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打开现代：国家转型的财政政治／刘守刚著．—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21

ISBN 978-7-5476-1705-2

Ⅰ．①打…　Ⅱ．①刘…　Ⅲ．①财政政策—研究—中国　Ⅳ．①F8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101454号

责任编辑　曹　建　王智丽

封面设计　观止堂＿未氓

打开现代：国家转型的财政政治

刘守刚　著

出　　版

（200235　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81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信老印刷厂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31

字　　数　475,000

版　　次　2021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21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76-1705-2/F·670

定　　价　128.00元

导论　从经典理解中国国家转型

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古文明的国家，可在最近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却一直行进在走向现代国家的路途中。时至今日，国家转型的问题，始终令中国人的心焦灼着：这场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是如何发生的？目前已经进展到哪一步？转型的动力何在？转型的方向指往何处？中国的国家转型为什么并未出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那样的崩解局面而实现了整体的转型，可相对于日本来说为什么又如此地艰难？只有透彻地理解这一国家转型活动，中国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走向世界。

理解中国已经开始并仍在进行的国家转型活动，可以有多个维度、多种路径。基于个人的兴趣与能力，在这本书中我将尝试做的是：（1）以经典著作的内容阐发为手段；（2）以理解中国国家转型为目的；（3）运用财政政治学的视角。概而言之，我将通过重点解说13本经典著作并兼及另外6本经典，从财政政治学的视角帮助你理解迄今为止不断转型的中国。

在这个导论中，我需要交代一下自己这么做的意义所在。首先回答最容易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要运用财政政治学的视角呢？一方面，固然因为我本人的研究领域是财政政治学，这是一门重点探讨财政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学科；另一方面，也更重要的是，因为财政在理解国家制度运行与国家转型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正如我在《财政中国三千年》中所强调的(1)：看过罪案剧的人，一定熟悉侦探们的一个破案手法，那就是跟着钱的线索走，就能揭开表面复杂的谜团；对国家来说钱就是财政，顺着财政的线索，我们就能对迄今为止不断成长的国家制度，有更加透彻的把握，直达它变化的核心。

接下来我要再说说为什么借助于经典著作来理解国家转型，顺便介绍一下国家转型的概念。在本导论的最后，我简单谈一谈本书框架的大致安排。

一、为什么要借助于经典来理解中国国家转型？

这本书是通过重点解读13本经典著作，来帮助你理解迄今为止的中国国家转型活动。由此自然需要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要阅读经典？

意大利文学家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1923—1985）在回答“为什么要阅读经典”这个问题时，首先说了一大堆关于什么是经典的话(2)。他说的这些话，也已成为人们广泛引用的经典言论。我们可以发现他有如下言论：“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本身以难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之中”；“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本书，它使你不能对它保持不闻不问，它帮助你在与它的关系中甚至在反对它的过程中确立你自己”。总之，经典作品就是那些塑造文化总体并进而塑造每一个人人格的那些东西，阅读经典作品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是谁和我们所到达的位置”。

因为经典具有这样的重要性，所以卡尔维诺呼吁多读经典著作。台湾学者王汎森先生对于经典，用了以下的词句来描述：历史影响巨大，内容历久弥新，反映了普遍的人性及普遍的问题，词采闪亮惊人，思路细密曲折，架构雄浑庞大(3)。显然，像这样的好东西自然值得一读再读。

美国学者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2019），也曾回答过为什么要阅读经典的问题。他认为，经典能带给人的，“是对自身孤独的恰当使用，而孤独的最终形式是与自己的有限生命照面”(4)。揣摩他的意思，大概是说，人注定是孤独的，但可以通过阅读经典著作来面对孤独、运用孤独；我们阅读的经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思考的契机，让我们与自己的心灵展开对话，理解我们自己、理解我们所生存的环境。正因如此，布鲁姆才说，“没有经典，我们将会停止思考”。

在我个人想来，在政治上、法律上现代人是讲求人人平等的；可在思想领域，很大程度上人与人是不平等的。有一些杰出的学者和不世出的大师，通过他们的头脑思考，留下了有关国家制度、社会生活、宇宙结构、心灵深处等内容极为丰富的著作，我们后世之人可以通过阅读这些经典，分享他们的智慧，思考我们时代的问题和个人的选择。试读卢梭《社会契约论》正文开篇的一句话，“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你是不是瞬间就感觉到有一种力量直击你的心房，让你惊叹，怎么会有人有如此敏锐的头脑，能把握到如此微妙的心灵、社会的深处、宇宙的结构，并能用我们所不能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就是经典的力量。也许我们写不出这样的经典，但我们能够分享这样的经典。

二、什么是国家转型？

国家转型的意思就是国家类型的转换，要理解什么是国家转型，就要首先知道国家类型的划分。根据国家构成的三个必备要素（人口、土地、主权），我们可以将自古及今的国家分为三种类型，即城邦、帝国和现代国家。这三种国家类型，分别以上述三个必备要素中的一个作为自己的支撑点而形成：城邦以人口为支撑点，帝国以土地为支撑点，现代国家以主权为支撑点。

表0.1　国家的类型

当然，上述国家类型，在相当程度上只是理想形态的说法。现实中的国家，并非如此纯粹，有可能是上述三种理想类型的某种程度的混合。从人类历史来看，城邦、帝国、现代国家，大体上有一个先后更替的过程，即存在着从城邦向帝国、从帝国向现代国家这样两个国家转型活动。从公共权力的视角看，以公共权力为核心的国家共同体，其经历的国家转型过程，实质上就是公共权力不断自我实现的过程，即统治权不断地公共化，人类最终朝向实现自我统治而发展。

表0.2　公共权力在不同国家类型中的表现

由此可见，帝国是以土地为支撑点而建构的，君主因对土地拥有所有权而获得对土地上附着人口的统治权（即打天下者坐天下）；这种在帝国时期以所有权与统治权合一表现出来公共权力形式，我把它叫做“君权”。在我看来，中华帝国，是帝国这一国家类型中发展得最为成熟的代表，帝国制度也在中国这一地理空间中得到最为充分的展现。在两千年的历史长河里，中华帝国经历了初兴、生长与成熟等完整的阶段。从清末至今，中国开始了从帝国向现代国家的转型，这也是我们这本书尝试要理解的中国国家转型。

在经验现实中，特别是在古代，最接近于君权形式的就是家长权力，即家长因为对孩子的所有权而拥有统治权（或者说管理权）。而中华帝国的建构与治理，无论在理念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模仿了家庭。“化家为国”和“化国为家”两个通俗的说法，就体现了这样的关系。“化家为国”，是指以君主为代表的家族，用自己掌握的巨大的力量征服了社会，并对其进行塑造，创造出服从与秩序，完成从“家”到“国”的转化；“化国为家”，是君主治国遵照当时社会中最具合法性的宗法原则，自居为万民之父，模仿治家方式，以对待子女的方式来对待万民。帝国时期的财政，正是在此基础建立起来的。帝国君主拥有天下所有土地的产权，再以恩惠的名义将土地配置给民众使用，以此取得对民众履亩而税的合法性。在此方面，有一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是，秦统一天下以后下令“黔首自实田”。它意味着，原来土地是什么状况通通不管，现在实行的是“六合之内，皇帝之土”，全国的土地都归君主；出于皇帝的恩惠，老百姓可以自行占据土地并使用，但要到官府去登记并按土地数量缴纳田赋。据此，我把帝国时期的财政制度命名为“家财型财政”。

需要说明的是，理解中国国家转型，要克服过去一种误解，那就是把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看得很黑暗。公平点说，中国在帝国时期包括财政制度在内的国家制度构建得很不错，甚至可以说是世界同时期帝国中最为成功的表率，它为共同体生存、秩序与和平的维持、中华文明拓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不过，曾经的成功不代表它永远会成功。帝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暴露出内在不可克服的矛盾。这样的内在矛盾，事实上是中国必须走出帝国的内在动因。所以，中国走向现代国家，虽然离不开外部条件即外来文明的冲击，但不能不看到内部存在的根本动因。

三、经典的选择与全书的安排

从帝国向现代国家的转型活动并非中国独有，中国也不是最早开始的。众所周知，走向现代国家的历程，是从西方世界开始的。因此，要理解中国的国家转型，我们就不能不把目光投向西方。因此，本书选择的经典著作，除了由中国人或由外国人撰写的探讨中国的经典著作外，主要选择的是外国学者探讨西方世界的国家转型著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正是在解读古今中外这些经典著作的基础上，我再用自己熟悉的财政政治学视角来帮助大家理解迄今为止的中国国家转型。

以下著作将成为本书要依次解读的文本。正如卡尔维诺所言，“任何一本讨论另一本书的书，所说的都永远比不上被讨论的书”，本书的解读肯定不能代替大家对这些文本的亲身阅读，而只能是作为阅读以下著作以及其他经典著作的起点。当然，需要交代的是，下面所选择的经典著作大多跟财政直接相关，但也有部分经典著作跟财政的关系不大。只不过，后者依然可以从财政政治学视角进行解读，或者值得财政学者在研究国家转型时重点关注。

（1）《荀子》一书将成为本书的开篇。我的目的是要理解迄今为止中国从帝国向现代国家的转型，那么迎面而来的问题是，帝国是怎么来的？本书选用《荀子》一书，可以反映战国即将结束、统一帝国将要来临之前，集大成的思想家荀子对于来临中的帝国的设想，并特别关注他对治国理财原则的设计。荀子的思想及其制度构建设想，影响了后世二千多年帝国政治，并笼罩在今天的国家转型活动之上。在这一章，我还选用丘濬的《大学衍义补》和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作为补充文本，来说明在帝国成熟时期，中国第一流思想家是如何思考帝国制度及其中的财政问题的。黄宗羲那句“吾意有王者起，必当重定天下之赋”，透露了他们对于超越帝国国家及财政类型的向往。

（2）《清代地方政府》。瞿同祖先生的《清代地方政府》一书，为我们呈现的是，在一个成熟的帝国，存在于下层结构中的州县政府官员、雇员与社会底层百姓之间的互动关系。尤其是，在抽象的正式制度之下，我们会看到具体的人是如何行动的，这样的行动又让制度产生何等的偏差。瞿同祖先生这个文本，让我们具体而微地理解帝国成熟时期政治与财政在运行机制与内在矛盾方面暴露出来的秘密。我们还将结合孔飞力的名著《叫魂》的部分内容，来帮助大家一起认识一个成熟的中华帝国的运行样态。正因为在制度运行机制中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帝国才需要也必然要向下一个类型即现代国家转型。

（3）《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这本书的作者约瑟夫·列文森，是美国学者中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最杰出代表之一。此书集中于分析从晚清到民国、新中国这一段历史时期儒家思想的变迁及知识分子对国家命运的思考，借助于此文本，我们可以深刻地体察国家转型中思想的艰难和过程的不易。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型，固然既有内因又有外因，可这样的活动，是由何种主体在担当？他们的思想经历了怎样的痛苦转型？他们的活动又产生了何种效果？这本书可以告诉我们。

（4）《文化、权力与国家》这本书为美籍印度裔学者杜赞奇所著。作为社会学家的杜赞奇，特别仔细地描述了华北几个村庄在中国从帝国向现代国家转型过程中的变化状况。探讨中国国家转型的著作，大多集中于宏观制度的变迁与上层精英的活动，而这本书却为我们补充了微观的视角。这本在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领域必读的名著，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解读，而我侧重的是从财政的微观机制来理解中国向现代的转型。

（5）《欲望与利益》这本书为美国经济思想史学者赫希曼所著，其内容在于描述现代国家来临之际，利益原则是如何取得合法化地位的。该书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国家诞生的社会心理基础。中国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同样得益于这一社会心理的转换过程。本章还将配合使用马克斯·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来进一步介绍西方世界接受利益原则的社会心理背景。在此基础上，我们再看看中国思想界在近代是如何接受利益原则的合法化的，以及在今天该如何反思人类近代初期发生的这场思想转向运动。

（6）《文明的冲突》。西方国家在全世界率先完成现代国家转型，大多数著作强调西方世界转型拥有内在的驱动力，而由维克多·伯克撰写的这本书，则从诸种外来文明发动的对欧洲文明的战争这样的外因，来分析西方国家的转型动力，即为因应外来压力而致内部的变化。本章还将结合《利维坦的诞生》与《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二书，帮助大家理解率先建立现代国家制度的欧洲，是怎样开始国家转型之路的，以及哪些因素影响了欧洲的现代国家制度形成。

（7）《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的名著，通过解读这本书，我要跟大家说一说，在向现代国家转型过程中危机与革命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可以说，革命是一种力量聚合器，它能将所有的力量集中、聚合在一起，并爆发出惊人的能量，冲决原有的制度框架和社会模式的束缚，最终将国家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确立一种新的制度结构。在西方世界，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商业经济形态，以代议制民主、权力分立、人权保障为特征的近代政治形态，正是在革命中才得到了反复的确认和最终的确立。

（8）《大转型》。这是英国经济史学者波兰尼撰写的一部名著。财政转型和国家转型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潮流，阅读该书有助于我们考察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动力。用波兰尼的术语来说，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与经济状况，是由市场原则的不断扩张以及反对市场在虚拟商品（劳动力、土地、货币等）领域的扩张组成的两种不同的运动推动形成的，由此可以形成用来解释现代国家诞生的“双重运动模型”。

（9）《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这是美国学者巴林顿·摩尔的一本名著，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探究通往现代国家的多条道路以及最终形成不同政体的社会原因。这本书讲到了中国，我们可以继续参考欧美先发国家和亚洲其他国家在国家转型方面的经验与教训，思考中国的国家转型的道路与动力等问题。

（10）《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运动是向现代国家转型过程中无法回避的现象与动力，这本由英国学者哈耶克撰写的名作，其内容主要是思考市场经济与私有产权在经济发展与国家建构中的地位。阅读该书，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财政运行的市场经济与私人产权基础，理解社会主义运动在推动包括财政转型在内的国家转型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11）《资本的秘密》。中国的现代国家转型一度以消灭资本为自己的目标，而我们选择的这本由秘鲁学者德·索托撰写的名著，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资本所蕴含的政治法律含义，以及它在现代国家建构中的意义。阅读这本书，我们可以明白现代财政所依托的产权制度基础，并重新考察资本对于现代国家建设的意义。

（12）《公共财政与公共选择》。这是一本由财政领域的两位著名学者马斯格雷夫与布坎南的对话录构成的著作，内容广泛涉及财政学的众多领域。阅读该书有助于我们思考，在现代国家中，如何选择合适的财政制度及相应的财政政策，以巩固现代国家制度本身。

（13）《国家的财政危机》。成为现代国家是每一个国家的内在宿命，可现代国家自身仍有自己的问题。借助于奥康纳的这本让他成名的著作，我们可以从财政角度对西方现代国家的建设路径与内在危机进行考察，由此形成的结果肯定会有助于思考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

最后，本书将基于对以上13本经典和附带的6本著作的解读，再从财政政治学视角为大家总结走向现代国家的动力、路径、条件等五个命题。

阅读名作，理解国家转型秘密；打开经典，打开现代国家之门。

(1)　本书作为“走向现代国家三部曲”之二，承接《财政中国三千年》而来，因此对《财政中国三千年》已经交代过的财政视角的重要性以及国家转型的概念，此处只做简单的交代。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进一步参考《财政中国三千年》的导论部分。

(2)　卡尔维诺著：《为什么读经典》，黄灿然、李桂蜜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1—10页。

(3)　王汎森著：《天才为何成群地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6页。

(4)　沃森著：《20世纪思想史》（下），朱进东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840页。

目 录

导论　从经典理解中国国家转型

第一章　《荀子》：为来临中的帝国立法

第一节　荀子与《荀子》

第二节　以君权为核心的帝国制度建设

第三节　以人为中心的国家治理原则

第四节　明代学者对新国家类型的朦胧向往

第二章　《清代地方政府》：成熟帝国中的地方财政行动者

第一节　瞿同祖与《清代地方政府》

第二节　地方政府的结构与行动者

第三节　双轨财政体系在地方的运行

第四节　从《叫魂》进一步看帝国制度的内部冲突

第三章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帝国转型责任的自觉担当者

第一节　列文森与《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第二节　儒教中国自我转型之不可能

第三节　从责任建构现代国家：知识分子的选择

第四章　《文化、权力与国家》：帝国向现代转型的微观财政考察

第一节　杜赞奇与《文化、权力与国家》

第二节　解读视角与术语介绍

第三节　财政问题之一：帝国国家是通过怎样的微观机制向社会征税的？

第四节　财政问题之二：财税压力是如何推动国家现代化并影响微观机制的？

第五节　财政问题之三：从财政微观机制看，晚清和民国的国家建构为什么会失败？

第五章　《欲望与利益》：为国家转型奠基的利益合法化运动

第一节　赫希曼与《欲望与利益》

第二节　利益原则在西方世界的合法化

第三节　利益原则合法化的思想基础

第四节　经由“公利”而结束的中国的“义利之辨”

第五节　对利益原则的反思

第六章　《文明的冲突》：西方国家向现代转型的动力与制度表现

第一节　维克多·伯克与《文明的冲突》

第二节　文明的冲突与欧洲的封建社会

第三节　文明的冲突与现代国家的诞生

第七章　《旧制度与大革命》：危机、革命与向现代国家转型

第一节　托克维尔与《旧制度与大革命》

第二节　法国大革命对现代国家的完成

第三节　财政视野下的法国大革命

第八章　《大转型》：推动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双重运动

第一节　波兰尼的《大转型》与“双重运动”

第二节　市场原则的扩张运动：双重运动之一

第三节　反对市场原则扩张的运动：双重运动之二

第四节　“双重运动模型”与现代国家的兴起

第五节　余论：“经济学家不能治国”

第九章　《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通向现代国家的不同道路分化

第一节　摩尔与《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

第二节　通向现代国家的民主道路

第三节　通向现代国家的亚洲道路

第十章　《致命的自负》：反思向现代国家转型过程中的社会主义运动

第一节　哈耶克与《致命的自负》

第二节　哈耶克的理性观

第三节　高度集权的政经体系的错误

第四节　为什么市场不受欢迎？

第五节　从扩展秩序看人口增长

第六节　对哈耶克理论的简短评论

第十一章　《资本的秘密》：重视资本在现代国家发展中的作用

第一节　德·索托与《资本的秘密》

第二节　资本为什么重要？

第三节　发达国家曾经做对了什么？

第四节　发展中国家未做而应做的是什么？

第五节　中国应该做什么？

第十二章　《公共财政与公共选择》：现代国家中的财政制度选择

第一节　马斯格雷夫、布坎南与《公共财政与公共选择》

第二节　用财政来控制政府

第三节　财政中的道德观

第十三章　《国家的财政危机》：现代国家危机的财政之维

第一节　奥康纳与《国家的财政危机》

第二节　通向现代福利国家的资本道路

第三节　财政维度上现代国家的内在危机

第十四章　走向现代国家的五个命题

参考文献

后记

第一章　《荀子》：为来临中的帝国立法

我这本书，是要借助于经典的解读来帮助大家理解中国走出帝国、转向现代国家的历程。在说明走出帝国之前，有必要先讲一讲中国是怎么成为帝国的。

中国是怎么成为帝国的？从历史事实来说，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通过诸侯争霸、灭国兼并而逐渐完成的，即从以人口为支撑点、以封建制网络其中的分散城邦，走向以土地为支撑点、以君主官僚制组织而成的帝国。这样的帝国制度，由君主声明自己对天下土地的产权并以此作为国家权力运行的源头，以君权（统治权与所有权合一）为核心构建而成，君主也因此占据国家制度的最高地位，代表整个共同体集中行使公共权力。为了辅助君主行使这种权力，集权性官僚制也在帝国发展进程中不断地成长起来。就此而言，今天的我们不能超越历史的时空，将帝国制度单纯看作是君主与官僚因自私自利、剥削压迫而有意或无意建构起来的结果。

帝国这一国家类型在中国地理空间中的出现，无论如何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在此过程中，既有必然性的历史因素在推动，如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化（人口增长对土地资源造成压力；人的生产能力提高等），以至于需要新的制度来帮助现有的人口对外夺取额外的土地、对内采用更有效率的制度结构来安排人口与资源的关系，又充斥了许多偶然的因素。在诸多偶然性因素中，不可或缺的是在特定时空之中作为立法者出现的伟大思想家。只有依靠这样的立法者，当时的人方能构建出更符合历史内在目的、更有利于人类生存的新制度。

在春秋战国之际登上历史舞台的思想家，他们通过对时代问题与历史经验的透彻把握与深入思考，提出了自己有关制度建构与国家治理的理论，并积极参与到各自国家的制度改革实践中，从而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众所周知，在此过程中，以商鞅为代表的学者设想运用重农抑商的战略、以农战为手段来建构帝国，赢得生存竞争；而以管仲学派为代表的学者，设想的是运用商贸立国的战略，以贸易战手段来完成制度构建与天下统一(1)。就是说，这样两种不同的帝国构建方式，在春秋战国时代被当时最为杰出的中国思想家设想出来。只不过从竞争结果来看，重农立国方案获得了胜利，而商贸立国未能成功。今天的我们已无法知道，历史是否有可能让齐国通过商贸手段统一天下，并构建起体现管仲学派想法的别样中华帝国。

本章将要讲解的是这个时代另一位大思想家的作品，即荀子的著作，来说明在帝国即将来临之前，这些第一流的头脑是如何设想帝国构建的基本原则与制度的。在本章的最后一节，我再用《大学衍义补》和《明夷待访录》两部作品中的有关内容进行补充，看看帝国晚期思想家是如何思考帝国制度的，以此作为对《荀子》的呼应。从帝国初兴到帝国成熟并走向没落，中华国家走了长长的一段路。

第一节　荀子与《荀子》

在解读《荀子》这本书之前，我先简要介绍一下荀子其人和他的这部作品。

一、荀子其人

荀子，名况，战国后期的赵国人，时人尊称为荀卿，又称孙卿（因“荀”和“孙”字音近）。荀子的生卒年月现已不可考，张曙光推测他约生于公元前328年，卒于公元前235年，享年94岁(2)。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简略记载了他的生平，其中主要有两件大事：一是他游学于齐，后来在齐取得极高的学术地位（“最为老师”）并三度担任过祭酒（齐国稷下学宫的负责人）；二是因在齐国有人说他的坏话而被迫转移到楚国，然后被春申君任命为兰陵令。许多学者相信，荀子还到过秦国（在《荀子·强国》中记载应侯问荀子“入秦何见”），但年月已不详。最后荀子葬于楚国的兰陵。司马迁在列传中还提到了荀子的学术著述情况，说他“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

荀子学问的具体师承，今天也已不可考。从他著作中屡次推崇孔子的弟子子弓（即仲弓或称冉雍），以及他的著作中体现出仲弓之学的特点（其主要内容集中于政治外王之学即礼乐制度）来看，荀子有可能师承子弓这一儒学派别，当然也可能仅仅是他心仪子弓之学而私淑其人。有很多学者推崇荀子，认为他是先秦时期孟子之后儒家最为重要的代表，并将其视为“外王”流派的代表人物，与孟子倡导正人心的“内圣”主张相对。正如徐复观所评价的，“孟子发展了诗书之教，而荀子则发展了礼乐之教”(3)。

从今天的眼光看，荀子可以被定位为春秋战国时期学术百家争鸣的集大成者，因为他对各家各派的学说都有批评、有吸收，也因此一直被视为“通儒”的代表人物。或者说，中华国家在从城邦向帝国转型过程中诸多学者的思考，大多被荀子集成而成为正在诞生中帝国的指导思想。荀子的两位学生，李斯和韩非，在国家治理方面的实践与思想，是荀子思想贡献的一个外部标志。在世时，荀子就极受人尊崇，其著作也一直被人广泛地阅读与研究。但因儒家对法家的厌恶与批判，作为李斯与韩非老师的荀子，后来也受到儒家学者极大的批评。即使到了帝国晚期，想要冲决帝国罗网迎接新国家类型的谭嗣同，还以批判性语气总结说：“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4)。正因如此，鲍国顺才评价说，“荀子是历来受误解最深的思想家”(5)。

与商鞅、管仲这样首先是政治家然后才是学者不同，荀子首先是学者而且终身未有机会担任国家的宰执大臣（只担任过兰陵令）。因此，相对来说，荀子的著作理论性更强、体系更完整、文采也更好，但技术性、制度性细节的探讨并不多。当然，缺乏技术与制度的细节，并不会减少《荀子》一书的价值。作为先秦时代以儒家思想为本、兼采百家并进而尝试为即将来临的帝国奠定理论基础的集大成者，荀子的书是值得一读再读的。

二、《荀子》一书(6)

在荀子漫长的一生中，他著述甚多，但并没有编撰为独立的著作。到了汉代，刘向从流传的荀子著作中选取三百二十二篇，然后删复去重、勘定目次，共著录为三十二篇，取名为《孙卿新书》。《孙卿新书》是《荀子》一书成书的开始。我们今天阅读的《荀子》版本，是经唐代学者杨倞（与荀子一样又是一个生卒年份不可考的人物）重新编排次序并加以校正与注释后形成的，《荀子》书名也是杨倞确定的。初刊于光绪十七年（1891）王先谦所作的《荀子集解》，是荀子研究中最权威的版本。今天的学者普遍认为，《荀子》一书目前可见的三十二篇，绝大多数应该是荀子本人写出的，最多只是经他的弟子们整理过。这是因为，《荀子》书中的思想观点、文字表达几乎前后一致。当然也可能有部分篇章，掺入了他的学生或者后人的一些思想。

《荀子》一书，包含了极为丰富的思想，既有关于世界观、方法论、人性论的哲学内容（如天人问题、名实之辨、性善性恶问题），又有关于国家治理方略的政治内容（如法先王或法后王、礼义或法治等问题），还有大量的在今天被归属为经济、军事、教育、文学、音乐等方面的内容。由于我在本书中运用财政政治学的视角，因此本章的解读重点落在《荀子》的《王制》《富国》两篇。

《王制》篇开篇就提出了国家制度建设与治理艺术问题（“请问为政”），然后荀子加以一一阐述。大体上，荀子的回答是：政治上要行仁义、法后王、定名分、尚贤任能、加强法制等；理财方面要加强农业生产、促进货物流通、减轻赋税、合理开发利用资源等；军事上要富国强兵、力争不战而屈人之兵。在这一篇文字中，荀子的论述既涉及统治者对自身的修养（仁义）、治国策略措施的运用，又讨论到国家制度的建立（管理制度、官吏职事），还阐述了许多精妙的政治经济思想。对于国家制度建构的原则，他表达为：“维齐非齐”，“分均则不偏，势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在此篇中，还有今人特别重视的民本思想的表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富国》篇论述的是使国家富足之道，这既是荀子那个大争之世建构帝国的时代需要，也是自国家诞生以来治国的重要目标。荀子提出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政治原则和方针策略，比如用政治手段使社会安定并刺激劳动积极性，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如“明分使群”“尚贤使能”“严明赏罚”“裕民以政”等。另外，他还提倡运用财政及其他措施来调整生产与消费结构、保证经济良性发展，如“强本抑末”“开源节流”“节用裕民”等。在这一篇，荀子还特别批评了墨子的非乐、节用以及对财富采取的静态观，主张要想办法实现财富的动态增长，并因此实现富国强兵、一统天下，用今天的语言来说就是完成帝国建构。

总体上，我们可以给《荀子》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他为帝国构建与国家治理所需的法家学说融合进了儒家的礼义思想，或者反过来说也成立，他为注重个人修身（即内圣）的儒家发展出了治国方略与能力（即外王）。从汉代开始，历代治国者就致力于为侧重工具理性的秦制寻找价值理性，而这一进程直到唐代才大体完成，表现为制定了蕴含“德礼为政教之本”观念的《唐律》。不过，这样的努力显然早自荀子就已开始，并获得一定程度的成功。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荀子接续了商鞅的努力而为萌动中的中华帝国奠定了思想基础、绘制出建设蓝图。

接下来我主要运用《王制》和《富国》两篇文本，并结合《荀子》一书中的其他文字，来解读一下荀子所设想的帝国制度建设核心以及以人为中心的治理原则。这些思想影响了后世二千多年帝国制度的运行以及向现代国家的转型活动。

第二节　以君权为核心的帝国制度建设

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华国家向帝国的转型，最为重要的是建构起以君权为核心的制度体系。这一点在那个时代的众多思想家那里已经得以说明，而到荀子这里，他对于君权的核心地位及依此而建立的帝国制度给出了更加清晰的说明，并详细设计了制度内容与运行原则。

一、帝国制度中的君权

帝国制度的构建是以君权为核心，将天下土地产权界定给君主并尊崇君主的地位，以此实现公共权力对土地资源与附着人口的有效支配。因此，帝国制度最重要的特征是，国家共同体对土地和人口的支配权落实到了君主个人及其家族身上。用今天的法律语言来描述就是，以君主的个人所有制（或君主家庭所有制）形式，来实现国家共同体对土地及其附着人口的支配。或者说，国家的公共权力借由君权来表现自己。于是，帝国中的君主事实上有三重身份：（1）作为自然人的自己；（2）作为君主家族的代表；（3）作为国家共同体的代表。三重身份就形成了以君主为中心、层层向外的同心圆的制度结构：从君主个人逐渐扩大到君主家庭（宗族），最后扩展至整个国家。这样一种以君主为核心的制度结构的运行状况，影响到整个共同体的福利；保障和尊崇君主，为的并非君主个人，而是整个共同体（“天下之本”），正如荀子说的，“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故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贵之者，是贵天下之本也”（《富国》）。

正因为君权的核心地位与君主的重要性，所以帝国制度在设计时，将最高立法权、最高司法权、最高行政权、最高军事指挥权、最高祭祀权都交给君主，君主也因此拥有崇高的地位，“君者，国之隆也”（《致士》）。需要看到，这种地位事实上来自于公共权力本身而非君主个人。君权具备的以下几个特征，皆来自于公共权力：（1）神圣性，即君权代表了共同体结合所具有的超越于个体的某种神性，国家的运行必须以之为前提，不得被质疑；（2）始源性，即君权是国家一切权力的源泉，所有其他人或机构掌握的权力都源于君权，并服从、服务于君权；（3）至高性，君权高于所有其他人或机构的权力，在地位上是最后、最高的裁决者；（4）不可分割性，即君权具有唯一性，不能分割也不可转让，只可进行委托并能随时收回等。对于君主的地位，荀子形容道，“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无君子，则天地不理，礼义无统，上无君师，下无父子，夫是之谓至乱”（《王制》）。总之，君权是帝国的核心，君权的瓦解，就意味着公共权力的瓦解以及国家的解体；而君权的重建，也意味着国家的重建。君权的顺利运行，对共同体运转起决定性的作用，“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王制》）。

由于公共权力表现为君权，而君权既具有公共性又具有私人性，因此国家的最高权力无法从元首的个人身份中分离出来。这样，君权的行使既可能代表了公共利益或者说民众真正的利益，也可能体现的是君主的私心或其纯粹的个人利益。在理想状况下，君主若能体察到民众的真正利益并致力于实现之，他个人的利益（个人地位与欲求满足）及其家族的利益（垄断政权的地位）也都能得以保障。或者说，帝国制度设计，就是将君主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与共同体的利益保障紧密结合在一起。正如荀子强调的，“若夫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财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非特以为淫泰（淫泰，荒淫骄奢）也，固以为王天下，治万变，材（材，通‘裁’）万物，养万民，兼制（制，当为‘利’）天下者，为莫若仁人之善也夫！故其知虑足以治之，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音足以化之，得之则治，失之则乱。百姓诚赖其知也，故相率而为之劳苦以务佚之，以养其知也。诚美其厚也，故为之出死断亡（出死断亡，出生入死）以覆救之，以养其厚（厚，厚恩）也。诚美其德也，故为之雕琢、刻镂、黼黻（黼黻fǔ fú，衣服上绣花纹）、文章以藩饰之，以养其德也。故仁人在上，百姓贵之如帝，亲之如父母，为之出死断亡而愉者，无它故焉，其所是焉诚美，其所得焉诚大，其所利焉诚多”（《富国》）。

由此可见，君主的个人素质以及君主对公共利益的认识与实现，决定了共同体的生死存亡，所谓“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尚书·吕刑》）。可是，如何确保这一点能够实现？孔孟关注的主要是人，即试图通过道德教化并借助于个人修身来提升君主（及执政大臣）的道德品质及实现公共利益的动力，但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君主实现公共利益所需要的条件（制度条件和权势地位），因而常被人视为迂阔而无用。而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特别重视从实现公共利益的条件方面来看这个问题，认为君主要建立起法律制度、拥有施政技巧和处于权势地位才能达到施政的目的，而忽视了君主是否有实现公共利益的动力和道德品质，也因此常被人称为刻薄而寡恩。荀子同时强调了人与制度两个方面，认为君子是制作礼的本源，而法是治理国家的必要条件。一方面，在他看来，人（王者或君子）是极为重要的，主张“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君道》），“无君子，则天地不理”（《王制》）；另一方面，荀子又极为重视法治与制度建设，“无国而不有治法”（《王霸》），“法者，治之端也”（《君道》）。为此，荀子一方面提出了由具备道德品质的君主来制定礼义（即圣人和君王合一的圣王，“圣人之得势者”，《非十二子》），另一方面则提出建构有效的制度体系，从而尝试着构筑礼法融合的帝国治理体系。

就君主制定礼义而言。荀子强调，“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礼义之始也；为之，贯之，积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王制》）。他心目中理想的统治者（王者）应该是这样的：“王者之人：饰动（饰，通‘饬’；饰动，端正行为）以礼义，听断以类（类，事理），明振（振，整理）毫末，举措应变而不穷。夫是之谓有原（原，本原，即礼义）”（《王制》）。可见，荀子这里的王者，承担了立法者的角色。此处有一个问题由然而起，那就是，君主为什么有资格掌权并为众人制定礼义？显然，荀子并不像法家那样回避这一问题，而认为原因来自君主的后天的道德修养，“君子曰：‘学不可以已’”（《劝学》），“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性恶篇》）。当然，除了君主自身的学习和修身外，还需要君主去把握自然的客观规律，即外部的自然之理，“上取象于天，下取象于地，中取则于人”（《礼论》）。

就建构有效制度而言。在《王制》中，荀子全面系统地从国家职能、效法对象和施政原则三个方面，对帝国制度进行设计。他说的国家职能就是“王者之政”，即“故奸言、奸说、奸事、奸能、遁逃反侧（反侧，不安分）之民，职（职，强制工作）而教之，须（须，给时间）而待之，勉之以庆赏，惩之以刑罚。安职则畜，不安职而弃。五疾（五疾，哑、聋、瘸、断臂、侏儒），上收而养之，材而事之，官施而衣食之，兼覆（兼覆，全面照顾）无遗。才行反时者，死无赦”。他阐明的制度建设应效法的对象，即“王者之制”是这样的：“道不过（过，远离）三代，法不贰后王。道过三代谓之荡，法贰后王谓之不雅。衣服有制，宫室有度（度，限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等宜，等级之差）。声，则凡非雅声者举废；色，则凡非旧文（文，纹饰）者举息；械用，则凡非旧器者举毁”。他指出，国家治理的施政原则即“王者之论”应该是，“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朝无幸位，民无幸生。尚贤使能，而等位不遗；析愿（析愿，通‘折傆yuàn’，制裁狡黠者）禁悍，而刑罚不过。百姓晓然皆知夫为善于家而取赏于朝也，为不善于幽而蒙刑于显也”。

可见，荀子对帝国制度的设计，既重视伦理、礼义，又重视制度与利益，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融合。在汉帝国“独尊儒术”之后，从孟子经董仲舒发展起来的侧重仁义道德、心性伦理的儒学派别占据了上风，而由荀子这里传至后人注重经济和功利的儒学流派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只有在帝国危机时刻才能发出比较响亮的声音，像北宋的王安石与南宋的浙东学派所阐明的。历史有点吊诡的是，经荀子教导而成长起来的李斯和韩非两人，完全抛弃了荀子强调的以礼义为名的价值理性，而只重视他有关有效制度设计与重法尊君的思想。特别是韩非，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与荀子思想融合在一起，发展出一套令现实帝国制度的操作者秦王嬴政欣赏不已的有关国家治理的学说。

二、在具体制度设计与运行中把握使命与效率的平衡

以君权为核心进行制度建构，乃是帝国时代的特征。在具体制度设计以及在现实制度运行中，还需要把握制度与组织在使命与效率之间的平衡，就是说，既需要致力于实现制度构建的基本使命，又要兼顾制度运行中的有效性。对荀子来说，他努力建构制度的目的，除了让人群生存外，还想让人实现符合儒家仁义的价值理想。除此之外，他还要让制度在运行时体系完整、分工有效，以及在各组织中、所有职位上的主体都各称其职并得到有效的激励。用荀子的话来说就是，“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王制》）。要兼顾使命与效率，作为集大成者的儒家学者，荀子首先在君主职位之下设计了各类具体的官职，然后为选用恰当的人员来填充官位、运行制度提出了原则性的意见。

与同时代及之前的许多儒家学者不同，荀子并未停留于对理想政治及理想政治家的空想上。在吸收现实经验的基础上，他为帝国制度设计了具体的官职名称及职能分工。在《王制》篇中，他首先高度肯定君主（符合儒家圣人道德理想的王者）的地位与作用，“上察于天，下错于地，塞备天地之间，加施万物之上；微而明，短而长，狭而广，神明博大以至约”（《王制》），并对君主的职责作出具体的规定，“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节也”（《王制》）。然后，于《王制》篇中，他逐一叙述了自君主以下各级各项官职及其任务分工。

（1）宰爵：“知（知，主管）宾客、祭祀、飨（xiǎng）食、牺牲之牢（牢，猪牛羊各一）数”；

（2）司徒：“知百宗、城郭、立器之数”；

（3）司马：“知师旅、甲兵、乘白（乘，四马拉一车；白，通‘佰’，百人）之数”；

（4）大师：“修宪命（宪命，指历法），审诗商（商，通‘章’），禁淫声，以时顺修（以时顺修，按时整理），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

（5）司空：“修堤梁，通沟浍（浍kuài，田间的水沟），行水潦（潦lào，积水），安水臧（臧，通‘藏’，此处指水库），以时决塞，岁虽凶败水旱，使民有所耘艾（艾，通‘刈yì’，割草）”；

（6）治田：“相高下，视肥墝（墝qiāo，土地贫瘠），序五种，省农功，谨蓄藏，以时顺修，使农夫朴力而寡能”；

（7）虞师：“修火宪（火宪，防火的法令），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鳖、百索（索，可能是‘素’，指蔬菜），以时禁发，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

（8）乡师：“顺州里（州里，泛指城乡），定廛（廛chán，房屋）宅，养六畜，闲（闲，习）树艺（树艺，种植），劝教化，趋（趋，督促）孝弟，以时顺修，使百姓顺命，安乐处乡”；

（9）工师：“论百工，审时事，辨功苦，尚完利，便备用，使雕琢文采不敢专造（专造，私造）于家”；

（10）伛（伛yǔ，驼背）巫跛击（击，通“觋xí”，男巫）：“相阴阳，占祲（祲jìn，不祥之气）兆，钻龟陈卦，主攘择（攘择，禳ráng除不祥、择取吉事）五卜（五卜，五种征兆），知其吉凶妖祥”；

（11）治市：“修采清（采清，指坟墓与厕所），易道路，谨盗贼，平室律（室，通‘质’；平室律，指平抑物价），以时顺修，使宾旅安而货财通”；

（12）司寇：“抃急（抃biàn急，当作‘折傆’，指制裁奸诈）禁悍，防淫除邪，戮之以五刑，使暴悍以变，奸邪不作”；

（13）冢宰：“本政教，正法则，兼听而时稽（稽，考核）之，度其功劳，论其庆赏，以时慎修，使百吏免尽（免尽，勤勉尽职）而众庶不偷（偷，苟且）”；

（14）辟公：“论礼乐，正身行，广教化，美风俗，兼覆而调一之”；

（15）天王：“全道德，致隆高，綦（綦qí，极，完善）文理，一天下，振毫末，使天下莫不顺比从服”。

由此也可以看出，荀子对帝国制度中君主（即“天王”）的肯定并非无条件，而是基于君主必须达到相应的道德标准并担当起应有的职责。君主如果不能做到，则“天下不一，诸侯欲反，则天王非其人也”（《王制》）。事实上，从此句我们可以读出荀子对于革命的支持。

在古希腊诸城邦中，分别存在着君主制、贵族制与民主制等多种制度类型。因此，西方后世在政治发展时，可以参照这样的经验去思考不同制度类型的选择。而在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并没有如此丰富的有关制度类型的经验，因此政治制度设计时的重点更多地落在对统治者的选择与培养上，而非制度类型的选择。那么，选择什么样的统治者（包括最高统治者及其官僚），既能完成制度建构的使命又能促进制度有效的运转？对此，荀子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首先，他警告君主要重视国家治理中的人才选拔，“国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为择所而后错之，错险则危”（《王霸》）。对于人才选用及其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荀子设想的理想状况是，“贤能不待次（次，等级次序）而举，罢（罢pí，软弱）不能不待须（须，须臾）而废，元恶不待教而诛，中庸杂民不待政（政，使用行政力量）而化”（《王制》）。

然后，他提出了人才选拔的原则，即不顾及亲疏、贵贱，以德才为唯一的选拔标准，力求做到公正无私，“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而归之卿相士大夫”（《王制》）。荀子还指出，在选到德才兼备的人员并授予职位后，就要真诚地任用他们，不要言行相悖，不能损伤他们的积极性，“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贤，而在乎不诚必用贤。夫言用贤者口也，却贤者行也，口行相反而欲贤者之至，不肖者之退也，不亦难乎？”（《致士》）以此为前提，国家治理就能实现“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朝无幸位，民无幸生。尚贤使能，而等位不遗；析愿禁悍，而刑罚不过。百姓晓然皆知夫为善于家而取赏于朝也，为不善于幽而蒙刑于显也”（《王制》）。

总之，荀子为帝国制度的具体设计以及在制度运行中把握使命与效率的平衡提供了上述答案，其目的是实现礼乐秩序与安定生活，“选贤良，举笃敬，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王制》）。与孔子强调通过人（君子）内心对秩序的自觉而重构秩序、孟子强调从人心之四端出发充塞仁义而建立秩序相比，荀子既主张个人道德自觉与礼乐修养，更重视礼法制度设计及制度运行。荀子的思想，应该说更适合正处于帝国形成过程中的现实状况与人之实际。

第三节　以人为中心的国家治理原则

国家本质上是在公共权力组织支配下的人群共同体，公共权力应该为了人的生存与发展而生成、组织并使用。但这样一种目的，未必始终体现在国家制度建构与公共权力的运用过程中。特别是在帝国这样的国家类型中，由于公共权力以君权为形式来表现，而君权又是统治权与所有权的合一，兼具公、私二重性，因此为帝国时代立法的思想者总是反复提醒当政者国家权力所具有的公共性。正如慎到提醒的“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慎子·威德》）。商鞅的说法是，“为天下位天下”和“为天下治天下”（《商君书·开塞》），而《吕氏春秋·贵公》中也说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本章所讨论的荀子，也同样明确地提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

相对于其他学者，荀子在为民立国立君、为人治国理财等方面表述得更为全面、更加系统，因为他不但吸收了其他学者的相关观点，还进行了有效的批评与发展。

一、人为天下贵

在荀子之前，肯定人的地位甚至持有“天地万物人为贵”思想的学者大有人在，但以毫不犹豫的态度声明“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王制》），且以此建立完整、成体系的人本主义思想的学者，当首推荀子。

荀子推崇人，首先将人从“天”或者“神”的权威中解放出来，即“天人相分”。相对于世界其他文明来说，在中华文明尤其是周代文化中天或神相对于人的权威并不算很高。不过在那个时代，毕竟普通人甚至许多学者对天仍持有某种神秘主义的信仰，认为天具有感情或意志。可荀子明确地提出，“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天论》）。这样的天人相分，“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将人从天神的重压下解放出来，使人与天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落到现实中就是天与人职责的分别”(7)。大体上，荀子对天的看法主要是，强调要消除对天的迷信，认为“天”并没有感情和意志，它是有规律的自然运行而与人无涉（“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论》），是人而不是天决定人的祸福荣辱（“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天论》：“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寒暑和节而五谷以时孰，是天之事也。若夫兼而覆之，兼而爱之，兼而制之，岁虽凶败水旱，使百姓无冻餧（餧wèi，饥饿）之患，则是圣君贤相之事也”，《富国》）。荀子认为，虽然我们看到的自然现象与变化、人的能力与欲望，都可以方便地用“天”这一名词来作为本源概括（“天地者，生之始也”，《王制》；“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性恶》），但对在这样的概括背后的东西不必再追究，只需运用即可（“唯圣人为不求知天”，《天论》；“不务说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材”，《君道》）。因此，荀子坚决主张天人相分，承认人的独立，认为有智慧有力量的人有自己的尊严，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行事。特别地，人要利用作为自然的“天”，即“制天”（“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天论》）。制天的目的，是充分运用自然万物（“财万物”，《富国》），以便“长养人民，兼利天下”（《非十二子》）。在此意义上，荀子将人与天、地并立而彰显人的尊严，“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天论》）。

荀子推崇人，其次表现在对人的自然本性的尊重上。一般认为，与孟子界定人性善相反，荀子提倡“性恶说”。对此，林宏星考诸诸多学者的说法，指出把荀子说的“人之性恶”这一命题理解成人性皆恶是不对的，“荀子乃纯从人之天生的情欲以言性，故其所谓恶者，乃指顺情欲之发展，不加节制，放浪而无检束，其结果终至于‘犯分乱理’而为恶”(8)。就是说，与孔孟强调欲望不利于个体道德修养不同，荀子认为自然本性的欲望具有正面的作用。在荀子的眼中，欲望并不是恶，只要在礼义的范围内活动，不但不可怕，而且会带来积极的结果，特别是对于国家治理而言。他说，“使天下生民之属，皆知己之所愿欲之举在是于也，故其赏行；皆知己之所畏恐之举在是于也，故其罚威。赏行罚威，则贤者可得而进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则万物得宜，事变得应，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汸汸（汸pāng汸，水势浩大的样子）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臧（臧，通‘藏’）之”（《富国》）。荀子的这段话读起来颇有点像商鞅，即利用人对名利的渴望而引导他们的行为符合国家治理的目的。但相对于商鞅来说，荀子显然对人自然本性中“欲望”更为肯定与尊重，而不是简单地作为利用的对象，“以养人之欲，给人以求”（《礼论》），“以所欲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正名》）。因此，荀子认为“欲”不可去亦不可怕，欲望虽多但如果符合礼仪法度，那么国家就会有秩序、官吏会有贤能，财货则“浑浑如泉源”。这样，自天子以至于庶人都可以满足自己的自然欲望，并以此来团结天下之民、兼利天下。所以，他强调，“义与利者，人之所两者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大略》）。就此而言，荀子肯定人的欲望、不禁锢人之情欲的看法，事实上是对《管子》一书中“顺民心、从民欲”主张的进一步发展，并为其奠定了更深刻的人性论的基础。而且，相对于管子而言，荀子在肯定人的欲望合理性的同时，更强调物质资源的相对有限性，以此来论证礼法制度的必要性（即节制人欲、促进发展）。荀子的这样一种性恶看法显然更接近于现代人的观念，却受到了宋儒的大力批评，认为“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9)。

荀子推崇人，还体现在他对人的能力的充分肯定上。在荀子看来，人不仅有欲望，更有能力，这种能力体现在能群、能分、有义。在荀子看来，能群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是人特有的能力，低等动物及植物并不具备这一能力。他说，“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王制》）。在能群的基础上，人又有“分”和“义”的能力，“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王制》）。林宏星指出，荀子所肯定的人之多力、强、胜物，正是人之尊严的别解或注脚，并进一步认为，“先秦儒学亦多有言‘天地万物人为贵’的观念，但似乎只有在荀子那里，人之所以‘贵’的缘由藉由其对人的特有的智慧和力量的诠释，将人在天地世界中的地位再做了定义”(10)。

二、为人而立国

要探讨国家治理，一个回避不了的话题就是，国家是怎么起源的？或者说为什么会有国家？这个问题在商鞅那里就已经得到了探讨，即从进化的历史角度来探索国家的起源。商鞅说，“天地设而民生之。当此之时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亲亲而爱私。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当此时也，民务胜而力征。务胜则争，力征则讼，讼而无正，则莫得其性也。故贤者立中正，设无私，而民说仁。当此时也，亲亲废，上贤立矣。凡仁者以爱利为务，而贤者以相出为道。民众而无制，久而相出为道，则有乱。故圣人承之，作为土地、货财、男女之分。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设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既立君，则上贤废而贵贵立矣。然则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商君书·开塞》）。《管子》一书也同样从历史角度探讨过国家的起源问题，“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妃匹之合，兽处群居，以力相征。于是智者诈愚，强者凌弱，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故智者假众力以禁强虐，而暴人止。为民兴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师之。是故道术德行，出于贤人。其从义理兆形于民心，则民反（反，通‘返’）道矣。名物处，是非分，则赏罚行矣。上下设，民生体，而国都立矣。是故国之所以为国者，民体以为国；君之所以为君者，赏罚以为君”（《管子·君臣下》）。荀子再次回答了这一问题，那就是为了人的生存与发展而立国。

在荀子看来，立国首先是为了人能以“群”的方式来获得生存的机会。荀子强调，“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王制》）。要注意的是，荀子此处的讨论基于逻辑而不像《商君书》《管子》那样基于历史状况。他认为，在逻辑上人不能不以群体方式生活（人没有动物般的爪牙），而在一起生活就必须“明分”，即确定等级秩序。这是因为，“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赡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王制》）。因此就像天与地有差别一样，非常自然合理的是，人也必须要有上下的等级差别，以此作为国家建立的制度基础（“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王制》）。人群生存，如果有了这样的等级制度就不再会有混乱，就可以赢得最大化生存的机会，“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王制》）。因此，以礼义为基础的国家制度就这样兴起了，“故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无它故焉，得之分义也”（《王制》）。在《富国》篇，荀子再一次重述了他的结论，即人类群居在逻辑上必须要有国家，“离居不相持则穷，群居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者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富国》）。荀子描绘了通过国家制度来克服争、乱，然后实现和谐秩序的景象：“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故天子袾裷（袾裷zhū yuān，赤色的龙袍）衣冕，诸侯玄裷（玄裷，黑色的礼服）衣冕，大夫裨（裨pí，此处指大夫的礼服）冕，士皮弁（皮弁biàn，白鹿皮帽子）服。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富国》）。

在荀子的理论中，国家的起源不仅仅是为了人类群体的生存，而且是为了人的进一步发展。在荀子看来，发展基于分工，只有通过分工与合作才会“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荣辱》），而分工又取决于国家制度对分工的规定与管理。荀子所说的分工，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的分工，二是经济的分工。所谓社会的分工，主要是指在男女、壮弱、少长之间。在儒家理想中，本来就有对这种社会分工的设想，如《礼记·礼运》篇所表达的，“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而荀子则以更为坚实的国家制度基础来克服没有社会分工的弱点，“强胁弱也，知惧愚也，民下违上，少陵长，不以德为（为，治）政：如是，则老弱有失养之忧，而壮者有分争之祸矣。事业（事业，劳役）所恶也，功利所好也，职业无分（分，等级与分工）：如是，则人有树事（树事，生事端）之患，而有争功之祸矣。男女之合，夫妇之分，婚姻娉内（娉，通‘聘’，问名；内，通‘纳’，收彩礼）送逆（送，送女；逆，迎娶）无礼：如是，则人有失合之忧，而有争色（色，指女人）之祸矣。故知者为之分也”（《富国》）。至于通过经济分工以实现发展，在上文说到荀子肯定人的欲望时就已经提及。这样的经济分工，既体现为职业分工，“农精于田”、“贾精于市”、“工精于器”、君子“精于道”（《解蔽》），又体现为地域的分工，“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hé）、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紶（qū）、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máo）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富国》）。要能实现上述社会与经济分工，显然离不开国家制度（即礼法）的建构，所以荀子强调，“量地而立国，计利而畜民，度人力而授事，使民必胜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揜yǎn，通‘掩’，合），必时（时，及时）臧余，谓之称数（称数，合乎法度）”（《富国》）。

三、因人而理财

中国古代的财政活动（当时多称“理财”），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涉及经济发展职能，目的在于涵养财源，另一个关乎财政征收技术，目的在于让国家有足够的财力从事必要的活动。荀子阐述这两个方面的理财活动，都围绕着“人”进行，为了人而理财并且遵循人的欲求而理财。

（一）发展经济

在荀子那样的大争之世，“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儒家说法和只重视农业发展的法家思想，事实上并不能让国富，也不能让民众富裕，并进而争胜于天下。荀子明确指出，“兼足天下”的责任在于君主为首的执政集团，“夫兼而覆之，兼而爱之，兼而制之，岁虽凶败水旱，使百姓无冻餧之患，则是圣君贤相之事也”（《富国》）。怎样才能发展经济、兼足天下？荀子说，主要要用制度（礼与政）来实现节用裕民并善用仓储，“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富国》），“无制数度量则国贫”（《富国》）。

此处的“节用”，有节约财用的含义，也有调节使用之道（即合理的财政支出安排）的含义(11)。此处的“裕民”，荀子的思想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合理利用人的欲望来实现有效的生产与分工。如前所述，荀子对经济分工的看法，既包括地域的分工，也包括农工商等产业的分工。相对于商鞅来说，荀子虽然也重视农业的发展（“故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富国》），但他对于工商业的重视是十分突出的，“农以力尽田，贾以察尽财，百工以巧尽械器”（《荣辱》）。

第二，倡导一种没有极限的经济增长理念。荀子批评墨子“为天下忧不足”是“私忧过计”（《富国》），认为“天地之生万物也，固有余，足以食人矣”（《富国》）。只要生产正常进行，财富就能不断增长。在他看来，阻碍增长的最大因素在于墨子提倡的“节用”，“墨子之‘节用’也，则使天下贫”，因为节用完全违反人的欲望，将会使人“不足欲”“不威”，而“不足欲则赏不行”“不威则罚不行”，于是“万物失宜，事变失应，上失天时，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敖然，若烧若焦”（《富国》）。荀子的这一看法，跟《管子》中提倡的“侈靡之术”有很多相通的地方。荀子的结论是，只要用礼法去促进发展，那么天下万物就会不断增长，对人的欲望而言不仅不会不足，而且会显示出丰饶、富庶而无尽的面貌。

第三，要求实现可持续的发展。荀子对于以政裕民的倡导，并不鼓励竭泽而渔。他倡导的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要求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显然，这样的理念至今都是值得高度重视的。下面的词句，让今天的我们读起来仍然动容：“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yuán tuó）、鱼、鳖、鳅鳝孕别（别，分娩）之时，罔罟（罔，通‘网’；罟gǔ，渔网）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汙（汙wū，通‘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优多，丰足），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童，山无草木），而百姓有余材也”（《富国》）。

（二）财政征收

如何才能使国家富裕？荀子认为，我们不仅要用必要的礼法制度措施来促进经济发展，而且还要善用财政征收手段（“轻田野之赋，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富国》）。就是说，在财政上要做到：农业税赋要低，工商税赋要低，征发的力役要轻，而且不能耽误农时。当然，荀子有关财政征收的上述看法，并未超出传统儒家的言论范围，但在以下两个方面，他有自己的特色。

第一，财政征收的目的。在帝国的理念中，天子占有天下土地，并因此向民众进行财政征收，这被视为天经地义或至少民众对此只能被迫接受。荀子不这么看，他强调，财政征收的目的是为了在施政过程中处理好政事、赢得民心，从而在满足民众欲望的同时让他们能够践行礼义，“等赋（等赋，即平赋税）、政事（政事，征调力役之事）、财万物（财万物，即通流财物），所以养万民也”（《王制》）。荀子举了几个例子来说明问题，“成侯、嗣公，聚敛计数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产，取民者也，未及为政也。管仲，为政者也，未及修礼也”（《王制》）。换言之，“人”才是财政征收的目的，既满足民众作为“经济人”的需要又将其塑造为“道德人”，才是为政的真正目的，这样的国家也才能真正无敌于天下，“故修礼者王，为政者强，取民者安，聚敛者亡”（《王制》）。仅仅为了财政收得更多、君主的仓库更满，只会导致民众贫困和国家的灭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箧qiè，箱子）、实府库。筐箧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则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王制》）。因此，君主绝不可以为了聚敛、为了自己国库的目的而实行财政征收，“聚敛者，召寇、肥敌、亡国、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王制》）。

第二，财政征收要有方法。荀子强调，“上以法取焉，而以礼节用之，余若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臧之，夫君子奚患乎无余？”（《富国》）此处的“法”和“礼”，都是荀子强调的财政征收的恰当方法。这样的方法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前述的“节用裕民”，先富民然后取之，“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节，管理）其流，开其源，而时（时，时常）斟酌焉。潢然（潢然，广大的样子）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富国》），而“不知节用裕民则民贫，民贫则田瘠以秽，田瘠以秽则出实不半；上虽好取侵夺，犹将寡获也”（《富国》）；二是按事先规定的礼（等级贫富差等）来严格征收，“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富国》），在礼的基础上“相地而衰政（衰政，按等次征税），理道之远近而致贡”（《王制》），而若不这样做的话，“而或以无礼节用之，则必有贪利（贪利，贪戾）纠（纠，收）譑（譑，读为‘挢jiǎo’，取）之名，而且有空虚穷乏之实矣”（《富国》）。荀子严厉批评那些不按法和礼来进行财政征收的国家，预言这些国家必将因此而灭亡，“今之世而不然：厚刀布（刀布，指钱）之敛，以夺之财；重田野之税，以夺之食；苛关市之征，以难其事。不然而已矣，有掎絜（掎jǐ絜qiè，指责）伺诈，权谋倾覆，以相颠倒，以靡敝（敝，通‘弊’）之，百姓晓然皆知其污漫暴乱，而将大危亡也。是以臣或弑其君，下或杀其上，粥（粥，通‘鬻’，卖）其城，倍（倍，通‘背’）其节，而不死其事者，无他故焉，人主自取之”（《富国》）。

第四节　明代学者对新国家类型的朦胧向往(12)

构想于春秋战国时期那些伟大思想家头脑中、逐渐成形于从战国至秦汉时期的中华帝国，经多个王朝的实践，到明代已发展到成熟的地步，能在广土众民基础上实施比较有效的治理。由此成熟的帝国，也逐渐暴露出其根本的缺陷，那就是君权本身就是一种特权，虽然在帝国框架中它代行公共权力，但并非真正的公共权力。从财政上来说，帝国依托于君主的土地所有权建立统治权，用君主对个人及家族的关心，激励并约束他为公共利益而治理天下的行为。但是，越到帝国后期就越能感受到，君主私人利益对公共利益的伤害。帝国及帝国财政运行中的矛盾，有许多经过改革可以缓解并使制度呈现出成长的态势，但也有一些根本矛盾在帝国制度框架内是无解的，甚至会越来越严重。

这样的内在矛盾，丘濬希望能在帝国制度框架内解决，特别是在财政上建立起理性化预算制度制度来解决，而黄宗羲则对此表示绝望，期盼在财政上“吾意有王者起，必当重定天下之赋”。本节借助于对丘濬的《大学衍义补》和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这两个文本的简单解读，来看看帝国成熟时期第一流思想家对一种新国家类型的朦胧向往，以此补充本章对《荀子》的解读。

一、《大学衍义补》：丘濬对于理性化制度的期盼(13)

选择丘濬的文本，是要说明对于成熟的帝国制度及帝国财政已表现出来的弊病，在那个时代的第一流头脑中并非没有认识而要坐等后代人来教育。他们事实上对此已有深入的思考，但希望能在帝国制度框架内解决。不过，因受制于这一框架，这些问题事实上无解。

（一）其人其书

丘濬（濬jùn，又写为“浚”，1420—1495），字仲深，号深庵、玉峰、琼山，别号海山老人，海南琼山府城镇下田村人，是明朝中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与海瑞、王佐、张岳崧并称“海南四绝”。丘濬一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著述甚丰，研究领域涉政治、经济、文学、医学等。《名臣录》评价丘濬为“国朝大臣，律己之严，理学之博，著述之富，无出其右者”。在丘濬的众多著述中，《大学衍义补》最全面、最详细、最集中地反映了他对于帝国制度和帝国财政的想法。

自汉代“独尊儒术”开始，儒家思想就成为帝国治理的正统意识形态。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儒家思想并非僵死的教条，而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不断地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回答社会实践的不断挑战，经过一代又一代学人、思想家的努力，实现与时俱进。作为儒家思想经典著作的《大学》，其主旨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纲领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集中体现了儒家道德观和政治观的结合。南宋真德秀编纂《大学衍义》四十三卷，在《大学》原有的架构下以细目及按语的方式，阐发自己的思想，使《大学衍义》成为一本专供帝王借鉴的治国指南。该书提出了“君心为本”和“民本”等社会政治思想，把儒家道德实用化，用于解决当时的社会政治问题，试图探讨出一条从道德实践到政治实践的道路。到明代，丘濬认为《大学衍义》这部书着墨修身齐家较多，而缺乏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止于格致、诚正、修齐，而阙治国、平天下之事”（《钦定四库全书提要》）。鉴于此，丘濬延用这部书的体例，写出《大学衍义补》，以增加治国、平天下的内容。他在这本书中，广征儒家经典、史籍、前代儒家学者的言论，最后附以自己的按语。在按语里，他广泛地探讨了明朝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军事等方面的问题，并提出改革意见，把儒家的“全体大用”和“民本”思想进一步演绎和深化。这些内容，事实上反映了丘濬对于成熟时期帝国制度与国家治理的总体看法。

《大学衍义补》阐述的治国平天下之要，下分十二目：（1）正朝廷；（2）正百官；（3）固邦本；（4）制国用；（5）明礼乐；（6）秩祭祀；（7）崇教化；（8）备规制；（9）慎刑宪；（10）严武备；（11）驭夷狄；（12）成功化。各目之中又分为一百十九条，共为书一百六十卷；在此基础上，补前书一卷，目录三卷，总计一百六十四卷。就财政思想而言，集中表现在制国用、固邦本诸目中。《大学衍义补》一书为帝国统治者提供了“治国平天下”的统治术，被后来的明清统治者作为必读书。在《大学衍义补》中，涉及财政的达三十一卷之多，其中从第十三卷至第三十五卷，整整二十三卷系统地阐述了与财政有关的理论问题。在写法上，《大学衍义补》秉承了真德秀撰《大学衍义》的格式，首先罗列《大学》中的财政观点及历代财政学者与政治家从不同角度对《大学》财政思想的阐释，然后再以按语的形式对这些观点进行系统的点评。在点评过程中丘濬结合了明朝的具体情况，所提出的观点和建议的内容几乎涵盖国家财政政策、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管理等所有的财政领域。

《大学衍义补》专论财政的内容，涉及的《大学》文本有如下几句：“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孟献子曰：‘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在真德秀等人阐发这些文字的内容基础上，丘濬对治国理财之道进行了深入的阐述。

帝国发展至明代，财政制度已经高度成熟，并因这种成熟暴露出多种弊病。对这些弊病，丘濬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大胆挑战了当时占据主流地位的统治思想。他期望能在帝国制度框架内解决弊病，也盼望统治者能转变思想。就指导思想而言，他对成熟帝国制度与财政治理的反思与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肯定金钱物质的社会价值，提出“财者，人之所同欲也”，“凡百居处，食用之物，公私营为之事，苟有钱，皆可以致也。唯无钱焉，则一事不可成，一物不可得”（《制国用·总论理财之道》上）；第二，提出理财的根本目的在于“富国”，而“善于富国者，必先理民之财，而为国理财者次之”，并指出帝王的责任是“盖以一人而制其用，非专用之以奉一人也”（《制国用·总论理财之道》上）；第三，反对政府直接经营商业和重农抑商的税赋政策，强调“市者，商贾之事”，主张盐、铁、茶应交民间自由经营，反对国家垄断控制；第四，主张开放海禁，政府征收关税，“不扰中国之民，而得外邦之助，是亦足国用之一端也”（《制国用·市籴之令》）。从丘濬的这些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荀子为代表并特别体现在管仲学派、桑弘羊、王安石等人思想中的那些政策主张。这样的主张，跟当时重农抑商等正统国家治理原则是相当不同的，事实上预示了一种新的国家制度建构与治理原则。

（二）理性化预算的设想

帝国此时暴露出怎样的弊病？就帝国财政而言，至少表现出三大悖论：官僚阶层既支撑帝国财政制度运行又损害这一制度的运行；非正式收入体系既保障正式收入体系又损伤正式收入的基础；工商业经济发展既依赖于特权又受损于特权(14)。这些悖论集中表现为财政管理制度虽然日益集权但却难以真正地理性化，对此丘濬有深刻的认识，表现在他对理性化预算的呼吁上。

应该说，对政府下一年度或者未来数年的收支进行规划，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思想中久已有之的内容，不过这样的收支规划只能算是最初步的预算活动。在明以前的历代王朝中，虽然不乏预算思想，但政府对财政收支情况多数时候是糊涂不清的，往往需要临时征发，随意加重百姓的赋税负担。在明代成熟的帝国制度中，虽然也已有大量的财政账册与严格的财政监督管理制度，但效果往往不佳，财政账册大多是财政收支情况的流水账，而不是对未来收支的规划，而财政的监督管理也是弊病丛生或者流于形式。

为此，丘濬坚决主张，国家财政要有对未来收支状况的规划，收入项目须以实际收入为依据，根据政府的收入多少来决定开支，避免盲目开支造成人民负担加重。尤其在灾荒之年，政府要尽量减少各方面的开支，能省去的则省去，能推迟的则推迟。他建议仿效《礼记·王制》和宋代应镛《礼记纂义》中的办法，实行预算的编造和决算的审计，“每岁户部先移文内外各司及边方所在，预先会计嗣岁一年用度之数。某处合用钱谷若干，某事合费钱谷若干，用度之外，又当存积预备若干，其钱谷见在仓库者若干，该运未到者若干，造为帐籍，一一开报。又预行各处布政司并直隶府分，每岁于冬十月，百谷收成之后，总计一岁夏秋二税之数，其间有无灾伤、逋（bū）欠、蠲（juān）免、借贷，各具以知。至十二月终旬，本部通具内外新旧储积之数，约会执政大臣，通行计算。嗣岁一年之间，所用几何，所存几何，用之之余，尚有几年之蓄，具其总数，以达上知。不足则取之何所以补数，有余则储之何所以待用。岁或不足，何事可以减省，某事可以暂已”（《制国用·总论理财之道》上）。

概而言之，丘濬的预算编造办法大致分为三步：首先，由各部门各地方确定来年国家所需经费数量，即财政支出数量，清理积蓄；其次，各地方在每年十月核定本年财政收入数量和库存数量；最后，在十二月下旬根据预定支出数与本年实际收入数，量入为出，确定来年的财政实施计划，进行平衡。

上述丘濬对国家预算所提出的具体而明确的设想，比唐代的《长行旨条》和《会计录》更为具体、实际，从内容和编制程序上看颇类似于现代的国家预算制度。事实上，丘濬对预算的想法，不仅涉及政府内部的财政管理，还涉及国民经济的整体规划，“料其民数，计其谷数，郡邑版图，其户口凡若干，内外仓场，其蓄积凡若干。就一邑而计之，农圃食力者若干人，工商末作者若干人，吏兵廪食者若干人，枚而举之，总而会之。一人之食，日费几何？一月之食几何？一岁之食几何？某所有仓廪几何？一岁支发几何？存余几何？散之足以食几何人？积之足以给几何年？因其一岁之所入，通其累年之所积，以谷之数而较之于民，其果相当否邪？三年而有一年积否邪？十年而有三年积否邪？三十年而有十年积否邪？彼此通融，有无相济，以羡补不足”（《制国用·总论理财之道》上）。

当然，严格地说，在《大学衍义补》一书中，丘濬基于中国治国理财思想传统与明代帝国制度中暴露出来的弊病而提出的预算制度主张，只能说相对于过去的思想而言极有新意，已接近于理性化的预算制度，但还不是现代国家才真正拥有的理性化预算制度与预算活动。除了手续上的精粗之别外，主要的差距在于：丘濬的财政预算并不预计下年的收入，而是以编制年份（即预算执行的前一年度）的实际财政收入作为依据来预计下年的开支。相较之下，现代国家预算则是以预算执行年份的估计收入为编制基础。丘濬的这种方法是和明代的社会经济状况相适应的。在那样的农业经济社会，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农业，而农业的丰歉主要取决于天时，所以下一年的收入是难以预计的。因此，丘濬在预算活动中贯彻的“量入为出”，实际上是“量”当年之入，“为”来年之出，这也是丘濬的预算理念和理财思想的最大特点。从历史进程来看，现代国家的财政预算制度于清末才由西方国家传入中国，直至国民政府成立后才逐步沿用和完善。

为了使预算的编制、执行做到合理、可靠，丘濬还强调应发挥审计的作用，也因此成为南宋郑伯谦后又一个重视会计与审计的思想家。根据《周礼》所载，丘濬认为司会之官应遵照法令监督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严加稽核。“成周设司会之官以职财计……大宰总其法于上，司会察其法于下，有所施甩于邦国，有所施用于官府，有所施用于都鄙，皆必合于六典、八法、八则之典礼，然后致之、令之、均节之，使财足以周天下之用，而用之各得其宜焉”（《制国用·经制之义》上）。他强调，司会之职不仅掌管财政收支的事后审查，并有权于事前考察财政开支之是否得当。他同意郑伯谦的观点，主张“钩考”（即审核）与“书记”（即收支记录）应分官掌理，不能由一人兼任，使这两种职位“交相参互，以此所掌，稽彼所录”，他的理由是，“以国家之大，用度之夥（huǒ），其出入之数，必为籍以纪之，设官以稽之”。就是说，他主张建立相互牵制的会计与审计制度，“以防有司之奸欺也”（《制国用·经制之义》上）。

丘濬还建议，可仿照唐宋旧例，如李吉甫的元和国计簿、苏辙的元祜会计簿等，将明代自洪武及弘治各朝的财政收支情况，每朝编成一卷会计纪录供后世参考，“使今之知者而后日之知今”，作为每年“规国用”即编制国家预算的必要参考资料(15)。这样的会计记录，主要内容有：“凡天下秋粮、夏税、户口、盐钞及商税、门摊、茶盐、抽分、坑冶之类租税年课，每岁起运、存留及供给边方数目，一一开具。仍查历年以来内府亲藩及文武官吏、卫所旗军并内外大官食粮人数，与夫每岁祭祀、修造、供给等费……每朝通以一年岁计出入最多者为准。要见彼时文官若干，武官若干，内管若干，凡支俸几何；京军若干，外军若干，边军若干，凡食粮几何；其年经常之费若干，杂泛之费若干，总计其数凡有几何；运若干于两京，留若干于州郡，备若干于边方；一年之内所出之数比所入之数，或有余，或不足，或适均称……每朝为一卷，通为一书，以备参考……使国计大纲，了然在目。如或一岁之入不足以支一岁之出，则推移有无，截补短长，省不急之用，量入为出，则国计不亏而岁用有余矣”（《制国用·经制之义》下）。这样配套预算活动的档案制度，显然可算是丘濬预算思想的衍生和补充。

总之，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中，要数丘濬对于国家预算编制及其配套制度的设计最为系统和全面，这也标志着帝国成熟时期有关国家治理与财政活动的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过，丘濬对于理性化预算的设想，在帝国制度下其实是难以完成的。

那么，真正的理性化预算该是什么样子呢？大致上应该按以下步骤进行：首先必须对政府职能有一个清晰的界定，以此来建构政府组织结构、安排必要的政务活动、核算各项费用；接下来就要对社会经济状况作一个全盘的调查统计，弄清可以征税的资源与途径；在上述信息充分和可计算的基础上，最后确定税收的征收方式与税负的分配途径。可在帝国时期，政府不但不能对可征收的税收有基本的统计，更不能将全部税收集中起来进行合理的配置。现实中的财政管理，大致按照过去情况来安排今后的财政资源配置，而且往往是按照低层面的分散要求，简单生硬地将财政资源配置出去。因此，帝国并不具备实现理性预算所需要的复杂的统计能力和支配各项资源的能力，也没有大规模市场交换与金融组织为中介，根本不可能实现财政资源在帝国范围内进行规范配置的要求。

二、《明夷待访录》：黄宗羲对帝国制度的绝望(16)

如果说丘濬对帝国框架内实现理性化预算并进而解决帝国制度内部的矛盾仍抱有希望的话，那么处于明末清初的黄宗羲对帝国弊病的认识更加深入，他希望能有彻底改造的机会。事实上，黄宗羲的这种希望，可以说反映了对帝国制度的绝望。

（一）其人其书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又号黎洲，浙江余姚人。黄宗羲学问极博，思想深邃，著作宏富，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黄宗羲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有《南雷文定》《南雷诗历》《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

《明夷待访录》是黄宗羲政治思想的代表作，书名中的“明夷”，原为周易六十四卦中第三十六卦的卦名，夷的意思是损伤，太阳潜藏在地下，无法焕发光芒，如同受到损伤一般，所以称明夷。因此，“明夷”可以理解为处在患难地位的有才之士。此卦有双重含义：一是代表昏君在上，明臣在下，不能发挥才干，实现理想，处境非常艰难困苦；二是代表目前的境况虽然暗淡，但是前途却是一片光明，就如太阳虽潜伏地下，最后还是会升出地平线，散发光辉，使大地化暗为明。“待访”的意思是等待后世明君来采访接纳。黄宗羲在该书的序言中曾说：“吾难老矣，如箕子之见访，或庶几焉。”在此处，他引用了周武王拜访商朝遗臣箕子，向他请教治道的故事。因此，所谓“明夷待访”的意思是，既然在艰难困苦的时势中不能实现抱负，就把理想寄托在书中，等待以后的圣君来访察采纳实行。

这本书成于清康熙元年与康熙二年间（1662—1663），共十三个部分，计二十一篇。这二十一篇分别为《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上》《取士下》《建都》《方镇》《田制一》《田制二》《田制三》《兵制一》《兵制二》《兵制三》《财计一》《财计二》《财计三》《胥吏》《奄宦上》《奄宦下》。全书从政治、经济、法制、教育、军事等五个方面，深入地剖析了秦汉以来统治中国近两千年的君主制度，总结了历朝历代国家治理的经验教训。通过对历史的深刻反思，黄宗羲试图探求国家兴衰演变的原因，且假托夏、商、周三朝的理想外衣，托古改制，规划出新的政治纲领和改革方法。

这本书在多个方面总结了帝国政治的经验、指明制度的弊病及疗救的可能。

在政体方面，黄宗羲自然不可能超出时代，他依旧秉持君主制的观点。但是在《原君》篇中，他强调，君主的职责在于为人民谋福利。如果国君不能明白自己的职责，而把天下视为自己的一家之利，那将不仅遗害人民，而且也会使自己的家族遭受到灾祸。所以，理想的政治应该是以人民为主，君主为副（“天下为主，君为客”）。这一思想，既是对荀子那时强调君主职位公共性的回响，更是对摆脱帝国君主私人性的向往。

在国家制度安排方面，黄宗羲极力反对君主集权专制，主张分权而治，这一点尤为现代学者所肯定。而在《方镇》篇中，他比较了封建与郡县两种政治制度，认为二者都有弊病；而要免除弊病，只有采行唐朝的制度，在沿边一带，设立方镇。如此各方镇可以自给自足，战守自固，以防御外敌，同时也能够牵制中央，使其不致过分集权。

在法制方面，黄宗羲于《原法》篇中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看法。他认为，法治是人治的基础，立法的最高原则在于为人民谋求福利，所以治法的标准不在于法律条文的疏密，而在于立法精神为公还是为私。如果是为私，尽管法条再严密，大家也会钻法律的漏洞，谋求私利；如果是为公，即使法条再宽疏，也没人会玩法倡乱。

在官制方面，黄宗羲先在《原臣》篇中，指明君臣的职责都是为民服务，因此其地位应该是相等的。又在《置相》《胥吏》《奄宦》等篇中，针对明代专制的流弊，深切地指出宰相不仅可以辅佐君王治理天下，而且还可以补救君主政体的缺失。明代由于废相不置，中央政府的大权旁落到宦官手中，地方政府也因任由胥吏玩法弄权，官制大坏。所以，他主张不能罢除宰相，对胥吏、宦官的设置也提出了许多改革的办法。

就本书侧重的财政视角而言。在《明夷待访录》中三篇《田制》的文字，集中反映了黄宗羲在明清之际对古代田制演变及其弊端的深入思考。事实上，在中国古代财政制度中，“田制”至少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土地产权制度安排；对土地出产物的财政征收（田赋及附加）。在《田制》中，黄宗羲讨论了土地产权制度安排、田赋制度的来源、税率及赋税的征收方式等问题，要求田制朝着利民、便民、抒民之困的方向去改革。对于迄今以来帝国财政的发展，黄宗羲总结为“积累莫返之害”，认为其中的弊病几乎难以克服，只能期待“有王者起，必当重定天下之赋”。

今天的我们，从黄宗羲所总结的“积累莫返之害”以及期盼“王者起”来“重定天下之赋”，可以看出在帝国成熟时期一流思想家已开始产生了对新的国家类型的朦胧向往。

（二）“积累莫返之害”

基于对帝国制度的深入反思，黄宗羲强调，一定要认清并设法革除现有财政制度中的“积累莫返之害”。他的意思是说，在历史上正税之外都会出现各种名目的附加税赋，国家也会对此进行并税式改革，使之整编简化，但随后这些名目繁多的税种又会重新出现，以致民众的税负持续攀升。黄宗羲用我国古代财政中几次重大的财税变革，来验证自己的结论。

黄宗羲回顾说，在夏商周三代，贡法、助法、彻法实际上都是征收田地的租税。到了魏晋则增加了户税、调税的名目，就是说有田的出田租，有户口的出布帛。这样一来，田税之外就有户税了。唐朝初年订立了租、庸、调的办法，有田地就有田租，有户口就有户调税，有身丁就有庸税，田租出稻谷，庸税出生绢，调税出缯纩布麻。这样，户口税之外又有丁口税了。

到了唐德宗建中元年，宰相杨炎推行两税法改革。这一改革是以户税和地税来代替租庸调，每年分夏、秋两次正税；民众只要有资产、土地，就要按贫富等级缴财产税及土地税，不再征租、庸、调。这是中国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的一大变化。沿袭到宋朝，两税法的租税中一直包含庸调，可后来又增收丁口、人身的钱米。

到明代，两税法中除了丁口税以外，还要征收力差、银差。到了嘉靖末年，一条鞭法试行，所有府州县的夏税、秋粮、存留、起运的数量定额，以及均徭、里甲、土贡、雇募、加银之类，合并折银征收。正式实行一条鞭法后，役银由户丁负担的部分缩小，摊派于田亩的部分增大，国家增派的差徭主要落在土地所有者身上。可是，后来地方官府又逼农民从事各种徭役，更严重的是借一条鞭法实行加赋，其中万历晚期和崇祯年间都加征新饷，后来户部尚书倪元路又将新饷并入正税。

黄宗羲的意思是，财税制度从三代只需缴田亩税，到汉、魏晋、唐、宋以来不断加征户税、人丁税，然后并入田亩，之后又重复征收户税和人丁税。“税额之积累至此，民之得有其生也亦无几矣”（《田制三》），最终百姓的生活日益贫困。黄宗羲呼吁废除一切苛捐杂税，而只对田亩征税，对来自国家授予的田地十税一，而对私田则二十税一，征收的户税或丁口税全部用于出兵养兵的费用，那“国用自无不足，又何事于暴税乎”（《田制三》）。

当代学者秦晖先生将黄宗羲概括出来的上述现象，称为“黄宗羲定律”。他解释说，历史上每一次财政改革都是在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每一次改革都是在农民负担异常沉重、对苛捐杂税已经无法忍受的时候进行的，每一次改革都是正税杂税合并一体征收，并承诺不在正税之外征收任何税费，而且每一次改革都只是暂时使“向来丛弊为之一清”，收效于一时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其中长期效果甚至无一例外地与初衷完全相反。秦晖认为，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原来税种繁多时虽有官吏易于上下其手之弊，但这些税种包括了能够‘巧立’的一切‘名目’，也使后来者难以再出新花样。如今并而为一，诸名目尽失，恰好为后人新立名目创造了条件。时间稍移，人们‘忘了’今天的‘正税’已包含了以前的杂派，一旦‘杂用’不足，便会重出加派。”(17)

黄宗羲定律的提出，确实为我们解释了历史上财政改革的特征，那就是不断地将杂税并入正税，又不断地在新的正税之外再征收新的杂税。这是该定律对历史现象的准确概括，不过若从该定律推断出农民负担在不断地加重，并由此谴责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则是有疑问的。这是因为，以下几个方面的情况还需要加以考虑(18)。

第一，从财政支出方面看。黄宗羲没有提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以及国家疆域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加，国家的职能也在不断地拓展，对财政支出的需求也随之扩大。因此，从绝对额来说，百姓负担的赋税数量必然增加，不可能保持在夏、商、周那个远古时期的绝对水平。

第二，从财政收入方面看。黄宗羲没有考虑到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百姓的赋税承受能力增长的问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水平是不断提高的，因而百姓的负税能力也在提高，即使赋税绝对额上升，也未必意味着民众负担的提高。财政史大家马大英的研究表明，两汉期间按照折算后的亩数和容量单位计算，总增产幅度在80%左右。而宋代以后，土地单位面积产量也在增长。当然，如果百姓赋税增加的幅度超过生产力的提高，百姓的负担仍会增加。

第三，从管理方面看。黄宗羲忽略了统治者在改革赋税制度、建立新制度的同时，往往首先剔除各种杂苛，而不是简单地合并或迭加。而且杂税的反复出现，相当程度上是财政管理制度适应经济增长、增加财政收入的一种灵活方式，只要不超过一定的幅度，未必增加民众的负担。

就“黄宗羲定律”以及中国历史上赋税负担变化状况的趋势，学者杜恂诚提出了一种意见。他认为，从长时段看，自耕农和中小地主的税负应该呈现的是周期性变动的态势，而不可能单边上扬；每次税制改革，都包含了土地、农民、政府、人口等状况的相对变化因素，反映了税源和税负的周期性变化，而不是并税后再生杂税那么简单(19)。

不过，黄宗羲定律的真理性地方在于，它强调了税负轻重不在于正税的名目和正税的多少，而在于杂税的税率、税源、征税方法等。换言之，在财政制度中的非正式收入，或者说“明税”之外“暗税”的存在，才真正决定了民众的负担。而暗税最大的问题并非税率高，而是不确定，谁都不知道它的底限在哪里。

三、确定性的获得需要升级到新的国家类型

由丘濬对理性化预算的设想、黄宗羲对积累莫返的强调，可以看出那个时代对帝国财政弊病的认识是，财政管理乃至帝国制度中最大的问题是不确定。就积累莫返之害来说，它强调的是在正税之外被加征的杂税到底是多少，对征纳双方来说处于不确定的状态，这种不确定性可能大大破坏民众的预期，剥夺民众创造的经济剩余，破坏经济成长的潜力甚至毁掉民众的生活。可是，怎样才能增加民众财政负担的确定性？

在现代财政学中，有两种不同的思路来处理这样的问题。

一种思路称为配置范式，它认为国家治理的理想目标或者说最优结果是一个可以客观的数字，只要使用方法得当，就可以加以确定；由此最优结果出发，就可以确定政府的最优收支规模以及恰当的财政工具。事实上，朱元璋就持有这样的思路，在他看来每年2 700万石左右的粮食和洪武十八年的商税额就是最优的财政收支规模，后世子孙依此执行即可。在朱元璋的心目中，这样做既减轻民众负担，又增强了财政负担的确定性。

另一种思路被称为交易范式，它认为国家治理的理想目标不可知，税收负担的最佳规模也无法预知，因为税收带来的牺牲与支出带来的效用都是主观的，到底什么样的税收负担是合适的，只能由征税方与纳税人在平等基础上经谈判达成交易后决定。在这一思路下，税收负担的确定性并不依靠事先的定额，而要靠双方的谈判，基于纳税人的同意去征税才是确定税收负担的可靠方式。比如在19世纪的浙江嵊县，曾有一个由知县和城乡士绅组成的专门委员会“粮席”，每年分两次（二月初五和八月初五）开会商议，决定本县在田赋定额之外加征多少以及如何征收，以便既完成国家的正税任务，又能满足本县公务需要并补充官吏的薪酬。因为有这么一个机构的存在，当地纳税人在一百多年时间里免受横征暴敛之苦(20)。

从长期看，税负的确定性肯定来自于征纳双方的协商而不是某个容易过时的数字定额。要看到的是，由征纳双方协商形成的税负水平，未必是低水平。以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夕为例，在当时拥有代议民主机构的英国比起专制政体下的法国，前者人均税负水平是后者的3倍。因此税负到底重不重，关键在于纳税人自己觉得付出的税收是否获得了相应的回报。说到底，税收总量到底应该多少，或者说税收占国民收入的多大比例才算得上是重税，并无可靠的科学评价机制，而必须交由民主程序来判断，由民众亲自或者派出代表运用投票程序来衡量税收是否物有所值，即税收带来的牺牲与财政支出带来的收益是否相称。

可是，中华帝国时期这样的谈判机构与协商机制并不存在于国家层面上。虽然在很多地方政府层面上都有类似嵊县的“粮席”制度，但它毕竟不是正式的制度，完全可以因地方长官的意志而存废。要解决税负的确定性问题或者财政制度的理性化问题，就要进一步地把地方层次上存在的谈判机制制度化，并提升到国家的层面。而这样做，显然意味着要将帝国升级为现代国家。

(1)　本章在多处比较了荀子的思想与《商君书》《管子》中的相关思想。若要更详细地了解《商君书》《管子》中的相关思想，可参考《财政中国三千年》（上海远东出版社2020年版）一书的第二章和第三章。

(2)　张曙光著：《外王之学——‹荀子›与中国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3)　林宏星著：《荀子精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

(4)　谭嗣同著：《仁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0页。

(5)　王军著：《荀子思想研究——礼乐重构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6)　本章所选《荀子》的文字，参考自王天海校释：《荀子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下文凡直接引用文字，都来源于该版本，只在文中注明篇名，不再一一交代版本信息。

(7)　林宏星著：《荀子精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8页。

(8)　林宏星著：《荀子精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5页。

(9)　程颢、程颐著：《二程集》（第一册卷十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2页。

(10)　林宏星著：《荀子精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2页。

(11)　王天海校释：《荀子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25页注[三]。

(12)　本节内容，部分改写自林矗撰写初稿、由我统稿的《中国古代治国理财经典阐释》（刘守刚、林矗、宋浩天编著：《中国古代治国理财经典阐释》，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一书的第八、第九章。

(13)　本部分引文参考自林冠群、周济夫校点：《大学衍义补》，京华出版社1999版。接下来只在文中交代篇名，不再一一注明版本信息。

(14)　刘守刚著：《财政中国三千年》，上海远东出版社2020年版，第325—326页。

(15)　张守军：《丘濬的财政思想》，《财经研究》1987年第5期。

(16)　本部分引用文字参考自段志强译注：《明夷待访录》，中华书局2011年版。接下来引用文字只注明篇名，不再一一交代版本信息。

(17)　秦晖：《并税式改革与“黄宗羲定律”》，《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2002年第3期。

(18)　孙文学主编：《中国财政思想史》（上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25—426页。

(19)　杜恂诚：《“黄宗羲定律”是否能够成立？》，《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1期。

(20)　王业键著：《清代田赋刍论》，高风等译，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3—44页。

第二章　《清代地方政府》：成熟帝国中的地方财政行动者

如果把两汉时期看作中华帝国生机勃勃的少年时代的话，那么唐宋时期则是中华帝国求新求变的青年时代，而到了明清时期，中华帝国就进入了稳健丰美的成熟时期。到了成熟期，原来蕴含在中华帝国制度中的种种原则，已发展为成熟而稳定的制度体系，中华帝国也因此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兴旺发达的国家。财政上也是如此，到明清时期帝国财政真正成熟起来，从而为帝国国家治理提供比较有效的财力基础与操作工具。不过，财政制度也因成熟而显露出内在的紧张，并暴露出帝国这一国家类型进一步变化的可能与方向。这一点，在第一章我借助于《大学衍义补》和《明夷待访录》两个文本，已经初步地加以交代。

有关对中华帝国进行历史评价的问题，在这里需要做一点补充说明。市面上有一些书，对于帝国政制的描写过于黑暗。事实上，帝国政制是古代中国人在政治领域的伟大创造，它为这片土地上的人群繁衍与文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西方史学界中有一个名词叫“罗马的和平”，意思是说地中海世界在罗马帝国统治下保持了三百多年的和平，因而是一个伟大的成就。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从未赢得过一百年以上的和平时间。但是看看中华帝国，绝大多数王朝都能创造三百年左右的和平时间。除了魏晋南北朝比较特殊外，中华帝国绝大多数时候都是统一与和平的，国家内部得到有效的治理，文明向四边辐射。因此，像“罗马的和平”这种现象，对中华帝国而言是一种常态。只不过，由于欧洲常年处于战争状态中，在竞争关系下，各个国家不断寻求制度变革以赢得生存机会，加上其他一些因素的作用，从而在世界范围内率先进入了现代。中国恰恰由于帝国制度建构得比较成功，反而在现代转型道路上显得步履蹒跚，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帝国时期的治理成就。即使到了清代，这个被很多人视为中华帝国的衰落或至少是停滞的时期（法国学者阿兰·佩雷菲特在《停滞的帝国》中、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都是这样的说法），可在美国历史学者曾小萍看来，清代的经济成就仍值得高度肯定。她说，“最近关于人口增长、商业化、手工业发展以及农业专门化的研究，将帝制晚期静态经济的说法彻底打破”(1)。所以，考察历史不能没有良心，对中国在近代史上的落后与现代转型的困难有再多的不满意，也不能怪罪不该归罪的人，不能把板子都打在古人的身上。

到清代，相对于历代王朝，帝国制度已达到比较成熟的状态，表现在多个方面。比如说，政治制度体系完整、法规严密、运转有效，过去多个王朝或多或少都存在的后宫干政、宦官专权、朋党之争等问题，在清代解决得都比较好。此外，在经济方面，随着来自美洲高产农作物的逐渐推广和西方白银在明末中断后再次流入，粮食产量提高，商业活跃，人口不断增加。尤其在雍正帝财政改革之后，国家的财政状况明显好转，出现经常性财政盈余。

可是，在这样的宏观结构中，帝国政治与帝国财政在微观上又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在宏观结构的约束下，具体的人是如何行动的？中央政府的财政命令，是通过什么样的人经由什么样的途径来执行的？这样的执行过程，完成了什么样的目的，又产生了什么样的非意图的后果？人的行动又对宏观结构最终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本章将借助于瞿同祖先生的《清代地方政府》(2)一书，为大家呈现：在一个成熟帝国的下层结构中，州县政府官员、雇员与社会底层百姓之间的互动关系，具体而微地说明“地方政府的实际功能是什么？如何执行并由谁来执行这些功能？谁是决策人？”（第2页）在我们选择的这本书中，大家可以看到清代地方政府与社会之间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可以微观而深刻地理解帝国成熟时期政治与财政在运行机制与内在矛盾方面暴露出来的秘密。正因为在制度运行机制中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帝国才需要也必然要向下一个类型即现代国家转型。

在本章的最后一节，我还将结合孔飞力先生的名著《叫魂》中的相关内容，进一步地帮助大家认识成熟帝国的运行样态与内在制度缺陷。

第一节　瞿同祖与《清代地方政府》

在讲解文本内容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清代地方政府》这本书的作者以及这部作品的相关情况。

一、瞿同祖其人

本章所选择的文本，作者为瞿同祖（1910—2008），字天贶（kuàng），后改为天况。瞿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以法律史和社会史研究而著称。在本章所选择的《清代地方政府》一书中，除了描述地方政府一般的运行机制外，瞿先生还为我们阐明了许多财政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合在一起构成本章的主体部分。

瞿同祖先生的一生，是动荡曲折的一生，是中西交汇的一生，也是大开大阂、跌宕起伏的中国国家转型进程的具体缩影。他1910年7月12日出生于湖南长沙，由于1910年岁在庚戌，而他的祖父也生于庚戌年（1850），因此得名“同祖”。在他出生之日，恰好是天贶节，故一开始字天贶。瞿先生的祖父是清末名臣、曾任军机大臣的瞿鸿禨（1850—1918），正是他为幼年的瞿同祖开蒙《论语》，从而奠定了瞿同祖先生一生具有的中国传统精英士人的底色。而他的父亲瞿宣治，曾任职于中国驻瑞士和荷兰的公使馆，为瞿同祖的人生自一开始就增添了西方的色彩。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的全家迁居上海。瞿先生在上海念完小学，因父亲去世（1923年法国马赛）而被叔父瞿宣颖接到北京念中学。1930年因成绩优异，瞿先生被保送进燕京大学，主修社会学，接受燕京大学中外名师的熏陶（如雷洁琼、许仕廉、杨开道、洪业、钱穆、萧公权、张东荪等，以及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派克等）。瞿先生与费孝通、林耀华、黄迪等人，均受吴文藻先生直接指导，在当时被合称为“吴门四犬”。1934年，瞿先生大学毕业之后，入燕京大学研究院攻读社会史学位，在吴文藻与杨开道两位先生的指导下，于1936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他的学位论文《中国封建社会》在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很快成为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参考书，并有日文版出版。

1938年，瞿先生不愿意屈服于日伪政权，只身南下，到重庆任国民政府贸易委员会调查处处员。在1939年夏，应吴文藻和费孝通之邀任教于云南大学，分别开设“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史”“中国法制史”三门课程。1944年起，他还在西南联大社会系兼课，讲授“中国社会史”。在此期间，他写出了《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该书的中文版于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61年英文版以《传统中国的法律与社会》为名在巴黎出版。此书从法律和社会的角度研究中国历史，被誉为该领域开创性的著作，获得国际性的声誉，也成为研究中国法律和中国社会的必读参考书。

1945年春，应美国史学家魏特夫之邀，瞿先生携全家赴美任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历史研究室研究员，从事汉史研究。在此期间，他完成《汉代社会结构》的初稿（英文版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72年出版），还选修了社会学系与人类学系几位著名教授的多门课程。1955年，因好友、著名史学家杨联陞（shēng）的推荐，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任研究员，并在哈佛法学院主讲“中国法律”课程。在此期间，他完成了本章的文本《清代地方政府》一书（哈佛大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在1962年，为了能够顺利回中国，在中美仍处于敌对的状态下，瞿先生应邀前往加拿大任教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系，开设中国通史和古汉语课程。

由于妻子赵曾玖（亦毕业于燕京大学国文系）已于1949年冬携子女离美回国，为了家庭团聚，瞿先生于1965年9月辞职回国。可此时中国已爆发了“文化大革命”，瞿先生在北京处于无业状态等候了一年，次年被遣回原籍长沙。1971年起，他被安排在湖南文史馆工作，而同年赵曾玖女士从贵州省科委退休，分散二十多年的家庭终于团聚。接下来夫妻二人合译了《艾登回忆录》，197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惜乎1976年他的妻子就病故，自1949年夫妻二人分开后在一起团聚仅短短5年时间。瞿先生不得不到北京女儿家小住，同时被借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译《史迪威资料》（中华书局于1978年出版）。1978年春，瞿先生被正式调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任二级研究员，并于1985年起享受终身不退休专家待遇。期间他虽曾有写作计划，但身体状况已不允许他完成计划。

在晚年，曾有访者问及瞿先生如何看待回国后的这一段时间，瞿先生回以“虚度岁月”四字(3)。一问一答间，令人神伤不已。2008年10月3日，瞿同祖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二、《清代地方政府》一书

《清代地方政府》一书是瞿同祖先生在任职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期间，作为工作任务而完成的专著。哈佛大学出版社在该书出版按语中评价说，“这是第一本系统、深入研究清代地方政府的专著。此前从未有过类似的著作，不论是中文、日文还是西文的”（代译序第20页）。该书出版后，得到西方汉学界的广泛认可，被认为大大推进了对中国传统政府和行政的研究，“是一本极为重要的著作”，是“关于中国最基层政府的有价值和可靠的研究”，“值得每一个研究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学生细读的杰出著作”(4)。

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中国清代地方政府的实际构成及其实际运作模式。在研究过程中，瞿先生将凡参与治理过程者都包括在广义的“政府”范围之内。就是说，他不仅研究了正式的地方州县政府与中央正式任命的州县长官，还研究了非正式的权力群体（附属于州县官的书吏、衙役、长随、幕友等人群，以及地方的绅士），并探讨在这些机构与人员纵横交错的关系中，地方政府是如何完成司法、征税和其他行政职能的。

《清代地方政府》一书的中文版，由范忠信、晏锋翻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出版。在“代译序”中，主译者范忠信着重指出这本书有两个特点或者说贡献：（1）集中于描述政治或政府体制中的个人及其行为，提供了对政治制度传统的完整性认识；（2）独到而全面地阐释了非正式的、私人的因素在地方政府和政治过程中的地位与影响，而过去的研究只注意制度的、正式性、官方性因素，不注意非正式的、私人性的因素在政治中的作用（即个人对正式制度的抵制或限制，或者改造、创新等）。在范忠信看来，过去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作品，要么生硬地运用现代政治学概念去切割现实，要么习惯于依赖官方制度与成文法材料，要么片面地引用负面的私人记述，所有这些都不能达到对于中国政治制度和政府部门运行的准确认识。而《清代地方政府》一书纠正了这些弊端，“活生生地再现在中国古代政治过程中实际形成和运作的政治制度或惯例的典型范例”，而且“系统、深入研究清代地方政府模式”，研究了“在一个相当漫长的时间里形成的一以贯之的政治机器构成和运作的传统”（代译序第5—6页）。

在结构上，《清代地方政府》全书除了简短的引言外，共分为十章，大致有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即第一章“州县政府”，内容是介绍作为最小行政单元的州县政府，在清代政府体系中的位置以及组织方式，特别强调州县政府作为唯一“亲民”的政府层级的特点。接下来第二部分，从第二章至第六章，详细地描述在地方政府结构中活动的五类人员（州县官，以及书吏、衙役、长随、师爷等四类辅助人员），交代他们的职责、录用、待遇与升迁机会、贪污腐败形式、监督和约束模式等。再接下来第三部分，从第七章至第九章，探讨州县政府行使的司法、征税和其他行政（如户口登记、治安、邮政、公共工程、公共福利、教育教化、祭祀等）等职能，以及履行职能的方式。最后的第四部分即第十章，研究身处政府机构之外却又影响地方行政的士绅阶层，分析他们行使非正式权力的来源与方式，探讨他们与官方既合作又冲突的关系。由此可见，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一方面是探讨地方政府结构中的人与行为，另一方面是政府职能的发挥与异化过程。在行文中，最令当代的读者注目的是，承担一人之治的州县官（“一人政府”），因不谙吏治、职责繁重而不得不依赖“私”人（幕友、长随、书吏、衙役等）执行各项“公”务。

之所以选择《清代地方政府》一书作为本章解读的文本，是想从微观角度来清晰地描述清代地方政府是如何运转的，州县官是如何施政的。在书中为我们展现微观行为的，是极为丰富的史料。尤为让我们称赞的是，仅13万字（汉译字数）的正文中，注释引用的史料或著作达到460多种，注释多达1 685条，注释文字多达15.2万字，超过了正文。该书除了大量引用正式官方文献材料（如成文法律法令、官修政书如《大清会典》，各类全书）外，还广泛征引了私人著述、个人笔记、传记、地方志、官方档案、函牍散文、杂记等。按照瞿同祖先生的说法，其中价值更大的资料“来自州县官本人或他们的幕友、长随们撰写的手册和指导书（手本）。这些材料，旨在为后继者的工作实务提供指导，包括作者根据自己在衙门任职经验提出的忠告”（第4页）。

第二节　地方政府的结构与行动者

帝国的国家治理，显然离不开静态的制度规定与书面的权力配置，但呈现在实践中动态运行的，并不是完全遵照制度与书面规定的行为，而是受一系列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结构约束的人的行动。于是，以下的问题就自然产生：在一定的结构约束下，行动者拥有的资源与能力，与正式制度规定是否有差异？如果有差异，那为什么会产生差异？这样的差异又如何进一步地影响结构重塑和下一步的行动？正式的制度又通过什么样的微观机制影响现实的行动？什么样的制度重要或有效，什么样的制度不重要或者无效，行动者的行为最终又怎么改变了约束自己的制度？

阅读瞿同祖先生的《清代地方政府》一书，有助于我们思考上述一系列关于制度结构与人的行动的问题。

一、州县政府的制度规定与职能设计

中华帝国自早期起就建构出以君主为中心的家国一体的制度结构。君主作为国家共同体的虚拟大家长，有权支配一切土地和资源，但也因此承担起对所有人的大家长责任。正如瞿同祖先生强调的，中国的政府哲学是“它宣告所有与民生福利相关的有组织的活动都是政府应关心和操办的。因此，所有的共同性活动要么是官方化的，要么是直接由政府督办的”（第248页）。这样的大家长责任，最终必然要落实到直接与民众接触的州县政府身上，体现在州县政府的制度规定与职能设计上。

（一）州县政府的制度规定

在《清代地方政府》书名中所说到的地方政府，特指清王朝时期直接治理民众的州县政府，它们“是实际执行政令，直接管理百姓的地方政府层级”（第1页）。

清代的“县”，在制度上诞生于盛行分封制的春秋中后期，那时有一些国家（最早是晋国）在新占领地区推行由国君直接管理的县、郡管理体制。“郡”一开始设在边境，区域虽大但人口稀少，地位比县还低。后来到战国时期，随着边郡的繁荣、人口的增加，中央开始在郡之下分设县，从此郡在建制地位上高于县，于是逐渐形成郡、县两级地方组织。郡县制与原来的分封制最大的不同是，郡、县长官“当则可，不当则废”，可由国君随意任免，而且地方政府严格地服从中央政府。在秦统一天下后，“县”治理的区域与基本职能保持了二千多年的稳定。

“州”在帝国行政区划制度中，含义变化比较大。在先秦时期就有禹分天下为九州的说法，到汉武帝时期将全国分为13个监察区，名为“州”，在郡之上。到了东汉，州由监察区变为行政区，成为郡以上的一级行政区划。在东汉之后，州的辖区面积不断缩小。到隋代，中央政府之下只设郡、县，取消了州。可到唐代又改郡为州，后来在州之上又设节度使。宋代废节度使的设置，州直属中央，后来中央又设置“路”来管理州。到元代时，州有的属于路，有的则属于行省。明代在省之下设“府”，并将部分州改为“府”，但在许多地方仍保留“州”制。这样，有一些州在省之下，地位相当于“府”，被称为“直隶州”，而另一些州在府之下，相当于县，被称为散州或属州。清承明制，州的含义与明相同。因此，瞿同祖先生在这本书中考察的“州”，是与县平行的散州，它与县事实上是所有政府层级中唯一亲民的政府层级，“了解它们如何运作，也就能了解，在中华帝国，普通百姓如何被政府统治”（第1页）。

州与县的设置，自然是由帝国中央政府用正式的法律法令统一进行的，其运行都必须遵守中央政府颁布的行政规章。其他各级地方政府，也同样都是如此。州县政府的组织原则、机构设置，由《大清会典》等法律规定，官员也由中央政府的吏部按确定的规则和程序统一任命。省级长官可以就下属政府官员的晋升、降级、免职等提出建议，但这样的建议并非政治决定。正因如此，瞿同祖先生说，“清代地方政府的主要特征，由其中央集权制度所决定，具有一致性”（第5页）。这样的正式法律法令构成了制约州县官吏及辖区内民众行为的主要结构，不过，瞿同祖先生一再强调，在现实中这些成文法律法令并不总是被遵守，遵守的规范也未必是成文的或正式的，“文字上的法与现实中的法经常是有差距的”（第2页）。瞿先生此本著作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力图超越法律及行政典章来勾画实际运作中的地方政府之轮廓”（第2页）。

瞿同祖先生研究的清代州县政府，从数量上看大约有100多个州、1 200~ 1 300个县。这些州县大约方圆一百里至几百里，包括一个州县治所（有围墙的城），几十个甚至上百个村庄，还有一些市镇，管辖着从几万户到几十万户不等的人口。清代在州县以下，没有正式的政府层级与组织，但存在着一些经政府认可承担地方事务的非正式层级或组织，其头领被称为“乡长”“镇长”“村长”“庄头”等。另外还有一些半正式的负有专门职能的组织，如里甲（负责赋、役）、保甲（负责治安）等。瞿同祖先生强调，“在由官府设立的各类乡村单元（位）中执行特定行政职能的首领，仅仅是官府的代理人，由州县官任命，受州县官控制。不能把他们当成村民的乡间领袖。自治在城乡都是不存在的”（第11页）。

清代州县政府的组织设置，大致如下。州县长官为知州（从五品）和知县（七品，首府知县为六品），他们都是“正印官”（掌握印信），或称“正堂”（官衙正堂主持者）。知州下属的助理官有：“州同”（副知州，从六品）；“州判”（分州，从七品）；另外有品级的官员还有书吏首领官（如从九品的典狱官）、杂职官（从九品甚至不入流，担任具体事务如治安、河道、税收、粮仓等）。知县下属的助理官有：“县丞”（八品，副知县）；“主簿”（九品，第二副知县）；书吏首领官与杂职官。另外，每个州县还有两个负责教育的官员，即教学指导官（“学正”或“教谕”）、教学指导助理官（“训导”）。除了负责监督指导州县学校的学生外，他们偶尔还会被要求承担一些教育之外的职责，如负责开拆纳税人缴纳的银两封包等。

不过，瞿同祖先生告诉我们，许多州县没有设置佐贰官，或者仅设一种佐贰官（如州仅设州同或仅设州判，县仅设县丞或仅设主簿）（第23页）；即使设置，他们的地位也十分卑微，除了地位低下的杂职官任务比较明确外，其他一切僚属只扮演着无关紧要的角色，大多仅有一些琐碎的、有时甚至不确定的职责，也因此常被称为“闲曹”或“冗官”。州县权力完全集中于知州或知县一人手中，州县政府成为他们的“一人政府”，百事躬亲而不堪重负，很少得到或者根本得不到僚属的辅佐（第27页）。

（二）职能

设置州县级政府，是要它们发挥什么样的制度上的职能呢？瞿同祖先生提醒我们，“在讨论地方政府的职能时，必须将它们由行政法典及政府命令规定的职能与它们实际执行的功能区别开来”（第2页）。他将州县政府执行的职能区分为司法、征税与其他行政三大类。不过，从国家的起源目的来说，司法职能与其他行政职能更大程度上是原生的，而征税职能则是派生的，征税服务于其他职能的需要。用雍正的话说就是“上自郊庙、社稷祭祀大典，下至百官之俸、吏役之需，外而兵丁之粮饷，河防之修筑，何事不取资于国帑？”“经画不周，以致国用不敷，必反致于重累百姓。此失算之甚者！”(5)

接下来运用《清代地方政府》中的材料并略加补充，来探讨一下正式制度上州县政府承担的基本职能，至于派生的征税职能，放在第三节结合征税问题进行专门的讨论。

1．军事与司法职能

对外的军事职能与对内的司法与治安职能，是国家必须承担的最为原始的两大职能。

军事职能的承担者主要是中央政府，州县政府仅承担一些辅助性的或者只是与军事职能间接相关的职责，如管理民壮、监督团练、供应驿站（驿站为传递军情、公文等官差服务，也为过路公务人员提供食宿）等。在制度上民壮应由州县官管理，并应经常召集进行军事训练，以充当正规军士兵的补充，或者作为地方守御城池的后备力量。在极端情况下，比如发生叛乱或外寇入侵时，州县政府长官必须依靠民壮承担起守卫城池的重责。不过，瞿同祖告诉我们，在现实中民壮经常要为州县政府提供力役服务，被差派去守卫粮仓、金库、监狱，或护送官银或罪囚，有时还被派出去执行衙役负责的一些事务，如催征赋税、执行民事传唤，给地方官员充当护卒等（第102页）。团练一般由乡绅组织并领导，但制度上要求州县政府承担起监督责任，用于地方防卫和剿匪等事务，在清末甚至承担了重要的军事职能。驿站以及与驿站同在的“铺”（驻扎有铺兵），与军事职能相关，它们一般设于交通要冲，负责为传递军事情报和日常公文的信差提供服务，并为朝廷使臣、过路高官等提供马匹和食宿服务。大多数驿站由州县官直接管理，也有些地方由专门的驿臣管理，但州县官负责监督并提供办公经费。

司法与治安是州县衙门最重要的原始职能。就司法而言，州县衙门是基层法庭，只有在州县拒绝受理控诉，或其判决被认为不公正之时，当事人才可以申诉于上级衙门（第192页）。在州县，司法职能的承担者是州县官，他不仅要主持庭审和作出判决，还主持勘查、询问及缉捕罪犯。瞿同祖先生说，从现代眼光来看，“他的职责包括法官、检察官、警长、验尸官的职责”（第193页）。不过，在判决时州县官的权力并不大，他的职能仅就民事案件及处刑不超过笞杖或枷号的轻微刑事案件作出判决。如果需要判处徒刑，州县官必须将案件呈报上一级长官，州县官的判决建议服从于上级的意见；而充军案件、流刑案件或人命案仅判处徒刑的案件，都将由省级政府的提刑按察使重新审判，然后由巡抚或总督分别呈报中央政府的刑部。就治安来说，州县政府在制度上利用保甲制将权力渗透到民众中去，就是说州县官首先需要将辖区内的民户组织成牌（10户）、甲（100户）和保（1 000名）等基本治安单位，并指定牌头、甲长、保正或保长（第250页），还要求在每家每户门口建立门牌（所有成员的姓名和年状皆列其上）。这样的保甲制，目的是用邻里乡亲的耳目相互监视，以防范陌生人、缉查违法者（特别是缉查强盗、土匪），有些州县官还借保甲推进道德教化。不过，瞿同祖先生告诉我们，保甲制度总的来讲是无效的，除了皇帝和地方官员发布了一大堆强调保甲制的命令之外，保甲制很少实行；而在实行了保甲制的那些少得可怜的场合，也没有产生什么实效（第254—255页）。

2．其他行政职能

除了军事与司法职能外，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也是国家必须承担的原始职能。《清代地方政府》一书的第九章，列举了州县政府承担的职责有：公共工程、公共福利、教育和教化、祭祀等，这些职责大致相当于今天我们归入公共服务的那些职能。事实上，相对于世界其他帝国，一直以来中华帝国提供的公共服务相对来说更全面、更深入。正如瞿同祖强调的，中国政府的哲学是，“它宣告所有与民生福利相关的有组织的活动都是政府应关心和操办的”（第248页）。只不过，用制度设计的要求及现代国家的标准来衡量，现实中的清代地方政府对公共服务职责的担当还差得很远。

瞿同祖先生为我们叙述了州县官员在承担公共工程（建设支流、水库和仅仅供当地农业灌溉用的堤坝等水利工程；确保交通干道和重要桥梁的状态良好等）职责时，由于上级政府不为这些工程拨付经费，州县官不得不用别的方法寻找经费，比如说召募当地的居民提供劳力，或根据各户田产面积按比例劝捐等。至于州县官在制度上要提供的公共福利，主要有以下几种。

（1）常平仓的建设与维持，以便在春天粮食青黄不接、价格上涨时平价出售给本地百姓，到秋季再用春季售粮回收的资金重新低价买粮补充，在饥荒时借粮给贫穷的农民等；

（2）在灾荒发生时，州县官要勘察灾情，请求减免赋役并赈济饥荒；

（3）维持济贫机构和育婴堂，为孤寡老人、残疾人和穷人提供住宿、衣食供应和医疗救助，收养孤儿和弃婴；

（4）设立“社学”和“义学”，为负担不起学费的儿童或成人提供受教育机会，并通过“乡约”（聚集民众讲读“圣谕”）或举行乡饮酒礼仪，对百姓进行教化；

（5）主持祭祀、沟通人神关系，以维持心灵秩序，比如向城隍爷、衙门的门神以及土地神等献祭，还要祭拜孔庙和其他列入“常祀”表上的神明的庙宇等。

瞿先生告诉我们，除了上述职责外，在制度上州县官还要负责许多别的事务，比如劝督百姓勤于农桑、鼓励百姓疏浚河道、向上司报告地方雨雪情况以及负责辖区防火工作等（第279页）。不过，瞿同祖先生一再说到，上述制度上的职责，由于经费缺乏，在现实中执行效果都不佳。比如说：常平仓的存量常常处于短缺状态，粮仓又设在县城让偏远乡民享受不到好处；救济机构资金极为有限，各种政策的实际执行人（书吏和衙役）经常勒索民众钱财；祭祀、教化等徒具礼仪意义，对实践影响很小。当然，如果州县官既负责又能干、当地乡绅又能配合捐钱捐物，这些公共服务也能够发挥一些作用。这就引出下文将分析的州县政府结构中人的行动问题。

二、州县制度空间内的行动者及其行为

正式的或者说在法律法令上规定的州县政府与职能要求，构成的只是具有一定约束作用的空间，而在此空间中的人具体如何行动，要取决于多种因素。瞿同祖先生这本名著之所以至今闪光，正是因为他特别仔细地描述了州县政府中各类人的行动。

（一）州县政府中决策者（州县官、幕友）及其行为

如前所述，州县官在官僚体系中品秩虽然不高，但在地方行政中却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他们是真正的行“政”之官、亲民之官，是负责实际行政事务的官员。前文说到的军事职能、司法与治安职能、公共福利职能等，州县官都必须担负全责。不能为此负责，就会被黜革或惩罚。下文将述及的国家的派生职能征税，也是州县官的职责；在接受上级考核（“考成”）时，是否完成国家的征税任务甚至是合格与否的主要依据。他们的上司，如知府、道台、刑按使、巡抚、总督等，总体而言只是监督官。掌管全部地方行政的州县官们，构成瞿同祖先生所说的“一人政府”。换言之，州县政府的决策权力，完全集中于知州或知县一人手中，制度上规定的所有职责都要由州县官承担，在州县级政府所配备的僚属官员很少有真正的权力或者根本不可能分担职责。

瞿先生为我们栩栩如生地描述了一名州县官每天、每月甚至每年大致的工作流程与时间安排。比如，每天清晨在云板与梆的敲击声中，衙门大门打开，州县官主持“早堂”（接受公文材料、听取汇报、作出部署），衙门职员开始办公；下午大多用于处理诉讼（“午堂”），并在云板与梆的提醒下结束工作、关闭大门；有时晚上还需加班，开“晚堂”处理下午的诉讼事务。在每个月大致固定的时间，州县官需要接受百姓的诉状，追究赋税征收过程中的责任，祭拜孔庙和城隍庙。在每年的固定时间，比如农忙季节停止受理民事案件，春节期间不处理公事（“封印”）。这些都是制度的规定，瞿先生提醒我们，也有许多懒惰的州县官并不遵守制度，经常不开早堂。此外，迎送钦差或上司等事情，也会打乱州县官工作的日常节奏。

瞿先生还为我们详细描述了州县官的任职资格、薪酬状况、人事与考核等内容。在任职资格方面，出任州县官既有正途也有异途。正途除了我们熟悉的科举成功者（乡试、会试合格成为举人、进士），还有贡生（被选送入国子监的资深秀才）和荫生（因父祖而获恩荫进入国子监者）。异途主要是因捐纳而获得贡生与监生头衔者。王亚南先生曾深刻地指出异途任官对于君主的意义，即对君主来说，如果走上仕途全凭考试，做官的人就不会对君主“竭智尽心，以邀恩宠”(6)。薪酬方面，瞿先生一再指出，州县官的薪酬是严重不足的，这不仅仅源于他们的正式薪酬少（州县官正式年薪大致为45~80两白银，在雍正帝火耗归公改革后还有500~2 000两不等的养廉银），而且还因为他们有如下沉重的负担：给幕友、长随支付报酬；完成上级政府要求的指令性捐献；招待上司或上级差官；给上司衙门的职员送规费；甚至要用自己的收入来支付办公费用等。这些收支的情况，本章将在第三节进一步说明。瞿先生还为我们解释了什么样的州县官才会获得晋升，什么样的会被降级甚至免职，以及他们的直接上司（知府、直隶厅州同知或分巡道）如何进行考核等。大体上，所有其他的评价标准都有弹性，唯一没有弹性且极为重要的标准就是收税的情况，不能照额征足赋税的州县官没有资格获得晋升或嘉奖。

虽说州县政府是一人政府，但州县官不可能真正一个人去运行全部的政务。尤其是在明清时期，由于科举只重视八股文，这样科举入仕的州县官并不通实务（他们的僚属官员也不通实务）。那这样的政府是如何运转起来的呢？瞿先生告诉我们，关键在于州县官的主要顾问——幕友或俗称“师爷”在决策过程中协助发挥了作用（第2页）。幕友的存在并没有法律上的地位，虽然法律要求州县官将幕友的姓名和履历上报给吏部。他们的身份介乎学者和官僚之间，精通政府管理的技术知识和专门技巧，依此为州县官行使决策权力提供参考意见，甚至可以说“地方行政实际上控制在幕友的手中”（第159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判断，也是对州县政府真实运行状况的揭示。瞿同祖先生告诉我们，州县官聘用的幕友人数视乎行政事务繁重程度而定，一般至少需要2~3人，事务多的州县需要10多人。幕友的岗位或者说职责至少有以下几方面：刑名，协理司法；钱谷，协管税赋；征比，具体办理赋税征收；挂号，负责登记；书启或书禀，负责通信；硃墨或红黑笔，掌管红黑两种毛笔誊录（用黑笔抄录谕令及由刑名或钱谷草拟的文书，用红笔写官府告示、票状和其他文书上的关键字，以及在该文书的重点位置上做红色标记）；账房，管理簿记。另外，在州县政府现实运行过程中，幕友还接受州县官委派，监督州县政府中的其他行动者，即书吏、衙役和长随等。总的来说，幕友组成一个智囊团或者说参谋顾问团，为法律、财经和其他行政事务提供技术性咨询，帮助州县官操作政府机器、作出各项决策。虽然不少有能力的州县官坚持由自己作出最终决断，但幕友不可缺少。

瞿同祖先生也为我们详细描述了幕友的地位、招募、服务期限、经济待遇和监督控制等情况。大体上，幕友是接受过经典与文学教育及专门培训的学者，绝大部分都有秀才功名，他们的自身地位比较高，并因职业技能和通常有的诚实品德而受到州县官的尊重。出任州县官的幕友，往往都由官员的亲属、朋友或同僚推荐；州县官基于一个没有期限条款的私人契约而聘用他们，可以因不满意幕友的工作而随时解约。瞿先生一再强调，幕友承担的是公务，但报酬却由州县官私人支付。这一报酬水平很高（年收入在1750年代为200两以上白银，在19世纪高达2 000两），甚至经常超过了州县官的正式薪酬。因此，“幕友是州县官衙门中唯一得到足以养家糊口薪酬的助手群体，也是唯一不能分享陋规收入的群体。陋规是衙门其他雇员的主要收入来源”（第187页）。虽然幕友在州县政府运行中地位极为重要，实质上分享了决策权，但他们并不为司法过程中的错判或者恶政承担责任，也不受约束衙门其他职员的纪律的约束。事实上，能够约束幕友的只有州县官的解雇行为和他在官场中作为助手的名誉。

可见，幕友有官之实而无官之名。那么，幕友能不能不经科举而直接当官呢？瞿同祖先生颇为遗憾地指出，“由于荐任幕友为官的方案没有实施，又使幕友出仕无门，清政府就失去了从有经验的行政专家中选拔官员的机会。因此，在整个清代，行政专家和官员们一直分属两个不同的群体，没有融合的可能”（第190页）。

（二）州县政府中的执行者（书吏、衙役）及其行为

如果说在州县政府中，作出决策的是州县官与幕友，那么执行这些决策并运转整个州县政府的主要是书吏和衙役。此二者都属于制度性的存在，法律规定了州县官在当地可以招募并使用的书吏与衙役的人数，但这样的法律限制从未发挥过作用。特别地，由于州县政府经费不足，书吏和衙役在通过陋规获取个人好处的同时，还承担了从民众那里获取非正式经费上缴给州县官以运行州县政府的任务，这一点将在第三节再具体探讨。

书吏一般是具有一定文化的当地人，常年任职于州县政府。虽然法律上只允许他们服务5年，但他们常以改名换姓的手段保留职位。因久据其职、久操其事，他们往往老于世故。州县官之所以需要雇佣书吏，一方面是因为要与当地人打交道却又不熟悉当地在税收、徭役、诉讼等方面的具体情况，这就需要书吏的经验，另一方面是因为正式制度所要求的公文极为繁琐，需要书吏处理琐碎的细节性文书。一般来说，正式制度上规定的书吏名额极为有限（一般只有几个，最多到30个），但事实上这一规定从未严格执行过。因巨量公文案牍所需，大县有1 000名书吏，中县有700~800名书吏，小县也有100~200名（第71页）。另外还有一些富户挂名书吏，以取得公职身份的保护。

州县官雇佣书吏，主要承担以下职能：草拟公牍；填制例行报表；拟制备忘录；填发传票；填制赋税册籍；整理档案等。比如说，除了正常向上级政府提交的文书报告即所谓的“禀项”以外，每年州县衙门有一百种以上的报告和保结书（“册结”）必须拟制，且每一份呈交上司的报告必须同时制作六七个副本。处理这些文书事务的书吏，一般被编为六房，对应于中央政府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别处理涉及相应事务的公文。以我这本书特别关注的户房为例，在户房工作的书吏负责处理收税及所有跟钱库粮仓相关的事务，并保管关于税收的档案，这些档案记载着各类赋税数额、已收数额、输送布政司及其他官府的数额，存于钱库中的现金数额、储于仓库中的粮食数额等。该房还保存征税代理人（“里长”）、负责征税的书吏（“柜书”）的名籍档案及纳税人（“税户”）名册。通常户房还专委一名书吏负责赋税征收（“钱粮经承”），在制度上通常只许户房书吏中家财殷实者担任这一职位，且任期不超过一年（不过现实中某个书吏久居此职多年也不为奇）。

除六房之外，州县衙门里可能还另有一些负责特别事务的办公室或书吏：（1）收发室（“承发房”）；（2）通信室（“柬房”）；（3）财务室（“库房”），即储存税钱、官物、盗赃及凶杀案中使用的凶器等；（4）仓储室（“仓房”）；（5）负责准备“征比册”的办公室或书吏（“总房”或“总书”）；（6）负责给每一“里”绘制地籍图及赋税册的书吏（“里书”）；（7）管理（存储税银的）金库的书吏（“柜书”）；（8）供证室书吏（“招房”或“招书”）；（9）服务书吏（“驿书”）等。此外，书吏之下可能还会有助手（称为“帖写”），帮助常年书吏抄写文件。

瞿同祖先生为我们详细介绍了书吏的招募、人事管理、报酬与监督等情况。大体说来，虽然制度上对录用书吏规定甚严，比如要求所有书吏都必须来自良善人家（必须从村坊邻居那里获得关于身家清白的联名具保书），要求具备读写能力和计算知识，再由地方官决定是否进行考试以便录取。与此同时，在制度上还有规定，任期满五年的书吏有资格进入官场，而能否进入则由总督或巡抚主持的考试决定。不过，以上规定并未得到严格的执行，在衙门里服务的大多数书吏来自没有资财的人家，任书吏的真实目的是为了获得经济报酬而非之后通过考试进入官场。可是，在实践中书吏的职位并没有薪水（在清初法律上有饭食银，后来取消），因此他们的收入主要来自各种陋规（“例费”）。陋规费的形式与获取途径，我们将在第三节再讲。大体上，陋规仍属有一定之规，书吏为了获取更多的收入，可能还会从事各种各样的非法活动，这些活动与得到认可的陋规不同，可以称之为“贪赃”（第85页）。在法律上，监督书吏的责任属于州县官（及其上司如分巡道和刑按使），但瞿先生告诉我们，监督书吏并非易事。对于书吏获取陋规收入，州县官们实际上乐见其成，因为自己的收入也来源于此。真正值得关心的是，州县官应该防止书吏贪赃或者说贪渎。不过，在这方面成效并不佳。正如瞿先生所强调的，各级政府官员在控制书吏问题上都无能，“接触文档及熟悉公务使书吏们有能力操纵衙门事务”（第94页）。在现实中，州县官只能依靠自己的私人仆从——“长随”来对书吏实施有限的监控。

衙役（即衙门差役）在法律上大多属于贱业，由州县官从当地人群中雇佣。与书吏一样，衙役的服役期有制度限制（一般为3年），但现实中衙役服务期满后总是竭力留任。与书吏相同，衙役也是州县官决策的执行者，他们要为州县政府运行提供以下服务：（1）信差，即把州县官的命令和常规法律法令的要求传达给乡村百姓；（2）门卫，即看守衙门、谷仓、金库和监狱等地方；（3）警员，传唤相关人员、拘捕嫌疑犯，并履行其他经常性警察职能；（4）有组织的执行力量，根据州县官的命令，推行法律和政令，充当法医（“仵作”），征收赋税和漕粮，征调民夫从事修筑城墙、开铺道路、兴修水利等事务；（5）提供其他服务，如收粮掌斗、抬轿、撑伞、打锣、吹号击鼓、巡夜、炊事、马夫等。为此，衙役通常被编为如下四班，每一班都有一个“头役”作领班：皂班（穿黑衣的差役）、快班（快手，又分马快和步快）、民壮（健壮百姓做民兵）和捕班（刑警，又称“捕役”或“捕快”）。还有其他衙役，则编在这四班之外。并非所有的衙役都属于贱业，大体上，民壮、库丁、斗级、铺兵，具有普通百姓的地位身份；但皂隶、马快、步快、捕役、仵作、禁卒、门子、弓兵等，法律上将其列为“贱民”，被禁止参加科举考试及进入官场。在所有衙役中，捕役的地位最低（第104页）。

衙役的存在，显然是因为各州县公务所需。因此，各省在《赋役全书》中都明确规定了州县衙门可雇佣的衙役名额。不过，在额定人数之外事实上还有大量未列入政府档案的“白役”或“帮役”。瞿同祖先生告诉我们，一名常年衙役手下通常有3~4名白役，一个县衙的常年衙役和额外衙役合在一起人数常常达到数百。在浙江仁和县和钱塘县，衙役总数达1 500~1 600人（第100页）。与书吏相似，衙役中也存在挂名的情况，他们被列在官府名单中但不实际服役，目的是借衙役公职身份来逃避徭役、保护身家财产。虽然衙役执行公务，公职也由制度所设立，但他们的薪酬非常低。在大多数地区，衙役的年薪大约为6两银子，哪怕是最有技术含量的仵作也是如此。有些衙役如锣鼓手，甚至低至年薪1两银子。制度外存在的那些白役，基本上没有固定薪水。如此低的薪酬，充任衙役的大多又出于贫穷家庭，可想而知，吸引他们从事这一职业的唯一动力来自利用职权捞取陋规收入，甚至在陋规之外想尽办法贪赃和勒索。

瞿同祖先生也为我们详细描述了衙役招募、经济待遇、人事管理等状况。大体说来，与书吏相似的是，制度规定的许多条款在现实中并未得到执行。州县官依赖衙役执行公务、获取非正式收入，而衙役之所以从事这一职业，几乎都是因为可以利用职权来获得陋规费或滥用权势来贪赃钱款。因此，跟书吏一样，“衙役们一般被视为狡诈不忠、利欲熏心之徒”（第120页）。对于成百上千的衙役，州县官不可能仅靠自己来监督，只能靠接下来说的长随来实行有限的监督与控制。

（三）州县官的私人仆役（长随）及行为

长随属于州县官家庭内的私人仆从，他们的地位与作用比较特殊。一方面，长随与师爷有些相似，属于州县官私人从外地雇募带到任职当地，在当地没有私人利益与私人交情，随州县官而进退，并因与州县官的这种共同利害关系而更受州县官的信任；另一方面，长随又与书吏、衙役相似，社会地位比较低贱，却又执行了大量的公务、担负着行政的职责，并分享书吏与衙役获得的陋规费甚至贪赃收入。大体上，可以将长随界定为，“长随非在官之人，而所司皆在官之事”（第141页）。

瞿同祖先生告诉我们，州县政府中之所以需要长随，是因为需要他们完成以下三个任务：协助州县官处理日常公务以减轻其负担；协调衙门内不同部门之间（书吏与衙役；幕友与书吏；幕友、书吏、衙役与州县官）的活动；监督政府的各类雇员（主要是书吏和衙役）（第142页）等。细分下来，长随的职能有以下几种：（1）与人员控制相关的，如监视人员进出衙门的门丁，充当州县官与书吏、衙役间的中介等；（2）与公文传达相关的职能，如接收传来的公文，在公文处理程序中负责监督、汇总等；（3）与州县官审判相关的职能，如监督审判的准备工作，参加审讯，处理与审理相关细务等；（4）与监狱相关的职能，如监管在押人犯并监督书吏、狱卒的行为等；（5）与征税相关的职能，如督察书吏是否将税收资料表册准备齐全，催收赋税，监督书吏和衙役的营私舞弊行为，解送税款，监督漕粮的征收和上缴等；（6）与官仓有关的职能，如司仓要确保仓门锁牢并用官方封条封号等；（7）与驿站有关的职能，如监督官方例行函件递送，监督马夫，并接待客人和信使等；（8）杂项职能，如随从州县官，掌管衙役薪水，常驻省城（“坐省家人”）或府城（“坐府家人”）作为联络员等（第129—139页）。显然，离开这些长随，州县官根本无法履行日常的行政职责。州县官有些比较机密或者私密的事务，比如执掌官印、接受别人的贿赂或者给别人贿赂等，只能由长随执行。

与书吏、衙役不同而跟幕友有些相似的是，长随是州县官自己雇用的，工资也由自己派发，因此正常情况下州县官不会雇用不必要的长随。大体上，在州县政府当差的长随为5~30人不等，通常至少要雇10个长随才能完成应有的职能。瞿同祖先生也为我们详细描述了长随的招募、待遇、监督控制等方面的情况。大体上，长随由州县官私人雇佣，并无法律上的地位。不过在制度上仍规定，在雇佣长随后，州县官必须在三个月内将其姓名、原籍、出身以及所派职事等呈报上级官府。与大多数衙役相似，长随也属贱类，社会地位很低，而获取的报酬也低，维持生计主要依靠陋规。他们分享书吏、衙役获得的陋规钱，并独享一些特别的陋规钱（比如门丁获得的“门包”），还常常与书吏、衙役合伙贪赃。监督长随的责任，也落在州县官的身上。根据清代乾隆、嘉靖年间由师爷经科举而进入仕途的良吏汪辉祖的经验，确有一些书吏是遵纪守法的，但长随则没有一个是守规矩的，而且唯利是图（第152页）。

三、士绅在州县政治空间中的角色

州县政府是明清时期的基层政府，它所行使的公共权力要及于广大乡村的民众，就需要某种中介角色。在第四章我要解读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那本书将这样的中介命名为“经纪”，并认为存在着两种经纪，即赢利型经纪（如本节前文述及的书吏和衙役这类人）和保护型经纪（如宗族长老、宗教领袖和其他精英人士等）(7)。在杜赞奇所命名的保护型经纪中，最为重要也为众多学者肯定的，是那些参与地方政治的具有半官半民身份的士绅。甚至有人认为，明清时期在州县以下的乡村实行的是士绅主导的“自治”。不过，瞿同祖先生对此说法不以为然，“自治在城乡都是不存在的”（第11页），因为“作为一个特权集团，士绅的利益与社会其他集团的利益时常会发生冲突。这一事实又与自治不相容，因为自治要求社会利益作为一个整体被代表”（第338页）。当然，这并不是说士绅没有发挥治理作用，“在政府不能或不便履行某些职能时，就由当地的士绅来履行”（第282页）。因此，士绅对于州县政府的治理特别是有关公众福祉之事来说，往往是不可或缺的。

（一）士绅与士绅特权

瞿同祖先生所说的士绅，是指具有官宦身份或已取得仕宦资格、虽非地方政府正式组成人员但可影响政府实际运行的一批人。他们包括两个群体：（1）官员：包括现职、退休、罢黜官员，其中包括捐买官衔和官阶的；（2）有功名（或学衔）者：包括文武进士、文武举人、贡生、监生、文武生员（官学学生，即秀才）等（第288页）。前一个群体，瞿先生称为“官绅”，后一个群体称为“学绅”。严格地说，官绅与学绅还是有所不同的，因为官绅已属于统治者，只不过因为某种原因（丁忧、告老等）暂驻本地，而学绅尚不属于统治者，但也不属于被统治者，而属于一个中间集团，他们作为潜在的官僚而拥有威望、特权和影响力。获得士绅身份，多数时候需要接受教育并通过至少最低层次的科举考试（即成为秀才），不过也有一部分人是花钱从政府那里购买官衔或学衔（国子监学生身份，即监生）而获得身份的。

从瞿同祖先生的相关论述来看，在地方政治中，士绅或者说地方精英之所以有权力能影响政务，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原因来自他们从帝国传统政治秩序中获得的特权。在法律上，官绅不在当地司法管辖权之下，也不受常规司法程序的约束；未经皇帝的允许，官员不得受审讯和判决。而学绅可以直接与州县官打交道，在公堂上享有与普通百姓不同的待遇，比如说生员与捐得贡生、监生头衔者，非经学官许可，州县官不得加以笞讯。

第二个原因来自他们拥有制度化的有组织的人际关系。就是说，基于与科举制度相关的特殊关系，官绅与学绅之间形成了老师、学生、同年（同科及第者）等关系；通过这样的私人关系，士绅们就可以发挥自己的影响。这是因为，士绅们相互认同为同类，并具有相近的态度、兴趣和价值观（儒家价值观），因而具有共同体的意识甚至行动，“礼一士，则士林皆悦；辱一士，则士林皆怒”（第293页）。很显然，捐买得官者，就不大可能有这种影响力（第200页）。

瞿同祖先生告诉我们，在帝国时代，士绅是唯一能合法地代表当地社群与官吏共商地方事务、参与政治过程的集团。这样的特权，从未扩展到其他任何社群和组织。直到19世纪后半叶，商人才被允许与士绅一道讨论本地事务，此后士绅与商人合称“绅商”。不过，商人仍处于士绅主导之下，并未成为一个独立的力量集团（第283页）。

（二）士绅的积极行为

由于制度性特权与组织化人际关系的存在，在普通老百姓的圈子里，官绅与学绅赢得了尊敬和服从，尤其是那些能够获得自己家族力量支持的士绅。而士绅们也都感到，自己有责任捍卫和促进本社区的福利。如此一来，士绅往往会自觉地充当地方社群或公众的首领，就是说代表民众，向官府发出呼声、提出要求，推动官员创制、修改或撤销某个决定或某一行动。特别地，州县官由于不熟悉当地的情况，于是经常自愿地或在上司要求下，向地方士绅了解实际情况并征询施政意见。与此同时，士绅也可在州县官员默许甚至明示的情况下代表官府，在民间主持解决纠纷、组织募捐活动、主导地方防备、增进地方福利等。换言之，士绅充当了官府与百姓之间的中介角色（即杜赞奇所谓的“经纪”），这样的角色让他们经常在州县官和地方百姓之间进行调停。

瞿同祖先生为我们列举了士绅们在地方行政中的一些积极行为，可以列举如下。

（1）代表民众与州县官互动，制定陋规费的大致范围，约束书吏与衙役在司法活动中的过分行为，协助财政管理活动（如丈量和登记土地）等。比如，因不满书吏在办理地契过户时索要的陋规费过高，浙江省山阴县和会稽县士绅联合起来要求该规费不超过800文，并因此获得知府的同意。

（2）筹集资金举办公共工程（河岸、堤坝、城墙、道路、桥梁等），并提供一部分公共福利（普济堂、育婴堂、寡妇院）。

（3）捐献资金修缮孔庙、贡院和学堂，主持并推进本地教育活动。

（4）举办团练，保护包括士绅自己身家财产在内的家乡安全与秩序，尤其在发生军事行动的时候。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士绅们虽然在实践中常常干预政务，但并没有合法的程序可用来质疑或否决官员所作的决定（代译序第11页）。特别是在士绅中处于低级地位的生员（县学学生），作为个体虽有部分法律特权，但对州县官几乎没有影响力，除非他们能以集体面目采取行动、发出呼声（第300页）。

（三）士绅的消极行为

瞿同祖先生也告诉我们，士绅们在地方行政中的行为并非都是积极的，他们也经常利用特权地位营私舞弊。

首先，士绅们会借助法内特权和制度外特权，普遍地逃避田赋和各种负担。在明清时期的法律上，士绅们可以有限地减免赋税（每人每年减免2~30担）。可是因为士绅的前述特权，在制度上应该承担的田赋，他们却经常地逃避或者拖欠。即使他们足额承担法定赋税义务，也不会承担普通人家常常要跟田赋一起上缴的附加费，而这些附加费是为弥补征税成本和衙门其他开支所必需的。衙门只好将士绅逃避的田赋或附加税收负担转嫁到无力保护自己的普通百姓头上。于是，普通百姓的负担更加沉重。按照冯桂芬的估计，在法律上普通百姓缴纳1担漕粮，实际上要缴纳2担到3担甚至4担粮食（第318页）。此外，按照法律规定，士绅自己还可以免除丁银以外的“杂泛差徭”或“差徭”，例如与公共工程、官方运输、保甲管理等相关的徭役。在现实中这种“杂泛差徭”的免除范围往往被扩大到士绅的家人，甚至扩大到士绅庇护的庶民（只要将土地登记在士绅名下即可）。于是所有的杂泛差役就落到了求告无门的庶民身上。士绅庇护的民户或土地越多，分担杂泛徭役的民户或自耕农人数自然就越少，普通民户的负担也就越重（第322页）。

其次，士绅常常利用自己的中介地位，为普通百姓充当缴税代理人以坐收渔利。这一做法通常称为“包揽钱粮”，虽为法律所禁止，但普通百姓为了避免与书吏、衙役打交道却乐意如此。士绅按应纳税率（正税加附加费）向百姓收取钱粮，但上交给官府时往往数量或货币成色不足。包揽钱粮是明清政府的心腹大患，现实中却无法杜绝（第319页）。

还有，更为恶劣的是，士绅可能为了金钱利益或袒护亲属而干预司法，或者勾结书吏与衙役以瓜分陋规费。瞿先生告诉我们，士绅甚至会利用自己的特权或地位，以邪恶的手段从事不法活动，如夺人田地、诈欺钱财、欺压百姓甚至滥杀无辜。虽然也有法律惩治这样的“劣绅”，但类似的事情事实上层出不穷。

第三节　双轨财政体系在地方的运行(8)

中华帝国为什么能维持二千多年的稳定并实现有效治理？在今天当然能总结出许多原因，不过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是，它发展出一种具有互补结构的财政体系。这种互补的财政体系由正式机制和非正式机制彼此补充、相互配合而形成，并在帝国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调适，直至明清时期达到成熟的地步。根据费孝通先生对中华帝国“双轨政治”(9)的说法，此处将这样的财政命名为“双轨财政”，以表明正式财政与非正式财政之间的关系及帝国财政的总体特征。

严格地说，任何制度皆有正式与非正式两部分。在现代国家，二者一般体现为前者不断地消灭、替代、约束后者，这样的过程通常称为理性化或制度化。但在传统中国，财政制度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二者的关系不是简单的消灭与代替关系，而是互补与共存的关系。这种关系，与中国传统哲学中对阴、阳二者关系的认知（是共存互补而非相互消灭）是一致的。在《清代地方政府》一书中，瞿同祖先生为我们描述了这样的双轨财政制度在州县空间中的运行状况。大体上，非正式财政制度补充并维持了正式财政制度的运行，但也因此造成双方的紧张关系。

一、正式财政制度的运行

中华帝国发展到明清时期，在财政正式制度上中央集权已经达到了完善的地步。地方政府的所有正式财政事务，都操控在中央政府手中，财政收入的种类、数量、时间、方式，财政支出的项目、水平（包括薪水和办公费），财政管理的方式、程序等，统统都由户部规定，下达给省布政司，并最终落实到州县政府来执行。

（一）财政征收的制度规定

在正式制度上，清代州县政府的财政征收，最为重要的是地丁银；漕粮和其他杂税也是正式的财政征收形式，只不过数量上比较少。

1．征收形式

在制度上，财政征收首先从各省布政司拟定《赋役全书》开始。《赋役全书》列明一个地方的成年男子（丁）的数目、土地面积，以及地丁银、漕粮及其他捐税的比率和定额；同时还列明须解送上级衙门的税银（即“起运”）的数量，以及地方官留作经费（薪酬、驿站经费、官学生的补贴以及救济穷人的费用）的数额（即“存留”）。地丁银税款，与征收的杂税一起，必须毫无拖延地解送省布政使。此外，《赋役全书》还列明了须向京师进贡的地方特产如木油、颜料和中草药等的数量，再通过文牍形式下达给下级政府并最终落实到州县政府手上。

原则上，《赋役全书》要每10年修订一次，以反映现实状况的变化。不过瞿同祖先生告诉我们，实际上它常常几十年得不到修订。因此州县政府在征收赋役时不可能完全根据这本《赋役全书》，而必须参阅各地方的会计册、奏销册（年度开支报告）以及其他官方档案，以便计算出在某一特定年度里应征收的各类捐税总额。

地丁银是“正项钱粮”和大宗收入，它构成了国家财政收入的主体部分，包括田赋与丁银两项。原则上，田赋按照官府掌握的鱼鳞册上每家每户土地的面积与等级征收；在清初根据成年男丁数（16至60周岁之间的成年男子）并结合财产状况征收丁银，后来在雍正帝时期实行摊丁入亩，丁银被转化为田亩的负担，与田赋一道征收，合称“地丁银”。1724年经雍正皇帝批准，原附加于正项钱粮的火耗（又称“耗羡”）被合法化，随地丁银一道征收。不过，在地丁银中除了户部核准由地方留用的部分以外，其他的需要上解到中央政府；而火耗不用上缴给户部，而是交给各省布政司，专门留作本省官员的津贴（即养廉银）或者供各类衙门作办公费用。

漕粮是以精米形式征收的一种实物税，主要在山东、河南、湖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和浙江等省征收。在海运出现以前，它通过大运河漕运到北京的谷仓（“正兑”，直接贡用）或者运到通州的粮仓（“改兑”，间接贡用）。漕粮的税额，与地税一样按亩征收，不同省份或同一省份不同地区之间额度不等。也有一些漕粮，征收时改为以银子来代替大米。

另外，州县政府还要负责征收一部分杂税（有些杂税由上级政府派专人征收），如房地产契税、行纪（行业的经纪人）税、当铺税、牲口买卖税、（棉花、烟草、酒类和其他商品）销售税、门摊税、落地税、渔税等。这些由州县征收的杂税，或有定额或无定额，具体反映在《赋役全书》中。对州县官而言，杂税的征收似乎没有太大的难题，原因是税款额度相对较小，而且对数量有限的行纪人和店主收税比向散居乡村的乡民收税容易多了。有一些地方的州县政府，可能还要监管盐务和茶引的发放，代上级政府征收生产税、许可费，有时还为自己征收行销杂税。

2．地丁银的征收与组织

地丁银的征收，遵循中唐以来两税法的传统，分夏、秋两季征收。除了广东、云南、贵州等地外，其他各省份的地丁银从农历二月份开始征收，在四月底前征收总税额的一半。农历八月重新开始征收，一直延续到农历十一月底。地丁银的征收成绩，是上司用来评价州县官政绩（考成）的主要依据。

征税开始前，每个衙门都要先编织“实征册”，目的是确定摊给每种土地的地税税率、丁银税率，以及地丁银的定额等。接着，官府会向花户签发一份“易知由单”（简明税额通知单），该税单列明根据该地区土地的不同种类和等级而确定的税率。印制税单的费用，由花户在领取税单时缴付。事实上，花户往往被强索几倍于印制成本的费钱。1688年后，朝廷要求停发税单（江苏除外），州县官们须依令将税目税率刻在衙门前石碑上，晓谕百姓。通常税额分十次（期）上缴，每个月上交十分之一。

在征税期间，户房书吏要将花户已交税额和欠缴税额，填到限单和比簿上。花户可以亲自使用户部或省里最高长官核准的官秤（库平）来称量自己的税银。然后，由花户亲自将税银装进从书吏手里购买的纸袋，亲自缄封；书吏在纸袋上标注花户的姓名、缴纳额、日期、书吏自己的姓名，并在“流水收簿”上予以登记。最后，书吏再将装有税银的纸袋在花户的监督下放入银柜，并向花户签发收据。为了确保花户上缴的税银达到标准，常有一个被授权的银匠（“官银匠”）负责熔铸税银并打上印记。花户也可以用铜钱折算银子来纳税，折算率由该省督抚根据当时市场兑换率来确定，制度规定州县官不得抬高已确定的兑换比率。在地丁银收齐之后，银柜被带到州县官的公堂上。在这里，银包被拆封、清点，并在州县官监视下计入账簿。在这一过程中，僚属官员或教谕往往会参与监督或给予协助。

清代还继承了明代征收田赋的正式组织——里甲制。里甲是民众编户方式与财政征收方式，每110户为1里，每10户为1甲，在1里中丁粮最多的10户为里长（每10年轮1回任里长）。甲长督促本甲花户缴税，里长要确保全里的花户按时交纳田赋，要独自为“里”中所有花户承担责任，并负责将应缴税粮送至指定地点。不过，瞿先生告诉我们，里甲制在实践中后来渐渐败坏，而采用了另外一种制度：将花户按每五户或十户为一个单位编组，由拖欠税额最多的花户作为赋税代办人（称为“催头”）。1700年开始，使用一种叫做“滚单”的表格，该表上列明每户每一期限内应交纳的地丁银数额，以及尚欠的税额。这一表格由甲长交给催头，由催头负责赋税代办。在催头缴清了自己的税银后，当催头的苦差事就会转到其余欠税花户中的一户，按其欠税额的大小排序。因此滚单会从一户传到另一户，直到最后的限期届满。这一制度被许多官员和幕友看成征收地丁银的最佳办法，因为用这种办法不需要在乡村派驻衙役。

（二）财政征收的实际执行

以上是正式制度对州县官进行财政征收的规定。这样的制度在正式运行时，当然不可能依靠州县官一人，而必须依托于第二节所述的各色人等来参与进行。

首先是幕友与书吏的相互配合，以完成各种书面工作。州县官要聘请“钱谷”幕友，甚至专门聘请“钱粮总”幕友负责征收赋税。负责钱粮的幕友，首先要计算出某一特定年度里应征收的各类捐税总额，然后督察书吏将税收资料表册准备齐全，如前面说到的“易知由单”“滚单”或者其他册簿。书吏和幕友要具体查清每个花户应缴税额、已交税额和尚欠税额等繁琐事务，在纳税期限和每期应缴额确定以后，为每一里、甲和单个花户制作“限单”和“比簿（讯责期限册）”，列出每期应缴税额。拖欠税赋最多的花户名单，随后会交给州县官。拖欠赋税的花户或失职的代办人，将受到州县官亲自主持并由衙役实施的杖责（即“比责”），这也是整个帝国通行的标准做法。瞿先生告诉我们，大部分州县官都将杖责作为强迫花户缴税的唯一手段（第232页）。

在财政征收过程中，衙役发挥的是在各种现场实际执行、信息传递和暴力强制作用。在全部财政征过程中，作为有组织的力量，衙役都有可能出现在现场，执行各种任务。在乡村地区，县官的命令传达给百姓的唯一方法就是由衙役来送达。花户们若拖欠赋税，在比责时接受的笞杖，也由衙役来进行。

在赋税征收、税款解送、漕粮征缴整个过程中，幕友都要负责监督书吏和衙役的行为。比如说，作为审查赋税交纳情况和实施比责依据的“征比册”，是由书吏准备的；但是审阅这些征比册、比照、销照或其他记录，或者从这些册籍记录中摘出逾期未完税的花户，以及在他们完税后删除欠税记录，都由幕友来进行。州县官会授权幕友发出竹签传讯和鞭笞相关人员，通常先惩罚衙役（实负其责的“图差”或“里差”），在鞭笞衙役后，再传讯拖欠赋税的花户。此权力州县官只授给幕友而不会给书吏，因为书吏拥有这项权力就可能拖延、侵吞，无恶不作。当然，能否对书吏实行有效监督，还依赖于幕友的能力。税票的发放，也由幕友进行监督。在税票盖印及交给每个“柜书”书吏之前，钱谷师爷都要清点每一本税单的页数，以防书吏获得重号的税票。此外，钱谷幕友也负责审查并保存一份政府征收的其他各类捐税的记录。政府资金的开支和解送情况也在钱谷幕友的监督之下。他要审查《赋役全书》，以明确合法支出的项目、数额，以及须向各类上级衙门解送的必要经费。他还需要确定，各类须向上解送的经费中哪些应优先解送。所有的现金收据和送达回执他都要审查，并保存一份所有被开支和解送的资金的完整记录。

里长、甲长都是政府委任的代办人，负责督促花户按时缴税。瞿先生告诉我们，里甲长处于一个难堪的位置上，因为总有些穷人不能按时缴税，也总有些强人（比如乡绅）里长无法强迫其纳税。如前所述，后来在实践中采用了催头制度，催头可以请求州县官惩罚未予合作的花户。不过，里长、甲长和催头这类征税代办人照样要到公堂接收比责，也会因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花户拖欠税银而受杖责。

如果遇到自然灾害，比如洪水或者干旱，州县官需要根据勘查的受灾状况，向上司汇报并要求根据各家各户田地的受灾状况减免赋役，以及要求动用常平仓或由上级政府调运粮食与物资展开赈灾工作。

虽然有严格的制度与众多人员参与，州县官也常常诉诸粗暴的手段（如鞭笞）以迫使老百姓交纳税银，不过地丁银的征收工作并不顺利。尤其在传统赋税重地江南，财政征收工作总是难以完成。在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镇江府，甚至没有哪一年足额完成了地丁银征收工作，也没有一个州县官不被处罚。即使完成征收任务的地方，州县官采取的也有很多是不正当的手段，比如偷挪政府经费来弥补税收的亏欠，甚至有过殷实的州县官为欠税人垫付税银的情形。需要说明的是，并非所有的赋税亏欠都是由花户拖欠的，而经常可能是由衙役们的贪盗行为所致，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可能是士绅逃避田赋。虽然拖欠赋税的士绅名单可能会被单独开列出来，由州县官上报省级长官来加以处罚（罢免官职、褫夺功名、笞杖或者枷号），但处罚的情况并不多见。

二、非正式财政制度的运行

以上是瞿同祖先生为我们描述的正式财政制度在州县政府内的运行。《清代地方政府》一书的杰出贡献在于，它还详细讨论了非正式财政制度的运行。非正式财政制度的产生确有必要，其收入有多种形式，而这些形式不可避免地最终沦为盘剥民众的手段。

（一）非正式财政制度的必要性

清承明制，明代建立的正式财政制度是一种高度简约和僵化的制度，在现实中不得不发展出非正式机制加以补充。非正式财政制度，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必要(10)：（1）物资解运和散碎银两熔铸等技术需要；（2）满足地方政府公务经费的需要，补充正式官吏的收入以使薪水相对合理，支付非正式工作人员（幕友、长随等）的薪酬；（3）为上级政府提供公务经费，并为上级政府的大小官吏、书吏、衙役、随从等提供好处。

对于非正式财政制度的必要性，瞿同祖先生总结说，“州县官们处在一个相当为难的位置上，他们必须找到财路既能向上级衙门交纳陋规费又能满足自己衙门的行政费用”（第50页）。特别是对上级政府，瞿同祖先生举例说，“州县官收入的另一种繁重开销是‘摊捐’（指令性捐献），即：在政府经费不足时，布政使命令州县官及省内其他官员捐钱支持政府用度。这种摊捐通常是由布政使直接从官员们的津贴（养廉银）中扣除”（第43页）。瞿同祖先生说，“上司的僚属、衙役、长随等还常索要钱财，这类仆从人数可能上百。此外，依惯例，州县官们还得在省城里设一办事处，以便于为新到任的总督、巡抚或别的上司修缮官舍，供给家具薪炭等。这些费用由所有州县官为他们的上司共同负担。州县官们还必须在上司到任时、寿庆时、过年时及别的节日时向上司致送例费和礼物”（第45—46页）。另外，州县官还要负责招待途经其地的上司或上级差官，为此也需要经费。

译者范忠信是这样概括州县官必须获取非正式经费的理由的，“州县官给衙门职员支付工资和满足一切办公费用的经费来源。他要用这些收入来解决（或满足）以下一切费用（耗费）：幕友和长随的工资，衙门办公文具的费用，上级衙门的名目繁多的摊捐（为弥补政府经费赤字，或为政府的特定活动费用，或为填补‘历年亏空’），接待到访或过境的各种官员的费用，为上司装修房舍添置家具薪炭的费用，各种节庆时给上司的礼敬费用（陋规），给上司衙门的职员送‘门包’、‘茶仪’、‘解费’等费用，还有最重要的税银税粮的熔铸或储运的耗损，赋税的征收和转运过程中必要的费用”（代译序第11页）。

（二）非正式财政收入的形式

在现实运行中，非正式财政收入有多种形式。

1．近乎正式的附加

对于物资解运、地方政府办公等公务需求，州县政府有时以征收附加物资、提供正役之外的杂役等实物性方式来满足，比如说正赋之外要求里甲组织或乡民额外输送实物（笔墨、纸、油、木炭、蜡等）、亲身到地方衙门服杂役等。即使在赋役折银改革后，这样附加性的实物财政收入方式也没有完全消失。

不过，在正项钱粮甚至商税基础上附加征收火耗是更为重要的收入形式。“火耗”，或者说“耗银”“耗羡”，起源于民众缴纳散碎银两熔化重铸的技术性损耗所需（一般为2%），要向民众额外收取，这本也是一项陋规，但它是近乎正式的附加。地方政府官员后来以火耗的名义附加在田赋上收取的费用，早已超出了技术的要求而成为一种收入来源，附加比率在20%以上甚至80%以上。当然，这样的附加额并不是州县官独享的，他要与其衙门中别的成员分享。例如，在赋税征收中加征的溢额银两，在某一衙门中可能是按下列比率分配：60%归州县官，10%归长随，30%归书吏（第52—53页）。

2．成为惯例的陋规与不确定的贪贿

用其他形式获取非正式收入，有的有惯例支持并对当事人具有一定的约束力，这被称为“陋规”。作为被社会广泛接受的事实，陋规“在法律的默许之内”（第47页）。但有的非正式收入却不合惯例，它属于贪贿的行为，这样的行为往往被认为是非法的，应该被禁止。不过，再次需要强调的是，陋规与贪贿之间，并无确切的界限。

瞿先生告诉我们，“正是陋规收入才使州县官们及其僚属们得以维持生计及满足各种办公费用”，“它是满足各种行政费用的唯一途径”（第48页）。不过，“尽管陋规在整个帝国普遍盛行，但其收费名目、类型以及数额等，在不同地区各不相同”（第55页）。州县官是多数陋规费的归集地以及上供经费给上级政府的起源处，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州县官在任职期间要为找到可行的陋规收费而焦虑。他们会从与衙门经常来往的人那里索取献费，甚至可能不付分文地向百姓强索财物，或以低于市场价的“官价”向百姓强购。不过，多数情况下，州县官并不亲自获取陋规收入，而是从长随、书吏、衙役日常获得的陋规收入甚至贪贿收入中分享一大部分；新到任的州县官甚至还会向书吏、衙役们强索礼金。对此，道光皇帝也曾无奈地说：“此次议存之款（陋规费），因其相沿已久，名为例禁，其实无人不取，无地不然”，“上司心知通省官吏莫不皆然，岂能概行纠劾，遂阳禁而阴纵之”（第47页）。

书吏与衙役合作获取陋规收入甚至贪贿收入的方式五花八门，瞿同祖先生为我们列举了许多种。简单举例如下。比如负责征收赋税的书吏，通常向税户们勒索文具账簿费，在颁发“易知由单（应纳税额通知单）”及开出赋税收据（“串票”或“粮票”）时，都要索取费用（从3文到10文不等）。在漕粮征收过程中，书吏和衙役们也索取各种各样的陋规费：搬运谷米进仓之费（“进仓钱”或“进廒钱”），开收据之费，仓吏的文具费，“茶果钱”，掌秤钱（斗级），仓库看守（看仓）钱，修仓钱及量器检校费（较斛）。衙役们在下乡执行公务（如催收赋税、执行拘捕或传唤）时，更是索要鞋钱或鞋袜钱、酒钱、饭钱、车船钱及雇驴钱。总之，陋规费多如牛毛，名目及数额因地而异。尤其可怕的是在陋规之外发生的各种肆无忌惮的贪贿行为。比如在司法活动中，书吏与衙役勾结起来向相关当事人索取各种各样的贪赃款，甚至不惜制造冤狱。还有，在征税时也有各种作弊行为（比如在秤上作弊而超收、用不足量的银包混入以换取原来足量的银包、用伪造的收据去私收税等）。衙役们用以勒索钱财的一项常见手段是未经欠税人同意就代其交纳税金，然后要求加息偿还，利息高达100%（第113页）。瞿先生说，书吏们从陋规及非法途径中获得的收入如此之多，以至于继任为吏者不得不向退职书吏交一笔钱作为得到此一岗位的酬谢（即“缺底”）（第89页）。

除了书吏、衙役外，长随也是获取陋规费和贪贿费的重要参与者。许多陋规费是由长随与书吏、衙役分享的。瞿先生提到的长随获取的陋规费有：呈递诉状费，传唤被告、证人到堂费，撤诉费，甘结费，保释费；税单费；征收地契税、盐税、酒税和典当税时附加的规费，行纪证照费，船舶证照费等（第145页）。有些陋规费，衙役、书吏、长随都能获取。比如瞿先生提到，江苏某地在命案现场勘查时，除了要向书吏和衙役支付勘查费外，还要分别向州县官长随中的跟班支付3 000文，向值堂支付2 200文的陋规钱（第145页）。也有一些陋规费只归长随所有，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要见州县官或欲向州县官送礼的人必须给门丁送的“门包”了。

三、非正式财政制度的调整

如上所述，在清代这一中华帝国的成熟期，事实上运行着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两套制度体系。这两套制度体系彼此补充、相互冲突的关系，表现在帝国对乡村的治理全过程中，它既维持着帝国制度的运转，又为帝国制度发展埋下了不可克服的内在缺陷。这样的缺陷主要体现在非正式财政收入制度上，在清代事实上也进行了调整与改革。

（一）非正式收入的缺陷

非正式财政制度的运行，事实上破坏了正式财政制度设定的集中与统一。正如瞿同祖先生所说，“各种地方政府正是从陋规中获得经费”，“尽管清政府力图对地方财政实行高度集中控制，但事实却恰恰相反。陋规体制没有固定的费率，所以地方官员在征收和使用时几乎是随心所欲的。衙门经费与州县官个人开销之间没有区别。省级高官对陋规不加干涉，相反他们往往参与分肥”（第333页）。

非正式财政制度还破坏了正式财政收入的获取。正式财政制度的运行，不得不依赖于书吏、衙役、长随等现实中的行动者的身体力行以及从非正式渠道归集的各种收入。但在此过程中，由于民众负担能力薄弱及相关主体的贪婪，常常使得正式财政收入应收而未能尽收。正如瞿同祖先生说的，“并非所有赋税亏欠都是花户拖欠的，而经常是衙役们贪盗所致”（第231页）。比如，1736年山东拖欠的税银300万两中，有8 000两被书吏衙役们侵吞（第88页）。至关重要的事，虽说陋规有一定之规并在法律的默许范围内，“聪明的州县官只简单地依既定惯例行事”（第51页），但是，“在收取陋规和贪贿之间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分界线”（第47页）。由此，州县政府乃至上级政府中的各类主体，常有可能突破受惯例约束的陋规标准，以牟取更多的利益甚至可能严重贪贿。贪贿不仅像陋规一样剥夺了民众的经济剩余甚至生存资料，败坏了社会的风气，而且更糟糕的是，还给各方行为带来严重的不确定，最终变成破坏社会秩序与帝国稳定的内在缺陷。

（二）雍正帝对火耗归公的努力

非正式财政收入，既然有这么多缺陷，那为什么不干脆将它正规化？在雍正帝主政期间，他就对非正式财政收入中的火耗实行了改革，即火耗归公改革（自1724年起）。

在操作上，雍正帝允许州县政府可对所有向中央政府解送的地丁钱粮，以“火耗”为名义征收一定比例的额外费用。火耗加征占正额钱粮的比例在各省不一，江苏为5%~10%，湖南为10%~30%，山西为30%~40%，陕西为20%~ 50%，山东为80%，河南为80%。这些以火耗名义获得的收入，统一集中于省级财政，由省级财政根据一定的标准分配给其下的各级政府，要求它们按以下原则使用：首先用于补足亏空，然后用于补充各级官员的收入（即“养廉银”）和从事公务活动（即“公费”）。这样做，目的在于体现“以公完公”的原则，即通过公开、正式的手段取得收入，来履行符合公共目的和公务要求的职责。火耗的征收，仍然由州县官员进行，但因为该收入全部上缴给省级财政，因而在制度理想上杜绝了州县官员的截留与贪污的途径。雍正帝在这场改革中的理念是正确的，或者说是极具现代色彩的，即通过将地方财政基础理性化以消除腐败问题。

上述这一改革，被瞿同祖先生称为“开始向各级官衙正式提供行政经费”（第48页）。但显然，此经费只能保证行政经费开支的一小部分。瞿同祖先生举了河南省的例子。在官方文件中该省每年的火耗收入约为42万两，其中64%用作养廉银支出，其余的用作该省各项公务开支，包括：（1）向各部门书吏支付的饭银约1万两；（2）巡抚衙门文具支出1 500两；（3）巡抚衙门及布政司衙门所有书吏的薪水4 892两；（4）拨付各州县衙门行政办公经费总计23 480两（每个下级衙门平均只得到180两至300两）。如此少的行政经费，根本不可能维持省级政府及州县政府的正常运转，为此州县政府要么突破原定的火耗比例去征收，要么再以其他形式获取收入，如此取得的仍属于非正式收入。

不过火耗归公改革只是非正式收入正规化的一次努力，在现实中很快归于失败。正如曾小萍所言，到乾隆年间，火耗归公就已失去了改革的原意，她将这一改革失败的原因归为“中国农业经济结构的结果”，或者说“农业部门在中国经济中占优势地位”的结果(11)。

（三）陋规的正规化努力

陋规是非正式收入中比较特殊的形式，它既不同于火耗也不同于贪贿。虽然瞿同祖先生说，陋规的存在，“清廷并未作什么认真努力去废除它”（第49页），但并不是说官方从未做过努力。

比如说，道光皇帝在1820年登基不久，就试图控制索取陋规的行为。他认为，制定条例确定陋规的收取数额，总比全由地方官员各行其是要好。基于这一认识，他下令总督、巡抚调查各省的实际征收情况，以决定哪些规费应该保留，哪些规费应当废止。然而，许多官员认为，通过律例将陋规公开化、合法化极为不妥，他们纷纷反对这一旨意。皇帝承认自己对行政和社会实际尚不了解，做出了上述错误决定，随后发布了另一道诏书，取消了成命（第49页的脚注68）。

瞿同祖还以巡抚陈宏谋（1696—1771）为例，来说明省一级官员试图规范陋规的努力。他尝试着列出许可收费的项目表并废止其余的收费方式。但是，因为各级政府都依赖陋规收费来维持行政活动，每一级政府都不得不向下一级政府索要陋费，所以对下级政府收取陋规就不可能加以有效控制（第50页）。另外还有一些诚实而有良心的州县官，曾经尝试着对陋规中哪些能收哪些不能收作出区分，然后认可其中一些收费项目、禁止或减少其他收费项目，以此来对陋规加以规范，但成效不大（第56页）。

总体而言，无论是尝试取消陋规还是努力将陋规规范化，都不成功。“要确定哪些费用构成合法的行政经费以及它实际上需要多少，是相当困难的。官员及衙门职员们很快就会滥用陋规制度，给政府制造严重的行政难题。收费的种类增加了，数量也增加了。整个事态全在政府的控制之外，特别是在中央政府的控制之外。中央政府甚至无从知道在各地实际上存在的陋规收费的不同种类，更不必说用什么方式监督它的用途了”（第49页）。

瞿同祖先生还说到了陋规不能正规化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结构上的，就是基本财政安排原则在结构上有缺陷而无法从总量上弥补，“基本的财政原则是：每一类支出由一项确定的税费来源去满足；特别资金被特别指定给政府的每一特定用途”，于是“如果没有特定资金去供给某一项特定费用，官员们就不得不寻找别的某种途径去筹敛”（第47页）。另一个原因来自政府秉持的轻徭薄赋的正统意识形态，因为取消陋规就意味着必须“将办公经费列入政府预算，否则（陋规）这种收费制度就是不可缺少的。增列预算就会减少朝廷的岁入，除非政府相应地提高税率，但它又不愿这样做”（第49页）。

除了瞿同祖先生分析的原因外，陋规不能正式化的可能原因还有：

（1）因管理能力低而不得不降低财政运行成本的需要。就是说，若用正式财政收入满足公务需要，则意味着必须大规模增加财政征收并经由财政渠道大量支出，以供应衙役、书吏、幕友等公务人员，并提供运行地方政府的费用。可在当时条件下，如此运行的成本过高，而由民众直接供应（当然出自衙役、书吏等人的索取乃至榨取）则供应链短、成本可能低。

（2）也许是某种统治术的需要。就是说，保持陋规这一非正式财政收入于合法、非法之间，以便于统治者随时可用贪贿罪来惩罚相关官吏，迫使其保持政治上的忠诚。

（四）双轨财政制度内在的冲突

瞿同祖先生深刻地指出，在帝国地方政府制度的运行中，由于正式机制与非正式机制这双轨财政制度同时并存，导致“所有的集团之间存在着紧张（冲突）关系”（第338页）。第二节曾述及瞿同祖先生讨论的州县官与书吏、衙役、长随之间既相互依存又彼此冲突的利益关系。前面在讨论财政征收活动时也说到如此的紧张关系，即州县官依赖于书吏、衙役、长随以及幕友的帮助，运行正式与非正式财政制度，完成国家规定的正式征税任务并获得非正式经费，在此过程中充满不信任与紧张。瞿先生还讨论到，州县官与士绅之间虽也有合作或勾结关系，但两者的利益（特别是州县官与个别士绅间）也经常发生冲突（第327页）。对于州县官而言，既要与士绅保持和睦关系，又要对他们适当监控，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第329页）。与此同时，士绅的利益与社会其他集团的利益也时常会发生冲突（第338页）。

瞿先生追问，由于紧张或冲突常常刺激着变革，可是为什么在中国这种紧张（冲突）没有导致显著的变革呢（第338页）？对帝国时期这些紧张关系没有影响社会和政治秩序的稳定与持续，瞿先生给出的解释是，“所有这些集团，都在现行体制下获得了最大的回报；唯一例外的是普通百姓”（第338页）。也就是说，尽管会有紧张（冲突），但其他集团都没有兴趣去改变现状；只有普通百姓的不满激烈到足以成为公开暴动时，社会和政治秩序才受到威胁。显然，如果威胁足够严重，王朝就会发生更替；如果威胁不够严重，或者民众的不满尚未转化为有效的（反抗）行为，现状就将维持下去。

第四节　从《叫魂》进一步看帝国制度的内部冲突

上节依托于瞿同祖先生的《清代地方政府》一书的文本，讨论帝国财政体系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存在的既相互依赖又彼此冲突的关系，还有清代在地方政府内外各群体普遍存在的冲突。事实上，在帝国制度运行中类似的内在冲突关系广泛地存在，因为它根源于帝国制度构建中君权作为特权而兼具公私二重性带来的紧张。这样的紧张关系，尤其体现在君主与官僚的互动中。一方面，帝国君主不得不依赖官僚并用常规化制度组织官僚来运行各种制度、实现国家治理，以此实现君权所具有的公共性的一面；另一方面，君主又经常超越常规化制度并运用专制权力实现自己对官僚的控制，确保君主的私人利益（当然这里也有公共性的要求），体现出君权所具有的私人性的一面。

接下来，本节运用孔飞力先生的名著《叫魂：1768年中国的妖术大恐慌》一书中的部分内容，来进一步探讨帝国制度内部中公与私的权力冲突问题。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1933—2016）于1964年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长期任教于芝加哥大学与哈佛大学。《叫魂》一书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于1990年，原名为Soul stealers：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中译本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于1999年。孔飞力先生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名家，他的学术研究呈现出跨学科的特征，或者被认为将社会科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历史研究中。《叫魂》一书也是研究中华帝国晚期君主官僚制的名作，曾获“列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下一章解读的经典著作的作者就是列文森），也是体现孔飞力先生强大的概念分析能力、善用中国原始档案的能力和杰出的语言能力的代表作品。

一、“叫魂”事件中的三方：民间、官僚与君主

孔飞力先生在《叫魂》(12)一书中，通过描述发生在乾隆年间民间的“叫魂”妖术事件以及官僚、君主对妖术事件的不同反应，为我们栩栩如生地展现了一个成熟的中华帝国所具有的社会与政治生态，还有官僚君主制运行所依赖的各种环境。限于篇幅与本章的目的，此处不能详细地介绍这本书，而只简单地概括在“叫魂事件”中民间、官僚和皇帝三方的反应。

在中国民间传说中，掌握特定方法（或者说妖术）的人（通常为僧道），可以施法勾取人的魂魄（即“叫魂”），用来害人或者设法牟利。而在中国历史上，恐慌性妖术事件多次在某地突然出现并迅速蔓延开来。这样的事件大多会突然开始，迅速结束。在乾隆帝统治期间的1768年3月份，浙江省德清县就发生了叫魂妖术事件。有人想请石匠在打桩时垫上自己侄子的名字，以达到诅咒的目的，并增加敲击的力量。石匠将此事举报到县衙，当地县官对此进行了简单的处理，惩戒了施加诅咒者。对此案件的处理，也得到省级司法部门的肯定。但是，类似的叫魂案却迅速传播到省内和省外的许多地方，多地发生了叫魂、剪发辫事件，并牵涉到乞丐、游僧、道士等不稳定的人群和不确定的因素。到了六七月份，因山东妖术案牵涉到剪发问题并勾连到真假难分的地下黑暗世界，各省都开始清查，并陆续发现了不少妖术案。到9月前后，在江南、湖南、山西、陕西、直隶、福建等各省，都发现了剪发辫的妖术行为。大量嫌犯被抓获，在刑讯之下获得了真假难辨的有关妖术行为的口供。于是在民间，对叫魂事件的恐惧不可遏制地传播，最后发展为遍及多省的妖术大恐慌，“有着各种不同背景的流浪者——不管是僧道还是俗人——在妖术大恐慌中都成了被人怀疑的对象”（第52页）。清朝作为中国的末代王朝，在尚未露出衰败迹象时（乾隆时期），这一妖术大恐慌却能冲击整个社会，让民间处处感受到危险，值得深思。孔飞力追问，“为什么一般民众会那么热衷地参与1768年这场对于妖党的迫害围剿呢？”（第153页）

在这场叫魂事件中，常规的官僚机制事实上发挥了正常的国家治理作用。在叫魂事件发源地，德清知县通过审理，弄清了懦弱的叔父想借石匠行妖术诅咒暴戾侄子的案情，钱塘县衙门也弄明白了在众人恐吓之下一位德清人被迫编造的叫魂故事。浙江省巡抚对这两个案件的复审也否定了妖术问题，省按察使对萧山县政府因捕役索贿而诬人妖术的案件也有效地实行纠错。在叫魂案扩展到省外之后，苏州的知县因查无实据，释放了牵涉到妖术中的和尚。后来在其他省的地方政府与省级政府，一直到中央政府最高层军机处，官僚们在处理叫魂案时，基本上也都遵循了司法程序。虽然在此期间发生了为求供词而刑讯逼供，在监狱羁押过程中嫌犯丧命等问题，但总体上官僚机制对叫魂事件的处理仍算是有效的。到了10月底，中央政府最高层的几位军机大臣们发现所有的证据都似是而非，并勇敢地告诉皇帝，于是整个妖术追查行动停止。当然，说官僚机制处理司法案件尚属有效，并不是说国家治理就没有问题。例如，孔飞力在书中特别指出来的一个问题是，官僚机制在处理可能威胁公共安全的流浪者方面事实上是无能的，“政府中没有什么人在费心收集有关和尚道士的准确情报”（第55页），“成千上万的游方僧道已成为煽动叛乱和从事法外活动的可悲温床，从而构成了一种新的威胁”（第56页）。

为什么叫魂事件会不断地传播以至于发展为妖术大恐慌？孔飞力先生从经济（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社会（人口的巨大增长导致失业流民）、文化（中国人对乞丐的歧视、对妖术的恐惧）以及“社会上存在着一个有着紧密内在联系的文化网络”（第33页）等多个方面，分析了该事件的背景。不过，推动叫魂案发展为妖术大恐慌的动力显然来自于乾隆帝弘历。乾隆帝从机密渠道（非常规信息渠道）收到了江南妖术的信息，后来又收到山东巡抚对当地有人割发辫来施展妖术的报告。不过，一开始乾隆帝并没有将割发辫行为当作反叛的象征（剃发编辫是汉人臣服满人的象征），而是出于保护民众的目的，要求各省总督巡抚彻查、追捕行妖术的术士。他还严厉斥责那些未查获或轻视妖术行为的行省官员，责问他们，既然别省都报告了割辫事件，“江苏岂能独无其事？”（第173页）正是在皇帝的推动下，各地官员才纷纷行动起来，抓获了无数嫌犯。这一结果让皇帝反过来更加相信存在着大量的妖术行动，并渐渐相信剪发辫的妖术与反王朝的叛乱行为有关。于是皇帝用政治罪的名义，进一步要求各省督抚搜捕妖人，叫魂案发展为妖术大恐慌。孔飞力先生强调，“在整个叫魂案中，首席原告自始至终就是皇帝本人……对官员们大肆施压、加重刺激，对他们办案的速度和力度层层加码，对行动迟缓的官员们则刻薄训斥”（第229页）。直到军机大臣们发现，所有的妖术案供词几乎都是刑讯和捏造的结果，并汇报给皇帝后，叫魂案才由皇帝亲自叫停。即便如此，朝廷始终未承认，由皇帝亲自督办的这一叫魂案本就不成立。皇帝仍然斥责各省督抚，认为正是他们玩忽职守才让叫魂案蔓延数省，要求各地方官对类似妖术案必须继续保持警惕。

二、叫魂案中君主对非常规专制权力的行使

《叫魂》一书可以从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等多个角度进行解读，本章在此处主要关注的是君主在治国时使用的非正式机制的作用，或者说君主对非常规的专制权力的运用。如前所述，在现实运行中的制度或规则都有正式与非正式两部分，而帝国君主在行使权力时一方面要依赖常规的正式规则，另一方面又常常动用非正式规则，即无视正式规则或制造例外。这是因为，君主若完全依赖正式规则，可能会限制他的权力、伤害君主个人或家族的利益，但制造太多的例外又会削弱他的力量进而影响君主的私人利益。在《叫魂》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君主是如何运用非正式手段或者说非常规的专制权力来控制官僚的。只不过，由于清代政府统治集团的特殊性（作为少数民族君临中国），君主控制官僚的非正式手段又有些特殊性。

（一）君主利用非常规专制权力控制官僚

为了实现国家治理，君主对于官僚的控制，自然首先要依赖于正式规则或者说成文法规，以约束每一个官僚为国家的利益或者君主利益（名义上二者是一体的）行事。这样的正式规则包括各种琐细的规章条例，它们对官僚施政行为的形式、时效、文牍、步骤作出规定。对国家治理来说，伴随规则而来的是行为的可预期性和标准化；对官僚而言，伴随规则而来的是自身的安全，就是说只要遵循规则行事就是有效的和合法的，可以依此来对抗各种不合理的要求或指责。在《叫魂》一书中，孔飞力为我们描述了君主控制官僚的正式制度或者说常规控制，如通过官僚系统对渎职和犯罪官员纠弹、三年一次的定期考绩、保存在吏部的个人档案中的黜（chù）陟（zhì）考绩等（第257页）。

不过，这样的正式规则或者说常规控制对于君主来说是不够的，因为这将使他自己也成为官僚系统中的一员，无从体现君主的超然和自主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君主相信整个官僚机器会因此墨守常规程序，变得懈怠无能，并为自我保护而隐瞒真相。此外，君主的私人利益或要求也不能在常规控制中得以实现。所以，君主需要“一方面对日常运作的官僚机器上紧螺丝，另一方面则将自己的专制权力注入到这一机器的运作中去”（第251页），即运用非正式手段控制官僚。在叫魂案中，乾隆帝正是在该事件运用非常规的专制权力来“作为推动整个政治制度运作的燃料”（第244页）。

在乾隆时期，行使这样的专制权力主要体现在两个领域。一个领域是乾隆皇帝从父祖那里继承来的密折制度（在常规渠道之外设置的机要渠道），通过该制度皇帝与大臣建立起个人间的交流关系，以便迅速、机密、准确地传递相关信息与指令。另一个领域则是在吏部正规考核制度之外，通过密报、陛见等手段建立起皇帝对大臣的特殊考评制度，用君主自己的眼光代替固定呆板的正式官僚考核制度，以便超越程序进行政治任命（特别是对高级官员而言）。这样两种非正式制度，为的都是在正式制度之外建立起非正式的、皇帝对官僚的私人恩宠与庇护关系，以超越或润滑正式制度运行时的僵化，更重要的是实现君主的私人利益或个人目的。

除了上述两个领域外，君主实行非正式控制最重要的手段是运用政治罪，也就是说用意图谋反的罪名（对王朝的犯罪），在官僚体制内追究某些行为、打击部分官员。就是说，官僚们在施政过程中，除了可能受到由吏部主持的常规赏罚外，还会时不时地受到君主用非常规的专制权力施加的政治罪制裁。以政治罪名义实施的制裁，轻则让官员们丧失君主个人的宠信，重则失去财产、自由甚至生命。而要用政治罪来整肃官僚阶层，以防止高级官员们偏离皇帝“个人的控制而滑入常规节奏和裙带关系”（第275页），就需要某种媒介的触发或者说某种机会。

孔飞力强调，叫魂案就是这样的机会，“因为它是一个建立在如此荒谬的基础之上的案件”（第276页）。这样一桩最终被纳入政治罪的案件，可用来动摇“官僚们用以有效保护自己的常规行为方式，从而为弘历创造一个环境，使他得以就自己所关心的问题同官僚们直接摊牌”（第276页）。在该事件中，皇帝发动叫魂案，通过清剿并推动清剿深入以及最终叫停，来测试各省官僚的忠诚度，惩罚为他所讨厌的人并褒奖受他宠信的官员。事实上，在帝国政治中，君主总是喜欢利用类似于叫魂这样的事件，对其进行加工，以“使它们转换为权力和地位”，“强调他对官僚的支配”（第288页）。孔飞力说，“围绕着谋反危机对官僚体制实行动员”，还可以“通过文字狱对文人骚客进行恐吓”（第299页）。

不过，孔飞力也强调，不是说对于君主通过非正式手段行使专制权力，官僚毫无办法。他说，“要抵制专制权力并不需要通同作弊或苦心经营。官僚机器本身颟（mān）顸（hān）迟缓的工作方式，就足以使抵制专权的诡计得逞”（第281页）。在叙述叫魂一案时，孔飞力举出了江西、苏州、湖南、南京等地官僚，通过一些行为，如忙而不动、转移视线、统一步调、常规化处理（即把君主的非常规要求导入日常的轨道）等，成功地对君主专制权力进行了谨慎而广泛的抵制。

正因为有这样的抵制，才使得乾隆帝进一步地相信，“他要实行个人控制，也许就非要诉诸于‘政治罪’不可”（第298页）。到最后，孔飞力指出，帝国制度发展到清代，任何一个君主要想维持对官僚制度稳固、有序和可靠的控制，都已变得十分困难。他追问，“到了这个时候，中国的帝国制度本身是否已达到了非使‘政治罪’成为政治生活一部分不可的地步？”（第298页）或者说，以君权形式表现公共权力的帝国制度运行至今，君主已不得不将自己与官僚之间的私人庇护-效忠的关系凌驾于公共权力之上，将自己的私人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帝国制度因此走到了终局。

（二）叫魂案中君主非常规控制官僚的特殊因素

叫魂案一开始只是用妖术害人的刑事案，并因查无实据而未引起官僚系统过多的注意；可后来之所以成为政治罪而大大升级，是因为其中存在剪发辫的行为，而这又似乎可视为反抗满人的谋叛行为。于是，乾隆帝通过叫魂案中的政治罪来控制官僚，不仅仅具有似幻似真的一般性叛乱因素与君主通过非常规行为控制官僚的目的，而且还带有了汉人王朝所没有的特殊民族因素。

这种特殊的民族因素，首先来自乾隆帝对满族人传统素质的自豪，以及他对以江南为代表的汉人文化腐蚀性的担忧。作为依靠少数民族武力而成功君临中国的政权，满清政府要维持其合法性，一方面需要展现自己对广土众民的治理能力（乾隆帝一开始关心叫魂案的原因就是要保护民众不受妖术伤害并平息公众的恐惧），另一方面需要展现自身的德行，即作为征服者的满族人具有不同于汉人的特殊美德（“既勇敢又富有生气，既诚实又不吝豪华”，第87页），有这样的美德才使满族有资格统治中国。可是到乾隆年间，满族的上层尤其是皇帝发现，多数满族人受到了汉人文化的腐蚀，不仅丧失了军事技能，还丧失了个人品质（“渐染恶习，浮靡嚣薄，殊失国初浑厚之风”，第91页），甚至满语能力都日益退化，以至于“几乎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们用来支撑自己作为征服民族的骄傲了”（第89页）。在满清统治者看来，汉人文化最典型的就是江南，“凡在满族人眼里最具汉人特征的东西均以江南文化为中心：这里的文化最奢侈，最学究气，也最讲究艺术品位，但从满人古板严谨的观点来看，这里的文化也最腐败”（第94页）。于是，乾隆帝将他对江南问题的恐惧、对满人被汉化的忧虑、对行政机构效率下降的担心联系在一起，得出下面的结论：“被汉化的满人与腐败的汉人官吏正在携手使大清帝国走上王朝没落的下坡路”（第96页）。就这样，从江南起源的叫魂危机，为皇帝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来发动政治罪，以去除江南文化的堕落腐败、捍卫满族人的特殊品质，并整治行为丑陋的官僚精英（他们大多也出自江南）。

这种特殊的民族因素，其次来自满族统治者的一种统治术，即把削发令当作“测试臣民的一块试金石”（第75页）。清王朝是满族人作为少数民族而用军事手段强加到全国老百姓头上的，虽然一开始遇到的反抗并不强烈，但满清统治者对自己的统治地位并不自信，也因此极度敏感。为了迅速巩固自己的政权，满清统治者认为，“与其让那种不温不火对待新政权的消极态度得到滋养生长，毋宁让这种抵抗一下子爆发出来而迅速予以荡平”（第72页）。于是在清初满族统治者强制推行“削发令”，要求汉人剃光前额、编成辫子。服从削发令的汉人，意味着放弃了对自己文化尊严的捍卫；而反抗这一法令的人，满清统治者就可以坚决地消灭。到了乾隆年间，削发问题事实上已没有清初那么敏感了。在一开始，乾隆帝也未将削发令与叫魂案联系起来。只是到了后来，在叫魂案高潮期，削去发辫才被视为挑战新王朝统治合法性基础的种族意象。就是说，在乾隆帝再次把削发问题当作测试臣民忠诚手段之后，这一升级了的政治罪才被赋予强烈的民族因素。所以，叫魂案除了可以让君主行使非常规权力来控制官僚外，还“反映出满清统治者作为少数种族狭隘的防卫心理”（第78页）。

三、君权的内在矛盾

为什么在帝国国家治理中，《清代地方政府》一书所描述的正式机制与非正式机制会长期存在，并且不因皇帝发动消灭非正式机制的运动（如雍正帝火耗归公改革、道光帝尝试固定陋规的收取等）而消失？回答这样的问题，当然可以有多种角度或多个答案，比如前面引过的曾小萍的判断，雍正帝火耗归公改革的失败是源自“中国农业经济结构的结果”或者说因为“农业部门在中国经济中占优势地位”(13)。在《叫魂》中，孔飞力先生说到了类似的问题，即“任何一个君主要想维持对官僚制度稳固、有序和可靠的控制，都已变得十分困难”（第298页），而雍正帝（乾隆帝的父亲）则是最后一位为此做出了认真努力的皇帝，“他整顿财政体系，建立对边疆地区的行政控制，强化弹劾制度，并加强帝国通讯体系的机密性”（第298页）。但到了乾隆帝，这些正式制度建设要么停顿，要么出现倒退，君主对官僚的常规控制已捉襟见肘，以至于不得不用类似于政治罪这样的非正式手段来行使权力。

我们也可以从帝国政治制度本身来考察这个问题，可能会更有说服力。就是说，帝国国家的公共权力表现为君权（即统治权与所有权合一的权力形式），君主运用集权化的科层制，在各级官僚帮助下完成治理的目标。从财政上看，帝国国家权力安排就是以君主的个人所有制（或者说君主家庭所有制）的形式，来实现国家共同体对土地及其附着人口的支配权，以土地的私人占有制度来实现土地的有效使用。在这样的帝国制度下，君权兼具公权与私权二重性，但本质上是一种特权，源于拥有土地的特权而非真正的公共权力，并依靠具有强烈私权特征的血缘原则而继承。正如在《叫魂》中孔飞力注意到的，满族统治集团虽然在汉人中推行削发令，但“削发令本身并未作为单独的条款或子目出现在《大清律例》或《大清会典》的任何一个版本中”（《叫魂》，第71页）。这是因为，在相当程度上，正式法律或正式制度更多地体现了君权中公共性的一面，也因此受到规则的严格约束与保障；而满族统治集团推行削发令，相当程度上不具有公共性，它体现的是君权的私人性（代表少数民族及其个人利益），因而将其留在了正式成文的法律文本之外，并用较为任性的方式来加以保障。

君主为了维护作为特权的君权，就必须也给各级官吏一定的特权，以恩赐私人利益的方式来诱导官僚卫护君权中包含的私人利益。各级官吏及在野士人，因此拥有了各种法内特权，并在现实中衍生出种种法外特权。法内和法外特权的存在，必然导致瞿同祖先生所说的正式机制与非正式机制的内在冲突，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冲突。作为具有私人性的特权，“君主要维护巩固自身利益，就必须不断诉诸于专制和无常的权力，而提出政治罪指控则是使用这种权力的最佳机会”（第295页）。就是说，行使特权的皇帝，难以要求各级官吏在行使权力时做到真正的公共性。这是帝国制度的根本缺陷，它决定了《清代地方政府》一书中论及的所有将非正式制度正规化的努力统统会失败；在《叫魂》一案中，皇帝不得不动用政治罪来维持官僚对他个人（或者说对少数人组成的统治集团）的效忠，这样自然难以纠正官僚们大量违背权力公共性的行为。

其实在法国大革命前，国王特权的存在同样带来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内在冲突，国王无力对贵族官僚实施常规化控制，以及贪贿横行等问题。在当时法国的军队里，所有的官员都是贵族，他们要么拥有实际上的世袭权利，要么以总督或大贵族的委托人身份担任要职。这些军官牢牢地把持着军队管理权力和军人的银饷，腐败的机会数不胜数，特别是在征募新兵和选拔军官的过程中。总督和大臣向每个士兵和每笔税收都收取佣金，军队执勤人员弄虚作假以索取贿赂(14)。

要真正消除陋规、贪贿以及帝国制度运行中的各种冲突，需要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扬弃集所有权与统治权为一体的君权，实现真正地由民众选举产生的组织来承载的公共权力。而这就意味着，只有实现从帝国向现代国家的转型，才能真正消除帝国制度运行过程中存在的根本性缺陷。

(1)　曾小萍著：《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前言第3页。

(2)　瞿同祖著：《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晏锋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本章凡引用《清代地方政府》一书的内容，将在引文后直接注出页码，不再一一注出版本信息。

(3)　《为学贵在勤奋与一丝不苟——瞿同祖先生访谈录》，http://www.ideobook.com/593/qu-tongzu-interview-by-zhao-lidong/。

(4)　“为学贵在勤奋与一丝不苟——瞿同祖先生访谈录”，http://www.ideobook.com/593/qu-tongzu-interview-by-zhao-lidong/。

(5)　叶振鹏主编：《中国历代财政改革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546—547页。

(6)　王亚南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0页。

(7)　杜赞奇著：《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页。

(8)　为了读者阅读起来更完整、更方便，此处对双轨财政及其制度的描述，有极少量内容改写自《财政中国三千年》（上海远东出版社2020年版）第十三、十五章。

(9)　费孝通著：《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5—160页。

(10)　详细内容可参见刘守刚著：《财政中国三千年》（上海远东出版社2020年版），第319—320页。

(11)　曾小萍著：《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4—286页。

(12)　孔飞力著：《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接下来凡引用该书的文字，直接在引文后标明页码，不再一一注明版本信息。

(13)　曾小萍著：《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4、286页。

(14)　理查德·拉什曼：《国家的迷思：精英侵吞与财政危机》，载于《共和国制度成长的政治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9页。

第三章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帝国转型责任的自觉担当者

第二章我借助于《清代地方政府》及《叫魂》两部名著，来给大家展示成熟时期帝国制度的运行及其内在矛盾。众所周知，自晚清开始，中国就行进在朝向现代国家的转型道路上。对于这一巨大的国家转型活动，已有无数的学者用大量的著作来思考、总结与展望。初版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的《英国国会史》，中译者在其序言中曾用下面的诗句来表达对中国国家转型之路的忧虑与期望：“挂帆沧海，烟波茫茫。或沦无底，或达仙乡。二者何择，将然未然。时乎时乎，吾奋吾力。不竦（sǒng，同‘悚’，恐惧）不戁（nǎn，恐惧），丈夫之必”(1)。时至今日，在历史的三峡即将穿越、国家转型之路已完成大半之时，我们一起借助于列文森的名著《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来回顾这一过程，是必要的也是值得的。其中需要特别回答的问题是，中国从帝国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内在动力何在，是什么样的主体承担着国家转型的责任？

不过，话说回来，列文森的这部著作虽然极为出色，但也出了名地难读，就像中译本“代译序”中说的，“阅读和理解列文森的著作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2)。甚至列文森的博士导师费正清先生也说，这本书的表达方式显得矛盾、诡谲，读起来像老子的《道德经》（代译序，第3页）。因此，本章的内容并非是对《儒教中国及其现代转型》的详细讲解与深入评论，而只是从本书的目的出发，结合文本的内容进行导读，和大家一起来思考中国国家转型过程中的思想变迁与历史动力等问题，尤其是其中展现出来的知识分子对于国家转型责任的自觉担当。

第一节　列文森与《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按惯例，我先介绍一下《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的作者及这部作品的情况，然后再简单地交代该书在我这本书中的地位。

一、列文森其人

本章所选文本《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加州大学出版社1968年版），作者是约瑟夫·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1920—1969）。他是美国学者中研究中国的最杰出代表之一，也是在美国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开拓者和领导者。列文森的代表作，除了本章所选文本之外，还有《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等。1971年，加州大学出版社以“革命与世界主义”为书名，出版了他的三篇演讲稿。1976年，梅斯纳（Maurice Meisner）与墨菲（Rhoads Murphy）耗时6年编辑完成并出版了纪念列文森的文集《莫扎特式的史学家：论列文森的论著》。

列文森1920年出生于波士顿，1941年本科毕业于哈佛学院，并于次年加入美国海军，参加了在所罗门群岛和菲律宾的对日战役。战争结束后，他入读哈佛大学，先后获得硕士（1947）与博士（1949）学位。他的导师是美国著名史学家费正清教授，博士论文为《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1953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列文森因费正清教授的推荐而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并长期任教于此（1951—1969）。在他的学术成就达到高峰之际，却不幸意外溺亡。为了纪念他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上的杰出贡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他去世当年就设立了“列文森纪念基金”，“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专门设立了“列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1987年开始颁奖，第二章解读的孔飞力名著《叫魂》就获得了这一奖项），哈佛大学也以他的名字向本科教学杰出者颁奖。

对于列文森，学术界的评价相当高，将其称为“莫扎特式的历史学家”，因为二者具有相似的才华横溢、同等的神秘复杂、同样的生命短暂。在自己的纪念文章中，导师费正清教授称赞列文森拥有和表现的“并不是普通的学术生涯，而是一个天才的例证”（代译序，第4页）。同为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保罗·柯文是这样评价列文森的，“列文森在探讨近代化与文化演变问题上，锲而不舍，富有想象，在美国战后数十年研究中国的史学家中堪称首屈一指，在许多读者心目中他的著作也许最有说服力……是一位令人不得不正视的人物”(3)。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的“代译序”中，郑家栋先生对列文森的评价是，“他那种独特的表达方式常常会令人感到扑朔迷离，而他那难以遏制的才气又使得他的作品似乎带有太多的浪漫情调和文人气息”（代译序，第2页）。

列文森是一位历史学家（叙述客观的事实），又是一位形而上学家（相信思想的洞见对于历史研究的极端重要性），他相信并尝试着揭示思想与历史之间的辩证发展关系。与此同时，他既信奉马克斯·韦伯的“现代化”观念（即体现现代理性精神的“专业化”终将取得全面的胜利），又蔑视既定的“专业规范”（他自己就以反叛者的形象出现在历史研究的舞台上）。还有一些其他学者，注意到列文森个人的两难境地，即一方面他怀念“脆弱和美的古典的诗情画意”，另一方面他又承认古典灭亡的无可避免，现代世界无可避免地要走向功利、效率和速度的统治。列文森的妻子罗丝玛丽，曾经解释过列文森的气质，以及他在处理中国思想史时凸显的基本问题与观念（诸如历史与价值、区域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紧张等），在很大程度上，她将这些归结到列文森身为犹太教徒而面对现代窘境的感受和领悟。

二、《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的英文名称为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中文版由郑大华、任菁翻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对于英文“Confucian”一词，在中文中是译为“儒教”还是译为“儒家”，学术界有一些争议。不过，这丝毫不影响该书在中文学术界的影响。因文采飞扬、表达委婉、思维敏捷、见解深刻，它一直受到学界的高度推崇。郑家栋先生在中译本“代译序”中是这样评价该作品的，“在80年代以来国内出版的众多译著中，很少有哪一部能够像该书这样与我们所关注和讨论的一些重大问题——诸如历史与价值、传统与现代、保守与激进、东方与西方、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等——有着如此直接的相关性；也很少有哪一位西方作者能够像列文森那样，以广阔的视野、深刻的洞见和迂回曲折的表达方式，把问题的复杂性充分凸显出来，使人们不至于在一些空洞无物的老生常谈中浪费太多的时间”（第2页）。

对于这本作品，已有太多太好的评价。除了文本中所包含丰富的思想内容与历史素材外，学者们普遍关注的是列文森对费正清教授所创造的用来解释中国现代化过程的模式（即“冲击—回应”）之运用。不过，在费正清等人那里，“西方冲击—中国回应”这一模式，仅是一种处理史料的整体结构与一种主导性的观念，而列文森“则把此一模式所能够容纳的思想内涵发挥到了极致，使之成为一种系统的理论和方法”（代译序，第12页）。相对来说，列文森对该模式的运用，更具有深层的人文关怀，或者说他更关注在无法抗拒的现代化冲击影响下的人（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用研究中国的另一位学者史华慈的话来说就是，列文森“他认识到，某一民族、社会的存活需要一种新的异质‘真理’，此种真理将否定他们自己所拥有的传统价值，为此他们会经历一种巨大的精神迷失”（代译序，第12页）。用这样的话语来思考外来力量与中国国家转型问题，确实显得无比地深刻。

在结构上，《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分为三卷，每卷又分为若干章。第一卷标题为“思想继承性问题”，在交代清初思想文化状况（即近代早期的经验论）的基础上，讨论受西方冲击的近代中国思想界，如何在中西／古今框架中选择指导思想与从事制度实践。由于儒学所具有的精神特质，不能让中国社会实现近代化转型（他用绘画领域的证据来论证缺乏专业精神），因而思想界的最终选择造成了儒家思想衰亡的命运。第二卷标题为“君主制衰亡问题”，讨论君主制与儒家思想曾经具有的相互支持却又彼此紧张的内在关系，描述在西方冲击下君主制终结与儒家思想衰亡同时进行的过程，最后揭示其中蕴含的历史启示。第三卷题为“历史意义问题”，探讨儒家思想退出历史舞台的意义，提出儒家思想在“共产主义中国”就像“博物馆文物”这一著名的比喻。

在上述三卷共25章的内容中，列文森处理了诸如“传统与现代”“历史与价值”“保守与激进”“东方与西方”“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等经典的二元对立主题，并显示出高屋建瓴的考察视野与缜密精细的论述方式，该书也因此最终成为同类题材中难以逾越的高峰。不过，列文森这本书也受到不少批评。比如有人认为，他在书中运用上述二元对立的框架过分割裂了历史，他的工作并非研究历史而是借助历史思考，他的文本语言偏向文学而丧失了历史的严谨性等。此处我们不多讨论。

三、《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在本书安排中的地位

乍看之下，《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似乎与本书运用财政政治学阅读经典、思考国家转型的主题关系不大。不过，我仍然选择了此书，目的有二。第一，借助于这一文本，帮助大家从思想变迁的角度理解中国的国家转型是如何发生的，而财政思想显然是思想史内容的重要部分，财政转型又是中国国家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解思想变迁和国家转型大背景会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财政思想的变化。第二，借助于这一文本，为大家展示在历史背景与制度结构约束下的知识分子，作为担当主体，是如何自觉积极行动起来的。这些知识分子以传统思想资源为基础，努力吸收西方思想，在思考中国问题的基础上提供行动方案。对于今天的财政学者而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前辈的这些努力是效仿的对象。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虽然并未直接探讨财政问题，但其中也涉及财政的内容，特别是在对井田制的讨论中。中国古代典籍中记载的井田制，盛行于西周、瓦解于春秋时期，它在性质上应该属于土地国有制或者某种共有共耕制。不过，对于该制度的具体内容以及是否真的存在，后世学者一直有较大的争议；他们对有关井田制的讨论，主要集中于田制（耕地产权）调整、田赋征收（均赋）等问题。列文森在该书的第三卷第二章，比较详细地回顾了有关井田制的两种对立主张，“从汉朝到清朝的大约两千年里，既有官吏和学者主张恢复井田制，也有官吏和学者否认具有恢复井田制的可能性”（第272页），并讨论了学者们对待经书所记载的井田制的两种态度：有的更重视文字；有的更重视精神。到了近现代，又有两派关于井田制的意见：一派是以胡适为代表的怀疑派学者，他们认为，在历史上并没有井田，它只是一种社会思想，一种愿望和理想（列文森认为胡适他们的怀疑意见并不正确）；另一派是传统主义者，他们坚持井田制作为客观的历史曾经存在过，后来的历史学界提供的证据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第271页）。

不过，列文森重点关注的是下面一批激进主义者，他们更多地从精神而非真实历史出发肯定古代井田制的存在，目的是为今天的社会改革方案寻找证据，甚至是用它来证明由西方传来的普遍真理之正确（“将井田的价值与一种著名的外来价值观统一起来”，第277页）。对此，我们今天的学者应予以深思。比如，康有为就坚决主张，是孔子这位改革家发明了将田地分给每个人的井田制；谭嗣同则把井田当作开启世界大同之门的钥匙，说“尽改民主以行井田之法，则地球之政，可合而为一”；梁启超的说法是，“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第277页）。尤其是后来深受社会主义影响的一批学者（如廖仲恺等），都在精神上将井田制理解为某种公有制，以作为在未来中国实现由西方传来的社会主义的神圣基地或精神支持。对此，列文森的评价是，从清末到民国这一段时期，“中国思想界的主流都是外来的。井田制也因此不再成为鼓舞人心的政治观念，而只是给某些新的并且似乎重要的事物增加一种相似的光泽”（第278页）。作为今天的读者，我们由此也可以体会支撑中国现代国家转型的思想资源之复杂。

第二节　儒教中国自我转型之不可能

自晚清以来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动力来自何方？没有西方的冲击，中国自己能否走上转型之路？诸如此类的问题，一直以来都令中国学者的心焦灼着。中国史学界曾以“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或类似的名称，探讨过这样的问题，并将其与中国古史分期、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中国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汉民族形成等议题，并列为新中国史学开出的“五朵金花”。

我个人曾经从财政方面概括过中国国家转型的内因与外力(4)。就是说，在帝国财政内部存在着至少以下三种悖论或者说紧张关系：正式收入体系中官僚阶层对帝国财政既支撑又削弱的紧张；非正式收入体系中公与私的紧张；特权对工商经济发展既保护又破坏的紧张。由于这样的紧张关系无法在帝国框架内解决，因而必须实现国家的转型或升级才有解决的希望。可是，尽管帝国财政存在着诸如此类的紧张关系或者说内部缺陷，但仅从内部因素看，帝国似乎仍能长期维续下去，而不管王朝会怎样地兴衰。在一个王朝的生存期，如果君主对外征伐的雄心不大（这样军事费用不会爆发性地增长），帝国君主又能相对有力地控制皇室（在财政上使皇室经费不至于侵蚀国家财政）和官僚（使非正式收入体系不破坏正式收入体系）的行为，那么量入为出原则就不会被突破。这时财政上就会有结余，王朝就能生存，帝国也因此处于稳定期。如果上述条件不成立，那么量入为出原则就会被突破，王朝会随着财政一起崩溃。在经历过一段时间的波动后，帝国将会伴随王朝的更换而实现重生，帝国财政也因此得以重建。不过，“帝国能够长期维续”的结论是以国家所受外部威胁不大为外在条件的。一旦这样的条件不再具备，就需要国家积极行动去应对生存危机，此时帝国财政设定的消极国家职能观就再也无法继续下去，财政上就需要为急剧增长的支出寻求新的收入来源。这种新收入来源，只能从具有大量剩余及富有弹性的工商业中去寻找。而要让工商业成为不断增长的财政收入来源，国家就要积极地行动去发展工商业；要发展工商业，最为关键的是确立个人产权，以及维护经济交易规则，这就意味着要建立一个基于个人权利和财产保护的政治与法律制度。这一切，意味着帝国财政乃至帝国制度的整体转型。因此，帝国财政乃至帝国制度内部缺陷的存在，将会因国家生存危机（外部条件）的诱发，变成促进帝国财政乃至帝国向现代转型的动因。

对于中国国家转型动力（或者说在转型过程中来自西方的动力和中国自身的动力哪一个更重要）这样的问题，我个人不打算也没有能力全面彻底地进行解答。罗荣渠先生曾对此有一个综合性的意见，那就是“不论是‘西方中心观’还是‘中国中心观’，都是片面的。中国走向现代世界是各种内外因素互动作用的‘合力’所推动的。这一巨大的转变过程应该按其本来的复杂性，从单向度研究改为多向度的综合研究”(5)。本章在此节主要尝试整理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文本中对该问题的回答内容。如前文已提及的，列文森使用的分析框架是费正清先生的“冲击—回应”。在他看来，儒教中国无法实现自我转型，在转型过程中西方扮演了主动的、积极的角色；正是来自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冲击力，才给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儒家文化、君主体制造成巨大裂痕乃至断裂，并进而促使中国走向现代。下面我们分几个方面来看看列文森对儒教中国不能自我转型的论述。

一、儒家思想不能带来现代化所要求的专业化与科学

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列文森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17—18世纪，中国出现了一批专注于考据并反对程朱理学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这是否意味着“即使没有西方工业主义的催化作用，这个看上去平稳的、传统的中国社会，凭借自身的力量也将迈入一个具有科学取向的社会？”（第3页）事实上，有许多学者都追问过类似的问题，那就是，如果没有西方文化的入侵，中国是否能够实现以理性为内在精神的现代化？

像艾尔曼这样一批学者，对于清初出现的考据学者评价比较高，认为他们“冲破了元以来尊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学术话语形成的束缚，结束了新儒学的正统学说以及它的钦定理论体系和强烈的形式主义对学术事业的垄断”，“清代出现的考证学派与20世纪中国学术话语存在直接的连续性”(6)。从明代晚期由王阳明心学发展出来的“人人皆可以成为尧舜”思想以及倡导“讲学议政”的言行中，也有学者看到了民主和自由这样的现代价值观的影子，并进而认为依赖于这样的资源可以开发出中国的现代化，或者认定明清之际中国已发生朝向现代的转向。在新中国史学讨论中主张明清存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学者更是断言，如果没有西方入侵，中国自身经济的变化也会带来现代化。

不过，列文森对这些意见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儒家思想所推崇的非职业化的人文理想决定了中国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走向现代，因为现代文明讲究科学、进步、商业、工业、功利主义，可是儒家学者“他们对进步没有兴趣，对科学没有嗜好，对商业没有同情，也缺乏对功利主义的偏爱。他们之所以能参政，原因就在于他们有学问，但他们对学问本身则有一种‘非职业’的偏见，因为他们的职责是统治”（第16页）。列文森又分别从考据学派的历史与明清文人画传统来分别阐明这一点。

1．来自考据学派的证据

众所周知，以伽利略、牛顿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思想以及培根为代表的经验论、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思维等，在推动西方世界步入现代化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以西方发展为参照对象，从梁启超开始就有很多学者在明末清初兴起的考据学派中寻找科学的经验论或理性思维的影子，并据此认为中国社会凭借自身的力量也在走向现代化。但列文森对此不能同意。

考据思潮是以官方正统思想（程朱理学）的批评者面貌出现的，它起于晚明，在18世纪达到高峰，不同的学者分别将其称为“朴学”“实学”或“汉学”。这些考据学者，提倡客观实证的学风，致力于对儒家经典文献中的语言文字进行考证、校订，并进而扩展至对数学、天文、地理、金石等实证材料展开研究。他们大力批评空谈义理的宋明理学，指责它背弃儒学真谛，甚至应该为明朝灭亡负责。

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转型》一书的开始，列文森就对考据学派进行了探讨。他概述了明末清初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为代表的学者，从实行、可感知的具体物质出发，对（程朱）理学的唯心主义、（陆王）心学的神秘主义展开批评。在列文森看来，黄宗羲等人专注于实际的经验论思想与近代科学经验主义是“相吻合的”（第5页），但是这样的经验论“本身既不科学，也非必然导致科学的产生”（第6页）。这是因为，对科学的产生而言，重要的不是关于自然界的知识，而是向自然界提问的能力，“知识只有通过回答问题才能获得，所以要获得知识，首先必须有一个合适的能在正确的法则下追问的问题”（第7页）。但是顾炎武他们很少系统地提出问题，“不能找出事物与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不能像培根那样渴望“在经验与理性之间建立起一个真正的合乎逻辑的联盟”（第8页）。所以，列文森断言，“我们不应该将这些清初的经验论者视为科学家的先驱。他们的思想并不是中国将要产生科学之内在趋势的征兆”（第8页）。

列文森还举例说，被称为考据学派或者汉学家的这些学者，虽然反对朱熹的理学形而上学，但他们对儒家经典的崇拜与认同并不比理学家少，他们宣扬的实学只不过是致力于校勘经典文献，研究经典中的语音语义，寻求解答伦理学而非科学问题的答案。这样的做法“距离关切自然之谜的科学思想是多么遥远”（第10页），因此“站在科学发展的高度来看，这同其他任何方法一样都是死路一条”（第9页）。

不过，列文森强调，虽然在清初中国学者的经验论思想中找不到科学的存在，但“这不是因为他们的祖先生来就不能发展科学传统，而是他们根本就不愿意这样做”（第12页）。接下来他用绘画方面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结论。

2．来自明清文人画的证据

在第一卷第二章的一开始，列文森就引用了孔子的言论“君子不器”来阐明儒家源远流长的反职业化（或专业化）传统，这样的传统与儒家知识分子因充当统治阶级而希望社会稳定结合在一起，带来了中国学者对古典主义的深深崇拜以及对变化与创新的反对。显然，这样的想法与现代化的取向严重不合，因为现代化一方面意味着体现现代理性精神的职业化必不可少，另一方面意味着体现在社会主导性商业活动中的进步、变化、创新以及功利主义也不可少。列文森举出了明清时期的文人绘画作为例证。

在列文森看来，明清画家的自我定位以及在文人画中南宗的胜出，可以说明儒教观念对专业化分工与职业观念形成有巨大的限制。比如像明朝著名画家董其昌这样的文人画家，尽管在书画艺术理论与实践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造诣，但他首先把自己定义为追求“道”甚至实践“道”的君子而不是职业的画家，不愿意甚至不屑于成为“君子不器”中的“器”。在画派的南北宗之间，南宗提倡“顿悟”“画意不画像”的唯心主义山水画（“禅画”）。相对于提倡理性的而非直觉的、更拘泥于细节的北宗工笔画，南宗更能得到士大夫们的认同。这是因为，儒家知识分子崇拜非职业化，讨厌“工笔”这一专业术语。就是说，南宗审美观之所以能够得到士大夫们的认可，“是因为他们在社会学上对优雅的士大夫风度的爱好超过了对职业化的爱好”（第21页）。

那么，如何获得南宗画派崇尚的直觉洞察力的火花呢？关键在于临摹从前大师的作品，“一个画家的‘气韵’产生，并不需要有一座真山，而只要有一座古代大师画的山”（第25页）。这样一种做法，与儒家知识分子普遍提倡的从古代圣贤作品获取真理与治国之道是一致的，“画家必须在某种风格上临摹古代作品，就像一位学文学的学生必须对流传下来的古典作品全部研究一番”（第24页）。因此，列文森断言，就中国绘画而言，用任何内在的标准来评价，“它早在明代中期以前就已达到了其风格的极限，并已开出它的最后花朵”（第33页）。此后，中国画家一代一代地模仿，可“中国人并没有对模仿感到恐惧，也没有认识到创新要求艺术家有新的创作目的”（第33页）。前文说到的考据学派也与此类似，它在17—18世纪对宋明新儒学的批评，“主要不是指责它们没有满足当时的需要，而是指责它们偏离了过去的真理”（第38页）。列文森说，只是到了19世纪后期，当中国社会在西方的压力下开始沿着西方的道路发生变化时，当西方的价值判断，如对“创造力”的赞扬开始在中国产生它的影响时，“中国人才开始对中国绘画艺术缺乏独创性产生怀疑，也才开始对一味地模仿古人感到窘困（而不是沾沾自喜）”（第34页）。

利用上述绘画方面的证据，列文森说明了明清乃至整个儒教中国时期官僚士大夫的反职业化倾向。他们景仰人文文化而不是技术性的职业文化，认为国家治理主要靠道德榜样而不是法律或其他专业行政技术，主张最适合自己需要的是儒家经典著作中的道德学说，此乃学问之“体”，而认为其他东西对于治国没有任何价值，至少价值不大。“学问的价值就在学问自身，并且由于科举考试制度，它更适宜于美学上的空发议论，而不是实践上的贯彻实行”（第34页）。就是说，只需要追求儒家经典中的学问，只需要加强道德修养，而无需培养职业技能或实现专业化，就能完成士大夫唯一的职能——治理国家。儒家知识分子所持有的这种“非职业化”观念，一直到了近代西方冲击来临后，才不知不觉地为“专业化”观念所取代，“那些为传统主义者和古典崇拜者所珍爱的东西，才会被生活在科学和革命之时代的新青年斥之为矫揉造作”（第35页）。因此，列文森的结论很清楚，现代化所需的科学经验与专业精神，是欧洲文明产生的东西，儒教中国并不存在，只能从西方引入。

有意思的是，列文森本人虽然是现代化的肯定者，但并没有否定儒家“君子不器”的主张。事实上，他个人极为热爱人类的古典文化。他也以英国作家斯威夫特为例，说明英国同样存在这种贵族式的人，他们喜爱人文学科远胜自然科学。这一现象反映了列文森思想的复杂性，以及《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内容的丰富性。而且，列文森也从对“君子不器”这一儒家思想的某种肯定出发，同情性地解释了共产主义在中国兴起的原因，因为马克思主义同样反对专业化分工，反对将人当作工具。到书的最后，列文森还追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儒教会枯萎成为这样一种畸形物呢？”（第348页）他强调，可能的一部分答案是，“儒家文明推崇的是非职业化的人文理想，而现代的时代特征则是专业化”（第348页）。他最后总结说，“在反职业化的古典世界里可能是成就最高的儒家教育，所追求的目标是培养出具有很高文化修养的非职业化的自由人，这些人摆脱了非人格的系统的控制。因此，与本质上是审美的、是目的而非手段的科举考试有着密切的联系的中国官僚制度阻止了向职业化方面的发展”（第348页）。

二、儒家思想不能带来现代国家制度

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第二卷的讨论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列文森对古代中国儒教与君主制结合的讨论，这样的讨论事实上解释了在中国产生现代国家动力不足的问题。列文森并不认为二千年中华帝国史是静止的或循环的，而认为在儒教与君主制、君主与儒家官僚、儒教思想内部之间，充满了张力与冲突，这为儒教中国的发展带来了活力。但这样的张力与活力，并不足以带来儒教中国的现代化。他的结论是，“在以往的许多世纪和朝代中，君主制和儒学相伴而生，结为一体，互相利用，现在又互相牵连，双双衰落”（第259页）。正因二者同时衰落，才会有现代中国的兴起。

（一）儒教中国的张力与活力

在中华帝国时期，儒家思想并非简单的学术思想，它与那个时代农业家庭式普遍生产生活方式、官僚制度、教育、政治社会化过程结合在一起，甚至与天地鬼神的宗教信仰以及社会心理状况密不可分。就此来说，这本书的中译者将英文书名中的“Confucian”译成儒教而非儒家，是有一定道理的。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与帝国君主官僚制就成为一体而造就出儒教中国。不过，称为“儒教中国”，并不意味着在内部（儒教与君主制、君主与官僚、儒家思想不同派别间）没有矛盾或冲突。

1．儒教与君主制

在列文森看来，儒教与君主制既互相需要又有内在的冲突，正是这种关系才使得二者都能生存。他在第二卷第二章开头引用尼采的名言说，“几乎每一个政党都懂得：为了自我生存，就不应使反对党失去所有的力量”（第158页）。因此他断言，“儒教与君主制度之间的这种既相互吸引、又彼此排斥的张力的丧失，是造成中国君主制度瓦解的因素”（第159页）。

一方面，列文森认为儒教士人需要君主制来获得权力、实现个人理想与社会稳定，而君主制也需要儒家思想中包含的反对封建的力量。列文森所说的封建力量，是指那些具有割据能力的豪强、主张世袭的意识以及掌握武力的集团。按照列文森的说法，儒家士人构成的官僚阶层“怀有各种限田思想并对具有皇家背景的豪强始终持怀疑态度”（第161页），“儒家的理智性与封建的崇尚武力是背道而驰的”（第161页），儒家设计的通过科举考试制度来获取权力和声誉“宣告了封建主义根据出生就能获得社会地位之法律保证的无效”（第161页）。正因如此，列文森断言，虽然在帝国中仍保留了分封制，但“只要绅士-文人-官僚阶层站在皇帝一边，这种受到皇帝庇护且有名无实的分封制就不会对皇帝构成任何威胁”（第162页）。

另一方面，列文森认为儒教与君主制之间并非全然互相支持的关系而存在许多冲突，并因冲突的存在而使得君主制充满活力。这样的冲突有：儒家倡导的“孝”（家族的优先权）潜在地与君主要求的“忠”不相容（当然，忠“也不能被解释成绝对服从皇帝的意志，相反，真正的儒家的进谏或以身作则都是‘忠’的行为”，第163页）；君主统治依赖的法治与力，与儒家倡导的礼治及对君主修己品德的要求，也存在着紧张关系，再说儒家还认为，正是因为皇帝的德性显然不足以造成一个完美的社会秩序，他们才求助于法律（第163页）；君主的世袭，与儒家倡导政治地位不能继承的理想（“禅让”）之间，也是矛盾的（第162页）。所以，列文森说，“从一开始，君主主义和儒学之间的矛盾就存在，而且一直延续了下来。官僚知识分子在为了社会的稳定而支持帝国集团的同时，又常常表现出离心倾向，从而对王朝构成威胁，王朝也因其离心倾向而经常排斥官僚知识分子的力量”（第159页）。他还说，像中国这样的传统国家之所以保持了长盛不衰，是因为“它的活力或许来自对这种张力的宽容，而这种张力的丧失则标志着官僚君主制之死亡的到来”（第159页）。列文森强调，儒教与君主制之间还有一种矛盾，那就是：儒家始终坚守学者的非职业化理想（反对专业化），反对那种仅仅把人当作工具的职业训练，强调“他们自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不是君主的一种工具”（第165页）；可是，君主的法治却表现出它的无人格性和抽象性，特别是像清那样的少数民族王朝的统治者，会把儒家文人作为专门的工具来使用。因此，列文森总结说，“就儒学而言，它始终都需要君主制，并始终都接受其存在，但这种接受也始终暗含有对君主制内在任意性的限制”（第167页）。

2．君主制与儒家官僚

中华帝国的皇帝宣称拥有全天下的土地与人口，但他不可能实行“一人之治”。在西欧中世纪，辅助国王实施国家治理的是军功贵族，而在中国则是儒家官僚。自汉代开始，在理智生活和官僚权力之间建立起紧密联系的儒家官吏，慢慢地取代世袭贵族且始终压制着军功集团，进而成为治理国家的主要力量。经过唐代的科举制及后来君主对军事贵族的打击，到宋代，儒家文人阶级终于取得了绝对的胜利：一方面，“在严格的意义上拥有特权和世袭身份的贵族虽然始终存在，但总体上早已失去了活力”（第169页）；另一方面，“无论官僚制度还是儒教理论都得到很大的发展，并由此取得了‘文’对‘武’的绝对胜利”（第170页），宋代以后“是官僚这一文官势力阻止了武人的篡位”（第193页），以至于到20世纪初梁启超“对儒家爱好和平的文人之士取代尚武之士深感痛惜”（第169页），因为中国没法像日本那样“自我实现从封建忠诚到民族忠诚的演变”（第169页）。还有一点，列文森没有特别强调，那就是儒教理论成功地驯化了法家官吏，让帝国治理呈现出“外儒内法”的样态，从而使得帝国官僚几乎都是儒家知识分子。总之，在帮助君主清除了所有的对手（对君权有威胁的贵族力量与武人集团）之后，儒家“官僚自己则成了唯一能与王权相抗衡的力量”（第170页），以至于“有人把儒家（官僚）与君主之间的紧张关系说成是中国帝制历史中的主线”（第168页）。

列文森说，得到儒家知识分子兼官僚有效支持的君主，成功地执掌了国家大权，并开始“在某种程度上对官僚采取排斥的态度”（第170页）。这是因为，一方面所有曾经抵抗君主的力量都已减弱，君主为了进一步集权，只能将手中掌握权力的官僚作为唯一的对手，想方设法限制他们手中的权力，反对他们因私人欲望而侵蚀公共权力；另一方面，儒家官僚权力有特殊性，那就是它有独立的来源：官僚权力虽然来自君主的授予，但得到授权的原因却是儒家知识分子的个人品质（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而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职业专长），“是儒家把这种品质带给了官职，而不是官职给予了儒家这种品质”（第179页）。因此，儒家官僚并非完全依赖于君主，他们可以“进出于君主的政府部门，一会儿出山，一会儿又隐退”（第180页）。君主如果“不能满足儒家对自由和身份的那种贵族式的爱好”，那“他就会冒重蹈秦朝命运的覆辙、被儒家官僚和整个社会抛弃的危险”（第180页）。列文森也指出了事情的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儒家官僚也不能过分反抗君主，否则可能“会将自己和国家交付给曹操那样一类的残忍人物”（第180页）。这才是君主制与儒家官僚之间张力的全部。

为了既利用又限制儒家官僚，君主做出了至少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方面，君主利用旧的力量（即贵族与军事集团）来限制儒家官僚。比如，明代用皇子分封的贵族来制约官僚力量，清代重用贵族与满洲军事集团来反对官僚势力（第176页）。列文森还以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与腓特烈·威廉一世时期的普鲁士为例，来加以比较说明（第178页）。另一方面，君主发展出新的力量来制约儒家官僚。比如，汉代皇帝就感到有必要集结一支“第三种力量”（即宦官）来压制儒家势力（第177页），明代朱棣则利用和尚和宦官的力量（第180页）。当然，在对抗官僚的斗争中，到最后，“不是皇子或贵族，而是宦官和低微的满人成了专制君主的工具”，就是说明朝的宦官和清朝的满人发挥了同样的功能，“扮演君主之援军”（第177页），帮助抵抗儒家官僚。

3．儒家思想内部

列文森告诉我们，不仅儒教与君主制之间长期存在着紧张关系，而且儒教“自身内部也长期存在紧张关系”（第180页）。他把这样的紧张关系总结为内与外、公与私、家庭与家族、身份与学问、惯例与法律、自由与监督这样6对关系。接下来就列文森对内与外、家庭与家族、身份与学问三者间紧张关系的论述，做一点简单的概括。

列文森所说的儒家思想中“内与外”的紧张，指的就是“修身”与“平天下”之间的关系。在儒家看来，大多数君主从事着国家治理（治国平天下）活动却无道德上的完美（修身），而孔子虽然内在有德但外在却没有君主的“位”。德与位应该合一，“知与行本应合一，但‘势’又经常将它们分开”（第181页）。特别是朱熹等人将个人修身的要求大大提高后，儒家思想就“暗含有对君主制的责难”（第182页）。

就家庭与家族的关系而言，儒家推崇以血缘和亲缘为基础的家族，君主一定程度上也愿意用超越家庭的家族来限制最基层社会的分裂。但问题是，如果家族力量过强，就可能会削弱国家的公共权力甚至含有反叛的可能；而官员若服从家族首领或家族利益，就会成为新的贵族。

就身份与学问的关系而言，主要矛盾集中在科举制方面。对君主来说，科举制有助于反对贵族分封思想，但如果官僚一旦仅靠科举就能任职，那又成为脱离君主控制的新的分裂势力。对儒家官僚来说，科举制有助于他们压制那些非文人（武士、宦官）的势力而让自己独占社会威望与权力；可问题是，纯客观的科举制又会破坏儒家的等级观念，更要命的是它把文化知识提升到个人品德之上从而腐蚀了人们的头脑（第187页）。

4．小结

在列文森看来，儒教与君主制、君主制与儒家官僚、儒家思想内部，这三者所存在的上述紧张关系，“并不是旧秩序虚弱的表现，相反是它的力量所在”（第202页）。在这样的紧张关系支配下，儒教中国才有一系列的发展，这样的发展既巩固了君主制又巩固了儒教的地位。

比如说，儒教与君主制、内与外的紧张关系，使儒家官僚“为王朝的君主们披上一件道德的外衣”（第189页），就是说认为皇帝不像一般的芸芸众生，虽然并非天生的圣人，但仍然具有道德完美的可能性，君主应服从儒家制定的道德并以儒家大知识分子为师；儒家官僚从总体上来说应服从并依附于皇帝，并将道德献给君主（用道德完人的称号“圣人”来称呼皇帝）。列文森还用儒家官僚向皇帝行磕头礼来说明二者的有效联合，“磕头这一卑下恭敬的行为是对君主至高无上之地位的确认”，因为君主符合儒家的天命，“他成了天在地上的代理人”（第195页）。

在君主与官僚、忠与孝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君主对儒家官僚有“忠”的要求，可“儒家从来都没有完全地屈从于君主对‘忠’的界定”（第190页），儒家官僚“不赞成把对旧王朝的忠转移给新王朝，这实际上是重新树立（而不是毁灭）官员作为目的而非手段的自我形象的一种方式”（第190页）。但是，儒家官僚也以“君父”一词称呼君主，即用类似于“孝”的私人关系来缓和与君主的紧张关系，从而确立自己的服从。

因此，上述紧张关系的存在并具有活力，事实上促进了二者的共同发展，“儒家是随着王权的加强（而不是与之反对）而发展起来的”（第193页），“君主专制主义的发展并没有阻止官僚儒家之地位的不断增强”（第195页）。当然，儒家官僚与君主的紧张关系甚至斗争，也始终没有终止，“直到传统时代的结束，代表中央权力的君主，都一直在从事着反对官僚扩张私人利益的斗争；而同时，抵制君主这些压力的儒家官僚则把这些压力说成是君主使天下为私产，并因此而丧失了对公共福利事业的道德关心的行为”（第201页）。直到清末，当这种紧张关系结束时，即儒教不再充当君主的盟友加对手的角色时，“作为中国人特殊之宗教的儒教则真正地衰落了（第202页），当然君主制也从此衰落。

（二）君主制与儒教的双双衰落

列文森说，上述儒家官僚与君主制之间的关系，让中国结束了分封制但没有创建出一个近代国家，“唯一的解释是：儒家官僚从来都不是专家性的职业官员”（第200页）。因此，要在中国实现近代国家，就必然意味着君主制与儒家思想要一起加以反对。列文森大致从下述两个角度来论证这一点：从正面来说，是因为儒家官僚对社会革命无动于衷，不能将中国带入现代；从反面来说，是因太平天国既反对权力当局又反对儒家思想并由此带来的启示，以及民国时期复辟帝制与恢复儒教遭遇失败带来的教训。

1．儒家官僚不能带来社会革命

在列文森的论述中，西方之所以能走向现代，至少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贵族制的存在。就是说，贵族有能力也有意愿与国王争夺权力，结果是贵族“榨干了王权的力量，他们也因此而正在榨干自己的特权”（第205页），并使自己（在法国）“成了完整意义上的寄生虫，他们不仅离开了政府机构，而且甚至把理智的功能让给了其他阶层”（第208页）。

第二，上帝观念的存在。这是因为“没有上帝也就意味着没有开端，没有时间的进化观念”（第215页），而有上帝观念就有对社会革命的接受。

第三，市民力量的存在。就是说，市民（或普通民众）在西方一直以来支持国王反对贵族，但因国王剥夺了贵族在地方生活和政府中的传统地位后，又“有意地使贵族的势力保留了下来，并使它成了自己的一部分”（第205页），这样人们就在反对贵族特权阶级时便“不得不把君主包括在反对之列”（第206页）。于是市民（如1789年巴黎市民）转而反对王权，开启“一场新颖的革命”（第204页）。

与西方的背景相比较，由儒家官僚协助君主统治的中华帝国，不可能形成上述这样的社会革命。

第一，在中国，虽然君主“总是力图铲除官僚中有可能产生贵族的那些潜在因素”（第202页），儒家官僚也对君主有批评与非难，但“不论这些非难多么具有价值，他们都不是对‘中国的政治思想具有内在民主’之观点的证明”（第220页）。个别儒家知识分子可能会走上反抗的道路，“使文人成为君主对手的是他们通过唆使民众的反叛而使王朝受到打击的嗜好”（第204页），但总体上绝大多数官僚仍充当君主的工具，并不像西方贵族那样反对君主。当然儒家官僚也从未像西方贵族那样最后沦为寄生虫，“以官员的身份为王权服务，以儒家的身份为社会思考，无论是在事实界还是在精神界，他们从来都没有陷入毫不起作用的境地”（第208页）。

第二，儒家思想缺乏上帝的观念。“儒家没有天国中存在着上帝的观念，不相信有来自上帝本人的声音”（第220页）。因此，与上帝观念不相容的儒家思想，必然排斥真正的社会革命，渴望模范君主而非世俗政治世界的变革，儒家的理想是，“一位帝王应将美德传播四方，并相应地将和谐投射到社会，而不是在逻辑上干预它，从而使它发生变动”（第215页）。虽然儒家也有天命理论以及对天命转移的信仰，但天命理论并不能保护人民也非提倡社会革命，它的作用是“保护了士大夫”（第221页）。

第三，缺乏真正反抗性的民众力量。中国的民众不像工业革命前的欧洲那样与君主有密切的联系，并通过与君主合作反对贵族来增强自己的力量。在思想上，除了支持君主制的儒家之外，不存在任何有竞争力的思想派别可用来支持民众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佛教、道教也持有“由救世主来拯救‘末日’的那种反社会、反历史的学说”（第211页），但它们的力量软弱，并不能真正打击占统治地位的儒学。思想的冲突往往只发生在儒学传统内部，而儒家本身是“一个反对革命的保守团体”，它“通过阐明社会体系之内在道德的作用，而不是社会体系之外在功能的运作，使这种体系成为神圣的和理智上无可批评的东西”（第221页）。

2．太平天国的过渡意义以及民国恢复君主制与儒教的失败尝试

由此可见，中国缺乏西方那样经由社会革命而走向现代的条件，儒家官僚更不可能带来中国的社会革命。正如列文森所言，“王朝是使儒家免遭社会风暴袭击的避雷针，它作为革命的对象，经历过改朝换代，然而官僚却一直延续下来，没有受到革命的打击”（第221页）。中国走向现代，必然意味着儒家官僚与王朝同时衰亡。太平天国运动、民国时期复辟君主制并复兴儒教等屡遭失败，验证了这一结论。

根据列文森的说法，太平天国运动不像以往农民起义或者清代的天地会反抗运动，因为后二者反对的只是一个王朝，而前者是“要把儒学从中国社会之智慧的地位上拉下来”（第223页），通过“攻击儒家官僚不只是在社会上腐败，并且在思想上也空虚”（第233页），而达到“宣告儒家官僚已成了寄生虫”（第210页）的目的。太平天国运动反对的是整个正统的社会制度，因为“既然适用于君主制的儒家学问明确地作为卑鄙的学问而被抛弃了，那么遭到否定的就不仅仅是一个清王朝，而且还有明王朝和其他类似的王朝”（第224页）。所以，列文森对太平天国运动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过渡意义极为强调，“具有原始革命性质的太平天国反叛沉重打击了儒家—君主之统治秩序，并把结束这一统治秩序的历史使命留给了那些不久就会出现的确切无疑的革命者”（第210页）。列文森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理由是发动太平天国运动的“拜上帝会”奠基于先验的宗教观，是“与儒教的一次真正的彻底决裂”（第211页）。这个先验的宗教观推崇的“天命”与儒家大相径庭，它的“天”指的是上帝，而上帝作为造物主则把时间带给了无始无终的世界；它的“命”也与儒家没有时间限制的“命”不同，指的是出自上帝之口且为人们所遵从的“命令”以及伴随命令而来的权力（第225页）。儒家的天之“命”则不同，它始终存在，只是有资格握有天命的人（家族）在不断更换；儒家知识分子因明了这种天命才可以“拒绝承认君主有把他们变成工具的权力”（第232页）。因此，“太平天国对儒学形成了真正的挑战”（第211页），“儒教受到了太平天国反叛的损害”，使自己“似乎成了地主统治的文化外衣”，这就为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发动革命奠定了基础（第234页）。

民国的建立意味着君主制与儒教一起衰亡，虽然民国“没有引起社会变动”，但它“使新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成为可能”（第142页）。此时无论是君主制还是儒教，都不可能在中国恢复地位了。虽然反共和的情绪与传统力量的存在，一度让袁世凯复辟君主制并使张勋短暂复辟了清王室，但这两场君主制的复辟快速败亡，证明没有儒教支持的“君主制度就已经丧失其功能”（第145页）。而儒教因不能保证中国避免亡国灭种的命运，在太平天国及更多受西方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攻击下，早已衰落不堪。日益失去影响的儒学，在民国时期“与其说是一种教义，还不如说是一种情感，它与共和主义者对过去价值的怀疑论相对抗”（第147页），残余的儒学和当时的所有复辟帝制运动建立了联系，并随着复辟运动的失败而进一步衰落。虽然也有儒家思想的支持者认为，儒教“已成为中华民族特殊的（历史的）组成部分，是它的灵魂或国性”，主张“中国也应定孔教为国教，尤其应该保护这一国性”（第151页）。但列文森评价说，当儒教被视为“国性”时，“它使本可以被保存的这种文化之体分解了”（第151页）。这是因为，若作为“体”，儒教就是文明的本质，具有绝对价值；可若作为国性，儒教只是“中国”文明的本质，是历史相对主义世界中的一个价值复合体，不再具有绝对的价值。于是视儒教为中国的“国性”这一浪漫思想，剥夺了儒教自身的精髓，即作为普遍性真理的价值（第151页）。

3．儒教中国的失败

进入民国之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已经明确宣布“中国应该拥有现代人所要求的那些东西”（第154页）。所谓现代人要求的东西，显然既没有君主制也没有儒教，在他看来，“儒教是一种陈旧的思想，它会扼杀目前民族的活力”（第154页）。此时尝试建立的是西方那种现代的国家，它拥有集权的技术工具，但“在文化上却破除了儒家要素”（第236页），在政府内活动的是作为工具的、可替换的官僚（“民国对‘官’的强调和对‘臣’的排斥，是一个职业化了的、反文人的世界的特殊标志”，第245页），而不再是“不器”的儒家君子。于是，“幽灵般的君主制和幽灵般的儒教在枯萎中最终联合了起来，它们虽然彼此不再干扰，但生活也同样不再干扰它们，它们已成了博物馆的老古董”（第242页）。

第三节　从责任建构现代国家：知识分子的选择

列文森一再说到，儒教中国缺乏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内在动力。那么由此而来的问题是，他所描述的晚清、民国直至新中国这样大的国家转型活动又是怎么发生的？在西方冲击下，中国是如何能够回应的？事实上，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有许多篇章尝试着回答这一问题，归结起来答案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基于责任而自觉构建国家的努力，才是中国国家转型活动的重要动力；知识分子之所以具有这样的动力，事实上仍然离不开儒家思想对于知识分子责任的要求。因此，作为知识的儒家也许像列文森所描述的那样衰亡了，但作为内在信仰的儒家仍在历史过程中持续发挥着作用。

从财政上看也是如此。中华帝国是以君权为核心的家国共同体，君主在家国共同体中有大家长的地位和大家长的责任，并因此建构起帝国家财型财政制度。在近代国家共同体遭遇生存危机之时，中国的精英士人或者说知识分子仍借助“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责任伦理”来推动财政转型乃至国家转型。鉴于“责任”原则在帝国财政及其现代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性，我曾将中国通向现代国家的财政道路命名为基于“责任”的道路(7)。在通向现代国家的财政道路上发挥主体作用的，也是本章说到的知识分子或者说精英士人。

一、接受西方的开始：肯定儒家文化的革新派知识分子

如前所述，儒家知识分子一直进行着富有活力的批评与反思。特别是在17—18世纪，考据学派或者说汉学学者对于宋明新儒学进行了有力的批评，指责它的空疏无物，而后者反过来又批评前者支离破碎。不过，当19世纪西方的冲击来临时，所有这些内部的批评显得都不重要了。正如列文森所说，“无论中国思想家们过去是如何随心所欲地热衷于内争，现在当西方文化对儒教本身提出挑战时，所有这些争论的发动者都面临着真正的危险，大家只能是风雨同舟，有难同当了”（第45页）。那时的知识分子必须回应的是，面对西方的冲击，国家如何保存？这是因为，传统儒家教育让知识分子普遍接受了这样的自觉责任意识，一种“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责任伦理”，即要求“每一个人都必须自觉地承担起对于家庭、乡里、国家、天下的责任”(8)。

（一）西方挑战的到底是什么？

列文森强调，西方文化并非19世纪才来到中国。事实上，在17—18世纪之时，耶稣会教士已经给中国带来了新奇的器物（如透视画法）、近代的科学与另类的宗教。但所有这些，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丰富而非挑战了中国的文化。这是因为，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掌握的儒家学问主要针对科举考试，科举考试是唯一被认可的通向仕途的路径，而仕途又是社会地位与经济权力的辐射中心，“那些没有欧洲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作后盾的耶稣会士只带来欧洲的思想，他们不会对占统治地位的官僚权力体系产生任何不利的影响”（第40页）。就是说，若不能影响与唯一正途的科举制结合在一起的儒家知识分子的行动，那西方文化就不可能成为对中国的挑战。

那在19世纪西方文化为什么就成为挑战了呢？列文森强调说，首先因为19世纪来到中国的西方文化传播者在人数上远远超过明末清初，由人数多寡自然会带来不同的刺激，但这并非事情的全部。之所以在19世纪能成为挑战，还因为此时的西方文化开始影响到作为知识分子唯一正途的科举制，并进而影响到知识分子的行动。

列文森说，在西方冲击中最明显的是欧洲的工业主义与商业主义。伴随西方工商业而诞生的科学，在17—18世纪来到中国时，只在观念上对儒家构成潜在的威胁而没有成为实际的威胁，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的儒家官僚仍能凭借权力和威胁榨取商业剩余、压制商业价值，从而扼杀任何资本主义萌芽，“没有一个抽象的、非人治的法律保障制度，商业就永远得不到安全的保证”（第41页）。不过，在1842年中国被迫开放通商口岸之后，这样的工商业及支持工商业的现代价值与制度就再也不可能被儒家官僚压制了。“通商口岸成了人身和商务安全的天堂，在那里财产可以免受有权有势之官员的掠夺，在那里商业风气和法律规章鼓励人们将其商业利润投资到商业之中，而不像传统商人那样为了满足自己成为官僚绅士的渴望，将资本从商业中抽出去购买土地”（第41页）。

列文森指出，儒教中国之所以能维持，是因为儒教知识分子可以通过科举制而获得权力与地位，在帝制时期这几乎是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而它反过来又证明儒家思想的有用性，并因此取得真理性。不过在西方的冲击下，学习西方知识也能成为知识分子的出路并进而具有了有用性，比如说参与外交、办理洋务、从事商业等，换言之它为中国知识分子“指出了一条非正统的选择道路”（第41页）。于是，“中国人通向权力的新路已经模糊可见，它是由西方知识铺平的”（第42页）。儒家思想的有用性受到了挑战，“对它的真理性的疑问也就不可避免了”（第42页）。列文森的意思是，西方对中国的冲击产生的影响，此时是通过影响知识分子的现实选择行动而完成的。

当然，知识分子在19世纪的行动并非仅仅出于个人获取权力的考虑，还有他们从“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伦理观出发，对中国19世纪晚期的内忧外患进行的知识思考与发起的拯救行动。因此，西方的挑战让儒家知识分子认识到，要保护中国之“体”，就需要引进西方之“用”；而这种“用”，“不只是坚船利炮和军队”，还涉及“中国的政法体制”（第65页）。

（二）将西方文化视为补充：侧重于器物层次的回应

在列文森看来，儒教中国向现代的变化是在西方一次次冲击下逐渐发生的。他列举出一个个著名的儒教知识分子在此阶段的言行，以说明这样的变化所经历的历史过程。事实上，中国向现代的变化，也正是由这些知识分子推动的。这一批站在历史潮头的引领者，坚持儒家传统但承认西方文化可作为补充，他们侧重于引进西方的器物（如坚船利炮），还赞成引进跟器物生产流通相关联的工厂制度、商业行为等。

列文森举出的第一个代表人物是曾国藩（1811—1872），他是持有“中国中心主义思想”的标准儒家知识分子，对“中国精神价值的普遍性持肯定的态度”（第42页）。不过，列文森没有交代的是，曾国藩事实上属于儒家重视经世致用的一派，也因此能成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恢复国家稳定的重要人物。与顽固的传统主义者不同，在对内治理以及跟西方打交道的过程中，曾国藩肯定并大量运用了西方的实用技术（以坚船利炮为代表），他“感到有必要大量倡导将西方的物质文明纳入中国文明”（第45页）。于是，曾国藩成了一个广义上的折衷主义者，想用调和的精神对待中国古代学派之间的冲突，并“准备将西方文明的某些东西赋予中国文明”（第43页）。对曾国藩这样的人来说，西方的观念仍是异端，中国的思想内部虽有冲突但相形之下仍是一个整体（第44页），不过西方的技术是可以直接运用的。

继承曾国藩事业并在相当程度上与曾国藩思想一致的，是列文森提及但未多讨论的李鸿章（1823—1901）。一开始李鸿章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与曾国藩相似，赞成从西方引进坚船利炮等军事技术，并由此出发逐渐引进造船业、枪械所、矿业、铁路、电报等部门，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他甚至还以“知己知彼”为口号，倡导翻译包含大量西方文化的著作。工业的引进，自然带来了对配合工商业发展的制度要求，而这种制度变革要求又因西方入侵威胁日益加大而不断高涨。所以在李鸿章等人的心中，开始出现一种极度痛苦，“他从内心深处发现或者感到了变革的不可避免，但他既不能在事物的传统框架中为变革让出位置，又无法使自己超越那个仍然视传统为神圣的思想境界”(9)。列文森举出了与李鸿章想法类似的薛福成（1838—1894）为例，他们都是“在物质层面上主张革新，但在精神层面上理想万古不易的代表人物”（第49页）。他们强调，“要使中国文明免遭西方征服者的彻底毁灭，唯一的选择就是由那些具有献身精神的中国传统主义者进行有选择性的改革”（第47页），目的是实现国家的富强。于是，他们“表现出对商业的极大热情，而这是与旧儒家官僚的绅士气质不相符的”（第49页）。换言之，这些追随现实变化的儒家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儒教中国制度变革的需要，尤其是要妥善处理以下问题：与工商业经济活动相关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工商业生活方式对心灵秩序的影响；工商业从业者对权力分享的渴望等。不过，作为折衷主义者，李鸿章、薛福成这样的知识分子一再强调，“向西方学习进行改革的是那些只具有实用价值而不具有基本价值的领域。西方知识只是被用来保卫中国文明的核心，并不是用来侵害它的”（第47页）。

张之洞（1837—1909）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模式，正是因此应运而生的。体用模式本来是儒家一个传统的模式，列文森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大致上，“体”是指无法言明的直觉到的存在对象，即本体或实体；而“用”则是“体”的功用或者说表现在外的作用。在朱熹那里，体用不二，它们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不过，张之洞的体用模式，“实质上是宋儒哲学的庸俗化”（第52页），是为了引进西方机器、西方工商业甚至西方制度而打消反对者顾虑的一种方便说法。运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模式，张之洞想说明的是引进西方占优势的物质的东西，以实现自强，不会伤害中国占优势的精神价值。这样的中西融合（中国精神加西方物质），可以使中国实现富强并保存儒教的正统地位。

列文森告诉我们，虽然张之洞的体用模式“从来没有失去吸引力”（第55页），但它在逻辑上并不正确（因为体用并不能分开），在实践中“没有真正地将特殊的需要和普遍的需要融合在一起”（第49页），因而遭到顽固的传统主义者和激进的改革派双方的反对。这一模式把传统主义者为挽救衰落的传统所做的努力引入了歧途（第55页），以倭仁为代表的顽固的传统主义者，“看到了体用模式的逻辑错误”，也“看到了体用模式的社会危险性”（第58页），因此他们认为要保护中国文化就必须拒斥西学。而改革派注意到，人们根本不可能在文化的物质部分与文化的精神部分之间划分出一条明显的界限来，“与西方应用科学之用联系的体，是西方的纯科学，西方的哲学、文学和艺术，而不是它们的中国对应物”（第55页），尤其是在中国发展西方的应用科学和工业化已成为强大的社会催化剂，现实的变化已使得儒教中国再也不可能保持原状了。因此，这一体用模式，“不仅体现了外来因素所造成的儒教的衰落，而且也是儒教本身衰落的象征”（第52页）。需要新的思想指引中国走出儒教中国，而这又是康有为为代表的儒家知识分子提供的。

（三）将中西方文化视为平等：侧重于制度层面的回应

以体用模式为顶点、将西方文化作为补充来实现富强的精神运动，在19世纪末的中国发展到对制度变革提出要求，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中败于引进西方制度的日本之后。列文森强调，此时“自强运动除了涉及最基本的物质技术外，还应涉及中国的政法体制”（第65页）。而政法体制显然是精神或者说价值的一种表现，因此要引进西方的政法体制，就必然要引进西方的价值，如此就需要回答：中国的精神或价值是否要被改变？

康有为是列文森重点讨论的人物，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帮助中国人引进了西方的制度及其价值，而为此提供的中介或者说过渡物是：将中、西文化视为平等物，认为中国传统上就拥有西方价值（第62页），只不过一直以来“遭到曲解和压抑”（第65页）。他们“既不赞成蒙昧主义者的中国传统应该排除西方价值的说法，也不同意体用派的中国传统应由西方价值予以补充的主张”（第62页），而主张通过揭露伪经（即古文经）、发动制度变革，来重新认同和维护真精神，如此“中国就能够与西方并驾齐驱”（第65页）。

站在儒家文化基础上，为制度改革而引进西方文化，康有为使用的理论武器是今文经学。为此，他写了三部重新解释孔子思想的书（列文森说康有为可能受到学者廖平的影响），即《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本来在汉代兴盛的今古文经学之争，涉及的主要是儒家经典的文字表达（是用秦之后的文字即今文，还是用秦之前的文字即古文）、含义解释与文本真伪等问题。在此时，康有为重提今文经学，并大力提倡今文经学经典《公羊传》。在《新学伪经考》一书中，他将古文经学尤其是《左传》斥责为伪经，认为它们是刘歆为帮助王莽篡汉而伪造的。康有为为什么要这么做？他的目的是，否定传统流传的儒家经典的权威，将当前的中国文化说成是并非儒学真正的东西。这样一来，否定当前文化并对中国制度进行改革，不但不是反对儒学，反而有利于它的重新发现。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之所以将孔子说成是改革者，目的是用当时人普遍信奉的儒学信仰为制度改革寻找依据，并达到这样的目的，即“所有给人以印象深刻的西方价值都被说成是中国的东西了”（第66页）。在《大同书》中，康有为把孔子描述成儒家乌托邦的进化预言家，认为中国跟西方一样，走在通向未来大同世界的进化道路上。所以，在康有为这位提倡引进西方制度甚至文化的人眼里，“没有产生于西方而为中国屈尊俯就地加以接受的‘用’，只有自我认定的儒家血统”（第66页）。这种儒家血统与西方精神是一致的，现在的任务是恢复这一血统，并借此与西方一起进化到未来的乌托邦，即儒家今文经《公羊传》所构想的“太平世”，“在太平世里，实现了自由、平等，没有人与人的不同和同与同的区分”（第66页）。列文森告诉我们，康有为一生都没有放弃他的“今文经学”思想，即“进化的阶段也就是儒学发展阶段；进化的价值亦即现代的价值，它之所以是真正的价值，乃因为孔子曾经对它作过阐述”（第68页）。在康有为的基础上，谭嗣同与梁启超等知识分子对这样的思想又有进一步的发展。

正如列文森所强调的，康有为这样的改革派为了保存满清王朝，为了容纳西方价值，“才致力于复兴今文经学”（第70页）。与康有为今文经学展开论战的古文经学者有两类人。一类人持有的是“反动的古文经学”，以叶德辉（1864—1927）为代表，他们忠实于经典原文，反对容纳西方价值，指责康有为等人关心的根本不是经典的真伪而只是为了“搅乱朝廷”（第72页）。另一类人持有的是“革命的古文经学”，以章炳麟（1869—1936）为代表，他们是文化的保守主义者，忠诚于正统的古文经典，斥责那些吹捧西方、轻视中国的人，但“从他对保存国粹的关切中引申出了革命的结论”（第72页），主张推翻满清朝廷并主张共和。不过，列文森强调，像章炳麟这样“通过谴责君权来反对今文经学异端，并为经典辩护，从而达到保存传统目的，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一旦君权能被怀疑，那也就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被怀疑了”（第73页）。

换言之，无论是通过攻击儒家正统经典而倡导改革的今文经学派，还是通过攻击满清朝廷代表的君权而试图保存传统文化的古文经学派，都对儒教中国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分别在于一个是破坏文化一个是破坏君权。于是，在西方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头脑中装满了西方的价值”，他们就不在乎孔子说的究竟是什么，“无论他是古文经的孔子，还是今文经的孔子”（第71页）。这就带来对西方文化的全面接受，其代表人物是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

二、对西方文化的全面接受：否定儒教的知识分子

到20世纪初，尤其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引领时代风气的知识分子纷纷开始全面接受西方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否定儒家思想，最多只将其视为赢得民族认同的手段而不认为它具有神圣的目的性。这种变化一方面来自中国知识分子感受到的日益加深的西方列强入侵的威胁，另一方面则来自“国家”这一观念地位的上升。

（一）从救文化到救中国的转变

在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眼中，国家是一个权力体，具体来说就是一家一姓的朝廷（即“社稷”），而天下是一个价值体，是儒家思想所表达的出来的具有神圣性的文明（即“道”）。顾炎武的下述言论表达了二者的区别：“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卷十三）。对此，列文森也引用了其中的一部分（第82页），并指出顾炎武的意思是，“是文明而不是国家才在道德上有权要求人民的忠诚”（第83页）。因此，重要的是拯救文化而非救国家。事实上，直到19世纪末作为文化保守主义分子的徐桐（1819—1900），仍持有这一看法，“他宁愿看到国亡而不愿看到中国生活方式发生改变”（第85页）。

不过，如前所述，到了20世纪初的中国，更多的知识分子不再像张之洞他们那样视中国文化为“体”，也不再像康有为那样视中西文化处于平等地位并且二者共同服从进化的道路，更不会采取徐桐宁可亡国也不能改变文化的立场。这些知识分子开始疏离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尽管情感上仍有依恋），认为在当时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将“中国人”这个人群共同体（与原来的朝廷不同的“国家”）拯救出来，任何思想只要有助于实现这一拯救任务就都可以选择。换言之，在他们看来，“如果是国家而不是文化成为人们关切的第一对象，那么对那些看起来没有多少用处的文化价值的抛弃，则是一件幸事而不是痛苦的灾难”（第80页）。列文森将抛弃文化而拥抱国家这样的变化过程概括为，“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第84页）。在这一过程中，涉及至少以下三个方面的变化。

第一个涉及国家或“国”这一概念理解的变化。如前所述，顾炎武他们眼中的国家指的是一家一姓的政权或者说王朝。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已有过很多王朝，可代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精神文化却没有太大变化，因此他们主张文化（即天下）高于国家（指的是朝廷或者说政权）。在20世纪初期，满洲统治者所代表的政权或王朝事实上已广遭痛恨，其标志就是反映满清入关时施加暴行的作品和17世纪在文化上抨击满洲人的著作广泛刊行。不过，19世纪以来从西方传进来的“国”的概念（即民族国家，由公共权力所支配的人群共同体），先被迫后自愿地得到了众多中国知识分子的接受，表现在面对西方列强威胁时喊出的“保国保种”的口号。列文森强调，“作为一个国家，它没有任何必须遵循的固定准则……一个国家的选择是自由的，只要这种选择有助于其生存”（第85页）。因此，在这些知识分子看来，儒家文化已不足以保国保种，中国已失去作为一种文化荣耀的“天下”之头衔，唯一该做的是通过变革文化价值来增强政治力量，保护人群共同体的安全，赢得“作为‘国’的中国的胜利”（第81页）。就这样，在国家概念变化（从朝廷到人群共同体）的前提下，“国家”变成了人们尽忠的最合适的对象；中国人也从过去的救文化转向救国家，于是逐渐抛弃了儒家思想而接受西方文化。

第二个涉及知识分子从天理世界观到公理世界观的变化。“从天理世界观到公理世界观”，是汪晖先生对自晚清至民国知识分子世界观转型的一个概括(10)。它的意思是，原来的知识分子认为，来自“天”并体现在圣王理想与儒家经典著作中的礼制秩序是自然的和合理的秩序，每一个人都能通过修身和认知的实践而抵达“天理”，天理是神圣有力、不可抗拒的；后来的知识分子承认，来自于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揭示出来的人们普遍承认的现代国家主权模式及其知识体制是自然合理的，每一个人必须接受和服从体现现代国家、社会、市场以及各种权利范畴的“公理”，公理是神圣不可抗拒的。这样的公理，被19世纪末从西方传进中国且以进化论为基础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加强。当时的知识界普遍认为，国与国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适者生存”），这是不能抗拒的进化公理；只要有助于国家的生存竞争，人们就“可以自由地作出任何思想选择”（第77页）。列文森评论说，“不是儒家的三世说，而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法则，使国家在生存竞争中成了最高的单位，它并且公开宣称传统必然会死亡，人们不应为它唱挽歌。由于中国人对中华民族之生存和自尊心问题的日益关切，人们在讨论中国文化时引进了尼采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思想”（第80页）。

第三个涉及从专制到民主的思想变化。清末开始从西方引进的现代国家形式，不仅是民族国家，也是民主国家，而民主国家又被当时知识分子普遍地推崇，认为它能使“上下同欲”，因此有利于国家的生存竞争。在日俄战争中，被中国知识分子认为代表宪政民主国家的日本，战胜了代表专制国家的沙俄，这一事件似乎更加印证了知识分子对民主国家的这一印象。此时儒家思想所代表的传统价值，被指责为专制暴政的帮凶而受到普遍的批评。再加上一批坚持儒家思想的知识分子支持了不得人心的袁世凯的称帝行动和清帝的复辟行为，因此在文化上厌弃儒家思想，似乎成为把中国建设成为民主国家而必须的行动。那时的知识分子，在号召国人与传统儒家思想决裂时，若看到它走向衰亡，会觉得心安理得（第84页）。

（二）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

在上述背景下，到20世纪初期中国知识分子掀起了从接受西方器物、制度到全面接受西方文化的行动，于是兴起了新文化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又先后或大致同时出现了两种略有区别的思潮：一个认为接受西方文化是“择东西之精华而取之”的过程；另一个认为接受西方文化是“服从真理”而必须的过程。众所周知，新文化运动是后来共产主义在中国兴起的历史背景。

列文森告诉我们，“择东西之精华而取之”思潮的产生，源自中国思想家面对两种无法调和的冲突：作为中国人，“他既应对中国的过去怀有特殊的同情，但同时又必须以一种客观的批判态度反省中国的过去。能满足这两项要求的最合适的方法，就是将西方和中国所能提供的精华结合起来”（第90页）。鲁迅先生提出的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拿来主义”，就是这种思潮的最好表达。显然，此处的“精华”一词，在文化上是一个中性术语，它在社会心理上有助于中国人大力吸收西方的文化，同时也不否认传统中可能有值得保留的好东西，而这种好东西是“那些能被现代人重新肯定的中国的传统价值”，它“符合现代人各自的标准的价值”（第91页）。由此可见，判断是否精华以及什么才是吸取精华的恰当方式，其标准是唯一的，那就是现代的价值或者说是真理。列文森以蔡元培为例，来说明这样的心理过程是怎么发生的。他说蔡元培相信，“真理是属于认识它的人，这个人可能并应该是中国人，尽管有些真理可能是由欧洲人发现的。作为普遍性的价值，当然就更是中国人的了”（第91页）。提倡“择东西之精华而取之”的知识分子，在心理上自然希望看到东方能名副其实地成为西方的平等伙伴。冯友兰是另一个渴望重建道德上东西平等地位的例子，他“主张融欧洲的理性主义和中国的神秘主义于一炉，以便使两种特殊的、历史的哲学通过相互取长补短，化合成一种世界哲学”（第94页）。1914—1918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西方文化深重的危机，而这一危机更为主张“择东西之精华而取之”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某些依据，当然更让中国的传统主义者欢欣鼓舞。

支持“择东西之精华而取之”的学者显然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自有精华，但至少在理论上他们也会赞成，如果传统文化没有精华那就可以坚决地抛弃。这样一种抛弃传统文化的立场，不会让他们以及那些主张全盘西化者感到沮丧，因为这些人认为自己服从的是受到现代科学证明的“真理”。列文森提到，这样一种“人应该服从普遍真理”的思路，在早期基督教传教士们向中国传教时就已传入。教会宣扬，“没有一个中国人被要求信奉西方的教义，要求人们信奉的只是真理”（第99页）。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反基督教的情结在中国变得高涨，但由近代科学技术与工业文明所支持的西方文化被作为真理而接受。对持有“服从真理”思想的知识分子而言，他们服从的并不是西方文化而是现代文明，不是中国向西方投降，而是中西方都服从“真理的要求”。于是，“作为‘现代’文明，而不是作为‘西方’文明的科学和工业化，似乎终于得到了普遍的的承认，因为它既超越了儒教中国，同时也超越了基督教欧洲，如果这种承认就是真正普遍的，那它当然就是中国的”（第101页）。这种“服从真理”的思潮，跟自康有为以来“从天理世界观到公理世界观”转变的过程也是契合的，同时也与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盛行的“唯科学主义”思潮（即认为宇宙万物都可以通过科学方法来认识，科学能够而且应该成为新的宗教(11)）也是一致的。这一唯真理唯科学的思潮，也为“科学社会主义”或者说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兴起铺平了道路。

三、接受来自西方的共产主义：将儒教阶级化、博物馆化的知识分子

到了20世纪20年代，有一批新知识分子将来自西方的共产主义奉为新信仰，他们不像全盘西化者提倡的那样“打倒孔家店”，反而给予儒教一定的尊敬与保留，但他们也拒绝将儒家传统神圣化，不像文化保守主义者那样将儒家思想推崇为与中国人生命攸关的信仰。在列文森这部伟大作品中，他向我们描述，中国一大批知识分子为何选择了共产主义思想作为推动国家转型的力量，以及他们处理儒学的最终方式。

（一）知识分子选择共产主义思想的原因

前面已经论及，知识分子在引进西方文化的过程中，从部分引进到全面引进，以至于最终在新文化运动中为了救国救种而全面反对儒教。在此基础上，众多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了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列文森告诉我们原因至少有两个。

第一个原因来自太平天国以来的社会反抗运动的需要。在中国传统社会掀起的反抗运动中，它们的思想资源基本来自佛教（如佛教白莲教徒多次发动起义）或道教（如太平教义指导下的黄巾军起义），期望推翻目前占据统治地位的政治经济优势集团，建立更加公道的社会。但显然这样的思想资源，指导性本身极为有限，到20世纪初在中国更没有什么重大影响。在列文森看来，“本来富有潜力的基督教在中国却没有得到大的发展。作为一种社会抗议的象征符号，基督教可能永远不具有激进的物质许诺所产生的那种强大的吸引力”（第104页）。儒教由于跟统治集团紧密联系在一起，因而坚决否认阶级分裂的存在与社会抗议的必要。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儒教的传统被宣称不是中国的传统而是地主的传统，儒家思想因此受到了损害，“似乎成了地主统治的文化外衣，亦即地主阶级用来反对反偶像崇拜的民族主义的均平者的工具”（第234页）。由于从太平天国那里继承来这种对社会苦难的呐喊与阶级分析的遗产，以及中国当时正处于日益加深的政治经济危机中，社会底层迫切要求有这么一种思想：它既能用作指导思想，以反抗应为危机负责的统治集团，又能带来基督教所无法提供的物质进步，以克服深重的危机。列文森说，那个时候“在人民心中，社会反抗和爱国主义同属一类，因为封建统治者首先无力，同时也不愿反抗外国的势力”（第301页）。于是，那些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和五四运动时期的众多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了共产主义。列文森概括说，“中国共产主义的兴起和壮大，原因就在于那使人感到畏惧的社会压力”（第123页）。显然，这些知识分子认为，共产主义就是这样一种指导思想，它既能为反抗统治集团提供指导，也能带来物质的进步以克服时代的危机。

第二个原因来自思想上既反西方又反传统的发展结果。自晚清以来，逐渐加深的西方列强入侵，威胁到中国作为“国家”的生存，由此在中国兴起了反西方（或者说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并经历了从反西方文化入侵到吸收西方文化以反对西方国家入侵的转变。由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列强成了满清政府与北洋军阀的支持者（“那些经常为中国抗议者提供反对中国统治阶级之思想资源的西方自由国家，则往往支持那些民心尽失的中国政权”，第125页），而满清政府与北洋军阀又支持着儒教传统的存在，因此欲救国救种、让中国重新崛起在世界之林的知识分子将反西方列强（“救亡”）、反政治当局（社会反抗）与反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既反西方又反传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认为自己找到了这样一种指导思想，正如列文森所说，“一个希望中国和西方地位确实平等的中国人，就不需要求助于一种令人绝望的传统主义以满足自己的希望，因为在共产主义的庇护下，反传统主义也能帮助他实现这一目的。一个共产主义的中国，与苏俄一道，似乎可以走在世界的前列，而不是一个跟在西方后面的蹒跚而行的落伍者”（第113页）。列文森以陈独秀等知识分子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陈独秀就实实在在地将上述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和文化上的反传统主义结合起来，其思想工具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比一般民族主义能吸收更高程度的反传统主义，并在感情上或历史感上能为中国人从思想上与中国传统决裂提供合法根据”（第105页）。

（二）对儒教传统的处理

那么选择了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又是怎样处理儒教传统的呢？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身兼革命者和中国人双重身份，“中国共产主义者要在抵制儒教中国和反对现代西方的活动中寻找恰当的位置”（第290页），“不反对帝国主义，人们可能是一个革命者，但却脱离了中国。然而，如果人们只是一个反帝国主义者，只沉溺于中国，他就脱离了现代革命”（第290页）。大体说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做法是：在革命胜利前将儒教阶级化，以完成革命的任务，“儒教遭到共产主义革命者的彻底清算，这些革命者步太平天国反叛者之后尘，把它历史地归之于一个阶级，从而剥夺了它思想上的一般权力”（第234页）；而在革命胜利后，则将儒教博物馆化，以保证中国人的身份。

在革命胜利前，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将儒家文化归入地主文化并加以反对。为了实现反帝（即反对西方国家以便拯救作为人之共同体的中国国家）反封建（即反对应该为政治经济危机负责的统治集团及儒家文化）的历史任务，共产党人“在努力寻找一种综合物，以代替西方文化和它的对立物——被排斥的儒家文化。中国既不应该拥抱传统的中国价值，也不应该拥抱被用来攻击传统的中国价值的现代西方价值”（第119页）。于是，共产党人利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并继承了太平天国的遗产，对中国历史作出“新的”、“正确的解释”，那就是将中国传统区分为地主的传统和人民大众的传统。他们反对支持统治阶级的正统儒家文化或地主传统，提倡保存并发扬人民大众的传统或者说文化，以作为区别于西方价值（“资产阶级的”价值）、保证中国国家真正特色的工具。列文森引用共产党人的说法，这样来描述：“在中国文化中，真正的传统是大众文学，这种文学并不存在于宫廷文学或有闲阶级的文化之中”（第117页）；长期以来这一中国真正的传统“它一直被淹没、被忽视，或者其意义被歪曲篡改”（第118页），可它才是能被重新解释的中国的过去。例如，在儒家官僚传统中如此不被重视的科学（指南针、地动仪、度量衡、浑天仪），被共产党判定是人民传统的重要内容（第118页）。在共产党人看来，发掘人民的传统也是反帝的需要，“如果人民的中国传统不发掘出来并填补由于地主的中国传统被抛弃后所留下的真空，那么西方传统就会乘虚而入”（第119页）。列文森认为，这样一种做法既有策略的需要，也有感情的要求。比如说，保留通俗民间艺术形式来宣传新时代的思想内容，挖掘并褒扬那些卑下不知姓名的工匠所创造的作品（如敦煌石窟、木刻），还有宣扬古代人民无声无息创造的自然科学的成就（对此儒家曾贬斥为“奇技淫巧”）等。

在革命胜利后，共产党人将儒家文化作为区别于西方的中国传统的一部分加以接受，并将其博物馆化。这既是因为，反帝反封建的迫切任务已经完成，现实中已无必要再对原来与君主制结合在一起的儒家加以坚决的反对，也因为共产主义历史观可以容纳儒家传统文化。列文森的说法是，“随着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也由于社会发展阶段理论的提出，司马光及其他传统儒家恢复了他们应有的时代地位，不再受到全盘否定”（第303页）。虽然在共产主义者的历史观中，民众主题占据着显著的主体地位，但是“宣传反士大夫传统的人民传统与肯定孔子的地位并不矛盾”（第319页）。这是因为，此时的儒家思想已被博物馆化，对待孔子，是“把他作为博物馆中的历史收藏物”，让他“只能与他自己特定时代的某个特定阶级相联系”，即“他代表的只是周朝末期的没落阶级”（第320页）。列文森给人印象深刻的一个比喻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革命者将儒学当作了博物馆中的展品，认为既有保留的价值又非必不可少，儒学“它是一种寻求保护的历史传统，而不是创造历史的思想源泉”（第268页）。除了博物馆外，列文森还做了另外一个纪念碑的比喻，“儒教变成了理性研究的对象（而不是理性研究的条件），而没有成为情感维系的对象，成为一块引起人们对过去虔诚的历史纪念碑”（第341页）。因此，此时的儒家思想或者说孔子，“给现代民族留下的只是他曾有过的历史作用”，“孔子本人在历史上拥有的声誉却永远受到中国人民的尊重和爱护”（第320页）。这样的处理方式，“既排除了封建守旧分子对孔子的过分推崇，又把孔子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全盘否定中解救出来，使他成为一个既不受崇拜、也不遭贬斥的民族历史人物”（第322页）。尽管列文森在写这本书时没有关注文化大革命在中国的发生，但他对革命胜利后中国对待儒家文化的方式以及文化建设的方向所作的预言还是深刻的：“共产主义者的文化建设大方向应该是将现代的和民族的特性融为一体，而这种融合正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改革者和革命者在面对停滞不前的中国和飞速发展的西方形成强烈反差时所苦苦追求的目标”（第321页）。

对于上述两个进程，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的最后，做了一段极为精彩的总结，值得抄录如下：“情绪激昂地攻击传统（即中国本身）看上去或许是必要的，但对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它是不够的，因为除攻击外，还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中国的地位。于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由不变之定律所决定的理论终于成了显学，它使知识分子能够以相对的冷静和平和的心态将旧的价值作为活着的选择物加以处理，而不带有作为共产主义先驱的反传统主义者的那种狂热，这些反对传统主义者感到他们面对的传统是一个活着的声名狼藉的有害物。这也就是掌权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要比五四时期的革命者更能温和地对待传统的原因，即使那些在野或未掌权的马克思主义者亦如此。共产党人力图从两方面来做到这一点，即为了他们当今的利益而摧毁过去，然而又相对主义地使它成为历史，成为中国所拥有的历史，而不是汇入西方大海中的历史。由此可见，是马克思和列宁，而不是杜威，为五四后的中国人摧毁传统提供了止痛药膏。”（第345页）

(1)　比几斯渴脱著：《英国国会史》，刘守刚点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序第2页。

(2)　在本章中凡是只有页码而未注明版本信息的引文，皆来自列文森著：《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　柯文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7页。

(4)　刘守刚著：《财政中国三千年》，上海远东出版社2020年版，第324、333页。

(5)　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8页。

(6)　艾尔曼著：《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7、179页。

(7)　刘守刚著：《财政中国三千年》，上海远东出版社2020年版，第481—482页。

(8)　姜义华：《中华天下国家责任伦理与辛亥革命》，《社会科学》2011年第9期。

(9)　格里德尔著：《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他们与国家关系的历史叙述》，单正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0页。

(10)　汪晖著：《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一部），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47页。

(11)　郭颖颐著：《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雷颐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第四章　《文化、权力与国家》：帝国向现代转型的微观财政考察

国家转型的动力内蕴于每一个国家的内部，但并非每一个国家都能自发转型成功，转型成功者也不会走同样的道路。从全球的眼光看，向现代国家的转型首先发生于西欧，然后这场现代化运动像病毒一样，向世界其他地区传播；虽然各国个体反应不同，但趋势几乎无可阻挡。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先后或多少不等地卷入到这场现代化运动之中。

在第三章，我运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的文本，来说明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内在逻辑与责任担当主体的问题。对于中国国家转型，还有很多的问题，比如，与几乎同时期开始现代化的日本相比，中国的道路为什么更加曲折？与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甚至俄罗斯帝国等传统国家的现代化相比，为什么唯有中国成功地实现了帝国的整体转型而没有出现帝国崩解现象？对于这些问题，学术界已有不少文献进行了探讨。不过，与这一主题的复杂性相比，现有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本章选用的文本是《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在研究中国国家转型的著作中，这是比较成功也比较出名的一本。该书的特色是从微观社会现象的角度来探讨宏大的国家转型主题，因而在中国的历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领域都颇有名气，也被这些领域列为博士课程的必读书之一。由于在该书中运用的材料有很多可归属于财政领域，因此该书也是非常好的财政学著作。在本章中，我正是从财政学视角来解读该书，并和大家一起探索中国在晚清、民国时期发生的国家转型，以及它在财政方面的微观表现。

第一节　杜赞奇与《文化、权力与国家》

我们先来简单地看一看这本书和它的作者的概况。

一、杜赞奇其人

本书作者为Prasenjit Duara，中文名字叫杜赞奇，为印度裔美国学者，著名的中国历史学家与汉学家。他出生于印度，早年也就学于印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后来到美国求学，于1983年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杜赞奇先后任教于美国多所大学，如普林斯顿大学、乔治·梅森大学、斯坦福大学，其主要教学生涯在芝加哥大学度过（1990—2008）。

作为一个印度人，多年来身在美国研究中国历史，这样的组合看起来很有些意思。杜赞奇在接受中国的《南方人物周刊》杂志采访时，解释过自己学术道路的选择。他说，大约在1973年，他正在印度德里大学念书，此时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他以为这场“文化大革命”展现了一条改变历史的可能路径，因此中国历史值得研究。后来在赴美求学期间，他遇到了著名汉学家孔飞力先生（本书第二章补充解读的《叫魂》一书的作者），并在他的指导下研究中国革命与中国农村，其博士论文最终形成了本章要予以解读的《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该书为他赢得了很多荣誉，让他获得美国历史学会1989年度“费正清杰出东亚历史著作奖”和1990年度“亚洲研究学会”颁发的“列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他的老师孔飞力也曾经获得这一奖项）。

除了本章运用的著作外，他的第二本专著《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中文译本也早已于2003年面世。201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另一本中文译著《全球现代性的危机：亚洲传统和可持续的未来》。

二、《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英文书名为Culture，Power，and the State：Rural North China，1900—1942。原书出版于1988年，中文版由王福明翻译，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并经多次重印，2010年出版了中文新版。

这本书在资料运用上很有特色，书中第5至6页对此有交代。书中的主要材料，来自于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书中简称为“满铁”）于1940年至1942年间在华北农村调查形成的六卷本《中国惯行调查报告》（书中简称为《惯调》）。说有特色，是因为同样的材料，马若孟和黄宗智都使用过。特别是黄宗智，他根据此次调查及其他材料撰写了《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已有中译本，中华书局2000年版），该书也是有关中国研究的名著。当然，除了满铁这份《惯调》外，杜赞奇还运用了满铁的其他材料，以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调查的报告。从杜赞奇和黄宗智等人几乎用同一份材料，分别作出自己的研究这件事，我们可以体会美国政治学者艾萨克说过的一段话，他说学者“之所以伟大是由于他具有想象力、洞察力，以及他从观察到的事物中归纳其所包含的内容的能力”(1)。同样的材料，不同的洞察力，分别作出不同的研究和不同的理论创造。

杜赞奇的这本书在叙述过程中，讲了许多故事，有许多有趣的细节。初次阅读者，容易陷进这些细节中而不能整体地把握全书。因此，有必要在此对全书的结构作一点介绍。

这本书大致上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1）前言：交代研究的目的、资料来源以及研究涉及的对象（华北平原上的村庄）。

（2）介绍该书运用的分析工具（第一章）：主要是界定“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交代它与其他概念（如市场体系）的关系，并进行典型的研究如婚姻圈、水会等。

（3）背景交代（第二、三章）：包括历史背景——帝国晚期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联系中介，即经纪（其中保护型经纪是权力的文化网络的人格化代表，在现代化过程中它有向赢利型经纪转化的趋势）；时代背景——国家转型，集中于讨论华北地方政权的重组及其财政表现，并引出内卷化的概念。

（4）展开微观分析（第四、五、六章）：探讨在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文化网络具体在华北农村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其表现有：宗族组织被政权组织排挤、宗教组织趋于消亡、乡村领袖由保护型向赢利型转化。杜赞奇还进一步地分析，这些变化是如何影响国家政权建设的。

（5）展示内卷化的后果（第七、八章）：国家政权建设对乡村在“地界”方面的影响（稳定地界的形成标志着正式村政权诞生，但由于脱离文化网络而使村政权渐渐失去权威），国家转型对“人”方面的影响（晚清时的乡村精英逐渐逃避乡村公职，保护型经纪逐渐转向掠夺型经纪等）。

（6）结论：总结全书重要的发现，即国家正规机构深入乡村，但乡村精英不断退出村庄；国家捐税要求不断增加，赢利型经纪在协助征税的同时又在不断地消耗捐税；经纪体制在国家转型活动中有存在必要，但需适时摧毁——中国农村革命的原因所在。

最后，作者还在后记中对社会史研究方法进行了一个简单的讨论。

第二节　解读视角与术语介绍

相对于本书解读的其他著作而言，杜赞奇这本书易读难懂。书中有非常多的有趣细节，阅读时相对轻松，但要想把握总体的结构却有点困难。我们接下来介绍几个阅读该书的视角，并将其中几个比较重要的术语解释一下，以便于大家阅读。

一、解读《文化、权力与国家》的几个视角

杜赞奇在书中交代，这本书的主题是探讨中国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并集中于研究以下几个问题：（1）旧的帝国的权力和法令是如何行之于乡村的？（2）它们与地方组织和领袖是怎样的关系？（3）国家权力的扩张是如何改造乡村旧有领导机构以建立新型领导层并推行新政策的？

本章对这本书的解读，将主要从财政的视角来进行，即从财政方面来考察华北农村的种种变化及其与现代国家建构（即书中说到的国家政权建设）的关系。就是说，运用这本书提供的观点和材料，来回答以下财政问题：（1）帝国国家是通过怎样的微观机制向社会征税的？（2）财税压力是如何推动国家政权现代化并影响原有的微观机制的？（3）从财政看，晚清和民国国家建构为什么会失败？本章接下来内容的展开，主要围绕这三个问题进行。

由于这本书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除了财政视角外，还可从其他视角来加以解读。这里介绍几种比较有洞察力的视角。

首先，这本书充满了社会学田野调查的内容，包含了华北六个村庄非常详尽的调查材料。通过该书所展现出来的材料，可以看出华北农村社会在这场国家转型活动中变化的地方和不变的地方。因此，如果我们从社会学的视角来阅读本书，从中寻找相关的材料，就可以尝试着回答以下社会学问题：（1）在国家权力的影响下，面对时代变局，社会如何自我调适？（2）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各种组织与文化发生怎样的变化？（3）社会精英是怎样形成的，又是怎样变迁的？

其次，这本书围绕着中国国家转型来展开叙述，它处理的材料是由田野调查得来的社会学材料。根据这些材料，事实上也可以回答很多政治学的问题。或者说，这本书可以用政治学的视角来阅读，并依据书中的材料来尝试着回答以下的问题：（1）帝国国家的权力，是通过怎样的微观机制渗透到社会中去的？（2）在国家转型过程中，国家政权深入社会的微观机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3）国家对社会的统治，其正式机制和非正式机制是如何互动的？（4）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家转型，如何进行以及为什么遭遇失败？

最后，杜赞奇本人经常被视为后现代的社会学家或者历史学家，因而本书又可以运用后现代的视角来加以解读。“后现代”这个词含义众多，很难给出一个清晰的定义。大体上，所谓“后现代”是相对于“现代”并试图超越“现代”的一种历史或文化思潮。一般将强调理性、线性和进步的历史观、文化观，称为“现代”；与此相对，强调非理性、多元性和非进步性的历史观与文化观，就被称为“后现代”。比如在杜赞奇这本书的后记中提到，在研究不同文明时运用的“历时性”与“共时性”这一对概念。在一定意义上，历时性就是一种“现代”的观点，认为文明呈现出从低级向高级不断进化的方向与过程，文明之间的差异相当程度上是时间性或阶段性差异而非本质性差异；而共时性则相当程度上是“后现代”的观念，认为所有的文明都处于同一个时代，彼此的差异是本质性的而非阶段性的。杜赞奇在书中明确表达了自己受后现代思想的影响，他的说法是，自己“受解构分析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文化研究开始探讨文化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中文版序言）(2)。他的意思是说，强调国家与社会分离是一种理性主义的看法，因而是一种现代观；而认为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权力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合作的空间和认识历史的余地，则是一种后现代观念。比如，杜赞奇创造了“文化网络”一词，将帝国政权、绅士文化与乡民社会纳入到一个共同框架内，并将权力、统治等抽象概念与中国社会特有的文化体系连接起来，这被认为是区别于现代的一种后现代做法。杜赞奇还说，“将各对立面调和起来的一条重要途径是找出社会现象中的二重性……社会现实中存在着二重性确是它不宜于作科学的、规律性理解的原因之一”（第248页）。就是说，杜赞奇觉得“科学的、规律性”的理解是一种现代性研究，而他的方法有别于此。杜赞奇在他的另一本书《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中，更加明确地提出自己有关后现代史学的观点。对于这本书涉及的后现代问题，本章不是合适的讨论场所，不再多说。

二、相关的术语解释

杜赞奇在书中创造了或发展了一些概念，不掌握他使用的这些概念，就无法理解他这本书。因此，有必要在此先进行一下解释。

（一）权力的文化网络

这是杜赞奇在书中创造的最为重要的一个概念，也是前面说的将国家权力与社会文化结合起来的一个概念。杜赞奇自认为这个概念突破了国家权力与社会文化截然分离的现代分析方法，因而是更接近后现代化思想的一个概念。

要理解这个概念，首先就要分别理解权力和文化两个概念。所谓权力，一般政治学教科书将其解释为强制力，即让人纵使反对也不得不服从的一种能力。当然，也有人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理解权力，除了强制力外，还包括其他形式的“影响力”。如杜赞奇就是这样，他认为权力是“个人、群体和组织通过各种手段来获取他人服从的能力，这些手段包括暴力、强制、说服以及继承原有的权威和法统”（第4页）。所谓文化，杜赞奇给出的定义是，“扎根于这些组织（即市场、宗族、宗教等）中、为组织成员所认同的象征和规范”（第5页）。而所谓的文化网络，杜赞奇是指“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它包括在宗族、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类型”（第13页）。文化网络包括不断相互交错地影响、作用的等级组织和非正式相互关联网，诸如市场、宗族、宗教和水利控制的等级组织，以及诸如庇护人与被庇护者、亲戚朋友间的相互关联等，所有这些构成了施展权力和权威的基础。

因此，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个概念，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去理解。第一，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渠道，即国家权力通过文化网络这个渠道，对社会发挥作用；第二，将其理解为一种形式，即国家权力在发挥作用时，其行动表现为文化网络的不同活动方式，或者说权力顶着文化网络的“外衣”在活动；第三，将其理解为一种舞台，即各有关主体在文化网络这个舞台上纷纷表现自己，从而竞争性地获取影响他人的能力（即权力）。

（二）经纪统治

经纪原来是指在交易中一方或双方的代理人，作为中介致力于促进交易成功，常常收取一定的佣金或者说依靠佣金生活。杜赞奇用“经纪统治”这个词，来指国家在统治乡村社会时，不是通过正式的组织结构与国家雇员，而是通过政府组织结构之外的代理人（即经纪）来进行。

杜赞奇区分了赢利型经纪与保护型经纪两种不同的经纪。

赢利型经纪，指的是那些在协助国家统治乡村时以获取佣金为目标的代理人，如传统国家中的衙役、书吏（第二章解读的《清代地方政府》一书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以及在国家现代化过程出现的新形式的赢利型经纪（如依靠国家权力而在村庄征税的村长）。这些人之所以愿意作为经纪来帮助国家统治乡村，目的在于获得个人的利益。总体来说，赢利型经纪还是一个比较中性的名称。在赢利型经纪中，有一些视乡民为榨取利润的对象，贪婪地甚至掠夺性地对待乡民的代理人，比如在一些地方出现的土豪劣绅以及由官方认可的协助统治的地痞流氓等，杜赞奇将他们称为“掠夺型经纪”，这显然带有贬义。

所谓保护型经纪，杜赞奇指的是经自愿组织起来的村社指派的那些负责征收赋税并完成国家指定任务的代理人。这些代理人一般代表社区的利益，做事的目的是保护自己的社区免遭国家政权的侵犯。比如杜赞奇举出的在华北农村存在的“半牌”等自愿组织，或其他产生于宗族或宗教的民间领袖等。杜赞奇强调，保护型经纪是权力的文化网络的一部分，或者说它是文化网络所发挥出来的功能之一。至于说保护型经纪这一概念在学术上的意义，如前所述，杜赞奇也给予了清晰的说明，他说“保护型经纪”一词将文化与行政两个概念联系起来（第49页），即它是一个后现代的概念。

（三）国家政权内卷化

内卷化是中译者创造出来的一个中文词语，对应的英文是involution。该词的原意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第66页）。这个词也被翻译为“过密化”，这种译法符合该词被创造时针对的情景，即在东南亚水稻种植中，在一亩水稻田里多插一些秧苗会提高产量，但到一定程度（即过密时），再增加秧苗也不会增加产量（边际收益降到零甚至以下）。在《文化、权力与国家》这本书，中文将其翻译为“内卷化”也很传神，好像让我们看到一扇卷帘门被不断地向下拉伸，但向下拉伸到一定程度（即到达平地）后再用力也无法向下伸展，而只会倒卷回去。

在研究社会发展与制度演化过程中，有三个互有联系但又有区别的英文字，需要加以辨别，即“revolution”“evolution”和“involution”。“revolution”，现在一般指政权的颠覆及社会制度的大规模改造，这一含义是从法国大革命之后被赋予的；在法国大革命之前，“revolution”一词的主要含义是“回归”，即回到被僭主破坏之前的旧的正当秩序去。“evolution”，指的是制度的逐步演化而不是剧烈的变化。而“involution”，则是指社会发展停滞，无法转化到高级阶段去。

杜赞奇用“内卷化”一词想要说的是，民国初年在华北农村，国家权力扩张出现了这样的情形：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竭力伸展，但伸展到一定地步后权力就无法再渗透到社会中，反而不断失去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其典型表现就是，由于国家权力下伸而带来国家财政收入增加，但国家财政每增加一分，都伴随着非正式机构收入的增加，而国家对这些机构缺乏控制力。于是，国家政权向乡村社会伸展，但在地方上无政府状态反而扩大，国家越来越失去对乡村的控制。换句话说，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能力低于其对乡村社会的榨取能力，国家政权的现代化在中国只是部分地得到实现。

国家政权内卷化是指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的内卷化，“国家政权建设”对应的英文单词有“state-making”“state-formation”或“state-building”。这些词在中文中，又被译为“国家构建”“国家形成”或“国家建构”。杜赞奇在本书中文版序言中特地提到这一概念，指出它与现代化进程相连，但同时也具有伴随现代政体而来的压制、僵化和破坏性的一面。他还举出国家政权建设的几个表现，如政权的官僚化与合理化，为军事和民政而扩大财源，乡村社会为反抗政权侵入和财政榨取而不断斗争，以及国家为巩固其权力与新的“精英”结为联盟等（前言）。因此，“国家政权建设”这个词大致上是中性的，既可以包括通常所说的国家现代化积极的一面（如政治社会制度的理性化、民主化），也可以包括产生于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消极后果（如制度的专制性、对传统的破坏性等）。当然，杜赞奇在本书中主要关注的是20世纪前期在华北国家政权扩张的一个重要表现，即所有的中央和地区政权都企图将国家权力伸入到社会基层以汲取财政资源。

第三节　财政问题之一：帝国国家是通过怎样的微观机制向社会征税的？

当国家决定征税，向社会发布税收征集令之后，究竟是哪些组织和人员（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行动起来执行征税指令，税款经过哪些人的手之后才最终流到国库？从政治学的眼光看，税款的流动途径与效率，事实上反映了国家权力渗透社会的机制与能力。

具体说来，有一个问题需要探讨，那就是，在中华帝国时期，帝国国家在向社会征税时，运用的是什么样的微观机制？在第二章《清代地方政府》中，瞿同祖先生已经为我们描画了这样的微观机制及其中各类人的行动。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中，杜赞奇则为我们描画了这样的微观机制是如何在华北这几个村庄发挥作用的。

一、作为非正式机制的经纪体制

从正式财政制度的理想看，中华帝国是颇为“现代”的，那就是设计出国家向民众家庭直接征税的“田赋”制。但在制度实践中，它却很难有效地运转，如第二章所述，不得不依赖大量的非正式机制的帮助，这就为经纪体制的现实存在提供了条件。

（一）帝国直接统治理想的破灭与非正式机制的存在

杜赞奇在书中告诉我们，清代国家通过两套正式机制将权力伸向社会，一套是用于治安的保甲制，另一套是进行财政征收的里甲制。不过，到了19世纪末期，在华北乡村，保甲制和里甲制已名存实亡。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两套制度已失去了制度设计者在理想中赋予它们的统治功能（第37页）。此处撇开用于治安的保甲制不论，单看负责财政征收的里甲制。财政征收是帝国国家统治乡村社会的直接表现，“正是在这一领域，国家政权与农民大众的接触最深”（第37页）。人尽皆知同时也为杜赞奇强调的是，清政府几乎全盘照搬了明政府在财政征收方面的制度与做法，其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管理工具是鱼鳞册（登记土地）和黄册（登记人口）。与此同时，清政府也“同样继承了田赋征收中的两个弊端……直到民国及新中国，两个弊端依然困扰着国家政权”，那就是“纳税人偷税漏税，征税人贪污中饱”（第38页）。在杜赞奇看来，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弊端，问题出在微观机制上。制度理想上帝国对社会实行的直接财政征收，在现实中却缺乏有效的微观机制予以实现。

这种有效微观机制的缺乏，首先表现为正式的微观制度在现实中行不通。正如杜赞奇强调的，“清政府的官僚体系无力跟踪地权的频繁交换，即使在清初之时，有人便认为鱼鳞册和黄册的登记并不可靠”（第38页）。其次，这种缺乏表现在非正式机制的低效率上。在正式的鱼鳞册和黄册因脱离实际而无效之时，国家主要依靠县衙吏役手上的册簿来征收赋税。这些吏役，几乎是当时唯一能依据田地占有情况而编制较为可靠的册簿的人。按照杜赞奇的说法，到了19世纪后半期，“国家政权不仅没有克服偷税漏税问题，而且依赖吏役的账簿也阻碍了国家政权与纳税人之间建立直接的、没有中介人的关系”（第39页）。事实上，县衙吏役这些中介人的存在，一方面破坏了国家直接征税的制度理想，另一方面带来了征税的低效。这是因为，“官僚体系对这些下层吏役控制极弱，使他们能轻而易举地僭取政府权力。事实上，并不是没有控制吏役行为的法令，只是这些法令仅仅适用于那些有合法身份的吏役。而且这些法令的实施全靠知县个人的主观意志及实际能力”（第39页）。在《清代地方政府》一书中就已提过，在这里再次强调的一种现实困难是，知县是经科举产生而由国家正式任命的流动性官员，缺乏实践经验和对当地实际情况的了解。除此之外，正式官僚无力控制非正式中介人，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无法控制吏役们的收入，这些吏役要么是没有薪俸，要么是薪俸少得可怜，无法养家糊口”（第40页）。这样，吏役只能依靠非正式手段获取报酬。这些非正式手段维持了非正式吏役的生存，并进而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和维持了正式制度的运行；但在另一方面，非正式手段又削弱了正式财政收入与正式制度的基础。帝国财政中的永恒难题是，吏役阶层执行的是公务，为什么无法得到正式的收入？需要我们在此基础上加以进一步思考的是，为什么帝国采用这样的非正式机制来履行财政征收的职能？是因为意愿还是因为能力？

（二）帝国统治乡村的双重经纪

杜赞奇告诉我们，“县衙吏役并不是沟通国家政权与乡村大众的唯一中介人。在县衙门下还有一些政权组织，但这些组织很不正规（最高级为乡或保，第二级为图或社或里，有20至40个村庄，第三级为村庄”（第41页）。乡级组织的主要职能，仍然与赋税管理有关；而图、社、里，可以说唯一的职责便是征收赋税。换言之，帝国国家与乡村社会最重要最频繁的关系就是财政征收，而财政征收又主要是通过县衙吏役及县以下非正式的政权组织来进行的。这些联系人或非正式组织，就是杜赞奇所说的“经纪”。他的结论是，帝国统治乡村社会的真正奥秘在于，利用这些经纪来达成统治的目的，并特别明显地体现在财政征收上。

至少在19世纪末期，清朝政府通过双重经纪来征收赋税并实现其主要的统治职能，即赢利型经纪（以收取佣金并获利为目的）和保护型经纪（村社自愿组织起来负责赋税征收并完成国家指派的其他任务）。不过，杜赞奇强调指出，到清末为止，在华北地方的行政体系中，县衙之下的赢利型经纪数量相对还比较少，保护型经纪的数量则相对比较多。但是进入民国以后，赢利型经纪开始迅速膨胀起来（第44页），保护型经纪相应地大幅度地退潮，而且部分赢利型经纪更进一步地堕落为掠夺型经纪。

在国家运用赢利型经纪实现对乡村的统治方面，杜赞奇举了一个例子，那就是在华北地区存在的一种非正式的组织，叫“地方”（亦称地保或乡保）。“地方”一般下辖数个至20个村庄不等，初时独立行使职权，后来兼任保甲制的某些职责，在某些地区干脆取代了保甲制而行事（第44页）。“地方”的职责在于催缴田赋、登记户口、向官府报告凶杀、盗窃、纵火、财产纠纷等案件（第44页）。显然，协助征税是最为重要的职责。作为中间人（经纪），“地方”具有双重的角色，既是乡村社会的代表（但不是乡村社会的领袖），又是政府的代表，负责乡村中的堤坝修筑、灾荒赈济等集体事务，同时充当政府最下层的吏役（第44页）。“地方”在行使职权时，不得不尊重乡村社会中有权威的地方领袖的意见。而且，不少村社发展了村际合作组织（如“半牌”），其主要目的便是要制约“地方”的所作所为。与“地方”不同，“半牌”是一个保护型经纪，是乡村社会维护自身利益不受掠夺性经纪乃至国家政权勒索的组织。比如说，它凑钱赎出被差役逮捕的无辜村民，在水患发生时代表村民请求减免田赋等（第46页）。“半牌”这样的经纪体制具有更大的威力和威信，从而成为权力的文化网络中正统权威的载体。正因为如此，国家也发觉它比赢利型经纪体制更优越，是可以深入乡村社会的工具。不过，由于乡绅操纵着保护型经纪体制，国家往往无法放心地将其作为征收赋税的工具（第48页）。

杜赞奇交代说，虽然从概念上看，赢利型经纪与保护型经纪泾渭分明；但在现实中，它们之间很难看出质的区别，如清代的“包揽型”体制。在“包揽型”体制下，一些有功名或有特权的乡绅，他们负责向普通村民收取田赋并上缴给官府。对普通村民而言，这些人往往是同一宗族或者是具有感情基础的乡邻，自愿主动地代替不识字的村民与官府打交道，从而带有一定的保护型经纪的色彩；对官府而言，这些人为官府服务收取田赋，与此同时还获取好处（收取中间费，更常见的是利用自己特权地位，通过足额征收但向县衙少缴的方式而获益），因而是赢利型经纪。

二、经纪统治与文化网络

如前所述，在帝国时期，国家通过赢利型经纪和保护型经纪两套机制，深入到乡村去，完成征税等统治功能。不过，由于赢利型经纪视其职权为谋利的手段，故而与权力的文化网络没有什么关系。与此相反，保护型经纪组织则包容于文化网络之中（第48页）。杜赞奇说，至少在帝国时期，保护型经纪相对于赢利型经纪更为占优、也更重要。

杜赞奇所说的文化网络有，宗族、合作性的商人团体、庙会组织、神话以及大众文化中的种种象征性资源等，这些都是深入下层社会的渠道。文化网络不仅沟通了乡村居民与外界的联系，而且成为国家政权深入乡村社会的渠道。通过这些渠道，国家使自己的权力披上合法的外衣，易于为民众接受（第21页）。因此，保护型经纪是传统文化网络所发挥出来的功能之一。不过，虽然文化网络发挥了保护型经纪的作用，但它极易受赢利型经纪的操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保护型经纪组织是文化网络中的易变因素，它代表着合法与非法之间的倾斜关系”（第49页）。

接下来，杜赞奇比较详细地讨论了宗族、宗教和乡村领袖这三种角色，在权力的文化网络中所发挥的作用。下面我们作一些简单的介绍。

（一）宗族

在文化网络中，宗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保护型经纪机制。宗族包含了地域（人群聚居村落）、情感（血缘或更高层面的世界）、经济协作等多方面的内容。在缺乏阶级意识和组织、又未出现严重分化的村庄，人们往往以宗族为合作单位并在必要时采取共同的行动（第88页）。严格地说，相对于江南和华南地区，宗族势力在华北地区还不算强的。即便这样，宗族组织在华北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当它与官方支持的保甲组织，以及跟庙会等组织结合起来的时候。杜赞奇的说法是，“（帝国）国家控制乡村的下层组织（保甲制与里甲制），与土生土长的乡村宗族及庙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一直含混不清”（第93页）。

显然，宗族是一个充当保护型经纪角色的良好组织，在帮助国家完成治理职能（尤其是财政征收）的同时，重点是为本宗族的村民提供保护。在华北大部分村庄，宗族操纵着传统的政治机制，一般来说是村庄公务活动的合法组织者，同时也在田地买卖、分家析产、金钱借贷等经济活动中发挥作用。当然，有些村庄宗族的作用有限。杜赞奇发现，在帝国国家力量较强时，保甲制一定程度上可抑制宗族的作用（即使此时有些地区保甲划分是以血缘组织为基础的），但到了清末，保甲组织与宗族组织混合而成为权力文化网络中的一个环节。特别是“牌”“十家”等传统保甲组织的划分，此时几乎都以宗族为基础（第93页）。这样，宗族首领对村庄的控制有了进一步的国家权力的支持。由此在宗族基础上，就形成了村政权。村政权组织，一方面沟通村庄与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协助缴税与征税），另一方面还承担起组织护秋、调解争端、修整水利等功能。

（二）宗教

传统中国当然并不缺乏宗教组织与宗教领袖，虽然不像欧洲那样拥有高度组织化、等级化且能与王权相抗衡的教会。宗教组织及其中的宗教领袖，由于宗教等级制度与联系网络的存在，由于共享信仰、教义与仪式等，所以在杜赞奇看来，它们构成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的重要因素（第111页）。在帝国时期，这些依托于宗教组织的宗教领袖，也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保护型经纪的角色，为信仰者或者普通民众提供一定的保护作用。

不过，在杜赞奇看来，在宗教中发挥领导作用的是那些“有少许财产并略受教育的人”（第123页）。他们科举尚未成功，地位介乎大众和儒家精英之间，因而充当了沟通大众文化和儒家思想的媒体（第123页）。在文化网络中，这些人之所以拥有一定的权力，或者说他们之所以能够通过对文化网络的掌控而获得一定的权力，并非有来自上界或俗世的权力源泉，而是源于帝国天人合一的官僚体系的帮助。就是说，这样的宗教信仰是由帝国承认甚至加以主导的，也被帝国纳入到自上而下的权力系统中。在宗教体系中，这些宗教领袖之所以有权力（或者说有影响力），是因为他们在相当程度上符合官方的需要，而且他们也往往依附于官方权力体系来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当然，也有可能他们已在宗教体系中拥有了一定的影响力，然后才从官方那里获得权力。不管怎样，他们的权力都依赖于官方的认可。

杜赞奇举出了好几个实例，来说明宗教组织如何借助于权力的文化网络而成为保护型经纪。有些宗教组织拥有地产，或者拥有“钱会”，而成为具有一定经济功能的组织，最后成为代表村民与官府打交道（包括处理缴税事务）的保护型经纪。有一些村庄围绕着寺庙组织起来（形成“牌”这样的组织），然后由宗教领导人代表村民，集体地与县衙打交道，从而建立起保护型经纪。也有些保护型经纪是这样形成的：在过去，跟庙寺相关的活动大多由香头们主持（人们以为他们与神灵最为接近），于是香头们得到机会去处理与村庄相关的其他村务；1900年清政府实行新政后，香头中就有数人被选出组成更为正式的青苗会（香头改称“会首”），来推行新政并负责征收与此俱来的捐税；这样的“香头”，进而最终成为保护型经纪。

（三）乡村领袖

宗族的领袖和宗教的领袖，事实上都是乡村领袖。但除了这两类领袖外，还有一些人在乡村扮演着领袖的角色。这些乡村领袖，依靠自己的地位和面子（个人的财富及影响力）而形成保护体系，并充当保护型经纪。如帝国时代乡村中的读书人（特别是有一定科举功名的人，即瞿同祖先生说的“学绅”）或者富人，在乡村社会往往就有这样的地位和面子。

杜赞奇强调，“以乡村领袖为中心的保护体系往往间接地加强权力的文化网络中的正统特征——即加强其与上层官府的联系。通过保护体系，乡村领袖（或保护人）为村中被保护人提供各种服务”（第148页）。

第四节　财政问题之二：财税压力是如何推动国家现代化并影响微观机制的？

杜赞奇在书中，虽然没有明确地指出，但他的讨论却涉及了财政政治领域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财税压力与国家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就杜赞奇的相关讨论，从微观机制方面来整理晚清民国时期财税压力与国家现代化之间的关系。

一、财税压力推动国家建构

走向现代国家是每一个国家的宿命，但国家转型的契机与路径却各有不同。从财政的视角，可以对国家转型的动力进行富有洞察力的考察，这就是熊彼特所命名的“财政社会学”给我们提供的思路，也是财政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话题。在熊彼特看来，西欧近代史上发生的国家转型，其原因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的兴起，也不是韦伯意义上的理性官僚制的出现，而是在中世纪晚期西欧财政从依赖于国王自有土地收入转为向民众的收入与财产征税。根据熊彼特及其他研究者的看法，后来的学者提出了一个“税收推动代议制民主”的命题。具体可参见下表的概括，其中家财型财政是指主要财政收入来自国家（或者说君主）自有财产收益的财政类型(3)。

表4.1　西欧近代史上财政转型与国家建构

怎样理解中国从帝国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动力？在第三章，我借助于《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的文本，从思想转型与主体担当角度解释了中国的国家转型，而杜赞奇为我们从财政方面展现了这一转型的动力与微观机制。

二、财政压力推动新的政府层级的诞生：区、乡

在清末，国家转型与财政压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了维持国家生存、克服内外危机，首先就必须扩大财政收入，这样才能配备必要的军事装备、建立新军；而要扩大财政收入，就必须改造财政制度乃至帝国制度。因此，扩大财政收入的压力带来了国家转型的要求。在现实中，财政改革既是清末国家建构（即“新政”）的一部分，同时它又为新政的其他方面提供资源条件。因此，如何进一步地扩大财政收入，是清末直至民国国家建构的重要内容。而扩大财政收入的种种努力，又影响了联系国家与社会的诸多微观机制；进一步地，微观机制的种种变化，又影响了国家制度建设本身的效果。

杜赞奇在书中强调，“在20世纪前期的中国政治舞台上，不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政权都在急剧地更替，但在华北，国家政权扩张的一个重要方面——深入基层和吸收下层的财源——在这整个时期却基本上没有中断”（第3页）。中央和地方的政权机构，都力图将国家权力深入到社会基层，不论其目的如何，它们都相信这些新延伸的政权机构是控制乡村社会的最有效的手段。而这些新行政机构，又对乡村领袖的构成和乡村社会的变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为了应对国家建构之需要，财政上必须努力地扩大征收能力，以便从乡村社会汲取更多的资源。要达到这一目的，就要在组织机构和工作人员两个方面作出努力。所谓组织机构方面的努力，就是正式机构不断向下发展，建立起新的更基层的政权组织，以此来减少非正式机制带来的损耗（解决漏税和贪污中饱问题），并更有效地推行国家政策。由此，县以下政权组织得以发展，特别是区和乡一级政权得以建设。而所谓工作人员方面的努力，主要是设法将吏役官僚化，给予其正式的职位与薪金，从而限制其胡作非为的行为。民国建立后，县级吏役开始正规化，逐渐地成为国家的正式雇员（有固定薪金）。伴随着县级以下政府的设立，县政权以下也出现了正式的政府雇员。

此处暂不讨论政府工作人员的正规化，而只探讨组织机构的建设。杜赞奇举例说，早在清末，县以下就已突破帝国长期以来的传统，设置了正式的政府层级“区”。“政府最低一级组织‘区’是在1908年至1914年间建立起来的，在较大的乡、保所在村镇设立区公所。区设区长，下辖数名属员和一队警察，区有权摊款并在警察协助下征收，这是国家政权在民国初年扩张中的最大‘成就’”（第55页）。从财政的角度看，“‘区’制是榨取钱财的最有效工具，所以它受到占领华北地区的各路军阀的支持和承认”（第55页）。到了国民政府时期，它不仅将区政府视为国家权力的延伸和加强，是县政权的分支，而且还肯定了区政府在整个民族复兴中的地位。

同样地，在传统的自然村基础上或者通过破坏传统自然村，又建立起了乡镇制，这也是国家政权企图正规化下层机构的措施之一。乡镇作为最基层的政权组织，其目的在于有效地催征钱粮、克服村民偷税漏税等积弊。克服这些积弊，是传统领袖与地方恶棍无法完成的任务。更为重要的是，大乡制有助于政府有效地清丈土地，这是帝国财政一直在进行但从未成功过的管理行为。原来设想一乡为100~1 000户人家，但直到日本进占华北之前，每乡很少超过250户。日军后来在华北严格地推行大乡制（1 000户为一大乡），此时传统的自然村结构才真正受到破坏。当然，这也给乡村领导体系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第56页）。

三、摊款、青苗会与村界的形成

由于财政需求越来越大，为了克服帝国财政的弊端（中饱私囊和偷税漏税），民国时期的政府，不得不像帝国那样在现实中放弃直接征税的理想，而改向乡村大量征收临时性摊款。摊款是这一时期财政扩大收入的主要方式，“摊款从根本上不同于田赋和过去的其他捐税，它不是按丁口或私人财产分配，而是按村庄为单位分摊”（第57页）。征收摊款最大的好处是，摊派时不必考虑村庄的实际土地占有量，故也不必顾虑偷税漏税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了长期困扰帝国财政的问题。摊款也因此成为比其他税收更为重要的财政资金来源，当然对农民来说，这是一项“最为繁重的负担，而且不可能得到监督和限制”（第70页）。

摊款是理解“行政”村（区别于过去的自然村）村界形成、村级政权建设以及后来农村混乱的关键。杜赞奇评价说，“征收摊款从根本上不同于田赋和田赋附加，它是由国家向作为整体的村庄、而不是向作为土地所有者的个人摊派，村庄自己制定其向各户的摊派办法”（第57页）。从国家制度建设看，摊款的征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村级组织的发展：由村庄制定自己的摊款方式，村庄自然地就具有征款和制定税率的权力；这种权力由特定的人在特定的空间范围内不断地行使，就形成了比较固定的村界和村庄领导组织。不过，说是村级政权，只是比喻意义上的，因为这种村级组织并不是国家正式政权组织的一部分。

摊款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它重组了乡村社会的“地界”。一方面，在现代化过程中，县乡正式组织机构对村庄发出要求，要求它成为一个行政单位，以便完成上级组织交付的各种任务，“随着清末新政的推行，村庄越来越成为上述各种组织和活动的中心。同时，随着村公会的成立，一个农民属于哪个村庄越来越重要，更重要的是村庄成为一个征税和被征税的单位”（第185页）。另一方面，摊款的现实需要使得原来相对开放的农民社会，被转化为一个封闭且有很强集体认同的合作社区，“国家权力的渗透不仅迫使村庄建立起自己的财政体系，使它成为村政的中心，而且创造出不同的摊款方式，使属于哪个村庄对农民来讲具有切身的利害关系”（第186页）。

最能反映摊款对乡村社会影响的例子，是青苗会的成立以及在青苗会帮助下确认村庄的地界。“看青”，本来是与市场体系毫不相干的一种村内活动，即在庄稼成熟时派人看守，以防止偷窃或毁坏。与人（地主或佃农）可能具有的灵活性相比，看青的地域（“青圈”）是比较固定的。为了确保看青的费用（“青苗钱”）能按时收齐，看青者（“青苗会”）比较有效地掌握了土地的分布情况并形成相关账册，依此制定出一套完整的在青圈内的费用分摊制度。看青者相互之间（即不同青圈之间）为了合作，也制定了彼此遵循的协商与转费制度。这样的青苗会组织结构，天生就适合作为20世纪初国家征收摊款的理想工具（第187页）。于是，在许多村庄，青苗会不仅能决定每亩看青费是多少，而且被上级政府正式赋予了决定摊款分配方式的权力。就是说，上级政府把摊款数额派发给他们，要求他们按照自己原来收取青苗费时的账册去分派、征收摊款。青苗会的重要性，已越来越不在于其护秋功能，而在于它在村财政中的作用。青圈之内的所有税收，归村所有；编制全村的基本预算，也因此成为必要。

在摊款这一财政工具的作用下，看青的范围进一步地从活圈变为死圈，青圈逐渐成为村界，村开始有了自己固定的地域范围。就是说，“村”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一个拥有一定“领土”的实体，即“村有定界”（第191页）。村有定界对于国家现代化建设有很大的作用，它“使执政者能确切查清所有耕地的归属。清账土地不仅可以矫正历史上遗留的偷税漏税现象，而且是清理税收制度的必要条件”（第193页）。

第五节　财政问题之三：从财政微观机制看，晚清和民国的国家建构为什么会失败？

晚清以来，中国踏上了国家转型之路。不过，在杜赞奇看来，中国的国家建构需求主要来自于外界的要求，而不像欧洲那样来源于自身内部的发展（第3页）。其实，第三章提到过，列文森持有的观点也大致是这样。作为曾经自称的“亚洲最早的民主国家”，中华民国在国家建构方面一直被认为不怎么成功，至少在杜赞奇看来可以说是失败。这种失败，从宏观方面的表现看，主要是对外不能防范侵略，对内不能防止分裂。杜赞奇给我们提供的，是从华北几个村庄的微观表现来看这场失败。在本节我们关注的，仍是财政微观机制方面的表现。

一、国家政权内卷化在财政上的微观体现

在杜赞奇看来，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国家建构的失败，最为突出地体现在国家政权的内卷化上。他运用征税方面的具体事例，来展现这种国家政权内卷化的过程与表现。

如前所述，晚清民国时期国家政权确实处于不断现代化的过程中，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不断地延伸，各项政府机能逐渐合理化。不过，从县级以下的具体财政征收过程来看，这种合理化是非常有限的。杜赞奇说，中国国家权力的扩张有其自身的特点，即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与地方上无政府状态是同时发生的，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能力低于它对乡村社会的榨取能力，因而国家政权的现代化只是部分地得到了实现。杜赞奇称这种现象为“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其中最为重要的方面是，非正式机构成为一支不可控制的力量。他说，“在政权内卷化过程中，政权的正式机构与非正式机构同步增长。尽管正式的国家政权可以依靠非正式机构来推行自己的政策，但它无法控制这些机构”（第66页）。“国家政权内卷化在财政方面的最充分体现是，国家财政每增加一分，都伴随着非正式机构收入的增加，而国家对这些机构缺乏控制力”（第67页）。内卷化的国家政权，没有能力建立有效的官僚机构并进而取缔非正式机构的贪污中饱，而后者正是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榨取增加的必然结果。

为什么会出现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在杜赞奇看来，是因为国家政权的建设、机构的发展，不是靠提高旧有或新增机构的效益，而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来扩大其行政职能（即依赖旧有的赢利型经纪体制）（第67页）。如前所述，帝国时期县级政权以下的运行，靠的是赢利型经纪（如“地方”）与保护型经纪（如“半牌”）的对接，使国家对乡村社会既能实现统治的目的（如实现征税），又不至于盘剥过深。自20世纪初开始，中国国家政权建设需要从乡村社会汲取越来越多的钱财。虽然国家正式机构开始向下延伸（如区、乡政权组织的建设），但仍然无法实现直接征税，于是不得不加深对赢利型经纪的依赖，依靠代理人扩大对乡村征税的能力。这不仅使赢利型经纪的规模扩大，而且使这种经纪制度深入到社会的最底层——村庄。在上级政府征税压力及自身贪欲的驱使下，赢利型经纪加速堕落为掠夺型经纪，乡村社会再也受不到保护，而被当作纯粹榨取的对象。因此，乡村事实上已控制于掠夺型经纪之手，国家失去了对基层权力的控制能力，以至于乡村社会日益陷于贫困与混乱之中。“当赢利型经纪的再生阻碍了国家机构的合理化，这表明国家政权的内卷化达到了极点，它预示着国家权力的延伸只能意味着社会的进一步被压榨和破产”（第68页）。

二、内卷化的原因：文化网络被破坏

赢利型经纪在乡村的扩张，代价是原有的基于文化网络形成的保护型经纪退出。那些传统的保护型经纪逐渐从乡村隐退后，基层权力就彻底落入赢利型经纪之手。在杜赞奇看来，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国家政权逐渐地放弃并破坏了文化网络中的组成部分，却没有建立起新的渠道。他认为，这是国家政权内卷化的原因。

（一）乡村领袖从保护型经纪向赢利型经纪的变化：文化网络放被弃

在晚清乃至更长的帝国时期，为了保护社区利益，乡村领袖与国家政权及其代理人（即像衙役、书手之类的赢利型经纪）进行了长期而艰苦的讨价还价。如前所述，保护型经纪的影响力来自于传统帝国权力的文化网络；之所以能够形成保护型经纪，是传统精英可通过文化网络获得帝国正式政权组织的承认，并因给村民带来一定的保护作用而被村民承认其与官方打交道的资格。从晚清到民国时期，伴随着国家政权建设而兴起的摊款要求，曾在短时间内，迫使村庄进一步地形成保护型经纪体制。就是说，以村庄为单位的摊款要求，一开始促进了帝国时期早已存在的文化网络的发展，促进或加强了村庄的保护型经纪。

但在不断加强的财政压力下，传统的乡村领袖慢慢地退出了乡村的领导职位。这是因为，乡村领袖受到的摊款压力越来越大，而得自公职的精神和物质报酬却越来越少，公职带来的麻烦反而越来越多（第205页）。杜赞奇举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微观机制方面的例子。在原来的文化网络中，乡村领袖经常要替村民垫款，这是因为临时摊款并无定时，但在非收获季节村民手中往往无钱。一开始这样做问题还不大，乡村领袖还有能力垫款；但在国家摊款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这些乡村领袖既因为不断地替国家征收摊款，而与村民的关系处于紧张中，又因为不断垫款而自己由富变穷，甚至被拖入到财务困境之中。于是，这些乡村领袖不得不逐渐地退出历史舞台，或者干脆逃离农村（第207页）。因此，现实的情况是，随着国家政权的深入而产生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压力是如此地繁重，以至于大部分乡村精英都竭力逃避担任乡村公职。如此，只剩下那些想要为自己捞取油水的个人，才会去追逐乡村的公职。就这样，村政权落入到只求利益的“经纪”（赢利型经纪）之手。更为严重的是，村中无赖往往视摊派和征收款项是榨取钱财的大好时机（第161页）；他们倒是积极地担任村公职，然后在征收和解缴各种摊款及其他捐税过程中上下伸手，中饱私囊。就是说，此时赢利型经纪不断地堕落成掠夺型经纪。

概而言之，随着传统精英退出历史舞台，村公职不再是炫耀领导才华和赢得公众尊敬的事物，也因此不再为人所追求。相反，它被视为同衙役胥吏、包税人一样的赢利型经纪。这种赢利型经纪体制与乡村社会文化网络脱节，此时充任公职纯粹是为了追求实利。纯粹为赢利目的而担任村长的人，不得不从文化网络之外寻找其权力基础。有个别的村长，纯粹靠自己的暴力来统治村庄；而大部分村领导，则依靠自己与县、区的国家经纪的联系来获得权威，甚至不惜以牺牲村庄利益为代价。

（二）宗族和宗教方面的微观变化

为了说明上述伴随国家政权现代化而来的经纪转化过程，即一开始保护型经纪得到一定程度的增强，但随后被迫逐渐转向赢利型经纪甚至掠夺型经纪，杜赞奇运用了华北6个村庄的资料，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和微观的说明。这些例子还反映出一个情况，那就是，为了应对“掠夺型经纪”，部分地区在民国时期尝试着重建旧式的保护型经纪体制（第58页），但更多的地区则陷入到混乱之中。

1．从宗族所受的影响看

国家正式政权的深入，对宗族这一旧有的保护型经纪的权力结构，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杜赞奇详细地描述道，在1900年至1912年间，村级的组织制度定型，其“官员”往往由在宗族组织中已建立起权威的乡村精英们充任。虽然此时宗族的功能，已渐渐失去往日的显赫作用，但宗族精英们仍发挥着“保护人”的某些社会职能（第149页）。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国家和军阀对乡村的勒索加剧，那种保护人类型的村庄领袖纷纷引退，于是村政权落入另一种类型的人物即赢利型经纪之手。

杜赞奇在案例中，将宗族组织的变化分为三阶段（第99—102页）。第一阶段（自1900年至1929年），随着国家政权深入，捐税增加，村务扩大，宗族的地位和作用提高，但宗族内部的争斗开始变得激烈。第二阶段（1929年起国民政府实行闾邻制，至1940年），国家政权进一步深入乡村，宗族组织受到排挤并开始边缘化；由于横征暴敛和强行专制，国民政府建立的以户为统治基础的努力收效甚微。第三阶段（1941年日本侵略军在占领区推行大乡制后），以1 000户为一大乡的编乡制将权力集中起来，国家政权更加深入乡村，特别是在大乡制推行较彻底的地方，宗族势力被完全排挤出政权组织之外。杜赞奇描述的这一过程，可以向我们充分地显示出，宗族作为保护型经纪是怎样逐渐丧失原有地位的。

杜赞奇还举了坟会作为例子，来说明这一过程。按照村民们的讲法，1921年之后，以宗族团结、共祭祖先为目的的坟会这种仪式渐渐消歇。这是因为，摊款和军队勒索过重使该村的经济状况今不如昔（第89页）。

2．从宗教所受的影响看

在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宗教组织也是一开始被借用。比如晚清政府实行新政后，曾从香头中选出数人组成更为正式的青苗会，来推行新政并负责与此相关的捐税征收。但随着新政的进行，乡村精英们迅速退出宗教活动而集中精力于新的事务（如与新政相关的事务），宗教所承担的保护型经纪功能迅速衰落。

对此，杜赞奇评论说，这说明乡村精英们过去从事宗教活动的兴趣，在于宗教外衣下的政治活动（第134页）。就是说，宗教原先是只是精英们获取权力的一个渠道，当新的渠道出现后，精英们就迅速退出，连带着宗教组织及其功能都迅速衰落。

三、内卷化在基层政权的其他表现

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在基层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在杜赞奇的行文中，我们至少还可以发现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方面表现在为加强财政征收而建立起来的区级政府身上。区政府是国家正式政权（县政权）为扩大征税而向下延伸的结果，但在现实中，它只能实现半官僚化（第56页）。这是因为，区长的薪金不足以供给消费，于是他不得不从其他途径获取数倍于薪金的收入。区政府的其他职员，更是如此。换言之，区级政府是县以下政权正规化的后果，却像帝国时期那样不能依靠正式收入来维持自身，而要靠非正式收入来维持。

第二个方面的表现就是村政权的衰败。如前所述，由于摊款压力持续增大，村政权出现；但随着国家政权建设的发展，村政权又开始走向衰败。这种衰败，有前述从保护型经纪向掠夺型经纪转变而带来的农村日益贫困的原因，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比如有一个原因是，华北活跃的土地市场，使不少村庄很难在“村有定界”基础上进一步地加强权力，这是因为它们无法控制身居村外的地主。所以，虽然村庄已成为一个明确的组织单位，但它渐渐失去了运用其权威的部分能力（第200页）。还有，国家乡级政权的发展，使被败坏的村政权进一步失去了重要性。如1940年至1941年实行大乡制后，村级组织的政治地位降到无足轻重的地位。在新建的乡制下，乡长的权威并非来自自身的声望、地位或技能，而来自于县区政府的授予。在国家政权继续内卷和高赋税的压力下，乡长日益与乡村社会分离，并逐渐成为最为残酷的国家经纪人，它比以往的经纪人更有权威、更具压迫性（第219页）。

第三个方面表现在城市基层。杜赞奇以城市的商税征收为例，来说明政权内卷化同样也发生在城市基层，并认为这是国家政权内卷化的一个典型事例。杜赞奇说，大多数商税是从清末开始征收的，其急剧增长的原因与摊款一样，是出于自强建国而扩大对财政收入的需要。商税的征收，原来主要通过向牙人（交易中介人）收牙税来实施，后来晚清政府将商税征收转包给私人团体。可是，监督控制这些团体的机制并未相应地发展起来。跟征收乡村摊款发生的情况一样，商税承包人的贪污中饱与税收收入同步地增长。到了民国时期，县政府拍卖商税的收税权，由投标最高者充任包税人，情况依然没有改善。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国民政府曾力图让商税体系官僚化，即用受过训练的领薪税务职员代替过去的包税人。但直到日伪政权巩固之后（即1941年至1942年间），商税征收改官办才基本完成。税收体系的官僚化可能保证了国家收入，但它并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这是因为，县级主要税务官员以及区税务监督，是由省政府直接任命并领取薪金的，从而实现了官僚化，但在具体负责收税的人员身上却出现问题。在区一级具体负责收税的人员，虽然也是领薪的公务人员，但其薪金甚微，而且这些人大多是过去的包税人，在有些地区甚至是过去的牙人。对这些基层人员，国家很难真正地控制——“那些税收人员仍然逍遥在国家控制之外”（第224页）。

(1)　艾萨克著：《政治学：范围与方法》，郑永年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9页。

(2)　杜赞奇著：《文化、权力与国家》，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接下来凡引用自该书文字，将用文中夹注标明页码，不再一一列出版本信息。

(3)　“家财型财政”的命名及其意义，可以参见刘守刚著：《财政中国三千年》，上海远东出版社2020年版，第5—6页。

第五章　《欲望与利益》：为国家转型奠基的利益合法化运动

本书围绕着理解中国国家转型来选择相应的阅读文本，并从财政政治学视角来加以解读。这样的国家转型活动，是从帝国转向现代国家。那么问题来了，现代国家是什么？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肯定是人言人殊，本书在导论中也有一些交代。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现代国家一定建立在现代社会的基础上。当然，这样的回答又把问题绕回到现代社会是什么。所谓的现代社会，跟古代或者传统社会到底区别在哪里呢？对该问题有一个尝试性的回答是，至少有两大基本法则支配着现代社会，这样的基本法则是传统社会所没有的：一个是资本法则，即追求利益的增值或经济的增长；另一个是个人法则，即以个人为本位构建社会秩序与政治制度。这两大法则支配着现代社会的运转，同时也决定了已基本实现权力公共化的现代国家，它必须履行两大基本职能，即要为社会提供两大服务——为资本增值提供基本条件；为保护个人权利而构建政治法律制度。

从晚清开始，中国缓慢地进入到现代世界；进入现代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接受资本法则。在传统社会，资本法则并不占据上风，或者说追求利益增值并不是当时社会的支配性原则。要进入现代世界，就要接受资本法则，在社会心理层面上就牵涉到对“义”和“利”关系看法的变化。在中国传统思想上，“义”和“利”的关系被表述为“义利之辨”，简单地说就是“道德与利益之争”。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争论在世界各传统文明中都存在，而在进入近代世界的过程中，这一争论大多以利益原则的合法化而告终。利益原则就是前文说的资本法则，本章在使用时对二者不加区分；只是在使用语境上稍微有所不同，即在强调与道德相对应时，用“利益原则”这一术语相对更为方便。事实上，只有肯定“利”的合法性，或者说奠定资本法则在近代的全面胜利，一个文明共同体才能真正地走进现代。

那么，这里需要追问的一个问题是，资本法则是如何在现代世界来临之际占据支配地位的？或者用本章所选择的《欲望与利益》这一文本的副标题（“资本主义胜利前的政治争论”）来说，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如何在近代的政治争论中占据上风的？需要交代的是，赫希曼所理解的资本主义，指的是市场经济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政治秩序。此处说到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指的主要就是资本法则或者说利益原则，在《欲望与利益》一书不同的场合，被分别称为盈利性原则、市场原则等。

本章使用《欲望与利益》这一文本，再配合使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西方世界是如何接受资本法则的，或者说利益原则是如何在西方的社会心理层面逐渐实现合法化的。在此西方背景的映衬下，我们再来一起看看中国思想界在近代是如何实现利益原则的合法化的，或者说是如何在社会心理上拐过了这个弯，接受了利益原则。最后，我们再来考察，在今天该如何反思人类近代早期发生的这场思想转向运动(1)。

第一节　赫希曼与《欲望与利益》

我们还是先来看一看作者与作品的概况。

一、赫希曼其人

本书作者艾伯特·赫希曼（Albert Otto Hirschman，1915—2012），德裔美国学者。他的学术生涯，早期致力于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代表作《经济发展战略》的中译本已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中后期开始对思想史和政治意识形态进行深入的研究（代表作《退出、呼声与不忠》《反动的修辞》等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赫希曼是一个大学者，但并非单纯生活在书斋里，他的一生都充满传奇。赫希曼于1915年出生于德国柏林的犹太人家庭，16岁就成为社会主义的支持者，加入到反对纳粹的行列中。他曾参加西班牙内战，支持共和政府反对法西斯的运动；后来又加入法国陆军，抵抗德国纳粹的入侵；巴黎沦陷后，他协助瓦里安·弗莱组织营救犹太难民前往美国（其中包括著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后来他自己也逃到美国，并加入到美国陆军中（1943年起服役三年），参与了进攻意大利的行动，还参加了纽伦堡大审判。参加政治运动、加入军队服役，只是他的副业；在从事副业的同时，作为学者，他还积极地经营自己的学习和研究主业。1932年，赫希曼进入柏林洪堡大学学习，1933年就学于法国巴黎大学，1935年至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进修，1936年到意大利的里亚斯特大学求学，并于1938年从的里亚斯特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随后，赫希曼到法国经济社会研究所与国际知识合作学院担任研究员。1941年1月，赫希曼抵达美国，在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下至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进行研究，担任国际经济学研究员。1946年，赫希曼退伍后，进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担任经济专家，参与到拯救欧洲经济的马歇尔计划中去。1952年，他至哥伦比亚的首都波哥大，担任该国政府的经济顾问。1954年，在波哥大他开设了自己的私人顾问公司。1956年，赫希曼回到美国，先后任教于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并于1974年成为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同时成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1985年，赫希曼退休。看到赫希曼的简历，我们不禁要感慨，原来一个学者的一生也可以这么精彩！

关于自己的学术方法，赫希曼晚年总结道，社会科学切忌以一般原理代替实地考察，切忌如自然科学那样自负地信任数学定理。虽然他的学术生涯是从经济学开始的，但他并未像一般经济学家那样高度关注数据。他强调说，自己对统计显著性不感兴趣，因为在他看来真正重要的是“例外”（他举例说希特勒就是一个例外）。诺贝尔奖经济学获得者阿马特亚·森在为《欲望与利益》这本书所作的序中称赞赫希曼，说他是当代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他的著作改变了人们对经济发展、社会形势、人类行为，以及对确定性、忠诚性和承诺的性质与意义的理解。赫希曼的著作在文字上也有自己的特色，按照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者博伊特克（Peter Boettke）的说法，赫希曼的文字简洁而深刻，具有一种罕见的天赋。

二、《欲望与利益》一书

《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走向胜利前的政治争论》，这本书于1977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中译本由李新华、朱进东两人翻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2)。本书的英文书名为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更准确的译名似乎是“激情与利益”。这是因为，在柏拉图的概念体系中，激情与欲望是严格区分的，前者是护国者具有的德性，比较高贵，后者是生产者的德性，相对低级。不过，赫希曼在书中似乎并未明确区分激情和欲望，追求荣誉和谋求利益被归为一类，因此中文将其译为“欲望”是可以的。森在为本书所作的序中说，这本书是赫希曼的杰出贡献之一。赫希曼自己在该书20周年纪念版自序中说，这本书在他的作品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并非是为了反驳别人，或批评某个具体的知识传统，既不是为了拥护任何现存的思想内容，也非为了反对任何现存的思想内容”。赫希曼的传记作家杰里米·爱德曼（Jeremy Adelman）说，这本书反映了赫希曼的政治温和主义，就是说，既反对经济学将人性简化为“效用最大化的机器”，又不满足于马克思主义或社群主义怀有的乡愁，即怀念那失落于贪婪的消费者之手的过去世界。2003年，因这本书，赫希曼从美国政治学会获得利平科特奖（Benjamin E.Lippincott Award）。

应该说，这本书虽然篇幅很小（中译本只有125页），却是实实在在的一本“大”书，值得我们反复阅读。尤其是对希望理解中国国家转型的人来说，这可以说是一本必读书。它可以告诉我们，在现代世界运转中起支配性作用的利益原则，是如何战胜支配人们行为的其他准则而占据上风的。同样的题材，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也处理过，本章也会讲到韦伯针对该问题所做的研究。

第二节　利益原则在西方世界的合法化

《欲望与利益》文本的正文，一开始就引用了马克斯·韦伯的一个问题，“商业、银行业和诸如此类的赚钱职业，在遭受几个世纪的谴责或被贬为贪心、爱财和贪得无厌之后，怎么到了现代在某种程度上变得受人尊敬起来了呢？”（第2页）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本章在前面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即利益原则是怎么在现代变得合法的？

利益原则怎么变得合法的？问这样的问题，背后的意思是说，在过去追逐利益并不合法，而被看作有违道德，或至少在道德评价的排序中处于较低的水平。受利益原则支配的商业和其他赚钱职业，“根据中世纪的价值观，它们与其他行为相比，特别是较之为荣誉奋斗的行为，无疑是低人一等的”（第2—3页）。但这种低人一等的职业，在现代世界却备受称赞。在一定程度上，利益原则也是支配性的社会原则。这表现在，在当今社会，评价一个人成功与否，评价一项政策效果如何，使用的几乎都是利益原则，即评价标准是视其是否创造了更大的利益增值。追逐利益，“那种至多只在伦理上得到宽容的活动，怎能变成富兰克林意义上的职业了呢？”（第2页）此处的职业，可译为“天职”，即根据上帝命令而从事的、能够给上帝增添荣耀的职业，以区别于一般的工作。换言之，到了富兰克林时代（18世纪下半叶），追求利益具有了道德上的合法性，甚至是上帝赞许与肯定的行为。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接下来我们根据《欲望与利益》这一文本提供的思想演变线索与材料，来看一看利益原则合法化在西方的演变过程。赫希曼将这一利益原则合法化的过程及其结果，称之为“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而他写作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描述资本主义胜利前（或者说利益原则合法化之前）政治思想的争论。

一、问题的起点：中世纪西方的义利之辨

在《欲望与利益》一书的自序中，赫希曼引用了给他很深印象的一句话，这句话来自于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幸运的是，人们处于这样的情境之中：虽然人们的欲望可能会促使其做坏人，但是其利益却阻止他们这样做。”这句话是赫希曼写作该书的契机，也是理解利益原则在西欧得以合法化的关键，那就是追求利益本身不一定有什么好，但对利益的追逐却可以带来良好的后果，如压制其他不好的欲望（会让人做坏事的欲望）。换言之，用赚钱的欲望压制其他愿望，可带来积极的后果。用中国人熟悉的话语来说，就是“以毒攻毒”。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在知识界是怎么想起来用这种赚钱欲望来压制其他愿望的，又是如何对这种压制行为进行证明的呢？这就要追溯到早期以基督教哲学家奥古斯丁（354—430）为代表的学者所持有的思想。

在中世纪早期的西方，存在着不同日耳曼部落建立起来的不同国家。在这些国家中，日耳曼武士掌握着武力并进而形成统治国家的贵族阶层，基督教会掌握着宗教与文化并进而形成统治心灵的精神力量。在封建制度基础上形成了武士贵族间上级领主与下级领主的保护与效忠关系，并由此建构起基本的政治与社会秩序。对武士阶层而言，最为重要的道德考验或者说“义利之辨”，是骑士在个人荣誉与个人财富之间的取舍。在当时，主流的看法是武士的荣誉高于经济的利益，或者说武士的荣誉是“义”，是值得赞赏的道德，而经济利益与荣誉相比则是值得轻视的东西。

不过，教会对武士的看法却不能完全同意。他们宣称，个人得救（或者说永远生活在上帝的身边）是“义”，它高于其他的一切，当然也高于武士阶层称赞不已的荣誉。尘世只是人类暂时寄寓其中的驿站，尘世间的所有一切比起个人得救来都微不足道，人世间的诱惑都是罪恶。因此，教会认为，不管是对荣誉的追求还是对财富的追求，都是罪恶，都不及个人得救来得重要。不过，在早期，奥古斯丁提出的一种看法也被教会接受，那就是：在追求荣誉和追求财富这两种罪恶中，前者的罪恶程度要轻一些；可以设想用一种罪恶抵制另一种罪恶的可能，即用对荣誉的追求来“压抑对财富和许多其他罪恶之事的渴求”（第3页），以帮助个人提高道德水平。于是奥古斯丁的这一想法在后来就被成功地阐述为，“与私人对财富的纯粹追求不同，对荣誉的热爱能够重振社会价值”（第3页）。“用一种罪恶抵制另一种罪恶”，奥古斯丁的这一设想，我们可以称为“奥古斯丁公式”，它成为后世解决“义利之辨”问题的关键因素，决定了利益原则在思想上逐步合法化的方式。

从罗马帝国崩溃到公元11世纪这500多年里，西方处于混乱与黑暗之中。对一般人来说，这一时期的尘世生活确实没有什么太多值得留恋的地方，因此基督教宣扬的义利关系成为普遍接受的价值标准。但是从公元12世纪开始，随着西欧政治社会秩序大体稳定下来，经济秩序也不断地恢复，甚至在部分地区达到了繁荣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尘世生活变得有意思也有价值了。此时，从世俗生活中获取价值的想法与行为，也逐渐为人们接受，而天国的意义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开始变低。这样，对利益的追求慢慢地为人肯定或至少得到了容忍。不过，占据世俗生活道德高地的，仍是中世纪的骑士风气，即弘扬为了荣誉而奋斗的精神。直至文艺复兴初期，对荣誉的追求仍占据了社会意识的主导地位。

但赫希曼强调说，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进行，在一些国家开始了“英雄的毁灭”这样的进程，就是说贬低原来宣扬的荣誉精神。最为典型的是在《唐吉诃德》这样的世俗小说中，追求荣誉的英雄主义激情开始被贬低为愚蠢之物（第5页）。就是说，此一时期对荣誉的追求，慢慢丧失了过去那种主导性的社会地位。“不到一个世纪，攫取欲和与之相关的活动，例如，商业、银行业，最后是工业，由于种种原因得到了普遍认可”（第5页）。赫希曼说，“道德和意识形态背景的这一令人震惊的转换，迅雷不及掩耳”，但这一转换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其历史和心理原因尚未完全弄清”（第5页）。

二、从真实的人出发寻找制约欲望的方法

发生这样转换的原因，赫希曼说“尚未完全弄清”，但并不是没有人说过，我们一会儿再来说。值得重视的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及之后，思想界提出了“真实自我”的人的概念，以此作为论证利益原则合法性的开端。就是说，思想界认为过去对人在道德方面的看法，不管是教会的还是武士的，都是从虚假的人出发的。赫希曼反复引用了当时学者对“作为真实自我的人”的看法。比如，斯宾诺莎批评某些哲学家：“他们不是按人的真实存在来想象人，而是随心所欲地想象人”（第8页）。而维科的说法是，“哲学按照人应该有的样子看人……立法按照人本来的样子来看人，以便使人在人类社会中施展长处”（第8页）。在这一时期，也许彼得拉克（1304—1374）发出了关于真实的人（世俗的人而非天国的人）的最强音，他说，“我是人，我只追求凡人的幸福”。显然，彼得拉克认为凡人才是真实的人。

从真实的人出发，首先要面对的便是对人类欲望的看法。就是说，首先要承认人有欲望，它是不可能被消灭的；其次要承认（正如当时的人们已普遍不再相信的那样），无法用教化式的宗教（或哲学）的方法来约束个人欲望带来的破坏。于是，时代的命题就出现了，即要寻找约束个人欲望的新方法，要去“发现比道德说教和罚入地狱更有效的方式来规范人类的行为”（第10页）。承认欲望又要约束欲望，如何同时实现这两个要求？17世纪前后的思想家们，从奥古斯丁公式“用一种罪恶抵制另一种罪恶”获得启发，提出来的方案是，用一种相对无害的欲望来制衡另一些更具危险性和破坏性的欲望。

赫希曼认为，第一位将只有欲望才能战胜欲望的思想置于首要地位的，是伟大的哲学家斯宾诺莎（第19页），他引用斯宾诺莎的话说，“除非借助一种相反的、更为强烈的欲望，否则欲望不能被克制或消灭”（第18页）。在斯宾诺莎之后，又有很多学者提出，人们可以期望通过巧妙地利用一种欲望来抵制另一种欲望。这种思想到了18世纪，甚至成为相当普遍的智力消遣，赫希曼引用了多位学者的观点来说明这一点。如休谟说，“绝大多数情况下，人类只能用一种罪恶来消除另一种罪恶”（第21页）。霍尔巴赫的看法是相似的，他说，“欲望是欲望的真正平衡物……应当以有益于社会的欲望来制衡有害于社会的欲望。理性……仅仅是选择这样的欲望的行为，即人们为了幸福而必须追寻的欲望”（第22页）。

一旦用欲望抑制欲望的策略被制定出来，就需要决定何种欲望可以扮演驯服其他欲望的角色。赫希曼认为，在这一时期思想家的心目中，可肩负制衡其他欲望任务的欲望，就是对利益的追求。就是说，用个人对利益的欲望来压制其他的欲望，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个人做出不道德的行为。爱尔维修就是这样认为的，他说：“（道德学家们）这种欲望有害的说教并不能成功抑制人类的情感……如果道德学家以有关利益的说教代替欲望有害的说教，他们可能会成功地使人们接受其箴言”（第23页）。前文引述过的孟德斯鸠的说法，同样如此：“幸运的是，人们处于这样的情境之中：虽然人们的欲望可能会促使其做坏人，但是其利益却阻止他们这样做”（第68页）。休谟的说法也很明确，他说，“用爱财的罪恶来抑制贪乐的罪恶”（第21页）。赫希曼评论道，一旦赚钱行为被贴上利益的标签，并重新披上其他欲望制衡者的伪装，它就旋即受到称赞，甚至被赋予抑制那些长期以来被看成是无须受到多大指责的欲望的任务（第35页）。

三、追求利益在道德评价中的变迁过程：从小害到无害再到有益

赫希曼说，利益原来是个多义词，到了18世纪，被狭义化为对物质经济利益或者说对财富的追求（第32—33页），并进而成为一个流行性词汇。“利益观念一面世，就立刻成为一种真正的时尚和范式”（第36页）。人们不断地为追求利益提供辩护，辩护的理由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认为追求利益的过程充满理性。由于追逐利益是以理性为指导的，因此“利益不会撒谎”，可以让人们以有效而有节制的方式来满足自身的全部欲望（第34页）。因此，追求经济利益这种有理性的欲望，可以被赋予抑制其他非理性欲望的使命。赫希曼评价说，“通过这种方法，资本主义会抑制并很可能减少人性中更具破坏性和灾难性的成分”（第62页）。第二个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因为其他欲望的实现也可能充满理性），追求利益是一种危害较小或者说温和的欲望。正如休谟强调的，“我们必须……区分温和的欲望与微弱的欲望、狂暴的欲望与强劲的欲望”（第61页）。显然，追求财富之类的行为，可被归为危害较小的温和欲望，能够战胜各种狂暴的欲望。

为了让这种思想的转换彻底令人信服，从而中止根深蒂固的对利益原则的怀疑思维和判断模式，“人们还必须再赋予爱财这种‘顽固’欲望一种特性：无害性”（第51页）。就是说，不再说追逐利益的欲望有害（尽管小且有抑制其他欲望的积极后果），而是要特别地强调，对利益的追求这种欲望，是温和的、没有危害的。赫希曼引用约翰逊博士的话说，“几乎没有比使一个人忙于赚钱更无害的方法”（第53页）。“欲望是狂野的、危险的，而追求物质利益是无害的，或者像今天人们所说的那样，是无罪的”（第53页）。为此，赫希曼引用了亚当·斯密的看法。斯密把改善生存条件这种追求利益的行为，称为“与生俱来，至死方休的欲求，尽管是温和的且不易冲动的欲求”（第62页）。简而言之，对追逐利益的欲望与行为，此时的评价已经从小害变为无害。

接下来，利益合法化进程的最后阶段来临了，那就是认为追求利益的商业活动，不仅是无害的、温和的，而且是有益、积极的。斯图尔特的说法是，“由自利支配的个人行为不仅比由欲望支配的个人行为更可取，而且甚至比符合道德的行为更可取”（第44页）。可见，利益原则合法化已经经历了危害小、无害两个阶段，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即追逐经济利益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行动，它建立起良好的社会与优良的政治（现代民主政治）。这也是赫希曼写作此书的主要目的，即说明在思想史上人们是怎样来论证资本主义经济秩序造就了现代政治的。赫希曼反复引用了多位学者的言论来描述这一进程，并说到，利益可以被视作人类行为的支配性的动机，这样的信念使知识分子们欣喜若狂，因为至少一个可行的社会秩序的基础被找到了。

首开这一进程先河的，赫希曼认为大概是曼德维尔。赫希曼说，“关于驯化人欲的思想，使人欲服务于普遍福利的思想，是由与维科同时代的英国人曼德维尔更为详尽地论述的”（第13页）。不过，曼德维尔对这种从具体的私人罪恶向普遍福利转换未作清晰详细的证明或阐释，从而这种“所谓有益的、看似荒谬的转换仍然具有极大的神秘性”（第13页）。亚当·斯密则通过“看不见的手”的著名比喻，说明了追逐私利的个人行为可导致普遍的福利，由此给出了史上最为有名的说法。他还说，“工商业逐渐使农村居民有秩序、有好政府，并由此使他们的个人自由和安全有了保障”（第94页）。孟德斯鸠的说法是，“哪里有商业，哪里就有善良的风俗”，“贸易……正在使野蛮的风俗日趋典雅和温厚”（第55—56页）。他还说，“贸易的精神自然地带有俭朴、节约、节制、勤劳、谨慎、安分、秩序和纪律的精神”（第66页）。

即使是对处理国事的政治家来说，利益原则同样是良好的指导准则，赫希曼引用罗昂的话说，“就国事而言，一个人绝不能让自己无序的欲望牵着鼻子走，因为它使他疲于承担自身无力承担的任务……而只能被以理性为指导的自身利益所牵引”（第29页）。追求利益的动机与行为，会改良政治，斯图尔特对此论证说，利益原则所主导的工商业的扩张被视为“克服君主作为人所具有的欲望、罪恶和弱点的有力武器”（第78页）。这样的“现代经济是曾被设想出来的对抗专制政府愚蠢行为的最有效的手段”（第79页）。为什么说追逐利益的现代经济，可以对抗专制？这是因为对斯图尔特来说，现代经济过度复杂和脆弱，这使政治上的专横决定和干预变得不可思议，会让专制变得代价过于高昂和太具有破坏性（第82页）。基于这样的利益考虑，专制就变得不大可能。正如米勒描述的，商人利益的呼声“强有力的和一致的时候，甚至能够控制和左右国会的决议”（第85页）。受利益原则主导的工商业阶级及在工商业中活动的民众，将会带来推动民主发展的强大力量。赫希曼引用尤尔的话说，“制造业自然地把大量人口聚集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在这个意义上，制造业为密谋集团提供了一切便利……把智慧传给芸芸众生且使他们壮大力量，为其自由运动的斗争提供财力支援”（第85页）。

当然，赫希曼也注意到，在当时也有学者认为对利益的追逐未必全然有利于现代民主政治，也可能会带来专制主义。如弗格森在《市民社会史论》（中译本的书名为《文明社会史论》）中强调，“商业令人渴望安定和效率，这可能是专制主义的另一根源……这种情感为接受‘强大’的政府的允诺来避免真实的或想象中的危险创造了条件”（第111页）。对此托克维尔的看法也是相似的，他认为，如果市民沉溺于追求自身的私人利益，那么，这将为一个“狡诈和野心勃勃者攫取权力”提供可乘之机，“一个只乞求它的政府维持秩序的民族，在其心灵深处已经是一个奴隶了，它是自身福利的奴隶”（第113页）。

不过，尽管有这样的反对声音，但那个时代对利益原则的看法总体而言是乐观的，认为它不但有利于现代政治，甚至认为由利益原则主导的世界，还会带来国际和平！赫希曼引用孟德斯鸠的话说，“贸易的自然结果就是和平。两个国家之间有了交易，就彼此互相依赖：如果一国由于买进而获利，那么另一国则由于卖出而获利；彼此间的所有联合都基于相互需要”（第75页）。因此，“就战争而言，贸易扮演战争的阻止者角色，扮演道德的等价物的角色！”（第75页）

为什么个人追逐利益，会带来如此积极的结果呢？除了前面提及的原因（如理性、危害小或无害甚至有益）外，还有由利益支配的世界，在当时被认为具有如下两个优点：可预见性、恒久性。可预见性是被利益支配的世界的最一般的可贵之处（第43页），这是因为，一方面，如果一个人追求自身利益，“他将是明智的”，就像雷斯所说的，“就准确推测人们的意图而言，最正确的格言是考察人们的利益，因为利益是行为的最基本的动机”（第39页）；另一方面他的行动方针是透明的，几乎可以预测的，仿佛是一个道德上的完人（第45页）。而恒久性是人们欢迎一个由利益支配的世界的最重要理由，追逐利益这种欲望具有“稳定性、不可消除性和同一性，它们并不因时因人而异”（第48页），对利益的贪得无厌“成了一种美德，因为它意味着一种持久性”（第51页）。

四、小结

综上所述，利益原则合法化的思想演进过程是：利益（单指经济利益）首先以危害小、可制衡其他危害大的欲望的面貌出现，目的是消极地阻止个人更大罪恶（不道德的行为）的发生；然后被人们当作无害的事物而得以推崇，认为它可以导致积极的道德后果；到最后利益被认为是最可靠的有益手段，能够带来优良的政治。这就是西欧利益原则合法化所经历的三个阶段。

重新审视这三个阶段，可以发现在西欧历史上出现的义利之辨，在渊源上主要侧重于个人得救的思想。在基督教看来，除了个人得救，家庭的、集体的价值或利益都不重要。而到了中世纪晚期，西欧思想家设想以追求个人利益来抑制其他欲望，并逐渐赋予利益以造就有道德的个人及优良的社会与政治的重任。通过这些环节，个人利益的合法化得以成功地实现。在思想运动与现实运动的双重作用下，西欧逐渐接受了资本法则，进入现代。在此过程中，顺理成章地，对个人利益与个人权利的追求，被普遍认为可以促进整体利益和社会秩序的实现。因此，对个人权利与市场规则尊重，是西欧义利之辨结束时伴生的结果。当然，这方面还有其他的基础，下一节我们接着再说。

第三节　利益原则合法化的思想基础

前面提及，在赫希曼看来，西方道德和意识形态发生上述转换的历史和心理原因尚未完全弄清。不过这方面的努力并不少，事实上已有大量的文献与学说进行探讨。占据主流地位的意见，是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这三个彼此联结却又相互区分的思想运动，来解释西方世界于15—18世纪这一段时间如何形成走向现代的思想基础。此处当然不是探讨这一思想演进全过程的地方，只能作一些简单的介绍，并特别就宗教改革对利益原则合法化的影响多说几句。事实上，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一派学者，正是从宗教的角度对西方思想的近代化过程提出了一种有影响力的解释，其代表著作就是前文提到的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一、三场运动构成的思想演进过程

在历史上，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依次发生，并在总体上构成了西方思想向现代的演进进程。

文艺复兴运动，也称人文主义运动，是一场以复兴古代希腊罗马文化为旗帜的运动。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化，最吸引人之处在于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中世纪正好相反，普遍地忽视人的欲望和人的精神，忽视人体之美。因此，文艺复兴是古代艺术的复兴，也是人的复兴。在这个艺术灿烂辉煌的时代，文学、绘画、雕塑、音乐等领域着重表现的都是人体之美、人所具有的性情、人的精神以及多姿多彩的人生，艺术家们以审美的眼光和创造的心灵来对待生活、对待人生和自然。所以说，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成果是人的发现，将人的尊严从中世纪神学中解放出来，从而为本章所说的人追求自身利益奠定了基础。这场运动虽然最早可以追溯到13—14世纪意大利的商业城市共和国，但不可否认的是，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是文艺复兴运动中的标志性事件。当时，大批希腊学者携带古代文献逃到意大利，为文艺复兴注入了强大的推动力。再加上15世纪后期书籍印刷术的出现，也大大地促进了文艺复兴文化的传播。由此，在1500年前后，文艺复兴达到了高潮。今天我们推崇的大批天才级人物，都活跃在这一时期，如伊拉斯谟（1469—1536）、达·芬奇（1452—1519）、拉斐尔（1482—1520）、米开朗基罗（1475—1564）、马基雅维里（1469—1527）等。在1500年前后，文艺复兴运动还逐渐地向北方扩散。法国南部、今天的荷兰以及英国等地区，都被卷入到文艺复兴的浪潮中。这一浪潮一直持续到17世纪初，遍及医学、法学、文学、绘画、音乐等诸多领域。与1500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相对应，文艺复兴被称为“人的发现”，这是个人的觉醒、人性的张扬、人的主体性发展和创造性才能发挥的时代。

宗教改革是指由马丁·路德（1483—1546）及其后的加尔文（1509—1564）发动的一场反对罗马教廷、提倡个人直接与上帝交流、不需教会作为中介的改革运动。这场运动与文艺复兴运动紧密相连，实际上当时所谓的人文主义者也大多卷入其中。因此，也有学者将宗教改革作为文艺复兴运动的一部分。此处将二者分开的原因是，文艺复兴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英才的运动，而宗教改革则是牵涉到千百万普通人的运动；而且，宗教改革将基督教世界分为旧教、新教两个世界，给西方世界未来的发展带来更加深远的影响。

启蒙运动兴起于17世纪80年代的英国，兴盛于18世纪的法国，在德国、俄国、美洲都有广泛的影响。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都是在它的旗帜下进行的。虽然在哈耶克（第十章将讲解他的经典著作）看来，用“启蒙运动”这一个称谓来统称18世纪从伏尔泰到孔多塞的法国哲学家与从曼德维尔到休谟、斯密等苏格兰思想家，是不合适的，因为两者是不同的(3)。不过，一般公认的启蒙运动中心，还是指苏格兰和法国两地。启蒙运动的主题是理性，它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理性的世俗化，即不再以神为本位，而是以人的体验、人的眼光，从世界本身去认识世界，这是启蒙运动相对于宗教改革的进步。另一个方面则是理性的个人自觉，即坚持运用人的独立思维，来寻求新的理论。如果新理论在他看来是正确的，他就绝不向权威低头；同时他也不希望只是靠本人的威望来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理论，而是希望根据一般公认的真理标准，获得人们的信服。

二、利益原则合法化的宗教基础

在上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这样三场运动中，宗教改革是关键，也是赫希曼所说的心理转换过程中的决定性力量。在这里，存在着一个广受认同的思想谱系，那就是路德为加尔文开辟了道路，加尔文为伏尔泰开辟了道路。它的意思是说，路德和加尔文倡导的新教改革，奠定了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启蒙运动的思想基础。正是在启蒙运动中，今天的个人法则及资本法则才真正得以奠定，并进而主导了现代社会的基本运行。以保守主义思想家身份而知名的梅斯特尔，他反对法国大革命、否定个人主义的言论，也可从反面印证出宗教改革与个人法则、资本法则间的关系：“法国大革命的祸根可以从新教改革中发现，路德的新教理论将个人主义这个魔鬼从牢笼中释放出来。此后，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以及对无政府状态的向往削弱了社会秩序赖以存在的基础，削弱了权威与等级制的基础。”(4)

下面我们简单地概述一下宗教改革在赫希曼所说的意识形态转换过程中的表现，即宗教改革在人的心理上为个人追求利益奠定了基础。

（一）路德宗教改革与人的自主

特勒尔奇曾经这样来评论个人主义的兴起，他说，“个人主义的不断完善，要归功于宗教，而不是世俗的运动，要归功于宗教改革，而不是文艺复兴”(5)。这一评论指出了个人主义与宗教改革之间的关系，而宗教改革之所以能够引起西方个人主义的运动，并进而实现利益原则的合法化，跟基督教教义自身的特质有一定的关系。

基督教在早期发展过程中，本来就提倡一种人的自觉和个体的意识。在基督信徒之间虽然提倡一种普遍的兄弟之情，信徒也结成团体以对抗罗马帝国的迫害，但信徒之间、信徒与社团之间的关系，对于每一个信徒的灵魂能否得救，不具有本质的意义。经过奥古斯丁对基督教义的改造并经教会有意无意地歪曲后，教会与信徒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一种整体主义的方式，即教会成为上帝所指派的拯救人类的工具，一个人若不成为教会的一员则绝对不能得救。于是，教会就慢慢地成为上帝与信徒个人之间的媒介，代表了基督徒们共有的价值。何者善、何者正确，不能由个人独自思考断定，而由宗教会议和教皇断定。

在12世纪前后，教会组织不断地世俗化和官僚化，教会人员越来越多地卷入到世俗生活中。于是，敛财、腐败和各种丑闻不绝于耳，宗教改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当时要求宗教改革的人，实际上大多首先反对的是教会的腐败，其次才是质疑教会在个人信仰方面的权威，并进而提倡宗教上的个人主义。掀起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马丁·路德，就是这样的。1510年，路德到罗马朝圣，目睹教会的奢侈和充满世俗趣味的生活，这一切令他极为痛心。由此他开始怀疑教会是否能够帮助人们得救，随之对教皇权威的认同也产生了动摇。经过自己的思索，路德提倡改革当时的天主教组织与教义。由于他提倡的宗教改革跟当时德意志诸邦的民族国家运动结合在一起，因而获得了巨大的力量。在马丁·路德之前，威克里夫、胡斯等人就已经提出了后来路德宣扬的一些观点，如《圣经》是教会的唯一法律，教会唯一的首领是基督，教皇可以是尘世领袖，若热衷于征税发财就不是上帝选民等。但他们的想法偏重于律法而不是个人内在的信仰，他们的行动也没有得到世俗权力的支持，最终失败。

马丁·路德的教义，反对天主教提出的人与教会间关系的传统观点，不承认教会是赎罪的集体性中介，不同意“一个人若不成为教会的一员则绝对不能得救”等观点。对于“是否得救”这个对信徒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他用“因信称义”来回答。所谓因信称义，说的是信徒只能凭信仰与上帝相通，领悟上帝的救赎之恩，从而获得拯救。在路德看来，人的原罪广大深重，广为流行的那些行善事或购买赎罪券等手段，根本不能获得上帝的宽恕，不足以消除罪孽，保证灵魂得救。因为善行只是上帝通过人类而进行的劳动，这是上帝慷慨的恩典，因此不能借善行的功绩而索取恩典。善属于上帝而不属于我们，想博得上帝的宽恕，仅凭人类自身的力量是不可能的。称义于上帝不靠人的劳动也不靠赎罪券，只能凭信念，只有信仰才能使人正直。《圣经》是信仰的唯一源泉，除了《圣经》外别无他物可以接近上帝。当面对上帝审判时，人唯一能做的是承认自己完全孤立无助，承认对他的谴告完全正当，然后依仗耶稣的劳功到达神恩的国度。

马丁·路德强调，取得信仰是基督徒得救的唯一手段，只有信仰才能使人称义，而信仰是个人的事，决定真理也是个人的事，属于个人的内在世界。《圣经》是信仰的唯一源泉，神学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通过《圣经》而得到表达的那些被披露出来的上帝的圣道。每个信徒可以以自己的方式自由地解释圣经，每个信徒都是自己的牧师。要认识上帝，得到拯救，只能信赖自己。因此，个人同上帝的关系是直接的、不需要教会作为中介，人与上帝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或协约关系。在此基础上，马丁·路德坚持信仰的自由，认为信仰若不是自由地选择或表达出来的话，就没有什么价值。他说：“我们如何能知道什么是上帝的道，又如何能分辨是非呢？……这件事必须由你自己决定，因为这是关乎你的生命问题。因此，上帝必须对你的心说话……人无法把上帝所教训我的道从我的心中夺去”(6)，“我有义务，不仅是说明真理，而且要用我的血和生命维护真理。我要自由地相信，而不要作任何权威的奴隶”(7)。路德在回应天主教会的谴责时说出的名言“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只能如此”，是这个时代坚持信仰自由、充满个人自信与自尊意识的最强音。

总之，路德的教义将个人的良心置于一切外在的权威之上，用自主性个人的虔诚代替了教会塑造的集体性虔诚，降低了教会组织在个人得救中的作用；同时路德认定个人可以直接与上帝沟通，每个人心中的上帝是他独立人格的支撑，从而塑造了一种全新的具有坚强信念的个人意识。这样，个人意志就具有了独立性与神圣性，本章所说的个人追求财富就具备心理上的宗教基础。

（二）加尔文教义与追逐财富的孤独个人

宗教改革的另一个领袖是加尔文。一开始，加尔文接受的是路德的教义，后来他对路德教义作了一定程度上的改造，并加以系统化。与路德不同的是，他还把自己的宗教理想运用政治权力贯彻到世俗生活中的各个角落中去，从而深深影响了那个时代的生活，并进而成为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家清教主义的源头。

加尔文对路德教义的重大修改在于，将路德犹豫不决的命定论彻底化。一个人能否获得上帝的神恩从而得到拯救，这是不是事先就注定好的？这个问题在路德那里并没有一个清晰一贯的回答，有时候他似乎相信上帝的恩宠可以取消，也可以通过悔悟后的谦卑和绝对信赖上帝而重新赢得。但在加尔文看来，上帝不是为了人类而存在的，相反人类是为上帝而存在；上帝是绝对自由的，不因人的行为而改变他的决定；得到上帝恩宠、获得永生的人，永远不会失去这一恩宠，得不到的人也永远都不可能获得恩宠，注定要被罚入地狱。

加尔文的上述命定说，带来的后果是个人的孤独与自主。下面我们参考韦伯对加尔文教义的叙述，来说明这一点(8)。在加尔文的教义中，人不可能改变自己注定的命运，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命运，其他任何人、任何事也都无法帮助他：教士无法帮助他，因为上帝的选民只能用自己的心灵来理解上帝的旨意；圣事无法帮助他，因为圣事并非获得恩宠的手段，它只是荣耀上帝的手段；教会也无法帮助他，取不取得外在性的教会成员的资格，与是否要接受末日审判无关；甚至上帝也无法帮助他。这样，每个人心里都会感到空前的孤独，他孤独地生存在世上，被预先决定是得到永生还是永罚。他必须独自一个人走在人生旅途中，去面对那个永恒的早已为他决定好的命运。孤独的个人，也是自主的个人，人必须选定自己的生活道路，行善功以荣耀上帝。孤独的人同上帝的内在联系是在深刻的精神隔绝中进行的，因此个人成了知识的来源，个人良知是判断的源泉，真理也因此成了人言人殊的独立见解。这些都是后来个人法则的基本组成部分。

对这样孤独而自主的个人来说，生活中至关重大的问题是，自己是否已被决定能够永恒得救？他不停地问自己，“我是不是上帝的选民？”“我如何确知自己处于恩宠状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83页）受到恩宠状态的可确知性，占据着一个人内心活动绝对重要的地位。“为了获得这种自信，紧张的世俗活动被当作最合适的途径。只有世俗活动能驱散宗教里的疑虑，给人带来恩宠的确定性”（《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85页）。就是说，人要在世俗活动中找到一项标志，来向自己以及向他人证明自己的信仰，以及显示自己是否处于被上帝宠爱的状态。这项标志就是世俗生活中的成功，或者简单地说，就是财富的积累或增加。这里的财富不是不劳而获的财产，也不能用于挥霍的目的，而是通过自己的辛勤劳作、勤俭节约而从无到有地积累起来的财产。因为上帝的圣训是，你须为上帝而辛劳致富，但不可为肉体、罪孽如此（《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27页）。通过辛劳与节俭而获得的财富越多，越可以证明自己受到了上帝的恩宠，越说明自己可能已被上帝决定得到了永恒的拯救。“如果财富是从事一项职业而获得的劳动果实，那么财富的获得便又是上帝祝福的标志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35页）。

韦伯强调，此一时期加尔文教给关心自我得救的人带来的福音就是，通过辛勤劳作而获得的财富越多，越能在内心给自己提供确信，“资产阶级商人意识到自己充分受到上帝的恩宠，实实在在地受到了上帝的祝福”（《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38页）。此时财富“意味着人履行其职业责任”，它不仅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而且是应该的、必须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27页）。“财产越多，为了上帝的荣耀保住这笔财产并竭尽全力增加之的这种责任感就越是沉重”（《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33页）。韦伯强调，这样一种新教伦理非常有利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兴起，因为“以神意来解释追逐利润为实业家们的行为提供了正当理由”，“它对中产阶级类型的节制有度、自我奋斗却给予了极高的道德评价”（《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28页）。

综上所述，韦伯强调的是，追逐利益、追求财富的增值，在新教（主要是加尔文教）教义中具有了与过去截然不同的特征，它可以成为衡量一个人是否受到上帝恩宠的标志；只要所追求的财富增值是通过勤俭节约、辛勤劳作而积累起来的，那就不是罪恶，相反它标志着这个人在相当程度上已是个被上帝决定要拯救的对象。因此，就财富而言，重要的是它象征着新教徒受到上帝恩宠的状态，而不是它本身有什么意义。或者说，它仅仅只是一个测量指标而已。韦伯引用巴克斯特的话说，对圣徒来讲，像财富这样的身外之物只应是“披在他们肩上的一件随时可甩掉的轻飘飘的斗篷”（《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42页）。

第四节　经由“公利”而结束的中国的“义利之辨”

传统中国当然也有道德与利益孰高的问题，前面交代过，“义利之辨”这个名称用的就是中国古代的说法。与所有传统的国家一样，在传统中国的正统意识形态中，对利益的评价总体上并不高，至少是远远低于“义”。在19世纪中叶与西方世界的接触过程中，许多知识分子常将中国人“重义”、西方人“重利”作为区分彼此的标志。但是从19世纪末中国逐渐走向现代开始，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社会心理层面上也逐渐接受了利益原则，只是路径与方法与西欧有所不同。

一、传统中国的“义利之辨”(9)

义与利的关系问题，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重要话题。与中世纪早期的西方相似，在早期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高度认同的是道德相对于利益的优越性（即义高于利），即使认可“利”但在地位上也远远低于“义”。认为人（尤其是君子，即上层人或者知识分子）应该追求道德的完善而非利益的增值，国家政策的目标应该是造就道德人而不是激发人的贪欲。如《论语》中教导：“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董仲舒的表达更为明确，即“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在《财政中国三千年》一书的第六章，我讲过反映“盐铁会议”讨论情况的一个文本即《盐铁论》，在其中代表社会良心的文学，表达的意见是“（治理国家应该）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对此，理学代表人物朱熹的观点是，“所以罕言（利）者，正恐人求之，则害义矣”，“不可先说道利，不可先有个利心”（《朱子语类》卷五十一）。

不过，传统思想虽然不赞成个人（尤其是君子）将追求利益作为自己的行动原则，但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肯定作为类的人（即“民”）的利益，或者说肯定整体的而非个体的利益。这种整体的利益，此处不妨将其称为“公利”，以区别于相对于个体的私利。在传统知识分子看来，虽然公利的追求在总体上不及造就“道德人”重要，但对“君子”或当政者而言，公利仍是重要的。如《论语》中孔子的教导：“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以及《礼记·儒行》中的名言“苟利国家，不求富贵”。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公利也可以等于“义”，在一定条件下值得追求。尤其是这样的公利高于君主或者君子的个人私利，正如司马光的倡导（“为国者，当以义褒君子，利悦小人”）和黄宗羲的呼吁（“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这就为近代中国思想家用公利（国富、民富）作为过渡，来转换义利问题埋下伏笔。我们可以将“公利等同于义”视为中国的奥古斯丁公式。

当然，在历史进程中，不是没有人对“利”表示过肯定。像《管子》中的名句，“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还是得到不少人认同的。而北宋时期的王安石提倡，执政者应为国（即君主代表的政府）取财，宣称：“学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为人主不当与民争利，今欲理财，则当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权”。但王安石这一为国求财的行为，在后来的历史中，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其本人在历史上也一再受到丑化。而南宋浙东学派叶适的断言，“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到了明清更是为正统思想所批判。直到近代在利益原则的冲击下，王安石与浙东学派的看法，才渐渐受到主流意见的肯定。

总之，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主流与正统的看法是义高于利甚至应该舍利取义。虽然对于市井小民追求利益可能持有某种容忍的态度，但思想界通行的看法显然是重义轻利，强烈要求知识分子不要去追逐利益，而应该完善自己的道德。不过，对于执政者追求公利（作为类的人的利益）的行为，仍持某种肯定态度的，并在一定程度上将其等同于“义”。就是说在特定场合下，只要符合公利，就可视作“义”。这就为近代用公利（即国富）作为过渡来实现利益合法化奠定了基础。

二、利益合法化的完成(10)

从晚清时开始，中国知识分子在心理层面上从传统的轻视利益、“罕言利”，逐渐变成肯定利益、接受利益了。这一过程源自国家生存竞争的压力，即中华共同体要能避免亡国灭种，就必须强；要强，就必须先富；而所谓的富，就是物质财富或者说利益。此时追求利益就成为高度现实的问题，需要理论或思想上的突破，让社会心理接受利益原则。

那么社会心理层面是怎么接受利益原则的呢？答案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接过了传统“义利之辨”中对“公利”的肯定，将公利界定为国家富强，并将其等同于“义”。在他们看来，只要是为国家富强而不是为个人言利，就不被认为违背了“义”。或者说，为国富而求利，完全符合道德的标准。于是，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改变了过去轻视利益、不谈利益的传统，而纷纷谈论怎么为国求财、求利，以尽快让国家富强起来。如王韬提出，“诸利既兴，而中国不富强者，未之有也。”陈炽表示：“治国平天下之经，不讳言利。”李鸿章：“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张之洞：“为政以利民为先”。让老百姓追求利益，就可以获得国家的富强，这一思想进一步地为严复等人引进的西方经济思想所加强（如《国富论》中的思想），即“企业主求利会增加国家财富”。严复一再表达，“国之所急，在为民开利源”。梁启超表示：“凡立国于天地者，无不以增殖国富为第一要务。”

“求利”的思想，此时慢慢开始被广泛地接受，更被张謇（1853—1926）这样的实业家“为国求财”的现实行动表现了出来。不过，此时“利”仍被理解为“公利”或至少有利于“公利”的实现。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传统的“重义轻利”已被进一步地作为封建糟粕来批判。思想界广为接受的观念是，之所以让人民“求利”，是因为这样做就能振兴实业发展经济，从而实现国家的富强（“公利”）。就是说利益原则的接纳，是以追求“公利”为目标的。那一时期，许多民间企业家创办企业、从事商业活动，内心的追求或者至少打出来的旗号，并不是追求个人的财富，当然更不会像清教徒那样将财富积累作为证明自己蒙受神恩的标志，而是出于爱国或者是为了“实业救国”。在一定意义上，社会心理与思想界形成了一种新的“义利关系”，即公利（国家富强）为“义”，而个人利益为“利”，前者在地位上远远高于后者。

在这一利益原则合法化的过程中，中国走向现代政治经济的社会心理基础得以奠定。不过，此时对“利”的追求是围绕着“公利”或国家富强这一目标的，个人权利或个人法则这一现代社会的基础内容，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就为后来以国家利益压倒个人利益，以整体利益的实际效果名义取消规则和程序，打开了方便之门。

经由“公利”的转换，传统的“义利之辨”在此时以“利”的获胜而基本结束，在思想上中国人也逐渐接纳了资本法则。但此时仍遗留一个问题，那就是以什么手段来追求“公利”，实现国家的富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思想界占主导地位的意见认为，公有制及计划经济制度可以实现“公利”。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思想中，为了实现“公利”，实现“国富”，必须发展公有制与计划经济。可是到后来在实践中发现，纯粹的公有制与计划经济并不能实现“国富”的目标。对此，中国思想界又进行了广泛的反思，并在思想上逐渐肯定多种所有制成分与市场经济。这种反思，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1978年后引入的西方经济学思想的支持，那就是，个人的逐利行为有助于国家的富强。就这样，利益原则、市场经济与私有产权，逐渐地成为当今中国经济思想中不言而喻的成分，中国社会真正地从传统走向现代。

第五节　对利益原则的反思

综上所述，现代世界的社会运行与政治建构，相当程度上是围绕利益原则进行的，在个人的自我期待与他人赋予的评价体系中，金钱财富虽然未必是全部，但却占据着绝对重要的地位，社会与政治体系也将实现资本增值（或者说经济增长）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言，“在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增长向民众许下了大量诺言，因而已经成为威廉·詹姆斯曾经寻找过的战争的道德性替身……经济增长已经成为西方工业化社会的一个主要信条”(11)。秉承社会主义原则而建构起来的新中国，曾经一度消灭了资产阶级、取消了市场秩序，从而降低了社会空间中利益原则的主导性，但在政治层面上并没有（也不可能）消灭资本法则，追求经济增长仍是重要的目标。1978年以后，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步引入，在社会空间中利益原则再次成长为主导性原则，对逐利行为的肯定也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在政治层面上对经济增长的追求，成为施政时压倒一切的目标。

总体而言，利益原则是现代社会运行的主导性原则。但对这一原则的主导地位，思想界从来就不缺乏批判与反思。此处无法详细地介绍学界特别是后现代思潮对这一原则的批判性思考，我们只提出两个值得思考的方面，以结束本章的内容。

一、关注市场经济的权利与规则基础

如前所述，在走向现代国家的过程中，中国思想界用“公利”（国富）作为过渡，从而完成了利益原则的合法化。为了实现“国富”，在那个时代主导思想的支配下，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一度被当作有效的手段，在中国逐渐兴起。不过，由于计划经济以及纯粹公有制实践效果不良，并不能实现“国富”的目标，而市场经济与私营企业似乎可以实现“国家富裕”，因而作为替代性手段不断取代了计划经济与纯粹公有制。可见，中国对市场经济的接受，目标仍是传统的“公利”，延续了传统的格局，而未将市场经济落实在个人权利和公正规则基础上。这与前文所陈述的西方利益原则合法化过程相比，是相当不同的。因此，今天的中国，应该反思经由“公利”而引入的这种市场经济。因为这种市场经济，完全可能以“公利”为口号，剥夺个人的权利与利益，破坏公正的市场规则。现实中大量出现的政府野蛮拆迁、粗暴执法，以及肆意剥夺私有财产权的行为，正与此有关。

所以，在今天的中国也许可以重提“义利之辨”。不过，这里的“义”，指的应该是市场经济中的个人权利（财产权、人身权、政治权利）与公正的法治；这里的“利”，应该是所谓的“公利”。也就是说，未经合法程序和足够补偿，政府不能以“公共利益”名义，剥夺个人权利与合法利益。只有在个人权利与公正规则基础上形成的市场经济，才真正地“现代”。

二、关注利益原则合法化后的人

就今天的中国而言，对利益原则的合法化进行反思，应主要集中于上文说的关注市场经济的权利与规则。不过，就包括中国在内的全部现代世界而言，对利益原则合法化的反思还应包括由现代性带来的过度功利主义，应该关注人本身。

事实上，这样的反思过程早就开始，甚至在利益原则合法化过程刚开始时，对它的怀疑、保留甚至反对意见就出现了。赫希曼说，一直有人觉得资本主义世界空虚无聊、小肚鸡肠和令人讨厌，这个新的世界“似乎缺少崇高、庄严和神秘，而最重要的是缺少欲望”（第122页）。对利益原则主导的世界，孟德斯鸠虽然持有总体的肯定态度，但也遗憾它让人不再好客，并丧失了其他美德（第75页）。斯密同样如此，他把尚武精神和美德的丧失视为分工和商业的后果（第99页）。而卢梭在这方面的批评是众所周知的，即认为这样的现代世界意味着腐化和堕落（第100页）。马克斯·韦伯对利益原则主导的世界，持有极为悲观的态度。在他看来，财富本来只是新教徒用来衡量自己是否受到上帝恩宠的一项指标，一件可随时脱卸的轻飘飘斗篷，但“命运却注定这斗篷将变成一只铁的牢笼”（《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42页），“没人知道将来会是谁在这铁笼里生活；没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现；没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理想的伟大再生；如果不会，那么会不会在某种骤发的妄自尊大情绪的掩饰下产生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呢，也没有人知道”（《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43页）。马克思同样对利益原则（或资本法则）主导下的现代世界持有批判态度：一方面，他肯定利益原则主导的世界（或者说资本主义）创造了惊人的财富，为人类寻求自由和解放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和社会基础，另一方面他认为资本和劳动处于分离和对立状态，造成了劳动的异化和对人的自由的否定。不过相比之下，他对未来的态度比较乐观。在他看来，异化和异化的消除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在资本法则运行的基础上，会有（也一定有）现实的消除异化的行动。

凡是在历史中诞生的，也一定在历史中灭亡。以利益原则为标志的现代性本身也是需要被超越的，也一定会被超越。赫希曼大致上同意，只有当资本主义的弊病完全暴露出来的时候，人们才会果断地放弃这样的思想，即追求自身利益者将永远不会产生危害（第116页）。实现每一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马克思当年提出的目标，仍是今天中国乃至现代世界反思利益原则合法化时需关注的内容。也就是说，超越资本法则所主导的现代性，重建道德人，仍可能是不可忽视的未来社会发展目标。

(1)　本章的部分内容已经体现在《财政中国三千年》（上海远东出版社2020年版）的第二十章第一节，此处提供一个更为详尽、有更多内容的分析。

(2)　本章接下来引用的中译文，都来自这个版本，不再一一注明版本信息，而只在文中交代中译本的页码。

(3)　哈耶克：《大卫·休谟的法律哲学和政治哲学》，载于《哈耶克论文集》，邓正来译，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83页。

(4)　李强著：《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页。

(5)　史蒂文·卢克斯著：《个人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8页。

(6)　陈刚著：《西方精神史》（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3页。

(7)　罗伦培登著：《这是我的立场——马丁·路德传记》，陆中石、古乐人译，译林出版社1993年版，第94页。

(8)　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79页。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著名的思想家、社会学家，也是公共行政学的开创者之一。接下来直接引自该书的内容，将在括号内注明书名和页码，不再一一交代版本信息。

(9)　本部分所引述相关思想家的论述，若未交代出处，均转引自赵靖先生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四卷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1998年出版）的相关章节，由于材料来源比较琐碎，不再一一注明。

(10)　本部分所引述关思想家的论述，均转引自赵靖先生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续集：中国近代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的相关章节，不再一一注明。

(11)　丹尼尔·贝尔著：《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96页。

第六章　《文明的冲突》：西方国家向现代转型的动力与制度表现

从第五章开始，我们的视野已转向西方。就是说，将中国置于世界范围内来考察国家转型活动，理解自晚清开始直至今日尚未完成的中国现代国家转型活动。这是因为，从传统国家转向现代国家，中国并不是首先开始的，更不是唯一的。走向现代国家的历程，首先是从西欧开始的。学者们一般将西欧国家的现代化视为内生型现代化，就是说这些国家之所以能走向现代国家，是因为在它们的前现代传统中，存在着能够不断自我发展的、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或者说传统性和现代性之间存在着一种较强的兼容关系。而像中国这样的非西欧国家，它们的现代化过程被视为应激型现代化，意思是说，在它们的社会内部，传统性与现代性兼容关系较弱，无力从社会内部产生出推动现代化的强大因素，只能在西欧国家现代化的外部压力刺激下，才能作出反应进而逐步实现现代化。在第三章所解读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列文森用来分析中国的“冲击—反应”模式，就反映了这样的观点。

学者们长期以来想弄明白的问题是，为什么是西欧首先开始现代化进程？将学者的众多意见概括起来，至少有以下几种理论从内生视角来解释西欧走向现代的先发性。

（1）技术决定论。这一理论认为，技术的变迁（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相对于社会结构而言，是一个外生的、独立的过程；技术变迁是科学发现的结果，而科学发现具有自发的内在逻辑，先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而存在。由科学发现带来重大的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又引致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生产力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最终带来政治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变迁。因此，技术变革是社会制度变迁的第一原因。

（2）人口决定论。这一理论认为，人口的规模和结构的变化是独立于社会结构的外在变量。由于战争、瘟疫等外在原因，引发了人口规模和结构的变化，并由此带来劳动力和土地相对价格关系变化，最终引起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变化和社会的变迁。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主要就是从人口的独立变化，从资源相对于人口的稀缺程度引发产权关系变动来寻求社会变迁的轨迹。

（3）市场决定论。这一理论认为，可以从西欧中世纪海运贸易、城市商业结构的变动来寻求社会发展的动力，认为市场的力量（尤其是城市的力量）导致封建主力量的衰落和资产阶级力量的上升，最终决定了封建主义的衰亡和资本主义的兴起。亨利·皮朗在《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中，就高度推崇海外贸易和商业资本主义对西欧社会转型的根本作用。与市场决定论相同的是推崇市场中盛行的商品经济原则，认为商品经济原则创造了统一的分工协作的社会结构，代替了传统的封建社会结构，并以人与人之间自由、平等的观念代替传统的身份特权和等级观念，最终创造了新的社会。

（4）自然环境决定论。这一理论将问题的答案归结为西欧的自然地理环境，认为自然环境导致了西欧出现农牧结合的乡村产业结构、较早发达的商品经济、君弱民强的国家组织形式等等，最终导致西欧资本主义的兴起。琼斯在《欧洲的奇迹》一书中，就持有这样的观点。

（5）工业决定论。这一理论认为，工业是西欧现代化的始发原因。工业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业绩优先、国家统一的价值观念，建立了能够为经济生产而动员土地、劳力、资本的产权制度及劳动力市场制度和商品交换系统，产生了专业化、金字塔式统制的科层制组织和得当的国家财政组织，培养了有创造精神的个性、业绩主义的志向、积极向上的个人动机以及对教育的渴求等等。

另外，还有人将原因归结为诸如某种文化或宗教，或者某种特别资源（如煤炭）的利用等等。上述模式皆有一定的解释力，同样也都有不足之处，特别是因为其中蕴含着强烈的欧洲中心论的色彩，而遭到很多学者的批判。在彭慕兰看来，以上说法都不对，最重要的原因实际上是由于欧洲发现了新大陆，而新大陆的开发所提供的农产品使西欧不必动员数量巨大的追加劳动力用于农业，这样可以缓解生态压力，并将劳动力用于工业中，当然新大陆提供的贵金属也发挥了作用(1)。

限于本书的目的，此处不打算对上述模式进行详细评论，也不打算提出一种新的模式。本章选择《文明的冲突》一书，是想通过讲解该文本所包含的内容，来为大家思考问题提供另一种分析框架。《文明的冲突》的主要内容，是从外因的作用（外来文明形成的战争挑战）引发欧洲内因的变化（内部经济利益变化与阶级斗争）这一视角，来解释西欧为什么率先走上现代国家之路。这样的分析模式，特别重视战争对西欧国家发展的推动作用，查尔斯·蒂利的名言“战争造就国家，国家制造战争”，道尽了该模式的内涵。蒂利的结论是，“战争编织起欧洲民族国家之网，而准备战争则在国家内部创造出国家的内部结构”(2)。在《文明的冲突》一书的基础上，本章还将抽取《利维坦的诞生》《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两部著作的部分内容，来进一步说明西方在向现代国家转型过程中的动力与制度模式。

第一节　维克多·伯克与《文明的冲突》

我们先来简单看看《文明的冲突》一书的作者与大概内容，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运用的主要概念与分析模型。

一、其人其书

在本书所选择的阅读文本中，《文明的冲突》(3)作者维克多·伯克（Victor Lee Burke）的介绍材料是最少的。在这本著作中文版前言中，作者介绍说自己本科毕业于佛罗里达大学，博士毕业于密歇根大学（1989年），师从两位社会学理论大师查尔斯·梯利（也译为蒂利）和梅耶·扎尔德。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美国新政的起源，该论文后来以“权力与社会”为名出版。

《文明的冲突》一书，是伯克与一位社会学领域的大师级人物安东尼·吉登斯合作研究的成果，出版于1997年。它尝试回答的问题是：从公元8世纪到17世纪，欧洲的现代国家是怎么诞生的？对这样的问题，伯克总结说，传统或主流的看法（就是本章导语中列举的那些），是从内生型或原发性核心假设出发，认为是欧洲（或者至少西欧）内部的某种或某几种特质带来了欧洲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的现代化，以至于形成了现代国家。但伯克认为，这样的核心假设是错误的，因为它“忽略了对其他伟大的文明在现代世界起源上所发挥出的核心作用进行科学的认知”（中文版前言）。在他看来，有许多外来的文明在欧洲现代国家体制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样的作用主要体现为外来文明通过军事、文化、经济等冲突，影响甚至塑造了欧洲的现代国家。特别地，他强调，欧洲文明与外来文明之间的战争活动及战争能力塑造了现代国家的结构。虽然《文明的冲突》这本书并未直接涉及财政方面的内容，但它仍对我们理解包括财政制度在内的西方国家转型有很大的价值，因此我选择它作为解读文本之一。

《文明的冲突》这本书涉及的文明或国家众多（欧洲人、维金人、伊斯兰人、拜占庭人、土耳其人、蒙古人等）、史料丰富（自罗马帝国以来的欧洲政治社会史），可作者本人在当今社会理论（汤因比、梯利、吉登斯、迈克尔·曼、索罗金等人的理论）基础上所发展出来用于分析的框架又相当简洁有力。因史料与理论结合巧妙、富有启发，自出版以来这本书就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并于2006年被翻译为中文。此书的中译者认为，“作者的用心更在于创建理论”，这本书是“由理论驱动的史著”（译者序，第1页）。

由于此书极符合本书的主题（认识迄今以来的中国国家转型），因此本章特别加以解读。全书的结构划分比较简单，除了导论外有五章正文和一章结论。

导论是对全书写作目的作一个交代：首先是理论的目的，即发展一个能解释欧洲从8世纪日耳曼部落发展到17世纪统治、支配全世界的国家体制的理论；其次是历史经验性的目的，即运用上述理论对历史上欧洲与其他文明之间的互动尤其是战争冲突，如何促进国家制度的发展进行经验考察。在导论中，作者还交代了有关这一主题的现有社会理论的名称。

在第一章“现代欧洲国家体制的理论”中，作者在概括现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框架，即“文明斗争模式”或者称为文明斗争冲突模式。其具体内容下文再介绍。

从第二章至第五章，作者利用第一章发展出来的理论框架，对从罗马帝国到17世纪这一历史期间欧洲国家制度结构的发展变化进行翔实的历史考察。

在第二章“西欧文明的最初基石”中，作者考察了古罗马文明之外的日耳曼、匈奴等诸多野蛮文明对罗马帝国大厦的摧毁性作用，强调伊斯兰-阿拉伯文明在8世纪的扩张对法兰克国家的体制变革及查理帝国形成产生的客观促进作用。

第三章“早期封建主义与诸文明的竞争”，考察了加洛林帝国的崩溃和封建主义的起源，作者着力凸显维金（中文又译为维京）人、马扎尔人等外部文明对西欧文明内部封建主义的形成发挥的巨大外在影响。

第四章“庄园与教会：内部与外部的冲突”，作者对西欧内部封建庄园主之间恃强凌弱的兼并战争、罗马天主教势力的兴起、城市的逐步发展等各种历史现象进行了分析与梳理，并将其同伊斯兰-阿拉伯、拜占庭、突厥、蒙古、奥斯曼等各种非西欧文明之间的历史关系结合起来加以考察。

第五章“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欧洲国家体制”，侧重于描述欧洲社会内部大量社会运动的爆发对欧洲现代国家形成的影响，并特别提示当时西欧社会内部的冲突与国家制度结构的变化，都与西方以外的诸文明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六章是全书的结论，作者基于欧洲国家兴起的历史来重新阐述自己的理论框架，并将自己的理论与别人的学说进行了比较。

二、《文明的冲突》主要概念与理论

接下来集中介绍一下维克多·伯克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运用的主要概念与理论，以便为接下来解读这本书的内容奠定基础。这里的“文明”一词，伯克采用的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用法，把它当作历史研究与比较的对象。对这个概念的具体含义，伯克引用了亨廷顿所下的定义，即“文明是一种人们所具有的文化认同感在最广泛层面上的最高文化集群”（第4页）。至少在今天西方的语境中，文明概念的外延超越国家，西欧与北美往往被视为同一个文明。

伯克的结论是，“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是一台驱动西方现代国家体制兴起的发动机”（第161页）。换言之，费正清用来分析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冲击—回应”模式，在伯克看来同样表现在西欧向现代发展的过程中。更准确地说，它可能具有某种普遍性，广泛存在于各文明走向现代的进程中。正像汤因比强调的，来自外来的压力（外部环境的挑战或外来敌国的威胁）可能会刺激内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发展。不过汤因比又说，这种外来的压力要能促进内部发展，就有一个适度性的问题。就是说，这样的压力既不能太大（太大的话可能会压碎文明共同体），又不能太小（太小的话内部可能缺乏变革的动力）。汤因比将其归结为一个法则，“足以发挥最大刺激能力的挑战是在中间的一个点上，这一点是在强度不足和强度过分之间的某一个地方”(4)。

（一）文明斗争模式的四个层面

在《文明的冲突》一书的导论与第一章中，伯克对于当前解释欧洲国家成长的理论都既有批评也有借鉴。总体上，他并不赞成孔德、斯宾塞、马克思等人的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在他看来，“在人类历史过程中，既不存在着什么演化的阶梯，也没有什么每个社会都必须经历的不可变动的绝对的发展模式，更没有什么整齐划一的发展阶段”（第1页）。他也反对英雄史观，不认为历史事件“是什么伟大人物在一种社会空间活动的结果”，因为“那些国家的缔造者只不过是时代精神的产物”（第9页）。他对单纯从内因来解释欧洲的兴起同样不以为然，“坚决反对这样的观念，即欧洲的兴起是欧洲领袖们、欧洲文化或欧洲文明伟大性的产物”（第9页），在他看来欧洲文明兴起的原因在外而不在内，“正是那些非欧洲文明的伟大，才导致了欧洲的兴起”（第9页）。此外，他还分别批评了索罗金、斯宾格勒两位学者，以及现代化理论、生产方式理论、世界体系理论与依附理论。不过，伯克也肯定，在各理论中都有合理的成分，他打算在自己的理论分析过程中加以吸收。

伯克强调指出，他的理论分析模式更多地借鉴梯利和吉登斯二人的理论成果，在他俩倡导的国家理论中，特别关注各种外部事件在国家内部结构形成上施加的影响，尤其肯定战争在国家转型中的重大支配作用。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将国家和战争置于社会变革的中心位置来加以探讨的做法是一个具有令人崇敬的古老传统，但本人则力求以一种崭新的活力来承继这种传统”（第8页）。在此理论基础上，伯克在书中创造了一个分析模式，在不同的场合他分别称为文明斗争模式（第15、16页）、文明冲突模式（第29、30页）或者文明斗争冲突模式（第23、29、44、48、160页）。他是在近乎同义词的角度上，分别使用这三个词汇的。他所提分析模式（即文明斗争模式）的核心观念是，“欧洲国家体制的起源是诸多伟大文明之间各种冲突碰撞的产物；这些冲突的影响向下施加作用并塑造出了各类的政治结构”（第15页）。这一模式的大体观点是，从8世纪至17世纪，欧洲（以西欧为主）在境内与境外存在着与各种文明的竞争斗争，在此斗争过程中国家制度伴随着中央集权化的运动而发展，最终这样的文明冲突带来了西欧现代国家制度的诞生。文明冲突的原因，并非单一的，既可能源于经济、政治，也可能源于宗教、地理、军事等各种因素，还可能源自历史人物的个性。比如，在他看来，西欧与拜占庭帝国两大文明最后走向冲突，就是由于相互之间存在的严重误解和各自厄运发生作用的缘故；奥斯曼帝国与哈布斯堡王朝这两大文明之间的冲突，相当程度上是由奥斯曼苏丹与哈布斯堡皇帝二者间的自尊自大的冲撞导致的。

在这种文明斗争模式中，伯克又区分出普世、超宏观、宏观、微观四个层面，分别阐明不同层面的冲突或战争对欧洲国家体制的影响或者说塑造：普世层面或者说“文明际层面”，是指世界范围内的各个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与斗争；超宏观层面指的是处于同一个文明之中各个不同国家、民族、社会之间的矛盾、斗争；宏观层面是指同一个国家或社会之中的各个不同阶级、集团、人群之间的矛盾与斗争；微观层面则指作为个体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这四个层面的斗争或冲突又是相互影响的，普世层面的或者说各大文明之间的冲突碰撞会有向下的作用，塑造出不同国家的各种政治结构；发生在超宏观、宏观和微观等层面上的战争，又会向上作用于普世层面，并影响着各文明的命运。《文明的冲突》一书，着重描述了欧洲文明经受的普世层面与超宏观层面的斗争，而描述宏观层面的斗争所花篇幅不大，对于微观层面的斗争所用笔墨更少。

（二）文明冲突模式在欧洲国家成长过程中的大致线索

《文明的冲突》一书，就是要从普世层面的文明斗争出发，来解释欧洲现代国家的兴起。这样的解释模式，伯克的描述是，“将一根纤细的单一的因果线索，从多彩斑斓的地毯中抽取出来，并加以考察、研究”（第7页）。由于伯克这本书以建构因果关系理论为主要目的，因此他“常常无情地将历史过程加以压缩，毫无疑问，这一做法将会遗漏许多重要的因素，会忽略掉一些重要的联系和事件”（第7页）。

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伯克叙述的因果线索是，战争是国家制度变化持续不变的动力源，欧洲国家的兴起是欧洲向东方军事扩张严重失利带来的，东方是导致西方兴起原因中的一个重要变量。用这样的因果线索，他概要重述了欧洲从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政治史。

大体上，西欧文明的基石由罗马帝国的崩溃奠定，而罗马帝国的崩溃又来自罗马帝国与日耳曼各部落在普世层面上的斗争。在此之后，宏观层面上墨洛温王朝与加洛林王朝之间发生战争，超宏观层面上日耳曼部落间不断斗争，与此同时在普世层面上法兰克人与伊斯兰文明之间又多有冲突，由此种种冲突和斗争塑造出8世纪加洛林王朝这一法兰克人创建的强有力的国家体制。但这一中央集权国家是短命的，在其内部冲突以及在北方维金人侵扰的双重压力下，加洛林帝国分崩离析，并导致了地方分权的结构体系即封建主义的产生。在9至16世纪期间，与伊斯兰、维金、斯蒂匹武士、拜占庭诸种文明的斗争，在欧洲逐渐兴起了一种具有中央集权化倾向的动力，并由这种动力引导，封建主义结构不断地向国家构建和资本主义这一现代二元体系方向发展。

伯克特别强调，在以罗马为中心的强大组织结构、合法化理论和观念形态的支持下，西方基督教世界掀起了反对伊斯兰教徒的战争（即十字军东征），而这场战争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在他看来，正是十字军的惨败导致了欧洲经济的崩溃，由此之故而生发出愤世嫉俗的颓废文化和对罗马教皇权势的反抗轻蔑，这样的思潮一时间弥漫流行于整个西欧，从而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铺平了道路。在中东地区，十字军诸王国的彻底覆亡，推动了欧洲各国内部矛盾的爆发和中央集权化的进程。随着罗马教皇权势的丧失，欧洲各国的王室便成为世俗的权力中心。与此同时，以奥斯曼帝国为代表的伊斯兰文明不断进攻，继续推动着欧洲各国的中央集权化进程，并扫除了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最后残余。就是说，奥斯曼帝国进攻欧洲所施加的强大压力，造成了一种宏观层面上的中央集权化的动力，带来了欧洲国家体制一次大陆性的内向聚爆。欧洲各国也因此将其战略重心移至对远西地区进行海上武装殖民，以此发展出一条抵抗程度最小的战线，即向大西洋和美洲的殖民。

第二节　文明的冲突与欧洲的封建社会

众所周知，欧洲现代国家成长的基础是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奠定了西方现代国家的物质与精神基础。可是，这样的封建社会是怎么诞生的？目前已经有无数的历史著作描述了这一过程，如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的名篇《封建社会》。维克多·伯克也用他的分析模式，为我们重述了欧洲封建社会的诞生与运行情况。

一、帝国构建的早期尝试

在经过早期的城邦国家之后，世界各地普遍性的国家类型都是帝国，而欧洲并不例外。欧洲人不仅在公元4世纪之前就已构建出成功的罗马帝国，而且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也在不断地尝试构建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帝国，包括罗马帝国的遗留物，即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原东罗马帝国（后来称为拜占庭帝国），以及日耳曼人的一支法兰克人所构建的加洛林帝国。

罗马帝国的崩溃是历史学家们探讨不尽的话题。鉴于研究的目的，伯克并没有展开讨论罗马帝国崩溃的原因，而将罗马帝国的崩溃置于他的文明冲突模式下来表述，即文明之间的相互冲突导致了西方国家体制的起源，如“罗马帝国与日耳曼诸部落之间的斗争是发生在普世层面之上的和文明之间的冲突”（第29页），“罗马帝国的衰败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央集权化的罗马国家政权已无力有效地控制这些帝国境内和境外的日耳曼武士”（第31页）。他还引用了历史学家对日耳曼军事力量与政治结构关系的结论（“日耳曼部落政治结构发展出西欧历史上最具军事力量性质的政治组织形式”，第29页），事实上，军事力量与政治结构的关系，一直是伯克这本书讨论的话题。

伯克在书中提到，公元568年伦巴德人对意大利半岛发动了潮水般的进攻，并在很长时期内有效地控制着意大利半岛的大部分地区。不过此时东罗马帝国仍然存在，还曾努力地尝试收复意大利地区。在诸日耳曼部落中，法兰克人逐渐兴起，致力于建立帝国。先是克洛维统一法兰克诸部，建立起墨洛温王朝；后来墨洛温王朝的宫相丕平逐渐掌握了实际的政治权力，丕平的儿子查理·马特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加洛林王朝。伯克的意思是说，到此时西欧并没有成为封建社会。事实上，加洛林王朝逐渐发展而成的仍是帝国，表现在它一方面建立起中央集权化的国家制度，另一方面它的领土范围不断地扩张（从塞纳河扩张到莱茵河）。

为什么加洛林王朝可以相对成功地构建起帝国呢？伯克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描述。

一个方面的原因是文明之间的斗争。这就是法兰克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在普世层面上的冲突，具体地说是公元8世纪在比利牛斯山两侧法兰克军队与伊斯兰军队多次爆发战争，这样的战争遏制了伊斯兰军队的入侵，并让法兰克人赢得日耳曼部落军事力量之外的宗教力量（教皇与天主教会）的支持（“罗马教皇权力在整个中世纪都发挥着作用，即通过传统的宗教权威使世俗王权的权力合法化；与此相应，法兰克国家则成为教皇手中与其他日耳曼部落进行斗争的一件锐利武器”，第38页）。当然，罗马教廷与法兰克国家的联盟，也为一直持续到中世纪鼎盛时代和文艺复兴时代的王权-教权关系确定了文化模式。从更大的范围看，伊斯兰文明对在西南方西班牙的西哥特人的征服以及对东南方拜占庭帝国的不断进攻，大大削弱了西哥特人和拜占庭人在超宏观层面上对法兰克人的威胁。这样的行动虽属无意，但仍对法兰克人构建自己的帝国大为有利。

另一个方面的原因，则是作为帝国理念化身的查理大帝自身所做的努力。他运用自己的军事才能、政治技巧、技术力量，不断地扩充军事力量、完善官僚体制（比如给一些大贵族封以伯爵的官衔，让他们作为朝廷的公共臣仆统治广袤的地域），还发展商业贸易与文学艺术，从而持续地扩张帝国。对于查理大帝的努力，作者伯克是在宏观和超宏观层面的斗争视角来叙述的。在宏观层面上，查理大帝所属的加洛林家族的上层阶级取得了对墨洛温家族的胜利；在超宏观层面上，他所代表的法兰克人不断地跟日耳曼其他部落展开斗争，并将他们纳入统治体系中。当然，说到底，查理大帝所构建的帝国虽然权力稳固，但在那个时代仍属于疆域非常有限的小帝国，处于一种被其他更为强大的军事敌人包围的形势中。

总之，在伯克看来，公元8—9世纪的欧洲还不是封建社会。在公元800年，教皇利奥三世为查理大帝加冕，这标志着融合了三种文明（罗马帝国、法兰克的日耳曼传统、基督教-犹太教文化）的法兰克帝国达到了某种高峰。在公元750年至871年间，法兰克帝国与拜占庭帝国都是中央集权化的帝国。不过，伯克强调，“加洛林帝国一直处在被外部诸多挑战性文明所带来的种种威胁的阴影笼罩之下“（第43页）。正是由于这些文明的挑战尤其是维金人造成的灾难性影响，才使得加洛林帝国覆灭、西欧封建社会来临。

二、封建主义在西欧的形成

在世界主要文明纷纷走向帝国之际，西欧却形成了一种非集权化的封建主义政治经济秩序。伯克告诉我们，原因来自以下几个方面：在普世性层面法兰克帝国所代表的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战争加剧；在超宏观层面上法兰克人与维金人不断地冲突；在宏观层面上法兰克帝国内部诸王子争权带来战乱。正是这几个方面的冲突，“锁定了法兰克社会结构的发展轨迹和变迁转型”（第45页）。当然，伯克也注意到，日耳曼早期社会松散的制度以及法兰克土地贵族在农耕生产上缺乏有效的组织管理能力，对封建主义秩序的形成也有影响。

在上述诸原因中，伯克重点探讨的是法兰克人与维金人的冲突。来自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维金人，不断地入侵法兰克帝国以及英格兰等西欧国家。与此同时，由于法兰克帝国内部存在的争权夺利的活动，中央政府无力抵御维金人的入侵与掠夺。于是中央政府不得不采取两个行动：一个是从公元864年起允许各地贵族构筑城堡和要塞以抵抗维金人，这些由高大厚重城墙护卫的城堡、要塞确实可以起到有效的防御作用，但也因此让地方贵族获得有效抵抗中央权力的手段，于是地方分权化的政治组织形式兴起；另一个是，法兰克人给入侵的维金人封赐爵衔、馈赠土地甚至行贿，从而将维金武士作为贵族纳入国家体系内，由此造成更为普遍的地方分权的政治组织形式。此外，在德意志地区，马扎尔人持续不断的侵略，也是促成封建主义的动力之一。于是，往昔曾趋向中央集权的加洛林帝国国家体制逐渐衰败，地方贵族依托于对城镇、桥梁、修道院和城堡构成的军事要塞的控制，不断建立分权化的军事结构，并进而形成封建主义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基础结构。在这一新体制下，贵族们构建起彼此竞争与对抗的采邑制度，甚至有能力选举君王，将王冠戴在那些软弱无能之辈的头上。

就是说，封建主义在法兰克的兴起，主要原因是9—10世纪法兰克人把封臣制度作为一种防御性结构，来抵御维金人和马扎尔人的进攻，其标志是君主赐予封臣地产（即“封地”），以换取各种军事和民政的服务。而获得封地的封臣们，承担的主要责任是在王室或上级领主的军队中服役，此外还必须作为陪审员出席法庭、给领主赞助礼金等等，而封君则需要保护封臣免受敌人的侵害。伯克告诉我们，这样的封建制在整个欧洲并非十分普遍，只在德国、法国和英国（即原加洛林帝国部分）和欧洲东部等地区成为较为普遍的形式，而在西班牙、斯堪的纳维亚和拜占庭等地，情况并不相同。

维金人对法兰克帝国的进攻是欧洲封建主义兴起的主要动力，另外还有其他的推动力量。伯克说，就整个欧洲而言，它在英国受到丹麦维金人的入侵，在西班牙、意大利等地受到伊斯兰国家的进攻，在东欧受到马扎尔人或斯蒂匹武士的攻击与疯狂劫掠，再加上查理大帝之子虔诚者路易的三位王子为争夺领地爆发了国际性或半国际性内战，所有这些摧毁了法兰克帝国，也消灭了欧洲发展为统一帝国的可能。由此形成的封建主义，带来了政治上的高度分权化，但仍有三种力量将欧洲（尤其是西欧）凝结为文明统一体：一是罗马天主教文化（起着一体化结构的功用）；二是庄园的军事及经济制度；三是罗马教廷，这是一种集世俗与宗教权力于一身的历史力量（第50页）。伯克特别肯定王权与教权之间的联盟，认为它对王权特别有益，因为“它给予中世纪时代各个王朝制度以宗教合法性的保护，同时也起到一种遏制企图推翻王权的贵族反叛的功用”（第50页）。

可见，西欧封建主义因军事斗争的需要而兴起，但这样的制度结构是否足以保障西欧的安全呢？在伯克看来，西欧的安全并非必然，在相当程度上这是偶然的结果。一方面，爆发在东欧诸王国（如马扎尔人、斯蒂匹武士所建立的王国）彼此间展开的残酷厮杀，实际上隔开并缓冲了原加洛林帝国与拜占庭文明之间的斗争或冲突。另一方面，拜占庭帝国长期以来抵御着以中东、北非为中心的伊斯兰文明对欧洲的入侵，事实上也保护了西欧文明的生长。除了这两个原因，在伯克看来，拜占庭帝国之所以没有入侵西欧并将其统一在拜占庭版图内，在相当程度上不是因为西欧的强大，反而是因为它过于弱小以至于不值得侵占，“在拜占庭人的眼中，西欧那些分散零碎的地产与其他文明的富庶程度相比，只不过是一颗小小的珍珠而已”（第70页）。

三、欧洲封建主义时期国家制度的发展

可见，在伯克的眼中，欧洲封建主义的形成在相当程度上源自历史的偶然，更准确地说是基于西欧这样的有限地理区域及诸种文明冲突的背景下的偶然。接下来，我们看看伯克对封建主义所作的描述，以及对封建社会中国家制度发展的说明。西欧的现代国家，正是在封建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一）封建主义中的诸势力：贵族庄园、城市、教会与王权

在维金人持续不断的攻击下，在周边其他文明的影响下，加洛林帝国瓦解，封建主义在西欧形成。于是在原法兰克人的土地上以及在其他一些地区，产生了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庄园。庄园是拥有城堡保护的村落，对于这些庄园的经济运行状况与社会功能发挥，伯克没有多说，只是简单地交代，庄园内的农奴“向领主们缴纳各种谷物、地租、税赋和劳役”，当然还经营市集（第72页）。波兰尼在《大转型》一书中告诉我们，西欧庄园在经济方面是按自给自足模式运行的，这是在现代市场经济诞生前的三种经济模式之一(5)。在社会功能方面，庄园要为庄园主提供物质资源，以使他有能力给自己的上级领主服军役或者彼此之间从事恃强凌弱的战争。庄园主是武士也是贵族，贵族身份地位的确立主要基于血统和庄园土地所代表的财富。正因如此，伯克说，这些贵族武士们对土地和财富充满渴求，一开始可能通过彼此间的兼并来满足，并由此造成从封建主义初期的高度分权向一定程度的集权转变。不过，当这样的集权达到一定规模后，贵族武士们就只能通过向其他外部文明的扩张来满足对土地财富的渴求了，其中包括对伊斯兰文明的进攻（即下文将说到的十字军东征）以及在欧洲东部地区发动的战争（第68页）。在这一方面，条顿骑士尤为成功，他们征服了东欧地区的大片土地，建立起一个普鲁士王国。土地贵族的地位与权力，说到底源于国王初始的分封；而国王能够支配境内人力与资源的能力，在相当程度上又来自土地贵族的合作。伯克告诉我们，在13至14世纪期间，整个欧洲议会制度普及开来，它为王权和贵族提供了合作的机会：在贵族精英看来，议会可以阻止君王未经他们同意就任意征税或没收土地；在君主们看来，议会是征收税赋的有效制度组织，可以借此把贵族们召集起来征税，尤其在战争年代出现财政急需之时（第78页）。

在封建主义时期的西欧，除了大大小小无数个从事农业生产的庄园以外，还有上千个居住着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城市。伯克强调，城市的发展最为重要的是“为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第72页）。伯克说的资本主义，主要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市民财富的积累。这样的资本主义，带来了王权与市民的合作：城市居民特别是其中的富商大贾向国王提供金钱（税收与贷款），帮助王权壮大；王权则授予市民（商人）各种各样的自主权利，让他们摆脱贵族和教会的干扰。当然，二者除了合作之外，也常常有争吵与冲突。城市市民对于王权特别是分布于各地的封建贵族，不断发出抗议的声音（第72页）。对于中世纪城市发挥的作用，伯克表示出高度的肯定。他说，正是在这一时期通过城市富商巨贾与世俗王朝的合作，“欧洲才第一次感受到封建社会死亡的颤抖”（第73页）。

在封建主义时期的西欧，伯克还反复提到了教会势力的存在。一方面，教会作为罗马文明的继承者，与源自日耳曼文明的各国政权展开合作，从宗教角度为王权提供合法性证明，并为他们的统治提供文化支持。另一方面，在宗教改革之前，天主教会作为跨国性组织，为各国政权提供了国际联系。此外，由于教会掌握了大量地产，因此在许多国家，各级教会组织的领袖在地位上相当于封建主，承担着与土地贵族相似的社会功能。尤其在下文将说到的组织十字军东征方面，教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十字军东征及其最终失败，按伯克的说法，是欧洲现代国家兴起的重要原因。

由于各国国情的不同，土地贵族、城市、教会等势力与王权力量的冲突并不相同，他们受到蒙古人、奥斯曼土耳其人等外部文明的冲击也不同，因此在封建主义时期西欧各国的国家制度建设自然情况不同。在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成功入侵英格兰后，英国20%左右的地产为王室所有，原来的诺曼旧臣被任命为地方郡守，税收体制得以合理化，法庭制度结构也受到改革。这样，英国就建立起比较成功的统治机构，带来了国王相对于贵族的优势。特别是在爱德华一世时期，凭借军队武力和行政管理的力量，英国国家机构进一步中央集权化。相对而言，在11世纪，法国王权在遏制贵族权势方面取得的成就远逊于英国。不过，到了13世纪早期，法国王权为强有力的法国政治管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法国王权之所以得以增强，除了国王自己的努力外，重要的原因还有：罗马天主教会给予了支持（不服从国王的贵族受到开除教籍的威胁）；比较成功地解决了王位继承的难题（第75页）。但是，在德国却发展起一种更为分权的系统。德意志皇帝依靠选举产生，虽然有崇高的名号，但权势强大的贵族们成功地阻止了一个强大王权的形成。在匈牙利、波兰、瑞典和丹麦等地区，王权更加软弱，部分原因在于这些君主缺乏可以征税的富裕臣民（第102页），而贵族势力相对于王权来说又过分强大。意大利根本没有发展起君主统治体制，原因在于：第一，位于意大利的教皇，不但拥有教权，而且拥有十分强大的世俗权力；第二，北方各大势力不断地干涉意大利，阻断其统一的进程；第三，在意大利由贵族精英掌权的城市之间，展开了相互的混战。

（二）十字军东征与欧洲国家的发展动态

除了上文说到的武士贵族、城市、教会、王权之间发生的宏观及超宏观层面的冲突外，伯克更为重视的是在封建时代发生于普世层面的冲突，即作为统一文明体的欧洲与伊斯兰人以及来自亚洲草原的蒙古人之间的战争。

前面说过，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在西班牙那个地方欧洲长期受到伊斯兰文明入侵的威胁，在东南部伊斯兰文明也严重威胁到欧洲文明。因此，欧洲人发动的十字军战争实际上分布在两条战线上：一条是欧洲东南部即在中东地区；另一条在欧洲的西部即由伊斯兰教所控制的伊比利亚半岛。不过今天我们说的十字军战争一般指的是十字军东征，即十字军出东南方前往中东地区发动战争。一开始，欧洲在东南地区受到的威胁是由拜占庭帝国承受的。在拜占庭帝国向欧洲国家求救后，欧洲宗教与世俗力量组成十字军加入到两种文明冲突形成的战争中。在奥斯曼人兴起后，两种文明的冲突进一步加剧，不仅教会、各国君主与贵族，还有朝圣香客、修道院、穷人甚至孩童也积极响应并参与圣战。伯克反复强调，主要是因为这一文明冲突，欧洲才经历了从封建主义向以君主为首的中央集权化国家的演变或者说转型。

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伯克叙述了十字军的历次东征，并相对详细地介绍了前六次十字军东征。在这六次十字军东征中，有几个关键性事件值得我们关注：1071年，代表伊斯兰文明的塞尔柱突厥人大败拜占庭帝国，使其地位一落千丈，于是拜占庭皇帝向欧洲求救（科穆宁王朝皇帝阿历克塞一世向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提出请求）；罗马教会积极协调各国武士组织十字军东征，以收复失落的宗教圣地（耶路撒冷），而骑士们为了获取战利品、土地和荣誉，当然还有完成宗教使命，发起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1096—1099），并建立起不少十字军国家；此后欧洲人又多次发起十字军战争，不过总体来说面对伊斯兰文明的扩张，欧洲势力不断地失败，奥斯曼帝国势力延伸至东欧地区，开启了一个西欧不断退却的时代。欧洲文明不但失去了原来占据的土地，还在1453年最终丢掉了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灭亡的标志）。

伯克强调，十字军运动符合教皇的利益，它使得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国际神权结构得以定型，而大肆鼓吹圣战的罗马教皇也因此被奉为西方基督教世界的首脑（第87页）。同时它也符合德国、法国和英国等国家的君王的利益，因为它让骑士们远离故乡，留在国内的王权实力趋于壮大，各国君王们还能因此向贵族们征收税赋。十字军战争还有一个副产品，那就是给各国强大的王权赋予了合法性。这是因为，欧洲各国王权都渐渐地承担起责任，协调配合由罗马教皇和其他宗教领袖拟定的军事计划。承担这样的责任，让君王们有权在战场上进一步地控制贵族；而当这些贵族返回欧洲故土后，就不得不承担起服务于王权的责任（第86页）。此外，十字军战争还带动了意大利的发展，伯克说，“意大利城市国家的财富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十字军战争的产物。到14世纪时，威尼斯由于同十字军基督教国家进行商贸活动而获利甚丰，一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中心”（第94页）。

伯克重点强调的是，历次十字军战争对国家制度发展具有特别的影响。他说，连绵不断的战争把整个欧洲社会变成了一种防御体系，它既可用来防备内部的敌人，又可用以抵御外部文明的入侵。在他看来，由于十字军战争的媒介作用，13世纪成为西欧各国君主制度发展进程的一个分水岭；君主们加强了对不在领地的贵族的控制，同时运用其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逐渐地从罗马教皇手中接管控制十字军的大权（第101页）。基于此，伯克将十字军战争最初的成功和最后的失败称为“促发欧洲国家建设的发动机”：一方面，逐渐获得对十字军领导支配权的各国君主，通过征收赋税的行为和十字军的组织结构（十字军的结构有助于控制贵族），不断地加强自身的权力；另一方面，在宗教权力领域，历次十字军战争的失败大大削弱了罗马教廷的权威，以贵族权势和罗马教廷权势削弱为代价，世俗王权不断得以强固，这就为即将到来的宗教改革搭建好了舞台。与此同时，议会制度的形成，也使各国王权受到了某种限制（第115页）。

除了国家制度建设方面外，伯克还强调了十字军战争以及其他一些文明间战争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并进而对欧洲国家制度建设产生了影响。他说，在11至13世纪期间，从直接或间接的文明冲突中获利的市民阶级越来越富，他们为现代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到14世纪时，西欧在文化和宗教方面都发展起一种自我意识，这种意识是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一种产物。富有的商人阶级已经能够供养各种军队以抵御来自贵族和教会的威胁，这通常是以王权为中介的。由于城镇居民愈来愈富，罗马天主教会就想从他们身上榨取更多的财富。这就让教会与城镇居民处于一种更为敌对的关系之中，于是进一步推动了宗教改革的爆发。十字军战争的最终失败，也影响了欧洲社会的变迁。伯克强调，那些资助十字军战争并且与东方建立贸易往来而牟取巨额暴利的意大利银行家族，因十字军战败而一家接着一家破产衰败。这种内聚性爆裂辐射到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造成了一场普遍的社会危机，进而动摇了封建主义社会的根基。它也激化了农民与贵族之间的阶级冲突，激起了把城市与庄园都裹卷在内的厮杀搏斗，也对修道院资本主义形成了巨大的压力（第116页）。这一切，导致地主、王室以及处于上升状态的商人阶级之间关系紧张，并在欧洲的某些精英人士当中激发出对天主教和罗马教廷越来越大的不满情绪。

第三节　文明的冲突与现代国家的诞生

上一节主要介绍的是，伯克从文明冲突的视角来考察欧洲封建社会的形成，以及在封建社会中几大力量的斗争对社会变迁与政治发展的影响。在他看来，欧洲之所以率先走上现代国家的道路，也与这样的文明冲突有关。就是说，诸文明之间的冲突（尤其是战争），在欧洲各个国家的兴起、变迁和转型当中，发挥了重要的、独特的作用。这样的冲突，再加上发生在15—16世纪以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闻名于世的欧洲社会动荡，一起塑造了欧洲的现代国家。

一、文明的冲突对现代国家形成各要素的促进

率先在西欧形成的现代国家，在构建要素上至少具有个人主义意识形态、民族国家形式、中央集权制等几项。在伯克看来，这些要素的诞生，都是在文明冲突大背景下，由欧洲部分国家率先发展起来的。他强调说，“由于各种暴力手段、方式向内部转化，这些在普世性层面上相互作用的战争，开创了封建国家体制通过绝对主义国家阶段，向议会民主制国家的变迁转型。推动欧洲国家建设的不仅仅是宏观层面的内部动因，还有这些动因与十字军战争这类文明之间冲突的相互作用”（第173页）。

首先看个人主义意识形态。个人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种强调个人尊严、个人自主的思想，在欧洲它很大程度上来自宗教个人主义（本书第五章提到过），也就是坚信信仰纯属个人良心之事，信徒仅凭信仰就可与上帝相通，不承认宗教整体主义的观点（即天主教宣扬的教会是赎罪的集体性中介，一个人若不成为教会的一员则绝对不能得救等观点）。这样的宗教个人主义与良心自由、思想自由紧密相连，成为现代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在欧洲，这样的宗教个人主义是宗教改革带来的成果。伯克告诉我们，在基督教内部始终存在着两个教派的教义冲突：一个教派的教义以教会主导圣礼为基础，后来形成以教皇为领袖的天主教派；另一个教派的教义基础是个人凭借圣经直接与上帝沟通，后来形成路德教和其他新教教派。伯克说，与基督教内部存在教义冲突不同，在伊斯兰教中，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冲突主要集中在谁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合法继承人这一问题上（第131页）。基督教教义的论战，之所以能发展成具有深远政治影响的宗教改革运动，跟欧洲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有关。一方面，伯克强调，以教会的权威号召并组织的十字军战争遭遇惨败，大大损耗了教皇的精神权威和政治资源，使其“无法再理直气壮地干预贵族们和君主们的内部事务了”（第122页）。特别是在德国，天主教会支持的哈布斯堡王朝无力实行镇压，使得不少诸侯与贵族力量变得强大，并成为保护路德等人发动宗教改革的力量。“一旦宗教改革在德国站稳脚跟，便迅速传播到了整个欧洲，它不仅成为一场宗教革命，也是一场政治、经济、文化和经济革命，是它彻底摧毁了拉丁基督教世界”（第120页）。另一方面，奥斯曼人为了对抗教会所支持的西班牙，向新教各国及愿意帮助新教国家的盟友提供经济援助，帮助宗教改革获得了成功（第122页）。这样，路德等人提倡新教，强调个人独自对上帝负责并通过上帝的仁慈获得拯救，不但大大削弱了天主教会的地位和作用，而且还把强调人的理性的文艺复兴运动推向深入（第124页）。

其次，民族国家形式也与文明的冲突有关。伯克强调，“奥斯曼对英国和法国的支持，打破了哈布斯堡王朝企图重建统一的天主教欧洲的梦想。从文明斗争冲突的视角看，这一事件是文明之间普世性层面的战争与超宏观层面上的国际政治以及宏观层面上民族国家的相互作用，从而改变国家各种结构的一个极端鲜明的例证”（第122页）。由于新教兴起加速了罗马教廷政治权力的消亡，这就意味着世俗国家的君主可以不必在意教会在宗教和政治问题上的指手画脚，民族国家方面的意识不断增强。伯克分析说，这样的民族国家形式，之所以能够形成，有两个动力。一个动力来自于外，即先后由伊斯兰、蒙古以及奥斯曼土耳其等诸文明筑起的坚固屏障，阻挡着欧洲向东方和南方的进一步扩张。这道弧形的围墙不断地为欧洲的宗教改革提供资源，促其继续发展，使欧洲战争内部化，让各国更趋中央集权化，从而推动君主制在欧洲充分发展（第122页）。另一个动力来自于内，即由于欧洲各国向外扩张与征服的力量受到了有效的遏制，于是在欧洲内部爆发了各种冲突，这些冲突促使各国在国内开展制度建设，“随着各国君主以王室法律和王朝权威逐步取替以往的地方、教会法律，一批中央集权化的民族国家在其社会结构范围内强制推行生活的同质化，虽然其居民并不总是认同这种民族国家”（第123页）。

最后是作为要素的中央集权制诞生。与民族国家诞生的进程一致，作为十字军战争、与奥斯曼人文明间的战争以及奥斯曼人支持的各种宗教战争的后果，西方各国不断强化国家制度的建设。此一时期，中央集权国家制度建设的表现是君主权力不断增强，也因此常被学术界认为是各国君主建成了绝对主义国家。不过伯克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称谓，因为各国君主，即或是最强大的国家的君主，仍面对着来自各种土地贵族的反抗”（第121页）。作为中央集权国家制度的象征，各国君主权力的扩大表现为，君主权力不再受到超国家的教会的制约。这里的原因有：一方面，十字军战争期间罗马教廷已使王权合法地成为实现神命天意的工具（贵族和君主在以上帝名义领导庞大军队时获得的权威）；另一方面，宗教改革的成功又为王权在国内的至高地位提供了精神依据，即王权神圣观念进一步合法化，在部分新教国家如瑞典，国家甚至获得了监督教会的责任。此外，中央政府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供其行使权力的新财富资源，由此带来的君主权力扩大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通过削弱罗马天主教会的财富以及没收天主教贵族的地产，君主扩大了对国内人口与资源的控制；通过不断扩大的构成现代官僚制的公务员队伍，君主实现向市镇、新兴城市、商人征税。与此相配合，君主还用一种强有力的意识观念形态将他们各自的领土塑造成国家，根据这样的观念形态，公民们应该承担为王权服役和缴纳金钱的义务（第128页）。

二、不同欧洲国家发展的分野

至此为止，伯克都在强调，“在西欧民族国家的早期发展中，外部敌对的文明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第128页）。就是说，对欧洲各国而言，在普世层面上遭遇到的文明冲突背景都是相似的。不过，在超宏观层面上各国面临的威胁显然不同，另外在宏观层面上君主与贵族的力量不同，在微观层面上君主、贵族、平民的行动也各不同，由此造成各国国家制度的发展还是有区别的。伯克进行过一个简单的概括性说明，“同英国的中央集权化的议会制和法国官僚专制主义制度相反，荷兰在16、17世纪之间形成了一种非集权化的地方分权统治体制。荷兰是一个由中世纪时代所产生的大小城镇所构建而成的联邦，由中等资产阶级牢牢控制着，他们在国家事务管理中拥有强大发言权。在法国，王权虽雇佣使用着中产阶级，但却很不愿意将城镇本身的自治权授予他们；在尼德兰，资产阶级市民的权力使荷兰成为现代早期时代第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国家”（第151页）。特别是在新教国家与天主教国家之间，也出现了发展的分野，正如伯克强调的，清教、路德教、圣公教等各种新教教派的伦理观都服务于一个共同的目的，即给正在兴起的市民文明以合法化的地位；它们还都主张世俗王权在与罗马教廷的关系上要保有自身的自由或高度的独立，甚至在罗马天主教影响较大的西班牙和法国也是如此（第164页）。以此为前提，在这些新教国家，已经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得以合法化，市民阶级的力量得以进一步增强，最终改变了这些国家在宏观层面上参与冲突的力量。下面简要概述一下伯克的分析。

在英国，数百年间乡绅和约曼（即自耕农）阶级的发展得到了巩固，早期的产业化趋势继续扩展，资产阶级变得更加强大。以此为基础，英国的议会权力上升。伯克强调，在议会的发展过程中，土地贵族精英们作为组成部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议会将他们转变成一种能够生存下去的国家性的政治力量。他还比较说，“这种议会动力机制倾向于赋予英国的富有者阶级以强有力的政治地位，这种地位远比法国、普鲁士或奥地利等中央集权化体制下富人们所享有的地位要高得多”（第150页）。在英国和其他国家，下院平民院地位的上升与土地贵族的衰落是同时发生的。有许多土地贵族无法让自己与正在形成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发生联系，因此没有办法保护和扩大自己的财富。这也意味着实力壮大的商人阶级能够向统治阶级发起挑战，并要求以财富贵族取替血统贵族。此时，君主代表的国家权力也在上升，“都铎君主成为整个社会、整个国家和英国教会的正式领袖，这种中央集权的动因将英国带入到现代时期”（第143页）。伯克还以伊丽莎白一世为例，说明她继续奉行都铎王朝与乡绅结盟而反对贵族的国策，王权此时是世俗和宗教事务的唯一仲裁者。大体上，伯克将英国作为宗教改革之后欧洲两种壮阔的政治潮流涌动的代表，“一方面是君主权力的极大加强，另一方面是议会的效率及影响的增长”（第150页）。伯克强调，“英法两国的议会此时开始发挥出双重功用，一是它们成为替各自统治王朝进行各种战争和十字军战争进行资源动员和获取税赋收入的渠道；二是它们也成为保障两国土地贵族的权益的机构。这两种常常相互抵触的目标之间的紧张关系造成了英法两国王权与贵族之间更大的、更为激烈的矛盾冲突”（第174页）。这样的潮流也反映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南的欧洲诸国中，只有意大利和德意志地区未发展出强大的君主制及与之相伴而生的议会结构。此时议会代表着土地贵族精英们对王权的一种胜利，尽管从长时段来看，议会制度通过公民选举权的方式，推动了对君主权力和地主阶级权力的毁灭。在当时，君主越来越把土地贵族作为一种法律和立法的实体来对待，明白他们不是单凭强大武力就可以制服的力量。

意大利、德意志、西班牙等国，曾经一度处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之下，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有建立统一帝国的雄心。这样的雄心，完全湮没在他与其他德国诸侯的冲突、宗教改革造成的政治分裂以及奥斯曼人在东方造成的威胁等困难之中。此外，他与罗马教廷之间的冲突，与法国之间的战争，也使他的种种设想屡屡受挫。查理五世因此没有能力成功地恢复帝国，继承他帝国西部（主要是西班牙和低地国家）事业的腓力二世（1527—1598）也曾致力于国家的中央集权化建设，特别是通过向银行家借款、在商业发达的低地国家征税，以获取巨额资金来增强力量。可是，西班牙的君主力量尽管也在增强，但并未能建立统一帝国，也未能发展出像英国一样的议会制度。

前已述及，在十字军东征期间，意大利地区的各城市国家通过向中东的诸十字军王国提供后勤补给发了大财，愈发地富裕起来。但在十字军战争失败后，这些城市国家受到了不利的影响，许多地方财政破产。特别是威尼斯共和国，奥斯曼人向它发动了长达16年的连续进攻。又因为受到了罗马教廷与哈布斯堡王朝力量的影响，意大利终未能成功发展出现代民族国家。

在东欧和德国，大土地贵族仍然是处于支配地位的统治阶级，他们控制着分权的社会政治制度。因此，在这些地区，现代国家发展的总体进程要慢于西欧地区。伯克强调，俄罗斯人对自己文化上的赞美与宏扬，使其与西方世界割裂开来，即使是在军事上处于劣势时也是如此（第156页）。自15世纪始，莫斯科的沙皇们就开始创建一个更为中央集权化的统治政权，并在文化上继续秉持民族主义的传统倾向。

三、现代国家诞生过程中的制度走向：以《利维坦的诞生》为基础

从普世层面的文明冲突出发，伯克说明了它对超宏观层面欧洲国家间的冲突、宏观层面国家内各种势力的冲突、微观层面君主与贵族及教皇之间的行为的影响，以及对西欧率先走向现代国家的影响。对微观层面上的影响，伯克说的并不多，但他对微观层面与普世层面之间的关系，做过一个概括性说明，即“处于微观层面之上的家庭成员之间、亲族成员之间乃至相互厮杀搏斗的个体士兵之间所发生的各种相互作用，都受到了普世性层面上各种文明之间冲突的深刻影响”（第164页）。伯克的注意力集中在普世性和超宏观的结构上，他把特定宏观结构中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和宗教的种种变迁转型，置于超宏观和普世性层面上来加以重新考察，认为这样可以避免把“那些以欧洲为重心的内部阶级冲突和宗教改革的观点，以及那些似乎毫不相关的各种历史现象就与一个基本的历史过程发生了联系”，因为在他看来，“倘若没有与伊斯兰、维金、蒙古、拜占庭和奥斯曼诸文明之间的冲突竞争所造成的‘锻炉’和强大压力，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和阶级冲突就不可能以它们本来的模样发生”（第175页）。

总体而言，正如伯克自己交代的，《文明的冲突》一书并不是对所涉及的各种理论学说的意义进行验证，而“只是根据现存的各种学说，以一种综合的方式来发展一种新的理论”（第165页）。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伯克对于欧洲特别是西欧地区走向现代国家的外因以及由外因导致的内部变化，交代得比较清楚，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西欧之所以率先走向现代国家，是因为帝国构建得不成功，未形成统一的帝国；而帝国之所以不成功，主要是因为来自外来文明的压力过大。不过，伯克的理论未能清楚交代的是，在欧洲内部各民族国家形成之际，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制度走向？为什么有些国家走向宪政民主制度，而有些国家却走向专制制度或者陷入混乱局面而不能自拔？更进一步地说，在今天我们公认现代国家制度中有宪政这一要素，但伯克的著作中却未说明，为何有些国家能发展出宪政制度而有些国家不能？伯克可能是把原因归到各国在宏观层面上君主与贵族的力量对比、在微观层面上君主、贵族、平民各自不同的行动上，但这样的归因显然失之简单。

在此处我们可以借助托马斯·埃特曼所著的《利维坦的诞生——中世纪及现代早期欧洲的国家与政权建设》(6)一书，来看看不同欧洲国家在走向现代时为什么走上不同的道路。《利维坦的诞生》一书的作者为托马斯·埃特曼，他出生于1959年，1990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自1990起至2000年，他任教于哈佛大学，并于2000年起任教于纽约大学。埃特曼在这本书中尝试回答的问题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形成的欧洲国家，为什么会沿着如此不同的路径发展？有些国家为什么走上绝对主义的道路，而另一些国家则走上宪政主义的道路？是什么因素使得有些国家能发展出官僚制的管理体系，而另一些国家在实践中仍然依附于一种世袭制？换言之，今天现代国家表现出来宪政-官僚制度，只在18世纪下半叶之前的欧洲部分国家率先出现。埃特曼为此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解释，在相当程度上可看作是本章伯克理论的有益补充。大体上，他讨论的主题与范围跟伯克高度相同，正如他自己所说：“罗马帝国的权力体系在西方衰落（6—8世纪）以及查理曼帝国（9—11世纪）再次崩解之后，欧洲的领土国家是如何形成的？”（《利维坦的诞生》中文版序言）

埃特曼在书中表达出来的，同时也是西方学术界普遍赞成的一个观点是，战争是国家机器理性化的主要动因。不过，埃特曼强调，在战争过程中，不同的国家在形成时期拥有不同的初始条件。比如有的国家在当时已经存在各级地方政府组织，这种早期形成的路径依赖限制了统治者在未来的制度选择范围。还有，连绵不断出现的地缘军事竞争的时间点也有不同，后发国家受经济和军事竞争的驱动而不得不“跨国学习”，但学习能力受到先发国家控制并受已结构化了的世界限制。到最后，这些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不同的制度形式。就是说，在埃特曼的分析中，跟伯克相似，仍认为国家之间的竞争（尤其是战争）是最为重要的推动力量；在此前提下，影响欧洲地区走上不同现代国家之路有两个主要因素，它们分别是：在国家形成时期各级政府（尤其地方政府）的组织形式；连绵不断出现的地缘军事竞争的时间。

我们先来看看不同国家在形成时期拥有的政府组织形式的影响。埃特曼引用了欣兹的一个理论主张，即“与那些以身份团体为基础的议会或等级议会相比较，以领土为基础的集会或议会在结构上都更为强大，由此也更有能力抵制野心勃勃的统治者的招安和诱惑”（《利维坦的诞生》第22页）。基于此，埃特曼认为，在国家形成时期如果各级政府（尤其地方政府）拥有以领土为基础的议会，那么就有可能走向宪政主义；而如果拥有的是以身份团体为基础的议会，则可能走向绝对主义。他的结论是，“不同的地方政府存在千差万别的组织结构，这源于国家形成模式的差异。恰恰这些差异可以大有裨益地解释，为什么拉丁欧洲与日耳曼的统治者最终走向专制，而在不列颠、瑞典、匈牙利和波兰的统治者却被迫与代议机构分享权力”（《利维坦的诞生》第22页）。

再来看地缘军事竞争发生的时间对制度走向的影响。埃特曼强调，“连续不断地进行地缘政治竞争的起始时间不一致，这对于解释国家基础结构在18世纪末欧洲大陆出现的各种特性有很大帮助”（《利维坦的诞生》第24页）。这是因为，时间先后顺序不同，国家建设者面临的资源（组织化模式、法律概念还有财政技术等）就不同，能够运用的人才资源也不同（比如1450年之后因大学蓬勃发展、商业和财政市场壮大、军事技术日新月异而使得具有财政管理和军事指挥能力的人才不同），后发国家建设者们能够从先发者那里学到的经验和失误也不同。显然，国家建设者面临的资源、人才与经验的不同，对于国家制度结构在世袭制（靠贵族提供人才）与官僚制（依考试选拔人才）的选择可能也不同。

最终欧洲国家的制度形式选择，在两个维度展开（《利维坦的诞生》第5页）。

第一个维度与政府类型或政体结构联系在一起，即发展出绝对主义和宪政主义两种不同的政权形态。区别在于，前者缺乏有效的代议制组织机构，统治者以个人的意志整合行政权和立法权，而后者存在着有效的代议制组织机构，立法的特权由统治者和一个代议机构共同掌管。

第二个维度与国家机构组织的特征联系起来，即发展出的基础结构是世袭制还是官僚制。世袭制是指统治团体的成员可以将政府职务传递给自己家族的另一个成员或其他代理人，官僚制是指统治者能够抵制精英集团把职务私有化的意图，让那些拥有专业教育资质和技能的候选人占据这些职位。

埃特曼按照在政体结构维度上是绝对主义还是宪政主义，在机构组织维度上是世袭制还是官僚制，将18世纪呈现在欧洲的国家概括为四种形态：官僚绝对主义、世袭绝对主义、官僚宪政主义、世袭宪政主义，并用下面的表6.1来加以概括。

表6.1　按照政体结构和机构组织两个维度来划分18世纪欧洲的国家形态

资料来源：托马斯·埃特曼著：《利维坦的诞生》，郭台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页。

显然，最终欧洲地区之所以能够走向现代国家，是因为以英国、瑞典为代表的国家制度结构（宪政主义+官僚制）具有更高的效率与合法性，战胜了其他国家，也引起了后发国家的模仿。其他形式的国家制度结构可能在一定时期也有效，但最终因效率问题或者合法性问题而在国家竞争中落败，不得不转而向先发国家学习。

四、重新理解欧洲国家的形成与演变：以《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为基础

现代国家率先诞生于欧洲，这样的国家是怎样形成的？本章运用的文本《文明的冲突》及上面提及的《利维坦的诞生》，尝试回答的都是这一问题。这两本书的作者在研究中又都受查尔斯·蒂利（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译为查尔斯·梯利）的影响，我们在此处借助于蒂利的《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的文本(7)，用他关于欧洲国家形成与演变的观点来补充和印证伯克与埃特曼的理论。

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1929—2008），是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政治学家，1958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先后任教于特拉华大学、哈佛大学、多伦多大学、密歇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他一生出版了51部学术著作，发表了600多篇论文。他曾说自己的研究兴趣或者说终生关怀，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集体行为的历史和动力、城市化的过程、民族国家的形成（《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英文版序）。按蒂利自己的说法，他写作《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一书的动机，是纠正自己在1975年主编《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时的偏颇，即过分重视强制在欧洲国家形成中的作用。他强调，应该同时关注资本积累与强制资源积累的作用，来重新理解在欧洲形成的现代国家或者说民族国家。

蒂利所说的强制大致相当于通常说的暴力，而强制资源即暴力手段，包括人员、武器、（供应或者购买人员与武器的）金钱等。在他看来，强制总是倾向于不断地扩张，掌握强制的统治者则倾向于不断积累强制资源，“控制着集中的强制资源的人通常企图使用这些资源来扩大对其运用权力的人口和资源的范围。当他们没有遇到相当的也掌握强制的对手，他们就获胜了；当他们遇到真正的对手，他们就进行战争”（《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第16页）。战争和准备战争对于国家形成的作用，一直是蒂利的主要观点，正如他在书中强调的，“没有人设计了民族国家的主要组成部分——国库、法庭、中央政府等。它们通常或多或少是作为无意识的副产品而形成的，通常来自执行更为直接任务的努力，特别是为了创建和支持武装力量的努力”（《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第29页）。当然，强制的大小与强制资源的积累有关，而强制资源能否积累以及规模多大，又取决于统治者用来榨取资源的策略、主要社会集团的组织程度与抵抗力量。蒂利强调，强制资源的积累与集中，带来了国家的成长。

蒂利认为，资本包括所有的有形流动资源以及对这些资源可实施的所有权。资本掌握在资本家手中，生存于城市空间中，同时积累和集中资本的过程也导致城市的产生与增长。掌握强制力量的统治者，也愿意使用强制的力量来发展城市。于是，资本积累与资本集中带来了城市成长，并与强制资源的积累与集中一起共同促进国家的发展。下图6.1可用来描述蒂利的上述看法，即资本（积累与集中）和强制（积累与集中）共同产生城市与国家，并进而形成不同的国家形式（《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第31页）。

图6.1　强制、资本、国家和城市的关系

在蒂利看来，资本和强制的不同的结合产生了不同类型的国家，“国家形成的道路是众多的但不是无限的；在任何具体的历史关头，有几个显著不同的未来是可能的”（《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第37页）。蒂利介绍了欧洲不同国家具有的强制与资本的积累、集中情况，来解释欧洲之所以出现不同的国家形式以及这样的国家形式在欧洲版图上的分布样态。

蒂利认为，从公元990年以来在欧洲地理范围内，分别发展出三类国家（《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第34页）。第一类为外部国家，它属于“强制密集模式”，例如勃兰登堡（普鲁士前身）、俄罗斯和瑞典。这样的国家在形成初期，强制的集中程度大而资本的集中程度小，武装力量强、城市很少，直接强制在生产上起着主要作用。第二类为内部国家，它属于“资本密集模式”，例如热那亚和荷兰。在这样的国家，强制的集中程度小而资本的集中程度大，城市很多，商业占优势，市场交换和以市场导向的生产盛行，统治者缺乏军事力量，小心翼翼地为资本利益服务。第三类为中间国家，它属于“资本化强制模式”，例如英国和法国。在这样的国家，强制能力与资本力量都处于中等状态，资本家和强制的拥有者可以在相对平等的条件下互动，最终比强制密集的和资本密集的模式更早地建立起成熟的民族国家。

那么在初期形成的这三种模式或者说国家发展的三条道路，为什么最终以第三类即中间国家的资本化强制模式形成的民族国家胜出呢？蒂利的解释是，主要是国际竞争（特别是战争和准备战争）的压力的驱使，“从17世纪以来资本化强制的形式被证明在战争中更为有效，从而为起源于强制和资本的其他结构形式的国家提供了令人信服的模式”（《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第35页）。他说，“最终把进行战争的优势给了那些能够把常规军队投入战场的国家；能够利用大量农村人口、资本家和相对商业化经济相结合的国家胜出。它们制定战争规范，它们的国家形式在欧洲也成了主流的形式。最终欧洲国家都集中到这种形式：民族国家”（《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第18页）。

那么为什么资本化强制模式下的民族国家在战争中更为有效呢？正如前面说过的，在这些国家，由于强制能力与资本力量大致相当，资本家与统治者能在相对平等条件下谈判，由此导致这些国家的统治者为了获取国家活动所必需的资金，不得不建立代议制机构，并在其中与不同成员讨价还价，以获取战争必需的资金。蒂利举例说，英格兰的国王并不想要一个国会来分享自己的权力，但在劝说国民为战争缴税过程中，国王不得不先向男爵们让步，然后向僧侣、贵族、资产阶级让步，其标志就是形成了议会制度。特别是在16世纪以后，由于大规模战争大大增加了国家的开支，欧洲国家不得不开始扩大并规范预算，运用税收和债务来筹资（特别是用国家未来的稳定税收为国家的长期债务作担保）。在此方面，具有代议制机构的国家在能力上远超其他国家，也因此决定了具有代议制机构的国家形式在国家竞争中胜出。

(1)　彭慕兰著：《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7页。

(2)　查尔斯·蒂利著：《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魏洪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4页。

(3)　维克多·伯克著：《文明的冲突：战争与欧洲国家体制的形成》，王晋新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接下来凡引用自该著作的文字，不再标注版本信息，只在文中注明页码。

(4)　汤因比著：《历史研究》（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4页。

(5)　波兰尼著：《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6页。

(6)　托马斯·埃特曼著：《利维坦的诞生》，郭台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接下来凡引用该书的地方，只注出书名与页码，不再一一标注版本信息。

(7)　查尔斯·蒂利著：《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魏洪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接下来凡引用自该书的文字，只标出书名与页码，不再注明版本信息。

第七章　《旧制度与大革命》：危机、革命与向现代国家转型

在第六章，我们以伯克的《文明的冲突》为主，以埃特曼的《利维坦的诞生》、查尔斯·蒂利的《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为辅，来讲解欧洲（特别是西欧）从中世纪封建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有相对和平的自然演进，但也有剧烈的变化甚至是暴力的革命。对于国家转型而言，偏废任何一方都不全面。好事似乎和坏事一样，有时也要通过篡夺和暴力的手段才能完成。如果没有革命，一个社会只依靠自身的力量、在原有制度框架中进行一点一滴的积累，可能永远也实现不了国家转型。革命是一种力量聚合器，它将所有的力量集中、聚合在一起，并爆发出惊人的能量，冲决原有的制度框架和社会模式的束缚，最终将原有的国家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确立一种新的制度结构。用暴力摧毁旧秩序，往往是走上国家转型的决定性一步。革命完成了专制政体没有、也不愿意完成的任务，即摧毁旧体系的剩余，尝试建立一个公道的且更合乎时代精神的秩序。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商业经济形态，以代议制民主、权力分立、人权保障为特征的近代政治形态，正是在革命中才得到了反复的确认和最终的确立。

在这一章我们借助于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来说一说在向现代国家转型过程中革命所具有的历史意义。

第一节　托克维尔与《旧制度与大革命》

我们还是先来简单介绍一下本章所用文本的作者与作品情况，然后再交代一下作品所反映的背景，即与法国大革命相关的历史与知识背景。

一、其人其书

《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作者，全名为夏尔·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Charles Alexis de Tocqueville），他的家庭原是诺曼底的贵族。1823年，托克维尔由默兹的高级中学毕业后，前去巴黎学习法律，1827年出任凡尔赛初审法院的法官。虽出身贵族，但托克维尔在政治上却倾向于自由主义。从1831年5月至1832年2月，包括托克维尔在内的一个团队由官方派遣，前往美国考察新监狱制度。利用这个机会，托克维尔考察了正在美国蓬勃兴起的民主制度。回国后，考察人员集体撰写并出版了美国监狱制度的报告。托克维尔自己则整理了对美国民主制度的考察报告，在1835年出版了《论美国的民主》的上卷，1840年出版了下卷。这本书是托克维尔的成名作，他也因该作品在1839年当选为人文和政治科学院院士。在1839年，托克维尔当选为众议员议员（不过在下一届落选）。1841年，托克维尔荣膺法兰西学院院士，年仅36岁。在1842年至1848年间，托克维尔任芒什省的议员。

1848年，法国爆发了二月革命。之后，托克维尔担任制宪议会的议员，参与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宪法的制定，并当选为新宪法实施后的国民议会议员。1849年6月至10月，他在秩序党组织的内阁中任外交部长。1851年12月，托克维尔因反对路易·波拿巴称帝而被捕，但因知名度高，次日即被释放。他从此退出政界，成为“国内流亡者”。1851年，他写成《托克维尔回忆录》，详述法国二月革命内情。1856年，托克维尔出版了我们这一章的文本《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译本的校译者张芝联是这样评价托克维尔的，“作为一个经历过重大历史事变的观察家，一个混迹于政治舞台的反对派，一个博览群书、泛游异国并直接接触到第一手史料的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又具备与众不同的敏锐洞察力，一种力图超越本阶级狭隘利益的社会意识，一种植根于本国实际的历史感与时代感”（序言）。

1789年法国革命是一场伟大的、激烈的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前进方向。从此以后，人类开始有勇气去建立一个公道的、合乎理性的新世界。正如“revolution”一词在此前后含义的变化：在此之前，“revolution”指的是恢复原先的、被僭主破坏的正当政治秩序，就像在“光荣革命”中的含义；在此之后，“revolution”宣示的是通过大规模政治社会制度重组来建立新的时代，在精神上它宣扬要消灭传统制度、更新风尚与习惯，建立一个新的国家。

关于这场大革命，已有无数的历史著作加以描述。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所界定的大革命，并非单指1789年的革命，而是把1789年以后的60年历史看作一个整体，统称其为法国革命。在这本书中，他不是单纯地叙述史实，而把注意力用于探究大革命的深刻根源，把“事实和思想、历史哲学和历史本身结合起来”(1)。他基于大量原始档案材料（古老的土地清册、赋税簿籍、地方与中央的奏章、指示、大臣间的通信、三级会议记录、1789年陈情书、国有财产出售法令）而写作此书，但却未罗列材料，而是提出多个与法国大革命相关的问题（各章题目就是要解决的问题），然后基于原始材料来回答问题、得出结论。正如他自己强调的，他从事的是关于法国革命的研究而不是写另一部大革命史（第29页）。他写的不是历史，而是“设法说明和使人明白构成这个时代链条的主要环节的那些重大事件的原因、特点、意义”（第1页）。因为他自认为，“迄今我最擅长的，是评价史实，而不是叙述史实”（第4页）。在这部作品中，他还将法国革命的研究置于欧洲历史的总体发展进程中加以分析，并努力将法国与英国、德国等国家的发展规律进行比较，因而具有独特的比较历史社会学的方法。用托克维尔自己的话说，就是“谁要是只研究和考察法国，谁就永远无法理解法国革命”（第58页）。

自1856年6月出版以来，《旧制度与大革命》成为极为重要的畅销著作，许多学者将其与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相提并论。中文版序言举出的数据说，这本书在法国共印行了16版25 000册，在英国有13个版本并成为英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在全世界有多个语言的译本。本章我们选用的中译本由冯棠先生翻译，在1992年出版。

全书除了迈耶所写的导言外，包括一个前言和三编正文内容。第一编有五章，第二编有十二章，第三编有八章。除此之外，中文版还有两个附录，它们是托克维尔研究时使用的一些资料汇编。颇有特色的是，每一章的标题基本上都由问题构成，反映了作者所说的，他写作此书的倾向是阐释问题而非叙述史实。

二、背景：法国大革命简史

由于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没有叙述1789年那场大革命的历史，本章在此处简单叙述一下大革命的起因与过程，以便为理解托克维尔这本书提供知识背景。

18世纪上半叶的法国，虽然经济处于繁荣之中，但是到处酝酿着不满的情绪。第三等级仅拥有将近全国三分之一的土地，却承担着沉重的负担，不但要向国王缴税，还要向领主缴纳封建地租，向教会缴纳什一税。负担如此沉重，第三等级却没有任何政治权力，不能参与政治，也很少有机会担任公职，除非花钱购买贵族爵位从而成为贵族等级的一员。随着第三等级知识和财富的增长，他们对享受免税权和政治特权的贵族，以及处处维护贵族的王权，产生严重的不满情绪。在曾被国王用来打击贵族的高等法院内，出身于平民的法官越来越多（革命前平民农场主出身的人已占全部司法贵族的42%），他们珍视自己花钱买来的职位，不愿意接受国王的干预，因而对国王不再唯命是从。在不存在议会的情况下，高等法院逐渐成为与国王作对的中心机构，而受到舆论的普遍称赞。一直以来，贵族对国王的独断专行很不满，而由国王大臣实施的取消徭役、撤销国内关卡等改革措施又伤害了贵族的利益，加剧了贵族的不满情绪。宗教问题更是引发了国内人民的分裂，天主教徒反对国王放弃排斥新教徒的政策，而新教徒因种种原因并没有从国王政策改变中享受到宗教自由，双方都表示强烈的不满。国王和贵族曾经大力赞助法国的文人和哲学家，促进了启蒙运动在法国的蓬勃发展和自由主义思想的深入人心，但结果非其所愿地形成了反对专制的公众舆论，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对专制制度的不满。

当然，普遍不满的情绪本身并不能引起革命，只有当不满情绪被激发出来，与一种力量结合并在一个具体场合中聚集、放大，才能成为推翻君主专制的革命力量。

（一）革命的前期：议会的形成

与普遍不满的情绪相结合，并成为法国市民阶级革命主要力量的，是乡村农民和城市平民。农民反对君主政体主要是因为，政府在农村圈地运动中持支持和欣赏的态度。城市平民反对君主政体是因为，国王大臣杜尔哥实行的改革（包括税利体系、谷物自由贸易政策、职业自由选择等），引起了物价的剧烈上涨，威胁到他们的基本生存。这时爆发革命，只欠一个像英国国会那样的力量聚合的场所。与英国不同，法国并不存在一个长期限制王权的国会。历史上存在的三级会议，只是一个等级会议而未能发展为真正的议会。自1439年起，三级会议就放弃了对君主征税权的控制，再也不能发挥限制国王征税权的作用。在17—18世纪法国君主专制期间，三级会议甚至都没有召开过。

不过，历史适时地提供了力量聚合的场所。为了反对长期的宿敌英国，波旁王朝支持了美国的独立战争，以债务形式筹措了大量资金以支付军费，形成了巨额的财政赤字。赤字之大，使得路易十六最后几任财政总监决心对贵族和教士征收地产税，但这一税收又在有产阶级的抗议下被迫收回。为了能够征税，在高等法院的要求下，国王不得不于1789年5月5日召开已停止175年的三级会议，来解决财政危机。为了鼓励第三等级积极纳税，同时削弱贵族的势力，国王给予出席会议的第三等级代表双倍的名额(2)。这一决定为市民阶级力量的聚合提供了合适的场所，最终导致了国王和贵族的共同灭亡。

王室希望三个等级代表分别开会，以便在它们之间制造纷争，实施控制，这一阴谋被第三等级代表识破。于是在5月28日，第三等级以卢梭理论中公意不可分割为名，宣布自己是代表全国的议会，以和平的上帝和公众的利益的名义，邀请僧侣们同他们联合（僧侣们多数倾向于平民、贵族内部也有倾向于平民的反对派）组成议会。6月17日，在西哀耶斯倡议下，第三等级单独组成国民议会。人数众多的第三等级，宣告自己是法兰西的代表人，并得到国民的拥护。6月22日，僧侣的大多数，加入了国民议会。过了几天，贵族代表中有47人，在拉法耶特率领下也来参加国民议会。从此，原本代表封建权利的等级会议被宣称代表人民主权的国民议会代替，宣称立法权不可分割的国民议会将特权阶级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这一切意味着法国近代议会的诞生。

（二）革命的进行与现代国家制度的进步

国民议会与王室、保王党人展开艰苦的斗争，试图立法限制国王的权力。6月20日，国民议会代表在网球场宣誓将制定法兰西宪法，于是国民议会变成了制宪会议。国民议会的行动，得到巴黎人民的拥护。巴黎人群情激昂，自发选举官员组织巴黎市政府，并于7月14日发动起义攻下象征封建制度堡垒的巴士底狱。这一行动，象征着王权在物质力量上的终结。国民议会的代表巴伊和拉法耶特分别被任命为巴黎市长和国民自卫军总指挥，国民议会以制宪约束王权的行动和巴黎人民反对王权的运动这两条战线，成功地融合在一起。

巴黎的运动传到各省，各省人民纷纷效法首都人民，到处组织市政府来实行自治，成立国民自卫军以自卫。巴黎人民的起义，发展成为整个民族的起义。法国以自发的民众革命的形式，完成了政治权力和军事武力从君主向市民阶级的易手，封建主义也得到了清算。在乡村，人们纵火焚毁城堡，农民们烧掉领主的租契。8月4日，在一些开明贵族的主动提议下，国民议会以法令形式废除了封建制度和各种特权，如领主所有权、什一税、贵族裁判权、官职买卖以及行会监督、监工制度等等。8月4日的法令，赋予了全体法国人平等的地位、就业的机会和获得财产的希望，使人民成了社会的主人。8月26日，国民议会公布了《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郑重宣告人权是政府存在的唯一合法性依据，强调了人民主权和个人在政治、法律等各方面的权利保障。该宣言是人类历史上所曾有过的最伟大的文献之一，它以时代的最强音宣告了法国现代国家的形成。

革命的巨轮一旦开始，就很难停止。接下来的形势变化，足以令人眼花缭乱。10月5日和6日巴黎人民的暴动，摧毁了宫廷的旧体系，夺走了宫廷的禁卫军，把国王从凡尔赛迁移到革命的首都，并置于人民中间。1789年12月2日国民议会颁布法令，规定教会财产归国家所有。12月22日，国民议会通过一个方案，将全国分为83个郡，各地人民有了行使主权的组织（议会）。所有的爵位、纹章、徽章和勋爵骑士团等封建主义的象征，都在1790年6月20日被废除。

1791年6月20日至25日，国王试图从巴黎逃跑，后来又被人抓回，这就使王权的权威彻底丧失，想把革命停留在英国那样的君主立宪政体就丧失了机会。1791年9月29日，制宪会议闭幕，法国人获得了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宪法。这部宪法是市民阶级的产物，它宣布：坚决废除一切封建制度，强调一切权力来自人民，但人民不执行权力，仅执行初级选举权以便选出代表；政府官员在贤明的国民中遴选；人权必须得到切实有效地保障。该宪法以及随后制定的有关法律，肯定了法国革命的成果，让议会获得了几乎一切权力。虽然保留了王位，但国王几乎丧失了一切权力。

现代国家在法国的实现，并非一帆风顺。由于市民阶级的领导缺乏经验、贵族保王势力试图恢复特权制度、教会阴谋夺回被没收的地产、外国的武装干涉、路易十六三心二意的合作、大众的激进情绪难以控制等原因，法国革命逐渐陷入了一种暴力加速之中。1792年8月10日的巴黎民众起义，囚禁了国王，开始了革命的独裁和专权的时期。9月的大屠杀（被杀者绝大部分是普通盗贼、妓女以及牧师、贵族、政治犯），显示了一种盲目的非理性的报复行为。9月20日国民公会成立，宣布废除王政实行共和，并于1793年1月21日处死了国王。特别是1793年6月的巴黎起义，推翻了国民公会中的吉伦特派（一个既追求立宪主义又力求摒弃无政府的混乱、恢复秩序的政党），标志着法国彻底陷入革命的狂热和无政府状态中。

（三）拿破仑专制与王政复辟

法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状态，最终催生了拿破仑军事专制。拿破仑军事专制表现得如同克伦威尔的军事专制，虽然有专制独裁的一面，但在消灭封建势力、建立近代法制（特别是民法典的制定）、完成国家制度理性化、促进工商业发展等方面，也不遗余力。在外国军事势力的干涉下，1814年4月法国波旁王朝复辟。

虽然王朝复辟了，但旧制度是无法复活了。复辟君主路易十八于1814年5月2日发表了承认代议制政府原则的圣多昂声明，不久又在6月2日颁布了宪法，接受了立宪君主制。大革命时期所有民事方面的成果（经《拿破仑法典》所肯定），基本都被保留。复辟的君主放弃了恢复贵族流亡者和教会地位的尝试，大革命期间形成的个人财产权，构成了社会的经济基础。市民阶级实际上成为真正的社会主导力量，他们不但占有了土地，还拥有日渐发达的工商业。新的宪法创立了两个议院，议会可以控制政府的征税权，并拥有共同立法权。

但是，这个1814年的钦赐宪法不承认人民主权，宪法及所有的权利保证依赖于国王的良知，议会还没有完全获得相对于国王的优势地位，人权也不能得到真正的保障。因此，19世纪的法国又爆发了几场革命，其中就有托克维尔在1851出版的《回忆录》中描述的1848年爆发的二月革命。最终在19世纪下半叶，法国确立了国会的地位和人权的保障制度，在政治上成为一个现代国家。

三、对法国大革命的理论研究

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理论著作，在学术界可谓是汗牛充栋，我在这里只简单交代一点有关革命阶段划分和革命评价的研究。

美国学者克兰·布林顿根据法国大革命及其他革命过程而划分的革命阶段(3)。在他看来，所有的革命都要经过相似的阶段，就像一个人的身体要经过一次疾病的几个阶段一样。于是布林顿将革命的几个阶段划分如下。

（1）旧政权的腐朽：政府瘫痪，税收增加，人民不再相信政府，政府也不相信自己。

（2）革命初始阶段：各种革命团体诞生，人民拒绝缴税，政治僵局形成，政府出动军队，旧政权破产。

（3）温和派接管政权：反对旧政权但仍与之有联系的人凭借背景或所受训练控制着支配权，并着手进行温和的、中间道路的改革，但无法满足极端主义革命分子。

（4）极端主义者接管政权：比温和派更残忍、组织得更好、目标更明确的极端派，掌握了政权，将革命推向顶点，成为恐怖政治。所谓的“坏人”受到了惩罚，即使原来的革命同志也有许多受到枪决。

（5）热月结束了恐怖统治：一个独裁者，以类似于旧政权的专制统治，接管政权、恢复秩序，多数人对此并不在意。

怎么评价革命的效果？正如罗斯金等学者指出的，“革命最大的问题不是它们使事情转变得太多，而是当革命结束时，事情的转变很少”(4)。甚至有人从保守主义的立场将其概括为“革命铁律”：一般而言，革命的结果都不会太好；革命推翻了一种形式的专制，多数时候只不过用另一种形式来取代它。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有很多学者倡导“告别革命”；这样的倡导，又因葡萄牙、西班牙、希腊、巴西等约30个国家在实践中实现和平的民主转型（即亨廷顿等学者所强调的“民主第三波”）而强化。

不过，20世纪70年代对革命的评价，应该用不到法国大革命身上。至少，像法国大革命时期英国保守主义思想家柏克（1729—1797）发表的负面评价，当代思想家伯林（1909—1997）是不认同的，他用以下的言辞来为法国大革命辩护：“在我看来法国大革命确实唤起了人民去攻击偏见、攻击迷信、攻击蒙昧主义、攻击残忍、攻击压迫、攻击对民主的仇恨，从而为各种自由而斗争。……在法国，意识形态的分野一向可大体划分为拥护法国大革命与反对法国大革命，而那些反对法国大革命的人都是真正的反动分子……因此，如果我必须要站队，我站在法国大革命一边，尽管所有那些荒谬与恐怖确实都与大革命同在”(5)。本章所用文本的作者托克维尔，是这样评价法国大革命的积极意义的：“大革命通过一番痉挛式的痛苦努力，直截了当、大刀阔斧、毫无顾忌地突然间便完成了需要自身一点一滴地、长时间才能成就的事业。这就是大革命的业绩”（第60页）。

与法国大革命相关的还有一个问题，始终引起学者们的关注：怎样才能避免革命？罗斯金等人回答说，答案很简单但很难实行，那就是：进行改革以终止孕育革命的社会不公正；在革命的感情被牢固树立以前应进行改革，在问题变得危险以前阻止它的发展(6)。

第二节　法国大革命对现代国家的完成

法国大革命对于法国乃至全世界向现代国家的转型都有极大的启示意义，法国人也一向这样来看这场革命，“1789年，法国人以任何人民所从未尝试的最大努力，将自己的命运断为两截，把过去与将来用一道鸿沟隔开”（第29页）。这场革命的激烈程度前所未有，远远超出了17世纪的英国革命，对此托克维尔是这样描述的，“大革命在摧毁了政治机构以后，又废除了民事机构，在变革法律以后，又改变风尚、习俗，直至语言；摧毁了政府结构之后，又动摇了社会基础，似乎最终要清算上帝本身”（第42页）。但是，托克维尔又反复强调，法国人的这场革命，“成就远较外人所想象的和他们自己最初所想象的要小”，法国人“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感情、习惯、思想，他们甚至是依靠这一切领导了这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他们利用了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尽管他们并不情愿这样做”（第29页）。

鉴于国家概念的多义性，接下来把行使公共权力的政权体系称为国家机器，再来看托克维尔的相关表述就很清楚了。他的意思是说，大革命继承了之前国家机器的发展，因此法国大革命并没有那么“革命”，存在着大量的属于继承的内容。

一、近代早期法国国家机器壮大的背景

在国家间生存竞争的威胁下，为了有效地动员资源应对战争，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逐渐锻造出现代国家的一种工具，即君主官僚制。君主官僚制是形成现代国家机器的关键，君主制所体现的地位独立至上与集权特征是现代主权的要求，而官僚制则是行使主权的有效组织形式。此处将相关的背景作一简单介绍，以便展开托克维尔的叙述内容。

（一）君主制

君主制的发展有一个过程，其动力主要来自于西欧封建时期因国家生存竞争而产生的对国王军事职能的公共需要（领导全体人民赢取战争的胜利）。为了满足这种客观需要，在统治者自身的主观努力下，封建体系内作为众多权力中心之一的君主，逐渐获得了相对于教会、贵族的至上性和相对于其他国家君主的独立性。在第六章我们借助《文明的冲突》一书对此已经有所论及，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最能表现君主地位独立性与至上性的君权神授理论和主权理论是怎样出现的。

君权神授思想的兴起，牵涉到教权与王权（或者说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的长期斗争。这一思想的主张是，君权有独立的来源（直接源于上帝而非教会），君主在国内可以排除教皇的权威，树立君主至高无上的地位，并从教皇手中夺得主教的任命权，甚至可以获得教会的财富（特别是土地）、剥夺教会的征税权。君权神授理论也被君主用来反对封建贵族，证明自己在地位上高于贵族，以控制和削弱封建势力，建立统一的国家。基于这个原因，亨廷顿强调，君权神授理论比封建制度更合理，更接近现代，它使得君主制在摧毁封建社会方面发挥了现代化的作用(7)。

主权理论的产生，是复兴罗马法传统的结果，并经马西利乌斯、博丹等人的发展，为君主在全国范围内行使最高的、终极的、遍及的和独立的权力，提供了理论依据。主权理论家们主张：“国王至高无上，国王是自己国境内的皇帝，只要不存在任何外部权力的地方就是至高无上的”(8)。在现实中，主权理论与君权神授论相互配合，共同支持了君主独立至上地位的合法性。从16世纪开始，君主逐渐取得了对教会的支配地位以及对封建贵族的优势地位，并在17—18世纪的法国发展到了高峰。君主地位，事实上为现代国家中的主权奠定了基础。

此时的君主制，一般被称为君主专制制度。但应该看到，西欧的君主专制是在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而可以成为现代国家发展的基础。正因如此，才有学者说，“离开开明专制，就无法理解现代国家的形成”(9)。

（二）官僚制

法国官僚制的发展，首先体现在行政机构方面。在中世纪早期，法国没有集中的行政系统，没有中央派驻地方的机构，也没有统一的税收体制、统一的法律和中央司法机关。与法国相比，在1066年诺曼征服之后的英国，国王的集权程度要高一些，但也没有集中的行政机构。那时候，政府官员就是几名大臣和侍从，行政机构极为简陋。到了中世纪晚期，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起来的行政机构在法国开始成长，常设的、训练有素的、精明强干的行政官员队伍日渐庞大。这些从国王手中领取薪俸的专职官员，多数出身寒微（中下级贵族），服从并服务于君主的利益，并成为打击封建势力、树立国王权威的有效工具。通过17世纪黎塞留（Armand Jean du Plessis de Richelieu，1585—1642）和科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1619—1683）等人的努力，形成了以法国国王主持小型的御前会议（排除王亲国戚）作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的体制，并向全国派出具有广泛权力的常设官员，即承担不同任务的总监（又译作钦差）。

官僚制的发展，其次体现为常备军的建立。为了加强国王权力，巩固新建行政机构的权威，君主们纷纷建立了常备军，以垄断武装力量。国王出钱雇用士兵，或将流浪者招入军队。在法国国王查理七世（1422—1461）时代，正规军数目从未超过1.2万人。这样一支武装力量并不能辖制当时的1 500万国民，因此不得不借助于贵族的佩剑，来维持地方的稳定。随着法国君主专制程度的加深，常备军人数也日渐增长。到路易十四晚期，法国已拥有30万常备军。

官僚制的发展，还表现在司法权的统一上。司法权的统一，主要是建立统一的司法机构，并以罗马法来统一各种法律体系。12世纪开始复兴的罗马法，有两方面的特征特别适合于此时国家机器的发展：一个特征是强调君主在法律上具有绝对的、最高的权力（君主的意愿即是法律），这为打击贵族势力、压制等级特权，实现领土合并和行政集权等提供了法律依据；另一个特征是强调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在法律上的无条件性，为君主保护第三等级、赢得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支持提供法律根据。在加强中央权力方面，罗马法成为法国君主梦寐以求的法律武器。这些专制君主起用了一批干练的律师，以充实行政机构，而这些律师接受的法律教育都是关于君主法定权威的罗马法理论和法律条文统一的罗马法概念。以罗马法及其精神，法国统一了司法制度、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法院体系。

二、托克维尔眼中旧制度对国家机器的准备

前文说到的国家机器，托克维尔称为中央集权制。他反复强调，中央集权制是在大革命之前的旧制度中诞生的，“不是像人们所说是大革命和帝国的业绩”，甚至是“旧制度在大革命后仍保存下来的政治体制的唯一部分，因为只有这个部分能够适应大革命所创建的新社会”（第74页）。在大革命后呈现出来的庞大的中央政权，“将从前分散在大量从属权力机构、等级、阶级、职业、家庭、个人，亦即散布于整个社会中的一切零散权力和影响，全都吸引过来，吞没在它的统一体中”（第48页），它“是从大革命造成的废墟中自动产生的”（第48页），来源于前文所说的大革命前君主长期建设国家机器的行为。最终形成的是这样一种国家机器，“由一个被置于王国中央的唯一实体管理全国政府；由一个大臣来领导几乎全部国内事务；在各省由一个官员来领导一切大小事务；没有一个附属行政机构，或者说，只有事先获准方可活动的部门；一些特别法庭审理与政府有关案件并庇护所有政府官员”（第97页）。

在法国大革命前已经形成的国家机器，其典型特点就是中央集权。它从中世纪贵族或领主分散拥有的地方治理权集中而来，并因此形成一种不同于中世纪王权的新王权。这种新的王权所掌握的国家行政机构，“它建立在地方权力废墟之上，向四面延伸；这便是日益取代贵族统治的官吏等级制度。所有这些新的权力都遵循着中世纪闻所未闻或拒绝接受的准则和方法行事，它们确实关系到中世纪人连想都想不到的某种社会状态”（第57页）。这样一种新王权，在中央层次上首先就表现为围绕着王权或王位建立起来的各种权力机构。

托克维尔告诉我们，最能体现中央集权制的是拥有特殊权力的机构“御前会议”（第76页）。御前会议虽然起源于古代，但它的大部分职能却是近期才逐渐获得。它代表着王权并发表国王最终作出的决断，“大革命前40年间，无论社会经济或政治组织方面，没有一部分不经御前会议裁决修改”（第81页）。用现代国家的制度来比拟，它事实上是一个掌握最高司法权、最高立法权和最高行政权三权合一的机构：（1）作为最高法院，它有权撤销所有普通法院的判决，又是高级行政法庭，一切特别管辖权归根结蒂皆出于此；（2）作为政府的委员会，它根据国王意志行使立法权，讨论并提出大部分法律，制定和分派捐税；（3）作为最高行政委员会，它确定对政府官员具有指导作用的总规章，决定一切重大政务，监督下属政权。有意思的是，托克维尔指出，“御前会议如此强大，无所不达，但同时又如此默默无闻，几乎不为历史所注意”（第76页）。

托克维尔指出，体现中央集权制的机构其次是主持国家日常事务的总监。由于总监逐渐将所有与钱财有关的事务都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因此差不多对整个法国都实施了公共管理。对于总监，托克维尔没有多说什么。在历史上，这样的总监由国王亲自任命，其职位不可取消、不可买卖，其中多数由更依赖于国王的中小贵族而非大贵族担任，如司法总监、警察总监、财政总监、公共工程总监、商务总监等。这些总监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代表王权行使广泛的权力，许多总监职位最终成为常设官员。

接下来体现中央集权制的机构是国王向各省派出的总督。托克维尔说，各省总督拥有全部统治权，他“同所有大臣通信，他是政府一切意志在外省的唯一代理人”（第77页）。总督是由政府从行政法院的下级成员中遴选的，并且随时可以撤换。在总督之下的职位，是总督代理。总督代理是由总督任命的行政官员，设置在各县里，可任意撤换。总督通常是普通人出身的新封贵族，他的产生同外省丝毫无关；而总督代理仍是平民。托克维尔引用约翰·劳的评论说，“法兰西王国竟是由30个总督统治的……各省的祸福贫富，全系于这30位在各省任职的行政法院审查官身上”（第77页）。已在各省失去统治权的贵族，对总督既嫉妒又无可奈何。在贵族们看来，总督“是一个僭权者的代表，是资产者以及农民派到政府中任职的一批新人，总之，是一群无名小辈”（第78页）。

托克维尔说，旧制度对国家机器的准备，特别体现在中央集权制机构发挥了无微不至的统治功能。首先，托克维尔认为在城市里，“政府实际上控制着城市一切事务，无论巨细”（第87页）。本来在中世纪的时候，有许多城市是自治的，而在法国到17世纪末还能遇到这样的城市，“它们继续组成一个个小型民主共和国，行政官由全体人民自由选举，对全体人民负责，公共生活活跃，城市为自己的权利感到自豪，对自己的独立无比珍惜”（第83页）。但到1692年，法国国王首次普遍地取消城市的选举制度，城市的管理职务变得可以买卖，国王在各城市向某些居民出售永久统治他人的权利。到1764年后，城市由两个机构统治，一个是城市官员组成的权力执行机构，另一个是显贵、行会团体派遣代表组成的全民大会。由于缺乏自治活力，城市的行政充满了市政混乱，“中央集权制并未阻止城市走向灭亡”（第88页）。其次，在乡村，由于领主的旧权力已被剥夺，也因此摆脱了旧义务，所以乡村穷人的救济工作由中央政府单独负担。御前会议根据总的税收情况，每年拨给各省一定的基金，总督再将它分配给各教区作为救济之用。托克维尔评论说，“从如此遥远的地方决定的救济事业往往是盲目的或出于心血来潮，永远无法满足需要”（第81页）。事实上，中央政府在农村的功能，并不仅仅赈济农民于贫困之中，它还要教给他们致富之术，帮助他们，在必要时还强制他们去致富。托克维尔举例说，中央政府通过总督和总督代理不时地散发有关农艺的小册子，建立农业协会，发给奖金，花费巨款开办苗圃，并将所产苗种分给农民，甚至命令农民拔掉它认为在低劣的土壤上种植的葡萄（第81—82页）。托克维尔对此是不满的，他说，“中央政府如果减轻当时压在农业上的重担，缩小各种负担间的不平等，效果会好得多；但是，显然，中央政府从未想到这一点”（第82页）。

旧制度对国家机器的准备，还有一个体现，那就是巴黎在全法国拥有独特的地位。在中央集权制下，辅助国王实施统治的大臣，“已经萌发出一种愿望，要洞察所有事务，亲自在巴黎处理一切。随着时代的前进和政府的完善，这种愿望日益强烈”（第101页）。于是巴黎地区就成为整个法国的心脏和精华（第75页），托克维尔说，“随着行政事务全部集中到巴黎，工业也集中到这里。巴黎越来越成为时尚的典范和仲裁者，成为权力和艺术的唯一中心，成为全国活动的主要起源地，法国的工业生活更加收缩集中于巴黎”（第114页）。于是“巴黎变成了法兰西的主人”，巴黎发生的革命决定了法国的命运，“行政上的中央集权制和巴黎的至高无上权力，是40年来在我们眼前不断更迭的所有政府垮台的重要原因”（第115页）。

三、托克维尔论大革命的原因及其对国家机器的完善

法国在旧制度时期形成的国家机器，日益壮大且担负起越来越多的功能，但也因此产生越来越严重的问题。正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才有大革命的爆发。托克维尔反复强调，法国大革命并不是发生在经济危机之时，实际上，路易十六统治期是旧君主制时代最繁荣的时期，“公共繁荣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所有迹象都表明了这点：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北美战争并未减慢这一飞跃发展；国家因战争负债累累。但是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们变得更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有创造性”（第207页）。托克维尔下面的话，被当作政治学名言被人反复引用，“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第210页）。显然，革命的爆发另有原因，而大革命则对国家机器的完善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激发大革命的原因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原因，是历史学界长期探讨的话题。托克维尔也对这一话题进行了探讨，但并未给出全面的解答。在书中，至少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构成了他对法国革命原因的讨论。

第一，作为旧制度象征的封建权利残留受到人们的痛恨。

托克维尔告诉我们，大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因此在这些制度的桎梏实际上不太重的地方，它反而显得最无法忍受”（第64页）。托克维尔说的“不太重的地方”，指的就是贵族拥有的封建权利。其实，在大革命前的法国，中世纪的封建权利大部分已经消失，比如说，农奴制已经绝迹，“农民不仅仅不再是农奴，而且已成为土地所有者”（第65页），农民“为领主服徭役的迹象在各地几近消失”（第70页）。但是，贵族因过去领主的身份还残留了不少权利，“剩下的那些令人厌恶百倍”（第73页）。比如由贵族组成的省议会，“原封不动地保留其古老政治形式，但它们阻碍着文明的进步，而未能对它有所帮助；看来它们同新的时代精神格格不入……由于它们更加衰落，它们的危害力越小，而它们激起的仇恨反而更大”（第57页）。

在这些残留权利中，一个是贵族拥有免税权（主要是军役税），中世纪的贵族因要承担军役而免缴军役税，但法国大革命之前军役税越来越沉重而贵族已不再亲自服军役，由此形成的不平等让法国民众痛恨，“所有这类特权中最令人厌恶的特权——免税特权”（第126页）。另一个残留权利是，贵族在原有领地丧失了统治权却仍行使征税权，“在所有省份，领主征收集市税和市场税……领主几乎处处强迫当地居民在其磨坊磨面，用其压榨机压榨葡萄。一项普遍的极为苛刻的捐税是土地转移和变卖税；在领地范围内，人们出售或购买土地，每一次都得向领主纳税。最后，在整个领土上，土地都担负年贡、地租以及现金或实物税，这些捐税由地产主向领主交纳，不得赎买”（第70页），这些都极大地损害了土地耕作者即农民的利益，激起最强烈的反抗，“被认为不仅违背正义，而且违反文明”，“略微夸张的说法被称作土地奴役”（第71页）。

此外，贵族虽在原有领地内丧失统治权但还保留司法权。贵族常常将司法权视为收入来源，并买卖法官职位。托克维尔强调，虽然贵族凭借封建权利获得的法官职位，可以进行买卖且实行终身制，这对排除行政干扰保持司法独立性必不可少，“有时倒成了个人自由的保障：正所谓以毒攻毒”（第153页）。但是法院经常不正规地干预政府，甚至反对行政机构，大声指责政府的措施，并向政府官员发号施令，导致行政事务无法正常进行。尤其是高等法院反对王权的斗争，虽然限制了王权的专制，但毕竟带来政治的混乱。

托克维尔强调，贵族原来虽享有特权，但也承担了重要的职责，比如要确保公共秩序、主持司法、执行法律、赈济贫弱、处理公务等。但是当中央集权制发展之后，贵族不再负责这些事情，于是贵族特权的分量便显得沉重，甚至贵族存在本身也成为疑问。

另外，还有一部分封建权利残留在教会。托克维尔说，虽然在法国革命中反宗教激情爆发，但民众并非反对宗教的教义，而是反对教士，因为教士们“是尘世的地主、领主、什一税征收者、行政官吏；并非因为教会不能在行将建立的新社会占有位置，而是因为在被粉碎的旧社会中，它占据了最享有特权、最有势力的地位”（第46页）。

第二，中央集权制国家承诺了一切，却无法缓解民众的苦难尤其是农民的困苦。

托克维尔告诉我们，原来贵族和教会作为国家与民众之间的中间机构，有心照顾、帮助和领导农民，那时“贵族有时对农民施以暴虐，但他们从未抛弃农民”（第160页）。但在国家机器发展的过程中，中央集权制度“摧毁了所有中间政权机构，因而在中央政权和个人之间，只存在广阔空旷的空间，因此在个人眼中，中央政权已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所必须的唯一代理人”（第107页）。这时候，所有的人包括国家自己都认为，“若是国家不介入，什么重要事务也搞不好”（第107页）。

政府既然取代了上帝，每个人出于个人需要，自然就要祈求政府。托克维尔阅读了在18世纪贵族、居民写给总督的大量信件，发现他们都在请求总督代表国家延期或免除税赋，请求他给予粮食。可是，国家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而且“中央政权地处遥远，对共同体中的居民尚无畏惧，所以它关注共同体只不过是想从共同体捞取油水罢了”（第161页）。

于是，每个人都因贫困或者政府无法解决自己的问题而指责政府。在农村，大量的人口尤其是贵族逃离了乡村（第157页），而资产者根本不接近农民，避免接触农民的贫困。农民要单独承担增加了十倍的军役税（第161页），痛苦无法缓解，只能将矛头对准政府。

第三，文人在观念上的鼓动。

托克维尔告诉我们，到了18世纪中叶，法国文人就成为国家的首要政治家，他们“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第175页），并以此观念来教育民众。但是，这些文人并没有政治经验，“根本没有政治自由，他们不仅对政界知之甚少，而且视而不见”（第176页）。可他们对民众的影响又极大，“因为愚昧，民众对他们言听计从，衷心拥戴”（第177页）。当然，公平点说，此时法国文人没有政治经验，责任并不在文人，而在统治者没有给他们机会。

于是，“在法国，随着繁荣的发展，精神却显得更不稳定，更惶惑不安；公众不满在加剧；对一切旧规章制度的仇恨在增长”（第209页），整个民族明显地走向革命。

（二）大革命对法国国家发展的意义

如果说中央集权制这样的国家统治工具并不是大革命的全新创造，那么大革命为法国国家发展增添了什么呢？又怎么评价大革命对法国国家发展的意义呢？托克维尔认为，发动法国大革命的那批人，比照的对象是英国，只不过用的是更加剧烈的手段。那作为楷模的英国在大革命期间是什么样子呢？“自17世纪以来，封建制度已基本废除，各个阶级互相渗透，贵族阶级已经消失，贵族政治已经开放，财富成为一种势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赋税人人平等，出版自由，辩论公开……17世纪的英国已经完全是一个现代国家，在它内部仅仅保留着中世纪的某些遗迹”（第58页）。

1．托克维尔论法国大革命的积极意义

从托克维尔在书中的相关论述看，至少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是大革命的丰功伟绩，并促进了法国国家发展。

第一，彻底废除了残余封建权利。

托克维尔一再强调，其实在法国封建权利已经剩下不多，但仅剩的残留权利却显得让人更加痛恨。这样的残留权利有“什一税、不得转让的地租、终身租税、土地转移和变卖税，它们按18世纪略微夸张的说法被称作土地奴役”（第71页）。当然，还有托克维尔一再提到的与封建贵族、封建权利结合在一起的教会。这些封建社会的残余，被大革命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彻底予以摧毁，“大革命彻底摧毁了或正在摧毁（因为它仍在继续）旧社会中贵族制和封建制所产生的一切，以任何方式与之有联系的一切，以及即使带有贵族制和封建制最微小的印迹的一切”（第60页）。

第二，确认了平等。

托克维尔指出，“有一种激情渊源更远更深，这就是对不平等的猛烈而无法遏制的仇恨”（第238页）。借助于对不平等的仇恨激情，事实上法国的专制君主已经在废除贵族大量的不平等特权，让整个社会生活趋向于平等。托克维尔告诉我们，在过去，贵族享有令人痛苦的特权，拥有令人难以忍受的权利（第72页）。不过，贵族虽然享有特权，但也服务于公共利益，比如前面提及的确保公共秩序、主持司法、执行法律、赈济贫弱、处理公务等。可随着专制君主剥夺了贵族的统治权，让他们不再负责这些事情的时候，“贵族特权的分量便显得沉重，甚至贵族本身的存在也成为疑问”（第72页）。而且，在贵族作为等级丧失政治权力的同时，作为个人却获得许多从未享有过的特权，或增加了已经享有的特权，特别是免税特权尤为让人痛恨。托克维尔还以婚姻为例，说明在法国存在的严重不平等。在法国，贵族与平民之间不通婚，而“在英国，贵族与平民共同从事同样的事务，选择同样的职业，而更有意义的是，贵族与平民间通婚”（第126页）。因此，托克维尔说，法国大革命的效果“就是摧毁若干世纪以来绝对统治欧洲大部分人民的、通常被称为封建制的那些政治制度，代之以更一致、更简单、以人人地位平等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秩序”（第59页）。

第三，确认了自由。

托克维尔强调，“法国人不仅要生活平等，而且要自由”（第239页）。如果说在大革命前通过君主的行动，平等与专制可以结合在一起，可是“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第36页）。自由作为激情，是人人共享的，“专制者本人也不否认自由是美好的，只不过唯独他才配享有自由”（第36页）。托克维尔充满激情地宣称，“只有自由才是大革命的合法女儿，在上帝的帮助下，自由有朝一日终将驱逐僭越者”（第12页）。

那么什么是自由呢？托克维尔的解释是，“在上帝和法律的唯一统治下，能无拘无束地言论、行动、呼吸的快乐”（第203页）。他强调，自由之所以吸引人不是因为物质利益，“多少世代中，有些人的心一直紧紧依恋着自由，使他们依恋的是自由的诱惑力、自由本身的魅力，与自由的物质利益无关……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第203页）。关于自由，托克维尔在书中还着重强调了两个方面：一是，只有大革命带来的自由才能让法国的公民摆脱在专制制度下形成的孤立状态，因为“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第35页）；二是专制制度消灭了城市的自治状态以及贵族对权力的制衡，此时只有“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第200页），而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重新形成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中间阶层，比如他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强调的结社、公共舆论、乡镇自治等。

2．托克维尔论法国大革命的消极意义

当然，谈到大革命对法国的积极意义，托克维尔并没有忽视它的消极意义。比如他说到了大革命“独特的残忍”（第225页）和剧烈，“大革命在摧毁了政治机构以后，又废除了民事机构，在变革法律以后，又改变风尚、习俗，直至语言；摧毁了政府结构之后，又动摇了社会基础，似乎最终要清算上帝本身”（第42页）。

对贵族这样的中间阶层的彻底消灭也有问题。托克维尔说，“由于中央政权已经摧毁了所有中间政权机构，因而在中央政权和个人之间，只存在广阔空旷的空间，因此在个人眼中，中央政权已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所必须的唯一代理人”（第107页）。他极为遗憾地表示，“永远值得惋惜的是，人们不是将贵族纳入法律的约束下，而是将贵族打翻在地彻底根除。这样一来，便从国民机体中割去了那必需的部分，给自由留下一道永不愈合的创口”（第148页）。

参与大革命的民众自身也有问题。比如说，法国民众“无法摆脱主子灌输给他们的或听凭他们吸取的种种错误思想、罪恶习俗、不良倾向的束缚”（第172页）。还有，包括文人在内的人民对政治事务极为生疏，没有经验，即“依据同一方案，一举彻底改革结构，而不在枝节上修修补补的同一愿望而进行的”（第182页）。

此外，大革命的方式也有问题，比如过激过快，“人们所要求的乃是同时而系统地废除所有现行的法律和惯例；我立即看到，这是有史以来一场规模最大最为危险的革命”（第179页）。

第三节　财政视野下的法国大革命

我这本书侧重于从财政视野来考察国家转型，因此在这一节有必要借助《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文本，再从财政角度来看一看这场法国革命。财政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体现在财政发挥了为国家供给日常资源的作用，另一方面体现为财政危机对国家发展的推动作用。在交代学术界在此问题上的一些看法后，我们再来看看托克维尔是怎么说的。

一、财政危机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因

对于法国革命的爆发，已有许多学者研究过它的财政原因，其中以理查德·邦尼的概括尤为典型。他明确指出财政危机在法国革命中的作用，“几乎没人会质疑旧制度结束前法国财政危机的严重性，或者说，财政绝境本身就是一个释放法国大革命能量的重要突发事件”(10)。诺伯格的说法是，“有一种环境迅速促使革命发生，并同时导致现代自由在法国的出现：皇家财政的崩溃”(11)。

正如奥地利裔思想家熊彼特所言，“在用于研究社会转折点或新阶段之时，从财政入手的研究方法效果更为显著；在这样的时期，现存的形式开始殒灭，并转为新的形式，而且在这一时期里原有的财政策略往往会出现危机。无论是说财政政策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就财政事件是导致一切变化最为重要的原因这一意义上），还是说它具有征兆的意义（就所有发生的事情都会在财政上有反应这一意义上），都是真实的”(12)。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些历史学家所谓的“断裂”时刻，这样的断裂时刻往往会带来财政危机或者至少对财政造成重大的挑战。财政危机或财政挑战迫使统治者在行为方面甚至制度方面做出改变，如果这样的改变能够有效地应对危机，国家制度就会发展甚至发生转型，国家也就呈现出成长的态势；如果无力应对这些危机，国家机器可能会崩溃，国家的整体发展也就出现停滞。

因此，国家发展的财政动因，最为突出地表现在财政危机对国家制度变革的推动作用上。基于此，霍夫曼和诺伯格评论说，“在财政发展和政治发展的道路上，财政危机都是转折点”(13)。诺伯格还专文论述了1788年法国财政危机与1789年革命的财政起源，他的结论是“18世纪末的政治思想家，他们不仅帮助将一场财政危机转变成一场革命，而且塑造了那场革命”(14)。虽然到革命爆发前，严重的宪政问题掩盖了财政问题，但是“如果没有财政危机及其允许法国臣民施加于王室的财政压力，就不会发生革命”(15)。

二、托克维尔眼中大革命的财政原因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托克维尔注意到了财政与大革命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并在多处进行了讨论。

（一）直接起因：财政危机

大革命是因三级会议的召开而获得爆发的机会的，而之所以召开三级会议是因为路易十六遇到了财政危机，不得不开会向教士、贵族、第三等级求助。托克维尔提到，“1789年，国家欠债将近六亿里弗”（第212页），年度债务占国家税收的一半以上。引用路易十六自己的话说，“国库已因历代挥霍而负担过重”（第216页）。路易十六的财政怎么会遇到这么大的困难？

托克维尔提到，在当时财政支出增加因素有：中央政府职能增加（前面提到的有救济穷人、指导农民致富）、各种建设计划（如建造公共工程即道路、运河等，还资助制造业、商业等），还有国家因战争负债累累（包括与英国的多年战争、在北美帮助殖民地从英国赢得独立）等。此外，还有托克维尔并未提到的一些因素带来财政支出的增加，比如路易十六向特权阶层提供名目繁多的年金，以及王室在凡尔赛宫奢华无度的生活等。由于弥补收支缺口靠的是大量借债，可公共性不高的法国国债，利率水平高达8%以上（比英国政府同期借款利率高出一倍），于是债款利息构成庞大的支出负担。1788年一年，法国现金收入的50%，都被用于支付债务利息。再加上1788年发生严重自然灾害，法国农业出现灾难性的歉收，财政收入减少，而城乡下层居民又亟待救济，财政支出压力更大。

（二）深层次原因：征税的不正当

国家的开支大，如果能够获得足够的收入支持，就不会酿成财政危机。可恰恰在收入问题上，路易十六为代表的王国政府并未得到民众的支持。之所以如此，最主要的原因一个是征税合法性不足，即不经民众同意而征税，另一个原因是当时所征税收在负担上缺乏平等。

1．合法性问题：不经同意而征税

托克维尔引用福尔伯奈（1722—1800）的话说，“在中世纪，国王一般均靠领地的收入生活”，如果国王的收入不足以应对紧急情况下的特殊需求，就要经民众的同意征收特殊的捐税，“既然特殊需求是由特殊捐税来提供的，因此就由教士、贵族和人民共同负担”（第137页）。其前提是，纳税必须得到人民的同意，这样的原则在英法两国通行。“14世纪，‘无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这句格言在法国和在英国似乎同样牢固确定下来”，“违反它相当于实行暴政，恪守它相当于服从法律”（第136页）。表达民众同意纳税的机构，在法国就是三个等级分别开会的三级会议。

可是在法国，如前所述，三级会议慢慢地失去了对征税表达同意的权力，其中相当程度上是因为贵族拥有免税权，所以不会抵制国王的征税权。托克维尔说，“自国王约翰被俘、查理六世疯癫而造成长期混乱、国民疲惫不堪之日起，国王便可以不经国民合作便确定普遍税则，而贵族只要自己享有免税权，就卑鄙地听凭国王向第三等级征税；从那一天起便种下了几乎全部弊病与祸害的根苗，它们折磨旧制度后期的生命并使它骤然死亡”（第136页）。他还引用科米内（约1447—1511）的话来予以强调：“查理七世终于做到了不需各等级同意便可任意征派军役税，这件事成为他和他的后继者心上沉重的负担，并在王国身上切开一道伤口，鲜血将长期流淌”（第137页）。三级会议丧失对国王征税权的制约是致命的，正如三级会议自己多次指出的，“国王窃取权力任意征收捐税乃是一切流弊的根源”（第143页），“因为捐税权可以说包括了所有其他权利”（第78页）。之所以能够不召开三级会议，相当程度上是国王给予贵族免税特权，各君主“他们既不愿召开三级会议以谋取贴补，也不愿向贵族征税从而挑动贵族要求召开这类会议”（第138页）。于是，在没有三级会议批准的情况下，国王窃取了“未经三个等级同意和商议而以人民的血汗自肥的权利”（第143页）。在托克维尔看来，这是英法两国后来走上不同道路、遭遇不同命运的关键，“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民族的命运彼此分离，越来越不同”（第136页）。

托克维尔告诉我们，在14世纪三级会议仍在运行时，三个等级投票表决的捐税几乎都是间接税，“所有消费者不加区别均须完纳”（第137页）。有时候也征直接税，由贵族、教士和资产者根据收入上交（一般是收入的十分之一）。14世纪后，作为普遍捐税的军役税开始征收，因为在理论上贵族要无偿服兵役，所以贵族可以免交军役税。此后，军役税不断扩大和多样化，不久增加到十倍，“而且所有新捐税都变成了军役税”（第138页）。除了军役税以外，人头税和其他捐税“均直接由中央政府的官员确定和征收，或在他们无与伦比的监督下进行”（第78页），“军役税和附带的许多捐税的总额，及其在各省的摊派额，都由御前会议每年通过一项秘密决议来确定”（第78页）。这样的直接税不经过三级会议批准，税额逐年增长，“政府独行其事，不受被统治者的任何干扰”（第79页），“而人们却事先听不到任何风声”（第78页）。这样的专制性税收对民众的伤害是巨大的，托克维尔引用了一份由神甫、大领主、贵族、资产者签署的报告文字说，“间接税可恨，没有哪一家，包税员没有来搜查过；没有任何东西在他的手下和眼中是不可侵犯的。注册税繁重，军役税收税员是个暴君，他贪婪，欺压穷人，无所不用其极。执达员也不比他强；没有一个老实的庄稼人能躲过他们的暴行。征税员为使自己免遭这些恶霸的吞噬，不得不伤害其邻人”（第220页）。他还引用一位总督代理的话说，“对于手工业者来说，缴纳捐税却无权控制如何使用这笔钱，这种事实在难以忍受”（第132页）。“缴纳捐税却无权控制如何使用这笔钱”，说出了税收的根本要求，那就是必须由民众自己来控制征税与用税的权力。

除了捐税外，法国国王还采用卖官鬻爵的方式来增加财政收入。托克维尔说，“正是出于这种对金钱的需求，加之又不愿向三级会议索取，于是使卖官鬻爵制度应运而生，这种现象世所未见”（第142页），“财政越拮据，新设职位就越多，而免税或特权是所有新职位的报酬”（第142页）。第三等级可以由买来的官爵获得免税特权，并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这一行为在大革命前三个世纪一直受到人们的谴责，托克维尔引用三级会议的言论说，“谁出售官爵，谁就出卖正义，此乃可耻之举”（第143页）。事实上，到16世纪初，除了出售官爵外，王国政府还出卖行业特许证，甚至出售劳动权，“唯有这时，每个等级团体才变成封闭性的小贵族，终于建立起对技术进步极其有害的垄断权”（第141页）。

到1789年，在中断175年后，三级会议终于召开，但民众再也不愿意失去对国王征税权的制约了。于是，连三级会议形式本身也被民众抛弃。如前所述，6月17日，第三等级将已经有名无实的三级会议改造为“国民议会”，并且赋予自己批准税收的权力。在8月4日夜，国民议会变成制宪会议，会议宣布废除一切不合理的封建特权和赋税，特别是什一税，取消徭役和其他人身奴役。

2．形式性问题：税收负担的不平等

除了没有三级会议来表达对征税的同意外，税负的不平等也是激起民众愤怒并进而掀起大革命的原因。托克维尔指出，由于贵族享有免税特权，无意召开三级会议，“最有能力纳税的人免税，最无能力应付的人却得交税，当捐税以此为宗旨时，就必然要导致那一可怕的后果——富人免税，穷人交税”（第138页）。免税特权是所有这类特权中最令人厌恶的特权，但是“自15世纪到法国革命，免税特权一直不断增长”（第126页）。从比较的角度，托克维尔说，“尽管在捐税问题上，整个欧洲大陆都存在着不平等，可是很少有哪个国家，这种不平等变得像在法国那样明显，那样让人经常有所感受。在德国一大部分地区，大多数捐税是间接税。就直接税而言，贵族特权常常在于承担较小的共同捐税负担”（第126页）。

托克维尔特别强调捐税的不平等导致的阶级的分裂，他说“当资产者和贵族不再缴纳同样的捐税时，每年捐税摊派征收都重新在他们中间划出一条清楚明确的线——阶级的界限”（第127页），就是说在同一个民族形成阶级的分裂。他进一步地说到，由于捐税与公共事务密切相关，“公共事务几乎没有一项不是产生于捐税，或导致捐税”（第127页），这样贵族与资产者“两个阶级不再平等地缴纳捐税之后，他们便几乎再没有任何理由在一起商议问题，再没有任何原因使他们感受共同的需要和感情；用不着费事去将他们分开：人们已用某种方式，剥夺了他们共同行动的机会与愿望”（第127页）。

在捐税平等方面，托克维尔还指出两处悖论。

（1）法国贵族阶级坚持同其他阶级割离，免缴大部分公共捐税而让其他阶级去承担，他们以为免于这些负担，就保住了自己的威严，开始时看来确实如此。但是，“为时不久，一种看不见的内脏疾病就缠住了他们，他们日益虚弱，却无人过问；他们的豁免权越多，家境却越贫困”（第170页）。就是说，第一个悖论是，贵族税收豁免越多，家境却越贫困。

（2）贵族阶级的免税也受到国王的反对。路易十六曾大力推进征税平等，他强调“希望有钱人不会觉得受损害，他们如今被纳入共同水准，他们要完纳的捐税只不过是长期以来他们本当更加平等地承担的那份”（第215页）。但是，国王推进税负平等的努力，既没有为他赢得民众的支持，又让他更加遭受贵族的痛恨。就是说，第二个悖论是，国王越推进税负平等，越遭到民众的痛恨。

三、对法国大革命财政原因的反思

目前已有不少作品探讨法国大革命的财政原因，或者说法国革命的财政起源。前面我们试图从《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概括出托克维尔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历史学者熊芳芳基于学术界在此领域的研究成果，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法国大革命的财政起源进行了概括(16)。

第一，法国大革命并非起源于税负过重以至于民不聊生，从宏观数据来看，法国人的平均税负远远低于英国人。

第二，导致财政危机爆发的不是税负过重，而是财政体制无法有效地征税，而财税体制的混乱、无序与低效，又来自浓厚的地方主义色彩、高额的征税成本、对直接税的过分依赖、管理体制的混乱以及税收权利的不平等。

第三，债务不是1789年前财政危机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法国的债务负担不算沉重，以1788年为例，英国债务占本国国民收入的182%，而法国债务只占国民收入的55.6%；另一方面，在18世纪法国政府多次遭遇债务偿付问题，在1788年之前通过部分破产形式缓解财政压力，比如强行将短期债务转为长期债务、降低利息支付等。英国之所以能够举借庞大公债，是因为议会取得了对财政事务的控制权并建立起以英格兰银行为中心的良性公共信贷机制，国民因此信任政府；法国在1789年之所以不采取以往做过的强行部分破产，是因为该做法会失去债务人的信任以至于利息过高。

所以，熊芳芳的结论是，税负过重和借贷过多都不是大革命前财政危机的原因，法国专制的君主政体本身才是原因，民众因此不信任政府，以至于对增加税收表示强烈不满，同时也不愿意低息贷款给政府。不能不看到，路易十六是愿意对此进行改革的，他想对弊病丛生的旧税收制度（充斥特权、卖官鬻爵、包税人等弊病）发动改革，想通过避免赖债来建设公共信用体系，可是旧制度的沉疴顽疾已容不下改革而必须加以革命。就像前面引用过的托克维尔所言，“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第210页）。

因此，法国革命前的财政危机，是法国旧制度弊病的征兆和法国民众攻击旧制度的象征物；与此同时，从财政入手改革旧制度的弊病、增强民众对国家的信任，又成为在法国建设现代国家的起点。只不过，法国由财政切入纠正旧制度弊病的行动，最终演变成一场代价昂贵的剧烈革命。前面引述过的罗斯金等人的期望，永远值得我们思考：如何从财政入手进行改革，以终止孕育革命的社会不公正，“在革命的感情被牢固树立以前改革，在问题变得危险以前阻止它的发展”(17)。

(1)　托克维尔著：《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桂裕芳、张芝联校，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序言。本章凡直接引用自该书的文字，将只在文中注明页码，不再一一交代版本信息。

(2)　第一等级僧侣的代表中有大主教或主教48人，修道院长或司教长35人，教区司铎208人；第二等级贵族有242人，高等法院成员28人；第三等级代表有教士2人，贵族12人，行政官吏18人，各旧司法区议会成员108人，律师212人，医生16人，商人和农民216人。可见，第三等级主要由市民阶级的代表组成。

(3)　迈克尔·罗斯金等著：《政治科学》（第6版），林震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397—398页。

(4)　迈克尔·罗斯金等著：《政治科学》（第6版），林震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400页。

(5)　甘阳：《90年代中国思想批判》，载于《田野来风》，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年版。

(6)　迈克尔·罗斯金等著：《政治科学》（第6版），林震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403页。

(7)　布莱克主编：《比较现代化》，杨豫、陈祖洲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256页。

(8)　布莱克主编：《比较现代化》，杨豫、陈祖洲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162页。

(9)　Charles Tilly edited，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New Jersey，1975，P204.

(10)　W.M.Ormrod，Margaret Bonney，Richard Bonney edited，Crisis，Revolutions，and Self-sustained Growth，Shaun Tyas，1999，P9.

(11)　霍夫曼、诺伯格编：《财政危机、自由和代议制政府》，储建国译，格致出版社2008年版，第280页。

(12)　熊彼特：《税收国家的危机》，附录于格罗夫斯著：《税收哲人：英美税收思想史二百年》，刘守刚、刘雪梅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13)　霍夫曼、诺伯格编：《财政危机、自由和代议制政府（1450—1789）》，储建国译，格致出版社2008年版，导言第1页。

(14)　霍夫曼、诺伯格编：《财政危机、自由和代议制政府（1450—1789）》，储建国译，格致出版社2008年版，第319页。

(15)　霍夫曼、诺伯格编：《财政危机、自由和代议制政府（1450—1789）》，储建国译，格致出版社2008年版，第320页。

(16)　熊芳芳：《再论法国大革命的财政起源》，《史学月刊》2018年第11期。

(17)　迈克尔·罗斯金等著：《政治科学》（第6版），林震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403页。

第八章　《大转型》：推动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双重运动

如前所述，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首先出现在西方世界，要理解迄今为止不断在中国呈现的现代国家转型，我们必须把眼光投向西方。前几章分别借助于不同的文本，从利益原则合法化、文明冲突、革命等几个方面来讲解西方世界向现代国家的转型。

本章将依托波兰尼的《大转型》这一文本，来着重探讨一下造就欧洲现代国家的一场政治经济的大转型。对于这场转型，波兰尼用了一个“双重运动”的术语来加以概括。这一术语极具洞察力，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欧洲乃至中国的国家转型。正如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为《大转型》专门写的“前言”中所说的，“这本书描述了欧洲文明从前工业世界到工业化时代的大转变，以及伴随这个过程而发生的观念、意识形态、社会和经济政策上的转换。由于欧洲文明的这个转变可以类比于今日世界各地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转型，所以，波兰尼常让人们感觉到，他是在直接针对当下问题发言”(1)。

事实上，波兰尼这本书内容非常丰富，我在这里的解读还是相当有限甚至是“功利主义”的。这一章的内容主要是在介绍波兰尼“双重运动”概念基础上，整理出一个“双重运动模型”，以此梳理波兰尼在书中呈现的内容，再用这个模型来解释现代国家在西方是怎么产生的，并依此透视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内在逻辑等问题。

第一节　波兰尼的《大转型》与“双重运动”

我们还是先来看一看有关《大转型》一书的作者及这部作品的有关情况，再介绍一下“双重运动”这一重要概念。

一、波兰尼其人

本书作者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1886—1964），中文版封底文字将其称为“20世纪公认的最彻底、最有辨识力的经济史学家”。

波兰尼是犹太人，1886年出生于奥匈帝国时期的匈牙利，在布达佩斯度过青年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奥匈帝国的军队中服役。战争结束后，波兰尼从俄罗斯前线返回，然后生活在维也纳，并作为资深编辑为《奥地利国民经济》杂志工作。由于法西斯运动日益猖獗，1933年波兰尼就被迫从周刊编辑的位置上辞职，流亡到英国，在工人教育协会（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校外部）做讲师。1940年他在美国本尼顿（Benniton）学院做访问学者时，开始写作《大转型》一书。1944年，这本不朽之作在英国出版。1947年，应哥伦比亚大学之邀，波兰尼作为客座教授主持研究制度演进的经济侧面，并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至退休。1957年，波兰尼出版了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早期帝国的贸易与市场》。他的重要著作还有《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和《达荷美和奴隶贸易》（与A.罗特施泰因合作），而《原人与现代经济》《人的经济》这两本著作，分别由他的两位学生乔治·多尔顿和皮尔逊在他逝世后编辑出版。

在西方世界，孕育卡尔·波兰尼的波兰尼家族被誉为最成功的家族之一。这是因为，他的父亲以及包括卡尔在内的五名子女，都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浓厚的色彩。父亲老波兰尼，不到25岁就成为匈牙利游击队的指挥官，参加过1848年匈牙利起义。在革命失败后，他流亡在欧洲各地从事机械制造和铁路修建，并成为欧洲赫赫有名的铁路建造工程师。19世纪50年代末，老波兰尼被特赦回国，很快就成为匈牙利的铁路大王（后来破产）。本书作者卡尔是老波兰尼五名子女中的老四。老大奥托，是一位著名的工程师和成功的商人，坚定而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长期在瑞士和德国工作。他还出资在意大利创办了一份名为《前进》的报纸，报社中一位深得奥托宠信和提携的年轻编辑，便是后来的意大利法西斯运动领袖墨索里尼。老二阿道夫，子承父业，是巴西顶尖的工程顾问，在巴西修建铁路、港口、发电厂和基础工业设施。之所以在巴西开展自己的事业，是因为阿道夫认为在这里可以形成一个多种族融合的新社会，这将是一种现代化却又不失种族色彩、自由却又不失个人主义的新文明，它不同于欧洲那种“堕落的资本主义”。老三穆希，是五人中唯一的女性，在她25岁结婚前，是匈牙利民族运动中的重要人物，19岁就创办了一份极有影响力的杂志。她还推动了“绿色前线”运动的形成，这一运动提倡农业合作社和民主运动。后来的南斯拉夫民族独立英雄铁托，就曾是穆希这一运动的忠实信徒。嫁为人妇后，穆希专注于生儿育女，不再从事学术活动与社会运动。老五迈克尔，在不到三十岁的时候，就成了爱因斯坦在德国柏林时的研究助手，并在物理和化学领域取得了杰出成就（他的儿子约翰后来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希特勒掌权后，迈克尔逃到英国，将自己的研究从科学转向哲学，成为著名的怀抱人道主义的哲学家。

毋庸置疑的是，卡尔·波兰尼对经济和社会的研究，也怀有极为强烈的人道主义倾向。他对人性与人类命运的同情，洋溢于他的文字之中。他跟中国也有一些渊源。早在1927年，当他还是《奥地利国民经济》的编辑时，就曾经对当时中国的风云人物如张作霖、冯玉祥、蒋介石、毛泽东等人给予了深切的关注和期待。他希望中国能够再出现一位当代孔子，引领世界步入一个健全的社会。当然，卡尔的希望未能实现。在从哥伦比亚大学退休（1956年）后，卡尔有一次跟好友、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感慨说：“原先我希望现代中国产生另一个孔子。但现在看来似乎不大可能了。”

二、《大转型》一书

卡尔·波兰尼，与我们第十章要说到的另一位学者哈耶克，早在1920年代的维也纳就彼此熟悉。后来两人都逃亡到英国，并都成为英国公民。与此同时，他俩也几乎是终身的论敌。卡尔·波兰尼一直就不同意米塞斯和哈耶克等人的市场自由主义论点，因而对该论点的批判一直是他的理论核心。在他看来，市场能够“自我调节的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除非消灭社会中的人和自然物质，否则这样一种制度就不能存在于任何时期；它会摧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成一片荒野”（第3页）。随着他对于史前经济史、原始经济学和古典遗产研究的不断深入，他得到越来越多的证据说明，自发运转的市场经济从来就不存在，工业时代的来临使个人越来越不能全部负担照看自己的责任。所以，波兰尼反复强调，没有权力和强制存在的社会是不可能的，市场的神话应该寿终正寝了。

《大转型》这本书，正是他就上述观点长期思考的结果。晚年在写给一位老朋友的信中，卡尔是这样形容这本书的：“我的著作是为亚洲，为非洲，为新生民族而写的。”波兰尼试图告诉新生民族的是，对权力或强制不应采取妖魔化的态度，“只要他是真诚地试图为所有人创造更多的自由，他就无须惧怕权力或计划会转而与他作对，并毁坏他以它们为工具正在建立的自由”（第220页）。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也曾指出过这本书的价值所在，那就是波兰尼对当今最为重要的教诲，“波兰尼所提出的问题和视野并没有丧失它的卓越性。他的中心主题包括：自发调节的市场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它们的缺陷——不仅仅就它们的内在运转而言，也包括它们的后果——是如此重大，以至于政府干预成为必须；以及，所产生的这些后果是否严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变迁的速度”（前言）。当然，对权力或强制仍需要用民主的制度来进行约束，用民主治理的工具来控制和指导经济去满足我们的个体和集体需求。

《大转型》自1944年出版以来，已被翻译成德文、法文、西班牙文、匈牙利文、中文、日文及巴西文等多种文字，具有十分广泛的国际影响。波兰尼的研究，也构成国外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制度经济学十分重视的研究领域。这本书的中文译本，目前至少有三个，一个是台湾远流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1989），另一个就是本章选用的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2007年版），还有一个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2016年版）。

翻开《大转型》一书，可以发现它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即本书“第一篇”）标题为国际组织，实际上是交代该书写作的时代背景，即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和经济起源于19世纪，可是为什么19世纪的文明在20世纪上半叶突然崩溃了？波兰尼告诉我们支持19世纪文明的四个制度基础（国际均衡体系、金本位制、自我调节的市场和自由主义国家），其关键是自我调节的市场，而这种理念却是乌托邦。第二部分（即该书“第二篇”）是书的主体部分，共有两卷，分别题为“撒旦的磨坊”和“自我保护的社会”的，内容是解释市场原则的扩张和社会的自我保护这两种力量，是如何共同造就今天的市场经济与社会制度的。第三部分（即该书“第三篇”）是基于前两部分的内容，概括在我们这个时代支配社会及国家变迁的一些机制，并进一步探讨过去的历史对于今天的意义。在这本书的附录，还有译成中文长达四十页的资料来源说明，交代相关概念和历史资料。

总体而言，言辞雄辩、资料丰富和洞察力深刻是这本书的最大特色，从历史事实总结出来的格言警句随处可见。在阅读过程中，我们除了可以获得历史知识与理论训练外，也可将其视为一次心灵的旅程和灵魂的升华。

三、“双重运动”的概念

此处需要事先交代一下“双重运动”这一概念，因为它是理解本书全部内容的关键。

波兰尼之所以提出这个概念，是要说给那些信奉市场自由主义的学者听的。在他们的眼中，人类现代化是自由原则从经济领域不断向社会政治领域扩张的结果，即在自利动机的驱使下，所有的经济主体都积极投身到自由交易活动中，并因此推动形成一个自由的市场、自由的社会和自由的国家。这样一种自由主义的成长史观，符合“历史的辉格解释”（最早由英国辉格党人用来解释英国历史的发展）。可是，卡尔·波兰尼对此表示反对。在他看来，真实的图景远为复杂。他说，今天的政治经济，实际上起源于一个“双重运动”：一重是市场原则不断扩张的运动，另一重运动是在虚拟商品（即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等要素）领域中，各种反对市场的力量不断地对市场原则的扩张进行抵抗或限制。波兰尼的原话是，“一方面，市场扩展至全球各地，牵涉其中的物品数量增加至让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另一方面，各种措施和政策所织成的网络与各种强有力的制度配合，目的是抑制与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相关的市场行为……在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所固有的威胁面前，社会奋起保护自己”（第66页）。在书中有些地方，中译本又将这一双重运动译为“双向运动”（“就近百年而言，现代社会由一种双向运动支配着”，第112页）。后面将说到，用“双重运动”可能更为准确。

要注意的是，此处波兰尼用“货币”一词表述的生产要素，在今天的经济学中一般用“资本”这个词。不过在书中，波兰尼侧重于讨论货币本位与货币发行，而没有更多地涉及资本市场，因此用“货币”一词更为合适。

第二节　市场原则的扩张运动：双重运动之一

在全球范围内，现代化给人最为强烈的印象，恐怕就是市场原则在经济、社会、政治等领域内不断地扩张。正如第五章提到的，在思想方面，这种扩张运动表现为利益原则不断地合法化。波兰尼认为，这样的扩张运动确实存在，但它并非从来就有，更不是造就我们今天政治经济状况的唯一运动。

一、“经济人”幻象

波兰尼在书中一再指出，古典经济学（波兰尼称其为“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传统认为，人类在自然状态中具有一种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的秉性，这种人类禀性由亚当·斯密比较早地阐发出来。正如我们所知的，由此出发诞生了“经济人”的概念，而现代经济学全部体系就是在这一概念基础上得以形成的。在经济学（至少是古典经济学）看来，从这种所谓的个体交换的秉性出发，个体间的交换就导致了地方市场和劳动分工的出现，由此形成了远程贸易和地域分工。因此，在自由放任（政府不干预）的前提下，市场经济能够在“经济人”的基础上自发地形成，并自主地运转和成长，不需要外力的帮助。

这样的说法，充斥于古典经济学的教科书中，并鲜明地体现在第十章将说到的哈耶克的著作中。哈耶克为这样一种能够从人的交易禀性出发、自发形成并能自我扩张的市场经济秩序，专门起了一个名称叫做“自生自发的秩序”或“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当然，哈耶克还是为这样的市场秩序设定了前提条件，那就是存在着受保护的私有产权（他的称呼是“分立的财产”）。他认为这种受保护的私有产权，最早出现在地中海周围地区，并成为欧洲文明的古典遗产(2)。后来在欧洲首先形成的资本主义文明，显然得益于这样的遗产。

针对上述说法，波兰尼表示，在我们的时代之前，没有任何哪怕只是在原则上由市场控制的经济曾经存在过，通过交换来获取利益或利润这样一种动机，此前从未在人类经济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第37页）。虽然19世纪形成的“学术咒语的大合唱”如此坚定地一致强调通过市场进行交换是人类的禀性，但在近代来临之前，它从来都是经济生活的附带现象，没有扮演过更重要的角色（第38页）。

就经济人及其行为而言，波兰尼强调，这一看法显然是对早期人类经济心理的误读（就像卢梭对蒙昧人政治心理的假设一样），或者说是一种幻象。不过，波兰尼又说，“没有任何一种对过去的误读能够如此被证明是对未来的准确预言”（第37页）。波兰尼的这一说法，可能是在重复马克思对经济人的评论：“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应归入十八世纪鲁滨逊故事的毫无想象力的虚构……这是错觉，只是美学上大大小小的鲁滨逊故事的错觉。这倒是对于十六世纪以来就进行准备、而在十八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3)

二、近代来临之前的经济形式

古典经济学（或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正统教义，以个体交换的秉性为起点，然后从这种秉性出发推导出地方市场和劳动分工的必然性（第51页），并认为长途乃至国际贸易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但是，基于经济史提供的证据，波兰尼认为将地方市场视为“发源于个体的交换行为是一个很轻率的举动”（第54页），而且地方市场作为邻里市场虽然一直存在，并对社区生活十分重要，但它并不能将当时主导的经济体系，化约为自己的模式，因而不是国内或国际贸易的起点。这是因为，这样的地方市场制度一开始就被一系列的政治的和社会的防护措施加以隔离，以避免市场活动干扰社会中的主要经济组织。比如说，西欧中世纪早期的城镇，虽是市场的衍生物，但由于它受到严格的封建关系的束缚，其影响被阻止，不能向乡村扩张（第55页）。在近代来临之前，在各国内部经济中，市场扮演的角色并不重要。因此，当近代出现一个由市场模式支配的经济时，这样的变化就显得巨大而突兀（第38页）。

波兰尼认为，市场发展的逻辑几乎与古典经济学说完全相反。就现有的知识来看，真实的起点是远距离贸易甚至是对外贸易；远距离贸易包含着以物易物，如果使用货币的话，它还包括买和卖，因而可以形成市场。但是远距离贸易虽然经常会产生各种市场，但并不必然会涉及市场，也不必然地为某些个体提供机会，让他们能沉浸在那种所谓的讨价还价的秉性之中（第51页）。事实上，远距离贸易是货物的地理分布以及据此形成的地域分工的结果，在本质上是一种贩运而不是竞争。与此不同的是，地方贸易在本质上是竞争性的，除了互补性的交换之外，它更包含了不同来源的同类货物在一起相互竞争并达成大量交易。因此，波兰尼反复强调，作为一种制度性结构，市场经济只出现于我们这个时代，而且仅是部分地出现（第33页）。

那么，在近代来临之前，如果不是市场，那么经济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呢？如果不是获利动机，那经济按什么原则运行呢？在书中，波兰尼描述了近代市场经济诞生以前存在的三种经济形式，分别是互惠经济、再分配经济和家计经济，并阐明了它们各自的运行原则。

互惠经济的运转，依靠对称式的组织安排来进行。例如，在特罗布里恩群岛（一个大致呈环形的群岛），群岛上的大部分土著人都加入到库拉贸易圈中：他们定期地进行大型远航，以便把某种贵重的东西运给居住在顺时针方向上的其他岛屿居民，而另一些远航队的目的在于把另一种贵重的物品运到位于逆时针方向上的其他岛屿上，从而以互赠礼物的形式实现互通有无。这样一种依靠对称式组织安排、以礼物交换的形式来运行的互惠经济，完全不同于今天逐利动机驱动下的市场经济运转方式。互惠经济包含了交易行为，但这种交易行为嵌入在包含着信任的长期关系中，这种关系往往能消除交易的对立性。

再分配经济，则从辐辏结构得到助益。例如，在埃及、印度诸王国和中国这样的古老王国中，政府通过掌握在自己手中的粮仓和货仓，实现对全国物品的集中和贮存，并运用这些仓库将各种物品分配出去以供使用和消费，而分配主要针对的是人口中的非生产者（即官员、军人和有闲阶级）。在这种巨大的再分配经济体系中，交易行为和地方市场是常见的，但都从属于国家所主导的再分配活动。再分配原则涉及的个人动机也大异其趣，“可以是猎人对猎物的自愿分享，也可以是古埃及农民对拒绝上缴实物税带来的惩罚的恐惧”（第45页）。波兰尼强调，互惠经济和再分配经济之所以能在没有书写记录和复杂行政管理的情况下保证一个经济体系运转，“是因这些社会的组织结构本身符合使用这种解决方案的要求”（第42页）。

家计模式，则以自给自足原则为基础。例如中世纪的欧洲庄园，就是这种为自己的需要而生产的单位。波兰尼指出，亚里士多德早在《政治学》中就对家计和获利进行了著名的区分（“很可能是社会科学领域迄今为止最具预言性质的贡献”，第46页），家计经济的本质是坚持为使用而生产的原则，这不同于市场中为逐利而进行的生产。与此同时，为市场而进行的生产属于附带的性质，在当时也不会破坏家计经济的自给自足（第46页）。波兰尼还深刻地指出，“在使用的原则与逐利的原则之间所作的区分，正是理解我们这个截然不同的文明的关键所在”（第47页）。我们将在第十章看到，哈耶克激烈地批评了一些知识分子试图重构经济来实现“为使用而生产”的行为。

在回顾了所有上述三种制度之后，波兰尼指出，“直到西欧封建主义终结之时，所有经济体系的组织原则要么是互惠，要么是再分配，要么是家计，或者三者之间的某种组合……直到中世纪结束之时，市场不曾在经济体系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盛行的是其他种类的制度模式”（第47页）。

三、市场经济的诞生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兴起

虽然在互惠经济、再分配经济和家计经济中，市场多少都存在，但按波兰尼的说法，以自由交易为原则组织起来的市场经济，却是近代的现象。那么在近代，为什么市场经济能够取代其他经济形式并占据主要的地位呢？

（一）市场与管制共成长

对这样的问题，波兰尼在书中只是从外因给出了一个解释，那就是，市场经济起源于同经济体内部组织无关的外部领域之中，即“西欧国内市场实际上是由国家干预所创造的”（第55页）。

波兰尼反复解释道，在中世纪既有地方市场也有远程贸易，但就是没有国内市场。地方市场与远程贸易之间由于城镇与市民的存在而隔绝，“这种隔绝乃是中世纪城市制度的核心”（第56页）。城镇是市民的组织，而市民只是封建关系中的一个具有特殊身份的群体，市民因拥有市民特权而与非市民人群区分开。因此，城镇会尽可能地阻碍而不是促进全国性市场或国内市场的形成。比如，城镇会竭尽全力维持地方市场和远程贸易的非竞争状态，阻止将乡村融入贸易范围或者开发城乡之间的贸易等。

正因如此，各国政府不得不出面，努力促成市场的“国家化”以及充当国内贸易的创造者。具体表现就是，在15—16世纪，欧洲各国政府运用重商主义政策，将市场制度强加到具有强烈保护主义倾向的城镇、公国或行会头上。各国政府动用权力和行政管理技术，摧毁阻碍贸易的封建割据势力，打破横亘在地方市场和远程贸易这两种非竞争性的商业之间的隔阂，为全国性市场的出现扫清了道路，从而“将商业和贸易扩展至整个国家疆域，并成为经济活动的主导形式”（第57页）。

这里需要对重商主义多说两句。在亚当·斯密的批评下，重商主义提倡国家干预的思想在今日经济学眼中乃是负面的形象。不过，在15—16世纪，重商主义却是一种塑造市场的积极力量。在当时，它主要的政策主张是：对外，“整合整个国家领土内的资源，为国家的对外竞争提供力量”（第57页）；对内，“把被封建的和地方排他主义所分割的国家统一起来”（第57页）。由于各国国情的不同，商业贸易扩张及重商主义政策的表现也有所不同。波兰尼告诉我们，在法国，由于手工业行会逐渐变成了国家机构，于是国家全力支持行会体系向整个国家领域延伸；而在英国，由于城镇的衰败导致了行会体系被大大削弱，所以乡村在没有行会监督的情况下进行了工业化。在不同的情况下，这两个国家的商业和贸易都扩展至整个国家疆域。在商业贸易活动的扩张过程中，重商主义既通过取消特别限制、减免通行税费和废除流通禁令而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贸易，也同时也扩大了管制的规模。由此形成的经济制度，仍然浸没在普遍的社会关系之中，市场规模虽然扩大但仍是附属性的，且前所未有地受到社会权威的控制和规制（第58页）。对此，波兰尼描述道，“在市场得到最充分发展的地方——即在重商主义的情况下，它们也是兴盛于集权的中央管理者的控制之下，这种中央管理者的专断范围是如此广泛，从农民的家计到国民生活都被囊括其中”（第59页）。

可为什么偏偏直到15—16世纪，欧洲各国才形成了重商主义，并用权力创造出上述市场？在这方面，波兰尼并没有进一步地去追究其中存在的历史内因。但是他一再强调说，市场经济必须以权力所创造出来的市场社会为前提，市场是内嵌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中的。他用历史学和人类学研究的发现为例证说，“原则上，人类的经济是浸没在他的社会关系之中的。他的行为动机并不在于维护占有物质财物的个人利益；而在于维护他的社会地位，他的社会权利，他的社会资产。只有当物质财物能服务于这些目的时，他才会珍视它。”（第39—40页）。就是说，市场经济体系是依靠非经济动机得以运转的，经济制度仅仅只是社会组织的功能（第40页）。

所以，波兰尼说，市场从来都不是自发形成的。他以英国棉纺制造业（当时主要的自由贸易产业）的发展为例，说它“是在保护性关税、出口津贴和间接工资补助的帮助下才建立起来的”（第119页）。进一步地，波兰尼说市场也不会自发运转，事实上“自由放任本身也是由国家强制推行的”，“自发调节的市场闻所未闻”（第119页），它完全不是真实的历史发展状况。因此，波兰尼断言，“管制与市场是一起成长的”（第59页）。即使是对那些持有经济自由主义主张的人来说，只要市场体系尚未建立起来，他们都愿意毫不犹豫地引入国家干预使之得以建立；而一旦市场体系建立起来，他们又会用同样的国家干预手段让市场维持下去（第127页）。

（二）工业与经济自由主义

在为我们描述完“管制与市场一起成长”这一过程之后，波兰尼又强调，在市场经济形成之后，确实出现了对自发调节的要求，即“物品生产和分配的秩序”都“只受市场控制、调节和指导”的主张（第59页）。这样的主张后来被概括为“经济自由主义”，它以这样一种预期为基础，即“人类以获取最大的货币所得为目标而行动”（第59页），并由此产生对国家政策的要求，即“对市场的形成构成阻碍的任何事物都必须被严格禁止，也不能允许收入通过市场销售之外的任何其他渠道获得”（第60页）。就是说，正在兴起的经济自由主义，持有的主要主张是，要求国家减少对经济的干预，甚至要求国家对经济实行完全的自由放任政策。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经济自由主义政策主张呢？波兰尼解释说，这样的政策主张，首先来自于商业或者说来自于市场自身的要求，因为“商人必须通过市场获取利润”，而“利润没有任何保证”，因而商人们要求市场价格必须能自我调节而不受外来不可预期的干预（第36页）。不过，在波兰尼眼中，经济自由主义真正的起因来自于工业的要求，也就是说只要用精致的机器和工厂来生产，有关自发调节的市场的观点就会形成，因为机器工业生产涉及长期投资以及承担相应的风险，需要自主决策和自由交易（第35页）。波兰尼进一步解释道，精制机器的成本是昂贵的，要等到大量的商品被生产出来之后，成本才能得到补偿。只有在商品的出路有可靠保障，而且机器生产不会因必需的基本要素缺乏而被中断的场合下，生产活动才能在不受损的情况下持续运转（第36页）。

就是说，经济自由主义既有商业方面的要求，又有工业方面的要求；而且，只有在现实中工业的重要性超过商业的情况下，这一思想才真正得以兴起。波兰尼认为，这里存在着一个商业和工业地位重要性的关键性转变：在18世纪末之前，西欧的工业生产是商业的一个副产品（第64页）；只是到了19世纪，随着复杂机器和工厂的使用，以及工厂制度的发展，工业生产才不再是商人通过买卖形式组织起来的商业活动的附属品（第65页）。波兰尼的意思是，只有在工业生产代替商业活动占据了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这一基础上，或者说工业资本主义代替了商业资本主义之后，一种市场经济体系才能真正形成，经济自由主义也才真正地兴起。

四、经济自由主义的扩张

随着市场经济的形成，经济自由主义逐渐地成为占据绝对地位的政策主张，并开始向非经济领域（即社会和政治领域）扩张，由此带来一系列具有深远后果的影响。

（一）工业生产对生产要素商品化的要求

波兰尼认为，经济自由主义向非经济领域的扩张，同样地主要源于工业生产的要求（虽然商业也有这样的要求）。这是因为，如前所述，工业包含了对复杂精致设备的长期投资以及相应的风险，除非工业生产的连续性得到合理的保证，否则这样的风险是难以承受的。而要保证工业生产的连续性，最为关键的是要确保工业生产要素的供给。在这些生产要素中，有三种具有非同一般的重要性：劳动力、土地和货币。“将市场机制扩展到这些工业要素——劳动力、土地和货币——乃是一个商业社会里引入工厂制度不可避免的后果”（第65页）。就是说，只有将劳动力、土地和货币转化为商品，以便由市场而不是别的什么力量来确保这些要素的供给，才能保证工业生产的持续。

因此，作为工业活动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劳动力、土地和货币必须成为市场中可交易的商品。或者说，必须形成上述三种要素的市场，这三种市场是市场经济体系绝对关键的组成部分。波兰尼说，“无法想象一个市场经济可以不包括劳动力市场”（第67页），当然市场经济也不能没有土地市场与货币市场。可是，劳动力、土地和货币并非天然就是商品，因为它们并不是为了在市场上销售而制造出来的，不是为获利而生产出来的，“劳动力仅仅是与生俱来的人类活动的另外一个名称而已”，“土地不过是自然的另一个名称，它并非人类的创造”，“实际的货币，仅仅是购买力的象征，一般而言，根本就不是生产出来的，而是经由银行或者国家金融机制形成的”（第63页）。所以，必须将劳动力、土地和货币三种非商品的要素虚构为商品，这种“虚构商品为整个社会提供了一个命运攸关的组织原则”（第63页）。这一虚构是至关重要的，“正是在这种虚构的帮助下，关于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实际市场才得以组织起来”（第63页）。

将劳动力、土地和货币虚构为商品，工业生产对生产要素商品化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于是市场经济得以顺利运转。这样做的后果就是，经济自由主义扩张到了劳动力、土地、货币等要素领域。

（二）要素商品化与市场社会

不过，波兰尼一再强调，劳动力、土地、货币并不是真正的商品。劳动力是人自身的一种属性，土地是人生存的环境，货币是人的心理产物，一旦将它们虚拟为商品，“就是把社会的自然本性和人的本质转化为商品”（第36页）。由此完成的市场经济，实质上就是将人类社会变成市场社会，“市场经济只有在市场社会中才能运转”（第50页）。就是说，经济自由主义从商品市场向要素市场的扩张，“意味着要让社会的运转从属于市场……一旦经济体系通过分立的、以特定动机为基础并被授予特殊地位的制度来运转，社会就必须以使该体系得以根据自身的法则运转的方式来型塑自身”（第50页）。这一过程是“使社会生存本身屈从于市场的法则”（第65页）。

向市场社会的转折是非常巨大的。因为一直以来，“经济秩序不过是社会秩序的一种功能”（第25页），驱动市场经济秩序的获利动机，从未在社会中占据过上风，“这个动机在人类历史上是很少被当作是正当有效的，更从未被提高到这样的高度，即成为日常生活中人们行动、行为正当性的标准”。但到了19世纪，“经济活动被孤立出来并归于一种独特的动机”，“这个动机就是获利”（第25页）。此时以获利为动机的经济秩序，已明显凌驾于社会秩序之上，并要求社会服从。就是说，不仅经济领域内的行为要受这一动机的支配并借此形成经济秩序，而且整个文明都被要求建立这一动机上，要求社会秩序服从经济秩序（即市场秩序）的要求。这一点，我们在第五章《欲望与利益》中也已看到。这种变化，“确实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转折点”（第62页）。波兰尼为此打了一个比方，说它“酷似毛虫的蛹变，要想用持续增长、发展这些词语所能表达的任何变化来形容都是远远不够的”（第36页）。

（三）经济自由主义的教条

波兰尼告诉我们，将社会从属于经济，按市场原则（即不受干预地追逐利润）来塑造经济和社会的这种经济自由主义要求，在思想上虽早有渊源（只要有商业活动就有这样的要求），但直到工业革命发生后，“直到1830年，经济自由主义才爆发出十字军般的热情”，从“学术兴趣升级为无限的行动主义”（第117页），并形成自由放任的教条。这种狂热的经济自由主义教条，此时还向所有的领域扩张，要求在工业组织、通货与贸易乃至全部社会领域加以贯彻。

到了1920年代，经济自由主义被明确地概括为三条古典原则，“劳动力应由市场决定自己的价格；货币的发行应受一种自动机制的支配；货物应在国与国之间自由流通而不受阻碍或保护”，即劳动力市场、金本位制度和自由贸易（第116页）。三条古典原则反映了这样的现实，即“19世纪市场体系的扩张与国际自由贸易、竞争性劳动力市场和金本位制的同时散布是同义的，它们同属一体”（第119页）。

波兰尼反复强调，这样一种从过去“被规制的市场向自发调节的市场”的转变，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变化，更代表了社会结构的彻底转型（第61页），是“对传统社会构架的总体性破坏”（第67页）。经济自由主义与民主体制、代议政治的形成一起，构成了新时代的潮流。所有的西方国家，“不论国民意识和历史传统如何，都顺应着同一潮流”（第184页）。这一潮流，就是市场原则（自由交易不受干预的原则）的扩张运动。

第三节　反对市场原则扩张的运动：双重运动之二

以上说的是波兰尼观察到的双重运动之一，市场原则的扩张。在波兰尼看来，原来借助于国家力量而形成的在商品市场上以获利为动机的自主交易、自我调节的市场原则，具有自我扩张的能力，它要求社会的运转从属于市场，要求社会根据市场运转的方式来型塑自身。毫无疑问，劳动力、土地、货币的商品化，对市场经济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任何社会都无法简单地承受这样一种粗陋虚构的体系所造成的影响。因为这样一种做法，意味着“允许市场机制成为人的命运、人的自然环境，乃至他的购买力的数量和用途的唯一主宰”，最终“会导致社会的毁灭”（第63页）。

对这样的后果，社会兴起了种种反抗运动，政府也建立起各种措施和制度来加以限制。这就是波兰尼所述的第二重运动，即在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等要素方面，市场原则的扩张受到了限制或者反抗。实际上类似这样的反抗，早在18世纪及在此之前，社会就已在不自觉地进行，目的是抵制让自己成为市场纯粹附庸的要求（第67页）。但显然，只有到了19世纪，这样一个深层次的运动才真正成形，“它致力于抵挡市场控制下的经济所产生的邪恶影响。在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所固有的威胁面前，社会奋起保护自己——这就是这个时代历史的综合性特征”（第66页）。

接下来我们分别从劳动力、土地、货币三方面，来阐述社会保护自己的运动，这是相对于市场扩张运动的第二重运动。

一、劳动力方面

在虚构为商品的三种要素中，劳动力具有最为突出的地位，因为劳动力就是指人类本身，而劳动力的组织就是普通大众的生活形式。因此，相对于其他商品，劳动力这样一种特殊的商品，“不能被推来搡去，不能被不加区分地加以使用，甚至不能被弃置不用，否则就会影响到作为这种特殊商品的载体的人类个体生活。市场体系在处置一个人的劳动力时，也同时在处置附在这个标识上的生理层面、心理层面和道德层面的实体‘人’”（第63页）。如果将人变为纯粹的商品，剥夺文化制度给予的保护层，人就会死于邪恶、堕落、犯罪和饥荒造成的社会混乱。波兰尼强调，劳动力商品化的结果，只不过是完全将人类社会变成为经济体系的附属品（第65页）；将劳动力虚构为商品时表现出来的荒谬性，最为深刻地揭示了市场社会的乌托邦特性（第195页）。

（一）传统力量对劳动力商品化的抵抗：以斯品汉姆兰法令为例

事实上，自劳动力商品化进程开始后，社会传统力量就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抗拒这一进程，因为这一进程事实上是在总体上破坏由人构成的传统社会的构架。这样的抗拒，在18世纪前后表现得更加明显，其最为重要的形式就是运用封建时期的法律或者颁布新的法律重申或保护旧的社会结构，以便将劳动力限制在他们所在的教区，从而阻碍全国性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如1622年颁布的《安居法》就是如此，按波兰尼的说法它奠定了“教区农奴制”的基础（第67页），直到1795年该法律才被废除。可是在这同一年，英国又引入了斯品汉姆兰法令，试图再次阻碍一个全国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

“斯品汉姆兰法令”是波兰尼在书中着重分析的一个法令（第七章）。分析这个法令的目的，在于说明他一再强调的双重运动，即当时的英国社会被两股相反的力量左右：一种力量源于过去的封建关系，力图保护劳动力免受市场体系的威胁，另一种力量则试图将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组织到市场体系下，剥夺普通人过去拥有的地位，强迫他们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谋生（第70页）。

斯品汉姆兰法令的产生很简单，那就是在1795年5月6日，伯克郡的法官在斯品汉姆兰一家旅馆中作出了一项决定。这项决定，构成了斯品汉姆兰法令的内容：为了保证穷人能够得到维持家庭生活所需的最低收入，对那些工资低于最低收入的穷人，当地的教区或地主必须额外再给予津贴；津贴的数额采取与面包价格挂钩的办法，以便与工资合起来达到最低收入（第68页）。

波兰尼告诉我们，斯品汉姆兰法令虽然通常被称为一项法律，但它本身从未经由国会颁布。不过，这一法令很快就覆盖到几乎所有的乡村，之后不久甚至覆盖到很多制造业地区。从今天的眼光看，斯品汉姆兰法令实际上提出了“生存权”的要求，即“任何人都不需要恐惧饥饿，因为不管他所挣几何，教区都会帮助维持他和他家庭的生计”（第70页）。但是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这一法令实际上有效阻碍了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建立，或者说破坏了工业革命所需的为工资而出售劳动力且面向全国范围供给的劳动市场。原因如下：首先，它意味着一个人可以什么工作都不做也能生存，这样为工资而工作的劳动市场基本原则就被破坏了；其次，这一法令为穷人建立起仁慈的家长制度，以保护劳动力免受市场体系的威胁，但结果是将原本可以自由流动的劳动力，限制在旧封建关系（教区、地主）的束缚中。所以，斯品汉姆兰法令的实质，是用传统的封建关系和力量，来阻碍劳动力的市场化。

不过，包含劳动力商品化在内的市场扩张潮流毕竟是不可阻挡的。特别地，当阻碍这一潮流也伤害劳动者自身利益时，类似于斯品汉姆兰法令这样的社会保护机制就该退出历史舞台了。波兰尼告诉我们，到了19世纪上半叶，“连普通大众自身都感觉到劳动力市场的缺失是一场比它的引入更加可怕的灾难”（第67页）。这是因为，此时的普通劳动者认识到，劳动力市场可以为所有与它相关的人都带来经济上的益处。

直到此时，劳动力商品化进程才真正完成，劳动力市场作为新的工业体系下组建的最后一个市场才真正地出现。波兰尼之所以将英国1832年的《改革法案》和1834年的《济贫法修正案》（与此同时废除斯品汉姆兰法令）视为现代资本主义的起点，是因为“它们结束了仁慈的地主及其补贴制度的统治”（第70页）。通过颁布《济贫法修正案》来废除斯品汉姆兰法令这一进程，波兰尼将其称为“市场的机制正在自我确证并叫嚷着自身的完善：人类劳动必须被变成商品”（第88页）。由此得到解放的市场体系的逻辑，决定了19世纪社会史的正式开始（第73页）。

（二）新生力量对劳动力商品化的抵抗：工人阶级

很清楚，劳动力市场化在经济上的好处并不能抵消它对社会造成的破坏，因而必须建立起新的机制来保护社会及组成社会的个人。波兰尼告诉我们，正如斯品汉姆兰法令的废除是新登上历史舞台的中产阶级而不是旧的社会结构中的地主阶级的杰作一样，在新时期充当社会保护者角色的也是一个新阶级，那就是工人阶级。

如前所述，正是在普通劳动者的支持与要求下，劳动力商品化进程才得以完成，市场体制才真正建立。波兰尼对此用带有感情的语言描述道，“这一开颅剖腹般的手术之所以能够成功，全仗各阶层，包括劳工阶层自身的坚定不移的信念的支撑”（第88页）。因此，“从历史上说，工人阶级与市场经济是同时出现的”（第87页）。也正因如此，波兰尼将斯品汉姆兰法令的废除视为现代工人阶级的真正诞生之日。不过，工人阶级所具有的自我利益，也注定他们要成为“与机器文明所固有的危险针锋相对的社会保护者”（第87页），因为他们希望自己成为机器的主人，希望自己的生活中除了工资外，还包括诸如自然环境、家庭环境、商品质量、雇佣关系稳定等多个方面（第146页）。就是说，工人阶级的总体命运，与工业革命、市场社会的历史方向是一致的，但他们力图摆脱市场社会强加给自己的单纯商品的命运，努力将自己变成机器的主人。从本质上说，工人阶级的“目标是对我们所认为的资本主义的超越”（第144页）。从经济角度看，这样的努力所实现的是，“为了保护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阻挠了市场的运作”（第151页）。

波兰尼用劳动者力图将自己从商品化境地挽救出来的努力，来解释19世纪开始的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以及其他相关的社会运动，如欧文主义运动、宪章运动以及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他强调说，“欧文主义并不是一个小宗派的灵感，宪章运动也没有局限于一小部分政治精英；两个运动都是由成千上万的手工业者、工匠、劳动者和工人组成的，如此大的规模使它们成为现代社会最大的社会运动之一”（第143页）。最终，一些新形式的劳动力保护措施（如工会、工厂法等）被引进，以限制劳动力商品化带来的消极后果。波兰尼仔细分辨道，在欧洲大陆，工人“主要通过立法来取得这种保护”，而英国的工人“更多是依靠资源的联合——工会——或者是他们对劳动力的垄断权”来获得保护（第150页）。欧陆与英国在劳动力保护方面之所以有差别，主要源于在欧洲大陆，社会保险比英国更早实行，政治倾向更为左倾，而且工人阶级比较早地得到了投票权等事实。

当然，在现实中还出现了既反对工人运动，又反对市场经济，同时要求对社会进行保护的一种反动思潮和情绪。在波兰尼看来，法西斯主义就是这样一种思潮。它是在市场经济和大众民主处在普遍危机之中诞生的，其本身没有一种可被认可的标准，也没有惯常的信条。法西斯主义服务于民族问题，只不过是它碰巧“捡到的”工作（第203页）。有关法西斯主义，第九章借助于摩尔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的内容还会讨论到。

二、土地方面

土地是被虚构为商品的另一种要素。就本质而言，经济功能（作为商品而投入使用以获取收益）仅仅是土地发挥的许多至关重要的功能中的一种。波兰尼用略带文学风格的语言描述道，“土地为人类的生活提供稳定性；为他提供栖息之所；是他生理安全的条件；也是风景和季节”（第152页）。因此，“设想人的生命中没有土地，就如想象他出生时没有手脚一样荒唐”（第152页）。但在市场社会中，市场自由交易原则要求土地必须投入到市场中，像商品一样进行交易与使用，就是说“将土地与人分离，并以满足不动产市场需求的方式来组织社会，这正是市场经济乌托邦理念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第152页）。

从全球的角度，波兰尼将这样一种让土地从属于工业社会需要的进程分为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将土地商品化，使原本封建性的土地收益流动起来；第二步是迫使食物和有机原材料的生产服务于整个国家范围的、迅速增长的工业人口的需要；第三步是将这样一个剩余生产体系延伸至海外与殖民地。这三个步骤完成后，“土地及其产品最终被纳入一个自发调节的世界市场的框架之中”（第153页）。

这样做当然有积极的后果，它实际上是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环节。但显然它也有消极的后果，“自然界将被化约为它的基本元素，邻里关系和乡间风景将被损毁，河流将被污染，军事安全将会受到威胁，食物和原材料的生产能力也将被破坏殆尽”（第63页）。不仅如此，由于土地是多少代人组成的共同体永久停留、耐心造就的不可移动的地点，因而具有普通商品所没有的特点，如“不可能被即席创作出来”，“共同体也无法承受牺牲它们而在别处重新开始的损失”（第157页）。与此同时，对土地商品化带来的破坏，也不可能指望政治权力不加以干预，因为土地作为主权的领土特征“渗透于我们的政治概念之中”（第157页）。

（一）英国“反圈地运动”对土地商品化的抵抗

对上述土地商品化的进程，社会当然会掀起相应的抵抗运动。波兰尼特别举出的例子，就是英国的圈地运动及反圈地立法的历史。

圈地运动指的是英国土地贵族，将原来归属于他们名下但按习惯由村舍公用的土地（或者荒地），标出明确的产权关系（圈围起来），并予以出售，或出租成为牧地以便用于高利润的养羊业或种植业。可见，圈地运动的实质，是将土地这一要素纳入到市场中。从市场原则看，圈地运动应该是一场“进步”，它明确了产权关系，提高了生产效率，还提升了土地的收益和价格。但是，这一场运动搅乱了原有的社会秩序，破坏了古老的法律和传统习俗，造成了众多的失地农民，因而被“称之为一场富人对抗穷人的战争”（第30页）。波兰尼描述道，“社会的组织结构被破坏了，乡村的荒凉、居民住所的破败不堪证明了这场战争的猖獗程度。它破坏了农村的自我防护体系，废弃了城镇建筑，大量削减了人口，将那些过度垦殖的土地变成了沙地。它骚扰居民，将他们由淳朴的农民变成一群小偷和乞丐”（第31页）。

为了使这种痛苦和混乱不至于毁灭社会共同体，王权站到了市场的对立面，反对圈地运动的进行。国王和他的枢密院，巧妙地利用普通法所维护的封建特权去制止土地性质的改变，并运用王室法庭打击圈地运动中的暴力行为。如前所述，在商品市场中，王权曾坚决地站在市场一边，运用重商主义政策来促进市场的发展。波兰尼还补充道，在劳动力市场化方面，普通法主要发挥的也是积极的促进作用。比如劳动的商品理论，首先不是被经济学家而是由律师雄辩地提出来的；普通法还站在倾向于自由劳动力市场的立场上，支持限制有组织工人的结社自由（第155页）。但在土地问题上，王权及普通法都转变了自己的角色，不再鼓励市场化的方向，而是反对它。以国王为代表的反圈地行动，有一个有意义的后果，那就是，在与各土地贵族斗争的过程中，王权得以壮大，国家力量不断成长。

波兰尼强调，英国之所以遭受了圈地运动造成的苦难却没有被严重地毁坏，就是因为都铎王朝和早期的斯图亚特王朝一直运用王权来延缓土地商品化进程，使市场化与经济发展的速度降低到能被社会广泛承受的程度（第33页）。这样一种做法，即“利用中央政府的权力来减轻变迁的受害者的痛苦，并试图把变迁的过程引导到破坏性较小的方向上去”（第32页），被波兰尼进一步概括为“变迁的速度与变迁自身方向相比并不显得不重要，虽然后者常常是不依赖于我们意志的，但我们所能承受的变迁发生的速度却是可以由我们来控制的”（第32页）。此处请注意，波兰尼的这一结论，“变迁的速度与变迁自身方向相比并不显得不重要”，是我们解读历史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理论框架，值得反复思考，尤其是对正处于高速发展中的中国而言。

当然，自由原则延伸到土地要素这一潮流毕竟无法阻挡，“反圈地法规似乎从来就没有阻止过圈地运动的进程，更别说已经很严重地妨碍了其进程”（第32页）。到19世纪中期，英国土地交易中的契约自由得到了法律的认可。于是，自14世纪起开始于西欧的这一市场原则的扩张运动至此基本结束，农奴制的最后残余也被废除了。波兰尼总结道，“土地的商品化只不过是封建主义消亡的另一种说法”（第153页）。

在土地方面，市场自由交易原则主要体现为自由地处置土地财产，这被边沁理解为是个人自由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经济发展的可靠保障，“对农业繁荣最为有利的条件，存在于那些没有限定继承权，没有不可转让的土地赠予，没有公地，没有赎回权，没有什一税……的地方”（第154页）。在第十一章我们将看到，《资本的秘密》一书的作者德·索托，也高度评价土地的自由交易原则，认为这将确保土地能转化为创造新价值的“资本”。

（二）欧洲大陆反对土地要素商品化的运动

在欧洲大陆，市场原则也在同样地扩张；在取得惊人的工业成就时，该原则也同样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危害。特别是在欧洲中部，乡村社会面临着彻底毁灭的危险。于是，在欧洲大陆就土地商品化方面，同样兴起了反向的保护主义运动。这场运动主要表现为，动用成文法（如土地法）和行政措施，限制谷物的国际自由贸易，保护佃农、小自耕农和农业劳动者。

为了应对土地商品化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在欧洲大陆还发生了两个有历史性意义的事件。一个历史事件是浪漫主义运动的兴起。浪漫主义更多地是一场文学的运动，但它的背后是真实存在着的土地方面的危机，并因这种危机而让封建阶级发现了“重拾自己已经丧失的部分荣誉的一线机会”，于是他们转而强调“大自然自身与过去结成了联盟”，鼓吹土地及其耕作者的德行，并把自己装扮成人类的自然栖息场所——土地——的卫士（第159页）。另一个历史事件是以封建地主阶级为基础的军队力量的成长，而这构成了后来以德国为代表的军国主义与专制主义的基础。本来在市场原则扩张过程中，封建地主阶级将逐渐地退出历史舞台，其社会支配地位慢慢交由中产阶级来承担，正如英国的历史发展状况所显示的。不过，由于在土地商品化过程中，欧洲乡村秩序崩溃，灾难有向城市蔓延的趋势，可欧陆的中产阶级又因力量弱小而无力承担起“捍卫法律与秩序”的责任。于是，以封建地主这样的保守分子为基础的军队（及教会）“重获荣誉”，找到了一个可扮演的新角色。就是说，他们被历史保留下来发挥有益的功能（保卫社会秩序、限制土地流动），其标志就是崩溃中的王权受到了护卫（第157—160页）。与此同时，由于农业自足在军事上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土地所有者的影响力得到了进一步的保障。有新的功能可以发挥，是封建地主阶级能在欧陆存续的原因，并因此带来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保守性，而这又为德国这样的国家在20世纪出现的问题埋下了伏笔。

三、货币方面

如前所述，交易自由的原则作为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信条，在19世纪下半叶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在经济自由主义者看来，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货币，同样应该由自由交易原则来支配而不容国家干预。

（一）经济自由主义对金本位制的要求

符合经济自由主义要求的，显然是以黄金为本位的货币市场，以及在金本位制基础上形成的资本市场和国际经济秩序。这是因为，在这样的市场与秩序下，货币（黄金）的数量取决于自然产量，而不决定于政府的决策；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交往（货物进出口和投资），由各国货币的含金量及各国生产率决定，通过黄金的自由流动而调节。建立于金本位制基础上的资本市场，也因此可以自由升落而无需政府的介入。

在《大转型》一书的开始，波兰尼就指出，19世纪四个制度（国际势力均衡体系、国际金本位制、自我调节市场、自由主义国家）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是金本位制（当然它自身的源泉与基础是自我调节的市场），它是将国内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扩大到国际领域的一种尝试，而国际势力均衡体系则是建立在金本位制基础上的上层建筑（第3页）。流行于19世纪的一个神话是，通过市场的形成与扩张，以黄金为本位的货币将改变社会面貌，推动劳动分工的步伐，释放人类互通有无、相互交易的自然禀性（第50页）。因此，市场原则扩张的结果，就是让金本位制成为了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重要标志。

（二）中央银行制度的兴起：货币要素领域的反市场扩张运动

问题是，金本位制有一个根本的缺陷，那就是黄金的数量不能按照需要而增长，它的产量往往跟不上经济增长的实际需要。事实上，波兰尼强调，早在17世纪的商人圈中，货币的缺乏就是一个永恒的、沉重的抱怨对象；若没有代币这种人为货币做媒介的话，任何市场经济的发展都是不可能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如果实际生产能力快速增长，或者如果商品交易量突增，在没有代币的情况下，货币（黄金）过少就会导致价格下降，引发市场萧条和经济萎缩，并带来失业（第165页）。也就是说，不定期的经济萧条几乎是金本位制内在的缺陷。商业可能会毁于这种经济调整过程之中，“对购买力的市场控制将周期性地肃清扼杀商业企业，因为对后者而言，货币供给的涨落不定会产生如同洪水与干旱之于原始社会的巨大灾难”（第63页）。在19世纪及20世纪初，市场经济经常出现崩溃，这“在货币领域要比在任何其他领域都来得更突然”（第170页）。因此对货币市场中的自由，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首要的就是放弃金本位制。

于是，在国家制度建设方面，中央银行首先被发展起来，以一定的代币来缓解黄金数量的不足（第169页），并弥补金本位制的其他缺陷。比方说，如果通过中央银行集中一国的信贷供给，那就有可能避免通货紧缩所导致的整体性的商业和就业的混乱。中央银行也可以小心翼翼地调控通货紧缩，使通货产生的震荡得到吸收，并将其产生的压力分散到全国。虽然自中央银行产生后，金本位制还存在了一定时间，但“中央银行的运行将金本位制的自动调节功能降低到徒有其表的水平”（第167页），因为有了中央银行就意味着有一种集中管理的通货，于是操控就取代了信贷供给的自发调节机制。

中央银行产生后，货币制度就成了国内和国际经济的生命线，是整合国家的经济力量中最强大的一个。这样一种现代中央银行，变成旨在提供保护的机构。假如没有这种保护，市场早就毁掉了它自己的孩子——所有类型的商业企业（第164页）。波兰尼调侃道，如果真有哪个国家按米塞斯的建议“放弃中央银行调控”的话，那这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就会变成一堆废墟（第167页）。所以，尽管支持金本位制的众多理由仍然值得人留恋，但那个时代毕竟过去了。世界各国在今天都已通过中央银行，将货币的控制权转移到市场之外，并将货币政策引入到政治领域之中（第168页）。由此形成的一个后果是，只有那些拥有一个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体系的国家，才被认为是主权国家（第214页）。波兰尼的说法是，“从政治上说，对国家的认同是由政府来建立的；从经济上讲，它却是由中央银行建立的”（第175页）。

波兰尼用下面的言辞来说明放弃货币的自由交易制度（以金本位为代表）而采用中央银行来控制货币的意义，“如果说工厂立法和社会立法被要求保护产业工人不受劳动力的商品化虚构的危害，如果说土地法规和农业关税的创立是用来保护自然资源和乡村文化，使它们免于商品化虚构，那么同样地，中央银行和对货币体系的管理也是需要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制造业和其他生产企业的安全，防止其卷入货币的商品化虚构所造成的灾难。足够荒谬的是，不仅是人类和自然资源，而且资本主义生产组织自身都不得不躲避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破坏作用”（第114页）。

第四节　“双重运动模型”与现代国家的兴起

以上内容，是对波兰尼在《大转型》一书描述的市场原则扩张与反对市场原则扩张这“双重运动”的概括。在书中不同的部分，波兰尼用不同的表述多次阐释了这一双重运动，认为它们是依据社会不同组织原则的两种行动，各自有自己独特的制度化目标和明确的社会力量的支持，也各有特殊的运作方法。他说，“一种是经济自由主义原则，目标是自我调节市场的确立，它依仗贸易阶级的支持，主要是运用不干涉主义和自由贸易作为手段。另一种是社会保护原则，目标是对人和自然以及生产组织的保护；依仗直接受到市场有害行动影响的群体——主要是、但不仅仅是工人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各种各样的支持；它运用保护性立法、限制性的社会社团和其他干涉手段作为自己的运作手段”（第114页）。

利用这一“双重运动”概念，波兰尼雄心勃勃地要对近代以来欧洲乃至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统一的解释。在他的书中要加以统一解释的历史现象或事件有：圈地运动；斯品汉姆兰法案；宪章运动；浪漫主义运动；社会主义运动；法西斯主义运动；甚至1929年开始爆发的大萧条。应该说，波兰尼的雄心在相当程度上获得了成功，他的这本书也因此成为政治学和经济史领域的经典著作。

我们要加以补充的是，“双重运动”这一概念富有学术生命力，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发展。

一、反对市场扩张运动中存在的两个方向与双重运动模型

在波兰尼这一“双重运动”中，第一重运动（即市场原则的扩张运动）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说法一致。值得高度重视的同时也是波兰尼的贡献所在的地方是，他对第二重运动（即反抗市场原则扩张的运动）及其历史作用的强调。他反复说，若没有第二重运动的存在，人类社会早就毁灭无疑了。“一般而言，经济进步总是以社会混乱为代价的。如果混乱的程度过大，共同体就必然会在这个进程中被瓦解。都铎王朝和早期斯图亚特王朝把英国从西班牙式的命运中挽救了出来，方式是通过控制变迁的进程，并将其影响导向相对无害的方向，从而使变迁变得可以承受……确凿无疑的是，若不是保护主义的反向运动阻滞了这个自我毁灭机制的运行，人类社会可能早就烟消云散了”（第65—66页）。波兰尼特别反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只看到第一重运动，而仅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理解社会的变迁；在波兰尼看来，“预期一个社会仅仅因为经济效益，就可以对失业的痛苦，产业和职业变动造成的挫伤，以及与之相伴的道德和心理上的折磨无动于衷，这实在是荒唐至极”（第183页）。

不过，以今天的眼光看，在描述劳动力和土地两种要素市场上的第二重运动时，波兰尼已点到但未明确指出的是，这第二重运动其实有两个不同方向的力量来源：一个来源于旧的保守力量，它反对市场原则扩张的目的是为了返回到旧的社会关系（封建关系）中，方向是指向过去；另一个来源于新的社会力量（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进步力量），它反对市场的目的在于超越当前以获利为动机的社会关系，以便建立一个更美好的社会，方向是指向未来。比如他提到，“如果说在商贸共同体中，代表市场体系结构原则的是资产阶级的立场，那么社会结构的誓死捍卫者则一方面是封建贵族，另一方面是新生的工业无产者”（第132页）。显然，他说的是第一重运动的力量来自于资产阶级（后来又得到无产阶级的支持，如前引第88页所述），而第二重运动的力量有两个，一个是旧力量即封建阶级，体现在前文述及的斯品汉姆兰法令和浪漫主义运动中，另一个是新生无产阶级，体现在前文述及的工人运动中，如他所强调的“工人阶级的目标是对我们所认为的资本主义的超越”（第144页）。因为第一重运动有一个方向，而第二重运动有两个方向，所以在术语上“双重运动”比起“双向运动”更准确。

可以用下图来概括波兰尼想要表达的意思，并清晰地区分出反对市场原则扩张的两个方向。这样的图式进而可以构成一个解释历史发展的“双重运动模型”。

图8.1　波兰尼的双重运动模型

在上图中，主要的和中心的位置，表示的是波兰尼所述的第一重运动，即以交易自由为原则的市场经济，处于不断扩张的过程中，并成为近现代社会发展的主要潮流。波兰尼所述的第二重运动即社会对市场原则扩张的反抗，其力量又被细分为反市场力量和超市场力量两种：反市场力量采取了与市场经济相反的方向，力图将经济纳入到过去的社会关系中；超市场力量与市场经济在面向未来这一方向上是一致的（如对工业革命的肯定），只不过力图超越市场关系而寻求更美好的社会制度。

姜义华先生在解释1949年后中国之所以形成非市场化倾向的国有产业结构时，曾运用了“现代化、反现代化、后现代化”这一分析框架(4)，在内容上与上述“双重运动模型”很接近，可以进行相互的印证。在姜先生看来，“现代化、反现代化、后现代化三种取向渐趋合流”，造就了新中国政府构建出非市场的国有工业结构。他这里所说的现代化，主要是指以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为取向的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社会中产化等思想与行为；而所谓反现代化，主要指的是坚持重农而反对工商立国、坚持乡村式淳朴而反对城市式机巧等思想与行为；后现代化则主要指针对西方现代化矛盾而试图加以超越的思想与行为。在现实的历史中，清末开始的中国现代化过程是以浓重的非市场化的军工产业为主导的，由此形成了以国家名义掌握的大量现代工业产业。这种以国家名义掌握工业产业（即“现代化”），又被认为可以以共同体形式保持旧式的农村与手工业经济（即“反现代化”），同时还能救治欧美现代化过程的弊病（即“后现代化”）。就是说，在当时的思想界与实务部门，认为非市场化的国有产业结构，可以同时满足现代化、反现代化和后现代化三种思想取向的共同要求。1949年后，中国非市场化的国有工业产业结构，就是这样形成的。显而易见，这样的解释模式，与波兰尼用来解释现代政治经济形成的双重运动模型，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用双重运动模型解释现代国家的兴起

在上述双重运动模型的基础上，如果将第二重运动中的政治内容（即国家管制措施与制度的发展）分离出来，考察经济和社会内容对政治的影响（即用第一重运动中市场的扩张和第二重运动中社会的反抗来解释国家的发展），那就可以形成一个解释下述重大政治学问题的模型：现代国家从何而来？

蒂利对这一问题的说法，第六章曾经引述过：“没有人设计了民族国家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们通常或多或少是作为无意识的副产品而形成的”(5)。这一回答与波兰尼的下述说法倒是一致的，只是用词稍有不同，“资本主义是悄无声息地到来的。没有人预见机器工业的大发展，它完全是在惊喜中到来的”（第77页）。

运用我们从波兰尼说法中整理出来的“双重运动模型”，可以将近代以来经济社会运动与现代国家兴起之间的关系阐述如下：经济与社会现代过程包含有双重运动，第一重运动是市场原则的扩张运动，第二重运动是社会从两个方向反抗市场扩张的运动；在应对这个“双重运动”的过程中，现代国家逐步发展起来。

这一解释现代国家发展的“双重运动模型”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一方面，国家的权力和机构竭尽所能地推进商业化（满足市场原则扩张的要求），在此过程中，国家从市场自由化方向获得资源和力量，伴随着市场而共同成长，因而它“是商业革命引发的新创造”（第55页）。

（2）另一方面，国家不断地调适和增加职能，极力运用法律和行政手段扩大国家干预，以限制要素市场中的交易自由（限制市场原则的扩张），降低要素市场化对社会的破坏，以便同时满足反市场力量和超市场力量的要求（当然是部分地）。

（3）与此同时，国家也限制两种反对市场原则扩张的力量，以保证社会正常的秩序，并通过吸收其中的合理要求，得以进一步的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该模型也可用来理解中国革命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并有助于从结构上理解迄今尚未最后完成的中国国家转型。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为突出的是西方列强所带来的市场原则不断地扩张，以及中国革命力量对这一扩张作出种种反抗。在反对市场原则（即传统上所说的“资本主义”）扩张方面，工人和农民的目标是一致的，因而可结成联盟；农民人数最多，可作为革命主力军，但作为反市场力量，农民反抗的方向毕竟是逆现代化潮流（即抗拒工业化）的；这就需要人数虽少，但却诞生于市场经济中、具有现代化方向的超市场力量——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此而言，中国革命的成功，是超市场力量与反市场力量结盟的结果，这一结果指向工业革命所代表的现代化方向，从而建立起一种无市场的工业化制度体系。1978年后中国在市场化方面取得的进展，无非是该模型中第一重运动（即市场原则的扩张）发展的结果，或者说是中国的发展汇入全球市场化的主潮流。当然，这一市场化的进展同样也引起社会的种种反抗，并进而对中国国家制度的发展提出了要求。在这方面，可以进一步参考马骏等人的研究(6)。

第五节　余论：“经济学家不能治国”

身为经济学家的梁小民先生，却写出了《经济学家不能治国》一文(7)，这篇文章可能会得罪那些以“国师”自居的经济学家，或者维克塞尔批评过的那些正等待着要提供建议给开明君主的经济学家(8)。梁小民的意思是，现实比经济学理论的假设要复杂得多，制定政策要考虑许多经济理论未涉及的因素，如伦理因素、政治因素等；但许多时候，经济学家很天真，总是坚信自己理论的正确性，并要顽固地把这些理论直接变为政策。因此，梁小民的结论是，单纯的经济学家不能成为治国者。当然，非经济学者也作出过类似的批评，其中最为中肯的可能是秋风先生的批评。他说，主流经济学从经济人假定出发演绎出整个理论体系，这种方法具有“强烈的唯理主义倾向”，倾向于“把整个政治过程化约为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仿佛，每一具体改革的目标是给定的，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以最有经济效率的方式实现这一目标。”(9)

通读《大转型》这本书，可以发现波兰尼事实上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承认，自19世纪以来形成的现代社会，在相当程度上确实已将经济活动独立出来并置于极高的位置，在社会中“一切交易都变成了金钱交易”，“一切收入必须来自某种东西的出售”（第62页），大部分社会成员在行为动机上早已从生存的动机转变为获利的动机（第36页）。不过正如本章说过的，波兰尼强调，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市场可自我调节、社会中的一切都应服从市场而不该受权力干预”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观念，就走得太远了，它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第3页）。这种观念的产生，是受“粗俗的功利主义的腐蚀和对所宣称的自发增长和自身治疗机制的盲目信仰的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对经济增长的社会后果的神秘接受，不管这些后果可能会是什么”，它怀疑甚至忘却“基本的关于政治科学和治国才能的真理”（第29页）。因波兰尼这样的言论，《大转型》一书导言作者弗雷德·布洛克说，“《大转型》提供了迄今为止对市场自由主义最强有力的批判”（“导言”第10页）。

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波兰尼提醒治国者注意，而自由主义经济学对此没有或未能充分地认识到。

第一，贫困问题。不是说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没有注意到贫困问题，他们确实看到了贫穷伴随着富足一起增长的现象。但是他们要么不能解释为什么经济发展的成果不能渗透到下层而出现“奇迹般的生产增长与大众几成饿殍”（第70页）并存的现象，要么用略带有恶意的进化论观点看待贫困问题，如汤森所言：“一般地，只有饥饿才能激励并且驱策他们（穷人）去劳动”（第98页）。事实上，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普遍持有以下的观点，即“自由让市场去掌管穷人，一切都能相安无事”，“让大多数公民濒临贫困是为繁荣的最高阶段所必然付出的代价”（第101页）。不能不说，这样一种观点不是常人能接受的，也因此成为波兰尼极力批评的对象。

第二，人类发展的可能。在李嘉图和马尔萨斯这类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看来，“市场法则意味着人类可能性的极限”（第74页），社会中的一切包括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等都应服从市场原则而成为可交易的商品。但波兰尼显然更同意戈德温的看法，“相信人类有无限的可能性”，要求“拒斥市场的法则”（第74页）。他赞同欧文对这种市场社会可能“产生最可憎恶的持久罪恶”的批判（第110页），赞许欧文运动的目标，即“只要找到正确的方法，人类的生存方式就可以重建”（第144页）。波兰尼认为，人类可以凭借“不屈不挠的勇气和力量来消除所有能被消除的不公正和不自由”（第220页）。让劳动力、土地摆脱市场，就像货币控制权已被转移到市场之外那样，这是“通过在整个社会范围的各个方向上废除商品化虚构假象而实现的社会恢复”（第213页）。当然，波兰尼强调，这样一种市场社会的终结，“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意味着市场本身的消失”，市场将继续以各种方式存在（“以保证消费者的自由、指示需求的变动、影响生产者的收入，并作为会计核算的工具”，第213页），但它“完全不再是一个经济自发调节的机制了”（第213页）。

第三，人类的自由需要权力的帮助。波兰尼反复批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说他们幻想，只要摆脱权力干预，市场能为人类带来自由，这种幻想“为我们的理想给出了一个错误的志向”（第218页）。这是因为，一方面“没有权力和强制存在的社会是不可能的，没有强力作用的世界也是不可能”；另一方面，权力及其施加的强制实际上“是扩大和加强自由的唯一手段”（第218页），“规制和控制不只是使少数人，而是使所有人获得自由”（第217页）。波兰尼用下面的句子点出自由与权力的辩证关系，并结束全书，“只要他是真诚地试图为所有人创造更多的自由，他就无须惧怕权力或计划会转而与他作对，并毁坏他以它们为工具正在建立的自由。这正是在一个复杂社会里自由的涵义，它给了我们所有我们需要的确定性”（第220页）。

(1)　波兰尼著：《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前言第1页。以下凡引自该书的文字，将只在文中注明页码，不再一一交代版本信息。

(2)　哈耶克著：《致命的自负》，冯克利、胡晋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33页。

(3)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6页。

(4)　姜义华：《中国社会的三种取向与现代化目标模式的择定》，载于姜义华著：《理性缺位的启蒙》，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

(5)　蒂利著：《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魏洪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页。

(6)　马骏：《改革以来中国的国家重建：双向运动的视角》，载于苏力、陈春声主编：《中国人文社科三十年》，三联出版社2009年版。

(7)　梁小民：《经济学家不能治国》，《科技文萃》，2004年第7期。

(8)　马斯格雷夫、皮考克主编：《财政理论史上的经典文献》，刘守刚、王晓丹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2页。

(9)　秋风：《超越改革体制，走向立宪政治》，http://www.gongfa.com/qiufenggaigedaolixian.htm。

第九章　《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通向现代国家的不同道路分化

在前面几章，我分别借助于《欲望与利益》《文明的冲突》《旧制度与大革命》《大转型》等著作来向大家说明，西方国家如何走上朝向现代国家的转型之路。在这其中，英国和法国最为典型，特别是英国革命与法国革命最终都将各自的国家导向了现代国家，并因此将现代的理念与国家转型的必要性观念传播到全世界。从世界其他国家的反应看，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这两场革命的冲击，都出现了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趋势。不过，在朝向现代国家的目标相同或至少相似的前提下，世界各国经历的转型路径却各不相同，转型结果也不尽相同。

在这一章，我将借助于巴林顿·摩尔的名著《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来和大家一起探究一下通往现代国家的多条道路以及各国最终形成不同政体的社会原因。这本书也讲到了中国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并将中国道路与其他几个国家进行了对比研究。由于《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的内容极为丰富，因此它不是一本能够轻松阅读的著作。我将尽力梳理其中的线索，概括其中的主要内容，从而为大家思考中国国家转型的道路与动力提供启发。

第一节　摩尔与《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

这一节将简单介绍一下巴林顿·摩尔这个人以及他这部名著的基本情况，并简单交代他在书中阐明的“通向现代社会的三条政治道路”的内容。

一、其人其书

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Jr.，1913—2005），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政治学中比较历史研究的开创性人物。他出生于华盛顿，大学时代就读于马萨诸塞州的威廉学院。大学时期他辅修了拉丁语、希腊语、法语、德语、俄语等多种语言，并在历史学方法上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这为他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正是在大学时期，他确立了社会学与政治学的研究兴趣。1941年从耶鲁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后，摩尔供职于美国战略服务处（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司法部等部门从事政策分析。1945年起，他任教于芝加哥大学，1947年转入哈佛大学社会关系学系，不久转入哈佛的俄国研究中心从事研究工作，直至1979年退休。

摩尔是一位高产作家，先后出版过《苏联政治》（1950）、《政治权力与社会理论》（论文集，1958）、《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1966）、《人类苦难渊源的反思》（1972）、《非正义：服从与反叛的社会基础》（1978）等著作。

学术界向来视摩尔为社会科学领域内“开山立派”的人物。这不仅是由于他在《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等书中为社会科学奠定了比较历史分析方法，还在于他培养了众多的杰出弟子与追随者，这些人不断地推进他所开创的研究领域。在这些人中，最为重要的当属第六章提到过的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1929—2008），另外还有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1947—）等人。蒂利更多继承的是摩尔横跨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的敏锐思维与宏大抱负，而斯考切波则继续摩尔比较历史研究的旗帜，并且更进一步地确立了“在偶然性中发现历史因果规律”这一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论。

本章选用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视野开阔、材料丰富、线索众多，是巴林顿·摩尔的成名之作，也是他一生中最有影响的著作。这本书主要是探讨那些前工业化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在他看来这样的转型有三条道路：自由民主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之所以会有不同的道路，根源来自每个国家工业化发生的时机以及转型时的社会结构不同。该书出版后立即风靡欧美文化思想界，作者因为“对人类社会和历史所进行的重大探索”而荣获伍德罗·威尔逊奖（1968）和麦基弗奖（1969）。尽管该书出版已有50多年，但仍居于西方学术经典的位置。有学者将这本书与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涂尔干的《论自杀》并列为20世纪社会科学的三大名著。

这本书的英文名为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Beacon Press，1966），中译本将其翻译为《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1)。可以看到，中译者拓夫等人是有意识地将英文书名中“专制”与“民主”两个词原本的顺序颠倒的。本章接下来在使用中文书名时，遵从中译者的用法。全书除了简短的前言和结束语外，主体内容分为三个部分共九章：第一部分包含三章专论欧美，分别探讨英国、法国、美国走向现代民主过程中，革命、内战、资产阶级、农民在其中发挥的历史作用；第二部分也包括三章专论亚洲，分别探讨中国、日本、印度在迈向现代世界过程中，革命、改良或和平演变的过程，以及农民在其中发挥的历史作用；第三部分为理论概括，也包括三章，将全书讨论概括为通向现代社会的三条政治道路，分别为资产阶级民主道路、法西斯主义道路与共产主义道路。

二、《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中的研究方法与主要观点

前面已经提到，《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所发展出来的方法论取向，分别为摩尔的两个学生继承：蒂利从中继承的是横跨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的敏锐思维与宏大抱负，而斯考切波继承的主要是比较历史研究方法。对于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斯考切波曾概括说，它主要表现为着眼于宏大问题、立足于案例研究、关注在时间中的制度变化等，并认为：“比较历史分析尤其适合用来建立对本身只有少数案例的宏观历史现象的解释”(2)。

中译者拓夫先生将摩尔这本书对当时流行的现代化理论形成的挑战，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3)。

（1）那时研究西方现代化的正统理论认为，所谓现代化进程必将是欧风美雨吹拂全球的历史进程，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是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的唯一通道和最终归宿。但是摩尔根据大量的历史事实揭示出，西方民主只是特定历史环境的果实，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道路和与之相适应的整体形态是形形色色的。

（2）那时的西方传统理论往往把和平和民主对举，而把暴力与专制并论。摩尔提出，暴力在历史上有不可低估乃至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未经革命付出的代价可能会更大”（第410页）。比如说，德国、日本、意大利在现代化过程中绕开了暴力革命，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实现工业化，但由此成为法西斯主义国家。

（3）那时大多数理论家认为，关于剥削的各种社会理论无非是一种主观臆造。摩尔坚持剥削关系的客观性，不过他又认为究竟多少报酬算适度而无剥削，很难找出一种衡量标尺。

拓夫先生还告诉我们，摩尔在这本书中力图阐明，他所发现的通向现代社会的三条道路，不但在发展序列上是相互接续的，而且在因果链条上也辗转递进的，“西方民主道路为德日意法西斯主义开启了大门，而法西斯主义在俄国和中国的失败，又直接引爆了社会主义革命”（译者前言，第2页）。拓夫还总结摩尔的说法，认为之所以形成三种不同类型的历史路线，跟不同时代、不同社会背景下阶级关系组合模式的变异和转换相关，“封建贵族与上层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治联姻，是西方民主道路蜕变为法西斯主义道路的转折点”，共产党人集合起农民群众“向反动统治秩序发动摧枯拉朽的攻势，则促成了社会主义的勃兴”（译者前言，第2页）。

摩尔自己在书中的“前言”里，说明了他写作此书的宗旨，那就是，力求阐明在农业社会过渡到现代工业社会的进程中，“土地贵族和农民阶级在政治舞台上饰演的种种角色”（前言，第1页）。更准确地说，是要“揭示这个或那个农村阶层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从而影响着议会民主制的诞生、法西斯主义右翼专政的出现和共产主义左翼专政的问世”（前言，第1页）。在这一句话中，已经指出了摩尔在全书中打算讨论的前现代社会实现现代化的三条道路：议会民主制、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需要说明的是，在摩尔书中所说的现代化，显然主要指的是：在经济上，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化并实现城市化；在社会中，贵族阶级被消灭而农民阶级向工业无产阶级转化；在行政上，理性官僚制得到建设等等。在这里他并没有把政治上的民主化包括在内，但在书中探讨美国内战的意义时他又说，美国内战是“一场为争取自由的政治上的胜利”（第123页），“关系到当代资本主义民主实现其崇高誓言的能力：去做一些其他社会不曾做过的事”（第125页）。很显然，只有经济上的进展而没有政治上或者说道义上的前进，是不配称为现代国家的。

摩尔所说的实现现代化的第一条道路，即议会民主制道路，它是通过所谓的资产阶级革命来开辟的。在英国、美国和法国的历史中，这一条走向现代社会的道路经历了多次暴力革命。在革命中，特别关键的是兴起了一个有着独立经济基础的社会集团，它摧毁了来自过往的对于民主资本主义的种种障碍。摩尔指出，在这些革命中，“虽然城市中的工商业资产阶级提供了主要动力，但这还远非历史的全部内容”（前言，第4页）。资产阶级还可能分别与土地贵族、农民结盟，当然也可能受到他们的反对。但总的来说，在这条道路上，土地贵族与农民并未成为阻碍资本主义进程的重要力量，最终他们要么同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同行，要么只是作为无关紧要的反对力量而遭毁灭，或者像在美国那样的新兴国家里，真正的农民阶层不存在。总之，在这一条道路上，“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联袂而行”（前言，第5页）。

第二条路线同样是资本主义道路，但却经由法西斯主义而达到顶峰，表现在德国、日本和意大利这些国家。这条道路摩尔称为“资本主义的反动形式”（前言，第5页），同英、美、法的资本主义的革命形式相并列。在德国、日本、意大利这些国家里，资产阶级的力量相当薄弱，如果采取彻底革命的方式，革命就会夭折。因此，相对软弱的工商业资产阶级，不得不依赖于仍居主宰地位的来自土地的旧统治者，建立起准议会政府，并在政府力量的帮助下，实现现代工业社会所需要的政治经济改革。这种做的结果是，此三国工业发展虽颇为迅速，但在经历了短暂和脆弱的民主时期后便成为法西斯主义国家。

第三条路线是以俄国和中国为典型的共产主义道路。在这两个国家，一直以来强大的农业官僚主义禁锢着商业以及后来的工业发展。可在面对来自西方的现代力量入侵时，农民阶层备遭压迫，戴上新的锁枷。于是农民“在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下，为推翻旧秩序和推动国家进入新时代提供了毁灭性的革命力量，与此同时，也成了第一批牺牲品”（前言，第5页）。

在这本书的第三部分“理论概括”中，摩尔将他关于通向现代社会的三条道路再次予以概括：“最早的一条……这条路线称之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路线。英美法意味深长地从各不相同的社会起点出发，相继进入了这一路线；第二条路线同样是资本主义的，但由于缺乏革命冲击波强有力的震撼，它经过某种反动的政治形式发展为法西斯主义。德国和日本通过自上而下的革命，终究实现了工业发展与繁荣的目标；第三条路线毋庸置疑是共产主义道路。在俄国和中国，革命的发动以农民为主，但也不排斥其他阶级，从而有可能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转变”（第334页）。不过，摩尔指出，到20世纪60年代中叶进入现代工业社会过渡阶段的印度显然不属于上述任何一条道路却又兼有这三条道路的特征，“这个国家既未经历资产阶级革命，也未经历自上而下的保守革命，而且迄今没有发生一场共产主义革命”（第334页）。

摩尔总结说，在以上三条道路中，土地贵族和农民所扮演的角色尤为重要，“他们对于农业商品经济挑战的响应，成为左右政局的决定性因素”（前言，第6页）。摩尔希望通过他的研究，能够进一步地揭示人类社会最终实现现代化的动力。在书的最后，摩尔揭示了他想象中的现代社会的理想型，即自由与理性的社会。他追问，“古代西方的自由、理想社会之梦，会永远栖留在幻想中吗？”（第412页），并断言“假若未来的人民能够冲破今天的锁链，那么，他们一定能够理解是什么力量造就了他们”（第412页）。

第二节　通向现代国家的民主道路

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动力蕴含于每一个国家自身；但是转型的路径，各国的表现自然不同。英国、法国、美国这三个国家，一般被认为是实现现代国家转型的典型国家，它们的转型道路又常被称为资产阶级民主道路。不过，摩尔告诉我们，这样的道路以及西方民主政体的实现，在相当程度上是特殊的，“只是特殊的历史环境中结出的果实”（第126页），其中共同的特征是革命和内战“这一进程的重要环节”（第126页）。与此同时，虽然英国、法国和美国在实现现代国家转型方面走的是同一条发展道路，但它们之间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本节将概括摩尔对这三个走向现代国家道路的描述，以此作为参照对象，可以思考通向现代国家的其他道路。

需要交代的是，摩尔在描述英、法、美三国走向现代国家的道路时，并没有单独地强调经济因素或地理条件因素或政治传统因素，没有简单地将其中一种要素作为决定性的原因来概括。在描述这三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时，他强调的因素各不相同。

一、从革命到渐进的英国现代国家之路

在全世界，英国率先成为现代国家，并在相当程度上定义了今天我们所理解的现代国家的特征：在经济上实现工业化，在政治上实现民主化，在社会方面实现平等宽容等等。尤其在实现现代国家的道路方面，许多人认为英国是通过和平、公正和民主程序来解决他们在政治经济上的矛盾的。对此，摩尔说这里存在着一种神秘的因素，因为“这种观念与其说完全说是一种神话，毋宁说具有部分的真理”（第2页）。在他看来，英国18、19世纪的和平与民主进程，与17世纪的清教徒革命和国内战争是不能分开的；而在学术上更为重要的是，要探讨英国在从农业为基础的社会向现代工业技术为基础的社会的转变过程中，“究竟是什么东西把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阶段衔接了起来？”（第2页）他的回答是，重点在于农村中的阶级尤其土地贵族起到了“特殊的和极其重大的作用”（第1页）。

为什么这么说呢？摩尔的主要观点是，英国农村中的土地贵族比较早地卷入到商业化潮流中，这样的商业氛围有利于农村土地的商品化经营，也有利于土地贵族与城市中的市民阶级、工业资产阶级的共存与转化，还有利于土地贵族形成的国会不断吸纳资产阶级的力量，最终英国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建成一个相对自由的社会和最早现代化的国家。摩尔的说法，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别地加以概括。

（一）英国向现代国家过渡的前提是，商业贸易成为支配英国发展的强大动力

为什么商业贸易在英国会成为强大的推动力量？在书中不同的地方，摩尔陆续提出了几个方面的理由。

（1）地理环境方面的理由。“中世纪晚期英国成为最大和最重要的优质羊毛产地”（第2页），而羊毛交易不仅影响了城市，而且波及到了农村，对农村的影响更大，最终还影响到了政治。

（2）政治方面的理由。英国的王室专制主义比较软弱，“英国王权始终没有建立一个自己的强有力的行政管理制度和法律结构，并通过它们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农村”（第8页）。

（3）观念方面的理由。“在亚当·斯密以前很久，散居于英国乡间的某些村民团体，已经开始接受如下这种观念：维护自身利益和经济自由是人类社会的自然法则”（第5页）。这样的观念，后来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通行原则，“个人运用私人财产来发财致富应不受任何限制，这样就必然会通过市场的这一途经不断地为整体社会积累财富和带来福利”（第14页）。

（二）农村的变化在通向现代国家的进程中至关重要

对此，摩尔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加以分析。

一方面，这样的变化体现为，在农产品商品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土地商品化的进程。就是说，随着粮食与羊毛成为日益重要的商品，土地也日益地从具有社会功能与统治义务的载体变成能产生利润的资本品，“资本主义势力在内战之前就已经长时间地渗透和大大地改造了农村”（第15页）。于是，土地市场繁荣，表现为土地买卖频繁、地租费用上涨。尤其是随着圈地运动不断地深入，大批原先受传统惯例支配但名义上属于领主的土地，转化为私人可以全权处理的土地。在第八章我们已经看到，波兰尼对此过程也强调过。

另一方面，是农村土地贵族与自由民的变化。摩尔说，“原来无法无天、专制暴虐的封建领主向地主转化，后者接近于机灵狡诈的商人，他们掠夺资源，看重功利和效益”（第6页）。换言之，原来的封建贵族逐渐变成了农业资产阶级。事实上，不仅是封建领主在变化，农民中经营牧羊业、出售粮食商品的自由民（上层绅士和不甚富裕的农民），也抛弃了封建义务、摆脱传统农业的常规。他们参与圈地（通过蚕食方式侵吞荒地和公地），敢冒风险，善用新技术，努力提高土地经营效益。摩尔称赞说，“这些自由民是英国历史上的英雄”（第7页）。

（三）土地贵族的转化并吸纳城市资产阶级，是英国现代国家能够不断和平稳定成长的保证

摩尔强调，由于上述商品化进程的发展，英国的土地贵族具有强烈的商品化色彩，因此不但不会成为“反对工业进步的贵族阵营”（第21页），而且最有影响的土地贵族，要么自己成为资本主义商品化和工业化的先驱，要么跟城市中的工商业资产阶级结盟，共同反对王权侵犯财产权（内战就是这样爆发的），并获得了相对于王权的胜利。哪怕是到了19世纪，政治权力仍掌握在贵族和乡绅、尤其是世袭的大财产拥有者手中（“核心人物恐怕不超过1 200人”，第24页），但这样的土地贵族本来就与商业原则相容，“金钱重于血统已成为新的基石”（第13页），而且到了后来“很大部分已经不再从事农业了，经济基础已经转向工业和贸易方面”（第28页）。总之，工商业资本家在已获得的成就基础上，形成了强大的力量，并通过1832年及后来的历次议会改革，获得了权力。于是，“19世纪英国资本家扫除了内部阻碍贸易的障碍，确立了统一的法律制度，以及现代货币制度和其他工业化的必要条件。政治秩序开始合理化，现代型国家在不长的时间里诞生了”（第23页）。摩尔对英国现代国家诞生过程的描述，可以跟第八章所述《大转型》一书的相关内容，相互地印证。

由此摩尔断言，17世纪的英国内战与18—19世纪的和平成长，都与土地贵族的转化相关，“上层土地贵族并没有遭受灾难性的打击，但他们懂得了必须限制自己的权利”（第24页）。摩尔强调，英国的土地贵族与城市上层居民成为携手合作的典型，由此形成的“联盟产生于现代化进程的前期阶段”（第343页）。这一联盟至关重要，“英国有利于自由事业的土地贵族和城市上层阶级联盟，对多数国家而言，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现象。从更宏观的视野来看，这在人类历史上恐怕只能发生一次”（第344页）。

（四）国会成为和平解决争论和冲突的政治机构，并成为推动英国现代国家成长的重要力量

英国国会的出现，是中世纪贵族阶级、自由农民、城市市民与王权斗争的结果。摩尔强调，由于“缺乏一种建立在陆军和官僚机构上的强有力的君主政体”（第24页），英国议会民主制的发展相对于其他国家更为容易，由于“蔷薇战争（1455—1485），给土地贵族带来了人为的而非自然的浩劫”（第3页），国会中代表平民的下议院逐渐取得了相对于贵族院的优势地位。

在推翻了反对圈地运动的国王之后，掌握真正权力的“国会相当于一个巨大的地主委员会”（第15页），并为沉浸在商业化原则中的地主服务，“国会基本上控制着圈地运动的进程，那些地主依靠国会的力量完成了圈地运动的进程”（第15页）。摩尔反复强调，虽然直至19世纪中叶，“国会本身则成为土地资本家的工具”（第13页），但“国会的存在这个事实意味着一套新的可变通的制度建立了起来，它为新生的社会力量提供了发表议论和提出要求的活动场所。同时，它也是代表不同利益的各种党派组织和平地解决争论和冲突的政治机构”（第21页）。因为有这样的机构存在并在法律和秩序的范围内，再加上工业化过程的迅速发展（吸收失地农民与失业工人），出现了“改善穷人处境的种种法规和经济形势的有利转变”（第25页），最终英国消解了圈地运动中农民的反抗，以及工业无产阶级发起的宪章运动，赢得了和平民主的发展。

当然，在此过程中除了国会外，还有一些其他有利的因素：（1）舆论的赞成，“普遍舆论赞成减缓民众苦难而不赞成使用武力”（第25页）；（2）上层的主动让步，“上层土地所有者通过适当让步避免惨重失败”（第29页）；（3）领袖的作用，“有影响的领袖人物能够准确及时地理解并把握问题的实质”（第29页）等。

摩尔在总结有哪些因素促进了英国的民主化进程时，列出了以下几项：“一个相对强大并且独立的国会；建立在自身经济基础之上的商业和工业的利益；没有严重的农民问题”（第29页）。显然，在这其中国会的存在是至关重要的。与此同时，摩尔也强调小农的消灭虽然结局悲惨，但“这一结果对和平民主的发展过程有重大贡献，其意义不亚于国会力量的加强”（第22页），它使“现代化能在英国顺利进行，而不受巨大的反动保守势力的干扰”（第22页）。摩尔强调说，英国的这一情况区别于德国（软弱的资产阶级依靠土地贵族的保护）、俄国与中国，它是英国避免法西斯主义和农民革命的重要原因。

二、经由大革命的法国现代国家成长道路

法国是摩尔所说的既实现现代国家又成为民主国家的另一个例子，但法国的道路与英国的明显不同，其中最重要的差别是法国经历了大革命及革命恐怖时期。为什么会这样？摩尔追问的是：“造成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呢？那些使法国革命表现出重大特点的人们是否成了教条幻想的牺牲品呢？”（第43页）在第七章我们借助于《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已经探讨过法国大革命，此处简述一下摩尔用对比的方法对法国通向现代国家之路的讨论。

（一）大革命前法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

应该说朝向商品化和工业化的迈进，在16—17世纪的法国也在进行中，特别是到“18世纪后20年中，法国大工业突然兴盛起来”（第53页）。摩尔说，在此基础上民众对现代国家的要求也在酝酿中，“商业和相对规模较小的工业正在扩展着一种社会基础，要求摆脱那种控制贸易和生产的陈旧束缚”（第53页）。与英国相比，法国在这一过程中至少有三个方面的不同。

1．农村商业化过程相对于英国的偏离

摩尔认为，在农村商业化进程中，法国的土地贵族更多地采取榨取租金的方式，而不是英国土地贵族采用的获取利润的方式。在第十二章我将借助于布坎南的概念区分出破坏市场的寻租行为和创造市场的分利行为，可以和这里英法两国农村商业化的不同形成对照。摩尔首先比较了英国羊毛业与法国葡萄酒业在农村商业化进程中的不同作用。他分析说，英国羊毛业在商品化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类似于羊毛业，法国的葡萄酒也推进了法国社会的商品化进程，特别是对土地贵族来说，“发现商业和计算实利这样一种比武力、赐赠的方式更为适宜的经营统治方式”（第35页）。但是，葡萄酒业以及葡萄种植对于法国商品化进程的拉动作用，远远不如羊毛业对英国商品化进程发挥的拉动作用。在英国，羊毛业促进了英国纺织工业发展并进而带来圈地运动，席卷了更多的农民进入城市，推动了对土地与设备更多的投资。可是，“葡萄酒生产的增长并没有在农民中引起类似圈地运动这样的变化，葡萄栽培劳动要求有大量的熟练农民劳动力，但对土地资本和设备资本的需求相对要小”（第36页）。

以此为前提，摩尔认为，英国在农村商业化进程中，土地贵族通过圈地运动将传统公地或荒地转化为养羊业或粮食种植业，进而从土地经营中获取利润。但是，“法国上层土地阶级并没有按英国方式向商品化农业转化”（第39页），“贵族缺乏象羊毛贸易这样的经济基础，从而不可能推行英国那样的政策”（第30页），在粮食商品化前提下，法国的土地贵族更多地依靠从土地中用租金的形式榨取农业剩余，即通过向农民征税或收租来获取收益。因此，跟英国土地贵族逐渐转化为农业资本家甚至成为工业资本家不同，法国贵族在农村的统治逐渐得到了巩固和加强。

摩尔说，法国那些在城市中赚了大钱的资产者并没有进一步地从工商业中获取利润，反而从贫困贵族手中购买土地，并进而获得贵族爵位。他们获取收益的方式也偏离了商品化的方向，“获得的利益并不是来自市场上出售产品，而来自农民缴纳的租金”（第32页）。虽然在法国农村商业化过程中也有通过商品粮获益的群体，但“主要的受益者是一些富裕的农民而不是土地贵族”（第34页）。到了18世纪，在法国“文化和法律方面对商业造成的障碍逐渐减弱”（第39页），在有些地方“旧贵族的生活习俗已变得彻底商业化了”（第39页）。但总体而言，土地贵族总是凭借自己的社会政治地位或权威来用租金的方式“试图从农民身上榨取更多的东西”（第40页），由此带来了“把农民作为劳动力固定在土地上的体系”（第42页），而不是像英国农村商业化那样，农民逐渐成为自由劳动力而进入城市，成为工业无产阶级。

因此，“与英国相比，发生在法国农村的商品化影响并没有削弱封建统治的基础，也没有摧毁封建统治的结构，他们只起到了把新的生命注入到老朽的社会躯壳之中的作用”（第42页）。法国的土地贵族没有成为农业资本家，他们榨取租金依靠的是所有权而非经营活动，“这种权利使他们能通过国家镇压机构来占有经济盈余中的一个特殊份额”（第43页）。正因如此，摩尔强调，像圈地运动这样一种更为公开的农业资本主义形式，在法国从未取得过像英国那样的普遍性，它更多来自政府的推动或知识分子的赞成，“而不像在英国那样是从乡绅中自发产生的运动”（第50页）。

2．君主而非土地贵族成为现代化的推动者

摩尔强调，英国王权一直比较弱势，土地贵族才是现代化的真正推动者。可在法国不是，“法国的贵族特别是它的领导阶层没有冲破束缚获得独立性，反成了国王的附属物”（第30页），甚至贵族在经济上要仰赖国王的支持，而国王基本上靠税收来压榨农民。在此期间，有一些历史上的偶然因素在发挥影响，比如16世纪来自美洲的金银数量增长以至于推高了商品价格时，封建领主的收入出现危机，尤其“那些军功显赫的老贵族大部分都遭到了惨重的损失”，而“他们经济基础的丧失使得君王和他们大臣能较容易地提高王室的权威”（第31页）。到了17世纪以及接下来的时间里，“国王剥夺了许多贵族的司法职务，提高对他们所拥有的土地的税收和征兵人数，干涉他们的日常事务”（第33页），总之把贵族赶出了政府核心（但把军队和教会让给了贵族）。

在跟贵族的斗争中获取胜利的王权，大力促进“农村和城市融合”（第43页），在理性、进步的旗帜下发起了圈地运动（第50页），并通过向城市资产阶级下达武器和奢侈品的生产订单，在促进城市工商业发展的同时也控制了资产阶级和市镇。由此在法国形成的城市工商业发展，跟英国相比“造成了根本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结果”（第43页）。在法国，君主政体的发展，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建立了一个高效率的统治机构；税收工作更有效；能够清除国内阻碍贸易的强大障碍；更新法律体系等。最终，君主“为在这个时期已经显示出某些独立生命力的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开辟更广阔的道路”。因此，摩尔断言，“直到18世纪中叶左右，法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主要是靠王权推动的”（第86页）。摩尔说，甚至那些有利于现代社会的文化或生活习惯，也往往是由君主推动形成的，“那种奠定近代社会基础的推动力，甚至某些讲究精确与顺从的习惯，也更多地来自王权官僚体系而不是来自资产阶级，然而这绝不是王权有意促成的结果。当时它在法国政策中的真实作用在于维持秩序、监督经济，并从法国社会中榨取能支持王室的战争和炫耀豪奢政策的各种资源”（第44页）。

摩尔还特别分析了法国的官职买卖问题，认为这种结合了国王封建特权与市场交易原则的收入方式，“集中体现了商品化和前商品化制度的混合特征，并且显示出企图把它们调和起来的倾向”（第44页），它“造成了良好的政治意识观念，给了资产阶级接近王室行政机关的机会，在这个阶级中培养出了同盟者。在法国当时的条件下，这也许是树立国王权威并因此而抛弃旧贵族的必要手段，同时也为奠定近代国家的基础扫清了障碍”（第44页）。当然官职买卖也有不利后果，摩尔说，“官职的出卖意味着官职成为一种可以继承的私有财产，国王慢慢地开始失去对部属的控制”（第44页）。而且，官位出售还有一个深刻的悖论：它既体现了国王对贵族的独立性，让官职不再属于贵族；但它又削弱了国王的独立性（第46页），取得了官职的资产者使自己摆脱了王权的影响，并以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名义抵制国王的干预。另外，正如1665年科尔伯特（中文又译为科尔贝尔）所认为的，“官职买卖耗占了大量本来可以用于发展贸易和工业的人力和资源”（第46页）。官职出售在相当程度上就是通过君主政体的力量让贵族和资产阶级相融合，融合的结果使相当大一部分资产阶级封建化了。这一方式与结果跟英国都不同，英国是通过让土地贵族变成资产阶级的方式实现融合，二者进而成为反君主政体的力量。

3．农民的特殊地位

与英国相比，在法国走向现代国家的进程以及法国革命中，农民具有特殊的地位，也扮演了特殊的角色。前面说过，由于法国农村商品化进程中的特殊性，法国并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农民也没有大规模地转化为城市工人，所以在法国既存在大的土地所有者（土地贵族），也存在大量自由农民，这些自由农对土地贵族主导的租金猛烈上涨（在王权专制帮助下贵族剥削加深）怨声载道。

跟英国王权努力抵制圈地运动不同，法国的王权政府往往对农村商业化进程与圈地运动持有欣赏态度，这“促使农民转而反对君主政体”（第51页）。这些自由农或者上层农民，他们的不满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们的身份不彻底，即“他们占有着土地，但这些土地并不真正属于他们”（第57页）。在封建关系下，这些土地仍属于大大小小的领主，领主也因此能够强加给占有土地的农民各种封建义务。于是这些农民对王权与贵族的旧统治强烈不满，表现在1789年革命发生后，多数富裕农民成为革命的主要力量，试图打碎（而不是改善）这些国家机器。

与此同时，贫困的或者无地的农民也有普遍的不满，“法国的贫苦农民是蓬勃发展的现代化力量在摆脱古代的农村社会束缚过程中所造成的主要牺牲者”（第56页）。摩尔估计说，在法国的许多地方，完全没有土地的家庭可能要占法国人口总数的20%到70%（第55页）。无地农民和贫苦农民都想得到一小块土地，还希望维护对他们自身有益的那些农村公社的特殊风俗和习惯（第56页）。当这样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时，他们就开始信仰激进的平均主义理论，并与城市中持有激进想法的无套裤汉合作，带来了法国大革命的激进特征，“在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城市和农村的激进主义者能够携手联合，这一情况有助于解释与其英国先驱比较法国革命暴力猛烈的程度”（第57页）。所以摩尔说，“认为农民是（法国）革命的主宰者这一看法是合理的，尽管他们不是革命的主要推动力量，但它对于持续革命的成功，对于摧毁封建主义起着重大的作用”（第60页）。

（二）阐释法国大革命的力量与意义

摩尔之所以概括在走向现代国家的过程中法国与英国存在的种种不同之处，是想要解释法国大革命的激进与恐怖。不过，与托克维尔相似，摩尔虽然也指出了大革命的恐怖与荒谬之处，但仍肯定大革命的积极意义。

1．推动法国大革命的力量

在摩尔看来，推动法国大革命的力量有哪些呢？除了上面说到的农民（富裕农民与贫苦农民）外，自然还有（痛恨贵族社会地位及特权的）资产阶级、富有贵族（特别是那些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贵族，他们愿意放弃那些沉重的没有保障的封建特权）、城市贫民（他们要求仁慈的权威出面来保障合理分配，尤其在食品方面）等基本力量（第57—58页）。此外还有一些偶然的力量推动了法国大革命的产生，比如因放任英国工业品进口造成许多人失业、1787年取消谷物贸易的限制、1788年自然灾害（第58页）等。

当然，法国大革命之所以走向激进，是因为无套裤汉和农民一起提供了力量（第54页）。无套裤汉若能够争取到农村力量的支持，就会走向激进，而“一旦这种支持不复存在，或者无套裤汉的愿望同农村那些拥有财产的农民的要求相抵触时，这种激进的动力就会枯竭”（第60页）。一些偶然事件也推动了法国革命走向激进化，摩尔举例说，1791年6月20日至25日，国王试图逃跑，这一事件“就使任何想把革命停留在君主立宪阶段，或者像英国那样由上层阶级来统治的打算都彻底成为不可能了”（第61—62页）。后来的五月起义标志着法国革命向激进转向的过程，温和的革命再也“不可能走英国18、19世纪所走过的和平变革的道路”（第82页）。

因此，摩尔说，总体而言“把法国大革命说成是资产阶级革命是错误的”（第87页），“法国大革命并不是掌握经济大权的资产阶级领导夺取政治权力的斗争”（第87页），因为革命力量主要来自农民与无套裤汉，“无套裤汉是革命的动力，而农民则成了决定革命能走多远的缰绳”（第87页）。

2．法国大革命的意义

法国大革命虽然主体力量并非来自资产阶级，但并不意味着法国大革命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意义，“否认法国大革命的主要冲击和主要后果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是一种无谓的诡辩”（第83页）。摩尔强调，“资本主义是从每一条可能裂缝中渗透进法国农村社会的”（第50页），但“更大的渗透则有待于通过革命的方式甚至革命以后的行动来完成”（第50页）。

为了说明大革命的成就及对资产阶级民主发展的意义，摩尔列举出大革命期间成立的制宪会议所取得的下述立法成就：公开选举、废除个人的封建租金义务、公正惩罚、承认公共设施、废除官职出售、禁止什一税等（第61页）。另外，“大革命致命地打击了盘根错节的贵族特权体系，这包括君主制、土地贵族和封建领主特权等”（第83页）。他说大革命建立了“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和基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西方议会民主制的胜利”，在此过程大革命起到的关键性的作用，“不仅为我们熟知，而且是无可否认的真理”（第83页）。甚至被后世许多学者谴责的激进革命乃至恐怖行为，摩尔也给予了肯定，“因其能产生重大的政治后果而成为执行政策的有效手段”（第80页）。他强调，“如果没有来自激进分子方面的压力，资产阶级革命显然不可能走得比真实发生的更远”（第82页），因此“法国想通过民主的大门步入近代世界，那她就必须亲历革命的战火，穿越充满暴力和激进运动的长廊，这一点是万难否认的”（第83页）。在这里，我们可以将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相关论述与摩尔的叙述进行印证与对照。

3．农民与法国大革命

在法国大革命中，还有一个特别的现象被摩尔特别注意到，那就是大量农民后来对大革命发起反抗运动，尤其是旺代省的农民发起了针对共和国的叛乱。农民为什么反对大革命？摩尔对此提出了多个方面的原因解释，可以列举如下：1790年宪法和整个法国大革命期间反教会的法令与言行，让宗教信仰虔诚的农民感到忧虑；为保证城市和军队的食品供应，革命政府采取了限制食品价格、在农村强制收购粮食等措施，伤害到农民的利益等等。旺代省的叛乱或者说反革命动乱，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有些农村，商品化或者说资本主义进程尚未渗透但却已伤害了农民利益，农民出于对资本主义的反对而反对大革命，“旺代省反革命动乱中所表现出来的许多特征，预示了资本主义力量冲击尚未进入现代化的农业社会的过程中将要发生的那些情况”（第79页）。此外，旺代省的农民特别受教区牧师的影响，而革命政府要求牧师宣誓向政府效忠，可旺代的牧师几乎全都拒绝宣誓，这成为影响农民发动反革命叛乱的重要原因。对旺代省为代表的反革命的镇压，“造成了法国革命长剧中最惨重的流血的一幕”（第79页）。

4．土地贵族被消灭的意义

虽然农民表现出保守性，甚至像旺代省那样发动叛乱，但法国仍然走上了民主道路。摩尔强调，在这方面主要的原因是，法国大革命完成了专制王权消灭土地贵族势力的过程，“土地贵族政治势力的崩溃在法国现代化过程中构成了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第84页），从而使得法国农村能够持续商品化的进程，资本主义力量不断成长，避免了德国那样的法西斯主义势力的成长。他引用托克维尔的观点说，“革命完成了波旁王朝的使命，其结果是右翼独裁统治所必需的社会基础之一被消灭了”（第84页）。

三、由最后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完成的美国现代国家之路

摩尔强调，与英、法两国不同，美国并不存在封建社会，没有“庞大而又牢固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问题。他将美国内战或者说南北战争称为“城市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最后一次攻势”或者“最后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第89页），并认为正是经由内战，美国才走上现代国家之路，它是“美国历史上的一道分水岭，它标志着农业时代的结束，工业时代的开始”（第88页），“导致政治民主体制的建立，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可与清教徒革命及法兰西革命媲美”（第88页）。

接下来本章集中于两个问题，来重述摩尔所讲述的美国内战，即发生在南方与北方之间的战争。按照摩尔的说法，这“两个地区在完全相悖的原则基础上共同建立了一个经济体系，同受一个中央政府的管辖，而且该政府在两个地区说话都算数”（第112页）。这样的局面，确实有些奇怪，但并不注定要有战争。

（一）内战的起因

为什么会发生内战？摩尔检验了对内战成因的三种传统看法（第108页）：第一，内战主要是由于在奴隶制问题上不同的道德观冲突引起的；第二，由于政治家们的过错才导致了这场南北方大多数人都不愿发生的战争；第三，本可促使美国社会统一的政治机器停止了运转，才导致了战争的爆发。摩尔认为，这三种看法以及从南北方经济差异（使用自由劳动力的北方工业资本主义与使用奴隶劳动的南方种植园经济）都“触及到了事实真相的一部分”（第108页），但都不完全正确。

1．检验美国内战的传统经济解释

在专论美国的第三章一开始，摩尔就探讨南北方经济差异是否导致内战不可避免这一问题。后来，他又对传统从资本需求、劳力需求、市场需求三方面所做的解释进行了检验，认为在经济上南北双方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第106—107页）。

摩尔明确说明，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南方种植园经济也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它“根本不是生在工业资本主义体上的过时的毒瘤，而是美国工业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世界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动力之一”（第92页），它不但“不是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桎梏”，而且“促进了早期工业的发展”（第89页）。例如，在1815年至1860年期间，棉花贸易对美国经济发展速度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直到1830年左右，它仍是国家工业制造业发展的最重要原因（第92页）。摩尔还举例说，就像19世纪德国先进的工业可以和劳动强制型的农业和平共处一样，美国南北双方在经济上也是如此，这样的结合唯一伤害的是民主。因此，“把纯粹的经济因素说成是内战的起因，也是难以令人置信的”（第98页）。

那么，南北战争是由战争前双方对关税问题的激烈争议引起的吗？在当时，北方因工业品滞销而要求提高关税，以保护国内市场。而南方，因为棉花大多销往国际市场（从1840年到美国内战，英国4/5的进口棉花来自美国南部各州），所以要求低关税政策，以免引起别的国家的关税报复。摩尔认为，虽然双方因关税问题争论激烈，但并不会因此而发生战争，事实上在1857年之后，关税已经按南方的意见降低，在北方工业界也没有引起强烈的不满。

摩尔还检验，南北战争是不是因北方工业界跟南方种植园之间就劳动力的争夺引起的呢？他回答说也不是，因为北方劳动力来自西部农民的转化，而不是对南方奴隶劳动力的争夺。

不过，话又说回来，对南北方的战争而言，这些经济问题并不是没有发挥作用。摩尔强调，“即使单个的问题可以协商解决，但从整体上来说，这些争端几乎没有协商的余地”（第109页）。就是说，太多经济上的争端结合在一起，引发后果的能量远远超过单个问题。

2．摩尔对内战成因的解释

摩尔从北方（美国东北部）、南方与西部三方的关系出发，仍主要基于经济因素提出了自己有关美国内战的解释。

在他看来，到1860年时，三种大不相同的社会经济形态在美国不同地区发展起来了，那就是在南方兴起了建立在种植园奴隶制基础上的农业社会，在北方确立了工业资本主义制度，在西部形成了以家庭劳动为基础的农业社会。内战的爆发，正是由南、北方两种社会经济形态对西部的争夺引起的。用摩尔的话来说就是，对南北战争影响深远的反奴隶制情绪“传播和高涨，这也许可溯源到植根于西部土壤的家庭农庄这一成功的商业冒险”（第103页）。他认为，“北方资本主义与西部农业社会的不断接触，在一段时间内使北方城市特权阶层和南方土地特权阶层之间的反动联合显得没有存在下去的必要”（第113页）。

对于南方而言，蓄奴制种植园尤其是棉花种植园是有利可图的。为了扩大赢利，就需要向具有广阔未开垦处女地的西部扩张，将奴隶制种植园带到西部去。所以在很长时期尤其在19世纪前叶，南方种植园主“曾经把西部农场主视为自己反对北方富豪统治的同盟力量”（第103页）。但他们越来越注意到，“具有独立性的西部农场的发展对奴隶制和他们的种植园体系所造成的威胁”（第103页），“在种植园之外成长起来的、主要依靠家庭成员耕作的西部农场体系对来自奴隶制的竞争产生了很大的恐惧”（第103页）。

摩尔说，无论在经济联系方面还是在政治态度方面，西部跟北方其实更为接近。一方面，西部地区在内战之前就已经从一片荒原变成了商品化农业基地，农产品通过运河与铁路这一革命性交通方式大量运到东海岸，在经济上“西部的农民脱离南方，而依附于北方，为北方服务”（第101页）。另一方面，在政治上，西部农民支持提高关税，北方工业界也要求提高关税并因此支持西部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形成了类似于德国的“钢铁和黑麦”的联盟（北方工业界与西部家庭农场主的联盟）。此外，东北部典型的早期个人主义及小资产阶级的观点这时已传入西部农场统治阶层，双方精神气质上也更接近，“北方联合西部，创造了一个价值观日益与南方相冲突的社会和文化，两者差异的焦点是奴隶制”（第109页）。

相对于欧洲激进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以及在一些国家反动政策的出台，摩尔还说，美国可以用给北方感到受压迫的劳工在西部提供自由农庄的方案来缓解他们的压迫感、消除他们的反抗行为，“西部土地的存在哪怕是间接的，也减弱了潜伏着的起义可能性”（第113页）。这么做，就进一步地加强了北方与西部的联系，“北部工业和西部农民的联系似乎来得有些突然，其实酝酿已久了。这种联系在当时有利于克服在解决代表占统治地位的经济阶层的国家政治、经济问题上所采取的简单的反动办法。正是这一原因，把国家引向了内战的边缘”（第105页）。

总之，南北双方对西部的争夺，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南北方的战争。

（1）就西部来说。“种植园奴隶制从南部扩延到西部，确实造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第95页），“奴隶制的扩大严重危害到西部的自由农民”（第107页）。于是，西部自由农反对奴隶制的引进。

（2）就北方来说。北方其实并不真正反对奴隶制，“北方劳动者对反奴隶制问题持冷淡甚至敌视态度”（第106页）。但北方担心，南北方之间“如果奴隶制扩大了，奴隶制州与各自由州之间的平衡就会打破”（第95页），而且北方也无法再用西部土地来缓解自己工人的反抗。

（3）就南方而言。南方始终将北方宣扬的自由观看作是具有颠覆性危险的学说，“因为资产阶级自由观正触及到了南方体制的要害处——奴隶所有权问题”（第97页）。于是，他们在自己的社会中寻找并强调那些具有封建贵族和前资本主义的特征（礼貌、风度、教养以及与北方那种只顾捞钱的短见形成鲜明对照的远大的眼光），来反抗北方。

就这样，南北双方就西部那些新加入联邦的各州是否实行奴隶制问题的争论，成了内战的导火索，因为这影响到“双方能否获得均等权利的关键”，“不论承认哪一个州为蓄奴州或废奴州都会在某种程度上打破平衡”（第110页）。摩尔的结论是，“南方企图阻止北方不断发展的论点毫无疑问是战争爆发的重要原因”（第110页）。

（二）内战的意义

英国革命、法国革命，都是通向现代国家进程中的重要事件及原因。那么美国内战的意义何在？它是不是美国工业资本主义民主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摩尔说，内战跟后来美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大发展之间并没有真正的联系（第122页），并不是推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那么内战在美国现代国家发展中的意义何在？摩尔的回答很简单，那就是统一了现代国家所必须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在他看来，只有经济上的进展而没有政治上或者说道义上的前进，是不配称为现代国家的。

摩尔说，在南部社会，人（奴隶和奴隶主）的价值是牢固建立在世袭地位之上的，但在西部和北部，仍然主张机会均等。这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文明，存在于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中。摩尔认为，“在同一政治体制中，不可能建立使二者都满意的政治经济制度”（第123页）。因此，内战的意义主要是消灭了奴隶制，“如果奴隶制必然要从美国社会中消失，武力便是促使其消失的必要条件”（第94页），单靠美国经济自身的发展是不可能消灭奴隶制的。在南方种植园存在的这种奴隶制被消灭后，才有美国民主制的发展，资本主义发展势头才会加速。因此，美国内战是“一场为争取自由的政治上的胜利”（第123页），“关系到当代资本主义民主实现其崇高誓言的能力：去做一些其他社会不曾做过的事”（第125页）。在《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的第三部分即理论概括部分，摩尔再次强调，奴隶制种植园是以强制手段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极端形式，它对民主的妨害有三点：首先，上层地主阶级会倾向于要求一个拥有暴力镇压机构的国家，这种机构将产生出危及人类自由的整个政治气氛和社会舆论；其次，这将使农村起支配和压倒城市的作用，使城市成为仅只是向远方市场提供出口商品的航运中转站；最后，上层阶级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会变得野蛮粗暴，特别是在劳动者隶属于不同种族的种植园经济中（第341页）。

摩尔在这里说的非常重要，就是说奴隶制的存在并不影响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能明确证实种植园奴隶制是工业资本主义的障碍”（第122页），但奴隶制却会阻碍民主的进展，“奴隶制的存在对于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建立，是一道障碍”（第89页）。他正是从这个意义肯定美国内战的价值所在，“如果美国南、北方之间不发动战争，而是以和平的方式解决矛盾，就不会有战后的民主制的发展”（第91页）。

内战本身消灭了南方叛乱州的奴隶制，满足了北方激进的共和党团体融合了工业生产利益的废奴主义理想，“由此摆脱了腐朽的泥沼”（第114页）。摩尔还特别注意到，一些最重要的南北斗争实际上发生在内战之后，它们也都是由激进共和党人造成的，“这些人严格来说代表了资产阶级革命火花的最后闪烁，是中世纪市民发动反对封建领主暴动的最后继承者”（第114页）。正是基于这一判断，摩尔将第三章的标题命名为：“美国内战：最后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这些继承资产阶级革命精神的激进分子，将内战看作是这样一次机会：“铲除和摧毁没落的压迫势力，以民主和进步的北方为榜样，重建南方，让民主扎根于‘言论自由，劳动自由，学校教育和选举投票自由’的土壤里”（第114页）。在参与者及对社会的影响而言，这些激进分子的努力“并不代表北方资本家联合起来反对种植园制度的进攻”，在力量上是“联合了工人、工业家以及蓬勃发展的铁路部门”（第115页）。

四、结论

英国、法国、美国走向现代国家，最终都形成了自由民主政体。这是一条资本主义和议会民主携手并进的道路，它“是经过清教革命、法国革命和美国内战等一系列革命问世的”（第334页）。摩尔认为，在这样的进程中有三项密切相关的事情必须加以处理：（1）对专制统治者加以控制；（2）以公正合理的统治取代专制统治；（3）使基本民众在进行统治时能分享统治权（第335页）。在他看来，处决国王属于最富于戏剧性但决非无关紧要的第一项内容，而努力建立法制、确立立法权力，以及运用国家力量促进社会福利，是众所周知的其余两项内容。

摩尔在这本书最后的理论概括部分提出，英国和法国这样的国家之所以成为自由民主的现代国家，跟西欧封建主义中包含了某些有利于民主的惯例有关，这些是中世纪欧洲社会向现代西方自由社会观念过渡具有重大意义的遗产（第336页）。上述这些观念与实践的结合，仅仅产生于西欧，因为“只是在这里，才发生了王权过强或过弱的微妙平衡”（第336页）。摩尔强调，并不是封建王权力量越弱越有利于民主制的诞生。相反，强大的王权执行了一项不可替代的功能，即在初期阶段抑制暴戾的贵族，因为“在贵族们巧取豪夺的阴影笼罩下，民主是不可能取得发展与繁荣的”（第338页）。正因如此，摩尔才说，“在现代社会发轫之初，王权与贵族之间建立起一定的平衡，对现代民主来说曾是一个决定性的条件。王权左右全局，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留给贵族以真正的独立地位。以多元论的观点看，独立的贵族是民主发展进程中的基本要素”（第338页）。当然，除了王权与贵族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力量是“人数众多和充满政治活力的城市居民”（第338页），没有生机勃勃的城市居民或者说资产阶级，就没有后来议会民主的发展。当然，农村在这一过程中也有很大的意义，“居住于农村的专制主义恶棍，与城市的民主英雄却曾结成过意义重大的联盟”（第339页）。尽管存在以上因素，但“土地贵族是否转向农业商品经济，是决定政治进程的最关键的因素，如果他们能够实现这种转化，商品经济化就大功告成”（第339页）。

不过，摩尔一再告诫我们，“非民主政体，甚至反民主政体，同样有可能是现代化的产物”（第126页）。而且英、法、美三国对第一条道路的选择，可能会在下一阶段上改变另一国家观察问题的角度。他甚至断言，“没有英国较早的民主式的现代化，很可能不会出现德国和日本所采用的反动方式。没有这两种反动的资本主义经验，共产主义纵然出现，其具体形式也会截然不同”（第335页）。在书中，虽然没有开辟专章讨论德国和俄国的情况，但摩尔一再强调，像德国在现代化过程中，“上层地主阶级以种种政治的和社会的手段，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按照自己的方式实现农业的商品化”（第340页），这样的状况与工业的实际成长齐头并进，于是就出现了法西斯主义；在俄国，商品经济在上层土地贵族中引起的反响十分微弱，由此产生的后果是积聚起大批农民群众，这可能会对民主构成严重问题，搞不好会爆发农民为主力的共产主义革命。

总而言之，摩尔特别强调的是欧洲现代化进程中的农业与农民，他认为“农业商品化所采取的形式与这种商品化本身同等重要”（第341页），“（农民的命运）构成了民主成长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第345页），甚至资产阶级革命中“不可悉数的暴力行动，以及这种暴力的最重要的特征，都起源于通向西方民主道路上的农民问题”（第345页）。在英国，农业商品化充分改变了农村社会并将农民转化为工人，于是通向议会民主制道路就比较顺利。在法国，农村社会未受商品经济触动或者说聚集了大量的农民，就带来革命力量的成长。农民革命力量的增长，在法国通过“重创了贵族阶级，开放了通向议会民主的道路”（第341页）。而由于殖民地特殊的历史与地理环境，“美国幸免于农民灾难”（第345页）。而在德国、俄国等国家，显然并未处理好农业与农民问题。摩尔注意到，在斯堪的纳维亚和瑞士等民主小国，在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农民问题得到解决，农民为城市市场提供日用产品，对于民主来说这是个好兆头，于是在这些国家中“农民已成为民主制度的一部分”（第342页）。

与此同时，摩尔再次强调暴力的重要性。他说，“暴力在整个自由发展或资产阶级民主进程中是重要一环。因此，当我们把这称之为资产阶级革命，或称之为自由革命，历史事实为此提供了充分的根据”（第346页）。他强调，英国的暴力革命战胜了君主专制制度，使带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大地主腾出手来，在18—19世纪一举消灭了农民阶级。法国的暴力革命打破了尚未进入商品经济领域的土地贵族的权力，但在一定意义上，又反过来开始要求新的强制力量，以约束和控制自己的劳动力。因此法国革命建立了另一条路线，开创了一个渐趋民主的社会。美国充满暴力的内战，消灭了种植园主的力量，这种力量曾一度作为资本主义的一部分兴起，到这时却成为民主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不过，摩尔注意到，到了20世纪下半叶，暴力革命似乎又成了时代的错误（第346页）。这一点，我在第七章第一节也曾经讲到过。

第三节　通向现代国家的亚洲道路

在《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的第二部分，摩尔对中国、日本、印度三个国家迈向现代世界的历程进行了描述，分别将它们作为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与亚洲式民主道路的典型进行分析。这部分的文字，在篇幅上远远超过第一部分（多出2/3），由此我们不得不佩服，摩尔作为一个西方人，对亚洲历史居然如此熟悉。本节是对摩尔讲述内容的简单概括。

在正文开始之前，摩尔为第二部分写了一个简短的“序”，强调在欧亚政治史比较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比如说，“西方的民主政体只是特殊的历史环境中结出的果实”，“革命和内战是导向自由民主政体这一进程的重要环节”，“英国、法国和美国走在通向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同一条发展道路上，它们之间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第126页）等等。他还交代自己在书中未能来得及研究作为法西斯主义典型的德国和作为共产主义典型的俄国，并强调这些欧洲国家都实现了工业革命，它们通向“工业社会所走的道路之间总会有相似之处，它们都和农业社会有着本质的区别”，以及“非民主政体，甚至反民主政体，同样有可能是现代化的产物”（第126页）。摩尔还强调，他在研究西方时得出的结论，“转向亚洲时没有理由期望这个结论会同样有效”（第128页），所以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在简短的“序”之后，摩尔展开了正文的叙述。

一、农民革命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

作为一个西方学者，用极短的篇幅（中译本内仅52页）说清楚中国走向现代国家之路是不容易的。摩尔在这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尝试，虽然不能说非常成功，但他的分析和概括仍对我们思考中国国家转型问题具有参考价值。接下来我从三个方面来概括摩尔对中国的叙述。

（一）中华帝国缺乏自我现代化的能量

对于西方学者而言，研究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型，一个始终回避不了的话题是，“在帝制被推翻后，中国为什么缺少强有力的势力使之走上议会民主的道路？”（第130页）类似的问题，在第三章说过列文森的思考。摩尔则将这个问题的答案更多地归到传统的中国与西欧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缺乏贵族阶层而由官僚阶层掌握权力。

西欧的贵族是因土地分封而在控制土地财产的基础上建立起权力和威望的，那么中国如何呢？摩尔追问，“在中国社会中，上层阶级是如何与占压倒多数的农业劳动者们发生联系的？他们的权力和威望是完全建立在对土地财产的控制上呢，抑或这种权力和威望本身就是他们垄断官僚政权的结果？”（第129页）摩尔强调，在中国使用封建主义这一术语并不准确，“在帝国制度下的中国，并不存在一套分封系统。唯一赐给军事部门的土地也是有限的”（第130页）。他的意思是，中华帝国的贵族封号一般只授给因军功而得爵位并因此取得封地的人，但国家的统治权力其实更多地掌握在通过科举出身的官僚阶层手中。

长久以来，西方学者都高度重视中国的科举制度，“皇帝正是依靠科举制度来选拔官僚，并联合官僚，一齐与贵族进行斗争的”（第130页），认为科举制度在产生国家统治阶层（官僚）、压制甚至消灭土地贵族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帝国官僚阶层与地产之间的联系，有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并不重要。但摩尔的看法却有所不同，他认为传统中国“地产、知识所有者和政治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第131页）是存在的。一方面，通过科举成功进入官僚阶层的人，他们为国家服务所谋得的财富往往投资于土地，成为掌握这个国家大部分土地并将地租作为主要收入的地主；另一方面，“由于缺少普遍的大众教育体制，学生进行长期艰苦的学习就必须要以家族的富裕为后盾”（第132页），这样一来科举成功者也基本上都是地主家庭出身的人。于是官僚、地主与知识分子三者合一，政治机构、地产与知识生产机制也紧密联系在一起，“政权和（土地）财富通过血缘家族联系起来，这可以说是中国社会面貌最重要的特征之一”（第132页）。

正因如此，摩尔赞成马克思主义者对传统中国地主所有制的强调。按西方的标准来衡量，这样的地主所有制具有矛盾的特征：一方面，地主将土地租给农民耕种，收取实物或现金地租，“租佃协定在一些基本的方面与现代资本主义无大的差别”（第132页），就是说在帝制时期的中国，土地像现代社会那样被视为营利性私有资产而不像西欧封建制度下那样附有政治权利与责任；另一方面，帝制中国的土地又远不如现代社会的资产，地主购买的土地往往依靠官僚职位获得的财富而非经济活动（“帝国中有抱负和能力的人所想的只是如何步步高升，以便增加家族的地产”，第142页），土地财产的安全靠帝国官僚机构来保障，耕地所需的灌溉系统也依靠官僚机构（或有功名的地主）来组织。摩尔还说到，在政府维持秩序、保障地主的财产、确保正常收租的前提下，中国清代人口增长形成的“人口过剩”压力也“成为对地主有利的因素”（第133页）。这是因为，它让劳动力牢牢束缚在土地上，地主依靠基本的租佃经济生活，因而地主不再有生产性功能。“在地主阶级看来，只要家族中的某些成员或聪明的年轻人能取得一定的学位，儒家教义和科举制度就可以使他们优越的社会地位及脱离体力劳动的行为合法化”（第134页）。摩尔声称，在技术简陋和劳动力丰富的情况下，中国的这些土地所有者无需在他们的田地里合理地安排产品的生产来供应城市市场，而且城市附近的地主已具有离土离乡的发展趋势。于是在中华帝国，地主成为寄生的阶级，靠榨取租金获取收入，不再具有任何社会功能。

摩尔还注意到帝制中国的官僚机构是怎样给科举成功的地主提供最大的物质奖励的，或者说地主只有通过官僚机构（而不是土地或其他资本）才能得到最大的物质奖励（“官僚机构似乎是比土地所有者更有权势，更有效率的组织”，第134页）。在他看来，这样的物质奖励肯定不是通过正式财政系统进行的，“要想从居民中榨取足够多的资金来发薪饷几乎是办不到的”（第135页）。于是，只能“靠允许官员或多或少地公开受贿来解决问题”（第135页），就是说依靠官僚与吏役的能力从农民那里榨取钱财。这一点，正如第二章《清代地方政府》所言。如此将带来以下两个后果：一个后果是，“这种高度剥削的体制从社会榨取的资财远远大于它对社会的补偿”（第136页）；另一个后果是，“因为不得不采取高度剥削的方式以使政府机构正常运行，政府对下层民众也采取了不加干涉的放任自由政策”（第136页）。就是说，帝制政府对民众的高度压榨与对民众生活的消极放任，通过吏役的榨取与官僚的受贿结合在一起。这样的政府不可能实行大规模的暴政，但也不对民众的生活负责，“这个政府可以说是玩忽职守、自私自利的”（第136页）。基于此，摩尔断言，“中国的地主—佃户的关系只是一种政治工具，它旨在榨取农民的经济剩余，并使之转化为令人心旷神怡的文明形态”（第142页）。显然，这样的官僚在相当程度上也失去了社会功能。

由此可见，由地主、知识分子、官僚三位一体所主导的帝制政府，不可能领导中国走向现代国家。跟19世纪日本武士集团中有强有力的少数派积极地推进现代化进程相比，摩尔认为，由于中国的科举制让官僚有过剩的趋势（特别在王朝末期），这些过剩的官僚（尤其那些处于官僚体制底层的候补官员即生员），只会作为一种能量，将“在旧体制内作为毫无成效的反叛和暴动释放出来”（第137页）。因此，官僚不能成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推进力量，“直至后来，才为时已晚地采取了一些零敲碎打的现代化措施”（第137页）。

旧的力量不能推动中国的现代化，那有没有新力量出现呢？摩尔的回答是，“中华帝国的社会结构中从未出现过像封建制后期的西欧那样的城市贸易和制造业阶段，如果有的话也仅仅是一些萌芽”（第137页）。主要原因是，“在欧洲，教皇和皇帝、国王和贵族间的分裂有助于商人们突破传统农业社会的外壳，因为他们在多元的竞争中建立了令人瞩目的力量源泉”（第137页），像意大利这个封建制度最薄弱的地区就成为欧洲突破的先锋。但在中华帝国，政府努力维护着国家的统一，缺乏商业和商人突破的可能。而且，摩尔还强调，“在中国，科举考试制度却使得雄心勃勃的人离开商业”（第137页），就是说最应该有创新精神的商业活动事实上也最缺乏人才。直到19世纪下半叶，在西方军事和外交的冲击下，传统的士大夫统治势力在沿海城市被削弱，而这以遍布各通商口岸的买办阶级为代表，他们标志着一大批新的商人成长起来。与此同时，在远离权力中心的外省，开始了以近代技术为中心的工业化进程，出现了能增强国力的各种工业，但也因此增强了分裂的力量。在19世纪90年代，中国出现了一批思想家，大力鼓吹学习西方的技术是治疗中国经济落后症的万应良药。这样，到1910年，中国的工商业者或者说中产阶级才开始“在沿海地区不断增长它的势力”，“显露出独立于官府的影响和统治的迹象”（第140页）。但这样的工商业者，“不仅数量很少，而且政治上依赖性也很强”，“没有发展起自己的独立的思想意识”（第140页）。更重要的是，摩尔指出，在晚清民国时期，这样的中产阶级“随着清政权的崩溃而开始渗入地方政权，这就预示在军阀全盛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中资产阶级与军人政权的结合”（第140页）。

（二）走向法西斯的可能性探讨

在摩尔的论述中，中华帝国不可能凭借自身的力量走向以议会民主制为标志的现代国家，即沿着通往现代社会的第一条道路走。那么，在西方商品化浪潮冲击下，中国有可能走西方第二条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即法西斯主义道路吗？在摩尔看来，走这条道路关键在于两种力量或者说两大阶级的联合，“一方面，是旧的农业统治阶级，他们拥有重要的政治权力，但经济权力并不稳定；另一方面，是正在崛起的工商业经营者，他们拥有一定的经济权力，但在政治上、社会上尚未站稳脚跟”（第146页）。在摩尔看来，这样两种力量在中国都缺乏基础，因而决定中国不太可能走法西斯主义的道路。

首先，就旧的农业统治阶级而言。如前所述，帝制中国不存在欧洲那样拥有政治特权的土地贵族及传统封建庄园，地主和佃户之间事实上维系着较强的商业契约关系，虽然这样的商业契约关系仍属于前工业社会（第151页）。在西方军事力量及商品经济入侵的总体背景下，一方面，那些处于下层的地主阶级大量离开乡村进入城市，成为吸取货币地租的非乡居地主。于是原来农村中的“往日乡绅的踪迹在那里业已消失殆尽”（第154页），“非乡居地主拥有2/3的田底权，而把田面权留给耕种者”，从而脱离了自己原来的经济权力来源。另一方面，那些上层地主阶级原来大多靠政治权力而非经济权力获取利益，在晚清中央权力弱势的背景下，这些人想方设法通过篡夺更多的政治权力并依靠征税而非经营来获取利益（征调劳动力、征收实物税或货币税）。原来的贵族“要么是转变成军阀，要么和个别军阀联合起来”（第147页），原来乡绅的后代“将变成彻头彻尾的地主、强盗，或是地主加强盗”（第147页）。

其次，就工商业经营者而言。摩尔说，在欧洲法西斯兴起过程中，工商业者与旧农业统治阶级结盟，可在中国工商业者“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在这样的联盟中成为有效的同盟军”（第156页）。原因显然来自“中国缺乏强大的工业作为基础。资本主义的因素也就非常弱小”（第156页）。尤其是日本后来对中国工商业最发达的沿海城市的军事占领，大大削弱了资产阶级集团的影响。他说，“虽然日本的入侵为民族情绪的迸发提供了靶子，但这却有效地阻止了中国在其反动历史阶段上像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法西斯那样沿着对外扩张的道路发展”（第156页）。

不过，摩尔又说，虽然中国缺少德国、日本那样产生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但这条道路并非完全不可能。在国民政府时期，商人集团和地主阶级的联合成为国民党政权的基础，财富越来越集中在这一新的社会阶层中，而“这一阶层融合了部分旧有的统治阶级并与城市中的新兴阶级实行了联合”（第151页），这与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有类似的地方。他说，“乡绅和城市里的贸易、金融、工业界的领袖逐步融为一体。这两种人的混合构成国民党政权的主要社会基础，并把中国特有的劫掠、豪夺和虚饰的伪儒学结合起来，这与西方的法西斯主义十分类似”（第140页）。

此外，除了这样的结构分析外，摩尔认为，以蒋介石为代表的领袖人物的行为，也加大了中国走法西斯道路的可能性。一方面，蒋介石倾向于通过军事力量解决土地问题和其他问题，“通过这种暴力控制来压榨城市资本主义，并直接或间接地操纵政府机器。在这些方面，国民党与希特勒的纳粹党十分相似”（第155页）。他说，“在反动力量的推动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开始起步，而且像德国和日本一样，也带有重要的强制性特征”（第150页），“国民党妄想通过军事力量来解决困难，这仍是欧洲的法西斯主义的主要特征”（第159页）。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方面，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对中国问题主要症结的阐述，半是儒家的道德说教，半是哲学的陈词滥调”（第156页），几乎没有为解决土地问题做什么事情，工业化计划流于纸面。他认为，国民党教义“几乎完全没有解决中国问题的社会和经济纲领；以荒唐可笑的努力妄图复活传统理想”（第158页），这与法西斯主义常常诉诸传统也大有相似之处。

（三）农民革命的发生与共产主义道路

是什么最终决定了中国通向现代化的道路？摩尔的回答是，中国与俄国相似，“农民暴动和起义为把这两个国家推向共产主义的现代化道路，而不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民主的现代化道路，作出过决定性的贡献。在中国，这种贡献比俄国更为重要”（第159页）。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概括摩尔对于农民革命和中国共产主义道路的论述。

首先，摩尔交代了引导中国走共产主义道路的农民革命的发生背景，那就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绵延不断。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如此频繁？摩尔回答说，并非因为农民的贫困，因为“印度农民一样穷困，但农民起义相对较少，作用也远逊于中国”（第160页）。摩尔指出，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农民与上层阶级和现行政权的联系上存在一系列的缺点”（第161页）。在他看来，一方面，那些上层阶级或者说乡绅并未成为农业共同体中的领导者，他们“在农业活动中不充当任何角色，甚至也不起监督作用”，尤其“绅士们绝不染指体力劳动，而是致力于作学问和搞艺术”（第161页）；另一方面，政府为农民什么事也没做，“政府和上层阶级对农民的基本生活方式并没有起什么作用”（第163页），因此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的联系及其微弱，“极易在强烈的张力下崩解”（第163页）。此外，前文说过的，乡绅阶级作为地主，需要依靠足够强大的帝国体制才能巩固他们对农民的权威，但他们又不愿意向政府缴纳应由自己承担的赋税，还总是想使地方事务照着他们的意思去办。如此一来，“贪污腐化愈演越烈，中央政府的功能日趋下降，社会离心力却与日俱增”（第161页）。这些原因导致中国古代农民起义频繁。

其次，摩尔指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农民革命发生的条件。他说，大批人贫困与遭受剥削，不足以成为革命爆发的条件（第175页）。革命的条件至少有两个，一个是农民的团结，另一个是旧制度成为仇恨的对象。在中国古代，农村的个体劳动缺乏长期性、制度化的合作的基础，“社会粘合力比起其他农业社会来说显然要差些”（第169页）。虽然宗族可以作为一种团结工具，将叛乱分子集合在一起（第164页），但宗族的力量毕竟是非常有限的，由此在历史上频繁的农民起义并不能成为改造旧社会的革命。在力图创造新社会的革命中，“使农民联合起来成为一项极其艰苦的工作”（第170页）。摩尔认为，使农村被压迫者们团结在一起的条件，实际上是日本侵略者提供的，因为日本军队周期性的扫荡和灭绝性的进攻让农民真正团结起来（第178页）。如果说，团结只是一个方面的条件，那革命发生的另一方面条件是，“必须使人们感到不公正的现象是以社会制度为基础的”（第175页）。而人们之所以有这样的感觉，是因为来自“近代世界的冲击开始腐蚀上层建筑”（第173页）。就是说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已让传统士绅们失去了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的理由，他们腐化为“地道的地主—高利贷者”（第175页），而科举考试的废除也让他们失去了由儒家思想体系所支持的合法地位。此时，由传统士绅后代及巧取豪夺发展而来的工商业者支撑的国民党政权，不能保证社会的安全（“所有的隐匿豪杰、不法商人、匪盗之徒以及诸如此类人物都从地下冒了出来”，第176页），不能抵抗外来的侵略，也不能领导工业化。再加上日本侵略者对东部发达地区的占领，扫荡了旧的上层分子，使得原来的官员和地主逃离乡村、迁进城镇。于是，农民革命的条件成熟了。

最后，摩尔指出了农民革命带来的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意义。摩尔说，“共产党的活动是狂热的周期性农民起义的延续，而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则是占支配地位的达官贵人的后继者”（第152页）。中译者指出，摩尔的这一看法“忽略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及其给予中国革命本质规定性的决定性影响”（译者前言）。摩尔说，中国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甚至超过了俄国，他们为最终摧毁旧秩序提供了炸药，农民作为主要动力推动一个政党取得了胜利。对于这场农民革命的历史意义，摩尔至少关注到以下两个方面：（1）共产党打碎并改造了旧的农村制度，“共产党对土地的再分配不是以整个家庭为单位而是按人口来进行的，并不考虑长幼和性别。因此，共产党从基础上把农村体制打破了，使得地产与亲属关系之间的联系荡然无存”（第180页）；（2）共产党政权在农村与政府之间建立起了新的联系，每个农民的日常生活日益依靠国家政权，这有利于“从农民中取得更多的资源”，“增加经济产量从而成为在世界上有竞争能力的军事巨人”（第181页）。

二、走向法西斯主义的日本现代国家之路

在日本，资产阶级的影响比起英、法、美来极为有限，后三个国家经由资产阶级推动而走上了现代国家的道路。日本的道路更像德国，也因此像德国一样走上了法西斯主义的道路。日本向现代国家转型的道路，具有以下的特点：一是在经济上，通过压榨农民来获得现代化的必要资本；二是在政治上，软弱的资产阶级与强有力的地主结成反动联盟，发动自上而下的改革。

（一）日本通向现代国家的起点：封建制

作为亚洲国家，在通向现代国家的道路上，日本的特殊在哪里？摩尔指出，特殊在它更接近于西欧而不是中国，直到19世纪它仍完好地保存着封建制。正是以此为起点，日本才由旧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发动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来实现工业化。不过，与西欧相比，日本的封建制也有自己的特殊性。

1．日本封建制中的统治阶级

日本的实际最高统治者是德川家族担任的幕府将军，将军通过德川家族各个支脉和亲藩大名，控制了全国1/5到1/4的农业土地。幕府将军指定了百十名领取薪俸的地方长官，让他们管理自己的领地。除了幕府直接掌控的土地外，其他土地归各藩大名及在他之下的各级武士所有。摩尔估计，到1868年大名有266名，在王权复古前武士们的人数（连同他们的家庭成员在内）有200万，占总人口的1/16。这些人构成了统治阶级，受他们统治的是负责实际耕种的农民，武士阶级则以税收形式榨取农民的经济剩余。在1639—1853年这一漫长的时期，对以幕府将军为首的武士阶级来说，最为重要的统治使命是维护和平和秩序而不是发展经济，为此“尽可能地利用各种办法，从禁奢止糜的谕令到闭关锁国政策，来消弭可能会侵蚀日本统治秩序的各种影响”（第184页）。

摩尔强调，日本的封建制度跟西欧相比，“契约的因素非常脆弱”（第184页）。就是说，日本封建制非常突出和强调下级对上级效忠尽义务以及各种虚幻的亲属关系，而不像欧洲那样依赖于书面和口头契约以确立个人的具体义务和特权。因此，日本这样的“封建关系似乎更原始”，“缺少欧洲那种客观和理性的特征”（第184页），也“不可能产生出现代西方文明所谓自由社会的那种理论和实践”（第186页）。虽然自17世纪中叶以后，幕府将军就很少干预各藩的内部事务，但仍建立起了相对集权又严密控制的制度，比如要求大名每年在一定时期内必须住在首都江户。

2．日本封建制下的商人

摩尔认为，俄国和中国这样两个集权型国家，“土地贵族抑制着独立的工商阶级的成长”（第182页），而欧洲分权型封建制则有利于商业和商人的发展。那么，日本的情况怎么样呢？摩尔首先确认，“日本属于中国集权式的农业官僚体制和欧洲松散的封建制之间的中间形态”（第186页），为此在17—18世纪的日本社会，可以容纳商品经济的发展并进而对旧秩序造成冲击。比如分封各地的大名，为了维持奢侈的生活，必须把多余的稻米和其他土产运到市场上去，依靠商人出售或者向商人借款。这样，商业生活方式不仅在城市而且在农村也大量地出现。此外，幕府为了削弱武士贵族的地位，往往鼓励他们竞富夸豪，并有意识地刺激城市商业阶级的发展。于是，商业伦理和商人的势力侵蚀了封建的大厦，“对于旧秩序来说，商人阶级如果不是最大的腐蚀力量，也是最直接的腐蚀力量”（第188页）。商人阶级力量的成长，当然会冲击原有的阶级樊篱。可“到了18世纪初，封建统治者才意识到商人在各方面都会对他们的权力构成威胁。虽然武士贵族用自己的武器来反对商人，比如征用财物，强迫贷款，拒绝还债等，但为时已晚，商人的经济发展已极大地削弱了他们的力量”（第189页）。

尽管如此，摩尔又强调，在日本并没有发生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虽然有商人势力与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这些商人跟统治阶级武士是共生关系而没有自己的独立性，始终处于武士的政治支配之下；另一方面，“日本商人的思想中充满着封建的伦理道德。他们完全不能使任何反对传统观念的知识分子观点有所发展”（第191页），“不能像西方那样发展起富有批判性的思想观点”（第191页）。

3．日本封建制下的下层武士

就是说，商人的势力在成长但并未构成新社会的建设力量。与商人相比，在长期和平状态中生活的下级武士，“几乎已不再发挥重要的社会功能”（第187页）。没有社会功能并进而在政治上失去统治权力的下级武士甚至被减薪，他们的利益不断地被商品经济侵蚀，但却被禁止从事任何形式的商业活动。于是，武士们变得逐渐贫困化，对大名的效忠关系受到了削弱。他们便将憎恨的矛头指向幕府将军，“低级武士是引起暴力行动的不稳定因素，一个游荡着的贵族阶层能够接受形形色色的反革命意图”（第188页）。当然，他们与英国接受了商品原则的贵族不同，并不存在对新的商品社会的渴望。

4．日本封建制下的农民

在日本封建制下，农民并没有成为革命力量。摩尔分析，这首先是由于“德川的税收制度使农民能够把增产的部分保留在自己手里，这样农民就有足够的动力来提高产量”（第203页），并致力于农业生产。其次，“日本农村社会中农民共同体与封建主以及后来的地主联系比较密切”（第203页），这样的农民共同体能够相对比较有效地控制现实的和潜在的不满情绪。还有，农村出现了新兴地主阶级，在农村采用商品经济性质的租佃制代替原来直接上缴粮食并承担徭役的封建制，进而“使农民经济与工业社会结合起来”（第203页）。当然，这不是说日本的农民没有反抗，尤其在德川时代晚期，大量的农民暴动构成时代的特征。那时农民反抗有三个主要目标，即反对封建主，反对商人，以及反对新兴的地主阶级（第205页）。

5．日本封建制下有利于近代国家的因素

尽管在进入近代之前，日本处于封建制中，但仍有一些因素有利于近代国家的诞生。因此摩尔断言，“日本和中国不同，而在18世纪已经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始向近代国家转变迈出实质性的步伐”（第214页）。摩尔列举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1）德川幕府逐渐地将武士从土地上分离出来而不再让他们承担统治民众的责任。“德川政权因为使大部分的统治阶级从与土地的直接联系中分离出来，为进入现代世界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而这种分离在工业化国家中迟早是要发生的”（第223页）。于是农民个人不再对封建主承担上缴义务而必须向政府缴纳公共税收（第207页），不再向封建主提供徭役而逐渐变为公众为国家服徭役，于是农民对封建领主的忠诚就比较容易地转变为对近代国家的忠诚（第207页）。

（2）德川政权想方设法通过它的政策去侵蚀武士的统治地位。这样的做法，“为通过非暴力革命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开辟了道路”（第200页）。由此形成的政府机构，“为保守主义势力提供了集结场所，同时也提供了合法延续的框架，在这个框架里可以进行一系列必要的调整”（第200页）。

（3）在德川时代的后半期，农业经济上的进步及商业关系的侵入为近代社会奠定了基础。比如说在技术方面，日本在德川后期确实取得了重大的发展并使产量提高，传统大土地所有制变成了家庭耕种和租佃经济，向雇工经营转化已成为一股强大的潮流。于是，农民“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第214页）。

（二）明治时期国家的现代化

日本为什么会经由法西斯道路而走上现代国家之路？摩尔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第一，日本国内社会结构的原因，或者说是上文所说的日本封建制度的原因。比如说，极其强调身份和军队的忠诚，而不是自由选择的契约关系，工商业资产阶级力量薄弱且性格驯服而怯懦等；

第二，“前现代社会崩溃并转化为现代社会的时间和国际环境有所不同”（第200页）。这里说的是“时间限制这一特定的因素”（第202页），意思是日本走向现代化的时间有些特别：西方国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运用先进的军队和技术入侵“后发展”的日本，日本的许多领导者为此迅速觉醒，“民族生存问题和为了保卫自己而采取适当步骤的需要推动着他们以戏剧性的速度步入先进行列”（第200页）。这样的国际环境或者说外来压力倒是跟中国类似，只不过在中国引起的是中央政府垮台和地方实力派的兴起，而在日本反而带来一部分旧的统治阶级从整个统治等级中分离出来重建中央政府权力，然后发动了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以实现经济现代化并适应因此而来的社会变化。

日本重建中央权力的运动，被称为王政复古。在商品经济的兴起已对封建大厦造成侵蚀以及外国入侵的大背景下，一部分封建大名以儒家“尊王攘夷”为旗号，用武力推翻了幕府将军的统治，并以明治天皇为领袖重建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即“大政奉还”）。一开始发动“尊王攘夷”运动的人，只是希望创造一种新的更好的封建制度；但到后来，明治政府（1868—1912）在旧统治集团中的少数精英分子主导下，通过大量吸收在旧政权下命乖运蹇的武士，以西方工业社会为模版，自上而下重建了政治、经济与社会制度。政治上，通过废除各藩及封建领主的权力（其中最重要的第一步发生在1869年3月，当时西部的强藩长州、萨摩、土佐和肥前“自愿地”把他们统治的地区交给王权），封建领地一律成为中央政府控制下的地方行政单位（县），并重建中央政府机构，从而建立起现代集权国家；在经济上，不断创办现代工业企业，推进农业经济现代化，尽力让人与物自由流动起来；在社会上，打破封建等级制，宣布社会各阶级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清除土地买卖障碍，让它像商品一样可以自由流通，此外还通过对旧秩序中的核心人物进行实物补偿、废除武士特权、向农民征兵等手段，彻底废除了武士阶级。

摩尔评价说，日本的“王政复古”或者说后来的明治维新，“实际上是一次自上而下的革命，比较起18世纪法国的左派革命和20世纪俄国和中国的革命，日本革命的完成相对来说较少地使用暴力”（第199页）。他特别提到的“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向工业社会过渡的整个过程中，统治阶级能够控制或疏导农民中产生的破坏势力”（第202页）。因为日本迈向工业化的原始积累来自经由商品经济而从农民手中的榨取，“主要是日本的农民支付了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第216页）。统治阶级维护秩序的能力和农业生产的进步（“谷物的产量据估计从1880年到1940年翻了一番”，第216页），让部分农民通过农业商品化经营而获利，再加上农村中实施相互监督的五人组体制和村头人制度，以及招募农民加入军队等，使得日本农民并未像中国农民那样发展成为革命的力量。

（三）走向法西斯主义

不过，日本在走向现代国家过程中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它后来走向法西斯主义的原因，正如摩尔强调的，“日本所发生的社会革命、工业革命，特别是局限性很大的‘王政复古’的某些性质可以看作是导致日本悲剧的根本原因之所在”（第183页）。除此之外，还有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构建的宪法与政治体制的缺陷问题，“国会控制的财权极其有限，而军队则拥有非同寻常的权力。政府不会因选举失败而辞职，因为选举是受操纵的”（第235页），以至于“很重要的一部分社会中坚不信任政府，包括贵族、官僚和军队”（第236页）。此处我们撇开宪法与政治体制缺陷不谈，而主要从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结构来看日本走向法西斯的原因。事实上，宪法与政治体制的缺陷也源自这样的社会结构。

首先看日本当时的领导力量，即高级贵族或大名与普通武士。摩尔说，在明治维新过程中，“封建传统连同强大的官僚等级体制都被保存了下来”（第202页），指的就是这样的领导力量。应该说，明治政府在维新过程中，对大名或高级贵族是十分慷慨的。虽然他们的领地及对领地中民众的统治权被剥夺，但国家给予他们大量金钱补偿或者用北海道的土地作为补偿，使其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金融寡头（1880年国家银行中40%的股票属于他们）和大地主，或者成为新兴工商业中的工厂主和大商人。这些金融寡头、大地主、工厂主和大商人，也是政治家和官僚的主要成员来源，进而拥有新组成国家的政治权力。不过，对于普通武士来说，命运是比较悲惨的。虽然政府也鼓励他们进入新兴工商业或者从事农业开垦，但这些近200万人（占1870年总人口的5%到6%）的旧武士团体，总体上命运并不好，也因此成为社会不满和激进思想的来源之一。摩尔告诉我们，这些下层武士及武士后代，由于有一定的地位及学习能力，因而成为“自由民权运动”的发起者，“要求公众更广泛地参与政治，包括辩论和投票”（第233页），并为此成立自由党，反对明治政府中贵族与金融寡头的统治。理所当然的，他们的要求受到高级武士及其后代控制的明治政府的打击。由于两种武士的同源性，以及整个国家致力于现代化目标，所以统治集团在采用高压政策的同时，“在不危及统治集团的前提下，采取若干改善不满分子的经济政策，并利用明治官僚政府中的高官厚禄收买反对派领导人，使之群龙无首”（第235页）。摩尔说，在这个时候，团结一致且有活力的反对派不可能真正出现（第236页）。

其次，看看日本的其他力量。摩尔认为，日本之所以走向法西斯主义，除了武士不可能成为有活力的反对派外，其他可能的反对力量也很微弱。在明治时期的日本，工人阶级很不成熟；农民虽然是反对派的一个来源，但相对地还很软弱与分散；而商人阶级基本上还没有从封建贵族的控制下摆脱出来。虽然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工厂实力大增，而在20世纪“20年代日本的民主势力和商业势力都达到了顶峰”，“权力明显从军界转移到了商人阶级和议会手里”（第238页）。特别是1930年伦敦海军条约的批准，让不少人对议会力量寄予极大的希望。不过，摩尔详细分析了日本资产阶级，认为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力量，“足以引入他们自己的新的强制形式”，“从各方面看还太受旧的社会制度的束缚”（第229页）。于是，“资本家会很欢迎保守的乡村为秩序与稳定所作的贡献”（第229页）。即使在明治的最后10年里，商人阶级在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方面还是低于统治日本的精英分子；他们的经营已延伸到现代工业领域，其文化基础却扎根于过去的农业社会。比如说，从事商业的社会耻辱感依然继续存在，商人仍对公共官员表现得很谦让。在很大程度上，原因在于前面说过的，日本的现代化是由土地贵族掌握的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因此工商业处于依附或者依赖于政府的地位。而政府之所以鼓励工商业的发展，是为了使日本拥有有效的近代化基础，以抵制外国的压迫并进行自己对外的征服，同时为不断骚乱的农民提供一种士兵职业。摩尔说，“从近代的开始阶段，我们已经发现农业利益和商业利益为使百姓在国内各安其位，并为日本在海外耀武扬威而携手合作”（第230页）。因此，“日本的资本主义从未像欧洲19世纪的商业和制造业那样，成为民主思想的载体”（第238页），反而为法西斯主义奠定了基础。

还有，日本之所以走向法西斯，也与农村中存在的深刻不满有关，而这种不满来自农村中的上层阶级力量，或者说那些适应了农业商品化的地主。在1873年明治维新修改土地税制后，地主的财产权得以确立。要在商业化环境中获取更大收益，地主就要以实物的形式从佃户手中取走更多的谷物，“在1873年到1885年期间，地主要拿走土地上物质产品的3/5到2/3”（第238页），“以货币来计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几年里，稻田的租金上涨率超过了50%”（第227页），于是这些地主经常与农民处于敌对的位置。可明治政府又想要创建运输业、军事工业和重工业，为此所需的资金（即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只能大量地来自农村，“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对土地课以更重要的税收”（第234页），这样“农村地区的上层阶级与新的秩序之间的关系”就十分紧张。这些农村中的地主，一方面想要压制农民的反抗，维持乡村乃至国内的秩序，另一方面又要强调乡村的重要性来抵制政府对农村的剥夺。与此同时，这些地主或者说农村上层阶级自己还要“竭力适应商业和工业发展”（第228页）。为此，地主们以自由主义为名发起了激进运动，可“当他们发现这一运动会煽动农民反对自己时，便把它抛弃了”（第234页）。摩尔告诉我们，这样的地主在农村慢慢地也失去了传统的功能，不领导生产，也不能提供安全的保障，“它所提供的，仅仅是一些虚伪的法西斯主义的情绪。一个大谈特谈其社会贡献的阶级，通常正在变成文明的威胁”（第229页）。之所以说他们提供了法西斯主义情绪，还因为他们跟后来的农本主义运动有关。农本主义运动鼓吹对农业生活具有的精神价值的神秘信仰，吹捧农民道德中的爱国主义成分（尤其是那些有利于上层土地贵族的美德），认为小农数目的减少是不行的，强调农民家庭的稳定能为国家提供驯服的士兵和反颠覆的堡垒。农本主义运动在后来启发了一批狂热的青年官吏，他们策划暗杀和图谋政变，从而为20世纪30年代的法西斯专政做好了准备（第236—237页）。

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和日本对外扩张的成功，真正开启了战争经济时代与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在此期间，到处充满了激进主义情绪、夸张的爱国激情、层出不穷的暗杀阴谋与军事政变等等。对此段历史，摩尔并未详加叙述。但他指出日本当时存在的以下几种现象，仍值得我们今天警惕。

（1）走向内部暴力和外部侵略的总体气氛。在大萧条背景下，受到恶劣影响并处于低生活水平的农民和工人，掀起反资本主义的激进运动，经常展开暴力斗争。以追求国家利益为口号的极端爱国主义组织和伪激进主义者，配合政府“反危险思想”运动和治安法，破坏佃户和工人的罢工斗争、捣毁自由派的报纸。政府则在国内逮捕激进分子、取缔政党、用“工业济国会”代替工会，并让整个国家走向对外侵略的帝国主义以缓和国内冲突，“1931年对满洲的占领是历史学家经常采用的一条分界线”（第239页）。

（2）军队走到政治的前台。混合武士传统和天皇崇拜的军队，逐渐在政治舞台上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1932年5月15日极右派暗杀犬养毅并试图发动政变，被日本史权威视为政治家独霸政坛时代告终的标志（第239页）。军队体现了农民和城市小商人对财阀的憎恶之情，并自居为国家拯救者，与反映工商业利益的文官政府争权。1936年部分军队发动二二六事件，要用“新秩序”拯救日本（第239页），同时坚持对外的扩张。

（3）资产阶级与法西斯力量结盟。对于日本大商人大资产阶级来说，“军事争霸和法西斯主义始终对商业有利”（第241页）。于是他们与法西斯力量结盟，“大的工商业需要法西斯、爱国主义、天皇崇拜和军事实力，正如军队和爱国者也需要大的工商业的支持以实现其政治计划一样”（第242页）。

（4）民族心理习惯中有利于法西斯的成分。日本从德川晚期和明治时代早期延续下来的体制环境（地主对佃户的支配和农民对地主毕恭毕敬），让日本农民养成“对命令不加区分不做思考地无条件服从”的心理习性（第247页）。即使在新兴的工商业中，也存在着“寡头结构、内部团结而有效的等级束缚与高度的权威”（第250页）。所有这些民族心理习惯，都有助于服从权威的法西斯主义。

总之，在资本主义大萧条引起的经济困难和政治困难的背景下，日本“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于自己文化和社会结构中的传统因素”（第244页），像德国一样“实行了对内压迫对外扩张的主要政策”（第244页）。于是，“到了1940年末，日本已显露出与欧洲法西斯相同的形象特征”（第241页）。在结束日本的叙述之时，摩尔再次强调他前面说过的一个观点，即在现代化过程中，为回避革命而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日本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对资本主义原则适应力，使得日本在进入现代历史的初期阶段上不曾付出革命的代价。但也正是部分地因为日本避免了早期的恐怖，它才在后来受到法西斯的统治并遭到了战败的命运”（第251页）。

三、经由和平民主道路的印度现代国家之路

在亚洲国家中，与中国和日本相比，印度走向现代国家既没有经历农民革命以及由共产党领导的工业革命，也不存在土地贵族领导的自上而下的工业建设与法西斯经验，而是在接收了殖民者留下的政治法律制度基础上，经由和平演变而走向现代国家，“到1964年尼赫鲁去世的时候，政治的民主制度已经存在17年了。即使这种民主制度还很不完备，但毕竟还不只是赝品。自1947年独立以后，正常运转着的国会制度，独立的司法制度也已存在，还存在着有关自由的大量的规范性条件：如自由的普选——有组织的政党；文官控制的军队；正式范围内权力受到很大限制的国家首脑等”（第252页）。摩尔惊叹，“在亚洲未发生过工业革命的国家中出现政治民主简直令人不可思议”（第252页）。他追问，在印度阻碍现代化的因素特别的强大，可为什么“现代世界的到来没有导致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动荡？”（第253页）他表示，“只有未来才能显示出印度社会是否有可能实现现代化以及维持或扩展自由民主”（第253页）。时至21世纪，我们可以说，印度的道路尽管走得并不容易，中间又发生了许多波折，但在逐步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同时，确实基本维持住了自由民主的制度。

（一）英国人来临之前的印度

如果用一个学术术语来概括印度传统的政治社会状况的话，那就是米格代尔所用的“强社会-弱国家”，意思是说在社会中存在着各种具有韧性的团体与组织，不易为国家政策所打碎，而政府在执行政策时显得无能为力(4)。在传统上，印度缺乏长期统一帝国的经验，在英国人来临之前，统治印度大部分地区的是突厥化的蒙古人（另一说是突厥人）后裔建立的莫卧儿王朝（Mughal Empire，1526—1858）。这个王朝的统治者信奉伊斯兰教，统治的人口却大多为崇尚种姓制度的印度教徒，由此形成了强社会—弱国家的格局。对于这样的格局，摩尔的说法是，“在地方一级的村庄组织中，一切社会活动纳入了种姓框架，引申为某种来世观念，这使得中央政府几乎形同虚设”（第253页）。趁莫卧儿王朝统治没落之际，欧洲人尤其后来的英国人逐渐渗透并建立起区域性立足点，最终在1858年彻底废除了这一王朝，建立起英国的直接殖民统治。接下来我就用国家／社会这一分析框架，来概述摩尔说的英国人来临之前印度的基本情况。

1．社会层面

英国人来临之前的印度，在社会层面上是什么样子呢？摩尔说，在很长的历史中，它表现为“耕作很差和农民的非反抗性格”（第267页）。所谓耕作很差，具体说来就是广种薄收，谷物的种类和播种方式从阿克巴时代（1543—1605）直到印度独立后基本上没有变化，农业工具和技术也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变化。所谓农民的非反抗性格，就是对暴政的逆来顺受或者说驯服。

摩尔猜测，造成这样的状况，一个原因可能是印度的土地相对丰富，有大量的土地等着耕耘，因此统治者如果压迫农民，农民就可以用逃亡来回应而无需反抗；另一个原因是大多数劳动者处于种姓制度底层，按照印度教教义，他们今生改变命运无望，“低等种姓的成员不得不学着接受社会秩序对他们的安排”（第271页），于是“降低劳动强度”和逆来顺受就成了习惯。在这样的传统中，印度的农民起义也远远不如中国那样重要。

土地资源的丰富自不必多说，印度教义与种姓制度在此处还要再说一说。在摩尔看来，印度的“种姓和宗教简直已经复合成为统一的制度”（第281页）。就是说，在宗教观念上将社会分为四个种姓，僧侣（即婆罗门）、武士、手工业者、种田人，并依次建立起严格世袭的和内部通婚的制度。这样的种姓制度组织起村庄共同体的生活，并进而构成了印度社会的细胞和基本单元。在印度农村的所有村庄，都由各个种姓的成员挑选出一小群领导人组成“种姓议事会”，负责维护种姓基础上的秩序（比如对严重违反种姓纪律者采取集体制裁手段），并负责征收政府索要的税收。

2．国家层面

由于种姓规范调节着基本的社会秩序，“政府在村庄里确实无事可做，因为事无巨细都由种姓包揽了”（第273页）。这样的政府不干预村庄事务也不需要发挥作用，甚至“在维护灌溉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是无足轻重的”（第273页），因此，“政府的存在就尤其显得具有掠夺性”（第273页），“只要税收能轻而易举地征收上来，那么维持和平和秩序就几乎全部留给村社贵族议事会或头人去做了”（第268页）。

一般情况下，莫卧儿王朝委托中间人并运用包税制从农民那里横征暴敛，“帝国利用了大大小小独立程度不一的地方专制主义者，使所有的税收都流入国库中”（第262页）。充当中间人的，可能是被纳入官僚体系内原来的土著酋长，也可能是依附于皇室的官员，但“一般情况下中间人由柴明达尔来充当”（第262页）。

摩尔解释说，柴明达尔有两种：一种柴明达尔是没有合法征税权但在许多地区收税的人，虽然莫卧儿当局有时会反对他们，但他们在实践中却大量存在；另外一种柴明达尔接近于独立的酋长，只要他们向政府缴纳一定的税收，就可以不受控制。当然，在南印度地区实行的是莱特瓦尔制而不是柴明达尔制度，赋税直接从农民那里征集，而不是通过中间人进行，但也有许多消极的后果（第279页）。

事实上，莫卧儿王朝对印度的统治多少是有些粗率的，只要有人负责征税与募兵，并在一定程度上负责维持和平与秩序，就不愿意多管事。甚至官僚制度多少也是随意的，“没有提升标准，不存在合格考试，没有就具体职务进行竞争的观念”（第257页）。

3．走向现代国家之不可能

摩尔的结论是，传统印度的社会与国家的状况说明，它无法通过自己的力量走上现代国家之路。比如，种姓制度在农村中造成耕作不良，也有碍政治的统一。印度的城市“并不是作为贸易和商业的城市而存在着，它们主要还是政治中心，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宗教中心”（第259页），“手艺人和商人相对来说并不重要”（第259页），再加上“莫卧儿体制对于商业过于掠夺成性了”（第260页）。因此无论是农业经济还是工商业经济，都不可能成长为打破旧秩序的力量。印度也没出现像英国那样的土地贵族，“在印度，不存在一个土地贵族阶级”（第265页）。

作为外来者的莫卧儿统治者，倾向于通过搜刮下层民众生产的大部分经济剩余并把它们挥霍一空；而对各级官僚来说，“财富积累和不能通过遗嘱的形式传给后代的危险，使得奢侈挥霍风行”（第257页）。换言之，这样只花费不贮藏的状况，无法积累起足以推动经济发展的资本，也无法形成足以推翻旧秩序的力量，“莫卧儿体制的驱动力量无法像西方模式那样推动政治民主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第265页）。

摩尔断言，“在17世纪的印度社会，如果没有外来的帮助，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议会民主制度都不可能产生出来”（第258页）。

（二）英国殖民者对印度政治经济状况的改变

摩尔反复强调，一个国家进入现代世界的时间对其道路来说影响巨大。由于自身的特性以及英国人的殖民，印度再也不可能像日本那样去克服落后状态，即“由本国的社会精英中新的成分来进行统治，利用经济上的剩余作为发展工业的基础”（第254页），因为经济上的剩余被外国征服者和本国的剥削者（地主、放债人）榨取并挥霍掉了。当然，作为在19世纪中期以后才真正成为印度统治者的英国，此时完成了工业革命和议会民主，也因此给印度带来了一些积极的影响。这是由英国人在印度的双重身份带来的，“既作为征服者，又作为新文明的主要传播者而出现”（第284页）。

1．对印度的掠夺

英国人作为殖民者出现在印度，首要目的自然还是自己的经济利益，包括征税和倾销自己的商品。在还没有全面控制印度而只占据小块地盘作为根据地时，英国人就接管了当地原来统治者的征税权，强迫印度人向自己交纳大量的款项。随着控制地盘的扩大，英国殖民者具备了更大的领土责任感，便逐渐从商业强盗转化为更平和的统治者，并因此发展出官僚机构以建立和平与秩序，以便能够获得更多的税收。

为此目的，英国殖民者想方设法在农村中确立财产权并实行清账。所谓确立财产权，既有针对莫卧儿时期的柴明达尔的又有针对普通农民的。本来作为王朝征税中间人的柴明达尔，并不是土地的正式所有者，但在莫卧儿政权衰落过程中，英国人正式授予他们财产权，让“柴明达尔在事实上掌握了所有权”（第277页）。英国人以为，这样可以因财产权明确而促进农业的繁荣。对普通农民，法律规定，“只要连续耕种12年就拥有对某块土地的占有权，并可以得到政府的保护而不被逐出”（第292页）。所谓清账，就是清理原来极端复杂的土著税收制度，以便建立正式的规范税制以决定征税额与征税方式。确立财产权和清账二者是结合在一起的，进而“成为整个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基础”（第277页），并由此奠定法律与秩序。

不过摩尔也指出，上述过程也造成寄生地主的问题。这是因为，在19世纪，由于人口增长，地租提高而税收额却保持不变，于是财产权得到确认的这些人大批地成为寄生地主，获得大笔租金，他们仅榨取农业剩余而不必承担生产功能，“大约到了1850年以后，柴明达尔越来越成为纯粹的收租人，而在扩大耕作或提高农业生产率上则做得很少”（第291页）。在摩尔看来，在英国统治下，印度农业社会形成的不良状况是，“懒惰成性的地主，多层次的租佃权和穷愁潦倒的劳动者阶级”（第279页）。

除了税收外，英国殖民者还将印度作为自己商品的倾销地，甚至被指控不惜破坏印度原有的手工业特别是手工纺织业（第298页）。在印度本土的近代工商业发展起来后，英国殖民者也采取了种种束缚措施加以限制。

2．给印度的积极影响

作为殖民者，英国人还是带来一些积极影响的。在摩尔看来，主要有这么几项。

（1）和平与财产权。这是英国统治带给印度的第一份赠礼，因为原来的莫卧儿统治者并不能真正建立和平与秩序，并为民众确立财产权，“印度是如此的四分五裂，如此的不定形，又是如此的辽阔”（第284页），而英国人“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把法律、秩序和一整套精致的政治共同体的翻版强加给印度”（第285页）。摩尔评论说，英国人的做法“将在印度次大陆的农村引起一场巨变”（第280页）。

（2）英国工业革命的产物。这是指19世纪英国人带来的铁路、灌溉系统以及工厂等器物，为印度农业的商业化和工业增长奠定了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摩尔认为，这是“第二份赠礼”（第280页），尽管“作为外国征服者，英国人没有在印度进行一场工业革命”（第286页），但是“民族工商业，尤其是棉花和黄麻工业，到19世纪末期开始变得重要起来”，“印度已产生了一个具有现代形式的独特的工商业阶级。同时，也产生有了发言权的职业阶层”（第299页），“律师是其中第一流成员也是最重要的成员”（第299页）。

（3）英国文化的影响。比如“对工商业的重视，对物质世界的世俗和科学的态度，和强调不是靠继承而是凭可被证明的能力来从事一项工作等等”（第282页），这对印度后来的政治民主做出了重要贡献。尽管“民主制度对促进印度社会结构的现代化没有多大作用。饥荒的威胁依然潜伏”（第254页），但是，“英国人的出现阻止了土地贵族与软弱的资产阶级建立反动的联盟”（第254页），从而“阻止了德国或日本那种具有反动特征的阶级联盟的形式。这很可能为在印度土地上最终建立起议会民主政治，至少为通过印度的专职工作者阶层使英国人的理想渗入印度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第286页）。

当然，摩尔也强调，英国人在印度所做的许多进步工作或者改良措施，目的并不纯粹，是“为他们的生存提供物质支持，或者在少数情况下当印度的习俗深深地触犯了英国人的良知时，他们才进行改革”（第282页）。

（三）独立后印度向现代国家的努力

尽管英国殖民者为印度走向现代国家奠定了部分基础，但1947年独立后的执政者仍面临着严重的政治经济问题。摩尔将其概括为“根深蒂固的恶性循环”，其内容包括：向工业化方向发展的动力非常微弱，因为建立工业体系所需的资源还没有被开发和利用；农业仍然是停滞的和无效率的，这是因为城市的发展还没有抵达农村，从而刺激生产率的提高或对农村社会加以改造；农村也无法为工业增长提供可利用的资源；地主和放债人所搜刮的经济剩余，主要用于非生产目的（第212页）。

1．作为执政党的国大党

要打破上述的恶性循环，关键在于“利用经济刺激加上政治推动来引导人民提高生产率，与此同时，从中提取一部分重要的经济剩余，用来建设工业社会”（第312页）。而要实现这一点，需要拥有积极有力的统治集团，“一个精明强干而又冷酷无情的阶级”（第312页），“它在社会中崛起并推动社会变革”（第312页）。摩尔认为，在当时执政的印度国大党，还不完全拥有这样的能力。

国大党产生于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它的成员范围广泛、思想纷乱，既包括像尼赫鲁那样倾向于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也包括一些视社会主义思想为毒药的殷实商人，还有那些有力表达了形形色色思想的记者、政界人士和律师，“他们全都以现在被甘地唤醒了的农民做为基础”（第314页）。在当时，“英国人的政权成了众矢之的，成了人们解释一切错误的替罪羊”（第314页），也成了国大党团结的基础。而甘地的非暴力纲领，成为国大党甚至整个印度解决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共同取向和行动底线。就像甘地曾强调的，“虽然国有制比私有制优越，但它以暴力为基础，所以应予否定”（第303页）。正因为有这样的底线，印度走上了和平民主的现代国家之路。但是，在以农业剩余来发展工业的道路上，国大党走得并不顺利。

2．独立后的印度发展纲领

国大党的精神领袖甘地，在发起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时的主要目标，就是复活传统的村社式的印度而非发展农业或工业，他“对村社的热爱也带有仇视城市甚至是反资本主义的味道”（第304页）。摩尔强调，从根本上说，甘地是印度农民和乡村手工业者的代言人，“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深受资本主义侵略之害，其苦难之深重达到了自古以来的极点”（第305页）。这样的资本主义侵略原是英国殖民者带来的，他们“给农村社会结构带来的主要变化是农村无产阶级的大量增加”（第297页），可由此产生的问题却需要国大党去解决。摩尔举例说，在1953—1954年，有一半农户占有的土地少于一亩，这些人所占土地的总数只有全国土地面积的2%，而与此相对应的是“一批人数不多的巨富的和懒惰成性的地主阶级应运而生”（第294页）。因此，把地主减少到最低限度，或者说将土地还给实际劳动者，应该是独立后国大党政府领导自己国家走向现代的必由之路。到1951年，这成为官方的政策（第295页）。

尼赫鲁执政时期，就现代国家建设而言，在农村实施的政策有两个目标：一个是向地主所有制发起进攻；另一个是通过社会发展纲要，努力刺激农民从事生产（第316页）。

就前者而言，主要的措施是设法废除柴明达尔。柴明达尔不仅是地主，也是介于政府与种田人之间的收税人。废除柴明达尔，目的在于“给予土地的实际耕作者以永久性的利益，以及禁止高额地租、禁止使用强制性劳动力和取缔其他弊端，从而刺激农民经营的农业生产的发展”（第316页）。到1961年，官方声称，除了极少数地区，在全国柴明达尔作为中间人已基本被消灭（其比重已从过去在43%的农区享有特权下降为8.5%）。

就后者而言，主要的措施有以下几种。一是宣传，即向农民宣传经济进步的好处，国大党领导人认为农民渴望并愿意靠自己的努力去发展经济。二是民主，即不去改变村庄里的种姓制度与财产关系，而是尝试复活传统的村社议事会以建立村社民主，通过村社自身来重新分配土地。但是摩尔发现，农民大众对于外人的宣传以及引入新耕作方法是很不情愿的（“人的需求在社会里大多是个人具体的社会环境和成长道路的产物”，第326页），以民主方式去劝说农民使得整个进程极端缓慢又毫无效率，粮食产量不能持续上升，甚至“与阿克巴和寇松时代的农业相差无几”（第322页）。与此相对照的是，此时日本的农业生产率相当于印度的三倍。

3．评价与展望

在摩尔的眼中，“尼赫鲁的农业纲领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失败”（第320页）。最为重要的原因在于，未能让市场经济深入农村，不能用农业经济剩余去推动工业发展起步，或者说把农业资源输入工业领域，使生产出现迅速提高的局面，“没有采取任何步骤，去发掘农业中现存的和潜在的经济剩余，从而把这种剩余用于经济增长”（第319页），“政府用于农业的支出，远远大于从农业中得到的收入”（第319页）。

摩尔说，尼赫鲁政府政策的结果是：（1）允许旧的农业剩余的分配形式保持不变；（2）未能引进市场经济，或者说，未能找到一种有效的替代方式，使农民为城市提供食物；（3）由于这些原因，增加农业生产率或挖掘存在于农村中的巨大经济潜力归于失败（第320页）。他举例说，印度生产的粮食有3/4以上没有进入市场，85%的村民的贷款仍然来源于放债人和其他的个人（即那些富裕农民）。当然，这样的失败也跟官僚体制的低效无能有关，在印度，“所有的事情都不是在现场，而是在纸上安排的”（第326页）。

当然，虽然有种种问题，但印度通向现代国家这条路，截止到摩尔写作时的20世纪60年代，毕竟还在进展中。印度工业生产指数从1956年的100增长到1963年的158.2，平均收入的提高也遥遥领先于人口的增长（第315页）。许多精力旺盛的小人物，在制度的裂缝中拼命寻找一切可乘之机，通过市场发财致富。摩尔预言，这些人将逐渐增强商品经济的力量，而“对商品经济的抵制一旦崩溃，整个种姓制度就失去了它的最重要的约束力”（第329页），“沿着这一主潮持续不变地进行下去，传统的约束会愈益削弱”（第329页），而在农村的变化是“农村无产者正转化为工资劳动者”（第329页）。

摩尔期盼新一代行政领导人接管权力，然后“任凭农村的上层阶级自由发展，而仅仅是对他们的利润征税、组织市场，以及为驱逐放债人而开展信贷工作”（第332页）。他认为，“如果政府通过这种方式成功地发掘农业的经济剩余，并鼓励这种剩余继续增长，那么就可以凭借自身的资源大量发展工业。一旦工业发展起来，就可以吸收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力，并更加迅速持续地扩展市场，而把技术和现代资源送上农民家门的做法也因此会产生效果”（第332页）。

四、结论

以上简要概述了摩尔针对亚洲三个国家中国、日本、印度走向现代国家展开的研究。在这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摩尔结合英、法、美以及其他欧洲国家（俄国、德国、意大利）的经验后进行了概括，并展开了进一步的申述。接下来我们摘述有关亚洲的一些要点，作为本节的结论。

就中国的经验来说。摩尔认为，“那种认为农民只是历史客体，是一种社会生存形态，是历史变化的被动承受者，而与历史变革的动力无缘的观点，已经站不住脚了”（第368页）。就是说，农民也可能会成为革命的动力，他们推动了中国和俄国这样的国家进入现代化，并走上了与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不一样的道路。历史上，中国在强大农业官僚机构支配下，“特别容易使触发农民革命的各种因素聚合在一起”（第388页），而且“这种机构的强大力量，使之能够窒息独立的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成长”（第388页）。不过，农民之所以成为革命的力量，摩尔认为，不仅仅是因为物质境况的恶化（失去土地、极度贫困等）或者生活方式（财产、家庭以及宗教）受到现代化的威胁，更重要的在于农村中的社会结构，即土地贵族或者传统精英离开农村，农民受地主的代理人的剥削，“农民革命的主要原因，从来就是农民社会与上层阶级在制度上的联系过于脆弱，以及这种关系具有剥削性特征”（第387页）。如此一来，在中国形成了革命的形势，加上摩尔没有提及的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精英进入农村的发动，于是在中国发生了农民革命。

就日本的经验来说。在技术先进国家的威胁下和外来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土地贵族的力量不足以挑战国家权力但足以在农村压制农民产出足够多的剩余产品以便用于工业投资（即“强迫型劳动体制”，第352页），是日本不能走上民主道路而成为法西斯国家的原因。这样的土地贵族会“充分利用形形色色的传统关系和传统观念”（第352页），“尽可能地保留传统社会结构”（第355页），使“大多数人口均以强制形态维系于工作中”（第352页）。由此形成的强迫劳动体制，起先可能是中央政权的对立面，在随后的进程中，为寻求政治靠山又转而与王权携手。这种情况下，贵族往往遵从某种军事道德，而这是不利于民主社会成长的（第353页）。不过，“这类专制政府常赋有某种民主色彩，引人注目地拥有一个权力有限的议会”（第355页），或多或少可以以和平方式进行自上而下的经济、政治革命，从而向现代化工业国迈出了一大步。但是，“由于这类民主难以应付严峻的时代挑战，它不能也不愿对社会基本结构加以改革，终于使通向法西斯政体的大门次第打开”（第355页）。摩尔还概括了形成这样的国家需要具备的条件：（1）非常干练的领袖带动目光短浅的保守势力（集中于但不局限于土地贵族）；（2）政治领导者必须拥有强大的官僚机器，包括军队和警察这类镇压机器或有能力建立这样的国家机器；（3）政府必须独立于社会等（第358页）。摩尔指出，这样的国家，“它们既要实现现代化，又不愿改变社会结构。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是军国主义，这可以把上层阶级团结起来。因为军国主义会加剧国际紧张局势，从而反过来使得工业推进更具有强制性”（第358页）。

就印度来说。由于印度在历史上几乎不存在一个把自己意志强加于整个印度次大陆的中央政府，不同地区共有的种姓制度为各地社会生活提供了统一的构架，农民暴动极为罕见。在英国殖民统治下，印度的工商业经济与资产阶级的力量有所发展，并且形成了议会民主制度的基础。但是，由于缺乏发展农村经济并将农村剩余转化为工业投资的机制，印度在现代化道路上蹒跚。不过，就亚洲国家而言，“印度的确开创了一个重要的先例”（第348页），“在这里至少一个形式上的民主制度，以及民主的重要环节，诸如合法反对派的存在，批评和抗议的渠道等，未经革命暴力便确立起来”（第348页）。当然，由于缺乏革命手段粉碎过去，“缺乏一场通向现今时代的声势浩大的运动，印度的自由民主面临着稽延时日的落后和极度的困难”（第350页）。

从摩尔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亚洲要远比西欧复杂得多。以往有些学者将亚洲传统政治称为“东方专制主义”，或者说“农业官僚主义或亚洲式的君主专制主义”（第253页），这样的看法是有失简单的或者说不准确的。如果说亚洲有什么共同性的，那无非是都受到了西欧国家的军事力量与商品经济的冲击，并因此根据自己的特殊情势而走上了现代国家的道路。

(1)　这本书在201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有一个新译本，书名被译者王茁、顾洁调整为“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地主与农民”。

(2)　斯考切波著：《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7页。

(3)　巴林顿·摩尔著：《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张东东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译者前言”，第4—5页。本章接下来凡引自该作品的文字，一律用文中加注形式注明页码，不再一一交代版本信息。

(4)　米格代尔著：《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张长东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7页。

第十章　《致命的自负》：反思向现代国家转型过程中的社会主义运动

从中国乃至全球向现代国家的转型过程看，社会主义运动都在其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但表现在社会主义理念及其现实运动改变了发达国家的制度建设与公共政策取向，更重要的是，它还直接影响了1945年后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发达国家的国家建构活动。因此，若要理解向现代国家的转型，那就无法回避社会主义运动这一主题。

正如林尚立先生所言，“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运动规律来讲，‘现代社会’与‘现代国家’所标志的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与国家，而是人类在其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通过现代化的发展，逐渐告别传统社会，建立起来的现代社会与现代国家”(1)。就这一意义来说，以资本主义挑战者面貌出现的社会主义运动，相当程度上只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建设现代国家的一个方面。对不发达国家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正如琼·罗宾逊夫人指出的，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不是超越资本主义而是代替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一种没有进行过产业革命的国家可以用来仿效产业革命的技术成就的手段，一种在一套不同的博弈规则中进行快速积累的手段”(2)。

在《大转型》一书中，波兰尼揭示了欧洲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所发生的双重运动。他的目的是告诉发展中国家，目前已经发达的国家在政治与经济上是如何起源的。在本章中，哈耶克运用《致命的自负》一书，来评论在欧洲特别是英国这样的先发国家中出现的社会主义运动，以警告滥用理性可能带来的影响。波兰尼和哈耶克这两本书的许多观点，可以相互地印证或者构成某种反驳。

在本章开始之前，需要说明的是，哈耶克所批评的社会主义，主要指的是消灭市场与私有产权后形成的一种高度集权的政经体系，即以高度集权与命令机制为特征的纯粹国有制与计划经济结合体。我国目前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与其有理论史的渊源，但现实内容并不相同。众所周知，哈耶克所批评的高度集权的政经体系，早已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所否定。

本章将主要从以下问题来集中梳理哈耶克这本书中的相关内容：（1）哈耶克的理性观；（2）高度集权的政经体系的错误；（3）市场不受欢迎的原因；（4）从扩展秩序看人口增长。

第一节　哈耶克与《致命的自负》

《致命的自负》这本书的作者为哈耶克（Friedrich A.Hayek 1899—1992），他是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被公认为是以一人之身兼领数派、以一己之能跨越数科的大学者。所谓兼领数派，是指他先与米塞斯合作组建了奥地利学派，后加入到伦敦学派，此后又游学于芝加哥大学和弗莱堡大学，进而对芝加哥学派和弗莱堡学派产生影响；所谓跨越数科，是指他除经济学外，还广泛涉足于法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和伦理学等领域，并在这些领域颇有建树。哈耶克一生所著的绝大多数重要著作，都已被翻译为中文。另外，有关哈耶克的传记，也有多本被译为中文。

一、哈耶克其人

1899年5月8日，哈耶克出生于维也纳，是家中三个孩子的老大。他的父亲是维也纳市卫生局雇佣的医生，但一生的兴趣都在植物学。凭着母亲带来的家族地产，哈耶克家庭过着比较富裕的生活。一般认为，哈耶克是受了父亲的影响才走上了学术的道路，因为他的父亲终身想成为大学教授而不得。另外，他的祖父和外祖父也都是学者。

1898年到1914年之间的维也纳，在文学和哲学领域突然涌现出许多的天才。正因如此，这里才会孕育出哈耶克、波兰尼（他虽出生在匈牙利但工作在维也纳）这样的人物。1918年底，哈耶克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在维也纳大学的第一年，哈耶克最热衷的是心理学，主要关注的是人的精神对物质世界的理解的性质；到了大学二年级，他投入到心理学和经济学的时间基本是对半开，学年结束的假期间还曾到苏黎世一位大脑解剖学家实验室访问过几周，探究大脑中的神经纤维束（这为他后来写作《感觉的秩序》一书奠定了部分知识基础）。不过，对于自己到底选择学习心理学还是经济学，哈耶克有点摇摆不定。据传记作者艾伯斯坦说，出于金钱和谋职的考虑，哈耶克最终选择了经济学(3)。这样从本科三年级开始直至研究生阶段，他完全转向了经济学，并于1923年从维也纳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当然，这件事还有一个比较“高大上”的学术版解释，那就是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让他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从17岁到23岁，哈耶克是一位具有温和社会主义理想的年轻人。他想弄清楚这样的问题，即“如此吸引人的社会主义计划如何能够实现呢？”

1923年3月到1924年5月，哈耶克到美国纽约大学进行研究，还到哥伦比亚大学听课，并受韦斯利·米歇尔的影响而重视经验研究。1929年至1931年，哈耶克在维也纳大学担任无薪讲师（收取学费作为收入），1931年离开奥地利前去伦敦经济学院任教，并于1938年加入英国籍。在伦敦期间，他参与到当时关于货币、资本和商业波动的研究与讨论中，还从米塞斯那里接棒作为主角参与到社会主义计算的论战中。1940—1949年间，由于伦敦经济学院搬迁到剑桥，哈耶克与剑桥大学的学者（最著名的当然是凯恩斯）密切交流。1950—1962年，哈耶克在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任教。1962年他接受了德国弗莱堡大学的教职，一直到1969年他调到萨尔茨堡大学工作为止。1974年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达到他一生荣耀的最高点。1992年3月23日，哈耶克逝世。

在维也纳大学学习期间，哈耶克主要跟随维塞尔学习，受到他温和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从美国返回奥地利后，他主要受到米塞斯的影响。哈耶克后来回忆说，米塞斯是他思想发展的“主要领路人”，自己的学术兴趣“受到他的很大影响：对货币和工业波动的影响，对社会主义问题的兴趣，都是在他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哈耶克传》第48页）。米塞斯影响哈耶克的另一个领域是他的哲学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强调终极的知识来源于内心。米塞斯对哈耶克产生影响的主要著作是1922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一书（该书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中译版），在为该书1978年再版而写的序言中，哈耶克说，“《社会主义》一书震撼了我们这代人，尽管我们对其核心论点的接受是缓慢而痛苦的”（《社会主义》中译版哈耶克序）。

哈耶克的一生，发表了130多篇文章并撰写或主编了25本著作，其中最为知名的有《通往奴役之路》《自由秩序原理》《法律、立法与自由》《致命的自负》以及论文集《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等（这几部都已有中译本）。其中1944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标志着哈耶克一生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他是一个不怎么知名的经济学教授，而在这本书出版后一年，他就成为全球知名的人物。1947年4月，哈耶克还推动建立了“朝圣山学社”这一专门研究自由社会性质的组织，其核心成员有米塞斯、弗兰克·奈特、米尔顿·弗里德曼、詹姆斯·布坎南、卡尔·波普尔、迈克尔·波兰尼（《大转型》一书作者的弟弟）、马克洛普等知名学者。如前所述，在哈耶克漫长的一生中，他还与多个学派（奥地利学派、伦敦学派、芝加哥学派和弗莱堡学派）发生过关系，甚至在部分学派中发挥了核心的作用。

哈耶克是作为他所定义的“社会主义”的主要否定者面貌而知名的。他的观点一以贯之，基本可概括为：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与市场经济是自由、繁荣和民主之本；或者换一种相对复杂一点的表述，那就是，如果一个社会的规则和法律能使个人利用他自己的知识与能力去追求自己的目的，而毋需所有人统一追求由某个集中的权威决定的计划，那么该社会从经济上说就是有效率的。如此明确的主张，以及他终身不断地从哲学、法学、历史、心理学、语言学、文化人类学、生物学等各门学科中汲取证据，形成一个既繁复又逻辑一贯的论证体系，为哈耶克赢得了广泛的声誉。当然，有时也被人批评为思想重复而乏味。之所以将自己的研究，从最初的经济学理论转向其他的研究领域，按照哈耶克自己的说法，是因为他认识到，自由社会应该具有的诸多当然前提，其实远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哈耶克这样的研究方法与知识趣味，被《致命的自负》一书的译者称为“本世纪不多见的‘知识贵族’”。这是因为，他试图打破我们习以为常的严格的学科分工，而从整体上把握现代文明。

在国内，哈耶克也是广受欢迎的学者。这从他的多部著作被翻译出版，有多位学者以研究哈耶克而知名就可以看出。学者高全喜曾经总结过，哈耶克研究在中国有三种不同的路径(4)：第一种是知识社会学的路径，主要以邓正来为代表，他们强调哈耶克基于理性有缺陷而建立起来的知识论，然后追溯哈耶克的整个社会观，把法律、政治放在他的社会系统中加以研究；第二种路径，主要是以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常识来解读哈耶克的，以刘军宁、秋风为主要代表，主要重视哈耶克与自由主义价值谱系相关联的一些理论，如法治观、自由观、市场经济、自生秩序等；第三种是高全喜本人研究的政治哲学的路径，主要关注“如何构建一个社会的政治与法律制度”，以及“政治与法律制度后面的正当性问题”等。

二、《致命的自负》一书

1988年出版的《致命的自负》一书（中译本由冯克利、胡晋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是哈耶克生前最后一本重要著作。但在1988年《哈耶克全集》出版时，这最后一本著作却被编者列为首卷。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该书某种程度上是哈耶克一生研究的总结。在这本书写作期间（1978—1985），他写信给友人说，这本书可能是自己最重要的著作。虽然有人评论说该书没有达到哈耶克最初期许的那种高水平，但由于它是哈耶克一生研究的总结，而且书稿内容比较通俗好懂（它是由辩论赛提纲发展而成的专著）、篇幅也不大（中译本正文仅162页），因此被人广泛地阅读，我也因此选择该书作为解读文本。

哈耶克写作此书的起因是，1978年他打算以“社会主义是否是个错误”为题，在巴黎这个西欧左翼阵线的大本营与对手来进行一场最后决战般的大辩论。在20世纪的20年代至30年代，经济学界曾经就那时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展开过一场大辩论。1920年，米塞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划”一文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一个没有价格的经济体系——即社会主义——是否有可能存在？按照哈耶克自己的说法，在这场辩论中，20世纪“20年代是米塞斯出战，30年代则由我出战”（《哈耶克传》第109页）。在当时，以奥斯卡·兰格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支持者，也对此给予了积极的回应。兰格就曾经评论米塞斯对社会主义的挑战：“正是（米塞斯）他有力的挑战迫使社会主义者认识到，恰当的经济核算体系对于引导社会主义经济的资源配置具有重要意义”（《哈耶克传》第108页）。从事后的眼光看，在这场论战中，米塞斯、哈耶克等人其实并未占据上风。社会主义经济学家的说法（商品价值问题的解决不需要借助于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竞争性市场中的自由浮动价格，完全可以通过社会主义计划人员非常仔细的核算来进行），在当时更为人接受，并进而影响到那个时代几乎所有国家的公共政策。比如，在苏联影响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制度；在第三世界国家，即便没有全面模仿苏联，也建立了大量的国有企业并对经济进行广泛的政府干预；在许多发达国家（特别是英国和法国），也把大量的企业国有化，同时强化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活动。但是，时至20世纪70年代末，以生产资料国有制与指令性计划经济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运动，其经济后果已经比较充分地显现了出来。因此，哈耶克觉得此时有必要就社会主义再组织一场终结性质的辩论。哈耶克设想，由朝圣山学社的成员詹姆斯·布坎南、罗纳德·科斯、米尔顿·弗里德曼等人为一方，邀请詹姆斯·米德、诺姆·乔姆斯基、阿瑟·刘易斯、刚纳尔·缪尔达尔等人为另一方，同时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也已同意出任辩论赛的主持人。不过，可惜的是，这一设想中的辩论赛未能成功举办。

于是，在同道的鼓励下，哈耶克把原先为论战准备的简短宣言，扩展成了现在这本《致命的自负》一书。写作《致命的自负》，花去了哈耶克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其实这时候他的身体状况已相当糟糕，但仍坚持着完成了这一著作。1982年8月，他将第一个版本提交给在奥地利召开的一个小会（参加者有布坎南、科斯、乔治·斯蒂格勒等15人），可与会者对此并不满意（当然是相对于阅读者的期待而言）。于是，在1982年后半年及1983—1985年间，哈耶克反复修改书稿，直至因病被迫永久停止研究。最后的书稿，是在《哈耶克全集》的总编辑威廉·巴特利三世的手上定稿的，内容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书稿文字。

《哈耶克传》的作者艾伯斯坦说（该书第362页），《致命的自负》出版时并没有获得一致的喝彩，虽然其中存在着智慧和天才的火花，但并没有达到最初期许的高水平。事实上，根据哈耶克的秘书库比特的回忆，哈耶克自己也在疾病中不断地怀疑自己能否写完整本书，能否写得和别的书一样好，最终他也对自己没有亲笔完成这本书感到很失望（巴特利三世在书稿完成方面起的作用，比最初设想的要大）。

据《哈耶克传》说，“致命的自负”这一书名来源于哈耶克所摘录的亚当·斯密书中用到的“过分的自负”（the overweening conceit）一词。斯密用这个词来形容某些过于傲慢的知识分子，他们相信自己设计出来的社会比竞争性市场更优越。哈耶克将“过分的自负”变为“致命的自负”，并用这个概念表达大致相似的意思，即认为那些持有社会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其错误不在于道德而在于知识，即对理性知识抱有“致命的自负”，以为凭借理性与现有知识就能设计出最美好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可以运用计划来管理经济、可以重塑道德甚至重新设计语言。

此处需要事先交代的是，为了避免市场秩序和私有财产可能带有的贬义色彩，并更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一书中多处将市场秩序称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或者“扩展秩序”，将私有财产称为“分立的财产”。但他在该书中，并未完全杜绝使用市场秩序和私有财产这两个词。因此，本章在使用这些词汇时，也不刻意地加以区分。不过多数时候，本章仍然使用市场秩序与私有财产两个词。

中文版《致命的自负》除了“中文版导言”、“译者的话”、编者（即前面提及的巴特利三世）前言和哈耶克本人的一个短序外，正文有导论和九章的内容，另外还附录了七篇补论（用来解释相关概念或交代有关背景知识）。总体而言，正文的内容，虽然讨论的问题都非常重要，但并未形成一个非常清晰的结构。在导论部分，标题使用了原辩论会的选题：“社会主义是个错误吗？”对此，哈耶克的答案是，它是源自于知识（或理性）的一场错误。

本书的第一至第六章，内容相对完整，主要是总结哈耶克一生对自由市场的辩护观点，分别论述了以下具有递进性或因果性的问题：（1）道德规则处于本能和理性之间；（2）财产与公正共同成长；（3）贸易与文明共同进步；（4）人类从本能和理性两方面同时对财产与市场进行质疑；（5）这种质疑来自于理性的自负；（6）贸易和货币是一个超出理性全盘理解力的神奇世界。

在上述具有相对完整内容的六章之外，哈耶克还利用上述理论相对分散地讨论了三个问题，分别是：（1）语言滥用对社会科学研究乃至社会政策的不良影响；（2）人口增长具有积极的意义，不能为计划所限制；（3）宗教中包含我们理性难以全部认识的传统智慧等。

第二节　哈耶克的理性观

《致命的自负》一书，是哈耶克就自己毕生研究的市场文明之运行原理所做的一个总结。阅读该书，不禁会让人想到斯宾塞说过的一句话：“只有通过不断变化的重新表述，才能令不愿意接受新奇思想的心灵认可这种思想”(5)。哈耶克这本书完全体现了斯宾塞表达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断地创造新概念、引入新理论或者干脆变换说法，来阐明他一生言说的主题，即市场秩序与私有财产制度是正确的、值得坚守的。

我们先来看一看哈耶克就“理性”而创造的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这两个概念是理解哈耶克思想的基础。在他的多本著作中，哈耶克曾反复地运用这两个概念，以至于吸引了不少学者将其作为重要的分析框架而接受。

一、背景知识：理性与理性的危机

正如第五章曾经提及的，自17世纪以来，有一种意见越来越成为普遍性的共识，那就是社会政治制度要建立在理性基础上。这里说的理性，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1）理性的世俗化，即评判社会政治制度不以神意为本位，而应基于人的体验、人的眼光进行，要从世界本身去认识世界；（2）理性的个人自觉，即评判社会政治制度要基于人的独立思考而找到的理论。

如果说上述两方面的含义还是表达了对理性的一种相对温和的主张的话，那么笛卡尔的主张就显得更激进一些。当然，激进也是他那个时代的主题。笛卡尔主张的是，怀疑是求知的根本前提，“如果我想要在科学上建立起某种坚定可靠、经久不变的东西的话，我就非在我有生之日认真地把我历来信以为真的一切见解统统清除出去，再从根本上重新开始不可”(6)。因此，笛卡尔提倡要用理性的尺度去怀疑和审视以往的一切知识；只有经过理性的怀疑和思考以后，对那些自己认为没有问题的东西（清晰、判然的观念）才能纳入知识的范围，并由此建构起整个理论体系。当然，从逻辑上说，怀疑必须要在某一处止住，这样才能产生积极结果。这个让怀疑停止的点应该是无疑问的事实和无疑问的推理原则，是最简单最可靠的起点。笛卡尔的说法是，这只能是“我思”，即自己的思维，因为若停止思维，“我”的存在便没有证据了。这也是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的含义。

“我思故我在”使人的认识基础因人而异：对每个人来说，出发点是他自己的存在；这个出发点不是其他个人的存在，也不是社会的存在。如果由此建立的理论在自己看来是正确的，那就不应该向任何权威低头；同时他也不希望自己的理论只靠本人的威望来强迫别人接受，而希望根据一般公认的真理标准让人们信服。启蒙运动时期的口号是，“有勇气运用你的理智！”这正是笛卡尔主张的最好反映。而伏尔泰的夸张言论，“现在你们发抖吧，理性的日子来到了”，则是笛卡尔所倡导理性的时代最强音。基于对理性的这种高度自信，西欧社会政治制度在相当程度上得以重塑，并进而诞生了现代国家。

不过，当历史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在西方思想界却兴起了对理性的怀疑，爆发了一场“理性的危机”(7)。这一危机至少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确定性的丧失。以笛卡尔为首的哲学家，他们在运用理性反思社会政治制度建构时，参照和模仿的对象是自然科学。在他们看来，自然科学及其结果是可靠的、确定的，由此形成的知识也是可靠的。但是，一方面哲学反思的结果发现，知识并不会因起点的可靠而得到保证，因为起点的可靠不能保证结果的可靠；另一方面，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说明，时间和空间是相对的，物质微粒的性质是推断出来的，特别是量子理论告诉人们，要获得外部世界的确切知识是不可能的。自然科学的确定性丧失了，那么以自然科学为榜样的社会科学，它原来提倡那些价值和标准是否还具有可靠的保证？

第二，非理性的兴起。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是有理性的个人，启蒙运动也正是打着张扬理性的旗帜取得了胜利。但是，启蒙运动的哲学忽视了非理性的力量。非理性指的是人性中的无意识本能、直觉、情感、意志、欲望等。对理性的批判和对非理性的强调，在休谟、卢梭等人那里已有所反映，而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尼采、弗洛伊德等人那里发展到了新高度。此后，许多哲学家纷纷指出，启蒙运动中的理性已发展成为技术理性，而技术理性压抑非理性，是现代人性异化的根源。

二、哈耶克对两种理性观的区分：建构理性与演进理性

哈耶克并没有直接地回应上面说到的“理性的危机”问题。他根据自己的心智理论，提出了建构理性和演进理性两种理性观，这在一定程度上为现代社会政治制度奠定了适当的理性基础，侧面地、部分地回应了现代社会所遭遇的理性危机问题。

哈耶克的心智理论认为，人类心智永远不可能为自身完全理解；从逻辑上讲，心智既然是人类划分周围世界的方式，人就永远不能退回去，不能把心智自身视作一种感觉输入。人们至多能解释心智运作的某些规则，对感觉秩序提供一个原则性的解释；这种局限性使人不可能对世界做出一种完全理性的理解。

根据这一心智理论，哈耶克将思想史上相关学者对理性的看法划分为两大类，建立起两种理性观：建构理性观和演进理性观。在《致命的自负》一书中，哈耶克运用了自己这一理论。虽然在这本书中，他并没有明确提出这一相互区分的概念，但明显地运用了这一概念体系所包含的内容。在书中，他提到了建构论理性主义（constructivist rationalism），但未明确提及演进理性观或演进理性主义，只是反复提到了进化论（演进和进化在英文中对应同一个词“evolution”）。

（一）建构理性观

所谓建构理性观（哈耶克反复举出的代表人物就是笛卡尔），其观点是，理性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每个人生而具有知识与善，能够理解并把握事物的本质，个人理性可以为一切价值判断制定标准，人类能够根据审慎的思考而建设文明，所有的社会制度都是而且应当是审慎思考设计的产物。

哈耶克在书中说，持有社会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倒卖观念的职业好手”，第60页），包含有如下的理论预设（第67—68页），这些理论预设实际上就是哈耶克赋予建构理性观的特征：

（1）凡是不能得到科学证明或观察验证的事情，就没有理由遵守；

（2）凡是没有理解的事情，就没有理由遵守；

（3）对于一项具体的事业，除非对它的目标事先有充分的说明，就没有理由参与其中；

（4）任何事情，除非不仅事先完全知道它的后果，并且还能充分观察到这种后果并能将它视为有益的，那就没有理由去做这件事情。

哈耶克说，这样一种建构主义理性观或“唯科学主义”的看法，“是病态思维的产物，是一种滥用理性的错误的科学学说和理性学说，最为重要的是，它不可避免地导致对人类各种制度的性质和发生做出错误的解释”（第51页）。哈耶克认为，这种从笛卡尔那儿传给现代的理性主义，带来的最终结论就是，不但可以而且应该抛弃传统，并依靠理性建立一个新世界、一种新道德和新法律，甚至能建立一种全新的纯洁语言（第52页）。

在哈耶克看来，以法国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所主张的社会契约理论，就典型地属于建构理性观。这是因为，这种社会契约论认为过去的社会是由一群纯粹意义上的个人达成的契约，每个人的义务和权利都由这份契约规定；如果不喜欢这个契约，那就可以废除。哈耶克反复说，如此一批社会契约论者，总是对现存的社会传统采取忽视或藐视的态度，认为那是对个人自由的压抑和摧毁（如卢梭的经典名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面对未来时，他们认为可以通过审慎地观察和思考，凭借个人理性，根据所知道的社会成员的偏好，来设计出最美好最合理的未来社会制度，实现社会、政治、经济的完全平等。显然，哈耶克眼中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完全继承了这批社会契约分子在理性问题上的建构论立场。

（二）演进理性观

所谓演进理性观（哈耶克推崇的代表人物是休谟），其观点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对理性的滥用，认为理性不可能获得关于自然和人的心智的绝对正确的知识，人类只能在传统的基础上运用理性作局部的（边际的）改造。哈耶克本人极力赞成的是演进理性观，他反复警告人们，滥用理性来刻意设计未来十分危险。这是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彻底地了解另一个人，传统的传承是大范围事件，是由许多人的心灵接受和传递下去的，人类的发展只能主要依靠习惯和不断积累的知识传统，人类文明是由不断试错、日益积累而艰难获致的结果，是人的行动的非意图的结果。

所以，自休谟以来英国知识分子对传统的珍视，得到哈耶克的高度推崇。在他的眼中，传统包含着超过了任何个人所能拥有的丰富经验，即使人们没有透彻认识和把握它，也不会妨碍它帮助人们实现自己的目的。与此同时，哈耶克不认为尊重传统就意味着压抑创新，因为真正的创新必须怀着“不断演进”的态度，在边际上进行改进，如此个体理性的创新精神才能得到充分发挥。相反，那些试图设计和改造人类未来的人，不但错在对理性抱了过高的期望（即理性犯了自负的错误），而且若真的按此设想实行，就会变成倾向于控制人们的思想。基于此，哈耶克反对人们运用理性肆意改变人类生存的规则（尤其是道德规则），反对人们改变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习俗和传统。

哈耶克反复申明，只有这样的演进理性观才是“正确运用理性”，它是承认自我局限性的理性，是进行自我教育的理性。他认为，社会主义者所反对的“资本主义”（他将其称为“人类合作中不断扩展的秩序”或简称“扩展秩序”），就是这种演进理性形成的结果；这种扩展秩序并不是人类的设计或有意造成的结果，而是自发的产物。

（三）哈耶克为演进理性观辩护

哈耶克用来支持自己对建构理性观与演进理性观划分的理论基础，主要是生物心理学（即人的理智有一个成长过程而不是先天给定的）以及进化论。

在《致命的自负》一书中，哈耶克举出的相关生物心理学的证据并不多。他只是一再强调，理性（智）并不比道德更高（“创设我们道德的并不是我们的理智”，第20页），理性（智）也不比文明更高（“不是我们所谓的理智发展出了文明”，第21页），相反，理性（智）是和道德、文明一起在人类交往关系中成长以来的，“是受着我们道德支配的人类交往，使得理性的成长以及同它结合在一起的各种能力成为可能”（第20页）。

在《致命的自负》中，哈耶克主要动用的论证依据就是进化论。按《哈耶克传》作者的说法，哈耶克有关进化的观念，来自于他从父亲那里学得的植物学知识。哈耶克自己在《致命的自负》中强调的是，经济学有高度重视进化的倾向（他指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思想是受马尔萨斯叙述的经济领域中进化思想的影响）。哈耶克反复强调的观点是，一切进化，无论是文化的还是生物的，都是对不可预见的事情、无法预知的环境变化不断适应的过程。无论是生物进化还是文化进化，都不承认有什么进化规律或不可避免的历史发展规律。因此，在哈耶克看来，社会主义者宣称掌握了人类发展的规律是不符合进化论的；而资本主义秩序的优越之处不在于理性对它的认识，而在于“在这种秩序中，更为有效的相互协调使其成员即使十分盲目，也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并取代另一些群体”（第22页）。基于进化论，他最终的结论是，资本主义相对于其他秩序的优越之处在于“透过恰好遵循了这些做法的群体中的一个进化选择过程——人口和财富的相对增加——它们相当迅速地传播开来”（第1页）。

由此，哈耶克根据他所赞成的演进理性观，认为资本主义这种自发社会秩序所遵循的规则系统是进化的（或演进的）而非设计的产物，而且这种进化的过程乃是一种竞争的和试错的过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规则是这一进化过程的结果，该结果也优越于其他规则系统。所以，基于演进基础上的资本主义规则系统及其理性，是目前为止最为正确的。这样的规则系统在未来当然可能会有所改变（哈耶克强调，没有理由认为“它在当代世界采取的具体形式就是最后的形式”，第36页），但怎样改变并非人类理性可以纯然设计，而应通过无具体目标的边际改进，不断地进化下去。

钱德兰·库卡塔斯（Chandran Kukathas）曾就哈耶克的建构理性与演进理性提出一个著名的质疑，那就是：给定哈耶克依循休谟理路而认定个人理性在社会生活中只具有限的作用，那么哈耶克的理论又如何有可能在为自由主义提供系统捍卫的同时，而不沦为他所批判的唯理主义（即建构理性主义）的牺牲品？换言之，库卡塔斯的意思是，哈耶克是用建构理性的方法而提出“建构理性——演进理性”这一区分的，但他的结论却是演进理性是正确的。显然，哈耶克运用进化论来为自己的理性观提供辩护，并不能完全消解库卡塔斯的质疑。

第三节　高度集权的政经体系的错误

如前所述，社会主义思想及其运动在现代国家成长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们固然可以将社会主义在思想史上追溯得很远，但显而易见的是，直至18世纪末19世纪初工业革命发生后，社会主义才真正地在欧洲兴起。

学者们对社会主义的起源有诸多的解释。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这是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的矛盾日益发展的结果。在《大转型》一书中，波兰尼的观点是，这是市场原则扩张到劳动力领域后，社会奋起反抗力图保卫自己的结果。而哈耶克给出的解释最为简单直接，认为它是理性过度自负的结果。

这一节我们基于上一节的内容，来概述一下哈耶克在书中自问自答的一个问题，即“社会主义是个错误吗”（《致命的自负》导论的标题）。鉴于哈耶克所说的“社会主义”具有明确的内容，那就是以高度集权为特征的纯粹国有制与计划经济的结合体，所以本节从价值和事实两方面，来整理他所阐述的这种高度集权的政经体系所存在的问题。

一、从价值方面看高度集权的政经体系：道德问题

哈耶克认为，高度集权的政经体系提倡者（即哈耶克所说的“社会主义者”）宣扬，要建立一种源于理性设计的新道德体系来代替现有的道德体系。比如说，“为使用而生产而不是为利润而生产”，用平等分配来改变贫富差距，用人与人之间的友好合作来代替现在的恶性竞争等。对于这些主张，哈耶克认为，它们在道德上是高尚的（第119页的用词是“境界甚高”），愿望上是良好的（第5页用词是“出自一些良好的愿望”），但却是错误的。

通观《致命的自负》一书，哈耶克除了在导论中，还在全书多处涉及这一道德问题，他把对社会主义道德问题的讨论跟对其他问题的讨论融合在一起。事实上，将多个侧面、多种方法融为一体进行讨论，一直是哈耶克著作的特色。勉强加以分解，可以看到哈耶克大致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评价高度集权的政经体系的道德问题。

（一）这一道德体系是理性设计的结果，但道德自身却无法用理性来加以证明

哈耶克说，“传统道德等事情无法用理性加以证明，但是同样真实的是，任何可能的道德规则，包括社会主义者能够提出的那些规则，也无法用理性加以证明”（第76页）。哈耶克还用维科的名言来佐证自己的说法，“人变成了这个样子，但他并不理解这一过程”（第77页）。如果不是理性，那是什么造就了人的道德呢？是不是来自于某种直觉或者本能？哈耶克对此也不认同。在他看来，道德规则“一方面超越了本能，并且往往与它对立；另一方面它又不是理性能够创造或设计的”（第20页）。哈耶克解释说，道德规范是人类进化的结果，它“不是人的理性所创造，而是由文化进化赋予人类的一种独特的第二秉性”（第57页）。前面已经提到，哈耶克反复强调，在进化过程中，理性和道德同时诞生，因此绝不应当认为“理性是处在一个更高的检验者的位置上，只有那些得到理性认可的道德规则才是正确的”（第19页）。如此进化而诞生的道德规则（具体体现在习俗和传统中），“处在本能和理性之间”（第21页）。

哈耶克此处所谓的“在本能和理性之间”，大致可以理解如下：（1）道德既非出自本能（反而是“对本能反应的限制”结果），又非出自理性；（2）与此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道德又有些像本能（这种通过学习获得的道德规则，“个人逐渐习惯于服从，甚至像遗传本能那样成了一种无意识行为”，第14页），又符合理性（如果理性能够了解现有的道德规则对于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性的话，不过“人们不可能彻底理解传统道德规则以及它们如何发挥作用”，第79页）。

既然道德是进化的结果并且是保证进化进一步持续下去的条件，那么对于道德或者说“公正”（哈耶克理解的公正是指“符合对与错的先入之见、符合公共利益、符合过去已经获得的环境所提供的可能性”，第82页）问题，哈耶克给出了一个可称之为终极的答案，那就是，“进化过程向以前未知的领域的迈进不会表现出公正……进化不可能是公正的。坚持让一切未来的变化符合公正，这无异于要求终止进化过程”（第83页）。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哈耶克消解了道德问题，因为他所理解的道德在相当程度上等同于使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的规则。正因如此，他同意哈丁的说法“伦理学就是对资源分配的研究”，并反复强调“进化的改变普遍趋向于最经济地利用资源”，“进化也是盲目地遵循着资源利用最大化的途径”（第12页）。

（二）这一道德观混淆了两种不同的道德要求

哈耶克将道德理解为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则（“只有那些当人们根据自己的目标做出个人决定时必须予以考虑的普遍而抽象的规则，才担当得起道德之名”，第72页），以此为起点区分出两种不同的道德要求（第8—9页）：一种是小团体（微观组织）中的道德要求，一种是大范围群体中的道德要求。在小团体中适用的道德要求，指的是在家庭或朋友圈这样的小群体（或者在原始人中盛行的小部落）中通行的休戚与共的情感与利他主义的行为。在大范围群体中的道德要求，指的是在超出小团体之外的大范围群体中，运用市场机制进行合作时形成的规则（如不使用暴力进行强制、不使用欺诈的手段等）。

哈耶克反复强调，这两种道德要求不能相互混淆，人们必须学会同时在这两个世界里生活，“如果我们把微观组织中那种一成不变的、不加限制的规则，用于宏观组织（如我们更为广大的文明）……我们就会毁了它。但是，假如我们总是把扩展秩序中的规则用于我们较为亲密的群体，我们也会使它陷入四分五裂”（第16页）。在这两种不同道德规则约束下的人类行为也是不同的，“小群体的行为可以受一致同意的目标或其成员意志的引导，而同样作为一个社会的扩展秩序，它形成了一种协调的结构，却是因为其成员在追求不同的个人目标时，遵守着相同的行为规则”（第130页）。

哈耶克强调，将小团体结合在一起的这种利他主义道德往往源于本能直觉，这种本能直觉可能会对扩展秩序中的规则表示厌恶（第9页）。他认为社会主义道德的产生正渊源于此，即混淆了两种不同范围的道德要求，将小团体中的道德规则强行运用到大范围群体中。哈耶克最终的结论是，在大范围群体中运用市场规则进行合作，如果不是从目标而是从结果来看的话，也是利他主义的，因为它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所以他说，这种“利他主义非常不同于出自本能的利他主义。不再是被追求的目标，而是得到遵守的规则，决定着行为的善恶”（第90页）。

（三）这种道德观具有毁灭性的后果

在哈耶克看来，社会主义要求根据人类理性设计的某种道德原则进行收入分配，而要实现这种分配，就必须授权一个中央政府来支配现有资源的用途，如此必然带来的后果就是消灭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第2页）。

哈耶克说，该做法将带来两个方面毁灭性的后果。一个方面，正如他在别处强调过的，控制着全部财产进而控制所有人的生存条件的国家，将会去控制人们思想的方式，这最终将导致一个社会所有成员的创造力的枯竭(8)。另一个方面，“社会主义不可能做到它所许诺的事情”（第4页），因为这样的生产方式产量必然是低下的（“除了让产品在竞争性市场中进行分配外，尚不知有什么其他方法能够告诉个人，他们该为各自的努力确定什么方向，才能为总产量做出最大限度的贡献”，第2页），也无法进行公正的分配（“即使通过集中支配生产资料所能生产出的集体产品，至少同我们现在所产生的数量一样多，如何进行公正的分配仍会是个严重的道德难题”，第2页）。

哈耶克给出的结论是，这种以高度集权的政经体系为内容的社会主义，其道德对资源配置有毁灭性的影响，因而在后果上“威胁着我们现有人口中占很大比例的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平，甚至他们的生命本身”（第5页）。

（四）哈耶克为人类合作扩展秩序的道德提供直接的辩护

哈耶克理解的资本主义，就是私有财产制度与市场经济秩序，他认为这二者是符合道德的。

就私有财产制度而言。首先，他认为私有财产制度标志着文明的开始，而规范财产权的规则似乎是一切道德的关键所在（第34页）。其次，在他看来，从结果来说，私有财产制度也不是自私的制度，“它的好处是普遍的，因为它把生产的支配权，从少数不管如何自负知识毕竟有限的个人那儿，转移给了一个过程，即扩展秩序，它使所有人的知识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利用，因此使没有财产的人得到几乎和有产者同样多的利益”（第87页）。

就市场经济秩序而言。首先，哈耶克认为市场秩序带来了良好的结果，人类在市场中“所做的许多好事，并不因为他们天性善良”（第17页），因为“市场是唯一已知的方法，它能够提供信息，使个人可以对他们直接有所了解的资源的不同用途的相对利益加以权衡”（第87页），由此带来积极的经济后果。其次，他承认市场秩序远不是尽善尽美，甚至经常失效（第95页），但他强调不能因这种失效而否定市场，因为失效往往“多是因为有人试图干涉甚至阻碍它的机制运行，或是想改进它的具体结果”（第95页）。他也承认市场会导致不平等，但他依然用效果来为市场不平等辩护，认为这种不平等的效果是好的，“没有不平等，人类既不可能达到也无法维持其现有的人口数量，而这种不平等既不受任何审慎的道德判断的左右，也与这样的判断不可调和”（第136页）。至于那些受到商业道德最残酷而明显打击的人，哈耶克的解释是，他们只是“尚未学会如何应付它们”（第149页）。

二、从事实方面看高度集权的政经体系：知识问题

以上是哈耶克从价值方面评价高度集权的政经体系，他自己更为看重的是从事实方面来评价，就是说，他认为高度集权的政经体系的错误更多的是知识问题。

在哈耶克看来，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和支持社会主义的之间的冲突，主要是知识的问题而不是价值的冲突。他说，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在道德方面的目标很多时候是令人尊敬的，但它在社会配置资源的“知识如何产生、如何能够产生以及如何才能得到利用的问题上，犯下了事实方面的错误”（第2页）。因此，社会主义的主要问题不是道德而是知识，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一切道德体系都在教诲向别人行善，可问题在于如何做到这一点，而光有良好的愿望显然是不够的。虽然哈耶克在书中不赞成社会主义道德，但他依然强调，自己跟社会主义者的分歧并非出于意识形态或价值选择的对立，而是由于对事实判断不同。就是说，在有关社会主义能否用它倡导的办法达到目标的问题上，看法不同。哈耶克自己的看法很清楚，那就是“社会主义不可能做到它所许诺的事情”（第4页），因为知识的特性决定了像社会主义这样集中运用知识的体系是无法运转的。

（一）知识的特性

那么，所谓的知识的特性是什么呢？哈耶克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于1945年那篇著名的论文“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在《致命的自负》这本书中，他没有多讨论。不过，在该书的不同篇章，他也形容过知识的特性，如具有“高度的主观性、个体性和易变性”（第3页），“分散性、多样性和易变性”（第7页），具有私人性即“私人知识”（第7页），人类拥有的许多知识只是“知其然”的知识（第6页）等。

在哈耶克看来，虽然人类的一部分知识是科学知识，即可以由挑选出来的专家组成的某个权力机构掌握（即便如此，如何挑选专家仍是问题），但绝大部分的知识并非如此，它们都是有关各种“情势的知识（the knowledge of the circumstances）”，而非科学知识。这些情势的知识，它们的特性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高度主观性和私人性：他人难以或无法获得，自己也未必愿意对外披露；

（2）高度分散性、不完全和多样性：“所有彼此独立的个人所掌握的不完全的而且还常常是相互矛盾的分散知识”(9)，数量庞大、种类繁多而分布广泛，人类没有能力加以集中并加以运用；

（3）易变形和时效性：人类没有能力及时掌握或汇总，这样的知识即使能够集中也早已失去了有效性；

（4）高度默会性：人类对自己掌握的知识有许多并不“知其然”（主要指可以通过学习和模仿而获得的有关行为模式方面的知识，但对这些模式本身的发生原因和一般效用可能茫然无知），或者说不需要知其然（哈耶克曾引用怀特海的名言说：“文明的进步，乃是通过增加我们毋需考虑便能运作的重大活动的数量而得以实现的”）。

（二）知识的特性决定了高度集权的政经体系在经济问题上无解

哈耶克坚持说，社会主义用来配置资源的中央计划机制，根本没有能力掌握上述有关“情势的知识”；掌握这种知识的个人，不能也不愿意对外披露（“只有在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决定运用他的知识时，才有可能使任何个人所拥有的许多具体知识全部得到利用。没有任何人能够把自己的全部知识都传达给别人”，第86页）。因此，中央计划当局无力也无法直接对具体时空中的情势进行考虑，它不得不运用其他方法，让掌握情势知识的“当事者”或“现场的人”能够根据具体时空中的情势进行决策。哈耶克说，在有关“情势的知识”存在的前提下，不可能指望按下述社会主义者设想的方式解决：“先把所有这样的知识都传递给某个中央机构，并在这个中央机构整合了所有这类知识以后再发布命令”。

基于这样的原因，哈耶克说，如果社会经济问题“主要是一个迅速适应特定时空之情势的变化的问题”，“必须由那些熟悉这些特定情势的人——亦即那些直接了解相关变化以及即刻可以被用来应对这些变化的资源的人——做出最终的决策”，那么这样的决策必然以分散的或者说非集权化的方式来进行。这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使那种有关特定时空之情势的知识得到及时的运用”。

不过，哈耶克指出，从事决策的当事人在决策时也不能“只根据自己所拥有的有关周遭环境之事实的有限但却直接的知识进行决策”，他需要掌握更大经济系统中更多的知识或者信息。那么，这样的信息如何传递给有关决策的当事人呢？哈耶克的答案是，价格体系是“一种交流信息或沟通信息的机制”，可以将各人掌握的分散信息集中反映为价格（及其波动），因而市场价格包含了所有必要的信息，并成为决策时的依据。他说，“价格能够帮助不同的个人协调他们所采取的彼此独立的行动，就像主观价值可以帮助个人协调他所制定的计划的各个部分一样。”而且，在他看来，价格机制的运转所需依凭的知识很经济，就是说，“涉入这个体系之中的个人只需要知道很少的信息便能够采取正确的行动……唯有那些最关键的信息才会以一种极为简洁的方式（亦即通过某种符号的方式）传递给他人，而且只传递给有关的人士。”

由于知识具有上述的特性，哈耶克认为它“无法集中到一起”。基于此，哈耶克评价说，那些宣称“为用途而生产，不为利润而生产”的社会主义者，在道德境界上虽然看起来很高尚，但在知识方面却表现得无知（第119页）。因为他们不知道，若没有价格的指引和由此产生的利润的引导，就不会有知识的传递并进而带来生产能力的提高（哈耶克引用19世纪一位思想家的话说，“经营所需的有关成百上千个具体事物的琐细知识，也只有可以从中获利的人才会去学习”，第11页）。在哈耶克看来，以价格体系为核心的市场必然建立在逐利的私有财产（或者说“分立的财产”）基础上，并进而构成我们通常所说的“资本主义”。

因此，支持资本主义的主要理由来自于事实而非价值，“资本主义在利用分散的知识方面有着更为优越的能力，因此我们只能维护资本主义”（第4页）。作为进化至今而形成的资本主义制度，代表了人类智力水平的高峰；不是因为它增加了每个人的私有知识，而因为它是一种有效地收集不同的分散信息的方式，并进而产生秩序、提高生产力（第90页）。对市场经济和私有财产，哈耶克还有进一步的论述，下面接着再说。

第四节　为什么市场不受欢迎？

上一节概述的是哈耶克对资本主义挑战者——社会主义所作的评价，他的结论是，无论从价值方面还是从事实方面看，那种在政经体系上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都是一个错误。在《致命的自负》一书的不同部分，哈耶克还探讨了一个在人类思想史上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会有人反对商业活动或者说市场？

在哈耶克看来，市场曾为人类生存和文明扩展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可它为什么总是不受人欢迎呢？国内学者秋风曾编辑过《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汇集了哈耶克、诺齐克、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布坎南等学者对此问题的看法。事实上，对商业或市场的反对，不单单是现代知识分子的看法，在人类历史上它具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在西汉时期诞生的文本《盐铁论》中，就能看到“盐铁会议”时文学贤良对商业活动的批评，认为它会败坏社会风气，破坏社会的道德基础，“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盐铁论·本议》）。《欲望和利益》一书也说过，在西方自古以来也有这样的思想传统，特别是基督教曾在中世纪早期严厉批评过商业买卖和借贷生息。而对商业活动或市场的反对意见，到了近现代更一度达到高潮，并特别反映在社会主义早期的思想与实践中。

在哈耶克看来，这种对市场的反对，既基于某种本能，又出于理性的思考。前面已经提到过，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第一章以“在本能和理性之间”为标题，想说明协调人类活动的道德规则（在他看来大范围中的道德规则就是市场秩序中的规则）具有下述辩证关系：既非源出于本能（小团体中的道德来源于本能），也不能由人的理性来刻意设计（超出了人的理性能力范围）；与此同时，这样的道德规则又有些像本能（人类经过长期学习已将其内化为某种类似于本能的反应，如对某些行为会产生厌恶或不快的感觉），也部分地符合理性的要求（理性可以对此进行一定的理解并在边际上加以局部的改造）。在分析为什么市场不受欢迎时，哈耶克再次动用了本能／理性这一分析框架（其内容大致分布在《致命的自负》一书的第四、五、六章），以说明市场在本能和理性上都受到了反对。人类要发展，就必须克服这两种反对意见。

一、市场与本能

在哈耶克看来，对市场或扩展秩序的反对，首先是源于人的本能，“扩展秩序中的规则与把小团体结合在一起的本能直觉是相互冲突的”（第9页）。

（一）在本能上对市场的反感

从人类整体历史看，人是从原始群落这样的小团体中发展而来的；从单个人的成长经历看，每个人都是从家庭这样的小团体中成长起来的。如前所述，哈耶克认为，在小团体中通行的道德原则是休戚与共的情感与利他主义的行为，而人类的本能是在这样的小团体中培养起来的，因此天然地亲近小团体中的道德规则。在原始群落，“野蛮人并不是孤立的人，他的本能是集体主义的”（第8页），因此世界各地都有类似于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的远古黄金时代的传说，这些都是对原始群落生活的一种本能的追忆。即使到了现代，大多数人也都是从“不计利益、只讲感情”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因而在本能上也渴望于家庭之外的更大范围中享受到亲如一家的温暖。但是，如果在超越小团体之外的大范围群体中，找不到这样的休戚与共的情感与利他主义的行为，人就会在本能上产生对这种秩序的厌恶。自古以来对市场的反对，大都源出于此。

哈耶克至少从两个方面来描述这种源于本能的对市场的反对。

第一，由于与外人打交道而引起的本能的反感。这是因为，商业活动意味着，不仅只有一部分人可以跟外人打交道而获得独有的、非集体的知识（因为能够获准和平地进入外邦人的领地“只有个人，而不是他的群体”，第44页），而且还会把小群体中有人需要的东西转给外人（“取走该群体拥有的必需物品让陌生人使用”，第41页）。这样一种与外邦人进行有利可图的商业活动，必然“使已经发生的与原始小群体中那种休戚与共、目标一致和集体主义的决裂得到进一步强化”（第44页）。

第二，商业活动的技巧让人本能上产生一种晦暗不明的反感。由于商业活动在表面上并未增加产品的数量，却能让人获利（“仅仅把物品转转手，就能为所有参与者带来价值收益”，第106页），对此人们可能“把它归入巫术之列”，或是“认为这种技巧所依靠的不过是设套行骗或狡猾的心计”（第106页）。即使在最低程度上，这样的商业技巧也会“受到人们的贬低”（第106页）。商业技巧还高度依赖于保密和不确定的知识，这不仅破坏了小群体中的那种信任感和共享性，而且会让人们意识到“我们得严重依赖我们无法了解或控制的人类努力，不管对于从事还是回避这种事的人，当然都是令人沮丧的”（第102页）。于是，自远古以来，商业活动就被人看作“不仅和物质生产判然有别，不仅混乱而多余，不仅是一种方法上的错误，并且是令人生疑的、低俗的、不诚实的和可耻的”（第102页）。

哈耶克认为，这种从本能上对市场表示的反对，在相当程度上也是许多宗教反叛的渊源。它不仅存在于传统社会的宗教中（如《欲望与利益》一书说到的，基督教对商业的反对）中，实际上也表现在现代社会的宗教中。哈耶克在这里主要指的是19世纪以来成千上万名新型的宗教革命家，认为“他们把自己的反对热情发泄到了财产和家庭头上，并且号召用原始本能来反对这些限制”（第55页）。

（二）信任市场，哪怕它超出我们的本能

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哈耶克提出了他的结论：必须信任市场秩序，哪怕它超出我们的道德本能。在他看来，人类正是在克服这种道德本能的前提下，才发展出市场秩序并取得文明的发展，“人类通过发展和学会遵守一些往往禁止他按本能行事的规则（先是在狭小的部落里，然后又扩展到更大的范围），从而不再依靠对事物的共同感受，由此建立了文明”（第8页）。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跟小团体中的集体主义本能活动相比，市场的运行更为有效（即上节讨论的市场在汇集及处理信息方面的功效，即“使我们可以利用分散而难以全面了解的知识，由此形成了一种超越个人的模式”，第11页），市场秩序更有助于人类的发展（“市场秩序只是相对晚近的事物。这种秩序中的各种结构、传统、制度和其他成分，是在对各种行为习惯方式进行选择中逐渐产生的……遵守规则的群体能够更成功地繁衍生息，并且能够把外人也吸收进来”，第13页）。

因此，市场秩序产生后，“人们再无必要（像小团体那样）在统一的目标上求得一致，因为广泛分散的知识和技能，现在可以随时被用于各不相同的目标”（第11页）。不仅如此，哈耶克还反复强调，市场秩序下的规则虽然与人类源于小团体的集体主义本能相冲突，但并非不道德。这是因为，如前所述，“扩展秩序以一种单凭良好的愿望无法做到的方式，弥补了个人的无知，因而确实使我们的努力产生了利他主义的结果”（第90页）。正因如此，在第十二章要解读的《公共财政与公共选择》一书中，我们会看到，布坎南把这样的市场秩序命名为“道德秩序”。当然，这样的秩序之所以被称为道德，不是说它跟出自本能的利他主义一样出于善良的目标，而是因为它会带来良好的结果，“不再是被追求的目标，而是得到遵守的规则，决定着行为的善恶”（第90页）。

二、理性与市场

在哈耶克看来，对于市场的反对，不仅仅来自于人类的本能，也来自于人类的理性。这样的反对意见更多地出现在现代，并特别体现在前面提到过的持有建构理性观的知识分子身上。哈耶克的《致命的自负》这本书所针对的，正是这样的理性。

（一）出于理性对市场的反对

哈耶克提出，要使一种习惯或发明得到维系，需要有两个条件，“首先，必须存在着能够使某些行为方式代代相传的条件，而这些行为方式的好处未必已经得到人们的理解或赞赏。其二，保留这些习惯的群体必须是取得了明确的优势，使他们能够比另一些群体更为迅速地扩张，并最终胜过（或同化）那些不具备类似习惯的群体”（第45页）。可市场秩序虽然已确保了西方世界的人群在生存竞争中具有优势，但由于市场秩序的好处未得到人们（尤其是许多知识分子）的理解，而遭致他们从理性角度加以反对。

这种从理性出发对市场的反对，首先源于市场秩序自身的复杂性。“以货易货一旦被间接的货币交换所取代，易于理解的事情便消失了，由此开始了一个人与人之间的抽象过程，它大大超出了最聪明的个人的认知能力范围”（第116页）。在他们看来，凡是人类理性不能理解或不能加以证明的东西就应该抛弃，“除非有经验和推理——不管它是归纳的还是演绎的——的基础，一切信念都是不可接受的”（第66页）。这是前述建构理性观对于传统制度的典型看法，而且越是受教育多的人，越不愿意屈从于一些不可理解的指示，如市场价格给出的信号。

从理性出发反对市场，其次源于知识分子对理性认识能力的过度自负上。哈耶克说，“理智的人倾向于过高地估计理智，倾向于认为我们必须把自己的文明所提供的优势和机会，一概归功于特意的设计而不是对传统规则的遵从，要不然就是认为，我们运用自己的理性，通过对我们的任务进行更为理智的思考，甚至是更为恰当的设计和理性的协调，就能消灭一切依然存在的不可取现象”（第58页）。这样一种思想倾向，会让人不由自主地赞成对经济实行集中计划和控制。

就是说，过度相信理性的知识分子，看不到在理性之外还有有用的知识。他们认为应该只凭借人类理性来建立制度，以取代理性无法把握的市场秩序。在他们看来，这样的理性制度可以“把我们重新带回天国，在那里我们的本能，而不是限制这些本能的通过学习得到的规则，将使我们有能力征服世界”（第53页）。哈耶克这里所谓的理性制度，指的就是代替市场与私有财产而由中央计划机构决定财产使用的社会主义制度。所以他说，这种理性主义的观点“影响既广且深”，“一个人越是聪明和有教养，他或她就不仅越有可能是理性主义者，而且还会持有社会主义观点”（第57页）。

哈耶克反复强调，这样的理性主义者或知识分子最大的问题是，以为“自己可以像设计部件一样对整体进行精心设计”，这是一个米塞斯形容的“壮丽的……雄心勃勃的……崇高的……勇敢的”错误（第84页）。他们“无视理性在理论中的局限性，不考虑由历史信息和科学信息组成的世界，总是漠视生物科学和经济学之类有关人的科学”（第59页）。这些知识分子并不明白，人类“大部分知识的获得，并不是来自直接的经验或观察”，而是来自“一个对通过学习得到的传统进行筛选的不间断过程”（第84页）。在这个过程中，个人需要“承认并服从那些无法用传统理性学说加以证明的道德传统”，而传统选择过程的产物（即选择对象）“则是那些非理性的，或不如说是‘未经证明的’信念”，这些信念“超出任何人的知识范围和意图”（第84页）。就资源配置而言，“任何人都根本不可能知道人们在这种计划中所能够动员的资源总和，因此对这些资源不可能进行集中控制”（第96页）。

（二）坚守市场，哪怕它超出我们的理性

哈耶克呼吁，知识分子应该信任市场秩序，哪怕它超出了我们的理性。市场作为人类交往的扩展秩序，来自于一个大大超出人类的视野或设计能力的甄别和选择的变异过程。事实上，它处在人类的知识和理解范围之外。“现代市场秩序在不断进行自我调整时所针对的事件，当然是任何人都不可能全部掌握的”（第85页）。可是，不必因此对理性感到沮丧，更不必怀疑市场。

通过市场进行资源配置，“是由非人格的过程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为了自己的目标采取行动的个人，确实不知道而且不可能知道他们相互交往的净结果”（第80页）。市场这样的结构，倾向于利用“局部的和零散的信号，适应任何个人都不知道或预见的条件，即使这种适应绝没有达到完美的程度”（第85页）。市场的运行，是由经过环环相扣的众多个人来传播一些信号（譬如价格），“每个人都以不同的组合方式，传递着抽象的市场信号流”（第85页）。按照市场价格进行核算和分配，能够“使我们发现的资源得到集约化的运用，引导生产服务于各种生产者无法想到的目的，使每个人都能有效地参与生产交换”（第64页），这最终使受市场支配的人群繁荣兴旺。哈耶克告诫我们，就有效配置资源来说，除了市场之外，我们别无他法，“离开由竞争性市场形成的价格的指导，不可能对资源进行精心的合理分配”（第99页）。

当然，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哈耶克所说的市场秩序，一定是以私有财产（或者他所谓的“分立的财产”）为基础的。只有承认个人有权支配自己的财产，才有利用自己的知识参与市场合作的自由（因为产权明确才会有有效的交易）与动力（只有对利润的追逐才能激励人们参与市场合作）。哈耶克的原话是，“我们的整个生产规模变得如此之大，完全是因为我们通过各有其主的财产的市场交换过程，能够利用广泛分布的有关具体事实的知识，来配置各有其主的资源”（第87页）。

（三）市场秩序是人类自由的保障

为了进一步地鼓励人们信任市场，哈耶克还反复强调市场秩序是人类自由的保障。自由就是允许个人追求他自己的目标，哈耶克说，“所谓自由的人，是一个在和平年代不再受其共同体具体的共同目标束缚的人”（第69页）。而要让这种追求的自由成为可能，就需要有规定明确的个人权利（例如财产权），并界定“每个人能够把自己所掌握的手段用于个人目标的范围”（第69页）。要让所有的人都能尽可能多地做到追求自己的目标，就应该用抽象规则对一切人的自由进行统一的保障。所谓抽象的规则，主要包括“禁止对所有其他人（或由他们）实施任意的或歧视性的强制，禁止对任何其他人自由领域的侵犯”（第70页）。此处还请注意，普遍的抽象规则是哈耶克的一个著名概念，在第十二章将解读的《公共财政与公共选择》一书中，布坎南也会运用这个概念。

于是，在这里哈耶克重申了他过去的一个著名的论断，那就是要用“抽象规则代替共同的具体目标”，“政府的必要性仅仅在于实施这些抽象规则，以此保护个人的自由领域不受他人的强制或侵犯”。这样一个抽象规则统治的世界，才是一个自由的世界。显而易见，只有市场规则支配下的秩序，才是一个抽象规则统治的、没有具体的共同目标并允许每个人追求自己目标的世界。哈耶克说，“像市场这种收集信息的制度，使我们可以利用分散而难以全面了解的知识，由此形成了一种超越个人的模式。在以这种模式为基础的制度和传统产生之后，人们再无必要（像小团体那样）在统一的目标上求得一致，因为广泛分散的知识和技能，现在可以随时被用于各不相同的目标”（第11页）。

《致命的自负》“译者序”强调了哈耶克曾使用过的“nomocracy”和“teleocracy”这两个有些古怪的概念（译者分别译为“规则的统治”和“目标的统治”），以便说明哈耶克的上述想法。所谓“规则的统治”，说的就是像市场秩序那样受抽象规则支配并进而可保障个人自由的状态；所谓“目标的统治”，指的是受共同的具体目标支配、没有个人自由的集体主义秩序状态。在哈耶克看来，现代国家的统治应该用抽象规则代替共同的具体目标，政府的作用仅仅是实施这些抽象规则，“服从共同的抽象规则，则为最不同寻常的自由和多样性提供了空间”（第70页），而奴隶制“无非就是强制人们服从共同的具体目标”（第70页）。所以，受“规则的统治”支配的市场秩序，能够让人通过服从抽象规则而实现自由，并且是有秩序的自由。

要提醒注意的是，哈耶克事实上在此处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那就是“国家的无目标性”，这一点译者序也特别予以强调。这里的“国家”，说的不是传统部落或传统国家，而是指现代国家；这里的“无目标”，指的是没有整个共同体统一的目标，国家中的个体或小团体当然仍有自己的目标。因此，所谓国家的无目标性，是指现代国家已没有必要为整个共同体制定统一的目标，并集中财富去实现这一目标，它只需把自己的功能限制在提供公共安全和保障产权与公正规则的实施上。显然，市场秩序或者说“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真正符合哈耶克要求的“国家的无目标性”。

第五节　从扩展秩序看人口增长

《致命的自负》一书第一至第六章的内容，主要从人类理性的局限来评价高度集权的政经体系，认为主张推翻市场秩序源于理性的过度自负。运用上述分析的结果，哈耶克在该书第七、八、九章分别对社会科学中的语言、人口计划及宗教传统进行了探讨。鉴于人口计划在中国的重要性，我接下来忽略其他问题，只看看哈耶克从扩展秩序的理论出发对限制人口增长的看法。

一、哈耶克对限制人口增长的看法

近300年来，西方世界的人口数量迅速增长、人口密度越来越高。这一现象被哈耶克当作进化论的证据，来证明西方世界所遵循的市场秩序的优越性（尽管它受到了来自本能和理性两方面的反对）。但是以马尔萨斯为代表的一大批西方知识分子，从他们的理性出发，却认为这样的人口膨胀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人口增长是人类现在和未来幸福的首要威胁”，第140页）。

对这样的论断，哈耶克不以为然。在他看来，“人口增长会让全球陷入贫困，这一近代观念完全是错误的”（第140页）。哈耶克得出这一结论，至少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人口增长源于扩展秩序的成功，而扩展秩序“很可能是宇宙间最复杂的结构”（第146页），人类理性事实上没有能力加以全部理解或掌握（“人类并非能力无限”，要“承认自己力量的局限性”，第144页）。因此，要信任扩展秩序带来的人口增长这一结果，而不要运用理性去遏制人口增长，或者“凭着本能的冲动去消除遥远的不幸”（第144页）。哈耶克还特别提出，西方人口一直处于增长中，这种成功在于遵循了传统，而传统中最为重要的是一神教，因此应该重视宗教（哪怕理性无法理解）。他说，“有益的传统被保留下来并至少传递了足够长的时间，使遵循它们的群体的人口得以增加并有机会在自然或文化选择中扩张，我们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因于神秘主义和宗教信仰，而且我相信，尤其应归因于一神教信仰”（第158页）。进一步地，哈耶克认为，人口增长的问题已趋于消失，因为在市场秩序比较成功的地方，“人口增长率正在接近或已经达到顶点，不会继续提高，而是会下降”（第147页）。

第二，要看到人口扩张带来的益处，它能够扩大市场范围并加强专业化分工，从而引发市场秩序的进一步扩展和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哈耶克说，“人口的增长呈现某种连锁反应的方式，土地居住密度越大，就越能给专业化提供新的机会，从而导致个人生产率的提高，这反过来又引起人口的进一步增长”（第145页）。当然，哈耶克也强调，要能达到这样的目的，还需要和平的条件和差异化的人类（马尔萨斯等人的一个错误是将劳动力假定为“同质的生产要素”，第140页）。“与更多的人和平相处经常交往，即使仅有这样一个事实，也能够使可获得的资源得到更充分的利用”，“带来生产率提高的，不仅仅是更多的人，而且是更加不同的人”（第140页）。所以，哈耶克引用西蒙的话说，“不管现在还是过去，没有任何经验资料表明，人口的增长、规模或密度对生活水平造成了负面影响”（第145页）。

不过，哈耶克也清晰认识到，对人口增长的支持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人口增长必须源于本地区市场秩序扩展的结果而不是来源于外界的援助（“我们没有义务援助这种增长”，第143页）。在他看来，不能从全球范围考虑人口增长，“人口问题必须被看做是区域性的，在不同的地区呈现不同的态势”（第143页）。对一个特定地区而言，“只要人口的增长是由于该地区人口生产力的提高，或是更有效地利用了他们的资源，而不是因为外部对这种增长的人为支持，就不必为此感到担心”（第143页）。哈耶克认为，许多不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来自于发达国家外援的无意间刺激，这是不可取的；全球人口的增长，有很大的原因源于此。事实上，在发达国家，人口已呈现出不断减少的趋势。

基于上述原因，哈耶克非常反对那些对理性过度自信的知识分子，他们竟然劝告人类放弃发展的计划。哈耶克举出的例子就是曾经以《增长的极限》一书而在中国闻名的“罗马俱乐部”，认为他们劝告不发达国家减少人口，“不仅显得自以为是，道德上也难以成立”（第144页），而他们反对发达国家人口增长更加没有道理。也有些天真的知识分子提议限制人口，是想把不发达民族居住地变为某种自然公园。哈耶克认为，这种提议是蛮不讲理的，同时也是纯粹的幻想。“以为享受着乡村贫困生活的幸福的原始人，会愉快地放弃发展，不在乎它能给他们许多人带来的那些他们已经意识到的文明的好处，这种田园诗般的景象，纯粹是建立在幻觉之上”（第145页）。

二、对人口计划的反思

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化总体上是有利于人口生育的，尽管也有如徐光启、洪亮吉等知识分子对人口增长感到过担忧。中国的人口规模，事实上是中国迄今为止一直是世界有影响力大国的重要原因。在这方面，重视传宗接代的中国传统文化居功至伟，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哈耶克的断言，“只有那些习惯于努力为子女和有可能根本见不到的后代提供需要的群体，才做到了日益扩展和兴旺发达”（第95页）。

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在很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兴起了人口计划，力图遏制人口的增长，甚至不惜采用最为强硬也最为有效的行政控制措施。不过，从哈耶克扩展秩序理论来看，这样的人口计划是出于对计划者的理性过度自信的结果。此外，这样的人口计划在学理上看基本上属于经济学性质，那就是认为在人多资源少的经济条件下，新增人口会给资源和环境造成过大的压力，因此需要控制人口增长。

在经济学上，这样的依据实际上是拥挤成本理论。就是说，有一类产品是“拥挤产品”，在达到消费临界点之前，这种产品具有公共品的性质，即在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一个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不会影响另一个消费者）；但在达到消费临界点之后，该产品在消费时就失去了非竞争性，此时对该产品的消费会产生外部产本，就是说一个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会给另一个消费者的消费带来额外的成本。经济理论告诉我们，在有拥挤成本存在的情况下，有效率的产品提供方式是，对消费者征收拥挤费，让消费者承担自己行为造成的外部成本，从而将拥挤成本内部化，即承担因自己的拥挤行为而带来的成本。拥挤成本内部化之后，消费者再综合考虑个人的成本及收益，然后做出消费决策。显然，那些认为成本高于收益的人，将不再消费拥挤产品，也不再制造拥挤成本。

可见，人口计划的主要依据就是拥挤成本理论，由于人多资源少，因而解决人口问题的方法似乎也可用纯经济方法，通过征收拥挤费（比如社会抚养费）来限制生育。不得不指出的是，人口计划制度事实上是对拥挤成本理论的误用。这是因为，该制度忽略了人本身就是资源，是劳力资源与智力资源。就现代世界而言，智力资源才是最为重要的资源，因此“人多资源少”的理由根本不成立。当然，这一制度还有一个错误，那就是以为人的生育意愿不会改变，这也是当年制定人口计划的重要依据。纵观中外人口增长规律就会发现，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生育意愿有大幅降低的趋势（当然还需有避孕工具的配合）。

所以，用哈耶克的眼光看，限制人口增长的人口计划是理性过度自信地运用拥挤成本理论的结果。这一政策想象的“人口爆炸会使大多数人陷入贫穷的恐怖景象看来毫无根据”（第155页），而且该政策严重违背了哈耶克提倡的“生命只以本身为目的”的发展目标。政策设计也好，制度建构也好，其最为重要的目标应该是“在特定条件下能保障遵循它们的群体的生命并使其人口增长”（第153页）。

第六节　对哈耶克理论的简短评论

我这本书的目的是对一些经典作品进行解读，因而重要的是让作品为自己说话，而不做过多的个人评论。不过，对于哈耶克这本书的性质，本章此处还是要做一点评论，供大家就该主题进行更多的思考。

我们可以看到，哈耶克运用本能／理性这一分析框架来肯定市场秩序、从价值和事实两个方面来评价高度集权的政经体系，所运用的知识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其结论也是发人深省的。但是，对照波兰尼在《大转型》一书中的内容，我们可以发现，在哈耶克的理论中至少有以下三个问题涉及得不多，或者说用他的理论并不能很好地加以回答。

第一，市场秩序的生成问题。从历史来看，正如波兰尼所言，在近代来临之前并不存在市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哈耶克只是强调说市场秩序是自生自发而不断扩展出来的，但在世界绝大部分地区并没有自生自发出这样的秩序，即使在西方也是由政府权力创造出来的（正如波兰尼所言）。特别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一味地警告政府不要干预市场秩序的扩张、告诫知识分子不要过度相信理性的力量，恐怕是不够的。事实上，如果政府及相关知识分子不行动起来，市场秩序是不会在这些国家生根并顺利运转的。当然一旦市场秩序在一国经济中占优，哈耶克所要求的减少政府干预、相信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等，也就成为应有之义。

第二，市场规则的公正问题。哈耶克设想中的市场秩序，是与自由民主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但在现实中很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市场秩序在一个国家已占据了优势，但这个国家在政治上却仍是非民主的。如此一来，该国的统治者完全可能在承认市场秩序的前提下，利用手中的权力操纵市场规则，通过占据渠道资源、上游产业、能源行业，将市场创造的财富大量地攫为己有。这样，哈耶克设想的通过扩展秩序将财富分散出去、市场发展最终有利于穷人等结果，都不可能出现。当然出现这样的问题并非市场的错误，但若在此时仍坚持相信市场秩序超出人的理解能力之外、人的理性只能做边际的改进而不应进行大的制度变革等，就显得严重保守了。

第三，变迁方向与变迁速度的问题。这是波兰尼提出的重要问题，就是说，即使承认哈耶克所说的市场秩序扩展的方向是正确的，但仍不能忽视在此扩展过程中社会遭受的痛苦。哈耶克虽然强调说，遭受这种痛苦的人往往是因为还没有学会如何应对市场秩序，但是学习毕竟需要时间和过程。在此过程中，如果漠视社会因此遭受的痛苦，那么整个经济甚至国家都会崩溃。所以，要重视哈耶克对政府干预会带来不良后果的警告，但也不能因噎废食地彻底放弃对市场的干预；将市场秩序扩展的速度降到社会能承受的地步，保护社会免受市场不确定带来的过大风险，仍是政府应努力的方向。

本章到这里，恐怕不得不正面回应一下社会主义运动对于向现代国家转型的意义。虽然我们已经看到，哈耶克反对在欧美发达国家（特别是英国）出现的那种社会主义，但他始终未谈及社会主义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意义。虽然他提到了传统中国，认为政府过度干预导致了中国古典文明的衰落，但并未直接讨论社会主义对于中国国家转型的意义。作为中国人，我们不得不思考，“社会主义”为中国现代国家转型到底带来了什么？

当然，可以回答这个问题的视角有很多，为此形成的答案也可能非常多。此处仅就本书关注的国家转型焦点来尝试着做一点回答(10)。

社会主义运动首先给中国带来了文明的独立性。中国是被强制性地带入现代文明的，在晚清民国期间，中国国家的现代化是在一种救亡图存的屈辱性背景下进行的。曾经优越的中华文明，为了获得国家生存的机会，被迫接受了西方的文明成果。在此过程中，西方的器物、制度、文化汹涌而入，虽然给整个中国带来一定的现代化外观，但却使中国和中国人丧失了文明的主体性，即一种以我为主，吸取他物的精神。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让中国人感觉到，原来这个咱们被迫接受的西方老师，也并不完善。于是，中国人就越加失落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一种反西方、超西方的西方思想——社会主义，它不仅接受西方全部物质文明成果，而且还以一种过来人的、优越的眼光来看待西方文明。这意味着，只要接受社会主义，中国人就能以比西方更优越的地位、更高超的眼光，去学习西方文明成果并达到更高的境界。这样一种在精神上已超越西方的感觉，给中国人提供了独立建设自己文明而不被西方文明融化的机会。以社会主义为旗帜的中国，迄今为止仍可以自己为主，来吸收其他文明；无论获得怎样的发展，得到壮大的始终都是自己，这一点在今天恐怕仍有意义。对此，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也有类似论述，那就是为了实现反帝（即反对西方国家以便拯救作为人之共同体的中国国家）反封建（即反对应该为政治经济危机负责的统治集团及儒家文化）的历史任务，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努力寻找一种综合物，以代替西方文化和它的对立物——被排斥的儒家文化。中国既不应该拥抱传统的中国价值，也不应该拥抱被用来攻击传统的中国价值的现代西方价值”(11)，最终找到的就是这种社会主义思想。

其次，社会主义为中国强化了资本法则（即利益原则）。与古代社会不同，现代社会的法则是资本的法则，资本是追求超过自身价值的价值，资本法则就是不停地寻求获利机会、不断地追求经济增长的原则。社会主义虽然以反资本主义为旗帜，但作为现代社会的产物，其本身并不反对资本法则，更不反对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的增长。相反，作为社会主义思想核心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理论，最为强烈地给中国人指出发展生产力的必要性。即使新中国建立后走过一段弯路，但也基本上坚持了经济建设的方向。例如“大跃进运动”，它的目的仍是以有别于苏联的方式来实现经济增长，结果当然并不成功。1978年后中国的种种变化，也离不开社会主义思想对经济增长的强调，如邓小平提出的口号“发展是硬道理”。以反资本主义面貌出现的社会主义，以曲折的形式，在中国实现了资本的法则，获得了不断追求经济增长的动力。

社会主义还给中国国家转型带来了个人的主体性。现代社会不同于古代社会的另一个方面，就是个人的独立主体地位，或称笛卡尔主义（即在本章中被哈耶克反复批评的思想）。托克维尔曾在其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中声称，作为民主模范的美国，是贯彻笛卡尔主义最好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反对君权、神权、族权、父权、夫权，运用相当大的力量消灭这些在当时被称为“封建关系和封建权力”的东西，从而以最强有力的手段，在中国塑造出原子化的个人。就是说，它以最简单、最直接的形式，消除了一切人身依附关系，让个人获得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让核心家庭成为基本的社会细胞，让社会进入现代。原子化个人虽然一度被整合在单位体系中，让这种原子化的个人成为“单位人”，但这种整合是脆弱的，它为政治权力所建立，也可轻易地为政治权力所解散。1978年后中国的改革过程，无非是给这些原子化个人赋予权利，从而在此基础上塑造出个人的独立主体地位，并进而构建出现代社会。就此而言，1978年后人的解放与社会的重构，正是在先前社会主义运动造就的基础上进行的。

(1)　林尚立：《走向现代国家：对改革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一种解读》，载于黄卫平、汪永成主编：《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2)　布鲁斯、拉斯基著：《从马克思到市场：社会主义对经济体制的求索》，银温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

(3)　本节接下来介绍哈耶克生平的材料，大多选自阿兰·艾伯斯坦著：《哈耶克传》，秋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4)　参见百度百科词条“哈耶克”。

(5)　马斯格雷夫、布坎南著：《公共财政与公共选择》，类承曜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82页。

(6)　笛卡尔著：《第一哲学沉思录》，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4页。

(7)　此处对理性危机的介绍参考了张汝伦著：《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一讲。

(8)　哈耶克：《社会主义的计算（三）：作为一种“解决方法”的竞争》，载于《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

(9)　哈耶克：《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载于《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在“二、从事实方面评价社会主义：知识问题”这部分，凡未注明出处的引文，皆来自该文。

(10)　此处的回答是高度简单的。有关中国近现代以来的财政转型与政治发展，更为详细的内容可以参考刘守刚著：《国家成长的财政逻辑——近现代中国财政转型与政治发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1)　列文森著：《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9页。

第十一章　《资本的秘密》：重视资本在现代国家发展中的作用

在现代国家的成长过程中，资本扮演的角色让人无法轻视。在前几章中，我们已经看到，无论是社会心理层面上的利益原则（资本法则）合法化，还是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双重运动，在其中都有资本的身影。第十章我们运用哈耶克的文本探讨了社会主义运动，众所周知，该运动的目标就是要消灭资本支配下的经济与政治秩序。后来的发展表明，社会主义运动虽然在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资本家阶级，但并未消灭代表现代社会与现代国家本质特征的资本及其运行法则，追求效益与经济增长仍是社会运行与国家施政的重要目标。这一章，我们将借助于《资本的秘密》这一文本，来正面探讨一下什么是资本以及它与现代国家发展的关系。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资本的问题尤为重要。正如《资本的秘密》一书作者德·索托所言，“资本主义为什么在西方取得了非凡成就，而在别处却基本上停滞不前？解答这个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随着所有看似合理的、能替代资本主义制度的选择都已无影无踪，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也不再是用于冷战的武器，我们终于能够平心静气地仔细研究资本”(1)。需要交代的是，“资本主义”一词在当代中国现实话语中似乎仍带有贬义，但阅读《资本的秘密》一书应该注意，书中说的“资本主义”，指向的就是市场秩序与私人产权；而市场秩序与私人产权，已被我国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所肯定。

德·索托的《资本的秘密》一书，相对于本书介绍的其他经典著作来说，讨论的问题与今天中国人遭遇到的许多现实困难更接近，因而带来的亲切感更强。比如说，它可以告诉我们：在外需不振、内需乏力的当今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依靠力量是“穷人”而非那些巨商大贾，更非地方政府；当前中国城乡间的人口流动，私下里的土地交易，尤其是小产权房建设，不仅不是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源，反而是未来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当下中国伴随全球化程度加深和市场经济规模扩大所出现的“断裂”状况，即只有一小部分人享受到了富裕繁荣，而绝大多数人口受惠不大，似乎有一个“钟罩”将两者隔绝，这种现象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可发现，而且还曾经出现于历史上的西方国家。

要理解德·索托所讨论的问题，我们首先就必须了解他对“资本”这一概念的界定，弄清楚他所揭示的资本的秘密。然后，我们看看他是怎么描述资本在西方国家发展史上的作用的，并考察因此而发生的法律革命。再接着，我们看一看他总结的发展中国家在创造资本方面的法律制度建设及其成败经验，考察一下他给出的政策建议。最后，我们回到中国，思考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中的资本问题。

第一节　德·索托与《资本的秘密》

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德·索托这个人和《资本的秘密》这本书，以便为阅读《资本的秘密》一书奠定基础。

一、德·索托其人

《资本的秘密》一书的作者，是秘鲁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德·索托1941年6月3日出生于秘鲁的阿雷基帕，父亲是秘鲁的一名外交官。1948年，秘鲁发生军事政变，德·索托的父亲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流亡在欧洲。因此，德·索托是在瑞士接受的教育，在日内瓦国际学校上学，并在日内瓦国际问题研究所（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Geneva）念研究生。到38岁时，德·索托才得以返回秘鲁。德·索托的弟弟，子承父业，也成为了一名外交官。

德·索托主要以经济学家的身份而知名，与此同时还担任过多个职位，如GATT（WTO的前身）的经济学专家、铜输出国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通用工程公司执行董事、瑞士银行组织顾问团负责人、秘鲁中央储备银行总裁。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德·索托并不是一个只会“坐而论道”的学者，他具有积极的行动意愿与能力。他以自己创建并任主席、总部位于秘鲁利马市的“自由与民主研究所（Institute of Liberty and Democracy）”为依托，积极地在秘鲁以及众多第三世界国家推进所有权制度改革，帮助不发达国家努力改进以所有权为核心的法律制度，以便将穷人目前拥有的非正式所有权融入正式制度中。

“躬行实践”恐怕是德·索托研究的最大特色。比如我们即将读到的《资本的秘密》一书第17页提到，德·索托为了搞清楚在第三世界国家（比如秘鲁），办一个正式的企业要经历多么艰难的程序并花费多少成本，特地以普通人身份尝试在利马郊区开办一家小型服装加工企业。为了能够获得正式的企业执照，德·索托和他的研究小组成员，每天花六个小时填写表格、排队、坐公共汽车到市中心领取法律文书，最终花去了289天才把企业登记注册下来。尽管这家作坊只需一名工人就可经营，办理法律注册登记却花去了1 231美元，而这笔钱是当地工人最低月薪的31倍。采用类似的办法，德·索托和他的研究小组，花了10年时间，对第三世界的5个城市（开罗、利马、马尼拉、墨西哥城和太子港）进行了广泛的调查，来估计不合法房地产的价值。德·索托这样的研究方法，是一般经济学家很少用的，也因此造就了他的成功。

在1988年至1995年间，德·索托和他的研究所为秘鲁经济制度改革提供了法律和行政管理方面的建议，主要是消除企业注册和所有权登记过程中的限制性条款与官僚主义作风，以便帮助120多万个家庭和38万个企业从原先的黑市经营者变成正式经济的成员。在此期间，作为秘鲁总统藤森（1990— 2001年在位）的私人代表与首席顾问，德·索托积极支藤森的改革运动。他和自己的自由与民主研究所，共起草了400多分法案和法令，目的是使秘鲁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现代化，让绝大多数人能参与到正式制度中。

美国卡图研究所和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都认为，德·索托的很多政策建议，事实上为长期被关在法律门外的秘鲁穷人提供了非暴力的替代性发展方案。比如说，给种植古柯的农民授予正式的土地所有权。这些做法最终削弱了以暴力革命为导向的“光辉道路”游击运动的力量，使他们失去了安全地、新成员和金钱来源。因此，德·索托和他的组织被“光辉道路”组织的领导人阿维马埃尔·古兹曼视为大敌，德·索托也被列入了暗杀名单。1992年7月，恐怖分子给自由与民主研究所在利马的总部施放了汽车炸弹，杀害了3人并让19人受伤。换个角度看，这一不幸事件未尝不是一个学者的荣耀，因为他的理论让恐怖分子害怕。

德·索托和他的研究所，还在亚洲、中东和拉美地区广泛地推进旨在将穷人带入经济发展主潮流之中的改革。他们在全球23个国家（特别是在萨尔瓦多、海地、坦桑尼亚和埃及等国）推进所有权制度的改革，为许多国家领导人提供改革所有权制度和促进经济繁荣的咨询建议。因此，德·索托及其研究所，在那些饱受内部冲突和不发达之苦的国家中赢得了广泛的影响力。2009年开始，自由与民主研究所将注意力转回秘鲁，关注亚马逊丛林中土著的困境。作为向秘鲁总统加西亚提出的建议，自由与民主研究所发表了一个纪录短片《亚马逊丛林中土著人的资本之谜》，来推动解决秘鲁土著人的产权问题。德·索托还作为荣誉联合主席，为全球正义工程（World Justice Project）效力，在全球范围内推进法治，以创造发展的机遇与公平。

德·索托在学术和政策方面的贡献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他被《时代》杂志1999年5月“新千年的领导人”特刊评选为本世纪拉美地区五位主要的改革家之一。《经济学人》杂志认为，自由与民主研究所是全球第二重要的思想库。《福布斯》杂志在其85周年特刊中，将德·索托称为“改变你未来”的15名改革者之一。2005年10月，在英国《展望》杂志和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举行的联合调查中，德·索托被列为全球100名公共知识分子的第13位。因为在第三世界国家推进以所有权为核心的政治法律制度改革，德·索托还受到联合国的高度赞赏，并获得无数的荣誉（其中经济学界可能更重视的有2004年获得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奖以及2010年获得的哈耶克纪念奖章）。

除了本章所用的文本《资本的秘密》外，德·索托还有一本著作是《另一条道路》。《另一条道路》的第一版于1986年出版（早于《资本的秘密》），并很快成为整个拉美最畅销的著作，并被翻译为十多种文字，其中英文版名列《华盛顿邮报》畅销书排行榜。《另一条道路》第一版的副标题为“第三世界看不见的革命”，而在2002年新版本中，书名的副标题改为“针对恐怖主义的经济解答”。除了这两本著作外，德·索托还与弗朗西斯·切尼瓦（Francis Cheneval）合作于2006年主编了《瑞士人权书第1卷：实现所有权》。2008年，他与巴利·斯密合编了《资本之谜与社会实在的构建》一书。德·索托还发表了多篇论文，并在许多报刊上发表供大众阅读的文章，主题集中于所有权改革以及授予穷人法律上的正式所有权等问题。

二、《资本的秘密》一书

《资本的秘密》一书，英文书名为The Mystery of Capital：Why Capitalism Triumphs In the West and Fails Everywhere Else。原书出版于2000年，中文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译者为王晓冬。这本书自出版后，像《另一条道路》一样，被翻译为十多种文字，成为全球的畅销书。

德·索托这本著作中的主要观点，也是本章重点阐述的内容是，如果一个国家不将非正式部门中记录的所有权和其他经济信息融入正式所有权制度中，那它就不可能建立起繁荣有力的市场经济。比如说，许多缺乏正式所有权的小企业，正从事着未被官方注意和记录的经济活动，它们难以获得信用，不能买卖企业，不能扩张，也因没有正式产权而不能在法庭上获得合法的补偿。政府也因为缺乏非正式部门的收入信息，不能对其征税，也不能为了公共福利而采取行动。

在互联网上，我们能查到很多名人对这本书的称赞。如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说，它“足以导致一场全新的、能为人类带来巨大益处的革命，因为它充分揭示了资本主义在第三世界和前共产主义国家失败的根源，那就是，这些国家缺少一种支持私有财产权、提供理想创业环境的法律体系。它应该成为负责和管理‘国家财富’的人的必读作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也称赞说，在这本书中，“德·索托证实，迄今为止，为缺乏所有权的资产发放所有权凭证，始终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一条捷径。德·索托为政治家们提供了一项推广计划，它既可为人民造福，又能提高政治家自身的地位，可谓一举两得。”著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评论这本书说，“德·索托凭借一己之力，在第三世界挑起了一场革命……《资本的秘密》这本书记录了他在这一领域几十年的丰富经验与深刻洞察，为克服长期以来的贫穷提供了新颖的、天才的且充满希望的措施。”

全美图书馆协会（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的专业书评杂志《书目》（Booklist），也高度称赞这本书，评价说：“作者要解开的秘密是，为什么世界上有些民族能创造资本而有些不能。在西方国家之外，无论是俄国还是秘鲁这样的国家，阻碍资本主义扩散的，不是宗教、文化或者种族，而是缺乏能让产权制度发挥作用的正式法律程序。要建立资本主义秩序就要实行法律制度的改革，这与民众的信仰有关，但更多的是政治而非法律的责任。他相信，如果政府能够重视穷人对合法产权制度的要求，并通过改革将其容纳在内，就能将他们的工作和储蓄转化为资本。政治行动是必要的，以便确保政府官员能严肃地接受真实世界中民众间生存状况的不平等，从而接受社会契约、重塑法律制度。”

在引述完别人对这本书的评价后，我们应该自己翻开《资本的秘密》一书。首先可以发现，这本书的结构还是相当简单清晰的。全书由七章构成，其中第一章事实上是导论，最后一章是结论，其余第二至第六章，分别按照第一章揭示的资本呈现在现实世界的五个神秘之处展开。

所谓神秘之处，指的是当前在对资本的认识中存在一些问题，以至于遮蔽了资本的重要性（即西方国家因创造出资本而成功，而第三世界国家因不能创造资本而失败）。德·索托的说法是，“西方经济进步中最基本的组成成分——资本——竟然最不引人注目”（第11页）。根据他自己对西方历史和发展中国家现实的研究，德·索托认为，这些问题有：（1）资料遗漏的问题，即发展中国家没有人准确记录穷人积累资产的能力，这是由于普遍存在的所有权制度缺陷，让穷人积累的资产得不到准确的记录；（2）对资本本质的认识问题，即必须超越物理学的界限去理解资本，资本并不是实物资产而是能创造价值的潜能，必须要有某种媒介（即正式所有权制度）才能将资产转化为资本；（3）政治意识问题，即之所以不能开发出潜在的财富，是因为在政治上没认识到，随着城市化和全球化的进展，不发达国家已发展出庞大的不合法社会部门及资产；（4）历史意识问题，即今天发展中国家出现的资料遗漏问题，同样出现于发达国家的过去，但今天无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自己都没有认识到过去成功的经验；（5）法律制度问题，即发达国家的成功是在法律上融合不合法部门的“社会契约”而形成了一体化的正式所有权制度，发展中国家却往往照抄发达国家现行的法律，以至于无法创造资本。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德·索托全书的结论还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正式所有权的法律结构决定了资本的创造能力，世界经济的主要转型之路就在于所有权的法律改革，而法律改革的关键在于吸收不合法部门的“社会契约”。这里的“社会契约”不是洛克、卢梭他们的那个概念（尽管有点关系），简单点说，它指的就是在不合法部门中产生的种种非正式的所有权协议及其他安排（后面还会再做讨论）。

发达国家为什么能够成功？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基本上不成功？这个折磨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的问题，德·索托在全书中以丰富的材料、雄辩的语言和严密的逻辑，给出了答案，那就是创造“资本”是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成功的原因，也必将是发展中国家通向成功的唯一道路，“只有资本能够提供必要的手段来支持扩大化市场中的专业化分工和资产的生产、交换。资本才正是日益提高的生产力的源泉，因此也是国家财富的源泉”（第233页）。德·索托坚决反对将国家发展成败归咎到文化差异这样的流俗意见，而主张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国民贫困的根源是“缺乏资本”，消灭贫困的方法在于创造“资本”。

本章接下来在解读《资本的秘密》一书时，不按原书的顺序与结构，而围绕以下几个问题进行：（1）资本为什么重要？（2）发达国家曾经做对了什么？（3）发展中国家未做而应做的是什么？（4）如何创造中国的“资本”？

第二节　资本为什么重要？

德·索托引用布罗代尔的一段名言，开始全书的论述，“关键问题是要查明，历史上的资本主义为什么好像生活在与世隔绝的钟罩里？它为什么无法扩张并占据整个社会？……（为什么）资本形成的巨大速度只可能出现在某些社会部门，而没有出现在当时的整个市场经济中？”（第1页）布罗代尔在这段话中的意思，主要是将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明确区分为两种不同的形式，并认为二者间隔着难以突破的“钟罩”。布罗代尔还曾经以中国为例来说明二者之间的区别，他说“中国之（商品）交换是一方无峰无丘、削平了的地盘”，只有数量庞大的小规模市场活动（以集市、店铺和商贩为特征），而没有高级复杂的具有支配性的资本主义经济(2)。

德·索托借用了布罗代尔的这个比喻，认为将平凡的市场经济与高级的资本主义隔开的这个“钟罩”就是资本。就是说，能否形成资本，决定了市场经济能否升级为资本主义，并进而事实上决定了一国经济能不能发展。这一说法构成德·索托全书立论的基础。那么，到底什么是资本呢？

一、什么是资本？

在《资本的秘密》全书中，德·索托反复强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状况方面的差距实在太大，这种差距不能用或者仅仅用文化上的理由来解释，“在保护资产和从事经济活动方面，西方国家和其他地方的文化没有多少差异”（第204页）；这种差别也不能仅从市场活动来解释，因为德·索托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对市场也有充分的认识，事实上“市场和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第4页）。德·索托在该书前几章反复提到，造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差距的，主要是创造资本的能力。

（一）资本是创造价值的能力

什么是资本？在日常语言中说起“资本”，一般将其理解为实物性资产，或者把一定量的货币说成是资本。德·索托对此根本不赞成。首先，他不厌其烦地强调，“资本并非积累下来的资产”（第33页），它是一个抽象的经济范畴而不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他强调，真正揭开这一秘密的是18—19世纪的一些伟大的古典经济学家。德·索托引用亚当·斯密对资本的定义（“为了生产用途而积累起来的资产储备”，第32页），解释说斯密强调的重点是资本的核心，即要把积累起来的资产变成活跃的资本，用来调动附加的生产。德·索托还引用了萨伊对资本的定义并认为马克思也同意这个观点，那就是“资本本身就是非实质的事物，因为它和创造出资本的物质无关，而是和那一物质的价值有关，而价值是无形的”（第34页）。其次，他强调说资本也不是货币，资本的价值“不可能包容在那些金属片上”（第34页），更不会体现在现代的纸币上；货币是一种计量单位，只是为衡量资本的价值提供参照标准。

德·索托强调，资本不是实物性存在也不是货币，它实际上是“蕴藏在资产中、能够开展新的生产的潜能”（第33页）。或者也可用马克思的经典说法来理解，它是能产生剩余价值的价值。这种能“开展新生产的潜能”或者创造增值的价值，当然是一种抽象的经济范畴；这就需要赋予它一个确定的、切实可见的形式，才能把它体现或开发出来。比如说一间普通的房屋，只是一项实物性资产，要能从中分离出可创造新价值的价值，就必须要有某种形式或者说中介。为了说明这一点，德·索托打了一个比喻，那就是潜藏在资产中的资本，就像是高山湖水中蕴藏的动能。他说，“如同能量一样，资本是推动具体事物必不可少的力量，也促使人们去创造剩余价值。如果缺少产生并确认资本的关键机制，就无法创造出资本。”（第39页）从这个比喻出发，德·索托认为，需要有水渠、涡轮、发电机、变压器和水能系统中的电线，才能把湖水中的潜能转化成可利用的电能；同样需要有某种形式，才能将资产中的潜能释放出来，或者说“把资产转换成资本”（第37页）。德·索托说，这样一种类似于水渠、涡轮、发电机、变压器和电线的东西，在资产领域就是围绕所有权而发展起来的各种法律机制；通过这些机制，资产的潜能才能开发出来，才能创造新价值，或者说把资产转换成资本。“就像湖水需要水电站才能产生可利用的能量一样，资产需要进入正规的所有权制度，才能产生出大量的剩余价值”（第37页），这就是资本的创造过程。

由此可见，从文本上看，德·索托似乎给资本下了两种定义：一种定义强调资本的无形性，认为它是一种蕴含于实物资产中的潜能；另一种定义给予资本一定的物质形态，认为它就是潜能已被开发出来的实物资产。因为他书中存在类似这样的表述，有学者曾经批评德·索托这本著作不太像规范的学术著作。不过，这两个定义基本上还是可以统一的，其核心是强调创造新价值的能力：具备这种能力的资产就是资本，或者说它是创造新价值的抽象能力的具体化；不具备这种能力的仍旧是资产，或者用德·索托的称谓就是“僵化的资本”（第6页）。

（二）资本的特性

能够创造新价值的资本，具有哪些方面的特性呢？德·索托在这本书里无数次地强调，只有受正规所有权形式保护的资产才是资本，它具有区别于单纯资产（或僵化的资本）的特征。因此，资本的特性，实际上是正式所有权制度所发挥出来的效应；只有具备了由正规所有权制度发挥出来的效应，资产才能被看作是“资本”。

德·索托认为资本应该具备的特性或者说所有权制度产生的效应，有以下六个（第40—52页）。

（1）经济潜能具有确定性，即通过所有权制度的书面表述（凭证、证券、合同或其他类似记录），资产被表述为一种经济概念，其中蕴含的经济潜能被明确标示出来。这样，资产所有人可以将它方便地用作贷款抵押物或用作进入市场的保证。

（2）信息具有综合性，即通过所有权制度，将相关资产的零星信息（地点、质量、权属等）综合为所有权信息，并使之成为标准化管理的信息。这样，人们不用接近实物性资产就能得到该资产的所有相关信息，资产的潜能由此也容易评估和交流。

（3）所有者具有责任性，即全部资产的所有权在同一套正规法律体系的表述与约束下，相关利益主体可以方便地获取资产和资产所有人的资料，并可查验地址与所有权的客观记录。这样，资产所有者，若产生信用记录却不承担契约义务，就会相当容易被定位和归责。在无法隐姓埋名的情况下，资产所有人不得不成为担负责任的个体，这就鼓励甚至强制民众尊重市场交易规则。

（4）资产具有互换性，即在正规所有权制度下，资产不再处于自然物理状态下，而成为一种经济概念性存在，可以用低廉的成本来衡量价值，可以方便地组合、分割、调动和交易，因而具备良好的互换性。这样的资产，能够在实际操作中以符合交易条件的任何形式出现。

（5）人际关系具有网络性，即在正式所有权制度下，无论时间和空间如何变换，权利的全部记录始终都能找到并一直受到保护，资产所有者被转化成一个个可以单独识别和履行责任的商业伙伴；经过广泛的经济活动，这些商业伙伴就构成了复杂灵活的人际关系网络。在这样的网络中，普通人能拥有相应的工具，以便与政府及私营部门建立起创造性的联系，并获得额外的商品和服务。

（6）交易具有安全性，即经过正规所有权制度的表述，呈现资产特征的所有权文件、契约、有价证券和合同等，始终都能在公共记录系统和私营部门找到，并受到法律保护。这样，人们可以用来确认、移动和追踪相应资产，并方便、安全地创造剩余价值。

德·索托总结说，所有权制度的这些效应“构成了帮助西方人确认经济潜能并把经济潜能转化为资本的隐藏过程”（第40页），这一隐藏过程事实上就是该书尝试解答的“资本的秘密”。这一过程“神秘莫测”，“隐藏在管理这一所有权制度的成千上万条法律、条例、规章和机制之中”（第39页）。要想解开这个秘密，就必须研究这个过程究竟怎样在发挥作用；而要研究这个过程，“唯一办法就是从制度以外着眼——从不合法的社会部门里进行观察”（第39页）。德·索托还援引法国思想家福柯的话来佐证自己的观点：“为了发现我们的社会在清醒时是什么样子，我们也许应该调查在不理智的地方发生的事，也就是说，要在非法的领域内体会法律”（第40页）。从这一判断出发，作者多年来在发展中国家对不合法部门展开实际调查，并对西方历史上曾经的不合法部门进行考察，最终撰成我正在解读的这本书。

二、资本的重要性

为了说明什么是资本以及资本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德·索托在书中反反复复运用一个例子，那就是房产。相对于其他资产而言，房产自然具有诸多优点，比如地点确定、明显可见、价值易估等；房产也因此具有可统计性和在世界范围内的比较性。不过，德·索托强调，房产尤其是穷人的房产，在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具有不同的地位，前者作为资产是能创造新价值的资本，而后者仅仅只是资产，是不能创造或者很难创造新价值的“僵化的资本”。

（一）西方发达国家的资产与资本

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拥有极为完善和系统的所有权制度，城市居民拥有的房产可以转化为资本。这是因为，房产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性质，能在一系列所有权机制中得到仔细的描述，相关信息被极富成效地组织、收录在所有权凭证中，并在公共记录系统中得到确认。在此基础上，西方国家居民将其作为公共设施服务的终点（诸如水电供应这样的记账和承担责任的地点），可以将其作为偿还债务和纳税的记录地址，可以将其作为显示房屋所有人信用历史的工具，可以方便地将该资产的全部或一部分出售给任何人，或以之为抵押获得贷款用于开办新企业。德·索托说，美国用于开办新企业的资金，一个最重要的来源就是抵押企业家的房屋（第6页）。因此，在西方发达国家，房屋不仅仅是栖身之所，在正规所有权制度的帮助下，通过书面形式它被转化为一个经济和社会性概念，“所有权并不是房屋本身，而是房屋在法律表述上（例如所有权凭证或其他记录）所包含的一个经济概念。这就是说，正规的所有权表述同它所代表的资产是分离的。”（第41页）基于此，德·索托用略带夸张的语言说道，“在西方国家，每一块土地、每一幢建筑物、每一件设备、每一件存货都在所有权文件中得到表述。这些资产和经济的其他方面紧密相联；所有权文件成为这个庞大的潜在联系过程的可见标志。由于这一表述过程，资产就能产生出与它们的物质存在相平行的一种不可见的存在方式。”（第6页）这样的所有权制度下，“资产更加容易取得，从而使其能够用于创造剩余价值”（第48页），而且此种资产不同于自然状态下的资产，它“能方便地组合、分割、调动和用于促进商业交易”（第48页）。就是说，现实世界中的某“资产也许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在概念化空间里，它的正规所有权表述能够被分割成任意数量的部分”（第49页）。

因此，以同一套正式所有权制度来将资产转化为资本，才是西方国家真正的过人之处，“使人们能掌握看不见的价值，能处理触摸不到的实物”，“通过以便于理解的形式对资产的经济特性进行表述，能大大地降低费用”，“极为方便地促进人们就如何利用资产进行创造和完善劳动分工达成一致意见”（第54页）。德·索托用赞美的语气谈到，“由于综合所有权制度的出现，发达国家的国民不必接近资产，就能得到关于所有资产的经济和社会性质的描述。人们不再需要走遍全国去查看每一件资产，访问每一位资产拥有者和他们的邻居；正规的所有权制度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告诉他们什么资产可以利用，有哪些创造剩余价值的机会。这就造成一个对人们大有助益的结果：资产的潜能变得容易评估和交流，资本的产出也得到了提高”（第45页）。由于有了合法的所有权制度，创造剩余价值的工具就交给了西方国家的民众，西方国家也因此超越了世界其他地方而率先成为发达国家（第42页）。这种正规所有权制度下的所有权表述，让西方国家的民众不仅仅能够通过物理上的了解，而且还可以通过对资产潜在的经济和社会性质的描述来思考资产。德·索托打了一个比喻说，“合法的所有权制度已经变成了一个阶梯，把这些国家从资产真正所处的、不加修饰的自然空间，带入资本的概念性空间中——在这一概念性空间中，人们能够全面地从创造性潜能的角度来看待资产”（第42页）。有了这样的合法所有权制度，西方发达国家就掌握了通向现代化发展的钥匙；它们的国民现在就能在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极其容易地发现隐藏在其资产中的最具有创造力的品质。

除了上述通过正式所有权制度创造资本外，德·索托事实上还指出了西方国家所有权制度有两个特别之处。其中一个特别之处是，西方国家的所有权制度事实上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正规的，即由公共记录管理部门管理的所有权文件，它们对资产的所有经济用途进行恰当、准确地描述，并保证能够随时更新，便于查找；另一部分是不正规的，即许多私营部门参与帮助人们确认、移动和追踪资产的表述，这些部门包括对交易、担保和停业进行记录的私营实体、摘录员、评估师、负责所有权文件和担保的保险公司、抵押经纪人、信托服务部门和私营文件保管部门等。另外还有一个特别之处是，在西方国家，所有权管理部门的主要任务是强调保护交易，而不仅仅是保护所有权。他说，“尽管它们努力在保证所有权的安全和交易的安全两方面达到平衡，但很显然，政府的制度往往趋向于鼓励后者”（第53页）。就是说，西方国家所有权制度偏重于保护交易而非“资产所有人物主身份的保护”，这种做法“允许人们只用很少的交易步骤就可以移动大量的资产”（第54页）。于是，人们能够方便地去“探索资产中的潜能，完成资本实现”（第54页），而不只是把有关资产及其所有者的文件累积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德·索托此处对“促进交易”的强调，事实上为他在后面针对打破“钟罩”而给出的改革建议埋下了伏笔，即他要求所有权改革应偏向那些已非法地掌握大量资产但正从事现实经济活动的穷人。德·索托的意思是，穷人非法占据的很多资产在正规所有权制度中虽然是有“主”的，但那些正式的所有者并没有将该资产投入到经济活动中去或者使用该资产比较低效；而穷人已在现实活动中对该资产加以有效地使用，并通过创造性的劳动使之增值。因此，所有权法律在改革时，应该更多地考虑已使资产处于交易状态的穷人的利益（以便进一步促进交易），而不是只考虑正式资产所有者的利益（即仅仅考虑资产的安全）。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表达，那就是应该将资本尽可能配置给使用效率高的人。

（二）发展中国家的资产与资本

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像房产这样的资产状况，与西方发达国家根本不同。由于发展中国家城市穷人的房产往往是在非法占据的土地上建造的，没有正式的所有权制度的保护，因而不能像发达国家城市居民那样得到充分的利用。例如，这样的房产只能在直系亲属和邻居之间进行买卖，无法以之为凭与陌生人签订可产生利润的合同，不能将其作为公共设施服务的终点，不能作为显示信用历史的工具，也不能以之为抵押到银行贷款。于是，发展中国家的穷人企业家，无法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创业。他们不但不能成为解决贫困问题的主体，反而成为造成贫困问题的根源。德·索托强调，由于发展中国家城市穷人占据的房产，缺乏正规的所有权制度保护，因此他们也就没有什么所有权可失去，不能成为可以负责任的主体，这会使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陷入停滞。也就是说，这样的资产不是资本，只是一种“僵化的资本”，不能加以运用或者说不能加以有效运用。

就房地产而言，德·索托及其研究小组推算出，“在第三世界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大约85%的城市土地不能用于创造资本”，“40%~53%的农村土地也是僵化的资本”（第27页）。德·索托还特别举了几个具体的例子（第24—25页）。在菲律宾，57%的城市居民和67%的乡村居民的住房是僵化的资本。在秘鲁，53%的城市居民和81%的农村人口都居住在不受法律控制的住宅内。在海地，68%的城市居民和97%的农村居民的住宅，没有明确的所有权证明。在埃及，变成僵化资本的房屋为92%的城市居民和83%的农村人口提供了栖身之处。不是说在这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中，这些住宅或房产不值钱，而是因为他们建造在公共土地或者他人土地上，没有正式的所有权而缺乏资本的六个特性，因而这些穷人创造的财富无法得以体现，也无法转化为进一步创造新财富的资本。德·索托他们根据长期的调查，并按最保守的方法计算，得到了一个惊人的结果，那就是在发展中国家由穷人掌握但并不合法拥有的房地产，总值至少有9.3万亿美元。9.3万亿美元是多少呢？它“几乎是世界上20个最发达国家的主要股票市场里的全部上市公司的总值，是自1989年之后的10年间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所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20多倍，是世界银行在过去30年里贷款总额的46倍，也是自那时起所有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的发展援助总额的93倍”（第27页）。具体到德·索托的故乡秘鲁，在城市和农村，没有正式所有权的房地产，总值至少达到740亿美元，这比利马股票市场在1998年前暴跌之前的总值大5倍，比有可能私有化的国有企业和设施的价值大11倍，是有历史以来外国在秘鲁所有直接投资总额的14倍（第25页）。德·索托感叹道，发展中国家人民“男男女女辛辛苦苦地进行储蓄，为自己和孩子建造住房”（第28页），但却不能转化为创造财富的资本；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领导人，本来不必“花大量时间在各国的外交部长之间和国际金融组织的大门前周旋”去寻求外国投资，只要他们能把本国房地产市场中僵化的资本转化为活的资本，就有“上万亿的美元准备投入使用”（第28页）。

当然，除了房产以外，发展中国家还有其他形式的僵化资本。比如说不合法的企业所有权、不被正规所有权制度承认的采矿权等等，这些我们在下面还会加以讨论。总之，发展中国家由于资本处于僵化状态，因而无法开发资产中包含的潜能，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获得发展的机会。

第三节　发达国家曾经做对了什么？

德·索托强调，全球200个国家中只有25个国家可称为发达或富裕国家，几乎全是西方国家（包括日本），而且一百多年来始终都是这些国家。其实，西蒙·库兹涅兹也早就进行过类似的观察，他说发达国家俱乐部成员自19世纪末以来几乎没有变化，只是在成员之间的位次上有所调整。为什么会这样？这些发达国家曾经做对了什么？德·索托的回答是，他们产生了足够的资本。由此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只有西方国家产生出足够的资本，而世界其他地方却做不到（或者产生出的资本非常少），德·索托认为，“这已经变成了一个谜”（第31页）。而德·索托要做的，就是借助于历史资料在书中解开这个谜。

一、西欧曾经的历史

为什么唯有西方国家做到了这一点？德·索托再次强调，这绝不是由什么文化基因决定的，“西方国家的公民并非天生就尊重所有权和交易，这种尊重是可执行的正规所有权制度出现之后的结果”（第46页）。德·索托举了200多年前美国的例子，来说明在当时并不存在同一套遍及所有人的正规所有权制度，事实上存在着多种非正规的甚至相互冲突的所有权安排或者所有权要求。比如说，在那时，美洲殖民地的同一块土地，可能是英国王室转让给某人的一大片土地中的一块，而另一个人声称这块地是他从一个印第安部落手里买来的，第三个人则说这是他用奴隶从州议会换来的土地，这三个人也许谁都没有亲眼看过这块地。而来到美洲的移民，往往根本不去管上述三人的权利声明，早早地就在这块土地上定居、耕田、修建房屋，甚至转让土地、建立信用。

之所以西方国家能够改变上述状况、建立起现在的正式所有权制度，是因为自19世纪以来，政府因应社会的变化与要求，通过艰苦的法律修订工作，不断地将分布在城市、乡村、住宅区和农场的所有权规则融入到一套制度中，将大多数资产综合到一套正规的表述制度中。这样的所有权制度，可以“把管理国民积累的财富的所有信息和规则全部放进了一个知识库”（第43页），从而使西方国家的经济主体能够发现和实现资产中的潜能。因此，19世纪是西方国家历史上的革命性时刻，“大多数西方国家的综合所有权制度大约100年前才出现；日本的综合制度则出现在50多年前”（第44页）；在德国，正规所有权制度“直到1896年当施泰因、哈登贝格的改革达到高峰、用于记录土地交易的系统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运作时，才完成全部综合过程”（第45页）。

为了说清楚上面的问题，德·索托特地在第四章中回顾了发达国家所有权变革的历史。在他看来，欧洲刚进行工业革命时，不仅经济发展状况与当今发展中国家相似，而且面临的社会问题也极为相似，如无法控制的人口迁移、不合法社会部门的发展、城市贫困、社会动荡不安（第86页），以及大量的违法现象等。这些问题源自农村人口因收入的诱惑而大量向城市迁移（就像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向城市迁移的运动一开始，现行的政治制度就开始滞后于快速变化的现实状况”（第88页）。这是因为，在欧洲当时的行会制度和工业官方垄断的前提下，迁移到城市里的民众找不到合法的工作，只能着手开办非法的家庭工厂，“不合法的工作是他们收入的唯一来源。不合法的经济部门于是开始迅速蔓延”（第89页）。与不合法经济活动相伴生的，是大量的走私、诈骗、盗窃等非法活动。就像今天的发展中国家那样，欧洲国家的政府在当时也疲于应对这些层出不穷的问题，“直到它们创立了合法的所有权制度，加速了劳动分工，提高了穷人的劳动生产力，才使情况得以缓解”（第86页）。

但一开始这些欧洲国家的政府，并没有调整过去的法律以适应这种新的城市现状，而是“制定出更多的法律和规章制度，试图对其进行压制。规章制度越多，违法现象也就越多——很快，政府又制定出新的法律来处罚那些违反了先前的法律的人。法律诉讼不断增加，走私和诈骗四处蔓延，政府就求助于暴力镇压”（第88页）。在此情况下，欧洲国家分别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条是政府继续坚持宣布不合法企业家为“非法”，采取措施打击这些非法活动而不是调整现有制度以吸纳这些非法的企业，“这不仅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而且还会使社会动荡不安，最终演化成暴力冲突”（第93页），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另一条道路，像英国所走的道路，“政府制定了新的法案，使农村和郊区的企业合法化”（第92页），政府的主要行动是调整现有的法律制度，如所有权制度和政府管制行业的措施，使非法企业家的产权合法化，最终整个国家和平地进入市场经济。

德·索托强调，多数西欧国家之所以在20世纪变成了发达国家，是因为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大多数西欧国家都像英国那样改革了法律，以适应现实状况的发展。“那时欧洲人已经认识到，仅仅通过一些小的特别调整，根本不可能管理工业革命的发展和消除大量不合法现象”（第96页）。而政治家们正确地认识到（或者无奈地接受了）现实，那就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人而在于法律本身”，“正是法律在阻碍穷人变得更具有生产力”（第96页）。于是，这些欧洲国家“着手把具有排斥性的法律制度转变成能吸纳融合不合法企业的法律制度”（第96页），“通过倡导互相依赖、放宽取得正规所有权的限制、减少由过时的法律条文造成的法律阻碍、使政府和立法机关接受现实”（第96页）。就这样，欧洲的政治家们通过消除法律和经济制度中的矛盾，让自己的国家做好了走上经济发达之路的准备。

二、美国的两个例子

为了进一步说明发达国家在历史上是如何进行法律改革的，德·索托用他这本书的第五章为我们描述了被人遗忘的美国历史经验，即在19世纪它是怎样建立起遍及全民的正式所有权制度的。德·索托在其中特别详细描述的，是美国土地法律调整和矿产法律变革这两个例子。德·索托强调，在这两个例子中，一开始，“就像今天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一样，当时的美国政府也试图阻止不合法居民和不合法协定的快速蔓延”（第105页）。但与之不同的是，美国政府最终承认了旧的法律制度的无效性，并懂得“大规模改变法律的力量存在于法律制度之外”（第105页）。于是，在18—19世纪这一时期，美国“通过把在大规模人口迁移中产生的各种受欢迎的规则纳入法律，使法律为大众服务”（第108页），从而弥补了现有法律的缺陷，诞生了新法律。就是说，新法律是“法律开始努力追赶现实状况的发展”之结果（第96页），法律变革是通过融合旧的正式所有权制度与民间非正式所有权规则进行的，“法律一方面从整个社会的结构和习惯中向上发展，一方面从社会统治者的政策和价值观向下延伸”（第117页）。

（一）美国土地法律改革

德·索托为我们举的第一个例子是美国的土地法律改革。

前面提到过，美国在殖民地时期，土地所有权制度非常复杂。同一块土地，可能英国王室、印第安部落或殖民地议会，都宣称拥有所有权。美国独立后，大量未开发土地特别是新获得的中西部土地的所有权，在法律上归联邦政府所有。可有一些州不管联邦政府的规定，制定了它们自己的关于所有权和土地分配的规章，目的在于保护现有的特权人士。这一切，加剧了土地所有权法律的混乱状况。来到新世界特别是进入到中西部地区的移民发现，不管自己走到哪里，“都会碰上大量算不上无主的土地、复杂的正规所有权法案、互相排斥的所有权权益、效率低下而又充满敌意的制度以及混乱无序的土地分配步骤”（第126页）。

于是，这些移民根本不管所谓的正式制度，纷纷涌入广大未开发的土地，建立起自己的住宅和农场。在政府看来，移民到公共土地上的这些“不合法居民”，是“闯入者”，甚至是歹徒。可移民们认为，自己所占据的土地，其价值是因自己的辛勤劳作而提高的，但现行正规所有权法律干脆不承认他们的劳动价值。因此，他们坚持道，“是他们的劳动，而不是什么正式的书面所有权文件或是随意划定的边界线，才为土地带来了价值和建立起固定的所有权”（第114页）。于是，在得不到正规所有权制度帮助的情况下，移民们把英美两国的法律传统和他们自己的常识融会在一起，开始制定属于他们自己的“法律”（第130页），即建立一种属于他们自己的所有权制度。比如说，他们为自己希望拥有的土地做上记号以标明自己的权利：在树上刻上名字标明自己的“斧头权”，建造一座小屋以标明自己有“小屋权”，种上一棵玉米标明自己的“玉米权”。通过这些行动以及相互间的共识，移民们确立了自己对土地的权利要求，而权利主张“在移民中间形成了根据共同的认可和共同的需要而产生的习惯法”（第114页）。

德·索托的意思很清楚，正是由于正规的所有权法律在现实中不能为土地的有效使用提供相应的指导，才在美国土地市场上出现了“两种法律和经济制度中的‘既定所有权的大集合’——其中一种制度是编纂起来写在法令全书里，另一种制度则在实践中发挥作用”（第111页）。就像今天的许多发展中国家，18世纪至19世纪初的美国，也存在着这种双重法律和经济制度，而大多数土地所有权和所有权协定由不合法的“法律”决定。居住在不合法所有权协定所支配土地上的移民，就成了不受法律支配的居民。这种不合法的“法律”或者说不合法所有权协定，尽管“不是由国家制定的，也不是来自法令全书，但它确实是一项法律。这项法律源于人们自己，由人们自己制定；它的命令同时也具有强制性”（第115页）。德·索托强调，“不合法居民们似乎并不想彻底更换现行的法律制度”（第115页），但由于“美国此时的所有权制度非常呆板，法律条文烦琐、过时，变成了移民们保护和稳定其财产所有权的主要绊脚石；这些移民于是脱离官方的法律制度，成为‘不受法律管辖的不合法居民’”（第111页）。这些在现行所有权法律中处于不合法地位的居民们，被充满敌意的立法者、有产阶级的政治家们和持有所有权证书的特权人士敌视。德·索托反复强调，这些人“根本不是罪犯；他们组织社区、建立学校、修建房屋、销售土地”（第116页），他们为经济增长、土地价值提升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遵循着自己的“法律”。

由于移民们自身的积极努力与抗争（德·索托以美国中西部的“权利要求协会”对协会成员权利的主张与保护作为例子来说明），由于越来越多的政治家们懂得把正式所有权出售给那些反正也赶不走的移民，既可获得大笔收入又可促进土地的有效开发，再加上美国民主制度的作用（数量不断增长的居民们通过选票要求当选官员保护他们的利益，以至于许多州政府驳回最高法院有关不合法人口问题的大量决议），于是“在美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美国政府承认了“真正的罪犯和不合法居民之间的差别”，承认“土地制度从未和美国人获取土地的实际方式彻底吻合”（第117页），开始改革法律。在法律上不断追赶现实发展的做法，主要就是在正式法律中融合大量的不合法的所有权协定。

1797—1820年，肯塔基州通过一系列立法行动确立了两大原则，并表现出来这样的取向，“这两个原则一是土地占有人对土地增殖部分的权利；二是，如果某定居者在私有土地上定居超过7年而未引起争议，并一直缴纳税金，不管土地原所有人的所有权文件多么有力，该定居者都可以对土地拥有明确无误的所有权”（第147页）。这一取向还体现在美国联邦和许多州的法律所确定的优先权原则上，即在把某一块公共土地卖给普通大众之前，这块土地上不合法定居的人有权优先购买这块土地。不过如果土地价格过高的话，那这样的法律既不能充分保障移民对土地的所有权，也不能体现他们为土地创造的增值。如1785年国会在公共土地出售的法律中规定，不合法定居者有权以每英亩1美元的优惠价格购买但必须一次性购买640英亩土地。在当时，640美元这个数目过于庞大，“超出开拓先锋们的支付能力”，结果美国的移民们宁愿“选择不稳定的非法定居”（第134页），或者说情愿生活在非法状态下。美国政府疲于“排斥和惩罚非法获取土地的不合法居民”，于是不得不在立法和司法两方面再次朝有利于定居移民的方向发展。1830年的法律规定，“1829年时占有公共土地并在上面耕作的每一位居民”，有权以极优惠的价格购买160英亩的土地。到了最后，1862年颁布的《宅地法》直接承认了移民对非法占据土地的所有权。它规定，移民只要同意在现有土地上定居和发展5年，就可以免费获得160英亩的土地。

德·索托评论说，“《宅地法》可以被看做是把不合法的协定纳入法律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正规法律最终接纳了移民们的许多不合法协定，并将其合法化——这成了美国大多数人的准则，而不是什么例外情况……《宅地法》标志着少数有产阶级的法律与大量的人口迁移和开放的、可持续的社会所需要的新秩序之间一场漫长的、精疲力竭的、痛苦的斗争的结束”（第162页）。用德·索托的语言来说，就是通过这样的法律建立起新的正式所有权制度，从而将土地从资产转化为“资本”，因而极大促进了美国公共土地的开发。当然，正如德·索托所强调的，1862年的《宅地法》，“与其说这是一个彰显当局的宽宏大量的法案，不如说是政府对政治既成事实的承认：新生的美国人已经在不合法协定的基础上，在土地上定居生活了几十年，也使土地的价值得以提高”（第105页）。

（二）美国矿产制度变革

德·索托还举了另一个例子就是美国矿产所有权的改革，这个例子涉及加利福尼亚淘金热这一历史事件及美国《采矿法》的诞生。

在加利福尼亚州发现黄金之前，当地许多土地是政府赠给墨西哥人的，或者是公共土地，因而在正式法律上是有“主”的。自1848年该地发现黄金后，数十万名淘金者涌入加利福尼亚。在开采矿产的过程中，这些涌进来的移民发现，有成百上千的人声称对他们占据的土地有权利。“墨西哥人的赠予地、不见踪影的地主、渴望得到土地的定居者以及不健全的法律制度之间的矛盾一触即发，为新的加利福尼亚居民带来巨大的风险”（第126页）。为了确保自己辛勤开发获得的矿产权利并有利于进一步投资开发，加利福尼亚的淘金者们以及马萨诸塞、肯塔基等州的其他矿工们，急需以某种形式来确保自己的权利。

那些涌入加利福尼亚的矿工们，并没有坐等政府来颁布有关法律意见（事实上也等不到），他们纷纷根据风俗习惯（“矿工们的法律”）并参考现行法律来制定约束彼此的“矿区条例”，以保障自己的权利要求。“根据矿工们的法律，发现矿山的人就是他自己的执行官，使他可以占有土地，为他自己颁发所有权凭证、划定疆界，并宣布自己为所有权人（第165页）”。制定出来的矿区条例，“为矿工们规定了如何识别他们的权利范围的方法，建立起记录员办公室、矿区的正式记录以及记录权利要求的办法”（第144页），还建立起用于解决纠纷的制度，即经常性的采矿协商机制与矿区行为准则。上述这些方法、规定、机制与行为准则，虽然是非正式的，但在现实中却有一定的效力，只是不为官方认可而已。矿工们跟前面说的占据土地的不合“法”居民一样，也成立了自己的组织，来规范他们的不合“法”的权利、确保每个人对自己所占据土地的责任。

有意思的是，美国大多数政治家对矿工权利表示支持，这一态度与他们早期对不合法居民的态度不同。德·索托的猜测是，一个可能原因在于，矿区条例的“原则、立法思路和制定程序通常和现行法律没有太大的差别”（第164页），另外可能也跟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如奴隶制问题争议、南部各州退出联邦等重大历史事件在此时发生），另外矿区的自治结构也符合当时的政治观点（第165页）。总之，到19世纪60年代，出于对资金的需求和对解决矿区冲突的需要，国会开始把矿工们自己制定的几千种“法律”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制度，依靠采矿者自己确立的权利凭证，建立起采矿者的正式土地所有权凭证。

德·索托告诉我们，到186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第一份采矿法案，正式宣布开放全国的矿区让美国公民开采。法律清清楚楚地指出，开采矿产要根据不抵触美国法律的“地方风俗习惯或者若干个矿区的矿工们的规定”进行（第166页）。这一联邦采矿法案是美国法律制度上一个非凡的突破，它表明美国政府明白大方地承认了诞生于官方法律之外的民间协议具有合法性。1872年5月10日，国会通过了普遍的采矿法案，该法案奠定了今天美国采矿法基本的正式结构。这个法案保留了1866年采矿法案所确立的两个最重要的基本原则：“承认采矿法，承认矿工们对矿区进行增值后就有权以合理的价格向政府购买所有权凭证”（第167页）。就这样，在20多年时间里矿工们通过不合法途径产生的权利和协定，最终被融入一个新的正规的所有权法律中。

到19世纪80年代，1872年《采矿法案》取得了彻底的胜利，“矿区条例和习惯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了历史文物”（第168页）。矿工们在获得正式法律认可的所有权凭证之后，更加积极地花钱去挖掘代价昂贵的坑道、安装机械、建造房屋或勘探矿脉。他们还将矿藏的权益按小块出售以获取必要资金，或者吸引更多矿工加入。《采矿法》实施后矿工们的这些做法，实际上就是德·索托所谓的以正式所有权制度来创造资本的行动。

三、法律革命

以上美国的两个例子表明，与今天的发展中国家一样，在英属北美殖民地和美国建国近一百年时间里，通过正式法律建立的所有权制度与民众自发创业建立起来的“非法”权利之间，存在着冲突。按照正式法律制度来衡量，在土地、矿产等领域的非法活动似乎是极其猖獗、极为普遍的。美国政府多次尝试按正式法律建立秩序（特别是在土地制度方面），打击非法移民在公共土地上的居住与开发行为及其他权利要求。但跟世界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政府今天的做法不同，美国政治家在当时逐渐认识到，这些占据公共土地或者其他有“主”土地的人“不是什么罪犯或者野蛮人；他们是高尚的先锋，他们保证了这个国家的快速增长和发展。如果他们违反了法律的书面文字，那他们也只是在完善法律的最终意图”（第149页）。因此，重要的不是打击这些具有非凡创业能力的人群，而应该致力于改变现有的法律规定，以法律革命来实现法律最终的意图。

那么，在所有权方面，法律的最终意图是什么呢？那就是前文说过的，在兼顾资产的安全与资产的交易二者的平衡中，更倾向于后者；就是说，重点是要确保资产能实现互换，能够通过创造性劳动而增值，而不是单纯地保障安全。这样一来，在现实中就存在两种各有侧重、互不相让的所有权概念：“一种概念与经济发展相联系，强调所有权动态的一面；另一种概念与所有权在快速变化中的安全性相联系，强调其静态的一面”（第120页）。美国的政治家们用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才真正明白，像美国这样蕴藏着巨大的、未开发的自然资源，且具有众多上进心强的移民和定居者的国家，所有权法律应该更多地侧重于动态；而侧重动态，意思是应该更多地考虑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民众创造的有效的非正式所有权协议，而不应该僵硬地执行原有的法律制度。显然，只有侧重动态的法律才能真正公平地对待已在此土地上劳作多年的“非法”居民，只有这样的法律才能进一步促进对土地的有效开发。

显然，这样的所有权法律，必须从民间经济活动（可能仍处于不合法状态）中吸取现实存在的种种所有权协议，才能为现有的法律注入生命，让正式所有权法律保持活力。前述美国国会通过的土地法案和采矿法，就是正式法律吸收非正式所有权协议而实现动态的两个例子。德·索托把民间经济活动中形成的、可能仍处于不合法状态的协议和规定，统称为“社会契约”。德·索托在这里借用洛克、卢梭等经典作家用来解释国家诞生的“社会契约”一词，来说明没有国家权力支持的民间协议同样具有有效性甚至神圣性，它们“是由实实在在的人清清楚楚地记录下来的协定”，“人们能够实实在在地接触到这些社会契约，并且还能把他们组合成用于创造所有权和资本的制度。社会本身会承认并执行这一制度，因为这个新的制度将建立在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很满意的协定的基础上”（第184页）。由此形成的法律改革，能够及时地将所有权制度向底层民众开放，并在相当程度上以底层民众的“社会契约”为基础来重构所有权法律，从而将有关所有权的法律根植于人们已经忠实服从的社会契约，形成有利于穷人的统一的合法所有权制度。

德·索托进一步地说，在美国发生的这种法律变革，事实上构成了一场法律革命。说它是革命而不是普通的改革，是因为以下两点原因；第一，这样的法律在观念上是革命性的，即它体现的原则是“社会需要是赋予所有法律制度活力的本质内容”（第170页）；第二，这样的法律在行动上也是革命的，它“以多种方式，以社会底层的美国人的经验和他们所创造的不合法协定为基础，为美国的法律制度注入了生命……美国的立法者和法学家创造出了一个更加符合有创造力的、动态的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新法律制度”（第170页）。因此，“所有这些过程从本质上构成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诞生于人民大众要把政府发展成为一个系统化的、专业化的正规结构的普遍期望”（第170页）。

结合前述西欧国家的情况，可以说这样的法律革命在西方国家的历史上是普遍性的。这些国家在19—20世纪的某个时候，吸收了社会底层民众的经验和他们所创造的不合法所有权协定，为已经僵化的法律注入生命，从而“创造出一个更加符合有创造力的、动态的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法律制度”（第170页）。这场革命的关键，是改造正式所有权制度；而改造所有权制度的关键，又在于“渐渐地承认产生于官方法律制度之外的社会契约是法律的一个合法来源，然后又找到了把这些社会契约纳入法律范围的方法”（第103页）。德·索托断言，“西方所有重要的正规所有权制度的改革都是经过精心策划、制定一个新的政治制度的结果”（第211页）。当然，这场革命可能并不那么剧烈，更没那么血腥，是西方国家政府“用没有血腥的、不会中断的革命来实现法律的变革”（第211页）。

在西方，这样的法律革命为什么能够成功？归结德·索托在不同段落中的探讨，我们大致可发现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处于不合法部门的民众及其组织的抗争与努力，“人民比法律专家拥有更大的权利去定义和解释规章制度”（第139页）。德·索托极力称赞“权利要求协会”及矿工组织，认为这些“不合法组织在定义美国的财产所有权和增加土地价值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第139页）。

第二，政府及政治领导人的开明。德·索托说，成功的西方各国“都有一些开明人士懂得，如果有很多人生活在某一法律制度之外，那么这个法律制度的存在就毫无意义。正是由于这些开明人士，西方国家才取得了所有权制度革命的成功”（第98页）。

第三，已经存在的选举政治与民主制度的作用。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西欧，在所有权法律革命之前，选举政治和运行良好的国会已经存在，选票压力和议员活动，最终迫使国会或政府一步步地修改早已僵硬的所有权正式法律，使其向有利于穷人、有利于产生资本的方向变革。

当然，在此过程中政治领导人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德·索托参照美国的经验，建议政治领导人在进行类似的法律革命时，必须考虑三个因素：“找到真正的所有权社会契约、调整法律与这一契约相适应、研究出政治策略使这些变革成为现实”（第170页）。而可以汲取的主要经验教训是，“假装这些不合法协定不存在、或者不采取策略把它们纳入法律部门就试图将其废除是傻瓜的行为”（第121页）。

第四节　发展中国家未做而应做的是什么？

在解答了“什么是资本”“发达国家做对了什么”之后，事实上我们已经可以预料德·索托会怎样回答“发展中国家未做而应做的是什么”这一问题了。那就是，“未做的”是没有建立起正式所有权制度来创造资本，“应做的”是进行所有权制度的变革或者说“法律的革命”。不过理论上的明了，并不能代替对复杂现实的了解。下面我们结合德·索托分散在全书中的相关内容，来集中加以叙述。

一、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贫穷？

德·索托告诉我们，为了成为发达国家，按照西方国家政府及有关专家的建议，很多发展中国家已经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做了很多事情，诸如缩减政府开支、重组公共债务、抑制通货膨胀、推动贸易自由化等，但似乎这些都不能让它们成为发达国家。特别是跟德·索托个人相关的拉美国家，自1820年以来它们至少四次尝试加入全球化，但都以失败告终。正如德·索托提到的，跟我们中国过去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国家和前苏联，在转型过程中按西方国家及学者的建议进行的宏观经济改革，到德·索托撰写《资本的秘密》时也并不顺利。因此，“宏观经济改革并不足以创造财富”（第57页），不足以让发展中国家踏上发达之路。

（一）“钟罩”的三个侧面

德·索托在《资本的秘密》一书中多次用到布罗代尔的“钟罩”比喻，但在使用时含义不尽相同。此处我们归结德·索托的说法，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布罗代尔的“钟罩”问题。

布罗代尔所说的钟罩，本意指的是隔开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某种障碍，这种障碍让“资本主义”这样的高级经济形式只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内，不能扩张到全部的市场经济活动中。若用德·索托的术语来解释布罗代尔的问题（即“为什么存在钟罩”），那可以说这样的钟罩“不是玻璃做的，而是用法律做的”（第183页）；现有的所有权法律让一部分经济体能够创造资本而成为布罗代尔说的“资本主义”，同时阻止了另一部分经济体创造资本，使其因缺乏资本而长期停留在低级的市场交换活动中。这是理解布罗代尔钟罩的第一个方面。

德·索托在描述发展中国家始终无法成为发达国家时，也借用了这一比喻。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也存在着“钟罩”，阻碍着经济发达、社会繁荣的现象从现在的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张，“资本主义已经为西方国家带来了财富，又是什么原因阻止它为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带来同样的财富呢？为什么资本主义像是被封闭在钟罩里，只在西方国家发展起来了呢？”（第5页）。这样的“钟罩的存在把资本主义变成了一个私人俱乐部，只对少数有特权的人开放，使几十亿站在外面想进来的人愤怒不已”（第59页）。当然，德·索托并不赞成阴谋论或者类似的剥削论，因为这“并不是某些西方国家阴谋制造垄断的结果”（第8页），而是因为发展中国家自己不能创造资本。这是理解布罗代尔钟罩的第二个方面。

德·索托在全书中运用布罗代尔的“钟罩”，重点并不在于说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某种阻隔现象，而在于强调发展中国家内部的阻隔或障碍问题。他说，在发展中国家内，其实并不缺乏兴旺发达的部分城市或者部门，也不缺乏拥有资本的少数本地人或者外国投资者（“他们的资产或多或少也是综合在一起的，也可以互换，也形成了网络，也受到了正规所有权制度的保护”，第59页），只是绝大多数地区、绝大多数人生活在贫困中、资产因缺乏可靠的正规所有权制度保护而不能转为资本，因而在一个国家内少数拥有资本的人与绝大多数不能拥有资本的人之间隔着布罗代尔的“钟罩”（“到处都是巨大的阻碍”，第59页）。德·索托说，“在‘钟罩’内部，是少数借用西方国家的法律原则来掌握所有权的特权阶层；而‘钟罩’之外是大多数人生活的地方，所有权被牢固地根植于不合法社会契约中的各种非正规协定的使用和保护”（第183页）。这是理解布罗代尔钟罩的第三个方面。

（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源于不合法部门不能创造资本

虽然横向地与发达国家相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总体而言仍处于经济落后、发展缓慢的状态中，但就自身纵向地对比，“在最近的40年里，发展中国家已经经历了历史上最具有深远影响的一些变革”（第68页），其中特别明显的是伴随工业革命而来的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与前述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时期的情况相似，城市人口的增长主要是因为农村居民向城市迁移；同样相似的是，官方原先制定的（或者从别国直接移植而来的）法律过于僵化，法律不能和经济社会的剧变保持同步发展，迫使来到城市的新移民不得不去从事大量的不合法活动，创造出适应自己活动的不合法“法律”。

德·索托强调，这些城市移民，尽管“被迫变成了法律之外的难民”，但“他们几乎并没有游手好闲地陷于失业状态”（第20页），事实上他们在积极地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充满了艰苦的工作和大量无与伦比的独创性”（第20页）。由此带来的是，“在整个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里，一种生气勃勃的、独立的、官方看不到的不合法经济正在逐渐发展”（第69页）。巨大的城市移民与富有生机的非正式经济活动，带来了两个后果：一个后果是，政府部门“放眼四望，却只看到了巨大的人口流动、非法劳工、疾病和犯罪的威胁”（第66页）；另一个后果是，由于缺乏正式法律的保护，这些不合法的企业家被阻碍，难以“和陌生人进行接洽，阻碍了劳动分工，把未来的企业家局限在经济专业化水平和生产率都很低的小圈子里”（第63页）。

因此，在发展中国家中存在“不合法的社会部门根本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大问题”（第69页），是当今发展中国家几乎所有社会与经济弊病的根源，并集中体现在前面所说的有资产无资本（或者说僵化资本）的问题。德·索托反复说道，虽然发展中国家的绝大多数居民占据了庞大的资产而且创造出巨大的财富，但是他们掌握资产的方式有很大缺陷，大多数资产没有被恰当地记录下来，不能被所有权管理机构跟踪记录。这样的资产在市场中是无形的，无法用来产生资本。于是，发展中国家多数居民对资产的使用，仅限于物质方面的用途，不能像西方国家居民那样将其转化为资本，不能用作抵押，或者“通过保证提供其他形式的信贷供应和公共设施服务，以获得更多的产出”（第30页）。这样的资产不具备资本的那六个特性，“资产的所有权难以查证，也不受法律所公认的一整套规定的管理；资产本身潜在的有价值的经济属性没有得到描述和组织；资产无法用于通过多重交易来换取剩余价值，因为有太多的误解、混淆、协议变更和错误的记忆”（第24页），他们“无法以使资产能够广泛地转让和互换的方式来表述资产，也就无法负担债务，无法使所有权人担负起经济上的责任”（第235页）。

因此，在发展中国家，“房屋建造在没有恰当的所有权记录的土地上；公司没有法人地位，没有明确的责任；企业处于金融家和投资者的范围之外。由于人们对财产的所有权没有恰当的文件证明，这些财产不能方便地转换成货币，不能在人们所处的互相了解和信任的狭隘地域范围之外进行交易，不能用作申请贷款的抵押品。”（第6页）这样一来，“大多数人就生活在这个资本不足的地区里：资产的所有权难以查证，也不受法律所公认的一整套规定的管理；资产本身潜在的有价值的经济属性没有得到描述和组织；资产无法用于通过多重交易来换取剩余价值，因为有太多的误解、混淆、协议变更和错误的记忆；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所造成的代价太高，无法利用资产来获得更高额的价值。资产全变成了僵化的资本”（第24页）。

（三）发展中国家缺乏资本是因为法律的背叛

德·索托一再强调，在发展中国家缺乏资本，并非因为这些国家缺乏正式所有权制度，只是因为“穷人们缺少的是通向所有权机制的便捷途径——这一机制可以合法地处理和确认他们资产中的潜能，使他们能够在扩大化市场中创造、获得或担保更大的价值”（第38—39页）。就是说，发展中国家目前僵化的、以维护少数人利益为目的的正式所有权法律，不能或者不方便将穷人已掌握的资产转化为资本。说“不能”，是指他们掌握的资产（比如盖房子的土地），在现行法律制度下产权往往为国有或者少数私人所有，穷人无权将其归为己有，只能通过非法手段强行占据，再通过自己的劳动将其转变为有效的资产（如可居住的房产）。说“不方便”，是指虽然将自己现在占据并增值的资产（如占有的土地）转为正式的合法资产的法律程序存在，但极其繁琐且代价高昂。

前面提到过，德·索托和他的研究小组，以普通人的身份申请在秘鲁开办一家合法的服装企业，竟然花了289天和1 231美元。同样的，德·索托发现，在秘鲁，为了得到在国有土地上建造房屋的法律许可证，需要用六年零十一个月的时间，在52间政府办公室里履行207道行政手续（第18页），而私营公共汽车、小公共汽车、出租汽车司机为了得到官方对其营运线路的认可，需要面对长达26个月的官僚作风。他的研究同样表明，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类似的障碍不比秘鲁小，甚至更大。比如在菲律宾，若有人要在国有或私有土地上盖住宅，需要履行168道手续、同53个公共和私有机构打交道，最终花去13~25年的时间。可见，若要遵守正式的所有权法律，代价实在太高昂。这样的代价，迫使绝大多数普通人选择从事非法活动。德·索托说，“在我们调查过的城市里，几乎每一处住房都以某种方式脱离了合法的框架——脱离了本可以向他们提供创造资本所需的表述和制度的法律”（第24页），“在我们调查过的所有国家里，我们发现大约80%的土地得不到不断更新的财产记录的保护，或者不是由合法的责任人所拥有”（第77页）。

用不合正式所有权法律的方式从事经济活动，不仅会带来德·索托强调的僵化资本问题，而且还会因缺乏“促进性法律”而带来更严重的经济问题，如“缺少鼓励人们抓住经济和社会机遇、在市场范围内进行专业化分工的制度——如无法通过法庭强制执行合同，无法通过有限责任制度与保险制度减少交易的不确定，无法通过著作权法和专利权制度获得创新和保护创新的动力”（第76页）。另外，还有一些社会问题，比如说会带来很多犯罪集团欺诈勒索、政府官员腐败等现象。比如说，在秘鲁，经营不合法企业的企业家，每年要把10%~15%的年收入用于向政府行贿和交纳佣金，为了避免受罚也要付出很多费用等（第76页）。

因此，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贫困，是因为缺乏资本；而之所以缺乏资本，是因为“这些国家创造、尊重和实现应用于大多数国民的正规所有权制度的能力还有巨大的阻碍”（第66页）。这种障碍主要是由法律造成的，德·索托的说法是，“在我们调查过的每一个国家里，我们都发现，保持合法地位和取得合法地位几乎同样艰难。不可避免会出现的结果是：移民们没有违反法律，法律却背叛了他们。”（第19页）

可以看到，德·索托在这里给出了一个相当深刻的断言，那就是发展中国家的法律（主要指关于所有权的正式法律）背叛了大多数人（主要是穷人）。这是什么意思呢？按照德·索托的思维逻辑，这句话的意思是法律（有关所有权的正式法律）本来的目的应该是惠及所有人（法律真正的任务，“并非要保护现存的所有权制度，而是要让每个人都有权得到所有权”，第183页）；而要惠及所有人，就首先应该确保前述不合法的资产能顺利地转化为资本，以便不合法企业家能够创业，经济也能因此而成长。可是现在的法律根本没有达到这样的目的，没有为绝大多数人的创业行为提供帮助，相反“这些国家中至少有80%的人口不能为他们的资产注入生命力，不能使资产创造出资本，因为法律把他们排斥在正规所有权制度之外”（第234页）。这样的法律，在创造资本方面背叛了大多数人，又因影响了全面的经济增长而背叛了所有的人。

可是，若按德·索托的意思，要把现在的不合法资产转为合法资产，那么已被不合法活动占据的土地（或其他资产），它们的现有主人（私人或政府）不就吃亏了吗？谈何惠及所有人呢？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可以用功利主义的思路来进行，就是说，由于不合法活动在发展中国家涉及的是大多数人且基本为穷人（“在发达国家，‘下层阶级’只代表了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一小部分人”，但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某些地区，不合法现象差不多已经变成了社会主流”，第79页），那么这大多数人特别是穷人在产权方面的受益，从社会角度而言，完全能够抵消少数“用厚厚的规定和章程来保护自己的利益”（第16页）的特权人士的牺牲。德·索托明言的是，“同把资本带给穷人的国家利益相比，‘重新整理树枝’对极少数人造成的不便是微不足道的”（第212页）。德·索托未明言的是，可能在他看来，政府在产权方面的“损失”根本就不算什么牺牲，因为政府本来就属于民众。其次，这个问题也可以用德·索托已表明的逻辑来回答，那就是，法律的目的应该更侧重于交易而非安全，将目前因不合法活动而增值的资产产权界定给不合法居民（就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曾经做过的那样），显然更公平也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对现有产权人或特权阶层最终也会有利。这一点，下面我们再做一些交代。

二、发展中国家该做什么？

说到这里，德·索托会给当今发展中国家政府提供什么建议就很清楚了，那就是发起一场所有权领域的法律革命，“有必要调整官方法律，使之适应于大量的不合法现象向全面的综合所有权制度发展这一现实”（第86页）。当然，要完成这样的法律革命，就要讲究政治策略。为此，德·索托在书中给出了不少政策建议。正因如此，德·索托这本书看起来就不太像纯粹的学术专著，而在一定程度上接近政策报告。

（一）发展中国家的法律革命

德·索托发现，发展中国家有关所有权的正式法律，要么零碎分散（“它们的法律制度不是只有一套，而是有很多，事实上有几十套甚至几百套，分别由各种各样的、合法或不合法的机构进行管理”，第44页）或者过时僵化，不能适应工业革命后的社会经济状况，要么直接借自西方国家，只保护特权阶层的资产，只让少数人掌握资本。这样的法律制度，成为保护少数人且隔离大多数人的“钟罩”：“在‘钟罩’内部，是少数借用西方国家的法律原则来掌握所有权的特权阶层；而‘钟罩’之外是大多数人生活的地方”（第183页）。因此，有必要建立起一个全国范围内的“能表述所有资产的所有权制度，并用相互协调的标准化解释方法和机构来管理整个制度”，产权协定“必须纳入到同一所有权制度中——只有这样才能从这一制度中提取具有普遍性的法律原则”（第185页）。

根据发达国家已有的历史经验，德·索托强烈建议，如果发展中国家政府要进行法律改革的话，不要去直接照抄西方国家的法律，也不要“雇佣德里、雅加达或者莫斯科的摩天大楼里的律师来起草新的法律”（第203页），而应该走上街头、深入田头，去发现“人民的法律”（第186页），了解在民间就所有权已经形成的动态的、富有生命力但仍不合法的协定（德·索托戏称为由“狗的叫声”所表明的权利边界）。这些不合法协定处于官方法律之外，由民众自己制定并有约束力，它们“来源于有选择地从官方法律系统借鉴而来的法令、特殊的临时章程、从原籍带来的或在当地形成的惯例”（第20页）。德·索托认为不合法协定最终“被‘社会契约’凝聚在一起”，而社会契约“受到整个社区的支持，由居民们选举出来的权威人士或机构加以执行”（第20页）。德·索托提醒道，“这些不合法的社会契约已经创造出一个生气勃勃但资本不足的社会部门，也创造出了穷人世界的中心”（第20页）。因此，法律改革必须在了解这些社会契约的基础上加以吸收（即承认穷人已经创造出的资产具有正式所有权地位），以此建立起一套遍及所有人并更多地惠及穷人的正式所有权法律。“简而言之，正规法律制度之外的所有社会契约必须纳入到同一个全面的社会契约之中”（第185页）。德·索托警告发展中国家政府，“当政府对现行的不合法社会契约不加考虑就起草所有权法案并颁发所有权凭证时，它始终不会成功”，因为“新的所有权法案和所有权凭证缺少合法性”（第196页）。

注意，德·索托对“社会契约”一词的运用，有他自己的含义。一方面，他不同于洛克和卢梭的用法，不是指用来形成国家的工具，而是指在民间社会中自发形成的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关系。另一方面，他自己使用时，也有两种略有差别的意思：有时候他说的社会契约，就是指具体的存在于民间的非正式或者不合法协议，如“随着穷人们涌入城市，订立各种不合法的社会契约”（第97页）；有时候他在更基础、更抽象的意义上使用“社会契约”（相当于民众普遍同意的条款），认为它是非正式协议之所以能成立的基础，如不合法协定最终“被‘社会契约’凝聚在一起”（第20页），“人们能够接触到支持着不合法的‘法律’的社会契约”（第184页）。

总而言之，发展中国家要怎样做才能摆脱贫穷？德·索托反复强调，世界上没有足够的金钱让每个穷人都能摆脱贫困，发展中国家摆脱贫穷的根本办法是让穷人能够用自己的资产创造资本，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摆脱贫困；要能将他们的资产转化为资本，关键在于创造法律上的条件，打破“钟罩”，建立起遍及所有人的正式所有权制度；要建立起这样的所有权制度，就必须在广泛了解社会契约的基础上，以民间各种非正式规则为主体，然后融合已有的正式规则，创造出一种遍及所有人的新的法律制度。显然，这样的法律制度更有利于穷人，更有利于交易，从而也更有利于经济发展。

（二）法律革命需要政治行动

怎样才能完成这样的“法律革命”？德·索托强调，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制定法律时，并不缺乏“把财产所有权交给大多数公民”的明确目的，在经济改革时也不缺少政治上的意愿、财政预算、国际性的帮助（第195页）。但在这些国家，这些法律和经济上的努力，并不能让大多数人进入扩大化的市场，钟罩以及因此形成的阶级对立依然存在，“一边是有益于能把自己的所有权书面化的少数特权阶层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另一边是大量无法平衡自己的资产的资本不足的社会部门内的相对贫穷”（第236页）。为什么发展中国家至今不能打破这样的“钟罩”，将正式所有权遍及所有的人与所有的资产，以完成必需的法律革命？在全书中，德·索托多次尝试着回答这一问题。归结起来，他的答案大概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没有认识到资本的重要性，没有认识到只有正式所有权法律制度才能将资产转化为资本。即使那些积极自愿充当发展中国家导师的发达国家，虽然自己已经完成了法律革命，但它们并没有清晰地认识到资本的重要性，不明了自己在创造资本的道路上是如何成功的。德·索托在全书对资本重要性的强调无非是，只有合法的遍及所有人的所有权制度，才能为扩展市场、进而为大多数人创造资本准备好条件，“使人们摆脱了封闭社会所特有的耗时费力的地方性协定”，让“他们现在能够控制自己的资产；更为有利的是，有了恰当的资产表述，他们就能专注于资产的经济潜能”（第198页）。

第二，忽视了在“钟罩”之外的社会契约。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尤其是穷人已经根据这些不合法协定掌握了大量资产，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已经有自己的法则，“当政府对现行的不合法社会契约不加考虑就起草所有权法案并颁发所有权凭证时，它始终不会成功”（第196页），这样的所有权法案和所有权凭证也就缺少合法性。可是，发展中国家大多数经济改革都“着重于处理经济总量”，改革者“觉得没有必要去知道人们是否真的有办法加入到扩大化的市场体制中”，“忘记了人们才是改革的基本导火索，忘记了把重点放在穷人身上”（第236页）。很多时候，这些“经济改革家把穷人的所有权问题交给了对改变现状不感兴趣的保守的法律制定者”（第236页）。这是因为，改革者以为在穷人财产所有权问题上，“自己正在向一个‘所有权真空地带’前进……在大多数情况下，根本就没有什么‘所有权真空地带’，政府面对的是地球上资本不足的社会部门，其中大多数人都通过不合法协定掌握着大量的所有权……穷人的资产也许位于正式的法律管辖范围之外，而他们对这些资产的权利是在他们自己制定的社会契约的管理之下。当强制性法律不能满足这些不合法协定的时候，制定这些不合法协定的人或组织注定会憎恨并抵制正规法律的干扰”（第195页）。所以，“如果不考虑支持着现行所有权协定的全部社会契约，任何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所有权制度的努力，都会破坏大多数人所掌握的所有权的存在基础”（第196页）。

第三，发展中国家内部特权阶层的抵制。德·索托清楚地指出，“在发展中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所有权和创造资本的敌人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而是一些拥护维持现状的‘朋友’”（第185）。在“钟罩”里住得很舒服的特权阶层，明白他们的利益依赖于维持现状，所以他们会采取行动反对法律制度的转变，“他们会在行动上联合起来，反对前资本主义时期法律制度的转变——而这一转变对成功地实现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必不可少”（第185页）。德·索托在书中举了秘鲁的一个例子（第190—192页）。1824年秘鲁颁布了第一部宪法，明确规定穷人（特别是土著居民）是土地的合法拥有者。可少数特权人士却想方设法霸占土著穷人的资产，比如他们和律师一起提交假的证明文件，让地方当局和公证人为自己颁发合法的所有权凭证。有鉴于此，1924年秘鲁政府把几千名土著人统一集中在农场上生活和耕作，明令禁止转让农场的土地权利，以此来保护土著人免受那些特权人士合法阴谋的伤害。这一做法，表面上看起来是在保护穷人，但却在不经意间剥夺了他们提高生产力和创造资本的基本工具（即可以自由交易的土地）。

以上三个问题在性质上各不相同，因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也不同。大体上，第一、第二个问题相对容易解决，而第三个问题的解决则必须发起政治的行动，需要政治的策略。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即对资本重要性的认识。这其实是一个知识问题，相对来说最容易解决。相信阅读了德·索托这本书的人，对资本的重要性及正式所有权制度的作用已经没有什么怀疑。德·索托指出，在世界范围内这也是共识性的意见，“享有所有权被认为是人类基本要求的主要部分”（第189页），“国际公法认为个人的财产所有权比国家主权更加神圣”（第190页），而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认识到，“人们普遍拥有财产所有权”这一原则“既是政治上必不可少的因素，也是宏观经济和市场改革计划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第190页）。这种意见的高度共识，既跟我们前几讲所说的西方国家主导的市场秩序的扩张有关，也跟德·索托说的“过去40年里，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以及“全世界范围内的通讯革命”（第204页）有关。总之，在德·索托这里，知识问题不是个大问题。

第二个问题，即调查社会契约，则是一个管理问题。这需要极其艰苦的努力，特别需要政府管理部门和有关律师的努力，但这一问题的解决没有太大的政治障碍。“法律必须来自于人民口中”（第197页），因此要进行所有权法律的改革，就必须广泛了解遍布城乡的惯例、规则、行为。这里的问题是，这些社会契约对所有权的表述，“没有充分地形成文字，不能互相交换，不能在其所处的地理范围之外大量投入应用”（第205页）。虽然对于身处于社会契约之中的人来说，“不合法的所有权制度非常稳定，具有深远的意义，但它们确实是在较低的系统层次上运转，不具备相应的表述，使其能够方便地互相交流”（第205）。要建立完整的正式所有权法律，就“需要费心费力地把所有零星的资料集中起来”（第207页）。而要获得这些资料，“唯一方法就是和那些深深地参与其中的人取得联系”（第208页）。德·索托相信，“一旦政府知道了到哪里去寻找不合法的所有权表述并能接触到这些表述，它们就已经找到了通向非正规社会契约的阿里阿德涅之线”（第209页）。在获得大量不合法所有权的文献记录基础上，政府“就能将其‘分解’，从中确认不合法社会契约的原则和规律”（第210页）；然后再和正规法律进行对照，“了解它们的协调程度和相异程度”；最后，政府就能明白如何使二者互相调整以适应对方，从而“建立起一个关于所有权的调整性法律框架——这是面向所有公民的普遍性法律的基础”（第210页）。德·索托坚信由此建立起来的所有权法律框架，“完全合法，同时又可以执行，因为它反映了国家中合法与不合法的现实状况”（第210页）。当然，在此过程中，还需要发挥律师们的作用，需要鼓励他们“走出法律图书馆，走进不合法的社会部门”，“检查‘人民的法律’并理解其逻辑”（第211页）。

相对而言，在德·索托眼中，上面两个问题还都容易解决，最难以解决的恐怕是特权阶层对变革的阻碍问题。德·索托警告说，“不要忘记，推行法律制度改革意味着要打破现状。这就变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第211页）。打破现状，显然就必须面对利益受损的特权阶层，那么如何应对他们的阻碍呢？

首先，德·索托劝告发展中国家的特权阶层，“对变革的抵制是无法接受的，因为要求变革的呼唤来自于人民大众”（第98页），他呼吁特权阶层不要无视人民对所有权法律变革的要求。

其次，除了劝告外，德·索托也运用了利诱的方法。他向特权阶层说明，建立遍及全体国民的正式所有权制度，解放穷人的潜在资本，从整体上有益于社会，自然也有助于特权阶层财富的增加。他以穷人房屋建造、公共服务设施延伸、银行和保险部门业务增加等为例，来说明，穷人现在占有的不合法资产一旦获取正式的所有权，特权阶层的产业就会从中获取可观的回报，与此同时特权阶层的财产，也会受到更多的尊重和保护，会有更多的“法律和秩序”（第217页）。因此，德·索托建议发展中国家政府，要让特权阶层支持改革，不要仅仅简单地呼唤他们的爱国主义或利他主义情绪，还要告诉他们“这样做能够增加他们的财富”（第215页）。大体上，对发展中国家能够消除特权阶层的抵制并进行法律变革，德·索托充满了信心。他认为，特权阶层终究会认识到，让穷人的所有权正规化，“根本不是对穷人的慈善行为”，“创造出有秩序的市场、使权利所有人担负责任、使具有明确的所有权凭证的房屋值得给予财务援助，就会产生出一个扩大化市场，使货币进入多数特权阶层的口袋”（第219页）。在他看来，特权阶层只要认识到这一点，就会“变成拥护改革的积极分子”（第219页）。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也会乐意这么做，因为这样的法律改革，“会使政府得到合法地位，使人们尊重官方的法律”（第219页）。

最终，德·索托将发起法律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特别是最高领导人（总统或首相）身上。德·索托呼吁他们承担起必要的责任去采取政治行动，因为“把法律的正规化当成一项普普通通的政治任务是不够的”（第212页）。他认为，“只有从这个高度，政府才能全面掌握从所有权制度革命中取得的成果；只有从最高政治阶层着手，改革才能得到全面的支持并消除惰性因素；只有政府的高层人士才能防止官僚内耗和政治矛盾来破坏改革进程”（第212页）。为此，德·索托给予这些最高领导人的建议是，“至少必须做到三件事：从穷人的角度看问题、吸收特权阶层、应付‘钟罩’的管理（即处理法律和技术上的官僚作风）”（第213页）。总之，在他看来，只要使用“精心谋划的策略来攻击现实中的种种障碍”，“准备好了敏捷灵活的法案”，就可以“使政府可以在大众的广泛支持下，用没有血腥的、不会中断的革命来实现法律的变革”（第211页）。

不过，考诸德·索托个人的经验（他所辅佐的从事法律革命的藤森总统，被军事政变推翻），以及世界上有太多的发展中国家难以发起（或不能成功地进行）法律改革的事实，我们可以发表“事后诸葛亮”的评论说，德·索托先生显然是太乐观了。确实，在前面所说的三个问题中，第一、第二两个问题并非大问题，而第三个问题才是真正致命的。古往今来多少合理化改革、迄今绝大多数贫穷国家望“钟罩”而兴叹，大多源于特权阶层的阻碍。在前面提到过的西方法律革命三条成功经验中，不合法部门民众的抗争和开明的政府领导人在发展中国家并不鲜见，但之所以发展中国家未能走上西方发达国家之路，恐怕更多的还是因为缺乏第三个条件，即选举政治或民主制度。一定程度上，这第三个条件是“路径依赖”条件（即道格拉斯·诺斯说的，在制度演进过程中，后面的选择依赖于前面选择所奠定的条件，因而一旦进入某一路径，行动者就会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乃至不断强化这种依赖）；没有这样的条件，政府领导人就感受不到民众的压力也得不到真正有效的民意支持，如此他们就既没有足够的动力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对抗特权阶层，以便完成法律革命。当然，各国国情和历史不同，个中原因极为复杂，此处不可能一一加以解说。

第五节　中国应该做什么？

在结束本章之前，我们来简单说说，从《资本的秘密》这本书的视角出发，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走上发达国家之路呢？

对中国人来说，德·索托有关资本问题所总结出来的如下启示对我们是非常有益的：“（1）包括穷人在内的所有人都有能力积累资产；（2）他们所缺乏的是能够把他们的资产转换成资本的综合所有权制度；（3）穷人不是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4）在西方国家的历史上，穷人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5）建立能够创造出资本的所有权制度需要和社会契约相联系，解放人民的手脚”（第251页）。

德·索托说得很对，“在经济繁荣时期，人们往往没有时间用于深入的思考。然而，各种危机能够突出头脑对秩序和困扰的解释的需要”（第238页）。在经济低速增长已成常态、国际经济政治形势日益复杂的今天，确实是深入思考中国未来发展的良机。中国该做什么？显然不是简单地扩大对外扩大开放，因为“继续呼吁开放经济而不面对现行的经济改革，只是为少数特权阶层开放了门户”（第251页），肯定也不是简单地依靠科技创新或者发展民营经济，因为那样获得的好处依然是归少数人所有。

那应该做什么呢？用德·索托的语言来回答就是，“创造资本”！如果说，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是在“创造市场”、增加交易机会的话，那么自今而后的任务应主要是“创造资本”。如何创造资本？德·索托说得很清楚，那就是打破“钟罩”，破除所有权隔离，创造出有利于穷人而不是特权阶层的法律制度，以保护全部国民的正式所有权。如何打破钟罩？关键在于，“使那些根据不合法协定掌握资产的普通人能够进入合法的所有权制度”（第103页），就是说政府必须在吸收和融合社会中大量非正式甚至不合法的所有权协议基础上，将现行所有权法律制度改造成遍及所有人的正规的所有权制度。

因此，按德·索托的说法，当前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应该是，认清将民间（特别是穷人）根据不合法协定掌握的资产转化为资本的重要性，进行法律制度的变革将这些不合法协定融入正式所有权制度中，从而创造出资本来引导经济进一步的发展。不要再对那些存在于正规所有权制度之外的资产视而不见，这些“表面上的不合法现象并非犯罪，而是社会底层的‘立法部门’和社会上层的立法机关相互抵触”（第104页）。一国发展不可能让大量人口长期生活在法律制度之外，任由他们的所有权受非正式规则的调节。德·索托会给出的建议是，中国必须像当年的西方国家那样，进行所有权制度革命，把种种不合法协定与正式法律制度结合在一起，“建立起一座法律和政治上的结构、一座桥梁，使其与人们自己制定出的不合法协定相连，让人们能高高兴兴地跨过这座桥梁，进入包罗万象的新正规社会契约”（第196页）。

如果用德·索托的眼光来考察中国，可以发现中国在正规所有权制度之外、不能转化为资本的资产（或者说僵化的资本），至少有以下几种。

（1）人力资源。在当前歧视性的户口、居住、福利、社保等制度隔离下，多数国民尤其是农民的人力资源，并不能顺利地转化资本，不能在统一的、遍及所有人的劳动力市场上得到合理的估价。这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德·索托没有提及，但完全符合他的理论。

（2）农村土地。农村居民占有的土地，不能买卖、抵押，无法以之为基础获得资金用于进一步发展。因而，这样的土地只是僵死的资本，不能充分产生剩余价值。相形之下，城市土地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资本，只是批发权垄断于政府之手，并有70年使用期的限制。

（3）小产权房。德·索托一再强调的城市穷人房产，在中国最为现实的体现就是城市周边的小产权房。由于小产权房所在土地的所有权名义上属于集体，因而它就不能成为可以进一步创造剩余价值的资本。

（4）资源性矿山。在正式所有权制度下，全部矿山都为国有。但在实践中，大量资源性矿山实际上为私人非法占有或者基层政府官员真实掌控，由此导致大量的乱采行为和普遍的官商勾结。在这样的所有权制度下，资源不能得到有效开发，国家无法有效征税，只是让少数特权阶层获利。

（5）非法或非正式企业。在严格的企业登记与退出制度的隔离下，大量企业处于非法或至少非正式的状态。遍布城市大街、像游击队一样东奔西走的摊贩，以及分布在城市周边的“黑”作坊，即是明证。他们缺乏正式所有权制度的保护，资产不能转化为资本。

当然，在中国，僵化的资本还有很多其他的表现形式。可以相信，如果按照德·索托的说法进行中国的法律制度变革，将上述资产转化为资本，将穷人解放出来，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将会有充足的动力。试想，仅仅是将目前僵化在农民手中的土地转化为资本，让农民获得有法律保障的所有权，就会为中国增添多少资本？愿意继续种田的农民，可以以土地为抵押从银行获得资金，银行也乐意从事这样低风险的放贷；农民可以在权利清晰的基础上，进行相互的合作，如通过股权合作实现土地的集中或公司化经营；不愿意种田的农民，可以出售土地而获得在城市创业的资金。这一过程，事实上也正是波兰尼或者哈耶克所说的，市场原则在土地要素领域的扩张。

不过，需要交代的是，以上的说法是从《资本的秘密》一书的逻辑出发，就中国在创造资本、改革资产所有权方面可能得到的建议。由于历史和国情的不同，中国在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可以参考但不必照搬德·索托的建议。归根到底，中国只能走自己的道路。

(1)　德·索托著：《资本的秘密》，王晓冬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以下凡引用自该书的文字，不再交代版本信息，只用文中夹注标明页码。

(2)　布罗代尔著：《资本主义的动力》，杨起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1—22页。

第十二章　《公共财政与公共选择》：现代国家中的财政制度选择

本书的目的，是运用财政政治学解读经典著作来理解迄今为止的中国国家转型。通过文本的解读，我们一起考察了在中国从帝国向现代国家转型过程中基本制度与运行原则的变化，也看到了世界范围内的国家转型活动及现代制度的运行。在已经解读的经典著作中有一些跟财政密切相关，也有一些表面上看起来与财政关系不大，但它们却是理解现代财政制度运行的基础。在现代国家，财政运行依赖于市场经济与私人产权这两种基本制度；可这两种制度在中国走向现代国家的进程中，曾受到特别严重的质疑，包括财政制度在内的全部国家制度尝试过依托于相反的制度（即计划经济与纯粹国有制）。时至今日，在中国乃至在全世界，就现代国家建设而言，几乎已终止了这种尝试。但是，对这种尝试的理论反思，仍需进一步进行。本书在前几章进行的文本解读，可以为这样的反思提供一些帮助。

本章选择的文本是《公共财政与公共选择》，相对于前几章的文本来说，主题更集中于财政问题。不过，需要交代的是，这本书所探讨的财政问题，在相当程度上针对的是欧美这样的现代国家；就是说，已经完成国家转型的国家，该如何选择必要的财政手段来治理现实中的社会问题？

此时思考的路径大致上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给出理想的财政目标和财政手段，要求政府遵此奉行；另一个方面是给出合理的规则程序而不是具体的目标，要求政府按规则行事，让社会产生结果。我在第一章评论“黄宗羲定律”时说到过的配置范式与交易范式，就对应着这两者。相对而言，前者在一定程度上强调结果至上，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强调规则或程序至上。在本章选择的文本中，分别将这两种思路称为马斯格雷夫所代表的“公共财政”和布坎南所代表的“公共选择”（正如书名所显示的）。在《公共财政与公共选择》一书中，马斯格雷夫概括了有关公共品提供的两种模型(1)，也大体反映出这样两种路径：一种是假设一个仲裁者掌握人们的偏好，在此基础上考虑公共品有效供给的效率条件，这实际上是马斯格雷夫开创并由萨缪尔森加以完善的模型；另一种是维克塞尔创立的，运用投票表决程序代替市场来解决公共品的有效提供问题，布坎南很大程度上运用的就是这一模型。当然，这两种思路并非全然抵触，在很多具体的政策和制度上二者看法事实上是相通的，彼此的批评也促进了财政学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

《公共财政与公共选择》这一文本还告诉我们，在现代国家选择财政制度至关重要。正如布坎南在比较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不同时强调的，社会科学致力于选择制度，努力构建更为美好的现实世界，“对物理学家而言，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解释现实为什么如其所是，几乎不去注意其他可供选择的结构。对于社会学家而言则恰恰相反，由于强调预先假定社会现实本身具有人为性而不是纯自然形成的，大量努力的背后的诱导力量就在于人们认为现实世界也许应被重建或改革，这样我们的世界将更加美好”（第10页）。对正走向现代国家的中国而言，借鉴欧美国家在财政制度选择方面的经验教训，显然有助于进一步帮助我们更好地走向现代国家并更好地实施国家治理。

《公共财政与公共选择》这本书，文本上是按两位财政学大师马斯格雷夫和布坎南在一次研讨会上讨论与对话的议程编排的，具有非常丰富的内容，特别是涉及20世纪许多具体的财税政策设计。本章在解读时不可能按照这一顺序来进行，更不可能陈述所有的内容，只能在简单介绍两位作者与著作内容之后，集中于以下两个主题来叙述：（1）用财政来控制政府；（2）财政学中的道德观。

第一节　马斯格雷夫、布坎南与《公共财政与公共选择》

《公共财政与公共选择》这本书，是在为期一周的会议文献基础上编排而成的。严格地说，它并不是一本标准的学术著作，称其为经典也有些过誉。可是，参与本次对话的马斯格雷夫和布坎南两人，实在是太经典了。事实上，若排除掉这两位财政学大师，20世纪的财政思想史就不知如何写作了。基于此，两位大师在会议上对自己学术经历与学术思想的介绍，尤其是二人在基本财政问题上的交锋，也不能不变得“经典”起来。而且，对于读者而言，通过阅读二人的对话录来了解他们的思想，也相对容易一些。这是本书最终选择该文本的原因所在。

一、马斯格雷夫、布坎南其人

我们先来看一看这本书的主要对话者之一，马斯格雷夫教授。

马斯格雷夫（Richard Abel Musgrave，1910—2007），是20世纪最重要的财政学家之一，公共经济学的主要奠基者，也被一些学者称为现代财政学之父。

在《公共财政与公共选择》一书反映的五天会议的第一天，本次会议的主持人介绍了马斯格雷夫这位大师，马斯格雷夫本人也叙述了自己的部分经历。我们这里再简单提一提。马斯格雷夫出生于德国的柯尼希施泰因（Königstein），父亲的职业是药剂师（chemist），同时也是一位作家和翻译家，爷爷是语言学教授，母亲的家族从犹太教改信为天主教，因而马斯格雷夫有犹太血统。在慕尼黑大学就读期间，马斯格雷夫从文学领域（他曾梦想成为舞台指导）转到经济学领域，并于1931年转到海德堡大学学习，第二年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1933年，他交流到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学习，在此获得了第二个硕士学位。1937年，马斯格雷夫从哈佛大学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在这里一直工作到1941年。后来，马斯格雷夫在华盛顿作为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经济学家，从事研究工作到1947年。在这之后，他先后任教于美国几所著名的大学，像密歇根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与此同时，马斯格雷夫还多次担任美国政府的顾问，并担任了玻利维亚、韩国等很多国家的经济顾问。他是美国人文和科学院院士、美国经济学会成员、财政学国际学会荣誉主席，还获得了包括“弗兰克·塞德曼（Frank E.Seidman）政治经济学奖”在内的多项荣誉，以及多所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财政学国际学会”还以他和他夫人的名字，于2003年创设了一项奖项，以表彰他的贡献。1981年马斯格雷夫退休，并于2007年去世。

马斯格雷夫教学与研究的领域，集中于财政学基础理论、税收政策与经济发展、税制改革等。马斯格雷夫的一生，为财政学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著作《财政学理论》（1959）为财政学奠定了基本的理论框架，“在过去的几十年内已成为财政学领域的里程碑式的经典名著”（第4页）。与他的妻子佩吉·马斯格雷夫合作编写的教材《财政理论与实践》（1973），多年来在美国高校中广泛使用。著名财政学家马丁·费尔德斯坦在2007年1月20日《纽约时报》的评论中，将马斯格雷夫的主要贡献概括为，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将财政学从描述性和制度性的研究转化为使用微观经济学和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工具来理解税收效果的第一人。马斯格雷夫的论文《财政自愿交换论》（1939）是财政学公共产品理论的奠基作，也是财政职能三分的起源处。他的论文《预算决定的多重理论》（1957）奠定了财政学中优值品理论的基础，该理论至今仍在财政学中被广泛讨论，当然也激起了很多批评，包括在此次会议上布坎南当面的批评。他与多玛（Evsey Domar）合作发表的论文《比例税与风险承担》（1944），可能是经济思想史上被引用得最为频繁的文章。马斯格雷夫也是倡导政府积极干预主义的主要学者，在我们选择的文本中，大家可以看到他始终认为政府应该是实现社会正义和有效经济增长的工具。

马斯格雷夫为何如此杰出？在《公共财政与公共选择》文本中，马斯格雷夫是这样形容自己的学术背景的，那就是“我的思想深深扎根于一种丰富多彩的思想体系……这种混合的学术体系对我而言大有裨益，并且使我多少有点与众不同”（第22页）。他的思想中混合了德奥学派、意大利学派和瑞典学派的学术思想，而且德国魏玛共和国理想与德国历史上表现良好的财政当局的经验对他也有深刻的影响。

接下来再看看本书的另一位主要对话者，布坎南教授。

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Jr.，1919—2013），生于美国田纳西州默弗里斯伯勒（Murfreesboro），是20世纪美国最主要的财政学家之一，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他也因此获得198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研究和著作集中于公共财政，并在公债、投票、宪政经济学和自由理论方面贡献颇多。

布坎南出生于美国内战中战败的南方，祖父辈对于战争刻骨铭心的痛苦感受深深影响了他，这是他对政府权力终身保持怀疑和警惕的成长背景。虽然出身名门（他的祖父曾任民选的田纳西州州长），布坎南却家境贫困，负担不起更高的学费，只能就读本州的师范学院。1940年布坎南大学毕业，获得数学、英语文学和社会科学（含经济学）三个学位。一年后，他从田纳西大学获得科学硕士学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布坎南从军服务。战后他回归学术，在弗兰克·奈特指导下，于1948年从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联邦国家中的财政公平》）。布坎南先后任教于弗吉尼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弗吉尼亚综合理工学院，1983年后受聘为乔治·梅森大学的教授。他是前面提到过的哈耶克所组建的“朝圣山学社”成员（一度担任过主席）、卡图研究所的资深成员，并获得过无数的荣誉（当然最有名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布坎南成长的环境中，平民主义思想的氛围一直非常浓厚。这种思想痛恨东部（以首都华盛顿为中心）的当权派，反对强盗般的工业巨头和金融寡头（以纽约为中心），因而布坎南鄙视东海岸知识精英的情绪来自于此。他坚信针对个人自由的政治约束应该降到最低限度（但不能降到无），在奈特的市场运行自发协调原理、维克塞尔对假设政府为仁慈君主的批评以及对集体决策规则的强调等思想影响下，布坎南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特别是在1955—1956年期间，布坎南作为富布莱特学者访问了意大利，奠定了他关注财政决策的政治结构、政治学模型化的终身学术取向。布坎南一生著述颇丰，有20多本著作、300多篇文章，主题集中于财政学领域，但涉及许多方面。他的主要著作几乎都已翻译成中文，如《公共财政与公共选择》文本中提到的《同意的计算》《征税的权力》《规则的理由》《自由的界限》《赤字中的民主》《原则政治，而非利益政治》等（其中《征税的权力》《规则的理由》二书合集在中文版《宪政经济学》中），另外文本中未提及的如《民主过程中的财政》《宪政秩序的经济学与伦理学》《宪政的经济学阐释》《成本与选择》等也已出版中译本。他的自传性文集《胜过耕田》（1992），为我们提供了有关他的生平与著作的进一步信息，此处不再多说。

布坎南是以“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创始人而闻名于世的，而公共选择理论又被进一步地理解为运用经济学分析方法来研究政治问题的一个派别，或者说是“政治经济学的弗吉尼亚学派”。在经济学（特别是财政学）领域，过去通常将政府假定为坐等经济学家提供政策建议的仁慈君主，即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天然追求者。这样一种假设虽然受到维克塞尔和一些意大利学者的批评，但布坎南发现，直到他的时代，该假设仍占主流地位。于是，他在学术上呼吁摒弃将政府假设为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追求者，坚持将经济人分析方法贯彻到研究政治家和官僚的行为中去，他认为是这些人行为的合力才构成政府的行为。在他的影响下，经济学广泛兴起了对投票、选举、官僚政治等行为的研究，探索在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假设基础上，政府行为（或集体行为）是如何从个人行为合力中产生的。在科斯影响下，企业理论也取得了进展（即企业也非天然的利润最大化追求者，企业行为是企业内主体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合力结果）。于是，经济人假定这一分析工具统一了对市场、企业和政府三方行为的研究。不过，对公共选择理论集中于探讨制度内的选择行为，布坎南在后期越来越不满意。在他看来，投票人、政治家或官僚的行为最终决定于制度，而制度本身是可以选择的。只研究制度内的选择而不研究对制度的选择，忽视了规则或程序在政治中的意义。“对制度的选择”事实上是一种立宪行为，因而后来布坎南对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更多地侧重于探讨规则和制度得以选择或者产生的过程，他将这样的研究取向称为“宪政经济学”或者“财政立宪主义”。在他的影响下，加利福尼亚州和美国其他地方的公民，兴起了平衡预算宪法修正案的运动（即在宪法中加入强制性预算平衡的条款，以约束政府行为）。

这场讨论会的主持人，强调了马斯格雷夫和布坎南二人有一个共性，那就是都受到了用德语写作的瑞典学者维克塞尔的影响，“威克塞尔(2)是联系两位大师的桥梁，如果我们将他称为这棵不断演进的公共经济学大树的共同先驱也绝非过誉之辞”（第5页）。为什么说维克塞尔是联系两位大师的桥梁呢？这是因为，从维克塞尔1896年发表的《财政理论考察》那篇论文中，“布坎南发现了个人主义方法论、经济人的原理以及他一生的著作都充满了的最具特色的将政治视为交易的观点”，而马斯格雷夫在维克塞尔和他的学生林达尔那里发现了自愿交换的观点和政府职能的划分（第5页）。在结束为期五天的讨论时，主持人再次强调了维克塞尔给二位大师理论体系上造成的影响，只不过又强调二人分别继承了维克塞尔思想的不同方面：布坎南继承的是“作为交易过程的政治”这种思想，认为它“体现了独立存在的个人走到一起只是为了做那些互惠互利的事情”，而马斯格雷夫更多继承的是维克塞尔“对公共产品的研究方法以及根据这种研究方法维克塞尔推导出来的公共产品应该免费供应的结果”（第193页）。这两种区分，反映的就是本章开始说的规则至上和结果至上的不同方面。

大致可以说，从这两位大师的成长背景看，欧陆国家的政治实践与学术思想的影响他们成长过程的共同因素。布坎南学习了德语和意大利语，曾在意大利访学，可以直接阅读欧洲学者的原著，并将维克塞尔的德语论文翻译为英语(3)。他是这样来描述自己的知识背景的，“奈特对于经济秩序结构特征的强调，威克塞尔对于集体决策规则能被调整以产生没有剥削的普遍偏好的结果的论证以及对经济学家们含糊不清的政府模型的批评，意大利经济学家对政治家动机的实事求是的研究——这些因素与我自己对自由主义的支持，对经济学家对政治现实的视而不见的反对以及我对阿罗不可能定理的观点融合在一起，构成了我研究和探索的知识背景”（第15页）。特别是维克塞尔的观点，对布坎南的影响颇深，正如他强调说，“威克塞尔的异议对我的思想就像真正的音乐一样，在我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形成的几个影响因素中，威克塞尔占有重要的地位”（第14页）。与布坎南相比，马斯格雷夫受欧陆财政学的影响就更明显了。他本人就是德国人，在德国成长并在海德堡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在成长过程中，马斯格雷夫深受魏玛共和国政治理想的影响，他评价曾用最美好的政治设计来建立的魏玛共和国说，这“是人类历史中的一次创举”，并追问“如果没有魏玛共和国，德国的历史将会怎样”（第23页）。而且，他一直浸染在德国财政学的传统中，特别是阿道夫·瓦格纳“一贯赞成的政府部门的职能对社会有益”（第4页）的观点始终是马斯格雷夫著作中的特色。在德国国家现代化历程中，“高效和运行良好的财政当局的形象一直保持着”并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特别是在19世纪最后十年（即在德国财政学的全盛时期）。这一历史印象，深深影响了马斯格雷夫对政府形象和财政职能的设定。所以，他竭力反对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学者给政府设定的另一种形象，认为“在懒散的官僚、追求自我权力膨胀以及腐败的官员的假设下建立的政府模型却描绘了一幅充满偏见的景象”，并抱怨说“这种模型的传播对于民主社会中的好政府具有破坏性”（第27页）。

二、《公共财政与公共选择》一书

《公共财政与公共选择：两种截然不同的国家观》一书的英文名为Public Finance and Public Choice：Two Contrasting Visions of the State，英文版出版于1999年，中译本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译者为类承曜。将英文版副标题所用的“Contrasting”一词译为“截然不同的”，可能不太准确，因为马斯格雷夫与布坎南在国家问题上看法差异虽然较大，但并没有大到“截然不同”的地步。所以，此处若将该英文单词译为“对比鲜明的”或者译为“差异极大的”，可能更为准确。

1998年3月23至27日，在德国慕尼黑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大学（即慕尼黑大学）的经济研究中心（该中心由马斯格雷夫帮助创建），举办了一场为期五天的讨论会。在本次讨论会上，布坎南和马斯格雷夫分别提交论文，然后二人针对对方论文进行评论，最后再与其他参会者一起共同讨论。在整理论文稿件与讨论录音的基础上，整理人再将稿件送交原作者和录音当事人核对，由此形成的文字最后结集出版，得到《公共财政与公共选择》这一文本。

《公共财政与公共选择》一书在文本的编排上，按五天的时间顺序进行。在第一天，先由主持人汉斯—沃纳·新（Hans-Werner Sinn）对两位对话者进行介绍，这形成了该书的导论；然后两位大师分别介绍自己的思想渊源与学术经历，并特别地跟大家一起分享对财政学基本问题的思考（尤其应注意布坎南对普遍性规则的强调和马斯格雷夫对公共品供应两种模型的说明）；最后是有部分听众一起共同参与的讨论。除了这第一天的内容外，其他四天，有两天是马斯格雷夫宣读论文、布坎南答复，另外两天则换成布坎南宣读论文、马斯格雷夫答复，每天的最后环节都是有听众参与的讨论。注意，会议参与者大多也是著名的财政学者，如佩吉·马斯格雷夫、尼斯卡宁等人。听众参与时各自讲述的内容，也基本上被收录到文本中来。

在第二天至第五天，马斯格雷夫和布坎南探讨的主题有以下几个。

（1）“财政的任务”，即财政职能问题。这一天由马斯格雷夫来宣读论文，重点探讨财政在公共品提供、转移支付、宏观调控等方面可以发挥的职能。这几方面，对应了他一直以来提倡的财政职能三分框架（效率、公平、稳定）。另外，他还顺带谈论了公共部门规模和税收改革等问题。布坎南在答复时提到，他与马斯格雷夫在财政职能方面分歧的根源在于“马斯格雷夫信任政治家，我们不信任政治家”（第68页），而这又与前述二人成长的环境有关。

（2）“对政治行动的约束”，即财政宪法问题。这一天由布坎南来宣读论文，其内容主要集中于如何运用恰当的规则来约束政府的行动（尤其是关于公共品或预算规模的决策），其最终结论是应该在宪法层次上用普遍性规则来规定集体行动的范围。马斯格雷夫在答复中强调规则的约束作用不仅针对国家行动也应约束个人行动、布坎南已经从只重视规则而轻视结果变成开始重视部分结果，他还强调在民主社会中行动的主体是由个人组成的集体。

（3）“财政联邦制”，即财政事务的空间布局。这一天由马斯格雷夫宣读论文，他分别阐述了单一制国家和联邦制国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如何在公共品供应、收入分配和宏观稳定方面展开分工和合作，以及地方政府间的相互作用问题。布坎南在答复中强调自己是从政治哲学而非财政学家的视角来研究联邦制问题，更多地重视联邦制下政府竞争对政府权力的约束作用。

（4）“道德、政治和制度改革：诊断和处方”，即财政学中的道德问题。这一天由布坎南宣读论文，他主要是构建道德三个模型（道德无政府状态、道德共同体、道德秩序），重点强调道德秩序（实际内容指的就是哈耶克说的扩展秩序中的道德状态），认为目前过于扩张的公共部门伤害了道德（或者说社会资本）。马斯格雷夫在答复中批评布坎南夸大了公共部门对道德的伤害，并强调说公民个人履行共同的义务这一必不可少的道德要求被布坎南的模型忽略了。

以上主题都是财政学中极为重要的问题，也是两位学者终身关注的话题。当然，这些话题在现在的财政学特别是在中国财政学中关注得极为不够。二位大师在阐述与反驳过程中，也为我们展现了他们的逻辑力量及其对现实问题的深刻洞察。在讨论环节中，听众的参与也颇有看点，许多时候可以激发我们进一步的思考。

接下来对《公共财政与公共选择》一书的解读，将打破上面的顺序，主要按本章设定的两个主题逐一地进行，部分内容事实上散布在全书的范围中。

第二节　用财政来控制政府

公共部门正在逐渐变大，这是自19世纪末德国财政学家阿道夫·瓦格纳提出公共支出不断增长法则以来财政学界的共识。但在公共部门是否已变得过大、该用怎样的方式来控制公共部门（或政府）等问题上，财政学者的意见并不一致。在这本书中，马斯格雷夫、布坎南两人对该问题的看法被收录在内。当然，以布坎南为首的学者所提倡的宪政经济学或财政立宪主义，在此方面的论述更多。

一、公共部门是不是已经变得过大？

一百年多年来，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无论从就业人数看还是从支出规模看，都处于不断膨胀的状态。工业国家的财政支出规模，在20世纪初大约为国民收入的10%，到20世纪末上升为平均40%左右。阿道夫·瓦格纳提出来的“公共支出不断增长法则”，在经验上完全正确。可是，对于公共部门是否已变得过大，布坎南和马斯格雷夫两位大师意见呈现出严重分歧的状态。

（一）布坎南的肯定回答

布坎南对公共部门是否已经过大这一问题，给出了非常肯定的回答。在他看来，公共部门过大是由二战后巨大的社会福利开支带来的。就是说，养老、医疗、社会救济等福利开支（大多表现为转移支出），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为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中的“天赋权利”。在民主制度下，由于中低收入阶层掌握着选票的力量，因而福利开支被视为不可剥夺的权利。可是，中低收入阶层在累进税制下很少承担或几乎不承担税收负担，由此造成原来以税收牺牲控制福利欲望的想法落空，财政谨慎原则也因此被抛弃，“民主政体抛弃财政谨慎的原则似乎是不负责任的财政最明显的原因”（第17页）。

布坎南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在19世纪下半叶德国和意大利学者那里有一个简单的想法，那就是在财政方面，可以由民众自行衡量“公共支出带来的效用和自己因此承担的税负牺牲”，以便决定是否进行公共支出或者判断税收是否物有所值。可是，在现代普选民主制度下，民众一方面要求社会福利性质的转移支出，另一方面又不愿意缴纳税收，即“一方面是要求转移支付，另一方面又抵制税收”（第157页），由此带来现代国家内在的深刻的财政危机：“政府面临着无穷无尽的人们认为是应该得到的各种各样的要求权，同时政府无法获得足够的税收收入去满足这种要求权，政府甚至不能满足最低水平的建设基础设施的需要”（第168页）。布坎南强调，这样的危机，主要是由“目的性强的分配目标引起而不是由出于对公正或正义的一般性考虑引起。现代福利民主国家中发生的财政危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这种矛盾造成”（第157页）。

对公共部门的膨胀，布坎南表示深深的忧虑，认为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好像正在同时从不同的方向陷入无政府的混乱以及失控的庞大的政府机构给我们带来的强制。民主制度好像无力控制本身被滥用”（第17页）。而由此带来最为突出的后果，就是下面将说到的道德问题，“在私人行为和公共行为中我们观察到的大量道德败坏现象，究其根源就是相对于整个经济公共部门规模过度膨胀”（第163页）。

（二）马斯格雷夫的批评意见

对于布坎南上述比较悲观主义的看法，马斯格雷夫极不赞同。

首先，在他看来，公共部门增长有合理的理由。它的“扩张并不是偶然形成的，也不是一种就像通过简单更换火花塞就能修理好的技术故障”（第175页）。他说，“政府支出的增长，如瓦格纳论证的，并不是一个随机事件，而是一个‘法则’，其原因可追溯至三个主要因素：经济中的结构性变革、社会的民主化和对社会正义的日益增加的关注”（第48页）。当然，政治权力分配和制度的变化，包括社会态度的变化，都是可以用来解释公共支出增长现象的合理因素。在他看来，公共部门的扩张更基本的因素是，它“反映了由于大众民主程度的提高导致的人们需要的改变，也反映了公众愿望和阶层的变化”（第175页）。不过，马斯格雷夫并不赞成用多数投票机制来解释公共支出的扩大，他认为“多数裁定原则既可能导致规模太小的预算也可能导致规模太大的预算”（第49页）。

其次，马斯格雷夫延续了欧陆学者对国家生产性的看法，认为政府并非仅仅是消费性的，因而不应过分地限制政府的支出，更不能简单的追求预算平衡。他说，“将政府作为‘支出者’或消费者而将私人部门作为储蓄者和投资者的这种流行的论点是错误的，特别是如果将政府对教育或健康这种人力资本的投资也包括进来的话，典型的这类政府投资在政府支出中的份额往往超过私人支出中的投资份额。再说，一定的公共投资例如交通、教育和科学研究从本质上看对于经济增长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第50页）。基于对政府支出（至少是相当部分的支出）具有生产性的认识，马斯格雷夫主张“将预算程序划分成经常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预算是十分重要的”，对不同类别的支出也应有不同的约束规则，“经常性支出应当服从现收现付制的财务制度，而经济逻辑要求资本预算应由贷款的方式融资，除资产在整个使用期内的折旧之外”（第50页），这样一来，布坎南所主张的“整个预算的平衡法则是个坏的经济学法则”（第50页）。因此，马斯格雷夫主张，在财政支出规模的问题上，解决问题的“目标应该是改善预算的表现而不是削减预算”（第50页）。

最后，马斯格雷夫认为，社会的发展、国家的繁荣离不开政府的积极活动和大规模的财政支出。他说，“为保持社会的繁荣，市场和一个合理的强大的公共部门都是必须的，二者缺一不可”（第49页）。而布坎南“他将公共部门增长作为道德崩溃的原因，这种评价确实太夸张了”，因为“要考虑到公共部门导致了文明生活并促进了生产效率提高，包括教育和公共保健的改善”（第174页）。在有庞大公共部门存在的现代国家，“虽然并不是一切都尽善尽美，但是将所有的这些坏的方面全都归咎于公共部门的增长未免有些牵强附会”（第174页）。

二、怎样运用财政规则来控制政府？

在怎样控制政府的问题上，布坎南基本秉承了将政府看作“必要的恶”这一自由主义的观点，认为关键的是要运用规则的强制约束性作用，将政府的职能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尤其是要将支出控制在适当范围内）。而马斯格雷夫则更看重政府带来的积极作用，强调规则的能动作用，认为与其消极地控制政府规模不如告诉它去做正确的事，在此基础上就可以确定正确的预算规模，而不必硬性规定具体的支出规模。

（一）布坎南对规则约束作用的强调

布坎南显然对政府充满着不信任，前面说过这部分源于他个人的成长经历，他也总结自己与马斯格雷夫的差别在于是否信任政治家（第68页）。

从不信任政治家出发，布坎南不赞成马斯格雷夫从结果主义出发对政府所能发挥的积极职能的强调。虽然他也看到政府的必要作用，但认为“政府有益职能的美好理论在现实中却没有一个美好的经验基础。例如，公共产品仅仅解释了GDP的10%”（第194页），可现实中政府支出要占GDP的30%以上。就是说，占GDP 20%的财政支出无法得到公共产品理论的支持。与此同时，他反对马斯格雷夫提出的优值品（Merit Goods，在《公共财政与公共选择》一书中译为有益物品），即消费者对该产品的评价低于其应有价值的产品。他评价马斯格雷夫这一概念说，“我一直没有理解他的有益物品的概念”（第65页），因为政府实际上可以将这种家长主义的观点作为依据，为它想干预的任何消费补贴或福利计划辩护。

正因为不信任政治家，布坎南高度赞成维克塞尔对经济学家同行的尖锐批评，那就是毫无疑义接受这样的假设，把政府模式化为“一个仁慈的君主，简单地等待经济学家的建议”（第14页）。与此同时，他也批评阿罗他们“好像在某种程度上想将规范的价值赋予一些不能自圆其说的‘公共利益’或‘社会福利’等虚幻的概念，这些概念与组成团体的个人的偏好毫不相关”，并质疑“社会福利函数”概念的意义（第14页）。布坎南认为，正是在结果主义或者社会福利函数指引下，“在政治生活领域，各地的政府，社会主义者和非社会主义者，总是不自量力地想干一些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他们许下的诺言都以失败而告终”（第17页）。更有甚者，政府的许多行动，事实上是政府部门内部的行动者或社会特殊利益集团的寻租行为，政府行动的后果是在财政上剥削或歧视了社会中的其他人。布坎南举了一个例子，即他曾经运用公共选择理论，准确预测了1986年美国税制改革的结果，这证明用寻租动机来解释国会税制改革行为是正确的（第67页）。

所以，基于对政治家的不信任和对市场运行机制的信任，布坎南得出了他有关约束政府的主张。在他看来，在现代民主政治中有两类约束：“一种约束形式是影响为进行集体决策而确立的规则（因此本质上是程序性的），另一种约束的形式是影响一系列准许的结果或解决方法，这些结果或方法按照任何一种同意的程序都可能被准许（因此，本质上是范围限制）”（第89页）。布坎南后来又再次表述了这两类不同的约束，“一类约束可能对服务于集体选择的规则或程序起作用，另一类约束则可能直接作用于在任何决策规则下产生的一系列结果或状况”（第94页）。布坎南遵从维克塞尔的教导，将重点放在规则或程序上（尽管后期他也对部分结果进行强调）。从规则方面约束政府的想法，后来演变成相对完整的财政立宪主义主张。

布坎南认为，之所以需要财政立宪，是因为只有在立宪阶段，人们才能超脱于一时一地之争，而专注于规则的公平和正义。换言之，在此时达成的有关政府财政收支的规则，才能真正发挥约束政府行为的目的，而不受制于一时一地的状况影响。

布坎南所主张的财政立宪思想，内容上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平衡预算的宪法约束。布坎南强烈反对周期平衡和“充分就业平衡”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保持预算平衡，以财政收入的有限性来约束政府的行为。他指出，目前的政治运作过程更倾向于创造赤字。为了弥补赤字，政府常用的手段是发行公债。而政府发行公债，受益者是当前的人，偿还负担却由未来的人承担，政府行为因此缺乏真正的有效约束。因此，必须在宪法上增加要求平衡预算的条款。与此同时，还应设立能起特殊调节作用的具体规则，一旦支出与税收的变化超出平衡界限，这个机制便会自动反应促使预算恢复平衡。在我们选择的文本中，布坎南介绍，自己在《赤字中的民主》一书中，“推导出的规范性结论就是支持在美国实施预算平衡的宪法修正案”（第18页）。

（2）税制的立宪选择。布坎南认为，财政支出的构成与规模决策，应在财政决策的日常运行过程中做出；而税收结构与水平的决策，应在立宪阶段就做出，一旦确定就应相对稳定，从而为之后所有的公共支出提供资金，用相对固定的收入来控制财政支出的日常安排。在立宪阶段就确立税制，既可以使纳税人对未来税负有比较准确的预期，又可以防止特殊利益集团操纵日常决策程序来剥削他人。这是因为，在立宪阶段每个人对未来可能仍处于理性无知状态，如此纳税人才会公正地支持一个最佳税收结构方案，这样的税制也才可能是公正合理的。布坎南引用哈耶克强调的“按照普遍性原则制定的法律制度是自由社会的必要特征”（第20页）理论来加以论证，声称“如果大多数政治决策，包括与税收和财政支出有关的政治决策，普遍适用于——也就是无歧视——政治社会中所有的阶层和团体，那么现代分配政策被极度滥用的现象也许会销声匿迹”（第21页）。

（3）税收与支出的限制。现在的财政制度，没能将税收和支出控制在必要的限度内，也不能反应选民的意愿。由于财政制度对税收与支出缺乏必要的限制，税收方面就会出现财政剥削。因此，布坎南建议对财政收支进行限制，这种限制不是具体的逐一限制，而应是立宪的限制，包括程序限制（通过决策过程间接限制财政结果）和数量限制（直接限制财政结果）两个方面。在程序限制中，布坎南提出特殊的多数决策规则（即超多数同意或一致同意规则，第19—20页）、支出与税收同时决策、预算平衡（第20页）、各级政府税收来源和政府职能划分等方法，来避免财政剥削、减弱政府的过度支出倾向。数量限制包括规定支出与税收在GDP中所占的份额（他建议为“25%”，第165页）、税基限制和特定税率的直接立宪限制等。

基于对普遍性约束规则的信仰，布坎南坚决反对累进性的个人所得税，认为它给了政治家太多的寻租机会。根据普遍性原则，布坎南设计了一种“平税与等补”方案，即“对所有的收入征收统一税率税或比例税，同时以人均等额拨款的形式进行转移支付”，他认为“这种做法看起来大体上满足普遍性准则的定义要求”（第93页）。前面说过，基于公共选择理论中的寻租理论，布坎南曾经正确预测到1986年美国累进性所得税制改革的结果，这一结果也支持了他对累进税制的反对。他说，“按照公共选择的观点我推测国会已经榨干了租金，国会已经将这些由税法漏洞产生的租金销售出去而获得收入。因此国会能够将所有的漏洞清除干净并且削减税率，然后在更宽的税基上立即开始再次提高税率，这样国会就有机会增加更多的收入，这正是国会所做的事情。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旦国会将过去所有的租金用完，它就能再次销售新租金”（第67页）。

除了以上观点之外，布坎南还高度赞成通过财政竞争来达到约束政府行为的目的。他首先赞成欧洲联合走向联邦制，认为“事实上向联邦制或联邦方向的发展会限制或可能严格限制他们自己国家政治家和官僚将成本强加在他们头上的权力”。其次，他认为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是有益的，“在一定的意义上，财政竞争正在给予人们，个人，作为资源的所有者和作为居民，一种退出权。如果拥有一种退出权，如果有机会离开，那么必定对于那些想通过政治结构或官僚结构对你进行剥削的人施加纪律上的约束”（第136页）。

（二）马斯格雷夫对规则能动作用的强调

前面说过，德国财政当局在德国国家成长过程中的良好表现以及魏玛共和国的理想，促使马斯格雷夫信任政治家，相信政府能够发挥有益的作用。从这样的起点出发，马斯格雷夫的观点与布坎南的就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不过，我们要说，就像前面交代过的，马斯格雷夫与布坎南的观点并没有达到截然不同的地步，事实上二者仍有不少相同的地方。

第一，二者都认为国家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只是在作用程度上两个人有差别。本次会议的主持人在介绍布坎南时，说他“对价格机制的最优资源配置功能这点深信不疑”（第5页）是对的，但说他“具有反国家、反政府和反权威的思想倾向”（第4页）则有些过了。事实上，布坎南并不反国家，正如他形容自己“从来就不是一个宣称政府应无所作为的无政府资本主义者”（第64页）。相反，布坎南深刻认识到政府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因此他“从来也没有否认社会性机构的提高效率的作用”，他认为“显然必须建立合法的框架，为财产和契约提供保护，这种保护只能由社会性机构提供”，同时“需要保证货币价值一定程度的可预测性以及维持竞争性市场的运行”（第64页）。因此他自己说，在以上内容方面，他“和马斯格雷夫之间完全没有争论”（第64页），同时对国家既能做许多好事也能施加负面影响这样的看法，二人的观点也没什么差异。

第二，在应该运用基本制度来约束政府或民选官员方面，二人肯定是一致的。“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对政治权力的运用进行某种约束对于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是必要的”，布坎南说：“在这点上我和马斯格雷夫不可能有什么分歧”（第82页）。就民主制度应该包含以下内容（这也是国家转型的方向所在），二人也不会有很大的争论，“集体性机构必须定期举行选举而且有可能被其他的机构取代，允许所有的公民都拥有平等的投票权，对于在政府机构任职的资格几乎不做限制，对代表的选举和在立法会议上的决策制定确立明确的投票规则，对授予非选举产生的官僚和法官的权力要加以限制”（第82页）。当然，相比之下，布坎南表示自己更重视对议会施加约束，“不仅需要对议会的行为设置界限，使其行为在可接受的范围内，而且这种约束不少于甚至应多于对非民选的统治者的约束”（第83页）。

第三，约束政府的方法上，二人虽然有比较大的差异（如我们这本书的书名所显示的），但仍有共同之处。比较广泛的看法认为，马斯格雷夫是结果主义者（只重视结果而不问规则），而布坎南是规则主义者（只重视规则而不管结果），但马斯格雷夫认为，“我们两个都认为社会的运转必须有规则”，并觉得布坎南接受了他的如下观点，即“不得不设计规则以便产生结果，这些结果不能从规则中得到”（第40页）。而布坎南则明确地说，“结构和规则不得不建立在一些关于结果和方式的预测的基础上。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永远都不能摆脱结果主义”（第41页）。而且，跟布坎南反对将政府看成是仁慈君主的看法相似，马斯格雷夫也不赞成将政府看作是“开明专制者”。他说，“国家也不能被看成将个人同化为一个‘整体’的组织单位，或被当作一个了解并满足他的臣民需要的仁慈的独裁者。相反，我认为国家可被看成是个人参加而结成的合作联盟，形成该联盟就是为了解决社会共存的问题并且按照民主和公平的方式解决问题。简而言之，国家是以个人成员的共同利益为基础并且要反映这种共同利益的契约性组织”（第22—23页）。就二人都“真正地从作为集体生活的参与者个人的角度出发考虑所有的事情”（第40页），布坎南将自己与马斯格雷夫都称为“契约论者”。

说完了相似之处，我们不得不说，这两个人确实是有差异的。相比于布坎南，马斯格雷夫更赞成政府对市场的积极干预，这源于他对“规则”功能的理解。因为他不仅看到了规则具有布坎南强调的约束行动者的功能，也有赋予规则下行动者能力或动力的功能，所以他说，“我不同意规则的功能仅仅是限制这种观点；它既有限制的功能也有能动的功能。问题是如何实现两者的平衡”（第40页）。马斯格雷夫强调，有些结果是好的，需要加以界定并“设计规则以便产生结果”，或者“制定规则以确定可接受的结果的范围”（第40页）。马斯格雷夫指出，有一些结果人们是不能忽略的，比如说提供公共品（“在公共物品方面需要国家的行动”，第28页），还有纠正外部性（“社会共存必然产生外部性，市场无法解决外部性，需要政治程序——称之为国家——作为有效的解决之道”，第24页）等。

为此，马斯格雷夫主张确立应有的规则，以赋予政府必要的动能来通过预算实现这些结果。在马斯格雷夫看来，通过预算程序的模式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效率比较高，虽然市场模式在解决另一些问题时更胜一筹，但是“预算程序这只看得见的手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相比，并不显得更不自然”（第24页）。所以，多年来马斯格雷夫“一直认为，定义好的财政体制，应该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并不是因为没有政策失误而是因为最重要的事情要先做”（第63页）。要定义好的财政体制，就必须弄清楚“好的公共部门管理到底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第63页）。马斯格雷夫始终坚持，不应该将政府妖魔化，应该“构造一个表现良好的公共部门应该看起来像什么的规范性模型”（第39页）。这是因为，“想象一个完善的公共部门如何运行也有助于研究。虽然表现良好的公共部门（或市场）的想象中的结果仍然是规范性的抽象结果，但也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拿出正确的解决方法作为标准，实际运行结果的缺点和失败就甚至不可能被找出。以自身作为标准的实用主义观点对于指导公共政策没有意义。不论对于市场还是对于公共部门，理论上最优的解决方法对于确定可行的次优解决方法是不可或缺的”（第27页）。就是说，现实政府运行，需要一个最优政府的样子作为参考。

就这样，出于对规则能动功能的强调，马斯格雷夫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探讨好的财政体制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一方面，他将财政职能划分为三种，指引现实的政府去行动，就是说这种划分“不仅是服务于解释性的教科书目的……而且可作为区分一些重要问题的分析性框架，也就是说，公共物品的本质以及为什么需要供应公共物品，在财政体制的设计中公平和分配正义的位置以及在宏观经济运行中预算的作用”（第28页）。另一方面，他努力探讨好的财税体制和预算程序是什么，在他看来好的税收是，“覆盖广泛的、税基不断增长的和累进的个人所得税。公司税应与对个人征收的税合二为一。一般的消费税（例如零售税或者是后来的增值税）并不被人看重，财产税被当作地方政府筹资的工具”（第58页）。他坚决反对布坎南基于普遍性原则而提出的“平税等补方案”，原因如下：

首先他怀疑单一规则的适用性，“社会问题很复杂，我们应该对简单的规则持怀疑态度，尽管这些规则看起来非常优美”；

其次，在财税领域应该兼顾横向公平（境况相同者待遇相同）与纵向公平（境况不同者区别待遇），“情况相同的人应该受到相同的对待，这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为了这个目标我们这一代的税收改革者已经辩论了几十年。但是情况不同的人则应该受到适当的区别对待，尽管这很难定义，也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第176页）。

因此，他赞成继续保持目前的累进性个人所得税，“为了令高收入阶层承担适当的税负，递增的等级税率应该被保留”（第61页）。在预算方面，他不赞成布坎南将预算规模固定化的设想或其他类似的计划，认为“严格要求持续的预算平衡，或者是固定的3%预算差额的规则，不是好的经济学”（第63页）。

对于正确的预算规模，布坎南的想法符合我在第一章讨论黄宗羲定律时说过的财政学中的“交易范式”，即通过研究集体行动的决策过程、设定恰当的决策规则（特别是民主投票过程与规则），让受规则约束的主体通过相互谈判、彼此交易来达成结果，以确定预算的最优规模。但是，马斯格雷夫的想法是采取财政学中的“配置范式”，认为可以也应该去寻找预算规模的客观结果，他主张“集体行动的规模由一套‘客观’因素决定，如消费者偏好、资源和技术——也就是说，由公共产品的规模、外部性的范围、社会福利函数的形式决定，所有的这些因素告诉我们预算的‘正确’规模”（第98页）。这是马斯格雷夫肯定的方向，在他看来，只要能得出这样的正确规模，就可以让政府按这样的预算规模及预算结构上行动，这自然能实现社会的最优。显然，马斯格雷夫在这里有一个关于社会福利函数客观存在的假定（布坎南对此是反对的），只是他并不认为该函数先天地存在，而认为应该通过罗尔斯的路径（即在无知之幕遮蔽下）来推导并由民主程序来确定，“作为社会政策工具的社会福利函数的形式仍需通过民主过程决定”（第37页）。不过，马斯格雷夫反对罗尔斯对风险回避的假定（第36页）。与此同时，他还认为分配平等和财产权这两个标准始终是重要的，必须进入社会福利函数。

在约束政府权力方面，马斯格雷夫也反对布坎南有关以财政竞争约束政府权力的观点。他的观点很明确，即不能用企业竞争模型去分析国家政府间的竞争。这是因为，“税收不再以受益为基础……税基和公共产品的消费者都是流动的，两者并不一定一致。税收的基础，能用脚投票的纳税人总是尽力避免财政责任而不是努力获得有效率的公共服务。政府间在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产品方面的竞争，可能会让位于提供低税率目的在于吸引流动要素方面的竞争”（第129页）。就是说，有效的竞争一定以受益与成本一致为前提，可现行的税收并不以受益为基础，受益多的人纳税能力并不一定强，纳税能力强的人可能并不在意公共服务而可能去追逐低税率，这样实质上并不能形成有效的竞争，用财政竞争来约束政府行为的打算会因此落空。

第三节　财政中的道德观

如果将财政学仅仅视为经济学的分支，那恐怕就不太容易理解，为什么两位大师在这样一场财政学盛会上大谈特谈道德问题。不仅作为公共选择学派主要创始人的布坎南重视道德问题，而且作为相对纯粹经济学家的马斯格雷夫也多次谈到道德问题。通过对《公共财政与公共选择》这本书的阅读，我们可以知道，暂且不论经济学是否可如樊纲所言“不讲道德”(4)，财政学不能不讲道德，财政过程与财政制度不能不讲道德。这是因为，财政涉及的是政府对公共资金的筹集和使用，“履行国家职能需要财政资源，财政资源提供的方式决定了个人和国家的关系”（第23页）。在财政资金使用过程中，充满着价值的判断和评估。没有道德评价在其中发挥作用，财政学是无法解释和指导财政活动的。

这里稍微交代一下，这本书在文本上基本上用“道德”一词，只在偶然的情况下采用了“伦理”一词（如第19页），而且在含义上对二者未作明确的区分。因此，本章在使用“道德”这个词时，也遵从这本书的习惯，将书中凡有关价值标准、道德、伦理等内容，都放在“道德”这一术语下讨论。

一、布坎南和马斯格雷夫在道德问题上的争论

在道德问题上，布坎南发表的意见比马斯格雷夫要多。不过马斯格雷夫也表示，自己重视正义、公平等价值判断性概念在财政学中的意义，“我们关注的经济学不应该仅仅是个技术性的问题，而应该从更广阔的视角研究经济学，包括研究经济学与道德问题的关系”（第186页）。通过对文本的阅读，我们看到，马斯格雷夫跟布坎南在道德问题上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双方为此展开了精彩的辩论。

（一）布坎南的意见

布坎南高度重视道德的作用，这已远远超出一般经济学家的角色。当然作为财政学家的布坎南，并不觉得这样做是“逾界”。他在叙述自己学术经历时，特地将“伦理经济学”作为标题，来阐述自己学术发展的一个正式阶段（第19页）。需要交代的是，布坎南也不认为伦理学和经济学有什么矛盾之处，因为“伦理因素对经济福利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虽然他也承认“这个结论不可能轻易地与正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融合为一体”（第19页）。尽管如此，布坎南依然坚持认为，“对行为的正式约束条件，例如像法律和宪法结构所施加的约束条件，从来不能单独保证社会秩序的可行性。一套内在的伦理规范或标准似乎是必不可少的，尽管我们认识到，正式或非正式的约束条件在一些调整领域可互相替代”（第19页）。

对于在标准财政学研究中高度重视且多次为马斯格雷夫提及的“公平”问题，布坎南秉承了一贯的规则至上主义或者说程序主义的习惯来讨论：“问题不是我们强行灌输我们的概念而是人们如何认识公平……你可以通过正义的程序的结果定义正义”（第44页）。不过，对于现实世界中的公平问题，他也承认“人们心目中的公平是什么在一定程度上是经验问题”（第44页），或者说一定程度上来自传统。

在道德问题上，布坎南的贡献是，在哈耶克理论的基础上界定了三种道德模型（第157—158页）。第一种模型是道德无政府状态，在此状态中所有人或者大部分人都表现出狭义上的机会主义自利行为，普遍地将他人简单地当作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彼此相互尊重和信任的独立个人。第二种模型是道德共同体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具有典型意义的人（至少许许多多的人）将共同体中的他人当作自己的扩展部分，范围广泛的共同体就好像是一个关系密切的道德单位，共同体内部没有个人冲突，而共同体本身则代表了个人更高的利益。第三种模型是道德秩序状态，在此状态下，人们不将别人的利益当作自己的利益，但对他人在道德上也并非漠不关心，每个人都将他人当作人类一员，认为在广义交换中通过共同受益的相互作用，他人能成为自己互惠互利的交易伙伴，每个人对他人表示尊重并能宽容其他人，每个人都遵守具有普遍性的规则，反对机会主义的剥削和歧视。

显然，道德无政府状态是一种没有道德的状态。道德共同体状态就是传统道德宣扬的最高理想状态，即人人（或至少大多数人）爱人如己、社会亲如一家。道德秩序，实际上就是第十章所说的哈耶克命名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即市场秩序）。在这三种状态中，布坎南推崇的是道德秩序，高度赞成哈耶克对市场有道德的看法，其原因在于它的结果，即可为绝大多数人的生存发展提供条件（哈耶克称之为进化原则）；对传统道德中视为最高理想的道德共同体状态，布坎南持否定的态度。他说，“我意识到‘道德无政府状态’处处充满危险，但我不相信真实的‘道德共同体’会在任何地方出现，不管它是否可能带有合意的或不合意的特征(5)”（第159页）。

如果用哈耶克的术语体系来理解布坎南所说的道德共同体，就可以发现它是将哈耶克所说的小团体中的道德要求扩张到大范围群体中的结果。与哈耶克一样，布坎南也反对将小团体中的道德要求扩张到大范围群体中，不赞成由此形成的道德共同体状态，因为“从最坏的角度说，道德无政府状态也比最恶毒形式的道德共同体强，在后一种形式的道德共同体中是通过信仰被发现的真理确定其成员资格。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不论是私人还是集体行为，都不是从互相合作以获得经济利益的角度出发，而是目的在于破坏，甚至不惜以牺牲经济利益为代价。狂热的谋杀者总是化名为被发现的真理”（第162页）。事实上，在现实世界中，若想要实现道德共同体，就离不开大规模的强制，而大规模强制在现代国家是不可接受的。因此，布坎南认为“道德共同体推动力量的衰落在古典自由的理想中是现代性的一个值得赞扬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道德共同体的推动力量已经有效地被道德秩序的推动力量代替了”（第161页）。他追问，“正是这些道德共同体因素使人们将民族国家的利益、民族集合体的利益融入自己的灵魂深处。冷战结束了，外部敌人没有了，民族国家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第159页）

在道德问题上，布坎南还有一个著名的判断（前面已提及），该判断受到了马斯格雷夫的激烈反对，那就是公共部门的扩大导致了道德的衰落，“在私人行为和公共行为中我们观察到的大量道德败坏现象，究其根源就是相对于整个经济公共部门规模过度膨胀”（第163页）；而且他认为缩小政府规模和其他恰当的制度变革，将有助于提升社会的道德水平。布坎南用“社会资本”来指称私人的道德，他说：“这些宝贵的社会资本体现在这样的态度上，个人独立、遵纪守法、自强自立、勤奋工作、自信、永恒感、信任、互相尊重和宽容等”（第166页）。而由于公共部门的日益扩大，道德因此衰落并表现为“这些社会资本被侵蚀后，取而代之的是这样的一些态度，不负责任、依赖性增强、不公正的剥削、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谋求利益、及时享乐、法律上投机取巧、动不动就打官司、不信任和不宽容，特别是‘政治上不正确’”（第166页）。因此，他认为通过制度性改革（尤其是财政改革）来对政府加强约束，可以提升社会的道德水平，“现代社会面临的基本问题是道德，制度性的改革对于态度和行为模式的改变将产生影响。特别是，我已经指出削减进行社会合作的公共部门的相对规模至少可以实现某种所需要的转型”（第164页）。特别地，他对自己提倡的立宪层次的改革有信心，认为“通过目的在于约束集体化部门的制度——立宪改革，不但能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而且还可能提高道德—伦理水平”（第164页）。

（二）马斯格雷夫的意见

作为财政学家的马斯格雷夫，显然高度赞同布坎南强调道德在财政制度与财政政策中的意义，也同样不满足于仅仅从经济人角度来理解财政学，不同意“一些学者因为分配的问题超出了更易处理的帕累托王国的范围之外而倾向于将它排除”，因为“不研究分配问题将置财政模型于不完整的境地”（第33—34页）。他强调说，“自我利益并不是全部问题，以自我利益为唯一的基础，好的社会也无法建立起来……只有加上不侵害其他人的利益这个限制条件，自由的概念才有意义”（第25页）。因此，马斯格雷夫在研究中始终坚持，财政活动既要重视效率，更要重视正义，而正义显然更多的是道德的要求。他说，为了使最终的税收——支出的制度安排既是正义的又有效率，“收入的基础分配必须是正义的”（第34页）。他引用维克塞尔的原话说，“合理的纳税是以合法的收入、合法的财产以及合理的收入分配为前提，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第34页）。

那到底什么是正义呢？在这本书的文本中，马斯格雷夫并未给出长篇大论，而是谈了自己的理解，认为它不仅仅包括经济学同样重视的结果公平，还包括人权、财产权等要素。在相当程度上，他接受罗尔斯推导出来的结果，即分配应尽可能有利于境况最差的人。他说，“经济学研究的大部分公平是收入和财富的公平……公平的问题目前出现在这么多不同的方面，例如对待种族、性和性偏爱的态度等，这些方面的问题不属于收入分配的问题……公平因此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从一般的意义上讲，我大体上同意罗尔斯所说的只有一种不平等的分配有利于每一个人时这种不平等才是公平的。但是我也认为财产权，洛克的和斯密的传统，自有其价值”（第43页）。构成对比的是，布坎南同意罗尔斯的推导过程但不认可罗尔斯给出的具体结果，认为罗尔斯“他不该推导出一个具体的结果”（第44页）。

不过，在道德问题上，马斯格雷夫显然与布坎南有尖锐的分歧，“这一次我实在是无法同意布坎南教授的大部分论点”（第169页）。马斯格雷夫坚决反对布坎南将道德秩序（或者说市场秩序）作为唯一可取的大范围合作中的道德状态，在他看来这甚至不是一种道德状态（至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道德），因为它排除了人与人之间相互关心的基本道德部分。他说，“市场虽然有效率并且有助益，但是自身却不能构成一个道德秩序。仅仅建立在自利基础上的道德观是不合适的。道德水平高的好社会这个概念不能仅仅建立在自利或便利的基础上，这种社会是由关系密切的个人组成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应是符合道德标准的”（第176页）。

于是，马斯格雷夫自己定义了一个关于大范围群体中的道德，这是一种义务或责任意识，以作为布坎南道德模型的补充。他说，这是第四种道德模型，即“作为社会公民的个人履行共同的义务，在日常的行为中，包括他们在公共部门的行为，都要履行这种义务”（第177页）。他强调，在这种道德状态下，“个人不仅接受道德状态的信条，而且还要有作为共同体的成员的感觉和对共同体的责任感”（第190页）。马斯格雷夫还特别提到，当今知识分子对于社会发展应该有特别的责任感，“在这个电视的时代，知识分子的作用与使用蜡烛时代的知识分子的作用已经有天壤之别了。这种情况应该引起知识分子领导者的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应该采取负责任的行动”（第173页）。

与此同时，前文已提及，马斯格雷夫同样坚决反对布坎南将公共部门增长作为道德崩溃的原因，甚至在相当程度上他也不同意当今社会总体上道德衰落的判断。他认为布坎南“将公共部门增长作为道德崩溃的原因，这种评价确实太夸张了”（第174页），这是因为“要考虑到公共部门导致了文明生活并促进了生产效率提高，包括教育和公共保健的改善……虽然并不是一切都尽善尽美，但是将所有的这些坏的方面全都归咎于公共部门的增长未免有些牵强附会”（第174页）。他认为，虽然“随着文明的政府的财富和设施的增加和改善，一些清教徒式的美德有可能失去……但是作为一个社会，我们还算是沿着正确的道路在发展”（第174页）。

二、从道德的三个世界看公职人员的道德评价

关于道德和道德评价，在第十章中曾经说过哈耶克的“道德的两个世界”，即适用于小团体中的道德和适用于大范围群体中的市场规则。小团体中的道德，指的是在家庭或朋友圈这样的小团体中所通行的在情感上的休戚与共、在行为上的利他主义。大范围群体中的规则，指的是在超出小团体的大范围群体中，运用市场机制进行合作时形成的规则要求，即不使用暴力进行强制、不使用欺诈的手段等。当时我们引用了哈耶克反复强调的内容，即两种道德要求不能相互混淆，人们必须学会同时在这两个世界里生活。刚才我们已提到，布坎南命名的道德状态的三种模型（道德无政府状态、道德共同体状态和道德秩序状态），是从哈耶克的“道德的两个世界”发展而来的：道德无政府状态是指没有道德的状态，道德共同体状态就是将小团体中的道德要求扩张到大范围群体中的状态，道德秩序状态就是哈耶克所说的在大范围群体中运用市场规则进行交易与合作的状态（布坎南认为是唯一真正的道德状态）。

不过，马斯格雷夫坚决不同意布坎南的说法，他认为，在大范围群体中的合作，除了市场规则外，还需要有作为共同体成员的感觉和对共同体的责任感，或者说对社会公共事务的适当参与及对国家政治责任的担当。没有这种责任意识，仅靠市场规则，这样的社会是没有“道德”的，事实上它也无法运转。因此，如果套用哈耶克的说法，那么马斯格雷夫的意思是，我们不仅要在哈耶克所说的“两个世界”中生活，而且应该在“三个世界”中生存。就是说，在小团体中依靠休戚与共的情感与利他主义的行为，在大范围群体中依靠排除欺诈与暴力的市场规则，在社会和政治领域中依靠对社会和对国家的责任的自觉担当。

（一）从道德的三个维度来评价公职人员的道德

上述哈耶克、布坎南和马斯格雷夫的说法，虽然彼此并不完全一致，但综合来看却指出了三个维度不同的道德要求（即道德的“三个世界”）。这三个维度之间的边界虽然不能截然分开，但其核心内容却是彼此有别的。为了简化起见，此处将这三个维度的道德要求都以“道德”来命名，这样就形成了道德评价的三个维度，或者说形成了不同层次的道德要求，分别有不同的褒贬标准或奖惩措施。这三个层次的道德要求或者说道德的三个维度可表述如下。

（1）在小团体（家庭、亲族圈与朋友圈）中的道德要求是休戚与共的情感与利他主义的行为。这一道德要求，可命名为“个人私德”。在传统道德中称赞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状况，就是这样的道德要求。相反，若在小团体中不能达到这样的要求，就会被人认为缺乏个人私德。在现代社会，这样的道德评价，一般由行为者周边（家族、朋友圈、邻里）人通过声誉的褒贬来进行，不太会由社会公共舆论来进行，更不会通过法律来强制。

（2）大范围群体中对遵循市场规则的要求。用布坎南在多个场合中说过的话来概括，就是不得欺诈（诚信守纪）、不使用暴力（自愿合作）等要求。比如说，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提供者要具备必要的劳动技能和称职的工作态度，在商品市场上，商品出售者不得销售假冒伪劣产品、不得强买强卖等。由于市场合作中的主体主要以职业的角色（供给者或需求者）出现，因而此处用普遍性的说法“职业道德”一词来概括这一道德要求（虽然马斯格雷夫不认为这是一种道德）。显然，与个人私德不同，职业道德的要求一般是强制的，由单位纪律和国家法律来进行奖惩。例如在市场上销售假冒伪劣产品，并非个人私德问题，而是破坏市场规则的欺诈行为，应受法律的制裁；而一国国民在经济建设、重大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敬业与认真，也不是个人私德问题，只是遵循市场规则的职业道德问题。

（3）社会共同体和国家共同体中的责任意识。比如说，为不属于自己小团体中的陌生人提供帮助（慈善行为），积极参与（和个人切身利益关系极小的）选举或其他政治活动等。这样一种责任意识，显然不同于市场过程中的履约责任，而是一种超越市场的、对共同体义务的自觉担当，如中国古代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在第三章我讲过儒家知识分子对国家转型责任的自觉担当就是这样的责任意识。为了与前面的术语相联系并彼此区分，此处将其称为“公共道德”。显然，公共道德不应是强制性的，一般由社会公共舆论来进行褒贬。一个从不捐款给慈善事业或从不参与选举等政治活动的人，并不意味着缺乏个人私德，也不违反市场规则，只是不具备公共道德。

上述三个层次不同的道德要求，形成了道德评价的三维，并进而形成了一个道德评价的体系。当然，道德评价体系可能会有其他的维度，但这三个维度应该是最基本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用这三个维度来评价，只有同时在这三个维度中得到良好评价的人，才是完整的有道德的“好人”，并因此得到自我的肯定与社会的赞扬。若非如此，就可能被评价为道德上有缺陷的人，分别或同时在自己周边、单位纪律或国家法律、社会舆论中接受负面评价。

上述道德评价的三个维度可以用于每一个人，不过在当今中国的道德评价中，我们更关注公共管理过程中的公职人员。显然，评价公职人员的道德也可按照这一体系来进行。由于公职人员最为突出的是其职业特性，因而首先应关注的是职业道德的要求。不过，需要探讨的问题是，评价公职人员的标准是不是应与普通人相同呢？这就涉及公职人员的职业特性是否与其他人的职业特性相同的问题。更准确地说，应予以追问的问题是，公职人员与其雇佣单位之间的关系是不是普通的劳动契约关系呢？

在西方国家行政法学中，有两种理论来描述公职人员与其雇佣单位之间的关系：一种是曾通行于1945年以前的德国和日本的“特殊权力关系学说”，该学说认为二者之间不是普通的市场雇佣关系；另一种是英美法学中的“劳动契约关系学说”，该学说认为二者是普通劳动契约关系，公职人员与普通劳动者没什么差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日本等国的行政法学已放弃了“特殊权力关系学说”，而采用了“劳动契约关系学说”。就是说，今天西方国家公职人员与雇佣单位之间的关系就是普通的劳动契约关系，在职业上公职人员与一般劳动者没什么不同，对其道德评价也与普通人基本相同。

不过，将公职人员与雇佣单位之间的关系视为普通劳动契约关系，显然是对普通公职人员而言的。对于高级公职人员的道德要求，还是应该有所不同的。根据道德评价的三个维度以及公职人员间的区分，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对公职人员进行道德评价。

（1）对普通公职人员。普通公职人员指那些从事普通公务的一般工作人员。对普通公职人员的道德评价与普通人相似，即从道德评价的三个维度来分别进行。就是说，应首先进行职业道德的评价，由其所在单位及相关法律机构根据职业技能、职场纪律与法律要求（包括对职业过程中贪污受贿行为的禁止）来进行；然后是与普通人相似的对个人私德和公共道德的评价，主要由周边人与公共舆论来进行。

（2）对高级公职人员。高级公职人员包括经选举产生的公职人员和职位较高的事务官员。显然，这样的公职人员除了按单位纪律与法律规定的职业道德要求进行评价外，社会公众对他们的个人私德与公共道德的期待要远高于普通人。对高级公职人员的个人私德和公共道德评价，一般由公共舆论进行，同时还会受到选民的约束和所在政党组织纪律的约束等。

（二）民间话语系统对中国公职人员道德评价不高的原因

在当今中国的民间话语系统中，对公职人员的道德评价不高。这样的道德评价，当然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或社会情绪，但很大程度上却源于在评价过程中混淆了不同维度的道德要求的结果。比如说，批评公职人员的生活作风或者相信迷信等，这是对个人私德的评价；批评公职人员权力意识膨胀、贪污腐败、假造政绩等，这显然是对职业道德的评价；批评公职人员庸碌无为，这是公共道德维度的评价，即不符合人们对公职人员责任意识的期待。从这三个维度来全面要求公职人员，当然会得出公职人员道德水平不高的评价。而且，这样的评价也混淆了普通公职人员与高级公职人员的不同要求，混淆了国家公职与政党纪律的不同要求。如前所述，对公职人员的道德评价，应主要根据职业道德来进行；对为数众多的普通公职人员来说，不应在个人私德和公共道德方面作过多的要求；只有对人数较少的高级公职人员，才有个人私德与公共道德的要求。若按照这一框架来进行评价，那么中国公职人员的道德水平不至于像民间话语系统反映得这么低，至少不会低于普通国人。

为什么民间话语体系会从三个维度来全面要求中国公职人员的道德水平？这主要是源于当前中国国家转型期的特点，即在自觉或不自觉中将今天的中国公职人员与传统的在朝士人相类比，并按传统对在朝士人的道德要求来评价今天的公职人员。

在中国古代，在朝士人至少有三重身份：一是国家公职人员，被雇用来从事某种以公务为内容的职业，以此获取报酬；二是百姓教化者，以自己个人的道德水平和模范行为感化治下百姓、提升社会整体道德水平，并降低治理成本；三是公共利益承担者，即承担起促进公共利益实现的责任（如传承文化、改革不良规则等）。在一定意义上，在朝士人的上述三重身份对道德的要求，对应着本文前述的道德评价的三个维度：职业道德、个人私德与公共道德。就是说，传统上对在朝士人有高标准的道德要求（该看法相当于前述法律上的“特殊权力关系学说”），既要有职业道德，又要有个人私德，还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公共道德。随着古代帝国日益稳定，国家职能趋于消极，对在朝士人的职业道德的要求越来越低（比如对他们的职业能力不作强调），但是对他们个人私德的要求至少在制度上从未降低。同时，无论是民间的期待还是自我的期许，对士人的公共道德要求始终高调存在。

在一个成熟的现代国家，相对于古代的在朝士人，今天占据人员多数的普通公职人员只有第一重身份，即作为从事公务的职业人士，对其道德评价主要是职业道德标准，在职业上对其个人私德与公共道德的要求并不高（该看法相当于前述法律上的“劳动契约关系学说”）。只有针对人数较少的高级公职人员，职业上才有相应的个人私德与公共道德的要求。

不过，由于当前的中国仍处于向现代国家的转型过程中，对公职人员的道德要求既非传统帝国的要求，又不是完全的成熟现代国家的要求。具体而言就是：一方面对公职人员职业道德的要求，比起帝国时期来大大提高，这是现代国家职能扩张、专业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后果；另一方面对公职人员的私德要求至少在制度上并未降低，这在相当程度上是传统的延续；与此同时，对于公职人员的公共道德仍有高度的要求，社会普遍期待公职人员具备“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特别是要求他们能主动突破既有规则、创造新局面。比如说，在“庸官比贪官更可恨”这一广为流传的说法中，不仅表达了对公职人员违反职业道德（“贪”）的评价，而且表达了对不符合公共道德期待的强烈批评。因此，中国当前这一转型期的特点，决定了前述对公职人员在三个维度的全面道德要求，并造成对公职人员道德评价不高的后果。

（三）理解“大范围腐败行为与大规模经济增长并行”的问题

对中国公职人员进行道德评价，一个回避不了的民间话语系统的说法是“腐败横行”。可是，如果真的腐败横行的话，那怎么解释中国现今取得的大规模经济增长呢？当然，在一个国家转型时期，在特定时间内可能会出现腐败与繁荣并行的现象，但这一现象持续的时间不会很长。可是在中国，大规模经济增长已持续四十多年，在现实中也确实存在着公职人员腐败行为，若腐败行为真的像民间话语系统说的那么严重的话，那中国的经济增长能力早就被破坏殆尽了。因此，对这一问题仍需进一步地思考。

公职人员的行为，大体可分为在规则内的行为和突破规则的行为两大类。前者是一种职业行为，对这一行为的道德评价应限于前述的职业道德。极端点说，就职业道德的要求而言，只要不违反纪律和法律，“庸官”是允许存在的。后者需要突破现有的规则进行制度创新，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行为已不是职业道德的要求，而是公共道德的要求。公共道德的要求，是不允许“庸官”存在的；就是说，公职人员应该主动突破现行的有缺陷的规则，改良制度，以奠定国家共同体未来发展的基础。

一般来说，突破既有规则进行制度创新是要承担风险的，承担这样的风险其动力可能来自两个，一个源自获取经济利益的市场动机，另一个源自无个人利益动机的公共道德要求。前者只是一种经济行为动机，以承担风险为代价来获取利益（风险补偿）；后者则是值得肯定的公共道德动机，自觉主动地承担起改革的风险。

对既定规则突破的要求，尤其体现在转型时期的中国。1978年以来中国的发展，正是不断突破正式的计划经济制度的结果。由于摒弃了自愿交易的市场，计划经济制度阻碍了中国经济的成长，就像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中描述的那样。基于此，对计划经济制度任何一点的改革，都可能带来自愿交易行为的增加而有利于整体经济的成长。显然，改革的发生，不可能坐等正式制度的整体改变，而寄希望于有人率先从微观方面进行突破。这种突破可能来自于民间，也可能来自于公职人员。此处单论后者，即公职人员主动行动起来，突破僵化的旧制度并创造出新的市场机会。举例而言，至少有如下几种：

（1）促进资源市场化，就是说把政府手中掌握的非市场化资源，想方设法突破制度规定以投入到市场中去，获得估价和增值的机会；

（2）扩大市场规模，即突破制度限制，积极主动扩大市场交易规模、增加交易品种，从而增强市场分工与经济活力；

（3）降低交易成本，即运用个人影响，减少交易环节、降低交易障碍，使市场交易能以更低的成本进行等。

公职人员上述突破旧规则并创造市场的行为，如果毫无私人利益动机，那当然是值得肯定的符合公共道德的行为。但是这样的行为，似乎让个人承担了过大的风险而不给予补偿，往往会因为个人收益与风险不匹配而出现所谓的悲情英雄。如果公职人员通过突破不利于市场秩序的现有规则，创造出市场或生产性机会来促进经济成长，并在此过程中分享利润，则不符合公共道德的要求，尤其不符合中华传统中“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因而在实践中往往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腐败行为。

布坎南曾经区分了两种追求利益的行为，一种是在有秩序的市场结构中寻求利润的行为，二是破坏市场结构或秩序的寻求租金的行为（如寻求由政府来制造人为的稀缺）(6)，前者因创造了社会剩余而有利于公共利益，而后者则因造成社会浪费而不利于公共利益。对照这两个区分，结合前面说的公职人员的行为，我们可以看到，被称为“腐败”的公职人员获利行为，实际上由两类行为构成：一类是“破坏市场的寻租行为”，它通过破坏市场秩序与结构（如人为制造稀缺或增加交易成本）以寻求租金，这种行为因造成社会浪费而不利于公共利益，公职人员若有此种行为那将是一种违背职业道德的真正腐败行为；另一类是“创造市场的分利行为”，这种行为能创造出新的市场机会并促进经济成长而有利于公共利益，公职人员若有这种行为那可不能简单地认为是违背职业道德的腐败，这样的获利行为最多只能认为是不完全符合公共道德。当然，在现实中会出现更为复杂的情况，那就是公职人员通过自己所掌握的公共资源创造出新市场，然后又利用公共权力将其独占，这样就将“创造市场的分利行为”与“破坏市场的寻租行为”混在了一起。在第九章，我曾经探讨过摩尔区分英法两国农村商业化进程。在他看来，法国的土地贵族更多地采取榨取租金的方式，而英国土地贵族更多地采用获取利润的方式。英法两国土地贵族的不同表现，可以与这里的讨论相互印证。

换言之，公职人员的种种获利行为，不能简单地全部认定为“腐败”，它有可能是一种创造市场的分利行为，而这样的分利行为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只有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才能理解大规模经济增长与民间话语系统中“腐败横行”同时并存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

(1)　布坎南、马斯格雷夫著：《公共财政与公共选择：两种截然不同的国家观》，类承曜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30—31页。本章接下来凡引用该书的文字，只用文中夹注注明页码，不再一一交代版本信息。

(2)　注意，这里的威克塞尔（Knut Wicksell），《公共财政与公共选择》的中译本有时译成维克塞尔（如第193页上“我们的两位学者由于维克塞尔而走到了一起”）。

(3)　这篇论文的中文版刊登在马斯格雷夫、皮考克主编：《财政理论史上的经典文献》，刘守刚、王晓丹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4)　樊纲：《“不道德”的经济学》，http://www.china-review.com/sao.1922。

(5)　此处我调整了中译文，中译本原文是“我在各种场合一再指出‘道德无政府状态’的危险性，在任何场合我都没有指望真正的道德共同体的出现，道德共同体不是具有可能的称心如意的特征就是具有不合意的特征”（第159页）。

(6)　布坎南：《寻求租金与寻求利润》，载于《腐败：货币与权力的交换》，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版。

第十三章　《国家的财政危机》：现代国家危机的财政之维

自16世纪起，西方世界逐渐进入到现代国家阶段；而在现代国家发展的进程中，福利国家是西方迄今为止逐渐呈现出来的成熟形态。这样的国家形态是如何来的？它是否可以持续？它最终会走向何方？类似这样的问题，自福利国家诞生起就一直争论不断。

本章作为本书的最后部分，我选用奥康纳的名篇《国家的财政危机》一书来加以解读，以便和大家一起思考上述问题。与此同时，选择《国家的财政危机》一书作为最后一个解读文本，还有两个目的。

第一，向提倡采用财政政治学来考察财政与国家关系的学者致敬。要了解国家，就必须理解财政的收支管理活动；而要研究财政，也必须跟国家理论结合起来。可是，在《国家的财政危机》问世以前，奥康纳说，将财政与国家结合起来这样的研究取向“一直是社会理论和社会科学最欠缺的领域之一”（事务版序，第14页(1)）。他还引用费舍尔的话说，在他写《国家的财政危机》时，“没有任何把公共财政经济学与政治学整合在一起的理论可以作为分析（国家）财政的框架”（第4页）。在奥康纳等人的努力下，过去少有人问津的国家与财政之间的关系，“到了80年代中期，在我接受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兹分校）职位6年以后，‘国家理论’（一般而言）和国家财政（具体来说）已经成为——尤其是政治社会学和‘左翼韦伯学派’的学者中间——颇受关注的核心议题”（事务版序，第4—5页）。这种把国家研究与财政分析结合在一起的研究取向，奥康纳称为“财政政治学（Fiscal Politics）”（第3页）。虽然“财政政治学”的名称并非奥康纳首先使用，事实上意大利学者在19世纪80年代即已开始使用（Politica Finanziaria），但他却是自觉以此来指导研究的早期学者之一并取得较大的成功。

第二，为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提供启示。中国正行进在通向现代国家的道路上，本书前面选择的文本大多描述的是向现代国家转型这一进程，但并不能以为成为现代国家后就万事大吉了。每一种国家类型，都有它内在的矛盾，由此带来需要克服的危机。现代国家在运行过程中也有自身的危机，这一点早已被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出。《国家的财政危机》是奥康纳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现代国家危机的名篇，借助于对这一文本的解读，我们可以认识西方现代国家发展到福利国家的建设路径与内在危机，由此得到的启示肯定会有助于思考中国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及制度建设活动。

本章在介绍完奥康纳这一著作的基本背景知识（作者与作品、概念与理论）之后，将重点分析西方成为现代福利国家在资本侧面的动因，以及从财政视角看现代国家的危机呈现出怎样的样态。

第一节　奥康纳与《国家的财政危机》

我们先来看看《国家的财政危机》一书的作者与作品情况，并交代一下这一文本使用的主要概念。

一、奥康纳其人

詹姆士·奥康纳（James O'Connor，1930—2017），是美国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现代社会与现代经济的著名代表人物。他曾在美国圣劳伦斯大学学习，并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文学士和哲学博士学位。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奥康纳先后在巴纳德学院、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等校任教，担任社会学和经济学教授。20世纪70年代，他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社会学博士项目的创建者之一。1992年，他从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兹分校退休后，仍积极从事学术活动。

奥康纳最早的成名作，是他论述古巴问题的著作《古巴社会主义的起源》（1970）。本章所选文本《国家的财政危机》（1973）是他最为重要的著作，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激进主义经济学领域名声极高。奥康纳在此书中的研究，启发了伊恩·高夫（Ian Gough）、克劳斯·奥菲（Claus Offe）对现代福利国家的研究，前者写出了《福利国家的政治经济学》（中文版由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95年出版），后者的著作为《福利国家的矛盾》（中文版由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由于此三人都动用了马克思主义方法分析现代福利国家，观点也相似，因此有学者取此三人名字中各一部分生造了一个词，戏称他们的理论为“奥高菲取向”（O’Cogoffe）(2)。

在《国家的财政危机》之后，奥康纳还先后出版了《公司与国家：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理论论文集》（1974）、《积累的危机》（1986）、《危机的意义》（1987）等著作。在环境生态学方面，奥康纳也有杰出的贡献。他曾任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政治生态学中心”主任，并主编《资本主义、自然界、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生态学杂志》（1988—2003），1998年还出版了专著《自然的原因：生态马克思主义文集》。

二、《国家的财政危机》一书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于西方现代国家的危机与可持续性进行了深入的反思与批判。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保罗·巴兰和保罗·斯维齐的《垄断资本》（1966），20世纪70年代哈贝马斯的《合法性危机》（1975），是其中的杰出著作。本章所选择的文本《国家的财政危机》，与这两本著作齐名，是激进经济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代表作。该书英文版初版由圣马丁出版社于1973年出版，2002年由事务出版社出版新版，奥康纳为此新版专门作序。此书的中文版由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沈国华先生翻译，收录在“财政政治学译丛”中。

按照奥康奈自己的说法，《国家的财政危机》一书源自他发表在《社会主义革命》杂志上的两篇论文，即《国家的财政危机》和《通货膨胀、财政危机与劳动阶级》（致谢，第1页）。这两篇文章都完稿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是作者基于当时美国的政治经济状况、个人的知识经验以及他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失望情绪而创作的。该书的目的，是因当时“无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缺乏一种令人满意的国家预算理论”（事务版序，第1页），于是奥康纳尝试着自己来解释“预算支出的社会和经济功能在特定资本主义国家或者社会形态的历史背景下可能具有的意义”（事务版序，第1页）。这本书从财政视角揭示现代国家的内在危机，由此形成的国家财政危机理论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毫不夸张地说，‘国家财政危机理论’对70年代以后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3)。

《国家的财政危机》一书，想要集中回答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两大问题：（1）经典作家预言的资本主义崩溃何以没有到来？（2）现行的资本主义秩序是否可以持续？对第1个问题，奥康纳的大致回答是，资本主义之所以未出现经典作家所预言的崩溃，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财政制度承担起了积极的职能，不但直接参与到生产、交换、分配全过程，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为资本积累服务，而且创造出福利国家制度以增强合法性。对第2个问题，奥康纳断言，资本主义国家同时承担的资本积累职能与合法化职能是相互冲突的，这种冲突引发的国家财政危机会让资本主义秩序无法持续下去。在奥康纳的分析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国家职能联系在一起，并因国家财政的危机而导致资本主义秩序的崩溃。他强调，“没有人能够幸免于财政危机和因财政危机而激化的基本社会危机”（第3页）。在后来的著作《积累的危机》一书中，奥康纳再次指出，“资本主义表面上看起来似乎‘解决’了危机，但实质上，对过去危机的‘解决’只会在接下来的危机中再次成为‘问题’，危机在不断的转移中仍在逐渐积累。因此，我们只有把危机当作一个历史过程来研究才会发现，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在矛盾中发展的，所以，只要资本主义制度不变，危机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4)。

《国家的财政危机》一书除引言外，共分九章。在引言中，奥康纳简单交代了目前传统经济学在分析国家财政问题上的无力以及运用马克思主义范畴来分析财政危机的必要性，重点交代作者自己分析财政危机的理论框架，即：资本主义国家运用财政支出中的社会资本支出（又分社会投资资本支出与社会消费资本支出）与社会费用支出来实现资本积累职能与国家合法性职能，但由于国家财政支出增长快于筹款手段的增长将必然带来财政危机。正文的九章，又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至第三章，主要内容是交代分析的背景并建立起概念框架，分别剖析美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他将其区分为竞争产业部门、垄断部门、国家部门三部分），交代财政危机具有的不同维度，以及美国围绕国家财政而运行的权力机构与预算过程。第二部分包括第四至第八章，主要内容是运用作者自己的理论框架来探讨美国财政危机（即收支缺口的必然性）的发生，其中第四至第六章分析财政支出，第七、八两章分析财政收入。第三部分也就是该书的第九章，分析在民众抗税运动中资本主义国家正在进行的改良，以及改良可能的范围、极限等。

三、奥康纳使用的概念

为了对现代国家进行财政政治学的分析，奥康纳提出了自己所用的概念。

（一）两对概念

第一对概念是国家职能中的资本积累职能与政治合法化职能。这是奥康纳称为“资本主义国家必须努力履行两种基本但又常常相互矛盾的职能”（第5页），就是说国家在职能发挥上，既要“努力维护或者创造能够有利可图地进行资本积累的条件”，又要“努力维护社会和谐或者为实现社会和谐创造条件”（第5—6页）。他指出，两个职能缺一不可，现代国家“如果不惜损害其他阶级的利益而公然动用强制力来帮助一个阶级积累资本的话，那么就会丧失自己的合法性，并因此而破坏民众忠诚和支持国家的基础”，但是它“如果无视帮助资本积累过程顺畅运行的必要性，那么就有可能导致其权力、经济的盈余生产能力和来自于盈余（和其他形态资本）的税收面临源泉濒临枯竭的问题”（第6页）。

第二对概念是国家财政支出中的两类支出，即社会资本支出与社会费用支出。社会资本支出更多地履行资本积累职能，是“为使私人资本积累有利可图所必需的支出，具有间接的生产性”（第6页），它又分为社会投资资本支出（对应于马克思的不变资本支出，指用于物质资本再生产的财政支出，如工业开发园区建设）和社会消费资本支出（对应于马克思的可变资本支出，用于劳动力再生产支出，比如城市居住环境改造）。在奥康纳的原文中，他又将社会投资资本支出与社会消费资本支出分别简称为“社会投资支出”与“社会消费支出”。为了清晰表明这两项支出属于资本支出性质，本章若非引用原文，一律用全称。社会费用支出更多地服务于合法化职能，比如用于贫困救济的福利支出，目的是“为保持社会和谐所必需的项目和服务”，典型例子就是福利制度，福利制度“主要是用来防止失业者闹事、维护社会安宁的”（第6页）。这几个概念下文还将讨论。

需要说明的是，奥康纳虽然将财政支出大致划分为社会资本（包括社会投资资本与社会消费资本）支出与社会费用支出两大类，并认为前者主要承担为资本积累服务的职能，后者主要承担国家合法化职能，但他又交代，每一项国家支出都有双重特点并同时服务于资本积累与合法化两个职能，“几乎每项财政支出都同时为这两个（或者更多的）用途服务，以至于只有很少的国家财政支出可以明确分类”（第7页）。

（二）资本主义经济活动部门划分

奥康纳还在理论上将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划分为以下三大部门，这一分法也颇具启发性。

（1）竞争部门或者说竞争产业部门，大部分都属于服务业和商业活动，也包括小型制造业。这个部门的企业，大约雇用了美国1/3的劳动力，生产规模一般比较小，准入门槛低，产品销售波动幅度大，市场通常局限于地方和地区。奥康纳说，在竞争部门，“实物资本与劳动力比率以及劳动力人均产出或者生产率全都处于低水平，而生产的增长较少依靠实物资本投资和技术进步，更多地取决于就业增长”（第12页）。由于竞争部门呈现出低“资本-劳动力比率”和低“生产率”，因此利润率低，生产率增长缓慢，劳工运动相对较不发达，从业人员工资不高，工作条件差，职位也不稳定。在历史上，这个部门的收入得到了自给生产、大家庭和社区的补贴，但在现代世界，因全民日趋“无产阶级化”以及传统家庭与社区解体，劳动者只能日益指望国家提供谋生手段，因此“他们注定要部分或全部依靠国家，并且成为公立医院医疗卫生服务、补贴住房、福利和救济、老年援助、食品券、交通补贴等收入补助的受益者”（第14页）。

（2）垄断部门由大资本大企业组成。这些企业大部分曾经按照竞争原则来组织生产经营活动，但在企业扩张与垄断化过程中逐渐取得垄断地位，由此产业进入障碍大、经营相对稳定。在这个部门，一般实行大规模生产，而且它们的市场都是全国性或者国际性的，它的实物资本-劳动力比率、劳动力人均产出（物质生产率）一般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在美国大约有1/3的劳动力受雇于各垄断产业，其中最大部分受雇于制造业和采矿业。在垄断部门，由于人均实物资本多、利润率高且工会势力强大，劳动者一般工资比较高，工作岗位也以全职和全年为主。

（3）国家部门指国家机构和国家组织的产业部门。它从事以下两类生产：一是由国家自己组织的商品和服务生产（如邮政服务、教育、公共卫生、福利和其他社会服务以及军事服务包括军火生产）；二是由国家出面与不同企业签订合同而组织的生产（军事装备、军需物资、基本建设和公路建设）（第15页）。国家从事的这两类生产活动的规模“取决于国家的预算重点和动员税收的能力”（第16页），成本（包括国家签约企业的利润）全部由纳税人负担，除了那些完全或部分按盈利原则组织的生产活动（如邮政服务）外。奥康纳认为，国家组织的生产活动，资本-劳动力比率和生产率相对较低（并且增长较慢），生产增长主要依靠增加就业，不过由于工会力量强大（但不及垄断部门），国家部门中劳动者工资收入并不低。

第二节　通向现代福利国家的资本道路

自16世纪开始，西方世界逐渐踏上现代国家的道路，并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福利国家的阶段。考夫曼曾经从以下三个方面区分当代的福利国家与过去的前福利国家：（1）在生产领域，原则上福利国家仍延续前福利国家的私有制和企业主的支配自由，不过对私有制和企业主施加一些限制条件（公共管制），减少人们不希望看到的效果（如外部成本）；（2）在分配领域，福利国家和前福利国家一样尊重市场经济原则，以生产要素获得回报为取向进行初次收入分配，但福利国家由国家组织起大规模的二次收入分配来纠正贫富差距，确保无职业者和无财产者的居民群体（老年人、残疾人、儿童、失业者）也有一份收入；（3）在再生产领域，福利国家采取了大量的行动以弥补前福利国家中私人家政的不足，如通过政府教育、卫生和社会福利部门给予私人家政资助或完全由政府直接提供社会服务(5)。也就是说，福利国家的特征是，它全面介入生产领域、社会救济领域、社会保险领域并发挥积极的作用。

现在的问题是，福利国家是怎么来到这个世间的？就学术界对此问题的意见来说，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解释：基于对穷人的同情；基于工人运动的成果；基于资本积累的需要。奥康纳这本书，侧重于从资本积累需要的角度为我们解释美国福利国家的形成与运行的状况，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学者深入分析现代国家的形成动因与内在危机的重要内容。接下来我也主要从资本动因的角度来概述福利国家的形成，并看一看奥康纳是如何分析福利国家在资本积累方面发挥的作用。

一、现代福利国家形成的资本动因

正如艾斯平-安德森说到的，西方世界每一个福利国家都是围绕其自身特殊的组织结构、社会分层和社会融合的逻辑而组织起来的，“它们各自源于迥异的历史推动力，遵循着本质不同的发展轨迹”(6)。也有学者强调说，“事实上，既没有什么具体的社会经济变量组合在一起造就了福利国家，也不是什么特别的集团行动者建立了福利国家。不如说，反对未受节制的资本主义的各种运动的主角，在政治光谱上什么人都有”(7)。

西方现代国家之所以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渐走向福利国家，除了下面将说到的资本的动因外，还受到以下两种历史动因的促进。

第一种动因源于济贫或者说拯救穷人。济贫本来就是西方国家的传统职能之一，其原因既可能来自于封建君主对自身美德的珍视、对大家长责任的自觉担当，也可能来自于基督教传统与天主教会对信徒帮助穷人的要求。对于此种影响福利国家的动因，在研究上常称为道义论，意思是说它认为福利国家的诞生渊源于中产阶级的良心被工人阶级的苦难状况所触动。巴里的说法是，“在所有西方民主国家，福利国家起初是一个旨在保护脆弱者免受市场力量的随机效果侵害的体系，而现在已经转变为一个综合性社会安排体系”(8)。济贫动力在英国表现得比较典型，也一直是比较强大的推动力，正如希默法尔伯所言，在英国“无论是18世纪的托利党还是20世纪的社会主义者都会同意，穷人的状况是检验一个文明、一个民族或者一种哲学的试金石”(9)。

第二种动力源于劳动的非商品化或者说劳动解放。进入现代国家后，相对于在传统国家，劳动者已取得最大程度的解放，但仍受制于资本，劳动力被作为商品在市场上买卖并为市场关系所束缚，正如第八章波兰尼在《大转型》一书中所述。于是劳动者以个人权利为旗帜，通过自身努力（发动工人运动、与中产阶级结盟等）并借助于大众民主，努力将自身从商品化境地中解放出来。福利国家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正是劳动者把劳动力这一虚构商品去商品化、修正市场体系、保护社会关系、帮助社会适应市场扩张的结果。20世纪初欧洲各国《社会保险法》的出台，离不开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和工人运动的推动。有许多学者因此认为，以劳动解放为目标的社会民主运动才是福利国家制度建设最基础、最主要的政治推动力量，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是瑞典以及其他北欧国家。

（一）福利国家对于资本积累的作用

除了上面说到的济贫、劳动力非商品化两种动因外，西方还有一些学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学者，特别强调推动现代福利国家形成的第三种动因，即服务于资本或者说满足资本积累的需要。资本的本性在于不断追逐更高的利润，追求自身的积累，因此在现代社会基础上构建起来的现代国家，相当程度上需要不断地服务于资本的这一本性，“实际上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自己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10)。需要看到，国家为资本服务并非仅仅有利于资产阶级，它也可能有利于劳动者。这是因为，资本的成长是推动现代生产力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动力，作为资本人格化代表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到非常革命的作用”(11)。正是资本的力量帮助创造了现代社会与现代国家，带动了经济增长，进而惠及劳动者。可是，如果资本积累不受节制，那么它在成长过程中也有可能会受自身力量的伤害。比如，它可能会将劳动仅视为成本因素而无视劳动者的困苦，可能会破坏环境和社会，可能造成垄断进而破坏竞争性市场，最终反过来损及资本自身的利益。

因此，在现实中，资本主义国家就运用各种福利制度，在市场原则基础上尝试约束资本自身破坏性的力量。因这样的动力支配，在建设福利国家时，那些有利于资本增值的制度与措施受到特别的欢迎（如教育与培训），那些有可能影响资本运作或者替代市场的福利措施常会遭到反对（如对生产过程中污染的管制、国家提供普遍医疗服务等）。大体上，资本的发展从福利国家建设中获得了大量的帮助，特别在维持有效率、有纪律的劳动力队伍及劳动力再生产方面。正因如此，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在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福利发展时坚持认为，福利是资本家采用的一种新的控制手段，是出于资本目的而采取的服务措施，是继续剥削工人却不会导致社会动荡的新方式(12)，“最终也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不是工人阶级的利益”(13)。

最终，西方福利国家的建设，在功能上服务于资本增值的目的。对此，深受奥康纳影响的奥菲也进行了讨论。在他看来，以资本为主导的经济体系存在着一种累进性的“自我瘫痪”的倾向，就是说自由放任、不加节制的资本将会带来力量垄断、贫富分化、经济危机等不良后果，而这些后果一方面会让工人大量地失业（使劳动者脱离市场交换关系），另一方面会让资本日益找不到获利渠道（资本因此撤出市场）。奥菲说，在德国这样的国家，福利制度建设挽救了资本主义，其途径主要是通过全面扩张政府的功能来供给福利：政府提供的教育、培训，提高了劳动者的市场销售能力；无所不包的福利措施，让劳动者免受市场带来的大量痛苦；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刺激了劳动力与资本之间的交换关系；共同决策、共同投资等方式，可以增加市场的可预见性等(14)。

（二）服务资本因素与美国福利国家的建设

在以福利国家服务资本方面，美国的表现最为典型。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现代国家的最完善的例子就是北美”(15)。由于美国是在殖民地时期的孤独拓荒者角色中成长为最强大国家的，因此比起其他国家来，更加肯定资本的力量和市场的作用，福利国家的建设在一开始就更满足于对市场进行“消极修补”的定位。在整个19世纪，与德国一样，美国也属于赶超型国家，但不同于德国的是，美国在福利国家建设过程中一直表现得比较消极。直到罗斯福新政时期，美国才相对积极地建设福利国家。在罗斯福新政之后并在约翰逊、尼克松总统期间达到高潮的美国福利国家建设，在原则上仍尽一切可能保留市场的作用并积极发挥资本的逐利作用，在制度设计与运行时更加突出商业运作和个体责任。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的社会保障项目高度依赖于商业保险市场与个人选择，普救式的福利给付的数量极少，对部分穷人实行的社会救济也建立在羞辱式的收入调查基础上。这样的福利制度，尤其是其中的医疗制度，造成了美国政治上的深刻分歧与僵局，也因未采用欧洲式国家综合性医疗保险与家庭津贴体系而成为福利国家发展的落后者，在国际上屡遭诟病(16)。所以，在西方现代国家中，“作为福利国家，美国被看作是异类（exceptional）”(17)。

已建成的美国式福利国家不仅在建设原则上服务于资本，而且在制度功能上也大大有助于资本的发展。正如谢勒夫的看法所说的：“资本家也能从福利国家中获得收益，福利国家有助于维持有生产效率和有纪律的劳动力以及这种劳动力的再生产”(18)。

福利制度有助于资本积累这一逻辑，事实上很早就已被美国的“福特制”经验揭示出来，并且在实践中一再地得到验证。20世纪初期，在汽车生产操作过程标准化的基础上，福特公司采用了流水线作业的办法，从而实现了大批量、大规模的生产，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于是从1914年起，福特公司提高了工人工资（达到日工资5美元），这样工人花三个月工资就可以购买一辆福特T型车。这一做法，因表面上伤害资本的利益而被当时的《华尔街日报》抨击为经济犯罪。可是，因为工人能够买得起自己制造的汽车，大规模消费可以进一步刺激大规模生产，而大规模生产给资本家带来了更大的利益。这一福特制经验，对福利国家制度的建设颇有启示的。这是因为，福利制度也有类似的功用：国家为工人和其他有需求的群体提供社会福利（特别是确立最低工资、实施贫困救济、发放养老金），工人因未来有保障而在事实上增加了消费，消费增加会刺激生产，最终有助于实现资本的盈利需要。

二、为资本积累直接服务的社会资本支出

按照奥康纳的概念体系，像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或产业部门可分为国家部门、垄断部门、竞争部门三部分，国家部门用财政支出中的社会资本支出（又分社会投资与社会消费）直接为垄断部门（乃至整个经济）的资本积累服务（“社会资本支出能间接提高生产能力，同时还能增加总需求”，第8页），而用社会费用支出主要为竞争部门服务，在实现国家合法性职能的同时间接为资本积累服务（“社会费用支出虽然也能增加总需求，但不能提高生产能力”，第8页）。他说，“很多‘特殊利益集团’——公司、产业、地区和其他商业利益集团——都会要求国家通过预算进行不同的社会投资（这些要求会经过政治处理得到合法化，或者得以避开公众耳目）。工会会员和一般劳动者需要不同类型的社会消费，而失业者和穷人（连同陷入财务困境的企业主）也会要求增加社会费用支出”（第9页）。

接下来先考察为资本积累直接服务的社会资本支出，在下一部分再考察为资本积累间接服务的社会费用支出。

（一）国家部门为什么要用社会资本支出直接服务于资本积累？

为什么国家部门要用财政支出中的社会资本支出来为资本服务，并进而塑造出考夫曼意义上的当代福利国家？奥康纳的回答是，“资本主义生产社会性的提高不是阻碍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私人积累，就是使得这种积累变得无利可图”（第7页），“社会投资资本和社会消费资本成本的社会化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日趋提高，而且也越来越为垄断资本有利可图的积累所必需”（第7页）。因此，为了垄断资本扩张的需要，国家财政必须为此目的而大力支出，这样的支出能帮助垄断资本扩张，“国家财政支出和预算项目的扩增既是垄断资本扩张的前因，又是垄断资本扩张的结果”（第7页）。由此目的而支出的财政资金，逐渐建设出福利国家制度。

奥康纳指出，虽然“现代保守思想认为，国家部门的发展以牺牲私人产业为代价；而我们则认为，国家部门的发展为私人产业特别是私人垄断产业的扩张所必需”（第8页），因为私人产业特别是私人垄断产业的发展，带来了资本成本的增长；而资本成本增长就必然使国家在社会费用上的支出不断增加，“国家将越来越多的资本成本进行了社会化”（第8页）。奥康纳这里说的资本成本社会化，就是“资本主义私人企业的一部分本应由其自身承担的运营成本，通过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而转化为社会成本的经济过程”(19)，具体包括政府建设基础设施以降低私人资本的经营成本、政府从事研究与开发活动、政府举办公共教育与培训以提供高素质而廉价的劳动力等。事实上，这些私人资本成本社会化措施就是考夫曼意义上的福利国家措施，它们为资本进一步增值服务，将本应由私人资本（特别是垄断部门的资本）负担的各种成本（研究与开发费用、教育与培训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用等）交由国家来承担。

在私人产业的两大部门中，奥康纳认为垄断部门相对于竞争部门有特殊性，并因这种特殊性而决定国家部门必须给予帮助，以服务于它的资本积累目的。奥康纳至少指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特殊性以及由此带来的问题。

第一，因垄断部门引发通货膨胀。奥康纳指出，垄断部门因其垄断地位的存在，产品价格并非由市场竞争决定，“大部分垄断企业对照某个税后利润目标（通常在10%~15%）开展经营活动”（第18页）。在垄断企业中工人工资的决定因素是“工会的集体力量而不是正常的供给和需求力量”（第18页），由于垄断企业的工会力量强大，在与资方谈判中常常导致垄断产业工人“平均工资趋向于以略快于部门平均生产率的速度增长”而且“大大快于经济总体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第19页），从而“扭曲了垄断企业的工资”（第18页）。为了确保自己的利润率，对于工人工资上涨带来的成本提高，垄断企业一般通过提高产品价格的形式加以消化。垄断企业产品价格提高，会带来通货膨胀的提升，并使“竞争部门的劳动者深受其苦”，因为“一方面，他们的工资相对较低；另一方面，他们不得不按相对较高的垄断价格购买垄断商品和服务”（第20页）。要治理因此而产生的通货膨胀，国家就要出面进行一定的价格与工资管制。在此处，奥康纳还揭示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条著名结论，那就是垄断行业工会既是帮助工人提高工资的主要力量，也“是一个垄断资本为了实现技术进步并执行合理（从利润的角度看）的用人计划而委托的代理人”（第21页），就是说它也帮助了垄断资本去管理工人。

第二，垄断部门是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引擎”。追求经济增长或者说追求资本增值（利润）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的生命力，而奥康纳认为，“垄断产业是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引擎’。它们就是依靠新产品开发、产品型号和款式变化、产品差别化等来拓展市场的，而且（短期除外）就是依靠提高生产率（而不是多用劳动力）来扩大市场的”（第21页）。相形之下，竞争部门因技术进步缓慢、劳动生产率提高不大而不能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要让垄断部门作为引擎发挥作用，显然需要国家部门的发展，以便为垄断部门（在较低程度上也为竞争部门）一方面提供教育程度不断提高的技术与管理人员（为此而发展教育与培训），另一方面则提供基础设施（为此而发展交通运输、通信、研发等）。此外，国家部门还需要在财政上提供社会消费资本支出（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公租房建造、公共娱乐设施建设等）。奥康纳的结论是，“垄断部门的增长取决于社会投资和社会消费项目的不断发展。从垄断资本的角度看，这些项目部分或者全部间接地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第22页）。

第三，垄断部门的发展往往会导致资本的过剩。奥康纳解释说，这里的资本过剩，“具体又表现为产品过剩（或产能过剩）和（劳动）人口过剩（或技术性失业）”（第23页）。原因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虽然垄断部门的货币工资大致能按生产率和生活费用（即通货膨胀）上涨的一定比例增加，但竞争部门的货币工资难以上涨（缺乏有效工会、商品价格与工资受市场竞争决定），再加上“那么多的收入花费在了税收、服务、利息和销售（贸易）费用”（第23页），这样劳动者整体上就没有足够的收入消费垄断部门的产品，“垄断部门产能的增长往往要快于对其产出的需求”（第22页），垄断部门的产品因此而过剩；另一方面，垄断部门由于技术进步快会带来技术性失业（表现为真实的失业或垄断部门的冗员），垄断资本的粗放型扩张“不仅会导致竞争部门失业（剩余劳动力）增加，而且还会导致大量的小企业主（剩余资本家）破产”（第27页），于是失业人口使得需求进一步不足。正因如此，奥康纳指出，“剩余人口和剩余产能的扩大属于同一个过程（或者说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第25页）。为此，需要国家部门的发展来解决剩余人口与剩余产能：一是国家直接雇佣劳动力（尤其是学非所用的专业人士与就业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少数种族），扩大就业人数；二是依靠贷款担保、农业补贴、公平交易法及类似的保护性立法来保护小企业主、小农场主、竞争产业的普通劳动者等，避免他们的失业或扩大竞争部门的就业岗位；三是发动战争以消化过剩产能与过剩人口，“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福利支出和战争支出的增加也属于同一过程。换句话说，福利国家的发展与战争国家那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现代国家可被称为“福利-战争国家”（第25页）。

奥康纳还从垄断部门的劳资关系出发，解释国家部门为什么要服务于资本积累的职能，那就是国家不断地通过扩大私人资本成本社会化的范围，来促进垄断部门的资方与工会化劳方合作，把“它们之间的矛盾输给了竞争部门和国家部门”（第39页）。从以下几个方面，他分别予以说明（第39—40页）：

（1）垄断资本与工会化劳方合作，要求国家扩大社会投资，资本支出的社会化程度越高，垄断部门的生产率和工资增长就越快；

（2）垄断部门的资方和劳方一起，促进像医疗费用和雇员退休收入这样的社会消费资本支出的社会化；

（3）垄断部门的资方和劳方都支持增加社会费用资本支出，或者说把这些费用转嫁给纳税人，从而使垄断产业的利润和工资以更快的速度增加，比如说它们热情捍卫军费预算和新军事项目开发，都赞成建立福利制度，还联手把环境修复费用（即缓解城市环境恶化、减轻污染等的费用）社会化；

（4）垄断部门的资方和工会在引进劳动节约型技术的过程中进行了合作，这种技术不但能够导致垄断部门就业人数增加，而且还能带来国家部门就业人数的增加，并因此间接导致福利费用的增加。

（二）国家部门怎样用社会资本支出来服务于资本积累？

国家怎样才能帮助垄断资本进一步实现积累（或经济增长）？除了前面提到的由国家部门的扩张来吸收过剩人口与过剩产能外，主要是是通过国家部门的发展，想方设法扩大预算收入从而用财政在社会资本上的支出直接服务于垄断资本，或者说将私人资本应承担的成本加以社会化。正像奥康纳说的，“国家的许多财政支出变成了社会资本支出，因而从垄断资本的角度看，具有间接生产性”（第50页）。

1．社会资本支出与社会－工业综合体

奥康纳列出了许多类似下面的项目，作为社会资本支出的例证：促进教育和劳动力发展，降低劳动成本；解决公共住房建设预算效率低的问题，吸引垄断资本投资；消除造成公路和其他交通运输项目低效率的根源；开发庞大的精神病人和刑事罪犯中转站项目，实现更多的节约等。这些项目在国家和垄断产业的支持下，会带来奥康纳所说的各种规模的“社会-工业综合体”之发展（第51页）。就是说，这些项目本身是国家通过财政资金为社会（实际上是为垄断资本）或经济提高生产率而建构起来的，垄断资本不但能从项目的实施结果获益，而且还通过参与这些由国家提供资金的项目的运行而获得巨大的利益。

奥康纳的“社会-工业综合体”这一术语非常重要，它描述的是一种实际运行于社会中的机制。直到《国家的财政危机》新版出版，奥康纳在序言中仍多少有些得意地认为，自己提出的“社会-工业综合体”概念，“准确地预测到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形势的实际变化”（事务版序，第10页）。社会-工业综合体作为概念，一定程度上基于美国原有的“军事-工业综合体”概念而提出，它将国家财政为提高经济增长率而增加支出、财政资金提供私人资本成本社会化项目、垄断资本介入财政资金项目而获利等多方面的内容融合为一体，将国家、项目建设、垄断资本三方紧密联系在一起。奥康纳认为，作为一种社会机制，它“既能降低社会资本成本（如大众汽车交通、卫生领域的健康维护组织）又能降低社会费用成本（如监狱看守、福利改革）”（事务版序第10页）。社会-工业综合体牵涉到国家部门、公民群体（劳动力、失业者等支出项目涉及的有关人群）、垄断资本等多个经济主体，既可能是新生的，也可能由原有的军事-工业综合体转化而来的，只要它能“抓住（联邦政府提供大量补贴的）机会实现从军工生产向民品生产的转身”（第51页）。

社会-工业综合体的发展，取决于能否将垄断部门技术进步的收益拿出来供国家部门用作再分配项目，而这“说到底是一个政治问题”（第52页），需要垄断资本与国家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和更强的组合能力，需要弱化竞争部门资本的力量，需要确保不伤害垄断部门的工会化劳方（第52—53页）。奥康纳说，“从政治的角度看，社会-工业综合体就是由部分垄断资本和剩余人口以及垄断部门低工资雇员结成的变化缓慢的联盟；从经济的角度看，社会-工业综合体是同时为了给垄断资本创造补贴投资的机会、缓解剩余人口的实际贫困化问题以及通过实施社会经济计划把社会费用转化为社会资本的产物；从社会的角度看，社会-工业综合体是新的非直接生产性劳动者阶层——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专业辅助人员、工厂和办公室委员和其他负责计划、实施和监管教育、卫生、住宅、科学和社会-工业资本渗透的领域项目的工作者组成的劳动‘小军’——产生的结果”（第210页）。

财政资金帮助社会-工业综合体运行，最终会提高生产率并增加垄断资本的收益。不过，奥康纳也说，社会-工业综合体的运行，可能会改变垄断资本和工会化劳方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威胁竞争资本以及垄断部门中某些产业的利益，可能对改善竞争部门劳方（尤其是被压迫少数种族群体）与垄断部门资方之间的关系提出要求，可能会对税收制度改革提出要求，还可能需要深入改革社会各阶层内部及其之间的政治关系（第54页）。他说，美国联邦政府需要也已经在垄断部门鼓励劳资双方就生产率展开谈判，让“工资增长幅度在一定程度上低于生产率增长幅度或者最多与生产率增长幅度持平”，而下一步可能做的是“开征国家增值税以便从垄断部门攫取更大份额的剩余供社会-工业综合体使用”（第53页）。

2．社会资本支出中的社会投资资本支出与社会消费资本支出

在《国家的财政危机》一书中，奥康纳运用第四章和第五章两章文本，来分别阐述他所谓的国家财政支出中的社会资本支出，将其区分为社会投资资本支出（第四章）与社会消费资本支出（第五章）两个部分。由于篇幅及本章的目的所限，对此两章的内容只就相关部分作一点介绍。

（1）社会投资资本支出。财政支出中的社会投资资本支出，也就是前文说到的将私人资本成本社会化。奥康纳用社会投资资本支出来对应马克思的不变资本概念，然后又将其分为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两种：实物资本投资主要有经济基础设施（如交通运输设施和与工业发展项目的设施）、教育和研发用建筑和设备、城市改造项目等；人力资本投资则包括各级教育系统提供的教学、行政和其他服务，以及教育机构提供的科学和研发服务等（第95页）。

对于实物资本的私人成本社会化，奥康纳认为原因有二：首先，大部分实物资本被用来供给私人资本长期需要的产品和服务，社会化后可以以稳定、低廉的价格，确保相关产品或服务的稳定供给；其次，有些项目的成本常常超出了直接相关企业的财力，并且被视为不可接受的财务风险（第95页）。

针对人力资本需要社会投资，奥康纳分析，原因主要在于，在科学发现潜藏着更大的技术可能性的前提下，企业自己培训绝大部分员工是一种非常不合理的组织方式。这是因为，技术-管理知识和技能不可能被任何一个或少数产业-金融利益集团垄断，科学和技术发现会产生超越特定企业和产业的溢出效应，特别是在大众传媒、电子信息处理和劳动力国际流动时代（第104页）。

（2）社会消费资本支出。奥康纳将他所谓的社会消费资本支出对应于马克思的可变资本概念，分为两类，即“劳动阶级集体消费的商品和服务以及应对经济不安全的社会保障”（第117页）。

奥康纳所说的第一类社会消费资本支出，包括以下内容：①郊区发展项目（如道路、中小学校、娱乐休闲设施建设以及住房抵押贷款补贴和担保）；②城市改造项目；③其他如儿童保健、医院和医疗设施等相关项目。奥康纳说的第二类社会消费资本支出，包括工伤与职业病补偿金、养老与遗属保险、失业保险以及医疗保健保险。对于这第二类社会消费资本支出，奥康纳在概念上有些不够清晰，又认为“社会保险支出应该被归入社会费用支出，而不是社会消费支出”（第129页）。据此，我们将这一类社会消费资本支出的内容放到后面的社会费用支出中去叙述。

奥康纳特别指出，社会消费资本支出也是将私人资本的部分成本社会化，而且“社会化程度越高，货币工资水平越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垄断部门的利润率就越高”，因此“垄断资本常常积极支持社会消费支出的增加”（第117页）。在现代国家中已明显出现的趋势是，国家部门将越来越多的预算资金配置给社会消费资本支出，“特别是配置于垄断部门员工的社会消费支出”（第117页）。当然，“随着普通大众的不断无产阶级化、劳动分工和职能专业化的不断强化以及农村市郊化的快速发展，普通劳动阶级家庭越来越难以‘自给’，社会消费支出的规模越来越大”（第117页）。

不过，虽然同样是社会消费资本支出，但不同阶层的受益显然是不同的。奥康纳在《国家的财政危机》一书的第五章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讨论在社会消费资本支出中郊区对市区的剥削，以及不同区域的社会消费资本支出、规划改造对不同阶层（资本家与劳动者）、不同部门（垄断部门与竞争部门）的影响。我接下来简要介绍一下奥康纳所说的在社会消费资本支出中郊区对市区的剥削。

在他看来，市区已成为绝大多数中产阶级（商业不动产业主和商人、专业人士和新的企业随从人员）无力控制并因此无法享受的不毛之地，垄断资本也因土地成本问题而迁到了城市周边地区。于是郊区繁荣起来，而把城市留给了生产率和工资相对较低的竞争部门（小型制造业、零售业、食品、服务业）。他引用罗伊·伯尔的话来说明郊区对城市的剥削，“高收入家庭和某些产业搬往郊区削弱了中心城市的财力。与此同时，郊区居民通过与中心城市的互动，大肆利用中心城市的公共服务，从而加剧了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等城市问题。有很多经验研究支持这种对财政重商主义——把税基迁出市区或中心城市，而把服务成本转嫁给市区或中心城市——的指控”（第121页）。由于竞争部门的员工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他们的收入和住房价值相对较低，税基也相应较小，因此用于满足市区居民需要的社会消费资本支出（较于市区用于在城里上班的郊区居民身上的支出）就相对较少；而郊区正好相反，因地产价值高、居民富裕而税收丰富，郊区居民影响政府行为的能力也比较强，社会服务数量大且质量高，政府的社会消费资本支出也比较大。市区与郊区之间的差异，并不会因为人口流动而消失，因为劳动阶级（尤其黑人劳动者）因阶级与种族歧视而无力获得郊区住房的抵押贷款，也无法负担交通成本。奥康纳指出，郊区社会消费资本支出持续增加、市区与郊区的社会消费差别不断拉大，其结构性原因“来自资本主义，尤其是垄断资本占据支配地位、黑人和其他少数族群遭受社会压迫以及竞争部门与垄断（和国家）部门员工享受不同待遇等现象本身”（第126页）。

三、为资本积累间接服务的社会费用支出

为资本积累提供间接服务的财政支出项目，在奥康纳的概念体系中属于社会费用支出。奥康纳所说的社会费用，是“为保持社会和谐——为国家履行‘合法化’职能——所必需的项目和服务”（第6页）。在他看来社会费用的最典型例子就是福利制度，“福利制度主要是用来防止失业者闹事、维护社会安宁的”（第6页）。显然，奥康纳所说的福利制度就是通常所说的福利国家提供的社会救济项目，即针对穷困无助者或境况最差者（如无助的儿童、残疾人、体弱者及不愿工作者），用货币、实物或服务等形式给予帮助，满足他们的最低需要（一般需要调查收入和财产状况以判断是否符合资格）。此外，前面说到的社会保险支出也同样发挥了福利作用，而军事支出也能为资本积累间接服务。

（一）社会保险支出

如前所述，奥康纳原来将社会保险支出归入社会消费资本支出，后来又归入到社会费用支出中，这样做其实更符合福利国家制度的一般分类方法。社会保险的核心，是针对因年老、疾病、工伤、失业等风险而建立起强制性的、以财政资金为兜底保障的保险制度。这一制度运用了市场保险原理，建立起带有一定强制性的保险缴费与受益对应的制度，以便降低民众因风险而受到的伤害，受益者可能是全体公民也可能只是在职者（主要看保险的缴费与受益之间的对应程度或者说市场原则的运用程度）。在美国，社会保险资金的发放大多体现为财政上的社会保险支出以及因税收减免形成的税式支出。奥康纳指出，这类支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失业的、生病的与退休的劳动者，但“这种制度的首要目的是在在职劳动者（尤其是受雇于垄断部门的在职劳动者）中间营造一种经济安全感，从而提升他们的士气和纪律性”，“有利于维护和谐的劳资关系或者管理层与一般员工之间的关系，而和谐的劳资关系为积累资本和扩大生产所必须”，因此“社会保险主要不是对劳动者的保险，而是一种对资本家和企业的保险”（第129页）。奥康纳以养老与遗属保险计划在国会立法时几乎没有受到质疑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在当时，劳工组织因为这一保险制度进行了有利于其成员的收入再分配而感到基本满意，而垄断资本也因为它确保了一种比较和谐的劳资关系而感到比较满意（第130页）。换言之，社会保险支出作为社会费用，有利于资本积累的目的，虽然可能是间接性的。奥康纳总结道，社会保险制度在美国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除了它有利于垄断资本的资本积累外，还有劳动阶级的要求和国家试图赢得合法性的动力，“不仅是因为垄断资本有这方面的经济要求，而且还因为全社会的政治力量发挥了作用，国家也需要赢得人民大众的忠诚”（第133页）。

（二）社会福利支出（救济支出）

奥康纳概念中的福利制度，指的仅是社会救济制度，它事实上主要针对竞争部门的劳动者。竞争部门的产品价格由生产率决定，工资由经济中的总需求决定，往往独立于企业主和员工的意图，劳动力供给也趋向于增加。因此，竞争部门工人工资上涨的原因往往是通货膨胀而非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当然它也受国家最低工资法的影响。这些劳动者因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工会谈判能力低而导致工资收入低，又因人口过剩而特别容易失业，还受到下面两重失衡的打击：在资本积累及技术变革造成的地区与产业间经济失衡；社会在收入和财富分配方面失衡。

国家为了赢得合法性，必须对这些劳动者给予必要的救济，并间接地服务于垄断资本的资本积累目的。前文已经提及，在《国家的财政危机》这本书的第六章，奥康纳再次说到，垄断行业造成的产能过剩与人口过剩会带来巨大的压力，“产能过剩（或资本过剩）会导致政治压力，迫使政府采取咄咄逼人的对外经济扩张政策；而剩余劳动力（或者剩余人口）也会施加政治压力，要求发展福利制度”（第141页）。奥康纳指出，福利制度提供的收入让剩余人口具有一定的购买力从而让部分剩余商品得以消化，也有部分剩余人口被国家招募到福利机构中供职而获得工作，从而对资本积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由此看来“垄断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自我纠偏的制度”（第142页）。为福利而支出的国家预算，“可被视为一种——为了维护垄断部门劳资和社会和谐、提高垄断部门生产率并加快垄断部门资本积累和利润实现速度而——在劳动阶级内部进行前向和后向收入再分配的复杂机制”（第151页）。

不过，这样通过预算而进行的自我纠偏，能力是有限的，福利制度与福利支出的发展相对于生产率的提高而显得过慢，以至于“一方面难以创造足够的购买力来购买剩余商品，另一方面难以在国家部门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吸纳剩余人口”（第142页）。此外，尽管这样的福利已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公民权利”，但仍有强烈的声音加以反对，比如，“在州和地方层次，强烈反对扩大少数种族和穷人福利及社会计划的斗争依然在继续”（第152页），认为福利制度和官僚机构的不断发展有可能会危及市场工资制度和社会他律机制（第152页），也有人声称福利救济制度会导致精神和道德崩溃（如骗取福利金的行为）。奥康纳对这样的声音进行了驳斥，认为它们要么不成立，要么只是一个次要问题或者只是行政工作的差错（第153页）。因此，由国家部门负责的福利制度是必不可少的间接帮助资本积累的措施，“没有一个企业或者产业能够有效地计划或者资助一种旨在维系社会政治秩序和谐的制度”（第158页），“垄断资本负担不起为维护生产关系和谐所必需的各种社会计划”（第158页）。

（三）军事开支与社会福利支出

除了社会保险支出、社会福利支出（救济支出）对资本积累的间接影响外，奥康纳还特别分析了军事开支与福利支出一起间接服务于资本积累的现象。他说，“军费开支和福利支出的结构性决定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而这两种支出可被解释为同一一般现象的不同表现方面”（第141页），“福利支出和军费开支由垄断资本的需求和垄断部门生产关系所决定”（第141页）。奥康纳特别重视军费开支与福利开支对垄断部门造成的产能过剩与人口过剩问题的解决，并因此把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称为“战争-福利国家”。他说，“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福利支出和战争支出的增加也属于同一过程。换句话说，福利国家的发展与战争国家那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现代国家可被称为福利-战争国家”（第25页）。在奥康纳看来，“无论是福利支出还是战争开支都具有双重性质：福利系统的作用不仅是在政治上控制剩余人口，而且还要扩大国内需求和市场；战争系统则不仅要遏制外国竞争对手、阻止世界革命发展（从而保证劳动力、原料和市场不偏离资本主义轨道），而且还要帮助国内经济避免跌入停滞不前的陷阱”（第141页）。

对于军事支出，奥康纳还指出，“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特征”（第142页），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为资本积累服务，“美国军国主义的根源归咎于垄断资本导致资本过剩的趋势”（第143页）。他举例说，在美国，为数不多的大公司长期控制军费预算，“尽管国防支出的性质不断迅速发生变化，但总是同一些大公司持续获得最大份额的军火合同”（第145页），军备承包商和五角大楼之间的密切关系使其构成了一个实体——“军事-工业综合体”（第146页）。当然，战争和对外快速扩张，也能促进劳资关系和谐并进而为提高生产率（资本积累）服务，这是因为它能为“受雇于竞争部门或者处于失业状态的劳动者创造就业机会”（第143页）。

第三节　财政维度上现代国家的内在危机

西方由中世纪领主国家发展而来的现代国家形态，能够持续发展下去吗？事实上，早在19世纪马克思就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而断言它必然灭亡的命运。与马克思同时或者在他之后很长时间，就现代国家的未来这一主题来说，出现了大量的危机论、没落论与崩溃论的预言。基于本书的目的，我们先从财政维度来概括几种有关现代国家发展的危机论，然后再看看奥康纳是怎样从财政视角讨论现代国家不可克服的内在危机的，最后再作一点简单的总结。

一、从财政维度看现代国家的危机

已有许多学者从财政维度考察过现代国家的内在危机，这些内容主要基于他们从税收角度、福利支出角度、预算管理角度进行的考察。

（一）税收国家的危机

西方现代国家在财政上首先表现为税收国家，即以来源于纳税人收入与财产的税收来供养的国家。它自16—17世纪在西方逐渐成形，其中一个表现是，来自非税收的财政收入在比例上逐渐缩小到可有可无的地步，而税收慢慢占据到财政收入的绝对地位。到20世纪上半叶，随着较为公平的直接税制代替了具有累退性质的间接税制，税收国家也达到比较成熟的状态。

可在1917年，葛德雪就从财政方面预言了税收国家的危机。葛德雪认为，从中世纪领主经济中成长起来的现代国家，因为被剥夺了财产而在财政上不得不依靠来自资本主义经济的税收。于是，这样一种没有财产的穷国家很容易被资产阶级操控，以私人资本家与金融寡头集团为首的资产阶级也因此成为“国家中的国家”，利用国家组织来增加自己的利润并扩大手中的权力。在财政上，如果不能把财产还给国家，国家就是最贫困的组织，只能通过间接手段即税收来获取资源，于是国家无力满足甚至最为紧迫的社会需求。这样的国家，事实上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因为它受到普遍性的敌视：“那些掌权的人敌视国家，因为很自然地他们希望国家保持经济上的弱势地位，这样就不会从自己身上过多地征税；那些贫穷的人也敌视国家，因为在自己贫弱之时它无法给予只有共同体才能给的帮助”(20)。

1918年，受葛德雪上述研究的启发，熊彼特再次阐发了税收国家的危机。在他看来，从中世纪领主国家中逐渐诞生的税收国家，在收入上是受到限制的。这是因为，如果它主要依靠间接税的话，间接税能提供的最大收入是有限度的，越过此限度，间接税收入就会降低；如果它主要依靠向企业利润征税的话也有限度，超出一定的限度，直接税的税收压力将伤害甚至摧毁征税的对象，大大延缓产业发展的进程；国家对个人收入征税也是有限度的，因为此种税收会阻碍资本形成、挫伤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国家靠自己经营取得利润或者借债也是靠不住的，这是由于国家经营能力有限、垄断可能会剥削民众或者其他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财政能力有其界限，它的含义不证自明”(21)。可是，人民的意愿总是要求越来越高的公共支出，“如果有越来越多的权力被用来支持这种意愿，以及最终如果关于私人财产与生活方式的全新思想掌握了所有阶层的人民，那么税收国家就将走完全程”(22)，税收国家就会因此崩溃。熊彼特强调说，战争（特别是熊彼特写作时即将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未必会摧毁税收国家，在战争废墟上完全可能重建税收国家；真正摧毁税收国家的，是充满竞争精神的资本主义经济完成其历史使命，那样的话在现实中就会出现不可避免的经济发展放缓。在此时，私人企业失去了存在的社会意义，税收国家也就真正地走向终结。

（二）福利国家的危机

发端于19世纪下半叶并在20世纪逐渐成长起来的福利国家，也一再受到学者们的警告，认为它出现了严重的危机甚至即将要崩溃。

右派学者认为，主要由福利给付构成的财政支出额长期超过已大大提高的税收，从而使国家财政出现了巨额的赤字和长期不可逆的债务。公债的存在推升了市场利率水平、威胁了金融的稳定并造成投资机会的减少；为支持高福利而征收的高税收，抑制了资本投资的动力、阻碍了市场正确有效地发挥作用；高福利还降低了劳动力的流动、放松劳动纪律，促成人的惰性。他们觉得，“福利国家应当为目前的两个危机负责：金融危机放缓甚至逆转了经济增长，并让全世界各经济体深陷泥潭；而债务危机正在影响欧洲、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23)。在他们的眼中，福利国家让福利依赖者掠夺勤劳有创造力的人，同时它“创造出一次又一次的危机，每一次危机都是一个愚蠢政策的意外结果，这些政策因为政治原因而被政客采纳，但他们不用承担自己政策的后果”(24)。正如在第十二章所揭示的詹姆斯·布坎南的结论，即在大众民主制度下，民众要求更多的福利却不愿意纳税，因福利增加而提升的公共支出只能用公债来弥补，这么做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并最终破坏了社会资本，造成了社会道德的崩溃。因此，如果政府不改弦易辙，放弃福利国家（最多让国家只承担济贫责任），或者至少用宪法规则来约束支出与税收的增长，那么福利国家的危机与现代国家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

左派学者也大力批判福利国家，认为具有以下几个方面弊端的现代福利国家是无法维持的，必须向更高级别的国家类型转化(25)。

（1）现行福利国家是无效力的和无效率的。虽然使工资收入者生活条件改善，但其制度结构在改变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收入分配方面（纵向层面）极少作为（或无所作为），只是在横向层面（在工人阶级内部从高收入者向低收入者转移收入）发挥作用。它不能消除个体的不幸和产生需要的原因（职业病、失业等），而只是对这些事件的后果进行补偿，如健康服务、培训、救济，但这些措施来得太晚了。

（2）现行福利制度（尤其是美国式福利制度）具有压迫性。为了证明自己有资格获得福利国家的好处和服务，当事人不仅必须表明其“需要”，而且还必须标明他应该得到。这些管制措施，对人造成压迫。

（3）现行福利制度让工人阶级对社会政治现实的理解处于某种虚假状态。由于灌输了一套有关阶级合作的思想，使政治与经济斗争分裂，并使他们持有一种显然越来越没有根据的、有关经济和社会保障持续发展的信念。

（三）预算国家的危机

日本学者大岛通义从另一个角度即财政管理方面探讨了现代国家的危机。他认为，从中世纪领主国家成长起来的税收国家之所以具有合法性或者说获得人民的认同，是因为采用了严格的预算管理形式，即由民众选举产生的代议制机构（议会）对征税行为与支出安排进行严格的管控，这样在制度上可以落实预算责任。可以落实预算责任的国家，他称为“预算国家”。可是在现代世界的各个国家，都出现了明显的趋势，那就是议会对财政的管控越来越形同虚设。这是因为，随着常任制官僚从事的公共管理活动及掌握的预算技术日益复杂，议会事实上很难发挥真正的管控作用。而且，由于不受议会监控的中央银行活动范围扩大、各种中间组织为政府分担事务与责任、国家主权多元化（对地方分权、向跨国组织转移权力）、代际间负担转移等，预算的责任事实上无法真正地落实。就是说，仅依靠议会的预算管理活动，事实上无法实现民众对政府的真正控制。于是，现代国家原来具有的公共性开始崩溃（或者至少出现了动摇），落实预算责任就成了奢望，预算国家陷入严重的合法性（或认同性）危机之中。大岛先生的原话是，“预算国家的危机的根本在哪里？在于国民对政府行为的‘谅解’发生了动摇，并逐渐地崩溃。我们经常会提到‘财政的可持续性’，而财政的可持续性问题中最大的威胁正在于这种‘谅解’的动摇”(26)。

二、奥康纳的“国家的财政危机”理论

如前所述，奥康纳也从财政维度阐述了现代国家所面临的深刻危机，这种危机源自国家要同时承担资本积累和合法化两大职能：国家既要为资本集中的垄断产业部门的资本家承担大量的社会化成本，如提供基础设施、实施城市改造、治理环境污染、资助科学研究等，以完成资本积累的使命；又要为劳动力集中的竞争产业部门中长期领取低廉工资的劳动力提供福利，以实现政权的合法性。可要承担这样两个职能，国家就要有充足的收入应对必要的支出。按照奥康纳的说法，国家要为此筹措资金，只有三种方法：上调税率、采用通胀性筹款方式（“强行征税”）、发展国有产业并把利润社会化（第40页）。而这三种方法在现代国家实践中都难以实施，因此收支缺口无法弥补，最终造成国家的财政危机。

就是说，现代国家的财政危机在短期看是收支的危机，但它事实上反映了更为深刻的中长期原因，即它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矛盾——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第38页）。他指出，这种矛盾就是“从长期看，垄断资本把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本成本和社会费用社会化，但却没有把利润社会化（其实，成本和费用社会化的要害就是增加利润）”（第38页），因此“资本成本的社会化和利润的私人占有会造成财政危机或者国家财政支出与收入之间的‘结构性缺口’，结果就是出现国家财政支出增长快于筹款手段增长的情况”（第8页）。

（一）财政危机的主体：国家部门

奥康纳所说的财政危机，显然发生在国家部门这一主体身上。奥康纳概念中的国家部门，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履行日常行政管理任务的国家机构，另一部分是国有企业以及根据与国家签订的合同组织生产的私营企业。前已述及，国家部门之所以扩张，“是因为国家机构和国家签约企业必须向垄断资本提供社会资本，还因为垄断部门的发展回过来又需要国家把更多的资金用于社会费用支出”（第27页）。此外，奥康纳还解释说，还有两个原因让国家部门不断地扩张：（1）国家部门虽然自身生产率增长幅度小，但要服务于生产率增长快的部门，不得不被动扩张；（2）国家部门劳动者的工资由政治决定且与垄断部门的工资挂钩，以致工资水平高、增速相对较快。总体而言，国家部门总是为了服务于资本积累与合法性两大职能而不断增长，“政府的支出难以削减，国家部门的就业也是如此”（第28页）。

奥康纳说，国家部门之所以不断扩大以至于造成财政危机，还应从政治方面加以理解。他认为，在决定国家财政支出与项目的数量、构成、方法和分布等方面，市场机制只发挥很小的作用或者根本就没有任何作用，“国家行政部门根据一系列的政治决策来组织生产”（第61页），而国家机关内部又有多个拥有一定自主权的权力中心，“对于任何税收和财政支出的重大变革，仅在联邦政府这一级也许就有必要考察至少10个机构的反应：众议院的筹款委员会，参议院的财政委员会，国会众参两院的拨款委员会，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联邦预算局，财政部，国内税收局，审计总署，联邦储备委员会”（第62页）。这些机构又分别地受到不同的、相互间难以结成联盟的利益集团的影响，奥康纳对此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他的意见是，在美国，“国会仍然实际代表着各个不同部门的狭隘的利益”或者说地方和区域或者小资本的利益（第74页），而且“具有阶级觉悟的政客和行政官员影响或者控制着国防部、住房与城市发展部以及卫生、教育与福利部的一些下属机构，还包括商务部、交通部、财政部、国务院、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以及预算局的下属机构”（第64页）。不过，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国家仍具有一定的自主性，“总统和他的重要助手们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他们必须表达阶级整体（相对于特定经济）利益，并且把这些利益转化为不但是为了满足眼前经济和政治需要，而且还要维系垄断资本与竞争部门资方和劳方之间关系的行动”（第65页）。当然，“全社会的利益”只不过是“垄断资本利益的一种委婉说法”（第76页）。总体而言，为了服务于资本积累、维护社会秩序、赢得民众忠诚，“劳工组织的领导人、企业和国家进行经常性的合作以防范民众社会运动，把集体谈判改造成一种企业计划工具，努力实现高就业和与生产率增长相符的工资水平，并且保持劳动的生产力，以提高私人消费和社会消费（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和住房等）水平”（第65页）。换言之，扩大财政支出水平进行社会投资与社会消费几乎是所有各方一致的要求，在财政上就表现为抛弃19世纪的财政原则，“自由国家的预算原则被丢弃：直接税逐渐取代间接税；放弃平衡预算原则；接受不可兑换的纸币本位和借贷融资的新角色；国家财政支出持续增加以及国家经济职能在数量和种类上扩张”（第68页）。这样的财政变化绝非暂时现象，“而是现代经济时代的整体化原则”（第68页）。

（二）财政收入增加的有限性

在财政上，现代国家的危机首先是因为前文说的财政支出规模不断扩大，以便以社会资本支出和社会消费支出来服务于资本积累、增强合法性，其次是因为财政收入的增加有限。一般来说，国家获得财政收入至少有以下途径：税收；国有企业利润；公债。“国家可以采用三种通用的方法来为增加预算支出筹款：首先是通过开办国有企业创造利润，然后用利润来支付社会资本和社会费用支出；其次是以未来税收作担保发行债券或者借贷；最后是提高税率或者开征新税”（第169页）。如果以上这些途径都不管用，最后的手段就是通货膨胀。可是，这几种方式都不能有效地增加财政收入以弥补收支缺口，因此这样的财政危机在资本主义国家是无法克服的。

1．税收的有限性

用税收来获取收入是现代国家的主导财政收入形式，在奥康纳等马克思主义学者看来，“税收财政是（而且历来是）一种经济剥削形式，因而也是一个阶级分析问题”，“税收制度就是特定形式的阶级制度”，“税收斗争是最古老的阶级斗争形式”（第192页）。为了消除（或者说隐瞒）税收结构中不公平的内容以及阶级结构中的剥削性质，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一直努力构建公平的税收形式。到20世纪上半叶，西方国家实现了直接税制对间接税制的替代，其背后的理念是直接税制建立在纳税能力的基础上，而这又体现了公平理念。

奥康纳指出，纳税能力原则隐含的前提是，“国家的财政支出差不多平等地惠及每一个纳税人”（第194页），但这种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地方、州和联邦预算的重点是由增加生产的社会资本（社会消费资本和社会投资资本）以及社会费用（战争开支和福利）的需要决定”（第194页）。此外，国家又以“改进激励机制”为口号来大量减轻应由资本承担的直接税负，宣称“如果对利润课税太重，那么就会导致资本积累减少，生产和就业增长幅度就会下降；如果危及对有钱家庭和投资者以及他们（垄断货币资本供给）的金融机构的激励，那么可投资金的供给就会枯竭”（第194页）。因此，这样的直接税制往往集中于对流量的收入而非存量的财富征税，“把收入而不是财富使用作为支付能力的一个测量指标明显不利于工人，而是有利于资本”（第194页）。在资本主义世界一个突出的表现是，“没有一个国家对未实现的资本利得课税，尽管它们明显提高了相关个人的纳税能力”（第194页）。所以，现实的以直接税为主体的“税收制度名义上是累进的、理论上基于纳税能力，而实际上是累退的”（第6页）。

奥康纳进一步地指出以下几点：大部分公司所得税由消费者（工人和企业主）而不是公司所有人承担；赠予与遗产税是一个税基极小且相对比较容易规避的税种；商业房地产税也大多转嫁给了承租人或者消费者（或者转嫁给了员工）；工薪税全部转嫁给了员工，而个人所得税的税率结构提供了很多规避高边际税率的机会，劳动者也不能把个人所得税负担转嫁到利润头上（第195页）。

因此，奥康纳总结说，在现代国家，税收制度实际履行的是两大职能：一是筹集收入以帮助垄断资本获取利润，增加垄断资产阶级的收入和财富，劳动者承受税收负担；二是为社会资本支出和社会费用支出筹款，迫使劳动阶级越来越依附于资本，并且最终依附于国家（第199页）。他说，“这就是我们现行税收制度的一个值得关注的矛盾：一方面，税负大多沉重地压在了劳动阶级身上；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劳动阶级所处的地位，他们需要国家为他们花费越来越多的支出（社会消费和社会费用）。情况也许真是这样：税收剥削越沉重，政府的社会消费和社会费用支出就越多，因而需要进行更加残酷的税收剥削”（第199页）。显然，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是不可能通过增加税收来获得财政收入以缓解财政危机的。

2．国企利润的有限性

那么，国家可以通过开办国有企业（或者说将利润社会化）来增加财政收入吗？奥康纳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国有企业通常采用国家与垄断资本合伙的方式创建，并且以能加快垄断部门资本积累的方式来管理。因此，国有化和国有企业发展通常既不会产生盈余，也不会导致税收减少和价格下降，而是会导致国家举借新债并加剧财政依赖”（第169页）。

奥康纳承认，虽然从技术上讲，“如果国家在利润率相对较高和稳定的垄断部门创办企业，那么，由此产生的盈余就能用来为一般预算支出筹款”（第170页），但这是完全不切实际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国有企业的发展还受制于私人资本以意识形态为由做出的不懈反对”（第171页），它们制造“国家无力管理直接生产性资本的神话”（第170页），美国也因此没有重要的政治力量主张创办国有企业；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受到垄断资本的坚决反对，垄断资本“抵制国家资本侵犯垄断资本的‘天然领土’”（第169页），只允许国家资本在非盈利性领域存在，“希望国家能保持其财政脆弱性”并“希望国家保持其对税收的依赖”（第169页）。

因此，局限在非盈利领域和国家部门的国家资本，无法产出高于最低“正常”水平的回报率，“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真正的解救国家财政的可能性显然都将不复存在”（第170页）。奥康纳的结论是，“国有企业并没有在财政上解救国家。事实上，创办国有企业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加强经济中的私人部门”（第176页）。

3．国家举债的有限性

在理论上，国家举债是临时性弥补财政收支缺口的手段。在19世纪，国家债务主要产生于战争紧急状态。不过在现代，“国家借贷是为了增加社会资本支出（因此帮助私人资本增加利润）或者社会费用支出”（第177页），“还债的保证就是征税权以及通过增加国民生产总值来扩大税基的可能性”（第177页）。奥康纳承认，国债的增加会赋予国库更多的财政和货币计划权，但“国债的增加通常会加强资本对国家的控制”（第177页）。

奥康纳断言，“无论是地方还是联邦层面的国家债务都会实际增加私人利润，而且还会扩大垄断资本的影响。国债的增加通常不会加剧财政危机，但国家借款也不能缓解财政危机”（第169页）。

4．通货膨胀收入的有限性

通货膨胀是国家获得收入的最后手段，即它放弃真正的借款而通过增发货币来“自我借款”，又可因通货膨胀而致货币贬值来减轻自己的存量债务负担。

不过，奥康纳告诉我们，通货膨胀并不能真正增加政府的收入：一方面，“通胀性预算筹款的一个结果就是推高利率，从而增加联邦债务的还本付息负担”（第180页）；另一方面，因通货膨胀而致垄断部门、竞争部门和国家部门工资上涨，这又进一步带来垄断部门产品价格上涨与通货膨胀的加剧（第180页）。

在美国，虽然“联邦政府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也曾执行过一种温和、可控通货膨胀的政策，并且利用通货膨胀来抵赖部分联邦债务”（第44页），但固定收入者（国家部门雇员、政府服务对象、小企业主和其他人士）成了通货膨胀的受害者，而且通货膨胀会进一步引发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而且，在通货膨胀的状态下，国家往往难以发售债券（州和地方政府更难发售债券），事实上加剧了政府筹资的困难。

因此，在奥康纳看来，通货膨胀实在不是国家增加财政收入的可取方式，反而会进一步加剧财政危机。

三、现代国家在财政上的改良限度与前景

奥康纳指出，“财政危机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社会危机：经济和政治对立不但导致劳资双方剑拔弩张，而且还分化了劳动阶级”（第42页）。作为解决财政危机的最后手段通货膨胀，不但未能缓解财政危机反而加剧了社会危机，因而“今天，通货膨胀和财政危机令垄断资本和国家非常头疼”（第45页）。于是，资本主义国家想方设法改良制度，以克服财政危机。不过，这样的改良是有限度的，在未来只有向新的国家类型升级才能最终克服现代国家的根本危机。

（一）改良的限度

针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危机，奥康纳认为现有的改良措施是有限度的。

1．现有理论上的三种改良方法自有限度

奥康纳告诉我们，要缓解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危机和通货膨胀，理论上国家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就是通过策划经济的“管理型衰退”来收缩整个经济；第二种方法是推行工资和价格管制；第三种方法是通过与垄断资本合作的方式来提高私人部门和国家部门的生产率（以便在国家部门降低成本并缓解财政危机）。可是，“要想成功地采用其中任何一种方法，几乎都要求全社会生产关系发生深刻的变化”（第45页）。

奥康纳指出，这三种方法都有负面效应或者问题，因而难以解决甚至缓解财政危机（第45—49页）。

（1）实施管理型衰退。就是说，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减少总需求、增加失业并削弱垄断部门和国家部门工会的力量。表面看来，这一方法有助于缓解通货膨胀，但它有以下的负面效应：减少总需求和销售收入，导致部分产能闲置，进而降低劳动生产率并提高单位劳动成本，最终导致一种特别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增加失业或导致就业不足（特别是在竞争部门），增加依赖国家预算生活的人的数量；减少总工资和利润、缩小税基并削减税收，从而大大减少预算收入。

（2）进行工资和价格管制。这一措施的效果与管理型衰退相似，可以控制工资成本，降低物价上涨趋势，减轻财政危机，但它会遭到工会的坚决抵制，因而是垄断部门与国家部门难以完成的任务。另外，它还“把生产一线的劳资对立转化为国家与劳动者之间的冲突”（第47页），进而带来国家合法性的危机。

（3）促进垄断部门和国家部门合作以提高生产率。这似乎是唯一可能的选择。不过，奥康纳指出：提高竞争产业的生产率不切实际，因为各竞争产业企业数量多、生产规模小、经济整合度相对较低。除了战争时期，国家在垄断部门进行直接投资的做法也不切实际。而国家能做的，只有致力于提高国家部门（包括国家签约企业拥有的设施）的效率，并且间接帮助垄断部门提高生产率，但这样的“生产效率既难以测量又很难提高”（第49页）。

2．运用社会－工业综合体解决财政危机也有限度

在奥康纳看来，国家能够通过加快发展前文提及的社会-工业综合体来缓解财政危机。他指出，“社会-工业综合体加速发展的一个预期长期结果是整个经济生产率的提高。生产率的提高应该有助于缓解财政危机，因为从经济产能增加的角度看，政府财政支出的每一分钱应该会变得更加高效，因而会增加总收入、扩大税基和减轻预算筹款负担。换句话说，社会-工业综合体的基本用途就是使得国家部门更加接近垄断部门这个从生产率增长角度看充满活力的部门”（第210页）。不过，奥康纳指出，由于以下原因，社会-工业综合体的发展在美国也是有限度的（第210—215页）。

首先，竞争部门的资本几乎无法得益于社会-工业综合体。这是因为，竞争部门是依靠增加就业而不是大规模投资、资本密集型技术或者尖端技术来扩大生产的。此外，这个部门对于管理人力资源的要求相对较小，因此小企业主通常并不关心高等教育、研发和类似支出，他们甚至敌视教育事业，因为高等教育的发展会减少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低工资、非熟练和半熟练劳动力的供给，可他们还要被迫为此缴税。

其次，劳工组织也反对或者不关心社会-工业综合体的加速发展。竞争部门的工会（首先是建筑业工会）总是付出有份而收获无缘；垄断部门的工会最大的可能是不关心，也有可能反对，因为它们的会员缴纳的税款被用于社会-工业投资和计划，再说非会员剩余劳动力会由此获得大量的新的就业机会。想要使社会-工业综合体能够运转起来，国家就必须对垄断部门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起来的“自由”集体谈判制度进行重大的变革（或许干脆就是完全废弃）。

再次，现有的军事-工业综合体会加以反对。一方面，大量从国防承包合同获利的资本家会反对，因其利益受社会-工业综合体发展的影响而受损；另一方面，过去巨额军事开支对经济稳定与社会稳定有作用，减少这方面开支也会因其负面作用出现而受到反对。此外，依托于军事-工业综合体的大量员工与小企业主，也会表示强烈的反对。

最后，奥康纳认为全面发展社会-工业综合体所需要的政治-经济系统外围的巨大变革也不具备条件。比如说，国会控制于不关心甚至反对社会-工业综合体的利益集团手中，现有的民主党和共和党这两个政党所代表的阶级阵线往往反对现状的任何变化（尤其是隐含在社会-工业综合体中的变化）等。

3．结论

奥康纳的结论性意见是，“资本主义改良的终极范围和限度将取决于目前正在进行的旨在形塑社会-工业综合体的政治斗争和运动”（第215页），“财政危机是否能够通过社会-工业综合体得到缓解，取决于大资本和联邦行政部门是否能够说服地方政府提供合作或者迫使地方政府接受合作”（第216页）。

（二）前景

那么，国家的财政危机能通过税收的最终增加而解决吗？到《国家的财政危机》一书接近尾声之际，奥康纳再次回到这一问题。他的答案仍然是否定的，不过此次奥康纳主要是从税收斗争的角度来分析的。他说，“反对税收剥削的政治斗争才是今天唯一有意义的抗税斗争形式”（第217页），而所谓的税收斗争就是“通过选举把‘大肆挥霍者’逐出政府，组建政治运动组织，把拒绝纳税作为一种政治觉悟行动”（第217页）。奥康纳举例说，“郊区居民发起的抵制增税、鼓动取消房地产税、市区-郊区冷战的行动以及各地和全美的税改倾向（更不用说避税和逃税行动）”（第218页），都是税收斗争的表现。这样的税收斗争，源自以下两个因素：民众的税收水平和税收结构不公平意识不断提高；对一般财政支出重点的批判（第219页）。

虽然由于开征新税以及个人所得税税率调整等原因，税收水平有可能会提高，但税收的增加也是有限度的，因为在政治上“多数被调查居民并不赞成通过增加税收来扩大任何政府项目”（第222页）。他引用藤田昌久的话说“一旦纳税人的政治和社会抵制严重到政府无法强制增加税负的程度，税收就会实际达到极限”（第221页）。右翼势力向来反对增加税收，而进步的左翼势力“正在打破自己对税收问题的沉默，并且开始把税收剥削和预算支出重点联系起来”（第223页）。正像奥康纳在《国家的财政危机》开篇不久就提到的，“每个经济和社会阶层及群体都希望政府在越来越多的事情上花费越来越多的钱，但就是没人愿意缴纳新税或者按更高的税率缴纳旧税。其实，几乎每个人都希望少缴税，而且很多群体采取行动成功地达到了减税的目的”（第1页）。正因如此，我们不可能指望通过税收的增加来最终解决财政危机。

所以，奥康纳对现代国家的未来前景是悲观的。他一再表示，现代国家的财政危机是“国家财政收入与支出出现结构性缺口的必然结果”（第210页），“资本主义制度将在国家财政力量耗竭之时寿终正寝”（第247页），“解决这种危机的唯一永久性方法就是社会主义”（第210页）。他的意思是说，目前这种样子的现代国家将因财政危机而无法持续，解决国家财政危机的前景在于让现代国家向更高阶段转型或者说升级。

确实存在着现代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危机吗？应该说，从财政角度概述的现代国家危机，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存在。但是化解这样的危机，可能仍然脱离不了国家制度的帮助以及对国家制度的进一步构造。正像波兰尼批评自由主义经济学时说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幻想只要摆脱权力干预，市场就能为人类带来自由，但是“没有权力和强制存在的社会是不可能的，没有强力作用的世界也是不可能”，而且权力及其施加的强制实际上“是扩大和加强自由的唯一手段”，“规制和控制不只是使少数人，而是使所有人获得自由”(27)。这样的看法，同样可以用来描述财政制度在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中曾经发挥的作用，也可依此期许未来财政制度所能发挥的作用。

大致上，在现代国家的未来发展中，财政制度将能够为化解或至少缓解现代国家中存在的危机服务，并为人的生存繁荣与自由扩大发挥作用。至于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最终会产生出什么样的国家制度，目前的国家制度是否会继续存在、在财政上何时会出现现代国家的终结，尚未可知。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都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28)。

(1)　詹姆斯·奥康纳著：《国家的财政危机》，沈国华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以下文本中凡直接引用自该书的，只以文中夹注形式注明页码。

(2)　伊恩·高夫著：《福利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古允文译，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95年版，译序。

(3)　何畏：《国家职能的嬗变与资本主义的国家调节——詹姆斯·奥康纳的国家财政危机理论》，《学术研究》2010年第6期。

(4)　何畏：《国家职能的嬗变与资本主义的国家调节——詹姆斯·奥康纳的国家财政危机理论》，《学术研究》2010年第6期。

(5)　考夫曼著：《社会福利国家面临的挑战》，王学东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9—20页。

(6)　艾斯平-安德森著：《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郑秉文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7)　Francis G.Castles，etc.edited：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Welfare Stat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5.

(8)　巴里著：《福利》，储建国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页。

(9)　Gertrude Himmelfarb，The Idea of Poverty，Alfred A.，Knope，Inc.，1983，P4.

(10)　马克思、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3页。

(12)　刘娟凤著：《福利国家》，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21页。

(13)　刘娟凤著：《福利国家》，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22页。

(14)　奥菲著：《福利国家的矛盾》，郭忠华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页。

(16)　Francis G.Castles etc.edited，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welfare Stat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9.

(17)　Francis G.Castles etc.edited，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welfare Stat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38.

(18)　刘娟凤著：《福利国家》，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21页。

(19)　刘洁著：《私人资本成本社会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财政制度演进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20)　马斯格雷夫、皮考克主编：《财政理论史上的经典文献》，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73页。

(21)　熊彼特：《税收国家的危机》，载于格罗夫斯著：《税收哲人：英美税收思想史二百年》附录，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22)　熊彼特：《税收国家的危机》，附录于格罗夫斯著：《税收哲人：英美税收思想史二百年》，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23)　帕尔默编：《福利国家之后》，熊越等译，海南出版社2017年版，序言第23页。

(24)　帕尔默编：《福利国家之后》，熊越等译，海南出版社2017年版，第8页。

(25)　奥菲著：《福利国家的矛盾》，郭忠华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9页。

(26)　大岛通义著：《预算国家的危机》，徐一睿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前言第2页。

(27)　波兰尼著：《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217—218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页。

第十四章　走向现代国家的五个命题

在这本书里，我重点讲解了13本经典著作，并且顺带讲解了另外6本，目的是借助于经典作家的智慧，运用财政政治学的视角，来理解迄今为止中国向现代国家的转型进程，洞察走向现代国家的路径、动力与方向。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我的解读只是提供了一个思考的契机，并不能给出直接的答案。

接下来，我将把这本书涉及的一些重点议题概括为“走向现代国家的五个命题”，以便完成全书。需要交代的是，这样的概括并不是对本书更不是对相关经典著作全部内容的充分反映。

一、走向现代国家的进程，就是国家公共性逐步实现的过程

国家是人类为了自己的生存与繁荣而创建的以公共权力为核心的共同体，而现代国家是这样一种共同体，在人口、土地、主权三种要素中，它以主权为支撑点；而所谓“主权”，就是由制度化的、经民众同意设立的各级组织来承载的公共权力。因此，相对于城邦、帝国，现代国家的权力公共性得到比较充分的实现。

现代国家不是一天建成的，现代国家的公共性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实现的。由于中国曾经有漫长的帝国史，由于帝国曾有的辉煌和丰厚的积淀，对于近代遭受外敌入侵并由此开始国家转型进程，国人一度愤懑不已，认为帝国这样的国家制度应该为中国近代的落后与转型的困难负责。我在书中反复说明，这样的看法不太公平。说到底，帝国只是国家类型中的一种，而在中国这一地理空间中帝国构建得还算是比较成功的。这样的成功，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帝国刚开始构建时，我们的立法者就已经比较充分地认识到国家制度中蕴含的公共性并努力实现之。本书第一章说到《荀子》，它在展望并设计正在来临的帝国时就说过，“天地万物人为贵”（《荀子·王制》），“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正如历史学家钱穆先生说的，政权的生命依赖于“正义”理想的支撑，“正义授予政权以光明，而后此政权可以绵延不倒”(1)。中华帝国绵延二千多年，并能实施有效的治理，为中华文明发展提供支持，正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样的公共性的结果。

但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帝国制度就完美无缺并能万年不坏了。这一制度是在当时条件下的一种特别建构，公共权力以君权为形式来表现，君主借助于对土地的产权而建立起对土地上附着人口的统治权。这样一种权力建构形式，兼具公、私二重性，容易为具有私人性的君主滥用。因此，为帝国时代立法的思想者总是反复地提醒当政者，国家权力具有公共性；对于影响公共性发挥的制度规定与现实行动，他们总是给予大力的批评。在帝国运行的现实中，私人利益对公共利益的破坏，不仅体现在《叫魂》中君主用各种非常规手段控制官僚并超越正式制度，还体现在与民众打交道的各类行动者身上，正如《清代地方政府》反映出的公务活动中的大量私人行为。帝国发展越是到后来，君权公共性与私人性的矛盾就越加突出。在《大学衍义补》中，丘濬尝试建构一个更理性的帝国制度来为民众服务，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呼吁“王者起”以重建一个更具公共性的制度，都是对现实中矛盾的充分认识或者对“积累莫返”的绝望。越到帝国后期，君权所包含的私人性就越伤害国家共同体的公共性；要实现国家这样的公共性，就必须废除君权及帝国制度，让国家升级成为现代国家。

现代国家公共性的保障，首先是权力来源于组成共同体的民众授权。这种授权，不是中国古代幻想中的禅让制（虚拟的及一次性的授权），更不是君主时期的世袭制或王朝革命，而是通过常设组织与定期选举来表达民众同意的授权。现代国家公共性的保障，其次来自国家日常治理中的权力，也由受选举制约的公共组织行使，依托于分工明确和高效协作的理性化制度体系，致力于向公众提供服务。这样的权力，来源于民众，目的指向民众，并由理性制度有效运行。从晚清时期开始，中国走向现代国家，在制度建设上努力构建有效的官制、反映民意的代议制等行使公共权力的组织，就是在不断地实现国家的公共性。

现代国家中的财政，即现代财政，在公共性方面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1）收入来源具有公共性，即收入主要来自大众税收，而大众税收是基于社会公意而形成的立法权，对公众的收入或财产进行普遍、平等、直接、规范地征收而形成的财政收入；（2）支出方向具有公共性，即财政资源主要用于公共利益或公共目的，用来提高大众的安全和福利，保障社会的安全和正常运转；（3）管理过程具有公共性，即财政收支过程透明公开，事先由预算控制，而预算又控制在代议制机构手中，并最终由社会公众控制。由于现代财政具备上述“公共性”特征，因而常被人称为“公共财政”。

承认现代国家的公共性，必须以承认个人利益之私的合法性为前提，正如《欲望与利益》一书所说的。在此基础上才有市场秩序与私人产权建立的可能，而市场秩序与私人产权又是现代财政的运行基础，是现代国家的基本要求。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中强调高度集权的政经体系在知识运用上犯了大错误，只有在各有其主的财产激励下通过市场合作才是现代国家发展的正道。德·索托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足够的金钱拯救所有的穷人，穷人也不需要拯救，需要的仅仅是发动法律革命，将目前的私人产权制度扩及他们，将他们已经在非法部门创造的资本合法化，让他们能为自己创造财富。像这样的现代国家，才能得到不断发展的经济与社会的支持，这也是中国走向现代国家的进程中曾经有过的曲折以及目前所坚定的道路。

二、国家成长的动力蕴含于每一个国家之中，但并非每个国家都能顺利地成长为现代国家

“密纳发的猫头鹰要到黄昏到来，才会起飞”(2)。晚清以来中国走向现代国家，在相当程度上是在问题引导下进行的，有问题出现就解决问题，因而国家制度的变化只是适应性的。其中蕴含的转型意义，直到今天才彻底显现出来——原来我们所做的，都是在力图走出帝国时代。

从春秋战国以来，中国实际上已经经历了两次大的国家转型。一次就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从城邦转到帝国，明末学者王夫之曾将这段变化时期称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另一次是晚清以来从帝国转到现代国家，李鸿章视其中遭遇的局面与发生的变化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至今日，中国仍行进在这第二次大的国家转型之中。

走出帝国、走向现代国家的动力，事实上蕴含在每一个帝国内部，由人与自然关系变化推动，因国家间竞争关系而加强，更受到参与历史过程的每一个主体的认识与行动的影响。《文化、权力与国家》为我们描述了在此转型过程中，中国华北农村几个村庄表现出来的转型动力与转型后果，而《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为我们描述了在此转型过程中儒家知识分子所受到的思想冲击以及他们的心理变化、个人的知识努力。在本书选用的《欲望与利益》《文明的冲突》《利维坦的诞生》《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等著作中，为我们描述的是欧洲国家在转型过程中人的思想的变化、外来各种冲突的压力、内部各种条件的约束，以及各种各样的偶然历史因素发挥的作用。

不得不承认的是，并非所有的国家都能顺利地变成现代国家。事实上，正如德·索托在《资本的秘密》一书中所强调的，在当今世界上200多个国家中，只有20多个真正能称得上是成功的现代国家。之所以如此，用波兰尼在《大转型》一书中的话说，那是因为必须要经受“开颅剖腹般手术”。这个过程必然是痛苦的甚至是剧烈的，而且必然会伤害既得利益者甚或无辜者，正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摩尔在《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中描述的多场革命所显示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曾提出过一个“自然国家”的概念，也可以用来说明。他的意思是，能够富裕起来的现代国家，都是权利开放的国家，民众在制度上能够通过政治竞争和经济竞争来约束掌权者的权力，但这样的国家实际上是不自然的；“自然国家”在制度上的表现是，设计精英特权，降低经济和政治的竞争，但这么做的国家无法成为成功的现代国家(3)。正常的国家，按道理都应该可以成为现代国家，因为每个国家都有成长的动力；可是要通过制度化开放权利实现国家现代化，就要“开颅剖腹”，这么做反而不自然、太痛苦，所以世上才少见成功的现代国家。

不过，对于未来历史发展我们之所以仍可抱有信心，原因在于，在此过程中各类主体是可以学习也善于学习的。按照埃特曼在《利维坦的诞生》、蒂利在《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中的说法，率先实现现代国家的欧洲国家，一开始也只有少数几个成功者；欧洲后来的成功者，更多地是学习英国、法国、荷兰、瑞典等国宪政官僚制度或者资本化强制模式的结果。毕竟，国家转型的动力一直存在。

三、国家转型的担当主体至关重要

虽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动力蕴含在每一个国家内部，但因历史条件所限，担当国家转型的不同主体，带来了各国转型过程中不同的路径与后果。摩尔在《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中，分别阐明了国王、贵族、城市市民、农村居民等主体在英法等国转向现代国家过程中的作用。他告诉我们，英国土地贵族成功地转向商业化并与城市工商业资产阶级融合，是英国走向现代国家的关键。而现代国家也必须是民主国家，从美国内战的经验教训中，摩尔告诉我们，民主制度与民主价值在现代国家是唯一合法的制度与价值；只有经济上的进展而没有政治上或者说道义上的前进，是不配称为现代国家的。

在英法等先发国家奠定的国际格局及成功经验的感召下，日本这样的国家也走上了现代国家之路，但因为它的城市工商业者力量软弱，土地贵族未能成功地转向商业化而日益成为寄生阶级，这些旧的力量掌握着政权，从日益工业化的经济中获得了力量并依赖于旧传统旧价值来获取意识形态的支持，最终让日本越来越多地依靠军事力量和对外冒险来巩固自己的政权，这就是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因此，走向法西斯主义的可能条件有三个：（1）旧的寄生力量仍执掌政权，至上而下地发展工商业经济并获取经济资源；（2）复活传统理想，从神秘信仰或爱国主义成分中寻求政权合法性；（3）妄图用军事力量解决内外困难。

与西方国情不同，在中华帝国时期不存在强有力的土地贵族，也没有新生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孔飞力在《叫魂》中强调的“君主官僚制”，垄断了一切政治与经济力量，因权力而致富的地主阶级日益成为寄生阶级。那么，中国是怎么走上现代国家之路的？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列文森告诉我们，虽然传统的儒家思想与学者官僚并不能带领中国实现转型，但在儒教影响下自觉承担天下国家责任的知识分子，依然通过自我的转型，不断地从西方引进器物、制度、文化，从而引领着整个国家的不断变化。正像姜义华先生反复强调的，像孙中山这些人之所以发动革命建立民国，根本不是什么阶级利益的驱动，而是中国士人在新的条件下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担当(4)。这是中国国家转型的特殊之处。

在历史上，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荣乃至现代转型，离不开制度的建构；但在此制度下，一个个鲜活人物的行动又反过来塑造了制度，改变了历史的方向。从孔子以来士人对君子责任担当的反复强调，成为中华文明扩展和现代国家转型的强大动力；这样的责任担当，在未来仍将成为中国发展的内生力量和精神资源。不过，凡事过犹不及，太强调责任，有时就会忽视权利。《欲望与利益》一书告诉我们，要建设现代中国，离不开的是必须实现利益原则的合法化，为此需要界定清楚私人产权。这也是德·索托在《资本的秘密》一书中强调的，让所有的人都能获得所有权法律的保护并通过创造性劳动来增值，让所有权制度具有动态性，以便更多地考虑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民众创造的有效的非正式所有权协议，而不是僵硬地执行原来的旧所有权制度，更多地考虑促进交易而不是保证原有资产的安全。

只有这样，通过确保“人”的权利地位和自身积极性的发挥，经济活动者才能获得他们努力的大部分成果，经济才能运行，文明才能繁荣。这就需要在责任之外，强调对人的权利的保障；没有权利保障，就没有现代工商业，现代国家也就成了无源之水。在此我们可以再度回味荀子的伟大教导：“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要在今天中国建立权利保障，就要有法律革命。换言之，在知识分子作为责任主体担当国家转型责任之外，还需要通过权利建设和法律革命，让千百万“人”成为这一转型过程中的自觉主体。在中国国家转型过程中，责任与权利，一个都不能少。

四、成功走向现代国家需要具备三个条件

成功走向现代国家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我从《资本的秘密》一书的不同章节归结了德·索托的探讨，总结出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可以一般化地表述如下：第一，处于社会底层或者不合法部门的民众要有组织地抗争；第二，政府及政治领导人要开明，及时妥协并发动改革；第三，存在民意机构供民众与政府展开协商谈判。

就民众有组织地抗争而言。毕竟，没有民众的抗争，就不会有制度的变革和权利的确立。在西欧，社会运动为推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提供了动力资源。摩尔告诉我们，英法两国之所以能走上现代国家之路，跟两国分别发生的革命有关。而法国大革命对法国国家转型的贡献，被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盛赞。美国非法占据土地的移民与利用不合法协议占据矿山的矿工，他们所发动的不间断抗争，也得到德·索托仔细的描述。摩尔在《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中告诉我们，英国人来临之前印度社会千年没有什么变化，跟印度农民的非反抗性格有关；但他没有强调的是，印度独立以后之所以能在经济未现代化前提下长期保持民主制度，跟英国殖民统治期间，学会抗争表达的国大党和其他众多有抗争意识的政治团体有关。因此，没有民众组织起来抗争，没有社会运动，也就不可能发生法律革命与政治革命，一个国家想成为现代国家就失去了可能。

就政府及政治领导人开明而言。从历史发展来看，黄宗羲期盼的“王者起”，在许多国家走向现代的进程中，是一个必要的然而经常是偶然的满足条件。对于推进一个国家的现代进程并尽力避免破坏性极大的革命来说，开明的政治领导人及时发动改革是极为必要的。摩尔强调，有影响的领袖人物能够准确及时地理解并把握问题的实质，上层主动让步，可以避免一个国家更为惨重的失败。对此，德·索托的说法是，成功的西方各国“都有一些开明人士懂得，如果有很多人生活在某一法律制度之外，那么这个法律制度的存在就毫无意义”(5)。罗斯金等人的说法是：要终止孕育革命的社会不公正，政治领导人就必须发动改革；在革命的感情被牢固树立以前，政府必须进行改革，以便在问题变得危险之前阻止它的发展。那么领导人要做什么才算是开明的？德·索托的建议是：找到真正的所有权社会契约；调整法律与这一契约相适应；研究出政治策略使得变革成为现实。对这样的领导人而言，“假装这些不合法协定不存在、或者不采取策略把它们纳入法律部门就试图将其废除是傻瓜的行为”(6)。从《欲望与利益》一书中我们得到的启发是，开明领导人发动的改革一定是要去保障个人的权利与市场的规则。不过，德·索托等人对以下问题的回答还是太乐观了：一个国家是否具备开明的政治领导人？这样的领导人是否能够发动必要的改革？在发动经济改革的同时能否促进政治与社会的民主化，以避免内战前美国那样南北价值观分裂或者日本那样走向法西斯主义？

就民意机构供政府与民众谈判而言。黄宗羲定理告诉我们帝国时期存在税负不确定之害，可在帝国晚期浙江嵊县“粮席”的存在，让民间代表与政府官员展开谈判，可以在保障公务所需的同时避免税负不确定之害。摩尔盛赞英国在现代进程中“国会的存在这个事实意味着一套新的可变通的制度建立了起来，它为新生的社会力量提供了发表议论和提出要求的活动场所。同时，它也是代表不同利益的各种党派组织和平地解决争论和冲突的政治机构”(7)。而德·索托也一直强调，美国和西欧所有权法律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之前就已存在选举政治和运行良好的国会，从而选票压力和议员活动迫使国会或政府一步步地修改早已僵硬的所有权正式法律，使其向有利于穷人、有利于产生资本的方向变革。帝国时期地方层面上出现的像“粮席”这样的谈判机制，一直到清末才上升为国家层面的资政院。到今天，要解决布坎南和马斯格雷夫在《公共财政与公共选择》中讨论的以下财政问题，同样需要民意机构供政府与民众谈判：财政政策该选择哪一种？税收的恰当界限、支出的正确方向在哪里？除了这些财政问题外，一个国家应该如何行动，才能吸纳社会新生力量、化解社会冲突，逐步完善现代国家制度？这些都离不开正式有效的选举机构与谈判机制，以供各方协商互动，随后再对谈判结果展开监督与纠错。如果没有这样的谈判机制，那要么国家的发展陷入长期的停滞，要么最终走向革命。

五、财政危机既是国家转型的征兆，又是推动国家转型的力量

对于财政在研究国家转型时的作用，熊彼特是这样说的，“在用于研究社会转折点或新阶段之时，从财政入手的研究方法效果更为显著；在这样的时期，现存的形式开始殒灭，并转为新的形式，而且在这一时期里原有的财政策略往往会出现危机”(8)。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熊彼特认为，财政危机既是显示社会变化的征兆，同时也是推动社会变化的重要原因。

通常理解的财政危机，就是财政的收不抵支。但若细加区分的话，财政危机至少有以下三种或者说有三个层次：第一种是收支危机，它就是财政的收不抵支，出现赤字，需要想办法弥补；第二种是制度危机，它不仅表现为长期的收支赤字，而且表现为制度性和根本性的危机，即该财政制度中的主要收入无法支持不断攀升的支出；第三种是价值危机，它意味着被统治者（财政义务的承担者）对统治者的财政征收合法性产生怀疑，要求统治者在价值系统方面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或者要求统治者接受被统治者的价值形态。财政的价值危机多数时候会与制度危机、收支危机同时出现，但也可能单独发生。从托克维尔和摩尔所描述的法国大革命起因来看，不是简单的收支危机引发了大革命，财政制度危机及其背后的价值危机，才是大革命的原因。

从这三个层次来理解财政危机，才能明白为什么说财政危机既是显示社会变化的征兆（主要集中于收支危机），又是推动社会变化的原因（主要集中于制度危机与价值危机）。这是因为，只有财政危机发生了，才会引发人们的思考：短期的危机，是提醒人们社会经济运行可能出现问题的信号；长期的制度性危机，则会触发人们对于制度的怀疑，并进而对推翻旧制度、构建新制度提出要求；价值层面的怀疑与危机，需要有新的意识形态说明和合法性的重建，需要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基于谈判机制不断地互动，解决争论和冲突，推动制度的不断演变。欧洲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动力，正是源出于此，所以菲利浦·霍夫曼和凯瑟琳·诺伯格评论说，“在财政发展和政治发展的道路上，财政危机都是转折点”(9)。

显然，在每一个国家类型中，国家都有自身的矛盾，并且可能表现为财政危机。在实现现代国家转型之后，因为财政危机的存在，让布坎南在《公共财政与公共选择》中再次认识到现代福利国家的矛盾，即在大众民主之下存在着巨大的福利要求和低下的纳税意愿之冲突，由此带来了巨大的赤字与不断攀升的公债。为了克服这样的财政危机，他要求实行财政立宪，以便进一步强化现代国家制度，约束政府的收支行为。可奥康纳在《国家的财政危机》中认为，现代国家要同时满足资本积累与合法化这两个职能的要求，必然会带来支出的不断膨胀；可由于不能通过增加财政收入来弥补膨胀的财政支出，因此现代国家制度并没有能力解决这样的财政危机。

大致可以断言，在现代福利国家，财政危机依然在推动制度的变革，财税问题仍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展开谈判的最好契机。尤其在日益老龄化和不断增强的风险社会中，福利支出不可能降低。面对由此形成的可能财政危机，除了通过强化现代国家制度对财政行为进行约束之外，还能做什么？能做的，要么是通过国有化措施以利润形式来弥补支出，要么是通过征收更多的税收来解决缺口。可否用利润形式来弥补财政支出，取决于国有企业是否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实现效率。对此，由于信息与激励问题无法解决（正如哈耶克与德·索托等人反复强调的），目前看来并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而要征收更多的税收，就需要进一步地发展“同意的税收”，要让民众通过谈判机制感觉到自己上交的高税金确实物有所值，要让民众充分信任政府没有滥用税收资金。有丹麦学者强调，丹麦之所以赤字率远低于美国并且国家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原因就是高税收，因为只有高税收才能让它避免财政危机，并有能力投资于人力资本（教育、医疗）进而形成国家竞争力(10)。看来，高税收似乎是化解财政危机、提高国家竞争力的唯一道路。不过，在现代国家要让民众同意高税收，需要在政治上做出更多的努力，需要谈判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以便让民众能更进一步地信任政府，进而实现国家的升级(11)。

(1)　钱穆著：《国史大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13页。

(2)　黑格尔著：《法哲学原理》，范扬、张启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序言第14页。

(3)　诺斯、瓦利斯、温格斯特著：《暴力与社会秩序：诠释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的一个概念性框架》，杭行、王亮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4—256页。

(4)　姜义华：《中华天下国家责任伦理与辛亥革命》，《社会科学》2011年第9期。

(5)　德·索托著：《资本的秘密》，王晓冬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8页。

(6)　德·索托著：《资本的秘密》，王晓冬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21页。

(7)　摩尔著：《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张东东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1页。

(8)　熊彼特：《税收国家的危机》，附录于格罗夫斯著：《税收哲人：英美税收思想史二百年》，刘守刚、刘雪梅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9)　霍夫曼、诺伯格编：《财政危机、自由和代议制政府》，储建国译，格致出版社2008年版，导言第1页。

(10)①Martin，Mehrotra，Prasad edited，The New Fiscal Sociology：Taxation in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263.

(11)　这一话题，我将在“走向现代国家三部曲”的第三部予以更详尽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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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感谢曹建社长的青眼有加，也感谢王智丽等编辑的辛苦工作，让我把原来针对本科生的两本教材改编成如今这本《打开现代：国家转型的财政政治》，并与去年出版的《财政中国三千年》一起构成“走向现代国家三部曲”的前两部。

借由学校通识课程建设的机会，我给本科生开设了通过阅读经典理解中国国家转型的课程。学校规定，教材必须采用5年内出版的。这就给了我机会，每过5年选择一批不同的名著来讲解并形成新教材。到如今我已有两本分别以《财政经典文献九讲》《财政思想与经典传承》为名出版的教材，预期在退休前还有1~2次这样的机会。

怎么选择在课堂上我要加以讲解的经典作品，是一个难题。经过很长时间的考虑，我决定围绕着理解中国国家转型并发挥个人在财政政治学领域的长处来进行。1840年以来直至今日，已有近二百年的时间，中国人一直行进在走向现代国家的道路上。这样的历程已经进展到哪一步，历史的三峡穿过去了么？怎么认识这一国家转型的动力、路径与方向？类似这样的问题，我想每一位关心国运的中国人都在思考。阅读与国家转型相关的经典作品，肯定有助于提高在此方面的思考能力，以便各自寻找答案。

在如此选择的经典作品基础上，加上十多年来我的讲解，最终形成了如上所说的两本教材。在当今学术出版市场萧条，又未得一分钱出版资助的背景下，曹建社长不嫌弃我的教材内容粗陋，慨然嘱我从中选录改编成如今这本著作。我们的目的是共同的，那就是让更多的读者能知晓并亲近我所介绍的经典著作，共同思考走向现代国家的中国道路。阅读名作，理解国家转型秘密；打开经典，打开现代国家之门。

如今这本《打开现代：国家转型的财政政治》，恰好能够与我去年出版的《财政中国三千年》和明后年将出版的另一本书，构成“走向现代国家三部曲”。在探讨中国走向现代国家的进程中，《财政中国三千年》的主题是“从财政看中国”，目光聚焦于中国；《打开现代：国家转型的财政政治》的主题是“从经典看中国”，把目光逐渐从中国转向西方；下一本书的主题将会是“从他者看中国”，目光聚焦于西方并回看中国。

我们正在走向现代。自秦以来的帝国政治，虽然走向终结，可是走向现代国家之路并不容易，甚至长途的跋涉会让人忘掉自己曾经努力的方向。拔剑四顾心茫然，我们一直在为什么而战斗？

最后引当年仍为初中生的我，反复抄写以至于铭刻在心的黑格尔的一段诗，结束这后记，并与同道中人共勉：

朋友们，向太阳！

让人类的幸福之果快快成熟！

几茎残枝，几片碎叶，

怎挡得住太阳的光芒？

快穿过这残枝与碎叶，

奔到那太阳边去，

吸吮它的光和热。

最好莫过于，

让自己酣然永驻。

刘守刚

2021年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