。他出生于西班牙西南部小镇卡瓦雷洛斯（Jerez de los Caballeres）的贵族家庭，作为一名普通士兵随罗德里格·德·巴斯蒂达斯[8]一起航行到了新大陆。在经历了一些迷航之后，全船人终于一起在伊斯帕尼奥拉岛着陆。总督想把他变成安分的殖民者，不过这是枉费心思的徒劳。几个月之后，他就把分给他的土地丢弃不管了，债台高筑的他，穷困潦倒得不知道怎样才能逃脱债主。不过，当其他欠债人握紧拳头在海滩上怒目盯视总督的巡逻船时——那是阻止他们逃到恩西索船上——巴波亚却胆大心细地绕过了迭戈·哥伦布[9]设定的警戒线。他藏身在一只储藏食物的空箱子，就这样，船队里的人不经意地将其抬到船上。在行将起航的混乱中，这个狡猾的计谋没有被人识破。一直等到船离岸很远了、肯定不会因为他再返航时，这位蹭乘者才出来。现在，他现身了。

“饱学之士”恩西索是一个遵循法律的人，如同大多数的法学学者一样，他不待见浪漫传奇。作为执法者、作为新殖民地的警长，他不能容忍自己的管辖地有白占便宜和不光明正大的行为。恩西索毫不客气地向巴波亚解释说，自己绝无意收留他：等到船路过下一个岛屿时，他就会被送下去，不管那岛上是否有人居住。

不过他没能做到这一步。当他们的船还在向黄金卡斯蒂利亚航行时，他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奇观：一条载满人的船——因为当时在这片无人知晓的海域里，全部的船只加在一起也不过几十条而已。这条载满人的船的领头人是皮泽罗[10],不久之后，他的名字就响彻全世界。一开始人们还以为他们是叛乱者，是自行离开的。但是，他们的报告可是让恩西索大吃一惊：圣·巴斯蒂安已经不复存在了，他们就是前殖民地上的最后一批人。长官奥赫达已经开着一条船走了，剩下的人只有两条双桅帆船。他们一直等到人死得只剩下七十个了才走，这是这两条船能容下的人数。这两条船中又有一条沉了，皮泽罗的三十四个人是黄金卡斯蒂利亚的最后幸存者。去哪里呢？听了皮泽罗的讲述以后，恩西索的人也没有兴趣去面对那被放弃的居住区了：那里有可怕的沼泽气候，还有土著的毒箭。再回到伊斯帕尼奥拉岛，似乎是他们面临的唯一可能。在这个危险的时刻，巴波亚突然站了出来。他解释说，在跟随德巴斯蒂达斯的第一次航行中，他对整个中美洲的海岸有所了解。他还记得，当初在一个含有金沙的河流的岸边，有一个叫达连（Darien）的地方，那里的土著很友好。应该去那里，而不是在这个倒霉的地方建立新的居住地。

全体人员立马都同意巴波亚的想法。按照他的建议，船驶向巴拿马地峡的达连。像以往一样，在那里首先也是一场和土著人的厮杀。由于在劫掠的战利品中也有黄金，这些落魄的人就决定在这里开辟一个居住区。在虔诚的感激中，他们将这座新城市命名为“达连旧地上的圣玛利亚城”。

危险的崛起

没过多久，这块殖民地的倒霉的投资人、“饱学之士”恩西索就开始后悔不迭，因为当初没及时将藏着巴波亚的箱子扔到海里去。还不到几个星期，这位混不吝的人就把一切权力都抓在自己的手里。恩西索是一位法学家、一位在管教和秩序的理念中成长起来的人。在总督尚未到任的情况下，身上带着执法长官特质的恩西索力图以有利于西班牙王室的方式来管理殖民地。在印第安人简陋的小屋里，他发布各种清楚而严格的律令，就好像他是坐在塞维利亚的法官宅邸里一样。在这块以前还没人来过的荒蛮之地，他禁止士兵从土著手里获取黄金，毕竟这些都是皇室的领地。他试着将这些无法无天之徒强行纳入秩序和法律的轨道，但是冒险者本能地宁愿站在手持利剑者一边，愤怒地与拿笔杆子的人对抗。很快，巴波亚就成了这块殖民地实际上的头领。为了活命，恩西索只好逃亡。国王派出的总督之一涅库萨终于来到这里，想要在这里建立秩序，而巴波亚却根本不让他上岸。这位不幸的涅库萨被从国王授予他的土地上驱逐出去，返航中不幸溺水身亡。

现在，巴波亚——这位从箱子里爬出来的人——成了殖民地的主人。尽管成就斐然，他却并不感觉到舒服愉快，因为他做出了公开反叛国王的举动。当国王指派的总督因为他的罪过而丧命之后，他获得赦免的希望就更渺茫了。他知道，那位逃脱出去的恩西索正带着对他的指控航行在去往西班牙的路上，早晚有一天他的叛乱行为得在法庭上受到审判。不过，幸好西班牙远在天边，在一条船完成两次穿越大洋的航行之前，他还有些时间。他用自己的勇敢无畏和全部的机智来寻找一种物品，这种物品能够尽量长久地保持他所攫取的权力。他知道，在那个时代，成功可以为任何犯罪行为正名；如果能为王室提供大量的黄金，任何应该受到惩罚的行为都可以赦免，或者应该领受的刑罚会延缓执行。首先要得到黄金，因为黄金就是权力！他和皮泽罗一起制服并洗劫相邻的土著人。这期间，在惯常的厮杀中他取得了一个决定性的成功。有一次，他粗野地损害了为客之道，心怀叵测地袭击了一位名叫卡雷塔（Careta）的酋长。这位行将被处死的酋长建议说，他最好不要与印第安人为敌，而应该和自己的部族结成联盟。为了表明自己的忠诚，酋长愿意将自己的女儿奉献给他。巴波亚马上认识到，在土著人当中结交一位可靠的、有权势的朋友有多么重要，他接受了卡雷塔的提议。更让人吃惊的是，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对那位印第安女孩都柔情相待。他与这位卡雷塔酋长一起征服了周边全部的印第安人，在他们当中获得了权威。到了最后，连名叫柯马格莱（Comagre）的那位势力最大的首领也恭敬地邀他来做客。

对这位有权势的部落首领的访问，成就了巴波亚人生中一项重大的、在世界史上意义深远的决定。到目前为止，他是一个落魄之徒，是与王室作对的狂妄的反叛者，等待他的将是西班牙法庭的绞架或者斧头。柯马格莱首领在一座宽敞的、用石头建成的房子里接待了他，他的富有让巴波亚感到从未有过的吃惊和震撼，他主动送给这位来访的朋友四千盎司的黄金。不过，现在轮到柯马格莱感到吃惊和震撼了。他带着深深敬意接待的这些人，这些上天的儿子，强有力的、如神一般的陌生人，在瞥见黄金的那一刻，一切的尊严便都不复存在了。他们像一群挣脱了锁链的狗一样扑向对方：剑拔出来了，拳头攥紧了，大喊大叫、跺脚撒泼，每个人都迫不及待要拿到自己的那份黄金。酋长震惊而轻蔑地看着这场争斗。这世界上的自然之子永远会对地球另一端的“文明人”感到不可思议：在这些文明人眼里，一捧这种黄色的金属显得比他们文化中一切精神上和技术上的成就都更有价值。

终于，这位酋长对他们说话了，这些西班牙人带着满脸的贪婪听着翻译说给他们的每一个字。柯马格莱说：你们为这些什么都不是的东西互相争吵，你们为了这样普通的金属给自己招来巨大的不愉快和生命危险，实在是太不正常了。在对面，越过这座高山，有一片大海，所有入海的河流里都有黄金。那里住着一个部族，他们也和你们一样用带帆和桨的船航行，他们的国王吃喝用的器皿都是黄金的。在那里你们能找到这种黄色的金属，想要多少有多少。那是一条危险的路，因为酋长们肯定会拒绝你们穿过他们的领地。不过，那路途只需要几天就可以到达。

巴波亚觉得这话直中自己的心意：终于发现了传说中的黄金之国的踪迹，这是多少年来他们梦寐以求的。据说在他之前来到的人将向南向北的各个地方都找了个遍，也没能找到。如果这个酋长说的是真话，那么这个黄金之国离这里就只有几天的路程，况且也终于可以同时验证另外一个大洋的存在。哥伦布、卡博特[11]、科莱里阿尔[12]等著名的伟大航海家都在徒然寻找这条通道：这也意味着发现了环绕地球的通道。谁作为第一个看到这新大洋的人、一个为此让自己的祖国拥有这新大洋的人，他的名字将在地球上永远流传。巴波亚完全明白，为了赎清自己的罪责和获得永不消逝的荣誉他必须去做什么。他要成为穿过巴拿马地峡、进入通向印度的“大南海”（Mar del Sur）的第一人，他要为西班牙王室夺取黄金之国。在柯马格莱酋长家里的这个时刻，他的命运就被决定了。从这一刻起，一种更高的、超越时间的意义，被注入这位偶然成就的冒险家的生命之中。

通向不朽的逃亡

在一个人的命运之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年富力强时发现了自己人生的使命。巴波亚知道，对他来说这将会是怎样的一场赌博：要么可怜地死在行刑台上，要么万古流芳。他首先得与王室媾和，让国王在事后认可他的恶行、他的篡权，让这些行为合法化！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这个昔日的反叛者以最殷勤的臣仆的身份，将柯玛格莱首领送给他的黄金中的五分之一——按照法律五分之一的份额应该属于王室——送往伊斯帕尼奥拉岛上的王室财务长官帕撒蒙特（Pasamonte）。在这些法定的上缴份额以外，他还出手大方地给帕撒蒙特一份私人钱财馈赠，顺便请求他证实巴波亚有殖民地探险队总队长的职务身份。巴波亚可比那书呆子法学家恩西索更了解这世界的实际运行规则。帕撒蒙特本来没有任命他人的资格，可是为了对得起那么多的金子，他给巴波亚发了一份根本没有价值的临时性文书。巴波亚要让各方面都妥妥帖帖，所以同时派两个最可靠的亲信回到西班牙，以便他们能在宫廷里对国王周围的人讲述他的功绩，报告他从酋长那里得来的重要消息。他让人传递给塞维利亚这样的消息：他只需要一支一千人的队伍，有了这支队伍，他为卡斯蒂利亚效力的成绩将会超过迄今为止的任何一个西班牙人。他承担去发现一个新大洋的责任，去赢得那终于被发现了的黄金之国。这是哥伦布曾经承诺过却没能做到的事情，现在他巴波亚将要去征服它。

他——一个失败的人、一个反叛者和落魄之徒——似乎正在时来运转。但是，一艘刚刚到达的来自西班牙的船带来了糟糕的消息。他在反叛中的一个同谋、后来被他派遣回到西班牙的人——其任务是在宫廷里活动，以便弱化恩西索对巴波亚的指控——报告说：他的事情变得很危险，甚至有性命之虞。被耍弄了的“饱学之士”控告了夺权的强盗，西班牙法庭宣判控告成立，判决巴波亚应该给予恩西索以赔偿。那个关于他距离“大南海”已经不远的消息——一个也许可以让他得救的消息——还没能上达宫廷。不管怎么说，一位司法人员会随下一艘船到达，去执行巴波亚因造反应该承受的惩罚。他会被就地宣判，或者会锁链加身被押送回西班牙。

巴波亚明白，这下他完蛋了。在相关人物还没有得知关于“大南海”就在附近以及关于黄金海岸的消息之前，对他的法庭判决已经下来了。他的功绩会被别人利用，这是理所当然的：当他的人头在沙子里滚动时，某个人会完成他要做的事、他梦寐以求的作为。他自己对西班牙方面不能再寄予任何希望了。大家都知道，是他造成了国王派遣的合法总督死于非命，是他曾经擅自驱逐了执法官员。针对他这些胡作非为，如果法庭只让他蹲监狱而不是直接要他的人头，那必须说这判决已经够仁慈的了。他不能再指望有权势的朋友们帮忙了，因为他自己已经没有权力了。他最好的支持者——黄金——能发出的声音还太微弱，无法保证他获得宽恕。只有一条路可以让他逃脱自己恣意妄为所带来的惩罚，那就是再做出更大的恣意妄为的行为。如果他能赶在司法人员到来之前、在枷锁披身之前发现了新大洋和黄金之国，他就能让自己得救。在这人迹终结的世界尽头，他的逃亡只有一种可能的形式：那就是逃向一个了不起的行为、逃向不朽的业绩，在那里才能获得庇护。

就这样，巴波亚决定不再等候那千人的队伍——那是他为探索迄今为止无人知晓的新大洋向西班牙请求给予的装备。现在他宁愿带上少数和他一样下定决心的人一起去迈向这艰巨的任务！他宁愿带着尊荣死在这堪称人类历史上最大胆的探险行动中，也不愿屈辱地被绑缚双手在行刑台上受人宰割。巴波亚把殖民地上的人召集在一起，向人们说明了他的计划，一点儿也不讳言要横过巴拿马地峡的意图，他询问众人有谁愿意跟随他同去。他的勇气鼓舞了其他人。一百九十名士兵，几乎是整个殖民地的全部护卫力量，表示愿意随行。在装备方面没有什么需要去准备的，因为这些人反正处于不间断的战争状态中。为了逃离绞刑架和监狱，巴波亚——他既是英雄也是强盗、既是探险家也是叛乱者——在1513年9月1日开始了他那通向不朽的征程。

永恒的瞬间

横越巴拿马地峡的征程从考依巴（Coyba）地区开始。这里是卡雷塔酋长的小领地，他的女儿现在是巴波亚的情人。后来人们才知道，巴波亚选择的这个出发点并不是地峡最窄的地方。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这一点，这趟危险的跨越行程多增加了几天。但是，为了在斗胆进入陌生之地后获得补给或者找到退却时的容身之处，对他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有个与之交好的印第安人部落做后盾。整个队伍乘十条大独木舟从达连来到考依巴，一百九十名全副武装的士兵，他们身带长矛、短剑、火枪和铠甲，还带着一大群令人胆战心惊的寻血犬。这位与巴波亚结盟的酋长让他的印第安人替队伍搬运物资并充当向导。9月6日，这趟声誉卓著的穿越巴拿马地峡的行程开始了。即使对这些勇敢无畏而且饱经考验的探险者来说，这样的一次旅程也对他们的意志力提出了巨大的挑战。空气令人窒息，赤道的炎热让人疲软不堪，这些西班牙人首先得经过低洼地带，这里的地面是沼泽性质的，疟疾蔓延。几百年以后，修建巴拿马运河时这里也曾经吞噬过数千人的生命。从一开始，剑和斧子就被派上用场，用来砍断缠绕的毒藤，在无人踏过之处清出来一条小路。就像在穿越巨大的绿色矿井一样，走在队伍最前面的人在密林中开出一条窄窄的坑道，后面跟着的是长长的征服者队伍。他们一直把武器拿在手里，不管白天还是黑夜，感官总是处于警觉状态，以便能抗击印第安土著的突然袭击。巨大树木构成的穹顶之下，闷热潮湿而且昏暗，令人透不过气来。树冠之上太阳无情地照耀着，炎热无比。这支队伍中人人带着沉重的装备，汗流浃背，口干舌燥，一里一里地向前行进。突然之间还会有如注的大暴雨倾盆而下，小溪瞬间会成为湍流。这些西班牙人要么得趟过去，要么从印第安人临时搭建的摇摇晃晃的树索桥上走过去。除了一些玉米以外，什么能吃的东西也没有。睡眠不足、饥饿、干渴，被无数叮人吸血的昆虫包围，衣服被荆棘刮得褴褛不堪，脚上带伤，眼睛通红，脸颊因为蚊子的叮咬而肿胀起来，白天不得休息，晚上无法安眠，没多久他们就筋疲力尽了。第一个星期刚刚过去，队伍中的大部分人已经不堪如此这般的折磨了。巴波亚知道，真正的危险还在前面等着他们呢。他下令说，那些罹患热病和体力不支的人最好还是留下来。他只带上队伍中最精锐的人选，去和他一起完成这一桩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冒险。

终于，地势开始升高了。那些雨林只在热带沼泽低地才会那么茂盛，现在开始变得越来越透亮了。可是，现在因为没了树荫的保护，赤道直射的太阳明晃晃地照在他们沉重的装备上。这些疲惫不堪的人慢慢地行进，每隔小段一歇，在山坡地上一阶一阶地向上攀登到那绵延的山岭，这些山岭就像石头做成的背脊一样，将两个大洋之间的狭小空间一分为二。慢慢地，视野变得开阔了，夜里空气凉爽起来。在经过了十八天英雄般艰苦卓绝的困苦之后，最大的困难似乎已经被他们战胜了。在他们的眼前已经出现了山脉的最高峰。按照印第安人向导的说法，从那座最高峰的顶端就可以看到两个大洋：大西洋和当时还没有被发现和命名的太平洋。可是，正当大自然那顽强而诡异的抵抗看来终于将被战胜之时，一个新的敌人又迎面而来：当地一个酋长率领几百名武士，要来阻断这伙外来人从这里通过。在与印第安人作战方面，巴波亚已是久经考验：只要用火枪连环发射就可以了。这一次，这些人造的闪电和雷鸣又一次向土著人证明了它们的魔力。这些惊惶失措的土著人大喊大叫着逃跑，被西班牙人和寻血犬追杀。巴波亚不因为这轻而易举的胜利而感到欢欣，而是像一切西班牙征服者一样，要用无情的残忍来让这胜利失去任何体面：作为斗牛和斗兽娱乐的替代物，他让几个没有抵抗能力、被捆绑着的俘虏活活被一群饥饿的寻血犬撕咬、分尸和吞噬。巴波亚不朽之日的前夜，却因为这令人唾弃的屠杀而蒙羞。

这些西班牙征服者的性格和行事方式中，有一种独特的、无法解释的混合。他们以只有那个时代的基督徒才有的方式虔诚地信奉神灵，从最充满激情的灵魂深处发出对上帝的祈求，同时却又以上帝的名义做出历史上最无耻的非人行径。他们有能力将英勇、献身、承受苦难等品质做到极致的境界，极尽英雄般的情调，但是他们也以最不知羞耻的方式尔虞我诈、铲除异己。可是，在玩世不恭之中他们也有一种突出的荣誉感，一种了不起的、真正令人肃然起敬的、要成就历史大业的意识。在前一天晚上，巴波亚将被捆绑着的无辜俘虏在无任何反抗力的情况下扔到被激怒的狼狗面前，也许他还心满意足地去抚摸那嘴角还流着新鲜人血的畜生。同一个巴波亚，他也确定地知道自己的作为在人类历史上的意义，在关键的时刻他会找到一种超凡的姿态、一种令人们世代铭记的姿态。他知道，这个9月25日将会是世界历史中突出的一天，这位坚强而无所顾忌的冒险家要以令人赞叹的西班牙式激情来表明，他完全知道自己发出的超越时间的信号会有怎样的意义。

巴波亚的超凡姿态：在晚上，就在血腥场面之后，一个土著人将一座近处的山峰指给他看并告诉他说，从这个高度就已经能够看到海，那个还不为人知的“大南海”。巴波亚马上就做出了安排。他让那些受伤者和体力不支的人留在这个被洗劫过的村子里，命令还有行军能力的队伍去登那座山峰——当初从达连出发时的一百九十人，现在还有六十七人。十点钟左右的时候，他们离山峰已经很近了。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小山顶还需要登上去，然后视野就可以扩展到无边无际。

就在这一刻，巴波亚命令队伍停下。谁也不许随他而来，因为这看到未知大洋的第一眼他不要与任何人分享。他要作为唯一的人来独自经历这一时刻。在横渡了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大西洋之后，他要成为目睹另外一个大洋、当时还无人知晓的太平洋的第一人——第一个西班牙人、第一个欧洲人、第一个基督徒。他步履缓慢地向上走去，心怦怦地跳，身心沉浸在这一时刻所具有的意义当中；旗子拿在左手，剑拿在右手，巨大的旷野中呈现出他一个人的孤独身形。他慢条斯理地向上攀登着，一点儿也不着急，因为真正的作品已经完成了。只需要几步路，越来越少的几步路，他的确就到了那座峰顶，一个难以言喻的画面展现在他眼前。在倾斜的群山和树木茂密、郁郁葱葱的下行丘地的后面，一望无际的是一个巨大的、反射着金属光泽的平板：海洋，海洋！这个新的、无人知晓的海洋，这个迄今为止让人魂牵梦绕却无人能一睹其真容的海洋，这个多年来被哥伦布和他的后继者们徒劳寻找的传奇般的海洋，这个以其波浪拍打着美洲、印度和中国的大洋！巴波亚看啊，看啊，他让自己陶醉在骄傲而幸福的意识当中：第一双饱览这大洋碧蓝之色的欧洲人的眼睛，是他的眼睛。

巴波亚长久地、心醉神迷地向远处眺望着。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招呼队友们过来分享他的愉悦、他的骄傲。他们充满不安与激动、气喘吁吁、大呼小叫地攀爬着来到小山顶上，他们为吃惊与震撼所俘获，他们带着兴奋的目光手舞足蹈。随行的神父安德烈斯·德·巴拉（Andres de Vara）出其不意地带头唱起了感恩诗《赞美上帝》，所有的叫声和呼喊都立刻归于沉静。这群士兵、冒险者、匪徒生硬而粗糙的声音，现在统一为虔敬的合唱。印第安人吃惊地看着他们，看这些人如何按照神父的吩咐砍倒一棵树、做成一个十字架，在木头上刻上西班牙国王名字的首个字母。这个十字架被竖立起来，就好像它想用那两个木制的双臂将大西洋和太平洋——连同那些目力难及的遥远之处——尽收怀中。

在一片敬畏的沉默中，巴波亚走上前来，对他的手下发表讲话。他们以这样的方式来感激赐给他们以荣誉与慈悲的上帝是理所应当的，他们还要祈求上帝继续帮助他们去征服大洋和全部的土地。如果他们像迄今为止那样忠心耿耿地追随他，那么等到从这新印度返回时他们就是西班牙最富有的人。他郑重其事地将旗帜向四方挥动，这意味着凡是风吹过的地方都要为西班牙所有。然后，他叫来书记员安德烈斯·德·巴尔德拉瓦诺（Andres de Valderrabano）：他要写下一份文书，记录下人类历史上这令人欢欣鼓舞的一幕。安德烈斯·德·巴尔德拉瓦诺展开羊皮纸——这是他连同墨水盒一起装在木匣里、一路背着它们穿过原始森林的。他要求所有这些贵族、骑士和士兵——这些品德高尚、作风正派的人——这些“托高贵的、备受尊崇的巴波亚队长先生和总督阁下之福，得以亲历发现‘大南海’行动”的人来证明，“这位巴波亚先生是第一个看到大海的人，是他将‘大南海’指给后面的人看”。

接下来，这六十七人的队伍从山坡上下来。1513年9月25日，人类发现了地球上最后一个当时尚未被发现的大洋。

黄金与珍珠

现在终于有了把握。他们亲眼看见了大洋。现在他们要下去到它岸边去感觉那浪涌，去触摸它、去体验它、去品尝它，从它的沙滩上攫取猎物！走下去需要两天的时间。为了找到从山上到海边最快捷的路，巴波亚将队伍分成几个小组。以阿隆索·马丁（Alonzo Martin）为头领的第三小组最早到达了海边。这支探险队伍如此看重功名的虚荣，连普通的士兵也沉浸在对不朽名声的渴望之中。甚至马丁这样平庸的人，也要马上让文书以白纸黑字的方式来证明，他是第一个让自己的手和脚进入这一无名水域里的人。等到他这个小人物也获得了一粒不朽之微尘以后，他才对巴波亚报告说自己已经到达海边，自己的手已经触摸到了海水。巴波亚立刻又知道该做出什么样的激情喷薄的姿态。第二天正好是圣天使米迦勒日，他自己装束得如同米迦勒一样——佩戴武器、盔甲整齐，在二十二个随从的陪同下出现在海滩上，他要在隆重的仪式中宣示对大洋的主权。他没有马上走进水里，而是像它的拥有者和主宰者一样高傲地等待着。他在一棵树下休息，直到潮水上涨将波浪推送到他的脚下围绕着他，就像一只听话的狗在用舌头舔他的脚一样。直到这时他才站起来，将盾牌背在身后，让它像面镜子一样在太阳下闪着亮光。他一手持剑，一手拿着带有圣母画像的卡斯蒂利亚旗走进水里。走到波浪卷到他髋部的地方，他将全身在这陌生的海水中浸湿。巴波亚，这位此前的叛乱者和零余人，现在成了国王最忠诚的仆人和凯旋者，他向各个方向摇动旗帜，并且用嘹亮的声音喊道：“卡斯蒂利亚、莱昂和阿拉贡尊贵而强大的君主斐迪南和胡安娜万岁！以他们的名义、为了卡斯蒂利亚王室的利益对所有的水域、土地、海岸、港口和岛屿宣示真正的、实在的和长久的拥有权！我发誓，无论哪位王公或者其他探险队队长，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随便哪种信仰、哪个阶层的异教徒，当有人要争夺这些土地和海域时，我都将以卡斯蒂利亚两位国王的名义来保卫它们。只要世界尚存，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它们都是卡斯蒂利亚国王的财产，直到末日审判降临。”

所有的西班牙人都重复这一誓言，在某一瞬间他们的宣誓声音盖过了海浪的汹涌咆哮。每个人都用嘴唇去沾海水，文书安德烈斯·德·巴尔德拉瓦诺得再一次记录这宣示占领的一幕，他的文件以这样的词语结束：“这二十二个人与文书安德烈斯·德·巴尔德拉瓦诺是最早将自己的脚踏入‘大南海’的基督徒，这里的水他们都用手试过、用嘴舔过，为的是要验证一下这里的海水与其他海水一样是咸水。当他们对此验证无误时，他们向上帝感恩。”

伟大的业绩已经完成。现在到了从英雄的业绩中获得实际好处的时候了。西班牙人从一些土著人手里打劫来或者交换来一些黄金。在他们的胜利当中，还有新的意外在等候着他们。附近的一些岛屿富裕得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在那里他们发现了大把大把的珍珠。印第安人给他们送来这些珍珠，其中有一枚被称为“拉帕雷格林纳珠”（或者被称为漫游者珍珠）。塞万提斯和洛佩·德·维加[13]都歌咏过的，因为它作为所有的珍珠中最美丽的一颗，曾经装饰了西班牙王室与英格兰王室的王冠[14]。西班牙人的背包和口袋装满了这些珍宝，因为在这里珍珠并不比贝壳或者沙子更被人看重。当他们贪婪地追问在哪里可以找到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即黄金时，一名酋长指向了南方，在山峦的边线柔和地融入地平线的那个地方。他说，在那边有一个地方宝藏无数，头人的宴会都用黄金器皿，大大的四腿动物——酋长指的是美洲羊驼——把这些华美的东西直接驮进国王的宝库里。他说出了这个地方的名字，在大海之南、山的后面。听起来像是“皮鹿”，听起来很悦耳，也很陌生。

巴波亚凝望着酋长那伸开的手所指的远方，那里山色苍茫与天空融在一起。这柔软的、诱人的词汇“皮鹿”马上就写进了他的灵魂深处。他的心不安地狂跳着。在他的生命中，他第二次获得了未曾希望得到的了不起的好运头。第一个消息，柯玛格莱提供的大洋就在附近的消息，已经由他验证了，他发现了有珍珠的海滩和“大南海”。或许，这第二次也能做到，去发现和征服这个地球上的黄金之国——印加帝国。

神明很少会保佑……

巴波亚一直还在凝视着远方，目光中充满了渴望。“皮鹿”，即“秘鲁”这个词，像一个金铃铛一样在他的灵魂中晃动。但是，忍痛的放弃啊！这次他不可以再去探索新地。带着二三十个疲惫不堪的人，是无法去征服一个帝国的。先回到达连养精蓄锐，以后再沿着现在发现的路去往那黄金之国。但是这个返程之旅也并不容易。他们得无数次穿过丛林，无数次面对土著人的突袭。他们不再是一个有战斗力的队伍，而是由热病患者、垂死挣扎的人组成的一小群人——巴波亚自己也离死神不远，一路上印第安人用吊床抬着他。在经历了四个月最可怕的艰苦跋涉之后，他们于1514年1月19日又回到了达连。但是，历史上最大的壮举之一已经完成了。巴波亚兑现了他的承诺，每个当初勇于与他一起踏入陌生之地的探险者都发了财。他的士兵从“大南海”海岸带回来的财宝，是哥伦布和其他征服者望尘莫及的。其他殖民者也得到了一份，财物中的五分之一已经预留给王室。这位凯旋者在分发战利品做酬劳时，他的狗雷恩尼科也受到了与其他征战者一样的待遇，分得500块金比索，以回报它曾经无畏地将可怜的印第安人土著撕咬得皮开肉绽的勇敢行为。没人对此有异议。有了这样的功绩之后，没有人再质疑他作为总督的权威性。这位冒险家和反叛者像神一样被人们欢呼着，他可以骄傲地向西班牙发出这样的消息：他是继哥伦布之后为西班牙王室完成最大壮举的人。他的时运如一轮旭日，在陡直的上升中，驱散了一直罩在头上的全部云翳。现在，这时运之日正当正午。

可是巴波亚好景不长。几个月以后，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六月天，达连的居民惊异地挤到海滩上张望着。在远方的地平线上，亮起了一张船帆：在这个无人在意的世界角落，这已经是个奇迹了。可是，看啊，第二艘船出现在它的旁边了，第三艘、第四艘、第五艘，很快就有十艘；不，十五艘；不，二十艘！整整一个船队正朝着港口驶来。不久以后他们就获知，这全是巴波亚的信引起的后果，但不是那封报告他凯旋的信——这封信还没有到达西班牙——而是那份更早的消息。在那封信里，他首先通报了酋长关于“大南海”就在不远之处以及关于黄金之国的消息，然后请求给予他千人队伍去占领这些地方。对于这样的远征行动西班牙王室可是毫不迟疑，一支巨大的船队随后就装备妥当。不过，在塞维利亚和巴塞罗那的人没有一秒钟会想到将如此重任委托给巴波亚这样声名狼藉的冒险者和叛乱者。一位真正的总督—— 一位富有、出身贵族、深孚众望的60岁的男人达维拉（Pedro Arias Davilla），大多数情形下被人称为佩德拉里亚斯（Pedrarias），随船同来。作为国王任命的总督，他的任务是在殖民地建立秩序，对此前的作奸犯科行为进行司法追究，发现大南海，征服黄金之国。

现在的情形对于佩德拉里亚斯来说实在令人恼怒。一方面，他的任务是对反叛者巴波亚驱逐总督的行为予以司法追究，如果巴波亚的罪行可以确证无误的话，就应该将其枷锁加身或者就地行刑；另外一方面，他的任务是去发现“大南海”。但是，他换乘的小船还没有碰到陆地，他就已经获悉：这个巴波亚、这个本来应该在法庭上受他审判的人，已经以一己之力完成了这一伟大的壮举，这个反叛者已经欢呼庆贺过那本该属于他的胜利、已经为西班牙王室建立了自美洲发现以来的最大功勋。当然，现在不能像对待罪犯那样去对待这样的人物，得客气地问候他、真诚地向他表示祝贺。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巴波亚就输定了。佩德拉里亚斯永远也不会原谅这样的对手，一个擅自抢夺他功业的人，更何况这是一个足以让他名垂千古的壮举。为了不太早犯殖民者的众怒，他必须先得将对他们心目中的英雄的仇恨隐藏起来。他把对巴波亚的调查搁置了，甚至表面上还搭建了一个和平的假象：佩德拉里亚斯将自己那留在西班牙的女儿许配给巴波亚。但是，他内心对巴波亚的恨和嫉妒没有丝毫的减缓，反而在增加。现在西班牙终于获知了巴波亚的功勋业绩，一纸委任状给这个从前的叛乱者追加相应的封号：巴波亚被册封为贵族，佩德拉里亚斯应该在任何重要问题上与巴波亚商榷。这块殖民地太小了，容不下两个总督。他们当中的一个必须避让，两人当中注定要有一人毁灭。巴波亚感觉到利剑当头，因为佩德拉里亚斯掌握着军权和司法权。因此，他试图开始第二次通向不朽的逃亡，他的第一次逃亡成功得如此华丽。他找到佩德拉里亚斯，请求允许他装备一只远征队，以便去勘探“大南海”海岸、去征服更大的地盘。这个老叛匪的隐秘意图是：在大海的另外一侧独立行事，摆脱任何控制，建立自己的舰队，成为自己地面上的主人。一旦有可能的话，去夺取那个具有传说色彩的“皮鹿”，这个新世界的俄斐之国。佩德拉里亚斯不怀好意地同意了。如果巴波亚的计划一败涂地，那就再好不过了；就算巴波亚的计划如愿以偿，他也还有时间去铲掉这个野心太过蓬勃的家伙。

巴波亚就这样开始了他第二次以不朽功绩为目标的逃亡。他这一打算甚至比第一次更加辉煌，尽管这次计划没能获得载入史册的荣誉，因为荣誉总是只给那些获得了成功的作为。这一次，巴波亚不光与他的队伍翻越了巴拿马地峡，他还让几千名土著人将圆木、木板、缆绳、船帆、船锚和四艘双桅船所需要的绞盘背了过去。这样一来，他在那边就有了船队，就可以掌控海岸，去占领盛产珍珠的岛屿和秘鲁，那传说中的秘鲁。可是，这一次命运不再垂青这位胆大包天的人，他遭遇一次又一次的抵抗。路经潮湿的雨林时，圆木被虫子蛀蚀，长木板因为腐烂而无法使用。巴波亚并不因此气馁，他在巴拿马湾让人重新砍伐树木，制成新的木板。他的能量带来真正的奇迹——好像什么又都可行了，太平洋上的第一批双桅船造起来了。可是突然之间，一场飓风肆虐地席卷了他们停泊船只的几条河湾。建成的船被卷走，变成了碎片漂浮在海上。他还得第三次从头做起。这一次终于成功地完成两艘双桅船。仅仅还需要两艘船、仅仅还需要三艘船，巴波亚就可以起航去征服那片土地：那片南方土地，自从当初那位酋长用伸开的手臂指给他看，自从他第一次听到“皮鹿”这个充满诱惑的名字，他就一直日思夜想。他再调来几个勇敢的军官，再要求给他的队伍以充分的补给，就可以建立自己的领地！要是再有几个月的时间，要是他内心的放任不羁再多一点儿运气的话，在世界历史上被命名为印加帝国的战胜者、秘鲁的征服者就不是皮泽罗，而是他巴波亚了。

可是，命运从来都不会太过慷慨，哪怕对它的至爱宠儿也是如此。神明保佑一位世间凡人去完成不朽的业绩，这样的情形往往不会超过一次。

沉没

巴波亚带着钢铁般的能量和意志来准备他的大行动。但是，也正是这些斗胆计划的得逞将他置于危险之地，因为佩德拉里亚斯那双缺少信赖的眼睛不安地观察着这位下属的目的。也许有人向他出卖了巴波亚那狂妄的统治者梦想；也许他只是心怀妒意，害怕这个老牌叛乱者再度成功。总之，他突然给巴波亚寄去了一封非常恳切的信，他希望在巴波亚最终开始远征之前，先回到阿卡拉（Acla）——达连附近的一座城池——来会谈一次。巴波亚还寄希望从佩德拉里亚斯那里取得对他的远征队的支持，就乖乖听命马上动身回去了。在城门口，他看到一小队士兵向他迎面走过来，像是来对他致以问候和欢迎似的。他充满喜悦地向他们赶过去，去拥抱这个队伍的首领、他多年来一起战斗的兄弟、他发现“大南海”的陪伴者、他信任的朋友——皮泽罗。

但是，皮泽罗将手重重地放到他的肩上，宣布他被捕了。皮泽罗也乐于完成不朽的业绩，也乐于去征服黄金之国，对他来说，将这样一个胆大妄为的上司从自己的道路上清除出去，也许并不违拗他自身的愿望。佩德拉里亚斯总督主持审判一次所谓的反叛，法庭的判决快速而且不公平。几天以后，巴波亚和他最忠诚的同伴走上了行刑架。行刑者手中的剑寒光闪亮，滚落的头颅上的这双眼睛不到一秒钟就黯淡下去了——这是那双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同时看到环抱地球的两个大洋的眼睛。

[1] 西班牙西南部的城市，当时西班牙王室殖民地管理机构的所在地。

[2] 这里指的是阿拉贡王国的国王斐迪南二世（Ferdinand II，1452—1516）与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一世（Esabella I，1451—1504）。他们于1469年结婚，五年之后的1474年伊莎贝拉继承了卡斯蒂利亚的王位。他们的联姻使得西班牙的两大王室合二为一，他们共同统治两个王国，1494年被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授予“天主教双王”的称号。但是在名义上伊莎贝拉一直全权拥有卡斯蒂利亚王位，她是哥伦布航海行动的支持者。

[3] 《旧约·列王纪》中提到的盛产黄金和宝石的地方。

[4] 西班牙安达鲁西亚省的两个港口城市。

[5] 后来被称为圣·多明戈岛或者海地岛。

[6] 贝西里科（Becericco），西班牙探险家、佛罗里达发现者胡安·庞塞·德莱昂（Juan Ponce de Leon）的爱犬。

[7] 巴波亚（Vasco Nuñez de Balboa，1475—1519），西班牙的探险家，被认为是发现太平洋的第一人。关于这个人的名字有不同的译法。巴拿马的本国货币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所以本书中此人的译名遵从巴拿马货币名称的译名。

[8] 罗德里格·德·巴斯蒂达斯（Rodrigo de Bastidas，1460—1527），西班牙探险家，巴拿马地峡的发现者。

[9] 迭戈·哥伦布（Diego Kolumbus，1478/79—1526），美洲发现者哥伦布的儿子。1508年，被国王斐迪南二世授予“新世界”的海军上将和副国王，1511年西班牙王室承认他对伊斯帕尼奥拉岛拥有统治权，辖区内发现的黄金的五分之一、经济收入的十分之一归他所有。

[10] 皮泽罗（Francisco Pizarro，1476/78—1541），西班牙探险家，南美洲印加帝国的征服者。

[11] 卡博特（John Cabot，约1450—约1499），意大利著名航海家，第一个发现北美的欧洲人。

[12] 科莱里阿尔（Corereal），十五世纪的航海家，生平不详。

[13] 洛佩·德·维加（Lope de Vega，1562—1635），西班牙著名诗人、剧作家，对西班牙的三幕喜剧形式有很大的影响，他的喜剧有五百多部保存下来。此外，他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和小说。

[14] 这颗珍珠后来流出王室。1969年，在伦敦的苏富比拍卖会上，被理查德·伯顿以37000英镑购得，送给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泰勒作为情人节的礼物。2011年12月，在纽约的佳士得拍卖行，该珍珠被拍出1100万美元这前所未有的高价。

攻陷拜占庭

1453年5月29日

对危险的认识

1451年2月5日，一名密使前往小亚细亚带给苏丹穆拉德（Murad）二世[1]的长子、21岁的穆罕默德一条他父亲业已去世的消息。这位多谋而精力旺盛的王子没有对他的臣属和顾问官们透露哪怕一个字，就立即飞身跃上他最好的马匹，让那匹纯种马一口气跑了120英里，抵达博斯普鲁斯海峡，渡海来到欧洲一侧岸边的加里波里[2]。上岸以后，他才向自己的心腹随从公布了父亲的死讯。为了能从一开始就将任何觊觎王位的人击垮，他集合了一支精锐部队，率领他们到了亚得里亚堡。在那里，他实际上顺利地被认可为奥斯曼帝国的最高权力拥有者，没有受到任何反对。随后而来的第一个统治举措，马上就显示出穆罕默德那种可怕的、无所顾忌的决绝。为了事先清除嫡亲中的对手，他让人将自己年幼的弟弟淹死在泳池里，之后又马上将谋杀者、那位奉他指派去行凶的人与被谋杀者一起送上死亡之路——这也证明了他那心思细密的聪慧和野蛮。

这位年轻、充满激情、渴求功名的穆罕默德二世接替行事谨慎的穆拉德二世成为土耳其苏丹的消息，让拜占庭的人们感到一片惊恐。无数个密探的探报让拜占庭人知道，这位野心勃勃的穆罕默德曾经发誓要将这座世界古都据为己有，为了实现这一人生计划，他年纪轻轻却不吝惜将白昼黑夜都花在战略研究上。与此同时，所有的情报也都一致表明，这位新上任的苏丹有出色的军事能力和外交能力。穆罕默德的身上兼具双重的秉性：他虔信宗教却为人残忍；他充满激情却心怀狡诈；他是一个有学问、热爱艺术的人，能阅读拉丁语的恺撒大帝和其他罗马名人的传记，同时他也是一个野蛮人，让人喋血就如同泼水一样。这位男人长着漂亮的、忧郁的眼睛，有线条清晰的鹰钩鼻子，在这个人的身上可以看到一位不知疲倦的劳作者、一位勇往直前的士兵和一位肆无忌惮的外交官。现在，所有这些危险的力量都集中在同一个想法上：他的祖父巴耶塞特（Bajazet）和他的父亲穆拉德曾经让欧洲人首次领教了这个新崛起的土耳其国家在军事上的强大，而他的建树还要超过前辈们。他首发攻击瞄准的是拜占庭，这颗还留在君士坦丁（Konstantin）大帝和查士丁尼（Justinian）大帝皇冠上的最后一块宝石——大家知道、也能感觉到这一点。

在这样一个志在必得的强人面前，这颗宝石的确也已经没有什么保护了。拜占庭帝国，即东罗马帝国的幅员曾经延伸到几个大洲：从波斯扩展到阿尔卑斯山，再回来伸展向亚洲的沙漠—— 一个世界帝国。一个曾经用几个月时间都无法穿越的帝国，现在步行上三个小时就可以轻松走遍。令人悲伤的是，那个曾经的拜占庭如今尚存的无非是一个没有身体的脑袋，一个没有土地的首都而已。君士坦丁堡，这君士坦丁之城，这古老的拜占庭文化。即便是这个拜占庭，属于东罗马帝国皇帝的也只有其中的一部分，即今天的伊斯坦布尔（Stambul），而加拉太（Galata）已经落入热那亚人之手，城墙以外的土地都为土耳其人所占。这个末代皇帝的帝国只有巴掌大，只有厚重的城墙围起来的教堂、宫殿和房屋，人们称之为拜占庭。这里曾经遭遇过十字军的彻底劫掠，被黑死病夺去大量人口，为了抵御游牧民的侵犯而财力消耗殆尽，因为民族和宗教的争端而陷入分裂。这座城市既没有人员也没有勇气靠自己的力量来抗击敌人，而敌人却早已从四面八方将它钳住。拜占庭的末代皇帝康斯坦丁·德拉盖斯[3]的紫袍飘零在风中，他的皇冠依赖于机灵的技巧。正因为被土耳其人所包围，因为上千年的共同文化根基让欧洲大陆对拜占庭产生神圣的感情，拜占庭象征着欧洲的尊严。只有基督教世界协同一致来共同保护这最后一个业已衰败的东方堡垒，索菲亚大教堂才有可能继续成为信仰之地，这是东罗马基督教最后一座大教堂，同时也是最美的大教堂。

康斯坦丁马上意识到了危险。尽管穆罕默德发出各种和平的言论，他还是带着可以理解的恐惧向意大利派出一批又一批的使节：派往教皇那里、派往威尼斯、派往热那亚，他们应该派出战船和士兵。但是罗马在犹豫，威尼斯也在犹豫。在东部与西部的信仰之间，一直存在着神学上的鸿沟。希腊教会憎恨罗马教会，他们的教会长老拒绝承认罗马教皇是最高牧首。鉴于土耳其带来的危险，在斐拉拉（Ferrara）和佛罗伦萨的两个大主教会议上早已做出了两个教会重新统一的决定，以便保证拜占庭获得足够的支持来抗拒土耳其。但是，只要拜占庭的危险稍微得以缓和，希腊教会的主教集团就拒绝让这一决议生效。直到现在，穆罕默德成了土耳其的苏丹，形势的危急终于战胜了东正教的执拗：拜占庭在请求快速支援时，也向罗马教廷表示了让步。现在战船装备上了士兵和大炮，但是在一艘船上有教皇的特使随行：他们要隆重地完成欧洲两大教廷和解的仪式。他们要对全世界发出这样的讯息：谁攻击拜占庭，谁就是在挑战整个基督教世界。

和解的弥撒

这场辉煌的表演发生在12月的某一天：在这座富丽堂皇的大教堂里，大理石和镶嵌画曾经赋予它无尽的豪华，无数珍宝曾经在这里熠熠发光——在这座后来被改成清真寺的建筑里，这些是我们今天几乎无法设想的——庆祝和解的重大仪式就在这里举行了。拜占庭的皇帝康斯坦丁带着王冠，被这个帝国中全部的重要人物簇拥着成为这个仪式的最高见证人和永久和睦的保证人。这个巨大的空间被人填满，无数蜡烛被点起。在圣坛之前，罗马教廷的使节伊斯多鲁斯（Isidorus）与东正教牧首格列高利（Gregorius）如兄弟般共同主持了仪式。自基督教分裂以来，在这座教堂里教皇的名字第一次再度出现在祈祷词里面；同时用拉丁语和希腊语唱起的虔敬歌曲第一次缭绕在这永恒圣殿的穹顶上，而在这同时，达成和解的两个教派的神职人员隆重而肃穆地将圣人施皮利迪翁[4]的圣体抬出。东方与西方，两个信仰似乎永远结盟在一起；在多年充满罪恶的争执之后，欧洲的理念和精神能再度得以实现。

不过，在人类历史上，理性与和解的时刻总是短暂易逝。当教堂里面各种虔诚的声音在祈祷中还真诚地融合在一起时，在教堂外面的一个修道院里，博学的修士格纳迪奥斯（Genadios）已经在抨击拉丁人以及他们对真正信仰的背叛。和平的丝带刚刚由理性织就，极端主义已经将它再度撕裂。希腊的神职人员并不太考虑会做出真正让步，而地中海另外一端的朋友也同样不太拿那些帮助承诺当真。会有几艘战船、几百名士兵被派过来；但是，除此以外，这座城市就只好听天由命了。

战争开始了

使用暴力的统治者的一贯做法是：在战争准备期间，只要还没有完全装备停当，他们就会大谈和平。穆罕默德在登基时接待康斯坦丁皇帝的使团时，也使用了最为友好的、最让人感到安慰的词语。他公开而隆重地面对上帝和他的（伊斯兰教的）先知们、对着天使和《古兰经》发誓，他要最忠诚地信守与拜占庭皇帝的合约。与此同时，这个诡计多端的人却与匈牙利和塞尔维亚达成了保持双边中立三年的协约——他要用这三年不受干扰地将这座城市据为己有。在穆罕默德承诺了够多的和平之后，他才以破坏律条的方式挑起战争。

到现在为止，土耳其人只是占领了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亚洲一侧，拜占庭的船只可以轻易通过海峡抵达黑海——这是拜占庭的粮仓。穆罕默德现在要将这个通道堵死。他根本不去找什么借口，直接就命令在欧洲的海岸一边、在鲁米里西塞尔（Rumili Hissar）附近，也就是在海峡最窄处修建一个防御工事。当年那无畏的波斯国王薛西斯（Xerxes）一世就曾经从这里跨过海峡进入欧洲。一夜之间，成千上万的土方工出现在欧洲海岸一侧，而按照和约这里是不可以修筑工事的（对于使用暴力的人，和约算得了什么？）。他们抢劫周围地区来给自己提供补给；他们不仅拆毁民房，也拆毁了古老而负有盛名的圣米迦勒教堂（Sankt-Michaelis-Kirche），用这些建筑的石头来修建工事。苏丹穆罕默德亲自督促城堡的修建，不分昼夜。无计可施的拜占庭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通往黑海的自由通道被切断——这有违公理与和约。尚在和平状态中，有几条想要通过公海的船却遭遇了炮火攻击。在这首次的权力尝试获得成功之后，所有掩饰很快就都成了多余之举。1452年8月，穆罕默德将全部的文武高级官员召集在一起，向他们表明自己要攻下拜占庭并取而代之的意图。紧随其后的便是残忍的行动。征兵者被派往整个土耳其帝国境内，能使用武器的人被召集在一起。1453年4月5日，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一样，望不到边际的奥斯曼大军占据了拜占庭周围的平原，一直到它的围墙之下。

骑马立于队伍最前面的，是穿着最为华丽的苏丹穆罕默德。他的大帐扎在吕卡斯要塞（Lykaspforte）的对面。在让战旗在大帐前迎风飘扬之前，他先命人在地上铺开祈祷用的地毯。他赤足走上前去，俯身朝向麦加的方向跪拜三次，每次都额头着地。这是一场巨大的表演，他后面是成千上万的士兵和他一起——朝着同样的方向、带着同样的节奏——向安拉祈祷给他们以力量和胜利。祈祷过后，苏丹才站起身来。那谦卑者现在又成了挑战者，他从神的仆人变成了主宰者和战士。这个军营里急急地传递着他的谕令，他的公开宣告伴着鼓声与军号传播开来：“围城开始了！”

城墙与大炮

拜占庭只剩下一种力量、一个强项：它的城墙。这是那曾经幅员遍及世界、曾经伟大而幸运的时代硕果仅存的遗产。这座三角形的城市受到三重的保护。护卫沿马尔马拉海（Marmarameer）和金色号角湾（Goldene Horn）两边的石墙比较矮，但是仍然非常结实。相比之下，面向空阔陆地一面的城墙是形体巨大的防卫城墙，即特奥多西斯墙（Theodosische Mauer）。康斯坦丁大帝已经预见到将来拜占庭有可能受到威胁，开始用四方形石块将这座城市围起来，到了查士丁尼大帝时，城墙被扩建并加固。真正意义上的防御工事、七公里长的城墙是特奥多西斯才完成的。这些巨大石块的残骸，在被常春藤覆盖着的断壁残垣中还有所保留，成为历史的见证。城墙上有很多凹型的雉堞，墙下有护城河，有坚固的四方形的瞭望塔守望这城墙，这些都是双层或者三层平行而建的。一千年来，每个皇帝都无数次地修补和更新城墙工事，这座具有帝王气象的环城墙完美地标志着这座城市难以攻克。它曾经抵挡过散乱的蛮族进攻以及土耳其人的作战队伍，现在这些方形大石块也一样对迄今发明的战争工具予以嘲讽：面对这坚不可摧的城墙，无论旧式还是新式的撞城杵（Sturmbock）都无法撼动它，哪怕最新的火炮和投石器对它也都无能为力。没有哪座欧洲城市受到的保护比特奥多西城墙对君士坦丁堡的保护更坚固、更可靠。

穆罕默德比任何人都了解这座城墙，知道它的厉害。多年以来，在无数个不眠之夜和梦里，他都在一心考虑如何将这无法攻克的防御工事攻克下来，将这不可摧毁之城摧毁掉。他的桌子上堆积着各种图纸、量尺、敌方要塞工事的示意图，他知道城墙前面和后面的每一块丘地、每个下坡、每条水流，他和他的工程师们一起彻底考虑过每一个细节。只有失望：计算之后的结果是，使用目前所用的大炮无法捣毁特奥多西斯城墙。

得有更厉害的大炮！炮筒更长，射程更远，射击力更强，超出战争艺术现有的认知！要用更硬的石头做成另外的炮弹，比现有的更重，更能砸毁，更有破坏力！要对付这个倨傲的城墙，必须得发明一种新的大炮：除此以外，别无他法。穆罕默德心意已决，要不计代价来获取这个进攻手段。

不计代价——这样的表态总是能从其自身中唤起创造力和驱动力。在宣战后不久，一位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有创造力、最有经验的铸炮人就出现在苏丹的面前。乌尔巴斯（Urbas）或者叫做奥尔巴斯（Orbas），一个匈牙利人。他是一个基督徒，此前也在康斯坦丁皇帝那里供职服务。不过他真正期待的是能在穆罕默德这里为他的手艺拿到更好的报酬，同时也能有些不同寻常的任务。他声言，如果给他提供的材料应有尽有的话，他能铸造出来的火炮之大，这个地球上还没有人看见过。这位苏丹如同任何一位对某个想法走火入魔的人一样，根本不在乎价钱，马上同意他随便雇佣多少人工都行。上千辆车将铁矿砂运往亚得里亚堡。三个月的时间，这位铸炮师费尽千辛万苦，用一种特殊的加硬办法制作成黏土模子。接下来就是令人激动的浇铸了，也就是将滚烫的铁水倒入模子里。作品成功了，那巨大的炮管——这世界上最大的——脱坯而出并冷却下来。在进行第一次试验开火之前，穆罕默德让传令兵跑遍全城去知会孕妇们当心炮响。当巨大的石球带着震天的响声像明亮的闪电一样落地时，一下子就将一段墙垣给击毁了。穆罕默德马上下令用这个尺寸的大炮来装备整支炮兵队伍。

第一个大型“投石机”—— 一位希腊记录者充满惊骇地称呼这种大炮——现在成功地制造完成了。但是，还有一个更困难的问题：如何将这个庞然大物拖过整个色雷斯（Thrakien）地区，运到拜占庭的城墙这条土石巨龙的脚下？一个前所未有的奥德赛之旅摆在眼前。他们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全民全军投入在运送这个僵硬的、长脖子的怪物上。骑兵队伍在前面巡逻，以免这个无价之宝受到任何攻击。接下来是几百个甚至上千个土方工在挖土运土，将道路上的不平之处铲平，以便让这个巨重之物通行。运送之后，几个月以内这些道路又被毁掉了。五十对公牛来驾车，巨型炮筒的分量准确地分布在各车轴上，就像当初将方尖碑从埃及运往罗马时一样。两百个男人一直从左边和右边扶着这因自身的重量而摇晃的铁管，同时五十个车匠和木匠不停地替换木滚、给木滚上油、加固支撑、铺设桥段。人们明白，只能一步一步用最缓慢的水牛般的步子才能让这个巨型的大车穿过山地和草原。由于吃惊，村子里的农民聚集在一起在这个铁制的庞然大物面前惊恐不已，就好像它是一位战神，被它的仆人和祭司从一地运送到另外一地。不久以后，出自同样的黏土母模的铁铸兄弟们又被从这里拉过去。人类的意志再一次做成了原本不可能之事。已经有二十个或者三十个这样的怪物将黑乎乎的大嘴对着拜占庭张开，重型炮从此进入了战争的历史。东罗马帝国皇帝的千年城墙与新苏丹的新大炮之间的对决开始了。

希望再度燃起

巨型大炮带着闪电的火光撕咬着拜占庭的城墙，进展虽然缓慢而胶着，但是城墙的坍塌和毁坏无可避免。一开始每门炮每天只能发射七八次，但是苏丹一天天地调来更多的新装备。每有一炮击中，就会尘土飞扬、碎石乱迸，已经碎渣剥落的城墙上就会出现一个新的缺口。尽管到了夜里那些被围困的人就会用越来越凑合的木栅栏和麻布包将这些破洞堵上，但是毕竟这不再是过去那座恒久的、未受损坏的城墙，不再是那座足以依凭着它来战斗的城墙。城墙后面的八千名士兵带着恐惧想着那决定性的时刻：穆罕默德的十五万士兵向这道已经千疮百孔的防御工事发起决定性的进攻。的确，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基督教世界该想起他们曾经做出的承诺了。妇女们带着孩子整天跪在教堂里供奉圣人遗骸的圣龛前面；所有的瞭望塔上都有士兵在日夜守候观察，查看在土耳其船队密集的马尔马拉海上是否会有他们所期待的罗马教皇和威尼斯的船队出现。

终于，在4月20日凌晨三点亮起了信号灯。人们看到了远处的船帆。虽然那不是人们梦想中的基督教世界的船队，但总还是聊胜于无：有三艘热那亚的船在海风的吹动下慢慢驶过来，在它们后面是一条小船——拜占庭的运粮船，为保护它，三艘大船把它夹在中间。整个君士坦丁堡的人立刻都来到海岸城墙上，向援助者致意。与此同时，穆罕默德骑上马以最快的速度从他的紫色大帐飞奔到土耳其船队停泊的码头，下令要不计一切代价阻止船只进入拜占庭的港口，即金色号角港湾。

土耳其的船队有一百五十艘船，不过都是小船。穆罕默德的命令一下达，马上就有上千只船桨在海中哗哗地划动起来。这一百五十艘三桅帆船装备着铁爪篙、掷火器、投石器，一起驶向那四艘大橹舰。但是，得力于强大的顺风，这四艘大船速度超过土耳其的船队，从满是弹药和怒骂的土耳其船队旁边掠过。它们鼓满风帆，根本不理会那些进攻者，径自朝向金色号角港湾驶去。那里被一条铁链所保护，即横贯在斯坦布尔（Stambul）和加拉太（Galata）之间的大铁链，可以防御所有的进攻和袭击。四艘大橹船离它们的目标已经很近了：城墙上的人都能看清楚船上人的面孔。男人和女人们跪下来感谢上帝和圣人给予荣耀的救助，港口的铁链已经放下，以便迎接这些增援的船只。

一下子却发生了令人吃惊的事情。风突然之间就停了。四艘帆船如同被磁石吸住了一样在海上一动不动，就在离那救命的海港还有一箭之遥的地方。敌人的摇橹船上响起了狂野的欢呼声，他们向着这四艘瘫痪的帆船——它们像海中的塔楼一样一动不动——猛冲过来。就像群狗撕咬山鹿一样，小船上抛出的铁钩搭在大船的船帮上，他们用斧头使劲砍大船的木头，好让大船沉没。一直有新的队伍加入，他们爬上锚链，将火把甩向船帆，力图将船帆点燃。土耳其船队的旗舰船船长毅然决然地命令自己的旗舰船向那艘运粮船撞去，以便将它撞翻：这两条船像是两个角斗士一样扭打在一起。一开始，热那亚的水手仗着自己所处的地势高，还有头盔的保护，还能抵抗爬上来的土耳其水手，还能用钩子、石头和希腊式喷火器抗拒进攻者。但是，这场搏斗注定很快就会结束，因为多寡悬殊太大。热那亚的船队失败了。

对于墙上的数千观战者来说，这是太触目惊心的场面！从前人们在赛马场里看血腥搏斗的乐趣有多大，现在亲眼目睹这场海战的痛苦就有多大。他们这方的毁灭看起来是不可避免的了，因为最多还需要两个小时，这四艘船就会在这海上搏斗场里死于敌人之手。援助者白来了，白来了！君士坦丁堡城墙上绝望的希腊人离他们的兄弟只有一箭之遥，却无法给他们的拯救者以帮助，只能在无助的愤怒中站在那里，握紧拳头大声喊叫。有些人用狂野的姿势为战斗中的朋友鼓劲助威；另外一些人则将双手向上天举起，呼唤着耶稣基督和天使长米迦勒以及他们教堂和修道院里的一切圣人：这么多个世纪以来他们保护了拜占庭，他们要让奇迹出现。但是，在对面的加拉太岸边的土耳其人也带着和他们一样的激情为己方的胜利在等待、叫喊和祈祷。海上变成了舞台布景，海战变成了角斗士表演。苏丹本人骑马而来，身边簇拥着一群高级将领。他骑马进入水中，溅起的水将上衣都弄湿了。他用双手围成话筒，用愤怒的声音向将士发布命令：不惜代价将基督徒的船只拿下。每当有他的船被击退，他就挥舞着弯刀咒骂并威胁长官：“你要是不能取胜，就别活着回来。”

那四艘基督徒的船只还挺得住。但是战斗趋近尾声了，他们反击土耳其船队的武器发射已经稀稀落落了，在与兵力五十倍于己的敌人战斗了一个小时以后，水手们也开始疲倦了。天色渐晚，太阳落到地平线以下。再有一个小时，这四艘船就完全失去抵抗能力了。即便他们不被土耳其人擒获，也会被海流冲到加拉太后面被土耳其人占领的海岸。完了，完了，彻底完了！

恰好在此时发生的事情，对于那些在绝望中哭喊、哀怨的拜占庭人来说不啻一个奇迹。开始有了一丝微风，一下子风刮起来了。四艘船上软沓沓的风帆立刻鼓起。风啊，这被渴望、被祈祷的风啊，终于又醒了过来！大橹船以胜利的姿态扬起船头，猛地一动，船一启动就将周围的围困者甩在后面。他们自由了，他们得救了。在城墙上上千人潮水般的欢呼声中，第一艘、第二艘、第三艘、第四艘船进入了安全的海港。封锁海面的铁锚链刚刚被放下，现在又被拉起来。在这锚链后面的海面上，分散着土耳其人一筹莫展的小船船队。充满希望的欢呼，如同被夕阳染红的云朵一样再次在这座昏暗而绝望的城市上空响起。

船队翻山越岭

被围困者无法言喻的喜悦持续了整整一夜。夜晚总是引发充满幻想的感觉，将希望与梦想的甜蜜毒药掺杂在一起。在一个夜晚那么长的时间里，这些被围困的人以为他们获得了安全、被解救了。他们梦想着，像这四条满载食物和士兵的船幸运抵达一样，从此以后每星期都有船只到来。欧洲并没有忘记他们：带着过于急迫的期待，他们仿佛已经看到围城的解除，敌人垂头丧气地被战胜了。

穆罕默德也是一个不惮于做梦的人，不过他当然属于另外一种非常少见的类型——这类人知道如何通过自己的意志将梦想变成现实。当那几艘大橹船觉得在金色号角海湾的港口里找到了安全时，穆罕默德正在设计一项极其大胆的计划：那是完全可以与战争史上汉尼拔或者拿破仑最为大胆的行动相提并论的。拜占庭就在他的眼前，像一个金果子一样，但他就是够不到。妨碍他摘取或者说进攻拜占庭的最大障碍便是这道纵深的海岬，即“金色号角”这个盲肠形状的海湾，它防卫了君士坦丁堡的一侧。从海面上挺进这个海湾现实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入口在热那亚的城市加拉太——穆罕默德跟这座城市签订了中立协议。从那里还有一条封锁性的铁链伸向这座敌对的城市，因此，通过正面冲击，他的船队不可能进入海湾。只有从内部的盆地，从不属于热那亚的地方才可以去碰基督徒的船队。可是怎样才能让船队进入内陆湾呢？当然，可以在那里建造一支船队。但是，这需要好几个月，这个缺少耐心的人可不想等这么长时间。

穆罕默德想出了一个天才的计划：他要将船队从派不上用场的海上运送到金色号角的湾内港口里。将上百条船运过山地，这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大胆想法显得那么荒谬、那么无法实现，拜占庭人和加拉太的热那亚人在他们的战略计划中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一步，正如在他们之前的罗马人没有想到汉尼拔、他们之后的奥地利人没有想到拿破仑能神速翻越阿尔卑斯山一样。按照世人的经验，船队只能在水上航行，不能翻山越岭。不过，这正是那种魔鬼意志的标志，能将不可能之事转化为现实。人们总能在一个军事天才的身上发现它，这样的天才在战争中嘲笑任何战争的规则，在某些时刻用富有创造性的临时发挥取代饱经试验的方法。一次不可思议的、在编年史上几乎无与伦比的行动开始了。穆罕默德让人运来无数根圆木，让木匠将它们制成巨型雪橇，将从水里拉上来的船装在这些雪橇上，就像是装在能进行的陆地上的船坞一样。同时，几千名土方工也开始动手了：为了运输的需要，他们将翻越佩拉（Pera）丘陵，尽量铲平这些上坡和下坡的窄路。为了在敌人面前遮掩有这么多人集结在一起工作，苏丹命令每日的白天和夜里都对加拉太以外的地区发射数枚臼炮。这些发射本身并无意义，唯一的功用在于转移敌人的注意力，掩护将自己的船队从一个水域翻山越岭运送到另外一个水域的行动。当敌人正忙着备战而且只考虑到来自陆路的攻击时，无数个浸满了油脂的圆木正滚动起来，这圆木上面是装着船的雪橇，前面有无数头牛在拉，后面是水兵在推。就这样，一条条船被拉过山去。每到夜幕降临之后，这不可思议的迁移就开始了。像一切伟大壮举那样不事喧嚣，像一切聪慧者那样深思熟虑，这个奇迹中的奇迹完成了：整支船队完成了翻山越岭的行动。

在所有的重大军事行动中，有决定意义的总是那出其不意的时刻。在这方面，了不起的穆罕默德是一个特殊的天才。谁都没有想到他的计划，而且他的计划实施得完美无缺。“要是我的一根胡子知道我的想法的话，那我也会将它拔掉。”这个天才的谋略者曾经这样谈到自己。在臼炮大张旗鼓地攻打城墙时，他发布了命令。在4月22日这天夜里，七十艘船从一个海域运输到另一个海域，穿越了山地和河谷，穿过了葡萄园、田野和森林。第二天早晨，拜占庭的居民以为自己还在做梦：一支像是由魔鬼之手带来的敌人的船队挂着三角旗、满载着水兵，巡游在他们自以为固若金汤的海湾中心地带。他们再次揉着眼睛，还是不明白这样的奇迹从何而来，军号、铜钹和战鼓在城墙下面响起来。这面城墙一直是被港口保护着的。现在，通过这个天才的计谋，整个金色号角海湾都属于苏丹和他的军队了，只有加拉太那一片狭小的中立地带算是例外，而基督徒的船只被圈进那里。现在，他可以毫无障碍地架设自己的浮桥，把军队运送到相对薄弱的城墙处。防卫力量弱的边线受到了威胁，本来业已不多的防卫人员不得不摊分在更大的空间上。掐在猎物喉咙上的铁拳现在攥得越来越紧了。

欧罗巴，伸出你的救援之手！

被包围者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了。他们知道：哪怕守住这能被撕裂的一侧，如果增援不能马上到来的话，在这被轰得千疮百孔的城墙面前以八千人抵抗十五万人，他们断不能坚持很久。不过，威尼斯的执政官不是信誓旦旦地说要派战船来吗？要是欧洲最华丽辉煌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正面临着变成异教清真寺的危险，罗马的教皇还能无动于衷吗？欧洲——陷入纷争难以自拔，因为层出不穷的无谓猜忌而四分五裂——难道还不明白，整个欧洲文化在面临着怎样的危险？遭受围困的人还一直这样安慰自己：也许一支增援的船队早已准备就绪，只是因为对情况不明才没有起航；也许只需要让他们意识到，不去救援将会导致灭亡，这将意味着怎样重大的责任。

可是，怎么才能去告知威尼斯船队他们的险情呢？马尔马拉海上到处都是土耳其的船只。倘若整个船队突围出去，这意味着冒着整个船队毁灭的危险；何况这样一来，防卫上一下子就少了几百人，而在那里每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最后的决定是，只用一条小船、用一小队人来完成这个任务。一共有十二个男人——如果历史中真的有公正可言的话，他们的名字就应该像阿尔戈英雄们那样名声显赫，但是我们连他们当中的一个名字都不知道——勇敢地加入了这个英雄的行动当中。在一条小小的双桅船上，他们挂起了敌人的旗帜。十二个男人穿戴成土耳其人的样子，头上缠着穆斯林的头巾或者戴着非斯帽。5月3日的夜里，防卫的铁链被无声地放下了，这艘大胆的小船在夜幕的掩护下划将出去，尽量不发出划桨的声音。看啊，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这条小船没有被敌人认出来就划过了达达尼尔海峡，驶入了爱琴海。事情总是这样：恰好是超级的胆略才让对手无计可施。穆罕默德什么都想到了，只是没有想到这个无法可想的事情：单独一只船载着十二个英雄居然敢穿过他的船队，做这样的英雄航行！

可是，他们得到的是令人悲伤的失望：在爱琴海上没有威尼斯的风帆在熠熠闪光。没有船队做好了出战的准备。威尼斯和教皇，他们都把拜占庭给忘记了；在计较鸡毛蒜皮的教会政策时，他们都忽略了它，忽略了尊严和誓言。这样的悲剧性时刻在历史上总是一再重复：正当最有必要将一切力量统一在一起来保卫欧洲文明时，欧洲的各公侯与国家都不愿意撇开彼此间不足挂齿的敌意。对热那亚来说，压制威尼斯远比与它联合若干时日来对付共同的敌人更为重要；反过来，对威尼斯来说也是如此。海面上空空如也。这些勇敢的人坐在核桃壳一样的小船里，从一个岛屿划向另外一个岛屿。到处都是被敌人占领的港口，没有哪个友邦的船只还敢进入这处于战争状态的区域。

现在怎么办？十二个人当中有几个失去了勇气，这不无道理。重回君士坦丁堡，再走一遍这危险之路，到底为的是什么？没有他们可以带回去的希望。也许那座城市已经陷落。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他们回去，等待他们的不是被俘就是死亡。可是，这些谁也不知道其姓名的英雄总是这样出色！他们决定还是回去：他们被派出来打探消息，现在就必须将打探到的消息带回去，尽管这消息令人非常沮丧。于是，这条孤独的小船再次重新穿过达达尼尔海峡、马尔马拉海和敌人的舰队返回。5月23日，也就是在他们出发后的第二十天，当君士坦丁堡的人们早已认为这船已经不复存在、早已不指望它还能带回来任何消息时，站在墙边瞭望的人突然用力挥动手中的小旗子，因为有一条小船飞快地划着桨驶向金色号角海湾。从被围困者雷鸣般的欢呼声中土耳其人才意识到，原来那条穿过这里的水域、挂着土耳其旗帜的双桅船是敌人的船。他们的船从各个方向靠过来，还想在小船马上抵达安全港之前擒获他们。有那么一小会儿，拜占庭响彻着千人的欢呼声，带着幸福的希望，他们以为欧洲想起了拜占庭，让这条小船先来报告消息。直到晚上，糟糕的真相才传布开来。基督教世界将拜占庭忘记了。这些被围困的人孤立无援：如果他们无法自救的话，那么一切都将完结。

决战风暴的前夜

经过六个星期几乎每天都有搏斗的围城之后，苏丹变得不耐烦了。他的大炮将城墙上的许多地方打破，但是他下令的几次冲锋都被血淋淋地抵挡回来。对于一位统帅来说，他只有两种可能的选择：要么放弃围城行动，要么在这些零星的小进攻之后发起一场大规模的决定性冲锋。穆罕默德召集他的将领们举行作战会议。他那充满激情的意志战胜了一切顾虑。这次大规模的决定性进攻将在5月29日发起。苏丹以他惯有的决绝态度来进行准备工作。他安排了一次宗教性的盛典。十五万人的军队，从最高统帅到普通士兵都必须严格按照伊斯兰教规定的风俗来行事，做小净以及白天做三次大型礼拜。所有现存的火药和石弹都被运来用作炮击城墙，好为发动冲锋创造条件。各组的任务分派完毕。从早晨到深夜，穆罕默德不曾休息片刻。从马尔马拉海到金色号角湾之间的大片范围，他骑着马从一个营帐到下一个营帐，亲自去鼓舞头领，去激励士兵。他也是一个出色的心理学家，知道如何才能让十五万士兵的作战兴致获得最大的激发：他给出一个可怕的承诺。对这个承诺的彻底兑现给他带来了荣誉，也带来了耻辱。他的传令兵打着鼓、吹着军号向士兵们宣告他的承诺：“以真主的名义、以教祖穆罕默德的名义和四千先知的名义，穆罕默德起誓，他以他父亲穆拉德苏丹的灵魂起誓，他对着自己孩子的头颅和自己的弯刀起誓，他的军队在夺城以后有三天不受任何限制地实行抢劫的权利。城墙之内的一切：家什器具、财物、首饰和珠宝、钱币和金银以及男人、女人和孩子都属于胜利的士兵。他本人放弃自己应该得到的份额，只要那份攻占东罗马帝国最后一座城池的荣誉。”

士兵们用沸腾的欢呼来接受这份狂野的宣告。欢呼声如同大海的涛声，还有上千人呼喊“安拉”的声音传到了对面那座充满恐惧的城市。“抢劫！”“抢劫！”这个词成了战场上的口号，它与鼓声应和在一起，与铜钹及军号一同响起，夜里军营变成了灯火的海洋。被围困的人从城墙上向下看到平原和山丘上到处燃烧着灯光和火把，敌人们在取得胜利之前已经用喇叭、哨子、铜鼓、手鼓来庆祝胜利，那场面与异教徒的祭司献祭时那种残忍而嘈杂的场面一般无二。但是，到了午夜时分，穆罕默德一声令下灯火全部熄灭，几千人合成的火热声音戛然而止。可是，这突如其来的寂静和令人不安的黑暗，带着一种威胁性的决绝，压迫在心神不定的偷听者的心头，其令人心惊胆战的程度更甚于喧嚣的灯光中发出的疯狂喊叫。

圣索菲亚教堂里的最后一次弥撒

用不着任何探报和投诚者提供消息，被围困在城里的人也知道他们面临着怎样的处境。他们知道，穆罕默德已经下达了冲锋的命令；他们预感到巨大的责任和巨大的危险，这些像雷雨前的乌云一样笼罩在整座城市的上空。在这最后的时刻，平时处于割裂状态和宗教纷争中的居民集合到一起——人类总是只在极度的危机面前才上演空前团结一致这一幕。拜占庭的皇帝下令举行一场意在触动人心的仪式，要提醒人们有什么值得他们去保卫：信仰、辉煌的往昔和共同的文化。在他的命令下，全体民众一起参加一个共同的宗教游行仪式：无论是东正教教徒还是天主教教徒，无论是神职人员还是普通百姓，无论是孩子还是老人。谁也不许留在家里，谁也不愿意留在家里。不分贫富，人们在庄严的宗教游行行列中虔诚地挨肩而行，共同唱着“我主垂怜”圣歌。队伍首先穿过内城，然后来到外围的城墙上。圣像和圣人的遗骸被从教堂里抬出来走在队伍的前面。每到城墙被打破的地方，人们就在那里贴上一张圣像，寄希望于它能比世俗的武器更好地抵御没有信仰的蛮人发起的攻击。在这同时，君士坦丁皇帝将元老院成员、精英和作战指挥者召集，向他们发表最后一次讲话来鼓舞他们的勇气。他无法像穆罕默德一样许诺无数的战利品。但是他向他们描述了当下的情形：如果能击退这最后一次的决定性进攻，他们将为整个基督教世界和欧洲文明赢得怎样的尊严；如果他们败于这群烧杀抢掠之徒的手中，那将是怎样的危险。穆罕默德和君士坦丁两个人都明白：这一天将决定未来几个世纪的历史走向。

接着开始的最后一幕，是令人难忘的濒临毁灭之前的忘情，是欧洲历史上最感人的情景之一。当时的圣索菲亚还是世界上最豪华的大教堂，可是自从东西教会结成联盟的那一天起，就总有来自这个或者那个教会的信徒背离它。可是现在，这些难逃死亡命运的人齐聚在这里。在皇帝的周围，是全体宫廷人员、贵族、希腊与罗马的神职人员、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士兵及水手——他们全副武装、手执武器。在他们的后面，几千个口中念念有词的身影安静而充满敬畏地跪倒一片，他们是那些内心深受恐惧和担忧搅扰的百姓。蜡烛吃力地对抗着低矮拱顶带来的黑暗，照亮这一群在祈祷中一同俯身的大众，就如同那整个就是一个身体。这些拜占庭的灵魂在这里向上帝祈祷。牧首现在有力地、如召唤般抬高声音，合唱团以歌唱来向他回应，音乐——欧洲文明中神圣而永恒的声音——在这个空间里再度响起。接下来，由皇帝开始，人们一个接着一个走到祭坛前面去感受笃信带来的安慰，由祈祷合成的无尽无休的声音烈焰直达穹顶，在这巨大的空间里回旋不止。东罗马帝国的最后一次弥撒、一次死亡弥撒开始了，因为在这座查士丁尼时代建造的大教堂里，这是最后一次基督教的活动了。

举行完这令人内心震动的仪式之后，皇帝再一次匆匆返回皇宫：他要请求所有的下属和仆人原谅他曾经加在他们身上的不公。此后他飞身上马——和他那了不起的对手一样，在同样的时刻——从城墙的一端到另一端，来鼓舞士兵们的斗志。夜幕已经深深降临。不再有声音响起，不再有武器发出碰击声。城墙里面数千人带着不安的灵魂等待着白日和死亡的到来。

被忘却的城门——凯尔卡门

凌晨一点，苏丹发出了进攻的信号。伴随着“安拉！安拉！安拉！”的喊声，巨大的帅旗展开，十万人携带武器、云梯、绳索、铁爪钩向城墙冲去。与此同时，所有的战鼓齐响，所有的军号都发出嘹亮的号音，大擂鼓、铜钹、笛子的尖锐声音与人的呐喊、大炮的轰鸣汇成一场巨大的风暴。冲在最前面的是没有经过训练的敢死队，他们被毫无同情心地驱赶着向城墙冲击。在苏丹的进攻计划中，这些半裸的肉体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一道道人肉挡板，他们承担的任务是，在核心部队发起决定性的进攻之前让敌人感到疲劳和衰弱。这些先遣人员带着数百架云梯在黑暗中爬上城墙，他们爬上墙垛，然后被扔下来，然后再次冲击，再次冲击，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后路可退：这是一群没有什么价值的肉身物料，注定要被牺牲掉的，他们身后的核心部队反复驱使他们向前，进入那几乎必死无疑的境地。守卫者仍然占据着上风，无数的箭矢和石头对他们的铁网铠甲无能为力。但是，对他们来说真正的危险是疲惫——这一点穆罕默德估计得一点儿也不错。他们身着沉重的甲胄对付不断蜂拥而上的轻装队伍，还要不断地从一个进攻点跳转到另外一个。在这种不得已的防卫中，他们身上很大一部分体力消耗殆尽。现在，在进行了两个小时的搏斗之后，天已经开始蒙蒙发亮，第二支冲锋队伍——安纳托利亚人的队伍——发动了攻击，这个战斗会更加危险。安纳托利亚人是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战士，况且他们也身着铁网铠甲，他们不光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同时得到了良好的休整。相比之下，守卫者则不得不一会儿到这里、一会儿到那里去保卫这些进攻点不被攻破。尽管如此，进攻者还是一直被击退，苏丹不得不将最后的后备力量、精锐部队——奥斯曼帝国军队的精英卫队“苏丹亲兵”投入战斗。他亲自在队伍的最前面率领这一万两千名被遴选出来的年轻士兵——当时这是欧洲最好的军队——齐声呐喊着冲向筋疲力尽的敌人。真是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城里的钟声响起，哪怕还有一点儿抵抗能力的人都被召集到城墙边来参加守卫。船上的水手们也被召集到城墙上参加守城，因为现在的确是决定性的战斗。对守卫者来说，最不幸的是热那亚部队的头领、勇敢无畏的朱斯蒂尼亚尼（Condottiere Giustiniani）被石弹击中而身负重伤，被抬到船上去救治。他的倒下，让守城者的力量发生了片刻的动摇。不过皇帝已经亲自赶来阻挡那充满威胁的突破：进攻者的云梯再一次被推倒。在决绝面对决绝的较量中，有那么片刻显得拜占庭还能得救，背水一战的不得已似乎战胜了最狂野的进攻。这时，一个悲剧性的意外决定了一切，那神秘的一秒钟一下子决定了拜占庭的命运，就像在历史上有时候会出现的无由理解的结局一样。

一件基本不太可能的事情发生了。在离真正的攻击点不远的地方，几个土耳其人通过外墙上的一个缺口进到城里来。他们不敢去冲击内层城墙。当他们好奇而漫无目的地在第一道与第二道城墙之间游荡时，发现了内层城墙上的一个小门，就是所谓的“凯尔卡门”（Kerkaporta）。由于不可理解的疏忽，这座小门居然敞开着。它原本就是一扇小门，在和平时期，在其他大门关闭的几个小时内，这扇小门是留给步行者通行的。正因为它没有军事上的意义，人们在前一夜的紧张中将它的存在完全忘记了。“苏丹亲兵”的队员惊奇地发现，在这个僵硬的堡垒中间正有一个小门向他们敞开。起初他们以为这是军事上的诡计，因为这显得太不可能，这样的荒唐太不可思议。通常而言，防御工事上的每一个缺口、每一扇门窗前都是陈尸叠起，灼热的油和矛枪会劈面而来，可是这里却平和得如同礼拜日的气氛，通往城市心脏的城门就这么敞开着。无论怎样，他们还是叫来了增援者，整支队伍不费吹灰之力就进入内城，从背后给那些在外墙上的防卫者以出其不意的攻击。有几个士兵发现自己身后的土耳其人，他们发出了毁灭性的惊恐喊声——在任何厮杀中，喊叫错误的消息比所有的炮弹更有杀伤力。“城市被攻破了！”拜占庭士兵惊恐地喊道。土耳其人现在声音越来越大地兴奋欢呼着：“城市被攻破了！”这一声喊叫击溃了所有的抵抗。雇佣兵队伍认为自己被出卖了，他们纷纷离开自己的守卫点，以便及时回到港口撤到自己的船上。君士坦丁带着几个亲随与入侵者迎头作战，但是一切都已无济于事。他倒了下去，在乱糟糟的人群中被人杀死，没人认出他来。直到第二天，在一大堆尸体当中，人们通过一双带有金鹰装饰物的紫色皮靴才认出他来：正如罗马精神所要求的那样，他充满尊严地让自己的生命与帝国一同消逝。一粒微尘般的偶然——凯尔卡门，一扇被遗忘的小城门——决定了世界历史。

十字架倒下了

有时候历史在摆弄数字。就在汪达尔人（Vandalen）洗劫罗马这一令人难以忘怀的事件发生一千年之际，对拜占庭的洗劫开始了。穆罕默德这位胜利者，信守着他的誓言、他的承诺——这太可怕了。在首次大屠杀之后，他一概放任自己的士兵将房屋和宫殿、教堂和修道院、男人、女人和孩子当成战利品来抢夺。几千人在巷子里像地狱里的魔鬼一样追赶猎物，为的只是比其他抢劫者抢先一步。第一波浪潮主要是奔着教堂去的，那里的黄金器皿闪亮，珠宝熠熠发光。他们进了一个房子之后马上挂出旗子，好让后来者知道这里的猎物已经被收走。这些战利品不光是宝石、布料、金钱和能带走的财物，女人也是可以供应给苏丹后宫的财物，男人和孩子可以供给奴隶市场。那些不幸逃到教堂里的人被成群地赶出来，老人被当作没有用处的白吃者和卖不出手的累赘被处死；年轻人像畜生一样被绑在一起拖走。与这样的抢夺同时发生的，还有毫无意义的毁坏。那些历经了十字军的浩劫，有幸得以保留下来的宝贵的圣人遗骸和艺术作品，现在又被这些强大的胜利者砸毁、撕碎、分割，无价之宝的绘画被毁，最美的雕像被砸；那些汇集了千年智慧的书籍，本来是要将希腊的思想和诗歌这些不朽的财富永久地保存下去的，现在却被烧毁或者漫不经心地扔掉。人类永远也无法完全知道，在那命运攸关的时刻，通过那扇敞开着的凯尔卡门进来的是怎样的不幸，有多少人类精神世界的财富在对罗马、亚历山大和拜占庭的洗劫中损失掉了。

一直到这重大胜利之日的下午，当屠杀都已告结束时，穆罕默德才走进这座被征服的城市。他骄傲而神情严肃地骑在鞍辔奢华的坐骑上，淡然地从野蛮的抢劫场景旁边走过，甚至连看都不看一眼。他忠实地履行自己许下的承诺：这些为他赢得胜利的士兵尽情去干可怕行径，他不会打扰他们。他首先考虑的不是获得赢利，因为他已经赢得了一切。他骄傲地骑马去大教堂，这拜占庭闪光的头颅。五十多天来，他每天都充满渴望地从自己的军帐向它望去，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圆顶光芒闪闪却无法触及。现在，他可以作为胜利者骑在马上跨过它的铜大门。穆罕默德再一次管住了自己的不耐心：他要先感谢真主，然后将这座大教堂永久地奉献给真主。这位苏丹谦卑地从马上下来，深深地将头俯在地上祈祷。祈祷之后，他抓起一把土撒在自己的头上：他要让自己记住，他本是一介凡俗世人，不应该将自己的胜利抬得太高。在向神灵显示了自己的谦卑之后，苏丹——真主安拉的第一仆人——才站起身来，走进这查士丁尼的大教堂，这神圣智慧的大教堂，这圣索菲亚大教堂。

苏丹满怀着好奇和激动仔细观看这座华美的屋宇，那高高的穹顶、那大理石和镶嵌拼画闪出的熠熠光芒、那柔和的弧形门拱在黄昏的光线中凸显出来。他感觉到，这座最高贵的用来祈祷的殿堂不属于他，而是属于他的神灵。他马上让人叫来一位阿訇，登上布道坛，从那里宣布了先知穆罕默德的启示，苏丹则将头朝向麦加的方向，在这座基督教的教堂里向安拉——世界的统治者——做了第一次祈祷。工匠们在第二天已经接到指令，他们必须将先前信仰的所有标志铲除干净。祭坛被拆掉，宗教性质的镶嵌拼画被刷上石灰覆盖，圣索菲亚大教堂高高挺立的十字架沉重地倒在地上——千年以来，它大张着双臂去承受这世间的一切苦难。

石头倒地的声音在大教堂里轰鸣回响，这响声还远远超出了教堂的范围，因为十字架的倒塌震动了整个欧洲。这个消息带着震慑的力量回荡在罗马、热那亚、威尼斯。如同警告性的惊雷一样，它也朝法国滚去，朝德国滚去。欧洲在一片惊恐中认识到，由于它迟钝的冷漠，一股决定命运的摧毁性力量经由那个倒霉的、被人忽略的凯尔卡门破门而入，它将在几百年内束缚着欧洲的力量，并使其瘫痪。在历史中也正如在普通人生活当中一样：惋惜也无法让那决定性的瞬间重返，千年的努力也难以弥补那片刻的错失。

[1] 苏丹是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最高统治者的称号。穆拉德二世（1404—1451）在苏丹王位执政三十年（其中于1444—1446年间让位给当时14岁的儿子），戎马生涯经历多次战争，曾经在科索沃地区取得对十字军与匈牙利王国联合军队的决定性胜利，使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的势力得以稳固。

[2] 加里波里（Gallipoli），博斯普鲁斯海峡欧洲一侧的港口。穆拉德二世去世的地点是在欧洲大陆上亚得里亚堡（Adrianopel），即今天的埃迪尔内（Edirne）。1368—1453年间那里是奥斯曼帝国的首都。

[3] 康斯坦丁·德拉盖斯（Konstantin Dragases），康斯坦丁十一世，他喜欢在自己的名字加上他母亲的姓氏德拉盖斯，这是来自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的一个贵族姓氏。

[4] 施皮利迪翁（Spiridion，一作Spyridon，270—350），东正教敬奉的一位圣人。

亨德尔的复活

1741年8月21日

1737年4月13日的下午，格奥格·弗里德里希·亨德尔（Georg Friedrich Händel）的佣人坐在布鲁克大街（Brookstreet）一座房子一楼的窗台上，干着一件最特别的事情。他生气地发现，自己的烟抽完了。本来他可以跑出去，穿过两条街道到他的女朋友多莉的杂货店，那样他就有新鲜的烟叶了。可是今天，他的主人、音乐大师在盛怒之下，他出于害怕不敢出门。亨德尔刚刚从排练场带着冲天的怒气回来，他的血涌到脸上，脸色涨得通红，太阳穴上青筋暴跳。他大声地摔上门，现在在二楼上暴躁地走来走去。仆人在楼下听得清清楚楚，楼下的天花板都在震动：在主人怒气冲天的日子里，仆人工作懈怠可不是什么好主意。

于是这位仆人找些事儿去缓解无聊。既然不能从短陶土烟杆里吹出蓝色的烟圈，那么就吹肥皂泡好了。他在一个小盆里弄好了肥皂水，兴高采烈地从窗户里将五光十色的肥皂泡驱逐到大街上去。过路人停下来，用手杖捅破一个又一个的彩色球。他们笑着向他招手，但是并不觉得奇怪。在布鲁克大街上的这座房子里，发生什么都不奇怪。在这里，大半夜的突然会有羽管键琴响得震耳欲聋；这里也能听到女歌手在遭到那位脾气暴躁的德国人威胁时发出的哭喊和抽泣，就因为她们唱得太高或者太低，偏差了八分之一个音节。对于格罗斯文诺广场（Grosvenorsquare）的邻居们来说，布鲁克大街25号早就是个疯人院了。

这位仆人安静地、不屈不挠地吹着色彩缤纷的肥皂泡。过上一阵子，他的技巧明显增加了：这些有着大理石条纹的球越来越大、越来越薄，它们上升得越来越高、越来越轻盈，有一个甚至高过了对面那座房子低矮的二层楼。就在这时，他突然吓了一大跳，因为整个房子因一种沉重的钝击而晃动。玻璃作响，窗帘晃动。楼上一定有什么体积大而且分量重的东西倒下了。仆人跳起来，沿着楼梯扶手快速到了主人的工作室。

主人平时工作时坐的沙发椅空着，房间空无一人。仆人正想急着去卧室，发现亨德尔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眼睛直勾勾地睁着。现在，仆人在惊吓中站立不动，听到一种含糊不清的、浊重的喘息声。这个强壮的男人躺在地上呻吟着，或者更确切地说：从他的身体里发出短促的呻吟，越来越弱。

他要死了，这个被吓坏了的仆人这么想。他快速跪下去，去帮助这个半失去知觉的人。他想搬起他，把他放到沙发上，但是这位巨人的身体实在是太重了。于是，他将他紧系的领口解开，立马喉咙里的呼噜声就听不见了。

这时从楼下走上来大师的助手克里斯托夫·施密特（Christof Schmidt）。他刚到这里，是来誊录几段咏叹调的。他也被那沉重的倒地声给吓了一跳。现在他们两个人一起把他抬起来——他的胳膊软软地垂下，像死人的胳膊那样——把他放到床上，把头垫高。“把他的衣服脱下，”施密特吩咐仆人说，“我去找医生。你往他身上喷水，直到他醒来。”

施密特没穿外套就跑了出去，一点儿时间也不能耽误。他穿过布鲁克大街跑向博德街（Bondstreet），对每一辆马车他都招手示意停下，但是这些马车神气十足地从他身边驶过，人们根本连瞧都不瞧一眼这个衣冠不整、气喘吁吁的胖男人。终于有一辆马车停了下来了：是香度勋爵（Lord Chando）的马车夫认出了施密特。施密特忘记了一切礼节，一把将车门拉开。“亨德尔要死了！”他对勋爵大喊，“我得去找医生。”据他所知，这位勋爵酷爱音乐，也是他所爱戴的大师最好的襄助人。勋爵马上请他上车，马匹立刻就尝到了重重的鞭子的滋味。他们在福利特大街（Fleetstreet）的一间屋子里找到了詹金斯（Jenkins）医生，他正在那里做尿样检验。医生片刻不留地和施密特一起坐上他自己的轻便马车驶向布鲁克大街。“都是太多的愤怒和烦恼造成的，”在马车的行驶中这位助手绝望地抱怨说，“他们要把他折磨到死，这些该受诅咒的歌手和阉伶，这些捧臭脚的和无事生非的刺头，全是一些恶心的虫豸。为了救这个剧院，他今年写了四个歌剧。可别人呢，就知道倚仗着女人和宫廷，尤其是那个意大利人是罪魁祸首！这个该受诅咒的阉货，这个抽风的吼猴。唉，他们怎么这样伤害我们的好人亨德尔呢！他把全部积蓄都投进去了，一万英镑啊，现在他们要用债契来折磨他，要把他逼死。从来没有一个人作出过这样辉煌的业绩，从来没有人这么献身，就算是个巨人也得崩溃了。啊，那是怎样的一个人！那是怎样的一个天才！”

詹金斯医生一路上冷静而沉默地听着。在走进房子之前，他还吸了一口烟，然后把烟灰磕掉。

“他多大岁数？”

“52岁。”施密特回答。

“糟糕的年龄。他像头公牛似的干活。他也像头公牛那么强壮。现在得看一下，还能做什么。”

仆人端着一只碗，施密特抬起亨德尔的胳膊，现在医生划开他的血管。一股血流喷出来，鲜红色的热血。在接下来的一刻，在他紧咬的嘴唇里发出一声放松般的叹息。亨德尔深深地吸口气，睁开了眼睛。那眼睛仍然很疲倦，显得陌生而没有意识，眼睛里的光芒消失了。

医生把他的胳膊包扎上。没有更多的事可做。正当他想起身离开时，他注意到亨德尔的嘴唇在动。他靠过去。亨德尔的喉咙里发出了像呼吸一样非常微弱的声音：“完了，我完了……没力气了……没有力气我不想活着……”詹金斯医生将身子俯得更低。他注意到，他的一只眼睛，右眼，目光僵硬，而左眼目光活泛。他试着抬起他的右臂。人像死掉了一样，他的右臂垂了下去。然后，他抬起他的左臂，左臂保持在新位置上。现在詹金斯医生什么都清楚了。

从房间里出来时，施密特跟着他到了楼梯间，恐慌而心神不定。“怎么回事？”

“中风。右侧瘫痪了。”

“那么”，——施密特的话卡住了——“他会恢复吗？”

詹金斯医生慢条斯理地吸了一撮鼻烟。他不喜欢这类问题。

“也许。什么都有可能。”

“他会一直瘫痪下去？”

“好像是，如果没有奇迹发生的话。”

对大师由衷地崇敬、恨不得为他粉身碎骨的施密特，还要不依不饶地追问。

“他、他至少还能工作吗？没有创作他活不下去。”

詹金斯先生已经站在楼梯上。

“再不能了，”他轻声说，“也许我们能留住这个人，可是我们失去了那个音乐大师。这次中风伤到大脑里了。”

施密特呆呆地盯着他，目光里含着巨大的绝望，连医生都为之动容。“像我说过的那样，”他重复说，“只是在没有奇迹发生的情况下。当然，这样的奇迹我还没有看到过。”

四个月来亨德尔没有力气地活着，而力气曾经是他的生命所在。他身体的右半边还是像死掉了一样不能动。他不能走路、不能书写，用右手他无法让任何一个琴键发出声音。他无法说话，他的身体上有一条可怕的断裂，他的嘴唇歪斜地挂在这断裂缝上，词汇只能呜哩哇啦、含糊不清地从他嘴里冒出来。如果有朋友给他演奏音乐，他的眼睛里就流出些许的光亮，那沉重而无法控制的身体就有所动作，如同一个病人在睡梦中一样。他想让自己的肢体合上音乐的节奏，可是肢体里面被冻住了：那是一种残忍的僵硬，筋骨和肌肉都不听使唤。这位从前身躯庞大的人感觉到，自己无助地被困在一个无形的坟墓里。音乐一结束，他的眼皮就又沉重地合上，他又像死尸那样躺在那里。最后，一筹莫展的医生——大师看来是无法痊愈了——建议说，应该将病人送到亚琛（Aachen）的温泉疗养地去，也许会有些好转。

但是，与那神秘的地下温泉类似，在这个僵硬的身躯外壳下面还有一股令人琢磨不透的力量：亨德尔的意志、他生命的原力量——那毁灭性的中风还没有触及它，它还不想让这个生命里的不朽成分在可以朽坏的肉身中沉沦下去。这位巨人还没有认输，他还有所盼望，他还想创作，这种意志造就了违反自然法则的奇迹。在亚琛，医生严正警告他每天泡在温泉里不能超过三个小时，不然他的心脏会受不了，那会要了他的命。但是，为了获得生命以及他最狂野的乐趣——健康的生命，他的意志不畏惧死亡。让医生感到震撼的是，亨德尔每天九个小时泡在温泉里，他用意志让力气在身体里增长。一个星期后，他已经能拖拖拉拉地走路；两个星期后，他的胳膊能活动了。意志和信心获得了巨大的胜利，他再一次从死亡的瘫痪性束缚中挣脱出来，他要带着那无法言说的幸福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热烈、更激情澎湃地去拥抱生活，这是只有从病痛中痊愈的人才能体会到的。

等到在亚琛停留的最后一天，他完全成了自己肉身的主人。启程离开亚琛之时，他在教堂前面停下了。他从来没有特别虔诚过，可是现在，当他迈着天意仁慈地重新给予他的自如步伐，登上立着管风琴的唱诗平台时，他感觉到自己被一种无法估量的力量所感动。他尝试着用左手去碰触琴键。有响声，它的音声明亮而纯粹，弥漫在这大家都在屏息等候的空间里。现在，他迟疑地去试一下右手，这好长时间以来无用而僵硬的右手。看啊，在这只右手下，音声也像银色的泉水一样涌出。慢慢地，他开始演奏，开始遐想，他把自己带入这巨大的音乐洪流中。这些声音的四方石，以超凡脱俗的方式一块块垒起一座看不见的建筑物，他的天才之大厦又一次壮丽地升起，完全没有任何阴影：那是无物之明、那是音调之光。在下面，倾听他的音乐的人，是一些名字不为人知的修女和虔敬的教徒。他们从来还没有听到过有哪位凡俗之人能把音乐演奏得如此辉煌。亨德尔谦恭地低着头弹奏、不断地弹奏。他又找到了自己的语言，一种他可以用来与上帝、与永恒、与人类谈话的语言。他又能演奏音乐了，他又能创作了。直到现在，他才觉得自己是真正康复了。

“我从冥王哈得斯那里回来了。”他骄傲地说着，展开宽宽的胸脯，伸出有力的胳膊。亨德尔去看望伦敦的医生，那位医生没法不对这一医学奇迹感到吃惊。他又投入全部的力气、带着他那上了战场般的工作狂热毫不迟疑地、以一位大病痊愈者的双份贪婪再度投入到他的作品当中。往日的战斗乐趣又重新回到这位53岁的人身上。他写了一个歌剧——康复后的手完全听从他的意志——还有第二个和第三个，大型清唱剧《扫罗》、《以色列人在埃及》以及《沉思者快板》。创作的乐趣像是泉水一样，在长久的堵塞之后现在不知疲倦地喷涌而出。但是时运却与他作对。王后的薨逝导致一切演出被迫停止，接踵而至的是与西班牙的战争：在公共广场上每天都聚集着叫喊、歌唱的人们，剧院里却空空如也。债务越积越多。再往后严冬降临，伦敦冷得连泰晤士河都结了厚冰，连雪橇都可以在镜子一样的冰面上行驶。在这段困难的时期里，所有的演出大厅里都停业了，因为天使的音乐也无法驱除大厅里这般残忍的严寒。再接下来歌手患病，演出一场接着一场被取消，亨德尔的困境日益雪上加霜。债主们催逼、评论人讥诮、观众冷淡而沉默，连这位绝望的抗争者也一步一步地失去了勇气。一场慈善演出刚好还可以将他从债务堆中解放出来，但是，以乞讨来买生活，那是怎样的羞辱！亨德尔日益自我封闭，他的感官越来越迟钝。半侧肉身的瘫痪状态，难道不比像现在这样整个灵魂瘫痪更好一些吗？到了1740年，亨德尔已经感觉到自己又是一个被战胜、被打趴下的人，现在的他不过是先前好名声的余烬而已。他还费力地将从前作品中的一些东西攒到一起，他还能不时地有些小作品。但是，大的洪流枯竭了，那是这再度健康的肉身里的原力气。这个魁梧的巨人，第一次感觉到疲惫；第一次这个了不起的战斗者被战胜了；第一次那流淌了三十五年的、神圣的创作之流干涸了。再一次到了尽头，再一次。这个完全绝望的人，他知道或者他自以为知道：永远的终结。他叹息着：要是世俗凡人能再度将我埋葬的话，上帝又何必让我死而复生呢？死掉也会比在这个寒冷而空虚的世界上拖着自己的影子游荡为好。有时候他也会在愤怒中咕哝着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所说的话：“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了我？”

一个不知路在何方、彻底绝望的人。他自身疲惫不堪，不再相信自己的力量，也许也不再相信上帝了。在那几个月里，亨德尔每天晚上在伦敦漫无目的地晃荡。他只等到晚上才敢从房子里走出，因为白天债主拿着债契等在门前要抓住他，在大街上他会迎面看到人们冷漠而轻蔑的目光。有时候他在考虑是不是逃亡到爱尔兰去——在那里，人们还对他的名声有所信赖，他们还不知道他肉身里的力量多么不堪一击；或者去德国、去意大利：也许在那里他内心深处的冰冻会融化开来，再一次受到南风的吹熏之后，也许旋律会从那裸岩般的灵魂中挣脱出来。不，他受不了这种不能创作、无所作为的情形，他不能忍受他亨德尔被战胜了。有时候他会停在一座教堂前，但是他知道词语不能给他带来安慰；有时候他坐在一个酒馆里，但是，要是有谁见识过美好的、纯粹的创作所带来的高级迷醉，烈酒带来的那种醺醺醉意就只能让他感到恶心。有时候，在夜的黑暗中，他从桥上痴痴地向下盯着泰晤士河那无语的水流，心想要是下决心纵身一跳，会不会更好！只要不再忍受这空虚带来的困扰，不再忍受这因为被上帝和人所离弃而造成的寂寞。

他又在夜间出去游荡。1741年8月21日是一个灼热的日子，天空像一块被热得快要溶化了的金属板一样罩在伦敦的上空，空气湿热而憋闷。亨德尔一直等到晚上才出门去格林公园透一口气。那里林深叶茂、树影重重：没人能看见他，没人能折磨他。他疲惫不堪地坐了下来，因为疲倦像疾病一样折磨着他，那种难以说话、难以创作、难以演奏或者思考的疲倦，那种难以去感觉、难以活下去的疲倦。活着，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谁？他像醉汉一样顺着大街回家，沿着蓓尔美尔街（Pall Mall）和圣詹姆斯街（Sankt Jamesstreet）走着，脑子里渴望的只有一个念头：睡觉、睡觉，再也不要了解什么，只要休息、安静，最好一眠不醒。在布鲁克街的房子里，早已没人醒着。他缓缓地沿着楼梯走上去——啊，他有多么疲倦啊，他们把他弄得多么疲倦，这些人们！他每迈出沉重的一步，楼梯的木头都吱吱作响。终于到了他的房间。他用打火机打着了火，点燃了写字台上的一支蜡烛：他完全不假思索地做了这些，像机器一样，和他多年来一直做的别无二致：点燃写字台上的蜡烛为的是能坐下来工作。从前他每次散步回来都会带回一个旋律、一个主题，每次他都很快地把它们写下来，以免在睡眠中将想出来的东西丢掉。想到从前，一声下意识的伤感叹息出现在他的唇间。现在桌子上是空的，上面没有放着记谱纸。在被冻结住的创作洪流中，那美好的灵感之轮停止了转动。没有什么需要开始，没有什么需要结束。桌子上空空如也。

不，不是空的！那里不是有一个白色的四方形的纸包吗？亨德尔伸手去拿。那是一个包裹，亨德尔觉得里面是文稿。他赶紧拆开封漆。最上面是一封信，是詹宁斯（Jennens）的信。这是那位给他的歌剧《扫罗》和《以色列人在埃及》创作了歌词的诗人。他在信里说，自己将一部新诗作寄给他，希望他这位大天才、音乐界的凤凰能够以最慈悲的方式对他那可怜的诗句生出怜悯之心，将它们置于他的翅膀[1]之上，带着它们进入不朽的圣殿。

亨德尔火冒三丈，像是被什么恶心的事情给碰到了一样。这个詹宁斯还要讥诮他——这个已经死掉了的、已经僵瘫了的人？他一把扯碎了信，团成一团扔在纸篓里，还在上面踏上了一脚。他吼着“坏种”、“混蛋”这样的字眼：这个笨拙的诗人戳到了他那最深的、最刺痛的伤口，这刺痛让他肝胆俱裂，直到灵魂中最苦涩的痛处。他怒气冲冲地吹灭了蜡烛，跌跌撞撞地来到卧室躺在卧榻上：泪水突然从眼睛里喷涌而出，在对自己无能为力的愤怒中他的整个身体在颤抖。这个让人痛苦的世界啊！在这里遭劫的人还要被讥讽、经受痛苦的人还要受折磨！他的心已经僵硬，他的力量已经消失，为什么他还要被人召来唤去的？为什么他的灵魂已经瘫痪、他的感官已经没有力量，人家还要求他拿出作品来？现在什么也不想，只要睡觉，像个动物那样浑浑噩噩，只要忘记，只要不再存在！他沉重地躺在卧榻上，这个神思恍惚、迷失了自己的人。

可是他无法入睡。在他的身体里有一种不平静，那是一种由愤怒搅动起来的、充满了恶意和神秘的不平静，如同大海被风暴搅动起来的不平静一样。他侧身躺着，从左侧转到右侧，再从右侧转到左侧，人却变得越来越没有睡意。也许他还是应该起身，再仔细看一下那些文字作品？不，词语对他还能怎么样、对他这个已经死了的人还有什么用！不，没有什么能给他安慰，上帝让他落入深渊、上帝截断了他神圣的生命之流！不过，在他身体里还有一种力量在搏动，这力量神秘而好奇，它驱使他，而他的无力无助状态无法抗拒它。亨德尔站起来，回到工作室，用那双因情绪激动而颤抖不停的手再次将灯点上。不是曾经有过奇迹，将他从身体的瘫痪中解救出来了吗？也许上帝也知道如何给灵魂以疗救的力量和安慰。亨德尔把灯移近了写着字的纸张。第一页上写着“弥赛亚！”。啊，又是一个清唱剧！最近的几个都失败了。带着满身心的不平静，他翻过标题页，开始读下去。

第一个词就让他热血沸腾。“你们要安慰！”[2]纸上的文字这样开头。“让自己感到安慰！”这一词语像一位魔术师——不，不是词语，这是回答，是上帝给出的、从高高在上的苍穹发出的天使呼唤，直入他那业已绝望的心。“你们要安慰！”——它听起来多么美妙，从内心里唤醒被封埋住的灵魂，这一句激发人去创作、蕴涵着造物力量的词汇。几乎还没有开始读更多的内容、没有通盘感觉过呢，亨德尔似乎已经聆听到了这个清唱剧本的音乐形式，那些在不同音调中漂浮着、呼喊着、沉醉着、歌唱着的形式。啊，多么幸福！大门打开了，他感觉到他又能听到音乐了！

他一页一页地翻下去，手在抖动。是的，他被唤醒，他受到了召唤，每一个词汇都深入到他的内心里，带着不可抗拒的力量。“主如此说！”——这不是对他说的、只对他一个人说的吗？那只曾经将他打倒在地的手，与现在仁慈地将他从地上扶起的手，不是同一只手吗？“他必让你洁净”——是的，在他身上业已发生了。他内心的阴霾一下子一扫而光，光明透进来了，那有音调的光带水晶般的洁净。如果不是他、这位来自戈布萨尔（Gopsall）的诗人、唯一一位了解他的苦楚的人，还有谁能将这有如此这般令人昂扬的词语力量灌注进笔端呢？“他们将献祭给主”——是的，燃烧的心已经点燃了献祭的火焰，它将熊熊燃烧直到上苍。要给出应答，要对这庄严美好的召唤给出应答。只有他、只有他一个人才得到了召唤。“你要极力扬声”——啊，传布主的讯息，用嘹亮长号的力量、用如风行水上的合唱、用管风琴的雷鸣来传布主的词语，就如同在创世第一天的那个词、那神圣的言语、那唤醒人们的词语，唤醒所有那些还绝望地行走在黑暗中的人，因为真的是“看啊，黑暗笼罩大地”，他自己在这一时刻经历的被救赎的恩典，人们还未曾有过。刚刚读完，感恩呼唤“奇妙，引路人，全能的上帝”的音乐在他内心澎湃而起、完整成形——是的，要这样赞美他、这完美的上帝！他知道怎样给人以忠告，给他这颗受到搅扰的心以和平！“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对，主的天使用银色的翅膀下降到这空间，触摸了他、拯救了他。他怎么能不感恩呢，怎么能不尽情地欢呼呢，让千百个欢呼的声音合成一个他自己的声音，他怎么能不歌唱和赞美呢：“荣耀归于主！”

亨德尔将头俯在纸上读着，如同置身于巨大的风暴之中。所有的疲惫都消失了。他从来没有感觉到过自己有这么大的力量，也没有感觉到曾经有过如此这般的创作欲的激流。一次次出现的情形是，词语如温暖而能消解块垒的光线将他覆盖，每个词语都抵达他的内心，有所承诺，让他解脱！“应当大大喜乐”——就像这个完美的合唱渐渐升起一样，他情不自禁地抬起头来，张开双臂。“他是一位真正的救主！”——对，这是他亨德尔要见证的，这俗世上还没有哪个人像他这样做过。他要将自己的见证高高举起在世界之上，如同一块发光的丰碑。只有受过很多苦的人，才知道欢乐是什么；只有经历过考验的人，才能知道宽恕的最终价值。他的任务是要让世人见证经历过死亡之后的复活。读到“他被藐视”这句时，沉重的回忆转换成昏暗的、压抑的音色回到了亨德尔这里。他们觉得已经战胜了他，曾经在他的肉体还活着时就将他埋葬，曾经用嘲笑来追逐他。“凡看见他的都嗤笑他。” “那时候，没有人给这位忍受苦难者以安慰。”没有人帮助过他，没有人在他无力无助时给他安慰。但是，神奇的力量，“他相信上帝”，他知道上帝不会让他躺在坟墓里——“但是，你没有将他的灵魂撇在地狱里。”不，他没有倒在绝望的坟墓里，他的灵魂没有走进束手待毙的地狱里。一位身陷困境、心灰意冷的人，上帝还给他以灵魂，不，上帝还再一次召唤他，让他将欢乐的讯息带给人类。“要抬起头来”——这个句子的音调从他的身体里涌出来，这是神谕的伟大命令！突然他看见以詹宁斯的手写出来的句子：“主发出的言辞。”[3]

他的呼吸停滞了。这里说出了真相，借助一位碰巧出现的凡人之口：主将这个词说给他，这个词从上天来到他这里。“主发出的言辞”：来自他的词语，来自他的声音，来自他的恩典！必须回到他那里，从新的漂泊中再度上升回到他那里，去赞美他是每一个创作者的乐趣和责任。啊，这词语，要抓到他、守住它、高举它、晃动它，要延伸它、扩展它，让它变得和世界一样宽，让它包含一切生命的欢呼，让它如它所源自的上帝一样伟大。啊，这个词语，它原本是会死亡和消逝的，通过美和无尽的激情却可以转变到永恒之中！看啊，在这里写下了，这个词语听起来可以无休止地重复和变换，这就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面要包含大地上所有的音色：明亮的、低沉的声音，男人们那不屈不挠的声音，女人们退让屈服的声音，它们汇集、上升和游荡，在节奏性的合唱中合在一起再分离，让它们上升，然后沿着音调的“天使之梯”走下来，它们在小提琴甜美的弓弦拉动中变得悠扬，在军号的锐利爆发中变得火爆，在管风琴的轰响中它们如风行水上一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用这个词语、这份感恩创造出的欢呼，要在大地上轰然响彻而滚滚升起，一直回升到万物的造物之主！

泪水模糊了亨德尔的眼睛，在他的身体里激情如此澎湃。他还有些文稿没有读完，即清唱剧的第三部分。但是，在这段“哈利路亚”之后他不想再继续读下去。这个赞美词的原音完全填满了他的内心深处，它延伸着、扩展开，它已经像流动着的火一样让人感到疼痛，它要涌动，它要喷薄而出。啊，它让人感到拥堵，让人感到急迫，因为它要从他的身体里出来，它要升空，它要回到天上。亨德尔迅速地抓起笔，记下音符，似着魔般快速画出一个又一个符号。他停不下来，就如同一条船的船帆被狂风鼓起把他带走一样。四周的夜万籁俱寂，潮湿的黑暗无言地笼罩在这个大城市之上。但是，在他的身体里涌动着光，房间里响彻着别人听不到的宇宙之音。

第二天上午，仆人小心翼翼地走进房间时，看到亨德尔还坐在写字台前在写着什么。当他的助手施密特胆怯地问他，自己能否帮他誊清乐谱，他只是声音低沉而且没好气地咕哝一声。再没有人敢靠近他，在这整整三个星期里他不曾离开房间寸步。人家给他送饭来，他用左手快速地掰下几块面包，右手还在继续地写着。他无法中断，如醉如痴。当他站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时，他还大声唱着歌、打着节拍，他的眼睛闪着异样的光；当有人和他说话时，他像是受惊而醒的样子，给出的回答不明确而且语无伦次。这期间仆人的日子最不好过：有债主来讨债，有歌唱演员来请求在节日庆典的康塔塔[4]中担任角色，有信差来请亨德尔去王宫。所有这些人，仆人都得想办法把他们打发走。哪怕他只想跟这位全身心投入工作的主人说一句话，这个被激怒的人也会对他发出狮子般的怒吼。在这几个星期里，亨德尔没有了时间的概念，他分不清白天和黑夜，他完全生活在一种特殊的情境中，在这里时间以节奏和节拍来衡量。他只敢让自己被这激流所裹挟。当这个作品越接近那神圣的湍急之处——结尾——时，他内心的音乐激流就越来越狂野、越来越急迫地喷涌出来。他被囚禁在自身之中，用重重的、有节奏的脚步来丈量这个空间上自我设置的囹圄。他唱歌、他弹奏羽管键琴，然后再坐下，写、不停地写，直到手指火烧火燎般疼痛。在他的有生之年，还从来没有过这样排山倒海的创作力，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在音乐中生活、在音乐中受苦。

大约三个星期以后，9月14日，这个作品完成了——直到今天，这还会让人感到匪夷所思，而且会永远如此！词语变成了音调：刚刚还是那干燥而贫瘠的言辞，现在繁花盛开着、响彻着。被点燃的灵魂完美地实现了意志的奇迹，如从前那个瘫痪的肉体复活的奇迹一般无二。一切都被写下来了、完工了、配器完成了，一切都在旋律和起伏中得到了发挥。只是一个词的音乐还没有完成，最后一段作品：“阿门”。现在，亨德尔要抓住这个“阿门”——两个短而快的音节——要用它们建造一座高高耸立直入云天的声音大厦。一个声音，他要以响亮而有力的方式直接派上用场，另外一个声音他要用在变换的合唱里。他将这两个音节拉长，再度将它们分开，为的是再一次更炽烈地将它们融合在一起。他将自己的激情——如同上帝吹出的气息一样——吹进这对上帝的伟大祈祷的结束词中，它要像世界一样广大和充实。这最后一个词，它不放开他，他也不对它放手。他用一个出色的赋格形式来建造这段“阿门”，他要用第一元音、这个充满回响的“阿”、世界之初的原音来建造，直到它成为一个大教堂，声音激荡而充盈，它的尖顶直达天空，还要升得更高，然后下落，然后再度升高，最后被管风琴的风暴所俘获，被合在一起的声音所具有的力量再一次抛向高处，占据一切的空间，直到在这个感恩赞美颂歌里连天使也加入了合唱，教堂的屋梁也因为这永恒的“阿门！阿门！阿门！”的声音而开裂。

亨德尔费力地站起来。鹅毛笔从他的手里掉下去。他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他什么也看不见，也什么都听不见。他只感觉到疲倦，无边的疲倦。他的身体摇摇晃晃，他不得不靠住墙。力量从他身上消失了，他的肉体疲倦得要死，感官一片混乱。他像个盲人一样扶着墙跌跌撞撞地走去，然后倒在床上，睡得像个死人。

整个上午，仆人三次轻轻地打开房门进来。大师还在睡，一动不动，他那没有什么表情的脸像是用一块白色石头雕成的。中午时分，仆人第四次尝试着来叫醒他。他大声地打嗝，故意地敲打东西。但是，亨德尔沉睡如斯，没有任何声响、没有任何话语能够触及他的睡眠。直到施密特下午来帮助他工作时，亨德尔还如凝固一般在那里躺着。施密特俯身去看这位眠者：他像一位躺倒在胜利战场上的死亡英雄，在打完严酷的战斗之后被疲倦击垮了。可是，施密特和仆人都不知道他的作为和他的胜利。他们只感到害怕，因为他们看到他躺在那里，那么长时间、那么奇怪地一动不动，他们担心中风会再一次将他打倒。等到了傍晚——这时亨德尔已经一动不动地睡了十七个小时——不管怎么摇晃他还是不想醒来时，施密特又跑去找詹金斯医生了。这次他没能马上找到他，因为医生在这个不凉不热的晚上去泰晤士河边钓鱼了。终于被人找到时，医生对不速之客的打扰毫不欢迎，这一点他并不讳言。听到是因为亨德尔，他才收起长线和渔具，又花了些工夫取来他的外科手术器械——他觉得也许有必要放血。做完了这些，他的小马终于拉着这两个人去了布鲁克街。

仆人已经站在门口，摆开双臂向他们做手势。“他起来了，”他们还在大街对面时，他就对他们喊着，“他现在的饭量，能顶六个搬运工。半个约克郡火腿他不由分说就干掉了，我给他倒了四品脱的啤酒了，他还没够呢。”

的确，亨德尔像一个“豌豆国王”[5]一样坐在放满食物的桌子前面。好像他在一天一夜里把三个星期的觉都睡出来了，好像他现在要用他那巨大的身躯，带着全部的享受趣味和力气，通过大吃大喝把这几个星期里注入作品中的力量夺回来。刚一看到医生，他就开始笑了起来。渐渐地，那笑变成了一种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带来回声和震荡的、太过分的笑。几个星期以来，施密特没有在亨德尔的嘴角看到过一丝笑容，那里有的只是紧张和愤怒。现在，这笑奔腾而出，那是被拥堵住的天性中的原初欢愉。这笑声如同海浪泛着泡沫拍击着岩崖，重叠成放肆的声响。在截止到目前的人生中，亨德尔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笑得那么无拘无束，因为看到前来给他看病的医生时他正处在一个特殊的时刻：他完全知道他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健康，他的身心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沉醉地浸润在人生存在的乐趣当中。他举起手里的酒杯向这位一身黑衣的先生致意并问候。“谁叫我来干什么？”詹金斯医生感到惊奇，“您怎么了？您喝了什么魔力饮料？您这生命力如此饱满！您倒是发生了什么？”

亨德尔含笑看着他，两眼熠熠发光。他慢慢变得严肃起来。他动作缓慢地站起来，走到羽管键琴前面坐下。他的双手先是在琴键上凌空摆动一下，然后转过身带着特殊的微笑，开始小声地、半说半唱地弹出宣叙调。“记住，我告诉你一个秘密”[6]的旋律——这是《弥赛亚》里面的一句话，它们以诙谐的方式开始。他的手指刚一进入那柔和的氛围当中，这氛围就将他裹挟进去。亨德尔在演奏中忘记了别人和自己，他的音乐洪流也将自己卷入其中了。突然之间，他又置身于作品当中，他在唱着。他演唱了最后一段的合唱，此前他只是像在梦中一样处理了这些段落，现在在清醒状态时他第一次听到它们：“啊，死亡，你的荆棘在哪里。”他感受到内心被生活的火热之情所浸透，他有力地提高了声音，甚至那欢呼的、那庆贺的合唱声音，他继续着，继续演奏和歌唱着，直到“阿门，阿门，阿门”，几乎整个房间都要因为音调而崩塌，他曾经以那么强而有力的方式将自己的力量投入音乐中。

詹金斯医生站在那里，像是被麻醉了一样。当亨德尔抬起头时，他深怀景仰尴尬地说了一句——那只是为了能说点儿什么：“天啊，我还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东西。您的身体里有魔鬼。”

现在，亨德尔的脸变得阴沉了。他也被这个作品给镇住了，还有那像是在梦中降临到他身上的上帝的恩典。他也感到羞愧。他转过身，用小得别人几乎都无法听到的声音说：“我更相信，那时上帝是和我在一起的。”

几个月以后，两位穿戴得体的先生敲响了阿贝街（Abbeystreet）上一幢出租公寓的大门，这里是那位来自伦敦的尊贵客人、音乐大师亨德尔在都柏林下榻的地方。他们满怀尊敬之情提出了请求。他们说，最近几个月里亨德尔以他的华美作品给爱尔兰的首都带来了巨大的喜悦，这是此前从来没有过的。现在他们听人说，他的新作清唱剧《弥赛亚》也将在这里首演。他选择了这座城市，先于伦敦在这里上演他的最新创作，是这座城市的莫大荣耀。考虑到这部音乐作品的特殊性，可以指望它带来不同寻常的进项。他们来这里是想询问一下，大师以慷慨大度声名远播，是否愿意将第一次演出带来的收入捐赠给他们二位有幸代表的慈善机构。

亨德尔友好地看着他们。他热爱这座城市，因为它给他以爱，打开了他的心扉。他微笑着说，他很愿意同意这个建议，他们只需告诉他收入应该给哪一个机构。“给各监狱里的囚犯以帮助”，那位性情温和的白发先生说。“还有慈恩医院里的病人”，另外一位补充道。当然这种慷慨的奉献仅限于第一次演出，其余的收入当然归大师自己所有。

然而，亨德尔对这样的建议做出了防卫的姿态。“不，”他轻声说，“我不拿这部作品挣来的钱。我永远也不会拿这部作品来挣钱，永不，在这部作品里我有所亏欠。这部作品的收入永远归病人和囚徒，因为我自己曾经是一个病人，我因为这部作品而重获健康；我曾经是个囚徒，这部作品将我解救出来。”

这两位先生抬头看着他，有些吃惊。他们没完全听懂，但是对他表示感谢。他们鞠躬离开，让这好消息在都柏林传播开来。

1742年4月7日，最后一次彩排，只有为数不多的两个大教堂合唱团成员的家属获允作为听众现场观摩。出于节省的考虑，位于“鱼市街”（Fishamble Street）的音乐厅只有微弱的灯光。人们零星地坐在空荡荡的长凳上，这边几个，那边一小群，他们来到这里聆听伦敦大师的大作。空旷的大厅湿气弥漫，昏暗而寒冷。但是，当如同有声的湍流一样的合唱刚一开始奔腾而下，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那些分散的小群听众不由自主地向一起靠拢，渐渐地集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听众群组，他们倾听着并惊异着。每个人都感觉到，这从未听过的音乐中带有一种巨大的力量，这力量大得足以将单个的人淹没冲走。他们彼此挤得越来越近，好像他们要用同一颗心来倾听，要作为同一个虔诚的群体来感受“信心”——这个词汇总是以不同的方式被说出、被赋形，从缠绕在一起的诸多声音中向他们迎面汹涌而来。在这种强大力量面前每个人都感觉到自身的纤弱，但同时也因为被它所俘获和托举而感到无比幸福和神圣。欢愉的暴雨浇淋在每个人的身上，浸透了每一个肉体。当“哈利路亚”的声音第一次响起时，一个人快速站了起来，其他人也跟着他一起站了起来。他们感觉到，为这样的力量所击中后无法再留在地面上，他们站起来为的是哪怕能再与上帝靠近一尺，来谦卑地表达对他的敬畏之情。此后，他们一家挨一家地去告诉人们说，一部前所未有的声音艺术作品被创作出来了。整座城市怀着期待和兴奋，等着聆听这部大师的杰作。

六天以后，在4月13日的晚上，好多人堵在音乐厅的门口。女士们没有穿钟式裙，骑兵们没有佩剑，以便可以让更多的人走进大厅。七百人挤进大厅——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盛况，对这部作品的溢美之词在正式上演之前就这么快速地传播开来了。音乐一开始，连呼吸声都听不见了，这种倾听变得越来越安静。紧接下来合唱从天而降，暴风雨般的力量，人们的心开始颤抖。亨德尔站在管风琴旁边，他本想监督和指导这一作品的演出，但是这部作品挣脱了他，他自己也迷失在这部作品里。这作品于他是陌生的，好像他还从来没有听到过它，从来没有创作过、处理过它，他无数次随音乐的激流起伏跌宕。到了最后“阿门”一段响起时，他不知不觉地将嘴唇开启与合唱团一起歌唱。他唱着，好像他的生活中从没有唱过歌一样。接下来，当别人的欢呼涌动着响遍整个大厅时，他悄悄地从侧面走下舞台。他不要对这些本想向他表达谢意的人们表示感激之情，他的感恩要献给那来自上帝的恩典，是这恩典将这部作品给了他。

闸门打开了。年复一年，这声音的激流奔涌着，从现在开始没有什么能让亨德尔低头，没有什么能逼迫死而复生的人再度屈服。他在伦敦成立的歌剧公司又一次倒闭了，很多次债主们又来找他讨债，但是现在他能笔挺地站着，他能抗拒一切阻力，这位年届六旬的人泰然自若地沿着里程碑的作品走自己的路。人们给他设置了一个又一个困难，但是他知道如何光荣地去战胜它们。年岁慢慢地掏空了他的力气，他的胳膊发麻，痛风病让他的腿抽筋，但是他以不倦的灵魂继续劳作不休。最终视力不行了，他在创作清唱剧《耶弗他》[7]过程中失明。不过，如同贝多芬在耳聋之后仍不停止创作一样，亨德尔在目盲状态下的创作仍然不知疲倦、不可战胜。只有一点，他在俗世上的胜利愈伟大，他在上帝面前就愈谦卑。

像那些真正的、严格的艺术家一样，他并不褒扬自己的作品。但是，有一部作品是他所热爱的——《弥赛亚》，他出于感恩而热爱这部作品，因为它将他从毁灭中拯救出来，因为他在这部作品中获得了救赎。年复一年，他将这部作品在伦敦上演，每一次他都将全部进项——每一次500英镑——转给医院来使用：一位已经痊愈的人转给尚在受病痛折磨的人，一位被解放出来的人转给那些尚受羁绊的人。他凭借这部作品从哈得斯的冥府里逃生上来，他也要以此来与人世告别。1759年4月6日，已经病入膏肓、74岁的他让人将自己领到科文特花园（Covent Garden）剧院的舞台上。这位身材魁梧的盲人站在那里，站在他忠实的追随者中间，站在演奏者和歌唱者中间：他那目光空洞、失去光芒的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但是，当音乐的声调带着巨大的、令人沉醉的冲击力向他滚来，当来自几百个声音组成的义无反顾的欢呼涌向他时，他那疲倦的面容变得明亮起来，显出了奕奕神采。他随着节拍挥动胳膊，他严肃而真诚地跟着歌唱，好像他在行使牧师的责任站在自己的灵柩前面，与大家一起祈祷，为了他自己和一切人得到救赎。只有一次，当演奏到“让号角响起”这一召唤时，当小号尖声响起时，他的身体猛一激灵，目光僵硬的双眼不由向上看去，好像他现在已经准备好来面对末日审判。他知道自己的作品完成得很好，他可以高昂着头走到上帝的面前。

朋友们将这位盲人领回家里。他们也感觉到：那是一场告别。在床上，他的嘴唇还轻微地动着。他想在耶稣受难日的星期五死掉，他轻声咕哝着说。医生们很吃惊，他们不明白他话里的含义，因为医生们不知道的是，这年耶稣受难日的4月13日对他是一个特殊的纪念日：曾经有一只沉重的手在这个日期将他打倒在地；而他的《弥赛亚》也是在这个日期第一次在世人面前响起。在这个日子里，他那已经死掉的一切曾得以复活；在这个日子里，已经复活了的他要死去，以便让那曾经复活了的生命确凿地成为永恒。

的确，他这独一无二的意志也像曾经决定了他当初要生还一样来决定他现在要死去。在4月13日这一天，力量离开了亨德尔。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那巨大的肉体一动不动地躺在枕头上，一个空空的、沉重的躯壳。但是，正如空贝壳里面会响起海潮的涛声一样，他的身体里充满听不见的音乐，比他以前所能感受到的那些音乐更为陌生、更为瑰丽神奇。这越来越强的音乐冲力慢慢地将他的灵魂从无力的肉体中剥离开来。在一波接着一波的涌动中，永恒的声音进入了永恒的境地。第二天，当黄水仙花[8]还没有醒来时，格奥格·弗里德里希·亨德尔生命中能够死掉的那部分终于死掉了。

[1] 原文用了Flügel一词，有两层含义：其一是翅膀，其二是钢琴。可以同时形成两种意象，一为写意，一为写实。

[2] 清唱剧《弥赛亚》的歌词全部取自《旧约》的不同篇章，诗人詹宁斯所做的，是将这些来自不同篇章的诗句重新组合。对歌词引文的翻译，译者参考了通行的简体中文版《圣经》。

[3] “主发出的言辞”指的是“哈里路亚”这个词汇。这也是亨德尔这部作品中最为著名的一段合唱。

[4] 有管弦乐队伴奏的小型清唱剧。

[5] 欧洲中世纪的风俗，在每年的1月6日“三王日”或者前一天晚上，选出一位“豌豆国王”，然后大家与他一起进入他的王国进行吃喝宴饮的庆祝活动。每次“豌豆国王”举杯，众人须跟随痛饮尽兴。这一习俗也是许多中世纪画家的创作主题，其中一幅著名的作品出自Jacob Jordaens之手，大约完成于1640——1645年之间，藏于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

[6] 这段唱词是“记住，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们不应该都去沉睡，但是我们都应该在某一时刻有所改变”，亨德尔在这里很诙谐地将他的作品和他自己当时的情形连在一起。

[7] 亨德尔创作的三幕清唱剧，故事取材于《旧约·士师记》。耶弗他带领以色列人抗击亚扪人的入侵，向上帝许诺，取胜后将回家最先看到的人献祭给上帝。在他凯旋之际，第一个迎接他的正是她的独生女儿。在耶弗他即将履行承诺时，天使降临阻止，将他和女儿从痛苦中解救出来。“耶弗他”在字义上相当于“上帝来解救”。

[8] 在欧洲，黄水仙花是复活节的标志性植物，德文里的名字为Osterglocken，字面意思是“复活节铃铛”。

一夜的天才

《马赛曲》

1792年4月25日

1792年。针对欧洲王室的联合反法行动，到底是要采取战争还是要保持和平这一问题，法国国民会议已经摇摆不定了两三个月。国王路易十六本人也拿不定主意：他预感到法国大革命胜利会带来的危险，也预感到失败会带来的危险。各党派也都举棋不定。吉伦特党人力主战争，其目的在于继续把持权力；罗伯斯庇尔和雅各宾党人主张和平，以便能从中获得夺权的机会。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报刊上沸沸扬扬，俱乐部里争论不休。总有各种越来越离谱的传言，也总是有公众舆论受到它们的蛊惑。这时候如果有一项决策出台，那无疑是一种解脱。4月20日，法国国王[1]终于对奥地利皇帝和普鲁士国王宣战，便是这样情形。

若干个星期以来，巴黎的气氛令人觉得沉重而心神不安。但是，更令人感到压抑和威胁的是那些边境线上的城市。各营地里已经有部队集结待命，每个城市和村庄里的志愿者和国民卫队都被装备起来，各地的防卫工事都已准备就绪。位于法国与德国之间的阿尔萨斯人尤其清楚，承担任何决策的后果他们总是得首当其冲。住在莱茵河两岸的是敌人、是对手。在巴黎，宣战是一个修辞意义上的模糊概念，在这里却是一个可见可感的实在之事：在被加固了的桥头堡、在大教堂的塔楼上，人们用肉眼就可以看到普鲁士那些正在向这里集结的部队。夜间，晚风让敌人炮轮的滚动声、武器碰撞的叮当声、号角声越过月光下波光粼粼、无知无觉的河流。大家都知道，只需要一句话、一道命令，从普鲁士大炮的炮膛中隐藏着的电闪雷鸣就会腾空而起，法国和德国之间千年以来持续不绝的战争就会再度重新开始：战争中一方打出的旗号是为了新自由，另一方则是为了旧秩序。

1792年4月25日是个无与伦比的日子：在这一天，信使将法国对普奥宣战的消息从巴黎带到斯特拉斯堡（Straßburg）。人们立刻从房屋和小巷里涌出，走向宽阔的广场；整个驻军一个团一个团地举行战前演练。军队在主广场上等待着市长狄特里希（Dietrich）。他身上斜系着红白蓝三色绶带，帽子上带着醒目的徽章[2]。他挥动这带有徽章的帽子向士兵致意。军号和战鼓提醒大家安静下来。在这个广场以及这个城市里的其他广场，狄特里希对聚集在那里的人群大声地用法语和德语朗读宣战书。在他说出最后一个词以后，军乐团奏响了第一支大革命的临时战歌《前进吧！》。这原本是一支有些躁动、有些放纵、带着讽刺意味的舞蹈旋律，但是行进中的军人发出的震动大地的脚步声却给这曲子以富有震慑性的节奏。仪式结束之后，人群散开，将他们从这里获得的兴奋带到街巷和房屋；在咖啡馆和俱乐部，人们在发表激情澎湃的演说，在分发传单。“公民们，武装起来！树起战旗，警钟响了！”诸如此类的呼吁到处都是，在所有的演讲中、在所有的报纸里、所有的海报上、每个人的嘴里，都重复着这种有力的、节奏感很强的呼喊，如：“公民们，拿起武器，让那些王位上的暴君发抖吧！前进！自由的孩子们！”每一次，聚集的人群都会对这些火热的词语发出一片欢呼。

街道上和广场上的大众一直在因为开战宣言而欢呼雀跃，而街道上的欢腾场面也总是引发另外一种声音，一种微弱的、边缘的声音：开战宣言也唤起了人们的恐惧和担心，人们只在自己的居室里小声嘀咕着，或者他们嘴唇发白、沉默不语。无论在哪里、无论在何时，母亲们都会说：但愿那些敌国的士兵别杀死我的儿子；无论哪个国家的农民都担心他们的财物、他们的田地、他们的房屋、他们的牲畜和他们的收成。地里的种子不会被践踏、他们的房子不会被残忍的军队所抢劫、他们投入劳力的田野不会洒满人的鲜血吗？但是，斯特拉斯堡的市长弗里德里希·狄特里希男爵——他原本是一位贵族，如同当时法国最优秀的贵族一样，他们以全部身心投入新自由当中——只让那些响亮而好听、充满信心的言词说出来，他有意识地将宣布开战的这一天转化为一场公共庆典。他身上斜系着红白蓝三色绶带，从一个集会赶往另外一个集会来鼓舞民众。他让人们给行将出战的士兵送上葡萄酒和食物，晚上在位于布罗格里广场（Place de Broglie）的宽敞府邸里，他为军官和最重要的官员举行告别晚宴，从头到尾都带着胜利庆典的特征，带着兴奋。将军们从来都感觉到胜券在握，他们是晚会的主角；那些以为在战争中能实现自己生命之意义的年轻军官畅所欲言。他们彼此鼓劲加油。人们手扶战刀，人们彼此拥抱，人们相互举杯致意；喝着上等的葡萄酒，人们发表越来越激情澎湃的演说。那些报刊和宣传品上的刺激性言辞再度出现在各种讲话中：“拿起你们的武器，公民们！前进！去拯救我们的祖国！那些王位上的暴君，很快就会浑身发抖。现在，胜利的旗帜已经展开，让三色旗帜遍布世界的这一天已经来临！每个人都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了国王、为了国旗、为了自由！”在这样的时刻，整个民族、整个国家因为对胜利的坚信不疑、因为自由带来的兴奋而成为神圣的一体。

在各种演说和祝词当中，市长狄特里希突然转向坐在他旁边的一位名叫鲁热（Rouget）的年轻人，他是市卫部队中的一位上尉。他记得这位算不上漂亮、但是很招人喜欢的军官在半年前曾经写过一首很不错的《自由颂歌》，军乐团的音乐家普莱叶（Pleyel）立即谱了曲，当时是为了宣传宪法。这个并不复杂的作品易于歌唱，人们在公共场所演奏了它，在合唱队里演唱过。现在的开战宣言以及部队的开拔，难道不正好是再次举行类似的庆祝活动的好机会吗？于是，市长很随便地——如同请一位老熟人给自己帮个忙一样——问鲁热上尉（他完全在没有任何授权下将自己封为贵族，自称鲁热·德·利尔[Rouget de Lisle]）他是否会利用这个爱国的机会，为行将出征的部队写首诗，为明天就要开向敌人的莱茵军写首战歌。

鲁热是一位谦逊的人，没有什么地位，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位伟大的创作者——他的诗歌从来没有发表过，他的歌剧也被拒绝过，但是他知道写些即兴的韵文对他来说易如反掌。为了让这位高官和好朋友感到高兴，他答应了。行，他愿意一试。“好样的，鲁热。”对面的一位将军向他举杯致意，而且提醒他要马上让人将这首歌送到战场上：莱茵军确实需要一支易于行进、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进行曲。这期间又有另外的人开始讲话致辞，又是祝酒、喧哗、干杯。高涨而起的普遍兴奋盖过了这小小的、偶然性质的一言为定。这里的情形变得越来越兴奋，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激情四射。时钟已经指向午夜以后，这时客人们陆续地离开市长的家。

已经过了午夜。4月25日，对斯特拉斯堡来说如此紧张的宣布战争开始之日过去了，按说4月26日已经开始了。夜的黑暗笼罩在房屋的上方，但是这种夜阑人静只是假象，因为这个城市仍然处于激动之中。在军营里，士兵们正在为出征做装备上的准备；在关闭的门板后面，某些谨小慎微的人也许已经开始偷偷地准备逃亡。大街上一辆辆炮车在行进，其间夹杂着通信骑兵的哒哒马蹄声。马蹄声后又是沉重的运炮车向前行驶时发出的嘎嘎响声，岗哨上的喊声一遍遍单调地回荡在夜空中。敌人离得太近了，这座城市的灵魂感到太不安全、太紧张，在这样的决定性时刻他们无法入睡。

此刻的鲁热，正在爬上格兰德大街（Grand Rue）126号的小楼梯走进自己的房间，他也一样感到激动不已。他没有忘记自己的承诺，他要尽力尽快地写出一首进行曲，一首献给莱茵军的战歌。在他那狭小的房间里，他不安地走来走去。怎样开头？怎样开头？那些标语上、演讲中、祝酒词里的激情呼喊，还都混乱地搅拌在他的意识里。“公民们，武装起来！……前进！自由的儿郎！……消灭暴君！树起战旗！……”但是他也想到了另外的一些词语，那是他在行走路过时顺便听到的词语，是妇女们的声音，她们害怕失去儿子；农民们担忧法国的田野会遭到践踏，陌生人的血会成为田野的肥料。他几近下意识地写下了最初的两行，这里只是那种呼喊的回荡、回声和重复。

前进前进！祖国的儿郎，

那光荣的时刻已来临！

接下来他停住了，自己也愣住了。这恰到好处。这个开头非常好。现在只需马上找到合拍的节奏，适合歌词的旋律。他从柜子里拿出小提琴，来试一下节奏。太好了：一开头的几个节拍就完全适合歌词的旋律。他急匆匆地继续写下去，他已经被一种流淌在他身体里的力量所席卷。一下子所有的东西都涌聚到一起：所有那些在这一时刻释放出来的感觉、所有那些他在街上和在宴会上听到的词语、对暴君的仇恨、对家乡的忧虑、对胜利的信心、对自由的热爱。鲁热根本不需要去创作、去虚构，他只需要将词语放到那激动人心的旋律节奏当中，让它们押韵就行。这些词语是人们在今天、在这一天之内口口相传的，他用这些词语将这个民族在灵魂最深处感受到的东西表达出来、说出来、唱出来。他也根本不需要作曲，此时此刻，大街上的韵律透过关闭着的窗板涌进来；这种表达着不屈与挑战的韵律，体现在士兵的脚步中、军号的哒哒声中、大炮车碾过地面的声音中。也许他自己都并没有注意到：不是他自己的耳朵听到了这些，而是那个只在今夜出现在他的肉身当中的天才听到了这些。这旋律越来越屈从于那种强有力的、欢呼性的节拍，这是全体人民心脏的律动。鲁热像是在完成听写记录一样快速地写着，而且越来越快地写下曲谱。他感觉到似乎被一种风暴所袭击，这是他那狭隘的市民灵魂中还从未经历过的。这是一种并非属于他的激情和兴奋，是一种魔法般的力量，汇聚在一起形成了爆炸性的一秒，千万倍地超越了这个可怜的生灵自己所具备的尺度，像火箭—— 一秒钟长的光焰—— 一样，将他卷起抛向星际。这位鲁热·德·利尔上尉被赋予了一个夜晚的殊荣，与不朽同为兄弟。从街头和报刊上各种呼吁的开头语中接手过来的词语，在他这里成为独创性的词汇，很快成为一段歌词。它在诗歌表达艺术上也具有千古流传的价值，正如其曲谱的旋律流芳百世一样。

我们在神圣的祖国面前，

立誓向敌人复仇！

我们渴望珍贵的自由，

决心要为它而战斗！

接着他写完了第五段歌词，这是最后的一段，在激情爆发中一气呵成，词语与旋律结合得堪称完美。在清晨到来之前，这首不朽的歌曲创作完成了。鲁热熄灭了灯，自己倒在床上。他自己也不知道是被什么托举到了一种清醒通透状态中，这是他的感官还从未感觉过的；现在，有某种东西把他甩入某种迟钝的疲惫当中。他进入一种深深的睡眠，如同死去一般。的确，他身体里的那个创作者、诗人、天才又已经死掉了。他的桌子上放着已经完成的作品，这个奇迹的确是在神圣的沉醉中附体于这个人，现在在他的睡眠当中，这奇迹离他而去。一首歌曲能够这么快完成，歌词与音乐同时完美得无懈可击，这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罕见其匹。

大教堂的钟声像往常一样宣告新一天清晨的到来。来自莱茵河的风不时地带过来枪炮声，最初的交战开始了。鲁热醒过来。他费力地从睡眠的深渊中爬起来。他模糊地感觉到发生了什么事，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他只能模模糊糊地记起。这时他才注意到桌子上笔迹新鲜的几张纸。诗歌？我什么时候写的？音乐？出自我自己的手？我什么时候作曲了？啊，对了，是这首歌，昨天狄特里希这位朋友请求我写的，给莱茵军的进行曲！鲁热朗读他的诗，哼着相应的旋律，他像所有的创作者一样，面对刚刚完成的作品自己完全没有把握。旁边就住着同一个团里的战友，鲁热把诗给他看，唱这首歌给他听。这位朋友似乎很满意，只建议做几个小改动。这第一份认可，让鲁热赢得了某种信心。他带着一名作者所常有的不耐心，也带着迅速完成承诺而特有的骄傲，马上来到了市长的家里。清晨之际，市长正在散步，同时在考虑一个新的讲话稿。怎么，鲁热？已经完成了？好，我们马上就要试排一下。两个人从花园里走出来，来到房子大厅里。狄特里希坐在钢琴旁边伴奏，鲁热演唱歌词。市长的太太被这意想不到的清晨音乐吸引到这个房间里来，她答应把这首新歌抄写一份。她是一位受过专门训练的音乐家，马上开始处理配器，以便当晚在家庭晚会上给这个家庭的朋友们加唱这首新歌。狄特里希市长有很美的男高音，他对此颇为得意，同意要好好准备这首歌，要在4月26日这天晚上——当天早上这首歌的词曲才刚刚完成——第一次在市长家的沙龙里，在偶然被遴选出来的人面前演唱这首歌。

听众似乎友好地鼓掌了，很可能对当时在场的作者也不乏各种客气的恭维和赞美。但是，斯特拉斯堡大广场布罗格力宅邸中的客人们一点儿也没有意识到，看不见的翅膀已经将一个永恒的旋律带到了人世当中。很少有同时代的人能在第一眼就看出一个人身上或者一件作品当中的伟大之处。市长太太对这一令人震惊的时刻所感悟的有多么少，从她写给哥哥的信中就可以得到证实：在信中，她将这样的一个奇迹简单地视为一个社交生活上的事件。“你知道，我们在家里招待很多客人，总是需要找到一些新的办法，以便让娱乐活动有所不同。于是，我丈夫有了一个新的主意，他让人写了即兴的歌曲。工程兵的上尉鲁热·德·利尔，一位令人喜爱的诗人和作曲家，非常快地完成了一首战争歌曲。我丈夫有一副很好的男高音嗓子，他马上就演唱了这首歌。这首歌很吸引人，显示出某种独特之处。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作品，充满活力而且让人振奋。我自己在管弦乐方面的天分也派上了用场，给钢琴和其他乐器部分编了配器，忙得不亦乐乎。这个作品在我们这里演奏过了，社交界对此感到相当满意。”

“社交界对此感到相当满意。”——这句话在我们看来冷淡得不可思议。这不过是说这作品给人留下了不错的印象，这不过是不温不火的认可。不过，这些也都是可以理解的。在这次首演中，《马赛曲》还没能真正地让它的力量发挥出来。《马赛曲》不是一份由一个男高音在舒适的环境下来演唱的作品，也不是在小市民的沙龙里、介于罗曼司和意大利歌剧咏叹调之间的单声演唱。这是一首节拍强烈、有震动性和挑战性的歌曲，“公民们，武装起来！”——它诉求的是大众，是人群，它真正要求的交响乐队是铿锵作响的武器、是响亮的号角和行进的人群。它不是为听众而写的，不是为那些坐在那里舒服地享受音乐的人而写的，而是为共同的行动者、共同的战斗者而写的。它不是要让一个男高音或者一个女高音来演唱，而是要让成千上万的喉咙一起放开来合唱的，是整个民族堪为典范的进行曲、凯旋之歌、死亡之歌、家乡之歌、国歌。人们最初的兴奋造就了这首歌，鲁热的这首歌又会带来催人兴奋的力量。这首歌还没有被点燃，在它充满魔力的回响中，还没有碰到这个民族的灵魂所具有的词语和旋律，军队还不知道这是他们的进行曲、他们的凯旋之歌；革命也还没有认出这是它永恒的赞歌。

就是鲁热·德·利尔自己也没有认识到这些，虽然奇迹发生在他的身上，他如同在梦游一般被一个对他并无忠心的天才所引导，才完成了这部作品。这位令人喜爱的老实人，理所当然因为那些被邀请来的客人的掌声、因为人们对他这位作者客气的表扬而感到由衷高兴。他以一个小人物的淡淡虚荣心极力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利用这个小小的成就。在咖啡馆里，他给同志们唱这个新旋律，他让人把这首歌抄写若干份，寄送给莱茵军的将军们。这期间，在市长的命令和军队机构的推荐下，斯特拉斯堡的军乐团已经演练了《莱茵军战歌》。四天之后，当军队开拔时，斯特拉斯堡国民卫队的音乐军团在大广场上演奏了这首新的进行曲。出于爱国的动机，斯特拉斯堡的出版商表示愿意印制《莱茵军战歌》，拉克纳（Luckner）将军的部队下属要充满敬意地将其献给将军。但是，莱茵军里没有哪一个将军考虑在行军中真的演奏或者让士兵唱这首新歌。这样看起来，鲁热到现在为止的尝试成果有限，“前进前进！祖国的儿郎”的沙龙成就还只是一个地方性的事件，也可以被忘掉了。

但是，一部作品与生俱来的力量不会长久地被隐藏或者被封闭起来。一部艺术作品可能被时间所忘记，可能被禁止和封埋，可是最根本性的东西总是要战胜这暂时的沉没。一个月、两个月，人们关于《莱茵军战歌》什么也听不到了。那些被印刷出来的和手抄的歌谱在漫不经心的人手里存留或者传递。但是，一件作品如果能真正打动一个人的话，那便也就够了，因为那真正的兴奋本身也是具有创造力的。在法国的另一端，在马赛，“宪法之友”俱乐部在6月22日为即将出发的志愿军举行晚宴。在长桌边坐着五百名激情似火的年轻小伙子，他们身着国民卫队崭新的制服。在他们的这个圈子里，热烈的氛围与4月25日在斯特拉斯堡发生的情形别无二致，只是这里更火热，更有激情，这是由于马赛人身上南方人的性情；但是，人们不再如在宣战的第一时间里那么痴狂地觉得稳操胜券。事情并不像那些将军设想的那样：革命的法国军队马上可以挺进莱茵河对岸，到处受到人们张开双臂的欢迎。情况正好相反，敌人已经深入法国之境，自由受到威胁，争取自由的事业面临着危险。

在宴会进行的中间，突然有一个人——他叫米勒（Mireur），是蒙彼利埃（Montpellier）大学的一位医学生——敲着杯子站起身来。大家都沉默着，看着他。人们等着他发表演说，或者说些什么。这个年轻人却挥动右臂，开始唱一首歌，一首新歌，大家都不知道这首歌，也不知道这首歌是怎么到他手里的。“前进前进！祖国的儿郎。”此时此刻，好像火星落到了火药桶上。感觉与情绪，就如同两个永远的极点一样，现在互相碰触了。这些年轻人，明天就要出发，他们要为自由而战，准备着为了祖国去死。在这首歌的词语中，他们感觉到，自己最内在的意志、最本真的想法被表达出来了，这旋律不可抗拒地将他们带进一种神圣的、极端的兴奋之中。每一段都受到欢呼，这首歌被再唱一遍，再唱两遍，这旋律已经变成了他们自己的旋律，他们唱着，兴奋地跳起来，将杯子高高举起，合唱声震耳欲聋。“公民们！武装起来，投入战斗！”街上的人好奇地聚拢过来，他们要听一下这里这么兴奋地在唱着什么样的歌曲，他们自己也跟着唱了起来。到了第二天，这旋律已经被成千上万的人传唱。一个新的印本让这首歌扩散开来，五百名志愿军在7月2日开拔，这首歌也随着他们一同而去。当他们在路上感到疲惫，当他们的脚步变得拖沓时，只需要有一个人带头唱这首歌，这动人的节奏就会给他们以新的力量。当他们走过一个村子，会让农民感到吃惊，当地人好奇地聚在一起时，他们就合唱这首歌。这首歌变成了他们的歌，他们不知道这是为莱茵军所写的歌，不知道是谁在什么时候写的，他们把它当成自己所在营连的军歌，把它看作对自己的生死信条所做的阐释。这首歌也像军旗一样属于他们，在斗志昂扬的行军中，他们要将它带到整个世界。

《马赛曲》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因为不久以后鲁热的这首歌就被这样称呼了——是在巴黎。6月30日，当这支队伍走过郊区时前面打着旗子，唱着这首歌。成千上万的人在街上站立等候，为的是隆重地迎接他们。马赛人现在走过来了，五百个男人一起放开喉咙在行进的步伐中唱着这首歌，一而再再而三地唱着。人群在听。这些马赛人唱的是怎样超凡的、吸引人的歌曲？这是怎样的军号声，直入人心，与之相伴的是密集的鼓点和这首“公民们，武装起来！”的歌曲。两个小时以后、三个小时以后，这首歌的副歌部分在所有的巷子里响起。《前进吧！》被忘掉了，旧的进行曲被忘掉了，那些已经是没用的东西了：革命认出了它自己的声音，革命找到了自己的歌曲。

如今，这首歌的传播如雪崩一样，是不可遏止的胜利之行。人们在晚宴上、在剧院和俱乐部里甚至是在教堂里唱这首歌。一开始是在感恩赞美诗的合唱之后才唱，接下来居然取代了感恩赞美诗。在一两个月之后，《马赛曲》成了全民的歌、全军的歌。塞尔旺（Servan）这位共和国的首任战争部部长，以聪慧的眼光看到在这个独特的民族战歌当中蕴含着怎样强有力的、令人兴奋的力量。他迅速发布一道命令，十万份歌谱分发给所有的指挥部。在两三夜之内，这首无名的歌比所有莫里哀、拉辛和伏尔泰的作品传播得还要广泛。没有哪一个庆典不是以《马赛曲》来结束的，没有哪个战役之前军乐团不演练这首争取自由的战争之歌。在热马普（Jemappes）战役[3]和内尔温登（Neerwinden）战役[4]中，指挥官在发起决定性的冲锋之前，让士兵合唱这首歌。敌方的将军们还只会用给双份烈酒配额这样的老办法来激励士兵，他们惊骇不已地看到，他们没有什么办法面对这个“可怕的”歌曲当中蕴涵的爆炸性力量。当他们几千人几千人开始合唱时，如同一个由声音组成的、铿锵作响的波浪向他们自己的队列涌来。在每一场法国军队发起的战役中，它都在阵地上空飘荡。无数人被卷入兴奋和死亡当中，《马赛曲》如同奈基（Nike）[5]一样，是带着翅膀的胜利女神。

与此同时，在许宁根（Hüningen）的一个小小军营里，鲁热这位根本无人知晓的防御工程上尉正在那里老老实实地画壕堑和掩体的设计图。也许他已经将自己写作的《莱茵军战歌》给忘掉了，那是他在1792年4月26日这天夜里完成的。当他在报纸上读到，有一首歌曲、一首军歌像风暴一样席卷了巴黎时，他根本想不到这与他有什么关系。然而，这首大获成功的《马赛曲》中的每个字、每个节拍都与那个夜晚发生在他身上的奇迹一般无二。这真是命运残酷至极的讽刺——这个旋律获得无比的成功，令人们如醉如痴，但是它对一个人却无所裨益，这个人就是这首歌的创作者。全法国没有人想到上尉鲁热·德·利尔：还没有哪一首歌曾经赢得过这么大的名声，但是这些都归于这首歌本身，没有哪怕一条影子落在它的创造者鲁热的身上。他的名字没有被印在歌本上。在这万众欢腾的时刻他完全不受人注意，他也不想让自己陷入令人气愤的回忆当中。这首革命歌曲的创造者却不是一位革命者：正好相反，他和另外一些人有所不同，他不要通过自己的不朽之歌将革命向前推进，他要以全部之力挽回这首歌的影响——如此绝无仅有的矛盾，也只有历史本身才能造就出来。当马赛和巴黎的暴民嘴里唱着他的歌去攻打杜伊勒里宫（Tuilerien）[6]并将国王一家赶尽杀绝时，鲁热已经受够了革命。他拒绝向共和国宣誓效忠，他宁愿辞掉工作，也不愿意为雅各宾党人效力。对于这位正直的人来说，他的歌词里所写的“珍爱自由”并不是一个空洞的词汇：他对国民公会里的新暴君和独裁者的憎恨一点儿也不亚于对国境线那边王位上的独裁者。当他的朋友市长狄特里希（《马赛曲》的始作俑者）、拉克纳将军（这首歌正是要献给他的）、那些在那天晚上有幸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军官和贵族都被一个个拖上断头台时，他公开对雅各宾派的“救国委员会”表达了不满。很快就出现了荒唐的情形：这位革命的诗人被当成反革命而遭到逮捕，对他的指控是：他背叛了祖国。仅仅因为热月9日的政变——罗伯斯庇尔被推翻，监狱被打开——法国大革命才避免了一个莫大的羞辱：将不朽的《马赛曲》的作者交由“国民的剃刀”[7]来褫夺他的性命。

不过，要真是那样的话，那也是一种英雄般的死亡，而不是像鲁热后来所经历的那样，在黑暗中忍受痛苦。在他的生活中真正有创造性的那唯一一天之后，这位不幸的鲁热还活了四十年，度过了成千上万的日子。他不得不脱掉军服，他的退休津贴被取消了；他写的诗歌、歌剧、文章，不能被印刷出来，也不能上演。命运不能原谅这位没有受到召唤便挤入不朽人物行列当中的凡俗之人。他采用各种办法——并非总是干净的——做小生意来维持小人物的简单生活。出于同情，卡诺[8]以及后来的拿破仑·波拿巴都曾力图帮助他，但是这些均为徒劳。出于那个残酷的偶然机缘，上帝给他三个小时作为天才而现身，然后再轻蔑地将他打回原本一无是处的状态：这让他性格中的某些地方变得无可救药地尖刻而怪异。他跟所有的当权者争执，他牢骚满腹。在他写给本想帮助他的波拿巴的信中，满是不恭之词和信马由缰的句子，他在国民决议投票中公开对波拿巴投反对票，以便让自己获得名声。他的小买卖也让他卷入一些不太光明正大的事件当中：由于一张不能兑现的空头支票，他还被投进圣佩拉尔热（Saint Pelargie）的债务人监狱。他到处都不受待见，债主在找他讨债，警察一直在监视他。最后，他终于在外省的某个地方蜷缩下来，像是在坟墓里一样与世隔绝、被人遗忘，从那里听着他的不朽之歌所遭受的命运。他还经历了《马赛曲》随着节节胜利的军队席卷欧洲各国的情形。在此之后，拿破仑当时尚未称帝，就已经觉得这首歌太过革命了，下令将它从所有的演出节目单上划掉；波旁王朝则对这首歌全面禁止。让鲁热这位困顿之徒感到意外惊喜的，只有一件事：当一代人以后的1830年七月革命之际，他的词语和旋律旧有的力量在巴黎的街垒战中再度复活，市民国王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给他这位作者颁发了一份数额微薄的年金。

对于这位被毁弃、被遗忘的人来说，人们还能想起他来，这几乎像是在做梦一样。但这只是一个短暂的回忆而已：当这位76岁的人于1836年在舒瓦西勒鲁瓦（Choisy-le-Roi）去世时，已经没有人能记起、能说出他的名字了。还需要经历很多代人，如下这些事情才得以发生：一直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时——这时《马赛曲》早已成为法国的国歌——当法国各地的前线又一次充满了战争之声，这时的法国政府才安排将这位小人物鲁热上尉的遗体移葬在巴黎荣誉军人教堂，与那位小个子的波拿巴少校安葬在同样的地方。就这样，一首永恒之歌的最不著名的创作者终于得以在自己祖国的荣誉圣坛中安息，带着如此这般的失望：他一生一无所成，只有在那唯一的夜晚曾经是一位诗人。

[1] 当时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虽然已经从巴黎出逃，但在名义上仍然是法国的最高执政者。路易十六对奥地利弗朗茨二世宣战，并非是以针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名义，而是以针对弗朗茨作为匈牙利国王和波希米亚国王的身份。普鲁士此前与奥地利已结成防御联盟，因此立刻对法国宣战。

[2] 在十七世纪，法国人在帽子上缝上飘带，表明自己属于某个政治群体。法国大革命期间，帽子上缝徽章的做法非常普遍，以此来表明帽子的主人是大革命的追随者。

[3] 1792年11月6日发生在热马普，今位于比利时境内。经过数小时的激战，奥地利军队撤退，损失7000名士兵，8门大炮。法国方面阵亡4000名士兵。这是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对抗欧洲反法同盟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尽管在军事意义上不大，但是历史学家认为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道义上的胜利。

[4] 内尔温登位于今天的比利时境内。该战役发生在1793年3月18日，以法国军队失败而结束。后来的市民国王路易——菲利普和他的军团是参加此次战役的核心军事力量。该战役之后，奥地利得以保持对尼德兰和比利时的统治，并攻入法国境内。

[5] 希腊神话中的胜利女神。在罗马神话中与之对应的是胜利女神维克多利亚（Victoria）。

[6] 始建于1564年，是法国王室的官邸，距卢浮宫仅500米。1871年5月巴黎公社起义时，杜伊勒里宫遭严重烧毁，所存无多，于1880年被拆除。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法国王室被安排暂时住在这里。1792年8月10日，革命者冲击杜伊勒里宫，尽管此时国王路易十六与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已经离开这里。当时路易十六的近卫队由1100名瑞士卫兵组成，他们殊死抵抗保卫杜伊勒里宫，760名卫兵阵亡。纪念此次瑞士卫兵英勇壮举的纪念雕像——岩穴中一只受伤严重行将死亡的雄狮，雄狮上方刻有拉丁文HELVETIORUM FIDEI AC VIRTUTI（瑞士人的忠诚与勇敢）——于1821年8月10日在瑞士小城卢塞恩落成揭幕。马克·吐温称之为“这世界上最令人悲伤也最让人感动的一块石头”。

[7] 法国民间对“断头台”谑称。

[8] 卡诺（Lazare Nicolas Marguerite Carnot，1753—1823），法国大革命时期政坛上一位活跃而有影响的人物，同时也是一位颇有影响的数学家、工程师。他是“热月政变”推翻罗伯斯庇尔的核心人物之一，后来曾经被拿破仑·波拿巴任命为战争部部长。后退出政界，专心于科学研究工作。晚年因为政治原因流亡普鲁士，1823年在马哥德堡去世。1899年，他的遗体被运回法国，安葬于巴黎的“先贤祠”中。

滑铁卢：改变世界的一分钟

拿破仑

1815年6月18日

命运总是垂青那些强有力的人物以及那些崇尚暴力的人物。它长久地像奴仆一般屈服于某些个人：恺撒、亚历山大、拿破仑。命运喜欢那些与它自己相似的不受羁绊之人，它自己就是那令人无法把握的因素。

但是，在某些时候它也会在特别的情绪之下将自己交付给某个心不在焉的人——这种情况在人类历史上非常少见。有时候，会有那么刹那的瞬间，命运之线落入了一个彻底的平庸之辈手中：这便是人类历史上最令人惊奇的时刻。当这些人混入英雄世界的游戏当中、面对强大的责任风暴之时，他们总是更多地因此感到惊慌失措而不是感到欣喜，他们几乎总是让找上门的命运从自己颤巍巍的手中滑落出去。很少有这样的情形出现：一个平庸之人能让某个机会发扬光大、让自己也随之腾空而起。伟大只会拿出一秒钟来趋近凡俗之人：谁错失良机，断不会再一次获得命运的青眼相待。

格鲁西

拿破仑，这头被捆缚住了的雄狮，从厄尔巴岛（Elba）[1]的笼子里挣脱出来了——这消息如同被发射出膛的炮弹一样呼啸着驶入了“维也纳会议”[2]中的各种舞会、调情、权谋和争吵当中。紧接着就有新的探报带来更多的消息：他占领了里昂（Lyon）；他驱逐了国王；军队挥动着旗帜狂热地倒向他那一边；他到了巴黎，住在杜伊勒里宫——莱比锡大会战[3]以及二十年造成无数生灵涂炭的战争都变为徒劳了。刚刚还在斤斤计较、争吵不休的各国政要们一下子就达成了共识，英国、普鲁士、奥地利、俄国都各自快速出动了一支军队，这位篡权者必须再一次、并且要永久地被粉碎。在惊骇之下，欧洲这些合法的皇帝和国王比任何时候都更意见一致：威灵顿（Wellington）从北面挺进法国；普鲁士的军队在布吕歇尔（Blücher）的率领下从侧面予以援助；莱茵河方面的进攻由施瓦岑贝格（Schwarzenberg）发起；作为后备力量，俄国的军团正缓慢而沉重地穿行在德意志的土地上。

拿破仑立刻从中看到了致命的危险。他知道不能留出让这些军队聚合在一起的时间。他必须将他们拆分开，必须将他们——普鲁士的、英国的、奥地利的军队——分头击破，赶在他们成为一支欧洲军队之前，赶在他们让他的帝国沉没之前。他必须快速达成这一目标，否则在他自己国内的不满就会高涨起来。他要成为一个胜利者，要赶在共和党变得强大并与保皇党联手之前，要赶在富歇（Fouché）——这位两面派、难以琢磨的人、与塔列朗（Talleyrand）结盟的人、他的对手也是他的镜像——从后面斩断他的脚筋之前。他必须利用军队如醉如狂般的兴奋，向敌人发起攻击，毕其功于一役：每一天都是损失，每个小时都是危险。他迅速决定将赌注压在欧洲最为血腥的厮杀之地比利时。在6月15日的凌晨三点，拿破仑的大部队——也是他唯一的部队——的先遣队越过了国界。16日，他的部队已经在林尼（Ligny）遭遇普鲁士的军队并将其击退。这是挣脱牢笼后的雄狮第一次出击，令人生畏但并不致命。普鲁士军队被击败了，但是没有被消灭掉，撤向布鲁塞尔。

现在拿破仑要实行第二个打击，对象是威灵顿。他不可以松口气，也不能让对手有喘息的机会，因为对手的力量每一天都在增强，而他自己身后的国家、流尽了血而躁动不安的法国人民需要带着胜利消息的简报，让胜利像烈酒一样来使他们保持激昂和振奋。6月17日，拿破仑就带着全体部队到达了夸特——布拉斯（Quatre-Bras）的高地。威灵顿这位头脑冷静、有钢铁般意志的对手，已经在那里构筑了防御工事。拿破仑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思熟虑过，他的军事命令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清晰：他不仅反复斟酌进攻的部署，也充分考虑到了自身的危险。布吕歇尔的军队被击退了，但是并没有被消灭，很可能会与威灵顿的军队合在一处。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形发生，他抽调出一部分兵力来一步一步地赶走普鲁士的军队，阻止其与英国人汇合。

他把这支追击部队的指挥权交给了元帅格鲁西。格鲁西，此人资质平常、忠于职守、正直、体面、可靠，是一位骑兵统帅，历经多次考验，但他也就是一名骑兵统帅，仅此而已。他不像穆拉（Murat）那样是个激情澎湃、引人入胜的骑兵武士；也不像圣西尔（Saint-Cyr）和贝尔蒂埃（Berthier）那样是一位谋略者；他也不是内伊（Ney）那样的英雄。他的前胸没有战士的胸章来装饰他的生平，他的形象也没有浸润在神话当中，看不出他有哪些特征能让他在拿破仑那传说般的英雄世界里获得名声和地位：只是他的倒霉、他的笨拙让他成了名。二十年的时间，他在各种各样的战役中战斗过：从西班牙到俄国，从荷兰到意大利，他的军阶在缓慢地上升，一直到元帅的头衔。这并不是说他配不上这个军衔，而是说他没有什么特别的业绩。奥地利的枪弹、埃及的太阳、阿拉伯人的匕首、俄国的严寒将挡在他前面的人一个个带走了——德塞（Desaix）阵亡于马伦哥（Marengo）,克莱贝尔（Kleber）殒命于开罗，拉纳（Lannes）喋血于瓦格拉姆（Wagram）。在这条通往最高荣誉的路上，他没有向目标主动发起冲锋，而二十年的战争为他清空了一切路障。

格鲁西不是英雄也不是战略家，只是一个可靠的、忠心的、忠于职守的、头脑清楚的人，拿破仑对此知道得很清楚。但是他别无选择：他的元帅们有一半已经躺在地下，另外的一些因为不间断的征战感到疲惫，留在自己的家里，根本没有再去经历戎马生涯的兴致。因此，他不得不将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任务交给一个平庸的人。

6月17日，这是林尼战役胜利之后、滑铁卢战役之前的那一天。上午11点，拿破仑第一次将独立指挥权移交给格鲁西元帅。只有一个短暂的时段，只有一天的时间，这位不显山不露水的格鲁西跳出了军队等级序列的规定，进入了世界历史。只是那么一小会儿，然而那是怎样的一小会儿！拿破仑的命令是清清楚楚的。在他自己进攻英国人时，格鲁西应该带着三分之一的部队去追击普鲁士军队。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任务，直接而清楚，不过这任务也像一把剑一样，既有弯转的余地又是双刃的。格鲁西被要求在追击普鲁士军队的同时，要一直保持与主力部队不脱节。

元帅在接受这道命令时满是犹豫。他不习惯去独立行事。只有当皇帝天才的目光给出行动指令时，他那没有创造性的理性才会感到安全。而且，他也能感觉到将军们在他背后的不满，也许，也许他也感觉到黑暗的命运在掀动翅膀。好在总部就在不远，这让他感到平静：他的军队与皇帝的军队之间的距离，急行军只需要三个小时。在瓢泼大雨中，格鲁西告别出发了。他的士兵脚踩泥泞的黏土地，向普鲁士军队挺进，或者说，朝着他们以为是布吕歇尔及其士兵驻扎地的方向开拔了。

卡右（Caillou）之夜

北方的雨下个没完没了。拿破仑的军团如同一个湿透了的牲群一样在黑暗中踽踽前行，每个人的鞋后跟上都沾了至少两斤重的泥土。没有能住下来的地方，没有房子，没有屋顶。稻草里面都浸满了水，没法铺开。士兵们每十个或者十二个人聚在一处，背靠背坐在一起，在如注的大雨中睡觉。皇帝本人也无法休息。他感到极度紧张，坐立不安。侦查手段因为天气的缘故失效了，侦察兵带来的报告极度混乱不清。他现在仍然不知道威灵顿是否准备一战，从格鲁西那里也没有任何普鲁士军队的消息。夜里一点，他不顾瓢泼大雨，沿着前哨的位置走向英军的营帐，一直到英军火炮射程的边缘。英军的营地里，不时有微弱的光出现在浓雾里。这期间，他一直在考虑进攻方案。直到天蒙蒙亮时，他才回到自己在卡右的小屋，回到他那简陋的指挥总部。他看到了格鲁西送来的第一批报告。普鲁士军队是否撤退，消息并不清楚，不过按照这些报告里提到的情况，情势还足以让人心安。雨慢慢地停了。皇帝焦虑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眼睛直盯着黄色的地平线：那远方的景色到底能不能呈现出来呢，而他的决定也还没有清晰浮现呢。

五点钟时，雨停了，妨碍作出决定的内心迷云也变得清朗了。皇帝下达了命令：九点整，整个军队要进入冲锋准备就绪的状态。传令兵向各个方向出发。很快集合的鼓声就响起来了。这时拿破仑才躺到他那张行军床上，去睡上两个小时。

滑铁卢的上午

时间到了上午九点。可是，部队还没有完全准备就绪。连续三天的大雨浸透了地面，这让任何行动都变得困难，妨碍了大炮的移动。太阳直到这时才慢慢地露出脸来，在尖利的风中发出光芒：但是，这不是当年奥斯特里茨（Austerlitz）的阳光，那种灿烂的、将给人带来好运的阳光。这是那种北方特有的光线，闪着一种让人感到郁闷沮丧的惨淡黄色。终于，部队结集准备完毕。在厮杀开始之前，拿破仑再一次骑上他的白马，沿着前线检阅一遍。军旗上的鹰蜷缩着，就像置身在呼啸的风中一样；骑兵们英武有力地挥动着战刀；步兵们将熊皮帽挑在刺刀尖上表示致意。战鼓声卷起一浪接着一浪的漩涡，军号面向统帅发出了最令人愉悦的声音。但是，超越这些激动人心之声音的，是响彻在军团上空来自七万士兵喉咙异口同声的欢呼：“皇帝万岁！”

在拿破仑的辉煌二十年里，没有哪一场检阅比这最后的一次阅兵更加壮观、更加令人兴奋。当这些呼喊还在回荡，在十一点——比预计的时间晚两个小时，晚了这致命的两个小时！——炮手们接到命令，用榴霰弹将山丘上的英国兵放倒。紧接着，内伊这位“勇敢者中的佼佼者”带着步兵冲了上去，拿破仑的决定性时刻开始了。这场战役被描述过无数次，但是这些惊心动魄的对决让人百读不厌：有司各特（Walter Scott）的总体大场面描述，还有司汤达那些片段情景的展示。这场战役是了不起的、多层面的，无论从远处还是近处来看，无论是从统帅所在的山丘还是从骑兵的马鞍上来看，都是如此。它是一部情节紧张的艺术作品，是一部恐惧与希望无休止交替的戏剧，这出戏突然之间于一个最突出的灾难性时刻消解。它是真正悲剧的样板，因为它的命运决定了整个欧洲的命运：拿破仑的存在正如一团美轮美奂的焰火，在它倏然坠落、永远熄止之前，还像火箭一样被发射向空中。

从十一点到一点，法国军团冲上高地，占领了村庄和阵地，但是又被驱逐离开，然后再度攻上。已经有上万的尸体覆盖了这空荡之地中潮湿的山丘，他们所收获的，除了疲惫以外一无所成。双方的军队都疲惫不堪，双方的统帅都心烦意乱。双方都明白，胜利将属于首先获得增援的那支部队：威灵顿指望布吕歇尔，拿破仑指望格鲁西。拿破仑一次次焦虑地拿起望远镜，他一次次向格鲁西那里派出新的探报人员。假如他的元帅能及时赶来，奥斯特里茨的阳光就将再度照耀法兰西的天空。

格鲁西的错判

格鲁西却并没有意识到拿破仑的命运掌握在他的手中。他按照拿破仑的命令于6月17日晚上启程，沿着设定的方向去追赶普鲁士军队。雨停了下来。年轻的军人像是行进在一个和平国度里一样，松松垮垮地迈着步子。昨天他们才第一次尝到火药的滋味：敌人还一直没有露面，被击溃了的普鲁士军队一直踪迹全无。

元帅正在一家农舍里随便吃些早饭，这时他们脚下的地面突然晃动了。他们仔细听过去。沉闷而且行将消失的尾声一次又一次地滚过来：这是大炮，是远处正在发炮。不过也并非特别远，最多三小时的路程。有几个军官像印第安人那样趴在地上，他们想更清楚地听出炮声来自哪个方向。这远处的声音滚滚而来，沉闷而不间断。这是圣——让尔（Saint-Jean）山上的炮击，是滑铁卢战役的开始。格鲁西征询大家的意见。他的副手热拉尔（Gerard）急切而激动地要求道：“快速向炮击的方向开进！”另外一位军官附和这个判断：到那边去，必须快速过去！对他们来说这是毫无疑问的：皇帝与英国人遭遇了，一场大战役打响了。格鲁西还没有把握。他是一个习惯了服从的人，他担心不照着纸上写的内容——皇帝的圣谕——去做会有不堪的后果，他应该去追击撤退中的普鲁士军队。热拉尔眼看着格鲁西犹豫不决，变得更加激烈了。“向炮击的地方开进！”——当着二十位军官和平民，这位下属的要求听起来更像是命令而不是请求。这让格鲁西感到不快。他更加强硬而且严厉地解释说，只要皇帝的最新圣谕没有下达到这里，他不能背弃自己的责任。军官们失望了，炮声却陷入了不祥的沉默中。

热拉尔还做了最后的尝试：他乞求格鲁西至少允许他带上一个团和一些骑兵到那边的厮杀场上，他保证会及时赶到。格鲁西在考虑。他考虑了一秒钟的时间。

决定世界历史的瞬间

格鲁西思考了一秒钟，而这一秒钟造就了他自己的命运、拿破仑的命运和世界的命运。在瓦尔海姆（Walhaim）农舍里的这一秒钟，决定了整个十九世纪的走向，这个决定就取决于这样一个完全循规蹈矩、完全不敢越雷池半步的人物的唇齿之间，取决于他那双因为神经紧张将皇帝那份要命的圣谕揉得皱巴巴的手！——这也算是不朽之举了！假如格鲁西现在拿出足够多的勇气，能够相信自身的判断以及其他明显迹象而不再听命于皇帝的圣旨，法国可能就会得救了。但是这个顺从的人总是服从规定好的指令，从来不去听从命运的召唤。

于是，格鲁西坚决地回绝了。已经是这么小的队伍了，还要再分一次。不行，这可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他的任务是追击普鲁士的部队，心无二用。他拒绝去做不符合皇帝命令的事情。军官们沮丧地沉默着。他的周围出现一阵沉默。在这沉默中，不可挽回地流逝了那决定性的一秒钟——这是后来用词语和行动都再也无法抓住的。威灵顿胜利了。

他们继续前行：热拉尔和旺达姆（Vandamme）生气地握着拳头。格鲁西也变得不安了，他越来越没有把握：很奇怪，普鲁士人还没有出现，很可能他们已经离开了开往布鲁塞尔的方向。不久以后，侦查员报告了可疑的迹象，他们的撤退转成了直接开赴战场。现在全速赶去增援皇帝，那也还来得及，但是格鲁西还是越来越焦急地等着信使，等着皇帝让他回军的命令。但是，没有任何消息。只有对面越来越远的沉闷炮声滚过颤抖的大地：这是滑铁卢的铁骰子。

滑铁卢的下午

这时候已经到了下午一点。拿破仑的四次进攻都被击退，但是这些进攻也把威灵顿的核心防卫给松动了。拿破仑又在组织决定性的冲锋。他增加了“贝尔——阿利安斯酒馆”（Belle-Alliance）[4]前的炮兵力量。赶在炮手们在山丘之间挂起烟雾的帐幔之前，拿破仑还要亲自看一眼这厮杀的场地。

这时他注意到来自东北面向前挺进的一团影子，似乎是从树林里涌出来的。新的部队！每个望远镜马上都转向这里：是格鲁西大胆地违背他的命令、在紧要关头奇迹般回来了吗？不是，一位俘虏说，这是布吕歇尔将军的前锋部队。皇帝第一次意识到，那支被击溃的普鲁士军队已经摆脱了追击，在努力尽早与英军会合，因此他自己三分之一的兵力完全是毫无用处地在空跑。他马上写信给格鲁西，交代给他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保持与主力部队联结在一起，阻止普鲁士军队进入厮杀。

与此同时，内伊元帅接到了发动进攻的圣谕。在普鲁士军队到达之前，威灵顿必须被击溃：当胜算的机会突然变得如此渺茫之时，似乎没有什么行动可以算得上冒失的了。整个下午都是令人恐惧的进攻，一直有新步兵加入。这些步兵向被炮击过的村庄发起冲锋，他们总是被赶下来，随后他们总是再举起飘扬的旗帜，冲向已经被冲散的方阵。但是，威灵顿依然还能抗住，格鲁西依然还没有消息。

格鲁西在哪里？格鲁西到底待在什么地方？当皇帝看到普鲁士的先头部队开始慢慢攻上来时，他焦躁地这样嘟囔着。他手下的指挥员们也开始不耐心了。内伊元帅要不顾一切地决一死战，一决雌雄。内伊的冲动鲁莽与格鲁西的优柔寡断真是一对难兄难弟（已经有三匹马在他的身下被射杀），他要在一次进攻中将整个法国的骑兵力量都用上。一万名铠甲骑兵和轻骑兵进入这死亡之行，他们冲垮方阵，斩杀炮手，突破英军的第一道防线。尽管他们自己也遭受损失，但是英国军队的力量在消解，守护那高地的拳头开始松动。当损失惨重的法国骑兵被大炮逼回时，拿破仑最后的后备力量——旧近卫队正迈着沉重而缓慢的步子向山丘冲锋：对它的占领将左右欧洲的命运。

决胜时刻

自上午以来，两边共四百门大炮无间断地震响着。在最前线，骑兵的勇士与方阵中的枪手彼此遭遇，搏击声铿锵作响，鼓槌在鼓皮上雨点般敲击不停，整个地面上响着多种多样的声音！但是在高处，在两个山丘上，两名统帅都在听人声喧闹以外的声音。他们两人都在听轻微的声音。

两只钟表在他们的手里发出轻微的嘀嗒声，如同鸟儿的心脏在跳动，但却超过雷鸣般的震天吼声。拿破仑和威灵顿，两个人都不停地看表，在计算着每一小时和每一分钟，在计算这能给他们带来最终决定性帮助的时间。威灵顿知道布吕歇尔就在附近，拿破仑但愿格鲁西会到来。两人都没有后备兵力了，谁的增援先到，谁就会赢得这场战役。两个人都用望远镜看着树林的边缘，那里似乎开始出现了普鲁士的先头部队。但是，那只是在格鲁西追击下逃跑的小股部队还是整个军队呢？英国人已经是在做最后的抵抗，不过法国的军队也已经筋疲力尽。如同两个气喘吁吁的摔跤手，彼此面对面站立，胳膊都已经发僵，在最后一次向对方下手之前让自己先喘一口气：没有挽回余地的决定性回合已经来到了。

终于在普鲁士侧翼响起了大炮声：遭遇战，伏击！“格鲁西终于来了！”拿破仑出了一口气。他完全相信侧翼的普鲁士军队肯定被拿下了，所以他将最后的队伍集合起来，向威灵顿的核心地带发动攻击，他要将布鲁塞尔前面的英军防线突破，要打开欧洲的大门。

但是这些枪声只是由于误会才引起的。正在前来的普鲁士军队开始向汉诺威军队开火了，因为他们穿着不同的军服引起了困扰。很快这出于误会的交火就停了下来，大部队没有任何阻挡地、大批地、强有力地从树林里冲出来。不，那不是格鲁西带着他的部队赶过来，而是布吕歇尔的部队，因此这是致命的。这条消息很快在皇帝的军队中传播开来了，于是他们开始撤退，不过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序的。但是，威灵顿抓住了这个关键时刻。他骑马走上这个被成功守住了的山丘，摘下帽子，举过头顶挥向正在退却中的敌人。他的士兵们马上就明白了这个胜利的手势，英军所剩的力量一下子全都冲向已经不堪一击的法军。与此同时，普鲁士的骑兵也从侧面攻击疲惫不堪而且千疮百孔的法国部队。喊叫声响起来，这是死亡之声：“各自逃命吧！”在几分钟之内，这支伟大的法国军队就变成了一个失去控制、被人追逐的恐慌之流，它席卷了所有的人，包括拿破仑自己。从后面掩杀上来的骑兵在这急速向后奔流的波涛中猛烈击打，就像击打没有抵抗能力、没有感觉的水面一样。在恐惧和震惊搅拌起的泡沫中，他们轻松地捞起拿破仑的马车、军队中的贵重财物以及大炮。只是仗着已经降临的夜幕，皇帝才幸运地保住了性命和自由。但是，当他在午夜之际带着满身的尘土，疲倦地倒在一个乡村酒馆的沙发上时，他已经不再是皇帝了。他的帝国、他的王朝、他的命运结束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懦弱，足以将一个最大胆无畏、最具有远见的人在二十年英雄岁月里所建立的一切毁于瞬间。

落回凡俗当中

当英国人的进攻还没有将拿破仑完全击垮时，一位当时几乎还根本没有名气的人就已经跳上一辆特快的四轮马车驶向布鲁塞尔，再从布鲁塞尔驶向海边。那里有一艘船在等着他。他张开风帆驶向海峡对岸的伦敦，为的是赶在政府的情报人员之前到达那里。他做到了。由于拿破仑失败的消息还无人知晓，他还能趁机在股市上大赚一笔。他就是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这无出其右的一步棋，让他建立起另外一个新帝国、一个新王朝。第二天，英国人知道自己胜利了，永远的背叛者、身在巴黎的富歇知道自己也完蛋了：在布鲁塞尔和德国已经响起了胜利的钟声。

到了第二天早晨，只有一个人还对滑铁卢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尽管他离这决定命运的地方只有不到四个小时的路程。这就是倒霉的格鲁西。他是一个坚持不懈、严格按计划行事的人，完全遵循命令来追击普鲁士的军队。奇怪的是，他根本找不到他们，这让他感觉忐忑不安。从近处还传来越来越响的大炮声，好像是呼救一样。他们能感觉到大地的震动，每一炮似乎都直击到他们的心中。现在大家都明白，这绝不是小股部队的遭遇战，而是一场巨型战役打响了，一场决定胜负的厮杀。

格鲁西神经紧张地骑马走在军官们的中间。他们避免与他讨论：他们的提议曾经被他否决。

打破这僵局的是，他们在瓦弗（Wavre）附近终于碰上了一支普鲁士的军队，这是布吕歇尔的后卫部队。他们马上就冲向防御工事。热拉德一马当先，好像他被一种阴暗的直觉所驱使，主动寻找死亡。一颗子弹打中了他，这位最能高声示警的人现在不再做声了。夜晚降临的时候他们攻占了村庄，但是他们有所察觉：对后卫部队的这个小小胜利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可言了，因为事情都过去了，战场那边一切都变得完全安静下来。令人害怕的无言，残忍的宁静，一种丑恶的、死一般的沉默。大家都感觉到，他们宁愿听大炮的声音，也强似这吞噬神经的情况不明朗状态。这场在滑铁卢附近的战役肯定已经分出胜负了，此时格鲁西终于收到了（太晚了！）拿破仑要求救援的便条。这场战役肯定已经分出胜负，一场巨大的厮杀，到底是谁胜了呢？他们等了整整一夜。徒劳！没有信使从那边过来。好像大部队把他们给遗忘了似的。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他们站在那里，两手空空，找不到任何意义。第二天早晨，他们拆掉营盘，又继续行军。他们极度疲劳，而且他们早已经知道，所有的行军都没有意义了。终于，在上午十点时，参谋部的一位军官骑马而来。他们帮助他从马上下来，对他劈头盖脸提出一大串问题。但是，他灰头土脸，头发湿漉漉地搭在太阳穴上，因为过度紧张而浑身发抖，嘴里结结巴巴地说出些让人听不懂的词语：那是些他们不能够、也不愿意听懂的词语。按照他的话说，不再有皇帝了，不再有皇帝的军队了，法国失败了。他们把他当成了一个疯子、一个喝醉了的人。不过，他们一点一点地从他那里获得整个真相，那是让人痛不欲生、让人沮丧僵死的消息。格鲁西脸色苍白地站着，浑身抖动着拄着军刀来支撑身体：他知道，现在他生活中的殉难之举开始了。他毫不迟疑地将全部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那个唯命是从、缺少决断的下属，曾经在那看不见的、决定性的关键一秒钟错失了机会；现在，当他面对一个更切近的危险时，他又变成了一个男人，几乎可以说是英雄。他将所有的军官召集到一起，眼里含着愤怒和悲哀的泪水，发表了一个简短的讲话：他为自己的迟疑辩护，同时指责了自己的做法。他的军官们无言地听着他的讲话，昨天他们还对他怒吼。现在每个人都可以指责他，说自己曾经有过更好的建议。但是没人敢这样做，也没人愿意这样做。他们沉默着，沉默着。那突如其来的悲伤让他们全体无言。

在错过了那关键的一秒钟之后，格鲁西表现出了他在军事上的能力——可惜现在太晚了。自从他又开始相信自己的判断而不是现成的命令后，他身上所具备的了不起的美德——理性、精干、深思熟虑、井井有条——都凸显得再清晰不过。他被超出自身五倍规模的敌军包围，但是他显示出了超凡的战略战术能力，从敌军中穿插出来，没有损失一兵一卒一门大炮，他救出了法国的、帝国的最后一支军队。但是，当他返回家乡时，已经没有皇帝等在那里来感谢他了，也没有敌人要与他迎面作战了。他来得太晚了，无可挽回地太晚了。在外人看来，他此后的人生还平步青云：他被任命为总司令，进入贵族议院，他在每一个职位上都能胜任，表现出魄力和才干。但是没有什么能赎回那关键的一秒钟，在那一秒钟里他被注定去担当命运的主宰，而他却未能胜任。

这很少降临在凡人身上的伟大时刻，对那些不配被召唤的人、不知道如何去利用这时刻的人，会进行如此可怕的报复。那些应对平静流逝的日子所要求的市民阶层的美德——谨慎、服从、勤勉、清醒，在伟大的命运时刻这一烈焰熔浆中都将被融化为乌有。这命运的时刻只垂青天才人物，并将其塑造成恒久的形象。这命运的时刻是另外一位上帝：它会轻蔑地拒斥犹豫不决者；它那火一般热烈的双臂只会将无畏者高高举起，送入英雄们的天堂。

[1] 1814年，欧洲反法联盟的军队攻破巴黎，拿破仑·波拿巴被囚禁在厄尔巴岛。

[2] 在拿破仑·波拿巴失败被囚之后，欧洲各国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会议，对许多国家的边界进行重新划定。会议于1814年9月18日开始，直至1815年6月9日结束。

[3] 1813年10月16日至19日在德国莱比锡附近发生的一场大型战役，是一场使欧洲各国摆脱拿破仑统治的关键性战役。联军方面以奥地利、普鲁士、俄国和瑞典为主，拿破仑战败后完全撤出德国，是拿破仑军队由胜转败的关键转折点。

[4] “贝尔——阿利安斯酒馆”是滑铁卢战役中拿破仑的指挥部所在地。普鲁士元帅布吕歇尔在报告中使用“贝尔——阿利安斯战役”这一说法，威灵顿和拿破仑对这场战役的描写则使用了村庄的名字“滑铁卢”。酒馆名称源于1765年一个年轻佣人与一个年长寡妇的联姻。Alliance在德语中有“联盟”之意，可能这也是布吕歇尔乐于采用它来标记这场战役的一种考虑。

玛丽恩巴德的悲歌

歌德在卡尔斯巴德与魏玛之间

1823年9月5日

1823年9月5日，一辆旅行马车缓慢地行驶在从卡尔斯巴德（Karlsbad）去向埃格（Eger）的乡路上。秋天的凉意浸润着清晨，尖利的风掠过已经收割完毕的田野，不过在辽阔的大地之上是蓝色的天空。马车里坐着三个男人：萨克森——魏玛大公爵的枢密顾问官冯·歌德（卡尔斯巴德疗养地登记的客人名单上写着这样尊崇的头衔）和他的两位忠实的随行者：一位是他的老仆人施塔德尔曼（Stadelmann），另外一位是他的秘书约翰（John），歌德在新世纪里的作品几乎都是由约翰首先手写下来的。这两个人都不说话，因为自从在卡尔斯巴德告别——在那里年轻的少妇和姑娘们带着问候和亲吻簇拥在临行者的周围——以后，这位老人的嘴唇就没有动过。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马车里，只有那深思的、自我沉浸的目光表明他的内心在活动。他在第一个驿站下了车，两位随行者看见他用铅笔在一张顺手找到的纸片上快速地写下词语，一路上这样的情形不停地重复出现在行车和间休时，直到魏玛为止。在茨渥陶（Zwotau）他都几乎等不及马车停下来，第二天在哈腾贝格（Hartenberg）宫邸、在埃格、在帕斯内克（Pößneck）都一样：无论到哪里，他的第一件事便是将行驶中想到的东西快速地记下来。他的日记里对此的记录非常简短：“修改诗句”（9月6日），“星期日继续那首诗”（9月7日），“路上多次润色”（9月12日）。到了魏玛——这次旅行的目的地，这个作品完成了，《玛丽恩巴德的悲歌》圆满告成。这是他晚年最重要的诗作，最与个人私密情感相关，因而也是他自己最喜欢的，这是他英雄般的诀别，也是他勇敢无畏的新开端。

歌德曾经在一次谈话中将这首诗称为“内心状态的日记”，也许他的人生日记中没有哪一页有如此这般的直接袒露、如此清楚地让我们看到一部作品的缘起和形成——这是悲怆地追问和哀诉内心最深处感觉的记录。他年轻时代的作品没有这样直接地发端于某一机缘或者某个事件。没有哪一部作品像这首“给我们的奇迹之歌”这样，我们可以一行一行地、一段一段地、一小时一小时地看着它形成，这最深刻、最成熟、出自一位74岁的老人之手、真正有着秋天之热烈的晚年之作。跟爱克曼（Eckermann）谈话时，他将这首诗称为“是激情最高点上的作品”，同时这首诗也有着对诗歌形式最精致的把握：就这样，最激情如火的人生瞬间被转换成诗歌的形式，既坦率又神秘。直到今天，在一百年以后，他那茂盛而辉煌的人生之树中这一片灿烂的叶子仍然没有枯萎、没有黯淡。在未来的世纪里，德国人在他们的记忆和感觉里还会一直感念这个9月5日。

在这片叶子、这首诗、这个人、这个时刻的上方，闪耀着罕见的新生之星。1822年2月，歌德战胜了一场最严重的疾病。严重的高烧击垮了他的身体，有些时候他甚至失去了知觉，整个人似乎也快不行了。医生无法断定这是哪种病的症状，只能预感到危险的降临，却无计可施。可是，就如同这病来得莫名其妙且突然一样，它的消失也是如此。7月份，歌德去了玛丽恩巴德，一个经历了完美蜕变的人，那场突如其来的病似乎只是让他在内心返老还童的一个症状，是一个“新青春期”。那个曾经变得封闭、僵化、较真的人——在这个人身上，一切诗性的东西几乎都长出了一层学问的硬壳——好几十年来又能再次完全听凭感觉行事了。音乐“将他展开了”，就像他说的那样：他没法再听到钢琴演奏，尤其是在像施玛诺芙斯卡（Szymanowska）这样漂亮的女性演奏时，眼中不充满泪水。他听凭来自内心最深处的驱动来找寻年轻人，他的同伴们吃惊地看着这位74岁的男人和女人们调笑直到午夜，看到他在时隔多年以后又开始跳舞，他也骄傲地说，“在交换舞伴时他总是能得到最漂亮的孩子”。在这个夏天，他身上僵化的东西被魔力般融化了、舒展开了，就如他现在的灵魂，像遇到了那个古老的魔法师、源远流长的巫术一样。他日记里的某些词汇如“春梦”透露了些许秘密，“旧日的维特”又在他身上醒过来。与女人们的亲近让他兴奋地写成小诗、诙谐戏或者俏皮话，就像在半个世纪前他与丽莉·勋内曼（Lili Schönemann）所做的那样。在对女性的选择上，他还在不确定地摇摆着：首先是那位漂亮的波兰女人，然后是19岁的乌尔丽克·冯·莱弗佐（Ulrike von Levetzow），她正好符合他那康复了的感觉。十五年前，他曾经爱上了她的母亲，崇拜她。在一年以前，他还像父亲一样嬉笑地视她如同一个“小女儿”；现在这种情感变成了一种激情，那是另外一种疾病，将他整个人俘获。他感觉上的火山世界深为震动，这是他多年来没有过的经历。这位74岁的人如同一位小伙子一样痴情：刚一听到林荫道上传来的笑声，他就忙不迭放下手里的工作，来不及戴帽子、拿手杖就下去找那个孩子。他也像一个年轻人、一个男人那样求婚：这场荒诞的戏——悲剧当中带有些微的不体面——开始了。在秘密地向医生咨询过之后，歌德向他最年深日久的伙伴——大公爵——敞开了心扉，请求大公爵出面替他向莱弗佐太太请求，允许他娶她的女儿乌尔丽克。大公爵想到五十年前那些他们共同经历的美人良宵情形，也许他默默地、幸灾乐祸地笑话这个男人，这个在德国、在欧洲被认为是智者当中最有智慧的人，在整个世纪当中因为有最成熟、最清醒的头脑而受到尊敬的人。大公爵一本正经地佩戴上绶带勋章，去为这位74岁的人向19岁的姑娘求婚，去请求她的母亲允诺。他得到的准确答复是什么，我们无从知道——似乎是等待，是拖延。就这样，求婚者歌德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能令他感到高兴的只是那些匆匆的亲吻、友好的词语而已。这期间，一种越来越燃烧的邀请占据了他，他要在她如此柔嫩的身体里再一次去拥有青春。这个永远急不可耐的人还要去争取最合适的时刻：他痴心不二地跟随着心爱的人，从玛丽恩巴德来到卡尔斯巴德。在这里也一样，他那灼热的念头在这里找到的回应也是不置可否。随着夏天慢慢开始消退，他感受到的折磨在增加。终于，告别的时刻临近了：没有任何前景看好的迹象。当车轮开始滚动时，这位长于先知先觉的人感觉到，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结束了。但是，在这黯然神伤的时刻，最深痛苦的陪伴者、那古老的安慰者浮现出来：天才倾向于痛苦，当尘世中的安慰无能为力之时，他就会向上帝发出呼唤。歌德已经无数次从自身的经历中逃进诗歌，现在他又一次经历这样的逃遁。面对上天的最后一次恩宠，这位74岁的人带着独特的感恩之情写下了这样的诗句——这是他在四十年前写的关于塔索[1]的诗，他要把这个诗句作为新作的题诗，为的是能够再一次带着讶异去经历这种感觉：

当别人在折磨中陷入无言，

上帝却让我倾诉我的痛苦所在。

这位老人沉思地坐在向前行驶的马车里，因为内心的一连串问题得不到明确的答复，他感到沮丧。早上乌尔丽克还和她的姐妹们一起赶来与他做“喧闹的告别”，那年轻的、他所热恋的嘴唇还亲吻了他。但是，那是一个柔情之吻，还是一个女儿般的亲吻？她会爱上他、会对他无法忘怀吗？他的儿子、儿媳正不安地觊觎着他将留下的丰厚遗产，他们会容忍他结婚吗？世人难道不会嘲笑他吗？接下来的几年之内，在她眼里他会成为一位龙钟老人吗？如果能再次见到她，从这重逢中他能希望得到什么呢？

这些问题让他感到不安。一个问题、一个最根本性的问题在突然之间形成了诗行、诗段——那些问题、那些痛苦变成了诗篇，上帝让他“倾诉，我的痛苦所在”。这种呐喊直接就不加任何掩饰地冲撞进诗歌里面，那是内心起伏掀起的最强有力的波澜：

如今，花朵尚未绽开，

再度相逢，我该有怎样的期待？

或许是天堂，或许是地狱，

我的思绪，竟如此踌躇！

现在，痛苦涌进晶莹的诗篇，痛苦因为自身的纷乱而得到了出色的净化。当诗人的内心状态处于一种混乱的痛苦、那“郁闷的氛围”无处着落之时，他偶然将目光抬起。从向前行驶的马车中，他看到晨光中静谧的波希米亚风景，这份恬静正与他的内心躁动形成对峙。刚刚进入眼帘的画面已经进入他的诗行里：

世界不是还存在？那些岩壁，

难道不再顶戴着神圣的日影？

五谷不是在成熟？碧绿的大地，

不是伸向河畔的牧场和丛林？

伟大的苍穹不是还覆在上空，

还看到白云苍狗、变幻无穷？

但是，对他来说，这样的一个世界太缺少灵魂。在这样的激情时刻，他宁愿将一切都与所爱之人的倩影连在一起来把握，他以魔法般的手法将回忆转换成幸福的新意：

像天使一般，她从浓密云朵中浮现而出，

多么轻盈而娇弱，多么清晰而柔嫩！

她那苗条的身形，在光亮的空气中

冉冉升起，直达蓝色的苍穹。

你看，她那曼妙的舞姿，

是一切最可爱形体中的极致。

可是，只有那倏然的片刻，

你斗胆去留住她的幻影——却不是她的真身。

回到你的内心！那里你会有更好的发现：

在那里，她穿梭在不同的形体当中，

一个她，会呈现出千姿百态，

永远、永远越发可爱。

这种爱的誓言几乎尚未出口，他对乌尔丽克的描绘已经受到肉欲的左右。他描绘了她如何迎接他、“一阶一阶地让他感到幸福”，她如何在最后的吻别之后还将“最最后”的一吻按在他的唇上。在美好的幸福回忆中，这位年迈的大师以最精美的形式写出了关于奉献与爱情的感觉中至为纯洁的诗行，这是在德语和其他任何语言里面还没有出现过的：

我们胸中的纯洁怀着一份渴求，

出于感激，心甘情愿把自己奉献给

更高贵、更纯洁、素不相识的人，

向那永远的蒙面者展示自己的秘密；

我们称之为：虔诚！——当我站在她面前，

我觉得自己享受到了这种极乐的顶点。

然而，正是在这种最美好状态的余感中，这位枯槁的人因为分离而痛苦。现在这疼痛之感喷薄而出，它几乎撕破了这精美诗歌所具有的精致的悲歌情调。在他多少年来的创作中，对感觉的直露表白唯有这一次是由直接的经历自发地转化为诗歌。这悲情的哀诉感人肺腑：

如今我已经远离！眼前的时刻

该当如何处置？——我一无所知。

她让我享受某些美好

也让我感到重负，我必须将它抛开。

无法克制的热望使我坐立不安，

一筹莫展，除了流不尽的眼泪。

接下来便是那最后的、最令人生畏的呼喊，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把我留在这里，我忠诚的同仁！

让我一个人留在这岩石边、沼泽里、青苔上！

你们去吧！世界等着你们去探索，

大地辽阔，天空高远，

去观察、去研究、去搜集细节，

自然的秘密就会尽收眼底。

我已经失去一切，也失去了我自己，

我曾经是众神的宠儿；

他们考验我，借予我潘多拉，

她有诸多美曼之处，但是她带来的危险更多；他们催促我去吻她的令人羡慕的嘴唇，

然后又将我拉开——把我抛进深渊。

这位平素善于克制自己的人还未写出类似的诗篇。他在年轻时知道隐藏自己，作为成熟的男人他懂得矜持。在其他作品里，他几乎总是用比喻、符号和象征来流露他最深层的秘密；在这里，作为一位老人他第一次出色地直抒自己的感觉。五十年以来，也许还没有哪个时刻，这位感觉丰富的人、这位伟大的抒情诗人心中的生命活力，能比在他生命之树的这一叶片上、在这个值得纪念的人生转折点上更为充沛。

歌德自己也感觉到这首诗的写作十分神秘，好像是少见的命运的恩赐。他刚一回到魏玛的家中，在开始其他工作或者处理家事之前，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亲手完成一份这首悲歌的精美誉写本。三天的时间，他像修道院的僧侣一样身居一隅，在精心挑选出来的纸上抄写下大大的、华丽的字母。他将这首诗写下，把它当成秘密，即便最亲近的家庭成员、最信任的人也不得一见。为了不让这容易成为谈资的消息过早地传播开来，他甚至连装订的工作都自己完成。他用一条丝带将手稿固定在红色的羊皮封面里（后来他让人替换成一个精美的蓝色亚麻布封面，这份手稿今天还能在歌德——席勒档案馆里看到）。那些天他感到愤怒而且郁闷。在家里，他的结婚计划只是遭到嘲笑，他的儿子甚至怒气爆发，明说出对此的憎恨。只有在自己的诗歌语言里，他才能在自己所爱之人的身旁流连。直到那位漂亮的波兰人施玛诺芙斯卡再次来看望他时[2]，才让他重新找回在玛丽恩巴德那些愉快日子里产生的感觉，让他又能与人沟通。10月27日，他终于将爱克曼叫到身边。从阅读这首悲歌之前那些郑重其事的铺垫中，不难窥见他在这首诗里倾注了多少特殊之爱：仆人首先在写字台上点起两只蜡烛，完毕之后爱克曼才被请过来，在烛前端坐之后才开始读《悲歌》。此后，其他人慢慢地也听到了这首悲歌，但是只限于他最信任的人，因为歌德对它的守护“就像圣物一般”（爱克曼用的词汇）。随后的几个月表明，这首诗在他的生活中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位重返青春者的良好状态，不久以后就崩溃了。死亡似乎又一次离他很近，他从床上到扶手椅上，从扶手椅到床上，不得安宁。儿媳在外旅行，儿子满腔愤怒，没有人给这位孤苦的、年老的病人以关照和建议。这时，他心里最信任的朋友、柏林的策尔特尔[3]来了——很可能是朋友们让他过来的。他立刻察觉到歌德内心里的火焰。他不无讶异地写道：“我看到的这个人，看起来正处在热恋之中，在他的身体里有年轻人那种充满折磨痛苦的热恋。”为了治愈他，策尔特尔一遍一遍地“带着内心的同感”给他朗读他自己的诗歌，歌德对此百听不厌。“独特之处在于，”他在痊愈之后写信给策尔特尔，“你那充满感觉、轻柔的嗓音让我多次领悟到，我自己对爱陷入了怎样的程度，这是我对自己都不愿意承认的。”然后他接着写道：“我不能将它出手交给别人，我们住在一起时，你不得不那么多次读给我听、唱给我听，直到你都能背诵下来了。”

正如策尔特尔所说的那样，“让他得以痊愈的正是那支曾经让他受伤的矛”。可以这样说：歌德通过这首诗挽救了自己的性命。终于，他战胜了折磨，不再有那最后的悲剧性的希望，与所爱的“小女儿”以婚姻方式生活在一起这一梦想到了尽头。他知道自己再也不会去玛丽恩巴德、卡尔斯巴德，再也不会去进入逍遥者们无忧无虑的游戏世界。从现在开始，他的生命只属于工作。这位经受了考验的人，弃绝了命运的新开端；不过，在他的生命里出现了另外一个大词汇，这就是：完成。他严肃地将目光投放到自己的作品上，这些作品有着六十年的时间跨度，看起来零碎而分散。他下了一个决心：既然现在不能建设了，那么至少要搜集。他签署了编辑“全集”的合同，从而获得了版权保护。他的爱情在不久前还围绕着一位19岁的姑娘跌跌撞撞，现在他要将这爱情奉献给青年时代两位最长久的伴侣：“威廉·迈斯特”和“浮士德”。他满带着创造活力回到作品上。在发黄的纸片上，上个世纪的计划获得了更新。在他80岁之前，《威廉·迈斯特的漫游年代》完成了。带着英雄般的勇气，他以81岁的高龄开始了他一生的“主要作品”《浮士德》的写作。在写作《悲歌》——这悲剧性的命运时刻——之后整整七年，他的《浮士德》完成了。他怀着像对待《悲歌》一样的虔敬之心，将它用漆封封存起来，在世人面前封存这一秘密。在感觉的两个领域，即最后的渴求和最后的弃绝之间、在开端与完成之间，那年的9月5日是一个分界点，是内在转折的难忘时刻。他把对卡尔斯巴德的告别、对爱情的告别，通过震撼人心的哀诉转化为永恒之歌。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在此后的德国诗歌中，再也没有出现过比这更伟大的时刻，让生命最原初强劲的感觉奔涌进强劲的诗篇当中，如歌德在《玛丽恩巴德悲歌》中所达到的水平。

[1] 塔索（Torquato Tasso，1544——1595），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叙事诗人，1575年因发表诗作《解放的耶路撒冷》而成名。一生富有传奇色彩，歌德曾以他为题材完成诗歌剧《托夸多·塔索》。1849年，德国举办各种纪念歌德百年诞辰的活动，当时正在魏玛供职的著名作曲家弗朗兹·李斯特完成交响诗《塔索的胜利与悲伤》的初稿，并作为歌德诗剧《托夸多·塔索》的音乐序曲在魏玛上演。

[2] 根据爱克曼的回忆，施玛诺芙斯卡于1823年10月24日至11月5日滞留在魏玛，于10月27日为歌德举办了一场家庭音乐会。

[3] 策尔特尔（Carl Friedrich Zelter，1758——1832），德国音乐家和音乐教育家，对当时普鲁士的文化政策有重大影响。他曾经致力于音乐教育的制度化，在大学里设立音乐课程，在“皇家艺术研究院”设立音乐部。作曲家费利克斯·门德尔松是他的学生。

黄金国的发现

约翰·奥古斯特·苏特尔，加利福尼亚

1848年1月

一个厌倦了欧洲的人

1834年。一艘美国轮船从哈弗尔（Le Havre）[1]启程开向纽约。在这几百位背井离乡的人中间，有一人名叫约翰·奥古斯特·苏特尔（Johann August Suter）。31岁的他，原籍在巴塞尔附近的赖恩贝格（Rynenberg），正迫不及待地要让大洋来阻隔自己与欧洲的法庭。他是一个穷困潦倒的人、窃贼、支票伪造者，干脆丢下老婆和三个孩子不管不顾，在巴黎用一份假证件弄到了些钱，现在去寻找新的求生之所。7月7日，他来到纽约。两年的时间里，他在那里做了各种可能的和不可能的行当：他当过打包工，卖过日杂用品，做过牙医，卖过药，经营过小酒馆。最终，总算多少安定下来了，开了一家小旅店。后来他又把小旅店卖了，随着当时像着了魔一样的人群一起去了密苏里。到那里他成了一个农场主，在短时间里积攒了一份小小的财产，可以平静地生活了。但是，总有人从他的门前经过，他们是皮毛商人、猎人、冒险者、士兵，他们有的从西部来，有的到去西部去，于是“西部”这个词慢慢地就有了一种魔术般的力量。人们对那里所知有限：首先是大草原，大草原上有庞大的野牛群，走一整天甚至一个星期都没有人影，只有红皮肤的印第安人在追猎；然后是山，很高，高得攀不上去；然后，才终于到了要去的那个地方。加利福尼亚，没有人知道那里到底是什么样，大家都说那里富得不得了，还没有被开垦过。那是一块流淌着牛奶和蜂蜜的土地，是可以各取所需各取所想的地方——只是那里非常远，远得无边无际，去那里要冒着生命的危险。

但是，约翰·奥古斯特·苏特尔身上流淌着冒险者的血液。安居一隅，好好种他的地，这对他没有吸引力。1837年，他卖掉了自己的财物，装备了一支由马车、马匹和牛群组成的探险队，从独立镇（Fort Independence）[2]出发，奔向那无人知晓的地方。

向加利福尼亚进军

1838年。两名军官、五名传教士、三名妇女坐着牛车，出发走向无边无际的空旷之地。穿越一片又一片的草原，终于翻越了崇山峻岭，与太平洋迎面相对了。他们在路上走了三个月，于10月底来到温哥华镇（Fort Van Couver）[3]。两名军官此前已经离开了苏特尔，传教士们不再往前走了，三名妇女因为饥饿而丧命途中。

苏特尔现在是一个人。人们想把他留在温哥华镇，这是徒然。人们给他提供一个工作职位——他拒绝了，那个富有魔力的名字在他的血液里流淌着。他驾一条破旧的帆船首先行经太平洋上的夏威夷群岛，在经历了千难万险之后抵达阿拉斯加海岸，到了一个人迹罕见、名叫圣·弗兰西斯科的地方。那时的圣·弗兰西斯科可不是今天这座在地震之后以突飞猛进的速度拔地而起的百万人口的城市，只是一个可怜的穷渔村，是依照弗兰西斯教派的传教使团起的名字，连墨西哥加利福尼亚这个偏僻省份的省会都不是[4]。加利福尼亚破败荒凉，徒然拥有新大陆上最丰饶的土地，却没有秩序、没有繁荣。

西班牙式的无序，伴之以权威缺失、叛乱、缺少畜力和人力、缺少可资利用的能源。苏特尔租了一匹马，去下面肥沃的萨克拉门托（Sakramento）山谷。一天的时间就足以让他明白，这里不光有足够的地方建立一个农场、一座大庄园，这里的地方足以建一个新的王国。第二天，他骑马前往蒙德来（Monte Rey），当时鄙陋的首府。他去见了总督阿尔瓦拉多（Alverado），向他阐明了自己要在这里开荒种田的打算。他从夏威夷岛屿上带来了波利尼西亚土人，接下来还会定期将这些勤劳肯干的有色人种运到这里来，他负责在这里建设一个居住区，成立一个小领地，一个殖民地“新瑞士”（Neu-Helvetien）。“为什么是‘新瑞士’？”总督问。“我是瑞士人，是共和党。”苏特尔这样回答。

“好，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给您十年的租借期。”

人们可以看到：在那里事情可以很快搞定的。在距（欧洲）文明千里之遥的地方，单个人身上的能量所获得的价码与在家里时大不相同。

新瑞士

1839年。一行车队缓慢地沿着萨克拉门托河走着。苏特尔挎着枪、骑着马走在前面，他的后面是两三个欧洲人，再后面是一百五十个穿着短衫的波利尼西亚土人，三十辆牛车带着食品、种子和弹药，五十匹马、七十五头驴、奶牛和羊，最后是小小的后卫队——这就是要征服“新瑞士”的全部人马。

在他们前面滚动着火的巨浪。他们点燃森林，这比砍伐它们要省劲得多。大火刚刚烧过这片土地，树干上的残烟还没有散尽，他们已经开始工作。他们修建仓库、挖掘水井。这里的土地根本用不着犁耕便可以撒种，他们给源源增加的畜群修建栏杆。慢慢地，附近不景气的传教使团垦殖园里的人纷纷涌向这里。

这里的成功无与伦比。撒下的种子获得五倍的回报，粮仓满得往外流。不久，畜群就得以千来计数了。这里一直存在的困难便是对土著的征战，他们不断地斗胆入侵这片生机繁荣的殖民地。如果对此忽略不计的话，“新瑞士”在这个热带地区里已经有了相当可观的规模。河道、磨坊、贸易货栈都建起来了，河里行驶着上行下行的船只。苏特尔不光给来自温哥华镇和夏威夷群岛的人提供供给，也给所有在加利福尼亚停锚的航行者提供物资。他栽种水果，就是今天如此著名、获得如此多赞叹的加利福尼亚的水果！看啊，水果长势多好！于是他引进了法国和莱茵河地区的葡萄品种，没过几年，这些葡萄就遍布广大的地区了。他给自己建造了房屋和豪华的庄园；他让人从巴黎运来一架普莱耶尔（Pleyel）钢琴，路上用了一百八十天的时间；他从纽约运来一台蒸汽机，六十头牛拉着它穿越了整个大陆；他在英国和法国最大的银行里有信贷和存款。现在，在他45岁之时，达到了成功的巅峰。他想到了十四年以前被他抛下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不知道他们现今流落何处。他给他们写信，邀请他们过来，到他的公国里来。他现在觉得自己不是两手空空，他是“新瑞士”的主人，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而且情况会这样持续下去的。美利坚合众国终于将这块无秩序的殖民地从墨西哥手中夺过来。现在，一切都安全了，有了保障。还需要短短几年，他苏特尔就会是全世界最富的人。

挖下倒霉的一锹

1848年，1月。他的木匠詹姆斯·马歇尔（James W. Marshall）突然情绪激动地冲到约翰·奥古斯特·苏特尔的家里，他有话一定要对他说。苏特尔感到吃惊，他昨天才把马歇尔派到柯洛玛（Coloma）的农场里，要他在那里建一家锯木厂。现在这个人没有他的许可就回来了，站在他的面前，因为激动而浑身颤抖，将他推到房间里面，关上门，然后从兜里掏出一捧有黄色颗粒的沙子。昨天在挖土时，他注意到这种特殊的金属。他相信那是黄金，可是说出来其他人会嘲笑他的。苏特尔变得严肃起来了，他拿起那些颗粒做了硝酸水检测：的确是黄金。他决定第二天立刻就和马歇尔一起骑马到农场去。不过，这位木匠连夜顶着暴雨就赶回去了，他急不可耐地要得到确证——他是第一个被这种可怕的狂热所俘虏的人，而这个狂热很快就震动了整个世界。

第二天，苏特尔上校来到柯洛玛，他截断了水流，仔细去查看那些沙子。只需要拿来一个筛子，稍微晃动一下，那些金粒就赫然留在黑色的筛网上了。苏特尔让几个白人聚集在一起，让他们发誓在锯木厂完工之前对此只字不露，然后他带着严肃而坚定的心情骑马回到农场。一个难以置信的想法让他心潮澎湃：在人们记忆所及的历史上，得到金子还从来没有这么容易过，它就这么躺在地上，而这片地是他的，是他苏特尔的财产。好像在一夜之间十年的时间被跨越了：他现在已经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了。

淘金热

最富有的人？不——他是这个地球上最穷的、最可悲的、最失望的乞丐。八天以后，这个秘密被泄露了，一个女人——总是女人来坏事！——向路过这里的人讲了这个消息，还给了他几颗金粒。而后发生的事情，真可谓举世无双。顷刻之间，苏特尔的全部下属都放下手里的工作：钳工离开了铁匠铺，牧羊人丢下了畜群，果农离开了葡萄架，士兵放下了枪支。大家都像着了魔一样，拿着快速制成的筛子、盘子跑到锯木厂，从沙子里面摇晃金子出来。一夜之间，整个地方就没人管了，奶牛叫着甚至倒地死亡，因为没人给它们挤奶了；牛群冲开栏杆，踏进了田野；果子在树上腐烂了，奶酪工房也停了工，粮仓倒了，巨型装置的联动轮盘也停止运转了。电讯传播出去的消息，让世人相信这里的土地和海洋会有金色前景。人们从城市、从港口来到这里，海员们离开了自己的船，政府的公务人员离开了自己的岗位。从东面和西面涌来长长的队伍，他们或者步行，或者骑马，或者坐车而来。淘金热，这些淘金者像蝗虫一样涌向这里。这是没有约束、不惧残忍的一群人，除了拳头以外他们不知道有别的法则，除了手枪以外他们不知道有别的律令。他们鱼贯进入这欣欣向荣的垦殖地。在他们眼里，这里的一切财物都是无主的，也没有人敢去与这些亡命之徒针锋相对。他们杀了苏特尔的牛，他们拆了他的谷仓来盖自己的房子。他们践踏他的农田，偷走他的机器——一夜之间，苏特尔穷得像个乞丐，像迈达斯国王[5]一样，最后在自己的黄金之中窒息。

这一史无前例的寻找黄金的风暴愈演愈烈。加利福尼亚出产黄金的消息传遍了世界，光是从纽约出发的船只就有上百条，在1848、1849、1850和1851年有无数来自德国、来自英国、来自法国、来自西班牙的大冒险团队被吸引到这里。有些船绕过合恩角而来，但是对那些迫不及待的人来说，这耗时太长了，于是他们选择了更危险的穿过巴拿马地峡的路。一个公司迅速决定在巴拿马地峡上铺设一条铁路，这导致几千名工人在热病中死去，只是为了让那些心急的淘金者能提早三四个星期把金子拿到手。横贯大陆前来这里的长长队伍中，有不同种族和语言的人，他们把苏特尔的财产翻了个底朝天，就像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一样。在圣·弗朗西斯科的土地上——按照政府颁发的文件这是属于他的——以梦幻般的速度生长起一座城市，陌生的人们互相买卖土地和地产，这个地区的名字“新瑞士”消失在一个魔力无穷的新词汇后面：黄金国，加利福尼亚。

约翰·奥古斯特·苏特尔再一次破产了，他眼睁睁看着这巨大不幸的源头，不知所措。一开始，他也试图和人们一起去淘金，和他的仆人与同伴一起利用这些财富，但是他们都离开了他。于是，他从有金子的地方完全撤出来，到一个大山附近的偏僻农场，远离那条受诅咒的河流和罪恶的沙子，回到他自己的农场殿堂。他的妻子以及三个已经成年的儿子终于能够在那里与他相聚。他的妻子刚到不久就因为旅途的奔波劳累而去世。不过，三个儿子来了，他们现在有八条臂膀，约翰·奥古斯特·苏特尔与他们一起开始从事农业。他和儿子们再一次把日子过得红火起来，沉静而坚韧，利用这里不可多得的肥沃土地。他又在酝酿一个伟大的计划，但是还得首先隐而不露。

诉讼

1850年。加利福尼亚州被美利坚合众国接受。在它严格的治理规则下，秩序也终于继财富之后来到了这个因黄金变得发疯的国度。无政府状态受到了约束，法律又赢得了它应有的效力。

这时，约翰·奥古斯特·苏特尔突然提出了他的权益要求。他提出：按照法律，整个圣·弗朗西斯科建城所在地是他的土地，国家有责任来赔偿因为盗窃行为给他造成的财产上的损失；对于所有从他的土地上挖掘出来的金子，他要求享有一定的份额。一个诉讼程序开始了，其涉案范围之大，是前所未见的。苏特尔起诉17221个在他的垦殖区里安家落户的农民，要求他们从偷来的地盘上搬走。他从加利福尼亚州州政府那里要求2500万美元，这是接手他建造的道路、运河、堤坝、磨坊等设施的赎买金；他要求联邦政府给予他2500万美元作为对受损财物的赔偿，并且要求开采出的黄金中应该有他的份额。他让大儿子艾米尔去华盛顿学习法律，以便能打赢这场官司。他把新农场带来的丰厚收入，全部用于这场花费不菲的诉讼当中。他用了四年的时间，完成了所有的相关事宜。

1855年3月15日，判决书终于下达了。清正廉明的法官汤普森（Thompson）——加利福尼亚州级别最高的公务员，承认约翰·奥古斯特·苏特尔对土地的要求完全合法，他的权益不容侵犯。

在这一天，约翰·奥古斯特·苏特尔实现了他的目标。他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结局

最富有的人？不，绝不是。他是最穷的乞丐，最不幸、遭遇最惨败的人。命运再一次跟他过不去，跟他玩起了足以致他于死地的恶作剧，这一次真的让他一蹶不起了。判决的消息在圣·弗兰西斯科和整个加州掀起了一场风暴。上万人聚集在一起，那些感到自己的财产受到威胁的人、那些街道上的混混、那些总是以打家劫舍为乐的人，他们冲击了法院，放火烧了建筑；他们寻找法官，要对法官施以私刑；他们这一大群人要去抢劫苏特尔的全部财产。他的长子在匪徒的围攻下开枪自杀，二儿子被谋杀，第三个儿子侥幸逃出，却在回家的路上溺水而亡了。“新瑞士”的上空一片火光，苏特尔的农场被放火烧掉了，他的葡萄园被践踏，他的家具什器、他的收藏、他的钱被抢劫，人们带着无比的愤怒将他巨大的领地变成废墟。苏特尔自己勉强得以逃命。

苏特尔再也没能从这一次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他的业绩被毁掉，妻子和儿子都已命丧黄泉，他的精神开始恍惚了。在他那已经变得迟钝的大脑里只有一个想法还在萦绕着，不时地闪烁着光亮：法律、诉讼。

一位精神委顿、衣着破旧的老人，在华盛顿的法院大厦周围转来转去，长达二十五年之久。那里每一间办公室的人都知道这位穿着肮脏外套和一双破鞋的“将军”，他要求得到他那几十亿的财产。总是有些律师、冒险者和滑头，因为觊觎他最后的那一点年金，鼓动他重启诉讼。他自己不要钱，他恨黄金：黄金让他变得一贫如洗，让他的三个儿子殒命，黄金毁掉了他的生活。他只想要自己的权益，带着偏执狂一样的不依不饶。他向参议院申诉、向国会申诉。他相信各种各样的帮助者，这些人把这件事大张旗鼓地张扬开来，然后给他穿上一件可笑的将军制服，将这个倒霉的人当成稻草人一般从一个机构带到下一个机构，从一个参议员带到下一个参议员那里。这种情况持续了二十年，从1860年到1880年，二十年可怜的乞讨生涯。他日复一日地逗留在国会大厦周围，承受着所有公务职员的嘲笑，所有街头少年都拿他寻开心。但是，这个地球上最富饶的土地属于他。这个巨人国家的第二大城市屹立在他的土地上，而且每个小时还都在增长。但是，人们让这个讨嫌的人长久地等待，不给他伸张权利。在1880年7月17日的下午，在国会大厦的台阶上，能令他解脱的心脏病终于找上门来——人们将这位乞丐抬走了。一位死去的乞丐，他的衣兜里装着法院的判决书：这份判决书保障他和他的继承人——按照这个地球上所有法律——都有资格对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笔财产提出产权要求。

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对苏特尔的财产提出产权要求，没有后裔声明要求继承权。圣·弗兰西斯科还一直矗立在陌生人的土地上。这里的法律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只有一位艺术家布莱斯·桑德拉[6]至少给予这位被人遗忘的约翰·奥古斯特·苏特尔一种权利，这也是他非凡的命运所能给予他的唯一权利：让后世之人带着惊诧去想起他。

[1] 法国北部的一个港口。

[2] 密苏里州西部的一个小镇。

[3] 位于美国华盛顿州，于1825年开始形成白人居住区，在加拿大的城市温哥华以南400公里。两个地方都以英国海军军官、地理发现者乔治·温哥华船长命名。今天这里通常被称为美国温哥华，以便与加拿大温哥华相区别。

[4] 1821年，墨西哥脱离西班牙独立，加利福尼亚是墨西哥的一个省份。自1846年起，美国与墨西哥之间发生军事冲突，后演变为战争。1850年，加利福尼亚成为美国的第31个州。

[5] 迈达斯国王（Midas），希腊神话中富利基阿的国王，他要求神允诺他一件礼物：凡是他接触之物都能变成黄金。不过如此一来，他就会因为无法吃喝任何东西而死亡。

[6] 布莱斯·桑德拉（Blaise Cendrars，1887——1961），瑞士法语作家，在他著名的西部小说《黄金》中对苏特尔的遭遇有生动的描述。

英雄的瞬间

陀思妥耶夫斯基

圣彼得堡 谢苗诺夫斯基校场

1849年12月22日

深夜里他们驱散他的睡梦，

军刀咔嚓，响彻地牢。

吆喝的声音，若远若近

令人恐惧的影子鬼一般晃动。

他们推他前行，哈欠连连，

要走的路，又暗又长，又长又暗。

门栓咔嚓撞碰，门板吱呀作响

随后他感觉到天空，还有冰一般的空气。

马车停在这里，那是滚滚向前的墓穴，

他被急急地推了进去。

在他的身边，身被镣铐

一样沉默而苍白的脸，

是九个同志。

何须再多言语，因为

任人都能察觉，

这车将驶向何处。

在这滚动的车轮下面，

他们的性命夹在辐条之间

停住了，

这哒哒作响的马车。门吱嘎一响，

穿过铁栏的间隙，他们盯着

一块黑暗的世界，

用那模糊昏睡的目光。

房顶低矮而肮脏的建筑，

围起一座四方形的广场，

到处是完全的黑暗和堆着的积雪

雾霭用它灰色的围巾，

笼罩着刑场；

清晨霜冰的蓝光

只掠过那金色的教堂。

在沉默中，他们有序站立。

一名少尉宣读了判决词：

因为叛国罪而处死——用火药和铅皮死刑！

这个词，如同一块巨大的石头，

掉入静谧的严寒镜像之中，

听起来

坚硬，似乎能把什么击碎

而后这空空的回音

便落入悄无声息的墓穴里

冰冷的清晨静谧也一同落下

如同在梦中一样，

他感觉这里发生的一切，都与他相随

他只知道，现在他必死无疑。

一人走来，无言地套在他身上

一件白色的、飘动的死囚衣衫。

最后一句话语，去问候同伴

火热的目光，

带着无声的呐喊

他亲吻十字架上的拯救者，

那是神父——带着严肃而警告性的神情——递给他的。

然后全部他们十个，每三人一组，

被用绳子绑在行刑柱上

已经

有一名哥萨克匆匆过来，

蒙住他正对步枪的双眼。

这时——他知道，这是最后一次！

在长眠之前，再一次抬起目光！

贪婪地去抓住一小块世界，

天空正在他的对面展现：

晨曦中教堂上方的鲜红一抹，

如同为最后的神圣晚餐所设

他们的酒杯火热

盛满了神圣的曙光。

他感受到突如其来的幸福

像是死后去往天国的生活……

这时，他们将黑夜绑缚在他的目光上。

可是，在内心里

血的流动开始出现颜色

在血流中，

他所经历的生活情景，

如镜像般纷至沓来。

他感觉到，

在这死神即将降临的一秒，

一切往事又在灵魂中被掀起：

他整个的生命又开始醒来

以图片的方式穿过他的胸膛。

那苍白、孤单而灰色的童年

父亲和母亲，兄弟，还有姑娘

三杯友谊，两盏情殇

名声如梦，屈辱备尝

丢掉的青春画面，拥挤着

沿着血管火辣辣地奔淌

再一次在内心深处，他去感觉自己的整个存在

直到被绑到行刑柱上的那一秒。

然后，回忆将他的影子

——黑色而且沉重——

覆盖在灵魂之上

这时，

他感觉到有人向他走来，

感觉到那黑色的、沉默的脚步。

近了，非常近，

一只手放在了他的心上，

他的心跳变弱……变弱……然后不再跳——

还有一秒钟——一切都将过去。

哥萨克们

在对面站好行刑的序列……

背枪的皮带甩过……子弹上膛……

鼓声急促，似乎要将空气一撕为二。

这一秒钟胜似千年，漫长难熬。

这时，一声大喊：

住手！

一名军官出现，挥动着白纸一张

在屏息的静穆中，

他的声音明亮而清楚：

沙皇

神圣的意志，准予赦免

现有的判决，

转变为从轻的惩罚

这词语，听起来

依然陌生：他还想不出它的含义所在

但是，他的血，

在血管里又变成红色，

升上来，开始轻声地歌唱。

死亡，

犹豫着爬出他僵硬的四肢。

眼睛还蒙蔽在黑暗中，却能感觉到

被环绕在永恒的光明中，接受它们的问候

行刑者

无言地解开他的绑绳

两手像剥开桦树皮一样，

从他滚烫的太阳穴上

将蒙眼的绷带卸下。

眼睛摇摇晃晃地爬出墓穴

他用眼睛去触摸——笨拙、缭乱而孱弱。

再次进入自己的存在，

这曾经被撤销的存在。

这时他看到

教堂屋顶上均匀的金色

在冉冉上升的晨曦中

神秘地燃烧着

晨曦有着成熟玫瑰的颜色

环绕着教堂，如同一个虔诚的祈祷

那熠熠生辉的圣像，

用他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手，

高举起神圣之剑，指向苍天上

那因为兴奋而变红的云朵。

这云朵，在清晨的明亮中升起，在

上帝的神圣所在的教堂的上空

光线的激流，

卷起那燃烧般的彩霞波浪

涌向曼声缭绕的天空。

团团雾霭，

如同满载着尘世的昏暗

升起

在上帝的晨光中，

声音从深底冲入高空，

好像千般声音汇聚在一起的合唱。

在这里，他第一次听到

这人世的磨难，

这燃烧着的痛苦，

烈焰般在大地上席卷而去。

他听见卑微贫弱者的声音，

那些徒然以身相许的妇人，

那些自我嘲笑的卖身女郎，

被侮辱、被损害者的阴沉咆哮

那份孤独，没有笑容能将其打动。

他听到孩子们的抽泣和哀诉，

还有那暗中被诱骗者声嘶力竭的求告无门

他听到他们所有的人，这些忍受痛苦的生灵

被抛弃的、被损害的、被诅咒的，

那些一切街巷和时间里

没有被戴上荆冠的殉难者。

他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以

超强力的旋律，

向着敞开的天空升腾而去。

他看到

有人带着伤痛向上帝飞升而去

而另外的人

则将沉重的生活，

以铅铸般的幸运粘在世间。

但是，在尘世苦难合唱的

聚合之下

苍穹之光无边无际地扩展

他知道，他们每个人、他们全体

都会被上帝听到，

上帝的天国里响彻着仁慈！

面对可怜的生灵，

上帝不会审判，

永恒之光辉耀在他的殿堂，

那是无尽无休的悲悯。

末世的四骑士已经出发，

带给人间以瘟疫、战争、饥馑和死亡

而那些在死亡中经历生命的人，

伤痛会变为乐趣，幸福成为折磨。

一位激情的天使，

像一束光一样穿向大地

他会将神圣的、于伤痛中生出的爱深深地播撒在寒战的心扉里

这时他双膝倒地，

如同死去一般。

他又一次感觉到整个世界，

在无尽的痛苦之中。

他的身体在震颤，

白沫泛满他的齿间，

抽搐扭曲了他的脸，

可是，泪水

在大欢喜中浸湿了死亡的衣衫

因为他感觉到，

当他碰触到死亡的苦涩之唇以后，

他的心才感觉到生命的甜美，

他的灵魂热望着折磨和伤痛。

他清楚，

在这一秒钟，

他成为另外一个人，

那个在千年之前，站在十字架前的人。

他将会，如同耶稣基督一样

自从领受了那燃烧般的死亡之吻，

必须为了经受苦难而去热爱生活

士兵将他从行刑柱上拖开

他面无人色，

像一片燃烧过的灰烬。

不由分说

他们将他推回行列

他的目光

依然陌生，深深沉入内心。

在他歪斜的嘴唇上，挂着

卡拉马佐夫那蜡黄的笑

跨越大洋的第一句话

塞勒斯·W. 菲尔德

1858年7月28日

新节奏

自从被称为人类的这种特殊动物挺进地球的几千年甚至几万年以来，地球上向前行进的最高尺度不外乎马的奔跑、滚动的车轮、摇橹船或者风帆船。在我们称之为“人类历史”的这一块为人类意识所把握的狭窄地带里，技术的进步没能让行进的节奏明显加快。华伦斯坦[1]军队的行进速度几乎不比恺撒军团的速度快；拿破仑的骑兵向前推进时不比成吉思汗的队伍更迅捷；纳尔逊[2]的战船漂洋过海时也只是比维京人[3]的海盗船和腓尼基人[4]的商船快那么一点点。拜伦爵士[5]在他的恰尔德·哈罗尔德游历[6]中每天完成的里程并不比奥维德[7]在黑海边流放时多出几英里；歌德在十八世纪的旅行与公元纪年之初使徒保罗的旅行相比，并没有更舒适、更快捷。在拿破仑的时代一如罗马帝国时代，国与国之间依然受空间和时间上的阻隔。与人的意志相比，物质世界的抗拒仍然占据上风。

只是到了十九世纪，在地球上，速度的标尺和节奏才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十九世纪的头十年和二十年之内，各族群、各国家间相互往来的速度之快超过了此前的千年。从前需要历时多天的行程，由于有了火车、蒸汽船，就可以在一天之内完成；以前多个小时的旅途时间可以缩短为一刻钟或者几分钟，同样的路程就走完了。火车和蒸汽船带来的新速度，尽管被同时代人觉得是了不起的胜利，但是这些发明还仍然处于看得见摸得着的范围之内。这些交通工具将人们先前所知的速度提高了五倍、十倍、二十倍，但是，从外观上以及内在意义上人们还能跟上这变化的脚步，还足以解释这些似乎是奇迹的现象。但是，第一批电动设施带来的功效则是让人完全意想不到——这是一个躺在摇篮里的赫拉克勒斯[8]，它冲击了迄今为止的一切定律，破坏了一切现行的尺度。我们这些后世之人，永远也不能再感觉到见证第一份电报的那一代人所经历的震惊，那种难以言喻的、兴奋的讶异：同样是那个小小的、几乎感觉不到的电火花，昨天的发射距离还只能从莱顿瓶[9]里到相距不足一尺远的手指上，而今天一下子就获得了魔鬼般的力量，能跨越不同的国家、山脉和整个大陆。这边几乎还没有彻底完成的想法、笔迹未干的字已经能在同一秒钟之内在千里之外被接收、被阅读、被了解。这肉眼看不见的电流、原本往返在小小的伏打电堆[10]的两极之间的电流，现在能够延展到整个地球，从这一端到另外一端。物理实验室里的试验仪器，昨天刚刚能够通过摩擦玻璃板将小纸片吸起，其蕴含的力量却是人的肌肉力量和速度的成百万倍、成亿万倍，它们能传递讯息，驱动轨道车，变成光照亮街道和房屋，像精灵一样不为肉眼所见地在空气中飘浮。自从创世以来，只有这个发现才让空间和时间的关联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

在这个具有世界性意义的1837年，电报第一次让彼此分离的人们获得共时性经历。但是，这一年很少会在我们的教科书里提及。教科书里提及的，可惜总是那些被认为重要的事件，是某个国家和某一将军的战争和胜利，而不是真正的胜利、人类的共同胜利。不过，就心理学上的后续效果而言，在时间价值的转变上，近代史上没有哪个日期堪与这一年份相比。自从人们有了这种可能性——在巴黎就能知道同一时间里在阿姆斯特丹、在莫斯科、在那不勒斯和里斯本同步发生的事情——这个世界就发生改变了。只需要再迈出最后的一步，另外那个半球就会加入这个了不起的相互关联当中，整个人类的共同意识就会形成。

可是，大自然还在抵抗这最后的统一，它还对此设置了一个障碍。那些被大洋隔开的国家，还要经历二十年没有电报相通的时间。在电报杆上，由于有绝缘瓷瓶的缘故，电报讯号可以不受阻挡地传送，而水却会吸附电流。海底电缆还不可行，当时还没有发明出来一种能让铜线和铁线与水完全绝缘的材料。

所幸的是，在一个技术进步的时代，一种发明会对另外一种发明有所助益。在陆地电报投入使用几年之后，人们发现天然橡胶适合做水下电线的绝缘材料。现在，人们可以开始将欧洲大陆对面最重要的国家——英国——与欧洲大陆的电报网连接起来了。一位名字叫布雷特[11]的工程师铺设了第一条电缆。就在同样的地方，后来布莱里奥[12]第一次架飞机飞越了英吉利海峡。一件蹩脚的蠢事让这个本来可以马到成功的事情功亏一篑：布伦（Boulogne）的一位渔民以为自己发现一条特别的、又长又肥的鳗鱼，于是把已经铺好的电缆给拽了出来。但是，在1851年11月13日，第二次尝试成功了。这样一来，英国被连接上了，欧洲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欧洲——以共同的大脑、共同的心脏，同时经历正在发生的事情。

在如此短短的几年内——从人类的历史上看，十年难道不就是一眨眼的瞬间吗？——取得这么大的成就，这自然而然会在那一代人当中激起无边的勇气。有尝试就能成功，而且还是在梦幻般的短时间内。几年以后，英国又与爱尔兰、丹麦与瑞典、科西嘉岛与大陆都通过电报连在一起了。人们已经在蠢蠢欲动，要把埃及和印度也连入这个网络。只有一个大洲，一个恰好是最重要的地方，似乎注定要长期地与这个延展到全世界的链条无缘：美利坚。无论是大西洋还是太平洋，都浩瀚无边，没有可资利用的中间站，怎么能用一根电缆来穿过它们？在那个电力的童年，有很多因素人们还不曾知晓。大海的深度还没有被测量，大洋的地理结构人们也只能大体上知晓。至于在深水里铺设的电缆能否承受大体量水的重量，还没有做过全面的测试。即便技术上可行，但是如何才能有把握地将无尽的电缆安全地放到这样的深海里呢？一条船怎么能装载两千英里长的铜铁电缆这样的巨物呢？哪里有这么大功率的发电机来把电流不间断地送过那么长的距离？——要是用轮船横渡过去的话，至少需要两三个星期。所有的这些前提条件都不具备。人们还不知道，在大洋的深处是否有磁力线在活动，电流会不会被磁场引开；人们还没有足够的绝缘物，没有真正的测量器械；人们还只是知道电力的初级规律，这些不久前才让人们在无意识的百年沉睡中睁开眼睛。“不可能！可笑！”——只要有人提到跨越大洋的计划，学者们就会激烈地反对。“以后也许可行”，技术人员当中最有勇气的人会这么说。即便是摩尔斯[13]本人，这位电报的热衷者、对电报的建成功不可没的人，似乎也把这个计划看成一项难以把握的大胆妄为。但是他还加上一句先知预言般的话：如果跨大西洋电缆能够铺设成功，将是“本世纪最大的功绩”，是本世纪最煊赫的壮举。

一桩奇迹或者一件非凡之事的发生，其第一步总是某一个人相信这奇迹会发生，什么时候这都是奇迹发生的前提。当学者们犹豫不决的时候，那种无知者无畏的天真勇气偏巧能带来创造性的推动力。这次也如同在大多数情形下一样，一项简单的偶然机遇开启了一个伟大的行动。1854年，一名叫吉斯本（Gisborne）的英国工程师要在纽约与美国最东边的纽芬兰岛之间铺设一条海底电缆，以便陆地上可以提前几天获知船上的消息。但是，这个计划不得不中途停止，因为他的财力消耗殆尽了。于是他去了纽约，想在那里找到投资人。完全由于偶然——偶然是许多显赫业绩之父——他遇到了一位年轻人塞勒斯·菲尔德（Cyrus W. Field），一位牧师的儿子。这个人在经商方面如此快速地获得成功和财富，年纪轻轻就可以带着大笔资财离开商界，完全回到私人生活领域。他还太年轻、太能量充沛，不能忍受这样长时间的无所事事。为完成纽约到纽芬兰的电缆铺设计划，吉斯本力图赢得他的支持。这位塞勒斯·菲尔德不是技术人员，不是专业人员——人们几乎可以说：幸好如此！他对电什么都不懂，从来没看见过电缆。但是，在这个牧师儿子的血液里，流淌着一种激情澎湃的冒险信念、美国人强有力的冒险精神。吉斯本只是看到了近前的目标，将纽约和纽芬兰连接起来，而这位欢欣鼓舞的年轻人却马上想得更远。为什么不通过海底电缆将纽芬兰和爱尔兰连接起来？他身上带着一种能量、一种下定决心要克服一切障碍的能量——这些年里，这个人曾经在两个大陆之间的海洋上穿行过三十一次。菲尔德马上开始投入这项事业当中，他下定决心，从这一刻起，将他身上所有、身边所有都投入这个行动中。就这样，至关重要的导火索已经有了，有了它，一个设想在实际中获得了爆炸性的力量。这种新的、带来奇迹般效果的电力与生活中另外一种最强大的动力性因素——人的意志——连在一起了。一个人找到了他的人生使命，而一项要务找到了合适的人。

筹备

菲尔德以不可思议的能量投入这项工作中。他与各种专业人士取得联系，到不同的政府部门申请许可证，在英美两处举办筹款活动以便获得足够的资金。从这位完全无名的筹资者身上迸发出的冲击力如此强大、他内心的信念如此执著、他深信电力是一种新的奇迹力量，没用几天的时间，35万英镑的启动资金就筹措完毕。把利物浦、曼彻斯特和伦敦最富有的商人邀集在一起，成立一个“电报建设及维护公司”就够了，钱就会涌进来。但是，也有萨克雷[14]、拜伦夫人等如雷贯耳的名字也在股份认购名单上，他们没有任何商业性的利益目标，只是出于道义上的热忱来支持这一举措。这是一个史蒂文森[15]、布鲁内尔爵士[16]和其他伟大英国工程师生活的时代。只要有人振臂一呼，便有大量资金为一个完全不切实际的项目提供基金支持，没有什么能比这更形象地表明，这个时代对于一切技术的、机械的东西有着怎样的乐观主义态度。

在这个开始阶段，唯一还相当靠谱的便是对铺设电缆费用的大体估算。在真正的技术实施方面，没有任何前例可以仿效。类似规模的项目在十九世纪还没有人考虑过、计划过。跨越丹佛与卡莱之间的狭窄水域怎么能与跨越整个大洋有可比性呢？在前者，从一个平常的明轮蒸汽船的露天甲板上放下三四十英里的电缆就可以了：电缆慢慢地放下去，就像从绞盘上把锚链放下一样。在海峡铺设电缆时，可以心平气和地等到一个天气特别晴好的日子；人们对海底的深度知道得很清楚；在船上，一直可以看到对面的海岸，可以避开任何危险的偶然情况；铺设工作在一天之内就可以轻松地完成。但是，铺设跨越大洋的电缆，最基本的前提是至少三个星期的不间断航行；与跨海峡铺设相比，所需要的电缆要长一百倍、重一百倍，这么大的绞盘也不能露天放在甲板上，暴露在各种恶劣的天气中。再说，当时没有一条船大得足以装载这些由铜、铁和树胶组成的庞然大物，没有一条船大得足以承受这种负担。至少需要两条船，主船必须有另外一条船的陪同，以便能保证最精确的航线，在出现问题时能及时得到帮助。英国政府虽然允许“阿伽门农”号——英国最大的战舰之一，曾经作为旗舰在塞瓦斯托波尔战役[17]中服役过，美国政府也允许“尼亚加拉”号——一艘五千吨位的三桅战舰（当时最大规模的战舰）——用于这一目的，但是两艘舰船都得先经过自行改装，然后才能把那些将要连接两个世界的电缆各分一半装在船上。最主要的问题当然还是电缆本身。对这些连接两个世界的巨型线，其技术要求之高简直难以想象。这些电缆必须结实如钢丝一般、不可坏损，同时还要保持弹性，以便能轻易地铺开；它必须经得住各种压力和各种外力，但是还要像丝线一样光滑，以便于卷起。它必须是实心的，但是绝缘层又不能填塞太紧；它一方面要坚固结实，另外一方面要非常精确，要能够让最小的电波传输到两千英里以外的地方去。这条大绳子上一个小小的裂缝、任何地方哪怕最小的不平滑之处，都会让这十四天航程路上的信号传输受到干扰。

但是，有人勇于去做这些！工厂里在日日夜夜地生产，来自一个人的魔鬼般的意志在驱动着所有的轮子向前。整个矿冶厂的铁和铜都消耗在这些线上，整个橡胶林都得流淌乳胶汁，以便能够生产覆盖这么远距离所需要的绝缘橡胶。能够让这个宏大规模的行动给人在感官上留下生动印象的，莫过于这些数字了：三十六万七千英里长的铜线被织入电缆当中，其长度足以绕地球十三圈，足以将月亮和地球连接起来。自从建造巴比塔以来，在技术上人类还没有敢尝试过比这更壮观的活动。

初航

一年长的时间，机器在飞转。电缆像一条细细的、绵延不断的纱线从工厂被纺到两条船的船身里。终于，经过了数千次的转动以后，两条船上各自装载了全部电缆中的一半。沉重的新机器也安装完毕，立在那里。机器上有刹车和倒行装置，它们要一口气在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三个星期长的时间里不间断地将电缆向下送到大海的深处。最好的电气专家和技术专家，包括摩尔斯本人，都在船上准备就绪，以便在整个铺设过程中对他们的器械进行验查，看电流是否会陷入中断；记者和速写者也上了船，他们要用言语和文字来描述这个自从哥伦布和麦哲伦以来最令人激动的出行。

终于，一切启程准备完成。在此之前，怀疑者一直占了上风；现在，整个英国的公众却对这项活动兴趣盎然。上百条小船在1857年8月5日这一天，围绕在爱尔兰的港口瓦伦丁（Valentia）的电缆船旁边。这些人想要一同经历这世界历史的瞬间，看电缆的一端如何从船上驳到海岸，被挂在欧洲的坚实大地上。并非出于当事者的本愿，这一告别却成了一个巨大的庆祝活动。政府派来了代表，有人致辞祝贺；在一个动人的演说中，牧师请求上帝保佑这一大胆的行动。“啊，永恒的上帝，”他开始说，“您是唯一的，您让天空放晴，您掌握着大海的波涛，风和海浪都听从您的吩咐，您慈悲地向下看您的仆人……因您的眷佑破除任何障碍，清除任何抗拒、任何能阻碍我们完成这一重要工作的事情。”之后，沙滩上和海面上有上千只手和帽子在挥动。陆地慢慢变得朦胧了。这人类最大胆的梦想之一，去尝试着让自己好梦成真。

失手

最初的计划是，这两艘各自装载着一半电缆的大船“阿伽门农”号和“尼亚加拉”号应该一起开到事先计算好的大洋的中间点上，在那里才把两段电缆接在一起。之后，一条船向西开往纽芬兰的方向，另外一条向东开往爱尔兰方向。但是，马上在第一次尝试中就这样使用这些昂贵的电缆，似乎是太胆大妄为了点儿。人们还是决定，在没有把握确定这么远距离的海底电报传输是否可行之前，还是先从一端陆地开始铺设第一段。

这两条船中，“尼亚加拉”号得到了从陆地铺设电缆到大洋中间的任务。这艘美国战舰缓慢地、小心地行驶着，好像一只蜘蛛从它巨大的身体里一直吐出蛛线留在身后。船上的放线机器缓慢地、均匀地响着——这是那种古老的、所有的海员都熟悉的从绞盘上向下放锚链时发出的声音。几个小时以后，船上的人对这种像磨坊里的声音关注变少了，不再太介意了，差不多像是对待自己的心跳那样。

船进入海中越来越远，电缆不断地在后面船尾处放下。这个冒险看起来根本没有冒险的迹象。只是，在一个特殊的舱室里坐着电气专家，他们一直在倾听，始终在和爱尔兰的陆地上交换着信号。好极了：尽管早就看不到海岸了，水下电缆传输的信号的清晰程度，就像从一个欧洲城市发到另外一个欧洲城市那样。现在已经离开了浅水区，部分地穿过了位于爱尔兰后面所谓的深海平原。船尾上，金属线还是一直滑下去，就像沙漏中的沙子那么均匀地流出，它同时发出讯息、接受讯息。

已经铺设了335英里的电缆，超过丹佛到卡莱距离的十倍；已经度过了五天五夜没有把握的阶段，已经是第六天的傍晚。8月11号，在多个小时的工作和紧张之后，菲尔德躺下休息，这是他早就有权利这么做的。这时，突然之间那哒哒的响声停止了。发生了什么事情？好像火车突然停车时，一个正在睡觉的人会撞向前方一样；好像当水磨的轮子突然停止转动时，磨坊的主人会从床上惊起一样。片刻之间，船上的人都醒来了。从机器上第一眼看到的是：机器在空转。电缆突然脱离了绞盘。要想及时去抓住脱开的那一端，现在是不可能了；更不可能的是，在海底找到丢掉的那一头，再把它捞起来。让人错愕的事情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技术上的错误，将几年的工作给毁掉了。这些大胆的出行者垂头丧气地回到了英格兰。在那里，因为突然之间一切信号都没有了，人们已经预感到情况不妙，对获知坏消息已经有所准备。

再度失手

塞勒斯·菲尔德，是英雄同时也是商人，是唯一不为所动的人。他算了一笔账。损失的是什么？三百英里长的电缆，大约十万英镑的股票资本。可是，更让他感到颓丧的是，损失了整整一年、无法替代的一年的时间。因为只有到了夏季，才可以指望有最合适的天气，这一次的季节已经太晚了。但是，在另外一面也有一些小收获。通过这第一次尝试，人们获得了很多实践上的经验。电缆本身证明是可以用的，它们可以被卷起来，留待下次尝试时使用。必须改进的是放线的机器，也是它导致了致命的断裂。就这样，在等待和准备中又过了一年。到了1858年的6月10日，同样的船，带着新的勇气和旧的电缆又出发了。因为第一次尝试中通过电力的信号传输在运行上无可挑剔，所以他们决定再回到最初的方案，将电缆的铺设从大洋的中间开始然后向两边延展。这趟新行程的头几天没有什么意义。到了第七天，他们才到了事先计算好的电缆铺设地，真正的工作才开始了。此前的航行是一次或者说看起来是一次漫游之旅。机器没有开动，水手们可以休息，他们高兴地看到天气很友好，天上无云而平静；这大海，也许是太平静了。

但是，到第三天时，“阿伽门农”号的船长感觉到某种神秘的不安。他的气压表显示，那上面的水银柱是在以怎样的速度下降。一场特大的风暴一定正在逼近。的确，在第四天，一场风暴开始了，那是连像他自己这样在大西洋上久经磨炼的老海员也很少经历过的。这场风暴带来的最致命的破坏，恰好是英国的铺设电缆舰船“阿伽门农”号。本来这艘船装备精良，在不同的海域和海战中也经历过最严峻的考验，英国海军的战船按说是应该能对付最糟糕的天气。但是，不幸的是，这艘战舰因为铺设电缆而被完全改装了，以便能把巨大的电缆堆装到船上。它和货船也有所不同，在这条船上不可以将重量均匀地分布在仓储空间里，而是全部分量都集中放置在船的中间，只有一小部分被装到前舱。这带来的后果还更加糟糕，在每一次的上下颠簸中，摆动的力度都增加了一倍。于是，风暴可以与它的牺牲者们玩最危险的游戏。向右一次，向左一次。船在向前向后时被抬到45度角。猛拍过来的巨浪淹没了甲板，所有东西都被击得粉碎。新出现的倒霉事——在一次猛烈的撞击中，从船头到船尾都受到了震动，波浪对甲板的冲击让堆积起来的煤散开了。在一阵黑色的冰雹中，大量的煤块像石头一样砸到了本来已经浑身流血、筋疲力尽的水手们身上。有几个人跌伤了，另外几个在厨房里的人，因为锅被掀翻而被烫伤。经过了十天的风暴，一名水手精神失常了。这时人们已经考虑到了最极端的做法：将这些倒霉电缆中的一部分扔到海里。幸好船长不愿意让自己来承担这份责任，而他这么做也是对的。在经受了这十天风暴所造成的无以言状的考验之后，“阿伽门农”号虽然迟到很多，但还是找到了他们约定的海上地点。从那里开始，电缆的铺设将要开始。

可是现在他们才看到，这些昂贵的、娇贵的货物，这些被缠了上千圈的线在颠簸中经受了怎样的损失。有几个地方，线已经完全乱成一团，橡胶绝缘层有划痕或者已经撕裂。他们抱着很少的希望做了几次尝试去铺设电缆，但是在损失了二百英里的电缆之后他们便及时停住，电缆百无一用地在海里消失了。他们不得不再次偃旗息鼓，结束这第二次航行，结束这第二次航行，不是胜利凯旋而是灰头土脸地返程回来。

事不过三

伦敦的股东们已经获知了这一不愉快的消息，他们脸色惨白地在等待着他们的旗手、他们的诱骗者塞勒斯·菲尔德。在这两次航行中，股本的一半已经砸进去了，但是没能证明任何东西，没能做到任何事情。谁都会想到的是，多数人会说：够了！股东联合会主席建议说，应该把能救出来的东西救出来，把剩下还没有用过的电缆从船上取下来，不得已的话也可以亏本卖出去，然后对这个跨越大洋的荒唐计划划上一条终止线。副董事长附和他，发来一份书面的辞职信，要以此表明他不愿意再与这个荒唐的企业打任何交道。但是，菲尔德的坚韧和他的理想主义不可动摇。没有损失什么，他解释说。电缆本身完全经受住了检验，船上还有足够多，还可以重新尝试，船队集合好了，船员也招募完毕。正因为上次的航行遭遇到了罕见的极端天气，现在会有那么一段晴好的、风平浪静的日子。只需要勇气，再一次要有勇气！完成最后这一步的机会，要么是现在，要么永远也不会再有。

股东们更没有把握地面面相觑：他们还要将投进去的最后一笔资产交给这个疯子？但是，菲尔德有一种强烈的意志，他要让犹豫不定的股东跟着他一起走，于是他强行推进了一次新的出行。1858年7月17日，在第二次失败航行之后仅五个星期，他的船队第三次离开了英国的港口。

在这里，古老的经验再次得到验证：关键性的事情总是在不声不响中成功的。这次出行完全没有受到关注：没有小船围在周围向他的船表示祝福；没有人群聚集在沙滩上；没有盛大的告别晚宴；没有讲话；没有牧师祈求上帝的帮助。他们胆怯而静悄悄地把船开出去，好像这是个海盗行动似的。但是，大海在非常友好地等着他们。正好是在约定好的那天，7月28日，从昆士敦（Queenstown）港出发后的第十一天，“阿伽门农”号和“尼亚加拉”号开始在约定好的大洋中间的一个地点工作了。这是少有的戏剧场面——两条船转向，船尾对着船尾。在两条船的中间，电缆线被接到一起了。没有什么仪式，甚至船上的人也对这个行动没有真正感兴趣（他们已经因为多次不成功的尝试感到疲惫），之后这个由铁和铜构成的粗绳在两条船中间沉到水里，一直到最底层，到还没有被探测锤研究过的大西洋海底。然后，两条船上的人互相问候，打旗语告别，英国的船驶向英国，美国的船驶向美国。当它们相距越来越远，在无尽的大洋上变成了两个行进中的点，电缆却一直将他们连接在一起——这是自人类有思想以来的第一次，两条船可以在彼此看不见对方时跨越风和海浪、空间和距离而相互沟通。每过几个小时，一条船就通过来自大洋深处的电子信号告知对方自己已经完成铺设的里程，每次另外一条船都证实说，因为好天气，他们也能够完成同样多的里程。就这样过了一天，然后是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在8月5号这一天，“尼亚加拉”号终于报告说，他们到了纽芬兰的特里尼蒂海湾（Trinity Bay），能够看到美国的海岸了，这时他们已经铺设了不少于1030英里的电缆。“阿伽门农”号也可以胜利地说，他们也同样将1000英里的电缆安全地放到了海底，他们也看到了爱尔兰的海岸。第一次，人的话语能够被从一个大陆传到另外一个大陆，从欧洲传到美洲。但是，只有这两条船上的人，只有这几百个坐在他们的木制船舱里的人才知道，他们完成了这项壮举。整个世界对此还一无所知，他们早已忘记了这次冒险。没有人在沙滩上等着他们，在纽芬兰没有，在爱尔兰也没有。但是，在新的大洋电缆与陆地电缆连接在一起的那一秒钟，整个人类将会知道：人类取得了巨大的、共同性的胜利。

大欢喜

正因为这欢乐的闪电犹如晴天霹雳，它点燃的烈焰才更势如破竹。在8月的最初几天，旧大陆和新大陆几乎在同一时刻获知了这项工程成功的消息：其效果是难以言表的。在英国，原本谨慎的《泰晤士报》发表了头条主题文章：“自从哥伦布的大发现以来，就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展程度而言，还没有哪个事件堪与此次的成功相媲美。”城市陷入一片欢腾之中。但是，英国人这种充满骄傲的喜悦，如果和这个消息刚一传到美国时引起的暴风骤雨般的兴奋相比，就显得太低调、太羞涩了。商店里、街道上立马都挤满了人，他们询问着、喧闹着、讨论着。一夜之间，原本根本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塞勒斯·菲尔德成了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英雄，人们把他和富兰克林、哥伦布相提并论。整座城市以及无数座其他城市的人热切期望着见到这个人，这个因为他的决心、让“年轻的美利坚与旧大陆之间的结合”这个梦想得以实现的人。但是，这种兴奋还没有达到最高点，因为除了说“电缆铺设完成”这个寡淡的消息以外，还没有其他消息可言。可以用它通话吗？这才是真正要做的事，成功了吗？一场华美的戏剧——整座城市、整个国家在等待、在倾听那跨越大洋的第一个词汇。人们知道，英国女王会首先发出她的讯息、发出她的祝福，每个小时人们都在等待，越来越不耐心。但是，这还要再等上几天，因为由于一个很倒霉的偶然情况，通向纽芬兰的电缆受到了干扰，一直到了8月16日的晚间，维多利亚女王的消息才传到纽约。

这个让人渴盼已久的消息来得太晚了，报纸已经无法将其编排进正式的消息中了。消息只能发到各电报局和编辑部，马上那里就聚集了大量的人群。报童们不得不从人群当中挤过去，擦破了皮肤、扯坏了衣裳。在剧院、在餐馆，这个消息被广播出来。上千的人还不知道电报会比最快的船都要超前几天，他们涌向布鲁克林的港口，来迎接“尼亚加拉”号这艘英雄船，它带回来和平的胜利。在第二天，8月17日，各家报纸大字体标题写着：“电缆运行完美无缺”，“人人欣喜若狂”，“全城轰动”，“普天同庆的时刻到了！”这是史无前例的胜利：自从地球上有思想以来，一个想法能以人类思考的速度飞越了大洋。100响的礼炮齐发，用来宣告：美国总统已经回复了英国女王的贺电。现在没有人再敢怀疑了，夜晚的纽约和其他所有的大城市都亮起了成千上万的灯光和火把。每个窗口都亮起来了，市政厅的圆顶因此失了火，似乎这也不妨碍人们的兴奋。第二天又有了一个新的庆祝活动。“尼亚加拉”号到达了，塞勒斯·菲尔德，伟大的英雄，他来了！在胜利的欢腾中，剩下的电缆被拉到城市里，他的团队受到了款待。从太平洋到墨西哥湾，现在每座城市都在一天天地重复这种欢腾的景象，好像他们在第二次庆祝美洲大陆的被发现。

但是这还不够！真正的胜利大游行还要比这更华美，那是新大陆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准备工作进行了两个星期，然后，在8月31日，整个城市在欢呼一个人——塞勒斯·菲尔德，自从恺撒皇帝时代以来，没有哪一个胜利者被他的人民这样欢呼过。在这个明朗的秋天，人们准备了一个花街游行，长长的队伍一直用了六个小时才从城市的一端到了另外一端。走在前面的是军人，他们扛着旗帜走过彩旗飘展的街道，接下来是乐队、合唱队、歌咏队、消防队、学生、退伍兵，跟在这无尽的队伍中。每个能够行走的人，都在行走；每个能唱歌的人，都在跟着唱歌；每个能够欢呼的人，都在欢呼。在四匹马拉的车里，是菲尔德，如同一位古代凯旋的帝王一样；另外一辆车里，是“尼亚加拉”号的指挥官；第三辆车上坐着美国总统，后面的是市长、官员和教授们。持续不断的是致辞、宴会、火炬游行，教堂的钟声响起来，礼炮轰鸣。欢呼声一而再、再而三地环绕着这位新哥伦布、两个世界的统一者、空间的战胜者。这个人，在这个时刻，变成了美国最声名卓著、最受人崇拜的人，这个人是塞勒斯·菲尔德。

大悲苦

在这一天有成千上万的、上百万的声音雀跃欢呼。但是只有一个声音、一个最重要的声音在整个庆祝活动期间保持着奇异的沉默——电报。也许菲尔德在欢呼声中已经预感到那可怕的事实，作为唯一一个知道就在这一天，大西洋电缆已经不再好用的人，对他来说这肯定是很残忍的事情。在最近几天里，传输过来的信号已经越来越含混不清，几乎都无法辨认，现在这些电缆终于在经历了临终的喘息之后断了呼吸。在整个美国，除了负责在纽芬兰接收电报的几个人以外，没有人知道甚至没有人会想到这一渐渐出现的失败。面对这种无度的狂热，连他们也一天天迟疑着，向欢呼的人群告知这一苦涩的消息。很快引起人们注意的是，他们接到的消息非常少。美国原本期待的是，现在每个小时都有信息越洋而来——正好相反，只是不时地有模糊不清的、不可核实的消息。没过多久，就开始到处有这样的传言：因为急于求成要达到更好的传输效果，他们输入的电荷太强，因而将本来就不怎么样的电缆给弄坏了。人们还在希望能够排除这些故障。但是，很快就没有办法掩饰了，信号总是越来越混乱，越来越无法让人看懂了。就在那个大型庆祝活动的第二天，在9月1日，没有清楚的声音传来，不再有跨越大洋的美好弧线。

当人们从发自内心的欢欣中清醒过来以后，他们最不能原谅的就是整个事情的推手。人们在他的身上的一切期待，后来都得眼睁睁地看着变成失望。在这受到很多赞美的电报不再好使的传言几乎还没有被证实时，那些排山倒海般的欢呼浪潮就反过来转化为恶意的指责，一起指向那位无辜的罪人，塞勒斯·菲尔德。他欺骗了整座城市、整个国家，整个世界。这座城市里的人声称，他早就知道了电报不可行，但是为了他的自我沉醉感，他要让人们对他欢呼，他也利用了这段时间让属于他自己的股票出手，带来了不可思议的巨大盈利。甚至还有更恶毒的说法，其中最奇怪的是，有人无端地声称：大西洋电报从来没有真正地好使过，所有的消息都是谎言和欺骗，英国女王的电报也是事先就写好的，从来没有经过海底电报来传输。这种传言认为，整个期间没有一个清晰明确的消息是跨越大洋传递过来的，负责人只是从推测中、从不完整的信号中将想象中的消息拼凑到一起。一桩真正的丑闻传开了。恰恰是昨天欢呼得最响亮的人，今天的愤怒也最激烈。整座城市、整个国家因为自己过热的、过早的兴奋而感到羞耻。菲尔德被挑选出来，成为这一愤怒的牺牲者。昨天他还被当做民族的英雄，是富兰克林的兄弟，是哥伦布的后代，今天他却必须在先前的朋友和崇拜者面前将自己躲藏起来，如同一名罪犯一样。一天就成就了名声，一天之内一切又都被毁掉了。这个失败究竟有多大，还让人看不到头：资金没有了，信任失去了，那条无用的电缆像传说中的巨蟒“密德嘎”[18]一样躺在无法可见的大洋深处。

六年的沉默

六年，那些被忘掉的电缆无用地躺在海底；六年，那旧日冰冷的沉默横在两块大陆之间，而它们之间曾经有过那么一个短暂时刻，脉搏紧密相连地跳动。欧洲和美洲曾经彼此靠近得能听到对方的呼吸，这种密切持续的长度是一百句话左右，现在又如千年以前一样，被不可战胜的距离分隔开来。十九世纪最大胆的计划，在昨天曾经几乎变成了现实，而现在又成了一个传说、一个神话。当然没有人会考虑，重新去做这个成功了一半的行动。可怕的失败让一切力量都瘫垮了，让所有的兴奋都窒息了。在美国，南方与北方之间的内战转移了人们对这一设想的兴趣；在英国，委员会还不时地开会，但是他们用了两年的时间，才费力地给出了一个内容单薄的判断：原则上海底电缆是可行的。从这种学术上的鉴定到实际的行动之间，是一条没人想去走的路。六年的时间，所有的相关工作都停止了，如同海底那些被遗忘的电缆一样。

六年在历史的巨大空间里无非是稍纵即逝的瞬间，可是，在像电学这样的年轻科学当中却胜似千年。每一年、每一个月在这个领域里都有新的发现。发电机功率越来越大、越来越精良，它的应用越来越多样，它的器械越来越精密。每个大陆之内电报网都已经建成，电报电缆已经跨越了地中海，将非洲和欧洲连接在一起。跨越大西洋的计划，一年比一年变得显不出它的超凡之处，再不像多年前那样被赋予绚烂的色彩。重新来尝试它的时刻，不可逆转地来到了。现在缺少的只是，需要有人站出来给旧计划注入新能量。

突然之间，这个人又站出来了。他还是过去的那个菲尔德，带着同样的信念和信任，从沉默的放逐和幸灾乐祸的蔑视中，他又站了起来。他第三十次跨越大洋，又出现在伦敦。他成功地以60万英镑的新资本获得了原来的许可证。现在也有了他长久以来梦想的大船，一条船就可以将全部电缆装载在上面，这就是“大东方”号（Great Eastern），22000吨级，四个烟囱，是伊桑姆巴·布鲁内尔[19]建造的。真是天缘巧合：它在1865年这一年正好闲置，因为它的设计也太超前了。两天之内就可以将它买下，装备停当后便可以执行任务。

以前无比困难的事情现在变得容易了。1865年7月23日，这条巨船带着新电缆离开了泰晤士河。哪怕第一个尝试不成功，哪怕在到达目标的两天前因为一个裂口铺设失败，哪怕这贪婪的大洋又一次吞噬掉了60万英镑，现在的技术已经有十足的把握，菲尔德不会让自己泄气的。1866年7月13日，“大东方”号第二次出行，这次航程成了凯旋之旅：经由这次的电缆，对欧洲说出的话清晰可闻。几天以后，先前丢失的电缆也被找到了，现在有两条线能将旧大陆和新大陆连接在一起。昨天的奇迹，在今天变成了理所当然之事。从这一时刻开始，地球有了一个共同的心跳。现在，在地球的一端到另外一端，人类生活在同一时间维度里，他们彼此听到、彼此看到、彼此了解，通过自身的创造性力量，他们让自己像上帝那样无所不在。由于战胜了空间和时间，但愿全人类能够永远成为一体：不再因为新的诅咒性痴狂而迷失；不再无间断地去破坏这种壮丽的统一事业；不再以人类左右万物的同样手段，让自身遭受毁灭。

[1] 华伦斯坦（Albrecht Wenzel Eusebius von Wallenstein，1583—1634），出身于波希米亚的贵族，是1618—1648年的欧洲三十年战争中的著名军事将领。华伦斯坦站在天主教一方，在1625—1634年间，两次担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军队的最高统帅，与德国境内的新教势力以及瑞典、丹麦的军队作战。其人生有着悲剧性的结局：后来失去皇帝的信任，最终为忠于皇帝的军官所谋害。关于华伦斯坦的生平与命运，席勒曾经以他为主人公完成著名的话剧《华伦斯坦》。

[2] 纳尔逊（Horatio Nelson，1758—1805），英国海军将领，多次率英国舰队与法国、西班牙舰队交战，最后于1805年的特拉法加战役中击败法、西联合舰队，但自己也不幸中弹身亡。纳尔逊死后，其英勇精神一直被宣扬，他也成为英国海上霸权的象征之一。

[3] 维京人（Wikinger），指中世纪早期（800—1050）生活在北海、波罗的海沿岸的族群，以战争、航海为主要生计手段。他们当中的大部分来源于日耳曼人，以航海技术发达而闻名。

[4] 腓尼基人（Phönizier），古代闪米特人中的一支，生活在地中海东岸（今黎巴嫩、叙利亚一带），是古代著名的航海者，与古代希腊有密切的贸易关系，其势力范围遍及地中海的岛屿及伊比利亚南部的诸多半岛。

[5] 拜伦爵士（George Gordon Byron, 1788—1824），英国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

[6] 1809年，21岁的拜伦游历了西班牙、葡萄牙、阿尔巴尼亚、希腊、土耳其等国，后来发表诗作《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

[7] 奥维德（Pubius Ovidius Naso，公元前43—公元17？），古罗马诗人，著有《变形记》等。从他的诗作中人们得到的信息是，公元8年，奥维德突然被奥古斯都流放到黑海东岸的托弥（今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流放原因不明，但是他没有被褫夺财产和公民身份。也有学者认为，他的流放并非事实，只是诗人在作品中采用的“我”作为叙述者的角度而已。他的卒年情况不详，只是在公元17年以后，不再有他的诗作问世，后人怀疑他于那时或者在其后不久离世。

[8] 赫拉克勒斯（Herkules），希腊神话中奇迹般地完成十二个艰巨任务的英雄。

[9] 最初的电容器，因为1746年在荷兰的莱顿大学被发明出来而得名。

[10] 英语中的Voltaic pile，最早的化学电池，由意大利的物理学家伏打（Alessandro Volta）发明。

[11] 布雷特（John Batkins Brett，1805—1863），英国电报工程师，是铺设海底电报电缆的先驱者之一。他与弟弟雅各布一起，于1854年成功地铺设了从法国大陆至科西嘉岛和撒丁岛的水下电缆。1858年，也参与了跨大西洋海底电缆的铺设项目。除了在电报技术上的贡献以外，布雷特也因为艺术收藏而闻名。

[12] 布莱里奥（Louis Bleriot，1872—1936），法国工程师和航空界先驱，是飞越英吉利海峡的第一人。1909年7月25日，他驾驶自己制造的单翼飞机从法国北部的加莱抵达英国的丹佛，距离35公里，耗时37分钟，平均飞行高度100米。他是首位商业性飞机制造者，被称为“现代单翼机之父”。

[13] 摩尔斯（Samuel Finley Morse，1791—1872），美国人，电报发明者。

[14] 萨克雷（William Thackeray，1811—1863），英国著名小说家，代表作为《名利场》。

[15] 史蒂文森（George Stephenson，1781—1848），英国著名的工程师和发明家，蒸汽机车的发明者。

[16] 布鲁内尔爵士（Sir Marc Isambard Brunel，1769—1848），工程师、建筑学家和发明家，修建了第一条横穿泰晤士河的隧道。

[17] 克里米亚战争中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场战役。1854—1855年，为争夺对巴尔干半岛和黑海的控制权，奥斯曼帝国、法国、英国联合与俄国发生战争，结果俄国战败，于1856年签订《巴黎和约》。

[18] 密德嘎（Midgardschlange），日耳曼神话中盘绕世界的巨蟒，是世界的三大敌人之一。

[19] 伊桑姆巴·布鲁内尔（Isambar Kingdom Brunel，1806—1859），英国铁路及造船工程师，前文提到的布鲁内尔爵士的儿子。

逃向上帝

为列夫·托尔斯泰未完成剧作《光在黑暗中发亮》所作的结局部分

1910年10月底

前言

1890年，列夫·托尔斯泰动手写作一部剧本形式的自传，后来该作品作为遗稿的片段，以《光在黑暗中发亮》为标题得以发表和上演。在这部没有完成的剧作（第一个场景已经披露了这一点）里，人们看到的无非是他的家庭悲剧最直白的展演，他似乎在给自己正在酝酿的逃离计划做自我辩白，同时也是在为他的夫人开脱。也就是说，这是一部在极端的精神撕裂中保持了完美道德均衡的作品。

托尔斯泰将自身写进令人一目了然的尼古拉·米海伊洛维奇·萨林采夫（Nikolai Michelajewitsch Sarynzew）这个形象当中，他是作者的自我写照。在这出悲剧中，可以说，这个形象是虚构成分最少的。毫无疑问，列夫·托尔斯泰创作的这个形象，让自己预先看到自身生活中不得已的出路。但是，无论在作品里还是在生活中，无论在1890年还是在十年之后的1900年，托尔斯泰都没有找到足够的勇气以及合适的形式来下定决心，作出了断。由于这种意志上的退让，这个剧作一直是个残篇，结尾时主人公完全陷入不知所措的状态当中，只能抬起双手向上帝祈求，希望上帝会帮助他，帮助他结束这种精神上的分裂状态。

托尔斯泰后来也没有再动手去写尚缺少的那最后一幕。但是，比这更重要的是，他在生活中实践了那最后一幕的内容。在1910年10月的最后几天里，在经历了四分之一世纪长的犹疑不决之后，终于有了一个决定将他从危机中解救出来：在几次极其跌宕起伏的冲突之后，托尔斯泰弃家出走。他的出走刚好成就那种超凡的、典范式的死亡，从而赋予他的人生命运以完美形式和圣洁。

在我看来，最浑然天成不过的，便是他将亲历过的悲剧结尾加在已经写完的片段上。我尽可能忠实于历史的原貌，带着对事实和文献的敬畏之心来尝试做这件事，我所做的仅止于此。我根本没让自己有去补充托尔斯泰的自白这样的奢求，我不要让自己加入这个作品，我只是要为它服务而已。我这里做的工作，不是要去完成这个剧作，而是来为一部未完成的作品以及没有解决的冲突提供一个独立于该作品之外的尾声篇。我唯一的目标，便是给这个未完成的悲剧以华美的余响。唯其如此，这部尾声篇的意义才得以实现，而我心存敬畏的努力也得以免于徒劳。在涉及演出的问题上，我必须强调的是：在时间上这部尾声的上演是在《光在黑暗中发亮》上演的十六年之后，在人物造型上，托尔斯泰的形象必须是让人一眼就能认出的。他生平最后几年的画像可以作为戏剧造型的蓝本，尤其是他在沙马尔京诺（Schamardino）修道院里和他妹妹的画像，以及他躺在灵床上的照片可以作为造型参考。他的工作室的布置也应该心怀敬意地遵循历史的真实，保持那着令人震撼的简陋。从纯舞台效果上，我希望在《光在黑暗中发亮》的第四幕结束以后会有一个比较长的中场休息，然后再上演这个尾声篇（在这里托尔斯泰是以他自己的名字被人称呼的，不再躲藏在萨林采夫这个替身后面）。将这幕尾声篇独立上演，这并非我的初衷。

尾声篇的剧中人物表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已经进入他人生的第八十三个年头）

索菲亚·安德烈耶夫娜·托尔斯泰，托尔斯泰的夫人

亚历山德拉·李沃夫娜（被称为萨沙），托尔斯泰的女儿

秘书

杜山·彼得罗维奇，托尔斯泰的家庭医生和朋友

伊万·伊凡诺维奇·奥索林，阿斯塔波沃火车站站长

基里尔·格里格罗维奇，阿斯塔波沃的警长

大学生甲

大学生乙

三名旅客

第一场和第二场的剧情发生于1910年10月的最后几天，地点在亚斯那亚·波利亚纳托尔斯泰的工作室。最后一场的剧情发生在1910年10月31日阿斯塔波夫火车站的候车室里。

第一场

1910年10月底，在亚斯那亚·波利亚纳

托尔斯泰的工作室。这里陈设简单，没有任何装饰，与人们熟悉的图片上所见相同。

秘书带两位大学生进来。他们身着俄罗斯式的高领黑色衬衫，两个人都年轻，神情严肃。他们举止镇定矜持，自负多于腼腆。

秘书：您二位先坐下，列夫·托尔斯泰不会让您二位久等的。我只有一个请求：考虑到他的年龄！列夫·托尔斯泰热衷于讨论，结果他经常忘掉疲倦。

大学生甲：我们要向列夫·托尔斯泰提问的内容不多——只有一个问题，当然这是一个对我们和他来说都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我答应您保持简短——前提是，我们可以无拘无束地说话。

秘书：完全没问题。越不拘形式越好。不过，有一点很重要，您不要对他说“爵爷”这个词——他不喜欢。

大学生乙：（笑着）这您不用担心。我们可以说任何词，就是不会说这个词。

秘书：他已经走上楼梯来了。

（托尔斯泰进来，步伐快速、均匀。尽管年事已高，他依然脚步灵活，有些紧张。在说话时，他经常在手中转动一支铅笔或者在团纸球。因为不耐心，他也抢话说。他快速地走向这两个人，向他们伸出手，目光锐利而严峻地看他们每人一眼，然后在他们对面的油布扶手椅上坐下）

托尔斯泰：您两位，是委员会派到我这里的，对不……（他在一封信里寻找着什么）对不起，我把您两位的名字给忘了……

大学生甲：我们的名字是什么，请你不必费心。我们只是作为十万人当中的任意两个来找您的。

托尔斯泰：（目光锐利地看着他）您对我要提出什么问题吗？

大学生甲：一个问题。

托尔斯泰：（对第二个人）您呢？

大学生乙：同样的问题。我们大家对您只有一个问题，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除此以外，我们所有的人——全体俄国革命青年——没有其他问题。这个问题是：为什么您不和我们站在一起？

托尔斯泰：（非常安静地）我已经在我的书里说得很清楚了——我希望如此——在几封信里也谈到了，这些信现在也能看到。我不知道，您是否读过我的书？

大学生甲：（激动地）列夫·托尔斯泰，我们是否读过您的书？您这样问我们，可真够奇怪。我们从儿童时代就和您的书一起成长；当我们成为青年时，您将我们的心灵从肉体里唤醒。如果不是您的话，还有谁会教我们学会看人类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您的书让我们的心离开国家、教会和统治者，它们在保护对人的不公平，而不是在保护人类。是您，只有您，才让我们拼上全部的生命，直到这错误的秩序被最终摧毁……

托尔斯泰：（打断他的话）但是不要通过暴力……

大学生甲：（不理会对方，自管说）自从我们开始说话以来，就没有哪个人能像您这样获得我们这么多的信任。当我们问自己谁能够铲除这些不公时，我们对自己说：他！当我们问自己，谁能挺身而出愤怒地抨击这些恶行时，我们说：他会这样做，列夫·托尔斯泰。我们曾经是您的学生、您的侍者、您的仆人。我相信，那时候您只要挥一下手，我都能死而无憾。要是我能在几年前有幸来到这座房子里，我会在您的面前俯身低首，如同在一位圣人面前一样。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成千上万的俄国青年来说，直到几年以前，您是如此被看重的——现在我感到惋惜，我们都感到惋惜，您从那时起远离了我们，差不多成了我们的反对者。

托尔斯泰：（语气变软）您认为我必须做什么，才能和你们保持在一起？

大学生甲：我不敢奢望对您指手画脚。您自己知道，是什么让您对我们、整个俄国青年一代产生疏离。

大学生乙：为什么不直说出来，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顾不得客气了。您早晚得睁开眼睛看一下，眼看着政府对我们的人民犯下如此滔天罪行，您不能再这么不温不火的了。您必须从写字台前站起来，您必须公开、清楚、毫无保留地站在革命这一边。您知道，列夫·托尔斯泰，他们用了怎样残酷的手段将我们的运动镇压下去，在监狱里行将腐烂的人比您这花园里的树叶还多。可是，您，您看着这一切，也许写一些东西，有时候给一家英语报纸写一篇文章，讨论人的生命的神圣性。但是您自己知道，在今天，对付这些血腥的恐怖，言词没有任何帮助。您自己和我们一样清楚，现在需要一次彻底的颠覆、一场革命。您的话可以动员起一支军队。您让我们变成了革命者，现在革命的时刻成熟了，您却小心翼翼地转身而去，您这是在纵容暴力！

托尔斯泰：我对暴力从来没有认可过，从来没有！三十年来，我致力的唯一目标，就是去铲除一切有权势者的犯罪。三十年来——那时候你们还没有出生——我要求的不光是改进，而是全新的社会关系的新秩序，比你们还要激进。

大学生乙：（打断他说话）那又怎么样？您的哪些主张被采纳了？这三十年来，他们给了我们什么？按照您的设想去做的“杜霍包尔教徒”[1]所得到的，是鞭笞、是胸膛里的六颗子弹。通过您的温和的要求、您的书和小册子，俄国什么地方变好了？您让人民变得能够忍耐、有耐心，用“千年帝国”这样的话来安慰他们，您难道还看不出来，这些正是在帮助那些压迫者吗？不，列夫·托尔斯泰，这没有用。您以爱的名义去感召这些飞扬跋扈的人，您像天使一般对他们说话，这都没有用！这些沙皇的奴才，在我们用拳头砸向他们的喉咙之前，他们是决不会因为您的耶稣基督而从兜里掏出一个卢布的，他们也不会做哪怕一寸的让步。人民从他们那里等着兄弟般的仁慈，已经等了太久，现在他们不再等了，现在到了行动的时候。

托尔斯泰：（相当激烈地）我知道，你们在新的宣言里甚至称之为“神圣的行动”，一个“唤起仇恨”的神圣行动。我不知道有仇恨，也不想知道什么是仇恨，面对那些对我们的人民犯下罪行的人，我也没有仇恨。那些行罪恶的人和那些承受恶行的人相比，他们在灵魂上要更加不幸——我同情这些人，但是不恨他们。

大学生甲：（愤怒地）我恨他们所有的人，所有那些对人类不公的人——那些无所顾忌而血腥的畜生，我恨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不，列夫·托尔斯泰，您永远也无法让我学会对这些罪犯产生同情。

托尔斯泰：就算他们是罪犯，他们也是我的兄弟。

大学生甲：就算罪犯是我的兄弟，是我母亲的孩子，如果他给人类带来痛苦，我也会像对待一只疯狗一样将他打倒在地。不，对于没有同情的人，不要有任何同情！在这片俄国的大地上，在沙皇和侯爵们的尸体被埋在地下之前，就不会有安宁；如果我们不强制实行的话，这里就不会有人道的、符合道德的秩序。

托尔斯泰：没有一种道德秩序是可以通过暴力来强行完成的，因为任何暴力都不可避免地产生新暴力。只要你们拿起武器，你们就是在制造新的暴君。不要去推翻他，要拒绝他。

大学生甲：但是，除了摧毁权力以外，没有与权力对抗的手段。

托尔斯泰：我承认。但是永远也不可以使用一种自己不认可的手段。真正的强大在于，请相信我，不以暴力来回答暴力，而是通过退让使暴力无能为力。福音书上写着……

大学生乙：（打断他）啊哈，别提您的福音书了。教士们早就把它做成了烈酒，为的是让老百姓变得迷迷糊糊。两千年前就是这样了，对任何人都没有帮助，否则这个世界也不会这样满是苦难和血迹斑斑了。不，列夫·托尔斯泰，用《圣经》里的话是无法让今天的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主子与仆人之间的鸿沟缩小的：在这两个河岸之间有太多的苦难。成百的，不，上千的信徒、乐于助人的人在西伯利亚或者监狱里忍受饥寒，明天还会有成千上万的人经受同样的命运。我问您，难道就因为那么几个有罪者，就真的要让这上百万的无辜者继续受苦？

托尔斯泰：（自我克制地）他们受苦还要好于再次流血。恰恰是无辜者的苦难在反对不公时才有用、才好。

大学生乙：（狂野地）您用“好”这个词来说俄国人民千年来无尽无休的苦难？现在，您去监狱里，列夫·托尔斯泰，您去问问那些被鞭打的人，问一下我们的城市和乡村里忍饥挨饿的人，是不是这痛苦确实是好。

托尔斯泰：（愤怒地）肯定比你们的暴力好。你们真的相信，用你们的炸弹和手枪，可以将恶行从这个世界上铲除？不能，在你们自己那里，就是恶在行动。我再对你们说一次，为自己认定的东西去受苦，要百倍地好于为它去杀人。

大学生甲：（同样愤怒地）好吧，如果受苦是这么好，是善行，列夫·托尔斯泰，那您自己为什么不去受苦啊？为什么您总是在别人面前表彰殉难，而自己却坐在温暖的房子里，用银餐具吃饭，而您的农民——我亲眼所见——却穿着破衣烂衫、饿得奄奄一息在小窝棚里冻得发抖？为什么您不让自己遭受鞭笞，而是让那些“杜霍包尔教徒”为了您的学说而遭罪呢？为什么您不最终离开这个爵府到大街上，自己在风霜雨雪中去了解这美妙绝伦的穷困呢？为什么您总是在说，而不是按照您自己的学说去行动呢？为什么您自己不能到头来做个典范呢？

托尔斯泰：（他一时语塞。秘书急忙上前走到大学生面前，想要严厉地阻止他，但是托尔斯泰已经恢复镇静，将他轻轻地推到一边）让他说完！这个问题，这位年轻人给我的良心提出来的问题，很好……一个很好的、出色的问题，一个真正的必要的问题。我要尽力地诚实来回答。（他走近一小步，犹豫着，打起精神，他的声音变得粗哑，好像被罩上了一层东西。）您问我，为什么我没有按照我自己的学说、我自己的话来自己经受苦难？我带着无比的羞愧来回答您这个问题：如果我到目前为止没能履行我最神圣的责任，那是……这是说……这是因为我太怯懦，太软弱或者说太不诚实，一个卑下的、一无是处的、有罪的人……因为上帝直到今天还没有给我这样的力气，最终来做这件不能再推托的事情。您这位年轻的陌生人，说到我的良心痛处了。我知道，我所做的，是我必须做的事情的千分之一都不到。我带着羞愧承认，这早就应该成为我的责任，离开这座房子的奢侈以及我那痛苦的生活方式，我觉得这是有罪的。就像您说的那样，到大街上成为一个朝圣者。除了在灵魂的最深处感到羞耻、在我自己的可卑可鄙面前深深弯下腰来，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来回答您的问题。（两名大学生后退一步，若有所思地沉默着。短暂的停顿。然后托尔斯泰用他那更微弱的声音继续说下去）但是，也许……也许我也在受苦……也许我所遭遇的痛苦，恰恰在于我没能有足够的强大和诚挚，足以在别人面前去践行我的话。也许我在这里经受的良心上的痛苦，还要多于最可怕的肉体上的刑罚，也许上帝恰好给我打造了这个十字架，让这座房子给我带来折磨超过我戴着脚镣躺在监狱的地上……但是您是对的，这种痛苦是没有用的，因为这一受苦只是为我一个人，我太高估了自己，还以为这痛苦会给我增添光荣。

大学生甲：（有些惭愧）我请求您的原谅，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如果我在激动中显得太个人化了的话……

托尔斯泰：不，不，正好相反，我感谢您！谁撼动了我们的良心，哪怕用的是拳头，那也是对我们有利的啊。（一阵沉默。托尔斯泰的声音又平静下来）您二位对我还有其他问题吗？

大学生甲：没有。这是我们的唯一的问题。我相信，您拒绝支持我们，这对俄国和整个人类都是一桩不幸。再没有人能够阻挡这种颠覆、这种革命了。我感觉到，那会是非常可怕的，比地球上已经发生的一切都更可怕。那些决定要做这件事的人，会是铁腕的人、是不考虑一切的决绝之人、是没有温情的人。假如您在我们的队伍的最前面出现，您的榜样会赢得数百万人，那会少些牺牲者。

托尔斯泰：哪怕只有一条生命是因为我的缘故而丧失，我也无法在自己的良心面前承担这样的责任。

（楼下，房子内的铃声响了）

秘书：（转向托尔斯泰，要打断谈话）中午铃响了。

托尔斯泰：（苦涩地）对，吃饭、聊天、吃饭、睡觉、休息、闲聊——

这就是我们的舒适生活，而这时候别人在工作，以此来敬奉上帝。（他又转向两位年轻人）

大学生乙：我们给朋友带回去的消息，除了您的拒绝以外就没别的了吗？您连一句鼓励的话都不给我们吗？

托尔斯泰：（目光锐利地看着他，在思考）以我的名义告诉你们的朋友如下内容：我爱你们，看重你们，俄国的年轻人，因为你们能这么强烈地感觉到你们的兄弟们正在遭受的痛苦，并且愿意搭上你们的性命，以便让他们的状况有所改善。（他的声音变得洪亮、激昂和粗鲁）但是，我还是不要跟随你们同路，只要你们拒绝将人与人的爱、兄弟之爱放在全部人身上，我拒绝和你们站在一起。

（两个大学生沉默。然后大学生乙带着坚定的决心走上前一步，强硬地说）

大学生乙：我们感谢您接待了我们，感谢您的诚实。我再也不会站在您的面前——请允许我，一个无名小辈在告别时说一句开诚布公的话。我告诉您，列夫·托尔斯泰，您错了，当您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能通过爱来改善时，您错了。也许对于富人和那些无忧无虑的人来说，这是可行的。但是，对于那些从童年起就挨饿、一辈子蜷缩在主子的统治淫威下的人来说，他们已经疲倦了。他们曾经长时间等着这兄弟之爱从天国降临，他们现在更愿意相信自己的拳头。所以，我在您的垂暮之年对您说，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这个世界还将血光处处，不光那些统治者会被打死、碎尸万段，他们的后代也会有同样的遭遇，以便他们再不能给世界造孽。但愿您看不到这些，如果您能看到的话，这些都将成为您的错误判断的见证——这是我对您发自内心的祝愿！但愿上帝赐给您一个平静的死亡！

（托尔斯泰怔住了，这个热血沸腾的年轻人的激烈让他大为害怕。之后他打起精神，走向他们，话说得非常简单）

托尔斯泰：我感谢您，尤其是您最后的话。您祝愿我的，正是我三十年里所渴望的——在安宁中死去，在死时与上帝、与所有的人保持和平。（两位年轻人鞠躬离开。托尔斯泰长时间地从后面看着他们，然后他开始激动地走来走去，兴奋地对他的秘书说）多么出色的年轻人，那么大胆、骄傲和强大，这些年轻的俄国人！了不起，了不起，这些有信仰、有热血的年轻人！六十年前，我在塞瓦斯波托尔见识过，带着同样自由而不羁的目光，他们面对死亡、面对各种危险——他们是叛逆的，随时准备带着笑容什么都不为就去死，将他们的生命、如此美好的年轻生命舍出去，为了一个空空的核桃、为了没有内容的词汇、为了一个没有真实的理念，只是出于献身的快感。不可思议，这些永远的俄国青年！带着这样的热血和力量去服务于仇恨和谋杀，好像那是一件神圣的事情！不过，这两个人，他们让我感到愉快！他们让我受到震撼。他们是对的，的确必须跳出我的软弱，去践行自己的主张！离死期只有两步之遥，但是还一直在犹豫不决！真的，正确的事情只能从年轻人那里学来，只能从年轻人那里学来！

（门被打开了，伯爵夫人像一阵强劲的过堂风一样走进来，她神经紧张，心神不安。她的动作不太有把握，她的眼睛总是从一件东西到另外一件东西上。人们可以感觉到，她心不在焉，在说话时她被一种内心翻搅着的不安所侵蚀着。她的女儿萨沙跟在她后面快速走进来。人们得到的印象是，好像她是跟在母亲的后面专门来监视她的。）

伯爵夫人：已经打了午饭铃了。《每日电讯报》的编辑已经在下面等了半个小时，为的是你那篇反对死刑的文章，你居然因为这两个臭小子让他等着。这种没有教养、混账的人！在楼下，仆人问他们是否已经和伯爵联络过，他们当中的一个回答说：没有，我们没有在伯爵那里登记过，列夫·托尔斯泰让我们来的。你允许这样的小混蛋们来找你，他们最愿意干的就是把世界弄得一团糟，如同他们自己的头脑一样！（她不安地将房间环视一遍）看这里到处是东西，书都在地上，一片混乱，到处是尘土。真的，要是体面的人来到这里，这真是丢脸。（她走向扶手椅，用手去碰它）这把油布椅已经坏了，真丢脸，不行，真是没法看了。幸好明天就有裱糊匠人从土拉（Tula）来，他必须马上把这椅子修好。（没有人回答她的话。她不安地上下看着）那好吧，请你现在下来吧！不可以再让他等得更久了。

托尔斯泰：（突然面色苍白，神情不安）我马上来，我在这里只是……有些东西要收拾一下……萨沙会帮我一下忙……你先陪一下那位先生，替我道歉，我马上就来。（伯爵夫人又把房间环视了一遍出去了。托尔斯泰几乎还没等她出去，就冲向门口，将门迅速关上，拧上钥匙。）

萨沙：（因为他的激烈动作而吃惊）你有什么事？

托尔斯泰：（极度紧张的状态，手压在心脏上，断断续续地说）裱糊匠明天……谢天谢地……还有时间……感谢上帝。

萨沙：怎么了……

托尔斯泰：（不安地）一把刀，快点拿一把刀或者一把剪子……（秘书带着陌生的目光从写字台递过去一把裁纸剪子。托尔斯泰神经质般急匆匆地动着，有时候害怕地看向锁着的门。他把剪子伸到油布上的裂口，把裂口剪得更开一些，然后他用手不安地在马鬃里摸索，直到从里面取出来一封封着口的信。）在这里——是吗？这真是可笑，难以置信，简直如蹩脚的法国通俗小说里写的那样……真是羞辱无边啊……我，一个头脑清醒的男人，在我自己的房子里，83岁的人，必须把最重要的文件藏起来，因为我的什么东西都会被翻个遍，因为有人窥探我，我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秘密！啊，真是个丑闻，我在这座房子里的生活真是如同地狱一般，谎言！（他变得安静些了，打开信，开始读信。转向萨沙）十三年前我写了这封信，当时，我准备离开你的母亲，离开这个地狱般的房子。这是与她的告别，但是后来我没能拿出这份勇气。（信在他颤抖的手里簌簌作响，他声音不大地读给自己听）“……对我来说不再可能继续将这种生活过下去。十六年以来我过的是这种生活，一方面我与你们斗争，同时也一定会激怒你们。所以，我决定去做我早就应该做的事情，即逃离……如果我摊牌，那么就会有不愉快。我也许会变软弱了，不能去践行我的决意，而这是必须要实行的。如果我走出的这步给你们带来痛苦，我请求你们原谅我，尤其是你，索尼亚，出于美好的意愿将我从你的心中抹掉吧，不要找我，不要抱怨我，不要谴责我。”（呼吸艰难地）啊，已经十三年了，从那时开始我接着折磨了自己十三年，每个词都还那么真实，如同从前一样；我今天的生活一如从前那样怯懦和软弱。我一直还没有离家出走，我一直还在等待，但是不知道在等什么。我一直知道得很清楚，但是一直做得不对。我总是太软弱，没有对抗他们的意志！我把信藏在这里，如同一名小学生在老师面前藏起一本不体面的书一样。那份遗嘱，我曾经在那里请求她，将我的著作所得赠送给全人类。我把这份遗嘱交到她的手里，只是想得到在这座房子里的和平，而不是自己与良心之间的和平。（停顿）

秘书：您相信，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请您允许我提一个问题，因为我在这里出其不意地想到的……您相信……您……如果上帝将您召唤去了的话……那么……那么……您的这个最后的、最紧迫的愿望，放弃您的著作所得，会真正实现吗？

托尔斯泰：（吃惊地）理所当然……这是说……（不安地）不，我可是不知道……你怎么看，萨沙？

萨沙（转过身去，无语沉默）

托尔斯泰：上帝啊，我从来没有考虑过。或者说：不，我又没有说实话。不，我只是不愿意去想到这个，我又回避了，像往常总是做的那样，回避明确的、直接的决定。（他直视着秘书）不，我知道，我肯定地知道，我的夫人和儿子们，他们不会太在意我最后的愿望，就像他们今天不太在意我的信仰和我的灵魂责任一样。他们会用我的著作谈个好价钱的，在我死后，我还会是一个谎言者，作为一个不能践行自己言辞的谎言者出现在世人面前。（他做出了一个心意已决的动作）但是，不应该、也不可以是这样！终于要有个明确的！今天这个大学生怎么说的，这个真实的、诚实的人？这个世界还要求我有一个行动，最终的诚实，一个清晰的、纯粹的、没有歧义的决定——这是一个标志！到了83岁，一个人不可以在死亡降临之前长久地视而不见。对，这个陌生人对我警告得好：所有不作为背后隐藏着的总是一个灵魂的怯懦。一个人必须头脑清楚和真实，我终于要成为这样的人，现在是我的垂暮之年，第八十三个年头。（他转向秘书和女儿）萨沙和符拉基米尔·格奥尔格维奇，明天我要立下我的遗嘱，清晰、不可改动、有约束力、不容置疑，在遗嘱里我要将我的文字带来的收入，这相当肮脏的钱，以及从这些收入中所得的利息，送给全部的人、整个人类——不可以用我写出来的文字做生意，这是我为了整个人类所写的，是出于良心的无可回避才说的、才写的。明天上午您过来，带来第二个见证人——我不可以再犹豫良久，也许死亡很快会抓住我的手。

萨沙：还等一下，父亲——不是我要劝阻你，但是我怕有困难，如果母亲也在，我们四个人在这里的话。她会马上找到可疑之处，也许在最后一刻还能让你的愿望泡汤。

托尔斯泰：（沉思地）你说得对！不，在这座房子里不能有什么纯粹的、正确的事情发生：这里的全部生活都是谎言。（对秘书说）您这样安排，你们明天上午11点在格鲁蒙特树林里，在黑麦田后面左边的大树那里，跟我见面。我假装成像我平常一样出去骑马溜达。把一切都准备好，在那里我……我希望上帝给我决心，让我终于从绑缚中解脱出来。

（午饭的铃声第二次响起，更激烈了）

秘书：您现在不要让伯爵夫人看出任何迹象，否则一切都白费了。

托尔斯泰：（呼吸沉重地）让人吃惊。又得假装，又得隐藏起来。在世界面前要真实，在上帝面前要真实，面对自己要真实，只是在自己的妻子和孩子面前不能真实！不，这样无法生活，不可以这样活着！

萨沙：（吓坏了的样子）母亲来了！

（秘书快速地拧开门上的钥匙，托尔斯泰走向他的写字台，为了掩饰他的激动，他将后背转向出场者。）

托尔斯泰：（叹着气说）这个房子里的谎言让我中毒——啊，什么时候能完全真实一次啊，至少在临死之前！

伯爵夫人：（快速地走进来）为什么你们不下来？你总是需要那么长的时间。

托尔斯泰：（将自己转向她，他脸上的表情已经完全安静，他慢慢地说，带着只有另外两个人才明白的强调语气）对，你说的对，我总是什么都需要太长的时间。但是，只有一件事才重要：一个人还有时间，及时地做正确的事。

第二场

同样的房间。第二天的深夜。

秘书：您应该早些躺下休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您今天骑马那么长时间，再加上各种各样的紧张，您肯定早就累了。

托尔斯泰：不，我根本不累。只有一件事才会让人感到累：犹豫不定和没把握。每做一件事，都是一种解放，即便坏的作为也比什么都不做好。（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我不知道我今天做得对不对，我得先叩问一下自己的良知。我把自己的作品再交还给世人，这让我的灵魂感到轻松了。但是我觉得，我原本不可以偷偷地立下这份遗嘱，而是公开地在大家的面前、带着信念带来的勇气说出我的遗愿。也许，我做的方式是不够体面的。意在求真，本来这必须是要光明正大地去做的。感谢上帝，好歹现在做了，生活向前迈进了一步，与死亡接近了一步。现在只剩下最困难、最后的一步：当结局来临之时，在适当的时间像个动物一样在丛林中蜷缩下来，因为在这座房子里我的死不会有真可言，正如我的生活。我已经83岁了，我一直还没有找到那种让我摆脱世俗的力量，也许我会错过了合适的时机。

秘书：谁会知道那个时刻！要是能够知道的话，一切都好办了。

托尔斯泰：不，符拉基米尔·格奥尔格维奇，那样的话根本不会更好。您不知道那个传说吗，耶稣基督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自己的死亡何时来临的故事，是以前一个农民讲给我听的。从前，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死亡时刻何时来临。有一次，当耶稣基督来到人间之后，他发现有些农民根本不耕地，像个游手好闲的人那样活着。他指责他们当中的一个人不该懒惰，但是这个懒人嘟囔着说：如果他自己活不到收获的时候，还要把种子埋到地里，那么到底是为了谁呢？耶稣基督这时意识到，如果人们事先知道自己何时死亡会多么糟糕。于是，他把人的这份认知给收回了。从那时开始，农民只好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还在耕种，好像他们会永远活下去一样。这也是对的，因为只有通过劳动，人才加入到永恒当中。我今天还要这样（他指着自己的日记），完成我每天的耕耘。

（外面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伯爵夫人出场，已经穿着睡衣，向秘书投去恶意的目光。）

伯爵夫人：啊，这……我以为，你现在终于是一个人在这里……我想跟你有话说……

秘书：（鞠躬）我告辞了。

托尔斯泰：祝你一切都好，亲爱的符拉基米尔·格奥尔格维奇。

伯爵夫人：（几乎在他身后的门还没有关上就说）他总是在你身边，像个链子一样挂在你身上……他恨我，他想让你远离我，这个坏人，诡计多端的坏人。

托尔斯泰：你这样反对他是不公正的，索尼亚。

伯爵夫人：我也不想对他公正！他挤进了我们之间，把你从我这里偷走了，让你和孩子们疏远。自从他来到这里，我说的就什么都不算了。这座房子、你自己现在属于全世界，只是不属于我们——你最亲近的人。

托尔斯泰：我要是的确是那样就好了！这也是上帝的旨意，一个人属于所有的人，不要只留给自己和他的家人。

伯爵夫人：对，我知道，这是他给你灌输的。这是个贼，对我的孩子们行窃。我知道，是他让你更坚决地和我们所有人作对。我无法忍受他在这个房子里出现，这个挑拨离间的人，我不想再看到他。

托尔斯泰：可是，索尼亚，你知道，我工作时需要他。

伯爵夫人：你可以找到上百个其他人！（拒绝的样子）我不能忍受他在近旁。我不要这个人在你和我之间。

托尔斯泰：索尼亚，好吧。我请求你，不要激动。过来，坐在这里，让我们心平气和地好好说话，——就像过去那样，像我们的生活刚刚开始那样——索尼亚，你想想，我们能好好说的话、能好好过的日子，还剩下多少！（伯爵夫人不安地看一下四周，浑身颤抖着坐下）你看，索尼亚，我需要这个人，也许我需要他，只是因为我在信仰上软弱，因为，索尼亚，我不像我自己希望的那样，那么强大。尽管每天我都能得到证实，在这世界上有数以千计的人和我有同样的信仰，他们分散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但是你也知道，我们世俗之人的心是这样的：为了能保持对自己的信仰的坚定，他至少需要从一个人那里得到那种切近的、能呼吸的、可见的、可感觉的、可触及的爱。也许圣人是可以没有任何助手，一个人在他的静修室里也可以做到同样程度的坚信，在没有见证人时对自己也不疑。可是，你看，索尼亚，我不是圣人。我只是一个非常软弱、非常苍老的人。因此，我必须有个人在身边，一个和我有共同信仰的人，这份信仰现在是我这苍老的、孤单的生活中最宝贵的东西。我最大的幸福当然会是，如果你自己——你这位我四十八年以来心怀感激地看重的人，能够参与我的宗教意识。可是，索尼亚，你从来没愿意这么做过。对于我的灵魂来说最为宝贵的东西，你看着，没有一点儿爱，甚至，我恐怕你还带着恨。（伯爵夫人做了一个动作。）不，索尼亚，不要误解我，我不是在指责你。你给了我和这个世界你所能给予的一切，很多很多母爱和精心的照料，你怎么能为一个在你自己的灵魂里根本没有参与的信仰而作出牺牲呢。我怎么能指责你和我有不同的最内在的思想呢——毕竟一个人的精神生活、他的终极思想是他和上帝之间的一个秘密。可是，你看，一个人来了，终于有一个人在我的房子里，这个人先前为了自己的信念在西伯利亚遭受痛苦。他与我有相同的信仰，对我来说，他是帮助我的人，是我的客人，他对我的内心生活有所帮助并使其强大——为什么你要把这个人从我的身边赶走？

伯爵夫人：因为他让我与你疏远，这我不能忍受，这我不能忍受。这让我愤怒，这让我生病，因为我能丝毫不爽地感觉到，你们正在做的事情是针对我的。今天又是这样，中午，我看到他急匆匆地拿上一个文件走了，你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诚实地看着我的眼睛：他不能，你也不能，甚至萨沙也不能！你们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隐藏着什么。对，我知道，我知道，你们在做什么跟我过不去的坏事。

托尔斯泰：我希望，上帝在我死期将临的时候，不要让我明知故犯地做任何恶事。

伯爵夫人：（激愤地）但是你不能否认，你们在做什么秘密的事情……某些反对我的事情。啊，你知道，在我面前你无法像在别人面前那样撒谎。

托尔斯泰：（大为生气地）我在别人面前撒谎？你跟我这样说，你？你要让我在所有的人面前作为一个撒谎者出现。（自我克制地）我希望上帝明白，我不是明知故犯地践行了撒谎者的罪。也许我这个软弱的人，做不到一直说出真实，但是相信我，我因此还算不上一个站在别人面前的说谎者、欺骗者。

伯爵夫人：那么告诉我，你们做了什么——那封信是什么，那份文件……不要再折磨我……

托尔斯泰：（向她走过去，非常温柔地）索菲亚·安德烈耶芙娜，不是我折磨你，而是你自己折磨自己，因为你不再爱我。如果你还有对我的爱，你也会对我有信任——在你不能理解我的地方，你也会有信任。索菲亚·安德烈耶芙娜，我请求你，好好看看你自己的内心：我们在一起生活了四十八年！也许你能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在被遗忘的时间里的某一个缝隙中还有一点儿对我的爱，那么我请求你，抓住这个火星，让它燃烧起来，试试再回到那么久以前的那个你，那个带着爱、信任、温柔和体贴的你。索尼亚，你现在是怎么对待我的，有时候真让我感到害怕。

伯爵夫人：（受到震撼，激动地）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样的。对，你说对了，我变得丑陋而且恶毒了。但是谁能忍受得了，眼看着你那样折磨自己，你要做的是超过人所能做的——你的愤怒、你的与上帝同在、罪。因为罪，对，这是罪，自以为是、过分和不要屈从，要一心通往上帝，去寻找一种真，那种我们都做不到的真。从前，从前，一切都美好而清楚，我们生活得如同其他所有人，诚挚而纯粹，有事可做，有幸福可言，孩子们在成长，我们高兴地等着进入老年。可是突然之间，这个想法就对你从天而降了，那是三十年前，这个可怕的疯狂，这个信仰，这让你和我们都变得不幸福了。这个世界把你作为他们最伟大的艺术家来热爱，可是你这样的一个人，要去擦炉子、去担水、去缝制鞋子，这到底有什么意义？你到今天还是不能明白这点，我能拿你有什么办法。不，我一直还是不能领会，为什么我们这种清白的生活—— 工作努力、节俭、不事喧哗、朴素，怎么突然一下子就成了对别人的犯罪。不，我不能理解，我不能，我不能理解。

托尔斯泰：（非常温柔）你看，索尼亚，这正好是我所说的：在你不能明白的地方，才需要相信爱的力量。对人是这样，对上帝也如此。你以为，我真的奢求能够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不，我只是相信，人们这么执着地做着的事情、这么痛苦地经受折磨，这在上帝面前以及在人的面前不会完全没有意义和价值。你也试着多少有些信仰，在你不再能理解我的地方，至少相信我追求正确的意愿，一切的一切就还会好办的。

伯爵夫人：（不安地）可是，你得告诉我……你会告诉我，你们今天做的全部的事情。

托尔斯泰：（非常安静地）我要全部告诉你，我不要再隐瞒任何事情，不要再偷偷地做什么，在我这来日无多的残年。我只是等着谢辽沙和安德烈回来，然后我就会走到你们面前，诚实地说出我这些天决心要做的事情。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索尼亚，撇开你的不信任，不要再侦查我了——这是我唯一的、我内心最深处的请求，索菲亚·安德烈耶维奇，你能满足这个请求吗？

伯爵夫人：行……行……当然……当然。

托尔斯泰：我谢谢你。你看，开诚布公和信心，这会让事情变得多么容易！我们能在和平和友谊中谈话，这有多么好。你让我的心又感到了温暖。你刚进来时，你的脸上有着阴郁的不信任，你因为不安和仇恨变得陌生了，现在我又看到了从前的那个你。现在你的额头又舒展开来，我又能认出你做姑娘时的那双眼睛，索菲亚·安德烈耶维奇，那么美好、那么倾心地望着我。现在，你去好好休息吧，我亲爱的，已经很晚了！我真心地感谢你。

（他亲吻她的额头，伯爵夫人走了，在门口她还紧张地再回头看一次。）

伯爵夫人：你会告诉我一切？全部的？

托尔斯泰：（仍然非常安静地）一切，索尼亚。你也记着你的承诺。（伯爵夫人以不安的目光看着写字台，然后慢慢离去。）

托尔斯泰：（在房间里多次走来走去，然后他坐在写字台前面，在日记里写下几句话。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走来走去，又回到了写字台前，沉思地翻看着日记，小声地读出他所写下的内容）“我努力在索菲亚·安德烈耶维奇面前表现得安静和坚决，我相信，我的目标——让她平静下来——或多或少地实现了……今天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可能性，在善言善语和爱中让她让步……啊，要是……”（他放下日记，呼吸沉重，最终去到旁边的房间，在那里点上灯。之后他又回来一次，费力地从脚上脱下那双农民穿的鞋，把罩衣脱掉。然后他熄灭了灯，只是穿着肥大的裤子和工作时的衬衫，进到旁边的卧室里。）

（有那么片刻房间里完全安静而黑暗。什么都没有发生。听不到呼吸声。突然之间，工作室的大门被轻轻地、带着做贼般的小心推开了。有人光着脚走进这漆黑的房间，手里拿着一盏遮光灯，只有细细的一个光柱照在地板上。这是伯爵夫人。她害怕地左右张望，首先在卧室的门旁边偷听了一会儿，然后似乎放心些了，踮着脚向写字台走去。放在桌子上面的遮光灯在黑暗中照亮了写字台周围，形成一个白色的光圈。在这白色的光圈中只能看见伯爵夫人抖个不停的双手，她首先去翻找留在桌子上的文稿，开始在仓皇不安中读日记，接下来一个接一个地拉开写字台的抽屉，越来越快地在各种文件中搜寻，什么也没找到。接下来她猛然将遮光灯拿在手里，走了出去。她脸上的表情恍惚茫然，如同夜游症患者的脸。她刚一关上门，托尔斯泰那边就猛地一下子将卧室门打开，他的手里拿着蜡烛，蜡烛摇晃着，这位老人也因为激愤而浑身发抖：他偷听了他夫人刚才的一切活动。他想要去追上她，已经抓到了大门的门把手，突然他又猛地转过身来，安静地、毅然决然地将蜡烛放在写字台上，走到另外一边的门，轻轻地、小心地敲门。）

托尔斯泰：（小声地）杜山……杜山……

杜山的声音：（从旁边的房间传来）是您吗，列夫·尼古拉耶维奇？

托尔斯泰：小声，小声，杜山！你马上出来……

杜山：（从旁边的房间出来，也是只穿了一半的衣服）

托尔斯泰：去叫醒我的女儿亚历山德拉·李沃芙娜，叫她马上过来。然后快点跑到下面的马厩里，让格里高利套好马，但是要做得静悄悄地不出声，不要让房子里的任何人察觉到！你自己也要静悄悄的！不要穿鞋子，注意，别让门响。我们必须走，不能迟疑——没有时间可耽误了。

（杜山急忙走了。托尔斯泰坐下，心意坚决地穿上靴子，拿上罩衣，他匆匆进来，找出几份文件，把它们放到一起。他的动作有力，但是有时候显得激烈。他在一张纸上写下一行字，写的时候肩膀耸动。）

萨沙：（轻声地出场）出了什么事，父亲？

托尔斯泰：我要走了，我出走……终于……终于决定了。一个小时前她答应我，对我有信任。可是现在，夜里三点，她偷偷地闯进我的房间，去找那些文件……这很好，这太好了……这不是她的意志，是另外一种意志。我那么多次祈求上帝，如果时间到了的话，他应该给我一个信号。现在，他给我了，因为现在我有权撇下她一个人了，她背离了我的灵魂。

萨沙：但是你要去哪里，父亲？

托尔斯泰：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随便去哪里，只是离开这种存在的不真……随便去哪里……这世界上有很多条街道，总会有一个地方，已经有一个草垫子或者一张床等在那里，让一个老人安静地去死。

萨沙：我陪着你……

托尔斯泰：不。你必须留下，来让她安静下来……她也会生气的……她会怎样痛苦，这可怜的人！……我是那个让她痛苦的人……但是我不能做别的，我不能了……不然我在这里会窒息的。你留在这里，直到安德烈和谢辽沙回来。然后你再去找我，我先去沙马京诺的修道院，去和我妹妹告别，因为我感觉到，对我来说，告别的时间到了。杜山：（急匆匆地回来）马车套好了。

托尔斯泰：那你自己也去准备一下吧，这有几张纸你装起来……

萨沙：可是，父亲，你得带上裘皮大衣，夜里冷极了。我还是快点儿给你装些暖和的衣服……

托尔斯泰：不，不，不要了。我的上帝，我们不可以犹豫……我不想再等……这个时刻，我等了二十六年，等着这个信号……快点，杜山……说不定会有人拦住我们，阻挡我们。这，拿好这些纸、日记本、铅笔……萨沙：买车票的钱，我去取……

托尔斯泰：不，不再要钱！我不要再碰钱了。火车站的人认识我，他们会给我一张车票的，接下来上帝会帮忙的。杜山，准备就绪，来。（对萨沙）你，交给她这封信：这是我的诀别，但愿她能原谅我的诀别！写信告诉我，她是怎样接受这个事情的。

萨沙：可是，父亲，我怎么给你写信呢？我要是在信上写上你的名字，他们马上就会知道你的停留地点，马上就会找到你的。你得有一个假名。

托尔斯泰：啊，一直得撒谎！一直撒谎，再一次带着秘密让灵魂屈服……不过，你是对的……快来，杜山！……随你吧，萨沙……这只是为了事情变好……好吧，我该叫什么呢？

萨沙：（想了片刻）我的签名都是芙罗洛娃，你就自称托·尼古拉耶维奇。

托尔斯泰：（已经急得火烧火燎）托·尼古拉耶维奇……好的……好。万事如意（他拥抱她）。托·尼古拉耶维奇，你说，我应该这样说自己的名字。又一个谎言，又一个！现在——上帝啊，但愿这是我在人前最后一个“非真实”。（他急匆匆地走下。）

第三场

三天以后（1910年10月31日）。阿斯塔波沃（Astapowo）火车站的候车室。右边是一扇玻璃大门通往站台，左边是一扇小门，通往站长伊万·伊凡诺维奇·奥索林居住的小屋。几位旅客坐在候车室的木制长椅上、围坐在一张桌子旁边，他们在等候从丹洛夫开过来的快车：他们当中有裹在披肩里、打着瞌睡的农妇，有穿着羊皮大衣的小商贩。此外也有几个大城市里来的人，似乎是政府公务员或者是商人。

旅客甲：（在读着报纸，突然大声地）这事他做得太好了！这老头真是露了一手！没人会指望能这样的。

旅客乙：什么事啊？

旅客甲：他跑了，列夫·托尔斯泰，从家里跑出去了。没人知道他去哪里了。他夜里动身的，穿着靴子和皮袄，就这样，没拿行李，没有告别，干脆跑了。只有他的医生杜山·彼得罗维奇陪着他。

旅客乙：他把那老太太撇在家里了。对于索菲亚·安德烈耶芙娜这可不好玩。他现在已经83岁了。谁想到他会这样。你说，他去哪里了呢？

旅客甲：这个他们也想知道，他的家人和报纸。现在全世界都在为这件事发电报。据说有人在保加利亚的边境上看到他了，另外还有人说是在西伯利亚。但是谁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做得好，这位老人！

旅客丙：（年轻的大学生）你们说什么？列夫·托尔斯泰离家出走？请把报纸给我，让我自己来读（扫了一眼）。噢，这可好，这可好，他终于走出了这一步。

旅客甲：好什么好？

旅客丙：他过的那种生活是与他自己的言论观点相违背的，这简直是一桩丢脸的事。时间已经够长了，他们强迫他扮演一个伯爵，用谄媚将他的声音掐住。现在列夫·托尔斯泰终于能自由地对人们说话，发出来自他灵魂的声音。上帝给的机遇，经由他世界会知道在俄国人民身上正在发生着什么。对，这很好，愿俄国获得天佑和康复，这位圣人终于解救自己了。

旅客乙：也许这里所说的，都不是真的，也许（他转身看一圈，是否有人在偷听，然后小声地说）也许他们只是在报纸上这么说，为了给人错觉，实际上已经把他逮起来，处理掉了……

旅客甲：谁有这个兴趣，将列夫·托尔斯泰处理掉……

旅客乙：他们……他们所有的人，他挡了那些人的路，东正教教会的、警察、军队的人，他们全部都害怕他。已经有几个人就这么消失了——在外国呢，人们这么说。但是我们知道，外国意味着什么……

旅客甲：（也小声地）这有可能……

旅客丙：不会的，他们还不敢。这个人，光是他的言语就比他们全部加在一起还强有力。不，他们不敢，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会用拳头将他救出来。

旅客甲：（慌忙地）小心……注意……基里尔·格里戈罗维奇来了……快把报纸拿走……

（警察长基里尔·格里戈罗维奇穿着全套制服，从玻璃门后面的站台上出现了。他马上转向小站站长的房间，敲门。）

伊万·伊凡诺维奇·奥索林：（站长，从他的房间里出来，头上戴着工作时的制服帽子）啊，是您，基里尔·格里戈罗维奇……

警长：我得马上跟您有话说。您的太太也在房间里吗？

站长：在。

警长：那最好在这里！（对着旅客用尖利的、命令性的声调说）从丹洛夫来的快车马上就到了。请立刻离开候车室到站台上。（所有的人都站起来，快速地挤出去。警长对站长说）刚才收到了一份重要的密码电报。现在能确认，列夫·托尔斯泰在他的逃亡路上，前天到了他妹妹所在的沙马京诺修道院。有某些迹象表明，他是想从那里继续出发。从前天开始，从沙马京诺出发去往所有方向的火车都有秘密警察在车上。

站长：但是，您给我说说，警察长基里尔·格里戈罗维奇老爷，为什么要这样？这可不是一个煽动动乱的人，列夫·托尔斯泰，他是我们的荣誉，是这个国家真正的宝贝，这个伟大的人。

警长：他造成的不安和危险比整个一群革命者还要多。再说了，我才不管呢，我只是接到指令，每个火车都要检查。现在，莫斯科的那些人要求我们的检查要人不知鬼不觉。因此，我请求您，伊万·伊万诺维奇，您代替我到站台上，我去的话，谁都能从制服上知道我是谁。火车一到站，就会有一个秘密警察从车上下来，告诉您在这一段路上应该观察什么。然后我再把消息传下去。站长：会可靠地完成任务。

（从火车进站方向传来驶近的火车的铃声信号。）

警长：您跟那位探员打招呼要毫不引人注意，就像老朋友一样，是吧？不能让旅客们注意到这种检查。如果我们把这些都做得很漂亮的话，对我们两个都有好处，因为每份报告都会送往彼得堡，送往最高层。也许我们当中的一个能在那里得到一枚乔治十字奖章[2]呢。

（火车后退着发出隆隆声响。站长马上从玻璃门出去。几分钟以后已经有最早的一批旅客出来了，农民男女带着沉重的筐子，吵吵嚷嚷地穿过玻璃门。有几个人在候车室里停下歇歇脚，或者沏杯茶。）

站长：（突然从门进来。他紧张地朝那些坐着的人走过去）立刻离开这间屋子！全部！马上！……

众人：（吃惊地，小声嘀咕地）为什么呢……我们可是付了钱的……为什么不可以在候车室里坐着……我们只是在等着下一趟慢车。

站长：（大声喊着）立刻，我告诉你们，立刻全出去！（他急急地把他们推搡出去，又快速到门那里，把门打开）这里，请，请把伯爵老爷引进来！

（托尔斯泰右边是杜山，左边是他的女儿萨沙，在他们的陪同下，他一身疲惫地进来。他的皮大衣衣领竖起，脖子上围着围巾，但是人们还是能看出来，他全身冷得发抖。在他的后面有五六个人跟着。）

站长：（对后面拥挤着的人）留在外面！

众人声音：让我们进来吧……我们只想对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有所帮助……也许一杯酒或者茶……

站长：（非常紧张）任何人都不许进来！（他粗暴地将他们推回去，将通向站台的门关上。但是一直有好奇的脸在玻璃门后面走过，向里面张望。站长很快拿过来一把扶手椅，放在桌子旁边。）老爷想坐下来、稍微休息一下吗？

托尔斯泰：不是老爷……上天保佑不再是了……再也不是了，这结束了。（他紧张地看着周围，注意到玻璃门后面的人）走开……这些人走开……我要一个人待着……总是有人……一次单独一个人……

萨沙（快速到玻璃门那里，急忙将大衣挂在玻璃前面挡住人们的视线）

杜山：（这期间和站长小声地说着话）我们必须马上将他带到床上，他在火车上突然发高烧，超过四十度。我觉得他的状况不好。这附近有没有稍微像样一点儿的旅馆？

站长：没有，根本没有！全阿斯塔波夫都没有一家旅馆。

杜山：但是他必须马上躺到床上。您看看，他发烧多厉害。这会很危险的。

站长：我自然会很荣幸地考虑到，将旁边我的这个房间提供给列夫·托尔斯泰……但是，请您原谅……它那么破旧，那么简单……一个公务房间，平房，又窄小……我怎么敢，在这里接待列夫·托尔斯泰……

杜山：这没关系，无论如何我们得让他先躺到床上。（转向托尔斯泰，他浑身发冷坐在桌子旁边，因为突然的寒战而全身晃动）站长友好地将他的房间提供给我们。您必须马上休息，明天您又有精神了，然后我们可以继续旅行。

托尔斯泰：继续旅行？……不，不，我觉得我不会继续旅行了……这是我最后一次旅行，我已经到达了目的地。

杜山：（鼓励地）不要在意那发烧，这没什么。您只是有点儿感冒了——明天您就会感到好多了。

托尔斯泰：我现在已经觉得特别舒服……非常非常舒服……只是昨天夜里，那非常可怕，我想到他们会追踪而来，他们家里的人能撵上我，他们能把我带回家里去，带回那个地狱……于是我起来了，也把你们叫醒了，这让我那么坐立不安。整个路上，这种恐惧不肯离去，这发烧击打着我的牙齿……可是，现在，从我到了这里……这到底是哪里？……我从来没见到过这个地方……现在一下子都不一样了……现在我不害怕了……我觉得他们找不到我了。

杜山：肯定找不到，肯定找不到。您可以安心地上床躺下，这里没人能找到您。

（两个人帮助托尔斯泰站起来。）

站长：（面对着他）我请求您的原谅……我只能提供一个非常简单的房间……我唯一的房间……床可能也不好……只是个铁床……但是我会安排，马上发电报让下一趟火车运来一个……

托尔斯泰：不，不，不要其他的……太长的时间，太长的时间，我所用的东西比别人的好！现在，东西越破，对我来说越好！农民们是怎么死的？……他们那倒是好死……

萨沙：（继续帮助他）来，父亲，来，你累了。

托尔斯泰：（又一次站住）我不知道……我累了，你是对的，整个四肢发沉，我非常疲倦。可是我还是等着什么……就好像一个人觉得特别困，但是却不能入睡，因为在想着就在眼前的美好的东西，不想因为睡觉把这些想法丢掉了……很奇怪，我还从来没有这样过……也许这已经是死亡中的某些东西……很多年来，你们知道，我总是害怕死亡，害怕死亡来临时我不能躺在自己的床上，害怕我会像动物那样喊叫，我会蜷缩成一团。可是现在，也许死亡已经在这个房间里，在期待着我。不过，我完全没有恐惧地走向它。（萨沙和杜山扶着他到门口。）

托尔斯泰：（在门口站一下，向里面看）这里很好，很好。小、拥挤、低矮、贫穷……好像我以前梦见过一样的情形，一张陌生的床，在某个地方陌生的房子里，一张床，里面躺着一个人……一个疲惫的老人……等一下，他叫什么来着，我几年以前写过的，他叫什么来着，那个老人？……他曾经富有，然后又一贫如洗地回来了，没有人认出他，他蜷缩在炉子旁边的床上……啊，我的头脑，我愚笨的头脑！……他叫什么呢，那位老人？……他，曾经富裕的他，身上只有一件衬衣……他的太太，那个曾经伤害他的太太，在他死时不在他的身边……对，对，我想起来了，柯尔涅依·瓦西里耶夫，我当时在那个短篇小说里这样称呼这个老人。在他死去的那个夜里，上帝唤醒了他太太的心，她赶来了，玛尔法，还要再看他一眼……但是她来得太晚了，他已经僵硬了，躺在陌生人的床上，眼睛闭着。她不知道，他是不是还在怨恨她，或者他已经宽恕了她。她已经无法知道，索菲亚·安德烈耶芙娜……（如同醒来一般）不，她可是叫玛尔法……我又弄混了……对，我要躺下（萨沙和站长引着他走路。托尔斯泰转向站长）我感谢你，陌生的人，你在自己的房子里给了我一个住处，你给我的，是动物在树林里有的……上帝把我——柯尔涅依·瓦西里耶夫——送到这里……（突然非常害怕的样子）不过要关好门，不要让任何人进来，我不要任何人……只是单独地与他在一起，比人生中的任何时候都更深、更好……（萨沙和杜山带着他走进卧室，站长在他们身后轻轻地关上门，顺从地站在门前。）

（有人从外面激烈地敲打玻璃门。站长打开门，警长快速地进来。）

警长：他对您说了什么？我得马上报告所有的情况，全部的！他会留在这里，多长时间？

站长：他自己和别人都不知道。这个只有上帝知道。

警长：您怎么可以在国家的建筑物里给他提供一个住处？这是你的公务住房，您不可以给一个陌生人。

站长：在我的心里，列夫·托尔斯泰不是一个陌生人。没有哪个兄弟比他离我更近。

警长：但是您的责任是，之前得请示。

站长：我请示了我的良知。

警长：现在，您得对此负责。我得马上报告……太可怕，突然之间一个人得承担那么大的责任！最起码得知道，最上面的人对列夫·托尔斯泰的态度，那还好办一点儿……

站长：（非常安静地）我相信，真正在最上面的人一直对列夫·托尔斯泰很好……

（警长吃惊地看着他）

（杜山和萨沙从房间里出来，小心地关上门。）

（警长快速离开）

站长：您怎么离开了伯爵老爷？

杜山：他躺在那里非常安详——我还没有见过更安详的脸。在这里他终于可以找到世人没有让他享有的东西：和平。第一次，他能一个人和上帝在一起。

站长：您原谅我，一个头脑简单的人，可是我的心在哆嗦，我实在无法理解。上帝怎么能把那么多痛苦堆在他的身上，列夫·托尔斯泰必须得从家里逃出来，在我这张穷酸的、不体面的床上死去……人们、俄国人怎么可以这样搅扰一个圣洁的灵魂，他们怎么能这么跟他过不去，毕竟他们是心怀敬畏地热爱他的……

杜山：正是那些对一个伟大人物心怀热爱的人，经常出现在他和他的使命之间。那些与他最亲近的人，也正是他必须逃离得最远的人。这些已经发生的事情，都是该当如此的：这种死法才让他的人生使命得以完成，并因此变得神圣。

站长：可是……我的心不能，也不愿意明白。这个人，我们俄国大地的瑰宝，他必须为我们这些人受苦，而我们这些人却在逍遥地过着自己的日子……这些人得因为自己还在喘气而感到羞愧……

杜山：您不必为他感到悲哀，您这位善良的好人：一个孱弱的、卑微的命运会与他的伟大不相称。如果他没有因为我们这样的人而受苦，他就不会成为这个今天属于全人类的列夫·托尔斯泰。

[1] 德文里的词汇是Duchoborzen，直译为“精神的战斗者”，是一种源于俄国、与俄国东正教相背离的宗教群体。该教派成员拒绝世俗的政府，是严格的和平主义者，反对暴力、战争和宣誓。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杜霍包尔教徒”在俄国遭受歧视和驱逐，大部分移民加拿大和美国。托尔斯泰曾经为他们募捐，建立了一所孤儿院和一所学校，并资助了两千多人移民去美国的船票。

[2] 乔治十字奖章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于1807年设立的，颁发给俄国中下级军官和士兵，以表彰其杰出贡献。

挺进南极的争夺

探险队队长斯科特，纬度90度

1912年1月16日

二十世纪在俯视着已无秘密可言的地球。所有的陆地都被勘察过了，最遥远的海洋也都被船只在水上走过了。在一代人以前，那些放任而自由的山川景致还没有名号，还处在半现半隐之间；而如今呢，它们却在欧洲的需求面前俯首帖耳供其驱使。蒸汽机驱动的轮船开向人类长久以来寻找的尼罗河源头；从欧洲人第一次瞥见维多利亚瀑布起，不过才半个世纪的光景，如今这瀑布已经驯顺地推着磨盘发出电力；最后的野生世界、亚马孙河流域的雨林也得见了天日；唯一的处女地——西藏——的腰带也被解开。旧地图和地球仪上的“未被认知之地”（Terra incognita）这个语汇已经被那些对这些地区知情的手重新划定：二十世纪的人们了解自己生存的星球。求知意愿已经在寻找新的突破，向下它要了解深海里的奇妙动物世界，向上它要进入无边无际的太空。只有在天上还能找到尚未被人类涉足的轨道，因此，自从地球折毁了世人的好奇、不再具有秘密可资探究以来，钢铁制成的燕子就竞相被推上天空，它们要达到的是新的高度、新的远程。

然而，地球上还是有最后的谜地，它们让自己含羞地避开人类的目光，直到我们这个世纪。这是遍体鳞伤的地球上两个小小的地方，它们让自己免于地球上众生的贪婪之口。南极和北极，地球之身的脊柱，这是两个几乎没有生命存在的、假想中的点，千万年来地球以它们为轴心转动，是它们保住了地球的纯洁和不容亵渎。层层叠叠的冰块竖立在这最后的秘密前面，永远的严冬是与贪婪者相向而立的守卫人；严寒和风暴强力阻断进入这秘密之地的通道，残酷与危险以死亡的恐吓来吓退胆大妄为之人。就连太阳也只能短暂地看一眼这封闭之地，人类的目光还未一睹它们的真容。

几十年来，一支又一支探险队前赴后继。没有哪一个实现了目标。这群胆大之人中的佼佼者安德雷[1]的遗体静静地躺在不知哪里的冰棺中，直到现在，在三十三年之后才被发现：他曾经想乘氢气球飞越北极，却再也没有回来。每一次向目标发起的冲锋都被严寒的壁垒击垮。在这里，地球得以在人类面前隐藏她的面目长达几千年之久，直到我们这个时代，她还最后一次胜利地抗拒了众生的探索激情。她以自身的羞涩强有力地来抵抗世界的好奇之心，保持她自身的处子纯洁。

可是，年轻的二十世纪伸出了他急不可待的双手。他在实验室里锻造了新的武器，找到了对抗危险的新型铠甲，一切的抵抗只是让他的贪婪增殖膨胀。他要了解所有的真相，他想要在自己的第一个十年里就做到在此前几千年人们都没有做到的事情。个人的勇气与国家间的竞赛相伴而行。人们争夺的不再仅仅是谁先到达极地，他们争夺的也是哪一面国旗将在新领地上第一次飘扬升起。来自不同地区的新一轮冲锋又开始了。已经很不耐心的人类知道，这是我们的生存空间中最后一个秘密。培利[2]和库克[3]从美国向北极进发；驶向南极的有两艘船：其中指挥一艘船的是挪威人阿蒙森[4]，指挥另外一艘船的是一位英国人，斯科特[5]上校。

斯科特

斯科特：英国海军的某位上校。再普通不过的一位。他的履历简直与军衔列表一般无二。他的服务深得上级满意。后来他参加过沙克尔顿[6]的探险队。没有什么特殊的迹象表明他是一位英雄。我们从照片上看到他的那张脸，同成千上万的英国人一般无二：冷峻而有力，没有与人较量的表情，同时却体现出内在能量的凝结。青灰色的眼睛，紧闭着的嘴。在这张体现出意志和现实理念的脸上，哪里都找不到一个浪漫的线条、一抹出于愉快的光彩。他的字体：某一个英国人的笔迹，没有装饰衬托和曲线，显出书写时的迅速和可靠。他的文字风格：清晰而正确，因事实的描述而引人入胜，却像工作汇报一样没有任何想象成分。斯科特的英文就如同塔西佗写的拉丁文一样：那是均匀而没有斧凿的方块巨石。人们从中感觉到的是，他是一个完全不拥有梦想的人、一个讲究客观性的极端主义者、一个纯正的英国人，即便他身上有过人天才之处，那也是被铸造进有形的、严格履行责任的形式当中。如此这般的斯科特们已经上百次地走进了英国的历史，他征服了印度和许多无名的岛屿，他殖民了非洲，他与世界交战，总是带着同样无尽的能量、同样的集体意识和同一张冷峻而不苟言笑的脸。

但是这种意志如钢铁般坚硬，在付诸行动之前就可以让人感觉到。斯科特想要完成沙克尔顿开启的事情。他装备了一支探险队，但是财力不足。这没能阻挡他。他搭上了自己的财产，还因此举债，因为他确信这会成功无疑。他年轻的妻子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但是，他还是毫不迟疑地离开她和他，如同另一位赫克托尔离开自己的安德洛玛刻。[7]不久之后，同行的朋友和伙伴也找到了，再没有什么人间事物可以改变这种意志。这艘罕见的船被命名为“特拉诺瓦”（“新地域”）号，它即将把探险队送到冰海的边缘上。这艘船之所以罕见，是因为它在装备上的双重性：这船一半是诺亚方舟，装满了活物；另一半是一个现代实验室，有上千的仪器和书籍。前往这个空旷的、无人居住的世界，人的身体所必需的一切都得带上。这里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人类生存中最原始的防卫工具、兽皮和皮毛、活的动物与新时代最精致的装备搭配在一起。了不起的是，整个行动也如同这艘船一样有着双重的面孔：这是一场冒险，但是如同一场精心盘算的生意，一场穷尽一切谨慎艺术的冒进，以极尽可能的准确、单个的计算去对抗更为有力的、无穷的偶然因素。

1910年6月1日他们离开了英格兰。这些日子这个盎格鲁萨克逊岛国阳光灿烂。绿茵般的草地滋润旺盛，鲜花遍野，太阳温暖地高悬在这没有雾霭的大地上方，发出熠熠的光芒。海岸的渐渐消失，让他们感觉到无比的震撼。他们所有的人都知道，要与这温暖和阳光道别若干年，有些人甚至是永远。但是，船头飘着英国的国旗。在他们的思想里，带着全球帝国的标志走向被征服的地球中唯一尚无主人的地块，这让他们感到欣慰。

南极之地

在新西兰进行了短暂的修整之后，他们于1911年的1月到达了永久冰雪之地的边缘地埃文斯角（Kap Evans），在这里建了一座房子来过冬。12月和1月在这里是夏天，因为一年里只有在这一时段太阳才每天有几个小时在白色金属般的天空中发出光芒。房屋的四壁是用木板钉成的，与先前的探险队一般无异，但是在木屋里面却能感觉到时代的进步。当年的前辈用的还是燃烧时发出难闻气味的鲸油灯，围坐在半明不暗的光线里，厌倦了对看彼此的面孔，漫无天日的单调岁月让他们无精打采。而如今这些二十世纪的探险者，却能将全部的世界和全部科学的压缩形式放置在他们的四壁之内。一盏乙炔电石灯发出温暖的光；电影放映机将远方的图片、令人心旷神怡的热带景色如变魔术般展现在他们的眼前；自动钢琴播放着音乐，留声机传递着人的声音，图书馆传播着这个时代的知识。在一间屋子里打字机响个不停，另外一间是暗室，用来冲洗电影胶片和彩色照片。地质学家在检验岩石的放射性；动物学家在捕获的企鹅身上发现了新的寄生虫；气象学的观察与物理性的试验交替进行。每个人都分配了在黑暗的几个月里要从事的工作，一套睿智的规则体系将孤立的研究转化为共同的学习。这三十个人每天晚上都举办学术报告会，这是在坚冰和极地严寒中的大学课程。每个人都找机会将自己的知识传播给别人，对谈中的热烈交流让他们各自修正对世界的看法。在这里，学术专业化放弃了原有的傲慢，人们在各学科的共同之处找寻着相互了解。在这基本的原初世界里，在没有时间维度的孤寂中，这三十个人彼此交换着二十世纪的最新成果。在这里，人们内心中感觉到的不仅仅是世界时钟的每一小时，而是每一秒。当人们读到这样的描述时，没有谁能不为之动容：这些严肃的人如何为圣诞树下的庆祝活动而欢欣鼓舞、如何因为《南极时报》这份他们自己编辑的玩笑小报上的小诙谐而兴高采烈、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一只鲸鱼的出现或者一匹小马的跌倒——都变成了难忘之事，而那些不可思议的大事——比如明亮的极光、出乎意料的严寒以及巨大的寂寞——都变成了日常的、已经司空见惯的事情。

这期间，他们只敢做些小型活动。他们试验机动雪橇，学习滑雪，训练雪橇犬。他们在为更大的行程做储备准备。可是夏季（12月）到来之前的日历翻篇很慢很慢，只有到了夏天，那艘带着家信的船才有可能越过巨大的冰块来到这里。小群组现在也试着分别行动，在最凛冽的冬天里做训练性质的出行，去试验帐篷是否可用，去操练已经获得的经验。他们的所做所为并非都能成功，而正是这种困难程度给了他们新的勇气。当他们全身冻僵、筋疲力尽地从这些探险之行回来时，迎接他们的是欢呼。在经历过几天的饥寒交迫之后，这温暖的炉火、这座南纬七十七度上舒适的小木屋，似乎成了世界上最美好的安居地。

有一次，当一个探险小组从西面回来以后，他们带来的消息让整个屋子变得沉寂。他们在行进途中发现了阿蒙森的冬季营地。斯科特立刻明白了：除了严寒和危险之外，他还有一个对手，这个人要和他争夺“谁是撕开倔强地球最后之秘密的第一人”这一荣誉：阿蒙森，那个挪威人。他在地图上测量。当他发现阿蒙森的冬季营地距离南极比他的营地要近110公里时，他被震住了。从他写下的算式当中，人们还能感觉到这种震惊。他被吓了一跳，但是没有因此气馁。“振作起来，为了我的国家的荣誉！”他在日记里充满骄傲地写道。

阿蒙森这个名字在他的日记里只出现这一次。以后他再也没有提到过。但是人们可以感觉到：从这一天开始，恐惧的阴影笼罩着这座孤寂的、被封冻的小屋。从此以后，阿蒙森这个名字无时无刻不让他感到害怕，无论在他的睡梦中还是在他清醒时。

启程去极地

在距离小屋一英里远的观察高地上，一直有人在轮换执勤。陡立的高地处架设着一架孤单单的机器，它像一门大炮一样指向看不见的敌人：这是一个用来观测离这里越来越近的太阳的仪器，测算天气变暖的迹象。多少天来他们在等着它（太阳）出现。在清晨的天空中，已经有色彩奇迹的反光，现着燃烧般的颜色，但是那个圆盘还是不能升至地平线上。不过这样的天空景象——其周围布满了磁力般的光芒，这是反光的前兆——已经足以让迫不及待的人们兴奋起来。山顶上的电话终于打过来了，把这一消息带给这群兴奋的人：太阳出来了，冬季的几个月以来，它第一次冒出头来一个小时。它的光晕还非常弱、非常惨淡，几乎无法搅动冰冷的空气，摇摆不定的波长几乎无法在仪器中留下严格的标记。不过，仅仅这惊鸿一瞥已经引发出巨大的幸福感。人们在紧张地为探险做着准备，为的是能一丝不落地利用这为数不多的有光时日——春天、夏天和秋天合为一体，尽管按照我们生活中的概念那还应该是残酷的冬天。机动雪橇在前面行使，跟在后面的是由西伯利亚矮种马和狗拉的雪橇。路途被仔细地分成不同的阶段，每两天的旅程就建立一个补给站，为的是给返程途中的人保存些干净的衣服、食物以及最重要的东西——汽油，这是无尽严寒中浓缩式的温暖。全体一起出发，然后一个个独立小组陆续返回，他们以这样的方式最大限度上给最终的小组、被精选出来的南极征服者留下装备、最强壮的拉车牲口和最好的雪橇。

这个计划的设想非常周到，甚至都考虑到了个别小组可能无法实施计划。在实际中，这种情况也的确未能幸免。行程两天之后，摩托雪橇便坏了，变成了无用的废物。矮种马所能承担的任务，也不尽如人意。在这里，有机体工具比机械工具更有优势：那些因为摔伤而不得不被击毙的动物，给雪橇犬提供了含有丰富营养的热餐，增加了它们的能量。

1911年11月1日，他们分组出发了。从保留下来的画面上可以看到，这支了不起的行旅队伍如何在一片雪白、了无人烟的原初世界上行进，最初的队伍是三十人，然后是二十人、十人，最后只有五个人左右。走在前面的总是一个男人，他被毛皮和围巾包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胡子和眼睛，看起来像个野蛮人。一只被皮毛包裹的手牵着马的笼头，这只马拉着装载沉重的雪橇。在他的后面是另外一个人，同样的装束、同样的姿势，再往后还是同样的装扮，在一望无际的耀眼白色中，二十个黑点构成了一条行进的线条。夜里他们蜷缩在帐篷里面。他们在迎风的方向挖了一段雪墙，以便保护这些矮种马。第二天早晨，他们又开始行进，穿行过这几千年来第一次掺有人的气息的冰冷空气，单调而荒凉。

然而，令人忧心的事情与日俱增。天气很不友好，有时候他们每天只能行进三十公里，而不是计划中的四十公里。自从他们知道在另外一侧的寂寞里还有一个他们看不见的人在向同样的目标挺进时，每一天都变得极为珍贵。任何一件小事在这里都会酿成危险。一条雪橇犬跑掉了，一匹矮种马不愿意进食了——所有这些都让人感到害怕，因为在这样的空旷之地价值发生了可怕的转换。在这里，每一个活物都是无价之宝，甚至有不可取代的价值。也许那万世不朽的功名取决于某一匹马的四蹄，也许乌云密布的天空带来的风暴会永久地阻止某项业绩的完成。与此同时，这个队伍的健康状况也出了问题：几个人得了雪盲症，还有几个人的肢体被冻伤。矮种马也越来越疲弱，因为喂给它们的饲料必须减量了。就在离比尔德莫尔（Beardmore）冰川不远之处，这些马倒了下去。现在，令人悲伤的责任必须履行。这些现在弱不禁风的动物，在过去两年孤单之地的共同生活中与探险队员成了好朋友：他们都知道每一匹马的名字，曾经几百次充满柔情地抚摸它们，现在却不得不亲手杀死它们。他们把这个令人伤心的地方称为“屠宰场营地”。在这个血腥的地点，探险队一分为二，一些人从这里返回，另外一些人装备起来向最后的艰难挺进，走向翻越冰川的险恶之路。这些危险的冰川将极点包围住，只有激情澎湃的人类意志的烈焰浓浆才能让其崩塌。

他们每天能够完成的行进里程越来越少，因为到了这里雪变成坚硬的雪粒，他们不能再拉着雪橇走了，现在必须是拖曳着。坚硬的冰划破了雪橇板，穿行在松散的冰粒时脚被磨破受伤。但是他们没有放弃。在12月30日，他们到达了南纬87度，沙克尔顿达到的最远点。只有五位被挑选出来的人才可以走向极点，其余的最后一拨人也不得不回转了。斯科特在挑选人。他们没人去抗争，但是心情都很沉重：在目标近在咫尺时不得不返回，让自己的同伴去拥有作为第一个目睹南极人的光荣。决定做出了。他们还再一次互相握手，以男子汉的千般努力去掩盖内心的波动。这个小组一分为二，变成两个小小的队伍：一个向南去往陌生之地；一个向北返回家园。他们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将目光转向另外那只小组，最后一次去体会一下活着的朋友尚在身边的感觉。不久以后，最后的身影也消失了，他们孤寂地向未知之地走去。这五位被挑选出来的人是：斯科特、鲍尔斯（Bowers）、奥茨（Oates）、威尔逊（Wilson）和埃文斯（Evans）。

南极

他们在这些最后日子里的日志，显示出他们的内心变得越来越不安，就如同在极地附近罗盘上的蓝色指针开始抖动一样。“影子从右边转到前面，再从前面转到左面，这么一圈转下来，需要的时间真是无休止的漫长啊！”但是，在这些日志的字里行间不时闪出的希望星火也愈发明亮。斯科特越来越充满激情地记下他们完成的距离：“离极地点只剩下150公里了，如果情况继续这样的话，我们挺不住了。”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们的疲惫。两天之后的日志是：“离极地点还有137公里，不过这对我们来说会是异常艰难。”之后，突然又是一个充满胜利情绪的新音调：“离极地点还仅仅剩下94公里！就算我们不能到达那里，也算与它非常非常接近了！”1月14日，这个希望变得非常有把握了：“还有70公里，目标就在我们前面！”从日志中可以看出，第二天他们已经有兴奋的欢呼，几乎可以说是狂喜了：“只剩下微不足道的50公里了，我们必须到达那里，不管付出怎样的代价！”透过这些字里行间满是兴奋的日志，人们可以在内心深处感觉到他们的希望之弦绷得多么紧，好像他们的每一根神经都因为期待和不安而颤动。猎物就在附近，他们已经向地球上的最后秘密伸出双手。只要再使一把劲儿，目标就达到了。

1月16日

“振奋的情绪”——日志上这样记载到。清晨，他们出发得比往常更早。焦急的心情让他们离开睡袋，他们要尽早看到这个秘密，这个美丽无比的秘密。到下午时，这五名无畏的勇敢者走出了14公里。他们高兴地行进在这了无人迹的白色荒原上：现在他们不会与目标失之交臂了，这一人类历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行为几乎可以说就要完成了。突然之间，他们当中的一个伙伴，鲍尔斯，变得不安了。他的眼睛紧紧盯着巨大白色冰原上一个小小的、暗色的点。他不敢说出自己的推测，可是现在大家的心里都因为同样的可怕想法在发抖：可能已经有人在这里竖起了一个路标。他们勉强地设法让自己安静下来。他们对自己说——就像鲁滨逊在荒岛上发现陌生足印时徒劳地想要把它看成自己的脚印一样——这肯定是一条冰缝，或者也许是反射造成的效果。在向目标更加走近时，他们的神经绷得更紧了。他们还都试着在别人面前作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其实每个人心里都已经明白了真相：挪威人，阿蒙森的那些人已经先于他们来到这里了。

很快，最后的一点疑虑也被严酷的事实给粉碎了：雪地上竖起一块雪橇的滑雪板，上面绑着一面黑色的旗子；有别人扎营的痕迹，有雪橇板的印迹和狗的足印。阿蒙森在这里扎过营了。人类历史上不可思议、不可理喻的事情发生了：地球的极地点，在几千年来没人来过，几千年来——甚至从地球初始以来就没有为人类的目光所触及过的地方，现在却在短短的十五天之内两次被人类所发现。他们是第二伙来到这里的人，在数百万月的时间进程中，他们晚到了一个月。在人类历史上到达南极的人当中，他们位居第二：第一意味着一切，第二意味着什么也没有。几个星期、几个月、几年来的全部努力都是徒劳，所有的付出都显得可笑，所有的希望都是虚妄。“全部的一切，这些艰辛、这些付出，全部这些折磨——为的是什么？”斯科特在他的日记里写道：“只是为了梦想，现在终结了。”泪水涌上他的眼睛，尽管极度劳累，他在夜里还是无法入睡。沮丧、绝望，他们如同背负着宣判的囚徒一样，走上通往极地的最后一段程路——他们原本是打算欢呼着向它冲过去的。没有人试图去安慰别人，他们无言地拖着自己的脚步向前走去。在1月18日这一天，斯科特上校和他的同伴们到达了南极。因为没有“到达这里的第一人”这样的骄人业绩来让他感到眼花缭乱，他现在以不被感情色彩所浸润的眼睛看到的是这风景中的悲伤之处。“这里什么也看不到，与前些天放眼所及的单调在任何方面毫无区别”——这就是罗伯特· 斯科特关于南极的全部描述。他在那里所发现的唯一的罕见之物，并非源于大自然，而是来自有敌意的对手：阿蒙森的帐篷上挂着挪威的国旗，迎着鱼贯而来的人类猎猎作响，显得顽皮而且充满胜利者的得意。征服者留下的一封信，在这里等着不知名的第二位到达者、继他之后来到这里的人。他在信中请求第二位到达者将这封信送到挪威哈康国王的手里。斯科特拿起这封信，他要忠实地履行这个最艰难的职责：要在全世界面前为一个陌生人的业绩作见证人，而这业绩正是他自己梦寐以求要去完成的。

他们悲伤地将英国的国旗——“姗姗来迟的联合王国的国旗”——插在阿蒙森的胜利标志的旁边。然后他们离开了这个“辜负了他们的雄心”的伤心之地，冷冷的风从他们的背后吹来。带着先知先觉般的预感，斯科特在他的日记里写道：“返程的路让我感到毛骨悚然。”

筋疲力尽

回家路上的危险是来时的十倍。去往极地的路上，罗盘给他们指路。可是在回去的路上，他们在罗盘之外还要注意不要离开自己来时的足迹：好几个星期，一次也不可以离开原路，以免找不到供给站，那里面储藏着他们的食物、衣服和浓缩在几加仑汽油中的温暖。每当有飞卷而来的雪模糊了他们的视线时，不安都会汹涌而来，因为对原路的任何偏离都意味着毫无悬念地直接通向死亡。他们的身体已经没有了上次行进时尚未消耗掉的精力，因为那时充足的食物中的化学能量以及他们南极站驻地的温暖还能让他们的身体热起来。

还不止如此：他们胸脯中意志的钢弹簧已经开始松动。走向极地的路上，他们满怀着无比的希望，这希望代表了整个人类的好奇和渴望，他们对于不朽的作为有明确的意识，这让他们能够英勇地将能量汇集在一起，有了超人般的力量。现在呢，他们所抗争的不过是不受损伤的皮肤，自身肉体的、可死亡的生存，为的是能灰头土脸地回家。在他们最为内在的意志深处，也许对回家的恐惧甚至超过了对回家的渴望。

去读他们这些天的记录真是可怕。天气一直很不友好，冬天比往常开始得更早。鞋底下松软的雪变得又厚又硬，变成了三角钉，这妨碍了他们的步伐，严寒也在磨碎他们已经疲惫不堪的身体。当他们在经过几天的错乱和犹疑之后又发现一个补给站时，总会有一次小小的欢呼，在他们的词语当中就会再次出现一束转瞬即逝的信心火焰。在无比巨大的孤寂中，没有什么能比这样的事实更好地见证这几个人精神上的英雄主义了：科学家威尔逊即便在自己离死亡只有头发丝那么远的距离时，还在继续着他的科学观察，在他的雪橇上除了一切最为必需的物品以外，还拖曳着十六公斤重的各种少见的岩石样品。

然而，人的勇气终究渐渐地屈服于自然的巨大威力。自然以它千年聚集的力量冷酷无情地找来一切足以让人遭遇毁灭的力量——冷、冻、雪、风——来对付这五位无畏的勇士。他们的脚早已冻烂。由于食物定量越来越少，他们每天只有一顿热餐，热量不足导致身体开始出现不适。有一天，这些伙伴害怕地发现，他们当中身体最强壮的埃文斯开始怪异起来。他落在后面不往前走，滔滔不绝地抱怨着实际上的或者是他幻想中的痛苦。他们看着他、听着他少有的喋喋不休，心里明白，这个不幸的人因为摔了一跤或者由于无法忍受这出乎寻常的折磨，已经疯掉了。该怎样处置他？将他一个人丢弃在这冰原上？可是另一方面，他们容不得任何拖延，必须尽快到达下一个供给站，否则的话——斯科特自己也还在犹豫着写下这个字。夜里一点，2月17日，这位不幸的军官死掉了。这里离“屠宰场营地”还有不到一天的行程。到了那里，他们就又能吃饱了，那里有一个月前屠杀矮种马时留下的食物储备。

现在，他们四个人继续行程，可是，要了命了！下一个供给站让人感到痛苦的失望！这里保留的汽油太少了，这意味着他们必须节省燃料，这最紧迫的东西；他们必须节约热能，而这偏偏是对抗严寒的唯一武器。彻骨寒冷而且被暴风摇晃的夜、沮丧不堪的难眠，他们几乎不再有将毡鞋穿在脚上的力气。但是他们还是拖拖拉拉地向前走着，他们当中的那位奥茨，脚趾已经冻掉了。风比以往更加锋利，到了下一个供给站，3月2日，残酷的失望再度重复：又是存有的燃料太少。

现在，这恐惧也进入文字里面。人们能够感觉到，斯科特如何尽量不去表露这残忍的境况，但是，不时地会有一个又一个尖利而绝望的喊叫穿透这强大精神上的平静。“不可以这样下去”，“上帝和我们在一起！这样的磨难我们受不了了”，或者“我们的游戏悲剧式地结束了”，最终有了这样令人毛骨悚然的认知：“但愿主宰的上帝来助我们！从人世那里我们已经无所期待了。”不过，他们还是拖拉着向前行进，不抱希望，咬紧牙关。奥茨越来越难以跟上队伍的速度了，他越来越成为队友的负担，而不是他们的帮手。为了迁就他，他们不得不在中午气温零下四十二度的情况下放慢行走速度。奥茨在感觉上和理智上都非常清楚，他会给朋友们带来厄运。他们也在为此做准备。他们让科学家威尔逊分给每个人十片吗啡，为的是在必要的时候让他们的终结来得快些。他们又试着陪病人走了一天的路程。然后，这个不幸的人要求他们将他的睡袋留给他，将他的命运与他们的命运分开。他们坚决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尽管大家都非常清楚，这个建议只会让大家都感到解脱。这位病人还用冻伤了的腿随他们一起走了几公里，到了宿营地。他和同志们一起睡到第二天早上。他向帐篷外看去：外面是狂吼怒号的暴风雪。

突然，奥茨站起来了：“我想出去转一下，”他对朋友们说。“我也许在外面待上一会儿。”另外的人在颤抖。谁都知道，这个“转一下”意味着什么。但是没有人敢说出一个挽留他的词语；没有一个人敢伸手与他告别，因为他们都深感敬畏：英国皇家禁卫军骑兵上尉劳伦斯·J. E. 奥茨像一位英雄一样，向死亡迎面走去。

三个疲惫、羸弱的人吃力地拖着自己的脚步穿过无尽的、坚硬如铁的冰原。他们疲倦不堪，不抱任何希望，只有那迟钝的自我保存的本能还能撑起筋骨，让他们迈开蹒跚的步履。天气变得越来越可怕，每个供给站都带给他们新的失望，总是太少的汽油，太少的温暖。在3月21日，他们离一个供给站只有二十公里远，但是风带着那种谋杀般的力量，他们无法离开帐篷。每天晚上他们都寄希望于明天早上，会有让他们达到目标的条件。在这样的期待中，食物储备和最后的希望一起消逝了。燃料用光了，温度计上显示的是零下四十度。任何希望都破灭了，他们现在所面临的选择是：要么饿死，要么冻死。在白色的原初世界里，这三个男人在一座小帐篷里与不能规避的结局斗争着。在3月29日他们知道，没有什么奇迹能够解救他们了。于是他们决定，不要再迎着厄运迈出一步，要骄傲地如同容许其他不幸一样容许死亡的降临。他们爬进睡袋里，没有任何一声呻吟从他们最终的苦难中钻出，进入这个世界。

人之将死，其书信……

凶悍的暴风雪正如同狂奔者一样撞击着薄薄的帐篷。在这孤单地面对看不见其面目、却可以感觉到其呼吸的死神之时，斯科特上校突然想到了与自己相关的一切。他正置身其中的，是尚未见证过人声的最冰冷的寂静，仅此就足以让他英勇地意识到他对自己的国家、对整个人类的博爱情谊。在他的精神里，一种内心的海市蜃楼在这白色的荒原中升起，将所有那些由于爱情、忠诚和友谊曾经与他发生关联的人呈现出来，他要对他们说话。斯科特上校用冻僵了的手指写着，在他的死亡时刻写信给所有那些他深爱着的生者。

这些书信太了不起了。在死亡就在眉睫之际，信中没有任何小家子气的缠绵缱绻；这里的天空中那份没有生命存在的清澈空气，似乎透入这些信的字里行间。它们是写给特定人的，但是，那也是在对整个人类说话；它们是写给一个时代的，却永不过时。

他写给他的妻子。他要她照顾好最宝贵的遗产——他的儿子，提醒她尤其是要防止他慵懒。在完成了世界史上最了不起的成就之后，他自我检讨说：“如你所知道的那样，我必须强迫自己变得有所追求——因为我一直有犯懒的倾向。”就在离毁灭只有巴掌大的距离时，他还在为自己的决定感到光荣，而不是感到遗憾。“关于这次旅行我要对你说什么呢。它比舒舒服服地坐在家里，不知要好出多少！”

他以最忠诚的战友的名义，写信给那些与他一起罹受死亡的伙伴们的妻子和母亲，来为他们的英雄事迹见证。他自己就是一个将死之人，却还在以自己强大的、超乎常人的感觉来安慰其他死者的遗属——他感觉到这一时刻的伟大，这一毁灭是值得纪念的。

他也写信给朋友们。谈到自己时他很谦逊，但是谈到整个民族时他满怀无与伦比的骄傲。作为这个民族的儿子、一个尊严而体面的儿子，他在这一时刻感到非常兴奋：“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成了一个伟大的发现者”，他坦诚地写道，“但是我们的终结将会向世人证明，我们这个种族身上的勇敢精神和坚忍力量还没有消失。”这些想法在他的有生之年因为男子汉式的坚强、灵魂的纯洁而羞于出口，现在死亡让它们从他那里挣脱出来。“在我的人生中，还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像您这样令我如此崇拜和喜爱的人。但是我从来无法表示出，这份友谊对我意味着什么，因为您给了我那么多，而我对您一无用处。”这是他写给最好的朋友的话。

他的最后一封信，也是所有信中最漂亮的一封，是写给英国的。他感觉必须说清楚，在这场关乎英国荣誉的战斗中，他虽然失败了，但是这并不是因为自己的过错。他列举了一系列的偶然事件，这些都是于他不利的情况。他用一种带着死亡的回声、因而具有超凡情感力度的声音，请求所有的英国人，不要置他的遗属于不顾。他最后的思绪还超越了个人的命运。他最后的话语不是在谈自己的死亡，而是在谈别人的生活：“看在上帝的份上，照顾我们的遗属！”再往后的纸页是空白的。

斯科特上校的日记一直写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直到他的手指被冻住、笔从他僵硬的手中滑落。他希望人们在发现他的遗体时能发现这些纸张，从中可以见证英国民族的勇气。这种希望赋予他以超人的力量。最后，他还以冻住了的手指写下这个愿望：“把日记给我的太太！”之后，带着残忍的确定性，他的手将“我的太太”划掉，在那上面写下了可怕的几个字：“我的遗孀”。

回应

伙伴们在营地里等了几个星期。一开始还信心十足，然后开始有些担心，最终不安越来越强烈。他们两次派出队伍出去寻找迎接，但是恶劣的天气又将他们驱赶回来。整个冬天，这些群龙无首的人没有目标地窝在小木屋里，灾难的黑影落在他们的心上。在这几个月里，罗伯特·斯科特上校探险行动遭遇的命运，被封埋在积雪和寂静中。冰将他们密封在玻璃棺里面。直到10月29日，当极地的春天到来之时，一只探险队才得以出发，他们至少要找到英雄们的遗体和他们留下来的消息。11月12日，他们找到了那顶帐篷。他们发现英雄们的遗体冻僵在睡袋里：斯科特到死还像兄弟一样搂着威尔逊；他们找到了书信和文档；他们给这些悲剧性的英雄挖了一个坟墓。一个简单的、黑色的十字架在白色的世界里孤零零地立在一个凸起的位置，这下面将永远封埋着人类英雄业绩的见证。

可是，不是这样的！他们的作为得以复活了：这出乎人们的意料，而且如此精彩，这是我们新时代技术世界了不起的奇迹！朋友们将图片感光板和录影带带回来。在化学溶液中，图片被释放出来了。人们还能再一次看到斯科特和他的同伴们的行进行列，还有极地的风光。这些风光，除了他们以外只有阿蒙森和他的队伍才看见过。他的信件和文字里的讯息经由电缆飞跃到备受震撼的世界上；在帝国大教堂里，国王在英雄们的纪念标志前屈膝。就这样，那些一度显得徒劳无益的事情，又一次变得硕果累累；前人与目标失之交臂的悲怆，转化成对整个人类的沉醉般的召唤，激发人们将自身的力量指向那些尚未达成的目标。在这种瑰丽的映射中，从英雄式的死亡中升起的是更高的生命；从殒灭当中，无边的崛起意志冉冉升起。在获得功绩和轻易达成目标的偶然时刻，被点燃的只有好胜之雄心；然而， 最能让人心为之感动的，莫过于一个人在与不可战胜的超级命运之力进行搏斗中黯然陨落。这是一切时代中、一切悲剧中最伟大的峰巅之作：这样的作品，诗人会偶尔完成一部，而生活本身所完成的何止成百上千。

[1] 安德雷（Salomon August Andrée，1854—1897），瑞典工程师，北极研究者。1897年与另外两人一起组成探险队，试图驾驶氢气球到达北极。探险未能成功，他们的遗体直到1930年才被发现。

[2] 培利（Robert Edwin Peary，1856—1920），美国工程师和北极研究者，声称于1909年4月6日到达北极，自己是到达北极的第一人。

[3] 库克（Frederick Cook，1865—1940），美国人，北极研究者及医生，声称自己在两名因纽特人的陪同下于1908年4月21日抵达北极。

[4] 阿蒙森（Roland Amundsen，1872—1928），挪威极地探险家，1911年12月14日与同伴到达南极，是到达南极的第一人。

[5] 斯科特（Robert Falcon Scott，1868—1912），英国海军上校，南极探险家，本文的主角人物。

[6] 沙克尔顿（Sir Ernest Henry Shackleton，1874—1922），英国人，南极探险家，1909年曾经带领探险队前往南极，未能达到极点。

[7] 赫克托尔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特洛伊王子，一位出色的英雄，他的爱妻安德洛玛刻曾经哭泣着请求他看在幼子的份上退出战斗，但是赫克托尔不为所动，最后在与阿喀琉斯决斗时被对方杀死。

全封闭列车

列宁

1917年4月9日

住在补鞋匠家里的男人

1915、1916、1917和1918年这几年，在瑞士这个四面八方都为世界战争洪流所包围的和平岛屿上，不间断地上演着惊心动魄的侦探小说里出现的情景。在豪华饭店里，敌对国的外交使节们面无表情地迎面相遇，好像他们彼此根本不认识一样。一年以前，这些人还出于友谊一起打桥牌、互相邀请到家里做客。下榻在房间里的也是一大群让人琢磨不透的人。议员、秘书、低等外交人员、戴面纱和不戴面纱的太太女士们，每个人都带着神秘的任务。饭店前面驶来带有外国标志的豪华汽车，从车上下来的是工业家、记者、专家和一些看起来完全是偶然来此观光找乐的旅行者。可是，几乎每个人都有同样的任务：去了解、去刺探。那些将他们引领到房间的看门人、那些清理房间的女工也被要求去观察、去偷听。到处都有不同的组织在从事彼此敌对的事情，在旅店、在家庭小旅馆、在邮局、在咖啡馆。那些自称为做宣传的人，有半数是间谍；那些做出的情爱姿态，多半都是背叛。这些匆匆来客，在摆在桌面上的事情背后，都隐藏着第二桩或者第三桩事情。一切都会被注意到，一切都被置于监视中。不管哪个级别的德国人，人还没有到达苏黎世，敌对国驻伯尔尼大使馆已经截取了这个信息，一个小时以后巴黎也得到了通知。每天都有一本本报告——充满了真实的和编造的内容——由大大小小的情报人员发送到低等外交人员那里，再由他们继续传递。没有不透风的墙了：电话会被偷听，从字纸篓里和吸墨纸上发现的蛛丝马迹可以重构出每一份通信的内容。这群魔乱舞的景象最终让许多人自己都不知道，他们到底是猎人还是猎物、是间谍还是被间谍刺探的对象、是被出卖的人还是出卖别人的人。

在那些日子里，只有针对这个人的报告为数不多，也许这是因为他太不引人注意了：他没有下榻在体面的饭店，不坐咖啡屋，不去看宣传表演，而是和妻子一起完全低调地住在一位修鞋匠的家里。就在利马特河（Limmat）的后面，在那狭窄、古老而地势隆起的镜子巷（Spiegelgasse）里，一座像老城中其他房子一样坚固、屋顶隆起的房子，他们住在第三层。房子显得有些烟熏火燎似的，一半是因为时间久远，一半是由于下面的庭院里有一家小小的香肠加工厂。他的邻居是：一名烘焙店女店员、一个意大利人和一位奥地利演员。因为他不太爱说话，住在房子里的人除了知道他是俄国人、名字很拗口以外，对他几乎一无所知。女房东知道他很多年前从家乡逃出来，没什么财物，也没有什么来钱的营生，从他们简单的饭食和两个人破旧的衣服上，这最能让人一目了然。他们全部的家当，几乎还装不满他们进住时带来的那只筐子。

这位敦实而身材矮小的男人并不起眼，他也尽可能生活得不引人注意。他回避社交，住在这座房子里的人很少能够看到从他那细小的眼睛里投射出来的尖锐而阴郁的目光，很少有访客到他这里来。但是他有规律地每天早上九点去图书馆，坐在那里，直到十二点图书馆关门。十二点十分整，他就回到家里。差十分钟一点时，他又离开家去图书馆，是第一个进入图书馆的人，在那里一直坐到晚上六点。情报人员只注意到那些话多的人，他们不知道，就世界上的任何一种革命而言，总是那些孤独的人——他们博览群书、好学不倦——才是最危险的，所以他们关于这个不起眼的、住在补鞋匠家里的人没有写什么报告。关于他，在社会主义者的圈子里人们所知道的是，他曾经是伦敦一家由流亡俄国人办的小小的激进期刊的编辑成员，在彼得堡他是一个特殊党的头领，那个党的名字很难发音。但是，关于社会主义党里最有威望的人他会说一些强硬而轻蔑的话，认为他们的方法是错误的。他不容易让人接近，也不合群，因此也没有什么人太在意他。有时候他召集人们晚上在无产者出没的咖啡馆里集会，参加者最多有十五到二十个人，而且大多数是青少年。人们对这位独行者的看法，就像对其他那些从俄国出来的移民一样：他们用茶和讨论让自己头脑发热。没有人觉得这位不苟言笑的人会意义非凡，在苏黎世的这三十个人里，没有人觉得记住这位住在补鞋匠家里的男人的名字即“符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有多么重要。假如当时有一辆豪华汽车，在从一个大使馆疾驰到另外一个大使馆的路上因为交通事故而撞死了这个人，这世界上的人既不知道他就是乌里扬诺夫，也不知道他是列宁。

愿望成真……

有一天——这是1917年3月15日——苏黎世图书馆管理员感到奇怪了。时针已经指到九点了，而那位最准时到来的借书人每天都用的座位还空着。九点半了，十点了，这位孜孜不倦的读者还没来。他不会来了。在去往图书馆的路上，一位俄国朋友跟他说了些什么，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用一个消息将他震住了：俄国爆发革命了。

一开始列宁还不相信。他好像是被这个消息给麻醉了。不过，接下来他就迈开那短而有力的步伐向湖岸的报刊亭走去，在那里的报馆门前等消息，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一天又一天地等待着。这是真的。那消息是真的，对他来说，每天都变得更真实一些。一开始只是一些关于宫廷革命的传闻，好像仅限于更换了内阁，然后接下来的是沙皇被废黜、临时政府上台、杜马议会召开、俄国的自由、大赦政治犯——所有那些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所有那些他二十多年来在秘密组织里、在监狱中、在西伯利亚、在流亡中一直为之努力的目标，终于实现了。在他看来，这次战争夺去的数百万的生命，这下总算没有鲜血白流。他们不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被屠宰者，而是为实现这个新国度——自由、公正、永久的和平——付出生命的殉道者。新国度到来了，这位平时思路极端清晰而冷静的做梦人，感觉像是醉了一样。那些坐在日内瓦、洛桑和伯尔尼的蜗居小屋里的几百号流亡人，在听到这个令人幸福的消息时会怎样地雀跃和欢呼啊！可以回到俄国的家了！他们可以回家，不必用假护照、用化名，不用像在沙皇俄国那样冒着死亡的危险，而是作为自由的公民来到自由的土地上。他们已经在收拾那点儿可怜的家当，因为报纸上登载着高尔基发出的言简意赅的电报：“大家都回家来！”回来，回来！集合起来！团结起来！自觉醒以来，他们就已经将生命献给一种事业，现在他们将再一次把生命投入这一事业当中：为了俄国的革命。

……失望依然

就在几天以后，他们就不无震撼地认识到：对于俄国革命的消息，他们曾经像看见雄鹰展翅一样内心为之高昂，但这并不是他们梦想的那种革命，这不是俄国的革命。这不过是一个反对沙皇的宫廷政变而已，是由英法外交人员秘密推动的，其目的在于阻止沙皇与德国媾和。这不是人民——那些想要获得和平与自身权利的人——的革命、不是他们为之将生死置于度外的革命。这只是战争各方的一种诡计，是那些帝国主义者和军头们不想让自己的计划受到干扰的诡计。很快，列宁和他的同道们就认识到，那个让所有人都回家去的承诺并不包括像他们这样的人，这些要真正的、激进的、卡尔·马克思式革命的人。米留可夫[1]以及其他自由派分子已经发出指令，要阻止这些人返回俄国。像普列汉诺夫这样温和的、对延长战争有利用价值的社会主义者，会受到友好的迎迓，在体面的送迎中乘鱼雷艇从英国回到彼得堡；托洛茨基则被扣留在（加拿大的）哈里法克斯；其他的激进者在边境上无法入境。所有协约国的边境站里都有一个黑名单，在西美尔瓦尔德（Zimmerwald）参加了第三国际大会的人都被名列其上[2]。列宁绝望地向彼得堡拍发电报，一封接着一封，但是它们要么被截获，要么无法发送过去。在苏黎世无人知道、在欧洲也少有人知的事情，在俄国人们却完全了解：它的反对者符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是多么强悍、多么有能量、多么目标明确、多么有致命的危险。

这些被拒之于国门之外的人一筹莫展，他们绝望无边。那么多年以来，在伦敦、巴黎、维也纳的无数次总部会议上，他们从战略上构想俄国革命。组织行动上的每个细节他们都考虑过、做过先期尝试并仔细讨论过了。几十年来他们在自己的期刊上争论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困难、危险和可能性。这个人的全部生活就是构建这个思想体系，他对它一再修改、深入思考并形成了最终的表述。现在，就因为他被困在瑞士，他的革命就会被别人篡改和颠覆，解放人民这个被他视为神圣的理念会被用来为外国效力、为外国人谋求利益。在这些天里，列宁的处境与战争之初的几天内兴登堡[3]所经历的情形，有不可思议的相似之处。兴登堡花了四十年的时间来准备和演习对俄国征战，但是当战争爆发时他不得不穿着便服坐在家里，拿小旗子在地图上跟踪着被他任命的将军们的进军和错误。在这些充满绝望的日子里，那些最无端的、最不着边际的梦幻翻滚而来，甚至列宁这位原本倾向于现实考虑的人也失去了对梦幻的免疫力。可不可以租一架飞机，从德国或者奥地利飞过去？然而，第一个为他提供帮助的人就被证明是个间谍。这逃亡的主意越来越狂野、越来越不着边际：他往瑞典写信，要求给他办一份瑞典护照；他要装作聋哑人，这样在遇到盘查时就根本不用回答问题。当然，在这幻想的长夜之后，列宁自己也认识到，这些疯狂的梦想都无法实施。但是，有一点他在大白天也知道得非常清楚：他必须回到俄国，必须是他而不是别人去进行他的革命，那是一个真正的、诚实的革命，而不是出于政治目的的革命。他必须回去，而且不久后就要回到俄国。要回去，不计任何代价！

取道德国：行，还是不行？

瑞士位于意大利、法国、德国和奥地利之间。列宁作为一个革命者，取道协约国回俄国行不通；如果取道德国和奥地利的话，列宁的身份是俄国的臣民，是敌对国的成员。荒谬的情形是：根据列宁的判断，德国威廉皇帝会比俄国的米留可夫以及法国的普安卡雷[4]对他更友好些。在美国宣布参战的前夜，德国一定会不计代价地与俄国达成和平协议。所以，一个革命者、一个让英国和法国外交使节感到头疼的人，在德皇那里一定是一个备受欢迎的助手。

但是，迈出这样的一步，跟他以前在自己的文字里上百次地咒骂和威胁过的德皇制下的德国发生勾连，也要承担巨大的责任。按照当时的道德判断，这理所当然是严重的背叛：在两国交战期间，经敌国军事总部同意取道该国返回俄国。列宁当然知道，这从一开始就有伤于自己的党和自己从事的事业，他会被怀疑，人们会以为他是一位被德国政府收买或者雇用、被派往俄国的情报人员；如果他的立即和平的计划得以实现的话，他就要在历史上永远担负一种罪名，是他阻挡了俄国获得真正的、因胜利才赢得的和平。当他声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愿意走这条最危险也是最能让名誉扫地的路时，感到吃惊的不光是那些温和的革命者，大多数与列宁思想一致的人也同样始料不及。他们不知所措地向他指出一点，瑞士的社会民主党已经开始谈判，为的是通过战俘交换这条合法而且中立的途径让俄国革命者返回故国。但是列宁知道这条路有多长、有多么大的人为因素，俄国政府肯定会有意地将他回国的日期无限推迟。可是他也知道，现在的每一天、每一小时都有决定性的意义。他认准的只是目标，而那些不像他那么狠、那么无畏的人，断然不敢下决心采取这样的举动，因为依照现存的一切法律和态度这都是背叛性的。

协定

正因为列宁知道他走出的这一步能引起关注也会带来挑战，所以他采取了尽量打开天窗说亮话的做法。受列宁的委托，瑞士工会秘书长弗里茨·普拉腾（Fritz Platten）去找德国公使，将列宁的条件向他摊牌。这位公使此前已经与流亡俄国人有过一般性的谈判，而这次遇到的这位个头矮小、默默无闻的流亡者与众不同，他好像已经能预知到自己即将拥有权力，他根本不是在向德国政府提出请求，而是在提条件——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旅行者才会接受德国政府提供的便利：承认车厢有治外法权；上下车时均不设护照检查和身份查验；乘客自己按正常价格购买车票；不可以有旅客被强制或者自行离开车厢的行为。德国公使罗姆贝尔格（Konrad Romberg）向上转达了这一消息。这条消息到了鲁登道夫[5]（Erich Ludendorff）的手里。毫无疑问，他批准了这一行动，尽管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对于这件有世界史意义、也许堪为他生平中最重要的决定不置一词。公使试图去修正一些细节，因为列宁有意在计划安排中使用有歧义的表述：获准在不受护照检查的条件下可以同行的，不全是俄国人，这里面也包括一个奥地利人拉狄克[6]（Karl Radek）。和列宁一样，德国政府也很着急，因为就在这天，4月5日，美国对德国宣战了。

就这样，弗里茨·普拉腾在4月6日的中午得到了那份值得纪念的通知：“事情如愿安排妥当。”1917年4月9日两点半，一小群穿戴糟糕、提着箱子的人从餐馆“采格林霍夫”（Zähringerhof）出发前往火车站。总共32人，里面也有妇女和孩子。那些男人的名字，后来为人所知的只有列宁、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他们一起吃了一顿简单的午饭，一起签署了一份文件，表明他们从《小巴黎报》上看到过临时政府的通告，对于任何途经德国的旅行，临时政府将以严重的叛国罪来处罚。他们用僵硬的、墨水充沛的字母来签名，声明他们自己对本次旅行承担完全的责任，他们同意所有的条件。他们平静而毅然决然地为这载入世界历史的旅行做好了一切准备。到达火车站时，他们没有引起任何注意，没有记者和摄影师出现在这里。在瑞士谁认识这位戴着皱巴巴的帽子、身穿一件破旧的上衣、脚穿沉重的矿工鞋（他把这双鞋一直带到了瑞典）的乌里扬诺夫先生呢。他一言不发地走在一群背包罗伞的男人和女人当中，不受人注意地在车厢里找到一个座位。这些人看起来和无数来自南斯拉夫、鲁登尼亚[7]、罗马尼亚的移民别无二致，他们经常在苏黎世停留，坐在木箱子上休息几个小时，之后被送往法国的海边，从那里再到海外。瑞士工人党不赞成这次行程，没有派代表过来。只有几个俄国人来了，让人将一些食物和问候带给家乡人。还有几个人是要赶在这最后的几分钟提醒列宁不要做这个“没有意义的、犯罪的旅行”。但是，他们去意已决。三点十分，列车员给了信号。列车开向格特马丁根（Gottmadingen），德国的边境站。三点十分：从这个时刻起，世界之钟有了另一种走法。

全封闭列车

在那次世界大战中，几百万发炮弹被发射出去，那都是由工程师们设想出来的冲击力最大、摧毁力最强和射程最远的炮弹。但是，在近代历史当中，还没有哪颗炮弹比这颗火车炮弹射程更远，对命运的决定力更强。这颗列车炮弹弹膛里是那个世纪最危险、最决绝的革命者。现在，这颗列车炮弹要从瑞士边境发射，呼啸着越过德国，在彼得堡落下，在那里将这个时代的秩序炸毁。

在格特马丁根的铁轨上，停着这独一无二的炮弹。这节车厢分别有二等座和三等座，妇女、儿童在二等座，男人在三等座。粉笔在地板上画出来的线表明这里是俄国贵宾的中立区，与两位德国军官的包厢分隔开来。他们是被派来押解运输这些活性炸药的。列车行驶一夜，并无什么未料之事发生。只是在法兰克福突然有德国士兵过来，因为他们听说有俄国革命者从这里驶过。有一次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试图和旅客交流，遭到拒绝。列宁知道得很清楚，只要他在德国的地面上和德国人交流一个字，他将会受到怎样的怀疑。在瑞典他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饿坏了的他们冲向瑞典人的早餐桌，黄油小面包在他们看来似乎是难以当真的奇迹一般。列宁不得不让人给他买几件衣服和一双新鞋，以便换下那双矿工鞋。终于到了俄国的边境。

一声炮响

列宁在俄国地面上的第一个做法，具有他的个性特点：他不去看单个的人，他先把目光投向报纸。他离开俄国已经十四年了，十四年没有看见过这里的土地、国旗和士兵的军服。但是，这位有着钢铁般理念的政治人不像别人那样迸出泪水，也不像妇女们那样去拥抱士兵，搞得这些不知底里的士兵莫名惊诧。报纸，首先是报纸，《真理报》。他要看看，这份报纸，他的报纸，是否还坚定地保留着国际主义的立场。他生气地将报纸团成一团。不，还不够，还一直是什么“祖国”的论调，还一直是“爱国主义”，还一直不足以成为他设想的那种纯粹革命。他感觉到：时间到了，他的到来就是要夺过方向盘，让他的平生理念冲出去，管它结果会是胜利还是毁灭。可是，他还能做到吗？最后的不安，最后的犹疑。米留可夫会不会马上来到彼得堡——当时这座城市还叫这个名字，但是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逮捕他？两位到列车上来迎接他的朋友，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在这个只有一盏照明灯、光线昏暗而摇曳不定的三等车厢里露出了一种奇怪的、神秘的微笑。他们没有给出回答，或者不愿意给出回答。

但是，真实的场景给出的回答是再清楚不过了。当列车驶进彼得堡的芬兰火车站时，站前广场上已经聚集了上万的工人和各种武器类别的仪仗队，他们在等待欢迎这位从流亡中回家的人，《国际歌》响起。这位前天还住在一个补鞋匠家里的符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被几百只手抬起来，人们把他举到装甲车上。安装在周围房屋上和城市要塞上的聚光灯照在他的身上，他站在装甲车上发表了对人民的第一个演说。街道上欢声雷动，很快那“撼动世界的十天”就开始了。这一声炮响，摧毁了一个帝国、一个世界。

[1] 米留可夫（Pawel Nikolajewitsch Miljukow，1859—1943），俄国自由派立宪民主党首领，1917年二月革命后担任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长。

[2] 1915年9月5日至8日，由瑞士社会民主党召集的一次国际社会主义者大会，有来自12个国家的37位代表参加，列宁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会议通过了托洛茨基起草的“西美尔瓦尔德宣言”，由此也导致了工人运动分化为激进的、革命的共产主义者与温和的、改革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这里与后来于1919年在莫斯科成立的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无关，茨威格在这里将二者混淆了。

[3] 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1847—1934），德国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曾经在军队中担任要职，但是在1911年被授予黑鹰勋章后荣休赋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1914年8月被重新启用，担任第八军总司令。第一次大战结束后，兴登堡再度退休。1925年，77岁的兴登堡被选为总统，于是重出政坛。1933年任命希特勒为总理。次年，兴登堡去世。

[4] 普安卡雷（Raymond Poincare，1860—1934），法国政治家，1913—1920年担任法国总统。

[5] 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1865—1937），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著名将领，担任副总参谋长，与兴登堡合作无间，掌握德军的指挥权，对政界有很大影响。德国战败后，鲁登道夫流亡瑞典，发表回忆录和文章，提出“后背上的匕首”一说，宣称左派政客出卖了德国，才导致德军失败。

[6] 卡尔·拉狄克（Karl Radek，1885—1939）,共产主义宣传家，共产国际的早期领导人。出生于当时属于奥匈帝国的加利西亚伦贝格（今天乌克兰的利沃夫），早年在波兰和德国活动，编辑社会民主党的报纸。1915年出席齐美尔瓦尔德会议时，与列宁结识。

[7] 在今天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地区。

西塞罗

当一个聪明但并不很勇敢的人遭遇强梁时，他能做的最睿智的事情便是：避开对手的锋芒，不要心存任何愧疚地静等水到渠成之时，直到转机从天而降。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罗马帝国的第一位人文主义者、演说大师、法律的护卫者，为维护前代留下来的法律、保全共和国进行了三十年的不懈努力。他的演说被载入历史的编年纪事当中，他的文学作品成为拉丁语的重头之作。他在喀提林[1]身上看到了对规则的无视，在维列斯[2]身上看到了腐败，在顶着胜利光环的将领们身上看到了正在构成威胁的独裁——他成了他们的敌人。在他的时代，他的书《论共和国》（De re publica）被视为理想的国家形式应该遵循的普遍准则。可是现在，一个更强势的人物来了：裘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这个人，西塞罗——作为长者和名人——曾经带着完全的信任、毫无保留地支持过；这个人，由于他的高卢军团的战绩，在一夜之内成为意大利的英雄。这个掌握不可限制的军事权力的人，只要一伸手就可以称王——安东尼已经在聚集的民众面前将这王冠递给他了。当恺撒与越过卢比孔河[3]同步越过法律的边界时，西塞罗铲除恺撒一人统治的努力就变为徒劳；他想要号召起自由的最后防卫者来对抗自由的强奸者的努力也是徒劳。像以往一样，武力总是显得比词语更强劲。恺撒既是一个思想的人，也是一个行动的人。他所向披靡，假如他像大多数独裁者那样报复成性的话，在摧枯拉朽的胜利之后，恺撒能轻易地将这位固执的法律捍卫者灭掉或者流放出去。不过，与军事上的胜利相比，裘利乌斯·恺撒更尊崇胜利者的大度姿态。他让西塞罗这位无计可施的反对者活着，不带有任何要羞辱他的企图，只是让他明白：他得从政治舞台上退下。现在的政治舞台只属于恺撒一个人，他分派给舞台上其他人的角色都不过是沉默而听话的配角而已。

在这样的情形下，对于一个精神生活丰富的人，再没有什么比无需介入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更为幸福的了。这种情况将思想家、艺术家从一种对他们来说没有尊严的情境中驱赶出来——那是一种只有用残忍和诡计才能处理的情境，让他们返回到内心那不可触及、不可摧毁的世界中。一个精神生活丰富的人，会将每一种形式的流亡都当做驱动力，去让内心世界变得丰富，而西塞罗在他最美好、最幸福的时刻遭遇了这种上天恩赐的霉运。这位伟大的辨证法学家慢慢到了人生中的老龄阶段：在他过去的人生中，持续不断的风暴和惊心动魄的情势让他很少有时间来进行创造性的总体思考。这位60岁的人，在那么短暂的时间中经历了多少对立的事情！他这个平步青云者（homo novus），通过自己的坚韧、适应性和精神上的优胜一路拼搏着，获得了所能有的一切公共职位和荣誉：这些原本都是一个渺小的外乡人难以有机会企及的，他们只能嫉妒地看着这些机会留给那些世袭的贵族。他经历了公众青睐的巅峰和低谷。在击败喀提林之后，他胜利地登上通往卡皮托尔众神神庙的台阶，被民众献上花环，被长老院尊为“祖国之父”。但是，在另外一面，他又得连夜逃亡，被同样的长老院所谴责，被同样的民众所抛弃。没有哪个职位，他没有参与过；所有的官阶，他都靠不知疲倦的力量获取过。他在议事堂上主持过审判；他在战场上作为战士指挥过战斗；他作为执政官管理过共和国；他作为总督管理过行省，上百万的金币从他的手里经过，在他的手下用来偿还债务；他曾经拥有过帕拉丁（Palatin）山丘上最美的房子，也看到了它被他的敌人烧毁、践踏成为废墟后的样子；他写过让人思考的政论文章，发表过经典的演讲；他有过孩子，也失去过孩子；他有过勇敢之时，但是他也软弱；他一意孤行，但是又能俯首帖耳；他享受众多崇拜，也收获了众多憎恨；他那变化多端的性格中，有很多的断裂，也有很多的光彩。总体来说，他是他的那个时代中最有吸引力又最躁动不安的人。他的一生，与从马略[4]到恺撒的这四十年多事之秋里发生的一切，都有难以解开的缠绕。没有哪一个人像西塞罗一样历经了、卷入了断代史和世界史上的重大事件。只是一件事情——最重要的——他从来没有时间去做：好好看一下自己的生活。这个永无间歇的人从来没能在他的雄心沉醉中找到时间来安静而仔细地思考一下，来给自己的知识、自己的思想做个汇总。

现在，由于恺撒的阴谋，他终于被从公共事务（res publica）中排挤出来，这给了他一个机会来有成效地料理私人事务（res privata），这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西塞罗无可奈何地将议事堂、元老院和帝国交给恺撒的独裁。对公共事务意兴阑珊，这种情绪开始在这个被排挤出来的人身上占了上风。他投降了：让别人去捍卫民众的权利吧，那群将角斗士的搏击和表演看得比自身自由更为重要的民众。他现在更看重的是对自己内心自由的寻找、发现和规划。西塞罗在年届六旬之时，第一次平静而沉思地窥视自己的内心，他想要告诉世界他为什么而作为、为什么而活着。

他原本是一位天生的艺术家，只是不期而遇地从书的世界陷入了险象环生的政治生活当中。现在，西塞罗试图依照他的年龄以及内心最深处的意愿来清楚明白地安排生活。他从那个嘈杂的大都市罗马搬迁到图斯卡仑（Tusculum），今天的弗拉斯卡提（Frascati）。房子周围的景色，是意大利最美丽的风景。波浪般蜿蜒的山丘长满了椴树，一直向下延伸到坎帕尼亚（Campagna），在异乎寻常的静谧中，泉水银铃般的响声如同音乐一样。在这么多年辗转于广场、议事堂、征战的营帐、旅行的马车上之后，这位原创性的思考者终于能在这里完全听命于自己的灵魂。那座城市、那座让人迷惑又让人感到疲惫的城市离得远远的，就如同地平线上的一团烟雾；但是，它又近得足以经常有朋友来到这里与他进行在精神上深有启发的谈话。来到这里的，有阿提库斯[5]这位知交朋友，或者年轻的布鲁图（Brutus）、年轻的卡西乌斯（Cassius），有一次甚至大独裁者自己，裘利乌斯·恺撒——这危险的客人！如果罗马的朋友们没来的话，他还有另外一些朋友在这里，这些出色的、从不让人失望的伙伴，愿意沉默也愿意说话：书籍。一个了不起的图书馆，一个真正的、无穷尽的智慧蜂巢：西塞罗在他的乡村住房里建设这样的一个图书馆，将希腊智慧之杰作与罗马编年史和法典并排放在一起。与这样来自不同时代、不同语言的朋友们在一起，没有哪个晚上会让人感到枯燥无聊。上午是工作。那位忠于职守、学养深厚的奴隶一直在等着做记录；在吃饭时间，他内心深爱的女儿图利娅（Tullia）让他觉得时间如飞；对儿子的教育确实每天给他带来新的启发和调剂。随后而来的是最后的智慧：这位60岁的人还做了一件对于一个老人来说最甜蜜的蠢事：他娶了一个年轻的女人，一个比自己的女儿还要年轻的人。他要作为一个生活的艺术家来享受美人，不要在大理石的雕像里或者在诗歌里，而是在她最具有感官情欲的、最富有魔力的形式里。

西塞罗似乎在60岁以后终于回归到自身：他更是一位哲学家而不是政治演说家，更是一位作家而不是修辞家，更是艺术情趣的主人而不是民众爱戴的忙碌仆人。他不再在广场上对受贿的法官进行言辞犀利的讨伐，更愿意将演讲艺术的本质写进他的《论演说者》，给后来模仿他的人作为样板。同时，他在政论著作《老加图：论老年》中教导自己：做一个真正的智者，把它看成老年人的真正尊严，要学会对自己的年龄投降。他写下的最美的、最和谐的信件出自这个内心归整时期。即便当毁灭性的不幸——他心爱的女儿图利娅的死亡——击中他时，这不幸也帮助他让自己的艺术获得哲学意义上的荣誉：他写下了《自我安慰》，在经历了几百数千年以后，直到今天这些文字还能给遭受同样命运的人以安慰。只是因为他的流亡，后世之人才从先前那个忙碌的演说家中获得了一位伟大的作家。在这安宁的三年内，他为自己的著作和身后的盛名所做的贡献，超过了此前的三十年：那是他大手大脚地献身于“公共事务”的时间。

他的生活似乎已经成了一位哲学家的生活。每天来自罗马的消息和信件他几乎都不怎么注意。他更多地成了精神永恒共和国里的公民，而不是那个被恺撒的独裁给阉割了的罗马共和国的公民。这位人世法律的导师终于学会了一个苦涩的秘密，而这是每个公众人物最终都得经历的：一个人从来无法做到长久地保卫大众的自由，而是只能保卫自己的自由、内心的自由。

就这样，世界公民、人文主义者、哲学家西塞罗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夏天，一个创造力蓬发的秋天，一个意大利的冬天，站在边缘地带——如他所指的那样：一直边缘下去——远离时代的各种政治活动。每天来自罗马的消息和信件他几乎都不关注，对于那场已经不需要他作为伙伴的游戏，他觉得无所谓。他似乎已经从文人渴求公众关注的虚荣中彻底康复过来，只是那个不可见的共和国的公民，而不是那个被败坏、被强暴、不进行任何抵抗便屈服了的共和国的公民。在这当口，在3月的一个中午，一名信使闯进他的房子里，满身尘土，喘息不停。还好，他还能说出一个消息：裘利乌斯·恺撒，独裁者，在罗马的议事堂被谋杀了。说完之后，他就倒在地上。

西塞罗脸色苍白。就在几个星期以前，他还与这位高傲的胜利者同坐在一张餐桌旁。尽管他充满仇恨地站在这个强势对手的对立面，他缺少信任地看待他在军事上的胜利，但是在内心里他还一直不由得暗暗地崇拜这位唯一值得尊敬的敌人：他的沉着稳重的精神、他在组织管理上的天才和他的人道主义。但是，就算他再不认同谋杀者的恶毒想法，他这个人——裘利乌斯·恺撒——不是以自己的优胜和业绩实行了最配诅咒的谋杀吗？那是一个儿子对祖国的谋杀。他的天才恰好是威胁罗马自由的最大危险，难道不是这样吗？此人之死，在人道意义上是令人惋惜的；但是，对其谋杀的这一恶行却有助于最神圣的事业获得胜利。因为现在恺撒死了，共和国又可以复活了。经由这个死亡，一个最高贵的理念、自由的理念获得了胜利。

西塞罗就这样战胜了他最初的惊骇。他没有希图出现这样的恶毒行为，也许在他内心最深处的梦中都没敢有过这种愿望。布鲁图和卡西乌斯没有让他事前知晓这个叛乱，尽管当布鲁图把血淋淋的匕首从恺撒的胸膛里拔出来时高喊着西塞罗的名字，以此来要求这位共和理念的导师作为其行动的见证人。可是现在，既然这个行动无可挽回地发生了，就至少应该让它有利于共和国。西塞罗知道：通往古罗马式自由之路，需要跨过这个君王的尸体。他有责任给别人指出这条路，这样一个可遇不可求的机会，不可以被浪费掉。就在当天，西塞罗放下了他的书籍、他的文稿和艺术家的神圣情致。他心急火燎赶往罗马，为了去挽救恺撒的真正的身后之物——共和国，他要赶在恺撒的谋杀者和复仇者之前。

到了罗马，西塞罗进入了一个混乱的、震惊的、不知所措的城市。在事情发生的那一刹那已经表明，谋杀裘利乌斯·恺撒这件行为本身比凶手们更了不起。采取谋杀行动的这些人群龙无首，只知道将那个胜出他们当中任何一个的强人杀死、干掉。可是现在要做的，是如何利用这个行为有所作为，这时他们却无助地站在那里，不知从哪里开始才好。元老们在摇摆，没有下定决心是要站在谋杀者一边，还是要去谴责他们；民众早已经习惯了接受一只无所顾忌的手的摆布，不敢拿出任何意见；安东尼和恺撒的其他朋友们害怕那些叛乱者，为自己是否能活命而担心；叛乱者也畏惧恺撒的朋友们，害怕他们会报复。

在这种普遍性的惊慌中，西塞罗是唯一一个表现出决心的人。平时他一如那些神经紧张、精神生活丰富的人一样犹豫不决而且畏首畏尾，但是这次他毫不犹豫地支持这个他自己并没有参与的行动。他挺直身子走到那块砖地上，那上面被谋杀者的血迹还没有干透。他面对聚集在一起的元老院成员，将铲除独裁者的行动褒扬为共和理念的胜利。“噢，我的人民，你再一次回到了自由！”他发出这样的呼吁，“你们，布鲁图和卡西乌斯，你们不光替罗马、也替整个世界完成了最伟大的行动。”但是他同时也要求，应该给这个谋杀行动本身以更高的意义。叛乱者应该更有力地去攫取在恺撒死后处于真空状态的权力，加速将其转变为有利于拯救共和国、有利于重建古代罗马的法律。安东尼应该被剥夺执政官的身份，执政权应该转给布鲁图和卡西乌斯。这位法律人第一次短时间地破坏了法律，为的是能永远地战胜戕害自由的独裁者。

到了这时，叛乱者的弱点就都显示出来了。他们只能完成一个叛乱，进行一次谋杀。他们所具备的勇气，无非是将五寸长的匕首扎进一个没有反抗能力的人的身体里。完成这个行动之后，他们的决心就到了尽头。他们不是去攫取权力，利用它来重建共和国，而是致力于获得一种比较廉价的罪行赦免，心思放在跟安东尼的谈判上。他们让恺撒的朋友们有时间集合在一起，同时错过了行动的最佳时间。西塞罗先知先觉般看到了这里面的危险。他知道安东尼在准备反击，不光要让叛乱者完蛋，共和国的思想也会被清理的。他警告、他激愤、他鼓动宣传、他讲话，为的是去强迫叛乱者和民众采取坚决的行动。但是——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他自己没有行动。一切的可能性现在都摊在他的手上。元老院准备就绪要站在他这边，民众本来只是在等着一只决绝大胆的手抓过缰绳，让恺撒的强势之手脱落。如果他现在站出来接手政府，在混乱中形成新的秩序，没有人会反对他，大家会都长出一口气。

自从他的喀提林演讲以来，西塞罗一直热切渴望的可以写入世界历史的时刻，现在终于随着3月里的这一天来到了。假如他知道如何利用它，我们在学校里学的就会是另外一部历史，他就会不光被视为最受崇敬的作家之一，而是作为罗马共和国的拯救者，西塞罗的名字会代表罗马式自由的真实本质被写进李维（Livius）和普鲁塔克（Plutarch）的编年史而得以流传。他的名字会成为不朽的荣耀：一个人有着独裁者的权力，但是心甘情愿地将这权力还给人民。

但是在人类历史上，这样的悲剧一再重复发生：总是那些精神世界丰富的人，在关键时刻很少会成为行动的人，因为在内心中责任让他们难以行动。这些精神世界丰富、有创造性力量的人一再陷入同样的纠结当中：因为他比常人更清楚地看到了时代的愚蠢，这促使他去行动；在某一兴奋的时刻，他激情四射地投身政治斗争。但是，他同时也迟疑是否以暴力去回应暴力；内心的责任感让他止步于去践行恐怖、去让鲜血流淌，这种犹豫和谨慎恰好发生在那个特定的时刻——一个允许、甚至需要无所顾忌的行动的时刻，这种内在的矛盾让他的力量瘫软。在初始兴奋的余波下，西塞罗以可怕的清醒眼光看待着目前的局势：他将目光投向那些昨天还被赞美为英雄的叛乱者，他看到的只是些勇气薄弱的人，因为要摆脱自己行为的阴影而规避；他将目光投向民众，他看到的远不是那些旧日的罗马公民、那些他梦寐以求的英雄人民，而是一群乖觉的群氓，他们考虑的唯一事情是自己的利益和享乐，心里想着宴饮和游乐。他们头一天会向谋杀者布鲁图和卡西乌斯欢呼，第二天会向号召复仇的安东尼欢呼，第三天又会向将恺撒塑像砸碎的多纳贝拉（Donabella）欢呼。他认识到，在这个没有任何体面和尊严的城市里，没有谁还真诚地怀有自由的理念。所有人都只想拥有权力或者舒适。恺撒白白地被铲除了，因为现在人们都会为了他的遗产——他的钱、他的军团、他的权力——而相互示好，讨价还价，彼此争吵不休。只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那唯一的神圣之物。他们在寻找好处和赢利。

在过于迅猛的兴奋之后，这两个星期以来西塞罗感到越来越疲惫、越来越开始怀疑。除了他自己以外，没有人关心共和国的重建，民族的感觉被熄灭了，自由的意识化为乌有了。他终于在这趟浑水前面感到恶心了。他无法再长久地欺骗自己去相信言词的力量：面对自己的未能成功他必须承认，他这个协调人的角色演完了。或者他太软弱了，或者他太缺少勇气，他无法将自己的家乡从面临的内战中拯救出来。所以，他把它交给了命运。4月初，他离开罗马回到了他的书籍那里——带着无限的失望、无限的沮丧，回到他在那不勒斯海湾旁边颇提约里（Puteoli）的别墅。

西塞罗第二次从人世逃进他的孤独。现在他终于真正地知道，他作为一位学者、人文主义者，作为法律的守护者，从一开始就进入了一个错误的领域：在那里权力比法律更有效，心狠手辣比智慧与和解更有用。他也必须带着震撼认识到，在这个已经被腐化了的时代，他梦想在自己的家乡实现理想的共和国、复活的古代罗马风气，这是无法实现的。由于现实中的暗物质，他的拯救行为没能完成，但是他至少要为下一代抢救出来自己的梦想：一位60岁老人的努力和认识，不应该就这么无声无息地彻底消失了。于是，这个沮丧的人打起精神，在这些孤独的日子里写下他最后的、也是最伟大的著作《论义务》，作为留给后代的箴言。这是关于责任的学说：一个独立的、有道德的人对自己与对国家应该履行的责任，那是他在政治和道德上的遗嘱。这是西塞罗在公元前44年的秋天，同时也是他人生的秋天，在颇提约里完成的。

这篇关于个人与国家之关系的政论是一篇遗嘱，是一个退位的、任何公共激情都不再有的人最后要说出来的话，这在作品的开头就已经表明了。《论责任》是写给他的儿子的。西塞罗坦诚地向儿子承认，他并非出于无所谓的态度从公共生活中退出来，而是出于这样的理由：作为一个自由的灵魂、作为一个主张共和的罗马人去侍奉一个独裁者，这有损于他的尊严和荣誉。“当国家由它遴选出来的多个人来管理的时候，我将自己的力气和思想献给了共和国。但是，自从一切都陷入了单独一人的统治之后，早已没有提供公共服务或者权威的空间了。”自从元老院被废止、法院被关闭，他在元老院或者议事堂里面还如何能找到些许的自尊？迄今为止，公共活动和政治活动侵占了太多他自己的时间。“没有写作的灵感”，他从来没能以完整的形式写下他的世界观。可是，现在当他被迫无事可做时，他至少要像西比欧[6]那句了不起的自我剖白那样：“从来没有比什么都不做的时候更忙，从来不像一个人自己待着时那么不寂寞。”

西塞罗现在向他的儿子所阐述的个人与国家之关系，在很多地方并不新颖，也并非原创。他把自己读到和从别人那里接受的观点联结在一起。即便在60岁，一个辩证大师也不会突然成为诗人，一个编辑者也不会成为原创者。但是，由于西塞罗的文字里面带有难过和悲苦的音调，他的观点现在获得了新的感情色彩。在血腥的内战期间，在一个各派群体争权的时代，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灵魂又开始做梦：经由道德认知和彼此相容而达成世界和平的梦，这永恒不变的梦想，如同在一切时代一样，也是这样的情形之下唯一的梦想。公平和法律，只有它们才是国家最牢固的支柱。堪为国家中坚之力与准则的，不是华而不实之辞，而是内心的正直。没有人可以试图将个人的意志以及他的准则强加于民众。人们有责任拒绝服从一个让民众失去方向的野心家。作为一个宁折不弯的独立者，他拒绝任何一个有独裁者的共同体，以及在独裁者手下提供任何服务。

暴力统治强暴每条法律，他这样论述到。只有当个人不再从其公共性职位中获得个人性的好处、不再将其个人利益置于共同体的利益之上以后，一个共同体的真正和谐才会出现。只有当财富不再消失于奢侈和浪费当中，而是被管理着转化成精神上和艺术上的文化作品时，只有当贵族放弃他们的高傲、平民要求他们的自然权利，而不是让自己受花言巧语的蛊惑将国家出卖给某一个政党时，共同体才会健康。正如所有的人文主义者都是折中路线的倡导者一样，西塞罗也要求对立面的平衡。罗马不需要苏拉，不需要恺撒；另一方面，罗马也不需要格拉古兄弟[7]。独裁统治是危险的，革命也同样危险。

西塞罗提到的很多观点，在此前已经出现在柏拉图关于国家的言论中，后来重新出现在让——雅克·卢梭和所有主张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者的著作中。但是，他的这份遗嘱在他那个时代之所以如此突出，是因为文字中的那种新感觉——人道的感觉——在这里、在基督教出现半个世纪以前第一次得到表达。在那个最为血腥残忍的时代，连恺撒在攻占一座城市时还砍掉两千名战俘的手，酷刑和角斗士搏斗、处死和屠杀成了每天都有的理所当然的事情，这时西塞罗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反对任何滥用暴力的人。他谴责战争是野兽般的方法，他谴责自己民族的军事主义和帝国主义、对行省的剥削，他要求只通过文化和风习、永远也不要通过剑来让罗马的疆域保留下来。他激烈地反对对城市的抢劫，要求温和地对待所有人，哪怕是那些无权利者中最无权利的一群——奴隶。这在当时的罗马是一个荒谬的要求。带着预言者的眼光，他看到了罗马由于胜利带来的后果以及那种不健康的、只靠军队来征服世界的方式造成的衰落。自从苏拉仅为获取战利品而开始内战以来，正义在这个国家里已经荡然无存了。当一个民族强行剥夺其他民族的自由时，它也就在秘密的复仇中失去了自身的、孤独带来的美好力量。

当军团在野心勃勃的统帅们率领下开向帕提亚[8]和波斯、开向日尔曼尼亚和不列颠、开向西班牙和马其顿，去为暂时的帝国疯狂想法效力之时，这里响起一个孤独的声音来抗议这危险的胜利：因为他已经看到，从征服战争的血腥种子长出内战这更为血腥的果实。这位无权无势的人性代言人庄严地向他的儿子保证，他会将人的合作尊奉为最高的、最重要的理念。在他生命的秋天，西塞罗终于有了这样明晰的认识。在他的一生中，曾经有太长时间，他的身份是修辞家、法律人和政治家，为了金钱和名誉他以同样出色的技能来为好事或者坏事辩护，每一个能带来财富、公众的尊敬和民众的掌声的职务他都争着去获得。在他生命结束前不久，西塞罗，这位迄今为止的人文主义者，变成了人道的首位辩护人。

在边缘处境中，西塞罗安静而从容，他在思考具有道德性质的国家宪法其意义何在，其形式该当如何。而此时此刻，这个国家内的不安正在增加。元老院和民众依然没有决定，到底是应该对恺撒的谋杀者进行赞美呢，还是进行流放。安东尼在准备对布鲁图和卡西乌斯的战争；始料未及的是，一个新的即位者已经准备就绪了：屋大维（Octavian）这位曾经被恺撒任命的继承人，真的要当仁不让了。他刚一回到意大利就写信给西塞罗，以便赢得他的支持；在同一时间，安东尼也请他来罗马；布鲁图和卡西乌斯也从战场上呼唤他。大家都在争取这位出色的辩护人，希望他能为自己的打算辩护；大家都想赢得这位著名的法律学者，他应该将不合法变成合法。出于正确的直觉，他们——就像一切有夺权之心但是权力尚未到手的政治人物惯常所做的那样——在寻找一个精神界的人物作为支撑（掌权之后他们会把这个人轻蔑地踢倒在旁）。假如西塞罗还是从前那位虚荣而心怀远大目标的政治人，他也会被人牵着走的。

可是，现在的西塞罗变得半是疲倦半是智慧。这两种感觉会经常危险地彼此互补。他知道自己现在必须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完成他的著作，把他的生活整理得井井有条，把他的思想整理得井井有条。就像奥德修斯在水妖赛莲娜的歌唱前塞上自己的耳朵一样，他在权势者充满诱惑的呼唤前堵上了自己内心的耳朵。他没有理睬安东尼的呼唤、没有追随屋大维的呼唤、没有听从布鲁图和卡西乌斯的呼唤，甚至元老院的呼唤和朋友们的呼唤他都置之不理。他在感觉中写作，比以往更强烈地进入他的言词而不是行动中，独自一人时他变得比在智者群体当中更有智慧。他继续写他的书，预感到这将成为他对这个世界的告别之词。

一直等到他完成了这份遗嘱，他才抬头来环顾四周。这醒来时刻糟糕无比。这个国家，他的家乡，正面临着内战。安东尼劫掠了恺撒的钱库和神庙里的钱库，他用这些偷来的钱召集雇佣兵。反对他的有三支军队，个个都全副武装，他们是屋大维、雷必达[9]（Lepidus），以及布鲁图与卡西乌斯。和解与协调，已经太晚了。现在人们需要做出的抉择是：要么让安东尼领导下的、新的恺撒专权来统治罗马，要么让共和国存在下去。每个人都必须在这样的时刻做出决定。西塞罗这位最小心最谨慎的人，这位一直超越在派别之上、在各派之间游移不定寻找平衡的人，也必须做最后的决定。

不同寻常的事情现在发生了。自从西塞罗将《论责任》——他的遗嘱——交给儿子以后，马上有一种新的勇气来到他身上——出于对生命的不再计较。他知道，他的政治生涯、文学生涯已经结束。他有话可说的东西，都已经说完了；他还需要去经历的事情，已经不多了。他老了，他完成了自己的著作。在这点儿可怜的余生，还有什么需要去保卫的？就像一个被追赶得疲惫不堪的动物一样，当它知道牙齿尖利的狗群就在身后不远时，会突然转过身来直接冲向那群追猎的狗，为了加速这终结的到来。西塞罗带着真正的死亡勇气再一次将自己投入战斗中，站在一个危险的据点上。在过去的若干个月里，他更多使用的是无声的笔，现在他又重拾演说的雷霆，将它们扔向共和国的敌人。

这是一个令人震撼的场面：在12月份，这位一头灰发的人出现在罗马的议事堂，他再次向罗马人发出呼吁，要表现得对得起祖先的荣誉。他雷霆般发表了十四篇演说——“腓力匹克”——来反对篡权者、拒绝倾听元老院和民众声音的安东尼。他完全知道这样做的危险：这意味着，他赤手空拳地站出来反对独裁者，而这位独裁者的军团已经集结完毕，随时准备出发行动，随时准备谋杀。但是，只有当一个人自己也模范地表现出勇气时，他呼吁别人显示出勇气的话语才会有说服力。西塞罗知道，在同样的这个议事堂里，他不可以像以前一样仅以言词来搏击，这次他得为自己的信念奉献出性命。在讲台上，他心意已决地表白道：“当我还年轻时，我已经保卫了共和国。现在我不会因为自己变老了，就丢下它不顾。如果通过我的死，这座城市的自由能得以重新确立的话，我愿意奉献出自己的生命。我唯一的愿望是，但愿我死时能将自由留给罗马人民。不朽的神灵不能再给我比这更大的恩典了。”他强调说，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与安东尼来谈判了。必须支持屋大维来代表共和国，尽管他是恺撒的亲属和继承人。重要的不是人，而是事，一件最神圣的事——这已经到了最后的、最无可退让的地步：这关涉到自由。当这一最神圣的财产受到威胁时，每种犹豫都是破坏性的。于是，和平主义者西塞罗——他和他后来的学生伊拉斯谟（Erasmus）一样，最为痛恨的是骚乱、是内战——要求共和国的军队对抗独裁者的军队，他提请让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驱逐篡权者。

在这十四篇演讲中，——自从他不再是有歧义的审判中的辩护律师，而是一桩更高尚事物的辩护人——西塞罗确实找到了出色的烈焰之词。“让其他民族为仆为奴地活着吧！”西塞罗对和他一样的公民呼吁。“我们罗马人可不想这样。如果我们无法夺得自由，那让我们去死掉好了。”如果这个国家真的面临最后的羞辱，那么这个统治整个世界的民族需要有这般的行动，如同那些奴隶身份的角斗士在角斗场里所做的一样：宁可选择伸头对抗敌人而死，而不是坐等被人宰杀；宁可在尊严中死去，不在耻辱中苟活。

在一片惊诧中，元老院在听着、集合在一起的民众在听着这些演讲。有些人也许能预感到，这会是未来几百年内最后一次可以在广场上将这些话说出来。不久以后，人们在那里只能在皇帝的大理石雕像前鞠躬，只有谄媚者和吹牛者会被允许发表些不痛不痒的低语，而不是从前在恺撒的国度里有过的那种自由演讲。听众感到一阵震颤：一半出于恐惧，一半出于对这位老人的赞叹，他孤单地以一个决绝者、内心绝望者的勇气、以一个思想人的独立来保卫共和国的法律。他们迟疑地附和他。但是，词语的烈焰也无法再度点燃罗马的骄傲，这已经干枯的树枝。当这位孤独的理想者在广场上主张牺牲时，在他的背后军团里无所顾忌的掌权者们已经订下了罗马历史上最无耻的合约。同样的那个屋大维、那个被西塞罗赞誉为共和国保卫者的屋大维；同样的那位雷必达，西塞罗还要求罗马的民众为他竖立一座雕像，因为这两个人率军团出发要消灭安东尼。现在这两个人都以自己的私利为先。由于罗马的三个军事头领，无论是屋大维、雷必达，还是安东尼，还都没有强大到足以独自将整个国家据为个人的战利品，这三个死敌一致同意私下将恺撒的遗产在他们当中分割。在恺撒的位置上，罗马在一夜之间有了三个小恺撒。

这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因为三个军事头领自己达成了一致意见形成了“三头同盟”，而没有听元老院的意见和遵循罗马人民的法律，他们将这个跨越三个大洲的巨大帝国当成一个廉价的战利品给私下瓜分了。在波罗亚纳附近的一个小岛上，在雷诺河（Rheno）与拉文诺河（Lavino）汇流的地方搭起了一个帐篷，三个匪徒要在这里面谈。这些大战争英雄当然不会有彼此间的信任。在自己的宣言里，他们太频繁地将自己的同类称为说谎者、坏蛋、篡权者、国家敌人、强盗和小偷，为的是不去更详细地了解别人的邪恶之处。但是，渴望权力之人在意的只是权力而不是精神思考，只是战利品而不是荣誉。遵循着一切小心谨慎之规则，这三方一个接一个地到达了约定地点的附近。直到这未来的世界统治者都能彼此确信，他们当中没人携带武器试图谋杀最新的盟友，他们才友好地向对方微笑，共同走进帐篷。在这里，未来的“三头同盟”协议将被决定，新的格局将确立起来。

三天的时间，安东尼、屋大维和雷必达在这个帐篷里度过，没有见证人在场。关于第一点——如何划分世界——他们很快达成了共识。屋大维得到了非洲和努米丁[10]，安东尼得到了高卢，雷必达得到了西班牙。第二个问题他们也不太担心：如何得到雇佣军队的钱，几个月以来他们一直在欠着军团和同党的债。他们可以用一种方式快速解决这一问题，此后这种做法经常被仿效：只需要抢夺这个国家最富有的人的财产就可以了。为了避免他们出声抱怨，需要把他们的人也直接处理掉。这三个男人轻松地坐在桌边列出了一个通缉名单，上面有两千个意大利富人的名字，其中也有上百个元老院成员。每个人都说出几个自己认识的人，以及每个人的敌人和对手。只需要快速地划几条线，新“三头同盟”在地域划分之后也将经济问题给彻底解决了。

现在该谈到第三点了。想奠基独裁的人，为了让统治保持安全，首先必须让那个暴君的永远反对者——那些独立的人、那些对无法灭绝的乌托邦即精神自由的保卫者——保持沉默。安东尼要求，这最后一份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就是西塞罗。这个人认出了他的真正本质，说出了他的真正名字。他比其他所有人都危险，因为他有精神的力量，有争取自由的意志。他必须得被从路上清理出去。

屋大维被吓住了，拒绝了。他还是一个年轻人，还没有完全心如铁石，还没有完全被政治的邪恶所毒害，他不敢以铲除意大利最有名的作家来开始他的统治。西塞罗曾经是他最忠诚的护卫者，在民众和元老院面前对他赞誉有加。在几个月之前，屋大维还谦卑地请求他的帮助和建议，心存敬畏地称他为“真正的父亲”。屋大维羞愧难当，坚持着自己的反抗。出于一种正确的、令他获得荣誉的直觉，他不想将这位拉丁语世界里最能给人启迪的大师交给被钱收买的谋杀者的可耻匕首。但是安东尼坚持如此，因为他知道在精神和暴力之间是永恒的敌对状态，对独裁者来说没有什么人能比一位词语的大师更危险。争夺西塞罗头颅的战斗进行了三天。最后，屋大维让步了。于是，西塞罗的名字让罗马历史上也许是最无耻的文件画上了句号。有了这个名单，对共和国的死刑判决才算是真正完成了。

西塞罗在获知从前的三个死对头现在已达成一致的那一刻，就知道自己性命不保。他知道自己现在是安东尼的手中猎物。他把安东尼这个强盗——莎士比亚错误地将他提升为思想者——身上低级的贪婪本能、虚荣、残忍、无所顾忌都以炙热的言辞给标识出来，这对于安东尼太过刺痛，他不可能寄希望于从安东尼这里得到恺撒给予他的大度宽宥，尽管恺撒是一位残忍的暴力之人。唯一的逻辑是，假如他还想救一己之命的话，应该赶快逃跑。西塞罗必须渡海到希腊那边，去找布鲁图、卡西乌斯、加图，那里是共和国自由的最后军营。在那里他至少不会被已经派出来的凶手看见。的确，两次、三次，这个被通缉的人已经决定要逃亡了。他准备好了一切，他通知了朋友。他坐到船上，他上了路。但是，西塞罗总是在最后一刻停住。有谁知道过一次流亡带来的无所安慰的悲苦，哪怕在危险中他也会感受到家乡土地的舒坦，他也会知道在永久的逃亡中，生活无尊严可言。理性之余的一种神秘的意志，那甚至是反理性的力量，强迫他去与正在等待着他的命运相向而行。他的所经所历，让他变得疲惫。这疲惫的人想要的，无非是再休息几天，无非还要再深入思考一下、再写几封信、再读几本书——然后就让为他设定好的结局来临吧。在这最后的几个月里，西塞罗一会儿藏在这个庄园，一会儿藏在那个庄园，只要一有危险，他总是马上启程，但是从来没有完全地逃脱了他们的魔爪。他像一个发着高烧的人更换枕头一样，也更换着自己的半隐藏地，没有完全下定决心向他的命运迎面走去，也没有下定决心去回避它，好像他想无意识地用这种不惧死亡来实现一种使命。这是他在《论老年》中写下的句子：一个老年人对死亡既不可以寻找，也不可以拖延；它什么时候来，必须轻松地去接待它。对于灵魂强大的人来说，没有不体面的死亡。

在这样的思想下，已经走在去往西西里路上的西塞罗突然命令他的人调转船头，回到敌对的意大利，在卡耶塔（Cajeta），也就是今天的加埃塔（Gaeta）靠岸：他在那里有一座小庄园。疲倦俘获了他，这不光是肢体和神经的疲倦，也是对生的疲倦，一种对终结、对土地的神秘乡愁。只是再休息一次。再一次呼吸家乡甜甜的空气，然后就告别，与世界告别，但是要安静而放松，哪怕只有一天或者一个小时！

刚一上岸，他就满心敬畏地礼敬这座房子的神圣保护神。他累了，海上航行让这位64岁的人感到疲惫不堪，于是他到卧室[11]里伸展一下身体、闭上眼睛，为的是在柔和的睡眠中来享受永久安眠的前趣。

但是，西塞罗的身体还没有舒展开来，一个忠心耿耿的奴隶就闯了进来：附近有带着武器的可疑人员出现了。他家里的一个雇员，一个他生平中曾经给予过很多善待的人，现在为了获得奖赏向谋杀者泄露了他的驻留地。西塞罗应该逃跑，马上逃跑，一顶抬轿已经准备好，而他们，这个家里的奴隶，愿意身佩武器，在去往船上的这段短短路程中保护他。到了船上，他就安全了。这位筋疲力尽的老人拒绝了。“这有什么用，”他说，“我已经倦于逃亡，倦于活着。让我在这个我曾经拯救过的国家里死去。”最终，那位忠诚的老仆人还是说服了他。身佩武器的奴隶抬着轿子，绕道一个小树林向那可以救命的小船走去。

但是，他房子里的叛徒可不想让自己的无耻赏钱打水漂，于是迅速召集来一个头人和几个身带武器的人。他们在树林里追击这个队伍，还及时追赶上了猎物。

全副武装的仆人们立即就围在轿子的旁边，做好抵抗的准备。但是，西塞罗命令他们散开。他自己的生命已经过完了，为什么还要牺牲陌生的、年轻的生命呢？在这最后的时刻，在这个永远摇摆的、不确定的、很少有勇气的人身上，所有的恐惧都消失了。他感觉到，作为一个罗马人，如果他能挺直身躯向死亡迎面走去，就算经受住了最后的考验。他嘴里说着“站起来”将仆人推开，不带任何武器、也没有任何反抗地将他苍老的头颅交给谋杀者，带着一句他出色地思考过的句子：“我一直都知道，我是一个会死去的人。”谋杀者可不想要哲学，他们想要的是佣金。他们没有犹豫太长时间。一个重击，他们就将这位没有抵抗能力的人打倒在地。

西塞罗，罗马自由的最后捍卫者，就这样死去了。他的最后时刻，比他活过的千万个时刻更英雄、更是个男子汉、更坚决。

在悲剧之后，接下来的就是血腥的闹剧。从安东尼谋杀指令的紧要程度上，谋杀者们推测出这个人头肯定有特别的价值：当然他们没有预感到他在世界精神领域的价值以及他对后世的价值，而是这个血腥行为对这一任务的授予者有特别的价值。为了确保自己的赏金，他们决定将死者的人头作为能说话的证据亲手递给安东尼，来表明他们已经完成任务。于是，匪徒头子将尸体的头和手砍下来，把它们装到口袋里，急急地将这个还滴着死者鲜血的袋子背在肩上，急急地赶往罗马，他们要让独裁者为这个消息感到高兴：罗马共和国最好的捍卫者以通行的方式被处理了。

凶手的头领这个小匪徒的算盘打对了。大匪徒——下达谋杀令的人——将这一实施了的暴行给自己带来的欢喜换算成大笔赏金。现在，由于他把两千名最富裕的意大利人给掠夺和谋杀了，所以安东尼终于可以出手大方了。为了这个装着西塞罗被砍下来的头颅和手的血淋淋的口袋，他付给这个头领一百万光灿灿的金币。这样做后，他的复仇之焰还没有冷却下来。这个冲动之人身上还浸透着愚蠢的仇恨，这让他想到以一种特殊方式来羞辱死者。但是，他没想到，他自己会因此永远遭到鄙视。安东尼下令，西塞罗的头颅和手要被钉在那个讲台上，那个西塞罗曾经站在上面、呼吁民众为保卫罗马的自由而反对他安东尼的讲台。

第二天，等待罗马民众的是一幅可耻的景象。在西塞罗曾经发表过不朽演说的讲台上，挂着这位自由的最后守护者惨白的、被割下来的头颅。一枚大大的、生了锈的钉子穿过那有过无尽思考的额头；他的嘴唇惨白而痛苦地紧闭着，比一切嘴唇都美，这是塑造了拉丁语铿锵词语的嘴唇；发蓝的眼帘遮盖住了这双看护共和国长达六十年之久的眼睛；他的手无力地张开，是这双手，写下了他那个时代最华美的书信。

但是，这位伟大的演说家在这个舞台上发表过的任何一个对残忍、对权力、对无法无天的控诉，都不如这无声的、被谋杀的头颅更能让人们看到暴力带来的不公正。民众胆怯地聚拢在被羞辱的讲台前面，又心情抑郁而羞耻地回避到旁边。没有人敢于——这是独裁政权！——说出反对的话，但是一种痉挛压迫着他们的心。这悲哀的场景，正是一幅共和国已被钉死的象征画面：面对它，他们心情沉重地垂下眼睛。

[1] 喀提林（Lucius Sergius Catilina，生卒年约为公元前 108—公元前 62），罗马帝国的重要政治人物，西塞罗的政治对手。在公元前62年竞选执政官失败以后，曾密谋发动叛乱夺取政权。西塞罗当时任职罗马执政官，在元老院发表了四篇针对喀提林的言辞激烈的演说，迫使喀提林离开罗马。

[2] 维列斯（Gaius Verres，生卒年约为公元前115—公元前43），是罗马帝国的政治人物，曾经担任西西里省的总督。公元前70年，西塞罗对维列斯在西西里贪污公帑、贿赂罗马官员的罪行提起诉讼，认为维列斯在西西里的行为损害了当地人的利益和国家的财富，也玷污了共和国的声誉，要求法庭将其绳之以法。

[3] 卢比孔河（Rubikon），意大利与高卢之间的界河，公元前49年恺撒的军团越过卢比孔河，进入高卢。

[4] 盖乌斯·马略（Gaius Marius，公元前157－公元前86），军事统帅和政治家。在罗马败于日尔曼人的危机时刻，当选为执政官，进行军事改革，实行募兵制，其结果是职业军人严重依附于将领。马略曾经七次当选为执政官，他开启了罗马共和国的第三个阶段，即军人共和国阶段。马略与对手苏拉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异常惨烈。马略之后，军人当政日趋常态，恺撒的出现是这一趋势的巅峰。

[5] 阿提库斯（Titus Pomponius Atticus），生年不详，死于公元前32年。罗马贵族，西塞罗的好友，曾与西塞罗有书信交流。其著作已失传。

[6] 西比欧（Scipio，前236—前184），古罗马著名统帅，非洲的征服者，尤其是在与腓尼基人的作战中，功勋卓著，战胜了汉尼拔。

[7] 提比略·格拉古（TIB. Sempronius Gracchus，公元前163—公元前132 ）、盖乌斯·格拉古（C. Sempronius Gracchus，公元前153—公元前121）于公元前133年和前123年先后推行激进的土地改革方案，史称“格拉古兄弟改革”。

[8] 帕提亚（Parthien），当时位于中亚的一个帝国，其地理位置在今天的伊朗和土库曼斯坦的南部。

[9] 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雷必达（约公元前89—公元前13/12），古罗马贵族政治家。曾经被恺撒任命为骑兵长官，相当于恺撒的代理人。在恺撒遇害后，雷必达成为权力争夺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后来与屋大维、安东尼一起形成“后三头”联合掌权的局面。

[10] 努米丁（Numidien），古罗马在非洲北部的一个行省，包括今天的利比亚和突尼斯大部分地区。

[11] 茨威格在这里用了拉丁语的词汇cubiculum，同时有“卧室”和“墓穴”双重含义。

威尔逊的失误

1918年12月13日，一艘巨大的轮船“乔治·华盛顿”号载着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驶向欧洲的海岸。自从有地球以来，还没有哪一只船、哪一个人被数百万人带着那么多的希望和信任所期待着。整整四年的时间，欧洲国家在互相毁灭，他们彼此用机关枪和大炮、用燃烧弹和毒气屠杀了数十万最好的、最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四年了，他们彼此用言语和文字来交流的只有仇恨和轻蔑。但是，这些被激发起来的躁动也无法让人们内心深处的一个秘密声音保持沉默：他们所做的、他们所说的是反理智的，让我们这个世纪尊严扫地。这些数以百万计的欧洲人，无论有意识还是无意识，都有一种不言而喻的感觉：人类又回到了那荒漠般的、早以为已经一去不返的野蛮世纪。

这时从另外一个世界、从美利坚传来了别样的声音，它越过仍然硝烟弥漫的战场发出这样的呼吁：“再也不要有战争。”再也不要过去那种将民众在不知情、不愿意的情况下推到屠杀场上的分裂和罪恶的秘密外交。要有一个新的、更好的世界秩序，这将是“法律的国度，其基础是治理对象的认可并受到人类有序舆论之维护”。太好了：在所有的国家，无论哪种语言，人们马上就听懂了这个声音。战争，在昨天还是为争夺地块、边界、原材料矿山和油田的无意义争斗，突然之间获得了一个更高级的、差不多宗教性的意义：建立一个拥有永久的和平、法律和人道的弥赛亚之国。一下子，百万人的血似乎没有白流。这些人遭受的痛苦，是为了在我们的地球上再也不要有这样的痛苦重新出现。几十万上百万的声音带着沉醉般的信任在向这个人喊话。他，威尔逊，要在胜利者与被战胜者之间缔结和平，从而让它成为一个正当的和平；他，威尔逊，应该成为另外一位摩西，将新的律条带给迷失的各国族。用不了几个星期，威尔逊的名字将会是一种宗教性的力量，一种弥赛亚的力量。人们以他的名字命名街道、建筑物和孩子。每一个或者正在经受困苦，或者感觉受到不公待遇的族群，都派遣代表团去他那里；数以千计的各种写满建议、请求和承诺的信件和电报来自五大洲，装满整个整个的箱子，正待运往那开向欧洲的船上。整个一个大洲、整个地球要求这个人成为最近一次争吵的裁判，人们期待着梦寐以求的最终和解。

威尔逊不能抗拒这样的呼唤。他在美国的朋友劝阻他，让他不要去亲自去参加和平会议。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他有责任不离开自己的国家。更好的办法是，他从远处来主持谈判。但是，威尔逊不为所动。在他看来，与人们要求他去建成和平大业这一任务相比，他的国家里最高的荣誉、合众国总统的责任也显得轻微。他要考虑的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大洲，而是整个人类；不是眼下这个时刻，而是更美好的未来。他不是要心胸狭隘地去代表美国的利益，因为“利益不能将人联结在一起，利益让人分道扬镳”，他要看到所有人都受益。他感觉到，他自己必须小心地警惕着不要让再军队和外交官来左右民族国家的激情——对这两种可怕的职业来说，人类的协同一致就意味着敲响了这两个职业的死亡钟声。他个人必须是一根保险丝，“出于人民的意愿而不是他们的领导者的意愿”来说话。在人类这最后一次、最终有效的和平会议上，每一个字都要在全世界面前大开着门、大开着窗户说出来。

带着这样的想法，他站在船上眺望着欧洲的海岸。它已经在雾中朦胧显现，影影绰绰、边际不清，如同他自己关于未来民族友谊的梦想一样。他站得笔直，这是一位高个子男人，脸上线条孔武有力，眼镜下面是锐利而清澈的眼睛，美国式有力的下颚向前突出，厚重多肉的嘴唇紧闭。作为美国南方长老会牧师的儿子和孙子，他有着那种类型男人身上所具有的严肃和执拗：对他们来说只有一个真相，而他们是一定要知道真相的。在他的血液里，有所有那些虔信上帝的苏格兰和爱尔兰祖先的火热，以及加尔文教派的热忱，而这一教派授予头领和教师的任务是：去拯救有罪的人类。在他的身上，完整地体现着一个布道者和殉难者的固执，他宁可为了自己的信念被烧死，也不愿意偏离圣经的一个字母。对于他这位民主党人、学者来说，人性、人类、自由、和平、人权等这样的概念并非冰冷的词语，它们对他而言正如赞美诗对于他的父亲和祖父那样意义重大。对他来说，它们不是意识形态上的、含义模糊的概念，而是宗教的信仰条款。他已经下了决心，要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来捍卫它们，正如他的祖先捍卫《福音书》那样。他已经经历过很多次斗争，当他瞥见欧洲的土地在他的视线中变得越发明亮时，他感觉到这一次斗争是决定性的。他的肌肉不由自主地绷紧了，“为新秩序而战斗：极尽协同之能事，于不得已时并不怵惧分歧”。（to fight for the new order, agreeably if we can, disagreeably if we must.）

可是不久以后，他那投向远方的目光里的肃穆就变柔和了。在布雷斯特港口[1]迎接他的有礼炮、彩旗，这些只是按照规定的对于盟国总统的礼节来进行的。但是，他感觉到在海岸上与他迎面而来的，那不是安排好的、有组织的接待，那是没有预定的欢呼，是全体人民的火热兴奋。列车所到之处，任何一个村庄、一个聚落，每个房子都飘着旗帜，这希望的火苗。人们的手伸向他，人们的声音环绕着他，当他从香榭丽舍大街进入巴黎时，兴奋的瀑布从活人组成的欢腾之墙上奔流而下。巴黎人、法国人作为所有陌生的欧洲民族的象征，他们喊叫、他们欢呼，他们把自己的期待推拥到他的面前。他的脸越来越放松，一种自然的、幸福的、几乎是沉醉的微笑从他的牙齿间露出来。他挥动着帽子，向右、向左，好像要问候所有的人、问候全世界。对，他亲自来这里是对的，只有活生生的意志能战胜僵硬的法律。一座如此幸福的城市，一群这样乐于看到希望的人们，我们难道不能、难道不应该让所有的人永远都这样吗？还有一夜的安静和休息，然后明天马上就开始来给世界以和平，这是这个世界几千年来都在梦想的。这是一个地球人所能完成的最伟大的行动。

在法国政府安排的大厦、在外交部门前、在美国代表团下榻的克里雍大饭店（Hotel de Crillon）前面，已经挤满了迫不及待的记者，他们已经是一支不小的军队。从北美就来了150位记者，每座城市、每份报纸都派出了自己的通讯员，他们所有的人都要求得到参加所有会议的入场券。参加所有的会议！因为这次会议特别地向全世界承诺了“完全公开”，这一次将不存在秘密会议或者私下协定。《十四点和平原则》的第一段就是：公开的和平条款，公开地达成，不应该有任何类型的国与国之间的秘密协商。“秘密协约”这个黑死病所造成的死亡比任何流行病都多，它要通过威尔逊的“公开外交”新法则而最终被战胜。

令人失望的是，这聚集的人群等来的却是尴尬的拖延。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会获得参加大会的许可，这个公开会议的纪要全本会让他们转达给世界的——实际上所有至关重要的内容都被化学清洗过了。但是，会议消息还不能先透露出来。首先必须确立谈判日程。这些满心失望的人本能地感觉到，正在自己面前发生的事情，肯定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但是，信息发布人所说的话，也并非完全不真实。关于谈判日程，威尔逊在“四巨头”的第一次会面上就感觉到了来自协约国的抵抗：人们有充分的理由不想什么都拿出来公开地谈判。所有参战国的公文包和文件柜里都有秘密合同条款，这些条约保证给每个国家他们的应得部分和战利品，肮脏的和不体面的内衣只会在最亲近的人面前才会晾出来。为了不从一开始就让会议议程大打折扣，有些事情就只好先关起来门说好，提前处理干净了。但是，不同意见不光存在于谈判日程上，分歧也还在更深层次当中。从根本上，情形再清楚不过：美国和欧洲这两个集团各有各的立场，一个在左，一个在右。在这个会议上本来要签署完成的不光是一个和平，而是两个。这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和平。其中的一个和平是短时的、是当下的，这是要与战败了、已经放下武器的德国结束战争。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和平、一个未来的和平，它要让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变得永无可能。一方面是依照旧的、艰难方式的和平；另外一方面是新的、威尔逊的盟约，要成立国联。这两个当中，要先谈判哪一个呢？

在这里，两种观点针锋相对。威尔逊对短时的和平兴趣不大。确定边界、支付战争损失赔偿、赔款这些事情，在他看来应该由专家和委员会在《十四点和平原则》的基础上制定条款，并按照条款执行。这些是小活儿，是次要工作，是专业人士的工作。所有国家领导人的任务应该是——但愿如此——去开创新的、将要形成的事业，是各国间的一致、是永久的和平。每个集团都觉得自己所表达的议程是当务之急。欧洲的协约国也不无道理：不可以让这个已经筋疲力尽的、不安的世界在四年战争之后再长达几个月地等待和平，否则混乱就会在欧洲爆发。首先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将边界、赔偿定下来，让那些还守着武器的男人回到他们的女人和孩子那里去，让货币稳定下来，让商业和交通恢复过来。在那之后，在坚实的地面上落脚之后，才可以让威尔逊的海市蜃楼熠熠发光。就像威尔逊在内心里对当下的和平并不感兴趣一样，克里孟梭（Clemenceau）、劳合·乔治（Lloyd George）、桑尼多（Sonnino）作为老油子的战术者和务实者，在内心最深处对威尔逊的要求也颇感无所谓。他们出于政治上的算计，部分也是由于真诚地喜欢他的人道的要求和理念，给他以掌声，因为他们——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在自己的民众那里感觉到，一个非自私自利的原则能带来吸引人的、强迫性的巨大力量。因此，他们也愿意来讨论威尔逊的计划，当然要对其有一定的削弱和保留。但是，他们要首先缔结与德国的和平来结束战争，然后才是盟约。

但是，威尔逊自己也是一个务实的人，他知道通过拖延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要求会变得疲惫，会流干了血。他自己知道，如何将令人厌烦的质询拖延性地推到一边：如果一个人只拥有理想主义的情怀，是无法成为美国总统的。因此，他不屈不挠地坚持自己的立场：首先讨论盟约。他甚至要求，盟约要在与德国的和平条约中一字不差地写进去。他的这一要求又生发出第二个冲突。对于协约国来说，有罪的德国入侵比利时已经血腥地践踏了国际法，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Brest-Litowsk），霍夫曼将军[2]的“拍桌子”是毫无顾忌的暴力行为最好例证。如果实行新规则，他们已经超前享有了他们根本配不上的未来人道主义原则的优待券。必须先用旧的、响当当的硬币来清算，然后才是新的规矩，协约国提出这样的要求。田野还荒芜着，所有的城市都遭到了轰炸。为了给威尔逊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让威尔逊亲自去参观。但是，威尔逊这个“不实际的人”有意地掠过废墟。他只看向未来，他看到的不是被炸毁的房屋，而是永久性的建筑。只有一件事是他的任务：废除旧秩序、建设新秩序。尽管他自己的顾问兰辛（Robert Lansing）和豪斯（Colonel House）都反对他的要求，他还是不为所动，固执地坚持己见。先讨论盟约。首先是全人类的事情，然后才是单个民族的利益。

斗争是艰苦的，最致命的是他还浪费了时间。非常可惜的是，威尔逊没能给他的梦想以一个有固定边际的形式。他带来的盟约条款，还远远没有最后成形，那只是“初稿”，那还应该在无数个会议上讨论、修改、改善、加强或者减弱。除此以外，礼貌也要求他除了巴黎以外还要去其他盟国的首都访问一番。威尔逊去了伦敦，在曼彻斯特发表了演说，去了罗马。在他离开巴黎期间，其他国家的政要并没有真正的乐趣和热情将他的盟约项目向前推进。过了一个多月，才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这一个月中，在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波罗的海沿岸和达尔马提亚地区的边境（dalmatinische Grenz）[3]，正规军队和志愿者军队也时有交火、占领地盘，维也纳的饥荒在升级，在俄国情况也正变得尖锐。

但是，即便是在1月18日的全体会议上，这也只是理论上规定了盟约应该是“总体上的和平条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份文件仍然没有起草出来，它仍然在无休止的讨论中从一个人的手里到另外一人手里，从一个修改者到另一个修改者。这样又过了一个月，这是对欧洲来说最令人震惊不安的一个月，欧洲仍然热切地想要真正的、实实在在的和平。一直到了1919年2月14日，在停战三个月之后，威尔逊的盟约才有了一个最终的形式，它也被毫无异议地通过了。

世界再一次欢呼。威尔逊的要求胜利了。在未来，保证和平的，将不是武器暴力和恐怖，而是协议，是对更高一层权力的信任。离开谈判大楼时，他获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他带着骄傲的、由于幸福而感恩的微笑看向簇拥着他的人群，心里想着在这个民族后面的其他民族，在他们身后受过那么多苦的这整整一代人。感谢这个最终的安全保障，未来的一代再也不要有战争的煎熬，再也不受独裁者的欺压。这是他最了不起的一天，同时也是他最后的幸福日。因为威尔逊过早地凯旋般离开了战场，这破坏了它的胜利。他于第二天，2月15日回到美国，为的是在那里给他的选民和同胞展示这永久和平的大宪章，而不是去重新回到另外那些签订最终停战和约的人那里去。

当“乔治·华盛顿”号驶离布雷斯特时，又有礼炮轰鸣为他送行。但是，拥挤的人群现在变得更放松、更无所谓了。对民众来说，那种激情澎湃的期待、那种弥赛亚式的希望已经过去了，因为威尔逊要离开欧洲了。在纽约，等待着他的迎接场面也是冷淡的。没有飞机绕行在返乡船的上空、没有暴风雨般的欢呼。在他自己的政府机构里、在参议院、在国会、在自己的党内、在自己的人民当中，他看到更多的是不信任。欧洲对他不满意，因为威尔逊没有更迈进一步；美国对他不满意，因为他走得太远了。对欧洲来说，他那要将不同利益在一个更大的、普遍性的全人类利益之下联结起来的要求似乎还不够；在美国，他的政治对手——已经眼睛盯着下一次总统选举——鼓动说，他没有资格将新大陆的政治与不安定、不可预期的欧洲政治那么紧地联在一起，这样也违反了美国国内政治的基本准则，有悖于门罗宣言。威尔逊被严正警告说，他不是一个未来的梦想国的缔造者，不用为其他国家着想；他要首先考虑美国人，是他们出于自己的意愿选举他来代表美国人的。威尔逊还没有从与欧洲谈判的疲惫中休息过来，就又得开始与自己的党人和自己的政治对手们谈判。尤其是他必须给那个令他骄傲的盟约大厦补上一道后门，加上“美国可以从联盟中退出”这一危险条款。这大厦本来是要建得不可动摇、无法战胜的，可是这样一来，为永久而计划的“国家联盟”（Leagues of Nations）的第一块石头就被拆除了，墙上的第一道裂缝出现了，这也导致了其最终坍塌的结局。

即便做了些限制和修正，威尔逊还是让他的人类大宪章在欧洲和美国通过了，不过这只是半个胜利。威尔逊又一次回到了欧洲，不再像他离开时那么自如、那么有把握了。他此行是要来完成他的任务中的第二部分。船再一次驶进布雷斯特港口。他投向岸上的目光已经不再是从前那充满希望的目光。他变老了，也累了，在这有限的几个星期以内，他的脸显出失望、严厉而僵硬的线条，一种艰难而痛苦的表情从嘴的周围开始，左边的面颊上有一道纹路贯穿，这是疾病的预警式先兆在他身上聚集起来。随行的医生没有错过任何一秒钟，出于对他的保护而给他以预警。他知道，去实现这些规则比表述这些规则要困难。但是，他下了决心不要牺牲计划中的任何一点。要么是全部的，要么什么都没有。永久的和平，或者没有和平。

他登陆时不再有人群欢呼，巴黎的街道上不再有欢呼，报纸在冷淡地等待观望，人们谨慎而没有信任。歌德的句子再度成真：“兴奋不是一个能用很多年的物品。”威尔逊没有利用恰当的时间，没有在这火热的铁块还在柔软和可变的状态中，按照他的意志来打造：他放任欧洲的理想主义情愫僵冷下来。他不在的这一个月什么都改变了。和他同时离开的还有劳合·乔治，克里孟梭被一位暗杀者的手枪击中，两个星期无法工作。这些无人监管的时间被那些私利代言人所利用，他们进入了委员会的会议厅。最卖力气、最危险的活动是军方的那些人。所有的元帅和将军，他们在利益的聚光灯之下站了四年，他们的话、他们的决定、他们的意志在这四年让成千上万的人耳熟能详，现在他们根本不打算黯然退场。一个要将他们的权力手段即军队拿走的盟约——盟约里说要废除任何形式的兵役制——会威胁到他们的生存。因此，这出关于永久和平的闹剧、这出夺去了他们的职业意义的闹剧，一定要被铲除，或者要把它给推到一条死胡同的轨道上去。他们威胁着要求增加军备，而不是威尔逊的减少军备；要求设定新的国界线和国家保障，而不是通过国与国的协商来解决问题。在他们眼里，能保证一个国家安全的不是写在空气中的十四点条例，那靠的是自己军队的武装以及将对手解除武装。在军人的后面是工业集团的代表，他们要让战争企业继续运转下去；还有那些中间人，他们要在战争赔款中挣钱；外交官们变得越来越摇摆不定，在他们的背后反对党在威胁着，每个人都想要为自己的国家争得一块肥肉作为增长的基础。不同的公共意见表达上，都留有那么几个利益相关方的手印。所有的欧洲报纸——美国报纸也随声附和——无论哪种语言都是同样的一个主题：威尔逊因为他的幻想而拖延和平。他那份本来值得表彰的、肯定是充满了理想主义精神的乌托邦妨碍了欧洲的稳固。现在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在道德考虑以及超级道德的顾虑中！如果不能马上缔结和平的话，欧洲就会爆发大混乱。

不幸的是，这些主张也并非完全没有理由。威尔逊的计划是为整个世纪考虑的，他的时间计量单位与欧洲各民族的时间计量单位有所不同。要完成实现人类千年梦想这样的巨大任务，四五个月的时间在他眼里并不长。但是在此期间，在欧洲东部，有组织的“自由军团”（Freicorps）这股黑暗势力在调动并占领了一些地方，整个地区还都不知道他们现在属于谁、应该属于谁。德国和奥地利的代表团在四个月之后还没有得到会晤。在没有被划定的边界线上生活的民众，变得越来越不安。有明确的信号表明，也许明天的匈牙利、后天的德国就会转向布尔什维克。外交官们催促快些有个结果，尽快签署条约，无所谓公正或者不公正。首先要把横在路上的一切障碍物清除掉，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个倒霉的盟约！

到达巴黎后的第一时间已经足以让威尔逊明白，他在三个月里搭建的建筑物，在他离开的这一个月里被拆毁殆尽，现在面临着倒塌的危险。福煦[4]元帅几乎都成功地让盟约从和平条约中消失，最初的三个月似乎都没有意义地白干了。但是，在有决定性意义的关键地方，威尔逊意志坚定地不退让一步。在第二天，3月15日他通过媒体正式声明，1月25日的决议一如既往有效力，“盟约是和平协议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声明，是他针对协约国的第一个反击：协约国力图将旧的秘密条约而不是新的盟约作为与德国签订和平条约的基础。威尔逊总统现在准确地知道，这些国家刚刚还庄严地承诺尊重各民族的自我决定，实际上是各有领土要求目标：法国要求莱茵兰地区[5]和萨尔地区，意大利要求菲乌梅港口[6]和达尔玛提亚地区，罗马尼亚、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都要求他们的战利品。如果他不进行反抗的话，那么这个和平就会是他所说的拿破仑的、塔列朗（Talleyrand）的、梅特涅（Mettenrnicht）的方法，而不是按照由他提交的、被热烈接受的原则来签订和平条约。

十四天是在艰苦的斗争中度过的。威尔逊当然不想将萨尔地区给法国，因为他认为这打破“自我决定”的首例会对后面的谈判有示范作用。果然，意大利意识到它的所有要求都与打破这一原则连在一起，威胁要退出和平会议。法国的媒体加强了紧锣密鼓的煽风点火，匈牙利更靠近布尔什维克了。协约国认为，他很快就让欧洲洪水滔天了。甚至与他关系最密切的顾问，豪斯上校和罗伯特·兰辛都越来越对他有抵触，这能让他感觉到。甚至他们，他从前的好朋友，现在考虑到世界的混乱局面也要求快速地缔结和平，宁可牺牲几条理想主义的要求。在威尔逊面前，形成了一道异口同声的防线，在美国由政治上的敌人和对手鼓动起来的民意在锤击他的后背。在有些时刻，威尔逊觉得自己的力量到了尽头。他对一个朋友承认说，面对来自全方位的抵抗，他一个人挺不住太长时间。他已经决定，如果他的意志无法实现，他会离开这个和平会议。

在这场与所有人对抗的斗争进程中，还有最后一个敌人也加入其中，这敌人来自内部、来自他的身体。在4月3日，恰好是在血腥的现实与还没有规划好的理想之间的斗争到了关键节点时，威尔逊自己挺不住了。一场流行感冒让这位63岁的人倒在床上。但是，时间的涌动比他发着烧的血流还要更加激荡，不给这位病人任何时间来休息。从阴沉的天空上，灾难性的消息像闪电般劈下来。4月5日，共产主义在巴伐利亚取得权力，宣告成立了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奥地利这个处于半饥饿状态、被布尔什维克的巴伐利亚和布尔什维克的匈牙利所包围的国家，也随时都可能加入其中。对他的抵抗力量在增加，每个小时他“一个人为所有事情负责”的责任也在增加。人们在催促、在逼迫这位筋疲力尽的人，一直到他的床边。在旁边的房间里，克里孟梭、劳合·乔治和豪斯上校正在商议，他们都已经下了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达成一个结局。这个代价是要让威尔逊以他的要求、他的理想来支付的。现在大家一致的意见是，他的“长久和平”必须退让，因为它挡住了现实的、军事上的、物质上的和平之路。

可是，威尔逊疲倦、筋疲力尽，他被疾病给掏空了，被媒体上将他归咎于迟延和平的攻击给弄得晕头转向，被自己的顾问抛弃，被其他政府的代表攻击，但是他还没有让步。他感觉不可以对自己的话撒谎：只有当这个和平与非军事的、长久的、未来的和平取得一致时，他才算真正为这唯一能够拯救欧洲的“世界秩序”全力奋斗了。4月7日，他给华盛顿的美国海军总部发了一份电报：“乔治·华盛顿”号出发来法国布雷斯特的最早日期，到达布雷斯特的最早的可能日期。总统希望这艘船尽早出发。当天整个世界都得到通告，威尔逊总统已经调遣他的船前来欧洲了。

这条消息如一道惊雷，人们很快就领会了其含义。现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威尔逊总统拒绝任何对他的盟约哪怕有丝毫违背的和平，他宁可提前离开会议，也不愿意作出让步。一个历史时刻来到了，一个决定了欧洲几十年、几百年命运的时刻来到了。如果威尔逊在会议桌前愤然起身，旧的世界秩序崩塌了，混乱出现了，但是，也许从中会有一颗新星辰诞生出来。欧洲在迫不及待地看着：其他的会议参加者会接手这个责任吗？他会自己接过这个责任吗？决定性的时刻。

决定性的时刻。这时威尔逊的决心还没有任何动摇。没有妥协，没有让步，不要“胁迫下的和平”，而是“公正的和平”。不给法国萨尔地区，不给意大利菲乌梅，不能将土耳其割裂开来，不能“交换人口”。正义凌驾于权力之上，理想凌驾于现实之上，未来凌驾于当前之上！正义必须开步而行，哪怕世界因此毁灭。这个短短的时刻将成为威尔逊的伟大的瞬间，他最伟大的、最人性的、最英雄的瞬间：如果他有力气来坚持自己的主张，那会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行为，他的名字就会永久地列于为数不多的、真正的人类朋友当中。但是，这个瞬间后面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各个方面都在向他施压：法国的、英国的和意大利的媒体抱怨他，称他为“和平凶手”，以理论上——神学上的僵化思想来破坏和平，为私人的“乌托邦”理想来牺牲现实的世界。甚至德国，本来是寄一切希望于他的，现在也因为在巴伐利亚爆发的布尔什维主义而受到震动，也转而反对他。反对程度一点儿也不比别人轻的，是他自己的同胞豪斯上校和兰辛，他们坚持要他放弃自己的决定。国务秘书塔马尔提（Tumulty）几个星期前还兴奋地从华盛顿发来电报：“只需总统的冲冠一怒，就能够拯救欧洲甚至整个世界”，现在却因为威尔逊的“冲冠一怒”从同样的城市不安地发来电报说，“退出，这是个不聪明的、无论在这里还是在外国都是冒险性设想，会带来最危险可能性的……总统应该……将中断会议的勇气放到它本来应该属于的位置上……这时的退出无异于开小差。”

不安、绝望和因为众口一词的劝说对自己没有把握，威尔逊惶惑地看着自己的周围。没有人站在他这边：在会议室里大家都反对他；在他自己的决策咨询团里，大家也都反对他；看不见的数以百万记的声音也在反对他。那些在远处坚决地表示要他坚持住、要他保持不变的声音，传不到他这里。他预感不到，如果他真的做到了像他所威胁的那样拍案而起，他的名字就会穿越一切时代被永久地保留下来。他只需要对自己保持不变，他的未来理念就会白璧无瑕地存留下来，作为可以不断更新的信条。他预感不到，从这个他对贪婪、仇恨和非理性力量说出来的“不”当中，会有怎样的创造性力量喷涌出来。他只是感觉到，他一个人太软弱乏力，无法承担这最后的责任。于是，致命的情形出现了：威尔逊慢慢地让步了，他的僵持态度开始松动了。豪斯上校做了搭桥的工作。谈判的期限被确定下来，有八天的时间来谈判边界问题。终于在4月15日，历史上一个黑暗的日子，威尔逊带着沉重的心情和不安的良心，同意了克里孟梭明显降低了的军事上的要求：萨尔地区并没有永久性地割让给法国，而是限期十五年。迄今为止不肯妥协的人做出了第一个妥协。就像使用了魔术棒一样，第二天整个巴黎媒体界的气氛大为变样。那些昨天还骂他为和平扰乱者、世界毁灭者的媒体，表扬他是世界上最智慧的政治领袖。但是，这种表扬在他内心中焚如烈焰，如同在对他最内在的灵魂进行谴责。威尔逊知道，也许他确实挽救了和平，那是眼下的和平。但是，在和解意义上的长久和平——那是唯一能拯救世界的和平——被错过了、打了水漂。在通往一个超越时间的理想之路上，世界在风暴中被抛回出发的原点。他，这一理想的领军人物和旗手，在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上失败了——那是一场对抗自己的战役。

在这个命运攸关的时刻，威尔逊的做法有理由还是没有理由？谁有资格做这个判断呢？无论如何：一个决定在这个历史性的、永不再来的日子里尘埃落定，它的后果会延伸到几十年、几百年，它的欠债我们要无数次地用鲜血、绝望和无力无奈的困扰来偿还。从这一天开始，威尔逊的权力之翼——在道德方面，没有哪个同代人能够企及——折断了，他的美誉一去不返，相伴而来的是，他的力量在衰退。谁做了坦白交代，谁就不再能够坚持。妥协注定只会不断地通向新的妥协。

不诚实产生不诚实，暴力催生暴力。和平——威尔逊所梦想的是一个整体、一个永久性的——仍然是碎片状的，仍然是一个不完善的图景，因为它不是在未来意义上被形塑的；因为它不是由人道主义的精神、出于纯粹的理性来规划的：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也许是最命运攸关的历史时刻，可哀可叹地错失了。这个失望的、再度不被神灵眷顾的世界，感觉到了随之而来的黑暗和惶惑。这个先前被当做世界的疗救者而受到欢迎的人，在返回故国之时已不再是一个能救治别人的人，而是一位疲倦、生病的、被死亡寻上门的人。再没有欢呼陪伴着他，再没有彩旗向他舞动。当他的船驶离欧洲海岸时，这位被战胜者转过身去。他拒绝让自己的目光再去看我们这不幸的土地，几千年来这片土地渴望着和平和统一，但是还从来没能实现过。人性化的世界这一永远的梦幻图景又一次消解在雾中，渐行渐远。

[1] 在法国北部。

[2] 霍夫曼将军（Max Hoffmann，1869—1927），德国将军和政治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军事和政治上都担任了重要角色。1917年底到1918年初，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与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苏维埃代表团商谈停战协议，德国单方提出让当时被德国占领的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脱离俄国，允许独立建国。1918年1月12日，霍夫曼发表态度强硬的演说，声言“胜利的德国军队留在他们的地方不动”，在德国国内被简称为“拍桌子”而受到广泛赞誉。这一表现带来了深远的政治性后果，成为德国军事强权主义不言而喻的证明。

[3] 历史上克罗地亚的一个地区，沿亚得里亚海东岸，在1815—1918年间是奥匈帝国属下的一个行省。

[4] 福煦（Ferdinand Foch，1851—1929），法国陆军元帅。

[5] 莱茵兰（Rheinland）指的是莱茵河在德国境内中下游左（西）岸的地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力图在和平条约达到的领土目标是将莱茵河左岸地区划归法国。由于威尔逊对民族自决权的坚持，法国的这一领土要求未能实现，但是莱茵兰地区分别被协约国英、法、美的驻军所占领，其范围扩大到莱茵河右（东）岸三十公里的范围“桥头堡”科隆、科布伦茨和美因茨。

[6] 菲乌梅港口（Fiume），今天克罗地亚的城市里耶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