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晚清最后十八年 第一章 袁世凯的朝鲜发迹史
第二章 袁世凯与李鸿章的第一次会面
第三章 明治维新，日本崛起
第四章 清日两国战前军力对比
第五章 牙山湾海战，清军强舰不战而逃
第六章 李鸿章：以一人敌一国
第七章 海战爆发：世界第六大舰队屡犯低级错误
第八章 独升帅旗，邓世昌以孤舰对抗日本海军
第九章 强大的北洋舰队何以一败涂地？
第十章 安东沦陷，日军史上首次跨过鸭绿江
第十一章 摩天岭阻击战，清军唯一一次胜仗
第十二章 旅顺失守，大清最强防御体系被轻松突破
第十三章 全军覆没：北洋舰队最后一丝希望被党争掐灭
第十四章 战败的根源：为什么大清不能打一场持久战？
第十五章 《马关条约》：赔得远比纸面上多
第十六章 最强抵抗！台湾孤岛抗日
第十七章 日本间谍的结论：大清全民腐败！
第十八章 从贵人到太后：26岁慈禧掌控大清
第十九章 戊戌变法：光绪和慈禧的权力博弈
第二十章 自救变法在百日内无疾而终
本部主要参考文献
晚清最后十八年2 第一章 强拆血案：武术大师赵三多自创义和拳会
第二章 义和拳的“神化”之路
第三章 党争的开始：端王集团的惊世废立阴谋
第四章 慈禧的布局：荣禄崛起
第五章 权力安全：慈禧维持统治的核心
第六章 党争的发酵：山东巡抚之争
第七章 义和拳进京前的疯狂
第八章 义和拳是如何进北京的？
第九章 端王步步紧逼，慈禧调军自保
第十章 被内外势力逼到绝境的慈禧进退失据
第十一章 开战决策的秘密：最后的御前会议
第十二章 向十一国开战
第十三章 大沽口保卫战：优势下的惨败
第十四章 租界之战：裕禄的一场政治表演
第十五章 “东南互保”：大臣的算计
第十六章 聂士成：最后一位传统名将之死
第十七章 四千发炮弹攻不下使馆：荣禄的秘密
第十八章 北京的沦陷
第十九章 八国联军在京津的暴行
第二十章 李鸿章一生的最后一次议和
第二十一章 义和团与八国联军之乱的终极启示
晚清最后十八年3 第一章 日俄争霸满洲，睦仁为何敢“抗俄援清”？
第二章 一日之内数倍于甲午战争总伤亡：日军陷入生死局
第三章 乃木希典的破局：失败中的艰难战术创新
第四章 乃木希典为何坚持不主攻易攻的203高地？
第五章 人肉挡机枪！乃木希典惨烈攻下203高地和旅顺
第六章 大山岩的智勇：与俄军总司令的大兵团对决
第七章 大山岩陆战战略失败：日军再次陷入生死局
第八章 东乡平八郎第一战：海上格杀俄军司令！
第九章 东乡平八郎第二战：运用“T”字战术失败
第十章 知行合一的真谛：东乡平八郎如何判断波罗的海舰队航向
第十一章 知行合一的境界：东乡平八郎的最强接敌
第十二章 “东乡T”：东乡平八郎全歼波罗的海舰队
第十三章 睦仁的战略：从方向上打败俄国
第十四章 立宪改革的起点：慈禧亲自提拔袁世凯
第十五章 努力学习明治维新：袁世凯最终将大清引向立宪改革
第十六章 袁世凯为何反对立宪学习明治维新？
第十七章 慈禧紧急叫停立宪改革，新一轮党争即将开始
晚清最后十八年4 第一章 孙文上书李鸿章
第二章 兴中会并非孙文首创？
第三章 情报泄露，广州起义失败
第四章 孙文与康有为始终无法合作的秘密
第五章 康有为一生中唯一一次起义为何失败？
第六章 利用“刺康”，孙文为革命筹款筹到了慈禧头上！
第七章 四处寻求支持失败，孙文以孤军打响起义第一枪
第八章 在革命最低潮中成立同盟会！
第九章 同盟会成立了，为何没迎来革命的转机？
第十章 朝廷内部，立宪改革再次转入党争
第十一章 连续整垮瞿岑：袁世凯的惊人手段
第十二章 光绪死亡之谜
第十三章 慈禧留给载沣的政治遗产：袁世凯
第十四章 从保路运动到武昌起义
第十五章 袁世凯出山，为何只能抛弃大清，接受共和？
第十六章 为何孙文一定要“让位”给袁世凯？
第十七章 大清灭亡，民国重回革命
自 序 在写作晚清的五年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最后十八年 : 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 / 黄治军
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360-7773-7
  Ⅰ. ①晚… Ⅱ. ①黄… Ⅲ. ①中国历史－研究－清后
期 Ⅳ. ①K25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06373号
出版人：詹秀敏
责任编辑：孙 虹 夏显夫
特约编辑：盛 亮 王菁菁
技术编辑：陈诗泳
书  名 晚清最后十八年 : 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
书  名 WANQING ZUIHOU SHIBA NIAN:CONG JIAWU ZHANZHENG DAO XINHAI GEMING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书  名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书  名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后辛庄村村委会东)
开  本 680毫米×990毫米 16开
印  张 25.5 1插页
字  数 353,000字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2.0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010-85866447（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第一章 袁世凯的朝鲜发迹史 袁世凯入朝
杀人立威，袁世凯初露峥嵘
袁世凯的人生瓶颈
第二章 袁世凯与李鸿章的第一次会面 东学党
帝国最大的权臣
袁世凯的特别之处
即将出场的带头大哥
第三章 明治维新，日本崛起 天皇也要饿肚子
日本人名的历史起源
如何顺利地成为一名太监
天皇睦仁的成长之路
集权！伊藤博文的建议
对武士的最后清洗
一笔划算的买卖：明治维新
战争机器开启！
掏家底的豪赌：出兵台湾！
“要防备日本人！”
钓鱼岛
第四章 清日两国战前军力对比 日本向朝鲜派兵
清日兵力对比
日军战时大本营的三套方案
东学党人打乱日本战争计划
李鸿章的苦恼
李鸿章“以夷制夷”外交策略的失败
外交是一门学问
战斗即将打响
佐世保军港，联合舰队起航
牙山湾：北洋军舰的危险降临
第五章 牙山湾海战，清军强舰不战而逃 方伯谦
中日两大舰队的首次相遇
炮的秘密
济远中炮
东乡平八郎
济远号上的白旗
方伯谦的误导
高升号沉没
第六章 李鸿章：以一人敌一国 李鸿章的失望
北洋舰队的战机
“避战保船”
攻势防御！
决战即将来临！
第七章 海战爆发：世界第六大舰队屡犯低级错误 大战前的平静
强大的北洋舰队！
丁汝昌的秘密
快速的联合舰队！
伊东佑亨的冒险
丁汝昌的谨慎
丁汝昌的意外
伊东佑亨的算计
林泰曾突施冷箭
斩首！擒敌先擒王！
实战专家刘步蟾
打炮是一门技术活
战机的出现！
战机的丧失：一群帮倒忙的人
桦山资纪：一个疯狂的人
鱼雷手蔡廷干
形势急转直下！
第八章 独升帅旗，邓世昌以孤舰对抗日本海军 邓世昌
地狱之火
恐怖的炸药
致远号上升帅旗
死战！同归于尽！
经远号壮烈沉没
方伯谦再次临战脱逃
第九章 强大的北洋舰队何以一败涂地？ 北洋舰队被分割包围
来远、靖远死里逃生
定远、镇远拼死一战！
邪恶的炮弹让日军自食其果
援军抵达
一个煤老板的嚣张
海战惨败的根源
北洋舰队强大下的危机
方伯谦的结局
海战结束，陆战开始
第十章 安东沦陷，日军史上首次跨过鸭绿江 疯狂的日本陆军统帅：山县有朋
左宝贵的选择
总攻开始
左宝贵死战平壤
叶志超的决定
日军夜渡鸭绿江
第十一章 摩天岭阻击战，清军唯一一次胜仗 山县有朋的对手：聂士成
左宝贵与聂士成的一次谈话
爬山真不是件容易活儿
日军第三师团误入清军包围圈
狂人的落幕
第十二章 旅顺失守，大清最强防御体系被轻松突破 日军第二军登陆桃花浦
徐邦道的坚守
熟悉的一幕：清军不战而逃
旅顺大屠杀
日军战时大本营中的两种意见
伊藤博文的战略
第十三章 全军覆没：北洋舰队最后一丝希望被党争掐灭 进攻威海，日军倾全国之力
兵力分布的秘密
威海陆路炮台失陷
日军鱼雷艇重创定远
最后的求救
北洋舰长们的集体自杀
将定远击沉！
丁汝昌的归宿
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第十四章 战败的根源：为什么大清不能打一场持久战？ 帝党上台指挥清军
山水画名家吴大澂
吴大澂能不负众望吗？
日本兵法家野津道贯
魏光焘孤军抵抗
战场上如何抓住战机
一位画家的最后表演
为何大清不打持久战？
第十五章 《马关条约》：赔得远比纸面上多 和谈的陷阱
《马关条约》的细账
继续算账
第十六章 最强抵抗！台湾孤岛抗日 日军占领台湾
台湾原住民的英勇抗日
美丽岛
第十七章 日本间谍的结论：大清全民腐败！ 清国惨败之谜
间谍大师荒尾精
日本间谍史上最杰出的天才
重要的间谍中心——日本驻北京公使馆
日军副总参谋长亲自潜伏
清国之败，败于全民腐败
第十八章 从贵人到太后：26岁慈禧掌控大清 慈禧后宫上位史
慈禧与咸丰的真爱时光
残酷的宫廷斗争
苦命的天子
光绪与皇后的婚姻悲剧
虚弱的皇帝
帝党代表人物翁同龢
后党代表人物李鸿章
袁世凯在北京的“活动”
下一个李鸿章
第十九章 戊戌变法：光绪和慈禧的权力博弈 慈禧的杀招
慈禧的心理
光绪的新帮手
康有为的上书之路
康有为与荣禄的一次谈话
制度局：光绪的人事改革
旧官僚的反击
光绪的杀手锏
光绪的四大亲信
袁世凯的骑墙术
康有为的惊天阴谋
光绪的密诏
四人绝密会议
谭嗣同夜访法华寺
袁世凯的惊恐
第二十章 自救变法在百日内无疾而终 伊藤博文介入戊戌变法
慈禧的恐惧
李鸿章的反击
变法无疾而终
袁世凯的秘密
杨崇伊到达天津
戊戌六君子
真正的政变
变法失败的根源
光绪的悲痛
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夜
第一章 袁世凯的朝鲜发迹史
袁世凯入朝
那个年代的人其实是很少有机会出国的，但有一个人例外。
1859年，常年征战在外的河南籍将领袁甲三给老家邮寄回了一封信，报告他率领的军队打败了北方农民起义军（捻军）即将凯旋的消息。家里人接到信的这一天，家族中的一位男婴出生了。
有人衔着石头出生（贾宝玉），有人干脆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孙悟空），但这个孩子似乎是上天派来的一位送作战捷报的使者，于是大家都很欢乐，认为这个男孩长大后将很不简单。
从现在看，这其实只是一种很平常的巧合。比如某天你突然在路上大叫一声，回家翻翻黄历发现这天正好立春，你总不能说这春就是被你叫出来的吧。但是对于袁家人来说，这毕竟是个好兆头，他们激动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这个男孩是袁甲三亲哥哥的孙子，也就是袁甲三的侄孙，家谱排名“世”字辈，家族人就借这个吉兆给他取名为“凯”。
没多久，袁世凯就被过继到他叔叔袁保庆家做儿子。这个袁保庆曾是袁甲三的一名麾下大将，退伍后担任江宁盐法道（副部级高官），主要工作是掌管南京地区食盐的生产和销售。袁保庆对袁世凯的期望也是巨大的，做官之余，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监督小袁好好读书，以便将来走科举正途，考取功名，对得起他出生时的那个好兆头。
可惜袁世凯似乎天生就不是块学习文化知识的料，他曾鼓起勇气参加两次科举，而且是最基本的乡试，结果名落孙山，令袁家人都大没面子。
大家责备，袁世凯也很懊恼，但他接下来的动作不是准备第三次考试，而是把所有的课本和复习资料找出来——一把火烧了。这个举动意味着他永远告别了高考（科举），打死也不再考公务员。他边烧边声明：我今后要立志去当兵打仗，弃文从武！（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邪！）
对于袁世凯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而他为什么要做出这个决定，秘密很快就会揭晓。
这时候养父已经去世了，于是他从上海千里迢迢去山东投奔了一个人——吴长庆。作为袁保庆生前的结拜兄弟，吴长庆收留了袁世凯，让他在自己身边做了一个军队里的参谋（幕僚）。这一年是1881年，袁世凯已经22岁了。跟我们如今大学本科毕业生一样，他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
职场新人袁世凯很快要出一趟远门，而且很远，是去——朝鲜。
提到朝鲜这个国家我们比较熟悉了。2012年朝鲜央视曾发布一个报告，说全世界人民生活幸福度排名最高的，第一是中国，第二是朝鲜。所以，我们有必要来了解一下这哥俩好之间有点源远流长的关系史。
在明朝，朝鲜是大明帝国的藩属国，天聪元年（1627年），皇太极对明作战失败，缺少银两，就先易后难，派大将阿敏攻下了朝鲜（打朝鲜不用攻山海关），从此朝鲜成为八旗军的后勤供应基地，粮食可能不管饱，但人参随便拿。你想没事就喝个参汤的军队打仗有多猛。就这样，八旗一边流鼻血一边砍敌人，一路杀进山海关。大清建立后，朝鲜自然而然沦为大清藩属国（虽然他们一直很想念明朝）。
所谓藩属国，有点类似于被老大保护的老二的意思。朝鲜只有“国王”，而没有“皇帝”，因为他们的“皇帝”就是大清皇帝，使用的年号也是大清的年号。而朝鲜国王在级别上只相当于大清国的亲王。由于这个原因，朝鲜国王的王宫和老百姓的民居都必须修得比清国的矮小。我们知道如今大韩民国的国旗是太极旗，实际上当年朝鲜人设计国旗时，清国依据自己的国旗是黄龙旗，给朝鲜的指导方案是——蟒旗（蟒是一种在地上爬的龙）。朝鲜人终于有想法了：大家都是做龙的，你们在天上飞，我们在地上爬，娘的这版本差得也太大了吧，于是就改成了太极旗。
顺便说一句，当时大清的藩属国并不只有朝鲜，除了北面的沙俄和东面的日本，与清国相邻的国家几乎全是它的藩属国，从南到西还有：安南（越南）、缅甸、暹罗（泰国）、苏禄（菲律宾）、南掌（老挝）、尼泊尔、锡金、不丹……这是一种以“天朝上国”为中心的封贡体系，即使在1840年以后，这些国家被西方强国占领，沦为殖民地，但它们仍然恭敬天朝，坚持向清国进贡。
朝鲜这个国家的另一个特色就是一直比较穷（与当年皇太极抢得太狠有关），当时他们的一品大员出门也是有车的，不过，是一种十分轻便和省油的车——独轮车。这种待遇，也就跟当时清国东北地区回娘家的小媳妇一个级别。而朝鲜也基本上没有什么军队，他们一直指望大清解决国防，干脆就省了军费。
对于朝鲜来说，除了穷，其实这也是没办法，大清太强大，东北又是清朝廷的“龙兴之地”，清国从来就不允许朝鲜拥有能够威胁到龙脉安全的军事实力，所以你们也就不要有什么军队。
大家都知道，穷则思变，还有一个成语叫穷山恶水出刁民，这话是很有道理的。事实证明朝鲜这个“小弟”当得极不安稳。后来他们发现另一个邻居——日本渐渐有了新老大的风范，而日本也一直注意培养在朝鲜的势力，比如朝鲜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华条约》）就是跟日本签的，于是朝鲜朝廷内部迅速分化成两派。
一派比较守旧，坚持亲近天朝——清国，认为永远跟着大哥走，永远有馍吃，他们因此被称作事大党（以小事大，出自《孟子》），也就是实际上的亲华派；另一派偷偷摸摸接受日本人给的好处，认为跟着这个大哥混不仅有馍吃，说不定还能喝上紫菜蛋花汤，他们自认为比较开化，因此叫做开化党（亲日派）。
不难发现，事大党和开化党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属于见面就是问候你亲妈转身就飞起一脚的那种，所以他们当时是带着板砖去上班的（有史料记录），王宫里一言不合就开始拍砖，抄起家伙打破头的事情每隔两三年就要来一次。正是在袁世凯同学找到工作的第二年（1882年），矛盾又爆发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朝鲜首都汉城，被事大党挑唆的百姓活活打死了十几名日本人，然后他们闯入日本公使馆，见人就砍。几名日本使馆工作人员做了刀下之鬼，而开化党也不是好惹的，在日本从国内派兵支持的情况下，他们开始反击，于是全国一片混乱，到处是打砸抢烧，还有一群别有用心的人趁机煽风点火，影响社会稳定，此事不得不惊动天朝。为了维护藩属国政局的稳定，并不让亲日派掌权，清国立即派出了军队前去平息。而统率这支军队的，正是吴长庆。
工作不满一年正浑身是劲的袁世凯跟着吴长庆进入朝鲜了。吴长庆带来了三个营的兵力，一进入朝鲜，吴长庆就把其中一个营的兵力临时交给了袁世凯，命令袁世凯带着士兵往前冲。实事求是地说，吴长庆的意思不是让袁世凯去送死，而是有意让他建功立业，将来好升官。
袁世凯当然也能理解吴长庆的良苦用心。第一次带领一个营的兵力，他没有丝毫的畏惧，而是比吃了高丽参还要兴奋。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将以实际行动，令吴长庆都感受到他的可怕，而这一切也将奠定他一生事业的基础。
袁世凯，你放弃了科举，投笔从戎；你不在国内好好待着，却跑到朝鲜来折腾，这正是走自己的路。
袁世凯回报给吴长庆的是一份特殊的礼物。
当时清国军队镇压农民起义有两把刷子，但纪律一直不怎么好。对于天朝来的军队，当时朝鲜的百姓是夹道欢迎，热情款待“王师”，有用石锅拌饭的，有做一碗冷面的，也有送几个煮鸡蛋的。但清兵们的表现实在配得上《疯狂的石头》里的一句台词：什么素质啊？
他们吃完后，大摇大摆地侵入平常百姓家，抢走财物加强奸妇女，令吴长庆无比头疼。
袁世凯认为打仗之前必须整顿纪律。于是他向吴长庆报告：大帅，我已经处罚了几名带头闹事的士兵，请您前往视察。
吴长庆赞许地朝袁世凯点点头，觉得袁世凯还是有作为一个将领的天才。为了好好地训斥这些闹事的士兵，吴长庆边走边打好了腹稿，准备发表一篇既措辞严厉又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训话，让这些士兵作出深刻检查，以维护军纪。
他跟着袁世凯来到关押的地点，门推开，吴长庆的笑容凝固了，他突然发现自己的训话已经没有必要了。
因为死人是听不见的。
只见黑屋的桌子上，整整齐齐地摆着七颗人头。
原来袁世凯要吴长庆来看的不是活人，而是人头。在抓住这些闹事士兵后，他既没有请示也没有报告（这是惯例），就自作主张先把他们全砍头了。而袁世凯杀的并不是自己那个营的士兵，而是另外两个营的人。
吴长庆突然感到不寒而栗，待在那里足足十分钟。所谓杀鸡骇猴、杀人立威这种事他也懂，但一口气切瓜砍菜砍下七颗战友的人头，并且还没闹出乱子，足见袁世凯的不简单啊。
其实吴长庆不知道的是，早在出国之前，袁世凯就向周围人抱怨：吴叔身为军中主帅，却只会一贯温文尔雅像个书生，满足于“儒将”之名，不敢杀人，也不敢以杀止杀，你们有什么打算，反正我是准备从朝鲜回来之后，就要离开这里了！
吴长庆最终没有说什么，而袁世凯经此一杀，在军中威望立升。在接下来的作战中，他表现了身先士卒的特质，以亡命之徒的打法冲在队伍的前面，而士兵们也跟着他全力向前冲锋，格杀敌人。最后在吴长庆的大军增援下，袁军平息了朝鲜宫中混乱，清国势力重新掌控朝鲜王宫，日本人和开化党的领袖被赶出汉城，吴长庆的军队留驻朝鲜，清国仍然保持着对朝鲜宗主国的地位。
吴长庆连夜向朝廷写奏章保举袁世凯，这样，23岁的袁世凯升官了，成了清国正五品的“同知”——也就是副市级官员，年薪80两，正式成为驻朝清军一个营的长官。
后来，吴长庆奉调回国时，他并没有把袁世凯带回国，他知道自己留不住袁世凯，也不想再把袁世凯带在身边，这绝对是一个危险人物，不如留他在朝鲜震慑日本人和开化党人，防着他们做小动作。
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证明袁世凯绝对是这份工作的最佳人选。
过了两年，宫廷政变又一次来了，这次驻汉城日军趁乱打进了朝鲜王宫，诛杀事大党大臣，软禁国王，宣布朝鲜“独立”。
朝鲜“独立”，不仅意味着实际上废除了对清国的藩属地位，停止向清国朝贡，而且以后只能听日本人的。
消息传出，驻朝清军另外两个营的长官决定立即向国内朝廷报告，听候朝廷的指示。但袁世凯坚决不同意，他认为兵情危急，特殊情况特殊处理。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如果等朝廷的指示下来，日本人都成为太上皇了，必须趁日军的势力在朝鲜还未站稳，当机立断，果断平息政变，维护清国在朝鲜的利益。
由于袁世凯的态度很坚决，情绪很愤怒，最后其他两个营的长官同意：由袁世凯率领他的部队攻打日军占据的朝鲜王宫，其余两营帮忙策应。
袁世凯又一次出手了。和上次一样，他又一次冲在队伍的前面，带领手下士兵蜂拥而上，锐不可当，日军仓皇逃窜。赶走王宫里的日军后，袁世凯又煽动汉城的流氓地痞（跟他关系很好），在街上见到日本人就砍，并且一把火烧了日本公使馆。混战中，袁世凯成功地解救出被挟持的国王，护送他回宫，并拿出自己的军费（朝鲜王宫没钱），亲自做好了被诛杀的事大党大臣家属的抚恤工作。
由于袁世凯一系列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朝鲜朝廷又一次恢复了对清国属国的地位，国王被日本人挟持期间发布的对清国不利的政令通通废除，清国的利益再一次被维护。
由于袁世凯在这次动乱中表现出了军事上的果断和政治上的成熟，他在朝鲜的地位更加巩固了。后来，清国撤去了在朝鲜的驻军，而袁世凯仍然没有被调回国，成为清国派驻朝鲜的最高领导——清国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
这个官职在清国相当于道员，“省部级的官员”（正三品）。实际上是清国派往朝鲜的全权代表——监国。为什么不直接叫监国？这是为了避嫌。当然叫公使也不行，因为爱面子的天朝上国认为，“属国无外交”，派到小弟那里去的，自然要避免使用外交上的一些称号。所以打着“通商”的牌子，来行使监国的权力。
实事求是地说，虽然作为“官二代”，但目前为止袁世凯的一切还是靠自己奋斗得来的，他能力强，又舍得付出，所以对于在朝鲜做到这个全权代表，别人是没有异议的。
就这样，袁世凯开始了他在朝鲜漫长的驻扎生活，这一驻扎，就是13年。在远离权力中心的异国他乡，在清国朝廷的大臣几乎把他遗忘的时候，在日本人的处处包围和挑衅之中，袁世凯几乎以一人之力一次次成功抵抗和反击，坚守清国的利益底线，日本人对这位油盐不进流氓作风的清国人很是头疼，先是想撵走袁世凯，然后又实行暗杀，都被袁世凯躲过。
这段日子，用袁世凯自己的话说，他是在“只手支撑东方大局”，这话虽然是吹牛，但吹得还比较合理。
由于袁世凯十分强硬和狡诈，朝鲜国王在他面前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战战兢兢。袁世凯不仅可以随意出入王宫，还要对国王说话办事指指点点，当时国王发给各国的外交文件除了盖上玉玺，还必须盖上他袁大人的大印才能生效，重大事情上的请示通报也是少不了的。而袁世凯出入王宫期间，打听到朝鲜王妃还有一位妹妹，很年轻的思密达（16岁），很漂亮的思密达，就将她笑纳为自己的三姨太，两位陪嫁的丫头被纳为二姨太和四姨太。据野史上说，袁世凯还打过美艳的朝鲜王妃的主意，很可能跟她有一腿，这个说法当然找不到明确的历史证据，但我认为就袁世凯的性格来说，这种事情他是绝对干得出的。
总之，在外人看来，袁世凯在朝鲜是很风光的。他也有了独轮车，所谓春风得意有人参，独轮车上抱美人，是也。
但谁也不知道，这个时候的袁世凯是不快乐的。他很不快乐。
因为这一切不是他想要的，准确地说他想要的不止这些。
在朝鲜期间，袁世凯不停地向主管他的国内领导打报告，要求回到清国温暖的怀抱，但没人理他。
没理他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袁世凯的工作业绩实在太突出了。他能搞定日本人，就让他继续搞定。一来二往，袁世凯相信：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他就可以在朝鲜养老了——领导赏识你，没有办法啊。
前几年我曾在一个自称是职场大师的讲座里听到这样一个观点，当时觉得很新鲜：如果你是某个部门或者某项业务的领导，工作不能做得太出色，否则你的上级就会认为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人来替代你，你也就很难有再升迁的机会。
当然，这位“大师”的观点是不对的。因为他只看到了表面和眼前，所以显得比较小家子气。他一定还不知道有另外一种观点：做大事以找替手为第一。
既然你都是什么方面的领导了，就别老盯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生怕别人割了你几垄麦子。事实上当领导的不光要能力突出，扎实肯干，更重要的是要懂得放手和放权，也要注意培养自己的接班人，否则您很快就是袁大人的知音了。
袁世凯的苦恼正是来源于这个。由于国内方面迟迟不找人来替换他，他就只能永远待在朝鲜的职位上。
如果主管袁世凯的这位领导的记忆能力足够好，他一定能够想起袁世凯是哪年被派到朝鲜的——那是在遥远的13年前。13年！那时候的袁世凯还只有一个老婆，他满腔热血，剑在匣中鸣，他以为去朝鲜只是去打一架，顺便观个光，很快就会回来，没想到却是一张十几年的单程车票。
我爱这个地方吗？不爱。我想念家乡吗？想念。我能回到国内吗？不能。
我已经35岁了，我已经在这个穷乡僻壤服务了13年，毫无疑问的是，无论是我在朝鲜的事业还是官职，它们都已经达到了顶峰，朝鲜国王是不会把他的王位让给我的。在这里我是老大，但是回到清国，我连上朝的资格都还没有！作为一个中年胖子，我的事业曾经辉煌过，但现在它遇到了很大的瓶颈。我需要新的舞台，我需要人生和事业的突围。我的兴趣爱好不是通商，也不是通奸，而是——带兵。去带真正的兵！
除了想继续升官，袁世凯急切希望回到国内还有更加复杂的原因。
经过30多年的洋务运动，清国的近代工业发展起来了，加上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清法战争中清国取得了军事上的实际胜利，此后朝廷也一改鸦片战争以来的懦弱之风，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政治和外交攻势，在国际上重振声望。这时美国刚打完南北战争不久（1865年），德国也刚完成完全的统一（1871年），全世界都在炒作“清国威胁论”，西方报纸甚至认为当时世界真正的强国只有四个——英法俄和大清帝国。
但是十几年来，袁世凯已经更加深入地认识到，这一切都是不真实的，在表面的繁荣和强大之下，清国隐藏着巨大的危机。内忧当然是朝政的腐败，而从外患来说，头一个威胁就是日本。他已经跟日本人打了十几年的交道，没有人能像他那样能深切地感受到日本这个邻居的阴森与可怕。
很显然，未来的大清国需要一个有铁腕手段的军政人物，需要一种尚武之风，一种血性精神。
这就是袁世凯当年放弃科举的理由，当时他只是隐隐约约地感觉，而现在，袁世凯的感受更加强烈了。
“有些鸟儿毕竟是关不住的，因为它的羽翼太丰满了”，袁世凯虽然不会知道《肖申克的救赎》中的这句经典台词，但在他看来，他就是那个拯救未来大清国的人。为了实现理想，他必须先回到国内，成为一个真正掌管兵权的将领！
袁世凯最开始的办法就是——请示。他不停地向那位主管他的领导请示报告，请求调回国。各种理由，锲而不舍，对于连一个乡试都没有考过，好歹能把字写工整的袁世凯来说，这实在是很痛苦。
1888年，袁世凯又专门写了一篇很长的报告，要求离任回国，再一次遭到无情的拒绝。从这之后，他似乎已经绝望了。不再写报告，也不再吵闹，安心地在朝鲜住了下来，找了三位姨太太，每天喝酒戏花，偶尔写个诗或者家书日记什么的，记录一下失落的心情。在一个个下着雨的早晨，袁世凯大人驻足低矮窗前，遥望帝国的方向，他想回国——可是他回不去。
袁世凯已经绝望了吗？不是的。他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亮出自己的獠牙，经常亮出的，那只是颗门牙。袁世凯深深地知道这一点。他相信机会总是会有的，而这个机会是自己创造的，不能老把希望寄托在其他人身上，机会来临之前，要有恒心去等待；机会来临之时，更要有实力去抓取。
是的，时间就是牛人最好的朋友。只要平心静气，忍耐等待，上天是总有一天会眷顾到你的。那天，愿望就会实现，幸福也会到来。而在那根橄榄枝落下来之前，你必须收拾好自己的心情，打点好自己的行装，磨好自己的獠牙——亮出来就要反光！
所以，在我看来，当袁世凯不再为回国而写报告时，他只不过是换了一种争取的方式，一种不再依靠别人而依靠自己的方式。在等待机会的同时，他开始了自我充电，广交朋友，学习西方军事知识，帮助朝鲜国王练兵，总之，一切都在为他的理想——成为一个优秀的军政人物而准备。他没有首先让自己乱了阵脚，他过着简单而明快的日子，他相信他终究会抓住那个最后的机会！
1894年新年刚过，袁世凯的机会就来了。
东学党
跟前几次一样，这次又是因为朝鲜内乱，不过，如果跟前几次完全一样，那袁世凯同学也就没有机会回国了，内乱他一个人搞定就好了。原因是：发生在朝鲜的这次内乱比较有水平——是一场农民起义。
在历史上，朝鲜的这支起义队伍被称作“东学党”。东学，也就是中华文明中的核心——儒道释三学。而起义军祭起“东学”的大旗，是要跟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学”对抗，用一句我们熟悉的话来说，就是要“坚决抵制西方腐朽文化的冲击”。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大清的国门被打开了，西方的传教士也来了，而其中的一部分传教士偷渡鸭绿江，进入朝鲜秘密传教。在过去的书中，当我们说到传教士的危害，总是会讲传教士如何作恶多端、野蛮无理等，其实传教行为引发众怒的是另外一个原因。
当时加入教会的，有很多是当地的地痞流氓，甚至是有犯罪记录的不法之徒，无论是官是民大伙儿对这些人都是比较痛恨的。但当时传教很不容易，只要有人愿意加入，教会都是拍着巴掌欢迎的，从来不会搞个资格审查，问问人生观价值观等，所以流氓地痞们能轻易地加入教会。而他们只不过是想寻找教会作为靠山，好更加为非作歹，欺压普通百姓。因为教会势力很大，官府也不敢捉拿。这种情况几年后将在大清引发义和团运动，而在朝鲜，他们提前一步爆发起义了。
就这样，为了反对西化，反对教会，他们祭起了东学，取名东学道，信徒就叫东学党人。
起义军的口号是：逐灭洋倭，尽灭权贵！“洋”，指的就是洋人，“倭”就是日本人了，可见朝鲜人民对日本人也没什么好印象。权贵就不用解释了，大家也见过。
总结一下，这不是一支抄起家伙就上的起义队伍，而是一支有着明确的价值观指导和精神信仰的队伍，这样的队伍战斗力是很强的。朝鲜中央政府派出家底去镇压，结果不出意料：还不到两个月，起义军占领了全州，逼近汉城。国王这时候才急了，按照多年形成的传统习惯，他应该向宗主国大清求援，请求清军入朝帮助镇压起义。
但朝鲜国王比较犹豫。这么多年朝鲜虽然一直夹在大清和日本之间，但夹心饼干也有它的生存之道。朝鲜就已经摸索出一套双面讨好、左右逢源的艺术。这边恭维一下大清要点赏赐，那边勾搭下日本暗中做个生意捞点好处。如果请求清军来到朝鲜平叛，请神容易送神难不说，日本人那边也不好交代。
袁世凯大人出面了，他极力鼓动朝鲜国王向大清借兵，不仅是鼓动，简直是施压。于是朝鲜国王慌忙向帝国求援，请求“上国立派天兵”。
求援国书立即由袁世凯转发给了他的主管领导。朝廷接到这个请求乐了，因为这是维护“天朝上国”面子的绝好机会。只要是对付老百姓和农民起义军，天朝的军队一向可以所向披靡，不仅可以威慑本国，还能声震亚洲，所以，这是一个扬眉吐气的好机会。
但冷静下来，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还要顾忌日本人。
虽然袁世凯那次果断攻打王宫平息了政变，再次维护了大清国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但是，清国外交部门在接下来和日本的善后谈判中却吃了亏，当时清国只想早点息事宁人，就和日本签署了一项协议（清日《天津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是，如果将来朝鲜还发生动乱（一定会的），两位大哥动手之前都要互相通告一声，免得影响清日交好。也就是说，从那以后应对朝鲜动乱，清日任何一方都没有单方面出兵的权力。
大家可以看出来，狡猾的日本人虽然军事上被老袁压制，但在外交上却占了很大便宜，通过这个条约又在实际上废止了清国对朝鲜的宗主权，把朝鲜推向了两国“共管”的境地，日本人在清国的专属权力中成功地插上了一腿。
袁世凯的那位大领导犯难了。不派兵吧，朝廷一向是把面子看得很重的，而且作为保护属国的天朝上国，当他们的国王把求援书送到你面前的时候，你不出兵，就没有一个大哥的样子。但如果派兵吧，又很可能与日本造成纠纷，因为在清国出兵的同时日本也很可能出兵，清日两国军队同时出现在朝鲜的领土上，擦枪走火的事情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领导指示袁世凯首先去摸一摸日本人的态度。
于是袁世凯去了日本驻汉城公使馆，向日本公使了解情况。日本公使拍着肩膀告诉袁：你看我们日本的商人已经被东学党人烧杀抢掠太多了（这是事实），我们只想有一个和平的经商环境，多赚点钱，请贵国尽早派兵平息叛乱吧！
接下来的一幕我们比较熟悉了，它在很多书里都得到过描述：袁世凯之后给国内领导发了封电报，极力主张出兵。并说明日本公使杉村浚是他的哥们儿，日本只看重经济利益，即使我们出兵，日本也是不会派兵的（杉与凯旧好，察其语意，重在商民，似无他意）。发电报的时间是1894年6月2日。
再然后，按照这些书里的叙述，袁世凯就这样轻易“上了日本人的大当”。后来的事实证明日本人关心的并不只是商民，而是如何找到发动清日甲午战争的借口。为了强调一下袁世凯这次上当受骗的情况，这些书中一般还会列举一下袁世凯的生活作风问题，比如经常和朝鲜的地痞流氓混在一起，出入声色场所，笙歌夜夜等。
但问题就是出在这里，这些书籍一般只会注意宏大叙事，却忘了我们的历史主人公也是一个真实的人物，他和我们没什么两样，也要面对生活的各种纠结，人生的各种困境，也是一个吃两碗饭就要饱，饱了也要打嗝的人。
而我们在观察历史的时候，经常缺乏的是“体制内思维”，对于一个体制内的人物，我们经常把握不准，不知道他真正想的是什么。
我们有必要首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体制内思维。
这不是一种为了集体（朝廷、国家等）的思维。
也不是一种为了个人的思维。
而是一种在为了集体的口号掩盖下为了个人的思维——表面为集体，实际为个人。但这也只是一般官吏的想法。对于身处中高位的官员，他们的想法还要更高级一点，那就是：公私两便。
因为他们知道，天下为公，没人愿意去干；完全为私，也干不长久。而朝廷的体制是有很多空子可以钻的，它不像有些完善的体制，公就是公，私就是私，朝廷的体制公私是混在一起的，公里面可以夹带一点私，私里面也可以混淆一点公。正是因为这样，帝国对于一个官员的评价常常是把道德和能力混在一起，只要他亲民，有事总在一线，不怎么贪，不乱搞男女关系，就是好官；如果还能成天对贪官污吏黑着个脸，为民做几回主，那简直就是青天——杰出代表就是包青天包大人。至于这个高官的能力问题，反而让人忽视了。
也就是说，对于封建朝廷体制内的人物，特别是高层人物，只有“合众人之公以成一己之私”的思维，才是最高明的思维。
袁世凯的考虑就是一种公私两便的想法。
在说到袁世凯的考虑之前，我们要来了解一下袁世凯大人究竟有没有上日本人的当。
我的答案是：虽说实际上是上了当，但小袁同学心里面是清楚的。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一切的事情很可能都是袁世凯“主动上当”。
作为大哥级的滑头人物，我相信，袁世凯是不会那么轻易就上了日本人的当，更何况他还有一支神秘的情报队伍。
在朝鲜的十多年期间，袁世凯结交了各式各样的人，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本土外来，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大家都是朋友，比如当时人在朝鲜后来出任英国驻华公使的英国人朱尔典。更重要的是，袁世凯的朋友里还有一群有特色的朝鲜人。他们是：分布在汉城以及其他城市的市井流氓、泼皮无赖。
在十几年期间，袁世凯成功地将这些人笼络到麾下。当帝国的官员都自命清高地不屑和这些人打交道的时候，袁世凯却优待他们，真正做到了跟他们打成一片，成为下基层最多也最有诚意的人，而袁世凯也有他的目的。
这个目的就是帮忙收集情报。
《潜伏》里的谢若林说，真正有用的情报，就出现在街头巷尾之间。袁世凯也相信这一点，每一个流氓混混都是能为他提供日本人情报的眼线。我们应该还记得袁世凯上一次冲进王宫平息政变的故事，在日本人和开化党发动政变之前，他们的计谋是先设一个鸿门宴，以庆祝汉城邮政局落成为借口，邀请袁世凯和朝鲜事大党人前去参加晚宴。然后就在吃饭的时候突然发难，抓人的抓人，杀人的杀人，企图将事大党和支持他们的袁世凯的力量一网打尽。袁世凯正要动身时，他接到了流氓朋友给他的警告，于是他不去了，派了自己的一个手下作为代表。后面的事情就不用说了，当晚有十来个事大党人被杀死，而袁世凯成功躲过一劫。
这件事情之后，袁世凯更加重视这支流氓情报队伍了，凭着及时的情报，袁世凯才在日本人的包围中多次化险为夷。日本公使跟他耍流氓，告诉他即使清国出兵来朝鲜处理东学党问题，日本也不会派兵，没想到袁世凯却是一个更大的流氓，一切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日本公使以为他的两句话就可以轻易骗过这位矮胖子，而后来的某些书籍也认为袁世凯就这么轻易“上了日本人的当”之时，袁世凯心里在大叫：我了然！
既然袁世凯清楚日本人的阴谋，为何还要鼓动朝廷出兵？这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袁世凯在这件事情上的考虑：公私两便。
袁世凯知道：当朝鲜政局被东学党起义闹得岌岌可危，出兵是继续强力保护清国在朝鲜利益的需要，也是朝廷爱面子的需要，兵是一定要出的。这就是“公”的方面。
而袁世凯一手促成出兵，这边鼓动朝鲜国王借兵，那边发电报让清国对出兵放心，这个原因就是来自他的私心——也是他一直等待的那个最后的机会：俺要回国！
形势已经让袁世凯明白：只有国内出兵，派来作战的将领，他才有可能被替换回到国内——实在不行还可以趁乱走人。反正这次他已经下定决心：必须撂挑子！必须回到国内！
接下来的事实证明：袁世凯大人最关心的，是他如何顺利地回国。
6月底，当时朝廷已经派兵，而日本也已经派兵，朝廷担心可能与日本开战正考虑要不要撤兵时，袁世凯再一次写报告给国内的领导：与日本人吵架无意义，派军舰来，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7月11日，与日本开战的气氛已经十分紧张，袁世凯向国内领导报告自己生病，而且很严重，基本到了要入土的程度，趁着还有一口气先落叶归根。我们把他的这份报告翻译一下：
领导，您不是不知道的，我老袁素有发烧症，最近又开始拉肚子，昨夜又突发重症，头昏目眩，全身上下疼痛难忍，赶来的医生给我量了体温，说发烧超过100度（华氏），不得不采用物理降温（敷冰块），这样我才没有去见先帝哦！
在发完这封电报之后，袁世凯不等批示，赶忙将他的工作和职务全部移交给自己的一位下属（唐绍仪）。他鼓励了唐绍仪好好干：我是要死的人了，但岗位必须在，不能耽误工作，你就在这里建功立业吧，一定大有所为的。唐绍仪接下了袁世凯的一切活儿，他向国内发工作报告时，袁世凯在这份报告上特意加了一句“具体事项可等袁道到天津稍痊愈后面禀”。我们别小看这句话，这正是他老袁冥思苦想加进去的，他的算盘是：一旦国内没注意到这句话或者不作公开表态，他可就要拔腿走人了。
现实又一次打击了袁世凯，证明了领导是比他更精的人，领导很快给了个答复：袁毋庸调回，切不可径自赴津。而且这个答复居然是通过最高命令——奏请光绪皇帝的上谕发出的。
这是为什么啊？我在朝鲜十几年了，难道就不能挪窝吗？
他只有最后一招了：耍赖。在接下来的电报里，袁世凯充分发挥了耍赖的本领：我已经病到这个程度，只有一死了，但是死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呢？伤心欲绝！（凯病如此，惟有死，然死何益于国事？痛绝！）可是，领导仍然无动于衷，摆明了一副让袁世凯死也要死在朝鲜的架势。
但此时袁世凯成天一副随时准备去见先帝的样子连唐绍仪也看不下去，他主动打电报佐证：“袁道病日重，烧剧，心跳，左肢痛不可耐。韩事危极，医药并乏，留汉难望愈，仪目睹心如焚……”
好吧，为了不闹出人命，为了避免将来迎回到国内的是他的一把骨灰，主管袁世凯的这位领导终于同意了他回国先。电报到达汉城，袁世凯没有作一分钟的停留，拖着行李，立即溜出汉城，后面跟着他的姨太太——喂，你等等我！
天津，袁世凯终于见到了他的那位领导。领导只是说先让他回来，并没有答应让他留下来，袁世凯就这样怀着忐忑的心情走进那间办公室。决定他命运的时刻到了。
安徽人李鸿章是这个帝国最有权势的人，是满族人建立的朝廷里官职最大的汉臣之一。他的官职有文华殿大学士（荣誉称号）、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但光从官职是看不出厉害之处的，李鸿章掌控的是这个国家最厉害的三大命脉——军队、外交和经济。我们来分别了解一下。
当时朝廷最重要的一支陆军——淮军的创始人兼最高主帅，是他李大人。当时朝廷最重要的一支海军——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兼实际最高主帅，也是他李大人（名义上还有一位满族王爷是他的领导）。说是最重要，一是军费有保障，因此淮军和北洋水师是所有军队中装备最好、训练最新、人才梯队最完备（跟淮军对口的天津武备学堂和跟北洋水师对口的福州船政学堂，是全国最好的两所军校）、战斗力也最强。另外，淮军和北洋水师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它们的防卫范围：驻扎京畿，拱卫京师。
从名义上说，清国的外交是不归李鸿章管的，它由设在北京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来负责，但总理衙门里的头头们是一些不懂如何与洋人打交道的满族王爷，所以实际上办事的还是李鸿章北洋大臣的班底，所谓“外靠李鸿章”，说的就是这个现象。
李鸿章还是清国“洋务运动”的带头人。全清国最赚钱的几个行业，比如铁路、海运、电报、矿山等，都由他和他的亲信（盛宣怀）掌握，在他们的经营下，涌现出如轮船招商局、天津机器局、开平煤矿等一大批国有大中型企业。
李鸿章之所以有这些权力，这一切都来自一个人的支持——慈禧太后。李大人也就是清国实际最高领导人——慈禧太后最得力的心腹干将。这个情况我放到后面再讲。总之一句话，李鸿章大人权倾朝野，如果把清国比作一家公司，那么慈禧就是董事长，而李鸿章就是首席执行官，从官场、商场一直到火葬场，都要归他管。
按照级别来说，袁世凯还算不上李鸿章的直接下属，中间还差了好几级。但早在还是吴长庆的下属时，袁世凯就跟李大人搭上线了。他经常越级向李鸿章请示，投靠在了李鸿章的门下。
这跟袁世凯的官二代出身有很大关系。袁甲三、袁保庆跟李鸿章也算是有交情的。但即使不是官二代，搭线也是不难的。
所谓“裙带关系”是当时官场最亮丽的风景之一。裙带并不意味着你们一定要穿同一条裤子，关键是要能说那些“有用的废话”，我总结了一下，不外乎以下几种：
“大人，您祖籍何处啊？”“四川！”“啊，大人，下官也是四川人！”——这就是“认同乡”。当然，万一不幸你不是出生在四川，那么直系亲属中有没有人出生在四川，祖上有没有人出生在四川，或者祖上某人有没有在四川当过官，这些通通都算。
“大人，您今年贵庚啊？”“50！”“下官也正好50！”——这就是“认同岁”。这个可以灵活掌握，反正也没人查户口不是。
“大人，您哪年的进士？”“光绪三年！”“下官也是光绪三年进士！”——这就是“认同年”。如果进士不是同年，举人同年，秀才同年，也是可以的。再不济，曾经在哪一年一同参加过科考，也算。
“大人，您哪年的进士？”“光绪三年！”“下官光绪六年。老师在上，请受弟子一拜！”——这就是“认门生”，反正以徒弟自居就是。
如果这些都不是，也有办法，关键是要会发挥联想性思维，比如：
“大人，您老婆贵庚啊……”
万一这些碰巧都还不是（概率很低），这也难不倒，把废话再扩展一点就是，举个例子：
“大人，请问您当年进京赶考投奔的是哪家客栈？”“……什么？如家203？缘分啊，大人！下官住的也是203，咬过您的那半床虱子，就是被下官给睡死的啊！大人，我跟您可真算是有同床之缘啊！”
这自然是开玩笑。总之，只要你会钻营，总会摸出一条门路来的。有什么不好意思，你向往勾搭，人家也向往被勾搭嘛。
在所有的“裙带关系”里，老乡关系是最重要的。老乡见老乡，两眼冒金光。大家毕竟是一个地方出来的，吃的差不多，说话也能听懂。摆上一桌打麻将什么的，还不必要先去讲个规矩。李鸿章的淮军之所以叫淮军，是因为这支军队的将领和士兵基本都是来自他的老家——安徽。李鸿章完全掌控着这支部队，换句话说，对于其他的部队，他就没那么好掌控。
天津直隶总督衙门里，日理万机的李鸿章接见了袁世凯。这不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以前袁世凯回国述职探亲的时候也给李大人捎过礼物，但李鸿章为这次见面准备了很多东西。
这是一堆弹劾袁世凯的报告。有说他嗜杀的，也有说他擅权的，当然，生活作风问题也是少不了的。
李鸿章决定拿这些弹劾报告“敲打”一下袁世凯，在他看来，越是能干的下属，越是需要时不时敲打敲打，于是他拿出了这些报告。
但令李鸿章失望的是，袁世凯摆出了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态。看完这些报告，他既不辩解，也不动怒，更不需要解释，只是安静地站在那里，看着李鸿章，等待他继续说下去。
在确切的证据面前，在李鸿章的质问面前，袁世凯却没有丝毫的慌乱，而是非常的镇定。
我不会在乎所有人对我的看法，我只会在乎你这个关键人物对我的看法。因为我知道在前进的道路上，肯定会有很多的风言风语，也肯定会有很多人看我不顺眼，准备在我背后捅上一刀。我甚至连你这个关键人物的看法都不会怎么在乎，因为我知道，我将是关键人物！
是的，李大人，我知道你拿这些报告给我看，并不是要从这些事情上与我为难。你要为难我的还在后面，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在过去的13年里，我一次次想回国，回到跟你一同战斗的权力中心，而你总是找各种理由拒绝。我欲乘船归来，你总说时机未定。现在，我站在你面前了，你想对我说什么？
两人目光短暂地对视着。
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李鸿章很喜欢袁世凯这样的人。因为他能从袁世凯身上看到一种特别的东西。
一种由多年的杀伐决断锻炼出来的浓烈的匪气。
所谓匪气，具体解释就是：跋扈、嚣张、敢作敢为、敢想敢赌，而这一切都隐藏在表面的谦恭之下，因为匪气并不需要拿出来显摆，而是存在于骨头里。
跟吴长庆一样，短短的交往，李鸿章已经感受到了袁世凯这个人的不简单。在李鸿章看来，袁世凯最厉害的并不是他能猜中自己的心理，知道不会真的拿这些小报告去弹劾他。袁世凯最厉害的是能过得了自己这关，在听到对自己官声不利的言论时，他并不着急辩护，他拉得下面子。而那些科举正途出来的道德君子，一旦听到关于自己的风言风语，立即血冲脑门，抡起袖子跟你没完。袁世凯是有私心的，但一个拉不下面子的人会有更大的私心。而袁世凯不是这样的人。
李鸿章只好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收起那堆弹劾报告，然后说了那句他特别想说，而袁世凯又特别害怕听到的话：“袁啊，你回来了很好，我也很想你，先去探个亲，去趟河南。然后呢，你还是继续回朝鲜。朝鲜不能没有你啊，你的新职务我都给你安排好了，升半级——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兼抚辑事宜，责任不可谓不重大！”
新职务翻译过来就是在他的老本行上再加一个为进入朝鲜的清军做后勤保障工作，比如建兵站、存军粮、喂军马、搬弹药，反正要保证清军的后方补给。
很显然，对于袁世凯的装病，李鸿章心里明镜似的。让袁世凯回来只不过是权宜之计——先安抚一下他。李鸿章知道，像袁世凯这样的人才，朝鲜真的离不开他，即使不要他去前线打仗，留他在朝鲜后方去稳定军心也是很必要的。
可惜的是李鸿章并不知道，想回国正是袁世凯隐藏在内心多年的秘密。在见到了李鸿章之后，他更加坚定了要留在国内发展的决心。李鸿章冲天的权势令人羡慕，别人对他心怀畏惧，而袁世凯想到的是项羽那句著名的口号：彼可取而代之。
李鸿章这个传说中清国最厉害的官场人物，在袁世凯眼里早已经垂垂老矣，别人看到了他表面上的强悍，袁世凯却看到了他强大下的虚弱，袁世凯知道：自己将是取代他的人。
李鸿章，让我回来取代你吧！我就是来取代你的人！
但李鸿章的指示让袁世凯失望了。他真的不明白这个老年瘦子为何在他回国问题上就如此坚持。以前还可以说是没有替手，现在他连替手唐绍仪也亲自找好了，而且事实证明唐绍仪也干得不错，难道真的准备让我在朝鲜养老？
他垂头丧气地离开了总督衙门，去了一个地方——北京。
北京朝阳门外，袁世凯来到了这里。他的内心很痛苦，如果按照李鸿章的指示，他还必须回到朝鲜，这一切又会让他之前所做的一切都打了水漂，他想回国进入军界的理想也将再次成为泡影。
“要不咱们还是去朝鲜吧。”朝鲜姨太太说。
“去他娘的去！我再也不去你们那个鬼地方了！”袁世凯怒道。
他行动了。行动的目标是那些能够在朝廷说得上话的满族王爷。按照袁世凯的官职，他是没有办法“求见”到这些人的。不过，北京城里有的是这样为办事的人和高官牵线搭桥的中间人，袁世凯找到他们，说明自己的来意。
然后他从行李中掏出了一些沉甸甸的东西——黄金。
在“总理”朝鲜的十几年里，袁世凯一直没有闲下来，除了阻截日本势力在朝鲜的渗透和发展流氓情报队伍，他还利用职务上的方便，与北洋水师的舰长们一拍即合，先是用军舰将鸦片运到朝鲜，然后把高丽参运回清国——当然，所谓的运，其实就是走私。多年来这种一本万利的生意让他积攒了可怕的财富。所以，那天跟随他从朝鲜一同回国的，还有半船黄金，现在这些黄金就是他官场上的资本。
千载求功业，投笔从戎，不过人生笑谈一杯酒；
万里觅侯封，他乡月冷，谁能挡我这半船黄金？
袁世凯的心情真可以用这首词来形容。
夜色之下，几大箱金砖悄然抬进几位王爷的府邸。于是袁世凯的病马上好了，而在满族王爷的运作下，朝廷并没有改变李鸿章的命令——袁世凯必须继续为清军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只不过他要去的地方不是朝鲜，而是一个现在从北京出发有动车组能够到达的地方——辽宁。
袁世凯并不知道，就在他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意气风发的时候，有几双眼睛正在他的身后沉默地注视着他。他们是李鸿章在京城的眼线。袁世凯在北京行贿王爷们的一举一动都没有逃过这些眼线的眼睛，他们向盛宣怀报告了这个消息，盛宣怀立即报告给了李鸿章。
在盛宣怀看来，李鸿章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勃然大怒，一定会想办法让袁世凯去不成辽宁，因为袁世凯改投王爷们的门下，他的行为相当于背叛。但盛宣怀没有想到的是，李鸿章这次并没有生气。
李鸿章的反应只有一句话：好！搬出黄金解决问题，一刀见血，简单明了，流氓作风，我喜欢！接着是第二句话：
他能解决自己的问题，一定能够解决别人的问题。才堪大用！
两个都有匪气的人在这里匪匪相惜了。
好吧，经过许多的波折，经过漫长的等待，袁大人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们似乎应该恭贺他。这是一个有巨大野心并能付出坚忍努力的人，一个对自己职业规划清晰并无时不求上进的人，从这一点来说，他渴望从朝鲜突围的心情是我们可以理解的。虽然他一门心思想离开朝鲜，但他不知道的是，朝鲜的经历正是他一生事业的开始。
因为有在朝鲜练兵的经历，朝廷后来把训练新军的任务交给了袁世凯，他开始进入军界，实现自己的理想，然后培养自己的势力。
而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仅仅18年以后，袁世凯竟然是亲手结束这个帝国的人。
从1894年7月19日回国的这一天起，袁世凯就再也没有去过朝鲜，也再也没有出过国，他将在这里开始他的奋斗之路。我们再次见到他将是一年以后了（1895年），而那时候，一切都已经物是人非了。无论是对于袁世凯，还是对于李鸿章，以及整个大清国，他们是再也回不去的曾经。
朝鲜东学党动乱之时，当袁世凯处心积虑地回国，李鸿章焦头烂额地考虑要不要出兵、出多少兵时，海的对面，一个人正冷冷地注视着这一切。他是那个国家的领头人，真正的带头大哥，这也是一个喜欢打架的人，同时有另外一样更可怕的东西——实力。
这是一个真正可怕的人。
天皇也要饿肚子
在这个人物出场之前，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海对面的这个国家——日本的历史和政治制度。如果大家去翻日本史，会很枯燥，但我的讲述会有些不同。
日本这个国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一万年，当然那个时候还是原始社会，成天光着屁股追着猎物跑，没什么可说的。日本真正实现统一是在公元五世纪，相当于我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有大量的中国人和朝鲜人移民至此，他们带来了耕田和种植稻米的技术，这样，日本人终于可以吃上一碗饱饭了。
接下来，日本进入了漫长的农业社会时代。对他们影响最大的是大唐文明，京都的皇宫是仿照大唐修建的，政治制度也几乎是照搬唐朝的，一开始天皇的权力是最大的（相当于中国的皇帝），但是后来，情况出现了变化。
因为各岛之间老是要打仗，就出现了军人干政，权力转移到了将军手上，将军的权力机构称之为幕府。日本由此进入了幕府时代。
但幕府也并不是直接统治全岛，下面有几百个藩，这些藩是有很多土地和庄园的领主（名主），所以他们还有一个称号叫“大名”——也就是相当于我国的地主。
为了保护这些土地，大名又不得不养着一群持刀打架的人，相当于地主的护院或者保镖，这就是“武士”。在武士阶层的下面，是数目庞大的农户、町人（商人、手工业者）。再接下来是等级制度最底层的两类人，一种是叫“秽多”，感觉他们身上总是带着脏东西似的，而最低等的叫“非人”，实际上他们都是破产了的无业游民、流浪汉、乞丐等。
值得指出的是，上至天皇，下至非人，等级制度里这些人的身份都是世袭的。万一你不幸出生在“非人”之家，这辈子基本上就是悲惨的命运。不仅吃不饱，连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举个例子，当时日本武士如果新得了一把刀，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找个非人来试刀，因为按照规定，杀掉一个非人是不会有任何处罚的。
天皇虽然处于最高层，但自从幕府夺权后，他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收成好的时候就给你多吃一点，碰上一个海啸地震什么的，天皇一样要饿肚子。一代代的天皇饥一顿饱一餐，缝缝补补又三年，就是这么过来的——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了几百年。
原因除了天皇是被幕府软禁和监视的对象外，还有一个更加主要的原因，其实幕府也不是故意不拿天皇当干部，而是幕府时代的日本实在是太穷了。
在黑暗的等级制度下，加上资源匮乏，日本的生产力水平不仅无法跟当时的中华帝国相比，在全世界范围内都算比较低的。根据一些史料记载，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人都没有解决住房问题。一家人要居住了，就随便找个地方挖个洞，而这个洞要挖得很有水平。
它们叫“直洞”，也就是在地上直挖下去，洞口用茅草挡着雨水，洞中间插根木棒棒作为需要双手攀爬的直梯工具。早上出去劳动，爬上之前要朝洞口大喊一声：“我出去了！”这是为了防止有人在洞外准备撒尿或者鸟拉屎到头上；同理，晚上回来跳下之前还要大喊一声：“我回来了！”
如果事先不打那声招呼，那是很容易踩到洞里家人的头上的。
西方人称日本人为“亚洲黄猴”，除了脸长、脖子短、腿短等因素外，会爬树也是一个原因。“嗖”的一声，他就出去了。
还有一种说法，日本人挖这些洞有另外的一些讲究。为了能遮风挡雨，方便进出，经常挖在一些对生活比较便利的地方，比如“松下”“渡边”“山口”“田中”“竹下”等，天长日久，这些地标就成了日本人最常见的姓氏，方便大家记忆——你是从松下来的，你是从渡边来的。但这是野史，可信度不高，没有找到相关的史料证据，我讲这些也不是要对日本人的名誉进行毁谤，谁都有过苦日子的时候，纯粹是个程度问题。
在日本皇宫，服侍天皇的是又老又丑的老妈子。咦，太监去哪里啦？这个真没有。整个日本历史上都没有太监。
日本从唐朝学习了政治制度而没有搬走宦官制度，人们在谈到这个现象时一般会谴责中国封建王朝的黑暗而会褒扬日本讲人性，其实完全是另外一个原因。
要了解这个原因就必须先来了解下面这个问题。
大家都知道，成为太监，也就是要把那个要命的器官割掉。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首先你要准备一个月的米，这是因为你要在床上躺一个月。然后是几根粗大的绳子，绑住手和脚，避免你疼得受不了时乱动。最后是几枚熟鸡蛋，含在嘴中，疼痛难忍时就咬鸡蛋。
动刀子的过程就不再赘述了，那是一个比较惨烈的过程。其他的工作还包括手术前的心理疏导、手术准备，意外情况处理以及术后的恢复观察等等，总之，这项工作是必须由专业人士来完成的。虽然我们熟知一句话：欲练神功，必先自宫，但小朋友们千万不要上当，自宫是很危险的，没有主刀师傅来主刀，你自己一刀下去，那个器官是掉了，后果也不堪设想。
综上所述，如何顺利地成为一名太监，绝对是一门技术含金量很高的活儿，其中，一个技术精湛的主刀大师起了关键的作用，在古代培养一个这样的人才也相当不容易。而我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想证明，要想掌握这门高深的技术，最好有从理论到实践的积累，也就是主刀大师必须有一个实习期。
实习的话拿人就不好了，需要拿一些跟人差不多的动物来反复做试验，比如牛啊羊啊。
问题是日本一直是一个狭小的岛国，只有米和绢的产业，基本没有畜牧业。没有畜牧业的结果就是没有人来掌握那高深的阉割技术——这就是日本历史上没有太监的真正原因：纯粹的经济问题。他都没给动物割过，你怎能放心让他割？
由于没有畜牧业，在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日本人都是不吃肉的——没肉吃。我们以前形容一个人穷，最多是“三月不知肉味，嘴里淡出个鸟来”，而日本人可能是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不知肉味，嘴里连鸟蛋都淡出来了。日本人吃不上肉，只好鄙视吃肉的行为，认为那是“脏东西”，碰上某些时候，“吃肉”的方法就是关起门来，一家人干坐两小时，然后推开门宣布：“今天我们吃肉啦！”
直到1872年左右，在我们即将出场的这位人物的带领下，日本全国国民才开始吃牛肉。
这就是农业社会时期日本的现实。农业生产水平单一低下，住得不好，吃得简单，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却很频繁。穷得受不了的日本人只好冒险渡海，到中国的沿海抢劫，于是，我们熟悉的一批人——倭寇出现了。
在我们印象中，倭寇是那些小打小闹抢完东西就走的零星队伍，其实就连当时日本的统治阶层，都很有当倭寇的瘾，他们最大的梦想是有朝一日登上富饶美丽的中华大地。幕府时期的1592年（明朝万历年间），大将丰臣秀吉曾带领日军打到鸭绿江边，并计划最终打过鸭绿江，建立一个以北京为首都的大东亚帝国，把北京周边十个县给天皇，其余的他自己掌管。
丰臣秀吉的狂想虽然最终幻灭了，但是，这一设想成了日本“大陆政策”的源头之一，日本人对中华大地的虎视可谓源远流长，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
日本的最后一任幕府属于德川家族，称为“德川幕府”。从1633年起，为了严格禁止西方基督教在日本传教，德川幕府宣布了长达200年的“闭关锁国”，在先后五次颁布的“锁国令”中，非法出海的日本国民一律被严厉处死，在海外居住五年以上的日本人自动脱离日本国籍，禁止再回国。整个日本只把长崎港稍微开放了一下，允许日本商人在这里同中华帝国、荷兰和朝鲜三国做有限的国际贸易，换点茶叶、丝绸、奶酪什么的，而完全禁止同其他欧美国家的任何贸易和交往。
一切从1854年改变了。在1840年英国人用炮火轰开了清国的国门之后，美国人也用炮火轰开了日本的国门，迫使日本签订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日美亲善条约》。然后，英国人、俄国人、法国人和荷兰人蜂拥而至，纷纷与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什么开放通商口岸、划定租界，被迫给予西方列强治外法权和最惠国待遇等这些在清国出现的事情，也在日本出现了，日本于是被迫对外开放——进入了“开国”时代。
但在日本百姓看来这是卖国。民族感情加上不平等条约带来的经济搜刮，使得日本各地纷纷揭竿而起，举起了反抗西方侵略者和政府——幕府“卖国统治”的大旗。在1857～1867年的十年间，日本全国爆发了500多次农民起义，起义的后期，西南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大名和武士阶层加入了进来，想趁机摆脱幕府的统治，史称“倒幕运动”。
大家知道，起义总要搞个口号，用来表达理想，凝聚人心，建立统一战线，临死前还可以振臂高呼一下，激励后来人。对于倒幕派来说，现成的口号是赶走洋人——“攘夷”，但这还不够，还需要推出一个起义的精神领袖，这个人应该是各方都可以接受的。于是，大家想起了那个躲在破破烂烂的皇宫里，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人——天皇。
在“尊王攘夷”口号的带领下，经过几次规模不大的战斗（日本人少，当兵的更少，所谓“大战”经常是几百人的群架），到1867年，倒幕派取得了胜利，第二年，幕府被迫将权力交还给天皇，日本首都由京都迁往江户，改名为东京，幕府从此退出日本的政治舞台，史称“王政复古”。
但这个时候，一个意外情况发生了。
那就是倒幕派推出的精神领袖孝明天皇去世了，当时天皇正值壮年（30多岁），所以关于他的死，历史上一直有很多种说法，有人认为他是得病死的，也有人认为他是被倒幕派毒杀的，以便更好地控制他的儿子。一直到现在为止都是个谜。
孝明天皇去世后，他16岁的儿子继承皇位。这就是睦仁——日本第122代天皇。
虽然之前的睦仁是皇太子，住在京都的皇宫里，但由于受到德川幕府的软禁，他从一生下来过的就是一种囚徒式的生活。
他一家是没有行动自由的。父亲孝明天皇每天生活在不安和恐惧之中，神经高度紧张。皇宫破破烂烂的，清冷狭小，宫墙早已经坍塌，在恐怖气氛的感染下，一到晚上，就出现了类似日本鬼片里的场景。小时候的睦仁经常被雷惊醒，吓得哇哇大哭时，却没有人来保护他。大部分的时候，他只能一个人待着，孤独地成长，陪伴他的是几个有气无力的老妈子，偶尔能够听见宫墙外其他人的欢笑声，或者看见越过宫墙的风筝，但他走不出去，长年累月地生活在鬼片里。
皇宫里的生活也比较悲惨，虽然不至于饿死，但也仅仅能解决温饱。睦仁的姐姐还因为没有房子住，只好寄养在寺院里。
睦仁最大的兴趣爱好是看书。借着晚上微弱的光亮，从各种途径找来的日本的、中国的和西方的书籍，他通通要看，钻研学问，认真地做笔记。这增长了他的知识，也带给了他勇气，更陪他度过了那些难熬的无聊寂寞的时光。
在所有的书籍里面，他最爱看的是战争书籍，他很佩服那些南征北战的将军，最大的梦想是能够亲自带领一支军队，去战场上厮杀！
对于一个被软禁的皇太子来说，这样的梦想只能想想而已。多年刀口下求生存的生活磨砺了他，也锻造了他的聪敏和野心。他的性格沉默寡言，人前显得腼腆而胆怯，骨子里却隐藏着冷酷和赌徒性质——因为他知道，自己原本就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
宫廷内外人情的冷暖与世事的无常也让他少年老成。在一个个身家性命被别人掌控着的日子里，在一个个自尊被别人踩在脚底下的时候，他只有忍耐，他并不是不想反抗，他只是知道，当反抗无力的时候，唯一要做的就是积蓄自己的力量，去坚忍等待。
然后他等来了倒幕运动的胜利和目睹父亲的死去，成为了新一代的天皇，成功地摆脱了幕府的软禁，告别了囚徒式的生活。这时候，他终于发现，命运之神会为难一个人，但不会永远刁难一个人。对待一个人最残酷的方法，就是给他那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式的生活，而对一个想要有所作为的人来说，越早接受生活的磨砺，越早明白人只能靠自己，就越幸运。
因为这会给你一颗坚强的心。
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心灵是很容易受到伤害的，在遭受生活的磨砺或者情感的打击之后，它会伤痕累累，也许更加脆弱，也许慢慢变得坚硬，也许会更加麻木，但这都不是一颗坚强的心。
一颗坚强的心就是经过了这些洗礼之后，在战胜所有的恐惧、疑惑和失落之后，你会发现，那些曾经丢失的信心、勇气和信任也重新回到了你的心里。这是人生真正的财富，它使你对生活永远充满希望，对自己永远充满信心，即使是带着累累的伤痕，也能轻装前进，即使是在跌倒多次后，仍然能找到前进的方向。人生最关键的，其实就是在不如意的时候如何扛下来。
只有一颗学会了即使在角落里哭泣也要在抬头后微笑的心，才是真正坚强的心。
前进道路上的陷阱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我们，等着我们掉下去，然后爬起来。当真正爬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原本就是一个坚强的战士！
当睦仁离开生活了16年的京都前往东京新皇宫的时候，他把这当作了一个新的征程。
去用战刀砍出你的灵魂吧！睦仁告诉自己。毫无疑问，他是一个有着坚强的心的人，因为每一个赌徒都有一颗坚强的心。
尽管睦仁知道，自己也可能只是倒幕派手中的一枚新的棋子，但倒幕派内部要取得平衡，必须将最大的权力归还于他。睦仁决定利用好这个机会，完成从精神领袖到实际领袖的转变，用自己的实力告诉所有人：我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君主！
在东京新的皇宫里，睦仁仍然刻苦攻读各国书籍。为了安心读书，他不仅裁撤了后宫三分之二的女官，自己还搬到外殿去住，大半年也不会去后宫一次，除了吃饭睡觉，其余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学习统治国家的理论，以及战争的知识。然后，他在宫里亲自训练亲兵，跟将士们比赛骑马，他要求士兵们称呼他为“元帅”。因为在他心里，永远隐藏着那个金戈铁马、纵横驰骋的梦想！
而当睦仁回到处理政事的大殿，从梦想中惊醒过来，面对这个贫穷破落的国家，这个民族骨子里的不安和自卑又涌上他的心头。
日本还是一如既往的穷，四周都是茫茫大海，“日本沉没”的传说就像一个永远挥之不去的噩梦，深深地植根在骨子里。
皇国乃绝海之一大孤岛啊，土地贫狭，物产稀缺，当人口过剩、资源用竭的那一天，活下去的希望难道就是去跟鲨鱼抢吃的？
东京湾的大海边，睦仁时常走出皇宫，朝海面远眺。我们不能认为他是在看风景，他是在排遣沉重的心情。
我只有去继续丰臣秀吉的事业，让那美丽富饶的中华大陆成为日本的领地，我才能得到日本臣民的真正拥护，也得到真正属于我的权力！
我要去实现那个遥远的“大陆政策”！
我要开拓万里波涛，宣国威于四方！
出征吧！我们穷，但我们可以去对岸的清国那里抢过来！
1868年9月，睦仁正式举行登基大典。礼仪过后，睦仁登上属于他的高台御座，他环视四周，拿出一本书——《易经》，翻到其中的一页，他高声而念：
“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
睦仁史称明治天皇。
御前会议上，睦仁将他的心愿告诉众位大臣，大臣们惊奇地听着这位16岁少年的梦想，睦仁说完，大殿里先是一阵出奇的安静。然后，所有人反应过来了，他们激动万分地表示：陛下，实现“大陆政策”，这也正是臣等多年的梦想啊！
大家激动之时，有一个人站出来了，他告诉睦仁：陛下，您刚刚登基，还急不得，我们必须先做好另外一件事情。
他叫伊藤博文。
伊藤博文出生在倒幕的西南四藩之一——长州藩。年轻时的伊藤博文虽然是个看上去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但为了“尊王攘夷”，他成立了一支暗杀队，带领一帮人，表面上成天在街上晃荡，实际是寻找机会对洋公使下刀子，在暗杀不成之后，就去公使馆放火。
伊藤博文的热血感动了长州藩的藩主，又担心他这样闹下去会闯出更大的祸端，就干脆出钱送他去英国学习深造。
正当伊藤博文在伦敦啃着英语书时，英国军舰和长州藩又发生了冲突，双方要打起来。听到这个消息，伊藤博文赶忙丢下课本，赶回长州藩。
大家以为他是来参加战斗的，不过伊藤博文的表现让人们大吃一惊：他是来帮英国人说话的。伊藤博文力劝藩主不要跟英国人战斗，先做出让步。他的理由是：洋人很强大，以我们藩现在的实力，是打不过他们的，长州藩只有先向洋人做出部分妥协，保存和发展实力，在倒幕运动成功，日本真正统一和强大之后，再跟洋鬼子计较不迟。
伊藤博文告诉他们，以自己对外面世界的了解，现在与外国人作战，必输！
而曾经跟伊藤博文一同灭洋的“战友”对此无法接受，他们怀疑伊藤博文已经变成了“英国奸细”，喝了点洋墨水就站在洋鬼子一边。于是，“战友”们又成立了暗杀队，只不过这次的暗杀对象变成了“伊藤奸细”，好在有藩主的暗中保护，伊藤博文才逃过暗杀。
然后，长州藩的战斗打响了，英法美荷四国联军的大炮将马关炸成烂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大家才认识到伊藤博文说的是对的。长州藩转而开始从“灭洋”到“学洋”，从“攘夷”到“师夷”，对外开放，自立自强，最后联合西南地区其他三个藩成功倒幕，扶植睦仁登台。
这就是知识分子伊藤博文在明治政府成立之前的重要经历。明治政府成立后，伊藤博文成为了政府里重要的智囊，一路升官。这个人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灵活，注重实际利益，他没有一个被很多条框禁锢住的头脑，不会一头钻进某个死胡同里就出不来。不背包袱，放得下身段，能很快接受现实让他接受的东西。他的表面上是文人，骨子里却是武士，不仅能拿毛笔，还能握战刀，不仅可以读书，还能打架——这与一头扎进八股文、浑身散发出“妇人之态”的清国读书人是不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伊藤博文也是一个可怕的人。不怕只会打架的流氓，就怕除了会打架还有文化的流氓——这话是有道理的。
伊藤博文告诉睦仁，侵外必先安内，陛下现在对于您最重要的是清理好后院，外侵之前必须做好一件事情——集权。
集权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清除旧势力。既然幕府已经倒了，按照兔死狗烹、过河拆桥、打江山人不能坐江山的原则，藩主和武士这两个阶层就逃不过被清洗的命运。睦仁需要下一道命令，命令各藩藩主必须交出他们的土地和军队，并且在行政机构上不再保留藩，全日本的行政区划重新分为三府72县。
这就是废藩置县。废藩置县的政策对日本的影响是巨大的。前面已经讲过，之前的日本虽然被称作一个国家，但实际和我国西周时期的诸侯分封差不多。作为国家的权力中心的幕府并不是直接统治这个国家的，它下面还有大大小小200多个藩，各藩各有各的政策，各收各的税，也就相当于200多个大大小小的诸侯国。而废藩置县结束了这种诸侯分封，统一行政，统一收税，建立了一个真正统一的近代化国家。所有的日本人，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才有了“国家”的概念。
此时，大家一定会想到我国历史上取代诸侯分封的郡县制，而睦仁和伊藤博文类似我国历史上的两个人——嬴政和李斯。正是这个效果。
在解决了诸侯地主之后，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地主的打手——武士。
这是一件极为棘手的事，因为武士在倒幕运动中贡献是最大的，他们大都是没有读过几年书的武夫，唯一认识的就是一个字——刀。大爷就是用刀来解决问题的，之前听说要推翻幕府，拖着刀就上了，舍生忘死，浴血奋战，现在听说要废除，能不急吗？
但是站在国家的角度，这一批人必须废除。
因为除了没事磨磨刀以外，武士这个阶层是不劳动的，以前是各藩拿钱养着他们，现在藩没有了，他们就向国家要钱，而国家是出不起这个钱的（穷）。
更重要的是，西方列强已经让睦仁和他的团队明白，这不再是一个拿刀砍人的时代，而是依靠铁枪大炮的时代。武士阶层不管为国家的统一建立过多少功勋，也不管他们的过去有多么辉煌，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他们已经没什么用了。
但是废除武士阶层要冒更大的风险，一旦逼急了他们，手中的刀又是起义的武器。于是明治政府采取了一个逐步清算的方法。先是颁布了征兵令，规定凡是20岁以上身体健康的男子必须义务服兵役，也就是说所有的年轻男人都变成了国家新的“武士”，原来的武士就没有了特殊性，既然不特殊，国家就再没必要出钱养着他们，而且还必须和其他人一样要交税。
这个命令并没有激起多大的波澜，引发动乱的是下一个命令——废刀令。
所谓废刀令，就是规定武士不能随便带刀上街。我们知道，武士是刀不离身的，白天扛着它走路，晚上抱着它睡觉。很显然这是一个彻底摧毁武士阶层的命令。你说之前让我们失业交税也就忍了，这个精神上的打击谁也受不了啊。
但睦仁的态度很坚决：今后能动刀子的，只有国家！而且要对外动刀子！个人不能动，每天扛着一把刀，吓唬谁呢。
担心的事终于发生。1874年，一个著名的人物西乡隆盛回到了他的家乡鹿儿岛县，武士们都簇拥到他身边，要求他为武士说说话。提到西乡隆盛大家一定很熟悉他那首被青年毛泽东同志引用过的诗：
男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死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这首诗最原始版本的作者是西乡隆盛的战友月性和尚，西乡隆盛略作了修改。所谓战友，就是一起参加了倒幕派对幕府的作战行动，西乡隆盛就是其中的领军人物，为推翻幕府和建立明治政府立下了赫赫战功，连东京都是他为政府夺取下来的。而西乡隆盛本人出生于下级武士家庭，是当时全日本武士的精神偶像。
三年后（1877年）西乡隆盛最终举起了反抗政府的大旗。最后，政府军艰难战胜，西乡隆盛被割下首级，这次战争也是日本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内战（双方各战死6000人），史称西南战争。
武士的问题解决了，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被排除。自此，日本已经完成了从形式到实质的统一，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已经建立。而睦仁的权势也大大增强了，因为他成了国家新的武士——义务兵的效忠对象。
接下来，就是完成集权的第二步：培育新势力，进行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变革。
从有历史资料记载开始，日本一直是这个世界上最善于学习的民族，他们的思想、制度和生活方式都是从国外学习过来的，顶多有个结合自身环境，消化吸收后的再加工。在漫长的农业文明里，中华帝国一直是日本学习和模仿的对象。但越来越多的日本人认为，必须改变学习对象，向有铁枪大炮的西方人学习。
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日本著名学者福泽谕吉，如今一万日元上印着的头像，就是此人。福泽谕吉抛出了著名的“脱亚入欧论”。睦仁派出了一茬一茬的代表团去欧美取经，学习政治、军队、社会制度，在这些代表团取经回来后，日本成了一个奇怪的国家。
这个奇怪的国家实行了君主立宪，有内阁，有议会，开放了党禁和报禁，实行多党制，人们基本可以自由地批评政府，有全民共守的宪法，这些都是同西方君主立宪制的国家没有区别。而最重要的区别是这一条：天皇的权力。
按照日本宪法规定，天皇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而且也没有什么制约。跟西方立宪体中“君权民授”不同，它的本质是“民权君授”，也就是说西方的国王或者总统的权力是民众通过议会授予并制约，而睦仁是将天皇的很大一部分权力下放给了普通民众。这样的体制，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开明的专制”。
与此同时，日本虽然高调宣扬“脱亚入欧”，但也并没有完全西化。比如他们穿上了西服，但和服仍然受到欢迎，正式场合是握手礼，日常场合是鞠躬礼。更重要的是，尽管废除了武士，但也保留了日本传统文化的核心——武士道精神。这种保留将对后来的日本产生很大的影响。
好吧，对于睦仁来说，这并没有损失。虽然分了一部分权出去，但他的权力原本就是被幕府占有的，还不给饱饭吃，现在过上好日子了，真的没必要死捂着权力的袋子。将原来的封建君权改为君主立宪，普通国民对政治的参与度更高，大家切身感受到，所谓政治，就是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而政府就是这个共同利益的代言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每个人都会提建议和出力气，当政府做得好时，会真心支持，但政府出现差错时，会积极监督，当政府遇到困难时，也会砸锅卖铁变卖首饰家产支持政府。总之一句话，它成功地将政府的利益和民众的利益捆绑在了一起。
日本人由此更加强化了“国家”的概念，虽然国土面积只有巴掌大，又穷得吃不上肉，但“大日本帝国”的观念开始逐渐深入每一个人的内心。这就是利益捆绑带来的好处，当一个政府真的代表了大部分人的根本利益时，不用什么“忠君爱国”的宣传，大家也会尽全力支持它。
而通过开放舆论监督，让一向喜欢骂骂政府的知识分子享受点自由，可以随便骂骂政府和其他人，也可以随便被其他人骂骂，在这样长盛不衰的骂战中，他们磨砺了自己，提高了骂的水平和其他水平，然后整个社会的思想理论水平也提高了。
总之，这是一种既可以维护政权利益又可以换来全民效忠的方法；适应近代社会的时代潮流，在体制和精神层面解放了这个国家；更是一种让大家安心去勤劳致富，然后自己多收税的方法。这实在是一笔很划算的买卖。
这就是“明治维新”的核心内容。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它给日本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多的正能量，但它在本质上，我认为还是加强了睦仁的集权。而在政治体制改革之外，通过另外的一项工作，睦仁的权力不仅得到进一步增加，也让日本这个奇怪的国家变得更加奇怪，那就是——军队改革。
前面我们提到，在废除武士阶层时，日本颁布了征兵令，实施全民皆兵的义务兵役制，这使得日本的兵力大为增强，但这并非奇怪之处，奇怪的是这支军队的管理。
经过多次兵制改革，日本军队中征兵、养兵等属于行政的部分（军政）归政府管，而派兵、调兵、作战等属于命令的部分（军令）归另外一个机构——参谋本部管。所谓参谋本部，也就是总参谋部，古代的参谋就是那些摇摇鹅毛扇子的人，负责给大将提建议，具体该怎么打，还得将领拿主意。但在日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门，它是独立于政府的。
也就是说，政府只管招兵和养兵，至于这些兵要干什么，准备如何干，一概无权过问。在军队里，指挥士兵的是军官，而指挥军官的，就是参谋。参谋归上一级参谋管，上一级参谋又归再上一级参谋管，直到最后的参谋本部。
那么，参谋本部又归谁管？大家猜对了，它就归天皇管——也就是睦仁大哥。
有人要说，这也没什么奇怪嘛，实际上就是睦仁通过参谋集团来控制军队，这跟我国宋朝的皇帝通过文臣驾驭武将差不多。问题出在这些参谋，他们并不是什么文臣，而是一群特殊的军人。
参谋们是从小开始培养的，一批孩子还吃着奶就被送到幼年军校，然后一直读到相当于大学的士官学校。在这些学校里，所有的教育都是围绕如何作战展开，而作战的核心只有两个字——进攻。
举个例子。在考试的时候，老师冷不丁抛出一个问题：“前方发现敌军！”如果你下意识地问一句：“有多少人？”那么你完了，标准答案是：“进攻，包抄消灭敌人！”如果老师再来一句“敌众我寡，有利防守”，你要是真的来一句“防守”也完蛋了，标准答案是：“想办法包抄进攻！”
而学校里唯一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我们在电视里听过多次的那句话——“为天皇陛下尽忠！”
大家知道了，这些的学校里培养出来的参谋，就是一群狂热的战争分子，一堆极端的战争机器。长期封闭的军校生活使他们跟社会脱节，既不懂政治，也不懂社会，只知道听命令。如果让他们去打火星，估计也会去的。而他们上了战场最喜欢做的只有一件事——包抄。他们相信只有首先把自己置之于死地，才能绝处逢生。为了取胜，他们是不惜血本的，也不会在乎伤亡率，什么人体盾牌、人肉炸弹，通通都能用上，哪怕只剩下两个人，都要再去围一次。
要指出的是，参谋本部管理的是陆军的参谋。后来新兴的兵种——海军出现了，于是属于海军的“参谋本部”也设立了——它换了一个名称，叫海军军令部，同样，海军军令部的头儿也是睦仁。
到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一旦开战，如何能从组织上保证陆军和海军相互配合。如果是陆军只打陆军的，海军只打海军的，那就乱了，效果肯定不理想。于是，日军又设置了一个完全为战争服务的机构——战时大本营。
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战时大本营。这个机构平时并不存在，只有到了决定发起战争前夕才会成立，也就是说战时大本营的成立就标志着日本马上要开战。跟参谋本部一样，它也是独立于政府的，首脑仍然是睦仁，而其他组成人员都是陆海两军的高级参谋和指挥官，政府里的文职人员不得参加，即使是内阁总理也不行。
由于天皇的权力并不受限制，又是陆海两军的最高首脑，他的手下又是一群狂热的战争机器，我想大家已经理解了一个名词——军国主义。
好吧，是时候总结一下日本这个国家了。通过上面的描述，我们已经知道，明治时期的日本是一个处于新旧之间的国家，一个半新半旧的国家，也是一个奇怪的国家。它学习了西方的近代政治体制，又保留了一个真正的皇帝；虽然成功倒幕，但整个国家又留下了军人可以干政的幕府遗风。这样的体制和阴魂不散的“大陆政策”结合起来，对于清国来说，这是一个危险的国家。
危险并不是后来才有，在一个很早的时候，在清洗武士、政治体制改革、经济发展这些准备工作都还没有做好的时候，睦仁就已经开始了一场掏家底的豪赌。早在1874年，在废藩置县取得成功的同时，睦仁就开始了他登基后的第一次对外用兵——台湾。
睦仁御桌的案头，摆放着一叠厚厚的文件，这是《台湾番地征战要略》，也就是武装侵占台湾的指导方案。当时大臣内部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应该先去打朝鲜（征韩论），而另一派认为先不着急攻下朝鲜，为了实现“大陆政策”，可以先从清国的离岛台湾入手，打开缺口。睦仁支持了先攻占台湾的意见，他告诉众位大臣：必须先夺取台湾，以便永固皇国的南门！
夺取台湾并不容易，因为向台湾出兵意味着跟清国开战，总要找个借口。这个借口就出现在三年前（1871年）台湾和琉球国之间的一次渔民冲突上。
琉球国是一个群岛国家，大小36岛散布在台湾东北的茫茫大海上，明朝时，它曾是大明帝国的藩属国，然后成为清的藩属国。为了方便向清国朝贡，琉球国在福州设置办事机构——琉球馆，每两年进贡一次，而它也受到清国的册封和保护。但是，和朝鲜的情况一样，日本也在琉球扶植了自己的势力。
可见，渔民冲突和日本无关，它是清国和琉球国之间的事情，而且当时也已经得到了处理。明治政府在当时也并不知道此事，在渔民冲突一年后才偶然从清国的外交文件中得知，于是日本人知道他们可以打个歪主意了：打着为琉球渔民“出头”的旗号，武装侵犯台湾！
1874年4月4日，日本本土成立了入侵台湾的机构——“台湾都督府”。也就是说，还没有行动，台湾已经被当作了第四个府。睦仁任命陆军中将西乡从道（西乡隆盛的弟弟）为台湾都督，由西乡从道率领五艘军舰、13艘运输补给船和360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从长崎军事基地出发，开向台湾！
需要说明的是，这360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实际上是陆军，因为这一时期日本全国海军的总人数很可怜——1500人，主要用于海上打渔。但是，对于睦仁来说，这点老本已经够赌一次了。
是的，我从来就是一个赌徒，为了得到那些想要的，我必须先去赌一把，押上自己的家底，没有关系，因为家底本来也不丰厚。赌成了，大家吃肉，赌不成，没有关系，有了经验下次再来，要知道那块肉总会被我们吃掉的。
5月6日，日本舰队绕过台湾岛，在台湾最南端的恒春（电影《海角七号》主景地）靠岸，陆战队在军舰炮火的掩护下强行登陆。
恒春沿海的台湾原住民部落英勇地反击了，虽然他们手中的武器还属于原始社会级别的——只有砍刀、镖枪，但是他们利用有利地形，埋伏在高山峡谷间，英勇阻击日军。
在原住民阻截日军的同时，十万火急的军情传到了北京，清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严正抗议，表示了对日军入侵台湾的严重关切。抗议声中，日军对原住民部落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围剿和歼灭，成功地占领了恒春。西乡从道将他的“台湾都督府”搬到了恒春。
直到此时，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林则徐女婿）才明确得到了来自北京的令他率领舰队出发的命令，但按照命令，他不是去作战，而是执行另外一个任务——进行军事演习。朝廷显然还是希望用谈判来解决问题。
这时候睦仁也在盼望着谈判。不是他突然收敛了“平定台湾”的野心，而是西乡从道告诉他：在占领恒春后，部队再也无法前进了。
士兵们水土不服，军中流行痢疾和瘟疫，每个人都抓紧时间往厕所跑，刚刚提上裤子，上大号的感觉又来了。而日军是找不到的药品的，因为恒春周边所有的百姓坚壁清野，无论日本人出钱买还是用刀逼，台湾人都拒绝提供任何食物和药品，就这样，每天拉肚子拉死的日本士兵有20人左右。而此时原先被击退的英勇的原住民又重新组织起来了，他们捡起地上的砍刀、镖枪，没日没夜地袭扰“都督府”，焦头烂额的西乡从道只好派人向睦仁汇报：陛下啊，这个地方简直不是人待的，我们现在真的还不具备占领台湾的条件，即使打得下来，也无法在这里长留，还是先跟清国谈谈，捞上一笔吧。
在睦仁指派的全权谈判大臣到达北京后，1875年，清日《北京条约》签订了。在这个条约中，日军答应从台湾撤军，而清国放弃了封贡长达500年的琉球王国，自动脱离宗主国地位，以后你日本对琉球爱干什么就干什么。
五年后（1879年），日军进驻琉球，琉球国王被软禁到东京，琉球王子逃出，漂洋过海千里迢迢来到天津，每天早晨在李鸿章的衙门外长跪不起，哭请清国出兵救救琉球，但清国政府出于综合考虑，最终放弃出兵——琉球就这样完全被日军占领了，改名为冲绳，成为日本的第73个县。
而就在这一年，沈葆桢去世了，死前他留下了一封遗折：要防备日本人，日本自入侵台湾后，从天皇到大臣，野心一直不死！
在冲绳的日军发现了附近还有几个无人小岛，于是他们登陆上去，在上面插了根桩，写明此地归冲绳管辖。大家知道，这几个小岛就是钓鱼岛，日本人最先去了岛上溜达，但问题就在于这些岛的名字。
按照国际法，茫茫大海中的孤岛上面如果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以他们的语言文字命名，那么这样的岛屿就属于还没有被发现的无主之地，谁先占了就是谁的，先到先得。问题是在日军登岛之前，“钓鱼岛”这个名字已经存在几百年了，并且明确地存在于有文字记载的史料中，当时它是作为明朝人前往属国琉球的航标而被记载的，所以按照国际法，它们是中华的领土，而日军属于非法侵占。
1885年9月6日，上海《申报》第一次报道了日本企图窃取钓鱼岛的消息。不过，这样的消息当时还没引起多大的重视，无论是清国还是日本，都没有出现“保钓”人士，不就是几个光秃秃的石头岛嘛，大家都忘了。直到几十年后，海洋石油勘测技术出现，钓鱼岛附近发现大量石油天然气，老问题才被翻出来，钓鱼岛也名扬天下了。
让我们回到日本出兵台湾的事件，在1879年吞并琉球之后，睦仁上台后的第一次出兵活动结束了。用3000多人的豪赌就换来了一个县，成果斐然。照常说一般人都会乐上一阵。但睦仁脸上的表情却不是欢喜，而是很郁闷，他威严地环视左右：为什么台湾还没有得到？
如果连一个小小的台湾都还没有得到，我们又如何能实现“大陆政策”？
大臣们低头思索良久，然后告诉睦仁：陛下！这是因为我们还不够强大！我们只有等待，耐心地去等待！
这一等待，就是15年。日本人的野心也不能不引起了清国的警惕，在这15年的时间里，双方都在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军备竞赛，清国财大气粗，买军舰买枪炮。而日本人本钱不多，只能边买边引进技术自己改装改造，但为了军备的发展绝对达到了不惜血本的疯狂境界。
从1883年开始，睦仁宣布：从这年开始的八年时间里，国内收入最多的两项税收——酿造业、烟酒业税收政府不能拿走一分钱，全部用于建设海军和陆军的军费！
1885年，清国从德国购买亚洲最大的装甲军舰——定远号和镇远号装备北洋舰队。睦仁突然发现日本海军中还找不到一艘军舰的大炮可以击穿定远和镇远的装甲，深受刺激，于是他每天只吃一顿饭，每年从生活费中挤出1/10（30万元），并且要求大小官员也每年献出工资的1/10，作为购买和建造军舰的费用。
双方兵力对比的情况我们以后再说。15年过去，1894年到来了，朝鲜发生了东学党动乱，通过袁世凯的运作，清国即将向朝鲜派兵，而日本驻朝鲜公使信誓旦旦地向袁世凯表示：我们日本只注重保护商业利益，即使你们派兵，我们也不会派兵的，和平还是我们两国之间的主题。
但是，日本人真正的计划隐藏在他们的心底。当年“大陆政策”的鼻祖丰臣秀吉正是以朝鲜为跳板，进犯中华帝国的大陆——取清国，必先取朝鲜！现在机会又来了。
日本人的真正计划是：日本是一定要向朝鲜派兵的，先根据之前的清日《天津条约》，把军队光明正大地开进朝鲜，让清日两国的军队在朝鲜短兵相接。然后想办法擦枪走火，将朝鲜国内的动乱直接演变成清日两军冲突，引爆清日战争！
日本向朝鲜派兵
1894年6月2日，在袁世凯去日本驻朝鲜公使馆摸底日本人态度的前一天，睦仁接到了内阁总理伊藤博文提交的两份奏议，都等着他的批示：第一份是解散议会，第二份是立即向朝鲜派兵。
这两份奏议看上去没有关联，实际上却有很深的关系。
内阁奏请解散议会，是因为议会要逼内阁下台。由于长期军备竞赛的缘故，从1893年开始，日本国内出现了经济危机，各大党派吵得不可开交，在议院中占有多数席位的反对党要求内阁集体引咎辞职，让反对党上台。他们在前一天（6月1日）通过了决议案。
此时摆在伊藤博文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率领内阁集体辞职；另一种是拒不辞职，奏请天皇下旨，解散议会，从而保住这届政府。
但要天皇解散议会，保住政府，总要有个理由。理由就是：我们需要打仗。
对于一届政府来说，每当执政出现危机时，选择对外开战就是转移矛盾、凝聚人心百发百中的灵药。于是就出现了向朝鲜派兵的那份奏议。
睦仁在这份奏议上留下了同样的御批：同意！
当然要同意。巴不得举双脚同意。睦仁和军部之前一直担心伊藤博文的政府不会支持战争，现在这个担心消除了。用一句熟悉的话来说，日本已经统一了思想。接下来就是如何打的问题了。
而军部之前担心政府里的那些文职人员会反对开战，是有道理的。
现在我们假设在东京和北京，分别有两个大臣向各自的皇帝汇报本国的兵力，那情况绝对是截然不同的。
东京这边。“陛下，在您的英明领导之下，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我国的兵力大为增强了。现在，常备军的总兵力是——7.5万人！其中，炮兵6000！骑兵4000！”
大家不要笑，地方小嘛，就这么多。
而清国的常备军是多少呢？60万。其中步兵47万，骑兵十万，炮兵三万。“皇上，如果开战，我们还有一些地方团练可以参战，人数不多——100万而已。”
海军方面倒相差不大。清国有舰队四支，日本有舰队两支。
清国的四支舰队分别为北洋、南洋、福建和广东。自北向南分别守卫从渤海到南海的海防，它们也分别由北洋大臣、南洋大臣、闽浙总督和两广总督指挥。其中实力最强的是李鸿章的北洋舰队，1000吨级以上的军舰有13艘。而四支舰队1000吨以上的军舰是31艘。
日本的两支舰队为西海舰队和常备舰队，1000吨级以上的军舰共21艘。为了举全国之力对清国作战，已经着手准备将这两支舰队统一编制，统一指挥，成立——联合舰队。
日本迅速行动了，战时大本营迅速成立，制定对清国作战方案。这是一个海陆两军协同作战的方案，详细步骤分为两步。
第一步：陆军在朝鲜登陆，夺取汉城，接着海军从海上支援陆军占领平壤，然后把清军全部赶出朝鲜，占领朝鲜全境。
第二步：从朝鲜过鸭绿江打到清国去。根据战局发展的情况，按照从最好到最坏打算，分为甲乙丙三种方案。
甲方案：以朝鲜为基地，派一支陆军进攻辽东半岛，威胁奉天（沈阳），牵制清国守卫渤海口的守军，趁机夺取大连、旅顺，接着陆军主力在辽东半岛和渤海湾登陆，进攻天津、北京，迫使清国签订城下之盟——为达此目的，联合舰队必须致力扫荡清国海军，聚歼北洋舰队主力于海上，控制黄海和渤海制海权。
乙方案：若清国只以北洋舰队迎战（注意这句话），联合舰队则有取胜把握，若清国举全国海军来战，胜负则难料——如果不能控制渤海，而清国海军也未能控制日本近海，则联合舰队应向朝鲜输送陆军，将清国在朝鲜所有军队击退，从清国手中夺走朝鲜。
丙方案：万一海战不利，不仅未取得渤海、黄海制海权，日本近海制海权也落入敌手，陆军主力则应留守本土，保卫本土安全。在本土安全有基本保证的前提下，陆军仍然需要分出兵力从对马海峡以北通过海上远程运输登陆朝鲜，击败在朝鲜清军，达到夺取朝鲜的目的。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方案。
首先，日军最为重视的是海战。一切都取决于海上决战的结果。
其次，日军最为担心的是清国也像他们那样将全国所有的军舰统一编队，统一指挥，但事实将很快证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最后，这是一个彻底的进攻方案，只考虑进攻，防守是不需要考虑的——即使在本土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还要分兵去占朝鲜，什么叫疯狂赌一把，这就是。
在战时大本营成立后，紧接着，睦仁指示成立“陆军中央金柜部”，这个部门是专门为战争提供财政支持的，归睦仁直接领导，中央金柜部有权力动用日本所有的财政资源，军费开支由它直接调拨，而不需要通过内阁和议会的同意。
在这些准备工作之后，日本的入朝部队成立了。他们是从陆军第五师团中精心挑选出的精兵强将，包括步兵、炮兵、骑兵、工兵、辎重兵、卫生员等，组成了一个混成旅团，总兵力7800人——这又可以算得上是一次掏家底的豪赌，第一次派兵就派了全国总兵力的1/10。
虽然是赌，但这个兵力是通过计算出来的。这个情况接下来我们就会清楚。
清军也在行动了。6月5日，李鸿章在天津直隶总督衙门发出命令：调派一支2500人的淮军前往朝鲜！
虽然两国都是派兵，但它们之间有很大的不同：
1.任务不同。对于清军来说，他们前往朝鲜，只是帮助朝鲜政府平息东学党叛乱，根本没有察觉到日军已经做好了要跟自己打仗的准备。而日军则是前来占领朝鲜和找机会跟清军打仗的。由于目的不同，又有了在兵力和目的地上的不同。
2.兵力不同。清军按照国际惯例派出了一支不超过3000人的军队，日军根据对清军兵力的这一估计，制订了进入朝鲜部队应该有7000人左右的计划（两倍于清军，保证首战有必胜把握）。
3.目的地不同。清军开赴的目的地是与东学党军直接交战的前线——仁川附近的牙山县。而日军的目的地是汉城，进入朝鲜的日军迅速占领了汉城，以及从仁川到汉城的所有交通要地，从而保证了将来通过海路从日本本土继续向朝鲜增兵的便利。
战争还未打响，在朝鲜的兵力部署上清国已经处于巨大的下风，清国一门心思前来“帮助”朝鲜平乱，却并没有做好清日之间可能爆发战争的预案，至于真正的战争准备，更没有人关心。
但在这时，东学党起义军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惊讶的举动。这一举动直接打乱了日军所有的部署，差点把他们气得吐血。
这举动就是：我们不起义了，跟政府和谈！
当他们看到两支外国军队都出现在自己国家的领土上时，意识到清国和日本很可能在本国爆发战争，这时候，东学党人收起了对政府的仇恨，决定不再起义。他们知道，只要朝鲜恢复稳定，无论是清军和日军，就都没有继续留下来的理由，危及朝鲜百姓的战火也可以避免。所以，就在日军开进汉城的第二天，东学党立即宣布不再起义，并且退出所占领的州县。
从当时的局势来看，这是一种可贵的爱国行为。
日本人的郁闷正是在于：如果大家都撤军了，那还打什么仗啊。
朝鲜国王如释重负，立即向清国和日本发出共同请求：我们局势稳定了，两位大爷都请回吧！
日军的郁闷正是来源于此：如果清日都撤军了，辛辛苦苦做好的开战准备就泡汤了。
李鸿章当然是不愿意跟日本开战的，他先命令在朝鲜的清军做好撤军准备。然后，总理衙门向日本外务省发出外交照会：要求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军。
日本外务省的答复很简单：不撤。
日本人的计划是，不仅不能撤军，还要利用外交摩擦将清日两国再一次引向开战。所谓战事未起，外交先行。外交文件上的战斗已经开始了，这是实战的序幕。而主导这一切的是一个外交官。由于他接下来的“精彩表现”，在他死后，他被日本人奉为外交界的集体偶像，也是在如今日本外务省大院里，唯一一个塑有雕像的人。
他就是当时的日本外务省大臣陆奥宗光。
陆奥宗光给了两个不撤的理由：第一，李大人，我们辛辛苦苦派出这么多军队，如果在朝鲜啥都不干就回国，是不是没面子？我们的军费都是纳税人的钱，政府怎么向民众交代？第二，李大人，说句实话，我们是不相信你们清国的，你说同时撤军，但我们害怕受到你们的欺骗。
李鸿章已经明白了，日军是不会撤军的。他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继续跟日本人进行外交交涉——至于交涉结果怎么样，谁也不能保证。另外一种就是不管日军撤不撤，自己先撤了再说。
提出后一种观点的是北洋水师舰长方伯谦以及淮军将领聂士成。他们认为，清军留不留在朝鲜，清日之间一战都很难避免。但现在的情况是我方的军事部署已经失去先机，敌众我寡，如果贸然开战，正中日本奸计。不如先将军队撤回国内，争取时间将数倍于日军的优势兵力集结到鸭绿江边境，如果到那时日军还赖在朝鲜不走，陆军渡过鸭绿江，北洋舰队开进仁川海域，陆海包抄，一鼓作气歼灭日军！
用一个军事上的专业名词来说，这就是——战略大退却和积极的防御政策。目的只有一个：掌握战场的主动权。
但单方面撤军还有一个问题：会不会把朝鲜拱手让给了日本？在方伯谦看来，这是完全没有必要去担心的，因为东北亚的局势很复杂，对朝鲜虎视眈眈，想来插一腿的不仅仅只有日本，还有另外的两位老大——英国和俄国。日本没有实力独吞朝鲜，到时英国和俄国就会迫使日本退出朝鲜。
局势已经让李鸿章陷入了深深的纠结之中。仗都还没开始打，就被倭寇给“吓”回来，这很没面子。但李鸿章有苦说不出。对于清军的战斗力，李鸿章还是比较清楚的，这是一支早已是贪腐横行的军队，只能用于对付东学党之类的起义军，跟其他国家真正的军队作战，没什么戏，对日本作战也没有取胜的把握。考虑到这些，李鸿章有点灰心了：算了吧，朝廷没面子就没面子，自己先撤吧。
陆奥宗光正在警惕地注意着李鸿章的反应，他最担心的就是李鸿章单独撤军，这样一来，天下太平，跟清国的仗也就打不起来了，于是当清军出现要单独撤军的苗头后，陆奥宗光抛出了橄榄枝：李大人，我们还是可以先谈谈的，谈得好，我们就同时撤军。
得到这个信息，李鸿章改变了主意：先和日本人谈谈！
这是一直以来清国外交的老办法。意思是在战争来临之前利用矛盾分化瓦解敌人，利用洋人去牵制和压服洋人，大清国在其中求得个太平无事。李鸿章也知道，如果外来压力对日本施压，日本很有可能同意撤军，于是李鸿章又拿出了这一招。
李鸿章首先想到的是俄国。自古以来，俄国一直是个欧洲国家，但已经越来越重视亚洲利益，在日本“大陆政策”出台时，他们推出了“黄俄罗斯”计划，也就是要把清国的东北和朝鲜大陆变成“黄色的俄罗斯”，打通俄国在远东的出海口。为了实现这一计划，1891年，俄国开始修建世界上最长的铁路——西伯利亚大铁路。这条铁路长达一万公里，横穿欧亚大陆，俄国建这条铁路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将俄国在欧洲部分的重兵，迅速运到亚洲。
当日军开进汉城时，俄国的第一反应是怒了，他们决不能让日本先行一步，独占了朝鲜。李鸿章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想到了俄国，在北京他亲自拜访了俄国驻北京公使，告诉俄国人：只要你们能成功调解清日纷争，避免两国开战，清国愿意给俄国一些其他方面的利益。俄国人答应了。
但接下来事情的发展是所有人预料不到的。
当俄国开始向日本施压的时候，陆奥宗光使出了厉害的一招。
这一招就是摸准俄国人的心理，抓住俄国的利益关键点。陆奥宗光告诉俄国人：现在朝鲜是清国的藩属国，我们出兵的目的正是迫使朝鲜放弃对清国的属国地位，使它“独立”，到那时，你们不是也可以很方便地进入朝鲜？
俄国人恍然大悟了，他们确实不想日本首先侵入朝鲜，但诡异的是，一旦日本入侵，打破现有的朝鲜局势，他们将来又能捞到好处。更何况，俄国人知道他们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就让日本人先去打头阵吧。
陆奥宗光的运作使得日俄两国达成了默契：只要日本在战后维护朝鲜“独立”，日本不在朝鲜驻军，俄国就会默许日本向清国发动战争！
李鸿章终于明白了俄国是靠不住的。而这个情况早在方伯谦的预料之中，在事先给李鸿章的报告中，他认为，俄国虽然是邻居大国，表面上跟清国也很友好，嘴上说得很好听，但真正有事，他们是不会帮助清国的，一旦清日开战，俄国人才是战争最大的受益者（倭人窥韩，俄实暗中取利）。
事实证明了方伯谦的判断，也证明了方伯谦对这场战争的本质把握很准确。跟方伯谦有同样见解的，还有一个欧洲人，他在写给别人的一封信中说：“我认为，清日战争是把日本作为工具的俄国政府挑起来的。”他的名字叫恩格斯，信是写给马克思女儿的（《致劳拉・拉法格》）。
俄国梦想破灭，李鸿章只好又去求英国。日不落帝国的世界老大地位就不用多说了，它是世界上最早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也就是那个最早将烧开的水产生的那点气利用起来的国家。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之后，英国在亚洲最重要的利益中心是长江流域，而广袤富饶的东北和朝鲜也一直是被视作嘴边肥肉。对于英国来说，在东北和朝鲜还没有实力去跟俄国竞争，所以英国最不希望朝鲜出现战乱，最好是“搁置争议，维持现状”，留待日后解决。
英国开始向日本施压，要求日本放弃开战的打算。世界老大出手，陆奥宗光也顶不住，不得不同李鸿章的代表商谈撤军问题。陆奥宗光已经作好了最坏的打算：一旦迫于英国的压力最后无法和清国开战，那也一定要在谈判桌上得到日本想要的！他起草了一个《清日共同促进朝鲜内政改革方案》，在这个方案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清国要自动放弃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让朝鲜“独立”！
陆奥宗光的狡诈已经露出了尾巴。按照他这个方案，清国自动放弃朝鲜，日本不劳而获，想得很美。李鸿章用委婉的语气拒绝：你们出发点是好的，但我们认为朝鲜的“内政改革”，只能由朝鲜人民自己实施。我国向来不干涉他国内政，也希望其他国家不要干涉别国内政。即使你们不承认朝鲜为大清藩属国，至少也应该承认朝鲜为自主国，更没有干涉一个自主国内政的权力，所以我们两国都应该同时从朝鲜撤兵。
而陆奥宗光的回答很具有流氓水准：我大日本帝国是为了朝鲜的和平稳定，才认为有实行种种计划的必要，既然现在我们两国政府的观点都不相同，那么，我国又怎能从朝鲜撤军？
陆奥宗光后来把他与李鸿章的这场外交争斗写成了一个回忆录——《蹇蹇录》（“蹇蹇”两字出自《易经》，表现了一个为天皇实誓死效忠的王臣形象）。这个外交照会，就是陆奥宗光在《蹇蹇录》里自称的“对清国第一次绝交书”。
李鸿章也耍起了流氓，他作出了暂时妥协，同意对朝鲜实行“内政改革”，但前提是必须先共同撤兵——这显然是个拖延计。而陆奥宗光并不上当，他的答复流氓得更彻底：“我看你们清国政府是有意找事，今后如果有不可预料的事件发生，我们日本政府是不负责的！”（清国政府有意滋事也。嗣后因此有不测之变，我政府不任其责！）
这就是所谓的“对清国第二次绝交书”。相比第一次，我们发现，现在日本不仅不撤兵了，还倒打了一耙，把开战的责任推到清国。
谈出这个结果，英国人失望了，他们亲自出手，向日本提出在仁川设立“中立区”的设想：任何国家的军队都不得进入仁川。迫于英国人的面子，陆奥宗光将这个方案上报给了睦仁。而睦仁的批复是：不同意。
仁川是日本从本土运兵到朝鲜最重要的中转基地，这个战略要地不能丢。
英国又提出：在朝鲜国内划一条线（类似于后来的三八线），汉城以南归日军占领，汉城以北归清军占领。这个方案日本已经占了很大便宜，但是睦仁依旧没有同意——日本的野心不是半个朝鲜，而是整个朝鲜以及清国大陆！
有了天皇的撑腰，陆奥宗光开始反过来利用英国害怕的东西了，他知道英国最担心的是俄国，俄国最戒备的也是英国，这就让他找到了可以互相利用、左右开弓的东西。陆奥宗光“委婉”地提醒英国外交部：和清国开战，日本已经取得了同俄国的谅解协议，如果英国一再干涉下去，老毛子就要出兵！
这个信息给了英国很大的震动。英国在亚洲并没有对俄作战取胜的把握，所以他们并不愿意跟俄国发生直接冲突。而经过几次交手，英国已经对日本刮目相看。
上至天皇，下至平民，这就是一帮不要命的赌徒。他们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为了得到这一切，不会妥协。他们可以暂时退让，但不会永远退让。这些矮个子的家伙是一群厉害的角色，从来不考虑牺牲，也不考虑国破家亡，更不会考虑统治的长久，只要有需要，连睦仁都会拿着大刀冲出皇宫！
这一看法的改变影响了接下来英国对朝鲜问题态度的改变。
陆奥宗光敏锐地探知了英国人态度的变化，他趁机向清国放了一把火，把参谋本部掌握的军事情报提供给了英国人：老大，你们看，在谈判期间，我们日本一直做着战争的准备，所有的部署都已经完成，完美无缺。而清国的军事防御仍然很松懈，甚至在北京周边都没有做什么准备，一旦真正打起来，清国是打不过日本的！只要英国不阻碍日本开战，日本保证将来分点好处出来！
英国不得不重新考虑：看来这小日本是无法抑制的，正好可以扶持起来作为自己的小弟，让它们的势力进入朝鲜，在朝鲜将日俄两国拴在一起，这样，英俄矛盾将来就会转变为日俄矛盾，英国再在其中进行挑拨或者斡旋，坐收渔翁之利！
诡异的一幕发生了。英国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英国外交部通知日本：只要你们不在英国在亚洲利益中心——上海及周边地区作战，我们就同意你们对清国开战！
陆奥宗光十分爽快地答应了，据说他还为英国人立了个字据。
而陆奥宗光也看出了英国人的心思，他开始向英国伸手要点东西，这个东西，是一个新的条约。
在幕府时代，西方列强强制日本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明治维新后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原先不平等条约一个个地废除，只剩下了最后一个不平等的条约，这就是与英国签订的《日英通商航海条约》。为了废除这个条约，陆奥宗光之前跟英国人谈判了几十次，想尽一切办法，但一直没有成功。日本国内大为不满，批评他是“软弱无能的外交”，现在，为了充当英国在亚洲的小弟，陆奥宗光提出必须废除这个条约。他成功了。
1894年7月16日，伦敦，陆奥宗光亲自在新的《日英通商航海条约》上签字。西方列强对日本的最后一个不平等条约废除了。
按照新条约的规定：英国取消在日本的租界，废除在日本的治外法权，日本提高对英关税率（由5%提高到10%～15%）。英国不仅取消了在日本的特权，关税率的提高还将为日本接下来发动清日战争提供巨大的经济支持。
在条约签订的同一天，英国立即向清国政府翻脸，李鸿章得到了来自英国外交部的照会：立即答应日本人提出的所有条件！
俄国人退出“调停”，英国在朝鲜局势中从打“清国牌”到改打“日本牌”，李鸿章奉行的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失败了。它表明这一手段的核心不仅在于如何准确把握其他国家的利益，更需要配以本国抽刀亮剑的勇气。日本人的狡诈、贪婪、阴险、坚定、勇猛、狼性十足，在俄国和英国之间左右开弓，这是另一种版本的以夷制夷。而清国政府失去了原本属于它自己的机会。
在外交上，清国政府处处表现出谦虚忍让、老实诚恳、爱好和平，但谁都知道，国家利益面前，只有老实是没用的，只喊着爱好和平也是没用的。在国际冲突中，进攻或者以攻为守其实才是大部分时候的首选，一味的妥协和退让也许会让你获得“道义上的支持”，但也会丧失很多的盟友和潜在盟友——如果你自己都不硬，大家又怎能支持你去硬？
在与陆奥宗光的外交争斗中，李鸿章可以用“完败”一词来形容。除了国家实力，清日两国在外交方面上的指导思想也是完全不同的。这要从一本书说起。
1864年，大清国翻译出版了一本很专业的书籍（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这是一本国际法著作，主要讲述国家之间的往来、出使、交战等国际惯例，作者是美国人，他的观点是很善良的，比如小孩子们不到万不得已不打架，国家也一样，要注意维护世界和平；即使打架，也必须有个理由（师出有名），而且不能自己先动手，要等对方先开打（不能衅自我开）。
书翻译成中文后，取了个很吓人的名字：《万国公法》。
《万国公法》受到了清国外交界的热烈欢迎，除了书中的观点很符合传统道德，也代表了他们对于西方列强世界的“善良”愿望。在他们看，此书是西方“大儒”所著，各国君主必定真心遵守，不敢违抗，一旦国与国之间发生摩擦，各国都得翻到书中的某一页来定案。
于是他们把这本书奉为了外交宝典，有重大问题争论不下的时候，就搬出宝典来看一看。
同一年，这本书由清国传入日本。对于在天朝大国的政府高层流行的书，日本人自然不敢怠慢，他们对此书给予了极大的重视，掀起了一股“国际法热”。用当时学者写的文章来说就是——“第一次知道了各国之间交往也是有法规的”。但是，日本人在仔细研究了之后提出了他们的疑问：各国真的会遵守这样的法规吗？
几年后，带着这样的疑问，一个代表团出发了，他们在西方世界看到了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更加疑惑。在德国，著名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毫不忌讳地告诉日本人：
“如今世界各国表面上都说要以礼仪相交，讲究和平世界，不过，在国际关系中，正义和力量从来是在一起的，有力量才会有正义。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加强实力，以自己的力量来保卫自己，而不要依赖任何国家。你们要知道，事实只可能是，当某一国感到国际法对它不利时，它就会置之不理、多方狡辩、诉诸战争。所以万国公法能不能得到执行，完全是靠实力说话的。”
日本人终于用实地见闻证实了他们的怀疑，考察团满心欢喜地将答案带回了国内，《万国公法》再也没人去看了。福泽谕吉更用了一句话来总结：“数千万言的《万国公法》，可以用一声枪炮抹杀之。”
日本从此一心奉行务实外交和强权外交，而陆奥宗光无疑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
形势骤然紧张。万般无奈的李鸿章只好准备接受日本最初提出的那个方案：可以先商议朝鲜“内政改革”，后撤兵，此时陆奥宗光用了那句熟悉的话来回答：今时不同往日了，兄弟！
7月19日——在英国明确表示支持日本三天后，占据汉城的日军迅速行动，他们闯入朝鲜王宫，向朝鲜政府提交最后通牒。我们只需要看其中的三条内容：
1.朝鲜国王必须下旨驱逐在牙山的清军。
2.朝鲜废除和清国之间的一切条约（改变属国地位）。
3.限朝鲜三天内（截止到7月23日零时）给予答复。
这份通牒名义上是发给朝鲜政府的，实际上是为与清国开战找一个“师出有名”的理由。因为作为属国的朝鲜政府不可能同意这样的通牒，一旦三天过后，日军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占领王宫，逼迫国王下令“请日军帮忙”驱逐清军，到那时，日军将有一个进攻清军的理由！
接到消息，李鸿章终于彻底绝望了，他终于明白一场和日本的战争已经不可避免，天津直隶总督衙门开始手忙脚乱地部署向朝鲜增兵。
由于日军已经控制了仁川和汉城，李鸿章决定：派一万大军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占据汉城以北260公里的朝鲜第二大城市平壤，以平壤为集结之地。
但此时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牙山还有之前派出去的原本用于平叛东学党的2500名清兵，他们此时已经成为深入到日军集结地——汉城周边的一支小部队，孤军深入，极为危险。李鸿章决定派军舰到牙山海面接上他们，运到平壤与大军汇合。但牙山部队的统帅叶志超提出了另外一条意见。
叶志超认为，牙山紧邻仁川，而仁川有七八条日本军舰，走海路不安全。所以他建议部队仍然驻扎在牙山不动，万一日本真的开战，还可以和平壤大军夹击日军！
接到电报后，李鸿章觉得有道理。但安全问题又实在太让他放不下心了。于是他想到了另一个办法：再从海路向牙山增派2500人的增援部队！
对于这个奇怪的办法，我们一时是很难理解的。既然运兵出去的海路不安全，那么运兵进来的海路也同样不安全。这个问题李鸿章不会想不到，不过仔细推敲一下，我们就能明白李鸿章的深意。
一直到现在为止，李鸿章仍然不相信（也不愿意相信）日本真的会和清国开战，所以他把主力派到平壤，希望能够“震慑”日军，避免开战。而叶志超的想法跟李鸿章也是一样的，他认为只要自己老老实实地在牙山待着，不挪窝，不给日本人任何“挑衅的机会”，战事就有可能避免。
李鸿章很快找到了一个两全的解决办法，这个办法可以既不“刺激”日本人，又能让海路运兵的安全有些保障。
这个办法就是租几条英国籍的船去运兵，而不需要派出北洋舰队去护航，只需要派一两艘军舰在牙山岸边的登陆点进行现场警戒即可。
李鸿章认为，“有万国公法在，谁先开战，谁即理拙”，日本人绝对不敢挑起战端。更何况日本人再怎么狂，也不敢朝挂着大英帝国国旗的船开炮吧！
从怡和洋行租来的三艘英国籍轮船很快准备好了，它们将改装成运兵船，把天津的2500名清军分批运到朝鲜牙山。按照“无需护航只需在登陆点现场警戒”的计划，清国的北洋舰队并没有主力出动，为运兵船护航，只派出了巡洋舰济远、练习舰威远和属于广东舰队的炮舰广乙三艘军舰先期赶往牙山。
与此同时，日本战时大本营命令所有正在清国的军舰返航。原来，虽然两国一直在摩擦，但“友好交往”也没有中断，日本派出了几艘军舰在福建马尾港和威海进行访问。这几艘军舰返航后，日本本土所有军舰将集结在佐世保军港，统一编队的联合舰队即将成立，日本将要用全国所有的军舰去打响和参加战斗！
大家都在安静地等待最后通牒的期限——7月23日零时的到来。等待清日两军的，都是不可知的命运。
7月23日这天，在不同的地点，发生了不同的事情，我们按照时间顺序一个个地说。
汉城——朝鲜王宫：兵变！
可怜的朝鲜国王，自从接到最后通牒后，他就一直毫无办法，惊恐万分。拖到最后好歹给了日本人一个答复：清国的军队确实是我们请来的，我们已经通过唐代办（唐绍仪）奏请大清国撤兵了。
言外之意是：天朝不撤军，我们也没办法啊，别欺负老实人好不？
日军知道该怎么做了。23日零时，汉城日军向朝鲜王宫发起进攻。在冲进王宫后，日军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切断朝鲜和清国之间的电报线路（封锁消息），然后逼迫朝鲜国王下旨：废除对清国的属国关系，朝鲜“请求日军”将牙山的清军驱逐出境！
拿着这份矫诏，日军有了进攻清军的“名正言顺”的理由。
编队完成的联合舰队正在等待起航前的检阅。这是一个梯队型编队，三艘速度最快的军舰组成第一先锋队（游击队），它们将作为攻击清国军舰的先头舰队，旗舰为下水不到半年的当时世界上最快的军舰——吉野号。巨炮战舰组成主力队，作为决战的主要力量，旗舰是松岛号——同时它也是联合舰队旗舰。其他老弱军舰组成第二先锋队，主要做后勤保障和警戒工作。
海军中将伊东佑亨已经被任命为联合舰队司令，他将在松岛号上统一指挥这支庞大的舰队，向牙山海面搜索清国军舰，寻找战机。伊东佑亨的命令是：如果碰到的清国军舰力量弱小，则不必一战，先放过他们，等待对方强舰或舰队出现，一举歼灭！
当时并没有军事侦察卫星，而联合舰队却能够准确地将搜索的目标锁定在牙山海面。只有一种解释：在清国大陆，一直潜伏着一支庞大的日本间谍网络（后面详细讲述），他们成功地猎取了李鸿章向牙山运兵的情报，情报发回日本，联合舰队立即出动。
11时，海军军令部部长桦山资纪的身影出现在了佐世保军港，他是来为伊东佑亨和联合舰队的出征送行的。联合舰队所有军舰汽笛长鸣。
“发扬帝国海军荣誉！”桦山资纪的检阅船打出了旗语。
“完全准备就绪！”第一先锋队旗舰“吉野”用旗语回答。
“待我凯旋！”第二先锋队旗舰“葛城”回答。
“坚决发扬帝国海军荣誉！”主力队旗舰“松岛”回答。
惊天的海浪中，蕴藏着惊世的野心。出发！
7月23日下午，济远等三艘军舰到达牙山湾海面，而运兵船还没有到。24日凌晨四点，第一艘出发的运兵船终于到了，济远等军舰警戒运兵船完成士兵登陆工作，然后等着第二艘和最后一艘运兵船的到来。
在等待的同时，济远舰舰长方伯谦作出了一个改变了后来战局的决定：派威远号前往仁川海面侦察，了解汉城日军的动向。
24日下午，威远带回了一个严重的消息：汉城兵变了。
方伯谦顿时感到事态严重，他判断自己已经处于危险之中。由于朝鲜到清国的电报线已经被割断，只能人工报信，方伯谦命令威远号立即返航威海北洋舰队基地报信，济远和广乙继续等运兵船。
晚上，第二艘运兵船抵达，方伯谦命令加快速度卸载武器和士兵登陆，到25日凌晨四点，运兵船上的马匹和火炮仍没有卸载完，而最后一艘运兵船也还没有到达，方伯谦认为不能再等了，运兵船是英国籍的，日军应该不敢攻击它们，而两艘孤零零的军舰必须脱险，他命令运兵船继续卸货，济远和广乙立即调头向威海返航！
7月25日凌晨四点半的晨雾中，济远和广乙两艘军舰起航了，按照航速，三个小时后它们将驶出牙山湾，进入茫茫大海，然后一路朝清国海岸方向疾驰。方伯谦有一种预感：在不远处的海面上，日军舰队正在乘风踏浪向牙山海面驶来，像猎人一样四处搜寻猎物，一旦相遇，炮战即将打响！
方伯谦的预感是对的。
方伯谦
1866年，在左宗棠的奏请下，由林则徐女婿沈葆桢亲自负责，福州船政学堂成立了。这是一所用西式教学，为外来军种——海军培养军官的学校，但不能通过科举走仕途。学堂不仅学费、生活费全包，甚至连学生家里的生活费都给包了（每月发4两银子补贴），但还是没有多少人来报考，最终招考上来的，是来自福建、广东等地普通百姓和家道衰落之家的孩子。
其中就有方伯谦，以及他的福建同乡严宗光、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叶祖珪、邱宝仁，以及广东籍的邓世昌、林国祥等人。当年他们的年龄都在12～15岁，在一间由寺庙（福州城南定光寺）暂时改成的教室里，伴着晨钟暮鼓、佛号乐音，学习英文单词和海军知识。这样的时间一晃过去四年。
1871年，这批孩子快毕业了。他们开始登上军舰实习，军舰从福州出发，经香港、新加坡抵达马六甲海峡，航行4个月，他们在军舰上认真地操练。毕业之后，他们成为了清国第一批真正的海军军官。
几年后，朝廷决定公费派遣他们出国深造。在出国前，他们都立下誓言，决心为国家海军的强大贡献自己的力量，钻研技术，报效国家。“此去西洋，背负国家之未来，取尽洋人之科学。赴七万里长途，别祖国父母之邦，奋然无悔！”
最终，刘步蟾、林泰曾去了英国海军学习实战，而严宗光、方伯谦、林永升、叶祖珪等人考入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在欧洲三年多的时间里，他学会了喝咖啡，吃西餐，逛过伦敦的街道、巴黎的凯旋门、柏林的歌剧院。当然，更重要的是学习了丰富的海军知识。除了书本理论，他们还学习实战。刘步蟾等人作为见习生服役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英国地中海舰队，跟随军舰巡游三大洋，甚至还参加了在非洲的海战，可以说收获了丰富的实战经验。
回国后，他们每个人都已经是一名有世界级眼光的军官了。
严宗光始终放不下科举的那个梦，虽然回国后的他成了天津水师学堂的校长（总办），但他仍然很郁闷，加上认为自己并不得志，后来抽起了鸦片，改行当作家，改名严复，翻译整理出了名作《天演论》，那句著名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就出自这本书里。而方伯谦、刘步蟾等成为北洋舰队的舰长，他们虽然没有科举的功名，但经济收入并不低，可以算得上真正的高收入人群。
清国向国际接轨新建海军，最先接轨、也接轨得最好就是海军军官的收入。
按照《北洋水师章程》，北洋海军官兵收入以4比6的比例，实行基本工资加绩效工资的模式。舰队司令丁汝昌的年收入为白银8400两，刘步蟾、邓世昌这样总兵级别的舰长年收入为3960两，方伯谦这样副将级别的舰长年收入为白银3240两。此外作为舰长每个月还可以掌握着从350两到850两的“行船公费”支出。
按照物价折算，当时一两银子大约相当于人民币150元，也就是说，方伯谦的年薪在40万以上。
7月25日7点，天已大亮，海面一片平静，济远和广乙即将驶出牙山湾航道，进入大海，此时，观测兵突然向方伯谦报告：前方发现煤烟！然后很快确定：有三艘日本军舰！
这是联合舰队第一先锋队。
双方军舰几乎同时褪去炮罩，炮兵就位，大炮互相指向对方！双方距离越来越近，军舰上的士兵都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盯住对方，等待着那惊天动地的一刻。
方伯谦站在济远号军舰的司令塔里，他的心情十分紧张，清日两国还没有宣战，他必须严格遵守“不能衅自我开、不开首炮”的命令。所以只要日方军舰不首先开炮，双方就会相安无事，就当有缘在海上会了个面。但是，如果日本人首先开炮，济远和广乙就不得不反击迎战。以二敌三，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战果？
方伯谦紧紧盯住对面航行在最前面的吉野，突然，他看到吉野在距离3000米处猛地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调头就往回跑，而跟在后面的浪速号和秋津洲号也迅速向后转而去。看到这一情况，方伯谦松了一口气：不宣而战是违背“万国公法”的，看来日本人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啊。
可是，就在方伯谦松了这口气没多久，他的那口气又重新提上来了：吉野等军舰又重新调头冲过来了！它们在海上画了一个大圈，重新挡住济远和广乙的去路。
这个秘密，隐藏在双方军舰的特点里。
清日两国的国门都是被西方强国用“坚船利炮”从海上轰开的，在发展海军的时候，这两个国家一开始都是追求“船坚炮利”，军舰的装甲越厚、舰炮的口径越大越好。但在后来，日本人的理念发生变化了。
1885年后，世界海军兴起一种战略理论，他们认为军舰追求重甲巨炮称霸海洋的时代已经过去，军舰不再讲究大而坚，而是轻而快——以牺牲重武器和厚装甲来换取高航速。日本海军部分地吸收了这个理论。第一先锋队的平均航速20节，吉野更是达到了当时世界的最高航速——22.5节。
而济远和广乙平均航速为15节。
以上可以看出，第一先锋队的平均航速要比清国舰队快5节，但双方最大的区别并不只在航速，而是在于：炮。
与济远和广乙装备架退炮作为舰炮不同的是，第一先锋队装备的大部分为另外一种舰炮——速射炮。
架退炮和速射炮的主要区别在于发炮的速度。影响速度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速射炮的炮架有最新的液压复位装置，发炮后炮架能自动复原，不需要进行二次瞄准。另外，架退炮的炮弹属于弹药分装式，只有一个巨大的弹头而无弹壳，发炮时需要先将弹头推进炮膛，然后在炮膛里填上火药包，点火后将弹头推向敌人！而速射炮的炮弹是带弹壳的新式炮弹，省去了这个环节。
所以，速射炮是快炮，而架退炮是慢炮，按照当时的参数，架退炮每10分钟能打出炮弹33发，而速射炮每10分钟能打出185发，炮速是前者的六倍，基本相当于步枪和机关枪的区别。但是，事情总是无法两全的，炮速六倍并不意味着火力就是六倍，这是由于加快了发炮速度，速射炮的口径也不得不小很多，打出去的都是小炮弹，每发炮弹的杀伤力无法跟笨重的架退炮相比。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笨重的架退炮一般安装在舰首或者舰尾，而轻巧的速射炮安装在军舰两侧（舷侧）。
在世界海军兴起之时，一直是坚固的铁甲舰和大口径架退炮主宰海洋的时代（所谓船坚炮利），而轻快的巡洋舰以及速射炮是新兴产物。在战前，北洋舰队司令丁汝昌已经意识到清国军舰必须大量加装速射炮，他向李鸿章打报告申请，但并未批准，这个未批准的原因，我们以后会知道。
现在我们也已经明白第一先锋队为何要在海上划一个圈了——它们是在等待济远和广乙完全驶出牙山湾狭窄的航道，来到宽阔的海面。只有在海面上，吉野等军舰才能发挥航速快、机动性好的优势，也才可以充分地利用军舰两侧的速射炮。
当吉野行驶到与济远差不多平行的航位时（舷侧速射炮对准济远），吉野舰上突然下达了“开炮！”的命令，日军炮长一阵茫然，两国还未宣战，而吉野也未向对方发出战斗警告，贸然开炮，这属于偷袭，虽然“万国公法”可以不必遵循，但偷袭的名声实在不好听啊。
在战前，伊东佑亨曾下达了放过弱舰、寻找主力决战的命令。为了谨慎起见，炮长连忙派士兵跑步去请示：真的要开炮吗？得到的回答是四个字：“混蛋，开火！”
吉野舰上的第一炮打出了，可能是由于过于紧张，史料记载，吉野炮手发出的第一发是空炮。清日甲午战争就由这发空炮打响了。从此，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偷袭珍珠港，不宣而战几乎成了日本海军的传统，日本海军也是世界上最会偷袭的一支军队。
空炮过后，就是真枪实弹。三艘日本军舰将速射炮炮口全部对准济远猛轰，我计算了一下，济远每分钟至少要受到80枚速射炮弹的攻击。而济远的舰炮主要安装在舰首和舰尾，现在即使它发炮，也很难打击到对手！
济远在海浪中左突右闪，寻找着战位。一颗炮弹落在司令塔旁边，济远大副头部被弹片切中，脑浆和鲜血喷射而出，旁边的方伯谦被溅满一身。紧接着，又一发炮弹击中舰首主炮台，枪炮大副当场成为碎片，更多的官兵纷纷倒下，济远舰上惨叫声一片，血流成渠。
方伯谦被这一幕幕惨烈的景象惊呆了，他命令济远冲出包围圈！但由于航速相对较慢，始终无法摆脱纠缠。看来不把济远击沉，吉野等是不会罢休的。
万分紧急的时刻，林国祥率领的广乙出现了。
广乙其实算不上一艘真正的军舰，说它是一艘木船更为合适一些（在外面包了一层钢皮），排水量也只有可怜的1000吨，舰上有国产江南机器局制造的旧式架退炮11门。广乙也不是北洋舰队的军舰，原本属于广东舰队，它和广甲、广丙在战前来到北洋舰队会操而被临时征调使用。
战斗开始后，三艘日本军舰把广乙晾在一旁，专门对付济远。林国祥率领一艘木船冲入阵中，实在要佩服他的勇气。
广乙炮火虽然没什么威力，但它船小灵活，就像一条钻进围网中的泥鳅，在阵中左冲右撞，不时发炮。济远抓住空当，终于冲了出去。
济远是冲出去了，但方伯谦也没管还困在阵中的广乙，命令军舰立即开足马力向威海方向行驶。方伯谦虽然只是济远舰的舰长，但他也是这次军舰出航行动的总负责人，广乙是跟随济远行动的，现在，广乙救下了济远，而济远却丢下弱小的广乙先逃了。
见到这一幕的林国祥简直气得冒烟。
生气归生气，林国祥必须赶紧想办法冲出去，不然被三艘军舰围着打的广乙很快就会沉没。可是，看到前方密集的火力网，林国祥绝望了，他知道：冲出无望。
林国祥只好放弃冲出的念头，命令广乙急速调头，撤回到牙山湾内出发地！
三艘日本军舰立即作出决定：先放过木船广乙，合力追赶济远！因为他们也知道这才是一条真正的大鱼。
吉野追在了最前面，济远中炮后一直没有再开炮，说明它的发炮装置已经被毁，没有还手能力，吉野决定生擒济远。可是，当吉野逼近济远时，济远突然发出一发尾炮，正中吉野，吉野不得不放慢航速，其后的浪速超车，它超过吉野，全力追赶济远！
浪速舰长的想法跟吉野一样，生擒济远，让联合舰队再增加一艘军舰！
1871年，在方伯谦那一批人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即将前往英国留学深造时，日本从国内挑选了12名最优秀的海军学员，前往英国学习海军技术。那时候，西方世界对“亚洲黄猴”普遍看不起，所以，当清国的留学生可以进入舰队学习实战的时候，日本来的留学生只能被安排到商船学校学习，连军舰的影子都看不到。
这12个人中，其中有一个不善言辞也很沉默的人，每天抱着王阳明的《传习录》看。在英国，他一待就是八年，从最底层的水手做起，刻苦学习船舶建造技术和驾驶技术，回国后，他决心改变日本的海军。
1887年，参谋本部出台《征讨清国策》，要求日本在1892年之前（5年内）完成对清国作战的所有准备。1892年，日本军队开始进行主要针对指挥官的最后人事改革。日军认为，日本在兵力、武器上都无法和清国相比，但要在指挥官上更胜一筹，指挥官必须年轻化，由掌握世界最先进作战理论的人出任。
于是，这个已经44岁的人成了要被裁撤的对象。
但最后时刻，海军大臣想起浪速号还缺一个舰长，于是就留下了他。
他就是东乡平八郎。侥幸成为浪速舰长，东乡平八郎比任何人都需要证明自己。
而在浪速舰上的东乡平八郎突然看到了前方济远号上神奇的一幕。
方伯谦的济远舰上挂出了白旗！在交战中，举白旗表示放弃抵抗，一般对方也要停火。于是东乡平八郎命令信号兵打出旗语：济远立即停驶！
可是济远仍在全速向前，丝毫没有要停的意思。
原来方伯谦是在耍我啊！东乡平八郎又令浪速开足马力追赶。双方再一次逼近，这时，更惊奇的一幕出现了。
济远舰上的白旗旁边又加挂了一面日本海军旗！
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动作：加挂对方军旗表示自动成为敌军俘虏，连人带舰都送给你们。
对于浪速来说，这又比较难办了。总不能对着自己国家的海军旗开火吧。于是信号兵又打出了要求济远停驶的旗语，他们认为济远这一次应该老实了。可是，济远舰仍在全速前进！
东乡平八郎又一次被调戏了，以前只听说过兵不厌诈，现在，从方伯谦身上他还知道了另外一个词语：逃不厌诈。
而这时候，前方有两艘战场外的船，正不紧不慢地朝战场开过来。
大家一定还记得方伯谦在牙山湾登陆点没有等到的最后一艘运兵船。
这艘英国籍的运兵船叫高升号，在高升号上，有1116名清国士兵以及74名船工。从远处跟在高升号后面的，还有辎重船操江号。船上装着20万两饷银、20门大炮、3000支步枪以及成堆的弹药。它们并不知道这里已经发生海战，按照既定的航线向牙山湾驶去。
高升号最先遇到的是济远。它看到一艘挂着日本海军旗和白旗的军舰朝自己的方向开来，当对方驶近的时候，突然把日本海军旗降下，然后全速擦身而过。
方伯谦在离开牙山湾登陆地时，由于高升号还没有到，当时曾制订了一个计划：如在海上遇到第三艘运兵船，必须把它拦截下来令它折返，脱离险境。可是此时济远上的方伯谦似乎已经把这个计划完全忘到脑后了，他的脑子里剩下的只有“逃出去”这三个字，为了摆脱追赶，在经过高升号旁边时，方伯谦竟然没有向高升号发出任何警示，只是把日本军旗降下，继续全速向前。
方伯谦不知道的是，他的这个动作大大地误导了高升号。高升号是租来的英国船，并不认识济远舰，也不知道它是北洋舰队的军舰，他们莫名其妙地见一艘挂着日本海军军旗和白旗的军舰冲过来，冲到面前时又把军旗徐徐降下——以为这是一艘日本军舰在行使海上礼节！
于是高升号放心大胆地继续向前航行了。危险也一步步临近，它将遇到的是那个可怕的敌人——东乡平八郎。
东乡平八郎站在浪速舰上发现了高升号，也看到了甲板上密密麻麻坐着的清国士兵，他突然意识到：这是一条没有任何武器防备的运兵船！
浪速舰立即驶向高升号，舷侧大炮全部对准高升，炮兵朝天鸣炮示警，信号兵向高升号打出旗语：“立即停驶！”
在英国船长的命令下，高升号停下来了。东乡平八郎派出军官乘坐小艇登上高升，说明高升号已经被日本军舰俘虏，要求把高升号带走，英国船长同意了。军官回到浪速，浪速打出旗语：起锚，随我前进！
甲板上的清军明白了眼前的一切。他们拿起手中的步枪看管住了船长，强令驾驶员停航，不能跟日本军舰走。
英国船长只好又向浪速号打出信号：请你们再派人来谈判！于是浪速军官又一次来到了高升号，船长转告了清军的意见：他们拒绝当作俘虏，也不再去牙山，要求回到原出发地大沽去——由于两国尚未宣战，轮船也是外国籍的，清军的这个要求可以说比较符合国际惯例。
军官回浪速舰汇报去了，大海上一片宁静，所有人都在等待着那个平时沉默寡言的人——东乡平八郎的决定。
东乡平八郎的选择有两种：一是按原计划强行将高升带走；或者令高升号返回大沽。但东乡平八郎做出的却是第三种选择——开炮！将这艘毫无还手之力的运兵船击沉！“这是一艘英国籍的船。”手下人提醒他。
“那么让欧洲人立刻离船。”东乡平八郎平静地回答。
“欧洲人立刻离船！”浪速舰上的信号兵向高升号打出旗语。
英国船长和外籍船员这时连哭的心都有，因为——他们离不了船。他们都已经被船上的清军用步枪押住了。
所有人又在等着东乡平八郎的反应。李鸿章租用英国籍的轮船运兵，就是赌日本人不会开炮，现在，轮到东乡平八郎出牌的时候了。
“开炮。”东乡平八郎平静地回答。
十几门大炮开火的同时，鱼雷也飞向高升，甲板上的清兵拿起手中的步枪射击，然而距离太远，子弹只能在海面上打出一朵朵水花。
高升号很快进水倾斜，向海底沉去。
东乡平八郎命手下救起落水的外国人，清军开枪射击阻止，日本人最终只救起了英国船长、大副以及轮机手三人。30分钟后，高升号全部沉入海底。
这条载有一千多人的船上，最终活下来的人只有257人，都是侥幸逃生，有的在海上漂流几天后被路过的军舰和轮船救起，有的游回了岸边，还有两名清军游到了附近的一座荒岛上，当了40多天的野人后才获救。
而其余的871名清国官兵和62名船员全部葬身海底。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高升号事件”。它的悲剧是多方面的因素构成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两个：主帅李鸿章的侥幸和前线将领方伯谦的怯弱。一艘满载千名士兵驶向前线地带的运兵船，在两个国家即将要打起来的时候，竟然故意没有军舰护航，孤零零地航行在大海，以为挂着米字旗就是护身符，而相遇的济远也对它不管不顾！
高升号沉没的同时，辎重船操江号也在秋津洲号的逼迫下束手就擒，饷银、军火连船带人一起成为日军的战利品。
而驶回牙山湾出发地的广乙，因舰体被炮弹损伤严重，在浅滩碰到礁石搁浅，林国祥只得下令放火烧掉广乙。林国祥和士兵们从朝鲜辗转回国，途中他们遭到日军扣留，在写下“永不参与清日战争”的保证书后，回到国内。
只有一路狂逃的济远安全地回到了威海基地。对于方伯谦来说，他的逃跑行为并不是从遇到日本军舰开始的，而是在得知日军在汉城发动政变后开始的，他扔下仍在卸兵的第二艘运兵船，开出了牙山湾，在遇到第三艘船高升号时，不仅没有承担护卫作用，甚至连警示信息也没有发出。方伯谦似乎故意让高升成为浪速新的攻击靶子，好抓住机会逃跑。从这点来说，方伯谦不仅是一个能力上失败的将领，还是一个人品上失败的将领。
在战前给李鸿章上书中，方伯谦展现了作为一个有国际眼光的谋士的功能。然而，有谋者未必有勇，好的谋士和出色的军事将领之间，不仅不能画等号，连约等号都画不成。
这一切的差别，来源于两个字：勇气。
谋士可以夸夸其谈，将领需要的却只是抽刀一战。在仗打起来之前，好的谋士可以满嘴跑火车，嘴上轻言生死，真正打起来却很可能跑得比谁都快，而好的将领却不是这样的。
好的将领可能临战而惧，却在战时无比勇猛，更有破釜沉舟、放手一搏的勇气。
方伯谦无疑是属于没有勇气的人。他在牙山湾海战中展现的不是一个勇将的素质，而是一个逃跑大师的素质。
自从火器成为人类战争的武器之后，人们常常会问：战场上还需要那种英勇吗？其实无论武器如何先进，最后决定战争胜负的还是人，这一点和以往任何战争并没有区别。
是的，无论你有多么高深的理论、出色的战略、高明的战术，战场上到最后拼的都是勇气，那种不成功便成仁的勇气。
一个“勇”，便已经诠释了军魂的核心！
李鸿章的失望
当牙山湾海战的消息传到天津时，在短暂的沉默之后，李鸿章的反应是：兴奋。
既然东乡平八郎击沉了英国船，英国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一定是会向日本动武的。李鸿章相信这一点，于是他命令清国驻伦敦公使馆密切注意英国国内的动向，必要的时候，给英国人煽点风点把火。
但李鸿章注定要失望了。尽管英国国内民众反响强烈，上街游行，要求教训日本佬，但是，英国政府并不打算这么做，因为他们清楚跟日本“合作”的利益。于是英国政府表现出了“极大的克制与冷静”，为了平息国内舆论，剑桥大学的国际法教授在《泰晤士报》上一连写了好几篇文章，七绕八绕，竟从国际法的角度“证明”了东乡平八郎行动的合法性。
但是，英国人并没有放弃赔偿。六年后，当八国联军占据北京时，英国向朝廷提出必须赔偿高升号，于是朝廷拿出了30万两白银进行赔偿，而日本没有负任何责任。
胜利者不会受到谴责，也不需要负责任，这就是战争。
牙山湾海战（历史书上称为丰岛海战）也揭开了清日两国海上大决战的序幕。对于清国和日本来说，双方都还没有派出主力舰队，很快，在我们熟悉的黄海海域，北洋舰队将和联合舰队正面抗衡。一场规模更大、惊天动地的大海战即将开始，全面检验两国海军实力的时候就要到来了。
但在黄海决战之前，对于北洋舰队来说，它们仍拥有痛击联合舰队的绝佳战机。
在牙山湾海战之前，大本营给联合舰队下达的任务是寻找北洋舰队主力决战，掌握朝鲜海域制海权，很明显，这一任务并没有完成。牙山湾海战后，为了早日和北洋舰队决战，心急的伊东佑亨竟然一度把联合舰队直接开到了威海海域。
联合舰队急于和北洋舰队决战的目的只有一个：为了从本土向朝鲜运兵的方便。从地理上说，清国的陆军主力可以从陆地上直接进入朝鲜，而日本陆军主力必须通过海运，可想而知，如果北洋舰队存在，这是对海上运兵的一个巨大的威胁。
由于联合舰队找不到北洋舰队进行决战，而大本营又得到了清军陆军主力正从鸭绿江向平壤集结的情报，此时大本营只能冒险将本土陆军主力运到朝鲜，以便迎战平壤清军。所以大本营对联合舰队的命令改变了，要求联合舰队不再主动去搜寻北洋舰队决战，暂时回缩，严密控制仁川一带海面，保证日本陆军在仁川登陆。
这就是北洋舰队的战机。如果北洋舰队主动出击，袭扰担任护航任务的联合舰队，甚至胆大一点偷袭一下日本本土，同时平壤陆军快速南下进攻在汉城和仁川的日军，形成海陆夹击，这将是将日军重新赶出汉城以至整个朝鲜境内的绝好的机会。
从战略上说，这是以主动出击变被动为主动，重新掌握战场主动权。而北洋舰队是有这个实力的，更何况，无论是清国海军还是陆军，都能方便地从朝鲜得到补给和支持，有一个稳定的大后方。
伊东佑亨已经意识到有被袭扰的危险，他制订了一旦北洋舰队主动出击，就让运兵船绕道朝鲜东北面海域，进行远程运输的计划，一旦情况紧急，就只能走点远路了。
然而，北洋舰队主动出击仁川海域的一幕始终没有出现，更别说去偷袭日本本土了。要了解这个结果，我们需要来了解清国对这场战争的指导思想。
这是李鸿章对丁汝昌的明确要求。每当北洋舰队远航，特别是要去朝鲜海域，李鸿章都会给丁汝昌发一封电报，告诉他“以保全坚船为上”，然后再深情款款、恋恋不舍地叮嘱一句：盼你速回！这语气，听着很像送丈夫上前线的妻子。
在“避战保船”的策略下，北洋舰队就这样白白浪费了原本属于它的机会。
从实际情况上看，在北洋舰队组建过程中，李鸿章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不辞劳苦，也不知和一班保守派大臣吵了多少次架，挨了多少个言官的骂才建成（主要是花钱太多），所以他对这支舰队有着深厚的感情，不希望舰队受到损伤。
但这只是表面的原因，不是真正的原因。
一支舰队成立，最主要的任务自然是保疆卫国，如果担心舰队损伤而避战，这就像我们买了一辆车，为了担心出现交通事故，就在车库里摆着，用作展览。
真正的原因是：李鸿章需要保住这支舰队。
朝廷一直存在复杂而残酷的权力斗争，越接近权力核心，斗争越激烈，对于李鸿章来说，北洋舰队和淮军就是他的权力基础，也是权力安全最保险的保障，当军队掌握在自己手里，就有了一份让对手闭嘴的保证。
但李鸿章不知道的是，当他把北洋舰队和淮军当作自己在清国官场上的政治资本时，其他封疆大吏也是这么想的。
而清国中央政府已经没有太多的威信和实力来调动这些军队，朝廷一直放任内部利益集团的滋生、壮大、互相争夺，却不知一旦内忧外患，利益集团也将反过来给政权本身带来巨大的损害。
因为他们考虑的，不再是“朝廷”，而是自己。
李鸿章不仅得不到其他官场同僚的帮助，也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和帮助。很多老百姓不关心这场战争，一些百姓在为这场战争欢呼。在他们看来，清日交战，这是日本人在打满族人，跟他们无关——国不知有民，民也将不知有国！
这是朝廷在为多年腐败、丧失民心吞下苦果。
于是，恶性循环出现了。李鸿章要保护他的权力基础，却得不到其他派系军队的支持，因得不到支持，就更得注意保护权力基础。清国虽然有四支舰队，陆军近百万，却始终只能由北洋舰队和淮军出战。日本战时大本营最担心的是清国四支舰队组成联合舰队，清国举全国陆军出战，但这种情况似乎永远不会出现了。
李鸿章说：“吾以一人而敌一国耳！”
而伊东佑亨的策略恰恰相反，它是——攻势防御。
所谓攻势防御，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声东击西，以攻为守。在日本向仁川运兵的过程中，伊东佑亨派出联合舰队主力战舰严密封锁仁川海域，而其他的军舰，去袭扰清国本土！
日舰先开到威海，朝威海港口打了几炮。威海打炮的消息传到天津，李鸿章慌了，向朝廷报告，丢了威海，朝廷要怪罪他；朝廷也慌了，丢了威海，京师震动，王公大臣们不安，太后皇上也不安。于是李鸿章急令丁汝昌率北洋舰队回护威海。
丁汝昌风尘仆仆地赶到威海，却发现日本军舰已经走了，他们去了大沽，又在大沽打了两炮。朝廷更慌了，算算距离，大沽离北京更近，拱卫京师的海上门户，更不容有失。于是，丁汝昌擦擦头上的汗水，又率舰队往大沽口开去。等好不容易到了大沽，旅顺口又传来了日本军舰的打炮声……
就这样，郁闷的丁汝昌率领整支舰队满大海飞奔，总是“在路上”。李鸿章和朝廷终于受不了了，指示丁汝昌：以后你就不必远出（不得出海浪战），就在渤海近海岸待着，随时保卫京师！
这就是伊东佑亨的策略。这一招我们似乎很熟悉，在成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后，伊东佑亨手上从来没有放下过一本《孙子兵法》，而且他命令每一位海军士兵都要认真学习《孙子兵法》，做到人手一本。
而就在丁汝昌在海上飞奔的同时，日本陆军的运兵计划实现了。在为期一个月的时间里，三万名日军（战时大本营按照三倍于平壤清军出兵）在朝鲜登陆，跟他们一起登陆的，还有武器辎重。
到运兵的后期，伊东佑亨甚至连护航都取消了。他知道这里很平安，盼也盼不来北洋舰队啊。
在完成登陆后，按照大本营之前确定的战略，陆军要继续总攻平壤，在攻下平壤之后，开始两线作战，第一军继续北上，从鸭绿江入侵清国本土，西进进攻奉天。同时，运送第二军到旅顺、大连一带登陆，然后迅速北上，与第一军合围奉天。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攻破山海关，侵入华北平原，最终打到北京！
战时大本营给联合舰队下达了新的命令：再次寻找北洋舰队决战，控制黄海海域，打通从本土直接运兵到旅顺的海上通路。
根据这一命令，伊东佑亨制订了具体的细化方案，分为近期目标和远期目标。
近期目标：歼灭北洋舰队。在清国四支舰队联合之前（仍然担心），将北洋敌舰诱至旅顺港外，击毁北洋舰队军舰四分之三以上，使之不能成编。注明：此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如不能取胜，则不能护送陆军在旅顺、大连一带登陆。
远期目标：除了歼灭北洋舰队，占领威海也势在必行，进而占领山东省之要地，最后将联合舰队根据地设在威海，趁机侵入大沽口一带，炮轰沿岸炮台及其他要地，以援助陆军从山海关攻进北京。
伊东佑亨带着他的目标出发了。跟在他身后的是联合舰队所有的主力战舰，他们已经得到了北洋舰队正在黄海一带护航运兵船的情报。这次，一定要在海上找到北洋舰队，决一死战！
9月15日，日本陆军分四路包围了平壤。坐镇天津的李鸿章命令叶志超继续担任入朝部队的最高统领。这时候，我们要简单交代一下叶志超同志在朝鲜的行程。
在牙山湾海战的同一天，驻扎汉城的日军出动，从陆路成功地偷袭了在牙山的叶志超部，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叶志超便抵挡不住了，丢下大量武器和弹药朝平壤溃退。
为了躲避日军可能发起的追击，叶志超率领这支军队在朝鲜大陆上摸索前进，不断绕道迂回，跨越山山水水，不少人饿死病死在撤退的路途中，在行军20多天、行程达1000多公里后（牙山到平壤直线距离约为300公里），到达平壤。
叶志超很有自知之明，他刚刚逃回一条命来，一想到还要驾驭这么多主力部队，而且又不是同一派系，心里很犯嘀咕，他学了袁世凯那招，直接向李鸿章发电提出辞职，并且提了一个建设性的意见：要不……派您儿子来吧？
李鸿章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个建议：让你当司令，你就当！
叶志超是安徽人，并且还是淮军老将。李鸿章当然不会把总指挥交给一位非淮系的将领。于是，叶志超又一次战战兢兢地走马上任了。赶在包围平壤的日军割断电报线之前，他赶紧发了最后一封电报：请派援军！
李鸿章虽然把“爱将”赶鸭子上架，但也不能不管他。事实上李鸿章的很多命令都是为部下所请，解决临时问题，而没有一个长远的战略。李鸿章于是同意了派援军的请求，思来想去，决定调驻防大连港的陆军前往支援。运兵路线是：先用运兵船把从大连海运到安东（丹东），然后从安东跨过边境进入朝鲜。
这一次，李鸿章吸取了牙山湾运兵的教训，命令丁汝昌率领北洋舰队全部12艘主力战舰护航！
而日本间谍得到的就是这个情报。
位于清国和朝鲜边境的安东港，现在叫作丹东港，它的出海口叫大东沟。9月16日，丁汝昌率领北洋舰队护卫大连陆军4000人前往大东沟。9月17日，护卫任务完成，丁汝昌准备率舰队返回旅顺。
在一切风平浪静下，隐藏着凶险的战机。
决战，即将来临。
大战前的平静
9月17日，周一，晴。这是一个普通的日子，在清国的首都北京，一切照常。该上朝的继续上朝，该下馆子的继续下馆子，该逛窑子的继续逛窑子，千里之外，却是天壤之别。
定远航海日志：日出时间5时42分，微风，北纬39°30'，东经123°35'，鸭绿江口外大东沟海域。
丁汝昌有一种预感，在海上某个看不见的角落，日本人的联合舰队正朝北洋舰队疾驶而来，按照李鸿章的“保船”策略，丁汝昌认为他必须尽快将舰队安全带回旅顺军港。9点15分，北洋舰队照例开始每日的海上阵形和射击训练。10点半，训练结束，各军舰上厨房里的师傅开始做饭。
丁汝昌计划舰队官兵吃完午饭后，于12点钟全舰队起锚，返回旅顺。
海面依然平静。
11点，北洋军舰上的观测兵突然发现了情况：西南方的海面上出现滚滚煤烟！仔细观测，一支庞大的舰队正疾速驶来，上面悬挂的却是美国国旗——星条旗。
观测兵立即将情况汇报给丁汝昌，丁汝昌明白：日本人来了！
作为“中立国”的美国，此时绝对不可能派一支如此庞大的舰队来到战区。只有可能是日本人，一定是日本人！
丁汝昌在他当天的航海日志中写道：“11时发现敌舰。”
丁汝昌下令：各舰升火！准备战斗！
此时双方相距的距离是27海里（50公里），按照相向航速，两支舰队还有近两个小时的航程进入射程。而按照北洋舰队的作息时间表，11点55分将是统一开饭时间，厨房已经准备将饭菜送到用餐室，丁汝昌显然是准备打完海战后再饱餐一顿。这一切都是来自于他内心的一个秘密——紧张。
11点半，伊东佑亨在松岛号上挂出信号：吃饭！35分钟后，联合舰队全队官兵吃饭完毕。伊东佑亨下令：破例允许士兵吸烟，以安定心神。
在吃饱吸足后，松岛才打出旗语“准备战斗”，联合舰队各军舰迅速换下美国国旗，改挂日军海军旗！
而北洋舰队上的士兵还在饿着肚子作作战准备。炮兵到达战位，炮手们紧张地搬运炮弹、检查弹头、装上引信；轮机兵将机室隔绝，用强压通风储备饱满火力和汽力。救火机和引水管都已接好，随时准备救火。其余的士兵们在甲板上铺上细砂，以防在作战时滑倒。
虽然是饿着肚子，但士兵们的战斗热情很高。不仅热情很高，他们都带着必胜的信念，对于战胜日本人有很强的自信。
这种自信是有缘由的。
要想成为北洋舰队中的一名水兵，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那是相当不容易。这么说吧，不仅比今天的高考要难，甚至比公务员国考、司法考试都要难。为了今日的战斗，他们已经闯过了很多关，准备了很多年了。
首先，在生源地的选择上，水兵们都来自胶东沿海的渔民家庭，大家知道，自古山东兵的战斗力是很强的，而渔家子弟从小熟悉大海，在风浪中成长，适合做水兵。
更重要的是，大家都来自同一个地方，老乡之间的感情很深，一旦有一人受伤或者战死，其他人就会拼命，这就是招老乡兵的好处。
其次，在条件上必须年满16岁，各项身体指标达标，身体指标就不详细讲了，反正要身强力壮，牙好胃口好，各部分零件都没别的毛病。此外，还不得有犯罪或者耍流氓的记录，你小时砸过邻居的窗户，在街上尾随过美女，对不起，通通不符合条件。
然后还要有点文化，虽然不要求学富五车，但必须上过学能识字。这是为接下来接受一项特别的教育做基础条件。
当所有这些条件符合后，你还需要进行另外一项工作——找个保人来作保。一旦将来不遵守军纪，保人也要受到牵连。
满足这些条件后，你就可以开始面试了。在面试过程中自然又会刷下一批，看不顺眼的是不能要的。那么，是不是面试通过就能正式成为水兵了？不是。
你的身份还是“三等练勇”，成为士兵还得需要考试，怎么考呢？理论和操作，先以练勇的身份在练习舰上学习一年，然后进行英语过级考试和军舰操作专业考试。
英语是必须要考的，因为北洋舰队是一支完全采用西式教学的舰队，平常所有的教学以及训练、战斗时的口令，都使用英语。所以必须有一定的英文基础，才能学好专业英语。
好吧，如果你够厉害，这些关都过了。是不是可以开开心心地成为一名正式的水兵了？不要着急，还不是。你的级别是“二等练勇”，再学习半年，进行复考，对军舰的实际操作能够达到优良，才能正式成为一名水兵。
正式成为水兵后，就有资格能够上军舰去服役，每月的工资是很高的四两银子。但你的级别还很低：三等。
三等水兵是军舰上级别最低的水兵。怎样成为二等水兵呢？不着急，除了知识精良，技术过硬，各种考试合格，没有犯错记录，你还需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运气。
这个运气就是等二等水兵有了空缺，你就有机会参加升级考试了，有希望成为二等水兵。同样，要想成为一名一等水兵，也要等原有的一等水兵有了空缺，你才能考一等水兵。
这么设置其实是很有道理的。水兵是技术军种，这样的机制能够保证水兵群体更新并不是很频繁，也就保证了很多人几年甚至十几年都做着相同的工作，对操作的熟练能够达到条件反射的程度。因为平时的训练已经到了一种机械流水的程度，一旦有机会实战，水兵也会很珍惜作战机会。
一等水兵在服役达到一定年限后，接受理论和实践的考核（真是活到老考到老啊），有可能晋升为水手长、炮长这样的士官阶层。但这也是他们能够达到的最高级别。如果想成为舰长级别的军官，需要走的就是另外一条路，这条路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就是如方伯谦、刘步蟾那样考上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这样专门的海军学院，接受四年的专业英文教学，再去国外留学深造，通过层层考核选拔，才有成为舰长的希望。
清国的苦难是从海上开始的，海军就成了国家寄予厚望的军队，舰队是抚慰帝国心灵的神兵利器，舰队官兵的收入是所有军队里面最高的，而且还从来不会遭到拖欠，所有人都纳入中央政府正式编制。朝廷甚至直接拿海军的军旗作为了国旗，为了支持发展海军，基本上是要钱给钱，要人找人，要政策定政策。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够抵御洋人，保护国门，重振帝国雄风！
为了表达和日本人决一死战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念，各条军舰上的士兵们都自动拆掉了救生舢板。而两支舰队已经在快速地逼近，在大战一触即发之际，我们来介绍一下双方的出场阵容。
北洋舰队的主力军舰，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很好记，它们是：“六镇八远一大康，超勇、扬威和操江”。
所谓“六镇”，是指北洋舰队中的镇中、镇东、镇南、镇西、镇北、镇边六艘老式炮舰，它们没有出海作战。而“八远”指的是八艘绝对主力战舰——定远、镇远、经远、来远、济远、致远、靖远、平远。它们是由地方出钱从国外购买的军舰，用地名来命名，比如保定府出钱的就叫定远，镇江出钱的叫镇远，而致远、靖远是来自台湾的捐款。
超勇和扬威是老式撞击巡洋舰（把对方军舰撞沉），只比“六镇”新一点，跟随出战。
康济号是练习舰，不能用于战斗。操江是木制旧舰，用来搞运输，它已经在牙山湾海战中被日本人俘虏了。
此时北洋舰队中还有三艘小型军舰——广甲、广乙和广丙。前面已经介绍，它们原本属于广东舰队，是战前前来会操的，广乙号已经在牙山湾海战中损失，广甲跟随出战，而广丙跟随平远号以及北洋舰队鱼雷艇队还留在大东港内，它们是等战斗开始后出港加入舰队参战！
这样，我们来掰掰指头算一算，北洋舰队参战的军舰是“八远”、超勇、扬威、广甲、广丙，总共12艘军舰！此外还有鱼雷艇。
这12艘军舰的绝对主力核心不用多说，它们是——定远和镇远。
定远和镇远是产自德国的同一级别的军舰，由清国斥巨资订购和买入，除了个别地方钢板的厚薄，双方在武器、装备等方面没有差别。我们就以定远为例介绍吧。
它是亚洲最大的铁甲舰。舰长接近100米，刘翔差不多可以在上面跨栏，宽18米，林丹可以在上面打羽毛球。当它航行在水中的时候，吃水深度竟然达到六米！而它的重量（排水量）更是达到了惊人的7000吨以上（7335吨）。
简单解释一下这个7000吨的概念。直到2000年以前，中国的海军还没有一艘主力战舰的排水量超过这个数字。
而所谓铁甲舰，其实就是水上碉堡。全舰从头到尾、从上到下被钢铁装甲包裹得严严实实，最厚的地方达到了14英寸（35厘米），一般口径的炮弹，你还真打不穿它，一炮打上去，“咣当”一声溜走了，顶多是个剐蹭事故。
而定远舰上的武器也是绝对“大炮开兮轰他娘”级别的。
舰炮中最厉害的是四门超大口径主炮，最大射程五公里。也就是说，方圆十里之内，定远独步水面！
那么口径的具体参数是多少呢？305毫米。由于是超大型炮，所以每门炮需要六个人来为它服务，组成一个炮班，它们是：炮长一名，负责拉绳射击；旋回手一名，负责转动炮座；瞄准手一名；推弹手一名，负责把炮弹推入炮膛；运弹手两名，负责搬运炮弹。
可见定远、镇远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装甲坚固，火力坚挺。用一个词来形容它们战时的状态就是——生猛。
当然，除了这些，定远和镇远还是一条特别讲究人性化的军舰。军舰上有功能完备的生活区，包括军医院、浴室、酒吧和餐厅等等。大家在舰上喝的是纯净水，它们是用20座淡水炉来保障的。
指挥定远和镇远的也是北洋舰队的三巨头。由于定远是旗舰，所以平时丁汝昌在这条舰上，而定远的舰长是右翼总兵刘步蟾，镇远舰长是左翼总兵林泰曾（林则徐侄孙）。可谓群星闪耀，三英荟萃。
作为北洋舰队的司令，丁汝昌却是高级军官中唯一没有进入福州船政学堂进行海军专业学习的人，一个不懂海军的人却担任最高指挥官，这一切是因为一个来自李鸿章的秘密。
在出任北洋舰队司令之前，丁汝昌一直服役于陆军，专业是骑兵，官职最高做到了淮军骑兵师长（总兵）。当有一年朝廷准备裁撤他的骑兵部队时，丁汝昌下岗了，在安徽老家游荡三年，最终前来投奔自己的老乡兼老上级——李鸿章。
当时李鸿章正在组建北洋舰队，而舰队的司令也已经任命。李鸿章准备让丁汝昌加入北洋舰队，平级调动，做一名中级军官什么的。
其实李鸿章对丁汝昌并没多大的印象，在接见丁汝昌之后，李鸿章却认为丁汝昌是一个可以重用的人。
丁汝昌这个人最大的特色并不是业务能力突出，也非其他将领那样骁勇善战，丁汝昌这个人最大的特色是：不善言辞，但很老实，很听话，对领导忠心耿耿，达到了指哪打哪，自己可以一丝不挂（没心计），而执行领导命令一丝不苟的程度。
有这一条就够了。李鸿章改变了主意，他觉得自己应该换一位对自己更加可靠的人来出任北洋舰队的司令了，而这个人，就是丁汝昌。
虽然李鸿章一心想推荐丁汝昌，但丁汝昌成为舰队司令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丁汝昌陆军出身，不说进入专业海军军校学习，甚至连军舰都没有见过，而且据说还有晕船的毛病。
但在李鸿章的大力推荐下，朝廷终于改任丁汝昌为北洋舰队司令。这就是领导说你行你就行，行与不行不是你自己说了算的。
而李鸿章的秘密就是：使用丁汝昌出任北洋舰队司令，这是一个安全的人选，只要有丁汝昌在，朝廷对北洋舰队的任何命令都必须通过李鸿章才能得到执行，有丁汝昌在，李鸿章就可以放心了，因为丁汝昌是替他在出掌强大的北洋舰队。
与此同时，丁汝昌不仅掌管了北洋舰队，同时也管住了刘步蟾、林泰曾等这些真正的海军将领，而他们都是非淮系的。
丁汝昌很明白领导的这个秘密，他要在自己的岗位上，顶住李鸿章在朝中的那些政敌（言官）的骂，顶住属下的不满。
如此一来，北洋舰队的高级军官中形成好几个派别。
首先是丁汝昌作为唯一的安徽人高高在上，属于空降型的领导。
然后是书生气浓厚、性格孤傲的方伯谦特立独行、恃才傲物，忠实地维护自己的利益，跟其他所有人关系都一般，属于自成一派的特点型人物。
接下来就是人数众多的其他福建籍军官形成“闽党”，虽然福建籍军官中军职最大的是左翼总兵林泰曾，但林泰曾性格温和，不善于拉帮结派，而右翼总兵刘步蟾性格强势。于是“闽党”是以刘步蟾为核心的，紧密团结在老刘的周围，属于北洋舰队中势力最大的军官团体。
另外就是邓世昌等少量的广东籍将领，属于人数较少的“广东帮”。
在刘步蟾这些从十几岁就开始学习海军、留过洋的将领眼里，丁汝昌无疑是北洋舰队司令最不合适的人选。刘步蟾等人平时对丁汝昌并不尊敬，一直对丁汝昌的指挥能力抱有怀疑。丁汝昌深刻知道这一点，现在，不仅是北洋舰队证明自己实力的时候到了，也是丁汝昌证明自己能力的时候到了！
为了李领导，为了自己，拼死一战吧！拿这些倭军来祭旗，我会用事实证明自己！
1885年，当定远、镇远在北洋舰队下水服役的时候，它们震惊了整个日本。这个情况在前面已经提到了，东京皇宫里的睦仁发现，日本海军中还没有一艘军舰的舰炮可以击穿这两艘巨无霸厚厚的装甲。震惊之余，睦仁拿出了他皇室开支的1/10，其他日本官员也贡献了工资的1/10——造军舰！
专门为对付定远和镇远而高薪聘请的法国造舰专家到了，法国人在日本住了四年，每天的工作就是画画图纸，“叮叮梆梆”敲打钢块，终于按要求设计出了三艘军舰。这三艘军舰简直是为对付定远和镇远量身打造的，只要我们对比一下它们的武器装备，就能发现日本人的这个秘密。
三艘军舰在舰首各自安上了一门口径达320毫米的巨大主炮，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定远和镇远305毫米的口径。很显然，日本人对这种大炮寄予厚望，一旦发生海战，希望用它来击穿定远、镇远的舰体。
既然攻击武器如此厉害，想必防卫装置也很强了？错。由于成本问题，日本军舰就像他们的车一样——钢板很薄。
这三艘军舰各自的重量（排水量）只有定远、镇远的一半多（4278吨）。
在海战时，这就像一个拖着一把大刀，自己却没有穿任何盔甲的人走向战场。日本人需要的是赌！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只要能击败你，大家同归于尽！
三艘军舰是以日本最著名的三处景观（松岛、严岛神社、天桥立）命名的，分别叫——松岛号、严岛号和桥立号，合称为“三景舰”。而松岛是联合舰队的旗舰，伊东佑亨的座驾！
除了“三景舰”，联合舰队主力队还有五艘战舰，它们的重量都没有超过4200吨（钢板薄），需要特别介绍的是其中的一位成员——西京丸号。
在日本的邮政系统中，有一艘很大的木船，用来运送信件和麻袋。由于船很大，被海军部看上了，船上刷了刷漆，好歹安上去一门炮，就这样成为了联合舰队主力队的一员，它其实还是一条木船，连日军私下里都叫它——伪装巡洋舰。
西京丸的特别之处还在于它上面有一位特别的人物坐镇，这个人物我们以后介绍。
除了主力队，联合舰队还有先锋队。由于在牙山湾海战中表现出色，现在它又增加了一艘航速很快的高千穗号（与浪速号同级别），这样先锋队就变成了四艘战舰。加上主力队的八艘，联合舰队总共出战军舰为12艘。
现在，我们需要对双方的出场阵容做一个对比了。为了让大家看得更加清晰，我们需要先熟悉一个公式：A=北洋舰队，B=联合舰队。
对比——
A：出战军舰，12艘（另有鱼雷艇参战）；B：出战军舰，12艘（无鱼雷艇参战）。
A：军舰总重量（排水量），3.4496万吨；B：军舰总重量，4.0849万吨。
A：参战总人数，2000多人；B：参战总人数，3500多人。
A：平均航速，15.1节；B：平均航速，16.4节（其中先锋队19.4节）。
A：20厘米口径以上重炮，24门；B：20厘米口径以上重炮，11门。
来总结一下吧，想必大家已经看出了不少端倪。
A方船坚炮大。由于舰队的主要思想是追求装甲钢板的厚度和炮弹口径，所以防卫能力突出，单发炮弹杀伤力也很强，而弱点在于牺牲了航速与炮速。另外，除了“超级面子工程”定远和镇远排水量惊人之外，占主体部分的其他其余“远”字号主力战舰的排水量却落后了一大截（在2100～2900吨区间），这是造成A方虽然拥有两艘巨无霸，总排水量却落后的原因。
B方的情况恰恰相反，虽然它没有A方定远、镇远那样的超级巨舰，但它的主力军舰都很平均，为快速巡洋舰，舰体很大，排水量分布在3000～4000吨区间，重炮较少，其余大部分装备速射炮，但军舰钢板普遍比较薄，它的特点是船快炮快。由于片面追求航速与炮速，在有利于快速作战的情况下攻击能力突出，而弱点是牺牲了军舰的坚固程度和炮弹口径，一旦形势不利，有可能被对方一口吃掉。
现在用一句话来总结吧：双方在武器装备上不分上下，各有利弊！真是姥爷家的外甥，各有各的好，也各有各的愣啊。
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已经产生：北洋舰队的军舰是船坚炮利（大），而联合舰队的军舰是船快炮快（小），以最坚固的盾对最快的矛，简直就是天然的克星，不是冤家不聚头也。
而情况也已经清楚了，武器因素并不是最重要和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接下来的两个因素：排兵布阵和临场指挥！
在介绍双方的排兵布阵之前，我们首先要来了解主导当时世界海战的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就是舰队一体理论。理论实际上是比较复杂的，但简单地来说，可以用一句话来介绍，那就是：在海上PK的时候，舰队里各条军舰绝对不可以分离的，大家要紧密跟随在以旗舰为中心的舰队周围，必须保持一个整体，战则同战，死也要死在一起。
有人可能要问了，这有什么值得说的？理论一般是不能等同于实践的，但问题是这个理论背后的两个字——权威。世界上的各支海军基本都遵守它。而海军是一个新兴的军种，甲午海战的20多年前人类才展开了历史上第一次蒸汽装甲战舰的大规模海战（意奥海战），大家都处于吸取教训积累经验的阶段，对于积累下的权威，除非这个人无知，或者无畏，一般情况下不愿意去打破它，打破就要冒巨大的风险。
伊东佑亨似乎就不信这个邪，当把联合舰队分成先锋队和主力队时，他就已经在为打破这个权威而冒险了。而伊东佑亨不仅在舰队编排上打破了舰队一体，还明确规定一旦作战，先锋队可以脱离主力队单独行动。你们这些快腿只管冒死向前冲，冲出去再说，不必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有多快跑多快！
在把舰队分割成两块后，伊东佑亨开始布阵了。而与其说伊东佑亨在布置阵形，不如说他根本没有布置阵形，他令先锋队的四艘军舰和主力队的八艘军舰，都以首尾相接的方式冲向战区，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最为简单的“1”字阵形——这就是古代兵法中的“长蛇阵”，一种历来极为冒险的攻击阵形。
太简单了，而简单并不代表不好。
大战之前，丁汝昌下达了三条战令：
1.In action,sister ships,or sub-divisions of pairs of ships,shall as far as possible remain together,and support one another in attack and defence.
2.A ruling principle should be to keep bows on to the enemy.
3.All ships must,as a general rule,follow the motions of the Admira.
英文看得眼花，还是翻译一下：
1.姊妹舰或者同一小队的两艘军舰要共同行动，作战或防守时要互相配合。
2.舰首必须始终朝向敌舰作战。
3.所有舰必须跟随旗舰进行运动。
译完之后，就可以分析了。很明显，丁汝昌的第1、第3条战令正是来源于“舰队一体”的权威理论。另外，他也照顾到了北洋舰队的实际情况。
由于北洋舰队的舰炮大多数为大口径的架退炮，这些炮大部分安装在舰首，第二条战令舰首对敌，就是要发挥大炮的威力。
在下达这三条战令后，丁汝昌开始布阵。命令以定远、镇远居中，各舰分列两侧，排出一个“弯曲的一字”阵形迎敌。
所谓“弯曲”，并不是故意为了迷惑对手。这仍然是丁汝昌出于防卫的考虑，丁汝昌命令军舰在组成横排时，五艘稍微强的军舰稍微突前，首先迎敌，依次跟随在强舰身边的五艘军舰稍微拖后，如此一来，“一”字就变成梯梯等等了，每艘强舰在迎敌时都保护身边的弱舰，达到以强护弱的目的。
以“一”字对“1”字，这又是一对天然的克星、注定的对手。看上去也简单明了，而意外情况在接下来的时候发生了。
引发意外情况出现的因素很简单，那就是——时间。
在发现敌舰之前，北洋舰队是以双路纵队前进的，由定远和镇远分别打头，各自带领四艘军舰向前航行，航速最慢的弱舰分别在队尾。现在，最强的定远和镇远不动，而航速最慢的弱舰反而要走最远的路去排成横排。在极短的时间里，北洋舰队并没有完全成功地变阵，而是最终形成了一个由定远打头、“一”字的两翼没有完全展开拉直的“人”字阵形。
通过一幅图来是看得比较清楚的。下图是北洋舰队和联合舰队接战示意图。
这是古兵法中雁形阵的一种，可攻可守，攻守兼备。以“人”字的尖头——强大的定远、镇远攻向敌人，而它们又可以保护两翼和后方的安全，防止敌人包抄。在战斗激烈的时刻，两翼还可以突然展开，奇袭对手，起到“奇兵”的效果。
当然，这是从理论上来说的。
这并不是丁汝昌最初设想的阵形，是由于时间仓促，在排阵过程中变成的新阵形，但北洋舰队已经没有太多时间让阵形最后完成，丁汝昌也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做出调整，“人”字就“人”字，大雁没排成“一”字，排成个“人”字效果应该也不错吧。
而没有时间的原因很简单：先锋队的头舰吉野已经进入距定远五千米以内，这已经是定远的射程了，丁汝昌传令：各炮手瞄准吉野！
瞄准！听我命令，伺机开炮！
这一刻我已经等待很久了，多年以来，清日两国进行军备竞赛，买舰的买舰，买炮的买炮，是因为知道，一场命中注定的海战不可避免。
这是我的命运，也是伊东佑亨的命运。是李鸿章的命运，也是桦山资纪的命运，是清国人民的命运，也是日本人的命运。
而当这一步真正到来，武器就是最好的代言，铁拳就是最终的手段。
以命相搏，这是一条不归路。唯一的选择就是披挂盔甲，握紧武器，亮出獠牙，冲向战场！什么兵力对比，什么权威理论，什么阵形布局，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那个用实力说话的最后的结果。
开炮！轰他娘的！
中午12时50分左右，黄海大东沟海战正式打响。
虽然是在射程之内，但由于距离太远，定远发出的第一炮并没有命中目标，在吉野旁边激起巨大的水柱。定远炮手立即修正，瞄准，再发第二炮！
这一炮，打得那是——相当准。
炮弹穿过吉野舰体后在甲板上爆炸，吉野的甲板上顿时烧起大火。吉野舰长河原要一望着舰体洞穿的吉野，心里百般不是滋味，看来强大的定远果然名不虚传。
这发炮弹宣告了北洋舰队——旗开得胜！
然而吉野没有退缩，救火的同时，河原要一指挥炮手瞄准定远。而这一次的瞄准，也非常有水准。
在联合舰队和北洋舰队的军舰中，远距离瞄准使用的都是当时通用的“六分仪瞄准法”。
在先进的瞄准仪出现之前，六分仪瞄准法是一种比较古老的瞄准方法。具体方式是先派一名观测兵站到很高的指挥观测台上面，手拿六分仪水平测距，得出相对距离后传话给炮手，炮手根据距离修正炮管的高低角度。很显然，这种比较原始的方法还要受到战场上烟雾弥漫的干扰，精准度很难保证（科学数据：使用六分仪瞄准在敌距4000米时误差为170米左右）。
两支舰队中唯一不使用六分仪瞄准，而是用一种更先进的瞄准方法的，就是吉野。
前面已经介绍了，吉野是一艘刚刚下水半年的军舰，在建造过程中吸收了很多当时世界的先进技术，其中之一就是将六分仪变成了镜瞄仪。
所谓镜瞄仪，就是一种使用起来类似望远镜的瞄准仪器，使用时只要将目镜焦点对准目标，就能快速显示出目标距离。
河原要一命令瞄准的不是别人，正是正站在定远指挥台上指挥的一个人——丁汝昌。
丁汝昌并不知道吉野号上有如此先进的瞄准仪器，也不知道危险已经朝他临近了。
“发炮”！河原要一一声断喝，一发120毫米口径炮弹飞向丁汝昌。如果丁汝昌中炮，北洋舰队损失主帅，后果不堪设想！
镜瞄仪还是有误差的，炮弹并没有击中丁汝昌，也没有击中指挥平台，而是在一旁爆炸。丁汝昌幸运地逃过了一劫。
而即使是在旁边爆炸，炮弹的威力也是不可小视的。
丁汝昌被这巨大的冲击力卷上高空，重重地跌落到甲板口，他的左腿被落下的碎物压住，无法动弹。几乎在落地的同一时刻，恐怖的大火冲天而起，火苗竟然贴着甲板和丁汝昌的身体燃烧，这是一种奇怪而恐怖的大火，就像事先给着火点浇上了一层油。这个秘密将在接下来的战斗进程中揭晓。而丁汝昌虽然躲过了炮弹，却即将被烈火吞没！
情急之下，旁边士兵用刀割破丁汝昌身上的衣服，才将丁汝昌从火焰中救了出来。而此时的丁汝昌已经严重受伤了，无法站立。
士兵们想把丁汝昌背走，离开危险地带，但丁汝昌坚决不离开甲板，他表示：我就坐在这里督战，鼓舞军心！
在过去很多的书中，关于丁汝昌的受伤是另外一个过程。也就是定远发第一炮时震塌了年久失修的指挥观测平台（舰桥），导致丁汝昌跌落甲板。这种说法曾经广为流传，因为它是北洋舰队管理混乱和腐朽的证据。开一炮没有打中敌人，却震伤自己的主帅，这确实是世界奇观。
但仍然有很多人对此表示怀疑，其中包括我。
在找到定远舰的模型后，根据定远前主炮和舰桥的位置和距离，发现这种说法并不能成立。如果定远发炮就能震塌自己的舰桥，只有一种可能：这个桥上根本不能站人，站上去就得塌，而丁汝昌和其他人员一直站在舰桥上。实际上定远的舰桥是非常坚固的，木质钢皮，虫子也咬不进，当年从德国订购定远时，由清国方面派人全程监管，德国人也并没有偷工减料。
在综合了中外史料后，我们还原了以上的过程。
作为主帅，丁汝昌的勇气是可嘉的，他的英勇也大大地鼓舞了定远舰上的士兵。然而，还有一个问题是丁汝昌没有意识到的。这是一个严重的疏忽，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将给后来的指挥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吉野。在击伤丁汝昌后，形势又对联合舰队极为有利了，但河原要一并没有趁胜厮杀，朝已经着火的定远继续发炮，而是按照伊东佑亨事先安排好的部署：率领先锋队军舰向左大转弯，全速冲向北洋舰队“人”字形阵内！
在上一场的牙山湾海战中，先锋队的转弯是为了诱使济远驶出狭窄的牙山湾航道，以便发挥速射炮的威力，那么现在这个转弯是为什么——难不成转弯还有上瘾的？
这正是伊东佑亨在战前的战术安排：在先锋队绕过前面的定远等军舰之后，就可以实施日军最爱用的一招——包抄了。而包抄的战术对北洋舰队恰恰是致命的：北洋舰队“人”字形阵脚是基本没有什么反抗能力的超勇、扬威等弱舰，在炮火的打击下，最容易被击沉！
你以强护弱，我就以强打弱！兵者，必破其意图！
这就是伊东佑亨的算计。
算计可以说是天衣无缝的，而现实又是另外一种情况。
伊东佑亨又是在赌，因为转弯时要冒着极大的风险，在转弯过程中，不仅无法向对方瞄准开炮，军舰的一侧也全部暴露在北洋舰队的炮口之下，在这个过程中，先锋队四艘军舰只有挨打的份。
所以伊东佑亨又实施了他的下一步：率领主力队，向前掩护！
为了掩护那四艘军舰顺利转弯，伊东佑亨率领主力队冲上去了，而他的松岛号冲在最前面。
伊东佑亨并没有放弃攻击定远，他率松岛号冲向前还有另外一个秘密：松岛号上有专门为击沉定远设计的杀手性武器——320毫米口径大炮！在受到吉野的攻击后，定远舰上已经燃起大火，火焰一时还没有被扑灭，伊东佑亨决定抓住这个绝佳的战机，以巨炮击穿定远的装甲，打破“定远不沉”的神话！
在甲午海战之前，定远和镇远曾经几次访问日本，巨大舰体刺激了天皇睦仁，也引起了日本军民的恐慌，从那个时候起，击沉定远就成了日本每一位海军士兵的梦想。军中流传一首歌《请问定远沉了吗》（这首歌在日本一直流行到了二战期间），而根据一些史料记载，在日本的学校里，还流行一项特殊的游戏。
这项游戏就是“捕捉定远”的课间游戏。由日本小学生一队扮演日本舰队，另一队扮演清国舰队，围捕定远和镇远。由此看来，定远和镇远是当之无愧的日本国民的梦魇，从建造“三景舰”开始，日本一直在为击沉定远、镇远做各项准备，现在这个任务交给了伊东佑亨。
在伊东佑亨看来，只有击沉清国的海上巨无霸，才是联合舰队真正的胜利！
此时的定远仍然在救那恐怖的大火，舰体已经暴露在巨炮之下！
旗舰危矣！
伊东佑亨得意了，他没想到击沉定远的这个馅饼会砸到自己的头上，千载难逢的良机，一定要抓住。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见到定远的，更别说去征服它，亲手去毁灭一个得不到的庞然大物，除了胜利的喜悦，一定还有一种邪恶的快感。
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一双眼睛背后总有另外一双眼睛盯着。经验告诉我们，每当一个人洋洋得意的时候，也是危险临近的时候。伊东佑亨的注意力完全放在定远上，却没注意在定远身后不远的另一艘军舰上还站着一个人，一个对他充满仇恨火焰的人。
镇远舰舰长林泰曾已经注意他很久了。
作为定远的同级姊妹舰，镇远一直很低调，默默地陪伴在旗舰的周围。这次也不例外。海战开始后，林泰曾指挥镇远一直伏在定远的身后，它没有开炮，也没有鸣笛，由于一直很安静，以至大家都忽视了它的存在。
一个人不停地擦拭手中的战刀，却迟迟不肯动手，那只有一个目的——为了最后的荣耀，为了致命的一击！
林泰曾一直睁着一双警惕的眼睛，当然，这双眼睛前面还有一个玻璃物件——望远镜。伊东佑亨的身影就一直出现在林泰曾的望远镜里，如果精度再高一点，日本人嘴角有没有饭粒、脸上有没有麻子应该也能看清楚。
但是，用大炮去轰一个人还是比较有难度的。这也是林泰曾尽管一直想实施斩首行动却迟迟没有开炮的原因。此时的林泰曾发觉了伊东佑亨准备用320毫米大炮偷袭定远的企图。必须先护旗舰！林泰曾立即命令前主炮炮手瞄准松岛大炮炮塔，抢先一步，发炮！
305毫米主炮炮弹径直朝松岛大炮飞去，这一发炮弹造成的结果是松岛大炮旋转装置被击碎。
没了旋转装置，也就再无法有效瞄准，松岛这门标志性的大炮基本报废。
看着变成废铁的大炮，伊东佑亨满鼻子的汗，暗暗叫苦，刚才的洋洋得意变成了垂头丧气。这门专门为对付定远、镇远定制的大炮一直被寄予厚望，连皇宫里的睦仁都经常念叨，也是伊东佑亨的杀手锏。可惜大炮未响，它已失灵，辛辛苦苦修造几年的东西到了战场，连个表演的机会都没有。
然而，就在松岛中炮的同时，先锋队也成功地完成转弯了，在冲过北洋舰队“人”字的箭头后，开足马力朝“人”字的阵脚冲去，那里有北洋舰队最弱的两艘军舰——超勇和扬威。
其实对于伊东佑亨来说，他刚才的举动是用松岛主动为先锋队挡住炮火，掩护先锋队成功转弯才是真正的目的，偷袭定远只是一时心动，想顺手牵羊。却没想到半路杀出一个更会放冷箭的林泰曾，自己砍人不成，最厉害的刀却被打飞了。
掩护任务完成，伊东佑亨立即在松岛挂出“随我左转！”的信号旗。看来，在先锋队朝北洋舰队的阵头冲过去之后，伊东佑亨也要让主力队冲过去。
所有的军舰都向前冲，以此扰乱对方的阵形。很好，很好。但伊东佑亨真正的用心并不在于破阵。
在海战中，军舰编队的阵形虽然比较重要，但它的重要性要比陆战中弱很多。陆战是大兵团作战，人与人对面交锋，随便拉出来都是几万或几十万大军，规模大一点的还有上百万，当然要排个出场顺序，安排站位，讲究阵法，而海战不会有人挤人的问题，大家都在船上，靠的是中远距离的炮战。如此视野开阔之地，空气新鲜，温度湿度适宜，正是杀人取命、惊风起浪的好时机，兄弟还需要排什么阵形，架起大炮轰就是。
在双方武器、兵力差不多的情况下，要想取胜就只有一个诀窍了，那就是：局部优势。也就是俗话说的以强击弱，以多打少。所谓一张嘴的斗不过三张嘴的，两条腿的跑不过四条腿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而要想取得局部优势，就要找到对方的薄弱环节，然后派出精干力量，进行一种类似田忌赛马的游戏。
在伊东佑亨看来，定远、镇远就是北洋舰队最强的上等马，现在是不能碰的。而作为下等马的弱舰都在阵脚，所以就必须冒险向阵脚冲去。
随着这个谜底的揭开，伊东佑亨真正的算计也完全暴露了。这正是这位仁兄的得意之作：先锋队和主力队所有的军舰都暂避强大的定远和镇远，冲过北洋阵前，利用局部优势，围歼北洋舰队阵脚弱舰，然后实施各个歼灭，最后合力攻向定远、镇远的方针！
心机不可谓不深，算计不可谓不好。一旦让这些军舰冲过阵头，北洋舰队将阵脚大乱，情况极为不利。
但是，伊东佑亨图谋的实现也没那么容易的。此人倒霉的事还没有到来。
还是那个原因：转弯有危险，行动须谨慎。
虽然海战一开始在定远上最出风头的是丁汝昌，但刘步蟾才是真正指挥定远的人。刚才他在忙着指挥救火，现在大火基本被扑灭，松岛又傻乎乎地在面前转弯，不抓住这个战机，简直对不起观众朋友们！
在林泰曾打得兴起时，刘步蟾也在为给松岛添上一炮作准备。虽然架退炮准备的时间长了一点，发炮的速度慢了一点，但只要兄弟们配合，还是可以做到对敌连续打击的，很不幸，伊东佑亨又将迎接他的下一炮。
这一炮击中了松岛舷侧，具体位置是舷侧速射炮区第7号炮位，炮位旁的炮长、装弹手等战斗一线人员，以及传令兵等战斗服务人员全部飞向天空，而炮位也被炸得个粉碎。
在短短的瞬间，松岛的主炮和速射炮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基本丧失战斗力，作为联合舰队的旗舰，这个损失是比较严重的。
而对于北洋舰队来说，取得这个成绩是很不容易的。
尽管定远和镇远各有一炮击中松岛，但它们不是只打了两炮就完事，实际情况比表面看上去的要复杂。
在陆战中，我们熟悉的一句话是“双方大战三百回合，一刀将敌人砍下马来”，而在海上精准打炮，击中敌舰，更是不容易。
第一个因素是双方始终在动，属于运动中打移动靶，原本瞄得好好的，等一炮过去，人家可能已在50米开外。
而由于距离较远，炮手一般无法通过炮管进行直瞄，瞄准过程就是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的“六分仪瞄准法”，不仅无法保证瞄得很准，即使瞄准了，从瞄准到发炮的时间差又让这种准变成了不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指挥平台上观测兵的经验十分重要，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一定的预判：提前判断对方的军舰会朝哪个方向移动。
在导弹出现以前，打炮就是如此的不容易。
伊东佑亨偷袭不成反被轰，斩首定远的妄想破灭了。但这也更加坚定了他要冲进去的决心。
形成局部优势、以强打弱的计划如此完美。但伊东佑亨也犯下了一个和丁汝昌在战前犯下的同样的错误。
那就是没有考虑到时间问题。
先锋队能够顺利大转弯，一是军舰只有四艘，更重要的是航速很快。而在航速上，主力舰队的军舰都是老爷级别的，并不比北洋军舰快，一支航速慢的舰队完成集体转弯，这一定会留下时间空当。
而这个空当，就是给整个北洋舰队绝佳的战机！
丁汝昌虽然受伤失去了对全舰队的指挥，但是我们一定还记得他在战前发过的一条战令：舰首始终对敌。
按照这条战令，当伊东佑亨的舰队纷纷左转时，北洋舰队立即相向右转，正面拦截！
在双方舰队的相对转向中，一个对北洋舰队极为有利的情况出现了：虽然松岛等前面几艘军舰成功地溜了过去，但主力队队尾的弱舰却正好被堵在正前方，而它们面对的是定远和镇远！
伊东佑亨的计划竟然间接帮助了北洋舰队，此人挖空心思、处心积虑地想寻找局部优势，以最强对最弱的局部优势却给北洋舰队送上门来了！
机关算尽太聪明，伊东佑亨真该学点中国成语啊。
好吧，不要让这些软柿子开溜，迅速开打！
最先作出反应的是刘步蟾，因为他最早意识到这个对北洋舰队极为有利的局面。他指挥定远迅速朝被拦在最近的前方敌舰比睿发炮。比睿舰长姓名比较奇怪，叫樱井规矩之左右，感觉随时像带着一队人马似的，不过现在的他是真真正正的孤军，我们简称樱井。
见到定远要攻击自己，樱井倒是很有自知之明，他想出了一招：跑。
樱井的自知之明是有缘由的。
比睿的服役时间已经有漫长的18年了。18岁的姑娘一枝花，但18年的军舰却是老太太，腿脚不灵（航速下降），身子单薄，定远这样级别的军舰一两发主炮就可以将它炸个底朝天。更重要的是比睿没什么战斗力。
在定远坚固的装甲面前，比睿发出的炮弹即使能够有幸命中定远，也就像一把大刀砍在悟空兄的铁头上，大家看看碰撞出来的火花，仅此而已。
由于既不能打，又不能守，樱井只好指挥着比睿在海面上大幅度转舵行驶，一会儿扭个秧歌，一会儿百米冲刺，躲避刘步蟾指挥发来的炮火。炮弹在比睿的前后左右爆炸，水柱冲天，硝烟弥漫，舰上的日军东倒西歪，折手断腿，哭爹喊娘。
对于这些转得晕头转向的人来说，还不如中一炮来个痛快的。
是时候把比睿炸个底朝天，送日兵去海底喂鱼了！刘步蟾指挥定远对比睿紧追不舍，炮手也在不断瞄准。所有人都明白，如果能够击沉比睿，这不仅将是对北洋舰队军心一个极大的鼓舞，甚至有可能奠定胜局！因为海战和陆战尽管有很多的不同，但有一条是相同的：最有利的战法就是消灭敌人，最有利的战争形势就是不断消耗敌人有生力量！
然而，有一个人加入战局，让情况变得复杂起来。
这个人是林永升。
继刘步蟾之后，一旁的林永升也发现了这个战机，作为经远舰的舰长，林永升决定去给刘步蟾帮忙。于是，林永升命令经远全速冲向比睿，和定远形成前后夹击。
正在扭秧歌的比睿躲得开定远的炮，躲不开经远的炮，躲得开前炮，躲不开后炮。终于，在经远炮火的打击下，比睿舰上的主炮全部被摧毁，已经毫无还手之力，无路可逃！
樱井终于绝望了，命令比睿开足马力，撞向经远，同归于尽吧！临死还要拉个垫背的！
在“天皇万岁！”的口号声中，比睿冲向经远！
但是，不是你想撞就能撞得上的。在定远的掩护下，林永升指挥经远轻巧地避开了比睿。然后，刘步蟾和林永升分别指挥定远和经远再次调整好军舰位置，转动炮架，瞄准比睿——这一次，一定要击沉比睿！
比睿已经彻底不能反抗了，只有等死，唯一的动作就是“天皇万岁”的呼喊声更加响亮，樱井已经放弃抵抗，等待自己去喂鱼的那一刻。
然而，就在此时，让比睿号上的日军感到惊奇的一幕出现了：定远和经远并没有发炮！他们似乎在等待什么，海面上顿时陷入一片奇怪的安静！
原因说起来好笑，在于——大家都求胜心切。
在定远和经远合力围追堵截比睿的时候，旁边北洋舰队的军舰也发现了击沉比睿的绝佳战机，又见这里打得热闹，于是它们也纷纷朝比睿开来，结果就是——它们包围了比睿。
包围了比睿，接下来就是大伙一齐发炮，把这艘敌舰炸个稀烂了。
但这只在理论上可行，实战中不是这样的。这又是来源于海战与陆战不同的特殊情况。
海上发炮的命中率要比陆地上更难以保证，因为双方都是一个动物（正在动的物），由于是己方几条的军舰包围着一条敌舰，北洋各军舰都不敢发炮了：万一炮弹没有击中比睿，就会飞过去误伤对面己方的军舰！
刘步蟾十分恼怒，简直哭笑不得。本来他有击沉比睿的绝好时机，然后林永升率领经远过来热心帮忙了。帮忙就帮忙吧，两艘军舰还是比较好一起打的，而令人没想到的是，帮忙的人越来越多，大家围成了一个圈圈儿，这下可好了，谁也开不了炮。
这种境地让比睿得到了喘息的机会，暂时侥幸逃过一命。
比睿又要逃了，这么多人拿它没办法，这个局面简直是一个三岁的顽童捉弄了所有人。林永升升起了怒火，他发现一个问题：比睿已经被炸得不成样子了，舰上的炮座全部炸飞了，成了光头军舰。好吧，既然我们不能炮击你，那就有一招——活捉。
经远舰上的炮火停止了，携带步枪的狙击手全部跑步上甲板，经远全速开向比睿，等双方距离进入步枪射程，就用枪歼灭比睿号上的日军，然后俘获这艘船！
但经远靠近比睿时，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又是所有人想不到的。
只听见比睿舰上发出一声声“哒哒哒”的炮响，大海上腾起浓密的烟雾，所有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烟雾散去，林永升等惊奇地发现：他再也找不到那些狙击手了，甲板上所有的清兵全部消失，一个不剩下，而甲板上没有留下他们的尸体。
他们已经灰飞烟灭了。
林永升观察得没错，比睿舰上的炮座全部被打烂，所以它是没有机会还手的。但问题出在速射炮，在比睿的舷侧还有两门改装的小型速射炮。当樱井看到林永升试图俘虏比睿时，他已经命人悄悄地填装好了速射炮，而在接近步枪的射程之内，小口径速射炮杀伤力的威力相当于——重型机关枪。
林永升彻底怒了，他远远没想到比睿正是在诱敌深入。他命令向比睿发射鱼雷！而发射的鱼雷竟也未击中！
娘的，难道就拿这一条破舰没有办法吗？
比睿虽然接连逃脱，但是，只能说明它命大，在大家看来，这艘军舰迟早是要被击沉的，只是时间问题，而这时候，又找了一条可以陪伴比睿的军舰——赤城号。
赤城是联合舰队里航速最慢的一艘军舰（最大航速10.5节），在大伙混战的过程中，它不幸掉队了，一艘军舰孤零零地航行在海面上，四顾茫然，独自往前开。
来远舰舰长邱宝仁发现了这只掉队的孤雁，当然不会放弃这个绝好的机会。拦住赤城的去路，先发一炮，这一炮将赤城舰长坂元八郎太当场炸得粉碎。接下来的炮弹击中了军舰上一个要害部件——负责为炮弹输送带提供动力的蒸汽管道。
这条管道被打穿了。
管道破了的后果不只是漏漏气这么简单，而是没有推力向炮位输送炮弹，如果强行输送，就必须要停止使用军舰上的鼓风机（让气漏得少一点），但如果停止使用鼓风机，蒸汽动力又会减弱，军舰的航速将大大降低，基本变成蜗牛。也就是说：赤城要么选择强行发炮战斗，要么选择先保命逃跑。而在比它强大得多的来远舰面前，逃跑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比睿和赤城看上去都在劫难逃了。而有一个人的出现却让这两艘军舰化险为夷，把它们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他可以说是整个战场上最疯狂的人。
当联合舰队出征时，日本海军军令部部长桦山资纪决定要前往战场亲自观战。领导身先士卒，鼓舞士气，自然是好事，但从安全的角度着想，伊东佑亨还是拒绝了。不料桦山资纪却强烈要求前往战场，伊东佑亨只好同意了。他准备把这位固执的领导请到自己的旗舰松岛号上。
“我只是来观战，我上西京丸就好了。”桦山资纪说。
听了这句话，伊东佑亨惊呆了，这是万万不可答应的。伊东佑亨没想到这位大人物竟然疯狂到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
我们前面介绍过，西京丸是一艘木船，以前用来运邮包麻袋的，跟军舰八竿子也打不着。在一般人看来，桦山资纪实在是脑子进水。
伊东佑亨只好请求桦山资纪一定要远离战场，千万不要靠近或者进入战场。这是要掉脑袋的，很危险！
就是在西京丸上的桦山资纪发现了比睿和赤城的危险情况。心急如焚的部长大人忙令人用远距离信号通知旗舰上的伊东佑亨：比睿、赤城危险！
伊东佑亨的松岛号此时已经冲过去了，他原本是不打算理会没冲过去的这些军舰的，因为松岛也是好不容易才冲过去，还几乎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不过领导发话了，也不得不听。伊东佑亨只好率领松岛等舰全速调头回援，不顾一切地朝定远、经远、来远开炮，吸引住北洋舰队的炮火。
正是趁着这个空当，比睿、赤城总算得到了逃生机会，迅速驾驶军舰逃出战场。
桦山资纪总算可以长出一口气了，但接下来的事情总算让他明白了一个词：引火烧身。
因为刘步蟾和林泰曾同时注意到了西京丸。
大家虽然不知道桦山资纪就在这艘船上，但西京丸船体宽大，桅杆很高，像一艘巨大的“巡洋舰”，感觉一定有大鱼在这艘船上。于是在压住松岛方向的炮火后，定远和镇远同时朝西京丸扑去！
桦山资纪的反应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大惊失色。
这就是引火烧身的结果。不出意外的话，前邮政运输船很快要变成桦山资纪的尸体运输船了。
西京丸舵机中炮，然后是后部水线中炮，船舱开始进水，桦山资纪只好打出“舵坏了”信号，一边命令士兵舀水，一边令舵手使用备用的人力舵力，一二三，嘿哟！舀水！一二三，嘿哟！转舵！想逃离战场，可是进水的问题还没处理完，又一发炮弹飞来，甲板上燃起大火。
真是水深火热啊，部长大人，我们同情你！
对于北洋舰队来说，机会又一次垂青了他们，他们将钓得一条大鱼。桦山资纪已经无路可逃，歼灭桦山资纪的人即将出场！
这个人是个生力军，在海战爆发后，他并没有出现在战场上，而是和平远舰、广丙舰留在大东港内，此时平远和广丙出港参加战斗（至此北洋舰队的参战军舰也变成12艘），于是他率领北洋舰队鱼雷艇队跟随出港。这个人是个著名的海归，曾经在美国留学9年。他就是任北洋舰队鱼雷艇队队长、福龙号鱼雷艇艇长的蔡廷干。
“北洋舰队的鱼雷艇队”，这个说法其实并不准确，鱼雷艇队并不属于北洋舰队管理，他们是属于另外一个单位——旅顺鱼雷营管理。而在平时，鱼雷艇队也是和北洋舰队分开训练的，并没有进行配合作战的训练。不过这种情况并非清国海军独有，当时世界范围内对鱼雷艇引起重视的不多，他们认为这种吨位小、只能发射鱼雷的鱼雷艇不过是军舰的一种补充设施，这种观点在日本海军中也不例外，伊东佑亨就没有带一艘鱼雷艇出征。
由于鱼雷艇队分开训练，所以也不知道他们训练的效果如何，现在，正是检验成果的时候到了。
福龙号驶向西京丸，并作好了发射鱼雷的准备。天气良好，视野清晰，蔡廷干信心满满，在距离西京丸约400米处，这是一个理想的距离，发射第一颗鱼雷！
大家都以为要给桦山资纪收尸了，睁开眼睛一看却是——没中。鱼雷擦过西京丸的右舷，直接向前奔行而去了。
可能是太远了吧，蔡廷干觉得应该再靠近一些，于是福龙号继续向西京丸驶近，距离到了300米左右，调整好发射角度，再发射第二颗！
这次的结果是：鱼雷擦着西京丸右舷约5米处而过。哥们儿，还是偏右啊！
两次不中，蔡廷干觉得太没面子了，他决定继续靠近西京丸！200米，100米，60米……双方的距离只剩下了40米！结果已经没有悬念了：扔块石头都能打中了。
桦山资纪终于有了一种末日的感觉，上帝也救不了他了。这时候他一定会后悔：疯狂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只见他惊呼一声：我完了！然后闭着眼睛等死。而西京丸上其他的日本兵纷纷跪地祷告佛祖，要么向天皇遥拜。
福龙号！福龙号！福龙号要立功了！不要给桦山资纪任何的机会！
鱼雷不偏不倚地朝西京丸船体的中部飞速前进，但结果是所有人想不到的。它竟然又是：没中。在众目睽睽下，鱼雷从船底钻过，向远方的水面奔行而去。
这么短的距离，方向也瞄准了，它为什么又一次偏出？这是一个技术上无法解释的难题，史学家曾经给了很多种解释，大部分的观点认为：是鱼雷发射时忘记了给鱼雷定深，以至于它从船底钻过去了。
这是一种很合理的解释。但当时的情况不是这样的，那个时代的鱼雷刚发明不久（1866年），技术上还比较粗糙，鱼雷在水中的行进路线是根据深浅机来进行的，深浅机加附在鱼雷上，它的作用是使得鱼雷在入水后按照预定定深行驶，直至击中目标。
而深浅机入水后它要有一段时间的上下调整过程，才能达到预设的定深，在调整期间，鱼雷前进的路线是一条上下起伏的曲线，这段路程大概需要100米，然后才能在预设定深上以直线前进。
现在看来，蔡廷干不是没有定深，而是在40米的距离内忘了考虑深浅机的自我调整，发射鱼雷并不是扔石头砸人，可不是越近越好。这么重要的事，艇长怎么能忘了呢？
福龙号连续3颗鱼雷没有击中西京丸，桦山资纪侥幸逃过一劫。而他也已经转危为安了，因为福龙号一共只携带了三枚鱼雷，已经全部发射光。而率领主力队来救援的伊东佑亨趁机缠住了定远、镇远等军舰，使得北洋舰队无法再去打西京丸，趁着这个转瞬即逝的时机，西京丸调头全速逃跑。由于蔡廷干的失误，桦山资纪捡回了条性命，这是真正的死里逃生。
桦山资纪的出现挽救了比睿和赤城，自己也因为对手的低级错误捡回一条命。而对于北洋舰队中的两位舰长以及军舰上的士兵来说，他们就没那么幸运了。
在先锋队从定远、镇远面前转弯冲过去之后，它们朝阵脚的超勇号和扬威号扑去。以联合舰队四艘最强的军舰对北洋舰队两艘最弱的军舰，这是绝对的局部优势。河原要一站在吉野舰上，已经动了要将这两艘军舰击沉的念头。
超勇和扬威是1881年下水的军舰，舰龄已有14年。如今它们已经是老态龙钟了，但在14年以前，这两艘军舰曾享受无上的荣誉——是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巡洋舰从英国定制的。它们最厉害之处不是开炮，而是——撞。
在买回来之前，这两艘军舰的英文名分别叫“金牛座号”和“白羊座号”，这两个称号用到军舰只说明了一个问题：它们是属于撞击巡洋舰。在超勇和扬威上，分别有两个撞角，因此用两个有角的动物命名。
当先锋队四杀手围过来的时候，超勇舰长黄建勋和扬威舰长林履中同时想到了一招：狠狠撞击对方！这不是在路上开车，追尾是不需要负责任的，必须让日本人见识老牌撞击舰的厉害！
但这两艘军舰发挥威力还必须有一个很简单的条件——能撞上。在刻意追求航速的先锋队面前，超勇和扬威的航速已经远远落后了，当黄建勋和林履中各自命令军舰升起撞角全速前进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一个痛苦的事实——撞不上。
超勇和扬威的优势在于撞角，而劣势恰恰是炮。当四艘日本军舰躲过撞击之后，它们以弧形的阵势拦截住两艘军舰的去路，然后以速射炮织成密集火力网猛烈开炮！
超勇和扬威是木质军舰，只是在外面包裹了一层铁皮，外面没有装甲防护，两艘军舰顿时燃起恐怖的冲天大火。
按照丁汝昌最初布阵的意图，此时附近的其他强舰必须来护卫，但强舰也有强舰的苦恼——脱不开身。它们不是被联合舰队的其他军舰炮击，就是自己主动去寻找日舰发炮。
而作为旗舰的定远虽然火力强大，但也无法顾及。要保持一个阵形是很不容易的，特别是当这个阵形出现在海上的时候，更加不容易控制，于是“人”字阵形越来越松散，由此造成的结果是，作为尖头的定远、镇远离阵脚的超勇、扬威距离越拉越远，如此一来，定远即使有心想发炮救超勇、扬威，也会因为距离超出射程而望洋兴叹了。
冲在最前面、中弹最多的超勇舰在烈火中解体了，黄建勋被大火焚烧而死，尸骨无存，其他的士兵和军舰一起，葬身火海和海底。北洋舰队超勇号沉没！
林履中指挥扬威号左冲右突，总算冲出了战场，全力开向附近岛屿，但终究因为火势太凶猛，军舰失去动力，变成废舰一条，搁浅。
短短的时间里，北洋舰队损失了两艘军舰，刚才的大好形势已经丧失，战场上的机会是稍纵即逝的，一旦战机丢失，将马上转入对己方极为不利的局面。在连续错失机会之后，北洋舰队正在承受着这一苦果。
强大的北洋舰队的气势受到压制了，联合舰队已经占据上风。所有人都在等待着，等待着一个人的出现，在大家都毫无办法的时候，在敌人越来越凶残的时候，需要他的出现，来改变这一切的结果，足壮海军威！
他是邓世昌。
邓世昌
1868年，当刚刚创办的福州船政学堂开学的时候，有一个人走进了学堂的教室，他是学堂里年龄最大的学生。大部分同学的年龄都在十二三岁，而他已经19岁了。
成为舰长级别的海军军官后，他有了一个外号“邓半吊子”。我曾问过威海当地人“半吊子”的精确含义，是指那些办事特别认真又特别勇敢的人，而勇敢中又包含糊里糊涂这一莽夫般的特质。邓世昌就是这样的人。
在邓世昌的舰长生涯里，他率领的军舰可以说是北洋舰队中发生事故最多的。包括触礁、搁浅、撞坏军舰等千奇百怪的事故都能发生在他邓大人身上。最厉害的是有一次军舰出海，不知是忘了带煤还是邓大人认为有一点煤就可以去深海，结果就是煤炭用尽，军舰在海上漂流了半个月。
平时的邓世昌是一个性格内向、不爱说话，但治军极为严格的人。他的军舰虽然事故不断，但士兵们的考核成绩却是整个北洋舰队中最高的，甚至超过了旗舰定远。
在桦山资纪的危险解除之后，伊东佑亨调整了战术，将主力队和先锋队的位置和任务互换：主力队围歼北洋舰队弱舰，先锋队回航缠住定远和镇远。
伊东佑亨的决定来自于战场形势的变化。松岛专门用来对付定远的320毫米大炮已经被摧毁，“三景舰”的其他两舰虽然还有大炮，但实战检验它们已是故障频发，不是经常性地卡壳，就是远远达不到射程，既然专门对付定远的巨炮没有用，不如用速度更快的先锋队来缠住定远、镇远，以便主力队可以全力对付弱舰。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于是，双方位置对调。主力队再次冲向阵脚，而完成击沉围歼超勇、扬威任务的先锋队回航至阵头，扑向定远！
四杀手的速射炮全部打向了定远，形成了没有间隙的密集火力网！虽然这些炮弹无法打穿定远坚厚的装甲，但中炮的定远舰上燃起大火，火烧得十分猛烈，在巨大的消防水柱面前，仍然没有被扑灭的迹象，钢板被烤得通红，定远就像置身于打铁炉中。
熟悉的一幕出现了。这不是炮弹爆炸后引起的一般的大火，而是一种能在钢铁和水中燃烧的大火，燃烧的方式是贴物燃烧，这是名副其实的恐怖大火，它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地狱之火。
这一切的秘密，来源于日军使用的一种炸药，一种极其恐怖的炸药。
了解炸药的人应该熟悉一个名词——TNT。TNT炸药广泛应用于开山劈路、拆大楼等爆破领域，当然战争中的炮弹也是少不了它的，自从发明以后，它一直是炮弹中最常用的填充炸药。
但TNT能得到“炸药之王”的荣誉称号，其原因并不是威力大，而是——安全性很高。
它的性能十分稳定，本身是无法爆炸的，需要引爆装置（比如导火索）才能起爆，如果没有引爆装置，TNT是可以拿回家烧水煮饭的。在TNT被发明之前，用来做炸药的主要是苦味酸，这是一种威力巨大的猛炸药，但稳定性却很差，用苦味酸炸药填装的炮弹，基本上你踢它一脚就会炸，可以叫作“一踢响”。所以，自从TNT出现后，各国基本都放弃了用苦味酸炸药填充的炮弹，不敢将它用于作战，以免伤及自己人。
唯一例外的，就是日本人。
1891年，日本一个叫下濑雅允的工程师在原有的基础上研制出了改进版的苦味酸炸药——下濑炸药。
下濑炸药的杀伤力比苦味酸炸药又前进了一步。它爆炸后燃起大火的中心温度可以超过一千摄氏度，火焰会像汽油着火一般四散流动，所以能在钢铁和水中燃烧。
但与此同时，它的“灵敏度”也上升了，如果说苦味酸炸药是一踢响，那么下濑炸药就是传说中的一碰响。炮弹打出去即使命中一根桅绳都会炸，在搬运过程中，稍微受到外力也会炸。所以，使用下濑炸药填充的炮弹是很危险的，必须很小心谨慎地搬运，否则一不小心就在运弹手自己的手中给炸了。
从1893年1月起，日本海军开始装备这种用下濑炸药填充的炮弹——值得说明的是，全世界装备了这种炮弹的，只有日军。
而北洋海军使用的还是传统的黑火药，但即使是黑火药也不是每枚炮弹都填充。
不装黑火药，那装什么呢？泥土和砂子。
北洋舰队的炮弹分为两种，一种填充黑火药，击中目标后爆炸，依靠爆炸产生杀伤力或引发火灾给敌舰打击，这叫爆破弹。另外一种就是不填火药的“实心弹”，击中目标后不会爆炸，依靠产生的贯穿力击穿敌舰水线等要害部位，令敌舰进水。
很明显，爆破弹的威力要远远大于实心弹。
既然爆破弹的威力要大，而实心弹没什么威力，为何还要使用它呢？原因我想大家已经猜到了：钱。
火药很贵的，而砂子泥土到处都有，只要不影响市容，招来城管，随便找个地方挖几担就是了。
而另外还有一重要原因——技术。当日本人已经研制出下濑火药的时候，清国的爆破弹一直没能实现国产，依赖进口，两大军工企业——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和天津机器局只能生产实心弹。在战前虽然由天津机器局勉强赶制了一些爆破弹，装备到北洋舰队，但各条军舰上的炮弹，还是以实心弹为主。
跟清国大部分的先进武器一直拿钱从国外买不同的是，日军解决武器问题的思路很简单，那就是：必须想尽办法，实现国产。
我们不搞形象工程，不一味追求表面的繁荣和强大，我们更重视发展“里子”。因为我们知道，没有全体国民参与的富裕，不是真正的富裕，没有全体国民参与的强大，不是真正的强大。有一个词叫大而无当，还有一个词叫短小精悍。能够打击对方的，不是那厚厚的护甲，不是钢铁巨无霸，不是那口径越来越大的炮座，而是炮弹本身！所以我们处心积虑，精益求精，细节决定生死，一切从实际效果出发！
这就是日本人的理念。
定远舰上的大火在短时间内是难以扑灭的。而林泰曾虽然命令镇远冲到定远之前，用舰体为定远挡住炮火，并伺机发炮还击，但狡猾的四杀手采取了环攻战术，四条军舰利用速度优势，围着定远和镇远跑圈，一边躲避炮火，一边发炮，镇远很快也陷入了险境，失去保护的定远处境更加艰难。
邓世昌看到了这一幕。
北洋舰队最严重的问题并不只是定远中炮起火，而是另外一个问题。
从前面帮倒忙的一幕，问题就已经显现出来了——舰队缺乏统一的指挥，各条军舰已经陷入了各自为战的境地。
这一切来自于战斗一开始时吉野的那一炮。
那个时候没有无线电对讲机，也没有手机，通讯基本靠喊，海面风浪很大，喊是听不见的。于是，舰队司令在海上指挥舰队依靠的是另一套东西——信号旗系统。不同的旗子代表不同的旗语，升起一面旗子上去，大家都会明白是什么意思。
而吉野发出的那一炮不仅击伤了丁汝昌，也摧毁了定远的信号旗系统。这个当时没有引起注意的问题，现在终于带来严重的后果。
丁汝昌在受伤后坐在甲板上督战，轻伤不下火线，精神可嘉，但他似乎忘了，他需要激励的不仅只有定远舰上的士兵，而是整个北洋舰队的士兵，他负责的是整个北洋舰队的指挥！
正是因为没有统一的指挥，在攻打比睿号的时候，帮倒忙的一幕出现了。大家都来打比睿，结果是谁也打不成比睿。
这个问题很严重，但并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
这个办法就是——依靠事先的预案。
战场上什么情况都是有可能出现的，比如突然刮来一阵风，突然下起一阵雨，人员意外受伤，武器突然失灵，等等。
所以一个优秀的指挥官在战前必须要设置很多的预案，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预备指挥梯队的人选。
如果主帅意外负伤或者战死，谁是可以接替主帅的人选，在替补出现意外后，谁又是第二替补，第二替补不保险时，谁又是小三。这些都是应该想到的。
同样的道理，也要考虑如果旗舰出现意外，哪艘军舰可以作为替补舰。
这确实很复杂，脑汁不多的不够使。但这就是战争。对于一场战争来说，除了兵力、战术、英勇、运气的较量，还有心思的较量，然后把这些都化作——临场指挥！
丁汝昌并没有制订预案，结果是北洋舰队实际上已经不能再称之为一支舰队，反正也没有统一的指挥，大家只能按照各自的想法去打，这就只能带来顾此失彼的结果。除了让比睿幸运逃脱，被击沉的超勇和搁浅的扬威，亦是承担了这一后果。
正在这时，一个雪上加霜的情况又出现了。
大火烧毁了定远舰上高高悬挂的帅旗！
作为旗舰，除了有一套信号旗指挥系统（也叫令旗系统），还有一面高高悬挂的旗帜——帅旗。这是表示军中主帅的存在，是大家的主心骨。
这面旗子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在很多的战斗中，保护帅旗也是不要命的。旗在帅在，旗在，军心就振，旗落，军心就衰。而定远在帅旗坠落后，又迟迟没有重新升起来，定远舰上的官兵只顾着救火和战斗，已经把这事给忘了。而丁汝昌又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如果帅旗再不升起，大家只能认为丁汝昌已经阵亡，整个舰队失去了最高指挥官，这对军心将是一个极大的影响！
这时候，需要有一个人站出来，升旗，鼓舞士气！
这时候，最先应该站出来的是刘步蟾和林泰曾，在职务上，他们是仅次于丁汝昌的总兵，即使没有丁汝昌的命令，也应该当机立断重新升起帅旗，表示仍然有最高指挥者在战场上，但是，刘步蟾和林泰曾都有自己的考虑。
帅旗代表战场最高长官的权力，在没有得到丁汝昌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升旗相当于“军前夺帅”。夺得好，最后取得战斗胜利，一切好说，夺不好，战斗最终失败了，难免成为替罪羊。
在这个“敏感”的时刻，刘步蟾需要避嫌，他平时给人的印象就是不怎么服丁汝昌，如此更要避嫌。
而林泰曾为人一向比较低调温和，这种事一般不会干。
看来两位总兵谁也不愿意背上这个黑锅。那么，其他军舰上的舰长谁能当机立断，举起大旗，又成为关键。
但是，大家都在沉默地等待。北洋舰队其实已经沾染了许多官场的风气，按照官场等级的规矩，大家多年习惯的是“看长官”，长官不在就看下一位长官，轮来轮去也轮不到自己——结局未料，还是小心谨慎吧，免得将来成为替罪羊。
但邓世昌知道，已经不能再等了。他平时就对军队中沾染上这些臭官僚规矩比较痛恨，没想到到了你死我活的战斗中，这些臭规矩仍然如影随形。当一支军队不再以取胜为唯一目的，当一个个军人不再纯粹，再强的战斗力都会大打折扣。
一开始的形势是很有利的，曾经有三次机会去击沉日本军舰，还有一次千载难逢的格杀对方最高长官的战机，但是这些战机都已经失去了。转入颓势之后，在最高领导不能被指望，其他领导也不能被指望的情况下，需要有一个人，站出来！以他的勇气，他的纯粹，来扭转颓势，重整军令，重振军威！
事后有人攻击我又如何？有人找我当替罪羊又如何？我邓世昌只知战斗，不知那些规矩！
我本来就是一个冲动鲁莽的“半吊子”，为了胜利，就让我再当回半吊子吧！即使将来有人参我军前夺帅，又如何？
“在本舰上升起帅旗。”
致远号上升起帅旗之后，北洋舰队的气势果然为之一振。但是，围住定远的四艘日舰的速射炮火力仍然十分猛烈，定远的处境更加危急。
“营救旗舰，责无旁贷！”邓世昌大喝。
致远全速冲向先锋队阵前，它的目的是引开日舰的炮火。而那面显眼的帅旗迅速成为先锋队攻击的新目标，四艘日舰纷纷调转炮口，将火力集中攻向致远！
速射炮对致远的打击是致命的。由于没有坚厚的装甲，致远并不像定远、镇远那样能自保，致远水线多处被击穿，海水即将涌进军舰。
邓世昌决定：开足马力，撞向吉野！
吉野一向是最嚣张的，火力最猛，它是先锋队的旗舰，如果灭掉吉野，无疑是拔去了敌军一颗最锋利的钉子。
而邓世昌的这个决定并非鲁莽，他是在十分冷静的情况下作出决定的，因为他有很大的胜算。
致远拥有北洋舰队的最高航速（18节），可以说与吉野不相上下，在比较短的相向距离内，如果一艘军舰以不顾一切的勇气，存心想撞你，这是很难躲开的。
但是，撞上就意味着同归于尽，意味着鱼死网破。艰难的正是作出这个决定本身。
“我们当兵卫国，早将生死置之度外，今日之战，唯一死而已！虽死，已壮海军声威！虽死，已报国家！”邓世昌手按佩剑立于甲板之上。
致远全速直冲吉野，日本人被这不要命的打法惊呆了，等终于反应过来后，它们纷纷开炮，炮弹雨点般朝致远飞去，但是，邓世昌毫不畏惧，致远舰全力向前，它的目标只有一个——吉野！
而吉野上的日军似乎也被吓傻了，他们手忙脚乱地准备转舵、提速，试图逃过致远的相撞。但是时间已经来不及，致远已经如离弦之箭一般朝吉野开来，两舰相撞、同归于尽的场面看来很快会出现了。
然而，悲剧在致远快要撞上吉野时发生了，一枚炮弹终于再次击中了致远。从口径上说，这是一枚小的速射炮弹，威力并不大，但它有一个致命的着弹点。
更致命的是，这是一枚下濑炸药的炮弹。
炮弹击中了致远位于舷侧的鱼雷发射管，引发的大火四处扩散，引爆了发射管里的一枚鱼雷！致远受到了致命的二次打击。
沉闷的巨响从海底传来，致远全舰燃烧，犹如一颗巨大的火球滚落海面，同时舰体开始倾斜，舰尾下沉，舰首高高立起，指向天空，邓世昌和士兵纷纷坠落大海。
有心杀敌，无力回天！时不助我，奈何！奈何！
海浪中，仆人给邓世昌抛来一个救生圈，邓世昌并没有去拿，北洋舰队的鱼雷艇赶来相救，邓世昌将头转向了远方。一只名为太阳犬的爱犬游过来，用嘴叼住了邓世昌的发辫，邓世昌把爱犬的头按到水中，一同沉入海底。
他放弃了求生的机会。也许在邓世昌看来，当致远的200多名士兵都沉入海底时，自己就不能再独活。当兵卫国，早将生死置之度外，首先要求的，必须是将领。
他想做的，就是一个合格的、真正受到拥戴的将领。这就是他的抉择。
平时的邓世昌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并不喜爱表达，带兵十分严格，甚至到了一种苛刻的程度，但是，在他的心底一定把这些士兵当作了生死弟兄。
邓世昌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他把自己的爱犬带上了军舰，这实际上也是违反纪律的。当年，世界上唯一准许在舰上养狗的是俄国远东舰队，因为白令海峡常年浓雾，雷达出现之前必须用军犬来导航。但是，邓世昌却是一个勇敢的人。
这世界上有一种人，他们在困难面前从不低头，在危险关头能挺身而出，守则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战则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这种人，我们称之为有勇。
而另外一种人很聪明，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反应敏捷，眼睛一转便有一个主意，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这种人，我们称之为有谋。
兼具以上两种优点的人就是有勇有谋的人，这种人是十分稀少的，属于可遇而不可求的类型。
有勇之人大多是可爱的，他们的行动不仅比嘴快，也比大脑快，闹出一两个笑话属于正常现象。
有谋之人是受人羡慕的，他很聪明。但过于聪明就会有算计，有算计就不敢失败，不敢失败就不敢成功。大部分的谋士都只能帮别人出出主意，就是这个道理。
而只有聪明和勇气结合，才会产生真正强大的力量——智慧。有勇有谋的人就是智慧的化身。
邓世昌无疑是有勇的人。尽管在很多人的眼里，他就是一个撞向敌舰的莽汉，但是，邓世昌最大的勇气并不是撞沉吉野，而是在全军一片混乱、大家都在等待观望之时，能够勇敢地挺身而出，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振奋军威，承担起原本不属于他的责任！
邓世昌应该可以得到安息了，因为千里之外有一个人理解了他。
在详细了解了邓世昌英勇献身的过程后，光绪皇帝沉默了。他走到皇宫御桌前，默默地摊开纸笔，写下了一副对联。
对于北洋舰队，对于受李鸿章庇护的丁汝昌，对于受慈禧庇护的李鸿章，光绪有太多的不满，而这种不满，却是无法发泄！
但在军队官僚化的阵阵阴暗之中，仍然有一股股透射的光芒。
此日漫挥天下泪，
有公足壮海军威！
邓世昌的英勇激励着其他人。
经远舰上，林永升跑上指挥台，拔出战刀，大声宣布：虽以一敌四，但我等有进无退！
在吉野逃过邓世昌的撞击后，伊东佑亨对战术进行了调整：先锋队再次穿插移动，先打远离定远镇远、巨舰外围的孤立无援之舰。
于是，吉野等全速扑向北洋舰队左翼阵脚的经远、济远和广甲。
经远原本是位于北洋舰队右翼的，之所以跑到左翼来了是因为那个帮倒忙的行动。帮忙不成，林永升一直处于懊恼之中，为自己赔上了几十名士兵的性命感到懊悔。
可以犯错，但决不能怯战！
日本军舰的速射炮飞向经远指挥台，经远在摇晃中燃起大火，林永升用战刀指挥，命令全舰所有的炮火集中攻向吉野！吉野不得不稍微退后，而其他三条军舰又使出了那一招——环攻。
日本军舰都有意识地把炮火集中到了经远指挥台，很快，又一发炮弹飞来，在林永升身边爆炸，锋利的弹片正好飞向林永升头部，林永升的头盖骨顿时破碎，血液和脑浆喷涌而出。
一旁的大副拾起林永升的战刀，默默走向指挥台岗位。几分钟后，他被炸向了天空，身体碎片落在甲板上。“有进无退！”二副再次拾刀指挥！然而，雨点般的弹片也插入他的身体，他倒下了。
经远舰上已经没有了主将，但是所有的士兵都没有后退的念头，他们只记得那句话：有进无退！拼死一战！
然而，经远终究抵挡不住炮弹和大火，它开始下沉。短短时间里，北洋舰队又损失一艘军舰。
经远被击沉的命运其实是可以避免的，如果另外的一个人也能“有勇”的话。
他就是方伯谦——济远舰舰长。
当吉野等军舰杀过来时，方伯谦最需要做的就是和林永升配合作战，经远、济远、广甲等左翼的三艘军舰结成姊妹舰，相互策应和支援，誓死抵抗，但是，方伯谦并不这么想。
由于方伯谦接下来的行为，林永升才落得个以一敌四的境地。
这个行为就是——逃跑。
方伯谦目睹了致远撞向吉野和邓世昌牺牲的整个过程。邓世昌的英勇并没有激励他，他感到了阵阵恐惧，于是作出的是与在牙山湾海战中同样的决定：逃跑！全力地逃。
连上天似乎也不齿这些逃跑的人，更大的悲剧在方伯谦逃跑的过程中发生了。但悲剧并没有发生在方伯谦身上。
扬威号搁浅在方伯谦逃跑路线的浅滩处，只顾逃跑的济远一头撞上扬威，直接将扬威撞沉。扬威舰长林履中见撞沉自己的竟然是自己这一方的军舰，他的心情只能用无比悲愤来形容，跳海而死。
方伯谦没有片刻停留，也没有救援，他迅速转舵，一路狂逃，经过一夜的航行回到旅顺基地。
曾经有人认为方伯谦的做法是可取的：形势危急，保存了一艘军舰。不过形势危急这并不能成为逃跑的理由——相反，应该是更加英勇战斗的理由。邓世昌已经用他的一切来做出回答了。
事实上，方伯谦的行为既不属于危机处理，也不属于正常撤退，战场上的正常撤退需要获得主帅的许可，即使主帅不管了，大家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但也并不等于就可以自行做主去逃跑。退一万步来说，即使济远不得不退，也应挂“退出战斗”旗语并得到许可后再退，而撤退也是暂时的，经过休整后要重新加入战斗。
方伯谦的行为只有一种说法——战场脱逃。
从向朝鲜运兵开始，到牙山湾海战，再到大东沟决战，方伯谦用他的行为表明了他最适合的工作是“谋士”，他是一个有谋而无勇的人。
方伯谦将为他的行为付出惨重的代价。
跟在方伯谦屁股后面逃跑的，还有广甲舰。广甲原本就是跟随济远行动的，济远不跑，它没有胆量单独逃跑，济远一跑，似乎就能跟着跑。而广甲最终没有顺利回到旅顺，在逃跑的途中触礁搁浅，广甲舰上的士兵在舰上放了把火后弃舰登陆上岸。后来，它被路过的日本军舰用大炮击沉。
正是由于济远和广甲的先后逃跑才使得林永升孤军奋战，以一敌四，英勇阵亡。
北洋舰队进一步转入颓势了。它原本有可以击沉比睿的绝佳战机，但由于各条军舰帮倒忙的原因没有抓住；它原本可以一举击毙日军的最高指挥官，但鱼雷手蔡廷干总是发不准鱼雷；它原本可以有良好的指挥，但主帅丁汝昌只是坐在定远甲板督战；它原本可以在邓世昌的激励下更加英勇，扭转局势，但方伯谦在关键时刻表现了一个逃跑大师的素质。
超勇和扬威已经沉入海底了，致远和经远也已经沉入海底了。黄建勋、林履中、邓世昌和林永升已经战死，损兵折将的北洋舰队只剩下了四艘军舰在继续作战，它们是定远、镇远、来远和靖远，而它们都已经身负重伤。一种不祥的阴影开始笼罩在北洋舰队的上空。
15点05分，大东沟海战的下半场拉开了序幕。
北洋舰队被分割包围
战斗开始后，靖远和来远努力向定远和镇远靠拢，希望能重新收拢队形，配合作战。然而，先锋队挡在他们的面前，而主力队死死缠住定远和镇远，避免北洋四舰合兵！
自战斗打响以来，联合舰队主力队和先锋队一直是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牵制北洋军舰随己方军舰回转而回转，然后抓住空当，集中局部优势力量各个击破。而通过上半场的战斗，事实证明，先锋队的火力打击是最有成效的（北洋舰队所有被击沉的军舰都是由先锋队完成）。伊东佑亨已经明白这一点，他决定抓住战机。
此时伊东佑亨发出的命令是分两步走：第一步，先锋队和主力队继续回旋阻截，打破北洋舰队试图再次合兵的意图；第二步，在分割完成后，主力队死死拖住定远、镇远，而先锋队依靠四艘军舰对两艘军舰的局部优势，击沉靖远和来远。
危险向靖远、来远靠近了，按照兵力对比，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两艘军舰将很难逃脱被击沉的命运！
靖远和来远原本不属于相互照顾的姊妹舰，现在它们临时结队，相互协同作战。面对气势汹汹扑过来的先锋队四杀手，来远舰长邱宝仁和靖远舰长叶祖珪只能背水一战。
四杀手将靖远和来远围在半圆中心，又采取了它们惯用的一招——环攻。
邱宝仁不顾炮火，在来远甲板上拔剑而立，命令将所有炮弹集中到舰首，连续不断开炮！当炮管被打得通红发软时，士兵就用双手托起炮管。由于不断地回旋，机舱里的温度升到了200多摄氏度，轮机兵皮肤被烧焦，眉毛被烧得精光，然而他们继续坚守岗位。
来吧！即使死，也要拉上一个垫背的。
雨点般的炮弹落在来远舰上，短短十多分钟的时间里，中炮数很快达到了200多发。军舰上到处是大火，尾炮全部被毁，只剩下了舰首的几门炮，船舱被烧完，所有的可燃物都燃烧尽了，来远舰最后竟只剩下了钢铁骨架，一艘光秃秃的铁壳漂浮在海上，令人不得不惊叹。
然而邱宝仁仍然在指挥继续战斗。
靖远的情况更加严重，水线被击穿，海水在不断地涌进船舱，甲板上又燃着大火，如果再不采取措施，毫无疑问，它将葬身海底！
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冲出先锋队的阻截阵地，到浅滩处先修补军舰。而将日本军舰引到浅滩处，也会有扭转战局的机会。
不怕死的来远和靖远竟然冲出了先锋队的阻截线，向一旁的岛边急驶，而先锋队自然不会放过这个绝好的机会，它们开足马力，紧随其后。
到达岛边浅滩后，来远、靖远立即调转船头，背靠浅滩，再次以舰首重炮迎敌，同时抓紧时间扑灭仍在燃烧的大火。
事实证明将先锋队引到浅滩的战术是无比正确的，在这里，日舰无法发挥速度优势，也无法缠斗环攻，只能停下来，以大炮对大炮！
速射炮的优势是利于快速打击，却不利于这种静止状态下一对一的打击，北洋军舰终于发挥了重炮的威力，先锋队无法突破这猛烈的炮火，久攻不下，相反被已经伤痕累累的来远和靖远打得节节后退。
这边的战斗很快要变成持久战和消耗战，这种状态是日军最怕出现的，他们向来擅长的是全速冲上去，迅速砍你一刀，砍完了就走。灵活机动的战术受到限制，先锋队只有撤退。
正是先锋队的主动后撤给了两艘北洋军舰起死回生的机会，邱宝仁和叶祖珪望着远远撤走的日本军舰，又看看自己这边被烧得光秃秃、到处是洞的舰体，平静地说了一句：“赶紧补漏吧。”
在先锋队追击靖远、来远之时，定远和镇远孤零零地面对着联合舰队主力队，虽然军舰数量占多，但对于战胜海上巨无霸定远、镇远，伊东佑亨实在没什么信心，定远的厉害，他早已经领教过了，那可怕的前主炮，那坚不可摧的铁甲，似乎预示着这座海上巨无霸永远不能战胜。
但伊东佑亨仍然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定远、镇远“不沉”的魔咒，必须打破！不然皇宫里的睦仁睡觉不安稳，自己将来也会睡不安稳啊。
而已经是孤军奋战的刘步蟾、林泰曾也都明白：这是最后的战斗。他们太需要击沉一艘日本的军舰了，这已经不是战败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北洋舰队最后的尊严。
刘步蟾和林泰曾在各自的舰上激励着士兵，虽然伤亡重大，虽然形势危急，但必须血战到底。
镇远副舰长杨用霖跑到林泰曾身边，面向士兵而立，大声喊：“兄弟们，现在报国的时候到了，我准备以死报国，愿者从，不愿意的不勉强！”
众将士泪如雨下：“公死，我们何以生为？赴汤蹈火，但听公的一声命令！”
来吧，伊东佑亨！来吧，日本兵！拼死一战，直至弹尽粮绝！
刘步蟾和林泰曾再次携手配合，指挥两舰的炮火全力攻向伊东佑亨的座驾松岛。此时，先锋队四杀手已经返回战场，加入了支援主力队的行列。但刘步蟾和林泰曾指挥两艘军舰紧密配合，两舰之间的位置和间隔始终不变，彼此护卫，又彼此协同攻击。一时之间，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的日本军舰竟然占不到什么便宜。
伊东佑亨终于有机会尝一尝定远305毫米前主炮的威力了。15点半，刘步蟾指挥炮手瞄准松岛左舷第4号炮位，发射巨炮。伊东佑亨看到巨炮飞来，方向又准又狠，此时的松岛是抵挡不了这样的巨炮的，他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完了！
这发炮弹过后，松岛将难逃被击沉的命运！但奇迹又一次出现了。
当伊东佑亨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他发现中炮的松岛竟然奇迹般地没有下沉。军舰在一阵剧烈的左摇右晃之后，又漂浮在海面上了。
定远发射的这发炮弹是一枚实心弹，它强大的贯穿力摧毁了松岛左舷所有炮位，炮管和炮架在瞬间成为碎片，然而，由于它不是爆破弹，没有爆炸，不能开花，松岛又幸运地躲过了下沉的一劫。
刘步蟾不是不想发射威力更大的爆破弹，原因是他手中已经没有一颗爆破弹。海战前，定远只携带了分到的55颗爆破弹，在上半场的战斗中，爆破弹都已经发射完了，现在能够发射的就是一颗颗不炸的实心弹。
幸运又一次降临，继桦山资纪后，伊东佑亨又一次大难不死。
伊东佑亨感谢了一下天皇，他也迅速明白了北洋舰队炮弹的秘密，准备反击。
然而，伊东佑亨还是高兴得太早了。几秒钟后，中炮的左舷突然发生一连串的剧烈爆炸，一声接一声的闷响响起，大火从各个方向冒出，附近来不及躲避的日兵衣物瞬间烧光，所有人成为裸体，然后眉毛头发化为灰烬，烈火吞噬他们的身体，最后就像被活活扔进高温的焚尸炉，只剩下了一堆骨灰！
而其他较远处的士兵也浑身是火！
就这样，松岛上50名日军灰飞烟灭了，被烧成了一堆灰，其他30多名日兵早已被严重烧伤，身上的零部件再也找不齐全了，有的不见了一只手，有的双脚被烧掉，还有的耳朵不见了，或者鼻子被烧平，嘴巴被烧掉露出牙齿。更惨的是还有一些人胸腹被烧穿，连肠子都流出来了，松岛号上顿时尸臭冲天，残胳膊断腿横满整个甲板，空中还有正簌簌落下的骨头和肉末。
伊东佑亨已经被这恐怖的一幕吓傻了。他实在想不明白这是如何造成的。
情况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搬起大石头，砸自己的小脚。
在和定远对抗前，心思缜密的伊东佑亨做了一个充分的考虑，他考虑到下濑炸药炮弹太容易被引爆，为了避免弹药库受到攻击，也为了加快发炮速度，于是下令将弹药库里的这些炮弹全部搬运到舷侧的炮位周围，伊东佑亨大人以为放在这里会比较安全一点。
于是，在松岛左舷受到定远实心弹打击的同时，堆放在一旁的下濑炸药炮弹受到震动，一枚接一枚地开始爆炸，就跟放鞭炮一样，只是这响声和威力大了点。
日军终于自食其果，在用下濑炸药炮弹击沉几艘北洋军舰后，他们也尝到这种邪恶武器的厉害。
眼前的一幕绝对让伊东佑亨惊吓过度，他忘了下令去救火，只是傻傻地站在那里。过了好一会儿，此人才彻底清醒过来，而战斗的激情也在如潮水般退去，太可怕了！可怕的地狱之火！可怕的定远！伊东佑亨不再幻想去击沉它了，再打下去只怕会尸骨无存。
还是撤吧。
松岛号上挂出了“各舰随意运动”旗语，也就是说，要让大家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各自逃命，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鸟兽散。
此时的伊东佑亨虽然有点发懵，但鸟兽散的这个命令却是无比正确的。日本军舰已经击沉四艘北洋军舰，而定远、镇远是不可能被摧毁的，联合舰队需要见好就收。在撤退的选择上，鸟兽散是最有利的——这样定远和镇远就只能分头追赶。
定远和镇远的情况却也好不了多少。据统计，此时定远全舰已中炮159发，镇远舰中炮220发，而先锋队仍然在不停地发射速射炮，虽然它们无法击穿装甲，但要命的是中炮后引起的大火，救火队员一次次把火扑灭，中炮后大火又一次次烧起来。再次扑灭，又再次燃烧，钢板在烈火中已经被烧得变形，人踩在上面，鞋底顿时冒出一阵青烟，如果不小心摔倒，就能换来一块块焦炭似的皮肤。
这不是最严重的情况，更加严重的是，两艘军舰上的炮弹都所剩不多了，定远和镇远都只剩下了几十发炮弹，它们当然都是实心弹，继续战斗下去，这些炮弹几分钟就可以打光。
然而，见到伊东佑亨想逃跑，刘步蟾和林泰曾没有丝毫犹豫，他们同时作出了决定：追！
伊东佑亨并没有想到定远、镇远真的会来追，现在，他看到成为孤军的定远、镇远竟然敢追击整个联合舰队七艘军舰，战斗勇气又来了，命令舰队：调头！再战！
激烈的战斗又打响了。定远和镇远的炮弹越发越少。最后的结果是：定远只剩下了3枚，而镇远只剩2枚。虽然有厚厚的装甲保护，但没有攻击的炮弹，在日舰持续不断的打击下，难保不会沉没。而伊东佑亨似乎也发现了定远、镇远弹药告急的情况，他命令联合舰队不断逼近，形成环攻，火力网越来越密！
定远危矣，镇远危矣，北洋舰队万分危急！
这个时候，援军到了。
岛边浅滩的邱宝仁和叶祖珪迅速修补好军舰后，虽然他们的军舰仍然残破不堪，但他们并没有撤离，而是重返战场！
返回途中，叶祖珪在靖远上升起了帅旗，驶往大东港港内，召集停泊在港口里的所有军舰和鱼雷艇前来参战！见到帅旗，平远、广丙、镇南、镇中四艘军舰以及港内外的鱼雷艇迅速前来汇合。
北洋舰队的军舰瞬间增加到六艘，另外还有四艘鱼雷艇，再一次形成编队，定远和镇远的危险再一次解除。
看来神兵利器总有上苍的眷顾啊。
天色渐渐暗下去，这正是鱼雷艇攻击的最佳时机，有气无力的伊东佑亨再也没有信心继续战斗，他向全队发出“停战！”信号，主力队和先锋队各自逃窜。
刘步蟾和林泰曾早已经红眼了，他们再次下令：追！
惊涛大浪中，第二次追击开始了。而伊东佑亨简直要崩溃了：你们还能打？这一次，他并没有调头再战的勇气，指示舰队：全速前进，摆脱敌舰！
定远追在最前面，它的目标是老仇人——松岛。两艘军舰的最大航速差不多，又几乎从同一起跑线出发，所以刘步蟾认为追上松岛是没有问题的，只要松岛接近射程，定远就能找准机会发炮。
然而，问题出现了，士兵发现全速行驶的定远在动力上越来越力不从心，在提速的时候，就像汽车快没油一般，加不上动力。
定远是蒸汽舰，需要烧煤，既然军舰储煤仓里的煤炭是足量的，这又是什么原因？
在两个月前的牙山湾海战后，丁汝昌写了一封信给唐山开平煤矿的总办张翼，信写得很客气，张大人您能不能运点块煤过来，不要总是碎煤嘛。
而张翼很快给丁汝昌回信了，他很淡定：块煤我们没有。如果你需要用块煤的话，可以自己去我们运给你的煤里筛啊。
开平煤矿发给北洋舰队的煤，煤屑散碎，烟重灰多，说是碎煤还是客气了，简直是煤渣。这种低价都卖不出去的煤连民船都不用，他们却胆大包天用来搪塞海军。而煤不仅质量差，还短斤少两，在唐山发煤五吨，到威海一过磅，却只有三吨。
北洋舰队的军煤是由开平煤矿定点供应的，也就是说，丁汝昌只能买开平的煤。而张翼在出任煤矿总办之前，他的身份是海军大臣醇亲王（李鸿章直接领导）的管家，也是醇亲王的心腹，张翼受李鸿章保举才升为开平煤矿总办。开平煤矿最大的股东是——直隶总督衙门，矿上每年分红最大的一笔就是给了总督衙门，所以张翼也不怕丁汝昌去李鸿章那里告状。
我怕什么？你告状你去告吧，巴不得你告诉李大人！
开平煤矿虽然是国企，但毕竟是自负盈亏的企业，而除了要给总督衙门分红，供给北洋舰队的煤也属于行政调拨，煤运过去之后，找有关部门去结款，结果就是——要钱没有，甚至连个成本价都不给。久而久之，张翼只好用这种碎煤渣去应付了。
就这样，丁汝昌的信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北洋军舰得到的仍然是一船船碎煤渣。
这就是定远在关键时刻动力不足的原因。但除了煤，还有一个硬件上的原因，那就是——锅炉。
首先要来普及一下北洋军舰上锅炉的知识。北洋军舰上的锅炉分为两种，一种是火管锅炉，在炉膛里面加水，同时密布一根根炉火管道，管道产生的热会烧沸炉水而产生蒸汽；另一种水管锅炉恰恰相反，炉膛里是火，把水通进密布在炉膛的管道里而产生蒸汽。
普及这个知识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明白，无论是火管还是水管，使用时间长了都会老化，火管里面会充满烟灰，水管会积淀水垢，影响热力，最终影响动力。解决的办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拆下来进行清洗或者重新更换，这就像行驶一定里程的汽车需要保养一样。
但是，北洋舰队的军舰自从下水后就从来没有更换过锅炉。在1893年，丁汝昌好歹发现了这个问题，申请将锅炉进行更换。但这种锅炉还不能国产，需要去进口。最后，这样的“小事”不了了之，这些老爷级别的锅炉一直使用到海战，加上那质量低下的煤，定远无法达到设计的最大时速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种状况对伊东佑亨来说是求之不得的。虽然他并不清楚北洋舰队因为什么原因而速度慢下去，但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全速航行，以便占了便宜就跑，全身而退。于是日本军舰开足马力，在海面上一路驰骋，定远和其他军舰苦苦追赶近两个小时，仍然追上无望，只好停止了追赶，收队返回旅顺。
大东沟海战结束了。
北洋舰队的损失是巨大的，按照《东方兵事纪略》的记载，它沉没了五艘军舰，1100人阵亡，其中还包括为军舰服务的两名外国人，他们甚至都没有来得及吃一顿饱饭。而联合舰队虽然多艘军舰受到重伤，但没有一艘军舰沉没，阵亡人数仅为115人。
是时候来对这场战斗进行一个总结了。
从前面的讲述中，相信大家已经从作战过程中明白了存在于北洋舰队的一些问题，这或多或少都是北洋舰队战败的原因。但是，它们都还不是最主要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正等待我们解开。
停止追击日舰后，定远舰上的官兵才有时间去看望一下受伤的丁汝昌，询问他的伤势情况。丁汝昌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我们已经有好久没有见到这位司令大人。
多年以来，人们对于丁汝昌在这场战斗中的表现争论不一，但基本大部分的争论就集中他在战前摆出的那个令人有点发晕的“人”字形阵形上，有说好的，也有说坏的。
通过实战的检验，我们发现，这两拨人的观点都有道理。他们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去评价了这个阵形。因为任何一种阵形都是有利有弊的，并非全能，也并非万能，也可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战前的布阵，只是属于战略意图中的一部分，只是一种建立在对敌对己实际情况详细分析后的估计。有的估计到了，有的没有估计到，这很正常，毕竟大家都不是神仙。
如果没有估计到，那该怎么办呢？两个字——调整。
伊东佑亨就是一路调整过来的。
在布阵上，伊东佑亨看上去很随便，他只是把联合舰队分成了两队。但这正是充分利用日本军舰的优势，让高速的军舰单独成队。
战斗打响后，一开始的战略意图是想实施包抄，实现围歼北洋舰队的梦想，但是伊东佑亨很快发现在强大的定远、镇远面前，围歼的梦想是不可能实现的。于是进一步发挥了日本军舰航速快、炮速快的优势，采用灵活机动的战术，积极穿插跑动，对北洋舰队不断进行分割包围，形成局部优势各个歼灭，发扬了协同作战的团队力量。
如果北洋舰队是身躯庞大的水牛群，那么日本军舰就是团队捕猎的狼群，集中力量对最弱的几头牛紧咬不放，在北洋舰队反应过来之前，迅速完成撤退。这就是伊东佑亨整场海战中的战略意图。
事实已经告诉我们：只有根据不断变化的战场形势而及时对战略战术作出调整（包括阵形），保持战令畅通，形成对整支舰队统一的指挥，才是最佳的选择。
而这就是丁汝昌最大的失误。
在意外受伤之后，他老人家就变成隐形人了，自己不出面，也没有替补出面，全军无令，舰队不整，这就像一支球队没有了主教练，后卫难免打成前锋，最后成了一盘散沙。
这就是北洋舰队失败的最主要的原因。它并不是某些装备上的缺陷，不是炮弹不多，也不是士兵们士气不高或者战斗力低——根据战后统计，北洋士兵发射炮弹的命中率，甚至还要高于日军。失败的根源是另外一个问题：包括丁汝昌在内的指挥官的问题！
北洋舰队是朝廷投入最多的一支舰队，也是军费最有保障的一支军队。舰长们等中高级军官拿着相当于如今几十万的年薪，而普通士兵们的年薪不到中级军官的1/30。在外面看海军是个高薪的行业，天之骄子，但只有内部人员清楚，钱都被领导拿走了，职工和领导收入——差距很大。
但高薪带给北洋舰队军官们的并不是有效的管理和刻苦的训练，他们最热衷的一件事还是——赚钱。
按照《北洋水师章程》规定，在北洋舰队常年停泊的基地威海刘公岛，除了丁汝昌，各级军官都不得在岸上买房子，必须常年住在舰上。但这一条是基本没人遵守的，比如方伯谦就在威海、烟台、大沽、上海等地拥有多处房产，姓方的一人名下有多套房子。
丁汝昌不仅在刘公岛上盖了自己住的房子，还修建了大批商铺用于出租，然后这些租金落入了他自己的腰包。聪明的方伯谦发觉了这个发财的机会，也搞了不少出租屋，于是两位房东大人因为争抢租客问题，进行骂战。
买这么多房子，自然是为了找小三的方便。书生意气强的方伯谦先是与丁汝昌同时看上一位妓女，发生矛盾，然后又与刘步蟾同时想娶一个美女小妾而差点拔刀相向。
腐败是从中高层开始的，那就不得不影响普通士兵。上行下效，历来就是腐败学得最快。
在刘公岛基地的周边，有一排排的娱乐场所，包括赌馆、鸦片馆、茶楼、妓院等，从头数过去不下50家。它们都与军方相关，将领们有时是作为顾客来照顾生意，有时是作为幕后老板来照看生意。而大家每年最盼望的就是冬天的到来，一入冬，就可以带着军舰去南方过冬，然后泡在上海或者香港的花花世界里，乐不思归。
几年时间里，新兴的北洋海军就这样像八旗绿营一样迅速全军腐化了。
大家都忙着赚钱和享受，日本虽然被列为假想敌，大部分人都知道清日一战不可避免，但战术问题是没有人来研究的，备战工作也不是认真去办的，日本海军的情报，也是没人去收集的。
日常的训练也就是走走过场而已。当有领导来视察时，旌旗蔽日，把定远和镇远拉出，巨舰出海，让领导高兴一下。如果要看实战演练，也很好办，靶子早就在一个固定的位置准备好，几个预定的开炮点也设置好，检阅开始，军舰开到这些预定地点，闭着眼睛发几炮，百发百中，总算摸索出了一条具有北洋特色的让领导满意的视察模式。
这些情况其实也引起了朝廷的注意，言官御史们多次弹劾丁汝昌，但都被李鸿章顶了回去。李鸿章需要丁汝昌的原因前面说过了。而需要李鸿章的是谁，答案将随着战争的深入而揭晓。
海战的结果传出了，朝廷上下一片哗然，清流言官们找到了事做：不遗余力地参奏丁汝昌。早就看他不顺眼了，更何况还战败了！于是，丁汝昌被专门参，被单独参，被在其他奏折中附带参，反正成了炮轰的对象，众矢之的。与此同时，言官还暗地里将矛头对准李鸿章，要求追究李鸿章的领导责任。
丁汝昌赶紧向李鸿章写报告，把海战的过程描述了一遍。接到报告后李鸿章仔细阅读，发现了一个兴趣点，马上给丁汝昌回电：“接电，此战甚恶，何以方伯谦先回？”
丁汝昌明白了，于是他重新写了一个报告。这个新报告重点讲了讲方伯谦如何率领济远舰逃跑，顺便将方伯谦的逃跑定义为舰队变成一盘散沙的直接原因——“方伯谦首先逃回，各船观望星散，将队伍牵乱”。
后来，李鸿章加上一句：“若非济远、广甲相继遁逃，牵乱船伍，必可大获全胜！”
李鸿章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就让方伯谦成为北洋舰队战败的替罪羊吧。
但是，对于李鸿章来说，找到这个替罪羊，还需要堵住“闽党”以及朝中言官们的嘴。
他们很快想到一个人——刘步蟾。
刘步蟾属于“闽党”，借刘步蟾之手去杀掉方伯谦，无论是“闽党”还是言官，都无话可说。
要借到刘步蟾之手，还需要一道程序：让他暂时成为北洋舰队的最高指挥官（代理司令）。
于是，丁汝昌开始养伤休假，李鸿章命令刘步蟾暂时接替丁汝昌的职位。丁汝昌写好的那第二封战报，由刘步蟾签发。
按照《北洋水师章程》规定，舰队司令平时有事不能来上班，应该由左翼总兵（林泰曾）代理，左翼总兵也不能来上班时，才由右翼总兵（刘步蟾）代理。所以，按照章程规定，即使是丁汝昌有伤请假，代理司令也应该是由林泰曾来接替，而林泰曾一向老实，他是绝对不会签发把方伯谦定为替罪羊的报告的。李鸿章看中的就是刘步蟾为人强硬，能压服其他福建同乡——借刀杀人之计，很完满。
根据这个战报，李鸿章请旨将方伯谦即行正法。
朝廷当即同意，李鸿章立即将处斩方伯谦的电报发给北洋舰队，电文的签收方是“丁提督刘镇”，也就是让丁汝昌和刘步蟾同时签收，而以前李鸿章发给北洋舰队的电报都是丁汝昌一人签收——这就是说，刘步蟾必须全程参与杀方伯谦的过程。
同为福建人的林泰曾、叶祖珪、邱宝仁一齐求见刘步蟾，请求他看在大家都为老乡以及27年同学同事的分上，设法保住方伯谦一命。
刘步蟾表示：我也没有办法啊。
42岁的方伯谦被押至旅顺黄金山山脚下斩决。
就方伯谦战场逃跑来看，他的行为属于严重地违反军纪，被正法是一点都不冤枉的。但是他又很冤枉，他的冤枉在于一个人承担了大东沟决战失败的责任，而丁汝昌解脱了，李鸿章也给了朝廷一个交代，言官们的嘴被堵上了。大家一团和气。
在死前，方伯谦曾质问：“军无令，队不整，谁之过？”
这是逃跑冠军最后一次抓住了事件的核心，只是他再也没有去分析判断的机会了。
在方伯谦死后，丁汝昌的伤奇迹般地“迅速好转”了，刘步蟾当了两天代理司令的使命也宣告结束，丁汝昌重新归位，此后李鸿章发给北洋舰队的电报再也没有列上“刘镇”。
由于方伯谦是死在刘步蟾任上，方、刘两家自此世代结怨，方伯谦的后人一直保留一个祖训：先辈是被他的同学刘步蟾诬陷害死的，要向刘家报仇！据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福州的方、刘两姓互不通婚。
日本。当大东沟海战的消息传回时，整个日本都疯了，各地的人涌向东京，欢庆他们的胜利，日本铁路公司特意降低了各地到东京的火车票价。大家其乐融融，并不敢相信能够战胜强大的清国，喜悦来得有点突然啊。
伊东佑亨胜利了，他的胜利是冒险的胜利。他冒着风险打破了世界海军的权威理论，赌一把却换来了丰盛的成果。他的战术也引起了西方老牌海上强国的注意，在研究之后，欧美海军很快仿效，成为一时的潮流。
西方媒体用他们的视角关注了这一次战争，伦敦《每日新闻》挖出了清国官场的腐败。在1894年12月13日这篇报道上，值得注意的是标题，很生动，翻译得现代一点就是“人类已经阻挡不了清国官场的腐败”，标准翻译是“清国官场腐败危及人类道德”。
《泰晤士报》国际新闻版主编姬乐尔来到了清国，经过一段时间内的走访后，他得出了结论：“我们寄希望于清国的潜在力量约达30年之久，认为清国会崛起，但你我都知道，这种幻想是如何破灭的。在我看来，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清国很难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却可以列入弱国的行列之中。在清国看来，历史、地理、近代科学成就、影响西方国家政策的公众势力、公众舆论、议会、报刊，都是些没有什么意义的字眼。中华帝国正在衰亡，它的肢体已经腐烂……”
桦山资纪找到了伊东佑亨，他首先心有余悸地回顾了一下被鱼雷艇攻击侥幸逃出一命的过程，拍着伊东佑亨肩膀的手似乎还在发抖：“兄弟，你不知道哇！看着鱼雷冒着气泡钻到船底下，那种感觉真的比什么都可怕……”
然后，桦山资纪要求伊东佑亨好好研究一下鱼雷艇在海战中的作用。
在大东沟海战中，伊东佑亨连一艘鱼雷艇都没带，因为他并没有重视鱼雷艇的作用。回到日本后，伊东佑亨立即将全日本16艘鱼雷艇全部找来，单独编队，从此与军舰进行配合作战训练，他决心一定要寻找出发挥鱼雷艇最大攻击力的作战方式。
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从实战中不断学习，这是一个优秀将领迅速成长起来的最大秘诀。事实上在反舰导弹发明以前，鱼雷是击沉军舰的最有效的武器，这个秘密将在接下来的威海海战中被伊东佑亨发现。
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这边大清朝廷在杀掉了方伯谦后，一切归于平静。北洋舰队虽然失败，但并非完败，它仍然有不容忽视的实力对日本舰队构成威胁，只要认真反思战败的真正原因，认真思考接下来的应对策略，接下来的战局是会有好转的。
而这一切并没有发生。李鸿章大人一如既往地对丁汝昌发出了继续“避战保船”的命令，此后的北洋舰队将只能在威海与旅顺之间游弋，一碰到日本舰队就要躲开，让日本军舰在黄海、渤海横行无阻。
李鸿章不知道的是，他的消极防御战略，又将对接下来的陆战带来严重的影响，清国军队又将陷入失败的命运。
一场大规模的陆战，已经从平壤打响了！
疯狂的日本陆军统帅：山县有朋
前面的讲述中我们已经了解了清日海战的过程，接下来要讲述的，将是时间跨度更长的陆战。按照我的习惯，我们需要先来了解一下清日在陆军方面的兵力对比。
两国陆军兵力的总人数前面已经介绍过，日本常备军7.5万，其中包括炮兵6000，骑兵4000。而清国的常备军60万，其中包括步兵47万，骑兵10万，炮兵3万。另有民兵100万。
如果光从数量来看，日军这不仅是拿鸡蛋碰石头，简直是碰蒸蛋器。
但除了数量问题，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质量问题。
两国开战以前，日本陆军已经完成了“师团制”的改革，也就是常备军以师团（相当于师）为建制，组建成六个师团，它们分别是：第一师团（东京师团）、第二师团（仙台师团）、第三师团（名古屋师团）、第四师团（大阪师团）、第五师团（广岛师团）、第六师团（熊本师团）。
另外还有一个正在组建中的师团，它是睦仁的御林军——近卫师团。以及计划组建的第七师团（旭川师团），这个师团属于半农半兵的“屯田兵”，平时主要工作是在旭川地区的北海道插秧。所以日本全国可以用来战斗的只有6个师。
从表面上看，实行“师团制”的编制改革似乎没什么意义，但如果我们了解一下日军原先的编制就可以发现厉害所在了，原来的编制跟清国军队的编制类似，是在驻扎地基本不运动的“镇台制”，主要任务是维护一下当地的治安，镇压一下农民起义等。而改成师团制后，军队的主要任务改变了。
这个新的任务就是——野战，换言之就是侵略战争。
大东沟海战开始前，第一师团和第三师团三万人已经在仁川集结完毕，组成第一军，由山县有朋指挥，准备北上总攻平壤。
这位曾经在征讨幕府和平叛西乡隆盛的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战将，被称为日本陆军之父，获得这个荣誉称号除了他的战功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忠心。这是可以从一件小事中看出来的。
睦仁上台不久，他的御林军因为待遇等问题发生了一次哗变，山县有朋快刀斩乱麻，将哗变士兵50多人全部诛杀，成功地保卫了睦仁的安全。此后，山县有朋开始下大力气整顿军纪，最狠的一招是颁布了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军人训诫》，要求每一个日本军人都严格做到对天皇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绝对有保障，做到天皇指哪儿，军队就打哪儿。
日本军队对天皇极度效忠的传统便出现了。
山县有朋不仅是一个狂热的战争爱好者，也是一个居安思危的人，1889年，他提出日本必须捍卫两条线：一条是常说的“主权线”；另一条就是“利益线”。
在山县有朋看来，日本的利益线有两个焦点：一是北面的朝鲜；一是南面的台湾。打下台湾，这是永固皇国南门；打下朝鲜，这是实现大陆政策的跳板。
在山县有朋手里，大陆政策被细化了，他策划的方案分为五大步骤。第一步：占领台湾；第二步：占领朝鲜；第三步：占领清国东北以及内蒙古；第四步：占领清国全国；第五步：占领东南亚、亚洲直至整个地球。
没错，就是整个地球，这就是以山县有朋为代表的日本军人的梦想。没有把全宇宙计划进去已经是外星人的福利了。
清日战争打响后，山县有朋主动请战，要求亲自上前线指挥。此时平壤已经集结了1.5万名清军，在仁川，山县有朋决定先调遣与清军相同的兵力作为先锋队，向平壤进发。各路大军要在9月15日之前全部到达平壤，随即发起总攻。
从军事上看，山县有朋的这个举动无疑是疯狂的。因为这一万多人的大军并不是整体出动，而是分四路进发。
从仁川到平壤有几百公里的路程，途中山峰连绵，险关重重，分兵后，每路大军都只剩下几千人（最少的只有两千多人）。而他们走的是不同的行军路线，彼此信息不通，一旦清军在途中设伏，日军将被各个歼灭，全线崩溃。
更疯狂的还在后面。山县有朋指令大军要在发起总攻后48小时内解决战斗，为了便于行军，军队前进无需组织专门的粮草队，每名士兵轻装前进，随身携带至9月17日的粮食补给就可以了。
分兵冒进，还不多带点吃的，所有人都被山县有朋这个疯狂的举动惊呆了。将领们忐忑不安地走出了帐营，如此疯狂之领导，可谓平生未见。
9月15日，日军四路大军全部安全到达平壤城外，一路上除了发现一两个清军哨探外，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和埋伏。
山县有朋的判断是对的，平壤清军在叶志超的率领下，一直准备依靠平壤坚固的城墙和堡垒死守。主动出击，这么冒险的事情是不需要考虑的，大家还是安全点比较好。
不过日军接下来要进攻平壤，并不那么容易。
从地理上看，平壤的四周都是城墙，最高处达到十米，相当于三四层楼的高度，而最厚处竟然达七米，炮弹是很难炸开的。城墙上遍布着大炮据点，居高临下射击时的威力可想而知。平壤城内储存着够清军吃一个月的粮食，而城外的日本士兵每人只剩下了两个饭团子，军官们每天只有两碗稀粥喝。
自古以来，攻城之军，一般需要有三倍兵力，在粮草充足、人员齐整的情况下发动进攻。饿着肚子是没办法打仗的。日军不仅肚子饿，精神也不好，一路跋山涉水，没个休息，马上就要发动总攻。看来，占据有利地形的清军如果能据险而守两天以上，等到城外的日军最后一点东西吃完饿得头晕眼花之时，出城砍上几刀便大功告成。
从牙山逃回来的叶志超是被李鸿章强令留在总指挥位置上的。在日军到达平壤的两天前（9月13日），叶志超向李鸿章请病假，声明自己连饭都吃不下，即将病危，守卫平壤的重任还是交给别人来做。李鸿章严词拒绝了。然后，叶总指挥又给李鸿章发了一封请求再派援军的电报。
接到这封电报的李鸿章，派出了增援平壤的陆军前往大东沟，并由北洋舰队护卫运兵船。然后，到达平壤的日军做了他们的第一件事：割断电报线。
叶志超更加郁闷了。没了电报线，平壤就和天津方面彻底失去了联系，叶志超大人有点六神无主，紧张的气氛从他开始四处蔓延。在高级将领的军事会议上，他主张先撤到鸭绿江，一开始大家都沉默不语，毕竟大军来平壤就是来守城的，现在据险而守，以逸待劳，却不战而退，至少面子上就说不过去。
经叶志超同志再三做思想工作，部分将领的信心开始动摇了，他们发言：现在还不能撤，等日军攻过来，我们就撤。
叶志超找到了知音，连忙说：好！眼看大家就要对主动弃守形成统一意见。
正在这时候，有一个人站出来了，他并不同意叶志超的意见，并且大声呵斥了要求撤兵的将领，他慷慨激昂地说道：“敌人孤军深入，正是出奇兵痛击，令敌止步于此的好时候！国家设机器，养军兵，年耗军费数百万，正为今日！如若不战而退，我们何以报效国家？”
两个多月前，当清日局势出现紧张时，李鸿章给奉军统领左宝贵写了一封信，请“左宝贵吾弟”帮忙出兵，应对可能要爆发的朝鲜战争。7月3日，这封亲笔信到达了左宝贵的案头。
虽然左宝贵的级别要比李鸿章低很多，但他可以有两个选择：答应或者拒绝。
为了揭开这个奇怪的答案，我们需要来了解一下清国军队的情况。
最早的军队是我们熟知的满洲骑兵，总称八旗。八旗实际上有二十四旗，因为它有满族人的八旗（满八旗）、蒙古人的八旗（蒙八旗）和汉族的八旗（汉军八旗）。
蒙古人是满人打天下的合作伙伴，而汉军旗是那些在入关前与满人合作的明朝将领的军队，总之他们都是为打江山出过力的。于是，在坐江山的期间，他们享有特权。只要你是旗人，你的儿子从生下来开始哭的那一声起就是国家养的军人，有固定的工资和口粮，这就是八旗子弟，世袭待遇。为了保证八旗血统的纯正性，满汉之间是不能通婚的（汉军八旗除外）。这就使得皇帝只能在满人和旗人中选秀女，相亲对象很是狭窄，喜欢汉族美女的乾隆皇帝只好多次去江南，留给了现在电视剧编剧们无数创意源泉。
作为一支军队，八旗军的特殊性在于没有任何一位汉人可以调动它，它归朝廷直接控制，汉人督抚是没有权力调动八旗兵的。这种体制虽然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统治的长治久安和军队的“不变质”，但由于饭碗来得太过容易，腐败问题是八旗军后期最为严重的问题。
举个简单的例子，骑射本来是八旗军的绝技，而军官们却以骑马为耻，外出要坐轿子，久而久之，连上个马都困难。每座八旗军兵营的周边几乎都有娱乐一条街。一到夜晚，就停满这些八旗军将领的轿子，而士兵们也有事干，斗鸡斗蝈蝈，遛鸟听戏，反正也不愁吃喝。军队内部的升迁是拿银子开道，买个什么样的军职需要多少银子，明码标价，童叟无欺。武功再高，战功再多，没有银子打通关节，那也是很难升迁的。
毫无疑问，这不再是一支军队，而是一群寄生虫。朝廷对这种现象很忧虑，知道一旦真正有战事，这群人是指望不得的。干脆继续拿钱养着他们，但在国防军事上抛弃八旗军，开始从汉族人里征兵，编练另外一支正规军——绿营军。
绿营军是由汉人组成的。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朝廷始终对绿营抱有戒心，不仅投入很少，武器和军饷都无法完全到位，指挥绿营的还是一批不懂战事的文官（提防武将造反）。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严重的事情，那就是太平天国起义，八旗和绿营两支中央军被打得落荒而逃，朝廷面临无军可用、无人可打仗的局面。
危急之时，朝廷只能大肆招兵，44个来自全国不同地方的大臣都接到一道旨意：你们回自己老家去招兵吧。其中有一个叫曾国藩的人，他在湖南组建了湘军。湘军是出钱请人打仗的，实际上是一种雇佣兵。在组建湘军时，朝廷除了给予政策支持，基本上也没出钱出力，靠曾国藩自己想办法，造成的一个结果是湘军只听老板曾国藩的，基本相当于曾国藩的私人武装部队。这支军队后来在曾国藩的主动申请下大部分被裁撤，但另外一支私人武装部队却被保留了下来。
这就是李鸿章的淮军。曾国藩帮助了他的徒弟以湘军的模式组建了这支部队，帮着打太平天国，当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下去后，北方又爆发了农民起义（捻军），淮军就这样被保留了下来。而淮军与之前其他所有军队不同的是，它是一支在整体上告别了长矛大刀的军队，装备的是洋枪洋炮，在朝廷现存军队中战斗力最强大。
为了加强军事力量，也为了防备淮军，朝廷又开始想办法了，从绿营军里挑选了一些人，按照淮军的模式，装备洋枪洋炮，称为练军。练军是属于中央军的，它还有很多地方版，这就是维护地方治安的武装部队，比如奉天就有奉军，负责剿灭胡子。
这些军队属于地方编制，由地方负责供给，士兵不是国家公务员，搞不好什么时候就被裁撤了。为了安抚人心，朝廷把军官安插到绿营的编制内，哪里能插下就插哪里。奉军统领左宝贵在体制内的职务就是：广州高州镇总兵，但他的工作和广州半毛钱的关系也没有，一直在辽宁剿匪。
现在我们知道了，清国的军队情况是比较混乱的，派系很多，基本都是政治大军，为不同的利益集团掌控。朝廷为了防备汉人造反，利用不同系统的军队去互相牵制和制约，于是出现了这个情况。
左宝贵和李鸿章就不是属于一个系统的，从组织层面讲，李鸿章无法调动左宝贵的军队，接到李鸿章的信后，左宝贵可以拒绝李鸿章的理由光明正大——剿匪也很重要。大家都知道和日本人作战比较危险，于是纷纷劝说左宝贵借故推托。
但左宝贵没有任何犹豫，在奉天，他一一拜访自己的好友，跟他们做最后的告别。
“这次战争与剿胡匪不同，我怕是不会回来了！”
在接到信的那一刻，左宝贵就做好了带兵入朝的准备。
我并非不清楚前方路上的凶险，我并非不知道有充足的理由去躲避这一场凶险，但我依然前行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明知有危险却一往无前，因为我知道，光明总是要靠一些人去争取，也许作用一时很渺小，也许不会名垂青史，但是我还是要这么做。在需要的时候用鲜血去染红旗帜，激励更多的人去战斗——因为这是我的信念。别人可以为我的坚守而嘲讽，我却因有一份坚守而从容。
左宝贵带领他的3500人的军队出发了。
在出军后，左宝贵变成了一个不省事的主，他一路给李鸿章发电报，不断地向李鸿章要兵、要枪和炮。李鸿章已经尽己所能提供了枪炮子弹，但左宝贵似乎永远不知道满足。
很多人认为左宝贵是趁机要挟，仗着是被请来的，借机增加自己部队的战斗力，中饱私囊。这话传到了左宝贵的耳朵里，左宝贵很沉默，他没有解释，他相信自己这么做的原因，人们总有一天会知道。
在军事会议上，左宝贵怒斥了叶志超不战而退的行为，为了防止叶志超逃跑，左宝贵派亲兵看住叶志超，一个部将派兵看住主帅，这也算是一种奇观，而事实证明，叶志超早晚是要跑的。
9月15日凌晨，刚刚抵达平壤城外的日军没有经过休整，对平壤的总攻开始了。
进攻的日军兵分三路，分别从平壤的正南、西南和东北部进攻。从地形上看，平壤的南门地势开阔，而东北部的玄武门临近高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位于距日军驻地最远之地。叶志超判断日军的主攻方向应为南门，需要将清军主力布置在南门，日军绝对不会舍近求远去攻击玄武门，所以玄武门应该布置最少的兵力。
左宝贵就带着分配到的1500人守卫玄武门。对于这样的兵力分配，左宝贵存有疑义，日军狡诈，玄武门不一定安全，1500人不足以守卫。而叶志超回答他手里也没兵了。左兄不好意思，我也很为难啊。
叶志超如此分配兵力有一个秘密：他抽调了3000人驻防在平壤以北170里外的安州，用总兵力的五分之一来保护退路，可见这场仗他还是硬着头皮打的。
而叶志超对日军主攻方向的判断完全失误了！玄武门正是日军的主攻方向。总攻开始后，日军采取了声东击西的策略，首先用一部分兵力在南门佯攻，吸引清军主力，其余7800名日军绕道到了玄武门外。如此一来，日军进攻的兵力是左宝贵守军的五倍！
左宝贵面临的是一场艰巨的生死之战！
以少抗多，这将是一场没有把握存活的战斗。但我早已经作好了以死报国的准备。而我不会无谓地牺牲的，我将用最强的战斗力去抗击日军。我知道这是一场激烈的生死之战，所以我准备了充足的弹药，一定要大战一场。我渴望胜利，渴望击败日本人，如果不幸战败，也要多拉些日本人来垫背，我相信我的英勇会激励后来人。
在接受请求的那一刻，在告别亲人朋友进军朝鲜的那一刻，我就已经做好了准备，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我将实现我的诺言。
来吧！
战斗打响了，几百名日军将大炮抬上高山，准备用炮开路，俯轰玄武门。玄武门的城墙在炮火中被洞穿，这时，日军步兵发起冲锋，而玄武门内一直没还击，阵地静悄悄的，似乎已经人去城空。
日军大胆地摸到了城墙下，正当他们准备从缺口进入时，埋伏在两旁的13连发毛瑟枪一齐开火，冲锋的日军被打成了靶子，全部中弹，无一生还。
原来，左宝贵事先要求不要无谓地和对方对射，在对方居高临下的不利条件下，要引诱日军深入阵地，诱使他们发动冲锋，而自己的军队埋伏两旁，等日军接近时，一举格杀！
日军大概不知道，对方军中的这位指挥官，就是以打山上的土匪而闻名的。
日军损失惨重，连正在指挥的支队长都中弹负伤。见强攻不成，日军稍稍退后，又利用大炮居高临下轰炸，十几门大炮一齐开火，炮弹如猛雨骤至。炮火猛烈，玄武门城墙上很快满布死尸。在炮火掩护下，日本工兵又一次摸近了城墙，用绳梯攀爬上城墙。打开城门，日军占领了玄武门外城。
占领外城并不意味着玄武门失守，因为前面还有更加坚固的内城，但如果内城也被攻破，日军就可以长驱直入平壤城，对南门的清军主力实施夹击。
内城的守军正在静静地等待日军的到来，这是左宝贵布置的第二道重点防线。由于战前连续不断地紧张工作，左宝贵病倒了，突发中风倒地，只能躺在床上听战报，但日军再次发起冲锋的时候，左宝贵强行站起，出现在墙头。
起床时，左宝贵要求给他换了一件衣服，这件衣服就是当年皇帝御赐的黄马褂。身披黄马褂的左宝贵抽出战刀，屹立城头，亲自指挥。
日军的强冲锋多次被打退了。但玄武门是日军必须要拿下的阵地，必须以此打开进入平壤的缺口，不怕死的日军很快又重新集中，发动强攻，这次进攻的人数更多，炮火也开始往前移，城墙上的火力再一次被压制，冲锋的日军已经接近城墙之下，阵地又一次危急！
左宝贵仅有的四门大炮终于发挥作用了，他在这里布置的就是炮兵防线。左宝贵命令士兵将大炮推到他面前，亲自发炮。日军不断地冲锋，左宝贵不断地发炮，连发几十颗炮弹，日军的冲锋又一次被打退。
日军已经明白，只要有左宝贵在，玄武门就很难被攻下。于是他们将炮口一齐对准左宝贵开炮。大家劝他换掉黄马褂，以免成为日军的目标，但左宝贵知道，这是一种精神支柱，在关键的时刻，精神支柱万不能丢，哪怕自己战死，也要让誓死抵抗的信念长存。
左宝贵拒绝了，大声喝道：“敌人注目，吾何惧乎？”
众亲兵想把他架下城墙，左宝贵双眼喷火，一掌推开：“主将岂能下火线？誓与城墙共存亡！”
日军又一次发起强攻，工兵携带绳梯攀爬城墙，清军虽然以少打多，但受到统帅的感染，士气大振，他们在墙头与日军殊死搏斗，日军的进攻再一次被打退了。
日军的子弹和炮火更加集中地对准左宝贵，一发炮弹飞来，左宝贵来不及躲闪，飞起的弹片顿时将他的额头整整削去一块！左宝贵扯下白布，包扎好伤口再战！而又一块弹片击中肋下，腹部被切开，肠子流出，左宝贵终于倒下了，他以战刀支地，圆睁双目，命令其他士兵死守城墙！
日军狙击手瞄准左宝贵，左宝贵左胸连中数枪，终于再也无法支撑，倒地阵亡。在倒下之前，左宝贵向他的士兵发出了最后一个指令：人在城在！
虽然已经伤亡惨重，虽然已经没有了主帅，可是清军没有人放弃坚守。士兵们高喊着左宝贵的遗言，再次集合起队伍，在城头向日军开火。当日军冲锋到城墙下时，清军朝日军头顶上跳下，将他们扑倒，然后赤手相搏！
日军被这一幕惊呆了。自进入朝鲜战场以来，日军第一次见识了清军的英勇，这种不要命的打法是很恐怖的。而当日军稍微后退时，内城的清军竟然乘势发动反扑！
玄武门日军终于带着懊恼和一丝不解的心情撤退了。他们原本以为用绝对优势兵力攻下玄武门是轻而易举的，没想到却遭遇如此顽强的抵抗，左宝贵给了他的士兵最好的武器、充足的弹药，更重要的，是他的精神不死。
在城南和城西南的战场上，清军都击退了另外两路日军的进攻。形势对清军大为有利。日军伤亡人数高于清军，而他们的炮弹快打光了，步枪子弹也所剩不多，更重要的是饭团子也吃光了，只好去挖野菜。很多人冲锋一天都没有吃到饭，偏偏天公又不作美，平壤下了大雨，瑟瑟发抖的日军挤在一起，又累又饿，疲惫万分，伤兵没有药，只有不停地哀号，全军士气全无，陷入悲观境地。
而对于平壤守军来说，这是一次全歼日军的绝佳战机。清军要做的只是主动出击，连夜发动偷袭，日军的饥饿之师和疲惫之师，根本无力抵挡。
为了防备清军可能连夜发动偷袭，日军决定总体撤退。
对于这个结果，山县有朋其实并不是没有心理准备。在日军从仁川出发前，山县有朋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玉碎”后来成为日军在战场集体自杀的代名词），一定要为天皇“尽忠”。“万一战局极端困难，也绝不为敌人所生擒，宁可清白一死，以示日本男儿之气节，保全日本男儿之名誉！”
各路日军已经做好了撤退的准备，正在收拾行李，其实行李也没什么好收拾的，因为他们本来带的就不多，日军在等待最后的奇迹。
平壤城内，叶志超正在作着他的决定。
左宝贵战死了，尸骨无存，留下的只有一只靴子。叶志超对这个结果又惊恐又兴奋。
兴奋的是，已经没有人能阻止他逃跑了。
准备拍拍屁股走人的日军惊奇地发现，平壤城头竟然挂出了白旗！
于是日军后撤的行动停了下来，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一名朝鲜人出城给日军送信，他正是叶志超派出的，叶志超以平壤朝鲜官员的名义向日军投降，说明清军已经同意停战退出，希望日军遵照国际公法夜间休战，再不要发一枪一弹，双方第二日再正式谈判如何投降的问题。
日军怀着无比惊讶的心情接受了投降书，同意了投降书上的内容，把朝鲜人打发走了。然后日军开始在平壤后路布置——埋伏。
凭着对叶志超的了解，日本人知道：所谓第二天谈判只是一个幌子，他一定会连夜逃跑的！这是一个绝好的全歼清军的机会。
夜晚到来了，平壤的雨下得更大，狂风中大雨滂沱，电闪雷鸣，饿着肚子的日军出动全部主力，急行军到平壤后路，埋伏在道路两侧。
日军很快就证实了他们的猜测，天一黑，叶志超就带着亲兵冒雨悄悄先跑了。主帅不见了的消息很快在军中传出，于是平壤守军全部溃散。他们来不及带上武器和辎重，争先恐后地冲出城门，向平壤后路逃去。
埋伏在道路两旁的日军看准时机开火。
漆黑的夜色中，只顾逃命的清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前面的清兵被枪击，惶恐之中便调头向后，后面的清兵也不清楚情况，只顾拼命向前，于是互相踩踏残杀。日军又趁机包围开枪，一时间，道路上死尸遍地，1500多名清军被当场射杀，或者被自己的同伴踩踏而死，另有700多人成为俘虏，清军大溃败，而日军绝地逢生！
平壤就这样失守了。李鸿章精心布置的平壤防线在24小时内便告失守。9月16日，日军开进了平壤城里。日军获得了他们想象不到的战利品，大量的克虏伯炮，大量的连发毛瑟枪，大量的金银，炮弹792发，子弹56万发，金砖就有43公斤。
而这一天，丁汝昌正率领北洋舰队护航支援平壤的军队前往安东，无论是派兵的李鸿章、运兵的丁汝昌还是登陆的清军都不知道，就在他们抵达安东准备进入朝鲜时，平壤已经失守了。第二天（9月17日），大东沟海战发生。
叶志超一口气跑了六天，一路上他没有做任何停留，逢山过山，遇河过河，狂奔500多里。在朝鲜崎岖的山路中，平均每天跑出80多里，速度堪比越野车，竟然从平壤一直跑到了鸭绿江边，才心有余悸地停下脚步。
叶志超终于以两次逃跑结束了他在朝鲜的演出，而他的军人生涯也宣告结束了。
叶志超曾是淮军猛将，年轻时因为作战勇猛，经常在战场上拼命，大家都叫他“叶大呆子”，可是自从当了多年的军官后，他已经迅速腐化堕落、贪生怕死了，曾经的淮军猛将和八旗将领已经没什么区别。
除了全面腐败的社会环境带来的染缸作用，他们也有很多的苦衷。李鸿章说过，大清是一间纸糊的破屋子，而他自己就是糊裱匠。即使如李鸿章位极人臣，很多事也是他想办而办不成的。世袭的八旗兵不仅是从出生起就是武将，也有很多转为文职大臣，大字不识一个，只是由于是“官二代”，就成为那些从小寒窗苦读的汉官的上司，无论汉官工作有多勤奋才能有多高，他们的头上总有“官二代”们来压制，李鸿章也是如此。
而当他们投身于洋务运动，睁眼看世界的时候，才发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自己的世界很无奈。
叶志超正是这样的“聪明人”，他清楚清国的问题已经不是某一支军队的问题，而是整个军队系统的问题，不仅是整个军队系统的问题，也是整个朝廷的问题。叶志超对这场战争的前途充满根本上的悲观，他明白即使自己英勇，别人也不见得会来配合你，与其进行一场没有希望的战争，不如保命要紧。
而叶志超清楚，李鸿章也一定会保他的。李大人虽然有很多的苦衷，但他也代表着一个利益集团，是朝廷中许许多多利益集团中的一个，而且是比较大的一个，自己与李大人有着密切的利益关系，李大人不得不保住自己。
叶志超没有料错。当叶志超以临阵脱逃被判斩监候后，李鸿章动用他的关系将叶志超保了下来。罪无可恕的叶志超竟然又无罪释放。李大人不会杀自己的人，无论这个人有多么该死，所有淮系的人都明白了这一点。
山县有朋以他的疯狂赌博赢得了平壤之战的胜利，而接下来的事情将要证明，这不仅是一个疯狂的人，还是一个会使诈的人。
攻陷平壤后，日军2.5万大军集结在朝鲜边境城市义州（今新义州）。
鸭绿江对岸，三万清军重兵集结。指挥他们的是德高望重的74岁的白发将军——宋庆。宋庆虽然也属于淮军将领出身，但他是山东人而不是安徽人。在平壤失守和大东沟海战战败，日本人已经到边境线后，清军的最高指挥官第一次由不是李鸿章老乡的人来担任。
这是朝廷帝党和后党相互妥协的结果，这个情况我们以后再介绍。现在我们只要了解，利益集团不仅出现在封疆大吏之间，也出现在最高权力中心——皇宫里。战火已经烧到家门口了，大家还在互相拆台。
出发之前，74岁的宋庆颤巍巍地写下血书：死守国土！
宋庆以九连城为中心，将兵力分布在近百里长的江边，沿鸭绿江布防。清军日夜赶工修建了高三米、厚一米的连环堡垒，堡垒上每隔一定的距离都有一座炮台，可以俯射江面。堡垒外埋设地雷，再往外就是鸭绿江天险，日军渡江作战难度很大。
了解到清军的防卫情况后，山县有朋一反常态，并没有急于出战，而是严令主力部队全部回缩。然后一支支小股部队派出了，他们每天在江边来回奔跑，摇旗呐喊，做出进攻的态势，而他们的真正目的是：掩护一伙人的行动。
这伙人就是侦察兵。
掩护之下，侦察兵拿着望远镜、长竹竿（试探水深）、绘图工具在江边来回测量。他们发现了鸭绿江对岸一个绝佳的攻击地点——虎山。
虎山位于九连城外，是进入九连城的制高点，一旦攻下它，可以在那里架设大炮，对着九连城俯射，是一个十分理想的据点。但虎山有大量清军把守，要正面渡江攻击几乎不可能。山县有朋制订了分路包抄虎山的计划。
10月24日凌晨，在夜色之中，500名日军组成的敢死队抵达了鸭绿江上游的安平河口。这个地方也是侦察兵精心选择的，它位置偏僻，把守的清兵只有几百人，而且水流较缓，水不深，敢死队计划从这里游过去。
看上去不错，但是有一个比较严重的现实问题：冷。十月底的鸭绿江江水已经到了快结冰的程度，而且还不能白天游，只能在下半夜清军岗哨防备最松懈的时候游。打仗是打仗，没想到还要来个冬泳。
而敢死队就这样悄悄地游过去了，岸上的清军哨兵根本没想到还有这种事发生。等他们发现时，一切都已经晚了，第一批踏上清国领土的日军就这样上了岸。
按照山县有朋的部署，敢死队在上岸后要坚持一天，摸索到虎山脚下埋伏，等待主力部队过江。
渡江之前，山县有朋特意搞了一次阅兵式。300年前，丰臣秀吉带着“饮马鸭绿江，攻下北京城，实现三国归一”的梦想，率领日本远征军进攻朝鲜，但是他的部队刚到平壤就被明军打败，丰臣秀吉也被活活气死。
300年过去了，山县有朋没有想到他自己成了“饮马鸭绿江”的第一批实践者。
“你们，是到达鸭绿江边的首批日本军人！”
阅兵场上欢声雷动，每一名日本兵都挥舞着刺刀，欢声雷动，喊声震天！
“但我们还要攻进北京。”
25日当天晚上，山县有朋发出命令：工兵架设浮桥，主力过江！
午夜时分，工兵队出发，他们小心翼翼地摸到江边，开始架设浮桥。一切都在黑暗和寂静中进行，工兵在冰水中紧张地忙碌着，可是岸上竟然听不到任何击水的响声。防守松懈的虎山清军也自始至终没有发现眼皮底下的架桥行动。
等到天亮之后，虎山上的清军守军这才发现江面上突然从天而降三座浮桥，他们顿时都惊呆了。接到报告的宋庆也大惑不解：一夜之间（准确地说是半夜之间），日军是怎么偷偷摸摸地完成了这么庞大工程？
宋庆当然不会知道近代化的军队中有一个专门的军种——工兵。他们的任务就是架桥铺路、挖沟凿墙，而日本工兵日常的魔鬼训练使得他们在战场上能极为迅速地完成任务。所谓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这话看来是很有道理的。
浮桥架设完毕后，日军主力全部出动了！所有的大炮都被拉到江边，向江对岸猛轰，步兵们冒着炮火冲过浮桥，向虎山强攻！
驻守虎山的清军将领是聂士成，他是跟随叶志超进入朝鲜的将领，参加了牙山和平壤之战，也算是日本人的老对手。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过江的日军在虎山山脚发起一轮又一轮的强攻，聂士成率领清军奋力作战，虎山阵地几次被日军夺去，又被夺了回来，双方反复争夺，形成拉锯战。此时，埋伏在虎山后侧的日军出动了，他们对清军发动出其不意的袭击！聂士成猝不及防，阵地被夺了过去。但是，聂士成重新组织起清军发动冲锋，又把虎山给夺了回来！
江对面，山县有朋焦躁不安地看着这一切。如果战事形成拉锯，对日军是极为不利的，因为日军是背水作战，虎山清军如果得到主力支援，发动反攻，只需要把日军往江里赶就行了。
山县有朋命令：必须争分夺秒，抢在清军主力到来之前拿下虎山，预备队上！日军真正倾巢出动了，没有投入战斗的只留下了山县有朋的几个警卫。日军在山脚分成三路，再次向山顶发动冲锋！
面对急于进攻的日军，聂士成也明白了形势，他决定死守虎山，同时能否等来援军成为取胜的关键，于是他向九连城里的宋庆告急，请求增援。
接到报告的宋庆立即下令：大军出城，增援聂士成！
清军只要主力出动，眼看就要取胜在望。而下完军令的宋庆发现了一个几乎要令他气炸的现象：军令虽然下达了，却没有人执行。
援军无法出动的原因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前面我们已经了解清国的军队是分为很多派别的，门户众多。而宋庆统领的就是一支杂牌军，番号五花八门，分属的派别林林总总不下十余种。他表面上能节制三万大军，实际上在这三万大军中，有一半是他无权调动的八旗兵（宋庆是汉人），还有另外一小半，就是刚跟随叶志超从平壤溃退而来的士兵，他们见识过叶总指挥丢下大军独自逃跑的神速，不得不怀疑宋庆和聂士成就是下一个叶志超，所以，当日军一进攻，他们就开始在作逃跑的准备。
在虎山上苦盼的聂士成绝望了，部下伤亡严重，日军兵力已经达到了他的近十倍，继续守下去，很快就要全军覆没，无奈之下，聂士成只好撤出虎山阵地。
当聂士成后撤时，九连城里的各路军望风而逃，宋庆也只好带着聂士成和几百名亲兵，放弃九连城，向西边的凤凰城撤退。
日军开进了九连城，这是日军在清国领土上的第一个落脚点。第一次踏上清国国土的日本人还是很有礼貌的，山县有朋特意严厉要求士兵遵守军纪，并贴出告示：禁止军队扰民，免除本地赋税一年，但九连城的老百姓还是都跑了。
日军在这里又获得了更加丰厚的补给：74门大炮，三万多发炮弹，4400枝连发毛瑟步枪，400多万发子弹，几千顶行军帐篷和5000多石军粮！
这真是世界上最发财的生意。
有了九连城这样的据点，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前进了。中午，日军马不停蹄，奔向20多里外的安东，安东县城早已经是人去城空，日军没开一枪，进入安东城内。
在安东，日军干了一件特别的事：就是成立日本本土之外的第一个民政厅。这是日本在大陆上建立的第一个县级民事行政机构，象征着长期在海岛上捕鱼的日本人，终于有了一个“大陆县”。电报传回国内后，日本民众的战争热情又一次被点燃了，整个日本几乎再找不到一个反对战争的人——谁也无法拒绝这项利润巨大的生意啊。
以安东民政厅名义发布的《告十八行省豪杰书》张贴在安东城内的大街小巷，它的内容是劝告清国各地的“豪杰”起来推翻清国政府，这张告示的内容是令人惊奇的，而起草这份告示的人，更加令人惊奇，以后我会讲到。
安东失守后，日军又迅速攻下了宋庆的退守地——凤凰城。凤凰城里的宋庆原本也想重新收拢部队，据城一战，可是，溃兵们不给他这个机会了。他们与“胡子”勾结在一起，在凤凰城的南门外放了一把火，高喊：日军到了！然后，乘势对百姓进行抢劫，抢完之后再继续逃跑，大火烧了一昼夜，城南一千多户百姓人家的房子化成灰烬。灰头土脸的宋庆只好带着聂士成，又一次向西撤退。
三天之内，朝廷花大力气打造的国防线全线崩溃。在九连城之战中，山县有朋从发起主攻到结束战斗，仅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完成了渡江、攻山、占城的全部任务。胜利的轻易取得让山县有朋豪情大发，他认为接下来的主要工作就是清点行军途中的战利品，清军永远是不堪一击的。
豪情满满的山县有朋特意写下了一首诗，在鸭绿江边迎风朗诵。
对峙两军今若何？
战声恰似迅雷过。
奉天城外三更雪，
数万天兵过大河！
不错。在山县有朋看来，渡过鸭绿江只是小小的第一步，迅速攻下奉天才是值得庆贺的。在战报上奏给睦仁后，山县有朋再一次集合了大军，集合起来只是要进行一句简单的问话。
“你们想不想去奉天过新年？”
他似乎看到了奉天城外的烟火。
志得意满的山县有朋并没有料到，因为一个人的出现，他的野心很快就要破灭了，他即将迎来第一次严重的失败，不得不结束在清国的作战生涯。而他手下的士兵，只能在冰天雪地里瑟瑟发抖，饥寒交迫，冻死冻伤，山县有朋即将为他的狂妄付出惨重的代价！
山县有朋的对手：聂士成
占领凤凰城后，山县有朋立即命令大军出发，继续向奉天方向进攻！首先必须拿下的是奉天门户——辽阳。
进攻辽阳有两条路线可以选择：一条绕道海城，路比较好走（平原），但路程比较远；另一条就是抄近路翻越群山——摩天岭。路程虽近，但从摩天岭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出它的凶险。
山县有朋决定：走近路！他狂舞着战刀，命令大军向摩天岭急速行军。踏着夜晚的冰霜，踏着早晨的露水，前进！
地势险要的摩天岭上，一路西撤的聂士成重整大军，驻守在此。在摩天岭的正面，他布下了重兵防线，而在他的侧翼，是有“虎将军”之称的旗兵将领——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率领的大军。
阻截山县有朋的，正是聂士成。
聂士成现在已经是摩天岭守军的最高指挥官了，虽然之前一路溃退，但聂士成也在不停地总结对日作战的经验，和日军的多次交手中，他已经渐渐地摸清了对付日军的门路。而在他总结作战经验教训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启发来源于一次谈话。
平壤大战之前，左宝贵来到了聂士成的营中，商讨防务。
“目前您最忧心的是什么？”聂士成问。
“还是补给。”左宝贵回答。
“我们已经存了一个月的粮食。”聂士成告诉左宝贵。
“我军要作好准备，倭人国小民穷，必求速战速决，我等须以持久之战对之。”
“持久之战。”当听到左宝贵说出这四个字的时候，聂士成很兴奋，因为这与他的想法不谋而合。
无论在朝鲜还是在清国战场，日军的行军和进攻都是十分大胆和神速，用快攻和强攻，迅速打开缺口，突入阵地中心地带，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进攻受阻的问题，动不动就跟你拼命，进行浴血厮杀。
其实这也是逼出来的。
因为日军有日军的不利条件，那就是孤军深入异国内地，后勤补给极为困难，所以他们一直希望速战速决。
具体到每次进攻时，日军的战术看上去灵活多变，但核心只有一条，那就是：包抄。每次进攻必然要出动几路大军，一部分伪装成主力佯攻，而真正的主力总是会出现在清军的薄弱环节（战前准备工作细致），实施包围，利用局部优势使对方腹背受敌，接下来就是迅速合拢包围圈，集中歼灭。
一旦遇到强敌（比如平壤玄武门之战），他们也是谨慎的，有利就起早，无利就退后，再想尽办法和创造条件进行夹击。这时他们就会发挥坚忍、沉着的精神，等待战机迂回前进。这其实是唐太宗李世民还是秦王的时候在战场上善用的一招：有利则速进，无利则速退。此外，他们还有惯用的一招：偷袭。这伙人最喜欢的是在深夜或者凌晨突然发起冲锋，因为这个时候正是对方防备最为松懈的时候。
这是日军的特点。对付日军的方法只有一个：以进攻对进攻！但如何进攻，则需要比日军更有耐心和更加出奇制胜。
聂士成总结出来的方法就是——在战略上持久，在战术上开展山地运动战和敌后游击战的方针，“率精骑数千人直出敌后，往来游击，或截粮饷，或焚积聚，多方挠之，令彼首尾兼顾，防不胜防，然后以大军触之，庶可得手也！”
而摩天岭之战，正是清日战争以来日军第一次离开平原进行山地作战。麻烦，很大的麻烦在等着他们。
11月，在漫天的大雪中，日军到达摩天岭山脚，开始攻山！
聂士成不再在山上修筑防御工事，避免与日军主力正面激战。主力部队埋伏在山脚，而在山上布置疑兵。日军爬到半山腰时，山上的密林中突然旌旗招展，战鼓齐鸣，造成有大量守军的假象，日军果然不敢再前进了，主力开始撤走。而这正中了聂士成的圈套。
等日军主力部队撤得差不多，只留下断后部队时，埋伏在山脚的主力部队发起反攻了。断后的日军被打得个措手不及，在兵力上又是绝对的劣势，伤亡重大。
不过，日军很快探清楚了虚实，主力部队又重新攻山。此时用疑兵这一招已经不灵了，聂士成命清军依靠山上的有利地形，不停变换阵地，这里放几枪，那里又打几炮，在日军被分割后，清军主力再次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分散的小股日军——这一招就叫各个击破。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聂士成依靠灵活多变的山地运动战，以及骚扰突袭的游击战，指挥清军抵挡了日军发动的十几次进攻。山县有朋终于不再认为攻下摩天岭就是去爬个山而已，他第一次遇到了真正厉害的对手！
在抵挡住日军的攻击波后，聂士成决定：发动反攻！并且要用日军常用的一招——偷袭。
对于清军的反攻，这是日军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因为自开战以来清军还没有过一次反攻，日军以为清军只会防守和逃跑，而他们已经被聂士成的运动战调动得相当疲惫，所以他们在自己的宿营地睡得很香。
晚上，聂士成亲自率领的偷袭队出发了。他们埋伏在日军兵营前，伏在雪地里，等待最佳时机。身上盖满了雪，结成了冰，北风迎面而吹，没几分钟身体便开始冻僵，但谁也没挪动或者出声，所有人都一动不动，静悄悄地等待发起攻击。
凌晨两点，日军哨兵的防备开始松懈。“攻击！”聂士成从雪中一跃而起，带领队员向最近的营地帐篷发起了冲锋，正在熟睡中的日军做了枪下之鬼。清军然后冲进另外的帐篷，继续格杀！
被惊醒的日军士兵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好争相逃命。等他们长出一口气终于逃离营地，认为到达安全地带时，事先接到聂士成通知的依克唐阿早已埋伏在此，大军再次冲击格杀。自开战以来，清军从来没有如此痛快淋漓地杀过敌，所以他们都无比勇敢，将复仇的子弹一排排射进日军的身体。整个战地杀声震天。
日军终于崩溃了，他们连滚带爬地后退几十里，竟然又一路逃回了凤凰城！
摩天岭阻击战是甲午战争中清军对日军的唯一一场重大胜利，这场胜利是聂士成取得的，而也有左宝贵的功劳，聂士成继承了左宝贵在平壤战场上的英勇，更总结了战争的智慧。聂士成可以告慰左宝贵的英灵了。
夜空下，摩天岭的大雪中，聂士成久久站立。英雄远去，英灵不散！
山县有朋终于明白，他面对的是一支与以往清军完全不同的队伍。这支清军已经学会打仗了。看来聂士成是很难战胜的，山县有朋决定：改道，走海城！
但是，改走海城又不能把凤凰城丢下，必须留下一支军队防备聂士成的反攻，于是山县有朋作出了一个冒险的决定：分兵。命令第五师团继续留守凤凰城，而第三师团6000多人孤军深入，长途奔袭海城，打通从凤凰城经海城进入辽阳的通路。
山县有朋这个命令是没有经过大本营同意的——不是山县有朋没有上报这个命令，而是大本营根本反对这样做。大本营的意见是：鉴于已经进入了严寒时节，应该放弃冒险进攻，继续留守凤凰城，等待第二年天气暖和了再进攻奉天。
但是山县有朋把大本营的这个严令丢到了一边。他的这个冒险的决定，实在是为了兑现夸出去的要在奉天过年的海口。
11月28日，第三师团孤零零地向海城进发了。他们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极端不利的条件——寒冷。
曾经有一个笑话，说的是一个南方人在冬天去东北出差，到饭店了想喝啤酒，于是他对服务员说：“给我拿瓶啤酒来！”
“请问是要冰冻的还是要常温的？”服务员问。
这人大怒：“这么冷的天你还要我喝冰冻的，当然是拿常温的来！”
“冰冻的零下1度，常温的零下十几度。”服务员很淡定地回答。
6000名士兵就在这样刺骨的寒冷中出发了，这么冷的天，要是有一件羽绒服该有多好啊，哪怕有件毛衣也行啊。不好意思，这个真没有。
由于补给运输的问题，能穿上军大衣的都还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士兵都还穿着裙子（日式夏服裙）。
既然穿不暖，能喝口热水吃口热饭也好啊。不好意思，也不行。随身携带的饭团子，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温度中，产生了个特点就是硬度很高，一口咬下去，“咔嚓”一声，半颗牙掉了。至于喝热水，没柴火烧。那么喝生水？所有的河流都冻上了。水是没得喝的，只能抓把雪吃。
从凤凰城到海城的路上经常是渺无人烟的山野，到了晚上，睡觉就是找点枯草来（不一定找得到），大家抱在一起人体取暖，第二天醒来雪已经埋到脖子了。
大批的士兵和战马冻成重伤和冻死。其实这伙人还不是最惨的，最惨的是另外两个兵种的士兵。
由于大家都不识路，工兵就需要去探路。鞋子踩在坚硬的冰面上，很快就磨破了，双脚鲜血直流，然后很快结成冰块。他们的任务不仅是探路，还要负责在坡道地方打扫积雪；遇到结冰的河流，需要去找沙土洒在冰上防滑。而抬着大炮的士兵是不能踩着冰块过河的，这时候工兵就要破冰架桥，架桥要看运气，并不是每个过河的地方都适合架桥，这时候工兵就只能用铁棍将冰块敲碎，让炮兵抬着大炮，从冰水中过河。
当时过一条稍宽一点的河，要花上三四天的时间。而行军最艰苦的时候，一天只能前进三四里！
估计这时候再也没人想去奉天过新年了。
在经过整整半个月、历尽千辛万苦的行军后，第三师团终于到达了海城。当他们看见海城城墙的时候，所有人都哭了起来。
海城里的清军防备十分松懈，甚至连一个哨兵都没有，谁也不会想到天寒地冻的时候会冒出一支日军来。第三师团成功地在半夜偷袭进城内。可是，他们还来不及高兴，胜利的喜悦顿时变成了巨大的恐惧。
因为海城的四周都是清军。
海城靠近辽阳，而辽阳又是奉天的门户。对于奉天，朝廷是要力保的，这里不仅是“龙兴之地”，奉天还是老祖宗在地下睡觉的地方——“陵寝重地”。皇太极等老祖宗都埋在这里啊。朝廷担心的是地底下的老祖宗能不能睡得安稳，所以才集结重兵为皇族守祖坟，祖坟都守不住，王公大臣难免要哭闹上吊，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为了让老祖宗在地下安安稳稳地睡个好觉，朝廷早已经调出重兵，在这一地区集结170个营近八万人的兵力，从北面的鞍山、西面的田庄台、南面的营口对海城形成三面包围。10倍于日军的清军如果大举进攻，就算战斗力再差，踩也要把日军踩扁啊。
第三师团就这样一头扎进了清军的包围圈中，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辛辛苦苦，一路长途跋涉，就是前来送死的。在前无策应、后无援军的情况下，他们只有孤守海城。而山县有朋之前从海城打通去辽阳通路的计划想都不用想，能保命就不错了。
情况传回了日本，大本营和睦仁都对山县有朋的狂妄造成的严重后果大为吃惊。兄弟，全国才六个师团呐，你就让一个师团去送死。
第三师团的结局山县有朋已经没有机会看到了。因为领导十分生气，睦仁决定必须处置山县有朋，山县有朋将为他的狂妄付出代价。
当睦仁决定要处置山县有朋的时候，他很忧虑。山县有朋虽然狂了一点，不计后果，但对天皇是忠心耿耿的，对战争也是不遗余力，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有这样一位大将，这对睦仁是莫大的安慰，虽然他在前线，睦仁在广岛，但眼前经常浮现出他可爱的面容，实在不忍下手啊。
而山县有朋又已经带头严重违反军令，犯下致命错误，如果不处置他，将来如何维护军纪？
虽然你功勋卓著，虽然你忠心耿耿，但犯了错就要接受惩罚，因为日本整个国家都押在这场战争上，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所有人都是在为这场战争服务的，我也不例外。
最公正的结果当然是就地免职，但是睦仁清楚，凭着对山县有朋这么多年的了解，如果公开罢免他的职务，这个狂人只怕会当场抽出战刀——切腹。这个结果是睦仁不忍看到的。
睦仁左思右想，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下了一道圣旨。
“朕卿不见久矣，今又闻卿身染疾病，不堪轸念。朕更欲亲闻卿述敌军之全部情况，卿宜迅速归朝奏之。”
亲，你快回来，让大夫来给你把把脉。
接到圣旨的山县有朋大怒，他准备电告大本营，请大本营上奏睦仁：我没病，还能打！
但山县有朋最终冷静下来了。他开始灰溜溜地收拾行李回国，这是他的失败，算得上从军以来最大的失败，自己曾夸下海口要征服整个地球，事实却是连一座山头都征服不了。山县有朋以他的经历证明了一个道理：哪里有侵略，哪里就有反抗。侵略的力量永远不可能击垮反抗的力量。
但对于日本来说，他们还将继续。战争开始之前，睦仁是住在东京皇宫的，现在他来到了广岛。战时大本营、议会等机构也随着他迁往了广岛，这并不是因为广岛的空气要好一些，风景要好一些，而是便于睦仁坐镇后方指挥。从地理位置上看，广岛比东京离清国更近，也更加靠近前线战场，有天皇的坐镇，会更加激励前线的士兵。
即使我去不了前线，上不了战场，我也会来到更接近你们的地方。士兵们，冲锋吧！
随着山县有朋的黯然离开，日军第一军的军事行动也告一段落了。我们需要将目光转向东北战场的另外一支日军。
当山县有朋率领第一军在朝鲜战场厮杀时，大本营认为，清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即使占领奉天和整个东北，也不能决定全局的胜负，不能使清国朝廷感到切肤之痛签订城下之盟，所以还必须派出一支军队从别的地方侵入，以便和第一军分路夹击奉天，同时也更便于攻入北京。
这就是第二军，由日本本土的第一师团和第四师团组成。
1945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了，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要求日本拆去国内军国主义分子的雕像，但有一个人的铜像被破例允许保留了下来，因为此人正是麦克阿瑟的偶像，他的画像一直挂在麦克阿瑟的书房里。他就是西乡隆盛的堂弟——第二军总司令大山岩。
1894年10月24日，正是在第一军敢死队在安平河口游过去进入清国境内的同一天，大山岩率领他的第二军出发了。
这里将是比第一军更大的战场，也是李鸿章淮军真正精锐主力的所在地，随着旅大战场的展开，我们将很快见识淮军精锐的真正实力。
日军第二军登陆桃花浦
第二军没有走朝鲜的陆路，而是在联合舰队的护航下，乘坐运兵船来到了黄渤海海域，选择地点登陆。
摆在他们面前的，有两条路。
第一条路是从天津大沽口或者北塘登陆，上岸可以迅速杀入北京，但这里防守严密，登陆代价太大。
另一条路是从旅顺口登陆，以旅顺为根据地，北上经营口攻破山海关，走当年清军入关同样的路线攻占北京。
看来必须在旅顺附近选择一个登陆点。
在接到必须为第二军寻找一个理想的登陆点的命令后，伊东佑亨翻出了自己珍藏的几大箱中华历史地理典籍，满头大汗地翻书查找。最后，他找到了一个叫桃花浦的小地方。公元645年，李世民亲自率海陆大军，从洛阳出发东征高句丽（今辽东），当年雄壮的大唐水军选择的登陆地点就是桃花浦！
从地图上看，桃花浦不失为一个理想的登陆点，登陆后往北可以到达九连城、安东，与第一军会合；往东南可以经金州、大连湾包抄旅顺后路，攻占旅顺。通过军舰的实地侦察，发现这一带只有几十户民居，人烟稀少。而清国的海防兵力基本是按照人员分布的密度来安排的，所以在这里基本没有设防，是一个很安全的登陆地点。
桃花浦，就是今天的花园口。
10月24日，在得知当时的第一军总司令山县有朋将于10月24日偷渡安平河口后，大山岩决定，在同一时间，第二军动手，登陆桃花浦！选择同时登陆是因为清军守军已经被第一军成功地吸引到鸭绿江边了，岸上守者寥寥。
夜色之中，联合舰队16艘军舰护卫的40艘运兵船出动了，为了保持秩序和安静，他们分成了四队，每队十艘，共2.5万日军挤在运兵船上。24日凌晨，舰队到达桃花浦外海海面。伊东佑亨命令大部分军舰停泊在外海警戒，三艘军舰悄悄行动，尽量靠向海岸，在不能前进后，军舰上放下小汽船，牵引舢板驶向岸边。在舢板上的，是联合舰队海军陆战队，他们组成了敢死队，要为陆军探路。
岸边没有一个清兵。
从这天起，直至半个月后，第二军在桃花浦开始不慌不忙地登陆。2.5万名士兵、3000匹战马和大量的枪炮武器统统被搬上岸，其间没有遇到清军的一丝抵抗，竟然好像是在本国的海岸进行的军事行动。对于日军来说，他们保持着世界军事史上的一个登陆奇迹，而对于清国来说，这是真正的耻辱。
相信大家有了一个疑问：在日军登陆的过程中，北洋舰队干吗去了？
答案是：躲着。
在登陆过程中，为了防止北洋舰队突然袭击，联合舰队派出了大量侦察舰负责监视北洋舰队的行踪，其中有两艘军舰分别驶向了威海和旅顺军港。事实证明，伊东佑亨的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大东沟海战之后，定远、镇远军舰受损伤，此时正在修理，北洋舰队实施了更加彻底的“避战保船”方略，见了联合舰队躲还来不及，绝对不会送上门来的。你们想上岸就上岸吧，动静小点啊。
在接到日军正在桃花浦登陆的消息后，李鸿章指示丁汝昌率领北洋舰队在桃花浦外海海面上远远地“巡逻”一圈，威胁一下日本人，但不要靠近联合舰队，李鸿章认为既然打不过联合舰队，还是躲得过的。
好吧，海面上的威胁消除了，但日军的登陆活动整整进行了14天，即使桃花浦无兵，从周边地区调一支军队来阻截也是来得及的，登陆作战要冒着很大的风险，而反登陆作战是相对比较容易的，敌军一半在水里，一半在陆上，这样的仗是最好打的。
24日当天，桃花浦清军岗哨将发现日军正在登陆的情况，立即上报给了附近最大的陆防军官——金州副都统连顺。按照惯例，连顺又报告给了他的领导——盛京将军裕禄。裕禄分析，这支日军上岸后有两种可能，一是向东南进攻金州，然后攻取大连湾、旅顺，一是不攻金州、旅顺而向北配合山县有朋第一军，去包抄九连城（此时第一军先头部队刚刚渡过鸭绿江）。裕禄大人思考良久，认为：日军的选择是后一种，进攻金州可能性不大，所以连将军你不必过多理会。
这是八旗将领裕禄第一次出场。作为官僚，此人吃透官场，一路荣升，但作为军事将领，他最大的特色就是——经常性地判断不准。这并不是裕禄大人的最后一次误判，裕禄大人的这种风格将一直保持到几年后的八国联军之战中，那个时候他已经是直隶总督了，但老毛病一直不改。
连顺很不放心，他不太相信裕禄对日军的判断。从种种迹象来看，日军是大兵团登陆，而金州的守军只有700多人，不足以阻截日军的登陆，于是连顺立即赶到了大连湾，请求大连湾守将赵怀业立发援兵到金州，共同去桃花浦阻截日军登陆。
赵怀业也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但发援兵的问题让他很为难，因为支援金州需要得到领导的批准。
连顺的领导，是裕禄。
而赵怀业的领导，是李鸿章。
这是两支不同系统的军队。按照清军编制特色，整个东北地区原本都属于八旗防区，辽宁这一块就归盛京将军裕禄管，只是后来由于北洋舰队在旅顺、大连湾修有基地，于是，这两个地方划归李鸿章统领，裕禄就不管了。
日军破大连湾、旅顺，必先破金州，反过来，日军破金州，必破大连湾、旅顺。因为只有这两个港口才可以打通日本从本土运送大兵团到清国陆地的海上通路。所以赵怀业立马向李鸿章打了一封电报，请求李中堂速派北洋舰队在海上阻截日军（哪壶不开提哪壶），并速派援军支援大连湾、金州。“一旦金州失陷，大连必唇亡齿寒！”
赵怀业以为他的这个报告一定会得到李鸿章的同意，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一封臭骂的电文：你守你的大连湾，并无守金州的责任！
赵怀业被训得一肚子火，赶紧把连顺打发走。
连顺没有办法，搬不动大连方面的援军，就直接向旅顺求援吧，毕竟那里兵多。旅顺方面的负责人是北洋海军水陆营务处会办龚照玙，此人是李鸿章的老乡，当年经李鸿章推荐上任。当连顺赶到旅顺，向龚照玙讲明金州同旅顺唇亡齿寒的利害关系时，龚照玙表示：旅顺离金州还很远呢……我也没有办法，这样吧，现在正有一支从福建来的军队，他们原本是李鸿章大人调来增援旅顺防务的，为了表示对兄弟你的同情，我把他们让给你了。
总算有了援兵，连顺欢喜地回去了。等了解到福建军的行军进度，他更加惊喜了：因为福建军已经开到了距金州不过80公里的复州，正常情况下的话两日之内就能到达金州。
连顺满怀期待地给福建军发去急电：金州形势万分危急！请贵军速速前来！
福建军本来是按正常速度行军的，但连顺的这封电报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万分危急？危急到什么情况？于是他们派人前去打听：已经有两万多名日本人正准备进攻金州！
于是，福建军官回电：我军是奉命来增援旅顺的，并无去往金州之命。
在了解到金州方面的情况后，福建军官命令部队原地休息，哪儿也不去了。奶奶的，让我们去当日军的靶子，想得美！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这个道理谁都懂啊。
连顺心急如焚，这回他没有发电报，而是拿起笔来写了一封亲笔信：求你们恩慈，救金州父老一命！
援军还是不见动静。
写信加发电连催七次，可是对方依然屹立如泰山——估计连泰山都能被感动了。
好吧，到现在为止，连顺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不如改名叫连不顺。就是在这继续四处求爷爷告奶奶的日子里，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月——这正是第二军连同武器辎重完全登陆的时间。
金州已经岌岌可危！
连顺四次求援，却没有求来一个援兵，自己的领导不管他，别人的领导也不管他。这是一个奇怪的怪圈。在这个怪圈的背后，是我们前面说过的一个根本原因——利益集团。我们一般知道的利益集团只会出现在政府部门中，但利益集团一样会渗透到军队中，于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守城急，似乎不归自己管的其他地方就不是清国的领土，守好自己的就行。大家各自为战，自求多福吧。
当清日战争还只是在朝鲜打的时候，大家都认为这场战争只是“北洋”（李鸿章）的事，所以，李鸿章并没有得到其他军队系统的一点支持。现在，当日军开始进入东北，战事又扯上了八旗，李鸿章大人也当然认为北洋没有必要去支持八旗，淮军犯不着为裕禄去守卫金州，要拼命保存北洋的实力。
而裕禄终于弄清楚了：日军的首要目标就是进攻金州。他需要立即增援，然而此时，还有一个在裕禄看来更为重要的地方。
那就是奉天。
第二军登陆期间，山县有朋的第一军闪电攻下了九连城、安东和凤凰城，正在向奉天方向挺进。奉天在朝廷眼里的重要性我们前面已经讲述过了，陵寝重地嘛，死人睡的地方比活人睡的地方还重要，万一有所闪失，裕禄这个盛京将军不仅升迁无望，脑袋也难保。裕禄将所有的军队都集结到了奉天周边，准备死守，对于金州这样的地方，自然是无暇顾及了。
于是裕禄将辽宁所有的军队都开到了辽阳，准备死守辽阳，所以对于金州这样的小地方他无暇顾及，更何况他也有跟李鸿章一样的思维方式——大连湾、旅顺失守，那是李大人的责任。
裕禄再次给连顺回电：我这里也抽调不出兵了，连将军你只有与大连湾、旅顺方面两军联合，竭力防御吧。
连顺又来到了大连湾，说动赵怀业联名电请盛宣怀，希望能通过李鸿章身边的人打通关节，多少派几个兵过来，而盛宣怀回电相当简洁：无兵。
连顺看看赵怀业，赵怀业说，你别看我啊。连顺：你借点兵给我吧，要不我跪下来求你？赵怀业：啊……你别……
连顺已经跪下了。
没有长官的命令，赵怀业是不敢私自借兵给连顺的。所以他只能表示同情。
正当连顺感到彻底绝望之时，有一个人站出来了，他并不是淮系，他手上的兵不多，但是，他坚定地向连顺表示：为了金州，为了金州的百姓，我将带领我这2000人的部队开向金州，与连将军一起守卫古城，共抗日军！
正定镇总兵徐邦道，四川涪州人，他与左宝贵属于同一系统——地方军出身，此时正率领2000人协守大连湾、旅顺。虽然赵怀业和龚照玙都不发兵，但徐邦道认为连顺说得并没有错，一旦金州失陷，旅、大失去门户，唇亡齿寒，所以必须在金州就构建起阻截日军的防线！
率军到达金州后，徐邦道和连顺进行了布防。徐邦道防守城外，他在日军的必经之路上设伏，在道路两边的山上修建临时炮台，将大炮抬上去。而连顺在城门外埋设地雷，金州全城的百姓都被动员起来了，连老人和孩子都跑来帮忙，家家户户通宵烙制大烧饼，一筐一筐地送往前线。
一场大战即将开始。
11月5日，日军先头部队出发了。率领先头部队的这个人要特别介绍一下，在10年后的日俄战争中，面对俄军在坚固工事里的猛烈炮火，他以命令士兵集体肉搏冲锋的“人肉战术”震惊了全世界，而现在，他是第一师团第一旅团旅团长，乃木希典。
乃木希典率领日军快速地前进着，他根本不会想到等待他的将是徐邦道的一场伏击，据之前日军间谍得到的消息，连顺大人并没有搬来救兵，对付区区700人，估计半天就能解决战斗。
当乃木希典的部队进入埋伏区时，徐邦道发出了进攻的命令。山头上数炮齐发，路上的日军被炸得七零八落，晕头转向。乃木希典叫出了那句著名的口号：
“有埋伏，撤退！”
见到日军撤退，徐邦道命令士兵发起了冲锋，他们一路追在日军后面放枪，乃木希典不得不狼狈地逃回驻地。
跟在后面的部队听说先头部队竟然中了埋伏，对喘着气的乃木希典说：别怕！跟我们上！于是乃木希典又跟着援军杀回来了。这次日军用大炮做掩护，朝山头发起强攻！徐邦道正巴不得日军援军来攻，因为敌军越多，居高临下的大炮发挥的威力也就越大。战斗持续了三个多小时，虽然日军的援兵越来越多，但他们始终无法突破山顶的火力，失败后撤。
接到战报的大山岩很意外，他一连问了几遍：徐邦道是谁？之前他从没听过徐邦道的名字，而此人却让大军出师不利！
对于接下来如何攻破徐邦道的防线，乃木希典的意见是再多组织点人，冒着炮火强攻，直到攻下来为止（有个性）。而这个方案被大山岩否定了，军事会议上，在听完大家的发言后，大山岩简单地说了一句：打得赢就打，打不过就跑，跑完了就绕，绕过去再打。
然后，大家又听到一句更为简单的话：如果这样你们还不能攻破金州城，那就不要再回来了。
大山岩是一个比山县有朋更冷静的人，也是更讲策略的人。他与山县有朋最大的不同是，他跟山县有朋要同样的结果，但他有更多的手段。
在日军后撤后，徐邦道也没有放松警惕，他知道，白天虽然取胜，但日军的大部主力还没有出动，日军一定会连夜发动进攻的。清军虽然占据有利地形，但无法阻挡日军大部主力，徐邦道立即派人向赵怀业求救，请求赵怀业急派大连湾守军驰援。
半夜，日军的主力全部出动了。这一次他们兵分两路，一路绕过徐邦道的防线从金州西北门发起攻城，另一路大军继续猛攻徐邦道防线。在接近防线之后，日军并不急于进攻，而是把几十门大炮抬上了对面的山头，希望借助更多的大炮压制徐邦道的炮火。
大战重新开始，徐邦道的炮火不得不被对面山峰上日军的炮火所吸引，双方展开对轰，而蚂蚁般的日本步兵从山脚发起了佯攻，日军在人数上占据极大的优势，但徐邦道并没有后撤，指挥清军坚守山头。他相信，只要自己能够坚守到天明，等到赵怀业的援军和援炮到来，凭着占据的有利地形，一定能够打败日军。
徐邦道和山顶的清军坚守到天亮了，但是，他们苦等一夜，赵怀业的援军始终不见踪影。而清军伤亡重大，日军即将冲上山顶，进行合围，为了避免被日军围歼，徐邦道不得不指挥士兵后撤，金州城外的防线被攻破了。
两路日军在金州城下合兵，他们在金州城外的东、南、北三面高地架设大炮，金州沦陷了。
大山岩命令：不必休整。留下1000人守金州，其余的，给我上，快速进攻大连湾！
辽东半岛最南端，有一个风景优美的海滨城市，汉朝时它属辽东郡，称三山浦，明朝时称青泥洼，清朝时叫法比较多，有时叫三山海口，有时叫金州海口或者大连湾。李鸿章筹建北洋海军时，来到这里实地考察，在给朝廷的报告里使用了“大连湾”一词，从此，这里就得名了。
也许是风景优美气候宜人的缘故，这里盛产长相俊美的年轻男女，性格更是豪放刚强。曾经有位日本间谍乔装为广东人潜入大连湾，娶了一位当地女子为妻。当地政府起了疑心，但苦于没有证据，只好暗中嘱咐那位妻子注意他。后来这位妻子终于发现他的确是日本间谍，她怒不可遏，把他倒拖进厨房，一菜刀将其砍死。
作为战略海港，大连湾的防御体系也是十分严密的。清国朝廷在这里花了六年时间来修建防御炮台，这些炮台绝对称得上是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炮台，它们修建在山上，基座用混凝土加上厚厚的花岗岩石砌成，不仅子弹打不进，炮弹也无可奈何，绝对可以用坚不可摧来形容。而更厉害的是炮台上使用的炮，它们都进口自德国克虏伯公司，炮可以360度旋转，从任何一个方向都能打击到敌人。
大山岩计算了一下，有这些防御工事帮忙，大连湾方面只要派两个连死守，足以抵御整个第二军的进攻。于是，他心情沉重地叫来副官，交给他一个任务：挑选敢死队。让敢死队员在前面冲锋，用身体挡住炮火，后面的主力再发起猛攻。
500名敢死队队员很快挑选出来，大山岩来到了他们面前，亲自做战前动员，大家都明白这是去送死的，所以也没什么好说的，“吃好吧”，大山岩说道。于是500人饱餐一顿，写好遗书，安排好遗物，把身上的香烟分干净抽完，凌晨四点，他们出发了。
每一名敢死队员身上都没有携带任何干粮，表示死战的决心。
敢死队员小心翼翼地摸到了炮台的山脚下，他们打着赤膊，扎着白头巾，号叫着冲向山顶。不是吧，见过空手夺白刃的，还没见过还有空手夺炮台的啊。炮台里的清军打出两发炮弹，落在敢死队阵中，顿时硝烟滚滚，敢死队员被炸得七零八落。
等这些人爬起来之后，他们继续往山顶上爬！
离山顶的炮台越来越近了，清军如果此时发几炮，或者开几枪，敢死队就将尸横遍野。他们胆战心惊地往上爬，然而，在那两发炮弹之后，炮台里的清军就再没有发炮，整个炮台一片寂静，让日军百思不得其解。
敢死队只好继续往上爬，不知不觉，竟然已经摸到了炮台底下了，炮台里却依然寂然无声，巨炮指向天空，如睡着了一般。敢死队队员十分纳闷，他们从地上爬起来，犹犹豫豫地爬进炮台，此时，连他们自己都不敢相信，这又是熟悉的一幕。
炮台里的清军已经全部不见踪影，里面空无一人！
两发炮弹，只有两发，这就是清军在大连湾的发炮记录。发完这两发炮弹，他们全部逃跑了。而清兵之所以敢跑，是因为他们的领导——赵怀业早已经不见了。
要问赵怀业现在在哪里，他已经快到旅顺了。
当从连顺那里得到桃花浦发现日军的消息后，赵怀业做了一项行动的准备工作——逃跑。先是派人把自己囤积多年的军米运到烟台出售，换成了现银，然后清点家装行李，准备打包。徐邦道向他求援时，他正在大连湾码头督促家丁搬运行李，无暇他顾。而在日军进犯大连湾之前，赵怀业已经上了去旅顺的船。
日军几乎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大连湾，然而，接下来进攻旅顺就没那么容易了。
驻守旅顺的是淮军真正的主力——共33营1.47万人。不仅守兵众多，这里的防御体系也是另外一个级别的。旅顺军港前后花了15年时间建造，由德国工程师主持修建，打造成了朝廷军事防御体系的样板工程。敌军首先需要突破17座陆路炮台，它们都修建在陡峭的山上，居高临下打击，当敌军奋力攀登这些险峰时，就算扔块石头也一定可以让他们很帅地滚下山去。此外还有13座海防炮台，陆路炮台和海防炮台的大炮总数是149门（包括重炮、轻炮和机关炮24门），这些大炮也几乎都是先进的克虏伯钢炮，可以360度回转，从任何方向打击来犯之敌。
如此严密的火力网，在当时世界各国的军港中都是数一数二的。当时西方人在参观完旅顺防御体系后，根据火力计算：即使海面上有50艘坚固的军舰，陆地上有10万陆军同时进攻旅顺，攻下旅顺的时间也需要六个月。
铁打的旅顺，果然名不虚传！
为了取得作战的把握，大山岩命令：全军在大连湾休整10天，然后全力进攻旅顺！
进攻旅顺的任务又落在了乃木希典的头上，他又在组建敢死队，乃木希典向大山岩报告了预备的敢死队队员名单：500人！
“少了！”大山岩说。于是增加到800。
“还少！”
那增加到1000吧。“还少！”……敢死队的人数最终增加到了1500人！
大山岩已经作好了付出重大伤亡的心理准备。
乃木希典率领的作为先头部队的敢死队出发了，他们首先进攻的是陆路上的椅子山炮台。这次乃木希典吸取了前几次战斗的经验教训，并没有一开始就强攻送死，他命士兵先把大炮抬上椅子山，形成临时炮台，与对面的清军炮台对轰！一阵猛轰后，日军的炮火终于占据了上风，清军的炮火被压制，敢死队随即发起了冲锋！清军居高临下射击，日军纷纷中弹倒地，滚落山谷，但他们冒着子弹，踏着尸体前进，再次冲锋！然而，山顶的火力还是过于猛烈，敢死队一时无法攻上山顶强夺炮台。
乃木希典命令：停止冲锋，重新部署。将大炮从正面集中对清军火力进行压制，敢死队则从两侧迂回前进！
清军虽然占据地形优势，但无法顾及日军的两面冲锋，但这并不是战势落于下风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清军一味地依靠炮台，而没有从炮台里冲出来发动反冲锋的勇气。清军是居高临下向下冲锋，端的是“一阵旋风冲下，杀敌无数”，而日军是仰攻，不利瞄准，不利射击，不利跑动，脖子那叫一个酸。
冲锋的日军离炮台越来越近了，距离已经不到百米，他们一面开枪，一面不要命地向炮台冲去。而炮台里的清军也终于冲出来了——不过他们不是冲向了日军，而是背山的方向——逃跑！日军成功地强夺了陆路上的第一座炮台——椅子山炮台。
紧接着，二龙山炮台也被日军用同样的方法强夺。
而徐邦道率领他的士兵驻守在鸡冠山炮台。
从金州撤退后，徐邦道重整了军队，主动驻防陆路上最重要的炮台之一。对于徐邦道，乃木希典已经领教了他的厉害，不敢怠慢。他命令敢死队重新集合，而后方也派出了大批量的增援部队，从四面包围，向山顶强攻！
徐邦道拔刀立于炮台上，他很清楚：他面临的又将是一场失败。无论何时何地，日军总是士气高昂，一往无前，奋不顾身，不论采用什么样的方法，他们一定要达到目的。当进攻受阻时，他们的援军总是会很快到来，而相反，清国的士兵，他们不知道自己在为谁而战，谁值得他们去牺牲性命，他们等待援军就像在等待一个传说一样。当一个人认为自己的英勇没有任何意义的时候，很快就会走向它的反面——懦弱、怯战。
这是两种不同的军人的处境。
失败并不可怕，大部分的失败是“成功的失败”，为成功积累经验，而有一种失败是完败，一败涂地，一败到底。
即使我无法改变失败的根源，即使无力去影响别人，我也要让敌人付出流血的代价。一死以殉朝廷，如果朝廷不值得殉，那么一死以殉道，一死以殉战，这是作为军人的选择。
“发炮！”徐邦道大声断喝，双眼喷血！
在徐邦道的鼓舞下，日军的前几次进攻被打退了，但他们从来没有退却的迹象，退回去整理整理队伍，又重新开始往上爬！从进攻金州开始，日军一直在进行这样的爬山运动，不论生死，不计后果，徐邦道又一次面临敌军数倍于己的危境，但这时候，他发现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指挥作战的日军少佐进入了射程，徐邦道指挥炮手瞄准，一炮过后，少佐阵亡，被炸成两截，这是清日战争以来日军牺牲的最高军官。徐邦道觉得赚了，在日军合拢包围圈之前，徐邦道率兵突围了。
鸡冠山炮台的战斗也是日军在陆路上遇到的最强抵抗，随着鸡冠山炮台失陷，其他陆路炮台一个个沦陷了。日军立即向旅顺港口推进，去攻破海防炮台！
在海防炮台体系中，第一个拦路虎就是黄金山炮台。黄金山紧邻旅顺军港，是进入军港的门户，地势较高，站在黄金山炮台上可以俯瞰旅顺全城。由于战略位置极为重要，这里修建了整座旅顺军港最大的炮台群，1600名清军在这里扼守。
日军又在补充敢死队的人数。不过，他们将很快知道，这个行动是多余的。
因为龚照玙大人出场了。
旅顺驻军虽然都属于淮军，但由于各自负责海防和陆防，没有统一指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驻军中设有前敌营务处，负责调配各军，也就是说营务处负责人相当于统帅。前面我们知道了，领导叫龚照玙。
龚照玙是来自安徽的富二代，李鸿章的老乡，他既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也没有参过军，一路靠花银子捐官和老乡提拔。金州失守的当天，龚大人就害怕了，自己坐鱼雷艇跑到了烟台，又从烟台跑到天津，投奔李鸿章。李鸿章见到这位狼狈逃回来的前军主帅，雷霆大怒，一口水也没给他喝，唾沫星子倒是喷了龚照玙一脸：“滚回去！离开旅顺一步即是你死地！”
见到老领导勃然大怒，龚照玙勉强回到他的办公室。不过在他逃离期间，旅顺港内除了房子，其他能搬走的公共财物基本都被他的下属们搬走了，仓库和办公室被洗劫一空，连控制地雷和水雷的电线都被割走，龚照玙真后悔没在电线旁边立块牌子：电线不含铜，偷了不值钱！
日军发动旅顺之战后，龚照玙在办公室里坐等战报，人们发现他握住茶杯的手总是在抖。
当旅顺陆路炮台被攻占的消息传来，龚照玙再也忍不住了，也不管李鸿章骂不骂，带上了海防炮台总兵黄仕林（安徽庐江人）以及白玉山炮台统领卫汝成（安徽合肥人），三个人换了衣服一块跑——都是老乡，路上好有个照应。
来到码头后，黄仕林带着他打好包的家产独自乘船逃了，由于逃得比较急，船在大海上竟然翻了，黄仕林在海中扑腾扑腾喊救命，被路过的轮船救出。上岸后，他被捕，以临阵逃脱之罪被判处斩监候，不过他的家产够多，后来以三万两银子疏通关节，不仅从死牢里放了出来，还成功复出。
而龚照玙与卫汝成两个人挤在同一艘小船上，船小浪大，两人在海上整整漂流了四天终于到达烟台。卫汝成很聪明，知道临阵逃脱是死罪，一上岸就化装成船工潜逃，从此亡命天涯，人间蒸发，大清刑部发出N多通缉令都没将他抓捕归案。而龚照玙又去找李鸿章了，这次李鸿章也无法保他，朝廷同样判处龚照玙斩监候，准备秋后问斩，不过这一“问”就问了六年，直到1900年，趁着北京城里大乱，龚照玙买通刑部大牢的主管，成功脱身。
在三位领导全部出逃后，得到消息的旅顺全城守军扔下武器，四散而逃！正在黄金山脚下准备发起冲锋的乃木希典茫然地看着这一切，他没有预料到胜利会来得如此之快，出征时没有携带国旗，只好以人血在白布上画个太阳，作为临时旗帜升到军港上空。
一天之内，享誉全世界的“铁打的旅顺”就这样全部沦陷了。日军陆军在清国本土获得了一个坚实的根据地，海军获得了一个优良的军港，接下来将发动更大规模的作战。
在这一战中，日军还获得了数不清的战利品，仅大炮一项，从金州、大连湾到旅顺，日军就缴获大炮278门，这个数字是比较枯燥的，但如果我们了解另一个数据就知道它的涵义，日军全军所有的野战炮加起来也不过300门！
对于清军来说，这就像一场故意输的比赛，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前面讲述中我们已经知道，清军在兵力上并不处于劣势（局部兵力过少是指挥调配的问题），在野战工事上更是处于绝对的优势，金州、大连湾、旅顺的工事都修了十几年了，以逸待劳，专门御敌，而日军根本没时间在地上去挖工事。
清军还有一个优势是我们不常想象到的，那就是——单兵武器先进。1870年，日本将在长崎的一座制铁所（炼铁厂）迁往大阪，改为大阪兵工厂，以这个兵工厂为中心，日本在大阪建立了军事工业的基地。虽然大阪兵工厂一开始也是从国外购买武器，但他们从来没有依赖进口：要自主研发。
11年后（1881年），兵工厂研制出了射程5000米的青铜野炮和射程3000米的青铜山炮。与此同时，陆军在进口步枪的基础上，进行自我设计和改进，研制出了完全国产化的步枪——村田铳（以研发者村田经芳命名）。从这个时候起，国产化的大炮、步枪包括后来的下濑炸药，成为日本陆海两军主要装备的武器。
日军的这些国产化枪炮在杀伤力和性能上都比进口的要差，大炮的性能比清军从德国进口的克虏伯炮要差，步枪跟清国从德国进口的13连发毛瑟枪更不在一个级别上。但是，日军一直在坚持吸收国外的技术，实现国产。直至10年后研制出三八式步枪（产于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反而可以出口到清国。
石田千亩，谓之无田；弱军百万，谓之无军。武器不差，天时地利不差，差的只是人以及人和（制度），很明显，清军的失败已经不能单纯地依靠师夷长技和改进武器来解决，因为这种失败越来越趋向于完败，随着战事的进行，一切都将揭开它的盖子。
而失败是要付出代价的，从第二军登陆的那天开始，在大山岩、乃木希典等将领的直接命令下，一场罕见的大屠杀开始了。旅顺大屠杀发生在1937年南京大屠杀之前，这是一场震惊世界的惨案。
主持这场大屠杀的，正是大山岩、山地元治、乃木希典。
攻破金州后，日军将全城的男人捆绑成串，用于人体排雷，在踩地雷行动中的幸存者被日军押到一口大锅前，用刀割了身体往锅里放血，直至痛苦地死去。女人们被强奸了，甚至连孕妇也不例外。金州城西街，一位姓曲的普通人家，家里只剩下7个女眷和3个未成年的小孩，当日军快要进入他们家时，为了避免被日军凌辱，一家十口全部跳进同一口井自尽！
在攻下旅顺后，大山岩下令：开始为期四天的全城大屠杀！
抓来的老百姓首先被绑成几排，然后往死胡同里赶，在胡同再也塞不下时，日军开始扫射，胡同很快变成血河。其他的难民被集中赶往湖边，步兵开枪射击，对于那些侥幸没死还在奋力游回岸边的人，等待他们的是岸上的刺刀，老百姓的躯体被砍得残缺不堪，更多的人被开膛破肚。
旅顺全城变为了一片血海，孕妇被用刺刀剖开肚腹，婴儿的身体被用锋利的铁钎钉在墙上，老人们的四肢和头颅被砍下，妇女被强奸，这是真正恐怖的人间地狱。
在四天的大屠杀里，总共有两万多平民惨死于日军的刀枪下，全城留下来的活口仅有36人，而他们是日军特意留下来处理尸体的。全城死去的人的尸体后来全部火化，骨灰装进三口棺材，埋在旅顺白玉山山麓，这个地方后来被叫做万忠墓。
这是日本人第一次在中华的领土上大规模地屠杀平民，而它似乎很少被人提及。2012年，我来到了旅顺，在墓前敬献了一束花，在我看来，他们和邓世昌、左宝贵等人一样，是值得被铭记的。
而他们当中并不是没有任何抵抗，他们用血肉之躯，用简单的武器，用抗击侵略者的意志，抵御外敌。
辽东百姓一向有抗击倭寇的传统，当日军在桃花浦登陆，清军不见踪影时，桃花浦周边800多百姓扛着锄头、铁锹等各种农具，冲向了日军，日军用步枪射击，农民军被打散。但日军的噩梦没有就此结束，他们接下来要面对的是——暗杀。
当晚，第一师团师团长山地元治（一目失明，外号独眼龙）暂住在一位地主家里。他引起了地主家两位长工——来自金州的打铁匠的注意，铁匠虽然不知道山地元治是什么官，但判断他肯定是个日军的头目，于是他们决定趁夜刺杀山地元治！夜深人静时，两铁匠怀揣着打好的短刀摸到了山地元治睡房前，悄无声息地干掉了卫兵，冲进房内，但山地元治被惊醒了，独眼龙大声喊叫，赶来的卫兵将两位铁匠射杀。
日军加强了警戒，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就连大山岩也遭遇了暗杀！三名勇士悄悄接近了大山岩的住处，准备暗杀这位大模大样的高级军官，但司令部的戒备森严超出了勇士的想象，他们潜伏半夜，一直找不到下手的机会，三勇士不愿空手而归，冲向了哨兵，在砍死几个人之后，从容受死。
日军不得不昼夜巡逻，加强戒备，他们再也没有遇到暗杀，晚上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不过在他们向金州进发的路途中，当地的猎人早已挖好了陷阱，陷阱里面插的是锋利的竹签！日军经过的时候，人仰马翻，死伤数人。
这些英勇的人都没有在历史中留下他们的名字，但我仍然要记录这些勇敢的无名英雄。从结果上看，他们虽然起到作用很小，无法抵挡日军的铁蹄，但在入侵的外敌面前，他们仍然表现出了勇气，表现出了热血。勇气和热血是不会死的。
旅顺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朝廷震惊了，九连城和凤凰城的失陷还可以说是“边患”，但丢掉旅顺的心情大不一样了，它已经威胁到了京师，旅顺隔着渤海就是天津和北京！
朝廷感到了真正的恐慌。
而在广岛，睦仁亲自给大山岩发来了贺电，祝贺他将旅顺一举攻下：“天气渐寒，前途尚远，汝等宜自爱奋励！”
时节已经进入冬季，天气严寒，在东北作战的第一军和第二军下一步该怎么走？大本营产生了两种意见，一派主张乘势立即攻入北京，尽快与清军主力决战，直捣京师。而另一派主张冬季暂时屯兵，待到春夏时节再出击。
虽然大本营同意了前一派意见，决定在辽宁开展冬季攻势，但这两派的意见，目光都没有离开已经登陆的东北地区，并且只考虑到了陆军作战，睦仁对此都觉得不满意。
谁能制定出更为理想的战略？睦仁想到了一个人，一个不是军人的人。
伊藤博文带着他的《进击威海卫、攻略台湾方略》来到了大本营。
按照大本营条例，大本营的会议历来只允许陆海两军最高长官和参谋长参加，伊藤博文虽贵为首相，但他也是没有资格参加大本营会议的。现在他得到睦仁的特许，以文官的身份出席大本营最终决策会议，并且将发表他的意见。
“一个文官能懂什么作战？”大家对于伊藤博文的到来毫不在意。
而所有人没想到的是，伊藤博文即将语惊四座。
对于这两派意见，伊藤博文都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的观点是，战争一旦开始，最大的课题就是怎样结束战争。这就像恋爱一旦开始，最大的课题就是结束恋爱期（结婚）一样——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都是耍流氓。
从奉天攻入北京固然痛快，但可言而不可行，代价巨大。因为东北天寒地冻，行军艰难，很容易陷入对日军极为不利的持久之战；即使凭着日本将士们的英勇，能克服千难万险一路打到北京，但问题是，作为一个战略家，不能只考虑打下北京，更应该考虑的是——北京打下来了以后怎么办？
伊藤博文认为：很显然，北京的失陷将给清国带来亡国性的打击，难免暴民四起，清国朝廷土崩瓦解。以日本现在的国力，无法吞下一个无政府的清国，到那时，日本便要失去和谈的对手，白给西方列强以渔翁之利！所以，清国朝廷虽然很可恨，但对日本又是如此之重要，必须保证这个朝廷不灭亡。
而与此同时，又要给予清国朝廷以切肤之痛的打击，只有这样，清国朝廷才能与日本签订条件苛刻的和约。
什么是能够让清国朝廷感觉切肤之痛的呢？
只有北洋舰队的灭亡。
这支舰队是清国花费了漫长时间、无数金钱堆积出来的舰队，是清国国防安全的寄托，从装备上看，它在亚洲排名第一，世界排名靠前，清国朝廷中很多人都陶醉在这个梦幻里，是时候去粉碎他们的这个梦幻了。
伊藤博文认为，接下来的战斗，只应该围绕着如何歼灭北洋舰队展开。
为了达到目的，陆军应该以最小的兵力留守辽东，派出主力转战山东，这里不仅是比东北更适合冬季作战的地方，还有威海军港和北洋舰队这样绝好的攻击目标，能够以较短的时间和较小的代价获得巨大的战果，一举歼灭北洋舰队，威震清国京师。与此同时，派遣分队南下进攻台湾，使日本获得这个绝好的岛屿，最后迫使清廷签下最不平等的条约。
伊藤博文接着分析：全歼北洋舰队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这支舰队在大东沟海战之后对日本舰队表现出极大的畏惧，去战胜一支怯弱之师相信是不需要花费多少精力的。至于台湾，一直是日本帝国魂牵梦绕之地，这次清日战争一定要保障日本得到台湾，而得到台湾的前提必须是先实施军事上的占领，哪怕将来讲和，也要先拿下再说。
大师，真正的大师。扬长避短，直取目标，不纠缠不折腾，这是真正的毒辣！
大家都被这天才般的战略惊呆了。
进攻威海，日军倾全国之力
大本营立即决定组建山东作战军，从第二军抽调一部，由留驻本土的第二师团和第六师团组成，在旅大之战中表现出色的大山岩出任总司令，继续攻向威海。
此时的日本已经派出了国内的第一至第六师团，本土实际上只剩下了保护睦仁的御林军，真是连老本都搭上了啊。
按照大本营制订的计划，日军进攻威海将是进攻旅顺的翻版：陆军必须选择地点登陆，从后路包抄，再派出联合舰队从海上进攻，夹击北洋舰队。
伊东佑亨的登陆选择在离威海30海里以外的荣成湾，有了旅顺的成功经验，这一次大山岩完全相信伊东佑亨选择的登陆点。1895年1月10日上午，广岛的50艘运兵船出发了，它们将在伊东佑亨率领的联合舰队的护卫下，将3.46万日军运往荣成。
大军压境，山东的陆上防卫此时已经显得尤为重要。朝廷在山东的陆军兵力为2.1万人，按照清国军队的特色，它们分属两位不同的领导。
一位领导是李鸿章，管辖范围是威海军港以及刘公岛陆军，兵力五千，而包括荣成在内的山东其他地区1.6万名士兵，则是归另外一个人管。
当李鸿章得知新任山东巡抚是李秉衡时，他大叫了一声——“不好！”
山东巡抚主管着威海之外的山东陆军，而李秉衡是著名的帝党新锐人物，被帝师翁同龢（hé）和光绪极为看重，他跟李鸿章大人不仅分工不同，各自的利益集团也不同，一个是帝党新锐，一个是后党砥柱，两人分属朝廷死对头的利益派别，就像李鸿章只关心他的“北洋”势力一样，李秉衡也只会重点关心山东威海之外的其他陆路防务——丢了威海和北洋舰队，他没有多少责任，那是李鸿章的事，在关键时刻，李秉衡也不会为了“他李鸿章的威海”而赔上自己的精兵。
在日军出动前，李鸿章已经得到日军可能会在荣成湾登陆的情报了。于是他以商量的口吻发电请求李秉衡帮忙加强荣成一带的防御，多派些兵过去（荣成是归李秉衡管辖的），而李秉衡的做法是把这个电报扔在了一边，然后他向朝廷上了另一道奏折：要求朝廷清算淮军之前跟日本作战失败的责任，将丁汝昌等淮军败将处死！
作为帝党势力的代表，李秉衡在就任山东巡抚前被光绪皇帝叫到皇宫密谈了三次，谈话的内容我们无从知晓，但从李秉衡的表现来看，他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拆李鸿章的台。
如果朝廷处置李鸿章的淮军将领，那么谁来接替对日作战的指挥呢？当然是帝党的人。
大家都争着抢这个指挥，是不是大家很英勇，争先恐后地要去抗击日军，不惜战死沙场？我相信有这个原因，但这绝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隐藏在争夺指挥权背后的秘密里。
这个秘密就是：争夺到了作战的指挥权，相当于争夺到了军权！对于皇宫里的光绪和慈禧，谁把住了军权，谁将是这个朝廷实际的统治者。
一切的秘密都已经揭晓了。尽管淮军一败再败，从朝鲜败到了清国，但作为慈禧集团的代言人，李鸿章不得不硬着头皮上——以便军权始终在后党阵营手里。如果淮军表现良好，能击退日军，哪怕能打上一次的胜仗，作为朝廷中弱势的帝党就没什么机会。但淮军太不争气，军事行动的失败也给了帝党可趁之机，随着清日战争的进行，帝党分子一面出动清流言官攻击李鸿章和淮军将领，一面寻找机会，伺机夺权！
这是李鸿章大叫一声“不好”的真正原因。在慈禧的撑腰下，李大人手忙脚乱地向朝廷“保”下自己的这些嫡系。然后，他惊奇地发现了李秉衡做出的兵力部署：
烟台9200人，蓬莱3000人，莱州4000人，而荣成——没人。
在日军向荣成湾进军的过程中，伊东佑亨派出几艘军舰开往蓬莱海域，时不时往蓬莱打几炮。如果我们看一下地图就会发现，荣成位于威海的南面，而蓬莱位于威海的北面，伊东佑亨正是要达到声东击西的效果，诱使山东陆军误以为日军要在烟台、蓬莱一带登陆。果然，李秉衡似乎上当了，他将重兵集结在了烟台、蓬莱一带。
李秉衡的兵力分布是大有问题的，即使他没有预料到日军会在荣成登陆，那么，最多的兵力显然也应该留驻北洋舰队的基地威海——而不是烟台。但在李秉衡看来，一旦威海有失，那是李鸿章的责任，朝廷会找李鸿章算账的，而一旦烟台有失，则要由他这个山东巡抚来负责。
李鸿章只好再次发电，几乎低声下气地请求李秉衡“照顾一下荣成”。
于是在日军登陆前，荣成好歹出现了1800名守军。人数看上去不少了，但我们需要来了解一下这1800名士兵的构成。
在接到李鸿章的第二次请求后，李秉衡很大方：那就派1500人过去吧！但他们与其说是士兵，不如说是另外一种身份的人群——民工。
他们是平时负责修黄河大堤的民夫，以军事化组织和管理编成“河防军”，每300人编成一营，每营有一件共用的武器——鸟铳或者抬枪，其余的就是扁担锄头了。
见到李秉衡一直在敷衍，李鸿章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只好命令自己的部下——威海陆路炮台统领戴宗骞想办法。荣成的防务是归李秉衡管的，不归戴宗骞管，戴宗骞只好“越权”向荣成派出了300名正规军，配备四门行营炮——于是就有了这1800人。
面对这1800人的弱旅，荣成日军用几发炮弹解决战斗，然后轻松完成登陆。日军的行动是迅速的，三万多名日军、三四千匹战马，大量武器弹药，只用了五天完成全部登陆。
李鸿章没有求到李秉衡的援兵，但是，在日军登陆期间，光绪曾向李鸿章下达命令，要求北洋舰队出动，从威海基地开到荣成阻截日军登陆，而李鸿章也并没有执行这一命令。在他看来，北洋舰队只有老老实实待在威海基地，才是安全的。
日军登陆后，大山岩在荣成县城设立了上岸后的第一个司令部。日军接下来的行动连小孩子都知道了：他们即将进攻威海。
由于威海兵力空虚，而李秉衡的重兵仍然集结在烟台、蓬莱一带没动，李鸿章只好再一次请求李秉衡增派援兵，但李秉衡表示：就算我把整个大军都派过来，总兵力也只有日军的一半，我要先向朝廷求援军，请军机处出面派大军驰援山东。
李秉衡请求朝廷加派援军的急电发到了军机处。李秉衡和李鸿章都在等待着朝廷的援兵，等着吧，耐心一点，一定会有结果的。
有人可能要问了，作为国防大省，山东全省的兵力为何会如此之少？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山东原本的兵力是不止这些的，但他们被调走了。
调往了哪里？奉天。
当日军在东北进攻危及奉天的时候，朝廷在奉天周边集结了10万兵力，现在，日军在东北战场还留有第一军和部分第二军，只要日军不撤，朝廷就不敢调走奉天周边的重兵，哪怕总兵力是日军的好几倍，也不敢调走一兵一卒——因为那里是“陵寝重地”。
所以，尽管在东北的日军采取了守势，而且离奉天还很远，尽管军机大臣们知道当务之急是将奉天一带的山东军回调，但没有人敢上这个折子。
还是别找骂了吧。奉天的死人是要比山东的活人还重要的，这就是朝廷的逻辑。
那么就近调天津的吧？王公们更不会同意了。
天津乃京城门户，京畿重地，大家的金银财宝以及豪宅名马都留在京城，万一京城有失，谁可担罪？虽然大部分迹象显示，荣成日军下一步将进攻威海，但谁能保证他们不绕道进攻北京？日军狡猾狡猾的有，不得不防啊。
所以，无论旧都奉天还是新都北京的守军，都是不能调的，前者是死去的权力阶层安葬的地方，后者是现在的权力阶层生活的地方，从这两个地方调一兵一马也不行。李鸿章很明白朝廷的心思，提出了他的战略：海军严防渤海以固京畿，陆军力保奉天以安陵寝。不出所料，这个战略很快得到朝廷（慈禧）的批准。还是李大人聪明啊。
军机处最终决定：调南方的！上次为协防旅顺，调动的是福建的部队，这次调贵州的好了。
李秉衡大人正眼巴巴地等待贵州古州镇总兵丁槐率领的云贵援兵到来。这支援兵最终在什么时间会到达，我们以后会知道。不过，在李秉衡看来，既然他没有得到朝廷的援军，而日本军舰仍然在蓬莱、烟台打炮，他就不能把大军派向威海。尽管从烟台到威海十分的方便，但调兵又不是去上个班，不是路途的方便能起决定作用的。
好吧，从慈禧、光绪到李鸿章、李秉衡，从最高统治者到总指挥到中层将领，各有各的打算，各有各的账。所谓指挥混乱，没有统一的指挥，也没有一致的战略，它并不是来自别的地方，而是来自清国最高权力中心——皇宫。
这真是一场自上而下开始的大混乱。现在我们知道了，威海陆路防卫面临的情况是：无援军。威海的陆军只能依靠5000人去对付日军的三万大军，一个兵的援军也没有，你们守吧！
1895年1月25日，日军离开荣成向威海进发了。这将是一场炮台的攻击和守卫之战。当荣成的日军还在登陆状态，没有完全登陆时，威海陆军统领戴宗骞向他的领导李鸿章提出自己应该率军主动出击，去荣成阻截日军。即使不能阻截，也能够以游击之战骚扰迟滞日军向威海的进军，为威海等来援军赢得时间。
李鸿章把戴宗骞的这个建议毫不留情地拒绝了，因为威海陆路上有李鸿章十分看重的东西——炮台。
从战术上看，戴宗骞这个想法属于积极迎战，不必死守炮台，发挥灵活机动的战术，袭扰和疲惫日军。炮台虽然坚固，易守难攻，但任何事物都是有利有弊的，一味依靠炮台就会限制士兵的灵活性，从而限制战斗力，这种情况我们在电影中见多了。后来的“日本鬼子”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在侵华期间，他们在据点修建了无数更加坚固的新式炮台——碉堡，却被手持老式步枪的八路军游击队袭扰得痛苦万分。
事实上日军最害怕和担心的并不是进攻炮台，无论炮台如何坚固，它都是个不动产，日军都有信心去强攻拿下——大不了多消耗一点炮灰（敢死队）。他们害怕的不是清军固守某个阵地，而是采取灵活机动的打法，使日军不得不陷入对他们最为不利的持久之战。
摩天岭战场上的聂士成已经证明了这点。
但戴宗骞没想到的是，这个令他兴奋的“建设性意见”，从李鸿章那里换来的却是一顿骂。他只好硬着头皮回到威海，回到李鸿章大人心爱的炮台里。
威海陆路的炮台之战打响了。1398年，为防倭寇侵扰，在此地设立军事要塞，以威震海疆之意取名威海。在清国北洋舰队以威海卫为基地后，以威海城为中心，分别修建了南北两大炮台群——南帮炮台群和北帮炮台群，600年过去了，这里又成为了抗倭中心。
三万日军向南帮炮台群发动进攻了，虽然日军占据兵力上的绝对优势，但在炮台攻防战中，仍然涌现了英勇的战士，日军没有想到，在兵力上处于绝对劣势的炮台群守军，发起了无比凶悍的反抗之战！
摩天岭炮台攻防战中，400守军在守将周家恩的率领下，殊死战斗，直至最后一刻，炮台守军全部阵亡，周家恩身负重伤，大腿已经打断，小腹被子弹洞穿，肠子流出。抱着绝不做日军俘虏的信念，周家恩强忍巨痛，双手托着肠子，拖着一条断腿卧在冰雪中爬行10多里后，血尽而死。
在所前岭炮台攻防战中，驻守在这里的守军只有一哨（相当于一个连，100人），而大炮也只有三门，在炮台的帮带逃跑后，一名低级军官主动担负了指挥的重任，他姓徐，大家就称他为徐帮带。徐帮带和炮台守军战至无一人生还。徐帮带的妻子抱着刚满周岁的儿子准备跳海自尽，却被日军将孩子夺走，在岩石上摔死，而徐帮带的妻子被乱刀刺杀！
遭受顽强抵抗的日军就是用这种方法来解恨。
南帮炮台群失陷，剩下的就是北帮炮台群了，当日军准备发起进攻时，丁汝昌作出了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就是派遣北洋舰队陆战队将北帮炮台群全部炸平。
痛苦的丁汝昌不得不亲手毁去这些炮台，北帮炮台群离威海军港更近，里面的大炮只要调转炮口就能攻击港内的北洋军舰，丁汝昌不得不炸，是为了避免这些炮台落入日军之手！
威海陆路全部失陷了，戴宗骞自知守土不力，赶在朝廷追究之前吞鸦片自杀。而日军占领了威海港陆地，形成了对港内的北洋舰队后路威胁，而在港口外的海面上，伊东佑亨率领的联合舰队已经拉开战势，北洋舰队正面临背腹受敌、双面打击的严峻形势，日军的目标是全歼北洋舰队。在大东沟海战中遭受重创的北洋舰队，走到了它的最后关头。
1895年1月30日，漫天的大雪中，日军对北洋舰队发起了总攻。
伊东佑亨虽然想一举攻下北洋舰队，但并不是那么容易。
威海港内的北洋舰队有13艘军舰，包括：定远、镇远、靖远、来远、济远、平远、广丙，炮舰镇东、镇南、镇西、镇北、镇中、镇边六艘；另外还有13艘鱼雷艇。可以说北洋舰队主力仍在，实力尚存。
在几天的炮战进攻失败后，伊东佑亨想起了一个生力军武器——鱼雷艇。
在大东沟海战中，伊东佑亨见识了鱼雷艇的厉害，发现了鱼雷才是对付定远、镇远有效的进攻武器，于是他在战后立即将全国所有的鱼雷艇都编入联合舰队，进行了与军舰协同作战的训练。在发起进攻前，伊东佑亨和他的参谋们已经专门为鱼雷艇量身定制了作战计划——《鱼雷艇队运动计划》。
这个计划的核心就是：偷袭。
当伊东佑亨了解了港口前的航道情况时，他的心又凉了，因为即使是比军舰小得多的鱼雷艇，也无法进入威海港内。为了防止被敌人偷袭，丁汝昌派人在港口前设置了极为厉害的防卫武器——水雷拦坝。
这种水雷拦坝是用一丈多长、几尺粗的木头排列海口，用大铁索连起来，形成栅栏，每隔一定间距再用铁锚固定在海底，栅栏上挂满了水雷，当敌船靠近时，就等于自投雷网。
大家是不是觉得这种防卫武器很熟悉？对。它在三国时期的长江要塞上也曾用过，当时位于长江下游的东吴为了防备上游的西晋，选择了在湖北大冶西塞山一带，用一根根巨大的铁链横断长江，以阻挡西晋大将王濬（ruì）巨大的楼船。后来王濬找来几十艘木筏，木筏上载着麻油火炬，生生将铁链烧得融化，楼船才得以通过。唐朝诗人刘禹锡在《西塞山怀古》中记录了这次战争的经过：
王濬楼船下岳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伊东佑亨没有用火攻，在军舰的掩护下，敢死队出动了，他们登上舢板，划到拦坝前，把铁索拉到舢板上，用事先准备的巨斧不停地砍，铁索拉得很紧，用力砍几下就砍断了，木栅栏失去依托，随潮水漂走，水雷拦坝就这样被破坏了。
凌晨三时，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寒夜，联合舰队鱼雷艇队满载鱼雷，全部熄灭灯光，以两艘为一组，悄悄驶进港口！在全部进港之后，北洋舰队哨舰终于发觉了异常情况，立即向鱼雷艇开炮！但是寂静的夜晚突然响起炮声，港内的北洋各军舰不清楚发生了什么情况，以为联合舰队开进来了，于是他们跟着稀里糊涂发炮，港内一片骚乱。
混乱之中，一艘胆大的日本鱼雷艇竟然插到了北洋舰队的鱼雷艇队中，跟着队伍前行，而北洋舰队的鱼雷艇对此竟没有发现！连日军也没有想到，北洋舰队的鱼雷艇是向旗舰——定远靠拢的！当这艘混进队伍中的日军鱼雷艇发现这一切后，前方300米外，就是定远巨舰！
天赐良机，鱼雷艇决定与定远同归于尽，舍艇炸定远！它箭速从队伍中穿出，朝定远发射鱼雷！鱼雷破浪前行，同时，定远舰上的炮手也发现了偷袭的鱼雷艇，立即朝它发出巨炮！
两声巨大的爆炸声几乎同时响起。定远剧烈地晃动，舰体被鱼雷洞穿，海水突破了所有密闭水仓，喷涌而入。刘步蟾急忙命令砍断锚链，急驶至刘公岛岸边使它不至下沉，从这一刻起，定远丧失了航行能力，只能在岸边搁浅。
而那艘偷袭的鱼雷艇怎么样了？它已经变成碎末了，艇上人员无一生还！其他鱼雷艇见状，全部加速逃出港外。
伊东佑亨接到战报大喜。用一艘鱼雷艇的代价换来了重创定远，这值！
没有了定远，伊东佑亨胆大多了，他怀着激动的心情向全舰队下令：等天一亮，除了用三艘军舰担任外海的警戒外（警戒那永远不可能到达的南洋舰队），其余所有的军舰、炮艇等战斗船只全部冲向港口，一定要歼灭北洋舰队！
联合舰队其余两艘战船在港口外全部并排排列，对港口内的北洋舰队轮番进行炮击，北洋舰队在丁汝昌的指挥下立即发炮反击！当日本军舰无法发挥速度优势，只能互相比赛打炮时，它们仍然无法压制住北洋军舰巨炮的火力，始终不能靠近港口，伊东佑亨只好垂头丧气地命令：停止进攻，后撤！
北洋舰队又一次击退敌人的进攻了。但是，他们应该来不及高兴。因为伊东佑亨的退兵举动是别有用心的。
当天晚上，尝到甜头的伊东佑亨决定依样画葫芦，用鱼雷艇再次偷袭。而丁汝昌和北洋舰队并没有从前一晚的被偷袭中吸取教训，他们认为日军刚进行偷袭，白天又激战了一天，第二天晚上就不可能再来了。但是，他们还是不了解日本人。
战争中的日本人根本不是人，或者说他们是另外一种类型的人——机器人。他们可以没日没夜地发动冲锋，轮番攻击，不需要吃饭，不需要睡觉，不需要休整。只要尝到了甜头，就会把它吞尽，只要发现了机会，就会把它榨干，想想一群饿狼是什么样子吧。
凌晨四时，日军鱼雷艇队又开始偷袭行动了，这次发起偷袭的时间特意比第一次晚了1小时，日军向来重视这样的细节。而这一次它们更加轻车熟路，北洋舰队却防备松懈，鱼雷艇集中朝来远、威远两艘军舰发射鱼雷，在十几枚鱼雷的同时打击下，来远、威远号沉没。
伊东佑亨趁热打铁，等天一亮，再一次命令联合舰队全舰队发起进攻。经过两次偷袭，北洋舰队能作战的大型军舰已经所剩不多了，他相信，全歼北洋舰队，这次一定会成功的。
而此时，在陆地上的大山岩已经命令陆军日夜赶工，修建好了临时炮台，并在炮台上新安置了速射炮，在联合舰队朝港口内的北洋军舰发炮的时候，陆地上的各种大炮也朝着北洋军舰狂轰滥炸，北洋舰队真正地陷入了最为不利的局面——腹背挨打。
丁汝昌仍然在沉着应对，他指挥北洋舰队分出几艘军舰，去对付陆地上的炮火，其他的军舰全力压制港口外的火力，定远虽然搁浅，但它的巨炮仍然可以发挥作用，巨大的炮弹一枚枚从定远舰上飞出，联合舰队四艘军舰都中炮受伤——即使是腹背受敌，日军都无法占据上风，北洋舰队本来就是“船坚炮利”，现在正是它们发挥优势的时候。
见到形势有利，此时的丁汝昌作出了一个决定：在炮战结束后，派鱼雷艇队夜袭联合舰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日军也尝尝北洋舰队鱼雷艇的厉害。
丁汝昌命令鱼雷艇队队长王平为晚上的偷袭作好准备，但令丁汝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正是他的这个命令，却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
因为王平在接下来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吃惊的举动。
双方还在炮战之中，北洋鱼雷艇队13艘鱼雷艇突然发动，在王平的带领下，全速朝港口外开去！这边的丁汝昌对王平的这个突然举动实在搞不明白：是叫你们等到晚上出战啊，现在还是白天，你们现在冲过去这是要干什么？
松岛号上的伊东佑亨也发现了这一幕，他迷茫了：这是要干什么？冲过来同归于尽？手忙脚乱中，伊东佑亨急令各舰作好准备，防御鱼雷！同时将炮口调转，转向鱼雷艇，一旦鱼雷艇拼命，联合舰队将不得不面临很大麻烦。
丁汝昌和伊东佑亨都很快得到了答案：王平带领的鱼雷艇队不是去冲锋，而是——逃跑！
这又是熟悉的一幕。前面我们已经说过，鱼雷艇队虽然跟随北洋舰队出战，但它们跟北洋舰队并不是一个单位的，它的上级单位是——旅顺鱼雷营。从组织层面上讲，丁汝昌并不能指挥鱼雷艇队，当定远负伤、来远和威远沉没后，对全军覆没的巨大恐惧占据了王平的头脑，丁汝昌要求鱼雷艇队当晚夜袭，但王平和蔡廷干想到的是如何躲过夜袭的任务，趁机逃跑。
蔡廷干同志我们熟悉，他是福龙号鱼雷艇的艇长，在大东沟海战中，桦山资纪就是在他手下捡回一条命的。
见到鱼雷艇只是逃跑，伊东佑亨悬着的一颗心放下了。接下来就是生擒这些鱼雷艇的时候，之所以要生擒，就是舍不得炸，要把它们补充到自己的队伍中。
王平乘坐的性能最好的鱼雷艇“左一”号成功地逃走了，但其他12艘鱼雷艇全部被俘虏或者被击沉！北洋舰队鱼雷艇队全军覆没，对日军来说，这是一个谁也没有想到的意外的胜利。但是，对于丁汝昌和北洋舰队来说，只能是雪上加霜。
从战斗开始，北洋舰队一直处于日军陆路和海路的围困之中，陆地上是三万大军，海面上是整支日本舰队，用困兽犹斗来形容是一点不为过的。他们似乎成了被遗弃和抛弃的一群。王平率领鱼雷艇队首先逃跑终于带来了人心浮动。成群的士兵涌向丁汝昌，甚至连一向最忠于职守的炮手也离开炮座，他们围住丁汝昌，群情激动：大家在这里苦苦支撑，对外面的情况毫不知情。是生，是死，还是已经被抛弃，请丁帅坦言相告！
说实话，丁汝昌也不知道。但面对群情激愤的士兵，他知道现在他要做的就是稳定军心，因为一旦处理不好，不给士兵们一个明确的交代，很可能就会酿成兵变。丁汝昌镇定下来，告诉大家：援兵很快就会到来的，请大家放心，只要我们坚持到2月11日，援军就会到来。
丁汝昌说的11日，正是军机处调派的贵州古州镇援兵预计到达的时间。
可是大家仍然不满意，心里都没有底。
“如果到时援兵还不到，汝昌一定会放大家一条生路！”丁汝昌痛苦地说。
在几日之前，为了确保援兵按时到达，丁汝昌已经派出了送求援信的人。
一名勇敢的水兵，乔装成普通百姓，在刺骨的冰水中游泳上岸，消失在夜色之中。他身上携带的，是丁汝昌写给烟台道台刘含芳的求救信，字字泣血：
我们现在只有拼死守住，粮食可以坚持一月，但弹药和药品已经不允许……请速将情况电告各帅，我等急切盼望他们能星夜前来！若11日救兵不至，则船岛万难保全……
然而，伊东佑亨并不会给北洋舰队喘息之机。2月9日，联合舰队连续发动的海上进攻再一次开始。这一次，伊东佑亨连将担任警戒的三艘军舰都撤了回来，所有的军舰全部集结在港口发炮，而大山岩也指挥陆路炮台一齐发炮，威海港口里，百炮齐鸣，水柱冲天，北洋舰队淹没在炮火之中。
丁汝昌将旗舰移到靖远，立在靖远的船头指挥军舰迎战！联合舰队的炮火立即集中发向靖远，靖远身中数炮，终于开始下沉，最终开到浅水区搁浅，丁汝昌在士兵们的掩护下才逃出一命。此时，北洋舰队主力战舰已经全部损伤。
2月10日凌晨，在漫天的大雪中，伊东佑亨又派出了四艘鱼雷艇进港偷袭，但这次丁汝昌做好了防备，偷袭被打退了。然而北洋舰队已经到了生死关头。
北洋舰队的炮弹即将打光了，已经无法再组织起一次有效的抵抗。
药物也已经用完了，伤员排着长队等着做截肢手术，更加恐怖的是连麻醉剂也没有，为了不使伤员伤口化脓，军医们只好在不使用麻醉剂的情况下为伤员截肢。伤兵哀号连天，受不了剧痛的伤兵用刀自杀，情景令人观之落泪！
而没有负伤的士兵因为没日没夜战斗，疲困至极，加上精神高度紧张，终于有人精神崩溃了，有人跳海而亡。终于，受不了的士兵们冲到丁汝昌面前，厉声责问丁汝昌：你不是说有援军吗，现在，援军在哪里？
激愤之中，有的士兵抽出战刀，想逼迫丁汝昌投降！
“你们要杀我现在就杀好了。”丁汝昌平静地说。
明天，2月11日，就是他承诺的最后期限，但援军仍然没有音讯，也没有要到来的迹象。
丁汝昌不知道的是，他和北洋舰队所有的将士苦苦期盼的援军，永远不会到来了，一切都将停留在传说之中。
2月5日，贵州援军已经到达黄县，按照正常的行军速度，11日之前他们是可以到达威海的，但是，贵州援军在这里见到了一个人。
他就是李秉衡。
李秉衡告诉贵州军：你们的援军太少，无法突破日军三万大军的防线，必须在此再招募20个营的新兵，等训练纯熟，一切准备妥当后，“再会同从辽东和天津来的大军，一同谋划如何驰援威海”。
应该说李秉衡的话有部分道理，就当时的情况来看，兵力较少的贵州援军是很难去突破三万日军防线，但是，打不过就能不打吗？战场上的军情十万火急，救援如救火，对于苦苦坚持的北洋舰队来说，哪怕只要是见到日军有松动的迹象，哪怕只要听到有本国军队呐喊的声音，都无异于雪中送炭，让身处困境的北洋士兵们燃起生的信心和希望。
对于这个道理，李秉衡不会不懂，然而，李秉衡的信条是 “不给李鸿章制造麻烦，也不要帮李鸿章的忙”，北洋舰队最后一丝求生的希望，终于在朝廷党争中给掐灭了。
最后关头，丁汝昌终于等来一个指示，这是一封电报，来自李鸿章，这封电报几天前就发出了，现在辗转到丁汝昌手上。多少年来，丁汝昌一直习惯听从李鸿章的指示，但是对于这封电报的指示，丁汝昌万念俱灰。
烟台道台刘含芳接到了丁汝昌派出的求救信后，立即电告李鸿章，李鸿章已经明白：北洋舰队在劫难逃，而援军也不可能到达。他只好让刘含芳想办法给丁汝昌送回电：到万不得已时，丁汝昌率舰队趁黑夜突围，逃往上海吴淞口与南洋水师汇合。
晚了，要冲早冲出去了，何必等到现在？如今战舰已毁，炮弹已尽，军心已散，联合舰队在外海严密封锁，凭着剩下的这些破损战舰去冲，谁都明白：这就是自杀性袭击。
李鸿章并非不知道这是自杀，但是他仍然要命令丁汝昌去冲。对于李鸿章来说，他最担心的并不是北洋舰队全军覆灭，而是另外一种结局：投降。
战争开始时，李鸿章是只想保存北洋舰队的实力，他一再命令丁汝昌“避战保船”，就是为了保存实力。然而，在这最后关头，李鸿章已经绝望地发现，要保存北洋舰队实力是不再可能了，等待北洋舰队的就是全军覆灭的命运。这支舰队是李鸿章一手建立的，是他花费了朝廷大把大把的银子建立起来的，如果要毁灭，也要在有将领们当炮灰的情况下去毁灭！
因为这是李鸿章对朝廷的一种交代，也是朝廷对天下百姓的一种交代。李鸿章花的钱，是朝廷的钱，而朝廷的钱，就是百姓的钱，百姓们总是善良的，只要舰队最后不是逃跑，守军们英勇战死，李鸿章可以尽可能地保住顶戴，百姓们还可以保持对这个朝廷的信心！
冲吧，你们尽力地冲吧，哪怕最后一舰不剩，一人不剩，哪怕这只是一种形式，一种姿态，也要冒死往前冲。明知道冲不出去，明知道是注定的炮灰，也需要你们来完成这样的身份。你们的失败和灰飞烟灭不会是毫无意义的，这个意义就是——它可以让这个无力量的朝廷再继续存在下去！
而将士们对这样的命令愤怒了，绝望的气氛开始在北洋舰队中蔓延。当丁汝昌召集舰长们开会讨论冲港方案的时候，终于再没有人发言，大家无言转身，默默离去。
舰队坐以待毙，朝廷没有援军，却让我们去送死！
士兵又开始围住丁汝昌，要求他兑现“给大家一条生路”的承诺。所有人都已经明白，所谓的“生路”，其实就是投降。谁能想到，亚洲排名第一、当年不可一世的北洋舰队最后的结局是：不可战，无力守，唯有降！
士兵们围住丁汝昌，声泪俱下，苦苦哀求，要求丁汝昌发话投降，既然朝廷无能，不能让大家都去送死吧……
丁汝昌已经没有任何语言能够劝阻士兵，在现实面前，语言都是苍白的。他的口袋里，放着一封由伊东佑亨亲笔写给他的劝降信，信中说只要他率领北洋舰队投降，日军保证优待。
来吧，让一切都来吧。人之将死，军之将亡。是时候该给自己、给北洋舰队，也给手下所有的士兵一个了断了。
让所有的一切都来吧。丁汝昌知道，他必将要违抗李鸿章的命令，冲出去的任务不可能完成了，这也许是他上任以来第一次违背李鸿章的意愿，是第一次，也将是最后一次，因为以后再也没有违背的机会了。
投降是丁汝昌绝对不能接受的，他早已表示，作为北洋舰队的司令，自己决不投降，也不会让投降的一幕在自己的眼前发生。
在舰长会议时，有一个人缺席了，他是永远的缺席，他就是镇远舰长林泰曾。
平时沉默寡言、性情温和的林泰曾大概是丁汝昌在福建籍舰长中唯一一个真正的朋友。
而最先的自杀就发生在他身上。
在日军进攻旅顺前，北洋舰队在丁汝昌的率领下到了威海。此后，按照李鸿章的命令一直蛰伏在威海，因为实在受不了言官的攻击，11月13日，在旅顺失陷的前几天，丁汝昌率舰队抵达旅顺，却只是在旅顺外海游弋了一圈，当天就返航威海。
这个做样子的行动没有给日本人制造麻烦，却将噩运带给了林泰曾。
在返港时，由于连日的大风将港内泊位的航标推移，镇远不幸误入暗礁区，舰体遭到严重损坏，紧急赶修后虽然勉强堵塞漏洞，但已不能出海作战。对于在大东沟海战后刚刚修复的军舰又遭损坏，老实人林泰曾十分内疚，认为是自己的失职，他已经看到了丁汝昌承受的巨大压力，他不想让言官们说他是“为了避战故意损伤舰体”，决心以死谢罪，也以一死证清白。
当天晚上，林泰曾吞鸦片自杀。北洋舰队左翼总兵、在大东沟海战中英勇无畏的镇远舰舰长就这样离北洋舰队而去。
现在，接下来的是刘步蟾。
不要让军舰落入敌手吧！它曾经代表帝国的尊严，曾经是一群天之骄子的荣耀，在覆灭之前，它们要庄严地死去。军舰的上面，永远只能飘扬着大清国的龙旗，那是属于大清的东西，它可以毁灭，但不能成为日军的战利品。
接到任务的广丙舰出动了，它先朝靖远发射鱼雷，在刺耳的爆炸声中，靖远下沉。注视着这一切的北洋士兵已经没有眼泪，无人阻止，也无人出声，大家默默地看着这一切，但是，当士兵将定远绑上炸药，即将引爆时，有一个人出来阻止了。
他是刘步蟾。
刘步蟾最后一次站在自己心爱的军舰上，这艘军舰是他人生的光荣与骄傲，是他眼中神圣的力量。当年花费巨资打造的这个强大的武器，北洋海军的精神支柱，抚慰帝国心灵的神兵利器，如果现在将它炸了，那将是对所有人一种绝妙的讽刺。定远舰长刘步蟾相信定远是永不会沉没的，它曾经令敌人心惊胆寒，它曾经是海上霸主，曾经多么威风凛凛！
刘步蟾对它的感情，就像关老爷对他的大刀。刀在人在，刀失人亡！
朝定远投去最后一瞥，再看一眼这艘陪伴自己多年的伙伴吧，这是最后的机会。刘步蟾推开众人，缓步走进他的舰长办公室，摸出一袋鸦片，吞鸦片自杀。
士兵引爆炸药，定远下沉。
在镇远舰上，接替林泰曾成为舰长的杨用霖坐在船舱内，他把手枪枪口伸进自己的口中，扣动了扳机。
李鸿章的外甥，刘公岛护军统领张文宣吞鸦片自杀。
丁汝昌表现得很平静，他知道，是时候轮到自己做了断了。
这一切丁汝昌早有准备，几天前他特意让人给自己买了一口棺材，还亲自躺进去试了试大小——活着有太多的痛苦、不满、恐惧和委屈，只希望在死后，在去往天国后，能睡得安详。
1895年2月12日零时——在承诺的最后一刻，丁汝昌吞鸦片自尽。自杀的过程持续了七个小时，他一口一口地吞着，似乎还在等待着什么，直到腹部胀到再也装不下为止，受尽痛苦的折磨后，丁汝昌离世。北洋舰队的三位最高指挥官——主帅、左翼总兵、右翼总兵全部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而丁汝昌的死后入土为安的遗愿却不可能实现。
死前，丁汝昌将他的帅印交给了牛昶昞（chǎng bǐng），要他马上将帅印毁去，免得在他死后有人拿着帅印去向日军投降。牛昶昞答应了，丁汝昌安然地离世。
牛昶昞是威海水陆营务处提调，二品顶戴，此时他已经是活下来的最大的官。
当牛昶昞从丁汝昌手里接过帅印的时候，一个念头已经在他的脑海里升起，那就是：利用帅印投降。
丁汝昌死后，牛昶昞并没有毁掉帅印，在起草投降书后，把丁汝昌的大印盖上去，代表北洋舰队投降，交给伊东佑亨。
投降书上盖的是丁汝昌的帅印，战后所有的清流言官再一次声讨丁汝昌。李秉衡又一次上了奏折，指明丁汝昌的自杀“仅能抵战败之罪”，希望朝廷不要心软为丁汝昌追加抚恤。而朝廷正需要正反两方面典型，在追封了林泰曾、刘步蟾等正面典型后，丁汝昌正是反面典型的人选。
丁汝昌全家被抄，财产充公，家人流离失所。在丁汝昌的棺材运回安徽原籍后，不许下葬，用砖头围砌在村头，棺材全身涂黑漆，用三道黑漆铜箍紧锁，以示在死后继续“戴罪”。
生前饱受非议，死后不得安宁。但是丁汝昌也许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一个才干平凡但也算是好人的人。而战场从来不是好人们的舞台，却是狠角色的盛宴，不知道最后一刻的丁汝昌是否已经明白：被李鸿章强制安插在北洋舰队最高指挥者的位置上，这对他而言，绝不是幸运。
他的一生仍然没有盖棺定论，他仍然以巨大的争议存在于历史当中。而北洋舰队，已经灰飞烟灭了。
1895年2月17日，上午8点半。作为胜利者的联合舰队驶入威海港，接受投降。一直到最后，他们都没有攻进来，这一次却是坦途。镇远、济远、平远、广丙、镇东、镇南、镇西、镇北、镇中、镇边十艘军舰，全部降下龙旗，改挂日本国旗。
“叫你们抛锚啦！”趾高气昂的日军用汉语对着北洋舰队官兵大声喝斥，每一个北洋士兵都低下了头。
这十艘军舰全部归了日本，被编入联合舰队，日军将它们保留了中文舰名，这是为了继续对北洋舰队的羞辱。强大的镇远舰被日军拖到旅顺修复，装上速射炮，10年以后，它作为联合舰队的一等海防舰，出现在日俄海战的战场上。日军打捞起了沉入海底的定远，把舰体分拆后运回国内，舵盘成了一张咖啡桌的桌面，甲板成了两扇大门，其余的物品作为陈列品供游人拍照、观看，一直到现在。
伊东佑亨“特别恩准”练习舰康济号仍然属于清国。作为丁汝昌等人棺材的运送船，在接受检查后开往“华界”。哀鸣的汽笛响起，装载着丁汝昌、刘步蟾、杨用霖、张文宣、戴宗骞五具棺材的康济号，凄然离去。投降的士兵默然地看着这一切，在被勒令交出武器、保证再不参战、接受检查后，他们也将随康济号开赴“华界”——是的，和旅顺一样，威海现在已经不属于大清帝国的版图了。
牛昶昞来到了伊东佑亨身边，请求伊东佑亨能否“再次开恩”归还广丙舰。牛昶昞说明广丙是广东舰队的，产权属于两广总督，不属于北洋舰队，只是因为前来北洋会操临时被征用，如果日方同意，广丙可以拆掉所有大炮武器，“虚舰而归”。这种在帝国官场看来很正常的逻辑，被日军大为嘲笑，伊东佑亨拒绝之后，特意命人将牛昶昞的这封乞求信刊登在日本报纸上，这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日本媒体的笑柄。
然后，日军在刘公岛上岸，将整个刘公岛全部拆迁，除了泥土和石头，能搬走的物品都搬走了，北洋舰队的总部基地成为了一片废墟。
落日的余晖静静地照在威海港上，盛极一时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了。2012年的某个周日，我来到了威海，来到了刘公岛，这里已经是一派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而在百年之前，这里承载着极大的苦难与屈辱，写照了北洋舰队将领多舛的命运。在接下来的讲述中，我们将发现，这样的命运只是整个大清朝命运的一个缩影。
伊东佑亨带着胜利者的微笑离开了，也许他是有理由值得骄傲的，他在战争中学习了战争，最后竟然只以损失两艘鱼雷艇的代价，全歼了不可一世的北洋舰队。占据威海的任务交给了陆军，而战争远远还没有结束，在东北战场上还有第一军和第二军，形成对奉天的进攻和包围之势，日军将继续进攻，清国将继续抵抗，所有人都在等待甲午战事的最终结局。
帝党上台指挥清军
旅顺失陷，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李鸿章的战争总指挥的职务也宣告结束了。朝廷摘去了他的顶戴花翎，以示“薄惩”。随着李鸿章的倒台，后党对这场战争的指挥权也失去了，接着登台的，是帝党。
战争一开始，帝党就一直在指责后党无能，懦弱怯战，指挥无方，现在，帝党上台，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
帝党启用的，是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刘坤一，他取代了李鸿章的职务，成为战争总指挥，而具体负责的，是原湖南巡抚吴大澂（chéng），他将接替宋庆的职务，来到东北战场，指挥清军。
大战开始之前，我们需要来简单了解一下东北战场的战势。
日军方面，第一军分为两部分，在进攻摩天岭被聂士成军阻击后，山县有朋命令第五师团留守凤凰城，第三师团6000人孤军深入到海城，山县有朋由此丢掉了总司令的职务，接替他的是第五师团师团长野津道贯。
而第二军在旅大之战后，占据了金州、大连湾、旅顺。
清军方面，以八万兵力对海城形成三面重围，他们是：海城北面鞍山的八旗军一万多人，分属盛京将军长顺和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西面田庄台的六万兵力，由吴大澂亲自指挥；海城南面营口的一万多兵力，由宋庆指挥。
也就是说日军第三师团6000人的兵力，掉入了清军八万人的包围圈。大本营一开始派出了第二军一个旅团的兵力从旅顺北上前往救援，而率领这个旅团的，正是攻下旅顺的乃木希典。
乃木希典并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在北上攻下盖州后，他就再也无法前进了，因为营口是继续北上的必经之地，而乃木希典无法突破宋庆大军的防线。
大本营只好命令在凤凰城的第一军第五师团，在野津道贯的亲自率领下，前往海城解救被围日军！
清军当然不会坐等日军援军的到来。鞍山的八旗军最先发起了对海城的两次反攻，兵力是日军的两倍多，但结果却是令人大跌眼镜的，两次反攻八旗军阵亡了1000多人，而海城日军阵亡的人数很可观：八个人。反攻被困守在海城的日军生生打退，连城墙竟然都没有摸到。
这样的结果连深宫里的光绪都震怒了，他大骂一声：“一群废物！”如果不是身上这件衣服换下来就没人敢穿，估计他早就脱下龙袍冲出去了。而日军一天占据海城，对奉天的威胁就一天不能解除，皇家老祖宗一天也就睡不安稳，于是军机处决定先收复海城，吴大澂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走马上任的，他率领大军来到了海城西面的田庄台。
江苏人吴大澂，历史上对他的评价是：著名学者、金石家、书画家，尤其擅长山水画，小桥流水，栩栩如生。这个人从来没有带兵打过仗，在京城任官时，与李鸿章和淮军将领渊源较深，但在1892年到湖南当巡抚后，又跟湘军扯上了关系。清日开战后，他多次向朝廷奏请带兵参战（可以升官）。而朝廷最终能任命他为新的对日作战指挥官，其实是帝、后两党妥协的产物——对于帝党来说，起用刘坤一、吴大澂和湘军等于排挤掉了李鸿章和淮军，而对于后党来说，吴大澂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人物，毕竟这个人在历史渊源上跟淮军还有过一腿。
吴大澂似乎是很得意自己这个“优势”的，战前，他分别拜会了李鸿章和刘坤一，信心饱满地说：定使湘淮军连为一气，妙手回春！
吴大澂的意思是：我就是一个中间派人物，有我在，由我来出任指挥官，帝、后两党就能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现在，我们需要来了解吴大澂率领的这支特殊的湘军。
打败太平天国的那支湘军早已被曾国藩裁撤掉，吴大澂的湘军早不是当年的湘军了，它只是从湖南调出的军队——也就是名义上的“湘军”。这支湘军起用了几位老湘军将领，而士兵基本是仓促招募而成的，没有经过多少训练，甚至连军服都没有配齐就开赴了战场，堪称乌合之众。
对海城的第三次反攻开始了。统帅着八万大军，吴大澂胜券在握，来到前线后，吴大澂很快显露出一个没带过兵的将领的特质：他把战术问题全部交给幕僚处理，对战场情况的掌握全靠听汇报，吴大澂认为自己既不需要上战场视察敌情，也不需要到阵前激励士兵，主帅嘛，自然是要运筹于帷幄之中。
而接下来做的事情，显露出吴大澂同志不仅不是一位熟悉战场的军事将领，还是一位浪漫的书生。
他集中精力做好了以下两件事情：
第一，请一位著名的算命先生算出哪一天能克敌制胜，定好发动总攻的良辰吉日。
然后，吴大帅亲自动笔，给海城里的日军写了一封信，通告日军他即将亲率大军杀入城内，一旦大军入城，日军将被杀得片甲不留。所以他特意在海城外立了免死旗数面，如果你们走出来，跪到旗前，我就法外开恩不杀你们了，送你们回国。
吴大澂说到做到，派人在海城四周的山上插上多面白旗，上写一个大大的“吴”字，在吴大澂看来，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等日本人前来跪拜了。
吴大帅等了几天，却不见日军出来受降，他失望了。于是等良辰吉日一到，他令旗挥动：进攻！
接下来的结果要令吴大澂更加失望。
一个天真的书生带着一群乌合之众，结果就可想而知了。战斗打响后，六万“湘军”中真正上了前线开了枪的只有两万人而已，而协同作战的另外近两万名八旗军经历过两次反攻失败，对日军产生了畏惧心理，只敢远距离放炮。
第三次反攻海城的结果是：清军战死几百人，海城日军战死三个人。
第一次亲自指挥失败了，不过吴大澂也有他的说法，他认为这次失败的原因是湘军没有出动主力，而八旗军拖了他的后腿，如果六万湘军全体参战，一定是可以打败日兵的。于是，第四次反攻开始了，这也是清日开战以来清国最大的一次用兵——六万湘军全数上阵。以10对1，没得说了吧。
结果还是很冰冷：湘军战死近千人，望风而逃者不计其数，海城日军战死两个人——竟然比上次还少一个！
这次可不能再把责任说成主力没出动，也不能把责任推卸给八旗军了。皇宫里的光绪再一次彻底怒了，他一掌拍飞了御桌上的笔筒，喊道：“大军云集，枪械亦齐，尔等为何就攻不下一座四面被围的孤城？”
第五次反攻海城开始了，这次是光绪亲自下令，要求：辽南各军齐心并力，迅速克复海城！
皇帝亲自下的命令，大伙不得不认真对付一下。湘军和八旗军知道再也丢不起这个脸，他们全体出动，营口的宋庆也分兵前来支援，加上各支小部队，兵力已经达到了惊人的十万。也就是说清军有十万大军攻城，而日军守军只有六千。
但是，收复海城的最佳战机已经过去了，日军的援军即将抵达，战场上的机会是不会永远存在的，人家是要来救援的，日军给了清军四次反攻的机会，而清军一次次白白浪费。机会不等人啊。
在乃木希典北上救援受阻后，大本营命令凤凰城的第一军第五师团前往救援，由新任第一军司令野津道贯亲自率领！
临危受命，野津道贯即将开始他的表演。
如何解海城之围？按照一般的思路，直接把援军开过去开打就行了。但如果野津道贯也这么想，就太对不起他名字中的这个“野”字了，他走的是野路子。
野津道贯认为，直接解围这是最常规的解围方法，也是最愚蠢的方法，他还有一个最高明的方法。那就是：让对方自动撤去包围圈。
具体来说，为解海城之围，援军要放弃之前攻城略地的战法，始终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大范围奔袭，积极调动对方，最后不仅要解围，还要寻找机会对东北战场上的清军实施各个歼灭！
听上去很妙，但是如何实现？野津道贯认为，只要抓住清国朝廷的心理，抓住他们最惧怕的东西。而对于清国朝廷来说，他们最害怕的就是奉天有失、祖坟被挖。
分析完这个要素，野津道贯的战术确定了：只要乃木希典拖住海城南面和西面的宋庆、吴大澂大军，然后他亲率援军向鞍山以北的辽阳进军，造出即将进攻辽阳的态势。辽阳是奉天的门户，一旦辽阳失守，必将危及奉天，所以清军对这一举动必定大为紧张，在鞍山的八旗军必定会主动撤出鞍山，移往辽阳，此时，援军开进鞍山，从海城北面撕开一道口子，海城之围自解！
这一招其实是从我们老祖宗那里学来的，叫攻其必救。没办法，和睦仁、伊藤博文、伊东佑亨一样，人家就是喜欢读点中国兵法和历史方面的书。
战术得到睦仁和大本营的批准后，野津道贯率领援军出发了，1.1万名大军直扑辽阳方向而去。果然，在鞍山的八旗军开始紧张了，他们飞速地思考着这个问题：日军往辽阳而去，难道会放弃解救海城，直攻辽阳然后攻取奉天？
而朝廷军机处宁愿相信野津道贯进攻奉天的可能，祖坟比较重要，谁也承担不起这个责任。于是，预估的那一幕发生了：在日军到达之前，八旗大军主动撤向辽阳！
见此情况，野津道贯立即率大军迅速开向鞍山，在开向鞍山的过程中，日军发挥了魔鬼般行军速度的本领，等清军反应过来时，他们已经成功地到达鞍山，成功地插入清军包围圈！
随着鞍山清军撤守，海城之围就这样被撕开了一道口子，吴大澂对野津道贯援军的到来十分紧张，第五次反攻也就不了了之——援军都到了，还攻什么攻，赶紧守吧！
野津道贯的第一步目标达到了，而接下来，将是他的第二步目标！
野津道贯即将按照他的计划行动，而吴大澂陷入了思考之中。
现在的状况很明显，野津道贯是冲着海城而来的。所以吴大澂立即将大军从田庄台开赴海城前线，正当吴大澂以为野津道贯的大军会乘势从鞍山进军海城时，结果又一次出乎他的意料了。
在鞍山，除了喝口水，野津道贯并未做片刻的停留，而是立即挥兵，以疾风之势绕过海城，向牛庄进军！
从地图上看，牛庄位于田庄台以东，海城以西——也就是夹在田庄台和海城的中间。这是一个小小的街镇，小到连城墙都没有，所以驻守在这里的清军很少。
经过一番思考后，吴大澂同志认为，野津道贯的大军进军牛庄跟之前进军鞍山一样，只是要取得一个进攻海城的据点——毕竟他们是来解海城之围的嘛。既然野津道贯的大军迟早要进军海城，不如现在就放弃牛庄，让日军去占领，而自己的大军在海城以逸待劳。
吴大澂的这个想法遭到了一个人的反对，他就是牛庄的守将魏光焘。
湘西人魏光焘是魏源的侄孙，早年曾在左宗棠军中效力，在左宗棠收复新疆后他留在了当地，出任新疆财政厅厅长（藩台）。当朝廷下令起用湘军时，他以老湘军将领的身份带领一支部队，跟吴大澂一起来到了东北战场。
对于吴大澂的安排，魏光焘极力反对：很明显，牛庄虽然并不起眼，但位置十分重要。田庄台和海城将同时受到威胁，而田庄台是吴大澂大军原先的驻地、清军大本营、粮草重地和军火中转基地，一旦野津道贯占据牛庄，按照这个人的野路子风格，他很可能不去管海城而首先进攻田庄台。到时候，海城的清军又不得不回援，正中了野津道贯企图大范围调动清军之计。
另外，从整体战场考虑，牛庄往南就是宋庆大军驻守的营口。营口再往南就是乃木希典率领的日军，一旦牛庄失守，野津道贯也很可能直接南下营口，与乃木希典夹击营口的宋庆军。到那时，海城前线的清军也不得不增援营口，这又中了调动之计。
总之，虽然反攻海城是之前制订的战略，各路清军也一直在执行，但是当野津道贯的援军到来之后，战场形势已经发生新的变化，此时就不能再继续机械地执行进攻海城的命令了，而是应该根据新的情况制订新的计划。野津道贯的援军长途跋涉，此时正是围点打援的好时机，清军只要派出一部分兵力继续围住海城，然后，大军主力合力围歼野津道贯的援军，一举挫灭日军锐气和企图。
而按照吴大澂的计划，不管援军而仍然坚持去打海城，让日军重兵集结在后路，给野津道贯多个选择的机会，相当于把战场主动权拱手相让，这对接下来战势的发展极为不利。
战争，除了要消灭敌军有生力量，还要消灭敌军的选择！让敌军只有一种选择是上策，让敌军没有选择是上上之策。
这么简单的道理，吴大帅不会不明白吧。
但魏光焘不知道的是，吴大澂坚持先进攻海城，有他自己的考虑。
为了保护奉天陵寝重地，朝廷是急于收复海城的，而在重兵压境几次反攻海城不成后，吴大澂很抓狂。作为总指挥官，他很没面子，他急需拿下海城为自己正名。而且海城的日军被围已久，兵疲将乏，还是打它比较有保险，第六次反攻海城大有胜算。
就这样，战斗打响之前，魏光焘和吴大澂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尽管魏光焘向吴大澂陈述了牛庄的重要性，并请求大军回援，但吴大澂的意见仍然是：不同意，要打你去打。
当野津道贯一万大军到达牛庄时，魏光焘的兵力仍然只有原来的3000人。他决定死守这里，弃城而走绝不是一个守将应有的所为！
日本人，来吧！让你们在这里见识一下左宗棠大人传下来的老湘军的血性，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湘军！
战斗打响了。面对超过自己三倍的精锐之众，魏光焘命令士兵在街头修筑土墙进行抵抗，他骑上大马，亲自督战，魏光焘的战马被炸死，换马再战！
拥有优势兵力的野津道贯并不急于发动步兵冲锋，继续让大炮发挥威力，几十门大炮从早晨炸到中午，土墙全部被炸毁。防御工事被摧毁了，清军阵地里一片寂静，他们似乎已经撤走。
见到这个状况，野津道贯放心地命令步兵：冲锋！步兵端起步枪就往前冲，而厄运在等着他们，当日军靠近街道时，埋伏在街道两旁的清军密集射杀！日军猝不及防，倒下了一大片，调头后撤。
原来，魏光焘采取了诱敌深入的战术，引诱日军前进，然后近距离格杀。
野津道贯尝到了厉害，于是他又想起了大炮，下令：继续开炮！日军对着街道两旁的房屋逐间进行轰炸，炸掉一间前进一步，直到全部炸光为止。猛烈的炮火很快将牛庄的街道夷为平地，没有了掩体，魏光焘率领士兵退守街巷，与日军展开了英勇的巷战。在魏光焘的指挥下，所有的军官们都冲在最前面，拿起刺刀刺向敌人，受伤了，扯块布包住伤口再战，他们誓与牛庄共存亡。
然而，日军毕竟在兵力上占据绝对优势，进攻的人越来越多。魏光焘步步后退，从一条街巷退到另一条街巷。战斗难解难分，天黑后，魏光焘身边只剩下了几百人，大家已经激战一天，滴水粒米未进，但是每个人都士气高昂，继续战斗。而日军采用车轮战术，轮流发起冲锋，双方一时间都杀红了眼。
凌晨，魏光焘率领的部队已经退到了最后一条小巷，魏光焘身上多处负伤，鲜血已经将战袍全部染红，而由于连续激战，双手的手指无法再扣动扳机。魏光焘知道，同归于尽的时候到了，他默默地命令士兵将剩下的炸药全部堆在身边，准备等日军围上来时，引爆炸药。
“守将不能死，以图将来！”身旁的士兵单膝跪下，他们不能看着主帅死去，几名士兵不由分说架起魏光焘，抬起魏光焘突围，在这些士兵的前面，是上百名士兵组成的人墙，他们用身体挡住日军炮火，掩护魏光焘突围。
天亮后，战场恢复了平静。掩护魏光焘的士兵终于成功突围而去，1880名湘军士兵全部阵亡，魏光焘以下所有的军官全部牺牲。而日军也付出了伤亡389人的代价。这是野津道贯遇到的第一场硬仗，能在一天之内攻下旅顺要塞的日军，竟然在这里被一支3000人的小部队阻截了一天一夜。
可以说，除去兵力和武器对比，魏光焘和他的士兵并没有输掉战斗！
在牛庄之战中，魏光焘身先士卒，以他的英勇激励着士兵，指挥士兵沉着应战，这才是一支真正的湘军。牛庄之战虽然失败了，但它向世人展示，清军并不是天生无战斗力，日军也不是不可以战胜，只要将士英勇，指挥得当，胜利同样可以属于清军。
而在占据牛庄后，野津道贯再一次使出了奇招。
跟魏光焘的预料一样，野津道贯并没有向海城进军，但也没有单独进军田庄台或者营口，而是兵分两路，分别向田庄台和营口进军。
在兵法上，分兵是大忌，野津道贯兵分两路的进军，正是试探性的进攻，野津道贯并没有决定先主攻田庄台还是先主攻营口，他在等待清军的变动，露出破绽，打乱吴大澂的部署，牵着对方的鼻子走。而吴大澂果然上当了，由于田庄台是清军重要的战略后方，一旦田庄台失守，粮道受影响，清军就要挨冻饿肚子了。于是，吴大澂也顾不得再去进攻海城了，迅速把部队回撤——再次回到田庄台！
在回军的路途中，吴大澂畏敌的老毛病又犯了，他觉得光靠他的大军可能挡不住日本人，于是叫人急电给在营口的宋庆，要求宋庆率领主力前往田庄台。
宋庆手下的大军有两万多人，虽然他认为吴大澂的主力足够对付日军了，而且自己大军一走，营口将会变成一座空城，日军可以轻而易举地占领。但是，现在吴大澂是他的领导，考虑再三，他觉得还是应该先听领导的，留下了3000人驻防营口，其他兵力在他的率领下开往田庄台。
营口清军变动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野津道贯的耳朵。机会来了！清军终于出现了破绽！这种局面正是野津道贯希望看到的，吴大澂大军从海城前线撤走，海城之围自动解除，海城里的日军可以出来晒晒太阳，拍拍手跺跺脚了，与自己的援兵合兵，而宋庆大军从营口开赴田庄台，营口兵力空虚，可以一举攻下，被阻截在营口以南的乃木希典的大军也可以实现合兵了。
如此一来，原本分散各地的日军可以完全实现合兵，到时候再调转枪口，去总攻田庄台，胜算也大增。
如此好的战机，野津道贯并没有错过，他命令小股日军继续佯攻田庄台，调动吴大澂和宋庆主力扑向田庄台，而主力日军兵不血刃，用了不到一小时就占领了营口。
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野津道贯自出兵以来的行动，这支明明是来解围的军队，在到达海城后，偏偏只在周边作战而不去进攻海城，到现在为止，野津道贯甚至没有让自己的一个兵跑到海城城下，他似乎很无视被围的海城的存在。
野津道贯的兵法看似复杂，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攻其必救，大范围调动对方，让对方去跑步，而对方的破绽总会在这个过程中露出来。一旦发现了破绽，就要毫不犹豫，抓住就打，并击其弱部，先打孤立无援之敌，以自己的优势兵力歼灭敌军的有生力量，实施各个击破，直到把这次机会榨干为止。
不要认为步枪等热兵器出现以后，就不需要兵法，决定战争胜负的最终是人以及如何使用人，而这就是兵法的核心。
而战场上的机会是均等的，发现机会不等于抓住了机会。除了良好的判断力，要抓住战机，还有一条极为重要的因素：冒险。
事实上所有的机会，其实都是冒险得来的。有时候，冒险越大，机会越大。而作为一个军事统帅，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承担风险，作出决断，下达命令。这个命令在下达之前，可以深思熟虑，可以反复权衡，但是一个好谋无决的人绝不是一个优秀的统帅，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是谁非还需要自己拿主意。对于统帅来说，在关键时候，你必须压下所有的争论，抹去所有的唾沫——拔刀！让战刀出鞘！
而一旦战刀出鞘，剩下的事情就是为之战斗了。这时候就无法东想西想、左顾右盼、前瞻后顾，也不必患得患失，成功的人在关键时候都是能够豁得出的，统帅也不例外。当你坚持到自己都忘了是为何坚持的时候，也许胜利的曙光就来了。
一个优秀的统帅必须像信仰神一样信仰自己的决断。
大家知道这个情况不仅只是在战场如此。
在商场甚至情场上的很多成功者，他们都具备敢于冒险的天性。因为他们知道，真正属于自己的机会是不会很多的，错过了这一次，很可能就没有下一次，所以他们一般不会在机会面前犹豫不决，而是会积极出击，即使有那么多不明白的事情，也是在做的过程中去明白，而不是在白白等待中想破脑袋。
知行合一，欲穷千里目，先走到一楼，做起来再说。
曾经是有很多机会摆在吴大澂面前的，但他没有抓住。
因为同样的方法敌军可以用，自己也可以用，所谓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是最美妙的现象。即使在野津道贯占据牛庄之后，分兵向田庄台和营口进军，吴大澂还有以牙还牙的机会。
这个机会就是：不需要管田庄台和营口，只需要再一次反攻牛庄。
在野津道贯大军出动后，牛庄只留下了日军的小股部队，吴大澂以绝对优势的兵力袭击牛庄，如果野津道贯派兵来救，正好就可以解田庄台或者营口之围，让日军跑步，把战场主动权又夺回来。如果不救，那也好办：先把牛庄的日军剁了包饺子，大大挫灭日军的锐气，再与营口的宋庆大军南北夹击日军，反而将野津道贯的援军堵在包围圈内！
而吴大澂之所以在一开始不愿意放弃海城，现在紧赶慢赶地跑回田庄台，有他的秘密。
在得知宋庆大军已经从营口出发，田庄台可以由宋庆大军去防卫后，吴大澂将大军拉向了位于田庄台后方的双台子。一旦宋庆战事失利，从这里他可以很方便地跑到锦州，然后跑回山海关。在关内待着挺安全的。
吴大澂现在考虑的就是自己的后路问题。
在最初的激情过去之后，吴大澂同志发现仗并不是那么好打的，甚至连怎么指挥士兵都是个问题，他战前很狂，骨子里却很胆小。保命要紧，吴大澂已经完全没有那种指点江山、想当曾国藩第二的雄心壮志了，也不想再继续升官，主要考虑的是如何安全地回到山海关内，毕竟自己还要画画啊。
于是，当74岁的宋庆率领大军气喘吁吁赶到田庄台准备和吴大澂合兵时，却发现领导不见了，长跑名将连哭死的心都有。
田庄台之战最终以日军的胜利而告终，在无法抵御野津道贯的进攻后，宋庆也不得不败退双台子。野津道贯不仅成功地解救了海城之围，而且连续攻下了鞍山、牛庄、营口以及田庄台，以一万兵力，击溃清国十万大军！
对日军来说，攻下田庄台还有另外一个重大的胜利，因为它打通了一条重要的陆上通道：日本本土的陆军可以通过运兵船迅速运往旅顺，然后从旅顺一路畅通地北上进攻奉天，或者从营口、田庄台折往西南进攻山海关。也就是说，东北的日军已经威胁到了奉天和北京！
消息传到广岛，大本营里的睦仁十分激动，他连续三次下诏嘉奖！
但野津道贯仍然遭到了日本国内媒体的批判。
在攻占田庄台街道时，野津道贯吸取了上一次与魏光焘巷战损失重大的教训，他没有再进行巷战，而是命人提来了一些东西。
这是几百桶油，日军集体浇油放火，火乘风势，整个田庄台化为灰烬，这个有着几千户民居的繁华市镇变成一片焦土。野津道贯的这个放火行动遭到了日本国内百姓的批评。
“田庄台城内有不计其数的物资、武器弹药，它们都是我国的战利品，却被你烧了，多么可惜呀！你难道就不能想想别的办法吗？”
几十年以后，日军吸取了这个“教训”，“三光”政策的顺序是：先杀光，再抢光，然后烧光！
好吧，现在是时候该总结一下清国在这场战争失败的根源了。当然，我现在的总结都是从纯军事的角度来说的，虽然之前分析了很多的原因，它们都是清国在这场战争中失败的原因，但是，它们都还没有涉及到清国失败的根源。
这个根源就是，清国输在了起点——战略。
300年前，日军是由丰臣秀吉带领进攻明朝，虽然他只打到了鸭绿江边，但是在明清两代对中华帝国的战争中，日本的战略都是一样的，这个战略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速。
先抢夺制海权和朝鲜战略要地，再直插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速战速决，以迅速取得胜利迫使对方投降，换来和约。
对日本来说，这样的战略带有极大的赌博性，完全是一个不计后果的亡命赌徒式的打法。但这也是没办法的，因为日本国小民贫，补给有限，无法进行消耗战，日本的国力无法支持一场长期的战争，只要在一处遭到对手的牵制，就将满盘皆输！
比较一下，大明和大清在战争初期都曾经战败过，但不同的是，大明很快清醒过来，那个万历皇帝虽然从来不上朝，但他对跟倭国战斗到底的信念是无可动摇的。在坚定的信念下，后来的明军开始改变战法，以消耗日军有生力量和延缓其攻击步伐为主要作战目的。大明“抗倭援朝”战争持续七年，日本被打到崩溃边缘，不久即爆发内乱，国内长年内战，国力一蹶不振达200年，以至于后来的郑芝龙（郑成功的父亲）仅凭几条海盗船就能横行日本！
所以，在历史上，除了无比强大的唐朝和元朝以外，对日作战历来都做好“相持以久，持久以战”的准备。
面对接下来的战事，清军新任总指挥刘坤一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在上奏给朝廷的奏章中，刘坤一表示：“持久”二字，实为现在制倭关键。而这种思想也得到了其他不少大臣们的认同，大家表示，跟日本打架，一时打不过，可以长时间打嘛。
这种想法是很符合现实情况的。一旦清国确定了要和日本长时间打架，这对日本只能是个不幸的消息。
清日战争开始后，日本不仅投入了本国几乎全部的陆海军，国内兵力空虚，更重要的是——他们快没钱了。
为了维持这场战争，日本已经花费了临时军费两亿日元，而当时日本全年财政收入才8000万日元。也就是说，为了打这场仗，日本把未来几年的钱都花完了，整个国家也变成了一个为战争服务的机器，在战争正式爆发后仅仅三个月内（至1894年11月），日本全国工业生产就减少了一半（51%），商业减少了三分之一（31%），农业生产减少了13%。打仗是需要钱的，为了继续打下去，日本准备向汇丰银行借款。
但朝廷并不打算打一场持久战。
不这么做的原因并不是朝廷没有这个想法，而是根本不可能这么做。
对于朝廷的实际最高统治者慈禧来说，她面对的事实是，淮军已经灰飞烟灭了，这支军队是李鸿章的，同时也是她的权力基础，淮军是属于后党的，这仗再打下去，只能由帝党的人物来继续负责指挥，很显然，谁指挥战争，军权就会落到谁的手上，如果帝党掌握军权，这是慈禧和她的后党集团不愿意看到的。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从战争一开始，李鸿章虽然明知这场战争绝无胜算，属于朝廷帝党一派的清流言官们又不断攻击，背后搞小动作，但李鸿章还是要硬着头皮打下去，只有清日之战是由后党集团的人负责组织和指挥的，才能确保朝政大权继续留在慈禧和后党集团的手中。而当战争进行到有可能为国内的权力带来洗牌，影响到当权者权力的时候，这场战争就必须结束。
就这么简单。
战争结束了，那么就开始和谈吧。也许只要签个条约，赔点银子，所有的担忧都会解决了。
和谈的陷阱
后党一派早就开始了和谈行动。
然而和谈毕竟是件不光彩的事，这是要大丢面子的，所以后党集团的和谈运作一直是遮遮掩掩的。
在山县有朋突破鸭绿江防线之时，总理衙门就开始到处寻求英、俄、法、美帮助，准备开启新一轮的六方会谈，请西方强国居间调停，早日结束战争。
日本人不吃这一套。
此时还没有“打痛”清国，战场上没得到的东西，谈判桌上也得不到，这么早就开始和谈日本能得到的不多，这是原因之一。而睦仁的授权代表伊藤博文早就制定了原则，只与清国重量级别的大臣当面谈，这样的谈判才是有效的，谈下来的东西也能保证兑现。
然后，李鸿章派出了他的德籍顾问德璀琳，作为自己的私人代表前往日本。这个时候日军已经攻下了旅顺，李鸿章希望自己不要出面，又能把和谈之事运作成功。
伊藤博文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给这个人。
当时日本对李鸿章派了一个外籍顾问来和谈很气愤，是不打算见德璀琳的。但伊藤博文考虑良久后，还是决定见德璀琳一面，这不是给李鸿章的面子。
对日本来讲，李鸿章就是伊藤博文心目中和谈对象的最佳人选，以李鸿章在清国的资格和权势，才能够保障日本谈判利益的落实，而德璀琳是李鸿章派来的，如果日本现在对他过于怠慢无礼，无疑会影响到李鸿章在清国朝廷中的威信和地位，恐怕会让李鸿章失去将来代表清国和谈的机会——所以，虽然不必和德璀琳谈，但必须接见一下德璀琳，以保证李鸿章继续待在未来清国和谈大使的预备席上。
正当伊藤博文准备跟德璀琳喝杯茶就走时，情况又变了，德国政府掺和了进来，他们通过驻日本公使请伊藤博文接见一下德璀琳，目的是照顾一下德国的面子和在清国的地位。当伊藤博文接到这一报告后，他立刻改变了决定：不见了。因为一旦接见，事实就会变为日本是迫于德国的压力来接见德璀琳的，日本不需要这样的形象。
牛啊，不愧为老狐狸。
接下来派出的是两位省部级大臣张荫桓和邵友濂，伊藤博文倒是见了，但没有开始一分钟的正式谈判，还找出了一个可以倒打一耙的理由：不是我日本不爱好和平，是你们证件不全，所以不能谈。
所谓证件不全，很多历史书中都有过讲述，伊藤博文说，你们两位大臣携带的国书里面并没有写明“全权”二字，这是在糊弄日本，我们怎能和你们谈？
伊藤博文说的是事实，但这还是他在故意找碴，战争谈判中，任何一个国家的所谓“全权代表”，在谈妥条件后都是要经过国内最高领导人的批准的，伊藤博文自己也不例外，他硬说张、邵二人不是全权代表，而他伊藤博文是，实际上睦仁给他的也不是“全权”委任状（其所议定各条项，候朕亲加检阅，果真妥善，即便批准）。
如果我们注意一下时间，就会发现伊藤博文为什么要找碴了。这个时候日军正进攻威海，准备全歼北洋舰队。按照国际惯例，如果两国开始正式启动和谈，就必须休战，伊藤博文搅黄此事的目的是要为军事行动赢得时间，还要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维护日本的国际形象。
果然，在朝廷退让一步，表示愿意按日本要求给张、邵两大臣“全权”委任状的国书时，伊藤博文已经下了逐客令。1895年2月12日，在日本军警的监督下，张荫桓和邵友濂离开日本，黯然回国，就在回国的轮船上，他们听到了北洋舰队被全歼的消息！
在张荫桓和邵友濂离开之前，伊藤博文干脆说出了他的真实想法：你们清国人是缺乏诚信的，对于和谈，你们还没诚意，如果你们真心想求和，就应该派级别更高并足以保证落实、缔结条约的人来，派够资格的全权代表，把国书写清楚，我才能与你们谈！
那么这个人是谁？李鸿章。
一来二去，时间又已经过去了，野津道贯扫荡东北，所向披靡。光绪虽然是一直反对和谈的，但通过起用吴大澂之后，这位皇帝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现实：不是只有李鸿章和淮军不行，换作了自己阵营里的人物来指挥，结果还是一样的差，而且更差！
于是，“不惜一切代价跟日本求和”已经成为了帝后两党的共识。慈禧亲自下令，撤销对李鸿章作战失败的处分，李大人重新戴上顶戴，重穿黄马褂，朝廷任命他为对日和谈头等全权大臣，星夜进京前来“请示”。
在天津，李鸿章踏上了前往北京之路。他知道，所谓“请示”，就是商讨出一个与日本人和谈的办法。战争打到这个程度，日本手里的底牌已经今非昔比，伊藤博文和日本政府已经露出了他们的爪牙，所有人都已经清楚，日本在这场战争中想要的，将并不只是巨额赔款，而是一个最苛刻的条件——割地。一旦割地，将是亿万清国人所不能接受的，作出决定的人也将承受千秋万代的骂名。因此，李鸿章认为他必须好好“请示”，得到朝廷授予他割地的全权，不论是慈禧授权还是光绪授权，都行，只要不让他李鸿章背上千秋万载的骂名！
可李鸿章一来到北京，慈禧就病了。
她病得很重，谁都不见，连光绪前来请安也不能见。她指示：李大人和谈的事情，就和皇上谈吧，皇帝做主了，就等于她做主了。
老狐狸要推卸授权的责任了。
李鸿章不急，他还是那个打算，没有得到慈禧或者光绪明确授予他的割地之权之前，没有得到朝中实力派王公大臣的默许之前，他就赖在北京不走，自己不能去背这个骂名。李鸿章知道朝廷会急的，即使慈禧不急，光绪也会急的，毕竟他是这个国家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太监不急，大臣不急，他必须急。
光绪也不傻，他极不甘心地前去请慈禧定夺，一定要见上慈禧一面，问问病情，表表孝心。于是他跪在慈禧寝宫外，高喊“恭请慈圣大安”，而里面久久没有回音。慈禧的贴身太监实在看不过去了，出来传话，悄悄告诉光绪：皇上您请回吧，太后是不会见您的。“今日太后不仅肝疼，还拉肚子，手臂酸到连抬一下的力气都没有，她怎么能见您，太后说了，皇帝请回，一切遵皇上旨意可也。”（《翁文恭公日记》）
光绪十分郁闷地离开了内宫，回到大殿，只好一个人发呆。他的太监告诉他：李中堂在等着您的“圣训”呐！
李鸿章其实也在想办法，这个办法还是他的老办法——以夷制夷。在英国驻北京公使馆，李鸿章秘密前去拜访了英国驻华公使，李大人拿出一份《中英同盟密约草案》给英国驻华公使，里面的条件很诱人，只要英国出面使日本结束战争，并能够使清国不需要割地，为报答这一“大恩”，清国可以让英国在今后若干年内由英国独揽改组和控制清国陆海两军，独享修筑铁路和开采矿山之权，而且还要为英国通商增开几个新的口岸。
这份条约已经相当于自动成为英国的傀儡政府，把朝廷对国家的实际管理权移交给英国政府。
只要不割地，朝廷面子上就会过得去，清国的老百姓也不会清楚我们和你们达成的这些私下交易，也不会造反，这是为了朝廷统治的长治久安，千秋万代啊。
英国公使看完这个方案后，微微一笑：李中堂又要耍小聪明了。
人家英国也想独吞清国，但是这又是不可能的，因为世界上的强国除了它大英之外，还有很多，大家都在垂涎三尺，根据实力保持着平衡。一旦有国家彻底打破这种平衡，一定会不得不成为其他强国的攻击目标。比如俄国就不会答应，到时候英俄一战，英国肉没吃到，还要有重大损失，这种生意是不能做的。
此时，野津道贯已经攻下了田庄台，兵临山海关，光绪知道他已经无法再拖下去了，开始在皇宫里写授权书，明确授予李鸿章割地的全权。
慈禧的病奇迹般地好了。帘子背后，她那大病初愈的声音又响起：你们的这些主张是大违我意的，不过既然是你们跟皇上商量好的，我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事也算是定规了，那就这么办吧。
李鸿章上路了，他的目的地是马关，去签署一项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对清国条件最为苛刻的条约。
《马关条约》全文：
1.清国从朝鲜撤军并承认朝鲜“自主独立”，不再是朝鲜宗主国；
2.清国割让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以及辽东半岛给日本；
3.清国赔偿日本军费两亿两白银；
4.清国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本轮船可以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岸；
5.清国给予日本片面最惠国待遇，允许日本人在清国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和投资设厂，日本商民运进中国各口岸货物须减税并免除厘金；
6.清国不得逮捕为日本军队服务的人员。
《马关条约》的文本传到俄国。沙皇看到第一条高兴了一下，清国失去了朝鲜，朝鲜对清国的朝贡、典礼永远废止，以后俄国势力进入朝鲜就方便了，这是俄国人希望看到的。
看到第二条就不爽了。东北一直是俄国虎视眈眈的地方，俄国人早已经把东北看作了自己的地盘，现在日本竟然要从清国割走辽东（包括旅顺、大连湾等地），即使清国好欺负，俄国也不是好对付的啊。
沙皇表示十分生气，决定武力干涉。还叫来了两个朋友：法国和德国。
法国一直是俄国的朋友，1871年法国和德国打了一仗（普法战争），德国正是通过这一战完成统一，成为新兴的欧洲强国，之后法国就和俄国结盟对付德国。而德国在努力修补与俄国的关系，因为德国在清国还没有一块地盘，最迫切的是在清国建立一个海军基地，让德国的舰队能够到达这里，才好抢地盘。德国刚刚强大，在清国没什么势力，这个野心需要得到这一地区的霸主——俄国的支持。
为了目前或者将来的利益，这三个同床异梦的国家暂时联合了，共同把军舰派到了日本海，要求日本立即把辽东半岛还给清国（好让俄国将来夺走），如果日本不同意，三国军舰就要朝日本本土开炮。
日本暂时是对付不了俄国的，放弃辽东这块大陆地区，实在不甘心啊，日本人找了老大哥英国。在清日战争之前，英国已经是日本的盟友，在清日战争最紧要的关头，英国曾接连贷给清国两笔总额接近一亿两白银的巨款，但如果我们认为英国这是在帮助清国就错了，恰恰相反，英国人的目的是帮助日本。这和日本在战争中并不想那么早开始和谈是一致的，贷款给清国，是使清国可以勉强维持战争而不是立即投降，从而使战争能够进行到日本希望达到的程度，从而使签条约时日本能最大程度地得到他们想要的。
日本人相信，凭着这层关系，老大哥会继续支持他们的。
但老大哥此时有自己的考虑了，老大哥是在清国最大利益国，它的政策核心是保守，维持现状。英国不能单纯为了日本的野心而和那三位大佬结仇。所以英国人很客气地拒绝了日本（英国对日本抱有最诚笃之友情，却也不得不考虑本国的利益，因此，不能应你们之提议，而援助你们）。
日本只好忍下来，把辽东还给清国。但还要还得体面，这个体面就是不改变《马关条约》的全文，免得在国际上留下日本迫于三国压力修改条约的印象，日本再与清国签署一个附属条约，宣布放弃辽东。这个附属条约就是历史上的《辽南条约》，它是各位大佬之间利益分赃协议，清国只能签字而已。
而日本并没有宣布“无条件放弃”，放弃是有条件的，用伊藤博文的话来说，就是“对三国全然让步，对清国一步不让”。辽东本来是日本的，现在还回去，清国就要用钱买，多少钱？3000万两白银。
就这样，清国侥幸保住了辽东，但赔款总额增加到了两亿三千万两白银。
我们来清点一下日本人发的财吧。
下面的算账将会很精细，我争取不漏过一分一毫，虽然实际上这不可能，但我仍然打算这么做。
2.3亿两白银，日本提出要求要用英镑支付。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了解一下汇率知识了，当时国际银价下跌，一两白银换得的英镑减少，通过汇率手段，日本又成功地多榨取了白银约1500万两。此外，日本规定所有赔款必须在三年内最多分八次交清，在钱全部到手之前，日本不从威海撤军，清国还需要每年向日本支付在威海的“驻军费”白银50万两，三年总计150万两。
不要小看这些小钱，清国地大物博，可以不在乎这些小钱。日本人只知道用手指数钱的时候很爽。
而赔款交清前，是要计利息的。
按照规定，清国在第一次交付后，剩下的赔款日本要按年息5%收取利息。2.3亿两白银每年的利息就是1000多万两白银，日本不仅增加了收入，还保障了清国拼命还钱，越早还清越好。
除了条约规定的赔款，还有一项我们不要忘记了。那就是日军在战争中得到的战利品。根据数据统计，在清日战争之中，日军全军拥有的野战炮只有300门，而他们缴获的大炮有608门，投入产出比为1比2。
整个清日战争，日军仅消耗炮弹34.09万发，子弹124.18万发。而他们缴获的炮弹有260万发，子弹有1745万发，投入产出比就不要算了，如果谁炒股能有这样的结果，估计他会请所有认识的人吃个饭的。
日军的战利品还有很多，比如北洋舰队没有沉的军舰，缴获的7000多枝13连发毛瑟步枪。368匹马被日军牵回了日本，1.7万石军粮被日本人运了回去，其他的在清军军营中缴获的军饷——金砖、金币、银锭，很难统计。
曾经有专门的人做了一项深入研究，最后得出了结论，我在这里也引用这个结论：日军仅在战利品这一项获得的收入在八千万至一亿两白银之间。
七算八算，日本获得的直接财富在白银3.3亿两以上，这个数字是两次鸦片战争赔款总额的近十倍，是清国当年度财政收入（8000万两白银）的四倍，日本当年财政收入（6000万两白银）的五倍。日本人打了半年的仗，获得了五年的直接收入。
清国最终在1898年5月，分四次将以上这些赔款向日本全部付清。
日本用这些赔款投资建立了军火、钢铁、铁路、航运、采矿、电报电话等近代企业，快速地完成了产业革命。数据显示，在获得赔款的第一年（1895年）至1900年的五年里，日本的工业化成就相当于明治维新以来至战前30年的总和。除了完成产业改革，他们还成功地完成了金融改革。
要求用英镑支付赔款，除了汇率问题，还在为币制改革作准备。当时由于国际市场上金价上升，银价下挫，世界上各强国先后将币制改为金本位制，而日本和清国一样，还是银本位的国家，要改为金本位制就需要动用大量的黄金和外汇储备了，而日本的外汇储备是不够的。在获得巨额英镑后，日本提取了一部分作为储备。1897年10月1日，日本成功地改为金本位制。
改成金本位制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一是成功地绕开了国际银价下跌带来的风险，而更重要的是，日本从此可以在当时的世界金融中心伦敦参与金融运作，直至成为亚洲金融中心。
好吧，日本的账算完了，大家是不是可以长出一口气休息一下了，毕竟数字是枯燥的，看起来没意思，不过还要耽误大家一点时间，因为清国的账还没有算完。
因为清国还给日本的钱是借的，而借又是有利息和回扣的。
两笔最大的数目：向俄国和法国的联合财团（华俄银行）借了一亿两白银，付给对方回扣5.875%，年息四厘，分36年还清。向德国和英国的联合财团（德华银行以及汇丰银行）又借了一亿两白银，回扣6%，年息五厘，分36年还清。
这36年期间，不许提前还清——那样就没利息了。而外国人并不担心清国还不完，因为这些借款都是以清国的海关收入和其他常规税收作保，清国收的这些税必须先交到这些银行，银行先扣款，而总体负责清国海关收税工作的第一领导（海关总税务司）是由英国人担任。
借了两亿两，似乎已经差不多了吧？错！我专门研究了一下，这两亿两白银的借款，最后用于支付赔款的，只有大约1.3亿两白银，其余7000万两左右一部分是给了外国银行的回扣，但还有一小部分，下落不明，它是被各种“中间人”作为佣金抽走了，或者被具体经办此事的清国政府部门里的人盘剥了。
就这样，我又统计了一下，为了这三年的还款，朝廷总共向外国银行借款7次，共计白银3.7亿两，加上利息、回扣等，这3.7亿两白银又翻了一倍，变成了七亿两以上。也就是说，通过金融手段，英法德俄等西方国家总共从清国掠走了三亿多两的白银，通过清日一战，他们附带发的财并不比日本少多少。
为什么清国组织的六方会谈一次次失败，为什么西方国家始终并且一致支持日本开战，从发财的角度，找到了原因。
而清国的损失不仅仅只是经济上的，更致命的是，它打开了一扇门，一扇让其他强国蠢蠢欲动的门。
当时的西方媒体报道：日本人打开了世界的眼，让人看到了清国朝廷真正的无能。后面还有一句没有说出来的话是：大家快来抢啊。
本来通过洋务运动，清国给了它自己以及整个世界一个幻觉：它已经强大了，列位要想像鸦片战争时期那样强力侵略清国不得不有所忌惮了。但不信邪的日本人打破了这个幻觉，击碎了清国洋务运动的虚假繁荣，踏破了清国人民的强国梦，从日本开始，列强开始了大家快来抢的瓜分行动。
前面我们计算了日本的直接收入，是时候计算一下他们的间接收入了。间接收入是算不清的，但算不清并不等于就不能算，更不等于不需要算。
第一笔间接收入是日货在各通商口岸免除的税和厘金。
而第二笔间接收入数目更加庞大，通过《马关条约》，日本获取了它的第一个殖民地——台湾。从1895年开始，日本强占台湾直至1945年，在这50年间，日本从台湾收税以及获得其他物资。
而当日本人以为他们可以靠条约轻松得到台湾的时候，为了反抗割让台湾，台湾人民开始团结抗日，英勇地抵抗日本侵略者。这是一次在历史书中很少被详细记录的战斗，孤军奋战的台湾民军最终也走向了失败，但是他们从未屈服！我把这次战斗较详细地记录下来，因为在这场战斗中，有值得我们缅怀的，有值得我们感叹的，更有值得我们铭记的——
真正的抵抗。
日军占领台湾
当李鸿章与伊藤博文谈判的时候，日本要割走台湾的风声渐渐传到了台湾。台湾人民闻听此消息如晴天霹雳。台北，老百姓们鸣锣罢市，涌入台湾巡抚衙门，哭声震天，向巡抚唐景崧力陈民情，要求朝廷设法保住台湾——台湾虽然孤悬海外，但它是大清的领土，母亲不能抛弃孩子。
唐景崧上奏北京了。而朝廷的答复是：我们也有苦衷啊，是不得不弃台也。
受到百姓情绪感染的唐景崧这回也天不怕地不怕了，他再次上奏章，直接质问光绪皇帝：如果割走台湾，千百年后，人们会怎样评价您这个皇帝？您又有何面目去见祖宗于地下？臣为祖宗守土，唯有与台湾人民一道，与台湾共存亡，只怕到时不敢奉皇上之诏！
此时的唐景崧，是一条硬汉。可是，评价一个人不仅要听他是怎么说的，还要看他是怎么做的，并且要看他是持续怎么做的。唐景崧很快会告诉我们答案。
见到台湾人民的强硬态度，光绪不得不反复权衡，但在日本强势的野心面前，他很难保住台湾，御前会议上，大臣们的意见是：“台湾虽重，但也比不上北京啊（比之京师则台为轻），如果我们不答应日本人的条件，日本人乘胜直攻大沽，唯恐京师危在旦夕……”
光绪只好安抚唐景崧，要求他立即来北京做官。对于台湾百姓，朝廷欢迎他们回到祖国的怀抱，在两年内回大陆的（内渡者），朝廷一律接纳安排，两年后，“台民即为日民，改衣冠……”
《马关条约》正式签订了，台湾将正式割让给日本。当天，这个消息便传到了台湾。台湾的大街上挤满了愤怒和哭泣的人们，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商人停市，人们奔走相告，所有的民众、官吏、驻军一齐发表通电：发誓台湾永远属于清国，永远是清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使朝廷不要台湾，全体台湾人也决不屈服。如果日本人强攻，即使朝廷不出兵，台湾人也将独自与倭贼血战到底！通电还号召在外地的台湾人立即返台，拿刀战斗。
在台湾士绅的商议和要求下，“台湾民主国”成立，这是在朝廷弃台后，台湾成立的整合各方力量、抗日保台的领导机构。唐景崧被推举为“民主总统”，年号“永清”（表示永远归顺大清之意），“国旗”为蓝地黄虎旗，虎头低头朝向内地，表示永远臣服于内地。
“台湾民主国”并非为分裂的国家，相反，它表达的是一种决心。从巡抚衙门改为“民主国”，便表示台湾可以不听从朝廷割台的政令，全体台湾人民生为大清之人，死为大清之魂，与倭寇抗争到底，台湾永不属日本！
在“台湾民主国”统一领导下，抗日联军成立了，并制定了四条备战措施：一、停止向北京交税；二、停止卖盐，用以备战；三、台湾本土官库里的银钱，一律不准外流，全部留作抗日经费；四、各地加紧赶制武器。
台湾如此强硬的行动让朝廷深感不安，这是会激怒日本人的啊。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成为了割台大使，要迅速办理向日本交割台湾的一切手续。而李鸿章也专门给伊藤博文拍了封电报，“善意”提醒他：“你们日本应自己派遣水陆各军，以资弹压，保持平安。”
朝廷对日本的惧怕如此之深，而对台湾的放弃又是如此之绝情！
而日本也终于明白，虽然在《马关条约》上得到了台湾，但在台湾人民的武装备战前，这还是一纸空文，日本必须付出血的代价。
此时，日本本土已经无军可派（他们都在清国的东北和山东）。“那就派近卫师团吧！”睦仁说。
近卫师团也就是睦仁的御林军，师团长名叫北白川宫能久，他是一位王爷，曾被睦仁的父亲收为养子。出征前，睦仁来为北白川宫能久送行，并告诉他一句话：“无论出现任何情况，日本的国旗必须遍插台湾土地！”
7000名日本御林军攻陷了台北。唐景崧从总统府后门溜走，两天后乘轮船逃到厦门，安全到达祖国怀抱，“台湾民主国”破灭，台湾抗日联军解散，台湾似乎已经失去抵抗力了。
但北白川宫能久高兴得有点太早，因为接下来的，是更加艰难的旅程。如果说“台湾民主国”是台湾士绅组织的抗日机构，也就是有钱人的抗日，那么接下来，日军将面对的是“野蛮人”的抗日！
当北白川宫能久率领大军从台北南下，企图迅速占领台中时，苗栗人吴汤兴夫妇率领着他们的队伍出现在了前面。日军见到了一支他们从没有见过的队伍，他们的武器大部分是鸟铳、弓箭，光着脚，身上插着羽毛，双手握着战刀！
“如果文明是要我们卑躬屈膝，那我就让你看见野蛮的骄傲！”——《赛德克・巴莱》。
这是一支包括台湾客家人、原住民在内的抗日军，一支真正属于台湾普通山民的抗日武装。他们虽然只有鸟铳等简单的武器，甚至连新式步枪都没有见过，然而，他们并不缺乏抵抗侵略军的热血和决心！
当北白川宫能久听说这些人连枪都没有的时候，认为对付他们只要半天时间就够了，不过是去开两枪吓唬一下这些蛮人而已。于是日军轻轻松松地上路了，吴汤兴的军队迅速散去，看来一切如北白川宫能久所料。
当日军来到山间时，悲惨的命运到了。
前方的道路上布满陷阱，掉进陷阱里的日军被锋利的竹签刺穿，手持鸟铳的原住民狙击手埋伏在道路两旁，弹无虚发，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而当日军发动进攻时，他们又迅速消失在茫茫大山之中。
可怜的日本人，整整走了10天才到达新竹。不过他们来不及高兴，因为这又是噩梦的开始。
在日军进城后，吴汤兴率军包围了新竹城，发起袭扰之战，当日军出城时，他们就退入山中，等待日军的又是无处不在的狙击手和满布陷阱的道路。战斗一天天进行着——原住民先后格杀了近4000名天皇御林军！
北白川宫能久终于崩溃了，他感到了莫大的恐惧，他想到了一个办法——放火烧了新竹，逃回台北。
可是，逃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当北白川宫能久率领残兵败将逃到新竹城外的牛埔山时，吴汤兴率人埋伏在这里。高山密林中，一支支利箭射向了北白川宫能久，北白川宫能久中箭身负重伤，血尽而死。
清日开战以来日军级别最高的指挥官——近卫师团师团长，就这样被没有先进武器的台湾原住民格杀了。而这也是日本皇室成员第一次在本土之外的地方死亡，睦仁感到了恐惧。
为了稳定军心，北白川宫能久死亡的消息被封锁，睦仁指示大本营：把在清国东北的日军撤回来，并且日本本土一个兵都不要留，调遣一切能调动的军队去台湾！
增援部队在台北集结，兵力很快达到了惊人的近八万人（正规军五万，预备役2.6万），这几乎是日本全国的兵力了。大军分成两路，一路从台北正面进攻新竹，另一路乘运兵船抵达台湾南部的高雄，在登陆后北上，南北夹击，同时，联合舰队全部出动，从海上向新竹发炮支援陆军！
日本以一国而敌一岛！
吴汤兴和原住民军三面被围，在形势万分危急的时刻，另一路抗日大军从台南赶来支援。
它就是刘永福的黑旗军。
1883年，法军进攻大清属国越南。法军在平定越南后，继续进犯广西，企图侵入清国的领土，广西人刘永福率领3000名黑旗军进入越南大败法军，差一点就击毙法军司令。然后，黑旗军一路乘胜收复越南失地，刘永福被越南国王封为一等男爵。
黑旗军原本是广西地方武装，而他们的任务是反清复明，以七星黑旗为战旗，被称作黑旗军。黑旗军战斗力之所以十分彪悍，除了刘永福治军严格外，还跟军中有一位著名的武术教练有关——他就是黄飞鸿。在刘永福平定越南后，对于这样一种有强大战斗力的军队，朝廷是不能不提防的，于是派出招安大使，刘永福被朝廷派到台南镇守，但在招安后他的黑旗军也从3000人被裁到300人。
当日军开始进攻台湾后，刘永福开始为抗日作准备。以300名黑旗军嫡系为班底，迅速招募和训练新兵。当吴汤兴告急的消息传来，刘永福派出部将带领一支部队进入台中，增援吴汤兴。
“哪怕台湾只留下一片瓦一块土，也要血战到底，不令倭儿得了！”援军出发之前，刘永福跟部将盟誓。
有了援军的吴汤兴实力大增，他们仍然利用熟悉的地形在日军前进道路上设伏，开展阻击战和游击战，日军每走一步都要遇到顽强的抵抗，伤亡惨重。而日军采取了杀光和烧光政策，每到一处，他们将村寨中的男女老少全部杀光，放火烧光房屋，用大炮开路，日军最终进入台中。
此时，吴汤兴已经率领部队顽强阻击日军三个月，虽然他们仍然士气高昂，但由于日军采取烧光和封锁政策，吴汤兴的部队面临最大一个困难——缺粮。很多士兵都已经疲惫不堪，又累又饿，只能以野草充饥，战斗力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在彰化之战中，日军终于将吴汤兴包围了，可是，他们不敢冲锋向前，只能用大炮来回轰炸，吴汤兴中炮身亡，吴汤兴的妻子跳下山谷而死。彰化失守，日军已经打通了进入台南的门户。
在台南攻防战中，刘永福率领黑旗军和原住民残部孤军奋战，日军又一次付出了重大伤亡。第二旅团长山根信成（少将军衔）被格杀，这是继北白川宫能久之后，日军阵亡的第二位高级军官。但是对于刘永福来说，他面临和吴汤兴同样的问题——缺粮。前线将领一次次发电告急，要求增粮。
刘永福没钱没粮，而台南已经退无可退，没有办法，他只好派出部将去内地求援。
刘永福的部将满怀希望地来到大陆，遍访福建、广东、浙江沿海各省督抚，却没有一个愿意给予支援。湖广总督张之洞原本是刘永福的朋友，他也曾答应为刘永福提供军饷，但了解到朝廷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后，张之洞退缩了。十几天过去了，刘永福的部将竟然没有筹到一两白银，回来两手空空。
日军的劝降书不失时机地送到了刘永福手上：清国朝廷都已经放弃台湾了，刘将军你的孤军抵抗又有什么意义呢？只要你和士兵们放下武器，不再抵抗，我们欢迎你去日本，日本将给你将军的待遇，一生荣华。如果不愿前往日本，也可以送你回清国内地，日本同样能保证你的平安与荣华富贵。
两天后，刘永福复书：与台湾共存亡。
10月10日，四万日军集结在台南城外。在距离台南城20公里的郊外，有一条发源自阿里山流入大海的河流——曾文溪，这里将成为保卫台南的最后一站，刘永福抵抗日军的最后战场。
日军重重围住黑旗军阵地，他们在陆地开炮，而联合舰队军舰在海上开炮，黑旗军的装备是步枪和鸟铳，除了几个简单的炮台，军中没有一门可以还击的大炮，在炮火的压制下，黑旗军伤亡惨重。徐骧、林昆岗、王德标、简精华……刘永福的部将一个个壮烈牺牲了，可是，将士们仍然没有放弃，他们跃出战壕，英勇地和日军开展了肉搏战！
肉搏战是最消耗体力的，而缺少粮饷终于给刘永福的军队带来了致命性的打击。10月18日，曾文溪的士兵已经成功地阻截日军主力大军八天了，他们没有吃的，还要冲锋，已经饿得无法站起来！
日军一步步缩小包围圈，他们决定活捉刘永福。
“刘公请走吧！”所有的将士都跪下，跪请刘永福撤退，带领小儿子渡海到厦门，保存实力，抗日也许将需要两代人去完成！
“刘公请走！以图将来！”所有人都泪流满面，痛哭失声。
刘永福望着茫茫大海，望着海那边的陆地。半个多月前自己的部将竟然没有从内地要来一两白银！硬汉刘永福禁不住热泪长流，仰天长啸：“内地诸公误我，我误台民！”
10月19日深夜，刘永福带领少量随从离开台南，乘船回到内地。他是带着深深的愧疚离开的，他曾经与部将盟誓与台湾共存亡，但是他没有做到，刘永福在这种愧疚中度过了余生。
而留下来的黑旗军将士，依然在节节抵抗日军。日军攻入台南后，他们就继续往南撤，竟然又以游击战的方式整整坚持了一个月！
一个月后，恒春。大海边出现几个形容枯槁、已经饿得摇摇晃晃的黑旗军士兵。这是台湾岛的最南端，前面就是茫茫大海，再无退路，面对在慢慢地缩小包围圈的日军，士兵拒绝投降，全部跳海而死！
他们守到了最后一寸土地！
他们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1590年（明万历年间），几艘葡萄牙的远航船绕过了马六甲海峡，进入开阔的洋面，他们在海上孤独地航行着，突然，眼前出现了一个郁郁葱葱的大岛，远远望去，阳光普照，草木丰盛，葡萄牙人嘴中迸出了赞美词：“Ilha Formosa”（音译“福尔摩沙”，意为“美丽岛”）。
当年的美丽岛，就是今天的台湾。
从打响反抗日军侵略者的第一枪开始，台湾人民坚持抵抗了五个多月，也就是说，在《马关条约》签订后，日军又花了与之前战争同样多的时间来最终得到台湾。台湾抗日义军经历大小百战，在每一处地方阻截日军的时间都超过了朝廷大军阻截日军的时间，清国朝廷在这里投入的正规军最少，而日本在这里投入的正规军却最多，几乎动用了日本全国所有的陆军和海军。
入侵台湾的日军被击毙4800多人。伤、亡、病三项总计高达3.2万人，占了出动兵力的近一半！而这个数字比日军在朝鲜和清国大陆加起来的伤亡总数多出了近一倍。
台湾抗日义军还成功地击毙了日军两位最高指挥，他们也是整个清日战争中被击毙的级别最高的将领。多年以后，日军为了掩饰他们的失利，将日军在台湾重大伤亡和北白川宫能久被毙都说成——“是感染了疟疾”，“中了瘴气之毒”。
“只有台湾，才是真正被打下来的。”——连日军在他们的史料中都这么承认。
毫无疑问，这里才是真正的战场！
而战斗远远没有结束。在平定台湾后，日本开始了对台湾50年的殖民统治。但是，日本人远远没有想到的是，在他们宣告“平定全台”后仅仅一个月，1895年的12月31日，台湾全岛就响起了嘹亮的“驱逐倭奴，恢复中华！”的战音。从这一天开始，八年的抗日游击战争展开了，抗日义军曾一度进攻到台北！义军的袭扰让日本人如坐针毡，他们不得不接连撤换总督（总共换过八位总督），连后来的一位总督——狂人乃木希典都无法忍受这些“刁民”，将台湾以几千万英镑卖给英国的主意就是他提出来的。
在抗日义军中，最骁勇善战的仍然是原住民。长矛、大刀、弓箭甚至木棍都成为他们取下侵略者首级的工具，为了保卫家园，他们的热血挥洒在了每一寸土地上。为此日军不得不采取了空前严酷的措施，台湾平均160人配备一个警察，并设立保甲制度，规定凡猎取一个原住民的首级，给予1500元奖励。
“美丽岛”，铭记住这群人吧，你曾因拥有着一群英勇的人而更加美丽！
在没有信仰和自由的肉体里，灵魂会因困乏而死去；
如果有人逼迫你忘记不该忘的东西，
你应该反抗、你应该战斗；
你不该让自己变成被豢养的野兽，
因为我们都是骄傲的赛德克・巴莱——真正的人！
（《赛德克・巴莱》原著剧本小说）
清国惨败之谜
战争结束了。大家应该心里很沉重，我也一样，但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心中还有一个巨大的疑问没有解开，那就是，除了军事上的原因，还有什么原因让清国遭遇如此惨败？
要揭开这个谜底我们需要从一个谜案说起，而我们的谜底就隐藏在这些谜案之中。
在前面的文章中，这个谜案我曾多次讲述过，但一直没有给出答案，现在是时候来揭开这个谜案了。
清日之战中日军为何能够多次准确地获得清军的情报？
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国朝廷被迫签订中英、中法《天津条约》。这个条约很长，总计56款，在我们经常注意的赔款之外，有两条是不那么被人注意的。第一条是：清国不能得再以“夷人”称呼外国人，根据这一条，“洋人”取代了“夷人”，原来师“夷务”也变成了“洋务”，“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也就变成了向洋人学习。
而另外一条更加没人注意了，但跟我们的答案有直接的关系，它就是：外国人可以自由前往清国内地游历、通商和传教。
正是这条看上去毫不起眼的条款，为其他国家往清国派遣间谍提供了方便。而往清国派遣间谍最多的，就是日本。清日战争之前，清国境内早已经潜伏了一个庞大的日本间谍网！
1872年，日本陆军部派出三名间谍潜入清国内陆，另有两名间谍潜入台湾，这是有记录的日本最早向清国派遣的间谍。他们的任务是猎取东北和台湾的地形、军备、政治、财力等情报，发回日本。
从这一年起，一批批日本间谍前赴后继开赴清国秘密潜伏，当时的参谋本部总参谋长山县有朋亲自抓对清国的间谍工作。从参谋本部里，山县有朋挑选了12名机灵的军官，乔装后潜入清国。这12个人后来向参谋本部提交了著名的《与清国斗争方案》，在这个方案中他们提出：派北路大军攻占旅顺、大连湾，派南路大军袭击福州，然后南北夹击一举攻下北京，迫使清国签订求和条约，这是日本最早形成的对清作战战略方案。
10年后，1882年，专门培训对清国间谍的学校成立了，这个学校由参谋本部清国课专管，为间谍工作集中提供人才。在这所学校里，招收的日本学生留着辫子，学汉语，身穿长袍马褂，打扮成清国人。清国课和间谍学校也一直注意发现和培养间谍天才，他们知道，一个天才级别的间谍，抵得上一支间谍队伍！
很快，一位天才引起了参谋本部的注意。
在如今的日本黑道界，有一个人的名字是所有黑道人物都如雷贯耳的，在提到他的名字时，老大们要用半鞠躬的方式表示尊敬，他就是日本近代第一个极端右翼团体——黑龙会（玄洋社）的创办人头山满。头山满是一个神秘人物，成天睡在荒山野地里，还和兔子一样喝露水吃青草，神龙见首不见尾，却被当时的日本黑道各派尊为“共主”。当年，每当各路黑道老大表达对他的尊敬时，他总是淡淡地说：我只是荒尾精的崇拜者。
荒尾精就是专为成为一个间谍大师而生的。
1859年，在名古屋的一个武士之家，荒尾精出生了。他成长过程中正赶上睦仁集团清洗武士，于是家道衰落。一名东京的警察收留了四处飘零的荒尾精，供他去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毕业时，很多人都希望去欧洲留学，荒尾精却表示，他只想去一个地方：清国。
荒尾精的特立独行引起了当时陆军大臣大山岩的注意，特意找他询问，荒尾精回答：“大家都去欧洲而置清国于不顾，我才想到清国去。日本应该担当起振兴亚洲之梦，先略取清国，施仁政，以图复兴亚细亚！”
这就是头山满与荒尾精共同的精神信仰——大亚细亚主义。这个主义解释起来比较麻烦，大家可能熟知另外一个词：“大东亚共荣圈”。有这个信仰的日本人认为，欧洲人（白种人）正在疯狂掠夺黄种人的世界（亚洲），视黄种人为“黄祸”，所以黄种人必须振兴亚细亚进行抵抗。而其中的关键，就是再造一个强大的中华。如何实现？途径就是由日本人来统治中华，实现“大东亚共荣”。
值得说明的是，并不是当时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大亚细亚主义”的追随者，我们前面说过的福泽谕吉他的观点就恰恰相反：为了保存日本，日本恰恰要脱离亚洲，也就是脱离中华文明的影响，全盘西化——脱亚入欧。这两种思潮实际上都是国小民穷的日本在西方国家掠夺时代为本国寻找出路，事实上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也一直在这种矛盾中发展。后来，日本在政治和社会体制上大部分选择了脱亚入欧，而“大亚细亚主义”却成功地被军界利用，它在日本军人中拥有数量庞大的粉丝——当时的副总参谋长川上操六就是这样一个人。
经大山岩的推荐，川上操六很快喜欢上了荒尾精，并把他调往参谋本部清国课。川上操六对荒尾精的器重是无以复加的，荒尾精不仅可以破例接触各种与清国有关的机密文件，还被允许可以随时去找川上操六交谈。
此时的川上操六是副部长，而荒尾精只是一个刚毕业的学生，可是大家都知道这样一个规矩：每当荒尾精求见时，川上操六会打断与高级将领的会谈，去接见荒尾精；而当他与荒尾精在谈话时，即使是其他高级将领求见，也需要等与荒尾精谈完后才可接见。
这真是惺惺相惜的待遇啊。
事实将很快证明对荒尾精的期望并不是白费的。
经过在清国课的历练后，川上操六认为荒尾精这把宝剑可以出鞘了。在川上操六的亲自安排下，荒尾精来到上海潜伏。在这里，荒尾精将接触到另一个对他很有帮助的人——企业家岸田吟香。
如今要了解日本商业史的话，说到“日本第一代成功的企业家”，岸田吟香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个人在年轻时因机缘巧合，结识了一个叫赫本的美国传教士，这位赫本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但他的孙女我们一定很熟悉，那就是奥斯卡影后凯瑟琳・赫本。赫本将自己研制的一种水溶性眼药配方送给了岸田吟香，岸田吟香用这个秘方生产眼药水，果然大为畅销，积累了自己的第一桶金。后来，赫本在东京开办了自己的眼药水公司——乐善堂，分支机构设在上海，于是岸田吟香来到了上海。
由于是个富豪又经常做点慈善，岸田吟香很快成为上海商界名人，当时的《申报》经常报道他的行踪，称之为——著名日本友人。通过商场上的人脉，岸田吟香打通了官场关系，上至两江总督，下至上海道台，都是他“友好的朋友”。
而在一位成功企业家和“日本友人”面目的背后，岸田吟香是一位为日本政府服务的人，而他也是“大亚细亚主义”的追随者！听说荒尾精同志要在清国组建一个完整的谍报网络，但缺乏资金，岸田吟香立即表示：我支持你！
按照岸田吟香的意思：上海人多眼杂，谍报机构难免会暴露，最佳地点是长江中上游城市武汉。于是，以荒尾精为总负责人的“乐善堂汉口分堂”成立了。
从表面上看，乐善堂汉口分堂是一家与上海乐善堂没有区别的公司，大家都是卖卖眼药水赚钱。而实际上，它是一个真正的间谍机构。荒尾精在这里设计了一个相当严密的谍报组织。
在这家“公司”里，荒尾精把所有人员分为“内员”和“外员”，“内员”包括平时在乐善堂上班的会计、文案、店员等，基本是正常的“公司职员”，而“外员”是一线间谍，无论任何情况，内外员都不得直接接触，保证绝对的秘密和安全。
在内部，乐善堂称“我党”而不是“我公司”，在它的党章里，有这样一句话：“我党目的既极重大，故任务最重，同志们宜深谋远虑，珍重踪迹行动，必须万无一失，乘机敏断，以达目的。”
对于一线间谍人员，荒尾精又将他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建立统一战线”——也就是策反清国人。荒尾精规定，有几类清国人是重点的统战和策反对象，比如“有志于拯救全人类、振兴东亚、改造清国恢复中华的君子”，以及“企图颠覆征服政府或企图起兵割据一方的豪杰、豪族、长者、侠客、富者”等等。如果在这些人身上有以下其中一条或几条则不能成为统战对象，它们包括：品行不端、不讲诚信、爱财如命、见利忘义、见危图安。最后一条比较有意思：长相猥琐。
在我们的印象中，能被日本人统战过去成为“汉奸”的人基本上都是鬼鬼祟祟、卑鄙下流的无耻之徒，但在荒尾精这里，这些人是根本不值得考虑的。他的标准实在很高，乍一看，除了“颠覆大清”这一条，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这是在为清国朝廷选拔公务员——既有道德标准，还有外貌要求。
原因我们很快会了解。
统战毕竟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急不得，只能慢慢来。而另一部分一线间谍人员的工作就是直接刺探清国军事情报。
这个工作看上去很简单，无非就是去兵营旁边转转，画几张图，级别高一点的进行卧底和收买清国军官。但刺探军事情报工作在荒尾精这里不是这样要求的，他要求的方式是——到农村去，到后方去，上山下乡。
荒尾精把这场活动统一命名为——探险。
于是，在统一组织和安排下，一场以汉口为中心、名为“探险四百州”（日本人称中国全境为四百州）的日本有史以来最大型的间谍活动展开了。接到指令的上千名一线间谍全体出动，他们挑着担子，扮成货郎、游医或者风水先生，出城下乡，他们的任务除了暗中察访和记录当地军备，更重要的是——实地了解清国的社会风气和地方官以及底层人民的精神状态。
如此大规模的活动，很显然，有一样东西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钱。而令人惊奇的是，从潜入上海再潜入汉口开展间谍工作开始，荒尾精自始至终没有用过日本军方和政府的一分钱！川上操六对他说：国家的钱是要用来买军舰和练兵的，做间谍工作你只能自己想办法。
荒尾精的资金来源一部分是汉口乐善堂卖眼药水的钱，这是来自岸田吟香的无私援助。而他手下大部分的一线间谍，竟然也是自费前来的。他们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在职军人，其余大部分都是日本的“有志青年”，他们留起辫子，穿上长袍马褂，放下工作，离乡背井来到清国，不享受公务员待遇，也没有事业编制，别说工资，有时连微薄的生活津贴都无法领到，但他们都毫无怨言地加入了这场活动。
自称为“我党”的荒尾精，有这样的“党员”，不知是不是感到骄傲和自豪？
这场活动整整持续了三年。三年中，很多间谍因为路费用尽，在打工也无法维持生计后，最后沦为乞丐。很多间谍都没有再回来，他们有的在饥寒交迫中死去，有的暴病身亡，有的在大山中迷路被野兽吃掉，有的被土著包围杀死，还有的是在身份暴露后当场自杀。但他们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一直深入到清国最边远的山村部落，甚至连当时的清国人都很少去的，被视为蛮荒之地的新疆和西藏都没有放过。他们用三年的时间完成了“探险”，活着的人带回来了数不胜数的情报材料。
在得到这些情报后，荒尾精开始分类整理。
这就是著名的日本绝密情报——《复命书》。它由荒尾精的谍报网络提交给参谋本部。
《复命书》有关情报的具体内容我们无法得知了，但可以想象，它一定是一份空前完整的情报，为参谋本部和后来的大本营制订对清作战的战略和具体战术发挥过无可替代的作用，而直到1931年日本再次侵华后，《复命书》都是日军重要的参考情报之一。
而在一线间谍跋山涉水的这三年期间，荒尾精也并没有闲着，他坐镇后方，以开办分支机构的方式使汉口乐善堂迅速发展，分支机构在长沙、成都、北京、天津以及上海设立，荒尾精将这些分支机构称为“我党之一支部”——“支部”这个词就是从这里开始使用和流传的。
有如此巨大的成就，荒尾精的使命似乎结束了。他可以回到本土，接受嘉奖，领着丰厚的奖金颐养天年了。但情况不是这样的，在完成这些工作后，他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那就是：把培养对清国间谍的学校开到清国本土！
这是一个疯狂的计划，首先是十分冒险，这一点荒尾精是胸有成竹的。但另外一个难题就比较难解决了，就是——钱。
当荒尾精的知己川上操六大人了解到这个计划后，他说通自己的老婆，把自己的房子作抵押，贷款了几千元，捐给荒尾精，荒尾精回国筹款，在他的宣传下，日本“爱心企业家”踊跃捐款。钱的问题解决了。
1890年，一家叫做“日清贸易研究所”的机构在上海一间十分简陋的屋子里成立了，这是一个打着商贸牌子的日本地下间谍培训机构。第一期150名日本学生前往清国接受学习和训练时，睦仁派出了他的皇兄在皇宫接见了他们，鼓励他们好好学习，掌握技能，将来必定是日本不可或缺的“栋梁之才”。然后，川上操六亲自赶到上海，参加了开学典礼。
这些学员将在这里接受各种间谍技能培训，学制三年，毕业后在清国实习一年，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间谍。
当他们毕业时，时间已经来到了1894年，清日战争即将打响，他们中的优秀毕业生得到了睦仁的亲自接见。然后，这些人从上海直接潜往天津、威海、旅顺、大连湾等地，为日军作战先期收集情报！
直到这时，这些人员仍然没有日本军队的正式编制，他们仍然是日军的“编外人员”，虽然他们担负的是最危险和最艰苦的工作，但日军军费紧张，军饷只能发给直接战斗的人员。对于这些人，强调的是“无私奉献”，而所有人仍然没有怨言，带着他们“神圣的目标”消失在清国大地。
从为清日战争作早期准备到直接培训间谍服务于清日战争，开创了日本间谍工作的一代大师荒尾精的传奇生涯结束了。而他的结局是比较悲惨的，在日军攻下台湾后，荒尾精想到这块已经变成日本宝地的美丽岛上去走一走，看一看。1896年，荒尾精来到了台湾，在这里遇到了一个比他更精更可怕的东西——老鼠。荒尾精感染鼠疫暴亡，终年37岁。
荒尾精的一名学生即将接过他的大棒，将日本对清国的间谍工作推向另外一个高潮！如果说荒尾精是间谍中的战略大师，那么这个人就是间谍中的先锋猛将。
在日本参谋本部清国课培训的第一批间谍中，除了荒尾精，还有一个叫宗方小太郎的人。这个人成为间谍天才有一个很有利的条件：从外形上看，他和一个真正的清国人几乎没有任何区别，他常年穿着长袍马褂，留着辫子，华语竟然说得比一些清国人还要流利。
宗方小太郎被誉为日本间谍史上最杰出的天才，至今仍有很多日本人去他的墓地“朝圣”。
当荒尾精筹备汉口乐善堂北京和天津“支部”时，受荒尾精派遣，宗方小太郎成为北京这个最重要的支部的负责人。北京崇文门外一家眼药水店就成为收集清国京畿地区重要情报的中心，而宗方小太郎就是这里的领导人。
和荒尾精那种“大师”级的行事风格不同，宗方小太郎更喜欢自己冲锋陷阵。他曾经以“留学生”的合法身份周游清国北方各省，竟然沿着渤海海岸线，徒步从山海关走到大沽口，一路侦察清国海军沿海防御设施，为日本舰队寻找理想的登陆点。清日战争爆发后，宗方小太郎提出了从陆海两路包抄攻占旅顺的计划，这一战术被大山岩的第二军实现了。
而宗方小太郎更疯狂的举动还在接下来的事情中。
1894年6月，清日战争即将打响，宗方小太郎认为收集北洋舰队的情报极为重要，他先是来到了靠近威海的烟台，后来发现此地还是不甚理想，就直接潜入威海军港，收集北洋舰队和威海陆路炮台的第一手情报，通过上海中转，源源不断地发回参谋本部。
在清日战争打响后，在清国境内的日本侨民开始撤离，而此时的宗方小太郎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留下。
为了防止被捕后将间谍网暴露，他做好了一旦被捕就能迅速销毁情报并自杀的准备。
冒着随时被暴露的危险，宗方小太郎竟然又潜伏了一个多月，而正是这冒着生命危险的潜伏让他成功收集到了清日战争中日本最重要的情报之一：9月15日，北洋舰队护卫运兵船前往大东沟前，宗方小太郎成功地刺探到了北洋舰队的出发时间和目的地，他把这个情报发给了参谋本部，得到情报的联合舰队由此前往大东沟海域搜索，大东沟海战由此爆发！
在从烟台发出这个情报后，宗方小太郎开始撤退。而这一次，危险终于降临到他的头上了。
宗方小太郎的情报是通过上海中转的，而上海当局已经截获了他之前的两封谍报信，随即向上海和烟台发出通缉令。通缉令到达烟台前，嗅觉灵敏的宗方小太郎已经登上了开往上海的客轮，但他可疑的行迹终于引起了清国密探的注意。他们一路尾随宗方小太郎上了船，而宗方小太郎镇定自若，用流利的华语不停地与船上相识的清国人攀谈，终于躲过了一劫。船到上海时，上海密探上船了，正举着通缉令到处捉拿！此时的宗方小太郎似乎只有等着被捕，然后被清国朝廷千刀万剐（凌迟）的命运。
多年的间谍生涯让宗方小太郎拥有极为出色的心理素质，他仍然表现得很镇定，用易容术变装换貌，然后利用多年反侦察的经验，混杂在旅客中溜之大吉，从上海坐上英国客轮成功地逃回日本。宗方小太郎回国后，被直接接到了广岛大本营，在这里等待他的人，是睦仁。
睦仁在这里亲切地接见他，嘉奖他的“惊世之功”。
除了这些“编外”的间谍人员，在山县有朋派出12名军官之后，日本陆海两军也多次派出在职军人前往清国潜伏，实地勘测军事情报。
1886年，日本海军部派出的一名海军大尉前往清国了，他化名为关文炳，装扮成一名清国书商模样在天津开了一家书店，而他选择书店的地点很特别——开在了李鸿章直隶总督衙门旁边。
当时的李鸿章正指导威海军港的建设，每当威海有人来总督衙门办事时，关文炳就想方设法与他们攀谈，套取情报。然后一路尾随着他们来到威海，详细侦察。
通过无数次反复的勘查，关文炳和他的谍友绘制成了一张详尽的威海军事地图，在这张地图上面，不仅威海的军营、村庄、道路、炮台、溪流、水井标示得清清楚楚，甚至连树木都标示清楚，后来山东作战军进攻威海时，他们每个指挥官的身上都携带了这张地图！
而作为海军军人，关文炳还实地寻找和侦察了威海周边日本舰队可能的登陆点，他沿着海岸线一路摸索前进，最后写成《关于威海卫及荣成湾意见书》，其中有一条“进攻威海卫必先取荣成湾为基地”，这就是在开战后，日军山东作战军轻而易举地选择了荣成湾作为登陆点的由来。
关文炳后来出任日本驻北京公使馆武官，由一线转往幕后，而在他的麾下，又有一名重要的间谍出场了，他就是石川武一。
石川武一从18岁开始就来到清国从事间谍工作了，出于间谍工作的需要，他刻苦学习语言，掌握多门外语，除了华语，还能流利地说英、德、法三国语言，关文炳将他派往天津，专门负责收集来自李鸿章直隶总督衙门的情报。
石川武一很快盯上了天津军械局书办刘棻，用一名日本妓女将此人成功色诱，为了泡妞的方便，刘棻让石川武一住进了自己的家里，两人结为“兄弟”。1894年7月，当李鸿章计划租用“高升号”等舰船向牙山湾运送援军和武器时，这个情报被石川武一从刘棻处成功截取。
从牙山湾到大东沟，清国两次海上运兵，都遭到了日本联合舰队的截杀，这就是谜底。那时候没有军事卫星，而这些潜伏的间谍，就是日军的卫星。
而在这之前，已经有一个级别非常高的军人觉得只在国内听取情报不过瘾，在1892年日本对清国战争的各项准备基本完成后，他决定亲自前往清国走上一趟，过过当间谍的瘾，同时也亲自核实收到的各类情报。
他就是前面提到的陆军中将、参谋本部副总参谋长——川上操六。
1893年，川上操六来到朝鲜，侦察了仁川、汉城，然后从仁川乘船到烟台，再到直隶总督衙门所在地天津，在这里，他住了下来。
在天津的川上操六密令日本驻北京公使馆召集潜伏在华北地区的所有日本间谍人员分为两组：一组从山海关陆路徒步走到天津，沿途核实清国陆路军营、炮台、道路情报；另一组走海上，从塘沽乘帆船沿海岸线一路北上，沿途核实清国海防情况，并为日本舰队寻找一个可以直攻北京的登陆点。船上的这些人每天只能航行几海里，因为每发现一个可能的登陆点，他们都要下水去摸，记录海底是泥沙还是岩石，有没有暗礁。
这项工作进行了一个月。在这一个月期间，川上操六自己也没有闲着，他摸进了天津机器制造局、天津武备学堂刺探情报，还爬上了北塘炮台，查看炮台状况，北塘炮兵甚至就在他的眼皮底下做军事演习。
在核实了所有的情报和过完做间谍的瘾后，川上操六安全地回国了。一名副部长级别的军官在眼皮底下潜伏了一个月，李鸿章没有丝毫的察觉，清国其他政府部门也没有丝毫察觉，当清国朝廷高调地说要防备日本的时候，日本人并没有言语上的回应，却开始了暗中的潜伏！
清日战争中日本间谍的故事基本讲完了，其实精彩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比如大家熟悉的战前日本早已经截取了清国驻日本公使馆电报密码，总理衙门和公使馆之间的往来密电全部被日方破译，使得清国在战前的外交斡旋上极为被动。日军获得密码的方式可以用我们现在熟悉的一个词来概括——钓鱼法。
日本外交部先用完整的中文向清国驻日本公使馆提交外交文件，使馆工作人员正好觉得这很省事——如果是日文还要翻译，于是他们把这个文本用密码向总理衙门发出，而日军用预留的中文底稿一比对，密码就这样被破译了。
真是防不胜防啊。无论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只要他们处心积虑，这是很可怕的。
而接下来要讲述的，是揭开之前那个问题的谜底了：除了军事方面的原因，清国为何会如此溃败？
日本人早已给出了他们的答案。正是因为有这份答案，日军才敢以八万兵力去赌清国的百万之军，不顾一切地发动战争，不顾一切地要打进北京！
回到日本的宗方小太郎在接受睦仁的接见后，他找了一个安静的住所，开始整理他在清国潜伏10年的情报，他把这些情报写成了两份总结性的报告。
在第一份总结性报告中，宗方小太郎强烈反对当时欧洲人正在鼓吹的“清国威胁论”，虽然清日战争刚刚打响，但他预言清国一定会失败：“天朝（指日本）加兵之日，亦是胜利即来之时”。
原因是：“大清之败，乃败于全民腐败，而非一人之过。”
宗方小太郎分析，洋务运动后，清国虽然在表面上在不断发展和进步，但“腐朽的风气源自明末”，全民丧失信仰，社会风气江河日下，所追求不过金钱、享受之事。在此风气之下，每个原本有良知的人都是可能的腐败者。“观察一个国家也和观察人一样，应当先‘洞察其心腹’，然后再‘及其形体’。”而清国的问题正是“人心腐败已达极点”。
1893年，清国政府公布的全年财政收入约为白银8300万两左右，根据实地调查，宗方小太郎对这个数字持有强烈的质疑，因为调查的结果是：清国老百姓实际缴纳的数额是这个数字的至少四倍以上！也就是说，还有巨额的税收被地方官和各种利益团体贪污截流了，那些数目巨大的大头一分钱也没有入国库。
朝廷实行的征税政策是任务制的，在每一个年度，各省必须完成一定数额的税收，而地方官在完成这个任务后，就开始了巧立各种名目向民间乱收费，这些钱自然就落入了他们的腰包。
因此，清国的老百姓虽然明明多交了税，多创造了财富，国家却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富裕起来的只是各级官员，在“官富”之后，他们结成强大的利益集团，对影响他们进一步发财的政策进行明违暗抗。
利益集团最终给朝廷的统治带来了巨大的损伤。宗方小太郎总结道：清国的政局表面上皇权一统，实际上却是政令无法出皇宫，统治者高高在上，与人民却是“上下隔阂”，“朝廷即使想施行仁政，美意也不能贯彻至民间”。不仅美意无法到达，相反，由于在各地金钱可以买通法律，受到盘剥的普通百姓即使想申诉也无路申，民怨积压很深。
久而久之，清国社会出现了全民腐败成风的现象。这几乎是所有在清国的外国人的共识，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写给美国总统的密信中就说，清国朝廷几乎已经到了“无官不贪、无事不贿、上下相欺、官民互骗的地步”。宗方小太郎认为这比朝廷政策失误还更可怕，政策失误尚且可以扭转过来，而全民腐败必使国家元气丧亡消尽——
“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人民是国家组织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败，国家岂能独强？”
而清国虽然政治腐败、财政困难、军备薄弱、民心涣散，却又在“虚张声势”。宗方小太郎认为，清国绝对不能称为“真正的强国”，因为这个国家的圣人孟子早就说过——“上下交征利，则国危！”
“根据鄙见，我日本人多数对清国过于重视，徒然在兵器、军舰、财力、兵数等之统计比较上断定成败，而不知在精神上早已制其全胜矣，即使清日不战，早则10年，迟则30年，清国必将支离破碎呈现一大变化！”
与宗方小太郎持有相同看法的，还有间谍大师荒尾精。
在《复命书》中荒尾精写道：“清国上下腐败已达极点，纲纪松弛，官吏逞私，祖宗基业殆尽倾颓。清日两国唇齿相依，在列强虎视眈眈下，若万一清国成为他国蚕食对象，我国命运亦不可料。因此，清国之忧即日本之忧也，莫如为使欧洲不致侵入，我国先主动制定统辖清国之方略，先发制人征服这个腐朽的政府，改造清国，才能团结中华对抗西方。”
在这两位深刻了解清国国情的间谍看来，清国朝廷已经完全无法承担起代表“中华”的先进性。虽然他们曾经是先进的，战胜了腐朽没落的明王朝，政治一度清明，老百姓安居乐业，但现在他们同样腐坏了。清国朝廷自称继承中华衣钵，却在所谓的“康乾盛世”中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剿灭殆尽（文字狱），清朝的特权阶层腐朽堕落，全社会风气腐败，道德沦丧，全民无节操无骨气。“上天厌其德，下民倦其治，将卒离心，不肯致心”——如此腐坏堕落的朝廷，还好意思说代表辉煌的“中华”？必须由日本来代表！
在这一时期，日本间谍的报告书和政府文献中，他们对日本的称呼就是“中华”“神州”或者“天朝”。而荒尾精在汉口乐善堂的“党章”规定：先征服清国，再结合清日两国力量，实现黄种人的崛起，去对抗西方白种人的侵凌——“吾辈同志之目的，为了全人类首先必须改造清国，清国政府已经腐败，故我同志要协助汉民族之革命运动，使之成功，最迟于10年内改造清国，以期实现中日提携。”
这就是荒尾精为什么列出那些“统战”对象的条件。我们也一定还记得日军攻占安东后张贴的《告十八行省豪杰书》，它正是由宗方小太郎亲自起草的，目的也是一样，日本去“统战”这些“君子豪杰”，号召他们起来革命，推翻腐朽的清廷，一起去“驱除鞑虏，改造清国，恢复中华”。
间谍们的这些观点深刻地影响了日本军部和政府，在十年以后，以孙文为首的一群流亡海外的清国革命者得到了日本人的帮助，成立反清的革命同盟组织，他们的故事我们以后再讲了。而间谍们对清国朝廷和社会的深刻认识，也给他们以及日本军人带来了强大的精神支柱——在日本人看来，他们入侵清国，是在拯救这个国家，他们不是在制造罪恶，而是解救清国人民——谁叫你们的政府不行？
如果我们不能了解这点，就无法理解战场上的日本军人为何从来不要命，“死忠”于他们的职责，也无法真正理解为何一直受到谴责的“强盗的逻辑”和侵略兽行，在日军中却有如此广阔的市场。
是的，面对一个腐朽的、已经落后于它的人民的清政府，日本人反而可以自认为站在了“道义的制高点上”。
是的，当一个朝廷不作为，当朝廷无法代表底层百姓的根本利益和政府的先进性时，即使本国人民忍气吞声，其他国家的各色人等也会发现可趁之机。这种巨大的可怕性，恰恰是清国朝廷从来没有想到的。他们仍然在关起门来统治，而新的世界也恰恰不是关起门来驯化一批良民、追求表面繁荣就可以万事无忧了。
作为一个间谍天才，在提出强大的理论观点后，宗方小太郎提出了实际行动方案，概括起来就是“软硬两手”：先一手硬、后一手软。
宗方小太郎认为，国家的强大不能靠个人的勇武，更不是靠口水激情，也永远不要指望通过道德控诉就能战胜敌人，所以日本对清国需要硬的一手——实实在在的军事行动。
“清日之间，若无大战，则不能大和。故日本对清国人不必讲煦煦之仁、孑孑之义，一旦时机合适，日本军必须排除万难，攻陷北京，再进扼长江之咽喉，攻占江淮重地，断绝南北交通，使清国陷于至困至穷、万无办法之地，使清国政府和人民知晓真正之失败！”
清国幅员辽阔，疆土宽广，日本无法完全吞下，这一点宗方小太郎也考虑到了。他建议日军在侵占清国后，将清国分割为六大部分，实行统治：
1.东部沿海皆划入日本版图。
2.在长江以南迎明朝后裔，建立日本的保护国，镇抚民心。
3.在长江以北、黄河以南建立日本属国，寻关羽或者其他名人后裔为王位。
4.在西藏、青海两省立达赖喇嘛为王。
5.在内蒙古、甘肃、新疆选其酋长为各部落长，日本监视之。
6.大清的皇族和八旗子弟则回到东北地区，由日本监管。
在“硬”的手段成功后，就应该实行“软”的手段了，也就是“铁血之后再怀柔”。宗方小太郎再三提醒日本当局要注意这一点，“数亿清国之黎民待望仁政、仁人久矣”。战胜的日军要在占领地实行“仁政”，不能将战火延绵到清国人民的头上，不能屠杀清国人民，只有这样才能消除清国人民对日本的仇恨，实现日本对清国的长久统治。
宗方小太郎提出的“铁血政策”被日军很好地贯彻了下去，《马关条约》就是根据那“六块论”的战略意图来制定的。甚至多年以后，当日军攻入南京时，认为必须用强硬手段使中国人完全屈服，达到“万无办法”的境地，于是疯狂地开展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屠杀。而宗方小太郎寄希望的“仁政”，无疑是与虎谋皮，日本军部罪恶的屠刀一旦出鞘，是很难再收回来的。
这就是宗方小太郎第一份总结性的情报报告——《清国大势之倾向》。宗方小太郎将他的第二份总结性情报命名为《经略长江水域要旨》，他提醒日本政府观察清国政局要注意长江流域，尤其要特别注意当时一个并不特别起眼的地方——湖南。
长沙正是汉口乐善堂第一个设立“支部”的地方。宗方小太郎预言：“今后主宰爱新觉罗命运的，必为湖南人。”他提醒日本当局，要“及时经营湖南，将来大清国中原鼎沸之时，如果湖南不能为我日本所用，至少也要让它不至与我为仇！英国数百年前就开辟湖南湘潭为商埠，并汲汲于经营重庆，难道没有原因吗？”
间谍们的故事结束了。我们的问题也已经有了部分的答案，而日本间谍给出的答案并不是完整的，因为他们的观察视角也只能局限于清国社会和地方政府，还有一个地方是他们永远不可能到达的。
这就是皇宫。
在皇宫，一场更加令人瞠目结舌的阴暗事件一直在上演，它不仅是清日战争中清军溃败的根本原因，是清国“全民腐败”的源头，也是这个朝廷即将走向迅速衰败的最重要的原因，它即将将整个清国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这就是——
党争！
“党争必亡”——《资治通鉴》。
慈禧后宫上位史
通过前面的讲述，我们已经了解到清国朝廷中有重要的两党——后党和帝党。它们分别是以慈禧为核心的利益集团和以光绪为核心的利益集团。要了解这两大集团，我们需要的是了解这两大核心人物。
1894年战争打响前，已经是年轻的光绪皇帝“亲政”的第五个年头了，然而清国最高的权力仍然掌握在太后慈禧手里。
为了得到和掌控最高权力，这个权力欲极强的女人度过了漫长的时间，经历了残酷的磨炼，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镶蓝旗人慈禧，姓叶赫那拉，那时候没有身份证，所以名字不详。在满语中，叶赫的意思是“河边”，那拉是“太阳”，“河边的太阳”，这是一个很美好的意境，后来叶赫那拉成为了大清国的“太阳”，按照这个说法，大清国就是条河，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也。
我们前面说过，清国皇帝是只能跟旗人家的女儿结婚的，为了保证婚姻质量，这就需要海选——选秀。而且是一场单向选秀，旗女只能被挑选，没有挑选的权利。1852年，17岁的叶赫那拉氏被选秀入宫，封为“兰贵人”，于是她也有了一个外号——兰儿。与她一同被选上的，还有另外三名贵人——丽贵人、婉贵人、伊贵人，以及四名“常在”——容常在、鑫常在、明常在、玫常在。感谢一下《后宫・甄嬛传》等电视剧的普及，大家一定知道了，在清朝后宫，皇帝的女人分为八个级别，分别是：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和答应。
等级多的地方一定会有争斗，女人多的地方一定会有吃醋，这是历史和生活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皇帝的女人这么多，要想不被排挤，站稳脚跟，你一定要斗，这是后宫规律，不以朝代不同而转移。
在残酷的后宫斗争中要生存下来，要么容貌出众，要么腹有诗书，要么后台够硬。
就争斗条件来说，对于刚入宫的兰儿，她似乎就没有什么希望了，既无靠山，腹中诗书有限，外貌也不是特别出众。然而形势逼人，你可以不骚，但别人一定会来扰，为了生存下去，有那么一点尊严地生存下去，她必须在阴暗的宫廷里打拼。
入宫的那一天阳光明媚，而17岁的兰儿内心阴郁。她明白一切只能靠自己。
她被安排在紫禁城长春宫，正殿上高挂着乾隆老爷子御笔四个大字——敬修内则。这是告诫后宫嫔妃要遵守祖宗家法，谨言慎行，但是，兰儿并不打算总是这么做。
她要做的事情她知道。
从排序表上可以看出，贵人只排在了第六等，属于末流的阵营。所以虽然被称作贵人了，但绝对没有资格飘飘然，贵人不仅不像皇后那样是只有一位的，而且只是名号响亮，事实上连见皇帝的机会都很少，这就像我们现在连去个包子店，服务员都要高喊一句“欢迎贵宾”，然后你发现满屋子都是贵宾。
兰儿确定了自己的第一个目标——升级。她要成为这个后宫最有地位和权势的女人，成为后宫之首。
而能够使她升级的，只有一个人——老公。他叫咸丰皇帝。这是个好色多情的人，身边美女如云，资源享之不尽用之不竭。要引起咸丰的注意，只能拼命让自己变得更加漂亮和性感。没有办法，美貌永远是女人走进男人世界的第一通行证。
一个女人如何变得更美？标准答案是：做整容和美容。整容那时候是不具备条件的，剩下的只有美容。兰儿也是这么想的。
从此，她每天按时作息，定量用餐，保持好身材。大家不要认为这很容易，这实际上很难的。皇宫里条件优越，一不小心就爱上了吃和睡，没有自制力的人很难坚持下来。然后，从太监和侍女那里，她知道了坚持每日饮一种叫“驻香露”的东西可以使玉体渐渐飘香，让自己变成一瓶大香水，于是这个东西变成了她每日必不可少的饮品，基本当水喝了。晚上睡觉前，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就是用蛋清敷面，长久下来，肌肤不仅变得白皙，还有弹性，能迅速锁住水分。
但只有脸上的肌肤好也是不行的，于是她花大价钱让侍女从宫外采来了一项特别的美容产品——人奶。当然，这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洗澡的。
为了做这些美容，她花掉了所有的钱，连一两银子都不剩，她很心疼，不过她知道，舍不得做美容就套不住色狼，投入总有一天是会带来回报的。
事情果然如她所料，坚持不懈的美容带来成效了，当初的兰儿已经脱去小姑娘的青涩，变得光艳照人，成为后宫新鲜出炉的性感俏娇娃。美容起了成效后，接下来就是如何变得sexy，而且是要创造机会在咸丰面前展现sexy，于是皇宫里出现了这样一幕：
夏天，兰儿穿得很少，手里拿着一本书，伏在桌子上拜读，完美展现曲线身材，文宗（咸丰帝）走过来后，见到如此香艳一幕，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见而幸之”（《崇陵传信录》）。
那段时间，兰儿拼命做美容，拼命制造sexy，“文宗幸之”的次数越来越多，但不久，这种幸福状况却又改变了。
因为其他的嫔妃也在这么做，大家都在使出浑身解数去吸引这个男人。于是，对于已经没有新鲜感的兰儿，文宗“幸之幸之”，又变成了跑之。
重归于寂的兰儿第一次灰心了，原本她以为凭着咸丰的宠爱，很快就能实现升级的目标，但现在她明白了一个道理，升级指标就那么多，大家都在抢，实现的途径只能是残酷地踩人上位。
她开始冷静地审视她的对手。
构成直接威胁的有两位。丽贵人，顾名思义，这是一个大美女，自入宫以来，咸丰皇帝的魂魄就被她勾走一半；另一位是玫贵人，因为出身低微，她原本的级别是常在，这是一位心机很重的个性美女，很是知道怎样讨男人欢心，更重要的是知道如何在床上讨男人欢心，自从入宫以来，咸丰就泡在她的温柔乡里（有敬事房档案为证），正是在一次欢乐之后，她成功地使咸丰把她晋升为贵人。
她决定先拿实力最弱的玫贵人开刀。
在最初的刺激过后，咸丰已经开始表现出对玫贵人的厌烦了。因为她太爱争风吃醋，竟然只允许咸丰“幸”她，而不能“幸”别人，这可正犯了皇上的大忌。这一切都被细心的兰儿看在眼里。于是，在一个与咸丰滚床单后的合适机会里，趁着咸丰心情大好，可怜巴巴的兰儿向咸丰告状，说玫贵人在她的点心中下毒。她哭得泪水涟涟，表演逼真，又有几个宫女太监（被收买）一旁作证，咸丰大怒，将玫贵人降为宫女，今后基本没有见皇上的机会。
可兰儿还来不及高兴，几天后有些反应过来的咸丰又在哭得梨花带雨的玫狐女前柔情大发，又让她恢复了常在的名号，并且更加宠爱她。
想玩皇帝，却没想到被皇帝玩了一把。这次出手让兰儿感觉到失败透顶，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心灰意冷。不过，她很快振作起来。因为她明白，她已经没有退路，即使现在她只想过个太平日子，别的嫔妃也不会再放过她。后宫权斗就是一张不能倒转的唱片，你永远只能听下一幕，抬起的脚一旦跨出去，便没有机会再收回。
是的，这宫里每一份对着自己的笑容，都是要靠自己争取来的。她不仅要战胜那些妃嫔，还要防备那些警惕的侍卫，利用那些狡黠的太监和多疑的宫女，这就是她的真实生活。冰冷的现实不会给人太多的时间来自伤自怜或者后悔，只有收拾心情，继续战斗！
她主动向玫常在示弱，提盒登门道歉，表明这是她听信谗言，一场误会。同样工于心计的玫常在也在表面上跟她和好了，两人暂时相安无事。
兰儿已经把目标对准丽贵人。
要对付丽贵人是更加不容易的。丽贵人不仅长得漂亮，还是个聪明贤惠的女人，咸丰太宠爱她了，把她当作宝贝，无论别人告什么状、用尽什么伎俩都不管用，她只好暂时隐忍，她在等待机会。
这个机会就是丽贵人怀孕。有了身孕的丽贵人自然不能再让咸丰“幸之”，而兰儿瞄准了这个机会，她知道自己可以趁虚而入了。
在丽贵人怀孕期间，兰儿用尽一切办法来取悦、讨好咸丰。她的目标最终实现了，1854年，在入宫两年后，兰儿成功升级，被晋封为嫔，封号为“懿”，从此以后她也就是宫里的懿嫔了。
懿嫔对咸丰充满感激，虽然经过了两年的漫长等待，虽然只是升了一级，但毕竟自己的第一步目标实现了。她仍然在尽力讨咸丰的欢心，但渐渐地，懿嫔对咸丰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她爱上了这个男人。
在别人包括大臣们的眼里，她的丈夫是一个没多少本事的人，除了好好色以外，实在没有别的什么特长，大臣们私底下都议论纷纷，认为他是开国以来最没有本事的皇帝，绰号“四无皇帝”——无远见，无胆识，无手段，无作为。
但是，懿嫔不管这些，她只知道眼前的这个男人是能够帮助她实现梦想的人，而她的梦想只能寄托在这个男人的身上，只有这个男人，才能真正让她得到想要的一切。
好色无能的咸丰皇帝，就是她这辈子唯一爱过的男人。
从最初的取悦到现在的付出真爱，她对待咸丰的态度悄然发生了这种变化。而付出真爱，又给她带来新的机会。
在尔虞我诈的后宫，谈论真爱是比较奢侈的，但是，一旦它真的出现，它的威力又是巨大的。这是任何权术、心思不能比拟的。付出真爱的懿嫔在丈夫面前是快乐的，也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快乐深深地感染了咸丰。咸丰正为国事烦恼，他需要这种真正的快乐，两人的感情因此越来越深，有时甚至达到了心有灵犀的地步，一举手一投足，就知道对方想要什么。
而在投入感情后，懿嫔也终于明白，美貌和性感很重要，但绝不是最重要的。以色事人，永远只能一时。作为一个男人身边的女人，你需要做的是抓取打开男人心房的那把钥匙，只有聪慧和成熟的女子才能让男人上瘾，也才能长期抓住男人的心。
这一阶段的懿嫔本身有了极大的改变，她开始有意地模仿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咸丰的旧爱云嫔，她是咸丰还是在做皇子时期的宠妾，美丽端庄，陪伴咸丰从皇子到皇帝一路走来，云嫔举手投足之间处处透着熟女的风韵和妩媚、端正和淡雅，这正是懿嫔所不具备的。她要以云嫔的气质加上自己更加年轻的身材，来成功取代云嫔的地位。
于是，懿嫔开始利用业余时间读书、绘画，练习书法，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而不再只是时时刻刻想着如何媚惑咸丰。与此同时，她并没有放松警惕，又一次拿出了自己所有的钱，收买后宫里的宫女太监，监视其他嫔妃的动静和皇帝在后宫的一举一动。
这种转变是极为明显的，她已经不再是一个花瓶式的少女，而是一个有气质更有手段的“轻熟女”。这一时期的她少了很多心思计谋，却多了真心真爱，这大概是作为女人的她一生中唯一一段幸福甜蜜的时光。多年后，每当与太监聊天，她都会说道：“我进宫以后，先帝很宠爱我，对其他人几乎都不看一眼……”说的就是这一段时光。
而真爱也是一座桥梁，架设了从取悦丈夫到带给丈夫快乐最后到驾驭丈夫的转变。
因为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女人。
她发现了咸丰身上一个致命的弱点：厌烦国事，也就是讨厌上班。而作为皇帝，他又不得不强打精神处理朝政，毕竟一大堆麻烦事都要等待他来处理，听候他的最终裁定。在明朝和以前的朝代里，皇帝都是把这些事情推给太监的，而清朝对太监的防备是极为严格的，所有的工作都只能皇帝一个人来做，所以每一代的皇帝都无比勤奋（被逼的），每天天没亮就要爬起床，晚上十一二点还不能睡觉，从年初忙到年尾，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是正常现象，以至于出现了据说是被累死的皇帝（雍正）。
懿嫔知道，她可以去帮助咸丰，成为他唯一的帮手，也成为他不可替代的女人。
因为她有这样的条件。
由于年幼时曾在家庭教师的教导下学习过文化知识，懿嫔是后宫中唯一一位懂满汉两种语言、能说能写的妃嫔，虽然她的文化水平一直停留在小学三年级的水准，写个东西都错别字连篇，比如“事出有因”能写成“是出有因”，“倚仗”能写成“以仗”，但这并不妨碍她帮助处理朝政。
这是因为处理朝政的流程并不是特别复杂，甚至不需要有太高的文化水准。就拿批阅奏折来说，所有的奏折军机处都会按类分好，并提供处理建议，一般只需要再批个简易字句，做最后定夺。比如“知道了”“如议”“再奏”等，甚至连这几个字都不用写，在奏章上按指甲印，太监就会根据指印的深浅来填字，有副好指甲就行。
但是处理朝政虽然不需要很高的文化水准，却需要极高的政治天赋，核心就是判断事情的能力以及非凡的识人眼光和毒辣的用人手段，奏折里废话连篇，你要能够抓住事情的本质和核心，了解上折子的人真正想说的是什么，判断出是非，该表彰的表彰，该打板子的打板子，只有能干这样的活儿才是一个好皇帝。
懿嫔在这方面是有天赋的，因为她善于观察，并且善于思考，还有很强的自我控制能力。
当其他的嫔妃还在争风吃醋或者想方设法美容时，她已经审时度势，不留痕迹地参与到咸丰的工作中来。本来一开始咸丰叫上她，只是为了解解处理朝政时的寂寞和无聊，写批语时偶尔调个情，兴致来时再“见而幸之”，但在懿嫔看来，这正是她学习的绝好机会。她已经暗中学会了如何用皇帝语气和角度去批折子，处理大臣之间的纠纷，这一切都埋藏在她的心底，并没有表露出来。
因为她知道，对于后宫干政，是所有的皇帝都十分警惕的，她不能引起咸丰的怀疑，所以虽然暗中成为了一个处理朝政的高手，但她从来没有主动在咸丰面前发表过自己的观点，直到有一次机会的到来。
有一次咸丰接到了八旗和绿营被太平军大败的折子，军机处束手无策，咸丰既震怒，又没有办法，只能坐在书房发呆生闷气。此时懿嫔来到了他身边，默默地帮他磨墨，收拾和整理桌子，咸丰见她，于是随口问问她的看法。
既然是皇帝问起自己，她就可以放心大胆地说出来了，当然，要表现出是受皇帝启发恍然大悟的样子。懿嫔说，现在有一个人可用，像曾国藩这样的人，能在短时间内组织成一支强大的湘军，足见这个人的不凡，是可以战胜太平军的，只可惜他是个汉人，军机大臣有所顾虑，所以不敢放手起用曾国藩。但朝廷现在的头号敌人是洪秀全，而曾国藩只是未来的可能的心腹之患。“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朝廷应该先暂时抛弃满汉有别、防备汉人的传统观念，果断起用曾国藩，让他能够全心全意地用湘军去对付太平军，让朝廷先躲过眼前这一劫，万一将来有变，再去翦灭曾国藩的羽翼也不迟。
咸丰一听，立马明白了，采纳了这个建议，而结果也令他很满意，曾国藩的湘军扭转了南方的局势，咸丰为此大大地夸奖了懿嫔。
但此后，懿嫔又恢复如往常了。在咸丰处理朝政的时候，她只是帮咸丰磨磨墨，端端茶水，咸丰不主动问她对朝政的看法，她决不多说一个字。咸丰本来还对她多少抱有顾虑的，现在见她这个样子，顾虑也打消了。事实上但凡有猜忌之心的人一旦打消顾虑，建立起对某人信任，再想让他放弃这种信任反而很难，咸丰就是这样的人。在建立了对懿嫔的信任后，他早已经忘了武则天的故事，他知道自己已经找到了一个好帮手，是可以舒坦一些的时候了。
咸丰主动将一些简易的奏折挑出来，要懿嫔代批，一开始还在旁边指点指点、调调情，后来干脆连指点也免去，在一旁闭目养神。再后来，他干脆溜之大吉。
咸丰去了另外一个地方——圆明园。因为舒坦下来的咸丰希望过得更加舒坦，这里可以更加方便地进行他的老本行事业——泡妞。在皇宫里泡妞吧，虽然资源很多，毕竟环境狭小，而且模式固定、流程严格，无非就是翻牌子。而来到圆明园就不同了，在园子里牵手、约会再滚床单是别有一番生趣的。更何况，在这里还能泡到宫里泡不到的妞。太监们把从民间秘密搜刮来的各种美貌女子，源源不断地送进来。类型有寡妇、熟女、淑女、良家、萝莉，方式有胡服骑射、龙翻虎步、倒挂金钩、冰火两重天，总之一句话：此地为人间仙境，可以乐而不思紫禁城。
皇宫里，懿嫔每天都在勤奋地批阅奏折。没有咸丰在一旁“指导”，她便要自己做主。
朝廷的最高权力，就这样开始慢慢滑向一个女人的手里。
懿嫔已经今非昔比了，由于替代皇帝处理朝政，她不仅在后宫的地位已经无人可以撼动，甚至连咸丰都不得不忌惮她几分。然而，虽然她的地位提高了，但仍然没有再继续升级，这是缘于后宫一条压倒一切的硬指标。
那就是怀孕生孩子，准确地说是生儿子。在后宫中，有妈的孩子不一定是个宝，但有孩子的妈一定是个宝，皇家的香火要继续，皇位要传承，母凭子贵，这是千百年来的规矩。
事实上懿嫔一直在为生儿子发起冲锋，但结果很不理想，入宫几年连肚子都没有变大。
清宫档案记载，懿嫔身体别的毛病没有，睡觉特棒，吃嘛嘛香，一口气上五楼。唯一的毛病就是月事不调，每遇经期，都会“腰腹胀痛，胸满呕逆”。太医诊断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影响了怀孕，而懿嫔也一直为此深感烦恼忧心。
只是担忧是没有作用的，必须积极想办法解决。她用银子打通关系，请到了最好的太医为自己调理。专家就是专家，太医们不仅给她看了病，还特意为她研制出了“懿嫔调经丸”，此丸到目前还有药方传世。
虽然中药丸不太好吃，但懿嫔相信医生，更何况是给过红包的医生，她皱着眉头坚持不断地服用了一年，并遵医嘱戒掉了平时最爱吃但对药效有冲突的小吃点心，好消息终于传来：懿嫔怀孕了。
我叶赫那拉某人也有这一天啊！
懿嫔只在私底下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咸丰，并且告诉他：根据太医的诊断和种种迹象判断，有可能怀的是男胎！然后，她恳请皇上为她保密，让她安心待产，直到瞒不住的那天为止。
后宫相残，残到皇帝后继无人的事，咸丰也懂，于是他答应了懿嫔，帮她守住了这个秘密，并偷偷地召御医为懿嫔保胎，懿嫔自己就更不用说，十二分的小心，不给其他任何妃嫔接近自己的机会。
三个多月后，肚子隆起，想瞒也瞒不住了，于是咸丰公布了这个消息。对于一个已经怀孕的女人，大家都放松了警惕，至少觉得没有精力再去整人，而事实恰恰相反，机敏的懿嫔已经不再是那个敏感却多少带点善良的兰儿了，她十分清醒地认识到，这正是自己铲除那些对手与潜在对手，新账老账一起算的时候。
因为她知道，咸丰还没有一个儿子，外界开始拿他的生理有问题进行八卦，这让他背负了很大的压力，而她有可能为咸丰带来第一个儿子。在这个孩子生下来之前，无论她做什么，只要不把皇宫给点着了，咸丰都是会原谅她的。
懿嫔的第一个目标竟然是云嫔。
前面说过，云嫔是咸丰的糟糠之妾。跟咸丰的其他女人一样，她也是十几岁就跟了咸丰，但跟其他女人不一样的是，她跟咸丰时咸丰也才十几岁。有一句话叫男人要永远珍惜那些在你十几岁或二十几岁就跟了你的女人，因为那个时候你还是一张白纸，一无所有，这样的女人跟你受了很多苦，即使没受身体上的苦，心里的苦也是少不了的。
云嫔正是对咸丰有这样意义的女人，当咸丰还是皇子的时候，他并不是皇位最有力的竞争者，而云嫔陪伴他最终战胜对手，顺利继位，在那段奋力打拼努力装B的日子里，她的陪伴，意义深远，铭心刻骨。
咸丰即使在继位有了很多的新欢以后，对云嫔的感情都丝毫不减，而懿嫔竟然敢朝云嫔下手。
她是如何做到的？
传承千年、百试百灵的老办法——诬陷。懿嫔知道咸丰是极其希望有一个儿子的，而云嫔一直是没有怀孕的，懿嫔就抓住了这两点，成功地进行诬陷。
她向咸丰告状，说云嫔嫉妒她怀孕，嫉妒她有可能为皇帝生下龙子，竟然企图用巫蛊之术来使她流产，这个女人真是太可怕了，求皇上做主。
咸丰的第一反应是不信的，他又不是不了解懿嫔。
但懿嫔有备而来。她需要人证，而此时的她也不再是停留在收买太监宫女那个初级阶段了，她直接收买了另外一位嫔妃为她做证。
这就是她曾经的对手玫贵人。玫贵人差一点被她整死，后来才又恢复为贵人，而她与懿嫔之间有过过节，这点咸丰也是知道，现在她出来为懿嫔作证，咸丰又一次震怒了（他是冲动型选手），云嫔被打入冷宫。
对于这个冤枉，云嫔是万万想不通的，懿嫔诬陷她，还情有可原，而一向跟自己恩爱的丈夫竟如此狠心对待自己，实在是万念俱灰啊，于是，云嫔在冷宫里悬梁自尽。
可惜，实在可惜。李敖曾经说过，对付敌人其实没有什么最好的办法，最好的办法就是要比敌人活得久一点，这样你就可以对着他的遗像唱卡拉OK了。可惜的是云嫔并不明白这个道理，她的人生字典里没有隐忍，如果云嫔能忍得下屈辱，等咸丰反应过来之后，一定会还她个清白。事实上，没过几天咸丰就后悔了，可是此时的云嫔已经上吊，一切无法挽回。
男人的胸怀是被委屈撑大的，在这个宫里，你要把自己当男人使；在这个宫里，无论你的男人有多爱你，你最后能依靠的只有自己。
大肚子的懿嫔旗开得胜，接下来的目标，就是丽妃。
丽妃就是之前的丽贵人，因为怀孕生下公主晋升为妃，级别比懿嫔还高上一级。懿嫔对付她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指使玫贵人买通丽妃贴身宫女，偷偷在丽妃护肤品中放毒，丽妃用了这种护肤品后皮肤溃烂，花容失色，失去了自己一直引以为傲的美貌，丽妃顿时方寸大乱，缠住咸丰，乱发脾气，并说一定是懿嫔干的，要求咸丰给她个说法，严惩懿嫔。
咸丰本来知道丽妃是被人所害，而且也怀疑到了懿嫔，但无论他好说歹说，丽妃总是不依不饶，要求立刻就惩罚懿嫔。咸丰终于火了，我只不过想保住这有可能的第一个儿子，谁给我个说法啊。
咸丰本来想处理好这件事情的，但丽妃的这一闹反而让他觉得无法面对她，他再也不想看见丽妃，就再也不去她的宫里，任她自生自灭。
在怀个孕顺便将两位嫔妃拉下马后，懿嫔终于产下了孩子，而且果然如她盼望，是个儿子（运气很好），懿嫔当日被加封为妃，儿子满周岁时又被加封为贵妃，赐名懿贵妃。
懿贵妃的升级工作基本完成了，她已经到达了最高级别的三甲范围——贵妃。前面就是皇贵妃，按照她的表现，再过一两年，封个皇贵妃也不是什么难事。在升级工作基本告一段落后，下一阶段工作的重点就是——杜绝其他女人为皇帝生儿子。
头号的防备对象不是别人，正是——皇后钮钴禄氏。后宫母凭子贵，也会子凭母显，皇后生的儿子很特别，因为他是“嫡子”，只要不是太弱智，都是太子的最热门人选，为了保证将来自己的儿子能够继承大统，自己能够当上太后，懿贵妃必须让皇后生不成孩子。
办法有几种，第一个办法是想办法让皇帝废去皇后。但这比较困难，皇后的地位很重要，废皇后就是让皇帝离婚，皇帝是天下臣民的榜样，连他都离了大家就更不相信爱情了，要注意影响啊。所以朝廷规矩是，如果皇帝要想废掉皇后，不仅要有“不得不废”的理由诏告天下，还要祷告列祖列宗，也就是说，不仅要过人这一关，还要过鬼这一关。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一般只要皇后不叛逆谋反什么的，皇帝都是尽力维护这段婚姻。
既然废后不成，那么只有想办法让咸丰减少和皇后在一起的机会。在一起的机会少了，怀孕的机会也就少了，更何况咸丰不是特别能让女人怀孕，不像他的先辈康熙，经常弄大一个嫔妃的肚子。只要让皇帝宠幸皇后的机会减少，皇后就很难怀孕。
看来这个办法很好。懿贵妃就开始不着痕迹地实施了，她的办法就是要让皇帝从心底里厌弃皇后。皇帝皇后本来是政治婚姻，咸丰对皇后更多的是尊重，而没多少情爱。而钮钴禄氏一直无法突破“母仪天下”的枷锁，虽然比懿贵妃还年轻两岁，但在皇上面前一直是规规矩矩，恪守礼法，一年四季都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听到黄段子都要红个脸躲避，女人的娇俏和百种风情，在她身上是见不到的。咸丰自然对她也十分礼敬，但这样的女人显然不是他的菜。懿贵妃就抓住这个要害之处，处处“赞美”皇后的严肃、不苟言笑和恪守礼法，成功地将皇后塑造成一个不解风情、无聊呆板的女人形象，耳边风加上枕边风一起吹，久而久之，咸丰对皇后也没多少兴趣了。
皇后一直没有怀孕，懿贵妃长出一口气，但这时，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
因为玫贵人生下了一个儿子。
玫贵人一直是个心机很重的女人，在这一点上甚至并不比懿贵妃差。在与懿贵妃第一次斗争中落败后，她审时度势，表面归顺，暗地里却一直在积蓄自己的力量，想方设法亲近咸丰，偷偷地怀孕，然后在咸丰的保护下顺利地生下儿子。咸丰大喜，立即封她为嫔，并打算在皇子满周岁时进一步加封为妃。
消息传来，懿贵妃勃然大怒，真是小看了玫贵人了，竟然被她钻了空子！一旦她的皇子长大成人，凭玫贵人的心机，一定是将来太子人选的有力竞争对手。决不能让这个孩子平安长大！
虽然在铲除丽妃和云嫔的过程中，玫贵人都功不可没，帮了自己一把，但如今的懿贵妃已经具备了对敌人毫不留情的手腕和心理，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神挡杀神，佛挡杀佛，铲除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
一个歹毒的计划在懿贵妃心里形成了。
她又拿出自己所有的钱，用巨资收买了玫贵人的贴身宫女，让她在婴儿食物中掺进慢性毒粉，几个月后，玫贵人孩子夭折，咸丰的第二个儿子终于就这样离他而去了。
玫贵人知道是懿贵妃下的毒手，但是她在咸丰面前的哭闹已经换不来结果，在处理朝政上，咸丰已经无法离开懿贵妃，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咸丰的意思是玫贵人少安毋躁，以后还有怀孕机会，下次哪怕是送出宫去，也一定会让孩子平安成长。
咸丰的计划是完美的，可是，他不能理解一个女人痛失孩子的那种心痛，玫贵人有冤无处申，加上出身低微，宫里连对她表示同情的人都没有，带着满肚子的委屈和怨恨，玫贵人脾气越来越暴怒无常。咸丰一向是个只找乐子的人，觉得她不可理喻，跟丽妃一样，也任她自生自灭。
有句话说，要一个女人的命的不是后悔，而是想不通。从丽妃到玫贵人，再一次印证了这个道理，她们都是想不通的人，因为想不通而残害了自己。在后宫，一个要必须面对的现实就是：想不通也得想通，你不能指望让皇帝来让你想通。皇帝回到后宫是来寻找放松的，他还指望你去安慰他，而不是要他来安慰你。
就这样，懿贵妃成功地实现了她的目标，她已经在嫔妃争斗中一骑绝尘，打遍后宫无敌手，成为了后宫事实上的皇后，宫里其他的嫔妃再没有怀孕。而懿贵妃也一直没有放弃她的防备，成功地让咸丰断子绝孙。以至后来咸丰剑走偏锋，宠幸了一位宫女，宫女意外受孕，通过情报网，这个消息第一时间传到了懿贵妃耳朵里，宫女的生死在宫里是基本没人管的，懿贵妃就派人将宫女连同她腹中的胎儿一块儿毒杀。
而咸丰的生命也将走到了尽头。
1861年7月，31岁的咸丰皇帝一命呜呼。他死亡的原因在史料中存疑，有人认为他是服用春药过度，也有人认为繁重的朝政国事让他心中郁结，盛年早逝。无论怎么说，皇宫里即将迎来一位新的主人。
他就是懿贵妃的儿子，四岁的载淳继位，年号祺祥。在死前，咸丰似乎预见到了将来无人可以压制住懿贵妃，不仅规定由自己生前最亲近的八位大臣共同辅佐年幼的皇帝，还给了皇后钮钴禄氏一道密旨，如果将来懿贵妃图谋不轨，你可以将懿贵妃处死！
而为了防备八大臣挟持年幼的皇帝，咸丰又同时给了懿贵妃和皇后复核朝政的权力：八大臣议定的事项，还必须通过皇后和懿贵妃同时盖章签发才可生效。
所以现在，皇权争斗的焦点集中在后宫和权臣之间，双方都想收回对方手里的权力，看谁下手快。
懿贵妃发挥了冷静和识人用人的特长。谁是目前的敌人，谁是可能的朋友。她首先解决了这个权斗的首要问题，同在后宫的皇后钮钴禄氏当然是联合阵线里的人，但懿贵妃的眼光并没有只局限在后宫内，她在朝中找到一个强势人物——恭亲王奕（xīn）。
奕是咸丰的亲弟弟，当年的咸丰就是在击败他后继承皇位的，为了防备奕，咸丰并没有将奕排在八位顾命大臣之列，而懿贵妃清楚地知道，奕在朝中拥有很大的权势——他的身后有一个最广大的利益集团。
这个集团就是新兴的汉人官僚，按照祖制，朝廷的统治基础一直是满人官僚，对汉臣处处戒备，而奕是比较“开明”的，他的身边团结了一批新兴的汉臣。他们热衷“洋务”，力求改变，已经有实力取代保守腐败的满人官僚集团，成为朝廷新的统治基础。
懿贵妃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在后宫危急的时刻，就像当年起用曾国藩对付太平军一样，可以联合恭亲王，用“议政王”的无上头衔，换来他对后宫的支持，发动政变，一起干掉八大臣！
政变成功了，咸丰临终托孤的八位顾命大臣杀的杀，流放的流放，他们手上的权力完全被收回。小皇帝的年号由祺祥改为“同治”，皇后钮钴禄氏被尊称为“慈安太后”，懿贵妃被尊为“慈禧太后”。在小皇帝大婚亲政之前，由两宫垂帘听政，议政王奕辅佐朝政。
从现在开始，从曾经的兰儿、懿嫔、懿妃、懿贵妃一路走来，我们要叫她慈禧了。时间距离入宫已经过去了九年，这一年她26岁，相当于本科毕业后工作4年的年纪，她很年轻，但这并不妨碍她成为一个厉害的女人，一个可怕的女人。
在残酷的后宫和皇权斗争中，慈禧一次次展现了善于审时度势和善于变通的政治家素质，她的权术是厉害的，但更厉害的是她始终能够看准潮流，也就是所谓的“大势”。让自己跟着大势走，与最广大的利益集团站在一起，只是她希望站的位置不是他们的中间，而是踩在他们的头上。
如果一个女人学会了用男人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这就是个很厉害的女人。
而对于慈禧来说，她是踏着尸骨和沾满鲜血一路走来的，她的权力如此来之不易，在今后的日子里，一定会倍加珍惜，像珍爱生命一样珍爱手中的权力。她今后的人生只剩下了一件头号大事——维护权力安全。大家千万别惹毛了她，为了权力安全，她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得出来的，什么脸面都能豁得出去的。她将本能地对威胁到自己权力安全的事情抱有警惕，本能地对自己一切可能的政治对手抱有极大的戒心，不管这个人是她的恩人还是仇人、老子还是儿子。
但在维护权力安全之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安全需要得到保障，那就是人身安全。
慈禧一开始并不知道慈安手上还有一道可以置她于死地的密旨，但她终于听到了风声。从那时候起，她就开始想办法了，等待时机，这个时机就是慈安一次生病的时候。
当慈安生病时，慈禧一刀割开手腕，拿自己的人血给慈安做药引子。当身为女人的慈禧利用了女人的弱点——易动感情时，这一招果然奏效了。一向老实仁义的慈安被感动得稀里哗啦，再回想起慈禧之前对自己的百般谦恭与关心，她终于主动取出了那道密旨，当着慈禧的面烧为灰烬。
1881年，慈安去世，享年44岁。她的死因又是一个不小的历史谜案，从种种迹象上看，慈安有可能是被慈禧毒死的，但这种说法在历史上找不到确切的证据。事实上当那道密旨变成灰之后，慈禧就用不着再顾忌慈安了，更用不着去杀她，与其说慈安是被慈禧杀死的，更不如说也是想不通被气死的。
慈安的手段跟慈禧并不在一个级别上，慈安简单地认为咸丰给她那道密旨只是为了制约野心勃勃的慈禧，却没有想到这也是丈夫给她的护身符。当她的手里失去了制约慈禧的杀着，慈禧便不再忌惮她了，很快露出了真面目，对慈安的态度180度大拐弯，飞扬跋扈，颐指气使，处处刁难，慈安又惊又怒，终于香消玉殒。
同治皇帝也没活多久，他在19岁时死去。此时他才结婚并亲政一年多，这孩子继承了他父亲好淫好色的优良传统，并且进一步发扬光大，尤其“喜好男风”，经常微服出宫逛八大胡同，终于染上重病。这个病是天花还是梅毒，或者是天花加梅毒，目前又是一个谜，大部分证据表明他得的是天花，反正他活得还没有他老爸长，皇权再一次需要转移。
这时候，慈禧真正的挑战到来了。
因为此时同治的皇后已经有身孕，很快就要临产。对于朝廷来说，新皇帝的人选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等同治皇后产下皇子，立为新皇帝。
但这种做法其实也是存在风险，不说“国不可一日无君”，万一她生下来的是女儿，这就比较难办了。更重要的是，这种选择是慈禧最不愿意看到的，同治的儿子就是她的孙子，一旦孙子成为皇帝，她就成了奶奶，即使再实行垂帘听政的政策，也是由同治皇后也就是她的儿媳去挂帘子，不关“老奶奶”什么事。
在慈禧的压迫之下，刚烈加想不通的同治皇后带着腹中的胎儿，选择了自杀。
消除了成为“老奶奶”的威胁，慈禧仍然无法再继续垂帘听政。
因为按照祖制，同治皇帝没有后继之人，此时需要从他最亲的皇族近支中挑选一位男子来做皇帝。根据当时的情况，恭亲王奕的儿子是最理想的，奕是同治的亲叔叔，而奕的儿子已经17岁了，比起那些还在学走路的其他孩子，真可谓“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但是，这种情况又是慈禧不愿意看到的。
一旦奕的儿子做了皇上，奕就成了太上皇，他们父子联手，皇家大权就要旁落他家了。
慈禧最终选择了醇亲王奕譞(xuān)的儿子，奕譞也是同治的亲叔叔，但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慈禧的妹夫——他的老婆是慈禧的亲妹妹，更重要的是，奕譞的儿子才四岁，这又方便慈禧继续控制。
为了保持可以继续以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的名号，慈禧将这个四岁的孩子抱进皇宫，把他过继给死去的咸丰，做咸丰的第二个儿子。就这样，慈禧又一次成为了太后，安心地坐在帘子后面，处理朝政！
当孩子的父亲奕譞听到这个安排时，他当场吓得晕了过去。放着一位17岁的候选人不选，选一位四岁的小孩子，这可是光明正大地违反祖宗之法啊。
可是，现在已经无人能够制约慈禧。“议政王”奕呢？他已经自身难保了。
在处理好新皇帝的问题后，慈禧将奕譞推向了前台，让他成为自己的政治盟友，然后一起去打压恭亲王。由于奕权势太大，慈禧采取了分步走的策略，先是找机会免去了他“议政王”的头衔，逐步瓦解他的势力，最后终于将奕和他的全班人马逐出军机处和总理衙门，让奕譞的人马取而代之。
好吧，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慈禧终于可以暂时喘口气了。奕譞是个理想的政治盟友，他没什么才干，但他有一个突出的特点——胆小软弱，在慈禧面前是唯唯诺诺，大气不敢出的。慈禧选择他，看中的不是他的实际行政才干，而是“安全”。国家在他们的手里搞成什么样子不管，只要我有我的权力安全感。
这就是慈禧，一个在权斗和平衡各利益派别上很有一套的女人，一个很会玩权谋但并没什么实际行政才能的女人，她对掌控权力和大臣们的心理游刃有余，对皇宫里的权力斗争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对国门外的世界没什么兴趣。她不了解外面的世界，也不需要了解，专制的朝廷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人，封闭的专制制度从来都是政客的舞台，你只需要有那两把刷子。
而慈禧又将很快迎来对她权力安全的一个重大挑战。
因为那位四岁的小皇帝，爱新觉罗・载湉（tián），也开始慢慢地长大了。他才是名正言顺的皇帝，长大后的他，需要做一件事情：将皇帝大权从慈禧手中夺过来，实现那激动人心的——亲政。
这是一个从小就不快乐的人，一个可怜的人，四岁之前如此，四岁之后也是如此。
和聪慧机敏的姨妈慈禧不同，载湉的母亲算得上是个神经质的女人，她一生信佛，这并没有什么错。但信仰带来的仁慈只是在针对花花草草、虫鱼鸟兽上，比如夏天不许人进花园，说是怕踩死蚂蚁，而对于她周围的人，包括亲生儿子在内，是莫名其妙的虐待。
她总不给自己的孩子吃饱，似乎吃饭也是一种罪过，她一共生过五个孩子，但有三个都夭折了，而夭折的原因竟然是——营养不良，要知道这发生在锦衣玉食的王府之家。载湉是侥幸生还下来的孩子之一，经常受到母亲的毒打，打完之后就是关小黑屋。
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中，幼小的载湉是个敏感、惊恐、忧郁的孩子，以至于一看见母亲的身影就精神紧张。而在平时，他很容易激动，一激动就说不出话来，结结巴巴，语无伦次，严重时还会陷入痉挛。
这些生理疾病一直保留到了成年以后。
入宫后，载湉成了太监宫女的玩具，每当他哭的时候，总管太监会把他锁进一间墙角摆个小夜壶的、阴暗潮闷的小黑屋，惊恐万分的载湉更加不要命地哭起来，踢打着紧闭的屋门，太监们笑嘻嘻地跪在门外，高喊：“万岁爷心里有火，唱一唱败火吧！”
太监们这样大胆，因为他们是“奉旨管教”。
在家里吃不饱，到了皇宫，仍然吃不饱，这是为了培养所谓的“俭德”。他被规定不能多吃。饿肚子的时候，他就跑到太监房中，第一件事就是找吃的，发现什么大饼馒头之类，拿起就跑，而太监就在后面追，被追上之后，他只有跪下，苦苦哀求，可是那些东西还是要被抢回去。在平时，一旦他某一顿吃得多了点，就会有两个太监过来抓住他的脚脖子，把他倒立过来拼命抖动，嘴里高喊：理顺万岁爷的胃！
而每天的学习任务却是十分繁重的，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去帝师翁同龢的房里背诵古文圣训。每当他想多睡一会儿的时候，太监们就会装神弄鬼来吓唬他，一群太监在另外一间屋子里弄出刺耳的巨响，好像雷神已经显灵，直到把他吓得哇哇大哭，乖乖地去书房。
有时他会天真地问太监：“我真的是万岁爷吗？”
太监回答：“是的，皇上，您是万岁爷，您想要什么有什么，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
他迷惑了。要什么有什么，而现实是他多要个馒头也不行啊，多睡一会儿也不行啊。
而这些并不是载湉感到最恐怖的，慈禧的出现才是他认为最恐怖的人。
在对待孩子上，慈禧跟她的妹妹并没有什么区别——古怪、暴戾、神经质。她也是一个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但凡见到孩子快乐就不会快乐的人。只要见到载湉玩闹，慈禧就会像泼妇一样尖叫起来，早就等候在一旁的太监就立即开始动手。久而久之，载湉对慈禧有了一种天然的畏惧，看到她就像看到了自己严厉的母亲，甚至比母亲还恐怖。他害怕太监，而太监却害怕她，她似乎是这个深宫里所有恐怖东西的集中代表，每当她走过来时，他会禁不住浑身哆嗦。
慈禧很满意这样的状态，因为这一切正是她希望看到的。这个孩子是将来的皇帝，在她眼里，她并不需要带给他来自姨妈的关爱，而是最高权力场中上级对下级的掌控。为了达到目的，慈禧很注意从小抓起，从小事抓起，处处在载湉面前建立自己不容挑战的权威，不容许载湉对自己的意思有任何忤逆，她说的话不能有丁点反驳，如果载湉对自己有任何言语上的不敬，她就要大为光火，凶恶的太监又会恶狠狠地扑过来。
每天早晨，载湉必须前往慈禧的住处请安，不管她是住在紫禁城还是颐和园，也无论刮风下雨、雨雪冰雹，都得去。请安不是站着请，也不是跪着请，而是边磕头边请，没有慈禧的命令是不能起身的。如果碰上哪天慈禧心情不爽，或者想故意给他个下马威，那么就只有一直跪着了。
每当慈禧外出，载湉必须要放下手中一切事情，规规矩矩地跟在后面，慈禧看戏也要陪着，游个园子也要陪着，散个步也要陪着——不要问什么，这就是规矩。规矩是谁定的？慈禧定的。
时间过得很快，到1889年，载湉18岁了，他必须要结婚了。说必须是因为他不能再拖下去，在历代皇帝的结婚年龄里头，这已经算绝对的晚婚。而之所以拖到这时候，只是因为这是慈禧的意思。
按照祖制，皇帝大婚之后就应该亲政。慈禧的一切权力要归还给载湉，因为这个原因，慈禧在载湉结婚的事情上拖了几年，现在实在拖不下去了，就为他指定一个老婆吧。
即将成为皇后的这个人是慈禧的侄女——叶赫那拉・静芬。这个女人大载湉三岁，脸很长（面长如驴），有两颗突出的大龅牙，还是平胸。
我估计载湉看她一眼就不会喜欢她。别说她不是美女，就算是美女也不会喜欢的，因为这个女人无疑就是慈禧派来监视自己的。
而载湉没有想到的是，静芬也极不情愿这门婚事，她见过载湉，并不喜欢他。当她听说自己要成为皇后的时候，她找到慈禧表示了强烈的反对，可是她得到的是和载湉同样的结果：反对无效。
都是缘分啊。让我们都成为政治婚姻的牺牲品吧。
1889年2月26日，紫禁城里张灯结彩，一对互相没有好感的年轻人在这里结婚。他们正值妙龄，年龄门户，都刚刚好，但却是如身往地狱。四周吹吹打打，好不热闹，金银珠翠，什么都有，唯一缺场的，是他们的感情。
结婚的十天前，一场大火将皇宫里的太和门烧了个精光。按照祖制，皇帝大婚，皇后必须要坐轿经午门、太和门抬进内宫，结婚当日却又下起了雨，冷风飕飕，潮湿阴冷，洞房里的大红烛怎么点也点不燃。宫女太监们嘴上不说，但心里都在嘀咕这不是一个好兆头，只怕新人们的婚后生活不会幸福。
事实如此。虽然她贵为皇后，但他从来不会朝她看一眼，她也不会。
能够得到他喜欢的不是皇后，是另外一名妃子，镶红旗女子他他拉氏。她自小跟着任广州将军的伯父在广州长大，性格开朗活泼、个性张扬，有几分像男孩子。而入宫时，她才13岁，宫中突然多了一个冲来冲去的孩子，她的封号是：珍妃。
大婚之后，他就是开始亲政的皇帝了，年号光绪。噩梦一般的童年经历给光绪皇帝留下了非常差的健康状况。这是一位年轻人，但是一位脸色苍白、十分清瘦伴随着经常性口吃的年轻人。他时常感觉头痛和耳鸣，胸部闷热，肠胃消化功能不好（经常呕吐），视力和听力都出现了衰退，小便次数很频繁，但每次的量很少（尿频尿不尽），双腿无力，走路竟像小老头一般的蹒跚。
他仍然对打雷和其他巨大的声音感到恐惧（心理阴影），每当电闪雷鸣的时候，他都是无比地狂躁和惊恐，这时候他的门窗都要紧闭，让太监站在两旁，自己拼命捂着耳朵。
更严重的是，长期不规律的生活和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使光绪皇帝出现了一个严重的生理疾病——阳痿。不仅经常在睡梦中遗精（宫廷医生记录），任何刺激、重压或者嘈杂的喧闹声，都能导致他突然遗精，“引起精液流涌如注”。从现代医学观点来看，阳痿是由于肾功能退化以及并发症所引起的。
身体状况影响了他的性格，光绪皇帝是一个既胆怯又任性的人，身体虚弱无力，性格敏感、孤僻。对于慈禧，他还是一如既往地惧怕，甚至就连在其他女人面前都是十分的胆怯和紧张！
然而他比以前更加勤奋。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是一个亲政的皇帝了，他把大量的时间用来学习，读历史典籍，学习英语。他最向往的朝代是大唐，大唐盛世以及英明君主的开疆辟土令他无比向往，他为此读了很多有关唐朝的史书，读完之后还要写下自己的感想，总结出治国的经验。
也许在那一刻，大唐盛世的雄风深深地植入了他的骨髓里。
大婚过后一个礼拜，55岁的慈禧光荣退休了，她搬到了颐和园，用她自己的话来说，“以后的工作就是在颐和园遛遛猫和狗了”，而光绪有了批阅奏折的权力。一切事情看上去都是那么顺利，已经亲政的光绪即将大权在握，像他向往的大唐君主一样，奋发有为，实现中兴之治，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而事实并不是这样。
光绪仍然需要每隔一天就前去颐和园请安。关于请安的仪式我们前面知道了，仪式没有变，而内容却变了。现在的“请安”并不是问问您身体好不好、心情好不好、吃饭香不香之类，按照慈禧走之前定下的规矩，朝政的大事仍然需要请示慈禧，也就是“寻常事上决之，疑难者请懿旨”。
需要请示的大事，其实也只有两个方面：除了朝廷的大政方针，另外一项就是人事任免。
在多年实际掌控这个国家的过程中，慈禧提拔重用了一大批官员，这是她的权力基础，而不是光绪的权力基础。掌控人事任免大权对于慈禧来说，这是一种极佳的权力安全设计。只要朝廷里里外外基本都是她的人，她仍然可以在颐和园遥控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过着“退而不休”的生活。
而对于光绪来说，情况就比较郁闷了。不能给大政方针定调和没有彻底的人事任免权牢牢捆住了他的手脚，这才是他真正实现亲政的最大的障碍。作为新上任的领导，作为在朝廷中还没有建立自己权力基础的领导，如果想真正亲政，就必须撤换掉一批人，建立自己的亲信和嫡系队伍，但问题来了——无人事任免权，就暂时还没办法建立嫡系，形成自己的权力基础。
光绪要做的，就是等待。无论是温水煮青蛙，还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都需要时间啊。
当然，在“亲政”后，光绪毕竟已经是真正的皇上，“皇帝”这个名分是慈禧永远无法拥有的。对于朝中的一些大臣们来说，他们有事情做了，开始打内心的小九九，盘算站队问题。
大部分的大臣选择了继续团结在老太太身边，因为他们深深地了解这位老太太的手腕，明白她的野心，更知晓她的脾气。这一派人数众多，实力强大，几乎包括了朝廷所有的王公大臣和各省的总督巡抚，以及军队里的实权人物。
而另一派在深思熟虑后决定将宝押在光绪身上，这些人大部分是言官、清流、御史等等，也就是说，他们就是那些当时不是实权人物，而希望自己能够拥有实权的人。既然他们想改变现有的权力格局，在实际权力场中插一腿，那么皇帝就是他们实现政治抱负、成功上位的最佳人选。
现在，我们来解说一下帝党。帝党的阵营比较简单，简单到不需要对刚才说的进行补充——如果非要补充的话，就介绍一下代表人物翁同龢的情况。
翁同龢其实一直是慈禧的人。在光绪登基之前，他曾经支持了慈禧的数次权谋行动，由此才得到慈禧的信任，担任军机大臣、户部尚书（财政部部长）、总理衙门大臣，并成为光绪的帝师，正是这个身份的转变，加上光绪亲政，他才转向支持光绪。
虽然慈禧一直是李鸿章的坚强的靠山，但李鸿章跟这位太后老佛爷没有任何亲戚关系，一年也见不上几次面。实事求是地说，李鸿章能成为最有权势的后党代表人物，最大的原因就跟慈禧能站在紫禁城之巅一样——能做事。
朝廷毕竟是个庞大的政治机器，还是需要有人来做事的。腐败的朝廷也是需要有人来做事的。
当太平天国起义时，最会做事的人是曾国藩。曾国藩一生做的最大的事是军功，而作为曾国藩最得意的弟子，李鸿章不仅继承了曾国藩的军功衣钵，还将曾国藩的“经世致用”进一步发扬光大。
所谓“经世致用”，简单地理解就是积极做事，使国家的经济得到发展，社会变得稳定，人民感谢政府。这样的人物我们熟悉的著名代表就是诸葛亮先生，此人在管理国家和发展生产力方面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以后人评价“文章两司马，经济一卧龙”，就是这种实干精神。
曾国藩和李鸿章发起了清国的“洋务运动”，而所谓的“洋务运动”，其实就是结束中华民族绵延千年的农业社会传统，引进和仿照西方科技来发展近代工业。在曾、李时代，清国的工业化进入了新的阶段。铁路、蒸汽航运、矿山、电报、电力、近代邮政等原先只有西方国家才有的工业，在清国大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势头很猛。
而做这些事情是要遇到很多阻力的，最大的阻力就是来自于观念上的反对。一些人认为，所谓的“科学技术”，不过是“奇技淫巧”而已，强国之本，“在人心不在技艺”。持有这些观点的是当时的大部分人，当官的是如此，老百姓也是如此。曾国藩和李鸿章就曾试图派遣一些留学生去国外学习科学技术，结果他们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在当时，出国留学生是“官派”的，只要你出国，政府不仅负担全部费用，甚至还给你家里补贴钱。不过报名者寥寥，因为传言“洋人”会把他们孩子活活剥皮再把狗皮贴到他们身上，当怪物展览赚钱，于是家长们打死也不让孩子出国。这其中包括有个叫詹兴洪的家长，他的邻居在香港做事，力劝詹家送儿子留学，没想到詹兴洪一口拒绝，还将好心的邻居大骂了一顿，最后邻居同意把自己女儿许配给詹家，詹兴洪这才勉强同意了。
这个孩子就是后来从耶鲁大学毕业的詹天佑。他同其他29名幼童作为清国第一批留学生赴美，学习科技。自此以后，出国留学才渐渐成为热潮。而曾国藩并没有看到这一批小孩子远赴美国，他在五个月前去世，死前他向朝廷推荐了自己的弟子，那个永远起不了早床的安徽人李鸿章，继续他的事业。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李鸿章继承了曾国藩的遗志，一面大力加强国防，扩充和训练淮军，一面专心于“洋务”。前文说过，在他的手里也创造了许多个第一，我这里就不一一例举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翻翻历史课本。而其中有一家企业是不得不说的，这就是轮船招商局。
轮船招商局是李鸿章创办的清国最早的轮船航运企业，总部设在上海，最开始只有三艘船，而几年后不仅拥有了几十条大船，分支机构遍布国内港口以及日本横滨、新加坡等地，甚至还收购了一家美国轮船公司（旗昌轮船公司）。在此后的岁月里，轮船招商局历经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代，至今仍然存在。现在的它是我国在香港的全资国有企业，是央企中仅有的12家“6A”级企业之一，拥有我国目前最大的超级油轮船队。在1978年，招商局独资开发了新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之地——深圳蛇口工业区，随后创办的招商银行是我国大陆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旗下的平安保险公司则是我国大陆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可以说它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也功不可没。而这一切的荣耀，完全可以追溯到它的创办者李鸿章。无论如何，人们不能忘记他作为开创者的功劳。
而李鸿章做事的这段时间正是慈禧垂帘听政时期，慈禧虽然深居宫中，但并没有被“满汉有别”的观念所禁锢，也没有极端排斥西方的科学技术。她主政的时期正是洋务运动发展最迅速的时期，李鸿章就是继曾国藩之后慈禧最为倚重的汉臣。
那么，这两人的关系是不是就铁到没有嫌隙、可以互相信任了？
答案是否定的，并且永远是否定的。
这跟制度有关。专制制度永远是单向的，上级发话，下级听从，上级的话就是指示，指示需要传达，传达后需要组织一帮人来开个会，讨论如何坚决贯彻执行。然后下级去干下级的，背后有领导的一双眼睛在盯着。
而如果这个领导是最高级别的领导——皇上，这就更难办了。你需要刻意地表现你与皇上的亲近，但又要掌握好那个度，这个度就是绝对地忠心，但只是相对地理解——也就是所说的“死忠”。皇上不需要被理解，他的权威建立在神秘的基础上，对于皇上说的，你只要照着做就行了，千万不要判断出皇上的下一手是二五八万，还是一四七条。如果皇帝的心思都被你猜中了，他最恐惧的那两个字就会出现在他的梦中——谋反！
要记住，和牌的只能是他一人——是为家天下也。
官场是没有平等信任关系的，君臣之间更是如此。
慈禧和李鸿章之间也是如此，但和别的君臣关系不同，它又多了一个实际情况。这个情况就是，慈禧的最高权力并不是名正言顺的，而是通过权势占有她的“儿子”光绪的，那个已经亲政的光绪就坐在朝堂上，只要他在，就会对慈禧继续霸占最高权力的“合法性”构成威胁。
这就注定了慈禧只能是一个和稀泥去平衡各派的人物，她最大的愿望就是“稳定”，所谓稳定压倒一切，只有朝局稳定了，不出什么乱子，她的权力安全才不会有什么乱子。所以，慈禧对李鸿章的支持也是一种政治需要，跟她的个人观念和喜好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也就是说，她喜不喜欢洋人的东西都不会影响她的选择。出于权力安全的需要，慈禧这个人既不可能绝对的保守，仇视一切“洋务”，也不可能绝对的开明，放手让洋务派们去干，她是个时时刻刻在“维稳”的人。
对于李鸿章，慈禧一直在用，也一直在防。而李鸿章也心知肚明，他不仅一直在“能用”的方面上让慈禧满意（争取更大的乌纱帽），也一直在“不需要防”的方面让慈禧放心（保住乌纱帽）。
活得真是个累啊。
现在，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慈禧与李鸿章之间的新式君臣关系了：在这个朝廷里，在皇权最高领导和最会做事的臣子之间，没有人像慈禧和李鸿章这样，互相了解，互相同情，互为灵魂知己，又互相利用，互相算计。
得出这个结论是为了解开接下来的这个谜底，关于北洋舰队一个争议多年的谜底。
慈禧挪用军费的秘密：不是因为要修颐和园而挪用海军军费，而是为了要挪用海军军费而修颐和园！
当慈禧把建设强大的北洋海军托付给李鸿章之时，她就已经明白，她实际上已经把自己的身家性命甚至整个国家的命运都托付给了李鸿章。海军太重要了，西方列强都是从海上进攻清国的，谁掌握了海军，谁就掌握了这个国家的命运。
所以在建设北洋海军之时，一开始慈禧对李鸿章的支持是毫无保留的。她强调“惟念海军关系重大，非寻常庶政可比”。只要是关系到北洋海军的事情，要银子有银子，要政策给政策，要人给人，花费这么大的投资，言官御史们风言风语，慈禧只有一个反应——不理睬。
正是因为有了慈禧的强力支持，北洋海军才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亚洲第一。但是，在北洋海军建成那一年（1888年）后，慈禧的态度却变了，当李鸿章像往常一样奏请拨款购买军舰和大炮的时候，慈禧的回答是：没钱。
而暗地里，慈禧开始忙碌一件事情——修颐和园。
修颐和园的预算是2000万两白银，而费用是从海军军费里挪用，这么多银子用于修园子，留给北洋海军的自然是没钱了，别说再买舰买炮，买颗子弹的钱都没有。
所以，从1888年后，北洋海军再没有添置一艘新军舰，大炮也是旧的。
买了舰和炮就修不成园子，修了园子就买不成舰和炮，新舰新炮和颐和园，似乎是一对矛盾。
而真正的矛盾焦点只有一个——权力安全，准确地说是慈禧的权力安全。
挪用海军军费无异于削弱自己统治的根基，这一点精明的慈禧不会不知道。但是，作为专制制度里的最高统治者，慈禧要面对的现实是：如果不发展海军，国家要被西方列强打成殖民地，所以必须发展。但是如果海军过于强大，而且这支强大的海军只是掌握在李鸿章一个人手里时，那么为了权力的安全，必须防备李鸿章拥兵自重，有谋逆之心。
另外还要防备的，就是李鸿章倒向光绪。
别看李鸿章是慈禧的嫡系，但官场上一切都是可能的，在有条件的时候，谁不愿意站在权力之巅？
这就是慈禧对于北洋海军最真实的心态：既要让这支军队建立发展，又不能让它过于强大。
大家要问了，既然要防着李鸿章，那么一开始不让他掌控海军军权就好了嘛，让一个能够信任的满族王爷来领导不是更好？
先不说这些满族王爷是否真的值得信任（他们谋反更容易），就算是真的值得信任，慈禧老人家也是没有选择。
原因前面其实我们已经说过了，李鸿章能办事，换句话说，能办事的，也唯有李鸿章而已。慈禧并没有把北洋海军的最高领导职务交给李鸿章，而是她信任的海军大臣庆亲王奕劻，问题是奕劻同志跟其他满族王爷一样，只顾自己捞银子，对海军的事情，他没有办法实际控制。因为他是在办公室里听汇报的主，没有李鸿章的实际掌控，北洋海军估计到最后都只能打鱼。慈禧不得不将建设和掌控海军的重任（也就是大权）托付给李鸿章——就像当年太平天国起义后，朝廷也不是没让八旗和绿营上过阵，最后不得已才放权给曾国藩。
两害相权取其轻啊，永远是政治家的选择。级别越高，能做出一个“完美选择”的余地越小。对于慈禧来说，她既要让李鸿章能做事，又要让他只能为自己做事——这是慈禧对李鸿章的最基本的态度。
以上费尽口舌说了这么多，我想结论已经渐渐清晰了。在史料中，人们把慈禧在北洋海军正要迅猛发展之际，却昏聩到挪走军费修颐和园，当成她作为一个女人贪图享乐、腐败堕落、昏庸无能而且荒淫无耻的证据。但是，在我看来——
慈禧并不是因为要修颐和园才挪用海军军费，而是要为了挪走海军军费才修颐和园！
只有修颐和园，李鸿章才无法反对。因为这是一个令大权在握的李鸿章无法反驳的理由，1888年是光绪亲政的前一年，慈禧即将退休，如果为她幸福的退休生活弄套带花园的别墅李鸿章还要反对，那你李鸿章是何居心啊，心里还有没有这个领导啊。
所以，只有打着为慈禧修颐和园的旗号，海军军费才能畅通无阻地从李鸿章手里弄出来，如果朝廷用于其他的用途，李鸿章都是会跟你拼命的。
好吧，总而言之，当我们用贪图享乐、腐败堕落、荒淫无耻等这些经常骂政客的词去骂慈禧时，我们恰恰已经忘记她的身份——最高级别的专制者。享受是所有的专制者都喜爱的，所谓有条件要享受，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享受，但是，这一切都要建立在权力安全的基础上，如果屁股下的这个位置都不保，还谈什么享受。
当然，修颐和园不能完全排除慈禧有享乐的心态，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动机。因为对于慈禧来说，建设北洋海军是为了国家（部分为了自己），而不让一支自己无法完全掌控的军队过于强大，则是为了她自己。北洋海军最终无法成为真正的强军，不是它技不如人（军舰是世界上最好的军舰），也不是没银子（花的钱比日本多），更不是没时间来发展（比日本起步还要早），而是从一开始，在源头上，它根本就无法强大！
所以，在一个专制体制内，享乐、堕落、荒淫，永远都不是最可怕的，它不是最大的罪恶之源；而清正、廉洁、貌似的大公无私、十分亲近百姓，有事总在一线，也不是最可爱的，它也不是善政之本，因为这一切，很可能都隐藏在权力斗争和党派之争的面目之下！事实上，包括慈禧在内的各利益集团为了自己和本派别进行的利益争夺，都是在“为了我大清江山”的口号下进行的！
当朝廷要挪用军费去修颐和园的消息传到李鸿章这里时，他的第一反应除了愤怒还是愤怒，海军刚刚建成，正是要加大投入的时候，现在却停止拨款了，这简直是卖国嘛！李鸿章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怒给慈禧上了道奏折，要求停建颐和园继续发展海军。而慈禧对这封奏折的反应很奇怪——她严厉地批评了李鸿章，却没有给出任何原因，只是安慰李鸿章继续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像条老黄牛。
经过一番思考，李鸿章终于心知肚明了。慈禧正是要以解决她退休后住房问题的名义，光明正大地挪走军费并让李鸿章无话可说。在幡然醒悟之后，李鸿章十分爽快地配合了。他不再上反对修园子的折子了，不再为国防去争了，他为把海军军费挪给宫廷创造一切可能的方便，主动配合慈禧有所猜忌的心思，带头把北洋海军发展的势头压下来。
慈禧要保障她的权力安全，李鸿章大人也需要保护他在慈禧手里的顶戴花翎，就是这个局面了。当丁汝昌打报告给李鸿章，要求先在主力战舰上装备最新的速射炮时，虽然这只需要60万两银子，李鸿章的回答是：没钱。
同样的，在清日战争之前，刘步蟾报告了日本舰队正在大肆购买最先进的军舰和舰炮，对北洋舰队造成很大的威胁，要求继续买舰买炮，强大海军，防备日本，有苦说不出的李鸿章只是答了一句：你的心思是很好的。
事实上李鸿章并不是真的没钱，即使朝廷没钱，他的小金库里也是有的。在清日战争结束之后，李鸿章向朝廷报告了北洋海军还有一笔存在汇丰银行的200多万两银子的“活动经费”，这些钱即使买不了军舰，进行速射炮的更新换代已经是绰绰有余——但是，李鸿章不敢啊。
事实就是这样了。这样一支政治大军，它背负着各式各样的政治目的，各种利益集团的代表都会在这里来插上一脚。如果军人不能纯粹为了战斗而战斗，即使它的编制和武器与国际接轨，这还是一支陈旧的军队，一支战斗力不断下降的军队，而这一切的源头是朝廷存在党争。
后党和帝党的基本格局就是这样了，但还有一个人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他是一个生力军，
一个离开我们视线已经很久，但从未放弃往权力中心去钻营的人。
在清日战争爆发前，成功金蝉脱壳回到国内后，袁世凯人去了辽宁，负责清军的后勤保障工作——相当于粮草官。袁大人对这个安排是很不满意的，但好歹没有再把他打发去朝鲜，而且也是在做军队工作，他在等待着真正进入军界的机会。
他知道这个机会是会到来的。
在辽宁，袁世凯亲眼目睹了前线士兵的大面积溃逃。虽然他也是从朝鲜逃回来的，但对于别人的逃跑，袁大人很痛心，他每天都在大骂前军主帅，似乎只有他才适合当前军主帅。他自信自己有办法管理好一支军队，让这支军队特别守纪律、特别能战斗，而办法就是他的那个老办法——杀人立威。
“前兵溃逃，若影响运务，凯将痛杀之！”
但对袁世凯来说，这个梦想又很遥远。他在军界并没有任何影响力，知道他的人也只知道他驻扎过朝鲜，工作干得还不错，但这跟真正的带兵打仗是两回事。
看来袁世凯先生需要一个契机。
契机很快就来了。旅顺失陷后，朝廷突然明白，勉强能打仗的最后一支军队——淮军都已经是另外一支八旗了，必须着手建立一支新式陆军，不然的话清国将无兵可以打仗。经过研究，朝廷任命广西按察使胡燏棻（yù fēn）为总负责人，仿照西方德国的方法，在天津小站这个地方训练新式军队，先练5000人，取名为定武军。
胡燏棻当时在天津为前线军队做后勤保障工作，也就是说，他是袁世凯之外的另外一个粮草官。朝廷之所以任命他为负责人，是因为他可以就近工作，拍拍裤脚就可以上任，这也说明胡燏棻只是一个临时人选。1895年12月，在练了一年的兵以后，胡燏棻被调去负责修建津卢铁路（天津至卢沟桥），朝廷还需要选择一个正式的人来接任练兵。
袁世凯得到了这个消息。
大家应该还记得，他那半船黄金还没用完，现在正好可以派上用场。
这些黄金送给谁呢？再去找老上级——李鸿章肯定不行了。李中堂的仗打得一塌糊涂，在朝廷上已经说不上什么话，又因为签订《马关条约》，换来一片骂名，现在连慈禧都无法保他。李鸿章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等职务被撤，只保留在总理衙门兼任的职务——他成了在外交部上班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自身难保。
袁世凯先生敏感地意识到，是时候需要再投别人的门下了。这个人会是谁？
袁世凯打听到有权决定人选是朝中的这么几个人，按照先后顺序，分别是：庆亲王奕劻（后党）、清流派首领李鸿藻（不是李鸿章的兄弟，属帝党）、步兵统领荣禄（后党）。
按照袁世凯的级别，他的黄金再多，也是没有办法直接接触到亲王级别的，于是他决定从后两位入手。
对于李鸿藻，袁世凯并没有送黄金，而是呈上了一篇很长的文章。这篇文章系统地阐述了他老袁关于训练和管理新式军队的想法，文笔华丽，主题突出，中心思想明确，气势磅礴，有很多排比句。
“好文啊！”当李鸿藻读完后，他大叫了一声，一巴掌拍在桌子上，激动之余，李鸿藻拿着这篇文章去找光绪了，他向光绪举荐了袁世凯。
这就是光绪皇帝第一次对袁世凯有了深刻的印象，从此记住了袁世凯这个名字。光绪也很心动，不过带兵的重任，还是需要谨慎的，更需要“征求”太后方面的意见，于是光绪对李鸿藻说：先把这个人列为候选人，合适时候就由组织部（吏部）带领入宫觐见吧。
后来，在组织部的引荐下，袁世凯见到了光绪。光绪跟他谈起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变法，询问他的意见。出宫后，袁世凯回奏了一份长达13000字的变法方案，提出一揽子计划，主要内容有开办银行、邮政，修建铁路、制造机器、办新式学校等，这些观点大合光绪的胃口，光绪对袁世凯的印象很好。
但袁世凯并不认为他见了皇帝就可以坐等升职，他知道只“活动”帝党的人是远远不够的。老袁又来到了荣禄府上，他很清楚荣禄并不像清流那么清高，黄金肯定是爱的，于是他带上了一箱黄金——另外还有一本书。
这是一本关于练兵的书，袁世凯很清楚，像荣禄这种老狐狸，也并不像清流李鸿藻那样过分看重文章，会认为文章写得好，办事也就强。所以袁世凯干脆编了兵书，收集各国训练军队的方法，并提供自己的看法和见解，扎扎实实地阐述自己对练兵的心得和体会。
和前面那篇文章一样，这本书也是袁世凯找人给代写的，只是署上了他的名字。
而袁世凯的目的并不是只是借这本书来打动荣禄，更重要的是，他要向荣禄表忠心。也就是说，他要让荣禄大人明白：如果朝廷让我袁某人去负责练兵，那么这支军队只是世凯在替大人您看管，袁世凯一定唯大人之命是从。
袁世凯的方法是“认门生”。拿着书让荣禄指教，顺便拜荣禄大人为老师。那么，黄金也不是行贿之物，只是学生对老师的见面礼。
荣禄同意了。不仅同意了袁世凯是个好“学生”，还是个练兵的好人选，在正式决定胡燏棻的接任人选时，荣禄向朝廷推荐了袁世凯，加上李鸿藻的推荐，庆亲王的挂名，袁世凯的职务便定了下来。
北京朝阳门外，袁世凯又来到了这里。一年多以前，他从朝鲜回到国内，走通州大道进京，正是从朝阳门而入。一年多的时间里，这个国家经历了甲午之战、《马关条约》，一切都已经改变了，而对于袁世凯大人来说，一切却是新的征程。他曾经怀疑自己只是一个曾经辉煌过的中年胖子，再也无法进行事业上的突围，现在看来，一切都是杞人忧天。他曾经梦寐以求进入军界，掌握军权，现在看来，野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当然，黄金也不能少！
1895年寒冬料峭的时节，吃过狗不理包子后，对前途充满信心的袁世凯提着几包破衣服，来到了小站。
在天津东南70里的地方，这里原是一片盐碱荒地，人烟稀少，寸草不生。这样的地方适合于驻军，于是后来有淮军驻扎于此，开垦荒地，引渠灌溉，种植水稻，“小站稻”到现在都很有名。写到这里我起身去两年未进的厨房看了一下，找到一袋米，正是“小站出”。
袁世凯一来，便烧了三把火。先是把“定武军”改为“新建陆军”，简称新军。改名正是要“去胡化”，胡燏棻是创始人，但新军不能有胡燏棻的痕迹。
然后是招人，袁世凯把总人数由5000人扩张到7300人。在山东、河南、安徽、辽宁等地贴出老百姓都看得懂的招兵告示后，对于报名来应试的人，袁世凯亲自把关。在袁世凯眼里，年龄20岁左右的年轻农民是最理想的人选，这些人身体强壮，思想朴实，吃苦耐劳，很老实，也很听话。
人员齐整后，接下来就是加强制度建设。袁世凯成立了督练处，这是一个统领小站练兵所有工作的机构，相当于总经理办公室，总负责人自然是老袁。在这个机构的下面，按照职能分工，分别有参谋营务处、执法营务处和督操营务处，另设有粮饷局、军械局、转运局、洋务局、军医局、教习处等。对于这些中层干部，袁世凯找的都是能成为自己亲信的人。比如徐世昌（结拜兄弟）、张勋（以前的同学）、唐绍仪（以前的手下）以及冯国璋、段祺瑞、曹锟，等等。老袁手里有了权和钱，就提拔他们，给他们好处，这些人的共同点就是聚在老袁麾下，唯老袁马首是瞻，唯袁命是从！
但袁世凯并不是只抓住这些中层干部，他很聪明，他知道如果自己不能亲临士兵一线，如果哪个中层干部培育自己的嫡系，那他老袁就不好直接控制了。于是，“为了和士兵打成一片”，老袁一改以前旧式军官的作风，亲下基层，恩威并施。
老袁以身作则，每天天不亮他就起床了，穿上军服，和士兵们一起出早操。当然，他是站在一旁观看和督察，晚上和士兵一起晚归，甚至当士兵们休息后，他还要亲自提灯巡营，风雨无阻，从来不缺。他和士兵们混熟了，连各班班长都能直接叫出名字，深受士兵们的欢迎和爱戴。
每当老袁和士兵们一起出操或者督导训练的时候，他从不搞特殊，士兵暴晒他也暴晒，士兵淋雨他也淋雨，手下要给他打伞，就会给他骂回去。每到发饷银的时候，他会亲自监督，发放到士兵手中，避免基层军官贪污。而每个月，他还要拿出自己工资的三分之一，奖励优秀士兵。
督练处针对士兵的所有规章制度、通知、告示等文件，袁世凯都要求用白话文写，通俗易懂，简单明了，士兵要看得明白。而在室内课堂——讲武堂等地方，袁世凯叫人写上对联，这样的对联也是通俗易懂。我曾经去小站抄回来一首：
有事则患难相依以得士卒之力，无事则甘苦与共以结士卒之心。
而袁世凯并没有放弃他的传统特色——杀人。杀人当然是为了立威。夜晚巡营发现有士兵在偷食鸦片时，袁世凯同志采取了当年入朝鲜时的办法——当场拔出佩刀将此兵劈杀。从此军中又多了一种对他的感觉——惧怕。
在科学管理、重奖施恩、杀人立威的种种手段之后，袁世凯大人成功地将这支装备精良、战斗力突出的新军变成了自己的嫡系队伍。“你们是在为谁刻苦训练？”袁世凯问。“为大帅！”士兵们整齐地回答。袁世凯同志“大惊失色”，说道：“不，不，是为朝廷！”
在练兵过程中也不是没有风言风语的，练兵一年后，朝廷中有人弹劾，名义是袁世凯练兵“花钱太多”，于是朝廷派出了荣禄大人率领工作组前来调查。对于“上面”派来的工作组，别人可能早吓得风声鹤唳了，但在袁世凯看来，这是他更进一步向荣禄大人表忠心的机会，于是在袁世凯的“活动”之下，荣禄高高兴兴地在小站住了几天，看了阅兵式，回朝廷复命：小袁干得不错！
1897年，袁世凯又一次升职了。最新职务是直隶常务副省长（直隶按察使），级别正三品，主要工作仍然是主持在小站的练兵。掌握了兵权，就是掌握了最大的政治资本，这所有人都明白，于是朝廷中谁也不敢再忽视他小袁，那个当年只想快点从朝鲜回国的人，如今已是官场上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
而袁世凯厉害的是，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场合，他都不发表对朝廷帝党和后党的看法，决不谈“政治”，他的口号是“军人不懂政治”，袁某人也不关心政治，只听从朝廷的命令。
所有人都明白：他将是下一个汉族权臣，下一个李鸿章。但所有人都在观望和猜测：他将是慈禧的下一个李鸿章，还是光绪的下一个李鸿章？
也许，帝后两党的权斗最终是会白热化的，清日战争只不过是小小地表现了一下而已。在未来两党权斗的关键时刻，成败也许就在于哪一派成功地收拢了这个修炼多年的老狐狸——袁世凯。
而对于袁世凯来说，总督朝鲜和小站练兵虽然干得风生水起，但这似乎离他的目标还很遥远，他连一个省的父母官（巡抚总督）都还不是，更别说取代李鸿章那样成为国家中枢之臣，袁世凯仍然在等待这机会。而就在他辛苦练着兵的时候，这个机会已经走来了。朝廷里接下来发生的一件大事，将再一次改变袁世凯的命运，直接将他老袁卷入朝政的中心。
好戏即将开始！
好吧，让我们来总结一下。对于朝廷来说，与邻国日本的一场战争改变了一切，也暴露了一切，惨败的结果和《马关条约》带来的刺痛，深深地震撼了大清的宫廷、官场，乃至民间。天朝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如果说1840年打不过英国，还可以说自己的船不坚炮不利，可是洋务运动正是以船坚炮利、自强求富为目标，全国上下在朝廷的带领下奋斗了30多年，花了大价钱买武器强军，船也坚了炮也利了，为什么连小小的“东夷”、以前根本不屑一顾的倭寇都还打不过？
所有人——包括朝廷内部的人，都深深地感受到，必须“变”了——变法。
所谓变法，用现代一点的词语来说就是改革。
整个官场开始行动，上至王爷大臣，中至总督巡抚，下至知府知县，大大小小的芝麻官纷纷上书言事，要求改革。而在慈禧的同意下，朝廷下达命令，令各级官员讨论变法，一定要拿出一个合理可行的办法出来。
看来朝廷终于清醒了。几千年以来，这似乎是一个变法的最佳时刻：社会各阶层之间第一次有“变法图新”的共识。这种共识在戊戌（1898年）春达到了高潮，从当时的情况看，变法之风即将刮遍体制内外，长城上下，大江南北！
变法是得到慈禧首肯的，由于光绪已经“亲政”，变法的具体事情就交给他去办，让他牛刀小试。自从“亲政”以来，一直被慈禧实际控制的光绪，终于有了一个证明自己和挑战自己的机会！
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布了变法诏书，由中央政府主导、从国家层面上开始的变法正式开始。
朝廷和国家又一次有了机会，百姓们又一次看到了希望。走向光明或者堕入黑暗，上天堂或者下地狱，所有人都在期待这个开局，也等待这个结局。
来吧，好戏即将开始！
慈禧的杀招
6月15日，变法开始后的第四天，慈禧以“太后懿旨”的形式一口气发布了四道命令。
第一道：变法期间及以后，凡新任二品以上大臣必须到颐和园慈禧太后处谢恩。目的：仍然紧紧把控朝廷高级官员的人事任免权。
第二道：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三个目的：第一是让心腹荣禄接替曾经的心腹李鸿章为自己守卫京畿，掌控京畿稳定，变法是在朝廷进行的，只要首都不乱，其他地方也乱不起来；第二是让荣禄成为北洋大臣看守国门，在关键时刻成为与洋人沟通的窗口；最后，成为袁世凯的直接上司。
第三道：太后和皇帝于本年秋到天津检阅军队，命荣禄预备一切。目的：为了预防将来有可能出现的动乱，荣禄可以借着为准备阅兵的名义调动军队以及做其他军事方面的部署。
第四道：免去帝师翁同龢的一切职务，命其立即离京，回家养老去。
从分析来看，慈禧的前三道杀着已经够厉害了，基本把将来该想的事情都想到了，而最后一道命令也是最厉害的一着。
不是慈禧看翁同龢不爽，这个命令是慈禧在深思熟虑后发出的，它出于慈禧的一个需要——平衡权力。
前面我们说过，慈禧是后党集团的带头人，但同时她也是这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她必须为朝政的稳定处处操心，这是她的责任，也是她无法逃避的事情。事实上一个最高领导人看谁都不会特别爽，也不会特别不爽，但是，在慈禧看来，她在那个时候必须解除翁同龢的权力。
清日战后，李鸿章在朝中没有了一切职务，只保留了一个大学士的荣誉称号，自从李鸿章失势后，慈禧看到翁同龢就别扭了。翁同龢的官职和权势并不比李鸿章低多少，除了与洋人打交道和做实业，某些方面甚至还超过了李鸿章。在慈禧的眼里，翁、李二人的存在就是互相制衡、互相牵制的，避免一方独大。现在，李鸿章走了，翁同龢大人也必须走。
对手啊，托起成功的另外一只手。有时候我们之所以存在，并不是因为自己有多牛，而是因为有个死对头，就这么简单，特别是对于官场。
而慈禧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这个考虑就是：帮助光绪。
在慈禧的眼里，变法是由光绪主导的，必须而且只能由光绪来主导。翁同龢这个人慈禧还是比较清楚的，他曾经也是慈禧的心腹，在光绪亲政前后，才仗着自己是帝师转向支持光绪。清日之战中，翁同龢发动了一批清流言官，极力拆李鸿章的台，战后又极力主张变法，每一次的理由都很堂皇，什么头可断血可流、外敌不可侵，什么为了国家自强。不过老狐狸慈禧比他更清楚，这老头所做的一切也只不过是为了他的权力。对于任何一个已身居高位而又极具野心的人，无论他是李鸿章还是翁同龢，慈禧都不得不防。在慈禧看来，光绪毕竟还年轻，太嫩，没有李鸿章的制约，老狐狸翁同龢难免不会将野心之手伸得更长，而免去翁同龢职务后，变法就只能真正由光绪来主导了。
这就是说，虽然光绪是慈禧潜在的政治对手，但好歹也是一家人，大家都是带“皇”的，家天下嘛，不是儿子坐天下就是老子坐天下，变法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还能保证权力在皇家手里。
可怜的翁同龢，他喊了多少年的变法，最后关头却发现自己一直是个拉拉队员，连上场的资格都没有。为谁辛苦为谁忙呢，他只有收拾好行李，跟皇宫说再见，一个人默默地回常熟。李鸿章在清日战争中焦头烂额时，翁同龢一再鼓动弹劾李鸿章，并且成功地将李鸿章从高位上拉下马。见到李鸿章罢官，翁同龢曾十分开心，和李鸿章斗了这么多年，现在李鸿章终于垮了，他就可以平步青云了，现在，他终于明白了对手的意义。
皇宫里的慈禧平静地接到了翁同龢离京的消息，她的心里也不好受，不是为了翁同龢或李鸿章，而是为了变法。下了这么多命令，都是源于她内心里的秘密。
在变法进入实际程序后，问题可以说是千头万绪。但谁是变法的真正支持者，谁是变法的继续观望者，这才是变法的首要问题。
而在这其中，慈禧的真实心态是最重要的。皇宫里的光绪也许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毕竟一个退休老女人的心理和心情有什么值得去关注的，但是，“人治”社会的特色，很多时候，就是看心情。
我大姨妈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要分析或者回答这个问题是比较有难度的。但是，从慈禧一连发布的四道命令来看，我们还是可以分析个大概，这就是破解一个人内心秘密的根本方法——听其言观其行。
慈禧的第一个心态是矛盾。在她内心的最深处，她是不愿意变法的，“维护社会稳定”才是她的第一需求，社会稳定，也就意味着权力稳定，现有的权力平衡就不会被打破，她就能继续做老大，这一点慈禧比谁都清楚。
但是，作为政治家或者国家最高领导人，慈禧更加意识到变法势在必行，原因前面我们已经说了，谁也无法阻挡这个潮流，不仅阻挡不了，还要拿出切实行动，不然各地只怕要造反，自己的统治也不会长久。所以我们说，慈禧是在极大的矛盾心态中“不得不首肯”了变法。
第一心态引出了第二心态：旁观。变法的事情由光绪来干，名义上是光绪已经亲政了，而实际上是老女人并不想干。虽然由她这个掌握着朝廷最高权力并且有着最广泛权力基础的人来主导变法，办起事情来方便一些，政令出紫禁城也快一些，下面的官儿也听话一些，但慈禧既没有那个心情，也没那个能力，更不想去折腾——最重要的是：她不想承担这个风险。
几千年以来的事实无数次证明，对于政治团体来说，变法虽然有很大的利益，但有更大的风险。实际上风险才是第一位的，被五马分尸的商鞅肯定同意这一句。对于慈禧来说，她已经掌控了最高权力，实在没必要再去冒这个风险，所以对于这一场变法，她宁愿躲在幕后。一句话：要变你们去变，我是不会去变的。我是唐僧，你们当孙猴子。
她的第三个心态是等待，或者叫静观其变。政治家最基本的素质就是经得起等待，在这漫长而纠结的等待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预判事务，在那个最后的结果到来之前，慈禧不会认定变法一定会成功，也不会认定就一定会失败。她在平静地等待这个结果，但不会被动地接受这个结果，她要做的就是躲在幕后，隔岸观火，将来变法成功了，大家高兴，此时她出来领功，宣布一下大家辛苦；如果不成功，那也不怕，她就会出来收拾残局。
她的最后一个心态就是担忧。而慈禧最大的担忧，并不是变法成功或者失败，而是权力平衡是否会被打破。作为权谋家，第一位的永远是权力，而变法才是第二位的。她希望变法最后能够取得成功，让政权得以延续，但她更希望所有的变法都是在她的权威下进行的，睡几觉醒来，法变了，而大权仍然在她的手上。尽管已经清除了翁同龢，但她仍然比较担忧是否有人会浑水摸鱼，威胁到她的权力！
那四道命令就是一系列老练的杀着，是为了保障权力安全设置的防范措施，慈禧自信，有了这些作保障，可以永保大权在手，将来万一出现不利情况时，能够迅速收拾残局，恢复“稳定”！
好吧，游戏的大幕已经拉开了。走掉了翁同龢，光绪必须亲自出马，但所有的事情不可能都由他去干，他最需要的是一批人，一批能为他冲锋陷阵、将变法推行下去的人——帮手。
光绪要去找帮手了，等到真正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才发现这是一件有难度的事，天子富有四海，四海之内皆同志，但当光绪把目光投向庞大的官僚系统时，他最想说的一句话估计是：同志们，你们在哪里啊？
60年前，光绪的爷爷道光皇帝也曾碰到这样的难题。
当时广东鸦片为患，道光皇帝每天都要接到来自两广总督的八百里加急，此时朝廷已经三令五申禁烟，道光朱批的禁烟令发了一道又一道，而鸦片屡禁不止。在京广之间的道路上，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一边是广州发来的报告烟患的八百里加急，一边是紫禁城发出的禁烟圣旨，传递文件的人经常在半路上遇见。送来送去，都是这个结果。
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鸦片并不是只有洋商在卖，地方官员也参与其中，然后从中分红。有的官员在烟行中有股份，胆大的甚至自己当老板，在幕后指挥贩卖。从表面上看，这些官员与商人勾结，实际上，官员之间形成了互相保护——官官相卫。所以，中央的政策（圣旨）下来了，总是上有好政策，下有好对策。
洋商们开始公开嘲笑：“你们连自己基层的地方官员都管不住，又如何能管住外国人？”
这种情况下，林则徐出场了。他手持尚方宝剑，代表道光去把鸦片一把火烧光。
经过60多年的发展，这一支基层官僚队伍更加腐败了。大小官员早已习惯了自己角色的利益定位，他们虽然“同情”变法，但要让他们自己去做是比较没空的，比较有空的是捞银子。
而光绪连自己的钦差大臣都没得派，宫廷权力一直是慈禧把持的，光绪在朝廷中并没有权力基础，在中高层很难获得实质上的支持。
不过，变法毕竟是朝廷的大事，太后也是点了头的。于是有几个人表示要支持变法，我们来认识下这几个人：
礼部副部长（礼部侍郎）徐致靖徐大人；
财政部副部长（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张大人；
礼部处级干部（主事）王照王大人；
监察御史杨深秀杨大人。
当然，他们也不会比其他在继续观望的官员们傻，他们要的工作是向光绪推荐合适的人，也就是说，做“猎头”的工作。
对于变法来说，什么是合适的人？
这是有要求的。
首先，他们必须是在行政系统之内，能保证基本可靠并有基本的行政才干；其次老官僚不要，必须是新人，最好是什么候补官员之类，他们还没有受到官场的腐蚀，也没有受到利益集团的拉拢，比较能放开手脚，激起斗志；另外，由于不是某个利益集团中的一员，让他们出面办事也不至于引发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直接对抗。
找个人是很难的啊。同志们！而这才刚刚开始。
第一个站出来支持光绪的是徐致靖。
礼部相当于今天部分的外交部和教育部，主要掌管教育考试、外交礼宾等事项，这是一个容易出书呆子的部委。徐致靖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其他封疆大吏、省部级高官都在手搭凉棚观望的时候，徐致靖第一个站出来，公开表态支持变法，然后他上了一个折子。
在《密保人才折》里，徐致靖共向光绪推荐了五位人才，其中最著名的是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在徐致靖的带头下，内阁候补文员（侍读）杨锐、公安部候补处级干部（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秘书（中书）林旭等人先后受到推荐。
从年龄和身份上看，这些人完全符合理想人选，他们都很年轻（最小的林旭才22岁），又都是多少有点行政经验的省部级机构里的候补官员，有利于变法工作的开展，也有利于光绪建立自己的嫡系队伍。光绪亲自接见了他们，一番交谈了解后，光绪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统统转正，提拔为四品“军机章京上行走”。
军机就是军机处，章京相当于大臣的秘书，所谓行走，是朝廷中不专门设置的官职，属于临时抽调来帮忙的性质。也就是说，这四个人一下子成为了朝廷最核心的权力部门——军机处的兼职秘书。
如果不是因为变法，这些人的级别是永远不够见皇帝一面的，更别说让皇帝给他们转正升职了。而在徐致靖等“猎头”推荐的人里，有一个人，虽然他的名头很大，虽然人们对他的期望很高，但他在受到光绪的接见和交谈后，并没有升职，他就是：建设部候补处级干部（工部候补主事）康有为。
在入宫见到光绪之前，康有为的经历可以说是——十分复杂。
广东人康有为出生于读书世家，和别人一样，早年他一头扎进八股文的迷宫里。孔孟之道、四书五经都是他攻读的内容。他梦想着有朝一日能高中状元，光宗耀祖，封妻荫子，紫禁城跑马，八抬大轿进家门。
那个年代读书是唯一能改变命运的道路，正是因为这是所有人的唯一，所以所有人才觉得艰难。科举考试分三级，第一级为院试，院试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参加的，读书人必须先通过知县老爷主持的县试和由知府主持的府试，取得“童生”的身份，才能参加院试。院试由每省的学政主持，院试通过后，你就是朝廷的学生了——称为生员。当然，它还有一个著名的称号叫秀才，以及另外一个更著名的称号——相公。
成为相公就有名额限制了，三年考两次，每次全国录取2.5万名，这听起来不少，实际上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
考上相公后，就可以考举人，这个级别的考试叫乡试，在各省的省会举行，三年一次。而举人的名额更少，全国每次约录取1400人。可见考举人比考秀才难度又增加了许多，考中举人后虽然不是正式的国家公务员，但已经纳入了公务员系统，有了做官的资格，或者成为候补官员，所以这对读书人的刺激也更大，具体事例参见《范进中举》。
最后一级考试就是会试和殿试，也就是常说的“进京赶考”，全国的举人每三年集中到北京参考，录取名额为300人左右，录取者称为贡士。贡士最后参加皇帝主持的殿试，这是最后定名次的，选取“天子门生”。一甲三人，状元、榜眼、探花，直接授翰林院编修这样大有前途的职位；二甲、三甲经简单的学习培训后也包分配，留在中央的，可以进入翰林院当庶吉士、六部主事和内阁中书，分到地方的可以去做知县。
朝廷之所以严格控制科考的流程和名额，实际上是为了控制一样每个人都向往的东西——机会。行政体系就这么大，官员的名额就这么多，当官的机会也就这么多，需要百万计的读书人去争。所以，如果在某一年，皇帝因为大婚或者大寿或者心情很好，允许多增加一次科举考试，这就是给所有读书人的一个恩赐的机会——恩科。
康有为同学天赋不能说不高，不能说不勤奋，但他的秀才连考了三次才考上，考上举人的时间更是可观——用了20年，六考六落榜。在这20年中，有一次考举人的经历对康有为来说是比较特别的，这一年康有为来到了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虽然顺天乡试的机会相对比较多，可这一次乡试，康有为仍然名落孙山。
这一年是1888年，康有为先生已经31岁了——过了而立之年。这一年正是袁世凯在朝鲜给他当时的领导李鸿章写回国报告的那一年。如果康有为知道有袁世凯这么一个人，他肯定不会同情袁世凯，而是会相当的气愤，这个连秀才都考不过的家伙，竟然已经是朝廷的三品官员了，而自己还在这里挤破脑袋参加什么鸟乡试。京城满大街上都是出身王公之家的八旗子弟，他们遛鸟狎妓，玩物丧志，级别却比袁世凯还高，这更让考得两眼冒星的康有为十分愤怒。
我只要机会平等。每个人生下来，不论他们出生在贫穷之家还是富有之家，不论他们出生在城市还是乡下，不论他是否有一个富爸爸或者贵爸爸，在面对进入国家行政系统这样的机会的时候，在面对原本应该公平竞争的时候，他无法说我爸是谁，只能说我是谁。
王侯将相，决于爸乎？
和袁世凯一样，此时的康有为也是一个奋发向上的有志好青年，他也盼望着人生和事业的突围。多年的科举之路使他对人生对社会有了这些不一样的认识，他即将把这种认识转化成行动！
在北京破落的小旅馆里，康有为奋笔疾书——他给光绪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里，康有为委婉地表达了自己作为一个读书人对机会不均等的不满，而造成机会不均等的原因就在于朝廷的政治体制，希望朝廷能够变法维新，万一要变法，也别忘了他老康，他是愿意并且可以为朝廷去做点事情的。
康有为想象着这封信到达光绪的案头，光绪看完后万分激动，一掌震飞了御桌上的笔筒，大叫一声“快宣此人觐见”。于是，有两匹快马来到旅馆门前，说求见康先生，康先生大摇大摆地出来，去了紫禁城。
可是，在旅馆里盛装打扮等待召见的康有为最终失望了，门口不仅没有马，连驴都没有，倒是有几个卖火烧的。
这封信并没有到达光绪的案头，它的去向不明，最终也许是躺在某个衙门的垃圾箱里，甚至可能没有人拆开过。康有为回到了广东。这一年的冬天萧瑟，南方虽然看不到雪，但康有为的心里比雪后的泥街更加凄凉。
这是康有为一生中的第一次“上书”。
回到老家后，康有为仍然要复习准备考试，但毕竟已经是30多岁的人了，还需要找点事干，于是他以秀才的身份在家乡开了一间私塾，教教学生，顺便收点学费，康有为也变成了“康师傅”。其中最著名的弟子是广东人梁启超，在科举系统内，梁启超的级别比康有为还高——他已经是举人了，而康有为还是秀才。但是梁启超仍然拜倒在康有为的门下，因为康有为在业余时间还写了几本书，已经是小有名气的新锐作家和言论家。
而科举之路还在继续。1893年，36岁的老秀才康有为在广东乡试中，终于战胜了那些年轻的相公，高中举人。从16岁成为秀才开始，20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这20年只是为了获得一个做官的资格——举人文凭。康有为的故事也够精彩的，绝对可以写一篇《有为中举》了。
两年后（1895年），康有为来到北京会试，这次又老当益壮，运气比较好，高中进士，被任命为工部候补主事（六品）。虽然没有一举中状元，也算是光耀门楣了。
当梦想实现的时候，康有为却并不怎么兴奋，几十年的科举之路，他已经乏了、厌了，他认识到科举其实并不是自己的人生方向，自己的人生方向应该是另外一条道路。
这就是社会活动。
1895年正是清日战争结束的时间，清国惨败，朝廷正准备签下《马关条约》，消息传来，全国的读书人都激动了，群情愤慨。康有为又想起了他的那个老行当——给皇帝写信。
北京破落的小旅馆里，康有为又一次奋笔疾书，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将上书写好了，全文一万多字，名字叫《上今上皇帝书》，主要内容仍然是呼吁朝廷改变现状，变法维新。和几年前相比，“这个国家需要变一变”已经成为了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共识，很多人即使无法说清楚他的观点，也有这样的感觉。既然已是社会舆论，和之前上书相比，康有为的语气激愤了很多。他冒死警告光绪皇帝，如果再不改变，到时候您别说做皇帝，只怕做一个普通百姓都不可能（求长安布衣而不可得）。
几年的教学、出书、上书已经让康有为积累了丰富的社会活动经验。这一次，他学聪明了，不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而是联合全国18个省的举人共同签名，然后发动这些举人在京城里到处找大官们投递，以示这是天下读书人的心愿。
投递的结果是，有些大官收了，有些大官没收。这都在康有为的预料之中，但有一件事情是他没有想到的，那就是——媒体报道。
亲爱的媒体工作者们应该都知道，康有为发动这样的事情是很受媒体欢迎的，因为它伸张的是“民意”，而媒体就是表达民意的。于是某份报纸在报道京城举人投递上书的时候，用了一个后来我们熟悉的标题——公车上书。
如果我是这份报纸的总编，我一定会夸奖想出这个标题的编辑：你干得很好！
自古以来，基本上每一个朝代的皇帝都是比较礼遇读书人的，这不是因为他们尊敬读书人，而是知道读书人不好惹。
要知道读书人是喜欢发牢骚的，而读书人的牢骚又并不只是发发而已的，搞得不好，它会成为社会动乱的源头，甚至是农民起义的理论指导，对社会稳定危害极大。事实上即使不影响稳定，这种牢骚也很恐怖，因为它比唐僧念的经还要坚韧，一有机会就会在你耳边嗡嗡叫，所以自古的皇帝们都很敬畏读书人的那张嘴。为了在源头上消灭这张嘴的非正常运动，皇宫会派出一辆辆牛车驰骋于城廓乡间，专门收集读书人的意见，由于这种牛车有专门的经费供养，所以叫公车，由此产生的消费叫公车消费，后来，“公车”也能代指关心天下大事的读书人。
可见“公车上书”这个词语做标题，很有古香古色的味道，文笔很好。
媒体热炒，在康有为看来，这自然是他的功劳。文章是他写的，花了一个晚上，他不仅是作者，还是“领衔公车上书”的人，康氏成为了“公车上书”的代名词，后来康有为和梁启超写回忆录的时候，不断地强调这一点，很多的历史书也强调这一点，但这种看法在历史上是存在疑义的。
因为当时的媒体着重报道的是“公车上书”这种现象，而不是发起人康有为。签署《马关条约》的消息传来，全国都震动了，当时除了康有为的上书，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其他举人们的上书达到了十几起，更厉害的是，还有官员参与上书，“公车上书”指的就是这个现象，而不是单指康有为版本。后来人们一说到“公车上书”认为说的就是康有为，这个说法来自于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回忆录，是并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甚至还有一种史料认为，就连康有为版本的“公车上书”，康有为也没有最后参与。正当他写完文章后的那一天，他听到了自己已经考中进士的消息，而带头搞这样影响社会稳定的上书很可能对将来的仕途不利，所以康有为虽然起草了文章，但最终没有在文章后面签下自己的名字。
总之，“公车上书”强调的并不是康有为，此时的康师傅绝对是一位热血青年，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宣传康有为的需要，就只采用他回忆录里的说法，对历史人物需要尊重，而尊重的方法就是把真相还给他们以及读历史的人。
虽然经过了媒体的报道，康有为这次的上书仍然没有到达光绪的案头，康师傅辛苦一夜，光绪只字未见。
媒体报道之后，“公车上书”甚至没有在官方引起轰动。当时官方就在酝酿变法，原因前面讲述过，清日战争的惨败对朝廷打击太大，首先做出反应的并不是读书人和民间，而是整个官场，大家都清楚，再这么烂下去，总有一天会彻底烂掉。由于官员们有了变法的“共识”，“公车上书”虽然很热，但在朝廷看来，这些都是意料之中的民间正常反应，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法是要变的，但变法不可能由这些毫无行政经验、无实权又不懂得体制运作的读书人去完成，即使政府相信他们，老百姓也不会相信他们（无权威）。可以肯定的是，“公车上书”事件虽然很特别，对康有为对整个清国都算是一件大事，但并不是1895年的公车上书造成了1898年的变法，变法是朝廷的主动选择。
但是对于康有为来说，“公车上书”事件对他的影响并没有完，决心要搞搞社会活动的他已经灵敏地发现了一个十分有利的东西——媒体。
必须利用好媒体！康有为发现了一个新大陆。
这个想法在现在是一点都不奇怪的，所谓信息社会，干什么都要发布一下，炒作一下，对于立志成为社会名人的人来说，结个婚，生个崽，上个床，下个床，都是需要曝光的。但在那时的清国，虽然北京、上海等地已经有了报纸，但总体来说还是稀罕之物，能够意识到“笔杆子”力量的人还不多，而康有为发现了这一点。
他自掏腰包，将没有传递到光绪手中的上书自费刊登在上海的一家报纸上。要知道，康师傅需要的就是这样一个传播平台，因为他的文章是很不错的，激情四射，忧国忧民，敢直接质问皇帝。这一招果然很灵，康有为几乎一炮打响，一夜之间，他成了大家共同的“老师”、民间著名的“意见领袖”以及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甚至连“康圣人”的名号都喊出来了。
最早的炒作达人，看来非康有为莫属啊。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1895—1898年），康有为越战越勇，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奔走于各大城市，写写文章，搞搞演讲，走走穴，不断在媒体上曝光，名头越来越响。1895年之后，朝廷对民间结社管控稍微松懈，康有为抓住大好时机，成立了一个打着学术名号的政治团体——强学会。
康有为的名头终于更响了，通过一系列的动作，官场不得不注意到他，很多高官们都明里暗里表态支持康有为，这实际上是支持他们自己，因为这三年中朝廷高层一直在酝酿变法，官场的下一个主题就是“变法”二字，一些人亲自加入了强学会，就连李鸿章也想加入，却被狂妄的康有为拒绝（李是“卖国贼”）。老到的袁世凯虽然没有亲自入会（他还在观察朝廷风向），却向强学会捐了自己半个月的工资——500两银子。而当康门弟子梁启超到武昌时，湖广总督张之洞打开总督府所有的大门，还准备放礼炮迎接梁启超，这原本是地方大员迎接钦差大臣时才使用的礼仪，梁启超真是受宠若惊。
在做着这些社会活动工作的同时，康有为并没有放弃他的老本行——上书。他又连续给光绪写了两封信，结果仍然是石沉大海。与皇帝搭上线，这是古往今来多少读书人的梦想，以为影响了皇帝就能改变天下，康有为也不例外。但是天抬头可见，天子却只有一个，想让皇帝认识你，并不容易。
就在康有为苦恼着如何才能去影响皇帝的时候，徐致靖注意到了他，在密折里向光绪推荐。
对于康有为来说，这是真正的人生曙光，之前他搞了那么多次上书，就是因为没有一个中间人，没有一个介绍人，现在由一个部级领导向皇帝推荐，这才是打通通向皇宫的道路！
光绪决定召见康有为。
康有为终于实现了他的梦想了。他可以见到皇帝，亲自阐述他的观点，去“影响皇帝”。从而立之年给皇帝上书开始，他如今已经走到了不惑之年，到了这个岁数，人生真正“立”起来的事情似乎很少，真正“惑”的事情似乎也越来越少，不是它们不存在，而是没有心情没有兴趣再去探究明白。当年的热血和冲动已经变成了一种沧桑，中年的大叔不过是在沧桑中，为了那个埋藏在心里不再说出来的梦想，继续向前行走。
康有为来到了紫禁城外，他抬头仰望了一下天空，再想了一遍与光绪可能出现的对答，练习了一下脸上的笑容。等这些准备工作都做好之后，康有为整了整衣服，进入皇宫。
这次会谈并没有在宫廷档案中留下任何记录，所以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康有为后来的回忆录记录了这次谈话的内容，但由于是“孤证”，把老康自己为自己贴金的这些对话搬上来是没有意思的。可以肯定的是，尽管这次召见的时间比较长（两人密谈两小时十五分钟），但在召见后，光绪并没有重用康有为。
召见之后，光绪任命康有为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也就是说光绪把康有为从建设部的候补处长调到外交部秘书处去兼职，康有为的级别也并没有提升，还是六品。这跟谭嗣同等其他四人受召见后任命为“军机章京上行走”是不同的，“军机章京上行走”是四品。这就意味着以后康有为在公开场合见到皇帝以及上折子的权力都没有得到——朝廷四品以上的京官才能上朝。
看来，在徐致靖等密荐的人中，康有为并没有受到光绪的重用。
对于这个结果，康有为很是想不通。原本以为凭着他的名气和“社会影响力”，光绪一定会把领导变法的重任交给他，让老康在官场叱咤风云。但光绪却并没有这么做，没给康有为相应的权力，也没给康有为相应的平台，这是骄傲的康有为不能接受的。
而令康有为更想不通的是，光绪不仅这次没有重用他，以后也没有。在“猎头”们推荐的人里，康有为是最早受到召见的人，却也是最没有受到重用的人，这是康有为第一次见到光绪，竟然也是最后一次！自此之后，他再也没有受到任何召见。
而康有为无法想明白的秘密，隐藏在另外一次有记录的谈话里。
这是康有为和荣禄先生的谈话。
荣禄是慈禧绝对的心腹，是被慈禧刚刚任命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当荣禄见到康有为时，两个人谈起了变法。
荣禄是慈禧的人，老康是知道的。他知道跟荣禄说话也就相当于在跟慈禧说话，荣禄一定会把他们的谈话去告诉慈禧的。老康想当然地把荣禄和慈禧当成了反对变法的人，却不知道变法是经过慈禧首肯的，也是荣禄等“顽固派”大员关心之事（要不然就不会来问了）。在潜在的反对者面前，老康决定抓住机会，慷慨陈词，一定要说服他。
“时事维艰，不变法不行啊！”老康说道。
荣禄显然不想听这样的废话，谁都知道法要变，问题是怎么变。
“法是要变，不过几千年的祖宗之法不是一下子就能变过来的吧？”荣禄问道。
实事求是地说，荣禄这句话说的是实情，是一种从实际情况出发的忧患考虑。荣禄先生的这句话并不是要反对变法，而是询问他老康有什么办法，希望康有为能给出一个建设性的意见。
康有为知道真正厉害的问题来了，这个问题如果回答不好，那些“顽固派”们就会见不到变法派坚定的意志和决心，必须拿出一点雷霆万钧的手段让他们瞧瞧！
于是，康有为大手一挥，用慷慨激昂的语气说道：“这有何难？杀几个一品大员法不就变了？”
四周一片安静，康有为突然察觉有什么不对，但具体哪里不对他也不知道。荣禄并没有再说什么，他内心一定在翻江倒海，但这在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荣禄“嘿嘿”干笑两声，说了句“康大人请”，然后转身走了。走的同时摸了摸自己头上的顶戴。
康有为说出这句话是很平常的，就跟以前在很多的演讲集会场合对粉丝们说的一样，意气风发，正义凛然，一腔热血，说完之后场下欢声雷动。但是，康有为忘记了，这是在皇宫。
这样的谈话如果正式一点，就相当于朝廷高官在就如何变法问题，向老康这个“专家”来请教，是政府高官和智囊之间的座谈会，而康有为给出了这个答案。
很显然，康有为嘴下的一品大员就是指贪腐的高官，出于对腐败官僚的憎恨，人们常常会发泄情绪，以为杀贪就能正道，这是可以理解的。“杀几个贪官就能变法”，这正是那些不懂变法的人才会说的话。如果变法真的只是杀贪就好，那历史上的那些变法就不会无比艰难和反复了，大家去磨刀就好了。
别人说说这话还是可以理解，而从康有为你这个“专家”嘴里说出来，就显得浅薄了。不仅浅薄，简直是太过书生气和器量狭小。
像变法这样的大事难事，当它还在发起和鼓吹阶段时，确实需要用热血去鼓吹，用慷慨激昂去鼓劲，这并没有错。但是，当它已经进入马上要实际操作的阶段之时，它需要的不再是这些，而是另外的一些东西。
这就是政治家的现实精神。具体来说是两个方面——冷静，坚忍。
唯有冷静，才能思考并制订出完整可行的方案。
唯有坚忍，才能战胜苦难，朝这个目标努力，实现这个方案。
康有为先生没有意识到这些，这是因为他恰恰缺少一个最致命的条件：做官的经历。
康有为虽然是工部候补主事，后来又被光绪帝调到总理衙门，但他一直忙着社会活动，努力打造“公知”形象，从来没有去政府上过一天班，甚至连去工部和总理衙门报个到都没有做。他一直在进行他的社会活动，处于官场的边缘。这样的人不仅无法了解朝廷高官真正的心理状态，对如何通过体制内的力量去办事也一无所知。
变法就是要通过体制内力量去办事，要去争取人心，这时候的人心不仅包括民心，还包括“官心”——特别是当民心的力量还不足够强大的时候，需要争取尽量多的“官心”，把他们对变法脆弱的“共识”转化为实际支持。比如荣禄大人，这也是需要争取的，从北京皇宫开始的变法，将来无论如何也需要荣禄这个直隶总督的支持。
当然，争取也是很难的。这个世界上最艰难的一件事情莫过于建立统一战线了。首先要做的是取得信任，而取得对方信任也很难，如果一时不能取得信任，那么至少要打消对方的顾忌。不能让人家以为你是仇视这个政权，一上来就准备拿他们开刀的，要知道他们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啊。
一个高明的政治家从来不预设敌人。但老康你在喊杀一品大员，人家又刚刚成为一品大员，你要别人说什么才好呢？
贪官是应该杀的，但也要经过公正的审判后去杀，变法的目的之一就是加强制度建设和法治，避免官官相卫，也避免政治迫害，如果还是喊杀就杀，那跟过去有什么区别，还需要变什么法？再说了，即使可杀，谁来杀呢？你杀吗？你自己还是个六品呢！并且，既然杀几个一品大员就好了，那么就先杀你吧，你不就是未来的一品大员吗？
老康啊老康！
这大概是荣禄第一次对康有为有了“乱党”的印象。即使不是“乱党”，也是无实学，书生气，不可用。而且，千万不能让这种人在日后掌了大权！
所谓书生气，就是很容易拿想象去替代真实，越简单的东西越容易被弄得复杂。看似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实际上离实质越来越远，
所谓书生气，就是一个人的脑子里很容易出现“别人不对、现实不对、就我最正确”的浮华或者悲壮，很容易认为靠嘴上标签就能打败一切。
所谓书生气，就是只具聪明而不具智慧。一个聪明但不具智慧的人常犯的错误就是处处只为自己着想，只顾自己的感受。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他们最重要的才能之一，是在关键性的第一次见面时，有能让对手或者敌人快速了解自己长处的方法和技巧，从而让对手甚至敌人一下子喜欢上自己。比如历史上著名的张仪先生、苏秦先生、李斯先生。他们总能习惯性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和解决问题——也就是常说的换位思考，不仅有很高的智商，还有突出的情商。
而康有为显然不是这样的人。在我看来，康有为不会换位思考的原因恰恰是他没有经历过以上几位的磨难，缺乏做官的经历，缺乏在体制内的磨炼。老康成名过巧，成名后又势头太猛，他需要的不是换位思考，而是需要思考换位——去实现自己的野心。尽管去影响朝廷高层和皇帝一直是他的梦想，但是当他终于迎来和朝廷高层对话的机会时，他以为还是如往常那样去鼓动粉丝，而无法真正把握这样的机会。
由于不了解“体制内思维”，不清楚朝廷高官说一套做一套、喜怒不形于色、真实想法藏在笑脸背后的特色，这样的失误，会给以后的老康和整个变法派阵营带来更大的灾难！
而谜底也解开了。虽然我们并不知道光绪召见康有为密谈的具体内容，但从他与荣禄谈话的内容来看，康有为也注定不会给光绪留下什么好印象。如果他老康只是在喋喋不休地慷慨陈词，这在光绪看来并没什么新的东西，这些东西他早就从不同的渠道得到了，听得耳朵起茧。光绪需要得到的是切实而理性的答案，这跟荣禄先生“问计”于康有为的初衷是一样的，而不再是感情用事的口头狂言。
把康有为调到总理衙门，也许正是在面谈之后，光绪只认为康有为这个人的活动能力很强，就让他去总理衙门搞外交，也算是识才。
出师不利，康有为只好自我安慰。他告诉他的粉丝：皇上虽然没给我升官，但给了我“密折专奏”的权力！今后我就可以随时给皇帝传纸条了。
老康的这句话又是吹牛。宫廷档案和记录中并没有老康的“密折专奏”。事实上康有为所有的奏折都是找人帮忙“代奏”给光绪的，不是通过部委衙门，就是通过官场朋友代奏的，最多的是通过能直接上书皇帝的那批人，比如监察御史宋伯鲁和杨深秀。
而光绪虽然没有重用康有为，却抛出了康有为之前上过的一个折子。
在这个折子中，康有为提出了那个著名的设置“制度局”的建议。
按照老康的设想，所谓制度局，这是一个设在朝廷总揽一切变法事宜的机构，帮助皇帝来决策，是皇帝专门的咨询机构。跟制度局一起设立的，还有法律、铁路、农商、邮政等12个局，制度局决定的事情，交给这12个局分别去执行。
至于进入制度局的人，不能用原有的旧官僚，全部起用新人——那么原来的旧官僚怎么办呢？康有为的办法是给他们朝廷散卿（散学士）的名号，可以给他们加薪晋爵，但没有实权。
谁都能看出来，“制度局”涉及的是人事改革，制度局一旦成立，是绝对的“另立中央”，夺军机处之权和六部之权，排挤掉了旧官僚，基本就相当于另外一个军机处，12个分局就相当于12个新的部委。
老康的这道折子当时是通过总理衙门代奏的，而光绪反应迅速，当天就做了批示。现在，他又把这件事情重提，催促大臣们快点给出反馈意见。
很明显，光绪对设立制度局很重视，甚至要大过对康有为的重视。康有为实在很聪明，他抓住了光绪真正的难题。
光绪一直无法真正实现亲政，最重要的原因首先是军权一直被慈禧把控。淮军是李鸿章的，也就是慈禧的，满族王爷也团结在慈禧周围，八旗军也是慈禧的。对于光绪来说，清日战争本来是一个很好的通过战争抓军权的机会，但是，不说帝党系的军队战斗力比淮军还烂，就算他们能打，慈禧也比光绪更老谋深算，在关键时刻让李鸿章出面签署《马关条约》中止了战争，清日战争没有变成持久战，光绪也就再也没有用战争抓军权的机会。
另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官僚系统中人事任免权也一直被慈禧把控，变法开始后，二品以上高官的任免还是必须经过她点头的。光绪没有人事任免权，也就无法建立自己的嫡系队伍，无法在朝中形成权力基础。从大的方面来说，他也无法组建自己的变法班子，解决“帮手”很少的难题。
而制度局一设立，光绪就有机会提拔大把大把的新人。什么建立嫡系队伍，什么形成权力基础，这都是指日可待的事。
所以光绪的真正用意是：借康有为的折子，将官员人事制度改革的绣球抛出来，试探大臣们的反应！
光绪很着急，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而大臣们的反应出奇一致：观望。
如果说光绪等来了什么，那就是一阵谣言。京城里谣言散开，议论纷纷，说他受到了康有为的蛊惑，设置“制度局”是康党一伙别有用心的想法。康有为这个家伙野心一直很大，一直在折腾，因为他明白，只有折腾，他才有机会。朝廷的哪个高官不是在官场上小心翼翼、辛辛苦苦一步步爬上去的？康有为却幻想通过制度局，坐直升飞机入阁拜相，一步登天。
从事实上说，这些话并非完全造谣，老康一直是个不太安分的家伙。本来按照他的级别，是不够陪伴在皇帝身边的，而设置制度局后，他和他的朋友们都有机会成为朝廷新贵、“制度局里的人”，不必走官场的传统路径，直接围绕在皇帝周围，进入宫廷权力中心！但是，对于这个被旧有官僚形成的利益集团把持得铁板一块的国家，到底要不要尝试着去做某些改变，哪些改变是好的、可行的，如果不好、不可行，要不要拿来讨论一下，没有人真正关心了。反正大家只记得一句话：千万不能让自己吃亏！
光绪失望了，他备受打击。但打击归打击，此时的光绪还必须硬着头皮把事情干下去，他下了一道命令：令康有为前往上海，督办《时务报》。
光绪下这道命令正是向大臣们妥协，把康有为赶出京城，向大臣们表明：官员人事制度改革是我的意见，并不是受康有为这些“公知明星”的影响！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严重出乎光绪的意料了。
康有为没有遵办这道圣旨。按照规矩，皇帝下达旨意后，臣工必须上个“谢恩折”，然后不折不扣地去执行。但康有为既没有上“谢恩折”，也没有离开北京。半个月后总算上了一道“谢恩折”，但还是没有离开北京。
康有为又一次极其想不通。《时务报》只是一张有朝廷背景的小小的报纸（当时“官报”之一），让他去当一份报纸的总编辑，未免也大材小用了吧？想我老康，一直是媒体笔下的变法“总设计师”和“总操盘手”，皇上我好不容易混到紫禁城，见了您，您既然让大小臣工讨论我的折子，重视我的意见，现在变法到了这样关键的时刻，您怎么能让我离开变法的中心？皇上您是不是糊涂了啊？
康有为仍然无法面对这样的现实：他可以是为变法鼓吹的一面旗帜，但实际工作是无法交给他去做的，也起不到真正的作用，只能处于变法的边缘——造势和出点子。对于光绪来说，他确实需要帮手，但光绪很清楚他真正的帮手只有两批人，一批就是前面提到的部级高官张荫桓、徐致靖甚至包括王照等人，他们担任“猎头”工作，在幕后为光绪出谋划策，相当于军师；另一批就是新提拔的谭嗣同等四人，他们是实际办事的人。
当然，对于老康，光绪还是抱着“用”的态度，毕竟这也是个人才。让他去上海办报，除了要变相地将他赶出京城，缓解一下官僚集团和变法之间的冲突，另外一个方面其实也是看中老康的活动能力强，笔杆子突出，没事可以组织一些活动，写几篇文章，用激情四射的文字为变法制造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这样一来，康有为也是光绪的一个重要帮手。可惜康有为并不明白光绪的这番苦心。
光绪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圣旨大臣们不听，连康有为也不听。
“这真是个彻头彻尾的书生啊！”光绪在皇宫里感叹。
老康这样的举动要是放在平时，绝对是可以杀头的大罪，抗旨不遵嘛，杀了你一点脾气都没有。但是对于这种书生式的举动，光绪也懒得再去计较了。
光绪要把他的大部分精力用去对付那些大臣。在下旨令康有为离京后，光绪希望大臣们能有所反应，把他之前交代的事给认真办一办。
结果再一次令光绪失望了。高官们紧密团结，高度默契，集体沉默，无声反击。
这种状况其实也是在意料之中，他们都是之前慈禧提拔起来的，当官当得好好的，银子有，豪宅也有，为什么要改？
好吧，既然你们这些大臣没有反应，那我就去找你们的下属。光绪再一次下圣旨，将讨论范围扩大到中层和基层官员，命令大小臣工各抒己见，各部院的基层官员有上奏的，由各部部长（堂官）代奏，普通读书人和老百姓有上书的，可以到督察院呈递。光绪严格规定：无论是官还是民的上奏，必须直达御案，各级机构不得有任何阻挠（毋得拘牵忌讳，稍有阻格）。
可是，光绪等了等，仍然没有什么反应。
于是，光绪只好再一次下旨，这一次他以情动人，声明变法是“不得已”之苦衷，为了朝廷，为了国家，希望诸位大臣体谅和理解。
然而光绪又一次失望了。大臣们看来是要反抗到底了，甚至连个折中的方案都没有提出。
光绪终于遇到了变法以来的最大难题。他曾以为最大的难题是没有帮手，成为真正的“孤家寡人”，现在看来，没有帮手的原因正是因为有一个怪物在从头到尾跟他作对，准确地说来是一个组织，一个强大的组织。
所有人都无法感觉到这个组织的存在，它从来没有什么明确的组织架构，也没有具体的组织纲领，更没有清晰的标签，但一旦“有变”（有损其利益），它的成员又能通过利益纽带迅速联接，心照不宣地统一行动，相互呼应，堪称最神奇的组织。
它生命力最强，杀伤力也最强，化道于无常，杀人于无形，你看不见它的阴影，它却能吞掉阳光。它一直存而不倒，打而不死，顽强地存在。一次次的农民起义，朝代改名换姓，但它总是存在，阴魂不散，简直是牛皮糖。
它僵化度最高但也存活力最强，最顽固也最灵活，它总能找到对自己有益的地方，然后在那个地方生根发芽，发展壮大。无论朝廷是变法还是守成，是开放还是保守，这个组织的成员都能跟随权势的走向而迅速调整方向，成为最“适应新形势”的熟练的技术能手。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才是最与时俱进的，利益在哪里，他们就在哪里，这一点是毫不含糊的。
这就是官僚集团。在王朝的统治过程中，它悄无声息地形成了，不动声色地壮大了，成为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统治者对它的态度是既恨又爱，恨它把持着利益，官员们贪污腐化，捞银子不作为，长此以往损害着朝廷的长治久安；而另一方面，又离不开他们——专制统治，不是皇帝一个人的专制，而是整个体制的专制，专制王朝之所以能维持专制，也是因为有官僚集团啊。
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个与官僚集团作对的打虎英雄——朱元璋。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对官僚集团十分警惕，为了打击官僚集团，他绞尽脑汁，耗费巨大的心血。他曾经以为丞相是官僚集团的头领，所以他废除了丞相制度，换来了每天加班加点，别人都睡了，他还在看折子，然后不惜成立监视官僚集团的监察组织和特务组织。
但最后他惊奇地发现，原本监视官僚集团的组织也迅速变成官僚集团的一部分，成为了既得利益的保护者和分享者——只要去收点“保护费”。这样，官僚集团不仅没有缩小阵地，反而扩大了领土。一生南征北战、所向披靡的朱元璋在官僚集团面前，突然发现自己是多么的渺小！
光绪会有新的办法吗？
光绪终于失去了耐心了。他终于明白，这场变法虽然得到了慈禧的首肯，得到了朝野上下的“一致同意”，形成了“广泛共识”，但这种共识是脆弱的，只能停留在口头上。大小官员都希望去变别人，不希望来变自己，掌握某种利益的利益集团也只希望自己的利益蛋糕不要被割去，一旦情况不对，什么无声反抗，什么阳奉阴违，什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都是他们的办法。光绪原本希望通过官僚系统里的“群众运动”来收回自己的权力，建立自己的权威，扩大变法阵营，推进变法大业，但在一再地试探之后，这个如意算盘落空了。
那么，这顺序是不是该对调一下？只有先运用权威，才能发动官员和群众，推动变法？——因为你本来就是皇上啊。
必须拿出杀手锏！
朝廷最重要也最有权的三位总督——直隶、两江和两广总督全部撞到枪口上。光绪下旨对他们一顿大骂（严加斥责）。第二天，光绪再一次下旨，这一次除了继续骂，还要求各地方督抚对交代的事情，每日请示汇报（以前交办各事，必须迅速奏议；以后交办各事，必须依限赶办，并每日请示汇报）。
但大臣们仍然把光绪的命令当成了耳边风，看来不见棺材不掉泪。
光绪行动了，他下旨：一、在中央裁撤詹事府、光禄寺等六个闲散衙门；二、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督抚同城的巡抚；三、裁撤不办漕运任务的省份的粮道；四、谕令各省在一个月内拟出其余应下岗的闲散地方官员，严加裁汰。
这些措施仍然围绕着一个中心：人事制度改革。先吐故，后纳新，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光绪雷厉风行，铁面无私，此时被裁撤的湖北巡抚，还是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
然而，官僚系统的反应仍然是冷淡的。特别有代表性的是两广总督谭钟麟，他被骂了一顿之后，竟然连光绪以后的圣旨都不看，而且在他的两广总督府里不许谈论变法。当有人问起：“你办得如何？”他回答：“啥变法？我不知道啊！”
光绪不得不拿他开刀了。但是，要拿这种总督级别的大臣开刀，总要找个动刀子的人，光绪找到了一匹“黑马”，他就是朝廷马匹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太仆寺少卿）岑春煊，光绪提拔他为广东省副省长（布政使），安插在谭钟麟身边。
在拿地方大员开刀的同时，光绪的帮手、一直躲在幕后的礼部主事王照也在朝廷出手了。他写好了一道奏折，交给本部的部长怀塔布同志，请他代为转奏皇帝。
按照光绪之前下达的“各部院官员如有上奏，由各部堂官代奏”的圣旨，王照的程序没有错。而光绪在下达那道圣旨的同时，也加了一条：任何人都不得阻挠上奏，看来怀塔布只能把这份奏折交上去了。
而怀塔布同志在看完这道奏折后，惊得大汗淋漓，他是万万不能交上去的，只能扣下来。
王照的这份奏折围绕的是如何变法，主体内容基本上夸夸其谈，没什么新意。问题是他还有一个补充建议，其中提到：为了更好地变法，建议太后和皇上走出国门，去国外参观访问，实地考察了解各国政治经济体制（请皇上奉皇太后圣驾巡幸中外）。
这个建议在我们今天看来是非常好的。不过在当时，这不仅是对慈禧的大不敬，甚至还带有戏弄的成分。要知道慈禧同志虽然是最高领导，但归根结底还是个女人，当时，女人是不能抛头露面的，她连在朝堂上听政都要挂个帘子，又怎么可能出国，在洋人面前抛头露面？奏折如果递上去，慈禧如果追究，这就是怀塔布这个做部长的责任，所以在跟其他副部长商量后，怀塔布私自做主将这份奏折压下来。
私扣奏折的事很快暴露了，光绪勃然大怒，将礼部的全部领导——六位部长和副部长统统撤职，王照升官，赏三品衔。
光绪以抗旨之罪对怀塔布的撤职光明正大，但是在官场看来，这更像是光绪和王照联合起来，给怀塔布下的一个套。因为怀塔布的身份并不简单。
怀塔布是慈禧的心腹，后党的中坚人物，说起来他跟慈禧还有点亲戚关系，算是慈禧的表亲。怀塔布的老婆更是慈禧的闺蜜，没事就陪慈禧逛园子吃饭，聊天解闷。
在撤职事件后，光绪的杀手锏并没有停止。三天后，他再一次下旨令李鸿章今后“毋庸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也就是免去李鸿章的这个职务。正是从这一天起，李鸿章失去了在朝廷中的一切官职，只剩下一个“文华殿大学士”的荣誉称号——曾经权倾朝野的李鸿章，如今只是朝廷的荣誉公务员了。
你不是收回了二品以上高级官员的任命权么，那我撤职总可以吧？光绪反击的套路已经渐渐清晰了：他没有任命提拔的权力，却有撤职的权力。
光绪的这些行动是十分迅速而斩钉截铁的，他使出了组合拳，拳拳指向慈禧！虽然是拿六部中分量相对较轻的礼部和政治地位本来一落千丈的李鸿章来做试探，但怀塔布和李鸿章的倒台象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皇上要拿太后的心腹开刀了！
一场人事大战即将来临。
就在免去怀塔布职务的第二天，光绪提拔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为四品官，任“军机章京上行走”。
任命四品官，光绪是有自主权的，不需要惊动慈禧她老人家。在京城，四品官是一个不起眼的官职，但光绪提拔他们并不简单。
因为这四个人全部进了军机处。军机处对朝廷的作用，就相当于现在的军委加国务院，军、政最高权力中心非它莫属。军机处里的办事人员分为军机大臣（大军机）和军机章京（小军机），在级别和权限上，军机章京是军机大臣下属（相当于秘书），虽然光绪特意说明“四小军机”在办公程序上要尊重原有的军机大臣，并特意交代“四小军机”要和原来的军机大臣搞好团结，但是，这四个人是光绪亲自提拔起来的，光绪是把他们当亲信看待的，四人奉特旨筹办变法事宜，所有到军机处的奏折，都先由这四个人先看；凡是光绪要下达的圣旨，都由四人拟稿。
光绪的全面反击开始了！
他先是裁撤了慈禧的人，然后升了自己的人。光绪并没有给四位新人二品以上的官衔，所以也就不需要经过慈禧的同意，但却让他们做着一品大员才能做的事：可以阅读奏折和拟旨。光绪就用这四个人架空军机处，他们名义上为军机大臣秘书，实际上却是替光绪掌控军机处的“四人帮”，难怪连梁启超都评价他们“名为章京，实为宰相”（犹唐宋之参知政事，实宰相之职也）。
听到这个消息，最郁闷的当属一个人——颐和园里的慈禧。
老人家的鼻子只怕都会气歪。很明显，这一招就是专门针对她之前发的懿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原来这一招连皇上也会用啊。
然而慈禧并没有发作，虽然光绪的行为让她很不爽，虽然怀塔布被撤后，他的老婆也整天来颐和园哭哭啼啼，哭着喊着太后不能不管自己的亲戚和嫡系。但慈禧迟迟没有表态，也没有干涉光绪，变法毕竟是得到了她首肯的，按照我们之前的心理分析，她也希望能有一个好结果。为了朝廷，为了大清，为了自己，我且忍忍吧！
在慈禧十分郁闷和难受的时候，另一个人却兴奋得手舞足蹈了。他是康有为。皇帝命令一下，康有为的住所南海会馆里就响起一片大笑之声，老康笑得尤为开心。在康有为看来，“四人帮”不仅在皇帝的掌控之中，也可以是在他老康的掌控之中。
四个人当中，有两个跟康有为关系紧密。林旭是他的弟子，谭嗣同虽然没有拜过师，但他很崇拜康有为，自愿认作康门弟子（私淑弟子），更重要的是谭嗣同几乎算得上康有为的精神知己，对康有为交代的事情几乎都遵照办理。刘光第曾经是康有为在强学会后办的另外一个组织——强国会（保国会）的会员，算得上康有为的人。杨锐的情况复杂一点，他曾经担任过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是张之洞的得意门生，但他也曾经加入过保国会，对康师傅也很尊敬。
朝廷最有权势的四个人都把我当作“老师”，看来我康师傅真可以指点江山啊。
而兴奋的康有为并不知道，危险已经悄悄向他临近了。
朝中的明枪暗箭已经全部对准了康有为。他们认为，正是因为康有为提出的设立什么“制度局”，光绪才如此冒进，用“四小军机”变相地成立了一个“制度局”。大伙儿对皇帝是不敢明目张胆地去反对的，但打击康有为是能够做到的，上次造谣没有让他离开北京，现在要拿出更厉害的一招。打击康师傅，也就是让皇上知难而退啊。
这一招就是：写奏折。
他们很快弄到了一个奏折，这篇奏折既不是谈赞成变法，也不是谈反对变法，目的只有一个：弹劾康师傅和弟子梁启超。而且罪名比较严重：谋反。
谋反是杀头大罪，搞不好还要株连九族。这样的大罪，经常是被用来冤枉别人的，但这封奏折里说的，却是事实。
故事还得从上一年（1897年）说起，那时梁启超受聘于湖南一家新式学校——时务学堂，担任中文总教习。而老梁在批改学生的作文时写下了一些批语：百姓们纳税，只要它（政府）为百姓们办事，人民即使多交一些也不会怨恨啊，但如果不为百姓办事，哪怕你的赋税很轻，人民也会怨恨的。
还有一条更厉害，梁启超以《扬州十日记》提到的当年清军入关后的屠城行为，直接指出“这是独夫民贼的做法”。
真是太反动了，如果说第一条是在骂朝廷，第二条就是连朝廷的祖宗都骂了。看来说图谋不轨一点都没冤枉他。那时候康有为和梁启超根本没想到自己还有能为皇上做事的这一天，所以在社会上的言论都比较反动，以此来吸引粉丝，没想到却留下了把柄。
变法开始后，光绪的工作流程仍然是“事前请示和事后汇报”制度，重大的事情，需要先请慈禧的懿旨，而一般的事情也要事后汇报，汇报的方式就是将光绪批复过的奏折送往颐和园处。变法开始后，光绪皇帝看上去能够“单独”处理很多事情了，事实上只不过是慈禧对他的支持更多了，光绪请示和汇报的事情慈禧一般都会同意，变法中的很多“新政”就是在慈禧的同意下以光绪的名义发出来的。变法开始前，慈禧告诉光绪：只要你不烧祖宗的牌位，不改服饰不剪辫子，随你去变（汝但留祖宗神主不烧，辫发不剪，我便不管）。
但对于这样既攻击制度、又攻击祖宗的大逆不道之言，慈禧和其他满族王爷是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
小子，我叫你变法，又不是叫你变天啊。
而对于光绪来说，这样的言论他也受不了。
之前光绪已经颁发过上谕：任何机构都不得阻挠上书。这封奏折无疑也是要被光绪看到的。一旦奏折到达光绪的手中，康有为和梁启超麻烦就大了，坐牢不用说，甚至还有被杀头的危险。康有为啊康有为，看来谁也救不了你了。
好吧，折子到了军机处，而军机处的折子，是“四人帮”先看。
所谓“看”，并不只是读读而已，还要写下初步的处理意见，供皇上参考。四个人看完后大惊失色，出了一身冷汗。他们也很为难：如果把折子交给皇帝，康、梁二人只怕必死无疑，而如果私自扣下奏折，一旦查出来，也是死罪，四个人商量来商量去，也没商量出很好的办法。怎么办？
谭嗣同先写下意见：臣谭嗣同愿以性命担保康、梁的忠诚，如果奏折所言属实，臣谭嗣同恳请皇上您先杀了我。
然后刘光第也签了名：如果属实，臣刘光第也请皇上先杀了我。
想了想，谭嗣同把奏折中作为证据的附件一把火烧了，只保留了奏折的主要部分。
谭嗣同还是不放心，他知道最好的防守是进攻。清白无法自证，在很多情况下，要证明清白其实没有办法，最好的办法其实就是倒打一耙，让泼你污水的人也沾上污水。于是，谭嗣同又写了一个附折：皇上您是知道的，现在有很多人攻击变法，写这封奏折的人是在诽谤变法，请皇帝杀之，以儆效尤！
光绪看到之后，一眼就看出奏折中所说属实。但他的心里还是想保住康、梁的，因为证据已经被谭嗣同烧了，即使别的王公大臣听闻也可以说得过去。更重要的是，他刚刚提拔的四位亲信里有两位死保康梁，现在正是用人之际。光绪考虑再三，将这份奏折抽了出来，并没有和其他奏折一起送到慈禧之处，自己也没有往下追究。
康有为就这样侥幸逃过一劫了。要不是谭嗣同后来告诉他，他还被蒙在鼓里，但是当谭嗣同告诉他后，康师傅立即跳了起来：看来我很危险！请你立即催你那些“道上朋友”到京，片刻都不要耽误了！
谭嗣同的那些“道上朋友”，就是长江流域最大的黑社会组织——洪门哥老会中成员。关于这个组织我以后再详细介绍了。洪门中的一位头目是谭嗣同的结拜兄弟，他叫毕永年，湖南人，手下有一帮行走江湖的兄弟。
谭嗣同有这些黑道朋友，康有为是知道的，之前他就提出过安全问题，于是谭嗣同就给毕永年发了电报，要求他带上人手来北京。现在，看来康师傅想立刻就见到这批人。
谭嗣同一直是崇拜康有为的，听康师傅的话，按康师傅的指示办。以前他听说保护师傅的安全，所以他照做了。但是，谭嗣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康有为让这些黑道分子来到北京，并不只是为了保护他那么简单！而是有一个惊天的计划——一切的秘密都将在接下来的事情中揭开分晓。
在老康他们等待毕永年那伙人到达北京时，皇宫里的光绪也开始行动了。他在按照他的计划打出下一张牌，撤怀塔布等六位部长的职务，提拔“四人帮”，这一切都是围绕着人事制度改革进行的，而他已经没有了回头路，他必须继续干下去。
而接下来的这张牌，它的难度将超过以往任何一次出牌，但它的重要性却是无比巨大。这是光绪梦寐以求的出牌，也是他不得不进行的事情——抓军权。
清日战争那次通过战争抓军权的机会已经失去了。而和平时期抓军权只有一种方法：提拔。
通过大肆提拔军方将领，建立自己的嫡系，让他们来听自己的。
那么，谁是可以提拔的人？不对，这个问题应该怎么问：谁是可以信赖的人？
正当光绪皇帝为这个问题而苦恼之时，继上次的密折之后，徐致靖徐大人又不失时机地上了一道密折。
看来，有需要的地方就有徐致靖啊。在《密保统兵大员折》里，徐致靖向光绪推荐了一名军方将领。徐致靖介绍，此人目前掌控着一支新军，属于军方新派人物，不仅工作能力强，而且一向有维新变法思想，是可以信赖的干部。
光绪觉得此人很眼熟，立即批复：“电寄荣禄，着传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
不错，这个人，正是我们的老朋友袁世凯大人。虽然我们对他比较熟悉了，但对于宫廷权力中心来说，他还是新人，还属于“小袁”级别，光绪能够想起这个“小袁”来，实在是因为袁世凯在去小站练兵前，给光绪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事实上光绪不仅对袁世凯很有印象，还一直很欣赏他。我们还记得三年前（1895年）袁世凯成为小站练兵统领的候选人时，在清流李鸿藻的推荐下，光绪曾经召见过一次袁世凯，那次除了谈练兵，光绪还给了袁世凯一个命题作文——如何变法。袁世凯认认真真地搞出了一个一万多字的方案，虽然我们知道，这又很可能是他找“枪手”写的，但毕竟这代表他对变法是很有想法的。
在这之后，袁世凯就去小站开始了他的变法之路——编练新军。在这三年的时间里，他不像康师傅整天鼓噪着变法，他干的是实实在在的变法之事——军事制度改革。他在小站编练的新军是一支真正的“新军”，从军队编制、管理到训练方法，甚至连军服都是新式的，战斗力大大增强。而袁世凯虽然号称“不问政治”，却也不妨碍他经常发表一下对于变法的看法，比如他主张变法从地方开始，先建立一个政治特区，这和康有为主张变法从中央开始又是不同的。
看来，在变法问题上，袁世凯属于低调实干型。
接到“电旨”（用电报发的圣旨）的荣禄立即通知了袁世凯。在小站每天一身是汗、忙着练兵的袁世凯，就要踏上去往北京的路了。他也是欢欢喜喜屁颠屁颠进北京的，君臣二人注定要欢欢喜喜一场了。
对于光绪来说，他终于有希望得到一个重要的帮手，这个帮手来自军方。本身对袁世凯就有很好的印象，也知道他练兵练得很好，现在心腹徐致靖认为袁世凯可用，光绪简直十分欢喜。
而对于袁世凯来说，在进京之前，他就知道了自己一定会被升官。这个秘密我们接下来就会揭晓。
而等待他的，将是未知的凶险。
北京报房胡同法华寺，这里闹中取静，晨钟暮鼓，木鱼声声，吃素不妨碍吃荤。关键是离皇宫很近，来到北京后，袁世凯把它当做了下榻的宾馆，住了进去。
两天后，光绪在颐和园召见了他。接见的气氛十分融洽，君臣两人其乐融融。光绪专门询问练兵的情况，袁世凯一一作答，内容充实，详简得当，光绪对袁世凯的对奏十分满意。
回到法华寺的当天晚上，激动人心的消息传来了，圣旨下：袁世凯练兵有功，着由直隶按察使升为工部侍郎候补，仍专办练兵事务！在旨意中光绪还特别交代：对于练兵中的事务，袁世凯“应随时详奏”——这是给了袁世凯专折奏事的权力。
直隶按察使是副省级（正三品），而工部侍郎候补是副部级（从二品），皇帝果然给自己升了官，这一切跟老袁事先得到的消息分毫不差。
在用《密保统兵大员折》推荐袁世凯之前，徐致靖派了他的儿子（徐仁录）去小站找袁世凯，这很好理解，官场讲究的是你来我往，我推荐你，至少你要明白是我的功劳，大家互相给点好处，所以徐致靖的儿子是去“运作”的，而袁世凯也派了他的幕僚徐世昌来北京“继续运作”。
这件事情在史料中得到了记录。从种种迹象来看，袁世凯并不是被动的，坐等徐致靖方面来找自己，而是他很主动。
事实上在小站练兵开始后，袁世凯并没有忘记他的老本行——继续向高层“勾搭”。荣禄是不用说的，搭上他迟早就能搭上太后这根线，但老袁一直奉行的是骑墙的艺术。
具体说来，就是在帝、后两党之间两头不得罪，两头讨好，为将来争取更大的本钱。所以在努力向荣禄表现的同时，袁世凯一直没有忘记积极向帝党集团靠拢。这就需要向当时的帝师翁同龢去“勾搭”，对于翁同龢，认同乡、同岁、同年的勾搭方法都行不通，但还有一招——认同志嘛！翁同龢既然积极鼓动光绪用变法来收回权力，老袁积极上书翁同龢来谈变法，但问题是翁同龢对袁世凯不是很感冒，在给翁同龢上过两次书后，袁世凯很有可能就勾搭到了徐致靖这里。
所以，尽管徐致靖的推荐是密荐，但这一切对袁世凯来说并不是秘密。他看上去是偶然成为了徐致靖的人选，但是我们知道，历史上没有那么多的“偶然”。经验告诉我们，偶然之中必有必然，你关心什么，就会遇到什么。常遇到美女，说明你有一双搜索美女的眼睛，遇到帅哥，说明你有一颗神往帅哥的心，经常勤劳奋进，就会得到奋进的结果，经常跑官，就有可能被升官。
不要认为副省级官员就不需要跑官，在以领导拍脑袋来决定事情的人治官场里，跑跑很重要。
现在最后结果出来了，应该激动，应该庆祝，但在激动之余，袁世凯又有另外一种心情——不安。
他突然发现自己可能犯了一个错误：在这个阶段，还是不升官的好。甚至不应该进北京！
不到北京不清楚，到了北京才知道，朝廷的局势只是表面的平静，下面已经是刀斧声声。
想想自从练兵以来，已经被两次提拔了，第一次是荣禄保荐升为直隶按察使，相当于是太后给升的官，现在皇上也不会无缘无故给自己升官吧。
答案很快就揭晓了。第二天，光绪再一次召见了袁世凯，这次，光绪笑着对袁世凯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以后你可以与荣禄各办各事。”
“如能为皇上分忧，臣粉身碎骨，全不怕！”袁世凯当然要及时送上他的忠心。
原来皇帝是要收买自己啊，这句话的意思是要告诉他，荣禄虽然是你领导，但你以后可以不听荣禄的，只听我的，对我负责。
袁世凯猜得没错，光绪给他升官的原因并不只是因为欣赏他，而是有真正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绕过荣禄，直接领导袁世凯，逐步实现抓军权。
对于光绪来说，这只是他的第一步，抓军权这项工作是循序渐进的。光绪也不傻，他也知道，不是给人升了半级官，人家从此就归入了自己的麾下，死心塌地为自己卖命，这是需要时间来进一步考察和检验的。
更何况，袁世凯还并不是自宣布变法开始以来光绪提拔的第一位军方背景的人。
光绪提拔的第一位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岑春煊。此人出身武将世家，自小就跟随担任云贵总督的父亲镇压云南地区的回民起义，立了不少军功。前面我们说过，因为两广总督谭钟麟带头抵制变法和官员人事制度改革，光绪提拔岑春煊为广东省副省长（布政使），把他成功地安插在谭总督身边，而岑春煊到广东后果然没有辜负期望，他积极收集谭钟麟的罪证，上奏给了光绪。
在光绪看来，提拔袁世凯除了有可能直接掌控对新军的指挥，还能起到岑春煊第二的作用。因为老袁的身边，就是另外一位不听话的直隶总督——荣禄。和岑春煊一样，光绪也给了袁世凯专折奏事的权力，希望“小袁”接下来好好表现。
无论是抓军权还是掺沙子，这都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只能循序渐进，着急是要坏大事的。光绪很清楚这一点，他并不需要袁世凯立刻就效忠自己（事实上做不到），也不会立即就把袁世凯当作了自己的心腹，这个人和“四人帮”不同，他是官场上的老狐狸了，收买不是那么容易的，就让他继续踩着钢丝跳跳舞吧。
因为不是立刻就收买袁世凯，也不需要让袁世凯去搞什么阴谋，袁世凯的到来就是正常的官员进京活动，光绪连召见他都是走的正常程序——先通过荣禄。然后又在慈禧眼皮底下（颐和园）第一次接见。有人认为袁世凯进京引起了荣禄和慈禧极大警觉，所以在光绪召见之后，慈禧又特意召见了袁世凯打探消息。从当时情况看，这个说法并不能成立，一切都很正常，袁世凯这样“小小的地方官”进京，就算是求见慈禧，慈禧也不一定见他。
正常，基本正常。光绪皇帝完全是在按照他的思路来处理政事，只要再过一些时间，他就能决定袁世凯这个自己欣赏的人，能否成为欣赏的自己人，如果一切顺利，变法班底中将又增加一位生力军，他的作用会比用“四小军机”去架空军机处更大，因为他的下面还有7000位拿枪的弟兄。
然而，有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一切，不仅改变了光绪原有的计划，也让多年以后的袁世凯无比地懊恼：我真后悔呀，虽然我喜欢升官，还擅长政治投机和豪赌，但想想那几年的跑官实在是不应该的，如果不跑官，皇上也许就不会注意到我，不注意到我，我就没有机会去北京，没机会去北京，别人也就没有机会在我身上去搞阴谋！
这个阴谋，将是惊世骇俗的。
康有为的身边出现了毕永年。他终于从湖南赶到了，而且还跟康有为住到一起，住进了南海会馆。
是时候把自己的计划告诉谭嗣同和毕永年了。
在康有为看来，慈禧是官僚集团的头头，那些抵制变法的大臣都是慈禧提拔起来的，所以慈禧就是反对变法的带头人。有她老人家在，变法就很危险。不杀死慈禧，慈禧迟早就会杀死变法。总之有她无法，有法无她。
南海会馆里，听康有为说完计划的谭嗣同和毕永年半天没回过味来，他们不敢相信，康师傅竟然有这样一个计划，让毕永年来京，原来只是为了方便地实行这个计划，这个他已经酝酿已久的计划。
康有为告诉大家，慈禧这个“老妖妇”一直对变法抱有成见，按照她的政治见解是不会真心支持变法的。现在，朝廷上下已经有流言，“老妖妇”九月（阴历）要和皇上去天津阅兵。这是一个阴谋，那时她会叫心腹荣禄废去皇上，杀掉皇上，彻底扑灭变法大业。为今之计，为了救皇上，也为了自保，只有先下手为强。唐朝张柬之有废武后之举，我们可以效仿他实施斩首行动，让毕永年带领弟兄们刺杀慈禧！
张柬之曾经带领五百名御林军闯入武则天寝宫，逼迫年老的武则天退位，恢复李唐江山，看来康有为想做第二个张柬之！
而“天津阅兵阴谋”是一个故意制造出来的谣言，制造这个谣言的人并不是康有为，而是另外一伙人，这伙人将在以后的故事中露出面目。而对于康有为来说，利用这个谣言，正好是实行兵变的借口。
而谣言不是导火索，只是在这把火上加了把柴。从种种迹象上看，兵变是老康早有的计划，没有这个谣言，他也是要上的。
明白了，以前说杀一品大员，确实就是老康的想法，现在，不仅一品大员要杀，还要杀朝廷的最高领导人——慈禧。
康有为不仅一直无法接触变法的核心，也无法接触权力的中心，甚至也没有在权力场上摸爬滚打过，所以他并不了解慈禧。
对于慈禧来说，变法只是权力的道具。慈禧赞成变法，是因为变法可以消除统治的危机、权力的危险；如果要反对变法，也只有在变法威胁她权力之时。慈禧并不信奉什么主义，在她看来，凡是有助于巩固她权力的主义都是好主义，凡是可能削弱她权力的主义都是坏主义，她只关心她的统治不动摇，维护社会稳定，不改旗易帜，不走邪路。所以到目前为止，慈禧并没有过多的干涉变法的行动，虽然怀塔布的老婆天天在她面前哭，虽然那些旧下属们一有机会就到颐和园来告状，但慈禧都把他们赶出了颐和园，朝廷都还在她的掌控之中，光绪一如既往地“先请示，后汇报”，权力安全得很，爱怎么变就怎么变，她是懒得去管的。
以为杀了慈禧就能成就变法，书生之见，书生之气。而后来的事实将证明，康有为干掉慈禧的计划是周密的，他并不是完全为了变法，而是有利于实现他惯有的一样东西——急于进入政治高层的野心。
听到这个计划，毕永年惊呆了。虽然他是黑社会分子，但也没有胆大包天到去刺杀朝廷领导人的程度，这可是灭九族的大罪。更何况，慈禧的颐和园守卫森严，即使武功再高的江湖高手也很难接近，怎么刺杀？
康有为胸有成竹：只用你们这些人去当然是不行的，也不会成功，但是我可以先调集军队包围颐和园，然后你率领百余名敢死队员趁乱杀掉那个老妖妇。简称：围园杀后。
康有为同志一定是史书上的那些书生借兵、武力夺权、巧取天下的故事看得太多了。
那么调谁的兵？这个事情有点难度。很显然，为了调兵的方便，这只能去策反那些驻扎在京郊京津之间的卫戍部队，而其中的一支，在老康看来是很有希望的。
这就是聂士成的部队，清日战争之后，聂士成率领他的军队驻扎在京津之间，成为卫戍部队。聂士成是王照的拜把子兄弟。而王照算得上他老康的粉丝，一直对康有为礼敬有加，言听计从，王照又刚刚在罢免礼部六位部长中大出风头，老康认为说动王照去策反聂士成是很有把握的。
没想到王照这一次的反应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王照坚决地拒绝了这个要求。不仅拒绝，据说还把康有为大训了一通。
在王照这里碰了一鼻子灰，不过老康这个人的人生字典里是没有绝望二字的，拉拢聂士成失败了，而他的脑海里又想到了另外一个人。
这就是躺着也中枪的袁世凯。
袁世凯的新军也是当时的卫戍部队之一，驻扎在离北京不远的小站。而老袁又刚刚升官，正在北京，康有为打算想办法去见上他一面，去策动袁世凯！
听到这里，毕永年大惑不解：“袁世凯怎么会听我们的呢？”
袁世凯支持变法，他自己也在干着变法的事，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他不会干出背叛变法的事。而老康的手上还有一件神秘的东西。
这是一封袁世凯亲笔写给康有为的感谢信。里面对康有为表示了感谢，并说道：以后但凡有用着我袁某的地方，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
由于这个官升得实在有点让袁世凯担忧，在离开皇宫后，他又使出了他的那一招：用银子开路，拜访各位王公大臣，平息祸事，打听风声。他和他的银子一起进了庆亲王奕劻的府上，又拜访了如今的朝廷荣誉公务员、已经谁也不待见的李鸿章。这两个人都是慈禧的心腹，老袁此举是在向后党示好。
然后，袁世凯也没有忘记帝党阵营。他给康有为写了一封感谢信。徐世昌在北京给他跑官时，康有为就经常找徐世昌表明他在积极推进徐致靖的保荐活动。如此一来，袁世凯自然要感谢一下康有为。而且康有为是变法的一面“旗帜”，谢了他，就等于把好印象带给了很多人。
多交朋友少结仇，老袁不过是在继续他的骑墙政策。
毕永年仍然强烈反对这个计划，他认为光凭袁世凯的这两句话是不可信的，对于袁世凯这样的官场老手来说，别说是他写的几句话，就是要他当面对天发誓又如何，说不定一转身拍拍屁股就不算数了——更何况支持变法和谋反是两回事，这谁都明白。
毕永年认为他至少应该亲自去见见袁世凯，探清楚袁世凯真正的想法。
一听到这个要求，康有为火了：我的判断你还信不过吗？
在大名鼎鼎的康师傅面前，毕永年不再争辩，争辩也没有用，没人能够说得过康有为。你说一句，他能说十句，而这十句里有两句是点火的，其余八句都是煽风的。这次谈话不欢而散，毕永年很郁闷，自己是因为敬佩康师傅，听谭兄说要保护康师傅的安全，这才率领弟兄们从湖南来到北京。只要是为了保护康师傅，舍生忘死，他和弟兄们相信都没有怨言的。从湖南出发时，他们并不知道还有一个刺杀朝廷领导人的计划，这个事情绝对无法去做。
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毕永年去找到谭嗣同，向他说出了他的担忧：袁世凯不一定可靠，康师傅计划的风险太大了！
谭嗣同一开始也不同意康有为的这个计划，但他也说不过康有为。他只好安慰毕永年：“我也觉得这件事情根本不可行，但康先生一定要这么做，我能怎么办呢？”
看来谭嗣同也同意了，毕永年建议这事即使要办，也要再叫些人手来北京，于是谭嗣同给在湖南的另外一位结拜兄弟、同样跟黑社会很熟的唐才常发电报，要他召集人马来京！
南海会馆里的气氛空前紧张，一个惊天的阴谋在这里敲定，即将执行。康有为的意思，要在光绪和慈禧去天津阅兵之前先动手，时间比较紧迫。老康无疑是这个行动的总指挥，一切都听他的了。正在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传来：光绪皇帝再一次颁布上谕，要求康有为立即离开北京！
跟上一次不同，光绪这次令康有为迅速离京，不容有商量的余地（着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再迁延观望）。就像光绪并不清楚老康在准备兵变计划一样，康有为也并不清楚这些天皇宫里发生了什么。
事情发生在光绪接见袁世凯之前，而性质是比较严重的。
事情开始于光绪去颐和园。按照“重大事情事先请示”的制度，光绪皇帝去颐和园就是向慈禧请示一件比较重大的事情——开懋勤殿。
我们首先来弄清楚懋勤殿是个啥。懋勤殿是一座大殿，位于皇宫内，最早幼年的康熙在这里读书，名字来源于“懋学勤政”的意思。后来继位的雍正、乾隆等皇帝也常常把这里当书房，在读书的同时，他们会叫上一些儒学饱学之士在这里谈古论今，议论大政方针。可以说这是一处历史古迹了，而光绪的意思并不是派人进去打扫一下卫生，清除蜘蛛网，开发这个古迹。“开懋勤殿”就是要把那些支持变法的“英勇通达之才”聚集到自己身边，来参政议政。
大家一定觉得这很眼熟。不错，它就是另外一个换了名字的“制度局”。“开懋勤殿”的主意仍然来自康有为，当然折子是找官场的朋友代奏的。光绪要坚定地推进官制改革，对这样的机构十分有兴趣，而老康也一直在动脑筋，请官场上不同的朋友（避同党嫌疑）上奏朝廷，先后提出了开议院、议政局、议政处、制度局等等。在都没有下文之后，老康终于结合丰富的历史知识，把朝廷的祖宗都拉进来，援引他们的事例，想到了懋勤殿这个地方，既没有“议院”“制度局”这些新名词让人觉得刺激，又能实际起到作用。
看来多读点历史书是有好处的，那些旧瓶子也是能够装些新酒的。
对于老康来说，他提出开设“制度局”也好，懋勤殿也好，都是一种“公私两便”的想法。于公当然是有利于变法，这是毋庸置疑的。而于私，也大大有利于康有为这些在官场级别不够的一伙人可以围在皇帝身边，直接进入权力中心。因为在“开懋勤殿”的折子递上去之后，老康已经叫王照和徐致靖等人开始向皇上推荐“英勇通达之才”，其中就有他老康，以及其弟子梁启超等人。
自从朝廷宣布变法开始以来，对于光绪前来请示要办的事情，慈禧还没有拒绝过。但这一次不同了，慈禧不仅明确地表示拒绝，甚至连拿到大臣中去讨论都不行。光绪皇帝语气激动地争辩起来，而慈禧的态度很坚决，都没有商量的余地。
对于老康那伙的背后操作，慈禧自然是不知道的，但这并不能排除她心里有所察觉，做了老大这么多年，官场上权力争夺的把戏应该是逃不过她老人家的眼睛。但是对康氏一伙的顾忌并不是慈禧拒绝的原因，慈禧之所以明确拒绝，来自光绪准备开设的“懋勤殿”跟之前的“制度局”还是有些不同的。
在开设“懋勤殿”之后，将会出现另外一个人。而这人让慈禧感到了深深的恐惧，这是一个连她也搞不定的人，她也十分忌惮的人。
慈禧拒绝的结果让光绪皇帝十分郁闷，他闷闷不乐，十分不安地回到了皇宫，变法以后太后第一次明确驳回了自己的请求，这个打击确实有点大，而更郁闷的是光绪并不知道慈禧为何要坚决拒绝。
第二天，光绪再次来到颐和园请安，这次是真正来请安的，不谈国事，也为昨天顶撞了慈禧表示歉意。而慈禧的态度十分冷淡，看来正是开“懋勤殿”的要求惹恼了她，她的气还没有消。
慈禧也希望她的态度能让光绪打消这个念头。
光绪再一次失望了，而慈禧的态度又让多年惧怕她的光绪感到一阵的惊恐，他有点手足无措。对于推进官制改革，他的决心是坚定的，但光绪很清楚，如果没有慈禧的同意，这件事又是做不成的，怎样才能让自己既干成这事，又不影响和太后的关系？
唯一的办法——就是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这看上去虽然是句空话，因为当我们感觉需要两全其美的时候，一定是在左右为难。但这是唯一的选择。
光绪皇帝失魂落魄地回到了他的皇宫，然后召见了一个人——军机章京杨锐。
光绪把“两全其美”的任务交给了杨锐。没想到杨锐这一次却拒绝帮忙：皇上，这是您的家事，臣不能管。
杨锐说的是实情。按照规矩，“皇帝的家事”臣子是不能过问的，也不能评论，管了就是逆天了。最有可能的结果就是换来杀头大罪。
而光绪之所以先找杨锐，一是因为杨锐在“四人帮”中办事最稳重，另外，杨锐还有张之洞的背景，这个人是朝中的老人了，跟慈禧的关系又比较好。光绪很清楚，北京城里有什么事，杨锐是会向张之洞报告的，看来光绪是想借这两人之力。
光绪让杨锐大胆地去管，于是他写下了一道密诏交给了杨锐，表明这是皇帝让你管的，万一将来有人说你闲话，你还可以拿来当证据。
密诏写得很长，摆事实讲道理，有理有据，我们需要仔细看一下。
光绪首先说明了一下慈禧对他坚决推进官制改革的反对（近来朕仰窥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然后中心意思仍然是表达了既不得罪慈禧，保全自己的权位，又能将官制改革推进到底的渴求（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又不致有拂圣意？），这里的“圣”，指的是“慈圣”，也就是慈禧。
至于如何想出这个办法，光绪要求杨锐与“四人帮”的其他成员妥善商议（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皇帝能够真正信任的人，能够成为他真正帮手的人，大概只有亲自提拔起来的这军机四章京了，深宫寂寞。
光绪虽然写的是“密诏”，但并不认为这是件不能光明正大进行的事，在密诏的最后，他规定“四人帮”们想出良策后应该走正常的程序，而他也会稳妥地来处理这件事情（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处，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特谕）。
看来，在最初的惶恐和不安之后，光绪的心情也平复很多，他“紧急翘盼”的，只是一个好的办法。
杨锐感到事情很重大，在走出皇宫后，他并没有把密诏着急给其他三人看，而是决定自己先认真考虑两天，给光绪一个很好的建议。
两天后，杨锐的建议出来了，他的核心意思是劝导光绪不要着急，尤其不要跟慈禧去急：皇上您遇事要顺从太后的意见，千万不要固执己见；变法应该有轻重缓急，着急不得的；提拔新大臣，撤职旧大臣，不宜太急太多。
杨锐提出的这个建议来自他一贯的主张，他的主张和支持变法的“稳健派”张之洞很相近，认为变法要稳妥地推进，不能急于求成。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杨锐和老康的关系比较疏远，老康嘛，大家都是知道的。
在这些大的建议之外，杨锐还提出了一条实质性的建议：现在康有为已经成为了各种矛盾的焦点，大臣们很仇视他，他留在北京对变法不利，皇上您应该让康有为马上离开北京，缓和一下矛盾。杨锐把这一点当做了一条重要的建议，有关史料记载，杨锐甚至认为康有为继续留在北京会使后果变得十分严重（康不得去，祸不得息也！）。
光绪同意了，他比较赞成杨锐提出的办法，也认为必须让康有为马上离开北京，于是令康有为离京的那一道谕旨下了。这是采用“明发圣旨”的方式，公事公办，上谕的颁发是朝廷所有人都知道的。而光绪很了解，只凭这一道谕旨，那个固执的老康恐怕是不足以认识到事情的紧迫性，不会那么快离开北京的，于是，他又想到了一个办法。
这个办法让人从私底下转达他的口谕，去劝说康有为——老康啊老康，如果你知道皇帝只是为了让你早点离开北京，既发上谕又派人私底下劝你，你的工作作风也该改改了吧。
光绪想到的这个人是林旭，因为“四人帮”中，只有林旭才是康有为真正的弟子，跟老康关系最近。于是光绪把林旭找来，给了他一道口谕，要求林旭私下转告给康有为。我们把这道口谕稍微翻译一下：
我命你去（上海）办报，实在有不得已的苦衷，这不是用笔墨能写出来的，你应该速速外出，不得延误。你一片忠爱热肠，我是了解的，现在不重用你，不代表以后不用你，你应该保重身体，争取将来发挥更大的作用，我对你是有很高的期望的。
这段话令林旭也很动容，他决定马上去劝康师傅离开北京。这时，杨锐已经把那道密诏交给了林旭等其他三人看，但杨锐这个人确实是很稳重，他把密诏的原件交给了自己的儿子，然后给大家看的是手抄的一份。
此时的老康已经接到那道“明发圣旨”了，但还是没有离开北京。林旭就这样带着光绪的口谕以及看到的密诏的内容去找康师傅。
听完林旭的讲述后，康有为立即关起门来召开了一次绝密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老康，还有另外四个人，弟弟康广仁，两个弟子梁启超和林旭，以及对康师傅几乎言听计从的谭嗣同。
老康的态度只有一个：围园杀后的计划已经刻不容缓了，必须马上执行！
变法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要不然皇上也不会写密诏了，不仅如此，皇上还可能有危险！变法一失败，大家就会失去一切，现在皇上第二次下旨，他老康又不得不马上离开北京，所以时间很紧迫！
先派谭嗣同去策动袁世凯，只要袁世凯同意带兵围颐和园，事情就成功了一大半。于是根据林旭的口述，大家又抄了几份皇上的密诏，由谭嗣同带着去找袁世凯。
康有为认为，这还不够，最好的办法是让皇帝同意这个计划，明确命令袁世凯。于是谭嗣同开始写密折，这道密折是他准备“死谏”给光绪的：皇上请您在袁世凯进宫请训时，给袁世凯一道朱谕，令袁世凯率领新军诛杀荣禄，然后从天津开进北京，一半围住颐和园，一半保卫皇宫，变法大业可成。“皇上如您不听臣策，臣立即死在您的面前！”
康有为估计，皇上顶多会同意令袁世凯兵围颐和园，杀慈禧是万万不会同意的，所以密折中隐藏了计划中最关键的一项内容：诛杀慈禧。而诛杀荣禄虽然没有在最开始的计划里，但他是必须要杀的，否则袁世凯无法带兵进京。
袁世凯进宫请训的时间是在两天后（9月20日上午），这是朝廷的规矩，新提拔的官员在上任之前，需要到皇宫向皇帝“请训”。只要光绪同意了，他就可以将朱谕当面交给袁世凯。
密折虽然写好了，但还不能马上去“死谏”，这样的事情，需要的是“下面的人”先安排好了，才有报告领导的意义，如果连具体办事的人都没有策动，又如何能“策动”皇帝呢？看来，现在的关键就是能否策动袁世凯同意执行密折上的计划！
所有人都在等待夜晚的到来。
夜晚。袁世凯居住的地方法华寺。老袁还能在这里住两个晚上，他准备在请训完成后回到天津，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
下人突然来报：军机章京谭嗣同谭大人来访！
对于这个大名鼎鼎的官二代巡抚公子，皇帝跟前的红人，袁世凯自然不敢怠慢，他把谭嗣同请入了密室。
谭嗣同的怀中藏有两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他立即拿给袁世凯看了。这就是那道准备“死谏”的密折。
老袁吓得魂飞魄散，他不明白谭嗣同为什么要上这道密折，上也就上了，还把他老袁往火坑里推。
谭嗣同把那个“天津阅兵阴谋”告诉了袁世凯，表明这是在救皇上。
袁世凯迅速冷静下来，看来目前最紧迫的，就是趁着这一道密折还没交给皇帝，阻止谭嗣同去上这道折子，不然到了那时，即使皇帝不同意，他在荣禄和慈禧那边有一万张嘴也说不清，而如果皇帝同意，他老袁可真是要变成炮灰了。
正准备说服谭嗣同，袁世凯突然意识到：不对呀，谭嗣同敢写这样的折子，是不是原本就有光绪的授意？
一想到这里，袁世凯又犹豫了。
谭嗣同似乎看出了袁世凯的心思，他说：“我雇有好汉数十人（毕永年和他的弟兄们），已电湖南召集好将多人（由唐才常率领的另一批人马），不日可到。去此老朽（慈禧），在我而已，无须用公。只请您做两件事：诛荣某，围颐和园。公如不应允，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在公手。今晚必须定议，我即进宫请旨！”
袁世凯只好试探：“此事关系太重，断非草率所能决定。就算您今晚杀了我，也不能决定。况且您今晚进宫请旨，皇上也未必允准呀！”
“我自有说服皇帝的办法，不会不准我们的计划。”谭嗣同十分坚定地回答。
袁世凯又不得不再犯嘀咕。康有为那种浪荡才子的话还可以不听，但谭嗣同等四人已经是光绪最亲近的心腹之臣，朝廷的四品大员，绝对不会乱跟他开玩笑。如果这是光绪皇帝派他来刺探自己的，自己明确拒绝，岂不是得罪皇上？
想了想，袁世凯只好说：“天津的军队还有四五万人，京城里有八旗军数万，我能指挥的不过只有六七千人，如何能办成此事？只怕我军队一动，京内立刻设防，那皇上的处境不就更危险了？”
袁世凯说的是实情。谭嗣同按照他密折中的预备方案回答：“您可以在动兵后，立即将皇帝的朱谕给各个将领看，同时照会各国，看他们谁还敢动？”
袁世凯觉得不能在这个问题上纠缠，皇帝的朱谕到现在连影子都没看到，谈论这些根本没有意义，将来还得落人口实。还是先稳住谭嗣同，表表对皇帝的忠心。
老袁真诚地说：“我个人，死不足惜，只是恐怕一旦泄密，必将连累皇上。您可千万别让皇帝给我朱谕，一经纸笔，便不慎泄密。您先回去，容我熟思，布置个十天半个月，再告诉您我准备怎么办，好不好？”
对于这种官场上惯有的踢皮球方式，谭嗣同还是知道的。看来必须让袁世凯进一步相信这是光绪的意思，于是，谭嗣同拿出了他怀里的第二件东西。
这是光绪给杨锐那份密诏的抄本。谭嗣同说道：“皇上很着急，我有朱谕在手，必须即刻定准一个办法，方可复命。”
袁世凯看了一眼那份密诏，心里差点叫道：你们这群办假证的！
“这不是皇上的朱谕。”袁世凯平静地指出。
朱谕是皇帝针对重大或者特别的事件亲自用朱笔写成的诏书谕旨，而眼前的这道密诏是用毛笔写的，如果是没有见过朱谕的人，可能还看不出差别，但是他老袁已经是副部级高官了，对于红头文件还是能一目了然的。
这时候，谭嗣同只能说明情况了：“这是抄件，我用性命担保确有此朱谕。”
一听这话，袁世凯不得不仔细看了一遍，他发现一个疑问：“上面只说让你们去想个良策，并没有诛荣相、围颐和园之说啊？”
谭嗣同回答：“皇上这道朱谕内所称‘良策’，即有二事（诛荣禄、围颐和园）在内。”
老练的袁世凯很快判断出，光绪的这道密诏实际上只是受了慈禧冷遇的一点刺激，希望四位心腹小将想个稳妥的办法，他密诏中原本就是这个意思，想想他连得罪慈禧都不敢，哪敢去杀慈禧？
不知道康有为、谭嗣同他们为什么想出来一个要兵变的“良策”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老袁迅速思考：既然已经基本判断兵变不是皇上的意思，这种事情是千万不能答应的，免得上了他们的贼船。虽然谭嗣同用性命担保皇上给过朱谕密诏，但他拿来的只有抄件，说明皇上的密诏也不是给他的，这就更加能说明兵变并不是皇上的意思。退一步讲，即使真的是皇上的意思，他们连真的朱谕都弄不来，怎么能成事？如果是因为不相信自己，不给看真的朱谕，那就更不能跟他们干了。
总而言之一句话：无论从哪方面考虑，都必须拒绝。
袁世凯主意已定，正考虑着要怎么拒绝谭嗣同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谭嗣同衣服里面高耸着一个东西，看来谭嗣同的怀里还有第三样物品——剑。
老袁突然意识到自己今晚很危险，谭嗣同可是经常行走江湖，如果明确拒绝，闹翻了，对方恼怒之下，自己很可能会被灭口！他们连刺杀慈禧的主意都想得出来，难道还怕杀个人啊。
看来，这是天上掉下个活阎王，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而自己又偏偏没法干。袁世凯哭也不是，笑也不是，拿脑袋撞墙也不是。只有两个字——忽悠，接着忽悠。
“九月皇上不是要巡幸天津（天津阅兵）吗？到时候所有的军队都汇集了，只要皇上一寸纸条，谁敢不遵？何事不成？”
这话说出来连袁世凯自己都不信。果然，谭嗣同回答：“等不到九月，他们就要废弑皇上了，形势危险得很！”
“太后既然下达了皇上九月巡幸之命，在这之前，必然不会有意外。”袁世凯考虑片刻后说道，他的话很有道理。
“若九月不出巡，怎么办？”
“不会更改的。为出巡的事天津方面现在已准备妥当，花了数十万两银子。而且我可请荣相力求太后，必定出巡，不会停止。此事在我，您可放心！”
此时的谭嗣同也已经明白，袁世凯这个老狐狸今晚是无论如何不能答应立即行动的，好在他没有明确拒绝，只是把时间推到了以后。谭嗣同决定用话语来激袁世凯。
“袁公，报皇上之恩，救皇上之难，建奇功大业，掌握天下事，在公此举！”说着，谭嗣同看看袁世凯，“当然，如您到颐和园告变今晚之事，杀我，害及皇上，也可得富贵。”
“你以为我是什么人！”老袁十分激动，慷慨激昂地放空炮，“袁某三代受国家深恩，断不至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
谭嗣同从座位上站起，向袁世凯连连作揖，“公真乃千古奇男子！”
带着复杂的心情，谭嗣同离开了法华寺。他的脚步很沉重。不知道谭嗣同是否对自己的冲动而有所醒悟，康师傅曾信誓旦旦地说，袁世凯绝对可以信任，只要一跟他挑明，就会立即倒入自己这边阵营中，看来袁世凯的实际表现并不是如此。
策动袁世凯不成，“死谏”也进行不下去了。看来这个计划就这么失败了。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谭嗣同夜访法华寺”的故事，虽然史料基本来自于袁世凯日记，但根据多方考证和种种材料分析，它是接近于历史事实的。此外还有另外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谭嗣同夜访华法寺的时候，并没有向袁世凯提出要兵围颐和园，只是商讨天津阅兵时如何保护皇上，也就是说，这把主动的兵变变成了被动的防御，否定了康有为有一个“围园杀后”的计划。这个说法来源于梁启超流亡海外后写的回忆性小说，目的是掩盖康师傅的阴谋，不符合历史事实。
第二种说法比较离奇，认为袁世凯事先就通过在北京为他跑官的徐世昌参与了兵变的阴谋，谭嗣同到访法华寺并不是意外行为，而是由徐世昌带领前来商量如何具体实施兵变计划的。他们认为，如果袁世凯没有在事先表现出一点迹象，谭嗣同不会如此冒昧地去找袁世凯。
这个说法看上去很有道理。但是这个说法的重点是想表现袁世凯后来对变法派的背叛，给老袁扣上一顶“叛徒”的帽子。我认为，如果说袁世凯事先有什么“迹象”，就是他原本就是变法阵营中的人，支持变法，自己干着变法的事，又加上跑官的缘故，积极向变法派和皇帝靠拢，皇帝又给他升了官，这给了康有为一个幻觉。
当然，我们也并不能排除袁世凯也有用兵变去获取更大权力的野心，但作为一个官场老手和军事将领，凭远在天津的区区7000人发动兵变成功的可能性会有多少，没人会比他老袁清楚。如果说他通过徐世昌知道康有为有兵变的计划，但当时变法势头正盛，为了跑官成功和在帝、后两党之间继续两头讨好等待时机，袁世凯之前并没有明确反对过这个计划甚至还开出过空头支票，这是有可能的。从在朝鲜开始，老袁就只有他骗别人的，什么时候让别人骗过他呢。
回来后，谭嗣同把见袁世凯的经过告诉了毕永年。
一听到这个情况，毕永年惊得几乎要跳起来，他感觉如晴天霹雳！
“事情完全失败了！完全失败了！这是何等样的事，能说出口而停止不办？公等恐怕要有灭族之祸了！仆不愿和你们同罹此难，马上就搬出南海会馆，住到别处去。我劝兄也该自谋，你不能为他们白白搭上性命、白白牺牲啊！”毕永年说（毕永年日记记载）。
毕永年当即就搬了家，离开了原先居住的南海会馆，也离开了康有为，住到不远的宁乡会馆，正是这次及时的搬家让他躲过了后来的一场血光之灾，及时逃离北京。四年后，在浙江普陀寺，有一位俗家名曾叫毕永年的僧人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毕永年所说的“他们”，就是指骄虚狂躁、野心吞天、不顾一切的康师傅以及他的核心团队。经过与康师傅的交往，就连他这个黑社会分子也看出了此人对人对己的巨大危害性。他的自以为是和铤而走险，恐怕要成为葬送变法的千古罪人。
而毕永年和谭嗣同都不知道的是，在康师傅那里，策动袁世凯的失败还并不意味围园杀后计划的最后失败！如果一个计划只有一种执行方案，那么就不能称为好的计划，制订计划的人也无法享受策划高手的美誉，康有为早已为这套计划设置重重的预备和保险方案，只是他心机很深，并没有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谭嗣同和毕永年。
接下来的故事中，还将有那些隐藏着的阴谋，那些康师傅自认为的得意之笔。
当袁世凯走上大殿时，他突然察觉：妈的，这气氛不对。
袁世凯是前来请训的，大殿里的气氛却有些莫名其妙的反常，他跪在地上，而应该发表“圣训”的光绪皇帝却很久都没有开口说话。
皇上前两次您还谈笑风生的啊？昨晚没睡好？
袁世凯眼珠飞快地转动，他突然意识到：完了，皇上可能是被人监视起来了！
皇上不开口，老袁只好自己开口，他说道：“皇上，古今各国变法都不容易，为何要变法？原因不是有外患，就是有内忧，还请您忍耐待时，步步经理。如果操之过急，必生流弊，而且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比如张之洞这样的人，来帮助主持变法，方可仰答圣意。近来被新提拔的和起用的臣子中，固然不乏明达勇猛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缜密。倘若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总求您十分留意，天下幸甚！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直陈！”
袁世凯这些话并不是说着玩的，在他来之前，他已经给张之洞发了一封电报，说明他会向皇上举荐张之洞来京主持变法大业。这封电报发出的时间正是谭嗣同夜访华法寺的那个白天，那时袁世凯虽然还没有被谭嗣同吓到，但他已经认为如今这些人不足以成事。
张之洞的回答很有文采：本人才具不胜，性情不宜，精神不支，万万不可，千万，千万！
要是电报里能开玩笑，老狐狸估计连“肚子很胀，消化不良”都会列上了。如今敏感时期，即使是他——号称国家梁柱的人，也不想挺身而出，去蹚这浑水了！
袁世凯一阵阵心酸。变法何其难也！皇上何其难也！
袁世凯说的这一切也让光绪尤为动容，欲言又止，想说什么，却没有张口。
他默然地叫袁世凯跪安。老袁终于解脱了，两腿都已经跪麻，而就在老袁跪安时，光绪似乎毫不在意地扔下来一样东西。
这是一封普通的奏折。皇帝扔给大臣奏折，并不用多说话，意思就是让大臣按批示去办理即可。
到这个时候，袁世凯心里的一颗石头“咣当”落地了，看来谭嗣同是吓他的，皇上并不会给自己一道带兵杀进北京的朱谕。担心解除了，老袁脚步轻盈地走出了大殿。
可是当袁世凯把这道奏折从头到尾仔细看一遍后，他大叫了一声：“不好！”
连同这封奏折一起的，还有个“附片”，附片的名字比较长，我这里就不抄录了，上这个附片的目的和朝廷一个神秘传说有关。
这就是“圆明园宝藏”传说。
话说当年的雍正爷和乾隆爷在修建圆明园时，曾经在圆明园的一些地窖里埋藏了无数的金银财宝，而这些地窖是极其隐蔽的，大概只有皇帝知道。所以大家也一直把它当作一个传言，传了几代大家也就忘了，直到一件事情的出现。
这就是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当时他们真的在某个地窖里挖出了价值不菲的金银锭！于是传言的可信度又进一步增强了，大家又相信在圆明园的地底下，真的有宝。
附片正是请求皇上同意去圆明园发掘宝藏，如果能挖出来，就充作袁世凯编练新军的费用（袁世凯军费吃紧）。
军机四章京写的处理意见是：既然此事和袁世凯有关（挖出来的宝藏要给他作军费），而且皇上您不是就要召见袁世凯吗，就把这事交给袁世凯去办好了，让他带一些士兵去圆明园搜索一番，能发现宝藏自然是好事，不能发现也没有损失。
毕竟只是个传说，而且也不是专门上的一封奏折，是附片说事，估计光绪对此也没多大在意，于是他在这些意见后面朱批了“照办”二字。也就是说，皇帝要让袁世凯带兵去圆明园“寻宝”。
光绪并不知道的是，袁世凯在得到这个奏折之前，已经被谭嗣同告诫：皇上会有让你带兵进京的朱谕给你！
要是在平时，老袁会觉得这没什么，能挖到宝还是好事。然而经过谭嗣同大人在那个晚上一闹，他已经有心病了——吓的。老袁现在的心病是：对于所有让他带兵进京干点什么的事情都十分警觉！
是的，这虽然不是朱谕，只是皇上批复的一道普通奏折，虽然上面没有说是让自己带兵去颐和园。但是皇上没有给我朱谕，莫非是恰恰因为可能受到监视，才改为扔下这道普通奏折的缘故？而虽然没有明说兵围颐和园，但是在袁世凯这个官场人物看来，这比明说了更加严重。
要知道官场上的很多事情都是不能明说的，也不会明说，特别是那些高层领导交代办的事，很多是要靠下属去“体会”，去达成“默契”。于是“悟性高”的下属能从领导的一个动作，甚至一个表情就能判断出领导真正希望自己干的是什么，不希望干的是什么，正是因为这样，很多领导对于他比较难办的事也不明说了——我暗示你！
更何况，即使是真的挖宝，只要带兵进京，谁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
皇上啊皇上，您别玩我了行不？我已经差不多被老康他们玩残了，再这样下去，我迟早要疯啊。
仔细一想，袁世凯又怀疑皇上被人利用了，但悲催的是，他总不能再跑回去，问一句：皇上您是不是被人利用了啊？
袁世凯心乱如麻。但他并不知道，玩他老袁的，并不是光绪，还是那阴魂不散的冤家——老康啊。
上这个奏折的是御史杨深秀，而出主意的是康有为。康有为以他丰富的历史知识，先让杨深秀写了奏折，然后让军机四章京写了那个意见。
袁世凯猜测得并没有错，在这平静的文字下，隐藏着巨大的凶险：
圆明园的旁边，就是颐和园！
康有为的真正计划是：只要光绪把奏折给袁世凯，而袁世凯执行光绪的命令，以“寻宝”为目的带兵入京，到了圆明园，就算袁世凯对执行“围园杀后”誓死不从，就由毕永年、谭嗣同伙同民间特种部队——黑社会分子胁迫袁世凯，解除他的武装，接管部队。然后迅速包围颐和园，杀掉慈禧，到那时候，诛杀慈禧的事实已经造成，权力掌握在变法派——准确地说是他老康的手里，直取帝国权力中枢，接管中央领导大权，连光绪皇帝也不得不听他老康的！
天才，天才般的计划。在这个计划中，从袁世凯到毕永年、谭嗣同到光绪皇帝本人，都只是康有为要利用的棋子，世界上竟然有如此精深的算计和机巧的心思，而这一切又是通过堂堂正正地向领导打报告来实现的，人才啊。
“你在这世界上最不能相信的，就是奏折。”——孝庄皇后。
袁世凯自然是不知道老康的这些秘密的，现在这封奏折成了烫手的山芋，他丢也不是，留也不是，执行也不是，不执行也不是。袁世凯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要不要把围园杀后的计划向朝廷检举告发？
对于袁世凯来说，告发还是不告发，都已经是欺君之罪。不告，欺的是慈禧这个“君”，而且将来万一事情败露，自己包庇重犯肯定死罪；告，万一这个计划真的是光绪参与过的，那么“欺”的就是光绪这个君。
难办啊！难办！如此难办之事，皆因为这个朝廷有两个婆婆，而自己夹在中间。
考虑良久，袁世凯决定还是不告。第一是这个事情太过于天方夜谭，只要自己不参与，料想谭嗣同他们也无法行动起来，事情也许就会不了了之，当作他老袁的一个秘密。
另外，目前局势不明，光绪虽然没什么实权，但他毕竟才是名正言顺的皇帝，而且也正在通过变法逐步收回权力，自己还是需要静观其变，继续骑墙吧，把墙当成马骑。
最后，告发对已经开始的变法很不利，这一点也是属于变法阵营的袁世凯必须想到的。
袁世凯决定先回天津见荣禄再说。之前袁世凯接到了荣禄大人的电报，要求他在请训完成后立即赶回天津面见，理由是大沽口外的外国军舰有异常举动，袁世凯必须回天津布防。
荣中堂叫自己立即回去，难道仅仅只是电报里说的那个理由？老袁忍不住又开始怀疑了。
毫无疑问，欢欢喜喜跑来北京升官的袁世凯并不是欢欢喜喜地回去的。
他从来没有像这样感到左右为难，进退不得。两派都在向他发力，两派都在利用、拉拢、收买和防备他，步步惊心，步步被人算计，可是谁都没有个明确话。谁都有一个在表面上堂而皇之让你不能不拒绝的理由——把我当面团捏啊。
袁世凯知道，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正是在于他没有一个明确的立场，袁世凯终于体会到作为一个骑墙派的苦恼了。也许形势的发展很快就会容不得他再态度暧昧下去，再骑墙下去。如果形势逼迫自己不得不选择，自己该倒向哪一边？
而就在袁世凯走出皇宫之时，另外一个心事重重的人走进皇宫了。
伊藤博文介入戊戌变法
半个月前，几乎在徐致靖密荐袁世凯的同时，光绪另外一个智囊张荫桓也向他推荐了一个人，准确地说是一个日本人——伊藤博文。
在几个月前（1898年6月）日本国内的一场政治风波中，伊藤博文被迫辞去内阁总理，成为了日本的前首相，著名的下野政治家。而伊藤博文不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来到清国，进行参观和访问。
老伊为什么要来清国？如果是因为不用上班了有时间旅游，相信这个原因是无法令大家信服的，他可以留在日本去夜店泡歌伎（老伊好这一口），也可以去别的国家旅游，为何一定要来曾经交战过的国家——清国？
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希望搞明白。
而要搞明白这个问题，需要从两个方面的原因去分析，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国内国际形势（包括日本的），以下的分析有些简略，有关故事的详情我会在以后的时间进行讲述，现在让我们回到1895年清日战争以后，这之后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1895年战后，一份媒体（《纽约时报》）的评论代表了西方各国对清日之战的普遍看法：“日本人打开了世界的眼，让人看到了清国真正的无能。”
一年后（1896年），西方国家中又开始大肆流传一种观点，这个观点在我们现在看来很陌生，在当时却是十分的有名，这就是“黄祸论”。
“黄祸论”的意思是：黄种人是世界的邪恶轴心，世界上的西方白种人必须联合起来，战胜黄种人。
“黄祸论”在西方国家中流传的原因虽然很复杂，但跟清日战争也有很大的关系，它正是瓜分清国、把清国变成殖民地的理论基础之一。
最先行动的是两个国家——德国和俄国。这两个国家勾结在一起，暗自支持，达成默契。俄国在1897年支持德国占领青岛，建立他们在亚洲的第一个海军基地；而德国支持俄国占领了辽东半岛的大连湾、旅顺。
日本人无比愤怒，辽东半岛正是俄国迫使他们从《马关条约》中吐出来的。而对于日本人来说，更加恐惧的是，他们也是黄种人。如何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成为日本迫切的问题。
前面我们说过，这一时期的日本是一个奇怪的国家，它在政治体制上走的是开明专制，是“具有日本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而奇怪的不只是政治体制，还有一个根本的东西——文化。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国内有两种观点，一种以福泽谕吉为代表，主张“脱亚入欧”接受西方文化，全盘西化。福泽谕吉等人认为，日本只有成为一个完全西式的国家，西方国家才会“以兄弟之国待之”，不仅可以从此免受西方人的侵略和歧视，打破“黄祸论”，将来还能参与西方帝国主义阵营，分几块殖民地蛋糕。
而另外一种观点历史悠久，那就是“中华情结”。
千百年以来，日本都是以中华帝国为学习对象，强大的中华文明和威武的中华帝国彻底征服了这个民族，他们向往中华文化，崇拜中华制度，完全以中华为师。虽然进入近代以后，由清政府统治的中华帝国衰败了，但这并没有改变这种“中华情结”，而是产生了变种。
从表面上看，“中华情结”和“脱亚入欧”是完全对立的，但厉害的是这些人虽然思想对立，却都知道无论哪一方都只有一个根本目的——强大日本。表面上的观点之争，实际上是如何强大日本之争。
这个变种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先用武力征服清国，然后由日本人来统治清国，改造清国，所有的黄种人联合起来，去对付白种人，这就是后来我们熟悉的那个词——大东亚共荣圈。
“脱亚入欧”在日本政界很火，“大东亚共荣”却在军部大受欢迎，因为这为他们侵略朝鲜和清国提供了方便，能够把侵略行动转为“正义”，获得强大的思想武器。粉丝有间谍荒尾精、宗方小太郎，与军部关系密切的黑社会“共主”头山满，军部的实权人物山县有朋、大山岩、东乡平八郎，等等。这些人酷爱中华文化，没事就读读《三国演义》、《孙子兵法》、四书五经，东乡平八郎甚至做了一块崇拜王阳明的牌子挂在身上，时不时就翻出来展示一下。
这些人都是和军部有直接关系的人，而有一个人，他虽然不是军方人士，属于政界人士，却对“大东亚共荣”深深迷恋，他就是伊藤博文。
在伊藤博文来清国之前，他拜会了睦仁，两人秘密谈了三个小时。这三个小时会谈的内容，并没有在史料中留下记录，但很显然，伊藤博文的清国之行，“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让日本的国家势力向清国朝廷渗透，为将来实现“大东亚共荣”打下基础。
而俄国和德国在清国的活动，也严重影响了世界老大——英国在清国的地盘和利益。根据国家利益的需要，日、英两国正逐步走向同盟。在日、英两国看来，为了对抗俄国，必须扶植清国朝廷中自己的利益代言人。
而朝廷掌握实权的后党一派，此时已经投入了俄国的怀抱，“向俄国一边倒”。
在《马关条约》签署时，俄国强迫日本向清国“归还”了辽东半岛，这在实际上给了李鸿章帮助，而给李鸿章帮助，就是给慈禧帮助。后党的朋友们从此开始对老毛子感恩戴德，抱着大树，涌泉相报。一年以后（1896年）两国之间竟然还签订了一份极其绝密的《密约》。
按照这份《密约》，清国和俄国结成秘密的军事同盟关系，共同防范和对付日本，以后日本无论进攻哪一国，另外一国都要出兵。
这份《密约》是李鸿章亲自去签的，签的过程极为保密，当时朝廷只有极少数的人知晓。签好的文件装进保险柜，直接放进慈禧的卧室里。
《密约》看上去很完美，在朝廷看来，终于找到了一个大哥来防范日本再一次发起战争。不过，这份《密约》才是俄国人真正的阴谋，在签署这份《密约》的过程中，李鸿章上了俄国人的大当。在《密约》签署一年以后，俄国就露出了真面目，在德国的暗中支持和配合下，趁机侵占了清国辽东半岛的重要港口旅顺、大连湾。
朝廷吃了哑巴亏，但已经是骑虎难下，只好吞下苦果，外交政策还不得不继续向俄国倾斜，只能寄希望于将来能摆脱这位既蛮横又狡猾的大哥。
对于前来插一杠子的日、英两国来说，由于朝廷后党已经投入了俄国人的怀抱，必须扶持帝党，扶持变法派。变法派虽然目前实力较弱，但在青年官吏与知识分子中拥有大量信徒，这很有扶持价值。
而帝党也很需要日、英两国，这是怎么回事呢？
清日战争之时，帝党是极力主战的，也就是说日本是他们眼里的头号敌人，恨得牙痒痒。但是，后党一派也是他们在朝廷中进行权斗的对手，所谓“对手的朋友是自己的敌人，对手的敌人则是自己可能的朋友”，既然俄国已经成为了后党一派的朋友，日本成为了后党一派的敌人，那么，对于帝党一派来说，让李鸿章在和谈中蒙羞的日本以及英国，又从原来的敌人，变成了可能的朋友！
朝廷的权斗不仅波及国内，还漂洋过海影响着国际关系。事实上朝廷的外交之所以没什么规律和章法，就是因为和国内的权力斗争有着紧密的联系。
既然双方都有需求，需求很强烈，很想马上就满足，那么还需要一个中间人，在来到清国的伊藤博文和光绪皇帝之间牵线搭桥，这个人会是谁？
他就是张荫桓。
在朝廷的部级高官中，张荫桓是少数几个“见过外面的世界”的人之一，他曾担任清国驻美国、秘鲁和西班牙大使。纽约自由女神落成仪式时，他有幸成为唯一受邀到场的清国人（1886年），一个人拖着辫子很是拉风。1897年还曾经代表清国在伦敦出席维多利亚女王继位60年的庆典，女王也看他的辫子很帅，给了他个大十字骑士勋章。张荫桓的英语说得很流利，向往西方世界，和英国驻北京公使窦那尔关系密切，在朝廷中是著名的“亲英派”。
亲英就是亲日。虽然三年前签署《马关条约》时，张荫桓被伊藤博文结结实实羞辱了一顿，但相逢一笑泯恩仇嘛，过去的恩怨就不用多说了，大局为重。张荫桓决定把伊藤博文引见给光绪皇帝，交流一下明治维新的经验。
总理衙门把这一天定在9月20日，光绪皇帝在接见前来请训的袁世凯之后，接着接见伊藤博文。
而伊藤博文的到来，也让另一个人“密切关注”，他就是康有为。
此时的老康正在制定“围园杀后”的计划，但是伊藤博文的到来又让他看到另外一个机会。
康有为认为，对于伊藤博文这样的大人物，好不容易来到清国，只交流经验是远远不够的，朝廷应该留住伊藤博文，由他来指导清国的变法——老伊既然能领导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也必定能够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帮助清国搞好变法嘛。
而聘任伊藤博文的机构就是懋勤殿。在康有为看来，懋勤殿一开，除了聘请他这样的国内顾问，还可以聘请伊藤博文这样的外国顾问。当然，也不能少了英国人，康有为已经叫他在上海的一位英国传教士朋友（李提摩太）来京“候命”，等待入值“懋勤殿”。如此一来，这样国内国际的顾问都有，“懋勤殿”就更加有要开设的理由。他老康也可以不日在皇上身边办公了。
于是，康有为一边动用他的官场朋友上奏折，要求朝廷开设懋勤殿，聘请国内国际顾问，一边在媒体上大肆炒作。老康看来，这是值得炒作的，至少要借伊藤博文在明治维新中的影响力，壮大一下变法派的气势。
光绪对于开设懋勤殿和聘请伊藤博文都十分有兴趣。开懋勤殿可以继续推进官制改革，而聘请伊藤博文，对光绪来说似乎也是没办法：一场他亲自发动的变法，本国人不支持，请不动本国人，就只有去请曾经的仇敌日本人吧。而更重要的是，如果能让伊藤博文参与，等于取得了日本和英国的强力支持，对自己和对变法都十分有利！
只可惜慈禧比他更精，正是伊藤博文的原因让慈禧严厉地拒绝了光绪开懋勤殿的请求。
接下来的事情我们知道了，光绪皇帝受了一点打击，写密诏给杨锐，接受杨锐的建议，第二次命令康有为离开北京。而老康他们按原计划实行围园杀后，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直到袁世凯进宫请训完成。
而在这些天里，拿伊藤博文来炒作变法的气氛更加狂热，马上就有人上奏称仅仅聘请伊藤博文为顾问是不够的，应该让他担任“相”（国务院总理），然后再有人认为这还不够，为了更好地发挥这些国际友人的作用，清、日两国，或者干脆清、日、英、美四国应该成为一个“合邦”，大家结成同盟，亲如一家，那些外国人也就会真心出力，事情也就好办了。
这些消息严重地震动了颐和园里的慈禧，她感到了一种从来没有的恐惧！
在慈禧看来，伊藤博文不过是一个探路者，如果变法派和皇帝认为日、英两国真心来帮助清国搞变法，或者真的会与清国结成盟国，那真是太天真了。与俄国结成同盟《密约》的合同就摆在她的床边，没有人比慈禧更清楚，跟这些列强的“合邦”或者同盟，实际上只是会让朝廷接受别的国家的控制，与俄国结盟就是最好的例子。日、英两国只不过也想和俄国一样，试图来渗透势力，捞点好处，甚至控制朝廷。
如果光绪真的采纳这些人的建议，朝廷的外交政策就要做出重大调整，慈禧将不得不承受来自俄国方面的巨大压力，但这还不是她最恐惧的。
她最恐惧的是：至少目前为止，日、英两国的势力并不支持她。这跟俄国很不一样。
对于慈禧她老人家来说，只要有一支还听她话的军队在，国内的人包括皇上再怎么玩，她都还有信心掌控，所以她基本可以在朝廷一手遮天，指东打东，指西打西。变法期间看似光绪当家了，实际上光绪如果采取什么慈禧不能容忍的新政，任用不能容忍的大臣，她发句话即可，光绪就得马上去办——就连翁同龢这样的军机大臣，都是她下一道懿旨就给免职了，但慈禧也有她害怕的东西。
她唯一惧怕的就是外国人。“只要不涉及洋人，就没有我办不成的事！”这是老人家的公开名言。
如果说之前的权斗，不论如何你死我活，都还是窝里斗，慈禧对掌控局面还有很强的自信，那么，她现在很是担心一个她搞不定的外国势力的介入将是对她权力安全的极大挑战，她只能认为到那时自己对朝廷的控制也就到头了——搞不定的外国势力会搞掉她至高无上的皇权。
这是她真正惊恐的地方。
甚至问题的严重性不止如此。在心腹奕劻等人看来，这还将是一场“和平演变”，一旦按明治维新的模式走君主立宪，朝廷权力无疑会被转移到新兴的汉人手中，而那些人只是一些不负责任的政治煽动家，比如老康。到那时，连光绪皇帝也会被架空，列祖列宗的江山就要变色，朝廷就要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与改朝换代已经没有两样了！
是啊，这个问题慈禧也不得不考虑。变法的初衷之一是抓紧皇权，而不是要丢掉皇位！
一直以来，慈禧对变法有一定程度的支持，这种支持是建立在她认为还能对朝政控制——大权还在她之手的基础上，也是建立在列祖列宗的江山不变色——还是爱新觉罗家天下的基础之上的。而光绪这小子玩着玩着，似乎也把自己给玩进去了，难道他忘了他还是爱新觉罗的子孙？
就算站在变法的角度，朝廷需要伊藤博文这样的人，但不需要伊藤博文本人。
“我必须要去管一下了。”慈禧对自己说。
而颐和园里就已经是一片热闹。当变法派们利用伊藤博文狂热地制造舆论之时，意识到权力危险的王爷们和大臣们纷纷涌入颐和园，他们开始反击，上奏折的上奏折，哭诉的哭诉，中心意思只有一个：太后您老人家不出山已经不行了。
首先做出反击的是李鸿章。与俄国的《密约》是他亲自签的，一旦朝廷转向日、英，他不仅将彻底遭到排挤，从此靠边站，而且还将遭到调查和清算。
替李鸿章出面的，是一个叫杨崇伊的人，这个人不仅是朝廷御史，还是李鸿章儿子的亲家，他给慈禧上了一道奏折。
这道奏折的核心意思是：形势严峻，皇太后，请您老人家即日起开始训政吧。
而另一伙人开始哭诉，等终于哭完后，擦擦眼泪给太后讲了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皇太后您危矣！日英两国已经联手，在必要时候，会用武力支持伊藤博文掌控清国朝政，再扶持变法派上台，建立亲日英的傀儡政权。传言康有为已经蛊惑了伊藤博文，请伊藤博文命令天津大沽口外的日本军舰派兵进京，包围颐和园，劫持太后送上军舰。伊藤博文同意了，只提出了一个条件：光靠你们说的这些日本还无法行动，必须在皇帝接见我的时候，亲口向我提出这个要求。
按照这伙人的意思，慈禧不仅要立即临朝训政，而且还要废去光绪皇帝。因为康有为“很可能得到了皇上的授意”。
在伊藤博文进宫之前，康有为是去拜访过他（跟皇上没有关系），而伊藤博文的日记里并没有留下上述内容，所以我们只能认为这是在造谣。但是，日记里没有公开记录并不等于这件事没有发生，因为从种种迹象上看，凭空捏造这个谣言也很有难度。康有为既然可以利用袁世凯在京城制造混乱，也可以利用日本人，这不过是日本人版的“围园杀后”，看来老康为他的计划设计了袁世凯和伊藤博文的“双保险”。
康有为啊康有为，你真行。
慈禧对这个谣传是半信半疑的，不仅因为现在京城里到处是谣言，而且因为她对造谣的这伙人并不信任，这伙人貌似忠心，掌握大权，却并不在慈禧的信任范围之内。他们将很快露出自己的面目。
对于谣传，她需要证实，不信谣，不传谣，这也是一个统治者的素质。但是对于光绪即将接见伊藤博文，她必须监控。局势已经到了十分紧急的关头，如果她再不出手，向日、英等国证明只有她才是严格控制这个国家的主人，以此绝了列强们蠢蠢欲动的那颗心，一切都将变得无可挽回！
所以，必须赶在光绪和伊藤博文见面之前，从颐和园回去看一下情况。
慈禧并不知道，她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头路。
按照总理衙门制定的时间表，光绪接见伊藤博文的这一天是9月20日，在接见入宫请训的袁世凯后，他将和伊藤博文会面。
9月19日，慈禧从颐和园动身，回到了皇宫。
袁世凯的猜测没有错，光绪接见他时，御座背后，坐着慈禧派来监听的太监。
接下来接见伊藤博文，慈禧亲自坐到了御座后面。
9月21日凌晨，光绪被太监从龙床上叫起，来到大殿，去参加一场政治高层的小范围会议。
他是来参会的，也是来听训的，说直白点就是来挨骂的，因为他已经犯了错误。
大殿上灯火通明，慈禧坐在御座上，满族王爷、军机大臣等朝廷高层站在一侧，只有光绪孤零零的一人跪在另一侧。
慈禧开始了对光绪暴风骤雨般的痛骂。
光绪又变回了那个惊恐的小孩，只敢跪在地上，偶尔心急争辩几句，但一切无济于事。
骂完了，出完了气。王公大臣们向慈禧跪下，高呼：“恭请太后临朝训政！”而慈禧没有说话。
沉默，这个时候绝对要保持沉默，一定要有风度地沉默。
“请太后临朝训政！”光绪微弱的声音传来。
是啊，这话必须等皇帝亲自开口说啊。
结束了。在一场政治高层的小范围会议之后，一切都结束了。慈禧宣布，因为光绪还不足以担当国事，她将重新出山，采取临朝训政的方式来亲自指导光绪处理以后的朝政。
虽然过去很多的书中都把这个晚上发生的事情称作“政变”，但从种种迹象看，这实在不能称作“政变”，权力本来一直在慈禧手里，只不过以前是在风景优美的颐和园，通过光绪的“事先请示和事后汇报相结合的制度”来遥控，现在换了一种方式，以后需要亲自来办公室上班。
对于光绪来说，这对他也改变不大，甚至还可以说是更好，反正以前要请示汇报，现在换成当场指导，不用辛苦跑颐和园，更好。
如果光绪夺权成功，那才是真正的政变嘛。
朝廷最高层（宫廷里）的权力斗争终于取得了平衡，皇帝没有多大的损害，太后没有多大的损害，大臣也没有多大的损害，热闹之后，一切照旧，朝廷继续运转。然而政变没有发生，变政却是实实在在发生了，光绪既然犯了错误，那么他推行的变法自然要停止，在宣布变法开始后的103天里颁布的大部分政令要废除，朝廷的大政方针又将回到老路上。只有那曾经令多少人热烈讨论、欢欣鼓舞、雄心万丈的变法，真正受到了损害。
而虽然这个晚上发生的事情称不上政变，朝廷内部却一直存在着一个政变的图谋，主导他们的正是那伙一直在造谣的人，一群特殊的人，关于这些人以及他们的图谋，我们将在接下去的故事中揭晓。
步兵统领衙门接到了捉拿康有为和康广仁的命令。康有为的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而且以前“屡被人参奏”，即行革职捉拿，交刑部按相关条律治罪。至于康广仁的罪名，因为他是康有为的弟弟。
南海会馆里只抓到了康广仁。9月19日，在谭嗣同夜访法华寺的第二天，康有为在安排好一切后，终于乘火车去了天津，然后在天津乘轮船去上海。在上海，康有为并没有能够上岸，听到消息的英国人将他从船上截下，送往香港。为了防备朝廷大内密探的刺杀，康有为被英国方面安排在皇家香港警察署里居住，躲过一阵时日后，他将去日本，开始漫长的海外流亡生活。
康有为终于用这种方式离开了北京，离开了朝廷的政治舞台，我们再见到他的时候，已经是在海外的场合了。
康有为是一个复杂的人，他有惊世的野心，也能勇敢地立于时代潮头。他常常被认为是一个变法的“激进派”，但所谓“激进”和“稳健”有时也是很模糊的，也很难去把握这个度，稳健的另一个代名词可能是保守，激进的另一个代名词可能是勇敢。事情做成了可能被认为是稳健，没做成又可能被认为是激进。只是，理想激进一点没有关系，但做事情是不能也无法激进的，因为它需要的是踏踏实实的过程，做事情的激进，恰恰是骨子里害怕作长期努力和长期斗争的准备。
而当这些事情是百姓的公共事务——政治时，更需要用程序的正当和正义来保证结果的正当和正义。康有为的很多想法，看上去是都是创新的“建设性意见”，而实质上也只是他翻翻书本、拍着脑袋想出来的，没有经过大范围的征求意见和讨论，没有重视其他人，甚至没有经过自我的科学论证，就急于出炉，这又和以往官僚集团的人治并没什么区别，反而陷入搞阴谋搞党争的嫌疑。
由于不懂得程序正义的重要性，康有为始终没有跳出自己的世界。他一直沉浸在自我悲壮的角色里，他把自己当作民意的代表，而且是唯一的代表，在康有为看来，似乎其他人所有的人都反对变法，只有他在为了天下苍生而奔走呼号，受苦受难。在这样的心理驱使下，加上那惊天的野心，很容易做出极端的举动来。
康有为喜欢利用媒体，这本来是一种相对于旧时代的“现代化”的行为，但是老康的利用媒体也就是为了实现自我目的的炒作，而没有真正把媒体纳入到普及变法常识，进行“现代公民意识”启蒙的作用中。这一切其实还是来自于康有为对于“现代”并没有深入的认知和了解，他的头脑仍然是旧式的，只不过比那些更旧的新了那么一点点而已。
多年以后，在变法期间被光绪接见过的另外一位大知识分子严复，评价起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中的作为：上负其君，下累其友，书生误国，庸医杀人！
而康有为的可贵或者可爱之处在于他的坚持。他是作为一个斗士横空出世的，他一直在战斗，不怕困难，不怕失败，不为任何人和任何事情所动，如泰山般屹立不倒。流亡海外后的康有为以光绪给杨锐的密诏为蓝本，伪造了一份光绪给他的“衣带诏”，从此在海外祭起“奉旨救驾”的保皇大旗。多年前，他因为鼓吹变法而“超前”于当时的时代，多年后他又因保皇而“落后”于当时的时代。但康有为就是康有为，他相信自己的选择，也坚持自己的选择，哪怕最后众叛亲离，连最亲密的弟子梁启超都跟他决裂了，他仍然怀着至死不渝的战斗精神，为他的选择坚持了一辈子，正确也好，错误也好，老康都把它们坚持成了一种传奇。他一直站在那里。
好吧，对于慈禧来说，该处理的都已经处理完了，接下来，该上班的上班，该开会睡觉的开会睡觉。有关史料记载，慈禧在9月21日当天甚至还回了一趟颐和园，朝政又趋于平稳，这场风波似乎已经平息。
由于步兵统领衙门报告康有为没有抓到，要求在天津缉拿康有为和防止他从天津出逃的电报发给了直隶总督荣禄，然后，慈禧派出了杨崇伊到天津向荣禄通报北京的情况。
杨崇伊去往天津。而正是这次平常的天津之行，又让原本趋于平静的朝廷局势，再一次掀起波澜，风云突变！
前一天（9月20日傍晚），有一个人坐着火车，失魂落魄地回到了天津。
他就是我们熟悉的袁世凯同志。
如果这时候有人遇见他，见到的一定是一个目光呆滞、神情恍惚、心事重重的人。事实上从回天津开始，那个问题还在困扰着他。虽然在北京没有向朝廷检举告发，但马上要见直属领导，难道还不该说出秘密吗？
这个问题像胸口揣着一颗炸弹——还是高灵敏度的，折磨着老袁。
直隶总督府，袁世凯见到了荣禄。他并没有说出那个秘密，虽然袁世凯怀疑荣禄叫自己请训完后立即回津，应该不只是为了“布防英日军舰”这么简单，很可能听到了什么风声。但袁世凯仍然压制住满腹的心事，藏住内心的秘密，在直属领导面前，硬生生地将心头巨石若无其事地憋回去，这需要多么强大的内心啊。
荣禄把袁世凯急着叫回来，就是想看看他被光绪突然提拔后对自己的态度。因为袁世凯是他手下的军事将领，皇上越过自己直接提拔，荣禄大人当然会起疑。不过，消除领导的这个怀疑对袁大人来说并不是难事，要知道在人前表演正是我们袁大人的特长啊，他的态度比以前更加谦恭，更加表现忠心，这一切都说明他仍然是荣中堂的人。
荣禄十分满意，两人谈了一些“布防英日军舰”的事情，会见结束了，袁世凯走出直隶总督府。一夜无话。
杨崇伊行程和目的都是保密的，但是，这一切仍然没有躲过袁世凯的眼睛。从在朝鲜时期开始，他一直都是搞情报的高手，天津城以至总督衙门里，都有我们老袁的情报人员。袁世凯终于在第一时间里知道了杨崇伊来天津的目的，也知道了这天凌晨皇宫里发生的变故：太后临朝训政，更重要的是：康广仁已经被捉，康有为被通缉！
这个消息对袁世凯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一旦康广仁供出围园杀后的计划，也供出谭嗣同曾经就这个计划找过他老袁，那么，他老袁就不仅是包庇之罪，还会惹上合谋的重大嫌疑，到那时只怕没有人能救得了他袁世凯！
所以必须立即向荣禄报告自己在北京遇到的一切！不再做任何隐瞒！立即汇报，全部汇报！耽搁一分钟也不行！
袁世凯马上意识到自己要告别骑墙派的生活了，从此必须坚决拥护以太后为核心的朝廷领导，紧密团结在慈禧的周围。皇上啊，这不能怪我，皇宫里的结果都出来了，我还能骑墙吗？先自保吧。
袁世凯走向了直隶总督府。
当袁世凯来到总督府时，他发现这里的气氛似乎很紧张，总督衙门里增加了许多卫兵。康有为早已经是荣禄眼中的危险分子，当初可是说过要杀一品大员的，现在他有可能逃到天津，荣禄不得不防！
袁世凯跪在地上，向荣禄告发一切。
他首先说起了关于天津阅兵的那个谣言，也就是荣禄会在九月天津阅兵时，按照慈禧的旨意杀掉光绪，袁世凯强调谭嗣同是因为这个谣言，才来找他的。
这样的大罪，即使是莫须有，荣禄也担当不起，必须澄清，果然荣禄大惊失色，立即发誓：“荣某若有丝毫犯上心，天必诛我！”
成功了。对于袁世凯来说，这是他的第一步。虽然是根据事实全部汇报，但汇报也是有技巧的啊。他已经成功地把荣禄绕到这件事情里，也就是把领导跟自己捆绑到了一起。接下来自己的洗脱也就轻松一些了。
“求荣相做主！”说完法华寺之夜发生的一切后，袁世凯长跪不起，诚惶诚恐。
“昨天为什么没报告？”荣禄严厉地问。
一听这话，袁世凯大哭，哭得几乎断气，边哭边诉：“荣相啊，这个计划是与皇上毫无关系的，如果连累了皇上，我只有喝药自杀了。”（此事与皇上毫无干涉，如累及上位，我唯有仰药而死耳）
袁世凯这话是在暗示他考虑到围园杀后计划可能涉及光绪，所以他才不好处理。这个理由正大光明，荣禄也无法反对。而接下来估计就是向荣禄表表忠心了。
此事关乎皇上、社稷，利害关系极大，说句犯上的话，不是世凯能担当，也不是荣相您一时能方便处置的。好在虽有小人们结党煽动，但世凯决不为其所动，世凯思来想去一夜，虽然觉得那帮小人们翻不了天，起不了风浪，但还是应该来主动告诉您，荣相一定要为我做主！
袁世凯有向荣禄表忠心的本钱，因为他知道，荣禄一定不会真正为难自己的，荣禄一直很欣赏袁世凯的才干，而且把袁世凯当作他的心腹。果然，荣禄让袁世凯站起身来，他表示不再追究，而且就算以后慈禧再追究起来，他也会竭力开脱。
危险解除。在走进总督府之前，袁世凯就知道，说出事实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向荣禄表忠心，现在目的达到了，荣禄大人不再追究，结局很完美。
更重要的是，有了荣禄的保证，将来在慈禧那里也是安全的，如果荣禄不为他说话，根据隐瞒了这么多天的表现，慈禧一定会怀疑他——即使不怀疑他参与合谋，也会怀疑他首鼠两端，两面讨好。而荣禄是慈禧最信任的心腹之一，他开口比什么都管用，甚至比事实还管用，要知道在这个专制朝廷里，越往高层，就越是对人不对事。
其实，我是一个演员。站起身来的袁世凯拍了拍身上的灰。
关于袁世凯的告发过程一直是个历史谜案。袁世凯把进北京后开始的这段经历写了一部日记——《戊戌纪略》，以上的讲述也重点参考了《戊戌纪略》，但《戊戌纪略》也有问题，因为它并不是真正的“日记”，而是袁世凯在事后“补记”的。写这些日记的目的有两个，一是给当时的人看——消除慈禧和后党对他的怀疑，二是留下大部分的事实给后来人看，因为他知道：历史一定会同情这场变法，同情光绪皇帝。也许对于袁世凯来说，变法才是正义的，同情变法，支持和推进变法，这才是他老袁内心最真实的态度——这些当时不能说，就让后来人去了解吧。
经过多方面的论证，以上的讲述应该是最接近历史事实的。这个历史事实就是：不是袁世凯的告发导致皇宫里事情的发生，而是皇宫事情的发生导致了他的告发。袁世凯同志是在自己有掉顶戴甚至掉脑袋危险的时候走进了直隶总督府，相信这是每一个官场人物在遇到这种情况时共有的选择。我们不能苛求袁世凯为了变法大业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我们不能排除他在告发之前有自己利益的考虑，但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隐瞒，他都在事实上站在了光绪和变法阵营这一边。
三年以后（1901年），那个将变法大业重新开始，把戊戌变法想做却做不到的事情去变成现实的人，正是袁世凯。
然而，袁世凯的告发虽然没有导致皇宫里事情的发生，却直接导致了另外一件事情的发生，让原本只是骂了骂皇帝、开个高层内部的小范围政治会议，变成了一个更加严重的社会事件——流血。
杨崇伊把这个情况带回了北京。
感到恐惧的慈禧马上做出了反应，她下令将光绪身边十多位太监全部抓起来杀掉，这些太监原本就是她安排的眼线，而眼皮底下谋杀的阴谋竟然没被发现，她怀疑这些太监不忠。
然后慈禧命令将有重大合谋嫌疑的光绪囚禁在西苑（今中南海）一座四面环水的孤岛——瀛台。等抓捕到乱党，审讯查明光绪是否合谋后再进一步发落。
抓捕的范围迅速扩大，第二份通缉令名单迅速增加九个人：
户部侍郎张荫桓
军机四章京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
礼部侍郎徐致靖
礼部主事王照
监察御史杨深秀
康有为弟子梁启超
王照和梁启超成功地逃到了日本大使馆，在日本人的帮助下化装去了东京，他们将在那里与康有为会合。而其他人员全部落网，加上之前的康广仁，步兵统领衙门共抓获八个人。
荣禄来到了北京，他来北京带有一个重大任务：劝说慈禧不要审问这些乱党，立即杀头。
朝廷的嫌疑犯在抓获后，必须送到刑部审讯，按照《大清律》治罪，这是必经的程序。不经审讯就杀头，这可是大清开国以来未有。而在荣禄的劝说下，慈禧竟然同意了，八个人不审不问，直接绑赴刑场杀头。
一切的原因都将在接下来的故事中揭晓。
排在必杀名单第一名的是张荫桓，这并不是因为他的级别最高。慈禧亲自把他列在斩首第一名，张荫桓直接将伊藤博文引荐给光绪，这犯了慈禧的大忌，必须杀掉他。
然而英国驻北京公使窦那尔代表英国政府警告朝廷：必须留下张荫桓，如果慈禧太后坚持要杀，英国将可能会对清国动武！
看来英国要留着这面“亲英”的旗帜。
慈禧忍下了，慈禧只好又一笔划掉张荫桓的名字，改为流放新疆。但这种隐忍只是暂时的，慈禧对张荫桓的心头之恨并没有消除，两年以后，在一个终于不怕得罪列强的时刻（1900年），慈禧下令将张荫桓在新疆秘密处死。
李鸿章也开始行动了。徐致靖的父亲和李鸿章是科场“同年”，并且还帮助过李鸿章。当时徐致靖的父亲和李鸿章同场进京赶考，李鸿章在考场上突发疟疾，全身发抖，连笔都拿不稳，徐致靖的父亲在自己交卷后，帮李鸿章誊抄好了卷子，李鸿章这才高中进士。对于这份“恩情”，李鸿章是不能忘的，他要去营救徐致靖。
李鸿章找到了荣禄，请他在慈禧面前求情。荣禄告诉慈禧，徐致靖是个教育部的书呆子（事实如此），他搞变法纯粹就是瞎起哄，也没有参与谋杀阴谋，请太后饶过他吧。
徐致靖的名字也被勾掉了。
斩首名单上还剩下六个人。
当官兵前来抓捕的时候，谭嗣同正在浏阳会馆里平静地等待他们的到来。
谭嗣同是湖南浏阳人，作为湖北巡抚谭继洵家中唯一的儿子，也是唯一的孩子，按常理说，这个官二代完全可以过上养尊处优的生活，驾着豪华马车，在马路上横冲直撞，撞到一个人说我爸是那啥，然后嚣张地扬长而去。
但谭嗣同不是这样的人。他虽然物质条件优越，精神上却一直很痛苦。
谭嗣同的母亲原本还生下过三女一子，但都先后夭亡了。最痛苦的一次经历在1876年春天，那年的北京爆发一场流行性疾病，当时谭家正在北京，五天内一连夺去了谭嗣同母亲、二姐以及兄长三个人的性命，谭嗣同也在昏迷了三天后才醒过来，他的号“复生”，就是指的这次变故。
厄运还没有结束。在谭嗣同结婚后，他的老婆曾经给他生过一个儿子，却也最终夭折，谭嗣同就这样成了只有父亲妻子，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孩子的人。
频繁失去亲人对谭嗣同打击沉重，但谭嗣同是一个很讲义气、十分善良的人。1884年，19岁的谭嗣同离家出走，采用徒步旅行的方式，游历了大半个清国，一路风尘仆仆、晓行夜宿，只是在偶尔的时候搭搭牛车，宛如一个刻意修行的苦行僧。这次旅行对他来说影响长远。
在游历过程中，他观察风土人情，行走边野乡村，结交民间侠士，和卑微的百姓们无话不谈，他终于发现了“外面的世界”，一个他在北京等繁华大城市见不到的世界，一种和天生富裕不同的草民的生活。
当谭嗣同来到自己的世界之外时，他才发现一个不一样的清国，但这才是真实的清国。真实的清国没有它应该有的活力，而是暮气沉沉，洋务运动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了，而大部分地方都没有分享到这种成果。大部分的清国人是一群沉默、疲倦和迷茫的人。他们有生存的压力，遭受地方官吏的各种盘剥欺压，但无处伸张。
谭嗣同把这一切归结于——专制。虽然他的父亲是省部级高官，他是官二代，但对专制的批评毫不客气。
在接受光绪的召见之前，谭嗣同以江苏候补知府的身份住在南京，闭门写书——以19岁那年旅行的见闻为基础，整理自己的所思所感，他给这本书起了个好听的名字：《仁学》。
在《仁学》中，谭嗣同将他对腐朽朝廷的愤怒全部指向了专制：
“两千年来，专制制度为大盗之政！”
“专制君主为独夫民贼！”
“若君不能为民办事，亦可共废！”
然后谭嗣同等到了一个机会，这就是徐致靖向光绪保举他成为变法之人，谭嗣同来到了北京。他的内心充满着兴奋，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个机会，正因为朝廷专制，所以需要改变，需要变法，他必须去实践这样的变法，为变法做一切的事情，哪怕是冒险。
真正参与到变法之中后，谭嗣同才感到了真正的苦恼。他有满腔的热血，他有不懈的精神和坚定的决心，但是，变法需要的似乎并不是这些，现实总让他处处碰壁，那种无法实现理想、突破现实的无力感深深地折磨着谭嗣同。
他把康有为当作了偶像，也当作了救星。康有为学识渊博，又享有名气，谭嗣同认为只要按照康有为的想法去做，变法是一定能够成功的。为了这个成功，他什么方法都愿意去尝试，什么风险都会去冒。在谭嗣同看来，变法只能成功，无法失败，因为百姓们折腾不起。
他带着杀掉慈禧后可以顺利实施变法的愿望走进了法华寺。
当步兵统领衙门前来抓捕时，谭嗣同有很多机会可以逃走，他甚至已经去了英国和日本公使馆，却又自己走了出来。他只希望梁启超去出走日本，“没有远走的人，无以图将来”，他希望梁启超做行者，让变法火种薪火相传，而他自己，已经抱有必死的决心。
专制制度，虽为大盗之政，但是它是一时无法消除的，梦想中为了天下苍生的现代政体，一时无法建立，谭嗣同终于明白了这样的事实。事实令人心碎，但是，也激起了他另外的信心和愿望。他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此时看不到没有关系，总有一天，它会到来。
让我的头颅和热血去祭奠这场变法吧，只有我为变法死，变法才不会因我们而死。让我，让我们的变法成为最深刻的教训和思考留给后来之人！
是的，千年以来，变法的结局常常是失败和流血，但是变法的目的不是流血，而是避免流血，破解变法即失败、失败即流血的千年难题，留给了后来者。
谭嗣同抱着必死决心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光绪。“没有死去的人，无以酬圣主”，对于光绪皇帝，谭嗣同有着无可言说的愧疚，当年那个大骂皇帝为“独夫民贼”的人，已经把光绪当做“圣主”了。这绝不是因为光绪重用了他，而是因为一场本来可以做好的事，他却犯下了严重的错误，这样的错误，已经连累了皇上，使皇上被囚禁瀛台，甚至有生命危险，谭嗣同悔之晚矣！
谭嗣同去日本和英国公使馆，并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向外国人说明，即使变法失败，保全光绪对他们也是十分重要的，外国人讲究利益，谭嗣同就说清楚他们的利益，请他们答应一旦皇上有危险时，设法营救皇上——我们将很快看到谭嗣同这种努力的结果。
就这样吧，我已经尽力了。我的理想我自会来坚持，当坚持不下去了，相信也会有后来者，而我的错误只能由我承担。对于每一个我合作过的人，我都会对他讲义气，对于每一个我对不起的人，我都会负责任，哪怕他是皇上。这就是我的选择。
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仁者，对天下人之仁也，义者，对周围人之义也，这不需要多少豪言壮语、多少惊天动地的行动，只需要一种选择与坚持。
他虽然是官二代，但他更关心草二代；他虽然行事鲁莽，但敢作敢为；他虽然性格冲动，但恩怨分明；他或许不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不是一个合格的变法家，但他是一个有烈士气节的人，一个敢于承担结果的人，一个有着自己原则的很真实的人。他可以不死，不死，并不算错，没人可以责怪他，可是死了，却突然凸显了意义。英雄与凡人的分野就在这里，他不仅要为自己总结，也要为天下人总结，为“天下为公”总结。
从某种意义上说，谭嗣同是一个平凡的英雄，一个值得敬佩的人。
谭嗣同的出现给这场变法带来了黑暗中的光芒，这微小的光亮，照过了多少野心与权谋、多少算计与圈套，让它们都在光亮下显得荒谬和渺小。多年以后的人们再次谈起这场变法时，一定会提到谭嗣同，因为他也埋下了勇敢与正义的种子，留下了热血和希望！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9月28日，刑场上响起了谭嗣同洪亮的声音。
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和康广仁，六君子皆被杀于菜市口刑场。
行刑完毕。军机大臣、监斩官刚毅的脸上露出了他的微笑。
朝廷里的那伙人终于露出他们的面目了。这是一群特别的人，而刚毅只是其中的一员，并不是他们的核心，他们的核心是一个显赫的人物：端郡王。
端郡王人们常常叫他端王，他是光绪的堂兄，团结在端王周围的是一伙满族王公贵族和八旗子弟。他们组成了朝中最有权势的政治集团——端王集团。
而端王集团的强大不仅在于他们在朝廷中有强大的政治势力，军队中也到处是他们的人。端王本人掌控着朝廷的禁卫军之一——武胜新队。这是一支配备洋枪洋炮的八旗军队伍。对于这支军队大家一定很陌生，但是在一年以后（1899年），这支军队改成的另一个名字我们一定很熟悉——虎神营。
除了禁卫军，甚至整个守卫京城的八旗军都是偏向端王集团的，毕竟大家都是同一个出身的，有共同的利益嘛。
总之，这是一群地位特殊的人，他们在朝中的势力根深蒂固，又有军队做保障。
为了政治利益，端王集团不仅排斥外国人，也排斥汉人，他们认为天下是满人的，只能由满人来分享成果，所以要警惕汉人和外国势力，也根本不要搞什么变法。为了这个目的，端王集团隐藏的政变图谋就是：鼓动慈禧废去光绪，改立端王的儿子为皇帝！
光绪宣布变法开始以后，这伙人也没闲着，他们干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造谣。他们既不是朝廷中的变法派，也不是一般的顽固派，而是属于造谣派。
天津阅兵的谣言，是他们造出来的。造这个谣言的目的是要在朝廷中制造“光绪被废”的舆论氛围，那时候的慈禧在支持光绪搞变法，她是不会废去光绪的，即使要废，大权在她之手，在皇宫就能办成，并不需要多此一举跑到天津去，所以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谣言。而端王集团并不死心，他们会寻找造谣的新机会。
机会很快来了。这就是伊藤博文来到北京，野心不死的端王集团又造了第二次谣，那就是告诉慈禧光绪将勾结日本人劫持慈禧，这又是逼迫慈禧废去光绪。
对于这时候的慈禧来说，她并没有废去光绪的心思，但是端王集团的政治和军事势力太强大，连慈禧一时都无法撼动，所以他们的要求慈禧又不得不考虑。事实上对于慈禧这个最高统治者来说，她不得不在各派之间搞平衡，维持朝廷的稳定——原因前面我们也已经说过，只有朝廷稳定了她老人家的权力才稳定啊。光绪不知道的是，之前为了支持变法，慈禧也承受着来自端王集团的压力，现在光绪提出开懋勤殿，引进伊藤博文做外援，慈禧也顶不住了，除了对自身权力安全的考虑，她也需要安抚住端王集团，反对光绪某种程度也是没有办法。
在这样的背景下，慈禧开始了临朝训政。然后围园杀后的计划暴露了，光绪背上合谋的重大嫌疑，这对于端王集团来说，是一个真正的机会！在端王集团的强大压力下，愤怒中的慈禧终于动了废去光绪的心思，默许了端王集团的小动作，由于光绪一向是体弱多病的，于是朝廷以光绪的名义颁布上谕：朕已重病，请各地推荐名医。
在专制朝廷里，皇帝生病本来是高度的国家机密，而皇帝在上谕中公布自己的病情，这更加异常。这一反常事件的背后就是端王要为废去光绪作重要的准备，而这次已经不仅是舆论准备，还有程序上的准备了。
我们需要注意一下的是，颁布这个上谕的时间是9月25日，此时，荣禄进京了。他带着两个很重要的目的。
荣禄的第一个目的是保护袁世凯。
荣禄虽然也是八旗子弟，并且出生于满族八大家族之首——正白旗瓜尔佳氏。但是到他这一代时，家道已经衰落了，荣禄并不是端王集团的人，他只是慈禧提拔起来的绝对心腹。由于荣禄不像端王集团的人那样在朝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势力，他在朝中的权势除了来自慈禧，也需要更多的权力基础。这个基础就是：袁世凯。为了倚重袁世凯这样的官场新星，荣禄在慈禧面前替老袁成功地开脱了。
而另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就是：保护光绪。
一定要想办法保护光绪，这是荣禄进京之前和袁世凯商量好的。虽然没有证据证明光绪事先知道围园杀后的计划，甚至这个计划是不是原本就来自他的授意，但是，光绪已经逃脱不了重大嫌疑，甚至已经成为了头号嫌疑犯，因为一旦谋杀太后成功，获益最大的就是他。端王集团正等着审讯那些“乱党”，给光绪一个罪名，成功废帝。而荣禄担心的是如果让端王集团以审讯证实了光绪的嫌疑，光绪只能面临被废的命运。
自己不是端王集团的人，一旦光绪被废，端王的儿子上台，这对荣禄绝无好处。
而在荣禄的分析劝说之下，慈禧也冷静下来了，对于慈禧来说，端王集团只是她的政治盟友，而不是像荣禄这样的绝对心腹，心腹和盟友是有绝对分别的。慈禧明白了，一旦废帝，再立新君，端王的儿子成为皇帝，端王成为太上皇，如果他们父子联合起来成为她新的政敌，更不好对付。
是的，我还需要光绪继续成为我的傀儡皇帝，他只是我手中的棋子而已，虽然这个棋子不听话，还有谋害自己的嫌疑，但我也只能继续去利用他。在他有被废去的危险之时去保护他，作为一个临朝训政者，光绪的存在也是我存在的一个理由，我不能亲手毁掉这颗棋子。
慈禧马上颁布命令：这些抓捕归案的“乱党”们罪大恶极，不用再审了，直接杀头。光绪终于脱离了从嫌疑犯变成事实犯的危险。按照慈禧的命令，他从此继续居住在瀛台，派太监看管，但他仍然是皇帝，皇帝的名号和所有的待遇不变，光绪仍然要出席早朝等其他朝政活动，仍然可以发表自己对朝政的看法（需要看慈禧的脸色行事），除了每天必须回瀛台居住，他仍然有很大的自由。
端王集团的政变企图失败了。但是他们仍然是不甘心的。于是谣言再一次在京城流传，按照当时美国驻北京大使康戈尔的夫人（萨拉・康戈尔）日记记载，这最新的谣言是：
“皇帝病得很重！”“皇帝被外国人害死了！”
谣言之中，北京城里很快出现了普通百姓攻击外国人的事件，他们朝洋人扔石子，追打洋人，而当洋人去找清兵时，那些八旗子弟说：你们是洋人，我们保护不了你们。
看来端王先生真是很会造谣，想害死皇帝的明明是他，却嫁祸到外国人头上。是的，仅仅就这个谣言来说，无辜的是洋人，他们恰恰是想保护光绪的（后述）。而端王集团造个最新谣言的目的就在于：利用老百姓的民族情绪，再一次寻找发动政变的机会！
野心不死啊。虽然端王集团的政变阴谋暂时被挫败了，但是，凭着我们对这伙神秘人物的了解，我们知道他们一定是不会就此罢休的，他们还会寻找新的机会。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说，当通过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让帝后两党的权斗暂时落下帷幕之后，朝廷也“需要”他们。因为专制朝廷的一大特色就是权斗无时不在，平衡只是暂时，内斗将是永远。
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大家在看完这个漫长的故事舒展一下筋骨的同时，也是时候来总结一下这场轰轰烈烈开始的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了。虽然我们只重点讲述了这惊心动魄的103天，但我认为清国真正的变法从1895年清日战争结束后就开始了。在那几年里，朝廷新修铁路，编练新军，这是洋务运动关于经济变法的持续。而政治上的“变法”也在进行，在过去，民间结社向来被严厉禁止，因为这是朝廷的大忌，不论你有多么正当的理由，在朝廷看来群众聚在一起都有造反的嫌疑，让人睡不踏实。而在1895年以后，民间结社开始逐步开放，言论也进一步自由，这才造成了康有为办的强学会以及各种上书的兴起。
这103天，是变法最为集中的时刻，它留下了很多的“新政”，它兴办了工商，它振兴了教育，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前身）就是这103天里开办的，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奖励技术创造发明、保护专利的国家法律（《振兴工艺给奖章程》）也是在这103天里颁布的，其他还有政治、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创举，这些内容教科书已经总结得很完整，有兴趣的可以去翻书，我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对变法失败的原因是最感兴趣的，接下来的讲述，我们将探索这方面的内容。而根据前面的分析，这些原因是可以会找出很多的。
比如现在看来，我们之前强调的官僚集团对变法的“共识”，仅仅是出于对维护政权稳定的一种忧虑，这种“共识”脆弱到经不起风吹草动的打击。
还有谣言，也是变法失败的原因之一。谣言之所以能成为谣言，在于它是假的，但每一种谣言都造成了极端的后果，不是人们特别愿意相信谣言，而是在朝廷信息不透明的体制下，大家只能相信谣言。
但在我看来，这些都只是失败的原因之一，找出根本的原因也许还需要我们真正明白三样东西：个人、社会和政府。
在原始社会，大家都是光着屁股跑，拿片树叶遮遮身子就去打猎捕鱼，寻找食物。人从一生下来就是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所以每个人都不得不追逐自己的利益，可以说人就是以发财为第一要义，在我看来这也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天性——人性的一部分。所谓人性，在更多的时候，也就是指人的动物性。
但是，人和动物毕竟是有区别的，这个重大的区别就在于人和人会结成一个群体——社会。很多的个人结成了社会，从而出现了人的社会性。你发你的财，为了自己的利益，这都没有问题，但必须遵守在漫长的时间里形成的社会契约和规则，不然你打了一只野鸡，抓了一只兔子，其他人不劳而获跑过来把它们抢了烧了自己吃，你只有站在旁边流口水的份儿——人类很快就会因为内斗而自我灭亡。
可见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某种契约和规则，但总得有一个机构来保障这些规则得到执行。于是在社会出现之后，政府便出现了。由此可见，政府的功能之一是维护这种契约和规则的，它会由此制定相关的法律，守法不会有奖励，但违法行为必定是要受到惩罚的，坐牢、杀头、凌迟，等等。政府就是用强制手段来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转。但对于广大的人民来说，政府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功能：分配资源。
于是就出现了几种类型的政府。专制王朝就是其中的一种，它的特色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全天下所有的资源都是皇帝老儿的，皇帝老儿通过官员选拔制度（科举）收买一批人来替皇上看管和发展这些资源，这些人就是大臣，他们组成人民的一部分——官僚集团。
问题是专制王朝不是同百姓治天下，而是同官僚集团治天下，由于朝廷恰恰是依靠官僚集团来维护专制制度，所以对官僚集团的制约和监督依靠的是内部力量（监察御史、言官、钦差大臣）以及忍无可忍的部分老百姓的拦轿喊冤。按照人性自私、首先要保证自己发财的原则，在没什么制约和制约不力的情况下，官僚集团肯定要让资源先满足自己的需要，用尽各种办法去发偏财，霸占资源。百姓们常常痛恨贪官，殊不知他们不贪也很难。这就像兄弟你在路上行走，路边到处是金子，又没有人管，兄弟你最后能控制得住自己么？
这并不奇怪，只要制度是这样的，换了谁都一样。
而正是因为制约不力，发展到后期，官僚集团开始从霸占资源升级到垄断资源，官员们也因为共同的利益追求而形成我们前面已经讲述多次的强大组织——利益集团。利益集团不仅侵犯百姓们的资源和利益，也在内部起着同化和僵化作用，比如兄弟你在这个集团内部，想做几件有利于百姓的事，但这些事可能是不符合这个集团利益的。于是你虽然一身正气，追求正义，也可能遭到排挤，反过来，你所做的事虽不利百姓却有利于本集团利益，却会得到掩护以及拥护。
这个强大的同化和僵化作用让很多人轻便地得到了利益，却扼杀了多少的人才。有理想有实力能实干的人身处其中之后，便会暮气日深，垂垂老矣。专制体制内并不缺乏人才，而他们的特色是散则明，聚则暗。看他们私下里的文章和言论，让人敬佩，而看他们在任上干的事情，兄弟你还不如敬佩一下自己。
而朝廷统治者虽然出于维护统治的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需要，对利益集团也很痛恨，但又离不开他们，最后会越来越拿利益集团没有办法。每到这时候，有办法的只有一群人——拿锄头的起义者。比如陈胜、吴广、朱元璋、李自成。
可见，对于封建专制型政府来说，虽然统治阶级和官僚集团得到了暂时的好处，却有长期的风险。这个风险是一定会到来的，区别只是你赶上的是专制王朝的盛世，还是末世。
而另外一种类型的政府是现代型的政府，也可以叫民主政府，它规定资源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而是大家的，如何分配资源，就要由大家来决定，取得大家的同意。而要想取得大家的同意，这肯定是一个兼顾了大部分人的利益、大家都能接受的规则，也是相对公平的规则，而且必定还要通过一定的机构和程序（民主制度）来实行监督和制约。
这看上去很美好，但要实现从专制王朝向现代型政府的转型，并不容易。
在历史的进程中，有两种力量能推动这种转型。一种是外部强力——革命。革命和起义是不同的，这一点我们会在以后的故事中讲述。而另一种是内部动力，这就是改革，也就是在封建时代常说的变法。
需要说明的是，这只是两种“可能”的方法，而不是打包票的方法，革命的结果也许可以迎来光明，也许是“所有人都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变法也同样如此，这并不是因为变法的方式不可取，而是因为变法实在太难了。
很显然，既然官僚集团已经成了资源的掌控者，既然他们能够依靠这些掌控的资源很方便地发财，如果没有杀招（杀招不等于杀人的招儿），凭什么能让他们停止这种发财？所以变法最终都会遭到来自官僚集团的抵制。从专制王朝的历史来看，太多的变法最后只是让朝廷陷入不变就死、一变就乱的怪圈。精简机构，最后机构却越简越多；减少征税，最后税没减少，不用交税的项目却减少了。太多的新政，都会被官僚集团当作皮球踢回来，或者用太极高招化为无形，搞不好还能撕破脸面公开对抗，最后妥协的只能是朝廷。
可见，变法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一点都不亚于革命啊。鲁迅先生说，改变太难了，“连搬动张桌子都是要流血的”，更何况是要变法？
因为难，充足而扎实的准备显得相当重要，在我看来，比较重要的有两种准备：认识准备和物质准备。
一个现代型的政府，它的建立需要有一个根本的基础——改变了的个人，也就是现代公民。也就是说，现代型的政府是建立在现代公民基础之上的。认识准备就是让大部分人成为现代公民，培育现代的公民意识。所谓培育现代公民意识，在我看来，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点是建立对个人、社会和政府的充分认识，理顺他们之间的关系。
而一个简单方便的切入点就是他们的根本利益——权利。
个人有个人的权利，称作私权。由个人结合而成的公民群体也有权利——民权。政府有政府的权利——公权。社会是人民和政府之间的一个缓冲地带，也可以看做民权的一部分。
对于权利来说，第一步是形成权利捍卫意识，也就是要明白权利的正常性，生而为人，有权这是正常的，必须要捍卫。不仅要捍卫自己的权利，也要捍卫别人的权利，所谓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也要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不仅要捍卫私权和民权，也要捍卫政府的公权。
而第二步更难，那就是厘清和严守权利的正当性——权利的边界。当我们说到权利的边界的时候往往会去责难政府，因为他们伸手太长管得太多，而在管的过程中去获取额外的利益，最常见的现象是公权往往打着民权的旗号来事实上侵犯民权，这当然是需要反思和批评的。
但是作为现代公民，也应该反思个人权利的边界。专制王朝的统治造成的一个结果是当私权遇到私权的时候，人们往往只把自己的私权自动扩大，不尊重他人的私权。常见的现象就是我是他老爸、老师或者老公老婆，便可以心安理得去侵犯儿子、弟子或者儿子他妈他爸的私权，以忠孝观念或者情感来绑架私权，由此形成恶性循环，一代传一代。
而私权遇到公权之时，却又往往自动回缩。好民不跟官斗，见官自动降三分，这又是一代传一代。
物质准备是最重要的准备，在我看来，这是一切问题的核心，它无比的强大，它能推动现代公民意识的培育和建立，也能够理顺人民、社会和政府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界定这三者权利的边界，甚至几乎能让一切问题迎刃而解。所谓物质准备，对于个人来说就是让大家都发财，去实现财务自由，而对于社会来说就是建立现代经济——真正的市场经济。
所谓市场经济，就是指资源分配基本公平，大家创业、发财的机会基本均等，人们不会因为他的出生地、家庭背景不同而得到的资源和机会不同。不是有些人可以不劳而获，而另一部分拼死累活，最后收获那么一点点。
所谓市场经济，就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民间，不是政府去主导经济行为，甚至去制造经济规律。
所谓市场经济，绝不是只有官富而民穷，也绝不是只有少数人富而大部分人穷，因为少数人的富，一定是建立在大部分人都还比较贫穷的基础上，这就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
好了，为什么说物质准备是如此之重要，我们是可以拿清国的那个“好邻居”来举个例子的。
在我们的印象中，明治维新最成功的地方在于政改（议会、宪法），其实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成功的经济改革基础上的。事实上明治维新最成功的改革是在于经济领域，明治维新一开始也是从经济领域所做的改革，只是方式和方向与清国不同。
跟清国一样，出于抵御西方侵略者的需要，日本一开始也是从引进军工技术开始经济改革，但是，政府并不惧怕民间掌握这些所谓“高精尖”的技术，更不垄断这些技术，而是从一开始就决定要依靠整个国民的力量，将技术和资源推广到民间中小企业，通过法律扶植民间中小企业发展。甚至国家在建成一些国有大型企业后，会以很低的价格卖给民间企业家，由民间参与国产化的设计和研发，比如今天我们知道的许多著名的日本跨国企业（比如三菱），它们的前身都是日本军工国企。
这样的结果是：带来了民间经济的兴起和活跃，全民走向共富，因为有经济行为作为联系纽带，整个社会上的人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服务，彼此需要，也相互制衡。在强大的民间经济对政治的诉求之下，1881年，睦仁发布诏书，承诺推行宪法，实行宪政，并在八年后（1889年）成功颁布宪法和推行宪政，第二年召开第一届国会，成功地实现了政治体制改革——此时距离明治维新（1868年）开始已经有21年了。
而清国的情况有些不同。出于统治的惯性，朝廷不仅没有“全民共富”的想法，甚至对人民根本没有信任。话说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派人去老百姓家收菜刀，老百姓买卖菜刀被严格控制，最后只能是几个邻居合用一把菜刀，碰上逢年过节大家就排队等着切菜。清国朝廷正是成功地继承了这个收菜刀的传统，朝廷似乎总在幻想全体国民骨子里都是暴民，第二天早晨起来满大街都是起义的队伍。于是在1860年的洋务运动开始后，朝廷不仅不敢把当时最新科技——军工技术下放到民间，甚至在其他民用领域（铁路、电报）等也严格垄断着技术和资源。
这样造成的结果与明治维新截然不同。虽然洋务运动的口号是要建立以市场为主体的近代经济，但是很遗憾，它的根本目的只是为了解决当时外患内乱的政治危机，它的本质是一场防御性的改革，而不是为了国家的破旧图强，更不是为全体国民谋福利。由于老百姓一直没有机会和权利参与政事，经济改革的动力依靠的是官僚系统，最后造成的结果是，虽然通过一再调动，官员们搞洋务搞改革的热情是调动起来了，但谋来的福利也全部被官僚集团霸占。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大清的行政权和经济权仍然在一起纠缠不清，它们搅合在一起，又被皇权牢牢控制。在商业领域，政府的行政命令仍然大于一切，甚至完全可以去制造经济规律，替代市场行为。清国最大的企业，没有一家不是“官企”：要么是纯粹的“官办”，要么就是“官督商办”，反正都带一个“官”字。至于资产，自然也是归朝廷所有。
对于老百姓们来说，朝廷是看不见的，洋务运动创造的财富真正的去向，就是落入官员们的口袋——官员们普遍富裕起来了。应该说大清国“官富”的现象一直都存在，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嘛，但真正使“官富”现象达到顶峰的，正是这场洋务运动。
与“官富”相对应的，却是——“民穷”。财富是老百姓们创造的，却被官员们以“朝廷”的名义吸走了，一部分用来养官，一部分用来压民。老百姓们的发财机会都被大大小小的官员们抢走，于是官富者越来越多，而民穷者并不见减少。
情况就是这样了。由于洋务运动的先天不足，它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那就是这场经济改革最终成为了一场实现官僚集团利益最大化的运动，政治精英变成了新的政治加经济精英，也就是形成了官员和资本的结合——官僚资本主义；政府部门变成了赚钱部门——它们既创造利益，又把控利益，然后在利益分配的过程中自己监督自己。而朝廷只有两张面孔，一个是傲慢霸道，一个是虚伪做作，因为经济改革的不成功，利益集团越来越顽固和强大，朝廷仍然没有走出那个千百年来的怪圈：只能在延长政权寿命和被形势所逼不得不做出些让步中，左右摇摆。
可见，一场成功的政治体制改革是需要建立在一场成功的经济改革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成功的变法需要市场经济的力量去倒逼，市场的经济会指向“市场”的政治。
而戊戌变法就是在一场不彻底的经济改革基础上进行的一场不彻底的政改。由于还没有真正兴起的市场经济力量作为班底，戊戌变法显得有些心急火燎而又一厢情愿。最起码，对于一个百姓很穷，还在为他们的生存而发愁的国家来说，这样的改革也太奢侈了。
由此可见，变法光靠喊口号是推不动的，光靠皇帝颁布再多的圣旨，甚至对着祖宗的画像发誓也是推不动的。有人说经济体制改革不能无限制地搞下去，不能回避政治体制改革，幻想“实业救国”是不成功的，但如果连“实业”本身都不成功，真正的市场经济都还没有建立，这自然是无法救国的。所谓“回避政治体制改革”，恰恰就是因为经济改革不成功，才有“回避”的空间。
有人说洋务运动最大的弊端是只学习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技术，却不知道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才是最大的技术，先进的科技都是建立在这个根本“技术模型”的基础之上，但这样的技术模型并不是天生的，抄也是抄不来的，即使抄来也没用——光绪皇帝推进的“制度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只有用成功的经济改革去倒逼政治体制改革，才是有可能走向成功的改革，也才是建立了符合本民族文化以及本国国情的改革，这样既避免在改革中停滞不前，又避免了去急急忙忙地照搬和照抄外来的一切——毕竟我们不能因为是自己病了，就把所有的药都看成是良药。
也许在1898年，更好的变法是另外一种思路：与其有那么多的“新政”，不如不那么着急，也不要有那么多的口号和形式主义，先对洋务运动进行深刻反思和真正的总结，改进洋务运动中的各种弊端，调整洋务运动的方向和思路，做好经济上的准备，去让老百姓有发财的广阔平台和公平的机会，总而言之一句话：先让老百姓发了财再说嘛！
这样的要求并不过分，既然洋务运动的口号是“自强”和“求富”，反思洋务运动只要求更进一步——去求老百姓的富（共富），而不只是占人民少部分的官僚集团的“富”。
用一句话总结就是：兴一利不如除一弊。因为弊已太深！已经有的“弊”，足以吞掉任何新的“利”！
由于利益集团已经形成并且力量强大，这一过程必定无比艰难。即使是纯粹的经济问题，相信也无法用纯粹的经济手段去切入。那么在这一过程中，对“现代公民意识”的培育是必须的，对现代公民的信任（它是力量之源）是必须的，依靠公民的力量，去逐步化解利益集团，让资源合理分配，让机会均等，更是必须的。
要相信，只要财富能为民所共享，制度就能为民所共创！
用一句的话来进行总结吧，1898年开始的戊戌变法在本质上是符合时代潮流的强势文明向不符合时代潮流的弱势文明传播的结果，而变法真正失败的原因是弱势文明根深蒂固的弊端对于强势文明的抵抗，变法轰轰烈烈开始之时，清国并没有做好准备——个人没有准备，社会没有准备，政府也没有准备。责任是共同的，也是大家的，只把责任推到政府或者其他某一方都并非全面。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它毕竟出现了强国会等民间政治团体以及普通人关心政治权利的上书言事等“新现象”，也就是说，它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部分民权意识的觉醒。
瀛台。空空荡荡的大殿寂静无声，每当下朝之后，光绪一个人孤独地坐在这里。
他还是要吃那一百多碗的菜，这些菜跟太后慈禧所吃的是完全相同的，不管他的口味如何，从来不能换掉。这些菜大约要花费100两银子，折合成小米，够一个普通百姓吃上13年。
眼前的美味满席，他已全无胃口，一个人坐在桌子旁边，无比的冷清，而他已经成了冷清的一部分。
真像做了一场梦。梦醒来，一切都走远了。千里江山，已是飘零，满腔热血，化为冰冷。
6月11日，我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正式开始，在接下来的103天里，我无比的勤奋，忘我地工作，不停地批阅大臣奏折，不停地思考现状以及未来，平均每两天就要颁布一道诏书。没有人比我更期望变法早日成功，没有人花费我这么多的心血，但是它仍然——失败了。
我只能接受这样的苦果，因为我没有选择。我原本是不必成为一名皇帝的，却选择了一条可以成为皇上的路，而这一切还是因为我没有选择。也许从那个时候起，快乐也好，幸福也罢，都从我的身体里消失了，我原本就是不配拥有它们的人，所以到最后都应该让我失去它们才对。
“你恨吗，恨她吗？”珍妃曾经问。
珍妃，她曾是光绪皇帝唯一的快乐源泉。
她经常女扮男装，大大咧咧地走来走去，在皇宫里横冲直撞，喜欢照相，喜欢宫里一切时髦的“西洋玩物”。她没有规矩，私下里敢对光绪直呼其名，在照相时甚至大逆不道地穿着龙袍，很显然，按照传统的眼光，这不是一个规规矩矩服侍皇帝的好妃子。
太后一直不喜欢她，光绪知道，在慈禧太后的眼里，只有她的侄女——静芬皇后才应该得到他的宠爱。静芬是正统的皇后，而珍妃不过是普通的妃子而已。
但是，光绪喜欢她！喜欢就是最大的理由，正统又如何？妃子又如何？
在繁忙的朝政之余，他曾经为她做过很多的浪漫之事。他带着她在紫禁城看雪，去颐和园听雨，还许诺带着她去围场打猎。他不善表达，不会说很多的情话，大部分的时候，在珍妃旁边，他也很沉默，他有很多想要说的，却因为羞涩而最终没说，因为口吃而说不明白。
但他有一颗爱她的炽热的心。
珍妃，我是京城公子，你是南国佳人，我来自冰天雪地的北方，你来自草长莺飞的南方，是什么让我们走到了一起？
“选秀。”珍妃说了这两个字，跑去玩了。
从13岁入宫，她如今已经22岁了。
也许这个孩子永远不会长大，也许在她的眼里，自己不过是她从广州来到北京之后，找到的另外一个玩伴，一个寡言少语的怪人。
一切的事情都在那一天改变了。在光绪离开紫禁城，走向瀛台的那一天。珍妃终于明白，这个人真的要离开自己了，他搬了家，不会再回来。
有一种失败，是“成功的失败”，因为它会为成功积累经验，吸取教训，譬如变法，一定会有后来者居上。但是，也有一种失败是完全的失败，这就是爱情，一朝离别，此生难见。
珍妃偏不信命，她勇敢地跑到慈禧面前，跪地为光绪求情，珍妃以为慈禧会动容的，没想到慈禧大怒：“你平时一贯妖媚皇上，皇帝犯错，你也有份！”
钟粹宫北三所。这里以前是老妈子住的地方，离慈禧的寝宫只隔着一条长廊，方便慈禧亲自看管。囚禁在这里的人与世隔绝，屋门被反锁着，每天只有太监从窗户递进一些冷菜剩饭，而每隔几天，还会有一个太监前来“奉旨申斥”，被囚之人只能跪在地上静静地听着责骂。
这就是珍妃新的住处，是求情换来的代价。金碧辉煌的皇宫不会再任她行走，豪华马车也不再为她而备，在离孤独最近的地方，只有两双思念的眼睛在彼此遥望。
珍妃，我并不恨谁。是的，太后胜利了，但是她也无法拥有真正的胜利，她也是失败者。这一场变局中没有赢家。皇宫看起来无比广阔，但是它已经落后外面的世界太多。终有一天，我们这些人，包括太后在内，会被民间那些善良的、智慧的、正义的人士超越，我们会被他们抛弃，到那时，他们也许连看都不会看我们一眼，每一眼都会让他们觉得恶心——因为我们现在的恶行！
只有我清楚，太后内心明白，她的任务就是趁她还活着的时候让朝廷的统治延续下去，只要大清王朝不在她的手中毁掉。只要她不背上失去江山的罪名，她可以去做任何事，至于其他的，连她也是无力和无奈了。
光绪对珍妃最后的交代是：要好好地活着。然而，这个愿望很快就要破灭了。
清国社会很快将发生一场前所未有的动荡，这个动荡来自民间。从1894年起，这个国家的人民先后经历了战争和朝廷内乱两件大事，虽然对于过程他们不是很清楚，只是听到了一些流言和目睹了部分的闹剧，但结果却是生硬而冰冷的：清日战争证明了后党不行，戊戌变法又证明了帝党不行。太后不行，皇帝也不行，那么，这个朝廷到底还行不行？
一场大规模的骚乱在酝酿、忍耐、聚集，然后爆发！
这是从北方的一个省份开始。这里原本是礼仪之邦，原本是好客的地方。但清日战争却改变了这里的一切。它是被日军直接攻击的省份，也是受战争打击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北洋舰队在这里覆灭，《马关条约》在这里换约。而整个战争中，家乡来自这个省份的士兵是最多的，阵亡人数也是最多的。这里的人们遭受了战败屈辱和失去亲人的双重打击。战后的形势却不是一天天好起来，而是一天天坏下去，激愤的人群和滚滚而起的烽火终于出现在这里，为了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他们打出了“扶清灭洋”的旗帜。
而朝廷里的端王集团也即将开始行动，因为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
义和团，起山东！
重点史料：
1.《清史稿》
2.《清实录》
3.《光绪朝东华录》
清日海战部分：
1.《容庵弟子记》：（民国）沈祖宪/吴闾生编纂，1913年
2．《袁世凯传》：（日）佐藤铁治，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年
3.《日本历史》：（日）井上清，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1年
4.《日本军国主义》（1—4册）：（日）井上清，商务印书馆，1985年
5.《军国的幕僚》：俞天任，中国友谊出版社，2007年
6.《李鸿章全集・电稿》（1—3册）：（清）李鸿章撰，顾廷龙/叶亚廉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7.《东方兵事纪略》：（清）姚锡光，中华书局，2010年
8.《李秉衡集》：（清）李秉衡撰，戚其章辑校，齐鲁书社，1993年
9.《海东札记・台湾杂记・巡台退思录・台海思痛录》：(清)黎景嵩等，岳麓书社，2011年
10.《绝版甲午》：（澳）雪珥，文汇出版社，2009年
11.《甲午战争史》：戚其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12.《国际法视角下的甲午战争》：戚其章，人民出版社，2001年
13.《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学术丛书》（1—3辑）：戚俊杰、刘玉明等主编，天津古籍出版社等出版
1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卷》（全12册）：戚其章主编，中华书局1989—1996年。其中重点：《机密日清战争》，（日）伊藤博文；《宗方小太郎日记》，（日）宗方小太郎；《从军日记》，（日）向野坚一
戊戌变法部分：
1.《龙夫人：慈禧故事》：（美）斯特林・西格雷夫著，秦传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
2.《隋丽娟说慈禧》：隋丽娟，中华书局，2007年
3.《戊戌变法史研究》(上下)：（民国）黄彰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
4.《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孔祥吉，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
5.《戊戌变法史事考》：茅海建，三联书店，2005年
6、《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书信集》（上下）：（澳）骆惠敏编著，刘桂梁等译，知识出版社，1986年11月
6.清代文献：（清）袁世凯，《戊戌纪略》；（清）梁启超，《戊戌政变纪事本末》；（清）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清）恽毓鼎，《崇陵传信录》；（清）陈庆年，《戊戌己亥闻录》
7、学术论文：房德邻，《维新派“围园”密谋考——兼谈〈诡谋直纪〉的史料价值》，《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杨天石，《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载《光明日报》，1985年9月4日；（日）村田雄二郎，《康有为的日本研究及其特点——<日本变政考><本书目志>管见》，《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最后十八年 : 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 第2 部 /
黄治军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6.2
ISBN 978-7-5360-7774-4
Ⅰ . ①晚… Ⅱ . ①黄… Ⅲ . ①中国历史－清后期－通
俗读物 Ⅳ . ① K25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2016) 第017468 号
责任编辑：孙 虹 夏显夫
特约编辑：盛 亮 潘 炜
书 名 晚清最后十八年 : 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第2部
WANQING ZUIHOU SHIBA NIAN:CONG JIAWU ZHANZHENG DAO XINHAI GEMING.DIERBU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泃阳镇兰各庄村)
开 本 680毫米×990毫米 16开
印 张 22.25 1插页
字 数 311,000字
版 次 2016年2月第1版 2016年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9.90元
第一章 强拆血案：武术大师赵三多自创义和拳会 强拆血案案发梨园屯
“六大冤”的上告之路
“十八魁”拜师赵三多
赵三多将队伍改为“义和拳”
绝境中的赵三多亮出“扶清灭洋”！
第二章 义和拳的“神化”之路 朱红灯成为“神拳”领袖
大水之后，神拳兴起
无力灭拳，慈禧连撤山东巡抚
第三章 党争的开始：端王集团的惊世废立阴谋 慈禧给了端王集团夺权良机
“临朝训政”给慈禧带来的掌权软肋
权力的游戏：慈禧不能也不敢废光绪
八旗军对慈禧权力安全的威胁
第四章 慈禧的布局：荣禄崛起 荣禄的故事
荣禄组建武卫军
从帝后权斗到满汉党争
第五章 权力安全：慈禧维持统治的核心 慈禧的制衡术
东交民巷的十一国公使
再次造谣！端王集团的最后一搏
公开警告！汉党和公使联手将废立野心扑灭
第六章 党争的发酵：山东巡抚之争 “屠户”毓贤成为新任山东巡抚
毓贤提出“收编”义和拳政策
“天下义和团扶清灭洋！”
袁世凯被“运作”成山东巡抚
袁世凯以高超的“政治手段”平乱
端王集团决定利用义和团
第七章 义和拳进京前的疯狂 义和团运动背后的四大利益集团
直隶义和拳：无统一领袖的组织
裕禄火上浇油式的“救火”
“禁”和“剿”——慈禧对待义和拳的根本态度
第八章 义和拳是如何进北京的？ 洋人的反击：史上最强保安队非法进京
洋人，慈禧掌权的最大威胁
禁旅八旗趁势将拳民“放”进北京！
第九章 端王步步紧逼，慈禧调军自保 骚乱大爆发，端王集团武装政变在即！
董军进京，端王集团趁机再次生事
第二支侵华军队：西摩尔联军向北京开进
第十章 被内外势力逼到绝境的慈禧进退失据 调董军出城
杉山彬被董军刺死
义和拳突进内城！
冤冤相报：洋人主动上街剿杀拳民
北京局势失控，慈禧急召李鸿章来京
第十一章 开战决策的秘密：最后的御前会议 第一次御前会议：决定对“猎取拳民行动”反击
大敌当前，两派仍在为利益而争斗
第二次御前会议：慈禧做战前动员
第三次御前会议：讨论要不要攻打使馆
第四次御前会议：慈禧对是否攻打使馆做最终决定
第十二章 向十一国开战 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大街上被枪杀
开战！
慈禧之误
第十三章 大沽口保卫战：优势下的惨败 西摩尔大军“失踪”之谜
大战之前
罗荣光的抵抗
大沽口炮台沦陷过程
罗荣光自杀殉国
第十四章 租界之战：裕禄的一场政治表演 裕禄参战
如何汇报战况：裕禄写奏折的艺术
贻误战机，八国联军完成合兵
第十五章 “东南互保”：大臣的算计 “东南互保”出台背后的隐情
袁世凯的算计
八国派遣援军的秘密
第十六章 聂士成：最后一位传统名将之死 聂士成和拳民的恩怨
英雄末路：聂士成之死
日军首次对中国使用毒气
日军攻陷天津
天津周边的战斗
裕禄的结局
第十七章 四千发炮弹攻不下使馆：荣禄的秘密 李秉衡组建通州防线
荣禄大军为何攻不下使馆区
北京城内十万义和团民的结局
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前夕
第十八章 北京的沦陷 英军从“下水道”爬进内城
攻向皇宫！
慈禧挟光绪出逃前，命人处死珍妃
第十九章 八国联军在京津的暴行 疯狂的洗劫
令人发指的大屠杀和强奸
对八国联军的最后痛击即将开始
第二十章 李鸿章一生的最后一次议和 慈禧很早就在暗中“求和”
八国联军提出“惩凶”
义和团成了和谈的最大牺牲品
赔款数额的确定过程
“门户开放”政策和“庚子退款”之谜
1899年9月6日，美国正式向各强国提出外交照会
第二十一章 义和团与八国联军之乱的终极启示 利益的战争：各怀鬼胎的八国
专制王朝带来的传统文化的顽固
大炮轰入的文明必然遭遇野蛮捍卫的尊严
列强内部矛盾无法调和，日俄战争即将打响
第一章 强拆血案：武术大师赵三多自创义和拳会
强拆血案案发梨园屯
在山东省的最西部，山东、直隶、河南三省交界处，有一个叫冠县的地方。和清国大多数农村一样，它土地贫瘠，人们靠在盐碱地上种植棉花为生，思想封闭。自从1861年（咸丰十一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允许传教士进入清国内陆地区传教之后，在冠县总共24个村中，有11个村建起了教堂。
梨园屯就是这11个村其中之一，这是一个总共有300多户人家的大村，其中入教的教民有20多户，实际上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镇”。
而镇民和教民的相处并不和谐。
1861年，第一批传教士便到达梨园屯，之后陆续有其他传教士到来。外来人口到来，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住房问题，他们见屯子中心有一座已经破败的玉皇庙空着，久而久之便打起了这座破庙的主意——想在这座玉皇庙的地基上建一座教堂。
但要拆迁掉这座玉皇庙，还是会有不小的麻烦，因为这座庙也是有主人的。
大约在康熙年间，梨园屯当地的富人捐出了一块地，总共有41亩左右，分作两部分。
一部分是三亩多的宅基地，主要用于修建当时的“希望小学”——义学和义学旁边的玉皇庙。另外一部分是大约38亩的耕地，这是“学田”，用来维持义学的日常开支。
现在我们知道了，玉皇庙的房产和地产是屯子里公产的一部分，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它是镇民共有的小产权“庙”。镇民的想法是，如果传教士可以不打这块地皮的主意，换别的地方修教堂，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就不用搬家，那就最好；如果一定要拆迁玉皇庙重建教堂，那么至少要给神仙一笔“安置费”吧。
当然，所谓的“神仙安置费”也就是给镇民们的一笔拆迁费，地是大家的，你要用地，就必须出钱。应该说这个要求并不过分，屯子里的人最担心的就是：传教士仗着他们是洋人，强拆了玉皇庙，拆迁费却没有着落。
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似乎证明镇民们想多了，传教士并没有强拆，只有20多户教民向街道办事处主任（三街会首）提出了一个请求：将那41亩地和房产分了了事，并且他们这些教民只要包括玉皇庙在内的那三亩宅基地。
教民们虽然入了洋教，但他们世世代代也是梨园屯的人，祖辈们留下的公产自然也有他们的份儿。于是街道办事处主任召集当地士绅研究商讨，确定了分配方案：20多户教民如愿以偿地分到了那三亩宅基地，而其他近300户镇民分得了38亩耕地。
虽然宅基地是教民自己想要的，但街道办主任们搞出这个分配方案还是别有用心的。街道主任并不是教民，自然要维护镇民们的利益，宅基地是薄田，不能种棉花，又只有三亩多，把它们分给教民应是让镇民占了便宜。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三街会首还让大家立了个分地清单的字据，以防教民将来反悔。
而教民们接下来的行动很是出乎会首们的预料：教民们不仅没有反悔，还高高兴兴地接受了分地清单。然后，他们把得到的三亩宅基地集体献给了传教士！地基上的玉皇庙被推倒，一座小教堂赫然耸立！
难怪他们不要良田只要地基，原来是献给洋人啊。三街会首和镇民们都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特别是主持分地的三街会首和士绅们，他们的权威受到了挑战，原本能拿得最多的拆迁银子也落了空，是可忍孰不可忍！
而镇民们的愤怒也是拆迁费落了空，他们原本指望能从传教士征地修教堂中分得一笔银子，没想到狡猾的传教士还是通过曲线拿地无偿获得了地基。作为天然的弱势群体，每当外来势力入侵时，底层农民们就一直对自己利益可能遭受的损害十分敏感。镇民们感觉他们既遭受了损失，又受到了屈辱，更有甚者，当时已有不少镇民传言：洋人其实是给了屯里教民人家40两银子的，只是教民们偷偷私分了，并没有给屯里。听到这样的传言，镇民们更加愤怒了。
三街会首和士绅的代表六个人，带领愤怒的镇民来到了县衙——上告。就是从这一天起，梨园屯漫长的民教冲突正式开始！
镇民告的是教民没有权力将“屯里的地献给洋人”，但关于这个问题，本来就是一笔糊涂账。朝廷因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战败，被迫允许基督教传教士进入内地传教，而教民拿他们自己的地献给教会修教堂到底可不可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相当于大清的“外交部”，以下简称总理衙门）夹在民族感情和洋人之间，一直支支吾吾，问题悬而未决。
聪明的县老爷只好将此回避，他根据三街会首签下的分地清单，判定：传教士拿地有效，修建教堂行为合情、合理、合法。
三街会首签这个分地单子原本是防止教民反悔的，现在吃了一个哑巴亏，他们情绪比较激动，态度比较恶劣，动作也比较粗暴。县老爷只好拿他们不当干部，出动兵勇把他们抓了起来。他们最后虽然保释出狱，但在梨园屯颜面无存。
六个人决定：再往上告。我就不相信没个做主的地方！他们分工明确，有人负责变卖家产，筹集上告资金；有人背着干粮，躲过地方官的围追堵截，从东昌府、济东道，一直上告到山东巡抚衙门。
然而，上告是没有用的。在东昌府，知府明确地告诉他们：“你们所说的事情即便有理，我也管不了，就算是我想管，也不敢管啊。”三个“上告专业户”被抓起来了，被判坐牢。这六户原本还算富裕的人家倾家荡产，但官府的行动并没有吓退他们，他们一直在坚持上告。从拆迁事件发生起，几年、十几年的时间过去了，有人坐牢，有人家破人亡，有人被革去功名，年华老去，他们也由最初镇民口中的“六先生”，变成了梨园屯的“六大冤”。
在“六大冤”上告的同时，梨园屯的镇民也没有放弃为夺回地基而努力。他们和教民进行了无数次扯皮，今天镇民扬言要炸了教堂，明天教民扬言要带洋人来捉人，大家你来我往，谁都不好惹。
教民们毕竟是人少的一方，最终还是他们逐渐妥协了。在县衙的调解下，经过漫长曲折的谈判，双方终于达成了协议：由县衙专门拨出白银200两，为教民在其他地方买块地皮，修建一座崭新的教堂，但教民要把玉皇庙的地基退还给镇民。
这个结果其实是谁都没有“妥协”，等于是县衙主动承担了200两银子的买地皮和修建教堂费用，就让官府花钱去买个稳定吧！
在镇民和教民们看来，事情已经得到解决了。但他们还忘了此事牵涉到的另外一个机构——教会。
教会是传教士的组织，它们对这个调解的结果很不满意。教会认为，既然教民们已经把地献出来了，按照西方的契约精神，那么就连教民也不能再对这块地进行处置，能做主的只有接受献地的传教士和教会。
其实教会的反对也是有其他原因的：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地皮问题，而是关系到今后在乡村中的威信，威信一下降，传教工作就不好开展。
问题又拖下去了。几年后，山东主教越过山东巡抚衙门，直接找到西方国家驻北京的公使，请公使们出面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要求重新解决。
总理衙门很快批示给山东，山东巡抚衙门指示东昌府解决。在东昌知府的干预下，冠县县衙的调解裁决又变了：由县衙专门拨出白银200两，为镇民在其他地方买块地皮，修建一座崭新的玉皇庙，但镇民要同意玉皇庙的地基归教会。
绕了一圈，还是冠县县衙出钱，只不过地皮又给了教会。县衙认为这个转变是很高明的，应该三方都会满意。然而，现实情况又不是这样的。
当初教民之所以妥协，并不是他们真心想妥协，而只是畏惧没有入教的镇民人多势众。现在，看到县衙在教会的压力下不得不偏向教会，他们开始有了自己的打算：必须将闹事的镇民们“整怕”，免得他们将来报复。
在教民的要求下，教会向县衙提出：必须惩罚那些“无知愚民”，将为首的“六大冤”全部通缉捉拿，才算完（“扬言须将控争之人按名拿究，方肯干休”）。
连县老爷都觉得这个要求比较过分，不打算理睬。而在梨园屯，“官府受教会的压力要来拿人”的谣言已经满天飞，这些谣言正是教民发出来的，为的是给镇民们一个警告。“六大冤”赶紧去做一件事情——搬武器。
1853年，太平天国运动高涨的时期，山东巡抚衙门曾经下过一道指令，要求通省办“团”。当然，这个“团”就是我们在历史书中经常见到的地主武装——团练。而当年梨园屯的团练首领正是“六大冤”之一，现在，他们把原本用于团练的武器搬到了玉皇庙，准备一旦官兵来捉人，就发动镇民大规模武力对抗！
这么多的人持械聚集，严重影响地方稳定！
山东巡抚衙门再一次被惊动了，迅速派出以副省长（道台）牵头，东昌知府、临清知州、冠县县衙组成的四套班子进驻梨园屯，找到“六大冤”做思想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你们原本就是知书达理的人，有的还吃过皇粮，干什么跟官府对抗呢？虽说你们是地头蛇，强龙也不压地头蛇，但你们也是知道的，教会可不是一般的强龙啊。他们可以直通北京的公使，而公使又可以直接向总理衙门交涉，外交压力朝廷又顶不住，所以官司你们是打不赢的。武力对抗更没有好下场，你们不想想，这是谁的天下？你们手里有枪，还能多过朝廷的枪？
“六大冤”们原本就不是打算要对抗官府的，只是为了自保，现在道台大人亲自做思想工作，他们终于泄气了。是的，这是一场不可能的胜利，因为结果早已注定了，为了争地，“六大冤”已经倾家荡产，不能再坚持下去了。
“六大冤”同意不再上告，也保证不再武力抗教，玉皇庙的地基给教会。然后，“六大冤”相继带领他们的家人，全部离开了梨园屯，远走他乡。“六大冤”很清楚：虽然自己不再闹事了，但不能保证其他人不再对教民闹事，他们必须防备将来可能遭到的打击报复。
在“六大冤”离开之前，镇民中还有八位并不甘心的落第秀才想继续上告，他们找“六大冤”帮忙，被“六大冤”拒绝了。八个人也最终没有再闹起来，在梨园屯的教案史料中他们留下了一个统一的外号——“八大讼”。
随着“六大冤”和“八大讼”的彻底撤出，在后来整个义和团运动中出现的第一个利益集团——士绅集团的争斗告一段落了。他们是乡村秩序（包括邻里纠纷、家族矛盾、乡村庙会、祭祀、红白喜事等）的维护者，也是朝廷在乡村的真正统治基础，县老爷断个案子，除了银子和美女，士绅们的态度起了关键性作用，甚至完全可以替代县官断案。手中的这些权力也一直是士绅们在乡村里有威信的根源，现在突然冒出一批传教士，冒出一个教会，竟然可以剥夺他们原本掌控的维护乡村秩序的权力，竟然可以让一部分教民从此不受他们的管辖，很不爽啊。
但是，教会的出现除了会削弱士绅集团对乡民的掌控，其实还给了士绅集团趁机摆脱官府的机会。
因为教会势力同样冲击了官府，当教会势力向地方官府势力发动进攻时，原先受地方官掌控的士绅其实也在趁机摆脱官府，去争取他们在乡村中更大的权力地盘。这正是一直跟官府站在一起的士绅一反常态，不惜全力“为民争地”的另外的原因。事实上，士绅们在领导镇民们进行抗争时，他们都有意无意地拉开了与州县官府的距离，他们并不相信同样受制于教会的州县官府的“能耐”能比他们大多少，直到道台前来压制。
也就是说，随着教会势力的到来，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朝廷行政系统对这个国家的掌控能力进一步被削弱了。教民们只相信教会，乡民和士绅也并不信任地方官府，在广大的乡村，朝廷开始逐步丧失它的统治根基。
教会得到了地皮，他们开始组织人马扩建教堂，原来的小教堂又变成了大教堂，这件事情深深地刺痛着梨园屯的人们。但是，有知识的“先生”们不再闹事了，梨园屯的人们一时间没有了主张，一开始他们并没有阻止教堂的扩建，不再折腾，不再闹事，不再上告，不再拦轿喊冤，梨园屯恢复了暂时的稳定。
而稳定也仅仅是暂时的。
因为“十八魁”已经横空出世！
梨园屯有十八位年轻力壮的男人——其中的一个，就是我们在历史书中常见的阎书勤。他们都出生于贫困之家，没有读过什么书，不懂什么大道理，从小他们就从父辈的口中听到玉皇庙的争地纠纷，小时候是躲在树后用弹弓袭击教民和传教士，现在，他们决心用行动来捍卫家乡人民的财产和尊严。
而他们的行动，就是——武力。十八位小伙子公开宣言：官已经不讲法，我们就不守法！
他们不会再上告了，十几年的上告已经被证明了毫无结果，官府只关心稳定，并不在意真正的矛盾纠纷和利益诉求。乡村工作很复杂，但地方官府只会用“破坏稳定”的方法来维护稳定，这样的稳定又如何能维持？
“十八魁”就是镇民给他们取的外号，看来照这样发展下去，什么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一百零八将也很快就会出现。从专业术语上说，十八魁是一种“激情型的政治参与”，他们对土地之争的感性认识要远远超过理性认识，他们只知道“要守住祖祖辈辈的土地，不要让它们被洋人夺去”，即使是武力，即使是暴力，他们也不会认为这有什么不对，他们自认是在做一件无比正义之事——维权！
因为穷，十八魁也并没有什么可以害怕失去的，怕个屌，干吧！
十八魁包围了教堂，对教堂发起了进攻，各种长短的扁担飞舞，各种大小的石头横飞，教堂的扩建陷入僵局。然后，十八魁冲击教民家，把教民们赶出了梨园屯，直到教民们搬来了救兵。
在这之后的几年时间里，梨园屯的局势陷入了僵持：只要教会前来扩建教堂，十八魁就会率领镇民冒死拆房；而只要镇民试图在地皮上推倒教堂重建玉皇庙，教会也会出动洋枪队阻止。
无奈的东昌知府只好下了一道命令：双方都不得修，就让那块地荒在那里吧。
这仍然只是道和稀泥的命令，也仍然让双方都不满意。而随着教会势力越来越大，十八魁很清楚：要夺回土地，就必须战胜洋人的洋枪！
有什么办法呢？
他们的目光落到了邻县威县（属直隶）一个叫赵三多的人身上，十八魁打算前去拜师，而赵三多，是大名鼎鼎的梅花拳传人。
在介绍赵三多和梅花拳之前，我们要来介绍一下当时直（直隶）东（山东）境内的三大民间武术组织。
首先是白莲教。白莲教虽然在清国的北方地区影响广泛，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白莲教算不上是真正的武术组织，而是一个崇尚武力的宗教组织。白莲教大约起源于唐朝时期，那时候正是佛教大规模传入中土以后，白莲教正是深受佛教的影响。
它的教义认为，这个世界是有末日的（不是2012，具体哪天不太清楚），而且这世界末日还不止一次，是有三次——从过去、现在到未来各一次，这也就是白莲教说的“三劫”。由一劫转向另一劫称为“运劫”，此时白莲教信仰的最高神——无生老母就会指派一位救世主（从过去到未来分别是燃灯古佛、释迦牟尼和弥勒佛三位牛人）降世，信奉白莲教的人们就是在这“过去佛”“现在佛”和“未来佛”的带领下，“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将要到来”，最终战胜世界末日（不信教的人就不敢保证）。
很显然，白莲教其实就是给佛祖安了一个妈，人是人他妈生的，佛必然也是佛他妈生的，这是很容易让人接受的，并且还有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三种时态，更加符合人们的常识，也更能令人信服。
而白莲教的活动中心在北方，北方的活动中心在山东，每当人们感觉活不下去的时候，白莲教就出场了，它是被利用得最多的起义旗帜。元末，这里的人们利用白莲教的旗帜反元（给朱元璋同志帮了忙）。明朝建立后，白莲教又反明。而到大清建立，白莲教竟然又成为反清复明的旗帜，成为一个永远反政府的组织。
对于历代王朝的统治者来说，他们就是谈白莲教而色变了，白莲教几乎就是叛乱的代名词。朱元璋同志虽然也是混过白莲教的，但他上台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禁教。此后明清的各位皇帝都光荣地继承了这个优良传统。白莲教被定性为历史悠久的“邪教组织”，一旦发现，就会被严厉镇压。
其次是大刀会。这是甲午战争之后在山东地区新出现的。
甲午战争中，山东内陆的大量兵力被抽调到奉天前线保护陵寝，导致当地兵力空虚。这种情况正是广大土匪同志喜闻乐见的，所谓月黑风高夜，正是谋财害命时，地主家的“密码箱”他们已经惦记很久了。而地主老财为了保护财产，自然要花钱雇用一些武术高强的人做保镖，后来这些人干脆成立了一个组织——大刀会。
大刀会的成员都是武师，由于他们是属于拿人钱财与人消灾的，所以他们很喜欢吹吹牛，比如他们的刀是世界上最快的刀，而他们的身体也是世界上最坚硬的盾——刀枪不入。另外，并不是一般的人可以加入大刀会的，除了要会武术，入会时还要交上一笔“香火钱”，从此就有资格受雇于地主老财了，相当于加盟费。
一开始地方官府对大刀会基本上是默许的，打击土匪盗贼，这也是好事嘛。而后来官方开始严厉打击大刀会，因为大刀会做了一件给政府找麻烦的事——反教（教会）。
土匪们洗劫财物后，他们为了逃避打击，纷纷入教。对于教会来说，这只是又增加了几个教民，而大刀会和教会的梁子却正式结下了。
第三个出场的是梅花拳，它既没有“反清复明”的宗旨，也没有打击土匪盗贼的任务，这是一个真正属于老百姓自己的传统武术组织，在直隶和山东有广泛的练习者（“好练之家可传也，不好练之家仅仅收藏也，不可传匪人也”）。
梅花拳最初是在桩上练习的，因此它又叫“梅花桩”。关于拳法的部分我这里就不过多讲述了，它主要包括基本形体（架子）、成拳、拧拳和器械四个部分。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原本在桩上练习的拳法，对身体的柔韧性、协调性的要求那是相当高的，练练它不仅可以减肥，还能在腹部练出像梅花花瓣一样的若干块腹肌。
而梅花拳除了拳术套路的“武场”之外，还有练习内功心法的“文场”，这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白莲教式的宗教迷信的。我曾经看过部分“文场”的词句，看完后深受启发，感觉在尘世中重新鼓起了生活的勇气。因为它们简直是另外一个版本的“心灵鸡汤”，比如练武要讲究武德、保持高尚的情操，等等。
另外，作为民间自卫的武术组织，梅花拳并不反抗朝廷，这是梅花拳和白莲教的一个区别。
平时加入梅花拳的都是普通人，主要是为了锻炼身体，保护自己，他们不反朝廷，也不像大刀会的成员那样，把武术当作一种谋生的手段。梅花拳的武术宗旨强调的是“自卫”，也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以理服人；人若再犯……抡起拳头上去，直打得对方两眼冒梅花！每年春天梅花盛开的季节，这是所有梅花拳传人的节日，各大梅花拳传人都要聚在一起，组织自己的门徒进行拳法套路表演和切磋——亮拳。
作为大名鼎鼎的梅花拳第14代传人，赵三多已经收了近2000名弟子了，面对前来拜师的十八魁，他感到很为难。
赵三多很清楚十八魁拜师学艺的目的就是为了对付教会，碍于梅花拳严格强调“自卫”的传统，赵三多并不想卷入与洋人的纠纷中。既然连“六大冤”都害怕遭到打击报复离开了梨园屯，他这个外乡人更加有理由不去管。
但对十八魁的遭遇，赵三多又深感同情，他虽然是外乡人，但梨园屯两代人维权的故事还是打动了他。他很矛盾，他觉得作为一个远近闻名的武术大师，他有必要为乡邻仗义。
考虑了很久，赵三多还是拒绝了。没办法，师门的规矩太严格，而洋人的枪又太厉害，自己是没有办法抵挡的。
但是，赵三多不答应，他的弟子们很有意见，因为十八魁诉说的冤屈引起了这些热血弟子的同情。他们一起找到赵三多，跪地请求赵三多，然后他们采用了激将法：师傅啊，您好歹也是十里八乡的武术大师，怎么会怕洋枪呢？
跪请和激将之下，赵三多终于同意收十八魁为徒。梨园屯拆迁事件终于变成了梅花拳师门的事。而赵三多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个决定，将使他再也没有回头路。
1897年4月27日（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六乙卯日），梅花盛开的季节，在传统的“亮拳”之后，十八魁带领近2000人攻打了教堂，其中大部分人都是梅花拳的弟子。在冲突中，一名保护教堂的教民被打死，梨园屯所有教民的家全部遭到洗劫，20多户教民全部逃离了梨园屯，十八魁将教堂捣毁，夺回了全部三亩地基。
山东巡抚衙门再一次被震惊了，此时的山东巡抚正是在甲午战争中与李鸿章作对的李秉衡。李秉衡很快做出批示，要求冠县县衙认真处理好此案，维护社会稳定。而冠县县衙一向是没什么主意的，现在他们看到镇民势力强大，又打算默许十八魁的夺地行动，但又不敢太得罪教会，考虑之下，冠县县衙发布告示：无论是镇民还是教会，地基都不能要，必须收归县衙所有，去盖一所义学，同时县衙负责为教会另外购买一块地修教堂。
绕了一圈，玉皇庙土地的所有权又变了，这次干脆收为了官府所有，维护稳定如果只是用临时救火这一招，看来是怎么样也稳定不了啊。
果然，在土地收归县衙所有后，县衙顶不住十八魁等梅花拳弟子的压力，又被迫允许在地基上修建新的玉皇庙。庙宇很快就修好了，竣工的那天，梅花拳的弟子们都把这当作是对抗教会的重大胜利，他们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典礼，而他们似乎高兴得太早了。
山东的主教又找到了各国驻北京的公使，公使向总理衙门施压，提出了四点要求：限定山东官府三日内拿办十八魁；赔偿教堂损失白银两万两；将亲自负责此事的东昌知府撤职；将负有领导责任的济东道道台调换。
与此同时，山东巨野县又发生了著名的“巨野教案”。1897年11月1日，两名原本在阳谷县和郓城县传教的德国籍传教士路过巨野磨盘张庄，天色已晚，他们便来到庄中的教堂里投宿。这座教堂本来住着德国传教士薛田资，他把自己的卧室让给两位投宿者，自己则睡到仆人的房里，这一举动救了薛田资一命。
夜晚，十几个当地的庄民摸黑潜入了教堂。他们手里拿着大刀、火枪，准确摸到薛田资的卧室，把床上睡着的人当成了薛田资一顿猛砍，直到床上的两人断气，他们才发现可能杀错了。而庄子里的教民也闻讯赶来了，这伙人只好趁黑离开。
隔壁的薛田资惊恐地目睹了这一切，他仓皇出逃。等到第二天，薛田资将两位德国传教士被杀一事电告德国驻北京公使。
这到底是一起谋杀还是抢财杀人，案件到最后并没有定论，按照巨野官方的说法，当晚参与事件的人是听说了教堂里存有钱物，于是便“起意行窃”，结果导致传教士被害，财物被抢劫。
实际上是没有多少人相信这个裁定的。跟梨园屯一样，磨盘张庄的民教冲突越发严重，而作为传教士，薛田资自然要维护教民、欺压庄民，再加上他自己平时可能还不太检点，仗势欺人，庄民们对他早已是恨之入骨。这是一场有计划的谋杀，而官方的说法是有意淡化民教冲突。
1897年11月14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丙子日），德国的军舰开到了胶州湾，要用武力解决问题并趁机侵占山东。最后在德国的压力下，李秉衡被革去山东巡抚之职。本来朝廷已经升任李秉衡为四川总督，但在德国的施压下李秉衡不准再升职，接替李秉衡的是原陕西布政使张汝梅。山东刚经历了甲午战争，又要面对德国出兵山东，群情激愤是可想而知的。朝廷指示：在这个节骨眼上，山东其他有民教冲突的地方，官府应全力避免和洋人冲突，免得外国人又要动武。
山东官场顿时一片风声鹤唳，冠县县衙的态度来了个180度转变，他们将刚刚建好的新玉皇庙强制性拆掉，宣布地基归教民，县衙为教民拨付白银400两再修教堂。同时，官兵开始捉拿十八魁，清查“乱党”。
十八魁和大部分“乱党”都是梅花拳弟子，梅花拳师门已经深深地卷入了民教冲突之中，师门中的头领紧急开会。他们意识到赵三多已经为师门闯下了滔天巨祸，很可能会给师门带来灭顶之灾！
而赵三多和他的弟子们也没有了退路，此时即使他们投案自首，也难以自保，教会和教民一定会对他们穷追猛打，看来坚持“斗争”下去是唯一的选择。
商量之下，其他的头领并不反对赵三多和他的弟子继续反教反洋，但不准再使用“梅花拳”的名号，也不准再说是梅花拳中人，这是梅花拳师门得以自保的唯一途径。
赵三多必须为他的队伍想一个新名号。
一百多年以前（乾隆年间），山东地区曾发生一件大事：清水教头领王伦率众起义反抗朝廷。王伦原本是白莲教教徒，后来自立门户，创立清水教，而同时他也学习梅花拳，所以也算得上梅花拳师门中人（头衔真多啊）。在起义时，王伦考虑到白莲教是朝廷严厉镇压的邪教，受打击的目标太大，而梅花拳师门严禁起义闹事，于是王伦的队伍既没有打出“白莲教”旗号，也没有打出“梅花拳”旗号，而是打出了一个新名字，一个充满能量、正义和血气的名字。
这就是——义和拳！
所谓义和，就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大家走到一起来，“义气相和”。
所谓义和，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保护自己的利益，大家必须把退无可退的拳头亮出来，追求“正义与和谐”。
所谓义和，就是维护中国的传统之“义”，中国的传统之“和”，用当时英国驻北京公使窦那尔后来向国内报告用语来说，就是“这个团体的成员将联合起来进行正义的事业，如果有必要，他们将使用武力”！
估计是赵三多原本就知道王伦的故事，或者是他的“参谋们”把这个故事说给了赵三多听。赵三多把“义和拳”的名号从一百多年前的王伦手里移了过来，他为自己队伍采用的新的名字，正是——义和拳！
从组织结构上来说，赵三多的义和拳既不是起源于白莲教，也不是起源于大刀会，而是和梅花拳有着更加直接的联系。赵三多的义和拳是一个继承了梅花拳开放门风的组织，加上要对抗洋枪，人越多越好。于是，尽管在组织起源上，义和拳和白莲教以及大刀会没什么关系，但不能阻止白莲教教徒和大刀会成员加入义和拳组织。义和拳就像一条小溪，它汇集了干流和很多的支流，包罗万象，包容万千，这正是作为一个基层自发组织的复杂之处。
义和拳的兴起和山东冠县、直隶威县都有关系，赵三多就是直隶人，所以，相对于接下来故事中即将讲述的“义和团，起山东”，我们其实还应该记住这样一句话：义和拳，起直东！
而在当时地方官府给朝廷的奏章报告中，无一例外地把义和拳说成“起源于白莲教”，直隶吴桥县县令劳乃宣还专门写了本书（《义和拳教门源流考》），向朝廷证明义和拳就是“源自白莲教”，是白莲教的一支。劳县令的这本书不仅让当时的朝廷信了，后来的很多人也相信了。
如果我们认为这些地方官是不了解实情那就错了，恰恰相反，他们是非常了解情况的。因为白莲教是朝廷早已经定性的“邪教”，按照《大清律》，把民间组织定性为“邪教”的权限在朝廷，而只要把义和拳和白莲教扯上关系，这就是借白莲教“邪教”之名给义和拳定罪的一条捷径。只要朝廷一定罪，他们就可以很方便地出动官兵用简单粗暴的手法去打击，而百姓们的各种利益诉求就能以“打击邪教”之名掩盖，官老爷仍然可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要该收的税能够收得上来，该摊派的劳工能够摊派得下去，县老爷对乡村事务是很少真正关心的。
现在我们知道了，从义和拳产生的“根源”来说，其实我们可以拨开层层的迷雾，压下种种的争论，用一句话来概括：义和拳起源于维权——或者说是老百姓们自认为的维权。
尽管这样的维权的“正当性”更多地存在于百姓们固有的观念中，尽管这样的维权其实带有很多的乡土观念而和“现代契约精神”不符，但是，义和拳产生的本质是上告无门，寻求帮助无路，而民教互仇。他们想不通的是：为什么洋人的教会可以为教民做主，而大清的官府却反而不能为他们做主？
无论是六大冤、八大讼，还是十八魁与赵三多，他们都是大清乡村中随处可见的非常普通的人，他们并没有三头六臂，也不是天生的坏蛋或者好人。如果不是诉冤无门，他们是很难自发组织起来的，他们只是比较老实和非常现实的人。当他们发现在这块土地上如何有惊无险地生活，实在是一件很需要技术的事时，他们时刻担心的就是失去自己仅有的利益。他们的头脑中其实并没有过多的“义和”的观念，只是出于本能和现实的考量去维护自己的利益。乡村的工作之所以难做，就是因为利益太纠结，而乡村的工作之所以做不好，就是因为百姓们利益的诉求往往被漠视。
在赵三多启用“义和拳”的名号并准备再次行动的同时，张汝梅指示东昌知府洪用舟，要将梨园屯的动乱消灭在萌芽阶段。洪用舟找到了赵三多，知府大人要亲自做赵三多的思想工作。
洪用舟告诉赵三多：你也算是在地方上有名望的人，为何要跟着十八魁做“匪”呢，只要你解散义和拳队伍，不再聚众闹事，我就可以把你和被通缉的十八魁区别对待，并且赐你一块官匾，挂在你家的门前，保证你一家老小的安全和荣誉。
而十八魁以及其他激进派的弟子一直在鼓动着赵三多，甚至威胁着赵三多：干吧！师傅，官方的话是不能信的，不蒸馒头争口气啊，干吧！
这一时期的赵三多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他左右为难，走投无路，优柔难决，似乎往哪一个方向走都有道理，也都有风险。史料记载，赵三多甚至还联系过教会，主动表示皈依教会，自己去入教了事。
而接下来的事情是赵三多没有料到的：义和拳的队伍里混进了著名的“反清分子”姚文起等一干人，他们和激进的十八魁一起，正在积极策划将义和拳队伍拉向“反清复明”的境地！
1898年10月（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姚文起等人伙同十八魁绑架了赵三多一家老小（有的史料记载他们还烧了赵家的房子），逼迫正在犹豫不决的赵三多不要解散义和拳，亮旗起事！
赵三多不得不同意了，但“反清”要落得个千刀万剐、株连九族的下场，这是打死他他也不会干的。赵三多能够同意的只是继续反教反洋，为十八魁争回土地，现在赵三多必须为他的反教反洋但不反清打出一个响亮的口号。
和“义和拳”的名号一样，这个口号也是现成的。
在1898年四川地区的反教活动中，余栋臣领导的反教队伍打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这个口号几乎流传了大半个清国，赵三多也可以为他的队伍打出这个口号！
在梨园屯西北十里左右的蒋家庄马场，赵三多率领他的几千弟子聚集在此，当时的一位法国传教士（中文名赵席珍）正好路过此地，他在日记中记录到：所有人的手里都拿着棍棒或者刀枪，穿着锃亮的马靴。赵三多宣布：我们义和拳只灭洋人，不反朝廷，只要朝廷不站到洋人一边，义和拳决不与之对抗！（“但戮洋人，非叛国家！”）
赵三多的身后，飘扬着一面镶有黑边的黄色大旗，黄色正是朝廷黄龙旗的颜色，赵三多用这个行动表明了他所言非虚（历史上如果要起义，旗子的颜色必定是当时朝廷常用色的反色），旗子上绣的正是从余栋臣队伍的口号中演化而来的四个大字：
“扶清灭洋”！
这个著名的口号出现了。当然，它的版本也有可能是“助清灭洋”“顺清灭洋”“兴清灭洋”“保清灭洋”等，现场是由法国人用法语记载下来的，再回译成中文必然有多个版本。这些意思差不多的口号，当时在各地也都被打出过，而“扶清灭洋”是最响亮最著名的，我们这里采用这个口号。
旗子亮出来了，但赵三多他们其实不过是为了争块地，至少从现在来看，它和“扶清灭洋”实在扯不上多少关系。而为自己的行动想一个宏大的口号，一个重大的名头，这也一直是基层老百姓们的智慧。他们为什么不直说：我就是为了那一亩三分地？当然不能这么说的，为了你那点地，不说官老爷不理你，其他人也不会理你，你那“一亩三分地”算什么？大家都有很多大事要忙。
在百姓们看来，名头越大是越好的，越大越能引起“上面”的重视。梨园屯的三亩土地之争就这样和“扶清灭洋”联系到一起了。
然而，不论赵三多们如何标榜“扶清”“保清”，在朝廷眼里，他们都是反民。亮旗的消息很快被报告给了地方官府，地方官府层层上报，山东紧急发电给直隶，要求直隶出兵对匪徒“合力围剿”（《直东剿匪电存》）。
与此同时，山东官员对赵三多的思想工作又开始了，软硬兼施，威逼利诱。赵三多明白了，无论他们举什么样的旗，喊什么号，官府都是不可能容忍的。在官员的压力之下，在姚文起和十八魁逼迫的风头过后，赵三多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
他把那些徒子徒孙叫到了集市上，当众向他们跪下，请他们解散回家！徒子徒孙们动容了，他们大部分自行解散。然后赵三多既没有去官府“领赏”，也没有去劝姚文起和十八魁等人，他逃出威县，暂时归隐江湖，直到1901年，赵三多才被袁世凯的部将段祺瑞率军抓捕，在牢房里绝食自杀。
清军开始抓捕有命案在身的十八魁以及姚文起等人，十八魁中的大部分人逃走，从此流落江湖，杳无音信，沉寂于茫茫人海。姚文起等19人直接在这次行动中被捕，姚文起被枭首示众，震慑闹事分子，而阎书勤在1900年被捕处死。
旗帜仅仅飘扬了十来天，义和拳队伍就被迫解散。然而，一个人的到来却让一切都改变了，他不仅重新打出了“义和拳”的名号，还进行了颠覆性的升级换代！
他是茌平县人朱红灯。
朱红灯成为“神拳”领袖
在冠县发生“义和拳”事件的同时，一件恐怖的事情也正在山东黄河沿岸的县份上演，这就是1898年的夏秋大水灾。
黄河沿岸，山东30余县受灾，农田和棉花地基本上全部被淹了，房屋被冲毁了，道路上全是逃荒的灾民。灾民们吃光了路边的柳树叶、榆树皮，吃光了地里的毛毛虫，吃光了路边腐烂的野狗和老鼠尸体，更恐怖的是连丢在路边的死婴都会成为食物。
在贫穷的州县，地方官府不是在忙着调粮赈灾，而是忙着进行一件事情——杀人。
山东本来就是《马关条约》赔款的支付大省之一，甲午战争之后一直在筹措赔款。朝廷摊派到省里，省里摊派到州县，各地早已经是赤字严重，加上大灾之年，贫穷州县里甚至连监狱里都没有余粮。为了给狱卒们省下口饭吃，死刑犯就只好不等到秋后了，统统先拉出去处死。
此时北京正在进行戊戌变法，而在与北京近在咫尺的山东，大多数农村人口对“变法”毫无感受，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吃顿饱饭。
天灾之年造成的流民很多，而大量的流民聚集在一起，总是会成立个什么帮派组织的（比如丐帮）。山东原本就是武术大省，流民中有很多都是习武之人，看来兴起一两个武术组织是不奇怪的，而神拳的特别之处就是在于“神”。
只要是练习“神拳”的人，经过一定的程序，就可以让神仙上身，获得神力——这叫“降神附体”。
这是一种结合了武术的对神力的极度崇拜。自古以来，每到灾荒之年，正是绝望的情绪特别容易蔓延的时候，也正是各路神仙特别容易出现和扩散的时候，因为人们不仅需要五谷杂粮，更需要精神慰藉。“降神附体”的程序是比较严格的，现在我来向大家介绍一下，小朋友们请勿模仿。
仪式开始之前，练习者先把一个红头巾戴到头上，向东南方向的山东肥城县桃花山磕几个头。传说桃花山上有山洞，洞里住着各路神仙，比如大名鼎鼎的孙悟空同学、杨戬同志、猪八戒兄弟、关公老爷、赵子龙帅哥以及黄天霸猛将等。朝他们磕完头，然后就是关键的“请动”他们下山了。
首先是念一套咒语，接着烧香，然后喝下一碗符水。当感觉到神灵快要下山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为了便于神仙从空中降下“附体”，就要搬把椅子放在方桌上，然后坐到椅子之上，紧闭双目，凝神运气，渐渐地身体开始摇晃，呼吸加速，浑身乱颤，口吐白沫——这样，就已经附体了。
虽然我们并不清楚到底是因为“降神附体”才口吐白沫儿，还是因为吐白沫儿才让人感觉到已经“降神附体”，但在神仙问题上，向来是先有仪式感才有存在感。反正大家已经知道了：神拳所谓的“降神附体”，就是如以鸟叔跳骑马舞为开始，以让人想打120为结束。
而神拳受到灾民欢迎、迅速流传开的原因除了“神”，还有另外一大特色——民主。
请神的对象是十分民主的，它从来不会像其他神秘的组织一样（比如白莲教），规定只能信仰一个神，想请什么神，只要你能想起，全凭个人爱好，一时心血来潮可以，长久崇拜也可以。而神拳弟子为了好区分，规定谁请的神，就会成为他的外号，比如请孙悟空的就叫老孙，请黄天霸的就叫老黄，请猪八戒的，他向其他人自我介绍时就会说：咱老猪……
请神的资格也是相当民主的，它从来不会像太平天国那样，规定只有“天父”才能请神上身，造成对请神权力的垄断。只要你加入了神拳，成为神拳弟子，每个人都可以去请的。
最后，连加入神拳也是十分容易的，谁想加入，只需要在头上裹块红头巾，然后按照上面的程序完成请神的仪式即可。在这一点上，它比梅花拳和原来的义和拳都要开放，梅花拳有严格的师门传统，义和拳有相对严密的组织形式，而神拳却是面向广大的灾民，来去自由，加入容易，退出也容易，能够迅速集中，也能够迅速解散（注意）。
1898年底，大水之后，受灾各县神拳遍地开花，灾民们整家、整村地加入，连那些因交不起香火钱而被大刀会排斥在外的武林高手，也纷纷入拳。而拳民最多的，还是受灾最严重的茌平等县。
茌平位于鲁西平原地区，紧靠济南，即使没有水灾，这里也是常年积涝，地薄民穷，土地盐碱化程度很高，稠密的人口带来了极端的贫困，美国传教士明恩溥记录道：“他们非常穷，以致要花极大的力气才能将狼从门口赶走。”
水灾时，朱红灯跟随灾民大军逃荒到了长清县，朱红灯也加入了长清当地的神拳。朱红灯个子矮小，人们都叫他小朱子，但他却有一项在灾民中受人尊敬的技术——能看病。正是在行医看病的过程中，朱红灯很快在神拳队伍中积累起了巨大的威望。1899年2月，已经成为长清神拳组织的一个大头领的朱红灯回到了拳民最多的茌平。
而朱红灯回来，是准备来做一件大事的：他要成为茌平拳民的领袖！
这个难度其实并不大。拳民都是灾民，一帮人聚在一起，不可能天天口吐白沫儿，他们先得要有饭吃。
在天灾之年，找饭吃无非就这么几种途径：一是抢官府（造反），这个风险有点大，弄不好就把脑袋给丢了；二是抢路人（当土匪），这也有代价，落草为寇的名声毕竟不太好听，更何况路人也没有吃的啊。
朱红灯将要带领拳民进行的是一种既不需要造反，也不需要落草的全新找饭方式——反教。
教民中有不少流民地痞，但也有不少家境殷实者，更何况他们还能够得到教会的灾粮补助，抢他们才有效果。更重要的是，在大清的土地上，只要打着“反教”的旗号去抢劫教民和教堂，不仅没有道德负担，甚至还有优越感。
反教就不能怕洋人的洋枪，朱红灯必须要让拳民相信跟着练习神拳真正可以“降神附体”——刀枪不入！
也就是说，朱红灯必须把神拳中的“降神附体”由形式走向实质，他能有什么办法呢？
跟随朱红灯一同来到茌平的，还有另外一个人——心诚和尚。他自小出家，练习了20多年的少林硬气功，大家又叫他“铜头和尚”。铜头和尚当众表演时，运起少林硬气功，大刀砍不进，长矛刺不进，犹有神灵附体，“刀枪不入”，多少能够为朱红灯在拳民中聚拢人气。但是，洋人手里的“枪”并不是长矛，而是洋枪，如何能让拳民相信神拳可以挡子弹呢？朱红灯他们也有办法。
办法就是向刘谦同志学习。
演示时，枪是真正的鸟枪，可以当场验货。鸟枪虽然没有洋枪的威力大，但也是可以打死人的，而问题出在鸟枪的子弹上。在表演过程中，只要用偷梁换柱的手法将铁砂换成黑豆，如此一来，“挡子弹”就变成了挡黑豆。魔术不过是预定的程序，很多的神话看来也是如此啊。
而神话已经流传开了，大家一传十，十传百，最后的结果是朱红灯的人不仅能挡子弹，甚至连炮弹也不怕！
在大水过后，朱红灯终于又依靠医术之外的魔术，依靠“刀枪不入”的神话，迅速建立了威望，聚拢了人气，他率领的队伍进一步壮大了。实际上，朱红灯并不是天生有领袖欲望，只是在这样的乱世，找饭吃很艰难，人们期望找到一条能够轻松找到饭吃的捷径，大家只相信，世道乱了，谁的拳头硬谁就是大哥！
因为生存的需要，朱红灯终于走到和当初赵三多相同的那一步了：既不想得罪官府，又要进行“灭洋”。接下来，朱红灯等人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带领大家去“反教灭洋”，而之前赵三多的“义和拳”不仅已经打出了“灭洋”的名号，更是打出了“灭洋”的名气，朱红灯等人又把“义和拳”的名号拿了过来，用“义和拳”来称呼神拳。
朱红灯版的“义和拳”和赵三多版的“义和拳”在很多地方是相同的，比如他们都“只反洋人不反官府”，朱红灯打出的也是“扶清灭洋”的旗帜，为了避免刺激到官府，朱红灯的弟子们所请的那些“神”，有“三国”中的英雄，有“西游记”中的英雄，唯独没有在山东地区家喻户晓的水浒英雄。盖因这些好汉们曾经举起过反抗官府的大旗，而朱红灯的队伍自然要避嫌——谁说基层老百姓就没有“政治智慧”呢？
但朱红灯版的“义和拳”还是与赵三多的有很大不同。如果说赵三多版的“义和拳”主要是维权，朱红灯版的“义和拳”就主要是抢劫。但它们最大的不同还是在于——神。赵三多版的“义和拳”是没有神仙什么事的，而朱红灯版的“义和拳”却是“降神附体、刀枪不入”，越传越“神”，在更多的时候，他们打出的其实是“神助义和拳”或者“天下义和拳”的旗号，真正的“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在过去很多的书中，人们常常把这当作愚昧和可笑的（事实如此），其实在大清的社会，早就隐藏着产生“义和拳”的根源：民众安全感的普遍丧失。
长期以来，大清的子民总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普遍性格是安分守己、畏惧权力、习惯性地从众，不到万不得已不可能做出一点“越格”的事情。而在1898年前后，大清普通百姓的不安全感是空前的，这种不安全感绝不只是源于三年前甲午战败，而是基层百姓生活中的现实。
当北京的光绪皇帝大张旗鼓“变法”之际，百姓们对新思想毫无感觉，但对日渐恶化的生活环境和状态却感触尤深。经过一次次的内忧外患，他们已经实实在在地明白，损害这个国家肌体的不仅是西方国家的洋枪洋炮，还有朝廷政治体制的落后、分配不公以及官场腐败，它们给百姓生活带来的损伤甚至要比那些洋枪洋炮更加厉害！千百年来百姓们传统的观念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但并不是他们天生就是喜欢“寡”，只是当他们发现这种贫困其实是由盘剥、非正义和不公正的行为造成的时候，相比于贫困本身，更加让人不可忍受。大清不能只有分赃，而没有分配吧？与赤裸裸的剥削比起来，人们倒是宁愿在相对公平的环境下“寡”一点，因为这样至少还有机会和希望。
戊戌变法本来就是去破解这一切难题的，然而变法又很快被扼杀，无疾而终，却也让人发现，腐败的源头原来就是出自皇宫之中，出自于党争，出自于落后的政治体制。这种挫败感深深地刺痛着清国的人们，再加上基层官员又是这样不作为或者乱作为。在基层的一种“无政府”状态之中，百姓们发现剩下的出路似乎只有两条了：一条是奋起直追，拼命加入官僚集团的分赃圈；一条是已经确认自己无法通过正当竞争去获取利益，只能去另辟蹊径。一旦失去对规章制度、伦理道德的敬畏，剩下的便只有对暴力的恐惧以及崇拜：在这个乱世，其实就是比谁更流氓，老子没爹没娘，有些流氓，你能奈我何？
而暴力的极致便是——神力。
然而，崇尚暴力、标榜神力并不能让拳民真正强大起来。就拿信仰来说，他们信仰的也并不是“神”本身，而是神可能给他们带来的某种利己的“力量”，这正是弱势心理的完美体现。
所谓弱势心理正是期待救世主、高人、神人的心理，因为他们相信的并不是自己，而是虚幻中的“强者”，只有依赖强者，才有希望破格获取，以最短的时间、最低的代价（降神）去获取最大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我看来，义和拳的出现决不能当作“民族意识的觉醒”，真正的民族意识是建立在现代公民人格基础上的，现代公民人格重要的前提是“独立”（人人独立，民族和国家才能独立）。而“扶清灭洋”不过是几千年来，先帮助朝廷，然后依靠朝廷，不受欺负过好日子的传统“依靠”思想。
接下来，朱红灯就要带领大家行动了，“灭洋”的第一步是——斗法。
1899年，这也是一个大灾年——跟上一年的大水灾不同，这一年是大旱灾，而且是很严重的一种旱灾——春旱。
进入新年后，老天爷滴水不下，连月的烈日造成土地干涸龟裂，往年正常的春耕春种被打断了。村民们聚在一起无所事事，又开始忧心起本年的夏粮秋粮。
朱红灯带领拳民求雨，而与此同时，教会也在组织教民求雨。朱红灯等头领到处宣扬“神助义和拳可得雨水”。而教会也在到处告诉大家：只要加入教会，成为教民虔诚信教，上帝一定会“将甘露遍洒人间”，并且有上帝的庇佑，拳民即使到教堂放火，火也“烧不起来”，拳民抢劫教民，上帝定会来惩罚拳民！
这是一场本土组织与外来集团的PK，为了压过对方，他们必须宣扬自己，争抢信徒！
在当时普通百姓们的眼里，这就是两个差不多的组织，谁的“法术”更灵，谁更亲近，他们就跟谁走。一个向本国的神仙求雨，另一个向外国的神仙求雨；一个宣扬“降神附体，刀枪不入”，另一个宣扬“上帝的意志无处不在，水火不进”。它们有什么区别？在当时拳民和教民的眼里，对方都是不可理喻，都是“邪教”。
在这样的心理驱使下，教会拥有洋枪洋炮的事实反而在百姓们和拳民们心目中被淡化了。是的，洋人手中有洋枪洋炮，很厉害，但它们很可能也只是来自西方“法术”中的一种，而古老的中华法术是可以打败它们的！百姓和拳民们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早已经是以近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世界，教会虽然也在宣扬“神”，但在关键时刻，它们是要用钢铁大炮来体现“上帝的意志”的，而不是大清子民手中的长矛大刀。
由于对“外面的世界”不了解，对自己和对方认识不够，拳民被自我催眠了。从事实上说，这是一种比“降神附体、刀枪不入”更大的催眠，“刀枪不入”还只是防御，而认为对方“不过如此”则会激发人们的斗志，由被动防御转向主动进攻！
大量攻击性的传单开始在齐鲁大地上出现：
“只因天主爷、耶稣爷不遵守佛法，大违圣道，今上天大怒，免去雨雪！”
“我们是上天派来的，来收拾作恶的洋鬼子！”
“杀了洋鬼头，猛雨往下流！”
朱红灯率领无事和无粮的拳民转战10多个村，见教堂就烧，烧完再抢，骚乱进一步升级。虽然老天爷就是不给面子，雨一直没有下，证明了无论是拳会还是教会的“法术”都不灵，然而，“神助义和拳”的亲近感和加入拳会的实际利益还是带来了更多的普通百姓。教会紧张了，在北京，各国公使不断对总理衙门施压，山东的教会都在大量购买枪炮，加强武力戒备，官府出动越来越多的兵马弹压。
然而，由于拳民人数越来越多，各地“剿拳”不力，更大规模的民教骚乱一触即发，整个山东都成了火药桶！朝廷又拿出了应对危机最常用的一招——撤官。1899年3月14日（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初三辛巳日），山东巡抚张汝梅被撤职。这是继李秉衡之后被撤掉的第二任山东巡抚。
巡抚是皇上外放的官，所谓封疆大吏，是必须由皇上钦点的，代表皇上管辖“王土”，平时即使是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对巡抚也只能发政令而没有管辖权。此时的慈禧也是焦头烂额，半年前（1898年9月），她刚刚终止了戊戌变法、囚禁了光绪，刚刚实现“临朝训政”不足半年，而现在面对山东越来越复杂和严峻的局势，慈禧将派谁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慈禧给了端王集团夺权良机
1898年4月，慈禧最重要的政治盟友之一——恭亲王奕訢去世了。多年以来，李鸿章是慈禧在朝堂外的干将，而奕訢是慈禧在朝堂中的柱石，所谓“内依恭亲王，外靠李鸿章”，说的就是这个现象。
奕訢虽然是满人，但他最大的特色就是“开明”，总理衙门就是奕訢创立的。凭着亲王的尊贵身份和当年咸丰去世时帮助慈禧夺权的老资格，奕訢一直能在阻止满族亲贵排挤汉族官员（排汉）和反对洋务运动（排外）中起到作用，也一直能够将朝中各派进行有效的整合。而随着奕訢的去世，朝堂之上能够阻止满族亲贵排外和排汉的人消失了，更要命的是，汉臣似乎自己也不“争气”。
30多年前，正是为了解决当时内有太平天国起义，外有西方列强压境的统治危机，朝廷不得已才让大量汉人进入权力核心。然而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搞了30多年的洋务运动，却换来一次更大的内忧外患——甲午战争的惨败和《马关条约》。于是，在所有的满人中间，所有的八旗子弟中间，回到过去——“向后转”的呼声很高，不仅“李鸿章一伙被打回原形”，朝堂之上，其他汉大臣们说话也基本抬不起头了，取而代之的是满族亲贵把持朝堂。
这是自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朝廷不得不重用汉臣以来，大权第一次回到了满人手中。而为首的，正是端郡王——爱新觉罗・载漪。人们常常叫他端王。
1898年，端王已经42岁了，他跟光绪皇帝爱新觉罗・载湉同是道光皇帝的孙子之一，也都属于“载”字辈，是比光绪大了十几岁的堂兄。“端”的封号不是因为他老端着。1894年甲午战争期间，正是帝后两党争斗最激烈的时刻，而慈禧借着六十大寿大封了一批皇族亲贵，载漪就是这时候被晋升为郡王的。慈禧本来是要封他为“瑞郡王”，拟旨的大臣却将“瑞”字错写为“端”。而圣旨最大的特色就是错了也只能当成对的，于是他从此就只好在那里“端”着了。
作为王公子弟，天生的贵族，端王从小就不爱读书，却对舞枪弄棒、打打杀杀很有兴趣。1894年，端王召集一伙八旗子弟，给他们装备新式武器，组建了一支在京城的八旗洋枪队——武胜新队，向慈禧报告说要率领武胜新队上战场杀敌。当然，敌是没有办法去杀的，但这支八旗洋枪队从此就掌握在他的手里。
王爷身份，再加上有军队在手，载漪的身边逐渐围拢了一批朝廷的“高干子弟”，满族亲贵中的“少壮派”。据不完全统计，他们是：贝勒（皇室爵位第三级）载濂、辅国公（皇室爵位第六级）载澜——这两位是端王的亲兄弟；另外还有庄亲王载勋、贝勒载滢——这两位是端王的堂兄弟；以及怡亲王溥静、贝子（皇室爵位第四级）溥伦——这两位是端王的堂侄子。真是亲不亲，一家人啊。
而这些人又是许多人巴结的对象，他们的周围又“团结”着很多的权贵大臣，比如军机大臣刚毅、礼部尚书启秀、承恩公崇绮、大学士徐桐等人。这里需要特别介绍一下的是刚毅。
刚毅是镶蓝旗人，出身并不是特别显耀，他从小更不爱读书，基本属于扫盲对象，但他也是八旗子弟，对朝廷来说血统纯正，可以不经科举而直接当官。刚毅大人就是从最开始在公安部办公室打杂（刑部笔帖式）干起，一路升为云南布政使、山西等地巡抚，直至成为刑部尚书、军机大臣。据说曾经有篇状子，状子里写道：“我挑了一担大粪，走到村口歇一歇。”刚毅大人念道：“我挑了一担大粪，走到村口喝一喝！”
从端王到亲贵，从亲贵到权贵，这些人不是王爷，就是大臣，不是把持六部，就是入主军机，大家挤在一起开会，级别没有最高，只有更高，朝廷里最有权势的政治小集团形成了。由于这伙人是以端王载漪为核心的，因此史称“端王集团”。
相信大家还记得1898年9月21日慈禧痛骂光绪、终止变法的那个晚上吧，当时端王集团的核心成员大部分都在座，正当慈禧骂得起劲时，刚毅同志就不失时机地再对光绪捅上一刀：“太后，我之前也是劝过皇上的啊，可是皇上不但不听，还反过来骂我啊！”（“微臣屡次苦谏，然屡遭谴斥”）
刚毅的落井下石是很阴毒的，因为他对光绪的态度里就隐藏着端王集团的惊世政治阴谋——反对当朝皇帝，寻找机会废掉变法失败的光绪皇帝，再立新君！
应该说，自古以来，皇帝宝座就是无时无刻不被人觊觎着，所以，端王集团有废立阴谋其实也并不奇怪。对于端王集团来说，大家都已经是王爷亲贵了，还有什么情况是可以让权力更大的？那就只有让本集团的人成为皇帝嘛。
而废立总要有时机，实现它的途径其实只有两条——造反和政变。这都是属于成功率极小成本极高的高难度动作，谁没事造个反啊。所以，虽然皇帝的宝座总被人盯着，但也是很安全。
但慈禧不知道的是，正是从她终止光绪皇帝的变法、自己去“临朝训政”开始，才给了端王集团实施废立的时机！
弟兄们，你们看懂了没有？这老太太一会儿“退而不休”，一会儿又从“二线”重返“一线”（临朝训政），原来这老太太横竖只是需要有一个人去当傀儡皇帝，当她的道具啊。既然光绪皇帝的变法搞砸了，激起了满人的众怒，那么我们不如积极运作废去光绪，改立我们的人为皇帝，既为太后铲除心腹之患，又给我们带来好处。
就这样，慈禧为了一己权欲重新出山，却激起了端王集团更大的私欲。在专制王朝内，谁都不傻，谁都会往权力的金字塔尖上钻的，只要有机会。
在端王集团的谋划里，要成为新皇帝的这个人并不是端王本人，他年纪已经有点大了，一个40多岁胡子都快要白了的人，实在没有理由去取代更加年轻的光绪成为新皇上。但是我们知道，一个胡子花白的中年男人，他是有儿子的——14岁的爱新觉罗・溥儁（jùn）。说起来他还是光绪的堂侄子。
现在我们知道了，废立才是端王集团真正的阴谋，也是他们真正的“政见”。排汉和排外只是表面上的，实际上只是实现政治阴谋的手段，汉臣损害了满人的特权，当然要排汉了，光绪皇帝大搞学习西方的变法，为了废掉他自然也要排外了。对于专制王朝的政治人物来说，他们的“政见”（或者说是政治理想）往往就是他们的政治目的，谁是“排外派”，谁是“亲洋派”，谁是“开明派”，谁是“保守派”，这些标签是很重要的，但标签本身不能说明一切，朝廷里没有无缘无故的派——是权力走向才决定了派别走向。
而端王集团废立的野心突然爆棚，除了发现有机可乘，他们多少还是有些把握的。
要了解这个秘密我们首先必须来回顾一下慈禧在光绪年间的掌权之路。总的来说，它可以分为三阶段。
第一个阶段自然就是“垂帘听政”，这一“垂”就是从光绪被立为皇帝一直到18岁（1889年）亲政之前，由于光绪年幼不能够处理政事，于是大姨光荣地顶上。这个阶段参照的先例是大唐武则天，属于直接掌权的阶段。
第二个阶段就是从1889年至1898年戊戌变法时，按照祖制，已经成年的皇帝光绪必须“亲政”，慈禧必须退休，去颐和园伸胳膊遛腿。但是我们知道，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实际情况是她老人家“退而不休”，依靠这么多年在官僚集团中提拔和任用的嫡系，在颐和园遥控朝廷，这是属于间接掌权的阶段。
接下来就到了戊戌变法，光绪搞砸了变法，引起了官僚集团的强烈反弹，这对于慈禧来说，却又是一个“好机会”，因为她终于又可以借着收拾“变法失败”的烂摊子之名，重返权力一线了。但光绪这孩子都已经结婚了，再像幼年时垂帘听政也不太合适了，有没有办法能够在组织形式上实现重返权力一线呢？有。
当年长寿的乾隆爷为了使他在位的时间不超过他敬爱的康熙爷爷，当了60年皇帝后主动“退位”，去当了三年“太上皇”，他和他的儿子嘉庆皇帝同殿办公，乾隆“临朝训政”，大小事情都由他做主。嘉庆在那三年里只是一个“见习皇帝”。
慈禧第三个阶段的掌权模式正是“临朝训政”。虽然她把光绪皇帝圈禁在瀛台，但光绪平时还是需要正常上班（上朝）的。在大殿里，一般慈禧坐主位，光绪在一旁坐副位或者站立，大臣们有事象征性地向光绪上奏，其实是向慈禧汇报，最后拿主意的也还是慈禧——这实际上又回到了直接掌权的阶段。
完美，一切都很完美。从表面上来看，最新阶段的“临朝训政”不仅有“祖宗之法”可依，而且还排除了光绪成年之后以“亲政”的名义逐步收回权力的风险。本来这个风险是挺大的（之前帝党的出现就是明证），而现在既然以“变法失败”这个契机“临朝训政”，这个风险被排除了，光绪永远失去了做一个真正皇帝的机会。
然而，我们知道，表面完美的事情往往会有真正的风险，“临朝训政”给慈禧掌权带来的真正的风险就是——掌权无名。
光绪已经成年，这是慈禧永远也改变不了的事实（她不能违反自然规律）。只有光绪才是真正名正言顺的皇帝，这也是慈禧永远也改变不了的事实（她不能违反当年立光绪为皇帝的历史）。一个成年的皇帝必须亲政，必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又是慈禧永远也改变不了的事实。
慈禧的理由只能是：光绪搞砸变法，会搞丢祖宗的江山，他不配当一个合格的皇帝。
但即使是这个理由，也并不充分。
自从秦始皇发明“皇帝”这个职位以来，皇帝其实是比较牛的。不说皇帝会不会“搞丢祖宗江山”，没人能够下结论，就算他真的要搞丢祖宗江山，也没人敢管和能管，只有老百姓的锄头扁担（造反）可以管。皇帝犯了错，通常有只有两种处理方法：一是找个大臣顶罪（袁世凯其实就是光绪最好的替罪羊，谁叫他知道“围园杀后”的阴谋后不及时上报呢）；一是下个“罪己诏”，表示要“痛改前非”，然后皇上仍然是皇上，并不影响他继续“代天行事”。
所以，慈禧固然可以以太后之尊骂光绪会“搞丢祖宗江山”，但要因此而剥夺已经成年的光绪皇帝的实权，自己搞出一个“临朝训政”来，则是不那么容易的。同样，慈禧终止变法很容易，但要以此向光绪夺权其实是不那么容易的。变法不搞了不等于光绪连皇帝的权力也丢了，这是两码事儿。
慈禧当然还可以说她的“临朝训政”是遵循了乾隆的“祖制”，这实际上又是站不住脚的，慈禧和乾隆最大的区别就是：乾隆本来就是皇帝，而慈禧却不是。更何况乾隆老爷子的“临朝训政”还体现了王朝特别讲究的“孝”的精神（孝敬他的康熙爷爷），而慈禧的“临朝训政”不仅剥夺了成年皇帝的权威，还违反了两千多年来“后宫不得干政”的传统。老说光绪“违反祖制”的慈禧，实际上才是祖制的最大破坏者，自秦始皇建立了以皇权为核心的集权制度以来，以后宫身份临朝即使对于武则天这样的政治强人也是无法逾越的坎儿。
所以，在明眼人的眼里，慈禧那些“临朝训政”的理由统统是站不住脚的，看来什么“搞丢祖宗江山”，什么违反祖制，那只是绑住光绪的绳索。即使大家都认为光绪当皇帝不合格，那么也应该废掉光绪再立新君（正中端王集团的下怀），反正不关“临朝训政”什么事儿。
这就是慈禧“临朝训政”后的巨大麻烦，因为这些都是专制王朝统治万民的法理基础。所谓法理基础，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体制内的所有人都无法逃脱的“合法性”，你不仅要强大，还要正确，要“名正而言顺”。即使你慈禧老太太大权在握、无法无天，但整个王朝的专制，不是她这个事实上的“皇帝”一个人的专制，而是整个官僚集团的专制。围绕皇帝和官僚而建立的一套“祖制”和被这套制度鼓吹的礼法，是要被所有大臣都努力维护的，谁破坏这种制度和礼法，哪怕他是皇帝，哪怕她是皇帝他妈，也必然遭受反对和非议。其结果就是——“您能堵住微臣之口，但也堵不住天下万民悠悠之口，哼！”
而在开始“临朝训政”之后，慈禧就是一个只解决了“强大”而无法解决“正确”的人，你既然说光绪不配当一个合格的皇帝，那么就要立一个合格的人来当皇帝；如果不立新皇帝，那就说明光绪是合格的，反正无论怎么样都轮不到她出来“临朝训政”。大家其实都已经看清楚了：慈禧只是需要一个道具，一个做傀儡的皇帝，正是因为无法做到“名正而言顺”，于是慈禧才不得不拉拢满族亲贵（端王集团）作为政治盟友，获得亲贵们的强大政治支持。
终止变法之后，见到慈禧把光绪圈禁在瀛台，将光绪20多个贴身太监杖毙。端王集团暗自高兴了，在他们看来，这就是废帝的先兆。看来之前给光绪造的谣和在慈禧面前的哭诉都没有白费啊，只要按照这个轨迹发展下去，愤怒的慈禧一定会废掉光绪的。
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却严重出乎端王集团的意料了：慈禧命令对抓捕归案的“六君子”不审不问，直接杀头，迅速结案。如此一来，端王集团就失去了把“围园杀后”的罪行往光绪身上去套的机会了，也就彻底失去了在这一次实施废立的机会。“不按套路出牌啊？”估计大跌眼镜的端王等人只有这一句。
端王集团远远不知道的是，无论慈禧有多么恨光绪，即使在得知他可能参与“围园杀后”时连将他千刀万剐的心都有，但一旦慈禧冷静下来，她就明白她是绝不可能杀光绪的，也不可能废帝的，永远不可能。
当初慈禧的儿子同治皇帝去世时，同治的老婆已有孕在身，只要她生下皇子，就是新的皇帝，慈禧就是皇奶奶（皇祖母）。而慈禧正是担心自己的儿媳生个儿子（这是什么话啊），自己成为皇祖母级别的人，不能再以“太后”的名义进行听政或者训政，才不惜逼迫儿媳自杀，挑选同治的堂弟爱新觉罗・载湉过继给自己当“儿子”继位。
这就是慈禧为掌控皇权而进行的“顶层设计”，而光绪的性格也是能够让慈禧满意的：经过从小严格的洗脑教育，光绪始终逃不出慈禧的手掌心。
事实上对于慈禧来说，废掉光绪还不是她最要考虑的内容，她最要考虑的是废掉光绪之后谁来取代。如果端王集团推出的这个人选还比较理想的话，慈禧也不会太在意，但事实却不是这样。
溥儁已经14岁了，不说不可能再像光绪那样可以从小进行洗脑教育，且说他一旦成为皇帝就即将成年亲政，再加上端王这么一个厉害的老爸，老爸背后这么一个厉害的权势集团，一旦溥儁当上皇帝了，他们父子联手，权势集团抱团，就再也没有慈禧什么事了——甚至只怕生命安全都无法保障！
好吧，就算相信溥儁成为新皇帝后，端王集团还能够对慈禧保持忠心——即便如此，慈禧也不可能支持端王集团的废立计划。
因为如此一来，她又不能“临朝训政”了。
溥儁是比光绪小一辈的人物，从辈分上说，他又是慈禧的孙子辈人物，如果让溥儁成为新皇帝，那么慈禧又将面临当年同治去世后的难题：她要荣升为皇祖母，只能退休！
事实就是这样了：废掉光绪再立新君只是在表面上顾及了慈禧的感受，实际上却没有“真正为慈禧去想”。在这个皇宫里，再也没有比载湉做皇帝更符合慈禧的利益了，而废立打破了这么多年慈禧苦心维持的掌控皇权的模式，也损害了慈禧最看重的一件事情——权力安全。
光绪虽然在戊戌变法时不听话，有参与“围园杀后”的嫌疑也令人可恨，但总体来说，他的表现还是令慈禧“满意”的，圈禁他，自己出来“临朝训政”，就是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慈禧仍然大权在握，光绪又翻不起什么大浪，在这样的情况下，慈禧又怎会凭空去折腾，给自己制造一份新的威胁？
也就是说，光绪纵使有千般不好，他也是个完美的道具，溥儁纵使有万般之好，却很可能不受控制——所谓“理想之君”，就是能保障慈禧的权力安全的“理想”人选，而不是“谁更能治理好这个国家”。慈禧不支持端王集团搞废立，并不是因为慈禧反对搞阴谋，而是因为这个阴谋对她没什么好处。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在1898年9月21日终止变法之时，慈禧既要说光绪有错，但不能真正说明到底犯了什么错。慈禧能够剥夺光绪皇权的途径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坐实光绪有参与“围园杀后”的阴谋，违背王朝“孝”的根本。这偏偏又是慈禧不能说的，说了就要防备端王集团的人趁机起哄废掉光绪（刚毅已经露出苗头了）。慈禧只能破口大骂光绪“坏了祖宗家法”，这就是老太太说不出来的苦啊：她骂光绪，也是为了“保护”光绪，她既要夺走光绪的皇权，又要想方设法保住光绪的皇位。
天下，乃我一家之天下，一人之天下，只能任我折腾、蹂躏，而不能由你们任何人，有任何非分之想！
这就是专制王朝政客的逻辑，政治理想是不重要的，个人情感也是不重要的，荣与辱，爱和恨，全都不重要，它们都得服从手中的权力。在得知“围园杀后”的那一刹那，慈禧对光绪是恨得咬牙切齿的，可是恨又如何？慈禧知道，她离不开光绪，不仅离不开，由于光绪已经栽了一个大跟头，今后更不会有人待见他，还要更加注意保护他的皇位，也要注意保护他的生命安全。只要她还有一口气在，就必须保障光绪安全地活着，光绪也必须安分地做傀儡皇上——因为他已经命中注定是一个道具。
在圈禁光绪的同时，慈禧向瀛台派出了几十名心腹太监，日夜监视光绪，过去很多的书常常认为这是慈禧防备光绪“再生异心”，事实上对于慈禧来说，她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目的：防备光绪一时想不开而自杀。
对于一个曾经巴不得他快死的人，冷静下来之后却要体贴入微地派人照看他“不死”——这是多么亦真亦幻的生活啊。
好吧，现在我们知道了，恰恰是从慈禧“临朝训政”的权力安全角度出发，她就不可能废掉跟她捆绑在同一战车上的光绪，慈禧其实并不是天然地和光绪过不去，她其实也曾经指望过光绪能够在她的权威下“变法”成功，实现大清富强和她继续掌权两方面的皆大欢喜。然而她却失望地发现没等到大清富强，自己的大权却差点丢掉了。于是乎老人家转而去联合光绪在变法中得罪了的现有官僚集团（特别是端王集团这些满族亲贵），终止了变法，端王集团就是慈禧实现临朝训政的最重要的政治盟友，不过，不是成为了盟友对于双方来说就是安全的。
对于一个专制帝王来说，他在某一段掌权阶段最倚重的人、最亲密的人，也就是他最戒备的人，也是在事实上对他威胁最大的人。我们大家知道一句话叫“伴君如伴虎”，其实不如说是专制王朝中伴“权”如伴虎，谁离至高无上的皇权最近，谁就最危险。
皇帝他自己就是时时处于最危险状态的人（历来皇帝没有几个正常的，这工作压力太大），然后是他的心腹和亲密战友。没办法，大家都离至高无上的皇权很近，得到和失去又没有公正公开、透明规范的流程（制度）来限定。皇帝的宝座虽然只有一个，但皇权却可以由很多能够接近它的人来篡夺，比如太监啊、外戚啊、大臣啊，甚至还有嫔妃等，所谓“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站在皇帝的立场，就是友邦离他很远，不像家奴，你给了他一口吃的他反过来咬你。
于是乎，从慈禧临朝训政开始，端王集团既是慈禧的政治盟友，又是政治对手。“反对当朝皇帝”就是他们的“政治共识”，但由于这个“共识”，分歧也就出来了，慈禧的反对是要保持光绪的皇帝名号而由她老人家“临朝训政”，而端王这一彪人马的反对则是要废掉这个皇帝，在满族亲贵中挑选一个他们自己的人（溥儁）上台。虽然他们会共同防备光绪借助什么力量（特别是洋人的力量）来反攻倒算，但废立就是慈禧和端王集团的根本分歧，慈禧其实很清楚：戊戌变法之时，端王集团的高官一次次在她面前不是造谣就是哭诉，说光绪的坏话，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逼光绪下台。而逼光绪下台最后一定会逼她下台，向光绪施压其实就是在向她施压，夺光绪之权最后一定会夺她之权！什么忠心耿耿，什么效忠到底，这些鬼话能相信吗？要是相信这些鬼话她也就混不到现在了。
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权力斗争在皇宫里拉开序幕了！一场从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溯源而来的窝里斗开始总爆发了！最初的对阵双方（注意）就是慈禧和她的政治盟友端王集团。对于慈禧来说，她最放心不下的其实并不是端王这一伙人的政治势力，虽然他们都是根正苗红的皇室后代，含着金钥匙出生的特权阶层，但他们的级别再高，还能高过皇上和太后么？慈禧最忌讳的其实就是这伙人的势力还渗透进了一个她最不愿意看到的地方——军队。
八旗军是大清最早创立的军队，历史悠久，使命光荣，却也早已堕落不堪，战斗力直线下降，然而，八旗军也有一项朝廷其他军队永远无法比拟的优势——驻扎北京。
北京城内的军队统称为禁卫军，除了少量作为巡捕的绿营军，其余都是八旗，血统纯正，绝对忠诚，他们有一个专门的称号——禁旅八旗（而驻扎北京以外地方的八旗统称为驻防八旗）。禁旅八旗最主要的职责是保卫皇宫这个皇帝办公加居住场所的安全，以及颐和园等皇家娱乐场所的安全，然后是保卫内外城各道城门的安全并维护内外城的治安。为了了解禁旅八旗的主要分工和职责，我们有必要先来简单了解一下北京这座城市的布局。
整个北京分为三大区域：宫城、皇城和京城。
宫城就是皇宫，也就是在如今叫作“故宫”的地方，它又称为紫禁城，皇上和他的后宫妃子们吃饭、睡觉、工作以及搞争风吃醋活动的地方非常之广大，又无比之庄严，处处有禁军把守，因此它是“禁城”。而“紫”指的是天上的紫微星（北极星），明亮的紫微星象征天帝的君临，因而传说中天帝居住的地方也叫紫宫。作为天的儿子，皇上的禁城自然也是“紫宫”的一部分，于是它就叫“紫禁城”——天上紫微宫，人间帝王城。
皇宫有四个正门——南面的午门、北面的神武门，以及东西两侧的东华门和西华门。四周是高大的围墙，里面的人很难出来，外面的人更难进去，终年阴森恐怖。现在大家知道了，皇帝拥有这么一块几十万平方米的高档SOHO，并不值得我们羡慕，因为他根本不用去宗人府，自己就把自己给圈禁了。
围墙之外，又是一道更大一点的圈禁之地——皇城。这里是皇亲国戚、王爷王公的次高档住宅小区（只比皇宫低档一点），建筑风格都是独栋别墅，独门独院，楼间距很大，绿化很好，距离皇宫三分钟路程。皇城总共有七道门，城门之间又是高大的围墙，平时王爷们就是从这些门洞里进出的。
皇城围墙之外，才是跟普通老百姓有关的地方，它是常说的“京城”，但即使是老百姓，也是有区别的。
京城分为两部分——内城和外城。皇城的围墙之外是内城，它是专门给满人和八旗子弟居住的，所以又叫满城或者鞑靼城（西方人称满人为鞑靼人）。内城的围墙之外，才是外城，这是专为汉人修建的居住区域，因此又称汉城。也就是说，如果那时也有手机，你在内城摇一摇，碰到的都是满妹，你最好能说一口满语；你在外城摇一摇，碰到的是汉妹，你最好说你在内城也有一套房子。所谓满汉有别，首先是住的差别。
内城的城墙上共有九道城门，比如北面的德胜门（专走兵车），南面的宣武门（专走囚车，拉出去就是菜市口），东面的朝阳门（正对着京杭大运河的终点通州，专走粮车），西面的西直门（正对着玉泉山，专走水车）；而外城就并不是环绕内城修建的，它只是在内城以南的区域，北面为“尊”，所以北面是不能有的。内外城之间除了隔着一道围墙，还有一条护城河，而外城也是有城墙的，从最西面的广安门到最东边的东便门，总共有七道门。
好吧，说了这么多，其实我们要了解的并不是地理知识，而是北京的军事布局。从外城到皇宫，“北京城”总共有四座城墙，二十四道城门，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内九外七宫皇各四。这些城墙高大雄伟，最高处可达10米，顶部最厚竟然可达16米，并排走好几驾马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城墙修得如此高大坚固，自然不只是为了气派。
这是四道坚固异常的环形连体碉堡，因为高，所以你很难爬上去，因为厚，所以你很难炸开，事实上当时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种炸药能够一举炸开北京的城墙。而每道城门的两侧还分布着箭楼，箭楼有好几层高，每一层都分布着密密麻麻的射击孔，形成交叉火力俯射城门下的敌人，而在没有城门的地方，城墙上的城垛也能实现此功能。
硬件设施如此完美，大家自然要问：守卫它们的是什么人呢？
禁旅八旗的三大主力：神机营、武胜新队和步军营。
“神机营”这个名字来自明朝永乐年间，当时大家都还在拿着长矛大刀砍杀，而神机营已经拥有火器了。到了大清，神机营是以骑射为传统的八旗军里第一支装备步枪的军队。神机营责任重大，它守卫的是皇宫以及旁边最重要的皇家娱乐场所“三海”（北海、中海、南海）的安全，总兵力一万，统领神机营的是庆亲王奕劻（他同时还是总理衙门首席大臣）。
奕劻并不是端王集团的人，其实在慈禧临朝训政之后，端王看到了通过废立夺权的机会，奕劻也看到了，他也是有儿子的啊，不过奕劻的这些儿子有一个硬伤——辈分太大。
当年慈禧的儿子同治皇帝（爱新觉罗・载淳）去世以后，慈禧逼死已经有孕在身的儿媳，立同治的堂弟爱新觉罗・载湉为新的光绪皇帝，朝中有个叫吴可读的死脑筋的御史坚决反对，最后自杀“尸谏”，意思是太后你为了掌权立同治皇帝的平辈为新皇，这不仅大违祖制，而且这不意味着清帝一脉就在你儿子这里断绝了吗，这要置你死去的儿子于何地啊？慈禧当时不得不发布了一道懿旨，昭告天下：光绪之后的新皇帝，要追认同治为老爸，让同治的香火也传下去。也就是说，接下来的新皇帝只能是光绪的下一辈——“溥”字辈。而奕劻却是“奕”字辈，光绪的上一辈，那么奕劻的儿子就是光绪的平辈，便当不成新皇上了，这孩子倒霉。
奕劻祖宗中当过皇帝的是乾隆（他为乾隆之重孙），而端王祖宗中当过皇帝的是乾隆的孙子道光，所以奕劻是皇族中的“远支”了。
估计正是因为他是皇族远支，儿子又没有可能当新皇帝，慈禧对奕劻才比较放心，1894年奕劻顺利晋升为最高级别的亲王爵位，比端郡王载漪还高出一级，而自从晋升为亲王之后，奕劻知道他这辈子的核心工作就是不犯大的原则性错误，保护好自己，捞银子享受了。
事实上奕劻最大的特色就是贪财，而端王集团的废立，他自然是不会掺和的，掺和对他有什么好处？当然，他也不会去得罪这些皇族近支里的“少壮派”，得罪他们对他能有什么好处？只要慈禧那里过得去，他就安心当他的“神仙王爷”。
在神机营的外围，就是端王载漪亲自率领的“武胜新队”，武胜新队除了协助神机营保卫皇宫，主要负责保卫王爷亲贵集中居住的皇城的安全。
再往外，负责守卫和保障内外城治安的就是步军统领衙门，简称步军营。这是一支军备和警备混合的部队，总兵力超过三万。步军营的最高领导叫“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简称“步军统领”，当然，它还有一个更著名的名字——九门提督。
所谓“九门步军”包括的实际上不止是把守内城九门的八旗军，也包括守卫外城七门的八旗军，这支军队平时武装守卫着城门，战时还可以作战。而“巡捕五营”的士兵就是绿营兵，大致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警察，也就是说，著名的九门提督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北京武警总队队长兼北京市公安局局长。
头衔很多，身上的城门钥匙更多，九门提督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他负责把北京之外的人放进来或者挡出去——如果这些人是军队那就麻烦了。所以说，九门提督向来是朝中各大政治集团和利益派别必争的职位，不过他们争也没有用，这个人选是必须由皇帝亲自挑选和任命的，任命之前还必须谈一次话，反复考察之后再来点情感投资。慈禧任命的九门提督，就是戊戌变法时帮着去捉拿康有为等人的崇礼（满族），崇礼对慈禧来说还是基本可靠的。
现在看来，端王集团在北京城内能够掌控的只有区区一个武胜新队了，并且还夹在另外两大主力之间，并不能影响整个禁旅八旗，也并不足以兴风作浪，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刚才只说了这些禁旅八旗的领导，而没有说军队的主要力量——士兵。
在大清开国之时，八旗士兵骁勇善战，也对皇帝忠心耿耿，然而现在，一切都变了。
最大的变化就是腐败。早在30年前（1868年），当时为了平定捻军之乱，慈禧一度想用神机营御敌，派大臣检阅部队的时候，一个士兵竟然从马上摔落下来，摔断了腿骨。他说：“我是打磨厂卖臭豆腐的，哪能骑马？”
这就是八旗军中最常见的腐败：吃空饷。八旗子弟们只在军中占着名额，碰上阅兵或者打仗时就拉人凑数。其他的绿营兵就不用说了，他们虽然是汉兵，但早已经是被驯化了的汉兵，名为保护百姓安宁的巡捕，实际上却常常借着巡捕之名祸害百姓，竟然比八旗子弟还八旗子弟。
也就是说，北京城内的军队已经不再是一支军队，而是一群寄生虫，为什么要由一群寄生虫来守卫北京呢？只是因为他们血统纯正。他们没有信仰、没有理想、没有凝聚力，而平常他们的工作也无非就是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唯一令他们感到紧张的时刻就是戊戌变法的时候。
当时光绪帝极端厌恶这群贪腐的寄生虫，试图剥夺八旗的特权，令他们将来“自谋生计”。这个消息一放出，立马就在禁旅八旗中炸了锅，光绪还没有实行这项变革，他们就已经把光绪恨得牙痒痒。从这个时候起，一个个脑满肠肥的八旗子弟就和高官厚禄的端王集团大臣有了一个出奇一致的想法：他娘的好好的变什么法？变法还不得变天？为什么要去学那些洋人，用那些汉臣？我们为什么不能选一个对满人好的人当皇帝，让大爷继续享受？
一拍即合。在大家都摸不准大清国的走向，都在担心自己的既得利益是否要失去的时候，一支腐朽堕落的旧式军队与一个充满阴谋的旧式政治集团一拍即合了。虽然八旗军和亲贵集团的结合并不是此时才有的，而是由于历史传统形成的，自大清开国以来，八旗军就一直或多或少地被各式各样的亲贵集团所掌控，但从来没有像与如今的端王集团这样“有着最广泛的根本利益”。对于禁旅八旗来说，他们有了新的指望对象，而对于端王集团来说，他们有了实现政治阴谋的打手，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用得上，但有文攻武卫，这对于搞阴谋的人来说就俩字——踏实。
慈禧不得不警觉。事实上洋务运动30多年来，由于重用汉臣和触动了八旗的利益，八旗军的不满是一直存在的，对慈禧统治的威胁可以说也是一直存在的。但之前的慈禧之所以一直觉得“不足一虑”，不是因为满汉矛盾还不像现在这样突出，而是因为慈禧手中有一支完全可以制衡八旗军的军队——淮军。淮军虽然腐败，但对付更加腐败的八旗是绰绰有余的。
而随着甲午一战，一切都已经万劫不复了，淮军被打残，慈禧手中失去了制衡的力量。从权力安全的角度来说，慈禧必须着手打造一支新的制衡八旗军的军队，而这第一步，就是继李鸿章之后，在军方安插和提拔一个“自己人”，去组建和统率这支军队。
这个人，就是慈禧在终结戊戌变法、开始“临朝训政”之前调进京的荣禄。
荣禄的故事
在说荣禄的故事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来听个故事。
某次在外面旅游，大巴上听到两个人在对话。
“喂，哥们儿，你哪里的？”
“我北京的。”
“那我们是老乡，我也北京的。”
“你北京哪里的？”这个人问。
“我北京密云的。”
“那我们不是老乡，我是北京西城的。”这个人说。
人家的意思是不仅全中国地要分南北，就连同一个北京也要分个中心城区和远郊区县。而荣禄的故事绝对是这个故事的翻版。
瓜尔佳・荣禄，上三旗正白旗人。荣禄的祖上大多是侍卫，真正的“侍卫世家”。在道光年间，荣禄的爷爷奉命出征为朝廷平叛，战死。到了咸丰年间，荣禄的父亲（长寿）和伯伯（长瑞）在围剿太平军时同一日战死，为了表扬荣禄家族的忠烈，当时的咸丰皇帝还特意为荣禄一家赐修“双忠祠”。
作为忠烈之后，也作为八旗子弟，荣禄是不需要考公务员（科举）而可以直接当官的。16岁时，荣禄出任六品工部主事，21岁出任工部员外郎（相当于副司长，从五品），应该也算少年得志了，而后来发生了一件令荣禄相当不爽的事。
某一天，在某个公开场合，荣禄碰到了一位都统。
都统的级别是从一品，是八旗中某一旗的最高军政长官，地位显赫，实权在手，为了以后的大好前程，荣禄有心结交。当他打听到这位都统满姓也是瓜尔佳时，他更兴奋了，荣禄很热情地跑过去，满脸恭敬地打招呼：“幸会啊，大人！您也是瓜尔佳氏？我跟您是同族啊！”
看来，荣禄是想通过“认同族”的方法来拉拉裙带关系的，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一幕那是令荣禄相当尴尬了。
“你是世居苏完的瓜尔佳吗？”都统轻蔑地反问。
“不是。”荣禄很老实地回答。
“那我们可不是同族！”说完，都统甩甩袖子走了。
说到这里我们就要说明一下满族姓氏的知识了。瓜尔佳氏是满族八大贵族姓氏之首，入关前的满人习惯把地名当作姓氏，“瓜尔佳”就是其中之一，而这三个字是满语中某个地方发音的音译。清军入关之前，有汉人曾把它意译为“菜园子旁的臭水沟”。入关后，了解情况的瓜尔佳氏人十分恼火，他们把这种汉译全部废止了。后来挑选汉姓时，瓜尔佳氏的人终于挑了一个可以让他们扬眉吐气的姓——关。
当时的满人公认关羽是汉人第一英雄（打江山时一直在看《三国演义》），能得到偶像的这个姓，说明“瓜尔佳”姓氏在满人中是十分显赫的。
而显赫里还有更显赫的，瓜尔佳氏中最尊贵和显赫的，就是那位都统大人十分在意的来自“苏完”（满语的音译）这个地方的瓜尔佳（大致在今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这里的瓜尔佳氏出了两个著名的人物，我们一定很熟悉——费英东和鳌拜。“苏完”地方的瓜尔佳在当年大部分入的都是由皇帝亲领的八旗之首——镶黄旗。
而荣禄的祖上是属于地位较低的瓜尔佳其他支系，到底是哪个支系，荣禄家谱中找不到记录，肯定不是苏完。根据我们现在的考证，很可能是来自“乌喇”这个地方的瓜尔佳（大致在今天的吉林省永吉县）。而荣禄的祖上入的也是上三旗之末——正白旗。
经过都统的无情打击，荣禄终于明白了，虽然在汉人的眼里，他的出身是“无比尊贵”的，但在满人眼里，他们出身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作为“官N代”的八旗子弟没有什么好比的，唯一能比的就是出身，无论你如何上进奋发，老实忠厚，在别人的眼里也许还不如“乌喇”“苏完”这两个字的区别。
不过，恰恰是这个“出身不太好”的荣禄，却很讨咸丰和慈禧的喜欢。
在咸丰和慈禧看来，荣禄的出身却是“非常之好”的，侍卫世家嘛，说明这户人家对皇上的忠诚可靠是有传统的。和所有专制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一样，咸丰和慈禧最看重的，并不是一个人的能力，也不是一个人的出身，而是——忠诚。
有了最高领导的看重，荣禄的仕途从此真正称得上一飞冲天了。在1878年（43岁）以前，荣禄先后担任过内务府总管大臣、九门提督、工部尚书等职，终于可以和当年羞辱他的都统平级了。
然而也正是从这一年起，荣禄倒霉的日子也到来了。
此时的荣禄有点飘飘然，在与以军机大臣沈桂芬为首的另一个小圈子搞权力斗争中，荣禄一脚踏空，彻底落败，他随即被逐出权力中心，被降级、免职，一蹶不振长达13年！
以前在朝廷万众瞩目，而如今无人问津，曾经的荣耀不见了，曾经的权势也不见了。在荣禄倒霉的时候，很多人都自动疏远了荣禄，很多人对他不再毕恭毕敬，而是颐指气使。此时的荣禄内心充满了恐惧，也充满着想不通。
他原本以为凭着自己侍卫世家、忠诚世家的美名，凭着对慈禧的忠心耿耿，在与大臣争斗的关键时刻，慈禧一定会站在他那边的。然而荣禄想得太天真了，慈禧虽然看重“忠诚”，但当她发现别的大臣还有对她更大更有利的“忠诚”之时，你的“忠诚”就不值多少钱了。
荣禄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出路，仔细考虑之下，荣禄发现自己的出路其实还是只有一个——时刻注意向慈禧“尽忠”。
“拼爹”拼不过人，“拼祖宗”也拼不过人，出身的“低微”决定了他在朝廷不可能有那么多天然的高层朋友，不可能建起太大、太厉害的人脉和圈子，只有抱紧慈禧这棵大树，跟紧慈禧的步伐，领会好慈禧的意图，执行好慈禧的决定，以慈禧的宠爱而自重——唯有如此，才是荣禄最大的资本，也是他的“核心竞争力”。
但是，荣禄现在的“尽忠”和以往有很大不同了，荣禄终于明白了：王朝里的忠诚，只能是相对的，因为对这份“忠诚”的信任，本来就是相对的。在朝廷为官，“尽忠”并不是最重要的，政治理想和激情也不是最重要的，甚至连靠山都不是最重要的，官场上最重要的是——自保。
因为到了凶险关头，你能够相信的只有自己。如何学会自保，这才是官场大人物永远的命题。怎样做到这一点呢？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低调做人，高调做事。
所谓低调做人，并不需要你时刻夹着尾巴装孙子，你也是有品级的大人是不，装孙子久了人家就会把你当真孙子，官场上的低调做人其实只要把握两个原则——第一，是“不为激情去献身”；第二，就是绝不主动树敌。
在官场上，主动树敌是很危险的一步，哪怕得罪的是一个级别比你低很多的小人物，你都不知道哪天会有哪一把刀飞向你。所以心里越是恨，嘴上越是要“亲”，不要公开得罪同僚，有事摆笑脸，无事打哈哈，收敛锋芒，低调亲和，一团和气。千万不要为了逞一时之快而莽撞行事，千万不要为了发泄怒火而控制不住情绪，因为在官场上生存下来的关键是每走一步棋不仅要看到接下来的一两步，而且要看到后面的好几步，甚至是最后一步。
高调做事就很简单了，只要记住两个名词——表现和表演。什么？今上这位康熙皇帝提倡亲民，喜欢微服私访，那你还不照着去便装出行私访民间疾苦几回？什么？到了今上这位雍正皇帝又喜欢加班平时也不怎么笑，那你还不成天忧心忡忡地在办公室干坐到深夜？在大的风格方面一定要表现得步调一致，亦步亦趋，不光要好好表现，还要想方设法让皇上知道！
而小事就要表演了，这其实也没什么窍门，只要记住一句话——该哭的时候，一定要哭啊！
就这样，荣禄“成熟”了，也可怕了。在官场，成熟的同义词往往就是可怕。官场生涯磨去了他的真性情，也锻造了他的演技，时刻戴着面具的高超演技。表面上的荣禄沉默寡言、八面玲珑、为人正统，而实际上的荣禄深沉圆滑、善工心计、见风使舵、内心敏感、官气横秋。原来的“侍卫世家”的锐气早已全无，而成为了一个深不可测的官场机器，一个奸猾多忌的官场冷血杀手！
一天，荣禄与几位同僚去看戏，两位福建籍的大臣在他的座位后窃窃私语，荣禄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只好故作镇定地看戏，等这两位大臣走后，荣禄突然问一旁的人：“刚才这两位说了我什么坏话？我可是听得懂福建话的！”其实那两位大臣根本就没有说荣禄啊，一旁的人都惊讶不已。
荣禄一直想方设法上折子，他就是要让慈禧能够听到他的声音，了解他的变化，感受他的“忠心”——当然银子也是要花的。在上折子的同时，荣禄一直不惜血本地花银子，打点慈禧周边的人，让他们不时为自己说说好话，而每逢慈禧大寿心情很好的时候，顺便献上点特产——这是表明一种态度。
曾经丢掉的，我要拿回来！荣禄相信他会有成功复出的那一天的。
1891年，荣禄任西安将军，从一品。
1894年7月，甲午战争爆发，朝廷需要武将，以前带过兵的许多外放的大臣都纷纷奉召回京，名单上就有荣禄。荣禄终于回到了北京这个权力中心，而慈禧对荣禄的任用就是他曾经担任过的要职——九门提督。
1895年，九门提督荣禄兼任兵部尚书。
1898年6月15日，戊戌变法开始后的第四天，荣禄奉慈禧之命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慈禧为何在这个节骨眼上将荣禄“外放”，我们在第一部里已经做过讲述了。
1898年9月28日，“戊戌六君子”被杀，慈禧开始“临朝训政”，慈禧发布命令：免去荣禄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务，调往北京，授予军机大臣兼“练兵钦差大臣”，并管理兵部事务。就这样，荣禄名义上成为了包括八旗军在内的朝廷军队的统领，而他最重要的任务仍然是组建一支新的军队。
慈禧的“临朝训政”是得到端王集团力挺的，而在拉拢端王集团成为政治盟友的同时，慈禧已经在培养自己的嫡系了！
重新编练一支新军的代价是很大的（时间、银子），最好的办法是将现有的可能掌控到手中的军队进行整编扩编，使它们全部归于自己麾下。既然八旗军基本上被端王集团掌控，那么荣禄能够打开缺口的，自然就是汉军了。
汉军，首先是淮军残部。甲午战争后淮军残部主要有两支——宋庆军和聂士成军。宋庆仍然带队留在东北，聂士成由于表现出色，取代了在战场上逃跑的叶志超，被补授为直隶军分区司令（直隶提督）。而荣禄又做过直隶总督，虽然他们级别是相同的（都是从一品），但提督是武职，总督是文职，朝廷以文御武，提督要受到总督的节制，荣禄相当于做过聂士成的领导。
而宋庆和聂士成都是李鸿章系统的，李鸿章是慈禧这条线上的，现在慈禧通过荣禄来让他们继续忠诚于她自己，没有问题。
除了聂士成，荣禄任直隶总督时还节制过另外两位军方将领，他们就是董福祥和袁世凯，袁世凯大人我们比较熟悉，先来介绍一下董福祥。
董福祥是甘肃固原人（今属宁夏），原来靠在西北贩驴为生，后加入了西北地区一支很有特色的武装——回民反清队伍。后来被左宗棠的部将刘松山招安，在刘松山的赏识下，董福祥继续招募西北地区的回民，招安收编西北马贼，组成一支作战勇猛的队伍——甘军，然后再掉转枪口帮助朝廷去“围剿”回民反清队伍。董福祥对付自己曾经的“匪友”十分凶残，“红顶子是要用血染红的”，就是这位老兄的名言。
甲午战争时期，甘军也曾奉命开赴京畿地区，当时是作为预备队准备上前线打仗的，虽然后来仗没打成又重回甘肃，但这次短暂的京畿之行却带给了董福祥极大的转变。
这应该是西北汉子董福祥第一次来到京畿。来到北京，董福祥也学着别人去“拜会”高官，但他太不懂官场规矩，两手空空地去登门拜访，满怀期望地去汇报军务，而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董福祥后来说：“我从前以为京师贵人（那些亲贵王公）不啻天上神仙，今乃得知不过是想得我们外官几文钱罢了！”（引自台湾学者刘凤翰的《荣禄与武卫军》，刘凤翰是前凤凰卫视主持人刘海若的父亲）
原来在国难当头之际，这些满族亲贵、王公大臣对如何与日本作战，如何支持前方战事没什么兴趣，对辛辛苦苦前来驰援的董福祥却在公开“招贿”。
董福祥深受刺激，从此以后他就有点肆无忌惮的意思，越来越跋扈，也越来越“独树一帜”，除了给自己原来只有马刀的士兵装备洋枪外，董福祥在军中禁用一切带“洋”的东西，提起洋人就咬牙切齿。1897年，当时朝野上下充满了变法氛围，连平时不知洋务为何物的大臣都在畅谈如何学习西方，董福祥却在觐见时语惊四座地说：“臣无他能，唯能杀外人（洋人）耳！”要知道连八旗将领都没敢这么说啊，董福祥和甘军的“排外”竟然比八旗还厉害！
董福祥说到做到，后来甘军再次奉慈禧之命进驻北京南苑，这里也是芦保铁路（芦沟桥至保定的铁路，芦沟桥后改名卢沟桥）的周边地带，不少洋人铁路工程师也时常出现在这里。甘军士兵就经常跟这些洋人打架，而董福祥竟然率军围攻过芦沟桥的洋人铁路工程师宿舍！在朝廷大部分军队见洋人就软的情况下，这真是另类。
从事实上说，甘军中有不少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士兵，他们对到处传播基督教的洋人是比较讨厌的。但董福祥和甘军的“极端排外”其实并不只是信仰问题，而是“另有深意”。
除了极端排外，甘军仍然保留着当年头脑简单、军纪极差、经常扰民的作风，从作风上说，竟然和受招安之前的“匪军”时代没有多少区别。对此，朝廷里的言官御史经常痛心疾首地抨击，而董福祥却并不怎么在乎，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继续放纵士兵。但有一件事情他是从来不会忘记去做的——买太后的账。
董福祥就是一直极力在打造这样一支甘军：这是一支很有缺点的军队，一支连洋人都敢惹的军队，他们谁都不怕，也谁都不在乎，但只服一个人——慈禧，坚决做到慈禧指哪打哪，绝对纯洁、绝对忠诚、绝对可靠。再加上董福祥自己也是以天不怕地不怕但忠于慈禧的军方老粗人物出现的。所谓不走寻常路，董福祥甘军！
董福祥知道，他这一招应该是很合慈禧心思的。果然，慈禧喜欢的就是这样的将领，喜欢的就是这样的军队。头脑简单？没有关系；对老百姓不好？没有关系；思想顽固？也没有关系。对于慈禧来说，一个军方人物除了不忠于她，什么都可以不是缺点；而如果忠于她，什么都是优点。如果董福祥和他的甘军完美无缺，她反而不能放心了！
就这样，董福祥以别出心裁的方式，以剑走偏锋的表现，反而获得了慈禧的欢心，跟“匪军”差不多的甘军竟然是最受慈禧信任的军队之一，真是鱼有鱼道、虾有虾路啊。
1898年初变法前夕，慈禧调董福祥甘军移驻近京——直隶正定府（今河北正定县），6月15日变法开始四天后，荣禄成为直隶总督，节制聂士成军、董福祥军和袁世凯军这“北洋三军”。9月，慈禧终止戊戌变法，开始临朝训政，慈禧立调董福祥军从正定进驻京郊南苑。关于这次非常时期的调兵，历史上是有很多争论的。
在过去很多的书中，人们常常认为慈禧调董福祥军是用来镇压变法的，但实际上，对付变法，慈禧不需要那么多“帮手”。前面我们知道，如果仅仅只是终止一个变法而不是开始“临朝训政”，慈禧是能够比较轻松地搞定的，慈禧的困难不是终止变法而是如何顺利地主导朝政，而她调董军进京也并不是“镇压变法”（请注意调军时变法已经终止了），而是和立召荣禄进京的目的是相同的：为了牵制和监视自己的政治盟友——端王集团！
也就是说，董福祥本来就是慈禧信任的人，现在由荣禄进行整编，只不过是给他的甘军换个番号而已，没有任何问题，更何况，神秘的荣禄大人竟然和这位前驴贩子也有关系！
在担任西安将军期间，荣禄就注意到了董福祥，有心和董福祥结交。有的史料上说他和董福祥结拜成了兄弟，有的说没有结拜，反正关系还不错。而荣禄对董福祥一直很客气，即使荣禄后来出任直隶总督，恰巧又成为董福祥的领导，荣禄的态度也是一如之前，并没有摆领导的架子，看来荣禄大人笼络驴贩子是有一手的。
袁世凯一直算是荣禄的“心腹”。1895年12月，从朝鲜回国后的袁世凯能够进入军界，去小站编练新军，其实就是荣禄大人推荐的功劳。虽然荣禄也很清楚小袁这个人并不像他表面上那么简单，表面上很谦恭，实际上却很难驾驭，处处表忠心，实际上却一直在骑墙，但荣禄对袁世凯其实一直是有特殊感情的。
荣禄力荐袁世凯小站练兵时，他也刚刚成为兵部尚书，属于在军中培育个人势力的阶段，当发现小袁这个人很不简单时，荣禄就把袁世凯当作嫡系来培养和看待了。事实上小袁在小站练兵时，大搞军队“私人化”，又花银子无数，朝廷中很有非议，每次都是荣禄的力保才让袁世凯平安无事。
因为荣禄的关系，1895年至1898年这三年间，慈禧对一直在小站练兵的那个“小袁”，印象还不错。
可是当慈禧得知谭嗣同其实很早就找过袁世凯，而袁世凯一直到迫不得已时才告发时，慈禧震怒了。袁世凯所犯的是欺“君”之罪（欺的是慈禧这个“君”），她要将这个“存心叵测”的人“置之重典”（很可能是砍头），荣禄就不惜以身家性命将袁世凯保下来，其他大臣指控袁世凯“鼠首两端”，要求继续调查治罪，荣禄不知是被逼急了，还是保袁心切，竟然一反常态地强硬回绝：“袁乃我的人，无所谓鼠首两端！”（苏继祖：《戊戌朝变记》）
太后啊，袁世凯是我的人，也就是你的人，并且是一个很有用的人！
荣禄的考虑是“政治正确”，此时正是慈禧用人之际，必须在端王集团之外抓住一切可用之人。于是乎，本来已经犯了死罪、大祸临头的袁世凯又幸运地逃过一劫，而袁世凯很有力地证明了荣禄对他的重视是非常值得的。
虽然袁世凯是宋庆、聂士成和董福祥这几个人中唯一没有正式上过战场（朝鲜王宫平乱不算），也没有为朝廷立下过战功的人，但这个人最厉害的并不是军事，而是心机和头脑。在荣禄即将开始整编之际，唯独这个唯一没有上过战场指挥的人，为荣禄提出了一个十分专业、又不只是专业的建议：
大人，您只有这四支军队的计划是不够的，还需要组建一支您自己的亲兵队伍，让一些八旗子弟加入进去，然后再将所有五支军队整编成军（相当于集团军），由您担任总统（相当于总司令）！
聪明人不用多说，一点就破。袁世凯的考虑不得不说是毒辣，他具有敏锐的政治头脑。这四支军队都是汉军，如果只孤零零地将这四支汉军整编，把八旗子弟全部撇在一边，动静太大，树大招风，一定会引起端王集团和八旗军的警觉，最终很可能会因为他们的强烈反对而使整编工作泡汤，所以不如先向他们做点妥协，让他们没有话说。
就这样，整编的目标有了，方案也有了，接下来就是时间问题了。虽然荣禄比以前更加低调，韬光养晦，但端王集团不得不重视他，他们从来没有放松对荣禄的拉拢工作。可荣禄明显就是来拆端王集团台的，他是直通慈禧这根线的人，而不是端王集团的人——退一万步来说，即使将来被形势所迫，荣禄不得不选择倒向端王集团，那么也必须在现在抓紧培育自己的实力，只有这样，到那时，“倒向端王集团”才更有意义。
但和奕劻一样，荣禄并不想公开得罪这些端王集团的人，一是得罪不起，二是荣禄也是满人，和端王集团对着干，很可能就会在满人和八旗子弟中落个“满奸”的骂名，以后就更加不好混了。
荣禄怎么办呢？
荣禄的做法可以用“三不原则”来概括——不答应，不反对，不说话。
所谓不说话，这并不是我在开玩笑，而是真实的情况。自从重返北京后，荣禄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场合说话真的是很少的。他比过去更加神秘，也更加深不可测，以至于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关于他的史料都不多，荣禄其实是胸有成竹。
这就是官场上的角逐，它和我们熟悉的军事上决战是不同的，军事上决战是痛快地杀个你死我活，然后回家痛快地洗个澡，睡个好觉（如果还活着的话）。
而官场上的角逐恰恰是看不见刀光剑影的，奏章、朝会，这就是战场，需要的是坚忍、冷静和谋略，在表面和气下的稳、准、狠。官场上的角逐讲武力是没有用的，反而要尽量避免以武力相威胁，因为那意味着把自己和对手都逼入绝境，再无回旋的余地。大家毕竟都是在一个“场”上混的，把这个“场”都震坍了，那还混什么啊。
在荣禄整军的同时，端王载漪也开始将他的武胜新队扩编，荣禄特意向载漪提出建议：王爷，您不妨将它改名为“虎神营”。
“虎”能吃“羊”（洋），“神”能制“鬼”，蕴含着端王集团能把最忌惮的洋人赶尽杀绝、让满人过无忧无虑日子的意思。载漪十分满意，估计差点拍着荣禄的肩膀说：“兄弟啊！”
三个月后（1899年6月），“兄弟”荣禄的整军工作也完成了，一支命名为“武卫军”的新型集团军横空出世！它总兵力超过五万，兵力和禁旅八旗相当，军机大臣荣禄担任总统，所属五支军队统领分别如下：
前军：聂士成，兵力1.4万，驻扎天津芦台，兼顾大沽、北塘等海防重地。
后军：董福祥，兵力1.1万，驻扎天津蓟县，兼顾通州防务。
左军：宋庆，兵力1.2万，驻扎山海关，防卫关外。
右军：袁世凯，兵力1.1万，驻扎天津小站，协守天津。
中军：荣禄兼任，兵力1万，驻扎北京南苑，镇守北京南大门。
五支军队中战斗力最强的自然是老袁的右军，也就是之前的小站新军。从1895年12月起，老袁已经在小站训练这支军队三年半了，除了还没剪掉辫子，这支军队从各个方面来说都称得上与国际接轨了，而且是与当时的世界最强陆军——德军接轨。
而战斗力最差的就是荣禄大人的亲兵队——中军。这支军队是向八旗妥协的产物，“官N代”的八旗子弟混迹其中，吃空饷的，混吃混喝的，凭着士兵身份到外面胡作非为，强吃强嫖的都有。估计荣禄也知道这支军队就是面子工程，亲兵队差成这样他也不在乎，而袁世凯大人眼疾手快，继向荣禄提出组建中军的建议后，他又向荣禄提出从中军中挑选一些可以受管教的士兵（大约2000多人）跟右军一起训练，由他“代训”，大家知道，袁世凯同志训练出来的军队是什么样子的，“袁家军”又扩充了人数。
慈禧最信任的自然就是董福祥的后军，本来慈禧是令后军驻扎北京南苑的。而自从跟洋人闹翻后，董福祥就在南苑待不下去了，公使们一致向总理衙门施压，要求将董军调出直隶，而这一次慈禧宁愿得罪明知道得罪不起的洋人也要将董福祥军留在京畿。武卫军中，除了中军，这是驻扎地离北京最近的军队，而且表面上驻扎蓟县，实际上却是历来重要的通州大营。历代的大清皇上一旦有事儿，肯定会想起西面的西山健锐营和东面的通州大营，这两支军队都是用来对付其他军队的（防备造反）。西山健锐营掌控在端王的弟弟载澜手里，老人家就只能把她的后路留给董福祥董大人了，她并没有追究董福祥惹恼洋人的责任，还经常额外赏赐点军饷（一出手就是一万两），甚至还亲自赏过董福祥一个很贴心的小礼物——一把火镰，因为她知道董大人是从来不用“洋火”（火柴）的。
从整体上看，武卫军从北京以东的海防前线，以梯次队形环绕北京东南驻守。它和之前的八旗、绿营、练军是统统不同的，之前这些军队是驻防军（战时才调到前线），更像我们今天的警察。而武卫军属于拱卫京师和保护国门的机动部队，基本相当于我们今天的野战军，它的训练方法和武器也都是西式的（包括“反洋”的董福祥军）。
不过，这支“新式军队”的政治地位和禁旅八旗仍然不是在一个级别上的，汉军一直都是被戒备的对象，这是朝廷百年来的规矩，连慈禧也没有办法。如果没有特别的命令，作为非八旗的军队，武卫军仍然连进入北京的资格都没有，只能在周边打转转，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禁旅八旗在北京城内耀武扬威。
6个月后，1899年12月19日，在荣禄的上奏保荐下，《马关条约》之后无官一身轻的李鸿章终于又复出了：慈禧任命李鸿章为两广总督。被“外放”出京，到偏远的两广担任总督，李鸿章的权势、地位自然和原来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是无法相比的。但在荣禄大人的协助下，李鸿章终于又找到了出路，意味着他甲午战败和签署《马关条约》而被问责的风头终于过去了，这也是他的“北洋班底”正在复出的积极信号。而更重要的是，在李鸿章入主两广之后，他和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终于连成一片，主宰了大清的东南半壁。
张之洞一直是一个专家型大臣。他的“专”，主要是指在一件事情上——写文章。
张之洞的对联、文章和奏折都是十分有文采的，比如戊戌变法时搞出的《劝学篇》就是张之洞的名篇之一，名扬天下，传之后世。由于张之洞会写文章，很多人爱看他的文章，于是聚集了不少“粉丝”。而张之洞写的不少文章中，有很多是与洋务运动相关的，从而使得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了洋务。在这一点上，张之洞是功不可没的。
但大概是由于张之洞太会写文章，他办起实事来似乎就差了一大截。洋务运动时期，他是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和李鸿章一样，办铁厂、修铁路、开矿山，但他“南洋”的成就，远远不及李鸿章的“北洋”，以至于当时的人们给了学富五车的张之洞一个评价——有学无术，看来是比较中肯啊。
刘坤一最大的特色是湘军出身，是在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去世之后，“老湘军”里硕果仅存的将领。当年，曾国藩主动裁撤湘军，士兵们解甲归田，但还有很多中层将领被安置在江南地区转为文职，于是这一批人就不得不成为被朝廷重点戒备和打压的对象了。比如我们熟悉的著名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其实就是对江浙地区湘军系官僚的重大打击，而慈禧也是不会把湘军势力赶尽杀绝的，在基本解除湘军势力对朝廷的威胁之后，慈禧仍然需要保存一面湘军的旗帜，成为去制衡其他势力（比如李鸿章的淮系）的一张牌，这个人就是刘坤一。
刘坤一很清楚：他的官是做到头了，不会再升，但也不会再降，只要自己不出来谋反，仕途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因为他就是“旗帜”。平素在官场上，刘坤一很有一副“无欲则刚”的心态，特立独行，我行我素，敢于言他人不敢之言，行他人不敢之行，甚至敢顶撞慈禧，很有“左宗棠第二”的风范。其实无论是左宗棠还是刘坤一，他们的个性和特色都是比较突出的，但他们首先也是官场中人，所谓的“个性”，谁说不是明白官场大势之后的高超表演。
李、刘、张三人，他们现在是端王集团的排挤对象，但他们和端王集团的人曾经都是属于一个阵营——后党。甲午战争中他们互相配合，防备帝党上台，戊戌变法中他们紧密联手，灭了帝党，然后麻烦出现了。
曾经的后党集团突然没有了对手，亲贵们就开始想搞一家独大，独霸权力，排外和排汉，甚至要废掉光绪，立他们的人为皇帝。李鸿章等汉臣自然不会坐而视之，于是，曾经的“朋友”迅速分化对立，他们没有了共同的敌人，就成了内部的对手，成了新党争的两派阵营。
对阵的双方这边是端王集团，而那边是奕劻、荣禄、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相信大家已经发现了，这两派阵容其实还各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边是在朝廷里位高权重的满族亲贵——我们称之为“满党”。而那边除了躲在幕后不出头的奕劻和荣禄等人，都是在地方任督抚的汉臣实力派——我们称之为“汉党”。新的党争就是满汉之争——大清“中央”（朝廷）与地方的矛盾。
其实有争论也是好的，有争论才会有头脑风暴，有头脑风暴才会出好的决策，但党争之所以叫党争，就是因为他们所争之事和所争目的均上不了台面，端王集团总不能告诉大家：哈哈，其实我们争的只是一个皇位！正是因为大家都在浑水摸鱼，党争派别的划分就注定比较复杂，并不是满官就是满党，汉臣就是汉党，祖宗是谁是小问题，利益归属和权力基础才是大问题。比如奕劻大人，他虽然是满族王爷，但跟李鸿章等洋务大员走得很近（能捞到不少好处）；而荣禄大人除了也和李鸿章关系很好，他自己在军中要倚重的，正是袁世凯这样的汉臣。
对于老百姓们来说，跟曾经的帝后两党一样，这两党都属于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不是需要“比比谁更可爱”，而是需要比比谁更可恶。满汉两党的真正区别只是满官他们是“官N代”，属于更有特权的特权阶层，权力靠世袭；而汉官们大多是靠科举或者军功上位的，相对于满官，他们有天然的政治劣势。虽然他们比满官们更加勤奋，但他们的上头总有一群能力比他们差、年纪比他们轻、职位比他们高的“满大人”。
从表面上来看，两大阵营的党争始终是围绕着废立，但是，党争的本质并不是换谁来当皇帝的问题，而是一个同时关乎大清国未来的很重要的问题——在终止戊戌变法之后走什么路。
满族亲贵当然希望“回到过去”——复旧。不仅要回到洋务运动之前，甚至最好回到大清开国之时，那时的满人威风八面，特权压倒一切，哪像现在简直是一天不如一天。在他们看来，朝廷就是满人的，朝廷的统治本来就是建立在满人特权基础上的，一旦满人失势，难道不会危及朝廷统治？
所以，他们复旧的呼声打着维护朝廷统治稳定的旗号，他们认为维持一定的特权阶层是有必要的，因为没有满人的特权就没有朝廷统治的稳定。所以他们反对将一切特权下放（尤其是下放到汉人手中），比如刚毅就公开叫嚣：汉人一强，满人必亡！
而汉臣们希望的是——变法（改革）。
洋务运动是汉臣发动的，也是汉臣们的主要战场，只有为朝廷发展经济，才能增加自己的政治砝码，压制满党的世袭特权。于是在进行洋务运动的过程中，汉臣们多少表现出了对相对自由经济的向往，他们的特色是相对“开明”，而满官希望继续垄断资源和管控经济，越来越“保守”。但汉臣们也是官僚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戊戌变法的过程已经证明，他们希望的“改革”，是在不破坏他们作为官僚集团成员既得利益上的“改革”，是能让他们利益最大化的“改革”。一旦“改革”有损他们的利益时就会跳起来反对，而只有当局势对他们的利益不利时，他们才会重提“改革”。
现在我们知道了，在与满族亲贵联手终止变法之后，李鸿章等汉党集团的人没有跟端王集团的人混在一起，他们反对废立，反对废去光绪，不是他们突然对这个可怜的皇帝产生了同情，而是权力蛋糕的重新分配中“分赃不均”。同样地，汉党集团反对“复旧”而要求“改革”，并不是对大清国前途思考的结果，不是他们的政治理想，不是围绕如何建设强大的大清——这只是官僚集团维护自己既得利益的本能。真正是为了国家前途的改革，无论是满党还是汉党，他们都无法承担和主宰，因为他们都是既得利益集团。
好吧，让我们来总结一下吧。满汉两党党争是比较复杂的，表面上它是废立之争，争的是谁来当皇帝；而实际上，它是朝廷洋务运动形成的经济新贵与世袭权贵之间在失去共同的权斗对手（帝党）之后，内部权力斗争的延续和加剧（由于帝党消亡，权力蛋糕又变大了）。而权力斗争自然是不能公开表现的，于是，废立之争和权力斗争又在表面上都变成了“为我大清”的堂堂正正的路线斗争。在朝堂之上，他们不会讨论废立，更不会讨论分权，他们讨论的是在戊戌变法被紧急叫停之后，朝廷到底要“走什么样的路”，是如满党主张的“复旧”，还是如汉党坚持的“改革”？
这边是：太后，再改革，朝廷式微，重地方而轻中央，保中国而不保大清，祖宗江山丢了，死路一条！说这话的是把控朝廷的满党。
那边是：太后，不改革，国力孱弱，国本动摇，外不能御敌内不能安民，死路一条！说这话的是掌控地方的汉党。
慈禧怎么办？
慈禧的制衡术
1861年，这一年正是慈禧开始垂帘听政之时，太平天国运动严重威胁着朝廷的统治。这时候的慈禧表现得相当“开明”，她倚重那些能做事的汉臣（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等人），放手启用湘军，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而后又打破多年以来地方督抚只能由满人占多数的传统，重用汉臣为朝廷排忧解难，成功地度过了统治危机。
与此同时，洋务运动开始了。
洋务运动正是从1861年开始的，一开始的口号是“自强”。慈禧最开明的莫过于她对洋务运动的支持。虽然她本人没有干什么事，没有喊什么口号，但可想而知，如果没有慈禧这个最高领导的支持，洋务运动是很难开展起来的。为了让那些反对洋务的顽固保守大臣闭嘴，慈禧甚至还把他们派到前线，让他们亲自感受一下洋枪洋炮的厉害。慈禧称不上洋务运动的“总设计师”，但说她是洋务运动最大的幕后支持者是没有什么争议的，这一时期的她真正无愧于“开明”这一标签。
而一切的事情从戊戌变法改变了，当光绪的变法影响到了她的权力安全时，其实不需要谁来哭诉和造谣，慈禧果断地终止了戊戌变法，废除了光绪所有的“新政”，这一时期的慈禧也真正无愧于“守旧”这一标签。
那么，慈禧到底是“开明”还是“保守”？要破解这个秘密需要我们来了解慈禧最看重的一件事——权力安全。
皇上的权力至高无上，应该没有什么人可以威胁到他的权力安全，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
对于专制王朝的皇权来说，它基本上有三种权力基础。
第一种基础是名义基础——民。之所以说是名义基础，并不是它不重要，而是它关乎的是政权的“合法性”。政权的合法性并不是一旦取得就可以永久享有的东西。只有当政治清明时，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才不突出，而当政治走向腐败时，它就会很突出，因为它存在于民的内心中，跟朝廷的宣传或者鼓吹都无关——这就是名义基础的真正内涵。一旦民众觉得这种基础已经丧失了，他们就会想办法强力剥夺这种合法性（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但这种情况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出现的，皇权对名义基础的在乎也往往只停留在了口头上。
第二种基础是实际基础——官。这里的官是指官僚集团。皇帝不是与“民”治天下，而是与官僚集团治天下，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家这么大，皇帝没有三头六臂，必须依靠一群人去把税收上来，这就是官僚集团。
皇帝通过一套制度（科举取士、朝廷命官、奖优罚劣等）制造了官僚集团，官僚集团说到底也只对皇帝负责（不排除有一两个海瑞），他们表面上应该是为皇帝为朝廷出力最多的团体。而事实恰恰相反，他们反而是对皇权和王朝肌体最有害的团体。官场腐败总是和官僚集团试图脱离皇权掌控相伴相生，也就是说，“实际基础”对皇权的破坏力反而是最强的——因为制约不力。
于是，历史上循环往复的一幕出现了：每当官场腐化堕落、皇权控制不力之际，皇帝不得不进行变法，而每次“变法”基本都是围绕如何改造官僚集团而展开。皇上必须改造官僚集团而又无法彻底改造官僚集团，因为官僚集团正是皇权衍生出来的，共生共荣，皇上不能与自己统治的实际基础作对，每拿刀子割官僚集团一块肉，其实也是割他自己的肉——皇上也难呐！
第三种基础是核心基础——大臣。这里的大臣不是一般的大臣，而是皇上真正的核心团队，也就是皇上常说的“朕文有某某，武有某某”。大臣既然最为皇上倚重，从理论上说，他们是皇权最有力的保障，而实际上大臣才是对皇权最大的威胁——因为他们与皇上之间，只是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维系，但我们知道，在巨大的权力和利益面前，信任往往是很脆弱的，皇上可能产生对大臣的不信任，大臣也有可能产生对皇上的不信任。
现在我们知道了，皇上其实是很孤独、很无助、很危险的，皇权的名义基础（民）的力量庞大，但离他太遥远，危急时刻帮不了他（没有监督就没有参与，没有参与就没有帮助）；实际基础（官）倒是离他很近，但有太多的条件和机会滋生腐败和阳奉阴违，最终损坏皇权；核心基础离皇上最近，也离皇权最近，他们离皇权最近的时候，只需要去对付皇上一人，于是诸如朱元璋这样的皇上，他们只有一个办法——杀掉或者免掉原来的大臣，不断地换一批人来重组他的核心基础，这样才能睡一个好觉啊。
也就是说，皇帝这个职业是世界上最孤独的职业，是不可能真正建立一个有效团队的职业，是注定怀疑一切的职业。推而广之，皇上下面的军机大臣、内阁大臣、总督巡抚，一直到七品芝麻官的县老爷以及县老爷之下的末品官员，莫不如此。如果要让皇帝老爷带队的这一彪人马有权力安全感、能够安心地工作和生活，只有反过来接受“民”的监督。
但是，“民”和官员也不是对立的，“民”也包括官府里的人，包括王朝政权的运作者，不把“官”和“民”区别以待正是说明大家都有一个差不多的地方就是——人性。从人性上讲，如果没有强力、合理和有效的制度制约，无论谁当官都是容易变得消极的，兄弟换了你上去也一样。
如此一来，历代王朝特别向往的“天下为民”，首先就在为官者（官僚集团）这里卡了壳。于是，“为民”其实首先就要让“民”能够为“官”——有动力、有途径、有程序参与到官府之事，真正的民意官意能够相互通达，然后才是有力的相互监督。
什么是真正的民意呢？有一个故事说的是古时候蒙古人征战到某地，因为语言不通无法跟当地人沟通，就请了一个语言专家，正好一个和尚告状追债，债户收买此专家，把和尚的意愿改成自愿焚身，蒙古人表扬了和尚一通，就下令把和尚推到烈火里烧死（南宋李新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这肯定不是真正的民意，这是强奸民意。千百年来，其实有一个简单的划分标准，那就是：那些喊的人很多，却始终得不到解决的，一般就是真正的民意，也是民意的主体，朝着这个目标去干事，肯定是没有错的。
但如此一来，为官者似乎就是“眼光向下”而不是盯着“上头”，皇上似乎也是与民治天下而不是与官僚集团治天下，无论是大事小情，都是真正地以民为本向民借力——那么“总督”还是原来的“总督”吗？“皇上”还是原来的“皇上”吗？都不是了，这是一套全新的、完全有别于过往的体制，需要自己去颠覆自己，需要对自秦始皇起千年传承已经僵化封闭得像铁桶一般的祖宗之法进行“破立”。
但很遗憾，慈禧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她并不会知道甲午战争惨败之后朝野的变法共识，正是史无前例的千载难逢的机会，本来是一场面向未来的改革，却很快成为一场回到过去的政变与屠杀；她不会知道即使她“在位”的时间也只有几十年，时机错过就不再来，她的眼光只盯着宫廷内的“废立”，但她不知道安于现状、得过且过就是自己种下的苦果，所以即便是为了她自己，慈禧也没有真正长远的目光——这正是一个政客与大政治家的分水岭。
于是，慈禧还是那个慈禧，和过往的帝王没有差距，但也没有多少分别，她不得不把个人权力安全放在首位，凌驾于对国家、朝廷的考虑之上。当变法有利于巩固她的权力时，她支持变法；当变法可能要威胁她的权力时，她扼杀变法，她既不是“开明派”，也不是“保守派”，而是能在“开明”与“保守”之间转换自如，她经常反复无常、朝令夕改，风格似乎总是那么飘逸，这就是帝王心术深不可测的核心秘密——权力安全。
在支持洋务运动的同时，慈禧其实也在大力扶持清流派，让这些人像唐僧一样对洋务大臣指指点点。在终止戊戌变法之后，慈禧又甩开八旗，在军队领域大刀阔斧进行了“改革”。虽然武卫军是慈禧一手培育起来制衡端王集团的，但在慈禧的眼里，武卫军并不如此简单。
武卫军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有端王集团掌控的禁旅八旗，在慈禧的眼里，它们不过相互制衡的力量（注意是“相互”）。禁旅八旗的存在，是武卫军存在的理由，而武卫军的存在，也是禁旅八旗存在的理由。一旦将来武卫军的力量发展到过分强大，打破与禁旅八旗相互制衡的平衡，武卫军同样要受到打压。
这就是这支军队真正的秘密和命运，在过去很多的书中，人们常常把武卫军的建立当作“大清又一次重要的军事制度改革”，从表面上来看，确实如此，它装备了新式武器，引进了新式训练方法，甚至采用了新的编制，是“近乎现代意义上的军队”。但当年的北洋舰队也是“无比新式”的，可它仍然是一支旧的军队：依附在专制皇权上的军队，无论表面如何“新”都很可能是换汤不换药——皇权需要你强大，但你又不能过分强大。
而党争之所以无法消灭，除了大臣们的争权夺利的因素，更是因为它正是皇权制造出来的，只有党争，慈禧才能凌驾于各派之上，左拉右打，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好吧，相信大家已经清楚了，用一句话来总结慈禧维持专制统治的核心秘密吧，其实这就是我们常见的三个字——搞平衡，而且是内部搞平衡。朝廷的权力和武力（军队）都是因皇权而来，那么皇上只有平衡这些权力和武力，让他们相互算计，相互牵制，也相互制衡，这些权力才没有机会离皇权最近。永远的平衡有永远的稳定，永远的稳定有永远的安全。
平衡永远只能是相对的、暂时的，因为皇上搞平衡的过程更是“人治式”的，全凭他的念头，对大臣们权力的制衡不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而是想方设法给他们制造一个对手，关进他们对手的“笼子”。一旦他们的对手成为他们的朋友，那对于皇上来说麻烦就大了，所以宫廷里的党争和权斗只能是永无止境的。
现在看来，慈禧时不时疑神疑鬼，也是正常现象，几十年以来，慈禧风风雨雨都是这么过来的，每次都能有惊无险，化险为夷，早已成为一个公认的善于“搞平衡”的权谋高手。慈禧对收拾自己手底下的人还是多少有些信心的，她虽然一直在警惕权臣势力（比如过去的奕劻、李鸿章，现在的端王），但说到底慈禧最畏惧的并不是他们，而是一群比她还牛的人——洋人。
在北京内城离皇宫不远、紧挨正阳门（当时俗称“前门”）处，有一处专门是修建使馆的区域——东交民巷使馆区。这里有十一国使馆，和北京城里唯一的一座西式饭店——北京饭店。此外，肃亲王爱新觉罗・善耆的宅子也坐落在使馆区内。
这十一国是：英、美、德、法、俄、日本、意大利、奥匈帝国、荷兰、比利时以及西班牙。当然，最强的是前面八个国家。它们当中，美国是美洲大陆唯一的新兴强国，日本是亚洲大陆唯一的新兴强国，其他六位是当时欧洲大陆所有的强国，也就是说，这八个国家是当时世界上所有最强国家的联合体——列强。
列强的公使也很不简单，他们大部分都是在甲午战争后走马上任的，甲午一战，日本人大发横财，大家跟着都跑来了，这些公使们几乎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前非洲问题专家。
非洲大陆早已经是列强的殖民地，列强征服非洲的过程可谓简单粗暴，如今非洲各国的国界线基本上都是直的，据说这就是当年的列强为划分各自殖民地拿把尺子在地图上画根线的结果。而在甲午战争大清暴露了自己的无能之后，列强对大清也怠慢了，他们认为大清不过是另外一块等待被划分殖民地的非洲大陆，清国人不过是一群黄皮肤的“尼格罗人”（黑人）。列强纷纷调换原来驻清国的公使，这些前非洲问题专家取代了原来那些“汉学家”型、“清国通”型的公使。
这些人到了北京，态度自然又是简单粗暴的。他们对了解大清的具体国情没什么兴趣，并不认为与大清外交需要去了解朝廷内部的派别之争，需要去了解朝廷的政策动向，他们需要注意的只是别的国家在大清的动向，比如划分了哪些势力范围，具体占据了哪些地方，北京成了当时世界上间谍最多的城市——列强公使相互盯梢。
除此之外，他们甚至对北京这座城市都感到厌烦，意大利公使萨瓦戈如此描述：
北京，真是可怕！举步维艰的街道，没有电灯，奇冷的严冬和闷热的酷暑。更重要的是，尾大不掉、散发着腐烂气味而且充满敌意的王朝，不仅外国人对它信不过，甚至连它自己的臣仆都怀有异心。在北京，时间过得很慢，百无聊赖。使团的夫人们传完了闲话，避开凋零破败的首都，到灰尘满天的郊区去野餐几次，到极少几个可以旅游的地方转转，然后就是从一家的客厅转到另一家的客厅，除此之外，这个城市还能提供什么呢？（阿德里亚诺・马达罗：《1900年的北京》）
与公使们首先结下梁子的，就是端王集团。虽然端王集团是排外的，但他们深居朝廷之中排他们的外，正常情况下也是惹不到公使们的，是端王集团使出的一招非常阴损的手段让双方结下了梁子。
这就是造谣。
造谣不是风传几句小道消息，那叫八卦。而政治领域的造谣是很厉害的，除了风传不实消息，谣言的制造者往往还有一系列的预案跟进：谣言如果没有辟谣，就会被视为现实。
因此，在很多有政治阴谋的人眼里，造谣往往就是造势的一种，是很重要的政治手段。
戊戌变法时，当光绪开始搞人事改革、严重损害特权阶层利益之时，端王集团的谣言便已经开始了：慈禧太后会借携光绪到天津阅兵之际，杀掉或者废掉光绪，发动政变，因为那里是荣禄的地盘，方便动手。
应该说这是一个让体制内的人一眼就能看穿的初级版本的谣言。慈禧离开权力中心北京去天津谋杀光绪搞“政变”，那只有一种情况：北京的局势（特别是军权）她已经无法掌控，需要去天津“借兵”。另外，权谋家永远考虑的是最坏的情况，跑到天津去“政变”，即使成功了，谁来替她坐镇皇宫？一旦后院起火怎么办？所以历史上的政变者，没有一个人会离开大本营跑到外面去搞的，此事只要站在慈禧的角度想一想，就能发现绝不可能。
对于端王集团来说，此时他们最着急的还不是废立，而是想尽办法让慈禧尽快终止这个有损他们利益的变法，所以这个谣言出台得还是有些低劣的，但是它收到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成了康有为同志实施“围园杀后”计划的借口，带领大家铤而走险。
然后是老康还没来得及发动兵变，伊藤博文就进京了，将接受光绪的接见。在慈禧面前，端王集团又不失时机地抛出了第二个版本的谣言：光绪皇上勾结国外势力，要杀掉您！
这个版本的谣言变成了光绪要杀慈禧。慈禧也许还不一定相信光绪会勾结洋人来杀掉她，但她绝对会担忧光绪会勾结外国势力向她夺权！在慈禧认为自己的权力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之时，她干净利落地终止了变法，拉拢端王集团，自己临朝训政。
端王集团终止变法的目的达到了，但废立的目的并没有达到，第三个版本的谣言随即登场。
这最新谣言是：皇上病得很重很重！皇上被毒死了！而谣言指向的害死光绪皇帝的凶手是——洋人（出自时任美国公使夫人萨拉・康戈尔的《北京信札》）。
这个版本的谣言又进了一步，能够“害死”光绪皇帝的，除了慈禧就是洋人，此时自然不能再去造慈禧的谣了，于是只能去造造洋人的谣，反正他们看洋人也不顺眼。而端王集团希望的不是政局迅速稳定下来，而是——乱。只有乱，他们才有机会。
事情果然没有让端王集团的人失望，根据萨拉・康戈尔的记载，北京的大街上很快出现了一股“不明真相的群众”，他们朝洋人扔石块，高喊：“该死的外国佬！”“杀死他们！”当洋人们去找那些八旗兵寻求保护的时候，八旗巡捕拒绝提供保护，“因为你们是洋人”。整个北京都笼罩在一股“排外变天”的氛围中，仇外情绪蔓延，大小官员纷纷重新考虑站队，很多人甚至相信：那个主张学习西方、搞变法的光绪皇帝其实已经归天了。
公使们行动起来了，他们向总理衙门提出照会：要求调遣军队进京，保护洋人和使馆！1898年10月初，在慈禧终止变法不到两周的时间里，洋人军队开进北京，以“保护使馆”之名驻扎在使馆区周边。
军队进城后，公使们又向朝廷提出，必须由他们的代表给光绪进行一项特别的工作——体检。
10月18日，法国驻北京公使馆的医生多德福（中文名）进宫亲自给光绪皇帝体检，这应该是大清开国以来第一次由西医为皇帝进行全面体检，听听心跳，量量血压，多德福得出了他的结论：皇上的健康状况虽然比较差，但绝没有传说中的生命危险！
体检报告公布，光绪既没有被毒死，也没有被洋人害死，还好好活着，谣言不攻自破，北京的局势也渐渐稳定，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1899年3月，在驻扎半年后，洋人的军队开始撤退，意味着这次谣言又被平息了。
端王集团的人鼻子都气歪了，但他们仍然是不会死心的。正是在这一个月，正在整编武卫军的荣禄以退为进，为了稳住已经心急火燎的端王，向端王载漪献计：将武胜新队改名为“虎神营”。而端王集团在朝廷为废立的造势仍然在加紧进行。
10月13日，天不怕地不怕的刘坤一向朝廷发电，警告端王集团废掉光绪的阻力很大——“经权之说须慎，中外之口宜防”（引自《刘坤一遗集》，后来常流传为“君臣之分久定，中外之口宜防”）。张之洞本来也是在这封电报上联名的，不过电报发出之后，他突然有些后怕了，叫人在半路上截下这封电报，把自己的名字给抹去，这样就变成了刘坤一单独去摸老虎屁股。
刘坤一虽然猛，但只是地方大员，而端王集团是朝廷高层，他们是不会被这几句话给吓倒的。由承恩公崇绮、大学士徐桐和礼部尚书启秀出面，他们写了一份请求废立的密折，面奏给慈禧，他们表面上是“跪请太后同意”，但从种种迹象上来看，这实在有点逼宫的意思。
慈禧自然是不会当面拒绝的，她看完之后似乎同意了（“太后可之”），但要求他们先去找荣禄去“商量一下”（“谕曰：你两人须先同荣禄商定”）。
于是，崇绮和徐桐两位大人冒着风雪来到了荣禄府上，此时汉军正蓝旗人徐桐已经是80岁的老人了，胳膊老迈了，腿脚不灵了，仍然要出来为废立“活动”，不容易啊。
“太后有旨，让你看看这份稿子。”两位把密折给了荣禄。
看来两位老人家腿脚是不灵便，可脑袋仍然是老狐狸级别，慈禧明明是叫他们来找荣禄“商量”，他们口气却好像这是荣禄必须接受的任务。
荣禄看了几眼，知道麻烦事来了，他突然丢掉稿子，手捂肚子，大叫一声：“不好！”然后不由分说朝茅房跑去，边跑还边喊：“哎呀！我怎么又拉肚子了啊！刚才你们来时，我正在上厕所，听到你们有要事相商，才半道儿提上裤子起来的，现在我还得去拉啊……”（“荣相接稿，甫阅折由，以手捧腹大叫曰：啊呀！这肚子到底不容啊，适才我正在茅厕，泻痢未终，闻二公来有要事，提裤急出，今乃疼不可忍。”）
荣禄“言毕踉跄奔入，良久不出”，其实他是找幕僚紧急商量对策去了，也希望两位老人家知难而退。不过这两位老大人也不是那么好糊弄的，当年他们玩这些的时候，荣禄还在玩泥巴呢。崇绮和徐桐把火炉移过来，坐在那里烤火，闭目养神，这架势明摆着就是“荣相您不拉完出来，俺们就不走也”。
没有办法，荣禄只好又硬着头皮出来了，不过，荣禄大人既然敢再次出来，他肯定是想到了办法。
荣禄把密折拿过来，又看了几行，突然，趁那两位不注意，荣禄将折子一把扔进火炉里，并且用铜火筷子迅速将折子拨拉烧为灰烬，边烧边喊：“我不敢看，我不敢看呐！”
徐桐大怒：“此稿太后阅过，奉懿旨命尔阅看，何敢如此！”
荣禄立即回答：“我知太后不愿做此事！”
“这就是太后的意思！”两位老人家还在脸红脖子粗地力争。
“我即入见，果系太后之意，我一人认罪。”荣禄也硬了起来。
崇绮和徐桐这才知道小看了荣禄，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看来荣禄并没有被他们两位吓倒。而且自古以来，废立并不是“人臣所能言之事”，荣禄烧折子虽然很不地道，但也合情合理，连肺都已经气炸了的两位老人家只好结伴“怏怏而去”。
接下来，荣禄单独求见了慈禧，恭恭敬敬地问道：“传言说将有一场废立之事，这事可信吗？”（先探一下领导的口风）
慈禧回答：“没有的事儿，这种事能行吗？”（“无有也。事故可行乎？”）
荣禄继续说：“如果这是太后想办的事儿，哪有办不成的！只是皇上罪名不明不白，恐怕外国公使会出面干涉，这件事不可不慎重呢。”（真会说话啊）
慈禧问：“但是这件事情现在（已经被他们）传得沸沸扬扬，怎么收场？”
荣禄回答：“不妨事，皇上已到极盛年华，仍无皇子，不如在近支为皇上选个皇子，立为‘大阿哥’，让他同时认作是同治皇帝的儿子（‘兼祧穆宗’），带到宫中培养，以后再考虑继承大统之事，这也师出有名啊！”
让这位“大阿哥”同时认作是同治皇帝的儿子并不是多此一举，当年御史吴可读“尸谏”后，慈禧是颁过懿旨的：光绪之后的新皇必须同时追认同治为老爸——荣禄连这个老皇历的细节都没忘记要考虑进去。
那么立谁为“大阿哥”？这个是不用多说的，慈禧和荣禄谁都清楚。这本来就是荣禄一个深思熟虑的既向端王集团妥协，又能堵住端王集团异心的方案。
慈禧很高兴地说：“汝言是也！”
1900年1月24日（光绪二十五年腊月廿四丁酉日），慈禧以光绪的名义下诏：立溥儁为“大阿哥”，并在光绪二十六年农历大年初一替代光绪到“两殿”行礼（“明年元旦大高殿、奉先殿行礼以溥儁代”）。农历1899年是己亥年，史称“己亥建储”。
解决了。端王集团绞尽脑汁、费尽心思苦苦追求的废立，就这样被官场艺术大师、老狐狸荣禄给轻巧地解决了。光绪一直是没有生育的，很可能永远不会生育（生理问题，参见第一部），溥儁成了光绪最大的皇子也是唯一的皇子，而且也追认了同治为老爸，符合慈禧之前颁发过的懿旨。不出太大的意外的话，他就是将来皇位的实际继承人——但是，请注意是“将来”！开出这一张“长期支票”，慈禧并没有一根毛线的损失，却成功地让废立无限期地推延了下去，成功地封堵住端王集团的野心，又让他们没话说，荣禄，您的这招真可谓是毒辣！
慈禧也开始演戏了。她不只是立了溥儁为“大阿哥”，还特意在诏书中交代了令溥儁替代光绪进行新年祭祀行礼，要知道在皇家这也是很不寻常的。
奉先殿是皇帝的家庙，位于皇宫之内，里面摆放着历代先皇牌位，每逢重大节气或者特别的大事发生，当朝皇帝都要来这里对着很多的遗像念叨一声，跟老祖宗沟通一下。而大高殿是规格最高的皇家道观，它位于紫禁城外西北角，还是当年热衷修道的嘉靖皇帝修的。当朝皇帝在这里祈祷上天、求雨祈晴，不要出现雾霾天气，PM2.5指数比较低，特别是每年的农历大年初一，这两殿的行礼更为重大，除非有极特殊的情况，都只是由当朝皇帝来主持。在光绪还可以自由行动的情况下，慈禧把无上的荣耀和无以复加的“恩宠”给了端王府，也给这位新晋的“大阿哥”送了一份大礼，让他提前彩排一下当皇帝的滋味。
按理说端王应该高兴才是，可是他的心情不是这样的，他此时的心情正如那次崇绮和徐桐的心情——有苦说不出。
他娘的荣禄，老子要的是废立啊，是我儿子取代那个病怏怏的光绪立马当皇上啊，不是当什么“大阿哥”啊。老子比光绪大了十几岁，即使溥儁能够等到继位当皇上的那一天，老子也等不到当太上皇的那一天啊。荣禄，你这个从祖上就是我们奴才的人，老子要跟你干到底！
第四个版本的谣言出场了，这是继“慈禧要借天津阅兵杀死光绪”“光绪要勾结外国人杀死慈禧”“光绪被外国人害死了”之后的第四波谣言了，这次自然不能再是杀或者被杀的谣言了，而是——禅位。反正溥儁要当皇帝，光绪就不能是皇帝，他要么死，要么禅，事实上还是在慈禧立“大阿哥”之前，关于“禅位”的谣言已经在首都渐渐传开了（“都下流言将下诏禅位”）。现在，慈禧已经立了溥儁为“大阿哥”，不趁热打铁掀起更大的波澜，助长这些谣言，简直对不起观众啊。
而这次谣言的效果比前面任何一次都好，溥儁刚刚成为“大阿哥”，这是事实，而另外，在那些大小官员看来，朝廷里的一举一动都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他们都是八股取士出身，没事就喜欢对着朝廷文件中的遣词造句进行揣摩，以便自己不会错误领会领导的意图，比如这次是先用的这个字，下次是先用的那个字，这都是有讲究的。喜欢推测揣摩的人总是能从各种文字中成功地解读出对他们有利的信息，“明年元旦大高殿、奉先殿行礼以溥儁代”，慈禧诏书中的一个“代”字已经让人浮想联翩了，大人，代啊，难道只是“代”行礼乎？不是“代”皇上乎？
很多墙头草已经按捺不住了，开始光明正大或者偷偷摸摸给端王府送玉如意，即使慈禧不准备立即让光绪禅让，溥儁不也就是未来的皇上么？必须早做准备。
诏书发布后的短短几天之内，谣言越传越神，越传越真，并且已经传出了北京，传向了全国，“我们要换皇上了”，所有人都人心惶惶，谣言中，甚至连溥儁继位后的年号都有了——宝庆。“大阿哥”将成为继光绪皇帝后的下一任宝庆皇帝。
端王府在忙着准备一场庆典，表面上自然是庆祝溥儁晋封“大阿哥”，而实际上却是为“禅位”作准备和造势，他们向各国驻北京公使发出了“喜帖”。是的，端王集团也很清楚，在洋人还骑在朝廷头上的时候，溥儁能否顺利继位，还得注意一下国际环境——看看洋人的脸色，虽然过去有过节，但如果洋人能够“认清形势”，转而支持溥儁，我们也是可以不计前嫌的嘛。
端王集团已经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他们的政治阴谋了，成败在此一举！
他们首先等到的是一封电报，公开警告的电报。
1900年1月28日（光绪二十五年腊月廿八辛丑日），在“建储诏书”发布第四天，北京城里“禅位”的谣言正高涨之际，千里之外的上海，经元善联合了上海和江浙地区1200多名大大小小的官员、士绅和社会著名人士（其中有一个人是1892年考中进士的蔡元培），共同签名发电，强烈表示“力挺”光绪：
皇上啊，您要顶住一切困难坚持工作，不要有不去上班的想法，有点困难就撂挑子是不对的是么？重要的是您不能使皇太后担心，也影响国内外的安定不是？（“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上以慰皇太后之忧勤，下以弭中外之反侧”）
更厉害的是，除了“力挺”光绪，这些人还通电各省：如果真的要废帝，各省工商界就一致罢工，共同抵抗！
一个远在上海的人，竟然敢公开指挥在北京的皇帝，语气就像是哄皇帝，还要威胁罢朝廷的工，而且他插手的，竟然还是皇帝的“家事”。
大清开国以来，为了扬满抑汉，防止汉人觊觎皇权，规定凡是涉及皇权的事情都属于皇帝的“家事”，汉臣无论官职有多大，都不能多说一个字。二百多年来，所有的汉大臣都在遵守这个严苛的规矩，敢于打破这一切的，想想看也只有经元善和刘坤一这两个空前的例子。
刘坤一反正是天不怕地不怕，至于经元善，相信大家已经猜到了：他的背后，一定还有别人。
经元善的公职是上海电报局局长（总办）。上海电报局是当时的“国企”（“官督商办”企业），也就是说，经元善的级别其实是很低的，他只是一个搞电报的。但这个搞电报的却是李鸿章的人，电报业一直是李鸿章北洋产业的核心产业，也是利润最大的产业之一。1881年，经元善就是被李鸿章亲自任命为上海电报局副局长（会办），然后升任总办，而经元善的上级、电报总局的督办正是李鸿章的心腹——盛宣怀。
经元善跟李鸿章的关系就不用多说了，他的背后，站着李鸿章，或许还站着荣禄、奕劻甚至是慈禧。慈禧或许本来就想借湘军的“金字招牌”和工商界的压力，来制衡端王集团，而刘坤一和经元善可能原本就很清楚：他们警告和威胁的并不是慈禧，而是端王集团！
不过，由于公开威胁朝廷，经元善不得不受到“通缉”，在被抓之前他成功地逃到了澳门，之后再负责把他“捉拿归案”的就是两广总督李鸿章，经元善大人也就没什么危险了。但通过报纸报道，经元善公开发电的“壮举”已经闻名全国，是对“禅位”谣言的沉重一击，而端王集团遭受的沉重打击还没有完。
那些收到“喜帖”的公使们反应出奇一致：不理。
没有一个公使上门道贺，没有一个公使回帖，面对一个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亲王级别的人发帖邀请，公使们的这些反应在有史以来都是极为少见的，如果放在平时，这是一次严重的失礼行为，更是一次外交事件。
不来朝贺，这就是一种态度，表示不认可和强烈抗议。甚至连回个帖子的公使都没有，这是一点都不给端王面子！
端王气炸了，此时估计他一个人在王府里狠狠地说：你们这些人，看帖不回帖！
而在经元善公开“发电”的同时，最强四国——英、法、德、美四国公使向总理衙门发出了联合照会。他们当然是不会去干涉朝廷立大阿哥“内政”的，但他们是可以继续拿义和拳说事，因为“义和拳攻击洋人”，和他们的切身利益相关，四国公使指责朝廷“支持义和拳”，要求“禁止所有的拳会组织”。很显然，这是四国公使团借机向朝廷施压。
谣言平息了，“禅位”之事没了下文。端王集团梦碎，废立野心又一次被汉党和洋人公使无情抹杀，遭受重创。他们无计可施，内心愤恨难平，他们最恨的是洋人，因为在他们看来，汉党的后台就是洋人。
但是，端王和他的政治小集团是不会死心的，儿子能够当皇帝，他就是太上皇，更多的人能够更加锦衣玉食、鸡犬升天。虽然他已经是王爷，儿子溥儁也已经是光绪皇帝的长子，但王爷和皇上是不同的，皇位继承人和已经是皇帝是不同的，差的就是那份高高在上、占据四海的独特感。这份感觉谁能有？皇帝！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端王将和他的政治小团体一起，去寻找新的帮手和力量，继续向汉党和洋人斗争，清除他们的影响，排除他们的干扰，实现废立！
这第一步，就是接见从济南来京的前山东巡抚毓贤。
“屠户”毓贤成为新任山东巡抚
让我们再回到1899年3月的山东，朱红灯成为拳民领袖，张汝梅因剿拳不力而被撤职，慈禧派出的甲午战争后的第三任山东巡抚，正是署江宁将军、汉军正黄旗人毓贤。
在出任山东巡抚之前，毓贤已经是一个老官僚了，他的官场生涯基本是在山东度过的，总共在山东做了20多年的官，算得上是山东官场的“本土派”。《清史稿》对毓贤的评价是——“善治盗，不惮斩戮”，这个评语应该说是十分准确的。
在1889年出任曹州知府后，毓贤曾经在3个月内杀掉了1500名“盗贼”——平均每个月杀500人，每天15人。而且是用的酷刑，其中包括：打板子、轧杠子、跑铁链子、跪铁蒺藜、气蛤蟆、站木笼等。这些刑法大多直白易懂，不用过多讲述。
但不得不说的是“气蛤蟆”和“站木笼”，这是毓贤同志的独特发明。
所谓“气蛤蟆”，就是把“盗贼”抓来之后，先捆绑住全身，捆绑要注意将胸腹勒得十分紧，让肚子鼓出来，然后站在一旁的行刑者手持一大木板，照着肚子使劲一板砸下去——这会出现什么后果大家是可想而知的，堪称一板取命。
而跟接下来的“站木笼”比起来，“气蛤蟆”的残酷程度还是小巫见大巫了，因为它至少可以死得干净利落。“站木笼”不是这样的，它是让人站进为犯人定制的一人高的木笼里，脖子四周用圆木卡住，脚下垫几块砖，然后每隔一段时间抽去一块砖——犯人就这样喉管破裂，慢慢被折磨而死。
自从发明这两个酷刑以来，能够过得了毓贤这一关的人绝无仅有，堪称毓贤式杀人法。而毓贤之所以要发明它们，其实也并不只是因为他很残忍，他也是被逼的啊。
当时的曹州曾经出现盗匪抢劫饷银的重大案件，朝廷震怒，慈禧大怒，明确指示“特事特办，严厉打击”。为了治理盗贼，毓贤可以“格杀勿论”！请大家注意“格杀勿论”和“就地正法”是不同的，“就地正法”是针对已经明确定罪的人，而“格杀勿论”用我们一句熟悉的话来说就是——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
按照《大清律》，朝廷处决犯人必须有一套严格的流程。
首先，地方各级官员（包括督抚）是没有死刑终审权和核准权的，这些权力掌控在一个人的手上——皇帝。每年各地督抚都要将预判为死刑的犯人（斩监候、绞监候）名单上报朝廷，朝廷集中在八月的某一天，在天安门的金水桥旁，由军机大臣、内阁、三法司、九卿、詹事、科道等官员会审核实，然后上报皇帝，皇帝亲自“勾决”。
但皇帝老人家是不会把名单上的所有人都勾掉的（以示皇恩浩荡），如果老人家突然内急或者打盹犯困，没被勾掉的人就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而那些被勾掉的人就只能活到秋后问斩的时候。这就是朝廷处死罪犯的正常流程，一般无特殊情况都需要经过这些流程。
由此可见，所谓的“格杀勿论”其实是带头违反了《大清律》，它没有经过地方官府的犯罪事实核查，也没有经过朝廷官员的会审，更没有经过皇帝的“勾决”，直接就让犯人人头落地了。不说“格杀勿论”中会冤杀多少无辜的人，就算是真正的盗贼，他们在这些流程中所有生存下来的机会也被无情地剥夺了。
而慈禧是不管这些的。在她看来，她就是《大清律》，毓贤同志就更加不会管《大清律》了，听慈禧的指示第一，连慈禧和朝廷都“特”了，他还敢不更加“特”？于是，毓贤用他的酷刑开始了在曹州地区的“严打”，直到打出一个“屠户”的名声。相信看过《老残游记》的人一定会对一个名叫“玉贤”的酷吏印象深刻，其实当时的讽刺小说作家刘鹗说的就是毓贤啊。
而另一方面，毓贤同志又很清廉。他从来不贪污，也不受贿，你要塞给他几两银子他一定比手着火了还急，所以他的个人财产一直只有几包破衣服而已，这也是有史料为证的。慈禧之所以选中毓贤，并不只是因为他是一个“老山东”官僚，而是因为这个人在治理“盗贼”上确实有一套，在普通百姓中官声也很好，是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官”，希望他能够成功救火。
这就是毓贤。在我看来，与其说毓贤是一个“酷吏”，倒不如说他是一个“媚吏”。这样的官在当时是比较常见的，表面上胆子很大，冷酷无情。实际上，他们的胆大是建立在“为了升官不顾一切”的心理基础上的，其实是个内心虚弱的人，表面上浩然正气，骨子里的“官胆”却很小，官场上一点点涉及顶戴的风吹草动都会让他们惶惶不安。他们并没有自己为官的操守和原则，“向上看”就是为官最大的秘诀，所以很多表面上看来互相矛盾的官品和行为在他们身上同时出现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就毓贤同志来说，他的“清廉”是为了讨好朝廷，“滥杀无辜”也是为了讨好朝廷，向慈禧邀功，便于自己升迁。如果当时慈禧的指示是“攻心为上，怀柔四海”，相信毓贤是绝对不会发明出两种酷刑的，他不亲自站在山头向“盗贼”喊话就已经不错了。
现在，毓贤终于成了山东巡抚，成了主政一省的地方大员，既然级别更高，考虑的问题自然也就不同了。什么样的官位，说什么样的话，想什么样的事，这是几千年来的官场真理，再像曹州知府时那样冒着激起民变的危险乱捕滥杀，毓贤才不会那么傻呢。因为毓贤很清楚，巡抚的官声政绩搞得怎么样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能不能在管辖之地护境安民，维护地方稳定，这才是朝廷考核的硬性标准。
也就是说，和前任山东巡抚李秉衡和张汝梅一样，就任山东巡抚之后，毓贤最大的任务就变成如何维护山东的稳定。这是不以哪位巡抚大人的个人性格为转移的，谁来当巡抚都一样。
而当毓贤雄心勃勃地准备大干一场时，他这才发现李秉衡和张汝梅先后被撤是有原因的，自己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麻烦。
义和拳并不同于那些普通的“盗贼”，他们举着“爱国”的旗帜（“扶清灭洋”）只与教民和洋人为难，老百姓确实感觉到义和拳是为自己出了气，更加拥护，因而一味剿拳就会有很大难度，也会引发更大的动荡。但是，洋人也是不好惹的，在北京的公使动不动就向总理衙门“抗议”，而朝廷既要防备百姓动乱，又担心洋人动武，每次都是夹在这两者中间小心翼翼地踩钢丝。
此时的慈禧正忙于巩固她的“临朝训政”，对“山东又有些人闹教”这样的小事她是没有多少特别留意的。她并不认为“义和拳”和过去那些闹几个月就散了的“乱民”的组织有多少区别。于是军机处和内阁更多时候就是把这些烫手的山芋又扔给了山东巡抚衙门——怎么办？你自己去办！办不好？换个人来替你的职。
毓贤第一次感受到了恐惧，也感受到了有些六神无主和左右为难。现在他终于能够体会当年李秉衡和张汝梅的苦楚了，作为一个封疆大吏，面对本省一个特别突出的热点问题，很想听朝廷一句明白话，却迟迟讨不来，这是很让人不爽的——朝廷无论怎么做，最后都是对的，而他毓贤却是一点都错不得啊！
毓贤同志是个实在人，他开始认认真真地研究前两任的做法，研究朝廷曾经发布的可能与如何处理义和拳的各种相关上谕，也认真听取各地汇报，最后还是认为：必须把义和拳掌握在可控的范围之内，不能发生造成大范围轰动的事件，要让洋人满意，也要让百姓们满意，稳定第一。
毓贤开始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开始了真正的“救火”。他制定了针对义和拳的两手政策：一手以“剿”，一手以“抚”。
“剿”的方面就不用多说了，这正是毓贤同志的专长。但是，剿拳毕竟和之前的打击盗贼是不同的，这是老官僚遇到了新问题。毓贤同志的核心政策是“严拿首要，区分良莠”，具体政策其实可以概括成“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一个中心：除了“首恶”（头领），一般不允许官兵杀死任何人，无论他是洋人还是拳民（最大程度地保护普通拳民和百姓，减少民变的直接风险）。
两个基本点：第一是必须准许村民组织起某种势均力敌的力量，与教会势力相制衡（这是在义和拳组织遍地开花的现实下，“从组织上”默许了义和拳的存在）。
第二是必须使用统一的标准一同打击拳民和教民的犯罪行为（这是尽量做到公正，不激化民教矛盾的任何一方）。
从表面上看，毓贤同志似乎在有意偏袒拳民，根本不能称之为“剿”啊。而实际上，毓贤也有毓贤的苦衷：基层官员（知县、知府）往往顶不住教会的压力而偏袒教民（冠县就是很好的例子），而基层官兵一旦下乡剿拳，就跟打了鸡血似的兴奋，乱开枪，不仅造成普通拳民伤亡，还会误伤百姓。毓贤不得不强调这些，免得出事端。
而在“抚”的方面，毓贤向朝廷提出了前任张汝梅曾经提出过的一个建议：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义和拳问题，只有将义和拳招安收编，纳入朝廷承认的地方性合法武装——民团。
1898年五六月间，当时赵三多刚刚将梅花拳改名为“义和拳”。这也是“义和拳”组织的第一次亮相，出了这样的大事，地方官府自然要往上报，而对于当时的巡抚张汝梅来说，如何上报，这又是一个问题。
“拳”这样的字眼是会让朝廷高层高度紧张的，如果你的管辖之地上出现了“拳”，那还了得！顶戴不保啊。1898年6月30日，张汝梅给朝廷上了一个折子，首次提出了招安收编义和拳的建议（“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而奏折的标题中，张汝梅更是直接行动，将非法的拳会“义和拳”改头换面为合法的民团——“义和团”！（《查明义民会即义和团并未滋事及妥筹办法折》）
从种种史料上看，这正是“义和团”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事情真的比较搞笑了，当赵三多不得不把梅花拳改称为义和拳，为“义和拳”的刺激性而忧心忡忡时，存在于官方正式文件中的却早已经是合法的名字——“义和团”。对于当时的赵三多等人而言，看来他们的担忧是多余的——地方官府比他们更害怕将非法组织上报给朝廷！
接下来的事情我们知道了，正是因为张汝梅从一开始就抱有招安收编的念头，东昌知府才反复做赵三多的思想工作，劝他放弃，而事情的发展却都超过了赵三多和张汝梅的掌控能力，赵三多被手下激进分子胁迫亮旗起事，亡命江湖，张汝梅也因“剿拳不力”而下台。
现在，有“屠户”之称的毓贤又继承了张汝梅招安收编的想法，这是很令人意外的。然而实际上，正如我们前面说的，不是毓贤同志突然起了善心，也不是他突然换了副心肠，而是等他坐上山东巡抚的位置之后，这才发现招安收编是彻底解决义和拳问题的唯一选择。
原因是，山东的军队不够。
四年前的甲午战争中，山东是损失兵力最多的省份，而甲午战后，山东也分到了偿还《马关条约》赔款的任务。山东的财政入不敷出，年年亏空，为了缩小各地开支，挤出银两来偿还大量赔款，朝廷想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裁军。山东也不例外，比如我们熟悉的冠县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按照编制，冠县至少应该驻守1名千总、7名骑兵和26名步兵（官兵总共34人）。而裁军之后，冠县只剩下了1名千总，1名副千总，8名步兵（官兵总共10人）。军费有没有减少不知道，反正这一裁又裁出一个副千总出来，是不是他是县老爷的小舅子没地方安置啊。
而那个时候军警是不分家的，平常地方驻军干得最多的，其实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警察干的活。冠县裁军之后，说得寒碜一点，连小偷小摸的都可以把那几个兵当作弱势群体，更别说去对付拳民了。所以在剿拳问题上山东经常向直隶发电请求帮忙。
朝廷又要裁军，又要确保稳定，在稳定上不能出任何差错，除了以最小的开支增加一些“军人”，当时的张汝梅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其实换成谁都没有办法，毓贤也一样。于是当“义和拳”越来越难以处理时，让他们加入官府几乎不要出钱的正规民团似乎就是最好的出路，既节省了军队去剿拳，又反过来增加了官府武装的人数去维护稳定，一举两得啊，每一任巡抚基本都会这么想的。
拳民并不是天生的“盗贼”，和毓贤过去打击的那些打家劫舍、祸害乡邻的人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只要能给他们一份工作，让他们有饭吃，他们就不会再闹下去，历史上山东的梁山好汉都是招安收编的，拳民还有什么搞不定的？
这就是毓贤的手法，在面对山东具体省情之后的手法——一手以剿，一手以抚，剿中有抚，抚中有剿。当然，在毓贤看来，他的这套剿抚兼施的手法不仅是高明的，也是“安全”的——对头上的红顶子来说。
正如每次外敌入侵，朝廷里总有“和战”两派一样。在如何对待义和拳的问题上，朝廷里已经有“剿抚”两派之分。我们知道，观点之争的背后是党争，对义和拳的“主抚派”正是排外的端王集团，而“主剿派”是和洋人关系比较好的汉党，毓贤剿抚兼施，两不得罪，居中站队，潇洒骑墙。在后来的很多书中，人们对毓贤到底是如何对待义和拳的看法是比较矛盾的，一派人认为毓贤是“主剿”的，是不折不扣的“刽子手”“双手沾满了拳民和劳动人民的鲜血”；而另外一些人认为毓贤是“义和拳组织最大的支持者”“鼓吹改拳会为民团”。如果我们知道这是毓贤同志一贯的风格，那么一点都不奇怪，毓贤同志的这个矛盾形象，正如他出任山东巡抚之前的矛盾形象一样，不过是在继续“媚上”，在凶险的官场里精于算计，用心自保。
然而，就在毓贤战战兢兢地维护山东地区稳定之时，1899年10月，在毓贤上任半年之后，朱红灯率领队伍来到茌（chí)平以北的平原县，又有了惊人之举！
跟几个月前相比，朱红灯的队伍更加壮大了，名气也更响了。这次来到200里外的平原县，就是因为在这个县的杠子李庄，有两个地主拒不为拳民“助粮”，应杠子李庄拳民的邀请，朱红灯亲自率领队伍前来“助战”。结果是他不仅打开了这两个地主家的粮仓，还赶跑了杠子李庄的地主民团，成功地占领了杠子李庄！
这应该是拳民首次占领一座村庄，毓贤接报，他立即派出将领带兵前去围剿。带兵的这个人需要特别介绍一下，他是济南府候补知府、现任济南府亲军营管带袁世敦，大家看到这个名字一定很熟悉，没错，他就是袁世凯同志同父异母的哥哥。
朱红灯在杠子李庄得到了袁大人率兵前来围剿的消息，于是他率领拳民向平原县城方向的一座神庙（森罗殿）转移。正是在向森罗殿转移的路途中，也许是还沉浸在刚刚占据一座村庄的喜悦之中，也许是为了安全起见、吸引更多的百姓加入，更或许是预感大难临头，临死前疯狂一把，朱红灯和他的队伍变得跟过去有些不太一样了。
简单地说，朱红灯变得已经不像官兵口中所说的“拳匪”了，他主动改变了形象，自制了一身官袍穿在身上，像“官”那样大摇大摆地坐上了轿子，而他的队伍中打出了一面旗帜，一面和以往完全不同的旗帜，这就是——
“天下义和团扶清灭洋”！
“义和团”的名号终于从原来只躺在官方文件中走向现实、走向大众了。从种种情况来看，这是史上“义和团”第一次公开亮旗。这不是简单的一字之差，也不是无聊的文字游戏。在当时的情况下，“团”和“拳”是不同的，“拳”是朝廷要打击的，而“团”是朝廷承认的，甚至欢迎的。比起过去叫作“义和拳”，“义和团”更像一个光荣的合法组织，虽然这个名号是朱红灯他们自己打出来的，但光名号听上去就有“很官方”的感觉，能够让人忘记过去被称为“拳匪”的历史——也就是从现在开始，“义和团”将逐渐取代“义和拳”，成为这个组织的正式称号！
当然，关于“义和团”的旗帜到底是如何打出的，在目前的史学界还是存在争论的。这倒不是因为第一手资料太多，而是资料根本没有，所以我们可以看看另外一种很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是毓贤直接下令给拳民队伍改名为义和团，我认为，这种说法其实就是从毓贤向朝廷提出“改拳勇为民团”的建议顺延而来。前面我们知道，毓贤同志采取的是“剿抚兼施”的手段，而“命令改拳为团”实际上是夸大了这位正在骑墙的同志“抚”这一手的手段。要知道作为官场老狐狸的毓贤是绝对不会在朝廷还没有明确指示的情况下擅自命令“改拳为团”的，这相当于私自招安，更何况除了“抚”的这一手，毓贤也一直在“剿”，即使他下令给拳民，拳民也不一定听他的啊。
在我看来，“义和团”这个名字的公开登场，是朱红灯的队伍自己改的，用一句我们熟悉的话来说——它是“人民群众”之首创。而它出现的根本原因是朱红灯和他的同胞们骨子里对“官”的向往和认可，也许“做官”才是他们的终极目标——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革命性”还不太彻底。王朝历史上很多反“官”之人，一有机会，立马就变成另外一种“官”，很多反皇帝之人，一有条件，立马腐朽堕落，变成另外一个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皇帝”。
那么朱红灯为何会知道“义和团”这个名号？这其实是并不奇怪的，既然两任山东巡抚都有过“改拳为团”的想法，朱红灯的队伍又时不时跟官府进行下“谈判”，就不可能不听到风声。而正如之前“扶清灭洋”的口号一样，积极“向官方靠拢”，给自己不合法的活动找件合法的外衣，这一直是基层百姓们的智慧啊。
袁世敦率兵包围了森罗殿，朱红灯侥幸逃出，就在逃跑过程中，已经“官化”的朱红灯“脱离群众”的作风引发亲信对他强烈不满，再加上逃亡途中大家都比较饿，分赃不均，亲信们竟然企图杀掉朱红灯。内讧中，朱红灯被手下人打伤逃走。11月21日，饥困交迫的朱红灯在茌平落到清兵手里，两天后（23日），清兵用重金收买了心诚和尚的外甥，心诚和尚被出卖落网，和朱红灯一起被押解至济南。
毓贤似乎成功了，义和拳两大著名头领都落在了他手里，能从根本上解决义和拳问题的一举多得的策略也有了，看来他能够在巡抚宝座上坐稳了，然而，毓贤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巡抚也不好当啊。
朝廷里先是有人弹劾他“纵兵开枪”，“剿”得过火，虽然毓贤把罪名推到了袁世敦的身上，但仍然被传旨申饬，而袁世敦连顶戴都没了（“营官袁世敦，行为孟浪，纵勇扰民，著一并革职”）。
没过几天（11月28日），又一道上谕来了，这次是指责毓贤偏袒拳民，“剿”得不力（“地方文武弹压缉捕俱不得力，巡抚毓贤又固执成见，以为与教民为难者即系良民，不免意存偏袒，似此因循日久，必至滋生事端”）。
再过几天（12月6日），毓贤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因为他知道了那个最后的结果，上谕：命山东巡抚毓贤来京陛见，以工部右侍郎袁世凯署山东巡抚。
上谕虽然没有明确撤毓贤的职，但这已经是变相地撤职。此时的毓贤一定很想知道：为什么是袁世凯替代了他？
答案其实在比较早的时候就有了。
1899年5月——在毓贤刚刚上任一个半月之后，在荣禄的运作下，袁世凯率领刚刚整编为武卫军右军的小站新军离开小站，去山东境内搞了一场军事演习，这场演习自然有向当时企图侵占山东的德军展现武力的意思，但在另外一方面，这也是汉党集团为日后的“以袁代毓”埋下伏笔：只有我们的人才有维护山东地区政局稳定的实力。
两个月后，袁世凯干脆向朝廷上了一个折子（《强敌构衅侵权亟宜防范折》），进一步提出了对山东问题该怎么办，而第一条就是“慎选牧令”。什么意思？毓贤同志不正在山东巡抚的位置上干得好好的嘛，你还要“慎选牧令”，这是明摆着说毓贤同志不行？
老袁是荣禄的心腹，他既然敢这么说，必定是荣禄同意的了，而荣禄既然同意袁世凯这么上奏折，说明他也同意了把袁世凯安插到山东去取代毓贤。有了荣禄的暗中撑腰，原本只负责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才敢对山东问题十分“热情”，他左一个建议，右一个提醒，出谋划策，指指点点，看来老袁俨然认为自己就是下一任的山东巡抚了。
关键时刻，还需要汉党大佬李鸿章出手。此时毓贤“招安收编”义和拳的想法已经引起了汉党集团的严重不安，李鸿章动用了他的洋人幕僚，暗中联络德国驻北京公使克林德，希望克林德出面代表各国政府向总理衙门施压——让毓贤赶紧下台！
最后洋人这边出面的是美国公使康戈尔。12月5日，康戈尔向总理衙门提出：“应该撤换毓贤，派一个能干的人去替代他的职位，以平息山东民教纠纷。”接下来，康戈尔甚至不点名地把推荐袁大人的意思都说出来了：“假如没有足够武力的话，可把天津操练得很好的军队调去协助。”
12月6日，上谕颁布。汉党集团（主剿派）对山东巡抚的“以袁代毓”从毓贤上任不久后便开始酝酿，通过几个月的操作与行动，此时已成定局。
毓贤知道自己错了。现在看来，无论是对于“主剿派”还是“主抚派”，山东巡抚这个职位是这两派都必须拿下来的，因为只有掌握了山东巡抚，才能掌控义和拳的走势，才能尽量清除或者扩大“灭洋”。所以一个巡抚之职朝中两派必定死争，而毓贤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朝廷党争激烈之时，毓贤不是错在“积极站队”，而是错在没有“站队”，他还是在自作聪明地当“中间派”，自作聪明地骑墙。
事实上在党争激烈之时，根本就没有多少“骑墙”的空间，所谓的“中间派”才是最危险的，经历了戊戌政变之后的袁世凯大人肯定会同意这一点。无论原本是希望明哲保身还是置身事外，到了某个时刻，你就只能“旗帜鲜明”地站队，别无选择，越当机立断，站得越鲜明、越彻底越好。不然，反对你的那一派会将你视为眼中钉，而倾向你的那一派也不会死保你，两面三刀的结果一定是你自己挨三刀——一刀会是这派捅的，另一刀会是那派捅的，而第三刀呢？那会是你自己后悔捅下去的！
那么站错了怎么办？其实也不能怎么办，认输，有的时候还得认命，大家都是赌一把。
这就是专制王朝中官场权斗的残酷，为什么大家一定要拼个鱼死网破呢？为什么到最后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不是成王就是败寇呢？这是因为王朝的官场斗争从源头上就决定了没有多少缓冲余地，就注定了你不是这派就是那派，很难独善其身——除非你退出官场。
做官何其难也！
1899年12月底，袁世凯带着武卫军右军从小站开进山东，这是他首次成为“方面大员”，自然得小心谨慎。不过还没等他在山东好好喘口气，之前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在南方督办税务的刚毅迅速回京了，他回京就是来采取补救措施的。在刚毅的组织下，各路言官御史开始密集地上折子参他老袁，试图把这个新任巡抚给弄回来（“为今日之计，唯有先令袁北归”）。
正在这个关键时刻，袁世凯遇到了一个大难题。
老兄袁世敦自然希望弟弟能帮他“运作运作”，让他官复原职，他是在山东丢的官，而袁世凯又是新任署山东巡抚，这也并不是什么难事，袁世凯原本也是打算这么做的。
但是，当端王集团向他集中开火之后，袁世凯立即意识到此事万万不可为，他帮不了哥哥了，袁世敦最终丢官，并且被驱逐回河南原籍，从此他对袁世凯记恨一辈子。1902年，袁世凯扶生母刘氏灵柩回河南项城老家安葬，此时刘氏已经被慈禧封为一品诰命夫人，老袁也只有一个心愿：让母亲风光下葬。没想到袁世敦以嫡子的身份拒绝刘氏葬入祖坟，如果一定要葬入，也只能葬在他们父亲的脚边（袁世凯的母亲是庶妻），袁世凯苦苦求情也无效，河南巡抚亲自出面调解也无效，说起来这也是符合宗法伦理的家事，不论袁世凯官做多大，也只能听他老兄的。最后袁世凯只得生生将他母亲葬在了别处——从此，袁世凯不再回项城老家，死后也不葬在项城老家。
这是后话。现在，面对义和拳问题，袁世凯必须拿出他的一套，不然，刚毅等人绝对有借口有实力让他步前几任山东巡抚的后尘——“顶戴还未热，又被摘去也”。
袁世凯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做个试验。
虽然义和拳“刀枪不入”的神话袁世凯是不怎么信的，但这毕竟传得神乎其神的，袁世凯必须亲自验证它到底是神话还是鬼话。
一位“大师兄”被请到了府上，然后袁世凯亲自朝他开了一枪，结果可想而知，对于“刀枪不入”，袁世凯心里也有底了。
按照老袁的脾气，他应该大开杀戒了，然而，袁世凯并没有这么做——朝中还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他啊。袁世凯先把军队按下，采取了另外一套非武力的手法。
这就是以“官员战争”去对付义和拳的“人民战争”。
一直以来，拳民比较分散，深深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中，给剿拳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当官兵开进乡村时，拳民只要把头上的红头巾一扯，把长矛大刀一扔，拿把锄头走进地里使劲刨地即可，反正也没人告密。而等清军一走，他们又拍拍手上的灰，把红头巾给戴上了。
而袁世凯同志并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他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跟他吃同一碗饭的人——官。一进入山东，袁世凯首先以巡抚衙门的名义发布《禁止义和拳匪告示》和《严禁拳匪暂行章程》，明确宣布“义和团”非法——并没有什么“义和团”，只有“义和拳匪”，这就给那些不知道“上面”还会不会招安收编义和拳的大小官员吃了一颗定心丸。
政策上明确了，然后袁世凯就开始着手发动所有的官员、半官员（地主、乡绅和团练等），命令他们都要对“拳匪”进行排查。这道命令是不奇怪的，任何一个巡抚都想得出，但袁世凯的特别之处是他想出了一套新的制度。
这就是“日报制”。
巡抚衙门规定：各州府每天必须把当地“拳匪”情况直接上报给巡抚衙门，由袁世凯大人亲自处理，出现一件处理一件，绝不拖泥带水。
而跟“日报制”配套的还有另外一项制度——考核制度。为了鼓励“先进”，鞭策“后进”，一系列的考核细则制定了，对在防止和平息“拳乱”中表现良好的地方官立即奖，不好的立即罚，造成严重后果和不良影响的官员立即革职。
当然，袁世凯大人对官场里的各种“小九九”是很清楚的，他太清楚只听取汇报也是不行的，因为你永远不会知道那里有多少弄虚作假和瞒报假报，于是，袁世凯又制定了一个和考核配套的制度——巡视制度。
他派出了多个督导组分赴各地，层层检查、层层督导，责任落实到人，而督导员考核地方官的依据就是考核细则，通过制度去管官。
如此一来，各级地方官就不得不拿出十二分的精力去对付义和拳，县老爷下乡的热情很高，姨太太们也不打麻将了，而是出去打探“拳匪”消息了，加上地主、士绅和团练的力量，拳民们可谓陷入了“官员战争的汪洋大海”。很多事件都消灭在了源头，很多矛盾都化解在了当地，剿拳工作的难题也迎刃而解了。
等这些工作都做好以后，武卫军右军才在低调中出场了。
一部分士兵去保护各地教堂，大部分士兵用来对付拳民，而袁世凯给士兵的任务不是直接剿灭拳民，而是阻止拳民聚集。士兵们驻扎在各乡、县之间的交通要道，对来往行人进行检查，同时花点银子收买流氓地痞，让他们提供情报或者搞搞策反工作（老袁的擅长）。如此一来，拳民们被迫分割在一个个的区域，无法串联——没人气，再好的戏它也出不来。
接下来，真正负责“剿拳”的机动部队才出动了，重点清剿规模比较大的拳民组织，追捕影响比较大的拳民头领，以达到杀鸡骇猴、以一儆百的效果。袁世凯在动用武力方面虽然比较低调，但低调中也有高调。他公开告示：凡是聚集拳民数量达到40人以上的拳民头领被捕后不审不问，只有四个字：杀头示众！
1900年2月——在上任不足三个月时，袁世凯在巡抚衙门宣布：原来的“日报制”终止，改为“有情况随时上报”。也就是说：通过这一系列的组合拳，山东的局势很快得到了控制，袁大人在不动声色间迅速实现了山东的稳定！虽然这些“成绩”的取得与他手里有一支万余人的军队是分不开的（能够破解前几任山东巡抚面临的“军队不够”的难题），但行政领域的创新才是袁世凯的真正厉害之处。为了不给“主抚派”轻易留下把柄，他有意控制武力，又为了把平息“拳乱”的工作落到实处，他创造性地用制度去管官，这个家伙果然有两把刷子。
朝廷在这个月立即将袁世凯的署理山东巡抚之职改为实授，看来对于朝廷来说，稳定压倒一切，事实又胜于雄辩。他老袁又升官了，正式成为封疆大吏——省部级高官，更重要的是军政一把抓，既是山东巡抚，又是武卫军右军统领，巡抚大印加指挥刀，这在所有的封疆大吏里绝无仅有。如果我们还记得袁世凯在朝鲜时想成为军政人物的那个遥远的梦想，从这一天起，袁世凯的梦想算是真正地实现了！
恭喜你啊，大人！
而在1899年12月底，在袁世凯来山东上任的同时，心事重重的毓贤进京了，他见到的第一个人，正是——端王。
端王府，此时应该有两个人在那里面面相觑，惺惺相惜：
“哥们儿，你为什么来啊？”
“巡抚被撤。”
“大人，您为什么愁眉苦脸啊？”
“废立被阻。”
此时的端王是一个被洋人和汉党逼得走投无路、对洋人恨得咬牙切齿又没地儿撒气的人，而此时的毓贤是一个内心充满着悲愤和委屈，急于想证明自己的人。
在党争激烈的朝廷，想证明自己，就必须先站队。
毓贤当然是有本钱向端王集团站队的，因为他刚从拳民第一线回来，最清楚拳民的情况。而端王集团的权贵们之所以对拳民有兴趣，并不是突然对老百姓的利益诉求和纠纷有了兴趣，突然关心起民间疾苦来，而是洋人一次次妨碍了他们的夺权行动，他们对洋人恨之入骨——“毓贤大人，这些人‘灭洋’灭得怎么样啊？”
一拍即合！一群同是天涯沦落之人，因为一个叫“义和拳”的组织，走到一起来。
当然，在毓贤的嘴里，是不会称“拳民”的，也不会称“拳匪”，而是“义和团民”。
毓贤告诉端王以及他的核心成员：义和团民忠诚可靠，他们绝不是乱民，是真心扶清灭洋的！
王爷您不是恨洋鬼子、恨那些汉官吗，袁世凯入主山东后，一定会对义和团民围追堵截，团民在山东肯定不好容身。王爷您如果能代表朝廷，去暗中支持他们、策应他们，暗中扶植他们和鼓动他们，而且还要将他们引向北京。天子脚下守卫森严，团民如果只是顾眼前利益，烧烧教堂抢抢粮食，绝不会自动去往北京的，但王爷您就有办法。只要团民进京，他们就是一支可以利用的重要力量，帮助您去威胁那些冥顽不化的公使，帮助您去打洋鬼子，帮助您去斗垮那些汉臣，斗垮反对废立的官员，扫平夺权路上的一切阻碍！
这样的话，自然是不用明白说出来的，大家都清楚。接下来就看表演了。
毓贤叫来了一名“大师兄”，让他当众表演起“刀枪不入”——当然，毓贤很清楚这只是表演。在离开山东之前，毓贤下令处死了朱红灯和心诚和尚——这两个人反正要死，不能把他们留给袁世凯。连两大头领都被证实了是肉身凡胎，难道毓贤还对其他人的“刀枪不入”抱有幻想？
但表演还是需要的，毓贤需要，端王需要，其他观众也需要。
表演完毕，在场的人士啧啧称赞。
端王当场拍板：如此义和团民，不仅忠勇爱国而且神通广大，值得肯定，应该重用！
就这样了，“义和团”终于成了毓贤投靠的砝码和新的进阶礼物。毓贤的内心原本是积郁着愤怒、委屈和不满的，现在，位高权重的端王竟然跟他“深有同感”，这让毓贤有种莫名的心安。要知道在官场，能够“紧跟”一个上层也是相当不易的，更何况还能去抱紧他的大腿！
之后毓贤在皇宫觐见了慈禧，对于太后大人来说，她只知道袁世凯去了山东，毓贤的去职多少有些委屈，于是她又搬出了“搞平衡”的那一招：按惯例赐毓贤一个“福”字，让他去山西当巡抚。
而端王集团也终于不用把希望寄托在谣言上了，在一次次造谣失败之后，他们找到了新的“外援”，终于不再把目光局限在皇宫内部，而是投向广袤的民间。有了接下来端王集团对团民的暗中扶植、幕后策应和帮助，官方出于党争需要的“灭洋”和民间出于利益诉求的“灭洋”捆绑在了一起；群众运动和“运动群众”合流了——这才是“义和团运动”的真相。
对于端王集团来说，他们是否就真的相信了团民的“刀枪不入”这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团民能否真的能够“刀枪不入”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是一支对扫除废立障碍有帮助的生力军，一支对实现政治阴谋有帮助的生力军，也能够让追随者相信，端王集团已经找到了一个对付洋人的好办法，一支对抗洋人的庞大队伍——广大的团民能“刀枪不入”最好，即使不能，也要继续让更多的团民有“刀枪不入”的信念而不惧洋人，那会是多好的靶子啊。
启用这样的一支队伍，成本是很小的，比再去组建一支军队的成本小多了。几千年以来，所谓“发动群众”的成本是最小的，因为“群众”可以相互去发动。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很容易冷静，群体却反而很容易变得疯狂的根源。你需要做的只是要煽动他们原有的情绪，而这种情绪如果不是对利益入侵的恐惧中迸发出来的恨，那就最好是能够唤起为激情去献身的壮怀激烈的爱——比如打着“保家卫国”的旗号。
而义和团竟然可以连这两点都占了，他们是“恨洋人”的，但这种“恨”在骨子里也是对“洋”的恐惧，只要操纵这种恐惧，就能将它转化成可怕的破坏力量，就能形成针对“洋”的群体性恐怖；他们也是“爱大清”的，但这种“爱”并不是他们认为大清值得他们去爱，而正是因为对大清的失望才“扶清”，只要放大他们心中的这种期望（赶走洋人，大清就会变强，我们大家就会过好日子），就能带来神挡灭神佛挡灭佛的群体性疯狂——这难道不比单个人的“刀枪不入”更具利用价值么？
也就是说，在端王集团这样有政治阴谋的集团眼里，义和团的利用价值首先是作为“一个群体”“一支生力军”的利用价值，而不是某个武艺超群、刀枪不入的“大师兄”和团民。同样是朝廷的高官，同样是经历国门被洋枪洋炮轰开60年后，同样经历洋务运动30多年，不是汉党就天然嘲笑“刀枪不入”而端王集团天然就迷信“刀枪不入”。端王集团看中的，是这支队伍它能够为他们带来超过“刀枪不入”几倍、几十倍的疯狂！
端王集团以官府的幕后力量，不遗余力地去渲染“灭洋”，鼓动“爱国”。义和团原本的“灭洋”只是针对跟团民利益相关的传教士、教会，也只是在乡村活跃，而这对于端王集团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只去烧教堂、攻击教民和传教士怎么行呢？必须将“灭洋”符号化，去灭大清所有与“洋”有关的东西，比如铁路啊、火车啊、电报啊，等等。
一切都尘埃落定了。一年多以后，在《辛丑条约》上签字后死不瞑目的李鸿章大骂：“可恨毓贤误国至此！”然而，误国的又何止是毓贤？李鸿章只敢骂一个毓贤，不敢骂的有太多。
就是从这里开始，在经历赵三多的“维权版本”、朱红灯的“抢财版本”之后，“半官方版本”的义和团被捆绑上了朝廷党争、政治小集团的权力野心和权力斗争，从此再无回头路。团民们或许不知道，他们出于自保高喊的“扶清灭洋”，其实到头来还是需要被“清”扶——被大清某一个有政治野心的权势集团扶。
从这一刻起，他们不仅将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也将无法主宰义和团这个组织的命运，而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左右。他们的“恨”（灭洋）会变味——从原来的利益诉求变为极端排外；“爱国”也会完全变味——从事实上说，洋人是欺辱了大清，损害了大清子民的某些正当利益，然而，爱国是没有错的，但被政治阴谋家利用的“爱国”就大错特错了。要知道在某些时候，“爱国”不仅是许多流氓施暴者最后的庇护所，也是许多野心家最后的庇护所。
史料记载，大清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前后（公元1900年4月前后），正当袁世凯已在山东恢复“稳定”，山东的义和团归于沉寂之际，在直隶的义和团却经过几个月的发展，终于达到爆发式的高潮！大量团民似乎是雨后春笋，一夜之间冒出来的，迅速遍布整个直隶，直隶不仅取代山东成了义和团运动的中心，更是在数量和规模上远远超过山东而成为了团民的天下，红头巾的海洋！从构成上看，他们可以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从山东境内过来的“老团”，一部分是与山东交界的直隶南部原有的团民，而更多的，则是新的团民，在1900年春新加入的团民。
义和团，起山东，
不到三月遍地红。
孩童个个拿起刀，
保国逞英雄！
义和团运动背后的四大利益集团
好吧，在讲述直隶的情况之前，让我们先来趁热总结一下义和团运动涉及的朝廷几大利益集团。义和团运动之所以堪称历史上最复杂的事件之一，正是因为它牵涉了太多的利益团体，如果我们不把这些利益集团先掰扯清楚，那一定会比较晕的。
一、满党的核心代表端王集团——对义和团的“主抚派”。他们仇恨洋人，实际上是仇恨一切有碍于他们夺权行动的人。
二、汉党的核心代表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地区总督——对义和团的“主剿派”。因为利益和观念，他们仇恨义和团，比较亲近洋人。奕劻和荣禄也是这条船上的人，但他们又是满人。
三、洋人——对义和团绝对的“主剿派”。他们亲近利益，仇恨妨碍他们获得利益的人，并且会想方设法扩大在大清的利益。
四、慈禧——根据形势需要的“主剿派”或者“主抚派”。她亲近权力，仇恨一切妨碍她掌控皇权的人，以及对她的权力安全构成最大威胁的人，不惜任何代价保住她的权力。
毫无疑问，慈禧是这些派别的矛盾中心，她掌控着大清的最高权力，端王集团要让她带着大清这艘船“向后转”，但慈禧担心的是一旦“向后转”，就不得不“废立”。而汉党和洋人最担心的就是慈禧带着大清“向后转”，他们要让慈禧“向前走”，但慈禧担心的是一旦“向前走”，就不得不走向“归政”。于是对于慈禧来说，她最希望的既不是“向后转”，也不是“向前走”，既不倒向端王集团，也不倒向汉党和洋人，维持现状最好。
这已经是一个无法解开的死结：慈禧要巩固自己的临朝训政，不得不重用端王集团，因为重用端王集团，洋人为了防备他们最担心的大清“向后转”（有损他们的利益）而不得不向朝廷施压。一旦向朝廷施压，又对慈禧的权力安全构成威胁——这个威胁既是洋人作为“侵略者”对大清朝的威胁，更是慈禧最担心的洋人是否会扶植光绪作为他们的代言人，从而迫使慈禧“归政”。为了抵抗这份威胁，慈禧又不得不回过头去重用端王集团（搭上义和团），一搭上义和团，洋人的步步紧逼又会更紧……环环相扣啊！
恍如新版的“三国演义”，对于这四大派的任何一派来说，没有永远的朋友和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权力和算计。正如1600多年前的三国时代上演过“联孙抗曹”，也上演过“联曹灭孙”一样，处于漩涡中心的慈禧既可以稳住洋人和汉党去打压端王集团和团民，也可以联合端王集团和团民去抗击洋人。而导致慈禧做出决定的只有四个字——权力安全。
这就是慈禧。她是这个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却又称得上这个王朝最可怜的人；她拥有最高的权力，却差不多只有最差的权力安全感；她有很多的帮手，却常常形同孤家寡人；她有最严格的安保，却往往危机四伏；她似乎有最高级的生活享受，却也是多面夹击的矛盾中心；她理应为大清国的繁荣富强出谋划策，却永远只能为了权力这一己之私欲。
来吧，从大清最高统治者开始，大家都来玩个火吧！
现在我们要来介绍一下直隶义和拳的组织模式——我们又称呼回了“义和拳”而不是“义和团”。虽然在端王集团的眼里他们是“团”，但在官方公开层面上，义和拳还是非法的，还是“拳”而不是“团”，还是一个不被朝廷承认的地下组织，为了说清楚它的发展过程，我们又不得不改“团”为“拳”了。
在乡村中最基层的组织叫作“拳场”（或称“拳厂”）——简称“场”。在某村开一个拳场就叫“设场”，后来拳民进入北京，大概是为了适应皇家气息，“场”改称为“坛”，“设场”就叫“开坛”，反正北京有天坛地坛、日坛月坛，不在乎再多出另外一些“坛”——我们就先采用这个称呼。
开坛是比较简单的，定好日期后，先在具有地方特色的媒体——唱戏或者庙会上进行宣传造势，只等黄道吉日一到，就要正式开坛了。
那天，就会从已经开坛的乡村请来一位“大师兄”，传授一番“降神附体”的仪式和相关的拳法套路，再从本村物色两位武功高、威望高的人分别当“大师兄”“二师兄”（有的坛还另设管事的，分别叫“大先生”“二先生”），其他成员都以“师兄”相称，“啊，师兄，久仰久仰”“啊，师兄，幸会幸会”。就这样，“开坛”就完成了。一般是一村一坛，大一点的村还有分坛。各坛的上级单位是“总坛”，总坛的上级单位呢？不好意思，这个真没有。总坛只有兄弟单位——另外一个总坛。各总坛在级别上是平行的，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可以相互联络帮忙，但互不隶属。
也就是说，义和拳是在很多个“大师兄”带领下独立发展的，它并不具备形成自己统一领袖的条件，没有统一领袖，这会使得义和拳在整体的凝聚力上大打折扣，可以一夜之间成规模，也可以一夜之间解散，而另外一方面，也有利于这个组织“多地开花”和“成片发展”。
某个村开坛了有什么用呢？那就说明这个村有人力、有实力进行“反教灭洋”了，平时这些活动就是以坛为单位进行的，一个坛的实力毕竟是比较小的，如果需要其他坛来支援，怎么办呢？可以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向兄弟单位的坛发个帖——说帖，邀请他们某月某日过来帮忙打架；另外一种是在集市、交通要道等地张贴“小广告”——揭帖，告诉其他坛的人某月某日将在某地“反教灭洋”，请弟兄们相互转告，自带武器、自备粮草、前来助战。
粮草是自备的，这次你帮我坛的忙，下次就是我帮你坛的忙，互帮互助，所以对被邀请来的人是不用管饭的。大家聚在一起后共同推举一位人群里威望最高的“大师兄”做临时领导人。在他的指挥下，统一管理、集体食宿，一等任务完成，就各回各村、各回各坛，直到下一次行动。
如果任务完成前粮食吃完了怎么办呢？有办法。
这就是向周边的富户要求“捐赠”（“吃大户”），“大师兄”写个条子，指明某家某户应出粮食多少斤，拳民们拿着这张条子去要求这户人家交粮（不交不行），这样缺粮的问题就解决了。
好吧，除了没有统一领袖，直隶义和拳已经是一个比较完备的组织了。它的行动纲领是明确的——扶清灭洋。组织模式是明确的——坛。组织之间的相互联络方式是明确的——说帖和揭帖。就连“解决运作资金”的模式也是明确的——自备粮草和吃大户。一个完备的组织，它是最有可能干出惊天动地的事情来的，这件事情很快就来了。
直隶涞水县高洛村，这里距离京城还不到250里地，1899年过年期间，村里请来了戏台班子唱戏。这本来是一年一度的传统习俗，不过是搭戏台子的地方，可能正好对着一个教民家的门口。唱戏开始时，又按照习俗，把庙里的神请来“听戏”。正是这个举动，当时让村子里的教民很不爽。
教民们认为把这些“异教神”搬到他们门前是对上帝的冒犯，于是他们冲过去踢翻神台，辱骂神像，并把戏台给拆了。
看到这一幕的村民和村长很愤怒，教民入教后就再也不服村长管，村里组织各种唱戏和庙会，各家各户是要分摊交钱的，而教民就是不交，平日里教民和村民也很少来往，俨然就是独立的集体。现在，他们竟然辱骂神像，这还得了！
虽然他们知道教民并不好惹，但愤怒的村民还是聚集在一起，在村长的带领下洗劫了村里的教堂。
事情很快上传，保定主教亲自向官府“打听此事”，涞水县衙只想尽快息事宁人。他们的判决很简单：村民赔偿教堂的损失，摆酒席宴请教民和神父，村长磕头道歉。
暂时吃了亏的村民和村长选择了在未来报仇。
一年以后（1900年），他们复仇的机会来了。义和拳组织在直隶到处开花，高洛村村民闻风而动，他们请来了“大师兄”在村里“开坛”，大家又可以不怕教民了。
而村子里出现了“坛”，教堂方面自然不爽，教会又对县衙施加压力，涞水县令祝芾亲自带队前来禁坛，但是这一次，连他都被扣押了起来。最后在士绅们磕头请求下，拳民才把祝芾放走，而等祝芾走了以后，更大更疯狂的暴动开始了！
当晚，大量拳民一起给教堂放了一把火，教堂被烧得只剩残砖断瓦，然后村里约75间教民房屋被烧为灰烬，30多位教民被杀死，其余惊恐万分的教民全部逃出了高洛村！
事件迅速层层上报，到达直隶总督裕禄的案头。
现在我们要来简单介绍一下裕禄，此人正是我们在甲午战争中已经熟悉的一个人——原盛京将军。裕禄是正白旗人，父亲为原湖北巡抚崇纶，作为八旗子弟，裕禄年轻时和当年的刚毅同志一样，在刑部做了一个笔帖式，家里有一个做巡抚的老爸，然后很快青云直上，30岁时已出任副部级高官（从二品）——安徽巡抚。后又调任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等，一直是大清最年轻的高官之一。
裕禄同志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我们熟悉了，生怕担当一点责任、保住顶戴要紧，庸碌无为和渎职是裕禄最大的特色。不过由于他是满人，在李鸿章丢掉直隶总督之位后，慈禧正是用人之际，就“用上”了这位能力、资历都一般的裕禄，让他成为了疆臣之首。
总督下马管民，上马管军，直隶总督是直隶地区最高军政长官，裕禄能够指挥调动的军队有直隶淮军、直隶练军和直隶绿营。这三支军队总数有5万左右，我们来介绍一下。
直隶淮军是甲午战后残存下来而又没有收编进武卫军的淮军。当年日本人只进攻了东北和山东，基本没有侵犯直隶，淮军在直隶的这一小部分就这样幸免于难。它的主力是大沽口炮台守军，此外还有一些和直隶练军一起分驻直隶各大城市和交通要地，维护地方稳定和治安，相当于警察。由于绿营基本是没有用的（淮军和练军就是为了淘汰腐化的绿营而新设的军种），于是，清剿拳民的任务就主要落在了直隶淮军和练军身上。
自从直隶地区的义和拳突然“遍地红”以来，裕禄大人就一直高度紧张，要知道直隶地处京畿，天子脚下一旦大乱，朝廷最后就只能怪到他头上，拿他开刀。而经甲午一战，裕禄已经对洋人有种莫名的恐惧，生怕惹毛了洋人，裕禄只想把拳民快点在直隶清剿干净了事。他手下就更加卖力了，直隶淮军右翼右路统领提督梅东益，以及梅东益的营官范天贵，这两个人就是裕禄的“剿拳”主将。他们经常带队开进有“坛”的村庄，实施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清场”政策，简单粗暴地剿拳，并且借着剿拳之名顺便对老百姓们抢劫，百姓们怨声载道：“遇着梅东益，家家没饭吃，遇着范天贵，家家都是会。”
可见，裕禄同志的手法和袁世凯的手法是完全不同的，老袁重点是政治攻势，武力只是震慑和重点打击，实际上是一种多种手段并举的“综合治理”，而裕禄把老袁的方法完全掉转过来了：他是“纯武力剿杀”。哪里闹事，军队就开往哪里，然后不论青红皂白，不区分“首恶”还是胁从，甚至不管是不是无辜，大开杀戒。在义和拳已经成为一个比较完备组织的条件下，这种不给退路的做法只会让广大拳民认为除了继续扩大组织、坚持斗争之外无路可走，也只会激起更大的反弹——杀掉一个，很可能就要逼反三个。
这是裕禄万万没有想到的，他越是只想快点恢复稳定，越是剿拳心切，结果越是火上浇油。虽然裕禄也知道“朝中有人在暗中支持义和拳”，才使得拳民越来越有恃无恐，敢于和直隶的官兵作对，也才使得义和拳组织在各处井喷式发展，新拳民也越来越多，但这种局面的出现竟然也有他这个直隶总督的“功劳”！裕禄啊裕禄，越是朝中有人作梗，你作为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难道不应该越要冷静以对，谋定而后动么？你这哪里是救火，简直是放火啊。
接到高洛村事件的报告后，裕禄的反应只能用“大汗淋漓”来形容：我一个总督都怕什么来什么，这是什么世道啊！
裕禄的处理办法还是那一招——剿。这次调出的是直隶练军。由练军分统杨福同率军前往。杨福同是总兵衔，也就是大约相当于现在中将军衔，也就是说，裕禄直接派出了一位将军去围剿高洛村拳民——我就不信你们不安分！
对付没有什么有效武器的团员和村民，正规军自然是所向披靡的。到达高洛村后，杨福同的军队没费多大工夫，就驱散了拳民，捣毁了义和拳高洛村分坛，约60名拳民和村民被打死或者逮捕后正法。杨福同的军队撤出高洛村，看来一切又恢复稳定了，而稳定只是暂时的。
逃走的拳民立即向周边各个“坛”发帖求援！
令人惊奇的一幕出现了：就像是官府在调动正规军，也像是有人站在看不见的高处拿着令旗不断指挥，短短几天内，涞水县周边出现了上万名拳民，他们扎着红头巾，背着刀枪，带着干粮，风尘仆仆地赶赴涞水！
在石亭镇，一些拳民出现在了杨福同和他的骑兵队面前，他们拿着大刀长矛冲向清军，但很快被击溃。杨福同带领30名骑兵和40名步兵追剿，杨福同认为对付这些拳民还是会像在高洛村那样轻松，但追着追着，他突然察觉情况有异，大喊一声：“不好！”
他们发现已经陷入了满是沟壑的坑坑洼洼之地，马已经跑不起来，而四周是高地，像是有埋伏之地。
果然！早已埋伏在此的3000多名拳民从四面冲出，他们冲向了手中有枪的清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砍，清兵很快被砍得血肉横飞，连杨福同都被拽下马来，乱刀砍死！这是义和拳出现以来，朝廷损失的军衔最高的将领，但这还并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在这次战斗中，拳民表现出来的军事素质。他们采取的正是只有正规军才能运用好的战术——诱敌深入。诱敌深入在理论上是比较容易掌握的，实际运用却比较难，它需要周密的布局、时机的把握和良好的组织分工，不然诱敌不成反被歼那就惨了。而拳民似乎在一夜之间就洗掉了山东时期的流民气质，似乎变成了一支已经暗中受训的正规军。
伏击杨福同之后，拳民大军开始离开县城，挺进大城市！
5月26日，他们首先到达直隶高碑店，拳民们直奔火车站，想坐火车北上，而车站方面大概是早已经接到了通知，连续两天都不卖票给他们，态度也不好，于是拳民们一怒之下，竟然将铁路拆毁了，拔了电报线杆子（“烧高碑店火车，亦因赴涿州时，往买火车，付价，无客座与之，次日又如之，激怒放火”——《高枏（nán）日记》）。
这是拳民第一次破坏教堂以外的设施——铁路。破坏铁路后，他们继续北上。第二天（27日），拳民大军到达距离北京只有70公里的涿州，与此同时，在向涿州进军的路途中，各地的拳民仍然在源源不断地向大部队聚集，此时涿州城外已经聚集了3万多名拳民！
涿州守军从来没有见过这片红色的海洋，刀枪林立，他们不战而逃，拳民第一次从朝廷手中占据了一座城市！然后他们继续北上，在北上的同时，拳民已经知道朝廷要武卫军前军统领聂士成率兵前来镇压，于是他们继续破坏铁路，从涿州往京城方向的100多里长的铁轨全部扒掉了，涿州火车站站长全家被杀。
5月29日，拳民大军已经行进到了距离北京不到30里的京南门户——丰台，一把火烧掉丰台火车站和站内机车，丰台站的洋人铁路工程师全部逃走。
“拳民向着北京”的这一幕严重震惊了慈禧。很显然，在慈禧的眼里，此时拳民并不同于她印象中以往那些拳民了，原本在山东直隶此起彼伏、分散的“反教灭洋”，已经逐渐演变为规模越来越集中的反抗官兵阻截他们向北京进发的行动，然后在进发的过程中顺便“灭个洋”。从5月26日起，他们只用了三天时间，平均每天行进80里，精确无比地直插京城，好像身上自带导航，这又已经差不多是一支正规军的素质了！
更令慈禧震怒的是，那个无用的直隶总督裕禄动用了省内几乎全部能调动的淮军和练军，派出了一个总兵级别的人到山村处理动乱，仍然没能阻挡住拳民前进。很显然，高洛村事件就充分表明裕禄是镇不住直隶局势的，他是无法去阻截端王集团和拳民大军的，在裕禄同志不行的时候，朝廷中应该要顶上的是另外一个人——荣禄。
这不仅只是因为荣禄大人本来就是慈禧手中对付端王集团的牌，就拿荣禄在朝廷的职务来说，阻截端王集团和拳民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除了武卫军总统，荣禄还拥有的一项职权是“节制北洋各军”，而直隶淮军、练军和绿营正属于北洋军，荣禄对它们也有节制之权。当拳民在直隶闹得如火如荼时，如果荣禄大人硬气一点，即使他不调动武卫军，也是可以指挥调动直隶淮军、练军去阻截平乱的。他是朝廷的人，是慈禧身边的人，有他出面，一定比裕禄同志有苦难言的效果好。
但这一次，慈禧发现不能继续指望她这位好心腹了。咦，荣禄哪里去了？
荣禄大人——病了。
从3月30日（农历二月三十壬寅日）起，荣禄就开始请病假，然后竟然以“请假”“续假”的方式，连续请假两个月！朝中重臣连续两个月没有上班，这是很不正常的，估计是荣禄怕别人也不信，于是他专门在“官报”（《京报》）上登载了他的病情——“手足之疾，不能动转”。严重，十分严重，这是说别提有力气上班了，提裤子都没力啊。
当时的官报只负责照章抄录官员和官方的消息，并不负责向公众核实，所以上面的消息是虚虚实实，不信你就上当了，全信你就迷茫了，那么荣禄大人究竟有没有病？是不是恰巧就在此时生病？会不会严重到这种程度？这个很可能只有他自己知道了。而从种种表现上来看，荣禄大人生的是历史上最神奇的一种病，这种病可以想痊愈立马就痊愈，想严重立马就严重——政治病。
毫无疑问，“立大阿哥”事件已经让端王集团吃了个哑巴亏，但是，向端王集团的妥协也并不是立一个“大阿哥”就能搞定的，而恰恰也是因为溥儁被立为“大阿哥”之后，端王一伙在满人和八旗中影响也更大，他们趁势又扩充军政势力。当然，这种势力都是在他们的大本营——禁旅八旗中扩张的。比如载澜管理了西山健锐营，载瀛管理了内务府御鸟枪处（鸟枪也是枪）并统领镶黄旗护军，载勋统领正蓝旗汉军，崇绮和启秀分别统领正红旗汉军和镶白旗满洲，就连端王本人也把手伸向了宗人府，成为宗人府右宗正，与同时兼任宗人府左宗人的载勋一起控制了宗人府。
也就是说，除了掌控禁旅八旗，皇帝的“家事”也是端王集团控制的，更可怕的是他们还有了义和拳这个强大的生力军外援。而在荣禄这边，他还是形单影只，奕劻是不能过多地“惊动”的，一有危险你也惊不动他，李鸿章远在两广，对朝廷里很多的事情都鞭长莫及，张之洞一直很聪明，一旦嗅出形势不妙就把头缩回去，刘坤一已经当过一回枪头，不可能再出头，袁世凯在军事上很强，对于朝廷来说在政治上还未入流（连总督都不是）。拿什么去与端王集团硬碰硬？他们已经拿出了与几万拳民内外呼应、背水一战的架势，这次肯定也是没有什么折中办法可以想的了。
既然无法做到阻截端王集团，那就只有不做，这倒不只是怕了端王他们，荣禄军政双跨，既是武卫军统领又在朝中有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头衔的政治地位，端王他们也会小心对付的。但在朝廷里政治斗争的敏感时期，惹不起一定要躲得起，一定要消除慈禧对你是否已经倒向端王集团的怀疑。如果你明明阻截不住，却偏偏还在那里“阻截”，久而久之，领导看到的不是你的努力和苦劳，而是会产生对你的怀疑，千万不要想着皇帝领导现在正是需要我的时候，我去给他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一下（“不为激情去献身”），如果我不表现，就会失去他的信任——如果有这样的想法那就大错特错了。
自从被慈禧绑上她的战车之后，荣禄必须时时刻刻把眼睛盯着对手端王集团，但更加必须时时刻刻盯着慈禧，心里想着慈禧。这种“想”不是某些野史八卦小说里的与慈禧的男女生活作风问题，而是真正站在她的立场，时刻从她的角度出发，以她的权力安全为核心考虑问题，什么叫“更加”呢？就是你可以一时忘记你的对手，但一定要记得你的领导！
因为她是“帝王”，而你自己也是权臣，尤其是军权在握的权臣。
这就是荣禄“官做得越大，胆子却越小”的真正涵义，也是“在官场如何学会自保”的真正涵义，多年的官场沉浮，就是这么一点一点血泪教训累积起来的政治经验。历史上很多的大臣都跟荣禄得过相似的“病”，他们的基本病因其实都是差不多的：怕对手打压自己，更怕领导怀疑自己！
荣禄病了，请假了，不能为老太太公开冲锋陷阵了，慈禧当然会想办法“请”他出山或者逼他出山。但在这之前，慈禧必须亲自来处理义和拳这个棘手的问题，山东有小袁在基本能放心了，主要就是直隶。
前面我们说过，慈禧对待义和拳的态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和她处理其他重大问题一样——是以权力安全为核心考虑的。现在，是时候来详细了解慈禧对待义和拳的根本态度了。
对于义和拳，慈禧的态度只有一个字——剿。
虽然它高举“扶清灭洋”的旗帜，到处打着“爱国”旗号，但在慈禧看来这只是对她的统治构成的一种威胁。喂，你们听说过一个未经批准拿着锄头扁担、长矛大刀的民间组织不去下地，而是上街来“扶清”的么？
没办法，和所有专制王朝的帝王一样，慈禧是无论如何喜欢不上这帮事实上挑战了朝廷权威、破坏了统治稳定的拳民，骨子里只有厌恶。
当然，当慈禧最初听说“义和拳”时，她并不认为这个组织和以往那些只热闹三五个月就销声匿迹的“乱民”组织有多少区别。在1900年义和拳进入“直隶发展阶段”之前，朝廷并没有专门针对义和拳发过上谕，1900年2月19日（光绪二十六年正月二十癸亥日），慈禧在上谕中首次明确提到“义和拳”，明确要求“禁拳”和“剿拳”（“上年据山东巡抚电称、各属义和拳会以仇教为名，到处滋扰，并及直隶南境一带……著直隶山东各督抚，剀切出示晓谕，严行禁止。”）。
接下来，随着直隶义和拳的“迅猛发展”，慈禧不仅心情更加急切了，态度也更加强硬了，义和拳民也变成了国家层面上的敌人——匪。一个多月后（3月30日），直隶枣强县知县（淩道增）因“缉捕拳匪不力”被慈禧明发上谕，公开革职。虽然只能在直隶的官僚系统中去处罚一个小小的知县，但慈禧不过是要动用她的权威，抓个反面典型，以儆效尤，以一儆百。
不到半个月（4月12日），随着“拳匪”越剿越多，形势越来越不对头，慈禧“剿匪”的心情更加急切了，她在抽裕禄的鞭子（“直隶总督裕禄奏，义和拳会蔓延直境，遵旨派员带队督同地方官妥为弹压，并出示严禁，得旨即著随时认真查禁，毋稍疏懈！”）。
但是在不到半月后（4月21日），慈禧突然又发布了一道奇诡的上谕，一道在后来的史书中争议很大的上谕：
谕以民教皆朝廷赤子，食毛践土自应彼此永远相安，遇有两造（原告与被告）争执之案，止（只）论是非，不分民教，务在持平办理，毋稍偏徇，即民间学习拳技，自卫身家，亦止（只）论其匪不匪，不必问其会不会，是在该督（裕禄）严饬地方官吏，准情酌理因应得宜，非朝廷所能遥制也。
在后来很多人看来，慈禧突然称起拳民为“朝廷赤子”，并且要求“持平办理，只论匪不匪，不问会不会”，这是因为直隶拳民失控引起洋人步步紧逼之后（后详），慈禧对义和拳的态度突然有所缓和，甚至已经“倒向了义和拳”，动了利用义和拳的念头。然而，恐怕事实并不是这样的，要了解老太太的真实目的我们首先必须来了解上谕中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
40多年前（1860年左右），围剿太平军的曾国藩在处理长江流域民间秘密结社这样棘手的问题时，总结了一个著名的指导性方案——“只问匪不匪，不问会不会”，后来成为了朝廷处理类似问题的“曾国藩原则”，意思是官府只打击犯罪事实，而不管你有没有参加犯罪组织。老曾的这个原则表面上看来是很令人费解的，因为千百年来，别说犯罪组织，民间结社向来都是历朝历代严厉禁止的，反正在朝廷的眼里，你可以结婚，但不能结社，结婚是你想和一个人过另外一种日子，而结社可能是你想和一群人过另外一种日子——造反。
那么曾国藩是不是容许了犯罪组织存在呢？不是的。老曾此举是没有办法。用我们熟悉的话来说，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当时的“犯罪组织”可不止有太平天国（拜上帝教），还有哥老会、小刀会、白莲教等不下几十种，湘军的兵力有限，对付太平军都犯难，当然要腾出手来对付对朝廷的主要统治威胁，至于其他的“犯罪组织”，只要它们暂时还没闹事，就留到以后去慢慢收拾。
所以，政治家永远都是现实的，他们知道很多的事情都无法求全，没有最完美的方案，身居高位者一定不要是“理想主义者”，他最好是一个最世俗的人。现代型政治体制其实就是保证（也就是限制）领导者成为一个“俗人”，让他的眼睛始终关注现实中的每一个细微需求，针对性地解决，而不是去追求那些高大全、最后却离实际需求很远的“理想主义”。因为不受限制的理想主义，往往会带来最坏的结果，动机纯正的巨大的“善”，往往会带来巨大的恶，只有大家都现实一点，务实一点，“俗”一点，事情才好办。
慈禧的这道上谕正是随着直隶义和拳发展的情况而变化的，请注意一下发布这道上谕的时间是4月下旬（农历三月份），此时正是直隶义和拳组织“遍地红”之时，慈禧的“只问匪不匪”就是从直隶义和拳的现实情况出发，它有两个目的：一是更好地“剿匪”，更加积极、稳妥、有效地“剿匪”，甚至如果我们回忆一下几个月前袁世凯在山东的举措，也是这个手段。而另一个更重要的目的，是慈禧更加希望通过官府的工作，能够让拳民停止“反教灭洋”，因为慈禧最担心的是刺激到这帮洋人她将来无法收场啊。
这时候，正是因为直隶义和拳越来越不可控，朝廷中有人又想起了张汝梅“改拳为团”的想法，上奏慈禧。慈禧对这个想法是没有太多兴趣的（此时如果她立即批准，正中端王集团下怀），5月1日，慈禧命令裕禄和袁世凯分别在直东调查了解（“著裕禄、袁世凯，各就地方情形，通筹妥议，据实覆奏”）。裕禄和袁世凯均回奏不可行，于是慈禧仍然坚持她的那一招——剿。5月9日，慈禧发布上谕，不仅要求继续在直隶剿匪，还要注意防范北京（“著步军统领衙门严密稽查，设法除禁，毋任聚乱滋事，致启衅端！”）。
到了5月17日，在高洛村流血事件发生之后，慈禧立即敏感地意识到必须确保京城内“不乱”，她谕令步军统领衙门牵头，召集“各有关部门”商讨出一个妥善的办法。5天之后（22日），庆亲王奕劻也上奏朝廷应该全力保护北京城内的使馆和教堂，步军统领衙门随即公布了在北京城内禁拳的十项规定，其中有加派兵力措施（“派勇巡查、责成司坊加强巡视”），有株连保甲措施（“有习拳者邻右同坐”），甚至还有舆论控制措施（“严禁刻字铺刊刻义和拳揭帖”），不可谓不严厉。
同一天，慈禧发布谕令，要求在直隶各地“剿匪”的裕禄注意一下军纪问题，不要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激起更大反弹，反而不利于“剿匪”（“著裕禄严饬带兵各员及地方文武，查明实在滋事拳匪，指名拿办，傥或任意株连，藉端讹索，波及无辜，即当从严惩办”）。
两天后（24日），高洛村拳民开始向北京进军，北京外的局势更加紧张，慈禧再一次谕令各“有关部门”迅速想办法，被点名的包括步军统领衙门、直隶总督府、顺天府、五城，前几个机构大家都比较熟悉，需要简单介绍一下的是“五城”。
“五城”的全称是“五城察院”。当时的京城除了分为内外城，还分为了东、南、西、北、中这“五城”（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五个“区”），由朝廷都察院对这五个“区”分派御史巡城，这些巡城御史的办公室就统称“五城察院”。从级别上看，五城察院虽然是都察院的派出机构，巡城御史也是一种级别比较低的御史，但他们却是直接对皇上负责的，他们可以弹劾任何人，甚至包括指责皇上，相当于纪检监察。
巡城御史是巡城的，除了要发现京城内的不法分子，也要对京城地面上的治安和整洁负责，比如这里的下水沟渠堵了，那里的消防防火工作没到位，另外一个地方又有流浪汉乞讨影响市容，这些都需要得到及时处理，而御史们是做不了这些事儿的，于是他们的办公室“五城察院”下面还设有一个专门的办事机构——五城兵马司。巡城御史对兵马司有提调并且监督指导之权。相信大家已经发现了，五城兵马司相当于我们今天一个熟悉的机构——城管。
也就是说，“五城”再加上其他机构，慈禧不仅派出从中央到北京的军、警、纪检监察，甚至还派出了城管。为了确保京城内外不乱，慈禧把所有的牌都打出来了，然而，一道道行政命令依然挡不住义和拳突进北京的步伐。5月29日，在拳民到达丰台并且烧掉丰台火车站之后，慈禧终于下了最后的决心——调兵围剿。为了阻止拳民涌进北京，不惜在京畿重地造成大规模流血，将拳民一举消灭在北京城墙之下！
29日至30日，慈禧连发两道上谕：“著派出之统兵大员，及地方文武，迅即严拿首要，解散胁从，傥敢列仗抗拒应即相机剿办，以昭炯戒！”“现在直隶及附近京城一带到处人心浮动……如拳匪中实系滋扰地方，甘心为乱者，即当合力捕拿，严行惩办，不得互相推诿，如再因循定惟崇礼（九门提督）等是问，决不宽贷！”
当然，慈禧也知道，虽然她一次次发布严旨，但只把眼睛盯着北京城内的这些军队是没有用的，禁旅八旗说到底是受端王集团操纵，在京城内外“人心浮动”之际，即使能够调动他们，他们会不会那么坚决彻底地执行任务慈禧是可很怀疑的，慈禧能够迅速调动的自然是武卫军。
在5月29日这天，荣禄也迅速“销假”上朝，不知道慈禧有没有派个人去“探视”一下他的病情。一旦拳民进京，与端王那伙人将不再是里应外合，而是亲密结合，慈禧的权位无疑将受到严重威胁！荣禄说到底也是一条线的蚂蚱，他没有理由再躲下去了，也是被端王他们逼出山的。于是荣禄不仅迅速上朝，还连上七道奏折，坚决要求动用武力“剿匪”，在朝廷中营造剿匪的氛围。
慈禧调动了荣禄的亲兵队——武卫军中军，由荣禄部将、武卫军中军提督孙万林率领其中一部，迅速开拔前往“剿匪”。当然，只调动中军是无法将拳民一举消灭的，慈禧心目中还有一个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最佳人选，这就是我们熟悉的“抗日”名将——聂士成。
由于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出色，战后聂士成被授予直隶提督（直隶军分区司令）之职，直隶提督对直隶淮军、练军和绿营也有统率之权，并且在级别上和直隶总督也是平级的（从一品）。只是提督是武职，而总督是文职，朝廷一向是“以文御武”的（防止武将造反），所以聂士成和裕禄虽然级别相同，但他要受到裕禄的节制。
而后来荣禄组建武卫军时，聂士成统领的那支跟他打过甲午战争的老淮军部队，被整编成为武卫军前军，聂士成也兼任了武卫军前军统领。慈禧看中的，正是这支前军部队。在慈禧的命令下，武卫军前军从天津芦台驻地开拔，一部分推进到芦保、津芦线，保护和修复这两条重要的铁路，而另外一部分（马队步队三营及炮兵一哨），则由聂士成亲自率领，乘夜车前往丰台与中军会合剿匪！
当然，还有另外一路大军，这就是之前派出的直隶淮军和练军，仍然由裕禄率领前往会合。
三路大军的士兵们个个荷枪实弹，向着指定地点推进，而拳民们自然要阻截大军的到来，他们在大军前军的路上，设置路障，攻击士兵，而最厉害的仍然是那一招——破坏铁路，从天津出发的前军前进受阻！
6月2日，经过紧急会商，荣禄、裕禄和聂士成决定改变原有方案，采用新的行军路线：“一由东安（今廊坊）赴永固至涿州、自北而南，一由津（天津）取道文（文安）、霸（州）、雄（县）一道至省（当时的直隶省城保定），自南而北；联合已扎涞（水）、定（州）之营，三路兜截！”（裕禄：《复总署电》）
这是一个很厉害的方案，它绕开了铁路，分三路进剿，先截断丰台义和拳的后路，然后再将他们一举歼灭。这也是慈禧第一次调动武卫军剿匪，需要说明一下的是，虽然此时拳民逼近北京，但洋人的军舰也已开到大沽口外海，进行军演示威（后详），慈禧把聂士成前军调来“剿匪”，不惜连国防力量也用上了！
多年来，从最初选秀入宫的懵懂少女，到后来把跟自己争宠的女人斗得死的死、残的残，再到后来战胜众多觊觎皇权的对手实行垂帘听政和临朝训政，不断经历残酷的权斗已经使得慈禧成为了不折不扣的权谋高手。无论局势多危急，情况多复杂，慈禧始终能立于不败之地的一个原则就是——要掌握主动权！
她不会等到拳民进京了再去采取措施，到那时，这支生力军掌握在端王集团的手里，他们会不会向慈禧逼宫，逼她废立，然后逼她交权，朝中那些大臣会不会倒向端王集团，完全就是别人说了算了。这是慈禧最担心的，她不会等到被人刀架脖子之后再去磨刀，而是当别人还只有动刀子的念头之时，她的刀就已经开始磨了。她也顾不得朝廷“教化”的面目，顾不得在京畿重地造成大规模流血，顾不得在史书上留下千秋万代的骂名，在权力安全面临严重威胁之时，慈禧杀机毕现，只等她一声令下，北京的城墙之外即将血流成河，拳民即将被一举歼灭！
洋人的反击：史上最强保安队非法进京
现在，我们要来注意一下北京城内另外一伙人——公使。他们不仅是义和拳骚乱的利益攸关方，更是对拳民感到最为恐惧的人，广大的“红头巾”要“灭”的，就是他们啊。
1900年3月2日（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初二甲戌日），英、美、德、法、意五国公使，再次前往总理衙门就直隶义和拳迅猛发展的问题向朝廷提出抗议，要求迅速将拳民剿灭。三天后，五国公使严重警告：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将采取“必要手段”。什么是“必要手段”，我们很快就会知道。
4月6日，公使团向朝廷发出通牒：限令在两个月内将拳民剿灭干净，否则他们将出动各自国家的军队，在直隶和山东“代剿”（请大家记住这个日子）！随后，英、美、法、意六艘军舰开到大沽口外，在海上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各国军舰开始源源不断地开赴大沽口外，停泊在外海。
高洛村事件后，公使们感到了无比恐惧。现在连小孩都能看出来，这些拳民是要进城的，如果他们冲到北京，冲进使馆，使馆里的人都手无寸铁，连踩都要被踩死啊。公使夫人们通过各种渠道，把自己的孩子送往日本，而十一国公使馆都在储藏面粉、大米、大豆、煤油、煤炭等生活用品——后来的事实证明，局势紧张之时先囤点吃的东西实在是太有必要了。
慈禧并没有不管这些公使，她怕的就是拳民的动乱会刺激洋人，所以在她之前一次次颁布剿匪上谕时，总理衙门的官员也一次次来到使馆，向公使们保证：我们会用一切力量来保护使馆和你们的安全，你们就放心吧。5月22日，步军统领衙门发布在北京城内“禁拳”的10项措施之时，就已经专门派兵勇在使馆区外巡逻，保护使馆和教堂。然而，洋人们最敏感的不是使馆区外增加了多少保安，而是拳民离北京还有多远。
接下来的事情我们知道了，5月29日，拳民大部队到达丰台，一把火烧掉丰台火车站，附近的津芦铁路被破坏。此时大沽口外的军舰已经云集到20多艘，然而，北京城里的公使、传教士等所有洋人的恐惧是空前的。
虽然外海有他们的军舰，但毕竟离北京还有200多里，士兵们上岸后必须通过津芦铁路才能快速到达北京救他们。同样地，一旦北京形势危急，这条铁路也是北京城内所有洋人快速逃离北京，到达天津出海口的救命通道。而现在，这条铁路毁了，也就是说，逃命的通道没了，救援的军队很难迅速到来，他们也无法立即逃离，已经成了瓮中之鳖！
29日，公使们经过紧急磋商后，决定由八国紧急调兵进京。他们向总理衙门提出了调一批他们自己的“保安”（使馆卫队）进京的要求。
洋人要调兵进京！这个消息深深地刺激了慈禧和朝中大臣。虽然1898年10月初（端王集团造谣光绪被洋人害死了之际），洋人的军队也曾以护卫使馆为名开进过北京，但那次北京的形势远远没有现在这么严峻。而现在，在拳民聚集北京城外之际，如果洋兵再次进京，不仅朝廷的脸面没地儿搁，而且更加不利于局势的稳定，擦枪走火的事情必然难以避免！
这一天，荣禄紧急“销假”上朝，连上七道奏折要求剿匪，慈禧两天内明发两道上谕要求“各有关部门”严厉剿匪，同时调动武卫军中军、前军和直隶淮军练军准备围剿匪民。为了让洋人们安心，慈禧特意在29日的上谕中强调要保护使馆和教堂，免得洋人要动武（“现在人心浮动遇事生风，凡有教堂教民地方，均应实力保护，俾获安全，而弭祸变！”）。
至于保护好津芦铁路对安抚住洋人的重要性，慈禧其实也注意到了（在洋人要“动武”之后，她始终在关注洋大人），所以她不惜让武卫军前军分兵去保护津芦铁路，并且还在5月30日特意发了一道“电旨”给裕禄（“著裕禄饬令聂士成，将芦保、津芦两路电线铁道，专派队伍，妥为保护，毋任再有疏虞，是为至要！”），真是交代了又交代，叮嘱了又叮嘱啊！
然后，在5月30日，总理衙门礼貌地回绝了洋人调兵的请求，官员们又开始做公使们的思想工作了：各位尊敬的公使阁下啊，北京的局势很快就会稳定，朝廷将一举歼灭义和拳，所有的铁路将会得到妥善的保护，你们在北京将是安全的，请你们放心吧！
然而，北京城里已经有了另外一个比官方消息更加令洋人恐慌的厉害武器——谣言。
5月29日起，谣言已经开始在北京城内涌现，很多人都在谣传，朝廷其实“已经剿不了匪”，义和拳已经做好了攻城的准备，他们要在6月1日这天（农历端午节）杀尽北京城内所有洋人！
与此同时，5月29日，保定的拳民围攻了在芦保铁路上工作的洋人铁路工程师，40多名洋人工程师和家属向天津方向逃窜，拳民一路追杀，这个消息传到了北京的时候，是谣传这些洋人和他们的家属已经全部遇害！
公使们再也坐不住了，他们决定不顾朝廷未批准，自己调兵进京。5月31日，天津租界的洋兵开始坐火车开进北京，公使团通知总理衙门：不管你们同不同意，军队都必须进京！
总理衙门的官员再次前往公使馆，希望公使们能够收回命令，然而，所有的解释、劝说甚至哀求都是无效的。
朝廷终于知道没有办法阻止这支军队的进城了，为了照顾面子，总理衙门只好抢在军队进入北京前“批准”了公使们原来请求调兵的报告，然后提出了一个条件：能不能像上次（1898年10月）那样，规定每个国家进京的军队不超过30人？
应该说，总理衙门的这个要求是一点都不过分的。直隶的拳民确实很疯狂，但在公使们擅自调兵进京之前，他们并没有造成一个洋人的死亡（被追杀的保定洋人铁路工程师后来证实有几个人被杀，但那是在使馆区调兵之后），使馆区周边也还没有发现一个拳民，朝廷已经派出了兵勇在守卫，八国派军进入一个国家的首都本来就是非法的，如果还不做出人数上的限制，那根本就是没把大清朝廷当政府了。
然而，朝廷这个可怜愿望最后也破灭了，各国公使都完全没有理会30人的“上限”。1900年5月31日至6月3日，八国军队以护卫使馆为名，携带枪炮，分批强行开进北京。根据当时不同当事人的记录，准确的军队人数各有出入，但可以肯定的是，八国军队的总人数在450人左右，平均每队接近60人，没有一个国家遵守人数不超过30人的规定（有个别记录称日本出兵未超过30人）。
而这些国家各自出兵的秘密，我们以后就会知道。
这是史上第一批进入北京的八国联军（为了便于分辨，我们仍然称他们为“使馆卫队”），他们非法进京，又以远远超过限定人数强行进京，进驻位于皇宫附近的使馆区，皇宫位于大炮的射程之内！也就是说，尽管他们还是只有几百人，但他们可以几炮轰掉紫禁城！
形势急转直下了！按照惯例，此时慈禧并没有住在皇宫，而是（携光绪）住在她的夏季办公场所——颐和园。要是在往常，慈禧是可以舒舒服服地“消暑”的，而现在，接到“使馆卫队”进京的报告之时，正是荣禄、裕禄和聂士成三位军方巨头按照慈禧之前一举歼灭拳民的意旨，上报“三路兜截”计划，而慈禧也将要批准这个方案之时！
前面我们已经了解了慈禧对待拳民的根本态度，现在，是时候来了解一下她对待洋人的根本态度了，因为这种态度将决定慈禧接下来的出招。
1898年12月13日，此时正是1898年的“使馆卫队”还驻扎在北京城内之时，慈禧把北京城里洋人公使的老婆都接到了她的宫里，请她们吃了一顿大餐，临走时还每人送了一个金戒指，十分客气，十分友好，简直有贿赂的嫌疑。
而到了1899年11月21日，此时正是列强“瓜分”大清达到高潮之时，连意大利这样的“欧洲二流国”也试图侵占三门湾。慈禧给军机处和各省督抚发了一道上谕。在这道上谕中，慈禧对洋人的态度十分强硬，简直就有抡起袖子跟洋人动刀的态势（“万一强敌凭凌，胁我以万不能允之事，亦惟有理直气壮，敌忾同仇……‘和’之一字，不但不可出诸口，并且不可存诸心！”）。
慈禧一会儿送礼，一会儿又要威胁动刀，其实她的内心只有一个秘密——惊恐。对洋人无比的惊恐，但这种惊恐并不只是列强的“瓜分”。
我们知道，“清日甲午战争之后，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高潮”（教科书语），这是事实，因为甲午战争给当时世界的震动是“日本人打开了世界的眼，让人看到了大清帝国的真正无能”（1895年《纽约时报》），既然大清无能，那么大家都能像日本那样来发横财。于是，各国都来了，在大清的土地上圈钱圈地，当时的情况我们是比较清楚的：长城以北属俄国势力范围，长江流域属于英国，山东属德国，两广和云南大部分属法国，一部分属英国，日本在割走台湾岛后，又阴谋把手伸到福建。
但是，无论对于列强还是慈禧来说，他们最关心和最敏感的其实并不是在大清的土地上划分了多少势力范围和占了多少地盘，而是——权力。
统治清国百姓的是大清朝廷，谁都清楚，只要把控大清朝廷的皇权（哪怕是在一定程度上），就能实现比去划势力范围和占地更大的利益，而且是永远的利益。因为你不仅能统治地，还能统治很多的人——清国的百姓嘛，那是出了名的好统治啊。
也就是说，大清朝廷的皇权，才是各方争斗的真正核心。慈禧最惊恐的并不是失地，而是失权！在慈禧看来，如果洋人扶持光绪为傀儡，然后令她归政光绪，皇权也就从她手里滑落到洋人手上了，更何况康有为那一伙还在海外运作什么“保皇派”，这一点慈禧也不得不防。
正是因为她的掌权并不正当，正是因为权力的合法性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永远也不会得到真正解决），慈禧一直在猜忌和恐惧是否有什么势力要逼她废掉光绪（端王集团），或者勒令她归政光绪然后取代她成为新的“太上皇”（洋人的势力）——总之，是要逼她丢掉视为生命的皇权，所以，慈禧不得不送送礼，又对自己的臣子们打打预防针：如果洋人要借着“瓜分”逼迫她归政光绪（哪怕只有这种嫌疑和可能），这都是“胁我以万不能允之事”，她都将不惜一战，将整个大清绑上战车！
这就是最真实的慈禧，过去我们常常认为慈禧属于经常性地两面三刀、朝令夕改，某些时候“保守”、某些时候又“开明”的飘逸型选手，经常让人看不懂。事实上，慈禧并不奇怪，也不“变态”，她所有的考虑都是从一个专制王朝“帝王”的角度出发的，她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帝王，一个“合格”的帝王，她对待洋人的根本态度和她对待拳民的根本态度是一致的。
洋人来“瓜分”大清了，慈禧自然会很心疼，但是，老人家更加时时刻刻记得的是——她是这个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如果有“中国”而无大清朝廷，她不会为了“中国”；而有大清朝廷而无她自己掌权，她不会为了大清。慈禧已经把“保中国”“保大清”和保她自己的权力分得清清楚楚，她只能在权力刀尖上行走，只能为权力而活，唯有如此，才能让她在无数次的权力斗争和危机中保持不败啊！
现在我们知道了，王朝的最高权力并不是那么好掌握的，慈禧就这样处于双面夹击、内外交困之中：这边，是要“废立”的端王集团；那边，是有“归政”嫌疑的列强集团。别说端王集团本来就有政治野心，列强集团也本来就有对大清侵略的利益——就算本来就是安分守己，也挡不住慈禧的惊恐和猜忌而被逼反啊。
那么慈禧最恐惧和戒备的是哪一方势力呢？
答案是：正是因为洋人是她唯一搞不定也没有自信和能力搞定的人，所以慈禧才对他们有最深的警惕和惊恐。
在慈禧看来，洋人的“使馆卫队”是完全没有必要进京的，因为在她的眼里，山东义和拳的骚乱主要是民教冲突，而直隶义和拳的骚乱主要是他们要进京而官兵们挡着不让他们进京（事实也是如此），说起来这还都是清国人民的“内部矛盾”。再加上北京城外并没有造成洋人死亡的严重事件，城内的使馆区更是十分安全，洋人急急忙忙调兵前来掺和，到底所为何事？
如果说这一批八国联军进京只是为了“护卫使馆”，慈禧是打死也不信的。
差不多两个月前（4月6日），公使团曾经向朝廷发过“最后通牒”，限令朝廷在两个月内将拳民剿灭干净，否则他们将“代剿”！现在时间差不多了，看来洋人只是要兑现“代剿”，调兵进京对付拳民。
但是，就像慈禧不相信拳民带着武器上街是“扶清”一样，她也不相信她搞不定的洋人军队开进皇宫周边、让皇宫处于大炮射程之内只是为了“代剿”！慈禧最担忧的是那个会令她半夜惊醒的后果——归政。
毫无疑问，在慈禧的眼里，这几百人的威胁远远要大过城外的那几万人。对付拳民，她基本没有了什么办法；而对付洋人，她是从来没办法的。也就是说，此时的慈禧已经断定对她的权力安全威胁最大的不是城外的义和拳，而是城内的“使馆卫队”！
慈禧做出了第一个反应，这是跟40年前英法联军进北京之前她与老公咸丰做出过的反应一样——逃。
“6月2日，法国公使从权威方面了解，慈禧太后准备逃往陕西西安府，因为义和拳对她本人采取了敌对的示威行动。”（引自《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当然，洋人“从权威方面”了解到的信息还是不太权威，因为让慈禧六神无主，真正感到害怕的并不是拳民，而是城内那几百人的洋人军队。只不过怕洋人，这是不能明白说出来的，大清被欺负几十年以来，谁说自己怕过洋人呢？
慈禧终究没有逃，不知道她是终于清醒过来还是臣子苦劝的结果，她毕竟还是这个朝廷的主人，是大清国的主人，大难临头之际又撇下臣民百姓独自跑了，那实在是说不过去的。
虽然最终没有逃，但慈禧已经下定决心：在确认洋人不会对她构成危险之前（也就是不会逼她归政之前），打死也不回皇宫！
那么，还有那个等待批准的“三路兜截”的计划到底该怎么办呢？
很简单：紧急叫停。
洋兵已经在城内了，威胁最大的就是洋人，更可怕的是他们目的还不明，军队必须先保存实力，不能去向拳民开火，免得将来腹背受敌，这是急停的最主要原因。
另外，“使馆卫队”是荷枪实弹、耀武扬威进城的，全北京的老百姓也都看见了，而义和拳打出的并不是“反清”，他们打的恰恰是“扶清灭洋”的旗号，在这个节骨眼上，如果再出动大军对义和拳进行大规模剿杀，那么朝廷就是“清国人打清国人”的罪魁祸首。这个民心因素，慈禧也不得不考虑一下。
最后，作为王朝的统治者，慈禧的眼光不仅是要盯着北京，还要盯着全大清，此时南方出现了以孙文为首的革命党分子，一旦义和拳问题在京城处理不好，革命党人趁机号召百姓在各地发难，那就真的不好收场了。
也就是说，不是慈禧不想“剿匪”，而是无法“剿匪”。原先一举歼灭拳民的“三路兜截”计划，必须立即停止执行！
惊慌失措中，慈禧连发数道上谕改变政策。
6月3日当天，慈禧在颐和园连发上谕，分别给荣禄和裕禄，作为对他们上报的“三路兜截”计划的批示，没别的意思：行动取消，你们要把即将伸出去的铁拳给我生生撤回来。
先让裕禄改变一下工作方式：“现在畿辅一带，拳匪蔓延日广，亟应妥速解散以靖地方，该督（指裕禄）抚务当通饬各州县，亲历各乡，谆切劝导，不可操切从事！”
再给荣禄打预防针，控制武卫军不要冲动：“此等拳民，虽属良莠不齐，究系朝廷赤子，总宜设法弹压解散，该大学士（指荣禄）不得孟浪从事，率行派队剿办激成变端，是为至要！”
虽然是自己反悔，也是自己反复无常、朝令夕改，但慈禧对行动取消还是很有信心的，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荣禄和裕禄一定不敢不听她的话的。果然，上谕下发后，荣禄和裕禄将军事行动停止，而聂士成继续率军去保护津芦铁路。
5日，慈禧委派军机大臣、刑部尚书赵舒翘亲自前往拳民大本营——涿州。赵舒翘是陕西西安府人，在当时的情况下，汉人进军机，总得有点门路，而赵舒翘的门路就是刚毅——是刚毅将他拉进军机处的。所以赵舒翘算是端王集团里的主要汉臣。
6月6日，慈禧又派了军机大臣刚毅前往拳民另一大中心保定，而与此同日，慈禧明发上谕，昭告天下。
上谕先是极为罕见地对拳民表示了一定程度的“理解”，指出这是由于地方官府办理民教冲突案件不力，甚至变相地承认了官府的错误（“遇有民教涉讼，未能悉心考察，妥为为理。是教民、拳民，均为国家赤子，朝廷一视同仁”）。
然后说明在朝廷看来，其实大部分拳民都是好的，只是难免会有少量不法分子混迹其中（“再有奸民会匪附入其中，藉端滋扰”）。因而广大拳民不要上了这些别有用心的人的当，尽快回家过日子（“应即遵奉一齐解散，各安生业”）。
在苦口婆心的“劝说”之后，大棒也跟着来了：“经此次宣谕之后，如仍不悛，即着大学士荣禄分饬董福祥、宋庆、马玉崑（kūn）等，各率所部，实力剿捕！仍以分别首从，解散胁从为要。”
最后，慈禧特意命令有关部门要对这道上谕广泛张贴，广为传播，要让“天下百姓”都知晓（“此旨即着刊刻誊黄，遍行晓谕军民人等一体知之！”）。
在局势变化之后，慈禧的真实目的就体现在这道上谕中——希望能够和平地解散拳民。她寄希望于拳民解散之后，北京城里的“使馆卫队”也能够撤走——这才是慈禧最真实的目的。
也就是说，虽然慈禧停止了“剿匪”，但是对于此时的慈禧来说，停止“剿匪”并不意味着要去向洋人开火，更不是要去联合义和拳向洋人开火，那种后果她是知道的。慈禧对义和拳有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对洋人又有着根深蒂固的惧怕，于是只好寄希望于“和平解决”了。
而派出刚毅和赵舒翘，只是去宣讲她的这个政策（晓谕），既然要将她的这个政策直接传达给拳民，慈禧自然要派出跟义和拳关系很好的大臣（端王集团的人），如果她派汉党的人去，不说不能传达她的旨意，会不会被拳民扣押回不来都是个问题。
正是因为派出刚毅和赵舒翘主要目的就是“晓谕”，所以不论他们回京之后如何进言“拳民可用”（那一定会的），都从根本上改变不了慈禧对待拳民的态度。慈禧后来态度的改变有其他原因，而不是“轻信了刚毅和赵舒翘的谗言”——接下来的故事中会说到这一点。
好吧，现在我们知道了，慈禧将原本就是她吩咐下去的“剿匪”计划骤停，又派了端王集团的两位大将“来到拳民中间”，种种“亲拳民”的举措，并不是如过去很多的书中所说的那样已经“倒向了拳民”，甚至已经“决定利用义和拳抗洋”。慈禧的如意算盘是在两面夹击中，先两不得罪，左右逢源，求个稳再说。
算盘是打得比较好的，但慈禧忘了，在拳民的背后，也在她的背后还有一群人，一群抱着越乱对他们越有利的信念而唯恐北京不乱的人——端王以及他的小伙伴们。
慈禧对“剿匪”工作突然抓得没有那么紧了，武卫军等北京城外所有的军队停止“剿匪”了，这对于端王集团掌控的禁旅八旗来说，正是机会！
因为是这些人守卫着城门。城门守卫是听令而行的，但正如武卫军听的是慈禧的命令一样，在没有慈禧明确命令的时候，他们听的是端王集团的暗令。
慈禧发给武卫军和直隶淮军、练军的那两道上谕，估计端王集团也是认真研究了的，别的没发现，但当看到慈禧叮嘱荣禄、裕禄“谆切劝导”“不可操切从事”时，立刻发现机会来了。
大家看到没有？上谕中说的是“劝”啊。如果拳民要进城，你们城门守卫是不是也应该多“劝劝”？
什么？劝不住？劝不住那就只好放行咯。
谜底揭开了。在后有武卫军、直隶淮军练军数路大军，前有八旗城门守卫的情况下，面对城高墙厚的北京城，面对连正规军都难以突破的北京城门，所谓“义和拳进北京”，他们既不是攻进去的，也不是挖地道潜进去的，而是——大摇大摆走进去的。
大乱之际，朝廷中的任何一个政治小集团都会从最高文件（上谕）中找到有利于本集团的信息，然后才坚决、彻底、干净地执行，不分环境也不讲条件地执行。义和拳毕竟还是“匪”，是朝廷的敌人、大清的敌人，只要慈禧不点头，任何人（包括端王集团）对义和拳的支持和利用就不敢由暗中转为公开，但是——他们可以放水啊。
1900年6月（据我考证具体时间大致在6月3日至8日之间），北京，天气有点热，西瓜上市，义和拳入城。
骚乱大爆发，端王集团武装政变在即！
商人们的反应是最灵敏的。在拳民入城的同时，一夜之间，商铺里的洋货被销毁了，甚至连店铺招牌上再也见不到一个“洋”字。接下来的事实证明，在乱世，跟着商人们的屁股后面走是没有错的。
北京的外城再也见不到一座完整的教堂，因为它们都被放了一把火。凡是卖洋货的店面都被砸掉了，比如照相馆、眼镜店、洋布店、洋伞店等等，洋货砸完了，最后连招牌中带一个“洋”字也要被砸，商人们都很有先见之明，先变门脸为强，后变门脸遭殃。
而那些来不及销毁洋货或换掉带“洋”字招牌的，除了老老实实赶紧销毁货物外，他们必须戴上红头巾，或者在店面门口挂上义和拳的红头巾，表示“自己心向义和拳”，并非不“爱国”，“货是毛子货，心是清国心”。
在拳民那里，所有的“洋”字消失了，“洋货铺”改叫“广货铺”，“东洋车”改叫“太平车”，“耶稣（主）”改叫“猪”，“天主教”改叫“天猪教”。想象中的洋女人的阴户叫作“小妖洞”，想象中强奸洋女人叫作“搅小妖洞”，连“洋人”的“洋”字都变成了“羊”，而洋人就是“毛子”，教民是“二毛子”，其他按照与“洋”的接近程度，一直到“十毛子”，一旦你不幸成为了“毛子”，不管是几毛子，结果只有一个——被杀。而教民的被杀是最残忍的。
在被拳民抓获之后，他们首先要被绳子绑住手脚，以抬猪的方式“游街”，警示众人，然后采用诸如“剉、舂、烧、磨、活埋、炮烹、肢解、腰杀”等方式被杀，有的拳民甚至将女教民“挖坑倒栽填土，而裸其下体，入一蜡烛，取火燃之，以为笑乐”（柴萼：《庚辛纪事》）。
被杀的教民是死不见尸的，他们的尸体基本都被烧掉了，因为拳民中传言信教的人三天后会复活，所以必须焚尸，让他们复活的灵魂找不到肉体。
除了教民，只要是“毛子”，也是要被杀的。
在大街上有六位秀才，被拳民搜身时搜出一支铅笔、一张洋纸，这六位倒霉的秀才当场被砍死。有户人家中被搜出一枚“洋火”（火柴），全家八口被杀；另一户人家中被搜出一袋刚剥好的荔枝，在场的人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有人突然想起了传教士挖小孩眼珠子的传言，于是愤怒的拳民把房子一把火烧了，户主被暴打，直到证实这东西原来还可以吃，户主才侥幸逃出一条命。
所有的市民都纷纷把家里的“洋油”（煤油）泼到大街上，整个晚上家家户户都不敢点灯。有人当街大喊一声“来了”，商店老板不知什么来了，纷纷关门谢客，然后又大喊一声“泼水”，几条街的居民不知发生了什么，纷纷朝大街上泼水。
整个北京就这样处于恐怖的氛围中，到处人心惶惶，到处风声鹤唳。但是，拳民们虽然疯狂，但并不滥杀无辜，只要你不是“毛子”，就不会有被杀的风险，即使是教民被抓后，也允许你有申辩的机会，如果你说自己不是教民，义和拳自有一套为你验明正身的方法。
首先，看你的额头上有没有一个十字，因为义和拳相信凡是信教的教民，脑门都会有一个十字。如果你不太注意保养，脑门上有皱皱巴巴的十字纹那就只好自认倒霉了，谁叫人家就是这么规定的呢。
其次就是上“坛”检验。你要烧几道纸钱，如果纸灰飞起来，那就表示可以与本国的神仙接通，不是信洋教的教民。但如果连烧三次纸灰都不飞，那结果就是被乱刀砍死。
拳民既不滥杀“无辜”，也不扰民，大部分人都还住在庙里，不冲击官府衙门，还自发组成了治安巡逻队伍，帮助官府维护秩序和稳定。为了表明和朝廷严厉打击的“邪教”白莲教的区别，义和拳张贴了大量的传单（“非是邪，非白莲，念咒语，法真传……”），他们甚至还清理出混进队伍的70多名白莲教教徒，乱刀砍死（仲芳氏：《庚子记事》）。
神奇的一幕出现了：入城的义和拳既在制造骚乱，又在“维护社会稳定”，既在施暴，又在制止另外的暴行，既是打手，又是警察。种种的行动都证明一件事情——义和拳只针对“洋”，见洋就灭！
也就是说，在疯狂的打砸抢烧之下，这是一伙有组织、有目的的人，他们进行的其实是一场目的性明确、在自己的目标之下并没有失控的“灭洋”行动，一场针对“洋”的群体恐怖。随着群体恐怖的形成，北京似乎就变成了“灭洋”的天下，变成了义和拳势力的天下。但处处“灭洋”还不是最恐怖的，最恐怖的是他们终于喊出了自己的口号，而这个口号不再只是大口号式的“扶清灭洋”了，而是有具体目标的——
“杀一龙二虎十三羊！”
“一龙”，就是光绪皇帝。在拳民的宣称中，此时的光绪已经变成了义和拳必杀的“二毛子”和“毛子的总教主”。“二虎”指的是汉党的核心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劻（奕劻从此吓得再也不敢与端王集团作对，在朝堂上沉默是金），“羊”就是“洋”，“十三羊”泛指朝廷中所有亲“洋”派的官员。龙、虎、羊，现在他们的下场将都只有一个——必死！
目的达到了，端王集团的目的达到了。现在，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戊戌变法以来，这个政治小集团的路数吧。首先是变法中期造谣慈禧要借天津阅兵杀掉光绪，接着是变法后期造谣光绪要勾结日本人和英国人杀掉慈禧，然后是变法失败光绪被囚禁之后造谣洋人已经害死了光绪、光绪病危——而现在，他们要杀掉光绪了！
当然，端王集团的权贵们是要躲在幕后的，政治野心的传话筒和枪头就是刚刚进入北京的拳民。如果没有端王集团这样朝廷强势政治集团的支持，“只灭洋人不反朝廷”的拳民是无论如何不会去杀他们当今的皇上的。作为一群普通老百姓，他们之所以知道“杀一龙”不会带来反朝廷的杀头风险，是因为有人站在他们背后啊，之所以不把皇上当皇上，是因为有人要废掉当今皇上啊。
绝地反击，真正的绝地反击。从1898年谋求将朝廷变法派的势力一网打尽失败，到1899年废立被阻，端王集团终于迎来了扬眉吐气的那一天，也是他们离自己的野心最近的一天。让拳民去疯狂打砸抢烧吧！去疯狂制造混乱和恐怖吧！乱局之中，曙光临近。
此时感到最危急的并不是奕劻，也不是李鸿章，而是慈禧。
很显然，如果此时的慈禧不出来说句话，不坐镇皇宫，不以实际行动去震慑一下端王集团，他们就不会只是放拳民进城和喊喊政治口号了，而是很可能会把“变天”变为现实！
但是，如果要回城坐镇皇宫，风险同样很大，不止会有端王集团挟义和拳向她发难、逼她废立的风险，还有原来驻扎在皇宫旁边的洋人军队带来的风险。
所有艰难的选择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荣禄来到了颐和园，“哭请”慈禧回宫！荣禄大人不愧是慈禧最用心培养的心腹，这一次他又完全从慈禧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越是危险，您越是要回到大本营，只有坐镇大本营，原本属于您的权威才会附加在您身上，也才有更多的安全和胜算！
所以荣禄的哭是必须的，慈禧唯一的选择就是：回宫！
但是，慈禧不会完全冒风险的，如果有胆量冒很大风险，“使馆卫队”进京时，她老人家也不会吓得要逃往西安府了，因为她很没有安全感，所以她要排除掉一定的风险，调军一路护送她回皇宫。
调谁的军？
调她最信任的董福祥军。
在调董军作为护军回皇宫之前，慈禧还是有很多犹豫的。
按照祖制，一支非八旗的军队，是不能轻易进京的，如果“无缘无故”调一支汉军进京，朝廷的那些王爷亲贵、八旗将士就会不淡定了，他们就会哭着喊着问：太后您这是要逆天啊。
当然，让慈禧犹豫的倒不是这个，她本来就是无法无天。
此时的慈禧需要的不只是一支忠于她的军队，而是一支绝对忠于她的军队，如果“使馆卫队”逼她归政，那么就要去杀洋人；如果怀疑端王集团挟义和团之力图谋不轨，那么就要去杀拳民。总之，敌人是不确定的，这支军队需要坚决抵制敌对势力的各种破坏和诱惑，坚决为慈禧保驾护航。
对于董福祥军的忠诚，慈禧是比较确信的，再怀疑也没用备选队伍了，但她比较担忧董福祥军会坏事。
问题就在于董福祥军一贯仇洋，还曾经和洋人结下过梁子，被洋人赶出了南苑，士兵们一说起洋人就血冲脑门。而义和拳也正是“灭洋”的，跟董军的原则立场相同，如果将来慈禧要他们去打拳民，他们会不会枪口朝天？
慈禧特意在颐和园召见了董福祥，说出了她对这个问题的担心。
“臣不仅能杀外人，也能杀义和拳。”董福祥平静地回答。
搞定了，有了董福祥的这个亲口保证，慈禧就安心了。董大人的这个回答真的令慈禧很意外，她只问了他的军队能不能帮助清剿拳民，而董福祥回答能杀洋人，也能杀拳民，一切以太后意志为转移，他迅速抓住了问题的核心，抓住了慈禧所关心问题的实质，这位前驴贩子真是……唉，老粗出人物啊。
决定了，慈禧开始和荣禄迅速做回宫的准备。6月8日，在回宫的前夜，慈禧在颐和园颁布了一道“史上最严厉”的剿匪上谕，上谕显然是专门针对义和拳已经进入了北京，要求各相关部门迅速清剿进入北京的拳民，语气空前严厉，警告端王集团，并敲打那个已经被端王他们吓回去的奕劻：
乃近来京城地面，往往有无籍之徒三五成群，执持刀械，游行街市，聚散无常，若不亟行严禁实属不成事体！除谕饬管理神机营、虎神营王大臣（即奕劻和端王载漪），将所部弁兵全行驻厂，并遴派马步队伍（骑兵和步兵），各段昼夜梭巡，傥有匪徒聚乱生事即行拿办外，并责成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严饬该管员弁人等，各分汛地严密巡查，遇有形迹可疑及结党、持械、造言生事之人，立即严拿惩办！
其实慈禧用不着用这道上谕来表达她对端王集团的警告，她撇下最名正言顺的八旗军，却调董福祥军贴身保护她回宫就已经说明一切了。尽管北京城内局势还不明，洋人和拳民都对她构成威胁，但在拳民进京后，慈禧把拳民的“威胁”（端王集团的威胁）放在了第一位，要在洋人和拳民之间选择一个敌人，她选择了拳民。没办法，她就是信不过这批人，更加相信内部的乱臣贼子的威胁，要远远大于远道而来的洋人。
在北京城内迅速清剿拳民，只是慈禧最直接的目的，或者说只是她其中一个目的，慈禧最终的目的仍然是那个希望，那个微弱的希望——处理好义和拳问题，迅速恢复稳定，好让洋人能够退兵。她发布这道最严厉的“剿匪”上谕其实也是为了让洋人安安心——调跟你们有仇的董军进京并不是针对你们。并且对于慈禧来说，她希望的这个“稳定”并不只是指北京城内的稳定，还包括北京城外。
虽然6月8日“史上最严厉”剿匪上谕，我们是作为单个的上谕来讲述的，但慈禧的上谕并不能单个地来看的，而是需要连起来看。相信大家还记得，在两天前（6月6日），慈禧派出了端王集团的核心、军机大臣刚毅赶赴保定等地宣讲她之前那道“柔和”的上谕，安抚拳民。这套组合拳正是慈禧不得不停止“三路兜截”计划之后，处理义和拳民的新政策，而她的出招实际上就是一个我们熟悉的人物已经使用过的招式。
他就是袁世凯。
山东的经验已经证明，当拳民出现人数多、分布散、不可控的时候，袁大人那种严厉打击加安抚分化的两手政策是十分有效的。义和拳人数众多，群众基础强，如果短时间内很难从人数上去消灭，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从“组织”上去瓦解。
慈禧采取的正是这两手政策，具体来说是在北京地界上严厉打击，北京地界之外分化安抚，这两手政策都是很重要的。保定、涿州是义和拳的大本营，是进入北京的后方基地，如果这个基地不控制住，那么北京城内无论怎么“严剿”，都不会成功，在北京城内的“严剿”并不等于在保定等地也这么做——后方不能乱啊。
所以，即使是颁发了“史上最严厉”剿匪上谕，慈禧仍然不需要把刚毅召回京，恰恰需要他继续“来到拳民中间”做安抚工作。这就是慈禧决心在北京城内“严厉剿匪”之后也没有停止刚毅的安抚工作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她“假意剿匪”，“剿匪”她是真心的，制定这两手政策正说明她照顾到了大清国的国情，是多年维稳经验的体现。端王集团的人以为刚毅在直隶可以趁机去收买更多的拳民，却不知道此时的慈禧正需要利用刚毅同志去稳定大后方——难道就只允许你们利用我啊？
6月9日，慈禧的车队在董福祥军的武装护卫之下，浩浩荡荡地开进北京，一路安全地回到皇宫，既无惊也无险。然而，正当慈禧要坐下来喘口气之时，一个让她心里凉了半截的消息又传来了：拳民和洋人发生了流血事件！
在慈禧回宫之际，一部分拳民来到了北京西南郊的英国公使馆赛马场，开始围攻，英国使馆见习翻译包思德（H.H.Bristow）拔出手枪，当场打死一名拳民（休利特・威廉・梅里克：《公使馆的围攻》）。
拳民们立即聚拢成一群，将赛马场看台全部焚毁，然后人潮涌向西山（香山），英国公使窦那尔在西山的高档房产——西山度假别墅，被一把火烧光！
这是义和拳第一次攻击使馆方面的财产，也是拳民和使馆方面第一次直接冲突，而冲突的后果，就是流血事件。
似乎有人就是唯恐京城恢复稳定，似乎总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将局势引向混乱！
使馆区的公使们正在为董福祥军进京感到紧张，虽然总理衙门的官员已经透露给他们：董军进京绝对不是针对洋人，只是为了“剿匪”。但现在，使馆区重要的社交场所赛马场和度假别墅都被烧完了，公使们是无法相信朝廷还能“剿匪”成功的，更何况，只要来到使馆区外的大街上，听到的关于慈禧调董军进城的目的可不是为了“剿匪”，而是与官方说法完全相反的消息——“董大人的军队能杀洋人，进城来是帮我们杀光洋人！”
6月9日当晚，英国公使窦那尔做出了一个与慈禧前一天相同的决定：调军。而且这次调军不会像上次调遣“使馆卫队”那样向总理衙门申请了，连通告一声都没有，直接从大沽口外的军舰上调遣大部队！
三封加急电报发给了大沽口外的英国军舰。
接到电报的这个人，正是我们熟悉的人物——英国海军中将、东亚舰队司令西摩尔（E.H.Seymour）。
40年前（1860年），20岁的英国海军中尉见习生西摩尔，在他的叔叔——时任英国远东舰队司令迈克尔・西摩尔的带领下，随英法联军一路从大沽打进北京，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而现在，一切似乎又轮回了，60岁的西摩尔相信他的“功绩”将远远超过当年的叔叔，即将被全欧洲赞颂的解救公使的荣誉，将属于他自己，伦敦路透社的头条，将属于他自己！
打了鸡血的西摩尔半夜三更就开始行动，召集八国海军联合陆战队开赴北京，英国是世界老大，北京又发生了针对使馆区的骚乱，大家对出兵是没有什么异议的。第二天（6月10日），一支2066人的八国联军正式组建！很显然，这是继“使馆卫队”之后开向北京的第二批八国联军了——我们简称为西摩尔联军。
为了不在天津陷入与清军的纠缠，西摩尔联军绕过国门大沽口炮台，在塘沽登陆（当时大清的海防是修了炮台的地方就有重兵，没修炮台的地方基本就无兵），然后，他们急行军到天津火车站（位于天津老龙头，又称老龙头火车站），要求火车站立即交出几辆火车作为他们的运兵专列，否则他们直接抢火车！
见过抢自行车的，没见过抢火车的！站方立即将这个消息上报给了（山海）关内外铁路局，此时的关内外铁路局总办正是我们熟悉的一个人——老袁同志当年在朝鲜的老下属唐绍仪，唐绍仪又立即向直隶总督裕禄报告，裕禄接到这个消息很难办了。
这是一个突发情况，洋人向来是得罪不起的，朝廷的规矩：不能“衅自我开”。裕禄只好命令火车站方面去想办法“拦截”洋人！火车站的员工自然是挡不住西摩尔大军的，他们成功地抢到五列火车，士兵们坐上火车向北京进发。按照时速，火车到达北京需要五个小时左右，即6月10日当晚就能抵达北京，西摩尔志得意满地给窦那尔发了封电报：你们等着，我们马上来！
裕禄只好又向他的领导——慈禧报告：领导，那2000多人的洋鬼子西摩尔军朝您开来了（进京了）！
接到总理衙门电报房转奏的裕禄的电报——这第二批八国联军的性质和第一批是完全不同的。“使馆卫队”开进京时，洋人好歹还知会了总理衙门一声，而人数是“使馆卫队”五倍的西摩尔联军进京，却是悄悄地进京，慈禧还是从裕禄方面得到的军报！
慈禧剩下的那半截的心彻底凉透了，西摩尔大军形迹可疑、来意不明，很显然，在城内已经有“使馆卫队”的情况下，西摩尔的大举到来，只能让人想到是——援军，在北京采取某种行动的援军。
自从义和拳运动发生以来，除了最开始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以外，慈禧一直在尽力“剿匪”，虽然效果可能差了一点，但她“剿匪”的态度从来没有动摇过，行动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事实如此）。虽然洋人一直要求“迅速镇压”拳民，限期将义和拳问题处理完毕，但他们的态度并不替代朝廷的方法，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但令慈禧完全想不通的是，洋人为何一直都“无视”她的存在，左一个照会，右一个通牒，调了一次军，又调一次，为何她明明付出了，洋人总是不信？
洋人的无视和蛮横中自然有更深层次的秘密，我们将在以后的时间里专门讲述。但是，这并不是说明慈禧的朝廷就是那么值得信赖的，不说在到底如何对待义和拳这个问题上，公使们无法相信慈禧是真心“剿匪”，就连平时很多的小问题，公使们都无法去相信。
慈禧和公使们之间的沟通当然要通过总理衙门，虽然总理衙门的官员腿也比较勤，就算是平时也会定期向各国公使通报和解释朝廷的政策，但这种沟通是极其有限的，很多时候只是做做样子的。比如慈禧回宫之前调董军的真实考虑以及召见董福祥大人的那次谈话，她就是不能去告诉别人的，因为这涉及“权谋”，权谋如果公开了，那还叫权谋吗？
从慈禧开始，朝廷的许多的政策都只能问执行结果，而不能去追究出台缘由，因为它们原本就是上不了台面的。表面上只是官员的职务调动了，而背后可能就是权力斗争（比如山东巡抚之争），表面上只是观点和路线不同，而背后可能就是党争（比如对义和拳的剿抚之争）。大家知道，一个现代型的政府，信息公开是政治清明的保证。而慈禧和她的大臣似乎相信：只有信息封闭才是政治安全的保证（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他们恰恰不知道的是，“愚民政策”最后“愚”的就是他们自己。
由于信息不公开，各级官府追求的是表现高人一等的优越性，他们掌握更多的信息，自然可以如此。上级官府对下级官府如此，而基层官府对百姓也是如此，不过，由此还会造成另外一种形式的信息不公开——瞒上。下级官府需要应对的只是来自上级的问责，于是他们就把影响顶戴的不利信息控制在本地范围之内，报喜不报忧。
而正是由于自上而下的信息不公开和自下而上的信息隐瞒，整个社会充满了一种不安全感和戾气，所有人都在怀疑自己能否通过本分的劳动来改善生活，所有人都在趋利避害，不惜牺牲他人，义和拳产生的过程就是明证。
由于信息不公开，大清的权力不是在阳光下运行的，而总是在让人看不懂的情况下运行的。洋务运动后虽然在表面上接纳了各国驻京公使（虽然他们也各怀鬼胎），实际上进行的却还是“关起门来的统治”，朝廷便注定了不仅对内面目模糊，对外亦然。百姓们只能根据谣言和所谓的“小道消息”来判断朝廷的政策走向，更何况洋人？事实上很多消息的真伪其实就连总理衙门的大臣都不清楚，更何况是洋人？很多的政策出台后要么是没有解释，要么是总在解释——因为没有人信啊。
“我本来是执意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期，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不免有些动气！”（吴永：《庚子西狩丛谈》），慈禧的心中充满着愤怒、不安、恐惧和委屈。虽然她并不认为她自己也有责任，大清朝廷也有责任，但这种感觉是实实在在的，而不安和恐惧是所有感觉中最严重的，“剿匪”她是一直在剿，但也从未放下过对八国联军的戒备和怀疑！
多年来，慈禧对洋人有一定屈从，只要不动摇她的统治根基，不危害她的权力安全，基本上再大的屈从都可以接受。但是，她并不是“洋人百依百顺的奴才”，因为那样的屈从就失去了意义，她的屈从也是为了维护统治，屈从也是为了维护权力安全，当屈从有损权力安全时，哪怕面对的是魔鬼，也要斗一斗——当然，是有人充当帮手有人充当靶子的。
忍无可忍，无须再忍！
慈禧做出了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阻截西摩尔军进城！
调董军出城
6月10日，慈禧颁布上谕，命端郡王载漪管理总理衙门，启秀（端王集团大将）、工部右侍郎溥兴、礼部侍郎衔那桐均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上行走，并且命令对于新差事所有人都不许推辞。第二天（11日），慈禧将比较“亲洋”的礼部汉尚书廖寿恒撤销在总理衙门的职务，并且告诉大家：我已经任命端王管理总理衙门了，即使端王因为“公务繁忙”，不能去总理衙门坐班，但凡你们有涉及洋人的事务，也要去找他商量（“该郡王差务繁重，未能常川进署，如该衙门遇有紧要事件，仍著随时会商”）。
我们知道，管理总理衙门的原来是庆亲王奕劻，慈禧并没有撤掉奕劻的职务，却把端王给升了上来。但很显然，慈禧已经把管理总理衙门的权力交给端王了，并且端王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看来，慈禧已经“倒向”了端王集团。
不错，在洋人一再苦苦相逼面前，在西摩尔大军即将进入北京的巨大压力面前，慈禧确实是已经“倒向”了端王集团。不过，如果说慈禧从此就与端王集团一条心穿同一条裤子，接下来就是“众志成城抗洋”了，那就是太不了解慈禧，也太不了解大臣了。
1884年，朝廷和法国关系紧张，李鸿章大人又搬出了他的老一套——主和。而一帮清流言官自然是要激烈反对的，这些人上奏折的上奏折，请愿的请愿，积极主战，这其中包括署理左副都御史张佩纶。慈禧也是不胜其烦，于是她做了一个当时很多人看不懂的决定——把张佩纶等一帮言官通通派到东南海防前线，让他们去“会办军务”。一群连洋枪洋炮都还没有真正见识过的人去带兵，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张佩纶保了一条命灰溜溜地回来了，受到朝廷严惩。而经过这一段经历后，张佩纶似乎思想大变，他后来进入李鸿章的幕府，成为李鸿章的女婿，生了个儿子取名提摩太・C.张——他生的女儿就叫张爱玲。
慈禧在用同样的方法对付载漪。对于这帮王爷，她是太了解他们了，虽然他们平常时刻嚷嚷着要“抗洋”，平常也在朝堂之上慷慨激昂，但那还是离与洋人作战很遥远，离战场还很遥远。他们的“抗洋”从来就是让别人去抗（比如义和拳），而他们自己躲在后方，一旦真正发生危险，战争逼近，他们会跑得比兔子还快，几十年来的情况早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而现在，在洋人兵临北京城下之际，在她自己遭受极大的威胁之际，慈禧需要把几个人推到前台，把他们放到火上去烤。而与此同时，把当前最重要的部门总理衙门的实权给端王，其实也是为了稳住他，因为慈禧接下来要做另外两件事情。
这就是慈禧的“倒向”，不仅是“别有用心”，甚至可以称得上是恶毒，她确实是“倒向”了你，但“倒向”了你也是站在她的角度来衡量和考虑一切问题，不是需要拿你来当枪头，就是需要你成为她的替罪羊、牺牲品，去替她挡子弹。现在我们知道了，为什么朝廷中总会有那么一群遇到事情就缩回去、每天打哈哈、尸位素餐的大臣（比如领班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就从来没见他表过态），他们才是真正的明白人，他们很懂得“韬光养晦”“低调做人”，我打我的哈哈，我过我的好日子，千万不要引起太后的注意，她一注意你，麻烦就大了！
6月10日，在擢升端王的同时，慈禧已经开始实际行动了，毕竟阻截西摩尔大军需要的是真刀真枪，必须立即派一支军队去北京火车站周边布防！而她的手中有一支现成的军队：前一天刚刚护卫她回宫的董福祥军。这就是慈禧要做的另外两件事情之一——调董军出城！
6月11日清晨，董福祥率军出城，来到北京火车站周边（即马家堡火车站，位于外城永定门外约3公里处）。董军在这里紧张地布置军事防线，严阵以待西摩尔大军的到来！
而与此同时，使馆区也在前一天接到了西摩尔已经出发的报告，他们也在6月11日清晨，先后派出了几批人前去火车站迎接。人群中有意大利公使萨瓦戈，还有日本公使馆三等书记员——杉山彬。
等到中午，他们也没有发现西摩尔军专列的到来，萨瓦戈可能有点饿了，他可能想回使馆去吃碗意大利面。于是，他带着一行人开始打道回府，而杉山彬决定由他一个人单独再等一等。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当你一个人的时候，不要在火车站周边逗留太久，因为——可能会有意外。
旁边的董军士兵正在高度紧张地建立军事防线，而他们看到使馆区洋人一批接一批地前来迎接“敌军”，很多人都是怒火中烧。萨瓦戈回去之时，士兵就对他进行了盘查，并要动手，多亏萨瓦戈身边带着保安，他自己就先逃了。而这一切，仍然在火车站单独等待的杉山彬是不知道的。
等到下午，杉山彬还是没有发现西摩尔军有到来的迹象，于是他也准备回去了。
当他往回走的时候，被巡逻士兵喝令站住，验明身份，士兵发现他不是公使，只是迎接西摩尔军的“书记生小官”，众兵大哗！
杉山彬顿感大事不妙，他立即提出要见“大帅”（董福祥），或者请董福祥去日本公使馆，由日本公使向他谢罪。
“吾大帅乃天上人，岂汝倭矮子所能见！”士兵们喝道。于是众人“已抽刀向前，直刺其腹，杉山彬遂死”。
这就是《西巡回銮始末记》记载的杉山彬之死的详细过程。《西巡》虽然不是官方正史，但据证其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而萨瓦戈和杉山彬虽然确实刺激了军纪不好的董军，但群起动刀杀死一个洋人也是比较严重的事件，这些人真的是动怒？有没有被人收买？《西巡》接下来是这么记载的：
事闻太后（报告给慈禧），召董责之，且欲派员查办（有没有士兵被收买），董力辩其无，并谓：“即果有之，斩奴才无妨，如斩甘军一人，定然生变！”后闻奏，默然良久……董至端王府，端抚其背，并伸拇指而赞美之曰：“汝真好汉！各大帅能尽如尔胆量，洋人不足平矣！”董大喜，益自夸不已。
看来，董福祥这个“老粗”也不是“死忠”于慈禧的，局势大乱，前景不明，谁都会给自己留条路，即使董福祥他自己是清白的，也不能保证他的士兵就是清白的。慈禧无法调查董军，只好在两天后（6月13日）命令“各有关部门”（“各该衙门”）限期破案，如果限期不能破，“定行严加惩处！”，又派荣禄代表她本人去日本公使馆致歉。
但令人惊奇的是，一贯嚣张的日本人这次在自己的外交人员死了之后却表现得相当“克制”，日本公使（西德二郎）只是冷静地要回了杉山彬的尸体，对朝廷“追查”的下文也没有去过问了。
日本人也不是白种人，死个非白种人，那些欧洲国家的公使也不是那么义愤填膺的，既然日本人要故意低调（原因后详），那么他们就更懒得去过问了，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根据时任军机章京王彦威在《西巡大事记》中记录，后来，光绪皇帝就杉山彬之死向睦仁写了一封道歉信，信中提到死因是双方“口舌细故”，日方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也就是说，杉山彬的死因是个历史之谜。他有死于谋杀的可能，但缺乏证据，我们只能确认这是一起双方事故，单纯指责董军的“暴行”或者日本外交人员的“蛮横”都是有失偏颇的，“双方事故”的说法在当时就得到了清日两国政府的认可。
而此时的慈禧最关注的也是城外西摩尔大军到来的情况，可是，又等了一日，大军仍然是杳无踪影，似乎是要跟大家捉迷藏。既然西摩尔军还没有来到北京，还在京津之间，那么正好令裕禄等天津方面的军队一起阻截。
6月13日，慈禧发布上谕：“著裕禄迅将聂士成一军，全数调回天津附近铁路地方（此前聂士成军在津芦线上保护铁路），扼要驻扎，傥有各国兵队欲乘火车北行，责成裕禄实力禁阻（如洋人一意进京，可以开火），并著聂士成整齐队伍，备豫不虞。其大沽口防务，并著督（裕禄）饬罗荣光一体戒严，以防不测（大沽口外还有洋人的军舰），如有外兵阑入畿辅，定惟裕禄、聂士成、罗荣光等是问！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这是慈禧给裕禄的明确授权可以动武的命令，对于这位裕禄大人，慈禧是非常了解的，你不给他一道可以动武的明确上谕，就算洋人骑到他头上了，他一定没什么脾气。现在，有了一道给他壮胆的上谕，估计他也能够为阻截西摩尔军进入北京尽点力了。
然而，就在命令裕禄武力阻截西摩尔军的同时，慈禧又调山海关的武卫军左军前来“剿匪”——“近来畿辅一带拳匪滋事，扰及京城地面……著宋庆督饬马玉崑（宋庆年纪太大了）克日带队驰赴近京一带，沿途实力剿捕，仍以严拿首犯解散胁从为要义！”
在过去很多的书中，慈禧的这道命令是很让人看不懂的，刚刚命令武力阻截西摩尔军，又要去“剿匪”，难道慈禧是想两面受敌？或者老太太“玩弄权术，昏庸无道”，而慈禧的秘密其实从下一个举动中就可以看出来。
慈禧又同时派出总理衙门的大臣许景澄、那桐（这两位比较“亲洋”）以及刚刚从直隶出差回京的军机大臣、刑部尚书赵舒翘等，分头前往各国公使馆，希望能够劝说和请求他们令西摩尔“退兵”——很显然，西摩尔军是公使叫来的，能退兵的也是公使。
这就是慈禧的秘密，她虽然责成裕禄等人，做好了“武力抗洋”的准备，但对于慈禧来说，这是万不得已时才能进行的，是被逼上梁山的。裕禄的“动武”也只是万不得已的情况，在慈禧内心的最深处，她还是不希望与洋人动武，她在尽最后一丝努力避免与洋人开战，抓住最后一丝避战的希望。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调武卫军左军进京是一种两手准备：如果真的与洋人闹翻了，那就作为天津方面的援军；如果与洋人的关系又好转了，就去清剿义和拳——反正是看需要指哪打哪。而正因为是一种两手准备，不是调过来立即与洋人干仗的，调左军的上谕就只能以“剿匪”的名义发布，这里面涉及一个极小的细节。
给裕禄的命令和给宋庆（马玉崑）的命令是不同的，裕禄原本就在天津，如果洋人进犯，让他率军抵抗就是，而马玉崑需要的是把军队从山海关外开进北京，如此大张旗鼓地调军，极有可能会引起洋人的注意，而慈禧又没有铁下心来与洋人开战，所以上谕中就只能是“剿匪”的名义，将来总理衙门或者马玉崑本人还可以拿这道谕旨给洋人看啊。
老太太，莫非您也知道一句话，叫细节决定成败？
在6月13日，在等了两天还没见西摩尔大军到来的时候，慈禧在应对西摩尔军入京问题上拿出了最为强硬的态度，因为她对洋人的恐惧也达到了顶峰，但吸取了上一次顾此失彼的教训，慈禧这一次并没有只把眼睛盯着洋人这一方面，她也顾及到城内的义和拳。
现在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北京城内拳民的情况，虽然他们已经入城并且发生了大规模的骚乱，但这都集中在外城。内城城门虽然也是禁旅八旗在把守，但九门的守卫毕竟不同于外城，它更加严格，更何况慈禧之前已经多次严令九门戒严巡查——于是，外城的骚乱也一时无法波及内城，内城只有少量已经混进去的拳民或者本来就在内城的拳民。慈禧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拳民突进使馆区所在的内城，于是6月13日，慈禧再次发布上谕，特别严令了九门加强守卫（“至城门稽查，本有专责，不得稍涉疏纵！”）。
然后，慈禧开始做那两件事情里的第二件——撤换北京市市长，加强对京城的实际掌控（“以内阁侍读学士陈夔龙为顺天府府丞并署顺天府府尹”），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原来的顺天府府尹是偏向端王集团的何乃莹（没有他的配合，八旗军也不会那么方便“放水”），而陈夔龙是荣禄的心腹。
对于这一天，慈禧等得太久了，既然端王集团想要掌控京城，那么她自然就要审时度势绝地反击，而不是坐以待毙。既然禁旅八旗里面烂泥一堆、外面铁板一块，只能通过新扶植的武卫军去制衡，那么可以先从京城的行政官员下手，找时机撤换。6月10日，表面上是给端王升了职，实际上是把他放到火上去烤，并且对慈禧的人荣禄所掌握的实权并没有多大的影响，总理衙门表面上是权力中心，实际上是有权相当于无权，反正涉及洋人的事情大家都搞不定。一句话：以端王入主总理衙门的虚荣换来对北京的实际掌控，值！
但是，慈禧远远想不到的是，她这个时候动手，似乎有点太晚了。
端王集团是一群无时无刻不在观察形势、利用形势的人，这“形势”不仅包括洋人对朝廷的举动，也包括慈禧本人的反应——也就是说，他们是躲在暗处，后发出招，而他们手上还有一个目前慈禧完全无法掌控的力量——拳民。
6月10日，在“被升职”之后，端王并没有高高兴兴地去总理衙门坐班，他似乎也很精，看穿了慈禧的意图。端王大人估计是猫在家里和心腹们“观察形势”。
他们只知道，洋兵大队又要进京了，太后又被吓到了，朝廷对于义和拳的清剿又不会像以前那样严厉了，朝廷的政治环境也有利于义和拳和“抗洋”了，更何况——原本调进来震慑他们的董军又被调出去了。好嘛，机会！这是将拳民继续引到内城的机会！
但是，进九门毕竟不像进外城七门，慈禧也已经多次给步军统领衙门下过严令了，崇礼也只听慈禧的。也就是说，端王集团又需要“趁火打劫”，把拳民引进内城还需要一个导火索，一个既能造成大规模骚乱又不会被追责的导火索。
端王集团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导火索很快就来了，而且是洋人送上的。
6月12日，有一老一小两个人出现在了内城使馆区外的道路上，他们头戴红头巾，带着马刀——这是使馆区周边第一次出现如此装束的人。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并不是如此装束的人都是拳民，在义和拳进城后，头戴红头巾、携带武器已经成为了北京普通百姓一种自保的措施或者时髦的打扮，特别是在青少年中，这是非常流行的。所以这两个人很可能是拳民，也很可能不是，但从安全的角度来说，他们实在不该在这个时候出现在使馆区附近。
此时的使馆区有“使馆卫队”守卫，也正在等待西摩尔大军的到来，两抹红光突然出现在周边，有一个人正好发现了这一幕。
他是使馆区著名的“人见人厌君”——德国公使克林德。这个人的脾气暴躁和大嘴巴在使馆区是有名的，连其他公使都在私底下称他为“粗鲁的日耳曼人”，平时他爱冲动，从来不把大清和清国人放在眼里。
见到义和拳那标志性的红色，克林德立刻勃然大怒，他追赶过去，举起手中的文明杖就开始殴打两人。年纪大一点的被打跑了，而那位可怜的少年被拽进使馆，绑在树上继续殴打。（出自时任大清海关英国雇员的普特南・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
几乎就在克林德绑架这名少年的同时，混进内城的少量拳民首次在内城烧教堂（“今晨探报，东华门外教堂起火……是为义和团入京第一次肇祸也”——杨典诰：《庚子大事记》）。
听闻教堂被烧，克林德等人更加愤怒了，他们将少年打得死去活来。第二天（6月13日）中午，克林德将少年的血衣和一封警告信送往总理衙门，要求总理衙门限时赎人（“过两点钟，匪命休矣”）。
总理衙门上奏慈禧，慈禧令步军统领衙门三位最高领导——九门提督崇礼、左翼总兵英年和署右翼总兵载澜，前往德国使馆请求放人。载澜还是端王的弟弟，朝廷的辅国公，慈禧把他都派出了可见给足德国人面子，而克林德干净利落地拒绝放人，他给出的理由是——“朝廷没有采取有效的剿拳措施”。
原来这个老家伙只是要借这个少年人质来说老问题——朝廷剿拳不力啊。
在步军统领衙门与克林德交涉的同时，“使馆卫队”在使馆周边戒严，“一支德国和意大利的特遣队袭击了附近一座庙宇中正在习拳的拳民，缴获了一些武器和大量红带”（仲芳氏：《庚子记事》）。
崇礼等人空手而归，少年被德国人绑架的消息迅速传开了，并且迅速从内城传到了外城，传言那位少年已经被德国人打死（此少年后来下落不明），更加恐怖的是：传言“使馆卫队”将出城，屠杀所有的拳民和百姓！
外城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夜幕降临之际，内城前三门——正阳门、宣武门、崇文门（当时俗称“哈德门”或“海岱门”）开始爆发人潮大规模挤进内城的骚乱！
酉正（下午5时至7时）……方由署散值（刚从单位下班），拳匪不知何时闯入前三门，倏聚数千人……是夜子初，崇文门外，拳匪麕（jūn）集千余人，喊叫开城，神机营兵把守，并上城堵御，洋兵随亦上城，放排枪击毙拳匪十余名……”（袁昶：《上庆亲王请急剿拳匪书》）
相信大家还记得，13日这天慈禧是已经下过一道严旨强调九门守卫的，太常寺卿袁昶虽然平时是“亲洋派”，但他也指出正是克林德绑架少年事件产生了拳民突进内城的导火索——“门吏等方与步军统领议弹压京城内外，遵旨严拿首要，以靖地方而弭邻衅，不意德克使（克林德）闇于事机，擅自拿办拳匪，以致激变！”
双方冤冤相报的打杀正式开始。
入城的拳民首先直奔使馆区而去，而“使馆卫队”架起马克沁机枪扫射，拳民改为远离使馆区，放火烧教堂作为报复！“既受洋人枪弹，遂向北而奔，见有礼拜堂即放火烧之！”（普特南・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
6月13日夜，四大教堂中的三座——宣武门内的南堂、崇文门内的西堂、王府井大街的东堂全部被烧毁，剩下的只有北京城里最大的教堂——皇城西安门内的北堂（西什库大教堂），这里有法国主教和许多传教士，“使馆卫队”分出了43名士兵守卫。
而2000多名教民紧急逃进使馆区避难，另外3000多名教民涌入北堂。
“使馆卫队”全军出动，开始在使馆区周边戒严。“东交民巷、前门东城根、南御河桥、中御河桥、台基厂、东长安街、王府井大街，皆不准清国军民人等往来，有洋兵看守。东城往前门者，只有北御河桥北半桥可以东西往来行人，南半桥有英兵持枪站立。”（《石涛山人见闻志》）
整个使馆区周边已经很难见到清国人，使馆区清静了，也安全了，然而，如果以为他们只是要在使馆区周边戒严那就错了。6月15日起，使馆区在兵力有限、周边环境对他们还很不利的情况下，开始了一项使局势进一步恶化的行动——主动上街射杀拳民。
洋人把这次行动取名为“猎取拳民行动”，由于6月15日这天是礼拜五，《圣经》中的耶稣受难日，也称“礼拜五猎取行动”。
参加行动的有三类人。
第一类是“使馆卫队”。作为正规军，他们是“剿匪”的主力。6月15日当晚，法美使馆分队士兵“为援救400名教民，开枪打死拳民60多人”（时日本公使西德二郎记载）。6月16日，英、美、日分队在使馆区以东，一次性射杀了近50名拳民。（英人翟兰思：《北京使馆被围日记》）
第二类是公使本人。克林德就不用说了，他是所有公使里最强硬和最嚣张的，早在6月14日下午，按捺不住的克林德就主动带领士兵“巡街”，他们登上城墙，朝城墙下俯射，至少打死7名拳民，打伤近20人（普特南・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
比利时公使姚士登本来有心脏病，5月份刚刚来北京上任，但杀起拳民来也毫不含糊，“比使姚士登亦开枪，东单牌楼迤北大街上击毙者有数十人。”（《石涛山人见闻志》）
第三类就是内城的“其他所有欧洲人”，当然，此时他们都已经进入了使馆区避难，而他们也参加了“猎取拳民行动”，这些人中有生意人、记者、游客等，使馆区内北京饭店的老板瑞士人沙莫和他的美国老婆把饭店所有的住客都组织起来，成立志愿者队。《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也杀人了（“我们杀掉或者说宰掉四五十人……我自己至少干掉了6个。”——澳大利亚・珀尔：《北京的莫理循》）。
几天之内，被枪杀拳民有100人以上（另一项统计数字为350人以上），死去的人是拳民和被无辜波及的百姓。多年以来，关于使馆区洋人为何会在周边环境对他们还很不利的情况下主动进行武力挑衅，使局势进一步恶化，一直是个很具有争议的话题。要解开这个秘密是必须完全了解当时北京城内外的情况，我们先来看慈禧对拳民进入内城的反应。
毫无疑问，当在皇宫里接到拳民进内城的报告时（她只能在深宫里听报告），慈禧眼前一黑！
义和拳在6月13日晚开始突进内城，14日，慈禧再次下诏，大声疾呼：“要剿匪！”“要剿匪！”（“乃昨日夜闲城内各处复有焚烧房屋情事。辇毂重地，匪徒肆行无忌尚复成何事体！仍著步军统领衙门、五城御史迅饬派出弁兵、练勇严行查拿，将首要各犯悉数务获惩办，并解散余党，毋任聚众再滋事端！以儆奸宄而靖乱萌！”）
可是，除了一再重复下诏，她还能有什么办法？
既然不听话，那也就甭怪老娘不客气了！
6月15日，以“内城地面教堂起火”为由，慈禧对拳民进入内城负有直接责任的步军统领衙门三位最高领导开出罚单——“崇礼、英年、载澜均著交部严加议处，（左右）两翼翼尉等均著革职留任，并摘去顶戴！”
然后，慈禧开始调军——荣禄的亲兵队，命令武卫军中军进城，会同神机营、虎神营之马步队伍，“加紧梭巡，遇有持械喊杀之犯，立即拿获，送交提督衙门即行正法！（并）勒限将首要各犯迅即严拿，不准再事姑息！其仅止附和胁从之犯，应饬令刻即解散，递解出城，城内外设立坛棚，应尽行拆去！”
慈禧终于知道不派人监视是不行的了，只派出“五城御史”去监视，却没人监视“五城御史”那也是不行的了，她派出了四位爱新觉罗的后代统统去“巡街”——“并派载瀛、奕功、溥良（当代著名书法家启功的曾祖父）、载卓巡查街巷，遇有队伍缉捕不力，随时稽查参办！”
而重中之重的九门，虽然已经是亡羊补牢，但派个人总是会好一点的。“至各城门启闭出入，尤宜加意慎重，著派崇勋、祥普、澧深、伊立布、克蒙额、英信、松鹤、色普征额、德云分驻九门，监查启闭出入！九城以外，著五城御史一体认真查办！”
这九个人都是八旗将领，好吧，挑来挑去，慈禧也只能挑出他们了，也只能暂且去信任他们了——也就是说，慈禧即使明知八旗有多烂，对八旗有再大的不信任，再多的不满，她也只能继续让这支腐败的八旗军去守城门（顶多换几个人去守而已），而不可能调一支汉军去守城门，这就是大清。
换汤不换药，结果就是可想而知了，至于前面派去“巡街”的那四位王爷，他们和端王一样，都姓爱新觉罗，都是大清某位皇帝的子孙，慈禧派出他们的意思是：“我就不信，祖宗的江山还是不是我们大家的！”而这拨人是庆王奕劻、端王载漪之外的另外一批王爷。
对这批王爷，慈禧在平时是很客气的，客气到什么事情都不会去惊动他们——高薪养闲。只要他们“闲”得住，安于当前的富贵，不对慈禧掌权指手画脚，朝廷就可以给他们闲职，也可以提供大把的银子和大户型的院子之后把他们给闲置。而这些人也相当“聪明”地养尊处优，他们是业余的书法家、画家、戏剧鉴赏家、斗蟋蟀专家，甚至是八大胡同的地理专家等。现在慈禧突然派出他们，肯定会让端王集团不舒服，但无关大局痛痒。
在上谕的最后，慈禧只能谆谆教导奕劻、载漪去好好监督手下“文武”，因为她不知道还有什么人可以去监督庆王，去监督端王，她只能把意思差不多的上谕发了一遍又一遍，无奈地去等待那个结局（“并著派庆亲王奕劻、端郡王载漪、贝勒载濂、大学士荣禄，督饬派出各员及马步各兵、地方文武，实力遵行，倘有疏懈坐误，即行据实严参！”）。
荣禄一直在低调地运作，此时他向慈禧报告了一个好消息：帮办铁路大臣张翼（就是被李鸿章任命为开平煤矿总办，却给丁汝昌碎煤的那个张翼），这几天一直在天津租界同各国驻天津领事谈判，并同领事团团长、法国人杜士兰已经达成约定：只要朝廷发布谕旨，拿出切实行动“剿匪”，并且切实负起保卫各国使馆之责，西摩尔大军等外国军队就可以暂缓进京。
这真是一个意外的重大好消息！慈禧就像是垂死之人看到了求生的希望！一切峰回路转，一切回天有力！
慈禧立即行动，（估计是饱含着热泪）发布上谕：
“李鸿章著迅速来京！”
“袁世凯著酌带所部迅速来京！如胶奥（即胶州湾）地方紧要，该抚不克分身，著拣派得力将领统带来京！”
自签订《马关条约》之后，李鸿章大人还没有受到过如此“重视”，召李鸿章进京自然是要接过张翼的工作，继续和洋人谈判，这种事情也只有他搞得定。但问题是，这也意味着要向端王集团摊牌，既然连慈禧都搞不定端王集团，连那些王爷都怕端王集团，李鸿章为什么还敢来？杀一龙二虎十三羊！有人拿着刀子等着他，李鸿章还敢去伸脖子么？
袁世凯的新军也是慈禧最需要的，截至现在，聂士成的前军调出了，董福祥的后军调出了，宋庆的左军调出了，甚至连荣禄的中军都调出了，就只剩下他老袁的右军了。右军的战斗力最强，只要他们能进城，老太太的这心啊，也就踏实多了。
而老袁这家伙似乎早就预料到他迟早要蹚上这趟浑水，所以他更加“聪明”，早就提前跟荣禄打过招呼了：大沽口的八国军舰也可能会开往山东，他很可能“要在山东守海防过不来”，于是慈禧只好在上谕中先堵住他的嘴：世凯，你可以不来，但你总要派点兵来嘛！
两年前的戊戌变法中，光绪皇帝虽然没有参与过“围园杀后”，但对于在关键时刻，寄希望于关键时刻袁世凯能带兵进京“护法”（护卫变法）的想法是有的，而现在，慈禧也在盼望袁世凯带兵进京了，老太太你应该知道一个词：轮回。
不论怎么样，慈禧仍然在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极端的郁闷、恐惧和巨大压力让她只希望京津间的快马能够快一点、再快一点，将她的这道旨意快点送给天津直隶总督衙门，然后再由裕禄快点分别电告广东和山东——咦，京津间不是也有电报吗，慈禧为何突然不玩电报玩起快马来了？这个原因是比较搞笑的。
6月10日，端郡王入主总理衙门，他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北京对外的电报服务全部切断了，端郡王是“仇洋”和排外的代表人物，看不惯电报线似乎也是情理之中，但停掉电报服务这么大的事，他一个人还真做不了主。
切断电报服务是朝廷得知西摩尔大军正向北京进发后的军事反应，使馆区还有很多洋人，还有“使馆卫队”在驻守，为了防止他们与西摩尔军里应外合，互通情报，自然要切断电报了先。
而更搞笑的是，不知道朝廷是怕洋人说是故意针对他们，还是有点做贼心虚，他们竟然连自己的电报服务也停掉了！所以，从6月10日起，从北京接发外地的一切消息，包括慈禧的谕旨和天津的军报，都是用快马传递的，比如13日慈禧授权裕禄万不得已时可以动武的上谕，用的是500里加急，而这道上谕，用的是600里加急（“此旨著裕禄迅即分别转电李鸿章、袁世凯，毋稍迟误！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6月10日，只是停掉了电报服务，京津间的电报线还是通的，而从6月14日起，京津间的电报线真的就完全断了。这个电报线是怎么断的，我们接下来就会知道。反正从这一天起，京津间消息的传递就真的只有靠马了，当年铁路、电报等“洋务”刚刚被引进时，曾经遭到过很多大臣的抵制，而现在一旦真的开始失去它们，才发现是如此不方便，不仅是不方便，还将给接下来慈禧的决策以及京津的局势带来十分严重的影响！
就在慈禧焦急地等待裕禄回音的时候，裕禄大人的回音真的来了，这自然也是用快马送过来的。不会这么快吧？我的谕旨刚刚送出去不久啊，慈禧感到有些疑惑，但她马上又意识到这是军报，是裕禄送来的关于天津前线其他方面消息的军报，这会是一个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呢？慈禧简直忍不住要抓狂了，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打开，然而，上面的一行字瞬间就让她的心情跌到了谷底，一切又让她感觉回天无力了，这行字不亚于晴天霹雳！
“闻得各国除已去之兵外，尚有续去之兵！”
除了“使馆卫队”，除了西摩尔大军，还有第三批八国联军开赴北京！
一个“使馆卫队”就已经够窝囊的了，一个西摩尔大军就已经够紧张的了，洋人为何一逼再逼？
张翼不是已经和杜士兰达成协定了吗？洋人为何出尔反尔？
所有的部署又要被打乱了，所有的计划又要被改变了，所有的行动又要被紧急叫停了。
慈禧已经万分绝望，万分狂怒，万分沮丧。
她终于想起了一件事情——开会。
6月16日，第一次御前会议正式开始。
第一次御前会议：决定对“猎取拳民行动”反击
这是一次高层扩大会议，数了数，在《清实录》上留下了名字的就有71位，估计总人数应该超过百人，在京的王爷亲贵、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六部九卿等都来了，队伍一直排到了殿外。
会议由慈禧宣布开始，针对目前紧张的局势，围绕要不要与洋人开战和对义和拳又怎么处理这两大关键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一直在直隶“拳民中间”的军机大臣刚毅已经紧急赶回来开会了，他以自己的“亲身见闻”向慈禧报告：拳民不仅忠心可用，神术也可用。朝廷的军队和拳民一起去抗洋，还怕什么？载漪、载勋、载澜等齐声附和——端王集团，此为主战派。
反对的也不是没有。太常寺卿袁昶，这位是个传统的汉族士大夫，对洋人洋务认识的过程类似于张之洞，早年也是排斥，后来有了了解和亲身体会后，转而支持洋务，既然要学习洋人，就要谨慎开战。
礼部侍郎许景澄，他曾经担任清国驻欧洲公使多年，还是大清为数不多的学过国际法的人，见过外面的世界，就知道这仗跟洋人没法打。
兵部汉尚书徐用仪，他是管兵部的，知道朝廷胜算不大。
另外还有两位满大臣：内阁学士联元和户部满尚书立山。联元是专门在书房里搞学问的，他有个女婿（寿富）在戊戌变法期间看了康有为的很多书，联元又深受女婿的影响，于是他的学问也搞到康有为那里去了，跟袁昶一样觉得不能徒弟打师傅。而立山是户部满尚书，管银子的，自己的生活也比较奢侈，兴趣爱好中除了喜欢逛八大胡同，还喜欢很多西洋玩意儿，思想本来就“崇洋媚外”。
此五大臣，称得上反战派。
奕劻和荣禄呢？他们是心里反战，又怕得罪端王集团的低头不说话派。
“为了我大清江山”的口号声在大殿里此起彼伏，这是主战和反战两派唯一出奇一致的地方，反正不管你有什么观点，争到面红耳赤时都要这么嚎一次。
慈禧又悲剧了，其实“开会”这种事情对她来讲是比较罕见的。平日虽然也有朝会，但那不叫开会，那叫宣布她的决定，作为一个从基层奋斗到权力之巅的人物，慈禧同志办事的风格一贯都是独断专行，在重大决策上很少向其他大臣寻求帮助，不管是拍拍脑袋还是冥思苦想，很多决定都是她独自做出的。之所以想起“开会”，一是因为希望群策群力，看能否形成一个集体决策，而慈禧更加知道，无论什么样的决定，都是艰难的，只有形成集体决策，将来的后果，也才能由集体来承担！
看来，大家都比较喜欢吵架，而忘记了还需要一个决定。
慈禧只好自己来，即使是大敌当前，对于端王集团极力主张的用义和拳抗洋，慈禧仍然是深深怀疑的，她的态度是“先试试看”，聊胜于无，死马当作活马医，她指示军机处：“即著责成刚毅、董福祥，一面亲自开导，勒令解散，其有年力精壮者，即行召募成军，严加约束！……究竟该拳民临敌接仗有无把握？世铎等须细加察验，谋定后动，万不可孟浪从事！”
而慈禧最关心的仍然是洋人大军一次次出动，裕禄有没有勇气抵抗的问题。在这道谕旨之外，慈禧命令军机处将另外一道谕旨秘密发给天津（军机处奉上谕密寄给外地大臣，即为“廷寄”，相当于内部文件）：
现在各国使馆已饬荣禄派武卫军中军等认真保护，明降谕旨矣。此后各国如有续到之兵仍欲来京，应即力为阻止，以符张翼等与杜士兰约定原议（这件事情在慈禧心目中很重要），如各国不肯践言，则衅自彼开，该督等须相机行事，朝廷不为遥制（可未经请战而开战），万勿任令长驱直入，贻误大局，是为至要！
这是明确地告诉裕禄：你要有勇气有行动在天津抵抗，千万不要让洋人大军都涌到北京来。然后，慈禧发布了一道公开的上谕（即明发上谕，相当于公开文件）：
著荣禄速派武卫军中军得力队伍，即日前往东交民巷一带，将各使馆实力保护，不得稍有疏虞！如使馆眷属人等有愿暂行赴津者，原应沿途一体保护，唯现在铁路未通，若由陆遄行，防护恐难周妥，应仍照常安居。俟铁路修复，再行察看情形，分别办理。
这就是在廷寄中告诉裕禄“明降谕旨矣”的事情，慈禧就是要用这一道明谕给洋人一个明确的信号：虽然你们出尔反尔，但我们仍然在执行张杜约定，希望你们退兵吧！
武卫军中军原本是进城“剿匪”的，现在变成了“保护使馆”，荣禄亲自率领中军迅速开至使馆区周边，用士兵排成人墙式岗哨，将使馆区与外界隔开，划定防区，中军发布告示：在夜间7点至次日凌晨4点，任何进入防区的清国人——无论是军是民，一律格杀勿论！
所谓军，指的就是端王集团的虎神营和其他八旗军，拳民已经进入内城了，已经可以直达使馆区了，慈禧再不防着端王集团他们，那又会是一个血泪教训啊。
使馆区就这样被严密保护起来了，它的里层是“使馆卫队”，外面是武卫军中军，绝对安全。看来，慈禧又一门心思扑在“如何讨好洋人”，如何先单方面履行“张杜约定”之上了。
相信大家也已经发现了，外面的人无法靠近，里面的人也无法再出去。就连公使们的家眷想去天津避避祸都不行，慈禧的上谕中早就说了，现在铁路未通，不安全——使馆区里的所有人被慈禧的一道上谕“礼貌地”强留在了使馆区！
现在，是时候来揭开慈禧调武卫军中军“保护使馆”的秘密了，而要揭开这个秘密首先必须揭开在前一天（6月15日），使馆区为何主动发起“猎取拳民行动”。
我们先来听听当事者怎么说。1902年，当时的“使馆卫队”美军分队队长迈尔斯（Myers）上尉谈到这段“往事”时说：“当时我们也意识到这些主动剿杀拳民和拯救教民行动会煽起更大的仇洋情绪，于我们不利，但当我们看到浑身被烧伤和砍伤的教民不断逃到使馆时，我们这些血肉之躯不能不向他们提供帮助，并把其他教民从恶魔般的拳匪手中解救出来。”
这个理由是比较堂而皇之的，能信，但不能全信。
让我们再回到当时的情况吧。6月10日，使馆区接到了西摩尔“马上就来”的电报，11日，使馆区就派出萨瓦戈和杉山彬去火车站迎接。杉山彬之死虽然并没有在使馆区引起多大波澜，但另外一件事情是他们不得不在意的——朝廷已经调了董福祥军去火车站阻截西摩尔军！而此时使馆区恰恰没有了西摩尔军的任何消息（当然没有消息了，电报服务都被端王大人给停了），再派人去火车站打探又存在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进入北京的第一批八国联军，作为一支正规军，“使馆卫队”能够做的是什么？
那就是：主动走出使馆区，好接应被堵在城外的西摩尔大军顺利进入使馆区——合兵！
这种行动从6月12日开始，本来是“使馆卫队”的行动，军人出身的克林德也在其中掺和了一把，于是，大家的注意力都被“克林德绑架少年事件”吸引过去了，这种活动在15日达到了高潮（相应的，拳民进入了内城和骚乱升级），最终成了使馆区洋人全员参与，洋人取名为“猎取拳民行动”。
当然，“使馆卫队”是不会主动去向朝廷的军队开火的，一旦开火那就意味着国与国之间的交战，既是军事问题，也是政治问题，那就涉及宣战、开战的理由等，而“使馆卫队”恰恰找不到开战的理由。6月12日，内城还只有少量拳民，使馆区绝对安全，“使馆卫队”不能去攻击朝廷的军队，却可以打夹在中间的一个组织——义和拳。
所以，在我看来，从6月12日起，进入北京的第一批八国联军——“使馆卫队”就已经开始了军事行动。一次由正规军主导的、不太引人注意的军事行动，后来的中西方历史研究者在研究1900年之战起点时，很少会注意到这个隐蔽的行动而只是把它当作了“骚乱”。而在我看来，6月12日，由洋人首先“开衅”，1900年之战已经打响！
巧合的是，在第二天（6月13日），慈禧就命令裕禄可以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动武，然后多道谕旨叮嘱裕禄“不要怕”。慈禧命令的是裕禄在天津的行动，去阻截开向北京的后续军队，而她这里后院已经起火了，却迟迟不见她行动，拳民和无辜百姓之死也让她无动于衷，原来，不是裕禄“怕”，而是她自己“怕”。
6月16日，慈禧终于行动了，荣禄亲率武卫军中军将使馆区围得严严实实，既在表面上“切实保护了使馆”，使得朝廷继续履行“张杜约定”，而“保护”的同时，不许里面的人们走出使馆区，这也是隔离。使馆区所有洋人参与的、使得局势进一步恶化的“猎取拳民行动”被遏止了，“使馆卫队”合兵的企图落空了。
然后，就要重点去对付来京的西摩尔大军和裕禄刚刚报告的“续去之兵”了。
在慈禧的命令下，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那桐即刻出城。这两位是“亲洋派”，不是有过“留洋”经历，就是跟洋人的关系比较好，他们的任务就是沿着津芦铁路线往天津方向搜索西摩尔等军，如果相遇，则以朝廷命官的身份只身拦截，以苦口婆心劝退达到“求和”（这一招历史上经常用），如“求和”不成，就只有让在马家堡火车站的董福祥军排成人墙阻截。如果还不行，那就没有办法了，“派许景澄、那桐前往马家堡以南，阻止洋兵入城；如不听命，则立调董军拦阻，再不服阻，则决战。”（袁昶：《乱中日记残稿》）
问题是：还是没有解决敌强我弱的问题，决战，怎么决？真的去依靠那些从义和拳中挑选出来的“精壮拳民”？
这个办法，慈禧现在是不会说出来的。
许景澄、那桐出城和荣禄率中军围住使馆区，正是慈禧的一套“组合拳”，如果西摩尔等军执意不退，那也就没有办法了，就是洋人首先“开衅”，慈禧也就只好去打牌了——人质牌。
到了那时候，公使以及他们的家眷不就是很好的人质么？“保护”的意思是“隔离”，而“隔离”的意思，也可以是“挟持”——挟公使以令退兵！
在慈禧的眼里，这些在自己眼皮底下软硬不吃的公使，一直是作为一种可能的人质而存在的，特别是从荣禄率军围住使馆区的这一天起，他们的命运便已经注定了，他们在慈禧这里的定位很清晰——人质。
事实上他们本来也不是纯粹的公使，一批批的八国联军就是他们一封封电报叫来的。作为外交的公使，为何有权力调动本国大军？八国军方将领又为何能服从他们的直接调遣？一切的秘密有待揭开，而慈禧的这种“人质”定位，将决定公使们在北京的最后命运。
如果裕禄同志足够聪明的话，他应该是能够看得懂慈禧旨意中“使馆已认真保护，明降谕旨矣”的另外一层意思的：叫你在万不得已的时刻动武，不仅是没有违反不得“衅自我开”的铁律，我将来不会追究你，不会拿你当替罪羊，更重要的是，你更不用顾虑北京这边。中军已“认真保护”使馆区的意思也就是已经“控制住”了使馆，到了更紧急的时候还能给你“人质”上的帮助，你怕什么？大胆地干吧！在天津为北京设一道安全的屏障！
看来，自1860年以来，如何解决“怯战”问题，是每次战前的核心问题。
慈禧的布局已经完成了，从慈禧的角度来看，不能不说是完美，而慈禧不知道的是，她的布局要能变成现实，必须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许景澄和那桐能够出城。
6月16日，内城已经涌满了拳民，看来慈禧派出去的那些巡街王爷并没有起到多少作用，拳民们来到了前门大栅栏——这里是内城最繁华的商业步行街。
拳民们来到这里，自然是此处“洋店”很多，正待点火。
他们准备烧掉一家西药房，招牌名：老德记。周围有围观群众若干，邻家的店铺准备去找水桶、脸盆救火，避免被大火波及，而拳民告诉他们：你们不用怕，我们的法术可以让这火只烧洋人的东西！
悲剧发生了。大火迅速蔓延，先是延烧至广德楼茶园，然后是旁边的钱庄、当铺、饭店、酒楼、茶馆、澡堂、妓院和民房等，包括著名绸布品牌“瑞蚨祥”店面、著名中药品牌“同仁堂”店面、著名布鞋品牌“内联升”店面，尽数被毁；大栅栏以东的珠宝市，是京城专门熔铸元宝和银锭的炉房汇集地，20多家炉房毁于一旦（“焚正阳门外四千余家，其地皆富商所萃聚，京师二百数十年菁华扫地尽矣，毁及城阙，火三日不息。”）。
炉房停业了，钱庄周转就不方便了，第二天（6月17日）京城四家最大的钱庄“四恒”（恒利、恒和、恒兴、恒源）不得不同时歇业，而钱庄歇业，又会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刚刚成为署顺天府尹的陈夔龙被慈禧紧急召进宫商讨办法。
慈禧对他说：“我本来是要让步军统领衙门来办理这事儿的，不想他们推脱这是顺天府的事儿，你看咋办？”（“我命步军统领崇礼设法维持，他与四恒颇有往来，又系地面衙门，容易为力，讵彼只有叩头，诿为顺天府之事。”）
陈夔龙的办法是：“四恒并不是没有钱，只不过为炉房所累，银根见紧，官家可先借银给他们，从速开市，免得穷民受苦。”
当然，陈夔龙所说的“官家可先借银给他们”，并不是由官府出钱，而是处理这类问题的传统手法：由官府出面向当铺摊派——“京师城厢内外，当铺约一百十余家，均系殷实股东，若命两县传谕每家暂借银一万，共有一百十余万，可救暂时四恒之急！”
慈禧觉得这个办法好，吩咐陈夔龙赶紧去办。
陈夔龙出宫后，刚毅大人在等着他。刚毅对陈夔龙的态度很亲切：“四恒事太后曾向我谈过，我谓非君不办。但奉托一言：勿论如何，切勿牵累当铺。至嘱！至嘱！”（陈夔龙：《梦蕉亭杂记》）
刚毅大人为什么要保护当铺业？原因相信大家已经猜到了。
当铺业是大清最为暴利的行业之一，而暴利的原因倒不只是因为“当铺是穷人的钱庄，钱庄是富人的当铺”（胡雪岩语），暴利是另外一个原因——低税。
1898年之前，朝廷对每家当铺的年征税很可观——5两银子。1898年之后年税虽然涨到50两，但和巨额利润相比仍然是九牛一毛。多年以来，这个不合理的征税现象是朝中各路言官、御史弹劾的热点问题，希望推动当铺行业征税问题改革，但这样的折子一律遭到否决，没人清楚原因。
根据公开的史料，刚毅同志在北京的当铺至少有三处，而投资在这个红利产业中的其他大臣还有很多。于是，尽管这是一次向端王集团追责的好机会，但是，荣禄怕了，他怕得罪端王集团，也怕得罪其他什么大臣，更不知道这里面的水有多深，比如步军统领崇礼是不想管、不敢管还是不能管？这都是很有问题的，背后的靠山荣禄大人要息事宁人，陈夔龙自然也只好不“牵累当铺”了，最后是内务府和户部各出库银50万两。
这就是近代经济史上的“佳话”——宁愿动用“官银”，也不强行向“民间”的当铺摊派，这简直是“初步的市场经济意识”。只可惜，红利产业其实跟“民间”关系并不大，大清的经济问题，时常也是政治问题。
对于陈夔龙来说，他是很气愤的，刚刚和慈禧太后商量好的事情，刚毅竟然在宫门口就对他提出了警告，而他这个署顺天府府尹还不得不遵办！而这还不是端王集团最无法无天的事情。
6月17日，参加完第一次御前会议的许景澄和那桐奉慈禧之命开始出城，城里很乱，他们走得小心翼翼，然而他们刚走到永定门附近，就被周围“闻讯赶来”的拳民们给揍了回来！
面对义和拳，许景澄和那桐自然不会蠢到说他们是去跟洋人“求和”的，那么御前会议上决定的机密，拳民到底是如何知晓和“闻讯赶来”的，这个恐怕只有端王集团的人知道了。反正几天前洋人派出去迎接西摩尔军的人出不了城，而现在，慈禧自己派出的大臣也出不了城，慈禧肯定会怀疑这个朝廷还是不是由她当家。
是的，这就是大清，只不过不是200多年前锐意进取、朝气蓬勃、努力奋发的大清，而是正在急剧下坠的大清。八旗子弟就是很好的证明。200多年前，他们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艰苦创业，山海关一战，大旗猎猎，气吞万里；200多年后，他们个个都有宰相的肚子，却已上不得马，拉不开弓，不能杀敌，只能杀鸡。而其他的那些臣子，他们存在的意义好像只是为了加速革命党的出现。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阴谋诡计是不会停止的。6月16日子夜，一个神秘人物紧急敲开了荣禄府上的大门，他是江苏粮道罗嘉杰之子，奉命将他父亲截获的，据说是西方国家将要发给朝廷的“照会”星夜送给荣禄，荣禄看完，“大惊失色”。从内容上看，这份“照会”就是针对慈禧个人的，如果再把它转奏到慈禧手里，老人家肯定是会毫不犹豫与洋人开战——而这又是荣禄最不希望看到的结果。
荣禄围着屋子做伸展运动（“绕屋行，旁皇终夜”），苦思冥想了大半夜，终于还是觉得这事儿太大，不管是真是假，自己都不能截下这份情报，天亮时分，他进宫交给了慈禧（恽毓鼎：《崇陵传信录》）。
6月17日，第二次御前会议开始，慈禧将宣读这份神秘的“照会”。
会议一开始，慈禧竟然就当众宣读这份对她很不利的“照会”：
第一，指明一地，令大清皇帝居处；
第二，（由西方国家）代收各省钱粮；
第三，（由西方国家）代掌天下兵权；
最后一条更加厉害：勒令皇太后归政（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啊）！
不过这最后一条慈禧没有公开读，但在大臣中间私底下流传，光绪皇帝也在殿上，慈禧不公开读不是要顾及下他的脸面，而是一旦读出来，如果不对他采取下一步行动，就会有损慈禧权威，而对于一个被软禁的皇帝来说，下一步行动是什么？就是端王集团热切盼望的废帝了，所以慈禧是不能公开的。
其实有前三条就够了，这哪里是什么一般的“照会”，简直是西方国家要在大清发动政变！不仅要推翻慈禧的统治，还要直接灭亡了大清（军权和财权都被收走了），建立以光绪为“儿皇帝”的傀儡政权，太狠了！
荣禄判断得没错，这份照会只要落到慈禧手里，肯定会触动她最敏感的那根神经，所以荣禄才半夜三更做了那么久的伸展运动。
问题是，如果这是西方国家即将发给朝廷的如此严重的“照会”，应该是由各国驻北京使馆发给总理衙门，在这之前，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泄密的。罗嘉杰一个小小的江苏粮道，他是如何搞到手的？这个罗嘉杰的儿子没有说，荣禄也不知道。
也就是说，这份神秘的“照会”在交给慈禧时，是一份很可疑的情报：不仅内容匪夷所思，而且来路不明。
于是众多的谜团留下了：这份“照会”到底是不是真的“照会”？慈禧当时是否验证？如果不是真“照会”，又是出自哪位高人之手？慈禧又为何要公开宣读它？当时大臣们听闻此事之后的反应是什么？
我们一个个说。
根据当时参加会议的京官恽毓鼎留下的《庚子日记》记录：“后闻此四条照会，军机、总理（衙门）、北洋皆未见；询之洋使，亦坚执无其事，竟不知从何而来。”也就是说，当时在事后是“验证”了的，即使慈禧没有验证，大臣们也去验证了，说明此四条“照会”子虚乌有（后来诸多中外历史学者也多方证明：当时的西方各国确实没有从政府层面向大清朝廷发过如此“照会”）。
那么，关键的问题又来了：这份伪造的“照会”，出自哪位高人之手？
长期以来，研究这段历史的史学界推出了三个“嫌疑人”：端王、李鸿章和慈禧——按照我的说法，分别是满党、汉党和慈禧。但是在我看来，与“义和团运动”有牵连的四大利益集团：满党、汉党、洋人和慈禧都有嫌疑，但属于嫌疑最重的第一梯队的是端王集团、洋人和慈禧，李鸿章大人则在第二梯队。
让我们开始断案吧。
端王集团自然是有嫌疑的，他们的嫌疑来自于他们的一项传统技能——造谣。这份伪造的“照会”不过是他们书面造的一次谣，而能够刺激慈禧开战，实现他们一直以来的“抗洋”的愿望，很完美。
对李鸿章嫌疑的认定主要是出自海外的历史学家，（比如《Dragon lady》［《龙夫人》］的作者、美国人斯特林・西格雷夫等），在他们看来，李鸿章伪造这份“照会”，同样也是为了激怒慈禧开战。但和端王集团“灭洋”的目的不同，李鸿章的目的恰恰是要借洋人之手除掉端王集团，以便自己官复直隶总督的原职，为在《马关条约》后丢官的屈辱报仇，重新回到在大清呼风唤雨的年代。
我们要为这群海外历史学家送去敬佩的掌声，作为外国人，他们探幽入微地看到了朝廷满党和汉党党争，并且竟然还知道“借刀杀人”这种远古谋略，实在是很不容易。但是我们也不得不跟他们说：对不起，您可能错了。
因为他们只研究了这时候的李鸿章，而没有研究过去的李鸿章。此时的李鸿章已经是两广总督，如果说他不惜将大清拖入战争，只为了清除政敌和“重返北洋”，这对李鸿章来说只有三个字——不值啊。虽然我们“不惮以最坏的恶意”去揣摩朝廷的官员，但我们也不能陷入“事事阴谋论”的怪圈，相信李大人还没这么龌龊。
而慈禧已经在两天前（6月15日），命李鸿章迅速来京与洋人和谈，也就是说，只要朝廷的氛围不向“开战”转变，李鸿章同样有可能来京与洋人谈判。而只要成为谈判大臣，李鸿章同样能够加强权重（多年以来，不是与洋人谈判才成为高官，而是先被提拔为高官才能与洋人谈判），李鸿章犯不着去绕“战争”这么一大圈子。
事实上海外历史学家的这种推论，是跟后来李鸿章再次出任直隶总督的历史进程严格相符的，但正是因为跟后来的历史事实太相符了，我们可以看出这种说法其实是“结果导向说”，反而不能成立——这正是历史有趣的地方之一。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把李鸿章大人孤零零地丢在第二梯队。
而洋人也是有很大嫌疑的，多年以来，这一点倒是往往被人所忽视，似乎20世纪了只有东方人还一直活在春秋战国，其实西方人也不差，至少连借刀杀人这种高难度的技巧他们也知道是吧，我们首先需要来看一段最原始的史料。
十九日（即公历6月15日）……会（恰好）江苏粮道罗嘉杰至津，以密书致荣禄，言各国须尽予以兵权、利权及铁路、海口四事，还许和，荣禄固知其言之无稽也，急持入告，冀以杜臣工之沮议者。太后果大怒，主战之意益坚。（李超琼：《庚子传信录》）
这个李超琼是来自江苏的知县，庚子年（1900年）他入京引见，而罗嘉杰到天津自然是押运漕粮，当时的官员在京是喜欢搞点老乡聚会，互相传递一下同地官僚的消息的，所以李超琼知道罗嘉杰的事情就并不稀奇了，而李超琼的记录恰好又与恽毓鼎的记录互相印证（电报已断，罗嘉杰在天津获得“照会”内容后，只能遣子密书致荣禄）。
于是，一个是参加了御前会议却不太清楚天津这方面情况的京官，一个是清楚天津情况但没有参加御前会议的地方官，他们都有爱写日记或者补写日记的习惯，为我们留下了历史最大程度的真实。
那么为什么说洋人有嫌疑呢？首先，这是指在天津的洋人，准确地说是还在大沽口外军舰上，没有跟着西摩尔出发的八国联军——第三批八国联军。而“嫌疑”有两种可能：一是他们伪造了这份“照会”，然后有意令其落入罗嘉杰之手再由罗送往北京；二是他们故意散布了这方面的消息，被罗嘉杰截获而送往北京，而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使馆卫队”无法解决的那个难题——开战的理由。
把这份“照会”看作是一份刺激对方开战的最后通牒，是十分合适的。
理论上的动机有了，实际中又如何证明呢？这批八国联军为何又在6月15日前后需要“开战的理由”？这自然与他们在天津的行动有关，我们很快就会讲到。
好吧，现在轮到慈禧同志上场了。
慈禧是决策者，所以说如果她要自己伪造“照会”去刺激自己开战，这个“嫌疑”真没有。
但是，如果她的目的不是开战，而是另外的东西呢？
毫无疑问，慈禧已经把如何对付纷至沓来的八国联军，看得比义和拳对她权力安全的威胁更重要，虽然一直在避战，但慈禧其实也知道：避无可避。
那么这种状况下她就有两个目的：一是要形成开战的集体决策——为将来推脱责任，达到开御前会议的初衷；二是做战前动员。
所以，无论这份“照会”是不是她伪造的，慈禧都需要把这份“照会”公开。
大臣们吵个不停，如果要等到他们吵完，估计这辈子是没有希望了，但有一件事情能够让他们都安静下来，那就是迅速让他们感到恐惧。是啊，如果西方国家要“代收各省钱粮和代掌天下兵权”，财权和军权都没有了，都交给洋人了，还谈什么顶戴花翎、豪宅马车？这是要把大清从半殖民地下降为殖民地，而把他们从既得利益者变为洋人打工者。
在严重的危机面前，要想迅速消灭分歧，让争斗不休的团队团结起来其实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因为“大难临头各自飞”才是最常见的现象。而有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就是给这个团队设置一个更大的危机，给他们预设一个更大的假想敌，让他们感到无比恐惧和紧张，这时候反而更有利于团结。
而对于慈禧来说，她最恐惧的就是那没有公开读的第四条：勒令皇太后归政。这是慈禧内心最敏感、最紧张的神经（史载，看完“照会”，“太后哭”），而越是如此，她越是要在这种关键时候主动出击，先抛出这份“照会”，以堵住内部某些人那颗“异动的心”。
慈禧读完了。大殿中哗啦啦跪倒了一片，哭成了一片，至少有20多人立即痛哭流涕，随后怒吼声似乎要掀了大殿的屋顶：“臣等誓死效忠太后，立与洋人决战！”这次坚决主战的不止有端王集团的人，还有其他大臣，看来他们也很明白，自己所有的一切，是不能失去的，是跟慈禧太后连在一起的，如果慈禧倒了台，自己也没好果子吃！
老滑头荣禄见状，也只好伏在地上大哭：“臣以死效劳！”
荣禄都如此，其他反战派的声音也逐渐微弱，逐渐被压下去了。（袁昶：《乱中日记残稿》）
在大臣们的一片哭声之中，慈禧的声音在大殿里响起：
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注意），顾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予一人，谓皇太后断送祖宗三百年天下！（恽毓鼎：《崇陵传信录》）
目的达到了。
这就是慈禧的“嫌疑”，其实根据恽毓鼎《庚子日记》的记录，我们就能发现事后大臣们去“军机、总理、北洋和洋使”的“验证”工作，并不是慈禧下令的，而是大臣们自己去做的，那这是不是就说明慈禧就有伪造“照会”的最大嫌疑呢？
根据李超琼等其他人记载的史实，慈禧的“嫌疑”其实并不是“伪造”的嫌疑，而是她很可能明知道这是份假照会（或者根本就不太在乎它的真假），而先把它在大臣中公开，不管这份“照会”是从什么渠道来的，是什么人伪造的，别人想拿这份“照会”来刺激慈禧开战，而慈禧可以趁势反过来利用它，拿它来刺激大臣！
因为公开对她有利，她的目的并不是要以此开战，她并不是一看到这份“照会”就血冲脑门，决定开战跟洋人干到底，而是在判断战争很可能无法避免的情况下，先在朝廷高层的小范围内统一思想，使各派能够暂时抛弃成见，暂时团结，形成集体决策的氛围和基础，并做战前动员。
40年了，没有两把刷子，我怎能一直站在紫禁城之巅？
这一刻，她真的像个老妖妇。
果然，会后慈禧又派出了三位“主和”派的大臣（内阁学士联元、户部满尚书立山、兵部汉尚书徐用仪）前往使馆区，劝说公使，希望他们能够退兵，既然许景澄和那桐出不了城，那就派别的人去使馆区“求和”吧！
至于要不要开战，慈禧还在等待一样东西——裕禄的军报，事实上她的决定是要建立在军事情报基础之上的。而自从6月15日裕禄报告有“续来之兵”之后，裕禄的“续来之报”也终于来了。6月18日，第三次御前会议在更加紧张的气氛中开始，因为裕禄同志报告的情况，很紧急。
在《大沽口炮台紧急情形折》里，裕禄报告：洋人不仅没有履行“张杜约定”，杜士兰还转交给了他一份最后通牒，而这份通牒是大沽口外的第三批八国联军给大沽口炮台守将罗荣光的，要求罗荣光在6月17日凌晨2点之前主动交出大沽口炮台，否则他们将“以力占据”！
齐活儿，果然不出所料，来的都不是好消息。接到这个报告，慈禧无比郁闷，翻翻日历，已是6月18日了——离八国联军最后通牒上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天多！但郁闷的是，裕禄的这份军报只说了这件事情，他既没有报告洋人最后是否强攻了大沽口，也没有报告大沽口炮台还在不在罗荣光的手里，慈禧最想得到的关键信息仍然没有得到，对于国门的情况，她只有一个字——猜。
裕禄这么写奏折，自然是有他的“考虑”的，我们将在接下来的故事中知道。但这可害苦了慈禧，很显然，最后通牒的时间都已经过了，慈禧只能认为：八国联军已经进攻了炮台，并且极有可能拿下了炮台！
如果是这样的话，意味着战争已经实际打响！西方列强已经向大清开战！
主战派的声音更响了：太后您不要再犹豫，立即下诏开战吧！
此时载漪也是很郁闷的，本来瞧昨天那架势，他以为慈禧绝对会下诏开战的，没想到她让大家哭了半天，最后不仅没下令开战，反而又派出了求和大臣去使馆，真是让人鼻子都气歪了。没办法，开战这样的命令只有慈禧才能下，那么，必须趁着大好时机继续将慈禧绑上战车！
载漪等人大喊：洋人已经动武了，我们何须客气，先进攻使馆，给洋人一个下马威！
听到要进攻使馆，本来已经被压制下去的反战派的声音又大起来了，袁昶、许景澄、联元、徐用仪、立山等人，这次他们都坐不住了。许景澄从国际法的角度，坚定地反对攻打大使馆。立山说道：“大清不是各国的对手，拳民的法术又不可信，这仗是没法打的。”平日里对慈禧一贯唯唯诺诺的军机汉大臣王文韶一听这话，正触动了他的神经，壮着胆子也说：“朝廷财绌兵单，一旦开衅，何以善后？”
其他大臣看到连胆小的王文韶都发话了，纷纷鼓起勇气最后劝说，表示不能开战，也不能攻打使馆，免得自讨其祸。
听到这儿，慈禧怒从心来，她喝问道：“我早听厌你们这些话了，谁有让洋人退兵的本事吗，如果谁有就前去令洋兵不进城，否则杀头！”（“若所言，吾皆习闻之矣，尚待若言耶？若能前去，令夷兵毋入城，否者且斩若！”）
王文韶一听到“斩”字，双腿一软，赶紧把身子缩回去。
是的，你们说的这些我都明白，正是因为明白，做出一个决定才无比之艰难！亲爱的大臣们，我需要的不是态度，而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你们能够拿一个办法出来吗？如果拿不出来，你们争来吵去又所为何事？没有办法的态度，在我这个需要做决定的人的眼里是没有多少价值的！
慈禧不得不声色俱厉地及时制止了气氛向反战派转移。正是因为开战要冒着极大的风险，而怯战的思想在朝廷中又是根深蒂固，如果不及时制止这种反对的态度，很容易引发连锁反应，前一天他们就白哭了。
慈禧根本没有心思再把御前会议开下去，反正讨论来讨论去也是这个结果，不如养养神，等等裕禄的进一步军报更有意义。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事情，慈禧相信裕禄的军报很快就会来的，向朝廷报告洋人到底有没有开战，大沽口炮台还在不在朝廷的手里。而奇怪的是18日等了一天，裕禄大人的军报仍然不见踪影，这很不正常啊，慈禧也知道电报断了，但也不至于这么慢吧？
慈禧的心中突然严重不安，她不知道大沽口前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裕禄这家伙又在搞什么鬼，向她隐瞒了什么（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真是先见之明），6月19日，慈禧主动发八百里加急询问裕禄情况，并警告他：你必须想尽一切办法给我顶住！（“该督须急招集义勇，固结民心帮助官兵，节节防护抵御，万不可畏葸瞻顾，任令外兵直入。设大沽炮台有失，定唯该督是问，该督若再贻误，试问能当此重咎乎？”）
而皇宫内，问题还没有解决，大家还得继续开会，这已经是16日以来连续四天内召开的第四次御前会议了，经过周密的考虑，慈禧将宣布她对要不要攻打使馆的最终决定。
慈禧宣布：立即给使馆区的十一国公使也发一份“最后通牒”（来而不往非礼也），宣布他们为大清“不受欢迎之人”，限定公使以及使馆区所有洋人（包括“使馆卫队”士兵），在24小时之内离京前往天津，途中由荣禄率武卫军中军提供保护并“妥为约束”，否则，朝廷将撤走使馆区外的武卫军中军，不再负责保护使馆区的安全！
朝堂上便又是一片吵闹之声。端王等人虽然没有听到慈禧做出“攻打使馆”的决定，但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好消息！在他们看来，这是“令使臣下旗回国”，这是开战的前兆，自古以来皆如此。
而在反战派看来，虽然太后没有昏聩到去下令攻打使馆，但驱逐使节，驱赶洋人，“按照国际惯例”，这也是开战前的先兆！
联元上奏：如果开战，一旦洋兵进京，我们恐怕会被杀得所剩无几！
然而，无论他们怎么谏，慈禧都是置之不理，只是命令加强宫廷保卫。
劝不动，反战派的哭又开始了。此时连坐在御座旁的光绪也非常激动，他猛地站起来，走到大臣面前，一把抓住许景澄的手（不顾君臣礼仪），激动地问：“这能战与否，你须明白告我。”
许景澄表示“不能战”，又拉着光绪的龙袍开始哭起来（“牵帝衣而泣”）。此情此景，催人泪下，朝堂上顿时一片反战的哭声。
而慈禧对着光绪大喝：“皇帝放手，毋误事！”
无论是从呵斥光绪的内容还是语气来看，慈禧已经愤怒到极点了。
因为，载漪一伙高兴得太早了，而光绪皇帝竟然也没有识破慈禧发“最后通牒”的苦心。
就在几天前，慈禧还以“安全问题”为由把公使和家眷都强行留在了北京，几天过去，城外的拳民骚乱更加厉害了（连“求和”大臣都出不了城），难道现在去天津就没有“安全问题”了？
此时慈禧已经得知西摩尔大军被堵在京津间的路上（后详）的消息，对北京暂时构不成威胁，而最大的威胁又变成了大沽口外的第三批八国联军，慈禧的真正想法是：让荣禄率军“护送”十一国公使到天津——也就是与八国联军对峙的前线！
这时候就会出现两种情况：如果西方国家真的是像他们宣称的那样，一次次增派军队进京只是为了保护公使的安全，那么，这些人我都已经给你们送来了，即使之前已经打过仗，那么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就是毫无必要了，战争还是可以避免，北京还是可保，慈禧自己的权力安全也有保障。
而另一种情况是西方国家的动机不纯。他们真正目的并不只是为了十一国公使的安全，还有另外的目的（特别是那可怕的“归政”），那么也好，荣禄大军“护卫”着的这些公使，立马就会变成阵前人质，逼令八国联军退兵！
也就是说，这些公使在慈禧眼中仍然是“人质牌”，只不过变成了改进版：在前方形势不明的情况下，把北京的“人质牌”送到天津去使用，变被动为主动——这才是慈禧发最后通牒驱逐使节的真实用意！可惜偌大的朝堂之上，没有人懂她，包括皇帝。
“你不要误事！”她只能这样呵斥光绪。她不能把那些见不得光的、藏在犄角旮旯里的帝王之术去告诉大臣，告诉大家其实她还是没有放弃避战，这是不能说的。端王集团的人就在朝堂之上，如果他们察觉，十一国公使还能不能顺利离开北京就是大问题了！
但是，反战派们一闹再闹，又是哭哭啼啼又是上奏，现在连皇帝也参与其中，这不是误事是什么！
朝廷连能玩权谋的人都已经是凤毛麟角了，是这几十年来过得太舒坦了吗！这位年轻的皇帝，天真的皇帝，生于深宫之中的皇帝，他真是似乎永远长不大，在一个需要时时刻刻纵横捭阖、步步惊心、表面一套背地里一套的深宫之中，就算把大清的皇权交给他，他拿什么去驾驭那些如狼似虎的权臣？又凭什么去让祖宗放心？
难怪这个“痴儿”会把戊戌变法给搞砸了，现在我找到了缘由，想想我慈禧只是不太懂西方那一套，而他却连祖宗这一套也不懂！一个连自己土地上的精华和糟粕都没有深刻认识而又心急火燎急于去“开拓未来”的皇帝，让他带着一帮书生去搞变法，他如何能够不破不立，如何能够继往开来？如何有足够的智慧去应对官僚集团的那些把戏？如果说戊戌变法还可以看作是他的试手，那么经过变法失败那次重大的打击，他还没有成熟吗？
朝光绪发完淫威，慈禧又恶狠狠地看着那帮大臣。对于这帮人，她是连骂都懒得骂了，有一些人心术不正，有一些人智商不够，有一些人是心术不正加智商不够。端王集团的那群人就不用说了，他们的阴谋一直都写在脸上，而反战激烈的袁昶、联元、立山、徐用仪、许景澄等人，他们似乎只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只需要表表态度不需要实际处理的。那个许景澄，还是朝廷派出去多年的驻外使节，号称著名的“国际法专家”，也只会大谈特谈那些不能开战的道理，却拿不出一个实际的哪怕是如何跟洋人去讲和的办法，这样的人，又如何谈得上真正地了解外洋！
其他人呢？更不要指望他们能提出什么建设性的意见。除了要摘掉头上顶戴的时候，他们都不会真正地着急。这几十年来，这些人做官，都做了些什么？
嗯，还有奕劻、荣禄。这两位好伙伴比过去更加沉默，一言不发，连表情都没有，很好，他们从来不会得罪任何人，包括不会得罪我！
这就是大清朝廷，它真的是老态龙钟、人才凋敝了，竟然让我一个女流决定大清的国运，满朝文武齐失声，宁无一人是男儿！
朝堂之上，慈禧久久地沉默，没有人敢再出声，也没有人敢再反对她。总理衙门的官员带着“最后通牒”，走向了使馆区，所有人在等着最后的结果。
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大街上被枪杀
6月19日，使馆区内，接到“最后通牒”的十一国公使把这份文件从头到尾翻来覆去看了半天，这才确认这确实是一份“最后通牒”！
原来清国也会发最后通牒啊，这绝不是他们的风格啊。
而此时的十一国公使感受最多的不是意外，而是另外一种心情——恐慌。他们赶紧聚集在一起，召开联席会议。
如果不接受“最后通牒”，朝廷肯定就要翻脸，到那时的处境绝对很不妙，虽然有“使馆卫队”守着，但使馆区孤悬北京百万军民中，只要这些人冲过来，别说“使馆卫队”抵挡不住，就连使馆区都要被踏平！
要知道之前他们所有的嚣张，进行“猎取拳民行动”，都是建立在一个心理基础上的，那就是无论他们怎么样，朝廷都不敢拿他们怎么样。
而现在，在使馆区的援军还未到来之时，朝廷竟然还下最后通牒了！这可咋整啊？
胆小的荷兰公使忍不住哭起来，他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告诉大家：我千万不能死啊，我在荷兰还有80岁的老母亲！
而其他人开始骂对方以前做得太过分，“猎取拳民行动”为何不知道收敛？杀人太多，没给朝廷留面子。看来这次会议的争吵程度也不亚于慈禧的御前会议，会场生动活泼，气氛紧张热烈！
骂来骂去，大家又开始骂如今已经不抱希望的西摩尔大军。这位海军中将6月10日发电报说“马上就来”，现在10天过去了，大家还是没有马上见到他，看来他的“马上”还没完。公使们只好纷纷给西摩尔起外号：什么“See-No-More”，什么“找不到的海军中将”，什么“从地平线上消失了的人”，反正已经不指望他来“解救”了，中将乃神人也！
讨论来讨论去，他们也终于认清楚了眼前的现实，要想保住人头，唯一的出路就是：接受朝廷的最后通牒，乖乖前往天津！于是公使们各回各馆，各收各衫，而“使馆卫队”也乖乖准备跟随出发。几十年来，这是绝无仅有：朝廷雄起了一次，而洋人也听话了一次。
而正准备出发的时候，问题又来了。
因为行李太多。
每名公使的手头都有不少行李：文件可以毁掉，但珍宝古玩、瓷器字画等怎么毁啊？这是必须打包装箱的，谁也不敢保证他们走了之后使馆区是否还会存在，另外还有公使夫人的衣服、鞋子、化妆品等，要运走的东西很多。美国公使康戈尔就粗略地计算了一下：他的美国使馆至少需要100辆大车才够运送那些行李。
完了，时间不够，车子也不够，于是大家又决定给总理衙门发一个联合照会，要求把24小时的时限延长，并要求总理衙门提供更多的车子，否则他们无法按时离京。对于这两个要求是否能够满足，希望总理衙门在第二天（6月20日）9点之前做出答复。
而这一次又让他们失望了：一直等到早上8点，总理衙门那边还是没有动静，不知道是还没有做出答复，还是根本就不想再答复了。
于是，德国公使克林德想前去总理衙门问个明白。
窦那尔认为不能去，“因为到总理衙门去坐等有失我们的尊严”，法国公使提醒克林德注意安全：现在连整个北京的城墙都在仇恨我们，离开荣禄军队保护的使馆区是有危险的，还是等总理衙门的人过来。
但克林德“大怒，用拳头猛击桌面”（窦那尔后来回忆语），他嘲笑了一番其他公使的胆小，就带上自己的手枪，只带了一个随身翻译柯达士（Herr Cordes）准备出发。“使馆卫队”德国分队队长要求带人一同前往，被克林德拒绝。
傲慢的克林德出发了，他和柯达士一人乘坐一顶轿子，由两使馆区两名清国仆人骑马开路，出了使馆区，沿着今天的崇文门内大街往东单方向走去（总理衙门在今天的东单东堂子胡同）。然而，他们还没有走出一千米，在今天的东单西总布胡同西口处，克林德永远停住了脚步，他的头部被正在巡逻的清军士兵子弹打穿，一枪毙命，腿部中枪的柯达士慌不择路地逃出几个街区，最终回到使馆区获救，而骑马的清国仆人不顾一切地飞奔回使馆区，告诉大家克林德已经被枪杀。
开枪者是神机营“霆”字枪队满人章京恩海，当时恩海正带领枪队在东单一带巡逻，与克林德的“洋轿子”骤然相遇，由于不清楚来意，负有警戒任务的士兵不得不要求巡查，举枪相对。而克林德也是有枪的，依据这个人的脾气，他很可能条件反射地拔枪指向士兵，甚至有可能首先开枪示威，恩海同时还击一枪，于是悲剧便发生了（时任军机处满人章京继昌：《拳变纪略》）。
继昌留下的记载应该是符合当时案发现场的情况的，根据总理衙门的记录，枪击案发生当天，总理衙门接报后曾派人在第一时间内赶到现场，根据克林德手枪里遗留的子弹认定克林德曾开过一枪，并且是先向士兵开枪，当天还向德国公使馆提出了交涉。
也就是说，恩海很可能是出于“正当防卫”而枪杀克林德。但令人惊奇的是，关于克林德之死，当时竟然还有一个神奇的“预言”。
6天前（6月14日），远在千里之外的上海的英租界里一份叫《北华捷报》的英文报纸（North-China Dairy News），当时就已经报道了一个震惊的消息：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遇害！这则消息立即震惊了世界，世界各大通讯社纷纷转载，就在大家你求证、我辟谣的过程中，克林德真的在6天后遇害了。
从《北华捷报》的报道时间来看，恩海的作案动机可能并不是“正当防卫”这么简单，克林德应该是死于一场谋杀，这份英文报纸不过是提前捕获了消息。
几个月后，恩海在北京被抓，由柯达士负责审理，根据柯达士在审后提供的报告显示：恩海招供，克林德死于谋杀。他曾经在6月19日下午四五点钟时得到一位“王爷”级别的人的指示，对方下令“看到洋人，格杀勿论”，只要杀洋人，就可以升职，还有70两银子的报酬，但恩海事后既没升职，银子也只拿到了40两，于是他一直在北京等着对方兑现承诺，这才被抓。
至于这位幕后指使的“王爷”是谁，按照一般的逻辑，恩海是神机营的，神机营的统领是庆亲王奕劻，似乎他的嫌疑最大，但奕劻一贯是“主和”的，他不太可能发出谋杀洋人的指令，于是大家都有了怀疑对象——自然是那位端王大人嘛。
而无论德国人怎么审讯，希望恩海说出端王的名字，恩海被执行枪决前都只说他的上司是庆亲王奕劻，端王领导不了他，其他的概不招供。德国人审来审去，也没有审明白谁是那位幕后的“王爷”，在德军的审讯史料中就成了历史悬案。
而我们的“断案”也应该可以真相大白了。首先，克林德确实死于谋杀，从种种迹象来看，收买恩海的人不能排除是端王，但更不能排除的是另一个神秘的人物——庆亲王奕劻。
按照恩海的招供，他是在19日下午四五点钟拿到“看到洋人，格杀勿论”命令的，奕劻为什么要下令给恩海这一队？因为恩海他们正在使馆区外巡逻，而奕劻为什么要下令？因为慈禧刚刚给使馆区下过“最后通牒”。要把使馆区里的人变成天津前线的“人质”，就必须先把他们控制在使馆区，特别是对于使馆区里的正规军——“使馆卫队”，更需要严密掌控，不能让他们走出使馆区，因此，在武卫军中军之后，又加派了神机营进行巡逻。
也就是说，奕劻给神机营的命令很可能就是为了实现慈禧“人质牌”的意图，他很可能是奉慈禧之命。看来这个老狐狸在朝堂上不说话，任凭端王集团嚣张，背地里还是要为慈禧卖命的，此人真是名副其实的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仙王爷”。
当然，奕劻的“谋杀”并不是针对克林德本人，而是针对任何走出使馆区的洋人。但无论是慈禧还是奕劻都没有想到的是，“使馆卫队”的士兵没有走出使馆区，作为公使的克林德倒自己出来了。
如此一来，当时总理衙门的报告克林德死于恩海“正当防卫”和德国方面的报告克林德死于“谋杀”，其实并不矛盾，只是双方各有侧重，各自回避了对己方不利的那一部分事实。说克林德死于“谋杀”，并不是说这位公使大人就是完全无辜的，在现场他挑起了事端，对他本人的死要负有极大的责任。
而使馆区方面也责任难逃，从杉山彬到克林德，外交人员在大清首都连续被杀确实是世界文明史上少有的灾难，但说到底这都是“使馆卫队”进京激发动乱局势的结果。“使馆卫队”进京时，萨拉・康戈尔就在家信中写道：“外国部队在一个国家的首都驻军真是一个罕见而可悲的景象。我们能真正意识到这种情形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至于那张“神奇的报纸”，它报道的其实是克林德“死于拳匪之手”。6月10日之后，使馆区与外界的电报联系断了，远在千里之外的上海英文媒体对使馆区的报道就只能靠捕风捉影了，而克林德的好勇斗狠是众所周知的，在“猎取拳民行动”中他是杀掉拳民最多的公使，《北华捷报》的报道既是巧合，其实也预言了克林德本人宿命的某种“必然”推论。
1900年12月31日，东单，在克林德被杀的地方，恩海被德军执行枪决。克林德的尸体后来被德国远征军运回了德国国内，下葬于明斯特中央公墓，而恩海的人头据说也被运回了德国，以示德国人的严谨。原有的东单牌楼被拆除，重新修建了纪念克林德的四柱型的汉白玉“克林德碑”。“50码外，集贸市场照常进行，在饭铺吃饭的清国人不愿意中断他们的进食，一个说书人在讲他荒诞不经的故事，他吸引的听众要比恩海受刑吸引的观众多得多。”（瓦德西：《拳乱笔记》）
6月20日，克林德已死，对于其他公使来说，再也没有人敢走出使馆区了，但也没有人敢去天津了——使馆区一千米之外都有危险，更何况是要到天津！对于慈禧来说，这又是意外，看来要让这些人发挥“人质”牌的作用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暂时是不可能了，只能再等时机。
而更让慈禧感到不安的是，裕禄竟然还没有新的报告！这太不正常了，慈禧又发出一道六百里加急问情况（“裕禄于二十一日［即6月17日］后并无续报，究竟大沽炮台曾否开仗强占？连日洋兵作何情状？……著即迅速咨明总署转呈，并遵前旨随时驰报一切！）
在这道上谕发出去后不久，慈禧也终于在6月20日这天等到了裕禄新的军报，这是裕禄继17日《大沽口炮台紧急情形折》之后的最新军报。看完这个军报，慈禧既没有难过，也没有愤怒、沮丧和恐惧，她只有一个感受——解脱。
军报是裕禄从天津直隶总督衙门发出的，名叫《接仗获胜折》，写得又长又很啰唆（后详），但裕禄明确地告诉慈禧：洋人进攻了大沽口炮台，守将罗荣光正在竭力抵抗，战况“尚未获得确信”。据大沽口方面报告“击坏洋人停泊兵轮二艘”，但也“传有（弹）药库被毁之信，危急可想而知”，而他本人正在天津率领军队和拳民攻打租界，大家作战十分勇猛，有望占领租界。
看来，裕禄的“获胜”也是指的他指挥攻打租界之战“有望获胜”，他还是没有把大沽口方面的情况报告得十分清楚——不过，这一切对于慈禧来说暂时都不太重要了。
重要的是，她已经确定：洋人已经向大清开战！从“使馆卫队”到西摩尔大军，再到大沽口外的第三批八国联军，双方军队的直接交火终于发生了，洋人终于将她拉上了战车！战争已经是事实！
那还说什么？战吧！
慈禧颁布上谕，命令军机处给各省督抚发六百里加急廷寄，告诉他们“中外衅端已成”，要求他们“通盘筹画于选将、练兵、筹饷三大端”，请他们思考：“如何保守疆土，不使外人逞志，如何接济京师，不使朝廷坐困，事事均求实际，沿江沿海各省，彼族觊觎已久，尤关紧要，若再迟疑观望，坐误事机，必至国势日蹙，大局何堪设想！是在各督抚互相劝勉、联络一气、共挽危局，事势紧迫，企望之至！”
这是继上次完成朝廷高层小范围内的战争动员后，对地方大员做战争动员和下令备战。那么再接下来，需要向亿万臣民宣告与洋人的战争状态和做战争总动员，需要起草一道诏书，一道慷慨激昂、气势磅礴、鼓奋人心的诏书，明发上谕，昭告天下！
军机章京连文冲奉命起草，一气呵成。
第二天（6月21日），慈禧将上谕昭告天下。这道上谕中提到了杜士兰，并说洋人是“诈谋”（“彼仗诈谋，我恃天理”），看来慈禧对于洋人没有履行“张杜约定”仍然是刻骨铭心啊。而上谕中也没有提到要跟大清交战的具体是哪些国家，而是采用了“远人”“彼等”这样的朝廷习惯性的用语（“朝廷柔服远人，至矣尽矣！然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挟”）。昭告天下，自然也不能漏了洋人，于是这道诏书也被送往了十一国公使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所谓“慈禧主动向十一国宣战”！
事实上，慈禧只是“应战”，这道上谕也只是慈禧处理拳民进京和洋兵进京的众多上谕中的一个，是面向全国军民发出一个战争总动员令——由于西方国家进攻大清，大清不得不奋起反抗，而不是慈禧“脑袋一热，要灭了十一国”。而由于找不到足够宣战的理由，八国也一直在避免“宣战”（后详），他们和大清进行的是一场奇怪的战争：大家打得不可开交，但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宣战。
不过，令慈禧有点郁闷的是，这篇慷慨激昂的上谕刚刚发布不久，裕禄关于大沽口的第三封军报就来了，这次不再是“接仗获胜”，而是“奴才裕禄跪奏：为大沽接战失利、炮台被陷，请将防护不力之员治罪，并自请严议”——也就是说，大沽口炮台失陷了，并且早在6月17日就已经失陷！裕禄为何延迟到21日才报告，他又如何能躲开罪责？一切秘密即将揭晓。
对于慈禧来说，这个消息只是让她郁闷了一下，即使早知道大沽口炮台已经失陷，她也是不得不战的。战，有可能代价巨大，但是，不战，就要失去自己的一切，唯有战！
战争动员做完了，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处理义和拳。
政策很简单——联拳抗洋！噢，对了，从这一天，不应该再称他们为义和拳，而应该称“义和团”了！拳民也变成了团民！慈禧发布上谕，第一次在朝廷层面承认义和团为“合法组织”，义和团民不再是“匪”，而是“义民”，朝廷为他们拨出专项资金——粳米二万石、白银十万两，令拳民先去庄亲王载勋的府上登记注册，只有登记注册后的团民才可以称作“官团”，每天可领官钱1600文，否则便为“私团”，是没有银子领的。
有人说：“俺不在乎那1600文，也不想登记注册去受管制，但又想去混混义和团，可以吗？”当然可以，但大爷您真的不是“朝廷思维”，既然称你为“私团”，就说明你是不被官家承认的，不是被官家承认的，就方便官家将来对你进行清理打击！在以后的故事中，我们即将发现这个必然会成立的逻辑。
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对于慈禧来说，她收编义和团，并不是心里已经放下了对团民的戒备和怀疑，慈禧最大的愿望是先逐渐掌控进入北京的团民，然后想办法令他们出北京，一是与洋人交战的天津前线需要这么多“精壮的汉子”；二是，几天前“求和”大臣无法出城的事件已经给了慈禧很大的警觉，即使收编之后，他们一时还是掌控在端王集团的手中，如果不能“用更大的手段去制住他们”（慈禧后来语），让他们在京津间有个“灭洋”的出口，仍然是对慈禧权力安全的极大威胁！
然而，慈禧的如意算盘注定要落空了，不说端王集团一定会把他们留在北京，就是没有端王集团的暗箱操作，他们也是不会离开京城的。
进入北京之后，他们所“灭”之“洋”，其实是清国人之“洋”，杀清国人中的教民、砸清国人的洋货，即使在突进内城后，也很快避开了使馆区的洋枪洋炮转而去烧教堂——也就是说，虽然他们高喊“扶清灭洋”，但真正要让他们去离开京城这个舒服之地去前线杀敌，去往战场当炮灰，那是连门儿都没有！
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支队伍早已经不纯了，强盗、小偷、逃犯、流氓，三教九流，闲杂人等都混迹其中。对于一些人来说，加入义和团只是为了可以光明正大地抢劫，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这是免费上京城，免费混京城的途径。而队伍内部的分化和派别斗争也更加激烈，比如同为“义和团”，“乾字团”和“坎字团”是不同的，甚至来自不同地方的“团”也是有很大差别的，某部分人可能就很懂端王的意思，知道“灭洋”只是手段，废立才是终极目的，而另外部分的人就“很傻很天真”。
而对于端王集团来说，义和团毕竟已经被慈禧收编了，慈禧也可以对义和团发布命令，趁着朝廷刚刚开战，朝廷上下对洋人同仇敌忾之际，他们要加紧让团民“为我所用”，孤注一掷吧！趁乱杀掉光绪，一举完成废立！此时不用，更待何时也！
6月24日，大阿哥溥儁在宫内首先向光绪发难，称光绪帝为“鬼子徒弟”，“帝泣诉于太后”，溥儁就被慈禧臭骂了一顿。25日一大早，端王集团核心阵容集体出动：端王载漪、庄王载勋、贝勒载濂、贝勒载滢带上约60名团民，以寻找“二毛子”为名，闯入光绪临时住处宁寿宫门，大声呼喊“请皇帝出宫！”而身后的团民们一片喊杀之声，高呼：“杀洋鬼子徒弟！杀洋鬼子朋友！”
端王集团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以前是造谣光绪被杀，现在他们要亲自来杀了！
刚刚起床的慈禧听到喊声，立即赶到宁寿宫，她亲自站在台阶上阻止，对着端王破口大骂，命人将一名团民首领就地正法！（“太后大怒，叱载漪等出，斩匪首一名于宫门外。”——《清史纪事本末》）
我还没死，你们就敢这样啊！等我死了你们还不得无法无天！这次先杀你们帮凶，如有下次，那就杀你们！不要逼急了我！
看来慈禧之前把光绪接到皇宫暂住，放到她眼皮底下亲自保护，还真是有先见之明，这一刻，她真的像个泼妇。
团民出不了城，又是卧榻之患，又不能让他们去使馆区“坏事”，那么只能让他们去干老本行——烧教堂，让他们去攻打北京城里的最后一座教堂——北堂。
慈禧发布命令，荣禄仍然亲率中军围困使馆区，但不再是“保护”，而是“进攻”，由董福祥后军一部协助，使馆区周边仍然要严禁其他军民靠近（慈禧仍然在留着她的“人质牌”），对于进攻北堂的义和团民，由端郡王的虎神营协助进攻。
精彩，精彩，这就是慈禧在决定开战后所做的两件最重要的事情——如何处理义和团以及使馆区问题。从这些决定来看，它们又充满着“慈禧特色”：步步为谋、稳打稳扎、长袖善舞、心机极深。事实上自从处理义和团运动事件以来，慈禧的一贯表现都是如此，对于军队的调动，对于官员的任命，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处处透着精明与圆活，手段不可谓不高超，权谋不可谓不精深，注意细节不可谓不完美，她甚至把权谋都已经用到洋大人身上了。
然而，相信大家也已经发现了，权谋高手慈禧也是处处焦头烂额，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天下朝廷！可以说，局势到了这个地步，跟端王集团的野心，奕劻、荣禄等人的自保，个别大臣的愚昧平庸不无关系，但是，这并不是说，慈禧本人就是没有责任的。恰恰相反，作为朝廷最高统治者，她的责任是不可推卸的，此时局面的造成并不是慈禧力挽狂澜的结果，而是她不断犯错的结果。
现在，是时候来阶段性地总结一下慈禧之错的表现与根源了。
慈禧最明显的错误就是她虽然处处有奇招，但这样的奇招，都只是事务性的处理，只能说是临时性的见招拆招、被动防御，而从来没有一个统一的和长远的战略，更谈不上对某个战略进行坚持。从本质上说，她所有的招式如果拆开来看，都很高明，但如果联系到一起来看，又自相矛盾，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与和稀泥。
那么，一个权谋高手为何会犯一个如此明显和低级的错误？
这当然和慈禧本人有很大的关系，慈禧自己都说过，除了洋人，就没有她办不到的事儿，这一方面当然是因为洋人的蛮横，但另外一方面，如何面向“外面的世界”也正是慈禧的短板。慈禧对京城外的世界没有太多的兴趣，对国门外的世界更没有太多的兴趣，她认为自己只需要盯着紫禁城，盯着自己大权的那一亩三分地就行了，却不知道作为大清的最高统治者，她也需要对国际形势有很深的了解。她只知道她对洋人是怎么想的，却不知道如何去了解洋人对大清是怎么想的。她长于权谋而短于见识，从根本上说，她已经远远落后于她的这个时代。
洋务运动30多年后，为何一个最高统治者还停留在如此水准？
因为她是帝王，传承三千年的帝王。帝王在我们的历史上真是一个奇葩的职业。
从小的时候起，我热衷读史，遍翻《资治通鉴》，阅读《二十四史》，只为找出一个能让人真正佩服的大英雄作为偶像。但直到读史的时间不觉过去了几十年，曾经看书看到走路撞柱子，开车掉沟里，我也没能得偿所愿。
不是我眼光高，而是史实中的他们总有瑕疵，总会昏聩，总有那令人意想不到的低级错误，让人总感觉拿不出手。为什么他们往往前半生英雄，后半生昏庸？为什么往往是能治天下者皆不能治左右？
后来，我发现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他们生而没有好的制度。说得搞笑一点，他们吃了当皇帝的亏，正是皇帝这项职业害苦了他们。
圣人、英雄、能人、好人，都是要以良好的制度为依托的，好的制度才是他们真正的舞台；好的制度，才是他们的推力和助力。
再拿慈禧来说吧，不管她的计划如何周详，算计如何完美，那个用武力抵抗洋人的最佳时机，其实已经被她自己错过了。
这个时机就是，当第一批八国联军——“使馆卫队”非法、强行进京时，把他们看作是对一个国家的侵略，以最高统治者的身份号召军民保卫首都，在北京城墙上发起抵抗！就是这样一件最简单的事情，慈禧却把它搞得无比复杂，而原因也是慈禧迫不得已，因为最高权力的周围，危机四伏。
看来，好的制度，就是让能人和好人去有机会、有条件而无后顾之忧地去履行他的责任，实现他的价值。就像一家之主对于家的责任，一国之“主”对于国的责任。而专制王朝的帝王们却只能有“朕即天下，朕即国家”的观念，推而广之，大臣、总督、巡抚、知县，又都只能把一权一地当作一己之私，国为私器，便会反过来灼伤这个国里的任何人，包括他们自己。
国不知有民，民便不知有国！
我曾经多次想用自己的话来解释这个概念，但每次写下来都不满意，直到我找到了福泽谕吉的版本。
在《劝学篇》里，福泽谕吉写道：
如果一个国家的主人只是那些少数的统治这个国家的人，其余的都当作了不闻不问的客人，在这种情形之下，结果对于国家一定是漠不关心，国内的事情还能勉强对付，一旦与外国发生战事，就不行了。那时候人民虽不致倒戈相向，但因自居客位，就会认为没有牺牲性命的价值，以致多数逃跑。结果这个国家虽有百万人口，到了需要保卫的时候，却只剩下少数的人。所以，保卫国家，抵御外敌，必须使全国充满自由独立的风气。人人独立，国家便能独立。
国家，应该是构成这个国家的百姓们的每一个个人之梦汇聚而成的集体之梦！“一定要建立一个近代化国家”，这是明治维新的根本目的，也是与大清洋务运动的根本区别。大清有很多的外患，有很多远道而来的入侵者，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她只有变成一个制定宪法，维护个人独立和自由，保障公平公正的“近代化国家”，侵略才会消失吧。
慈禧落后于这个时代，专制的皇权体制更已经远远落后于这个时代！王朝的统治在国内行得通，在面向“外面的世界”之时就未必行得通。权谋所向披靡，精彩绝伦，但它的舞台也必然越来越小。
所以我知道我错了，在我们已然面向世界的今天，我们的“偶像”绝不能也绝无必要去从那些“帝王”中去寻找，我们也绝无必要津津乐道于那些所谓帝王心术、高深权谋。
“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说起来他们都是“俱往矣”的英雄，但他们不是“输”在他们的个人，而是“输”在他们的时代，“输”在他们的制度环境，“输”在他们的起点，我们要为能够破除他们的制度环境而庆幸，我们要为我们能够有机会培养自己的“现代公民意识”而庆幸。
几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经历坎坷但仍能乐对生活的老人，对我说：“生活再艰难，没有关系，只要你记住：莫坏初心，莫忘初心。”
莫坏初心，莫忘初心。我相信我已经尽可能地让大家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历史，更有一双明辨是非的眼睛，我相信我的初衷只是要让大家懂得那些真实的故事，懂得那些阴谋诡计。
因为懂得，所以轻蔑；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所以这一段我是必须要写出来的，在讲述接下来的战斗故事之前。
无论智慧有多深广，无论手段有多高超，正确的初衷才是真正强大的前提；
无论细节有多完美，如果你的方向错了，你的初衷不正，你就倒在了起跑线上。
这世界上其实只有两种最强大的力量，一是公，一是正，天下为公，人间至正，而这不只是道德的评判，更要有制度的保障。
西摩尔大军“失踪”之谜
现在我们终于能够来关注一下那支久闻其名不见其影的西摩尔大军了，希望大家不要忘了他出发的日子：1900年6月10日。这一天，在接到窦那尔的电报后，西摩尔立即率领大约2066名八国联军士兵，在天津火车站强行征用五辆火车作为运兵专列，向北京进发。
前四辆运兵，最后一辆是后勤保障车，考虑到当天就能到北京，所以保障车上装的给养比较少，另外的物资是修复铁路的器材，车上还有雇用来的清国苦力。因为西摩尔早听说了，津芦铁路线上可能会有拳民出没，破坏铁路。
火车沿着铁路线向前，很快到达了第一站——杨村。西摩尔军在这里碰到了正在保护津芦铁路的聂士成军。这也是八国联军与朝廷正规军的第一次照面！
对于突然到来的西摩尔军，聂士成的第一反应是——阻截。而裕禄大人的电报不失时机地到了：不要“启衅”。前面我们知道，此时慈禧对是否与洋人开战的决定还迟迟未下，裕禄同志很怕承担这个“启衅”的责任，于是电报追到杨村了。
聂士成虽然心有不满，但他从来就是一位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纯粹的军人，对于裕禄的指示，他执行了。于是，裕禄的电报化解了两军可能的擦枪走火，西摩尔军运兵专列顺利通过聂军杨村防区，继续往前。
火车不久顺利抵达落垡（fá）车站，这是津芦线上的中途站，去往北京的行程已经接近一半了，照这个速度，当晚抵达北京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西摩尔手下的军官们已经开始讨论使馆区的欢迎晚宴，舞会上会有多少姑娘。
而正是从落垡车站开始，噩梦即将到来。
前方开始断断续续出现铁轨被扒的现象，列车不得不时常停下来，而车一停，旁边的“铁道游击队”便一拥而上，用手中的石块、长矛、大刀、鸟铳等勇敢地攻击火车！
他们是京津间的义和拳，之前破坏津芦铁路原本是为了阻止聂士成军向北京“进剿”，同时也对铁路这种洋玩意儿充满仇恨，而当他们发现西摩尔大军到来之后，毫不犹豫地将武器对准了这支洋人的军队。
有些受惊的西摩尔军赶忙架起马克沁重机枪扫射，人群这才退去。而火车再往前开，前面的铁轨又被扒掉了。
看来当晚就进京的计划只能破灭了，在车上的苦力修复铁路时，无事可干的西摩尔军士兵来到了附近村子里。
事实证明这支多国部队的军纪是不怎么好的，他们顺便抢点吃的东西，惊恐的百姓们带着财物四处逃散，更大的混乱发生了，试图反抗的老百姓被打死，村里的妇女纷纷寻找水井——为了躲避强奸，她们只有跳井自杀。
西摩尔军将很快为此付出代价。
第二天（6月11日），落垡车站前的铁轨铺好了，西摩尔留下一部分留守后路，车队继续向前。他的一号指挥车开在最前面，每列车厢里的士兵都做好了随时应对偷袭的准备，机枪手架着机枪对着窗外——然而奇怪的是，前方的铁轨再没有遭到破坏，铁路两侧也再没有出现拳民，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看来经过前一天交战，那些拳民已经被重机枪打怕了啊，西摩尔的心情又愉快起来。火车继续呼呼向前，前面就是廊坊车站，这里离北京只有40公里了，也是进入北京地界前的最后一座车站，军官们又开始讨论起欢迎宴会和舞会姑娘。
而火车快进站时，西摩尔突然发现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现象：前方铁轨上开始出现稀稀拉拉的人群！先是一个，接着是几个，十几个，几十个，然后是几百个、几千个，最后是上万人！他们中有白发苍苍的老者，有十几岁的小孩，有沉默的妇女，大部分人的头上都戴着红头巾，手里仍然拿着长矛、大刀、鸟铳等最原始的武器，他们沉默地注视着火车。
原来，分散在津芦线上的义和拳全部聚集到了这里！人群中还有部分前来复仇的普通百姓。
火车上的西摩尔军立即架好机枪，士兵们屏住呼吸，火车缓慢地往前开。然而，人群并没有发动攻击，当火车开过来时，他们便迅速分散，但仍然注视着火车开过。
气氛令人窒息！
西摩尔很快就知道为什么这些人并不急于进攻了。
因为前方所有的铁轨都消失了。
在廊坊车站以外，几乎连一米长的铁轨都没剩下，它们全部被掀翻、扭曲，连枕木都被翻了过来！火车只好“当”的一声停下——而这给了人群进攻的信号！
所有人全部站成了一横排，黑压压地冲向火车，而车上机枪手立即开火，冲在前面的拳民一批批地倒下了，然而后面迅速跟上，前仆后继！
几轮冲锋过后，拳民们终于发现一号车是指挥车，洋人最大的官应该就在这个车上，于是冲锋队伍改变策略，他们不再横向分散冲击，而是以纵队集中人群，全部冲向一号车！
冲在前面的人手中多了一个重型武器——大锤。在其他人掩护之下，他们猛冲到车厢边，抡起大锤朝车窗砸去，然而，近距离下车上机枪和步枪的火力也更猛，在密集的子弹中，一个个举着大锤的人倒下了，西摩尔指挥车旁顿时尸体堆积，血流成河！
这个时候，“大师兄”出现了。
他们来到队伍的前面，庄严地烧符、念咒、施法，然后带领身后的拳民再度冲锋！然而，每一个“大师兄”也都被子弹击穿，再也无法站起，很多的人疑惑地摇晃着他们的尸体，不相信“刀枪不入”的他们会死，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很快有人过来，将“大师兄”的尸体抬走，很显然，不能让“刀枪不入”的神话在人们心目中破灭。几次交战后，西摩尔军也发现了这个秘密，他们开始抢“大师兄”的尸体，然后把残肢断体故意挂在车窗上！
没有人被吓倒，也没有人动摇进攻的信念，在再也无力发起猛冲的时候，他们就躲在火力射程之外远远地包围着火车，站在远处投掷标枪、扔石块。只要西摩尔军开始修铁路，他们就立即再发起猛冲！
西摩尔就比较痛苦了，铁路修不好，火车就开不动，就要被困在原地。西摩尔从来没有想过放弃火车步行，在这位海军中将看来，火车就是在陆地上的军舰，“舰”在人在，千万是不能弃“舰”而走的。
双方开始了对峙：西摩尔2000多人的正规军被只有简单武器的拳民大军围困在廊坊车站，动弹不得，别想再前进一米！为了阻止西摩尔军发电报，拳民开始拔电报线杆子——6月14日，京津间的电报线全部中断。
从此西摩尔军真正地“困守廊坊”了，而他们真正的危险将降临。
夜深人静之时，5名意大利兵岗哨无聊玩起了牌，夜色之下，拳民们摸近，手起刀落，5人顿时成了肉酱。两天后轮到几名英国士兵站岗，他们精神紧张地守卫，此时有两名俄国士兵提着水桶去给机车加水，一名英国岗哨突然失控，大喊：“有拳匪！”车厢里被惊醒的其他士兵一顿乱开火，这两个俄国士兵就这样被打成了蜂窝。
7个人，这就是6月10日发起阻截以来，义和拳首次给西摩尔军造成减员，虽然人数不多，但却减得不明不白。西摩尔军已经风声鹤唳，士气低迷，更重要的是补给车上的补给也快吃完了，而拳民为了防止西摩尔军在附近村庄抢到食物，把周边村庄所有的食物全部运走，甚至把整村的房子烧掉，士兵们就只好饿着肚子了。
6月18日，饿得两眼冒星星的西摩尔终于明白：再这样耗下去是不行的。看来只有弃“舰”，海军中将终于想到一个办法：丢掉火车，沿着1860年英法联军进京的路线——沿京杭大运河水路进京。
这个办法看起来不错，如果走水路，拳民就无法发挥人海战术，也无法进行远距离袭扰！长官你为什么不早点想到啊，士兵们分头去抢船。
从出发之日起，西摩尔军已经被义和拳阻截在廊坊整整8天了！这就是北京一直传言西摩尔军“即来”，但又始终不见身影的原因。在这8天的时间里，廊坊车站自始至终都是义和拳和京津间的普通百姓在战斗，他们以简单的武器抵挡精锐的多国部队。甲午战争之后，西方普遍流传的：只要有一支很小的外国军队手拿洋枪洋炮，就可以在清国土地上长驱直入到北京。现在西摩尔知道，这个传言被粉碎了。
6月13日，慈禧在北京给裕禄和聂士成发布命令，要求对试图进入北京的八国联军“实力禁阻”，调聂士成军回天津扼守。6月14日，聂士成命士兵协助落垡的拳民袭击了西摩尔留在后路的军队，这是朝廷的正规军第一次对八国联军采取行动。除此之外，8天的时间里朝廷的军队始终没有参加阻截西摩尔军的战斗，阻截西摩尔军的主力是拳民，是普通的百姓。虽然他们也有过烧老百姓房子的错误行为，也有过“降神附体”的种种荒唐之举，但他们是一群战士，此时他们还没有被慈禧宣布“合法”，所以我们还只能称呼他们为“拳民”。在朝廷的正规军不见踪影的时候，他们在抵抗着外敌，保卫着家园，也保卫着都城北京。
这就是来到京津间的这部分义和拳民。他们和受端王集团收买、进入北京疯狂打砸抢烧的那部分义和拳民，是完全不同的。义和拳并没有完全被端王集团收买和操控，事实上也不可能完全被收买，因为还有他们这样一群人。他们虽只是普通百姓，却真正有“保家卫国”的精神和壮举，他们用实际行动昭示着：在大清的民间，蕴藏着巨大的、令人恐惧的能量。这种能量就是：它反对内部的压迫和外来的侵略，反对一切不公正，有侵略，必反之，受不公，必反之！因为这是这块土地上最朴实无华的传统，广大普通百姓恪守的最基础的生存要义，千百年来，谁都清楚这种能量一旦释放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因此官府特别害怕他们卷入“国家政治事务”，没有人敢发动这股力量哪怕是去抵抗外敌！然而，他们的“善于忍气吞声”也只会是表面上的，那只意味着他们不屑跟你寸利必争，但会在秋后算总账。
来吧！在西摩尔军改变行军方式后，拳民和百姓们仍然在殊死抵抗！
而朝廷的另外一支正规军也终于到了，他们是从北京马家堡火车站出发的董福祥军。
6月16日，第一次御前会议召开后，慈禧派出的两位“求和”大臣没能出城，于是慈禧再次命令原本在马家堡火车站布防的董福祥军向天津方向搜寻，阻截西摩尔军进京。
董福祥派出了他的部将姚旺率领2000名士兵，沿津芦铁路一路往天津方向搜寻，18日，他们到达了廊坊车站。
姚旺立即命令部队加入义和拳的战斗。
正规军的威力果然是要强悍些的，继上次的7个人后，西摩尔军再一次出现减员：这次战斗中共有6人被打死，48人受伤。而大清方面伤亡400多人，拳民和清军各占一半。
伤亡对比是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的，因为清军和拳民士气高涨，而西摩尔军粮草不继，士气低迷到极点。更要命的是，前方出现了正规军阻截，水路进京的计划也泡汤了，没有人再敢去往北京，唯一的决定就是：撤，撤回天津，并且只能走水路往回撤，因为不仅从廊坊前往北京的铁路被拳民破坏了，从杨村回到天津的铁路线也被破坏了。
这是迫使西摩尔改变进军方向的关键一战——廊坊之战。后来朝廷称它为“廊坊大捷”。很显然，单就伤亡对比来说，它并不是一场实际上的军事胜利，但它迫使西摩尔军不得不后撤，不再冒犯北京，保障了首都的安全，因此称它为“大捷”也并不为过。虽然“廊坊大捷”指的是姚旺的这次战斗，但毫无疑问，它的主要功劳应该归功于已经近乎赤手空拳抵抗了整整8天的拳民和沿线百姓。
6月20日，西摩尔军在杨村火车站集结，然后开始沿京杭大运河向天津方向撤退。残兵败将们挤在几条破船上，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有登上破船这个高级待遇的，非负伤人员还是要沿着河岸步行和拉纤。此时的西摩尔只有一个愿望了：我从哪里来的，还能活着回到哪里去——大沽口。
在6月10日西摩尔大军开向北京后，各国就开始增兵，俄国人是最积极的，他们离大清最近，派兵也最方便。6月12日，1700名俄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在大沽口上岸，开进天津租界。还没有接到慈禧明确命令的裕禄只好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使馆卫队”出发后租界里的军队又猛增到2500人，这2500人也是天津城的威胁。而裕禄没有想到的是，大沽口外的威胁更大。
俄国在向租界派兵的同时，也在向大沽口外派军舰，太平洋舰队副司令勃兰特就坐镇大沽口外的俄军军舰上，他也是西摩尔出发后各国舰长中军衔最高的人。6月14日，电报线中断，各国的军舰与西摩尔军以及北京使馆区同时失去联系，勃兰特就把八国舰长叫到他的旗舰“俄罗斯”号上举行舰长联席会议，勃兰特告诉大家：我们不能再在海上干等了，必须上岸采取军事行动！
要上岸，就有两种方案：一是像之前的西摩尔联军那样，把军舰绕过大沽口炮台，开到塘沽、北塘甚至是北戴河，随便找个地方登陆。大清的海防总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守了大沽，忘了塘沽，守了塘沽，忘了南北戴河，反正是可以找准空当上岸的，这样最方便。
而第二种方案就是：先攻占大沽口炮台，就从大沽口上岸。
这种方案当然是“最好”的，原因很简单，大沽口炮台是离北京最近的出海口，如果不先摧毁大沽口炮台，出海口到北京的交通线就无法保证畅通，将来各国再从海上增兵就极为不便。
但是，如果攻占大沽口炮台，它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问题了，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如果向清国的国门大沽口炮台发起攻击，很显然，这是向整个大清开战，意味着八国要跟大清进行国家间战争，就要涉及宣战等问题，而宣战又得有个理由，说西摩尔军和使馆区失去联系？公使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这些理由并不充分，如果担心他们的安全，应该先让天津领事馆派个人去了解一下情况，电报线断了，还有腿的嘛。进攻炮台就是在事实上发动对清国的单边战争，将来在历史上是要受到质疑和唾骂的。
而各国驻天津领事也极力反对攻打大沽口炮台，他们不是军职人员，恰恰是从在大清的外交人员立场来考虑问题：如果八国联军强行进攻大沽口炮台，就难保朝廷不会对北京使馆区和天津领事区动手——“进攻大沽口不亚于给在清国内地的欧洲人签署一张死刑证！”
但在勃兰特等人的坚持下，各国舰长终于最终同意了先进攻炮台——只有美国舰长在最后一刻退出。
美国舰长之前接到了美国总统的指示：如果要发动对清国的国家战争，需要正式宣战，而按照美国宪法，这又需要获得国会的批准，现在国会还没有批，所以，美国军舰恐怕不能和其他国家一起行动。
总统说的这个原因其实只是表面上的说法，事实上美国此时在大清推行独具特色的“门户开放”政策，这是一项外交政策，其实更是一项经济政策，显示了美国人正在成为世界新老大的咄咄气势。总之，此时与清国作战是有损这一政策的，也是有损美国国家利益的。
于是，美军舰长最终做出决定：美国军舰不参战，但可以派一艘军舰去接走大沽口岸上的外国侨民。
一支即将上岸开赴北京的多国部队又成形了。他们是第三批八国联军——准确地说是七国联军。也就是6月15日裕禄给慈禧的奏折里所说的，“闻得各国除已去之兵外，尚有续去之兵！”看来裕禄同志的情报是无比准确的，也使得慈禧第二天就心急火燎地召开御前会议。
在以英国人西摩尔为指挥官的第二批八国联军开赴北京后，俄国对指挥另一支开进北京的八国联军，实在是迫不及待，一切的秘密都将在以后的讲述中揭晓。
军舰上的气象报告显示：6月17日，大沽口潮水将上涨，有利于军舰靠岸！进攻之日确定，接下来就是如何进攻，这既要保障军事上的胜利，也要解决那个无法宣战的难题，而这两个问题都很有难度。
大沽口炮台在白河（海河）入海口的南北两岸修建，南岸炮台群和北岸炮台群总共有177门先进的克虏伯大炮指向河面，炮台是当年李鸿章专门请德国工程师设计修建的，坚固无比（如下图）。
守卫在这里的是罗荣光率领的直隶淮军6营，再加上一个水雷营，共计3000多人。25年前，早年曾在曾国藩军中任职的湘西人罗荣光调任大沽口守将，之后一直驻守大沽口。几个月前，罗荣光已经接到了升职的调令——调任新疆喀什噶尔提督，但罗荣光没有去赴任，他奏请留了下来，留在越来越多的外国军舰云集的大沽口。
我并非不知道只要与洋人交战就是危险，我并非不想携家人去安全的地方，但国门危急，我不能走，手下的弟兄们都不能走。
在发觉大沽口外的军舰有异常现象后，罗荣光开始做应战的准备，他派出士兵在白河入海口布置水雷，如果能形成水雷拦坝，海上的军舰就开不进来。
同时，罗荣光还将大沽口炮台的防务情况和洋人的情况都通报给了附近的北洋舰队，希望他们可以协同作战。
“北洋舰队”竟然又神奇地出现了？没错，在甲午战争之后，朝廷又花重金组建了新的北洋舰队，任命在甲午战争中表现神勇的原“靖远”舰长叶祖珪为新的统帅，而此时，叶祖珪正率领五艘北洋舰队军舰驻泊在水雷营旁的大沽口船坞。
五艘军舰中，有北洋舰队新的旗舰——“海容”号，排水量2950吨。其余四舰是上一年刚从德国购买回来的当时世界上最新的驱逐舰。而除了这五艘军舰，船坞里还有两艘鱼雷炮舰正在修理，它们虽然不能出海，但可以固定发炮——也就是说，一旦七国联军进攻大沽口炮台，北洋舰队可以有七艘军舰协作参战！
坚固无比的炮台再加上一个北洋舰队，七国联军其实绝无胜算。
外海上总共有30多艘军舰，但是，这30多艘军舰并不是都能参与进攻的，能够开到白河口的只有10艘，既然能开进来，就说明吃水比较浅，排水量比较小，军舰中排水量最大的才1213吨（不到海容号的一半），最小的才503吨，基本属于渔船级别。而能够用于进攻炮台的只有6艘（另外四艘另有任务），舰炮总和不到80门，不说比北洋舰队，就是比炮台都少了一半。考虑到炮台可以俯射而军舰要仰攻的因素，火力大约只有炮台的1/3。而军舰上所有的参战人员加起来是900多人，兵力也只有炮台守军的1/3。
自古攻坚之战，至少须有3倍兵力，这还是在火力必须对等的情况下，现在火力只有炮台的1/3，兵力也只有炮台的1/3，但七国联军最为顾忌的其实还是北洋舰队。
炮台只是一种防御性工事，军舰开进去之后攻两下，攻不下怎么办？掉头跑啊，退回深海，你的大炮又是搬不动的，能奈我何？而军舰就不同了，它是可以追击的，北洋舰队不仅在排水量、舰炮等方面有优势，而且它们似乎吸取了“定远”等巨舰大而无当的教训，所有的军舰都是排水量适中的驱逐舰。驱逐嘛，顾名思义，就是要追着你的屁股打。
所以七国联军才在有限的10艘军舰中分出4艘去执行任务：2艘到大沽船坞外监视北洋舰队，一旦发现北洋舰队有出动的苗头，就立即发情报让大家掉头跑，而另外2艘中，一艘开往大沽口火车站附近负责警戒天津裕禄方面来的援军，另外一艘就是美舰，去接运岸上的侨民。
抢在罗荣光派出的人在河口布置好水雷拦坝之前，这10艘军舰迅速开进河道内，然后各就各位，寻找有利泊位。
与此同时，外海的军舰开始往塘沽运送1500名陆战队上岸（清国的海防果然是有一搭没一搭）。他们兵分两路：一路500多人开向津沽铁路线（仍然是防备裕禄的援军），另一路900多人安静地埋伏在炮台的后路和侧翼，只等战斗正式打响，就从陆路发起进攻！
俄国人一定参考了日军的意见——这是明显的水陆两路包抄。
军事方面的部署是天衣无缝的，但如何解决那个“无法宣战”的难题？
七国舰长们最终商量出一个结果：发最后通牒。
在七国联军所有的作战准备完成后，6月16日，亥时（晚9点至11点），一名俄国军官带着翻译上炮台“拜访”了罗荣光，他把事先准备好的最后通牒递了过去，通牒上的内容就是裕禄曾经向慈禧报告的：限定罗荣光在6月17日凌晨2点之前自动交出大沽口炮台，否则将“以力占据”。
娘的，只有不到5个小时的时间了，炮台方面用这点时间来进行作战准备肯定是来不及了，这就是七国联军发最后通牒的作用：促使双方急促开战进入实际战争状态，将来还可以拿着这份最后通牒去告诉世人：我们不是不宣而战的，事先通知了守将罗荣光。
按照正常程序，罗荣光需要立即向天津的裕禄汇报，然而此时，潜伏在炮台后方的陆战队已经不失时机地把电报线割断了。罗荣光立即传令：派快马赴天津飞报消息！请求裕禄大人支援！各炮立即准备战斗！
好消息是此时白河口的布雷工作已经完成了。这真是一个重大利好，因为这相当于已经切断了七国联军的退路，七国联军一旦进攻不利，炮台就可以和北洋舰队对他们形成水陆夹击，关门打狗！
得到北洋舰队将协同作战的消息无比重要，罗荣光立刻亲自给叶祖珪写信，务请北洋舰队“协同作战，共御外敌”。北洋舰队跟大沽口炮台并不属于一个系统，罗荣光能够调动北洋舰队的方法只有一个——提前请旨。于是紧急之下，他派人送上了这封亲笔信，他相信六年前的孤胆英雄叶祖珪是不会见炮台危急而不救的。
时间分分秒秒地过去，过得很快，罗荣光紧张地穿梭于炮台之间，亲自检查备战工作，鼓舞士兵做殊死一搏的准备。其实七国联军发最后通牒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希望不战而获得大沽口炮台。几十年来，太多的清军守将就是被洋人的片言只语给吓倒的，而这次，洋人的计划注定落空了！
我的任务就是守炮台，守住国门，这是我的职责。六年前的甲午战争，日军没有进攻大沽口，我因而没有参战，也许是错失了英勇作战的机会，也许是不幸中的万幸劫难中余生，不管怎么样，现在，就是到了我们与炮台共存亡的时候！
开炮！
6月17日凌晨零时50分，战斗打响。
这是在清国国门打响的第一炮，到底是哪一方提前打响，在历史上一直是个谜案。据罗荣光后来的战报，是洋人先开炮（“洋人因至丑刻未让炮台，竟先开炮攻取”），而联军方面留下的记录几乎都集体指证第一炮来自炮台，似乎不像作假，但第三种说法也很有可能：炮台在紧张备战中，北岸炮台管带封得胜不小心引燃了炮信，“误发一炮”（李希圣：《庚子国变记》）。
如果排除意外事件，应该说洋人提前开炮的嫌疑更大，他们万事俱备，只欠一炮，而罗荣光需要更多的备战时间。其实不论谁先开炮，这场战争都是洋人挑起的！
首炮过后，就是万炮齐鸣！
七国联军先用2艘军舰吸引住北岸炮台群的炮火，剩下4艘军舰朝南岸炮台群围攻，俄军“基略克”号打开了探照灯，想引导其他军舰一齐朝炮台发炮。不过，有句话说得不错：照亮了别人，也照亮了自己。此时的罗荣光正好在南岸，他命令士兵朝着光源点：开炮！他还跑到大炮边，亲自瞄准发出一炮。
“基略克”号就悲剧了，探照灯被打碎，桅楼被打断，开始侧翻。罗荣光立即指挥炮手调整角度，对准“基略克”号倾斜的正面舰体猛轰，如此一来，可怜的“基略克”号又成了筛子，整条军舰的甲板被掀翻，全舰燃起熊熊大火，接着又有一炮击中水线，开始进水，在水深火热中，它逃离了战场，保命要紧。
接下来倒霉的就轮到俄军的“朝鲜人”号，它就是10艘军舰中排水量最大的那艘，吨位大，目标也大，几乎是在“基略克”号受到打击的同时，“朝鲜人”号炮位被摧毁，右舷被炸去半截，鼓风机被炸碎了，整条军舰燃起大火，它也跟在“基略克”号的后面，在水中跳着摇摆舞远去，只差一点沉没。
炮台上177门从德国进口的克虏伯大炮，果然威力无比！
在北岸炮台这边，德国军舰“依尔提斯”号上8名官兵被炸死，17名官兵负伤，更可悲的是舰长当场被炸飞一条腿。德国进口大炮炸德国人，这位舰长一面派人到处找他的断腿，一面大骂：“他娘的克虏伯！”
战斗打响不久，七国联军6条军舰已经全部中炮了，就连那艘躲在远处负责接运侨民的美国军舰也被流弹所伤，看来仅仅靠河面上强攻是无法攻下炮台的。
那么，出动埋伏在炮台后路的陆战队包抄！
埋伏着的士兵们端着步枪，趁着夜色和炮声向炮台摸近，然后对着炮台上的那些大炮——开枪。没办法，他们没有手持火箭筒啊。
然后他们等来了炮台守军的反应——开炮。
竟敢拿枪来攻我炮台？给我炸！
一炮出去，万枪沉寂，陆战队的士兵们赶紧丢盔弃甲，抱头鼠窜。刚才怎么来的，现在又怎么回去。
七国联军各分队的指挥官终于绝望了。他们终于意识到：进攻大沽口炮台，绝非易事！
此时已经是凌晨4时左右，也就是说，战斗打了3个多小时，罗荣光战前已经给裕禄发出了军报，奇怪的是裕禄那边的援军仍然不见到来，不过没有关系，照这样的情形下去，七国联军很可能会全军覆没，炮台会取得胜利。罗荣光开始写第二份军事简报，把战斗已经打响以及战况报告给裕禄。
这个晚上的运气，实在不属于大沽口炮台，也不属于整个大清国。
在罗荣光派人把第二份军报刚刚送出去不久，河面上，七国联军本来已经没有什么还击之力的军舰，突然又向北岸炮台打了几炮，而这次，打出的炮弹有如导弹一般地落在了一个对于炮台来说十分致命的地点之上——弹药库。
巨大的连环爆炸声同时响起！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北岸炮台几百名守军瞬间被炸成碎末！这其中包括正在发炮的炮手，炮台上血流成河！所有人都被这一幕惊呆了。
七国联军的军舰趁机将所有的火力对准北岸炮台群猛攻，他们掩护原本已经撤回去的陆战队员再次冲上缺少兵力的北岸炮台，而日军冲在了最前面。
在没有炮手的情况下，北岸炮台守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炮弹来不及发出了，他们端起了步枪，步枪不管用了，以手搏斗！管带封得胜倒在了血泊之中，最后一名守军倒在了血泊之中，一名日本士兵降下黄龙旗，升起太阳旗，北岸炮台失守。
这一切都发生在极短的时间里，在南岸炮台的罗荣光根本来不及增援，他知道联军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南岸炮台，罗荣光和南岸守军已经做好了死战的准备。
在占领北岸炮台后，七国联军士兵立即将北岸所有炮口掉转——对准南岸发炮！而白河上的军舰分作两组，一组继续朝南岸炮台发炮，吸引住南岸的炮火，而另外一组将北岸的陆战队运送至南岸，又开始进行包抄！
虽然北岸已经失守了，但要想继续攻下南岸也不是那么容易的。罗荣光就在南岸，大家已经做好了死战的准备，然而，说这一晚的运气不属于炮台是有理由的。
继命中北岸炮台弹药库之后，联军的军舰竟然又命中了南岸炮台的两座弹药库！与北岸炮台相同的一幕又重演了。
6月17日上午7时左右，罗荣光率领幸存的1000多名士兵撤出炮台，撤向大沽口西南的新城，大沽口炮台失陷。而七国联军也遭受了重创，他们所有战舰都中炮严重受损，接近报废，总计阵亡约61人、负伤约234人（《庚子中外战纪》）。
战后，七国联军的许多官兵都纷纷在日记里记下先后命中北岸和南岸弹药库的神奇经历。而据称联军的指挥部是根本不知道弹药库在那里的，所以这确实很神奇，这些普通的官兵都纷纷在日记中写下：“感谢上帝。”在他们看来，正是因为大清出现了“对上帝不敬的拳匪，上帝才在关键时刻护佑了联军”，让他们转危为安。
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是“上帝”的力量让那些炮弹变成导弹，直接朝弹药库飞去了呢？显然，与其相信“上帝”，倒不如相信图纸。
大沽口炮台是李鸿章当年聘请德国工程师设计完成的，但是花大价钱引进的德国工程师，却设计了极不合理的弹药库！使得白河上的军舰可以把炮弹轻易打到弹药库。
其次，炮台设计的图纸工程师们会不会留下一张，回去转交给德国政府，这是不得而知的，至少是有这个可能。最后，洋人的军舰已经在大沽口外集结了一个多月了，他们有没有派人侦察过炮台，我们也不得而知。
不要以为战争就是打了那两炮完事了。从本质上说，打那两炮只是高潮部分，更多的时候，它打的是战前的准备、战时的指挥以及平常的居安思危！
罗荣光已经尽力了，也已经尽责。虽然就军事部署来说，他确实有些迟缓，至少白河口的布雷工作就可以早些完成，那样七国联军的军舰就无法轻而易举地开进来了。但除了朝廷不能“衅自我开”的传统思想，罗荣光在战术上的迟缓正是因为慈禧和朝廷在整个战略上的迟缓。
炮台守军是守备兵，他们固有的思维和最擅长的就是如何“守”炮台，而绝不会丢下炮台主动出击的，但孤立地守炮台其实是很难守住的，国门的防御需要一套完整的体系——需要守备军，也需要野战军。有人守，有人攻。
而可惜的是，徒具“野战军”表面形式的武卫军早被慈禧当作了维护权力安全的政治大军，聂士成的前军本来就是驻守天津海防的，却被慈禧调往北京“进剿”，使得大沽口无援。
一个只为了自己权力安全的人，最终不仅会失去权力，还会失去安全——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那么，事先接到罗荣光求救信的叶祖珪哪里去了？
在罗荣光率领众兵守卫炮台的过程中，叶祖珪命令北洋舰队军舰全部熄火抛锚，不准发炮，负责监视他们的两艘英国军舰趁机迅速俘虏了北洋军舰，除了叶祖珪的旗舰“海容”号，其余4艘驱逐舰分别被英、俄、法、德抢走，而俄国人后来还进入船坞，把另外两艘正在修理的炮艇给拆了运回去。
刚刚恢复成一点样子的北洋舰队又基本成光杆舰队了，后来朝廷有人干脆提出将另外的五艘军舰全部给卖了，一来可以向洋人表明没有备战的态度，二来反正留着也没什么用，卖了省心。
相信大家还记得，在六年前的大东沟海战中，叶祖珪表现神勇，作为“靖远”号舰长，他在军舰被打残后修舰再战！而仅仅六年之后，叶祖珪不再神勇，却是贪生怕死，竟然置炮台于不顾。其中的原因我们是可以替叶祖珪找出很多的，比如丁汝昌的北洋舰队全军覆灭后，幸存下来的所有舰长都受到了处分，叶祖珪也不例外，直到上一年（1899年）他才成功复出，好不容易当上北洋舰队的统领，他当然要“倍加珍惜”。再比如这支北洋舰队仍然有李鸿章的影子，作为汉党集团的军队，自然是不愿和洋人开战的。但是，我们更加相信，叶祖珪的堕落是在大清全民皆腐中堕落的，他只是“全民腐败”的一个缩影。
带领幸存的士兵撤往安全地后，罗荣光一个人默默地回到了自己的住所，集合了家中的女眷，让她们站成一排。
罗荣光平静地告诉她们大沽口炮台已经失陷，自己绝不可能再活，在他死后，就再也没有人来保护她们。他不能保证洋人的军队不会拿她们出气，向她们复仇，或者朝廷追究炮台失陷的责任时不会连累她们，请她们做出选择和安排。
女眷们都没有说话，她们平静地望着罗荣光手里的刀。
罗荣光明白了：作为从军丈夫的女眷，跟随丈夫出生入死，夫死妇随！
他拔刀逐个杀掉女眷，然后默默地收回战刀，自刎。
在炮台失陷的那一刻，罗荣光就想殉国了，之所以没有，只是因为要把那些跟随自己多年的兄弟都带出！作为湘西汉子，他的身上不止流淌着热血，还有兄弟情义，其实对于罗荣光来说，他只想兑现战前对大家的誓言：
人在大沽在，
地失血祭天！
然而，还有一个情况是罗荣光至死都不明白的：既然裕禄大人事先就已经得到了联军准备进攻炮台的情报，而他也在战前给裕禄发过一个紧急军报，为何在8个小时的战斗中，裕禄的援军始终未见，甚至连一个派过来了解情况的人都没有？
裕禄参战
天津直隶总督衙门里的裕禄一直很郁闷，作为总督，他有守土之责，也有维护一境平安之责，所以他一直强力“剿匪”。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裕禄发现对他顶戴威胁最大的并不是义和拳，而是洋人，但从甲午战争过来的裕禄更加清楚：洋人是惹不起的。
于是裕禄只好紧盯慈禧，太后怎么办，他就怎么办：“使馆卫队”是从天津出发的，裕禄放行了；西摩尔军也是从天津出发的，裕禄放行了；6月12日，1700名俄军海军陆战队进驻天津租界（位于天津城外“紫竹林”，也称紫竹林租界），裕禄也放行了。
6月13日，慈禧终于给了裕禄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动武的明确授权，同时将聂士成军调回天津协助裕禄。聂士成回撤天津的有十营七哨，加上原来驻扎天津的直隶练军三营，总督府亲兵500，天津总的兵力有6500多人，而紫竹林租界里的联军人数是2500人，虽然兵力是洋人的三倍，但裕禄总担心洋人会出其不意地攻过来。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们知道了，6月16日亥时（晚9点至11点），大沽口的七国联军给罗荣光发最后通牒，要求自动交出炮台，而罗荣光将情况写成第一份军报派快马飞报裕禄。津沽间的距离只有100里，这份军报应该很快就会送达裕禄手中。我们暂时不管它的去向，先看裕禄这边接着发生的事情。
到了17日卯时（凌晨5点至7点之间）——也就是大沽口战斗快要结束、七国联军即将占领炮台之时，紫竹林租界方面突然给裕禄送来一份照会。这份照会是各国领事以领事团团长杜士兰的名义发来的，他们告诉了裕禄与罗荣光军报里同样的事情，只不过是以外交文件的方式告诉裕禄的：大沽外的七国联军已经给罗荣光守将发出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求罗荣光在17日凌晨2点前交出炮台，否则他们将开炮轰夺！
裕禄看到所谓的这份照会简直鼻子都气歪了。很显然，洋人玩了很大的花招，给罗荣光的“最后通牒”时间都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才又把这件事情通知他这个最高行政长官。而更可气的是，这份照会上面的落款日期竟然是16日，也就是说是在给罗荣光的“最后通牒”时间之前，洋人的解释是路上耽搁了一点时间——反正我们是早点送过来的，只是路上耽搁了。
连环计啊连环计，两国之间交战，如果要“师出有名”，不在历史上留下什么把柄，除了军对军，还需要政府对政府，而给罗荣光的“最后通牒”与天津领事给裕禄的照会配套使用，洋人就达到了不宣战而实际开战的目的。在大沽口的罗荣光来不及做完备的备战，在天津的裕禄没时间支援，同时也在“最后通牒”时间之前通知了直隶最高行政长官、完全符合“国际惯例”的目的！
事实上这里面的名堂还不止如此。相信大家还记得：16日子夜，在天津的江苏粮道罗嘉杰给荣禄送去了一份他弄来的“疑似照会”！
也就是说，从6月16日亥时开始至17日卯时，短短20个小时的时间里，分别有三份文件先后送给大沽口炮台、直隶总督衙门和朝廷，一份是“最后通牒”，一份是照会，最后一份是疑似照会，而它们实际上都是“最后通牒”，分别刺激大沽口炮台前线守将、直隶最高行政长官和朝廷开战，解决无法“宣战”的难题！
这就是洋人在“照会事件”中的嫌疑之处，时间上太巧合了，最需要朝廷开战的这个结果的，除了端王集团，还有洋人！多年以来，我们一直认为，搞阴谋诡计似乎是东方人的专利，洋人对这些东西嘛，主要是他们学不会。而实际上，这个世界上的利益是会令人疯狂的，正是因为如此才彰显相互制衡的伟大，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如此，对于人类来说也是如此。
难怪后来的慈禧在那份战争动员的上谕中要特意强调洋人是靠“诈谋”，看来也不能说她是无端地攻击人啊。
此时的裕禄简直出离悲愤，也突然意识到：大事不好——头上的顶戴可能不保。
很显然，洋人有把握又是发“最后通牒”，又是发“照会”。照这种情形来看，大沽口炮台危矣，十有八九是要被占据了！洋人是很“狡诈”的，但这并不是说他裕禄就没有责任。
早在6月15日之前，因为发现大沽口外的军舰有异动情况，罗荣光就派专人向裕禄报告洋人很可能会进攻大沽口炮台，而裕禄同志做了什么？他向慈禧报告了这则情报（“闻得各国除已去之兵外，尚有续去之兵”），然后他什么都没做了，没有向大沽口方面发一兵一卒帮助守卫大沽口炮台。
接下来，罗荣光在16日晚接到“最后通牒”，同样派专差飞报裕禄，按正常情况它应该是比领事区照会先到的。如果这份军报早就到了，裕禄就没有任何理由不去支援大沽口了。但按照裕禄后来报告给慈禧的说法，他是在接到照会后再接到这封军报的，也就是说，在接到照会之前，他“并不知晓”大沽口之战已经打响了，所以他也没有派援军。
由于军报的接收方是总督府，好吧，我们也只能相信裕禄说的是事实，但现在已经接到照会了，按常理，裕禄仍然需要向大沽口派援军——紫竹林租界里虽然还有2500名八国联军，但天津的兵力是他们的3倍啊，租界联军又没有出动，你不把天津的军队调去支援大沽口干什么呢？
而接下来的一幕出乎所有人意料了：在细细考虑之后，裕禄不仅没有向大沽口派出一名援军，甚至连一名了解情况的侦察兵也没有派出！似乎要将对大沽口的“不闻不问”进行到底。
应该说，裕禄这种反常的决定，跟多年来清廷中一种很普遍的军事思想是有关的，那就是——重陆防，轻海防。大臣们似乎认为，海疆总是守不住的，只有“马上”的打仗，才是真正的打仗。所以鸦片战争60年以来，大臣们头脑里还没有“走向海洋”，朝廷也还没有“走向海洋”。
在裕禄看来，总督府所在的天津就是重心，而大沽口只是一个要塞，守得住就守，守不住就撤，他的主要任务就是“保”天津（“力顾津郡”）。
而在裕禄更深层次的考虑里，对大沽口的“不闻不问”，也恰恰才能掩盖他的失责，保住顶戴！竟然有如此不合常理的事情？不着急，我们先来继续了解天津方面的情况。
没有向大沽口派援军，此时的裕禄最紧张的就是租界联军会不会突然进犯天津，他希望将最多的兵力留在天津，就可以“威慑”租界联军不敢贸然出击。然而真是怕什么就来什么——租界联军并没有被天津的“重兵”给吓到，17日上午，在大沽口炮台已经被攻占的消息正式传到租界后，他们立即开始准备主动出击！
6月17日下午2时左右（请大家记住这个时间），抢在清军行动之前，租界联军迅速行动，以租界联军里的英、德、意、奥兵为主，总人数100人左右（有的史料记载为90余人，有的记载为170余人），偷袭租界对岸的一所著名的军校——天津武备学堂。
联军之所以不放过这所军校，因为它不是一所普通的军校，校园里还有一座弹药库，储藏着大量的枪支弹药。几天前，为了安全起见，学校已经放假了，但仍然有90名学生勇敢地留下来保卫校园，他们并不知道危险已经临近。
偷袭小分队接近校园，终于被警戒的学生发现了，学生军迅速拿起准备好的武器，跑进教室，拉下窗帘，躲在黑暗处向外射击！联军竟然被打退。但他们随即推出重型武器——大炮。大炮朝着校园猛轰，在炮火的掩护下，联军重新发起了冲锋，这一次他们终于冲进了校园内，而英勇的学生也毫不畏惧，他们和洋人拼起了刺刀！
进攻竟然又一次被打退了。
联军终于恼怒了，他们原本以为对付一群学生军是很容易的，校园里的弹药库只等着他们去占领，没想到却要大费周章，一个歹毒的计划形成了：放火烧。
他们退出校园，包围校舍，然后在四周放火！学生军被困在火中，而校门已经被火力封锁，此时，大火烧到了弹药库，开始猛烈爆炸！
等到附近的直隶淮军赶过来时，他们被眼前惨烈的一幕惊呆了：校园被夷为平地，90名学生无一生还，废墟上只能够找到少量的残肢断体，因为大部分的人都已经在大火和剧烈爆炸中化为了灰烬。
天津武备学堂是当年李鸿章创建的，主要为淮军培养基层指挥官，直隶淮军中的很多人也是毕业于这所学校，看到学弟们这惨不忍睹的一幕，他们立即找到了裕禄，要求立即开战，进攻租界！
此时的裕禄才知道他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他原以为把军队都留在天津，就能“保”天津平安，没想到租界联军却很快给了他致命一击。裕禄其实并不知道的是，即使是出于“保天津”的目的，他也应该在接到“照会”后第一时间派大军增援大沽口！
租界联军之所以敢离开租界主动攻击，正是因为他们得知大沽口炮台已经被占据了，大沽口方面很快就会向他们增援。所以他们才敢以绝对的劣势（这种劣势不仅是兵力对比，还有租界孤悬于天津）去冒险，这和当初“使馆卫队”得知西摩尔大军很快要进城，就主动开始“猎取拳民行动”是一样的道理。
也就是说，在大沽口炮台被攻占之前，天津城绝对安全。而一旦炮台被攻占，天津真正的危险就来了。裕禄更加不会知道，在大沽口炮台被攻占之前，当他十分恐惧租界联军会不会贸然进犯天津时，反而是租界联军更加会恐惧他裕禄会不会向他们进攻，会不会把他们歼灭，或者挟持为人质——这正是当时租界里的领事极力反对大沽口联军进攻炮台所担忧的事情啊。
庸才啊庸才，怯战的裕禄同志，自然是不会捕捉到这些战机的，他不仅丧失了作战的先机，还丧失了作战的时机。现在，租界联军主动出击了，慈禧早在6月13日就叮嘱过他，一旦洋人从天津阑入北京，定拿他是问！那么还说什么，赶紧战吧！召集各军，进攻租界！
天津城里还有很多的拳民，之前裕禄是坚定的“剿匪”派，现在既然已经和洋人开战了，那么就不要“剿匪”了，联合他们一起去进攻租界啊——裕禄就这样成功地完成了对义和拳由“剿”到“抚”的转变。
此时聂士成也已经率武卫军前军赶来了，他是上过战场的。当然，在六年前的甲午战争中，当时作为盛京将军的裕禄也是上过战场的，不过无论是战场全局眼光还是临战指挥来说，进攻租界的指挥应该非聂士成莫属，只有他才是真正的军事将领，而裕禄同志本质上是个官僚，而且是个技术娴熟的官僚（后有明证）。但自从决定进攻租界后，裕禄好像突然硬气起来了：他要亲自指挥！
好吧，在裕禄的指挥下，各军先出动炮队在紫竹林三面高地布炮，居高临下，一齐怒轰，而租界里本来炮就少，加上清军使用的是进口的无烟火炮，对方找不到炮位，租界联军被炸得血肉横飞。一天之后，租界联军的伤亡就已经达110多人，他们基本没有还手之力，只好给那些厉害的无烟火炮起了一个更加厉害的外号——慈禧太后。他们只有一个愿望：少挨点“慈禧太后”的炸，赶紧撤向大沽口。
可是想撤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裕禄同志一直在打炮，昼夜不停，特别是用炮火把租界各个出口封锁得严严实实，几次强冲无果，联军只好又退回租界，这次他们不冲了，改为挖洞——把防炮火的地下室挖得深一点，再深一点。
战场形势确实大大有利于清军，但聂士成很快发现一个惊奇的现象：裕禄大人享受着打炮，他一直在打炮。
所谓“一直”，就是裕禄只使用炮兵，而没有让步兵和骑兵发起冲锋！聂士成立即建议裕禄在炮队继续打炮的同时，放手让步队和马队发起冲锋。
聂士成的建议是极为合理的。因为影响租界之战胜败的决定性因素其实除了战斗本身外，还有一群人——大沽口方向的八国联军，他们在攻占炮台后自然是要增援租界的。6月17日当天，大沽口方向的八国联军就开始沿着津沽铁路向租界进发，聂士成派出了武卫军前路统领周鼎臣部在军粮城一带建立防线阻截。
在敌方有外援的情况下，一般有两种选择。一个是进行“围点打援”，这个看上去不错，但实际上却行不通。
此时不仅大沽口的美军已经参战（租界里有美国领事，租界联军里也有美军，在租界之战打响后，他们和大清已经处于实际的战争状态，国内的战争法案也已迅速通过），更重要的是，大沽口炮台已经失陷，各国军舰从海上增兵畅通无阻，援军只会越来越多，以天津现有的兵力对比，打不了援，只能尽可能地迟滞他们进入租界的时间。
那么剩下来的就是聂士成的建议——应该趁着援军主力到达之前，向租界发起强攻，果断冲进租界，扣留租界里的洋人为人质，不仅大沽口联军不敢轻举妄动，以后各国从海上增援的部队也不敢轻举妄动，天津可保（这和后来慈禧在北京进攻使馆区试图扣留洋人为人质的想法如出一辙）。
也就是说，只有发动冲锋才能让天津的战局明朗，才能将战斗带入真正的高潮，把优势转化为胜利。
而裕禄同志似乎“怯战”的老毛病又犯了，他认为租界中洋人死伤还不大，而且他们也有炮，此时还不能发动冲锋，要保存军队的人数，保存实力，免得将来被动挨打。裕禄似乎也不太相信自己的军队竟然还能对着洋人冲上去，竟然还有能跟洋人拼刺刀的能力。在聂士成的坚持下，裕禄终于命令军队“冲锋”了，不过冲上去的是义和拳民，正规军仍然在后方优哉游哉地打炮。
大哥，您只打炮，不冲锋，没高潮，如何能解决战斗啊？
拳民没有有效武器，“冲锋”很轻易就被租界联军打退，而军粮城一带防线越来越吃紧，聂士成不得不亲自前往军粮城指挥阻截战，一直到6月20日，兵力越来越多的大沽口联军发动了多次进攻，然而始终没有突破聂士成防线。
但是对于租界这边的战斗，聂士成十分焦急，他知道留给裕禄攻进租界的机会将越来越少，此时不强攻，以后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强攻，战机稍纵即逝。而此时的裕禄仍然没有清醒过来，他在进行一件对他无比重要的事——写奏折。
是的，聂士成可以只从战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但裕禄是天津的最高军政长官，是要向朝廷和慈禧报告的，接下来就要解决那个难题：如何把大沽口以及天津的这一切向慈禧报告。
6月17日早晨接到照会之后，裕禄就已经感觉到了脑袋上的顶戴可能大事不妙，他在大沽口的防务中存在着严重的失职，但裕禄虽然指挥战斗的能力一般，对处理这样的“危机”还是很有信心的，因为多年的官场生涯已经使他明白：只要是做官，就难免出事故。但只要能将事故上报给领导（慈禧），就一定有补救的办法。
6月17日，在接到“照会”之后，裕禄立即给慈禧发了第一道奏折——《大沽口炮台紧急情形折》。相信我们还记得，裕禄同志在这道奏折里说了什么，没说什么。他只告诉慈禧：他收到了“杜士兰照会”，大沽口外的联军向罗荣光发最后通牒强索炮台，情形危急！然后他报告了一阵天津的兵力空虚，希望朝廷赶快派兵接应（“并请旨迅饬董福祥等统带所部，星夜来津接应”）。
而至于最关键，也是对慈禧的决策最重要的信息——洋人是否已经开战，炮台还在不在守军的手里？裕禄什么也没说。
裕禄当然不能说。根据租界方面的记录，炮台失陷的消息在17日上午就已经传到了租界（租界联军才因此主动出击），裕禄不可能不知道，即使不知道也应该派个侦察兵了解清楚情况后再迅速续报给慈禧。但裕禄需要的就是对大沽口的“不知情”，其实如果不是这天杀的洋人将一份什么照会送过来，裕禄倒是宁愿一直被“蒙在鼓里”的，最好悄无声息地就把大沽口给占了，这样他顶多是个“失察”的责任。而洋人却偏偏将他拖下了水，于是裕禄只好先硬着头皮写了这一封奏折，但给朝廷报告重大事故嘛，不能一上来就讲明白的，一讲明白慈禧就不会紧张了，就会立即怪罪到裕禄头上，裕禄需要的是要将大沽口的情况一点一点地“透露”给慈禧。
接下来，6月18日、19日，裕禄再无写给慈禧的奏折，尽管此时的慈禧在皇宫已经是望眼欲穿。
6月20日，在有充分的时间能够混淆之后，裕禄才给慈禧写了第二封长长的奏折——《接仗获胜折》。他把第一封奏折之后所有的事情都放在这封奏折里一并说了。而这道奏折堪称“名篇”，不仅“保”裕禄绰绰有余，还是可用于官场逃避问责、诉苦表功的示范性教程，皆是欺上瞒下、移花接木、混淆是非之必备读物。请大家来看一下翻译版本。
领导：我不是在6月17日报告了我接到了杜士兰外交照会，大沽口外联军发最后通牒给罗荣光、欲占炮台，我请旨要求朝廷派援军吗（你们为何不派）？我刚报告完，旋又（注意）接到罗荣光也派快马前来报告他接到了“最后通牒”一事。随后（注意）又接到罗荣光的第二封报告，报告说洋人首先开炮进攻，他正率领守兵竭力抵抗，我感到事态十分严重。洋人既已经在大沽发动战事，天津的防务必然十分要紧，于是我马上（注意）命令天津驻军做好各项军事准备。天津的兵力还是比较少啊（再强调一下），而在天津的拳民已经不下3万人，现在紧急备战。这是一支很好的利用力量，形势所迫，我就不得不先暂时招抚以应急，于是我亲自接见义勇的首领，办理此事（由于此时义和拳还没有被慈禧宣布“合法”，还没有真正成为“义和团”，于是特意将他“私自”联合义和拳的情况做了说明）。
我正在办理此事之时，接到报告，有一部分洋兵从大沽口坐火车北上试图进犯天津，洋兵率先开炮，我军阻截（洋人果然来犯津了，证明了之前加强天津防卫的必要性，并且说明天津的战斗也是“衅自他开”）。
随后租界里洋军分路出击，我亲率各军和拳民竭力进攻租界，军民团结一心，英勇奋战，一直激战到19日，我军获胜在望，紫竹林租界指日可下（所谓“获胜在望”，这大概指的是“精彩”的炮战）。
我与负责阻截大沽口北上之军的聂士成商量，准备一鼓作气先攻下租界，然后全力接济罗荣光。大沽口距天津一百余里，电报不通，那边的情况如何，还没有确切的消息，只是听说弹药库被炸，危急的情况可想而知。不料又听说西摩尔联军正在回撤天津，看来，我又不得不派出军队前往防御了。
领导，这就是这些天洋人首先开衅、我接仗获胜，并现在筹划防守的实在情形。虽然我军民心极固，军气甚扬，但以天津现有兵力，以一敌八，军事万分棘手，请调拨大军，星夜赴津增援。我把这个战时报告发给领导，听候指示，纵有千难万难，奴才唯有妥为联络，竭尽心力办理！（一句话总结：你辛苦了。）
完美，十分完美。大沽口炮台早在17日就已经失陷了，而在裕禄同志20日这封奏折里，他大谈特谈的仍然是他如何保卫天津，如何英勇地领导租界之战，他比上一封奏折“进了一步”的只是告诉慈禧战斗已经打响，但竟然还是没有告诉慈禧炮台已经失陷的事实（裕禄最终是在第二天——21日才报告的）。
“表功”的同时自然也就为大沽口失陷开脱了责任。若只看裕禄同志的这份奏折，大沽口之战和保卫天津之战这两件原本有明显时间先后顺序的事情，基本上是同时发生的，他完全没有顾及大沽口的失责，被忙忙碌碌、鞠躬尽瘁、呕心沥血地“保卫天津”给掩盖了。看到这份奏折的慈禧还能说什么呢，估计只恨不得能握住裕禄大人的手，眼泪哗哗：我就啥也不说了。
大家要问了，一封小小的奏折，就有这么大的学问和作用吗？朝廷难道只会“依折办事”？
这是有传统的。咸丰年间，爱犯事的左宗棠被人上奏参劾，面临处罚，于是营救他的人就开始想办法，而这办法不是去收集左宗棠无罪的证据，也不是去了解所参劾之事的事实，更不是去翻翻大清律法，而是请当时的饱学之士（潘祖荫）写了一封更加厉害的奏折，后来左宗棠果然就因为一封奏折被“保”下来了，在这封奏折里有一句“名句”：
国不可以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看来“名句”能救人，至于左宗棠到底按律该不该罚，没人关心了。而在大清的督抚衙门、六部衙门，那些专门为领导写奏折的师爷，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更加形象的称号——刀笔吏。
只是这些人文字好，会写文章吗？不是的，在这些故事的背后，还有一个秘密，一个王朝传承千年的秘密。
一位生前默默无闻死后名扬海内外的海外历史学家——我不说大家也知道了——黄仁宇，在对历史进行多年的研究后，他得出一个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关键的结论：几千年来的王朝都缺乏一种“数字化管理”，帝国的繁荣是经不起科学的、精准的数据检验的。
裕禄大人这封奏折，虽然前后跨度有整整四天，但关于时间的用语是“随即”“旋”“马上”等，相信大家在阅读其他史料中也是深有感触的，比如“该有关人员”“该相关部门”等。更厉害的是即使是军报，数字性方面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本人对于历史上几次著名的战役曾经想搞清楚双方的兵力对比，这些报告里留下的数据往往是——数万。
说起来这种情况的出现是有比较深层次的原因的：第一，当然是留下点空间，方便大家将来逃避问责，越模糊越好，或者方便军队里吃空饷。这个大家都懂；而第二个原因可能比较搞笑：方便领导看得懂。
帝国的官员都是学八股出身的，从进入私塾起就只有两件事情：培养写八股的能力和培养对皇上的忠心，于是他们对于“枯燥”的数字是没有概念的，经常脱口而出、随手一写的就是“数千年往事”“数万里河山”以及“数亿万臣民”。他们没有兴趣看数据，你就不要写，写复杂了他们也看不懂，还要批评你这报告写得太差。
这就是说——原来，帝国是没有理科生的啊！
一个现代型的政府，必然有成熟的政务官（官），也有成熟的事务官（吏），前者是思想型人才，后者是技术型人才，有志于成为政务官的人，自然要让他的政治理想和纲领接受老百姓的检验，才值得大家尊敬。而在我看来，有志于成为事务官的人更加可贵也更加重要。因为他们才是官员队伍中的大部分，是国家和政府的“基本面”，也能够让那些政治家的“天下为公”“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落到实处，转化为真正的数据，经受细化检验。
在京津间失去电报联络之后，慈禧并没有派出几个她信任的人来天津了解情况。不过，如果这个朝廷一品大员、“天下第一督”的裕禄都无法让人信任，慈禧又能信任什么样的人呢？
6月20日，在裕禄写第二封奏折的当天，西摩尔军从杨村开始往天津方向溃退，得知西摩尔大军正在回撤之后，不知裕禄大人是不是他那个“保天津”的心理又一次发作了，他竟然命令正在军粮城防线的聂士成分兵前往阻截西摩尔军！对于裕禄这道命令，聂士成提出了强烈的质疑。
很明显，虽然理论上说一支敌军进入天津确实会对天津的防务构成“威胁”，但战场上的情况是要具体分析的。想想看吧，西摩尔军是退入天津的，后面还有广大拳民在追着打，溃退之师虽不足为惧，但溃军的逃命能力也是很强的，你要真正去打他们，除非事先设有埋伏，否则就会变成耗时耗力的追击战。
而反观天津这边，裕禄在围攻租界但还没有拿下（这是重点），聂士成在军粮城苦苦地阻截大沽口援军。此时分兵正为兵家之大忌，一旦分兵，大沽口援军必然会突破防线，增援租界，接下来租界之围必然也会被突破。
所以，聂士成的观点还是那个：既然已经包围了租界，就要先拖住大沽口援军，集中优势兵力先攻进去，只要搞定了租界，不管是西摩尔军，还是大沽口联军，一切都会迎刃而解——也就是说，清军目前最需要一场实际上的战果，所谓伤其九指不如断其一指，骂他三月，不如砍他一刀。
裕禄彻底火了：到底你是总督还是我是总督啊？
聂士成无奈了。朝廷向来是以文御武，文臣指挥武将，当然降低了武将“谋反”的可能，而另外的结果也就是三分政治，七分军事。裕禄的考虑其实又是他多年的官场生涯的反应：在他的眼里，得知西摩尔大军回撤天津的消息，就意味着天津的地面上从此又要多出一支洋人的部队，这是比较“可怕”的。至于聂士成说他们是溃退之师，那就正好可以让聂士成去灭了他们嘛，刚刚才向慈禧报告了租界“获胜在望”，如果能再取得一场战斗的胜利，这又是奇功一件了！
看来在怯战之外，裕禄同志还有一种贪多求全的心理，而有时候贪多求全，正是一种无法真正面对的胆怯心理。
作为一个纯粹的军人，聂士成一直以听令为军人的天职，他不会抗命，也不会阳奉阴违，他只好重新布置军粮城防线，告诉士兵：不论有多困难，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全力阻截大沽口联军，如果无法阻截，就想办法拖住他们，只要再争取几天的时间，估计总督大人总会清醒过来的，总会攻进租界，拿下租界！
做好这些工作后，聂士成率领少部分兵力向西摩尔军方向出发了。裕禄并不知道，正是他的这道命令，即将把天津的战局推向深渊！
果然不出聂士成所料，此时的西摩尔军是一支绝对的疲惫之师、惊恐之师，士兵们已经有很多天没吃一顿饱饭了，很多人都是衣不蔽体，他们有的坐在船中，有的沿着河岸行军，机械地向天津方向撤退。
当他们撤退到西沽附近时，聂士成率军赶到，双方作战11小时之久，西摩尔军拼命战斗，苦不堪言，但仍然无法突围，而经过接下来的第二次战斗后，西摩尔军基本已经被打残（“受创甚重，部分遭击溃，重炮丢失”），聂士成正在率军布置包围圈，准备将他们围攻歼灭！
西摩尔终于绝望了，他知道有聂士成的军队阻截在前，撤回天津也只是一种妄想了，不仅不能再回撤天津，还得赶紧溃逃，不然后果就是全军覆没！
就在这时，溃逃的士兵报告了一个极好的消息：附近发现一座大型武库（西沽武库，清军在北方最大的武库之一），令人意外的是，一座如此大型的武器库，竟然只有十几名士兵守卫！
在平时，守卫一座武器库十几名士兵也是够的，估计也没有人敢来这里抢点枪炮什么的。但已经进入战争状态了，直隶总督裕禄估计早忘了要加派人手保护一下。
这对西摩尔军来说真是绝处逢生！抱着先去弄点武器来的念头，6月22日午夜，西摩尔军夜袭了武库，轻松打跑武库守军，进入武库，然后他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武库里有成箱成箱的子弹，数不胜数，还有各种原装进口的武器，德式的、英式的、法式的，克虏伯重炮、无烟火炮、马克沁机枪和连发步枪……琳琅满目，数不胜数，竟然比西摩尔军手中的装备还要先进！这么多的先进武器，都原封不动地堆在武器库里，很多都尚未拆封，这就是朝廷多年来的传统了：对非八旗的军队，武器和子弹都是限量供应的，不能给得太多，以防生事嘛。但各支军队每年的军火进口还是照常的，甚至有增无减——这样才能批到军费，也才能在军费上做手脚。
西摩尔军立即全员更换装备，然后他们又发现了另外一件更高兴的事情：武库里还有好几吨的大米！
饿了好几天的西摩尔军终于可以吃一顿饱饭了——米饭加马肉。虽然力气有了，武器弹药拿不完，但西摩尔军却不敢离开武库了，他们决定就以武库为基地建立防线固守，打死也不离开。
而聂士成发现西摩尔军已经进入武库后，立即率军包围了武库，然后发起强攻。聂士成的目的很简单：冲进去！西摩尔当人质的分量也够了。
前军左路左营营官（相当于营长）徐照德、中营帮带（相当于副营长）吕光烈、哨官（相当于连长）王玉山，先后阵亡。
西摩尔军的炮弹子弹随便打，火力太猛。聂军虽然一时很难攻进去，但西摩尔军也无法突围，双方形成对峙。
聂士成命令先停止强攻，维持包围圈小规模袭扰武库，然后派人飞速向裕禄请求增援，请求裕禄放弃攻打租界，在武库周边与聂军合兵一处，全力攻破西摩尔军防线。
租界那边的战况果然如聂士成所料，分兵之后军粮城防线全线吃紧，而兵力不断增加的大沽口联军步步推进，即将抵达租界。聂士成正是得知这种情况后向裕禄求援的，他的思路十分清晰，之前他反对分兵去打西摩尔，现在又要求裕禄合兵来打西摩尔，这看似前后矛盾，实质上却都是出自同一个战术：此时困守在西沽武库里的西摩尔军又相当于原来的困守在租界里的联军，在西沽先合兵一处，全力攻进去，他们又是人质。
那为什么只能是裕禄前来合兵？反正西摩尔军已经钻进武库，聂士成就不能放弃进攻西摩尔，主动向领导靠拢在租界合兵？这是由地理位置决定的：租界处于西沽和大沽口之间，在租界合兵则会腹背受敌，所以只能麻烦裕禄大人多走两步路，当机立断放弃租界，在西沽合兵。
根据战场上瞬息万变的实际形势，当弃则弃，才能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孤立无援之敌。
不过，我们知道，裕禄大人是没有这种军事素养的，天津之战打响以来，他的“见敌就打，见地就守”的“保天津”思想，使他没有理睬聂士成的求援信。而军粮城防线最终被突破了，大沽口联军成功地开向租界，他们与租界联军成功地合兵！
形势急转直下，困守在西沽武库里的西摩尔派出了随军的清国仆人前往租界送密信。聂军岗哨对洋人很警戒，但对清国人放松了警惕，这个人把密信吞进肚子里后，终于蒙混过关，成功地把西摩尔军就在西沽的消息告诉了租界联军，他也在租界领到了西摩尔未付的那另一半报酬。
自从电报线中断以后，租界里的联军才第一次知道西摩尔原来还活着，就在西沽天天吃马肉啊，赶紧去救他吧！
租界方面立即大军出动，围困武库的聂士成军腹背受敌，渐渐难以抵挡，到了夜晚，西摩尔军命人引爆武库，然后在租界联军的接应下，趁乱突围！
6月28日，西摩尔终于率领他的残兵败将回到了租界。我们应该还记得他出发的日子：6月10日。当时有五辆专列，志得意满，没想到半天的路程被他整整走了18天，回到当初的起点。按照西摩尔后来给英国海军部的报告，他的队伍中总共有62人战死，但有238人重伤，其他士兵已经毫无战斗力，从此不能再看到马，一看到马就狂吐不已。西摩尔终于以侥幸逃过一劫的方式，完成了这次完全失败的军事行动。
而对于天津地区所有的八国联军来说，他们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聂士成原本谋划的合兵计划竟然在洋人这边得到了实现：大沽口联军、租界联军、西摩尔联军，这三支军队在租界完成合兵！他们将是接下来战斗的基础部队，在今后的讲述中，我们称他们为——八国联军。
而裕禄同志灰头土脸地重新收拢起队伍，和回援租界的聂士成再次并肩战斗。裕禄驻守与租界隔河相望的武备学堂原址，而聂士成军则在租界以东的天津东机器局布置防线，试图再一次合围租界。
无烟大炮又一次发挥了强大的威力，虽然租界里八国联军的兵力增加了，但如果找不到炮位，他们就只有挨轰的份。八国联军拿出了一招——悬赏。
和北京城里的教民逃进使馆区和北堂避难一样，天津的教民也在战前纷纷逃进租界避祸，另外还有一部分苦力来到这里揽生意。在租界被炮轰的时候，他们帮着联军挖地下室、背尸体、挖坟墓、搬炮弹、清扫卫生，要求报酬日结，而教民中有人甚至还剪掉了辫子。现在重赏之下，一对教民父子出发了，他们冒死侦察到了炮位，潜回租界报告给了联军。
几十名教民和苦力冒着炮火，把八国联军的重炮拖到有利的炮位，进行还击，然后步兵发起冲锋！裕禄驻守的武备学堂防线首先被撕裂，而聂士成驻守的东机器局也失守，裕禄撤到天津城内布防，而聂士成率军顽强地退守位于海光寺的西机器局阵地，这里是保卫天津城的前沿阵地，步步抵抗！（如下图）
好消息终于传来了——马玉崑率领的武卫军左军5000名士兵抵达！
6月13日，慈禧曾经命马玉崑立即带队从山海关进京，现在，马玉崑终于来到了天津，来到了聂士成身边，这给聂士成带来了极大的鼓舞，八国联军一见这情况，又赶紧退回到租界，不再进攻。
双方都在进行同一件事：待援。
“东南互保”出台背后的隐情
自从北京的局势恶化之后，从5月份开始，东南地区的汉人总督们就在做应急准备。刘坤一、张之洞纷纷上折子，请求慈禧立即“剿匪”，格杀勿论，否则一旦造成局势无法收拾，与洋人开战，朝廷将大祸临头。
总督们的意思是，既然和洋人的仗是打不赢的，那么就不能打，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避战。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这正是慈禧核心的指导思想啊，避战，她老人家一直在避；“剿匪”，她一直在剿，只不过，这些都要为权力安全服务的。
6月15日，刘坤一和张之洞二人再次联名上奏，这一次他们是豁出去了，强烈警告朝廷：如果再不速速“剿匪”，祸在眉睫！
在这次警告之后，刘、张二人开始为自己也为东南区打算：既然朝廷无法避战，那么东南区只好避祸。
这时候，有一个人发电报给他们，他是——盛宣怀。
太常寺少卿盛宣怀虽然在官场上的职务不算很高，但他却是李鸿章的绝对心腹，替李鸿章掌管北洋产业（电报、铁路、矿山等），著名的“红顶商人”。所谓“红顶商人”，就是说他们的生意是时局的生意，时局好的时候他们利用时局来赚钱，而时局不好、影响赚钱的时候，他们就会挺身而出，去影响政策和政治，保护能够赚钱的机会和环境。而对于盛宣怀来说，在李鸿章因签署《马关条约》而丢官的风头过去之后（大约从1899年起），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运作”李鸿章再次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在别人看来，盛宣怀是李鸿章集团的利益代言人，他是背靠着李鸿章这棵大树，才把生意做得那么大，银子赚得那么多。不过只有盛李二人清楚，他们两人就是唇齿相依、相互扶持的关系。简单地说吧，如果李鸿章不再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盛宣怀的生意肯定要受到重大打击。于是，当李鸿章在仕途上出了问题、丢掉顶戴的时候，为了保护生意和产业，盛宣怀和他的“北洋班底”也必须利用可怕的财富和力量，让李鸿章官复原职。
在大清，有时候财富就是力量。
直隶总督是必须由慈禧亲自任命的，盛宣怀是一个连慈禧的面都没什么机会见到的“商人”，如何能够影响这项人事安排？不过，对于盛宣怀来说，这件事情也很平常，他并不需要去求见慈禧，并不需要等自己的官做到能被慈禧召见后再出手，他只需要去说动慈禧下面的心腹大臣。他也不需要去替李鸿章想什么新的施政纲领，“掌控北洋”就是他最大的资本，大清的经济体制既然是“官督商办、官商结合”的体制，官商官商，商离不开官，官也离不开商，政治可以影响经济，经济反过来也能够影响政治。
商人的嗅觉是最灵敏的，胆子也是最大的，为了达到目的是不择什么手段的。盛宣怀是大清电报局的实际控制人，官场上的很多电报其实都是盛宣怀第一个看到，借着这个有利条件，盛宣怀一直观察着北京的局势，观察着整个官场。义和拳进京后，他的机会来了。
6月10日，盛宣怀通过电报在第一时间得知了西摩尔大军正向北京进发的消息，立即给刘坤一和张之洞发电，要他们上折子力荐“李傅相重回北洋”。
而刘坤一和张之洞虽然极力反对朝廷与洋人开战，但让李鸿章“重回北洋”、引起端王集团强烈反弹，这么敏感的问题他们也是不想掺和的，于是两个老狐狸把盛宣怀的请求轻轻给放一边了。
盛宣怀锲而不舍，转而给荣禄上书：中堂，洋兵进京，局势更加危急，看来目前只有让李鸿章大人回京，让他重镇北门，与洋人和谈，才能解决问题啊。
荣禄迅速上奏，6月15日慈禧发布上谕：着李鸿章迅速来京，袁世凯（带兵）迅速来京！这就是荣禄上奏的功劳（同日，荣禄还向慈禧报告有“张翼、杜士兰约定”，促使慈禧下定决心和谈）。
由于电报线已断，天津局势紧张，朝廷外发的所有电报必须先用快马送到袁世凯的山东巡抚衙门，再由袁世凯转发各地，在广州的李鸿章接到这道上谕时已经是6月18日。
李鸿章和他的幕僚紧急商量：我是去，还是不去？
很显然，虽然上谕只要求李鸿章“迅速来京”，并未说明来京原因和目的，不过大家都知道，“李傅相”一出马，那意味着就是和谈，看来慈禧已经做好了和谈的准备。李大人此一去，看来必受重用，直隶总督的官位为囊中之物矣。
当然也有另外的担忧：朝廷现在是端王集团的天下，他们其实早就在防备李鸿章进京与洋人和谈，要不然拳民在北京也不会公开喊出“杀一龙二虎十三羊”了，李大人此去，如无政治风险，会不会有生命风险？虽然有盛宣怀的运作、荣禄的上奏，但端王集团权势冲天，会不会到时候连慈禧都无法保大人？
在乱局之中，这些是必须要考虑到的。
考虑良久，李鸿章还是认为机会比较大，于是李鸿章在他的两广总督衙门高调地宣布要立即进京（“君父急难，何敢延迟！”），不过此时，又有两封电报到了。
第一封是李经方（李鸿章之子）发来的，他强烈反对父亲进京：父亲大人，召您进京是让您和洋人和谈，但此次和谈的难度比以往几次都要大（不仅端王集团还在把控朝廷，洋人此时也绝不会和谈），和谈不成，您的结果会更坏，所以建议您谨慎行事。
而另外一封电报让李鸿章彻底打消了进京的念头：盛宣怀向他报告大沽口炮台已经失陷！前面我们知道，慈禧是6月20日才接到裕禄报告知道炮台失陷的——也就是说，坐镇广州的李鸿章竟然比坐镇北京的慈禧还要早知道大沽口炮台失陷的消息。而对于李鸿章来说，这个消息是对他北上“和谈”的沉重打击：如果洋人攻不下大沽口炮台，还有和谈的可能，炮台都已经攻下了，洋人更加不会和谈了。
于是李鸿章大人在广州的说法又变了，这一次他强调了北上的路程不安全，而且广东人民也对他极力挽留（“津沪路梗，粤民呼吁攀留”），连总督府的大门都没有出，告诉左右：不要急，等等看！
在整整一个月之后（7月17日），李鸿章最终离开两广总督衙门北上，而这时一切都已经万劫不复。这个故事我们以后再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盛宣怀。
此时的盛宣怀急坏了，他急的倒不是李鸿章复出的希望又一次破灭，他急的是由于裕禄向慈禧报告“洋人尚有续去之兵”，慈禧突然又由“和谈”转向“主战”。这老人家变得可真快啊，北洋产业中最赚钱的航运、铁路、电报等都是经受不住战火的，而且也基本上是离不开洋人的，一旦开战，将遭受致命打击。
“和谈”看来无望了，只能转而求其次：把战事严格限定在京津区域，保住东南区不开战，把损失降到最小。
对于这个异想天开的计划，盛宣怀是有把握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不是也有东南区“避祸”的想法么？盛宣怀坐镇上海电报局，为两位总督出主意、做策划，为他们和洋人牵线搭桥。
盛宣怀的主意是：刘张二人可以先和各国驻上海领事签署一项协议，双方承诺一旦将来朝廷和八国开战，洋人的军队不进入两位总督管辖的地方，而各国侨民和商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由总督们负责保护——这就是所谓“我保洋人商务，洋人保我领土”，大家“互相保护”。
对于“互保”，英国人最积极，自从1842年签署《南京条约》以来，他们在长江流域的财产最多，做生意发财的人也最多。而英国人担心长江流域一旦发生战乱，很可能导致他们最强大的竞争对手——俄国人趁机南下，染指长江流域，所以他们很积极。
美、日基本上站在英国这一边。
俄国人很早就有对长江流域趁火打劫的打算，不过，老毛子一贯是极为狡猾的，他们暗中怂恿德国出面，希望能够破坏“互保”计划，在长江流域也烧起战火。
德国人本来也想行动，不料北京发生克林德被杀事件，这给了德国在北方领衔八国联军作战，让德军军官最终出任八国联军总司令的绝好机会。而出任八国联军总司令，是会给本国带来巨大利益的。当然，这绝对离不开英国的支持，于是英德互相支持的交易达成了，俄国人的盘算落空。
意大利和奥匈帝国一贯跟随德国行动，德国人跟英国人交上了朋友，他们也和英国人交上了朋友。俄国只剩下一个不那么坚定的盟友——法国，孤掌难鸣，于是俄国人不再坚持反对“互保”，八国全部同意。
而“互保”对八国还有一个重大的好处：只要东南区“互保”，就可以腾出手来专心在大清北方进行战争，这对攻陷天津、攻进北京极为有利。于是，“互保”的谈判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大清方面和西方国家谈判速度最快的一次。
6月20日，正当大家很快就要签约时，一件意外的事情到来了。
我们知道，这一天，慈禧给各督抚发了一道战争动员的紧急谕旨，宣布大清与列强进入战争状态，要求各督抚积极备战，“通盘筹画于选将、练兵、筹饷”“接济京师不使朝廷坐困”“联络一气，共挽危局”。第二天，慈禧在北京向全国发布战争总动员令。
这对于刘坤一和张之洞来说就悲剧了，慈禧已经要求开战，而他们却在这里和洋人握手签约，先不说这已经是“叛国”，自古以来，人臣无外交，挑战中央权威的大员一般都没有好下场，抗旨不遵的下场不是砍脑袋就是砍九族脑袋。之前刘坤一和张之洞乐于躲在幕后，让盛宣怀这个“商人”去跟洋人谈判和运作，但与洋人“互保”协议的签字画押总要刘坤一和张之洞自己签的，这是明显抗旨，怎么办？
各国驻上海领事也在紧盯着刘张二人的态度，只要他们表现出丝毫的犹豫，签协议之事说不定就会泡汤，因为现在大家都很紧张。
关键时刻，又是盛宣怀站了出来，他给两位总督打气：上谕不是要求你们“联络一气，共挽危局”，你们联合起来和洋人“互保”，这正是“联络一气，共挽危局”啊！怕什么？
当然，光打打气还是不够的，大家又不是轮胎，“商人”的脑子果然很好使，盛宣怀的主意又来了：他建议刘坤一和张之洞先把慈禧那道给全国军民总动员令在各自的辖区里私自扣下来，并且严格控制在只有他们自己能够看到的范围之内，先把与洋人“互保”协议签了，然后再把它公开，这样生米煮成熟饭，也就自然没有“抗旨”的嫌疑了。
计划是不错，但这道总动员令是明发上谕，按规定，总督接到谕旨后要立即宣告，不然就是私扣圣旨的杀头大罪。想来想去，刘张二人想起了李鸿章大人：你李大人总不能老深居幕后啊，不能让所有的风险都让我们来承担，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老兄也应该发句话啊。
盛宣怀又及时给李鸿章送上了他的主意：大人，其实您只要说这份诏书是假的，不是太后的本来意思就可以了，大家又不是不遵守太后的旨意，只是不遵守这份“矫诏”嘛，将来还有谁敢追究责任？
这话简直说到李鸿章的心里去了，他对此深表赞同。6月25日，李鸿章当即向盛宣怀复电，一锤定音——“二十五诏（即6月21日），粤断不奉，所谓矫诏也！”
有了李大人这样的表态，刘张二人也就大胆干了，6月26日，两江和湖广总督衙门与各国驻上海领事团的《互保章程》终于签署，江苏、江西、安徽以及湖北、湖南进入“和平”状态。而在2天后（28日），慈禧的总动员令才在南清国的中心——上海公布。很多人都是在这一天才知道朝廷已经与洋人开战了，不过《互保章程》已经在“事先”签署，大家不必惊慌。
接下来就是“互保”的连锁反应。
在上海的浙江商人很多，而且多是有钱有业的富商，他们有意见了：既然两江和湖广可以和洋人“互保”，为何浙江就不能“互保”？于是浙江巡抚刘树棠代表浙江加入了“互保”阵营。
浙江一加入，福建又成了关键。因为浙江是属于闽浙总督管的，闽浙总督许应骙虽然很想加入，但他又不想让朝廷认为他是和刘坤一和张之洞抱团的（这是朝廷大忌，总督抱团的严重性甚于与洋人“互保”），于是福建方面仿照“互保章程”，最终与上海领事团单独签署《福建互保协定》。
湖南、湖北已经加入，与它们相邻的四川又成了关键，四川总督奎俊原本是很想加入的，不过由于四川历来是“教案”大省，战前洋人和传教士害怕被报复，早已经纷纷离开了四川，以至于成都和重庆最后只剩下了几个洋人，再签一份协议就没有意义了，四川最终就没有签。
而两广也没有签，“互保”是与洋人的“互保”，而李鸿章大人就是洋人中的金字招牌，洋人绝对相信李鸿章，而李鸿章也相信洋人，有李鸿章这块招牌在，签不签字都无所谓的。当然，对于李鸿章来说能不签就不签，老大一般是要深居幕后的——两广实施的是没有签字的“互保”。
就这样，“互保”的阵营已经扩展至了大清整个东南地区——史称“东南互保”。
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如何保障执行。
原本在正常修建的上海吴淞口炮台停工了，上海等地的清军原本正常的出操、阅操全部停止，不能让洋人认为有暗中备战的嫌疑啊。开战之后，慈禧原本要求各省停止向外国还款（各种条约欠下的借款），将该还的钱全部上交朝廷用作军饷，这一招狠，但也让总督们很难办。最后还是在李鸿章的带头下，大家拖了半个月，由李刘张三位总督联名上奏反对，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东南区仍然有个别针对洋人的教案，但各地的处理也是十分迅速和坚决的。
在著名的浙江衢州教案中，浙江巡抚刘树棠负有领导责任被革职永不叙用，而他就是在浙江“互保”协议上签字的人。三位省级领导（按察使、道台、总兵）被发配极边充军永不释回，具体主管的都司（正四品武官）、巡捕被杀头，而在另外一个著名的湖南衡州教案中，副省级的衡永郴桂道被发配，衡州知府被革职。
而洋人对“互保”的执行似乎就没那么上心了，这主要是个别国家想额外捞点好处。在厦门的一间日本佛堂起火，日军就要进驻厦门，破坏“互保”，而事实证明这并不是清国人烧的，大清的反教人士会烧教堂但绝不会烧佛堂，很可能是消防措施没搞好或者干脆是日本人自己放的火。他们不过是在甲午战争后得到台湾的基础上，想进一步染指福建，后来在事实和其他国家的压力面前，日本人才没敢出兵。
而英国人在“互保”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对他们最重要的利益中心——上海，还是不怎么放心，他们从香港调遣了近3000名印度兵进驻上海，既然老大有这一步，其他国家也纷纷派遣各自的海军陆战队在上海登陆。所以，虽然签署了“互保”协议，但上海仍然是有洋兵的。
对于洋人们来说，“东南互保”本来就只是拿来救急的合同，后来，当八国在北方的战局已占绝对优势时，他们对“互保”就没那么热情了。再后来战争结束，总督们都想再和洋人“续约”，以便让洋人的军队再也不能进入领土，不过各国政府也不傻，他们断然拒绝。
很显然，“东南互保”虽然是一群总督在前台唱戏，但它的主要策划人和主要推进者都是盛宣怀，无论是签协议还是保障执行，盛宣怀都起了“居中调停”的作用。其实在老盛的计划里，“东南互保”还只是退而求其次的方案，盛宣怀原本计划还是“全国互保”——和谈。只是在慈禧已经开战的情况下，新的和谈与过去的和谈有点不同了。
当慈禧开战之后，盛宣怀曾向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建议：分三步。第一步，各省响应慈禧战争动员的号召，但以“矫诏”为出发点，组建“勤王之师”。刘坤一和张之洞等人坐镇东南，稳定后方，由山东巡抚袁世凯统率“勤王之师”进京“清君侧”（清除端王集团）、“护两宫”（其实就是把皇权抓到手里）；第二步，由李鸿章迅速北上，以朝廷的名义直接与各国政府和谈，实现停战和稳定。
这第三步，才是盛宣怀策划的关键核心，那就是到了那时，李鸿章就不再是什么两广总督、直隶总督了，而是取慈禧而代之，参照洋人的国体、政体，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总统”！
大手笔，绝对的大手笔，不愧为一个经天纬地、投入产出比无比丰厚的“商业计划书”，只可惜真正愿意当“风险投资人”的只有盛宣怀，刘坤一、张之洞和袁世凯都认为这个方案太冒险，北洋舰队和淮军覆灭前，李鸿章或许还有希望，现在还有多少人会接受一个签了《马关条约》的“总统”？刘张袁只是暗中约定：如果将来洋人攻陷北京而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遭遇不测，他们再行动，并推选李鸿章当“总统”。于是盛宣怀的“互保”也就只有东南区的“互保”，没有全大清的“互保”了，而其他各种势力促使李鸿章当“总统”的故事，我们还将在以后专门讲述。
这就是“东南互保”的主要过程。在我看来，如果站在“大清国”的立场，它既谈不上“爱国”，也谈不上“叛国”。“大清国”在这里是缺场的，汉党集团在另起炉灶，而端王集团通过义和拳之口高喊出来的“爱国”，只不过是政治野心和权谋。从本质上说，“东南互保”是汉党集团对疯狂的满党集团的一次强有力的反击，但这种反击不是为了要帮助朝廷渡过难关，而是维护自己的利益，区别只是满党挟义和拳以自重，而汉党是挟洋人和洋务运动以来的经济实力以自重。满汉两党内部都已经结成了更加牢不可破的利益集团，要撼动他们的利益，简直比要了他们的命还难。“东南互保”正是朝廷世袭权贵和经济新贵党争达到顶峰的产物，也将是朝廷权威走下坡路的分水岭！
在两大利益集团因面临战争而争斗最为激烈的时刻，慈禧终于再也无法以“大清”来维系他们了，虽然满党一门心思“向后转”，但其实一切都已经回不去了。而汉党虽然会竭力阻止“向后转”，但他们也不是真正“往前看”（1898年扼杀戊戌变法就是明证），从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到庚子事变，大清国走向的是另外一条歧路：它既不是新的体制，也不是旧的体制，而是一种非新非旧的体制。国家名器已失，法度已废，权杖不再——这是“不旧”的表现，而它的体制又与近代文明严重不适应，在这不新不旧之间，大清该何去何从？
皇宫里的慈禧比较郁闷了，她硬着头皮开战，东南却已经“互保”了。总督们自然不会派军前来京津接济，援军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刘张二人毕竟和李鸿章不同，他们没有李鸿章那么牛，又是在“互保”协议的白纸黑字上签了字的，如果将来慈禧追究，恐怕也逃不了干系。他们不能将慈禧的战争动员令违抗到底，他们自己不派兵，却“借”了一些兵（500名士兵）给朝中的另外一个大臣，鼓动他积极带兵北上，这就是因义和拳问题而被撤职的前山东巡抚——李秉衡。
李秉衡带兵北上的故事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现在，慈禧不能指望东南的总督们派援军，还有一个人是可以指望的，说起来他也是汉党阵营里的人，但他也是武卫军右军的统领——袁世凯。
其实在东南区的总督们运作“互保”的时候，袁世凯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急。
因为他在山东的局势要比东南难处理一百倍。
山东才是义和拳的热点难点问题，东南区基本上没有拳民，而山东正是义和拳的起源地。如果拳民不打压下去，即使与洋人签再多的“互保”也是没有用的，最终还是要引发骚乱和战争。而随着朝廷的开战，义和拳又“合法”了，也就是说袁世凯以前打击义和拳的那些政策统统失效了，原本清静下来的山东又有死灰复燃的迹象，怎么办？
而作为袁世凯本人，他是武卫军右军统领，在武卫军的前、后、中、左军都已经派上用场，唯独只剩下他的右军的情况下，慈禧明令他带兵驰援，他又有什么理由不北上？
老袁确实是有两把刷子的，跟东南区的总督们事到临头才被动反应不同，老袁很早就在考虑自己的出路。自从1900年2月宣布山东局势稳定，不再实行“日报制”以后，他其实一直没有放松自己的警惕，一直在盯着朝廷，因为他知道山东是义和拳的发源地，一旦时机合适，是会有反扑的，而自己仕途上的危险期并没有过去。史料记载，这一时期，袁世凯经常与他的领导荣禄保持密信联络。
到了5月份，袁世凯敏锐地注意到直隶的义和拳越来越失控，为了避免将来波及山东，袁世凯立即给荣禄写信：领导，我从小站带了近1万名新军过来，山东本省还有原来的驻军1万多名，我请求把他们都编入我的新军队中，作为右军的“先锋队”，扩大咱武卫军的队伍，如何？
老袁提出的要求总是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荣禄又同意了。就这样，袁世凯吞并了山东原有驻军，手下的军队已经达到2万人——请注意是“手下”，山东原有驻军自然也是山东巡抚袁世凯的手下，但此手下已非彼手下矣。
6月，义和拳进北京，正在北京打砸抢烧，袁世凯又“敏锐地”意识到慈禧很可能要命自己带兵进京，军队是自己“手下”的，无论是“剿匪”还是“灭洋”，老袁都不愿去折损兵力。于是，老袁又提前向荣禄大人打招呼：据我得到的情报，英、德两国对山东虎视眈眈，他们的军舰也可能开到胶州湾，进攻山东，如果太后命我带兵进京，您一定要在太后面前帮我说明这个情况啊。
这就是6月15日，慈禧命令“袁世凯迅速来京”时，还要加上一句“如胶澳地方紧要，该抚不克分身，著拣派得力将领统带来京”的缘由。三天后（6月18日），慈禧的上谕改了，不仅袁世凯不用来，他手下也不用带兵来（“惟山东海防紧要，胶澳事件亦恐不克分身，该抚著毋庸北上，并毋庸派令将弁带队来京！”）。慈禧这道上谕的发出，相信荣禄大人私底下起了关键作用。
接到这份新的上谕，袁世凯简直长出一口气，终于逃过一“劫”，不容易啊。不过，多年的官场“敏锐意识”也使他清楚“危险”并没有过去，还必须想个根本之法！
此时，盛宣怀大人正在积极运作“互保”，山东虽然不在东南区，但老袁手中有精锐重兵，老盛自然不能忘记老袁这个官场实力派。于是盛宣怀把消息也透露给了他，袁世凯大喜过望，立即与盛宣怀保持密电联系，抓住这根救命稻草——“公请随时教我！”
6月25日，裕禄、聂士成在天津苦战，慈禧再次发布上谕，令袁世凯“派军星夜赴津”，增援裕禄和聂士成。
这道明确的军令，要是在平时，借袁世凯一百个胆他也是不敢违抗的，但此时袁世凯已经明确知道东南区的“互保”即将签约。李鸿章还发电报说慈禧的战争动员令是“矫诏”，有了这些定心丸，袁世凯也有底气了，他当机立断：决定山东也要“互保”，“不派一兵一卒北上”（怕影响“互保”），虽然就官场级别来说，袁世凯不像刘坤一、张之洞和李鸿章。他们是多年的总督，官场的参天大树，而袁世凯刚刚当上山东巡抚，军事实力突出而政治根基未稳，绝对不能有任何闪失，慈禧的命令也不敢不从，但有了这三位大佬集体撑腰，还怕啥？
当然，老袁还是老袁，他的特色就是胆大心细脸皮厚，虽然明明是抗旨不遵，但他要给慈禧一个面子。袁世凯同志开始不停地写奏折，反正想各种原因拖延啊，什么“东省防务日紧，兵力难分”，什么军队染病了，无法行军，什么从山东到天津的路上到处是义和拳，军队路过都要受盘查，难保不生事端。最后，居然连“他很热爱山东，舍不得擅离的”这个理由都搬出来了（“臣守山东，如不顾山东安危，贪功驰援外地，臣实在是不敢！”——《袁世凯奏议》）。
老袁，你真行！
而袁世凯也小看慈禧了，在危难面前，她老人家是不讲面子的，东南区的协议已签，与洋人的“互保”成定局，慈禧的救命稻草就只剩袁世凯了。7月1日，慈禧再发上谕，7月3日，慈禧又发上谕，催来催去，居然有要撕破脸面的意思。
袁世凯再不“表示表示”，实在是说不过去了。
其实袁世凯最担心的倒不是派些兵北上损兵折将，而是从此与洋人结怨而把右军整体拖入战争的危险。既然慈禧不顾体面一催再催，他也只有明从暗抗，只说不做了。
袁世凯高调地宣布山东将“组军北上”，当然小站新军的精锐他是不会动的，就从“先锋队”里挑选了6营共3000人。7月7日，这3000人奉袁世凯之命“北上”了，不过不要以为他们是“驰援前线”的，老袁的命令就是要“北上”，但不要与洋人交战。7月19日——在出发12天之后，该部到达沧州，平均每天行军约40里，离到天津还有240里，而此时的天津是一个什么状况，还在不在大清的手里，我们以后就会了解。
不过，虽然在事实上和洋人“互保”了，但袁世凯一直没有在“互保”协议上签字，对于签这个字，袁世凯不得不慎重。
他的官场实力无法跟李、刘、张三人相比，他们都是总督，只有他是新晋巡抚，所以这个字才不能签。万一将来慈禧追究，按照官场上官小倒大霉的原则，他不仅要被开刀，还是那些总督的替罪羊，这一点袁世凯不得不防。
所以在“互保”问题上，老袁的做法既和两江、湖广不同，也和闽浙不同：他先是动用新军将山东本省所有的洋人全部护送到当时的通商口岸——烟台，派兵保护，然后让烟台地方官府出面和各国驻烟台领事签了一个类似“互保”的条约。
看来，老袁同志是在山东设了一个“政治特区”啊，既保护了洋人，其实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戒备了洋人——这才是真正更好的“互保”。比起后来日本人在福建、英国人在上海违背“互保”协议的状况，山东的洋人始终比较老实，而袁世凯自己又没有出面，规避了朝廷问责的政治风险，如此高屋建瓴之手段，剑走偏锋之奇招，实在是高啊。
如果说盛宣怀的上海电报局是“东南互保”的中心，那么他老袁的山东巡抚衙门就是“东南互保”的另外一个中心。由于各地与朝廷的往来电报只能通过他的巡抚衙门电报房中转，袁世凯就一直注意地方官中是否有攻击“东南互保”的电文奏折，一经发现，及时截住。比如广西巡抚黄槐森的电奏就被袁世凯及时截住了，袁世凯及时通知李鸿章，李鸿章及时把黄槐森大骂了一通——虽然他不在东南区，但“东南互保”也不能少了他老袁啊。
而袁世凯的工作并没有完，接下来他要对付义和拳和教民。
在慈禧宣布“合法”之后，山东地区原本沉寂下去的义和拳组织自然又开始蠢蠢欲动了，他们已经准备大闹一场，出一口几个月前被“袁鼋蛋”打压的恶气。而袁世凯比较难办的是，之前他对付义和拳的清剿主要是依靠地方官府的力量，而现在即使他能和慈禧顶着干，地方官府也不会听他的命令去“剿匪”。
袁世凯手中有一支绝对听他命令的队伍——新军。
他先派人在各州县张贴给义和拳的告示：朝廷已经承认你们合法了，让你们杀洋人，那么你们都应该奉命“北上助战”，真正的“义和团”都已经去了京津，山东境内已经没有了，留在山东的都是“伪团”、乱匪，杀无赦！
老袁就是以这个连慈禧都无法反驳的理由，在山东开始了对拳民大规模的清剿。山东各地到处血流成河，人头满地，山东的拳民别说出来闹事，逃命还来不及。杀到最后，彪悍的新军甚至越过边界，进入直隶去杀！袁世凯就派人在直东边界石壁上大书“山东地界”几个大字，在直隶横行无忌的“义和团”硬是不敢回山东！
就是从这时候起，老袁有了一个令人闻之色变的外号——人屠。他这一时期到底屠杀了多少拳民，这在历史上是有争论的，根据9月袁世凯给张之洞的电报，“先后诛戮四千人”，这个数字应该比较接近事实吧。
对付完拳民，袁世凯接着就对付教民。为什么还要对付教民呢？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就是不了解老袁了。在袁世凯看来，教民并不等于洋人，教民说到底也是清国的百姓，只要是清国的百姓，只要是在山东境内的清国的百姓，都必须服从他老袁的领导！洋人不好对付，本国的百姓还不好对付？
于是在袁世凯的密令下，新军大规模地屠杀拳民的同时，也不失时机地去恐吓一下教民：现在朝廷都宣布“义和团”合法了，我们不能再保护你们，你们还不退教，等着被杀啊？于是大批的教民乖乖地退教了，重拳下来，山东地区不仅拳民的数量急剧减少，连教民数量也急剧减少——当然，“良民”的数量是成倍增加。
难怪就连李鸿章后来对山东的局势也赞叹不已——“幽蓟云扰，而齐鲁风澄”，袁世凯作为一个“空降型”的领导，竟然在短短几个月里将先后换过四任巡抚的山东“收服”，又将慈禧三番五次的调军命令轻轻化解，保存了武卫军中唯一剩下的精锐军队，大家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西方各国也纷纷赞赏和肯定，仕途从此有了洋人的支持，但大家都知道：
此人才不限一省，志恐怕也不在一省！
好吧，通过前面的讲述，我们已经知道天津待援的聂士成会面临一种什么样的状况了。其实大清19省中，除两广和新疆、云贵这四个边远省份外，其余14省——包括参加“东南互保”的多数省份都是“奉命”派出了援军的，太后的旨意也不敢不遵嘛。不过像李秉衡那样带500人北上也是派兵，像袁世凯军队走走停停也算是派兵，最后这14省派出的80余营（旗）“援军”4万多人，最终到达了前线的是1万多人，而到达天津参加最关键的天津保卫战的“援军”——基本没有。
与此同时，八国政府正在从各自的国家利益出发，将军队派往大沽口，战争打到这个程度，谁都清楚：必须扩大战争，只有扩大战争，才能扩大战果！
从本土派兵最方便的是俄国，其次是日本，一个可以从陆上直接进入，一个是隔海相望。但奇怪的是，这两个邻国对派兵一开始都是不怎么积极的。
俄国在大清并没有传教利益（东正教只在东北有几座小教堂，但不参与传教），如果说其他国家还有“保护传教”这一条理由的话，俄国人纯粹就是来捞好处的。正是因为如此，俄国对天津的战事表现得很低调，他们最终总共只派遣了6627人的兵力到达天津，却是“声东击西”，明攻北京，暗取东北！
在天津之战的同时，有接近20万的俄军开进清国东北！他们自然要在这里烧杀掳掠，攫取利益。这是八国联军京津之战之外的另外一场惨烈战斗，我们将在以后的时间里了解这个故事。
日本同样是八国中没有传教的，说起来他们信奉的佛教还是从中华帝国传过去的，佛教能够在日本正本清源、发扬光大，要感谢唐朝那个伟大的“传教士”——鉴真和尚。但日本人也有另外的盘算。
日本最感兴趣的也是肥沃的东北大地，但日本人暂时还不是俄国人的对手，需要时间来积蓄实力，而一旦八国与大清开战，俄国肯定就会对东北趁火打劫，把东北给先抢了去，所以一开始日本甚至不希望八国与大清发生战争。他们驻北京公使馆的政策就是安抚住各方，低调隐忍，“使馆卫队”中日本是出兵最少的，就连杉山彬被杀后都没事儿。
不过日本逐渐明白，各国追求利益的野心是很难阻挡的。是啊，六年前你们刚刚跟大清打了一仗，现在轮到我们来打了，你就不同意了，难道只能让你一个国家去抢掠大清？没办法，正是日本人“打开了世界的眼”，让别的国家眼都红了。
而日本又不敢太得罪这些欧洲强国，此时日本的国策正是“脱亚入欧”，六年前他们悍然进攻曾经的偶像“中华帝国”，这是“脱亚”的标志，而现在，如果参加八国联军，也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加入欧洲阵营，这又是“入欧”的标志。在重新面对现实和权衡利弊后，日本确定了战略——“必须下最大的决心和充分的小心”。所谓“最大的决心”就是派最多的兵出去，“充分的小心”就是要处处冲在最前面，以亡命徒似的打法“震撼”欧洲人，但要扮猪吃老虎，不要张扬，不要高调，甚至要处处注意在清国的军纪，不要抢太多东西，要成为联军中军纪相对较好的部队，以赢得欧洲人的好感（后来日军做到了）。
而日本人一向是精打细算的，虽然要派最多的兵，但如果能有别的国家帮忙出军费该有多好啊——这并不是异想天开，因为有一个国家正需要出钱。
它就是英国。
英国是老大，按照道理，它需要派出最多的兵力，领衔各国作战。但此时的老大正是很为难。英国还在南非殖民地进行和布尔人的第二次战争，在那里投入了40万的军队，无暇兼顾清国。
于是，日本人的办法来了：大哥，在大清的领导权不能让你们在远东最大的竞争对手俄国人给夺去啊，我们有个好办法，你们出钱，我们帮着你们出兵，怎样？
于是，在英国付给日本100万英镑的军费后，日本将打过甲午战争的精锐第五师团2.2万人全部派出！不算俄国在东北的20万大军，日本就是八国中派兵参战最多的国家，竟然占八国联军最终参战总兵力4.7万人的一半。此时的第五师团师团长是山口素臣，而东乡平八郎已经升为常备舰队司令，东乡平八郎亲自率领舰队护送第五师团到大沽口登陆。1900年之战，其实就是大清与它的两个邻国打的——与日本在京津，与俄国在东北。
接下来就是德国。新兴的世界强国德国原本在大清只有少量军队，一部分在青岛，而在天津的兵力只有大约100人。克林德的死讯传到柏林后，德皇威廉二世无比愤怒，他命令立即组建德国远征军，将德国开赴清国的总兵力增加至2.37万人。远征军从德国本土和海外殖民地出发，绕过大半个地球前往清国，德国就此成为向京津地区派兵最多的国家（参战最多的是日本），这也是一战以前德国最大规模的一次海上军事行动！
在出征前的阅兵式上，威廉二世检阅了军队，对着士兵咆哮：“你们应该对不公正进行报复。像清国人这样，悍然置千年固有的国际法于不顾，以令人发指的方式嘲弄外国使节和客人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这样的事件，在世界史上还没有过先例……你们如果遇到敌人，要以1000年前入侵欧洲的匈奴国王阿提拉为榜样，绝不宽恕，不留活口，让清国人即使在1000年以后，也不敢对德国人侧目而视！”《科隆日报》也发表了社论：“所有的西方文明国家，现在必须武装起来报仇雪恨！一定要像消灭食人生番一样消灭清国人，将北京夷为平地！”
不过，实在是离得有点远，一直到两个多月后（9月27日），瓦德西才抵达天津。在瓦德西的大军到来之前，德军能够参战的就只有现有兵力——100人。
法国不用从本土动兵，十几年前他们已经把大清的藩属国安南（越南）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法国在当地征用了1500人的越南兵前往天津。
美国也是可以就近派兵的。在两年前（1898年）的美西战争中，美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得了菲律宾，于是美国派出在菲律宾的第十四步兵团和第五炮兵团，再加上从本土派出了陆军第六步兵团以及一个营的海军陆战队，总兵力3100人。美军的参战多少也是“被迫”的（和“门户开放”政策相抵触），美军是继日军之后第二支强调要“注意军纪”的军队，他们也是后来军纪相对较好的军队之一。
意大利和奥匈帝国的兵力少到可以忽略不计——他们加起来还不足100人，总算能凑个数。
只剩下老大英国了，虽然雇用了日本兵，但老大也不可能一个兵不派，而英国本土是没兵了。通过七拼八凑，英国人最终派出的是一支真正的杂牌军。
首先还是老办法，从南亚殖民地国家——印度和孟加拉国征用雇佣兵，这是可以以假乱真的，印度有一种长得很像欧洲人的锡克族人，他们身材高大，高鼻梁、白皮肤，唯一不像欧洲人的就是锡克教的一个传统——蓄发蓄须，然后用红头巾包住。这些人一直被英国雇用到香港和上海租界做巡警，被称为“印度阿三”，英国就从这些“阿三”中挑选精壮者，加上孟加拉国雇佣军，终于凑齐了2000人。
而另外一部分雇佣军来自英国在大清的其中一个租界——威海。
1899年，为了管理好威海租界，英国招募了一支全部由清国人组成的军队，他们主要来自威海、山东其他地方以及直隶，总共400多人。现在就让这支清国的雇佣军在头上包上红头巾，打扮成“印度阿三”的模样，以英军“第一军团”的名义参加对大清的战斗。各地雇佣军再加上少量的英国本土军队，英国最终派出的兵力在3000人左右。
好吧，现在我们发现了，这支所谓的“八国联军”，其实是一支真正的杂牌军，里面竟然还有清国人！不过，杂牌军也是需要总司令的。第一批八国联军“使馆卫队”是分散进京，没有总司令，第二批八国联军总司令是英国的西摩尔，第三批八国联军总司令是俄国的勃兰特。现在，即将进攻天津的八国联军总司令，如果依据参战兵力的话，自然是要由日本人来担任，日本人也对此渴望已久，不过很遗憾，其他国家都认为总司令只能由一个欧洲人担任，日本也就只好忍了。
英国人本来是很有希望再次担任总司令的，不过西摩尔实在是影响太坏了，他带兵差点把大家带到有去无回，要再选一个英国人当总司令，大家只有一个词——NO！
英国人不当，俄国人也就不再当了，让勃兰特出任一回总司令本来就是为了抗衡一下西摩尔，俄国更大的利益在东北，京津这边要低调。
不怎么想参战的美国人就更加不想当，法国人本来是想当的，但他们一直和俄国勾勾搭搭，被英、美、日视为利益相反的国家，加上俄国人又不是真心希望自己的盟友出头，想当也当不上。
意大利和奥匈帝国出兵都只有几十个人，由他们的人当总司令，那真的是开国际玩笑。
这样就推出了一个气急败坏的国家——德国。德国虽然也只有100个兵，但他们还有大批的远征军没有到来，更何况克林德是唯一一位被杀的公使，这是大家无法反对德国人出任八国联军总司令的理由——就这样，八国联军把总司令的位置留给了那位还未到来的瓦德西，他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到，大家就不等他了，先开始进攻天津。
7月7日，作为主力的日军第五师团大部已经在大沽口登陆，八国联军能够参战的总兵力已经接近1.5万人，正好与天津地区所有清军的数量对等，他们开始准备总攻天津。在北京得知消息的慈禧于第二天颁布上谕，紧急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与各国“和谈”（在李鸿章到任之前，仍由裕禄行使职权），很显然，慈禧此举是临时抱佛脚，想保住天津，然而即使此时李鸿章就在天津，他也挡不住已经磨刀霍霍的八国数万大军。
7月9日凌晨，八国联军的总攻开始了。他们进攻的首要目标就是天津主城门南门前的第一道防线——天津西机器局。驻守在这里的，正是没有等来援军的聂士成。
聂士成和拳民的恩怨
聂士成和袁世凯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老袁是军事加政治，真正厉害的军政人物，而聂士成更像是一个纯粹的军人，他奉行“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只考虑战场、士兵和战斗，然而，他的悲剧似乎也从此开始。
5月底，义和拳逼近丰台时，慈禧急需要一支八旗军以外又战斗力强的军队去“剿匪”，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聂士成。慈禧调他去“剿匪”，聂士成率军就去了，然后慈禧让他保护好津芦铁路，聂士成就奉命去保护铁路，剿杀破坏铁路的拳民几百人，于是聂士成背上了“帮洋人打清国人”的骂名。京津间的拳民和百姓称呼他为“鬼子聂”，甚至有谣传：他是收了洋鬼子的钱才对义和拳痛下杀手！
端王集团也把所有的明枪暗箭对准了聂士成，他们奈何不了奕劻，奈何不了荣禄，奈何不了李鸿章，但对付聂士成这样的军事将领是不在话下的，也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刚毅甚至直接就来到过聂士成军中，“警告”聂士成要小心！他们还给裕禄下过暗令：要设法除掉聂士成。好在裕禄还很明白他需要这样一员大将帮助他守天津，聂士成这才逃过一劫。
从这时候起，聂士成就感觉自己处境不太妙，但是，“剿匪”是慈禧的军令，要违抗军令这对聂士成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四顾茫然之中，聂士成只好多次发电给荣禄，希望能够得到这位直接领导的帮助。
6月7日，在落垡完成清剿破坏铁路的义和拳行动后，聂士成立即给荣禄发电——“现因落垡村民从乱，柴草均无从购买”。短短一句电文，道出了聂士成对他自己军队的担心：一支朝廷的军队，却得不到百姓们的支持，反而引起了他们的仇视！
荣禄接电报后没有任何回复，他怎么回复呢？正是因为他不愿意冒着得罪端王集团的风险出头，慈禧不得已才把他的这位手下将领推到前台！
荣禄也曾经委婉地提醒过聂士成：你军队的军服是西式的，“不为人所喜”，还是换过来为好。荣禄还委婉地暗示聂士成要注意朝廷政治风向，注意端王集团，而聂士成是不会理解这看似平常的一句话背后的“深刻含义”的，他没有那么敏锐的“政治嗅觉”。对于聂士成来说，他不会懂得一件衣服的颜色和式样竟然还有什么别的含义，他只知道听令，研究战略战术，刻苦练军！（“事必求实，练必求勤，将必无贪心，兵必无空饷，日演两操以习阵法，岁演行军以熟地势。”——聂士成）
6月10日，在奉裕禄之命将西摩尔军放行之后，聂士成又一次感受到了忐忑不安，他立即给荣禄发电。在这一封电报里，聂士成直接向荣禄挑明：他不想剿杀拳民，最好还是回到他原来的驻地，干他的老本行——回天津去抵御外敌（“本军逼处洋兵拳匪之间，尤犯兵家之忌，一身不足惜，为大局何？再四筹思，唯有率军队移驻天津，恭候朝命，乞代奏。”）。
荣禄接电报后还是没有答复，当然，“代奏”的事还是办了。就这样，6月13日，慈禧颁布“著裕禄迅将聂士成一军，全数调回天津附近铁路地方，扼要驻扎”的上谕，聂士成率军离开津芦铁路，开到天津，参加天津的战斗。
6月21日，慈禧发布战争总动员令，就在同一天，军机处的廷寄也到达了天津：
聂士成著即革职留任，仍著严督所部各营，迅将紫竹林洋人剿办，并速恢复大沽炮台，以赎前愆。如再因循致误戎机，定将该提督照军法从事，决不宽待！
聂士成并不知道，慈禧收编义和拳时，拳民们提出了接受收编的唯一条件——杀聂士成。而端王集团更是请求慈禧“杀聂”，慈禧无奈，只好发布这道上谕。
大沽口炮台失陷明明是裕禄的责任，也是慈禧自己的责任，租界之战打成这个样子，明明是裕禄指挥无方。可是慈禧是没有错的。裕禄是官二代，是满人，是代表朝廷脸面的高官，详细战况又是由裕禄写奏折向朝廷报告的，裕禄也是没有错的，慈禧的板子只能打到聂士成身上。
裕禄估计是内心有愧，他特意发电安慰聂士成：将军英勇！
聂士成无言，他默默地摘去顶戴，回电：“士成在一日，天津有一日，天津如失守，士成不见大帅。”（《庚子剿办拳匪电文录》）
而部分拳民仍然没有放过聂士成，现在聂士成革职留任，正是他们“报仇”的大好时机，在与聂军相遇时，聂军必须让路，拳民们甚至要杀聂士成（“大刀直奔其马首，聂士成见状无言以对，只得以大局为重，避入路旁衙门内。”）。
而许多不明就里的人仍然在不断地骂他：“鬼子聂”“聂等死”“聂找死”，就这样，聂士成前方杀敌，后方挨骂。
聂士成终于明白了，他的错误竟然是不该听军令！他事事听令，最后却身陷困境，可是，这是他作为一个军人的意义。六年前的甲午战争中，他率军在摩天岭取得了清军对日军的唯一一场胜仗，终甲午一战，被阻截后退的日军始终没有再踏进摩天岭一步，但是这个国家的人们对自己人的苛刻，似乎总是会超过对待敌人！
7月9日凌晨5时，八国联军分两路先攻西机器局的前沿阵地——八里台。正面的是以俄英军为主的近6000名联军，500名日军第五师团精锐绕到了后路，进行包抄。而聂军在八里台总兵力是5500人，其中还有1000多人的伤员，真正能够参战的人员只有4000人。八国联军分两路攻的意图很明显：先用远距离的炮火消耗聂士成军，然后再寻找机会包抄。
这是对付强军的战术。
果然，战斗打响之后，八国联军并不像往常那样一上来就发动冲锋，长驱直入，而是先进行远距离炮战，开动猛烈炮火。后路在包抄的日军也一反常态地没有死冲，而是配合发炮，步步推进，6年前在摩天岭的惨败，第五师团还是心有余悸的。
这种打法对聂士成军是最致命的。天津保卫战以来，从租界之战开始，聂士成军已经经过了多日激战，士兵疲累，伤员增加，而八国联军却大多是刚刚增援而来的生力军，士气和战斗力尤猛，军火充足，这个损招估计是日军想出来的。
联军依靠炮火逐步缩小了包围圈，聂军独力难支！前方将士请求增援。
“没增援。”聂士成苦笑。
不仅没有从南方来的增援部队，就算是从天津城内来的都没有，在裕禄的总指挥下，天津城内的各支军队其实从来没有作为一个整体作战过，都是分散驻守，各打各的。而八国联军一旦进攻受挫，就会立刻派军支援，直至形成局部优势。
包围圈越来越小，炮火也越来越猛烈。“突围吧！”聂士成命令部将，看到部将们领命而去，聂士成穿戴整齐，披上了黄马褂，骑上了战马。
跟随聂士成多年的步兵管带宋占标突然明白了眼前的一切，他哭喊着拦在马前，不让聂士成冲向敌阵。
“你不懂。”聂士成苦笑，打马向四面是炮火的八里台桥冲去，宋占标追赶上，一把拽住马，拼死不放！
“此吾致命之所也，逾此一步非丈夫矣！”聂士成大喝。
他挥刀向宋占标的手腕砍去，宋占标只得放手，聂士成的战马箭一般冲向战火中。
“你不懂。”聂士成到底是指什么？是不懂曾经的英雄背负罪名和骂名的内心绝望，不懂毅然以死而证清白的决心，还是不懂大清还有一种比战场残酷百倍的东西——党争？
八里台桥上，敌军的炮火对准了黄马褂这个鲜明的目标，聂士成战马中弹倒下，再换一匹，一块弹片划过他的小腹，肠子流出。
宋占标等人哭喊着冲上来，恳请聂士成下火线，聂士成回答：
“吾未瞑目，必尽吾职！”
敌阵里的一名德军指挥官曾经在聂士成军中担任过教练，他发现了聂士成，赶忙命令士兵停火，用中文向聂士成喊话：只要放下武器投降，即可免一死！
听到这话，聂士成突然拽住马头，直立身体，圆睁双目，用尽全身气力回敬了一个字，然后冲锋向前，用手中的枪射杀敌阵炮兵！
对面枪炮齐鸣，枪林弹雨中，聂士成的两腿被打断，脸上左右两腮被打穿，颈部被打穿，脑门被打穿，胸部被打穿，血水横流，肠胃溃地，聂士成倒于马下，却是面露微笑！
在6年前的平壤之战中，聂士成的战友左宝贵身披黄马褂，战死沙场。
6年前的夜晚，在平壤的营帐中，聂士成和左宝贵把酒言战，商讨对付日军的办法，“我等须以持久之战对之”，何等睿智，何等豪气干云，何等快意人生！
一切似乎又回到了6年前的那个夜晚，6年时间只不过是短短的一瞬，却也会让人觉得无比漫长，眼前的景象就像那年那夜漫天的星光，将军卸甲，岁岁年年！
宋占标号叫着冲向联军，中炮牺牲。
八国联军用红毯裹住了聂士成尸体，将尸体送还。然而，附近仍然要“报仇”的某些拳民准备夺走聂士成尸体辱尸，被八国联军开火击散，裕禄在天津城里向军机处上报聂士成战死，要求给予抚恤，端王集团坚决不肯，最终慈禧以两宫名义下诏“准予恤典”，但上谕中仍有一句：“聂士成误国丧身，实堪痛恨！”
聂士成就这样“戴罪阵亡”了，连死后都不得安宁，但这是大清最后一位淮军将领之死，是最后一位传统名将之死。聂士成自幼父死家贫，在母亲的严格教育下长大，喜好习武，好行侠仗义。初入河南籍将领袁甲三（袁世凯叔爷爷）的平捻团练，后入李鸿章淮军。在淮军后期的腐化堕落中，唯有聂士成坚守原则，他曾与各营营官立誓相约，刻苦训练，英勇抗敌，并对朝廷忠心耿耿。
自聂之后，那些马背为生、热血尚武、能征善战而又始终忠诚不贰的中华传统名将，再无一人！
在聂士成牺牲两年后，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聂士成突然成为了朝廷的英雄，受到各种追捧和表彰，袁世凯领衔北洋各军统领上奏，要求为聂士成“追恤加恩”。朝廷颁布上谕：追赠聂士成为太子少保，照提督阵亡例赐恤，赏正四品骑都尉兼一等云骑尉世职，其后代世袭罔替！聂士成三个儿子均由朝廷录用，其83岁的老母由原部将杨慕时奉养，准于立功省份直隶、牺牲地方天津八里台及原籍安徽合肥，为聂士成建立专祠，谥“忠节”，朝廷到处号召各级官员和武将学习聂士成的忠节。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袁世凯下令将八里台桥改名为“聂公桥”，桥旁修建一座两米多高的石碑，上书七字——“聂忠节公殉难处”。
对于这身后的荣耀，聂士成永远无法知晓了。那么，当时面对德国军官“投降即可活命”的喊话，聂士成到底回敬了一个什么字，让联军方面万炮齐发？
聂士成的话在正史上没有记载，这个字只在个别史料和八里台当地人流传的故事里出现，这个字也有可能教坏小孩子，但我仍然把它记录了下来。因为在我看来，这才更像真正的聂士成，也是我们更加愿意接受的聂士成，它让我们对那个残酷而荒诞的世界有了更多的感受和理解。
聂士成怒喝了一声：“屌！”
攻占八里台和西机器局之后，7月11日，八国联军继续进攻。聂士成已经阵亡了，日军第五师团再也没有什么好怕的了，他们迅速成为了八国联军的主力——并且接下来一直是主力，攻向马玉崑驻守的陈家沟至天津火车站一带的防线。
这是天津城墙前的最后一道防线。
日军正准备发起冲锋，英军指挥官来到日军阵中，说：“别急，给你们两炮。”
给你们两炮不是打他们两炮的意思，而是给他们两门炮——英军运来的这两门4英寸口径的大炮是刚刚从南非的战场运到大沽口的。不远万里到来，一定有缘由。
日军好奇地朝陈家沟阵地发射这个神秘武器，紧接着，人类历史最恐怖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一股股从未见过的黄绿色烟雾飘过，闻到的人头晕眼花，随即倒地立死，陈家沟附近上百名士兵、600匹战马，以及附近村庄里的部分百姓倒地而亡。
这是人类战争史上第二次大规模使用毒气弹。以前人们一般认为，毒气弹是一战中德军对英法联军首次使用，而实际上，早在1900年，天津就成为了继南非之后第二个遭受毒气弹的战场。
这几发炮弹打过来时，马玉崑的士兵还是像往常一样躲到掩体后面。没想到躲得过炸，却躲不过毒，大家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厉害的炮弹，更加不知道如何应付，于是惊慌失措，丢弃防线，慌忙撤向天津城内。
日军就这样轻而易举地突破了天津城墙前的最后一道防线。不过他们更兴奋的是拥有如此致命的杀伤性武器，这两门毒炮引起了日军极大的兴趣。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将他们专门研发毒气弹和细菌弹的机构搬到了哈尔滨，并成立了专门的部队——代号731。
天津城已经门户大开。7月13日，八国联军对天津城发起总攻。
天津城内，裕禄和退守的马玉崑集结了1万人的军队，这么多人守城，再加上高大坚固的天津城墙，应该是能守住些日子的。
而裕禄的预料再一次错了，因为他面对的是日军。
问：世界上哪支军队最喜欢在凌晨发起进攻？
答：日军。
7月13日凌晨，日军向天津南门发起总攻，其他七国军队分布在两翼或后路进行策应。在炮兵的掩护下，日军步兵排成长队，猫着身子拼命往前冲，而城墙上清军守军火力十分猛烈，机枪手和炮手躲在垛口后面，对着没有掩体的日军，居高临下练习打靶。而神奇的是，日军虽然一次次进攻受阻，但他们一次次轮番发动冲锋，不需要休息，不需要清点伤亡人数，也不需要吃饭，直把一旁的欧洲人看得目瞪口呆。
傍晚，日军伤亡人数已经达到了惊人的四五百人，这是开战以来八国联军的最高伤亡纪录，伤兵源源不断地从阵地上被人背下来，又用平底船运回租界。在船上，这些伤兵全都沉默不语，没有一个人出声。更令人恐怖的是有些截肢锯骨的手术就是在船上进行的，然而，即使是被手术的人，也没有一个号叫或者出声。巨大的疼痛竟然被生生忍住，气氛十分阴森。
而在南门前线，其他日军士兵仍然在轮番冲锋。
在一旁的英国人和美国人终于要崩溃了，兄弟，这哪里是打仗，简直是白白送命啊。美军指挥官一边嘀咕：“自内战以来就没有看过这么可怕的战斗了！”一边跑到日军指挥部，要求撤退。
日军指挥官福岛安正冷冷地回答：“我军继续进攻！”
没办法，大家只好佩服这帮战争机器，没等美军指挥官回过神来，新一批发起冲锋的日军士兵又冲出去了。此时天色已黑，日军正是在夜色的掩护下，冒着城墙上的子弹和炮火一点点地往前推进、推进，每前进一毫米都是他们的胜利！
午夜时分，日军终于冲到了城门底下（不容易），不过他们还没来得及欢呼庆祝，又发现一个问题：城门过于坚固，别说子弹，就连炮弹都炸不开。
城门炸不开，就无法进入城内，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提着满桶炸药的工兵上场，另外一些工兵开始吭哧吭哧埋头在城门底下挖土埋炸药。原来他们是要在城门下面挖个坑，然后把炸药放进去炸开城门。
还真当我们不存在啊！城墙上的守军把所有的步枪、机枪和炮火集中对准城门下，子弹竟然形成了密不透风的弹雨！接下来就发生了神奇的一幕。
远处的日军点燃了导火索，导火索竟然被子弹打断！
一名日军冒死冲过去，重新接上导火索，还是被打断，第三次接上点燃，仍然被打断！
导火索都被打断了，看来炸不开城门了，而炸不开城门就无法进入城内。
一名日本工兵不声不响地站出来，他不顾一切地冲向城门下方，就在大家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之时，他划燃火柴，扔向炸药！巨大的爆炸声立即响起，这名士兵瞬间被炸得消失，然而城门也被炸开了，日军潮水般地冲向城内！
外城失守，然而清军并没有放弃，他们退至内城，再次组织坚守，寸土不让，顽强阻击。更多的义和团民也赶了过来加入了战斗，他们穿着红衣服，捡起地上的武器，躲在城垛后面向外射击。
看来日军又得进行艰苦的攻城战，不过这次大家都猜错了。
日军推出了他们的新式武器——两门毒气炮。毒气弹在内城遍地爆炸，恐怖的黄绿色烟雾又出现了，坚守内城的清军一个个惊恐万分，但还来不及反应就开始倒下，他们依靠墙面支撑着身体，停止了呼吸，仍然紧握步枪，圆睁双目！
幸存的清军开始失控，他们无法理解这恐怖的“绿烟”，只好抓住义和团民，质问他们：“你们不是能刀枪不入吗？”清军用枪口逼着团民冲向烟雾，冲向敌军，要求兑现“刀枪不入”的神话！
可怜的团民们，挥舞着刀剑冲向日军，却被日军的枪炮疯狂扫射，后面的团民赶紧跪在地上，请神下山，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更多的人中弹，惊慌失措的团民又开始往后退。狂怒的清军在他们背后开枪。大面积的溃乱发生了，裕禄和马玉崑率领残兵从天津北门撤向北仓，然而，仍然有少量的清兵和团民坚守不退，他们是天津当地人，生在天津、长在天津，别的地方，他们不想再去了，他们不愿意随着大部队逃往北仓，就在这里与侵略军共亡吧！他们捡起了地上的枪，擦干脸上的血，慢慢地走到每一条街巷里面，爬到房顶，埋伏、持枪、上膛，等待着敌军！
日军特意等待了3个小时，等烟雾散尽后才进入内城，跟在他们身后的是其他七国军队，埋伏在巷子里和房顶上的清军和团民发起最后的攻击了，子弹从各个方向射向敌军，毫无准备的八国联军一时人仰马翻，纷纷倒地，而面对联军大部队，少量的清军和团民竟然发起了冲锋！他们冲到联军队伍中间，巷战！手刃！肉搏！步步抵抗，用最后一丝力气与敌人同归于尽！
“团民虽抵御不退，但苦无军火”“他们大多穿红衣服，躲在城巷后面，伺机向外射击”“我曾经见到过世界各地的战斗，但从来没有见到过像对付这些未经训练过的清国人更为艰苦的战斗了”。时为英军海军陆战队士兵吉普斯（G.Gipps）等在天津战后纷纷留下这样的记录。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进入一座空城竟然还会如此麻烦，从来没有想到在清军的大部队撤走之后，还会遇到如此顽强的抵抗！
八国联军士兵彻底疯狂，他们又拿出了他们的那一招——烧。他们看见房子就点燃，每前进几十步就用大炮将前方夷为平地，再用机枪扫射，整个内城一片惨烈，负隅顽抗的一个个清兵和团民头部被子弹打穿，胸腹被刺刀刺穿，死者的尸体仍然往外冒着血，他们被推运到白河里丢弃，白河为之堵塞！而在某个街巷的角落，重伤的人奄奄一息，但他们没有一句求饶，因为求饶也没有用，西方国家在天津的人道主义机构拒绝提供帮助，平日宣扬生命平等的教会组织也不见了踪影，这些人血尽而死。等他们一断气，野狗就会扑过来，吃着尸体，剩下的任凭虫咬蛆吃，在烈日下腐烂。
天津城的南门上，一个清军俘虏正盯着我的面孔，可怕而高大的身影，他的旁边是生锈的长矛和三叉戟，他的衣服成了碎片，双手反绑，胸口中央几英寸深的伤口正向外汩汩冒血，他没有一句求饶或痛苦的呻吟，无言端坐在那里。南门外，两个清国人的头用辫子挂在城墙上，那是两个义和团民，他们下面是抢满了东西而跑出城门的外国人。这种情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引自时任英军随军记者萨维奇・兰德尔的记录）
7月14日，京东重要的屏障、建于明永乐年间（1404年）的天津古城，沦陷。
义和团两大首领张德成和曹福田均在城破后出逃，张德成后来在流亡中因与当地村民发生过节而被杀，自命为“天下第一团”首领的曹福田在逃亡近一年后溜回家乡。此时战争已经结束，义和团在朝廷那里又变成了“非法”，曹福田被捉住送官、斩杀。
而更多的团民似乎是在一夜之间消失了，他们中的很多人，就是来自阻截西摩尔军的战场。在天津保卫战中，虽然作战的主力是清军，但他们始终协助作战，驻守二线据点，甚至亲自参与前线进攻。天津城的部分防守任务也交给了他们，而现在，天津城已破，他们似乎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天津谣传朝廷不再信任他们，要杀他们出气，很多人戴着红头巾，蹲在路边无声地哭泣。很多人来到白河边，看见一艘船跳上去就走了，从此远走他乡、杳无音信。此时天津地区下了几场雨，又可以回去种庄稼了，更多的人扯掉头上的红头巾，回到自己的村庄，回到自己原来的家中，官方正史记载这一现象时用了一个词——雨后归农。
“英勇”的日军终于以占八国联军总伤亡（750人左右）2/3以上的表现，征服了其他国家。由于没有联军总司令，日本便挤入了俄英两强阵营，成为天津城的“管理委员会”中的一员，“管理委员会”决定先在天津休整20天，再向北京进发！
八国联军似乎忘了当初他们的口号是“解救”公使，现在，既然已经攻破京东重要的屏障，为何不加快去“解救”，却在天津休整起来，一切的秘密即将在以后的故事中揭晓。
8月4日，八国联军留下1万日军守天津，2万兵力向北京进发。本来其他国家军队的指挥官认为，要成功攻进北京至少要有5万兵力，但日军告诉他们：2万足矣。八国联军分为左右两路，日、英、美为左路：日军1万，英军3000，美军2000；右路军是：俄军4000，法军800，德意奥总计200，总计5000。
很显然，日军又是绝对的主力。在6年前的甲午战争中，日军曾制定了攻进北京的详细计划，被认为“时机不对”的伊藤博文阻止，现在，他们的心情有点急不可待了。
退守的裕禄和马玉崑已经在北仓组建了京津间的第一道防线，北仓防线横跨京杭大运河，分为主防线和次防线。主防线首先是地雷区，埋着密密麻麻的地雷。地雷区之后是又高又深的战壕，战壕后面才是一字排开的大炮方阵，大炮方阵后面还有临时修建起来的前后十多里长的土墙，土墙上分布着密密麻麻的射击孔，后面埋伏着步兵，并在各要隘再埋设地雷，炮队加上步队，总兵力1.4万人！
次防线就在后路和侧翼，这里也分布有若干大炮点，把守在这里的是2000人的预备队，主要由北仓附近的乡勇、团民和猎户组成。
这个浩大的工程是趁着八国联军在天津休整期间，由裕禄和马玉崑组织团民和民工队伍修建起来的，带有明显的德式色彩，密不透风，飞进一只鸟来都是比较困难的。面对如此精密的工事，八国联军的麻烦很大，不说别的，就是那些地雷都够他们喝上一壶的了——人一踩上去，它就得炸啊。
但日军有他们的独特武器——情报。
早在裕禄和马玉崑在北仓修建工事时，日军要求及时收集情报的建议就送到达了联军指挥部。于是，几十名教民混进了团民和民工队伍，他们几乎把所有的地雷点、炮位和战壕点摸了个遍，然后报告给了联军。
现在，这张地图，就是最佳探雷工具，八国联军指挥部重新布置了战术：由原来的两路改为三路，从右路的俄军中抽调一部分哥萨克骑兵，在正面发起冲锋，但这只是利用他们去制造声势，目的是把清军的炮火吸引到正面，然后再由左右两路大军同时发动偷袭！
从战术上看，这是典型的一点两面的打法，属于谨慎派的。在指挥部看来，虽然有了地图，但清军的工事极其精坚，不得不小心。
大家说这番话的时候，他们忘了一群人——日本人。日军第五师团长山口素臣对这群欧美人的小心谨慎轻蔑不已，清军的“牢固工事”可怕吗？他们真是没有见过六年前的甲午战争。
回到军营，山口素臣向大家嘲笑了一番其他各国军队的胆小。然后宣布：日军打头阵，提前发动进攻！
8月5日，冒着小雨，在我们熟悉的凌晨2点，1万名日军出动了，他们没有吹号，没有训话，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发出很重的呼吸声和脚步声，就像一群鬼魅一样安静，又像一群机器人那样整齐划一，向北仓防线摸近。一小时后，日军到达主防线前，每个士兵的手上都拿着那张标注地雷布点、战壕位置和炮位的情报图——也就是说，情报图被日军又手绘了1万份，山口素臣下令：小心绕开地雷，绕过战壕！全军又如鬼魅一般悄无声息地绕过地雷区和战壕，摸到了大炮阵地前！
山口素臣下令：全军注意炮位，冲锋！原来他们根本不需要什么哥萨克骑兵去“佯攻”，偷袭和出其不意本来就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裕禄和马玉崑苦心修建的地雷和战壕失去作用了，本来以逸待劳的大炮也没了什么作用，双方又变成了面对面的冲锋战和反冲锋战！而这又是日军最拿手的，反正他们也不要命。裕禄和马玉崑听闻日军已经摸进了阵地，大惊失色，亲自督战。然而，无论清军如何反击，日军总是保持着进攻的态势，他们的冲锋从不停歇！
双方苦战12个小时之久，天黑了，熟悉的一幕也出现了：久战不胜的清军信心终于开始动摇，有人开始逃离战场，接着就是大面积的溃逃！挤在清兵当中，裕禄和马玉崑也狼狈逃出。
日军仅仅以伤亡300人的代价，攻下北仓！其他七国的军队呢？他们的行动要比日军迟缓很多，基本就没帮上什么忙，只是来看了一场热闹而已。
而日军并没有停下来，他们是战争机器，是不要休整的，趁着夜色，又马不停蹄地攻向30多里以外的第二道防线——杨村防线。杨村防线是刚刚从山海关赶来不久的宋庆负责驻守，它自然没有北仓这样浩大的工事了，主要依靠津芦铁路路基作为天然掩体，阻截八国联军。
其他的七国军队见日军已经冲向杨村了，只好又上气不接下气地跟在后面。
在北仓之战中，日军的提前行动已经让其他七国军队大为不满。日军首攻北仓，头功自然也是属于他们，战利品也要分得多一点。不过其他七军最不满的倒不是这一点，而是他们也发现了清军极为坚固的防线也能如此轻易被击溃，这给了这些欧美人很大的刺激，他们也决定——抢功！八国军队都冒着大雨，争先恐后地向杨村进军。
他们又分成了两路，大家都知道日军太爱单独行动又神出鬼没，就连平时关系很好的英军美军也不愿意和日军在一路。就这样，日军成了单独的一路，而其他七国军队乱哄哄地挤在另一路。
这30多里长的路程，正印证了那句话：乐极生悲。
俄军中的哥萨克骑兵冲得最快，很快将其他各军落下了一截，而落在队伍最后面的不出所料是英军——也就是雇用而来的印度兵和孟加拉兵，拿钱来打仗的嘛，自然是将危险留给别人，安全留给自己。而他们的精神却是最紧张的，时刻都在担心清军和义和团会不会从黑暗中冲出来，结果自己的性命。
黑暗中，队伍最后的孟加拉骑兵不知道是精神紧张还是眼神不好，他们竟然把队伍前方正低头往前冲的哥萨克骑兵当成了清军，赶紧几发炮弹打过去，却没有击中目标（兄弟你能不能瞄准啊）。被溅得一脸是泥的哥萨克骑兵恼怒地冲回来，告诉他们：自己人，不要乱打炮！
孟加拉兵哇啦哇啦地说了半天，哥萨克兵还以为嘲笑他们满脸是泥，狂怒不已，抽出战刀要把孟加拉兵砍成肉酱。
一旁的美军只好出来当了个和事佬，强调“团结要紧”，“we are a team，we are a team”。以冲动著称的哥萨克兵总算是止住怒火了，队伍继续向前。
接近杨村时，美军开始在侧翼行动，而早已杯弓蛇影的孟加拉兵竟然又以为侧翼出现了清军，于是又是几发炮弹打过去（大哥您真是无药可救啊），这次美军再没有心情说“team”了，因为这一次，孟加拉兵竟然——打中了！
美军当场被炸死8个！而他们还来不及发火，另一侧的炮弹又打过来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发炮的是在另一侧翼行动的法军，法军本来已经跑出去很远了，听到炮声，还以为遭到了清军的包抄，于是赶紧调转炮口向这边的美军发炮！唉，又死了几个。
倒霉透顶的美国人只好打出信号弹，证明自己的身份。刚刚强调了team，也不好发作，只好自认倒霉。
8月6日，进攻杨村的战斗打响了。在七国军队的这一路，他们也是分头行动的，俄军攻左路，英军居中，美军攻右路。右路的美军刚刚被炮击，一股气没地方撒，他们迅速突破铁路路基防线，冲进铁路后面的村庄里——这个时候，倒霉的事情又降临了。
就在美军冲进村子后不久，英军和俄军也先后爬上了铁路。不过他们并不知道美军已经冲进去了，都还以为自己是第一个呢。他们赶紧在路基上架起大炮朝里面轰，准备先把村庄夷为平地再冲进去。于是，已经冲进村子的美军只好又被“自己人”给炸了，他们一个个被炸得抱头鼠窜，而这次由于炮火太猛烈，战场上全是硝烟，连打信号弹都无济于事。
美军在战前是强调“team”的，但一再被打也不得不怒了，于是美军也架起大炮，朝对面的英军和俄军猛轰！英军和俄军一看对面“果然有埋伏”，于是炸得更加猛烈了。
大家就这样你一炮我一炮互相掐起来，美军不是对面英俄军的对手，对方毕竟占据铁路路基高地，炮也要多得多，但现在的问题不是美军想停止就能够停止了，英军和俄军忘乎所以地开炮，美军看来就要在友军的炮口下全军覆没了。没办法，他们只好锲而不舍地派出通信兵冲过去报信，有几个人刚刚冲出去就被炮火炸了回来，有一个人为躲炮跑得中暑倒在路边后昏迷了几天才醒过来，好在终于有人报信成功了，英军俄军这才发现是炸错了。赶紧停吧！
这一轮炮战，倒霉的美军又有20多人死在炮火之下，这不仅是他们参战以来最大的一次伤亡，也是美军在整个1900年之战中最大的一次伤亡，有苦说不出啊。
而霉运还没有完，正当美军和英军俄军互相拉着手慰问时，后面的炮火又响了！原来这是一直躲在后方磨磨蹭蹭的孟加拉兵，他们看战斗已经打得差不多了，本军铁定胜利，于是这才勇敢地发起冲锋，他们一边打炮一边冲到大家旁边，大声喝：“清军哪里去了？”“早跑啦！”美国人没有好气地回答，孟加拉人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大喝一声，又向前冲了好几百米，这才停下来。
估计大家把他们撕了的心都有。
这就是杨村之战中八国联军的“误伤事件”。虽然杨村防线比北仓更加不堪一击，这里没有北仓那样坚固的工事，而从北仓溃退下来的清军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士气，宋庆大人又见到了他在6年前见过的那一幕：清军不战而逃。但是八国联军的内讧和内乱也是极不光彩的，这个事件在八国联军众多行军日志和回忆录中都只有躲躲闪闪和语焉不详的记录，这和他们标榜的“来自欧洲的文明军队”相去甚远，事实上不过是一支杂牌军，不过通过此事件他们总算达成了一个共识：必须设立一个统一指挥的总司令，他们都在等待瓦德西的到来。
随着杨村之战的结束，天津及其周边地区的战斗结束了，虽然在1900年我们熟知的一句话是“八国联军进北京”，但是，为了抵抗八国联军的进京，发生在天津及其周边的战斗，才是1900年之战的主要战斗，这里才是主战场。
战斗从6月17日罗荣光在炮台发起抵抗开始，持续时间近两个月——特别是在天津陷落之前，清军和协助的义和团民连续作战一个月。八国联军总共伤亡约2000人，这是甲午战争以来一场创纪录的持续时间最长、作战最激烈、歼敌人数最多的战役，甲午战争中任何一场战役都无法与之相比。可以说，自从1840年以来，这也是十分罕见的。它显示着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这个国度的人民每到危亡的关键时刻，总会有很多原本不声不响的人站出来！
而当八国联军进驻杨村之时，有一个人朝自己举起了枪。
在杨村，裕禄没有跟随宋庆和马玉崑往北京方向逃跑，也没有跟随手下的士兵溃散，他住在路边的一座破庙里，身边只有一个跟随多年的仆人，他哪儿也不想去，哪儿也不能去了。
自古疆臣有守土之责，他是直隶总督，而前面就是通州，就是北京地界，他还能逃往哪里？
慈禧早就发过上谕，如果洋兵进入北京，定唯裕禄、聂士成、罗荣光等是问！聂士成和罗荣光都已经死了，甚至都曾被他当过替罪羊，那么在他没有替罪羊之时，朝廷只怕只好拿他当替罪羊了。
是时候来为自己做出一个了断了。
别了吧，大清，别了吧，朝廷，疆臣不再守疆，因为山河已碎，满目疮痍！
裕禄选择了自杀。当时清军的状况十分混乱，关于裕禄自杀的情景并没有更多的记载，《清史稿》中寥寥七个字——“在杨村兵败自尽”。而我们能够找到的野史《奴才小传》的记载：裕禄拔出手枪，先对准自己的左胸开一枪，却没有打中心脏，倒在地上痛苦地满地打滚，他想再补一枪，但是已经没有力气了，这名仆人背起他想逃命，但没走多久，却发现裕禄早已经断气，于是只好找来几块木板裹住裕禄的尸体，草草埋葬在路边。
裕禄就这样成了找不到埋葬之地的人，他大概是大清开国257年以来，为数不多的找不到葬身之地的直隶总督。
2014年初，冒着凛冽的寒风，我曾前往杨村附近多次寻找，但仍然一无所获。
我原计划用大篇幅的文章来总结裕禄在天津之战中的错误和过失，总结他骨子里的怯战、在军事部署和兵力分配上的极大失误、指挥能力的低下、平时的不作为和战时的顾此失彼，并把他作为晚清庸碌官员的代表大加抨击。然而，就在前往寻找裕禄墓地的过程中，我似乎突然明白了裕禄，明白了他当年的处境。我突然更加强烈地感觉到我讲述的不再是一个“直隶总督裕禄”的符号，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我似乎看到了在6月17日早晨接到照会时那个惊慌胆怯、看着自己的顶戴官服茫然不知所措的老人，因为顶戴并非系于他一身，而是系于他一家！无论怎么样做，慈禧到最后都是对的，朝廷到最后都是对的，而他却是一点都错不得！
我深深地相信，那个早晨无论换成是谁，包括我们自己，做出的也一定是与裕禄同样的反应，甚至会不及裕禄。
有多少人，终其一生，只能在历史上留下几个字，更多的人连淡淡的一笔都无法留下。其实也只有尽可能地深入某一个具体人物的具体人生，我们才能从历史中发现更多。裕禄之错，是他的错，但更是环境之错、体制之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庸碌误国的裕禄和有心无力的谭嗣同、怀才不遇的聂士成以及悲从心来的罗荣光，他们是一类人，和丁汝昌、邓世昌他们也是一类人，在一个急剧下坠的年代里，他们不幸生在其中，然后极为不幸地用自己的小悲剧，去构建了历史的大悲剧。
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
8月11日，就在裕禄在杨村兵败自杀后不久，有一个人在通州也步他后尘了，他就是李秉衡。
李秉衡组建通州防线
自从1897年因为义和拳的问题在山东巡抚的职位上被撤职之后，李秉衡休养了一阵，于1900年复出，被朝廷启用为“巡阅长江水师”。这不是职，而是差，是朝廷对军队开展的巡视工作。李秉衡也就成了传说中的“钦差大人”，虽然无职，但他是代表皇帝的，在级别上比总督巡抚还要高。
作为由曾国藩的湘军水师改制而来的长江水师，慈禧和朝廷一直是比较忌讳的，放心不下啊。而作为曾经的帝党新锐，李秉衡跟李鸿章是死对头（甲午战争中没少给李鸿章苦头吃）。李鸿章说到底也是出身于湘军系，自然跟长江水师的关系也比较密切，虽然后来李鸿章自己有了北洋舰队，但对长江水师还是一直“关照有加”。事实上如果不是李鸿章等人一直力保，这支前湘军队伍慈禧早就给裁撤了。那么，现在派出死对头李秉衡去巡阅，实在是太合适不过的人选，巡阅的范围，正是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地盘。
李秉衡果然很猛，他巡阅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长江水师的最高直接领导——提督黄少春给弹劾了。应该说钦差大人弹劾一个提督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的，问题就出在黄少春是刘坤一的心腹，李秉衡在刘坤一的地盘上办差，竟然一上门就给了总督大人一个“重礼”，这是过去少有的。在刘坤一的力保之下，黄少春最终涉险过关，不过，李秉衡在两江就显得比较扎眼了。
6月中旬，刘坤一和张之洞开始运作“东南互保”，这是东南区的一件大事，出不得半点差错，而有李秉衡这尊明显不合作的“大神”在东南区，大家更觉得扎眼。于是乎，李秉衡是非走不可了——也就是说，李秉衡是慈禧派下来巡阅水师的，但刘坤一和张之洞要把他给“送”回去。
也正因他是慈禧派下来的，赶是不能赶的，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巧送”。
刘坤一拜会李秉衡，小心翼翼地问：“李大人您辛苦了。现在中外开衅，我们都要响应号召派军北上，大人您是名臣（注意这句话），建功立业非大人莫属，我们愿意提供一支队伍，大人您能否先期带队北上，去解朝廷之危？”
李秉衡被说得动心了。
李秉衡何尝不知道刘坤一和张之洞他们的小九九，如果在平时，他是绝对不会“上当”的。但是，他也有自己的想法，他是曾经的帝党新锐，而现在帝党势力已经烟消云散，除了康有为一伙在海外闹的“保皇派”，基本只剩下他这个光杆司令，没人再去抱光绪的大腿。李秉衡更加不会去，他现在只想恢复他的“官声”，为自己出一口气，他是因为义和拳问题被撤职的，这是他“一生为官的痛处”，而现在，绕了一圈，朝廷解决这个问题不还是离不开他李秉衡么？所以李秉衡早就想带兵北上了，但是他无职无兵，不料刘坤一自己送上门来“借兵”，真是何乐而不为也！
7月26日，李秉衡带领刘坤一“借”他的500兵士抵京，此时正是八国联军已经攻下天津城，在天津休整准备攻向北京期间。北京城里早已经是人心惶惶，风声鹤唳，王公大臣想到自己的豪宅马车马上就要毁于战火，十分焦急，听说李秉衡大人带队前来“护都救驾”，大家似乎都发现了救星，他们对李秉衡夹道欢迎，把最多的赞美、最盛情的款待都给了李秉衡，并称李秉衡将是前无古人的大英雄！
而沉浸在“英雄”之名中的李秉衡也飘飘然了，他向慈禧上奏：当前之计，我方战事不利，但朝廷应该先杀人立威（“不诛一二统兵大臣，不足振我国之势，而外人决不能除”）。
对于慈禧来说，她现在是能抓住一个算一个，别说李秉衡还带了500人来，就是他赤手空拳来，她也是蛮开心的，因为她好久没见到新面孔了。她立即令李秉衡帮办武卫军军务，作为荣禄的副手总揽保卫京城事宜。她也认为必须给这位生猛的大臣壮壮势，拿几个人头来祭旗，于是她记住了李秉衡的这句话，越是在危急时刻，越是要狠，不要怕杀人。
对于要杀之人，李秉衡没有点名，但慈禧和他都清楚谁是最合适的人选。慈禧想起了御前会议上那些令她讨厌的大臣，对，就是他们了。而太常寺卿袁昶和礼部侍郎许景澄跟东南督抚的关系最为密切（他们都是张之洞的门生，长期以来也是张之洞在朝廷的坐探），首先拿他们开刀吧。东南区的督抚不派兵，就杀他们在朝廷的亲信，让他们也尝尝敲山震虎的滋味，而杀这两个人相信李秉衡也是会比较满意的。
7月29日，在李秉衡抵京后第三天，袁昶、许景澄首先被正法，8月11日，兵部汉尚书徐用仪、内阁学士联元、户部满尚书立山也被处斩。这五位朝廷高官是历史上继“戊戌六君子”之后的“庚子五大臣”，他们死于“反战”——表面上死于“反战”。
李秉衡就这样以官场同僚的鲜血给自己壮了“势”，也达到了出气的目的，让他在感觉上更加像一位“英雄”了——李大人啊，人我也给你杀了，接下来就看你的了，你不要让我失望啊。
8月5日，北仓和杨村防线吃紧，李秉衡将前往坐镇指挥通州防线，这是京津间的第三道防线，也是北京城墙之前的最后一道防线，一旦通州失守，八国联军便可以沿平坦的京通大道一直抵达朝阳门，为了多要些兵，李秉衡找到了荣禄。
荣禄明确地拒绝了李秉衡：我哪有兵，连保护北京都不够！李秉衡又要求荣禄给他一些枪炮子弹，荣禄干脆利落地表示：没有。
作为私下里的“反战派”，荣禄对李秉衡有说不出的厌恶，其实厌恶归厌恶，荣禄更加清楚慈禧现在“宠”着李秉衡，但对他也只是抱着用一用的态度，聊胜于无嘛，其实并没有抱多大的希望。心里有了这个底，荣禄大人连装也懒得装了，他收起以往那份高深莫测却很少得罪人的面孔，直接浇了李秉衡一头的冷水。
李秉衡只好带着他的500“亲兵”悲壮地走向战场，他立下了“宁为国而捐躯，勿临死而缩手”的重誓。而等到了通州，李秉衡这才发现，自己把一切想得太理想化了。朝廷原本为组建通州防线理论上召集了1.5万名守军，不过他们都是“理论上”的，都还只存在于给慈禧的奏报中，这些军队大部分是各地派来的“北上之师”，其中连袁世凯派来的那3000人也算上了。他们原本就是消极怠战的，现在听说是李大人亲自上前线，就更加磨蹭观望了——怕惹恼了他被一道奏折给参了嘛。
8月7日，李秉衡在前线召开军事会议，而这些“北上”的将领没有一个按时到达！
而前线士兵的士气却是如此之低迷，当李秉衡前去视察时，他们一个个无精打采、爱理不理，原因是他们已经很久没有领到饷银了，连吃饭都是问题，这仗怎么打？
“朝廷不是已经拨付饷银了吗？”李秉衡表示很愤怒。
这答案自然是不需要明说的，它们被各级军官截留了，其实这里面的秘密谁都明白，但李大人似乎就是迟迟不想面对，他也想管一管，不过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八国联军逼近通州，为了解决士兵的粮草问题，李秉衡只好先从百姓人家中购买点粮食，却发现通州附近所有的村镇早就被从北仓、杨村来的溃军抢光！
8月8日，李秉衡率军抵达通州与杨村之间的河西务，然后从河西务节节败退至通州马头、张家湾。8月11日晨，八国联军攻向通州，在李秉衡大喊“不要跑，为国效命”的呼声中，已经逃得差不多的士兵一哄而散、四处逃命。日军工兵用炸药炸开了通州城门，八国联军呼啸而入。
已经成为光杆司令的李秉衡绝望了，他是无法逃跑的，他就是来守通州的，并且还在出行前立下了誓言。绝望的李秉衡留下一份给慈禧的遗折，将各军指挥不力、步调不一、闻战即逃的情况报告给了慈禧——“就连日目击情形，军队数万充塞途道，闻敌则溃，实未一战，所过村镇则焚掠一空，以致臣军采买无物，人马饥困，无以为立足之地”，然后服毒自杀。
此时的李秉衡一定明白了那么多王公大臣一遍遍呼唤他为“英雄”，却谁也不愿意来前线当“英雄”的原因。当李秉衡在通州战事不利的消息传到北京城时，大伙迅速忘记了李秉衡这个人，新的“救星”是李鸿章李大人，大家再次盼星星盼月亮，只盼着议和大臣李大人能够早点到北京！
平时的李秉衡不贪财、不受贿、体恤百姓，很亲民，一身正气，表面看来，他是传统意义上的“清官”与“好官”。然而事情并没有如此简单，这个人在甲午战争中与李鸿章作对的情况我们熟悉了，他“不屑与之为伍”，厌恶李鸿章的“唯利是图”与“卖国”，看不惯李鸿章等人做官做到没有一点“读书人的操守”。但李秉衡并不知道，在李鸿章那边，他也是受到极端厌恶的。李鸿章等人并非不想“求名”，他们早期也是求名的，只不过在“经世致用”的过程中，他们早就幡然醒悟了，他们知道一味“求名”是虚幻的，“求实”才能名利双收。李秉衡大人豪情壮志，但他那500“亲兵”，还不是刘坤一借给他的么？
李秉衡就是那种有点理想化的官僚，他们宁愿关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守着那份能够感动自己的情怀，拒绝接受外面的事物，也没有能力正视现实，在官场孑然孤立。他们厌恶“求利型”官员的“流氓手段”，办事不讲程序，却不知道他们自己办起事来时，往往比其他官员更加不注重程序，一意孤行，因为很奇怪，朝廷中的“名”也是要以破坏程序为代价来获得的。他们为自己的“名”不惜拿一切去赌，国家、百姓、所有的一切都可以成为代价，连他们自己的生命都可以成为代价，他们经常发表一点名言，受人追捧，但他们所追求的“名”，与权臣死保权力、贪官猛捞银子，其实并没有什么两样，因为这样的“名”或许有益于自己，却未必有益于百姓。他们的做事方式或许是他们自己认为最好的，却不一定是最有利大局的——而这一点他们是不在乎的，他们沉浸在自我的悲壮里，来造成一种最不负责任的后果，包括害了他们自己。
误国之“忠臣”，误国之“名臣”！
荣禄没有给李秉衡派兵，并不是他真的挤不出兵，从6月21日起，武卫军中军一直在荣禄的率领下“围攻”使馆区，加上协助进攻的部分董福祥军，进攻的兵力有一万多，而他们却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都没有攻下一个只有区区几百“卫队”守卫的使馆区，这确实是不可思议的——而其中，有着荣禄最核心的秘密。
6月21日，慈禧发布战争总动员令的同时，命令武卫军中军进攻使馆区，并由荣禄亲自指挥。面对使馆区这个烫手的山芋，慈禧是绝对不能让荣禄再请“病假”了，慈禧无人可用，只好将荣禄大人推到一线。
而荣禄大人就面临真正的难题了：荣禄一直都是私下里的“反战派”，他是不愿意与洋人开战的。更加严重的是，此时如果真正放手让中军进攻，一旦结果掉使馆区里那些公使的性命，将来洋人清算，他荣禄岂不是在劫难逃？
但问题是如果他不放手让中军进攻，暗中监视的端王集团肯定不会放过他，慈禧一开战，端王集团的权势和声势就已经达到了顶峰。6月25日，他们连带领团民闯入皇宫企图谋杀光绪的事情都做出来了，还怕拿不下一个要跟他们作对的荣禄？更何况，即使荣禄自己不下令让中军放手去攻，端王等人肯定也是要插手的，毕竟进攻使馆是太后亲自下的令嘛，王爷插插手也天经地义。
果然不出所料，端王以“太后上谕”的名义调天津总兵张怀芝率开花炮队进京，炮轰使馆区。张怀芝自然觉得这是一个“立功”的大好时机，于是他也没多想就在使馆区外布炮。这时候荣禄大人也来到现场了，他亲自巡视、亲自视察，并且还告诉张怀芝，城墙上居高临下，最便俯攻，如果要炮轰使馆，将军你是可以将大炮布置在那里的。
视察完毕，荣禄离开了。张怀芝便带领大家把开花炮抬上城墙，将炮口对准使馆区，想到就要炸平所有的使馆，一举歼灭使馆区里所有的洋人，士兵们都很兴奋，跃跃欲试，大家就等着张怀芝一声令下，就要万炮齐发了。
“等一等！”张怀芝突然感觉哪里不对劲，然后他才突然发现：奉太后之命进攻使馆区的是荣禄，而荣禄虽然来“视察”了前线，却自始至终没有对他下达过炮轰使馆的命令。如果自己一声令下，炮兵开炮，使馆区被夷为平地，不说将来遭到洋人清算的就是自己，即使是在朝廷这边，自己也可能是替罪羊——谁叫你当初擅自开炮的啊？
张怀芝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于是他赶紧命令炮兵暂停发炮，自己一路小跑，跑到荣禄府上请示，到底要不要发炮，请荣禄给他一道手谕。
荣禄很客气地接待了张怀芝：“张将军，来来来，看座，看茶。”做完这些，荣禄就微闭双目，无论张怀芝如何请示、如何请求，荣禄就是不开口，就像是入定的高僧。
不过张怀芝也不傻，他一边喝茶一边说：“大人您今天要不给我一明确指示，我就睡您这儿了。”（“中堂今日不发令，怀芝终不肯退。”）
荣禄怕的就是这种人啊，看来是一物降一物，高深莫测的碰上了泼皮无赖。见装睡对付不了张怀芝，此时的荣禄睁开双眼，徐徐说道：
“横竖炮声一出，里边总是听得见的。”
张怀芝明白了，荣禄大人要的只是“炮声一出”，只是皇城“里边”能够听见炮声。于是，神奇的一幕出现了：使馆区外百炮齐发，炮声隆隆，但使馆区内基本无恙，因为那些炮都是朝天炮，相当于放礼花——“很奇怪，清军总是很喜欢在晚上发动进攻，而那些炮弹基本都打向了月亮。”（美国公使夫人萨拉・康戈尔：《北京信札》）
如此一来，除了不能出去遛弯，公使们的生活还是蛮滋润的，其实和以往也并没有多少区别。月光之下，法国公使一边享受着牛排，一边咕咕哝哝：“Nous sommes perdus！”（“我们完了！”）公使们喝着事先储存的香槟，吃着牛排和鱼子酱，晴天打打板球，雨天去划划船，而夫人们以弹钢琴、唱歌剧、在遮阳伞下野餐来打发时光，在使馆区中央的钟楼底座，成了一面诗墙，各种格言、打油诗贴在上面。
只有跟洋人真的有仇的董福祥是真心进攻的，不过，正是因为他真的要攻，荣禄给董军的枪炮是有限的，董福祥向荣禄申请给董军开花炮，荣禄说没有，以土炮对付之。
也就是说，荣禄已经成功地将“进攻使馆”转换为“隔离使馆”，这叫围而佯攻，或者叫实围虚打。但“围攻使馆”毕竟是慈禧亲自下达的命令，荣禄大人难道就不怕慈禧追究吗？
对于这一点，荣禄也是很有自信的。
之所以能够成为慈禧最信任的心腹，荣禄靠的就是“善于揣摩上意”——请注意“善于揣摩上意”和“揣摩上意”是有很大区别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前者能够不留痕迹，一切自然而然，不仅能让领导放心，还能让领导舒心，而后者会死得很惨，比如著名的杨修先生。
经过多年的历练，荣禄已经不仅对慈禧的思想意识把握准确，对慈禧的潜意识都把握很准确！别的大臣在“紧跟慈禧”，对慈禧的上谕不折不扣地执行，而荣禄大人还要思考的问题是：慈禧为什么发这样的上谕？在上谕背后的真实目的是什么？这就需要对慈禧的真实想法和下一步行动做出正确的预判！总之，对于慈禧想做而一时不能做的，荣禄可以先替她做了再说；而慈禧不想做而又一时不得不做的，荣禄有限度地去做，以便不将慈禧推向火坑，给领导留个转圜的余地。
“围攻使馆”，就是慈禧不想做而又一时不得不做的事情。
虽说她的战争动员令慷慨激昂，誓死抵抗到底，但荣禄同志很清楚，那是慈禧拿给别人看的，去鼓动“天下军民”的，在她老人家的骨子里，真正要与洋人拼个鱼死网破，她可从来没有那样的想法。不管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比如和谈，比如签条约，比如其他什么办法，只要能保证洋人不再对她的权力安全构成威胁，与洋人的战争就会结束。慈禧也并不是想要几炮轰掉那些公使，“进攻使馆”也只是在已经开战的大背景下不得不做出的决定，慈禧对公使们还是那个老想法——做人质。
根据萨拉・康戈尔等人的记录，我们来看“围攻”使馆区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6月21至25日：使馆区遭到猛烈的炮击，巨大的炮响整日整夜在持续。“但奇怪的是，那些炮都打得很高，炮声隆隆，但没什么威力，只能打落使馆里的旗杆，他们也没有连续开炮，一旦炮打中建筑物，就停止炮击。”
这个就不需要解释了。慈禧的命令刚刚下达，端王集团也都在盯着荣禄，荣禄大人只好先响两炮。
6月25日至7月13日：只有漫无目标地零星开火。但是7月13日，清军对使馆防区发动空前猛烈的全线进攻，攻破了使馆前沿总共九道防线里的七道防线，几乎将法、德使馆全部占领。但“奇怪的是第二天，攻势明显减弱，真令人费解”。
7月13日正是八国联军总攻天津城的日子，荣禄第一次真正猛攻使馆，这不是对八国联军进攻天津城的报复，而是仍然执行慈禧“人质牌”的计划，企图将使馆里的公使和其他洋人挟持去救天津。因而，等到第二天天津城已经被占领，荣禄大军的行动反而停止了，并没有更加猛烈的“报复”。
而在7月14日，总理衙门给使馆区送去了荣禄大军“围攻”以来的第一封信，说的是现在使馆被围攻，外面也到处是义和团民，使馆区“很不安全”，请公使们离开使馆区这个危险地带，暂时去总理衙门“避祸”，朝廷将派大军严格保护他们的安全。
这一招我们很熟悉，慈禧老人家之前也用过——哼哼，只要先把你们骗出使馆区，那还不是“人质”？
自然，公使们也并没有上当。
7月16日以后：晚上的“打月亮”行动仍然继续。而在白天，在荣禄的安排下，一批新鲜的蔬菜、西瓜和其他水果，还有十几大车的面粉和冰冻着的食品送进了使馆区。公使们简直受宠若惊，还以为这又是慈禧和荣禄搞什么花招，一开始还以为有毒而不敢食之。
此时天津已经沦陷，慈禧当然希望向洋人“示好”，目的只有一个：希望八国联军见好就收，留在天津算了，不要进攻北京，于是趁着武卫军中军的围困和警戒有所放松之际，使馆区派出密使将信送到了天津，告知使馆区里的一切，八国联军才放心大胆地在天津停留了20天——而在这20天里他们做了什么，我们接下来就知道。
其实按照荣禄的计划，送点西瓜青菜什么的还是小儿科，他原本是打算在使馆区围墙周边建一个菜市场的，派一批小贩进去，卖点鸡蛋、牛肉、黄瓜什么的。只不过后来考虑到这个行动对端王集团刺激太大，不得不放弃。此时的荣禄也不像刚开战时那样顾忌端王集团了，因为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坏，端王集团的权势也大大受影响了，朝廷的政治环境已经不再有利于他们，王公大臣们只有这样的想法——谁叫你们惹来与洋人的“战祸”，让我们在京城的安宁生活也受影响啊。
“菜市场”虽然最终没有建起来，但“黑市”却是形成了，成天包围着使馆区但又不真正进攻的武卫军中军士兵百无聊赖，他们和“使馆卫队”的洋兵搭讪——准确地来说是做点小生意。有的把鸡蛋藏在袖子里带过来卖给他们，有的是想办法给他们去弄洋烟，后来干脆是“卫队”的士兵先出钱，想要什么请中军的士兵“代购”，生意很火。
荣禄对这一切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除了慈禧希望向洋人“示好”，他个人更加希望中军士兵和使馆区搞好关系。因为和慈禧一样，荣禄从来不会相信这场战争朝廷会取得胜利，一旦将来战败，肯定是议和，一旦议和，洋人肯定要追究“开战元凶”，而他不仅亲自率领过中军“围攻使馆”，还是八国联军主要战斗对象武卫军的统帅，这是绝对会上洋人“黑名单”的，必须先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8月10日，武卫军发动了最后一次猛烈攻击，而这一天也是八国联军攻进通州之前，为了“保”北京，荣禄做了最后一次挟持“人质”努力，仍然失败。
在这近两个月的围攻时间里，使馆区共有66名洋人死亡，看上去伤亡也不小了，而了解一下清军发射的弹药就能说明问题了——清军总共发射了4000枚以上的炮弹，以及100万发以上的子弹！也就是说，在使馆四面被围、清军可以居高临下进攻的情况下，平均每发射60发炮弹再加上1.5万发子弹才能造成洋人方面一人死亡，既需要装作“围攻”的样子不断打炮，又要保持如此之低的命中率，荣禄大人也实在不容易啊。事实证明中军的炮弹基本上都是“打向月亮”，只有两个时候，荣禄动了真格。
一是当“使馆卫队”试图发起反攻，想冲出包围圈，这就没的商量了，出来一个杀一个，格杀勿论，那66人中的很大一部分其实就是这么被击毙身亡的。荣禄大人保证整个“围攻”期间，使馆区内没有任何人走出他的包围圈（给天津送信的密使是走的另外一条通道），当然，荣禄大人的军队也没有攻进使馆。
另外就是试图实施慈禧“人质”想法的时候，这个时候中军是有限度地进攻。
而除了这两种时候，平时的那些朝天炮其实也并不是那么好打的，它首先必须打在使馆区范围之内，但如果流弹落到各国使馆，同样可能误伤洋人，给他们造成更大的伤亡——也就是说，即使是“打月亮”，也需要有角度地去打。
中军打出的那些大炮，其实大部分都落在了同一个方向，一个很少有洋人的地方——肃王府。
在6月义和拳进北京时，北京城里5000名左右的教民紧急避难，其中大约3000名教民去了北京最大的教堂——北堂。而2000人左右在使馆区外打地铺，希望能够得到使馆的保护。
一开始，使馆区方面想赶走他们，但是后来，他们改变了主意。
因为使馆区里也需要很多的苦力的，于是这2000人最终被允许进入使馆区。
肃亲王善耆的家正好位于使馆区四面围墙之内（英国公使馆对面），当时在使馆方面的逼迫下，善耆乖乖地搬了家，于是肃王府就成了2000名教民的“避难之地”。使馆区外武卫军中军的炮火就集中于此。
在“围攻使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这2000名左右的清国教民就承受了围墙外自己国家的军队——武卫军中军大部分的炮火，他们的死亡人数应该远远超过洋人（具体数字在史料上没有记录），而除了要躲避炮火，这些教民还要忍受其他的死亡威胁——饥饿和惊恐。
粮食被洋人拿走了，教民们挖壕沟、灌沙袋、修工事、灭火、背尸体、搬运枪支大炮，每天必须干各种繁重的体力活，才能领到一小块食物，当公使们享受西式美餐的时候，教民们常常饿得两眼发晕，马肉归洋人，马皮就被教民捡起来吃掉。臭水沟里的死尸引来了乌鸦，被他们捉来吃掉。教民们吃遍肃王府里的树皮、树根和树叶，最后开始吃泥土。
在使馆区外的围困有所放松之际，“使馆卫队”的士兵们就很喜欢在夜晚来肃王府游荡，他们当然不是来送粮食的，也不是来王府的花园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的，而是来搜寻教民中是否有容易上钩的女子，一些女教民被侵害的事件就在夜色下发生和被掩盖了。
教民们也许从来不会想到，跟他们有同样信仰的洋人，也同样保护不了他们！
这就是“使馆之围”的真相，虽然就连当时的洋人也对“清国一万御林军围攻近两月，竟然连一座小小的使馆都攻不下来”表示十分吃惊，但我们知道，这只不过又说明了那个在大清早已是见怪不怪的现象——清国的军事问题，往往是三分政治、七分军事，这次只不过是“政治”的成分占得多了点，让人无法从军事的角度理解。正如慈禧后来说的：“我若是真正由他们（指端王集团）尽意地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吴永：《庚子西狩丛谈》）
那么，既然慈禧一直有打“人质牌”的想法，荣禄指挥武卫军中军也尝试过好几次，为什么一万大军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都没有成功？
这就是真正的军事问题了，答案相信大家已经发现了——没有特种兵。
对于挟持人质这种高技术含量的活，并不是兵力越多越好的，它要求的是质量——既不能造成对方的伤亡，又要成功地限制对方的自由，这只有经过专门训练的特种兵才能做到。而武卫军中军虽然有一万大军，但他们总不能带着一个大炮去“挟持”人质吧？
使馆区就这样“炮口余生”了。洋人们虽然损失了66名弟兄，但这绝对是他们最好的结果了，因为他们原本有可能全军覆灭的，而对于北京城的义和团民来说，他们就是另外的结局。
在武卫军中军“围攻”使馆的同时，端王的虎神营和北京城里的一万多义和团民联合攻打北堂，北堂里只有原先从使馆区抽调来的43名洋兵守卫，此外就是几百名传教士、神父和洋人，另外还有近3000名逃难到此的清国教民。
北堂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建筑群，除了主教堂，附属建筑有孤儿院、修女院、教会医院、学校、印刷厂，甚至还有博物馆。这些建筑都无比坚固，洋兵和教民就将所有的楼房、塔楼围墙都修上了掩体和枪眼。
和荣禄在使馆区明攻暗保不同，这里是真正的进攻。不过，虎神营的那些八旗士兵是要团民先上的，团民虽然人很多，却没有什么有效进攻的武器，每当他们靠近教堂时，就会被里面的士兵开枪打死，他们放火，会被里面的教民扑灭，挖地道炸墙，由于教堂非常坚固，始终炸而不倒。
然后，虎神营的士兵和团民联军打着打着，他们自己先打起来了——火并。
前面我们说过，所谓的“义和团”从来就不是一个整体，内部也是有派别争斗的，有的很懂端王的意思，懂得“灭洋”只是手段，是端王集团实现废立的枪头，但也不排除某些“灭洋”热心过度的人“入戏太深”，他们一心一意地“灭洋”，就灭到了端王集团的身上。
导火索从八旗军将领庆恒开始。庆恒在神机营、虎神营、武卫军中军中都身兼数职，是个在八旗子弟中呼风唤雨的人物，他有不少结拜兄弟就是虎神营将领，甚至跟端王本人的关系都极好。而庆恒实际上是个“暗通洋人”的人，他倒不是出卖军事情报，主要是跟洋人倒卖点货物，发点洋财，毕竟庆恒朋友多，花销也大嘛。
而庆恒的秘密却被一部分团民发现了，他们十分愤怒，在捉住庆恒后先是公开殴打，然后将庆恒一家灭口。团民的这个举动可捅了娄子了，虎神营很多的将领当即就要找义和团去拼命，据说连端王都雷霆大怒，要亲自去跟义和团打群架（“操刀出欲与义和团长相斗，刚、赵诸人力阻之始罢”）。虽然最后被劝住了，但从此以后，虎神营的将领开始在北堂报复团民。在进攻北堂时，他们故意将团民引至绝地，甚至先令团民进攻，然后故意在后面发炮“误伤”。
进入北京的这部分团民本来就是打砸抢烧的流民群体，仗着端王等大臣要“依靠”他们，牛气冲天、横行无忌，最后竟然反过来要挟。他们要杀的人，连端王本人死保都无效（“王所遵者皇上，我们所遵者玉帝，如定须赦宥，团民等散去矣”）。而八旗军将士是多年的地头蛇，虽然端王等大臣要向团民“示好”，但这些人是不会忍气吞声的，都不是善茬，双方就在北堂这边经常打打群架，互相暗下杀手，等等。“联合攻打”北堂很快就变成了一场内斗，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两支敌对队伍。
双方火并，慈禧简直是乐观其成的，既然团民也让端王集团的人很恼火，那么也方便她出手了，而慈禧打击义和团的名义就是：没有在庄亲王府登记注册或者“注册不实”的团民——“伪团”。7月14日天津失陷，为了向洋人示好以求八国联军留在天津，在荣禄向使馆区送水果、青菜的同时，慈禧颁布上谕：以“伪团”名义在北京公开处死团民5名！
这是宣布义和团“合法”以来，慈禧再次把屠刀对准团民，不过这次谁都是没有脾气的，她老人家杀的是“伪团”啊，这就像在朝廷的军队里处死奸细一样，是可以光明正大的。
而后来，慈禧和朝廷渐渐可以大规模清理团民时，“伪团”的名义就不太好用了，毕竟也没有那么多人是“伪”的嘛，但这好办，给他们冠以一项罪名——白莲教教徒。义和团进入北京时，曾公开宣称他们不是白莲教，但朝廷说你是，你就是，甚至有的团民在被杀之前，惊问：什么是白莲教？
7月22日，慈禧干脆在廷寄中叮嘱各省督抚——在与洋人作战时，要让团民打前锋，朝廷的军队在后方（“各该省如有战事，仍应令拳民作为前驱，我则不必明张旗帜，方于后来筹办机宜可无窒碍”）。
看来天津沦陷之后，天津团民中流传的“朝廷不再信任我们，要杀我们出气”的传言，也并非空穴来风。
7月31日，慈禧再次发布上谕，开始以“赴前敌助战”为名，调团民出京，而一旦出京，那就是“令其为前驱”“少有退缩，迎以大炮，一炮休矣，升天矣，实露半抚半剿之法”（《石涛山人见闻志》）。
自从与洋人开战之后，如何调团民出京就是慈禧最重要的事了，因为这也是对她权力安全的极大威胁，慈禧一直没有找到好的时机。然而没有时机不等于不做这事，现在，慈禧终于等到这一天了，看来搞阴谋诡计也是需要时机的啊。
从这时候起，北京城里团民的数量开始明显减少。8月10日，八国联军进攻通州之前，“十万团民”只剩下了5万，并且仍然每天都在锐减。
又有和八旗军的内乱，又自身难保，那么攻打北堂的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和使馆区一样，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从来没有攻进过北堂！
而北堂内的情况也十分惨烈，43名洋兵基本已经全军覆没，弹药用尽，教堂里只剩下最后一头没杀的骡子和400磅大米，但这是洋人的食物。教民只能吃遍北堂各建筑物间的树叶和草根，或者用少量谷物、切碎的麦秆和其他材料混合起来制成的难以下咽的粗糙面包，300名教民和75名孤儿在饥饿和疾病中死去。很显然，北堂已经再也无法坚持下去了，但他们盼来了救星——通州的八国联军即将进攻北京！
8月11日，八国联军进入通州，他们看到的是一座“繁华都会”，通州城有七八米高的城墙，有城门、有鼓楼、有十字街道，街道延绵数公里，人口接近十万，可以与欧洲大城市相媲美。
然而，它仅仅是守卫北京的门户。
在八国联军面前的，是“巨城”——北京。北京是多个王朝的都城，它第一眼看上去并不那么光彩夺目，因为它把一切都掩藏在平常淡定之中，对于攻进北京，八国联军的每一个士兵都跃跃欲试。
8月13日，联军指挥部在通州制订了进攻北京的计划：以通州城为大本营，德、法、意、奥四国部队因兵力太少而留守通州，以日军为主，日、俄、美、英四支部队共1.5万人攻城，分四路：日军主攻京通大道上首当其冲的朝阳门；其次的俄军主攻东直门；然后是美军攻东便门，英军攻广渠门（当时俗称“沙窝门”）。
为了又避免出现某支军队提前出发的情况，四军指挥官达成了一致意见：在8月14日上午同时出发，谁都不许抢先行动！
北京城内，荣禄的武卫军中军、董福祥的武卫军后军以及禁旅八旗从外城城门到皇宫进行了层层部署，总兵力共计6万多人，城门的守卫主要依靠董福祥，重点守护面向通州的朝阳门、东直门、东便门和广渠门四门；八旗军主要守护内城，同时作为机动部队随时准备增援董福祥军，当然，皇宫和皇城的守护也是重点；能够召集来的团民也召集到前线了，不过，他们的人数已经是每个时辰都在减少！
慈禧无比紧张，1860年英法联军进京，跟着咸丰帝出逃的往事历历在目，现在八国联军大军压境，北京能否守得住？她能否躲过再逃跑的命运？成败在此一举！
8月13日午夜，战斗首先在东便门打响！
英军从“下水道”爬进内城
8月13日午夜，俄军开始从通州悄悄向北京进发了，此时并没有到四支军队发起进攻的预定时间，但为了抢到“首入北京”的头功，俄军已经提前出动了。这次他们竟然还抢在了日军之前，看来关键时候，还是老毛子更狡猾啊。
经过侦察，俄军发现董福祥军重点守卫的是京通大道正面的朝阳门和东直门，这两道城门都守卫森严，进攻的胜算比较小，而朝阳门以南的东便门防卫较为松弛，更重要的是——这里岗哨里的清军竟然在睡觉！看来他们认为八国联军只会攻朝阳门和东直门。
俄军指挥官当即决定：不进攻原本分到的东直门，而进攻原本属于美军的东便门！
十几名俄军敢死队悄悄地摸到东便门岗哨前，手起刀落，几名哨兵就在梦中做了刀下之鬼，而被惊醒的其他哨兵一哄而散，在雨夜中消失。
虽然解决了岗哨，但怎么进入东便门又成了难题，城门高大坚厚，爬是爬不上去的，撞也无法撞开，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打炮了，于是俄军后退几十米，用大炮对准城门门闩的位置：打炮！
攻向北京的第一发炮弹就这样打响了。
城墙上的炮火立即还击，但是俄军的炮火集中在城门，足足轰了20多分钟，门闩终于断裂，而正当俄军准备冲进去时，城墙上的董福祥军猛烈开火射击，一部分士兵甚至从城墙上冲下来，与俄军肉搏！东便门惨烈的城门争夺战开始了，接到军报的董福祥立即调遣其他城门的部分守军增援，俄军不得不向后撤退，城门失而复得。
而俄军重新组织，发起更加猛烈的冲锋！凶悍的哥萨克骑兵挥舞着战刀号叫着，冒着弹雨冲向守军，清军眼看渐渐不支，城门又面临失守的危险！
危急关头，董福祥亲自赶到。他立于城头，抽出战刀，发令：退者立斩！于是，俄军的冲锋再次被打退。最后，双方又都改为用大炮对轰。董福祥始终立于城墙上，指挥士兵阻截俄军前进，东便门就这样形成了拉锯战。
正在这时候，另外一处的城门争夺战也打响了，他们是进攻朝阳门的日军。
其实日军也提前出发了，不过这次他们万万也没有想到老毛子竟然比他们还早，山口素臣亲自率队，拉出了日军全部54门大炮，向着朝阳门开进！
朝阳门上的守军抬出机枪俯射，而日军又用上了他们常用的那招——组织敢死队，冲！
对着机枪你们也敢冲啊，朝阳门守军猛烈开火扫射，日军倒下去一片，但是他们又接着发起冲锋，似乎根本无视子弹的存在。
强冲实在不行，山口素臣又拿出了日军的另一板斧——炸。工兵们又抬着装满炸药的大桶往城门下死冲，不过，这次不比天津，朝阳门上的是董军主力，他们的火力十分猛烈，日本工兵根本无法靠近。
经过强攻之后，行动相对较慢的炮兵终于到达阵前了，其实山口素臣就是在等炮兵的到达，但他又不想浪费炮兵到达之前的这段时间，于是只好让敢死队员们去冲一冲了。山口素臣命令所有强攻士兵后撤，用54门大炮同时向朝阳门和东直门发炮！
在日军猛烈的炮火下，朝阳门和东直门告急，而东便门又在和俄军战斗，董福祥只好急调广渠门等地的守军前往增援——而此时，美军已经来到了广渠门下。
美军不喜欢冒险，“提前上班”这种事他们一般不会干，他们睡到了正常时间然后按计划向北京进发。等来到战前分配到的东便门下时，发现这里早已经是俄军在进攻了。没办法，他们也只好占着原本是英军的进攻目标——东便门附近的广渠门。
美军既不像俄军那样上来就几炮，也不像日本人那样上来就死冲，死冲不了又打几炮。在美军看来，打仗不是死冲和打炮就可以了，而要注意观察战场形势，他们先尝试了一下冲锋，发现城墙上的守军虽然兵力较少（部分守军已经去增援朝阳门和东直门），但由于居高临下的火力依然很猛，强冲必定伤亡很大。
于是，美军全部退回来，然后开始——思考。
指挥官们命令士兵就地围坐一圈，召开临时会议，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
问：“我们的作战目的是什么？”
答：“当然是进城！”
问：“那么，实现目的的首要条件是什么？”
答：“当然是先压制或消除城墙上清军的火力威胁，消除对方居高临下的优势。”
问：“那么，在无法强冲的情况下，我们如何才能实现这两点？”
“长……官，您该不是要让我们去爬墙吧？”
恭喜你，答对了！
前面我们说过，北京的城墙是当时世界上最高大、最坚厚的城墙之一，爬是爬不上去的。但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事情都不是绝对的，而是会有例外的，就看你相不相信，善不善于观察。
通过观察，美军发现大概是由于年久失修的缘故，广渠门有一段城墙的墙面并不是整齐光滑的，而是在砖块之间有很多的缝隙，形成了许多小洞和突出点。而更巧的是，这段城墙正好处于两段城墙连接处有角度的地方，正好是城墙上清军交叉火力的死角，上面还无人防守！
也就是说：一群训练有素的士兵，正好可以攀爬而上！
机不可失！
一部分美军重新发起冲锋，以佯攻掩护另外一些士兵溜到墙根下，然后他们开始手把手地往上爬，爬呀爬，终于爬上去了！他们用绳子将步枪吊了上去，大功告成！
已经爬上广渠门城墙上的美军猫着腰，从背后接近清军，开始扫射！
城墙上的守军还在认认真真地射击下面佯攻的美军，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美军竟然会从天而降，出现在自己的背后！而就在他们发愣的过程中，美军已经射杀了多人，清军士兵终于清醒过来，他们扔下枪就跑！
城墙上的美军打开了城门——广渠门就这样被美军轻而易举地攻破了，美军轻轻松松地进入外城，而跟在他们身后一起进入外城的，还有英军。
跟俄军、日军提前出发不同，也跟美军按时出发不同，英军是四支队伍中唯一一支延后出发的队伍——孟加拉兵和印度兵一直睡到8月14日下午才出动，等他们到达原本分配到的广渠门前时，正好看到了美军开城门的这一幕，于是他们就没放一枪，跟在美军屁股后面进来了。
进入外城的美军在街道上转悠了半天，也没有发现什么地方可以通往内城，还是得攻城门。而英军却是有备而来，他们甩掉美军，先直取天坛，第一个占领了皇家园林，然后径直朝使馆区方向扑去。
使馆区在内城，看来英军至少还得攻下一座城门，不过他们并不需要这么做。
因为他们知道一条进入内城的通道——下水道。
在元大都时代时，都水监郭守敬从西北的昌平向东南的通州开挖了一条接漕船的人工河流——御河（也就是今天的通惠河）。它从西边的玉泉山开始，经颐和园里的昆明湖、积水潭、中南海，从崇文门城墙下穿墙而过直达通州，与京杭大运河相连。南方的粮船可以一直开到积水潭，积水潭旁边修建有许多大型皇家粮仓（所以如今积水潭旁边很多的地方都是以“仓”命名的），后来积水潭水域面积逐渐缩小，形成了今天的什刹海——也叫后海。而御河也年久失修，渐渐荒废，在穿过内城崇文门城墙下的这段河道，塞满淤泥、垃圾和粪便，成了名副其实的下水道，里面还竖起了一道铁栅栏，如果有人砸开铁栅栏，想爬进去也是可以的——就是条件不怎么样。
这样隐蔽荒凉之地，一般的京城百姓也不会清楚的，英军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在“使馆之围”时，趁着当时使馆区外武卫军中军的警戒有所松懈之际，窦那尔派出了一位信使，将一张标注皇宫、天坛和使馆区位置的北京地图秘密送往当时还在天津的英军，以方便将来进攻北京时英军能够在第一时间内找到使馆。窦那尔也是不太清楚是否有这条下水道的，但他派出去的这个人，却是一个清国人，而且就是京城本地人，他从下水道里爬了出去，成功地将窦那尔的密信送给英军，并且把有下水道可以通往使馆区这个秘密顺便告诉了英军。
英国人一直保藏着这张地图和下水道的秘密，从来没有告诉过其他各军（也是很狡猾狡猾地），所以当进入外城的美军很快找不到北时，英军按照地图直奔天坛，先占领了这个宝地。现在，他们就要开爬了。
爬下水道这样的事情自然是要交给付过钱的人去做的，那就只好麻烦来自孟加拉和印度的大哥们了，而这次他们倒没有退缩，只要不让他们上前线冲锋，爬个下水道算什么啊？在百姓们的围观之下，孟加拉兵和印度兵捏着鼻子，“扑通扑通”跳入水中，砸开栅栏，向前爬去。
8月14日下午，最迟出发的英军以零伤亡第一个冲进了内城，第一个到达使馆区。活得好好的公使们戴着礼帽、拿着文明杖接待了他们，而站在他们面前的英军士兵们却一个个满身是泥，不停往下滴臭水——这到底是谁来“解救”谁啊。
看到英军进来了，康戈尔立即命令使馆工作人员站在内城城墙上向美军打出旗语（莫尔斯电码），告诉他们还有下水道这一捷径，于是美军也跟在英军屁股后面爬进来了。他们成为继英军之后第二支到达使馆区的队伍，只有一人在攻打广渠门城门时阵亡。
第三名是俄军，他们动手最早，却偷鸡不成反蚀把米，伤亡100多人，最后才进入内城。
最后一名是日军，他们太认真了，对周边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最后他们差不多把整个朝阳门轰塌了，才在8月14日深夜进入使馆区。日军的伤亡接近300人，又是四支军队的第一名，每一个日本兵的脸上都写满兴奋，因为他们终于实现了丰臣秀吉、山县有朋等人的梦想：持枪站在中华帝国国都的土地上！
北京沦陷了，溃败的原因已经不用总结了。虽然清军的总兵力占据绝对优势，但慈禧并没有把全部的兵力都派到外城前线，甚至没有把重兵派到前线，对于她来说，还是保护皇宫要紧，保护自己要紧，也要防止有人叛乱，董福祥军处处需要增援，顾此失彼——清军从来没有作为一个整体参战，即使保卫北京时也是如此。
使馆区附近已经见不到几个清军，他们在携带金银细软跑路，跑时还不忘记抢劫一下市民。街道一片混乱，火光冲天，市民们高喊“躲兵匪”。至于那五万“团民大军”，他们也已跑得无影无踪。美军跟大家打了个招呼后，还没等把身上的泥巴衣服换掉，就在美国公使馆人员的指引下，趁乱迅速离开使馆区，先把正阳门轰掉了两层楼后，直奔大清门，而他们的目标是——皇宫。
大清门是天安门城楼前的第一道城门，而这里已经没有守军，攻城门就变得简单了，炮兵用粉笔在城门门闩处画了一个圆圈，然后用大炮对准圆圈猛轰。一颗颗炮弹飞向紧闭的红漆大门，十几分钟之后，门闩终于开始断裂，破城锤用上，门闩终于完全断开，美军涌入。
8月15日凌晨，美军踏过今天的天安门广场地区，踏上金水桥，庄严的天安门又挡住了去路。美军炮兵又用粉笔画圆圈，又架起大炮轰击，又用破城锤锤门，厚厚的天安门城门无声抵御着美军的轰击，一时难以轰开。美军已经来不及等待，此时日军也已经出动了，正在从皇宫的东面进攻，美军就从日军那里借来云梯，爬上了天安门城楼！
前面就是进入皇宫前的最后一道门——午门。美军每一个士兵都吞下了口水，挽起了袖子，只等再用大炮将午门轰开，就要进去猛抢一场，他们早就听说皇宫里有搬不尽的财宝！
而正在这时候，身后突然飞来几发炮弹，美军一个个被炸得东倒西歪。
清军不是已经都逃走了吗？这炮弹是哪里来的？
原来，通州的德军和法军已经拍马赶到了。这两支军队原本是奉命留守通州的，但进入皇宫的诱惑实在太大了，听闻北京已经被攻占之后，他们就马不停蹄地赶往皇宫。几个教民直接将法军带到内城正阳门城墙下，而其他的一些教民和百姓搬来了梯子，于是法军爬上城墙，在城墙上架起大炮，先朝着皇宫打出本军的几发炮弹再说。
倒霉的美军又一次遭受“自己人”的轰炸。唉，为什么被误炸的人总是我啊？
皇宫的南边已经打起来了，而继日军从东面攻向皇宫之后，俄军也迅速朝皇宫的北面开去，他们也在用炮火开路。各支军队谁也不甘心落后一步，谁也不愿意单独撤退，这样下去，皇宫将毁于炮火，谁也抢不成。
大家毕竟是组团来的，为了抢几块金子，伤了自己人就不好了，还是美国人比较讲“team”，他们首先停下炮火。各军指挥官又凑到一起临时开了个会，大家决定：所有的军队都暂停发炮，任何一支军队都不能单独占领皇宫，都必须先停下来，至于如何进入皇宫以后再商量。
正是这个暂时停火的决定，给了慈禧一个时机——逃跑的时机。
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时，慈禧连续5次紧急召开御前会议，商讨是留是走的办法。而前来开会的人越来越少，他们都在私底下去转移财产和家人，然后转移自己。最后一次御前会议，来的只有3个人：军机大臣王文韶、刚毅、赵舒翘，连荣禄都不见了踪影。虽然慈禧命荣禄替她坐镇北京，但荣禄是绝不敢“坐镇”的，他是武卫军总统，八国联军绝不会放过他，荣禄已经逃向了保定，跟在荣禄后面跑的是承恩公崇绮。
看来经过几十年的官场“锤炼”，荣禄真的已经没有一点“侍卫世家”的秉性了。他确实比端王集团的大臣相对“开明”，但他骨子里也是一个八旗子弟，所谓八旗子弟，就是敌军进城各自逃啊。
对于赵舒翘能够前来，慈禧很意外，也很感动，很显然，现在还需要讨论的问题只有一个——逃往哪里。
东边是不能去的，洋人就是从东面的通州打过来的，我真傻啊？
北边也不能去，北面的东北地区有俄国兵。
南边也不能去，那是汉党的大本营，他们既然敢抗命不派援军，难道还不能来一次“挟天子以令诸侯”？
只剩下西边了，慈禧知道赵舒翘是陕西西安府人，她很早以前就想逃往那里了，现在看到赵舒翘前来，慈禧简直有一种看到救星后感激涕零的感觉，就让赵舒翘陪同自己往西安方向逃吧，当然，对外要称是去西边打兔子的——“西狩”。
接下来还有两个问题：带什么人走？带什么物走？
物品肯定是无法多带的，逃跑路上最金贵的是吃的东西，但皇宫里的金银珠宝恰恰比馒头面粉还多，这些财宝无法带走，只能分别处理。慈禧命人按照昂贵程度和她珍爱的程度，将皇宫里的奇珍异宝分几个等级：最昂贵和最珍爱的那一批，统统藏在宫墙的一个空心夹层里，以便将来回宫了再取出来；差一点的打包，统统扔到宫中的水井里，将来也要记得去捞啊，而更多的以及特别大件搬不动的和来不及打包的，那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接下来就是还要带什么人了。除了赵舒翘随驾，端王集团的载漪、刚毅等人必须要带走，其实他们也无路可去，只能跟着自己逃。而还有一个人是必须一起带走的，那就是光绪皇帝。
按照光绪自己的意思，他是不想走的，请求由他留下来“善后”，被慈禧冷冷地拒绝。光绪以为这是他的机会，而慈禧比他更清楚，在剧变之时，光绪一定要控制在自己手中，不让别人有扶植他复辟的机会，更加不能落入八国联军手中，无论他是生是死。
光绪的请求没用了，这时候，有一个人勇敢地走向了慈禧，她是珍妃。
宫里大乱之际，珍妃从囚禁之所跑出来了，光绪看到的机会，她也看到了，就跟两年前请求慈禧原谅光绪一样，现在的这个机会仍然无比渺茫。两年前她的请求换来了慈禧对她的囚禁，而这一次再撞到枪口上，结局也许更加严重，谁也不知道慈禧会怎样拿她开刀。
但她要一试。
两年了，自从戊戌变法之后，她已经被囚禁在这个宫里两年了，白天黑夜，春夏秋冬，她面对冷冷的墙壁度过。她十分想念以前的时光，不止是入宫后的时光，还有年少时在广州长大的时光，那个时候好像总是那么无忧无虑，不知道痛苦是什么，亦不明白真正的快乐，只知道日子就像一场美梦一样。
而这一切，破碎得太快。后来她明白了，如果要拥有，就尽量早地拥有，因为失去的日子会比想象中到来得更快，而如果要失去，也该尽量早地道别，因为在失去的时候，会连好好道别的机会都来不及拥有。
光绪皇上，在刚刚被囚禁的那段时间，我的每一个时辰都是在数着数度过，我害怕你把我遗忘，我更期待你能早点救我出去，但是后来，不知道是多少天过去了，我的心里再没有这样的念头。因为我习惯了，如果满怀希望却总是收获失望，我宁愿不要这个希望，但是，当我听见宫外大乱，听太监们说是洋人打进了北京，太后即将带着你出逃时，我不知道是什么让我想也没想，来到了这里。
也许我知道这是我能够为你做的，很多事情相爱的人不替你去做，再不会有人去替你做。
“太后，您可以去西狩，请留下皇上。”珍妃跪在慈禧面前。
“你死到临头，还敢胡说！”皇上都没有死争，你这个女人却死谏，慈禧勃然大怒。
“我没有应死之罪！”珍妃倔强地回答。
“不管你有罪没罪，也得死！”
“我要见皇上一面，皇上没让我死！”珍妃仍然很倔强。
“皇上也救不了你了！”慈禧吼道，“来人——”
太监们围上来，他们抓住了珍妃，将珍妃推到一口水井边，扔进井里，在井口封上石头。皇宫里唯一一口没有丢满珠宝的水井，丢入的是珍妃。年仅24岁的他他拉氏珍妃丧命于此，这又是她求情换来的代价。
她永远不会忘记入宫后的第一个春天，和光绪皇上一起去颐和园，在长廊上依偎着听完那场雨后，他们一起来到了桃林。桃花盛开了，光绪皇上很想为她摘一朵桃花，但是那枝好看的桃花太高了，无论他怎样踮脚，总是差那么一点点。她望着他咯咯地笑了，光绪皇上对她说：“这个园林都是朕的，将来朕要为你修一个更大的园子，朕要让你要什么有什么！”当时珍妃真想告诉他：可你连为我摘一枝桃花都做不到啊。但是，这并不妨碍她爱他，她爱的不是一个雄则傲视天下、柔则慰藉佳人的帝王，而是枕边一个普通的男人。女人的爱，就是这样不讲理由。
如果某一天，你突然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你好像突然很脆弱，又好像突然有了盔甲，没错，这就是爱情。爱情不会明白地告诉你它来了，却会悄悄地溜进你的心里，悄悄拿走你心里的一部分，他每一根掉在地上的头发，就像掉进你心里，直到把你的心完全占满。
光绪皇上，我原本是打算和你天长地久地厮守下去的，我原本打算某一天我能什么都不在乎，躲在你的盔甲里永远脆弱下去，但现在看来，一切都不可能了。不是我们没有来得及，而是这个世界上，凉薄的同义词，原本就是叫缘分。我的心里没有一点怨恨，也不会有后悔，因为我所求已不多了，我们能够原本远隔千里而相遇，已然很好，我们能够在这个尔虞我诈、危机四伏的宫里没有成为仇家，已然很好，我会觉得我比太后、比皇后更加幸运，我会带着这种微笑离你而去的，无论现实多伤，绝不会在心里带着伤！
爱新觉罗・载湉，永远地再见了，你不要脆弱，你要永远有盔甲，因为你是男人，我有的挑，你没的选。
太监过来报告已经将珍妃“处理”完毕，慈禧马上化好妆，一秒变农家老太婆，在众人的簇拥下，先从没有洋兵进攻的皇宫西门西华门出逃，然后往北出内城德胜门，一路向西。这一路风餐露宿、饥肠辘辘，经直隶怀来、宣化，山西大同、太原，最终落脚西安府。
几乎在慈禧离开的同时，一个日本人来到了北面的神武门前。
宫外的“午门停火协议”刚刚达成，但为了争取到“首入皇宫”的荣耀和利益，日军又开始动脑筋了：达成的协议只是停火，并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去喊话劝降啊。
随军翻译官川岛浪速出动，他特意绕到北面的神武门前，透过宫门门缝，他用流利的汉语朝里面喊话，告诉里面的人，只要主动打开宫门，皇宫就可以免受炮火，和平保存下来，否则联军炮火一开，皇宫就会夷为平地，里面的人也无法活命！
宫里早就乱成一团，留在这里的只是一群不知道去哪里的太监、宫女和侍卫，他们中很多人已经用三尺白绫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大殿的横梁上到处挂满尸体，没有勇气自杀的人不知如何是好，手足无措，听到宫外的喊话，大家只好商量该怎么办。
侍卫们考虑良久，感到大势已去——开门！
当然，要放“洋鬼子”进来，南北的正门、午门和神武门都是不能开的，只能开东西旁门。西华门是宫中庆典活动的通道，不能开，而东华门是殡天皇帝灵柩的出入门，本来就是一座“鬼门”，就开东华门吧！
这已经是我们能够为守卫这座皇宫的尊严所做的最后的事情。
侍卫和宫女太监来到东华门前，“嘎吱”的声音响起，厚厚东华门终于被打开，神秘、庄严的皇宫暴露在八国联军面前。
日军又立了一大功，但对于这座皇宫，八国联军还真不好处置，公开去抢吧，明显有违劝降的协议，难免会受到一些舆论的谴责，更重要的是皇宫里珍宝实在太多，难保不会发生火并。于是，大家想出了一个办法：由美军和俄军把守宫门，允许各军军官们先去“参观”，过过眼瘾。
惊奇的一幕出现了，在热得冒汗的大夏天，来皇宫“参观”的军官们个个都穿着大衣，夫人们戴着大斗篷——当然，这么穿戴也是有理由的，等他们出来的时候，衣服和斗篷里就塞满了各种便于“顺”走的金银器皿、翡翠珠宝、古玩字画等，只恨不能披条麻袋来啊。
皇宫就这样遭受了顺手牵羊的盗抢，但正因为不是公开的抢劫，它也在万幸中得到了大部分的保存。
而有一件事情是八国联军必须要做的。
他们知道，长久以来，在大清的老百姓中，都流传着一个神话，皇宫是天子住的地方，宫门和宫内都有神灵护佑，“洋鬼子”的军队是无法进去的，一进去就要遭受雷劈。所以，虽然不能放任军队公开去抢劫，但必须打破这一神话——让军队通过皇宫。
8月28日，八国联军在天安门前举行了一场阅兵式，八支军队在金水桥前集结，然后依次列队通过天安门、午门、神武门，由南向北穿过皇宫，一旁的军乐手吹吹打打，好不热闹，似乎就是要宣告全世界：哥通过了皇宫，啥事都没有。
来自英国威海租界、全部由清国人组成的英军“第一军团”作为单独方阵，最后一个通过天安门前，当然，他们还是打扮成“印度阿三”的模样举枪通过自己国家的心脏地带。在从天津到北京的所有战斗中，“第一军团”是英军真正的作战主力，在总攻天津城的战斗中，他们是“参加最后攻城战并占领天津城的英军的唯一代表”，他们“守纪律，听从指挥，勇敢，吃苦耐劳，射击水平很高，吃饭不挑食物”。在1900年之战中，他们总共有23人阵亡，后来英国政府特意在威海为阵亡者竖碑纪念，其余生还的人，还被挑选出代表，在1902年被邀请到英国参加国王爱德华七世的加冕礼，直到1906年，这个军团完全解散。
而日军由于“保全皇宫”有功，在留守京城的人们中受到了很大的“尊敬”，大家似乎已经忘记了6年前甲午战争中的旅顺大屠杀。肃亲王善耆了解到是川岛浪速向神武门内喊话才保全了祖宗留下来的这座大宅子，于是他对川岛浪速肃然起敬，与川岛浪速结拜成兄弟并将自己的第十四女过继给川岛浪速做义女。从此，川岛浪速就多了一位间谍培养对象。他将这位“义女”培养成日本间谍史上最出色的美女间谍之一——川岛芳子。
而对于八国联军来说，对皇宫不公开抢劫，不代表不对其他地方进行公开抢劫，就在八国联军进攻天津和北京的同时，一场人类文明史上空前的大劫难上演。
疯狂的洗劫
在天津，八国联军将天津城墙拆除，建于明永乐年间、有500年历史的天津古城墙从此不复存在，天津也成为了大清第一座拆除城墙的城市。自天津之后，汉口、上海、广州、长沙等城市纷纷仿效，一场几千年来前所未有的拆墙运动正式开始。几千年以来，各城都只有拼命加修城墙、加高城墙的，天津拉开了千年的大变局。
八国联军不止是要拆城墙的，他们重点要拆的是更加直接的军事设施，从山海关、大沽到天津的大片军营以及20多座炮台，全部被炸掉拆除。拆这些设施比较费力，八国后来向大清索要了17.7万美元的“破坏费”。
除了城墙和炮台，八国联军最为恐惧的是团民（清军已经跑了）。于是，他们在天津及其周边开始了“清剿”活动，天津独流、新河、塘沽的街道几乎全部被烧毁，多年以后这些地区还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塘沽一扫光，新河半拉子庄。”说的就是当时的情况。
百姓们不能再穿红衣服了，八国联军只要发现穿红衣服的人一律杀掉，连天津城里有一对正在办结婚喜事的新郎新娘都被枪杀。而人们在街上不能彼此作揖，这本来是一种中华传统习俗，但神经过敏的八国联军把它当作了义和团练功的一种仪式，凡是见到街上有作揖的人，立刻出动士兵“围捕”，即使能证明自己的清白，也要交一笔罚款才能放走。所以1900年的天津流传一句顺口溜：大年初一别作揖，一碰碰见法兰西，洋钱罚了两块一，你说点儿低不点儿低。
在消除了安全方面的威胁之后，八国联军立即开始了一项梦寐以求的工作——发财。当然，抢劫主要集中在财富之地北京。
除了皇宫，能公开去哄抢的地方有很多，首先是“三海”，这里有自乾隆年代以来数以千计的珍宝、金石碑册和书画。英军和法军抢北海，德军抢中海，包括紫光阁等各处，日俄军合抢南海。天坛已经被英军事先占领，那里的财宝和文物自然就是他们的了。俄军抢先一步来到了颐和园，将颐和园里的物品用马车队浩浩荡荡地拉了3天，光是从马车上颠落下来的财物，就让跟在后面的人们捡到手软。
除了这些皇家园林，接下来就是社稷坛以及皇家寺庙，各种各样的祭件、佛像被搬走了，更厉害的是法军，他们还在清西陵抢了一把。
然后是政府衙门，北京各衙门损失库银6000万两以上，日军抢走了一半，他们比其他各军都聪明，第一个到达户部库房，搬走了约300万两左右的现银以及无数绫罗绸缎。搬完银子，又去皇仓运米，最后运走约32万石左右的大米。其他部门中，如翰林院4.6万册古籍——包括《永乐大典》607册被抢走，正阳门古观象台上10件精美的青铜天文仪器被法军和德军一件件拆下运走（后归还），就连光禄寺（主要管理宫廷筵席的机构）里吃饭用的金银碗筷都不知道被哪支军队给拿走了。
接下来被抢的是王公大臣的宅子，法军从被杀的户部满尚书立山家搜出价值约300万两白银以上的文物古董，运走；1891年去世的前军机大臣宝鋆的家里，被日军从水井里捞出了30万两现银，运走；首席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家里被搜出200万两现银，还有数不清的古玩珍宝，运走，最后用大车拉了7天。
再接下来是钱庄、当铺、各色商号等有值钱家伙的地方。在大栅栏大火中遭受打击不久的“四恒”钱庄再次被抢光。而北京城里其他近300家钱庄也难逃被抢劫的命运，不得不关门破产，北京的钱庄业遭受空前打击，清国的金融中心开始由北京移往上海。
最后寻常百姓家也是难逃厄运的，他们遭受的财产损失无法统计，英属军中的印度兵抢红了眼，他们连洋人“保护”的教民也没有放过，见女教民头上一小银簪亦抢之（［英］普特南・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
在内城西四到东四，前门到虎坊桥，形成了一个文物大卖场，很多人瞬间变成了文物贩子，出手兑现，卖的人太多，就形成了买方市场。史料记载，这里的文物不是论件卖，而是论筐卖，一册《永乐大典》还不到一吊钱，如果你扔下一两银子，就能换来一筐文物，连筐都归你了。更多的文物后来出现在大英博物馆、法兰西博物馆以及美国纽约大都会美术馆内。
参与抢劫的除了八国联军官兵，还有公使、公使秘书及使馆其他工作人员、传教士、商人、外媒驻北京记者，以及在传教士“上帝助自助者”口号鼓舞下也加入抢劫队伍的部分清国教民。
1901年9月，康戈尔的秘书回美国时，他所携带的“个人收藏”塞满了几个火车皮，其中的一部分捐给了美国政府，然后成功地跃升为美国驻古巴公使，就连使馆区内北京饭店的老板瑞士人沙莫也发了大财。很多的洋人都住在北京饭店里，这里成为了第二个文物交易市场，沙莫自然也要趁机再大发一笔。1903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座三层复式海景别墅出现了，别墅主人沙莫在客厅里摆放着的是大清皇帝乾隆使用过的屏风，卧室里挂着的是慈禧曾经使用过的头饰。
天津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各支军队从这里就开始表现“不一样的抢劫风格”。平时很沉默、不爱与人交朋友的日军在大洗劫中也是特立独行，他们都是集体出动，为了装作“军纪好”一般不去抢百姓家，但专抢有钱的官府衙门，他们就在天津盐道衙门不声不响地搬走了几百万鹰洋和纹银。而除了现银，古董是日军的另一大所爱，天津城各衙门里一半的古茶杯、瓷碗、陶器、古画等，估计都是被日军“低调”地搬走了。
美军最爱的是现钱，他们对古董文物的兴趣不是特别大，抢来的古董文物只要一找到买家，就立刻转手兑现。大概是凭着对现银特别的嗅觉，在日军刚刚洗劫过的天津盐道衙门，美军让40名清国俘虏挖了4天，竟然又从地库里挖出几百万两纹银来，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找到的。
俄军最爱珠宝，不管在哪里，一见到珠宝肯定是要冲上去的。而他们还特别爱摔东西，似乎能得到特别的快感，尤其爱摔钟表和瓷器，只要是有俄国大兵经过的地方，一定是满地的碎片。
法军喜爱的是女性首饰，只要看见卖女性头饰、发卡、雕花之类用品的商号，法军一定会直奔进去抢上一番，以便将来回国送给情人。而食物也是他们的所爱，在天津，法军洗劫了天津城里几乎所有的火腿店，抢来的火腿在军营里堆成了一座山。
英军中印度兵和孟加拉兵抢东西时也要受欺负，好的东西都被其他军队抢走了，于是他们只好在农家后院里狂追鸡鸭。后来听说清国人有用财宝陪葬的习惯，于是，天津郊区几乎所有的新坟都被刨了一遍，棺材被劈，尸体丢在一旁，各种陪葬品被洗劫一空。
就这样，天津古城遭受了和北京一样被彻底洗劫的命运。在八国联军动手之前，天津城里原有的那些洋人代办、洋商等趁着城破大乱，跑到造币厂、总督衙门、珠宝店等财富集中地，将元宝、纹银和金条打包搬走，趁着黑夜逃遁，他们才是在天津抢得最多的人！
8月11日攻下通州后，八国联军开始屠城，通州所有的人家不是被杀就是四散逃命，十万人口的大邑几成空城。在通州失陷整整2个月后，一个法国军人来到通州，他发现这座城市仍然如一座鬼城，走进一个早已人去楼空的富裕人家的院落，院子里只有一只水桶，里面是一段被削去了皮的女子大腿，而她的头滚落在一旁的椅子下面，只剩下了白牙。头的旁边，是一个小孩的玩具。然后从通州到北京30多里的路程中，他竟然“没有看到一个清国人的身影”，很多地方变成了无人村（［法］毕耶尔・洛谛：《庚子外记》）。
而在8月14日攻破北京后，八国联军随即开始了大屠杀，为了报复，越是在内城，他们杀得越狠，街上看见清国人就开枪，日军开枪的时候，故意不打心脏，就是要看着中枪者痛苦倒地死去。如果抓到的人是团民，必定是先刑后杀。用酷刑这一方面日军比较擅长，他们发明的酷刑有跪角铁、轧杠子、先鞭打后背再敷盐、用纸卷辣椒面熏鼻子、用长钉刺眼睛、倒埋等。许多人想逃走，但已经来不及了，内外城门紧闭，护城河里塞满了试图逃走的人的尸体。
在屠杀的同时，搜索女人的行动开始了。在通州，就有“573名中上层妇女”因不堪忍受或者害怕遭到八国联军士兵污辱而纷纷跳井自杀，各处的水井和水缸中塞满了女子的尸体。而在八国联军攻进北京之后，长得漂亮的妇女被集中到胡同或者大院内，胡同两端和大院门口派兵把守，成为专供军官奸污发泄的“官妓”，而士兵也是不会放过作恶机会的，“每至夜间，必闯入人家，奸淫妇女。”（陈守谦：《燕晋弭兵记》）
裕禄遭到了惨无人道的报复，他的七个女儿全部被抓到天坛轮奸，然后被迫沦为“官妓”；承恩公崇绮一家的女眷十多人被轮奸，疯狂的士兵们甚至连老太太都没放过；文华殿大学士倭仁的妻子受尽凌辱虐待而死，当时她已经90岁了。而印度兵和孟加拉兵把抓来的妇女剥去衣服，猥亵戏辱，不停地问：“你身上为什么这么白？我身上为什么这么黑？”轮奸完后，他们割下女人乳房，挑在刺刀上便走。
在八国联军的奸掠焚杀中，整个北京城的景象恍如隔世，全城见不到一点红色，不仅洋货铺纷纷恢复招牌，就连原来的国货店也纷纷改名，有向德国人致敬叫“德兴”“德昌”的，也有叫“日昌”“英盛”“义昌”的……康戈尔甚至还得到了一块匾和一把“万民伞”。
有路子的市民，请洋人和洋兵吃吃饭、泡泡澡、游游园子听听戏，请他们写各式“保护单”贴在家门口，比如英文“大美国顺民”“大英国顺民”“大日本顺民”，寺庙门口贴的是“上帝基督顺民”。没有什么关系的，就想办法弄来一顶西洋的帽子或者靴子，挂在门口，一户人家实在不懂英语，在门上用汉字写着：“俺不懂洋文，平心恭敬”，后来被人在旁边用英文加上一句“屋内有威士忌和烟草”，于是他家的门被踹开的次数就可想而知了，后来这人只好又在旁边加上一句：“严禁抢劫！予等已尽取之！”
北京城里已经没有一个官府衙门在运转。其实这也并不奇怪，连皇宫里都停工了，很多大臣也早已逃出了北京，即使开工，估计也找不到人来做事。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大臣都逃跑了，还有另外的一批大臣，他们没有逃，也没有躲，而是安静地留在家里，他们做出了一个相同的、令人吃惊的选择。
1899年秋，一位古董商人携带他从河南安阳收购的一些龟甲和兽骨来到京城，这些东西在安阳当地被称作“龙骨”，百姓们从地里挖出来后，发现可以用作药材，一直把它们捣碎了吃掉。而古董商人发觉这些“龙骨”实在有些特别，因为它们上面还似乎刻着许多看不懂的符号，于是他找到了朝中的大臣王懿荣，向他求教。
王懿荣对这些东西也十分感兴趣，在昏暗的书房里，他一头钻进故纸堆中，遍翻各种史料典籍，经过反复推敲、鉴别、验证，终于解开了“龙骨”上神秘符号的秘密。原来那些安阳人吃掉的，竟然是3000多年的历史！这些神秘符号代表的，是汉字的源流，是能够证明“商”这个朝代在历史中是确实存在过的实物，更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确证！
1899年的灵光一现，甲骨文横空出世，一片甲骨惊天下！
王懿荣是当时著名的金石学家，有“好古成魔”的称号。在发现甲骨文之前，他撰写的金石方面的著作已经多达30多部，甲骨文的发现虽然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却是和他潜心金石、刻苦钻研是无法分开的。
而好古的王懿荣在现实中的仕途却一直不怎么如意，36岁中进士之后，他曾三进翰林院、三入国子监这些“闲散衙门”，1895年甲午战争期间，王懿荣曾回山东老家办团练，然而成效并不大。
1900年6月17日，在第二次御前会议之后，慈禧想起了王懿荣，任命他为京师团练大臣，继续办团练，此时北京已经到处有了“义和团”，简直没人会把办团练当作一件正经事。而王懿荣尽管无钱无人，每天都要来到宣武门外琉璃厂的团练局，多方奔走，想为朝廷再增添一支抵抗洋人的队伍。
8月14日，北京城破，这天是王懿荣最后一次来到团练局上班。15日清晨，在得知太后和皇上已经逃出北京后，他在家中投井自杀——“吾身渥受国恩，又膺备卫之责，今城破，义不可苟生。”
在王懿荣的身后，更多的人殉国：
怡亲王爱新觉罗・溥静一家百余口自焚；
多罗克勤郡王爱新觉罗・晋祺一家数十口服毒自杀；
承恩公崇绮一家百余口自焚，70多岁的崇绮本来已经逃到保定，听到这个消息后自杀；
大学士徐桐一家16口同时上吊自杀；
……
这就是另外的这些大臣们的故事，他们没有逃跑，而是自杀殉国。据有关史料统计，仅仅在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城后，自杀的王爷、大小官员以及他们的家属将近1800人！在1900年之战中，大清或战死、或自杀的官员有很多，但主动投降的文臣和武将确实不多。
然而，虽然他们的行为确实是令人尊敬的，但我说的是关于另外一种主题的故事。
他们中的很多人，特别是那些我没有在这里一一写出名字的普通小官们，都是如王懿荣那样才华横溢的人，他们有的精于音律，有的工于绘画，大多有一门特殊的技艺。但是，他们也都如王懿荣那样，把一生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投身于他们并不喜欢更不擅长的官场，他们的才华被湮没了，才气被磨去了，如果他们能够果断地放弃仕途，专心致志地投身于他们真正喜欢并且擅长的事情中去，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他们会找到更加好的谋生手段，有更加充实的生活，更加完善的人生的意义。
很遗憾，他们没有。为什么千百年来，所有的人，不管性情如何，禀赋如何，都要一头扎进四书五经、八股文，然后开始漫漫赶考之路？
因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里的“读书”不是真正获得知识、收获智慧、加深技艺、陶冶情操，只是科考的一个途径，而科考又是做官的途径，所以不如说是“唯有做官高”。
为什么千百年来，几乎无人放弃官场生涯而真正成就自己的爱好与特长？
因为“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只有做官，只有做大官，才是真正的成功，光宗耀祖、衣锦还乡。
相信大家已经发现了，我说的是关于另外一种的“选择”——个人的选择。只有先做好个人的选择，才能在关键时候做好对国家、对民族的选择；只有人人独立，国家才能独立；只有先求个人强大，国家才能强大；只有先有条件去实现个人之梦，才有可能去实现国家之梦。
让我们再一次向王懿荣和这些自杀殉国的官员致敬吧，虽然他们并没有挡住八国联军的脚步，但他们的这种气节也在激励着另外一群人，一群能够真正阻截八国联军的人，他们已经来到了新的战场。
10月17日，在北京失陷整整两个月后，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才姗姗来迟地抵达北京，他把慈禧的寝宫作为了自己的住处。作为一位还没有经历任何战斗就上任的总司令，瓦德西自然也想在各军面前表现下自己，他更要执行威廉二世对清国人“绝不宽恕，不留活口”的指示。瓦德西命令八国联军兵分几路，开始对大清的“惩罚性郊游”。
这一场新的屠杀以北京为中心，北到张家口，东到山海关，南下保定、正定，八国联军“游”到哪里，就杀到哪里。以德军为主的分路军清剿北京良乡，一次性杀死250名没来得及逃跑的平民，良乡县令磕头求饶，才救下另外400名待杀的平民；德日联军分路军清剿北京南苑，大营村被夷为平地；意大利分兵清剿天津杨村，杨村周边村庄被扫平；英、法、德、意四国联军队南下占领保定，在裕禄死后成为新直隶总督的廷雍被杀，这是八国联军所杀的朝廷最高级别的官员。
已经逃向陕西的慈禧发出了命令，要求京津周边各地在军事上均不再以“守土”为第一要义，而是以保护逃亡的小朝廷为第一要义，除了派兵扼守通往山西、陕西的要塞外，其余地方都放弃抵抗，任八国联军横行。然而，瓦德西是不会放过这个逃亡小朝廷的，他决定让八国联军追着慈禧打下去，他是代表德国获得了八国联军总指挥权的，战争打得越深入、越长久，对德国就会越有利！
进攻陕西，必须先取山西，1900年11月，在德军大部队作为后援的情况下，法军先遣队开向直隶、山西交界处的东天门至娘子关一线，这里历来为进出山西的兵家必争之地，特别是娘子关，它是华北平原上突然隆起的高地，天然分开山西、直隶两省，过了娘子关往西，是山西，再往西，晋中平川上再无险峻高山阻隔，可以一路直取西安！
在清军东天门至娘子关防线，有一个人已经来到了这里，他将率军完成对八国联军的沉痛一击！
咸丰七年（1857年），18岁的湖南新宁小伙刘光才赶着家里唯一一头猪进城贩卖。他发现一伙人正在街边赌钱，忍不住玩了几手，结果把卖猪得来的钱输了个精光，于是他只好去参军，而这支队伍，正是曾国藩湘军中最早的一支之一——新宁江忠义部。40多年过去了，已经61岁的刘光才已经成了“老湘军”中硕果仅存的几位高级将领之一，另外一位是左宗棠的部将魏光焘，他在甲午战争牛庄阻击战中英勇阻击日军的事迹我们知道了，再有一位就是同为新宁人的刘坤一，赫赫有名的两江总督。而刘光才始终在军中任职，他的职务是山西大同镇总兵，正处于德法联军进犯的第一线。对于刘光才来说，他不会像刘坤一那样与洋人“互保”，他是一个军人，他的职责就是作战，保护慈禧、阻截八国联军义无反顾！
刘光才统领湘军“劲”字营、江宁忠毅军、山西本地的晋威军、湖北武功营、从甘肃赶来增援的绿营和回回营，以及从北京撤退的原西山健锐营、神机营等禁旅八旗残部，在东天门至娘子关一带，倚险要山势组建百里长的防线，修筑关卡、炮台、长墙掩体、地洞，埋设地雷等，严阵以待来犯之敌。这是大清最后一道防线，也是保护慈禧以及逃亡小朝廷的最后一道防线。
瓦德西原本以为法军先遣队会轻松地拿下东天门和娘子关的，没想到法国人灰溜溜地跑回来了，边跑边说：“太可怕！太可怕！”于是德军派出主力增援，然而，号称当时世界最强陆军的德军也在刘光才防线面前止步。
为什么原本不堪一击的清军似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另外一支军队？瓦德西困惑了，他只有增兵、增兵，不断地增兵！
从1900年11月至1901年4月，八国联军最终出动上万人的部队，采取了过去只有清军才会用的那一招——人海战术和车轮战术，连续进攻6个月之久，然而，仍然没能彻底突破娘子关防线，兵犯山西、陕西的企图被完全粉碎。八国联军也第一次出现了几十倍，甚至几百倍于清军的伤亡，法军的总阵亡人数达到了400多人，而主攻的德军阵亡人数在1400人以上！
这是一个令人无比震惊的歼敌数字，为1840年以来之仅有。即使是史上著名的1885年“镇南关大捷”中，歼敌人数还不到300人。能从海上一路打进北京的多国部队，却攻不下一座小小的山头；能从北京一路打到直隶、山西交界的德法联军，最后止步于娘子关前，只能望“关”兴叹！长期以来，刘光才的名字被埋没了，东天门至娘子关阻截战的名字被埋没了，人们不敢相信这竟然是腐朽堕落的清军能取得的成果，几十年来不是逃跑就是投降的清军竟然还能战胜洋人。然而这就是事实，德军的阵亡人数是在德军方面史料中的记载。
这场战役的胜利，是背水一战的胜利，是誓死保卫慈禧和逃亡小朝廷的决心和士气的胜利，而从军事的角度来说，它还有一个最大的秘诀——地利。无论八国联军如何来攻，身经百战的刘光才始终充分利用有利地形，以灵活机动的山地战在八国联军头顶上打冷枪，以极高的命中率格杀。这是在战斗机发明之前，世界战争史上又一次充分利用有利地形、灵活山地战的胜利！
然而，“地利”是不会主动找上门来的，你能发现它，它就存在，你能把握住它，它才能为你所用，你能运用得好，它才能使你的军队变得强大。当地利条件并不在战场时，临战指挥者有没有勇气主动放弃一些领地，去诱敌深入而又不会严重削弱本方军队的士气而演变成溃退？这确实是一项需要有高超的智慧、严密的组织以及强大凝聚力、执行力的工作，也就是说，“地利”之所以能成为“地利”，它最关键的因素并不是那几块“地”、那几座山头，而是人，是战场的指挥官以及执行的士兵！
东天门至娘子关阻截战的胜利，也正是刘光才和他重新组织起来的清兵的胜利，它说明了只要指挥得当、战术得当、组织得当，清军完全可以击碎所谓“洋人不可战胜”的神话，战胜60年来“每战必怯”的老毛病，击退一切来犯之敌！
瓦德西震惊了，他从来没有想过连首都都已经沦陷了的清军还能够完成如此艰巨的工作，去阻击世界最强陆军，阻击多国部队！瓦德西印象中的清国人就是“东亚病夫”（Sick Man of East Asia），这也是甲午战争后英文报纸对清国人的报道（1896年《字林西报》），在朝廷大把花银子进口的情况下，清军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和装备，比如“定远”舰、十三连发枪、克虏伯钢炮，但是他们仍然败了，这不是“病夫”是什么？
然而，一千多名强健的德军士兵倒在东天门至娘子关防线之前的现实，又不得不让瓦德西意识到另外一种可能：大清是落后的，落后的不是他们的武器、装备和财富，清国人也并不是真正的“病夫”，他们只是有一个远远落后于世界文明进程，也远远落后于它的子民的大清朝廷，造成全民腐败成风，军队不堪一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西方国家现在入侵大清越深，将来付出的代价将越沉重。因为所有的清国人，不管他们是朝廷的正规军还是具有“抗洋”精神的义和团，他们只需要一个好的政府，一种有效的组织！
“50年以后，就将有更多的‘团民’排成密集队形，穿戴全副盔甲，听候中国政府的号召，中国将贯彻她的民族计划！”时任大清总税务司的英国人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说。
瓦德西必须确认这一点，他本来就是德军陆军总参谋长，不能将伟大的德意志帝国带到沟里啊。
在北京，瓦德西命令手下士兵把守城门，从经过城门的18岁至60岁清国男人中随机抽取，按照德国陆军新兵入伍的条件进行体格检查和各项测试，结果发现清国人的合格率并不低于德国人——传说中的“东亚病夫”并没有生病！
瓦德西赶紧一头是汗地给德皇威廉二世写信。
接到报告的威廉二世也震惊了，他一直是“黄祸论”的鼓吹者，但威廉二世认为西方世界应该“畏惧”的并不是清国人的“强”，而是他们的“弱”和“多”。正是因为他们如此弱小又人数众多，才会“危害世界”，而瓦德西的报告又彻底颠覆了这位德国皇帝对清国人的印象。
确认，必须赶紧确认！出于德国人的严谨，威廉二世派出了由十几名德国各领域专家组成的“联合调查团”，不远万里地来到清国，又做起调查和测验，最后他们得出的结论和瓦德西一样，而且还给威廉二世补上了一条：“他们（清国人）的勤苦耐劳，更是在欧洲人之上。”
从长期来看的亏本买卖是不能干的，瓦德西明白了，威廉二世也明白了，以德国领衔的这场战争最好的结果就是见好就收，与清国朝廷和谈，并且最好不要占领大清的领土。否则即使朝廷不去反抗，大清的百姓最后也一定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和方法奋起反抗！瓦德西的猜想并没有错，“生病”的不是清国人，而是统治他们的政府，是大清朝廷，正因如此，在这个朝廷彻底失去对大清国的掌控力之前，要尽量保留它的统治，保留慈禧的统治，以最小的代价，去获取西方国家最大的利益。
1901年5月23日，德皇威廉二世给瓦德西发电：召回大部分德国远征军，只留下一个旅的兵力，但要“将战后赔款的索取，务必提到最高限度”。
领衔的德国不再着急上火要灭亡大清朝廷了，也不愿意打破各国在大清现有的平衡而继续“瓜分”清国了，对于另外几个国家来说，这是求之不得的。首先是老毛子俄国，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时，他们已经在东北完成了趁火打劫，占领了东北大片土地。俄国人很清楚，朝廷最在意的只是京津，只要能保住首都不沦陷，慈禧和王公大臣还能回到北京，有个地方住，其他地方都是可以作为交换代价的。
于是俄国人需要的只是“变战为和”，八国联军不再侵占大清的领土，不再继续“瓜分”清国，反正他们自己已经“瓜分”完毕拿下东北了，只要尽快促成大清与八国的“议和”，别的国家就没有再起波澜的机会，他们就可以保住在东北的利益，同时也可以在政治上拉拢住慈禧逃亡小朝廷，一举数得啊。
从1900年9月29日起，俄军就开始在八国联军中“带头”将大部分兵力撤出北京，并且开始在德国的强烈反对下积极促成李鸿章与八国的“议和”，他们竟然没有等到当时的瓦德西到北京上任，也没有理会当时血冲脑门的德国人希望打到西安的要求。俄国本来是德、法的“盟友”（1895年“三国同盟”曾经逼迫日本吐出了旅顺、大连），而在实际的国家利益面前，老毛子连“盟友”的台也给拆了，德国人就此给老毛子记上了一笔。
紧接着，1900年10月，美军也开始陆续撤出北京，他们也没有等到瓦德西到北京。作为即将取代英国成为世界老大的国家，美国人的发财方式早就不再是占据殖民地了，他们对“瓜分”清国也是不感兴趣的。看见俄国人撤，美军只留了一千多人留守北京，其余军队撤回菲律宾和本土。
日军本来是英国的雇佣兵，是拿钱来打仗的，对于“瓜分”清国，他们的想法和甲午战争期间差不多：目前的日本无法吞下清国，只能在保证日本“利益线”（南面的台湾以及北面的朝鲜）的基础上，从清国捞取尽量多的银子，等日本变得更加强大之后再打清国其他地方的主意。于是，在瓦德西到来之前，日军也跟在屁股后面开始撤出北京。
其他国家对“瓜分”不太积极，德法联军又在娘子关战斗中得到了“血的教训”，一个“基本的共识”在这八强中达成了：战争要适可而止，停止“瓜分”清国，停止灭亡慈禧逃亡小朝廷，清国的赔偿要用货币而不是领土支付！
李鸿章已经开始从广州启程，去签署他这一生最后一个留在和约上的大名。
慈禧很早就在暗中“求和”
6月22日，在颁布战争总动员令的第二天，慈禧接到了裕禄的报告：大沽口炮台失陷，慈禧的心就彻底凉了。
6月29日，慈禧命令总理衙门给清国驻英、俄、法、德、美等国公使秘密发出一封很长的电报，通过这些公使向各国政府直接转达朝廷的意思：与你们开战我们是迫不得已的，对于你们在北京的公使馆，我们会一如既往地切实保护起来，义和团刚刚被宣布“合法”，但我们会想办法清剿的（“现仍严饬带兵官，照前保护使馆，惟力是视，此种乱民，设法相机自行惩办”）。
与此同时，慈禧命令各督抚以“遣散”的名义保护传教士——“各国教士应即一律驱遣回国，免致勾留生事，仍于沿途设法保护为要。”
此时正是聂士成和裕禄在天津苦战、苦保天津之时，也是天津的义和团奋力助战之时。
而对于慈禧来说，这既是向八国示好，又是再次确认她心中的那个老疑惑——八国最大的胃口到底是什么？他们会打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会不会推翻自己的统治？所以她明确告诉各国中央政府：我们会保护使馆，也能保障传教士的安全，希望退兵。
而八国不仅毫无退兵迹象，反而在增兵，准备总攻天津，慈禧终于明白了：她虽然还不能肯定八国是不是会推翻她的统治，但一切皆有可能，而对于权力安全来说，哪怕只有猜疑也是不行的——如果八国联军攻进北京，自己就只能跑！
这对慈禧是沉重的打击，但也反而让慈禧坚定了“求和”的决心，很简单，她从来没有想过要“战斗到底”，她虽然敢“开战”，但不敢相信这一次的战争最终要和洋人拼个鱼死网破。
从这一天起，就在天津前线的将士和义和团苦战的同时，慈禧开始命人用所有的办法来和八国政府接触，试探他们的底线，当然这一切都是在绝密中进行的。7月3日，朝廷自己出面，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向俄、英、日正式发出求和国书，而结果也是失望的，此时八国正在源源不断从海上增兵，准备进攻天津。
慈禧不知道的是，她的这种表面“战”、暗地里“和”的态度，也给了八国一个定心丸：可以做好各项战争准备，放手进攻天津和北京，中途也可以从从容容地休整（在天津就休整了20天）——反正朝廷是不会真拿那些公使怎么样的。
在对外暗中求和的同时，慈禧也没有忘记催促李鸿章尽早来京“议和”，这种事情也只有李大人才搞得定。前面我们知道，在6月21日发布战争总动员令之前，慈禧是催过李鸿章进京的，不过李鸿章没有成行。不是李大人故意抗命，而是他考虑得很清楚，此时北上于和谈无一利，因为八国此时不会开始和谈，朝廷内部也有端王集团的激烈反对；于他自己却有万害，一旦北上，个人安全都无法保障，八国联军和端王集团都不会放过他啊。
慈禧就只有接着催，不厌其烦地催。
7月1日、3日，慈禧两次催袁世凯带兵进京，被袁大人用太极拳化解；7月3日、6日，慈禧又两次亲下谕旨催促李鸿章进京，李鸿章还是没有动身，原因还是前面的考虑。
7月8日，就在八国联军进攻聂士成最后一道防线、即将攻入天津的前一天，慈禧紧急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请李鸿章“自行酌量”，能否24小时赶路紧急北上进京（“由海道星夜北上，尤为殷盼，否则即由陆路兼程前来，勿稍刻延，是为至要！”）。
此道上谕一出，李鸿章如果再对北上推三阻四，那显然是说不过去了，慈禧都已经任命你为直隶总督，你还想怎样啊，至少要去谢个恩嘛，不到北京，至少要挪下窝嘛。李鸿章终于决定先到上海，再看情况决定。7月17日，李鸿章正式从广州乘坐轮船出发，此时聂士成已经战死，天津也已经沦陷（7月14日），距离慈禧第一道谕旨催李鸿章进京（6月16日），已经过去整整一个月矣。
而对于李鸿章来说，他终于又可以出一口气了，自《马关条约》之后，他遭贬、遭唾骂，一度被剥夺了所有的官职，往日的显赫和荣耀不见踪影，好不容易复出也是被“贬”到偏远的两广。而现在，终于又可以“重回北洋”了，这对李鸿章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在与前来送行的安徽老乡、广东南海知县裴景福的对谈中，李大人也忍不住大呼：“舍我其谁也！”
一个被憋屈、被压抑得太久的人，似乎又见到当年的豪气干云，然而李鸿章此时并不知道，大清离不开他的，已经只是再签署一个战败条约。
李鸿章坐轮船先去了香港，当然，李大人不是来游玩的，而是要先见一下港英总督，这就等于把和谈之事先跟英国打了声招呼，提前铺铺路，然后轮船再向着上海行使。7月21日，李鸿章抵达上海，按照事先“先到上海，再酌进止”的计划，李鸿章“酌”后的结果是：仍然不能北上，自己去了也没有用。他拿出了荣禄大人的那一招——写请假条。而且又是腿病，报告慈禧“两腿软弱，竟难寸步”，请求“赏假20日”。对于慈禧来说，她又悲剧了，他寸步都难行了，你不准也得准啊，反正他们那些大臣不是下不了床，就是走不了路的。
此时正是李鸿章的对头——李秉衡带着刘坤一“借”给他的兵北上之时。朝廷里的大臣正在为如何确保北京不失而苦恼，他们在纷纷赞美李秉衡的“英雄之举”时，也在大骂李鸿章故意在上海徘徊不前，什么“何其忠于外洋而不忠于朝廷也”，什么“大奸不除，不能大功”（翰林院编修王会厘奏折），什么“是立黜一汉奸之李鸿章，而小人不敢效尤；重用一公忠体国之李秉衡，而士气因之以振！”（给事中蒋式芬奏折）
此时的李鸿章已经是个78岁的老人了，他的身体不好也是实情，但实际上他的健康状况也并非坏到寸步难行，李鸿章在上海停留不前只不过又犯了当初荣禄同志同样的病——心病。李鸿章并没有意识到保住国都的唯一一丝微弱的希望正掌握在他手里，恰恰是由于此时的他不能挺身而出，慈禧才不得不抱住李秉衡这根不是稻草的稻草，诛杀“庚子五大臣”，在清军实际上已经彻底溃败的情况下硬着头皮继续作战，也为北京带来了更大的灾难。在我看来，李鸿章的“卖国”“汉奸”之实并不是他曾经多少次向洋人“求和”，签订了多少“卖国条约”，而恰恰就是在现在这样的时刻为个人考虑得太多，顾盼摇曳。因为他所有的“求和”也是在水到渠成的情况下才去的，也是为自己留好了后路的。这些因为主导洋务运动而多少“开明”的汉党高官，并没有多少关于“国家”的意识，更没有关于“国家”的共识，他们嘴里仍然是朝廷，而“朝廷”具体到心里和实际行动中就是“公私两便”，两不便的时候自然就是“私”字为先，李鸿章也不例外。
甲午战争之后，备受冷落、闲居北京贤良寺的李鸿章曾有过一个自嘲：大清就像一间破屋子，而他就是东补西贴的辛苦的“糊裱匠”。人们往往只看到了李鸿章的难处，却很少看到李鸿章自己也许只想当一个糊裱匠——能在这个危机四伏的庙堂上做些修修补补的工作就不错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李鸿章既非“爱国”，也非“卖国”，因为“国家”在大清是缺席的，“国家”意识都不存在，何来爱或者卖？李鸿章并非不知道这个世界上真正困难和可贵的不是忍辱负重，而是开拓进取；而这样的“伟业”注定只能由他曾经、现在以及未来的对手——伊藤博文等人去完成了。因为“一定要建立一个近代化的国家”，这是明治维新的根本出发点，也是它与洋务运动在“顶层设计”上的最大区别，伊藤博文等人才有环境、有动力、有程序去承担国家的责任、国家的风险，甚至还有国家的错误。每到关键时刻他们总能挺身而出，总是能为日本找到一条能让国家利益最大化的道路。
李鸿章啊李鸿章，当大清作为一个国家的格局只能是如此的时候，那么她的大臣注定也是“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你的“舍我其谁也”，并不是英雄宝刀未老，而正是一个“糊裱匠”的格局。
好吧，李鸿章是注定要在上海停留了，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的情况。由于天津沦陷，北京城里早已经人心惶惶，端王集团越来越被孤立，大家都把他们抛到一边，各自去想“和”的办法。7月17日，光绪给美国总统（威廉・麦金莱）写了一封亲笔求援信，先用快马送到山东，再由山东用电报发往上海电报局，再用越洋电报发往美国。光绪皇帝在信中强调，大清和美国“长期以来保持友好关系，对对方均无怀疑和不信任。我们了解到，美国的目的是从事国际贸易，所以恳请美国协调各国一致为恢复秩序与和平（停战和停止攻进北京）做出努力。”
麦金莱是19日收到这封信的，考虑了3天，他给光绪写了回信，希望大清保证使馆人员的安全，表示美国政府和民众对大清“除了希望正义和公平以外，别无他求”，会“积极斡旋”。不过美国人就算是有心“斡旋”，也挡不住其他几国要攻进北京的决心。3个月后（10月17日），光绪只好再给麦金莱写信，“感谢美方的帮助，并希望美国能积极促成和谈”，此时，北京早已经沦陷。
给美国总统写信只是胡乱抓的救命稻草，慈禧仍然把希望寄托在李鸿章身上。8月7日，八国联军已经准备进攻通州城了，慈禧又给李鸿章升职和增加权限，任命他为“议和全权大臣”，希望以此来鼓舞李鸿章“奋不顾身地北上”和打动列强。然而，八国联军是不会停止进攻的，8月14日，北京失陷，慈禧逃向西安。
8月20日，在惊弓之鸟般的逃亡途中，慈禧以光绪的名义发布“罪己诏”，公开承认当初做出开战的决定“是错误”的，这也是给了李鸿章和参与“东南互保”的汉党大臣一颗定心丸：将来朝廷对你们是不会秋后算账的。
8月24日，慈禧告诉李鸿章，只要你能议成和，什么条件那就都由你做主了（“便宜行事，朝廷不为遥制”）；27日，加授奕劻为“议和全权大臣”，31日，加授刘坤一、张之洞为“议和大臣”，参与“东南互保”的总督们还升了职，汉党彻底翻身。
慈禧如此心急火燎，一是怕八国联军会追过来，二是逃亡的日子实在是太难过了，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住的是破庙，吃的是野菜粥，你以为会有碗？那是路边捡到的破碗，你以为会有筷子？那是树枝做的筷子！
李鸿章开始积极试探各国对于“议和”的态度，老毛子当然表示要“全力支持”，并且在积极帮助李鸿章，支持“议和”就是支持他们自己。俄国一支持，它的利益对手英国就要反对，于是李鸿章上奏慈禧，加授了刘坤一、张之洞为“议和大臣”。他和俄国人走得很近，就要不可避免地引起英国人的不满，而刘、张两人与英国的关系比较好（英国的利益中心在长江流域，正是刘坤一和张之洞的地盘，此时他们正在“互保”），“议和”的重点就是搞定八国内部各派。
而反对最强烈的是德国，瓦德西率领德国远征军还没有到北京，德国的最大利益还没有实现，德国就是在8月23日正式照会各国：李鸿章可以北上，但德国绝不与他进行谈判，李鸿章只要落入我们手中，我们就将扣留他为人质！
德国一强烈反对，俄国就急了，他们强烈抗议德国的强烈反对，表示谁要逮捕李鸿章他们就要向谁开战。
好吧，大哥你横，在东方的土地上，我们还不是俄国的对手，于是为了避免了和俄国正面冲突，德国勉强同意了可以与李鸿章进行谈判，但提出了一个令朝廷绝对无法接受的条件。
按照八国的共识，“惩凶”是“议和”的前提条件之一。9月5日，德国就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他们接受“议和”的新条件：“朝廷必须严惩战犯凶手，特别是属于最高层的罪魁祸首，并没收其全部财产。”
德国的意思是：“凶手”不止是端王集团，还要包括慈禧太后。
慈禧被这个条件吓坏了，说起来，她对这场和谈最大的希望和唯一的条件就是确保她的权力安全，大清的损失要次于她个人的损失去考虑，而现在，不仅权力安全要失去，生命财产安全都没了，那还议什么和啊。
结束吧，一切都结束吧，为了权力安全，原先还是一边抵抗，一边求和，而现在同样为了权力安全，只能是放弃抵抗，完全求和，自己这边赶紧找替罪羊，同时反复指示李鸿章，谈判只要掌握一个原则：只要洋人不找她算账，不让她交出大权，其余一切都好说。
第一个动作就是——彻底剿灭义和团。
慈禧的行动十分迅速。9月7日，她正式发布“剿拳”谕旨，说明战争是义和团引起（“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命令各地“痛剿”义和团，务必斩草除根，不可放过一个，首先是在跟洋人和谈的京津地区——“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直隶地方，义和团蔓延尤甚，李鸿章未到任以前，廷雍（代理直隶总督）责无旁贷，即著该护督督饬地方文武严行查办，务净根株！”
京津间的团民早在城破时就消失了，各地开始严厉排查，“雨后归农”的很多团民又被翻出来了，有的被杀头，有的被逮捕坐牢，有的被讹诈一笔钱财。于是“查团”又成为了一些地方官吏的发财手段，很多团民干脆纷纷入教，以“教民”身份自保。在梨园屯，教民和官吏一起威胁和讹诈“老团民”，他们找到了高元祥（十八魁之一）的母亲，要求她交出高元祥，高母交不出，教民就“用绳子穿着她的鼻子游街”，然后逼迫高母凑钱给他们（《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
地方官吏要发财，“查团”的风声越来越紧，一直潜伏的赵三多也无法再潜伏下去了，隐姓埋名到1902年，他终于和梅花拳的另一位传人景延宾（直隶广宗县人）在直东边境再次举起反抗的大旗，不过这次是连大清朝廷一起反了，他们的口号是——“扫清灭洋”！从当初的“顺清”“扶清”，到如今的“扫清”，只过去了短短三年多的时间，而袁世凯派出部将段祺瑞率新军围捕，景延宾被杀害，赵三多被捕，他拒绝招供，在牢房里绝食自杀。“义和团”因赵三多而起，也因赵三多而灭，它被“彻底铲除”了。
而对于慈禧来说，只推出义和团作为替罪羊还是不够的，毕竟开战的决定由她亲自下达。李鸿章已经摸清，八国中除了德国，其他国家从利益考量都不主张把慈禧作为“祸首”，这对慈禧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好消息。而李鸿章联名刘坤一、张之洞和袁世凯不失时机地给慈禧上密折：太后您可以把罪过推到“主战派”身上嘛——“明降谕旨，归罪于该王大臣等，以谢天下”，所谓的“王大臣”，指的就是端王集团的最核心成员——载漪、载澜、载勋、刚毅、崇绮、徐桐、启秀，等等。
禁旅八旗已经灰飞烟灭，朝廷上下没有一个人会同情端王集团，大臣们都在怨恨端王集团给大清带来了“滔天巨祸”，巴不得早日求和。端王等人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跌入了万丈深渊，他们再也翻不了身了，此密折正合慈禧心意，她准备动手了。
9月15日，有了端王集团已经成了死老虎这个保障之后，李鸿章在俄国军舰的护卫下从上海启程北上“议和”，而在逃亡途中的慈禧把辛苦跟在身边的载漪、刚毅等人叫到面前，当众破口大骂（“面斥端王”），大势已去的端王集团众将吓得哑口无言（“见圣怒不可测，俱屏息无言”）。64岁的刚毅本来就在逃亡途中风餐露宿，身体吃不消，见到墙倒众人推，竟然一病不起，他没有跟着逃亡队伍再往前逃，而是留在了当地，三天后一命呜呼，估计是被吓的。
李鸿章趁势再给满党集团震慑，他电奏慈禧：要求将刚毅戮尸。
根据李鸿章与八国联军的合议，八国联军提出了“战犯”名单，慈禧先后颁布谕旨：庄亲王载勋赐自尽；礼部尚书启秀、徐桐之子刑部左侍郎徐承煜，即行正法；左都御史（原步军营左翼总兵）英年赐自尽；刚毅、李秉衡、徐桐判斩立决，因已身亡，死后戴罪，追夺原官。
端王载漪、辅国公载澜两兄弟均定斩监候罪名，朝廷“加恩”免其一死，永远流放新疆，终生不得回北京。
山西巡抚毓贤，他是在慈禧开战后，唯一执行了朝廷“杀尽洋鬼子”号召的地方督抚，这个人继承了他的“屠户”本色，用点天灯、挖心、火烧等各种残忍的方式，几乎杀光了山西境内的洋人（大约为150～200人），另外还屠杀了近2000名“亲洋”的教民。而就是当毓贤在山西大肆屠杀洋人和教民时，山东巡抚袁世凯为了保障“互保”，屠杀了近4000名的“反洋”的团民！这真是神奇的一幕，这边的官府在堂堂正正地屠杀教民，那边的官府却在屠杀团民，这是两党党争最为激烈的后果，而承担这个后果的，只是百姓。
现在轮到毓贤当替罪羊了，他被判斩立决，死前他留下一篇遗书：“皇上所命，臣下理当遵行，予前杀人，今予被杀，夫复何言？”
除了这些核心人物，还有另外两批“战犯”是来自地方的官吏，总计142人，分别被判处斩立决、斩监候、终身流放、革职永不叙用等处罚。这些人也都是要在正式签订和约之前一一“处理”完的，他们也都是名义上的“主战派”。然而，大清从来没有主动对外发起过战争，从端王一直到他的小兵小虾，其实根本不配叫“主战派”，甚至连真正的“抵抗派”也算不上，他们和之前被杀的“庚子五大臣”等“主和派”一样，既是党争的主角，又是党争的牺牲品。
八国联军的“战犯”名单上还有一个人——军机汉大臣赵舒翘。
赵舒翘原来并不是端王集团的成员，只是由于他进军机处是仰仗了刚毅大人，所以一度跟端王集团走得比较近。当初拳民大军逼近北京时，赵舒翘就是慈禧派出去的“来到拳民中间”的大臣之一（另一位就是刚毅）。后来刚毅回京后向慈禧报告，根据他的查访，“拳民可用”，而赵舒翘并没有对此表示反对。按照李鸿章等人在密折中的意思，既然要把责任推到当初“唆使太后”的刚毅等人的身上，那么作为另外一位当事者的赵舒翘自然也难逃干系。所以，不论在八国联军那边还是朝廷这边，赵舒翘都必须上名单。
但问题是慈禧是不愿意过重惩罚赵舒翘的，赵舒翘平时为官还算正直，官声比较好，更让慈禧铭心刻骨的是，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时，在慈禧最后一次召开的御前会议上，总共只来了三个人，而其中一个人就是最让慈禧喜出望外的赵舒翘。赵舒翘是西安府人，这是慈禧最想逃亡的目的地。现在，赵舒翘一路护送慈禧来到了西安，慈禧又怎能杀他？赵舒翘也相信，凭着他的这份忠心，自己是一定不会死的。
慈禧给赵舒翘的第一个惩罚是比较轻的：革职留任。希望能够在八国联军那里蒙混过关。
然而，这是过不了关的，八国联军似乎对大清的官场还比较了解，用八国联军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对于一个朝廷的官员来说，革职之后不久又复出，甚至又高升，这都是司空见惯的事”（《1901年美国对华外交档案：有关义和团运动暨辛丑条约谈判的文件》），于是他们施压，继续向朝廷施压。
慈禧将判决改为：交部议处。八国联军不同意，再改为斩监候，八国联军仍然没有同意。好吧，慈禧对赵舒翘的最后一道谕旨是——斩立决。
消息传出后，慈禧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西安城内的老百姓联合为赵舒翘请命，他们愿以全城人保赵舒翘免死。在鼓楼，上万西安府的百姓聚集在一起，声称：慈禧太后如若杀赵舒翘，那么请回北京去，此地不欢迎你！而一些激进分子已经做好了劫法场的准备。
慈禧是逃亡逃到这里的，却要在西安的地盘上杀一个籍贯是西安的高官，也难怪群情激愤，但是不杀又是不行的，不杀，八国联军很可能就会杀她！
慈禧同志就只好丢车保帅了，她谕令陕西巡抚岑春煊到赵舒翘家中赐死，并要岑春煊亲眼看到赵舒翘死亡才能回来复命。
岑春煊带着谕旨来到赵舒翘的家中，跪在地上的赵舒翘默默听完岑春煊宣读的谕旨，他问：“太后难道没有别的旨意了吗？”
“没有了。”岑春煊回答。
赵舒翘的夫人默默地拿出了毒药，先自己吞下，然后递给了赵舒翘吞下，夫人很快气绝，而一个时辰过去了，赵舒翘并没有气绝。
赵舒翘不死，岑春煊大人自然就没法交差，于是他又让赵舒翘吞下鸦片。神奇的是又过了一个多时辰，赵舒翘仍然顽强地活着，对于死，他似乎是很不甘心！
岑春煊只好又让赵舒翘喝下砒霜，砒霜入肚，赵舒翘疼得满地打滚，不住哀号，最后只剩下了微弱呻吟。但他仍然不肯死，他的心志十分坚定，他相信慈禧一定会在最后关头“赦免”他，他双目炯炯地盯着大门，等待“太后别的旨意”。
一直折腾了五个时辰了，岑春煊满头大汗，再不回去复命，他自己也很难交代了，他只能自己动手，给赵舒翘“助死”。于是，岑春煊叫人拿来用酒浸湿过的厚纸，分别盖住赵舒翘的嘴、鼻、耳。在换了几次纸之后，赵舒翘终于气绝，死时他仍然圆睁双目，盯着那空空的大门。
最后，真正难以处理的是荣禄。荣禄是武卫军总统，是与八国联军作战的清军主力的直接领导，更何况荣禄还亲率武卫军中军“围攻”过使馆区，造成了洋人的死伤，总之，与洋人开战是慈禧下的命令，但最大的执行者就是荣禄。在慈禧要找替罪羊的情况下，很不幸，在八国联军的名单上，荣禄大人就是最有可能取代慈禧的“祸首”！
问题是，即使是对大清官场比较了解的八国联军，他们也不清楚荣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官，虽然他是武卫军总统，手下的聂士成等将领英勇抗敌，但荣禄大人别说上前线督战、鼓舞士气，就连在朝堂上也没有说过要抗洋的话。他从来没有发表过他的政治观点，而他亲自率领一万多武卫军中军“围攻”使馆区近2个月，发射了那么多的大炮枪弹，却没有造成一个公使伤亡，这点也是令八国联军大惑不解的，以至于入城后他们还要相互打听：“荣禄是谁？”
慈禧逃出北京之前，她本来是留下荣禄替她“坐镇京城”的，不过荣禄很害怕八国联军会找他算账，于是就自己一个人逃了，先逃到了保定。在慈禧的队伍深一脚浅一脚地赶往西安府时，朝廷的大学士、军机大臣，慈禧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清实际宰相“荣相”，正在保定生死未卜、惶恐难安，他还特意通过张之洞去探询洋人的意思，会不会拿他开刀，让他也上名单。
“解救”荣禄的人出现了，他是李鸿章。同一阵营里的人自然要相互照应，更何况在两年前的戊戌变法中，已经在慈禧那里犯了杀头大罪的袁世凯和李鸿章的世侄徐致靖，都是荣禄利用当时慈禧对他的特别倚重而力保下来的。李鸿章东山再起出任两广总督，也是荣禄在幕后一手操办的。现在，李鸿章又成了慈禧不得不特别倚重的人，正是对荣禄大人报恩之际。
当时慈禧还在担心八国联军会不会找她算账，李鸿章上奏慈禧：这件事情我可能一个人搞不定，还请您召回在保定的荣禄到您身边主持大局，我和荣禄大人内外联手，这事儿在八国联军那里就会好办得多。
此时的慈禧对于李鸿章简直是言听计从，于是她诏令荣禄“前来行在，入直办事”（1900年10月6日上谕），李鸿章就是要通过此举让八国联军意识到：在朝廷内部，荣禄大人仍然是能够影响慈禧的最重要的人物，你们议和提出的条件，只有我李鸿章“榰柱于外”，没有荣禄大人“斡旋于内”是不行的，八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对这样的人物一定不会过于责难。
而在北京，突然冒出了许多“高官日记”“高官书信”“纪事”等之类的文件，它们大多是八国联军的士兵从高官的宅子里搜出，私密性很强的日记无比“巧合”地落到八国联军手里，反正渠道来源是“可信”的。而这些文件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通过朝廷“内部人士”之口，不厌其烦、无比详尽地讲述荣禄与端王集团之间的斗争、暗地里反对开战、阻截废立以及尽力周旋保护使馆的过程。比如著名的《景善日记》，前礼部右侍郎景善在八国联军入城时自杀，后来八国联军在进入他家检查中偶然发现了这部日记。大家对这样的日记自然就深信不疑，而它的内容就是通过景善的记录，将荣禄在“反战、反端王集团”的表现描述得有如现场直播。不过很可惜，虽然《景善日记》记载了很多真实的史料（因为荣禄与端王集团的斗争也是史实），但它已经被后世证实是一部伪造的“高官日记”，而且很可能就是荣禄或者李鸿章“在京的党羽”为荣禄开脱而在景宅中布局（“当时荣已列祸首单，其党偶见景记，遂攫以窜入他语，重仿一册，置之景宅，故引德军入检。”——瓜尔佳・金梁：《四朝佚闻》）。
好吧，这一招果然最奏效，要知道洋人最相信的往往是“渠道可靠”的什么“内部材料”“解密档案”，他们认为这些才最真实也是最公正的，再加上公使们讲述了“使馆之围”的真相，八国联军恍然大悟了：原来在那万恶的端王集团周围，还潜伏着一个如此忍辱负重、对我们洋人“友好”的宰相级别的高官！我们能追究他的责任吗？噢，不，不能，我们要保护这样的人，各国对荣禄大人充满敬意！
就这样，一个公认的最应该上八国联军“战犯”名单的人，却在一系列的暗中运作之后，令人大跌眼镜地安然无恙。不仅八国联军没有把他列在名单之中，慈禧也因为要依靠荣禄与李鸿章“联手”为她开脱而不得不更加“恩宠”荣禄。事实上自从荣禄赶赴慈禧身边后，他也确定了一个原则：自己的一切，仍然是跟慈禧捆绑在一起的，李鸿章等人也是，保太后，就是保大清，保大清，必须先保太后！每当与李鸿章商谈“议和”的问题，荣禄在坚持这一条原则上，从来没有动摇过。
如此为自己卖力，慈禧自然更加重用，反正她的帮手也不多了，军职出身的荣禄很快将会成为文华殿大学士（朝廷大臣最高级别的政治荣誉），慈禧身边最红的红人，“得太后信仗，眷顾之隆，一时无比，事无钜细，常待一言决焉”（《清史稿》），而他的女儿甚至被慈禧赐婚给皇族，被慈禧纳入“接班人”的考虑计划之中。荣禄就这样从此成为荣耀无人可匹的皇亲国戚。
那个曾经因为出身问题而自卑而苦恼的荣禄，终于再也不必为此懊恼了。从此，他的血统中，也带有了一个“皇”字。
而这一切，正是荣禄“奋斗”来的，也是他在官场上钻营而来的。正是因为他不是皇族后代、出身低微，在官场上的关键词就永远只能是“奋斗”和“往上爬”。
对于荣禄来说，也正是因为没有“皇族”的挡箭牌，他永远没有忘记“往上爬”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自保。他是满人，但也在积极关照和笼络李鸿章、袁世凯等汉臣实力派；他是慈禧的心腹重臣，但总是多栽花少栽刺，以强大的意志力在朝廷中低调隐忍，不主动树敌（包括端王集团）。他没有上八国联军的名单，正是他这些积极“自保”的成果，不要指望在关键时刻慈禧会“保”他，如果在端王和荣禄之中慈禧只能“保”住一个，那么这个人绝不会是荣禄，而只可能是端王。因为端王是大清皇帝的后代，爱新觉罗的子孙，也是大清的脸面和符号，对于慈禧这个专制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来说，心腹可以再找，而脸面不能不要。
在多年以前，荣禄就已经深深地明白这个道理了，所以他越接近慈禧、越接近权力的顶峰，就越没有飞扬跋扈，而是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自保”，要“自保”！自从年轻时在官场上栽了一个大跟头之后，荣禄就再也没有得罪过跟朝局有关的任何人了。他没有得罪过汉党，没有得罪过满党，没有得罪过慈禧，没有得罪过义和团，甚至连八国联军都没有“得罪”过，处处给自己铺好了后路，这哪里是什么“晚清第一官场狐狸”，简直是狐仙！
这就是荣禄，大清实际上的宰相。在风光荣耀、位高权重的背后，是那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时常半夜被惊醒而又彷徨难定的高官的心；是那颗时常左右为难而又无处可诉、苦水只能往肚子里流的高官的心。
他唯一得罪的人，就是他自己。
好吧，只要不问罪自己和危及权力安全，慈禧的根本性危机已经度过了，接下来的重心就是赔款的问题。1901年2月14日，慈禧以光绪的名义颁布上谕，昭告天下：朝廷已经做出与各国议和这个“无比英明”的决定，现在我们要根据和掂量大清的物力，来促使议和顺利完成，如何确定赔款数额？这要根据各国的要求以及根据和掂量大清的实际财力物力，综合考虑来完成。既要避免列强狮子大开口，狠敲大清一笔竹杠，更不能触怒各国，使议和破裂（“本年夏间，拳匪构乱，开衅友邦。朕奉慈驾西巡，京师云扰。迭命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与各国使臣止兵议款。昨据奕劻等电呈各国和议十二条大纲，业已照允。仍电饬该全权大臣将详细节目悉心酌核，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这样的上谕是告诉自己人，是给“天下臣民”的一个交代，赔多少和怎么赔是要听洋人的。虽然娘子关久攻不下逐渐让八国达成了共识：清国的战争赔偿是用货币支付而不是领土支付，但大家最后要索赔多少银子，各国又能分到多少银子，这八位老兄又是各有各的想法的。
大清肯定是要把各国“实际的军费开支和战争损失”赔完的，这点八国都没有意见，争论的焦点在于大清还要多赔多少？也就是说，每个国家还能从大清那里讹诈多少两银子？这个问题简直是不用想的，无论是老毛子还是日耳曼人，他们都已经做了狮子大开口、大发一笔的打算，但此时出现了一个特立独行的国家，它就是美国。
美国人强烈反对过度赔偿，主张“根据大清的实际偿还能力来定数额，将赔款保持在一个适当的限度内”，这自然是被认作“头脑发晕的决定”。但是，美国人从未放弃为减少“庚子赔款”而努力。
在美国人的坚持下，八国先是成立了“财源调查委员会”，先调查清国的实际偿还能力。美国人根据调查，最先提出了一个数额——2.02亿两白银左右。而俄国人和德国人一看总共才2亿多两白银，还不如6年前日本人在《马关条约》中实际到手的多，坚决反对，美国只好又将数额增加到2.66亿两，还是遭到强烈反对。最后其他几国也不管什么对大清“财源”调查不调查了，确定了一个最后方案：每一位清国人，包括“东南互保”地区里的人，对八国赔款一两白银，合计为4.5亿两（按照购买力计算，当时的一两白银大致相当于如今100～150元人民币），这是由朝廷支付的赔款；另外，烧过教堂、杀死过传教士的省份还要赔给教会、传教士约3000万两白银的地方赔款。
后来有人专门做过计算，各国按照这个数字所获得的赔款，平均约7倍于他们的实际损失，比日本在《马关条约》中约5倍于实际损失又进了一步，难怪俄国人说“这是历史上少有的最够本的战争”。
美国人坚决反对如此巨额勒索，他们向海牙国际仲裁法庭申请裁决。然而，此时的“海牙国际仲裁法庭”也不过是另外一个版本的八国集团，美国人孤掌难鸣，赔款数额仍然维持原议，美国减少“庚子赔款”的努力以失败告终。
4.5亿两白银中，俄国人分到了1.3亿两（约占总数的29%），其次是德国（20%）、法国（15%）、英国（11%）、日本（7.7%）、美国（7.3%），八国中排在最末两位的是只出了几十个兵的意大利和奥匈帝国。另外还有五个欧洲国家虽然没有出兵，但八国认为他们也应该获得赔款，他们是：比利时、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瑞典和挪威（当时为一国），他们分得了从11.25万两至850.5万两不等的白银。
跟“马关赔款”一样，数额问题确定了，接下来就是大清如何支付的问题，这又是事关各国利益的。
德国提议将大清的海关关税提高到10%，关税提高，外国货物进入清国就要多交税，大清也就会有更多的钱来还款，俄、法随即表示同意，不过，这三国的算盘打得是很精的：他们不是大清的主要贸易国，提高关税对他们影响不大，而对大清出口很多的英、美、日就损失不小了，于是此方案在英、美、日的强烈反对下，最终没有通过。
俄国人又生一计：让大清先向各国的银行借钱还款。这里面有什么玄机呢？朝廷向八国的银行借钱，自然要有担保公司，担保公司是谁呢？八国政府，而他们也不是白担保的，既然要担保，就要有抵押，朝廷能拿什么做抵押？自然就是最稳定和最大的一笔收入——税。
于是，俄国人这一招的实质就是：大清以未来几十年的关税作为抵押，向外资银行贷款，通过这笔贷款再还掉庚子赔款，绕来绕去，等于大清又多了一道借钱的程序。
俄国人是很狡猾的，他们之所以增加一道借钱的程序，倒不是看重那些利息（再借钱肯定就会产生利息），他们看重的是对大清关税的控制权。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大清海关关税一直控制在英国人手里，就连海关总税务司都还是英国人罗伯特・赫德担任的。海关关税是清国主要的税收之一，截留了这个财源，就可能控制清国的财政，控制了清国的财政，就有可能左右大清的政局。所以多少年来，俄国一直费尽心思想在关税上插上一脚，在过去很多次条约中，俄国曾经不止一次地提出了这个方案，现在他们仍贼心不改。
而英国人也不傻，他们一直在严防死守的就是大清海关关税不能变成多国控制，这是他们的利益底线，也是他们比获得赔款更重要的长远利益，面对老毛子的损招，英国人必须顶住。
俄国的这个方案自然也是获得了与它利益相近的国家——德国和法国的支持，英国人开始使出古老的那一招——反间计。他们离间德国：只要你们在这个问题上不支持俄国，我们就不反对你们可以适当地增加赔款，并且我们还能够保证你们到手的钱财会比正常赔款还要多。
交易达成了，有了英国老大的支持，在后来4.5亿两白银的分配中，德国分到的比例仅次于俄国。
然后，英国要求清国以债券的方式支付赔款的方案。
所谓债券支付，简单来说就是大清把对各国的赔款数额换成等额债券，并备有0.5%的首先偿付基金，剩下的以大清的盐税、常关税、海关关税等作为偿还债券的稳定财源，规定分39年还清（不许提前还清）。然后在此基础上计算出每年、每月的还款额，为了方便起见，朝廷也不需要向各国分别付款，由八国成立一个委员会，朝廷统一把款项付给这个委员会，再由委员会向各国分配。
不愧为老牌金融帝国想出来的办法，贷款买过房子的人一定会觉得似曾相识，没错，0.5%的“首付”，剩下的是“年供”，那么一定是还有利息的——规定年息为4厘。大清在这39年要支付的利息总计为5.3亿两白银，比赔款额4.5亿两还多，本息合计摇身一变为9.8亿两，相当于大清至少12年的财政总收入，可以组建160个北洋舰队，你就在这39年里慢慢地还吧。
德国人果然获得了“比正常赔款还要多”的数额，他们乐开了花。而俄国人是见钱眼开的，见英国为了保住对大清海关的控制，不惜变相地提高了赔款数额，他们占的分配比例最大，到手的钱又多了，于是俄国人也不再坚持他们的方案，乐呵呵地同意了。在八国关于赔款数额、还款方式的内部谈判中，俄国人处处“占便宜”才肯罢休，不过他们也已经完全暴露了贪婪的面目，就连曾经的“盟友”法国和德国也极为不满，老毛子将尝到孤立无援的代价。
而美国人是八国里面最高兴不起来的，因为他们坚持认为这种赔款不仅无益于美国利益，反而会是极大的损失，他们早已经暗地里嘲笑俄国这些“土老帽”了，因为他们的发财方式早已经不同了。
1861年，在大清刚刚结束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美国开始内战，从1861年打到1865年，最后完成南北方的统一，史称南北战争。
战争刚一结束，美国就开始进行一项对后来影响深远的政策——西部大开发。经济飞跃发展，国力突飞猛进，到1900年短短35年间，美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已经占到了全世界的31%，竟然是老牌工业强国英国（占全世界18%）的差不多2倍。
也就是说，从经济实力来说，美国其实已经取代英国，成为了世界老大。但世界老大只有经济实力是不行的，美国需要加强的，是在西方强国中的政治影响，而美国的政治，也是由经济决定的（市场经济程度很高的国家）。
和所有的西方强国一样，美国一开始也在积极掠夺海外殖民地，1898年，太平洋上的岛国——夏威夷王国并入美国，从此成为美国向东方扩张的海军基地，然后是关岛，再接下来，通过与西班牙打一仗，美国成功地从老牌海上强国西班牙手中抢到了菲律宾。
而这个时候，世界上已经有85％的陆地变成了几个西方强国的殖民地，非洲和南美差不多全部沦陷。在亚洲，除日本以外的其他国家基本都已或多或少地受到列强控制，世界上最后一块宝地就是曾经的世界老大——中华帝国。为了争夺这块宝地，地球上所有的强国都不远万里而来，准备大抢一场。
很显然，作为新兴的世界老大，美国需要一种新的思维、新的模式去重建世界秩序，其实美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他们已经找到了一条与争夺殖民地完全不同的发财方法。
这就是——国际贸易。
所谓国际贸易，就是国与国相互不断地做生意，源源不断地进行物品交换。这个发财模式其实自古就有，只不过美国人变得比过去的贸易者更加聪明了。他们除了关心自己在贸易中发了多少财，更会注意对贸易伙伴进行市场开发，竭尽全力地引领和挖掘伙伴国人们的消费需求。你本来只想买匹马的，人家已经造出了马车；你本来已经买了马车的，人家又已经造出了四轮马车；再接下来就是四轮豪华马车。总之，版本是不断“升级”的，每升级一次，你就要买一次，变得“物欲横流”。这样美国人就能把贸易永远地做了下去，原本一块钱的贸易就能够做成十块钱、一百块钱，让他们不断发财。
这种“市场开发”与中华民族一直以来“重修身而不重物”的传统是大相径庭的。不过，在五光十色又确实能为生活创造方便的“物”的面前，清国人们也很快缴械投降了，仅仅从1895年至1899年五年时间，美国对大清的出口额增长了将近两倍！大清已经成为了美国重要的贸易顺差伙伴，美国的工业产品在国内消费不完，就运到清国来卖掉。
这种大尝甜头的发财方式让美国人终于意识到：过去那种占领清国土地的想法实在是太愚蠢了，清国幅员太广，人口太多，不如维护大清朝廷的政权稳定，让朝廷管着那些人和地，然后我们同他们做生意，说起来我们美国自己的领土还有待开发，占着远在大洋彼岸的黄土地实在是太不划算啊。
于是，在这样新的“发财思路”指导下，美国国会以微弱的票数通过吞并菲律宾的法案后，就拒绝通过任何参与欧洲强国“瓜分清国”，占据清国土地的提议了（美军最初想占据的地方是厦门港），他们只有一个希望：与大清国之间的国际贸易能够平平安安地做下去。
要实现这一点，只有美国不去占据大清的领土是不行的，其他国家也不能侵占大清的领土，如此才能保证清国市场的真正巨大、完整和开放。于是，美国人开始想办法说服其他国家从占领土地走向贸易自由，放弃之前的“占地发小财”模式，接受“贸易发大财”模式。
这个办法就是当时美国人眼中比得到菲律宾更伟大的成就——门户开放政策。
所谓“门户开放政策”，并不是美国对大清的外交政策，而是美国希望其他强国能够接受的如何对待大清的政策。美国首先承认了这之前各国已经在大清占据的土地范围（聪明），要求大家也互相承认，然后在承认的基础上，共同创造一个公平、自由、开放的贸易环境：各国都开放已经占领的大清的地盘，允许所有的国家（包括清国）在这里自由公平地做生意，收取同样的关税、港口税和铁路运费，总之就是“大家联合起来为大家”，所有人都有发财的同等环境和机会，“机会均等，利益均沾”。而要保障将来大家的生意都能真正越做越大，各国就必须停止再去占领大清的领土，停止“瓜分清国”，同时关税的自主权也要交还给清国。
不愧于“从土地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的天才之举，“门户开放”绕开了各强国在清国直接的土地之争的冲突，避免了将来有可能出现的火并，各国付出的义务基本上是相等的，得到的权利也基本上是相等的，又在每个国家之间都形成了一个相互制衡、相互钳制、自我约束的机制，而又恰恰对每个国家（包括清国）又都有好处。搞了几十年“以夷制夷”外交策略也没有成功的李鸿章做梦也没有想到，美国人一上来就为大清带来了另外一个版本的“以夷制夷”，这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意识，也是真正的“美式思维”。此时的美国人眼里并没有强者、弱者，也没有分出“我们”和“你们”，他们的眼里只有“发财”，而真正能够长久地“发财”，就是互利共赢，是必须置于公平公正、自由平等环境下的发财，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
但是，各国要接受这个“新事物”是要一定时间的，毕竟大家看到的都是土地这样实实在在的利益。1900年7月3日，就是八国联军总攻天津之前，美国再度向其他七国提出关于“门户开放”政策的第二次外交照会，试图阻止八国联军进攻天津，把八国集团拉回到与大清做生意的“正确道路”上来。
但其他国家脑筋不转弯，美国人也没办法，如果他们退出八国联军，不仅清国的土地还是要被占，而且美国什么也得不到，于是，讲究实际利益的美国人也只好强调“we are a team”，跟着其他国家的军队一起打进北京，接下来就是跟着其他七国一起在与李鸿章“和谈”中确认赔款的数额和支付方式。
美国人的“门户开放”政策暂时失败了，“培育清国市场”的计划也受阻，不过，美国人对于更大的发财机会是不会甘心的，即使在后来的《辛丑条约》签订之后，美国人都没有放弃这种机会。
1901年，大清开始按照条约还款，由于条约中并没有规定赔款是用“银”支付还是用“金”支付。朝廷就想当然地以为赔款就是“4.5亿两白银”，一直也是用白银支付的。而此时，银价不断下跌，金价不断上涨，世界上的很多国家的货币政策都已经改为金本位制，八国就瞄准了这一时机，在1905年提出要求用白银换算成英镑来支付（英镑是金本位的），这样朝廷的实际支出又增加了，并且还要赔付1905年之前各国造成的“镑亏”——800万两白银。
朝廷没有办法，只好命令各驻外使节向列强政府交涉，要求不要改为“金”支付，其中一个人，就是大清驻美国以及墨西哥公使——广东人梁诚。
梁诚拜访美国高官，游说他们不要将大清的财政逼入绝境。美国的意思是他们改不改都无所谓，但美国必须与其他各国保持一致，其他各国坚持要改，美国也没有办法。
梁诚的游说失败了，而美国在拒绝梁诚的同时，放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经过美国政府后来的“精确计算”，当年索要的赔款是实在太多了，超出了美军的实际军费开支和各项战争损失。
具体这笔账是这样的：美国分得了4.5亿两白银的7.320%，也就是3294万两白银约合2400多万美元（1两白银约相当于0.7美元），而美方计算出他们“实际应该得到的赔款”约为1165万美元——也就是当初“多要”了约1278万美元，即使扣除已发行债券的利息以及其他各项费用，还多出1000万美元左右。这1000万美元美国也不是不可以“退”回去。
美国人恰好在此时放出这个信号，自然也是有现实原因的，1905年，美国国内正在通过排挤华人劳工的法案，引发清国各地爆发大规模的抵制美货运动，于是美国人最初想以此跟大清拉拉关系，以便更好地做生意。但对于美国来说，只有这笔钱退还给清国产生的长远效果要比暂时得到它更对美国有利，才有退回去的意义。
伊利诺伊大学校长给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写了一封信，他的建议是这笔“退款”必须规定清国只能用于兴办教育，让清国从国内选派留学生到美国，让他们接受美国式的教育，树立美国式的信仰和价值观，将来他们回到清国之后，就有可能按照美国人希望的那样去改造清国社会，成为亲近美国的意见领袖，培育大洋彼岸的“美国梦”——“如果美国在35年前能成功吸引来自清国的留学潮流并使其壮大，那么我们此时就能以最圆满和最巧妙的方式控制清国的发展：以知识和信仰支配清国公众领袖的方式”。
这个主意很快成为美国各界的共识。
不过，朝廷那边的想法有些不同，他们听说还有这么一笔“退款”，简直十分意外和兴奋。朝廷的意思是：现在发展经济资金缺口很大，可以将退款先用于这方面，比如兴办路矿等，等经济发展了有了钱再去发展教育，这自然是“标本兼顾的两全之策”。
消息反馈到美国，美国人表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笔钱就不能退了。美国人只是有“退款”的想法，并没有进行实际的工作，如此一来，反对的声音也就更大了。
公使梁诚出马，他干脆撇下朝廷，先按照美国人的要求以及方式积极游说高官将“退款”进入实质性的程序。梁诚知道，只要美国人这边搞定了，朝廷最后是不得不同意美方要求的。3年以后（1908年），退款的章程终于达成了。
按照美国人制定的这个章程，大清继续按照原有的数额和支付方式向美国支付赔款（不改变《辛丑条约》），然后美国将“多得”的这1000万美元左右退还给一个基金会，由这个基金会来保管退款的本金以及产生的利息，而管理这个基金会的董事中有清国人也必须有美国人。美国全程监督款项的用途：除了要监督款项最终是不是用于教育，还要防止这笔钱被朝廷的某些大臣贪污挪用。如此一来，所谓的“退款”其实就变成了一笔从大清国库里出来的钱，被美国强制性地规定了用途——用于教育。
从1909年1月1日起，美国正式开始退款，而规定朝廷从1909年开始的4年内，每年用这笔钱至少派出留美学生100人，在赴美留学的总人数达到了400人后，从第二年起每年至少要派50人赴美，直到“退款”全部用完为止。而这些派出去的人中，必须有80％的人学习农业、矿业、机械工程、医学等理工科，20％的人学习政治、法律等社会科学。
美国人还规定：到达美国之前必须具备中文写作能力以及对本国有较为丰富的历史知识，英文水平能够直接进入美国大学听讲。
大清的孩子是没有学过英文的，这就需要朝廷先建立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教授英文等知识。
在北京的西北郊外，这里是皇家园林的聚集地，有圆明园、颐和园，还有一个有山有水、风景优美的熙春园。由于乾隆曾在熙春园御笔题词：“水木清华”，咸丰年间改名为清华园，朝廷就将清华园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用退款修建新的校舍。这里曾经走出了胡适等著名的留美生，并在两年后（1911年）正式命名为“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28年，改名为——清华大学。
这只是“退款”，对美国该付的赔款还是要照常赔的，退款是退款，赔款是赔款，该要的一分也不能少。1911年以后，大清没有支付完的赔款就只有留给后面的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了，对美国的赔款一直延续到了1943年才最后还清，就这样大清自己只还了十年，后面两位倒霉的大哥替它整整还了30年。
而由于美国带头“退款”，其他国家的脑筋也纷纷转过弯来了，纷纷开始了类似的“退款”（退给之后的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其中包括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成立的苏联，他们对当时的北洋政府承诺放弃一切未还完的赔款，唯一的条件就是北洋政府承认苏联，这笔买卖也达成了。所有国家中只有日本没有退，他们把款“退”到了在华为侵华战争服务的日本机构，实际上是一分没退。
最后，统计一下各国的“退款”和中止的赔偿，实际付给各国的赔款总额在5.76亿两白银左右，约占39年本息总数的58%，另外，虽然各国都成立了“退款”基金会严密监控，但退款总额中真正用于文化和教育事业的还是只占12%左右，有56%左右被用各种方法挪用为政府开支，其余下落不明。
好吧，这些都是后话，让我们再回到“和约”的谈判中。1901年9月，在李鸿章与各国谈定了“惩凶”、赔款等两大主要内容之后，《辛丑条约》（也称《北京协定》）正式签订，其他的条款还有：
西方国家对大清武器禁运两年；
从大沽口至北京沿线的炮台全部削平，环天津20里以内，不得驻扎清国本国军队，山海关至北京沿线的战略要地一律由外国人驻军；
东交民巷正式划为使馆区，由各国派兵驻守，清国子民概不准居住和过境；
在各地，凡是发生过针对洋人骚乱的地方，朝廷一律停止考选文武官员5年；
朝廷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作为与各国外交联络的专门机构，外务部在朝廷的地位列于各部之首，必须由满族亲贵担任外交大臣。大清皇帝以后接见各国公使时必须在正殿，而各国公使也必须由正门出入，不得像以前那样只能走侧门。
现在，是时候来揭开八国联军在这场战争中的真相了。
利益的战争：各怀鬼胎的八国
1900年三四月间，义和团在直隶“遍地红”并且有向北京蔓延的迹象后，西方各国开始密切关注清国的政局。有美国议员写信给当时的国务卿海约翰：“发生在清国的义和团运动可能影响波斯和中亚，并引发阿拉伯民族的总暴动！”警告政府要提前采取对策，而世界老大英国最担忧的是大清的北方邻国俄国会趁机派兵南下，与英国争夺在清国的利益。
1900年5月13日，英国女王向政府询问清国的局势和窦那尔的安全，总理索尔兹伯里回答：“就我看来，目前的危机在于俄国而非清国。”（王尔敏：《弱国的外交》）
5月27日，团民到达丰台，北京的政局进一步紧张，作为老大的英国自然要维护一下在强国集团中的地位，并且要在俄国之前抢先行动，索尔兹伯里发电报给窦那尔：“在你认为必要时，可以将大沽口外海军调来以保护在北京的欧洲人的生命安全。”有了这个授权，作为驻外公使的窦那尔就能够调动在大沽口外军舰上的英军了。
随后，法国、德国等闻风而动，他们国内的政府纷纷把调兵权授权给北京的公使，各国都已经做好了军事入侵的准备，只等谁来带头。
与此同时，负责在亚洲紧盯俄国的日本报告了一个消息：俄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咸牛肉和其他快速食品突然猛增，日本外相青木周藏告诉英国人：“看来俄国正在准备一场（对清国的）远征！”索尔兹伯里立即紧张起来，如果俄军在八国联军中占领导和主力地位，这将对英国在清国的利益造成极大的损害。6月7日，索尔兹伯里再次给窦那尔发电：“现在各种各样的危险都可能存在，但最危险的是俄国人得以占领整个或部分北京城，他们一旦成功，就很难迫使他们撤出。时局艰难，政府向你授予全权，在你认为必要的时刻采取任何行动！”
日本人的情报并没有错，此时俄国确实正准备向东北和大沽口派遣远征军，而已经获得情报的大英帝国赶在俄国人之前，领导八国集团向北京先派兵就已经注定了，英国人需要的只是一个借口。6月9日，英国使馆的赛马场被焚烧，窦那尔当晚打电报给大沽口外的西摩尔，西摩尔立即组建第二批八国联军开赴北京。此时俄军的主力还在开向大沽口的路途中，俄国人自然不愿意马上行动，但在八国中他们也只有一票，西摩尔军就这样开向了北京。
6月12日起，俄军主力开始陆续抵达大沽口外，西摩尔军已经出发了，而俄国必须另外再派遣一支以俄国人为总指挥的八国联军前往北京，这样，俄国才可以与企图独揽八国联军指挥权的英国形成一个抗衡——于是，在勃兰特的积极策划、鼓动和领导之下，第三批八国联军开始总攻大沽口炮台，战争就此全面打响！
现在我们清楚了：对于八国来说，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利益战争，既有大家都在期盼的对大清的共同侵略，更有八国内部对利益的明争暗夺。
但是，这并不是说大清朝自己就是绝对无辜的，从本质上来说，庚子之战不过是甲午之战的翻版：一个恶政而无能的朝廷，才会让侵略的强盗有乘虚而入的可能，正是大清自己激发了西方列强侵略的野心！它坐拥如此壮丽的山川，从高原到海洋的辽阔疆土，聚宝盆式的地理位置，连上帝都眼红的资源以及有着勤苦耐劳传统的人们。然而，这个朝廷却远远落后于时代，政治黑暗、军事无能、全民腐败，这就像是手捧宝贝在闹市上走的三岁小童，危险而不自知！
一个很浅显的道理：当你拥有这些资源而无法求得国家的富强、人们的幸福时，在某个时候，别人总会来抢夺你的这些资源！
落后就要挨打。这个道理从来没有变过，过去几千年都没有变过，将来一万年也不会变。
但是，谴责和愤怒是不能使我们真正强大的，能够使我们真正强大的是反思。
而在我看来，这种反思应该从几百年前就开始。
好吧，下面我将梳理一下中华民族文明演变的进程。我重点要说的是跟义和团运动发生大背景有关的对外交流，就让我们从王懿荣发现的甲骨文的那个朝代——商说起吧。建立商朝的人是“殷人”，而殷人是“九夷”中的一支，在当时，“夷人”指的是生活在东部沿海的人，到了大清朝，指的就是从海外来的人了，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洋人一开始是被称作“夷人”的。
而殷人是一个面向海洋，十分愿意走向海洋并且航海技术十分先进的部落。史料记载，他们当时的远航能力，竟然能够达到一年以上，完全可以到达今天的北美、南美、非洲等地方。后来有历史学家提出了“殷人东渡美洲”的概念，认为印第安人（包括神秘的玛雅人）的先祖，很可能就是在商朝时期东渡到美洲的殷人。
到了秦帝国时期，秦始皇虽然在国内搞过思想封锁，但他从来没有锁过国门，更不会限制海上来往，虽然动机有点不纯（想寻找长生不老之法），但他对大洋总是充满着无尽的好奇与向往，除了派徐福出海，他还不辞劳苦地几次从咸阳来到大海边。在他远眺大海的地方，后世留下了“秦皇岛”这个名字，估计这哥儿们只是因为他那份工作不好请假，要不然他早驾起一叶扁舟冲出去了。
根据《后汉书》的记载，公元166年（延熹九年），西方的罗马帝国派使节来到了大汉。这是史料中有明确记载的东西方海上交流的开始，从此以后，地球两端的交流逐渐频繁。继陆地上的“丝绸之路”之后，“海上丝绸之路”也在大汉出现。在后来的工业文明席卷全球之前，中华民族也曾有一次将先进的农业文明全球化的过程，丝绸、瓷器、茶叶，包括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印刷术都是通过这两条陆海“丝绸之路”传给西方。
到了唐朝，包容、开放的宏伟气象让东西方之间的交流达到了第一个高潮，两条“丝绸之路”更加热闹非凡。这是一种双向的交流和传播，因为大唐并不拒绝任何的外来事物，而在这些“外来事物”中，有一种被大唐的人们称为“景教”的、经中亚的波斯传进来的西方宗教——基督教的一支聂斯托里派。这是它第一次来到了中国大地。
大唐之后的两宋，在东西方的交流方面又达到了另外一个高潮，特别是南宋，它虽然连北方的国土都不保，偏安一隅，但国家却是极其开放的，在东西方经济交流方面甚至还远远超过了大唐！由于开放，南宋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自由也最发达的经济体，商税收入也首次超过了农税收入，而很大一部分财政收入就来自于沟通东西方的三大港口——广州、泉州和明州（今宁波）。经济自由也带来了言论自由，大宋帝国是中世纪最为尊重人权与最讲究言论自由的国家，皇帝不能以任何言论罪迫害读书人，文官经常在金銮殿上公开对皇帝说“不”，其实包大人能出现在大宋也是有这方面原因的。
而真正使东西方交流和国家的开放达到顶峰的，是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朝代——元。
作为不种地的游牧民族，蒙古人只能以物品交换才能生存，于是这是一个天然重视商业和交换的民族，不仅是在陆上，也在海上。在元以前，南方的漕米一直就是通过京杭大运河运往北方的，而元朝把河运改成了海运，因为他们的水师在从海上南下征伐南宋的过程中，早就熟练掌握了从江南到北方的运输航线。后来，元朝派往中亚的商队被刺杀了，于是蒙古人发起了西征，一直打到中亚，当时中亚的很多国家都试图“闭关锁国”，但蒙古人的铁骑踏开了他们的国门——你必须和我们进行物品交换，必须“通商”！
在短短的时间里，大元建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庞大帝国，不止是疆域辽阔，更是贸易发达，大元帝国就像是一个处于地球中心的磁铁，将全世界的财富和贸易都源源不断地被吸引到这里，波斯人、阿拉伯人、斯拉夫人等都在大元帝国的版图里和平共处。泉州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和最繁忙的港口之一，而在另一大港口城市广州，仅仅是来这里做生意的阿拉伯人就已经超过了12万！
公元1291年（至元二十八年），一个叫马可・波罗的意大利人也慕名来到了元帝国，他原本只是想来这里走走看看的，没想到一来到大元就深深喜欢上了这个国家，在这里整整生活了17年，给后世留下了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他描写的东方的元帝国为“天下最繁华之所”，以至于后来欧洲王室举办化装舞会，参加者不约而同地装扮成中国人，以显示自己别样的高贵，而只有身份高贵的王公贵族才有资格穿上一件来自中国的丝绸，其他人只有站在一旁观看的权利。
然而，在元的对外交流和国家开放都达到顶峰之后，一切都急转直下，开始盛极而衰了，因为接下来，中国进入了一个“万古如长夜”的朝代，一个有史以来最为黑暗的朝代，它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要专制，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要封闭，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要僵化——最后一个汉人王朝：明。
作为史上唯一一位由赤贫起家的皇帝，朱元璋对专制有着无比的痛恨，但在痛恨的同时，这种专制也深深地融进了他的血液里，他领导起义军推翻了大元，却又建立了另外一个更为专制而封闭的王朝——远远落伍于世界文明发展潮流。由于元朝的残余势力一部分逃往漠北，另一部分逃往了海上，为了巩固专制王朝的政权，朱元璋一改千年以来重视开放与交流的传统，开始真正的“闭关锁国”。他干了两件事：一是修北面的长城，直到把修长城作为“祖训”，他的子子孙孙都修了下去，将这条抵御外敌但也隔绝外商的城墙一直修了将近200年。
另外一个，就是——禁海。公元1371年（洪武四年），朱元璋正式发布禁海令，这个禁海令后来被总结为“寸板不许下海”（“禁滨海民不得私出海，片帆寸板不许下海”）。延续了千年的“海上丝绸之路”自此断绝，虽然继任的朱棣曾经派郑和率领巨船下西洋，但朱棣的目的可不是为了继续发展海上贸易，要么是为了寻找他的政敌建文帝，要么就是为他篡夺而来的政权搞搞形象工程——威福四海，胸怀远人。如果是为了通商，开辟航线，发展贸易，是不需要这么大的船的，而“郑和之后，再无郑和”（梁启超语）。明朝的历代皇帝都彻底停止了远航，朝廷甚至连对造船都规定了尺寸：谁要是造出超过尺寸的大船，谁就是犯罪！
东西方的陆上贸易横亘着一条延绵万里的明长城，海上贸易则彻底停止，大明对外面的世界浑然不知。世界的文明潮流正在酝酿着农业向手工业、工商业最终向工业演变，管理国家的手段也正在从土地管制向通过贸易管制、金融管制最终向市场管制推进。本来通过汉、唐、宋、元的不断发展和积累，中国是处于这个潮流尖端的。而明朝的封闭自守生生斩断了中国再次领先世界文明的可能性，让这一切都成为了永远的泡影，再加上“横空出世”的八股文，大明朝自始至终通过土地管制和思想禁锢来管理国家。中华民族从此与外界彻底隔绝，再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创造发明出现，丢掉了过去那一千多年形成的进取、包容、开放、血性的“海洋性格”，退化为以明为起点的封闭、内敛、内斗、懦弱的“小农性格”，而对外面的世界浑然不知的每一个中国人都还生活在“天朝上国”的美梦里。
然而，被大明抛在一边的西方人自然还是想继续“发财”的，还是会想尽一切办法重新打进这个巨大的市场，“贸易全球化”的潮流不可抵挡。此时，基督教已经成为了西方世界最强势的宗教，可大明在禁海时顺便也把基督教的传播之路给切断了，于是乎，“传教先行”，通过“传教”来撬动这个越来越封闭的东方大国不仅是基督教自身传播的需要，更是后来西方列强政府的“共识”。
1506年（正德元年），一个叫方济各・沙勿略的人出生在西班牙，为了在全世界更好地推广基督教，沙勿略后来参与创建了一个后来很重要的组织——耶稣会。1540年（嘉靖十九年），35岁的沙勿略奉命前往人口众多的东方传教。
在向东方远航的途中，沙勿略认识了一个日本人，此时的日本也是比较悲催的，由于大明禁海，一直以中华为师的日本也跟着禁海，一直禁到了后来的明治维新。而这个大胆的日本人估计是收了沙勿略的钱，带着沙勿略一起潜回了日本，沙勿略由此成为第一个踏上日本国土的基督教传教士。但是，他在发展日本教民时遇到了一个重大的问题。
“你们的教义这么好，但为什么我们的老师——中国人不知道？”日本人总是看着那十字架向沙勿略发问。
于是，沙勿略认识到：日本等国都深受中国的影响，“东方基督化”的首要问题，是“中国基督化”，沙勿略最终下定了到大明传教的决心。
这个决心是很不容易下的，因为颁布禁海令的大明禁止除官方正式派遣的使节之外的一切海外人士进入，沙勿略并不死心地乘船抵达了距广州30海里的上川岛（今属广东省台山市），这里是当时的葡萄牙商人走私的据点，人迹罕至、野兽出没。沙勿略在岛上制订了秘密潜入大明的计划。然而，他的计划还没有来得及实行，当年就在岛上染上重病去世，享年46岁。他后来被罗马教廷封圣，称为“圣方济各”。
在沙勿略去世的这一年，有个叫玛提欧・利奇的意大利人出生了，他后来也成为了耶稣会的一员，同样接受了到东方传教的使命，有了沙勿略的经验，玛提欧・利奇深知前往大明传教不容易。1580年（万历八年），玛提欧・利奇先前往葡萄牙人另外一个走私据点——澳门，学习汉语，为潜入大明做更好的准备。他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利玛窦。
经过3年的努力学习，1583年，利玛窦终于从澳门进入了广东，他对大明官员自称来自“天竺”（即今天的南亚大陆）。利玛窦发现中国社会的官方正统思想是儒家，于是，他脱下了教袍，穿上了明士大夫的装束，说着一口带口音的汉语（“华语儒服”），抓住了儒家最敬“上天”的特点，先是用“天主”来翻译基督教中的“God”（唯一真神）——以至于利玛窦传播的基督教在后来也被称作“天主教”。
很显然，这种有意迎合儒家思想的方式是很有利于传教的，而随着传教的进行，利玛窦逐渐发现用科学和文艺才是迅速开启传教之门的好方法，因为被钳制在八股文中的士大夫既缺失精神上的信仰，又需要物质上的征服。利玛窦开始学习和阅读更多的中华文艺经典，他从《诗经》和《尚书》中发现了“上帝”这个名词，于是，现学现用又拿来重新翻译，从此，英语中的“God”等于中文中的“上帝”。
而“科学”是现成的，大明朝的读书人早就钻进了八股文的死胡同，重农抑商的现实早将很多具有创造力的天才扼杀在幼年，利玛窦从西方带过来的很多随身物件就成了“天朝上国”的人们从来没有见过的“科学产品”，比如三棱镜、星盘和自鸣钟等，由于这些东西实在让人大开眼界，许多人还传言利玛窦会炼金术，可以点石成金。
在成为“著名人物”之后，利玛窦还成功地发展了朝中大臣——徐光启为教徒。在徐光启成为“科学家”的过程中，利玛窦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他们就合作翻译了欧洲的《几何原本》，从此，“点、线、面、三角形、四边形、多边形、几何、星期”等新名词被创造出来并逐渐走向大众。利玛窦还根据他的航海经验，单独绘制了当时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这张图上，依然把中国置于世界的“中心”，但已经标注了其他的大洲和大洋，这应该是中国人第一次了解世界地理。而这张图传到日本之后，日本人终于发现在他们的“中华老师”之外，世界也是如此之广啊。
名气越来越大的利玛窦终于惊动了北京的万历皇帝，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在利玛窦于中国的南方辗转了整整18年之后，万历皇帝特意下诏：许利玛窦等人长居北京。利玛窦由此成为朱元璋禁海之后，首位进入北京的基督教传教士，正式成为一名“北漂”。当然，他的主要工作仍然是把基督教打扮成与儒学并不冲突的“科学”进行传教。1610年，利玛窦病逝于北京，本来按照朝廷规矩，是应该移葬澳门的，但万历皇帝也比较喜欢这个知识丰富的人，特意为利玛窦“赐葬”于北京。如今，利玛窦墓仍然保存在北京。
去世之前，利玛窦写了一部《中华传教史》，告诫后来的传教士：在中华帝国传教要遵守两个原则：尽量不要与官方正统的儒家思想相冲突，然后通过科学和文艺的方式传教。利玛窦自己总结为“驱佛补儒”“合儒超儒”，只有先让基督教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补充和助手，替代佛教的地位，然后才有可能“超儒”——实现“中华大地的基督化”。万历之后，来大明的传教士基本上都遵守了这个原则，因此他们的成就也是不小的，传教一度传进了皇宫，崇祯皇帝在吊死之前，他的皇后就曾写信给罗马教皇，请求援助。
明朝灭亡了，大清并没有吸取朱元璋禁海带来的教训，因为他们暂时还没有发现封闭自守带来的巨大危害，禁海政策被自然而然地传承下来了，而大清还要对付流亡到台湾的郑成功王朝，于是又将禁海向前推了一步——迁海。朝廷曾经三次颁布迁海令，把沿海的居民全部迁往内地，沿着海岸线建立纵深30里的无人区，严防死守“郑氏逆贼”和“夷人”上岸。在入关前，满人正是大明口中的“夷人”，明军从荷兰人手中学习过来的“红夷大炮”，被清军缴获后，因“夷”字犯了他们的忌讳，改为“红衣大炮”，现在刚刚建国，别的没学到，封闭和僵化竟然比大明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仍然在遵守着“利玛窦原则”的传教士倒是和大清朝廷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1623年（天启三年），德国籍的传教士汤若望来到北京，帮助大明修订历法和为前线明军制造火炮。但清军入关时，汤若望又将他参与编纂的大明历法加以改造献给了多尔衮，多尔衮的人经过研究和验证后认为：这部历法“很科学”！命令在大清推广执行，汤若望也被任命为大清天文气象台台长（钦天监监正）。虽然我国自夏商时期就有自己的“农历”，但它与太阳年（即真正的“一年”的时间）还是有细微的差距，而汤若望修订的这部历法，是与太阳年完全相吻合的农历纪年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现行农历的修订者，正是德国人汤若望！
汤若望还用自己的西医医术治好了孝庄太后侄女的病，孝庄对他很感激，认他为“义父”。1661年，顺治因天花病危，在确立皇位接班人时，孝庄特意派人征求“义父”汤若望的意见。孝庄喜爱聪明过人的皇三子，而汤若望认为未来的大清领导人必须是一个已经出过天花的皇子，而皇三子恰好已经出过天花，于是他的接班人之位就被确定了——这就是后来的康熙皇帝。后来，意图篡政的鳌拜还对汤若望进行过政治迫害，汤若望被捕下狱并判第二年凌迟处死！孝庄亲自出面救下汤若望。
1666年（康熙五年），汤若望病死于寓所，被安葬在利玛窦墓的旁边。1669年（康熙八年），康熙在扳倒鳌拜后，当即给汤若望平反，并任命汤若望的继承者、比利时人南怀仁继续担任钦天监监正，后来南怀仁去世，他又被安葬在汤若望墓的旁边。
总之，这一时期的传教士和大清的关系是极为融洽的，因为他们已经打入了高层。然而，就在融洽的关系在继续时，教廷内部却对“利玛窦原则”有了看法。他们认为，按照这种方式传教严重影响了基督教的纯粹性，特别是中国人好“讲礼”，把祭祀祖先和尊孔子为圣人当作传统，这就严重动摇了基督教最根本的教义“上帝是唯一的神”，这种“原则性问题”是不能够妥协的。于是1645年（顺治二年），罗马教廷在内部批准：禁止大清的基督徒祭祖和祀孔，反对“利玛窦原则”派占了上风。以这个禁令为起点，教会内部关于如何向中国传教的“礼仪之争”正式开始！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教廷的这个做法实在是“太官僚”了，利玛窦以他的亲身经历为后世的基督教传教士定下规矩，自然有他的道理，其实并不是一味妥协，而是为了解决在中华大地传教的首要问题——本土化。
为什么基督教一到中华大地就要碰到“本土化”问题？这是因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儒家思想对中华民族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而老百姓头脑中的儒家思想又是一种与现实联系得比较紧密的“世俗化”的思想，用另一句话来说就是带有一点“功利性”。或许正是因为跟百姓们的现实生活联系紧密，中华文化如此根深蒂固又特色鲜明，以至于外来者提到“中国人”时，他们想到的不是一个种族的概念，而是一个文化的概念。中华文化对外来思想文化甚至是宗教的改造和同化能力都是非常强的，比如犹太教是世界上最牛的宗教之一，它在对外的传播过程中都是独立的，犹太人走到哪里都保持了他们民族的独立性，唯一的例外就是来到中国后。大约在宋时，犹太人来到中国，由于他们的饮食禁忌和回族相近，宋朝人误以为是回族的一支，称他们为“蓝帽回回”——而后来，这支在中国的犹太人真的被同化，最终变成回族一支。
当然，这种“本土化”的过程又是比较复杂的，我们还是拿佛教来举个例子吧。
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华大地时，一开始就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因为它的原旨教义和儒家思想严重对立。比如佛教宣扬“众生平等”，但百姓头脑中其实是很讲究尊卑贵贱的，大人就是大人，咱老百姓见了官自动矮三分，这个规矩糊涂不得，一糊涂就有可能在现实中给自己招来祸事。
再有，佛教的原旨教义要求修行者离家出走（出家），剃个发，断了结婚生子的念头。而百姓们却把家庭伦理看得比什么都重，所谓“父母在，不远游”“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要是不结婚生子，那不仅是问题，还是罪过。更加难办的是，佛家弟子是不拜任何凡人的（包括皇帝），他们只拜佛，这与不论任何人见了皇帝就得下跪的传统怎么协调？
最后的结果是传到中土的佛教做出了让步，当然这种让步是相当灵活的，比如结过婚、不出家的也可以信佛，这种人称作居士。至于你成了佛家弟子还要跪拜皇帝，那就拜呗，你只要在跪拜之时在心中默念一句：皇帝啊，您是未来佛！所以我拜的还是佛啊——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为了传播的需要，佛教接受了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最核心的“忠孝”观念，扫除了进入中土市场的主要障碍。中土人口众多，也就是说，潜在的信徒很多，市场前景广大，为了开拓这一市场，佛教先以“自我改变”消除了对立，大家认为这很厉害吧，但这还只是“本土化”的第一步。
因为接下来，佛教甚至对与中国传统观念并没有冲突的教义都做了某些调整和改变。比如按照原旨教义，并不是随便哪个人都可以信佛的，能信佛的只能是特权阶层的人，有权供佛、修筑寺院传播佛教的也只能是特权阶层的人，而这些人必须严守清规戒律，不做邪恶之事，按照一定的程序修行，可能（不保证）你会涅槃“成佛”。
但面对中土广阔的传教“市场”，传到中国的佛教迅速调整了，无论是信佛还是“成佛”，它都不搞特殊、不搞歧视、降低门槛，人人可信佛，人人也可以“成佛”。总之，传到中土的佛教不拒绝一切“弟子”，不放过每一个“招收对象”，正所谓“佛门广大，普度众生”。
有的地方喜欢搞性别歧视：“男生可以，招收女生吗？”
“行。我们这里有善男信女，和尚尼姑，也有女菩萨。”
“天天就想着喝酒吃肉，按照身体的本能实在是守不了清规戒律的人不行吧？”
“行。参考智深同志。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
“工作压力太大，万念俱灰，不想活了，想把自己拿去喂狗的人行吗？”
“行。如果要成佛，你不要喂狗嘛，可以去动物园喂虎——‘舍身饲虎’以成佛。”（《贤愚经》）
“从小三观不正，有特殊癖好的人行吗？”
“行。不要滴蜡，你先燃指供佛……”
“好吧，那我是犯过罪的，杀过人的，总不行了吧，哼哼？”
“行。大哥您成佛比别人还方便些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以上是为了证明佛门到底有多“广大”而举的一些极端例子，其实对于中华大地众多的普通大众来说，“成佛”离他们其实还是很遥远的，但佛教又有一个很贴近他们的东西——菩萨保佑。相信大家已经发现了，正是由于几千年来“正统思想”过于顽固，基本上外来的任何思想、理论或者宗教在中华大地的传播都不能带有固有的“原则和傲慢”，都必须要放下架子，主动走向大众，搞点与大家的传统观念暗中契合（通俗易懂）、令人向往（有利可图）又易于口口相传（方便省事）的东西（符号），比如佛教，它是“菩萨保佑”；道教是“长生不老”；儒教看上去很正经，实际上也是抓住了人们想成名的心理——“人人皆可为尧舜”。没办法，所谓“超级符号就是超级创意”。
应该说，在《中华传教史》里，利玛窦对中国社会是有着深刻的了解的，他那两个原则并不是随随便便就提出来的，他也并不是被“中华文化俘虏”而有“叛教”嫌疑。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他正是把基督教当作了一个需要在大清这个广阔的市场进行传播的“产品”。他们不远万里来传教，就相当于我们“去跑业务”，难道就不应该对“客户”的具体情况照顾得周到一点吗？因为这个，利玛窦才提出了不与官方正统思想相冲突，以对大清百姓有实际好处的“科学”和便于传播的“文艺”作为传教的“符号”，他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获得更好的传教效果，希望基督教能够取代佛教成为中华民族最广泛的信仰。只可惜，那些远在万里之外的教廷人士实在是很“官僚”啊。
而连利玛窦也没有想到的是，教廷禁止清国教民祭祖和祭孔，也大大地惹火了朝廷。几千年以来，历代的王朝表面上只有“思想”，而没有“国教”，其实无论哪个王朝都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根本大教”——礼教。
对于专制王朝来说，最根本的就是确定并保障统治的等级秩序，而礼教就是把宗教、法律、教化和风俗等都混在一起，作为“朝廷王法”之外的思想武器来确定和保障等级秩序。历朝历代虽然没有一个专门的部来管外交，却基本都有一个专门的部（礼部）来管“礼仪”。于是，“礼仪”这个词也成了王朝时代给人印象最好的一个词（王朝教化的结果）。事实上历朝历代教化的“礼仪”与我们经常理解的“文明礼貌”实在是两码事儿，王朝的礼仪就是“规矩”，就是条条框框，你只能站在那个框框里面，“不讲礼”不行，那是逆臣贼子；而讲过分了竟然也不行，王朝专门为这种“讲礼”过多的人创造了一个字——淫。兄弟你愿意别人说你“淫”么？
不仅方式规定了，连火候都有规定，王朝所教化的“礼仪”的确是禁锢头脑、僵化思想的另外一大利器，因为它是面向所有人的，又是一代传一代潜移默化的，所以还远超八股文的“功效”，用鲁迅先生总结的那句话来说就是：吃人的礼教！
而既然是专制王朝维护统治的利器，那么必然为王朝历代统治者死命维护，这和他们个人喜好没有关系，而是他们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康熙皇帝在宫廷中深受传教士们带来的“科学知识”的影响，喜爱近代的天文、地理、数学等，多少具有一点“世界性眼光”，由于“科学知识”是基督教带给他的，他甚至还写过希望皈依基督教的诗句（“我愿接受神圣子，儿子名分得永生”），南怀仁相信康熙会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信奉基督教的中国皇帝（“东方的君士坦丁大帝”）。
然而，康熙首先是大清皇帝，是专制王朝的皇帝，他作为大清朝的最高统治者所能够接受的，仅仅是那种不会破坏王朝的统治稳定的“利玛窦式基督教”，当教会内部的“礼仪之争”波及大清，要撼动专制王朝的统治基础“礼教”时，禁止传教就是必然的结果。
接下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又过了六十年，到了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教会内部的“礼仪之争”终于争出了一个最终答案，罗马教皇颁布教令：严禁清国的基督徒祭祖祭孔，并勒令在大清的各教堂摘去康熙御笔的“敬天”匾额。两年后，这个教令传到了大清，火冒三丈的康熙立即对在大清的传教士颁布上谕：对凡是不遵守“利玛窦原则”的人一律驱逐出境，不准在大清传教（“自今以后，若不遵守利玛窦规矩，断不准在大清住，必逐回去！”）。“礼仪之争”自此正式由教廷内部的争论转向西方宗教势力与大清朝廷的冲突。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康熙皇帝和罗马教皇真可以称得上是你来我往，针锋相对。教皇多次重申他的教令，而康熙也屡下严旨，一直到他去世。到1724年（雍正二年），持续了将近一百年的“礼仪之争”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继位的雍正皇帝虽然和他的父皇康熙一样，个人对传教士并没有太多恶感，宫廷里继续留用一批传教士担任御用学者和文艺家（比如著名的宫廷画家郎世宁），但是迫切需要集权的雍正颁布了比康熙更为严厉的“禁教令”：在大清的国土上彻底、全面地禁止传播基督教，教堂改为关帝庙，传教士送往澳门，严禁再潜入内地。接下来的乾隆、嘉庆、道光都把“禁教令”当作了一项基本国策。
持续了将近百年的“礼仪之争”就这样结束了，它以大清皇权的表面胜利而告终，之所以说是表面，因为这种胜利包含着极大的不幸：由于要禁教，大清王朝把原来的海禁又往前推了一步——顺便把主宰近代文明的西方科技也给禁掉了（那被称之为“奇技淫巧”）。本来大清的人们还有从传教士这个窗口来了解西方最新科技成果的机会，在海禁关上国家的大门之后，连这扇小窗也被紧紧地关闭了。而一旦闭关锁国，禁锢思想又可以变本加厉，文字狱、重农抑商、打压知识分子和商人，专制集权达到了顶峰。
公元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在康熙皇帝去世的这一年，大清的人口首次突破一亿，短短68年之后（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人口突破三亿。在农业文明时代，人口的猛增其实就是农业生产力大发展的时期，也是农耕文明达到顶峰的产物，因为要收获足够的粮食才能养活这些人口。当时前来“朝贡”的使节不无羡慕地说：“他们播种时省下来的粮食，就足够养活一个我们小国的人口！”——这一时期，史称“康乾盛世”。然而，我们知道，所谓的“康乾盛世”不过是土地红利的结果，基本上谁拥有如此广袤的国土和丰富的资源，只要不出大的乱子，都是可以创造这样的“盛世”的。而在“盛世”的背后，大清正在一步步地落后于世界，而大清的人们似乎永远地失去了一个使近代国家能够真正富强的东西——创新能力。
而通过近代科技逐步强大起来的西方国家是不会放弃通过贸易“发财”的，既然传教士无法撬动这个封闭的大国，那么他们就只好由政府出面了。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在雍正颁布彻底的“禁教令”整整70年之后，西方国家派来了试图撬动大清的新一批人——通商使节。
这一年，大英帝国正式派往大清的特使乔治・马嘎尔尼，带着东印度公司董事长给两广总督的介绍信，率领700人的庞大使团，乘坐浩浩荡荡的船队，第一次踏上大清的领地。
此时的英国已经是西方强国中的强国，正在成为世界老大，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宪政国家，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左右，工业革命正式发生，英国的国家实力从此突飞猛进，无国可敌。
这是大清开国以来，东西方之间的第一次正式接触。
其实此时的大清也不是封闭得像铁桶一般，事实上这也是做不到的，茶叶、瓷器、丝绸等大受西方社会的欢迎，输出去可以牟取重利，更重要的是，宫廷里和王公大臣等“上流社会”还需要享用很多“西洋玩意儿”，这就要交给一个专门的部门去办理，这就是在广州的很多“洋货行”——统称为“广州十三行”。这是全大清唯一的外贸中转地，它们是“半官半私”性质的，作风却是衙门式的官僚，管理十分混乱，英国希望清国可以先开放一个或者几个沿海城市作为真正的通商口岸，有钱大家赚嘛。
西方来的使节在私底下是被大臣们称作“鬼使”的，那么天朝的使节呢，自然就是“神差”了。已经83岁的乾隆就在承德避暑山庄接见了“鬼使”马嘎尔尼一行，礼部的官员坚持要马嘎尔尼像其他国家来天朝“朝贡”的使节一样对乾隆皇帝行三跪九叩“大礼”，而马嘎尔尼坚持只能像他谒见英王时那样行单膝下跪、吻手礼的礼仪。于是，这场接见不欢而散，乾隆交代：大清怀柔四海，就不要治这些不懂礼仪的夷人的罪了，把他们从广州送回国了事。至于马嘎尔尼带来的大英帝国的通商请求，在乾隆和朝中所有大臣看来，大清地大物博，所有的“通商”都不过是给那些前来讨要东西的夷人的恩惠。但是，马嘎尔尼“不讲礼仪”，乾隆皇帝心情不好，大清现在不想给这种恩惠，所以这桩“小事”就被顺便拒绝了。
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次接见中，发生了另外一个版本的“礼仪之争”，对于大清来说，这是很正常的，不仅皇帝和大臣们认为正常，大清所有的人们也都认为正常。
马嘎尔尼的使团失望地离开了承德，他们从北京坐船沿京杭大运河南下，当然，无论他们走到哪里，身边总是少不了大清官员“热情陪同”，看来大清对自己也不是那么自信，马嘎尔尼暗中吩咐身边的人：趁南下之机暗中观察和了解清国社会，为将来收集情报。
马嘎尔尼首先发现，他在运河沿岸接触到的百姓，几乎“每个人都有着机械的表情”，看上去他们并不“幸福”，这和传言中所谓的“乾隆盛世”相去甚远。而马嘎尔尼的侍童、12岁的小孩子乔治・斯当东也敏锐地发现：虽然京杭大运河比欧洲所有的运河都宏伟和历史悠久，但当使团里的人试图和大清官员讨论最新水利技术时，没有人对此感兴趣，“在这个国家，人们认为一切都是最好的，并认为任何变革的打算都是多余的，甚至是有罪的。”斯当东记录道。
出于小孩子独有的敏锐眼光，斯当东在乘船途中发现了两种房子，一种是土墙草顶的草舍，一种是高大的有油漆装饰的深宅大院，“在其他国家里，富有者和赤贫之间，还有着许多不同等级的中等人家，但这里很少看到中等人家的房子”：大清的贫富差距之大，为世所罕见。斯当东还发现了沿途的很多乞丐和外乡流浪汉，究其原因，他们都是有冤无处诉的人，“朝廷关心社会安宁稳定，而很少考虑对个人人身安全的保障，那些穷而无告的人处在当地官吏的淫威之下，没有任何诉苦申冤的机会”。
大概受了这次旅途的刺激，回到英国长大后的斯当东写了《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并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翻译出英文版的《大清律》，于1810年出版。这本书的出版在当时的西方世界引起了轰动，因为它是了解大清这个封闭国家的重要窗口，然而，所有人在研读后都失望了，“大清的法律只是十分细致并不断干涉个人的行为，大清尚未达到社会普遍发展的某个阶段”，就连严谨的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都在参阅了其他资料后得出结论：“那里的人们从根本上就缺乏独立性和个性，因为无论法律、道德，还是学问都不是在心里内在性地接受，而是被外在的力量所规定，然后被动地接受。”（黑格尔：《历史哲学》）
使团的一位副使约翰・巴罗观察了官员和“上流社会”的生活：“朝廷的每个高级官员根据其经济状况和对女色喜好的程度，有6个、8个或10个妻子，广州的商人妻妾成群。我们今天知道清国有钱人家的私生活，就是变着花样集体戏耍。”
综合这样的实地见闻，马嘎尔尼等人对所谓的“乾隆盛世”充满着不解与不屑。马嘎尔尼首先认为大清需要的是思想开放、决心大胆地同旧传统决裂的皇帝，清国人民才会迅速融入世界潮流，清国的变革事业才会大步前进。而根据与乾隆帝的短暂接触，发现他与过去那些无所作为的君王并没有多少区别，他意气盛旺、自负心极强但实际所见不远，这样的“大清盛世”就像是一个脸上扑着厚厚脂粉的华丽老妇人，远望可人，而只要灯越亮这张脸就越可怕，并且表层下的东西在迅速腐烂。
而清国的官员和百姓的自私、冷漠、麻木、无力，用一个准确的词语来形容就是——全民腐败。船队在运河中航行时，旁边一伙看热闹的人压翻了他们的小船，英国船员要求停船救人，而大清的官员和船员根本不理睬地继续航行，这与使团在菲律宾、槟榔屿等地方见到的海外清国人是完全不同的。那些人给人的印象是活泼自然，聪明有创造力，而在自己国土上的人们却是另外一副模样，他们很怕官，在官员不在的场合，他们的表情十分正常，“但一见了官，就马上变成另一个人”，“在这样的国度里，人人都有可能变成奴隶，人人都有可能因官府中最低级官员的一点头而挨板子，还要被迫亲吻打他的板子、鞭子或类似的玩意儿……人的尊严的概念被巧妙地消灭于无形。”（约翰・巴罗）
马嘎尔尼预计了将来大英帝国和清国之间的贸易冲突给大清带来的严重后果：分崩离析。“如果清国禁止英国人贸易或给他们造成重大的损失，那么只需几艘三桅战舰就能摧毁其海岸舰队”，到那时，“朝鲜将马上会获得独立；把朝廷和台湾维系在一起的联系是如此脆弱，只需外国介入，它立即就会被切断；还有从孟加拉只需稍稍鼓动，在西藏就会引起动乱；而同时，俄国还有机会在黑龙江流域建立统治权并攫取蒙古诸省”。
“大清帝国是一艘破败的头等战舰”，马嘎尔尼总结道，“它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但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也许船不会立刻沉没，但它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并且永远不能修复，一个民族不进则退，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
25年后，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并不死心的大英帝国又一次派出了特使威廉・阿美士德再次要求前来“通商”。相比于几十年前，大英帝国的通商愿望更加强烈了，因为大清虽然闭关锁国，但交换了上千年的丝绸、茶叶、瓷器在西方世界实在是太受欢迎了，这些东西仍然是在出口的。于是清国对西方国家的贸易是：只卖东西，不买东西，从来都是顺差，成箱成箱的英镑流向了大清，英国人首先要让清国开放国门，然后去找到在清国也大受欢迎的东西。
此时大清皇帝已经换成了嘉庆帝，对于这个叫“英国”的国家总是不远万里派人前来要求“通商”，嘉庆帝也是比较疑惑的。他特意召见湖广总督、原广东巡抚孙玉庭，一解心中疑惑。
嘉庆：“英国是否富强？”
孙玉庭：“彼国西洋诸国中称大，故是强国。至于富嘛，因我国富彼才富，富不如我国。”
嘉庆：“何以见得？”
孙玉庭：“英国人从我国买进茶叶，然后转手卖给其他小国，这不说明彼富是因我国富吗？如若我禁止茶叶出洋，则英国会穷得没钱活命。”
嘉庆大喜：“说得是！”
既然是“有求于我”，“通商”问题又变成了老问题：如果英国人对大清皇帝三跪九叩，乞求通商，大清说不定会格外开恩通一下商的。但阿美士德又在这个“礼仪”问题上坚持他们的原则，于是一怒之下的嘉庆帝下令将阿美士德一行人“即日遣返回国”，阿美士德只好又灰溜溜地回到英国。路过圣赫勒拿岛时，前一年被英军在滑铁卢战役中打败的法国拿破仑・波拿巴大帝被囚禁于此，阿美士德上岛去征询这位传奇人物对大清问题的看法。
对于自己敌人的尴尬，拿破仑自然是要冷嘲热讽一番，他对英国人说：是你们错了嘛，觐见清国皇帝却要遵行英国的习俗，这是没有道理的嘛，“如果你们英国人见国王的习俗不是吻手礼，而是吻他的屁股，是否也要大清皇帝脱裤子呢？哈哈哈。”
然后，拿破仑说：“要同这个幅员广大、物产丰富的帝国作战是世上最大的蠢事，开始你们可能会成功，你们会夺取他们的船只，破坏他们的军事和商业设施，但你们也会让他们明白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会思考；他们会建造船只，用火炮把自己装备起来。他们会把炮手从法国、美国甚至伦敦请来，建造一支舰队，把你们打败！”
在这段话的最后，拿破仑说出了那句后来被各种读物引用过的名言：中华帝国是一头睡着的雄狮，一旦被惊醒，世界将为之震动！
连被囚禁在孤岛上的拿破仑都看出来了：英国人想动武。所以他要特意告诫一下自己的敌人。然而，大英帝国是并不急于动武的，通过情报收集，他们发现了这个国家的特腐阶层在“变着花样集体戏耍”，而有一样东西绝对是最对这些人胃口的，一定会受到他们的欢迎，一定会让他们想着办法偷运进境，也一定会让大英帝国的贸易逆差变成顺差，让大清国白花花的银子成箱成箱装船运过英吉利海峡，流到白金汉宫的储藏室里，这就是——鸦片。
在东印度公司的主导下，印度大陆开始遍种鸦片，然后卖到清国，果然不出所料，这个令人“欲仙欲死”的东西开始很快风靡大清的有钱阶层和上流社会。1822年，阿美士德回国仅仅5年后，英国从东印度公司输入清国的鸦片已经超过5000箱！英国人终于开始从大清赚钱了，现在大清通不通商都无所谓了，只要鸦片贸易带来的绝对顺差不被破坏！
接下来的事情我们知道了，林则徐虎门销烟，英国人的洋舰、洋枪和洋炮毁掉了大清的海禁，轰开了大清的国门，之后又用《南京条约》迫使大清从此永久性“开放”。鸦片战争以前，除了正式使节，大清唯一能够与西方世界发生联系的是广州十三行，朝廷的官员绝不直接和“夷人”打交道，免得有“里通外国”的嫌疑。现在通过《南京条约》，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个城市被迫向外开放，朝廷也不得不设置专门打理此事的大臣——五口通商大臣，由两广总督兼任的，没有额外的工资，也没用另外专门的办公室，而且两广总督还羞于谈起这个兼职，因为这是与“夷人”打交道的。但对于迫切希望通商的西方列强来说，他们好歹找到了专门办事的人。
接下来的1860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根据《北京条约》，朝廷不得再称西方人为带有侮辱性质的“夷人”，于是改成“洋人”，朝廷又不得不设置一个专门的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而实际负责的分别是直隶总督和两江总督，他们分别兼任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分别管理北边的“涉洋事务”和南边的“涉洋事务”。
虽然有了总理衙门，但是外交人才还是没有的，没有透明高效的内政，就不会真正有吐气扬眉的外交，大清号称“懂外交”的也不过是北洋大臣李鸿章等寥寥数人，而他们的“懂”，也只不过是跟洋人打交道比别的大臣多一点而已，还是几乎没有人愿意真正去了解外洋，了解外面的世界。总理衙门里的很多官员连当时的开放特区——通商口岸都没去过，大臣们最怕的就是被朝廷委任为驻外公使，他们把这称之为“放羊”（放洋）。直到1899年，总理衙门接到报告：意大利军舰“马可・波罗”号出现在三门湾海域，于是总理衙门的官员说，意大利派来了“马可”舰和“波罗”舰，此时距离马可・波罗游历元帝国已经有600年。
在一次次的战败中，大清的对外政策由过去的不可一世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拱手听令，所谓“对内强悍，对外软蛋”是也。从现实世界来说，大清又一次没有赶上时势，以前没有认识到“外交就是力量”，后来又没有认识到“力量就是外交”，没有认识到国与国之间其实没有真正的道义之交，只有永远的利益之交，因此老是上当。这样的例子不用多举了，甲午战争前的李鸿章一定会感触颇深。
而这样的对外政策也将给大清基层千千万万的百姓带来了切身之痛，因为跟着洋人枪炮进入国门并深入到田间乡野的，还有另外一群人——传教士。
他们曾经被逐出境，想尽所有的办法都无法混进来，而这次他们是跟着洋枪洋炮进来的，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嚣张跋扈。“利玛窦原则”再没有人想起了，那被认为“不合时宜”，教义的“本土化”自然不可能，而其他方面却迅速“和清国接轨”，接轨最成功的，就是等级制度。
他们发现清国的专制制度就是好啊，教会把全大清按行政区划一样划分为几十个教区，传教士们都把自己当成了清国的特权阶层——官僚。并且还要有相应的级别对应，比如一省的主教就认为自己该是督抚级别的“待遇”，外出时前面有人封路开道，后面有人欢送放炮，用当时美国传教士明恩溥的记载就是“乘与其身份相符的轿子，都有骑马侍从和步行随员前呼后拥，都有一只体现地位尊崇的大伞为前导，而且每次到达和出发时都鸣放一响礼炮”。
后来在洋人的压力下，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总理衙门干脆把传教士的“级别”用文件的方式固定下来，规定：总主教或主教是“省部级”（与督抚同级），头戴二品顶戴；摄位司铎（神父）、大司铎是“副省级”（与司道同级），司铎是“厅局级”或者“县处级”（与府厅州县同级），并且规定同级别的地方官吏必须接待同级别的教会人士，办理其要求之事——如此一来，那些顶戴就不是虚的了，“洋大人”变成了另外一批“土大人”，教会就是清国地方行政系统之外的另一个“衙门”。
而早在这个条款颁布之前，传教士早就开始行动了，他们在基层干了两件事——一是要地，二是要人。
要传教，光靠教义是不管用的，首先就得修教堂，要修教堂，首先就得有地，而各种废弃的庙宇、道观、书院等这些没有明确个人产权的“无主之地”，正是传教士们的第一目标。在他们看来，这些地也是有“主”的，只不过“主”属于朝廷和官府，而他们就是“官”，可以巧取豪夺或者干脆霸占，反正在大清基层可以进行大量的土地侵占。
而接下来就是“要人”，“利玛窦原则”中处处以“受众为第一”的理念烟消云散了，某些地方的传教士竟然有了“传教任务”。为了完成任务，他们开始动用自己的权力，有的强迫整村整村的人入教，不入教怎么办？没关系，教会有的是办法对付，这就是清国地方官的那一套：罚款、抓人。或者向地方官府施压，规定教民可以少交税甚至不交税，教民触犯朝廷的法律必须先由教会过问。如此一来，教民队伍中除了那些真正的信教者，还有因生活无着落的“吃教者”，更有那些终于找到“组织”了的流氓、地痞、恶棍等“仗教者”，他们依仗教会的势力，欺压乡邻、抢劫财物、骚扰妇女，而当乡民们报官时，教会又会出面来保护他们。
在基层又是强占土地，又是干涉老百姓之间的司法诉讼，传教士终于引发了众怒，在百姓们看来，这些“拿经的侵略者”才是他们头上最重的大山，洋人比地方官府中的那些贪官污吏更加令人可恨。他们也知道，如今官府也怕洋人，朝廷也怕洋人，因而他们更担忧洋人会彻底夺走他们手中仅有的那几亩薄田、几间破屋、几块碎银子，因为他们拥有的，本来就不多。
怀着对失去一切的深深的恐惧，他们跟同样受到“欺负”的官府结成了某种精神上的同盟，他们对洋人爆发了极大的仇恨。“扶清灭洋”虽然是他们后来“抗洋斗争”中用来规避朝廷打击的“基层政治智慧”，但实事求是地说，这个口号是十分吸引人的，只有它才具有广泛的群众心理基础。而它最吸引人的地方与其说是“扶清灭洋”，不如说是“灭洋扶清”，先灭洋，后扶清。这大概是大清的基层百姓的切身利益遭受到洋人侵占以后，于内心深处一个无可言说的期待与愿望，义和团运动，也是这种心结的总爆发。
然而，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一场悲剧便已经注定了：来自落后土地上的人们维护他们自己的正当利益，维护他们坚守的道义原则，而来自“文明国家”的人却用枪炮和武力剿杀了这种行为，为他们自己攫取了更多的利益。而作为这块土地上落后之源、陈腐之源的大清朝廷，恰恰承载着那些无助的人们的期望与梦想，直到它把这个悲剧推向极致：让无助的人们变得疯狂，让入侵者变得更贪婪，然后在这样的殊死对决中，朝廷举起血淋淋的屠刀朝向那些把期望和梦想寄托在它身上的人们，将“动乱”的罪名安在他们身上，将“战乱”的骂名留给侵略者，而作为罪魁祸首的朝廷却以传承千年的专制王朝的顽固生命力自我保全了——根据未经考证的资料显示，在“义和团运动”中，被义和团杀害的教民约2万人以上，而被八国联军以及朝廷剿杀的义和团民，应该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朝廷保全了自己，八国联军得到了银子，而团民和教民，这些大清的普通老百姓，他们为这场亲身参与其中的动乱和战乱付出了最严重的代价！
这确实是一场悲剧，即便是最出色的小说家也无法构思的最离奇和荒诞的悲剧，一场令他们的后人无法直视的悲剧，一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三千年未有之大悲剧”。它是大清百姓的不幸，更是中华民族为三千年的专制特别是明以来的封闭自守、思想禁锢付出的代价的总和，又是一场东西方交往史上，以及人类文明史上少有的灾难。对专制和封闭的反思不能为列强的残暴做出解释，同样，对八国的谴责也无法阻止对专制封闭的反思，这原本就是两个问题，只有全面地认识历史，那些真实存在过的人才会如此鲜活地走进我们的生命。
最初，他们是自发的基层维权组织“义和拳”，后来他们被鼓动，成了“合法组织”，残酷地杀害了许多教民和洋人，却也曾英勇地抗击过侵略者——但是自始至终，他们不过是朝廷的一个“正团级”单位。
好吧，关于义和团的“总结报告”到此为止了，然而，这场关乎千年的东西方交流故事并没有结束。随着1840年大清国门被打开，清国东南沿海的居民纷纷开始了一场“出洋”的热潮，他们有的“下南洋”，有的“渡西洋”，来到大洋对岸的美洲。当然，他们并不是出门旅游的，而是为了现实生计——谋生。而这些去往海外谋生的人们也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华工。
关于华工“出洋”的故事我们将在以后详细讲述，这又是中华民族的一段辛酸史。总的来说，华工为东南亚、澳大利亚、美洲、欧洲乃至非洲的经济建设都做出过巨大贡献，甚至是奠定了当地经济的基础。但是，他们却引发了当地人特别是西方白种工人的强烈不满。归纳起来，这些不满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华工人数众多又特别能吃苦，基本上什么脏活累活都能干并且能够忍受极低的工作报酬，不论工作条件多么恶劣，只要还有空气和水，他们似乎都能胜任。而且一块地方只要出现了一个华工，很快就会有一群，西方人认为这严重挤压了他们的生存空间，霸占了他们的工作机会，“他们走到哪里都是想发财，不放过任何能够获利的机会”“处处都有他们！成群结队，就像刮起的沙尘暴！”
而在西方人看来，更可怕的是，一群黄皮肤的人在一起，是一个几乎封闭的体系，他们从不参与白种工人的工会组织，也不参与什么工人运动，他们的生活似乎永远只有埋头辛苦地干活、挣钱，然后改变自己命运的同时也改变了当地的经济形态。他们的特征如此鲜明，以至于“外国人”就显得截然不同——老外无法融入他们的圈子，当然，他们也不会融入老外的圈子。
于是乎，西方世界里的白种工人便将华工的竞争看作是对于他们的生活水平乃至生存的致命威胁。“黄种人是祸害”，他们是一个具有完全不同的社会组织、思想和文明的世界，同“黄种人”一起居住，必然会败坏我们白人社会——“黄祸”的情绪在民间较为普遍。
民间的情绪是可以引导和利用的，对这种情绪引起重视的，有两个国家——俄国和德国。
俄国是传统的欧洲大国，而他们的领土扩张野心仍然不死，此时他们正在秘密推行“黄俄罗斯计划”，把目光已经盯上了大清的龙兴之地——东北。
而德国在1871年完成统一之后，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欧洲的新兴强国，他们正在四处打量：还有没有能让我们德国人插一腿的地方？
打量来打量去，他们的目光聚集在了遥远的东方土地——大清。
1895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正在皇宫里画一幅画，他将这幅画命名为《黄祸图》。图上，上帝麾下的首席战士——伊甸园的守护者、战斗天使米迦勒手持红色十字利剑，率领着一群手持武器的皈依上帝的教民“刚刚突出重围”，而在他们的后方，被他们“打败”的，是来自东方的佛和龙。
威廉二世在这幅画上写下了一行字：“欧洲各民族，保护你们的信仰和家园吧！”然后，他命人将复制品一份送给法国，而另外一份，则送给了此时正在野心勃勃地谋划如何得到东北的俄皇尼古拉二世。
正是从这幅图开始，一场因争夺清国东北而发端的，在人类战争史上被称为“第零次世界大战”，首次出现人肉挡机枪的惨烈状况的日俄战争，即将在大清的东北大地上演！
  晚清最后十八年 : 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 第3部 /
黄治军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5360-777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56935号
特约编辑：黄迪音 盛 亮
书  名 晚清最后十八年 : 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第3部
书  名 WANQING ZUIHOU SHIBA NIAN:CONG JIAWU ZHANZHENG DAO XINHAI GEMING.DISANBU
印  刷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书  名 (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泃阳镇兰各庄村)
印  张 20.75
字  数 291,000字
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9.90元
第一章 日俄争霸满洲，睦仁为何敢“抗俄援清”？ 日俄十年满洲争霸
实力对比：日本毫无胜算
睦仁决定开战的底牌
第二章 一日之内数倍于甲午战争总伤亡：日军陷入生死局 奥保巩惨烈攻下金州古城
旅顺俄军的恐怖实力
睦仁及时调整战略，乃木希典临危出征
第三章 乃木希典的破局：失败中的艰难战术创新 带电铁丝网：日军又遭集体残杀
乃木希典的战术创新
乃木希典的正攻法得到实战检验
乃木希典第三次总攻又失败
第四章 乃木希典为何坚持不主攻易攻的203高地？ 东乡平八郎的危局与请求
坚持不打203高地：乃木希典的两难
睦仁再一次支持乃木希典
第五章 人肉挡机枪！乃木希典惨烈攻下203高地和旅顺 第一次拼刺刀：日军遭受毁灭性打击
日军以“肉弹”突击！
儿玉源太郎下令同时炮轰俄军和日军
日军惨烈攻下旅顺
乃木希典攻占旅顺，大山岩即将决战奉天战场
第六章 大山岩的智勇：与俄军总司令的大兵团对决 睦仁选用大山岩的秘密
大山岩占据辽阳，却伤亡更多的兵力
库罗帕特金被迫放弃战略
第七章 大山岩陆战战略失败：日军再次陷入生死局 秋山好古战胜世界最强骑兵的秘密
日本再一次被逼入绝境
第八章 东乡平八郎第一战：海上格杀俄军司令！ 东乡平八郎出征
驱逐舰夜袭旅顺
闭塞作战：东乡平八郎连续三次失败
茫茫大海中格杀马卡洛夫
第九章 东乡平八郎第二战：运用“T”字战术失败 太平洋舰队出航
东乡平八郎尝试“T”字战法失败
太平洋舰队覆灭，东乡平八郎即将迎战波罗的海舰队
第十章 知行合一的真谛：东乡平八郎如何判断波罗的海舰队航向 日本千年危机：尼古拉二世的绝地反击
东乡平八郎的选择性难题
东乡平八郎的心学之路
东乡平八郎的最终判断
第十一章 知行合一的境界：东乡平八郎的最强接敌 东乡平八郎将没有成功的“T”字战法上升为战略
东乡平八郎在极度煎熬中知行合一
决战即将打响！
第十二章 “东乡T”：东乡平八郎全歼波罗的海舰队 波罗的海舰队临战变阵
东乡平八郎为何能最终打出“T”字战法？
波罗的海舰队被全歼
幕后人物即将出场
第十三章 睦仁的战略：从方向上打败俄国 日本“特工之王”明石元二郎
罗斯福调停，日俄《朴茨茅斯和约》签订
“一生俯首拜阳明”，乃木希典的最后提醒
第十四章 立宪改革的起点：慈禧亲自提拔袁世凯 李鸿章去世，接班人成各派争夺焦点
慈禧的考虑
钻营和逢迎：袁世凯为改革打下“皇室靠山”
第十五章 努力学习明治维新：袁世凯最终将大清引向立宪改革 袁世凯用实干成为大清改革“第一人”
袁世凯推动五大臣出洋
袁世凯的立宪思想
第十六章 袁世凯为何反对立宪学习明治维新？ 袁世凯开始主导立宪改革
军机处的秘密
袁世凯设立责任内阁的设想
第十七章 慈禧紧急叫停立宪改革，新一轮党争即将开始 袁世凯为何反对立宪简单“学日”？
慈禧决定召见瞿鸿禨
慈禧紧急叫停立宪改革，各方势力蓄势待发
第一章 日俄争霸满洲，睦仁为何敢“抗俄援清”？
日俄十年满洲争霸
1903年，天皇睦仁在皇宫召开御前会议，讨论日本与沙俄之间的“满洲问题”。
满洲，就是我们常说的东北，包括奉天（或称盛京，今辽宁）、吉林、黑龙江，很显然，这是大清的领土，更是朝廷老祖宗发家的地方。之所以成了“日俄间的问题”，是因为这两国都想得到这块肥沃的土地。
实力更强的沙俄动手更早。
公元1689年（清康熙二十八年），由于八旗军战胜了俄国强大的骑兵，大清与沙俄经平等协商，签订《尼布楚条约》，以此划定两国边界。在此后的100多年时间里，俄国没有继续往东边的北太平洋扩张，清俄两国边境也基本有了100多年的和平。
当然，沙俄没有继续“东扩”并不只是因为这个条约的签署，而是在“东扩”暂时受阻后，改为了向大西洋的“西进”和向中东、印度洋的“南下”，直接指向英国的地盘。从此以后，这两个陆上强国与海上强国在这些地方相互争霸，互相戒备和拆台了100多年，英国终于封堵了沙俄扩张的道路。
沙俄只好再次回到了“东扩”。而此时，他们发现再也不用惧怕大清的八旗军了，朝廷迅速腐朽堕落，不仅战胜不了哥萨克骑兵，而且正在东南沿海到处被海上强国英法等欺负。俄国人迅速制定了对策：英国最看重的是通商，而俄国最看重的是占领土地，所以只要大清东南沿海一有事，俄国便可以趁着朝廷无法打两线战争之机，再也不需要出动一兵一卒就可以占领大清大片土地！
1858年起，趁着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俄国先后强迫朝廷签订《瑷珲条约》《北京条约》两个不平等条约。朝廷进行交涉，俄国驻北京公使表示：我们知道你们现在主要的威胁是太平天国起义的内乱，至于跟我们签了什么条约，老百姓并不会真正关心，你们可以不让臣民们太了解条约，更不要让英法两国知道，先和我们签了再说嘛！（《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
从此，通过这两个一纸条文，沙俄吞并了大清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相当于另外一个“满洲”，并把边界推到了与朝鲜接壤的地方。而大清失去了北边的“香港岛”——海参崴，失去了第一大岛——库页岛（面积为台湾岛的两倍），此外还有这些土地和岛屿对应的北太平洋的大片领海，从此大清有南海、东海，却再无“北海”，国土面积逐步退到了1000万平方公里以下。
就这样，在所有的西方列强中，沙俄成了侵占大清国土面积最多、受益最多的国家，付出的代价却是最少。他们以静制动、趁火打劫，就像潜伏在大清身边的巨兽，窥视着大清的领土，当大清还强大稳定时，它安静潜伏，两国相安无事，而一旦大清东南沿海有事，它就落井下石，张开血盆大口，贪得无厌。一旦被沙俄占据的土地，基本上就永远要不回来了，历代沙皇的信条就是“绝不能在俄国国旗升起的地方，再降下这面旗帜”，为此他们实行了一项与之“配套”的侵略政策：清人占地。
所谓清人占地，就是不是要求你割让土地，而是要求你毁灭，沙皇只要土地，而不要这块土地上的非俄国人，俄军一边打仗，一边会把当地的原住民全部杀光或者赶跑，跟在他们后面的国有农奴、流放罪犯就立即开始移民。若干年以后，这些土地就会真正变为沙俄的领土，永远打上沙俄的标记，以后你即使想要也要不回去了。波兰的一句名言总结得很精辟：“如果德国入侵波兰，波兰丧失的是领土；如果俄国入侵波兰，那么波兰将会丧失灵魂！”
与此同时，英俄争霸的战场也转移到了东亚，两国都在积极拉拢朝廷。俄国希望朝廷能“联俄拒英”，英国也希望朝廷能“联英拒俄”，而英国的愿望更加强烈。通过鸦片战争，他们已经把大清富庶的东南部变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最担忧的是俄国人也来此插上一脚。总之一句话，在相当一段长的时间里，大英帝国都曾想把大清纳入它的体系，根本出发点自然就是为了维护英国自身的利益。
而朝廷却注定要让英国人和俄国人失望了，它既没有选择“联俄拒英”，也没有选择“联英拒俄”，而是“以夷制夷”，也就是与谁都不联盟，让你们自己去掐，朝廷居间对两国相互利用。与此同时，大清终于开始了如火如荼的洋务运动，希望能够实现“自强求富”。
沙俄“东扩”的野心仍然不会停止。在沙皇尼古拉二世看来，大清和沙俄之间其实有一条天然的国界线，那就是长城。从大清最西部开始，沿着长城，从新疆、蒙古、满洲以及继续向东延伸的朝鲜、日本，通通都要纳入俄罗斯帝国的版图。他的头衔除了沙皇，还要再兼上“大清大皇帝”和“日本天皇”。总之，三皇归一，“尼古拉二世”一统亚洲东北部。
这是继白俄罗斯、小俄罗斯（即乌克兰）、新俄罗斯（克里米亚半岛及黑海北岸部分地区）之后，尼古拉二世又一个扩张版图的雄伟梦想——“黄俄罗斯梦想”。
为了尽快实现“黄俄罗斯梦想”，沙俄需要修建一条贯穿东北亚的铁路，作为将来的快速运兵通道。1891年，西伯利亚大铁路开始修建，规划中它西起莫斯科，东至海参崴，全长接近1万公里，是目前全世界最长的铁路（迄今为止仍然是），这只是一条干线，规划中还有许许多多支线，像毛细血管一样延伸到长城脚下，方便将来一旦能把清俄两国国界推到长城时，以这些铁路线来掌控长城以外的地区。
俄国沙皇在修铁路，日本天皇睦仁十分愤怒，朝鲜和满洲也是日本想得到的，特别是朝鲜，它被日本视作“利益线”，是侵占满洲和中华大陆的跳板，是日本“首先要确保”的。1893年，参谋本部在调查后向睦仁提交报告：预计西伯利亚大铁路将在十年后（即1903年）通车，这就是说至多十年以后，日本必须选择对沙俄一战！为了确保日军将来取得胜利，必须先于俄国人得到朝鲜，作为日军向满洲扩张的前进基地。
此时的朝鲜还是大清的藩属国，为确保日本先取得朝鲜，就必须先同朝鲜的宗主国大清作战！
对于睦仁来说，这是一个无比艰难的决定，在1868年他正式继位并开始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基本上是“以中华为师”的，因而也沿袭了明清以来闭关锁国的政策。日本人从小学习汉字、书法、诗词格律，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如果有两个日本人发生了争执，一方只要说一句：“我们的老师中国人也是这么说的！”刚才还想跟你拼命的另一方立刻会大惊失色，红着脸为他的无知道歉，就连“天皇”的名号最初都是取自“三皇五帝”之三皇（天皇、地皇、人皇）。按照传统，号称“万姓”的天皇和皇室成员是有名无姓的，而如果要问历代天皇名字中最多的一个字，那就是来自汉儒最讲究的“仁”，比如睦仁的太爷爷兼仁同志，爷爷惠仁同志，老爹统仁同志，等等，祖孙几代都是这么“仁”下来的。
不过，战争只要一方决定行动就可以开始，第二年，也就是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日本取胜，但它还一时无法吞下整个朝鲜，只好先让朝鲜从大清藩属国地位中获得“独立”，朝鲜从此不再认大清为宗主国，中华帝国与周边国家延续千年的封贡体系从此被彻底终结。当然，如果按照日本人的说法，那是“促进朝鲜近代化”，获得“独立”的朝鲜也称起帝来，改国号为“大韩帝国”。当然，它还是那个实力有限的朝鲜，此后日本或俄国可以很方便地占领它，再也不必顾及大清。
日本本来还在《马关条约》中取得了位于辽东半岛的旅顺、大连湾，尼古拉二世自然不干了，因为他不仅想吞下满洲，也想吞下朝鲜，而通过之前的条约，沙俄已经和朝鲜接壤，朝鲜也被俄国看作“利益线”！而一旦让日本先占据旅大，日本就可以从旅大和本土夹击朝鲜，不能让朝鲜真正地“独立”，损害沙俄将来吞下朝鲜的可能性。于是乎，尼古拉二世联合当时还有着“黄祸”共识的德国和法国，强迫日本把旅大又“还”给了大清，睦仁“安慰”他的团队：“不用急于夺取（辽东）半岛，在这次战争中，我们已经了解了该了解的地理和人情，锻炼了将领，用不了很久，或者从朝鲜，或者从其他什么地方再度进行战争的机会还是会光临的，到那时再夺取它也不迟！”
战后的大清岌岌可危，内忧外患，用西方人的话来说，那就是“日本人打开了世界的眼，让人看到了大清帝国真正的腐败和无能”。列强瓜分之心蠢蠢欲动，此时的朝廷不得不改变“不结盟”的政策，急需一个强国来“力挺”，但是现实的英国人已经在酝酿“联日拒俄”了，而日本人却在对朝廷努力“修复”战后关系，积极营造“日清亲善”的氛围。刚刚把人家打得万劫不复，还想着如何再次得到满洲，表面上又营造两国“亲善”的氛围，这确实比较恶心，不过当时的日本人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在他们看来，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这样过来的，他们也一度如明清那样闭关锁国。但是当1853年国门被美军轰开后，他们在美军将领的登陆点为他建起了一座纪念碑，感谢他让日本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并向欧美派出了一批批的学习取经团，即使心里怎么仇恨你，身体却还在向你鞠躬，为的不过是吸其血肉壮大自己，这是当时日本人的观点。
俄国自然也在拉拢大清，而办法还是那个老办法，从朝廷那里下手，俄国驻北京公使又找上门来了，积极宣传“俄国是大清的朋友”，力邀在《马关条约》后发誓“终生再不踏上日本土地”的李鸿章到俄国的土地上去走一走，看一看——李大人你一定会在我们那里受到友好对待的。受慈禧派遣，1896年，李鸿章代表朝廷与沙俄签订“密约”，两国结成秘密的“战略伙伴关系”，规定日本将来无论是进攻大清还是俄国，另一国都得给予援助参战。尼古拉二世自然有他的条件，那就是如果根据清俄边界，西伯利亚大铁路应该沿着“鸡头”形版图绕一个半圈才能到达海参崴，费时费力。朝廷必须同意让铁路穿过满洲境内走直线到达海参崴，在满洲境内的这一段铁路可以称作“大清东省铁路”，简称东清铁路。
就这样，沙俄已经获得把运兵通道修到了满洲境内的权力，朝廷其实也很清楚俄国可能会借“共同对付日本”而吞下满洲，为了应对将来可能的“清人占地”，1897年，朝廷宣布了一个“全面开禁柳条边”的政策。所谓柳条边，是大清开国之初，为了防止汉人进入山海关以东的“满洲禁地”，在满洲周边遍挖壕沟和遍插柳条，全长1300多公里，被誉为“清长城”。有了这些路障，汉人进入满洲就只能“闯关东”，开禁了就可以自由前往了，是的，如果沙俄将来要“清人”，那么朝廷就先“填人”，把满洲大地先用关内子民“填满”，俄国人可以杀光几万人、几十万人，但总杀不光几百万人甚至上千万人！
开禁柳条边，这是朝廷为防止满洲永远落入俄手而做的最悲壮的抵抗。
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作为秘密“盟友”的沙俄也是不会忘记趁火打劫的老传统的，1898年，利用山东义和团与德国的冲突，沙俄成功地“租借”下了当年迫使日本“还”回来的旅顺、大连湾，并把在东清铁路的基础上再修建一条到旅顺、大连湾的支线，称为东清铁路南满支线，也就是说沙俄成功地拿下了一条抵近长城山海关的支线。
此时的英日两国自然也不会死心，搞不定慈禧和朝廷，他们就积极扶植帝党和变法派，就在1898年，朝廷的自强变法再一次变成双方分别有国外势力渗透的内部权力斗争，后党大获全胜，变法人士逃往日本，朝廷继续被绑在沙俄的战车上。
1900年到来了，山东的教案终于演变为席卷北方的义和团运动，大清的“秘密盟友”沙俄不仅参加了八国联军，还在趁着八国联军进攻京津之际，又不失时机地趁火打劫，出动超过17万大军，开向满洲！而在全面占领满洲之前，他们还要做一件事情。
几十年前的《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沙俄只是得到了大清那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还没有来得及“清人”。这里原本生活着大量世居于地的大清子民，由于条约的签署，他们就成了“侨居在俄国领土上的海外华人”，俄军的“清人”活动就是针对这批“海外华人”的。
哥萨克骑兵出动，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屠杀开始，根据盛京副都统晋昌后来给朝廷发去的奏报，各地“枪毙、水淹、火焚不下20余万”，相对于八国联军进北京的“庚子国难”，历史上把这场俄军大屠杀专门称为“庚子俄难”。
17万余大军很快占领了满洲全部的土地，而在《辛丑条约》之后，八国联军得到赔款，从京津撤军，不过尼古拉二世拒绝认为占领满洲的这部分俄军属于八国联军，拒绝撤军，英日两国都感到了他们的利益在遭受严重的威胁。
当年被大清“抛弃”的大英帝国终于选择了日本作为“盟国”，1902年，历史上第一次由西方国家与东方国家公开结盟的一幕出现了：《英日同盟》签订。这份盟约规定，双方互相承认英国在大清以及日本在大清和朝鲜有特殊利益，支持对方为保护各自的利益而采取必要措施，两国中如有一国与他国（俄国）交战，另外一国就必须“保持中立”，而如果这一国与两国以上交战（俄国找来的帮手），另外一国就必须协助盟国公开参战，共同对付所有敌国！
世界老大英国自然是不会直接与俄国开战的。这份盟约首先保证的是日本如果决心向俄国动武，只会有俄国这一个敌手，日本可以单挑俄国，避免强国卷入而爆发火并的世界大战，战争还是要日本自己去打。当然，作为老牌的海洋强国，英国签订过无数的条约，在律法、条文方面有大批人才，是不会给自己留下破绽的，盟约还有一个条件，意思是作为上述的交换条件，无论是日本还是英国，都不能同第三国（大清）单独缔结损害另一缔约国利益的条约。这就是说，实力相对较弱的日本其实是以这个条件来换来了与英国的“结盟”，这就限定了将来日本即使是从俄国人手里打下整个满洲，也不能通过与大清单独签订条约来取代俄国独霸满洲，到时候把英美势力也赶出满洲之外，损害“门户开放”政策。反倒是如果将来英国谋取在满洲的利益与日本发生冲突时，想违反后面这条，随时可以让这份盟约变成一纸空文，反正只要英国不和俄国开战，前一条就可以“不成立”，相应的后一条那也就可以不成立了。
条约的最后一条规定的有效期是5年，也就是说英国只能保证日本在5年之内可以单挑俄国，日本如果有决心动武，最迟必须在1907年之前，赶紧把战争打完。
这份盟约实质上就是英日之间的“满韩交换”，英国已经无条件承认了朝鲜属于日本，作为“交换”，日本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不能妨碍英国在满洲的利益，看来日本人始终牢记他们的利益底线，既然和俄国人的“交换”看上去没什么希望，那就赶紧去找俄国的对手英国人，盟友是谈出来的，只有利益底线是不能变的。而朝廷就只剩下百感交集了，现在不仅日本人，就连英国人也把大清和朝鲜等量齐观，看来在别的国家眼里，大清已经混得跟曾经的藩属国一样了，但从眼前说，这个盟约还是“有利于”大清的，因为它针对的就是沙俄。如果日俄将来爆发战争，大清自然不会去帮助占了自己土地的沙俄了，但问题是大清也无法去帮助日本，无法趁这个机会参战而收回满洲，朝廷已经彻底丧失了话语权，即使是有勇气参战，也没有条件参战，一边是不能“帮”，一边是想“帮”也帮不上，将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战场在自己的土地上，而自己只能作为一个“中立国”宣布中立！
狡猾的日本人担心的正是大清朝廷会热情出兵来“帮助”他们，以此破坏《英日同盟》的精髓，也影响日本战后在满洲的利益最大化，比较将来还是要顾及一下“帮手”的利益的，于是日本人不断向朝廷表示，万一将来局势无法挽回，贵政府必须“严守局外中立”！
后来的事实证明，朝廷做出了这个唯一“正确”、也最屈辱的选择。
对于沙俄，此时的日本并没有直接出面，而是暗中“支持”朝廷轮番与沙俄谈判，希望能让他们退出满洲，当然，这是没有什么效果的。1903年7月，除了周围全是沼泽和湿地的贝加尔湖那一段，西伯利亚大铁路以及南满支线全线通车，运兵通道都有了，尼古拉二世就更加有恃无恐了，开始“全面开发”满洲，在俄军的保护下，鸭绿江伐木公司、矿业公司纷纷成立，俄国人在大小兴安岭的原始森林里大肆砍树，在地下挖宝，赚的钱都是直接上交皇室，连尼古拉二世的老妈（皇太后）也入了股。然后，俄军向朝鲜扩张，小股俄军越过鸭绿江，在朝鲜北部的龙岩浦建立军事基地，将战火烧到了朝鲜境内，正式挥刀指向被日俄共同视作“利益线”的大火药桶朝鲜！
睦仁的御前会议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召开的，对于睦仁和日本来说，朝鲜是当年发动战争“打”下来的，自然要着急上火，会议最后决定在大清朝廷谈判没有效果的情况下，由日本直接出面与沙俄谈判，日本的底线自然还是那句话——“满韩交换”。
所谓满韩交换，就是只要俄国无条件同意朝鲜属于日本，不再打朝鲜的主意，那么日本就会有条件同意俄国占领满洲。这个“有条件”，就是俄军虽然可以占领满洲不撤军，但必须承认满洲是大清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确保大清对于满洲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由于日方是“有条件”而俄方是“无条件”的，所以日本不同俄国谈朝鲜问题，只谈满洲问题。
对于睦仁和日本人来说，这是一个为了他们利益的极为高明的考虑。
在俄军占领满洲已经是事实的情况下，日本先确保得到朝鲜，确保“利益线”，而只有要求俄国承认满洲的“主权”属于大清，才不会在将来堵死日本以及英美等列强在满洲捞取利益的通路。主权是大清的，日本或英美列强要在满洲取得某块“租界”或者要求开商埠、修铁路，才可以撇开俄国与拥有“主权”的大清朝廷单独谈判（这个很容易办到），所以这既符合日本未来的利益，也符合英美等其他强国的利益，更没有违背《英日同盟》的内容，从而达到孤立俄国的目的。
尼古拉二世对这个天才般的想法简直赞叹不已，他的态度也很简单：满洲问题不是俄国和日本的问题，而是俄国和大清朝廷之间的问题，日本不得干涉大清的内政（也比较无耻）。所以，俄国只和日本谈朝鲜问题，不谈满洲问题，俄国不能“无条件”同意朝鲜属于日本，只能同意在朝鲜境内以北纬39°划一条线，三九线以南的土地包括首都汉城在内，才归你们日本所有。
看来双方不仅分歧很大，连价值观的差别都很大，一个想独霸满洲，实际上是抵制英美的“门户开放”政策；另一个也极力想拉英美下水，帮忙共同对付俄国。从这次御前会议之后的1903年6月至1904年2月，双方你来我往谈了八个月，换了无数个地方，拍烂了无数张桌子，谈判仍然毫无结果。日本人总算是明白了，与沙俄争利，那无异于与虎谋皮，俄国人向来是很不会看人脸色的。
但对于睦仁和明治政府来说，谈判没有结果并不意味着这件事情没有结果，早在那次御前会议上，就已经形成了另外一个决议：谈判的同时必须做好战争的准备，谈的只管谈，打的只管打，陆海两军必须在绝密的状态下为开战做好一切准备。
但要最终决定开战，实在是无比艰难，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这都将是日本选择的一条自我灭亡之路。
先来看看陆军方面，按照战时编制，把预备役算在内，俄国陆军总兵力超过500万，日军不到60万，只大约相当于俄军的八分之一。而海军方面，俄军舰队的总排水量超过80万吨，日本约为26万吨，这还不错，有三分之一了啊，而且俄国的舰队都是伴随领土扩张打出来的，整整打了几个世纪，当他们纵横海上的时候，学习明清闭关锁国的日本还只有渔船。
当然，根据甲午战争的经验，当时的大清也是人多枪多、船坚炮利，两军最终还是要看战斗力对比，对于这个问题，相信尼古拉二世只会很吃惊地问：“这也要比吗，兄弟？”
1903年5月，带着探查的目的，俄国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特意访问了日本，在观摩了日军的训练后，他发表了言论：“我认为一个俄国兵完全可以对付三个日本兵，如果日俄之间发生战争，对于我们来说，不过就是一场军事散步。”
俄国陆军在世界范围内拥有至高的荣誉，除了当年的铁木真骑兵，还从来没有一支军队能彻底击败他们，包括当年的拿破仑军。当时不可一世的拿破仑亲率60万大军进攻沙俄，一路英勇地杀入莫斯科，最后只剩下2万人互相搀扶着回来了。此后，在白种人的世界里，俄国陆军就是“恐怖”的代名词，他们享有两个光荣的称号：欧洲压路机或者欧洲宪兵。前者说的是他们的战斗力，后者说的是他们的地位。
每一个俄国士兵也享有一个光荣的外号——“虔诚的灰色牲口”。这既是挖苦他们，也是赞扬他们。俄兵牛高马大，忍耐力超强，狂暴易怒，极富攻击性，走到哪里都会出现一个毛茸茸的身影，几乎就是大力士的代名词，让人联想到“牲口”也比较正常。更令人恐怖的是，这也是一群战斗纪律比较强的人，俄军兵营中最常见的一幕，就是一群喝得醉醺醺的士兵可能在头天晚上还在为一块牛肉互相大打出手，第二天早晨一吹哨立即能排成整齐队形，勇猛地扑向敌阵。日军士兵就不用说了，体格是很不幸的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非常之短小精悍，人家说一个兵能够对付你三个，不服你上啊。
这是战斗力方面。国力方面那也不用比了，俄国是一个传统的欧洲大国，无论是人口、国土面积还是政府的年收入，都是日本的好几倍。自从铁木真的蒙古骑兵以来，60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黄种人的国家确实还从没有在国家战争中打败过白种人国家，当年郑成功收复台湾打败荷兰人，八旗军战胜哥萨克骑兵均是小规模的局部之战，日本有勇气打破这个魔咒吗？
种种战斗力、国力对比都不利于日本，然而所有这些都不是让睦仁最恐惧的地方，睦仁感到最恐惧的正是俄国本身。这是一个与甲午战争的对手大清完全不同的国家，大清奉行的是“怀柔四海”，它是比较客气的，即使日本冒犯它并且万一被打败，大清也不会真正拿日本怎么样，顶多是要求你认个错道个歉，臣服在它的脚下继续接受“封贡”。而沙俄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对土地有着出奇的占有欲望，几百年来，世界各国的疆域随着战争和统治力度不断变化，一会儿扩大，一会儿缩小，这都是正常现象，只有沙俄例外，它的疆域从来只有扩大，而没有过缩小。沙皇清人占地的政策会让战败国遭受毁灭性的打击，一旦战败，日本很可能亡国灭种，灭掉日本这样的小国，彻底实现“黄俄罗斯梦想”，对于尼古拉二世来说，他既有这个兴趣，更有这个能力。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确实在逐步强大，他们努力抛弃“以中华为师”，脱离中华文明区，叫嚣着全盘西化式的“脱亚入欧”，在甲午战争中一举战胜了大清，大清朝廷从此认为日本是强国，有了恐日症。不过在欧洲人的眼里，那是朝廷堕落得太快，并不认为是日本有多强大，日本虽然成功“脱亚”，但并不等于他们可以成功“入欧”，从此取得可以加入白种人强国俱乐部的门票。欧洲人仍然漫不经心地叫着日本人为“黄皮猴子”，除了肤色问题，更是挖苦他们的“入欧”不过是“猴子效仿人”，离真正的强大和文明还很遥远。
但睦仁相信，他手中还有一张底牌，一张看上去不是底牌的底牌。
1892年，就在西伯利亚大铁路开工后的第二年，日本人福岛安正从波兰向着俄国徒步出发了。
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打着“旅行”的旗号，搜集关于这条铁路的第一手资料和情报。所以为了打消俄国人的怀疑，他从波兰就出发了，然后从莫斯科开始，沿着规划中的铁路线，牵着一匹马向海参崴行进。在零下五十摄氏度的严冬，福岛安正冒着严寒穿越了西伯利亚茫茫的无人区。除了严寒，连续几个月见不到一个人。四周被大雪覆盖，环境似乎从未改变，日复一日的单调、孤独和寂寞能把人折磨发疯。但福岛安正战胜了它们，也战胜了途中的西伯利亚熊、西伯利亚虎等野兽猛禽，战胜了受伤和疾病。在他的手上，始终有一个笔记本，上面以几百米为间隔，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周围的地形地貌、道路分布等情报。
走了整整将近一年半，福岛安正终于抵达海参崴，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单人单骑几乎横穿欧亚两个大陆的“旅行家”。当然，他的手里也已经有了比俄国铁路工程师的勘察还要详尽的情报，他把它们交到了日本参谋本部。1893年，日本参谋本部正是根据福岛安正的情报，准确地预估了铁路将在十年后通车。
到了1902年1月，大战看起来越来越不可避免，日军需要锻炼在满洲或者俄国本土极寒天气条件下作战的能力。第八师团（弘前师团）的一支连队在最寒冷的冬日，强行登上了大雪覆盖的八甲田山，经过两日强行军，最后造成近两百人被雪埋和受冻致死。在行军道上，一具具冻僵而成的“路桩”遍布。他们并不是事先不知危险，只是不惜以献出生命来换取雪地作战的经验和资料。
这就是睦仁相信他能够拥有的底牌，它就是这样一群人，一群早在十年前就为这场可能的战争而付出心血甚至是生命的人，日本不是大战临头才开始备战的，而是早在十年前就开始备战。十年以来，他们都在梦想着有一天能够打败俄军，捍卫日本，令日本继续崛起，他们已经为此做了事无巨细的准备。艰苦卓绝的训练和深入充分的自我动员，可以说是甲午战争之后的十年“卧薪尝胆”！
所处的这个时代，确实是需要拼死保护国家利益的时代，确实是一个奉行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时代，确实是一个强权即真理的时代。所有的强国都在铁血中崛起，一国之崛起往往伴随战争的胜利，大胜大崛起，小胜小崛起，惨败就会衰落，并无其他可能。日本不留退路，因而有争取最后胜利之坚强意志和决心！
不畏强难，去战斗吧，上下同欲者胜，日本会赢，所有的日本人都知道，他们必须赢得这场战争！
1904年2月4日凌晨，天还未亮，睦仁召见了伊藤博文。睡眼惺松的伊藤博文被领进了皇宫，然后被径直带进睦仁的寝宫，见到了还穿着睡衣的睦仁，这是很不寻常的。按照规定，大臣禁止进入天皇寝宫，即使是如伊藤博文这样的重臣也不行，睦仁一定有重大事情和他商量。
伊藤博文的预料没有错，睦仁认为：俄军有铁路，战争每拖一天，甚至是一个小时对日本都不利，日本必须斩除万念，立即开战！
至于开战的借口，那也是现成的，就把舆论的焦点转移到日本要求俄国维护大清对满洲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点之上——打着“抗俄援清”的旗号！
在寝宫里，睦仁和伊藤博文密谈几小时，他交给伊藤博文几项需要立即去办的秘密任务，正是这些秘密任务，将在一年半以后，在日本几乎走投无路的时刻，来拯救日本。
午后，按照预定计划，睦仁召开由元老（天皇顾问，无论是否在政府中任职，都可以列席御前会议）、内阁大臣、军界首脑参加的御前会议，陆海两军首脑同时报告：所有开战的秘密准备都已经完成，军方随时可以开战。
“确实有把握取胜吗？”伊藤博文问。
无人回答。
“战争经费有没有问题？”
所有人仍然沉默不语。现实面前，谁也无法说谎啊。
睦仁沉默良久，宣布：“中止日俄谈判，帝国采取独自行动！”
独自行动就是开战了，皇宫立即变成战时大本营，成为了睦仁坐镇指挥之所，他在这里禁止任何侍女服侍，一切都由侍从武官负责。后来被称为雄性荷尔蒙爆棚的“第零次世界大战”，就从这一刻开始！
奥保巩惨烈攻下金州古城
2月5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东乡平八郎接到了绝密命令：设法全歼俄海军在旅顺的太平洋舰队，掌控朝鲜海域和黄海海域制海权，保卫日本领海以及日军去往满洲海上运输线之安全！
东乡平八郎在接下来的两个多月时间里苦战数次，尽管没有全歼太平洋舰队，但也迫使太平洋舰队龟缩在旅顺港口内再也不敢轻易出来，联合舰队的军舰就一直在旅顺港口外堵着它们。目标算是基本实现了，接下来就是陆军的登陆作战了。
4月底，陆军第一军在登陆朝鲜后，轻易地渡过鸭绿江，轻易地击溃鸭绿江边的俄军。5月5日开始，奥保巩率领的第二军在旅顺附近的金州顺利登陆，俄军又不战而溃！
令人很意外，预料中艰难的作战场面并没有出现，一切仿佛回到了十年前的甲午战争时期，日军仿佛又遇上了清军一样的对手，事实已经证明，俄军根本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厉害。但是，奥保巩并不这么认为，反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曾参加过当年的甲午战争，当时只是一个师团长，现在统率一个军，正是睦仁所谓的被“锻炼”出来的将领之一。丰富的作战经验在告诉奥保巩，俄军绝不会像表现出来的这么不堪一击，也绝不会像想象中那么简单，在他们不断溃退的背后，也许还有令人意想不到的阴谋！
根据作战计划，奥保巩登陆后，要首先攻下金州城。当奥保巩率领第二军开进金州城外的南山阵地，了解了俄军布防情况之后，不祥的预感终于被证实了，他大叫了一声：不好！
金州城外，南山这座不足120米的小山，已经不能被称作是一座“山”了，因为它已经被俄军改造成一座巨大的整体性防御工事，一套完美的歼敌系统！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山脚前一大片开阔平整的地带，上面还有动过土的痕迹，很显然，这是俄军临时平整出来的，目的不过是让奥保巩发起进攻时找不到四周的掩体，俄军悠闲地躲在后面开枪。
然后，奥保巩看到的是一排排削尖的木桩，它们固定着带刺的铁丝网，有一人多高，环绕着整个南山山脚。值得注意的是铁丝网不只是环绕了一层，而是有好几层，看来要攻进去，还得一层层地拔掉它们，好麻烦。
铁丝网之后，是一道又宽又深的壕沟，称为护垒壕，也称反步兵壕，深度大概是三四米，宽度大概是七八米。也就是说，只能搭梯子才能过得了这道壕。其实有必要怀疑俄军挖这么大一条沟应该不只是考虑了作战，很可能还考虑了打扫战场的问题，歼灭了日军，也是要负责埋的嘛。
护垒壕的后面，才进入了工事真正的核心——炮台以及堡垒。从山脚开始，每隔一段距离就分布一座，一直蜿蜒到山顶，里面架设的是大炮、速射炮和马克沁重机枪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堡垒分为明堡、暗堡、多面堡以及眼镜堡等等，地底下还有交通壕相连，俄军就在里面实施机动。为了防止炮台和堡垒被日军大炮炸毁，它们的基座和胸墙都是用一米多厚的混凝土浇筑而成，绝对经得起日军常规炮弹的攻击。
完美，十分完美，有采光能通风，有复式有跃层，俄军躲在里面开火的心情一定很好。
驻扎在金州地区的是俄军第四师，总兵力接近2万人，但他们只派出了约4000人驻守金州古城和南山，看来他们对自己的工事很有信心。之前不断溃退的秘密也揭开了——哪里最有利于杀人，他们就出现在哪里。
多年以来，俄军的战斗力之所以强悍，除了我们前面说的体格、勇猛方面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善于利用天气、地形等自然条件。当年在莫斯科冻得瑟瑟发抖的拿破仑一定很同意这一点，对于俄军来说，天气是要靠碰的，地形却是可以随便加以改造的，每到一个地方，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先把周围挖个稀烂，修建起强大的工事，依靠工事来消灭敌人，这哪里是一支一般的军队，简直是一支“土木工程师”队伍！
所以，当日军渡过鸭绿江和在金州海边登陆时，他们并不需要去阻止，他们只需要躲在这里，躲在已经挖好的世界最强工事里，等着送上门的日军被全歼。
奥保巩不祥的预感变为了不寒而栗的感觉，他立即召开参谋会议，下令：以十倍于俄军的兵力，第二军全军近4万人全部投入进攻！而战术还是那个老战术：包抄。
包抄战术是日军干部（中文“干部”一词源自日本，在军中指各级指挥官）从小在教科书学到的战术，被奉为铁律，只要一上了战场，首先想到的肯定就是包抄，方法是先以少部分兵力从正面实施最坚决的攻击吸引住敌军主力，好让自己主力迂回到侧面或者后路攻击。奥保巩的计划就是，以一路日军包围和拖住南山工事里的俄军，主力绕过恐怖的南山阵地，攻打背后的金州城，在拿下金州城之后，就在城墙上架设大炮轰击南山阵地的后路，前后两路包抄南山！
奥保巩不会想到，正是这个在过去几乎无往而不胜的战术，在这里即将失灵。
5月25日午夜，总攻开始，第四师团（大阪师团）绕过俄军南山工事，首先向金州城南门承恩门发起进攻，在炮兵的掩护之下，步兵开始向城墙下挺进。行进在最前面的是工兵敢死队，他们的任务是趁着炮战和夜色冲到金州城墙底下，先在墙脚挖个坑，然后在坑里埋下巨型炸药包，一举炸开城墙，这也是日军在攻城时惯用的招数。
见到日军竟然挖他们的墙脚，城墙上的俄军简直狂怒不已，他们打开了强光探照灯，这不仅是为了给俄军照明，更是为了迷盲远处的日军炮兵，强光射过去，日军炮兵就睁不开眼，炮弹就打不到城墙上，十分管用。“来吧，黄皮猴子们！”城墙上的俄军号叫着，炮兵用大炮和远处的日军炮兵对轰，而机枪手用马克沁重机枪朝城墙下的日军工兵和步兵扫射，机枪的子弹在城墙下形成了令人恐怖的弹雨！日军一排一排地倒下，虽然前仆后继，但只是增加倒在地上的人数，看来挖墙脚的活实在是不好干啊。
此时，南山工事里的俄军也发现了奥保巩原来主攻的是金州城。有强大的工事，这里的俄军自然不需要从工事里跑出来袭击日军后路，但是人不跑出来，炮弹却是可以跑出来的。他们掉转部分小口径炮，在南山上朝正在攻城的日军发炮。如此一来，攻城的日军不得不享受来自前后两个方向的炮火，原本是想包抄俄军的，没想到却先被俄军给包抄了，真是不太走运啊。
金州城墙和南山上的俄军都是居高临下地发炮和扫射，而日军却是暴露在没有任何掩体的平地上。再这样下去，别说攻城，只怕人都要全部被炸光。必须先想想办法。于是大家先在阵地上找到一些斜坡作为简易的掩体，前线干部一声令下，日军猫着腰，握着步枪靠在这些斜坡上躲起来。挤是挤了点，好歹能先躲一躲。看来对于这个状况他们还是还比较满意的，而此时不知有谁眼尖，突然指着众人的头顶上方，大叫了一声：“看！”
所有的日军不约而同地抬起头，顿时被头顶上一幕吸引了：只见半空中正在落下一批长得很奇怪的东西，它们看上去像一个个圆乎乎的铁球，后面还拖着一根长长的麻绳尾巴，在探照灯光中显得十分诡异。很显然，这是城墙上的俄军扔下来的。正在日军抬头看的当口，俄军还在一个劲儿地朝这边扔，看上去扔得十分过瘾。
这是什么？日军从来都没有见过这玩意儿，莫非俄军连传说中的流星锤一类的上古兵器都用上了？
所有人都迅速判断，看来即便不是流星锤，也是俄军扔下来的铁球之类的用于砸人的东西。每一个日本兵都死死地盯着这些东西，想找个宽敞点的地方躲一躲。
不过，很快，日军发现他们不用躲了，因为这些“流星锤”的杀伤力并不是砸人，而是——爆炸。
在所有的“圆球”接触地面的一刹那，它们开始猛烈地爆炸，地面上响起了此起彼伏的连环爆炸声，日军顿时被炸得血肉横飞，哭爹喊娘。城墙上的俄军见状，扔得更加兴起了，“圆球”密密麻麻地落下。原来这不是流星锤，而是会飞的炮仗啊。
日军并不知道，早在几百年之前，中国人在发明了火药之后就发明了这件武器，后来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欧洲，也曾经在欧洲的战场上大为风光。不过欧洲人发现这件武器好是好，就是你必须用力把它扔出去，而这就带来一个致命的弱点——自己胸腹大开，心脏部位很容易被对面的火枪手给射一枪，所以这种武器如果是在中华帝国那样高大的城墙上使用起来还是比较顺手的，但在欧洲平地的战场并不好用，于是也就渐渐被遗忘了。由于它的后面拖着一根长长的麻绳尾巴，这种武器最初在中华帝国形象地被叫作马尾弹。现在，不知道俄军又从哪里找了出来仿制使用。而在这场战争之后，由于俄军的使用，又引起了德军的兴趣（整个日俄战争都有欧洲强国派武官全程“观战”，这也是当时的传统），他们不断对马尾弹进行改良设计，直到在十年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推出了用木手柄取代麻绳的简洁版，它就是——手榴弹。
俄军果然名不虚传！他们是天生的战斗民族！眼见前线日军白白被炸，奥保巩终于明白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对于这场战争，俄军也有着长期而且充足的准备。他们比想象中的更加恐怖和强大，他们不仅是土木工程师，还是世界一流的武器运用专家，能够因地制宜地搬出连清军都已经遗忘和抛弃了的马尾弹，这本身就说明了一切。而以后的事实将证明，俄军不仅会照搬武器，他们还会发明武器。
可怜的日军，只好躲在那些斜坡之下，这里躲躲，那里藏藏，被马尾弹炸得七零八落，原本好不容易找了些掩体躲躲炮火，以为情况会有改观，没想到俄军搬出了这么一件厉害的武器，看来胜负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然而，奥保巩这个高级干部就是不下达回撤的命令，而日本兵的特性就是不接到新的命令，他们就会照着原来的命令继续执行，没有人抱怨，没有人怀疑，也没有人去请示。好吧，在强光探照灯的照射下，就在地上滚来滚去吧。
战斗从午夜开始，已经持续了数小时，日军尽管进攻受阻，但始终没有减弱攻击的气焰，在短暂的调整之后，一批批工兵敢死队继续跃出斜坡，向城墙下再次强行突击！前一批倒下了，下一批无缝隙地填上，前仆后继，循环不停。他们对于不利的局面似乎习以为常，头脑中只有一个信念——坚持，坚持到底，没有中场休息。虽然是打仗，但人也是要补充体力的，俄国人也是人，在日军的轮番强攻之下，俄军的马尾弹不知是扔完了还是没力气扔了，反正已经停止了，探照灯光源也渐渐跟不上日军炮兵的分批次移动了，同时城墙上的火力减弱了。此时正是奥保巩等待的机会！
奥保巩命令主力的另一师团第一师团加入战场，之前他们一直在待命，并没有加入战场，现在看来应该是去增援南门的第四师团了，而奥保巩却命令他们奔向了金州城的东门！对于奥保巩来说，指挥很重要的一项就是派兵的次序，第四师团坚决的攻击，已经成功地使得俄军将大部分的兵力都派往了南门，虽然南门的俄军已经渐露疲态，但俄军主力已经被吸引，第一师团自然要去攻打侧面，这正是包抄战术在具体战斗中的又一次运用。看来无论是整体战场还是局部战场，日军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一件事情，那就是将他们这个已经得到实战检验、被奉为铁律的战术贯彻入微，贯彻到底。
战场情况证实了奥保巩的判断，俄军果然已经将大部分的兵力都投入在了南门，东门兵力空虚，第一师团的工兵敢死队在城墙下使劲挖坑，埋上炸药，炸开城门，日军冲进金州城内！
日军虽然已经进城，但对俄军来说并不意味着金州城已经失陷，那是因为俄军近距离白刃战和肉搏战的能力是十分强悍的，以一敌三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只要俄军出来拼刺刀，他们又能将日军杀个尸横遍地，血流成河，再把日军赶出城外去。然而令人惊奇的是，俄军似乎又染上了之前溃退的毛病，又主动放弃了金州，5月26日拂晓，金州城全部被日军占领，一切又显得很诡异。
奥保巩来不及多想，他命令全军4万多人全部进攻南山，金州城内的日军将城墙上的炮口全部掉转，从后路对准南山阵地一阵猛轰。与此同时，剩余日军在南山正面发起进攻。一时间，几百门大炮前后夹击，对准南山阵地狂轰滥炸，在整整3个小时的炮火准备之后，整个南山地表已经被炸成了一片焦土，突击正式开始！
打头阵的仍然是工兵敢死队，这次不需要他们挖坑了，而是首先要拆掉前面的几层铁丝网，为紧随其后的步兵大规模突击打开通路！
蜿蜒曲折的铁丝网静静地立在核心工事之前，它们之前是一段被俄军平整出来的平坦开阔地带，很显然，这是俄军为了清除铁丝网之前的掩体，当日军冲过来时，俄军就可以躲在铁丝网后面堡垒里，用机关枪和速射炮猛烈扫射。所以，对于日军工兵敢死队来说，要想清除铁丝网，必须要跑得快，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过去，拔掉木桩或者用大铁剪铰断铁丝网，破拆了第一层，然后再破拆下一层，总之，首先要跑得快，利用那块平坦开阔地带做“跑道”，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吧！
第一批工兵敢死队阵前列队，即将开跑，他们猫着腰，红着双眼，有的手里还拿着铁剪，死死地盯住百米开外的铁丝网，远处的日军炮兵朝阵地开炮，两侧的步兵以强火力朝俄军阵地里开枪掩护。“突击！”命令下达，他们同时往前冲，这个时候应该是铁丝网后面的俄军猛烈开火的时候，然而，俄军却并没有怎么开火，似乎是不想浪费子弹。
在那条“跑道”下面，是俄军事先挖好的尖桩陷阱，和密密麻麻埋下的地雷，日军工兵敢死队就在这里被摔死和炸死。原来，俄军的整套工事系统并不是从肉眼所见的铁丝网开始的，恰恰是从铁丝网之前那片看上去像“跑道”的地带开始的。当奥保巩的目光被层层铁丝网吸引，破拆铁丝网心切时，就正中了俄军的计，整队的工兵，以肉体为代价“人工清除”了俄军埋下的陷阱和地雷阵，这才破除了工事真正的第一道障碍。
奥保巩沉默了，他明白了眼前的俄军确实是最可怕的敌人：除了勇猛斗狠，还灵活多变；不仅牛高马大，还心细如发；不仅有效地利用了有利地形，还成功地估计了战场形势，甚至完全预估清楚了自己的进攻流程。他们的工事并不只是站在己方防御的角度来考虑的，更是步步精确算计了自己进攻的意图，从而以工事进行反制，这和甲午战争时期，那些只把工事看成是自己安全屏障的清军将领有本质的区别。
奥保巩认为他不能再坐镇后方指挥了，必须亲临第一线，一个军司令长官，以十倍之敌进攻，却被逼到连他都要亲自上前线，后面还跟着一堆高级干部，统统都要上前线！
奥保巩到达前线，亲自指挥和督战，日军再次发动攻击，而此时，俄军铁丝网之后的速射炮、机关枪就不再客气了，他们对着前进日军猛烈扫射，来多少就扫掉多少。日军反复突击了将近十个小时，一直从上午冲到黄昏，全军伤亡重大，精疲力竭，仍然没有什么成果，只能被俄军当成人肉靶子。终于有人顶不住了，建议先撤退，研究好对策之后再进攻。奥保巩不为所动，严令各师团：“排除万难，坚持进攻，直至打完最后一颗子弹！”
奥保巩已经想到一个攻下南山的方法，这个方法说起来很不光彩，那就是联系到开战以来俄军一贯的表现，他们似乎一直在尽量避免和日军近距离拼刺刀，只要某处打开一小个缺口，就会主动撤退。虽然奥保巩还不太清楚俄军为什么会有这个奇怪的举动，但俄军的这个特点是可以利用的，只要调整战术，将大部分炮火和兵力专攻俄军防御较弱的一侧，不计损失和伤亡，打开了缺口，就能寄希望于南山俄军会像金州城里的那些俄军一样，主动撤退！
寄希望于敌军主动撤退，这确实不太光彩。
根据南山阵地的坚固情况，仅仅依靠陆地上的火力是无法打开缺口的，奥保巩想到了正在旅顺港口外的东乡平八郎，请他从海上支援。东乡平八郎接到请求后，立即派军舰驶进金州湾，从海上向南山发炮。现在，除了陆军，联合舰队的海军也加入了战斗，陆海两地的炮火都集中在俄军相对较弱的一侧阵地，不分岸炮舰炮，连续不断地猛攻，这一侧的缺口终于被撕开了！
奥保巩的猜测并没有错，缺口撕开后，俄军并没有节节抵抗，他们又弃阵地而走，如此强大的工事就这么放弃了，连奥保巩都感到可惜。
5月26日晚，奥保巩率军占领金州，然后继续向大连湾边的青泥洼（俄国人称“达里尼特别市”，今大连市）挺进，后撤的俄军在这里又没做过多停留，很快放弃了抵抗。5月30日，奥保巩率军占领青泥洼，获得了一个大连湾边绝佳的后勤中转基地。
接下来，从青泥洼再往南边的大海，就是旅顺军港，它和奉天（今沈阳）是沙俄陆海两军在满洲最重要的两个基地，奥保巩不计代价拿下金州，其实只是为了攻克旅顺而打的“前哨战”。陆战打响之前，睦仁和大本营已经根据俄军的情况，制定了陆军的战略，那就是先令第一军渡过鸭绿江，出现在旅顺的后路，奥保巩率领第二军从金州出现在旅顺的正面，然后派出第三军在旅顺附近登陆，三个军以包抄之势向旅顺推进并合力攻下旅顺，然后再去包抄奉天。在摧毁这两方面的俄军后攻入俄国本土，迫使俄国主动求和。俄国有几百万陆军，可以用西伯利亚大铁路向满洲不断增兵，日本陆军只有几十万，财力薄弱，拖是拖不起的，只能采取这样速战速决和长驱直入的战略。
但奥保巩没有想到的是，他对旅顺的攻击就只是打完了这个“前哨战”，他将再也没有机会去进攻强大的旅顺要塞。
旅顺要塞可以称得上是当时世界上最难攻的要塞，因为最难攻，所以满洲俄军大批高级将领都在这里。在尼古拉二世的领导下，俄军的将领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宫廷派”，他们要么出身皇族或者贵族，要么是尼古拉二世的心腹宠臣，天然是为君主专制制度服务的，为尼古拉二世占据着军方高级职位，因而一般对打仗没什么兴趣，只对发财和享乐比较感兴趣；而另一类是“军功派”，因为在实战中积累军功才成为将领，他们才是真正厉害的人物。
在旅顺，这两类将领都有。
首先是“宫廷派”的代表人物阿列克谢耶夫，种种资料显示，他是当年尼古拉二世皇爷爷的私生子，也就是尼古拉二世的皇叔，他被任命为俄国远东总督（欧洲人把离他们近的东方称之为近东，然后依次为中东、远东），统管着包括满洲在内的远东一切军政大权。但这位总督既不会骑马，也指挥不了军舰（晕船），唯一热衷的就是喝伏特加、看歌舞剧，由于身材很肥，脂肪很多，又是皇族，所以在俄军中私下里享有“280磅圣肉”（250斤）的美誉。他坐镇旅顺实际上是替尼古拉二世维护一下在远东的统治和管理发财事业的，对作战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日军进攻金州时，总督大人只关心青泥洼所有的伏特加运到旅顺了没有，所谓“即使要打仗，生活品质也不能降”啊。
总督的下属是俄国关东军（山海关以东）总司令斯特塞尔。好吧，这个人并非皇族亲贵，而是真正出身军界，按理说应该很厉害了。不过，他能攀得上皇叔这根高枝，也只对如何发财以及如何使皇叔满意比较感兴趣，成功地成为了皇族的附庸，实际上也属于“宫廷派”。金州之战时，斯特塞尔一直待在他在旅顺的豪宅中，从未上前线，只是发了一封电报“建议”前线使用一种炮来打击日军。接到电报的俄军前线干部在军火库中翻箱倒柜找了半天，才发现总司令大人说的这种炮并没有配备到金州前线。
最后上天总算是眷顾了一下俄军，陆军指挥官里还是有一位真正厉害的将领，他就是兼任俄军第七师师长的旅顺陆防司令康得拉钦科。这个人出身军人世家，从基层一步步升职，在俄军士兵中享有极高的威信，是士兵们的精神领袖，他正是属于“军功派”，将真正担负起守卫旅顺的任务。
旅顺俄军的总兵力约为4.4万人，再加上危急时刻太平洋舰队的水兵可以做步兵使，所以，陆军可战斗人员实际上已经超过5万。此时，奥保巩已经攻下金州和青泥洼，旅顺与满洲的陆路联系也就被切断了，港口外还有特意封堵在那里的东乡平八郎，也就是说，旅顺四面被围，成为了一座孤城。不过，康得拉钦科还是很有信心守得住的，旅顺城中储备了足够维持一年的粮食、煤炭、毛皮等，城里还修建了自来水站、发电站等等，而康得拉钦科手中最强大的武器正是旅顺要塞本身。
20多年前，为了给北洋舰队寻访优良的基地，李鸿章沿漫长的海岸线实地勘察，除了威海，他一眼就相中旅顺确实是有原因的。作为举世稀有的天然形胜之地，旅顺的南面是茫茫大海，而西、北、东三面环山。虽然这些山头都并不高大，大部分海拔都不超过200米，实际上属于辽东半岛上的丘陵，但问题是三面都是山，几乎山山相连，要想进入旅顺，就必须先翻过这些山，或者通过某些山与山之间形成的谷地，难道俄军不会在山坡和山头上修建炮台堡垒？不好意思，他们已经修了6年。
自从1898年从朝廷手中强行“租借”下旅顺和大连湾之后，俄军每年动用约6万大清苦力修建旅顺要塞。俄军发挥“土木工程师”的特长，陆上防线从旅顺西面的临海处，通过北面又修到了东面的临海处，形成了一条贯穿西、北、东的长约40里的弧形防线，一座座山头上的炮台堡垒依次衔接，相互配合。日军如果想从某条山谷里的羊肠小道溜过去，就会被周围山头上的交叉火力打成碎末，所以日军的选择只有一种——依次拔掉那些炮台堡垒。
当然，正是由于防线是依据山头修建的，不得不受到地形的影响，从山头排列来说，由于西线各山头之间的距离相对较远，而东线和北线则是山山相连，形成了一个整块的区域。因此西线的炮台和堡垒在数量及规模上都无法与东北线相比，是一个群组，自然也是陆上防线中相对较弱的一段，看起来也不是康得拉钦科防御的重心。
而东北线却是大型堡垒的密集之地，最显眼的是三座堡垒，称为东北三堡：东鸡冠山北堡垒、二龙山堡垒和松树山堡垒。我们来替日军简单地介绍一下（如下图）。
东鸡冠山北堡垒，顾名思义，它是建在东鸡冠山北坡半山坡上的，这是一座呈不规则五角形的堡垒，周长接近500米（超过足球场），全部用水泥浇筑而成。堡垒之前就是日军熟悉的护垒壕和铁丝网，堡垒内部除了战斗区以外，还有生活区，包括宿舍、厨房、战地医院、粮食仓库等等，堡垒里的俄军完全可以在这里守上几个月。
二龙山堡垒是整个陆路防线中规模最大的堡垒，这个堡垒的特别之处是它的内部耸立着一个其他堡垒没有的装甲瞭望塔，塔身用钢板制成（一般炮弹击不破），站在里面的俄军可以清楚地瞭望到防线前面的情况并为俄军大炮校正弹着点。
松树山堡垒的特殊性是位于东北线和西线的结合部，结合部是最容易受到攻击的，因此狡猾的俄军不仅把它修建得十分牢固，还派驻了大量的兵力。
前面我们说过，三座堡垒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形成了一个完美的三角形，可以在战斗中相互配合和支援。在松树山堡垒和东鸡冠山北堡垒之间，还有一座炮台，它是整个东北线的最高点，军事标高181米，受到东北三堡的全部保护，同时也可以支援东北三堡，这个地方在李鸿章时代曾经被叫作点将台，后来日军也发现它的特殊性，根据它作为东北线制高点可以瞭望的功能，称之为望台炮台。
互相呼应的东北三堡完全封锁了陆路防线的东北线，要想突破东北线，就必须先突破这三大堡垒，同时也必须突破望台炮台，甚至只要突破东北三堡的火力先拿下望台炮台，就可以从制高点反过来彻底击毁东北三堡。总之一句话，突破东北线，必取东北三堡，取东北三堡，必同时取望台炮台！
这就是奥保巩先生要面对的情况，此时他心底的那个谜团也最终揭开了，原来俄军一直尽量避免和日军拼刺刀。不断撤退，并不是他们害怕，而是他们不需要。他们不需要“珍惜”南山这样强大的工事，因为在旅顺，有的是比南山还强大的工事，它们并不是一座，而是有几十座，漫山遍野都是“南山”！难怪当时世界公认的军事观点认为：即使是欧洲最强陆军，以绝对优势的三倍之兵，也无法在两三年内攻下旅顺要塞，除非俄军内部发生混乱。
而日军万万没有想到，在接下来长达半年的时间内，与俄军近距离拼刺刀，竟然是他们的一种奢望。
皇宫大本营里，睦仁的脸色十分凝重，皱着的眉头很久都没有舒展开，他接到了来自奥保巩的战报，报告日军已经攻下了金州。然而睦仁并没有高兴，他的第一反应是命令侍从武官再向奥保巩求证一下：战报上的阵亡人数是不是多写了一个零？
奥保巩的战报上写着：此战，伤亡共计4200余人，英勇战死者3000人。
睦仁的惊讶是有原因的，根据日军的统计，十年前的甲午战争中，如果不包括在台湾的战斗，日军总阵亡人数为1132人，也就是说，奥保巩在一天之内就损失掉了3倍于当年甲午战争9个月的总损失兵力！而这仅仅只是攻占一座山头，更何况根据战报显示，第二军并没有完整地攻下南山，一切的现象都表明是俄军无心恋战、主动撤退！
所以睦仁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对比甲午战争，他认为阵亡人数应该是300，然而，不仅这个数字是准确的，就连另外一个数字也证明了残酷的事实:金州之战和整个甲午战争的炮弹消耗量大致相当。
睦仁脸色已经难看到没法看了，看来战斗要比事先预计的艰难很多倍，必须对原有的战略和兵力部署进行调整——不是微调，而是彻底调整。
原先速战速决的战略在基本意图上是没有问题的，但金州之战已经让人意识到，即使按照原计划把三个军都投入旅顺，旅顺也不一定能够在短时间内攻下来，如此就会陷入对日本最不利的持久战的泥潭，从而反过来破坏速战意图，新的战略正是要围绕这个意图进行调整。
首先，在整个满洲战争中只投入三个军看来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在原计划上再增加一个军，以这个军的兵力围住旅顺，其他三个军作为主力北上奉天与俄军主力决战，与俄军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运兵抢时间。此时，旅顺已经处于日军主力的后方，为了保障主力后路安全，围困旅顺的这个军必须首先保证一直使旅顺成为孤城，切断旅顺俄军的去路，不放一个俄军走出旅顺，然后寻找战机迅速攻下旅顺，增援奉天一带的主力战场。
这个战略实际上比原来的战略更加冒险，也更加艰难，之前之所以没有计划派出第四军，只是因为四个军已经接近日本派兵的极限了，现在不得已倾巢而出，又不得已而分兵。这是没有办法的，俄军越强，就反过来促使日军在战术上必须越机动，越快，截断俄军通过铁路增兵的时间，而对于睦仁和大本营来说，只增派兵力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改变一个能与它们匹配的方面——指挥。
开战以来，日军一直是以大本营在后方遥控指挥各军，这也是甲午战争时期的做法。现在，必须改变这种局面，将开赴满洲的四个军编为一个集团，派出将领，以便就在战地对四个军统一指挥！
于是，日军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方面军——满洲军成立了，它所辖四个军，由原参谋本部参谋次长儿玉源太郎担任满洲军总参谋长，甲午战争时期第二军司令长官大山岩担任满洲军总司令，他们将亲率其中的三个军先去围攻奉天。
而接下来，比决定满洲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人选更重要的，就是决定由哪一个军去围攻旅顺，由谁去指挥，围攻旅顺已经成为了满洲战场关键中的关键，尽管十分艰难，但还是越早攻克旅顺越好，奉天的大山岩还盼着这位将领早日去增援。
睦仁和大本营决定，让奥保巩和他的第二军去奉天，选派另外一个人率领第三军围攻旅顺要塞。
他就是乃木希典。
在十年前的甲午战争中，日军有两位中层将领全程参加了从朝鲜到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再到台湾的战斗，一个是海军中的东乡平八郎，另外一个，就是陆军中的乃木希典。
乃木希典出生于下级武士之家，武士的儿子自然从小也是被当作武士来培养的。有年冬天，年纪还很小的乃木希典在他父亲面前不经意地说了声：“好冷！”
“你过来，我给你暖和暖和。”他的父亲说。
乃木希典走过去了，他的父亲扒光他的衣服，在他身上接连淋了好几桶冰水，然后拎着一桶冰水盯着乃木希典问：你还冷吗？
当然冷，不冷才怪！乃木希典在心里狂喊，可是看着他老爹手里的那桶冰水，他只好在嘴里喊：“不冷，真的不冷！”瞧着他那位凶神恶煞般的父亲，即使已冻成冰棍，那也只能化了得了，千万不能喊冷。
后来，乃木希典学习汉字、汉诗和中华典籍，并去德国留学学习军事，甲午战争中，当时的乃木希典还只是一个旅团长，他在一天之内就攻下了“铁打的旅顺”，仅仅付出了阵亡40人的代价。
现在，睦仁和大本营决定启用乃木希典为第三军司令长官，当奥保巩听说他自己终于不用继续攻打旅顺时，他长出一口气，谢天谢地，阿弥陀佛，他其实还没有从一天之内看几千具尸体的恐怖景象中回过味来，总算不用去旅顺。其实当奥保巩听到对乃木希典的任命时，他也不得不服：乃木希典也正是他心目中的最佳人选，他知道乃木希典是一定会完成任务的。甚至乃木希典也很清楚他被选中的原因，“我之所以被选为第三军司令长官，是因为陆军中再没有比我更坚毅的人了！”乃木希典说。
乃木希典就这样成为了新的前线干部，即将开赴战场，但他并不知道，除了伤亡，奥保巩之战其实还暴露了两个严重的问题：日军擅长于打包抄战术，包抄战术最需要的就是跑得快，就像德军那样能够整体快速推进，这需要平原作为作战环境，在山地上是跑不起来的，因此日军擅长打包抄战术的同时，其实也说明了他们并不擅长山地战，旅顺这样的山地并不是日军擅长的作战环境。
然后，之前日军虽然是以包抄之势向旅顺推进，但旅顺的正面是一整条密不透风的坚固防线，背面是大海，日军一旦推进到旅顺之前，就无法对旅顺本身进行迂回包抄了，而奥保巩在南山之战中也已经证明，即使面对一座具体的堡垒，包抄战术也会失灵。这就是说，无论是整体还是局部上，乃木希典都将打不了日军干部最得心应手的包抄战术。在一个并不擅长的作战环境中，却打不了最擅长的作战战术，作为同在日军培训体系中出产的将领，乃木希典将如何破局？
带电铁丝网：日军又遭集体残杀
6月，乃木希典率领第三军司令部先期抵达青泥洼，接管驻防。由于第三军是新组建，预定编入的第九师团和第十一师团都是没有上过战场的。根据日军“以老带新、以强带弱”的扩编原则，就从奥保巩手中抽调老牌的第一师团（东京师团）编入，第三军总兵力增加到5万多人，正好与旅顺俄军总兵力对等，但它还是以没有上过战场的新兵为主。没有办法，日本兵力有限，给不了三倍之兵，能以新兵勉强凑到相同的兵力，这已经是睦仁和大本营支持的极限了。
接下来，乃木希典要在前线等着各师团实际入列。所谓实际入列，就是如果这个师团本身是满编的，那么就等着它们把人员和武器辎重从日本运输到青泥洼上岸。如果连这个师团本身都还没有满编，还要想办法补充兵力，那么乃木希典就只有等着。而在兵力全部集结之前，乃木希典还必须首先保障不让一个俄军走出旅顺，同时巩固青泥洼作为满洲军的后勤中转基地，防备俄军反扑重新占领青泥洼，所以他只能以手中的现有兵力在青泥洼与俄军对峙，实施围而不打的战术。
7月下旬，最后一个师团第九师团全部入列，乃木希典率领全军先拔掉青泥洼与旅顺之间俄军所有的前哨据点，将合围圈紧紧压缩到防线之前。经过20天的战斗和步步逼近，8月中旬，第三军终于抵达强大的防线之前，总攻旅顺的战斗即将打响。
大战开始之前，乃木希典命令各师团认真学习攻打南山的详细战报，逐条吸取经验教训，第二军很窝囊，第三军士气很高，他们决心一鼓作气，攻克旅顺。
8月19日凌晨，总攻旅顺打响！
乃木希典命令：除留下一个旅团作为预备队之外，第三军全军出动，全线进攻东北线和西线，第九和第十一师团主攻东北线，正面突向东北三堡以及望台炮台，第一师团主攻西线，但主攻西线不是目的，而在于打开缺口、攻占大顶子山之后迅速斜插至松树山堡垒方向，全军合力攻破东北线。
很显然，这又是一个很典型的包抄战术，包抄的正是东北三堡。但如果按照传统的包抄战术，实施包抄的应该是大部分兵力，乃木希典的兵力配置却恰恰相反，这是由于乃木希典考虑了战场的实际情况——第一师团是老牌师团，一个师团可以顶几个！
冒着黎明前的黑夜，第一师团出发了，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正是一个第二军在南山见过的场景，依次是带刺铁丝网、护垒壕、炮台和堡垒。当然，铁丝网之前还是会有一条“跑道”的，不过现在大家知道了，那可不是真正的跑道，下面是陷阱和地雷阵，如果上去跑一跑，那是有去无回的，狡猾狡猾的俄军，还想让我们上当吗？
在炮火的掩护下，工兵如蚂蚁般地出动。此时的工兵多么希望能有个机械探雷器，可惜没有，他们只能使用简单的排雷工具，逐步清除“跑道”上的地雷和陷阱。不少人直接被炸飞，或者一头栽进尖桩陷阱里，尸体挂在上面，总算是开辟了一条真正的“跑道”，一队工兵敢死队已经到达了铁丝网之前。
眼前的铁丝网更加令人头疼，它原本是美国的农场主为了防备野兽入侵而发明的，连野兽都拦得住，何况人？它被运用到战场上威力无比，令世界各军都难以对付。此时的工兵多么希望手中能有个爆破筒，可惜它也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在南山之战中，第二军曾经使用过用铁剪剪开铁丝网，效果不错，那就采用这个办法。
此时应该是堡垒里的俄军打开探照灯，猛烈开火的时候，不过令人惊奇的是，他们仍然没有什么动静，在黑暗中沉默地注视着眼前的这队日军，一切又显得十分诡异。一般到了这个时候，总是要出点意外情况的，不过敢死队也来不及多想，能冲到这里已经不错了，他们站到铁丝网之前，张开巨型铁剪对着铁丝网：我剪！
突然，铁丝网之前在黑暗中响起了打靶似的零碎的枪声，伴随而来的是日军在夜空中如厉鬼般凄厉的惨叫，然后，铁丝网前又恢复了死一般的宁静和黑暗。
跟在后面突击的步兵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状况，他们只有趁着炮火闪过的光亮，猫着腰往前冲！
冲的同时，远处的步兵突然发现铁丝网上挂满了一些黑乎乎、竖条条的东西，望过去就像是一根根奇异的棒棒，密密麻麻地悬挂在铁丝网之上，有的似乎还在随风左右摆动，炮火在一下一下地闪现，它们也若隐若现，让人不由得有种莫名的阴森恐怖之感。
这又是什么？难道俄军又搬出了什么新式武器？马尾弹我们已经受够了啊。
步兵带着疑惑不解的心情摸近了，他们终于看清了眼前的东西，原来它们不是“黑色的棒棒”，是一具具烧焦的尸体悬挂在铁丝网之上！步兵已经认出了他们就是刚刚一去不复返的那队工兵敢死队！步兵们纷纷下意识地伸手去拉，与此同时，他们又发出了同样凄厉的惨叫声，他们纷纷被挂到铁丝网上，瞬间烧成黑炭！这时候，他们才总算明白了：有电！
南山之战后，在乃木希典学习第二军战报的同时，康得拉钦科同样在学习俄军战报，他认为必须对旅顺的防线的工事加以加固和改造，其中的措施之一就是：为了防备日军夜袭，必须将铁丝网通上强电流，反正旅顺有军用电站，电费是不要钱的。
于是乎，当那队工兵用铁剪去剪铁丝网时，就被电死，即使没有立即被电死，也像小鸟一样被挂在铁丝网之上，被俄军从容打靶，而随风左右摆动那一幕，不过是还剩最后一口气的人在不住地痉挛和抽搐。
他们止步于铁丝网之前，全灭。
接到前方的这个战报，第一师团全军大哭！
他们发起了不要命的强行攻击！轮番突击，毫无休整，如发疯了一般，经过连续两天两夜的激战，第一师团终于完成了攻占大顶子山的任务，而所有的幸存者都已经是蓬头垢面，双眼通红。
缺口已经打开，但再没有力气向东北线前进一步，斜插至东北三堡进行包抄的任务，失败。
在第一师团进攻的同时，乃木希典亲自在东北线的正面战场上指挥，东北三堡过于强大，非人多不足以吸引俄军的注意力，这也是他派出两个师团的原因。8月19日凌晨，乃木希典拉出了第三军所有口径的火炮，包括小口径的速射炮，对东北三堡实施连续一个多小时的炮火准备，炸向俄军的炮弹超过了十万发！
最坚决的攻击之势已经形成，突向核心工事之前又是熟悉的一幕：“跑道”、铁丝网、护垒壕，接到第一师团的通报后，乃木希典终于找到了破除电网的方法：用特制的挂钩搭在电网上，将电流引入地下，反正俄军的电费不要钱啊。
铁丝网被破除了，“突击！”随着前线指挥官的手势下达，大规模的突击立即发动，所有的步兵像同时开启了身上的某个开关一样，端着枪，猫着腰，潮水般地向前冲去，黑压压地压向首当其冲的东鸡冠山北堡垒！
然而，堡垒里的俄军依然很镇定，他们要让日军知道：什么叫没有电，也能让你们全灭。
等步兵进入机关枪的最佳射程之后，堡垒里的马克沁重机枪猛烈开火了，日军没有任何掩体，射出的步枪子弹只能打在一米多厚的水泥墙壁上，而俄军的重机枪是居高临下地扫射，不需要瞄准，闭着眼睛扫射就是，一扫就是一大片，对机枪子弹没有扫中的日军，再用步枪逐个消灭。
乃木希典强令各师团：务必排除万难，轮番突击，达成最后目标！
强突之下，步兵终于来到了又深又宽的护垒壕之前，不过这难不倒乃木希典，战前他特意视察了南山阵地上的护垒壕，工兵们根据测量的宽度制造了一批用于搭桥的竹梯子，现在，乃木希典精心准备的竹梯子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
然而，一个意外情况又出现了，所有的梯子都搭不成桥，放出去的那一头纷纷栽进了壕沟里，日军中有人急得大喊：梯子太短了！太短了啊！
见到这一幕，堡垒里的俄军只能得意地狞笑，原来早在战前，康得拉钦科似乎也预见了乃木希典会使用搭梯子这一招，于是他命令俄军连夜把旅顺这里的护垒壕加深加宽。其实乃木希典的梯子也是比南山测量的数据要更长的，只是对于干挖坑这样的活儿，土木工程师们是完全在行的，他们这一加宽，就加出去好几米，梯子还是太短了。
相信乃木希典从此最痛恨一句话：吸取经验教训。妈的，想当年老子吸取经验教训，到头来剪个铁丝网它带着电，搭个竹梯子它还不够长啊！
堡垒里的俄军还没有来得及收起脸上幸灾乐祸的表情，突然看到了令他们十分震惊的一幕。
壕沟前，沮丧的日军并没有丝毫的犹豫，他们不约而同地扔掉梯子，抱着步枪，朝着四米多深的壕沟，跳下！
只许前进，不能后退。
无论前面是地雷陷阱，还是万丈深渊，粉身碎骨，在所不惜。
哪怕是只前进一步，哪怕是只接近堡垒一米，都是胜利！
壕沟已经加深到四米多，只要跳下来，即使不被摔伤，也是很难再爬出去的，堡垒里的俄军茫然地望着这一切，他们不明白这批日军为什么要自寻死路，明知突击无望，还要白白牺牲。俄军用机枪和步枪子弹做出了回击，随着一阵阵猛烈的射击，日军惨叫着倒在沟底，跳入壕沟的突击队，全灭。
此时的乃木希典已经把司令部移到距离突击前线只有两三公里远的地方，并且亲自站在高地上指挥，这已经进入了俄军大炮的射程了，如果俄军眼尖的话，打一发炮弹过来就解决所有的问题了。但乃木希典就是要以这种方式来激励将士，他命令：全军不再与东北三堡过多纠缠，在牵制其部分火力之后，分三路直取望台炮台！
在东北三堡没有被攻占的情况下，强行夺取火力圈中的制高点，这显然是最后一搏，背水一战。然而乃木希典的意图很快被康得拉钦科识破了，在日军前锋部队已经快速抵达望台炮台的情况下，康得拉钦科东北三堡全部掉转炮口，用火力封锁住突向望台炮台的通道，使剩余梯队里的日军主力无法前进，然后调派预备队迅速增援望台炮台，将后路已断的日军前锋部队全体歼灭。
8月24日，在激战整整6昼夜而突破无望的情况下，乃木希典不得不下令结束这一次总攻。此战第三军阵亡5000多人，伤亡总计近1.6万人，总共参战5万兵力，一战损失掉了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奥保巩终于可以心安了，乃木希典的伤亡纪录终于超过了他，成为了明治维新以来，单次作战伤亡最惨重的日军将领。
睦仁又在支持着乃木希典，前方在紧张打仗，后方就加紧征兵，明治政府甚至一度修改了征兵法案。不管你原本是农民、商人、学生，还是流浪汉和罪犯，只要符合基本条件，扛得起枪，通通都被拉了壮丁，先在日本本土进行一下强化训练，然后立即开赴前线。睦仁支援乃木希典的新兵人数很搞笑，它正是第三军的总伤亡人数，只是凑了个整：整整1.6万人。
卿，你就放手进攻吧，日本国小兵少，但我要你知道，你损失多少兵力，我就给你补充多少兵力！
第一次总攻结束后，乃木希典十分懊恼。他懊恼的是他自己迫于速战速决的压力，也迫于权威战法的禁锢，没有在旅顺坚决地放弃包抄战术。
包抄战术是日军从德军中学习过来的。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脱亚入欧”，军队也不例外，海军学习英国，陆军一开始是学习法国，这是由于他们首先知道了拿破仑的威名，直至1871年德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胜法国，日本陆军又改为学习德军。可见日本人学习的特点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选取最优，并不是简单的教条主义。比如法军陆军军服曾经有一个很典型的特色，那就是在军帽后面和左右两边都耷拉下一块布条，盖住后脖子和耳朵，这是为了防备欧洲平原战场上的风沙、日照和蚊子。日军发现和研究了这一点，虽然后来他们已经不学习法军了，但还是在认为对己方有利之后吸收了过来，成为了二战期间他们标志性的陆军服，包抄战术同样是在理解了它灵活机动、避强击弱的精髓后学过来的。
但德军在形成包抄战术的理论时，大规模的堡垒工事并没有出现，现在，乃木希典面临着一个整支日军都没有遇到过的情况：旅顺不仅已经完全变成了堡垒群，康得拉钦科还十分厉害，他并不是十年前不战而逃的清军将领，在他的手上，堡垒都充分地起到了它们该有的作用，战场已经完全变成了堡垒攻坚战！
乃木希典已经被逼上一条路，一条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路，一条当外部条件完全改变时，需要敢于打破铁律和权威、敢于创新的路。乃木希典即将选择这条路，因为他相信这才是一个指挥官真正需要有的勇气。
乃木希典也已经明白了一个道理：自己亲历的经验教训，还是要及时总结的啊，而且反面的“历史教训”，远胜于正面的历史经验，正是在不断召开会议，深入总结第一次总攻经验教训之后，乃木希典最后提出了一个明治日军闻所未闻的全新战术：挖坑。
所谓挖坑，就是挖一条坑道到俄军堡垒之前，尽量接近堡垒，步兵的突击就以坑道作为前进基地，一举解决突击时没有任何掩体，完全暴露在俄军火力之下的问题，最大限度地减少在地面上的伤亡，甚至如果情况允许，还可以再挖一条地道直通堡垒之下，埋上炸药，将堡垒炸上天。当然，由于这条坑道首先就是起防御作用的，它就不能从日军的阵地直线对着俄军阵地挖过去，否则就没有什么隐蔽性和遮挡性可言了，容易被俄军炮轰，而应该从很远的地方，先沿着与俄军堡垒近似平行的方向秘密开挖，然后再蜿蜒前进，类似于一个“Z”字。由于这是在正面以坑道对坑道，以工事对工事，完全抛弃了迂回包抄战术，在乃木希典这里也有一个正式的名字——正攻法。
无论叫什么名字，这种战法在中华战史上其实很常见，中华帝国的战场常常要进攻高大的城墙，与堡垒攻坚战类似，挖这种坑道前进就很常见，比如曾国荃率领湘军围困在南京的太平军时就使用了此法。看来正和俄军搬出马尾弹一样，乃木希典也没有忘记从中华战史中取取经，事实上就连叫嚣着“脱亚入欧”的明治维新，也并没有放弃学习他们认为的中华帝国中的“最优”部分，后来的事实将证明这一点。
不过，令乃木希典没有想到的是，当宣布接下来将使用正攻法时，却遭到了众将和参谋们的反对。总体来说，反对的意见有三点。
首先，挖坑不利于速战速决。
其次，大家放下枪，去挖坑，这有违日军崇尚进攻的天性。第一次总攻虽然失败了，伤亡惨重，但没有人觉得这件事情有多严重，这对日军来说是很平常的事情。接下来要做的不是改变战法，而是先休息休息，找个日子再去强攻，直到攻下为止。
最后，退一万步来说，正攻法虽然看上去可行，但战术并不是理论上可行就行的，还需要得到实际中的检验。大战在即，这样风险太大。
看来要想打破权威去进行创新果然是阻力重重的，在军官们一片反对声中，他们突然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乃木希典一直端坐在那里，一直沉默但和气地听着大家讲话。平时的乃木希典很有儒将的特色，一般很少发火，对部下十分随和，绝不会像有的悍将那样拍着桌子说理解也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像这种没素质的事情乃木希典是不会干的。
等大家都充分表达完反对意见后，一直没有开口的乃木希典站起身来说了一句话：诸位，正攻法的完成务求完美细致！
然后呢？没有然后了，乃木希典宣布会议到此结束。大家明白了：原来在这位老兄那里，正攻法已经形成了命令！
乃木希典既然决定要挖坑，自然也不可能只在一个地方挖，全军几万人出动，挖坑工作是选取在东北线和西线同时进行的，旅顺属于海边丘陵地带，土层下面大多是坚硬的岩石，特别是东北三堡这一带岩石层更是无比坚厚，士兵们日夜不停地作业，所有人挖得满手是血，指甲脱落，坑道才一米一米地往前推进。
但这并不是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困难是随着坑道的推进，如何在俄军眼皮子底下做好隐蔽。不过这倒难不倒日军，因为他们本来就是精通隐蔽之术的专家，就算是在人群中他们也能比别人注意到更多细节。在日军的打造下，挖出的这些坑道堪称精品。
从坑道的起点开始，每向前挖一部分，都要盖上厚厚的木板，木板上盖着泥土、秸秆，或者用装满沙土的麻袋伪装成的小山包，就连麻袋的颜色也是跟四周地面的颜色是一样的，进入坑道的人一律只能穿土黄色军服。为了解决反光的问题，所有的金属物品如眼镜、手表、钢笔等等一律禁止带入坑道，连士兵的刺刀都要用黄布包起来，晚上挖坑时更是实施严格的灯火管制，挖累了点个烟头都是被严格禁止的。与此同时，虽然只是为作战挖条临时用的坑，但坑道里就像军营一样保持着干净整洁，井然有序，通信兵还在坑道里全程铺设电话线，直通乃木希典的司令部。
就这样，地底下的日军白天挖，晚上挖，远处堡垒的俄军总觉得眼前的景象似乎有哪里不对劲，但又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朝土层上用机枪扫射，打打炮，求个心理安慰，也排遣一下无聊，却万万没有想到日军正在地底下朝他们一步步接近！
9月中旬，在开挖半个月之后，乃木希典接到报告：由于西线地下的土质更好挖，这里的推进更为迅速，已经推进到了距离俄军堡垒200~50米之间。这已经是接近的极限，不能再往前挖了，再挖就要暴露了。
既然西线的进展比较理想，乃木希典决定就在这里发起一次中小规模的攻击，既把握住西线挖坑作业带来的战机，也检验一下正攻法到底可不可行，如果可行，那么就继续在强大的东北线推广使用。
9月19日，第二次总攻发起！乃木希典命令由第十一师团在东北线进行牵制，第一师团和第九师团使用正攻法主攻西线！
进攻西线自然也是先取制高点，西线这里的制高点比望台炮台还要高，因此也是整个陆路防线中的最高点，俄军干脆叫它“高山”，军事标高206米。但是在几个月后，乃木希典的第三军测得的高度将变成203米——也就是说，当第三军在几个月后最终攻下它时，它的山头将被整整削去一截，成为后来名扬世界的“203高地”。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提前采用这一个称呼。
第一师团出发了，战前已经把坑道挖到了距离203高地仅仅50多米，准备发起突击的士兵就全部进入坑道，像出窝的老鼠一样迅捷安静地跑步前进，在接近阵地时，突然跃出发起闪电突击！面对地底下这群突然冒出来的日军，俄军一时来不及反应，而大炮已经很难射击到这样近的目标，西线不比东北线，这里就缺少重机枪。紧急时分，俄军只好站在山顶扔巨石滚木。哼，我就不信砸不死你们！
对于日军来说，不用挨炮火和挡机枪子弹，挨点巨石滚木砸这简直是贵宾级待遇，第一师团的士兵从未享受过这样的待遇，感觉也意外，心情很激动，士气很高，不出意外的话，203高地将很可能被拿下，而对于日军来说，如果不出意外，那简直就是太意外了。
这次的意外是康得拉钦科。
开战以来，康得拉钦科总是风雨无阻、马不停蹄地奔波在前线，哪里情况紧急，他就必然会出现在哪里。康得拉钦科很清楚，乃木希典是一个极为厉害的对手，俄军的堡垒虽然强悍，但也有防御面过大、防线过长的缺点，康得拉钦科首先必须判断出乃木希典的主攻方向，否则一旦被乃木希典钻了空子，缺口是容易被打开的！
在接到西线战况的报告后，康得拉钦科迅速判断出，乃木希典这次的主攻方向就是西线，于是他紧急赶到了203高地督战，严令俄军必须死守，同时调集预备队增援203高地。在康得拉钦科强有力的指挥之下，第一师团从坑道里发起的多次进攻都一一被击退，不得不返回阵地，准备休整再发动更大规模的突击，反正有那条坑道在，什么时候再给俄军来一次突击都行。
休整之后，新的突击又发起了，老办法，还是以坑道作为前进基地，在接近俄军阵地后跳出坑去发起突击。而这次，日军的上方突然又纷纷落下了炮弹，贵宾级待遇就此结束。
这是怎么回事？众所周知，大炮有两个难题，首先自然是太远的距离无法炸到，而其次就是太近的距离同样无法炸到，人家离你只有百十米远了，你一炮过去，在两三里地外开花，那只能浪费炮弹，所以大炮的射程是一个区间，那么康得拉钦科又是如何神奇地炮击到近距离的呢？
答案是：创造发明，紧急的创造发明。
康得拉钦科不愧为乃木希典的克星，就在督战和指挥的同时，他已经发现乃木希典改变了战法，并基本摸清了正攻法的门路，由此得出结论：203高地缺少的其实并不是兵力，也不是武器，而是有效武器。有效武器首先是马克沁重机枪，但它们首先保障了东北三堡，而乃木希典已经同时派出了一个师团强攻东北三堡，很难调派那里的重机枪支援203高地。
和许多军功派的俄军将领一样，康得拉钦科也有一个很好的习惯：爱开会。这种会议是让每一个普通士兵都来参加的军事民主会，哪怕是一个最普通的士兵灵机一动的想法都会被大家热烈讨论，到最后会用一些奇思妙招甚至有些“邪门”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正是通过这种集思广益，康得拉钦科神奇地改变了大炮的射程！
为了对付乃木希典的正攻法，首先有士兵想到了悬浮于海中的巨形水雷，这种水雷的直径能够达到2米左右，爆炸力惊人，使用起来也方便，只是它原本是受到军舰撞击后再爆炸的，在海上作为防备敌舰偷袭之用。现在可以把这种水雷运到山上来，把引信拔去，安上导火索，在山顶点燃导火索之后推下山去，“水雷战车”就能呼啦啦地滚向日军，比大炮的威力小不了多少。
但这也很容易被日军躲过去。然后又有人从改装水雷中得到了灵感：既然水雷可以改装，那么水雷发射器是否也可以改装呢？这种发射器也是原本只用于海军，它的管壁很短，射角大，初速低，射程近，在布雷时发射圆球形的水雷入海，如果把水雷发射器和水雷都搬到陆地上，说不定可以当射程近的大炮使用！
有了这个想法，大家就朝着这个方向进一步讨论和研究，最后发现需要改装的并不是水雷发射器，而是作为“炮弹”的水雷。水雷原本是圆球形的，一是方便于悬浮在海中，二是增加与敌舰的受撞面。如果要把它作为陆地上的“炮弹”，自然就必须让它朝着一般陆战炮弹加以改造以完成爆破，但又必须让它兼具水雷的特点以适用于原来的发射原理，总之，是要在两者中取个平衡。
在俄军机械师的紧急赶制下，一种长圆形的炮弹出炉了，它由尖锥形的“大脑袋”弹头拖着一个起稳定飞行作用的长长尾翼，由于炮弹比炮管还要长，改变了之前的火炮基本从炮尾装弹的模式，而需要从炮口装弹，将“大脑袋”露出炮管一截在外，以超过45度的大仰角发射，相当于是将炮弹“抛”到半空中，经过一条大曲度的抛物线后落下，直线射程就变为理想的50～400米，完全够得上炸到近距离的日军。
随着俄军把这种脱胎于水雷的新式武器称作“雷击炮”，世界上第一门真正的迫击炮诞生了。它的出现，是在战场上“不求最好，只求能解决问题”的简单实用智慧的结晶，一举解决了火炮自发明以来，无法实现超近距离射击这个极大的难题。它不一定能够受到炮兵的青睐，却绝对是步兵的最爱，除了能近距离歼敌，还因为它的射角大，发射时所产生的后坐力可以经由座板直接传到地面，不需要安装笨重的后坐装置，十分便于携带，特别是在山地作战中，发现接近之地可能有隐蔽目标时，摆在地上装上炮弹就可以轰，实在是近距离支援步兵的一种有效火力。直至今天，我们还能在很多影视剧中见到它的身影。
重新突击的日军正是受到了雷击炮的雷击。而他们的厄运并没有结束，雷击炮的出现给俄军带来了一个创造发明的小高峰。他们又发明了“步枪齐射装置”，这是把几条步枪安在一个特制的座架上，一名俄军士兵就可以同时控制几条步枪，西线不是缺马克沁重机枪吗？他们又发明了“半自动”的马克沁重机枪！
乃木希典对这一切目瞪口呆，对面的康得拉钦科实在是一个可怕的人，自己好不容易搞战术创新有了正攻法，他却搞武器创新有了雷击炮。结束吧，赶紧结束吧，再这样下去，说不定连“原子弹”都要被他创新出来了！
9月22日，在发起总攻4天之后，乃木希典匆忙结束了这一次总攻，虽然很狼狈，但阵亡人数下降到了1000人以下，伤亡总计约5000人，与第一次总攻相比大大减少。同时，除了这个战斗结果，战斗过程本身也已经证明了正攻法极为有效，要不是康得拉钦科天才般地紧急发明了作为克星的创新武器，203高地都有可能一举被拿下！
乃木希典已经不用为包抄战术失灵而苦恼了，因为他已经找到了那个破局的方法，这就是挖坑，就是敌我间的“你挖我也挖”。绕了一圈，结果却是一个连小孩子都懂的道理。事实正是如此，绘事后素，过程艰辛得令人崩溃，结果却简单到令人震撼，原来所有的战略、战术、道理都是简单的，它原本就存在于人的内心之中，但获得它的过程不仅是艰难的，而且是孤独的。
乃木希典并不知道，正是由于他在这次战斗中使用了正攻法，展现了它在对付敌军强火力阵地方面的简单、实用和有效，又被“观战”的欧洲强国武官记下，成为了他们研究的素材。在之后的一战甚至是二战的战场，这种被正式命名为“堑壕战”或者“平行围困”的战法反过来被西方各国推崇，成为世界各国陆军最经典的战法。一支军队开到某个战场，首先不是让士兵们去冲锋，而是拿出锄头铁锹拼命挖“Z”字形坑道，挖坑的长度可达数十公里，双方都以坑道为前进基地，都伏在坑里对射和对轰，有的军队甚至把军营都搬到了坑里，士兵们在坑里面住上半年，出来以后灰头土脸的谁也不认识谁了，可见这种战法受到各国推崇的程度。从事实来说，乃木希典并不是历史上第一个挖这种坑道、发明这种战法的人，但他应该是当热兵器突飞猛进地发展出大炮和机关枪之后，又把这种古老战法翻出来的第一人。正是由于他的采用，才使这个战法受各国推崇，才让中华帝国古老的坑道战走向世界，风靡世界。看来把这种坑道命名为“乃木Z”也是并不为过的，“乃木Z”就是这样在战术创新中诞生的！
对于接下来的第三次总攻，乃木希典已经有了更强的信心，其实对于康得拉钦科的新式武器，他也不必羡慕，因为睦仁即将给他配备一种大炮，一种令人恐惧的大炮。
在第一次总攻中，乃木希典推出了所有口径的大炮，除了要对东北三堡进行狂轰滥炸，乃木希典更是对东北三堡的坚固程度进行测试：什么口径以上的大炮才能对堡垒形成有效火力。这个测试最后发现，一般中小口径的速射炮对堡垒根本无法形成打击，无论炮火多么密集，堡垒的水泥墙壁总是比较完好，堡垒既没有被穿透，又没有坍塌，可见土木工程师们对于防线确实是用心建造，而即使是第三军最大口径的重炮，也顶多能把地表部分炸掉，无法完全摧毁堡垒。
这让乃木希典意识到，相比于追求炮击的密度，更要追求炮击的强度，要给予东北三堡最有力的打击，打一炮就要有打一炮的作用，这就需要更大口径的重炮。随着正攻法通过了实战检验，这个需求就变得更加迫切。乃木希典相信，只要能够首先大部分摧毁东北三堡，让俄军也暴露在火力之下，加上接近的坑道作为前进基地，东北三堡一定能够被拿下！
乃木希典的要求传回了大本营，睦仁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先在东京的海边搞搞拆迁。
多年以来，在东京湾等重要城市的海防地带，矗立着一种被日本人称为国宝的巨无霸大炮，由于它是由大阪炮兵工厂生产的，又被称为“大阪宝贝”。这个宝贝的特点就是炮口口径极大，竟然达到了在陆炮中惊人的280毫米，炮管与炮座总重量超过2.5万公斤，每枚炮弹的重量就超过200公斤，装弹时需要使用机械吊臂将炮弹压入膛中，炮弹发射出去后会在空中产生火车鸣笛般的呼啸声，由此它又被称为“火车弹”。炮手发射时必须准备塞耳的棉花球，不然敌军没死自己先聋了，最大射程为7000多米（14里多地），兼具平射和曲射功能（俯仰角：-5度～65度），并且炮身能在炮座上自由旋转，达到360度无死角射界，炮弹落地后能够把方圆300米之内的东西给摧毁。
睦仁的意思就是把这些宝贝拆下来运给乃木希典。这遭到了大家的反对，理由很简单：天皇陛下就是住在东京的，把这些宝贝都拆了，谁来保护您的安全？又怎么能给国民以安全感？
睦仁用一句话简单粗暴地结束了争论：乃木需要它们，它们可以帮助他穿透堡垒的水泥工事！
于是，在东京湾等日本各处海防要塞，整整18门大阪宝贝被拆除，运往旅顺战场。光运输就是一项艰巨的工程，先用运输船运到青泥洼上岸，然后通过火车走东清铁路南满支线运往旅顺，到达目的地后再卸到粗重的木轮上，几百名士兵用绳索往前拉。乃木希典特意把它们安置在与东北三堡隔着一两道山梁的地方，这样大阪宝贝可以通过仰角曲射，发射无烟火炮，俄军无法通过观察烟雾找到炮位，避免反过来被俄军炮弹摧毁。宝贝就是宝贝，自然要爱惜一点。
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重大难题：如何瞄准？
在这之前，大多数的火炮都是直瞄或者按照图来瞄的，很显然，藏在山梁后的大阪宝贝是无法直瞄的，按照图来瞄准也存在无法及时修正的麻烦，一发炮弹就值不少钱，浪费不起啊。而乃木希典通过一番研究与试验，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难题——就用那些坑。
观测兵埋伏在东北三堡前的坑道里，通过潜望镜观测，所谓潜望镜，就是目镜比物镜低几十厘米，观测兵可以把头埋在坑道的下方，获得观测数据后，立即计算出山后大阪宝贝们的发射方向和角度，而坑道里的电话线也起到作用了，这边电话遥控，那边就开始轰，你说你的数据，他就轰他的炮弹。在试射之后，乃木希典获得了数据：通过这种方法进行瞄准，宝贝们的命中率能够维持在40%左右，这已经是一个相当理想的数据了，“间接瞄准法”也就这样正式出炉了。而乃木希典并不知道，他的这个最初只为解决大阪宝贝瞄准问题的间瞄法，将和正攻法一起，最终成为决定旅顺之战结果的两大创新！
10月26日，东北三堡这边的坑道也已经挖得差不多了，发起第三次总攻的条件已经具备，乃木希典下令：中小口径的速射炮就不要浪费炮弹了，以大阪宝贝打头，联合其他重炮，对东北三堡实施连续96个小时的炮火准备！
整整要轰炸4天，这是自总攻旅顺以来，一次史无前例的炮火准备。轰！不惜一切代价轰！
东北三堡的阵地上，俄军似乎已经感觉到了世界末日的到来，地表被完全炸平，地表之下的暗堡坍塌，地下弹药库被引爆，岩石飞向半空，又如雨点般落下，砸在俄军头上，每一个俄军都受到了精神上的强烈震撼，变得狂怒不已。
炮击过后，乃木希典下令：全军不必留预备队，以500人为一组，发起连续不断的突击！
在强突之下，步兵又一次冲到了护垒壕之前。有了上次上当的惨痛教训，乃木希典终于不使用搭梯子这一招了，反正现在是明白了，就算是能够搭成桥，由于只能一个一个通过，也只会被俄军用机枪歼灭，为了形成密集的突击，看来必须想办法把这个壕沟给它填平。
于是，日军改用炸药爆破护垒壕外壁的方法，而意外情况又来了：爆破作业接连受阻。这个结果其实早就应该想到的，因为东北三堡附近都是坚硬的岩石层，爆破效果很有限，之前挖坑就挖了两个月啊。
没办法，沟还是要过的，大家又想出一招：往壕沟里填土石麻袋！于是乎，一队人放下步枪，在其他人的掩护之下，赶紧扛麻袋去了。
然而，康得拉钦科是不会让日军就这么轻易在战场进行劳动的，自从旅顺之战以来，他很清楚，俄军最致命的武器就是堡垒本身，只要堡垒还在，其他重机枪也好，雷击炮也好，才能发挥最大的威力。虽然乃木希典不知从哪里运来这恐怖的大阪宝贝，对堡垒的破坏确实很严重，但这并不是致命的，因为康得拉钦科手里有预备队，有预备的武器，只要乃木希典的炮火一停，他就命令俄军立即抢修，土木工程师嘛，他们的修复速度和质量都堪称世界一流！
现在，见到乃木希典试图以填坑的方式来清除堡垒前的最后一道障碍，康得拉钦科立即命令俄军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阵地，堡垒里的俄军于是集中所有火力，壕沟边劳动的日军又纷纷被全灭！
连填坑这一招都用上了，但护垒壕仍然没办法通过。乃木希典并不知道，其实东北三堡只要有康得拉钦科还在镇守，护垒壕就是没有办法从地面上通过的，在乃木希典分别付出惨痛代价清除了“跑道”、铁丝网这两道障碍后，地面突击队能够到达护垒壕边，这将是他的最好成绩。后来，一直到东北三堡被攻破，甚至整个旅顺被拿下，乃木希典的最好成绩也一直停留在这里，他始终都没有找出能够在地面上通过护垒壕的办法。护垒壕又称反步兵壕，果然名不虚传，康得拉钦科就把它变成了乃木希典不可逾越的天堑！
面对着地面上惨烈的一幕，乃木希典仍然没有下达停止突击的命令，因为，乃木希典正是不准备从地面上通过护垒壕，他相信他真正的杀招是康得拉钦科想不到的。
4天前，当地面炸得昏天黑地时，乃木希典命令工兵敢死队猫在坑道里，以地面炮声作为掩护，艰难地炸开地下岩石层，向着堡垒下方掘进！地面上炸了4天，工兵敢死队也就在地下偷偷炸了4天，一直到炮战停止，地面上的步兵已经发起地面强突之后，工兵敢死队仍然在秘密向前推进，而乃木希典也正是要借助炮战和持续不断的地面强突，来吸引住康得拉钦科和堡垒里俄军的注意力，然后在地底下将坑道继续挖到堡垒下方，一举炸飞堡垒！
原来，在第二次总攻尝试正攻法的基础上，乃木希典这次是要将正攻法贯彻到底，真正劳动的日军是在地底下，而地面明攻，地道暗取，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正攻法了，是炮兵、步兵和工兵协同作战，是把正攻法和地面强突结合起来的整体作战，也可以说是地面和坑里的“立体作战”！
乃木希典相信他已经给康得拉钦科挖了一个真正的“坑”，所以无论地面出现怎样惨痛的伤亡，他都坚持不为所动，因为他在等待地道里的那一声巨响，那一声把康得拉钦科和俄军堡垒一起炸上天的巨响。
然而，康得拉钦科又一次让乃木希典感受到“意外”。
在第二次总攻中，乃木希典完全暴露了正攻法，康得拉钦科组织俄军紧急发明了雷击炮等新式武器，但康得拉钦科就是康得拉钦科，他并不认为乃木希典的坑道只会挖到阵地之前，他也知道乃木希典一定会想办法向着堡垒下方继续掘进的。于是，他重新部属了防御，命令各堡垒抽出兵力，布置反地道作业。所谓反地道作业，就是从堡垒向日军阵地挖出多条反向地道，相当于在地道里设置岗哨，就在那里等着日军工兵上门。
果然，在听到日军咚咚的作业声后，守候在地道里的俄军就在周边挖好炸点，引爆炸药。随着地底下传来沉闷的声响，日军工兵辛辛苦苦挖好的地道被炸毁了，他们不是当场被炸死，就是被埋在迷宫似的塌陷的地道里，孤独地走向死亡。
乃木希典欲哭无泪，费尽心思，却再一次化为泡影！
11月1日，在苦苦坚持了7天之后，第三次总攻不得不结束。此战第三军阵亡1000余人，伤亡共计近4000人，伤亡数与第二次总攻基本相当，但相比于第一次总攻已经大幅度减少，这继续证实了正攻法的有效，但仍然被康得拉钦科阻截。
面对这样一个当世稀有的对手，换成别人，恐怕早就哭晕在了坑里，但乃木希典没有哭，他仍然相信不断完善的正攻法就是正确的破敌之法，他相信只要再把这个方法坚持下去，总有击败康得拉钦科的那一天！
然而，乃木希典不会想到，他可能再也没有坚持下去的机会了，他没有被康得拉钦科彻底击败，很可能要被自己人给击败了。旅顺久攻不下，伤亡惨痛，让乃木希典陷入了无人理解的境地，尤其在日本本土，人们对他的愤怒和不满已经达到了顶峰，甚至连睦仁都可能不会再支持他了，因为睦仁已经接到了对乃木希典的处理意见——撤职。
东乡平八郎的危局与请求
自日俄战争以来，正如在甲午战争时期不再称呼“大清帝国”，而把带有蔑视意味的“支那”正式搬上书面文件一样，日本国内把俄罗斯的英文“russia”正式翻译成“露”，这是诅咒俄国像“露水”一样，见到“日”就消失。对俄国人蔑称为“露助”，甚至还把肠胃药改成了“征露丸”，反正后方的人上不了战场去动手，但可以动动嘴皮子。
骂着骂着，大家又有了一个新的被骂对象，他竟然就是乃木希典。
自从8月份发动第一次总攻以来，乃木希典指挥第三军对旅顺强攻了3个月，实事求是地说，已经出现了日军史上最惨痛的伤亡。所谓最惨痛的伤亡，这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对于明治日本来说，国小民少，一战死个5000人，那就是国家级的大事故；二是这样的伤亡对于日本这样的国家来说尤其严重。
日军采用的是师团制，某个师团就是来自某个地方的，比如第一师团东京师团，大家都是来自东京的；第四师团大阪师团，大家又都是来自大阪的。乃木希典伤亡是发生在三个师团中的，尤其是发生在作为主力的第一师团中，于是在东京街头，就会出现这样一幕。
某天，一个人走在路上，碰见了另外一个人，他神情悲痛地告诉这个人：“本人之父在乃木长官军中作战，已阵亡！”
这个人原本是想另外一个人来安慰他的，没想到这个被告诉的人也说：“本人之兄在乃木长官军中作战，亦阵亡！”
他们只好互相安慰地往前走着，碰到第三个人，还没等他们开口，这第三个人已经开始号啕大哭了：“本人之父兄同在乃木长官军中作战，亦阵亡，亦阵亡啊！”
于是大家都有了一个共同的目的地：乃木希典在东京的家中。人们聚集在乃木希典在东京的家门外叫骂。
“乃木无能！”
“乃木残杀士兵，居心何在！”
“要乃木切腹谢罪！”
还有人特意赶来，手里拎着一块砖，只为把乃木希典家的窗户砸碎一块再走。他家的窗户就这样全碎了。
乃木希典的老婆静子每天就处在这样的担惊受怕中，她每天都只能待在家里，一出门，就会发现四处都是唾骂乃木希典的声音，如果被别人认出她就是乃木希典的老婆，那还不会被骂死？
对于身在前线的乃木希典，人们也有办法表达愤怒，那就是写信去骂，什么你应该引咎辞职啊，应该主动切腹向天皇谢罪啊，什么要是换成我是你，我早就羞愧而死哪还有脸面在世上吃饭啊，等等。乃木希典只好把这些火力十足的“骂信”默默地看完，又默默地折好放回信封，放在一旁。
说到自己残杀士兵，乃木希典是极为痛苦的，他确实冒失过，那就是第一次总攻，也为此感到深深的愧疚，之后为了减少士兵伤亡，特意想出了正攻法。如果在第一次总攻的冒失之后，他乃木希典什么都不做，继续按照经典战法继续坚持地面强突，那才是真正残杀士兵，而后方对他的努力是看不见的。
而第三军军中的部分军官也对他有所不满，他们不满之处恰恰就是乃木希典放弃经典战术，使用从未使用过的正攻法，虽然减少了伤亡，但是导致攻克旅顺进展缓慢，也令第三军和司令长官本人背负如此强大的压力。在他们看来，只要一举攻克了旅顺，难道后方的人还有话说？
看来乃木老兄已经是内外交困，左右不是人了。面对整个日军从未遇到过的战地情况，面对康得拉钦科这样一个极为可怕的对手，他勇敢地打破传统和常规，勇敢地做了“自己”，却在前后方都没讨好。此时的乃木希典一定想到了一句话：坚持做自己难啊，创新难啊。
更让乃木希典痛苦和绝望的还是下面这件事情：就连大本营内也有了“倒乃木希典”的声音，大本营对他的不满只来自一个残酷的现实：战争只看结果，不看过程，乃木希典必须迅速攻克旅顺，但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做到。
在日本陆军的战略中，乃木希典的任务有三个层次：首先是不让一个俄军走出旅顺，免得威胁大山岩奉天战场的后路安全；其次是攻克旅顺，歼灭这批俄军；然后是越快攻克旅顺越好，率领第三军5万多人去增援大山岩。也就是说，乃木希典并不是打好他自己的仗就可以了，他还承担着为陆军战局服务的任务。而随着战争的推进，他也需要为海军战局服务，因为东乡平八郎也在盼着乃木希典早日攻克旅顺，然后从陆地上发炮歼灭旅顺港里的俄军太平洋舰队。
东乡平八郎为何需要陆军才能歼灭太平洋舰队？从事实上说，这并不是他无能，而是实在没有办法，这又是由旅顺特殊的地形所决定的。
在旅顺的南面是茫茫大海，旅顺陆路已经三面环山了，更加神奇的是，即使是在入海口处也有山头分别从东、西两边伸到海中对峙，像伸出的“两把蟹钳”，在海面上形成半闭合的“旅顺口”。这个狭窄的“口”，每次只能通过一艘大型军舰，隔开了旅顺外港和内港，俄军太平洋舰队就可以停泊在内港，并且还可以躲在那“两把蟹钳”的山头后面，特别是内港的西港，更适合于隐蔽和驻泊。如此一来，东乡平八郎率领舰队从海上进攻，就只有让军舰一艘一艘地通过“旅顺口”进入到内港。不幸的是，俄军又在那“两把蟹钳”上修建了海防炮台，当东乡平八郎率舰队来攻时，这些强大的海防炮台就发挥作用了，日军军舰来几艘就炸烂几艘。
当时世界上有一种公认的观点，欧洲最强陆军以三倍之兵也很难在陆路上攻下旅顺。那么世界公认的从海上攻入旅顺港的时间是多久呢？答案是“不可能，一万年也不可能”，因为“用军舰从海上去进攻陆地上的炮台那是最愚蠢的想法，无异于自取灭亡”。而海战打响后，狡猾的太平洋舰队一直不离开海防炮台的射程，到深海与东乡平八郎决战。在这种情况下，除非是神仙，东乡平八郎才有可能从海上歼灭太平洋舰队，他只好先想办法率领联合舰队封锁在港口外，让太平洋舰队也出不来。现在，要歼灭太平洋舰队，就只能在东乡平八郎已经封堵住港口的前提下，寄希望于乃木希典攻克旅顺后，从岸上发炮炸掉俄军军舰。
进入7月份后，海面上的形势骤然紧张起来，大本营得到情报：尼古拉二世正在计划从欧洲派出强大的波罗的海舰队前来旅顺海面增援。这个情报不仅对东乡平八郎，对整个日本都是致命的打击。
俄军单一支的太平洋舰队或者波罗的海舰队，它们的实力都与联合舰队相等，一旦波罗的海舰队到来，东乡平八郎必须同时迎战两大舰队，腹背受敌，别说歼灭俄舰队，就连日本本土都没办法保卫。所以，为了全力迎战即将到来的波罗的海舰队，首先必须歼灭太平洋舰队，阻止俄军两大舰队合流，而这就不再是“寄希望于乃木希典迅速攻克旅顺”，而是他必须迅速攻克旅顺。乃木大人，你要快点！
在这种情况下，东乡平八郎的上级——日军海军军令部部长伊东佑亨出面了，他拜会了陆军出身的大本营总参谋长山县有朋，转达了东乡平八郎发来的电报，迫切要求乃木希典迅速攻下旅顺，以完成歼灭太平洋舰队的任务。大本营迅速转给乃木希典，同时，东乡平八郎也并不只是单纯催催乃木希典而已，虽然要在海上封堵一支大舰队谈何容易，东乡平八郎已经堵得很艰苦，但他也很明白乃木希典的难处。东乡平八郎下令把军舰上的部分舰炮给拆下来，同时调派部分海军军官和水兵上岸，组成“海军陆战队”，名为“海军重炮队”支援乃木希典。
东乡平八郎也带来新的打法，由于他之前曾经在旅顺港外使用过间接炮击，也就是用舰炮以大角度和超远距离曲射，试图越过那“两把蟹钳”轰炸躲在内港的太平洋舰队。而海军重炮队上岸后，就可以把间接炮击的炮击点转移到陆地上，陆地上布炮更加方便，不会受风浪和岛礁的影响，可以实施更加有效的间接炮击——盲打。
东乡平八郎的盲打，并不是乱打，在军事上，盲是眼不见而心中有规律，乱是即使眼见心中也无规律，盲打是先在地图上，把俄军陆路防线后的旅顺市街和港口划分成一个个“棋盘格”，然后用舰炮越过旅顺防线上的那些山梁，按顺序逐个摧毁这些“棋盘格”。所有实施盲打的舰炮都采用下濑火药，不仅爆炸威力大，而且还由于是无烟火药，发射时不会产生烟雾，也就没有被俄军发现炮位之后反过来用大炮摧毁的危险，可以不急不忙地去“毁格子”。当然，正是因为如此，盲打只能在白天进行，晚上是无法盲打的，因为炮火闪光会暴露舰炮的位置。
应该说盲打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旅顺城中和港口被炸得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太平洋舰队就比较辛苦了，为了避免军舰被炸毁，它们只好在白天开到外港，找到一个既能躲避盲打又不离开海防炮台射程的地方，到了晚上见炮火停了才又开回内港，因为外港也不安全，一到夜晚东乡平八郎是可以出动小小的鱼雷艇发动偷袭的。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太平洋舰队鼓起勇气冲出去，却又被东乡平八郎通过海上追逐和苦战后给赶了回来，乃木希典仍然保持着可以从陆路毁灭太平洋舰队的可能性。
正是在陆海两军的强大压力之下，8月19日，乃木希典发起对旅顺的第一次总攻，冒失地采用了包抄战术，没有成功。然后，海面上不幸的消息终于传来了：尼古拉二世派遣波罗的海舰队的情报已经得到证实。在日益严峻的形势下，从歼灭太平洋舰队的角度出发，东乡平八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建议乃木希典即使一时无法攻克旅顺，至少先攻下一个能够看到太平洋舰队的山头，在这个山头上发炮炸沉太平洋舰队。
于是在一时攻占东北线的制高点望台炮台无望的情况下，乃木希典把第二次总攻的主攻方向放在了工事相对薄弱的西线制高点203高地，这既是对正攻法是否有效的检验，也是为歼灭太平洋舰队寻找一个山头。在那次总攻中，乃木希典虽然没有攻下制高点203高地，却接连夺下了其他3座高地，在它们当中，有一座紧邻203高地、位于它的北面的山头，军事标高为183米，已经相当接近203的高度，俄军称之为南山坡山，乃木希典见其形状像海鼠（即海参），称之为“海鼠山”。爬上山顶的第三军士兵发现在这里几乎可以眺望到旅顺全港，也可以看到港口内的太平洋舰队，但还留有一个死角，也就是俯瞰内港西港时，会被前面的203高地挡住部分视线。
二话不说，乃木希典下令在海鼠山上建立炮兵观测所，在白天指挥山下的大炮隔着山头轰炸能够看到的太平洋舰队，这个瞄准方法就是乃木希典后来用于大阪宝贝的“间接瞄准法”的最初版本。由于此时大阪宝贝还没有运到，开火的大炮仍然是东乡平八郎的舰炮，这就相当于把东乡平八郎的军舰“开”到了岸上，通过海鼠山山顶的炮兵观测所进行瞄准后炮击，这比盲打的效果又进了一步，太平洋舰队几艘军舰被击中，要是不跑得快，连击沉都有可能。太平洋舰队又只好重复之前白天开到外港、晚上开回内港的狼狈动作，但俄军后来终于发现了第三军是站在海鼠山上进行观测的秘密，他们就把军舰开到一个海鼠山上观测不到的死角——也就是更隐蔽的内港西港，这样就不必担心被乃木希典给炸了。
由于在海鼠山上的观测死角是被南面更高的203高地所遮挡，乃木希典就推测（注意）如果站在203高地上应该可以追踪到躲起来的太平洋舰队，全部发现它们。于是乃木希典将这个情况上报给大山岩，大山岩再上报给大本营，也就是说，通过第二次总攻，乃木希典除了检验了正攻法的有效，也为海战取得了一个巨大的成绩：锁定了可能观测到整个太平洋舰队的203高地。但乃木希典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这个巨大成绩在接下来竟要成为他被撤职的导火索。
大本营对这个情况高度重视，因为海面上的情况又更加严峻了。
10月15日，波罗的海舰队已经正式从欧洲起航，它将绕地球大半圈来到旅顺海面，预计将在3个月后（1905年1月15日左右）到达旅顺，而海战的特殊性在于对军舰的依赖性极大，在这一天到来之前，已经海上苦战了八个月的联合舰队必须回到本土把受损军舰进行维修和保养，否则将无法迎战，这至少需要两个月的时间。于是东乡平八郎只能倒推了：要求乃木希典必须在这一日的倒推两月之前——1904年11月15日，最迟不超过1904年12月10日，如果不能攻克旅顺，那就绝对要攻下203高地。
已经倒计时了，乃木希典肩上的压力骤增。就在这个时候，睦仁在波罗的海的舰队已经起航、日本本土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把东京湾等地的海防炮大阪宝贝逐一拆下，用家底支援了乃木希典。此时的乃木希典面临两个选择：最简单的是利用大阪宝贝攻下最强大的东北三堡从而一举攻克旅顺，其实只要一鼓作气攻下了旅顺，哪里都是“203”，随便在岸上找个地方架起大炮轰掉太平洋舰队就是，更何况也许还不需要等到完全攻占旅顺。要知道望台炮台虽然不是整个防线的制高点，但它是东北线的制高点，站在它的山顶也是“有可能”追踪藏起来的太平洋舰队的。
第二个选择就是先把东北三堡放在一边，先攻下203高地，利用间接瞄准法和大阪宝贝炸沉太平洋舰队，然后掉过头再去攻打东北三堡，最终攻克旅顺。
从海面和日本本土形势考虑的角度，东乡平八郎和大本营希望的是后一种，在第三次总攻发起前，大本营并没有明确下令，而是把这个意见非正式地传达到了乃木希典，毕竟睦仁已经放权给前线将领了，在涉及具体指挥上后方再过多地遥控是很不礼貌的。而结果我们知道了，乃木希典并没有去主攻203，由于地道已经挖到了东北三堡之前，在这里具备了实施正攻法的条件，乃木希典主攻了东北三堡，并且在实战中进一步完善了正攻法，独创了以正攻法为核心的“立体作战”战术，与此同时，对于如何想尽一切办法先歼灭太平洋舰队，乃木希典仍然在继续殚精竭虑。
乃木希典知道，要紧急攻下203高地，就要寻找躲起来的太平洋舰队，既然站在海鼠山上视线被203高地部分遮挡，那么就可以让观测兵在海鼠山山顶上升天。
在航空器出现之前，所谓让观测兵升空，并不是开玩笑，乃木希典使用了一种军事上的氢气球——系留气球。它包括氢气制造车、系留车、马拉辅助车等等，工作原理是这样的：使用时先往气球里充满氢气以便升空，而气球下边还有一个装着观测兵的吊篮，气球升空时，像放风筝那样用绳子固定在系留车上，而马拉辅助车的作用就是帮助系留车不断移动位置，以便令气球能尽量实现定向观测。当时掌握这项技术比较成熟的是德军，在乃木希典临时气球部队中担任队长的正是刚刚从德国学习归来的河野长敏。
河野长敏虽然学有所成，但具体运用到旅顺上空，还是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麻烦。
首先，气球当然要尽量远离俄军防线，不然飞到他们头顶上后，他们照着气球一枪就能打下来，而一旦被俄军发现，他们还会炮击系留车，所以地面上的系留车的位置也要隐蔽。这就决定了放气球的绝佳位置应该是与俄军防线隔着几道山梁的背面，正如大阪宝贝的位置一样，但如此一来，又会失去追踪太平洋舰队的观测点，让观测兵观测的范围十分有限。
然后，旅顺的上空海风很大，气球如果系留不稳，又会影响观测，如此一来，势必要增加系留车，用多部系留车从不同方向系留——但这又增加了暴露的危险。
说了这么多，使用系留气球让观测兵在海鼠山的山顶升空绝对不是一个最佳位置，但通过试验发现在别的升空点都无法有效追踪太平洋舰队之后，乃木希典下令：就在海鼠山山顶放气球，豁出去了！
然而奇迹并没有出现，海鼠山上升空的士兵倒是看到了太平洋舰队，但并没有实现“有效追踪太平洋舰队”，这项技术本来就不稳定，升空都要半天，而系留绳索只是能拴住气球，无法很好地控制方向。形象地说，它只能起到刹车的作用，而不是起到方向盘的作用，你想让气球飘向这边，一阵海风过来，它偏偏又飘向了那边，坐过山车似的无法很好地观测，更别说精确计算出数据指挥山下的炮兵发炮。对于这个结果，乃木希典自然比较失望，也许在极其失望的时刻，乃木希典曾经幻想过能有一种在半空中既有刹车又有方向盘还能朝下面扔炸弹的武器，他的这个梦想其实在几年后就成真了，它的名字就叫战斗机。
乃木希典放气球失败了，然后通过总攻东北三堡攻占旅顺的战略也失败了。东乡平八郎十分焦急，按照程序，他再一次向伊东佑亨打报告，请求乃木希典在接下来的第四次总攻中，无论如何要主攻203高地并且确保迅速攻下。伊东佑亨批准了这个报告并上报给大本营，大本营欢迎乃木希典放气球，但并不想再被乃木希典放鸽子，于是这次也顾不得避嫌了，明确向乃木希典的领导——大山岩和儿玉源太郎发电报，传达大本营会议批准东乡平八郎报告的决议。
而接到电报的这两位满洲军首脑同时火了，大山岩给大本营回了一封电报，语气相当不客气：“第三军已经做了很多有效准备，进攻作业进展顺利，为何要临时改变计划，另外寻找主攻点？我看唯有专心实行原来的计划比较有利！”儿玉源太郎更是绕过大本营，直接给海军军令部部长伊东佑亨发了封电报，质问：“你们海军为什么害怕波罗的海舰队到如此地步，要来干涉我们陆军作战？”
所谓“不能干涉”，那也是有传统的，在几十年前的倒幕运动中，日本有两个藩是倒幕大军的主力，一个是长州藩，一个是萨摩藩，他们组成了萨长联盟支持天皇，但这两个藩在历史上是有过流血冲突的，即使组成联盟后的政见也并不完全相同。后来，出于“区别”，长州藩的人大多投身陆军，而萨摩藩的人大多投身海军，两藩之间的“历史宿怨”也就顺延到了两军之间。陆海两军互相区别并以“高明于对方”为荣，比如在各自的兵工厂，大家制造同一款武器，如果海军发现陆军的螺丝是设计左旋的，那么他们一定会把自己的设计成右旋——不是“与众不同”，只要“与你不同”，以至于据说到了二战时期还有句名言：日本海军的头号敌人是陆军，剩下的精力才能对付其余敌人。
事实上在“怄气”这一点上，就连大山岩也没能免俗，在东乡平八郎要求乃木希典迅速攻下旅顺之前，大山岩也曾拜访了东乡平八郎，他要求东乡平八郎老兄迅速想办法歼灭旅顺的太平洋舰队——虽然谁都知道东乡平八郎是无法单独完成这个任务的，但知道是知道，陆军的意见总是要表达出来的嘛。
看起来这两伙人之间的矛盾冲突的原因似乎只是大家故意斗斗气，然而情况不是这样的。即使是放在世界范围内，军事强国不同军种之间的关系一般都不会太好，不是你这个军种要求我做什么，我就会做什么。强者总是霸道的，大家都强，对待同一问题自然会发出不同的声音，而且幸好还有不同的声音，那么现在，陆军与海军之间、满洲军与大本营之间僵持的局面已经形成，而焦点只有一个：乃木希典在接下来的第四次总攻中该不该先主攻203高地？
在后来的日本史学界，对这个问题也有两种争锋相对的看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首先是以日本历史作家司马辽太郎为代表，在其代表作《坂上之云》中，司马辽太郎先生不仅认为乃木希典应该主攻203，更认为他应该更早地主攻203，因为很简单，203高地工事相对薄弱，更好攻，放着好攻的地方不攻，所以乃木希典其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愚将”。
司马辽太郎甚至还指出，其实早在第一次总攻之前，东乡平八郎的作战参谋秋山真之就曾在陆海两军的联席会议上，提出攻打旅顺可以不必强攻东北三堡，不如先打203高地。看看，这个情况连海军参谋都看出来了，乃木希典作为第三军主将却还没看出来。好吧，没看出来倒还情有可原，毕竟俄军的旅顺防线是一个半环形防线，哪里都是正面，在发起一两次总攻之前，谁也不知道防线有什么弱点。那么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总攻分别尝试了东北三堡和203高地之后，第三次总攻竟然又放弃相对好攻的203高地，又回去打了最难攻的东北三堡，这不就是“愚”吗？
应该说，司马辽太郎这观点看上去是很有道理的，多年以来，在日本国内反对司马辽太郎的声音就比较微弱，所以只能从“精神”上去鼓吹乃木希典。这种观点认为，乃木希典放着好攻的203高地不攻，强取东北三堡，恰恰体现了一位“传统的高贵名将”的品质，符合日本优秀的传统战术：斗、战、胜的战术。
在日本，曾经有一本很古老的兵书——《斗战经》，这本源自《孙子兵法》的日本本土的兵书，却对《孙子兵法》讲究的“以正合，以奇胜”嗤之以鼻，认为这会导致士兵上了战场后逃避敌人的强大，处处小心翼翼，缺少“真锐之气”，从而反过来导致战斗最后失败。而《斗战经》讲究的是无论现实条件如何，人首先不能在气势上输给敌人，要敢于正面对抗，敢于以硬碰硬，作战迅猛、坚决、顽强，头脑中不能存在任何以多打少、避强击弱的想法，当集中所有力量于一点攻击敌军最强处之时，反而能够起到“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效果。所以乃木希典的战术其实就是“斗、战、胜”的战术，他作为一个传统的高贵名将的境界，那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
很显然，这种反对的观点是没有考虑到战场实际情况的，也并不具备说服力。那么，司马辽太郎的抨击有道理吗？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评价问题，因为乃木希典所有的战术创新正是建立在始终主攻东北三堡这个基础上的，如果基础错了，那么，再多的创新也是没有意义的，看来，乃木希典一定有他不为人知的苦衷和理由。
在翻阅了大量的作战报告、史料图表并去古战场实地走访之后，我决心来揭开这个谜团，因为只有真正揭开了这个谜团，才能更好地还原这场战争。所谓只有真正了解了曾经的对手，才能更好地面对未来可能的对手，我并不认为我比那些日本历史作家更具优势，我只是认为我比他们来到曾经的旅顺古战场要更加便利。
最开始，其实我们可以从后勤保障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在东北三堡附近，有一条方便后勤运输的铁路线，它就是东清铁路南满支线，正好从东北三堡附近穿过，乃木希典率领第三军抵达战场后，第三军已经是一个超过5万多人的大兵团，平均每人每天就算是吃一两菜，那也是5000斤菜；每人每天就算吃一斤米面，那也是5万斤米面；总攻时每人每天消耗100发子弹，就是500万发子弹，粮食、弹药的消耗惊人，其他还有前线兵力的及时补充、伤员的及时救护、大阪宝贝等重型武器的运输等等问题，对一条快速的交通线的依赖性可想而知。
康得拉钦科当然不会把这条铁路留给乃木希典，于是早在战前，俄军就把铁路线给破坏了，乃木希典就命令第三军在严密伪装下对这条铁路线进行了修复。此后，第三军的兵员、补给物资通过海运先从本土运到青泥洼上岸，然后再通过铁路运往旅顺前线，而第三军的重炮维修基地、弹药库、粮食库等等重要的设施都分布在以这条铁路为中心的沿线，比如伤兵包扎站就设置在沿线的双台沟（今大连市甘井子区双台沟）。前线突击负伤的士兵在这里紧急包扎后用火车直送青泥洼医院，严重的还可以通过海运转运回日本，甚至乃木希典的第三军司令部也设在铁路线旁的柳树房（今旅顺口区柳树房），从这里出门走几步就是铁路。
而铁路线是并没有完全修复的，无论如何伪装，它不可能修到东北三堡的炮火范围内等着被轰，于是铁路线两旁还有大量的“移动补给仓库”。这是由第三军征用的大清国骡马车队组成，通过这些毛细血管式的移动补给仓库，铁路线上的兵力和补给物资才可以快速地往来于突击前线和后方基地。每次总攻的突击都会造成大量伤亡，短时间内人员和枪炮武器消耗极大，说得恶毒一点，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后勤保障的“最后一米”，如果没有如此精细完备的补给线，伤亡数字一定会下降——短时间内，死这么多人都死不上。
正是出于对这条铁路线的依赖，旅顺攻击战一开始，乃木希典就选择主攻东北三堡并一直留在这里，这里的兵力和火力配置最为迅速，能集中全部战斗力，立即迫近康得拉钦科的主防御线，并且在攻破主防御线后，马上就能进入旅顺要塞内部，达到一举置要塞于死地的目的。这说明，乃木希典的主攻方向并不是偶然选定的，而是由后勤保障以及敌我状况决定的，这种选择无可厚非。
但是，相信大家也发现了，这只是乃木希典主攻东北三堡的原因，却并不是他坚持不主攻203高地的原因，至少不是这个单一的原因，如果主攻203高地只存在后勤保障这单一困难，那么也就说明这个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战争本身就是用极端手段来解决困难嘛。单一的困难一般好克服（比如大不了再新修一条铁路支线到203高地），但多方面的困难就比较难克服了，主攻203高地正是存在这“多方面的困难”，而这一切的秘密又是只有亲自徒步于古战场才能很好地发现的。
首先，从地势来说，从东北三堡到203高地的外围区域有大片的空旷区，这正是俄军炮兵的最佳靶位，如果要新修铁路，就必须绕过这片空旷区域，费时费力。更何况在乃木希典确定了正攻法之后，第三军一直都在挖坑，哪还有时间修铁路？所以新修一条铁路支线到203高地来解决后勤保障问题是并不现实的。
其次，从相对位置来说，东北三堡比203高地更靠北，而乃木希典从整体上来说是从北往南进攻，如果主攻203高地，东北三堡的俄军足以在侧翼和后路对日军构成严重威胁，也就是说，如果不事先夺取东北三堡，或者至少压制东北三堡的火力，牵制住这里大批量的俄军，还是根本攻打不了203高地。而乃木希典任务的首要层次是不让一个俄军走出旅顺，让旅顺成为一座“孤城”，在全部合围旅顺的基础上才谈得上攻占旅顺的下一步任务，这就是无论在哪一次总攻中，乃木希典都无法将全部的兵力派往一个方向，总要“全线出击”的原因。
最后，最为关键的是，战斗时不仅要考虑己方在兵力和火力上的配置和补给线，更要考虑对方的配置和补给线，乃木希典同志在第一次总攻时就已经发现，康得拉钦科在这方面也是一个绝对的专家。在他的部署下，整个旅顺陆路防线是一个十分严密和完整的体系，事实上旅顺防线内部的补给线和支援线四通八达，从东北三堡到203高地之间更是有快道相连，康得拉钦科在作战时首先判断的是乃木希典主攻哪里，一旦形成判断，就会立即从另外的地方调配预备队快速增援。从这个角度来说，在这个可怕的对手面前，乃木希典无论主攻哪里其实都是差不多的，所以，203高地的“好攻”只是表现出来的而已，这种表面上的“好攻”构不成不顾其他因素去冒险的动力。
而康得拉钦科又是一个有着强大军事嗅觉的人，受山头分布的影响，一开始的时候，203高地以及整个西线在工事上确实相对薄弱，而在乃木希典第二次总攻主攻到这里后，这一攻，就引起了康得拉钦科特别的注意，特别是后来乃木希典又是在203高地旁边的海鼠山上建立炮兵观测所，又是放气球，康得拉钦科也明白了守住203高地对于太平洋舰队的意义。于是乎，等到第二次总攻一结束，就在乃木希典挖坑的同时，康得拉钦科立即出动大军加固西线，特别是对203高地的工事进行了重重修整，新的工事从山脚修到了山顶，同时调遣更多俄军驻守在山顶上。接下来我们马上就会看到他的这个杰作。这就是说，在乃木希典发动第三次总攻和第四次总攻时，203高地连表面上的“好攻”也都不存在了，不知当年的司马辽太郎先生有没有注意到这样的细节。
当然，满洲军陆军三将——大山岩、儿玉源太郎和乃木希典自然也有陆军的想法，出于陆战的考虑，旅顺之战不是击溃战，不是游击战，而是攻坚战加歼灭战，攻占旅顺，必定要全歼或者歼灭加俘虏全部俄军，必须将5万俄军的战斗力终结于此，由此才谈得上第三军在攻占旅顺后能够迅速撤走，增援大山岩在奉天的主战场。而旅顺俄军的背面就是大海，已经退无可退，正是因为东北三堡是防线精锐所在，康得拉钦科必定会死守，也就是说，其实并不存在所谓“避强击弱”的问题，攻占旅顺，是一定需要拔掉东北三堡以及望台炮台这颗“大钉子”的，至于203高地，则不一定需要。
对于攻下东北三堡，乃木希典已经摸索出了方法，这就是已经在第三次总攻中实施过的经过完善的正攻法——“立体作战”。
这个战术虽然失败过一次，但这更加坚定了乃木希典把它继续坚持下去的决心，这又不是因为乃木希典的“愚”，也并不只是积累了一次经验，更是由于一个显然的战场事实：坑道已经挖到了东北三堡之前，康得拉钦科从此要想在地下完全防住日军比在地面难多了，他可以防住一次，防不住两次三次。而让康得拉钦科的防御重心被迫转入地下，这不正是日军所需要的吗？它意味着那些铁丝网、护垒壕以及堡垒里的强火力，都通通失去了效用，乃木希典需要的只是时间，需要的只是在第四次总攻中再次尝试，所以，大山岩这才怒气冲冲地质问大本营：“第三军已经做了很多有效准备，进攻作业进展顺利，为何要临时改变计划，另外寻找主攻点？”
更加令人郁闷的是，他们这陆军三将也并不是不想顾及日本本土，因为危及日本本土安全的并不只是波罗的海舰队的到来，还有奉天一带的陆战主力战场。日军陆军总共才4个军，乃木希典已经分出了一个军在攻打旅顺，俄军却是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不断向奉天增兵的，因此奉天战场也越来越迫切需要乃木希典尽快攻占整个旅顺后增援，而不只是攻占203高地，否则如果奉天一带的陆军主力战场溃败，俄军同样会乘胜打到日本本土！对于乃木希典来说，东乡平八郎在等着他攻占203高地以全歼太平洋舰队，而大山岩也在日夜盼望着他迅速攻占整个旅顺增援！
这就是乃木希典必须要面对的现实了：旅顺之战死，日本必死，旅顺之战活，日本有可能活。随着战争的发展，他已经是将陆海两战场最重的压力系于一身了，已经继之前的战术生死局后，陷入了战略生死局，一个关乎到整个日本的生死局。无论有多少理由和原因，乃木希典需要破局，日本无论生或死的“可能性”，都取决于他要顶住压力，在接下来的第四次总攻中一点点地打出来！
好吧，那么现在，乃木希典就需要来做一道很简单的预判题了：到底是先主攻203高地有可能全歼太平洋舰队，然后再攻打东北三堡以及望台炮台，最后攻占旅顺？还是在已经对用正攻法拔掉东北三堡有信心的基础上，继续朝这个目标努力，一鼓作气先攻下东北三堡以及望台炮台，最后攻下旅顺，接着去歼灭太平洋舰队？
很明显，陆军三将已经做出了他们的预判，大本营也做出了他们的预判，现在我们知道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其实只是预判上的矛盾，但这个矛盾必须解决，因为战场上的预判矛盾是指挥系统中最危险的矛盾，所有的一切都等待着他们的领导——睦仁的最后裁决。
在满洲军和大本营吵得不可开交时，睦仁在继续做着他的事情——全力支持乃木希典。经过第三次总攻，乃木希典又缺兵了，睦仁就想办法再次给予兵力上的支援，这次派出的是留在本土的常备军中最后一个师团——第七师团（旭川师团）。
战争爆发之后，即使近卫师团都已经上了满洲前线，第七师团都还一直留在本土没有动，这是由于它驻防的地方很特殊——北海道。这里隔着宗谷海峡，就是俄国的萨哈林岛（即从我国霸占的库页岛），也是俄国本土与日本最接近的地方，第七师团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现在，睦仁决定：将第七师团满编1.5万人全部派给乃木希典，一个不留！同时，军政部门刚刚训练成3个工兵连，也全部派给乃木希典，这是给乃木希典继续实施正攻法使用的。
睦仁的支持力度不可谓不大，但这已经是他最后的支持了，如果俄军真的突发奇想派兵渡过宗谷海峡来进攻日本本土，那他就只有等着被活捉的命运，从此之后，日本本土再也没有一个常备兵了，全国能入伍的青壮年也基本都上了战场，剩下的只是幼儿寡母、老弱病残。从此之后，就算睦仁再想支持乃木希典，他也已经无兵无炮了。大本营其实也提出过反对意见，上次您已经把大阪宝贝运走了，这次兵力能否留下一半？而事实证明，睦仁也是一个一条道走到黑的人，他的态度依然简单粗暴：如果乃木希典不能成功，留着兵力守卫本土又有什么用？现在日本已经陷入这场战争之中，需要的不只是本土的安全，更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要派就全部派走！
接下来，就是大本营和满洲军之间的意见分歧，大本营参谋次长正式上奏：可否将乃木希典“召回”？当然，所谓的召回就是体面地撤职，当年山县有朋就享受过这种待遇。
“这是对乃木的羞辱，如果这样的话，他会活不下去的，他会当场切腹的！”
睦仁首先大声拒绝了撤换乃木希典的要求，然后为了表明他的坚定，他还特意下了一道手书。不知怎么的，当听到要求撤换乃木希典之后，睦仁感觉很愤怒，虽然在涉及人事安排这样的大事上，他很少独断专行，但这位仁兄又一次使用了简单粗暴的态度：在不能撤换乃木希典这个问题上，这是没有商量的余地的，谁也不要再提。
然后，针对是否要先主攻203高地的问题，睦仁召开御前会议做出裁决：第三军必须迅速攻克旅顺，在万不得已的场合（即一举攻克旅顺无望），首先比什么都重要的是攻破敌舰队，或者予之极大的损害，令其不能恢复战斗力。
这就是在告诉乃木希典了：我已经尽我最大的能力支持你了，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如果你有把握按照原计划从主攻东北三堡入手一举拿下旅顺，你就拿下；如果没有把握，就必须先攻占203高地。怎么攻，你自己去想办法，而且不是攻下203高地就可以了，最终还是要拿下旅顺。知道你没有多少把握，但你必须完成这个任务。
睦仁知道让乃木希典改变主攻方向他并不甘心，但这个裁决其实也是希望乃木希典能够去攻打203高地的，只是没有明说而已。很显然，在东北三堡的正攻法还需要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里去捕获机会，而日本已经耗不起这个机会，所以反推过来只能去主攻203高地——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哪怕是乃木希典本人和第三军做出自我牺牲。
乃木希典真是个比较顽固的人，在接到最高裁决之后，他仍然认为继续主攻东北三堡然后攻下旅顺比较有利，与此同时，乃木希典内心最后一个苦楚是无处吐露的：对于后方人们对他的谩骂，他也不得不在乎。
在第一次总攻的冒失之后，也正是为了尽量减少第三军伤亡，他不惜冒着改变日军经典战法的风险坚定使用正攻法，实际上是以较长的攻击时间来换取更低的伤亡，而他还是在国内拥有了“残杀士兵”的骂名，后方的人们自然不会知道，从军事上来说，残杀士兵的不是他乃木希典，而是敌我武器之间的“代差”。正如跟长枪对应的是盔甲，跟火炮对应的是装甲一样，能够与康得拉钦科手中这种完美的防御工事相对应的，就是那种可能让乃木希典神往过无数次的“未来型”武器——战斗机。
而现在在203高地这里，康得拉钦科已经把工事从山脚修到了200多米高的山顶，如果要攻占203高地，那就意味着必须放弃以付出几个月的心血、伤亡数万士兵所换来和坚持下来的正攻法，又回到了第一次总攻时的地面强攻，这必定会给第三军不可想象的伤亡。如此一来，即使乃木希典并不“残杀士兵”，也不得不走上这一条路了，自古战场后路必须求稳，让5万骁勇善战并且拥有用6年时间修筑的坚固堡垒的俄军留在自己主力的后路，这大概只有这支日军才敢挑战。而自古攻城必有3倍兵力，以相同的一个军的兵力去围困、去仰攻和全歼这些俄军，这个军的司令长官，大概只有乃木希典才敢挑战。但是，在已经背负骂名、连自己在后方的老婆都无法安生的情况下，残杀自己的战士，乃木希典却不能挑战！
乃木希典把他的作战计划上报给大山岩，内容是继续主攻东北三堡。大山岩同意了这个报告，他在报告上签字后转奏给睦仁，大本营自然还是不同意。现在，睦仁又要面临第二次裁决。
睦仁对乃木希典的这份计划赐下敕语：
“旅顺要塞乃敌对天险加工，地处金汤，其攻克之不易，固不足怪，朕深察汝等之劳苦，日夜轸念。然而，现在陆海两军情况为：攻克旅顺之日期不容许延缓。正当此时，闻第三军总攻击之举，得其时机，甚慰，殷切希望成功，夫汝等将卒宜自爱努力！”
就到底该攻哪里而言，睦仁做出的重要批示什么都没说，但其实他也什么都说了，那就是：他传递一种态度，一种信任的态度。
乃木希典被触动了，他完全没有想象过这份并没有按照御前会议裁决做出来的作战报告，会得到睦仁这样的敕语，会得到他这个最高首脑最高限度的放权和信任。如果睦仁以天皇的名义明令乃木希典改变作战计划，重新确定主攻203高地，乃木希典只能照做，但睦仁并没有这么做，这反而让乃木希典谨慎起来，他已经完全明白了，他其实并没有选择，接下来最重要的，不是不甘心先放弃攻占东北三堡的机会，而是先最大可能地保障歼灭太平洋舰队的机会！
东乡平八郎也行动了，在走完了那些陆海两军部门间的正式程序之后，他以私人的名义给乃木希典写了一封信，恳请乃木希典老兄能够在万难的基础上，深深体谅联合舰队目前的危局，做出更大的奉献与牺牲，去攻打203高地。
乃木希典又一次被触动了，因为这是来自东乡平八郎的信件，乃木希典一直是把东乡平八郎视作偶像的，如果说乃木希典的内心只敬服两个人的话，一个自然是睦仁，另外一个就是东乡平八郎。开战以来，他和东乡平八郎之间也一直是紧密配合的，乃木希典很清楚，东乡平八郎的原则一向是先做好自己，先从自己这里想办法，不是百般无奈，万无办法，东乡平八郎不会提出这样的请求，现在他写这样的信件，就已经说明了为了歼灭太平洋舰队，他已经尝试了所有的办法，做出了所有的努力，只有相请于第三军这条唯一的途径。
在内心的极为痛苦和挣扎中，乃木希典不得不确定了第四次总攻无论如何也要攻下203高地的信念，然而，即使是将主攻方向临时调整为主攻203高地，也不得不首先压制住东北三堡的火力，截断这里的俄军增援203高地的通道，这块整体防线上的最强阵地是怎么绕也绕不过去的，还是要首先去攻击它们。好吧，对于乃木希典的内心来说，他就把这当作能否一举攻破东北三堡的最后一次机会，只要这里的战场形势一有利，他就会抓住战机，这是他在极度不甘心中的最后一丝微弱的希望。
第一次拼刺刀：日军遭受毁灭性打击
旅顺战场上的时间已经进入了11月底，天空中偶尔飘下雪片，第三军士兵身穿土黄色作战服，为总攻做着最后的准备。土黄色并不是日本陆军作战服原来的颜色，虽然当时日军对军装的要求还不是特别严格，也有不统一的时候，但陆军常规作战服在冬天为黑色，在夏天为白色，夏天白色的作战服干净是干净，就是太晃眼。甲午战争时期日军一边往前冲，一边还要防备溅一身泥，正由于乃木希典使用了正攻法，临时将夏季作战服由白色改为土黄色，由于它的实用性，很快推广到整个满洲军，并且各军都强烈要求不用再改回去了，春夏秋冬一直都土黄下去挺好。从此，日军的军服也由明治早期追求的“军容”正式让位于实战，这也算是乃木希典的正攻法对日军的一个意外贡献。
用帐篷搭建的军营整整齐齐地排列在野外宿营地，夏季时的帐篷就直接搭建在地上，随着冬天的到来，工兵在地上挖出几米深的坑，帐篷移到了坑内，避风保暖。每个帐篷里，最大的物件是睡觉用的粗糙垫子，相当于本土的榻榻米，此外就是摆放着士兵用于放生活用品的木头箱子，无论帐篷内外，都必须时刻保持干净和整洁，每隔一段时间，都有专门的人过来检查。
军营里的卫生纪律严格到了一种苛刻的程度，每一位士兵在来到战场之前，在本土接受的除了军事训练之外，还必须接受卫生方面的训练，就连洗澡和洗衣服都有具体的条例规定，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只能按照分解的动作完成。这看上去虽然十分刻板，而实际上唯有如此才能最大可能地避免在野战军中爆发传染病。
为了避免被俄军投毒，水源每天都要经过严格检测。吃的方面，士兵们原本以精白米为主食，为了保证营养。后来发现军中脚气病大规模流行，为了解决脚气病，后方的卫生部门经过多次试验，开始为士兵供应大麦饭、硬饼干等粗粮、杂粮，脚气病蔓延的趋势终于得到了控制。
在严格的野外驻军纪律之外，乃木希典统领全军在进行着日复一复的刻苦训练。所有的训练都是根据《步兵操典》来进行的，什么情况下应该集中发起突击，什么情况下应该保持散兵队形，什么情况下应该一边匍匐前进一边射击，这些都得到了规范和说明，甚至就连对于伤兵也有要求，那就是受伤倒地之后，尽量不要翻滚哀号，以免影响全军士气，一边喷血还要一边保持姿势，这也真是难为他们了。
而对于前线干部的要求则更加严格和细致，当以小队为单位发起突击时，全队不吹军号，不高喊，全凭前线干部的手势，以最大限度地让俄军不知往哪儿打才好，另外也有助于士兵把注意力始终集中在指挥官身上，做到统一进退，令行禁止。
随着作战计划的最终确定，一种令人窒息的紧张气氛笼罩着第三军，几天之后，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会再有紧张，因为到那时他们全部已经阵亡了。
11月26日，乃木希典下令：全军发起第四次总攻！
以全部的18门大阪宝贝打头，几百门重型火炮向着东北三堡一齐开火，在实施连续3个小时的炮火准备之后，乃木希典命令第三军以师团为单位，对着东北三堡同时发起突击！他又创造了日军中一个纪录：以师团为单位的突击，这意味着一万多人同时冲锋，而能够实现这一点正是来自战前严酷的分解训练。
战至傍晚，各师团几乎同时传来消息：突击受阻，无法前进！
看来又没有出现奇迹，乃木希典内心从东北三堡打开突破口的微弱希望并没有变为现实，那么接下来要迅速改变作战目标，强夺203！
首先要做的是准备工作，也就是分割整条防线，截断康得拉钦科从东北三堡增援203高地的快速通道，很显然，这只能以奇袭战速战速决，乃木希典决定：冒险！在203高地与东北三堡之间，自北向南生生插进去一支队伍，如果俄军的整条防线是一横，那么就在这一横上再画上一竖，像一把利刃一样直插整条防线，生生截断俄军！
在地势上，有一条天然的“一竖”，这是一条从旅顺北部向南流入大海的河流：龙河。
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朝廷在龙河上设置旅顺水师营，从此龙河边也就有了一个名叫“水师营”的地方，从这个地方往南的松树山堡垒就是旅顺防线东北线和西线的结合部，同时也是俄军封锁龙河河谷的主要火力点。在乃木希典看来，只要让敢死队沿着龙河河谷长途行进，出其不意地专门攻破松树山堡垒，就可以分割防线，形成据点，阻截东北三堡增援203高地的俄军，到时候甚至还可以视情况形成对东北线或者203高地的后路包抄，在东北三堡进攻已经受阻的情况下，康得拉钦科一定想不到日军还会在这个地方发动奇袭。风险很大，利益更大。
但就是在行进到松树山堡垒的途中，沿龙河两岸还分布着各种大大小小的堡垒和火力，前进的敢死队必须先小心翼翼地避开这些火力点，趁着夜色偷偷摸摸地前进，在安静中迅速穿插至松树山堡垒。总之，这是一支闪电战式的孤军深入的队伍，也基本是一支有去无回的队伍，必须以看得见的牺牲去搏那万分之一可能的胜利。
在乃木希典的命令下，3000多人的敢死队迅速组建，为了表达不惜一死之决心，更为了在摸黑行军中便于互相辨认，以防止有人掉队之后找不到队伍，大家必须在土黄色的军服上增加点比较明显的标志。于是，每个敢死队队员的胸前都交叉斜挂两条白布条，由于日本人劳动时会用两条带子绑住和服宽大的袖子，在胸前形成一个斜十字，称为“襷（jǔ）”，全队就叫“白襷队”。
乃木希典来到了出发阵地，他亲自检阅了白襷队，他的要求只有一个：走得静，穿插快，不恋战，经常派通信兵与军部和友邻队伍保持联系，以便突击成功在望时后方能够及时增援，直至成功建立据点。
然后敢死队队长面向全队发令：在到达目的地之前，谁也不许开枪，如有临阵脱逃或者无故躺下者，均格杀勿论，不求生还，只求胜利！
最后，所有人转向天皇的方向，持举枪礼！这是要告诉睦仁，我们就是为你去卖命的。
白襷队出发了，在朦胧的夜色中，全队鸦雀无声地行进，如同鬼魅一般，再加上那一条条闪着冷光的白襷，有如带来的是地狱般阴森恐怖的气息。他们果然小心翼翼地避开了行军途中的火力点，到达了松树山补备堡垒之前。这里已经接近主堡垒，不被俄军发现都不可能了，攻占堡垒的突击发起！
正如乃木希典预料的那样，堡垒的俄军万万没想到日军会出现在这里，每个人的胸前还挎着两条奇形怪状的白布条，活像是前来索命的白无常。俄军打开探照灯，各种大炮小炮一齐射击，然而仍然猝不及防，接连丢失据点。白襷队冲上松树山补备堡垒，眼看就要偷袭成功，打开缺口！
康得拉钦科出现了，他听说日军在偷袭松树山，立即派出5个连的预备队，堡垒间的快速通道发挥了作用，增援的俄军迅速抵达，但他们进入工事歼敌已经来不及了，正好与刚刚冲上来还立足未稳的白襷队正面相遇，根据俄军战斗条例的规定，当步兵进击到距敌100米以内时，要立即放弃开枪，以刺刀打击敌人！
增援的俄军依据条例，全部上刺刀，一对一，杀气腾腾地扑向了白襷队！
自从陆战以来，日军期待已久的与俄军大规模近距离肉搏战终于发生了，也就是说，打了半年，日军终于第一次“赢得”了与俄军拼刺刀的机会，这是他们第一次与俄军大规模刺刀见红，而结果很快就会揭晓。
松树山补备堡垒之前，静静地躺下了780具白襷队的尸体，血流成河。
以一敌三，你以为我们是说着玩的！
奇袭已经完全无望了，剩余的白襷队员只好相互搀扶，又冒着俄军枪炮回撤。11月27日天明之前，他们终于回到出发阵地，1500多人伤亡，安全回来的仅为半数。
对于乃木希典来说，这个消息是严重的，这不仅意味着他心中攻占东北三堡的最后一丝希望彻底破灭，更是连分割防线这个最基本的目标都没有实现。康得拉钦科手中的防线仍然是一个严丝合缝的整体，东北三堡的俄军仍然可以快速增援203高地，形成对203高地源源不断的预备队，这将给强夺203高地带来致命的困难！
主攻203高地之前的准备工作已经失败，意味着主攻203高地的条件还不成熟，但留给乃木希典的时间也已经不多了，根据前几次总攻的经验，第三军能够维持连续一周以上的总攻时间已经是极限。现在一天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如果不当机立断立即发起对203高地的主攻，第三军又将在东北三堡这里陷入泥潭，再也无力主攻203高地！
11月27日凌晨，在接到白襷队奇袭失败通知的同时，乃木希典下令：从即刻起，除了留下牵制部队之外，全军停止主攻东北三堡，转向203高地！
203高地，令人恐怖的203高地，你终于到来了。
这并不是一座奇山险岭，更谈不上是名山大川，它高206米，山顶长不足250米，宽仅30多米，左右两座山峰夹着一个中部的凹陷之地，远远望去，就像是一个馒头。驻守在这里的俄军也只有2000多人（人太多了挤不下），由于地表和地形的特点，什么火攻、水淹、烟攻等等都统统不行，要攻下它，只能爬上去。
但要爬上去，无疑是以身犯险。经过康得拉钦科修整和改造之后的203高地，已经是一座集中了技术与智慧的完美杰作。
山脚就是环绕四周的整体工事，包括日军已经熟悉的鹿砦、地雷陷阱、铁丝网、护垒壕、炮台堡垒等等，而这一套整体工事竟然也被搬到了山顶，围着左右两峰修建，两峰之间还有交通壕相连。
在山脚到山顶的正面斜坡上，康得拉钦科命人爆破，形成了一条巨大的战壕，从而又将山脚和山顶的工事连接起来，即使在背坡上，也修建有为预备队使用的掩体。也就是说，乃木希典如果要强夺203高地，首先要突破山脚的那一整套工事，然后要一边突破山坡上的工事，一边低头步步冲上山顶，即使在到达山顶之后，又面临和山脚同样的工事，把在山脚用过的方法再重新来一遍，而康得拉钦科还有预备队支持，完全占领203高地还意味着要把康得拉钦科准备的预备队消耗完毕，可以说战斗会打得没完没了。
由于这些工事是最新改造和赶修的，所以康得拉钦科也充分总结了之前工事的优缺点，为了对付大阪宝贝，每道工事不仅特别加固，更具备隐蔽性和易于快速修复的特点，比如所有的壕沟都盖上了木板，上面铺着厚厚的泥土，炮弹落下来只是会把它们给炸飞，对壕沟的影响并不大。如果堡垒的胸墙被炸毁，旁边还备着补漏的麻袋，就连炮台里的大炮都有替补产品，如果被炸飞一门，就替换一门，反正保证有的是大炮去轰乃木希典的第三军。
但是，俄军毕竟是驻守在山顶上，补给如何保证呢？不急，这个问题康得拉钦科早就想到了，除了军事设施，203高地上的生活设施也是完善的。和日军暴露在寒冷的野外不同，堡垒里十分暖和，暗堡里储藏着可以吃到第二年春天的粮食，山顶的俄军已经准备在这里过圣诞节了（每年1月7日为俄国人信奉的东正教圣诞节），喝水也不愁，山上建有抽水站，靠地下水管把水送上去。俄军喝的可是矿泉水，他们不生产水，只做大自然的搬运工。
对于遇上康得拉钦科，乃木希典真可以仰天长叹！
那么，干活吧！11月27日7时，乃木希典下令把18门大阪宝贝以及其他各种口径的大炮全部对准203高地，连续实施12小时的炮火准备！203高地又是地动山摇，火光冲天，山顶好像火山突然爆发，炮台被炸裂，大炮被炸飞，山顶的巨石被炸成沉粉末。炮火中，俄军东躲西藏，但康得拉钦科严令俄军一边躲避炮火，一边要趁着炮火空当快速修复工事，准备对日军的反击。
炮火轰炸完毕之后，19时，第三军步兵突击开始！这次也不用组建敢死队，所有的突击队都是敢死队，乃木希典下令大军兵分两路，分别从203高地的西南部和东北部发动突击，企图使康得拉钦科顾此失彼。然而，俄军强大火力配合坚固工事，简直是不可逾越的天堑，28日凌晨，所有突击队又被打了回来，俄军特意打开了探照灯，强光照着日军的尸体像苍蝇一样撒满了整个山坡。
乃木希典下令：再次恢复炮火准备！
所有的大炮又对着203高地开炮，那阵势简直要把203高地炸翻过来。轰炸过后，乃木希典下令全军又兵分两路，按照上一次的做法，重复进行第二次大规模强行突击！
日军又开始不要命地往山顶冲了，对于他们来说，每前进一米、半米都是胜利，在连续十几个小时的轮番突击之后，28日深夜，一小队日军终于攻占了203高地东侧的老虎沟山（日军称赤坂山）。此处有交通壕和203高地相连，可以从外围向着203高地挺进，可以说拿下了一个很好的前进据点，而另一队突击的日军也曾经抵达了203高地西南山顶的一角！之所以说是曾经，是因为他们冲上去后还没站稳脚跟，就几乎被俄军全歼，侥幸活下来的几个生生滚下山去。
第二次大规模强行突击，失败。
乃木希典无论如何不能退却，只能硬着头皮上！他命令：打破师团建制，以精锐的第一师团为主力并承担前线指挥，再从其余师团抽调最精锐的指挥官和士兵，组成第三军全军精锐部队，乃木希典把它命名为“混合精锐师团”，命令发动第三次大规模强行突击！
29日凌晨，精锐师团临出发前，乃木希典亲自检阅了他们，他告诉他们：“你们都是大日本帝国陆军的精华，以生命报效天皇，即使死了，阴灵也要守卫帝国！出发吧！”
乃木希典并不知道，他的这些精锐，将几乎没人能活着回来，因为康得拉钦科即将发动反击，大规模屠杀即将开始！
自战斗打响以来，康得拉钦科并没有急着令俄军全力投入战斗，也没有调遣预备队，而是一直让他们按兵不动，经过前面三次总攻，俄军的损耗也极大，双方都进入了最为困难的时刻。此时康得拉钦科最重要的就是对乃木希典主攻方向的判断，不容许出现失误，不能中乃木希典调虎离山和声东击西之计，而两次强行突击过后，康得拉钦科已经完全可以断定乃木希典必定死攻203高地，因此康得拉钦科命令：东北三堡等重要堡垒可以只留最基本兵力和必要的马克沁重机枪，其余兵力和枪炮迅速增援203高地，不惜一切代价全面反击，变守为攻！这是四次总攻中康得拉钦科第一次明确下达反击命令，这个命令是极为可怕的。
自乃木希典总攻旅顺以来，由于乃木希典在总兵力上并不占优，他打开突破口的关键除了不断摸索战术外，更要尽可能人为制造局部优势，而前提就是让康得拉钦科并不完全清楚自己的意图，分兵拒守，才有可能制造局部优势，这也就是战场指挥的艺术——在每一次考虑到自己的意图时，必须同时考虑到敌军的意图。在前三次总攻中，乃木希典无疑很出色地做到了这一点，每一次总攻除了在东北线和西线全线出击，即使是在东北线或者西线的同一个主攻方向，乃木希典也没有死攻其中的一个堡垒，不是所谓“集中优势兵力”去一个堡垒一个堡垒攻下（当然，堡垒之间的交叉火力实际上也不存在只进攻单个点的客观条件），否则那就等于是明白地告诉康得拉钦科：你可以在这个点上利用你强大的工事和有利地形进行歼灭战，来消灭我！
而现在，乃木希典死攻203高地的进攻意图，正是把这句话明明白白地告诉了康得拉钦科，他的这条自取灭亡之路完全逃不过可怕的康得拉钦科的眼睛。康得拉钦科及时下达了反击的命令，变之前的防守战为歼灭战，也就是几乎整条陆路防线上的俄军，都可以放心地向203高地源源不断地派出增援兵力和武器，以203高地这个已知的歼灭点，以打死每一个日军为首要，全歼第三军！
不知不觉中，战斗的性质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挡在第三军精锐师团面前的，是刚刚增援过来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马克沁重机枪。它的射速为每分钟五百至六百发，也就是说，即使是在10%的命中率之下，每分钟也能够造成日军五六十名突击队员中弹！而203高地里的俄军是可以实现这个命中率的，他们躲在堡垒里居高临下地射击，有足够的掩体，完全不用担心自己中弹，闭着眼睛摇晃枪管扫射就是。
在恐怖的弹幕中，精锐师团无法前进，他们想到了一个办法——举着铁制盾牌前进。
不过，这个办法很快被证明了不行，即使盾牌不被子弹射穿，当激射的子弹打到盾牌上之时，持有盾牌的手腕也会因为受不住强大的贯穿力而脱臼。看来，要想战胜马克沁重机枪弹幕，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一个办法——用肉体堵机枪。大家彼此成为掩体，你为我挡子弹，我也为你挡子弹，用肉体“降低”俄军的整体命中率，人为地制造出火力空当，当前一批人中弹倒下时，后一批人就可以趁着这个空当往前冲几步，当火力扫射到右边之时，左边的人也有机会往前冲，如此“肉弹”突击，用肉体压倒武器，总有人会冲到俄军之前！
精锐师团的每一名士兵高都喊着“班载！”（日语“万岁”），在弹幕中冲锋向前，很快又无声无息地倒地，变成模糊的血肉，俄军始终维持着暴风骤雨般的扫射，就像使用割草机割草一样将突击的士兵全部打倒，203高地上一时尸横遍野！尸体一层一层地堆高，后面的日军只能拨开那些尸体才能前进，而在密集之处，尸体堆积的高度已经远远超过了一人高！
担任精锐师团主力的是第一师团（东京师团），一般来说，来自首都大城市的士兵是比较娇贵的，而第一师团恰恰相反，从第二军时代开始，他们一直是战场上绝对的主力，一直会出现在最危险的地带，奋不顾身地往前冲，在俄军的扫射之下，第一师团伤亡人数直线上升，但他们仍然不停地派出一队队的突击队伍。
第一队，全灭；
第二队，全灭；
第三队，全灭……
第一师团兵力已经无法维持建制，东京的子弟兵已经被打残，可是他们的强突仍然在继续！
伤亡过半，所部仍能作战，可谓铁军！
乃木希典派出了生力军，这也是睦仁给他的家底——第七师团。他们常年驻防冰天雪地的北海道，在冷风中更能冲锋打仗，乃木希典命令：已被打残的第一师团并入第七师团，由第七师团转为精锐师团主力并担任前线指挥，最后一次，向前冲！
此时日军的士气已经受到了严重影响，很多士兵开始崩溃，他们毕竟还是人，即使是铁军也还是军，不是铁，短时间内有如此密集的伤亡，就算只是在一旁看着也是极大的心理折磨。为了不去前线，他们纷纷开始自残，有的切掉了自己的手指，这样就会因为开不了步枪而下战场；有的到处找香烟，把大把烟叶溶在水里喝下，然后口吐着白沫被抬下去；还有人什么都不做，直勾勾地盯着前方，他已经发疯了；还有一些人开始想办法溜走，明治日军几乎是首次出现了临战退缩和逃脱的情况。
乃木希典下令：组建机关枪督战队！
在第三军中，其实也装备了少量的重机枪，这并不是英式的马克沁重机枪，而是法国产的哈奇开斯重机枪，这两种重机枪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它们有一个早期重机枪共有的特点——重。因为自重很大，所有对突击的帮助并不大，大家是要冲上山顶的，总不能由几个人抬着它们去冲锋，地面上又没有掩体，也形成不了对俄军的对射火力，所以这种重机枪在崇尚快速进攻的日军中装备比较少，在乃木希典之前的作战中也基本没派上什么用场。
现在，乃木希典组建了机关枪督战队，他的重机枪没有用来突击，却用来督战了，乃木希典下令就把哈奇开斯重机枪架在突击队的后面，严令突击队无论前面是什么样的情况，都只许前进，不许后退半步，否则集体射杀！
“请给我留下最后一个联队，在你们突击的最后，我将亲率此队，投入战场！”乃木希典最后说。
突击循环往复，层层推进，整整持续了十几个小时！然而，无论日军的意志如何坚强，士兵如何不要命，肉弹战胜子弹的结果并没有出现，精锐师团最好的成绩仍然只是小队士兵曾经抵达东北和西南山顶，然后就在精疲力竭和孤立无援中最终被歼灭！
12月1日，总攻已经过去6天，第三次大规模强行突击，失败。后来，人们把日军这种突击称为“万岁冲锋”。而在日军中其实是另外一种叫法——猪突猛进。日本人严格地区分了“猪”和“豚”，“猪”是指勇猛刚强的野猪，受他们的尊敬，只有“豚”才是懒惰好吃的家猪，人是需要有野猪那样的作风的。
乃木希典一病不起，他已经无计可施了，但是他知道他必须再想办法，因为第三次突击虽然失败了，但也获得了一个极为关键的成果，甚至也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胜利：在第二次突击中，第三军曾经短暂地冲到了203高地山顶一角，但被俄军连夜歼灭和赶下山去，而在第三次突击中，攻上西南山顶的那一小队日军坚持到了天明以后，这就是对于乃木希典来说的重大胜利。
一直以来，能否在203高地上全部看见藏起来的太平洋舰队，就是乃木希典首先要确定的最关键的事情，在第三次突击中，他命令通信兵拖着电话线跟在步兵后面往山顶冲（必须拖电话线，谁也不能保证他们能够活着把消息送回来），而乃木希典一直守在电话机旁，等待着前方的消息。当冲上西南山顶的士兵苦苦支撑到了天明之后时，电话里传来他们激动万分的嘶喊声：看得见（太平洋舰队）啊！全部看得见啊！
乃木希典热泪盈眶，但也就是这令人激动万分的消息令乃木希典急火攻心，这确实是好消息，但与其说是好消息，不如说是坏消息。因为它意味着第三军还要去送死，把对203高地的强突进行到底，如果电话里传来的不是这个结果，乃木希典会立即下令第三军撤出203高地，用正攻法转攻东北三堡，他不会让第三军将士白白去送死！
现在，还有什么办法能夺下203高地呢。乃木希典已经连床都起不了，这时一位“救火队员”已经来到了他的身边，他就是儿玉源太郎。
在203高地激战的同时，大山岩和儿玉源太郎一直在通过电报及时关注着战况，作为日军中为数不多的观摩过普法战争的将领，大山岩是对炮火的配置十分敏感的一个人，儿玉源太郎也是如此。
这两位老兄对乃木希典的指挥已经十分不满，在他们看来，乃木希典其实并没有想尽所有的办法和用尽所有的地方，还有一个地方可以改进，那就是——把炮火准备，改为炮火覆盖。
乃木希典之前一直实施的炮火准备，是先用大炮对着俄军轰，当自己的步兵开始突击之后，炮兵阵地上的炮兵停止炮击，这是理所当然的，以免误伤到自己人。然而，不管先期的轰炸有多猛烈，只要炮火一停，康得拉钦科就可以命令俄军快速修复工事和快速调配预备队，所以，炮火准备的效果很有限。
所谓炮火覆盖，就是以猛烈和密集的炮火对着俄军一直炮轰到底，无论本军的突击有没有发起，也无论炮弹击中的是自己人还是俄国人，通通都要去轰，以不间断的炮击迫使康得拉钦科无法快速修复工事和调配预备队，以此来增强效果——甚至，本来就需要日军在前方突击的士兵冲上去与俄军纠缠在一起，用双手抱住俄军，后面的炮兵发炮，一炮轰掉所有人。
这就是能让突击队冲上203高地的最后可能的手段，乃木希典万万没有想到，他真就要走到他亲手去残杀士兵的这一步，他要下令去轰自己的士兵了！这是乃木希典万死不能从的，督战还是自古以来战场上很常见的现象，但用自己的大炮去轰自己人，谁也无法办到，否则如果将来第三军士兵的家属拉着他的手问他们的孩子是怎么死的，乃木希典该如何作答？
大山岩和儿玉源太郎恼火的正是如此，他们认为乃木希典并不是没有想到这一步，却一直没有下这道命令，其实不管他是没有想到还是不忍心，这个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没有用上这个最后可能的手段，所以大山岩派出了儿玉源太郎亲自前来落实炮火覆盖。
在儿玉源太郎出发时，大山岩给乃木希典写了一道严厉的训令，这道训令并没有真正指出乃木希典哪里指挥不得当，因为实际上也挑不出什么毛病，大山岩更没有对强夺203高地给出什么好办法，因为除了炮火覆盖也再无别的什么好办法，大山岩只是将乃木希典的“态度”批得一无是处，什么“第三军高级指挥官离前线太远”“没有亲自观察地形与战机”等等，也就是说，包括乃木希典在内的第三军高级指挥官还不够勇猛，你们对这场战斗的付出还不够，还不够拼命！
这简直是拿一把小刀直接割乃木希典的心头肉，割得血流如注，给乃木希典最沉重的打击。对于一个武士，你可以说他反应比较慢，甚至可以说他指挥不行，但不能说他不够英勇献身，宁肯要他的命，也不能说他不拼命。
但是，大山岩必须这么做，当他派出儿玉源太郎时，就必须保证炮火覆盖的命令在第三军得到坚决的贯彻——首先不能在乃木希典这里遭到抵制，所以即使他不知道该怎么骂，也必须骂乃木希典一通，必须摧毁乃木希典的个人意志和信念，使他没有进行抵制的自信和勇气！
你觉得委屈吗？觉得委屈又怎么样，觉得委屈当初就不要接受第三军司令长官的任命！这个世界上付出了巨大心血最终付之东流的事情比比皆是，但我们还是要去做啊，正是因为强夺203高地会出现万难，所以在之前与大本营的交涉中，我也曾极力反对，也曾极力维护过你的意见，但此一时彼一时，战斗一旦开始，那就是不做则已，做则决绝。当你已经开始执行这项命令时，就要不惜一切代价来完成，哪怕牺牲我们自己以及整个第三军！恐怕就连天皇派出本土的最后一个兵时，他也在皇宫做好了以自裁面对极端不利情况的准备，因为这是日本最后的机会，如果你还有什么迟疑和抵制，那你就必须交出第三军司令长官指挥权！
“见儿玉如见我！”在写下训令的同时，大山岩又给儿玉源太郎写了一道手令，根据这道手令，如果乃木希典有任何抵制，儿玉源太郎将直接剥夺他的指挥权！
12月1日，在乃木希典病重的同时，儿玉源太郎抵达旅顺前线，他首先就去找到乃木希典会谈。这次会谈只有他们两个人参与，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他们到底谈了什么，是如何谈的，我们就不太清楚了，从后来的情况来看，当时的情景应该是这样的：
乃木希典：“你来了。”
儿玉源太郎：“我来了。”
沉默。
在沉默良久之后，儿玉源太郎终于开口：“你不是病了吗？那你就继续病吧，接下来的那件事情，我会替你去做的。”
乃木希典沉默。
儿玉源太郎拍拍屁股走了，从这个时候起，他暂时成为了第三军司令长官，首先来到了指挥部，这里已经集合了第三军高级军官和参谋，儿玉源太郎没有任何客气，首先下令：所有从后方新运到的炮弹以及后备部队的全部炮弹，必须在24小时内全部搬到203高地前线各炮位，从明天起，所有大炮对准203高地，不要计算任何损耗，以高密度连续轰炸3天！
有参谋表示要完成这项命令很有难度。他说的也是实际情况，后方基地到203高地这里没有铁路，如此多的炮弹，只能靠马驮人扛，确实很难在儿玉源太郎规定的时间集中到炮位。
儿玉源太郎冲到说这个话的参谋面前，一把抓住他的衣领，厉声喝道：“你说什么？”
堂堂一个总参谋长，对比自己级别小好几级的参谋，竟然一上来就是扯衣领，吓得那位参谋不敢出声了，所有人也被这一幕惊呆了。
四周都安静了，儿玉源太郎看着这些人，冷冷地说道：完成此命令，你们不是应该，而是必须！
大家又一片沉默，即使有人心里想反对，他也不敢跟总参谋长打一架啊。
儿玉源太郎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他们必须首先给这些人一个下马威，先镇住他们，否则，接下来的炮火覆盖命令只怕要泡汤了，儿玉源太郎不能对自己的命令表现出任何迟疑和可商量的余地！
然后，儿玉源太郎终于说出了那个命令：炮兵轰完之后，继续轰，不要因为前方的步兵发起了突击而减弱炮火，也不要调整方向，以持续不断的炮火覆盖203高地，直至确定高地落入我军手里为止。
军官和参谋们彻底惊呆了，他们纷纷以为自己听错了，让第三军的炮兵去轰第三军的步兵，这让人感觉很愤怒，但看着儿玉源太郎比俄军堡垒还要恐怖的那张脸，他们只好向儿玉源太郎苦苦哀求：即使炮火覆盖，能不能命令炮兵在炮击过程中尽量修正弹着点，避免打到步兵的头上？
这是个看上去很合理的要求，但儿玉源太郎又不得不铁起心拒绝。
大阪宝贝巨大的杀伤范围决定了弹着点很难修正，如果要因为怕误伤自己人而修正，那只有一个结果——修正到203高地范围之外去了，这个命令只会让炮兵茫然无措，最后造成的结果一定是不得不停止炮击，这是在炮火覆盖中不能修正弹着点的首要原因。而更重要的是，在到达战场之后，即便是对出发前和大山岩一起制订的炮火覆盖计划，儿玉源太郎也有了更深的认识。
大山岩和儿玉源太郎的原计划是以炮火覆盖来击败俄军，最终占领203高地，而在亲自到达战场后，儿玉源太郎明白了，面对康得拉钦科的指挥和如此强大完备的工事，203高地不是人能够攻上山顶的，准确地说不是一群手持步枪的人能够攻上去的，除非第三军拥有可以完全终结俄军这些压倒性优势的新式武器（战斗机）。而第三军又必须攻上山顶，那就只能如当初奥保巩盘算的那样：在不可能战胜俄军的情况下，迫使俄军主动放弃203高地！
这是一个看起来荒诞不经的想法，但只要在短时间内猛烈消耗俄军守军以及预备队，就并非没有可能。在康得拉钦科的指挥下，俄军确实十分骁勇善战，在这一点上绝对不输给第三军。但除了康得拉钦科，他们总还有领导，总还有坐镇旅顺城中的大批高级军官以及官僚，预备队的大量消耗，一定会给予这些军官和官僚强烈的精神震撼，让他们担心会危及到他们自己的安全，会逐渐摧毁他们的意志，士兵们顶得住，军官们不一定顶得住，前方坚强，后方不一定坚强，等后方出现恐慌和意志动摇之时，就是儿玉源太郎的机会！
那么消耗俄军就只有在第三军的步兵发起突击的同时，对203高地进行连续不断的高密度炮击，而不能因为怕误伤到自己人而小心翼翼地选择性发炮，小心翼翼地修正弹着点。可以这样说，只有炮击到日军，才有可能炮击到俄军，要消耗俄军，就必然会消耗日军，这个代价是必须付出的，两军最终就是拼意志、拼消耗、拼牺牲，就是拼“炮灰”的多少！由于俄军拥有绝对优势而日军绝不放弃，203高地之战的最后，将不再是士兵与士兵之战，而是两军高级干部之战，简单来说，就是日军高级干部告诉俄军高级干部：我们要在这里拼命，你们奉陪不奉陪？如果奉陪，好，那么大家都押上筹码，直到我们自己成为筹码，直到大家都没有筹码；如果不奉陪，那么你们弃守。
对于攻下203高地来说，这才是最后的一招，才是最后可能的手段，但也是最厉害的一招，它可以用四个字概括——同归于尽。原来战场上最厉害的，不是大阪宝贝，不是马克沁重机枪，不是包抄迂回，不是堡垒战术，不是正攻法，而是同归于尽！是包括高级干部在内的同归于尽！所谓背水列阵，破釜沉舟，所有能起死回生的战术，都不过是同归于尽的具体运用版本。
儿玉源太郎不仅要拒绝修正弹着点的请求，他更加清楚，首先要成为日军炮灰的，就是第三军的最后一支主力、也曾经是日本家底的第七师团。继第一师团之后，这支来自北海道的子弟兵也将被打残，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还很年轻，只有十几岁二十岁的年纪，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上战场，正抱着报效祖国、为祖国献身的信念，可是他们可曾想到，自己竟然会以这种方式为祖国献身？
在他们从日本出发时，睦仁曾经在皇宫特意写下一首和歌（相对于汉诗的日本诗，更方便于吟唱），为他们送行：
男儿意志刚，
纷纷踊跃上战场，
国事应共当！
留下庭院寂无声，
可怜孤老耕作忙。
现在看起来，这首和歌将成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记忆了。
必须下达命令了，一年多以后，儿玉源太郎死于突发性的脑出血，死相很难看，可是这一刻的他有着坚强的意志和表情，他对着在场军官和参谋吼道：
“炮火覆盖！无差别炮火覆盖！”
12月2日，第三军对203高地的炮火轰炸重新开始，在连续3天的狂轰滥炸之后，以无差别炮火覆盖为“掩护”，全军强行突击再次发起！所有还剩最后一口气的人，还能跑得动的人都集结在出发阵地，然后分别从203高地的东北部和西南部同时往上冲，头顶是本军和俄军的炮弹，前面是俄军马克沁重机枪，后面还有日军督战的哈奇开斯重机枪，前进是死，后退是死，站着更是等死。他们都红着双眼，埋头向前，踩着层层的尸体继续手脚并用地往上爬。他们都已经不再是人，而是机器，只有一个程序：爬上山顶！
对于俄军来说，他们已经承受了近十天连续不断的攻击，几乎每天都要遭受大炮的轰炸，遭受战火的折磨，无休无止，日夜不停，如同身处地狱般的烈焰中。俄军中终于也有人受不了了，终于也有人崩溃，有人扒光了自己的衣服，突然跑出来狂吼乱叫，被激射的子弹击穿；有人点燃了自己，狞笑着冲入炮火中，直至化为灰烬。
山坡上，日军“机器”仍然如蚂蚁般地往上爬，每前进一步都有人中炮中弹倒地，反复突击将近十个小时之后，两路日军终于又来到了他们熟悉的地方：分别冲到了203高地东北山顶一角和西南山顶一角，俄军再次被压缩到了山顶中央的堡垒里。
远处日军的炮火覆盖更加猛烈，俄军也震惊了，他们没有想到日军会用炮火轰自己人。他们冲出了堡垒，与日军肉搏，恐怖的一幕又在上演，当日军中响起高亢的“班载！”之时，俄军中响起了雷鸣般的“乌拉！”（俄语“万岁”），日军刚刚从山脚冲上来，已经精疲力竭，只好使出最后一丝力气，紧紧地抱住俄军，他们的身高比较矮小，只能将俄军拦腰抱住。俄军用枪托猛击日军的头，搬起石头砸，用折断的刺刀、木棒等等一切可以利用的工具，血刃仇人，枪托和石块上很快凝固着暗红色的血冰块和灰白色的脑浆，衣服的碎片、肉的碎片、断头和断骨头散落一地。
战斗最后变成了双方用赤手相搏，用手指插入对方的眼睛，用牙齿咬开对方的气管和血管，喝下鲜血，撕咬下对方的耳朵，战场上响起了一声接一声凄厉的哀号，无论是“班载”还是“乌拉”，最后都变成了含混不清的“ma-ma”。扭打在一起的人再难分清楚谁是日军，谁是俄军，直至变成两具分不开的血肉模糊的尸体，热血来不及结成冰，顺着203高地北山坡一直往下流去，染红了地面，浸入了土地，土地呈现暗红色，数月后依然如此，后人称之为“红坡”。
这一定是人类直立行走以来，最惨不忍睹的一幕。
儿玉源太郎站在203高地附近的一座小山丘上，站在俄军的炮火中，亲自督战第三军炮火覆盖的执行，俄军的炮弹不断在他周边爆炸，儿玉源太郎几次被气浪掀翻在地，甚至被直接掀翻滚下山去，但是他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继续督战炮火覆盖执行到底！
大阪宝贝的炮弹源源不断地打向203高地山顶，山头已经被削去了一截，海拔一米一米地下降，山顶的日俄两军都在同时减少，而第三军的后备队冒着炮火源源不断地往上爬，加入山顶的肉搏战中。康得拉钦科调配的俄军预备队也在迅速消耗，军医、勤务兵，甚至轻伤员和太平洋舰队的部分水兵都已经加入了战斗，眼看预备队就要消耗殆尽，康得拉钦科下令：旅顺港中太平洋舰队剩余水兵全体下舰，充入预备队中，没有大炮就把舰炮抬上山，只要顶住了儿玉源太郎这次疯狂的进攻，将是俄军彻底的胜利！
而康得拉钦科没有想到的是，只有他一个人誓死战斗到底是不行的，正如儿玉源太郎所期待的那样，旅顺城中开始有人顶不住了，他们就是以关东军司令斯特塞尔为核心的一大批俄军官僚。自从乃木希典发起总攻以来，俄军的防线虽然一直没有被攻破，但这批人一直处在胆战心惊之中，至于那位阿列克谢耶夫皇叔，他早就找了个机会从海路偷偷潜回了国内，继续看他的歌舞剧去了。斯特塞尔就这样成了最高指挥，自战斗以来，跟康得拉钦科一直在防线奔波不同，斯特塞尔竟然从没有到达过防线，连象征性的视察都没有，只是忙着在旅顺城中四处搬家，免得被日军落到旅顺城中的炮弹炸掉了他那些财产。对于斯特塞尔等这一批官僚来说，战争是为沙皇服务的，只有财产是自己的，康得拉钦科调配太平洋舰队全体水兵的命令反而引起了他们的警觉，他们知道日军这次是准备拼光的，无论如何都要拿下203高地，照这样下去，必须留下点兵力来保护他们自己以及家人财产。
有人更是不怀好意地攻击康得拉钦科：他这是要用士兵的鲜血为他自己“加官晋爵”啊，日本人疯了，难道他也疯了吗？
于是斯特塞尔下令把康得拉钦科从防线上叫回来“开会”，会议的议题不是如康得拉钦科想象的那样讨论如何对付日军，而只是商讨是否可以停止派预备队增援203高地。康得拉钦科情绪激动，提出了坚决反对，他虽然只是个陆防司令，203高地的失守对陆路防线的损失并不致命，但却是太平洋舰队的灭顶之灾。舰队的覆灭说到底也不关他这个陆军将领的事儿，但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太平洋舰队覆灭导致俄军士气下降，而有官员竟然反驳：如果以惨烈的代价守住203高地，那还不如放弃太平洋舰队为好！
在激烈的争论之后，斯特塞尔和稀泥：203高地上的俄军再守一天，如果实在守不住，那就放弃。
康得拉钦科孤独地离开了会场。旅顺攻防战打响以来，他一直在满场飞奔，四处救火，根本顾不得了解旅顺城中那些同僚的动态，这次回到旅顺城中开会他才发现，原来自己是那么孤独，一个正常的誓死抵抗到底的命令，竟然在军中大批高级干部中得不到响应，而这些高级干部只是留在旅顺城中盘算自己的后路而已。
12月5日晚，康得拉钦科带着难以言状的悲伤回到了前线指挥部，继续组织反攻，试图把山顶的日军再一次全歼或者赶下山去，康得拉钦科是有这个信心的，他相信只要抵抗到底，即使203高地被日军占领了，他也能想办法再夺回来！
深夜，很快传来了斯特塞尔新的命令，是儿玉源太郎期待已久的命令：不守了，203高地上所有剩余的俄军连夜下山。
6日清晨，在俄军主动弃守的情况下，203高地被第三军占领。为了这座小小的山头，第三军付出了伤亡超过1.1万人的代价，再加上俄军5000人左右的伤亡，小小的203高地，成为了世界战史上单位面积死亡密度最高的山头之一，几乎每走一步，它的泥土下面都埋着一具士兵的遗骨，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尸山！
太平洋舰队最终迎来了它覆灭的命运，当然，儿玉源太郎也不是等到203高地被正式占领才开始炮击，他也学会了拖电话线，12月5日，一批通信兵和观测兵跟在步兵后面发起了突击。于是，山顶的激战中出现了令人惊奇的一幕：这边的日军还在与俄军血肉相搏，惨烈互殴，那边的日军就旁若无人地开始建观测所，拿起电话指挥山下的大阪宝贝，炮轰太平洋舰队！
12月5日当天，太平洋舰队一艘战列舰被击沉，旅顺城中大为恐慌，这也是直接瘫痪斯特塞尔那批人意志的关键原因，等到第二天203高地被正式占领后，日军就从从容容地在炮兵观测所里，指挥大阪宝贝一艘一艘炸沉太平洋舰队的军舰。12月9日，太平洋舰队几乎全部被炸沉，其余想冲出港口去的军舰也被守候在港外的东乡平八郎歼灭，太平洋舰队覆灭。
东乡平八郎终于可以率领联合舰队安心地朝旅顺港外撤离，结束对旅顺港的封堵，回到本土去休整之后，以最好的状态去迎战波罗的海舰队，日程虽然无比紧张，但在回到本土之前，东乡平八郎认为他必须去做一件事情。
当乃木希典一直没有攻下旅顺，特别是迟迟不主攻203高地之时，联合舰队内部对乃木希典很有意见，口无遮拦的秋山真之等人更是经常发泄对乃木希典的不满，东乡平八郎很理解自己的这些下属，他们都是一心扑在联合舰队的作战之上，并不是对乃木希典有私人恩怨或偏见。东乡平八郎平时寡言少语，脸上表情十分不丰富，有个外号叫“沉默的东乡”，据说私下还有个外号叫“石像”，面对部将们对乃木希典的不满，他也只是淡淡地说上一句：这就是战争，只能这样打。
而现在，东乡平八郎决定带上秋山真之等高级参谋和军官，专程到第三军司令部对乃木希典表示感谢，这是一个武士对另外一个武士的感谢，也是来自日军不同军种间的干部作为精神知己般的理解，更是他们在分工协作、相互配合中共同完成一个艰巨任务的欣慰：只有当太平洋舰队被东乡平八郎封堵在旅顺港口内的时候，203高地才是关键；也只有当乃木希典攻下了203高地，东乡平八郎的封堵才有意义。
然而在东乡平八郎看来，这些都不是他必须要去专程感谢的理由，他必去的理由还来自于他听说的一句话，准确地说是乃木希典在战前为攻下旅顺立下的一个誓言——三典同葬。
几个月前的1904年6月份，乃木希典率第三军司令部开往旅顺途中，他特意去了一趟金州城，作汉诗一首：
山川草木转荒凉，
十里风腥新战场；
征马不前人不语，
金州城外立斜阳。
乃木希典写下这首诗并不是为了展现儒将风采，而是为了缅怀一个人，一个已经死去的人——他的长子乃木胜典。在奥保巩率领第二军攻打金州的战斗中，作为步兵的乃木胜典在前线突击，阵亡在金州城外。
当时乃木希典正在东京，在接到长子阵亡的消息时，他也得知自己成为了第三军司令长官，乃木希典带上三口棺材去了旅顺，他告诉老婆静子：“家里死了一个人，你不要办丧事，现在死的是你的长子，等将来你的次子和丈夫都死了，再一起办！”
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悲凉的夫妇话别，谁的老婆听了都会晕倒，乃木希典所说的次子是他们的最后一个儿子，也是最后一个孩子乃木保典，他已经是第一师团的一名士兵，当时的第一师团师团长是皇室成员——伏见宫贞爱亲王（即贞爱亲王，日本皇族同样有名无姓，成年后由天皇赐予一个宫名），跟俄军中的阿列克谢耶夫皇叔躲在旅顺城中并很快逃回国内不同，贞爱亲王一直亲临战场前线。他见到乃木希典的最后一个孩子又上了战场，生怕再出意外，乃木希典就要绝后了，于是希望把乃木保典调回去，至少不要去第一线，可以留在后方什么的，这也符合日本征兵令的规定。
乃木保典听说后，他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表达对这个意见的反对，他认为他必须留在前线，乃木希典表示赞同，他对乃木保典说：“我一生感到最幸福的时光，不是如今成为军司令长官，而是当年像你这么年轻时，成为小队长、中队长，只有那时，我才可以不顾及身份，和大家一起突击！”
11月30日，正在担任给前线送信任务的乃木保典被俄军炮弹激起的石头击碎头盖骨，战死于“红坡”，乃木希典是在第二天得到这个消息的。12月1日，在攻打203高地最为艰难的时刻，在乃木希典已经一病不起，即将把指挥权暂时交给儿玉源太郎的时刻，他在日记里写下了一句话，“今早，白井中佐来报告保典昨日战死之事”。
12月5日，当第三军的炮兵炮轰步兵时，乃木希典把自己关在司令部一间小屋子里，躺在床上听着外面连续不断的炮声，攻下203高地的消息传来，他在日记里记下：“早上开始向203炮击，齐藤支队于九点前进，达到了目的”。
三典同葬，战场如命运般莫测，只有牺牲是必然和必须，作为司令长官，他并不只是用别人来挡机枪，并不只是用别人的尸体来填满战场！
东乡平八郎带着一行人乘坐军舰从青泥洼上岸，然后坐火车来到了柳树房第三军司令部。司令部就在紧挨着铁路线的地方，很偏僻也很简陋，没有车站。得到消息的乃木希典就派人在火车停靠的地方用汽油桶搭了个脚踏子，他带人在铁路旁的雪地里列队欢迎，算是迎宾礼了。
在所有人看来，这场仪式是专门为东乡平八郎感谢乃木希典而准备的，那么接下来东乡平八郎一定会在现场拿出一篇讲话稿，发表一个长篇讲话，表达对乃木希典的诚挚感谢和热情讴歌。
但大家期待中的场景并没有出现，火车停稳时，东乡平八郎第一个下车，他几乎是跳下车来，几步跑到乃木希典面前，紧紧抓住乃木希典的手，很久都没有松开。双方都没有在现场发表任何讲话，甚至根本没有说话，也没有在意旁边的人，只是很长时间地握手，并很可能在握手时说了一个字——“啊”。
203高地已经攻下了，但陆战并没有结束。12月6日，203高地一夺取，乃木希典重新接过指挥权，他命令主力增援东北三堡方向的日军，继续实施正攻法。
挖坑工作又开始了，东北三堡地带尘土飞扬，这是直接向堡垒下方掘进，并且是多条地道同时开挖！
康得拉钦科仍然在组织防御和反击，虽然他严厉督战，但203高地的陷落和太平洋舰队的覆灭已经对俄军的士气产生沉重打击，阵地频频告急。
见到前线吃紧，旅顺城中的斯特塞尔等一干人又着急了，他们又把康得拉钦科叫回来开会，讨论是否可以向乃木希典“议和”。康得拉钦科坚决反对，他的意见是，俄军虽然目前困难很多，但乃木希典同样困难很多，第三军由于伤亡巨大和士兵疲惫到了极点，已是强弩之末，俄军大可以借着城中丰厚的弹药和粮食储备，采取“以拖待变”的策略，不与第三军大规模正面交火，将乃木希典拖入持久战的泥潭，由此可以反败为胜！
大家对这个“持久战”没有什么兴趣，也不愿再过这种备受折磨的日子，但是，康得拉钦科抵抗到底的态度坚决，那些攻击他的人终于服软了，他们几乎是请求康得拉钦科：您和日军也苦战大半年了，在我们看来，您并没有输，但是为士兵们放一条生路，议和吧。
“只有沙皇才有权决定是否议和！”康得拉钦科强硬地丢下这句话。所有人都震惊了，他们这才意识到，康得拉钦科说得没错，没有尼古拉二世的同意，擅自投降那是要冒杀头风险的。
斯特塞尔就此决定：暂时不议和，请英勇的康得拉钦科继续率兵坚守。
康得拉钦科又来到了前线，他并不知道，他坚持不投降的态度已经引起了某些俄军高级干部的怨恨，康得拉钦科在这方面是考虑得很少的，他只知道前线俄军离不开他。此时，他和乃木希典的作战重心都转向了地下，乃木希典指挥日军挖地道前进，康得拉钦科就指挥俄军挖反向地道，对前进的日军进行警戒和反攻，破坏和填埋日军的地道，有时候双方挖着挖着就互相挖通了，直接拿锄头朝对方砸去，在地道里的攻防战和肉搏战，日军自然也占不到上风。
在康得拉钦科的指挥下，俄军的士气又开始高涨了，虽然很残酷，但一锄头砸死日军确实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兴奋，他们顶住了日军多次地道进攻，队伍中热烈讨论的氛围又开始形成，为了解决地道里不方便开枪和开炮的问题，大家竟然又有了新的发明——地雷发射器。它类似于古代的抛石机，只不过在地道里抛向日军的不是石头，是会炸的地雷。
只要俄军士气恢复，这仍然是一支可怕的队伍。
然而，康得拉钦科的强大并没有解决后方高级干部斗志全无的问题，他顾及得了前线，顾及不了后方，旅顺城中的警备日渐松懈，没有人去做防备日军间谍的工作了，在战前通过各种渠道一直秘密潜伏在城中的日军间谍趁机纷纷出动，他们掌握了东北三堡最详尽的图纸以及康得拉钦科的行踪。
12月15日，第三军工兵在东鸡冠山北堡垒的地道里烧起了油毡，将毒气灌进俄军地道里，又在地道战里加入了毒气战的方法。此时的康得拉钦科正在旅顺城中开会，接到报告后他于当晚带上参谋立即赶往前线，研究部署反毒气战的方法，然而在康得拉钦科抵达东鸡冠山北堡垒不久，东鸡冠山北堡垒突然遭受猛烈炮击，其中一发大阪宝贝炮弹准确击中地下掩蔽部，康得拉钦科被炸身亡！
所有俄军士兵都不敢相信这个噩耗，这对他们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因为康得拉钦科是他们唯一的精神支柱！
康得拉钦科的死亡并不像是一场偶然事件，而更有可能是日军在掌握了他的行踪之后，一场针对他的蓄意谋杀。作为俄军防线上最高前线指挥官，也一直是坚决反对投降的人物，康得拉钦科的绝密行踪到底是如何被暴露的，这在历史上仍然是一个巨大的谜。
一代悍将阵亡了，它对俄军的打击是致命的，危害性甚至远远超过了203高地的陷落和太平洋舰队的覆灭。旅顺防线失去了一个亲临一线的总指挥，再也没有人日夜奔波在第一线强力督战了，也再也没有人成天跟普通士兵在一起，关心他们的疾苦，重视他们的建议，聆听他们的意见了。士兵们军心涣散，明知道第三军仍然在脚底下日夜不停地挖地道，也没有人组织大家去想办法阻止，甚至没有人去管，所有的人都不过是在等待末日到来的那一天。
18日，在康得拉钦科阵亡仅仅3天后，东鸡冠山北堡垒被日军埋在堡垒下方的2.3吨炸药炸毁，第三军终于拔掉了东鸡冠山北堡垒，接下来被如法炮制轰掉的还有二龙山堡垒、松树山堡垒。
1905年1月1日，孤立无援的望台炮台被攻占，至此，东北线门户大开。这不仅是第三军的胜利，也是乃木希典正攻法的胜利，正攻法曾经被很多人不看好，遭受很多的质疑和反对，但乃木希典一直在相信，也一直坚持，直到谁也没有想到，最终攻陷强大的东北三堡以及望台炮台的，不是大阪宝贝，也不是强行突击，正是这个不起眼的正攻法！
斯特塞尔等人惊慌了，东北线门户大开意味着旅顺城中的一道外围屏障已经失去，乃木希典可以在这里架起大炮，居高临下地炮轰旅顺城区，很多官员和家人可能丧命，这么多年在远东搜刮的巨额财富也会不保。原来，旅顺防线只是他们眼中的“利益线”——保护自己利益的防线，想到生命财产可能不保，斯特塞尔意志彻底瘫痪，也顾不得请示尼古拉二世了，他决定：开城投降！
第二天，斯特塞尔的代表就与乃木希典谈好了投降的条件：俄军陆海将校军官和行政官员都可以佩剑和携带生活必需品离开旅顺，经宣誓再不参战后，可以返回俄国；士兵们则缴枪不杀，到指定地点统一集合成为战俘。
斯特塞尔就这样出卖了他自己与旅顺，也出卖了康得拉钦科生前的英勇与顽强，从各方面看，虽然东北线失守，但旅顺绝没有走到要投降的这一步。康得拉钦科用数月的心血留给了旅顺一个丰厚的家底：城中还有4.1万多名官兵，除去1.5万多名伤员和病员，可战斗人员还有2.6万多人，再加上近5000名持枪民兵，可战斗兵力超过第三军，在弹药和保障方面，各种口径的大炮还有500多门，炮弹20多万发，各类枪支3.6万多支，子弹多达500多万发，主粮还有800吨，军官们享用的牛肉罐头还有26吨，就连食盐都还储藏有260吨！
有兵有枪有粮，司令选择了投降，爆炸性的消息很快在俄军士兵中传开了，他们感到无比愤怒与绝望。当天晚上，许许多多的士兵以及基层军官，带着不能把俄军的物资留给日军的信念，疯狂地破坏了港口的起重机、船坞、水雷库，把还没完全沉没的太平洋舰队军舰炸沉到海中，他们不管什么缴枪不杀了，砸坏了手中的步枪，一边喝酒一边在路边痛哭失声。从战时严重等级分化的待遇到司令部的私自投降和官兵不一致的投降条件，令他们终于明白了自己和皇族、贵族和高级军官官僚都是俄国人，但已经不是同一个世界里的同一类人，“虔诚的灰色牲口”终于开始丢弃他们“虔诚”的优良传统，逐渐明白了劳苦大众的革命领袖列宁宣扬的“阶级”的概念。在12年以后的俄国十月革命中，这些从旅顺战场归来的士兵不少人对沙皇“反水”，他们甚至还枪毙了当年参与投降的高级军官之一、海军少将威廉。
斯特塞尔见到城中一片大乱，他唯恐士兵有哗变的危险，竟然连夜派人请求乃木希典立即入城！
第二天，1月3日，旅顺开城，乃木希典率领第三军入城！
历时大半年的旅顺总攻结束了，包括后勤部队在内，第三军在战场上前后投入兵力约13万，其中伤亡近一半约6万人，阵亡1.5万人，伤亡不可谓不惨重，乃木希典最后实际上也是差不多以“三倍之兵”才迫使旅顺投降。但是，不放一个俄军走出旅顺去胁日军主力的后路，攻破一条世界级的坚固防线，将5万俄军的战斗力全部终结于此地，乃木希典做到了，就攻坚战来说，这个交换率并不差，他对得起第三军司令长官这个称号。
而俄军的那两位最高将领，阿列克谢耶夫和斯特塞尔，他们真乃怯懦、卑鄙、无能之辈，毫无将帅之器也！
战后，乃木希典来到了东鸡冠山北堡垒康得拉钦科阵亡处，特意安排人在此立石碑一块，上书“露国康得拉钦科少将战死之所”，后来俄国将他的遗骸运回国内，以陆军最高葬礼，与柴可夫斯基、契诃夫等俄罗斯名人安葬于同一墓地，享受俄罗斯人们的世代怀念。至于阿列克谢耶夫自然不会被追究，而斯特塞尔由于私自决定投降，在回国后被判处死刑，却又被特赦释放，在“俄罗斯罪人和叛徒”的骂名中直至离世。
乃木希典亲自将“203高地”改名为“尔灵山”，并写下汉诗一首：
尔灵山险岂难攀，
男子功名期克难；
铁血覆山山形改，
万人齐仰尔灵山。
此后数年间，明治政府以及之后的数届日本政府开始在旅顺大力“保存战斗遗迹”，203高地之上，用从地上捡起的炮弹和子弹碎片熔化后，铸成一座子弹形的纪念塔，上书“尔灵山”三个大字，同时在旅顺城中的白玉山上修建“表忠塔”（现名白玉山塔）和“纳骨祠”（现已被毁），用以安放阵亡的日军的骨灰。这些“战斗遗迹”一度被日本当成所谓的“海外靖国神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年都有大批日本人从国内前来瞻仰、参观和学习，直到如今，它们仍然存迹于旅顺，成为了著名景区。
1月下旬，在开进旅顺不到一个月后，乃木希典率领几乎毫无休整的第三军日夜兼程北上，增援大山岩主力战场。后来被称为“海之东乡，陆之大山”的大山岩在这里面对了一个十分难缠的对手，他就是俄军远东陆军总司令库罗帕特金，也就是那位曾经说过“一个俄国兵可以对付三个日本兵”的人物。然而在这句话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重大的秘密！
睦仁选用大山岩的秘密
明治早年，日本女子山川舍松到了该谈婚论嫁的年龄，她有着骄傲的资本：是日本历史上首批女子留学生之一，也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位获得学士学位的女性。在留学美国期间，她总是能力压同班同学、来自大清的留美幼童詹天佑而获得考试的第一名。山川舍松做事干脆利落，很有职业女性的风范，被誉为日本“新女性”的代表，面对成堆的追求者，而她最后选择的结婚对象却令人大跌眼镜：是一个又矮又胖，脸上总是笑眯眯的二婚男人。
每当别人问起原因，山川舍松都这样回答：他的身上总是能够保持一股奇异的镇定，能够让我安静。
这个人就是大山岩，由于他的性子慢，总是一副不紧不慢的笑眯眯的模样，人们送他一个外号“迟钝的大山”，看上去最适合的是参谋之类的工作。
金州之战后，睦仁和大本营决定成立满洲军，对于总司令的人选，有一个人再请战，他就是资历和声望都要盖过大山岩的“明治陆军之父”山县有朋。和大山岩不同，这个人性子比较急，对人要求严格，勇猛刚强，是一个公认的主帅人选。
而睦仁的选择也让人大跌眼镜：他让看上去最适合做参谋的大山岩成为满洲军总司令，却把公认的主帅人选山县有朋留在后方，出任大本营总参谋长。对于这个任命，就连大山岩本人也很疑惑，他特意觐见了睦仁，表达了他的疑惑。
“山县为人苛细，诸将往往敬而远之。”睦仁说。
“难道陛下是看中了我的迟钝？”大山岩反问。
睦仁对此笑而不答，后来的大山岩用他的亲身经历找到了答案，他对别人说：“作为一个主帅，不需要天天都想着如何打仗，要注意到很多的困难和细节，但不能纠缠在那些困难和细节里出不来，最重要的是不能让年轻人担忧，有些事情即使知道，也必须装作不知道。”
大山岩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把困难化作“镇定”的人，而他即将面对的最大困难是一个人——俄军主帅库罗帕特金。
开战的一年以前，库罗帕特金在对日军参观访问后发表了“一个俄国兵完全能够对付三个日本兵”的著名言论，而实际上，库罗帕特金在私底下不仅极力反对开战，更是认为一旦开战，俄军恐怕很难有胜算！
因为在对日军参访期间，库罗帕特金看到的是一支与俄军完全不一样的军队。
在外人的眼里，日军士兵个子矮小，力气也小，看上去就是一副欠揍的模样，在单兵作战中，高大威猛的俄军能够以一敌三，这是没有疑义的，库罗帕特金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夸张。
但是——这只限于单兵作战。
日军的作战精髓源于德军，极为讲究整体的快速推进，并且把它发扬光大，于是当这些日本兵组成一支队伍时，他们就完全变样了。每个人不再是那副欠揍的模样，而是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股狠劲，这股狠劲来自于他们由强大的凝聚力而演化成的战斗力，他们精神饱满，众人为一，令行禁止。事实上日本士兵对命令的执行简直到了一种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甲午战争中，他们首次登陆朝鲜作战时，曾经发生士兵冲进池塘被淹死的事件，而原因就是他们只听到了直线前进的命令，并没有听说还可以拐弯，这种在其他军队看来很可笑而又做不到的事情，却被日军非常自然地做完了。
在深入了解和研究后，库罗帕特金发现日军强大的凝聚力来自于他们对一群人的特别重视，这就是日军所说的“干部”。日军大概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视干部培训和对干部要求最严的一支队伍。在他们看来，当战场其他条件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影响胜负的决定性因素，战斗力要首先从干部抓起，干部必须做到先对战术和条例吃得很透，然后才能训练和指挥士兵，正是通过这样苛刻训练出来的干部，只要他手中有一个联队（日军步兵基本作战单位），无论在多么复杂和艰难的情况下，基本都能打出一个非常好的战术。
这就是库罗帕特金在私下里感觉很不妙的地方，如果按照日军的标准，俄军恐怕基本没有“好干部”，有的只是大批标准的军官官僚，单个的俄军虽然可以横扫日军，但战场上的作战，并不是单兵技能的比拼，不是身体条件的单个比较，最终是整体作战力的对比。正是因为如此，虽然一个俄国兵可以以一敌三，但是，这并不是说1万名俄国兵可以对付3万名日本兵，恰恰相反，如果是在主力大兵团的决战中，以日军严明的军纪、细致的作风以及对战略战术坚决彻底的执行，他们只要有1万兵力，绝对可以拖住和阻截由意志消沉的俄方干部指挥的3万俄军！
库罗帕特金并没有轻敌，而是已经把日军当作了当年拿破仑那样的对手。多年以来，俄国陆军之所以很难战胜，除了前面说过的种种原因，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战略的歹毒。历史上无论谁出任俄国陆军统帅，面对强军时，在战略上他们几乎都遵守着一个不传之秘：诱敌深入是俄国陆军主帅首先要考虑的战略。俄国国土辽阔，只要敌军肯进来，就必然消耗他们的战斗力和后勤补给，而俄军自己的补给线却能够大大缩短，等敌军被消耗得差不多时，就是俄军一举反击，彻底将对手打残的好时机。
正是因为有这个厉害的战略，俄军从来不担心城池被攻破，土地被占领，也从来不怕退守，即使退到了圣彼得堡，退到莫斯科，退到了莫斯科郊外，俄国陆军最后都能神奇地起死回生。这一点，当年的拿破仑同志已经体验过了。
在成为俄军主帅后，库罗帕特金制定的对付日军的战略正是诱敌深入，也就是在集结优势兵力之前，俄军的主力要想方设法避免过早决战，想方设法争取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运兵的时间。具体来说，俄军主力只能战，而不能决战，每战都必须避免决战，根据3倍于日军才有把握决战的前提，以“有计划和有秩序的逐步退守”为基本目标，一直到退守到靠近俄国补给线的哈尔滨，并且在日军不可能维持其补给线之时一举反攻，进行决战，歼灭日军！
那么，为什么库罗帕特金的战略中一定认为要歼灭日军而不是守住城池击退日军呢？这就是这个战略最歹毒之处了：日本总兵力远远少于俄国，只要能吸引日本将大部甚至全部兵力步步派往满洲，然后俄军一举反击，消灭日军有生力量，终结日本全国战斗力，使日本本土再无反抗能力，俄军随后登陆日本本土，踏进皇宫，活捉睦仁，灭亡日本。到那一天，不仅满洲会落入俄手，朝鲜和日本同样收入囊中，尼古拉二世的“黄俄罗斯梦想”就会真正变为现实！
这就是库罗帕特金，一个强大的俄军主帅，一个深藏不露的老狐狸，他表面上口出狂言，实际上是在准备给日军下套，看上去满嘴跑火车，私底下却在磨刀子，他的诱敌深入战略直击日军速战速决战略的死穴，本来就是速战速决战略的天然克星，只要一切顺利，等待大山岩的将是灭顶之灾！
1904年7月，大山岩命令日军第一军、第二军和第四军向奉天的南大门辽阳集结，将在这里与库罗帕特金展开第一次大兵团对决！
大山岩到来之前，库罗帕特金已经下令在辽阳城外修建起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周长75公里，修到了辽阳城30公里以外，然后依次是向辽阳城下收缩的第二道、第三道防线，三道防线像一面由近至远发射的巨大的扇形，把俄军需要防御的辽阳的正面以及侧翼——南、东、西三个方向围得密不透风，只有头顶上的鸟才能飞过，而库罗帕特金不仅已经把俄军位于山地的旅顺防线，搬到了位于平原的辽阳城外，还进行了因地制宜的创新。
防线的最前面就是地雷阵，一望无垠的平原大地上到处埋着地雷，上面也没有插个草标，将来真是会害苦大山岩。然后是强电流铁丝网，铁丝网后是护垒壕，护垒壕后面是步炮兵联合阵地。简单来说就是在半圆形的防线上，每隔1千米左右，就修建有一个碉堡，里面架设的是重炮，形成连绵不断的碉堡群，这里是炮兵阵地，而步兵阵地就在这些碉堡与碉堡之间，那里修建的四面单人掩体，前后左右都用1米多高的沙袋垒成，俄军就伏在那里面360度无死角射击，万一不小心让日军冲过去了，掩体里的俄军还可以立即往后转朝日军的屁股上开上一枪。
但大山岩也不差，他新修了铁路。
趁着3个军向辽阳集结的同时，大山岩命令从两个地方修建至辽阳方向的铁路：一条是从海运的后勤中转基地青泥洼北上，这里原本就有东清铁路南满支线，只要把之前被俄军破坏的地方修复就可以了，工程量不算太大；而另一条是从鸭绿江边的安东（今丹东）为起点，向辽阳修建长达200多公里的军用窄轨轻便铁路。如此一来，来自朝鲜方向的后勤补给也能迅速抵达前线。
此时的库罗帕特金已经集结了7个军，总兵力增加到22万多人，而大山岩手中只有3个军，总兵力13万多人，与俄军还有10万大军的差距。所以大山岩就迫切需要乃木希典的第三军迅速攻陷旅顺后加入主力战场，好歹减少一下兵力差距。8月19日，乃木希典开始了对旅顺的第一次总攻，结果只让大山岩明白了一个事实：指望乃木希典来增援，那得很久。
此时大山岩身边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与俄军兵力相差悬殊，建议推迟决战时间，继续等着第三军。而大山岩认为绝不能等，不说第三军最后能够保存下来的兵力还有多少，就算能够等来他们，在这段等待的时间里，库罗帕特金也会通过火车不断运兵，推迟决战对辽阳之战本身十分不利，同时也违背日本陆军速战速决的战略。
和库罗帕特金一样，大山岩的身份也是主帅，除了具体战斗，必须考虑到国家战略，而日本要想取得日俄战争的胜利，除了需要战役、战斗的胜利外，更需要战略意义上的胜利，而战略意义上的胜利就是要给予俄国切肤之痛和毁灭性打击，要么攻入俄国本土，要么大规模全歼俄军，唯有如此，才能威震俄国国内，迫使俄国主动求和。
库罗帕特金自然会想办法集结优势兵力，而大山岩就要想办法尽量多地歼灭其有生力量，与库罗帕特金避免过早决战的“抢时间”战略恰恰相反，大山岩的战略是“抢决战”。无论在何时、何地、何种环境下，他都必须永远进攻，永远没有“防守”两字，每战都必须追求决战加歼灭战！也就是说，大山岩其实并没有选择，也没有退路，无论多么冒险，只要基本条件成熟，就必须出击！
8月24日，就在乃木希典结束第一次总攻的同一天，大山岩决定立即打响辽阳会战！大山岩制定的是包抄战术，这真是一个极端冒险的计划，他竟然用比俄军少10万的兵力去包抄.而正是为了防备日军的包抄，库罗帕特金特意把防线修得无比之长，第一道防线就长达75公里，这就相当于日军需要从北京跑到天津去包抄，如此宽大的防御面会给两翼包抄带来极大的困难，反过来很容易因为兵力分散而陷入被俄军各个击破的境地。
但这正是大山岩深思熟虑后的决定，大山岩很清楚，开战本来就是冒险，不如冒险到底，仍然去打日军最拿手的包抄战术。事实上日军从来不惧怕以弱势兵力对阵优势兵力，他们家底薄，兵力少，这样的战斗他们早已经司空见惯了，如果此时统帅表现出一点点的谨慎和犹豫，处处留后路，反而会损坏全军的士气。日军可以输在客观条件上，但绝不能输在士气和意志上！
根据包抄战术，第四军首先从正面发起猛攻，当然，这是佯攻，为的是吸引库罗帕特金的注意，随后，第一军和第二军分别从俄军左右两翼迂回进攻，这才是真正的主攻方向，要斜插至俄军侧面！
无论在正面还是侧翼，当日军冲到工事之前时，掩体里的俄军开足强大的火力，一时间，大大小小的炮弹、机枪子弹、步枪子弹实现集火（集中火力），日军冲到前面的突击队全部倒下！战场上又出现了熟悉的一幕：
第一突击队，全灭；
第二突击队，全灭；
第三突击队，你们继续跟上……
轮番战至深夜，库罗帕特金的阵地仍然牢不可破，而日军在反复突击后，因伤亡过重和弹药不足渐渐地丧失了进攻的势头，士兵疲惫不堪，气焰减弱，此时在部分地段，已经出现了俄军跃出掩体转入反攻的有利时机，但是前线的各路俄军指挥官都没有抓住这一时机，组织起有效反攻。
在战前，库罗帕特金下达的命令是“在可能和有利的地段转入反攻”，对于库罗帕特金来说，他下达这个命令是极为正常的，他的基本战略是诱敌深入，自然要避免冒险，小心谨慎点为好，以免因前线各部分的贸然反击而将战斗拖入决战。
而库罗帕特金不知道的是，当他下达这道命令时，俄军前线指挥官发起主动反攻的一幕几乎永远不会出现了，因为这一群俄军的状态与旅顺俄军是完全不同的。
旅顺俄军没有退路，一旦防线被攻破，他们如果不愿意当战俘，就只能去跳海，在康得拉钦科的强力督战下，那些平时意志消沉的俄军前线干部多少还有些主动和自觉，基本还能做出合理的临场判断和指挥。而辽阳这里就不同了，这里是平原战场，即使库罗帕特金同样满场飞奔，他也奔不到75公里，而这里的俄军前线干部都知道，他们在满洲还有广阔的后方，即使辽阳城被攻破，还可以退到奉天，奉天被攻破，还可以退到哈尔滨，总之不担心没地方去。这种状态决定了他们不仅不会死守防线，更不会主动去捕捉战机英勇反击，大家打得差不多也就行了，没必要拼命，反正统帅的战略是诱敌深入，大家就主动“配合”他一下。
就这样，库罗帕特金原本战略中的“有计划和有秩序的逐步退守”，变成了前线干部比较主动和自觉的退守，他们恨不得只要在前线指挥了打两枪，响两炮就退回去。虽然这个结果和诱敌深入看上去是差不多的，实际上却有着本质区别，如果他们能够真正做到“在可能和有利的地段转入反攻”，捕捉有利战机，歼灭一部分日军，就相当于为运兵变相争取了时间，这才是对库罗帕特金战略战术真正的吃透和执行！
好吧，日军进攻受阻，俄军也不反攻，战斗就此进入了胶着状态，大山岩不断接到报告：前线伤亡惨重，建议暂停进攻。这种建议立即被大山岩否决了，大山岩仍然记得他的任务，他很清楚，双方战略意图的差别决定了俄军可以不拼命，但日军不得不拼命，甚至还需要想方设法迫使和激怒俄军拼命，如此才能尽早进入真正的决战，破坏库罗帕特金的战略，让战局朝着对日军有利的速战速决方向转化。
所以在战斗打响之后，大山岩也基本没有干别的事，一直在重复一个命令：进攻！进攻！此时就更加不会动摇，为了补充战斗力，大山岩命令所有的炊事兵、马夫、卫生兵等等都加入战斗序列，连他的司令部都只要留下几个守卫，其余所有人全部拿起枪向前冲，即使前进不了，也绝不后退半步，就在那里端着枪与俄军日夜对峙！
在大山岩强令之下，日军全军的气焰又为之一振，大家又发动了突击车轮战，他们似乎不需要吃饭，也不需要睡觉，一直端着枪往前冲，像机器人一样高速运转，自从8月24日开战以来，这种现象每天都在重复，日军似乎已经忘了战场上还有“停止进攻”这个词。
8月25日，总攻过去一天了，在往前冲。
8月27日，总攻过去三天了，在往前冲。
9月1日，总攻过去一个星期了，还在往前冲！
俄军终于要发疯了，他们也曾在欧洲各地打过大大小小的战役，战场上的情况也算是见得多了，不过像这种机器人似的军队还是很少见的。不论伤亡，不顾兵力，只顾埋着头往前攻，攻不下还红着眼看着你，还不让你吃饭和睡觉，太恐怖了，再这样下去简直会被他们折磨疯啊。
就在俄军意志动摇之际，在左翼的第一军已经冲到了辽阳城外的太子河边，他们的总兵力是1.8万人，而河对面的俄军是6万人，但日军冲得太猛，已经冲过河去了，实际上陷入了很快要被俄军包饺子的境地。不过现在他们也不能再撤回到河那边去，一旦回撤，就会暴露是孤军过河、后无援军的秘密。于是，根据大山岩之前的作战指导，第一军司令长官黑木为桢下了疯狂的命令：即使无法前进，也绝不后退半步！第一军就这样既不轻易进攻，也绝不撤退，大家就站在那里，端着枪在俄军面前保持着进攻的态势，别人是背水一战，他们是背水一“站”。
见到日军不轻易进攻，这6万俄军竟然也不敢轻易进攻了，他们很是怀疑日军在设下什么圈套等着他们去“上当”，然后，在第一军的袭扰下，占据绝对优势兵力的俄军前线干部意志彻底动摇，他们向库罗帕特金报告遭遇日军包围，要求大量补充兵力和弹药，否则他们只有撤退！
接到不断传回的前线“紧急战报”，为了避免俄军被歼灭，库罗帕特金下令：全军撤退，撤向奉天！
在并没有落入下风的情况下，“俄军撤退得太熟练了”，这一点令大山岩也大感意外，他不得不怀疑这其中有诈，于是他下令日军暂时不要开进辽阳，先派人去打探打探，把情况摸清楚再说。直到侦察兵反复报告：俄军确实是主动撤退的，他们真的已经撤了，大山岩这才下令进驻已成空城的辽阳。9月3日，辽阳之战结束，大山岩很快得到了战报和情报：此战日军共伤亡2.3多万人，俄军共伤亡2万人左右。
虽然成功占据辽阳，但损失了更多的兵力，大山岩知道：此战，他实际上已经输了。
跟大山岩有同样想法的是库罗帕特金，大兵团的主力作战，首先要保障战略意图的实现，不要那么在乎一城一地之得失，在库罗帕特金看来，俄军对他的战略意图虽然执行得不够完美，但基本还是实现了，辽阳会战对他而言收获了两个成果，一是战前关于“日军整体作战能力较强，俄军无法以相同的兵力歼灭日军”这一判断是绝对正确的。此战俄军多出了整整10万兵力，再加上花费几个月时间修建的牢固的工事，却仍然占不到多少上风，日军整体作战力之强可见一斑，这就更加证明了“诱敌深入、争取时间以三倍兵力全歼日军”战略的正确.他现在已经更加坚定地相信，俄国要想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唯有坚持这一战略。
而第二个成果就是，他以较少伤亡的代价，消耗了大山岩手中更多的日军，又没有使战斗陷入双方死拼的大决战，从而拉大了与日军兵力差距的相对优势，这等于是从另外一种形式上为运兵争取了时间，此战俄军已经取胜。
带着这样的认识，库罗帕特金并不是以一个失败者的身份撤向奉天的，他正雄心勃勃地计划到奉天再与大山岩打一次同样的会战，只要这样的会战再打上几次，他手中总兵力的相对优势就会逐步拉大，战略意图还有可能提前实现！而库罗帕特金没有想到的是，有一个人不仅绝不同意他的战略，还有可能使他的战略意图彻底化为泡影。
这个人就是尼古拉二世。
在战前，库罗帕特金公开发表了俄军士兵可以以一敌三的观点，对于内心并不这么认为的库罗帕特金来说，他为何要夸下这样的海口呢？
因为他的领导尼古拉二世需要如此。
对于尼古拉二世来说，他就是那个相信俄国还是世界强国的人，还沉浸在俄军可以所向披靡的美梦里，却拒绝承认在没有跟上工业化和立宪改革的世界潮流之后，沙俄其实已经沦为一个非主流国家，它归根结底只是“恶”，而非“强”。不过，既然沙皇还睡在这种美梦里，大家也不好让他惊醒，只能继续给他惊喜，事实上库罗帕特金的“以一敌三”还不是夸下海口。俄国外交部人员说得雄壮：“俄国只需要一面旗帜和一个哨兵，它的声威就足以慑服日本人！”尼古拉二世不同意这个战略的原因很简单：诱敌深入太像败退了，他不容许军队失败，即使是看上去像失败也不行。
事实上，除了拒绝认识外面的世界以及盲目自大以外，尼古拉二世的“不容许军队失败”还有更多的难言之隐。此时的他比较焦头烂额，因为俄国国内已经出现了推翻君主专制的革命运动。自古以来，外战都是转移内乱的良好办法，尼古拉二世迫切需要一场胜利来完成“力量的展示”，以此来证明君主专制制度的合法性，这个合法性已经虚弱到承受不起一点点的失败，否则不足以继续管制人们。所以尼古拉二世需要的不仅是胜利，还要胜得漂亮，胜得完美，还没有和一群亚洲“黄皮猴子”真正决战你就要退啊，这难道不是给革命者以口实吗？你叫我在后方如何灭火？
当初把这么多军队交到非皇族和贵族的库罗帕特金手里，让他带着去遥远的远东，尼古拉二世实际上也从来没有完全放心过，他任命了库罗帕特金为俄军远东陆军总司令，但在满洲战场上还有一个能够“节制”库罗帕特金的人，他就是那位阿列克谢耶夫皇叔。至于斯特塞尔，他原本应该听从库罗帕特金的领导，库罗帕特金早就已经下令解除斯特塞尔的职务，不过斯特塞尔在旅顺靠上了皇叔这棵大树，竟然没有理睬库罗帕特金的命令，继续做他的关东军总司令。于是乎，与睦仁把四个军统一交给前线的大山岩指挥不同，库罗帕特金无法指挥旅顺俄军，其实即便是对于皇叔，尼古拉二世也没有彻底放心过，对于旅顺方面他也是事无巨细地操心，大到战略小到千来人的小军队部署，他都要求前线报告。
好吧，作为君主专制制度最高领导的尼古拉二世，由于他的种种“不得已”，他首先变成了一个“分权者”，要去分前线指挥官的权，使他们相互制衡，互不体谅；然后又变成了一个“土财主”，在乎一城一地之得失，守住俄国已经占据的满洲大城市，以便使面子上好看；最后他又成功地变成了一个“战术家”，处处插手和过问前线的具体指挥，而库罗帕特金的战略原本应该是得到俄国举国支持，看来只好又要屈服于尼古拉二世的“战术”之下。
果然，库罗帕特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他盯住的是战略意图的推进和具体的伤亡数字，而尼古拉二世盯住的是占地地图，在乎的是俄军到底是进了还是退了，是守住了城还是丢了城，伤亡数字还可以作作假再对外公布，战场上的进退却骗不了别人。接到“败退奉天”的消息后，尼古拉二世十分恼火，他立即给库罗帕特金发电报：不得再退，必须发动反扑，收复辽阳，重振我大俄罗斯帝国的声誉和威风！
接到电令的库罗帕特金反复考虑，他决定还是冒险争取一下，专门给尼古拉二世打了一个报告，解释即使要与日军决战，也应该按照原定的战略计划先撤回奉天比较好，在奉天能够以逸待劳，等着日军上门，等日军成为疲惫之师时再全面反攻，一举歼敌大部，到时候同样也可以收复辽阳。
报告传回到尼古拉二世那里，他直截了当地驳回了这个计划，并派了一个人来给库罗帕特金“协助指挥”，严令反扑不得拖延：“帝国的荣誉不允许你再拖延下去，国内外的舆论更不允许你拖延下去！”
库罗帕特金十分痛苦，如果屈服于领导的意思放弃战略，大山岩和日军的实力在那儿，俄军绝没有取胜的可能；如果不放弃，坚持下去——坚持不了，沙皇陛下连“督军”都已经派来了，还如何坚持啊，下一步还不得撤职？
没办法，已经快走到奉天的库罗帕特金只好又掉头南下，向辽阳开进，在辽阳城里的大山岩听说这位仁兄又杀回来了，十分纳闷，虽然他并不知道库罗帕特金为什么这么做，但大山岩随即十分兴奋，他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日军需要速战速决，需要创造和把握一切战机，现在，库罗帕特金竟然把这个战机送上门来了，如何能不战！
此时的大山岩有两个选择：一是坚守于辽阳城内，依靠辽阳城高大坚固的城墙与工事作战；另外一个选择就是放弃辽阳城，主动出城，正面迎战库罗帕特金！
大山岩的选择是后者，因为他是一个能够在任何复杂多变的情况之下，始终记得他的战略目的的人，大山岩的战略同样不是为了攻城略地，而是尽一切可能打决战加歼灭战。现在，既然库罗帕特金送上门来，大山岩就绝对不会固守城池，而是将率领日军主动出城，在城外和库罗帕特金打一次真正的决战，这次战斗不论结果如何，都标志着库罗帕特金已经进入了大山岩一直梦寐以求的速战速决的轨道——从战略上来说，他都已经胜了！
带着极为兴奋的心情，大山岩率领日军离开辽阳，迎着俄军北上。10月5日，两军在辽阳与奉天之间的沙河正面相遇，战斗打响！
这是俄军主力第一次主动进攻，也是两军第一次在没有工事的战场上作战，大山岩放弃了工事，而库罗帕特金来不及修工事，战斗已经是真正的运动战，而不再是阵地战，而这也将决定这场战斗的特别。
双方很快近距离正面相迎，大山岩还是无法彻底摸清库罗帕特金的意图，自开战以来，俄军一直都是依靠工事防御，大山岩很担心库罗帕特金只是来虚晃一枪，又要撤回到奉天去修工事的。为了尽快咬住俄军，大山岩这次放弃了日军最常用的包抄战术，而是采用了一种更加迅猛也更加冒险的战术，这种战术在大兵团作战中并不常见，为了更好地说明它，现在我们需要以两个人互相拍板砖打架来做一次场景再现。
在两人打架中，当其中一人手持板砖朝另一人的右肩拍来时，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这个人先躲过这一砖，然后再寻找对方空隙拍上一砖，这比的是谁更灵活。
而第二种情况就是他并不躲避，盯着来人那一砖，手持他自己的板砖正面相迎，板砖碰板砖，比的是谁力气更大。
而在这两种情况之外，还有一种“大哥级”的打法，那就是眼见来人手持板砖拍向自己的右肩，既不躲闪，也不以板砖挡板砖，而是在右肩承受着对方这一砖的同时，也手持板砖全力拍向来人的右肩！
这比的是拼命。
大山岩用的正是这第三种打法，只不过不再是两人拍板砖，而是总共几十万人的大战，当时俄军进攻日军右翼，日军右翼全线告急，大山岩却命令日军主力不必去管自己的右翼，十几万日军拧成一个箭头，同样全力扎向俄军的右翼！
如此一来，双方宛如进入了一个“转门”，就这样你打我，我打你，互相咬合，首尾相接，大山岩命令日军一旦咬住俄军就要不放松，缠打不休，把战斗拖进决战，要让俄军这次是想跑也跑不了！
虽然手中的总兵力仍然要比库罗帕特金少10万人左右，但大山岩相信日军的整体作战能力一定会强于俄军，他就是要以日军较大的伤亡，来换取俄军更大的伤亡！
10月18日，在被日军整整缠住13个昼夜之后，俄军终于从战场摆脱出来了，沙河会战就此结束，而结果是令人震惊的：日军以整整少于俄军10万的兵力，造成了俄军4万多人的伤亡，而日军伤亡仅仅2万多人，这是两国爆发战争以来，俄军的伤亡首次两倍于日军！
尼古拉二世终于可以死心了，事实再一次证明了库罗帕特金对日军实力的判断和由此制定的战略无可置疑。但是，即使是在血淋淋的现实面前，尼古拉二世还是不怎么愿意相信的，也无法相信，他仍然在不断地催促库罗帕特金尽早发动反扑，夺取一场“大胜”。苦不堪言的库罗帕特金只好以满洲已经进入严冬，不便冬季作战等各种理由推脱，库罗帕特金在想尽一切办法加快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运兵。
自开战以来，库罗帕特金手中的兵力一直增长得比较缓慢，并没有压倒性的增长，这自然是一个原因：运兵慢。
西伯利亚大铁路是单线，在贝加尔湖一带还没有最后铺通，火车在这里需要转运，但这些并不是运兵慢的全部因素，更重要的因素是——人。一支军队也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缩影，连俄军中都官僚遍地，其他地方就更不用说了，铁路线的后方和沿途各车站管理极为混乱，当库罗帕特金需要武器时，后方却运来了一车神像，已经到了要穿棉大衣的冬季，士兵们的夏装才运来。这种人为造成的低下效率别说是用火车，用火箭都无法弥补，而这些都是库罗帕特金没有办法解决的，他只好再想想其他办法，比如他规定在铁路线上跑的火车一律只由欧洲向亚洲方向行驶，抵达目的地后，空车厢都烧掉不再返回了。后来，等到贝加尔湖结起厚冰时，工程人员竟然在冰上架起了铁轨，火车就在冰上跑，“冰上跑火车”，这是人类交通史上的第一次。
大山岩也在争分夺秒，他倒是也有铁路，不过无兵可运，只好仍然寄希望于乃木希典的第三军。
接下来的事情我们知道了，12月1日，在乃木希典攻打203高地最为艰难的时刻，大山岩派出儿玉源太郎到达前线，这既是在帮乃木希典，也是在帮他自己，因为他与库罗帕特金至少还有10万兵力的差距.1905年1月2日，乃木希典终于攻下了旅顺，不过他还没有来得及睡几个好觉，就率领第三军星夜北上加入主力战场！
而此时，尼古拉二世那里的情况也发生了点变化，这个变化正是来自于旅顺陷落，革命者终于有口实了，列宁同志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名字就叫《旅顺口的陷落》，这是一篇著名的讨伐檄文。简单来说，就是对落后于世界潮流的黑暗君主专制制度这种产品，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彻底的揭露和无情的讽刺，预言这种产品的保质期应该不会长久了，比如宣扬“军事上的破产不可能不成为深刻的政治危机的开端”，同时教育大家“不是俄国人民，而是专制制度遭到了可耻的失败”，许多士兵原本是要从铁路线上开赴前线的，受到教育之后纷纷扔下枪回家了。此外，革命者在各地的抗议、游行和罢工一拨接一拨，这真是令尼古拉二世情何以堪，在内外交困之下，他再次严令库罗帕特金：要克服万难，尽快打出一次漂亮的翻身仗，这已不容商量。
面对这个光荣而艰巨的政治任务，库罗帕特金真是十分苦恼，这几个月以来，连急于追求速战速决的大山岩都没有出动了，因为时间已经进入了冬季，在滴水成冰、天寒地冻的满洲，合适的冬季运动项目只有溜冰，并不是打炮，因为即使是人受得了，炮也不一定会响。但对于库罗帕特金来说，政治任务必须完成的，怎么办呢？
库罗帕特金想起了一支奇特的军队，一支在俄军中已经被冷落得有些久的军队，他们是一支奇兵，名字也叫骑兵，库罗帕特金的计划是：先以骑兵为先锋对日军发动闪电偷袭，打开缺口，再令一部分步炮兵跟进，伺机扩大战果，既避免在严寒的不利条件下全军出动，又符合尼古拉二世关于要迅速打胜仗、打漂亮仗的要求。
库罗帕特金即将出动的这支骑兵并不是一支简单的骑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都代表着俄国陆军的荣耀，是俄军陆军王牌中的王牌，精锐中的精锐，几乎是俄军陆军强大战斗力的代名词，它曾经在数百年间纵横欧亚大陆，所向披靡，几乎从无对手！
他们就是世界最强骑兵——哥萨克骑兵！
秋山好古战胜世界最强骑兵的秘密
在俄国的历史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俄罗斯的大部分领土，都是哥萨克骑兵冲出来的。
古往今来，我们常常会用一些词来形容一个特定阶层的人，比如流氓、强盗、杀手、帅哥等等，他们不分民族，不分籍贯，不分受教育程度，却有着共同的特征，享受相似的待遇，能够比较显著地区别于其他人。“哥萨克人”就是俄罗斯人对他们当中一群特殊阶层的人的称呼。
他们原本是沙俄兴国过程中的一群无家可归的人，比如被沙皇政府流放的罪犯、逃跑的农奴以及盗贼等等，为了生存，渐渐聚集到了南俄草原，而这里正是当年铁木真残余蒙古骑兵的聚居地，他们就与蒙古骑兵混居融合，继承和发扬了蒙古骑兵最纯正的武力血统，从此专门以马背上的抢劫为生，也有了一个专门的称号——哥萨克人。意思是“没有国家而不受约束的人”“勇敢的人”或者“风之子”，他们没有祖国，没有家园，没有信仰，没有道德，唯一信仰的就是手中的战刀，为了生存，厮杀，嗜血地厮杀，“哥萨克人没有懦夫，他们生来就是战士！”托尔斯泰的这句名言显示了哥萨克人真正的勇敢。
后来，这批原本受沙皇政府驱逐的人士，反过来又被组建起了哥萨克骑兵队，当铁木真蒙古骑兵消亡之后，哥萨克骑兵就成了世界上最强大和最孤独的战士。每当交战时，他们飞身上马，头一低，冲入敌阵，左一刀，右一刀，旋风而去，留下身后尸横遍野！在历史上，他们曾战胜法国的胸甲骑兵和波兰的翼骑兵，至于德军就不用说，他们被打得在祈祷时一度以“哥萨克”代替了“魔鬼”，哥萨克骑兵被认为是继铁木真蒙古骑兵之后整个欧洲的噩梦，正是由于他们与蒙古骑兵的渊源，人们才会说：“每剥开一个俄罗斯人，就会看见一个鞑靼人（即蒙古人）！”
值得介绍的是被哥萨克骑兵视为生命的刀——勇士之刀。
刀柄是鹰头形状的，极其短，并且没有护手，外面包铜，里面灌铅，十分沉重，只有经过长期训练的人在砍杀中才能握住。
而刀柄的短小正是为了让刀身接近它的最大长度——将近一米。刀身是用精钢打制的，总的来说，它有三个明显区别于其他战刀的最显著的特点：刀身弯曲、刀刃极宽和橡树叶状刀尖。
刀身弯曲和刀刃极宽增加了砍杀面，而这种特点是和刀柄一起配套的，由于刀柄没有护手，哥萨克骑兵必须时时紧握战刀挥舞，于是就养成了他们惊人的臂力。当敌我骑兵对冲对砍时，哥萨克骑兵强大的臂力给敌人带来的不是骑兵中最常见的“抹脖子”，而是几乎将敌人的整个头颅都砍下来斩首！
刀尖是为当敌骑兵进入刀身无法伸展的中近距离时准备的，橡树叶状刀尖能使哥萨克骑兵迅速准确扎进敌人的胸腔，然后利用弯曲的刀身以及强大臂力，娴熟地转刀——将敌人的心脏血淋淋地挑出来！残忍，实在是太残忍。
而当敌人已经靠近到甚至连刀尖都无法使用时，刀柄又派上了用场，哥萨克骑兵会迅速竖举战刀，反手用鹰头状刀柄猛击敌人脑袋，直至敌人头颅开裂，脑浆横流。
哥萨克骑兵的残暴程度已经远远超过当年的蒙古骑兵，他们的格杀对象是不分对象，会把眼前出现的所有人都杀掉和赶跑，甚至会吃人肉喝人血，他们会把小孩子摔死，会把女人抓到马背上强奸。哥萨克骑兵也绝不欢迎俘虏，大概是因为他们自己从没有做过俘虏，所以也不怎么知道如何对待俘虏，如果敌人跪在地上向他们求饶投降，他们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累赘。号叫着冲过去，在飞奔的过程中跳下马来——竟然直接用脚将人踩死再飞身上马，绝尘而去！
他们的残暴实际上是一批人有意放纵造成的，这就是历代沙皇。
对于沙皇政府来说，只有哥萨克骑兵如此残暴，才能在入侵土地之后，把原有的居民清除，实现那项永久得到这块土地的政策：清人占地。
日俄开战以来，哥萨克骑兵却很郁闷，因为他们一直没有得到出战的机会，首先旅顺那种山地是不适合于骑兵出战的，所以他们干脆没有去，好不容易来到了主力作战的平原战场，辽阳作战又依赖了工事，沙河会战大家还没有来得及冲，就被大山岩以“转门战术”死死咬住，最后打成了混战。因而两国间的战争都快打了一年了，哥萨克骑兵一直都是靠边站的，某些俄军指挥官见他们无事可干，就下令让大名鼎鼎的哥萨克骑兵骑着马整齐排在阵地之前，用人墙来遮断后方的俄军阵地，对日军进行反侦察，美其名曰“骑兵幕”。原来把我们当幕布使啊，干吗不把我们当抹布使啊，这是哥萨克奇兵从未遭受过的莫大的侮辱！
现在，主帅终于想起了他们，将所有的郁闷和不满向日军发泄的机会终于到来了。1905年1月26日，库罗帕特金命令俄军第一和第三集团军炮击大山岩阵地正面，不过这是做做样子的，只不过是吸引大山岩的注意和牵制日军。库罗帕特金的真正意图是以两个哥萨克骑兵师闪电偷袭日军的最左翼，后面跟着10万步炮兵，一旦打开缺口，就扩大战果。
哥萨克骑兵出发了，他们速度极快，很快冲破了日军的前哨阵地，风驰电掣般地扑向日军最左翼。这里位于奉天西南，名叫沈旦堡，驻防在这里的是日军第二军骑兵第一旅团，由秋山好古率领，也称秋山支队。
秋山好古曾经留学法国学习骑兵技术，受到拿破仑时代胸甲骑兵战术的影响，回国后一直在日军骑兵部队中任职，参与创建了日军陆军骑兵科，成为明治陆军中最早一批的骑兵将领，后来有明治陆军“骑兵之父”之称。作为一名十分优秀的骑兵将领，秋山好古对骑兵有着特殊的感情，他经常要求日军骑兵要像爱惜生命一样爱惜手里的战刀，像对待自己一样对待战马，当运输船运送骑兵部队到前线时，秋山好古要求每匹马都住单间，人员却挤在甲板上，足见他对骑兵有着深厚的感情！
而现在，哥萨克骑兵似乎是特意选择了秋山好古作为开刀对象，这是他们的荣耀之战，以骑兵对骑兵！相信明天全世界的报纸上都会出现一个头版消息：哥萨克骑兵斩首日军大部分骑兵！沙皇陛下看到这个消息也一定会很爽的。
哥萨克骑兵行进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以至于秋山好古接到通报的时候已经比较迟了，来不及做更多的准备，但秋山好古明白，此时除了迎战别无选择。世界各国的骑兵都遵循着一条基本的准则：骑兵只能向前杀敌，不能未战而退。另外，他的驻防地已经是日军的最左翼，周围没有友邻部队，如果他的骑兵队不迎战，哥萨克骑兵就会绕到后路对日军主力进行偷袭，这将给日军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迎战强大的哥萨克骑兵，责无旁贷！“上马！握刀！”秋山好古发出了他的命令。
严寒之中，日军骑着高头大马集结在战场，他们一字排开，正面拦住哥萨克骑兵队的去路，每一个日本骑兵都手举战刀，整齐划一，散发出逼人的冷光。远处的哥萨克骑兵队也停下来，在自己的阵地上列阵，做冲杀前的最后准备。根据俄军战斗条例规定，士兵在战场上要遵守一定的分解动作，那么对于哥萨克骑兵是怎么规定的呢？答案是：没规定，只要让他们冲就行！所以哥萨克骑兵其实没什么准备工作可做的，他们不过是在屠宰美餐前看一下自己的猎物而已，战场上凝固着令人窒息的宁静，哥萨克骑兵的大规模屠杀即将发起！
“杀！”
密集的马蹄声传来，哥萨克骑兵几乎同时跃出，他们挥舞着手中的战刀，口中发出“嗷嗷”的号叫声，风驰电掣般地压向秋山支队。他们不愧为“风之子”，速度极快，眨眼之间就要与日军骑兵短兵相接！
而秋山支队这边却是出奇地安静，既没有人后退，也没有人前进，他们还是在原地，在马背上注视着从远处冲过来的哥萨克骑兵。
这些“黄皮猴子”已经被吓傻了吧！哥萨克骑兵只能想到这个答案。
而很快，哥萨克骑兵看到了令他们毛骨悚然的一幕：面对他们的冲锋，秋山支队骑兵全体下马，推出身后的一件重型武器——哈奇开斯重机枪。
“突突突……”重机枪第一次向哥萨克骑兵扫射。
“突突突……”第二次扫射。
“突突突……”第三次扫射……
大哥，您不按套路出牌啊。
战场安静了，哥萨克骑兵在马背上英武的“嗷嗷”的狼嚎，变成了翻滚在马下“哎哟、哎哟”的连绵不绝的哀号，秋山好古成功地击退了闪电偷袭的哥萨克骑兵，暂时守住了阵地。不过，库罗帕特金派出骑兵偷袭只是打头阵的，跟在他们身后的还有俄军10万步炮军，现在，这批大军已经前进到了沈旦堡附近的黑沟台一带，准备将秋山支队围歼！
秋山好古的总兵力是8000，对阵10万人，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满洲军总司令部里，大山岩接到了紧急战报，他决定派出一支军队前去救援，他们就是发生过“八甲田山事件”的第八师团，极为擅长在严冬作战，现在，正是需要他们的时候了。但俄军有10万大军，只派出一个师团去救援显然是不够的。于是，大山岩决定打破建制，以第八师团为核心，另外再从其他几个军中抽调休整得较好、还能战斗的师团协同出战，总兵力将近5万。这已经超出一个军的规模，把这支庞大的混合部队交给谁去指挥呢？
第八师团师团长立见尚文是比较合适的，但他只是一个师团长，并没有过指挥一个军的经验，如此看来，最好的办法是再派出一个现有的军司令长官去统一指挥这支队伍。
而大山岩在深入考虑之后，决定把立见尚文临时升级为“军长”，把这5万人全部交给立见尚文统一指挥，就叫作“立见军”，组成为救援秋山支队的快速反应部队。一旦任务完成，“立见军”自动解散。对于大山岩来说，让一个新手担此重任，冒着很大的风险，但他相信他的选择，他看中的不仅是立见尚文和第八师团在严寒中坚强作战的能力，更是一个人和一支军队在被信任下爆发出来的强大作战力！
立见尚文率领第八师团为先头部队，迅速冲向了黑沟台，正面拦截在行进的俄步炮兵，首先为孤立无援的秋山支队及时堵住了缺口，但陷入险境的又变为了第八师团，他们只有1万多人兵力，俄军有10万人，再加上此时已经是一月末的严冬，战场上冰雪覆盖，就连能适应高寒作战的俄军也不断发生士兵冻死冻伤的事件，立见尚文面临从军以来最严酷的考验，但他始终斗志昂扬！
从1月26日夜至29日清晨，立见尚文率领第八师团连续激战三昼夜，竟然以一个师团的兵力，顶住了俄军十倍之兵一次次的猛攻，俄军的行进被压制。此时，第八师团也已经到了弹药告急的境地，立见尚文下令：迅速冲入俄军阵中，然后全体上刺刀，以拼刺刀突围！
以师团为单位的拼刺刀是日军中从未有过的先例，它意味着一万多人全部亮出明晃晃的刺刀冲杀，之前乃木希典已经在旅顺创造了以师团为单位的突击，现在，立见尚文又在这里用一万多人去拼刺刀，见到这一幕，俄军的心里凉了半截。他们是步炮兵，不是哥萨克骑兵，是要用枪炮的。日军真是一支神出鬼没的队伍，刚刚面对哥萨克骑兵的时候他们不用刀，现在步炮兵作战，他们反而冲上来拼刺刀了。虽然他们并不惧怕拼刺刀，但在这么冷的天去拼刺刀，天上飘着雪，地上结着冰，站都站不稳，伤口流点血就会立即冻住，万一倒在雪地里没被同伴发现就只能被冻死。日军，你们拼什么刺刀啊？大家还是都离远一点互相打打炮打打枪比较好。
可是，立见尚文是不会顾及俄军的想法的，在他的命令下，第八师团坚决冲入俄军前沿阵地，迅速缠住了俄军，俄军大炮失去了作用，开枪也不太方便，只好也用刺刀勉强抵抗了一阵，然后开始弃阵而走。前方一乱，后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开始主动后撤，与此同时，赶到的“立见军”其他几个师团也发动了对俄军的猛攻，俄军队伍不断被冲散，他们原本是想围歼秋山支队的，现在却反过来陷入了被分割包围的险境，见到前线俄军情况不妙，为了避免被日军围歼，库罗帕特金下令停止作战，撤回阵地。
令俄军没有想到的是，立见尚文已经完全打疯了，他命令只有5万兵力、刚刚组建的“立见军”，竟然一路尾随“护送”俄军10万大军回撤，直至确认俄军是真的撤退后才停止尾随。黑沟台会战结束，日军以5万兵力参战，总共伤亡9000多人，俄军以10万兵力参战，共伤亡1.1万多人，远在圣彼得堡的尼古拉二世只好郁闷不已了：这是日军的好消息！
哥萨克骑兵并不知道，当他们发动闪电偷袭时，秋山好古不需要临时做准备，因为他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在战前，在讲究亡命打法的同时，日军也是一支极其讲究实用的军队。在旅顺战场上，乃木希典的第三军吃尽了马克沁重机枪的苦头，日本国内对这种武器也重视起来，前线一边作战，他们就加紧从法国购买了多批哈奇开斯重机枪配备给大山岩，秋山支队名义上是骑兵队，实际上是以骑兵为主，夹杂步炮兵和工兵的混编队伍。要让骑兵使用大炮，这对传统的骑兵将领是一项心理上的挑战，他们需要过自己这一关，但秋山好古并不是一个故步自封的人，也并不是一个不愿意接受新事物的人，虽然他很爱惜战马，但如果要用这些马匹来为前线运送重机枪和炮弹，他是愿意的。他的骑兵在战前都进行了使用重机枪的训练，于是乎在哥萨克骑兵偷袭时，他的骑兵全部下马，一秒变步兵——准确地说是变成了可怕的重机枪手。就这样，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场合，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日军也算是为下令人肉挡机枪的乃木希典报了一箭之仇。
而哥萨克骑兵并非不知道枪炮的厉害，也并非没有接受过使用步枪的训练，但他们仍然沉浸在“子弹是废物，用战刀才是好汉”的传统观念里，他们的骑兵出战时只有一部分人会背着步枪上战场，大部分人还是更喜欢和习惯使用战刀。
终于用重机枪击退了哥萨克骑兵，此战也使秋山好古明白了一件事情：日军的骑兵要想战胜哥萨克骑兵，方法就是用机枪，这个事实对秋山好古来说不知是喜还是忧。秋山好古在后来的岁月里几乎从不提起这次战斗的经过，退役之后他把骑兵服一直珍藏于家中，从不拿给外人看，甚至在担任家乡学校的校长时，面对一群请他讲述过去“英勇经历”的孩子，秋山好古也总是尴尬地拒绝，他脸上的表情不知是哭还是笑。
哥萨克骑兵，他们以英勇开场，以笑话结尾，但他们也是此战中的传奇。
而对于明治政府来说，武器的国产化是陆军的绝对方针（海军中建造大型军舰的技术要求太高，一时无法国产），从法国购买哈奇开斯重机枪只是紧急情况下的权宜之举。这种机枪后来经过日军多次国产化仿造和升级，变得更加耐摔打和轻巧，甚至连步兵突击时都能够两手举起来使用，终于解决了当年乃木希典无法解决的难题，这就是后来我们能够在抗日战场上见到的著名的“歪把子机枪”。
与此同时，日军发现俄军步兵使用的步枪枪刺很长，并且枪身前段有一段自然的收窄，使用起来手感良好，非常有利于刺杀，而此时日军使用的步枪还是“明治三十年式”（1897年），枪身和刺刀比俄军的要短，再加上日军原本手就比较短，就刺不到对方，这也是日军在单兵拼刺刀时不敌俄军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这个反馈，前线一边打仗，日本国内的兵工厂就开始对原有的步枪进行改良，改良后的新型步枪干净利落，使用顺手，更重要的是长度超过了当时世界上其他任何一种步枪，非常有利于射击和刺杀，这就是后来著名的“明治三十八年式”（1905年）步枪，简称“三八式步枪”。
黑沟台会战胜利结束了，但大山岩的好消息并未结束，除了乃木希典的第三军已经入列，他又增加了另外一个军的兵力，这是“鸭绿江军”，是大本营从第三军中抽调部分主力，采用“以老带新、以强带弱”的扩编原则，与日本原计划殖民朝鲜的朝鲜驻屯军混编而成。请注意这支军队虽然交给了大山岩统一指挥，但在编制上是不属于满洲军的，在编制上不受大山岩领导，只是来“友情协助”大山岩完成任务，鸭绿江军代表的是日本要吞并和管理朝鲜的能力，而满洲军代表的是日本要吞并和管理满洲的能力，这两者在日本国内有着严格的区别，而这并不是最根本的原因。
根据明治宪法，“天皇统率陆海军”，也就是说，只有睦仁才能统率陆海军，日本全部的兵力不可能交到睦仁以外的任何人手里，否则就是违宪。为了遵守当年制定的这个宪法，大山岩虽然已经在实际上指挥着日本全部的5个军，总兵力接近25万，但在名义上他仍然只能是“满洲军”的首脑。
而库罗帕特金的总兵力已经接近31万，也就是说，两军的总兵力已经接近60万，但他们之间的兵力差距已经由最初的10万缩小到6万。好吧，俄军国内有百万大军，一直在通过铁路运兵，库罗帕特金也采用“诱敌深入、争取运兵时间”争取了半年，却反而被大山岩一举缩小了兵力差距。面对这个结果，库罗帕特金简直是哭笑不得。唉，谁叫咱们摊上的是不同的领导呢？一边是随着战争的进行在后方加紧挖掘征兵的潜力，一边是不仅干涉具体指挥，强令决战，还在国内点燃了革命之火，使得大批受到教育有了觉悟的士兵拒绝开赴前线，众多的运转部门也因革命暴动而陷入混乱和瘫痪。
1905年，奉天一带的暖风比往年都来得早一些，2月中下旬起就已经开始逐步解冻了，已经基本具备全军出战的条件。大山岩就不等春暖花开、种子发芽了，决定打响奉天会战，日本全部的兵力都已经押在他的手上，大山岩决定孤注一掷，把奉天会战当作最后的决战，这也将是自日俄开战以来，两国最大规模的一次陆战！
满洲军总司令部里，大山岩下达了他的作战计划，很简单：第一、第二和第四军从正面发起进攻，鸭绿江军进攻俄军左翼，第三军进攻俄军右翼。
很显然，“一面两点”的布局还是为了实现日军那个雷打不动的战术——包抄。所以正面进攻的三个军看上去人多，是大山岩的主力，其实还是次要战场，库罗帕特金那边人也多，不多出动一点人就吸引不了他的注意力。
而鸭绿江军和第三军都是新加入战场的生力军，俄军并不熟悉，大山岩就是依靠他们作为奇兵打开侧翼的缺口，但包括鸭绿江军在内，各军其实都是为掩护第三军服务的，大山岩真正的作战计划是在库罗帕特金的主力被吸引到正面和左翼之后，由第三军从右翼迅速插进俄军防线，绕到俄军后方，切断奉天以北的铁路线！
大山岩的作战意图显现了：在以前，库罗帕特金总是一边作战，一边通过背后的铁路补充兵力和物资，也通过铁路线打着打着就主动撤退，实施诱敌深入，所以如果截断了铁路，就截断了库罗帕特金战略的核心。大山岩就是要首先彻底破坏库罗帕特金的战略，使得库罗帕特金以后连主动撤退都不可能了，然后再以25万兵力包抄31万俄军，完成围歼！
这就是大山岩的“最后一战”，不是口头上的最后一战，是用制定的战略战术来保障的最后一战！
其实大山岩并不需要如此费心费脑，因为库罗帕特金也没有办法“诱敌深入”了，奉天是大城市，丢掉它在尼古拉二世那里是绝对通不过的，此战，也将是库罗帕特金的决战！
2月23日，奉天会战打响，在大山岩的命令下，日军正面的三个军以十几万的兵力压向俄军阵地，当然，由于他们的战略目的是吸引库罗帕特金和俄军主力的注意，最重要的不是突击，是火力要狠要猛，这倒难不倒他们，因为乃木希典入列时已经顺便把大阪宝贝给拉了过来，火力绝对够猛，轰！
然而，宝贝们到了这里似乎就不太灵了，射出去后，有的炸响了，有的没炸响，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俄军某些阵地的外壁还结着厚厚的冰层，当炮弹落到冰壁上之时，就会出现因引信强度不够而无法引爆，看来下雪的时候真是诸事不宜，连打炮都不宜啊。
日军正在想着解决办法，然而没过多久，令人大惊失色的事情发生了，他们惊恐地发现那些打到俄军阵地上没有炸的大阪宝贝炮弹，竟然又飞了回来了，而且，它们竟然——炸了！
不是说，下雪天不宜打炮吗？这又是怎么回事？
因为俄军也有这种大炮。
大阪宝贝并不是日本的原产，它最初是从意大利引进，然后由大阪炮兵工厂进行国产化改造，而当年的德国克虏伯公司也照意大利式仿制了一款，把它们卖给了俄军。它们与大阪宝贝的区别只是一个炮口内的膛线是右旋，另外一个是左旋，这种差别并不影响使用对方的炮弹，这里的俄军装备了几门这样的大炮，但一直缺少炮弹，当他们发现大阪宝贝炮弹时，觉得比较眼熟，捡回来放到自己的大炮里一试，正好，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武器发明专家”们解决炮弹遇到冰面不炸的速度要比日军快得多，他们把原来的引信拆掉，重新安上强度更高的小口径速射炮引信。于是乎，在俄军的化腐朽为神奇之下，宝贝们不仅又飞回来了，而且下雪天也适宜打炮了！在这样一个意想不到的场合，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俄军也终于报了旅顺俄军被大阪宝贝轰炸的一箭之仇。
就在正面战场炸得不可开交的同时，负责进攻俄军左翼的鸭绿江军冒着暴风雪向前行进了，在原属第三军的主力带领下，这支生力军勇猛向前，锐不可当，以不断地强行突击一路深入到俄军阵地，这种进攻状态造成的后果就是——俄军纷纷忍不住惊呼：“看啦，那个魔鬼的第三军来了！”于是他们纷纷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库罗帕特金。
乃木希典的第三军之前虽然一直还没有参战，但攻陷旅顺早已经让他们声名远播，一直存在于奉天这一带俄军的恐惧之中，库罗帕特金也因此判断：如果第三军出现在哪里，大山岩的主攻方向一定就在哪里。库罗帕特金的这个判断本身并没有错，手中有一支刚从地狱战场捶打出来的铁军，大山岩的主攻方向自然就是对这支铁军的使用。但库罗帕特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前线的情报竟然是如此不靠谱，连对方是哪支军队都没有搞清楚，接到“左翼发现第三军”的报告，库罗帕特金立即命令大量调遣俄军预备队开向左翼，千万不能让强大的“第三军”突入核心阵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这个时候，大山岩的意图已经初步实现了：正面进入激烈的炮战，成功地拖住了俄军主力，鸭绿江强突俄军左翼，成功地吸引住了大批预备队，这个时候主动权已经掌握到了日军手里，无论库罗帕特金做出什么样的变化，大山岩能够发现空当并迅速抓住。当然，最有利的还是按照原计划，命令真正的第三军最后出发，迅速前插俄军防备相对薄弱的右翼！
乃木希典和第三军已经跃跃欲试了，对于他们来说，没有铁丝网、护垒壕和机关枪阵，不需要仰攻，那简直是以前做梦都不敢想象的。果然，一接到攻击的命令，他们如脱缰的野马，冲锋向前，拦都拦不住，不久的工夫，就已经冲到了奉天城外，距离铁路线已经不远。
但是此时，库罗帕特金也反应过来了，根据战场情况，他迅速判断：这才是第三军！库罗帕特金立即命令正面的主力向右翼倾斜，预备队也向右翼增援，企图层层包围第三军，以多打少进行全歼，严重挫灭日军全军锐气！
发现库罗帕特金已经做出改变，大山岩立即做出改变，他命令第三军以外的其余各军随俄军行动，必须急速行进到增援俄军之前，正面阻截俄军，为乃木希典和第三军争取最后的时间！
现在，对于日军来说，最关键就是增援各军能不能跑得快，和能不能拦住俄军。这对日军来说，其实并不是难事，因为整体的快速推进原本就是他们所擅长的，但俄军毕竟总兵力占优，各路日军都必须以少打多，节节抵抗！
在奉天西北的于洪屯一带，隶属第三师团的第五旅团在阻截俄军一个军，面对数倍于己的俄军，4000多名日军毫无惧色，在旅团长的带领下，他们并没有转入防守，而是以进攻对进攻！以日军灵活机动的特长，来回冲击俄军阵地，当旅团长最后一次下达冲锋命令时，清点人数，只剩下了最后的400多人，兵力损失已高达十分之九，再也无法组织起一次像样的冲锋了。
为了这决定前途的最后一战，为了全日本的胜利，坚持！
哪怕剩下最后一人，也要以进攻对进攻，同归于尽！
得到各军强力支持的乃木希典终于赢得了可贵的时间，第三军终于抵达铁路线旁，这里防卫空虚，第三军迅速变为铁路游击队，开始野蛮扒铁路，铁路很快被毁，俄军的后路已经被切断。
根据大山岩之前的作战计划，接下来才是两军战斗最激烈和最困难的阶段，因为还要对俄军进行围歼。但就连大山岩也没想到的是，第三军扒铁路的行动也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引发俄军大面积恐慌。
在大山岩看来，这条铁路是库罗帕特金战略的核心，是必须要切断的，但在俄军眼里就不同了，这是他们的退路，也就是他们的“救命通道”，万一打不过日军，情况不妙时还是要坐上火车跑的。由于库罗帕特金有诱敌深入的战略，很多前线干部在每次会战打响后就是按照“惯例”计算开始后撤的时间，这就是两军前线干部在心态上的显著区别：日军这边从来没有考虑过退路，而俄军那边永远在考虑个人的退路。
现在，退路被断了，俄军各个方向前线干部都开始不由自主地领军收缩，他们干脆不等库罗帕特金下令，就开始主动后撤，正在密切关注两军动态的大山岩敏锐地感觉到：俄军即将发生崩溃性的大溃退，一直在苦苦等待和期待的战机到来了！
但大山岩马上意识到，这也并非完全都是好事，俄军溃退，就会不顾一切地逃命，这也会破坏他大山岩这边的战略，与他的战略目的不符。此时的大山岩最关键和最困难的，就是要做到不惜一切代价不让俄军成功溃退，要继续完成围歼！把决战打成歼灭战！
大山岩立即命令全军：最艰苦和最彻底的战斗到来了，全军不要保留预备队，指挥部不要保留警卫，在必要的时候，将轻伤员和病员全部投入战场，各支部队都不要顾及本方的侧翼和后路，以最大的兵力，朝俄军发起最猛烈的正面攻击，每一名前线干部都必须亲自带头反复冲锋，不给俄军任何喘息的时间，将俄军强力往后压。与此同时，位于俄军后路的乃木希典第三军以同样的打法，从后路把俄军死死往前挤，前后两路缩小包围圈，全歼俄军！
接到命令的每一个日军都疯狂了，奉天城外，到处是轮番冲锋的日军，干部冲在最前面，后面跟随杀气腾腾的士兵，他们见到俄军就喊，喊了就杀，以不顾一切的亡命徒打法压向俄军。面对这群突然变得饿狼一般的日军，俄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发现背腹两面又都是日军，他们终于惊慌失措了，情况正如大山岩所预料的，他们已经成为了无头苍蝇，乱成一团！
俄军总指挥部里，库罗帕特金十分痛苦，他知道大山岩接下来的打法就是对阵脚大乱的俄军分割包围，各个歼灭，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俄军的灭顶之灾。3月9日深夜，库罗帕特金下达了全军总撤退命令，这是自与大山岩交手以来，他第一次在计划之外下达撤退命令！
俄军各路前线干部终于接到了“救命”的命令，他们就再也没有什么顾虑了，全力逃跑，带头开溜。俄军全军雪崩式的溃退终于发生，他们丢枪弃炮，像受伤的小鹿一样不断冲撞着日军正在合围的包围圈，脑子里只有一个字：逃，逃出去！很快冲出了日军的包围圈，没有铁路，就冲向公路，几十万人乱哄哄从奉天城外的公路撤到铁岭，然后又继续撤到四平和四平以北，日军占领奉天和铁岭，奉天会战结束，俄军共伤亡9万人，日军伤亡7万人，损失兵力又一次超过日军。
此时的库罗帕特金终于意识到“诱敌深入”的战略很可能错了，自从辽阳会战以来，他一直在惨淡经营这个战略，现在已经明白，不是这个战略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这个战略放在这样一支俄军上可能错了。
要实施诱敌深入的战略，需要的恰恰是一支铁军，它必须始终有坚定的信念、高昂的士气和严明的军纪，全军上下一心，令行禁止，知道是为谁而战，为什么而战。只有这样，将士们才能明白撤退不是为了保命，只是为了更好地歼灭敌人，因而才能做到说前进就前进，说后退就后退，说待命就待命，撤退井然有序，作战不留破绽，令敌军抓不到空当。
而库罗帕特金手里的俄军已经不再是这样一支军队了，尽管这批“虔诚的灰色牲口”曾经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但与百十年前相比，俄军最大的变化就是出现了一批不再合格和称职的干部，他们已经官僚化，伴随着君主专制制度走向末路，长期压在他们肩上的要为君主和国家负责的压力松懈了，同时又不需要向人民负责，于是便在军中贪图安逸、丧失斗志、腐化颓废、奢靡堕落。而当他们的头脑中只是装着后方还有百万大军、数亿人口和几千公里的战略纵深时，他们关心的不是如何誓死战斗到底，而是如何走门路调到军需部、宪兵队或者各种行政机关去继续当“神仙干部”，总之只要不上前线去哪里都行。而没有门路被迫留在前线的干部们自然内心不平衡，对战事冷漠，却在坚持那些可笑的“原则”。比如有部队从欧洲千里迢迢调到前线，却被他们吹毛求疵衣着不符合标准，令他们折返到数百里之遥的后方去换装，战斗打响后，主要工作就是不断向总司令部报告“险情”，不断要求增援，为早日撤退“积极主动”地创造条件。
干部们如此没有斗志，却要求士兵服从空洞的“爱国主义”高调，最后造成的后果自然就是将士越来越离心、士气越来越低迷，在战场上的“失踪”人员越来越多，他们其实就是逃兵。奉天会战伤亡的9万人中，其实有3万人是被俘和“失踪”，战场上甚至还出现过九个士兵抬着一个伤兵往回跑的奇景。
这就是说，诱敌深入的战略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的只是这支俄军，这支曾经的铁军，曾经的王牌部队，竟然连他们最传统的诱敌深入都打不出来了！库罗帕特金不是被大山岩打败的，是被他的领导和战友打败的，俄国不是被日本打败的，是被俄国打败的。从事实上说，他们曾经制定过直击日军死穴的战略，原本有机会一举置日本陆军于死地，甚至有机会一举灭亡日本，替尼古拉二世去实现那“黄俄罗斯梦想”，然而就是他们自己亲手丧失了这种机会。
自此之后，俄国纵使有百万之兵，有上亿人口，有千里战略纵深，又有何用！
尼古拉二世在他的皇宫里下达了免去库罗帕特金职务的命令，库罗帕特金即将彻底告别日俄战场，在离去之前，库罗帕特金觉得他有必要指出军中干部严重官僚化的问题。能不能改是一回事，有没有勇气指出来是另外一回事。在告别书中，库罗帕特金写道：“很遗憾，凡性格坚强、富有独立自主精神的人，在俄国不仅没有擢升的机会，反而遭到排挤，反之那些没有坚强性格、缺乏信念但为人随和、对上司唯命是从的人却是得到了提拔。有三种途径可以爬上高级指挥官的位置：第一是在近卫团供职，要得到这种职位，本人必须拥有巨额财产并在京都拥有大靠山；第二是在京都参谋本部办公厅供职；第三是在宫廷供职。换言之，豪华饭店、圣彼得堡办公厅和宫廷侍从室就是大多数俄军长官发迹之地，不论他们干过什么事，何等玩忽职守、刚愎自用和不学无术，不论他们对军队提出过何等荒谬的要求，他们仍能官居要职。”
在库罗帕特金黯然离开的同时，大山岩也远远无法兴奋起来，他在奉天会战中用上了日本全部的陆军，竭尽全力，但是还是让俄军冲破包围圈而逃走，还是没能打成决战加歼灭战，这很令大山岩意外。自辽阳会战以来，他虽然取得了每次会战的胜利，一直在攻城略地和步步向前推进，但一直都只是对俄军打成了击溃战而不是歼灭战，大规模全歼俄军的战略胜利并没有实现，更别说攻入俄国本土了。正是由于一直都没有办法取得具有战略意义的压倒性胜利，在取得一场场会战胜利的同时，也标志着日本陆军速战速决的战略已经彻底失败了，日本不得不接受无法通过陆战就迫使俄国签订条约主动求和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自开战以来所有的陆战，包括以人肉挡机枪的旅顺之战，都失败了。
这个失败是彻底的失败，因为奉天会战投入了全日本25万兵力，伤亡就有7万，伤亡率接近三分之一，短时间内无法再发动大规模作战。即使知道俄军就在四平，也无力再北上，更加可怕的是，日本陆军还没有斩断俄军反扑的愿望。他们虽然也一时无力南下，但还可以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不断增加兵力和补给，等到有了实力再来反攻，日本国内已无陆军，只要这种情况出现，日本将陷入巨大的灾难！
正是因为如此，睦仁和大本营都陷入了深深的忧虑当中，就连狂人山县有朋都在提出是否可以考虑由日本主动与俄国议和的问题。当然，山县有朋也只是提提而已，根据俄国人的风格，此时议和，他们会让日本什么都得不到。
此时的日本需要一场真正具有战略意义的胜利，一场彻底摧毁俄国某部分作战力量的歼灭战。
陆军用尽全部兵力和办法，都打不破“从来没有一支军队能够从陆上彻底击败俄军”的怪圈，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什么人可以实现这个目标呢？
有一个人已经出现在视野里了，由于他在海战取得的令全世界震惊的成绩，他成为了日军海军史上首位在生前就获得“元帅”称号的人。许多欧洲人从佩服摩西、凯撒、拿破仑到佩服这个黄色皮肤的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把他当作黄种人中的英雄，在北欧小国芬兰，据说还曾经专门出产过一种纪念他的酒，甚至到了20世纪60年代，已经誉满天下的美国海军五星上将尼米兹，仍然谦逊地称自己是他的“深切崇敬者与门徒”。
而他的成绩，恰恰是率领日本联合舰队全歼俄国强大的波罗的海舰队，完全打破了近代欧洲人在世界范围内不可战胜的神话，打破了“白色人种优于其他有色人种”的错误观念。他让人知道，吹嘘种族优越性的民族终究是“纸老虎”，并极大地鼓舞了那些曾经受到奴役和压迫的国家勇敢地掀起民族解放运动，为此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谁也没有想到，最终为日本打成歼灭战的人，竟然在宽广无垠的大海上。
他就是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东乡平八郎。
东乡平八郎出征
1904年2月5日，在睦仁御前会议上决定对俄开战之后，东乡平八郎接到绝密命令：可以确认俄国已对我国表露敌意，故命令帝国联合舰队应设法全歼俄在旅顺的太平洋舰队，控制黄海海域和朝鲜海域，保障海上运输安全。与此同时，睦仁还特意向东乡平八郎和联合舰队赐下敕语，勉励打好首战！
日本就要不宣而战了，以偷袭旅顺的方式打响第一枪，这是他们爱玩的老把戏。正是受日本这次不宣而战的刺激，1907年，多国正式召开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确定了宣战制度，而在这之前，不宣而战只违背道德，并不违反国际公约，日本人就是要钻这个空子。
东乡平八郎立即命令联合舰队军舰出动，秘密扣押日本公海上所有的俄国籍商船和渔船，以免走漏风声。同时，以海军军演为名，日本国内轮船全部禁航，在经过了十几个小时的准备工作后，2月6日上午，联合舰队已经秘密做好了大队起航前的一切准备。
任何一支舰队对于军舰本身的依赖性都极大，可以说军舰的性能和数量基本上就决定了一支舰队的战斗力，因此了解舰队首先必须了解军舰。自从军舰问世以来，它的综合作战能力（包括攻击能力和防护能力）与航速始终是一对矛盾，为了加强综合作战能力，舰炮越来越多，口径越来越大，军舰的装甲也越来越厚，于是，它的排水量就变得更大了，航速也就降低了。反之，为了让它跑得更快，必然要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重炮的数量和装甲厚度。于是，围绕这对矛盾和实战不同的需要，在当时依次产生了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它们都存在于联合舰队和太平洋舰队中，我们来依次了解一下。
战列舰又称主力舰、战舰，它是从甲午战争时期主宰海战的铁甲舰进一步发展而来，重炮更多，防护装甲更厚，最大排水量超过1.5万吨，是当年的巨无霸“定远”“镇远”的两倍，是最新的海上巨无霸和杀手，此时的舰队都是以战列舰为核心的。
大和重也并不是什么都好，至少燃料耗费巨大，出动一次很不容易，因此战列舰一般都待在军港，一出来那就意味着是要打架的，而不是来巡逻的。那么用于海面巡逻的是什么军舰呢？顾名思义，它就是巡洋舰，与战列舰相比，巡洋舰没有那么多重炮，一般安装小口径舰炮，也没有那么厚的装甲，因此排水量减小了，航速提高了，燃料消耗也变少了，可以深入远洋巡航。
很显然，建造战列舰和巡洋舰是两个思路，但是，如果没有那么多钱来建造战列舰，但又很眼红战列舰对敌舰队的威慑和打击作用，这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巡洋舰的基础上又加装一些厚重装甲，弄得既不是巡洋舰，又不是真正的战列舰，但能拿它当战列舰使，至少可以去吓唬别人，这就是准战列舰——也称“装甲巡洋舰”。大家知道了，弄出这项创造发明的一定是“武器发明专家”。没错，世界上第一艘装甲巡洋舰就出现在俄军中，然后又引起其他国家的眼红，被纷纷效仿。
接下来，再按照巡洋舰的思路，在实战中还需要另外一种军舰——更加轻便快速、灵活机动，可以执行清理航道、偷袭、赶跑敌舰等任务，它的排水量只有可怜的几百吨，一般不安装舰炮，而是使用轻巧的水下打击武器——鱼雷，这就是驱逐舰，也称“大号鱼雷艇”。
好吧，现在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战列舰和装甲巡洋舰就像是猎人，巡洋舰就像是熊，驱逐舰就像是猎狗，猎狗和熊都跑得比猎人快，但它们能被猎人杀死。猎狗也可以追上熊，但要杀死熊，又必须靠猎人，可以说，“猎人”是战斗力的核心和指挥中枢，战列舰和装甲巡洋舰的数量，就基本代表了一支舰队的战斗力，在不考虑人为因素的情况下，舰队的强弱就是由它们的数量决定的。
联合舰队有6艘战列舰，也有6艘装甲巡洋舰，因此又称为“六六舰队”，此外它还有15艘巡洋舰，其余驱逐舰、鱼雷艇等有代号的小军舰接近100艘，总之它集结了日本所有能够出动的军舰，总排水量23万多吨。
俄军太平洋舰队有7艘战列舰，4艘装甲巡洋舰，其余各种军舰几十艘，大部分都驻扎在令世界各国海军都头疼的旅顺天险，同时也在海参崴和朝鲜仁川港派驻了几艘军舰，总排水量达到19万多吨。虽然比联合舰队略低，但战列舰还要多出一艘，也就是说，俄国海军这其中一支舰队的实力，基本就相当于日本全国的实力，东乡平八郎需要一战而全歼太平洋舰队，难度很大！
2月6日上午，在完成了所有的准备工作之后，东乡平八郎率领联合舰队起航。海上波涛翻滚，浓烟成柱，出发之前，东乡平八郎给在皇宫大本营里的睦仁发去回电：
“臣平八郎谨奏：承蒙赐下优渥诏敕，臣心不胜感激。本日臣率部众，由佐世保军港出发，当奉旨以尽犬马之劳，报圣恩于万一。出师临期，臣平八郎诚惶诚恐，谨奉答以闻。”
2月7日，经过一夜的航行，联合舰队已经抵达朝鲜海域。由于仁川港还停泊着太平洋舰队的两艘军舰，东乡平八郎下令分出5艘巡洋舰携带8艘鱼雷艇去歼灭它们，日俄之间的第一枪首先在朝鲜仁川打响了。两艘俄军军舰孤立无援，只有等着被歼灭，联合舰队已经轻松掌控朝鲜海域，仁川将从此作为联合舰队在海战中的前进基地。
2月8日傍晚，东乡平八郎已经率舰队秘密抵达圆岛，这是位于旅顺东南茫茫大海中的一个无人小岛，距离旅顺港只有约82公里（即44海里，1海里=1.852公里，为了更加直观，本文在表示海上距离时使用换算后的公里数），这又是进攻旅顺军港时一个理想的临时锚地，秘密抵达临时锚地还没有被俄军发现，意味着偷袭旅顺已经成功了一半！
夜幕降临了，黑漆漆的大海上，东乡平八郎向各舰传达了命令：联合舰队本队按照既定航速向旅顺港航行，由驱逐舰组成先锋小队脱离本队，全速进港偷袭！
担任偷袭的10艘驱逐舰立即确定，组成了三支小队，在它们出发前，东乡平八郎命令三笠号上打出他的座右铭：天佑至诚！
三小队出发了，在黑夜中，它们如离弦之箭一样向旅顺港驶去，为了保障速度，每舰使用的都是专门从英国进口的高档无烟煤，同时也避免烟囱因煤燃烧在夜空中产生火星。舰上更是实施严格的灯火管制，军舰上熄灭了所有灯光，唯一被允许点亮的是船尾发出微弱红光的艉灯，这是为了避免被后舰追尾，而所有的艉灯又加装了指向后部的桶形防光灯罩，只有紧跟在后面的驱逐舰才会觉察出那一点隐蔽的红色。
10艘驱逐舰就这样在悄无声息中保持着全速，很快就看到了耸立在海边、正以强光扫射海面的老铁山灯塔，这是海上确认旅顺港的标志，灯塔上的强光探海灯可以照射近50公里远的海面，不停地来回扫射，监控着来自海面上的可疑船只。驱逐舰一边小心翼翼地避开灯塔上扫射来的灯光，一边又借助灯光摸向前，很快又发现了太平洋舰队在外海的两艘巡逻舰，借助巡逻舰上的灯光又绕过了它们。但绕是都绕过去了，由于在绕的过程中连艉灯都关闭了，三小队之间的相互联系也就失去了，它们分别单独摸黑向前，悄悄杀向灯火辉煌的旅顺港！
此时太平洋舰队的主力军舰像往常一样停泊在外港的锚地，但军官们都不在舰上，他们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上岸为他们的领导——太平洋舰队司令长官斯达尔克的老婆庆贺一个重要的节日：命名日。
如果兄弟你跟一个俄罗斯姑娘谈恋爱，某天她跟你来一句：“我生辰你不送花也就罢了，连名辰你都不送花！”听到这句话，兄弟你是要知道利害的，根据俄国人信仰的东正教的传统，一个人出生后有两个重要的节日，一个当然是生日（生辰），而比生日更重要的就是命名日（名辰），这才是他们认为获得生命的象征。东正教的信仰者又习惯与东正教某位神圣同名，教会把一年中的每一天都与某位或者几位神圣对应起来，于是，信仰东正教的人们只要知道了你的名字，就会知道你的命名日是哪一天。
2月8日，正是“玛利亚”的命名日，也就是东正教教徒中所有叫“玛利亚”的人共同的节日，碰巧，这也包括斯达尔克大人的老婆。司令为老婆在海军俱乐部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舞会，高官云集，除了旅顺城中的中上层海军军官到齐了，连周边青泥洼、芝罘（今烟台）甚至海参崴等地都有贵宾到场敬贺。为了方便贵客们的轮船进出，斯达尔克命令将旅顺港口防鱼雷网敷设的时间推迟，同时命令夜间巡逻船：“如发现不明舰艇，先核实对方身份后通报，不得擅自开炮！”也就是不要一炮把贵客的船给轰了。
时间接近午夜，海军俱乐部里的气氛突然如腾空的火苗般“噌”地热烈起来，大家期盼已久的阿列克谢耶夫皇叔亲自到场了。皇叔边鼓掌边走进舞厅，所有人像是同时接到了无声命令一般，一边鼓掌，一边不约而同地让出了舞场的中央地带，站在一旁列队欢迎，然后带着兴奋的表情探出头望着皇叔，希望他能和女主人“玛利亚”共舞一曲。皇叔微笑着环视四周，目光扫过每一个人之后，风度翩翩地用双手手势压下掌声，有些勉为其难地表示：好，好，好，大家很热情，那我就来一段？
人群中顿时响起更大的欢腾，大家又自动围成一圈，将皇叔和“玛利亚”围在中央，每个人的脖子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提着向前，目不转睛地盯住舞场中央，不时发出阵阵赞叹声，他们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好像能够出现在这里看领导跳舞就是他们莫大的荣耀。
此时，三小队已经摸近了外港的太平洋舰队锚地，16艘大型军舰排成4列，赫然出现在眼前，它们都亮满着舷灯（纪念司令官老婆的命名日），却见不到任何值勤和警戒人员，四周一片寂静。很显然，这是没有任何防备的，三先锋队也不需要仔细辨认哪些是战列舰了，哪艘舰的烟囱最多，它就是战列舰，在调整好方位后——发射鱼雷！
岸上，舞会已经达到了高潮，皇叔正引导着“玛利亚”不停地转圈，在大家的叫好声中，窗外突然火光闪现，紧接着是震耳欲聋的连续巨响，连窗户玻璃都震动了，气喘吁吁的皇叔望了旁边的斯达尔克一眼：兄弟啊，我不过是来搂着你老婆跳舞，你也没必要放舞会礼炮来庆祝吧！
斯达尔克心中暗叫不好，他马上想到了联合舰队，日俄之间虽然还没有宣战，但关系已经十分紧张，一直风声鹤唳，虽然所有人都不会相信日本人胆敢主动挑战俄国人，但还是去弄清楚一下的好，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被偷袭那就连司令官的位子都不保了。于是斯达尔克赶忙叫来副官去查证，副官又赶忙从舞场悄悄溜出去打了个电话，而值班室竟没有值班军官回话。这不奇怪，领导们都在跳舞，值班人员自然也就借着节庆开小差去了，要知道海军俱乐部中除了舞场，还是有酒吧的，那里有大批的伏特加。
斯达尔克副官最后带回了一个仅仅被他自我证实的消息：很可能是我们的一艘战列舰在进行夜间射击训练！
那就没事了，舞会仍然继续进行，而窗外的爆炸声仍然在此起彼伏，火光冲天，现在，就算是傻瓜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太平洋舰队的舰长等高级干部立即一窝蜂地归舰，等他们手忙脚乱地指挥开炮还击时，日军偷袭的军舰已经向外海逃出了大炮的射程，于是等舰长们打了一阵炮，才发现炸的都是水花，日军军舰早已经不见了踪影。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看来日军的偷袭已经结束了，可以睡个安稳觉了，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清点损失，等着看明天全世界报纸的爆炸新闻吧，舰长们下令停止射击，同时顺便将军舰上的探海灯光指向空中，这是表示射击停止的灯光信号。
不过，就在各舰将探海灯灯光指向空中后不久，海面上突然又传来了此起彼伏的爆炸声，又有军舰被偷袭的鱼雷击中！
原来，这是三小队中最后到达目的地的两艘驱逐舰，在之前躲避俄军巡逻舰的过程中，它们各自从自己的队伍里掉队了，成了茫茫大海里的孤舰。没有其他军舰的彼此照应，单独偷袭十分危险，但它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继续前进，即使被歼灭，也要完成任务！当其他驱逐舰的偷袭战已经结束后，它们这才又分别孤零零地摸了上来，原本以为是没有什么希望的，却正好碰到俄军军舰探海灯光指向半空，于是乎，它们又各自扔下鱼雷就跑。直至此时，三小队的偷袭战才正式结束！
这真是一个传奇的夜晚啊，也注定是一个俄军军官们休息不好的夜晚，军港内的斯达尔克很郁闷，被东乡平八郎偷袭得手，太平洋舰队的损失不可谓不严重：两艘战列舰和一艘巡洋舰被鱼雷炸出大洞，斯达尔克下令把它们拖到浅水处才没有沉没，但必须经过大修后才能恢复战斗力。
和历史上的多次偷袭战一样，似乎但凡一方发起偷袭，另一方总是要碰巧犯各种低级错误。其实对于被偷袭者来说，那些错误并不是“碰巧”的，而是他们的日常状态，只是恰巧碰到了偷袭一方的精心准备，便把一切都彻底暴露出来，斯达尔克便是如此，正是东乡平八郎的处心积虑，把他打回了原形。
天色已经大亮了，东乡平八郎率领的联合舰队本队已经抵达了旅顺港外，他下令：派出一些军舰前去引诱斯达尔克出港决战！对于东乡平八郎来说，他需要将驱逐舰的偷袭，引向决定性的战果，同时要实时了解一下偷袭的战果，观察太平洋舰队到底损失了哪些军舰。
刚刚被偷袭了一次，斯达尔克警惕性倒是提高了许多，虽然东乡平八郎正在港外趾高气扬地叫战，但他就是不上当，就是不下令太平洋舰队出港，让旅顺港“两把蟹钳”上的海防炮台去轰炸联合舰队。
海防炮台是用水泥工事建在海岸上的，十分坚固，而且还具有居高临下的优势，东乡平八郎如果用军舰去和炮台搏命，那简直就是自取灭亡。但斯达尔克不出战，歼灭太平洋舰队的目标就无法实现，东乡平八郎只好下令：硬碰硬，尝试强攻旅顺港！
世界海战史上少有的用军舰对炮台的战斗打响了，联合舰队战列舰、装甲巡洋舰和巡洋舰全体出动，逼近旅顺港口！首先挡在前面的是旅顺口东侧的那把“蟹钳”——黄金山。这里也有“土木工程师们”的杰作，最神奇的是有座所谓“百发不中炮台”，它本来是建在海边高耸的悬崖之上，又与后面的黄金山隔着一条低矮的山沟，因此从海上观察时，会产生错觉，误以为它和建在后面黄金山上的炮台就在同一个点上。于是，当东乡平八郎根据测算的距离和角度炮轰时，无论打多少炮，都打不到它身上，甚至直至后来整个战争结束了，它也从未被一发炮弹直接命中，打近了，炮弹会落到它前面的悬崖下；打远了，又会落到后面的山沟里，真是拿它没办法。
东乡平八郎炸不到海防炮台，而炮台里的俄军就不同了，在确认好距离和角度之后，他们重炮齐鸣，雨点般的炮弹飞向联合舰队，东乡平八郎只坚持了半个小时，联合舰队就有7艘军舰先后中炮，就连旗舰三笠号都未能幸免。东乡平八郎十分狼狈，只好赶忙下令：全速退出战场，一直退向仁川！
东乡平八郎的谨慎是有道理的，联合舰队受损严重，此时要考虑的不再是如何引诱斯达尔克出战，而恰恰是要防备他率领舰队出港追击！于是，在东乡平八郎的命令下，联合舰队掉头全速退向朝鲜海域，一直航行了一天一夜到达了仁川，这才稍微放心。
而东乡平八郎的担心实在是多余了，斯达尔克明知联合舰队受损惨重，但他仍然没有命令太平洋舰队下达出港作战，在斯达尔克看来，舰队只是军港的附庸，既然俄国已经把海防炮台修得这么强大了，舰队的任务就是待在港里就好，没有主动出战的必要。
在仁川的东乡平八郎等了几天，也没见斯达尔克率舰队追来，只好将受损的军舰快速修理好后，又率联合舰队杀回旅顺港。此时的东乡平八郎面临着一个十分棘手又令人哭笑不得的难题：强攻旅顺港攻不进去，斯达尔克又不出来，如何能够做到全歼太平洋舰队？东乡平八郎就只能率领联合舰队一直守候在旅顺港外，防备太平洋舰队袭击日军的海上运输，但这不仅对联合舰队损耗极大，而且很难防备得住。
无论是偷袭，还是试图通过引诱造成决战，东乡平八郎已经连续两次失败了，因为他并没有完成全歼太平洋舰队的目标，而陆军的海上运兵和运输物资时间已经越来越紧迫，东乡平八郎必须赶紧想出解决的办法。
有一个人已经带着他苦苦思索的办法，来到了三笠号上的司令长官室，他是东乡平八郎最为器重的作战参谋：秋山真之。
秋山真之是秋山好古的亲弟弟，小时候由于家里穷，父亲担心养不起他，准备把他送到寺院里去当和尚，只有秋山好古坚决反对，秋山真之这才没有“被出家”。
秋山真之出生的时候，是明治维新的起始之年（1868年），维新的一项内容就是特别重视发展全民教育，规定全日本6岁以上的男孩和女孩都必须读完小学，否则要去找父母的麻烦。但日本普通人家实在是太穷了，明治政府就想办法推行免费的“义务教育”，逐步为日本孩子免去初等教育的学费，而如果想进一步接受免费的中高等教育，还可以选择报考一些免费的军校。看来秋山真之也只有选择这一条路，但是逐渐长大的他并不情愿这么做。
秋山真之想当一个作家，为日本写几部有影响力的作品出来，但秋山好古反对他这么做，秋山好古是当时的日本著名学者福泽谕吉的崇拜者，他特别推崇的是福泽谕吉“人人独立，国家就能独立”的观念。他告诉秋山真之：先立其身，再立其国，人在决定做一件事情或者选择一生的职业时，首先要考虑能养家，然后才能为家乡和为国家出力。不要看不起军人，也不要无端鄙夷战争，战争是人类向上生存的手段之一，战争让人们饱受痛苦，于是大家都说和平好。但是，人要活着，就要战斗，即使不在战场上，也要拿出你的本领和本钱去战斗，穷人家的孩子没有太多的本钱，无法抱怨，只能先去接受生活的锤炼。
秋山真之就这样进入免费的海军学校学习，后来去美国留学一年，回国后在日本海军大学校中担任教员，他很快发现当时日本海军在指挥上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出于保密，每次制定的战术只向高级参谋和军官传达，并不是传达到每一个士兵。秋山真之并不赞同这么做，在他看来，保护战术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它最好地执行，只要这个战术本身是强大的，与其害怕向敌军泄密，不如先在自己这一方讲透，让全军上下都对战术有充分的认知和了解，真正把战术彻底地执行。其实只要能把纸面上的强大转化为实战中的强大，甚至根本不惧怕向敌军泄密，而这一切的前提是，战术制定得越详尽、能预设越多的战场情况越好。
正是为了制订出详尽而强大的战术计划，秋山真之大力推行当时在西方海军中大为流行的“兵棋推演”，也就是用棋子来模仿敌我军舰对战，这些在别人看来无比烦琐和枯燥的战术研制工作，秋山真之却十分着迷。
这正是秋山真之能够成为参谋的重要原因。海军是一个昂贵的高技术军种，当军舰的性能和数量对比完了之后，人主导的战略、战术和临场指挥就是关键因素。在这其中，首先需要统帅有一个明确的战略，而参谋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分解目标，分段治事，不疾而速，参谋每一份殚精竭虑的心思、处心积虑的考虑，在化成具体的战术之后，最终会指向战略的成功，就像一滴滴水珠最后构成了大海。这样的参谋，不仅需要对业务极度清晰，还要有着高昂的探索热情，他的头脑更不能落伍于这个时代，在东乡平八郎眼里的秋山真之正是这样的人。
而东乡平八郎能够让秋山真之担此重任，在另外一个方面实在也是冒了很大的勇气，这就是——个人卫生。东乡平八郎平时不仅沉默寡言，也极为讲究军容和整洁，每时每刻都是一副不苟言笑的模样。在他的旗舰三笠号上，无论哪一位高级军官的房间里都必须收拾得干干净净，而且在就寝之前没人敢脱掉军装，哪怕是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休息，也要穿着笔挺整洁，保持海军军官的军容，这是日本从英国海军中学习过来的，东乡平八郎对此要求极为严格，无论是谁都不能违反这个规定。
唯一被允许有例外的，就是秋山真之，不过这倒不是东乡平八郎也开后门，而是他实在是没有办法。
秋山真之在平时不洗澡——不是不爱洗澡，而是几乎从不洗澡，他周围空气中某种气味的浓度就可想而知了。但秋山真之自己似乎毫不知觉，他时常趿拉着鞋子，有时候穿错了鞋子，有时候衣服扣错了扣子，在三笠号上走来走去，灵感来了想到了什么新战术，就端着啤酒去找东乡平八郎讨论。苍蝇落到了啤酒里，他浑然不觉，“咕咚”一口喝下去，然后“噗”的一声吐在桌子上，若无其事地用手一抹，继续跟东乡平八郎讲他的新战术，啤酒沫儿就着唾沫儿就这样不断喷到东乡平八郎的脸上。平日里要求严格的东乡平八郎既不多说什么，甚至连暗中皱眉都没有，只是带着慈祥的笑意认真听秋山真之讲完，就像一个父亲看着他即将懂事的孩子，只有等秋山真之一转身，才掏出手帕来擦把脸，唉，瞧我这刚擦过，又被他喷得满脸都是。
东乡平八郎知道，秋山真之的脑海里，只有战术。为了思考一个新的战术，秋山真之常常把自己关到作战室里十来天不出来。对于这样的人，东乡平八郎又怎么忍心去要求他注意小节？还是自己多买几块手帕算了吧。
秋山真之带来的这个解决难题的战术叫“闭塞战术”，需要说明的是，秋山真之虽然来找东乡平八郎商量，但并不是说这个战术就一定是他最先想到的，很可能是另外一个参谋有马良橘。参谋是一个团队性的工种，任何人有了想法都只有上升到团队平台才有形成命令的价值，而秋山真之之所以觉得这个战术可行，来自于他当年留学美国时曾经亲眼见过。
1898年，为了争夺古巴，美国和西班牙爆发海战，美军在进攻古巴圣地亚哥时，为了封锁港口里的西班牙舰队，他们想到了一个主意，由勇士霍布森等人率领一艘大型运输船自沉于港口，相当于在航道上设置路障，以主动牺牲来换取敌方关键性的困难和牺牲，结果虽然不太理想，但人们仍然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之为“闭塞战术”。后来人们甚至把这个战术引入到桥牌中，就称为“霍布森妙招”，霍布森也因此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英雄。
当时的秋山真之就在现场观摩，现在他认为，既然太平洋舰队一直躲在旅顺港内，无法引诱出港，干脆把闭塞战术搬过来，把它锁死在港内，同样可以达到首先保障陆军海上运输安全的目的。具体办法是准备一些大型商船，上面满载石块，用水泥浇灌加固，然后开到旅顺口最狭窄的航道上自己炸沉，船上的人员在船下沉之前乘坐舢板返回逃生。
说起来比较简单，实际做起来却是难度很大，风险也很高，沉船的地方是旅顺海防炮台和港内军舰的火力中心，东乡平八郎不能派出战列舰进行掩护，只能派出灵巧的驱逐舰和鱼雷艇远远地掩护和接应。在这种情况下，商船很容易开不到沉船位置就会被俄军炸沉，达不到堵口的目的，商船没有发炮的能力，船上的人员只能想办法炮口下逃生，十分危险。
综合考虑后，东乡平八郎批准了这个战术，东乡平八郎面对的原本就是绝境，明知希望不大，困难很大，也只有冒险一试，就像之前不得不用舰队强攻海防炮台一样，他并没有其他办法。
5艘大型商船很快从本土征调过来了，接下来就是选择驾驶商船的敢死队员，人数需要几十人，命令发布后，报名的志愿者却超过了两千人！他们士气高涨，争相要求加入，生怕自己落选。没有办法，东乡平八郎只好下令调查这些人中的亲属关系，凡是为家中长子或者兄弟少的一律不准加入敢死队，很多人听说自己落选之后号啕大哭，甚至写了血书给舰长，要求提前为下次报名！
经过多轮筛选，77人的敢死队组建了，他们首先进行的是严格的培训，每个人手上都有一份书面作战细则，谁负责开船，谁负责沉船，谁负责组织逃生，等等，遇到什么情况该做什么，一目了然。
一切准备就绪后，2月24日凌晨，趁着夜色，东乡平八郎派出驱逐舰作为前卫，掩护5艘商船出发。所有的舰船都一如既往地实施了严格的灯火管制，再次悄悄地进港，但上次是战前偷袭，而现在是交战中，俄军整晚都打开了所有的探照灯，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像上次那样偷偷摸进去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冲进去。当然，冲也冲得有水准，这就是——用计。
当作为前卫的驱逐舰发现港口外的俄军巡逻舰后，立即向它们开火，然后向外海方急退，准备将俄军巡逻舰和海防炮台的注意力都引至外海。这时，在鱼雷艇的护卫之下，跟在后面的商船全速向着旅顺口航道冲刺，只要冲过去，一切都有可能。
然而，要在亮如白昼的海面上玩声东击西之计，那也是比较难的，俄军的注意力并没有完全被分散，他们很快发现了商船，紧接着便是大炮齐发，5艘商船全部被击中炸沉。而强烈的探照灯光照得敢死队员两眼昏花，他们高喊着“班载！”跳上舢板，俄军又把炮火转向了舢板，好在俄军要想在茫茫大海中击中舢板也不是那么容易，除了1死4伤外，其余人员总算是回到了舰队中，东乡平八郎精心准备的第一次闭塞作战失败。
接下来几个白天，东乡平八郎率领联合舰队连续对旅顺港口发动了强攻，港口里斯达尔克的防御重点自然也转向了白天，这正是东乡平八郎所希望的，他要给斯达尔克造成错觉，使他认为联合舰队已经放弃了这种战法。事实上东乡平八郎并没有放弃，他命令联合舰队继续加紧准备，第一次的失败是为第二次积累经验，其实只要斯达尔克不出港，也就是东乡平八郎进行闭塞作战的战机！
又要选拔敢死队了，参加过第一次闭塞作战的海军少佐（少校）广濑武夫主动请战，他曾经担任日本驻俄国使馆武官，还交过一个俄国女朋友，在欧洲人还叫着日本人“黄皮猴子”的时代，日本男人能够找到俄国女子，估计是他知道命名日要送花。但在战争爆发前，广濑武夫坚决和女友分手回到日本，很显然，分手原因就是因为这场战争。现在，年轻的广濑武夫又将和其他敢死队员一起，率领4艘商船再次向港口内出发，进行第二次闭塞作战！
3月26日晚，在扫雷舰、驱逐舰的开路和护卫之下，敢死队出发！东乡平八郎率领联合舰队其他军舰，向这些作战船行站舷礼，东乡平八郎很清楚，虽然俄军的防御重点已经被吸引到了白天，但风险仍然很大，因为此时的斯达尔克已经被撤职了，他的继任者是更加厉害的俄海军名将马卡洛夫，对于他，东乡平八郎不能小视。
事情证实了东乡平八郎的预感。27日凌晨，敢死队摸到了旅顺港口外，而马卡洛夫早有准备，为了对付东乡平八郎有可能发起的第二次闭塞作战，马卡洛夫早就找到了对付闭塞作战的最佳武器——光。港口的强光探照灯不再只是用于发现闭塞作战船，而是直接照得船上的人员睁不开眼睛，于是乎，第一艘闭塞船错把黄金山下的水道当成了港口，自我感觉良好地沉在那里，第二艘商船见状也跟在一旁沉了下去。见到这一幕，港口内的俄军只能窃笑。
现在，4艘商船中已经有两艘错沉下去了，剩下的两艘也没有发现这个秘密，其中包括广濑武夫指挥的“福井丸”，他们也准备跟在一旁沉下去，港口里的俄军懒得把这个精彩的节目再看下去了，他们发射出鱼雷——送日本人上路吧！
“福井丸”船底被鱼雷击中炸裂，船舱进水，在船上的广濑武夫立即命令敢死队员转移到舢板上，点名时却发现有一名队员不见了，焦急的广濑武夫立即从舢板回到正在下沉的“福井丸”上，一边大声呼喊一边四处寻找，如此往复找了三次，均没有发现。而“福井丸”即将下沉倾覆，旁边的舢板如果不赶紧划开，恐怕也有被压翻的危险，没有办法，广濑武夫只好放弃寻找，命令舢板上的敢死队员划桨向外海逃生！
俄军的强光探照灯随着舢板移动，上次用大炮轰水中的舢板，效果就跟用大炮打蚊子差不多，这种错误马卡洛夫自然是不会犯的，他早就命令俄军对付舢板时放弃大炮，改用小口径的速射炮朝舢板猛烈扫射，海面上顿时水柱冲天，激起的水浪将舢板冲得东倒西歪，广濑武夫立在船头，喊着号子指挥敢死队员：一二三，划；一二三，使劲划！
一名队员被弹片击中负伤，“小池中弹！”正使劲划桨的队员哭着喊。
接着是第二名，“青木中弹！”
第三名，“岛田中弹！”
“看着我的脸，听着我的号子，我们一定要逃出去！”广濑武夫已经被溅得满脸是血，他仍然指挥队员，和密集射来的炮弹抢时间。
又一排速射炮弹飞过来，爆炸声和水雾过后，舢板上一片寂静，正在划桨的敢死队员突然意识到听不到号子声了，也看不到广濑武夫了。正在他们迷惑之际，头顶上突然掉下一小块带着皮的肉，那是广濑武夫的，他已经被炸得粉身碎骨，全身只剩下这块皮肉。
“少佐中弹！”
第二次闭塞作战又失败了，还损失了一个英勇的广濑武夫，令东乡平八郎大感意外的是，当他把作战报告传回大本营后，日本国内很快掀起了一股对广濑武夫的“造神运动”，睦仁竟然亲自领导和参与，广濑武夫被封为“军神”。他的皮肉被专程运回国内高规格下葬，他的事迹被改编成歌曲在日本各地传唱，广濑武夫的家乡专门为他修建起了神社，接受参拜，东京街头矗立起了广濑武夫的铜像，每当有公共电车经过时，驾驶员和售票员都需要脱帽致敬。
就连东乡平八郎也感到意外，这种宣传实在是太过火了，尽管广濑武夫确实很英勇，也“爱兵如子”，同时在联合舰队作战面临困难的时候，也确实需要一位“英雄”来鼓舞前后方士气。但说实话，除了死得惨了一点，广濑武夫还够不上“军神”的级别，一年以后，东乡平八郎将明白这个秘密。
第二次闭塞作战又失败了，一些陆军将领的脸色很难看，在私下暴跳如雷，大骂海军无能。陆军必须速战速决，首先要安全地运兵到前线，朝鲜海域已经得到控制，第一军可以集结在朝鲜，渡过鸭绿江作战，但奥保巩的第二军需要在旅顺附近的金州登陆，他向东乡平八郎请求：再堵一次，无论成不成功，第二军都将登陆！
奥保巩发出“最后通牒”了，东乡平八郎肩上的压力骤增，然而，上天并没有青睐东乡平八郎。5月2日，东乡平八郎发起了更大规模的第三次闭塞作战，足足出动了12艘大型商船，但基本都没有逃过俄军岗哨的炮火，再加上这晚海面上突然狂风大作，舢板被冲得七零八落，给敢死队的逃生带来很大困难，在最终参战的158名队员中，有95人战死、被俘和失踪，兵力损失超过一半！
接到这个战报，东乡平八郎震惊了，这个事件促使他决定彻底放弃闭塞作战战术，也宣告了继首战的两次失败后，他连续三次闭塞作战失败。但是对于东乡平八郎来说，他并不是没有取得成绩，就在第三次闭塞作战之前，他完成了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海上格杀了那位俄国海军的传奇人物马卡洛夫。
2月8日，就在东乡平八郎夜袭旅顺之前的几个小时，当时身在俄国国内的马卡洛夫紧急致函海军部，敦请立即将停泊旅顺外港的太平洋舰队军舰开进内港，否则，日军一旦偷袭，后果就不堪设想——果然，一切都被他言中了。他也令尼古拉二世刮目相看，旅顺被袭后，尼古拉二世命令马卡洛夫取代斯达尔克，成为太平洋舰队新任司令。
多年以来，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一支海军力量之一，俄海军中却一直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缺乏名将。而马卡洛夫是一个显著的例外，就连俄国人都认为他是天生为成为一名优秀的海军将领而生的，人们送给他一个外号——海上哥萨克。
除了已经表现出来的敏锐的海战嗅觉，马卡洛夫还有三个方面杰出的能力。
首先，他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特别是他是当时全世界范围内最杰出的水雷战和鱼雷战专家，在20多年前俄国与奥斯曼土耳其的大海战中，马卡洛夫用水雷战重创土耳其海军，还在人类海战史上首次用鱼雷击沉了一艘军舰，震惊世界，并由此开创了鱼雷在海战中越来越受重视的时代。
其次，他不仅实战出色，理论一样出色，他写的《海战论》成为当时世界范围内海战方面的权威理论著作，传入多个国家。能作战，还能写畅销书，这样的将领不简单。
最后，马卡洛夫还喜欢搞搞创造发明，他设计了世界上第一艘远洋破冰船。
马卡洛夫也正是东乡平八郎在海战方面的偶像，战争爆发之前，出于以俄国为假想敌的考虑，东乡平八郎四处搜罗各国特别是俄国在海战方面的著作，其中就包括马卡洛夫的《海战论》。在读完这本书后，东乡平八郎彻底地被折服了，从此就一直贴身携带这本书，马卡洛夫正是东乡平八郎恐惧的对手！
3月8日，马卡洛夫抵达旅顺前线。一上任，他就开始了对太平洋舰队的整顿，严明军纪，革除斯达尔克留下的各种弊病，俄军的士气果然在短时间内得到提升，一扫被偷袭以来的颓废之风。
然后马卡洛夫发布了各种改革措施，在以前，太平洋舰队的出港都是由拖轮完成的，拖完这艘再拖那艘，出个港往往都要几个小时，效率极低。而马洛卡夫命令今后只有战列舰出港使用拖轮，在战列舰出港的同时，其他巡洋舰等轻型军舰在港口内升火使蒸汽升压，依靠自身的动力出港，这不仅大大地节省了时间，也使得整支舰队的出航更加紧凑有序。从实战中混出来的领导就是不一样啊。
作为世界水雷战的权威，马卡洛夫自然没有忘记他这个最擅长之处，他把旅顺和大连湾统一考虑，绘制了一张统一的水雷分布图，按照这张图，布雷船不仅要在旅顺周边布雷，还要去包括金州海域的大连湾布雷，将布雷范围扩展到整个辽东半岛海域！很显然，马卡洛夫已经意识到东乡平八郎拼死作战的意图就是保障陆军登陆，更意识到了一旦陆军登陆，太平洋舰队就要面临被从陆地上炮轰的危险，所以马卡洛夫在这些海域布下了层层水雷，同时，有了这些水雷网，太平洋舰队也可以摆脱对海防炮台绝对的依赖，以水雷网为依托，深入外海作战，这对联合舰队也是一种威胁！
果然，在这些准备工作都做好之后，马卡洛夫率领太平洋舰队驶出港口，主动向东乡平八郎发起进攻！这是太平洋舰队第一次改变之前龟缩不出的消极防守战略，开始主动出击。而马卡洛夫对敌我两军的优劣势有着清醒的认识，他的主动出击并不像表面上的那么简单，是有两个目的的：要么就将东乡平八郎引诱到海防炮台最佳射程之内，要么将东乡平八郎引诱到水雷区内。总之，这是对一直想把太平洋舰队引诱到深海决战的东乡平八郎的反引诱！
厉害，确实厉害，东乡平八郎已经遇到一个十分可怕的对手了，他和马卡洛夫各怀心思，都想把对方引诱到自己占相对优势的区域里，但双方都很厉害，都不上当，于是就在海面上展开了拉锯战。但这种局面对马卡洛夫是有利的，反正总体来说他可以依靠旅顺港和水雷网，只要舰队存在，就能保持对日军海上运输的威胁，此时奥保巩的第二军为登陆金州做准备工作，马卡洛夫就率领太平洋舰队袭扰运输船，日军大为恐慌，运输船甚至十几天都不敢出航。拉锯战拖得越久对东乡平八郎越不利，他必须马上想办法解决这个困难。
带着紧迫的心情，东乡平八郎每晚都要召集各舰舰长和参谋到三笠号上开会，作战室里彻夜灯火通明，讨论应对策略，最后大家一致认为：联合舰队突然陷入困境，太平洋舰队突然变得难以对付，不是它本身的战斗力比过去增加了，而是因为它的司令长官换了人选，由没能力的斯达尔克变成了有能力的马卡洛夫。也就是说，联合舰队保障海上运输安全的主要矛盾就在于马卡洛夫。
把问题清楚地写出来，问题就解决了一半，从这一天起，东乡平八郎下令，联合舰队的主要目标不再是引诱太平洋舰队到深海作战，他知道马卡洛夫是不会上这个当的，联合舰队的主要目标改为重点研究马卡洛夫——既然主要矛盾是马卡洛夫，那么解决主要矛盾就是解决掉马卡洛夫！
接下来，所有的事情都是一件事情：如何解决掉马卡洛夫。对于马卡洛夫本人，大家只能从他的书里去了解。东乡平八郎从他的司令室里找出了《海战论》，命令每一个人都要细细阅读，了解马卡洛夫的思想、信念、性格长短处等特征，最后形成结论的是，马卡洛夫是一员猛将，他作风顽强，热衷于积极作战，热爱军舰和士兵，几乎每次出战都会身先士卒，率领旗舰冲在舰队的最前头，这其实从“海上哥萨克”这个外号就可以看出来的。
接下来，东乡平八郎下令：联合舰队要在白天创造一切实战机会去观察马卡洛夫，印证从书本里得到的结论。
这就又需要把马卡洛夫从港口内逼出来，但旅顺港口边全是海防炮台，贸然进攻得不偿失，为了达到“逼战”的目的，东乡平八郎和他的参谋团队想出了一个创新型的办法——间接炮击。
所谓间接炮击，就是用舰炮以大仰角和超远距离的曲射让炮弹越过山梁，飞入旅顺港口内去轰炸马卡洛夫和太平洋舰队。当然，间接炮击也是无法从旅顺港口的正面（也就是那“两把蟹钳”的正面）来实现的，这里炮台林立，联合舰队就只能在炮台的射程之外发炮，但如此一来也就无法把炮弹越过山梁打入港口里了，能够成功实施间接炮击的是一个地方——老铁山灯塔。
老铁山灯塔位于旅顺港的侧面，这里不仅是从海上确认旅顺港的标志，也是黄海和渤海陆上分界点的标志，就在灯塔的悬崖之下，颜色较黄的渤海海水与颜色略蓝的黄海海水交汇于此，形成泾渭分明的两股水流，从这里分开了黄渤海。东乡平八郎命令几艘军舰开到老铁山西南的渤海湾内，向着旅顺港方向发炮，炮弹越过老铁山从侧面飞入旅顺港内，也就是说，从渤海打出的炮弹，都打到黄海的旅顺港了，那么击中军舰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实战效果并不大，明显只能是浪费炮弹。不过东乡平八郎并不在乎实战效果，他要的就是逼马卡洛夫出港这个效果，就在老铁山方向间接炮击的同时，东乡平八郎也亲率联合舰队全部主力在港口外示威叫战，一定要让马卡洛夫上当！
果然，马卡洛夫十分刚强，受到挑逗的他暴跳如雷，亲率太平洋舰队出港迎战。当然，马卡洛夫也是不会真正上当的，他虽然会出港，但从不离开海防炮台射程，一旦要超出安全距离，他就不再前进了。马卡洛夫仍然把这当作了之前的拉锯战，仍然认为这是他一次次对东乡平八郎进行反引诱的机会，却并没有意识到他其实已经落入了东乡平八郎的圈套！
每当马卡洛夫率舰队出港时，东乡平八郎都站在三笠号的舰桥上，亲自观摩整个作战过程，同时命令联合舰队全体舰长和参谋上舰桥，对马卡洛夫乘坐的旗舰以及太平洋舰队的出港、航行路径、发炮方式和数量、返航等进行仔细观察，认真记录，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看能否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于是乎，白天观战，晚上把《海战论》翻烂，经过连续多天的观测和总结，一个规律性的东西终于浮出水面了，那就是：马卡洛夫每次率领太平洋舰队出港作战，都是以他的旗舰打头，而如果它们经过黄金山等海防炮台下面的海域时，都是走固定的航线。这很可能是俄军驾驶者的习惯，更有可能是这片海域已经被马卡洛夫布下了水雷。所以他们自己只能走固定航线，这一切似乎并没有引起俄军的注意，在他们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谁也没有想过每次走固定路线还会有什么问题，而对于东乡平八郎来说这正是他要找的机会——马卡洛夫已经把他的必经之路给暴露了！
得出了这个关于马卡洛夫的规律，那么就只剩下最后一步：格杀。
在茫茫大海中格杀一个无法接近的人，这谈何容易？难度要远远超过陆地上格杀敌方主帅，而东乡平八郎下令了：联合舰队可以完成格杀马克洛夫这个任务，方法就是用马卡洛夫最擅长的水雷战。
是的，只要在那条必经之路上安上水雷，再引诱太平洋舰队到此海域，航行在最前头的马卡洛夫旗舰就有可能触雷爆炸！
东乡平八郎知道，在水雷战权威马卡洛夫面前，他的水雷战只有一次机会，首先要制造出能够一击致命的超常规的水雷，水雷制造专家小田喜代藏接受了任务，他设计制造出一种巨型球状机械水雷，内部可以填装近150公斤下濑火药！足以一举炸沉万吨以上的战列舰。
接下来就是布雷了。4月12日午夜，天空下起了蒙蒙细雨，海面笼罩着浓重的雾气，俄军的探照灯也无法穿透。一直在关注天气变化的东乡平八郎知道机会来了，小田喜代藏带领十余名布雷手乘坐布雷船，悄悄地开进了经过多次提前踩点的黄金山炮台下航道，按照预定的地点成功地布下了水雷。这一切都神不知鬼不觉，没有被黄金山炮台里的俄军发现，小田喜代藏率领布雷船立即返回，准备和在远处接应的驱逐舰队和鱼雷艇队会合后，回到联合舰队基地。
这个夜晚，港口内的马卡洛夫似乎又有了一种特别的海战嗅觉，他也知道海面上有浓雾时，很可能就是东乡平八郎发动偷袭或者布雷的时候，于是加派几艘驱逐舰出港加大巡逻。但海面上的雾气实在是太重了，4月13日凌晨，一艘掉队的俄军驱逐舰才突然发现自己原来是跟随在日军的驱逐舰队里！当然，这就是那支接应了小田喜代藏后正在返回的联合舰队驱逐舰队，感觉大事不妙的俄军驱逐舰立即猛地往港口方向逃窜，而日军驱逐舰一路追击，终于在港口外将这艘驱逐舰击沉。
马卡洛夫接到了报告，听说自己的驱逐舰在家门口被击沉，而日军的军舰只是艘小小的驱逐舰，马卡洛夫十分愤怒，他立即命令巡洋舰出港打捞落水的士兵，他亲率太平洋舰队主力军舰出港追击日舰。这个夜晚马卡洛夫实在是报仇太心切了，以前他每次出港前都必定出动扫雷艇扫雷，不得到扫雷完毕的报告绝不出港，而这次他没有这么做，在马卡洛夫看来，如果等到扫雷完成，就追不上可恶的日舰了，作为一个水雷战的权威专家，马卡洛夫有很强的自信，他并不相信这一次的例外就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等马卡洛夫率领太平洋舰队出港时，天已经大亮了，雾气退去，双方的军舰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对于守候在港外的东乡平八郎来说，这正是一步步将马卡洛夫的旗舰引向布雷区的机会！连东乡平八郎也没有想到这个机会会来得如此之快，他立即命令联合舰队摆出“迎战”的架势，等马卡洛夫率领舰队追上来之后，又像往常一样逐步退向深海，马卡洛夫知道，东乡平八郎又要玩那个把他引诱出海防炮台射程的把戏了，于是在追了一阵之后，马卡洛夫下令停止追击，率舰队返回。如果就这样放太平洋舰队正常回港，那么它就不会经过黄金山炮台下已布雷的航道，于是东乡平八郎再次下令：联合舰队掉头向太平洋舰队不断发炮，摆出“追击”的架势，并且朝黄金山海域航行！
正准备正常回港的马卡洛夫突然发现，东乡平八郎率领联合舰队又紧跟了上来，并且航向指向了黄金山一带海域。马卡洛夫见状大喜，他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终于有机会将东乡平八郎引到黄金山炮台附近了！于是，马卡洛夫也率领舰队向黄金山炮台下方的海域且战且退，在马卡洛夫看来，漫长的海上拉锯战也许就要结束，因为东乡平八郎无疑已经上当了，联合舰队正在一步步接近黄金山炮台的最佳火力区……
上午9时45分左右，马卡洛夫旗舰“彼得罗巴普洛夫斯克”号触动水雷，剧烈爆炸，无烟的下濑火药在爆炸时将海水迅速汽化成水蒸气腾空而起，全舰看上去像是腾起了一阵冲天的白烟，1.1万多吨的战列舰就在这腾起的白烟中迅速沉入海底，全程不到2分钟，舰上的马卡洛夫以及31名军官、600多名士兵全部阵亡。
东乡平八郎完成了他的任务，他在海上格杀了强大的俄军司令。当马卡洛夫阵亡得到证实的消息传来，联合舰队参谋中有人向东乡平八郎提议，是否要以东乡平八郎个人的名义向俄方发一份唁电，表示对这位曾经的偶像的哀悼，也有利于营造东乡平八郎的“名将之风”。东乡平八郎只回答了一句：没有这个必要。
马卡洛夫的阵亡震动了俄军全军上下，听到消息的士兵们集体失声痛哭，有的哭到昏迷，有的跪在地上不停地流泪祈祷，马卡洛夫的阵亡正如陆军中康得拉钦科的阵亡一样，不仅是对军心致命的打击，甚至对整个俄国来说都是灾难性的后果。俄军没有日军那样严密而完备的高级干部培训体系，陆海两军厉害的将领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牺牲一个，就会少一个。果然如此，接替马卡洛夫的，又是一位庸才，名叫维特格夫特，这位仁兄最大的特点又是怯战怕死，还没有上任，他就到处宣扬“我军实力不足以与东乡平八郎一战”，在战术上又回到了斯达尔克的老路，除了驱逐舰和鱼雷艇外，战列舰基本不见出港，太平洋舰队又变成了一支龟缩舰队。
维特格夫特倒是省心了，但是东乡平八郎是不能放心的，随着陆军登陆时间的越来越临近，5月2日，东乡平八郎进行了第三次闭塞作战，失败了，奥保巩开始率领第二军强行登陆。为了保障陆军登陆安全，东乡平八郎只好一边率领联合舰队尽量封锁旅顺港口，一边分出一些军舰加强在旅顺周边海域巡逻和监视，达到为运兵船和运输船动态护航的目的。
这是一道很正常的命令，联合舰队的军舰开始频繁往来旅顺周边海域，而东乡平八郎万万没有想到，正是他这道看上去正常而普通的命令，却险些给联合舰队带来灭顶之灾，在接下来的“魔鬼一周”里，一场令日军十分恐惧的“马卡洛夫幽灵报复事件”神秘上演：
5月12日，联合舰队一艘扫雷艇在大连湾附近扫雷时，触动水雷沉没。
5月14日，通信舰“宫古”号触雷沉没。
5月15日凌晨，巡洋舰“吉野”号与装甲巡洋舰“春日”号相撞，“吉野”号沉没，包括舰长在内的300多人全部丧生，“春日”号受损严重，必须返回本土大修才能恢复战斗力。
“春日”号与另外的“日进”号是两艘新近从意大利订购的装甲巡洋舰，4月份才开赴战场，本来是想使联合舰队的装甲巡洋舰增加到8艘，由之前的“六六舰队”变成“六八舰队”，现在可好，刚上战场就撞沉了吉野，自己也身负重伤。而吉野曾经是世界上最快的军舰，在甲午黄海海战横冲直撞，令北洋水师咬牙切齿，最终还是在十年以后，连同它所有的人员一起葬身于黄海。
还没完，这天中午时分，东乡平八郎又接到报告：排水量超过1.2万吨的战列舰“八岛”号，竟然触雷爆炸沉没！而仅仅3分钟后，他再次接到报告：联合舰队中排水量最大的军舰之一、1.5万吨的“初濑”号竟然也触雷爆炸沉没！3分钟，只有短短的3分钟，联合舰队的战列舰数量就由6艘又变为了4艘。
两天后，5月17日，厄运又来了，驱逐舰“晓”号触雷沉没，特别勤务舰“大岛”号与参加过甲午战争的“赤城”号相撞后沉没。
好吧，统计一下，在短短一周时间里，在没有受到俄军任何攻击的情况下，东乡平八郎就损失了8艘舰船，其中包括2艘战列舰！家底损失惨重，联合舰队的官兵心疼得号啕大哭，就连大本营也被这种情况吓坏了，把5月15日这一天称为“日本海军灾祸日”，相关的事情严禁国内报道，直到一年以后才在国内全部公布。
没错，这正是来自“马卡洛夫幽灵报复”，来自他生前绘制的那张科学而精密的布雷图，并根据这张布雷图布下的水雷，甚至在他阵亡之后，太平洋舰队在维特格夫特的指挥下又回到坚守不出的老路时，只有布雷舰根据马卡洛夫生前绘制的布雷图，坚持出港完成他在生前的部署。“护航”的联合舰队军舰自然要相继触雷沉没，击沉掉联合舰队近10艘军舰，不过是马卡洛夫为生前的部署进行收获的时候，马卡洛夫就是用这种方式，维护了他作为世界水雷战权威的最后的尊严，维护了“海上哥萨克”最后的尊严！而这一切并没有结束，仅仅几个月后，马卡洛夫的“报复”还将达到另一个顶峰！
只有那位怯战的新任司令维特格夫特，当联合舰队的军舰不断下沉的同时，他并没有趁势率领太平洋舰队主动出港袭击，使得东乡平八郎虽然灰头土脸，却也免遭重创，更在同时实现了他最重要的目的：护卫奥保巩的第二军上岸。既然亲自放弃这个去不复回的置敌于死地的良机，维特格夫特即将迎来强大的东乡平八郎对他的格杀！
太平洋舰队出航
接下来，在奥保巩攻下金州后，乃木希典的第三军也上岸了，东乡平八郎必须继续完成全歼太平洋舰队的目标，他利用之前的“间接炮击”的经验，向乃木希典支援了海军重炮队，在陆地上对旅顺街道和港口实施盲打。
8月7日，在乃木希典发动第一次总攻之前，盲打正式开始，旅顺城中和港口上突然出现从天而降的炮弹，到处被炸，到处冒火，连油料库都被击中了，几百吨油料瞬间爆燃，火光冲天，一派末日到来的景象。俄军军官记录道，“整个旅顺没有挨到炮击的地方恐怕连手帕大的地方都没有”，这个记录是准确的，因为日军把所有的地方都挨个炸了个遍，这正是东乡平八郎的盲打要追求的效果。维特格夫特率领太平洋舰队从旅顺的外港和内港来回躲了几次之后，住在旅顺城中那些陆军将领和高级官员终于忍受不了他了，他们知道盲打是东乡平八郎发起的，既然维特格夫特已经没有阻止日军第二军和第三军登陆，那么继续留在旅顺港已经失去意义，白白惹来东乡平八郎不断挖空心思进攻，让大家都遭罪！
于是这些人要求维特格夫特率舰队早日离开旅顺，绕地球大半圈开回俄国也好，去往另外一个基地海参崴也好，反正你要走，要赶快走。此时的维特格夫特本人被弹片划伤，正十分恼火，听到这个意见他气不打一处来，在胸前画着十字激动地表示：太平洋舰队和亚瑟港（即旅顺港）神圣不可分离，经过祈祷和严肃考虑，我和舰队已经决心与军港共存亡！
官司不得不打到了阿列克谢耶夫那里，皇叔大人把皮球踢给了尼古拉二世，打电报向他请示，尼古拉二世做出了裁决：“舰队立即出航，去往符拉迪奥斯托克（即海参崴）”，为了安慰维特格夫特，尼古拉二世还告诉他：你不用怕，我已经派出帝国强大的舰队（即波罗的海舰队）去往海参崴增援，只要你能在那里坚持几个月，大舰队就会与你会合。
维特格夫特并没有勇气冲出旅顺港前往海参崴，更别说与港口外的联合舰队决一死战，但是接到了得罪不起的沙皇的命令，又不得不执行，维特格夫特很快由怯敌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冒进。一接到电令，他命令太平洋舰队立即出发，从8月10日凌晨就向海参崴突围，如此一支庞大的舰队，没有做多少准备，甚至连各舰目前的实际性能都没有摸清的情况下，贸然冲出港去长途航行，实在是大忌，面对各舰长的质疑，维特格夫特回答：皇帝命令我立即去往海参崴，并且将全舰队带往海参崴！
于是乎，司令长官的急切不得不传染到整支舰队上，即将冲出去的太平洋舰队陷入了急哄哄、乱糟糟的状态。一艘战列舰之前被盲打的炮弹击中水线，舱底被灌进去几百吨海水，没有人去处理，甚至大家都忘记了此事，它就要带着海水出航了，而另外一艘战列舰的一门炮被击毁，已经来不及修理，为了充门面，竟然用木头做了一门假炮替代，同时舰上的许多官兵还在陆路防线上支援陆军，来不及回撤，也就不等他们了。有几个人第一次被任命为舰长，有的舰炮找不到炮手，此情此景实在让人无法相信这是一支即将远航的大舰队。
除了留下了几艘必要的军舰继续留守旅顺，准备出航的是19艘军舰，其中包括6艘战列舰、4艘巡洋舰、8艘驱逐舰以及1艘医院船。医院船上高挂着红十字旗，按照国际惯例，它一般不会受到攻击，所以各舰的舰长等高级军官就把自己的老婆孩子放在那上面，陆军将领和高级官员们自然要前来“欢送”，他们一一微笑着和维特格夫特握手说再见。不过他们的意思是再也不见，你们最好不要再回来，维特格夫特也很有自知之明，他似乎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有气无力地说：“诸位，来世再见了，你们再见我时，恐怕我已经睡在海底了！”
8月10日凌晨，维特格夫特在旗舰“太子”号上高高升起了“皇帝陛下命令我舰队赴海参崴”的信号旗，趁着早潮，庞大的太平洋舰队起航了！对于维特格夫特来说，选择在凌晨出发，是经过了精心考虑的，维特格夫特很清楚，东乡平八郎的前进基地在仁川，临时锚地在圆岛，总之现在不管它在哪里，联合舰队的战列舰等重型舰只不可能长时间停泊在海面上，它们离旅顺港口有一定的距离，港口外停泊的只有东乡平八郎派出的负责监视的军舰，维特格夫特就希望军舰上的煤烟被夜幕掩盖，趁着夜色，赶紧溜之大吉。
果然，在太平洋舰队升火准备出港时，东乡平八郎负责监视的军舰并没有发现这一情况，直到天亮之后太平洋舰队已经开出了港口，正在向东南方向航行（去往海参崴的航线是先向东南绕过朝鲜半岛然后再往北），监视舰上的日军才发现这一情况。他们大惊失色，立即向正在圆岛锚地的联合舰队主力舰队报告。东乡平八郎接到这个报告后，意识到事情十分严重！
陆上的盲打还只打了三天，维特格夫特就受不了了，要整舰队出港，这实在出乎东乡平八郎的意料，但不管他出港的目的是什么，联合舰队都必须寻找战机，按照既定战术引诱维特格夫特到深海作战。但东乡平八郎感到严重的地方在于，他很可能要把握不住这个战机了。
军舰是以蒸汽为动力的，从锅炉升火到起航需要一段时间，达到最高航速更需要时间，几百吨几千吨的驱逐舰和巡洋舰还好说，上万吨的战列舰就只能等待了。虽然在圆岛锚地，东乡平八郎命令军舰无论任何时候都要满载煤炭、淡水和弹药，做好随时出战的准备，但此时与维特格夫特相距已经有近百公里，东乡平八郎在理论上已经失去了追赶的可能！如果连追都追不上，还谈什么打？
东乡平八郎立即命令驱逐舰和巡洋舰率先出发，同时命令之前分散在老铁山和大连湾监视的各军舰火速出航，先不惜一切代价拼命拦截住太平洋舰队，哪怕是被击沉，也要为战列舰的到达争取时间！
东乡平八郎的预料并没有错，如果按照正常情况，维特格夫特是可以向着海参崴一路畅通而去的，留给东乡平八郎的将只是水花。然而，原本就很混乱的太平洋舰队终于又出了状况，一艘战列舰主机发生机械故障，航速大减，维特格夫特下了一道简单的命令：等着它。等这艘战列舰的主机修好后，舵机又出了毛病，整支舰队竟然又停下来等它抢修，看来，维特格夫特就像是一位土财主，舍不得扔下战列舰这样的重大财产，舍不得令它返航，更担心一旦违背“皇上令我将整支舰队带往海参崴”的命令而受到追究，于是一次世界海战史上大舰队出航中少有的混乱和愚蠢就这样上演了。当然，一艘战列舰的主机和舵机相继发生故障，这也是在训练有素的大舰队中很罕见的，而原因就是维特格夫特一直实行的龟缩战术，战列舰打死也不出港，长期停泊导致故障的缘故。
好吧，总算是修好了，维特格夫特又重新出发了，他的舰队平均航速也降到了13节，与此同时，东乡平八郎的战列舰完成了升火升压，达到了最高航速18节！中午时分，在接到战报6个小时之后，三笠号上的观测兵终于目测到了太平洋舰队，东乡平八郎一颗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了。进攻旅顺6个多月以来，他几乎每天都在盼望着能与太平洋舰队有一场真正的大决战，谁也没想到，盼了6个多月，却在这个时候猝不及防地到来了。但这个时候是东乡平八郎最不希望的时候，因为它是联合舰队的低潮期，战列舰数量对比处于下方（4:6），由于战列舰少，305毫米大口径重炮也少（16:24），其他巡洋舰、驱逐舰等由于连续多月对港口的围困，损耗极大，士兵们也十分疲惫，伤痕累累。但东乡平八郎已经没有了选择，只能先抓住这次机会，因为上天是不会根据你的意愿来给予你机会的。
此时的东乡平八郎一心想打一场决战，他仍然无法完全判断维特格夫特的出港意图，更加不清楚维特格夫特竟然是要率领太平洋舰队去往海参崴。东乡平八郎只能先满足他最基本的目标——要全歼太平洋舰队，首先必须在海上堵住维特格夫特，不能让他在见到自己后溜掉，尤其不能让他再一溜烟地跑回旅顺港！
于是，在东乡平八郎的指挥下，联合舰队在太平洋舰队面前跳起了“秧歌”，一会儿从太平洋舰队的左侧转到右侧，一会儿又从右侧转到左侧，多次变换航向和队形，就是担心维特格夫特在发现联合舰队后掉头返回旅顺。而无论东乡平八郎指挥联合舰队如何扭，维特格夫特就是不理他，指挥太平洋舰队径直朝前开去，东乡平八郎始终在注意着太平洋舰队的航向，此时两大舰队正分别保持着“1”字纵队，几乎是正对着相向航行，随着航行正逐步接近射程，东乡平八郎不等进入射程，下令瞄准维特格夫特旗舰，开炮！
还没有进入射程就开炮，东乡平八郎其实并不是浪费炮弹，他正是要吸引维特格夫特的注意，以两大舰队航向的相对关系，打出那个他在决战中梦寐以求的战法，那个足以全歼太平洋舰队的厉害战法。
多年以来，正是因为全歼一支装甲舰队极其困难，世界各国的舰队司令都曾梦想能在实战中打出一种理论上可以全歼对手的战法——“T”字战法（或者以汉字命名为“丁”字战法），这种战法是让己方舰队成为一“横”，而让敌方的舰队成为一“竖”，以一“横”压制一“竖”。这样做能使本方的舰队取得两个绝对优势：一是由原来的舰首对敌，改为以舷侧对敌，而军舰的舷侧有更多的火炮，实现每艘军舰都能以最多火炮攻击对方的目的；而更加重要的是，由于这种相对应的位置关系，横向上的几乎所有的本方军舰都可以同时夹射敌方最前面的军舰，而敌方由于是“1”字纵队，前面的军舰会挡住后面的军舰，使后面的军舰有力使不上，只能看着前面的军舰被夹击，等到后面的军舰赶上来，前面的军舰也就被收拾得差不多了。就这样一个循环往复，本方舰队能够迅速形成在局部以多打少的优势，以己方最强的火力打击敌方最弱的火力，一艘艘地收拾敌方军舰。也就是说，无论是舷侧的最多火炮攻击，还是以相对位置上最多军舰攻击，“T”字战法都为本方舰队最大化地实现了人为制造局部优势，所以堪称完美。
而太完美的东西也往往只能在理论上实现，一旦要变为现实，就会出现几乎不可能克服的困难，“T”字的一“横”一“竖”需要结合得相当紧密，双方都“配合”得天衣无缝，所以这个战法只能以假设敌方舰队静止不动为前提来设计。而一旦到了战场中，敌方舰队静止不动等着对方去画一“横”的现象是不会出现的，大家都不是傻子，你运动时，对方也会运动，也会随时调整航向，最后的结果是造成任何一方永远无法形成“T”。
所以，多年以来，尽管有很多舰队司令都梦想能打出“T”字战法，但从来没有人在实战中成功尝试，它一直只是在书本上来讨论，一直活在传说之中，一直被认为只在理论上存在。
东乡平八郎并不信这个邪，为了实现全歼的目标，他要第一次尝试“T”字战法，战场上的事情，只有尝试了才知道有没有可能，万一维特格夫特真的会有那么傻，主动“配合”送上一个“T”字战法呢？此时两大舰队是以“1”字纵队相向航行，东乡平八郎就必须率领联合舰队大角度转弯，以便形成压在维特格夫特前面的那一“横”，而这正是东乡平八郎在双方射程之外就开始发炮的原因。
原本以“1”字纵队航行的舰队转弯形成“一”字形横队，就会在海面上留下一个固定的转弯点，不仅转弯的军舰无法向俄军炮击，就算是跟在后面等待转弯的军舰也因为被前面己方的军舰挡住视线而无法炮击。那么对于维特格夫特来说，他要做的事情很简单了：对着那个固定的转弯点，就像打一个个主动送上门来的固定靶子一样，轰完这艘再轰下一艘，将无法还手的联合舰队从头到尾轰个遍，直至反过来将联合舰队全歼！所以，关于“T”字战法也有一个简单的常识：不要进入射程后转弯，否则那是自取灭亡，各国舰队司令也从来没人干过这样的蠢事。
东乡平八郎也没这么蠢，他明智地率领舰队在射程之外远距离转弯，转是转成功了，也就是说联合舰队已经形成了那一“横”，但接下来的这一幕却是令东乡平八郎哭笑不得的：维特格夫特原本的那一“竖”却不见了，原来他见到联合舰队在远处转弯，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也来了个原地大转弯，然后修正航向，竟然从东乡平八郎那一“横”的队尾给溜了出去了，双方的相对距离迅速拉大！
东乡平八郎的尝试失败了，看来维特格夫特也并没有那么蠢，寄希望于对手犯这样的低级错误确实概率很小，“T”字战法也确实只能在理论上存在。由于维特格夫特利用联合舰队转弯的时间差，已经跑出去很远，差不多又要成功溜掉，东乡平八郎惊出了一身冷汗，只好率领联合舰队又追得好苦，老老实实等双方距离再度拉近，进入了射程，他下令各舰仍然瞄敌旗舰太子号，集中开炮！
这个时候，炮战才算是正式打响！太子号多处中炮，此时的维特格夫特彻底被激怒了，他只想去海参崴，东乡平八郎却一会儿在他面前扭秧歌，一会儿摆什么“T”字造型，这又不是跳广场舞。看来又溜不掉了，开打吧！
维特格夫特也命令所有的军舰朝东乡平八郎的旗舰猛烈开火，真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一发大口径重炮炮弹击中三笠后桅杆，当场炸死8个，还没有等大家缓过神来，又一发炮弹落到了舰桥旁的手旗信号台，多人被炸飞。此时东乡平八郎正在舰桥上，大家不约而同地发出一声惊呼，朝东乡平八郎站立的方向望去，只见人还站在那里，但鲜血溅到了他的脸上，正顺着两颊往下流。还好，还好，看来司令长官人还活着，只是要擦把脸而已，反正他有的是手帕。而大家又突然觉得有些不对劲，只见爱整洁的东乡平八郎连脸上的血也没有去擦，四周炮火纷飞，他就像一座石像一般矗立在舰桥上，用望远镜观察前方，似乎对周围的一切浑然不觉，根本不知道已经溅了一脸的血！
炮战开始后，东乡平八郎的注意力并没有在炮战本身，而是继续紧紧盯住维特格夫特的航向，直到双方已经交战，东乡平八郎仍然不清楚维特格夫特的目的竟然是前往海参崴。在马卡洛夫时期，东乡平八郎多次引诱太平洋舰队到深海决战，每次都功败垂成，最终都被太平洋舰队跑回港去，这个经历实在是令东乡平八郎印象太深刻了，他必须首先防备这一点，尤其是对于维特格夫特这样的懦弱之将，更要防止他战着战着发现情况不对又跑回去了。
于是，当紧紧盯住敌舰航向的东乡平八郎看到它们有再次开溜的迹象时，他立即命令联合舰队转向太平洋舰队的后面，插到太平洋舰队和旅顺口之间，断其后路，生生逼着维特格夫特继续决战到底！
接下来的事情又是令东乡平八郎想象不到的，当他指挥联合舰队好不容易切断维特格夫特的“后路”时，这位老兄却仍然率领太平洋舰队径直往大海深处航行！联合舰队的平均航速为15节，太平洋舰队为13节，两支舰队就以28节的相对航速、也就是超过800米/每分钟迅速拉开距离，刚刚还在视线里的太平洋舰队又消失在了海面上，这次是再难追上了。
东乡平八郎顿时两眼一黑，他终于感到了事情真正的严重性：原来维特格夫特并不想再回旅顺，但他也不想和联合舰队决战，一直左闪右突地往深海航行，那么只剩下两种可能性，一是去偷袭日本本土，但以整支舰队去偷袭的可能性比较小，最大的可能就是：维特格夫特要将整支舰队移到海参崴！
这个判断对东乡平八郎来说是致命的打击，其实尼古拉二世的命令本身没有问题，维特格夫特去往海参崴，这是东乡平八郎和整个日本都最不愿意看到的。一旦维特格夫特移到海参崴，东乡平八郎的主战场也将不得不转往海参崴，而除非日本陆军攻入俄国本土，海参崴不存在从陆路打击太平洋舰队的可能性，更何况海参崴军港虽然比旅顺要好攻，但维特格夫特同样好出来，不仅无法进行有效封锁，连派出监视船进行动态封堵都不可能，从此不得不开始漫长的海上追逐战，最终无法保障已经掌控的朝鲜海域以及日本本土的安全。而此时已经得知尼古拉二世即将派出波罗的海舰队，在这支强大的舰队到来之前，东乡平八郎必须在尽量使联合舰队不受损伤的情况下，全歼太平洋舰队，才有可能迎战波罗的海舰队，因此东乡平八郎需要做的要么是引诱太平洋舰队在深海决战达到全歼，要么再把它们赶回旅顺，封堵在旅顺港口，再依靠乃木希典的第三军从陆上打击，再无别的选择——总之，绝对不能让太平洋舰队去往海参崴！
时间已经来到了15时30分左右了，距离海上天黑只剩下几个小时，天色一旦转黑，维特格夫特的太平洋舰队不仅更容易溜走，联合舰队的战列舰等主力军舰也无法再进行作战，否则容易受到对方鱼雷的攻击，得不偿失，这意味着留给东乡平八郎的只有几个小时了，要全歼，先要追上！
海上追击再次开始，东乡平八郎下达全速追击的命令，从这一刻起，一切暂时不再取决于各舰上的战斗人员，战场瞬间交给了轮机兵了。轮机兵的工作环境是封闭的机舱，这里没有蓝天大海，没有海鸟飞鱼，只有闷热的空气和嘈杂的噪声，每名轮机兵都要冒着机舱里高达五六十度的温度苦战，但他们必须让操纵的军舰时刻保持全速，不仅如此，虽然挥汗如雨，他们还都有意识地少喝水，要节约淡水给舰上的战斗人员！
东乡平八郎命令军乐队出动，始终高奏激昂雄壮的乐曲，激励各员，在雄壮的乐曲声中，联合舰队如离弦之箭般全速前进！
两个小时后，17时30分左右，在山东高角（即山东半岛最东端的陆地，自古有“天尽头”之称，海图上标为“山东高角”）以北的黄海海面，东乡平八郎终于又让维特格夫特出现在了射程里。东乡平八郎是一个无时无刻都记得他为何而战的人，天色即将转黑，要全歼太平洋舰队已经不可能了，于是他果断地放弃了这个目标，改为将太平洋舰队驱赶回旅顺，不放一艘军舰驶入海参崴。时间紧迫，只有擒敌先擒王，击沉敌旗舰，令太平洋舰队出现混乱和溃散，才有可能完成这个任务。
东乡平八郎下达了命令：各舰跟随旗舰，全舰队不要与太平洋舰队的其他军舰纠缠，不惜一切代价直取敌旗舰太子号！
太子号上，维特格夫特早就发现了东乡平八郎，好不容易摆脱这个幽灵杀手，竟然又跟了上来，维特格夫特十分恐慌，现在空气中似乎都能闻到一股杀气，此时的维特格夫特只有一个想法：千万不要朝我冲过来啊。不过真是怕什么就来什么，东乡平八郎身先士卒，率领三笠号冲在最前面，紧随其后的其余军舰已经对太子号形成夹击之势，但东乡平八郎并没有下令开炮。
见到联合舰队向自己逼来，维特格夫特立即命令炮手向三笠号猛开炮，同时打出信号令其他军舰前来增援，保护旗舰！保护司令！炮战还没有开始，维特格夫特就已经自乱阵脚，他并不知道此时面临不利情况的其实是东乡平八郎，看来马卡洛夫之死实在是给了他一块较大的心理阴影面积。
冲在最前面的三笠号已经多处中炮，多人负伤，其中还包括一位皇室成员，他就是那位贞爱亲王的长子。当初贞爱亲王想为乃木希典保住一个儿子，但他自己不仅上了前线，也把长子送到了前线，在三笠号上担任一个后炮指挥官。此时这位亲王的儿子被打断了三根肋骨，却拒绝下战位，一定要指挥发一炮击中了太子号就走，炮术长只好跑过来，把他硬抱下去，东乡平八郎仍然在坚忍地等待，等待那个有最佳战位、最佳战机、能够完成最后一击的时机！
维特格夫特的“三板斧”过去了，东乡平八郎知道是时候该他还击了，他命令各舰首先试射，在获得射击数据后，各舰调整好方位和角度，猛烈发炮，要在短时间内把所有的炮弹都倾泻到太子号上！
铺天盖地的炮弹飞向了太子号，十几发大口径重炮连续命中，其中一发几乎准确无误地击中舰桥，落在旁边爆炸，维特格夫特正站在舰桥上，他实在是太不走运，他和周围近20人全部被炸死！与此同时，太子号的舵机也被损坏，在多角度的重炮炮击下，这艘1万多吨的巨舰竟然如陀螺一般，在水面上急速地旋转，翻出巨大的水花，要不是还算结实，只怕早就散架了。然后，它如脱缰的野马一般，冲出阵外，在身后留下了一条长长的弯曲水路，冲出去之前，它高高挂出了“维特格夫特司令已将指挥权移交他人”的信号旗。
这一切都是在短短几分钟之内发生的，信号旗意味着舰队司令已经阵亡，太平洋舰队继任的旗舰及时打出了信号，要求各舰长听从新旗舰的指挥，然而为时已晚。对于各舰舰长来说，其实不明白维特格夫特已阵亡还好，一明白之后，立即就由旗舰的失控演变成整个舰队的失控，各舰开始各自为战，作鸟兽散，有的舰长下令本舰立即掉头逃回旅顺，有的舰长发誓“再也不回旅顺那道臭水洼”，坚持向海参崴方向前进。但由于作为导航的罗经损坏，只能抬头寻找天上的北极星，还有的舰长下令既不逃回旅顺，也不去往海参崴，观察哪里是战场的空隙，就往那里钻，一溜烟地从深海上逃走。
混乱不堪的战场上，甚至连新任的旗舰也逃走了，太平洋舰队只有一艘战列舰孤独地战斗到了最后，英勇地拦在了穷追不舍的联合舰队前面，它就是那艘由于舱底进水带着几百吨海水航行的“列特维赞”号。也许是舰上的官兵很勇敢，也许是他们知道自己带着海水，反正也跑不快就不跑了，不如跟东乡平八郎死拼到底，而它的英勇不仅掩护了其他军舰的逃走，最后它竟然又带着几百吨海水从联合舰队中成功突围！
夜幕已经降临了，东乡平八郎对全歼也彻底死心了，天色已黑，如果战列舰继续追击，无法防备鱼雷的攻击，只能撤出战场。东乡平八郎命令驱逐舰和鱼雷艇出动，对俄军逃窜的军舰逐一进行追赶，首先保障歼灭，如不能歼灭，就把俄军所有的军舰全部赶回旅顺，绝对不要放一艘军舰进入海参崴！
东乡平八郎的这个最低目标实现了，驱逐舰和鱼雷艇虽然没有击沉一艘军舰，但俄军军心已散，黑夜中，整支舰队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窜，跑到哪里就算是哪里，出发时的19艘军舰，最后“安全”逃回旅顺的只有10艘军舰，损失了9艘军舰，其中有2艘在海上自沉，另外7艘分别闯入了“中立港口”青岛、上海和越南西贡（跑得够远）。军舰遭到扣押，太平洋舰队的战斗力急剧下降，已经成为了一支名副其实的“残舰队”，从这个角度说，其实也不能完全怪后来的斯特塞尔等陆军将领不想保它，是它自己不争气啊。
黄海海战结束了，东乡平八郎格杀了第二位俄军舰队司令，维特格夫特终于不再有恐惧了，他如出发前说的那样“睡在了海底”。
对于维特格夫特来说，海战的失败是他一系列的低级错误造成的，而他最致命的错误在舰队出航时就已经犯下了：出航的太平洋舰队是一支混乱和臃肿不堪的舰队，并没有经过精心的编排，所有的军舰都是乱哄哄地挤在一起，里面既有航速快的，也有航速慢的，有能够战斗的，也有自身难保的，甚至还有故障不断来拖大家后腿的。维特格夫特并没有将主力舰和次要舰分别编组，这是一个基本的错误，而他更没有意识到，要在强大的东乡平八郎眼皮底下安全抵达海参崴，不做出必要的牺牲是不可能的，他几乎无法避免要以壮士断腕的勇气让次要舰队脱离主力舰队，单独向大连湾出航并攻击，哪怕是成为一支有去无回的舰队也在所不惜。大连湾是日军海上运输线的终点，海岸边的青泥洼是日军陆军后勤中转基地，东乡平八郎无法丢下这里不管，从而达到调虎离山、掩护主力舰队向海参崴突围的目的——这在兵法上叫攻其必救。
维特格夫特却没有这样的视野，作为一个“太平洋舰队”的司令，他竟然连原本与旅顺唇齿相依的大连湾也忘记了，眼光竟然只盯住了目的地海参崴。我们相信，蒙蔽维特格夫特视野的并不是军事上的素养，而是另外一样可怕的东西——军中干部的官僚化。从他一贯的表现来看，这位仁兄和旅顺城中的那些巴不得他赶紧走的人并没有多少区别，对于维特格夫特来说，既然尼古拉二世下达的命令是“把全舰队带往海参崴”，他就干脆把这道命令当成他的战术本身，反正只要始终把领导的意图贯彻到底，就是这些官僚化干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最高目标啊。
维特格夫特远远不会想到，战场上只有不犯错误或者少犯错误，才能真正保全生命。然而，由于他的低级错误，不仅葬送了自己的生命，还真正连累了另外一个人，他就是马卡洛夫生前最得力的助手、继续为马卡洛夫实现“幽灵报复”的勇士：太平洋舰队海参崴分舰队司令长官耶森。
太平洋舰队大部分军舰驻泊旅顺，另有3艘装甲巡洋舰驻泊在海参崴，以这3艘军舰为中心，再加上一艘老得不能再老的老旧巡洋舰，十几艘鱼雷艇，就组成了一支小小的“太平洋舰队海参崴分舰队”。其实它根本算不上是一支舰队，因为它连一艘战列舰也没有，在马卡洛夫上任之前，海参崴分舰队早已经被旅顺方面给遗忘了，但海参崴港正对着日本本土的中北部，东乡平八郎不能忘记它，为了防备耶森率军舰偷袭日本本土和海上运输，东乡平八郎在封堵旅顺的同时，分出了一些军舰组成“联合舰队第二舰队”，由上村彦之丞率领，专门警戒和追捕耶森的海参崴分舰队，一定要保障好日本家门口的安全，解除联合舰队的后顾之忧。
3月6日，上村彦之丞率领第二舰队来到了海参崴港口外，此时海参崴港还结着冰，上村彦之丞破冰前进，对海参崴陆地上的炮台猛烈炮击。很明显，上村彦之丞的目的也是诱使耶森率舰队出港作战，不过耶森根本不上当，就你那几艘军舰，有种你就冒着陆地炮火攻进来吧。上村彦之丞当然也很希望能多有几艘军舰，不过他这里多了，东乡平八郎那里的就少了，只能先保障了旅顺主战场，而海参崴军港并不像旅顺港，它的港口比较宽阔，就靠几艘军舰，是无法封堵的，于是，上村彦之丞只好率领舰队离开海参崴，回到日本近海警戒，只希望耶森不要主动进攻日本本土。
然而，上村彦之丞的这个希望注定要落空了，因为就在他回到日本近海的同时，有一个人已经在旅顺上任了，他就是马卡洛夫。3月8日，马卡洛夫到达旅顺，在狠抓旅顺防务的同时，他命令耶森选择适当时候主动出击，频繁袭扰日本本土近海以及海上运输，充分发挥一支小舰队灵活机动的优势，与此同时，马卡洛夫也会在充分利用旅顺港优势的前提下，稳打稳扎，寻找机会重创东乡平八郎。太平洋舰队在旅顺和在海参崴的两大部分，相互配合，彼此呼应，一步步使东乡平八郎不得不将战场分散在黄海、日本海和本土近海，使他前线后方无法两顾，疲于奔命，最后寻找战机，各个击破，在海上将东乡平八郎和联合舰队聚歼！
这就是马卡洛夫在战略上与他的前后任司令以及尼古拉二世都不同的地方，马卡洛夫知道，旅顺虽然固若金汤，但战争中的进攻一方永远都能迸发出更大的破坏力，人类战史上也从来没有一支纯粹靠守而获胜的军队。纯粹靠守是守不住的，同时作为敌手的东乡平八郎又极为厉害，纯粹的攻也没有决胜的把握，所以既不能完全依靠旅顺军港，也不能完全脱离旅顺军港，必须攻守兼备，把太平洋舰队在旅顺和海参崴的两部分看作一个整体，协同作战。先拖累东乡平八郎和联合舰队，破坏其速战速决的战略，迫使他将防御面越拉越大，然后利用他必须顾全多面、只利速战的弱点，一举反击，置其于死地！
这是马卡洛夫的战略，也是海上版的“库罗帕特金战略”，马卡洛夫强烈需要耶森的配合和执行，而耶森需要搞清楚一件事情——春天在哪里？
过了3月份后，北太平洋沿岸才春回大地，气温转暖，鱼儿跃出水面，万物复苏，海参崴军港也开始融化厚厚的冰层。遵照马卡洛夫的指令，耶森率领海参崴分舰队昂首出航，他只去离日本本土最近的海域，在日本近海和海峡里穿来穿去，袭击日本人的运输船和货轮，击沉日本渔民的渔船，中北部各港口几乎停运瘫痪。之后，马卡洛夫阵亡，但耶森并没有放弃原定的战略，他将对日军展开更加猛烈的报复！
6月，海参崴分舰队3艘装甲巡洋舰向南穿过日本海，沿着日本西海岸一路南下，首次抵近联合舰队在本土的基地——佐世保军港。此时日本运兵船正在给乃木希典的第三军运兵，装甲巡洋舰不失时机地开炮，击沉两艘运兵船，1000多名日军和大炮等武器沉入海底，使乃木希典发起第一次总攻的时间大受影响。
到7月中旬，耶森亲自出马了，他率领海参崴分舰队经过连续16昼夜的航行，居然穿过津轻海峡，来到了日本的东海岸，一路猖獗地南下抵近东京袭扰。耶森如入无人之境，见到日本轮船和渔船就开炮，路途中先后击沉近20艘日本轮船，耶森最后挟持了几艘日本的轮船和渔船扬长而去，胜利返回海参崴！
日本大恐慌，首都大恐慌，东京的一些人跑到了山里去避难。日本人没有想到，这个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耶森，这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海参崴分舰队，竟然比旅顺的太平洋舰队更可怕！
更要命的是，耶森不仅袭击日本籍轮船，就连他怀疑为日本运送货物的外籍轮船都袭击了，还差点击沉一艘开往日本的装有几千万美元的运钞船。也就是说，耶森袭击的不仅是日军的海上运输，更是整个日本的海上运输，造成许多外籍远洋货轮纷纷不敢再进入日本港口，英美的一些轮船公司甚至暂时中止了与日本的海上贸易，这对每一天都严重依赖进口的日本来说，简直是灭顶之灾！
上村彦之丞呢，他哪里去了？别问了，这位老兄现在每天都灰头土脸，他的人生目标都只剩下了两个字：我追！
耶森率领军舰出来偷袭时，是不会告诉上村彦之丞一声的，在茫茫大海上，要想发现耶森的那几艘军舰，上村彦之丞只能靠两样东西——眼睛和望远镜，而日本海恰恰有一样东西是这两件武器致命的克星，那就是雾。作为世界著名的海雾多发海域，在日本海里航行自己的军舰都要很小心，以免突然就找不到队伍，更别说要及时发现敌舰了，耶森自然知道上村彦之丞在追击他，特意采用灵活机动为首要战术，在大海上神出鬼没，飘忽不定，看见日本的轮船和渔船就打，看见上村彦之丞的军舰就跑，上村彦之丞如果率舰队去海参崴守株待兔，或者去布雷，等辛辛苦苦到达海参崴时，却发现耶森又不在港里，赶紧掉头，我追！
东乡平八郎不止一次命令上村彦之丞要迅速歼灭耶森舰队，但问题是他要找得到啊。
就这样，从4月份开始，在茫茫大海上，上村彦之丞已经在海上苦苦追赶了100多天了，真可谓雾满面，鬓如霜，衣服上还有挥之不去的鱼腥味，自己闻了都要去吐一阵，但迟迟没有成果。日本国内的民众不满意了，他们开始往上村彦之丞的家里扔板砖，吓得他的老婆孩子都不敢出门，有人甚至以剖腹自杀“为民请命”，要求把上村彦之丞送上军事法庭审判，清查他的队伍里面是否有出卖情报的“日奸”，还有人给上村彦之丞寄去一把短刀，这当然是要求他羞愧自裁的，更多人开始嘲笑他的无能，说他要想捕获耶森的舰队，就像是蹩脚的捕鸟人。而渐渐地，人们从对上村彦之丞的不满蔓延到了整个联合舰队和东乡平八郎的不满，大家突然发现东乡平八郎的资历并不是最老的，实战经验也不是最多的，他真的就适合做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吗？正如要求撤换乃木希典一样，人群中也有了要求撤换东乡平八郎的声音。
每当在海上听到国内的这些消息的时候，上村彦之丞只好躲到一边，暗暗抹把泪，擦完眼泪后对第二舰队的官兵说：我们要为联合舰队争气，要为东乡长官争气，总有一天，国民会理解我们的！
上村彦之丞仍然在不知疲倦地对耶森进行千里海上大搜捕，他没有想到，这一天很快就到来了，而它是俄国人亲自送上门来的。
8月10日，为了全歼出港的太平洋舰队，东乡平八郎紧急命令上村彦之丞率领第二舰队迅速赶来参战，在当晚格杀维特格夫特之后，东乡平八郎又给上村彦之丞下达了两个任务：防止太平洋舰队的残舰逃往海参崴，同时更要防止耶森趁机偷袭日本。为了完成这两个任务，上村彦之丞都必须立即率领第二舰队从黄海进入日本海严加监视。当上村彦之丞出发时，东乡平八郎告诉他：这可能是你的机会。至于东乡平八郎为什么这么认为，他并没有说。
上村彦之丞率领舰队从黄海向着日本海方向起航，而他并不知道，耶森也即将率领海参崴分舰队从日本海向着黄海方向航行，两大舰队正好相向航行！
8月10日，就在维特格夫特率领太平洋舰队驶离旅顺港的同时，一艘驱逐舰悄悄行驶到了芝罘（今烟台），在那里通过奉天中转向耶森发电报，传达了阿列克谢耶夫的命令：立即率领海参崴分舰队南下接应维特格夫特。皇叔大人似乎也预感到维特格夫特此去应该不会一路平安，于是他又在命令中补充道：如果你在到达与釜山平行的海面还未与维特格夫特相遇，则不必继续南下，应全速返回。
这封电报到达耶森手中时，已经是8月11日，黄海海战已经结束，维特格夫特也已经阵亡，而耶森是不知道这一切的，他紧张地做着出航的准备，首先出动扫雷艇清扫航道，8月12日凌晨，耶森按照命令率领全部的3艘装甲巡洋舰向南航行，准备“接应”维特格夫特到达海参崴。
8月14日清晨，耶森率领的舰队到达朝鲜半岛的港口蔚山海面，再往前航行，就是事先设定的接头点釜山了，而此时维特格夫特连影子都没有，耶森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他准备按照原计划到达釜山后立即返航。清晨的薄雾中，他观测到前方有一支舰队正朝自己的舰队开来，一开始他以为那就是太平洋舰队，然而，等距离接近到能够清晰辨认之后，才发现原来是上村彦之丞的军舰！
与此同时，正在对向航道上的上村彦之丞也辨认出了那是耶森的军舰，他一扫数月以来的消沉与阴霾，仰天长啸：“我终于找到了啊！找到了啊！”
双方谁也没客气，海战立即打响！太阳已经出来了，海面上没有任何雾，耶森想跑也跑不了，上村彦之丞的队伍里有4艘装甲巡洋舰，2艘巡洋舰，还有鱼雷艇，拥有绝对优势兵力，他立即命令各舰采取群狼战术围攻耶森的3艘装甲巡洋舰，耶森的第一艘装甲巡洋舰很快被炸成光秃秃的舰队，失去任何还手的能力。舰长和士兵拒绝投降，他们发射出最后一枚鱼雷，并企图撞沉日舰，都失败了，又计划将军舰炸毁，炸药因海水浸湿而爆炸失败，最后在上村彦之丞的注视下打开海底阀自沉，上村彦之丞下令营救落水俄军，这艘军舰上最后有200多人伤亡，但600多人被救起。
耶森带着最后两艘被炸成光秃秃舰体的装甲巡洋舰冲出重围，回到了海参崴，由于海参崴没有修复大型军舰的能力（维修基地在旅顺），这两艘装甲巡洋舰实际上已经丧失战斗能力，耶森再也没有袭扰日本本土和海上运输的能力了，再也无法仅仅以3艘装甲巡洋舰就牵制联合舰队几乎1/3的战斗力，再也无法维护俄罗斯海军最后的尊严。
而即使在已经没有战斗力的情况下，耶森也仍然继续执行马卡洛夫的战略，依靠剩余的鱼雷艇坚持出海袭击日本的民船和渔船！耶森在海参崴一直盼望着大舰队的到来，在等不来太平洋舰队到来之后就盼望着波罗的海舰队能够到来，并加紧研制能够更好地偷袭日本本土的新式军舰——潜艇，并在一年以后成功地在海参崴军港下水试航了两艘，而到那时，波罗的海舰队也将成为一支“来不了”的舰队。
一切的事实都已经表明，只要维特格夫特能够在海战中突围成功，抵达海参崴，马卡洛夫制定的能够置日本于死地的优秀海战战略就不会彻底失败，太平洋舰队仍然能够继续袭扰日本本土和海上运输，令东乡平八郎防不胜防，睦仁在接下来也不敢把大阪宝贝从东京湾等本土海防重地拆下运给乃木希典！
太平洋舰队逃回到了旅顺港，从此以后，他们是真正的打死也不出来了，别说是高级军官们埋怨，就算是尼古拉二世再发圣旨，估计他们也会想办法拖延的。接下来的事情我们知道了，12月5日，第三军攻上203高地，太平洋舰队好日子结束了，军舰被一艘一艘地击沉。12月9日，最后一艘战列舰带着一艘老式炮艇冒死冲出了港外，东乡平八郎自然不会放过它们，立即下令开始攻击。1905年1月2日，孤军奋战和苦苦支撑将近一个月之久，已经接近弹尽粮绝的这两艘军舰，在听闻斯特塞尔已经向乃木希典投降之后，双双自沉，太平洋舰队正式全军覆灭，没有俄军留下一艘军舰，而面对那最后两艘没有什么战斗力的军舰，东乡平八郎为何攻击了近一个月之久，我们将很快知道答案。
太平洋舰队全军覆灭了，但东乡平八郎那根紧绷着的弦并没有松弛下来，尼古拉二世派出的波罗的海舰队正在前来日本近海的途中，这是一支真正强大的舰队。它原本在1703年左右由彼得大帝建立，随后与北面的海上强国瑞典打了20多年的战争，直接将瑞典打到衰退，也为俄国带来了波罗的海出海控制权。在之后的近200年时间里，波罗的海舰队更是四处征战，为俄国争夺沿海领土和海上霸权。也就是说，在闭关锁国的日本还只有渔船队的时候，强大的波罗的海舰队早已经横行欧洲和声震世界了！
迎战吧，迎战吧，这一次真正的海上大决战，将不会再有陆军的支持，但也必须全歼波罗的海舰队！
日本千年危机：尼古拉二世的绝地反击
日俄开战之后，尼古拉二世计划派波罗的海舰队去增援太平洋舰队，他还亲自挑选了司令长官——罗日杰斯特文斯基。这位“罗长官”在俄海军中也是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他出身于俄国贵族之家，长得高，人比较富，也很帅，英俊潇洒，连呼吸的鼻孔中似乎都带着上流社会不可抑制的标记。而俄国皇室一向有一个比较奇怪的传统，认为“高富帅”之人能力一定很强，很容易对他们给予信任。当然，罗长官也并非简单人物，接下来这件事情直接导致了尼古拉二世对他另眼相看。
有次，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到访俄国，想观看一下俄军舰队的炮击打靶训练，尼古拉二世自然很想在这位德国皇帝面前出出风头，展现一下强国强军的风采，但对于舰队的打靶水平又没什么信心，生怕出风头不成反而丢脸，思来想去，尼古拉二世把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罗长官。罗长官果然十分聪明，对于固定靶船，他先在海上设置好预定的开炮点，军舰开到这里后发一炮，直接命中，而对于移动的靶船，罗长官下令先把靶船破拆，然后再胡乱拼接起来，比用胶水粘在一起好不了多少，只要炮弹在它的周边爆炸，掀起的水浪和气浪就会把它冲击散了架。果然，打靶“百发百中”，威廉二世也被蒙混过去了，受阅活动大获成功。后来的北洋舰队向领导汇报的打靶训练，看来还是从罗长官这里取的经。
他能糊弄皇帝，别人要想糊弄他那是比较难的，罗长官平时工作十分勤奋，每天必定亲自到军舰上巡视，仔细找出所有衣冠不整的士兵，以及军舰上所有没擦洗干净的角落，然后把负责的军官和士兵们叫过来，大声训话并要求立即改正。不过奇怪的是谁都不会立即改正，因为等到第二天，罗长官又会找出同样的错误，又会严肃地训话一顿，如此时间一长，大家才明白，原来“挑错”就是这位长官的爱好啊，他不过是要以此来显示自我的派头与聪明，大家也就只好配合一下他了，反正第二天他还会来训人的，有什么必要把错误先给改正了呢。
除了这个爱好，罗长官几乎从来不在会议上与下属们讨论战略战术，他喜欢看书面报告，而在看报告方面，罗长官自然也是一位“有讲究的人”，他会仔细找出报告里的错别字，以及语法和文笔方面有瑕疵的地方，然后把这位倒霉的下属叫过去，语重心长地指出错误，责令改正，直到改到令他自己满意为止，才继续往上报。至于具体的战略战术，反倒放到一边去了，大家也只好认为他和他领导一定很厉害。
看来，罗长官确实是一位“聪明”的表演型人才，表演并不只是邀功的需要，也是自我证明的需要，不仅要在上级面前表演，在下属面前同样要表演，对于这样的人才，是很适合在俄国海军的行政系统里看报告的，却被提出来统率整个波罗的海舰队，这一点就连罗长官自己也感觉很意外。他的邀功又不是等到上前线的这一天，领导真是太不善解人意了。不过，命令已经下达了，罗长官也没办法。
在一番烦琐的论证、争吵和扯皮之后，一直拖到1904年10月15日，波罗的海舰队总算起航了。此去旅顺，前路漫漫，由于战列舰等重型军舰吃水较深，无法通过苏伊士运河，舰队必须走海路从欧洲绕过非洲开到亚洲。地球上的四大洋中只有北冰洋不用去，其余三大洋都要路过，相当于绕地球大半个圈儿，航程3万多公里，这是人类装甲舰队首次有如此漫长距离的远征，路途艰险和当年的三藏法师取经有得一拼，估计前来送行的尼古拉二世也会拉着罗长官的手说：爱卿，宁恋本乡一捻土，莫爱他乡万两金啊！
如果只是路途远了一点其实还好说，麦哲伦当年也是有过环球航行之举的，但那位老兄当年率领的是帆船，动力来自于风，而罗长官舰队的动力来自于煤。俄国不像大英帝国，它的对外扩张主要是先蚕食周边邻国的领土，很少在海外拥有殖民地，罗长官在航行途中，就基本上遇不到一个俄国基地了，再加上由于俄国独霸满洲，已经引起了各国的不待见，估计沿途各国港口很难允许他进港去买煤。不过聪明的罗长官早就想出了办法，他首先命令各舰尽量地先装上煤炭，波罗的海舰队摇身变为一支运煤船队，每艘军舰的甲板、船舱等凡是有一点点空隙的地方都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煤包，连罗长官在旗舰上的卧室里都被挤进去几包。娘的，我这朝哪里下脚啊。然后，罗长官命令在舰队后面跟着一支运煤船队，从后方源源不断地运煤。
罗长官估计得没错，舰队出发后，沿途各国港口对他不太友好。他首先在德军的高度戒备下通过了德国海域，然后在英国海域还差点和英国皇家海军擦枪走火，在法国海域，法国人明确拒绝了罗长官进港休整和买煤的请求，到了西班牙海域，西班牙人以“大家都是欧洲人”为理由卖给了罗长官一些煤，但限定他在24小时内离开，还发表了一个“同意加煤并不是出于友好，而是为了使他们得到一定量的煤之后赶快离开”的声明。在接下来的葡萄牙海域，罗长官心想，这个没落的王国应该不会拒绝买煤的请求吧？没想到他的这个请求就连葡萄牙人也明确拒绝了！
在茫茫大海上，面对着有了钱竟然还无处花的境地，罗长官连跳海的心都有，他无比悲愤：娘的，俄国到底做过什么，会让全欧洲一起来欺负么？
就这样，东乡平八郎和大本营原本预计，罗长官将在海上航行3个月左右，也就是在1905年1月15日左右抵达旅顺海面。可是等到这时候，罗长官才刚刚绕过非洲最南端，到达风景优美的诺西贝岛，此时太平洋舰队已经全军覆没，连增援的对象都没有了，罗长官想返航，把舰队开回俄国去，而尼古拉二世竟然又发来了新的命令：我已经从俄国新派遣了14艘军舰前来“增援”你，令你原地等待！
这一等，就是整整两个多月，俄国的补给船也算是陆续开来过，看来在圣彼得堡海军部里的那些大人总算是没有忘记士兵们还是要吃饭穿衣的，罗长官也稍感安慰。不过当他登上补给船时，看到一箱箱的神像，顿时目瞪口呆，捶胸顿足，原来大人们认为只要有了祈祷就可以不吃饭的啊，而士兵们的衣服倒是运来了，不用说，那是几千套皮大衣，大人们一定是把非洲当成俄国本土了，1月份嘛，前方士兵该有多冷啊。
没办法，罗长官只好自力更生。为了弄到煤，他当过“海盗”，令军舰拦截公海上的运煤船，用大炮指着煤老板，您不卖也得卖。补给解决后，打发时间就是最大的问题，成天看着蓝天白云的风景，也不来场雾霾和沙尘暴，实在是很无聊，军官们在军舰上养起了宠物，一般养些猫、狗、鹦鹉之类，别具一格的养起了鳄鱼，随着宠物的增多，老鼠也大批量地上了军舰，军舰上屎尿满地，臭气熏天，罗长官也没办法到处训人了，只好优雅地皱着眉头。
时间一长，官兵们突破不得下舰的禁令，纷纷涌上岛屿去寻欢作乐，只要后方有补给物资运来，军官们一定会先得到，士兵们就只能去黑市上再把这些东西买回来。买来买去，这其实也是一种乐趣。岛上的居民很快开起了酒吧、赌场和妓院，“舰队惠顾”“欢迎俄国人”的招牌在门前高高悬挂，这个原本不知名的小岛竟然成了一个热闹的大市场，有人从邻近的城市甚至是遥远的欧洲闻讯赶来做生意，从荷兰、法国等地赶来了大量妓女，舰队官兵们在岛上喝得酩酊大醉，彻夜不归，高呼：“为联合舰队的光荣和东乡司令官的健康，干杯！”
在整个俄国似乎都已经忘了这支舰队之时，只有一伙人仍然记得他们，那就是革命者。他们把革命传单夹在士兵的家信中，源源不断地寄到舰队。怀着强烈的好奇心，罗长官也曾看过一份叫《前进报》的报纸，上面有个叫列宁的人写的文章差点让他气得吐血，只见这份报纸写道：“前往救援的（波罗的海）舰队不仅毫无成功的希望，甚至连达到目的地的希望也没有”，“专制制度的俄国已经被立宪的日本击溃，任何拖延只能加剧失败！”
而革命者孜孜不倦的策反工作终于有了效果，舰队中发生两次哗变，要求立即停止这种无休止的等待，返回俄国。好在罗长官警惕性还算高，及时镇压了下去，终于有人受不了而精神错乱跳海。罗长官知道，再这么等下去，他自己也会疯的，舰队也会崩溃，赶紧离开吧，边航行边等待。1905年3月，罗长官终于又从诺西贝岛出发了！
由于停泊时间过长，几乎每一艘军舰的舰底都已经长满了藤壶和海草，舷边也依附着长长的水草，当然，这是没有人去管的，波罗的海舰队就这样拖着一堆彩带似的水草向前方航行。4月8日，它抵达新加坡，再驶过前面的马六甲海峡，就是广阔的太平洋了，这是欧洲巨型舰队第一次整齐进入亚洲，很多人专门跑来观看这一景象，岸上聚集了大量人群和记者。罗长官又摆出了派头，他一身戎装站在旗舰甲板上，不断地朝岸上挥手致意，也不管人群是否看得见他，反正他感觉中是一定能够看见的。《纽约时报》的记者很快注意到了海草附在舰舷上的细节，他们在通讯中写道：这大大影响航速，竟没有清除，一旦和东乡平八郎作战，结果会怎样？
此时的罗长官接到了一个情报，说是东乡平八郎已经率领联合舰队埋伏在这一海域，将在马六甲海峡袭击波罗的海舰队，害得罗长官几夜没睡，全舰队上下神经紧张。当然，直到安全地通过了马六甲海峡，罗长官才知道这个消息是东乡平八郎故意派人散布的，为的只是袭扰和疲劳对手，这招乱敌之计其实已经暴露了东乡平八郎自己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随着波罗的海舰队的逼近，这个难题将很快浮出水面。
离开新加坡，很快抵达越南海域，越南只是法国殖民地，不是法国本土，罗长官向殖民当局提出了进港休整一下的请求。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也向法国政府提出了强烈交涉和抗议，法国人只好“礼貌”地知会罗长官：根据国际法，不能让舰队在港内停留超过24小时！不过这难不倒聪明的罗长官，他让舰队先进港休整，看着时间差不多24小时了，再把舰队拉到公海上去，停留一阵后再开进港，每次在港口里停留的时间果然没有超过24小时。
在越南海域，罗长官也终于等到了那14艘来增援他的军舰，在交接的时候，注重细节的罗长官很快又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些新到军舰烟囱的颜色与他的舰队并不一致，这是会影响作战的，于是他立即下令将所有军舰的烟囱都粉刷成一个颜色，舰队的一丝一毫果然都逃不过罗长官的眼睛！
和在诺西贝岛时不同，此时罗长官的心情是很放松的，海军部已经给他发来了新的密电，转达了尼古拉二世明确的命令：皇上命令你率领舰队去海参崴，皇上已经任命另外一个人为波罗的海舰队司令，他正从陆路（西伯利亚大铁路）赶往海参崴，你到达海参崴之后，将整支舰队交给他。
尼古拉二世真正的目标已经浮现了，从事实上说，这位沙皇陛下虽然经常头脑发热，刚愎自用，但也并不傻，在罗长官都已经没有了“增援”对象之后，他仍然派出军舰前来“增援”罗长官，并不只是从旅顺战场来考虑问题的，而是结合陆海两军的战场和战况，为俄军制造了最厉害的一招，也是绝地反击的一招——将战争引向日本本土。
此时奉天会战已经结束了，大山岩正率领日本所有的陆军在奉天与俄军对峙，既无力再深入发起攻击，当然也不可能后撤，一旦后撤或者撤回日本，那就意味着他们之前的战斗都白打了，所有的战斗和牺牲又要再来一遍。总之，日本所有的陆军兵力都已经被牵制在前线，孤悬海外，动弹不得，即使要紧急回撤部分兵力，也不可能游回日本，还是需要联合舰队的护航，而这正是俄军巨大的战机。
罗长官率领的强大的波罗的海舰队，只要能成功地抵达海参崴，就相当于绕到了日本所有陆军的后路，从此只要专心对付东乡平八郎即可。俄军有西伯利亚大铁路与海参崴相连，除了巨型军舰无法补充，兵力、弹药、补给物资等等其余什么都能补充，绝对有条件进行无休止的海上清扫作战，直到把东乡平八郎和联合舰队清扫掉为止。而一旦东乡平八郎被打败，俄军立即登陆日本本土，日俄战场也立即由满洲转移到日本本土，日本后方已经没有一个兵了，到那时候，灭亡日本国，灭种大和族，活捉睦仁，尼古拉二世期盼已久的“黄俄罗斯梦想”，都将变为现实！
毕其功于一役，绝地反击，真正的绝地反击，尼古拉二世已经有了全球战争的味道，需要注意的是他也是很早就注意到了海参崴基地在对日作战中的强大作用了，所以早在1904年4月份就正式决定派出波罗的海舰队，只是当时是打着“增援太平洋舰队”的旗号，而一系列的内耗和扯皮又让舰队出航和到达战场的时间大打折扣，看来尼古拉二世也是没有办法，有些事情也不是他能够左右的。他是军事、行政官僚化的总头，反过来也需要和官僚化作战，他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命令罗长官率领舰队成功穿过日本近海抵达海参崴，哪怕只有几艘军舰抵达也是胜利，因为它们就会接过耶森的枪，以游击战来袭扰日本本土和海上运输，牵制联合舰队，扰乱日本陆军的后方，同样能为俄国绝地反击创造条件，因为日本无论在战力上还是经济上都已经负担不起这种海上游击战了！
对于自己的这位宠臣，尼古拉二世自然也很清楚他没有信心和勇气和东乡平八郎决一死战，所以尼古拉二世给了他一个最直接的任务和希望：你只要率领舰队到达海参崴就可以了，完成这个任务之后，剩下的事情我已经安排别人去办，你不需要再待在前线战场冒风险，你会回到国内享福，我会给你升职。
在复杂的军事、行政体系中，罗长官是个聪明人，他会抓住这个希望，把这个希望带到舰队中，带领他们结束这个噩梦般的远航，平安回家。俗话说归兵勿追，他的这支俄军已经在海上航行了大半年，现在他们比谁都想回家吃饭。虽然一路上已经闹过不少笑话，丧失斗志，但随着离海参崴越来越近，离回家的路越来越近，这支状况不断的队伍，一定会突然爆发出强烈的求生本能和战斗意志，如果东乡平八郎想强行阻截一批想回家的人，那么俄军一定会让他们见识什么是瞬间变成的厉鬼。
5月14日，在看到那14艘军舰的烟囱已经重新粉刷好之后，罗长官率领波罗的海舰队从越南西贡正式向北起航！穿过前面的台湾海峡，就要抵达日本近海了，一支强大的舰队穿过日本近海抵达海参崴，无论从哪个条件来看，胜算都很大！
与罗长官恰恰相反，为了彻底摧毁尼古拉二世绝地反击的意图，一战而终止俄军将来的海上清扫战，日本陆海两军战场所有的压力都已经压向东乡平八郎，他不是不能放罗长官和波罗的海舰队去往海参崴，而是必须全歼这支与联合舰队实力相等的波罗的海舰队，与之前的大山岩还可以多次尝试不同，东乡平八郎只有这一次机会，去不再来。是的，不是打成胜负战，不是打成击溃战，而是必须一次就打成全歼战，不放一艘军舰逃到海参崴，必须截断百分之一的失败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成功，除了与波罗的海舰队第一次相遇时就全歼之外，他已经没有其他任何选择！
公元1274年以及公元1281年，元朝的蒙古大军曾两次试图进攻日本，却最终都被海上大风所阻，这是在1853年被美国人轰开国门之前，四面环海的日本在几千年的时间里遭遇的仅有的两次外敌入侵，而这次，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三次，也是最为严重的一次。谁也不知道，日军攻克了旅顺，歼灭了太平洋舰队，取得了满洲战场各次会战的胜利，而随着尼古拉二世有决心赌上俄国的家底，从遥远的欧洲派出强大的波罗的海舰队，日本反而陷入了几千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本土危机，表面平静的日本实际上已经走到了灭亡的边缘！
东乡平八郎能将日本从灭亡线上拉回来吗？东乡平八郎之前并没有全歼一支舰队的经验，日本历史上也没有人有如此经验，甚至在人类战史上也没有全歼一支强大装甲舰队的先例，在东京，很多精明的商人已经撤离，之前在新加坡海岸上那群“看热闹”的人群中，就有很多专程赶到的商人和企业家，他们要评估罗长官和波罗的海舰队的实力到底如何，东乡平八郎有没有可能战胜他，从而决定是否还要继续在日本做生意。虽然《纽约时报》已经发文稳定信心，可是战场上的事情不是靠嘴仗就能打赢的，那位出身于穷苦之家、个子不高（159厘米）、其貌不扬的东乡平八郎又如何能做到“百分之百”？
1904年12月30日，在旅顺战斗基本结束之际，东乡平八郎回到了本土。辛苦了将近一年，迎接他的并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质疑和批评。太平洋舰队并不是联合舰队歼灭的，而是覆灭在陆军手里，按照日军的标准，东乡平八郎“打得并不好”，受到质疑和批评也很正常，联合舰队全军上下憋了一口气。东乡平八郎安慰大家不要灰心，联合舰队虽然没有歼灭太平洋舰队，但已经取得了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40万人越过大海，纵横驰骋于前线战场，其交通，全赖海军支持！
这话说出来就连东乡平八郎自己都没有底气，对用大笔金钱堆出来的舰队来说，护航只是最基本的要求，舰队必须有征服大洋和摧毁敌舰队的进取心，否则就是没有完成使命。随着必须全歼波罗的海舰队造成的压力越来越大，日本国内对东乡平八郎的质疑也越来越多，在十年前的甲午海战中，东乡平八郎只是小小的浪速号舰长，后来虽然先后担任日本海军大学校校长、佐世保镇守府司令等职，但对于日本这样不是在作战就是在备战的国家来说，这些都是“闲职”。日本从来没有考虑过后方镇守的问题，日军海军将领只有在军舰上，那才是受到了重视，事实上在出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之前，就连东乡平八郎自己都其实已经做好了退休的打算，面对睦仁和大本营的任命，他也很意外，只是对前来探问的人说：我是一名天皇的老海军。
现在，大家发现，比东乡平八郎资历更“老”、更有可能全歼波罗的海舰队的司令长官人选还有不少，东乡平八郎能担此重任吗？要求撤换东乡平八郎的意见已经报告，上报给了睦仁。
睦仁当即表示：东乡平八郎不能换！
跟上次不同意撤换乃木希典不同，睦仁这次没有发火，也没有给出理由，上次不同意换乃木希典好歹还发了个火，这次连火都没发，大家也就知道厉害了，说明在睦仁的心目中，东乡平八郎确实是不能换的，谁也就没有再提反对意见。
东乡平八郎专程到东京，觐见睦仁，睦仁询问他对与波罗的海舰队作战是否有把握，面对睦仁和满朝的元老、大臣，东乡平八郎平静地回答：“臣一定全歼波罗的海舰队！”
听到这句话，在场的伊藤博文等人大吃一惊，这并不是他们印象中的东乡平八郎，平时的东乡平八郎是一个谨言慎行的人，不是很少说大话，是连话都很少说，总是一副沉默寡言不知道在想啥的样子，更别说把话说死。现在却一反常态，直接当着天皇和这么多人的面立下军令状。大战在即，并无戏言，如果东乡平八郎将来完不成，甚至只要让一两艘军舰逃到海参崴，他都无法收场。
出于对东乡平八郎的保护，伊藤博文立即连连向东乡平八郎使眼色，想提醒一下他，而东乡平八郎不为所动，装作没有看见，害得伊藤博文把眼睛眨个不停，别人还以为他眼睛里进了沙子。
军令状立下了，东乡平八郎已经没有退路，虽然此时罗长官还没有绕过非洲，但东乡平八郎已经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难题，这也就是后来他派人在新加坡散布假情报暴露出来的那个难题：随着两大舰队的接近，无论是他还是罗长官，双方都不知道对方的舰队到底在哪里。
东乡平八郎能够确定罗长官正率领舰队一步步朝日本开来，但问题是，他能够确定的，也就只有这一点，罗长官唯一能够确定的，也就是东乡平八郎一定会想办法阻截他，具体在哪里阻截也不知道，但他不知道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关系，他反正只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开到海参崴，只要不被东乡平八郎发现，管他在哪里。而东乡平八郎就不同了，他必须在第一次相遇时就全歼实力相等的波罗的海舰队，那么首先必须保证两大舰队能够碰得上，在一个预设的战场设伏，制定一个让罗长官插翅难飞的战术，才有可能完成这个任务——也就是说，东乡平八郎首先必须提前而准确判断出罗长官如何通过日本近海，然后制定针对性的战略战术！
这真是一个无法解开的难题，在茫茫大海上，东乡平八郎能够依靠的观测武器除了肉眼，就是望不了太远的望远镜了，这要发现一支舰队，跟大海里捞一根针并没有什么区别。当然，东乡平八郎也可以先派出军舰去搜寻，但如果派少了，肯定会被罗长官歼灭或者逃脱；派整个联合舰队去搜寻，就算能够搜寻得到，那么又不存在预设战场的问题，打不成为全歼而制定的战略战术，最大可能还是会变成海上追击战，让罗长官成功开溜。
好吧，难题总是要解开，东乡平八郎可以先采用的，是一个排除法。
首先，波罗的海舰队是尼古拉二世不远万里派来的，即使只是为了颜面，快开到日本家门口了再倒回去是不可能的，当然，再倒回去也是日本求之不得的，只要它们不来日本近海，那也是日本的胜利，所以波罗的海舰队必然会前进到底。
其次，前进的波罗的海舰队必然要最终选择一个驻泊的港口和基地，如果它选择先进攻日本以南的大清上海港作为基地，这不仅等同于俄国又向大清开战，增加一个对手，还由于大清是“中立国”，破坏一个国家的中立，有可能破坏另外一些国家的中立，爆发对俄国不利的世界大战，所以必不敢贸然进攻上海等大清的海港（波罗的海舰队的到来，朝廷一度很恐慌）。
同样的道理，如果罗长官攻入日本以南的台湾岛为基地（甲午战争后台湾为日本所占据），很快就会丧失本国陆地上的支援和补给，得不偿失，这种可能性也不存在。
因此，东乡平八郎并不需要知道尼古拉二世的那道密电，他就能够提前判断出太平洋舰队覆灭之后，波罗的海舰队的最终目的地只可能是日本以北的俄国海参崴军港，但这又有两大可能。
首先，罗长官可以从日本以西绕过，通过日本与朝鲜之间的对马海峡到达海参崴，这是最常规、最直接和总航程最短的航向。
然后，罗长官也可以从日本以东绕过，这里又能分出三个航向，它们最后也都必须通过一个海峡，分别是：
第一个，从东面绕过日本国土的大部，从日本本州岛与北海道之间的津轻海峡穿过到达海参崴。
第二个，从东面绕过日本国土的全部，从北海道与库页岛之间的宗谷海峡穿过到达海参崴。
第三个理论上的航向是连库页岛也绕过，然后再通过库页岛与大陆之间的鞑靼海峡南下到达海参崴。但无论是日俄两国都还没有用战列舰编组开辟过这个航道，自己没有走过，别人也没有走过，没有任何的数据，万一碰到水底的暗礁就只能坐等被消灭了，更重要的是对于罗长官来说，这个航道绕得太远，他离开越南的海域之后，是无法再加到煤的，根据煤炭量计算也很难支持他绕这么远，所以首先基本可以排除。
那么还剩下三个可能的航向：对马海峡、津轻海峡、宗谷海峡，这三处地方无论从战场形势还是水文地理等方面都已经无法再用排除法了，只能靠——赌。好吧，再大致缩小下范围，东乡平八郎也必须判断出罗长官到底会绕过日本以东还是日本以西，双方实力相等，东乡平八郎不能同时在这两大方向都布下舰队，分兵不仅无法全歼，更是哪里都会守不住，等到你从日本的这一边跑到那一边进行合兵，波罗的海舰队早跑了。也就是说，日本的“南、北”可以用排除法，“东、西”却无法用，东乡平八郎必须提前做出二选一，专守其中的一个方向，放弃另外一个方向，才有可能完成发现、全歼波罗的海舰队的任务。
总体上来看，日本以西的对马海峡因为航程最短，不用迂回，可以最先到达海参崴，对罗长官“最有利”而有最大可能，但这“最大可能”并不意味着他走日本以东就没有可能，恰恰相反，反而因为这是谁都清楚的“最大的可能”，在同时也会变成“最大的不可能”。反正罗长官的目的只是要想办法到达海参崴，用什么方法都可以，而对于东乡平八郎来说，他还必须考虑到首都东京在日本东海岸，如果罗长官希望在去往海参崴的路途中顺便炮击一下东京，如此强大的舰队逼近无兵据守的首都，那战争已经进入生死攸关的时刻，这是明治政府无法承受的巨大风险。
好吧，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假设心事重重的东乡平八郎已经站在了海图前，他代表“A”，心事重重的罗长官也站在了海图前，他代表“B”，情况就是这样了：
A方推断：B方不会顾虑我，他会走对他最有利的日本以西的对马海峡，因此我需要把联合舰队沿西海岸设伏。
这个推断看起来是很“合理”的，那么接下来还有第二种可能。
A方继续推断：正因为走日本以西的对马海峡对B方最有利，所以B方一定会判断出我会判断出这一点，为了避开我方，他会故意不走日本以西而走日本以东，因此我需要把联合舰队沿东海岸设伏。
怎么样，这个推断是不是看起来也很“合理”？不急，从推断的过程来说，接下来还有再下一种可能。
A方再继续推断：因为我的上述推断都是很容易被B方反推出来的，为了破坏我方的判断，他又会回到日本以西走对马海峡，因此我舰队又需要沿西海岸设伏——这个结果看起来和第一种推断是一样的，但推断的过程是完全不一样的，最后造成的指挥官的决心和具体部署都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涉及到指挥官的自我意识中是否已经“考虑周全”的问题，因此这种推断不仅也是“合理”的，更是必需的。
好吧，那么还有下一种推断，那就是“再再继续推断”“再再再继续推断”（希望大家没晕）……一直到无限循环、推断到满头白发为止。
东乡平八郎面临的难题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了：战场上，当没有条件判断敌人时，必须判断敌人！这是一个几乎无法破解的难题，一个自古以来战场上最高级别的难题，一个曾经困扰无数名将和英雄，一个在战略和方向性上的难题。
事实上在东乡平八郎面临这个难题的同时，罗长官也在面临同样的难题，“B”方也在推断“A”方，他也必须进行同样的推断和选择，这看上去是双方统帅最高智慧和指挥艺术的较量，而造成这个局面的根本原因却是一件最平常的事情——大家都是人，大家都有一颗心，谁都不傻。你知道的敌人也知道，或者即使敌人真的“不知道”，你却不知道你自己该不该去相信他的“不知道”，还有对手是不是在使诈，以及你是否要相信他有没有使诈。总之，你需要战胜敌人，更需要战胜自己，当技术成为了新的信仰而解决这个难题的技术手段又不存在时，种种无限的可能性，都已经超出了统帅智力的极限。
因为它是最大的难题，需要最高智力，所以不需要智力，只需要一颗心，以及相关的学问——心学。
在以往的故事中，我们讲述了太多的战略、战术、兵法、兵力、计谋甚至包括武器知识，然而有一样东西是我们始终没有讲述的，那就是这一切学问的根本之学——哲学。千百年以来，世界上总有一群人，他们喜爱哲学，认真学习、刻苦钻研、终生探寻，努力掌握万事万物规律，能参透天地却永不能参透个人之命运，这伙人，就称为哲学家，而在东方世界的哲学体系中，有一个杰出的代表人物，他就是来自中国明代的王阳明，他正是心学的创始人。
令人惊奇的是，东乡平八郎正是心学的信仰者，他也将运用神奇的心学知识，来最终破解这个难题。
日本嘉永元年（1848年），在萨摩藩（又名鹿儿岛藩）的东乡武士家，一位孩子出生了，幼名仲五郎，根据从中华帝国沿袭来的传统习俗，日本孩子在元服（即成人礼）时，要起本名（元服名），也就是正式的名字。仲五郎的本名为“实良”，而作为武士之子，在元服之际一般还会得到一个“通称”，也就是大部分武士之间互相用于称呼彼此的名号。东乡实良的“通称”是平八郎，而日本历史上有些武士的“通称”会比本名更加为后人所熟知，东乡平八郎就是其中一位。
家乡鹿儿岛是日本的南大门，在日本得到冲绳之前，千百年来，鹿儿岛都是日本海上直线距离与中华帝国大陆最近的一个地方，来自中华帝国的先进思想和技术总是最先抵达这里，然后再向日本本土传播，就连唐朝的鉴真和尚也是在这里登陆的。这里气候宜人，人杰地灵，明治维新三杰中的二杰——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都来自鹿儿岛，东乡平八郎就在西乡隆盛的弟弟开设的私塾里读书，练武习文。东乡平八郎的攻读十分刻苦，武士之家的孩子，不刻苦是不行的由于西乡隆盛本人是王阳明的崇拜者，私塾教授王阳明心学，东乡平八郎就在这里从小接受了心学的学习和训练。
幼年的东乡平八郎性格十分机灵活泼，在刻苦读书之余，他最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去海边。他喜欢玩水，擅长用小刀劈鱼，有一天他用小刀劈杀了不少鱼，大人们也惊叹不已，纷纷夸奖他，东乡平八郎带着这串鱼得意扬扬地回到家里，想换来老妈的表扬，没想到挨了劈头一顿骂：“你把这种小事拿来自卖自夸，从小就养成卑贱的品质！即使有大人夸奖你，你应该感到那不是夸奖，是在嘲笑你，你要感到羞愧才对，我们家并不显赫，你只能靠你自己，去做一个胸怀宽广、志向远大的男人，武士只有破大敌才能引以为荣！”
看来这真是一个不寻常的老妈，估计她是不喜欢吃鱼，无论怎么说，在学习上东乡平八郎竟然比以前还要用功了，日夜攻读。不用功不行啊，父亲是个武士，老妈是武士中的武士。
6岁那年（1853年），日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年美军用炮火轰开了日本的国门，自1840年大清被迫开国之后，之前一直紧随明清两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日本也被迫对外开放。日本人痛定思痛，掉过来头努力学习西方，萨摩藩的人们就是从这个时候起知道过去的水军与一支真正海军的区别的。1861年，长到14岁的东乡平八郎进入萨摩藩海军学校学习。
此时的东乡平八郎仍然保持着活泼开朗甚至有些吊儿郎当的性格，他喜欢拉着朋友说话，一说就说个不停，除了说，他还会唱，偶尔去戏园子里客串一把角色，没想到大受欢迎，收获了不少粉丝。就连家乡名人大久保利通也注意到了他，大久保利通说：“平八郎难成大器，因为他总是说个不停。”
让东乡平八郎性格大变的是接下来的这件事情，他来到了压力无处不在的国际性大都市——伦敦，在这里度过了8年的留学时光。
在东乡平八郎进入萨摩藩海军学校两年后，萨摩藩和英军军舰队爆发严重冲突，年轻的东乡平八郎也加入了保卫萨摩藩的战斗，萨摩藩却被打得大败，日本见识了英国强大的海军力量，从此定下了“海军学英国”的方针。1871年，作为明治政府选派的12名留学生之一，24岁的东乡平八郎被派到伦敦去专门学习海军知识，这一段时期先后到达英国学习海军的，还有正和日本进行海军军备竞赛的大清派出的留学生，包括方伯谦、林永升、叶祖珪等人。
大清是大国，英国人认为大清是潜力很大的留学生生源市场，对大清留学生格外“优惠”，方伯谦等人被允许考到伦敦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然后去有最先进军舰的皇家舰队实习，而来自小国日本的留学生，只允许安排到商船学校学习。东乡平八郎学习的就是商船驾驶，这里只有被英国海军淘汰下来的老旧训练舰，教官们的信条是：我们要培养出各国最会赚钱的海上贸易商人！
东乡平八郎本身是日本海军军人，他不想成为海上贸易商人，但没有办法，小国寡民，被区别对待，那也是正常，此时的日本在欧洲籍籍无名，由于同样是黄皮肤，许多欧洲人也不管他们脑后有没有辫子，常常把他们当作清国人。每当这时候，东乡平八郎都会认真地说：“我是日本人。”
而即使是在低人一等的商船学校里，东乡平八郎也过得很不开心，这来自于他一个突出的外貌特征——身高。在学校，东乡平八郎最害怕的两件事情就是自由站队和照相，自由站队时如果不抢到队首，他就会消失在牛高马大的欧洲学生中看不见，拍的每一张合影中，个头最矮的那个人就一定是他。在平时，训练舰上的某些操纵杆，他甚至踮起脚尖也够不着，每当这些时候，东乡平八郎都感到无比尴尬。据说有一次上课时，当东乡平八郎站着回答问题时，教官善意地半开玩笑：“东乡，你必须站起来回答问题！”
课堂上爆发一阵哄堂大笑，从此，矮小、侏儒甚至愚笨、猥琐等等词汇就和日本人联系在了一起，成为国际留学生之间的趣谈，大家十分想不通：你说像东乡平八郎这样的人，连普通军人的入伍条件都达不到，竟然还被日本政府当作宝贝似的派来学习海军，可见日本人和他们的国家是多么糟糕啊！
是的，只有走出国门才发现自己的国家是一个很小很弱的国家，国家的实力和形象确实与个人息息相关，国家强大，而个人也能影响到国家的形象。东乡平八郎来到英国的大海边，写下一首和歌，这也是他的一个誓言，多年以后，他将亲手实现这个誓言。
也就是在这8年留学生涯里，东乡平八郎的性格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原本的活泼开朗变得沉默，他不再热衷于谈天，有时候成天听不到他说一个字，这大概是他即使想说话，也找不到人说，在饱受嘲笑和歧视的时候，也不知道说什么。久而久之，大家也就更加当他不存在了，让人觉得他不是得了自闭症，而是已经变得像一个糟老头子那样无趣。
事实上，东乡平八郎陷入了专心致志的埋头攻读之中，没有条件去军舰学习实战知识，他就开始自学军舰的建造和驾驶，逐渐掌握了这两方面的精尖知识，并最终以全班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他不是我们所说的聪明人，而是一个勤奋的探索者，学得不快，但每一步都很扎实”，这是教官对他的最后评价。
在刻苦自学之外，东乡平八郎更找到了与自己对话和与这个世界对话的方式——心。伦敦充满压力和煎熬的生活让他反过来更深刻地感悟到了心学，更加清晰地触摸到了童年生命里的印记，更加真切地认识到了它原来是一座宝藏。令东乡平八郎感到奇怪的是，大清的留学生对心学却是知之甚少，也毫无兴趣，他们对挖掘中华文明中的宝藏并不感兴趣，感兴趣的只是伦敦的“繁华”而已，这大概是心学是大清的“前朝”学说，再加上朝廷有过思想上大规模清洗的文字狱，使得心学在它的发源地反而备受冷落。东乡平八郎不管这些，带着来自心学的这种感悟，他在8年的留学生涯中也为自己树立了人生的座右铭：天佑至诚。至诚是古代儒家思想中追求的最高境界，按照东乡平八郎的解释，他的意思是人不要被外界左右，要听从自己的内心，只要干得好必定办得到，至诚必通天！
心学徒东乡平八郎在即将毕业之际，很快就面临了一个相关的挑战，当时在日本国内，睦仁等明治维新派认识到不废除有上千年历史的武士阶层，日本将无法转型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于是强制推行废除武士阶层的“废刀令”。这道命令激起了明治维新最大功臣之一的西乡隆盛叛变，因为他是一个武士，也是全日本武士的精神领袖。西乡隆盛最后兵败自杀，而东乡平八郎的亲哥哥一直追随西乡隆盛，他也自杀了。睦仁和明治政府就此变成了东乡平八郎的仇人，睦仁变成了他的仇人，面对这样一个重大的变故，东乡平八郎可以选择不回日本，但他毅然回到日本，继续在明治海军中任职。
每当别人询问起这件事情时，东乡平八郎总是说：对于回国的事情，因为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所以我就那么去做，我听从自己的心。
自此之后，东乡平八郎一直都是用心学的精神和方法来指导自己的言行，心学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不知不觉中，它才会成为生命的印记。那么心学究竟有什么神奇的呢？
千百年来，古老中华文明的代表都是讲究仁、义、礼、智、信的儒学，而在宋明之际，为适应越来越走向顶峰的专制统治需要，变异为假、大、空的宋明理学。心学的及时出现，给了它一记左勾拳，由此也面临不被正统学说认可而无法传播的艰难。正是为了让后人更好地理解和传播心学，在去世之前，王阳明老夫子特意留下了著名的“四句教”：
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当然，哲学家说的话还是比较难懂的，现在我们就要根据这“四句教”来破解神奇的心学了，而心学之所以能够被“破解”，正是因为它是相对于理学而生的，不再是空洞和虚无的说教，它不仅是“道德”，更是方法，不仅是世界观，更是方法论，所以才能被“运用”。我们仍然将用熟悉的数字模型来进行破解，由于A和B都已经用过了，现在我们就假设面前有一个事物“C”（可以是“事”也可以是“物”），我们对C的认知是其实有无限个的层面：
第一层：是我知道C。简称“知道”。
第二层：是在第一层的基础上更深入一层，是我知道“我知道C”，大致相当于俗话说的“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比如面前有水，我不仅知道“这是水”，还知道“为什么它是水”，简称“知道的知道”。
同理类推，第三层至第无限深入下去的“第N层”就是：我知道（中间无限个知道）……“我知道我知道C”，也就是“知道的知道的知道……（无限循环下去）”，我们可以把它简称为“对同一事物C的无限个知道”。
而对于认知来说，还有另外一个方面。
那就是“不知道”。
同样的道理，不知道的更深入一层，还有“不知道的不知道”，以及“不知道的不知道的不知道……（无限循环下去），简称“对同一事物C的无限个不知道”。
好吧，现在从事物“C”就延伸出两个方面，一个似乎是向一个方向延伸的“无限个知道”，一个似乎是向另外一个方向延伸的“无限个不知道”，而按照心学的观点，这两个方面的“无限个知道”和“无限个不知道”，最后不是两极，而是一个“原点”。
这个原点，就是你的“心”。
心学，首先解决的正是什么是“心”，因为它是“无限个知道”，所以它原本就是颗光明之心，原本就是善的——请注意这里的“善”，并不只是我们常说的“善良”，不只是做好人好事，它是由光明积极的方式带来光明积极的结果的统称，是符合事物向好的方面转化的所有规律，也可以说是所有“知道”的统称。所有光明积极的方式——真诚、善良、公正、诚信、感恩、上进等等是善，因为遵循这些而带来的成功、幸福、爱情、发财、救赎、破敌等等也是善。
善不是随机的产物，它是我们成为“人”的前提，伴随我们成为人而生，也就是说，无论我们在现实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干什么的，只要我们已经是“人”，“善”原本就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我们原本就知道该怎样去发财，该怎样去破敌等等，这是平等并且无差别的，并不需要跟别人去要，也不需要向外界去求，这也就是王阳明所说的“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世界不过是反复证明我们早已耳熟能详又都会从心而生的善，那么我们还有什么不能相信自己呢？
因为它同时是“无限个不知道”，所以它原本也是“恶”的，很显然，“善”的对立面就是“恶”，但不是我们的心变成了这样，只是那些“不知道”蒙蔽了“知道”。恶蒙蔽了善，所以表现出恶，也带来了恶的结果，就像是阴影挡住了阳光，不是阳光不存在，只是被蒙蔽了而已。
同时，恶也不是随机的产物，同样伴随着我们成为“人”而生，所以，如果我们自己都做不到，或者没有做到，又有什么理由去要求别人做到，指责别人没有做到呢？
好吧，心同时是善的，也同时是恶的，善和恶如影随形，彼此互包，所以对于心来说，它本身就无所谓善或者恶了。只是因为我们有了意念，才会让恶蒙蔽了善，或者没有被蒙蔽，这就是四句教的前两句——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按照王阳明的观点，所有的事物不过是心与它的重合，当心与“水”重合时，心和世界就是“水”，当心与洗发水重合时，心和世界就是洗发水。心即万物，也即心外无物。
明白这一点对理解心学至关重要：你会让你的心和什么样的事物去重合呢？
别急，王阳明的标准答案是：什么都不要重合。“四句教”的第一句其实也道出了心学的最高境界是回归“心之体”——不动心。但这是最高境界，可遇不可求，一生经历坎坷的王明阳毕竟是仁慈的，他是一个很了解“人”的人，他只是首先高屋建瓴地提出了这个最高境界，但并不要求凡是心学的追随者都去追求这个最高境界，引向由儒入释的“不归路”。
于是就有后面这两句话：知道什么是善和恶，知道只能为善而不能为恶是“良知”（知善知恶是良知）；我们了解世界（格物），就是要探寻内心并遵循内心中的善，随时不让它被心中的恶所蒙蔽。
相信大家对心学已经有所了解了，它在实际上对儒学有了“复古”，而心学有一个基本的精神——实用。王老夫子是不满足大家只了解心学的，他还希望人们去运用心学，所以在这四句高深莫测的话之外，他还提供运用心学的两个基本方法——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前者很好理解，而与儒家比较缥缈的天人合一不同，知行合一首次回归到“人”本身，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具有实操的意义。
现在把我们面前的“C”换作一堆金子吧，佛家要求我们认为我们并没有看到金子，我们看到的是“空”，理学倒是进一步，它承认我们看到了金子，但我们不能动想占有它们的欲念（存天理，灭人欲），而和这两者都拉开距离的王阳明的心学告诉我们：看见金子动意念这是正常的，动好的意念和动坏的意念都正常。但是，如果这堆金子是别人的，有人问：“你该如何得到你自己的一堆金子？”我们肯定都会有答案，这个答案原本就在我们心中：我不会去偷，也不会抢，我要努力做一个掘金人，每天早起晚归，勤勉踏实，坚持不懈地付出自己辛勤的劳作，来获得我自己的金子。
而往往最后的结果是：我们既没有去偷，也没有去抢，但也没有做到每天早起晚归、勤勉踏实、坚持不懈地付出自己辛勤的劳作，于是金子还不是我们的。
这就是“知行合一”的含义，它的层次是很清晰的：
首先，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如何获取金子的正确答案，因为每个人内心都有善，知行合一的“知”，不是答案本身，也就是不是通过了解世界（格物）而获得的以答案为表象的所有的“知识”，而是善本身，也就是能让我们有正确答案的光明之心本身，或者说是良知本身。
然后，只有我们是把心中原本就存在的良知（善）与获得金子这个目标重合，之后为之每做的一件具体事情也都与良知重合，都拿到良知里过一过，看是否符合内心中原本有的良知，过滤掉那些恶，内心世界的良知（善）就能与外部事物的善（符合事物往光明积极的方面转化的规律）重合，从而会必然达到一个好的结果，必然为我们获得金子。
而我们没有获得金子的原因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其他的意念、欲望和怀疑，但我们不知道那些其实并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最终造成“昧着良知”（让恶蒙蔽了善）去做事，结果自然也会产生偏离。所以，只有对光明积极的结果（获得金子）相信到极致，并相应为之做到极致，这个不可分离的过程，才是知行合一。
综合王阳明的思想，我们可以把人一生的“知行合一”分为三个境界和阶段：
因为懂得，所以做到，这是知行合一的第一境界。在这一阶段，人是求认知，因为没有大部分的懂得，就不会有全部的相信。
因为相信，所以做到，这是知行合一的第二境界。在这一阶段，人是求至诚，需要把积累的知识和智慧与生命合二为一，不放过自己，也不放弃自己，体会世间很多事，若不“做绝”，便很难破局，而最好的相信，是你原本就对它有兴趣，当你做这件事情时，你原本就“有感觉”。
因为做完了，所以做到，这是知行合一的第三境界。在这一阶段，人是求独立，因为你懂得过，你相信过，所以什么是你的“做完了”，只有你自己最清楚，是非对错或有外在规则，值与值皆在我心，“双手解一心”，关于成功、幸福、金钱、爱情等等都有了自我标准，用自己的方式，去追求经济独立、思想独立和价值观独立——人人独立，国家才能独立。
现在我们知道了，知行合一是如此简单，也是如此之难，那个成功的“理”啊，它究竟在何处？它不在哪里，就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想要成功、胜利、爱情、金钱、快乐、强大、幸福……这些都是正常的，但这不是向事物本身去求，而是向我们的内心去求，因为方法原本就在我们心里了，只有我们先做好了自己，我们才能获得我们自己想要的那种“好”。所有外部世界的“好”，都是被一个做最好的自己吸引而来，成年人做事，必有得失判断，必会由此有所取舍，如果有一件事，并不十分明白得失，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是善的，你做不做，能做到多少？所以归根结底我们不要纠结于利益得失，而是要度量于“知”（善），而如果心中原本有“善”却又不肯为之付出相应的具体努力，或者最终付出的努力又不是符合“善”的，这不是知行合一，这是让它“一不小心就溜走了”。用心学的话来说，如果“知道”但是做不到，和“不知道”又有什么区别呢？知行合一的实际功夫，来不得半点马虎！
如果我们能够让自己的心每天与踏实的钻研（无论是什么具体业务）相结合，不盲从别人，更不迷信自己，持之以恒，也许一时看不到成果，但很可能已经从深一层的“不知道”，跳到浅一层的“不知道”，积聚着总有一天会有看得见的跃升——这样的过程，就叫作“实事求是”或者“精进”。
如果我们相信，人的“聪明”其实是差不多的，不是“比你聪明的人比你还勤奋”，只是因为他更勤奋，更善于探索和遵循内心中的善，所以才会越来越“聪明”，进步才会令人惊讶——这样的过程，就叫作“别人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
好吧，不用再举例了，让我们再回到战场的难题，摆在东乡平八郎面前的“C”是波罗的海舰队肯定会来，必须事先判断它的航向而无法事先判断，对于一个心学追随者和一个非心学追随者来说，他们有两种反应。
心学追随者：他把光明积极的结果（不是日本灭亡而是全歼波罗的海舰队）相信到极致，并将为此付出到极致，开创属于自己的方式方法。
非心学追随者：他总会担忧失败，担忧日本会走向灭亡，他实际会怎么做无法确定，但无论朝哪一个方面都不会做到极致，因为他没有坚定地相信，说得过分一点，即使是担忧日本灭亡的悲观也没有悲观到底。
心学追随者东乡平八郎的反应是前者，他首先相信日本不会灭亡，相信他能够全歼波罗的海舰队，然后在那三处可能的航向中他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对马海峡。
因为，如果要全歼波罗的海舰队，波罗的海舰队就“只能”走对马海峡，战场在对马海峡是东乡平八郎达到全歼的必要条件！
首先当然是因为联合舰队经常以整支舰队出没于对马海峡，对这一带的地理、水文十分熟悉，具备全歼的基本条件。其次，对马海峡最为狭长，守伏于此海峡增大了发现波罗的海舰队的可能性，并有利于在发现后迅速缠上波罗的海舰队，实现日以继夜、夜以继日的缠打，而在短小的津轻海峡和宗谷海峡里，大大降低了发现并缠打的可能性，再加上津轻海峡和宗谷海峡常年浓雾弥漫，很容易让波罗的海舰队在被发现之后逃走，重现当初上村彦之丞追击海参崴分舰队的那一幕，最终无法全歼。最后，也正是因为波罗的海舰队走对马海峡的总航程最短，因而能给联合舰队带来最迅速和最直接的战争，避免出现日本已经完全消耗不起的运动战和游击战，最起码，能让“联合舰队全歼波罗的海舰队”这一幕早日到来！
这就是东乡平八郎的判断，原来当罗长官还在非洲时，东乡平八郎就已经为罗长官“选择”好了航向，而他之所以能够这么做，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推断罗长官到底会怎么想，陷入那个无限循环的困局之中。不管敌人，首先相信并做好自己：那就相信这个机会，并要在这个机会上做到最好。
这个看上去很匪夷所思的想法，就是东乡平八郎内心中的信念，他的内心始终坚信这样的信念，他只是相信一个“好”的信念，再加上“好”的付出过程，就能够带来一个“好”的结果。他只是相信为达到全歼的目标，全舰队上下信到极致，也会做到极致时，那个“好”的结果就没有理由不出现！
东乡平八郎已经做出了判断，也有了知行合一的起点，接下来，他和全舰队还要为这种相信去做到极致，为没有先例的战斗做没有先例的作战训练，获得作为一个舰队司令在战略和战术上的“独立”。随着东乡平八郎觐见完睦仁，走出皇宫，一场堪称人类战史上的最强接敌准备开始了！
东乡平八郎将没有成功的“T”字战法上升为战略
离开皇宫，东乡平八郎立即赶往吴港，这里是联合舰队的维修基地，联合舰队的军舰已经陆续撤出旅顺战场，返回这里接受维修保养，旅顺之战“打得并不好”，舰队受到批评和质疑，全军上下都憋着一口气，只想让军舰快速维修保养好，投入训练。为了抢速度，刚刚从战场归来的士兵们竟然没有去休息，自发加入了维修队伍！帮不上其他忙，就为维修工人做起了后勤工作，为他们烧火做饭，端茶送水，还把自己的航海面包省下来给他们吃。为了加快速度，维修工人十分感动，按照重要程度，将战列舰、装甲巡洋舰、巡洋舰、驱逐舰等日夜赶工维修，效率提高了一倍。东乡平八郎原本预计的时间是两个月，没想到不到一个月，维修保养工作就完成了！
1905年2月，东乡平八郎率领着经过维修的全新舰队，开赴朝鲜镇海湾基地，这里是对马海峡的西海岸，东乡平八郎就是要在禁令预设战场的地方进行秘密训练，但是训练工作并不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而是在旅顺之战行将结束时开始的。
在那一次的黄海海战中，太平洋舰队在天黑后四处溃逃时，东乡平八郎下令联合舰队的驱逐舰队和鱼雷艇队追击太平洋舰队，后来它们虽然把太平洋舰队赶回了旅顺港，完成了不放一艘军舰逃往海参崴的任务，但也没有击沉任何一艘军舰。俄军损失的军舰都是自沉的，事后东乡平八郎严厉地批评了驱逐舰队和鱼雷艇队，并做了自我反思和检讨。
东乡平八郎意识到，敌我舰队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相遇，无法保证战列舰有整整一个白天的作战时间，也许只有一个下午，甚至只有白天中的几个小时，到了夜晚，鱼雷的威力要大过战列舰的大炮，因此必须发挥驱逐舰和鱼雷艇在夜战中的作用，而那次的作战效果不理想，根本原因是他这个司令长官对驱逐舰和鱼雷艇重视不够。海军是一个高技术兵种，培养一个优秀的舰长极其不容易，因此首先保证了在战列舰和巡洋舰上的使用，驱逐舰和鱼雷艇就只好是应付了，联合舰队中很多驱逐舰和鱼雷艇的舰长或许有航海经验，却没有海战的经验，更不能对世界先进的海战理论和战术有所了解。东乡平八郎把那些在战列舰和装甲巡洋舰上受过实战锻炼的年轻人下放到驱逐舰和鱼雷艇上，成为新的舰长，并告诉他们，驱逐舰和鱼雷艇并不是只能夜袭军港，同样可以在夜战中击沉敌方多艘战列舰，起到和白天的战列舰同样的效果，虽然世界海战史上基本上还没有这样的先例，但没有，就要训练出来！
带着这样的目的，1904年12月9日，受到第三军炮火打击的太平洋舰队最后一艘战列舰带着一艘炮艇冲到旅顺港外时，东乡平八郎下令主力军舰全部停止攻击它们，派上驱逐舰队和鱼雷艇队，让这些年轻舰长在一等训练舰“镇远”号舰长今井兼昌的总指挥下，单独完成击沉太平洋舰队这最后一艘战列舰的任务。所谓“单独完成”，就是无论出现什么样的危险情况，联合舰队的主力军舰都不能去相救。
从这一天起，排水量只有几百吨的驱逐舰和鱼雷艇围绕着这艘排水量达1.1万吨的战列舰，日夜出动，进行训练式攻击，它们并不急于把这艘战列舰击沉，反正有这么好的一个训练目标，边训练边攻击，最终在为期近一个月的战斗中，将战列舰击沉。而日军因这种训练式攻击阵亡的人数，超过35人，最终掌握了使用驱逐舰和鱼雷艇击沉战列舰的战法和流程。
接下来，东乡平八郎宣布：全歼波罗的海舰队的战略是“T”字战法，全舰队所有的训练、战术都要围绕着如何打出“T”字战法来进行！在黄海海战中，对“T”字战法的尝试已经失败了，当时的维特格夫特没有上当，将来的罗长官估计也不会上当，一个已经失败过的、可能性又极小的战术却被上升为了战略，东乡平八郎的这个决定真是令人震动，但东乡平八郎似乎也没有办法，“T”字战法就是在理论上全歼敌舰队的战法，战场上的事情是瞬息万变的，只能寄希望于罗长官会犯错误吧！
把战略首先确定下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让接下来所有的事情都变成了一件事情：实现战略。联合舰队立即进行分组，一方扮演本舰队，一方扮演罗长官，投入对“T”字战法的针对性训练，首先把舰队开到对马海峡的实地海域，进行在风浪中全速航行、最大速度转弯、转弯时机的把握、军舰排序、各舰间距等训练，所有的训练都进行了项目上的分解，十分细致，并且反复多次，直至十分熟练为止。
然后是高强度的炮击训练，大炮的命中率是“T”字战法的核心，因为它最终也是要靠炮击才能歼灭敌舰队的，东乡平八郎对此提出了他的要求：提高在发炮速度上的命中率，也就是说，既要快，又要准，为了让炮手们在头脑中建立这个概念，东乡平八郎还提炼出了一句比较拗口的口号：
“本军百发百中之一炮，可敌敌军百发一中之百炮！”
这句话用更加通俗的话语来说，就是“每一发炮弹都要击中一艘军舰，每一颗子弹都要消灭一个敌人”。
高强度的炮击训练，造成流血和伤亡事故不断，大口径重炮的炮弹重达几百公斤，需要使用液压装置才能运送，繁忙搬运的士兵很可能一不小心就会被掉下来的炮弹压死，有的士兵的手臂在火炮的固定部位与旋转部位之间被生生夹断，还有给炮弹填装火药的夯实机，由于它的顶部会突然冲出来，正探出头去仔细观察装药进度的装弹手，稍不注意就会被巨大的铁尖头击中面门，以惨不忍睹的方式死去。
然而，这些惨状并没有影响舰队上下训练的积极性，任务已经向每一个士兵讲透了，他们都已经明确知道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在反复训练中涌现的各种小点子和小创新层出不穷，可以说，当初康得拉钦科那支俄军奇思妙想不断的状况已经转移到了联合舰队！
士兵们先把波罗的海舰队每艘主力军舰的资料图找来，根据它们的不同形状和长、高、宽，以海岛相似的礁石作为炮靶，主力军舰开到海上用实弹炮击。炮击时，每艘舰的炮术长都必须站在舰桥上亲自指挥，但他和炮手们隔着一定距离，军舰上没有电话线，又没有那么多无线电设备（当时无线电还没有普及），为了及时有效地把命令传出去，最后大家想到了一个办法——动用军乐队。由他们对炮术长命令进行分解，用不同的乐器传达不同的命令，这边打鼓敲锣，那边就打炮，不亦乐乎。
训练也不能一直用实弹，不然等不到罗长官到达时，炮弹就会打光了，而长时间的实弹射击，大炮本身也受不了，炮管会因为过分磨损反过来最终影响炮击的命中率。小创新又来了，那就是把步枪绑在炮管上，炮兵瞄准目标后，再用步枪射击，以此来检验命中率！
由于“T”字战法是多舰同时打击一舰，这又会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大家从不同方位同时发炮，很难辨认哪是自己这艘舰的炸点，从而影响命中率的统计和后续瞄准。奇思妙想又出来了，那就是在不同军舰炮弹的火药里装上不同颜色的染色剂，这样就会产生不同颜色的烟雾，十分方便地确认己舰的炸点，从而提高每一艘军舰的炮击命中率。
对所有的训练，东乡平八郎都亲自督战，为了全歼波罗的海舰队，联合舰队必须要进攻、进攻、再进攻，舰队中每一个人，每一艘军舰都必须变得极富攻击性。在训练的同时，东乡平八郎就从这个方面不断激励官兵，他一改平时沉默寡言的状态，大概说了平时一年都说不到的话，大概也正是说多了，终于不再拗口了：
“进攻是最好的防御！自己的刀短就跨前一步，先发制人乃必胜之道！”
“进攻中无暇考虑防御，冲锋向前中无须考虑退路。”
“敌人的惨状我们都看不见，所以不要过高估计敌人和困难，认为对敌七分有利，对己仅三分有利的战斗，实际有半数胜算！”
只有一个人把自己关在舰上的房间里，冥思苦想，他就是秋山真之，由于一直表现勤奋和出色，他已经升任联合舰队的首席参谋，在参谋长加藤友三郎的率领下，秋山真之要根据东乡平八郎确立的实现“T”字战法的战略，把“全歼波罗的海舰队”的目标进行详细的战术分解，也就是确定完成全歼的步骤和细节，这是秋山真之的工作。
在反复观察海图和反复思考、讨论之后，秋山真之的战术分解也出来了。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无比精细和用心的天才般的构想，它的名字叫作“七段击”——形象地说，就是打你七次。
海图上，标注的对马海峡距离海参崴大约有1000公里，秋山真之就把这1000公里当作了战场，把它划为“七段”，在这七段海域上对波罗的海舰队实施连续不断的攻击，直至全歼了对方为止，如果假设联合舰队发现波罗的海舰队的那一天为“A日”，那么七段击的详细步骤便是如此：
第一段击：A日夜间，在联合舰队巡洋舰以上的主力军舰与敌舰队交战之前，驱逐舰和鱼雷艇争取首先夜袭波罗的海舰队，力图使双方的主力军舰数量趋于平衡，夜袭地点预计为对马岛周边海域。
第二段击：A+1日白天，以主力军舰投入炮战，力图一举摧毁波罗的海舰队指挥系统使其陷入混乱，歼灭其主力或严重削弱之。
第三段击：A+1日夜间，再次投入驱逐舰和鱼雷艇夜袭，继续打击波罗的海舰队残余，同时撤出主力军舰，提前埋伏于波罗的海舰队去往海参崴的下个必经之地。
第四段击：A+2日白天，重新投入主力军舰，予以波罗的海舰队毁灭性打击，力图从整体上击败波罗的海舰队，使之出现溃逃并对逃脱的敌舰进行广泛的搜捕。
第五段击：A+2日夜间，再次重复驱逐舰和鱼雷艇夜袭。
第六段击：A+3日白天，主力军舰最后全力一战，争取将波罗的海舰队的军舰大部分歼灭于海上，作战地点预估为接近海参崴的郁陵岛周边海域。
第七段击：A+3日夜间及以后，如果波罗的海舰队仍有军舰逃散，联合舰队必须汇聚所有仍能出战的军舰（预计此时联合舰队亦遭受重创，剩余军舰有限），将所有逃散敌舰围赶至海参崴港外。此水域为联合舰队事先布置的水雷区，在海参崴港口外，布雷船要事先按照百米间隔，布下700多枚锚雷，把波罗的海舰队所有残余军舰全部赶到水雷区覆灭！
天才，真正天才般的战术，按照秋山真之的这个战术，联合舰队只要发现波罗的海舰队，就要反复缠绕攻击，有如幽灵附体，白天要打，晚上也要打，天晴要打，刮风下雨也要打，从相遇一直相伴打到海参崴，在海参崴外还有事先布置好的水雷在等着波罗的海舰队，简直是鬼上身。
东乡平八郎需要的正是这样的战术，正是因为打出“T”字战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七段击的本质就是除去夜袭，联合舰队有三到四次机会反复尝试“T”字战法，以此不惜一切代价来完成全歼，不惜以联合舰队的灭亡，来换取波罗的海舰队的灭亡！
是的，这又是一次“203高地”式的同归于尽，只要能换来日本的不灭亡，联合舰队会和当初的第三军一样愿意！
东乡平八郎接受了这个战术，他下令：根据“T”字战法和七段击的战术，全舰队进行一次实战演练！连续十个昼夜演练开始了，联合舰队以设想发现波罗的海舰队为开始，夜袭和昼战交替进行，十个昼夜的用弹量，已经相当于平时一年的训练用弹量，但所有的官兵都获得了对七段击战术的切身理解。
时间已经过去了几个月，5月14日，罗长官从越南海域向北起航，开向日本近海，训练工作已经可以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是部署接敌准备。明治政府调动了一切可调动的民力，交给东乡平八郎使用，由于联合舰队的全部军舰都已经集中在了西海岸的对马海峡，东乡平八郎命人在日本整个东海岸每隔一段距离，建立海边瞭望楼，里面有民兵24小时值守，同时也加强了在津轻海峡和宗谷海峡的布雷以及出动民船进行巡逻——这并不是对之前判断的不相信，这些工作也是判断的一部分，如果之前判断为东海岸，在西海岸也是会这么做的。
当然，所有军事上的人力物力都投入了对马海峡，越早发现波罗的海舰队，对全歼就越有利，东乡平八郎把预计的对马海峡接敌点以南250公里确定为预警点。秋山真之又出马了，他这次是“画格子”，之前在旅顺陆地上进行盲打的时候，曾经画过一次格子，但这次不仅要画格子，还要占有和控制格子。
秋山真之把长达250公里的海域由南向北划分成无数个“棋盘格”，明治政府征调的全日本所有的商船和民船出马了，在进行简单的武装之后成为巡逻艇，每一个“格子”里都开进一艘巡逻艇昼夜不停进行巡逻预警，大部分的巡逻艇上都安装了无线电通信设备。为了解决巡逻艇上无线电设备功率小、通信距离有限和信号不稳定的问题，每隔一段距离，都有专门担任无线电中继通信任务的军舰，万一出现了故障，海面上将通过“无线电接力”的方式，迅速向在接敌点的联合舰队传递消息。
除此之外，每艘巡逻艇的舰长都必须记住两件事情。
一是自己所在“格子”的经纬度边界，每个舰长的手上都有一张海图，保证他的巡逻艇只在自己的“格子”里巡逻，不会冲到下一个“格子”里，这是为了防止在漆黑的夜晚，巡逻艇因为互相辨认反而使波罗的海舰队溜掉。也就是说，只要发现有第二艘船影出现在自己的“格子”里，每个舰长都可以迅速判断出：这是一艘非日本船，很可能就是敌舰！
第二个比较简单，就是自己“格子”的数字代号，一旦确认发现波罗的海舰队，巡逻艇舰长只需要用无线电报告自己的代号，根据海图，联合舰队就能迅速地知道波罗的海舰队的方位，迅速处理。
除了这些在海上的巡逻艇，沿岸的渔民也被发动起来了，日本南部和冲绳的渔民都接到了通知：一旦出海打鱼时发现不是日本军舰，要立即向当地的官府或者警察报告，再由官府发电报处理。如此一来，在陆上，日本也有一条“无线电接力”的通道，一直会传达到联合舰队！
在对马海峡，联合舰队的主力军舰要保持最佳的战斗状态，不能长时间航行在海面上，所有的战列舰和装甲巡洋舰都在保持战备状态的情况下，停泊在镇海湾里，而其他军舰都在海面上守备对马海峡，这里也被划分成了一个个的“棋盘格”，每个“格子”中都留置军舰，一旦前方的预警没有完成或者预警时间太短，这些军舰将死死缠住波罗的海舰队，为战列舰和装甲巡洋舰的到来争取时间！
东乡平八郎已经举全日本之力来搜索波罗的海舰队，对马海峡以南的海上和陆上，已经布下了一道纵深达250公里的天罗地网，只要罗长官率领的波罗的海舰队出现在这里，将插翅难逃，一定会落入东乡平八郎的手里。东乡平八郎就这样静静地等待敌舰队的到来，然而，事实却并没有朝着他期望的方向发展，一切的结果都显示，罗长官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东乡平八郎判断的对马海峡，很可能要犯错误了！
5月14日，波罗的海舰队已经起航，按照最短和最常规的航向，舰队将通过前方的台湾海峡，而罗长官并没有这么做，为了躲避跟踪和监视，他率领舰队从菲律宾和台湾岛之间穿过，绕到了台湾岛以东的太平洋中。于是，从5月17日起，这支北上的大舰队就彻底地消失在了深海远洋之中，东乡平八郎再也没有波罗的海舰队的任何消息，而谣言和烟幕弹却是满天飞。5月17日之前，在海参崴的耶森率领海参崴分舰队残存的鱼雷艇开到了宗谷海峡附近扫雷清道，似乎是在为波罗的海舰队通过这里做准备工作，而就在失去消息之前的5月17日，波罗的海舰队还截住了一艘开往日本的商船，俄军军官告诉船长：“我们走对马海峡”，这就是东乡平八郎接到的关于波罗的海舰队的最后一个消息。
5月18日，19日，20日，21日，22日……时间已经过去整整一周了，预警范围内的巡逻艇仍然没有发现波罗的海舰队的任何踪迹，就连老天似乎也在偏向罗长官，海面上连续多日浓雾弥漫，不见阳光，为对马海峡以南的预警带来了很多的困难，与此同时，其他不妙的消息却一个接一个地朝东乡平八郎送来：
5月22日，东海岸的民兵瞭望塔报告，他们发现了波罗的海舰队的两艘辅助巡洋舰！但没有发现整个舰队，至于它们是否在深海中还不得而知，请司令决定是否要派出军舰去东海岸确认。
5月25日，波罗的海舰队的非战斗的8艘运输船脱离了舰队，驶向了上海并最终停进上海港（朝廷又一度很恐慌），这一切自然没有逃过潜伏在上海的日本间谍的眼睛，他们立即报告了这个消息。对于东乡平八郎来说，问题有点严重了。
波罗的海舰队此举自然不是去进攻上海，但让运输船先留在上海，可以理解为波罗的海舰队要快速地通过对马海峡，所以必须轻装上阵，避免万一发生海战时，运输船跟在舰队后面会碍手碍脚，但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波罗的海舰队要绕到日本东海岸，从太平洋的深海中迅速北上通过津轻海峡或宗谷海峡，最终到达海参崴，这也需要先让航速慢的运输船脱离舰队，而这8艘运输船上的煤炭和补给物资可以先转移到军舰上。它们的脱离并不会造成舰队到达不了海参崴，把军舰当作运输船已经是波罗的海舰队全球远航中公开的秘密，在之前从诺西贝岛到达越南湾海域时，波罗的海舰队曾经28天内没停留任何港口，一直在海上航行，并且大半的时间都是靠军舰自己装载的物资补给，根据这个经验，波罗的海舰队完全可以在剥离运输船后到达海参崴。
也就是说，在上海港见到波罗的海舰队的运输船，并不代表着罗长官就已经决定走对马海峡，反而更有可能是他玩的一个声东击西的诡计：让运输船往西去上海，而主舰队却继续往东绕道日本东海岸！根据在东海岸已经发现两艘辅助巡洋舰似乎在“开道”的迹象，所有的情报联系起来，一切的可能又无情地指向了东海岸！
时间已经来到了5月25日，距波罗的海舰队消失的5月17日，已经过去整整8天的时间了，根据东乡平八郎原本的计算，如果它们走对马海峡，即使按照最低航速，在5月24日之前也绝对应该到了，而现在除了在上海港发现几艘运输船之外，其他方面却仍然杳无音信，那么更大可能就是：罗长官不仅在玩声东击西之计，而且他的计谋都已经达成了，就当东乡平八郎在对马海峡苦苦等待和盼望着的同时，罗长官很可能早就率领波罗的海舰队悄悄潜入并正在通过日本东海岸！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后果，也是极为有可能的后果，大本营和军界的一些人又坐不住了，大家人心惶惶，四处议论，不得不纷纷质疑东乡平八郎的判断！
睦仁又出来说话了，他表示：关于波罗的海舰队走哪条路的判断，后方争论可以，不管什么结论都是正确的，但是，禁止任何人与前线去争论，大本营已经授权给前线了，即使情况不利，让东乡司令长官和联合舰队他们自己在内部去争论，最终得出结论，任何人不得干扰和影响东乡司令长官的判断，也不得质疑他的结论，东乡司令长官的结论就是大本营的结论，就是日本的结论！
睦仁对东乡平八郎的支持是一贯的，他并没有因为自己就住在东京，明治政府机构就在东京，就要求东乡平八郎先守住东海岸。他很明白日本并没有其他选择，谁都无法用排除法，所以现在不管什么结论都是“正确的”，但他必须无条件相信东乡平八郎，反正谁都没有绝对的把握，如果可以相信别人，为什么不能相信东乡平八郎？而睦仁虽然没有说过他也是心学追随者，但也明白“人人独立，国家才能独立”的精髓，日本既然已经选择了东乡平八郎和联合舰队，已经授权，那么在这场谁都没有把握的煎熬中，只有先让东乡平八郎“独立”，日本才有可能“独立”！
这就是心里的相信。
有睦仁的出面，后方的质疑声总算是压制下来了，而联合舰队内部却又严重不安起来了，预警一直没有消息，对于官兵们来说，时间每过去一分钟，就像过去一年那样漫长。在巨大的压力和焦急之下，镇海湾里的舰长们和参谋们终于忍不住了，他们纷纷涌入三笠号上的司令长官室，发表看法，激烈争论，有人认为不能再在这里干等下去了，必须争取主动权立即把舰队拉向东海岸；有人认为即使不把整支舰队拉向东海岸，也应该派出一支侦察分队过去；还有人认为，在我们找不到罗长官的同时，罗长官也找不到我们，所以现在恰恰是要和敌人比拼意志和耐力，应该继续等待。
面对一锅粥似的争吵，东乡平八郎端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正如睦仁所认识的那样，在结果出现之前，别人无论说什么都是无法反驳的。
又有一天过去了，5月26日，波罗的海舰队仍然没有任何踪迹，所有人都在电报室翘首以盼，但所有人都失望而归，更大的急躁和焦虑情绪蔓延在整个联合舰队，蔓延在后方的大本营和军界.
舰长们已经顾不得礼貌了，他们又闯进三笠号上的司令长官室，直接问东乡平八郎：“现在请您告诉我，如果您判断失败了，日本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那怎么能想呢！”东乡平八郎看了这些人一眼，斩钉截铁地回答。
夜幕到来了，东乡平八郎数次来到三笠号的甲板上。他的胸前挂着一支特大的德国蔡司八倍双筒望远镜，这是全日本唯一的一部以公款购买的最先进的望远镜，挂在他的脖子上，就像整个日本的命运悬挂于身，东乡平八郎无法做什么，他只能在甲板上不断举起望远镜，不断朝东南方眺望。
海面一片宁静，除了大海本身之外，看不见任何具体目标，只能借助望远镜辨出方位，西南方的北纬30度，那是南清国的中心上海，一派纸醉金迷。数年前他曾经到过那里，现在得知罗长官把8艘运输船派往了那里，但目的不明；更远的东南方，那是台湾岛以东的太平洋浩瀚的海域，波罗的海舰队就是在那里消失的，除此之外，十天以来再无新的消息，整整十日都失去已经接近战场的敌军的消息，这对一个统帅来说是灾难性的后果，甚至几乎已经可以认定是判断失败的征兆，现在每过去一分钟，过去一秒钟，都是对内心巨大的煎熬！
要改变计划吗？如果现在改变计划，也许还来得及，作为一个统帅，我也许并不需要去做其他事，但绝对必须做好这件事！
不，我不需要改变，也不能改变。
我相信自己，相信我心里的答案，如果把舰队开到不利于缠打的津轻海峡或宗谷海峡设伏，也许可以发现敌舰队，但造成只能追击、还是无法全歼的后果，日本就已经输了。我相信的并不只是发现敌舰队，我相信的更是这样一个信念：已经把该做的事情做到极致的联合舰队不沉，已经上下同欲的日本不死，所有不好的迹象都是暂时的，所有的一切最终都会往好的方面转化，我并不是不知道一旦判断有误，将是不可想象的灾难，但正是因为不能想，所以不需要去想，只需要去做好自己眼前之事，用肩膀去承担责任，用生命去追赶使命，日本需要波罗的海舰队往对马来，它就应该往对马来，而且必须往对马来，至诚必通天！
胜负之决只在心动与不动！
5月26日深夜，东乡平八郎回到了司令长官室，面对仍然争论不休和焦急万分的部将，东乡平八郎示意大家不要再争了，面对着大家疑惑的眼神，他说出了一句话，一句铿锵有力、足以彪炳世界军事史册的最霸气的话：
“我说它往对马来，它就往对马来！”
大家都等着东乡平八郎继续做出解释，可是东乡平八郎已经没有解释了，只此一句，绝无下文。不过大家也习惯了，这位司令长官向来是不喜欢多说的。
没有解释，只有结论，这就是最霸气的结论。
在舰长们惊讶的同时，东乡平八郎还下达了一道很奇怪的命令，一道在事实上是“子虚乌有”的命令：两天后联合舰队会和波罗的海舰队相遇，请你们做好随时战斗的准备！
作为一名统帅，不仅要自己相信，还要在关键时刻以此稳定军心！
东乡平八郎的这道命令确实错了，因为上天不会让他等到两天后的5月28日，正当东乡平八郎和整个联合舰队都处于最难熬的状态中时，对马海峡以南的预警点海域，正在发生变化！
5月27日凌晨2时35分左右，处于预警区前端的巡逻艇“信浓丸”正在像往常在它编号为203的“格子”里搜索航行，突然发现它的“格子”里出现了若隐若现的灯火，按照每个“格子”里只允许一艘日本船进入的规定，船上的所有人都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与激动：等了许久的那一刻，难道真的到来了吗？
信浓丸迅速向这点微弱的灯火接近，靠近去一看，才发现是一艘悬挂着红十字旗的医院船，而对方也发现了信浓丸，不断打灯光信号询问是不是己方的军舰，这至少说明附近还有它的同伴，可以确认为波罗的海舰队的可能性又增大了一分！
信浓丸立即驶离了这艘医院船，改为远远地跟踪和监视，它必须立即确认附近是否真的是波罗的海舰队，否则仓促上报会使联合舰队贸然出动，反而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而在确认的过程中，还要保护己舰在送出消息之前不被击沉，因此最好是在天明之前确认。此时海面上一片漆黑，弥漫着大雾，正是一个理想的跟踪和接近时机！信浓丸就在大雾中转着圈，走着曲线，悄悄地跟着医院船，而医院船在看不到信浓丸之后并没有采取其他措施，它仍然在若无其事地航行。
两个小时后，4时40分，在医院船的附近，信浓丸视野里突然出现了数不清的大型军舰，观测兵怀着难以抑制的兴奋之情数着数目：一艘、两艘、三艘……它们是形成编队的大舰队！这是日俄两国的交战区，绝不会有他国的大舰队经过这一海域，已经可以确认了：这就是波罗的海舰队！
无线电！报告给上级！
“203发现敌舰！”这个消息正在传送给联合舰队，传送给东乡平八郎！
此时的罗长官对这一切浑然不觉，在离开越南海域后，聪明的罗长官在海上走了一个大曲线：他先是率领舰队向东绕过台湾岛进入太平洋，然后又向西折返，最后向北朝对马海峡航行。为了迷惑东乡平八郎，也为了让舰队官兵和军舰的发动机充分休息，以便在通过对马海峡时能达到最高航速，他下令舰队以最高5节的航速断续航行，波罗的海舰队就这样在海上走走停停了将近十天！
5月26日，舰队接近冲绳海域，罗长官下令全舰队进行最后一次炮击演练，停止使用一切无线电，全力侦听联合舰队无线电，同时将舰队航速提高到12节，按照这个航速，波罗的海舰队将在27日白天全速通过对马海峡，选择在白天通过就是怕遭到联合舰队驱逐舰和鱼雷艇的夜袭。
其实为了避免被发现，罗长官也是下达过严格的灯火管制命令的，但这个命令至少在这艘医院船里并没有严密地执行，反正有国际公约的保护，医院船不担心受到攻击，它就先照顾下自己的方便了。
无论如何，罗长官还是花费了不少心思的，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还没有等波罗的海舰队进入对马海峡，等待着他的不再只是广阔无垠的大海，竟然是“格子”！一种密不透风的、可以被称作“秋山真之格子”的海上棋盘格！在这些“格子”里面，一点点微弱的灯火、一点点风吹草动就会被发现！
消息发出后，信浓丸不再躲躲藏藏了，它明目张胆地接近波罗的海舰队，既然消息已经发出，此时即使被击沉，也是了无遗憾了，接下来即使冒着被击沉的危险，也要把波罗的海舰队的编组、航速、队形等情况完全摸清楚，再持续不断地报告给联合舰队。此时的罗长官也接到了发现巡逻艇跟踪的报告，他下令加大航速，民船自然跑不过军舰，在信浓丸即将掉队之际，预警区里的其他巡逻艇一艘接一艘地前来支援接力，它们纷纷靠近波罗的海舰队，就像饿狼一样在波罗的海舰队周围转来转去，一路“护送”这支庞大的舰队前进，与此同时，无线电情报也在源源不断地发射出去。
罗长官并没有下令开炮，确实，在和东乡平八郎决战之前，必须节省炮弹，反正已经被发现了，打这些巡逻艇是没有多少意义的，但罗长官和他所有的参谋都忘了，并不是只有炮击才能对日舰进行反侦察的，他的舰队本身就有一种十分方便的反侦察武器——无线电。
无线电大约在10年前（1895年）由西方人发明，正是为了应对日俄战争，日本决心将无线电国产化，派出专门的技术人员到欧洲学习，终于在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实现了国产化，称为三六式无线电收发报机，其传送距离为120公里。而波罗的海舰队装备的是欧洲最先进的无线电收发报机，不仅传播距离是日本的10倍（1200公里），而且只要它们发出强电波，巡逻艇的无线电就会受到干扰，从罗长官之前发出的侦听联合舰队无线电的命令来看，他其实并没有忘记无线电这回事，他和他的部将只是根本没有再进一步了解到敌我舰队无线电设备的电波强度、传播距离等等这些小事，这样的小事只有联合舰队才会去想办法了解。
信浓丸发出的密码无线电报终于抵达了三笠号电报室，“203发现敌舰！”当电报破译出来时，三笠号上电报室里所有人欢呼雀跃，203，又是203，冥冥中似乎有一种注定，他们高喊着：“海上尔灵山！”
这些电报接受员都并不知道，最先报告的是“203”，但最先发现波罗的海舰队的却只是几个普通的渔民。5月26日白天，当波罗的海舰队通过冲绳海域时，正好被冲绳宫古岛上几个出海的渔民发现，他们想起了之前下发的通知，于是这几位渔民立即回港，一路狂奔到村公所报告，但问题是村公所也没有电话，更没有无线电，大家立即选出全村5个最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乘坐一艘木板渔船，全力划向170公里以外的石垣岛。15个小时之后，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等石垣岛上发出无线电时，信浓丸的电报已经到达了三笠号上，石垣岛派出所（中文“派出所”一词起源日本）的警察告诉这5位渔民：这是国家机密，绝对不可以外传。这5位渔民回去了，自此之后他们和宫古岛全岛的人们就恪守着这个秘密，谁也没有去找官府邀赏，一直守了29年，直至1934年，一位日本记者才偶然发现了此事。
在电报室里守候的秋山真之怀着激动的心情抓起电报，他几乎一跃而起，朝三笠号的司令长官室跑去，然后撞门而入，把电报递到东乡平八郎的眼前。
“真的来了？”看到电报的东乡平八郎只平静地问了这四个字。
“真的来了！”秋山真之几乎要喊出“石像”两个字，都这时候了，他竟然连一点表情都没有。
东乡平八郎走出了司令长官室，接下来，就是命令联合舰队起航，迎战！天色已明，和连续多天的天气一样，海面一开始也是大雾弥漫，然后浓雾散去，太阳霎时跃出，海面上金光点点，看来这是一个大晴天，晴天有利于观察，战斗打响后波罗的海舰队就跑不掉，十分有利于实施“T”字战法和七段击！
但太阳出来的同时，海面上刮起了大风，风速大约为六级（约12米/秒），强劲的大风卷起了三四米高的巨浪，连1.5万吨的三笠号都上下起伏，风大浪急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大炮的瞄准作战，所以正常来说这是很不利的天气条件。但是，一旁的秋山真之突然发现身旁的这位司令长官和过去有些不一样，因为他的脸上终于有了表情，看上去显得很激动和兴奋，脸上竟然因为兴奋出现了红晕，这对于平时喜怒不形于色、很少暴露内心活动的东乡平八郎来说，是极为罕见的！
东乡平八郎激动和兴奋的心情是不难理解的，在过去的几个月中，联合舰队一直在海上进行严酷训练，对一支在海上经过严酷训练的舰队来说，最有利的作战天气就是晴天，但必须有一定的风浪，因为作为对手的波罗的海舰队是没有经过这样严酷的训练的，只有在稍微不利于炮击的条件下，才会更加明显地拉开两支舰队在命中率上的距离，这就像在平坦的马路上时，一位技术熟练的老司机和一位蹩脚的新司机还看不出多大的差距，但一到了崎岖的乡间小路上，就会拉开差距！
当年元朝的蒙古大军两次试图进攻日本，最终都为海上大风所阻，从此，“神风”在日本人心中有着神圣和神秘的地位，联合舰队的将士也曾在战前多次盼望决战的天气是晴朗而有“神风”，现在，这一切竟然都实现了！
果真如此，果真如此，那些“好”的方面不来的时候，它们一个都不会来，而当要到来的时候，它们全部都来了！
东乡平八郎的眼睛湿润了，他就这样站在属于他自己的旗舰上面，舰下的波涛翻滚，为了这一天，他已经等待得太久，但当它真正到来的时候，已经忘了等待的漫长，秋山真之的报告并没有让他过分激动，因为那只是一个开始，但只有在这一刻，所有的压力，所有的情绪，才彻底得到释放！
好消息要首先告诉第一个想到的人，东乡平八郎最先想到的是皇宫大本营里的睦仁，他想立即给大本营发封电报，告知前线的一切，告知所有的好消息，在一旁的秋山真之接到这个命令。
秋山真之也动容了，他曾经做过“作家梦”，如果他还是那个悲春伤秋和多愁善感的文学青年，此时此刻他可以写一篇长文，而来到东乡平八郎身边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已经磨去了这些，他已经变成了一名拿枪的喋血战士，他的枪就是战术，命运不允许他为日本写几本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书，却可能允许他和全军一起为日本打一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战斗。作为一名战士，秋山真之用极为精准而凝练的情报语言，将所有的好消息电告睦仁：
“接敌舰见之警报，联合舰队欲直出动击灭之。本日天气晴朗，波高。”
波罗的海舰队临战变阵
东乡平八郎胸前挂着望远镜，手里握着挎在腰间的佩刀，默默地登上了三笠号最高一层舰桥，出航的命令早已经下达，联合舰队在滔天巨浪中向着对马海峡前进。为了决战，日本已经出动了全国所有的战船，达到了惊人的130艘，不过它们大部分为驱逐舰、鱼雷艇、辅助舰、通信舰等巡洋舰以下的军舰，分散在战场各处，不能参加炮战，东乡平八郎将以联合舰队的12艘战舰——4艘战列舰和8艘装甲巡洋舰为主，加上15艘左右的巡洋舰，与罗长官炮战，开始七段击中的第一段击！
根据情报，波罗的海舰队也有12艘战舰——8艘战列舰和4艘装甲巡洋舰。虽然总数一样，但战列舰比联合舰队整整多出一倍，由此导致305毫米大口径重炮数量拥有压倒性的优势（26:16），此外它还有巡洋舰8艘，巡洋舰以下的军舰18艘，整整38艘军舰，可以说波罗的海舰队已经占据着优势！
东乡平八郎下达了出航后的第一道命令：“除射击人员外，全体人员扔掉甲板上的煤炭！射击人员应闭上眼睛。”虽然战舰上大部分都是从英国进口的高档无烟煤，一袋煤比一袋米还贵，但已经发现波罗的海舰队，多余的煤炭就不需要了，射击人员用肉眼进行瞄准，保护眼睛就是要防止煤灰进眼。
煤炭扔进大海之后，官兵们开始紧张清理军舰，所有吊床上的毛毯都绑在军舰上的重要部位，组成防弹屏障，易燃物全部转移到吃水线以下或者有装甲防护的地方，防火和防水用具全部搬上甲板，每隔几米配备一个，最后一项工作是清洗甲板，洗掉刚才的煤灰，再撒上细沙以防人员防滑到。
军舰清理完毕后，接下来是清理人，各岗位人员先洗澡，每个人都换上专为这次决战而准备的崭新干净的军服，既舒服又鼓舞士气，同时也能减少负伤后伤口的感染。所有人都写好了一份遗书，写明一旦战死后，希望政府能够帮他实现的心愿。最后，每个人都分到了一包睦仁御赐的印有菊花纹章的香烟（菊花为日本皇室之花），不管吸不吸烟，每个人都有一包。
发完电报的秋山真之似乎重回了癫狂，他冲到甲板上，口中喃喃喊着“好极了！”“好极了！”一个人来回狂奔，见到一个士兵就毫无顾忌地去抱，大家刚刚洗完澡，见到这位从不洗澡的人纷纷躲闪。谁也不会想到，过不了多久，秋山真之就要彻底地去洗个澡。
对对马海峡以南的海面上，波罗的海舰队也正在全速前进，罗长官也在下达他的命令：今天是皇帝陛下即位纪念日，各舰务必祈祷。战前祈祷是俄国军队凝聚军心和鼓舞士气最常用的方式，5月27日正好碰上了尼古拉二世即位纪念日，聪明的罗长官自然不会放过借在万里之外的“圣尼古拉”来鼓舞全军的机会。
中午时分，两大舰队已经越来越接近了。即将相遇，此时那些巡逻艇才停止“护送”，先后驶离了波罗的海舰队，这一幕出现在了罗长官的眼里，他灵机一动，又突发奇想。这些巡逻艇肯定已经把我刚才的阵形报告出去了，如果我此时变换一下阵形，岂不是就可以出奇制胜，让东乡平八郎来个措手不及？
好主意！罗长官一声令下：变阵。之前的波罗的海舰队是以平行但不并行的两路纵队前进的（一路稍微突前，一路拉后），在海面上相当于有两个前后错落的“1”字。航行在最前面的就是罗长官的旗舰。见到旗舰上发出了信号，后面的几十艘军舰就开始变阵，如果变阵能够完成，这倒也不失为迷惑东乡平八郎的一种方法，但罗长官大概只注意到巡逻艇驶离了，却忘了前方的东乡平八郎正率领联合舰队迎面开来，两支舰队以双方航速的总和迅速接近，于是，正当波罗的海舰队的军舰还在心急火燎地变阵时，前方已经出现了联合舰队的身影，罗长官又开始担心了：如果新的阵形还没排好，就已经接战，那岂不是更麻烦？于是他只好停止那个变阵的小聪明想法，赶忙下令又变回之前的两路纵队，同时由于即将接战，罗长官也只想留下主力战舰，命令不便参加战斗的辅助舰和医院船等另外单独组成纵队，伺机远离战场。于是乎，大家被这一连串前后矛盾的命令搞得乱成一团，差点没互相撞上。
几乎与此同时，东乡平八郎也在进行布阵，为了以精锐出战，他只带上了12艘战舰，阵形很简单，由旗舰三笠号打头，12艘战舰排成了一个“1”字纵队。如果说罗长官的阵形像“双头蛇”，那么东乡平八郎的阵形无疑就是一把“银枪”。罗长官自然不会简单地认为东乡平八郎的战法就是率领联合舰队迎面杀过来，他判断东乡平八郎的战法应该是先从正面炮击，然后想办法迂回包抄。无论怎么样，炮战即将打响，一进入射程，就会开炮！
13时55分，三笠号上的测距仪显示，两舰队相对距离接近万米，即将互相进入射程，炮战即将开始，东乡平八郎命令在三笠号上升起开战的信号旗——“Z”字旗！
“Z”，这是英文中的最后一个字母，代表着毫无退路，山穷水尽，也代表着破釜沉舟、背水一战。随着这个信号旗的升起，各舰舰长全部立于本舰最高层的舰桥之上，把东乡平八郎提前拟定的旗语通过军舰传音管道传达给每一个战位的所有人耳中：
皇国兴废，在此一战；
各员一层，奋励努力！
10分钟后，14时5分，两支舰队的相对距离迅速拉近至8000米，对方军舰能在望远镜里看得清清楚楚，这是一个对于双方都很理想的杀伤距离，你不杀伤对方，对方也会杀伤你，俗话说先发制人，谁打响第一炮对于舰队是很重要的。由于之前那两个前后矛盾的命令，波罗的海舰队还没有从混乱中完全恢复，此时应该正是东乡平八郎发起攻击的大好时机，赢个开门红！
而东乡平八郎并没有下令开炮，此时联合舰队的整体航向是由北向南，波罗的海舰队的整体航向是由南向北，两支舰队正好正面相遇逆向航行，东乡平八郎举起了右手向左下方挥去：左满舵！同时命令三笠号向身后的其余11艘战舰打出旗语：各舰随我！
左满舵，也就是向联合舰队的左后方掉头，进入了杀伤距离，却不开炮，也不打声招呼，自顾自地掉头走了。东乡平八郎这一幕“敌前大回头”简直惊呆了俄舰上所有人，拿着望远镜的俄军军官忍不住大喊：“看啦，敌人开始干很奇怪的事情了！”
进入射程后敌前大回头，这是海战中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事情，正如每个海军士兵都知道的一样，这不是足够高明，而是足够傻，由于转弯掉头，联合舰队的军舰会一直无法向敌舰瞄准炮击，却自动给波罗的海舰队增加了炮击面，让俄军可以顺着转弯过程把转弯军舰从舰首轰击到舰尾，而且东乡平八郎是让11艘战舰都跟随三笠号掉头。也就是说，这是排成“1”字纵队的12艘战舰定点转弯，在海面上会留下一个固定的转弯点，不仅转弯的军舰无法向俄军炮击，就算是跟在后面等待转弯的军舰也因为被前面己方的军舰挡住视线而无法炮击。那么对于罗长官来说，他要做的事情很简单了：对着那个固定的转弯点，就像打12个固定的靶子一样，轰完这艘再轰下一艘，不仅可以把每一艘转弯的军舰从舰首轰到舰尾，还可以把整个联合舰队从舰队之首轰到舰队之尾！
波罗的海舰队在大口径重炮上拥有压倒性优势，只要发挥这个优势，利用这个“打靶”的机会，一定可以将联合舰队全歼！这真是天赐良机啊，东乡平八郎这个举动真是愚蠢到了家，世界上竟然有如此愚蠢之人？罗长官还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军官们告诉他，眼前的一幕确实是真的，所有人都看到了三笠号对波罗的海舰队毫不理睬，正在自顾自地转弯掉头，后面还排着正老老实实等着转弯的11艘军舰，看上去既愚蠢又滑稽。但不论东乡平八郎想干什么，这是他自取灭亡！罗长官一扫多日以来的小心谨慎，他忍不住兴奋地大声呼喊：“可怜的东乡平八郎已经被上帝抛弃了！他是个疯子！我们赢了！我们赢了！”
“向敌舰队拐点射击！”罗长官迫不及待地下令在旗舰上升起信号旗！
旗舰“苏沃洛夫公爵号”首先开炮，大口径重炮飞向三笠号，霎时间，三笠号被击中，而后面的炮弹仍然如雨点般地飞来，三笠号完全消失在四周腾起的水柱和烟雾之中。秋山真之跑来跑去，掏出一个小本子认真地记录三笠号的中炮数，如果三笠号被击沉，一切都将失去意义，谁也不知道他此时为什么要记录这个，但秋山真之就是那么认真地记录着，水柱把他从头到脚浇了个遍，这下可好了，这位不洗澡的老兄倒是连衣服都给洗了。
炮火中，秋山真之似乎又想起了什么，他顾不上自己一身是水，马上又跑回东乡平八郎身边，请求东乡平八郎进司令塔，最高舰桥完全暴露在外，毫无防护，是俄军最优先瞄准炮击的地方，大部分的炮弹都是在舰桥周边爆炸，炸裂的炮弹碎片不断地飞过来，碰上者非死即伤。作为联合舰队的首席参谋，秋山真之绝不能让司令长官置于最危险的境地，这也是他的职责所在，可无论秋山真之和其他人如何请求，甚至急得挥舞双拳、大喊大叫，东乡平八郎始终不为所动，他仍然保持着原来的姿势，一手握佩刀，一手持望远镜立于原地，绝不挪动半分，就像是军舰上原有的一个部件，也确实像一具“石像”。
对于秋山真之这个痴迷于战的年轻人，东乡平八郎始终是慈爱的，甚至是纵容的，他似乎从来没有拒绝过秋山真之，但这一次他确实是坚定地拒绝了，他只是下令另一部分人分散进司令塔，对他们说：“不要因为我在这里就都上舰桥，军官全部集中在此会增加牺牲，我已经老了，你们年轻，要自重，要分散，你们进司令塔，未来海军是你们的。”
铺天盖地的炮火之中，三笠号终于艰难地完成转弯掉头。作为带领转弯的头舰，也是联合舰队的旗舰，它一直是俄军重点炮击的目标，击沉对方旗舰相当于成功了一半，这是任何海战将领都明白的道理。罗长官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大好机会，他命令波罗的海舰队的军舰加速向前追击，一部分军舰继续瞄准转弯点“打靶”，一部分军舰追着三笠号继续开炮。
此时，三笠已经完成转弯掉头，完全可以开炮还击了，可是东乡平八郎还是没有下令开炮还击，此时他的注意力并不在三笠号，而是后面跟进转弯掉头的11艘战舰。如果三笠号此时开炮，势必会引起混乱，影响它们的跟进转弯，但罗长官越追越近，照这样下去，三笠号极有可能会被击沉，而且一直挨打不还炮也实在太窝囊。三笠号的炮术长叫安保清种，此时他觉得自己很没种，他忍不住一次次报告间距，每报告一次都要朝东乡平八郎猛喊一句。
“7800米了！还不打？”
东乡平八郎一言不发，仍然没有做出开炮的手势。
“7500米了！还不打？”
东乡平八郎仍然没有下令。
三笠号又只好一炮不发，继续忍受炮火。安保清种简直要疯了，炮兵们也都怒不可遏，要求立即对波罗的海舰队还以颜色。安保清种又看了一下间距，最后他跑了过来，在东乡平八郎面前一跳跳得老高，面红耳赤地吼道：已经7000米了，还不打吗？
东乡平八郎依然没下令开炮，此时三笠号已经多处中炮，其中包括4发重炮，近半条军舰被炸毁，伤亡一时无法统计，东乡平八郎的大腿被碎片直接击中，好在伤得并不严重，他拍了拍裤管又站在原地了，三笠号上的所有人都长出一口气。
东乡平八郎的注意力仍然在后面转弯的11艘战舰上，他根本没有询问三笠号上的受损和伤亡状况，却下令对后面的11艘战舰打出旗语：“不惜一切代价完成转弯！”
这个时候不仅是三笠最为艰难的时候，也是其余跟进转弯的战舰最为艰难的时候，每艘战舰都受到了炮击，每艘战舰都有受损，由于东乡平八郎一直没有下达开炮的命令，联合舰队所有火炮都保持沉默，已经成了一支残相毕露的舰队，而东乡平八郎所谓的不惜一切代价，就是命令那11位舰长：舰队中无论出现哪艘军舰被击沉，无论出现哪个人阵亡——即使是眼看着三笠号被击沉，即使眼看着我本人沉入海底，也要按照预定计划，完成转弯，不要管对手，只要管自己，他打他的，我打我的！
14时10分左右，紧随三笠号后的其他3艘战列舰依次完成了转弯，它们在三笠号的引领下，都画出了一个相同的“U”形弯，在与正在整体向北的波罗的海舰队并行一段距离后，很快以全速超车，然后再几乎转向正东方，横切进波罗的海舰队的前方。跟在战列舰后的其他8艘装甲巡洋舰也在以同样的路线前进，也就是说，根据东乡平八郎引领的最终路线，联合舰队这支“残舰队”在变成一横的“一”字，生生地拦在了正呈两竖有两个“1”字的波罗的海舰队之前！
炮击正酣的罗长官突然意识到大事不妙，他简直想拿自己的头去撞已经打得发红的炮管，懊恼万分地问自己：我为什么要打炮！我为什么要打炮！这根本不是打炮的时候！
一切已经来不及了，东乡平八郎的“T”字战法已经形成，它刚刚浮出水面，就已经完成了，虽然波罗的海舰队不是纸面上标准的一“竖”，而是两“竖”，但这只不过多出一艘先被夹射的军舰而已，完全不影响“T”字战法，完全可以看成是一“竖”。虽然联合舰队也不是纸面上标准的一“横”，而是在相对位置上类似于“亻”形状，但纸面上的完全规则“T”即使出现也是不可能持久的，正是因为是“亻”的形状，联合舰队才能不断压制纵队，使这种相对位置关系能长时间存在，如果波罗的海舰队想做出摆脱调整，联合舰队就会依据航速优势做出相应调整，反正那一“横”永远压在你头上——这正是实战中的“T”！
在黄海海战中首次尝试失败之后，东乡平八郎总结了教训，他认识到如果要在实战中打出“T”字战法，就必须先“犯傻”，必须先付出代价，必须让本舰队进入敌舰队的杀伤范围，才能开始转弯，转向那一“横”。也就是说，联合舰队在杀伤范围内的那个固定的转弯点，也就是那个让罗长官无比兴奋的“打靶点”，是东乡平八郎故意送给他的。唯有如此，唯有让他有白白“打靶”的机会，才能让罗长官忘乎所以，才能吸引他的波罗的海舰队不跑并不改变航向，把阵形始终留在那一“竖”上，事实上，这个固定的“打靶点”就相当于先送给波罗的海舰队一个“T”！
原来完成看上去不可能完成的“T”字战法也很简单：只要再往前一步，主动承担风险和做出自我牺牲，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有些代价是必须付出的，这大概是“T”字战法太过凌厉，老天不允许一方尽占先机和一劳永逸，你要得一个“T”，就必须先送给别人一个“T”，你要享受胜利的果实，首先就要承受与它共生的磨难。东乡平八郎正是在首次尝试失败后明白了这一点，但并不是明白这一点就可以了，接下来的事情还有很多。
首先是朝哪个方向转弯，虽然向左后方的左满舵和向右后方的右满舵都能完成转弯掉头，但两者在实战中有绝对区别。
转弯之前，联合舰队是由我们书页的上方开向下方，波罗的海舰队由书页下方开向上方，所以转弯时必须向左后方转弯，必须以逆时针回转，也就是在转弯的同时拉近两大舰队之间的距离，而向右后方转弯虽然也能够完成掉头，并且由于越来越远离波罗的海舰队而减少被炮击的危险，但与此同时，由于双方的远离，“T”字也就无法形成了。这就是说，要想做到成为波罗的海舰队头顶上的那一“横”，也必须有一段冒着炮火彼此接近后形成的并行线，才能完成“T”。
在这个过程中，航速就是很关键的因素，罗长官的舰队到来之前，它的最高航速早已经被“护送”的巡逻艇大致摸清楚，这支舰队满载煤炭等物资，快舰又要照顾慢舰，最高航速只有11节，而东乡平八郎在战前扔掉了煤炭等多余物资，又只带上最精锐的战舰出战，最高航速为16节，这种航速比首先告诉东乡平八郎：为了全歼波罗的海舰队，在与波罗的海舰队相向航行到一段距离后，必须在它们面前转弯，必须冒险完成“T”，否则如果双方都是全速，就会以27节航速的总和、也就是以约800米/分钟的速度接近，然后打个照面，插身而过，东乡平八郎就只能掉头再追赶，形成毫无意义的追击战。而只要先冒险完成了转弯，联合舰队就可以通过航速优势，迅速横切到还在沉浸于炮击中的波罗的海舰队前面，波罗的海舰队调整，速度更快的联合舰队就会随之调整。总之，在临战的那一刻，东乡平八郎已经彻底坚定了决心：“T”字战法不仅必须打，而且可以打。
但这确实是一种巨大的冒险，是亡命徒般的打法。东乡平八郎为什么在几个月前就决定冒险，并把它上升为战略呢？
东乡平八郎始终记得他的目标——全歼。所谓全歼，首先要从能够击沉敌方的第一艘军舰做起，这才谈得上全歼，但在海上要击沉一艘军舰，特别是超过万吨的有厚重装甲的战列舰是相当不容易的，这几乎需要“百发百中”的炮击命中率，否则你还没击中它，它就已经跑了。而双方都是运动中作战，大炮又是只能先瞄准再发炮（不是导弹），这种情况下打中一炮实在是不容易，当时世界各国舰队炮击的平均命中率一般为2%~3%，如果能够达到5%以上那是打得相当之好了，联合舰队在黄海海战后统计的命中率为5%~6%（太平洋舰队一心逃窜，为1%）。为了迎战波罗的海舰队，虽然经过了流血的训练，命中率有了明显的提高，但也要受到海战客观条件的制约，不可能大跨度地提高，只有冒险打出“T”字战法，只有成为那一“横”，形成己方多艘军舰的夹射，才能相当于在短时间里大跨度提高对一艘敌舰的命中率，以多艘军舰的命中率之和达到“百发百中”，直至迅速击沉这艘敌舰！
原来，东乡平八郎对“T”字战法有着深入的理解：“T”字战法的本质是在命中率不高的海战中提高命中率，他的那句“本军百发百中之一炮，可敌敌军百发一中之百炮”，不仅是从宏观战略方面来说的，更是从微观的战法方面来说的，就是对“T”字战法深入细致的总结：只要冒着波罗的海舰队“百发一中之百炮”的风险打出“T”字战法，哪怕只能发一炮，也能因为“百发百中”而一招制敌！为了达到全歼，就必须这样令波罗的海舰队连逃走的机会都没有，必须这样一击致命，东乡平八郎不惜一切代价打出“T”字战法，他确实是在赌，但也不完全是在赌，更不是去找波罗的海舰队的破绽“钻空子”，甚至本身并不是为了出奇制胜，而是为了实现全歼而不断深入摸索出的唯一可行的战法！
在确定这个战法之后，就是风险计算，根据命中率，联合舰队的风险大致是可以计算的，东乡平八郎对波罗的海舰队的命中率“很有信心”，虽然他不知道波罗的海舰队的命中率能不能达到世界平均水准，但对于它们达不到联合舰队的水准是很有信心的。在转弯的时间里，东乡平八郎可以确定：波罗的海舰队有可能击沉联合舰队的一两艘战舰，但绝无可能击沉全部战舰，也就是说，它最终无法阻止“T”字战法的实现。当那个固定的“打靶点”出现之后，罗长官兴奋地认为他可以全歼联合舰队时，他没有想过另外一个简单问题：能不能做到？特别是以本舰队的命中率，能不能做到？他的参谋没有立即根据双方的航速、间距、命中率等等因素迅速计算出一个大致的结果，他不知道海战的结果有时候也是可以计算出来的，而反观东乡平八郎虽然让整支舰队都处于危机四伏、被动挨打之中，但他却比罗长官更加胸有成竹，因为风险和结果都大致在他的心中，他知道即使他阵亡和三笠号沉没，他的目标也一定会在舰队中实现，后面的战舰一定会画成功那一“横”。看上去是亡命之徒打法的东乡平八郎，反而是先求胜，再求战！
而在这个过程中，只有作为头舰也是旗舰的三笠号的风险确实无法计算的，从13时55分升起“Z”字旗开战到14时10分转弯成功大势已定，中间整整间隔15分钟。这15分钟，就是他给予罗长官放手炮轰的时间，大部分的炮火只能由三笠号去承受，一切灾难性的结果很难预料，而这就是东乡平八郎必须要站在舰桥上的原因。15分钟中他一直冒着炮火站立原地，后来才挪动了一下地方，军舰地板上留下了两个湿湿的鞋印，那上面全是汗水，在东乡平八郎看来，如果全军都在冒险，主帅又怎么能贪生怕死？如果需要别人不惜死战，首先主帅要不惜死战，至少他不能隐蔽在司令塔暗处，他必须让所有人都时时刻刻能够看得到他。事实上东乡平八郎已经做好为国捐躯的准备了，要他进司令塔，抬也抬不动他！
东乡平八郎最后的信心，已经来源于每一个普通的士兵了，他已经认识到世间所有的招法，最后都归于平淡平常，都蕴含着付出与得到，“T”字战法只是战斗中的一个手段，战斗的核心，就是命中率，无论武器和战法如何变化，战斗起源于一枪一弹，最终也皆取决于一枪一弹。战斗要打赢，首先子弹炮弹要打得准，要打得中敌人，就是这个原本连三岁小孩都明白的道理，原本就在内心中的道理，所以战前所有的流血训练都是为了如何打出和打好“T”字战法的基础性训练，命中率是用风浪中的实弹射击堆出来的，而仅仅转弯这一项，12艘战舰最后训练到连锅炉中放入多少煤都有要求！用波罗的海舰队一位参谋后来的话来说，当他看完联合舰队整个转弯的过程后，就知道波罗的海舰队危矣，因为他看到联合舰队即使在转弯时，也整齐有序，整个舰队在海上的航迹竟然几乎分毫不差，从头到尾有如一艘军舰在转弯！
相信到这时候，不会再有人说东乡平八郎仅仅只是凭运气了，在东乡平八郎看来，他的运气只是战地的天气，只是让他热泪盈眶的在晴空中起的大风；只是三笠号连中4发大口径重炮，竟然没沉；只是他一直站在舰桥上竟然安然无恙，而反而是那些最后进司令塔的军官中却有人严重受伤，这也让东乡平八郎觉得不可思议。至于其他的，都是他“该得的”。
而罗长官呢，他的内心自然也有那个如何打赢战斗的答案，但他根本没有为此做过什么，更别说深入研究“T”字战法，因为他的意念是“最好不要发生战斗，我只要平安到达海参崴就可以了”。
心血，巨大的心血，殚精竭虑，知行合一。信念、准备、训练、献身，海上一“横”一“竖”，就此画成！积累的知识和智慧与生命合二为一，相信到底，最终独立地打出“T”，东乡平八郎已经完成了知行合一的三阶段，自此而始，海战中终于惊鸿一瞥地闪过了“T”字战法，从理论走向了实际，前无古人也后无来者地出现在了实战之中，它有了一个专门的名字——“东乡T”。在军舰出现革命性的更新换代以前（航空母舰），各国舰队司令都会津津乐道这个话题，怀着无比神往和景仰的心情问：他到底是如何做到的？他们都以“东乡T”作为座右铭，把这三个大字写下来，贴在司令长官室的办公桌上，以便在实战指挥中时时提醒自己：我能不能打出一个“东乡T”？还有，我能否防住敌舰队打出一个“东乡T”！正因为大家都想打又都在防，所以它又在装甲舰队的海战中变成了唯一闪现的实例，足以在世界海战史上风华绝代、一骑绝尘、彪炳史册！
14时10分，转弯成功大势已定，还炮的时机已经到来，东乡平八郎不会放过这个时机。接下来，就是让罗长官见识那恐怖命中率的时候了。
东乡平八郎在三笠号上升起了信号旗——“集中射击敌先导舰！”此时，波罗的海舰队是两路纵队，有包括旗舰在内的两艘先导舰，它们将成为第一批屠杀的目标。
为了开炮这一刻，联合舰队已经等了这么久，那么接下来就应该是各舰立即发炮，万炮齐发了，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成“波罗的海舰队”了，这一刻也在战前被演练多次，如果所有战舰一齐开炮，就会在波罗的海舰队周围形成各种水柱，谁也不知道哪根水柱是自己发射的炮弹炸起来的，影响后续的瞄准。因此标准射击的程序是旗舰三笠号首先试射，校正方位，然后将射击参数通知各舰，各舰再一齐夹射！
安保清种很快完成了试射工作，各舰抬起舷侧一排排的炮口，射击！百炮齐发，炮弹就像长了眼睛一样，密集地飞向目标，联合舰队的这种命中率，简直是俄军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甚至连想都没想过的！
30分钟，留给其中一艘先导舰“奥斯里亚比亚号”的时间只有30分钟。它超过1.2万吨，装甲厚实，但是30分钟后，这艘战列舰甲板平面以上的部件竟然几乎全部被打掉！舰桥、桅杆、烟囱等等全部坍塌，已经成了一艘名副其实的“光舰”，舰身上的中炮孔有如蜂窝，舰上燃起无法扑灭的大火，接着又被涌入海水，不得不先退出战场，在海水中挣扎了一个多小时后沉入海底，当它的舰底翻过来时，人们看到了长满的藤壶和海草。
罗长官的旗舰“苏沃洛夫公爵号”是另一艘先导舰，舰上的司令塔里早已经挤得转不开身，惊恐万分的罗长官也躲在里面，而在联合舰队强大火力的夹射之下，并不是躲在司令塔里就安全的，一发大口径重炮直接命中了司令塔。罗长官被四散的弹片击中，一块弹片划伤了他的额头，一块弹片击碎了他的右肩骨，另外一块弹片干脆把他的脚后跟切断，他疼得昏死了过去，此时“苏沃洛夫公爵号”的舰体已被打穿一个大洞，舵机失灵，舰炮几乎全部被摧毁，毫无还手之力，不得不载着昏迷的罗长官退出战场，它挺住炮火的时间比另一艘先导舰要久一点：50分钟。
对于这危险的一幕，罗长官似乎早有先见之明，在战前他下达了一个命令：在战列舰重伤或者沉没时，巡洋舰和驱逐舰必须立即救护，不得脱离战列舰（自顾自地逃走），在旗舰受伤时，为救护司令和其他长官，其他军舰应立即靠近和掩护旗舰。退出去后，“苏沃洛夫公爵号”打出了“接走司令”的旗语，波罗的海舰队的一艘驱逐舰正好路过，根据命令，它立即靠近旗舰，把罗长官转移到驱逐舰上。从这个时候起，海战跟罗长官已经没有太大的关系了，当他重新出现时，一切都已经物是人非。
而这艘可怜的旗舰带着残废的躯壳在海上整整漂流了4个小时，直到19时，联合舰队的一艘鱼雷艇给了它最后一枚鱼雷，沉没。
在旗舰退出后，波罗的海舰队的指挥权转移到了第二旗舰“亚历山大三世号”上，不过很不幸，它又成为了先导舰，自然，夹射的命运又落到了它的身上。这艘第二旗舰还没好好指挥，又被打得晕头转向，自身难保，顾不得指挥其他军舰了。波罗的海舰队的第三旗舰“博罗季诺号”主动接过了指挥权。由于联合舰队密集夹射，海面上炮烟弥漫，一时还没有散去，这让波罗的海舰队第一次看到了求生机会——赶紧趁着烟幕摆脱这个噩梦般的“T”逃生吧！
“博罗季诺号”立即率领舰队左转，作为压制它们的那一“横”，东乡平八郎自然也要相应转弯，他在三笠号上升起了信号旗，命令全舰队随之转向，反正你一动我就动，死死压住你，一直都是这么来的。但俄军这次也学精了，他们的转弯只是在烟幕中诱敌，眼看东乡平八郎率领联合舰队半数军舰转过去之后，“博罗季诺号”率领波罗的海舰队立即来了个原地掉头转身就跑——也就是说，当东乡平八郎完成那一“横”，他又会发现那一“竖”不见了，黄海海战中的那一幕又会重演，波罗的海舰队将逃走，东乡平八郎苦苦追求的“T”字战法又将戛然而止。
但这一幕是注定不会重演的。
此时，联合舰队还没有转过去的是最后的6艘装甲巡洋舰，它们也是由上村彦之丞率领的小分队，见到东乡平八郎在前面指挥全队转弯，又见到波罗的海舰队趁机掉头，上村彦之丞和其他的舰长完全清楚东乡平八郎不是为了转弯而转弯，他的目的是永远保持“T”。于是，尽管东乡平八郎之前发出的是“各舰随我”的命令，上村彦之丞果断地“抗命”了，他指挥后面这6艘军舰不再跟着旗舰三笠号，而是根据波罗的海舰队的掉头再次调整方位，又一次抢在了波罗的海舰队面前，又一次形成了“T”！
把战略战术向每一个人都讲透，让每个人都完全理解舰队作战意图和方案，不教条，面对意外情况独立判断，迅速修正，秋山真之留学回国后一直致力推广的理念，已经在东乡平八郎的联合舰队里得到了完美的执行和体现。
俄军逃生的希望破灭了，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他们唯一的一次逃生希望，上村彦之丞为东乡平八郎争取到了足够的机动时间，以便把前面开过去的那些战舰再重新投入战斗。自此，可怜波罗的海舰队无论如何转弯、转圈，始终无法挣脱恐怖的联合舰队，始终被联合舰队如鬼魅附体般地缠打，始终处于局部上以少打多的局面，19时半，在天黑之前，第二旗舰和第三旗舰竟然先后被击沉！
至此，波罗的海舰队已经被击沉4艘战列舰，战列舰的数量已经和联合舰队一致，第一至第三旗舰都已经击沉，已经没有旗舰了，全舰队精锐已失，指挥系统面临崩溃，即将陷入大乱！
在双方的主力战舰大战的同时，联合舰队的巡洋舰和驱逐舰也绕到了波罗的海舰队的后面，首先切断了波罗的海舰队的后路，把对马海峡的大门关上，免得它们往回跑。当然，波罗的海舰队是没办法往回跑的，海参崴已经成为它们在大海上唯一的驻泊点，总不能再开回俄国去，它们只能前进，东乡平八郎只不过是为了以防万一，守住战果，巡洋舰和驱逐舰更重要的任务是攻击波罗的海舰队那些没有参战的老弱舰和辅助舰——不管你是什么舰，要全部击沉，上了战场就不讲究老弱病残！
天色已黑，“第二段击”正式开始，根据秋山真之原本制定的七段击，第一段击应该是驱逐舰和鱼雷艇的夜袭，但由于发现波罗的海舰队时间的关系，以及当时的天气状况是风浪太大，小小的鱼雷艇会有被海浪打翻的危险，于是第一段击没有实施，直接开始了昼战，那么接下来的“第二段击”其实是原战术中的第三段击——驱逐舰和鱼雷艇的夜袭！
东乡平八郎下令12艘战舰停止战斗，先全速向北行驶到郁陵岛一带海域，提前守住波罗的海舰队继续前往海参崴必经的咽喉要道，在第二天继续与波罗的海舰队昼战。至于夜间的战斗，就交给驱逐舰和鱼雷艇去完成了。根据27日白天的战况，东乡平八郎完全有信心相信夜袭能够达到预定目标，完全能够放心先走一步，“大哥”先走一步，“小弟”们继续出战吧！
60多艘驱逐舰和鱼雷艇立即出动，它们早已经等不及了，在战前，那些年轻的舰长一直在与士兵刻苦训练，他们的训练劲头一点都不亚于主力军舰。现在，出战的机会终于到来了，每一条驱逐舰和鱼雷艇上都响起了震耳的欢呼声！
这些小船如大海中的鲨鱼一般，从北、东、南三面包围了波罗的海舰队（西面为靠近朝鲜半岛浅水区，无路可去），虽然它们完全可以把波罗的海舰队赶到东乡平八郎守候的地方了事，但它们并没有这么做，而是也决心打一场歼灭战！与庞大的战列舰相比，驱逐舰和鱼雷艇就像是一件小小的玩具，但经过流血训练的它们已经成为了攻击利器，为了提高命中率，舰长们下令冲到离战列舰只有几百米甚至几十米的地方，鱼雷几乎从鱼雷管飞出就直接命中目标！
这哪里是发射鱼雷，简直就是用手扔上去的炸药包，战列舰根本不用发炮，只需要转个弯，就可以把它们扫倒，然而所有的驱逐舰和鱼雷艇并不混乱，以清晰有序的队形进退，始终缠绕在波罗的海舰队的周围发射鱼雷，一夜追杀，不眠不休。
面对这种打法，波罗的海舰队的官兵肝胆欲裂，他们没有想到，刚刚从噩梦般的“T”字战法中挣脱出来，原以为趁着黑夜可以好好喘口气，没想到战斗立即转换到恐怖的鱼雷之夜，还要继续着这每一分、每一秒的折磨。波罗的海舰队的官兵根本没有夜战的经验，也从来没有进行过相关的训练，一开始他们打开探照灯“搜寻”目标，后来才发现这简直是给对方指路，于是才关闭探照灯，进行灯火管制，悄悄地开溜，而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5月28日天明到来了，年轻舰长们夜袭战的战果出来了：击沉波罗的海舰队2艘战列舰和2艘装甲巡洋舰！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成绩，它几乎取得了和前一天昼战同样的战果，年轻的舰长们已经实现了东乡平八郎在战前的要求：夜晚中的驱逐舰和鱼雷艇，就是白天的战列舰！
此时的波罗的海舰队已经不能再称为一支舰队，虽然“尼古拉一世号”的舰长涅鲍加托夫自动接过了舰队指挥权，成为了代理司令，不过他发现能够指挥的也就是周边的那几艘，因为各舰都在各自为战，四散溃逃，六神无主地漂流在海面上，东乡平八郎的战术就变得很简单了：不再需要“T”字战法，分散成小编组，以多对少对逃脱的敌舰进行广泛搜捕，搜到一艘，就集中开火击沉一艘。
海面上传来了一阵阵爆炸声，那是波罗的海舰队军舰不断爆炸起火沉没的声音，士兵们从不断下沉的军舰上不断往上爬，一直爬到桅杆上渐渐下沉。
目睹这惨烈的一幕，代理司令涅鲍加托夫终于受不了了，他把本舰所有的官兵都叫到甲板上，告诉他们，波罗的海舰队已经没有任何办法到达海参崴，所以他决定率领周边几艘军舰一起投降，希望大家同意。
所有人都表示同意，此地距离海参崴，还有500多公里。
涅鲍加托夫命令在舰上升起“我们投降”的旗语，同时升起的还有一块用白台布改成的白旗，由于没有事先预备，这是从舰上食堂紧急找来的，上面还有花纹。三笠号舰桥上的秋山真之见到这一幕，又差点手舞足蹈起来，兴奋地告诉东乡平八郎：“看，司令，敌人投降了！”
可是，东乡平八郎依然左手紧握佩剑把柄，目不转睛地盯着敌舰，并没有下令停止炮击，各舰炮手也在继续发炮。秋山真之忍不住再一次提醒东乡平八郎：“长官，敌人已经投降了，根据武士道精神，请您下令停止炮击。”
东乡平八郎看了秋山真之一眼，说：“如果他们当真投降，必须立即停止前进，你看他们停止前进了吗？”
果真如此，“尼古拉一世号”等舰不但在继续航行，而且炮口还全部指着联合舰队的军舰，随时都可能再开炮，在它们按要求乖乖停在原地后，东乡平八郎这才下令停止炮击，告诉对方：允许你们投降。
受降工作开始，而俄军一艘巡洋舰突然全速冲出投降队列，朝着海参崴方向就跑，东乡平八郎立即下令追赶，但已经来不及了，这艘巡洋舰后来触礁搁浅，官兵们将军舰炸掉后从陆路回到海参崴，好在对联合舰队并没有造成其他损失。秋山真之明白了，作为主帅，东乡平八郎的谨慎和洞察是有必要的，生而为之将，战而为之国，本来就要有不仁与不忍之心！
对马海战结束了，波罗的海舰队全军覆没，约5000人被歼灭，约6000人被俘虏，近2000人在中立国港口被扣留，在进入对马海峡的38艘军舰中，被直接击沉20艘，自沉2艘，被俘虏7艘，向对马海峡以南逃走6艘（均为巡洋舰和驱逐舰）。逃往上海、马尼拉等中立国港口后交出武器，其中有一艘坚持逃亡一个多月，最终又回到了美丽的诺西贝岛。只有1艘轻型巡洋舰和2艘驱逐舰七绕八绕，历经千辛万难最终到达海参崴，但它们已经对日本构成不了任何威胁，俄国海军损失的总吨位超过20万吨，世界排名一夜之间从第三位掉到第六位，使得俄罗斯海军几乎又一次回到了起点！从此，“对马”一词在俄语中成了含有特定意义的名词。
而联合舰队阵亡人数仅为117人，伤587人，只损失了3艘鱼雷艇！
东乡平八郎以极小的代价实现了他全歼的目标，他“规定”罗长官往对马来，对方就真的往对马来，他“规定”罗长官成为那一“竖”，对方就乖乖成为那一“竖”。然而，对于日本海军来说，还有一份隐藏在战果之下的成绩是更了不起的，那就是在取得对马海战胜利的同时，东乡平八郎顺便完成了日本海军的换代，让一批拥有新知识的年轻人走上了领导岗位。后来，5月27日被定为日本海军节。
5月28日下午，东乡平八郎率领联合舰队押着被俘的俄军军舰和官兵凯旋，俘虏队伍中的俄军“阿普拉克辛海军元帅号”舰长看到了令他吃惊的一幕：在凯旋途中，联合舰队进行了照常的训练，此时联合舰队的对手已经不存在，可是他们的训练仍然一丝不苟，十分认真，这位舰长忍不住感叹：“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我们会如此惨败了。”
在俘虏的俄军当中，还有一个特别的人，没错，他就是罗长官，离开旗舰后，他先后被转移过两艘驱逐舰，但仍然没有逃过被俘的命运。现在他明白了，从两大舰队相遇开始，整场战斗，只有东乡平八郎特意给他的那15分钟是属于他的，从此之后的每一分钟都不属于他，“聪明却不肯付出实际努力，这种人不足为靠，也并不可怕”，东乡平八郎在战前说过的一句话看来可以送给罗长官了，罗长官和他的波罗的海舰队也会载入世界海战史史册的，只是会以另外一种方式。
东乡平八郎后来专门去慰问和看望了受伤的罗长官。大家对这个举动表示不解，当初他的偶像马卡洛夫阵亡时，东乡平八郎甚至没有按照惯例发一份唁电，当时他只是说没有必要，现在却去慰问看望一个无能之辈，这两件事情前后对照起来，至少不利于塑造“名将之风”。当人们问起原因时，东乡平八郎的回答依然很简单：“嗯，因为我想去慰问。”
因为我心里就是那样想的，所以我就那么去做，我听从自己的心。
在日本本土，人们对东乡平八郎的质疑和批评没有了，等待他的是数不清的赞誉和掌声，人们把“战神”“日本守护神”的称号送给他，认为给他什么样的荣誉都不过分，他也即将出任海军军令部部长。而东乡平八郎依然比较平静，他只是很担心秋山真之，秋山真之似乎仍然没有从激动和兴奋中缓过神来，仍然会情不自禁地狂喜，东乡平八郎甚至有些懊悔，现在看来，当初真应该用严格的军容纪律要求他，强制他按时吃饭，按时洗澡，以便得到及时的休息和放松，这位用脑子的年轻人终有一天会明白“终究是平常”的道理，作为联合舰队的首席参谋，他的困难已经过去，作为秋山真之个人，他的困难才刚刚开始。
这场战斗确实惊险，只有现在才有种种“后怕”的感觉，现在回想起来，哪怕波罗的海舰队最后没有走对马海峡，哪怕判断和作战都失败了，这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包括那些巡逻艇上的人在内，联合舰队全军上下其实都已经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信念，只要有这一群人存在，有了这种精神存在，即使是日本最后灭亡了，难道还不能复国！
算算吧，从1904年2月6日出战起，时间已经过去一年多了，而战场留给个人的时间是不多的，也许从来就没有过一天，戎马生涯就是这样吧，一旦投入战场，忘了时间，一旦脱离战场，发现到处是时间。一生只为战，也一生止于战，问世间战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
要问我现在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吗？是离开这人群，离开这喧闹，回到家乡鹿儿岛的大海边，去寻找儿时的回忆，用小刀劈鱼自然不能和指挥钢铁巨舰杀敌相比，可是我怎么觉得它们都是一样的呢？无论事情的大小，道理都已经在其中讲透，那个曾经憧憬未来的我和现在回忆过去的我，对于时间的流逝和内心的声音，都是在唱着同一首歌。
在来到伦敦之后，我的性情大变了，这个世界不再吸引我对它开口说话，到底是怎样残酷的事，让一个人有如此巨变？其实我只是找不到我自己，我经常问自己，我如此用力，难道只是为了活给别人看？在那些迷惘无助的日子里，我以为我已经变成了一个没有灵魂的人。
史料记载，凯旋之后不久，东乡平八郎即将这一首和歌写下悬挂于家中客厅，直至晚年，每当有人来探访时，东乡平八郎总要把他们带到这幅字之下，引人驻足、观看。
不怕人愚笨，
唯有耿耿赴国运；
献上至诚心，
天地神祇为明鉴，
功成之日再定论！
东乡平八郎完成了他的使命，他的胜利使得日本暂时没有了海战之忧，战争引向本土的危险解除了，俄国有了求和的意愿，但他们不会马上求和。战争对日本的危险还远远没有解除，焦点又回到了陆军，在满洲战场上，两国陆军还在对峙，俄军还在不断增兵，而日本却再也派不出兵，财力也用到极限。总之一句话，没钱没人，一次次战斗的胜利都无法使日本摆脱财政枯竭、资源匮乏的绝境，日本没有能力摧毁俄国全部的武力，已进行的所有战斗都是无法摧毁持久战战略的，只要俄国不结束战争，坚持打持久战，哪怕是拖着，日本还是无法从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中走出来。
战争是一个方向，这个方向中，战场上的胜负是重要的因素，但并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战争的胜利需要把与战争有关的利益都最大化地利于本方，而不是单纯地取得作战的胜利，特别是处于弱势的一方，只有在各个方面都赢了，最终才会赢。
日本还需要一个人，一个当军队在战场上无法取得绝对优势时，能够有强有力的办法力挽狂澜、拯救日本的人，一个能够在方向上打败俄国、促使俄国最终求和的人。
睦仁出场了，准确地说，是带着另一群“幕后英雄”出场了。
对于睦仁来说，与俄国开战的决定是无比艰难的，既然很艰难，那么在开战之初，就要懂得停止战争的方法。和尼古拉二世一样，他也有自己的战略，战争打的也是价值观，如果日本还是以前那样闭关锁国的时代，或许只管埋头打仗就好了，但日本已经开国，就不能再抱着狭隘的民族主义，把战争当作一国之事，睦仁的战略就很简单了：在军队战斗的同时，开辟第二战场——深入敌后，融入世界。用另一句话来说，就是满世界为日本找帮手。
1904年2月4日，开战之前，睦仁在自己的寝宫秘密召见了伊藤博文，决定选中三个人去落实这件事情。传奇的人物即将出场。
日本“特工之王”明石元二郎
首先出场的这个人是高桥是清，他是日本银行（即日本中央银行，简称日银）副总裁，管很多钱，但他的任务是去找更多的有钱人，为日本进行战争筹款。自古以来的战争首先打的都是钱粮，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睦仁和伊藤博文交给他的任务是：日本的战费不仅要能够维持到日军在战场上取得相对优势，更要为可能的持久战做好准备——只能说，这个任务实在是太难了。
开战之前，明治政府的储备勉强可以为战争维持12个月。好吧，通过提高税率和多印一些钞票还可以再维持6个月，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其他的资金来源，一年半以后，明治政府将破产。
虽然很难，但必须要去做，高桥是清只能满世界去找有钱人，借一点是一点。
借钱是这个世界上最容易的工作——如果他正好也想借给你的话。对于一个参战国，当时借钱通用的办法是在“中立国”发行战争债券，也就是先向这些国家的人们借钱，等将来打赢了发了财再连本带息归还，当然这些国家首先不能对你有敌对和敌视情绪；其次必须是完成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不会过分限制民间资本的流动，也就是不阻止老百姓尽可能地发财。别的国家打仗，如果你看准哪个国家会赢，可以去买它的债券投资，成为这场战争的“股东”。对于高桥是清来说，他首先能够去发行战争债券的国家是英国和美国。于是他拖着几大箱子印好的战争债券，来到了世界金融中心伦敦。
虽然英美政府对卖战争债券并不阻止，但能不能卖得出去那就要看你自己的本事，债券如果没人买那就是废纸，一切都取决于人们对你这个国家的信心。又小又穷的日本自然是不被人看好的，当时整个欧美社会预计日本会赢的没有几个人，更有人认为日本连0%的机会都没有，谁也不会干亏本的买卖。于是乎，高桥是清的债券无人问津，通俗一点地说就是卖不动。
高桥是清决定从一群人身上去打开突破口——犹太金融寡头，他们有很多钱，控制着伦敦甚至世界的金融命脉，主宰着金融市场的风向，为首的是一个叫雅各布•希夫的人。
高桥是清和他的助手们深入细致地研究了希夫等人，了解到他们很团结，圈子性很强，穷人们生活在市井街巷，他们就生活在“俱乐部”里，一般很难被说动。但只要说动了其中一个人，其余人都好办，并且要注意在这些精明的人面前，靠演说和说谎那是绝对不行的，上策只有直言相告，把明治政府的家底和所有困难、准备、计划和盘托出，说明日本的决心才行。
最后，高桥是清还抓住了一点：犹太人讨厌俄国。
在这些犹太金融寡头一生傲慢的生涯中，如果他们曾遇到过比他们还傲慢的人的话，那么这批人就是俄国贵族。大概是出于根深蒂固的种族优越论，俄国贵族的反犹太人情绪十分强烈，他们满不在乎地把犹太人称作“犹太猪猡”“犹太畜生”，把欺压和敲诈犹太人当作上流社会的笑谈和荣耀，纵容某些地方迫害和屠杀犹太人，犹太财团也曾经想打入俄国市场，与俄国贵族一同发财，但一直被冷漠地拒绝了。
研究完这些后，高桥是清开始“融资”了，他拜访了希夫等犹太金融寡头，这些人可不管日俄谁是正义谁是无道，反正日俄两国都会往自己脸上贴金的，生意人就要用做生意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情，希夫以特有的傲慢用雪茄指着高桥是清问：“如果你们赢不了，你们国内会不会发生动乱？你们的政府会不会倒台？将来拿什么来归还债券？”
在这些大富豪面前，堂堂日本中央银行副总裁像个抬不起头的小学生，但高桥是清抓住了机会，用准备好的话来打动这些“目标投资者”：
“我们都坚信日本必胜，原因在于日本国民将生死置之度外，父母送儿子上前线，新婚的妻子送别丈夫，日本国民会一直坚持到胜利为止，但战争进行下去，必然需要巨额资金，我就是为了借钱才来的，我们有必胜的信念，而且这种信念不只是存在于战争时，战争结束后我们也将和战时一样，同心协力，偿还外债，决不使你们为难。”
然后，高桥是清拿出了准备好的计划书，清晰地讲解了日本的战争计划，说明日本种种的准备和努力，最后再利用寡头们讨厌俄国的心理做思想工作。高桥是清告诉他们：日本现在对付的也是犹太人的敌人，沙皇政府十分封闭僵化，如果你们真正想在俄国做生意，想打入俄国金融市场，也必须资助日本打败俄国，到时候战败的俄国没有办法，只能从你们这里贷款重建，所以无论怎么样，现在购买日本战争债券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所谓对讲究实利的人不仅要换位思考，还要换位感受，高桥是清对这伙人感同身受，在晓之以利的基础上再动之以情，希夫终于被打动了。他以一个生意人的魄力个人就认购了500万英镑，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他已经上了日本这条船，自然会出全力，热心的希夫在伦敦带着高桥是清跑了很多个俱乐部以及金融家和实业家的聚会，把高桥是清隆重地推介出去，也把日本战争债券不遗余力地推销出去，不仅个人认购者越来越多，香港上海银行（即汇丰银行）等伦敦各大银行开始代理发行日本债券。此时正值东乡平八郎封锁住了旅顺港，保障了日军海上运输线安全，第一军成功渡过鸭绿江，日军开始在战场上显现实力，通过银行的宣传，很快又在市民百姓中卷起了一股“认购风暴”，伦敦的工人、商贩、公务员拿出多年的积蓄排起了长队，队伍中还有不少大爷大妈，最终认购者达到2万多人，认购金额超过7000万日元！
随着世界金融中心的缺口被打开，纽约等美国城市也闻风而动。以前，普通美国市民几乎没人对日本战争债券感兴趣，现在觉得有钱赚，他们也立即加入了认购大军，认购数额直线上升。据说一位检察官把自己女儿嫁妆的钱都用来买债券了，大学等各种公共团体利用基金来购买，连波士顿市政府都购买了4000日元，据说他们是计划赚了钱之后来更新一下老旧的办公家具。
此长彼消，日本的债券变成了“畅销券”，上了畅销券排行榜，俄国在法国巴黎发行的战争债券就渐渐受人冷落，价格一路狂跌，为了让本国的债券畅销，俄国人想了很多办法，比如——打榜。也就是动用国家黄金储备自己去买自己的债券，以保持债券的“畅销”和价格稳定，然后又开始积极炒作，给巴黎的各大记者塞红包，要求他们鼓吹俄国的好话。但可惜的是，种种努力都无法阻止俄国战争债券卖不动的颓势，俄国战争债券很快跌出了榜单之外。
最后，高桥是清总共筹集了3亿日元的款项，在“融资”战场上成功地击败了俄国，这是一份来之不易的成绩，而日本国内对花钱似乎并不是省吃俭用，至少在一件事情上不是如此。他们竟然把100万日元的巨款直接给了一个人，还对钱的去向不闻不问，既不需要看资金使用计划，也不需要看开支明细，这个人其实也是全世界为日本找帮手的人，只是他的方式有些特别——为沙皇政府再找一个敌人，他就是“深入敌后”的那个人，后来有日本“特工之王”之称的明石元二郎。
明石元二郎相貌平平，让人实在看不出有什么能够做特工的本领，甚至看上去有些蠢，不过据说奇才都是这样的，比的就是跟别人不一样，明石元二郎绝对是从外表到行动都实践了这一点。后来立功之后，老军头山县有朋特地接见他，他和领导聊天聊得很投机，想上厕所又怕被耽误，怎么办呢？就在一旁当场撒起尿来，边撒边聊，不耽误。
看来这似乎是位不拘小节的狂士。事实恰恰相反，工作中的明石元二郎心细如发，有着狐狸一样的警醒。开战之前，他和广濑武夫一样是日本驻俄使馆武官，开战之后转移到了瑞典，他要给沙皇政府找的敌人就是俄国国内的革命者，只要策反这些革命者在俄国国内引爆革命，颠覆沙皇政府，俄国就打不了一场持久战，而策反工作是很费钱的，并且只能搞地下工作，甚至对日本国内都要保密，这就是明石元二郎要求100万日元秘密资金的缘由。
明石元二郎已经花了很长的时间透彻地算计了俄国的各个方面，俗话说，算计乃被算计国家自身之罪，当时的沙皇俄国正是这样一个情况。明石元二郎最感兴趣的其实并不是革命党人之间不团结、缺乏活动经费和武器，让他有可乘之机，他最感兴趣的是沙皇政府本身中还有一股“暗流”，那就是他们的上层同样并不团结，政治立场分化，各集团利益对立严重，统治集团内部的一部分人同样想利用革命党人领导的工人运动来推动符合他们利益的“立宪改革”。明石元二郎算计到：革命运动不会在俄国国内遭到彻底和干净的镇压，沙皇政府中的某些势力对革命运动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只要把足够的资金和武器提供给控制了俄国命脉的全国性组织，比如铁路、通信、金融等等，那就如同在后方出动百万大军武装占领了俄国一样，抵得上另外一个战场！
于是，明石元二郎首先是用钱去收买沙皇政府中的人，恰恰是沙皇政府里的人先向他提供情报，然后再把资金和武器提供给革命者，那才有更大的意义。不得不说，这实在是一个歹毒的釜底抽薪之计。明石元二郎很快收买了包括俄军军官在内的十几个人，组建起沙皇政府中的“反政府网络”，由他在瑞典遥控，明石元二郎特别注意“保护”他们，免得他们被自己上班的单位给发现了，他给每个人都单独配备了联络员，采用单线联系，让他们彼此之间并不清楚。一般情况下只采用口头传递情报，万不得已需要寄出情报时，就用双重信封，里面装情报的信封写事先预定的姓名，万一被发现，就说这是一封受人委托转寄的书信，我自己也上当了，而明石元二郎在瑞典的收信名字和地址有十几个，还有女人的名字，他的笔迹也不停地换来换去，以逃过俄国宪兵和密探的检查。
在从这些人中获得大量情报之后，明石元二郎认为他已经有成为一种人的资格了，那就是“俄国革命领袖”，原来这家伙真的是以100万日元为启动资金，把“革命”当作一场事业的。接下来，他要致力于推动俄国各革命党派之间团结！在这位“革命领袖”看来，俄国国内的革命派很不团结，是阻碍革命运动发展的关键性因素，所以必须组成联盟共同革命。他先是结交了芬兰的革命领袖（当时芬兰为沙俄的属地），通过这位革命领袖的斡旋，1905年4月，终于把俄国国内十几个革命派别的领导人都招呼到了瑞士日内瓦，大家坐到一起开会。不管这些人起不起眼，政党势力有多强，明石元二郎事先对他们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在会上打出了他的口号：“要钱给钱，要枪给枪，但你们必须团结！”
在这次联盟大会上，明石元二郎见到了一个当时并不引人注意的人物——列宁。看来列宁也是来寻求帮助的，但日俄在作战，对于要接受一个日本人的援助，列宁表示这是背叛祖国，他不能接受。明石元二郎立即反驳道：“你本为鞑靼人（据说列宁的母系具有蒙古血统），推翻有民族监狱之称的沙皇统治才是最大的爱国！”接下来，根据有关史料的记载，列宁应该是很快离开了会场，并没有认明石元二郎为他革命事业的“金主”。
明石元二郎在日记中记录了这次短暂的会面，“列宁走到我的身旁小声说：‘你抽的是相当好的香烟……。’其实我并不认为我抽的是好烟，后来我意识到：一个劳苦大众的领袖，即使对一支香烟也不能不密切加以注意。”后来明石元二郎断言：将来能完成俄国革命大业的，必定是这个才三十多岁头发就掉得差不多的列宁同志。
列宁或许有顾虑，而其他一些革命派别的领导人就不一样了，对于资金和武器，他们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位“革命领袖”明石元二郎指出的确实是一针见血，他们深信沙皇及其残暴腐败的政府是“掠夺俄国、将俄国据为私有、陷俄国人民于苦海的恶魔”，与沙皇政府作战的日本恰恰是他们的盟友。
而作为革命运动的先驱，列宁本人和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也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中去。1905年5月1日，俄国开始出现几十万工人总罢工，他们喊着“我要面包”的口号，和政府的军警对峙，还出现了一个著名的工人阶级的组织——苏维埃。俄国国内多地遍插红旗，几乎要变成一片红色的海洋。与此同时，接受了布尔什维克党批评教育的许多士兵拒绝开赴前线，即使上了前线的也把“打倒沙皇”的口号带入了军队，波罗的海舰队一出航，有人就开始散布流言，说联合舰队会在半路伏击，于是舰上官兵一路疑神疑鬼，轰掉不少国家的渔船。现在看来，罗长官也确实不容易，当波罗的海舰队全军覆灭的消息传来，列宁继续在舆论上炮轰沙皇政府，写了一篇名叫《覆灭》的文章：“我们面临的不仅是军事失败，而且是专制制度在军事上的彻底崩溃！”
与此同时，在沙俄的各个属地（芬兰、波兰、高加索地区等）其他革命派也纷纷趁机生事，要求脱离俄国“独立”。在波兰，大规模的暴动发生，哥萨克骑兵出动镇压，造成了2000多人的伤亡；在芬兰，俄国的官员不断遭到暗杀，俄国籍的官员都不敢说自己是俄国人。
后院四处起火，再加上前线战事不利，波罗的海舰队覆灭，已经无法“两线作战”，动摇了俄国进行持久战的决心。尼古拉二世明白了，原来在那些需要持久战的国家里，最关键的往往不是国民能不能持久战，而是政府能不能获得人民的支持去领导持久战，俄国广大的领土和强大的人力物力并不无条件属于沙皇政府，如果他的政府脱离人民的话。
明石元二郎的目的达到了，他让这100万日元发生了巨大的杀伤力，也用到了它的最后一元钱，就在他离开欧洲返回日本时，他用最后一笔钱购买的一船武器还在试图经公海转运后进入俄国，看来明石元二郎并非俄国真正的“革命领袖”，但自从有了他，俄国的革命达到了一个高潮！后来，了解内情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感叹：明石元二郎把相当于大山岩手下二十万精锐之师所干的事，一个人全干了，他是本世纪最可怕的一个人物！
尼古拉二世终于动摇了持久战的意志，接下来还有一个可怕的日本人，凭着一张嘴最终将尼古拉二世拉到谈判桌前，这个人就是游说美国作为日本“好朋友”的金子坚太郎。
金子坚太郎是明治最著名的法学家之一，日本的第一部宪法就是他和伊藤博文等四人起草的。他是一位学者型的人物，有比较长的海外生活经历，深谙欧美人的习性，更重要的是曾经留学美国哈佛大学，与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曾经是同班同学，这层“关系”对于日本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在开战之前，睦仁和伊藤博文等人判断，在战场上彻底战胜俄国，日军并没有多少把握，但只要日军能够坚持一两年，必定会出现可以由外国出面调停的时机，日本将争取用条约来巩固军事上的战果。而在世界强国中，法国是俄国的传统盟友不会出面，德国希望俄国陷入战争，也不会出面，英国是日本的盟约国也不能出面，有实力调停的就只剩下美国了。
于是在决定开战之前，伊藤博文就亲自找到了金子坚太郎，希望一旦开战，他能够前往美国，找到罗斯福说明情况，请美国做日本的“好朋友”，请罗斯福能够在适当的时候出面调停日俄战争，促成日俄和谈，甚至在日本万难的时候，出面救千万日本人于水火，也就是说，金子坚太郎的任务是不仅要说动罗斯福愿意当“调停人”，还要说动罗斯福是站在日本这一边的“调停人”。
当伊藤博文把话说完时，金子坚太郎并没有立即答应，事实证明搞法律的都是十分严谨的。金子坚太郎认为要完成这个任务存在两个方面几乎不可战胜的困难，一是俄国曾在南北战争期间帮助过美国，对美国有恩，美国的很多富豪和俄国的贵族有联姻，无论是政治、经济和外交，美国与俄国的联系都要比与日本的联系更加紧密，俄国又那么强大，所以从各个方面来看，美国都将选择与俄国成为“好朋友”，而不是选择日本。
更加不利的是，金子坚太郎曾亲自向日军陆海两军首脑了解过战场的胜算，得到的答复是“日本不占优势”，也就是说胜算最多五成。正因为深谙欧美人的习性，金子坚太郎知道，如果日军本身不能在战场上取胜，仅仅依靠同学这层关系让罗斯福愿意帮助日本，在美国人那里是行不通的。出于这两点考虑，金子坚太郎反过来建议由伊藤博文亲自前往美国，伊藤博文虽然不是罗斯福的同学，但在国际上享有一定的声誉，这一点在讲究实际的美国人那里更管用。
没有说动金子坚太郎，而在1904年2月4日，开战的决定依然做出了。2月4日晚，伊藤博文一出宫，就立即派人把金子坚太郎请到他的书房，要说动一个严谨的学者去办他认为没什么可能的事情是很不容易的。在阴暗的书房里，伊藤博文只是给金子坚太郎让了让座，然后一个人陷入沉思，整整有二十多分钟没有开口说话，中间只吃了一碗家人送过来的粥。最后，伊藤博文像是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他抬起头来告诉金子坚太郎御前会议已经决定开战，并且他自己必须留在日本，留在天皇身边，所以还是恳请金子坚太郎能够抛下一切顾虑，前往美国。
伊藤博文接下来对金子坚太郎说：“伊藤承蒙皇恩，享有高官厚禄直至今日，就是为赴如此国难，倘若这次日军战败，从战场撤退回国，我便到下关（马关）和退下来的士兵一起抗敌，妻子则去下关做饭团以慰将士，万一军人全部牺牲，我将与国民一道，决心战至最后一人！”
看着这位老先生愁眉苦脸的模样，金子坚太郎只能说：您也真是太能演了啊！
事实上金子坚太郎被打动了，是整个日本的勇气打动了他，而他也是日本人，面对日本，他突然有了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也真正明白了所担负之事的意义。伊藤博文已经把话说得很明白，日本之所以在战争一开始就考虑议和，绝不是因为没有作战到底的信心要事先安排好退路，也绝不是要以出卖日本的国家利益来换取和谈，只是为了让日本的利益最大化，所以需要他去开展战时外交。这件事情自然越提早办越好，这样日本在将来才有主动权。明白这一点，金子坚太郎答应了，而当他出发时，睦仁派出了自己的老婆、也就是日本的皇后亲自前来为他送行，金子坚太郎感动不已。
1904年3月10日，金子坚太郎来到了美国之行的第一站旧金山，日本打着“抗俄援清”的旗号，当地的华人华侨很支持日本，不少人捐款捐物，还有人表示可以上前线帮助日本参战。然而，正如金子坚太郎预计的一样，美国的主流舆论并不利于日本，而且俄国驻美大使花了大笔的金钱，大肆在报纸上打广告，连篇发表攻击日本的文章，说俄国根本不想打仗，是日本偷袭旅顺俄军才不得不还击，日本不宣而战，这是有违国际准则的。这次战争，事实上是基督教国和反基督教国之间的战争，是黄种人的低级文明试图毁灭白种人的高级文明才爆发的战争，日本人是黄皮猴子，是野蛮世界里的人，所以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文明国家应该团结一致，共同惩罚日本，如果连日本都不能消灭，那将是文明世界的耻辱！
不得不说，俄国驻美大使打的这些广告是十分厉害的，金子坚太郎没什么钱打广告，他就更多地靠一张嘴，奔走于各大城市，在有影响力的人物和团体中不停地演讲和游说。金子坚太郎告诉美国人，在俄国看来，小小的日本竟然敢同他们交战，实在是不自量力，但这场战争不是日本人所期望的，也不是日本认为能胜利而发动的，只是如果不进行这场战争，日本就不能生存下去，所以才主动发动了这场战争。对于俄国来说，这场战争仅仅是为了满足他们领土扩张的欲望，但于日本则关系到民族存亡，从维护世界正义和人道出发，欧洲和美国不应该采取中立的立场，对俄国这种践踏人类文明的事情熟视无睹！
看来真是针锋相对了，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只看谁坚持得久一点。金子坚太郎在日本是参与了宪法起草的德高望重的学者，此时已经50多岁了，他在日本出席的场合都是受到隆重邀请和热情欢迎的，可是来到美国后谁也不认识他，就算是他主动求见，也处处碰壁，这让金子坚太郎很不舒服，但是想到自己的目标，他也战胜了自己，放下了面子和架子。没有助手，就自己一个人印资料、发传单、挤公共电车，每到一个美国的城市就变成了一个广告推销员，大力推销日本的形象，只打广告的俄国大使落在下风，就组织人群在金子坚太郎住处游行示威，有人劝金子坚太郎雇保镖，以免被俄国人暗杀，金子坚太郎拒绝了，他说：“我巴不得自己被暗杀，如果是这样的话，正好让俄国形象大打折扣！”
3月底，金子坚太郎来到了华盛顿，在白宫见到了罗斯福。当金子坚太郎问起罗斯福的意见时，罗斯福说：“美国总统表示中立，但是西奥多・罗斯福却站在日本一边，而且确信日本必胜！”
罗斯福的表态令金子坚太郎大吃一惊，要知道就算是日本军方，也没有一个人认为“日本必胜”。罗斯福说出了秘密：他之所以做出这个判断，是来自于他自己对日本做了细致的研究，同时美国军方以及驻外使馆也一致报告说日本必胜！
罗斯福的表态给了金子坚太郎极大的安慰，他知道罗斯福是偏向日本的，但金子坚太郎很明白，他需要的不只是罗斯福个人偏向日本，而是“美国总统”也偏向日本。尽管罗斯福就是美国总统，但美国总统不会去做在美国没有一定的舆论支持和社会基础的事情，如果美国的舆论对日本一直是不利的，美国总统不会去帮助一个令大多数美国人没有好感甚至是讨厌的国家。金子坚太郎认识到，他虽然是来找老同学帮忙的，老同学也不拒绝帮忙，但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推给这位老同学就可以了，他首先要从罗斯福的角度，为作为“美国总统”的罗斯福最终能够完成帮助日本这件事情创造一切可能的条件，看来这才是真正求人办事的路径，哪怕找到了美国总统也一样啊。
于是，告别了罗斯福，金子坚太郎又变成了一个喋喋不休的推销员，为推销日本的国家形象付出更加艰苦细致的努力，更加广泛地接触美国的有识之士，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和日本得到一个巨大的意外收获。不得不说，这个意外收获十分关键。
在一次活动上，金子坚太郎遇到了美国著名的“亚当斯家族”成员亨利・亚当斯，这个人的祖上已经出过了两位美国总统，而他自己喜欢历史，是个比较有名的历史作家。亚当斯告诉金子坚太郎：他也确信日本会取得战争的胜利，但是有一点他要提醒日本，俄国将来一定会从掌握欧洲金融命脉的犹太金融寡头那里筹措军费，但之前俄国对犹太人并不友好，甚至发生过屠杀犹太人的事件，日本应该利用这一点，做犹太金融寡头的工作，使他们不要把钱借给俄国，同时，最好尽快向芬兰、瑞典派出密使，煽动内乱，狠戳俄国的背后，牵制它向战场前线增兵！
精彩，十分精彩，有一句话说得好，如果一个人对他出生前的事情一无所知，那么将来很可能连他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金子坚太郎立即把这些建议发往国内，此时的高桥是清正在伦敦为筹款之事一筹莫展，接到这个国内转来的建议后才盯上了希夫等人，最后不仅没让犹太金融寡头借钱给俄国，反而让日本从这些人手里借到了钱，而在瑞典的明石元二郎也同时接到了国内转来的建议，他简直要把这位学历史的亚当斯当作知音。
这属于金子坚太郎的一个意外收获，他自己还必须继续把日本形象推销出去，当然，最好还是用日军在战场上的胜利来说话，但此时日本陆军还没有完成登陆，只有东乡平八郎在旅顺港外进行封锁作战，一时还看不到战果，也就无法用日军的胜利来进行宣传。随着推销工作的深入和对美国社会更加了解，金子坚太郎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塑造英雄。
相较于其他国家，当时的美国社会是一个各方面制度都比较完善的社会，这决定了大部分人在各自领域的表现都是差不多的，不会太差，但也不会太好。美国人认为这是正常的，一个国泰民安的社会，反而是很难创造英雄的，不过也正是因为很难见到英雄，美国人的骨子里有一种比较强烈的“个人英雄崇拜情结”，相比那些最终成功了的英雄，他们更加青睐那些失败了的英雄，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人的行为更加可贵。1898年，美西战争中打出“闭塞作战”的霍布森就是这样一位在美国人眼中了不起的英雄。
当金子坚太郎了解到东乡平八郎第二次“闭塞作战”的过程和结果时，悲壮而死的广濑武夫打动了他，他知道真正的机会来了！于是乎，在睦仁的亲自领导和参与下，日本国内迅速掀起了一股对广濑武夫的“造神运动”，而与此同时，在美国的金子坚太郎也大肆宣扬广濑武夫，本来没有一个美国人知道广濑武夫，但金子坚太郎只要说他是“日本版的霍布森”，所有美国人立刻就明白了，他们顿生好感，立即跷起大拇指说：“噢，你们日本真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你们也有自己的霍布森！”
而日军的表现最终也没有拖后腿，虽然一直没有大胜，但逐步向着优势方向转化，陆海两地战场都是日军占据上风，战场上打不赢，那位俄国大使除了打广告也没底气参加什么活动了。而金子坚太郎却凭着坚忍的毅力，告别了最初受人冷遇的境地，不断收到出席各种活动和访谈的邀请。他重回母校哈佛大学发表了演讲，面对师生和记者，他说：“日俄开战，日本无论如何也没有取胜的希望，就是日本人也没有人认为这次战争会赢，不过日本如果退让一步，俄国就会紧逼一步，日本决心拿起武器，即使被灭亡也在所不惜。只要在世界史上写下这么一页我们就感到满足：‘过去在亚洲，有个称为日本的国家，因为反抗残暴的俄国的野蛮扩张，经过勇敢的战斗灭亡了！’”
为这一句，台下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
而战场表现良好，战争债券也就越来越被看好，美国人不会跟正义过不去，也不会跟钱过不去，他们开始大批购买日本战争债券，投资的走向又反过来影响了舆论的走向，主流和民间舆论终于开始转向亲日。投资了日本战争债券的美国“股东们”用特有的方式表达了对日本的支持，一个人牵着几匹马找到了日方人员，说他可以组织一个骑兵团帮日军出战，理由是“听说日本骑兵吃尽了哥萨克骑兵的苦头？听说是因为你们没有好马，你看我们的马都是好马，让我们去教训那些该死的哥萨克吧！”；在学校，美国孩子拒绝穿俄国产的皮鞋，课余玩打仗游戏时，扮演俄军的一方必定是失败者；在歌舞剧院，当幻灯打出尼古拉二世的头像时，观众会立即骚动，高喊“取下去”，换上睦仁的头像，全场为之欢呼雀跃，学着日语高喊“班载”，每当日军有捷报传来，人们就会上街游行庆祝，就像是欢庆他们自己的胜利。
越是深入开展推销，越是深入接触西方世界的方方面面，金子坚太郎越是深刻地感受到了“自助者他助”的道理，无论他的口才、见识多么好，多么能言善辩，日本都必须先自强，日军都必须先在战场上取得胜利，如果没有战场上的最终胜利，一切都无从谈起，最终都会烟消云散。讲究所谓“平等”的西方人有个奇怪的逻辑：在他们的世界里，有文明世界和野蛮世界之分，当西方人把你当作野蛮人时，他们是不会去帮助你的，甚至不会去同情你，因为他们认为野蛮世界的事与他们无关，这正如人类不会因为丛林里的狼在吃羊而杀害狼一样。
对于金子坚太郎来说，他的工作也完成了，随着美国舆论的好转，对日本的支持率上升，他成功“帮助”了罗斯福，为罗斯福出面调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使这件事情变得水到渠成，这个时候，罗斯福不去帮助日本反而有点不合时宜！
1905年2月8日，趁着日俄战争打响一周年之际，罗斯福首次以私人身份向尼古拉二世劝和：你们辛辛苦苦打了一年了，可以说打得难解难分，彼此难分胜负，谁也没打过谁，现在结束战争并不有损您的威严，但如果继续下去只会两败俱伤，真诚地希望两国为了和平早日停战。
此时奉天会战还没打响，睦仁和大本营的打算是，如果尼古拉二世同意停战，日本就和俄国开始谈判，但日本必须取得对本国有利的条约，否则奉天会战继续打响。
没想到尼古拉二世更是条汉子，他用一句话回呛罗斯福：俄罗斯帝国在奉天的几十万陆军精锐正枕戈待旦，波罗的海舰队正要扑灭日本，我们战斗到底！
接下来，俄军在奉天会战中失利，东乡平八郎更是全歼波罗的海舰队，明石元二郎煽动了更多的革命暴动，大家以为尼古拉二世这下该低头了，没想到他对于和谈又置之不理，反而决定把战场重新调回到陆上，下令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向前线增兵，看来又要继续打陆战。
这个狂人，看到俄军在陆上没打赢，他打到海上，海上没打赢，又重新打回陆上！尼古拉二世的疯狂终于连日本人都感到了害怕了，山县有朋战战兢兢地问周围人：莫非这个人要等到莫斯科、圣彼得堡被侵占，才会和谈？
而日军占领莫斯科、圣彼得堡这是绝对没有可能的，尼古拉二世的顽强也大大出乎了睦仁和大本营的预料，他们重新评估了战场形势：眼前的局面绝不可能摧毁尼古拉二世的意志，绝不可能是战争的终点，要迫使这位强硬的人低头，必须达到一个目标——攻进俄国本土。
多少年来，在历代沙皇的头脑里，向来只有俄国掠夺别国领土，没有别国侵占俄国领土的份，所有的俄国人也不能接受领土被入侵，只要有一寸俄国土地被占，这都将是俄国人的民族感情难以承受的！
睦仁和大本营经过研究后认为，进攻俄国别的领土是没有指望的，只有一个目标——库页岛。它与日本只隔着宗谷海峡，并且远离俄国本土，孤悬海外，俄国驻兵稀少，重新集结重兵也来不及了，岛上总共的居民才3万人左右，日本只要派出一个师团就可以解决战斗。1905年8月1日，日军第十三师团占领库页岛全岛。
这大概是几百年来，俄国领土首次被外国军队侵占，虽然库页岛说到底也并非沙俄的领土，是他们从大清侵占的，但库页岛被日本人攻占已经让俄国国内群情激奋，引起极大的民愤。尼古拉二世本人和沙皇政府的威信一落千丈，革命者趁机四处暴动，火焰在熊熊燃烧，更要命的是，就连法国和德国两个传统的“盟友国家”竟然也落井下石，他们不但不再认购俄国的战争债券，竟然反过来认购日本的债券，看来是要搭上发财的最后一班车。
国外借不到钱了，这对尼古拉二世和俄国来说是最致命的打击，他此时的境地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四面楚歌。战争是要建立在政府还能够运转的基础上的，如果政府运转都濒临危机了，那还是先保政府吧。
尼古拉二世任命了财政大臣维特作为他的代表前往美国与日方和谈。维特出发前，尼古拉二世特意接见了他，谈到条约时，尼古拉二世突然变得面目狰狞，他咬牙切齿地告诉维特：“我真诚希望谈判能导致战争和平解决，不过我不会允许俄罗斯让出一寸土地，也不会允许俄罗斯付出一个戈比（俄国硬币的最小面额）的赔款，记住，是一个戈比。”
带着这个看上去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维特出发了。在前往美国的轮船上，维特一行人制定了应对日方的政策：第一条，做一个配称世界上最大帝国的特使，不因这个强大帝国一时稍受挫折而沮丧和心急，丝毫不能表露出俄国有急于求和的想法；第二条，和谈是在美国进行的，要以民主、朴素而毫不势利的作风博得美国人民的同情，特别是对在美国的记者要主动并殷勤对待，让所有的记者都容易与俄方接近，使他们舒服（吃一堑长一智）；第三条，犹太人在美国尤其是在纽约的势力很大，对他们要十分友好，不露出任何敌意（血的教训啊）。
1905年8月10日，在美国不起眼的港口城市朴茨茅斯，日俄和谈正式开始。日方的代表是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果然不出维特所料，他一上来就狮子大开口，把日方条件一口气说了好几条，维特这边的文书简直拿笔都写不赢。概括一下，小村寿太郎说的主要是这些：
第一，朝鲜半岛看来是“远东和平的最大祸源”，它就划归我们日本单独管理了；
第二，日俄都同时从满洲撤军，但你们之前取得的旅顺、大连湾的“租借”权以及附属特权都要转让给日本，同时东清铁路南满支线也要转让给日本；
第三，库页岛和附近的岛屿必须全部割让给日本，如果俄国不想割让，就必须按照甲午战后“还辽”的案例，允许你们以12亿日元“赎回”库页岛的北半部分（报当年的一箭之仇）；
第四，你们同意把逃入中立国港口的俄国军舰引渡回日本，因为那是日军在战场上的成果（算得真细），同时还要允许日本的渔民以后可以到你们在远东的海域打鱼；
第五，最后，为了保障日俄两国将来长久和平，你们必须对在远东的驻军人数有限制，海参崴必须由军港改成商港。
别看小村寿太郎说得滔滔不绝，对于这些条件，日本也是有区分的，第一、二条是“绝对的必要条件”，也就是必争的；第三、四条是“相对的必要条件”，也就是力争的；第五条是“附属的条件”，那是用于讨价还价的。
看来日本最为看重的是他们要全部得到朝鲜，其次是部分得到满洲。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必争条件中，除铁路部分改成转让从长春到旅顺外，其余都得到俄方的承认，也就是说，俄国将继续拥有哈尔滨至长春的铁路，小村寿太郎已经在“必争”项目中基本实现了目标，接下来就是最为关键的要让俄国割地赔款问题。
维特把尼古拉二世的话原封不动地告诉了小村寿太郎：割地赔款是俄国民族感情难以承受的，俄国不割一寸地，也不赔一个戈比的款，否则俄国将毫不犹豫拿起武器重新战斗，我们虽然是来讲和，但绝没有到不惜一切代价求和的地步，俄国拒绝服从任何与其尊严不相符的条件！
“从你们的态度，似乎你们就成了战胜国了。”小村寿太郎说道。
“很遗憾，这里没有战胜国，也没有战败国。”还没等维特反驳，他的手下就站了起来。
双方眼看就要谈崩，罗斯福出面了，他劝告维特适当做出让步，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俄国真的可能需要把库页岛割让给日本，因为日军已经占领库页岛了，这个岛屿孤悬海外，波罗的海舰队既然已经灭亡，俄国缺乏远东海军，就没有收复该岛的希望。
维特觉得罗斯福说的也是实情，他立即给尼古拉二世发了封电报请示：“库页岛目前在日军手里，很难预料我们能很快把它给夺回来”，这是暗示尼古拉二世是不是可以在割地的问题上稍微做出妥协，反正俄国土地很多，反正将来再夺回库页岛也不是没有可能。
尼古拉二世在这封电报上做出批示：我已经说过不割一寸土地，不赔一个戈比的战费，在这点上我坚持到底。
这位老兄的脾气维特是清楚的，他知道怎么做了。下一轮会谈开始，维特直接说了一句话：我想告诉贵方，我们的条件就是这些条件了，不服就再打一次。
小村寿太郎当然也不能退让，谈判又陷入了僵局，又有谈崩了的危险，此时最急的倒不是日本人，也不是俄国人，而是罗斯福。
调停是有政治风险的，把交战国双方叫到自己国家的土地上和谈，他们却最终没谈成，又回去再打了，这在世界战史上是比较少见的，对罗斯福本人以及美国政府的形象和威信也是一种严重的损害，以后美国政府也不太好在世界上混。正是因为预见到了这种风险，所以罗斯福才没有把和谈的地点选在华盛顿和纽约，而是选在了毫不起眼的小城朴茨茅斯让日俄低调地谈，悄悄地谈，没想到这两方天天都是拍桌子，天天都是叫喊着还是别谈了，我们回去再打，罗斯福算是明白了，也许这两方根本就是谈不拢的，能坐下来开始谈，能谈成这样已经是很不错了，他干的实在是一项苦差。
没办法，罗斯福只好亲自出马竭力促成和谈，他以美国总统之尊，亲自给尼古拉二世写了一封信，信比较长，情真意切，主要意思是：库页岛在事实上已经被日军占领，无论怎么样，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试想，如果让岛上的日军再灰溜溜地全部撤回去，到头来俄国寸步没让，日本一寸土地也没得到，他们的政府在国内是不是也无法下台？沙皇您也是领导一个政府的，要知道领导一个政府难啊，国内的人民动不动就不满意了，人民不满意，政府就会很为难，必然会反过来战斗到底，这点上您真的还要体谅，如果您能考虑稍微做出妥协，我会尽量说服日本把库页岛的北半部以及附属岛屿归还俄国（这是对俄国要割让库页岛南半部以及附属岛屿的巧妙说法，避免刺激到尼古拉二世），至于日方提出俄国需要为“赎回”库页岛北半部支付12亿日元，这个款项最后的数额，我可以跟日本人去谈。
发完信后，罗斯福又把信的副本分别抄送给俄国的传统“盟友”德、法政府，请他们竭力劝说尼古拉二世，同时，美国驻俄大使也按照信件的意思，亲自进入冬宫游说尼古拉二世，看来罗斯福把所有能出动的人都出动了，作为一个第三国的总统，他已经给了尼古拉二世足够大的面子。
从事实说，罗斯福的立场虽然一直比较倾向日本，但他说的也是实情，这个实情尼古拉二世也必须面对，在考虑完之后，尼古拉二世做出了他的第一次让步，也是最后一次让步：同意日本提出的得到库页岛南半部以及附属一切岛屿的要求，但日本希望得到的所谓俄国支付“赎回”库页岛北半部的赔款是：零。
在尼古拉二世看来，库页岛的一半割让给日本，那也只是暂时割让给日本，将来俄国还是要再夺回来的，但是如果日本人想要钱，一个戈比也没有。“他们想要的话，可以自己来取”，尼古拉二世强调了一遍，命人发电报给维特：“皇上命令你，如果日本代表仍然提出过分要求，就停止同他们的会谈。”
沙皇最后的底线已经露出来了，接下来就看日方的反应。维特一干人已经在收拾行李，做好了随时离开朴茨茅斯的准备，现在就连维特也有信心，尼古拉二世虽然极其强硬，但也并非完全狂妄无知，尽管再打一次俄国会有很多的困难，但事情总是有多方面的，也总是会很复杂的，尤其是对于俄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俄国的战费确实很紧张，没有国家愿意再借钱给他们，但俄国还有大量的黄金储备，连尼古拉二世私人都藏了很多，必要的时候愿意把它们拿出来；革命之火确实很难扑灭，但俄国也在进行相关的君主立宪改革，罢工和骚乱的浪潮正在逐渐平息下去；最后，维特已经把谈判的过程和细节在美国当地报纸上披露出来，只要在俄国国内再公布，让俄国人们了解谈判破裂的过程，他们又会燃起保护领土完整和维护民族感情的斗志，在事实面前，革命党人自然也无法攻击沙皇是在“蒙蔽人民”，到那时，凝聚军心民意再打一次也不是不可能。
这就是尼古拉二世的底气，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他用几乎蛮横的态度把这个底气发挥了出来，阻止了日本人在条约上贪得无厌，现在该轮到日本人来面对现实了。如果再打一次，日本的困难并不比俄国小，实际上也完全打不起了。罗斯福转而给日本政府写了一封长信，同样情真意切。罗斯福说：“如果日本是因为没有得到一寸土地而继续作战，那倒还情有可原，但如果日本只是为了一笔赔款而继续作战是不明智的，即使日本再打一年的仗，本身要花费大量的金钱，哪怕日本最后取胜，占领了西伯利亚，俄国还是不会偿付任何赔款，甚至到那时连赔款的能力都没有，这对于日本来说是得不偿失的。”因此，“俄国将拒绝赔款，而文明世界的舆论也将支持俄国拒付日本所索要的如此巨额或与此相近的款项。”
与此同时，犹太金融寡头希夫等“股东”警告日本政府：如果战争再继续打下去，这是一种互相毁灭的做法，对于我们的投资来说，一切的风险将变得极为不可控，我们恐怕将很难再向日本提供大量资金。
而随着和谈的进行，美国的舆论又开始倒向俄国了，这是因为在整个谈判过程中，维特等人始终遵循他们“善待记者”的原则，谈判过程对媒体全程透明和公开，而日本代表团恰恰相反，现在他们变成了索要的一方，只能狮子大开口，提出苛刻的条件，自然要竭力防备和阻挠记者的采访报道，不让美国媒体和民间知道更多的真相。就这样，双方代表团就像是拿着剧本的演员，处处各怀目的又小心翼翼，让美国的舆论发生了变化，大部分的舆论和美国人都认为，就两国在战场上的表现，日本应该获得库页岛，但继续要求俄国支付赔款是不对的。
日本没有实力了，也不能再继续冒天下之大不韪，只好接受现实，反正他们“必争”的目的已经达到。1905年9月5日，《朴茨茅斯和约》签订，历时19个月的战争结束，日本直接参战兵力约30万，总伤亡数超过了24万（阵亡约8.9万人），伤亡率高达80%，几乎平均每3个人中就有1人战死。俄军直接参战兵力约为50万，阵亡人数只有日军一半（4.3万人），但被俘人数是日军的40倍（8万对2000），日军以“死海战术”取得了战场上的胜利，加上和谈成果，保障了“利益线”，实现了开战前的预期目的。
战争还给日本带来了一个“长期利益”，战争结束后，西方列强不得不承认日本已成为强国俱乐部中的一员，日本已迈入“文明国家”的行列。1911年，西方国家在日本享有的关税协定权被彻底废除，从此结束了西方世界在日本的一切特权。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为这一目标走过了40多年的时间，摆脱了民族危机，成为当时亚洲唯一能够保持民族独立的国家。
罗斯福为调停日俄战争做出了贡献，当时的舆论对他的评价是，“他让100万人放下了手中的枪，为此他将获得一座纪念碑”。1906年，罗斯福成为了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人，而《朴茨茅斯和约》的签订也最终使得日俄两国在满洲保持了一种“均势”，完全符合美国一直推崇的“与其让一个国家的大兵留在那里并封闭那个市场，不如让各国的银行家和贸易商人进去互惠互利”的“门户开放”政策，爱好和平的罗斯福更爱美国国家利益。
根据条约，日本获得了东清铁路南满支线的大部分以及旅顺、大连湾的“租界”权，青泥洼自然不能再按俄国人的说法叫“达里尼特别市”，日方根据中文“大连湾”的名称，正式将青泥洼改名为大连市。
条约签订后，尼古拉二世在俄国国内加快进行君主立宪制改革，承认人民有言论、出版、结社、集会、信仰等自由。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改革的速度远远追不上革命的速度。1917年，以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为主要力量的“十月革命”成功，沙皇政府被推翻，尼古拉二世走投无路，当年拒绝割让俄国一寸土地的他以及包括医生、厨师和仆人在内的全家11人惨遭革命者灭门，留下了欧洲皇室历史上最血腥的灭门惨剧。
条约签署了，虽然部分日本民众对这个结果也并不满意，甚至发生了反对条约的骚乱事件，但战争基本按照明治政府的意愿结束了，日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一场盛大的庆功会在睦仁的要求和主持下召开，他希望以胜利者的姿态为这次战争做一个总结，也为此时的日本做一个总结。
这场战争最后给日本带来了什么呢？他们确实曾经耀武扬威，但也到油尽灯枯之境，儿玉源太郎气色大不如前（1906年死于脑出血），秋山真之疯疯癫癫，神神道道，成天待在寺庙里面叫嚷着要出家。他幼年时没有当成和尚，现在倒真有可能要去当和尚了，或许他是没有战术可以研究了，只好去研究神佛，不能再向东乡长官倾诉了，只好去向佛祖倾诉。日俄战争，要去了他们的身体和灵魂！
还有一个人和死无异，那就是——乃木希典。
他总忘不了那些阵亡在203高地的第三军年轻士兵，那一张张充满稚气和憧憬的脸，他们是带着策马扬鞭的梦想来到前线，不是要死在本国军队的无差别炮火覆盖中，他们是他的士兵，却在事实上被他屠杀。
在那一天的庆功会上，有一个人的出场是值得提到的，他就是东乡平八郎，在所有人看来，东乡平八郎的发言是值得期待的，所有人也对东乡平八郎充满着喜爱，他们认为日本失去了一个旧武士的精神领袖西乡隆盛，却又得到了一个“新武士”的精神领袖东乡平八郎，失之西乡，收之东乡，这是日本的幸运。大家已经把东乡平八郎当成“国宝级”的人物，准备聆听他的高见妙论和充满智慧哲理的话语，人们特意掏出了准备好的小本子，抬头看着东乡平八郎，准备记录下他说的每一字每一句。
经历过多次战争的东乡平八郎，只想对日本有一个提醒，一个明确的、最后的提醒。
在我经历的那些战斗中，始终有一个未出场的英雄，一个站在幕后看不见的主角，他就是王阳明。王老夫子说过，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人能自求多福，也会自作自受，一团体，一组织，一国家，一政府，一民族概莫能外。兵者，终究是不祥之物，唯有敬畏才能破除不祥，希望将来的日本能够对用兵之心有所节制，不要陷入对战争的狂热，不要陷入穷兵黩武的深渊，那些成天梦想着攻上中华大陆、叫嚣着“大陆政策”的人更要警醒。
中华文明依然很强大，它本身并没有过时，只是中华之子没有让它跟上时代，故步自封、家天下的大清朝廷对此更要负主要责任，因为是它在主宰着中华大地，但日本不要再向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表露敌意。大清朝廷可以任凭腐朽堕落，它却抵挡不住中华前进的脚步，中华的力量之源，始终蕴藏于民间，广袤的中华大地如渊，如野，但也总是藏龙于渊，藏英于野，英雄皆崛起于草莽，继往开来者多始于布衣。只要每隔上千年，甚至只要几百年、几十年，中华民族中就会涌现出一大批仁人志士和优秀儿女，怀着至诚之心，勇敢地站出来，用坚实的肩膀去承担自己的使命，终有一天，中华民族中的大多数人一定会发出他们的怒吼，搬开所有挡住他们前进的巨石，包括腐朽没落的大清王朝。
东乡平八郎太想把这一些告诉在场的每个人，但他实在是很不习惯说长篇大论的话语，特别是在这样的场合，简直比指挥联合舰队还要紧张，他准备了一块木牌，一块挂在腰间的能够表明他最后的态度与提醒的木牌，他举起了这块木牌，让周围的人们能够看到那上面的几个大字：
一生俯首拜阳明。
日本做出了它的总结，大清也需要做出它的总结，它是“中立国”，但战火就发生在自己的国土上，朝廷并不具备中立的前提，朝廷可以不参战，民间却无法避祸。这场战争给大清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日俄两国军队所到之处，多少平民死于炮火之下，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选择“中立”，这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也是最屈辱的选择。
日本的胜利深深地震撼了大清，朝野上下掀起了一股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热潮，和几年前的戊戌变法一样，这次改革的时机竟然也是因为日本，看来日本确实是“大清的闹钟”。而这次改革不仅是因为日本，还要学习日本——最主要的是学习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度，“立宪战胜专制”“立宪保大清”的口号已经响彻朝野，以日本模式的立宪改革已经获得以慈禧为代表的朝廷高层的首肯，曾经的对手日本越强，朝廷内部的“救亡”危机就越严重。对于立宪改革朝廷很心急，担心的不是该不该的问题，而是还来不来得及的问题，它能让大清实现强大吗？
而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强力反对朝廷以日本模式实现君主立宪的，竟然是与日本有着极深渊源的袁世凯。
李鸿章去世，接班人成各派争夺焦点
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入皇宫之际，慈禧逃往西安府。一路上，慈禧见到了一个和京城大不一样的西部地区，这里没有繁华，甚至连表面上的繁华都没有，只有实实在在的荒凉和贫穷，连慈禧的伙食都没有保障，老人家还要挨饿受冻，更加可怕的是慈禧之前从来没有在哪位大臣的奏折上发现过这一切。
大清果然是国坏、官邪、民穷啊，但对于慈禧来说，这并不是最紧迫的，最紧迫的是八国联军还在京城里待着，朝廷只留下了奕劻和李鸿章在京城和八国联军谈判。洋人的态度是慈禧可以回宫，但朝廷也必须保证义和团式的排外运动不会再来一次，如果慈禧不表现出锐意改革的开明形象，洋人那里就过不了关，那就只能永远在陕西吹风沙，最好的伙食可能就是羊肉泡馍。
1901年1月29日，慈禧颁布上谕，这道上谕比较长，我们在这里就不摘录了，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各位，从今天起，咱大清要坚定不移地走全面深化改革的道路啦！史上著名的“清末新政”开始了，其实“清末新政”只是我们现在的说法，在民国，它被称为——遮羞变法。
对于改革，慈禧这一次似乎是大刀阔斧的。4月，她在西安府宣布在朝廷层面成立指导改革的最高机构——督办政务处（简称政务处）。这个机构把奕劻、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大佬全部拉了进来，改革的分量骤然加重。而到了8月份，慈禧推出的各项改革举措达到了高潮，其中包括部分裁撤只能吃朝廷干饭的绿营军等等。慈禧突然发力的原因其实很简单：这个月，李鸿章在京城与八国联军的谈判进入了尾声，在即将签署条约的关键时刻，也就是慈禧可以回到皇宫的关键时刻，她不得不在改革方面有所表示，密集出台一些具有影响力的重大改革举措——对洋人也要讲政治啊。
9月，《辛丑条约》正式签署，八国联军从京津撤军（但俄国没有从满洲撤军），慈禧终于可以长出一口气了，终于可以比较安心地回到皇宫了，赶紧收拾收拾，上路吧。
但在北京的李鸿章并没有等到见上慈禧最后一面，在签完《辛丑条约》之后，79岁的李鸿章一直病居北京贤良寺，俄国人不想从满洲撤军，就指示俄国驻北京公使来找李鸿章施压，希望李鸿章能够代表朝廷答应满洲以后只能先“租借”给俄国。这还是独霸满洲，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李鸿章自然无法答应，否则其他列强也会为难朝廷，而俄国公使就守在李鸿章的病床前催促，反正你不签字，我就天天上门来催，说得恶毒点，就是趁着你还有口气，我才来。
11月7日，严冬，俄国公使径直来到李鸿章病床前，要求奄奄一息的李鸿章就俄国提出的条件签字画押，而李鸿章早已经是连笔都拿不起来了，再也无法去签什么字，也再也无法为大清去操劳了。在俄国公使走后不久，李鸿章逝世，逝世时双目依然圆睁，留下一段流传至今的名言：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
李鸿章去世了，慈禧很伤心，但更重要的事是决定李鸿章接班人的人选，这个其实似乎并不需要慈禧操心，因为李鸿章在去世之前已经早做安排了，他已经把自己的直隶总督之位暂交给了周馥代理。
我们来认识一下周馥。他当年64岁，也是安徽人，李鸿章的正牌老乡。自从25岁那年成为李鸿章的幕僚之后，周馥一直是李鸿章的左右手兼心腹，对李家很不错，可以说与李鸿章名为主仆，实为手足。如果说盛宣怀是李鸿章最信任的经济上的助手的话，那么周馥就是李鸿章最信任的政治上的助手，事实上李鸿章一直把周馥看作权力衣钵的继承人，提前进行了安排。
当李鸿章来京与八国联军谈判之时，周馥正在四川做官，李鸿章就奏请慈禧把周馥调为直隶副省长（布政使），成为他这个直隶总督的下级，然后去世之前又让周馥代理自己的直隶总督之位并奏报慈禧。李鸿章虽然没有明说，但一切已经显而易见了：周馥是李大人从他的北洋集团中挑出来的接班人，如果在他死后，周馥能够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是比较满意的。
正是为了能够让周馥顺利接班，李大人生前的安排还不止这些，他还为周馥打击了一下那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袁世凯。
此时的老袁为山东巡抚，他曾经作为李鸿章的下属驻扎朝鲜，那时候李鸿章很是欣赏袁世凯，毕竟这家伙办事能力突出嘛。不过甲午战争前，袁世凯这小子从朝鲜一回国，就立即抛弃了当时权势还如日中天的李鸿章，寻找新的靠山，给京城里的王爷们送了好几箱金条。原来在朝鲜多年的袁世凯早已经看出，日本必定会对大清动手，而一旦动手，李鸿章必败，大清必败，李大人即使将来不被朝廷拿来当替罪羊，权势也会一落千丈。而对于老袁这样深刻了解日本的人来说，他知道日本既可怕又可学，到时候朝廷会“奇缺”军事人才，所以要早做准备，去寻找李大人之外的晋升门路。果然，甲午战争后，通过转投到李鸿章原来的政敌——清流派李鸿藻、翁同龢门下，老袁最终获得小站练兵的机会，以德、日模式训练新军。李大人对于袁世凯的“背叛”就只有气不打一处来了，这是他心里的一根刺，他曾当众痛斥袁世凯：“袁世凯，尔不知耶？这真是小人！”
当然，从整个事情的过程也可以看出，李鸿章和老袁之间也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权走茶凉，翻脸比翻书还快也是官场上常见的现象，只不过老袁准确地预判了官场权力走向，相信李大人也是会理解的，只是有些怄气。果然，在成为小站练兵统领之后，老袁又把原来的翁同龢等人给无情地抛弃了，新投靠在了荣禄的门下。此时的荣禄已经是领班军机大臣，深得慈禧的信任，正在西安陪在慈禧身边，一旦李鸿章去世，荣禄自然会支持老袁接班。李鸿章也明白这一点，于是在去世之前，李大人只好请动与他同在京城的北洋集团的老朋友庆亲王奕劻出面，奕劻在京城亲自表明了他并不支持袁世凯的态度，也算是为李鸿章中意的周馥铺路了。
等李鸿章一去世，接班人之争就达到了高潮。按照惯例，李鸿章应该有一份“遗折”的，也就是死前的最后一折，但李鸿章生前并没有来得及写这份折子，只是在他去世后的第二天（11月8日），才由心腹幕僚于式枚根据李鸿章生前的意思代为写好，然后上奏此时正在回京路上的慈禧，关于这份“遗折”，各种说法就冒出来了。
有一种说法是，折子中明确地推荐了老袁接班，并且还有一句很有分量的话：“环顾宇内人才，无有出袁世凯之右者”。可是，我们在这份遗折里并不能找到这句话，白纸黑字，没有就是没有，甚至连袁世凯的名字都没有提到。那么，是不是这份遗折还夹着一份机密的附片，这句话就出自附片中，被慈禧“留中不发”，导致我们现在无法在历史档案中查到这一句话了？
其实，不要说凭着李鸿章生前对周馥的安排他不会推荐老袁，即使真的有这样一个推荐老袁的附片，慈禧也没有任何理由和必要留中。李鸿章是11月7日去世的，慈禧当天就接到了电报，并在当天就终止了李鸿章去世前做出的周馥代理直隶总督的安排，正式任命袁世凯为署理（代理）直隶总督，而收到于式枚代笔的遗折是11月8日之后了，在慈禧已经任命老袁的情况下，如果李大人在生前也有推荐老袁的意思，这不正代表君臣一心吗，慈禧有什么需要特别将这样的“附片”保密的呢？另一方面，在于式枚发出这份遗折之前，他也已经在北京看到慈禧对袁世凯的任命，老袁成为接班人已经成为大家都知道的既定事实，如果再写关于老袁的推荐语，按照官场上的理解，这并不能表明李大人“和朝廷一心”，而是李鸿章北洋集团的后人在借机向袁世凯“献媚”，让李鸿章显得“掉价”，于式枚实在是没有必要多此一举的。
问题来了，既然李鸿章在生前其实已经选中周馥作为接班人，他为何不亲自写个遗折呢？明确推荐一下周馥岂不是更好？
答案是：这不是更好，而是不能，即使他是李鸿章。
朝廷的大臣几乎月月都要写折子，事情紧急的时候天天都要写，一直写到死，平生千折万折，遗折为最后一折，俗话说得好，“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考虑了大半辈子的“领导会怎么想”，似乎可以借着快死的这个机会考虑一下“自己怎么想”，猛着胆子说点儿心里话了。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将死之言比平时要考虑得更多，这不仅只是关系到你死后荣誉的追认、谥号的档次、葬礼的规格、哪种级别的领导来出席你的葬礼以及身后人的待遇等等现实问题，更重要的是因为你死了，你自己就没有挽回的余地，说老袁翻脸不认人？那是整个官场都翻脸不认人！
要知道在遗折里指名道姓地推荐一个接班人是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的，如果没推荐准，无疑就会有损李大人死后的声誉和清白，让李鸿章连死了都下不了台，其实也就是让慈禧和朝廷下不了台，让人觉得朝廷对一个刚死的大臣也没人情味，最终损害的还是李大人身后人这一方；而如果碰巧推荐准了，就又多少有以“尸谏”来要挟朝廷的味道，要知道天威难测也是朝廷要追求的正常现象，总之，朝廷里的有些事情，可做不可说，对于推荐周馥接班，李鸿章已经做了，就不需要在遗折里去说了，考虑到北洋集团方方面面的利益，把这个问题在纸面上回避就是最佳选择。
位极人臣的李鸿章，就是这样在死前用行动微弱地表达了一下他的愿望，而慈禧在第一时间否定了他的遗愿，然后给了李鸿章一个无比体面的谥号——文忠。李鸿章时代就算已经结束了，其实李鸿章和慈禧的关系一直还算不错，如果不是“非常之时”，他的遗愿慈禧还是要照顾一下的，至少也不会第一时间就否定——哪怕是先让周馥出任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过段时间再把他调走，也算是给了李鸿章一个面子嘛。慈禧并没有这么做，因为此时正是她的“非常之时”，最终决定这个接班人的人选的，不是李鸿章、奕劻，也不是荣禄，而是她自己。
当时传言，慈禧决定谁来接李大人的班，其实连她自己说了也不算，是洋人说了算。这个说法表面上是有道理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一直以来都是直接与洋人打交道，慈禧必须照顾一下八国联军的态度，她还没有回到京城，那帮大爷是得罪不起的，不过八国联军那边的意见慈禧早就了解清楚了，那就是：他们也挺乱啊。
俄、法是一直支持他们的“老朋友”李鸿章这边的，而这两国的利益相反国英、美、日就支持袁世凯。由于山东是德国的地盘，德国人也不希望老袁出任直隶总督，但他们担心的只是袁世凯调走之后，再没人能够镇得住山东，又闹起义和团事件，所以实际上他们是支持老袁接李鸿章班的，只是又加上了一个建议：如果朝廷要任命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就应该把山东也划给袁世凯兼管，改称直东总督。老袁听闻后，惊奇地表示“那怎么可以！”，然后派人把德国人的这个态度“无意中”报告给了荣禄，荣禄大惊失色，小袁你这野心也太大了啊，不仅想成为李鸿章接班人，原来的地盘也不想放过。于是荣禄不得不亲自出面阻止这个传言，让洋人明白这绝无可能，荣禄还忍不住感叹了一句：我死之后，只怕没人可以制得住袁世凯！
这是一个插曲，不过这也说明在这件事情上洋人那边也复杂得很，也没有一个一致的意见，慈禧选周馥也好，选袁世凯也好，都不会遭到洋人的集体支持或抵制，朝野间流传的“洋人做主”并不真实，一切都要靠慈禧自己拿主意。
而生前的李大人不知道的是，为慈禧签订完《辛丑条约》，让慈禧有了回宫的条件之后，他的使命其实就已经完成了，即使他不死，又多活几年，慈禧也会把他从直隶总督的位子上调走，给李大人安排一个新的工作，而让袁世凯接任！
这一切的秘密，正是来自于那件慈禧不得不办的大事——新政，也就是新一轮改革。
对于慈禧来说，在启动这场改革的同时，她也从当年的那场戊戌变法中吸取了经验教训，她没有像当年光绪那样一头扎进改革大业中，亲自去冲锋陷阵。她先是在朝廷层面成立了办事机构（政务处），把当时所有的重臣都拉进这个班子，班子里分为做主的（督办政务大臣）和助手（参预政务大臣）。做主的除了庆亲王奕劻外，其余都是军机大臣和内阁大学士，如荣禄、李鸿章等，助手则是有影响力的总督，如刘坤一、张之洞等，一开始，袁世凯是没有进入政务处的，他只是个山东巡抚，级别还不够。这就是说，只要仔细想想，政务处这个指导大清改革的最高“司令部”，其实就是朝廷最高权力机关军机处的另外一块牌子，足见慈禧对新一轮改革的重视和掌控，要知道军机处也是被她直接掌握的。
于是乎，政务处成立之后，所有的重臣都要去考虑如何“办改革”这件大事，慈禧自己却是凌驾于这个政务处之上的，她是一个总揽总管的人。虽然慈禧也是像当年的光绪那样亲自发动了改革，但她有足够的“回旋余地”，没有丧失始终充当仲裁者的地位。将来改革有功了，出来领功；一旦再次出现戊戌年间那样危及江山颜色和她个人权力安全的情况，她又可以出来灭火。即使是在政务处里，慈禧也没有特别指定一个人去办，只要是政务处里的大臣，谁都可以去做，反过来，谁都可以不去做。
关于朝局，老人家已经想得够现实了，但还有一个更加现实的方面，大清的改革总是先由最高层从朝廷发动，然后找个地方来落地，实现最高层关于改革的设计。而大清在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之后，其他地方想推进改革也不是那么容易了，慈禧虽然只想总管总揽，但也绝对无法像戊戌变法时期那样躲进颐和园去当“甩手掌柜”，必须亲自推进这场改革，时时给予态度上和政策上的支持，当然对慈禧来说也是时时盯住这场改革，让改革推进到她希望的那种状态，这个地方就是以皇宫为辐射的“天子脚下”。
这就是说，从改革的角度，这个人对慈禧来说十分重要和关键——新的直隶总督，同时也将是大清新的改革带头人。
慈禧心目中所谓“新”的直隶总督，是指原直隶总督李鸿章北洋集团之外的人选，所谓“新”的改革带头人，恰恰就是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这些原大清改革的带头人之外的人选。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谁都知道，通过洋务运动，这三位“改革老臣”是大清改革领域的种子选手，具有丰富的改革经验。即使李大人在当时确实已经年老多病，还不知道能够活到哪天，他也在表示会把权力衣钵传给周馥，他死了周馥就可以顶班。而慈禧并不考虑他们以及他们中意的继承人的原因恰恰就是：这三个人具备丰富的改革经验，他们在改革领域的资历实在是太好了。
自从洋务运动开始之后，这三位大人已经在改革领域混了几十年，先后把北洋、南洋和湖广打造成大清改革的“样板地区”。但也就是说，在这几十年里，以这三位大人为核心，这三个地区的大小官员们借“改革”之名，成功地完成了利益的重新分配与垄断，并把模式固定下来，在利益垄断上做到了“与时俱进”。与大清其他晚进入改革轨道的地区相比，这些地方有了机器制造局、电报局、铁路等，表面上的经济一派繁荣，改革显现了巨大的效应，但也打开了新的敲诈勒索、贪污腐化的门路。如果要在这些地区随便进入某个衙门，跟这里的大小官员打交道，就会发现和在别的地方并没有多少区别，老百姓们要想办件事情反而更难——因为这些地方经济好，红包要给得更多嘛。与其他所谓落后地区相比，这三个地区其实并没有积累多少所谓“改革的优势”，甚至由于官员们利益垄断模式是新近结成的，反而在下一轮的深化改革中更加难以打破。
原来，大清的改革进行得越久，积累的不是继续推动深化改革的能量，很可能是阻碍深化改革的负能量，至少改革正能量的积累与改革推进的时间并不是成正比的。李、刘、张等这些曾经的改革领导者，已经被官僚集团吞噬为现有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那些当年很是瞧不起既得利益集团的洋务派、变法派，依靠新一轮的官僚资本的积累，反倒成为了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压制民间经济，反对深化改革，阻挠政治体制改革，即使不那么反对，也不再那么积极了。李鸿章等人在戊戌变法时期的表现就是明证，因为在他们眼里，改革改到实现他们的利益为止就可以了，他们一直与大清的疾病打交道，直至自己也成为了患者！
这就是官僚集团的威力，也似乎是所有由朝廷发起的、至上而下的改革的宿命。李鸿章等这些改革带头人，他们在洋务运动中打造的那些改革“样板地区”，就在改革推进中被他们自己给抛弃了。当然，在慈禧这个现实的人的眼里，这些改革老臣和他们代表的利益集团不仅已经是改革的阻力，还是在大清掌控权势和财富最多的人。当新一轮改革势在必行时，改革又会成为最大的利益蛋糕，慈禧自然不会选他们，从而去增加他们所代表的那些集团的利益和权势。事实上，仅仅在3年后（1904年），又借着这新一轮的改革之名，慈禧是要拿这三个曾经的改革“样板地区”开刀的，而首要的是夺去它们的人事权和税权。这个故事我们放到以后再说。
现在我们知道了，朝廷的改革并不亚于一场战役，对改革带头人的选拔不亚于战场主将的选拔，袁世凯恰恰是因为还不是“改革老人”，不是李鸿章北洋集团的人才脱颖而出，也恰恰因为不需要李鸿章什么“环顾宇内人才，无有出袁世凯之右者”的推荐才脱颖而出。他还只是个山东巡抚，他的势力成长到能够影响甚至与慈禧抗衡，还需要一段时间，所以他才可用，这是慈禧选中他为李鸿章接班人必不可少的基础条件。至于能不能干，有没有改革的意愿和能力，那是第二位要考虑的。
当然，这个第二位条件也是必须要考虑的，老袁这个人有强烈的改革意愿，戊戌变法时期领衔编练新军的事情就不用说了，此次政务处成立时，他因为级别问题暂时没被选入，但政务处成立后的第四天就上奏了有关改革的详细方案，从十个方面逐条提出改革建议，在全大清所有官员中第一个站出来表示了对新一轮改革的支持。而在老袁都已经上奏两个半月之后，政务处里的刘坤一和张之洞这才联名连上三道改革方案奏折，时称“江楚会奏变法三折”，虽然名头更响，但从上奏的时间来看，这两位改革老臣似乎是拖到了拖不动的时候才拿出改革方案。袁世凯目前基本无害又有新一轮改革的热情，慈禧心里简直“满满都是爱”啊。
如此看来，李大人的面子实在是不算什么了，事实上为了提拔老袁，慈禧还破坏了朝廷的一个大规矩，甚至可以说祖制，它说起来很搞笑，这就是年龄。年龄问题对于朝廷来说是很重要的，而此时的老袁只有42岁，比周馥还小了20多岁，由他担任有“天下第一督”之称的直隶总督，也实在是太年轻了。以42岁就担此重任，这应该是大清开国以来绝无仅有的事情。要知道就连当年参与剿灭太平天国和捻军的李鸿章大人也是熬到了47岁才爬上这个位子，而功劳比李鸿章还大的曾国藩同志更是熬到了57岁才成为直督，经常把“祖制”挂在嘴边的慈禧，那是用这个框框去框住别人的。
和荣禄一样，慈禧担心的其实也只是老袁的野心问题，担心将来还能不能制得住他，袁世凯的手上有一支他亲自训练出来的新军，在军队里的势力不算小，但他毕竟1894年才回国，在大清官场不过混了六七年，政治基础还比较薄弱，军政两界有一处软肋，便可以掌控！
而慈禧远远不知道的是，正是由于她的这个任命，袁世凯才从一个基本上的纯粹军人成功“跨界”，通过接下来在改革领域实实在在的作为和业绩，建立起他雄厚的政治资本，并最终成为他在几年后终结大清朝廷，也压制革命党领袖成为民国总统的资本！
这是一条漫长的路，属于袁世凯的时代就这样开始了，接下来袁世凯应该在改革领域大显身手，做出一番成绩，这也是大众所希望的。而对于老袁来说，他眼下最重要的工作不是这些，回宫路上的慈禧一行人已经进入河南，马上就要进入直隶境内，老袁的首要任务是做好对慈禧的接驾工作。
早在几个月前，当慈禧的车队从西安府启程时，老袁就派出了军队前去一路护驾。现在，慈禧的车队即将进入自己的地盘，老袁派专人去省界先行迎驾，而他自己率领直隶高级官员在直隶顺德府（今河北省邢台市）跪迎。
对直隶地区的高级官员来说，马上要见到太后了，这是一个比较难得的机会，谁都明白，只要在领导面前好好表现一次，说不定就够得上他们在下面辛辛苦苦干一年，所以对于这次的接驾他们也是有精心准备的，发自内心地期盼和欢迎。早在几天前，他们的脸上就提前准备了幸福的笑容，准备一见到慈禧，就要给她一个乐开了花的表情。
12月26日，慈禧车队抵达顺德府，随机召见以袁世凯为首的直隶地方官，众官员根据预先彩排，都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大家都只顾着保持微笑了，却没有注意到署理总督大人有一个让人很吃惊的动作——哭。袁世凯一开始还哭得很小声，做抽泣状，然后跪在地上越哭越大声，越哭越伤心，让人怀疑他是不是肚子疼。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在场的官员们都暗暗捏了一把汗。按照大清祖制，除非国丧（先皇死了），跪迎的大臣是不许在皇上面前哭的，哪怕你小老婆刚死，大老婆一激动又不再允许你再娶小老婆，见到圣驾也应该恭敬为是，摆出一副幸福感油然而生的样子，总之哭是万万不可的，否则轻则治你冲撞圣驾之罪，重则怀疑你图谋不轨。众官员都大气不敢出，袁大人啊袁大人，您这哪里是来迎驾，简直是来砸场子的啊。
发现袁世凯跪在那里哭，就连龙车里的慈禧也觉得纳闷了，连忙派人去问话。
“始太后蒙尘出外（逃到西安），臣未能追随、警跸（保护您），万分悲悔。今见圣容清减（您瘦了），痛彻肺肝，不觉失礼！”袁世凯跪在那里，大声回答。
原来如此啊，听到这番话，慈禧也不禁两眼发红，只想大哭一场，她不是不知道袁世凯说的是事实。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老袁也在事实上参加了东南互保，对慈禧抗令不遵，最后只派了3000人到京城，还故意磨磨蹭蹭，没有与八国联军作战和保护慈禧出逃。但别的大臣参加东南互保是把慈禧真给忘了，老袁没有，慈禧在逃亡的路上，一路艰辛，满面尘烟，平时那些满口效忠的臣子都不见了，甚至连皇亲国戚也都没人管她，只有一个人始终给过她温暖，这个人就是袁世凯。
如果要让此时的慈禧发表一篇现场感言，标题那一定是“我还记得”。
袁爱卿啊，我还记得，当我逃到山西时，众多官员中只有你上折子，说山西太穷了，你从山东挤出了10万两白银，派军队星夜兼程给我送来；袁爱卿啊，我还记得，当我逃到西安终于有一个落脚点时，你不是送银子了，而是派人送了几百车的各种生活用品，有吃的，有穿的，还有用的和赏玩的，一应俱全，应有尽有，你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山东巡抚，别人可以说你这是投机，但我却要说你很厚道。
做人很厚道，这就是逃亡归来的慈禧对袁世凯的最终评价。
老袁不愧为一个精干之人，他知道，以他自己的情况，在第一次见到逃亡归来的慈禧的那一刻，首先不是积极表现出“热烈欢迎，喜迎领导”，而是消除领导对自己违令不派兵救驾的不良看法，坚决拔掉慈禧心里的那一根刺。于是，他哭了，哭得很认真，哭得“万分悲悔”，通过他的一哭，给了他自己与慈禧一个台阶下，倒让慈禧想起了他的那些暖心往事，君臣之间的嫌隙也就消解了。果然，慈禧不仅没有治袁世凯失礼之罪，反而指着袁世凯不停地说：“他是个忠臣，他是个忠臣”，一时间君臣两人一齐做落泪状，就差点抱头痛哭了，气氛好一阵小温馨。
要问跪在老袁身后的大小官员呢？不用问，他们全哭了，声音竟然比老袁刚才还大，呜呜呜……望着这些下属，害得老袁也比较尴尬，也不好当场发作，唉，你们跟着哭什么啊，太后夸我是个忠臣并不只是当场说的一句话，是说了一个故事，你们不懂？
袁世凯赶紧把慈禧迎候到老省城保定，小住三日后，正式欢送慈禧一行继续前往京城回皇宫。在这里，袁世凯精心安排的另一个盛大仪式出场了：
铁路局特备火车一列，共二十二辆，计上等花车四辆，皇上、皇太后各用二辆……车站两旁，扎有彩棚三十座……开驶时，军队擎枪奏乐。（《西巡回銮始末记》）
说起来这并不是慈禧第一次公开坐火车出行，几天前从正定到保定的路途中，袁世凯就精心安排慈禧坐了一次火车，这次的专列将是直接开到京城的马家堡火车站，袁世凯安排新军在起始站和终点站分别接送。根据老袁的吩咐，他们一律不下跪（这在之前是大逆不道之罪），按照西洋军礼背包举枪，行举枪礼，旁边还有一支军乐队用西洋乐器敲敲打打，演奏西洋乐曲。据说在马家堡火车站，袁世凯让军乐队演奏的是激昂的《马赛曲》（法国国歌）。所有这些“西洋景”，在过去的皇家礼制中别说看见，连想都是不敢想的。而对于老袁“出格”地安排的这一切，慈禧不仅感觉很受用，还有另外一种特别的心情——感激。
从西安府启程开始，慈禧表面上是风光回京，但她自己也知道，自从八国联军事件之后，她的威信已经一落千丈，朝野上下都很明白，如果不是李鸿章签署了《辛丑条约》，她是回不了京城的。在这个时候，她任命老袁为“天下第一督”，名列疆臣之首。在慈禧的心目中，这个“第一”，首先是要带头处处维护她和朝廷的权威，袁世凯已经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而真正让慈禧对袁世凯刮目相看的还是他鼓捣出来的这些“西洋景”。
在通过《辛丑条约》换来可以回宫的基本保障之后，慈禧心中始终放不下的是另外一件大事——改革。但与其说此时的慈禧有多么关心改革，不如说她更关心如何在朝野特别是洋人中打造开明形象，这不仅关系到慈禧的权力安全，更可以说关系到她的生命安全。虽然签了条约可以回宫了，但难保不出现变数，这就是慈禧光从西安府到直隶就走了将近三个月的原因，她老人家是一直在走走停停观察局势，即便是被袁世凯迎候到了保定府之后，她又小住了三日，这不是一定要给老袁这个面子，真正的原因是那几天甘肃又发生了攻击传教士的教案，虽然八国联军已经退出了北京，但慈禧很是担心立即回宫洋人又要找她麻烦，在又观望了三日之后，这才安心地坐上老袁为她安排的火车。
老袁费尽心思弄出来这些“西洋景”，正是为了进一步塑造慈禧的开明形象，在官场上，老袁的这一招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移风易俗。风气向来是被当作政治信号的，这一点倒是中外都通用，具体做法就是让领导带头亲近一下新玩意儿，虽然这些所谓的新玩意儿很可能在民间早就不新鲜了。比如火车在大清就已经出现了好多年，而慈禧公开亲近它们，大家一想到领导竟然也跟我们一样了，“泯然众人矣”，就会十分喜闻乐见，乐于奔走相告，领导和朝廷的形象似乎立马也就扭转了。
这正是老袁把慈禧“安排”上火车的原因，体现了老袁同志敢于打破传统的魄力和准确把握局势的“大局观”，更何况他的“细节”也不差，新军不下跪而举枪、军乐队演奏《马赛曲》等等，形式上是新，效果上也丝毫不损慈禧的权威，反而能给人一种别样的威严感。到这里，慈禧算是彻底明白了：让她有能够回到皇宫的基本保障，这是李鸿章给的；而让她能够在回到皇宫之后继续驾驭群臣和这个国家，在洋人那里也说得过去，这是袁世凯给的！
有这样一位能够让领导放心和舒心的下属，慈禧不感激老袁，她感激谁啊？回到皇宫后不久，她就把袁世凯由署理直隶总督改为实授，正式转正！
老袁并没有因为领导离开直隶而中止他的“送温暖工程”，他也坐上了那趟火车，一路亲自护送慈禧回宫，总算是弥补了之前“未能追随、警跸”的遗憾。来到皇宫之后，老袁同志仔细检查了皇宫，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皇宫很破烂，很多地方都被八国联军损坏了，领导出了一趟长途差回来，连住都住不舒坦，怎么办？
有位名人说过，这个世界上的女人都喜欢不易长久保存的礼物，这意味着你还要再送，但只有一样礼物是例外的，那就是石头，石头的升级版是钻石，而石头的加工版就是宅子。老袁啊，你有本事送太后另一座皇宫吧！
老袁没这个本事，不过送不了皇宫，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办到的，那就是对皇宫进行装修。
这件事情落实的难度是装修用的银子。逃亡归来，朝廷是没银子的，内务府也没银子，直隶总督衙门更没银子的，但老袁很清楚，朝廷和官府都没银子，并不代表官员们没银子，银子就在他们的手里。
考虑良久，老袁决定还是先礼后兵，他把直隶的中高级官员都找出来开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告诉了他们有关慈禧的住房问题。这个问题很严重，总不能让太后住危房，希望各位能够奉献一点银子出来，支援一下国家搞建设，本督保证将来归还。
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都参加了上次的迎驾，当时他们哭得很伤心，现在——他们真哭了。
大人啊，我们也很穷啊，您也是知道的，近年家当货物的银钱啥都涨，就是朝廷的俸禄没见涨……
说完，这些直隶官员一脸无辜地望着这位袁总督，那意思就是明摆着：要银子没有，要命您也拿不去，想摘掉我们的顶戴您还得请示朝廷，您看着办吧。
老袁一言不发地走出去了。没过几天，他又回来了，重新把这些人叫在一起开会。这次，他还是那么客气，他痛心疾首地告诉大家：各位大人啊，天津的那些票号掌柜（银行老板）实在是太可恶了啊，他们竟然告知诸位在票号里都有巨额存银。各位知道，自朝廷新政以来，整顿吏治、查贪反腐也是我们的工作重心，此事事关诸位官声廉洁和前途，本督不得不派人去查验，查验结果证实所言不虚。但本督绝不敢相信那些存银就是诸位大人的，一定是某些不良掌柜冒用了诸位的名义作为户头，以吸引更多的存银，为了惩戒奸商和整顿市场秩序，本督已经下令把那些有冒名之嫌的存银全部封存了，众位大人看这样处理如何啊？
话音刚落，有人当场一口气上不来，袁世凯说得对，在这个非常时刻，反腐的高压线是不能碰的。大家只好强忍着内心的疼痛，连声说道：“大人您封存得对！封存得对！我们可以保证，那些存银绝不是下官的，绝不是下官的！”
“真的不是吗？”袁世凯很关切地问。
“不是的啊，大人！您看那像是我们的吗？我们一脸菜色……”有人站起来，拍着胸脯表示。
“那好，我们就把封存银两全部充公，上缴国库！”
装修银两的问题解决了，对于老袁来说，这下他连还都不用还了。不过从此之后，大清官员们都知道把银两存在票号里是不太安全的，票号也归朝廷管，他们想什么时候拿走就能什么时候拿走，还是要把它们存在朝廷管不到的票号里，比如国外的汇丰银行什么的。
装修开始动工后，袁世凯也回到了天津直隶总督衙门上班，毕竟还有一大堆事等着他。但老袁也并没有因为离开了京城而忘记了皇宫里的慈禧，而是把“送温暖工程”坚持下去，坚持把太后照顾得无微不至。老袁派人在京城西郊民巷附近开了一家名叫“临记”的洋行，表面上，这只是一家外贸商店，实际上却是老袁的秘密驻京办。洋行里会时不时到一批外贸潮流产品，比如巴黎香水、瑞士钟表、伦敦八音盒等等，然后和内务府联系一下，问问太后对这些玩意儿感不感兴趣，如果感兴趣，马上就会有人送到宫里。等到慈禧过生日时，老袁甚至还从香港进口了一辆小汽车，亲自送到宫里，它十分先进，最高时速可达19公里。慈禧第一次见到这玩意儿，连忙问：你这又是玩的什么名堂？据说老袁灵机一动，用“会跑的轿子”来打比喻，说它是轿子改装的车，名曰轿车，从此“小轿车”这个称呼就流传了下来。
连太后你都敢哄，胆子不小。
后来，慈禧要去西陵祭祖，这可以说是朝廷大事，但也可以说是慈禧个人的私事，从京城到直隶境内的西陵原本是不通铁路的，为了让慈禧避免长时间坐轿子的辛苦，老袁请了一个名叫詹天佑的人修了一条40多公里长的支线铁路，名叫西陵铁路。它也成为了我国历史上由国人自主设计和修建的第一条支线铁路。几年后，在袁世凯的聘请下，詹天佑又成为总工程师，成功地修建了第一条由国人设计并修建的干线铁路——京张铁路。
回天津后，袁世凯的眼睛并不只是盯住慈禧，除了慈禧身边的太监、宫女需要打点，还有老靠山荣禄大人自然也要送银子。1903年，荣禄病重，“临记”洋行里的眼线立即打探出，宫里已经传出消息，接替荣禄成为领班军机的很可能是庆亲王奕劻。老袁没有丝毫犹豫，立即决定：派人携带十万两银票进庆亲王王府！
一直以来，老袁和这位庆亲王之间虽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但也算不上融洽，这位王爷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爱好——银子，所以他和李鸿章的关系很深，能从李鸿章的北洋集团中拿到不少银子。当老袁不断给荣禄送银子时，奕劻还曾经酸溜溜地说过：“袁慰亭只认得荣仲华（荣禄），瞧不起咱们的！”但现在，老袁相信，十万两银票一定会敲开庆亲王王府的大门，一定会让他和这位王爷冰释前嫌。
在听到自己即将取代荣禄成为领班军机时，奕劻在他的王府里紧张地思考着今后该要走的路。大清自开国以来，在慈禧之前，亲王一般是不能进入军机的，更别说成为领班军机了。不论你有才没才，各位亲王才是皇帝重点戒备的对象，如果让他们既位高又权重，那么和皇帝也就差不多了。但慈禧的情况有些不同，她擅长权谋，在局势面前很精细冷静，驾驭人的手段极其厉害，拉和打都很有一套，但她对具体的行政事务没有兴趣，再加上毕竟也是个女人，从精力到行政才干方面都需要一个男人在前面顶着。当必须有一个男人在前面顶着的时候，她还是宁愿相信爱新觉罗的后代，而不是曾国藩、翁同龢、李鸿章。于是乎，从当年的恭亲王奕䜣开始，亲王进入军机处并成为领班军机在慈禧这里几乎成了惯例，中间只被一个出身于满人平民之家的荣禄打断过，害得朝野间也不断传出她跟荣禄的男女八卦，而现在，荣禄大人即将离去，终于轮到奕劻了！
从1894年受封起，奕劻已经当了近十年的“庆亲王”了，这是他第一次进入军机处，就成为领班军机，“位”和“权”一肩挑，将成为大清真真正正的二号人物。但对于自己有几斤几两，奕劻还是比较清楚的。对于处理朝政，除了常年在外务部积累了一些与洋人打交道的经验外，其他的都比较平庸；对于搞权谋，连想都不用想，那绝对不是慈禧的对手。不过奕劻很清楚，正是因为他不像当年的奕䜣那么能干和厉害，这才进入了慈禧的法眼。慈禧已经老了，再来一个奕䜣那样的人，她可受不了，绝对不会让他成为领班军机。所以，归根结底，在慈禧的眼里，奕劻的“忠心”是比能干更具价值的。
于是乎，站在慈禧的角度，奕劻很快就明白了今后的路：只有紧跟慈禧，不犯事关忠诚的“原则性错误”，哪怕“小错”不断，也能最终保平安。在军机处，自己能不能做到把表现对太后的“忠心”放在处理朝廷和国家大事之上？在朝堂上，能不能做到处处带头自觉维护慈禧的权威？至于自己那点贪银子的爱好，只要是在朝廷谁的银子他都收，谁的银子他都爱，只贪财，不结党，就已经不是慈禧眼里的原则性错误和路线问题，甚至就是主动给慈禧送上的敲打自己“忠心”的武器。千百年来，多少二号人物就是以这种自污来换取专制君主的放心，免得君主要打击你的时候，他还一时找不到把柄。
而“政治正确”的第二条就是要笼络好袁世凯，也就是替慈禧笼络住袁世凯以及他手里的新军，成为保护慈禧权力安全的枪杆子。这件事情原本是前任领班军机荣禄做的，现在荣禄走了，必然会成为他这个继任领班军机不得不去做好的事情。当然，对于奕劻大人来说，这也是求之不得的，袁世凯成为了北洋集团新的带头人，他那个贪银子的爱好就很需要袁大人。袁世凯需要办的事，他会在朝廷中帮衬，而他不方便敛的财老袁自然会替他来敛，奕劻担心的其实只是袁世凯还会不会像当年李鸿章那么大方。毕竟自己从那里拿习惯了，再拿总要方便些，这才酸溜溜地说了不少“醋话”，现在看来，这种担心是完全多余了。
庆亲王府，奕劻把那张银票推辞了好一阵，实在推不掉也就只好收下了。正是从还没正式进入军机处这一天起，奕劻大人就已经在成为“朝廷第一巨贪”上一路狂奔，很快就到达了他曾经梦寐以求的境界：谁的银子他都能收，朝野上下把庆亲王王府私下里称作“庆记公司”，奕劻本人也在汇丰银行里存有几百万两银子。当然，送钱最多的还是袁世凯方面，对于这个习惯用银票来说话的人，奕劻简直十分喜爱，差点叫他一声大哥，后来发现自己比老袁足足大了21岁，叫大哥实在是不合适，就让自己的儿子载振与袁世凯结为拜把子兄弟，老袁的事，就是他的事，老袁的钱，也大部分是他的钱。大清的朝臣和疆臣、军机处和直隶总督衙门、皇族权贵和改革阵营，就这样达成了权钱交换的高度默契，结成了彼此需要的利益共同体，历史上把他们称作庆袁集团。当然，对于在慈禧和袁世凯之间把握准那种微妙的关系，奕劻相信他的心里还是有数的。
就这样吧，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新任直督袁世凯同志，被朝野寄予厚望的李鸿章接班人袁世凯同志，就先后稳住了朝廷的一号人物，搞定了朝廷的二号人物。在大清最需要改革强者的时刻，历史似乎选择了一个只会耍官场阴暗手段的人。但我们知道，老袁绝不是这样的人，事实上就在溜须拍马、行贿逢迎的同时，老袁也一直在直隶总督衙门锐意改革。那为什么要改革，就要先行贿呢？或者是边改革，边行贿呢？其实这件事情对于老袁来说，是比较正常的，甚至根本不在他的考虑之列，因为他是一个很现实的人。
当慈禧从戊戌变法中吸取经验教训的时候，老袁也得到了他的想法。几年前的戊戌变法开始时，改革也是大清朝野最广泛的共识，也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他老袁还没有直接参与，却差点连命都没了。现在，局势让他走到了前台，这是他的意愿，他也别无选择，就更不想因为这新一轮改革把自己的顶戴给改没了，甚至把脑袋给革掉了。当大清需要改革的时候，其实已经病入膏肓，朝廷已经存在普遍而有系统的贪腐，想避开这种贪腐“洁身自好”地去改革，老袁认为他办不到，那不是他认为可以在现实里能够做到的事情，依据多年在官场磨炼出来的技能，老袁反而认为这并非坏事，因为他擅长这一套，他也需要为他自己钻营，为改革寻找最强最硬的靠山。这也是变相增强了改革阵营的力量，扩大了改革的舞台，至少，如果将来有人想过河拆桥，也要让他们成为桥本身！
大清新一轮的改革舞台就这样搭建起来了，而袁世凯也即将交出他的改革答卷。他在甲午战前处心积虑地回到大清，又处心积虑地闪转腾挪，最终走到了大清改革阵营的最前沿，走到了扛起大清改革的旗帜的这一天。对于袁世凯来说，他终于有机会实现早在驻扎朝鲜时代的那个愿望了，他一直把日本当作一个可以学习的敌人，接下来的袁世凯并不像当年的康有为，他不批判旧的，只做新的，他正是以明治维新为榜样，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不仅把当年那些变法派想做而没做成的事情，一一落到了实处，还做好了更多的事，也由此开启了他与慈禧从亲密合作走向严重分离的序幕。袁世凯，属于你的那张十分出色，足以在史上占据不可替代地位的改革成绩单，已经徐徐拉开！
袁世凯用实干成为大清改革“第一人”
从事实上说，老袁的这张改革成绩单是很了不起的，他开创了一项项的改革纪录，以至于我们在接下来的讲述中，不得不出现很多个“创始人”“创办人”“鼻祖”“第一”之类的称号。而这些纪录实在是太长了，本人在这里尽量做一下精简，希望能够从五个方面来展示一下这张成绩单，它们是：法治建设、军队改革、教育制度改革、经济领域改革和地方政治体制改革。
说到法治，离不开我们常说的一个词——公检法。令人想不到的是，这三大领域的近代化改革，竟然都与老袁有关。
先来说“公”。我们知道，在过去，军警是不分家的，上前线浴血杀敌的是士兵，到菜市场追着小偷到处跑的也是士兵，中华大地上一直没有“警察”这个分工明确的职业，是老袁第一次让它来到了大清，但其实他也是被逼的。
天津之前被八国联军占据，根据《辛丑条约》，八国联军从京津撤军，但山海关至京城铁路沿线要地由洋人驻军。洋人保留了这条从海上抵达京城的快速通道，在交还天津时，又规定朝廷不得在天津以及环天津20里内驻军。老袁觉得这很不是滋味，由于外贸的发展，自李鸿章时代起，天津就已经成为了直隶的新省城，是直隶总督衙门所在地，老袁要去天津办公，还不能驻军，更重要的是天津是京城的门户，山海关经天津至京城战略要地都被占，洋人很快又能兵临北京城下，国防安全形同虚设，怎么办？
在仔细研究了日本等国的情况后，老袁终于对“警察”产生了兴趣，于是想出了一个“化兵为警”的办法，让一批新军集体转业为警察学员，接收天津时这批警察队伍就入驻了。洋人有意见了：不是说好不让驻军的吗？袁大人大方地告诉他们：我带来的不是军，是警，这还是从贵国学来的！请各位仔细想一想，在各地驻警是不是国际惯例？
洋人一想也是，这确实是国际惯例。在强大的国际惯例面前，洋人也就没脾气了。老袁在天津驻警成功，还派驻到北塘、山海关等地，以“警察”的名义保护天津和周围国防要地。
后来，国防无大事，老袁就开始认认真真地发展警察事业了，毕竟最初那支队伍只是拿来应急的，所谓“化兵为警”也只是这么说说而已，老袁才不会把辛辛苦苦练出来的新军都拿去当警察。他当时派人也在民间招募了一批警察学员，其中竟然包括之前在大闹的义和团。老袁派人半动员半强迫地让这些义和团员穿上警服，拿起警棍，从之前干打砸抢烧工作转变为维护秩序的警察。这就是说，老袁创立的我国第一支警察队伍里，不仅有军人，竟然还有曾经造成社会动乱的流氓和杀人犯！这自然是良莠不齐的，随着组建工作的深入，天津的巡警进行了专业的升级改造，发展出马巡（骑警）、河巡（水警）、暗巡（便衣）和消防队，和之前的“兵”已经有了本质的区别。
到了1905年，趁着京城里发生出使五大臣被革命党人吴樾自杀性炸弹袭击事件，袁世凯上奏慈禧成立了大清巡警部，这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公安部，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专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打击犯罪的中央部委，和以前的兵部有着本质区别。当然了，不出意外，巡警部既然是老袁发起成立的，这个部委里就被老袁安插了很多亲信，他们表面上负责大清公共安全，暗地里可能还有人替老袁收集朝廷的情报和通风报信，看来老袁创立我国史上第一个巡警部，比他创立的史上第一支警察队伍纯洁不了多少，因为里面还潜伏进了特务。
好吧，虽然队伍不怎么纯洁，但多个第一，老袁已经无愧于我国警察界的“鼻祖”这一光荣称号。
接下来就要说到“检”和“法”了。明治维新前，日本的情况和大清类似，洋人在日本犯案只能由洋人审理，享有治外法权，明治政府意识到，只有日本的司法体系先做出改革，与西方宪政国家接轨，才有可能通过谈判废除治外法权。于是明治政府开始了实实在在的司法改革，比如废除刑讯逼供，建立四级三审制，确立司法独立原则，确立无罪推定原则等等，并于1899年彻底废除所有西方国家在日本的治外法权。
在学习借鉴日本经验后，1907年，老袁治下的天津先后成立了天津府高等审判分厅、天津地方审判厅和乡谳局，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地方高级法院、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再加上朝廷的大理院（全国最高法院），已经在大清建立了完备的四级三审制，同时还在天津设立了检事局，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检察院。不过，机构是学来了，但相关的原则在大清并没有很好地实现，比如刑讯逼供并没有被彻底废除，司法也没有真正独立，审案子的虽然有了专门的人员，不再是知县老爷，但知县老爷仍然有门道去干预审案的结果。不得不说，老袁的手里虽然诞生了我国第一套近代地方司法、检察系统，但他也没有斗得过传统。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老袁的老本行——军队改革。这方面他比较有经验，所以整个大清的军队改革实际上都是他负责的，他也兼任了朝廷练兵处会办大臣。老袁参照德、日等国的做法，把大清的军队编为常备军、续备军和后备军三个序列，规定常备军服3年兵役后退为续备兵，又三年为后备兵，再三年退伍为民，但遇有战事，这些人又可以征调入伍。这是我国军队史上第一次有如此科学的梯队化设置，但更加科学的是具体到每一支军队的改革。
大清之前的军队都是以营为基本作战单位的，每营为500人左右，若干个营再组成规模再大一点的军队，编为前路军、后路军、左路军、右路军、中路军之类，而且在兵种上基本都为步兵。这在拿着长矛大刀对砍的时代还可以，但已经完全不能适应以步枪大炮为武器的大规模战争需求了。于是，袁世凯负责编练的新军开始把基本建制扩充为——“镇”（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师），人激增到12500人左右，镇下面依次设有协（旅）、标（团）、营、队（连）、排、棚（班）。每镇以步兵为主，同时设置炮兵、骑兵、工兵和辎重兵，很显然，在扩大基本建制的同时还考虑了多兵种协同作战的需要。
到1905年，袁世凯练成新军6镇，这已经是大清最重要的一支国防力量。当然，不出意外，老袁又在这些军队里培养了大批嫡系军官，他们就是后来的“北洋军阀”。
在教育领域，没有中过举的袁大人最重要的改革，自然是在1905年联合张之洞等人奏请朝廷废除科举了，不过袁大人并不是仇视高等教育，他也相信知识就是力量。总督直隶期间创办的各类新式学校简直数不胜数，比如南开学校，这是今天南开大学（著名校友周恩来）的前身；陆军大学，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军事类大学；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这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前身（著名校友蒋介石）；北洋法政学堂，这是我国第一所法政专科学院（著名校友李大钊）。更加难得的是，老袁还热心女子教育，比如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女子师范学校——北洋女子师范学堂（著名校友邓颖超），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公立护士学校——北洋女子医学校，等等。
经济领域的改革应该是老袁花费心血最多的地方，他规定，直隶新官员上任之前一律先去日本学习考察3个月，回来后通过考核才能上任。这确实很有效果。直隶工艺局、实习工厂、劝业铁工厂等等，都是这些官员考察学习回来后办起来的，其他著名的工厂还有造纸公司、煤矿公司、洋灰（水泥）公司、玻璃厂等等。实业的发展带动了金融业的兴起和发展，在学习日本技术和经验的基础上，1902年袁世凯命人在天津开办北洋银元局。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机械化大规模造币，便于流通的银币替代了银两之后，带来了工商业的繁荣。
在多种改革举措并举的情况之下，渐渐地，大清涌现了一个著名的大城市，一个新的改革中心和窗口，它就是天津。史料有载：
1901年，天津有了自来水，而北京直到1908年还认为自来水是“洋水”，怀疑有毒而不敢使用；
1902年，天津有了电灯，又领先于北京；
1906年，天津城内建起了环城有轨电车并通车，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座拥有轨道公共交通的城市，领先于京沪。
所有这些“西洋景”，不仅给天津这座城市带来了繁华，更培育了天津的人们遵守公共秩序和交通、讲究公共卫生等初步的公民意识。正是在得大清改革风气之先的基础上，老袁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地方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大动作——地方自治试验。
所谓地方自治，不是不要中央，而是用法律来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更重要的是，自治是指“民治”而非传统的“官治”。公共事务由人民通过并监督当地官府去治理，而不是依赖官府，这就难免要搞搞选举、参政议政之类的事情。总之，地方自治可以看作实现宪政的基础和根本途径。
对这个破天荒的事情，老袁十分重视，在1906年正式启动之后，他先是派人专程到日本学习取经，等他们学习回来后，再派到各个县乡村落，把选举的好处和办法编成白话文，在村头张贴小广告，还要编成顺口溜和戏文在庙会上唱大戏，挨家挨户宣讲，告诉百姓们选举于国于民于己有什么好处，动员他们参与选举。老袁还特意交代这些宣传人员：你们要向老乡们讲清楚搞选举原本就是他们手中的权利，不是朝廷又一次摊派下来的某个任务。看来老袁也很清楚，大清的老百姓们实在是被摊派怕了。
一年之后的1907年，天津首先开始选举。40多万人的天津府先推举了2500多名议员候选人，再正式选出30名议员，包括正副议长各1名，组成“民选”的天津议会。这个从民间选举出来的机构，和天津府是平级的，根据规章，它可以监督天津府行使权力的状况，与天津府共同管理天津的地方事务。也就是说，老袁的选举已经搞到了府这一级，袁世凯专门派人祝贺：“可为天津贺，并可为直隶全省贺，不但为直隶一省贺，可为我国前途贺！”
应该说老袁的这次地方自治试验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虽然事先不断造势，但老百姓看热闹的很多，真正参与的较少。很多场次的选举最后还是沦为多被士绅和富商操控，这并不是袁世凯愿意看到的，但乡村的势力一直由士绅把控，除非老袁自己下去当村长，否则他们一定会让选举变味，老袁一时也无能为力。我们还是要为他的这次尝试和破冰鼓掌，到1911年，大清大部分省份都纷纷依据老袁的模式和经验，把选举推广到乡一级，成立了乡议会等基层民主选举机构。
尽管很有瑕疵，但老袁并不知道，自从洋务运动以来，改革一直被理所当然地认为只是城里的事，甚至只是通商口岸的事。袁世凯有效地将改革贯彻到农村一级，他应该是千百年以来，仅有的把最核心的政治权力意识和最基本的民主意识带给了最基层、最普通的山野农夫的王朝大臣，真正有别于商鞅、王安石和张居正等人。在乡村推广选举之前，袁世凯已经联名上奏朝廷废除了科举。废除科举，然后搞选举，这引领专制王朝向近代化转型的一套组合拳，也给了那些担忧寒门再难出“贵子”的乡野子弟一个微弱的希望吧。
袁世凯并没有辜负慈禧当初的期望，他已经成为了大清“改革第一人”，在盼望改革的人们中拥有越来越高的威望，已经把以天津为中心的直隶打造成大清新的改革“样板地区”，又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官员慕名前来学习取经（“四方之观新政者，冠盖云集于津”），以先改的带动后改的，达到共同改革的目的。但是，也不得不说，老袁大部分的舞台，还是在直隶，就在天津进行选举之前，他曾经在朝廷推动和主导了一次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改革——立宪改革，然而，这一次的改革不仅让袁世凯焦头烂额，也将成为大清命运的拐点！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到了日本。在这里，他亲身感受到了日本根本的政治制度——君主立宪，这是一种既保留皇帝，又颁布宪法，从人治走向法治的政治制度，是日本明治维新最核心的内容，也是日本能够迅速崛起的终极秘诀。发现这一点之后，老梁办起了《新民丛报》，由于从报纸的撰稿、编辑到出版发行都是梁启超一个人，是老梁自己的媒体，所以也可以称作他的“自媒体”。梁启超的见识和文笔还是不错的，有分量的文章基本都是出自他之手，所谓条分缕析、娓娓道来明治维新后日本崛起的政治必然，大力弘扬和普及君主立宪知识，这些文章再通过各种途径流入到大清国内，大家终于发现了一个事实：在当时世界上所有的强国中，只有大清和沙俄不是立宪国家了。作为君主专制的帝国，无论是沙俄还是大清，它们的黄金时代都过去了，却还要携手一起，与世界潮流为敌，互相依偎，互相安慰，却在安慰中更加落伍于世界，直至都在国内满目疮痍。面对革命运动的暗流，看来大清需要首先做出改变，进行一场真正适应世界潮流的根本性变革。
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派”发展成了“立宪派”，他们呼吁朝廷参照日本模式实行君主立宪，这些人包括国内外的留学生、东南沿海的实业家、士绅以及个别朝廷官员等等，从这个时候起，当年的“维新派”终于取得了一个重大突破：树立了一个明确的目标，一个共同的奋斗方向，以前只知道要“变法”，到底如何变，那是各有各的说法，康有为和梁启超也经常像一只无头苍蝇一样，一天一个想法，而现在终于发现了打开大清改革之门的那把总钥匙——宪政。这是很不容易的，它经历了戊戌变法时期的失败，经历了失败后的流血，经历了流亡海外，此时的康梁也许才发现，对于一件从没干过的事情来说，第一步也许不是全面出击，而是能不能首先提炼出一个明确和具体的目标。
接下来就是八国联军之乱，朝野上下的“救亡”危机进一步加重，慈禧推行新政，袁世凯成为改革的带头人，成绩令人瞩目。1904年6月，民间立宪派的领袖人物之一、大实业家张謇给老袁写了一封信，请求他在朝廷出面推动立宪，张謇很清楚，虽然立宪的思潮和舆论已经很热，但如果没有朝廷实权人物的推进，那也只是思潮和舆论而已。
老袁的回答令人意外：我们还是再等一等吧（尚须缓以俟时）。
袁世凯在等待那个时机，那个对于朝野来说“救亡”危机最严重、民间舆论也最强大的时机，这就是日俄战争的结果。此时日俄已经开战，俄国和大清一样，都是君主专制国家，日本却是学习的目标，如果日本取胜，立宪国战胜了专制国，说明君主立宪确实要比君主专制“强”，这对于一直饱受洋人欺负的朝廷来说，将是不小的震撼，也无法拒绝这样的学习。
一年之后，1905年6月底，日本战胜俄国已成定局，从朝廷到地方上的实权大臣没有一个不谈立宪。地方上，以署理两广总督岑春煊为代表，他奏请派考察团去国外考察学习。朝廷里以军机大臣瞿鸿禨为代表，这位平时看上去有些保守的清流派大臣，竟然更猛，奏请慈禧派他亲自出国去考察学习，其他如御史赵炳麟等人也纷纷奏请立宪。这时候，一直“稳坐钓鱼台”的袁世凯才出手了，他奏请慈禧先派皇室亲贵出洋去“考求政治”，等考察回来之后，太后可以根据考察报告再做决定。
袁世凯不愧为老谋深算，派爱新觉罗家族的人去，慈禧才会放心，而他并没有特别提到日本，而是认为应该去日本和欧美各国考察学习，这才有“大国风范”。慈禧批准了，老袁当即让直隶总督衙门出了十万两白银，在地方督抚中带头解决了出洋考察的经费问题，要知道朝廷是没钱的，老袁就这样不声不响地发挥了他实干的作风。后来的事实证明，对于推动立宪，老袁虽然动作比较慢，但他比任何人都具有坚定的决心，这种决心来自于他的自信：在朝廷，只有他才能把立宪推进到底，一旦走上这条路，就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但这项改革事关太多人的利益，台前幕后都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白天黑夜都有无数个脑袋在算计，必定比在直隶进行的任何一项改革都要更加艰难和复杂。就他自己的官场风险来说，除了没有那个围园杀后的阴谋之外，他已经变成了当年的康有为，所以他才不能学康有为，他必须“手段灵活”，偶尔玩玩左右逢源、两面三刀的把戏，低调做人，不疾而速，如此才有可能换来一个理想的结果。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了立宪改革真不是那么简单。
9月24日，以镇国公爱新觉罗・载泽等五位大臣为领队，大清的两路考察团分别去往日本和欧美考察学习，史称“五大臣出洋”。这是几千年以来未有的事情，也是迈向立宪的重大一步。报纸上推出了专题报道，“立宪派”更是奔走相告，喜极而泣。在人们的欢送中，载泽一行人来到京城正阳门火车站，上了为他们准备的专用车厢。人多眼杂，谁也没注意，一位不速之客也混上了车厢，他随身携带的是一枚炸弹，估计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安检措施，这个易燃易爆的危险品就被带上了火车。
这个人准备把炸弹扔到五大臣怀里的，不过他终归是混上来的，没办法过分接近载泽等人，炸弹引爆了，此人当场身亡，五大臣相距较远，伤得并不十分严重，但着实吓得不轻。据说当时载泽大人摸着自己的头问：“我的头呢？”别人望了他一眼，赶紧回话：“大人，您的头还在呢！”
这个人是革命党人吴樾，这起“人体炸弹”袭击事件也是他和他的同志们精心策划的。革命党人并不希望朝廷推动立宪，朝廷一旦立宪，就会受到民众的欢迎和拥戴，把一部分人心再度吸引过去，革命就会失去市场。所以在革命党人看来，立宪最受伤害的其实就是他们这帮人，不惜以暗杀来破坏，当然，他们也并不相信朝廷会真心进行立宪改革。
炸弹一响，朝廷里有人的态度就变了，他们纷纷上奏攻击立宪，要求立即叫停。形势一片风声鹤唳，仿佛又回到了戊戌变法失败之前，在天津的老袁同志大概是鼻子比较灵，他嗅出了朝廷异常的政治气息，也立即换了一副面孔，开始跟在这些人身后附和“不可立宪”。袁世凯的表态传到了载泽等人的耳朵里，他们很是摸不着头脑：之前强力推进立宪的不也是你老袁吗？又出钱又出力的，怎么现在又反对了？他们以为老袁的立场又变了，成了反对立宪的人，以至于后来跟人谈到朝中有谁阻挠立宪，载泽悲愤而答:“小阻盛宣怀，大阻袁世凯！”
其实皇室子弟载泽哪里了解老袁的这一套，他当年可是在慈禧面前说哭就哭的，改两句口对他来说那简直是无须按套路出牌，袁世凯最终是会让这位镇国公认识他的“真面目”的。
现在，一切都取决于慈禧的态度了。朝中那些转换风向的人认为立宪带来了自杀性炸弹袭击，影响社会稳定，所以万不能立宪，但他们万没有想到，慈禧并不这么看，慈禧同志一直把革命党人当作最大的心腹之患，其实立宪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防止出现更多的革命党人。现在，既然革命党人不惜以自杀性袭击来阻止立宪，说明他们很害怕朝廷立宪，所谓敌人担心的就要加强，敌人拥护的就要毁灭，看来朝廷只有强力推动立宪，才是对革命党人致命的打击！
慈禧同时更加欣喜地看到，自从炸弹事件发生之后，社会舆论破天荒地几乎都站在了朝廷这一边，报纸对这种以“暴徒”式的政治暗杀来阻止大清进步的行为，表示出强烈谴责和极大愤慨。社会团体纷纷向五大臣发来慰问电。说实话，这么多年了，慈禧还是第一次见到有这么多人向朝廷表达善意的，不习惯啊。
吴樾大概没有想到，他舍命破坏立宪，却反而让慈禧更加坚定了立宪的决心，出洋考察终于走上不可逆的轨道。1905年12月，在调整了其中两位大臣之后，新的“五大臣”率领的考察团再次从北京出发，还是以载泽为首，分率两路去往日本和欧美，对于重点考察对象——日本的这一路由载泽亲自率领。
五大臣终于顺利出洋了，他们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老袁自然不会忘记为立宪做一些实际工作，他在天津成立“宪政研究院”，网罗了一大批改革领域的人才作为他的幕僚团队，组织他们埋头编写普及宪政的书籍：《立宪纲要》。大家知道，一旦这位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的仁兄开始去编书，那是有故事的。当年为了获得小站领兵的统领权，这位老兄也光荣地当过一次责任编辑，编了一本兵书献给国家——具体接收方是荣禄。
现在老袁又开始编书了。很显然，随着五大臣出洋考察学习已经成为事实，立宪的大环境已经变好，他是想执立宪改革的牛耳，成为立宪改革的权威。好吧，为了不让袁大人的工作白做，我们就以这本书以及“宪政研究院”的其他研究成果为基础，替老袁为大清的人们上一堂与立宪相关的政治课。当然，为老袁编书的那些人都是饱学之士，并不像老袁那样喜欢用人民群众更加喜闻乐见的大白话。为让课堂更符合老袁的风格，我们将其中的内容进行一些大白话处理。
首先，宪政是源自西方的，但它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它和民主、自由、共和都有一定的关联，这些概念都是围绕“人”而产生的，而人有两个最基本的命题：人人生而平等；人人生而具备之所以能做一个“人”的各种基本权利——人权。
让我们来假设某个地方生活着1000个人，有一天大家发现其中的某一位十分富有，家里怎么说也有百八十两金子，还不肯老实交出来分给大家，于是大家认为可以把他给砍了然后把金子分给大家。这位仁兄很有意见：我的金子也是我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积攒下来的啊，凭什么要把我给砍了呢？大家告诉他：因为我们这是投票啊，包括你在内，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民主决策。
于是这位老兄被砍头了，金子分给大家。
这就是“民主”，虽然以上讲的只是一个极端例子，但也并不能完全说他不对，这就是说，民主就是对人价值的肯定，它是从积极和“善”的角度理解人的，它相信每个人所做的事情都是有意义的，所以需要去保障每一个人的平等和人权。正是因为如此，公共决策的时候只能遵循“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而正是要遵循这个原则，民主的精髓实际上强调的是你这个“个人”对除你之外的其他人的义务，你在实现平等和人权的时候实际上也让渡了平等和人权——因为要少数服从多数嘛，你在实现所有人的“民主”的同时，很可能会造成对你自己的“不民主”，但兄弟你也别有意见，因为它并不是特定地针对某一个人，它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也只有如此，才是真正保障每一个人的平等和人权。因此，虽然在现实中确实可能比较少见，但恰恰又不能排除民主的极端其实就是“专制”，有可能由“君主”的个人专制变为“多数人的暴政”。
有人要问了，民主和王朝历史上强调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是一回事儿吗？答案是：绝对不是一回事儿。首先，民贵君轻或者官轻，在专制王朝是没有制度来保障实施的，因而它是一种王朝的伪善，而民主是必须有制度保障来落地的，否则谈民主就没有意义。其次，君或者官也是“人”，也是“人民”的一分子，他们为什么就要轻呢？民主强调的是对“每一个人”都一视同仁，无论你是官还是民，只衡量“人”在平等和人权方面的相同性而不在乎身份的差异性，而专制王朝的“民本”骨子里其实还是种官本位思想（不然就不会特意强调“民贵”），它区分出“官”与“民”，也就给官员作秀留下了空间，不仅给官员作秀留下了空间，还给百姓们认为官员作秀留下了空间，比如他原本就是爱民敬民的，却被认为是作秀，你说他冤不冤。所以，“民主”并不是要故意区分“君主”和“官主”，造成官民对立，它在本质上对每一位官员也是大有好处的——因为大家都是人嘛！
接下来要说“自由”了。现在，我们假设那1000个人有一个共识，“我们正常的生活状态就是要在成年后结个婚生个娃”，大部分的人都拍拍屁股去结婚生娃了，这个时候兄弟你红着脸站起来表示：虽然我也认可这个观念，但这并不是我的选择，我信奉的是独身主义，相信你们也不会把我去浸猪笼吧，因为这是我的自由啊。
这就是自由。如果说民主是代表我们的某些权利要让渡，那么自由就意味着我们的某些权利不可让渡，在公共事务中就是：保障少数。不仅要保障少数有服从多数的权利，更要保障少数有不服从多数的权利，因而自由往往只能通过自由地表达思想（言论、出版）而获得。
因为要保障少数，所以自由的精髓就是：对自我的肯定。我相信我的选择总是最好的，这并不因为这种选择本身是不是最好，只是因为“它是我自己的选择”，赢的人有自由，输的人同样有自由，自由是一个自足的概念，它本身就是最高目的，不需要为它再设定别的什么东西——比如生存、幸福、强大等等。自由的含义不是告诉我们“今天没有自由，是为了让明天获得更好的自由”，它只会告诉我们没有自由就是没有自由；它也不会告诉我们可以为了获得更好的生存和发展、更多成功机会而放弃自由，它只会告诉我们这些往往是获得自由之后的副产品，若放弃自由，很可能连这些都会失去。
相信大家已经理解了那句话：不自由，毋宁死。
至于“共和”的概念就比较简单了，从表面上看，它的突出特征就是没有皇帝，如果深入一点理解，那就是：必须保障统治阶层只能从被统治阶层中而来。所以，任何天然拥有特权的个人、阶层、族群都是在共和中被排斥的，皇帝大人既是终身制，又是世袭制，自然要被共和排斥。
好吧，相信大家已经发现了，民主虽然是个好东西，但它也有可能带来“多数人的暴政”，自由虽然是个好东西，但它也有可能造就无政府主义的暴民，至少你在强调你有半夜练习美声的自由之时，隔壁邻居也有犁了一天地只想睡个觉的自由。民主意味着某些权利可以让渡，自由又意味着某些权利不可以让渡，这已经比较乱了，此时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又都是在自己的历史传承中形成的君主制国家，是有自己的皇帝、大汗、国王的，要走向共和必然会带来共和革命的暴动，那么，在大部分的这些君主制国家，如何才能从本质上避免暴政、暴民和暴动这“三暴”？所以既保留皇帝，又颁布宪法、实施宪政的君主立宪就这样出现了。
看来，了解君主立宪必须首先了解宪政，它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对任何权力进行限制。宪政是从“恶”的角度来理解人的，是对人价值的一种否定，是对人的不信任，因此也是对民主、自由和共和的不信任，但这种“不信任”绝不是有你无我的排除，而是在高度兼容和互为支撑之后的保障和规范。正是因为绝对的民主、绝对的自由无法出现，单纯的共和也会有各种问题，宪政这才在实践中应运而生，宪政限定了哪些权利可以让渡，哪些不可以，哪些是共守的民主，哪些是个人的自由。因此宪政限制的不是民主、自由、共和本身，只是因为没有这种限制，民主、自由、共和本身将变得更加脆弱而不是更加强大，就无法很好地“落地”。既然大家都不想乱，不如一早就做出规范，比如只要加上“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这一条，那么前面所说的通过投票来“砍头分金子”的事情就不会发生。
宪政之前，统治阶级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往往只是如何维持政权的稳定，与其说是在治理国家，不如说是把治理的对象当作一个比赛对手来对付。宪政从根本上规避这一点，从而能在根本上实现包括统治者自己在内的所有人对政治制度的稳定和持久以及国家长治久安的期望，以必要的最小代价避免陷入革命的恶性循环，这是宪政的实用功能。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宪政的精髓并不是它的实用功能，不是冰冷的制度，而是制度背后坚不可摧的“价值观”，才决定了制度的鲜活有力和不拘泥僵化，它无法预料个人会变得有多好，但能限制个人会变得有多坏。
相信大家也已经发现了，从本质上来说，民主、自由、共和都不是专制、特权的天然对立面，只有在它们兼容了宪政之后才是天然对立面。因此，宪政很快成为了当时的一股世界潮流，在君主制国家实施的宪政就叫君主立宪制（英、德），在共和制国家实施的宪政就叫共和立宪制（法、美）。而和民主、自由、共和一样，宪政同样来自于实践，并不是凭空“设计”出来的，正是因为它的价值观不可违背，因此需要有一套十分复杂的制度来保障实施，在当时的西方国家，他们这套制度的内涵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三权分立。
现在，我们继续拿那1000个人举例。某一天这伙人终于发现一件事情：为了给大家营造一种有秩序和有效率的公共生活，每个人都必须先把自己的某些权力赋予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叫作“政府”，大家对政府的定义是：政府是必要之恶。
这句话的首要含义是：政府是必要的。政府有它自身存在的价值和运作规律，无论你是否“欢迎和喜欢”它，作为个人都无法替代它，否则就会陷入无政府主义的暴民乱政。其次，政府不是“恶”，是“必要之恶”，公民有义务把自己的某部分权力赋予政府，因此当你已经把你的权力赋予了政府，代表你已经尽了你的义务，你就不需要再做什么了，就应该享受到政府对你该尽的义务，也就是享受你的权利，甚至不需要天然地热爱政府（热爱的是国家）。这就是说，人们会天然地热爱祖国，但其实不一定天然地热爱政府，政府因为掌控权力，往往会令人“疑虑和警惕”，但当政府尽到它该尽的义务时，必然会获得热爱和支持。
那么问题来了，哪些权力该赋予政府？如何保障政府只在被赋予的权力里运作但又能充分尽到义务？很显然，这需要有“法”，需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为了便于运作，这1000个人里会选出一定数额的人来立法——西方人称作议员，议员不得在政府中任职成为官员，同样，官员如果想成为议员，也只有先辞去公职。议员的独立性显示了这1000个人里各个行业、各个阶层的利益已经经过充分的博弈和角力，最后才凝结成一种“全民意志”。
在西方国家，议员就组成了议会（或称国会），是对这1000人（他们的选民）负责的，代表所有人行使立法权；政府依照这些法律来办事，不能违背议会的意志，也就是行政人员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行使行政权；在这种设计中，由于政府是向议会负责的，议会是向选民负责的，人们通过对议会的控制已经完成了对政府的权力赋予和限制，另外还必须有一套独立的机构对违反法律的任何个人和单位（包括政府）进行居中裁定和审判处理，平等地对待有关各方——行使司法权。这三个方面不仅在组织上相互独立，在人员上也相互排斥（成为议员、官员或者法官，只能选其一），与此同时，在西方人看来，它们的出发点不是如何构建三种组织、达到三种目的（不是为了分权而分权），而是把这三种目的整合成一种良性而稳定的政治制度——宪政。
很显然，在这种三权分立中，还有一个问题是关键的：议员是大家选出来的，从理论上来说是可以让大家放心的，但为了让大家彻底放心，从源头上放心，还必须以民主的程序制定和通过今后一切法律都不能违反的“母法”，也就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首先要“把制度关进制度的笼子”，这就是宪法。宪法的出台过程是极其独立的，在政党比较多的国家，尤其不能受到党派的干扰与控制，不能受某一政党的控制，它由议会或者专门选举出的“制宪委员会”制定并通过，甚至有的国家还需要全民公决才能通过。不仅如此，虽然宪法是宪政的标志之一，但有宪法也未必一定有宪政，还必须实现宪法的司法化。所谓宪法的司法化，就是对任何颁布的法律、个人和组织（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进行是否违反宪法的审查裁定——只有这样，才符合“对任何权力都保持警惕，一切权力都必须是有限的”的宪政价值观，也才能让大家最后放心。
好吧，在老袁编书的同时，大清两路考察团也在国外加紧考察学习，他们可以说是一路顺风顺水。载泽亲率的这一路是主要考察日本、英国和法国，抵达东京之后，睦仁派出了日本“国宝”级人物、刚刚成为日俄战争最大功臣的东乡平八郎前往车站迎接，另一位“国宝”伊藤博文亲自负责传授明治维新的经验。到了农历大年三十这天，睦仁亲自在皇宫接见了考察团成员，估计双方还在一起吃了个年夜饭。到了英国，英国女王也是亲自出来接见，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分别授予载泽荣誉博士学位；法国人也不甘落后，总统带着自己的老婆，陪着载泽等人爬上了埃菲尔铁塔，累得气喘吁吁。
在另一路，美国总统罗斯福同样在大年三十这天接见了考察团成员，甚至还给光绪皇帝写了一封亲笔信；在德国，德国皇帝带着皇太子亲自请考察团吃家宴，至于比利时、丹麦、瑞士、荷兰这些原本不在考察计划之内的小国，当他们听说大清考察团来到之后，争先恐后地邀请考察团前往，诸位大人啊，你们即使不来考察，来转转也行啊，风车看过了吗？
对于洋大人们的热情，载泽等人自然是清楚原因的，谁也不会放过成为大清改革老师的机会，以便将来在大清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源和市场开发权。但这毕竟是鸦片战争以来，洋人世界首次集体对大清友好，载泽等人感觉十分受用，如果要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爽！
而随着考察学习的深入，载泽等人慢慢变得不爽了。英国这样的国家，国土面积不及大清一个省，因为是世界上的第一个立宪国家，就成了“日不落帝国”，日本这样的小国还战胜了强大的俄国，朝廷真的不需要改变吗？说到底，西方国家虽然从各自的国家利益出发，但骨子里正是因为没有把大清当成同等级别的国家，他们的集体客气，正是集体认为大清还不是处于世界潮流体系里的国家，才会对考察团如此破格礼遇，否则，他们是不会如此花费心思的，只会按照正常的外交礼仪来办。
大清确实需要强大啊，确实需要去加紧融入世界潮流，坚定地推进立宪改革！
这是载泽和所有考察团成员最后的认识，虽然和大清大部分的人一样，他们的注意力并没有放在宪政的“价值观”上，也是从大清需要“救亡”的国情出发，在意的恰恰是宪政能够带来的社会稳定、国富民强的那些副产品，但这毕竟已经是一个难能可贵的认识了。鸦片战争轰开了大清国门，也将大清拖入世界，从此“救亡”和“改革”一直是大清最重要的两大主题，但救亡一直是压倒改革的，改革只是手段，救亡才是目的。正是因为救亡这口气一直在所有人心里憋着，改革才可以在起落反复之后一直推定下去。载泽已经决定，回国之后，他将从“救亡”“保大清”的角度想尽一切办法使慈禧下定决心推动立宪！
袁世凯开始主导立宪改革
1906年8月23日，在回到京城后，载泽给慈禧上了一道密折，希望朝廷能够学习日本模式，推动立宪。所谓日本模式，可以说是“有日本特色的宪政”，它组内阁（行政权独立），开国会（立法权独立），设大理院（司法权独立），国会可以逼内阁下台，大理院可以不听内阁的，这一点和西方宪政国家并没什么两样，但问题是它在上面又加了一个“盖子”，规定天皇拥有最后的权力，也就是“天皇领导一切”，载泽总结朝廷学习日本模式立宪有以下三大好处：
首先，皇位永固。天皇的权力并没有因立宪受多大影响，但对官员的权力做出了限制，朝廷学习日本之后，自然也不会例外。
然后，能瓦解革命党。这一点不用多说，从五大臣出洋之前就已经证明了。
最后，能减少外患。载泽认为，现在洋人侵略我们，固然是由于我国国力弱小，但也不能忽视另外一个原因：我朝的政治制度比较特殊，用洋人的话来说就是专制，洋人并没有把我们看作与他们同等的国家，而是看作半开化的国家，只要立宪，就能够融入世界，能够获得对方的认可和尊重。国与国之间正如人与人之间一样，价值观差不多了，安全感也就差不多，最起码大家都能对对方比较放心，洋人对大清的侵略政策自然会改成和平邦交的政策。
所以，载泽总结，学习日本模式立宪“利于国，利于民，最不利于官”，由于立宪之后，官员们的权力会受到限制，立宪自然会受到一些官员明里暗里的阻挠。正是因为如此，请太后排除杂念，从速宣布立宪，越快越好，而且现在宣布立宪，并不是马上就要实施宪政——实际上这也做不到，根据明治维新的经验，日本在正式实施宪政之前还有一段准备时期（预备立宪期），现在，朝廷也只不过是进入预备立宪的阶段。
慈禧被打动了，第三天（25日），慈禧召袁世凯立即进京，就是否立即开始预备立宪征询一下这位改革“第一人”的意见。在如此关键时刻，老袁自然不会退缩了，他表示“坚决拥护泽公的意见”（两人私底下早就达成共识了），预备立宪必须立即开始。为了打消慈禧的顾虑，袁世凯甚至还简要提出了预备立宪的总方案。看来是早有准备，成竹在胸。
慈禧心里基本有数了，但她也并不着急宣布，她有她的做事方法——她还要形成“集体决策”。
慈禧下令，包括老袁这个唯一的地方官在内，朝廷所有的高级大臣连续召开两次闭门会议，就载泽的密折展开讨论。载泽出于避嫌，两次会议都不参加，慈禧派出了另外一位皇族亲贵——23岁的醇亲王爱新觉罗・载沣主持会议。
不出所料，这会上又分成了两派：一派是老袁这些“快派”，认为预备立宪可以马上开始，越快越好；另一派可以叫“慢派”，以内阁大学士荣庆等人为代表。荣庆是朝廷有名的清廉之人，到他家送礼行贿的人几乎踏破了门槛，他一两银子都不贪，被人称为“纯臣”，当然，背地里叫他“蠢臣”也说不定。荣庆大人的意见是：大清目前最大的问题是纲纪松弛、官员腐败，因此立宪改革并不是最紧迫的，应该首先从整顿朝纲入手，树立和运用朝廷的权威，强力肃贪反腐，使得官员们不敢有二心，想贪不敢贪，如此才能为将来的立宪改革扫清障碍和创造条件，积极稳妥地推进这个改革。
荣庆大人的话音刚落，所有人都默不作声，老袁的眼睛更是已经望着窗外去了，只有一个人随声附和。没错，他就是朝廷另外一个清廉的大臣——外务部尚书兼军机大臣瞿鸿禨。
不过这两派虽然有时间上的争论，但对于朝廷最终要立宪是没有异议的，毕竟势比人强，立宪已势在必行，无可倒转。事实上就连慈禧也很清楚，正是因为朝廷已经存在严重的问题这才立宪，如走回头路，恐怕革命党人的队伍又会越来越壮大。会议讨论的结果最终还是老袁这些“快派”占据了上风，而年轻的王爷载沣似乎只是来客串的，只是带了耳朵来而忘了带嘴来，在会上基本没有表态，之后就把会议情况如实向慈禧上奏。
决定了。1906年9月1日，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慈禧颁布上谕：从即日起，大清正式开始预备立宪！宗旨是仿照明治维新的模式，具体来说就是天皇领导一切的“大权政治”模式。慈禧为此还颁布了两个原则——“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
第二天，9月2日，慈禧颁布上谕，在大清进行全国政府机构改革——也就是官制改革，这其实也是对明治维新的刻意模仿。日本在预备立宪时期，曾经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官制改革（废藩置县、废刀令），从这一天起大清正式进入了政治体制全面改革的轨道。作为亚洲两个历史悠久的封闭国家，大清的国门要比日本更早打开，洋务运动也比明治维新还要早开始几年，而在大清扭扭捏捏地进行了“只学技艺，不涉文武制度”的几十年改革，最后又不得不掉过头去学习后来者日本，这一天实在是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
厘定官制馆随即成立，决定就从朝廷的机构改革入手，自上而下逐渐推行到地方。在这个馆里具体负责的是14位大臣，称作“编纂官制大臣”，他们要带领一帮办事员编一部特别的“书”——也就是朝廷机构改革具体的方案。这部书关系到朝廷多少人的饭碗，还关系到大清的前途，虽然它没有定价，但它一定是世界上最昂贵的书，14位大臣就相当于“编辑”了。
他们上面是3位总核官制大臣，以奕劻为首，相当于“总编”，只有先通过他们的审核，最后才能交到慈禧这个“出版人”的手里，然后由慈禧决定是否“公开出版”（颁布实施）。很显然，这个“出版人”虽然不参加具体工作，只是最后看一下方案，但没有她的点头，不论你编得多漂亮，那也是非法出版物，作不得数的，因为她老人家是开出版社的。
现在，14位“编辑”非常关键，他们都是慈禧指定的，当中有皇室子弟载泽、载振（奕劻的儿子），而那位刚刚客串过的载沣王爷又被排除在外了，他并没有参与此事，剩下的人就是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和各部尚书等等，总之，都是朝廷里权势最大的大臣，随便拉出一个来，品级都吓死人。
京官中的高级大臣都来了，那么地方大员怎么办呢？有一位总督已经加入了这支队伍，相信大家已经猜到了，没错，他就是老袁，他进入了14人大名单，光荣地排在第14位。
而所有人都知道，老袁的排名只是受他不是京官的影响，至于如何编这部书，还得听他的，毕竟人家在改革领域的地位和成绩都摆在那儿，还是目前慈禧面前的第一号红人，14人中的“主编”非他莫属。而来到北京之后，袁主编也一反常态，表现出强硬的态度，他叫嚣：“官可不做，宪法不能不立！”“有敢阻立宪者，即是吴樾，即是革命党！”
现在，摆在袁主编面前的有两个关键性的问题：他要对慈禧这个“出版人”负责，另外他也要对这部书的读者负责，也就是对“改革”负责。从接下来的内容看，袁世凯似乎更偏向后者，因为他提出了一个令慈禧无比震惊的方案：对于大清的立宪改革，一向学习日本的袁世凯竟然从根本上反对学习明治维新，具体到官制改革，那就是——撤销军机处，成立责任内阁！
要了解袁主编的这个秘密，我们首先需要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军机处。
大家知道，在明太祖朱元璋之前。皇帝掌握权力的帮手是丞相，也就是那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为了加强集权独裁，老朱干脆把丞相给废除了，他自己既当皇帝又当丞相，一个人包办了很多年。到了他后代的手里，虽然大家也想彻底地掌握权力，但无奈的是没有能像老朱那样精力旺盛，成为工作狂，只好又挑了几个饱学之士组成了内阁，皇帝的圣旨先发给内阁，再由内阁下发到朝廷各部或者地方，地方和各部的事情也先汇聚到内阁，由内阁进行处理并请示皇上。于是乎，只要皇上不那么勤政，权力又集中到了内阁大臣手中。
大清是靠八旗打天下的，朝廷虽然沿袭了内阁这个制度，但一开始的权力中枢并不在内阁，而是由各旗的王爷贵族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到了康熙时期，他终于用“南书房”这个机构把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削弱了，把它去掉了那个“王”字，变成了“议政大臣会议”。所谓南书房，指的是康熙在自己的南书房里召集几个饱学之士讨论和决定核心大事，相当于大清自己创立的“新内阁”。
南书房虽然架空了八旗王爷，但根据明朝的教训，时间一久，这个“新内阁”专权的现象又会出现，继任的雍正同志自然很不甘心。在“公私两便”思想的指导下，这位老兄趁着朝廷当时需要在西北用兵，每天需要处理很多“军机”，绕开以南书房、内阁为汇总的正常行政系统，成立了军机处。而正是这个在当时并不十分起眼的机构，却一举解决了自朱元璋以来，如何既能让皇帝集权独裁又不那么累的老大难问题。
军机处成立时，是没有编制的，是朝廷的临时单位，说得过分点就是“黑户”，并且自雍正年间起，这种现象一直保持了100多年。更神奇的是，和明朝那些专职的内阁大臣不同，朝廷也一直没有专门的“军机大臣”，所有的军机大臣一直都是皇帝从大臣中挑出来的临时兼职人员，比如兄弟你原本是干的吏部尚书，自己努力上进，主动向皇帝大人看齐，皇帝大人就会看得起你，把你调入军机处，成为“吏部尚书兼军机大臣”，等到某一天皇帝发现你不那么听话了，或者由于你进入军机处的时间够久，要防备你分权了，就会一脚把你踢出军机处。不过兄弟你也不会去找皇帝哭诉和拼命，因为你还可以继续干原来的吏部尚书，工资奖金照拿，军机处那只是干的临时工的活，你又不靠军机处发工资奖金。
而历代皇帝自然也不会满足于只处理“军机”，而是以“军机”为名的全国所有大小事情，所以议政大臣会议和南书房就成空架子了，最终被废除。内阁是从前朝沿袭下来的，历史悠久，倒是被保留了下来，不过同样成了一个空架子，内阁大学士成了荣誉称号。但皇帝大人要发谕旨，就有了两种途径：一种还是按照原来的程序走内阁，公开下发，谕旨内容除了接旨人员，其他官员也知道，称为明发上谕；而另外一种途径就是由军机处直接密封发走，谕旨只有接旨人员知道，对别人是保密的，称为廷寄，由于它是打着“军机”的名义，必须由兵部派专人限时送达，从400里加急到800里加急不等。
而接到廷寄的官员将来还要把落实情况奏报皇上，一般都是采用“密折专奏”的形式，在通过军机处中转之后，与皇帝一对一秘密往来。如此一来，官员们不过是皇上廷寄的执行人和反馈人，干的还是秘密工作，跟黑社会老大与小弟之间也没什么区别。
这就是军机处，它不是个“处”，而是一套系统，一套高高在上的进行神秘政治的系统，一套让皇帝的集权独裁达到顶峰的系统。如果说明代的内阁是国家军政大权的汇总之地，那么军机处除了掌控军政大权外，还同时是皇帝大人的羽翼和附庸，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实际上是皇帝的“专职秘书处”或者“专用办公室”。它成为了皇权落地的最佳途径，十分“扁平化”。从此之后，国家军政大权，军机处中转，皇上自操。
谁也不知道，军机处的出现，实际上给大清带来过巨大的损失。就拿当年慈禧的上位来说，表面看来，这是由于咸丰皇帝只顾贪图享乐而偶然造成的，但这件事情独独发生在清代，和军机处的出现应该也有着莫大关系：有了军机处，皇帝大人更加集权独裁了，并且是在小范围内集权，他老婆什么的篡个权自然也就更加容易——只需要搞定她老公即可，没有明朝以前的丞相作为阻力，也没有明朝的内阁大臣作为阻力，等到大清的大臣们明白过来时，慈禧的权都已经篡完了，她并不需要付出当年武则天那样的代价。
而深受其害的还有另外一伙人——大臣。用御史张瑞荫的话来说，“自设军机处，其弊不过有庸臣，断不至有权臣”。事实正是如此，在军机处成立之后的100多年间，确实没有像明代那样出现过权臣，但也没有出现过什么像样的能臣，能够在历史上留下点名号的能臣几乎绝迹，实在是对得起“庸臣”这两个字。这也不能怪他们，“临时工”的身份原本就能造就一批又一批平庸的军机大臣，而那一对一秘密往来的“廷寄”其实就相当于皇帝在官场发动的“文字狱”，因为你不知道皇上对你周边的同僚发了什么指令，也不知道同僚们向皇帝秘密汇报了什么，皇上会不会叫人暗中监视你，同僚会不会背地里打你的小报告。在这种集权独裁而又神秘的政治环境之下，官员们也着实很不容易，他们也是“弱势群体”，那么就只有把自己的思想先阉割，手脚先捆住，多磕头、少说话而已。
而令人惊奇的是，所有这些都不是军机处对大清最大的弊病，军机处最大的弊病是它对制度的伤害，军机处只是一个临时的“处”，并不是府，更别说是“部”，却能指挥大清的国家六部以及整个行政系统，为什么？因为它是皇帝大人亲自成立和直接管理的，只要是属于皇帝的机构，别说用一个“处”来指挥整个朝廷，给他个仨瓜俩枣都行。这就是说，军机处集中体现了千百年来君主专制王朝一个极为常见的特色：权随人走，小权随小领导走，大权随大领导走，最高权力随最高领导皇帝大人走。雍正大人是通过改组组织机构来实现集权——请注意不是只换人马，而是连组织机构一起换，后果就是朝廷中每一个新设的机构，其实都是在皇帝认为所谓行政系统效率低下和“政令不畅”的情况下，既不裁撤旧的机构，又成立这类新设的“临时单位”，迅速提高“政令畅通”程度。所以朝廷的机构才会越来越臃肿，权力中心也才会不断转移来转移去，下面官员们的脖子都摇酸了。
当皇帝大人可以借助他手中的权力，反过来创建一套“完整的制度”，然后以“讲程序、走流程”的方式来实现集权和独裁，比如“军机大臣兼职”它也是一套制度，“廷寄”它也是一套流程，别人又有什么办法？地方大员难道就不会模仿？后世难道就不会效仿？
现在让我们来回想一下，在这场改革之初，慈禧也是拉几个人，成立了政务处，虽然改革也是人心所向，慈禧也是没有办法，她不这么做，估计大清朝野都还在沉默和忍耐，改革也只能这么自上而下地发动。但就从权力运作的本身来说，慈禧同志此举仍然没有跳出权随人走的怪圈，人心所向的政务处在本质上也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军机处”，是皇帝为达到自己目的又一次“制度创新”，而就是一次次的“制度创新”，被赋予了改革的假象。当100多年前的军机处成立时，人们津津乐道，把这当作了改革；当政务处成立时，人们又津津乐道，把政务处成立本身也当作了改革，却不知道离改革的本质可能还很遥远。
原来，所谓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真的需要首先把制度关进制度的笼子，对于大清来说，这样的制度，是从“人治”走向根本性的“法治”，就是朝野几乎人人都在翘首盼望的立宪。在这块土地上受过很多苦难的人们，他们应该生活在“诸神”的黄昏后，再也不需要一个代表上天的“神”，再也不需要一个接一个的“神”。从秦皇汉武到唐宗宋祖，那已经反复证明了行不通，只有制度的力量才能时时保障基本的果实，却能激发更大的力量，让所有人都按照“人”的规律和规矩来办事——哪怕他是皇帝，想办一件什么事，哪怕是万分紧急的“军国大事”，哪怕本身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也不能随便拉上几个人成立一个机构，就“只凭领导一发动，下面就干起来”，然后把它变成朝廷意志、国家意志加于老百姓们的头上，再也不能有什么人能借着“制度创新”实现对专制擅权的偷梁换柱。军机处，它因为是皇帝简单粗暴凌驾于国家正常行政系统上的左膀右臂，所以在立宪改革中就要打掉这样的左膀右臂——对皇权做出制衡！
看来，不是老袁看军机处不顺眼，实在是在一个需要立宪的政治体制面前，军机处是不合时宜的，老袁已经在方案中提出了“将军机处和内阁并入责任内阁”。当然，所谓“并入”其实就是撤销，讲究现实的老袁只不过是说得缓和一点，怕引起别人激烈的反应。很显然，这个新成立的“责任内阁”应该并不同于原来的内阁和军机处，它也是一套系统，一套几千年以来的王朝历史中从未出现过的系统。
现在，我们要来了解一下“袁世凯牌”责任内阁的秘密，它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按专业分工，朝廷设11部，由这11个部的正部长（尚书）兼任内阁大臣，在这11个人的基础上，再设专职的内阁总理大臣1人，左右副大臣各1人，这14人组成了责任内阁，它将取代军机处成为全国最高权力机关。
相信大家要问了，这11位内阁大臣不也是兼职吗？其实我们只要仔细一想就能发现差别：他们虽然也是“兼职”，但他们本身是固定下来的人选，以后皇上再也不能随机指定军机大臣了，方案里的“分之为各部，合之皆为政府，入则同参阁议，出则各治部务”，指的就是这个情况。
而责任内阁最重要的自然就是“责任”二字，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分职专任。在这次官制改革之前，朝廷出于满汉有别的祖制，各部的尚书就有2人，分别是满尚书、汉尚书各一人，一个部的正部长就有两个人来当，等于在一部中就有满汉两套班子，大家表面和气，私下算计，而某位部长很可能又兼任其他繁杂的职务，比如兄弟你这个吏部的满尚书很可能还兼任领侍卫内大臣，那么到底是吏部的本职工作重要，还是保卫皇上更重要？是“国差”重要还是“皇差”更重要？相信兄弟你也能分清楚，这就很容易出现某些部长不干活（推给另一个部长），某些部长又累成狗（兼职太多）。
责任内阁规定，除有极特殊情况，各部尚书不再兼任其他职务和职位，同时由于军机处已经撤销了，也不必要再成为军机处的“临时工”，各部尚书都“专治部务”，而且各部只设尚书一人，不分满汉，可以是满人，也可以是汉人，让专门的人去管专门的部，把责任落实到个人，让责任内阁确实能够对国家大政负责。
而责任内阁对皇上也是有责任的，根据老袁和他幕僚团队的设想，一般政务可以由内阁大臣自行处理，但遇有重大之事，都应该由责任内阁公开讨论，少数服从多数，阁议决定之后再奏请皇帝颁布谕旨。如果没有十分特别的情况，皇帝一般不能驳回，反过来，皇帝想做的事，决不能像过去那样吩咐军机处下发道谕旨就行了，皇帝发布谕旨，必须经责任内阁签字同意，否则就不发生效力——但是，皇帝对内阁总理大臣和内阁大臣都有任免权，而各内阁大臣遇到紧急情况时，还可“自请入对”，也就是可以绕过内阁总理直接去找皇上（洗脱内阁总理有“架空”皇上的嫌疑，用心良苦），更重要的是，当政务出现重大差错引起朝野上下严重不满时，责任内阁要为此承担责任，皇帝是不需要为此负责的，内阁倒台了，皇帝还是皇帝，不会出现皇帝也被牵连“下台”的情况。
这种情况形象地说，大清的“产权”还是皇室的，而“治权”更多的是责任内阁的，责任内阁治得不好，就要向国家大政和皇室负责而倒台；但皇室也要相信，责任内阁治得再好，也不会图谋霸占“产权”，这就改变了以往“家天下”观念中，拥有天下也要独裁治理天下的概念，有利于朝廷权力中枢从一元制向二元制转变，多少缓和一下之前皇室集权独裁带来的多种弊病和百姓们的不满。
如此一来，袁世凯设计的责任内阁就已经有了近代“责任政府”的意味，它与皇权相互制衡，也和之前的军机处有了根本区别：正是因为“产权”与“治权”逐步分开，逐步走向公开政治（可以问责，可以倒台），以及分职专任等等“责任”的确立，有助于改变几千年来从官到民的“官本位”思想，有对权力的限制，才能减少对权力的崇拜，让权力不再天然是真理的代名词；有助于让政治不再是神秘之事，甚至不再是神圣之事，政治原本就应该以处理老百姓的俗务为重，就为老百姓的“过日子”服务，而不是你阴谋我，我算计你，你整我，我斗你。
原来，让政治变得世俗，才会最终让政治得到该有的尊重；让政治回归平常，就是让政治走向了正常。原来，之前老袁和其他几位大臣上奏废除科举，正是和这次以设置责任内阁为核心的改官制互为配套——只有从制度上去除做官的神圣性以及读书只能为做官的途径，才有助于最终建立一个工商业和经济充分发展的世俗社会，让一贯强势的政府，向世俗社会低头，最终成为真正的“责任政府”。
当然，相信眼尖的人也已经发现了，这个方案中虽然规定皇帝可以直接任免和接见内阁总理和内阁大臣，但皇帝还是由过去的直接管事变成了间接管事。借用自古以来那句著名的话，现官不如现管，皇帝仍然有被内阁总理架空的可能，而且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一旦责任内阁成立，内阁总理自然属于奕劻，而其中一个副总理自然非老袁莫属。奕劻同志一向是“神仙王爷”，只贪银子不管事的，拿银子喂饱奕劻的袁世凯就会成为事实上的内阁总理。老袁啊老袁，其实朝廷中已经有说你“假立宪、真专权”的传言了，你如何真正洗脱自己的嫌疑啊。
袁世凯是个聪明人，他始终关注自己和他人的现实利益，他的现实就是从结果出发，先考虑怎么创造条件，并不注重形式和过程的细节完美，根据条件一步步达到目标。也就是说，他不会把前进的姿势也当作了前进本身，只要能达到目的地，哪怕是爬过去也是愿意的，作为这轮官制改革的领导者，老袁很清楚，他不仅需要为改革本身设计一个好方案，也必然要把自己尽量超脱于私利之外，用这份方案本身最大限度地凝聚改革共识，趁此时机壮大改革阵营的力量，这才是他该考虑的事情。面对权力的时候，朝廷中没有人是傻子，塞进了私利的方案绝对不可能蒙住慈禧那双厉害的眼睛，也绝对不可能在那些老油条大臣中争取更多的同意，老袁需要的是让改官制得到更多的支持，而不是关起门来为自己计算，这一点他还是分得很清楚的。
于是，为了进一步限制责任内阁的权力，老袁的改官制方案还涉及了其他的方面，这种设计从内涵来说，它正是对当时西方宪政体系的一种有意模仿和学习——三权分立！
责任内阁并不是终点，老袁的方案继续向着君主总揽下的三权分立挺进。司法权属法部和大理院（由原来大理寺改组），它们是独立的，不听从政府（责任内阁）的命令，也不受政府的干扰，只对皇上负责——至少从组织层面上，司法权已经分立了。
立法权应该属于国会，但在大清目前的国情下，正式的国会是很难召开的，这是大家的共识。在一个有着千年专制传统的国家，如果明天突然成立一个“国会”，老百姓就真的能够去“立法”让大小官员去遵守，那才叫乱了套。既然正式的一时难以成立，老袁的设计是：先在京城设立“资政院”作为过渡。那么，它到底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如果袁世凯不解释清楚，大家的疑虑是无法消除的。
在老袁拿出的方案中，资政院就是“专门让百姓们说话的场所”，以后百姓们有利益诉求或者对官府有建言，都可以并且只能去资政院进行申诉和表达，如果不是经由资政院，朝廷一律不受理。如此一来，朝廷倾听了群众呼声，民间利益的诉求有了出口，对政府形成一定的舆论监督，老百姓行使了一定的议政权力，对官府有建言和建议，先让老百姓敢于参与和议论政治，敢于对政府问责和追责，然后从“说话”向着“立法”过渡，将来逐步开设国会、制定宪法。
除了作为国会的预备和过渡之外，老袁还有结合大清国情的更加现实的考虑，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百姓们目前确实“民智未开”，但随着改革的推进，他们的权利意识实际上也在逐步增强。而自从新一轮改革以来，朝廷花了很多的钱，加捐加税，加重了百姓们的负担，民间已经出现了要求收回抵押给洋人的铁路、煤矿，声讨地方督抚不作为的声音。据他的判断，这种情况今后会越来越严重，如果都让官府去处理，会让官府应接不暇，影响正常行政，朝廷最好专门设置一个让老百姓“说话”的场所，让民间舆论化散为整，让民间的利益诉求有个出口，有合法和便利的渠道传递给官府，以便将来不会闹得不可收拾。
不得不说，袁世凯的预言在5年以后变成了现实：如果朝廷真的能够发挥好老袁设计的资政院的这个功能，认真疏导和对待民间舆论，1911年的“保路运动”也许就不会发生，武昌起义也许最终不会被引爆！
此外，根据袁世凯的设想，资政院在初期还应该承担一定的“分流”功能，那些毫无行政能力又占据官府高位的皇室子弟、守旧官僚，将来就应该去资政院上班。这样既把他们从官府中分了出去，又给了他们一份工作。如果仍然接收不下，他们还可以去新成立的“集贤院”。而虽然要精简机构，但像宗人府、内务府、侍卫处、翰林院等内廷机构暂时先一律不裁撤。不是老袁不想裁撤，这些机构的人都是慈禧身边的人，说得现实和恶毒一点，他们倒不一定对朝廷死心塌地，但改革到关键的时候，谁都会去想自己的退路，他们要闹起来，说不定拼死反对改革，又上演戊戌变法时的那一幕。于是老袁做出了让步和妥协，给他们做出了分别安排，为他们把退路想好，这一妥协不可谓不大。
好吧，说来说去，在资政院真正能够发挥国会的作用之前，谁来对责任内阁的权力做出有效监督和限制，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别着急，老袁这个现实的人是不会不考虑这一点的，为了最大限度地达到这个目的，更为了把学习西方与大清自己的传统和现实国情结合起来，走具有大清特色的立宪道路，老袁和他的团队竟然认为还不能只学习西方的三权分立，咱大清应该是“五权分立”！也就是再把两种重要的权力从政府（责任内阁）中抽出来，另外成立两大院，它们都直属皇上，不听从责任内阁的命令：
第一是成立审计院，专门负责对官府经费收支情况进行审计。
第二是成立行政裁判院，相当于朝廷的“上访部门”，专门负责仲裁老百姓对官府的控诉。也就是说，老百姓对官府有了意见，可以去资政院表达，但要做出仲裁，只能在行政裁判院！
好吧，到现在为止，老袁的官制改革方案算是完整出炉了，正因为它相当深入和大胆突破，所以它很复杂、很全面，还具备老袁特色的“现实性”。在老袁看来，其实只要仔细一分析，这个方案也深入贯彻落实了慈禧“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的指示精神，他不像康有为，他在官场混了这么久，绝对不可能把慈禧的指示当作一句空话，而是会想办法结合起来。如果把这次改革比作一场“战役”，老袁已经付出了很大的心血，既有“战略”，又有“战术”。
14位“编辑”中排名第一的载泽支持了这份方案，三位“总编”中排名第一的奕劻的态度是：我举双手赞成啊。虽然奕劻平时收了老袁不少的银子，但相信这一次他也并不是看在银子的份上，而是和载泽一样，也认为这份方案几乎无可挑剔。
不过，奕劻毕竟是奕劻，他要比老袁更懂慈禧，也更加在意慈禧，这次他也认真起来了，一改往日“神仙王爷”的作风，认认真真地对方案进行了研读，然后又去找老袁和其他“编辑”商量，又增加一个备选方案，这是确保万无一失的：
如果朝廷（慈禧）仍然担心有人会借当内阁总理之位来专权和架空皇帝，那么就不设总理大臣和左右副大臣了。但仍然要撤销军机处，成立责任内阁，以原来的军机大臣为内阁中的领导（办理政务大臣），各部尚书为他们的助手（参预政务大臣），原来的内阁大学士可以继续存在，如此可以争取原来军机大臣和内阁大学士的支持，但“行政机关屹然已定，宪政官制有始基矣！”
用心良苦，用心良苦，这是老袁的一次最大的让步，他又一次表现了与当年的康有为不一样的地方，虽然不能排除他想借这次改革让自己成为内阁中的领导（奕劻之下的副总理大臣），但这并不是他最重要的目的。如果有可能因此而使得这次改革方案流产，那么就可以连内阁总理、副总理大臣都不新设，直接以原来的军机大臣充当，这对奕劻没什么影响，因为他原本就是领班军机，却对老袁影响很大，因为此时的他还并不是军机大臣，但是，他毕竟守住了责任政府和司法独立这两条最重要的底线，迈出了走向宪政的重大一步！
反反复复的讨论、完善和修改之中，两个月已经过去了，11月2日，奕劻将最后核定的方案进呈慈禧。据统计，这个方案共有各种折件25个，详细到了改革之后各个机构的内部清单，也就是说，老袁他们弄出来的并不只是一个原则性的方案，而是一个细化到执行层面的详细方案，只要慈禧一批准，立马就可以执行！
老袁很自信，作为一个讲究现实的官场老狐狸，他自信的并不是只是方案本身，而是“势”，当朝廷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改革的趋势已经远非戊戌变法时期可比了。立宪改革从来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也是一种大小官员眼中的“政治正确”，更代表一种未来的趋势和势力。谁都知道，在将来“得立宪者得天下”，他相信这样的方案一出台，举双手赞成的人一定很多，至少不会遭到原则性的反对。自从奕劻上奏之后，他也没回天津，每天有事没事就去皇宫里转悠，时不时找点理由跑到慈禧那里去“请训”，他已经准备好了，只要慈禧召见他，他一定亲自把方案向慈禧解释清楚。
然而，令袁世凯始料未及的是，他还是想得太乐观了，以御史赵炳麟等人的奏折为代表，一大波反对浪潮正朝他袭来！
袁世凯为何反对立宪简单“学日”？
和老袁一样，赵炳麟也是坚决拥护立宪的人，属于官员中的“立宪派”，同时他也是一个对宪政有着深刻理解和研究的人。按照老赵的说法，他反对的不是朝廷实施立宪改革，事实上他也无法反对，连慈禧的谕旨都下了，他反对的只是老袁这个方案。
老赵等人的主要意思是：立宪本来是要以明治维新为榜样的，而老袁的这个方案与“天皇领导一切”的日本模式相差甚远，袁世凯不仅没有让咱大清的皇帝“去领导一切”，反而要分皇帝的权，这难道不是假立宪、真专权吗？宪政的根本精神是在国会（确实如此），现在国会未开，就先成立责任内阁，内阁的权力就失去了国会的监督和限制，因此立宪不能单独成立责任内阁，应该先开国会，后组内阁，至少二者要同时成立。如果朝廷一时难以成立国会，就从地方开始，先成立地方议会，直至召开国会，反之，如果责任内阁有可能会让皇帝居于无权地位，那么宁愿在国会召开之前，继续让皇帝专权——也就是说，宁愿保持现状，让立宪改革“暂缓进行”。
总结一下，老赵等人的意思是：因为国会一时成立不了，所以责任内阁也不要成立，在朝廷暂时不改革，先保持现状。
老袁要崩溃了，他没想到自己苦口婆心解释了这么久，和他的团队一起弄出了25个折件，最后只被一个理由就给击回来了，老袁竟然一改以往的城府，开始爆粗口：“此等闲话，皆不可听！我不怕真正的反对，怕那些不着痛痒之人！”
在老袁看来，赵炳麟等人其实就是一些“不着痛痒”之人，他们并不是不理解宪政的含义，也并不是不了解西方国家的宪政情况，却一再在所谓的老袁“假立宪、真专权”上纠缠不清。对此，老袁只能表示很无辜，也百口莫辩，事情是他做的，怎么样也是无法彻底洗脱嫌疑的，但老赵既然对立宪也有深入理解，还是可以深入探讨的。
老赵说得很对，立宪的根本精神在国会，当时西方国家的宪政之路也是先召开国会，然后再组建责任内阁，这倒不是一定有时间上的先后，而是在宪政的“价值观”上。责任内阁如果没有国会与之对应，根本就称不上“责任内阁”，这是事实，但谁都清楚，当时西方国家的宪政并不是凭空设计出来的，是社会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之后，民众与皇室、政府不断地争取、斗争中形成的，也就是说，当时西方国家的立宪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改革，宪政基本上是自发形成，而大清的情况恰恰相反，它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是朝廷在不得不“求变”的情况下主动“求变”，那么朝廷是一个什么样的现实情况呢？
朝廷的现实是，所有的权力被皇权高度一统，如果你要放权，下面的人自然有可能篡权；如果你要继续集权，下面的人就不会怎么办事，所以不改不行，这也是慈禧下谕旨的缘由。从哪里改呢？当然要从皇权开始改，因为权力就在你这里。要对皇权进行分权和限制，首先必然要求就从皇帝本身做起，进行放权，先设置责任内阁，将权力中枢由一元制变成二元制，由铁板一块变成相互制衡，改变之前所有的官员都是皇上的家奴、只对皇上负责的状态，逐渐造就一批开始对本职负责、对百姓负责的职业化的行政官员，由此才能进一步唤起百姓们的权利意识，最终能还权于百姓。更何况事实已经证明，在老袁的设计方案里，并不是简单地将皇权放权给了责任内阁，而是在放权中对责任内阁也有分权，开始解决千百年来行政权一权独大的问题，这是符合宪政方向的。
反过来说，由于目前的权力都紧紧把控在皇室和官僚集团的手里，如果皇权不率先接受这场改革，不进行放权，如果连朝廷自己的大臣都无法分皇权，何况是老百姓们？皇帝大人和亲贵们难道就不担心老百姓们会借所谓的“地方议会”瓦解朝廷？在朝廷还是铁板一块的情况下，地方官们又怎会甘心实际是他们自己的权力被所谓的“地方议会”分走？所以，老赵所说的寄希望于“地方议会”来打开突破口，只是一种看上去循序渐进的稳妥方法，在老袁这样现实的人眼里根本就是空谈，别忘了大小官员的眼睛都在盯着皇帝大人您呢，除非皇帝大人和亲贵自己下来当地方官，否则地方官员们最后一定会让所谓的“地方议会”流于形式和完全变味。相反，如果先树立宪政的框架，连皇帝这个最高掌权者的权力都要受限，从上至下所有官员的权力都要受限，大家待遇一样、“一损俱损”，相信其他官员也没什么话说。
好吧，既然还拿日本说事，相信朝廷中是没有人比老袁更加了解日本的，他的改革先从设置责任内阁入手，这是和当时的西方强国走过的道路不一样的地方，却恰恰是和日本相同。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也是先组内阁（1885年），后开国会（1890年），但明治宪法中规定“天皇领导一切”，这是大清不能也无法学习的，因为日本之所以加这么个“盖子”是出于日本特有的历史和国情。
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并不是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天皇虽然名义上统治全日本，但基本只是个摆设，权力被幕府把控，幕府下面又有多个藩在割据，最底层的日本人大多只知藩主而不知天皇，这种状况类似我国周代的诸侯分封的“封建时代”，也类似欧洲的中世纪。在经武力“倒幕运动”统一日本之后，年轻的天皇睦仁被各个利益集团联合扶上最高领导者的舞台（倒幕时打的就是天皇的旗号，不得不扶），随即组建明治政府，开始明治维新，他们很快从中国的秦始皇那里学习了郡县制（废藩置县），从国体上巩固了统一。这就是说，要说到在中央集权，此时的日本才“发展”到中华帝国2000多年前秦朝时的水平。没办法，那时候的日本很穷，想中央集权也完成不了，农业社会的经济就是靠地盘和自然资源说话的。
而在从中国搬来郡县制的国体之后，明治政府掉头把目光转向西方世界，一方面发展近代工业，一方面去搭上世界潮流，向西方国家学习先进的政体。当时他们发现世界上的强国大多都是宪政国家，于是在1882年，日本派出了以伊藤博文为团长的日本考察团前往美、英、德等考察学习，伊藤博文首先要做的是为日本的立宪改革确立一个学习的对象。
伊藤博文等人首先排除了美国，原因是美国是移民国家，美国人没有他们的“天皇”，国体采用联邦制。然后排除了英国，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宪政国家，与日本不同，它是自下而上实现宪政的，一帮通过工业革命先富起来的人组建了议会，连当时国王也是议会喊来开会的，英国国王在后来几乎没有什么实权，只是国家的代表和象征，被称为“虚君”，这也不是日本想要的。最后确定的是皇帝保留部分权力、与内阁和议会相互制衡的德国模式。自此之后，日本就开始专心研究和学习德国宪政，伊藤博文率团考察历时一年半，仅在柏林大学听取宪法学家授课就花了半年的时间（差不多和大清五大臣总考察时间相等）。然而，等到伊藤博文等人起草的明治宪法出台时，一切却让人大跌眼镜了，这就是明治宪法赋予了天皇至高无上的权力，规定“天皇领导一切”，这下倒好，日式的君主立宪不但不削弱君主的权力，反而强化君主的权力，表面看来，这实在是“很奇葩”。
然后不得不说，正如后来的老袁一样，伊藤博文对宪政精髓的把握是十分到位的，他设计的正是一条具有日本特色的宪政之路。
比之日本，大清更早开始的洋务运动，它和明治维新有很多在起点上的区别：日本需要迫切地解决“统”，而大清是根深蒂固的中央集权加君主专制体制；日本天皇是个弱势群体，实际权力有限，而大清皇室的权力则严重过剩；日本的改革其实是新兴的领导层要拿过去的旧势力（藩主、武士阶层等）开刀，很难，而大清的改革是现有的领导层要拿自己开刀，更难。大清这种情况下改革内生的动力是很小的，阻力是很大的，自我改造的能力是很弱的，朝廷几乎下意识地把解决当时内忧外患的统治危机当作了目标，并且不知不觉就成了最高目标。可以说，在大清朝廷对于洋务运动的“顶层设计”之中，国家的真正强大、人民的真正富裕并不是首选项和必选项，这只是附带选项，变法的首选项是为了加强皇权统治基础而去寻找外部支持，必选项是大清江山永不变色，永远维护爱新觉罗的统治——这才是无论有多么大的内忧外患中都要不惜一切代价保障下来的。
于是乎，洋务运动以“先国富，再民强”为路线，政府掌控经济，依靠的是官僚集团，对民众却有相当的怀疑和防范，只学习技术、购买武器不涉及变革政治体制制度的原则提出来了，老百姓获取资源发财的机会和手段可以因为洋务运动而有所放开，但说到底是必须要掌控在官府和朝廷手中的。铁路、电报、轮船等被引进了，但无一不是“官办”或者“官督商办”。在朝廷看来，以官府来掌控这些被引进的技术以及衍生的资源和财富，才是对过去几千年以官府掌控土地从而最终掌控王朝子民的一种换汤不换药，如果大家都有很多的机会去各自发财了，一切都交给“市场”了，那还会来找官府吗？还会听官府的话吗？这样做的结果只怕是“市场”的经济指向“市场”的政治，几千年以来，强势官府从未向世俗社会低头，这一切自然不能变——说得直接点，根深蒂固的君主专制思想使得朝廷在洋务运动的“顶层设计”中，也许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全民共富，那反而会让他们无所适从！
总之一句话：大清之洋务运动，非国家之强大，非人民之共富，乃朝廷之万年！经甲午一战，这种所谓以行政权一权独大有效调动国家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弊病显露无遗。洋务运动没有证明君主专制体制的合法性，它只证明了改革这种体制的合法性，只证明了在这个古老帝国的土地上，以民为主的政治制度，也是不可抗拒的，最后与明治维新不同的改革结果也表明：集权和立宪，在根本上就是矛盾的，在集权中无法立宪，只会离立宪越来越远，摧毁立宪的一切基础。
好吧，现在让我们来替老袁总结一下吧，明治宪政表面“很奇葩”，实际上对宪政“价值观”却有深刻理解，结合日本的历史和实际，坚定地走“有日本特色的立宪道路”，该改的一定要改，不该改的坚决不改。明治维新其实并不亚于一场革命，它造成了日本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内战（平叛西乡隆盛的西南战争），战死人数过万，流血远超过大清5年后的辛亥革命，可它还是成功了，可以说，正是因为它的“大方向”对了。
现在老赵等人应该清楚了，老袁只是没有学习明治维新“天皇领导一切”的表面，而是学习了明治维新之实，学习了宪政的“价值观”。他的方案和明治立宪一样先设置责任内阁，只是因为大清和日本的立宪之路都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这是大清和日本共同区别于西方国家的地方，而正是由于朝廷的改革要拿自己开刀，如果连“天皇领导一切”的表面现象也要照搬，那大清进行的应该不叫立宪改革，不过是想在皇帝集权独裁上又加上一个宪法的封套，便宜全占，义务没有，还成功地引入了一个强国的“国际惯例”！
谁也没有想到，最终能够突破“救亡”这种局限、摸到宪政“价值观”边的人，竟然就是没出洋的老袁！从根本上说，老袁的这个方案恰恰也是在反思洋务运动的基础上，去坚定地走“有大清特色的立宪道路”。如果非要说它在实质上更接近于当时哪一种模式的话，那就是对皇权有所限制的德国模式。明治立宪原本就是学习德国模式，不知日本何以为兴，焉知大清何以为衰？用老袁自己的话来说，“朝廷学习国外的立宪，是吸收这个成果，并不需要连过程都一样”。即便如此，袁世凯同样没有照搬德国模式，前面我们说过，老袁设计的方案其实不只是“三权分立”，而是在把审计权、行政仲裁权独立出来之后造成了“五权分立”，也许连老袁自己都不知道，在这方面他竟然还有一个与他见解神奇一致的知音，这个人就是孙文。
以后我们会讲到，此时以孙文为首的革命党人，他们得到了日本朝野的许多帮助，但孙文等革命党人从来没有把日本的政治模式当作自己学习和仿效的榜样，这也是因为孙文已经见识过西方世界，同样对当时西方国家的政治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史料记载，几乎就在老袁和他的团队提出这个方案的同时，在海外的孙文也开始形成他那个版本的“多权分立”思想，后来孙文把他这个版本的思想概括为——五权宪法。
关于这个“孙文牌”的宪政思想我们还要在以后的故事中详述，简单来说，孙文认为，由于当时西方国家只有选举，没有选拔官吏的考试，这就会造成一些油滑之徒当选，而一些能力很强却不善演讲拉票的人落选，所以还必须在“三权”之外再分出选拔官吏的考试权。
与此同时，当时的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也会造成议会过于强势的局面，影响了政府的效率（比如当时的英国），孙文认为还必须分出对各权力机关的监察权，监察权力平衡的状况，这就构成了“五权分立”。孙文常常对周边人说：“五权宪法乃兄弟我所独创”，但他并不知道，在朝廷体制内竟然还有一个神奇的知音，这就是袁世凯。
以上这些情况很复杂，但也能越辩越明，这也是皇室子弟载泽等人最后能够支持老袁的原因，相信这些情况赵炳麟等人也并不是不清楚。就在官制改革之前，14位“编辑”就制定了几条指导方针，其中有一条就是从现实情况考虑，此次立宪改革暂时不涉及国会，这是大家的广泛共识，而老赵等人却在方案出台后倒打一耙。老袁想不想当内阁副总理不清楚，只是如果按照分职专任的原则和宪政框架，如果当了内阁副总理大臣，他恐怕必须交出北洋新军的军权，北洋新军可以说是老袁一手带出来的，内阁副总理大臣和“军权”哪个重要，按照私心的角度，这恐怕也要考量吧？老赵不知道的是，如果说他怀疑老袁是出于强烈的私心来推进宪政改革，那么他自己同样也摆脱不了出于一己之私才反对的嫌疑：他是维护朝廷意识形态的御史，立宪之后能够插上一嘴的事情大大减少，甚至将来首先要被淘汰的就是他们这帮人。如此看来，别人也可以说你老赵不过以国会未开为幌子，是阻止立宪的“假立宪派”！
改革有多难？妥协是比较难的，体谅是比较难的，千年的专制王朝，形成了它独特的文化，僵化的体制造成了僵化的思维，仅有的一切都来之不易，所以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
载泽行动了，他生怕这来之不易的立宪改革流产，再次上折子向慈禧解释总理大臣权限问题，并请求召对，亲自为慈禧释疑。然而，载泽始终没有被召见，奕劻和袁世凯倒是被召见了。但慈禧没给老袁说清方案的机会，只是把那些弹劾和反对的奏折丢给了他们，让他们自己看。一向还算坚强的老袁突然变得悲愤莫名，他跪请慈禧，几近哀号：“太后，让这些阻碍立宪的人退休吧！朝廷养着他们！”
慈禧勃然大怒。
等到冒冒失失走出皇宫，袁世凯这才惊出一身冷汗：不知什么时候，他已经变成了康有为，变成了那个他曾经很看不起的康有为！
皇宫里的慈禧也在左右为难，太监宫女甚至听到了她“我还不如跳湖而死”的哀叹。新一轮的改革是她亲自发动的，她也希望能够带来一个好结果，早在袁世凯还在直隶大干一场时，她在皇宫里不能多做什么，但也默默给予了支持，用的就是“自己带头，移风易俗”那种方式。比如这几年她首次从帘子后面走出来，打破了以往从不与“鬼使”照面以及“男女授受不亲”的禁锢，接见了洋人公使；她还把自己的禁地寝宫向公使夫人开放，允许洋人女画家为自己画像，并许可把画像拿到国外去展出；她甚至还在皇宫里拍起了写真，也不时关注国际大事，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女儿出嫁时，她派人向遥远的美国捎去了礼物。
这就是慈禧，一个原本只想夺权和掌权的人，后来发现不改革就无法继续掌权时，只好一次次去改革，从支持洋务运动到同意戊戌变法，再到几年前的新政，改革已经伴随了慈禧的大半辈子。可以说，这辈子她只干过两件事，一件就是夺权掌权，一件就是改革。这么多年了，一直在改革界混，如果还有谁说她是天然就反对改革的保守派，她会叫李莲英到宫外找块板砖，她自己朝这个人的头上拍去。
对于载泽和袁世凯所描述的那种立宪带来的好处，她也是很向往的，但如果权力安全受到威胁，甚至会触动统治根基，她会更加担忧。有个问题她始终想不明白：为什么国家强盛稳定和集权独裁就不能两全呢？为什么就必须舍弃其一？难道上天规定它们是一个必选项吗？
而慈禧也觉得奇怪，革命党人不一直在强调满汉之分吗？她原本以为支持老袁的，应该都是汉臣，而反对者应该是亲贵和满臣，现在看来，情况不是这样的，亲贵中有支持袁世凯的，最激烈反对袁世凯的恰恰是汉臣。在慈禧看来，现在“他们汉大臣”内部都没有达成一致，还有原则性的分歧，这说明改革也并不值得信任啊，但如果不信任改革，又能信任什么？
危机越重，对改革的期望越大，同时对失去权力的恐惧也越深，这就是慈禧的“左右为难”，她并不是不信任改革，她只是连自己都无法相信。
慈禧想到了一个人，一个特别的人，他就是瞿鸿禨。
得知即将被慈禧召见，瞿鸿禨紧张地在家里做着准备。在这次单独召见之后，袁世凯的方案，朝廷立宪改革的命运，一切都将被决定。
瞿鸿禨，湖南善化（今长沙）人，他从小就是个学习成绩优良分子，21岁高中二甲进士，后入翰林院，之后一直在地方的教育系统工作，历任多省学政。慈禧外逃到西安之后，他被调到西安出任军机大臣。瞿鸿禨文笔突出，又写得一手好字，在军机处一直担任秉笔职务，只要他不是请假没上朝，慈禧的上谕就是由他起草。
而瞿鸿禨也是一个难得一见的“清官”。不得不说，朝廷的官场风气虽然不好，但清官也还是有的，尤其以他和大学士荣庆为代表，他们从不行贿受贿，坚决抵制官场不正之风。瞿鸿禨身为军机大臣，连像样的马车都雇不起，家里更是破破烂烂的，是公认的朝廷里硕果仅存的“传统名臣”。
老袁却偏偏不信这个邪，这位老兄的处世原则很简单：没有用银子买不通的人。他首先摆出一副自己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科举落第）的姿态，认瞿鸿禨为“老师”，送上红包，被退了回来；然后又想认瞿鸿禨为“兄长”，红包又被退了回来；最后实在没办法，等到瞿鸿禨儿子结婚时，老袁又以“北洋公所”的名义送上800两银子作为贺礼，却又被退了回来，瞿鸿禨就是告诉他：你单位的钱我也不能收。
此时的老袁正在直隶开拓改革事业，这位朝廷高官没有像奕劻那样被收买，他有些担心，生怕瞿鸿禨从中找碴儿，不过这种担心很快就消除了，因为瞿鸿禨也是一个热心改革的人，还在五大臣出洋之前就奏请慈禧由他亲自出洋考察，要知道那时候朝廷风向不明，连老袁都没有表态，瞿鸿禨实在算得上是一位立宪改革的猛将。
在三位“总编”中，除了奕劻，另外两位都是汉臣。第一位是文渊阁大学士孙家鼐，他已经80岁了，本来就是来充个“德高望重”的门面的，孙家鼐也很有自知之明，谁都不得罪，一直是个打哈哈的态度，不能指望他有什么鲜明的立场；而另外一位就是瞿鸿禨。现在，慈禧决定：单独召见瞿鸿禨，了解他对袁世凯方案的立场和看法。
瞿鸿禨觐见了，慈禧表现得很平静，她没有一上来就直奔主题，而是先谈起了老袁方案中精简机构、裁撤一些臃肿闲散部门等改革措施，问瞿鸿禨什么意见。
瞿鸿禨回答：“这一改革是完全必要的，是历史的趋势，当然一点错也没有，只是一下子裁撤那么多要害部门，臣恐怕会引起骚乱和动荡，朝廷现在也需要稳定和团结。”
看来这位老油条说了很多，又啥都没说，可进可退，滴水不漏。慈禧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纠缠，别看她在平时不断强调稳定团结，但真正要说到稳定团结她还是很有信心的，几十年来的统治，她早已相信她统治下的大清翻不了天，因为她有十分的自信能够驾驭住这些大臣。大清仍然是一个以官府为主导的社会，有什么样的官府，就有什么样的人们，只要官府和官员内部不出乱子，稳定团结是没有问题的。
她问出了那个最敏感的话题：“撤销军机处，成立责任内阁，你是什么意见？”
瞿鸿禨回答：“太后，责任内阁成立后，一切用人、行政的大权，都由内阁总理大臣召集各部大臣开会决定，决定后再请谕旨宣布施行，这与军机处事前请旨的情形，完全不同。太后您训政三十余年，中外协服，现在立宪尚未实行，而大权先已旁落，皇太后能放心吗？即使皇太后放心，做臣子的却也不敢放心。”
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瞿鸿禨一出手便结束了战斗。他是“总编”，说起来立宪改革也是他的分内之事，他可以不同意老袁的方案，但也应该拿出自己的建议或者方案来。瞿鸿禨并没有这么做，他完全以一个局外人的口气，说出慈禧的潜意识里希望他说出的那番话。或许对于有一种人来说，他们做官越久，增长的只是如何适应领导的阅历和经验，瞿鸿禨一眼就看出了慈禧需要的是哪种答案。也许瞿鸿禨很清楚，没有他瞿鸿禨，也会有别的什么李鸿禨、王鸿禨，于是他坚定地说出了这个答案。
慈禧也释然了，她长出一口气，瞿鸿禨的话倒是让她想到了她发动这场立宪改革的“初心”，事实上当初载泽密折里最打动她的还是她看出来的那层意思——加强中央集权。
八国联军之乱让慈禧刻骨铭心，朝廷危急时，调不动督抚的兵，大臣们在“东南互保”，这是在事实上分裂大清，割据自立。后来八国联军攻进了北京，虽然他们之前确实有过“瓜分大清”的想法，但最终还是认识到只有不分裂大清，维持慈禧政权，才能保证他们所有人利益的最大化，否则八国内部就会打起来，于是共同接受了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不得不说，这才在事实上把各督抚割据自立的愿望扼杀在了萌芽之中，否则，大清没有被八国“瓜分”，很可能首先就要被那些堪称国之柱石的“忠臣”给瓜分了！
这一切其实已经引起了慈禧极大的警觉，在形势稳定回到京城后，坚忍的她一方面开始新政，一方面在这场新政中抛弃所有“改革老臣”，全力扶植庚子之乱中表现尚可的袁世凯。后来，立宪改革让她看到了希望，“天皇领导一切”，可以把专制独裁权力用立宪固定下来，简直是锦上添花；“利于国”，朕即国家，那就是利于我；“利于民”，老百姓们就更加不会追随革命党人去造反，更有自信他们造不了反；“最不利于官”，就可以把权力从那些已经蠢蠢欲动的地方大员中收回来，加强中央集权，这又是何乐而不为！
感谢老瞿，他让我捕捉到了内心最深处的那个秘密，也坚定了这个秘密。
慈禧知道她可以做出决定了，老瞿说的这些很重要，是“一语惊醒梦中人”，更重要的是这是从老瞿嘴里说出来的，奕劻“堕落”得很快，他已经钻到袁世凯的钱眼里去了。在立宪改革已经是朝野人心所向，14位“编辑”对老袁方案没什么异议的情况下，如果三位“总编”还都全体支持老袁的方案，那么内心最深处的这个秘密也许只能尘封，但三位“总编”中，瞿鸿禨已经明确反对，孙家鼐是随风倒的，即使奕劻支持袁世凯，2比1，少数服从多数，袁世凯你还是翻不了天了！
慈禧决定：由瞿鸿禨领衔，重新核定方案！
11月6日，由瞿鸿禨、孙家鼐重新核定的新方案迅速颁布实施（奕劻已经被排除在外）。它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袁世凯原方案中最根本、最有新意之处已经被舍弃，新方案保留军机处，不设责任内阁。
由于不设责任内阁，虽然同意以各部尚书为“参预政务大臣”，但他们是政务处的“参预政务大臣”，政务处是军机处的另一块牌子，这并没有扩大朝廷决策的层面，只不过是多了几个候旨的人。
由于不设责任内阁，虽然同意把刑部改为法部，和大理院一起专掌司法和审判，认可司法“独立”，也同意资政院、审计院依次成立，但它们不是在责任内阁的平台上与皇权相互制衡，不过是一个变了名字的朝廷旧部委。
更令人惊奇的是，老袁原方案中在朝廷设11部，各部尚书中取消“满汉有别”的祖制，这倒是都被同意了，但在任命的13位尚书中，满尚书占了7席，而且为陆军部、度支部（财政部）、农工商部等关键部门，汉尚书只占5席，蒙古族占1席。这就是说，没取消满汉差别之前，各部正部级高官还是满汉各半，反正有一位满尚书，就有一位汉尚书，取消了满汉有别，汉尚书的人数反而减少了！老袁原本的出发点本来是分职专任、明晰权责，也是希望朝廷自封闭了200多年以后，首次真正向汉人和其他各族人们开放政权（也就是孙文追求的“共和”），既符合宪政精髓，又能逐步瓦解革命党人的威胁，免得人家总打着“满人的天下”的革命旗号。现在倒好，为了中央集权，确实连祖制都不要了，却也亲自给革命党人送去了一面更有说服力的旗帜。
此时大部分的立宪派和民间人士并没有发现这个秘密，这是第一次立宪改革，他们还对“实君”抱有很大的希望，还对朝廷抱有很大的信任和期待，希望打造一个“大清的明治天皇”。但仅仅几年以后，他们终于从老袁这个方案指向的问题中明白过来了，立宪派们发动了声势浩大的“速开国会”请愿活动，并且他们只接受“虚君”的英国模式，而不再接受“实君”，不再寄希望于“大清的明治天皇”。那时的朝廷在内外压力之下，终于成立“责任内阁”，也又玩一次借改革之名开倒车的把戏，不过再也蒙骗不了已经明白过来的人们了，他们戳穿了本质，把它称为“皇族内阁”，并成为武昌起义的导火索之一。看来，能够接触到权力核心，也能够发现权力本质的老袁对立宪派还起到了“启蒙”作用，他一直走在立宪派的前面。
注定了，无论是“编辑”还是“总编”，原本就是慈禧这位“出版人”指定的，无论老袁做多少工作，有多少支持者和帮手，还是无法阻止慈禧以一人之力扭转，这是一场老袁注定无法打赢的“战役”。其实老袁也知道他的方案肯定是不完美的，甚至宪政本身也并不“完美”，但不改革更不完美，任何一场需要触及原本根深蒂固事物的改革，都和一场艰难的战争没有区别，最现实的做法就是目光长远的持久战，而不是觉得稍有损失就认为不妥。老袁原本以为当这场改革到了破冰和定方向的时候，朝廷是可以主动作为的，首先应该迈出方向性的一步，把改革引向明治维新那样“大方向对”的轨道。确实，正如当年的政务处一样，慈禧指定“编辑”和“总编”也是没有办法，改革只能自上而下地发动，但正因为如此，当改革已经自上而下地发动起来了，全社会有了一定的经济准备，形成了对改革巨大的愿景和舆论氛围后，就应该果断地做出改变，进一步放权，从集权独裁走向分权制衡，最终有序地放权于民，与民间和社会的改革呼声和政治诉求良性互动，将改革从“自上而下”过渡到“自下而上”！
从朝廷的整个改革史来看，这并不是一个多么“不可逆”的过程，恰恰是已经到了可以主动把握时机的时候。自洋务运动之后，大清在几十年以来造成了一批新的阶层和新的政治诉求（立宪派），朝廷只有在关键的时候抓住机遇，主动适应时代潮流，让出一部分权力并形成科学的制衡，才能继续统治新的阶层，扩大统治基础，把更多的社会力量更深地卷入权力关系之中，实现权力总量和强度的扩大——也就是说，立宪反而能够把政治这个盘子做大，为在君主专制体制下越来越僵化的政治开辟一片新的天地。就拿慈禧本人来说也是如此，立宪这个“把制度关进制度的笼子”既是对皇权的限制，更是对皇权的保障，在大清的现实情况下，她只有适当让渡出部分权力，权威才会更大，否则，即使将来奋力弥补，只怕也会失去民众的信任和呼应。
政治家也要顺势而为，当民间已经成长出改革的力量之时，敢于有秩序地向民间借力是有勇气与智慧的政治家才敢做的事，因为没有人会在原地等待这场改革，包括对改革最有信心和期望的人。不进则退，这就是改革的现实。立宪改革的失败损害的不仅是这场改革本身，还产生了更多的负面效应。当朝廷让立宪改革成为了一纸空文，又一次把政治体制改革变成了内部调整和变换机构的“行政改革”，企图蒙混过关。当朝廷对君主立宪的态度原来是，试可以，兜不住就要叫停，目的不是试，更不是坚定地试，而是兜，试也是为了兜，这一点立宪派们无论如何是看得清楚的，他们由之前的“奔走相告”转为沉默和嘲讽，连一直关注进展的日本报纸都评价这次改革是“龙头蛇尾”，革命党人也终于有底气了：我们就说过了是假立宪嘛！
受到伤害的还有一大批正在沉默的人——刚刚接受了废除科举的传统读书人。
废除科举原本也是为立宪改革配套的，如果从着眼于立宪改革的角度出发，朝廷的科举是必须废除的，不是废除得太早了，而是太晚了。几千年以来君主专制制度带来的无休止的改朝换代的社会动乱，无休止的贫困和官僚集团的腐败，皇帝的胡作非为，传统读书人心知肚明，他们并非弱智，也并非近视，却从未想着从根本上改变，只是反而抱着维护这个制度的想法去“死谏”“尸谏”，最后在“觉悟”上竟然不如起义的农民，而在改朝换代后又盼望着下一个皇帝出现，期待下一次科举。这些传统读书人就像小猫转着圈儿追自己的尾巴，就这样走进了死胡同，多少人的聪明才智和天良在不知不觉中被埋没，他们自小从圣贤书上读到的美好社会场景却永远不会出现，苛政猛于虎的状况也永远不会改变，只能在这种环境中随波逐流，迷失自我，最后变成自己曾经最痛恨的那一批人。所有的这一切，只是因为科举是君主专制制度的根基，作为现有和潜在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也没有勇气去改变和打破这种制度。
而废除科举之后，可以改变读书就是为了做官的状况，为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提供人才，为宪政培育后备人才。现在，失去了做官希望的学子，却要感受对立宪改革的幻灭，以“无依无靠”的心态继续活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里，找不到新的出路和希望，必然会让废除科举的改革走向它的反面——把一批传统读书人推向革命！
受伤害最重的自然还有老袁同志，他更加灰心，甚至可以说是满怀绝望，他也不哀号了，只是欲哭无泪而已。他也一直没有说，因为他不能说，说了就是大罪，立宪改革不仅要深刻把握当下局势，也要从“历史”出发，那么朝廷的历史又是什么呢？
同治六年（1867年），清剿完太平军的曾国藩忧心忡忡地来到了幕僚赵烈文处，谈起将来的局势，赵烈文简单明了地回答：“异日之祸（指大清亡），必先根本颠仆（首先朝廷内部坍塌），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各地割据），殆不出五十年矣。”
老曾对此表示惊异，而赵烈文坚持他的看法，他的理由是，朝廷当年获取天下太巧（吴三桂叛变才使清军入关），过程又残暴血腥（入关后的“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等屠城之举），像后来的“文字狱”等事情，大清朝廷对人们并不是深恩厚泽，而是在合法性上原本就具有“原罪”，这些“原罪”将来会成为人们反抗的一个理由，朝廷当时没有付出代价，将来恐怕要付出这些代价的总和！甚至“巧取天下”的满清王朝，将来也要被“巧取”了去。
几十年后，赵烈文的预言被证实了，朝廷的政治不清明，开始被革命人士进行总的历史清算，孙文长期随身携带的一份革命宣传材料就是“扬州十日记”，革命党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正在越来越多的人中引发共鸣。这些都加剧了朝廷中老袁这些人的忧患意识，他确实对朝廷有着强烈的归属感，但这是建立在一种极为现实的认识基础上的，那就是大清的君主立宪改革不仅是“可行”，还是“必须”，对于朝廷，用另外一句话来说就是：
留住“产权”，让出“治权”！
所谓留住“产权”，让出“治权”，就是只有让出“治权”，才能留住“产权”！天下是你们爱新觉罗家族打下来的，你们拥有“产权”，享有皇室的荣耀和待遇，大家也没有什么意见，但是你们也要清楚，如果你们“行”，百姓们自然会拥护，如果你们“不行”，那么你们退让，让行的人来，而他们也必须带着“行”的制度来，否则他们同样也很快会被淘汰。这是千百年来永恒不变的道理，不需要派五大臣出洋，不需要编书探讨，这是大清国5岁孩童都懂的道理，朝廷要么走向君主立宪，要么改江山的颜色，二选一，否则听到的恐怕将是革命党人更猛烈的枪炮声。君主立宪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还来不来得及的问题，它不仅是朝廷的前途，更是朝廷的出路！
这就是老袁真正的“野心”，或者说就是作为主导立宪改革的他对于局势极为现实而深刻的判断，用过去一些书中的话来说，老袁代表的是“新兴买办资产阶级的政治诉求”，老袁不仅是这样一个千百年来前所未有的“新兴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个在君主专制体制下的官僚老手。历史把他推到了一个既不完全“新”又不完全“旧”的境地，他在本质上是一个“又新又旧”的人，这样的人，他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敢于“触及底线”改革的勇气并存，既有目标方向，又有程序上的手段，正是能够主导改革的“过渡性人物”的不二人选。为了保障立宪改革，他可以放弃成为副总理大臣，因为他并不那么在乎“一时一地”之得失，他看重的就是趋势和长远，这来自于他在直隶的实干改革中得到的历练，也是赵炳麟、瞿鸿禨那种纯粹的理论家无法比拟的。那两位老兄不知道的是，其实按照老袁内心的想法，恐怕连奕劻都不能成为总理大臣，因为皇族退出内阁就是老袁追求的“虚君立宪”的精髓，但老袁从来没有做任何表露，反而把奕劻推到了前台，这就说明他老袁抱着要“打持久战”的准备，要最大限度地为自己洗脱嫌疑啊。
只有在这里，袁世凯才真正露出了他所谓的“野心”，露出了他作为大清“改革第一人”的那几把刷子。他已经比当年的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走得更远，他不想做曾国藩那样苦心维护纲纪的名臣了，他不想再做一个李鸿章式的裱糊匠了，因为他知道那样做已经“不现实”。他要先搭建起新的框架，逐步去推倒旧的，这样的朝廷解决不了问题，因为朝廷本身就是问题，当包括立宪派在内的很多大清百姓还分不清国家、朝廷这几个概念的区别时，慈禧等人却早已经分得清楚明白，当年正是担心“只保中国不保大清”而怀疑上了变法派。现在，老袁也在事实上把它分清楚了，相比曾国藩、李鸿章，他第一次突破了“君君臣臣”，突破了“朝廷”，指向了“国家”！
袁世凯的立宪改革失败了，但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对于他个人来说却是“成功”了，失败已经为他积累了声望，以至于在5年后武昌起义后的那场大变局中，他仍然是立宪派和民间的希望！慈禧不会想到，袁世凯最终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完成了政治资本的原始积累，无论是荣禄还是她都阻止不了袁世凯的“崛起”，因为袁世凯原本做的就是一件合乎潮流的“好”事，只要袁世凯继续做这件“好”事，民间终究会给予一个做“好”事而失败的人最终的回报。
袁世凯即将坚忍地开始他的第二次立宪改革，手段会更加灵活稳妥，而方向依然不变——坚定地将对皇权的限制进行到底，他将再一次体会到什么叫“改革有多难”。
慈禧并不认为紧急叫停了这次立宪改革就是大事已了，这只是她进行一场布局的起点，这将是她一生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场布局。
瞿鸿禨不会放过袁世凯和奕劻，他会联合更多厉害的人，以他坚信的“反腐就是改革”对庆袁发起政治攻击，而庆袁更加不会放过他们，一场新的党争即将开始。
孙文依然会奋斗在他的共和革命的道路上，袁世凯、宋教仁、黄兴、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刘学询、李鸿章以及很多日本人，都将与他一一发生交集，他们会相互促进，相互融合，也相互利用，相互排斥，直至相互仇恨。
十八年最后的大幕已经拉开，舞台已经露出，所有的人都将在汹涌而至的潮流中做出自己的选择。
晚清最后十八年. 4 / 黄治军著. -- 南京 : 江苏凤
凰文艺出版社, 2017.7
（这本史书真好看文库）
ISBN 978-7-5594-0053-6
I. ①晚... II. ①黄...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清后
期 IV. ①K25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6135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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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 晚清最后十八年：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 第4部
著 者 黄治军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特邀编辑 蔡若兰 黄迪音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开 本 680mm×990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30千
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978-7-5594-0053-6
第一章 孙文上书李鸿章 孙文出世
孙文加入基督教过程
孙文为何上书李鸿章？
第二章 兴中会并非孙文首创？ 孙文创立檀香山兴中会
与杨衢云联手成立香港兴中会
第三章 情报泄露，广州起义失败 为了起义，孙文发行“革命股票”
“官商”刘学询暗助起义
起义流产，孙文只身逃出广州城
孙文败走日本
第四章 孙文与康有为始终无法合作的秘密 孙文在伦敦被捕
日本人为何会支持孙文？
康有为为何再次拒绝与孙文合作？
康有为创立保皇会，开始勤王起义第一步
第五章 康有为一生中唯一一次起义为何失败？ 梁启超利用兴中会在檀香山筹得巨款
有“异志”的岑春煊为何最终没被康有为策反？
唐才常被杀，康有为勤王起义彻底失败
起义失败，康有为从此“不再言兵事”
第六章 利用“刺康”，孙文为革命筹款筹到了慈禧头上！ 慈禧为什么恨康有为超过恨孙文？
为洗脱原罪，刘学询想出“以孙制康”
李鸿章卷入“刺康案”
孙文首次出任兴中会会长
“刺康事件”迷雾
第七章 四处寻求支持失败，孙文以孤军打响起义第一枪 孙文策动李鸿章当“总统”失败
惠州起义失败
兴中会首任会长杨衢云被暗杀
第八章 在革命最低潮中成立同盟会！ 孙文提出“三民主义”
孙文加入洪门，在美国再次被捕
从忠于大清到反清：黄兴组建华兴会
同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第九章 同盟会成立了，为何没迎来革命的转机？ 孙文和黄兴连续发动九次起义失败
同盟会内斗
第十章 朝廷内部，立宪改革再次转入党争 瞿岑联手对阵庆袁
奕劻之子“性贿赂”丑闻震动朝廷
第十一章 连续整垮瞿岑：袁世凯的惊人手段 “清官”瞿鸿禨被开缺
岑春煊被免的真相
第十二章 光绪死亡之谜 袁世凯主导第二次君主立宪制改革
光绪和慈禧去世过程
慈禧毒杀了光绪？
慈禧为什么要谋害光绪？
第十三章 慈禧留给载沣的政治遗产：袁世凯 慈禧去世前希望如何处理袁世凯？
载沣罢免袁世凯
责任内阁成了“皇族内阁”
第十四章 从保路运动到武昌起义 载沣为何支持铁路干线国有？
保路运动真相
武昌兵变过程
第十五章 袁世凯出山，为何只能抛弃大清，接受共和？ 袁世凯出山，巩固北方局势
宋教仁成功向黎元洪“夺权”
袁世凯的政治手段：利用“民心”让自己和皇室全身而退
第十六章 为何孙文一定要“让位”给袁世凯？ 孙文为革命占据的有利位置：就任临时大总统
为避免“让位”，孙文用尽手段筹款
三次暗杀，清帝退位
孙文“有条件让位”
第一章 孙文上书李鸿章
孙文出世
大清同治五年，1866年11月，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农民孙达成的第三个孩子出生了，但孙达成充满着作为一个父亲特有的忧虑——他担心养不起这个孩子。
翠亨村位于珠江口西岸，江的对面就是大名鼎鼎的虎门——20多年前，林则徐曾在那里销烟，而从翠亨村往南走60里左右，就能从陆上走到澳门。这样的地理位置在如今可以说是得天独厚的，但是在当时，那叫山高皇帝远。
孙达成年轻时就来到澳门打工，做“澳漂”16年，学会了补鞋。可想而知，一个没多少文化的补鞋匠在澳门是买不起房子的，他注定只能成为城市的失败者和被遗弃者。孙达成最后两手空空地回到了翠亨村，一家人挤在一间低矮的泥砖屋里，田地早已经变卖，租种着地主家的薄田，其余的财产就是屋前的几棵荔枝树。除了干农活，孙达成还兼职在村里做补鞋匠和更夫。白天劳作，晚上还要打更，孙达成一年从年头忙到年尾，也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作为并没有带回多少钱的“返乡农民工”，孙达成在翠亨村里的地位是不高的，村里人人都可以欺负他。村中富户丢了东西，竟然首先怀疑是孙达成偷的；甚至连十来岁的小孩子也直呼孙达成的小名，不允许他从自己的家门口经过，生怕沾染孙达成的晦气。
当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孙达成给他取名为孙帝象，似乎寄希望于这个孩子将来大有作为。其实对于孙达成来说，情况不是这样的，他的希望只是这个孩子能够平安长大，不会因养不起而夭折。村里有一座北帝庙，每当贫穷人家有男婴出生，他们都希望孩子得到北帝的保佑，男婴的名字里也就大多带一个“帝”字，长大后的孙帝象可以对他邻居的小伙伴们说：“帝威、帝希，你们叫上帝景、帝福，去帝贺家玩儿……”
孙帝象5岁的时候，变化又来了。他的一哥一姐都已经长大成人，家里住不下了，17岁的哥哥孙眉不得不走当年孙达成的老路——外出打工。但这次孙眉并不是去澳门，而是去一个更遥远的地方。
在孙达成的年代，澳门被葡萄牙人占据，逐渐繁荣，工作的机会比较多，但一切随着1840年的鸦片战争改变了。香港岛被割让给英国，从建设香港的那一天开始，意味着澳门将逐步衰落。澳门不再是香山人外出谋生的第一目的地，他们需要出海到香港、南洋（东南亚）甚至远赴澳洲、美洲谋生，他们在世界各地被称为“华工”。1883年，著名香山籍买办郑观应在给李鸿章的文件中首次使用了“华侨”这一词，“华侨”这一词也就在大清国内渐渐流传开来了。
孙眉要去的地方是茫茫太平洋中靠近美国的岛国——夏威夷王国。在1898年被美国合并之前，它一直是个独立的国家，首府音译成中文为“火奴鲁鲁”，因为这里曾经盛产过檀香木，华侨们更习惯称它为檀香山。孙眉就跟随着华工大军在檀香山及周边岛屿劳作营生，努力挣钱寄回家。
四年后，9岁的孙帝象终于有钱去村塾读书，学习《千字文》《三字经》等大清指定教材，但孙帝象对这些并不是很感兴趣，他喜欢的是听村里的一个传奇老人讲故事。
在村里，有一个姓冯的老兵，曾经参加过当年的太平天国起义。夏天，冯老兵经常来到孙帝象家前的大荔枝树下乘凉，顺便讲讲当年太平军的故事。孙帝象很喜欢听这样的故事，特别崇拜洪秀全，多年以后他还以“洪秀全第二”而自居。孙帝象喜欢听反叛大军的故事，不只是由于课本的无聊，还来源于他的成长环境。
翠亨村和孙家已经很穷了，但还有比他们更穷的海盗来光顾，每当这时候，小小的孙帝象也不得不拿起简单的武器反抗。海盗被赶走，又来了横征暴敛的官吏，他们对孙家特别“照顾”。这是因为当年孙家变卖田地的时候，是私下交易的，没有去有关部门那里办手续缴税，当地官员默许了这种逃税行为，然后把这个作为把柄对孙家进行敲诈勒索。当地征税官每年都要来孙家敲诈一次，有时候拿走几文钱，有时候是抱走一只老母鸡，实在搜不出什么东西的时候，他们连一把荔枝都要。
这样的环境让孙帝象养成了一种倔强而坚忍的性格，他的外号就叫“石头仔”。这其实并不奇怪，穷苦人家出来的孩子，底线往往是十分低的，这意味着生活大部分的苦难他们都能够独自承受，并且有自己的主意。而在这种性格之外，孙帝象身上还有一种不能被人轻易发现的性格：他的心思冷静而缜密，甚至可以说是机敏过人。多年以后发生的事情将证明这一点。
孙眉在海外的情况却是越来越好。经过几年的打拼，他已经在茂宜岛买了上千亩的土地，种着庄稼，养着牛羊，被当地土著和华人称为“茂宜王”，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就是“土豪”。这位土豪大哥希望把弟弟也带出去，去檀香山读书，学习之余还可以帮他照看农场。
1879年，大清光绪五年，13岁的孙帝象终于走出了翠亨村，因为要出远门，他也拥有了人生中的第一双新鞋子。此时我们其实不应该称他为孙帝象了，几年前第一次走进村塾读书时，根据惯例，他的老师给他起了一个学名，这是他在后来使用了一生的名字，也是一个即将闻名于世的名字——孙文。
孙眉把孙文送入了岛上的一所教会学校读书，与大清私塾不同的是，这里采用纯英语教学。三年后，孙文考入檀香山的一所高等学府继续学习，这是一所初中和高中的混合学校，学制六年，毕业后可以直接考取美国本土的大学。孙文的同班同学里包括夏威夷王子。而在89年后，一个10岁的小男孩也走进了这所学校的校门，他就是后来的美国总统奥巴马。
一切看上去都很顺利，不出意外的话，孙文将在六年后面临他人生中的“高考”，大学毕业后成为美国的蓝领或者白领。而这一切却不会到来了，因为这是一所教会学校，孙文能够接触的最新奇的东西并不是英语，而是当年太平天国拜上帝教的源头——基督教。孙文发现，洪秀全实在是个人才，他把在西方已经经过宗教改革的基督教，又硬生生地整回到中世纪政教合一的状态，但不论怎么说，基督教才是这里的“四书五经”，是每天都在被灌输的东西。孙文想接受洗礼加入基督教，将来还要当传教士。
听完孙文的这个想法之后，孙眉目瞪口呆，良久才反应过来：看我打不死你！
对于孙眉这一代人来说，他们出洋淘金，就是“不忘祖宗，努力赚钱”，将来带着一笔钱回家乡光宗耀祖。教徒们不认“天”，不拜祖宗和菩萨，那和自己养的那些牛羊还有什么区别？
孙文不愧有“石头仔”的风格，他反击：即使打死我，我也要加入基督教！
面对弟弟一时被“邪教”蛊惑，孙眉只好痛下决心，要把弟弟重新送回翠亨村去，好让他暂时和“邪教”脱离接触，哪怕是因此中断学业也在所不惜。
孙文离开时，孙眉还是没有放心，他特意交代弟弟：只要你好好痛改前非，我将来会把财产的一半留给你！
1883年，出洋已经四年的孙文又不得不离开檀香山，回到翠亨村。此时的他已经17岁了，入教的决心是孙眉想象不到的。在离开时，他应该拿到了教会学校的推荐信，于是在路过香港的途中，孙文特意去拜会了香港教会的牧师，为正式入教迈出了第一步。
回到翠亨村，孙文自然就要宣传基督教教义，他还有一个跟班，是同村的陆皓东。陆皓东的父亲常年在上海经商，家里比较富有，对孙文带回来的这种“新潮思想”十分好奇和欣赏，便和孙文一起在村里发表高见，似乎要把大家都劝进基督教。
孙文从金钱的角度鼓动大家“反天子”：“你们出了税，他们（朝廷）应该每年做些事情给你们看的，无论是建造学校、桥梁还是马路。但是你们所出的钱哪里去了？到天子那里去了，天子又替你们在这翠亨村里干了什么事呢？”
是的，也许在孙文眼里，有一片土地在流泪，这片土地就是他的家乡。他从贫穷卑贱的土地上走出，进入外面的世界，接触到西方思想和基督教教义，已经实现了不同凡响的转变，现在他想把这种改变带回给乡亲们。然而，除了陆皓东，村民都认为他是“疯子”。
孙文和陆皓东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去打破菩萨的权威。他们闯进北帝庙，把北帝的一只胳膊给拧了下来，还顺便把旁边金华夫人的手指给切断了。
这下可闯了大祸了，见到菩萨被打成残废，村民只有一个想法——把这两个不肖子孙也打成残废！翠亨村里的男女老少鸣锣聚集，向孙文和陆皓东围攻。孙、陆两人不得不赶紧脚下开溜，一口气跑到了香港。
在香港教会，孙文正式接受了牧师的洗礼，成为教徒，取教名为日新。大概是“日新”在粤语中发音为“逸仙”，后又改教名为逸仙。孙逸仙也将成为他另外一个闻名于世的名字，在西方的基督教国家档案中，一般都称他为孙逸仙。而陆皓东由于刚接触基督教不久，先被香港教会记名，成为“预备教徒”，然后转道上海去投奔他老爸，后进入上海电报学堂学习。
只有孙文无处可去，他只好暂时滞留香港，以教会为家。
在檀香山的孙眉通过家信知道了这一切，他十分愤怒，十分伤心，孙眉认为孙文在这条“邪路”上已经很难回头了。根据过来人的经验，他认为孙文结了婚也许就会安定了，于是他再一次寄钱回家，这次是要包办孙文的婚姻！
1884年，通过媒人介绍，18岁的孙文与本县商人的女儿卢慕贞结婚。但事情又一次出乎孙眉的意料，孙文婚是结了，可是仍然没有多少安定的迹象。孙眉只好再次把孙文叫到檀香山，当面告诉他：只要你放弃入教，从今以后断绝与教会的一切关系，以前我说过的留一半家产给你的话还有效，否则我不仅要收回来，而且从今以后也不再给你寄钱了！
孙文已经成年成家，按理说应该独自承担起一个家庭的责任。哥哥给他寄钱，他之前倒没觉得不好意思，现在孙眉这样一说，孙文也火了，他当即表示宁愿不要那份家产，也不能改变自己的想法！
孙眉一气之下，把孙文大骂一顿，赶出家去，兄弟俩就此决裂。
身无分文的孙文流落在檀香山的街头，教友们为他凑了一点回香港的路费。而在孙文离开之前，气已经消了一大半的孙眉又一次赶到了他面前，最后一次劝说孙文，孙文依然拒绝。
这是孙文人生中的第一次反抗，对象就是他的哥哥孙眉，或者说是他哥哥背后那份可以预见的“安定”。不过这样的事情在大清的家庭中其实并不少见，很多的孩子，源于他们自己对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的判断，最后都是坚定地走了自己的道路，比如那个比孙文大了七岁的袁世凯。
在孙文的坚持面前，孙眉妥协了。这个弟弟纵使有万般不对，孙眉也不可能真的丢下他不管，而且孙眉很是怀疑，离开了自己的资助，孙文还能依靠什么？孙眉思来想去之后还是认为，孙文应该继续读书，完成学业，在英文学校学上一门手艺，将来作为谋生的技能。
于是，1887年，经过多次转学、在香港攻读完英语高中课程的21岁的孙文，考入香港西医书院学习西医。
这是一所私立学校，并没有取得港英政府的执照，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它是一所“野鸡大学”。而这一切的原因，恰恰是因为这所学校采用纯英语教学。
大家知道，西医起源于拉丁文（相当于英语中的“文言文”），当时纯正的西医是要用拉丁文教学的，就连西医开处方也是用拉丁文。西医书院有教会背景，创立的目的是在华人中推广西医，招收对象是华人子弟。对于华人子弟来说，能用英语学习就已经很不错了，更别说用拉丁文了，所以，港英政府虽然对这所推广西医的学校比较重视——学校成立大会上，就连代理总督都来捧场了，但由于它不是用纯正的拉丁文教学，自然也就无法给学校颁发执照了。
1892年，上了五年大学的孙文以26岁的“高龄”毕业了，成绩排名第一。不过这并不是一个多么值得炫耀的成绩，因为只有四个人坚持到了毕业考试，孙文排第一，另外一个江英华排第二，其余两个同学还没及格。
孙文的毕业证书是用中英文书写的，中文中有“考准权宜行医”的字样，也就是说，孙文在毕业考试及格之后，有了临时行医的资格，而英文中注明了他的学位是“Licentiate”，这在当时是要翻译成“资士”的（一种资格认证）。学位起源于西方中世纪，最初是对教师资格的认定，“资士”就是最早出现的学位，它一般首先必须通过“学士”考试，标志着你的学生生活的结束，可以去教书育人或者独立实习执业了。在学校获得“资士”学位的时候，并不意味着已经真正毕业，只能视作肄业，还需要在实习后再通过考试和仪式才能最终被视为毕业。20世纪香港《大光报》曾刊登出孙文还有一张第二年（1893年）签发的毕业证书，可见他是通过了最终考试的。
问题是当时的洋人们对这种“资士”的称呼也是比较乱的，有时候是“硕士”，而在受人尊敬、地位很高的神学、医学和法学领域往往是“博士”——“doctor”一词本来也包含“神学家”“医生”和“博士”的意思，这就是后来“孙逸仙博士”称呼的由来。但很显然，这种“博士”和我们现在所说的“博士”学位是有区别的，从孙文的学习经历来看，他取得的实际上是介于我们今天学士与硕士之间的学位。
好吧，有一句话说得好，学历并不是最重要的。特别是对于此时的孙文来说，学历真的并不重要，因为它并没有什么用，甚至可以说此时从西医学校毕业，绝对是一种灾难，这也是只有四个人坚持到毕业的根本原因——毕业后怎么找工作？
由于学校不是正式的，毕业后没有正式行医执照，只有临时执照，这就不太好在港澳和海外的英语地区行医工作了，西方人是比较讲究这个的。那么，可以回到大清内地当西医啊！这倒是不需要什么执照，但老百姓们也不需要西医。此时大部分的清国百姓对这种往往由传教士带来的西医十分恐惧和仇视，认为它是一种西洋人亡我中华之心不死的“巫术”，一直到八年后的义和团运动爆发，人们还在流传西医就是对清国人开膛破肚、挖心割肝，从器官和肉体上消灭清国人。所以，去大清内地当西医，那是养不活自己的。
既然西医的工作不好找，能不能找一份与英语相关的工作？对于孙文来说，这也比较难。孙文自小学习的是汉语，13岁才开始学习英文，虽然会两种语言，但也可以说这两种语言都没有达到精通的程度。在阅读方面，孙文的英文要强于中文，他习惯阅读英文原版书籍和报纸；但在写作方面，他又是中文强于英文，还是习惯用汉字来写文章。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如果没有一位朋友的帮助，我将不能用纯熟的英文写作出任何东西。”多年以后他聘请宋霭龄、宋庆龄担任英文秘书，主要就是帮助他更好地用英文写东西。
大学都毕业了，工作还是难找，孙文可算是十分郁闷，但孙文并不知道，此时的他已经成为了大清国年轻学生中仅有的特例。首先，他和詹天佑等人是不同的。当年朝廷派詹天佑等幼童留美，后来又紧急把他们召回国，是发现他们来到美国后深受自由主义的“侵害”，并且和孙文一样，纷纷想加入基督教。于是朝廷紧急召回他们，进行强制性的再次改造，然后再分配到各个岗位。詹天佑后来就被分配到大清的铁路部门。
孙文不是被朝廷公派出国的，他的学费是孙眉负责的，所以尽管孙文在孙眉的反对下加入了基督教，但朝廷管不到他，不会对他再进行强制性再改造，当然也不会为他包分配找工作。然后，孙文和同时代的康有为、袁世凯等人也是不同的，这后两位并没有出国留学，走的是传统科举和从军的道路。
在毕业的前一年（1891年），孙文已经是父亲了，妻子卢慕贞已经在翠亨村为他生了一个儿子。无论如何，孩子的“奶粉钱”总得要靠自己去挣，如果再依靠孙眉，继续“啃兄”实在是说不过去的。但现在，孙文的前路十分渺茫。
天无绝人之路，港英政府出面了。他们虽然没有承认西医书院，也并不管包分配，但也并不想撒手不管，这毕竟是有利于推广西医的事情。在得知孙文和江英华这两位毕业生的情况后，他们通过英国驻北京公使联系到了李鸿章大人，向他求助。
作为大清洋务运动的先锋，李鸿章和这所学校也是有渊源的。当初学校成立时，曾经写信邀请他为名誉校董，李鸿章同意了。现在，李鸿章恰好在筹备建立大清内地第一所西医学堂，名字就叫“北洋医学堂”——可见就连李大人也不敢公开打出“西医”的名号，但李大人很清楚，像孙文和江英华这样西医科班出身的年轻人，在大清恐怕找不出20个，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人才啊。
李大人很快回复：可来京候缺，并预以五品功牌相授。
功牌，就是以前的“丹书铁券”，只是在大清朝叫这个名号而已，它规定得几品功牌的人，有机会实授几品顶戴。李大人确实是大手笔，为了把孙文和江英华这两位人才招至他的门下，在连这两位同学的面都还没见过、面试都还没有搞的情况下，就授予他们做五品官的资格！要知道，即使孙文和江英华走科举道路，几十年寒窗，最后金榜题名考中状元，待遇也只是从六品。李鸿章给这两位“野鸡大学”毕业生的待遇竟然远远超过了大清状元！
重大的转机摆在了孙文和江英华的面前，但在进京之前，他们还需要做一件事情。虽然李大人发话了，但他们是来自香港的毕业生，朝廷日常与香港有关的事务是归两广总督管的，孙文和江英华要做的就是先到两广总督府报个到。
此时的两广总督正是李鸿章的兄长李翰章，对于自己亲弟弟点名要的人，李翰章自然不会刁难，一切看上去只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然而，事情的结果又出乎所有人意料。
这一去的结果是：孙文和江英华都带着愤怒离开了两广总督府。孙文“气怒而返港”，而江英华也从此离开了大清，直至后来远赴南洋行医。
不过一次例行公事而已，李翰章大人也不会刁难，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史料记载，在报到时，孙文和江英华都被要求填写祖宗三代履历。应该说，这是很正常的，不过是把家庭和出身状况写得长一点，并不是一种有意刁难。其实站在朝廷的立场，还有一个隐秘的原因：他们是港英政府推荐的，又一直在香港读书，现在要进京做官，朝廷有关部门自然要调查一下背景，检查一下履历，免得把英国人安排的两个间谍招进京城。
既然也很正常，为什么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
以上只是史料上的记载，在史料没有记载的角落，会有很多的隐秘的真相。五年之后的1897年，孙文在英国出版了一本英文自传体著作《伦敦蒙难记》。在讲述毕业后的经历时，孙文特意用了比较大的篇幅。主要意思是，大清中下层官员的正常俸禄，也许是当时全世界各国官员中最低的，然而帝国的官员没有一个是穷官。比如两广总督，他管辖的人口和地域面积都超过了英国，但他公开的年俸也只有区区60英镑而已。怎么办呢？就靠各种巧立名目和敲诈勒索敛财。朝廷也只能靠出卖权力和自身的腐败才能发展，最后竟然沦落为以使腐败“合法化”为目的。
根据孙文先生的这段记录，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是李翰章本人来接待，他是不会刁难的，问题是他不会亲自来处理这样的事情，那么两广总督府里的窗口办事人员，一定会按照官场惯例向两位同学“讨赏”，敲敲竹杠。而正是因为这两位同学是李鸿章大人指名要的人，是有机会进北京做大官的，敲竹杠的数目肯定不会小。这些人很善于把“上面”交代的事情转化为自己敛财的机会，即使“上面”追究起来，自然也有若干套说法对付。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孙文和江英华并没有就范，于是就发生了上述的事情。
孙文和江英华的命运就这样被几个不知姓名的人改变了。我们在史料中并不能找到这些人的名字，他们无名无姓，可又无处不在，潜伏在大清基层官场的每一个角落，是大清的“窗口”，也是大清千千万万的“病源”之一。他们正在用实际行动为破坏大清的肌体作出自己的贡献，也即将为大清最后的灭亡献出自己的力量。
远在北京的李鸿章并不清楚这里发生的一切。由于孙文和江英华并没有去北京报到，第二年（1893年），李鸿章在按原计划成立北洋医学堂之后，最终挑选了朝廷公派留学生屈永秋进行重点培养，直至任命他为北洋医学堂总办。十几年后光绪病危时，屈永秋还是最后留在光绪身边的医生之一。而如果没有当年两广总督衙门里的这个改变，李鸿章应该也会重用孙文和江英华，孙文也会如孙达成和孙眉所期望的那样，穿上朝服，戴上顶戴，威风八面，衣锦返乡，光宗耀祖。最后给光绪看病的，也许就是孙文，说不定他还会受到慈禧的赏识！
一切都已经从这里改变了。孙文没有去京城，但他总还得找一份用来谋生的工作。孙文选择了去澳门“创业”，开了一个医馆行医，当然，用的是临时行医执照。澳门地方小，西医的市场有限，来了一个用临时执照抢生意的，其他西医自然要对孙文进行排挤和歧视，这些人联合起来，破坏孙文的生意，把孙文赶出了澳门。
1893年，孙文不得不离开澳门，回到广州，开始第二次“创业”，拉上香港西医书院的校友陈少白共同开办“东西药局”。“东西药局”的意思是说，他的这个医馆既可以看西医，也可以看中医，只要有人上门就好。
惨淡经营了一年多，1894年1月底，大家突然发现：孙文不见了！正当大家焦急的时候，半个月后，孙文自己跑回来了，他手里拿着一沓稿纸。
原来，孙文回到了老家翠亨村闭门写作去了，但他写的并不是《如何搞好药局生意的下一步打算》。经过一年多的摸索，孙文知道那是徒劳的，西医在内地没市场；至于中医，老百姓们也不会来找他，只会去找白胡子老头。
孙文搞的是一个大动作，他写了一封给李鸿章的上书——《上李傅相书》！
上书，也就是通过影响政府实现个人的抱负，这是自古以来读书人最爱用的一种方式。上书的途径有两种，要么直接给皇帝上书，要么给跟自己有一定关系或者有权有势的大臣上书。在大清，只有一定级别的官员才能直接给皇帝上书，所以读书人一般不采取这种形式。像康有为那种坚持给皇帝上书的，也只能找大臣转奏了，而直接给朝中大臣们上书言事就方便多了。
这并不是孙文第一次上书，早在毕业的前两年（1890年），香山籍的官员郑藻如回老家休养时，孙文就写了一篇《上郑藻如书》，大声呼吁严禁鸦片、大兴农桑和重视教育，振兴和发展香山当地经济。当然，孙文也在上书中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他说自己已经24岁，家里比较穷，既不能走科举考试博取功名，又没钱去捐个红顶子，但“不敢自弃于盛世”，所以欲以平生所学，写成这封上书，希望能够得到郑大人的推荐和重用。
郑藻如曾经在朝廷中提倡过严禁鸦片、改良农业，并亲自购买种子、蚕种散给香山的乡民，颇为朝野称道，所以，孙文的这封上书简直就是“投其所好”，但并没有得到郑藻如的什么回音，估计是没什么新意吧。四年之后，需要再次给李鸿章上书时，孙文已经有了经验，他的上书重点谈的还是那个在广东乃至大清的热点问题——禁烟问题。
当年林则徐虎门销烟之前，对于如何禁烟，朝廷里的意见并非一边倒，而是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强力销烟，代表人物是林则徐等人，另一派却反对这种“简单粗暴”的销烟论，代表人物以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为首。许乃济等人看到了鸦片问题的实质：不管朝廷承不承认，朝廷最关心的其实并不是鸦片对老百姓们健康的损害，而是鸦片贸易带来的白银外流问题。鸦片贸易在大清不合法，但有巨大的需求，洋商们不会放弃这份利益，地方官员们也与洋商互相勾结，默许走私牟取私利；朝廷收不到税，造成大量白银外流。经济问题其实可以首先考虑使用经济的手段去解决，而不能只用一把火烧了那些鸦片了事。
所以，许乃济等人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观点：不如我们先把鸦片合法化，自种鸦片，自产自销，合理收税，以更好的质量和更低廉的价格先赶走洋货，同时教化和打击腐朽阶层，最后以立法禁烟。其实吸食鸦片在当时世界范围内基本都是合法的（后来才有立法禁毒），在别的国家吸鸦片的人不多，反而是在禁烟的大清有大批的人吸鸦片，这些人大部分为官僚阶层和八旗军，他们拿着高官厚禄却没有什么事干，自然就爱上了吃喝嫖赌抽，所以鸦片对大清之害其实根源并不在鸦片。许乃济等人的观点，就是把鸦片问题更多地看作是大清与洋人的贸易问题，以外部“商战”（贸易战）和内部反腐双管齐下，最后达到彻底禁烟的目的。
应该说，许乃济等人的观点具有很强的现实性，打开了另外一条思路，就连马克思后来都把许乃济称为“大清最有名的政治家之一”。但许大人直接揭开了朝廷的伤疤，暴露了官僚阶层大面积的腐朽。许大人也不想想，一向以“德化”示人的朝廷怎么可能允许鸦片合法化呢？朝廷要做的恰恰是要将国力贫弱、军队战斗力低下的根源通通都推到鸦片上，激起百姓们的民族情感，维护朝廷的地位和天朝的威严。
许乃济的观点被抛弃了，接下来的事情正是朝着许乃济担忧的方面发展的。林则徐销烟成功，但禁烟失败。之后的中英之战虽然被称为“鸦片战争”，但《南京条约》中却没有涉及鸦片问题的任何条款，双方是谈不拢的——西方国家追求“贸易自由化”，朝廷又始终不肯撕开面纱让鸦片合法化，即使再来一次“鸦片战争”也谈不拢。这等于是战争打了，条约也签了，大清的禁烟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而到了1858年，为了解决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军饷问题，朝廷一方面继续宣扬禁烟是大清的国策，一方面在私底下却开始对进口鸦片征税——这等于朝廷在事实上承认了鸦片进口的合法化。自此，林则徐以销烟方式的禁烟彻底失败了。
朝廷既然开了征税这道口子，大清很多地方闻风而动，开始“试行”许乃济当年提出的办法——种植和提炼国产鸦片。各地种植罂粟“蔚然成风”，田间地头盛开着大朵大朵的罂粟花，连成红色的花海，其壮观景象远远超过了黄色的油菜花海。就连销烟名士林则徐也转变思想，羞于谈销烟，开始支持国产鸦片。此时仅仅是虎门销烟过后的20年，大清的鸦片自己种，自己抽，后来还可以出口了（比如出口到当时的缅甸等国）。
对于国产鸦片，朝廷自然也是要征税的，可笑的是，就是以“禁烟”的名义来征税，税名叫作“土膏捐”。所谓“土”，是指烟土，也就是生鸦片，提炼出熟鸦片的原料，而“膏”也就是烟膏，指熟鸦片。也就是说，朝廷从原料到成品的环节都已经征税了，再加上鸦片的种植、运输、销售甚至吸食都可能都还要征税。“土膏捐”已经成为大清最重要的税源之一，那么反过来，真正的禁烟也就没什么指望的了，朝廷不会自断税源，也不会揭开“德化”的面纱。虽然不断宣传“鸦片有害”以激起民族气节，但为了“国富”，也是可以牺牲“民强”的。
既然大清的鸦片早已国产化了，为何一直没有把洋货赶出大清，最后实现当初许乃济希望的那样“自禁”呢？因为大清国产鸦片胜在数量，但弱在质量。毕竟烟土种出来之后，还要有精细的提炼技术才能得到烟膏，技术越精，提炼出的纯度越高，口感自然也就越好——而这就是孙文要上书李鸿章的原因。
在上书中，孙文说，他已经率领几家农户在香山试验自种罂粟，提炼出鸦片，口感和气味比东印度公司的洋鸦片还要好，去年冬天产了几斤，鸦片鬼争相购吸。因为销量好，所以农户们现在“户户欲栽”“群相仿效”，因此建议李大人给予支持和推广，在大清各省设立农师学堂和农艺博览会作为推广机构，让质量更好的国产鸦片彻底打败洋烟，最终达到“自禁”的目的。
看来，年轻的孙文是许乃济思想的追随者，他相信李鸿章也是。他说他已经掌握了打败洋烟的技术，描述的过程难免有些吹牛，不过孙文也并非信口开河，他确实是有这些方面的专业知识的。
首先，种植罂粟涉及农艺知识。而孙眉就是农场主，孙文曾经在那里受到影响。他还曾经从檀香山带回了热带植物酸子树的种子，种在翠亨村里他家的旁边。翠亨村并不是热带，但孙文把酸子树栽种成活了，这是孙文在农艺领域的第一次尝试。
然后，鸦片需要用化学方法从罂粟中提炼出来。在西方科学领域，化学和医学是姊妹科学，甚至鸦片本身也被称作“药膏”，也算是“药”的一种，它的提炼和西医制药在程序和原理上是一致的。作为西医书院的毕业生，孙文能够掌握这些方法也就并不奇怪了。事实上，孙文还具备配制炸药的能力，这一点他也曾经在翠亨村试验过，引爆时把村口高大的石匾都给震裂了。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孙文这篇上书就是以禁烟为中心，向李鸿章大人来“跑项目”，希望得到李鸿章在政策或者资金上的支持。在过去很多的书中，一谈到这篇上书，很容易被文章大部分夸夸其谈的内容所吸引，而忽视了文章末尾讲禁烟的这三小段。很显然，“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夸夸其谈并不是孙文上书的重点，向李鸿章“跑项目”才是。而接下来的事情表明，孙文的背后还站着一个人，一个支持他向李鸿章“跑项目”的人。
他就是即将以一本《盛世危言》而名震天下的香山籍买办郑观应。
孙文创立檀香山兴中会
当时在大清，有大名鼎鼎的四大买办，除了背靠李鸿章的江苏人盛宣怀，其余三人竟然都来自香山，其中就包括郑观应。香山靠近港澳，而港澳是大清学习西方的前沿阵地，香山人中出了不少华工，也出了不少买办。
郑观应比孙文大了20多岁，是孙文的前辈，是赫赫有名的买办，那孙文是如何和郑观应搭上线的呢？
也是在那本英文自传书《伦敦蒙难记》里，孙文记录道：
就在我毕业后去澳门行医的那段时间（1892年至1893年），开始知道一个叫“Young China Party”的组织，它对大清朝廷腐败和落后的政体感到不满，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上书、请愿）等改造中国，促使朝廷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创立君主立宪政体。这个组织的总部设在上海，会员的活动据点在广州，我加入了其中。
根据这段记述，至少在孙文上书的前一年（1893年），他加入了“Young China Party”。虽然孙文在《伦敦蒙难记》中并没有指出这个组织是谁成立的，但从种种史料来看，它的创始人中应该有政商巨子郑观应。很可能是郑观应在1893年左右创立于澳门，后来随着他长居上海，又把总部迁往上海。
其实也是在这一年（1893年），郑观应把他的改革著作《盛世危言》出版了。在这本书的“农功”篇里，郑观应特意给孙文的“禁烟项目”隆重地打了一个广告：今吾邑孙翠溪（即孙文）西医，颇留心植物之理，曾于香山试种莺粟（即罂粟），与印度所产之味无殊。
在当年林则徐虎门销烟之前，郑观应就是许乃济的支持者，而《盛世危言》里的这段话与孙文现在给李鸿章上书中的话互为印证。这就是说，孙文在上书中谈到以“自禁”来实现禁烟，甚至给李鸿章上书本身，很有可能都是来自郑观应的主意，孙文只是这个项目的具体执行人而已。
郑观应是一个买办。买办本来是在洋商和大清本土企业中充当中间人，帮助洋商开拓大清市场的。不过，大清虽然开展洋务运动多年，但有实力的本土企业，不是官办，就是官督商办，朝廷和地方官府仍然掌控着资源和市场，真正的民企和私企都是很弱小的，买办也就成了洋商和朝廷、官府之间的中间人。郑观应这样的买办既为洋商服务，又在朝廷取得官衔，成为横跨政商两界的“官商”。
在与洋商打交道的过程中，郑观应等人首先了解的是西方的商业运作规则。和大清由朝廷和官府主导的经济不同，在西方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人心欲望决定着经济，经济又决定着政治，因此郑观应等人习惯首先用商业和经济思维来解决问题，这也是他当年支持许乃济的缘由。
其实，郑观应还系统地提出过他的“商战”理论。他的意思是，大清要崛起和强大，改变处处落后挨打的局面，像此时的朝廷一样仅仅热衷于购买军舰、建立北洋舰队是不够的，商业贸易的扩张和经济的发展更能令一个国家崛起。因此大清其实不仅和列强有一场军事上的战争，还有商贸领域这场看不见的战争。要想有所作为，大清就必须同世界接轨，改变官办和官督商办的局面，建立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从而发展真正的市场经济，重视和保护商业与商人。
作为一个官办企业的受益者，郑观应的内心却反对官办。他希望通过他们的影响力，以和平的方式突破大清现有体制，这应该就是郑观应成立“Young China Party”的动力。
几千年以来，中华大地上只有统治，而无政治；或者说只有君主专制的铁桶统治，而无平民政治，这种环境下的老百姓们是没有独立的政治权利意识的。老百姓们所谓的政治权利意识恰恰就是朝廷统治的衍生品——做官，一旦科举考不中做不成官，所有人都认为政治就跟自己没关系了。所有人都认为政治是他人之事，只求“我不关心政治，政治也不要关心我”，却不知道政治会关系到每一个人。而郑观应这批游走于东西方的买办商人，从个人经济权利的觉醒，走向了个人政治权利意识的觉醒。虽然这还只是“意识”，但权利首先就是来源于意识。他们希望朝廷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不过是希望在宪政的框架下，实现自己的政治权利。
不得不说，这也是一个重大变化，为“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
而郑观应也是一个商人，他很清楚，虽然朝廷的洋务运动已经进行多年，但在大清的商业领域，甚至可以说是每个犄角旮旯里的事情，基本都还是朝廷和官员们在主导。任何一件事情，哪怕原本没什么把握做成，一旦获得朝廷和官员的认可和推动，就会在短时间内热起来、火起来。因为朝廷和官员们掌控着资源以及流通环节，他们办事一般是不计成本的，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嘛。同时他们也是需要不断干事情的，总要干出一点政绩来——手里的钱反正要花出去，只有在花钱的过程中才有捞钱的机会。于是大清的土地上出现了前赴后继的“跑项目”之人，去找高官们和有关部门“要政策、开口子”。你不去找，也会有别人去找，项目可行性与否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的人脉以及这件事情是不是官员们正好想做的。如果你运气好，蒙对了，那么项目也就有可能跑成。
现在，我们清楚了，郑观应应该就是根据他在政商领域多年的观察，为禁烟立了一个“项目”，希望得到李鸿章的鼎力支持。虽然这个结论并没有被记载在史料当中，但我们这么说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接下来，史料将记载孙文与郑观应交往的故事。
此时的郑观应正在上海，孙文就先带着这封上书来到上海与郑观应见面。郑观应和他的政商朋友们把这封上书作了最后的润色和修改，并且郑大人还把孙文引见给自己的朋友们，其中有一个归国华侨，他的年纪与孙文不相上下，名叫宋耀如，也是基督教教徒。此时宋耀如的二女儿刚满一岁不久，而孙文已经28岁了，当他去宋家拜访的时候，他一定见过她，甚至还有可能抱过她——直至21年以后，他们结为夫妻和战友，她就是宋庆龄。
叫上在上海电报局工作的陆皓东，孙文拿着修改后的上书向着天津直隶总督衙门出发了，他当然无法直接见到李鸿章，所以首先必须求见李鸿章的经济大管家盛宣怀。不过这应该比较容易，在上海的盛宣怀堂弟盛宙怀已经写了一封介绍信，而郑大人本人也亲自写了介绍信，请盛宣怀一定把孙文引见给李鸿章大人，因为孙文需要当面向李大人报告一些事情，而孙文返回上海之后，还会把与李鸿章面谈的结果告诉他郑观应——也就是说，郑观应并没有避讳他与孙文的关系，而是明确挑明孙文是他的代表，请盛宣怀务必帮忙。
1894年6月26日，在天津的盛宣怀看到了两封介绍信，分别在封套上写下了“孙医士事”作为备忘，这就是说，孙文应该是见到了盛宣怀的，盛宣怀也比较重视。那么，接下来的重点是，孙文有没有进而见到李鸿章？
大概是觉得和后来革命者的形象不符，孙文在去世之前，从来没有提及过这次上书的事情，而盛宣怀与李鸿章的档案中，也没有进一步记载此事，史料在这里又断了。
历史上有两种推断，第一是见了，第二是没见。
本人倾向于第二种说法。1894年6月26日，这是甲午战争爆发的前夕，清日两国都已经在向朝鲜派兵，李大人正为军国大事忙得焦头烂额，如果我们翻阅《李鸿章全集》，就能发现仅仅6月26日当天由他签发的电报就有将近10封，他已经很忙了，接下来只会更忙。虽然孙文的事情也算是“洋务”之事，在平时李鸿章会感兴趣，但在这个时候，他是没有心情来处理这些事情的。作为心腹的盛宣怀自然知道这一点，但自己堂弟和郑观应的面子又足够大，于是盛宣怀把介绍信留下来，签注备忘，想等日后找机会再报告。而随着甲午战争很快打响，李鸿章的淮军一溃千里，相信就连盛宣怀也没有这个机会和心情了，孙文上书之事也就这样不了了之。
这是孙文第二次和李鸿章擦肩而过，而原因是突如其来的甲午战争。李鸿章也许压根儿就不知道，他曾经很感兴趣的孙文也曾经离他这么近，已经来到了他的直隶总督衙门。而命运似乎总是在他们之间制造麻烦，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好像有缘却无分。
但孙文并不是一无所获，在郑观应给盛宣怀的介绍信中，他还替孙文提出了一个请求，请李鸿章帮忙为孙文签发一张出国护照。郑观应的意思是，孙文对海外的情况很熟悉，而海外华侨众多，就让孙文把这个“禁烟项目”带到国外，进行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发动有钱的华侨投资入股，二是发动那些没钱的华侨充当“返乡农民工”，回香山一带开垦种植罂粟。为了获得华侨们的信任，孙文需要一张朝廷签发的正式护照。
弄张出国护照这对盛宣怀来说倒不是什么难事，他应该不用惊动李鸿章，自己写张条子即可。在孙文返回上海后不久，他就得到了一张由大清江海关（即上海海关）核发的出国护照。盛大人忙是帮了，可是他没想清楚：弄张出国护照对郑观应等人来说也不是难事，为什么他们不亲自去弄？其实郑大人要的就是“这张护照是李鸿章批的”这个效果，好在盛宣怀是李鸿章的心腹，也能代表李大人吧。
1894年10月，在北洋舰队遭到重创之后（大东沟海战），孙文拿着这张护照独自从上海出关，抵达檀香山孙眉的住所，接下来，他将运作那两个方面的工作。孙文运作的方式有些特别，11月24日，他成立了一个组织，这就是日后在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檀香山兴中会。
檀香山兴中会的章程规定：凡是入会会员，必须交“底银（会费）”5元，当然还可以义捐，多多益善，所筹集的资金是为“帮助国家之用”。至于具体怎么“帮助”，章程中并没有说明，我们相信，这应该与孙文的那个“禁烟项目”有关。按理说，孙文只是一个刚满28岁的年轻人，他的“项目”不一定具有足以让大家掏钱的说服力，但孙文已经能够动用国内一定的政商关系网，包括在广东老乡中赫赫有名的郑观应，甚至还有大清最有权势的李鸿章，自然会增强华侨们的信心，认为将来可以获得回报和分红。孙眉本人就交钱入会，甚至还贱卖了不少牛羊支持义捐，其他一些富裕华侨也比较踊跃。
孙文终于有了一个新的起点了，这也是他首次在行医之外进行“创业”，相信此时的他是会感到比较欣慰的，这已经证明了当初选择的正确。他曾经无比依赖哥哥孙眉，但并没有依赖到底，从坚持加入基督教开始，他和年轻的袁世凯一样，一直在走自己的路。其实，成人世界里的首要问题都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得更直接一点都是钱的问题，这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现实，孙文也不例外。当孙眉曾经说会分一半财产给他时，我们可以相信，孙文并不像后来某些书所说的那样只是说“财富不足以动我心”，其实从他的经历来看，孙文对金钱应该有着更急切需求和感受才对。
但这个“石头仔”不同的是他有着自己内心冷静的思考与判断。之所以要走自己的路，我们相信孙文也是从财富的角度进行过考虑的，他知道他自己其实依赖不了哥哥。孙眉确实发家了，号称“茂宜王”，但是，只有创过业、做过实业的人才清楚，这种外界给予的名号真正的含金量是不多的。无论农场主还是其他实业家，他们有一个特征就是但凡手头有一点现银，就必须不断投入下去，不断进行“扩大再生产”，否则很快就会被同行淘汰。因此这样的“富豪”是生产规模很大、固定资产相当多，手头的现银却很少的。大清真正的隐形富豪就是那些“官富”们，实业家不是富豪，只是一个身份，否则孙眉也不会因为支持义捐而要去贱卖牛羊了。
孙文即将开始他的新征程，然而，关于檀香山兴中会的秘密并没有结束。虽然我们根据种种史料，认为这是一个为“禁烟项目”而在海外成立的组织，但是，章程里却只字未提这个“禁烟项目”，反而用一大段篇幅在讲述“中国落后挨打，急需改革”，所有的内容都表明这并非一个“公司”，而是以改革为目的的政治组织。更有史料根据孙文后来成为革命者的身份，推断檀香山兴中会是一个“以推翻大清为目的”的革命组织！这些史料认为，在那些公开的章程之外，入会会员其实都还有一个推翻大清的“秘密宣誓”活动，那就是左手按在《圣经》上，右手高举指天，高喊由孙文亲自起草的誓词：“联盟人×省×县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鉴察！”
现在，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Young China Party”这个组织，它可能是郑观应等人于1893年创立的（史料上目前没有定论），孙文在《伦敦蒙难记》中的记述用的是英文，没有说明这个组织的中文名字。那么，它到底要翻译成什么？
1912年（民国元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首次把孙文的《伦敦蒙难记》译成中文，它将“Young China Party”翻译成“兴中会”。孙文先生在生前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也有可能是他没有注意到），但他去世之后，一些中国国民党元老开始有意见了。
1929年，中国国民党的元老之一邹鲁出版了国民党党史权威《中国国民党党史稿》，他也根据《伦敦蒙难记》的记述，认为“Young China Party”就是兴中会。但邹鲁的这一说法遭到了包括孙文当年的追随者冯自由在内的其他元老一致反对。中国国民党党史方面最终确定：除了1894年的檀香山兴中会之外，更早之前再没有别的什么“兴中会”。兴中会就是孙总理首先创立于檀香山，并把成立之日的11月24日作为中国国民党建党节。于是，檀香山兴中会的历史地位得到中国国民党的官方认可，而孙文在生前提到的“Young China Party”逐渐淹没在历史尘烟之中。
由于缺少有绝对说服力的史料，关于檀香山兴中会有两种说法，首先自然就是《中国国民党党史的说法》，而另外一个说法就是：1894年的檀香山兴中会，很可能并不是最早的“兴中会”，而是首先创立于澳门，创立于中国，时间也要提前到前一年（1893年左右）。至于创始人，那自然也不再是孙文先生了，而是很可能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郑观应。如果按照这种说法，孙文创立的檀香山兴中会，很可能不过是郑观应创立的“兴中会（Young China Party）”的一个分会，或者说，是郑氏之会孕育了孙氏之会。“Young China Party”原本就是一个改革性质的组织，檀香山兴中会章程里的那些条文，很可能就是从那里搬来，并且对于华侨们来说，郑观应的组织应该比孙文重新创立兴中会更具吸引力，华侨们其实是找郑观应入伙。
那么，“秘密宣誓”的说法又是从何而来呢？从目前发现的史料来看，它最早记载在1929年发表的《中国国民党茂宜支部史略》上，但在那时，孙文已经去世了，我们在包括孙文在内的当时入会者的各类著作、谈话和回忆中，都找不到关于这个秘密宣誓的任何记录。因此，这份二手史料的可信度是值得怀疑的。
孙先生的追随者冯自由在1939年所著的《革命逸史》中，虽然提到了这个秘密宣誓，但并不是说它出现在檀香山兴中会，而是出现在之后的香港兴中会。奇怪的是七年之后（1946年后），仍然是在冯自由所著的各类史料中，又改口说这个秘密宣誓就是出现在檀香山兴中会。自此之后，这个说法逐渐被国民党权威党史等各种史料引用，直至形成定论，流传至今，檀香山兴中会也因此被定义为“由孙文先生创立的、我国近代第一个革命组织”。
但是很显然，冯自由的说法也是前后矛盾的。并且，檀香山兴中会成立的时候，冯自由才12岁，也没有在现场，他留下的也是第二手史料。
另外，在一年多后的1896年1月，孙文广州起义失败，回到檀香山为革命筹款时，原来入会的会员们几乎无人响应，也无人捐款。虽然起义失败多少会打击积极性，但如果檀香山兴中会就是奔着“驱除鞑虏”而去的，就是一个为革命而成立的组织，这种情况显然是不正常的。
最后，最为关键的是，华侨们离乡背井，来到檀香山辛苦谋生，他们大多组建了家庭，在大清国内还有家人和亲人，尽管大家都知道朝廷很腐败和落后，但一下子要激烈地去推翻朝廷，恐怕是会吓跑他们的。这可是诛灭九族的大罪，华侨们是不得不考虑的。综上所述，我们有理由相信，加入檀香山兴中会的会员应该并不需要所谓的秘密宣誓，至少在公开层面，它还不是一个以推翻大清朝廷为己任的革命组织，但这并不意味着此时的孙文并没有“革命思想”。从少年时期崇拜洪秀全，到长大后不再是传统的“敬天法祖、忠君爱国”，而是以叛逆之心加入基督教并在翠亨村煽动“反天子”，再到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期间，与其他三位同龄人不断发表“反满”言论，被称为“四大寇”，孙文本人是具有“革命思想”的。而这种思想也不是一出生就有，不是一日一时形成的，加入“Young China Party”这样的改革组织也正是证明了革命思想形成的过程。革命，往往需要有改革的过渡，先有改变，才有彻底的改变。孙文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为古老的中国寻找一种合适的政治制度。
一切的改变都将因香港兴中会的成立而起。
1894年年底，甲午战争已经进行了三个多月，结果是不仅海战中的北洋舰队惨败，陆战中的淮军也望风而逃，日军已经渡过了鸭绿江，叫嚣着要一直打到北京。天下震动，人心惶惶，很多“心怀异志”之人都在考虑这个问题：一旦日军真的攻陷京城，大清灭亡，将来谁来主宰天下？
在上海的宋耀如立即给教友孙文写来一封信，报告国内形势：甲午惨败，人心惶惶。
接到信件后，孙文立即决定：离开檀香山，回到他熟悉的香港。
此时在香港，有一个著名的反满组织——辅仁文社，创立它的人是杨衢云和谢缵泰。
1895年1月下旬，孙文抵达香港。经过一个来月的聚会、商谈，2月21日，孙文携陈少白、郑士良（孙文曾经的同学）与杨衢云、谢缵泰等人决定把檀香山兴中会与辅仁文社合并，成立香港兴中会，并把它作为包括檀香山兴中会在内的“兴中会”的总会（以下简称兴中会总会），共同干一番大事业！
干事业的时机是有的，清军正在北方与日军作战，无暇他顾。孙文等人决定趁此机会，先以武力夺取广州，然后以广州为大本营建立“两广共和国”，最后效法太平军挥师北上，直捣京城！
很显然，兴中会总会已经成了一个确定无疑的革命组织，就是在这里，秘密宣誓出现了，而誓词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内容。根据一些史料记载，誓词中“创立合众政府”还是杨衢云主张加进去的，这是以当时的美国为榜样，推翻世袭的皇帝，改为民选的“总统”，实现“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孙文对此自然也十分认同，他在檀香山时，就对美国有所了解和向往。也就是说，孙、杨即将开始的革命就是以美国为榜样的“美式共和革命”。
大概由于辅仁文社成立的时间要比孙文成立檀香山兴中会早，现代史学界也有人认为，“一部‘中国近代革命史’，是应该从杨衢云开始写的”（唐德刚语），并认为辅仁文社才是“我国近代第一个含有反清因素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而并非檀香山兴中会。其实，第一不第一，这并不是最重要的，相信孙文和杨衢云都不会在意这些，重要的是，如果说杨衢云还勉强属于“资产阶级”，孙文却并不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
杨衢云和谢缵泰都出生于比较富裕的商人之家，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平时干的也是体面的工作，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们属于香港的“白领”阶层，也可以算作“资产阶级”。自古以来，反抗朝廷的大多都是吃不饱饭的贫民，衣食无忧的他们怎么会反满呢？
自古以来，香港是属于中国的，却因为《南京条约》而割让给英国，很多香港市民的根和亲人还在内地，和内地有血脉联系，香港人自然在一开始对朝廷有说不出的怨恨。然后，恰恰是因为脱离朝廷的统治，有机会了解西方世界，成为接触西方的桥头堡，更多的香港人深刻地对比出了朝廷的腐败和落后，但他们对“中国”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仍然是很强烈的，由此对大清朝廷的归属感更弱。他们明白了腐朽落后的大清朝廷并不能等同于“中国”，“爱中国”也并不一定就等于“爱朝廷”。爱中国，但可能需要把大清推翻了，把国家和政权区别开，如此才能彻底追求国家的富强。
于是，在甲午战争之前，香港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华人世界反满的中心，特别是一些年轻人有了强烈的反满思想。属于“资产阶级”的杨衢云和谢缵泰就是其中一员。
而从我们前面所说的孙文先生的经历来看，他并不属于“资产阶级”，最准确的身份应该是“一个农民（平民）知识分子”。他从小很穷，挤在低矮破旧的泥砖屋里，上不起私塾，长年干农活，到了十几岁才有鞋子穿，后来孙眉虽然算是发家了，但孙文本人的经济状况并没有多少改观。孙文只是习惯于与“资产阶级”打交道，如郑观应和那些比较富裕的华侨等等，向他们筹集资金或者寻求其他帮助，但如果把孙文也称作“资产阶级”，相信就连孙文本人也是不会同意的。
相信大家也已经发现了，这么大的事情，一直支持孙文的郑观应去哪里了？
2月17日，威海被占，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大清已经基本被宣告全面失败了。4月17日，《马关条约》正式签署，4月20日，郑观应通过他在官场上的人脉——江苏省副省长（布政使）把《盛世危言》呈到光绪的案头。对《盛世危言》来说，这真是一个绝佳的时机，原本就是讲改革的，而甲午惨败之后，包括慈禧在内，大清官场上下立志改革，畅谈改革的书正是朝廷需要的。光绪很快作出批复：总署（总理衙门）刷印二千部，分送臣工阅看。
一部书得到皇帝的御笔亲批加印，这样的事情并不多见。不得不说，这部书原本的内容并不十分新锐和深刻，主要内容只是详细介绍了西方，附带对大清各个方面的改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自从两年前出版之后，也并不十分有名，但由于有了皇帝的亲笔批复，此书一夜之间爆红，很多官员都争相购买用来充门面。《盛世危言》成为大清有史以来“第一畅销书”，卖得非常好，郑观应本人更是声名鹊起。一直反对“政治决定市场”的郑大人万万没想到，他自己首先被影响了。
所有人都没有发现，此时的郑观应做了一件很小的事情。
当初为了推动“禁烟项目”，《盛世危言》里是隆重地介绍过孙文的。对于孙文与杨衢云成立兴中会总会，密谋发动广州起义，郑观应不可能不知道，如果孙文接下来真的要造反，郑大人也会吃不了兜着走。郑观应不愧为郑观应，他紧急行动，修改内容，把原版中的“今吾邑孙翠溪西医”改成“一个学西学未毕业的粤东佬（今粤东有肄业西学者）”，总算是把之前与孙文的关系撇得了干干净净。
孙文并不在乎，他遇到了新的伙伴杨衢云，就像当年的洪秀全找到了杨秀清。他将和杨衢云一起，在谁也不太注意他们的时候，去发动一场密谋夺取广州的起义！
为了起义，孙文发行“革命股票”
3月1日，兴中会总会刚刚成立之后，孙文拜访了日本驻香港领事，告诉了他们广州起义的计划，希望日本方面能够对起义提供支持，特别是军火方面，这样起义军就可以与在北方节节胜利的日军遥相呼应，南北夹击，一举击溃大清朝廷。
日本人最关心的是起义军的实力，觉得孙文和杨衢云现在还不名一文，如果还有更有势力和声望的人支持起义就更好了。日本人的意思是，他们当年的倒幕运动还要打着天皇的旗号，如果起义军方面无法推出一个有足够声望和资历的人，即使发动起义后偶然成功了，也会很快分崩离析。
面对日本人的询问，孙文说出了一个人的名字，并把他列为“支持者”的第一人。他就是此时在两广地区小有名气的康有为。
三年后（1898年），康有为将通过戊戌变法而声名鹊起，但此时的他其实也只是一个改革派，因为对朝廷不满，经常发表一些尖锐的言论，在两广地区小有名气，并不一定会支持起义。孙文其实连康有为的面都还没见过，两年前在广州办“东西药局”时，孙文倒是求见过康有为，康有为一听这是一个连科举都没有去考的人，就要求孙文以门生的身份求见。孙文是恰恰看不起科举的，两人没见成面。不过，这并不影响现在孙文自发地把康有为拉进“支持革命”的名单，啥也不知道的康有为就这样“被革命”了。
通过调查研究，日本人认为，孙文的“起义军”其实还是子虚乌有。既没钱，又没有人，利用甲午战争举行起义的想法虽然很好，但起义本身成功的可能性极小。日本人婉拒了孙文的请求，只是觉得孙文“奇货可居”，不想失去扶植大清朝廷反对者的机会，于是对孙文表示口头上的鼓励和道义上的支持，就是不来点实在的。
不屈不挠的孙文作了最后一次努力。隔了一段日子，他再次拜访日本领事，日本人的态度依旧如此。
孙文失望了，他原本对寻求“国外势力”支持革命事业是抱有很大期望的，因为他确实是没钱没人，也没有军火。他原本以为，日军正在北方和清军作战，发动广州起义也有利于日军，日本没有理由不支持，所以这是双方的重大机会。没想到日本人很精，他们只看实力，看锅下菜，然后去扩大自己的利益，绝不会雪中送炭——特别是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孙文又去拜访了德国驻香港领事，得到的是同样的结果。
没有办法，孙文和杨衢云只好退而求其次，在香港的几份英文报纸上阐述兴中会总会的主张——假如将来起义成功，“不会建立一个共和国”，而是会建立一个非满族的汉人当皇帝的君主立宪国！
很显然，这和兴中会总会计划推翻皇帝、实行“总统”模式的宗旨是不相符的，但孙文和杨衢云很清楚，此时在大清势力最大的是英国、日本、德国，它们都是君主立宪制国家，这三国对美国那种不要君主的共和政体也是比较抵制的。兴中会总会发布这样的主张，就是要赢得这三个国家的好感。哪怕它们不能在起义前给予支持，在将来发动起义之后，也要使这些国家不会像当年帮助朝廷镇压太平天国那样对待兴中会总会，解决起义的后顾之忧！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其他的一切都只能靠自力更生，钱和人都要靠自己解决。对于钱，首先只能从会员们身上想想办法。和檀香山兴中会一样，会员除了仍然需要交“底银”5元之外，还可以购买兴中会发行的“革命股票”。这些股票面值100元，但会员们认购时，只需要交10元。也就说，将来“起义成功”建立“两广共和国”之后，可获得10倍收益。孙文鼓动大家：以前你们拿钱向朝廷捐红顶子，钱花了，往往打水漂，有去无回，现在你们把钱捐献给起义军，将来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
会员们的热情还是很高，富商会员黄咏商甚至还卖掉了自己在香港的一套房子，得到的钱全部上交组织。请注意，孙文在宣传鼓动时，并没有过多讲什么“革命的道理”，他只是要让人知道，共和有利可图，以“利诱”来发动大家，组成兴中会这个革命的“股份制公司”。孙文其实是一个极其现实的人。
钱的问题总算是部分解决了，有了钱可以购买军火，接下来就要解决起义队伍的问题。孙文和杨衢云已瞄上了一批人，一批被朝廷称为“黑社会”的人。
在大清的土地上，有三个著名的秘密社团，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红花绿叶白莲藕，三教九流本一家”。红，是指洪门；绿，是指帮助朝廷进行漕运的漕帮，也称安清帮或者清帮；最后一个就是白莲教。除了清帮，洪门和白莲教都是反清的，受朝廷的严密监控和打击。
白莲教主要出现在北方的黄河沿岸，几年后卷入了义和团运动，我们主要介绍分布更广和势力更大的洪门。
洪门，对外称天地会，最早是受郑成功的影响，以“反清复明”的宗旨出现在大清初期的福建沿海一带，老百姓们一般称他们为“红帮”。洪门的会员大多是中下层的劳苦群众，这个属于人民群众的组织是相当有特点的。
首先，洪门对会员的控制相当严格，加入洪门是要宣誓的，如有违反，不是“死在万刀之下”，就是“五雷诛灭”。最常见的下场是要在身上刺三刀，必须刺穿，所谓“三刀六洞”，并且严禁会员叛帮，投靠在其他帮派的门下——尤其不能投靠在清帮门下，否则洪门会想办法锄奸。但是对从清帮投靠过来的兄弟，洪门倒是欢迎。江湖上有一句话说的就是这个情况：由清转洪，披红挂彩；由洪转清，剥皮抽筋！
洪门虽然对会员控制严格，但在组织形式上却是相当开放的。打个比方，只要兄弟你认可“反清复明”“均贫富”“天下为公”等宗旨，就可以在洪门这个总的旗帜下，带一帮兄弟在各地“开山立堂”，成立新的堂口，与其他兄弟单位是平级关系。不管属于哪个堂口，除了管事的，所有洪门会员都以“哥弟”相称，并且讲究“哥不大，弟不小”，大家在地位上是平等的。行走江湖时，就靠暗号辨认，比如兄弟你去茶楼、酒馆消费，小二倒茶倒酒时，你五指全伸，以拇指和食指从杯口和杯底夹住茶杯，由拇指上面起，置于肩膀的任何部分接茶接酒，不用回头，小二就会知道你是帮中人。
这种组织形式十分有利于洪门的开枝散叶，这和清帮内部以“字辈”垂直相传，不是讲究“哥弟”而是讲究“师徒”的组织方式截然不同。这两大帮派最后的发展也就是“清帮一条线，洪门一大片”。到甲午战争前后，漕运已经消退，清帮逐渐汇聚在上海的外国租界，上海人常常称他们为“小瘪三”。后来混迹上海租界的著名清帮大佬有杜月笙、黄金荣等人，而洪门的发展却已经遍布世界各地——这正是由于华工出洋。洪门在大清国内外有不同的堂口和习惯叫法。
洪门在两湖（湖南、湖北）、四川等长江沿岸各省叫作“哥老会”；在鸦片战争之后最早一批通商口岸厦门、宁波、上海等地叫作“添弟会”“小刀会”；在粤港地区取洪字三点水，叫作“三点会”，后来改称“三合会”；在海外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一开始也称三合会，后来为了适应当地殖民法律中不得结社的规定，把“会”改为公司，比如“义兴公司”；在檀香山和美国本土，主要有“致公堂”“安良堂”。
洪门已经成为华人世界里的第一大秘密社团，可以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洪门。大清同治三年（1864年）左右，马克思在成立国际性的劳工组织——第一国际时，也曾向海外洪门发出过邀请，甚至马克思在形成“马克思主义”时，还钻研过中国的历史和华工状况。难怪与清帮有渊源的蒋介石对洪门一直十分警惕，后来他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除了屠杀共产党员，还大肆清洗有洪门背景的中国国民党党员。由于这些人大多处于农村和基层，他们被清洗后，国民党的大批县市党支部失去作用，基层组织基本瘫痪，这在客观上又为中国共产党走向农村创立了一个条件。
这是后话，不过相信大家已经清楚了洪门可怕的势力。他们虽然被称作“黑社会”，不过洪门弟子在面对大清官员时，反而有心理优越感。洪门弟子一直以“义士”自居，在他们看来，大清朝廷才是最大的“黑社会”——洪门至少还有纪律，违反了就要受到严格处罚，比如不能嫖赌、欺压良民、霸占良家妇女等等；“黑社会分子”都能够做到的这些条款，朝廷官员却是表面上道貌岸然，背地里男盗女娼，为所欲为。大清朝廷真是到了连“黑社会”都不齿的程度。
正是因为如此，杨衢云、谢缵泰等香港的体面人士，在成立辅仁文社的同时，竟然也纷纷加入了香港三合会。另外，孙文的同学郑士良也是三合会成员，至于孙文在香港读书期间有没有接触甚至加入过三合会，成为他反清思想的一个源头，这就不得而知了。粤港两地其他大部分的三合会成员都是底层劳工，如车夫、佣工、杂工、苦力等等，“反清复明”已经离他们很遥远，加入三合会的目的只是为了在谋生中寻求一种保护，或者获得某种“尊重”，毕竟生存才是第一位的。也就是说，只要有人肯出钱来“买”他们，三合会也能很快拉拢起一支队伍，就看出的钱的多少了。
杨衢云熟悉香港，就继续在香港筹款和“买人”。郑士良潜回广东老家，在汕头等靠海一带收买三合会成员、草寇和绿林好汉充入起义军队伍。孙文和陈少白潜回广州，加上特意从上海赶来的陆皓东，三人在广州筹备成立起义的总指挥部，将来统一指挥起义！
在“太平盛世”下筹备起义，这是很多人连想都不敢想的，只能进行隐秘的活动，而孙文没有想到的是，他即将得到一个“郑观应式”的人物支持，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官商”刘学询。
刘学询，香山人，买办之子，家境富裕，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一名名副其实的“富二代”。刘学询虽然也曾考中过进士，成为朝廷厅级候补官员（候补道），但他并没有往官场上走，而是子承父业，下海经商，在广东承包着大名的“闱姓”工程。所谓“闱姓”，就是一种博彩业，猜科举中榜者的姓氏。虽然属于“毒”的鸦片不合法，但属于“赌”的闱姓在广东是合法的，朝廷主要是想收税。由两广总督府负责经办，从第二届“闱姓”开始，刘大人就是总承包头，他已经从这项工程里捞了不少油水，是大清真正的“隐形富豪”。当然，所谓的隐形并不是大家不知道他是富豪，只是财产的具体数额大家没法想象。日本人曾经调查，到1899年左右，刘学询的个人资产“约七百万两”，差不多占了朝廷当时全年收入的十分之一，所以有个“刘三国”的外号——文可华国、富可敌国、妾可倾国。
孙文回到广州，准备从刘学询这里弄点起义经费，他把广州起义的密谋向刘学询和盘托出。孙文为何会相信一个“官商”呢？主要是他们早就认识了，早就有金钱上的往来，这需要从一段访问说起。
民国二十年（1931年），当时的“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访问了已经76岁高龄的刘老爷子，请他回忆“当年与总理交往的细节”。于是，由刘学询口述、在场人士整理，留下了第一手的《总理史实访问记》。遗憾的是这份史料在记录完后并没有全部公开出版，只披露了其中的部分内容，完整版本至今还封尘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据说没有完全披露的原因是国民党方面考虑到“塑造总理形象之需要”，在此，我们特地向中国国民党方面呼吁：要相信历史啊。
接下来，我们就将根据这份《总理史实访问记》等史料，来进行讲述。
事情是这样的，刘学询的胯下曾经长过一个疮，很显然，这种隐私部位的暗疾找中医是不太方便的。刘学询找的是西医，被西医一刀割好了，从此他对西医别有好感。1892年，孙文正在澳门行医，刘学询经人介绍认识了小老乡孙文。
据刘学询讲述，他当时就对孙文极有好感，为了支持西医事业，刘大人发动富豪朋友为孙文捐款，总计“赞助白银三万余两”。
我们有理由相信刘学询的这一段讲述应该是有些吹牛了。根据购买力的对比，当时三万两白银相当于如今的450万至600万元之间，即使刘学询舍得给孙文这么多钱去支持西医，当时只是在行医的孙文要在一年的时间里花完这么多钱也是很困难的。但根据后来孙文一生都对刘学询极其尊敬和友善来看（友好程度远远超过对郑观应），刘学询应该不是完全凭空捏造，所以我们只能认为：刘学询应该是赞助过孙文不少钱，成为他们一生交情的起点；至于具体金额，由于这是刘学询在时隔几十年后对着中国国民党人回忆他“与总理交往”的细节，吹吹牛也是有可能的。
现在，孙文不仅把起义密谋向刘学询和盘托出，甚至鼓动这位著名的“富二代”：只要您支持起义，起义军可以打出您的旗号，推举您为未来的“两广共和国总统”。
刘学询一听说有人想推举自己为未来的“总统”，便认真分析起国内外的形势来。和日本人一样，刘学询并不认为起义还有成功的可能。当初没有争取到日本人的支持，现在甲午战争已经结束了，起义的时机也就已经过去了。朝廷完全可以腾出手来对付起义军，成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面对这位前来有求于己的老乡，刘学询还表示了一下心理优越感，这就是他的“民族气节”和“道德情操”。他对孙文说，他并不赞同让日本人来帮助起义，恰恰相反，为了推翻大清朝廷，必须打着“抗日”的旗帜来收买人心，比如在停战之前，组建一支队伍，打着“北上抗日”的合法旗号进京，等掌控了京城周边再发动起义，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另外，对于花钱收买三合会等帮会分子起义，刘学询也认为不妥，他认为那些乌合之众即使能成事，也极易在起义的过程中趁火打劫，洗劫老百姓和洋人，酿成骚乱和排外事件，到时候列强就有出兵的借口了，大清恐怕首先就会被洋人瓜分，这与起义的宗旨并不相符。
但刘学询还是出了一笔钱，帮助孙文在广州成立了一个“农学会”，既能以公开的名义为起义筹款，又能作为秘密据点。不久，两广总督李翰章赫然列名“农学会”赞助人，这应该也是刘学询的功劳。李翰章自然不会出真金白银，只是挂名落个“重视农桑”的美名，不过这对于孙文来说已是极大的帮助了，他可以打着总督的这个旗号再去广东的政商两界拉赞助。刘学询真是值得信任的朋友啊！
而刘学询的惊人之举并不限于此。由于此时的他正好要向两广总督府上缴一笔“闱姓”承包款，他就把什么时候去送这笔款子的消息告诉了孙文，建议孙文干脆来个打劫，大家里应外合，把这笔款子劫了做起义经费得了。
孙文和他的伙伴们最终没有真的去打劫。依照他们的实力，只能全心全力准备起义，如果劫了款闹出事来，起义也就无法举行。刘学询也只是这么说说而已，这一点孙文还是明白的。
所有的办法都已经想尽了，起义的条件还是不具备，但也只能硬着头皮干了。孙文制订了一个“内起外应”的计划，也就是采用日本人在倒幕运动中常用的“奇袭”战术：以5人为一队敢死队，20人左右冲入两广总督衙门，把以总督为首的重要官员格杀或者挟持，到那时，广州城内的清军就会因无人指挥而不战自乱；另外派20人埋伏在广州城中的重要地段，作为打援；城门处派二三十人占领，引导城外的响应者入城；剩下的一二十人围攻属八旗军的广州将军驻地；大家完成任务后就分头四处放火，一鼓作气，拿下广州！
数一数，孙文的这个计划总共需要的人还不足100人。所有人听完后都目瞪口呆：这太冒险了吧？
孙文不这样认为。他告诉大家，像广州几个主要的军政机关虽有防守，但有名无实，他们绝不会想到太平日子里还有人来起义，以此奇袭，大事可成。
大家想来想去，觉得还是太冒险。经修改，方案改为分三路“分道攻城”：杨衢云在香港收买3000人左右的帮会分子，作为主力中军开向广州；郑士良在汕头等地再收买一批帮会、绿林好汉作为左、右两路军开向广州；等这三支队伍到齐之后，孙文坐镇广州总指挥部统一指挥各军，同时也在广州本地收买少量帮会分子作为内应，里应外合，这样起义军的总人数就增加到了3000人以上。
很显然，由于杨衢云的香港一路军是绝对的主力，起义时间也因此定在了10月26日，这天是农历九九重阳节。每年重阳节之前，都会有大批香港市民携家带口回广东老家扫墓，香港军3000人正好可以趁此机会，混入广州！
起义方案已经决定了，最后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初成立兴中会总会时，并没有选出领导人，现在到了起义前夕，必须要有领导人了，这个领导人也将是未来的“总统”——“总统”还是要有的，万一起义成功了呢？当然，当时其实还没有“总统”这个翻译，是根据英文“president”音译的“伯理玺天德”。10月10日，兴中会总会开始进行“伯理玺天德”的选举。
很出意外或者说不出意外，领导人的选举不仅有巨大分歧，还发生了激烈争吵。陈少白、郑士良、陆皓东等这些“孙派”的人坚持认为只能由孙文当选，而“杨派”的谢缵泰等人认为，如果没有香港方面的钱和人，孙文有什么实力发动起义？他们坚持要杨衢云当选，双方都互不相让，情绪激动。
孙文表现了君子风度，他主动退让，杨衢云顺利当选。根据这一结果，杨衢云成为了史上第一位选举出来的华人“总统”，也是兴中会总会首任会长。孙文只能接受他的领导，但“孙派”之人仍然不服。
由于孙文没能当选，郑士良甚至扬言“要杀掉杨衢云”，而谢缵泰等人也在背后继续攻击孙文。谢缵泰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孙逸仙看起来是一个轻率的莽汉，他会为建立个人的‘声望’而不惜冒生命的危险。他提出的都是易招物议的事情，他以为自己没有什么干不了的——事事一帆风顺——‘大炮’！”“孙逸仙念念不忘起义，而且有时全神贯注，以致一言一行都显得奇奇怪怪，他迟早会发疯的！”
看来，“大炮”这个外号，很可能还是孙文的革命同志谢缵泰首先发明的。
这一切的内讧，都为即将到来的起义蒙上了浓厚的阴影。
九月初九凌晨，孙文在广州的总指挥部静静地等待原计划中的三路军到来。指挥部里还有从广州本地收买而来的各路帮会大哥，他们前来等消息、讨口令，只等孙先生一声令下，就发动广州城内外的喽啰，与三路大军里应外合，大闹一场，然后拿钱走人。
按照原定计划，三路军应该都到了，而结果却踪迹全无。指挥部里一片闹哄哄，大哥们早已经等得不耐烦，孙文只好安慰大家少安勿躁。
早晨8时许，一个晴天霹雳般的密报传来。郑士良方面报告：途中受（官兵）阻截，万难前进。
紧接着，另一封由杨衢云从香港发来的电报也送到了孙文手里：货（即人）不能来！
如果只有郑士良方面不能来还有挽回的余地，连主力的香港军都不能来，这真是晴天霹雳。
陈少白认为，凡事过了期，必然走漏风声，再发动一定会失败的，还是先把事情压下去，以后再说。
孙文同意了。他不得不同意，在事实上他已经成了“光杆司令”，这是他唯一的选择。于是孙文下令起义紧急停止，让人给那些还在闹哄哄“待命”的各位大哥发了钱，表示行动暂停，令他们遣散待命，同时紧急给杨衢云发电报：货不要来，以待后命！
辛辛苦苦筹备大半年的广州起义就这样流产了，它竟然连一枪都未发，连个旗帜都没打出来（由陆皓东事先设计）。但现在已经不是追究责任和原因的时候了，陈少白等人要求孙文立即离开广州避难。不过这次孙文并没有同意，他要其他人先走，他自己留下来“善后”。陆皓东也表示暂时不离开。于是只有陈少白走了，他乘坐当天的夜班轮船从广州紧急逃往香港。
起义都已经停止了，危险正在逼近，孙文还需要如何“善后”？这正是孙文心思缜密之处：作为起义总指挥，他绝对不能像其他人那样拍拍屁股就散了，原因很简单——那封通知“停止发货”的电报到达杨衢云手中，还需要一定时间。
当时还没有无线电报，粤港两地的电报是有线电报，发个密电都要去电报局发，再加上两地管理体制不同，一封电报能够在一两天内到达对方手里就已经很不错了。杨衢云的第一封电报中说“货不能来”，实际上只是他提前预计到无法按时“交货”，先通知孙文。也就是说，杨衢云的这封电报，他很可能在九月初八或者初七就发出了，而事情总是瞬息万变的。如果发完电报之后，杨衢云又能“发货”了，而广州这边的总指挥部早已人去楼空，没人“接货”和善后，那么这批秘密携带武器前来的香港军很可能就会乱中生变，暴露目标，被一网打尽，由此波及兴中会总会，给兴中会总会以后在香港立足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在目前风声似乎还没有走漏的情况下，孙文必须留下来，尽可能地等到杨衢云那边的进一步反馈。
而孙文并不知道的是，他们的风声其实早已经走漏了，而广州捕快李家焯早已经盯上了总指挥部！
起义的前一日，九月初八，在广州负责为起义起草檄文的兴中会总会会员朱淇，已经被他的哥哥朱湘发现了秘密。朱湘不是兴中会会员，也没有什么“革命觉悟”，只担心将来落个株连九族的下场，于是他以朱淇的名义向李家焯捕快自首，举报孙文是“造反头头”，想为弟弟将功赎罪。李家焯惊闻有人要造反，吓出一身冷汗，立即跑去上报。此时的两广总督并不是李翰章，他已经离任了，接替他的人是谭钟麟。谭总督严肃地听完汇报后，当场打起了哈哈：“孙文这个人不过是个西医，农学会就是他办的，李少帅（李翰章）还曾赞助。这个孙文虽然一贯喜欢吹吹牛说大话，焉敢造反？”
事实证明，谭总督这番哈哈是打得很有艺术的，并不是他神经大条。朱淇很好处理，抓起来就是，难处理的恰恰就是孙文。这是因为孙文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教徒。
在此时的大清，但凡与教会和教徒打交道是要特别谨慎的，不然就会引火烧身，成为朝廷处理中外关系的替罪羊，这几乎是朝廷所有大员的“政治觉悟”。现在，仅凭朱湘的一面之词，并没有抓到孙文本人的确切证据，堂堂谭总督绝不敢首先与孙文为难。不能去抓孙文，但自己管辖的地界也绝对不可以发生破坏稳定的群体事件，这一点谭总督也是很清楚的。于是谭总督只能派清军在广州周边暗中加强戒备，这也正是郑士良电告的“途中受阻截，万难前进”的情况。
谭总督再暗中戒备，也是不可能把清军派到香港去的，那里不是他管辖的范围。那为什么杨衢云连在香港都不能“发货”了呢？
真正的原因正是那句话：“买”来造反的人，那是相当不靠谱。
根据原定计划，作为主力的香港一路军应该至少有3000人，这个数字看上去不多，但问题是杨衢云都要靠拿钱去“买”。杨衢云本人是三合会成员，联络帮会分子没有问题，但三合会并不是一个成熟而严密的组织，会员们更不是专职的“造反者”，谋生（赚钱）才是他们的第一需要。这就难保当杨衢云去联络各个“堂口”的大哥时，大哥们为了拿下这门“生意”，也只好吹吹牛，告诉杨衢云别说3000人，三万人到时候我也能给你找来，而到了真正要出发的时候，一切都露馅儿了。于是，为了避免对在广州的孙文造成影响，在临近出发的十万火急的关头，杨衢云因为无法凑齐必要的人数而不能按时“交货”，只好先紧急向孙文打了那封电报！
现在，一切的事情已经证实了孙文事先的判断：首次起义，兵贵在精而不在多，重在闹出声势和影响。就兴中会总会这点家底，与其抱希望于实现起来有很大困难的“大军分道攻城”，还真不如来一次当年日本人经常干的“奇袭”，说不定反而能收到神奇的效果。孙文是一个现实的人，他并不是天生喜欢冒险，也并不是只习惯于“放大炮”，因为现实，他反而想得更深入。
出了两广总督府，李捕快立即带人在指挥部附近监视孙文的动向，虽然谭总督对孙文有所顾忌，但李捕快不得不上十二万分心。这个服务了多位总督的资深捕快十分清楚，他的“上面”是谭总督，谭总督的“上面”是朝廷，如果将来证实孙文真的就是“造反头头”，朝廷怪罪，那么谭总督一定会忘了他曾经打过的哈哈，就把李捕快等人作为替罪羊。所以，对于李捕快来说，他绝不是在听完总督大人的那个哈哈之后就可以回家睡觉了，他和巡捕队的首要工作是紧盯孙文，确保能够在紧急时刻制住孙文，绝不能让孙文成为漏网之鱼。
指挥部里，孙文一直等到傍晚，还是没有等来杨衢云新的电报。孙文似乎已经发现了门外正在监视他的人，但他并没有慌乱，他出了指挥部，大摇大摆地去了广州教会的一个牧师家里参加婚宴。这天就是重阳节，大部分广东人都在扫墓，这里却在举办婚宴，按照传统观点，这是很不吉利的。然而这正是教徒们的特别之处，反正他们是“不敬祖宗”的，牧师的左邻右舍都对这户人家避之不及，唯恐与他们发生关系。这种心态也包括广州官府，孙文大摇大摆地赴宴，其实已经公开打出了教会这张牌。
感觉不妙的李捕快再一次紧急请示谭总督：孙文已经离开驻地，是否立即将他缉拿归案？谭总督这次倒没有藏着掖着，也顾不得自己的面子，他向李捕快说出了实话：孙文乃教会中人，现在还没有直接证据，不可鲁莽从事！
既然总督大人都明确表态了，李捕快也不敢贸然行动，他十分难受，在牧师家的门外走来走去。
孙文显然发现了这一切，他以大无畏的精神毫不留情地嘲笑了李捕快，在门内对着周围的教友们高声大笑：“这些人难道是来抓我的吗？”（此辈岂来捕余者乎？）
嘲笑完之后，孙文开始男扮女装，最终在教友的帮助和掩护之下，于第二天清晨（九月初十）成功逃出广州，途经澳门，最终到达香港。广州的李捕快只能恨恨不已，眼看这条“大鱼”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开溜了。
而孙文的出逃终于给谭总督一份“直接证据”，几个小时之后，他下令李捕快去查封和搜查农学会（起义总指挥部）。孙文已经走了，但不幸降临在一个人身上，他就是陆皓东。陆皓东原本也是安全撤离了的，但不知何故又返回了指挥部。根据后来的考证，很可能是陆皓东发现还有机密文件留在那里，于是他不顾危险和其他人劝阻，返回指挥部，想把这份文件毁掉，正好就碰上带兵前来查封的李捕快，陆皓东等人被当场缉拿归案。
对于谭总督和李捕快来说，孙文溜了，正好需要一个“大鱼”级别的替罪羊。陆皓东受尽酷刑，据说连牙齿都被一颗颗敲掉，最终被处决。另外被捕的人中，一人（程奎光）被600军棍杖毙，一人（程耀臣）在牢里去世。
陆皓东很有绘图功底，起义之前，他负责为起义军设计旗帜。他设计了青天白日旗，多年以后，它成为了中国国民党的党旗；而在“青天白日”的基础上再铺上“满地红”的底色，就成为了中华民国的国旗。孙文盛赞陆皓东是“为共和牺牲之第一人”，并且很可能是孙文亲自请求当年在香港受洗的牧师，追认陆皓东为基督教教徒。这就是我们在如今保存下来的那份受洗名单上，能够发现陆皓东的一栏备注着“已故”的原因。
灾难并没有结束，孙文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九月初十，就在孙文出逃广州的同时，在香港的杨衢云终于凑齐了600人的苦力和帮会分子。人数虽然与计划中的3000人相差甚远，但由于此时杨衢云还没有接到孙文那封“停止发货”的电报，他认为还是应该按原计划向广州“发货”，具体的事情交给了三合会的两位大哥朱贵全和邱四执行。这两位小老大自然不会提前泄露起义的秘密，他们告诉大家广东官府正出工钱“招兵”，现在先发一点路费，领着大家去广州揽下这门“生意”。最终有400人同意前往。
九月初十晚，朱贵全和邱四把起义用的枪和子弹藏在水泥桶里，人枪分开，率领400人登上租来的夜船，就要向广州出发。
此时，突然有大批香港警察步操进入码头，他们登上船，对人对物逐一进行检查，最终没有搜出藏在水泥桶里的枪弹，只好将船放行。朱贵全和邱四也长出一口气，夜航船离开香港，驶往广州码头。
在孙文已经指令“停止发货”、广州方面的风声已经走漏的情况下，香港这边却已经向广州“发货”了！
一夜航行之后，第二天（九月十一）清晨，船即将停靠广州码头，船上的400人突然又惊恐地发现了熟悉的一幕：岸上正有大批清军严阵以待，一副要拿人的模样。不就是去打个工吗？为何粤港两地都有军警如临大敌？
毕竟是帮会中人，大家都明白了，这是要去“犯事儿”啊！等船一靠岸，400人趁乱一哄而散。清军似乎提前得到了朱贵全和邱四的相片等情报，他们在人群中准确地抓捕了朱、邱等几十人。朱贵全和邱四互相指认对方为首领，但为时已晚，谭总督也不管谁是首领，或者知道他们都不是真正的首领，反正还需要替罪羊，就把他们两人都当作“香港方面的造反头头”一同处决了。
在计划中作为主力的香港一路军不仅没能发动起义，还落个悲剧结尾。共有40多人被捕，三合会的两位小老大被杀，杨衢云、谢缵泰等原本的“体面人士”无法再在香港立足，他们各自亡命天涯。杨衢云先后逃往新加坡、南非等地，谢缵泰避居澳门；曾经变卖房子支持起义的黄咏商等人心灰意冷，不再提起起义。兴中会总会因无人打理，继檀香山兴中会之后，已是名存实亡。
一个曾经充满希望的组织就这样在实际上消亡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志从此散落天涯。
大家都不曾想到，这个悲剧其实是可以避免的——如果有一个人不那么贪生怕死，而是像孙文那样考虑周祥和天生机警的话。这个人就是陈少白。
陈少白是九月初九的晚上坐夜班船离开广州前往香港的，初十清晨就可以抵达香港，而杨衢云是这天的晚上才“发货”。也就是说，虽然孙文要求“停止发货”的电报比较慢，没有及时送到杨衢云手中，但陈少白却已经抵达香港，他完全有时间火速赶过去通知杨衢云。陈少白却并没有这么做，也许他想当然地认为杨衢云不会再“发货”了，也许他害怕杨衢云之前没“发货”的原因恰恰是已经暴露，自己这一去就是自投罗网。我们也不清楚他在离开广州时，孙文有没有交代他要去给老杨报个信，但我们也不能排除，陈少白的贪生怕死还有一个更加隐秘的原因——那就是“孙派”和“杨派”之间因“争选总统”造成的矛盾。
不论陈少白当时的考虑如何，事实是他在能够去给杨衢云报信的情况下并没有去报信，间接造成了这场悲剧。自此之后，这两派之间的矛盾越拉越大，直至多年以后，他们都还不能原谅对方，互相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对方身上。“孙派”指责“杨派”不按计划如期“发货”，而“杨派”怨“孙派”拒不“接货”，甚至指责孙文本人“在香港的同志们抵达广州前20个小时，他就已经逃之夭夭了”！
由于这些矛盾，在后来，那个著名的“秘密宣誓”很可能就是被“孙派”提前到檀香山兴中会，很显然，这样的结果是孙文独享了“革命首创者”的地位，而杨衢云在革命史中的地位就在无形中被消退和遗忘了。但“杨派”也并不是没有发声，甚至在事隔30年之后的1924年，谢缵泰还在他创办的香港《南华早报》上攻击孙文先生：“杨衢云当选革命一旦成功后的临时政府大总统，孙逸仙大不高兴，此后一直怀恨在心。其实，黄咏商早就看出孙无能，并在起义发动之前的1895年10月12日就发誓与孙文绝交。”
一切的“罪魁祸首”其实都是起义的流产。相信大家也已经发现了，关于这次起义，还有一个巨大的谜底没有揭开——按理说，香港“发货”的保密工作是做得很不错的，连在船上的那400人都不知道去广州是去起义，秘密只有少数的人才知道，那么香港和广州的军警又是从哪里得到的情报？从没有见过朱贵全和邱四的清军又是如何准确地将这两位小头目抓捕归案？
一位真正潜伏在这场起义幕后的“大佬级”人物即将浮出水面。
兴中会总会会员黄咏商有一个十分有名和有钱的姐夫，姓韦，名廷俊，字宝珊，是香港的银行买办，头衔还有香港太平绅士、团防局局绅、东华医院总理、保良局终身总理等等。总之，这是一位出入于香港上流社会，能跟港英政府直接搭上线的大人物。
韦宝珊的业务并不只局限于香港，在广东，他使用韦廷俊的名字，入股了刘学询承包的“闱姓”工程。承包“闱姓”是直接与两广总督府打交道的，他能作为股东，自然也有大清“官商”的身份。资料显示，韦宝珊很可能在广东捐过官，级别应该是与刘学询同级的朝廷候补道。就这样，由于生意的需要，韦大人在粤港两地都建立了极深的政商人脉，也就是说，当两地官府需要走非正式渠道沟通时，韦宝珊就是很好的桥梁和双面坐探！
两地官府有什么需要要走非正式渠道沟通的呢？这是由于粤港两地特殊的关系。《南京条约》之后，香港脱离广东的管辖，归港英政府管理。两地不仅有天差地别的政治体制，还有不同的管理风格和理念，在很多问题上常常是对立的，大家都必须小心谨慎，免得酿成“外交事件”。
而粤港两地又是同文同源，很多香港人的老家都还在广东，两地政治、经贸方面往来不断，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粤港两地官府都明白，谁也不能把对方真正当作敌人，最后双方形成了在对立中有高度默契的微妙关系。
对于黄咏商加入兴中会总会，韦宝珊是知道的，甚至广州起义很多密谋会议，就是在韦宝珊家里召开的。由此可见，大家也没把他当外人，韦宝珊是支持起义的。
一切的变化应该发生在朱湘自首之后。
当谭总督接到朱湘自首的报告之后，他已经明白了起义的大本营——兴中会总会在香港，“乱党”的主力军也还留在香港。香港并不是谭总督管辖的范围，他确实不能像《南京条约》之前那样，派支清军过去抓捕，而在抓到确切证据之前，谭总督也不好通过官方的正式渠道照会港英政府，以免事情生变时，自己不好收拾。谭总督一定会利用韦宝珊这种可靠而私人的关系将有关情况先透露给香港方面，其实是希望港英政府能够采取措施，阻止这批他管不着但又要给他添乱的人来广东。
如果是这样的话，根据谭总督提供的消息，此时在香港的韦宝珊就已经知道广州那边的风声已经走露。对于韦大人来说，他和有过秘密宣誓的小舅子黄咏商不同，他并不是兴中会总会会员；也和受孙文信任的刘学询不同，他是两地的“红顶商人”，当广东方面的情报提供过来之后，他必须作出反应，日后才好向那两方面交代。很显然，韦宝珊首先不能把这个绝密消息泄露出去，甚至连黄咏商都不能告诉。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阻止杨衢云或者黄咏商亲自去往广州，然后把谭总督的情报，连同香港这边初十晚朱贵全和邱四率众乘船出行的机密消息一同报告给港英政府。这样韦大人就能继续当好粤港两地双面坐探的角色，两地讨好，又立新功。
于是，得到线报的香港警察步操进入码头，上船严格搜查，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最后的结果却是令人大跌眼镜的：他们把这艘已经十分可疑、藏有200多条枪的船给放行了。如果根据我们上面的推断，韦宝珊提供了情报，香港警察知道船上“有货”，为什么最后还放行了呢？
我们有理由相信，并不是警察无能，也并不是船上的武器隐藏得太好——最起码，如果香港警察强烈怀疑，一心想处理这批人，可以先将船扣留，不会让它如期驶往广州。
只有一种解释：港英政府得到情报后的处理结果就是只搜查，不扣留。
因为扣留对港英政府是不利的。
如果这批人仅仅是要在香港闹事的“黑社会分子”，港英政府是会毫不犹疑地拿下的，但问题是他们是被兴中会总会收买的反动分子。在香港，英文报纸已经对兴中会总会进行过报道，大家都知道兴中会总会是打着“推翻专制、走向民主共和”旗号的，这符合一直标榜“文明世界代表”的港英政府的“价值观”，如果此时港英政府因为这批人要去广东“推翻专制”而把他们扣留，一定会受到舆论的攻击，不利于港英政府和英国的形象。
于是，我们相信，港英政府很可能对香港警察下达了“先搜查，后放行”的命令，既向帮会分子显示港英政府对此事已有掌控，警告他们将来不要在香港生乱，又没有在事实上阻止兴中会总会对“推翻专制制度”的追求。
但是，如果把起义军就这样放行了，也是无法给两广总督府一个交代的，毕竟在平时，两地在打击真正的“黑社会”方面还是有很多合作的，比如香港和内地就签有“引渡条约”。那怎么办呢？就是把香港这边情报也通过韦大人私下提供给广东方面。既然这批去广州作乱的帮会分子带有政治目的，港英政府不方便抓，但也提供情报，好让你谭总督出面去抓。
这就很好解释那艘船上岸时，为什么已经有大批的清军在等待他们。清军准确无误地抓住了朱贵全和邱四，稀里糊涂的两人真正成了冤死鬼。
而在谭总督这边，他真正一直难以处理的就是孙文。孙文除了有教会背景，还有很深的“香港背景”——他的组织是在香港，孙文本人也是在香港求学，持有香港临时行医执照，谭总督只能特别对待，明确命令李捕快不得轻举妄动。于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孙文大摇大摆去教友家之后，还能成功逃出，沿途从广州一直逃到澳门和香港，并不是他化妆技术好、逃走水平高，也并不仅仅是教友们的掩护，更加不是堂堂两广总督昏聩到在自己的地界上抓不到一个已被盯住的嫌疑犯，而是谭总督根本不想抓他！对于如何处理孙文，谭总督和港英政府方面也有高度的交换式默契：这个人和你们渊源极深，我也先不抓，先放回“你们香港”，让你们去抓。
果然，直到五天后（九月十五），谭总督这才正式照会英国驻广州领事，咨照香港总督，要求交出“怀疑逃港”的孙文以及杨衢云等人。而港英政府果然没有冒着“被文明世界舆论攻击的危险”去抓捕孙、杨等人，他们及时地对孙、杨下达驱逐令，禁止五年内入境香港。孙文和杨衢云最终都平安离开香港。
韦大人完成了他的任务，扮演了该扮演的角色。一年后，他当选为香港立法局议员，并在晚年（1919年）罕见地以华人的身份被英国王室赐予爵位，人称“韦爵爷”。
一切处理完毕之后，两广总督衙门里的谭总督向朝廷写奏报——发生了这样危及稳定的大事，他必须给朝廷一个交代，否则，朝廷就会拿他的红顶子作为交代。虽然孙文等人把这场密谋称为“广州起义”，雄心勃勃地要夺取政权建立“两广共和国”，但在谭总督给朝廷的奏报中，这一切都一笔勾销了，估计还是刘学询向他献策。谭总督对这场事件的描述是打劫“闱姓”费款，这就是一场打劫未成的案件，孙文和杨衢云也就成了大盗，这样的事情在大清全国各地一年要发生几百起，发生在谭总督管辖的两广地界也就不奇怪了，朝廷用不着大惊小怪，言官御史也不必拿他开刀。
既然没什么大事，也确实没在广州造成多大影响（绝大部分的广州市民根本不知道还有过这样一场“起义”），朝廷也就放心了，他们把孙文的名字故意写成“孙汶”，表示这个人就是出没于山角水涯那样的“小毛贼”。12月2日，上谕颁布，谕令谭总督要“加强防范两广地区越来越严重的盗抢之风”，把孙、杨捉拿归案，以儆效尤。
根据这一指示精神，12月7日，广东臬司衙门（公安厅）发布告示，对孙文和杨衢云分别悬赏“花红银”一千元缉拿。虽然事发时杨衢云并不在广州，但广东官府还是清楚内情的，把他和孙文并列为两大“造反头头”。而到了1929年初版的《中国国民党史稿》等史料中，杨衢云的赏格被人工降为了“一百元”，并在后来被多种史料沿用。很显然，这是为了单独突出孙文先生的革命地位，而贬低杨衢云的“革命地位”。
通缉令下达的时候，杨衢云和孙文都已经不在香港了。孙文去往了新的世界——1895年11月，及时接到港英政府驱逐令的孙文离开香港，乘船抵达日本神户。如果不算之前的坐船经过，这是他首次踏上日本国土。对于日本的倒幕运动和明治维新，孙文很钦佩，但孙文并没有在日本停留太久。虽然他很快来到了华侨相对较多的港口城市横滨，在这里建立了兴中会的分会，但就算是整个日本的华侨也是不多的，捐款还不够养活自己。孙文令郑士良秘密潜回国内积蓄力量，陈少白留在日本，以办报的方式发展革命力量，他自己还是要去檀香山再想办法。
12月中旬，从日本商人梅屋庄吉那里借到路费之后，孙文离开日本，此时他的个人形象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剪掉了辫子，留起平头，蓄着小胡子，脱去了长衫，穿起了和服和西服，打扮成一个日本人的模样，史称“断发改装”。这举动意味着孙文已经在心理上彻底脱离了朝廷，成了“职业革命家”，也就是找了一份名叫“革命”的工作。为什么会有这个工作？自然是朝廷不行，天怒人怨。但这份工作的难度实在巨大，不但要养活自己，还要养活造反的军队——活命都要钱，更别说革命了。
孙文对未来还是充满信心，因为他相信他的方向是对的。人生变化实在是太快，谁又能想到，仅仅在一年以前，他还在天津苦苦盼着李鸿章的接见呢？
也许是“断发改装”了，孙文的机警也放松了。他曾经去照相馆随意拍过一些照片，留下了底片，而他并不知道，他的照片已经落到了大清海外密探的手里。通过对孙文一系列活动的观察，朝廷终于意识到孙文并非简单的“小毛贼”，而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政治分子。对于这样的人，朝廷的缉拿是不计成本的，不管他走到哪里，都要破坏他的势力。大清国内以及各驻海外公使馆源源不断地派出一批批密探，他们将全球跟踪孙文，并最终寻找到一个机会，将孙文抓捕归案！
孙文在伦敦被捕
1896年1月，孙文抵达檀香山。檀香山兴中会已经名存实亡，故地重游来宣传造反，几乎没人响应，也没人捐款。半年时间过去了，钱仍然没有筹到多少。孙文不可能后退，只能往前，往前就是太平洋的另一边——美国。
孙文第一次踏上了美国本土，这里有很多华人聚集区，按理说情况要比檀香山好，而结果再一次严重地打击了孙文。他从美国西海岸一直走到了东海岸，凡是华人比较多的地方，他都要去作演讲和拉投资，却没有几个人愿意相信他。在美国的华人大部分都是靠辛苦地修铁路、开凿巴拿马运河或者依靠“三把刀”（菜刀、剪刀、理发刀）才生存下来的。这些刀里并不包括一把对自己的祖国造反的砍刀，虽然他们也知道“驱除鞑虏，恢复中国”的意义，但在生存竞争激烈和个人利益至上的美国，支持造反是天方夜谭。一些人嘲笑孙文是怪人和疯子，做着想当皇帝的白日梦；还有一些人骂孙文是背叛祖宗的不肖子孙；更多的人任凭孙文在一旁慷慨激昂地演讲，连搭理都懒得搭理他，默默地做着自己的事情。
满目烟尘的孙文来到了大西洋边，海风吹拂着他的小平头，海浪打湿了他的鞋袜，他的心情是比较低落的。现在别说为革命筹款，连吃饱肚子都是很大的问题。
茫茫大海拦住了他的去路，孙文上船了，他继续向前，渡过大西洋，前往欧洲。在伦敦，有他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的英国老师康德黎，孙文决定先去找他。
1896年9月底，孙文抵达伦敦，找了个旅馆住下来之后，他几乎天天去康德黎家拜访，谈谈他的起义事业。
孙文并不知道，早在他还在来英国的邮轮上时，大清驻英使馆就已经知道了他的行踪。公使龚照瑗立即派使馆二等参赞、英国人马格尼向英国外交部询问：可否援引香港、缅甸已经与大清签订的“交犯约”（引渡条约）将孙文引渡回国？得到的回复是它们只能行于香港及缅甸，并不适用于大英帝国本土。龚照瑗等人最后商量出抓捕方案：先把孙文引诱进使馆，按照国际公法，使馆内相当于大清的领地，可以在这里实施抓捕，然后再想办法把孙文从英国偷运出去，交给朝廷处置！
10月11日，孙文像往常一样去老师家，路上突然有一个清国人前来跟他搭讪，一问之下，这人竟然也是来自广东。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孙文热情地与他交谈起来，估计还想说动他为起义捐款。没过多久，又来了两个人，一问之下，竟然也是广东老乡！他们一左一右簇拥着孙文朝前走，而先前那个人却悄悄溜了，孙文正跟这两人聊得起劲，不知不觉来到一座楼房前。
还没等孙文反应过来，旁边的两人突然一下子把他拉了进去。两人把孙文架到楼上的一间小屋，然后“砰”的一声，大门被闩上。马格尼走过来对他宣布：对你来说这里是大清，你现在是大清的钦犯！
原来自己已经被抓了！孙文感到事态十分严重，他只能开始想逃生的办法。
给他送牢饭的是公使馆雇佣的一个英国仆人，名叫柯尔。马格尼早就告诫过他：要严密看守孙文，无论孙文给你多少钱，你都可以收下，但是任何一张字条，你都必须直接呈送给我。
果然，孙文写下求救字条，对柯尔说，他也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请他“看在上帝的分上”亲自把字条给康德黎送去，实在不行就扔到窗外。当然，这是徒劳的，字条都落到了马格尼的手里。
孙文开始自己想办法，他要求打开窗户呼吸点新鲜空气，然后把手伸出窗外，又一张字条就给扔出去了。这一幕却没逃过柯尔的眼睛，字条落在了邻居的房檐上，还被柯尔给捡了回来，然后就连墙上的小窗户被铁条封死了，孙文陷入了暗无天日中。
孙文必须继续想办法。他是一个天生机警和心思缜密的人，也是不屈不挠的“石头仔”，他告诉自己只要能脱险，不管什么方法都要试一试！当使馆翻译审讯他广州起义之事时，孙文供出了刘学询，说意图谋反是他，不是自己，自己也是差点就受了他的欺骗。
孙文应该是对大清官场很了解，这与其说是孙文供出了刘学询，不如说是他想借刘学询来保护自己。果然，使馆方面也不敢得罪刘学询，虽然留下了一份问话记录（《邓翻译与孙文问答节略》），但从种种情况来看，涉及刘学询的情况并没有往上报，甚至五年以后把材料公布时，还把刘学询的姓名给删去了，说明这应该是孙文为了脱身而对刘学询进行的“诬陷”！
在孙文想尽办法自救时，龚照瑗也在紧急行动。为了把孙文偷运回国，龚大人不惜血本，已经花了7000英镑（四万多两白银）秘密雇好了一艘船，同时在加紧赶制一个特制的货箱，准备到时候就把孙文藏在这个货箱里，向大清国内“发货”。
而孙文并没有放弃，他又写了求救字条，请柯尔给他送出去。这就是孙文，当他决定要达到某一目的之后，就会不顾一切地去努力。柯尔估计都快疯了。不过，孙文坚持从柯尔身上打开突破口看来是对的。柯尔作为英国本地人，来到使馆当仆人，这本身说明了他的经济状况比较糟糕，估计买不起伦敦的房子。孙文把藏在身上的最后20英镑给了柯尔，并许诺事成之后再付给柯尔1000英镑。
1000英镑大致相当于大清的近7000两白银，即使在寸土寸金的伦敦，这应该也足够让柯尔改善居住环境，去买一套好一点的房子。问题是，就算把孙文所有的财产加起来，他也凑不到这个数目。他原本就是来英国筹款的，不是来捐款的，就是因为没钱才来，但对于孙文来说，这些都不是他现在要考虑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不“放大炮”能行吗？
柯尔显然有些心动了，但没有当场答应。回去之后，金钱在不断地召唤他，他很想行动，但又怕承担后果，只好跟使馆的生活管家英国大妈贺维太太倾诉。这位英国大妈沉默之后，她对柯尔说：你应该帮助他。
10月17日晚，在孙文被扣押的第七天，康德黎家的门缝里塞进来一封信，里面的内容大致是：你的一个朋友现在被扣押在英国使馆，他被送回大清后一定会被处死，你要是能想办法就尽快想，不然就来不及了；我不能签名，但你要相信我说的话，他的名字，我相信是叫孙逸仙。
送这封匿名信的人，就是英国大妈贺维太太。在她送信后不久，柯尔也想通了，他拿着孙文亲笔信来到了康德黎家，并表示今后将担任给双方报信的任务。
此时的康德黎正在为孙文的“消失”而担忧。得到消息，他立即雇佣私人侦探监视使馆的一举一动，然后他选择了报警，接着到英国外交部控告，最后找报纸反映情况。看来这位老兄也是实在没办法，生生被大清使馆逼成了一位到处上访的弱势群体。
根据外交公约，英国人无权强行进入使馆。伦敦警察局派出了警察，在使馆外三班倒全天候监视使馆，英国外交部也迅速展开调查和交涉，但是，除非使馆自动释放孙文，英国人也没什么办法。
报纸记者也被吸引来了，他们涌到使馆门前要求采访，这又引发了大量不明真相的群众聚集在使馆门前。在了解真相之后，人群开始骚动，他们自发包围了使馆，免得孙文被偷运出去。
重重压力之下，马格尼出来了，他向人群出示了一张孙文亲笔申明，上面写的是“我是自愿进入使馆”。原来，这是使馆方面诱使孙文写下的，他们以为孙文又上当了。然而，这次他们的算盘却打错了，而且十分愚蠢。
使馆方面出示孙文的亲笔声明，这等于使馆方面亲自证实了孙文被囚禁在使馆内，任何谣言都无法改变这个事实。出于常识，人们相信即使是孙文亲笔写下这样的声明，那一定也是万不得已，说不定还在使馆内遭受了非人的虐待。人群又开始骚动了，有人高呼口号“释放孙逸仙”；有人大声演讲，盛赞孙文是一个“伟大的反政府分子”；更多人认为，像孙文这样的政治流亡者，英国政府和人民有责任为他提供保护，所以必须和大清驻英使馆抗争到底。
人群越聚越多，康德黎趁机在人群中为孙文募捐，很多人都捐了款。记者们采访不到更多内幕消息，只好报道花边，比如“使馆里有位中方大厨刚走出使馆，他就被一只死猫给击中”。
使馆内，孙文也在坚持着。他通过柯尔和康德黎互通情况，康德黎知道了孙文没有被秘密处死，孙文也知道了使馆外正有越来越多力量试图营救自己。孙文之所以一定要走出去，不仅是为了他自己的生命安全，还是为了革命的前途。否则一旦被秘密送回大清，朝廷的宣传告示中一定不会说孙文是被偷运回来的，而是从英国“引渡”回来的——这说明西方国家也不支持针对大清朝廷的革命，让很多人丧失原本就微弱的信心。
所以，现在最着急的要算龚照瑗了。事情已经曝光，现在要把孙文偷运出去是绝对不可能的，而直接把孙文处死，他和慈禧都没这个胆。英国外交部也已经向使馆发出了外交照会，声明把孙文强行拘禁在使馆内的行为违反了英国法律，不但不受外交豁免权的保护，而且还是对外交豁免权的滥用。因此英国政府要求立即释放孙文。
龚照瑗明白了，不放人已经是不行了，拖下去恐怕会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谴责和制裁，对使馆和朝廷都很不利。
10月23日，在被扣押的第13天，孙文被无条件释放。使馆特意安排他从后门走出，但没想到后门也有很多人。得到消息的人都跑向这里，拥挤着想一睹这位传奇人物的风采。众多记者开始写他们的速记：“孙的身材比我们通常所说的中等身材要矮，看上去十分瘦削，相貌比较文弱。”记者们其实并不只是报道八卦。之前朝廷和使馆方面一直宣扬孙文是杀人不眨眼的草寇大王，长着“红眉毛绿眼睛”；现在，面前的人却是一副文弱书生的模样。大家相信，这样文弱的人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或者出于内心的信仰，绝不会成为革命者！
在警察的保护下，孙文带着标志性的微笑离开使馆。这一刻他像一位明星，散发着重获自由的光彩。流浪画家在为孙文现场画像，诗人在为他进行现场创作，很多人都对孙文翘起了大拇指。有个叫摩根的英国退伍士兵甚至从此一直追随孙文，竟然还参加了四年后的惠州起义！
只有那个叫柯尔的仆人，他向孙文索要了报酬，不过他只要了孙文当初承诺的一半——500英镑，也许他认为自己只该得这么多吧。
孙文趁热打铁，把这段经历和被捕之前的历程用英文写成了一本书——当然，其中隐去了供出刘学询的细节，这就是《伦敦蒙难记》。根据康德黎夫人的日记，这本书是康德黎帮助孙文完成的，以孙文的英文写作水平，他很可能无法单独完成这一著作。无论怎么说，这是孙文的自传，最后肯定得到了孙文亲自的审阅和认可。考虑到大多数的西方人的接受习惯，孙文并没有在书中说他是“革命者”，而是定义为“坚决的改革者”，采取激烈手段也只是为了改革，而不是试图颠覆政权。书一出版，可以用“轰动一时，威慑大清”来形容，不仅成功地登上了伦敦畅销书排行榜，还被翻译成俄文等多种文字。有一个俄国人在流放西伯利亚过程中就读到了此书，从此对“孙逸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至多年以后，当共产国际酝酿拟组建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时，当年的读者列宁说出了孙逸仙的名字。
需要指出的是，在当时使馆发给总理衙门的电报中，并没有提到孙文是在大街上被诱捕进使馆，而是孙文自己走进使馆的。孙文可能认为自己已断发改装，是不会被认出来的，就化名“陈载之”，去使馆问“这里有广东人吗”，而使馆后来察觉他就是孙文之后，这才在使馆内实施抓捕。应该说，使馆的这种说法也并非没有可能，但是，无论是孙文还是使馆，他们都找不到第三方证人。孙文到底是被诱捕还是“自投罗网”？百余年来，史学界仍然有不小的争论。
愚蠢的大清朝廷，他们抓人不成，反而为孙文免费做了一大单广告。而孙文是不会只是写写书而已的，他要做的事情就是让这个事件的热度更持久，影响范围更大，最好能够波及整个西方世界，让西方人更加深入地了解大清，借此自我宣传以及宣传革命。孙文开始频繁发表演讲和接受采访，把大清的情况有意无意地透露出去。他提到使馆曾经威胁他要先把他杀掉，把尸体运回大清处决。“处决尸体！”伦敦市民惊呼，相互打听这是怎么回事。后来他们终于了解，在大清还有一种叫“鞭尸”的酷刑。英国报纸又找到了新的报道热点了，虽然记者们把广州写成了“广州省”，但对鞭尸的报道却是相当传神。
孙文毫不留情地批判大清朝廷，说朝廷把人民当作“聋子”“瞎子”“傻子”和“奴才”，阻止人民了解世界大事。孙文指出，中国的人民和此时的代表“中国政府”的大清朝廷并不是同义语，必须有一个负责任的、有先进性的政体来进行取代，对西方文明采取开放和学习态度。
就这样，继虎口脱险的传奇之后，孙文以出格言论，又不断成为英语记者的报道对象，通过路透社的电讯，登上巴黎、纽约等世界主要城市报纸的版面。当时的清国人都是“沉默的大多数”，孙文给人的印象却极为罕见，在一些西方人的眼里，孙文俨然已经成为“古老中国改革运动”的代言人。
但这并不能影响东方。在大清、日本和南洋，孙文仍然是籍籍无名，几乎所有的清国人都不知道在他们的同胞中，还出了这样一个“异类”。留在日本的陈少白，不遗余力地写文章向日本人介绍和宣传孙文，也收效甚微。孙文被捕的故事并不是发生在日本，这在日本是很难扩大影响的，《伦敦蒙难记》的英文版出版之后，曾有日本杂志在“国外通讯”中简要报道过孙文，不过他们根据音译，把孙文误称作“清国医生宋某”。可见，此时的日本人对孙文并不熟悉。
然而，接下来这批日本人的出现，将改变这一切。虽然日本人有着他们自己的算盘，但将在客观上使得孙文的革命事业迎来重大转机，也将使孙文首次有了海外的革命根据地——日本。
甲午战争结束之后，“大陆政策”野心不死的日本调整了对大清的策略。它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日本通过主导大清的改革或者革命以主导大清。
甲午之战刺痛了朝廷，朝野上下一片改革之声。日本摆出努力修复战后关系的姿态，打着“同文、同种、同肤色”的旗号营造“日清亲善”氛围，在某些时候对朝廷作出适当让步，试图掌控朝廷的改革走向，从而使大清朝廷归于日本的控制下，以分解来自俄国的压力（此时俄国正与日本争夺大清满洲以及朝鲜）。
而背地里，日本政府也意识到大清“命不久矣”。根据宗方小太郎等人的报告，大清“早则10年，迟则30年，必将有支离破碎之一大变化”。为了掌控未来取代朝廷的新政权，日本必须未雨绸缪，早作准备，在与朝廷“修复关系”的同时，秘密寻找和扶植大清民间的反清志士，支持反清革命。
很显然，这两手战略看似矛盾，其实只有为日本利益服务这个核心，使得日本在列强对大清的争夺中占得先机。一批日本人在为这两手战略服务，军方有骨干宗方小太郎，内阁有大佬（外务相）大隈重信，议院中有议员犬养毅等。
当然，要秘密支持大清革命，政府官员是不太好公开出面的，最好在幕后遥控指挥。正是在制订这两手战略之后，日本涌现了许多外务省或者军部的外围组织，比如东亚同文会，它的目的是推动“日清亲善”；而在军部，还有一个著名的外围组织——黑龙会。
1901年，鉴于日本和俄国争夺满洲以及朝鲜越来越激烈，极端右翼人士内田良平成立了黑龙会。之所以叫黑龙会，是因为它的宗旨是阴谋为日本夺取满洲和蒙古，这里有一条黑龙江，因此取名黑龙会。这个组织平时只有骨架，但一旦形势需要，就能立即派遣大批会员，去国内外暗杀、爆炸、绑架。可见这是一个右翼团体，也是一个“黑道”团体。
外务省也不甘落后，资助了一批民间浪人。这些人在外务省领取经费，秘密寻访反清志士，颠覆大清政权。浪人之中，最重要的骨干叫宫崎寅藏和平山周。这两个人并不是一般的浪人，可以称作“新式浪人”。他们都上过高等学校，有文化有知识，实际上是从学校毕业之后，没有找“正经工作”的社会文艺青年。
宫崎寅藏首先认识了在日本的陈少白，陈少白向他介绍了孙文。1897年7月，使馆脱险后的孙文回到了日本，于是他就认识了宫崎寅藏等一大批横跨日本朝野、遍及日本“黑白两道”的人。
犬养毅向有关部门疏通，安排孙文以平山周汉文教师的名义，领取在日本的准居证，孙文由此得到了日本警察和法律的保护，大清密探就不敢轻易骚扰和缉捕了。犬养毅还解决了孙文的生活费问题，要求东亚同文会照顾好孙文的生活。老犬认为孙文“奇货可居”，向一干日本人赤裸裸地表示：“希望你们将孙文等人掌握住，以备他日之用，但眼前不一定立即可用，他们虽是一批无价值之物，但现在愿以重金购置之”。
宫崎寅藏在为进一步打开孙文的知名度而奔走，日本报刊开始频繁地报道孙文。1898年5月起，由宫崎寅藏亲自翻译的日文版《伦敦蒙难记》在《九州日报》上连载，宫崎寅藏在序言中赞美孙文是“大清出类拔萃的革命家”。
相信大家已经发现了，孙文自己在英文版的《伦敦蒙难记》中并没有说自己是“革命家”，而是说成“坚定的改革者”（照顾西方人的接受习惯），如果不算一些报纸的零星报道，日文版的《伦敦蒙难记》是首次把孙文以“革命家”的身份隆重推出来了。请大家注意这个词——革命。虽然我们之前多次提到它，那也只是为了讲述的方便把这个词提前使用了一下而已。革命这个词，正是来自日本。
古汉语中自然很早就有“革命”这个词，比如《易经》中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说法。这个“革命”在事实上指的也是造反，也是褒义词，讲的主要是“革天命、顺民心”，问题是随着后来专制王朝不断发展，在朝廷的话语中，造反被定性为株连九族的大罪，“革命”这个褒义词自然也就被遗忘了，取而代之的只有官方字眼中的“谋反”“谋逆”“造反”等等；而真正要造反的农民起义军队伍，也不再使用“革命”，顶多把自己的行动与“义”相连，比如“起义”“举义”“举事”等等。
到了近代，日本开始明治维新，努力接触和学习西方，他们碰到了英文“revolution”这个词，怎么翻译呢？一向学习中华文化的日本人就联想到了《易经》中的“革命”，古老词语“革命”从此重新登上历史舞台，还根据英文含义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革命既是觉醒，也包含方法，它和以往那些农民起义的区别在于，革命并不只是换一批人来统治，它还有制度上的进步——这一切都是来源于它有理论上的指导。
从此，“革命”成了一个极其时髦的词，容易被年轻人接受和追捧，很显然，它并不是日本人的发明，他们只是用古老的中华文化勾连起了东西方。
孙文在海外留学时很可能很早就接触过“revolution”这个单词，但之前他也是没有接触过日文翻译中“革命”的，所以他并不知道“革命”，之前也一直把自己做的事情称作起义、举事、反朝廷等等。现在，对于孙文来说，日本人说的“革命”这个词真好，既表达清楚了意思，还是一个时髦的新词，令人有了解和接受的冲动，不像起义造反那样令人闻之色变。孙文的事业从此以后就叫作“革命”了，他和他的伙伴就叫“革命家”和“革命党人”！
需要指出的，在陈少白和冯自由后来的记录中，他们说的是早在两年多前的广州起义失败后，孙文第一次踏上日本时，日本报纸就用“支那革命领袖孙逸仙抵日”为标题进行了报道，当时孙文就决定采用“革命”这个词。然而，迄今为止，我们在当天和邻近几天的日本报纸中都无法发现这样的标题和内容。当时的日本报纸仍然把孙文等人称作“匪”或者“暴徒”，比如《神户又新日报》的标题是“广东暴徒巨魁之履历及计划”，它们甚至连孙文的姓名也没弄清楚，把孙文称作“范某”或者“黄”等等。从种种情况来看，日本报纸不可能在当初孙文一抵达日本的时候就把他称作“革命领袖”。日本人对孙文开始重视是因为发现孙文“奇货可居”之后，而陈少白和冯自由有把这一切提前的嫌疑——这无疑有利于提高孙文在革命史中的地位。
无论怎么说，在重返日本之后，孙文的革命事业开始有了转机。至少是有人管饭了。虽然日本人对孙文革命的支持并不是出于真心，只是出于他们自己的野心和利益算计——估计孙文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但在革命起步十分艰难的时刻，孙文似乎也只能接受这种“支持”，否则革命很可能就进行不下去了，这是谁也避免不了的现实问题。反过来，日本人的野心其实也是可以利用的，要利用他们真正为革命服务！
孙文已经决定好好利用日本朝野的人脉资源，积蓄革命力量。而随着1898年的到来，有一个著名人物也即将到达日本，并最终成为了孙文在日本开拓革命事业的敌人。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康有为先生。
1898年9月，大清国内的戊戌变法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伊藤博文及时地来到大清造访，试图使日本能够主导大清的改革。康有为等人自然如获至宝，他们极力希望能够得到日本的帮助，向慈禧夺权。而此时的慈禧已经倒向俄国了，双方签订了《中俄密约》，康有为等人的活动自然又引起了慈禧极大的警觉。老太太连夜从颐和园赶回皇宫，粗暴地终止了变法。光绪被囚禁，“六君子”被杀，康有为经上海逃往香港，梁启超、王照以及谭嗣同生前的兄弟唐才常、毕永年等人也纷纷逃往日本。
在香港，康有为以“政治流亡者”的身份接受报纸采访，发表谈话，宣布光绪在最后关头曾给他一道“衣带诏”，密令他来海外搬救兵。当然，这是康有为信口开河，光绪只给过杨锐一道密诏。不过，这些内情大家都是不清楚的，反正康有为说有那就是有。大家不相信一位“政治流亡者”，难道还会去相信扼杀变法的慈禧？
接下来，康有为公布了他写的一篇十分厉害的文章——《奉诏求救文》，这是一篇历数慈禧罪状、歌颂光绪圣明烛照的战斗檄文，这篇文章对慈禧的历史声誉问题可谓影响深远，也是慈禧后来把康有为列为最恨之人的原因之一。康有为在文中成功地抓住了慈禧的女性身份，进行了无底线的八卦，比如攻击慈禧“淫乱成性”“伪主”“牝朝”等等，简直堪比小黄文。后人有关慈禧善使媚术、谋杀慈安，在宫内和太监、大臣等人日夜淫乱的说法，基本都是来源于康有为这篇文章。
而康有为不仅是骂慈禧、赞光绪，还把他自己与光绪成功捆绑在一起，因为“奉诏求救”正是他嘛。自此之后，康有为一直以“圣主”光绪在海外的代言人自居。人们越是恨慈禧，越是同情光绪，也就越是尊敬康有为，康有为的地位在无形之中就提高了，一时间在海内外声名大振。只是大家不知道，康有为忽悠了所有的人。
日本人也被忽悠了。在他们看来，康有为是比孙文更“奇货可居”的人。想想看，谁能直接影响大清皇上？那也只有康有为了，日本的目的反正只是要掌控中华大陆上的政府，而不管它是哪一个政府。如果日本帮助康有为支持光绪复辟，日本就能控制这个复辟后的政府，这不比“支持”孙文推翻朝廷建立新政府容易多了？
于是，日本接受了康有为的避难请求。康有为从香港来到日本，和梁启超等人会合。对于康有为的到来，有一个人特别兴奋，他就是宫崎寅藏，他和平山周都特别希望孙文和康有为能够携起手来，共同推进事业。虽然康有为是只反慈禧不反光绪的，而孙文是要连光绪都一起反的，但说到底，两个人都是为了改变自己祖国腐朽落后之现状，都是为了“中国之再造”，为了建设一个“新的中国”，有什么理由不能携手呢？
虽然以前曾和康有为闹过不愉快，但对于与康有为携手，孙文很愿意。革命的势力还十分弱小，但凡有任何可以利用或者合作的力量，孙文都是欢迎的。知道康有为架子大，孙文首先表现了谦逊的态度，在康有为抵达东京的第二天，孙文托宫崎寅藏介绍与康有为见面。
没想到这一次，康有为直接拒绝了孙文。他表示他的身上有皇帝密诏，不方便与孙文见面。也就是说，他是光绪派到海外的钦差大臣，孙文却是著名钦犯，此“钦”不同于彼“钦”，大家没办法“亲”。
接下来，孙文至少三次登门拜访或者通过各种途径表达要与康有为会谈的良好意愿，而康有为都无情地拒绝了，一再避而不见。
宫崎寅藏只好亲自出马去劝。宫崎寅藏不仅是日本人，还是康有为的恩人。当初康有为出逃时，是宫崎寅藏及时派人把康有为在广州的几十名弟子解救到香港。宫崎寅藏认为，康有为即使不给孙文面子，他的这个面子也是一定会给的。没想到康有为这个人真是固执得可以，他连连摆手说他是绝不可能见孙文的，实在拗不过了就派梁启超作为代表出席。
康有为真的只是因为孙文是钦犯吗？其实并非如此，就在康有为拒绝孙文的同时，他在暗中和另外两位钦犯你来我往。他们是杨衢云和谢缵泰。
此时“杨派”和“孙派”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前面我们说过，当初孙文使馆脱险之后，陈少白曾努力在日本报刊上宣传孙文，只是那时候还没有发现“革命”这个词，用的“坚定的改革者”的说法。当时对于陈少白只宣传孙文的做法，“杨派”谢缵泰等人就十分不满。当看到陈少白在文章中宣称孙文是大清“改革派中领袖级别的人物”时，谢缵泰还专门写信给转载的香港报社，声明“改革派的领袖是杨衢云，孙逸仙仅仅是改革运动的重要组织者之一”。
康有为声名大振之后，1898年12月，在澳门的谢缵泰写信给康有为，表达了要联手干大事的愿望。康有为很快回信积极表示赞成，这时候他倒不在意对方是不是反光绪了。看来，康有为拒绝孙文并不是因为大家政治目的不同——政治目的不同，是可以谈的嘛，最后谈成个求同存异，再携手合作，大家皆大欢喜。康有为只是很精明，他注意到了“孙派”和“杨派”之争，并判断由香港中上层人物组成的“杨派”才具有合作的价值。对于还没什么实力的孙文，那自然就是瞧不起了。
康有为连宫崎寅藏这个日本人的面子都不买。他其实很明白日本人已经把他当宝贝，所以“有恃无恐”。康有为是以贵宾的身份居住在日本的，有关部门只是负责孙文的生活费，而对于康有为，却是负责他在日本的所有花销！从这个时候起，康有为开始了一种花天酒地的生活，流连忘返于海外的花花世界，走到哪里都要住高级旅馆、吃高级美食，还要出入舞厅和妓院，不时眠宿妓女，反正钱也不用他自己出。这下可苦了负责作陪的宫崎寅藏，估计他在外务省领取的经费有限，又不能额外报销，只得欠下租住旅馆的一大笔钱，最后连累到这个倒霉的旅馆都倒闭了；而到新年时，宫崎寅藏还穷到不得不把所有衣裤当掉，在家里过了个裸体新年，也算是真正领教了康有为的风光和排场。
宫崎寅藏后来评价孙文和康有为：孙文质，康有为华；质则重实行，华则喜议论。其实孙文还有一个好放空言的“大炮”外号，但与康有为比起来，他实在是“质”得可以。看来康有为才是大炮中的大炮。
接下来，康有为要继续他忽悠世人和为自己脸上贴金的事业。和孙文只有《伦敦蒙难记》的宣传素材不同，康有为不仅有“北京蒙难记”和“衣带诏”，更重要的是，他亲自参与了戊戌变法。接下来，康有为要借梁启超的一支生花妙笔，主导对戊戌变法的解释权，写一部以他为中心的戊戌变法史！
这就是梁启超写的《戊戌政变记》。
在梁启超的这部书里，关于戊戌变法是从康有为的一次次上书写起的，直到最后的“公车上书”，接着转到变法。这就不得不让人们认为，康有为的上书和变法有直接因果关系，是康有为的上书带来了变法，戊戌变法就成了“康梁变法”。康有为和梁启超成了戊戌变法的代名词，而掩盖了甲午战争之后，朝廷为了解决统治危机，为了大清江山稳固，包括慈禧在内的官员们都主动“求变”才发动变法的事实。
最重要的是，关于变法失败的原因，梁启超通通推到了慈禧等“顽固派”的阻挠，以及袁世凯的“出卖”上面，对于康有为“围园杀后”的政变阴谋，那自然是要掩盖的。人们又不得不相信，如果不是因为慈禧和袁世凯，变法早就成功了。自此，变法过程的事件史被“思想史”所取代。人们相信，变法过程就是顽固派与变法派的斗争。
最后，书名“戊戌政变”这个词也大为流行。其实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慈禧掌控着一切，权力原本就在她手里，如果康有为“围园杀后”成功，或者光绪借变法夺权成功，那才是真正的“政变”。所以慈禧终止变法并不是政变，只是“变政”而已。接下来，我们也将在以后的讲述中使用“戊戌变政”这个词。
忽悠大业还没有完。“六君子”中极富热血和真性情的谭嗣同曾经感动过不少人，康有为自然不会放弃也与谭嗣同捆绑在一起的机会。于是，梁启超、唐才常和毕永年共同伪造了谭嗣同“狱中血书”，也就是说，谭嗣同被杀之前，除了在监狱墙壁上写下那首著名的《狱中题壁》诗之外，还分别留给康有为和梁启超各一封“绝命血书”。当伪造的血书发表在日本报纸上之后，康有为自然也就在光绪海外代言人之外又多了一个光环：谭嗣同的“衣钵继承人”。
谭嗣同如果地下有知的话，不知会作何感想，参与伪造的唐才常和毕永年，还是自己的生死兄弟。伪造之事是很隐秘的，但这一切并没有逃过一起逃到日本的王照的眼睛，他在《小航文存》里明白记录了此事（如制造谭复生血书一事，余所居仅与隔一纸槅扇，夜中梁与唐才常、毕永年三人谋之，余属耳闻之甚悉，然佯为睡熟，不管他）。后来，唐才常的弟弟唐才质在报纸上看到“血书”之后，也表示怀疑：谭嗣同就义之前，除了那首绝命诗，并没有给家人朋友留下任何物品和字句，一是因为搜查严，即使写了也无人敢带出来；二是更要担心亲朋受到株连，不能留给他们任何字句。就连那首绝命诗都是用炭粉写在狱中墙壁上，后由狱卒口传而出的，怎么会分别留给康梁一封血书呢？唐才常这才说出实情：都是出自梁启超之手。（唐才质：《戊戌闻见录》）
那么，文采出众的梁启超有没有可能连谭嗣同的绝命诗都润色加工了呢？一直以来，人们很是怀疑诗最后的千古名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应该是被梁启超修改而成的。不过，历史就是这么有趣，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倒不能冤枉康梁，因为我们能够找到一份有力的材料：在当时担任刑部主事的唐烜曾在他的日记《留庵日钞》里记录，谭嗣同原诗的最后两句为“吾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首诗是先写在狱中墙壁上，后被人口述而流传，其他人在听说和摘录时难免有个别文字上的差错，并不是梁启超后来的篡改。
相信大家也已经发现了，对于康有为在海外伪造的各种言论，朝廷是清楚其中的内情的，但为何不站出来反击，澄清一下事实呢？比如发表一份声明什么的。只能任凭康有为造谣，却不能澄清事实，这正是朝廷的难言之隐。要知道变法的实质牵涉到了慈禧与光绪的权力斗争，在变法的表象之下，那是赤裸裸的争权夺利。从当初对“六君子”不审不问，就直接杀头开始，朝廷对变法的真相一直都是掩盖得严严实实的，哪还能让它大白于天下，让老百姓们都恍然大悟呢？
好吧，通过一系列的伪造，康有为的忽悠大业也达到了顶峰，但康有为并不只是想出出名而已，他的心里还燃烧着“围园杀后”的熊熊烈火。当初是在大清没能忽悠袁世凯出兵，但现在，在康有为看来，还有一支军队是可以利用的，那就是日军。康有为已经有了“围园杀后”的海外版计划，要忽悠日本人出兵，发动“杀慈禧、救光绪”的勤王起义，去干一票大的！
而康有为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次忽悠，使得他后院起火。有“叛徒”把他的真实面目暴露在日本人面前，最终使得康有为在日本再无立足之地！
很显然，日本人并不是那么好忽悠的。要忽悠他们出兵，首先必须有一定的实力，而康梁只是有一张厉害的嘴和一支厉害的笔而已。康有为想到了两个人——唐才常和毕永年。
1898年10月31日，康有为带着唐才常一起拜会了宗方小太郎，请求日本军部出兵。面对宗方小太郎的疑问，康有为告诉他：我们的实力你不用担心，在国内大得很，仅仅在湖南就有一万多名听候我命令的“官二代、富二代”子弟兵；子弟兵只要在湖南举成事，开进武昌，还能得到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支持，起义军就可以沿长江东下，攻占南京；最后效仿太平军挥师北上，消灭慈禧政权，归政圣主光绪，大事可成。
康有为这段话信息量实在太大，我们一个个地说。
首先，所谓“湖南子弟兵”，其实就是戊戌变法前谭嗣同和唐才常在湖南成立的一个中上层组织——南学会。当时“变法”还是大清官场的潮流，时任湖南巡抚带头支持，众多“官二代、富二代”确实闻风而动，纷纷加入或者列名南学会，总人数达一万多名。很显然，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不过是紧跟官场节拍，为了沾点“变法”的荣誉，顺便捞点名利，真正像谭嗣同这样坚定支持变法的“官二代”还是很少的，后来南学会被取缔，谭嗣同也被杀害，会员们也早就无影无踪了。但对于康有为来说，这个现实情况他是不会在意的，认为只要他或者唐才常再出面号召，那些人就会再次聚集在“变法”大旗下，加入勤王军。这也就是在这次会见中，康有为一定要带上唐才常的原因。
然后，戊戌变法开始之前，张之洞曾经“礼遇”过梁启超。唐才常本人也是张之洞的门生，康有为所谓的只要起义军能够成功开进武昌，就能得到张之洞的支持，其实指的就是唐才常的这点关系。
相信大家比较眼熟了，康有为以唐才常的名头和身份去“套”日本人的大军，这简直就是当初以谭嗣同去“套”袁世凯军的翻版。不过，间谍出身的宗方小太郎并不是那么好忽悠的，他没有当场答应，对康有为这番话表示谨慎地乐观，回去研究过后回复康有为：日本方面决定派人到两湖地区实际调查一番。
南学会的真实情况如何，康有为还是清楚的。现在，日本人就要实地去调查了，一切都要露馅儿，怎么办呢？康有为就是康有为，他马上又想到了毕永年。毕永年是哥老会中的小头目，哥老会遍布长江流域各省，如果南学会不行，就利用毕永年的关系，向日本人展示一下哥老会的实力。
毕永年曾经参与伪造“谭嗣同血书”，因此康有为认为毕永年这个人是值得信赖的，但他并不知道，作为知晓当年“围园杀后”内情的人，毕永年其实一直对康有为很有意见。毕永年认为康有为要对谭嗣同之死负有很大责任，再加上他并不认为光绪就是“圣主”。从日本出发之前，毕永年其实已经对康有为动摇了心思，他找到了新的追随者——孙文。
康有为一直不见孙文，但梁启超、唐才常、毕永年等人都是与孙文会谈过的。和康有为一样，孙文对唐才常和毕永年也特别重视，他也看到这两位老兄背后的势力，一直希望把他们从康有为那里“挖”过来，从而把兴中会的势力从粤港两地扩张到长江流域。唐才常和毕永年并没有当场答应，但毕永年的态度更加积极。正因为如此，从日本出发时，毕永年剪掉了辫子，装扮成一个日本人的模样。对于毕永年来说，此次前往两湖，其实不仅是完成康有为交代的任务，暗地里可能还在帮孙文办事——为兴中会在两湖和长江流域的势力扩展作准备！
1898年年底，平山周和毕永年离开日本前往湖南。形势并不像康有为想象的那样乐观：南学会早已经烟消云散，没有几个人愿意冒着杀头大罪去勤王；而哥老会的龙头们只认识钱，有钱就能带喽啰们勤王，指谁打谁，没钱那还不如自己占山为王。
眼看就要在日本人面前露馅儿，康有为的密信到了，他指示毕永年要制造事端，以便“激起民气”。也就是说，康有为要毕永年不惜以制造社会动乱来煽动哥老会闹事，只要天下大乱，也许就能拉起勤王起义的队伍。这确实是一种不需要“花钱”的办法，而且此时最容易制造的社会动乱就是主动攻击传教士和教会，酿成教案。
如果是这样，勤王起义也许就可能发动起来了，可是列强也会出兵，最终受苦的还是百姓。毕永年不看到这封信还好，一看到便激愤不已。在毕永年看来，康有为不顾百姓，也不顾同志。如果说当年谭嗣同已经是因康有为的不择手段而死，现在，康有为竟然又要故伎重演，难道自己和唐才常也要因康有为而死吗？这样的人，真的值得追随吗？
怀着对康有为和勤王起义前途深深的失望，毕永年最终作出了重大决定——全心全意追随孙文。这是戊戌变法后，“改革派”中第一个倒向“革命派”的重量级人物。毕永年相信，此时孙文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康有为，只要日本仍然认为康有为“奇货可居”，日本人的势力和资源都在向康有为倾斜，孙文和革命阵营得到的自然就会减少了。为了让康有为在日本待不下去，促使日本政府抛弃康有为，毕永年决定把当初“围园杀后”的政变阴谋写成材料，向日本政府举报，日本人一定会明白康有为请求他们出兵不过是再一次的豪赌！
毕永年写成的这份材料叫《诡谋直纪》，为了让日本政府更加相信，它是用日记体的形式写出的。事实上这应该是毕永年想到要揭发康有为后才“追记”的日记，但其中内容大部分都是可信的。通过平山周，这份材料先交给了日本驻上海领事，然后再转交给日本外务省，但这毕竟只是毕永年的一家之言，外务省对这份材料将信将疑。不久，平山周亲自回到日本，找到了另外一个证人。他就是王照。
当初康有为让谭嗣同去找袁世凯之前，他自己曾经去找过王照，透露了“围园杀后”的计划。正是因为王照也清楚这个内情，逃到日本后，王大人就受到了康有为的特别照顾——基本上是被软禁在二楼上，别人问起王照时，康梁方面就说他受了变法失败的刺激而发疯了。外面寄给王照的信，必须先交康梁看；同样，王照哪怕是写家书，也要先上交检查。王照万万没有想到逃到日本后，竟会受到自己“同志”非人般的待遇，每天只能待在二楼上，在心里默默地喊：我没有疯，没有疯啊！
平山周把王照解救出来，把他带到犬养毅面前；王照亲自向犬养毅佐证了《诡谋直纪》的可信度，并顺便指出了“衣带诏”的可疑性。至于伪造的“谭嗣同血书”，由于这有毕永年的参与，王大人就没有把这个真相告诉犬养毅。不论怎么说，康有为真实面目和实力都已经暴露了，日本人也服了，竟然被这个人忽悠了很久。
与此同时，日本驻上海领事也亲自拜访了张之洞，去验证康有为所说的“张之洞会支持勤王起义”的真实性。结果是一谈到康有为，张之洞大人反应激烈，大骂康有为欺君罔上，要求日本把他驱逐出境！
日本人终于知道，康有为就是一个大忽悠，既然没什么利用价值，那就只有抛弃了。当然，事情也不要做绝，毕竟这个家伙也是个人才，谁能预料他的前途？1899年4月，日本政府最终送给康有为9000元“旅费”，把他“礼送”出境，至于那本《诡谋直纪》，就被严格封存在外务省秘密档案里。这一封存，就是几十年，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传入我国，在这之前，我国的史书大多以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为蓝本，没有康有为“围园杀后”的记录。
再说康有为，他离开了日本，来到了加拿大。由于日本外务省对《诡谋直纪》秘密封存，他仍然是光绪皇上的海外代言人，仍然拥有“衣带诏”，仍然是“康圣人”。身份就是资源，康有为联合当地华侨领袖成立他在海外的第一个组织——保救大清皇上公司，简称保皇会。
“保救大清皇上”还能开公司，对于康有为来说，并不奇怪。从1888年第一次上书开始，他的手上就有一张牌——光绪皇帝。通过十年来不屈不挠的努力，他已经和光绪皇帝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但这件事情不是他一个人的，是可以让很多人参与进来的。几千年以来，人们都相信有付出就有回报，“保救皇帝”也是一项投资生意。
对于康有为来说，成立保皇会，这是勤王起义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他并不相信，不能利用日本人，勤王起义就成功不了！起义需要有钱有人，康有为接下来的动作，就是用保皇会的平台，重复孙文之前最重要的工作——筹款！
梁启超利用兴中会在檀香山筹得巨款
当康有为去加拿大创办保皇会之后，梁启超留在了日本办报。梁启超是见过孙文的，康先生不在身边，梁启超就经常往孙先生那里走动走动，接受“革命的教育”。头脑发热的时候，梁启超甚至给康有为写过一封信，规劝师父倒向革命。梁启超的意思是：皇上虽然对师父您有“知遇之恩”，但目前看来似乎只有革命才是出路，我们可以加入革命队伍，只要不杀皇上就可以了嘛；等革命成功后，皇上不是一样可以竞选“总统”吗？
可想而知，康有为看到这封信是什么感受。他特意派专人到日本给梁启超“反洗脑”：你最好老实一点，不要和“行者”（指孙文）搅在一起，不然我就要断了你的资金；革什么命，你不想想，没有咱保皇公司赚钱，你就得喝西北风！
康有为还是康有为，他知道自己山高皇帝远，是很难控制住梁启超的。为了釜底抽薪，他干脆来了一招绝的——派梁启超去孙文的老根据地檀香山筹款！
师父的命令，梁启超不得不执行。临行之前，他找到孙文说：虽然我师父不同意我们两派合作，但我一定会克服困难，最终会争取把两派撮合的！
孙文听后大喜，觉得这个“小梁”还是可以争取的对象。于是孙文立即向孙眉和檀香山兴中会写了介绍信，请他们好好招待梁启超，为他的工作提供便利。
拿着介绍信，梁启超很快在人生地不熟的檀香山站稳了脚跟，他还一度住进了孙眉的家里，成为孙眉孩子的老师，也认识了很多华侨，然后——梁启超全心全意地为保皇会筹款。
事实证明，“保皇”的旗号比“革命”要受欢迎多了。许多檀香山兴中会的元老都脱离会籍，投入这笔更大的“生意”，甚至连孙眉都要加入。短短的时间内，梁启超打着保皇会的名号筹到了不少的钱款。而被挖了墙脚之后，檀香山兴中会靠剩余寥寥无几的会员就更筹不到钱了，因为华侨们的募捐市场也是有限的，现在来了两个宗旨不同但目标市场相同的竞争对手，只能是此消彼长。
不得不说，梁启超实在是一个极为出色的“业务员”，短短半年多的时间里，他就以那两封介绍信打天下，筹了近十万的款项！这是以前在这里筹过款的孙文万万不能相信的。而此时的梁启超也早把“撮合两派”的工作忘到脑后了。别人要问起，他就说：我这是名为保皇，实为革命嘛！见到果然如康有为所说，“保皇”在筹款市场的前景更好，梁启超干脆又给孙文写了一封信，劝告孙文“倒向”保皇：古人说的，虽有智慧，不如顺应时代潮流，我觉得您也应该稍微变通一下，只要我们都是为了推翻慈禧，您以皇上为“总统”闹革命不也是一样吗？
孙文接到这封信后简直鼻子也气歪了，当场把梁启超骂了一通。孙文伤心的其实并不只是被挖走了地盘，他更伤心的是原来看错了人——即使梁启超真的倒向“革命”，他也并不适合“革命”，因为他并不具备一个革命者的素质。
和那位似乎从不改变的康有为相比，梁启超一生多变，反复无常。这与年龄没有关系，只与性格和阅历有关系。1896年甲午战后，23岁的梁启超以文章崭露头角时，各方前辈都喜爱这样的“好苗子”，浙江钱塘县知县吴小村却建议梁启超“不要急，慢慢来”。他准备在西湖边给梁启超找个好地方，给他买上一堆书，再请上英语、德语老师各一人，把梁启超“关”上五年。吴小村的意思是，梁启超还很年轻，其实还只是一个有灵气的书生，应该先专注于学问，把基础打牢，形成稳定的知识结构和见识，现在让他一头扎进社会去搞政治活动很可能会害了他，到时候学问家和政治家都当不好；但康有为和湖南官员黄遵宪都认为“国势危急，时不我待”，坚持让梁启超出来搞政治活动。吴小村和黄遵宪二人争论了近半年，最终还是黄遵宪在康有为的支持下获胜。梁启超被安排去长沙时务学堂担任总教习，直至后来参与戊戌变法。但梁启超在本质上还是一个书生，他所谓的“以今日之我战昨日之我”用于追求学问还可以，但政治家不是这样的。政治家确实需要“顺应大势”，但更需要有一种“不做则已，做则决绝”的坚持，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核心资源和优劣势有清醒的认识，知道什么是不可以放弃的；否则，表面上处处跟上“形势”，实际上处处错失“形势”，这正是梁启超所缺乏的。
见到梁启超不负所望，回心转意，康有为就十分高兴了。为了勤王起义，康有为特地制订了一个“两头鼓动”的策略。
在海外，他鼓动华侨们：保皇会在内地“已拥兵七十万”，实力强劲，现在就差军饷了，希望大家踊跃捐款，将来完成一举勤王成功，皇上一定不会亏待大家！
在大清国内，康有为的人放风：我们保皇会已经在海外“筹得巨款”，现在就差军队了，希望你们踊跃参加勤王军队，皇上将来会重用大家！
看来康有为这个人才是真正的“大炮”，但这种效果是奇好的，特别是在筹款方面，成绩骄人。到1900年下半年时，加上梁启超在檀香山近十万的筹款，保皇会总共筹得款项约三十万。康有为手里有钱了，那么接下来就是解决兵的问题。
兵的问题其实比钱更难解决，这毕竟是要冒着杀头大罪的。不过这也难不倒雄心勃勃的康有为，他制定了一个“朝野同时发难，粤、湘、鄂并举”的大手笔计划。所谓“朝野同时发难”，就是同时策反朝廷将领。看来当年策反袁世凯失败后，康有为对向朝廷挖墙脚仍然有孜孜不倦的追求，这次的目标是有“北袁南岑”之称的武将岑春煊。
岑春煊，广西人，父亲曾经是云贵总督，负责平叛边疆之乱，杀人如麻。岑春煊自小在父亲军中长大，性格强硬，更重要的是，此人思想开明，当年曾经加入康有为的强学会。戊戌变法时期，光绪想抓军权时，首先想到的是岑春煊，然后才是袁世凯。光绪任命岑春煊为广东布政使，去对付后党中坚分子两广总督谭钟麟，等到慈禧重返权力一线，岑春煊自然要遇冷了，被发配到甘肃当布政使。康有为认为，岑春煊受过光绪的提拔，现在又受慈禧冷落，是可以被策反的对象，保皇会方面也一直在与岑春煊秘密联络。
1900年6月，北方的义和团运动终于引发了八国联军之战，慈禧慌忙命令各地督抚星夜带兵进京救驾。慈禧原本是对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实力派寄予厚望的，而结果我们知道了，这些大佬们并没有执行慈禧的命令，而是忙着与洋人“东南互保”，保存实力。
不过，当旨意传到连慈禧都没有注意的甘肃时，情况却发生了变法。岑春煊决定：单独带兵进京！
岑春煊是布政使，他是没有兵权的，手头也无兵马，岑春煊只好向陕甘总督“借”了将近2000人的军队，千里迢迢从甘肃前去救驾。岑春煊十分积极，先带了几十人赶到了北京。慈禧听说有个人大老远地从西北跑来“救驾”，却只带了几十人来，哭笑不得。面奏时，岑春煊表示，他这支部队战斗力不强，不能当迎战八国联军的前锋，只能当后卫。慈禧大概觉得2000人也办不了什么事情，于是命令岑春煊去张家口等他的后续部队，然后原地驻防，说是防备北面的俄军。
下完这道命令之后，慈禧就把岑春煊和这件事情都给忘了。8月15日，北京城破，慈禧带着光绪向西北方向仓皇逃窜，很凑巧，岑春煊的军队就驻扎在慈禧出逃的方向！岑春煊知道，他的机会要来了，于是他立即带上他那2000兵主动追上慈禧护驾。此时的慈禧十分狼狈，要兵没兵，要将没将，看到岑春煊和他2000人前来护驾——虽然这个人曾经受过光绪的重用，但现在慈禧没有选择，只能选择相信他。慈禧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时间感动老泪纵横，与岑春煊“对之痛哭”。
接下来，岑春煊对慈禧表现得忠心耿耿，漫漫逃亡之路上，他又把慈禧给惹哭了一次。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天晚上，慈禧和光绪好不容易找到间破庙安歇下来，半夜，慈禧突然从噩梦中惊醒，大声惊呼，逃亡又不比在皇宫，大家都各自找好地方去睡了，侍卫也不见了踪影，正当慈禧惊慌不已的时候，突然听到一个声音从庙外传来：
“臣春煊在此保驾！”
了解这一切之后，慈禧又对着岑春煊哭了。最高权力者原本对单独带着武器接近的人都有天然的警觉，但此时的慈禧仍然没有选择，只能相信岑春煊是在忠心护卫，并且要肯定这种忠心。于是慈禧边哭边当着岑春煊的面立发下重誓：若得复国，必无敢忘德也！
慈禧并不知道，杀机一直没有离开她，但她只能相信岑春煊。当初慈禧命令的是各督抚带兵进京，岑春煊是布政使，原本是没有执行这项命令的义务和权力的，他“借兵”进京，实际上是越权。在这个朝廷里，从来都是马马虎虎就正常，而事出反常必有妖。对于岑春煊来说，他同样没有与洋人签“互保”协议的权限，京城局势危急，慈禧着急，就是他的机会。带兵进京，最大程度地去接近最高领导，而慈禧出逃之后，岑春煊的军队几乎是能够接近和环绕慈禧的唯一武装力量！
在对慈禧“忠心耿耿”的背后，岑春煊正是在做着不赔本的两手准备——要么真心护驾，重新获得慈禧的信任，从冷遇中走出来；要么严密监视慈禧身边局势，寻找机会勤王。具体计划是：先力谏慈禧归政光绪，如慈禧坚决不肯，就用手中的军队控制慈禧；此时，康有为也会在海外遥控发动勤王起义，共同奉光绪皇上回京，与八国联军谈判，签下和约；只要八国联军不反对，大清的政权就会落入光绪和岑春煊这伙人的手中！（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
逃亡队伍到达山西太原后，幕僚张鸣岐正式向岑春煊提出了这个勤王计划，请岑春煊定夺。岑春煊“词穷而不语”，实际上岑春煊在审时度势之后，他已经彻底明白：勤王是不可能了。
掌控着慈禧身边的武装力量，对于制住慈禧，岑春煊还是有信心的，但问题的关键却并不在于能否制得住慈禧，关键恰恰在那些没来“救驾”的李、张、刘等这些地方大佬身上。他们与洋人的“东南互保”进行很顺利，手中的兵力和实力没有受到丁点儿损害。既然这些大佬们还有强大实力，那么他们是绝对不会让岑春煊夺走最大权力蛋糕的。可想而知，只要岑春煊开始行动，大佬们一定会共同起兵向岑春煊发难，就会真的带兵为慈禧“救驾”。到那时候，岑春煊就是被天下诛之而后快的“国贼”，抓权不成，反而有性命之忧。至于实力最强的八国联军，他们一直和这些大佬们的关系比较好，必然不会去保岑春煊。
岑春煊注定要让康有为失望了。康有为曾经寄希望于岑春煊把对光绪的道义和报恩坚持到底，但对于岑春煊来说，情况不是这样的。他也是一个官场人物，光绪确实提拔过他，但要说提拔，谁又有慈禧提拔的权限大呢？怪只怪光绪在戊戌变法中没有抓住大权。岑春煊从此收起了勤王野心，“忠心”侍奉慈禧，后来果然被慈禧提拔为署理（代理）两广总督。
康有为对岑春煊的“侥幸心理”熄灭了，不过，康有为这么精明的人，他自然不会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一个人身上。在试图策反岑春煊的同时，他还有很多的备选。最具代表性的人是唐景崧和丘逢甲，他们的势力主要在两广一带，这也是康有为“粤湘鄂并举”中“粤”的一环。
唐景崧，大家见到这个名字一定不会陌生。没错，他就是甲午战争中的台湾巡抚。他原籍广西，还是岑春煊家的世交，跟岑春煊和康有为很早就认识。丘逢甲是台湾本地人，日军攻占台湾，唐景崧和丘逢甲曾奋力组织人马抵抗，失败后双双渡海来到福建和广东一带。康有为知道他们在闽粤一带是很具有声望和号召力的，缺的只是钱，于是康有为就给他们钱。据统计，康有为手中约30万的筹款，他只给自己留下3万，其余27万都用于发展两广势力——很显然，很大部分应该都给了这两个人。康有为还向唐景崧承诺，只要他能在收买好帮会分子，成功组建起两广勤王军，发动起义，就封唐景崧为“前方大帅”，率军北上，“破长沙、武昌，捣中原”！
康有为为什么对两广如此重视呢？这自然因为他原本就是广东人，康有为还是很有乡土观念的。其实孙文也不例外，自从广州起义之后，他的兴中会已经在这里深耕细作了五年，康有为此举相当于来抢兴中会的地盘。不过，那些帮会分子是只认钱的，管它是保皇还是革命，谁给钱多就跟着谁走。看来康有为还是有把握的。
而结果又要让康有为大失所望了，他在这里花了最多的钱，也找了两个得力的人，两广勤王军却始终连影儿都没有。这就奇怪了，当初孙文没钱没势，好歹还能凑成一帮人，现在康有为财大势大，却反而组不成一支队伍？难道是那些帮会分子突然不爱钱了？
原因只有一个：唐景崧和丘逢甲在两广要收买的那些帮会分子，基本都被一个人杀掉了。他就是李鸿章。
后面我们会讲到，在康有为秘密运作勤王起义的同时，慈禧对康有为的仇恨也达到了顶点。1899年底，李鸿章被起用为两广总督时，身上还有“除康”的密旨。针对唐景崧和丘逢甲的行动，李鸿章大人在广东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打黑”活动，对象自然就是和唐、丘接触的帮会分子。短短半年的时间里，李鸿章在这场“打黑”中究竟杀掉了多少人，这已经很难统计了，有的说是几百，有的说是成千上万，更有的说是五万，平均每月要杀掉近一万人（《瓦德西拳乱笔记》）。准确数字虽然无法统计，但李大人的“打黑”无疑是很有效果的，两广勤王军就这样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康有为实在是不走运，他原以为竞争对手是兴中会，闹了半天，却碰在了李鸿章的刀口上。其实在准备勤王起义的过程中，“改革派”的所有大臣都是康有为争取的目标，只有两个人例外。一个是袁世凯，这是在戊戌变法时就结下的梁子；另外一个就是李鸿章，就是在这场“打黑”中结下的梁子。李大人没有想到，他阻截了康有为组建两广勤王军，也间接阻截了康有为在两广抢占孙文兴中会的“地盘”，也为接下来孙文发动惠州起义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李大人也许万万没有想到，对于革命派的起义，他还有一份间接的功劳。
而康有为也并不知道，除了李鸿章，还有一群人在秘密监视着唐景崧和丘逢甲，他们就是日军派出的间谍。事实上自从《马关条约》签署，日本占据台湾之后，台湾原住民的抗日斗争从未停止，驻台日军一面派重兵“围剿”，一面派间谍监视来到内地的唐景崧、丘逢甲等人，以阻止他们暗中支援原住民。当康有为想通过唐、丘组建勤王起义军时，实际上也已经踏入了日本人的雷区。日本人是不会坐视抗日派的势力坐大的，如果不是李大人先动手，估计日本人也会想办法破坏组建勤王军的行动。
继策反岑春煊失败之后，康有为在两广地区的活动也失败了，接下来就只剩下计划中的两湖地区（湘、鄂）。在这里，康有为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因为他找到了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唐才常。
现在我们来关注一下唐才常。在毕永年投奔到孙文名下之后，他不断劝说唐才常也与康有为决裂，转投到孙文名下。面对生死兄弟的劝说，唐才常并没有同意，他有自己的想法。
唐才常告诉孙文，他先与康有为有协议，不好脱离康有为再与孙先生合作。而且他要做事，在经费上也少不了保皇会的支持。不过，无论是革命派还是保皇派，至少在推翻慈禧方面是一致的，所以愿意就这一点达成“谅解备忘录”。孙先生兴中会的势力主要分布在粤港两地，而唐某和长江各省的哥老会熟得很，将来可以相互配合，相互呼应，合作成事！
孙文听后大喜，兴中会确实一直在谋求向长江流域扩展势力的机会，唐才常愿意合作，就是一个胜利。其实唐才常的想法也显而易见：那就是既不完全倒向兴中会，也不完全倒向保皇会，举着康有为保皇会的大旗，获得资金支持，同时和孙文的兴中会保持友好关系，发动以两湖为中心的长江流域的帮会分子勤王，干一番自己的事业！
1899年冬，唐才常回到上海“自立门户”，发动哥老会成立洪门新“堂口”。这就是“富有山堂”，会名就叫“自立会”。唐才常雄心勃勃，确实已经有“自立”的意味。
1900年到了，北方的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大清局势瞬息万变。接下来的事情我们知道了，慈禧匆忙与八国联军开战，但这只是慈禧在形势不明之下为了权力安全的选择，并不是大清齐心协力的选择，朝廷也是绝无胜算的。李、张、刘等地方大佬不得不紧急考虑一个问题：一旦慈禧真的被八国联军所灭，改朝换代就是现实问题，那么，将来谁能称王称霸？大佬们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一方面与洋人“东南互保”，保存实力，另一方面也开始暗中“收编”和招揽各种势力，以便将来争天下时，争取获得洋人的支持。首先在自己的地盘上独立，成立与西方政体接轨的“共和国”，那么大佬就将是新生“共和国”的“总统”了！
也就是说，在“东南互保”的背后，还布下了一个“东南共和”的局！从君主专制王朝来看，这也并不奇怪，大清首先是以爱新觉罗家族为核心的朝廷的，然后是官员们的，最后就不知道是谁的。现在爱新觉罗家族有难，朝廷危亡，对于可能出现的争天下的“大好机会”，大佬们不未雨绸缪、早作准备，难道还要把它留给老百姓和革命党人？
官场大佬、湖广总督张之洞已经在这条路上走了很久了。当年的甲午战争是大佬们的第一次“机会”，而甲午战争后，淮军被打残，李鸿章被罢官，作为“北李南张”的人物，张之洞雄心勃勃，开始训练新军，培育自己的军事实力，以便弥补李鸿章失势后的权力空白。当李鸿章发誓再也不踏上日本的土地时，张之洞大人倒是不在乎什么国家大仇，他请的军事顾问就是日本人，并且不断派出军官去日本考察学习。直到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京津之后，张大人的长子张权还率领着一个军事代表团留在了日本。日军是八国联军的主力，朝廷正在和日军作战，这边倒好，张总督的宝贝儿子还在日本做军事考察和交流，也不知道要和日本人交流些什么。其实，张权滞留日本不归，正是要替张之洞观察东京的态度和风向，为将来的“争天下”首先争取日本人的支持。另外，朝廷打仗是打仗，张权自己的长子，也就是张之洞的长孙也还留在日本贵族学校里读书。看来只要日本军方将来真正助他一臂之力，张之洞是不介意把自己的亲人留在日本当人质的。
由于长江流域也一直是英国人的势力范围，万一将来张之洞要在这里当“总统”，自然也少不了英国人的支持。张之洞就派人暗中和英国驻汉口领事接触，先把关系维护好。跟日、英两国搭上桥之后，长江流域的国际势力方面算是基本搞定了，接下来张之洞就要储备点社会力量，而选中的这个人就是唐才常。
唐才常也敏锐地捕捉到老师张之洞的这种态度，他决定冒险利用这种态度。7月，唐才常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议会”，推举与康有为关系较好的容闳为会长。容闳是大清著名人物，曾经组织大清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学，而唐才常成立这个组织的目的是，如果将来勤王成功或者慈禧被八国联军所灭，那就拥戴光绪实行君主立宪，“议会”就提前成立了！
8月9日，唐才常离开上海，亲自来到张大人的地盘上，在汉口英租界里成立勤王起义总指挥部，计划组建由他领导的勤王起义军——自立军。这已经到了起义的前一步，而张之洞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是派人在暗中严密监视。张之洞认为唐才常还有利用价值，他的计划是，一旦形势真的发展到他可以在两湖“独立”的时候，就收编唐才常的队伍，为自己所用。张之洞相信，他主掌着两湖地区，又已经和英日两国领事馆建立了良好的关系，门生唐才常的一切行动都是逃不过他手掌心的！
根据唐才常之前和孙文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唐才常和康有为不同，他的勤王起义军是革命派的友军。因此孙文也对唐才常表示了支持，尽管这种支持只是道义上的。
唐才常在紧锣密鼓地加紧起义的筹备工作，而对于张之洞来说，他在紧锣密鼓地观察北京的局势，以决定最终要不要出手。8月15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慈禧匆忙出逃，但问题是八国联军并没有乘胜追击，而是驻扎北京，这说明八国联军接受了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这个政策的核心是：要抛弃过去占领土地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观点，而是以保障各国将来都能在大清相互“做生意”（贸易）来实现利益最大化。这就首先需要大清有一个稳定而且开放的中央政府，于是八国联军就不会在领土上瓜分大清，也不会真的灭亡慈禧政权，而是会继续保留慈禧政权，还要把慈禧留在谈判桌上，毕竟她才是名正言顺的权力人。只要慈禧政权被保留下来，她仍然是大清之主，仍然最有能力调动大清所有的国力和政策，不顾一切地与八国联军求和。到那时，依据“门户开放”政策，八国联军就会促使她清除内部顽固派（后来慈禧清洗了端王集团），走向开放（后来慈禧开始了“清末新政”和成立了外务部），支付巨额赔款（《辛丑条约》）。
八国联军已经“保障”了未来的天下还是慈禧的，那么，对于李、张、刘等大佬们来说，“争天下”的野心也只能随风飘散了。事实就是这么“残酷”，八国联军是最具实力的，他们能轻而易举地灭亡慈禧政权，开启诸侯们“争天下”的大戏，但他们却偏偏不这么做。而八国联军的行动也已经告诉了大佬们：你们还不能蠢蠢欲动，大清的土地还是只能由慈禧来主宰！虽然八国联军确实曾经有过瓜分大清领土的想法，但在利益面前，他们及时地刹住车了，顺便也把几位大清“柱石之臣”的野心消灭在萌芽之中。否则，大清的土地上一定会出现令人惊奇的一幕：朝廷危亡之际，首先瓜分大清的可能还不是八国联军，而恰恰是慈禧那些曾经的左膀右臂和所谓的“忠臣”！
慈禧对这一切很痛苦，也洞若观火。在1901年开始的新政中，她全部抛弃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这帮“改革老臣”，全力扶植当时还只是山东巡抚的袁世凯成为“改革第一人”，然后又借精明强干的袁世凯之手，在朝廷成立练兵处，以统一在全国编练新军的名义，把包括张之洞在内的地方实力派新军编练权夺走。
这是后话，对此时的张之洞来说，他必须早作决断，把之前那些为“争天下”进行的暧昧之事做个了断，否则将来在慈禧面前交不了差。大佬们现在的命题不再是将来当什么“总统”了，而是要继续当好大清“国之柱石”，让顶戴更红，红得更纯。
那就借用唐才常的鲜血吧，当他们还有利用价值时，可以留着被“收编”，如果把他们杀了，那么就是“反军”！
8月21日，在取得英国驻汉口领事馆的同意之后，张之洞突然派人捣毁了汉口英租界里的自立军总指挥部，唐才常等人被捕，第二天即被杀害，筹备中的“自立军”和已经组建的“中国议会”自然烟消云散。一切都归于风平浪静，长江流域似乎没来一场“官匪勾结”的密谋，只有“反军”被张大人及时察觉、及时捣毁，张大人自然也就安稳地回到了慈禧的战车上。
一枪未响，连支像样的队伍都没能组建起来，这就是康有为运作勤王起义的结果。自从戊戌变政后出逃以来，康有为的运作历时两年多，范围波及两广和长江流域各省，规模不可谓不宏大，花费不可谓不巨大，而成效却令人尴尬。这个结果标志着康有为对“围园杀后”式的武装勤王彻底心死了，从此“不复再言兵事矣”。直至后来光绪都去世了，康有为也再没有组织过任何武装勤王起义，在“起义”阵营里昙花一现之后，就彻底退出了。
如果从革命的角度来看，康有为看似胆大（主要指吹牛皮），实际上却舍不得放手一搏，主要是不敢拿自己冒险。梁启超就曾“犯颜”直谏：起义万不可有尝试之心，不做则已，做则决绝。但是康有为呢？除了用保皇会积极筹款，制订宏大计划，他本人一直在海外遥控，驻扎在远离前线的新加坡、澳洲等地，就连在港澳都没有停留多久。康有为的这种作风实际上当初戊戌变法时就可见一斑了——包括他弟弟在内的“六君子”都死了，只有他逃过一劫。
作为勤王军的最高组织者，康有为的这种作风不能不影响到其他人，包括那些他要收买的人。
在康有为舍不得拿自己去冒险的另一方面，他还并不是一个“物、色两破”之人，而仍有贪图享乐之心。贪图享乐虽然很正常，但对于真正要“干事业”的人来说，注定只能坚忍地抛弃，古往今来都是如此，但康有为不是这样的人。这也正是他之所以是康有为，而不是孙文的原因，接下来的事情证明了这一点。
虽然勤王起义失败了，但“保皇”在海外仍然有很大的市场，打着这个名号就能源源不断地筹得大笔款项。对于资金，康有为一直亲自掌控着财政大权，他个人的花销也从中无限额支取，除他之外其他人的花销则需要他审核发放，连弟子梁启超也不例外。康有为捏住了钱袋子，他就有点是保皇会里的“皇上”的意思了。
康有为宣扬艰苦朴素，自己却衣着华丽；每天戒杀生，却日日吃肉；处处宣扬一夫一妻制，一生却娶六位妻妾；曾经在《大同书》里向往“均产”“共妻”的绝对平等世界，自己却安然使唤着男仆女奴；到了晚年，还在西湖边建造了豪华的“康庄”，风头盖过了死对头刘学询的“刘庄”。他不仅过着与他一直宣称要“救”的大清民众们截然不同的豪华生活，而且也过得比他一直喊着要去“勤王”的光绪还要好。光绪虽然也是每天山珍海味，但慈禧吃什么他就得吃什么，不像康有为那样可以随心所欲地享受美食。难怪康有为要一直自比“素王”和“布衣皇帝”了。勤王起义失败，没有取得号令天下的大权，先在生活待遇上向光绪看齐，至少在生活待遇上比光绪皇帝更像“皇上”，只是他没有真正当皇上的条件，所以他要找一个载体。
在保皇会所有的分会里，都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恭祝今上大清皇帝万岁万万岁”，或“恭祝今上大清皇帝万寿无疆”。每天会所开张的时候，大家都要一齐站立，首先恭祝光绪皇帝万寿无疆，齐声喝彩三声，然后三呼“康先生到处平安”。康有为一般是在周游世界，每到一地，住的都是高档酒店，吃的都是大餐。他到过非洲，爬过喜马拉雅山，去过北极（应该是第一位到达北极的中国人），甚至还在瑞典的一座小岛上买地皮建了一座豪华别墅。有人统计了一下，康有为应该是我国近代史上到过世界上地方最多、接触各国人物最多的旅行家兼美食家。
那份政治上的野心呢？其实也并没有彻底消逝。退出武装勤王起义不代表野心也退出了，康有为仍然相信，也要让那些为“保皇”捐款的人相信，终有一天他们是要回国参与“执政”的，保皇会终有一天会成为“未来之执政党”，在这之前，保皇会就是为日后参与“执政”积累经验的“影子政府”。1903年，康有为在保救大清皇上公司之下成立了股份制的“中国商务公司”，这在康有为眼里相当于朝廷的“商部”。康有为花大力气，拉很多人集资做了股东，先后投资的产业有移民、地产、银行、矿山、铁路、电车、酒楼、股票等等，总之哪里赚钱，康有为的身影就会出现在哪里。但由于大部分都是投机，再加上康有为经营管理不善，财务上公私不分，很多投资的产业最后到底是赚了还是亏了都不知道，反正对股东们的分红那是基本没有的，只有一笔乱账。
但股东们都不敢轻易去查账，原因只有一个：他们怕被打。
正是由于筹了很多款，拉了很多投资，对于康有为来说，虽然对组建“勤王军”没兴趣了，但对组建“保皇军”是很有需要的。他们除了充当康有为的私人保镖、负责暗杀“敌对势力”，还要保护这些资产，也解决康有为与股东们之间的纠纷。其他股东再有意见，抬头看见门口站着一支“保皇军”，那也只能闭嘴了。
就这样，康有为有“政党”——保皇会，有“党产”，还有“党卫军”，他用“保皇”的名号，获得了比光绪还要潇洒自在的生活，他最终“保”的就是他自己这个保皇会的“皇上”而已。无论国际国内形势如何风云变幻，康有为都不会放弃保皇这面旗帜，他会一直扛着这面旗，坚持到底，至死不渝。
在康有为退出起义阵营时，有一个人却为起义坚持到了最后，他就是孙文，并且成功地打响了第一枪，改变了广州起义时一枪未响的状况。对于孙文来说，他的兴中会无论在筹款和其他资源方面都不如保皇会，他首先缺的就是钱。令人惊奇的是，为了起义，孙文的筹款竟然一度筹到了慈禧的头上！这实在太令人匪夷所思了，而孙文能够做到这一点，利用的正是慈禧的一个愿望，一个慈禧太想实现而又很难实现的愿望。
慈禧为什么恨康有为超过恨孙文？
相信大家也已经发现了，对于康有为在海外伪造的关于戊戌变法的各种言论，朝廷是清楚其中的内情的，为何不站出来反击，澄清一下事实呢？比如发表一份声明什么的。可是，这么多年来，什么时候见过朝廷就皇宫里的事情发表过声明？只能任凭康有为在海外中伤慈禧这个最高领导人，却不能澄清事实，这正是朝廷的难言之隐。要知道戊戌变法的实质牵涉到了慈禧与光绪的权力斗争，在变法的表象之下，那是赤裸裸的争权夺利。从当初对“六君子”不审不问，就直接杀头开始，朝廷对变法的真相一直都是掩盖得严严实实的，哪还能让它大白于天下，让老百姓们都恍然大悟呢？
而康有为并不知道，他已经光荣地取代了孙文，成为慈禧最恨之人。这并不奇怪。
孙文是革命派，是彻底反朝廷的，也就是说，从上到下的官僚集团都会团结一致反孙文，反正大家都是一条船上的，船翻了大家都完蛋，并不需要慈禧过多地动员。但康有为不同，他偏偏不反光绪，只针对慈禧，那么慈禧还要担心内部是否有人叛变她，再加上康有为在海外不断攻击慈禧的生活作风问题，慈禧对康有为就不只是“国恨家仇”了，还有私人仇恨！
慈禧首先要调动朝廷的一切力量来处理私人仇恨，反正朝廷也是她的，所谓公器私用。朝廷已经接到了慈禧的内部传话：要提高“政治觉悟”，与朝廷保持一致，把康有为当作比孙文更“险恶”之人来对待，要尽心办差，想尽一切办法让“康贼”在海外永远闭嘴！
慈禧也在行动，她的行动直接体现在通缉令的赏格之上。相信大家还记得，朝廷当初对孙文通缉令开出的赏格是1000元，后来虽然不断加码，到1900年时，也才涨到4万多，而1900年1月24日，慈禧发布上谕：对康梁通缉令的赏格确定为10万两白银巨款，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一体给赏。为了打消各路“杀手”的顾虑，表示朝廷不会赖账，先把这笔钱存在上海道库，一手交人验明，一手给钱，如对方不要钱，还有官做（破格授予实在官阶以及各项升衔）。慈禧特别交代沿海地区的各省督抚：你们缉拿康梁更加方便，只管用心办好此事，任何后果我负责！
自洋务运动以来，朝廷罕见地公然鼓动滥杀，对象只是小小的康梁，但朝廷发表不了公开声明，只能用追杀的方法，这和“黑社会”又有什么区别呢？
有一个同样与康有为结仇的人已经敏锐地捕捉到了慈禧的这种心理需求，他将用心为慈禧办好此事，最终洗脱他自己的罪名，从此安心地当上大清隐形富豪，同时也将为孙文向慈禧筹款最终带来机会！
他就是刘学询。
刘学询在广东承包着有聚宝盆之称的“闱姓”工程，拥有巨大的利益的同时，自然有巨大的风险，朝廷里不知有多少人在盯着这块大蛋糕。富人其实一直是踩在钢丝上，而刘学询没有想到，首先向他开炮的，正是他的老乡康有为。
1895年，37岁的康有为终于考中进士，被授予处级备选干部（工部候补主事）。甲午战争惨败，朝廷凝聚改革共识，正要刷新吏治，康有为的目光瞄准了家乡的“闱姓”工程，发扬给皇帝上书的精神，亲自写下弹劾谭总督和刘学询的奏折，交由江西道监察御史王鹏运上奏，希望朝廷有关部门能查查谭钟麟和刘学询在“闱姓”的招标投标中的行贿受贿的问题。
康有为对于“闱姓”招标投标的内情并不十分清楚，为何就肯定其中有行贿受贿问题呢？其实这并不是康有为有火眼金睛，明眼人都知道，根据大清的官场惯例，贪腐问题肯定是有的，只是数额的多少而已。
而此时的刘学询早已经“逃跑了”。他私自跑到了香港，而且放出风声说是被谭总督给逼跑的！
原来，刘学询承包的第二届“闱姓”到1896年就到期了，需要上交的总承包款约370万两白银（相当于如今5.5亿元至7.4亿元之间），而刘学询竟然还拖欠着近百万两（近两亿元）的承包款没交。谭总督向刘学询催款，刘学询说交不起这笔钱，只好逃到了香港，事情就是这样。
那么看来，刘学询其实并没有从这项承包中赚到钱，他应该是亏本了，否则不会冒险外逃——而事情的真相并非如此，刘学询其实早就从承包中赚得盆满钵满了，谭总督个人也拿了不少好处，但这件事情还有另外一个关键，这正是：承包快要到期了。
承包快要到期了，这就是说，下一届承包的招标投标工作即将开始。在这个紧要关头，很多原本在盯着大蛋糕的人一定会使出他们各自的神通，加紧运作，好来分上一杯羹，那么谭总督和刘学询这对原有的利益共同体就只好上演一出“承包要巨亏”的双簧了。富可敌国的刘学询装模作样地外逃，谭总督装模作样地抓，说不定他们还能获得不少同情分：刘学询血本无归，可怜；谭总督对合作者秉公办理，可敬。
其实对于谭总督来说，他并不担心真的有什么势力能够插进一腿来，毕竟朝廷已经把“闱姓”的招标权下放给两广总督府了。“闱姓”所产生的利益，大部分被朝廷以公开征税缴费的形式收走了，小部分自然要落到办事员的手里。朝廷拿大头，办事员拿小头，这是官场人士谁都清楚的。朝廷总需要一个办事员，不是老谭就是老赵，而作为两广总督，谭总督就是最“合法”的办事员，一般情况下其他官场同僚再眼红这块蛋糕，也会识趣地“忍痛回避”，这是官场原则。更何况谭总督在京城也有强大的靠山（直通慈禧），估计谁也不敢轻易惹他这个著名的“后党”人士，谭总督那就更不需要担心什么了。
然而，谭总督自己不担心，却要为自己的利益伙伴刘学询担心。大清的“官商”并不只他这一个，如果有什么眼红的势力故意参与招标，然后进行抬价，那么刘学询就不得不以一个更高的价格继续承包下去，到那时候刘学询和谭总督落入私人腰包的银子也要大幅度缩水了。
再说康有为，他的弹劾奏折转奏上去之后，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康有为或许真的是从“反腐打贪、刷新吏治”的角度来捅这个娄子的，但问题是在官场人士那里，他也并不那么光明正大。想想看，一个刚刚中进士有做官资格的人，就弹劾自己家乡的最高父母官，这已经犯了大清官场的忌讳。康有为需要勇气，更需要动机，难道康有为背后没有那些眼红势力，被他们当枪头使？形势不明之前，官场给予康有为的，只是“道义上的支持”而已。
果然，朝廷并没有派有关部门前来调查，而是把这封奏折转给谭总督自己处理。这就很有意思了，明明是弹劾他的，还要当事人自己来处理，谭总督只好认认真真地“自查”了一番，然后上奏：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也就是说，大家都没有错，康有为没有错，谭总督和刘学询更没有错，大家都不要接受处罚，和和稀泥为好。
弹劾问题处理完，谭总督行动了，他以两广总督的身份继续向朝廷要政策。“闱姓”不是已经合法了吗？继续招标就是，还需要什么政策呢？这就是大清政商两界的艺术了。没错，“闱姓”是合法了，但一直受到清流们的攻击，而朝廷的政策从来都是摇摆不定的，小心谨慎和未雨绸缪才是为臣之道。在新的招标即将开始之际，谭总督首先要确保的就是让“闱姓”能够继续在广东合法，中间不要再出什么岔子，以使他和刘学询的利益共同体模式能够顺利进行下去。
这也并不是什么难事，只要不出特别重大的变故，合法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对于谭总督来说，这并不是重点，最重要的是，要在政策上保住在广东“先行先试”的合法博彩业有且只有“闱姓”这个种类。也就是说，不能让朝廷有关部门头脑一热，看到“闱姓”能够收不少税，就把其他形式的彩票业（如山票、铺票等等）全部在广东开放。如此一来，就会冲垮“闱姓”在广东博彩业领域的垄断地位，让百姓们有更多合法彩票品类选择，自然就会使利益共同体刘学询的利润下降。总之，在刘学询积聚的财力能够承包下大部分热门彩票品种之前，谭总督的任务就是要向朝廷影响广东博彩业如何“放开”，能“放开”哪些，“放开”到什么程度，一切都是以个人私利出发，最终使得广东的博彩业有限度地“放开”，但又不能全部“放开”。维护已经能够掌控的“闱姓”在官方合法范围里一枝独秀的地位，让自己享受“放开中的垄断”带来的巨额利润。
对于这后一点，谭总督也是很有信心的。没错，哪些行业可以“放开”，这确实是朝廷才有最终决定权。正如官场人士谁都清楚的那样，在“放开”的行业中，朝廷拿大头，办事员拿小头，办事员和朝廷也是利益共同体。在这种情况下，就不怕朝廷不接受“胁迫”，不按照办事员的意思来办！
大清的百姓一会儿见有些行业突然“全部放开”了（变成民办），以为“改革”的春风到了；一会儿又发现有些行业“部分放开”了（变成官督商办），认为“改革”的脚步放缓了；再过一会儿又发现有些行业突然收回去了（变成官办）。即使在甲午战争后凝聚改革共识之时，百姓们总是觉得还是把不准朝廷“改革”之脉。谁又能明白这背后真正的利益争夺呢？
果然，谭总督终于得到了他想要的结果：第三届“闱姓”以一枝独秀的地位继续在广东开办，刘学询和谭总督继续合作愉快，签下了第三届承包合约。但也有两个变化：首先，总承包费由之前的约370万两变成了约420万两，比第二届涨了50万两，朝廷的收入增加了，这是一个交代；然后，公开出面承包的是刘学询的老搭档——香港韦宝珊（也就是那位“韦爵爷”），刘学询退居幕后，在韦宝珊的公司占一半股份，充当实际控制人。
康有为没有扳倒谭总督和刘学询，他在等待着机会。1898年到来了，戊戌变法开始，光绪走到权力一线，慈禧退居幕后。谭总督是著名的后党一派，掌控富裕的两广地区这个慈禧的“钱袋子”，光绪自然要首先拿谭总督开刀，他特意派出了武将岑春煊前去广东找谭总督的麻烦。同时，嗅觉灵敏的康有为也抓住时机，旧事重提，再次上奏谭总督和刘学询！
朝堂上的最高领导人已经换成光绪，这次可就不是交给谭总督“自查”那么简单了，有关部门真的出动。谭总督一时不可撼动，刘学询还是好对付的，他们对刘学询的初步处理结果是罚款100万两白银，也就是相当于我们今天1.5亿元至2亿元之间。这应该是大清开国以来对个人最大的一次单笔罚款，如此巨额罚款，刘学询这次真的逃了。他连夜逃出广东，辗转上海、杭州等地，四处避风头。但刘学询并不是真正的潜逃，而是“以拖待变”，否则也不会在大清国内转悠了。他的政治嗅觉也是敏锐的，他在静待大清政治风气的变化。
果然，朝廷这股“不正常政治风气”很快转变了。光绪被幽禁，“六君子”被杀，康有为等人出逃，慈禧重回一线掌权。这时有关部门对刘学询的处罚就难办了：这个处罚是光绪在一线时作出的，认真去办吧，还不知道慈禧怎么想；不办吧，也不知道慈禧怎么想，有关部门就开始含糊不清了。刘学询又“拖”了一些时日，发现风头已过，这时候他发现康有为已经成为慈禧最想杀而又没办法杀的人。刘学询敏锐地感觉到，如果能在这个问题上帮慈禧一个大忙，不仅能够彻底洗白在承包“闱姓”工程中积累起来的原罪，还能再次崛起！
刘学询的想法是：康有为流亡在海外，受到所在国的法律保护，朝廷投鼠忌器，不敢也不能明目张胆地派人去追杀，只能在海外收买一个人去“刺康”；而孙文也流亡海外，他和孙文相识，那就出面代表朝廷去日本“招安”孙文，借孙文之力在海外刺杀康梁，这个办法简称“以孙制康”！通过官场朋友御史杨崇伊等人，刘学询将这个想法上奏给了慈禧。为了打消慈禧的顾虑，刘学询干脆也附上一份秘密材料，以身家性命担保孙文“才堪大用，万不宜任其浪迹海外”。
刘学询不愧为刘学询，他结交的是朝廷著名的“钦犯”，这要是换作别人，打死也不会说不出来，更何况要用身家性命担保？但刘学询相信，到了最高领导人慈禧需要这一点的时候，他的这种“人脉”就是别人没有的优势，大清朝廷和“黑社会”又有什么区别呢？慈禧和“黑老大”又有什么区别呢？
果然，刘学询的这个建议确实让慈禧“眼前一亮”，只要能为她自己解决这个难题，她也根本不介意什么“钦犯”不“钦犯”的，反正朝廷对于她来说都是公器私用。在慈禧看来，如果刘学询真的能够“招安”孙文为朝廷服务，刺杀康有为，确实是目前最好的办法。因为慈禧认为孙文身上有别的“刺客”不具备两个的长处。
首先，据慈禧了解，孙文这个人是“很爱财”的，当初不是还想打劫朝廷的“闱姓”承包款吗？据说流亡到海外后也到处筹款弄钱。爱财，这在慈禧眼里恰恰是一件好事，只要他“爱财”，就说明有被“收买”的可能，为了收买他，朝廷是什么价钱都可以出得起的。
另外，在慈禧的印象中，孙文这个人实在很有“黑老大”的风范。就拿那次在广州闹事来说，粤港两地的“黑道分子”都被他网罗过来了，虽然最终没有闹成事，但能够把这些人发动起来，本身说明孙文具有做“黑老大”的素质。只要有这种素质，就能够与海外的“黑道人物”混熟，调动人马“刺康”。甚至于后来的伦敦使馆事件，他明明已经被捕了，最后竟然还能脱险。虽然使馆方面也是迫于英国的压力，但整个过程绝对可以看出此人最大的特质是镇定。文质彬彬的无害外表下，隐藏着一颗“杀手心”，这就是天生的“刺客”啊！说起来连慈禧都有几分“佩服”的意思了。
慈禧决定了，她决心采用刘学询的这个建议。正好，此时的朝廷也需要有一个人秘密出使日本。甲午战争后，日本一直在努力营造“日清亲善”氛围，慈禧虽然已经倒向了俄国，但场面上的事情还是要做的。由于已经和俄国签订了秘密的同盟条约，不可能再与日本签订盟约，那就和天皇睦仁互换电报密码本，在两国领导人之间建立“电报直通热线”，以保障紧急情况下能够直接沟通，这也算是外交场上的一种态度。
慈禧下令，刘学询连升两级，从四品升为二品，作为出使日本大臣，打着“考察商务”的名号，实际上背负着两个绝密任务：背着俄国与睦仁交换电报密码本以及秘密“招安”孙文“刺康”！
望着眼前的红顶戴，刘学询心头的一块石头彻底落地了，他知道那100万两银子的巨额罚款今后再也不会有人提了，他还升了官，这简直是“一个创意卖了100万和一个红顶子”。至于推进“刺康”，刘学询会极力完成的，因为说到底康有为也是他的仇人。和慈禧一样，他也是一个有恩不一定报恩，但有仇一定会报仇的人！
1899年7月，刘学询率领出使团来到了东京，他首先作为慈禧的私人代表觐见了睦仁，互换了电报密码本，谈了“清日友好”的话题，大家都客气了一番。当天深夜，孙文在宗方小太郎等日本朋友的陪同下，首次与刘学询密谈，后来，孙文又几乎每天半夜去密会刘学询，根据《总理史实访问记》，他们主要谈了三个方面的话题。
首先谈的是孙文的“革命”。
刘问孙：你革命的宗旨是什么？
孙答：兴起中国。
刘说：如果是政治革命，我们可以帮助；种族革命（即排满），恐怕很难成功。
然后谈到了康有为。看来此时孙文对与康有为携手也是彻底死心了，他当着日本朋友的面，“详述了康有为种种背负之事”，认定“康之行动无非自私自利，敛财肥己”。孙文还要求刘学询去见日本前首相大隈重信，向大隈重信证明“康之乖谬”，并不值得扶植，刘学询答应了。
此时的康有为已经被日本政府“礼送”出境，在加拿大创立了保皇会。日本政府抛弃康有为的具体原因，外界是不清楚的，很显然，孙文之所以要刘学询亲自向大隈重信证明康有为“人品有问题”，是希望日本政府对康有为进一步留下“坏印象”，为将来可能的“刺康”取得日本方面的理解和支持。康有为毕竟曾是日本政府的贵客，“刺康”这么大的事情如果没有日本方面的默许和支持显然是不行的。
最后，刘学询“愿以身家性命担保孙文回国”，孙文“亦有应允之意”，反正刘学询也是朋友，先答应再说，看看将来是否能为革命争取到筹款。
事情谈到这一步，也算是达成初步合作意向了，刘学询也要打道回国。然而，当刘学询还没有走到京城时，上海租界里的《字林沪报》却率先捅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刘学询在访日期间与孙文密谈的内容是：刘学询让孙文先去刺杀还在留在日本的梁启超，以此作为“投名状”获得慈禧和朝廷的信任，先成功地实现“招安”，然后刘学询会利用他在政商两界的人脉帮助孙文步步高升，获得军权，最后再利用朝廷的资源推翻朝廷！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真是惊天大反转。从刘学询的性格来说，他是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人，为说动孙文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问题是那时候狗仔队还不发达，刘学询与孙文之间进行的是绝密会谈，报纸又是如何知道的？
报道中倒是自己说了：刘学询在与孙文密谈时，曾经叫过日本歌妓在身边陪伴，密谈内容就是日本警方事后从歌妓处审讯得来的。想想刘学询也是惯于风月场的人士，来到日本后入乡随俗，谈事时找个歌妓在一旁服侍自然也是正常。但问题又来了，他和孙文是老乡，谈事时应该说的是粤语而不是日语，更何况以孙文和刘学询的日语水平，他们根本无法用日语进行交谈，这位日本歌妓又是如何听懂的？更加不可能是，此时的日本政府已经抛弃康有为转而重点支持孙文，对于孙、刘会谈的绝密内容，日本警方即使真的侦探出来了，也绝对会保密。那么《字林沪报》又是如何知道的？谁会故意和刘学询过不去呢？
似乎是在配合这篇报道，与此同时，朝廷突然出现了大批弹劾刘学询的奏章，罪名是出使日本之时“密会乱党”，要求严惩。所谓“密会乱党”，慈禧自然是知道的，她一方面将弹劾奏折留中不发，一方面却又把此事交给朝廷驻日公使李盛铎，谕令他“密查”。
谁也没想到，这个和刘学询过不去的人，正是李盛铎。
李盛铎曾经是康有为的好友，戊戌变政之后，此人见风使舵，及时投靠在荣禄的门下，这才在慈禧那里涉险过关，被荣禄推荐为朝廷的驻日公使，也算是让他去海外避风头。而刘学询却是奕劻这条线上的人，包括“闱姓”在内的两广利益输送，一直是奕劻大人重要的“财源”之一。戊戌变政后慈禧重返权力一线，她重重地提拔了非皇族的荣禄，任命他为领班军机大臣，权力大于奕劻；而奕劻是亲王，地位却又高于荣禄，很显然，这不过是慈禧“搞平衡”的把戏。于是，在端王集团这个政治小圈子跳出来之前，朝堂之上一直是奕劻和荣禄在慈禧面前“争宠”，慈禧也乐见其成，比如关于“刺康”，慈禧就只找了奕劻商量。“刺康”是公事，更是慈禧私事，荣禄作为领班军机大臣和慈禧“亲信”，于公于私都应该参与，现在竟然被撇在一边，荣禄大人自然就对奕劻有情绪了。当刘学询出使日本时，荣禄特意交代李盛铎在日本严密监视刘学询的一举一动，以掌握奕劻的动向。
于是，我们就有理由怀疑，那个日本歌妓，原本就是李盛铎方面派去的奸细，而密谈内容又让李盛铎感觉抓住了刘学询的小辫子，于是一方面安排在《字林沪报》上作报道，一方面又发动朝廷御史上奏弹劾。总而言之，就是要直接攻击刘学询，间接攻击奕劻。
慈禧也没有想到，一场绝密任务，竟然还引发一场官斗。看来官斗是无处不在啊！奕劻自然不会束手待毙，他反击的方式就是写材料。回到京城后，刘学询写好的绝密材料《与孙文问答》由奕劻转交给慈禧。由于是私自递上去的绝密材料，我们在宫廷档案中也无法找到原件，不过，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奕劻在事后对刘学询转述的话语，来大致了解其中的内容。
奕劻对刘学询说，慈禧在看完材料之后表示：“今联日已妥，新政待举，正需孙文回国效用。他人尚优容之不暇，自己何独不能吸引之？刘某所陈甚是。李盛铎乃康党，故考之耳。”
我们来翻译一下：现在与日本“亲善”的事情已经办好（指交换电报密码本），改革要向前推进，正需要孙文这样的人才回国效力。别的国家对孙文尚且很优待，我们大清为什么就不能好好对待他？刘学询的材料写得很好，我是相信你和刘学询的，李盛铎原本就是康党，我叫他去密查，不是不相信你们，反而是在考验他，你们不必多心。
很显然，多心的只是老佛爷。她原本是十分多疑的，叫李盛铎密查，是为了以防万一，防止刘学询倒向孙文，现在看到了刘学询递交的绝密材料，觉得刘学询应该还是在为她办事的，只好又自己打个圆场。
“刺康”并没有受到这场弹劾风波的影响，一切都要按计划进行。接下来，就要看孙文的行动了。
孙文的行动很简单，两个字：要钱。更加准确地说，是为了革命，向慈禧要钱！
孙文去世之后（1937年），民国《越风》杂志曾经采访了刘学询之子，刘子出示了孙文当年向刘学询要钱的电报，一共有30多封，每笔索要的钱款从五千元至五万元不等，“大都皆以电汇，由横滨第百银行转交的……先后不下十余万元”。其中一封是：“机局尽变，非亲行不能诱致（我不亲自去就不能把康有为引诱来），非五万不能裕如（没有五万元就办不成），能否照给，祈即复示，张宣。”张宣为孙文当时的化名之一。
如此看来，在“刺康”达成初步协议后，孙文就一直在向刘学询素要“刺杀经费”，刘学询也出手大方，照给不误。不过，既然此事已经在慈禧那里“立项”了，自然不需要刘大人私自掏腰包，慈禧应该特批过一笔秘密经费。而我们知道，孙文的“要钱”，自然是为革命要钱。慈禧也许万万没有想到，孙文为革命筹款竟然还筹到她这个革命对象的头上了，难道要称慈禧为革命的“同志”？孙文啊孙文，你真的是“天下第一筹款家”啊！
也许是孙文这边久久没有什么行动，慈禧这边杀康心切，她很快起用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李鸿章。
在1895年签订了《马关条约》之后，李鸿章大人一直背负骂名，备受冷落，戊戌变法中还被光绪剥去了一切官职，只保留了一个文华殿大学士的荣誉称号。李大人为后党中坚，慈禧重返权力一线，自然不会让他冷落太久。1899年12月，慈禧发布上谕：李鸿章为两广总督。但这并不特别，特别的是李大人身上还有慈禧交给他的“刺康”密旨，慈禧还特别交代：刘学询交李鸿章差遣委用。
从今以后，“刺康”团队中又多了一个重量级选手——李鸿章，此事要在李大人的亲自领导下进行了。
复出之前，李大人对康梁的态度比较暧昧，比如当着慈禧的面说：臣实是康党！并托伊藤博文等人三次向在日本的梁启超致意，告诉他要好好钻研西学，“以待将来之用”，害得梁启超还有点莫名的感动，以为李大人是将来可以从后党一派中被“策反”之人，一度把李鸿章从保皇会的暗杀名单上勾去——梁启超啊！
其实书生梁启超哪里知道，李大人的这种态度，只是因为他当时备受官场冷落而已，处于复出前的阶段，在慈禧前面有点矫情加委屈，等慈禧在官场内部高度统一“除康”的共识，很多人都见风转向了。比如之前对梁启超礼遇有加的张之洞大人，一谈到康梁就像是说到了自己的杀父仇人，如果张大人手头有一把刀，估计他也会去砍了康梁。李大人也不例外，他知道，对康梁，再也不能暧昧了，再不积极表现，与慈禧保持高度一致，那就真的要被永远打入冷宫了。
1900年1月，李鸿章赴广州上任，李大人除了进行我们前面所说的“打黑”，他还做了一件事情：在慈禧对康梁通缉令10万两赏格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白银4万两，增加的钱由两广总督府出。现在，康梁的人头已经值14万两！
两广总督府里，刘学询也在根据慈禧的意思制订“刺康”的原则：活上毙次。也就是说，能够抓到活的最好，抓不到活的，尸体也能接受。
此时的康有为正在通过他的朋友容闳在香港发展保皇会势力。刘学询是谁？他在粤港两地政商界的人脉要比容闳更广，于是刘学询亲自跑到香港，会见港英总督、英国人卜力，要求香港方面不要支持康有为，卜力同意了，还嘲笑康有为的队伍不过是区区乌合之众。所以，保皇会的港澳总局也只好设在澳门。
1900年3月，刘学询更是做出了惊人之举：他竟然拿着慈禧的上谕去刨掉了康有为在广东南海的祖坟！
仇恨在进一步升级，康有为通过旧金山保皇会公开宣布：谁杀我们，我们就去杀他的全家！梁启超也终于醒悟过来，不再对“策反”李鸿章抱幻想，指示保皇会澳门总局：肥贼（指合肥人李鸿章）、刘豚（刘学询）在粤颇增我辈之阻力，宜设法图之。
“图之”就是暗杀了，4月，刘学询在从澳门返回广州途中，遭不明刺客枪杀。由于子弹没有打中要害部位，刘学询才侥幸捡回一命。刺客当场逃走，但谁都知道，这一定是康梁从海外派来的杀手。
刘学询又想起了孙文，觉得还是要依靠孙文在海外的力量，于是刘学询加紧了孙文的联络，要求孙文前往广州与他和李鸿章亲自会谈，再一次推进“刺康”。而此时的孙文和五年前广州起义时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最大的变化是，他已经取代了杨衢云成为了兴中会会长，实力大增！
1899年，毕永年在向日本政府“检举揭发”了康有为之后，从此就与康有为绝交了。回到日本后，毕永年加入了兴中会。既然加入了兴中会，毕永年需要把长江流域哥老会中的势力引入兴中会。在哥老会中影响力最大的是唐才常，然后才是毕永年。在苦劝唐才常改投到孙文门下无果之后，毕永年与平山周再次潜入大清，由平山周出面，终于把长江流域的七位哥老会的大小头目策动到香港，与两位三合会成员，以及兴中会中“孙派”三人开会。会议由宫崎寅藏主持，决定洪门新“堂口”，堂名“忠和堂”，会名就叫“兴汉会”，推举缺席的孙文为会长。
虽然参会的只有十几个人，既不能代表兴中会，也不能代表三合会和哥老会，但会议是由日本人组织和主持的，实际上有日本势力的参与。宫崎寅藏十分兴奋，成立之后，他特意找了家原本不接待中国人的日本妓馆，请各位老大进行一下娱乐活动，放松放松，也好让那些远道而来的哥老会头目们体验一下香港的花花世界。大家饮酒作乐，左拥右抱，好不愉快。当然，鉴于宫崎寅藏的活动经费有限，他又采用了先赊账的老办法，给老板娘打了个白条。
离开香港，毕永年带着这几名哥老会头目去日本见“兴汉会会长”孙文，受到孙文的高度赞扬和热情款待。1899年12月，当毕永年等人返回香港时，钱又花光了，此时有一个人来到了香港，他就是康有为。康有为在香港居住了大半年，坐镇保皇会港澳总局行刺了刘学询之后，才去往新加坡，而康有为坐镇香港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破坏兴汉会。
由于唐才常的关系，康有为一直把长江流域的哥老会看作是他的势力范围。在康有为看来，孙文不仅一直试图拉唐才常下水，还通过毕永年和日本人成立了兴中会的外围组织兴汉会，这等于是挖了康有为的墙脚。虽然此时的康有为也在通过唐景崧、丘逢甲去挖兴中会在两广的墙脚，但自己的墙脚被挖，康有为很生气，后果很严重。问题是，康有为又如何如此清楚毕永年等人的行踪的呢？原因很简单：早在毕永年策动的那几个哥老会头目中，有一个人是康有为的眼线，目的是阻止兴汉会的成立，如果实在阻止不了就把这个组织策反到康有为那边去领导，成为保皇会的外围组织。作为日本浪人，宫崎寅藏很快识穿了此人的“康奸”身份，他略施小计，让此人的身份暴露，引起其他头目的“公愤”，把此人赶走。
“康奸”被驱逐出兴汉会了，如果其他头目很纯洁，那么毕永年等人的行踪也不会暴露了。但事实上，这几名哥老会头目之所以同意来香港成立什么兴汉会，推举还没见过面的孙文为会长，那也只是看在日本人和钱的分上。除了那个已经暴露的“康奸”，其他人有没有可能同样被康有为花更大的价钱收买？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因为康有为对毕永年和兴汉会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等他们去日本见完孙文返港时，康有为本人早已经到了香港。
康有为摆出财大气粗的气概，派人给这几名哥老会的头目送钱，目的是拆散刚刚成立的兴汉会。毕永年极力劝说这几名哥老会头目，他说，兴汉会是洪门的新“堂口”，当初成立之时大家都是有过盟誓喝过血酒的，既然已经归于孙文先生的门下，就要讲点江湖道义，接受孙先生的领导，保持对他的忠诚，不能收康有为的钱。然而，头目们只认钱，他们都笑纳了，兴汉会自然也名存实亡。
以前只知道大清官场腐败，没想到江湖也是如此，看来宗方小太郎说的“大清全民腐败”真是所言不虚了。毕永年对此十分悲愤，最后愤而出家，冷静下来之后，他又觉得自己在哥老会中的影响力还是太小了，需要策动唐才常。于是又脱下袈裟，走出寺院，找到生死兄弟唐才常，再一次苦劝唐才常放弃“脚踏两只船”的想法，抛弃康有为，改投到孙文门下。兄弟俩激辩一夜，谁也说服不了谁，毕永年大哭而去。
兴汉会昙花一现，但对于孙文个人来说，它还是具有意义的，它至少说明兴中会和长江流域的哥老会建立了联系，兴中会的势力也第一次走出了珠江流域，扩展到了长江流域，意味着兴中会势力的扩张。作为兴中会的外围组织，兴汉会得到了日本人的支持，但是在杨衢云不在场的情况下成立的，自始至终从未征求过杨衢云的意见，杨衢云很尴尬，那他这个兴中会会长到底是当还是不当下去？
大概在1900年1月左右，杨衢云辞去了兴中会会长一职，改由孙文接任。一些史料认为，杨衢云是“主动让位”，而根据谢缵泰的说法，在出任兴汉会会长之后，孙文曾经“暗示”杨衢云必须让出兴中会会长一职，否则有兴汉会这个外围组织，可能造成兴中会分裂。后世的一些史学家也因此为杨衢云“鸣不平”，认为他是首位被推举出来的会长，只是广州起义后他没有孙文那样的“伦敦蒙难事件”，没有相应的宣传，更没有得到日本人的“支持”，如此才不得不让出了会长一职。
其实，所谓“革命领袖”也是在不断实践斗争中逐步形成的，而跟内部同志的“斗争”也是实践斗争的一部分。人们会选择团体组织，团体组织也会选择它的领导人，从广州起义后发生的事情来看，孙文也算是实至名归。
此时，杨衢云和郑士良等人都已经赶到日本和孙文相聚。孙文决定接受刘学询的请求，前往广州与李鸿章会谈。这是一次巨大的冒险，他们都是钦犯，万一这是李鸿章的诱捕之计呢？但是，孙文也知道，革命一直缺乏经费，他不能放弃这个为革命谋钱粮的大好机会，所以，他想到利用一帮人。他们就是刚刚帮助他成为兴汉会会长的日本人。
1900年6月8日，孙文一行人与宫崎寅藏、内田良平、青藤幸七郎（日本退伍军人）这三位日本人，乘船前往广州方向。根据事先约定，李鸿章将派出一艘炮艇前往香港公海海面迎接孙文，把他们接到广州。
孙文并没有彻底冒险，他没有登上炮艇，只是派出三位日本朋友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前往广州。由于五年内不得入港的禁令还没有解除，孙文也无法到香港上岸，他就在公海上的船上等待着会谈结果。
6月17日晚，刘学询在他广州的豪宅里接见了这三位日本人。宫崎寅藏代表孙文，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接受“招安刺康”的条件：第一，朝廷首先特赦孙文并保障他的生命安全；第二，朝廷负责偿还孙文这几年亡命天涯欠下的债务白银十万两（或为十万银元，折合白银约为七万两，日本人的记载较为模糊）。
刘学询当即表示钱不是问题，他自己就能解决，第二天在香港先交一半，余下的部分像以前那样汇款。至于特赦，这是慈禧本人才能决定的事情，刘学询立即派人去向李鸿章请示。
然后大家就在刘宅等着李鸿章的回话了，“其间举行了极度奢华的宴会”，大清隐形富豪刘学询的奢华程度令这三位日本人都大开眼界。几个小时后，李鸿章的指示来了：可以先向三位日本代表口头承诺保证孙文的生命安全，至于朝廷的特赦，他需要向慈禧上折子，同时希望获得三位日本朋友亲自签名的照片。
李大人的考虑是很周全的。他要向慈禧报告，慈禧一定希望看到事情的实质进展；日本人能够提供照片，说明他们愿意帮助孙文“刺康”，愿意充当“刺客”，一定会增强慈禧特赦孙文的信心。
事情谈到这一步，也算是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了。6月18日凌晨，三位日本人离开广州，前往公海与孙文会合。奇怪的是，孙文似乎并不关心会谈的结果，看到日本朋友的船已经回来之后，他起锚向越南方向开去了。在船上的宫崎寅藏等人急得大呼小叫，挥舞帽子，也不见孙文回应。
孙文为什么要去越南呢？原来，孙文此行并不只是为了会谈“刺康”而来，他心中最重要的事情始终是为革命争取资源。由于广西是法国的势力范围，早在离开日本之前，孙文就曾找过法国驻日公使，希望法国能够支持将来在广西的革命。为了打动法国人，孙文又开出了“空头支票”——革命成功后，可以让法国在广西拥有更大面积的租界。不过公使大人也很精，他首先“在道义上”对孙文的革命表示了同情，然后把皮球踢到法国在越南的殖民地当局，要孙文去那里谈谈看。当然，最后的会谈也是没有结果的，大家的算盘都很精啊。
再说三位日本人这边。没办法，孙文走了，他们只能继续作为孙文的代表来推进“刺康”之事。根据之前与刘学询达成的协议，三位日本人去了香港，在那里拍好照片，签上名字，与刘学询在香港的人接上头，一手交出照片，一手获得“三万金”，接下来，他们从香港乘船出发前往新加坡。此时的康有为正在新加坡，而三名日本人已经从刘学询那里拿到了暗杀经费，“刺康”即将开始！
奇怪的是，当日本人抵达新加坡后，才发现气氛却有些不正常。新加坡警察派专人把康有为隔离保护起来，又派出暗探监视日本人的一举一动。很显然，刺杀康有为还没有开始，风声却已经走漏了！
宫崎寅藏只好托人请康有为出来见一面。康有为自然不会赴约，他派人送来一封信，信里强调的是他现在被新加坡警察“保护得很严”，所以不方便出来见面。为了向曾经的恩人表示歉意，康有为还“送上百金”，算是给宫崎寅藏他们当作路费。
宫崎寅藏接到回信和“百金”之后，“大为愤怒”。他立即向康有为写了一封信，表示要与康有为绝交，说康有为如果你轻信“行刺谣言”，未免就是小看我这个朋友，也小看康有为你自己了！
激将法并没有换来康有为的赴约，而是等来了新加坡警察的搜查，当场搜出从刘学询那里得到的“三万金”。此时，内田良平先期离开新加坡回日本，警方就把宫崎和青藤幸七郎带走，拘役审讯一个星期后，把他们双双驱逐出境，并且规定五年内禁止进入新加坡。此时，一直没有露面的孙文也出现了，他从越南赶到了新加坡，接上两位日本朋友一块离开。
“刺康”事件就这样以一种极为离奇的方式落下了帷幕，整个事件十分扑朔迷离。首先，康有为确实提前得到了要刺杀他的情报，而向康有为提供情报的竟然也是一位神秘的日本人，于是康有为选择了向新加坡警方报警。
虽然我们在记录中无法找到这位日本人的姓名，只知道他是一位不知名的“日本僧人”，但是很简单，无论此人是谁，提供情报的源头一定是位十分清楚“刺康”核心机密的人，最大的嫌疑就是提前离开新加坡的黑龙会老大内田良平。
现在，通过孙文的表现，他对“刺康”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他并不是真的想刺杀康有为，至少不想亲自参与，但又不想放弃利用慈禧和朝廷的需求为革命筹款的大好机会，于是一边和刘学询保持接触，一边又把日本人拉进来，最后让三位日本朋友作为自己的代表，或者说利用日本人去做，而他自己，除了要钱，从来没有深度参与。孙文在这件事情中确实表现了“能够勾连各种人物，但又超然事外”的“老大”的风范——只是与慈禧理解的“老大”风范并不相同。
而日本人更是有着自己的算计，他们与孙文并不是完全一条心的，支持孙文革命说到底也只是为了日本的利益。如果说在长期的接触中，宫崎寅藏多少还有把孙文当朋友的意思，而内田良平一直是日本军部的棋子。很显然，日本政府虽然认为康有为的利用价值在下降，但他的死去对日本并没有任何好处。更重要的是，日本人也无法确定，在完成“刺康”之后，孙文会不会真的就接受了“招安”，从此去朝廷过好日子告别革命了。若孙文“告别革命”，这与日本的利益战略相违背，这是日本政府并不愿意看到的。
但日本人又必须对刘学询和李鸿章方面有个交代，毕竟“三万金”已经到手了，拿了活动经费不办事那也是说不过去的，这应该就是内田良平主动把情报透露出去的原因：两位日本人被警察抓住并驱逐出境，也算是对李鸿章的一个交代了。
接下来的事情我们知道了，6月21日，北方的慈禧与八国联军开战，李鸿章、张之洞等大佬开始考虑自己的退路和出路，野心勃勃地瞄准了首任“总统”之职，在“东南互保”的背后布下了“东南共和”的局。
而孙文也意识到，清军正在北方与八国联军作战，这和五年前的甲午战争一样，这又是一次发动起义的良机。在五年前的广州起义中，孙文还无法推出一个有足够影响力的人作为号召，无法获得国际势力的支持。现在，通过刘学询，孙文已经了解到了李鸿章大人也怀有一颗“异动的心”，这就好办了。孙文决定，策动李鸿章，串起各方势力，再一次发动起义！
孙文策动李鸿章当“总统”失败
其实平山周和内田良平并不同意策动李鸿章，恰恰相反，他们认为只要暗杀李、张、刘这些大佬中的任何一人，必然引起天下大乱，起义的时机就会到来，革命派就有崛起的机会。但是孙文并不这么看，首先他认为成功暗杀这些大佬并不容易；另外，即使是天下大乱，也不一定真正有利于兴中会，因为目前兴中会的势力还很弱，天下大乱只会给其他势力崛起的机会。考虑到这个情况，不如反过来利用李鸿章的“异动”，让他为革命、为兴中会所用！
孙文又开始开“空头支票”了，他告诉刘学询：只要李鸿章真的愿意“异动”，兴中会就可以以李大人为号召，双方合作先谋取两广独立，割裂大清国之南方一部，为“亚细亚开一新政体”，建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两广共和国”，那么李大人自然就是将来的“总统”！
刘学询转述之后，李鸿章态度比较暧昧。他没说可以，也没说不可以。和当初的张之洞大人一样，李大人还在等待局势的进一步明朗。但刘学询相当积极，对于刘学询来说，他对朝廷早已经是离心离德了。李鸿章有权有名，刘学询和他的朋友们有钱，孙文可以找到起义者，如果真的能够“拥立”李鸿章，那么将来他又会是什么？这是很符合他自己以及身后那一群粤港富豪们的利益预期的。
刘学询知道，建立“两广共和国”其实并不是兴中会与李鸿章的双方合作，而是三方合作，另外一方是港英政府和英国。因为广东也一直是英国人的势力范围，他们是不能被绕过去的，而且只有得到他们的支持，李鸿章也才会真正被打动。于是刘学询打着李鸿章的名号，开始主动为孙文去寻找港英政府的帮助。他找到了港英总督卜力，透露了起义计划，没想到卜力也很积极。卜力大人认为这是以香港为起点，未来把两广也变成英国“殖民地”的大好机会。他的回复是：只要革命派同意将未来的“两广共和国”这个新政权“置于英国的保护下”（也就是变成英国的傀儡政权），港英政府和他本人愿意支持“革命”，第一步就是在适当的时候解除孙文五年内不得入港的禁令，为革命提供方便。
刘学询把卜力的态度转告了孙文，孙文方面就开始起草一份具体的落地方案，这就是《平治章程》。章程规定一旦革命成功，建立“两广共和国”之后，必须保障以英国为首的列强的权利，比如协定关税、铁路、矿产等要与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分沾权利”等等。
表面上看，这样的章程和大清朝廷签过的那些条约差不多，甚至比条约“更卖国”，这也正是孙文留给后世巨大争议的地方。一种观点认为，革命实力十分弱小，孙文首先要想尽一切办法“建国”，如果离开了这可能，一切都成空，其实也是谈不上“卖国”；而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如果国土和国家的根本利益都可以交换的话，岂不是为革命而革命？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事实上又是孙文为了革命获得支持而给英国人画的“大饼”。事实上孙文为革命画过的“饼”还有很多，比如他曾对法国人说，将来会在广西和华南给法国更大面积的租界；甚至曾对日本人说，只要你们支持革命，将来可以把整个满洲割让给日本。因为在此时的孙文看来，满洲并不属于“中国”，满人也并不属于“中国人”，所以他才“驱除鞑虏，恢复中国”。而几年以后，孙文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又将发生改变。
这就是孙文，和很多人印象中的“大炮”不同，孙文其实是一个极为现实的革命家。为了获得革命的筹款，他可以向任何一个人夸下海口；为了获得对革命的支持，他可以向任何一方势力承诺某些“并不具备革命性”的条款。所有这一切的根源并不是孙文爱“放大炮”，正是由于他的极度现实。革命在这个古老国家的绝大部分人中都还没有市场，他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先行者。
正是由于孙文的现实，《平治章程》虽然起草了，最后却并没有交给卜力，这正是因为要考虑到日本。《平治章程》首先考虑的是英国的利益，而不是日本，日本自然会反对，就目前来说，日本已经给了孙文的革命很多“支持”，孙文总不能先失去这个已有的帮助者。
孙文只能给出口头承诺了，但这无关大碍，刘学询和卜力的态度仍然很积极，现在的关键又回到了李鸿章身上。刘学询和卜力甚至私下商议：一定要尽最大努力促成此事，如果李大人最后不保险，就请卜力对李鸿章采取“非常措施”，把他扣留在香港，逼迫李鸿章起义！
7月8日，八国联军即将攻入天津，慈禧有点惊慌了，她开始再一次拉拢李鸿章，紧急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令他北上速与八国联军“和谈”。慈禧知道，在“和谈”方面，确实只有李鸿章才能搞定洋人。
对于李鸿章来说，此时是万万不能北上的。朝廷中还有仇外的端王集团，李鸿章去了就有生命危险（端王集团会借义和团之手刺杀李鸿章）；更重要的是八国联军还没有攻下京津，他们无法在“和谈”中得到最大利益，李大人即使北上了，也会无功而返。出于这两点考虑，李大人抗旨不遵，一直拖到7月17日，才带着刘学询离开两广总督府。而李鸿章先去的正是香港，在彻底执行慈禧旨意之前，李鸿章正是要就“两广共和国”之事与卜力直接会谈！
与此同时，接到刘学询通知的孙文在香港公海上等待消息，他在船上召开了起义的筹备会议。一切都将取决于李鸿章与卜力会谈的结果。
李鸿章并不知道，卜力已经接到了他的上级——英国殖民部的明确指示：不得再与革命派靠近，更不得对李鸿章采取非常措施！
李鸿章北上，是与八国联军和谈的，不是只与英国一家。英国确实很想得到“两广殖民地”，但这又与八国都同意的“门户开放”政策相抵触，其他七位兄弟就会很有意见，大家就会打起来，造成内部火并。正是因为如此，英国政府最终作出了这个决定。
“三方合作”中，最具实力的一方撤出了，李鸿章立即明白：此事再没有继续运作下去的可能了。李鸿章带着他破碎的“总统梦”，立即离开了香港。但李大人还是精明的，此时朝廷内部局势仍然不明，北上还是有凶险，八国联军还没有攻入北京，“求和”还是不可能，李鸿章就带着刘学询先来到了上海，继续抗旨不遵，只是已经向慈禧表明了他愿意北上的态度——向慈禧请了一个长长的“病假”，能够北上了，他就北上。
孙文在香港公海上白白吹了一阵海风，一切都落空了，不得不带着失望离开。他并没有想到世界上第一个宪政民主国家，一直鼓吹自由、平等、人权的世界老大，很快就倒向了那个他们的报纸天天在骂的“腐朽没落的大清王朝”。这一切的秘密只有一句话：国家利益永远能战胜鼓吹的公平道义。
孙文更没有想到李鸿章还是要和慈禧政权绑在一起，连赌一把的勇气都没有。英国人确实撤出了，但这并不代表李鸿章就只能撤出，他还是有实力的。革命就是这样，如果只有精于算计，一旦发现情况不妙就放弃，那就不是革命了。
孙文还要坚持，为什么最有实力的那两方都退出了，而恰恰是最没实力的孙文还在坚持？难道只是因为前者已经有很多，害怕失去已有，而后者几乎一无所有，原本就不怕失去什么？
无论怎么说，革命，需要的正是后者。多年以后，在弥留之际，孙文会明白，他发现他要争取的对象原本就不该是这些有实力的人，也不是有钱人，而是需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这块土地上的国情确实和西方不一样，要进行的革命也确实不该和西方发生过的一样，这将是一条由一个革命的先行者在黑夜中漫长摸索的道路。
孙文只好离开香港公海，先回日本。而8月22日，孙文突然携平山周、内田良平等人从日本紧急启程，冒险潜往上海！这是自1895年广州起义之后，时隔五年，孙文冒着被通缉的风险首次踏上大清的土地，这一定是因为发生了特别重大的事情。
因为在前一天，唐才常被杀！
当康有为对唐才常被杀基本无动于衷时，孙文就带着迅速接收唐才常遗产的目的而不惜以身犯险。孙文要想办法与唐才常组织过的“中国议会”议长容闳见面，把这部分势力拉到革命这边来；另外，李鸿章还停留在上海徘徊观望，孙文也想作最后的努力；最后，孙文还不清楚卜力接到的是英国政府的命令，他认为卜力退出了，还可以与英国驻上海领事去谈谈，看是否有最后的希望。
8月29日晚，孙文一行人抵达上海外海，试图从黄浦江边的公共租界登岸，最初没有得到允许，后经刘学询与日本领事担保才上岸，住进了租界里的日本旅馆。日本驻上海领事小田切严密监视孙文的一切活动。与此同时，上海官方对孙文的到来也听到了风声，准备想办法进入租界去捉拿孙文，但孙文仍冒险在上海滞留到9月1日。在这三天时间，孙文的效率很高，他拜访了英国驻上海领事，但对方态度冷淡，最后的希望破灭；孙文也见到了容闳，通过唐才常被杀一事，容闳对康有为很是失望，他与孙文谈得比较愉快，离开上海时，容闳甚至还与孙文同船去日本。这位著名人物从此倒向革命派，看来孙文的冒险还是值得的。
最后，孙文在上海秘密会见了刘学询。
根据小田切给日本外相的机密情报第100号，在孙、刘密谈中，孙文审时度势，站在李鸿章的立场，分析了李鸿章接下来可能的两个选择：由于8月15日，八国联军已经攻入了北京，慈禧逃往西安府，如果八国联军最终不会灭亡慈禧政权，允许慈禧政权回到北京，那么李大人自然也就会完全倒向慈禧，三方合作也就无法挽回了，李鸿章的“总统梦”也会彻底破碎；而万一慈禧政权因为各种原因分崩离析，或者朝廷西迁，偏安一隅，那么李大人肯定还会为“总统梦”而动心思，到那时就由刘学询继续策动李鸿章建立“两广共和国”，出任“总统”——如果李鸿章不答应，拥立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也行，由刘学询负责向粤港两地富豪筹集军费，并设法联合或者胁迫张之洞和刘坤一参与。
那么，孙文有没有和李鸿章直接会谈？李鸿章来上海之后，一直住在刘学询在公共租界的豪宅里，至少有这个见面机会的。根据刘学询的说法，“孙、李曾会面”，而据日本领事馆的记录，孙文与平山周曾经一同外出，虽然不一定就是去见李鸿章，但也不能排除这个可能。对于李鸿章的“总统梦”来说，英国人退出了，相信他也想直接了解一下孙文背后的日本人的态度。如果日本愿意加入，难道不是另外一个“三方合作”？
从种种情况来看，孙文这次是极有可能和李鸿章直接见过面。孙文也许不会想到，自己六年前绞尽脑汁想见的这个人，今天竟然也要跟自己坐在同一个谈判桌前谈判；而李鸿章应该也不会想到，在短短的六年之后，就是这样一个曾经给自己上过书的年轻人，干的是反叛朝廷的大事，不管他有没有真正的实力，但他确实有可以跟自己平起平坐的筹码。这一切难道只是因为孙文的个人奋斗，而不是他李鸿章确实代表一个时代的结束，而孙文代表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吗？
此时的李鸿章正是处于极度矛盾和痛苦的状态中，“总统梦”并不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但机会似乎总是虚无缥缈，列强老大英国不会支持革命，即使孙文再去策动日本，相信日本政府也不敢冒着被其他七国孤立的危险直接出兵帮助，顶多是从暗中提供点资助（这还不一定），那么孙文单靠帮会分子进行革命，成功的可能性已经非常小。退一万步说，即使革命能够侥幸成功，李大人也必须考虑，他的淮军是否早已经灰飞烟灭了。他本人是没有多少兵的，甚至目前张之洞的军事实力都比他强，如果有英国的支持，李大人可能还能利用英国人压制住那些帮会分子；否则，即使将来“两广共和国”组建成功，那也是帮会打下来的，他李鸿章这个“总统”还会有什么实际权力？
对于李大人来说，他在朝廷体制内辛辛苦苦奋斗了一辈子，好不容易混到了“大清第一臣”的位置，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如果真的去“赌一把”，不顾一切地倒向革命阵营，这等于是断绝自己的后路重新开始。李鸿章不会作这样的选择。一年后，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说：李鸿章并非“非常之人”。四十年前围剿太平军时，李鸿章正值壮年，与英国人戈登商讨局势，戈登建议他取清廷而代之，李鸿章不敢应承。李大人壮年时尚不敢有破格之举，何况现在已经是个八十岁的老头？
9月15日，在徘徊观望、犹豫不决了近两个月之后，李鸿章终于从上海启程前往京城了。这是他的最终选择，从此他全心全意倒向慈禧政权，充当慈禧的议和大臣，继五年前的《马关条约》后再签下耻辱的《辛丑条约》。条约签订后两个月，李鸿章逝世，“总统梦”灰飞烟灭。
李鸿章离开上海时，心灰意冷的刘学询停止了继续追随李鸿章的步伐，他没有北上，而是留在了上海，后来花了大价钱，找了庆亲王之子、时任大清商部尚书的载振特批了西湖边的黄金地段，建起了私家园林“刘庄”，以纪念那段逃亡的岁月，然后纵情于山水之间，安心地做着大清隐形富豪。
孙文又两手空空地回到日本，但事情终于迎来了转机。有一个日本政客表示要支持孙文，他就是时任台湾总督的儿玉源太郎。正是由于台湾原住民的抗日斗争从未停止，还得到了逃到内地的唐景崧、丘逢甲等人的协助，儿玉源太郎对此头疼不已，他认为必须斩断原住民在大清内地的后援，但日本又不能直接出兵。儿玉源太郎不愧为老狐狸，他想到了孙文的兴中会，想利用兴中会在粤港帮会中的影响力，借他们之手去对付唐景崧、丘逢甲等势力。作为交换，儿玉源太郎可以“支持”孙文的革命。
不得不说，这是一种赤裸裸的利用，但孙文并不怕被利用，他怕的是没人来利用他，这样他也无法去利用别人。这就是现实世界，支持来自需要，对方支持你，那也是因为对方需要你，不论需要的是利益还是情感。困境中的孙文不得不抓住这个“被利用”的机会。当然，他的方式又是“画大饼”，表示“当在可能范围内竭尽绵薄”，反正先为革命争取到支持再说。
9月25日，孙文化名“吴仲”，乘船前往台湾，在台北建立了起义总指挥部，聘请日本军人作为顾问。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不小的突破。广州起义后，孙文不得不漂泊于海外，无法把指挥部设在内地，而把指挥部设在台湾，已经是离大清内地相当近的地方！
起义的计划和五年前的广州起义基本相似：杨衢云在香港筹款，郑士良在广东沿海收买帮会好汉，先在靠近大海边的惠州归善县三洲田（今属深圳）一带打响，然后向西夺取广州。在必要的时候，孙文会离开总指挥部，从台湾冒险潜入内地，亲自指挥，直到攻下广州，建立“两广共和国”为止。
计划不缺，从来缺的只是钱和军火。孙文向儿玉源太郎提出先借一笔钱，承诺革命成功后再连本带利地归还。儿玉方面的答复是，建议起义打响后不要去攻广州，而是沿着海岸线北上攻取厦门；日本在厦门设有银行，只要攻下厦门，你们就可以动用银行里的资金，日本方面是不会计较的。
主动让孙文去打劫在厦门的日资银行，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这正是日本人的“钓鱼执法”。日本在夺下台湾之后，瞄准的就是海对岸的厦门，到时候日本人绝对不会“不计较”，而是有了出兵占领厦门的借口，可以向其他七位兄弟交代。
孙文并不是不知道日本人以银行为诱饵，诱使他改变原定计划，这里面一定包藏祸心，而且让那些帮会分子不在家乡两广活动，而去攻打福建，他们的动力一定是不大的，但是孙文没有办法，真的没有办法，哪怕明知是一个虚幻的“大饼”也要先抓住。孙文最终改变计划：起义打响之后，攻取福建！
绕来绕去，起义的钱还是没有解决，孙文又孜孜不倦地向日本方面请求给予一点物力上的支援——军火。当然，以日本人的精明，这也是徒劳的。没办法，孙文只好向同样流亡在日本的菲律宾革命党人彭西借，彭西同意了。现在，只要这批军火到位，顺利运到三洲田前线，起义就有了打响的可能！孙文有些兴奋，他特意派宫崎寅藏去负责此事，然后给远在前线的郑士良方面寄去一面当年陆皓东设计的青天白日旗，作为起义军的军旗。
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使用化名的孙文和杨衢云在台湾、香港的活动还可以瞒过清廷密探的眼睛，但郑士良在三洲田一带的活动已经走漏风声。10月8日，军火还没有运到，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三洲田起义提前打响！
一支用钱雇佣的近600名帮会好汉组成的“杂牌军”开始起义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没有打出并不熟悉的青天白日旗，而是手扛红旗，上面写着“大秦国”“日月”等字样，还有的干脆写着斗大一个“郑”字和“孙”字。士兵们头上和腰部缠一条红带，裤头上插一支红旗子，裤脚一边卷高，一边放低。头领们头插雉鸡翎，胸前挂着一个大红绣球，都活像戏台班子上的人物。武器就更是五花八门了，有土枪，有砍刀、梭镖，还有锄头、扁担、木棍。百姓们十分惊恐，纷纷奔走相告：不得了了，当年的红头贼（太平军）又回来了！
起义军却绝不骚扰百姓，通告老乡们不必害怕，他们不是红头贼，而是“革命党人”，居民不必闭户，只需要在门前点一盏灯，取“反清复明”之意。同时，起义军也绝不攻击洋人，和北方的义和团打出“扶清灭洋”的口号不同，他们打出的是“保洋灭满”的旗号。洋人果然没有干预。
清军的战斗力比想象中的更差，在军火没到位的情况下，起义军竟然坚持了十几天，四战四捷，按照预定计划向厦门挺进。不断有老百姓跟在队伍后面加入，最后竟然发展到了近两万人！
郑士良面对这个情况，不知是喜是忧。队伍扩张，这自然是好事，但军饷、军火都没有到位，为了不招致百姓们的抵抗，又不能去洗劫百姓人家，也不能洗劫洋人，义军只有唯一的对手——清军，但战胜更多的清军反过来又需要更多的军饷和武器。郑士良已经在急得团团转，不断派人向台北指挥部里的孙文求援。
接到前线的战报，孙文心急火燎。借来的那批军火还是没有运到，如果紧急从黑市购买军火，又需要大笔资金，日本政府是绝对不会雪中送炭的。没有办法，孙文想到了一个人——刘学询。
10月15日，孙文派平山周紧急前往上海给刘学询送信，希望刘学询能够私人出一笔钱，作为交换条件，将来起义成功后，刘学询可以选择当“总统”，也可以选择直接当“皇帝”（或称总统，或称帝王）。孙文知道，刘学询一直是有帝王之志的，像他这种富豪，才是真正的“财富不足以动我心”，钱对他来说只是数目而已，“皇帝”这样的职业才具有真正的诱惑力。问题是孙文的革命是共和革命，本来就是要终结皇帝制度的，现在却又要迎来一位皇帝。没办法，孙文也是病急乱投医了。
只可惜这边的信还没有送到，那边郑士良报告，起义军无军火无兵饷，连吃饭都是问题，已经坚持不下去了。孙文只好从指挥部派日本朋友山田良政潜往前线告诉郑士良：兄弟你自己看着办（司令自决进止）。
接到指示，郑士良仰天长号，下令起义军就地解散，各自逃命，起义军一哄而散。在清军的重重包围下，不愿离去的部分兵士紧跟郑士良，沿着大海向香港方向突围。郑士良被手下兵士成功掩护到香港，而突围的其他大部分人死在离香港一步之遥的海岸线上，清军全部收复了被起义军占据的地方。当地老百姓撤去门前的红灯，士绅们摆上香烛，伏地欢迎清军。三洲田起义失败。
在这场起义中，孙文和革命党人成功地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也付出了最惨痛的代价——一个个同伴即将永远地离开孙文。
几个月以后，郑士良在香港被朝廷密探毒杀。
山田良政在突围中被俘，清军假装不知道他是日本人，将其杀害，后来孙文称他是“为共和牺牲之日本第一人”。
在广州为配合起义的兴中会会员史坚如，他采用了暗杀朝廷高官的方法。年仅21岁的史坚如在两广总督府附近挖地道，试图炸死两广总督，失败后被捕被杀。史坚如是革命派中采用暗杀手段的第一人，他万万没有想到，仅仅几年后，革命者将在低潮中掀起一股暗杀朝廷大员的高潮，涌现了一个个慷慨悲歌的人物，最著名的那个暗杀者叫作汪精卫。后来，孙文称史坚如是继陆皓东之后的“为共和牺牲之第二人”。
还有一个人也将永远地离去，他就是毕永年。三洲田起义时，毕永年脱去僧衣，穿上西装参加了起义，后来他成功突围，但此时的他不仅要躲避大清密探的追捕，还要躲避来自保皇会的追杀。康有为正是要除去毕永年这个为数不多的知道“围园杀后”秘密的“同志”，他早就指示保皇会，悬赏 5000元要让毕永年永远闭嘴。突围成功后，毕永年联系不到兴中会，只好卖掉西服，重新穿上袈裟，隐居在惠州罗浮山的一所寺庙里，偶尔去广州的亲戚家中走动。没想到这个亲戚怕被株连，竟然向清军告发。毕永年惨遭追捕杀害，年仅32岁。毕永年也可以说是死于亲戚之手，因为这是“家丑”，被毕家后人一直保守秘密，中国国民党史料对毕永年也曾以“下落不明”为记载，直至20世纪90年代，才由毕家后人披露。（此史料由毕家后人1991年披露在《长沙文史资料》上。）
最后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也将永远地离开孙文了，他就是杨衢云。在香港的杨衢云再次被朝廷通缉，两广总督府悬赏三万巨金买杨之首级。1901年，杨衢云在香港被朝廷收买的凶手刺杀，兴中会的首任会长就此告别人世。杨衢云死后，家人生活凄凉，一个女儿甚至只能出家为尼。
大概是曾经有过不太愉快的经历，与陆皓东、史坚如甚至是日本人相比，后来的孙文对杨衢云很少提到，更没有以事实来评价杨衢云是“为共和牺牲之领导者第一人”。中国国民党党史方面对杨衢云更为语焉不详，为他写传记的几乎没有。后来，蒋介石曾经派人重金收购一张照片，准备加以销毁——在那张照片中，杨衢云坐在前排，孙文则站立在第二批——蒋介石认为这很不利于孙文的“国父地位”。其实不论是蒋介石的这种行为还是唐德刚所言“一部中国近代（革命）史，是要从杨衢云写起”，都改变不了孙文或者杨衢云该有的历史地位。唐德刚似乎有些矫枉过正，而蒋介石为“国父”正名，其实也不过是为他自己正名，以维护他作为孙文“继承者”的历史地位。我们相信，终有一天，历史一定会给所有人一个公正的评价。
孙文提出“三民主义”
新的一天开始了，孙文失望地离开台北指挥部，回到日本。离开之前，他表达了对日本政府的不满：日本在八国联军中出兵最多，原以为日本在八国中也会奋力居主导地位（意指不接受“门户开放”政策，不顾其他七国，单独出兵占领厦门），那么我也会奋力崛起，与日本政府步调一致；没想到日本政府优柔寡断，坐视利益为他国所取，本人的革命事业也不得不受到挫折！
孙文已经完全明白了，日本政府所谓“支持”他的革命，只是出于利益，而不是道义。
革命进入了最低潮。从1901年年底到1903年下半年近两年的时间里，孙文主要居住在日本。他很孤独，但又并不孤独，他的身边还是有女人陪伴的。
我们知道，18岁的孙文曾奉父母之命与卢慕贞结婚，那时候他还在香港读书；返回香港后，孙文认识了比他小7岁的教友陈粹芬，两人开始同居。此后，陈粹芬基本都在追随孙文的脚步，陪伴在孙文的身边，两人在共同生活中结下了革命情谊。
1897年，经历“伦敦蒙难事件”的孙文返回日本，在横滨华侨的家中，认识了小他17岁的日本少女浅田春（时年15岁），两人相恋并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1902年，浅田春去世，此时孙文又向比他小22岁的横滨高中女生大月薰提亲，得到了大月薰父母的同意。第二年，时年16岁的大月薰与孙文结为“内缘婚”（实质性婚姻，没有进行婚姻登记并举行婚礼）。
在孙文与浅田春和大月薰生活的这段时间里，陈粹芬陪伴在孙文身边。
在那个年代，男人三妻四妾并不违法，而且没有重婚罪，孙文并不违反传统与法律。只是孙文是基督徒，他并没有遵守基督教一夫一妻的规定。冯自由就曾怀疑孙文是否真的为基督教徒，因为他与孙文同在日本与美国时，他发现孙文除了发表革命演说外，从未去过教堂。
孙文在日本有限的华侨中筹款，但是三洲田起义伤亡巨大，再加上朝廷在国内外不断对这个“匪党”组织进行反动宣传，恐吓与兴中会有关的人员要杀头或者株连九族，很多人对兴中会已经避之不及。革命已经到了一种最低潮，连成立数年的兴中会的这块牌子都必须换了。既然“革命”这两个字很好，很有高端的意义，孙文就把兴中会改称为“中华革命党”，这大概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明确含有“革命”两个字的组织。其实对于当时的孙文来说，叫不叫兴中会是无所谓的，只要意思能传到位、能筹到款就好，但是，孙文对兴中会原来的宗旨“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却有了重大突破！
孙文确定的新的十六字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几年以后，孙文会把它再次进行精炼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三大主义”（后改称三民主义）。现在，我们需要来了解一下这个新的革命理论。
民族主义，这是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提炼而来，它的内容就是反满。一直以来，汉人中是存在所谓“夷夏之防”的，也就是说，汉人才是正统，其他少数民族并不属于“中国人”。而几千年以来，“民”和“族”其实是很少组合在一起使用的，虽然也有“民族”一词，但并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正是为了反击孙文等人的排满革命，梁启超借用日文中“民族”的近代含义，把“中华”与“民族”相连，竟然生生造出了“中华民族”一词，彻底超越了传统“夷夏之防”等狭隘民族观念和“大汉族主义”。
梁启超的意思是，中国大地所有的人都属于“中华民族”，由于当时大家了解到的民族主要有五个（汉、满、蒙、回、苗），这五族都属于“中华民族”，既然大家原本就是一家人，所以只要政治革命（改革），而不要种族革命（暴力排满）。你们革命党人把所有的罪恶都推到满人身上，鼓吹只要驱逐了满人就万事大吉了，这样确实可以减少了汉人的阻力，缩小了打击面，唤起汉人对革命的支持，以至于大家都认为只要把“鞑虏”一驱除，自然就万事大吉了，但这样的共和只是汉人的共和，并不是中华民族的共和，那么你们三民主义的第一条民族主义，就是最明显地要反对共和的呀。
梁启超的说法确实是与时俱进，那么孙文也与时俱进。在“民族主义”理论中，孙文很快吸收了梁启超的观点，一般不单独提排满反满了，只提反对满人中腐朽的皇帝和统治阶级，后来甚至提出了“五族共和”的概念，也是对这个理论的提升。
而在中华民族的敌人还有入侵的列强，孙文的民族主义并没有要赶走列强的意思，难道只是因为孙文的革命要借助列强的“帮助”才故意回避？其实在孙文看来，情况不是这样的，这就必须说清楚他的下一个主义——民权主义。
民权主义，这是从“创立民国”提炼而来，孙文心目中的“民国”，就是民主共和之国。参照他比较熟悉的美国模式，废除世袭的君主，由人民选举最高领导人和政府，实现民权。
实现民权和实现民族独立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就是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的观点——人人独立，国家才能独立。如果一国之内的人民真正实现了民权，得到独立，那么离富强到废除列强的不平等条约和赶走列强也就不远了。反之，民族主义如果不是来自于人民自身的独立性，而是来自于其寄生性，则是危险的，明治维新中的日本就是以这个理论为指导最终实现独立的。如此看来，孙文并不是反对彻底的民族主义，只是借鉴了福泽谕吉的观点，想学明治维新中的日本。
接下来就要说到民生主义了，它提炼于“平均地权”，相比前面的政治革命，这是社会革命（分配财富）。大家知道，土地是任何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资源，土地所有权问题是一国中最根本的问题之一，按照孙文的设想，他主张“土地国有”。在将来“民国”成立之后，由政府把全国的土地定个价，以这个价来向地主收税，由国家以这个价格把土地从地主手中买过来。地主得到了钱，政府得到了土地，可以在土地上发展工商制造业、房地产业等等，那么土地上的这部分增值就和原来的地主没有关系了，增值部分是全体国民获利，这就是“平均地权”。
可见，这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理论。根据孟德斯鸠等正统的“资本主义”理论，它的核心是私有制，土地永远是私有的，私人只有把土地出卖给政府的权利，而没有义务，除非他自己想卖，政府就无法获得私人土地。这是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出发的，但也在当时造成了很大的弊病：土地被大资本家垄断，造成严重的贫富不均以及工人、无产阶级与资本家的对立，反抗事件不断发生。
1896年伦敦蒙难事件之后，孙文曾经在大英博物馆阅读大量的英文原版书，其中包括马克思著作。孙文还有可能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读到《共产党宣言》英文原版的人。孙文的“平均地权”部分地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又与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很不相同。无产阶级是主张用暴力手段而不是赎买把土地从地主和资本家手中夺过来变成国有，但孙文的革命恰恰需要向地主和资本家筹款，于是提出了平均地权理论。
相信大家已经发现了，孙文的三民主义本身并不新鲜，但他却能结合国情，他把凡是他认为有用的、值得学习的东西都统统吸收过来了，揉捏成了一个集大成的“主义”，或者说是“有中国特色”的主义。孙文也成了一个结合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容合了东西方的政治家。
是的，西方用枪炮把古老的中国拖入近代，但对于中国如何走向近代化，西方不会也没有能力给出答案。西方也怀疑古老的中国接受他们价值观的诚意和能力，只能靠中国人自己摸索。孙文希望用对文明饥饿般的追求，来补偿过去的落后与野蛮，他太想建立一个理想国了。对他来说，任何理论只要有用，他是来者不拒的。其实无论是孟德斯鸠还是马克思的理论，这些理论都和当时西方社会的环境有关，都有自己的“因”，理论只是一个功能性结果而已。孙文并不在乎“因”，他重视的只是“果”，为了获得结果，他可能也是“不择手段”的！
1903年9月，在日本仍然看不到什么希望的孙文借到了路费，再次前往檀香山寻找机会。然而，檀香山的情况比日本更糟，三洲田起义之前，梁启超已经在这里挖走了兴中会大批的会员。孙文宣布了与梁启超绝交，在报纸上澄清了革命与保皇的区别，放弃兴中会的名号，重新打出“中华革命党”或者“中华革命军”的新名号，宣传那十六字宗旨，发行“建国”债券。但愿意出钱购买的人还是寥寥无几，大家仍然觉得保皇更有前景。
孙文不得不注意到洪门在檀香山的堂口——致公堂。很多华侨都是其中的会员，孙文决定加入致公堂，也把兴中会并入致公堂，借洪门来发展兴中会，甚至将来有可能的话，要把整个洪门按照十六字宗旨进行改组，变成真正的武装反清机构。如此一来，洪门就会变成事实上的“兴中会”，变成革命的组织！
也就是说，孙文加入洪门，并不只为保留革命这么简单，而是要“借船出海”，即使是在兴中会危如累卵的时候，孙文的格局仍然很大！
在檀香山致公堂，孙文带着所剩无几的几个兴中会会员加入其中。孙文被授予了“洪棍”之职，这是一个主管纪律的高级职务，大概相当于我们常说的“护法”，至此之后，孙文就是洪门中的“大哥”了。
虽然孙文是革命者，但按照洪门规矩，那也是要喝鸡血、过火刀、对天盟誓的。作为一个革命者，孙文应该要做这一套规矩的，而作为一个基督徒，他也只能对上帝发誓，应该拒绝对“天”发誓，但孙文自然地完成了这一切。这大概是后来梁启超评价孙文“我对于孙君所最不满的一件事，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一个原因。其实，梁启超哪里知道，对于孙文来说，革命才是他最大的信仰！
在孙文的努力下，檀香山致公堂接受了“革命化”的改组，接受十六字纲领作为新的宗旨，这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个接受革命宗旨的帮会组织，在革命派与帮会关系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然，孙文并不满足于此，他的下一个目标是整个美洲洪门，这就需要首先把分散在美洲各地的各个堂口进行再注册，接受革命化改组。于是孙文决定前往美国本土，第一站是旧金山。出发之前，檀香山致公堂通知了旧金山致公堂的首领黄三德去码头迎接孙文，一切看上去都不过是孙文漫长旅途中正常的一站。
为了让孙文更方便地进入美国本土，檀香山致公堂还给孙文弄来了一张本地出生证明。就这样，孙文成了“美国夏威夷州人”，自然就可以自由出入美国本土了，一切看上去也都没有什么异常。
然而，孙文不知道的是，旧金山海关早已接到了匿名人士的举报。孙文一抵达码头，就被海关扣留住，关进一间小木屋里接受调查。
孙文立即出示了他的出生证明，并写下书面材料，表示他出生于檀香山，三四岁时才被父母带回大清，因此他是美国公民，可以自由出入美国本土。
海关展开了调查，他们发现，那张出生证明在纸张、格式和签发上都是真的。根据美国法律，除非海关能够找到确凿的相反证据，否则孙文就自动成为了美国公民，无须自证清白了。但是海关又发现，早在1896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文就有从檀香山入境美国本土的记录——当时持有的是大清上海核发的旅行护照（就是请盛宣怀帮忙弄的那张）。既然持有过大清的护照，那么这张出生证明即使是真的，也说明孙文在那时已经自动放弃了美国公民身份，“加入”了大清国籍，因此，出生证明无效，美国应该拒绝孙文入境，甚至应该将他以清国公民的身份遣送回大清。
危险骤然降临：一旦被遣送回国，朝廷又将对孙文千刀万剐！
得到消息的黄三德立即展开了营救行动，致公堂方面花大价钱请到最好的律师，和美国政府打官司，不把孙文救出来绝不罢休。
美国人其实也清楚孙文是大清“革命者”的身份，他们也并不想把这样一个人遣送回大清，这将遭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并不利于美国的“国际形象”。最后，美国商务暨劳工部执行部长发出长达三页的决议：在孙文“出生于夏威夷州”没有争议的情况下，根据法律，孙文具有美国国籍，是美国公民，可以自由出入美国本土并居住；至于孙文曾利用大清国核发的护照入境美国，那是由于他暂居清国，在当时是入境美国的唯一办法，并不能说明孙文自动放弃了美国国籍，取得了大清国籍，因此，孙文仍然可以自由出入美国国境并居住。
在被禁闭17天后，孙文又重获自由了，这17天禁闭换来的是，孙文从此成为了一名真正的“美国公民”，以后不仅可以自由出入美国国境，还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声明他是“美国公民”而受到保护，躲避朝廷密探的追捕。直到1909年，当时的美国国务卿亲自撤销了这个裁定，认为孙文不能取得美国公民资格，孙文的“美国国籍”才被废除。
一场风波过后，孙文总算有惊无险，那么，那位举报的匿名人士是谁呢？根据种种资料来看，他应该是致公堂中的保皇会会员，是故意来置孙文于死地的。事实上康有为已经对孙文十分憎恨了，在一年之后，康有为还亲自下达了暗杀孙文的密令：“此人险毒已甚，今复来此（指纽约），必专为谋我……穷我财力，必除之，如不在纽（约），则跟踪追剿，务以必除为主，皇上与我乃得安。”
孙文一脱险，就投入到改组洪门的工作中，遍访北美洪门堂口。然而，这里不比檀香山，无论孙文如何努力，没有一个堂口愿意接受改组。孙文的计划失败了。
在加拿大的一家华侨餐厅里，有人问孙文：“孙文，听说你要推翻大清，你有多少兵力啊？”
孙文微笑地回答：“我们的军队多着呢！朝廷的军队就是我们的军队，朝廷在给我们养军队呢！”
众人大笑，“大炮”的名号传得更广了。
孙文也笑笑，不再理睬他们，一个人落寞地吃饭。1904年12月，孙文再次前往欧洲，改组洪门失败，他访问了马克思主义组织——第二国际，并向对方申请加入第二国际，同时，申请兴中会成为第二国际的会员单位。这是孙文为兴中会想到的另一条出路，但是申请并没有下文。
然而，一个意外收获也很快到来了。
在欧洲，孙文碰到了一群年轻面孔——留学生。留学生们告诉孙文，其实革命在留学生中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同。日俄为争夺满洲领土，又在满洲的土地上大战，朝廷却束手无策，年轻气盛的学子们早已经不满，很多人都有了反朝廷思想，革命在他们中恰恰是最好发动起来的。其实除了留学生，国内的新军也有很多人具有新思想，可以策动他们造反！
孙文之前虽然也发动过留学生，但并没有把重点放在这一群人身上。在孙文看来，学生们年轻，往往爱说空话大话，经不起现实的磨难，他们是真正的“大炮”，所谓“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而且学生们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不是筹款和发展会员的理想对象。至于新军，其实广州起义时就计划过策反，但最终失败了。现在，留学生报告的这个新情况却让孙文重视起来——年轻人已经接受甚至向往革命这是大好事，事实上相对于中年人的犹疑算计、患得患失，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更容易受到革命的鼓动，也更容易作出舍生取义的决定！
1905年7月，孙文从欧洲重回日本。此时的他即将年满40岁，第二次绕了地球整整一圈，而革命仍然处于低潮中，兴中会名存实散。但是，在大清留学生最多的日本，革命似乎又要迎来新一轮的转机。
情况正是如此，当初毕永年失踪之后，孙文曾派人四处寻访无果，孙文对此十分惋惜。毕永年是兴中会与长江流域帮会联络的桥梁，失去了毕永年，兴中会就很难再向长江流域发展。而孙文并没有想到，有一个湖南籍的留日学生即将来到他的身边，他成立了一个以两湖留日学生为主体的反清组织，他的到来，不仅将重建兴中会与以两湖为中心的长江流域反清势力的联系，还将成为孙文接下来甚至一生中最得力的帮手和伙伴！
黄克强已经横空出世了。
1902年6月，湖南籍学生黄轸以官派留学生的身份，抵达日本东京私立宏文学院速成科学习（学制八个月）。此时，日俄争夺朝鲜和满洲已经激烈化，日本的重点在朝鲜，而俄国的重点在满洲。俄国人向朝廷提出了独占满洲的要求，对于这一点，日本国内媒体自然要大肆报道，煽风点火，并宣扬日本“抗俄援清”的口号，留日学生看到报纸，悲愤交加，点燃了他们的“爱国”热情！
1903年4月29日，黄轸与老乡陈天华等其他留日学生联合起来，成立了“拒俄义勇队”，要求以学生军的形式上战场杀敌。可见此时的黄轸等人还是“忠君爱国”，他们体谅朝廷，不惜以一腔热血杀敌，而朝廷驻日公使蔡钧却向国内密报：留日学生不过是找了抗俄的名头，实际上是要“谋划革命”，要密谋推翻太后的统治。
事实证明，蔡大人写这个报告并不是敏感得过头，只是准确地摸准了慈禧的心思。日俄有可能在满洲爆发大战，国内外局势即将风云突变，每当这个时候，慈禧的神经都很紧绷，最关心的就是如何确保她的权力安全。果然，慈禧命令蔡钧跟日本政府严正交涉，施加压力，要求日本政府取缔这个组织，同时密令国内各督抚严密防范，如果留日学生回国，发现他们行踪诡秘，确实有“闹革命”的意思，随时缉拿，就地正法！
此时的日本政府也不敢得罪朝廷，在几天后就取缔了拒俄义勇队。这一行动彻底地激怒了黄轸、陈天华等人，他们不明白，自己明明是出于保家卫国的激情，不惜上战场杀敌，朝廷却是这个态度，防范学生甚至比防范要占领满洲的老毛子还厉害。朝廷这个态度，留日学生们能不被大清密探抓走保住性命就不错了，还谈什么上战场抗俄、保大清？
留日学生的怒火在熊熊燃烧！
自从鸦片战争以后，朝廷对外一直都很软弱，处处以维护统治的稳定为首要，那个时候的年轻人虽然也有过严重不满，但一般都是积压于心或者私下发发牢骚而已。而这批留日学生却不同了，他们已经看过了外面的世界，已经明白了大清落后的根源，正是政治体制的落后，几十年来，朝廷对外处处挨打，对内却又处处愚化压制百姓，这已经开启了年轻学子的轻视之心——朝廷不过尔尔，反了又如何？他们对朝廷从来不抱有希望，只有绝望，既然寄希望于朝廷反入侵的俄国不成功，那么只好愤而反清！
陈天华有口吃的毛病，性格忧郁内向，但写文章厉害，他用极大的热情写出《猛回头》《警世钟》。蔡大人终于有“证据”了！这两篇长文真的成了革命檄文，猛烈抨击朝廷不过是“洋人的朝廷”，“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 然后，留日学生们转入地下，以刺血的方式成立了秘密革命组织——军国民教育会，分为鼓吹、暗杀、起义三部。黄轸加入的是暗杀团。
1903年6月，已经毕业的黄轸该回国了。抵达上海后，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了黄兴，改号为克强，并有意结识了一位牧师。这意味着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决心不会因为回国而改变，并为自己找到了一道基督教的护身符（黄兴于1913年正式加入基督教）。接下来，黄兴与陈天华、22岁的湘籍学生宋教仁等人在长沙成立了华兴会，并策划发动一次起义，失败后纷纷逃往日本，继续革命活动。宋教仁一边学习法律，一边办起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定期寄回大清国内销售，宣扬革命。
几乎与此同时，其他省份的留日学生也纷纷成立了自己的革命团体。在浙江，它叫光复会；在湖北，它叫科学补习所。革命的学生基本都知道一个“老牌革命家”的名字——孙中山！
孙文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个名字，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孙文以前在日本时，为了安全起见，经常使用日本化名，比如“中山樵”“高野长雄”“中山平八郎”等等，日本人也时常称他为“中山先生”。
1903年，留日学生不断把“中山先生”的事迹传回国内，包括从十年前起就已经发生但大清国内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的广州起义、三洲田起义等等，一位叫章士钊的人还专门写了一本书来介绍这位“老牌革命家”。不过章士钊此时还没去过日本，他并不清楚日本人所称的“中山先生”，其实是姓“中山”，而不是名“中山”，章士钊就把这个“中山”日本的姓与中文的孙姓连在一起，生生发明了中日结合的名字——孙中山！
从此，“孙中山”这个名字也就在革命阵营中渐渐地传开了，以至于比“孙文”这个本名还要著名，而孙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知道“孙中山”指的就是他。在他的一生中，几乎从不自称或者署名“孙中山”，而是自称“文”，署名孙文，也从来没有人当着他的面称呼他为“孙中山”。后来中国国民党执政，禁止使用孙文这个“名讳”，一律改称“总理”或者“国父”。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章士钊已经是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参与审定历史教科书，他又改回了“孙中山”。但我们要知道的是，“孙文”才是本名。
好吧，孙文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回到日本的：越来越多的留日学生加入革命阵容，他在革命的学生中也有一定的名气。宫崎寅藏又在动脑筋了：继当年运作康有为失败之后，现在可以把以黄兴、宋教仁为核心的这股留日学生界的新兴革命力量，与孙文联合起来！
一个新的革命联盟即将诞生！
对于孙文来说，兴中会名存实亡，急需补充新生力量，他对成立联盟极为重视，宫崎寅藏希望这个联盟要以孙文为领袖来成立，如此一来，黄兴、宋教仁会不会同意？
宫崎寅藏找到了黄兴、宋教仁等人，向他们介绍孙文，称孙文是世界罕见的伟人。黄兴还是很有大局观的，他明白日本方面的意思，也明白孙文在革命领域早已经积累了巨大威望。黄兴知道，他的工作就是要主动维护孙文的地位，否则联盟就有可能无法成立，对双方以及整个革命事业都会造成巨大的损失。通过华兴会内部开会，黄兴、宋教仁等人最后决定：同意加入新的联盟，但华兴会的会员是否加入这个新的联盟则属于个人自由，会员们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新的联盟，这就是说，联盟成立之后，华兴会仍保留组织上的独立性。
宫崎寅藏很快地组织筹备会议。会议是在黑龙会的本部，也就是内田良平的家里召开的。到会者七十多人，除了三名日本人，包括黄兴、宋教仁在内的华兴会会员约六人，包括孙文在内的兴中会为五人。光复会的正副会长此时都还没有来到日本，只有一名普通会员参加，其余的人基本都是想加入革命的留日学生。也就是说，筹备会议其实也是在吸引更多的留日学生加入到革命阵营中来。
正是为了要在更多的留日学生中发展革命成员，也扩大孙文的影响，筹备会议之后，黄兴、宋教仁开始策划一个公开的“留日学生欢迎孙文大会”。黄兴、宋教仁本身在留日学生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很多学生还是《二十世纪之支那》的读者，会有很多人来的。孙文提出，这个大会应该卖门票，遭到黄兴、宋教仁等人反对。孙文自然不是为自己赚钱，他只是无时无刻不想着如何为革命筹款而已。
欢迎大会最后来了近2000人！害得日本警察都不得不如临大敌。孙文一身白西装，发表了近两个小时的革命演说。这大概是孙文从事革命工作以来，第一次面对如此多的听众来阐述革命思想。而台底下的人，不再是华侨，也不再是帮会分子，是一群年轻的面孔，他们对孙文的演讲听得十分认真，不时爆发热烈的掌声。
万事已备，新的联盟就要成立了！
1905年8月20日，在大清驻日本使馆附近，突然又来了很多的留日学生。他们中有的人找不到路，还跑到使馆门口去问：请问这里是成立革命联盟组织的地方吗？
在犬养毅的同乡家里，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了，孙文被推举为总理。宋教仁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改为《民报》，作为同盟会宣传革命的机关报。正是在《民报》的发刊词中，孙文详细阐述了原来的十六字宗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并把它再次精炼为三民主义。
那么，中国同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一直以来，同盟会被认为是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的联合，其实从过程和结果来看，它更是孙文与以黄兴、宋教仁为核心的革命留日学生的融合，是老牌革命势力与新生代革命势力的一次大融合。这种融合是松散的，同盟会成立之后，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依然存在，甚至还存在相互独立的情况，下层会员仍归本会控制，秘密活动仍由本会部署，各有各的筹款渠道。打个形象的比喻：同盟会虽然相当于“集团”，但这个组织下面“山头”林立，作为总理的孙文并不能真正领导它们，他更多地成了一面旗帜，一个总的号召人，或者说一个精神领袖。
同盟会的本部设置在东京，在其他地方设置支部和分会。加入同盟会必须捐会费一元，支部收取的会费，必须上缴本部。在本部里，又设置执行部、议事部和司法部三个部门，分别对应西方国家的政府部门（内阁）、立法部门（议会）和司法部门。也就是说，同盟会在组织架构上参照了当时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原则，那么这三个部门之间的关系就很好理解了。
同盟会的总理，实际上是指执行部的总理，也就是对应西方国家的“内阁总理”，他由全体会员选举产生，每四年选一次，可以连任。但这个总理只能领导和节制执行部，他可以向议事部（议会）提交议案，获得批准之后再去执行。如果议事部不批，总理有权解散议事部，再在全体会员中通过选举产生新的议事部。反过来，议事部也可以弹劾总理，提前进行“大选”，章程的修改权也在议事部。最后，司法部也是独立的，它也由全体会员选举产生，负责监督章程的落实和处理违反情况，并只向全体会员负责。
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三个部门是相对独立的，它们之间是相互制衡、相互监督的关系。同盟会的最终权力并不在总理手中，也不在其他两部的领导手中，而是在全体会员手中。
孙文直接成为总理，是因为当时黄兴主动表示，不必选举，推举孙文为总理。黄兴担心的是，凭着他和华兴会在留日学生中的影响力，一旦进入选举程序，孙文可能选不上，他自己可能当选，但是日本人是支持孙文的，甚至可以说日本人会让孙文对总理之位志在必得，如此一来，同盟会可能就成立不了。所以黄兴作出了上述表示，孙文顺利当选，黄兴被选为执行部庶务（相当于副总理）。
应该说，在同盟会成立的过程中，条理井然，并没有出现像十年前杨衢云与孙文“争当会长”的情况，这与黄兴的主动谦让是分不开的。但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孙文其实是以违反同盟会章程的方式成为了总理，在同盟会成立之时，它的章程就被违反了，这确实不是一个好现象，也为日后的内部冲突埋下了伏笔。
另外，宋教仁被选为司法部的检事（相当于检察长）。根据章程，孙文是黄兴的直接领导，却不是宋教仁的直接领导，他与宋教仁是相互合作和制衡关系。
孙文和黄兴连续发动九次起义失败
同盟会成立之后，从1906年起，孙文和黄兴共发动九次起义，然而，九次起义全部失败了。
1906年12月，湘赣边界的萍乡、浏阳、醴陵起义，失败。这是孙文借助黄兴的势力首次在两广之外的地域发动的起义，以哥老会为班底，声势浩大。失败后哥老会遭受重创，孙黄的起义地域再次回到两广，从此再也没有回到两湖。
1907年5月，广东潮州黄冈起义，失败。
1907年6月，广东惠州七女湖起义，失败。
1907年9月，广西钦州、廉州、防城起义，黄兴亲自潜入清军营中进行策反，未能成功，失败。
1907年12月，广西镇南关起义，孙文和黄兴共同指挥，孙文从广西边境地区潜入战场，亲自指挥，并亲手开枪开炮射击清军，起义最终失败。
1908年3月，再次在广西钦州、廉州、上思起义。黄兴任总指挥，失败。
1908年4月，云南河口起义，黄兴亲临指挥，起义失败。
1910年2月，试图策动广州新军起义，事情泄露失败。
八次起义失败，康梁等保皇会的人指责孙文在海外“骗取”侨胞捐款，自己却长期扮演“远距离革命家”。每次发动的所谓的“起义”，只是百十号帮会分子参加的小打小闹，成不了气候，连大清的一个县衙都撼动不了，却好像是在给“投资人”演戏，证明自己确实在革命，好进行下一次“敛财”，继续这种循环暴动筹款方式。
这些话很难听，却也让孙文等人一时无法反驳，孙文的亲信汪精卫一怒之下，不顾危险潜入北京刺杀摄政王载沣，最终被捕，被判处终身监禁。汪精卫在狱中仍然视死如归，写了不少诗句，其中最著名的四句是：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孙文和黄兴决定最后一搏！1911年4月，再次在广州发动起义，黄兴亲自指挥，率领洪门弟子、留日学生和部分策反成功的新军士兵120余人直扑两广总督府。黄兴战至两手指折断，后成功突围，其余义军视死如归。阵亡86人，最后找到尸骸72具，其中68人为洪门弟子，葬于广州东郊红花岗。为了避免这个名字犯朝廷的忌讳，改名黄花岗，史称黄花岗起义。
黄花岗起义失败对革命的打击是巨大的，革命党人在两三年内都再无实力策划一次起义。孙文不无悲哀地说：革命的成功，恐怕我这辈子是看不到了！（不能及身以见其成）
革命又一次进入了最低潮，它并不单单指这九次起义失败，雪上加霜的是，同盟会的组织溃散！
1907年2月，在同盟会成立一年半之后，一次激烈的内部冲突爆发了。这就是孙文、黄兴之间的所谓“争会旗”事件。
2月25日，宋教仁日记记载：孙文、光复会的大佬章太炎、宋教仁、宫崎寅藏、内田良平等人聚会，“艺妓七八人轮流奉酒……歌舞并作”，欢聚一堂。这次聚会中唯独没有黄兴。
三天后（28日），宋教仁的日记中记载了这次冲突。
原来，在决定同盟会会旗时，孙文主张沿用陆皓东设计的青天白日旗，以纪念那些为革命牺牲的元老们；而黄兴等人认为这面旗帜实在太像日本国旗，“有日本吞并中华之嫌疑”，青天白日旗应该毁掉，从此不再用，不如用华兴会原有的井字旗——井子旗有井田的意思，象征平民政治。
孙文听后勃然大怒：如果你要想毁此旗，那就把我给毁弃了先！
黄兴也怒了，当场发誓要脱离同盟会！
事实上，对于与日本人的关系，一直是孙文与黄兴、宋教仁等人之间的一个敏感话题。在孙文看来，革命势力还很弱小，应该想尽一切办法取得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势力的支持。据冯自由回忆，孙文在某些场合可能还对日本黑道分子低声下气：“逸仙在会上行主席身份，而会下却对内田（内田良平）等行帮会之礼节，跪接跪送……”想想看，为了革命，孙文连这些委屈都受了，同盟会会旗有“仿日嫌疑”又算得了什么！
冷静下来之后，黄兴也体谅了孙文。他再一次退让，选择向孙文妥协，并没有因此退出，保证了同盟会没有分裂，并且自此之后，黄兴一次次奋力维护着与孙文的团结，与孙文共同发动了九次起义，当时的人们对他们以“孙黄”并称。
然而，在“争会旗”事件结束后，原光复会的两位大佬章太炎和陶成章（原光复会副会长）又与孙文发生更大的冲突。这是从孙文不得不离开日本的开始。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战胜俄国，声威大震，西方不得不承认日本为“列强”之一。1906年，列强召开殖民地统治会议，特邀日本参加。这个会议决定：不支持殖民地及弱小国家独立革命，以维护殖民地的秩序。于是日本不便再公开支持孙文的革命。
朝廷闻风而动，抓住机会。1907年初，奕劻亲自写信给伊藤博文，要求日本把孙文驱逐出境。日本政府征询内田良平的意见，内田良平表示：自前年以来，孙文屡向我朝野人士表示，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来可以把满蒙让渡于日本，然而大清朝廷是无论如何不可能把满蒙让渡给日本的；虽然这一切还是子虚乌有，但建议日本政府不要与孙文彻底闹翻，应该采取当年对待康有为的方式，赠送一笔差旅费“礼送”出境，三年以后还可以再回来。
于是日本有关方面私下赠送了孙文5000日元的旅费，另外一个日本商人公开赠送了10000日元，这样，孙文手里就有了15000日元。当时日本普通工人的月薪不过十几日元，这已经是一笔很大的数目了。孙文给东京同盟会本部留了2000日元，带走其他全部赠款去了南洋，继续发动革命。
孙文离去之后，《民报》归章太炎编辑，原光复会副会长陶成章也留在东京本部。对于日本政府私下赠送的那5000日元，孙文并没有告诉同盟会本部，章太炎等人是孙文离开日本之后才知道的。章太炎在此事上原本对孙文就有意见，认为他留下的钱太少了，应该多给同盟会本部留下一些钱。在章太炎看来，孙文“私自收日本政府的钱”是不妥的，既然收了，作为总理，至少应该告诉大家一声，否则就有私吞之嫌。
章太炎不愧为当年写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雄文的个性文人，他火冒三丈，大肆宣扬：总理孙文“卷款出走”！他将《民报》社中孙文的照片一把撕下来，要求撤去孙文的总理职务，改选黄兴为总理。在此事上，宋教仁也站在了章太炎这边，但黄兴拒绝出任总理，再一次避免了同盟会分裂。
这就是史称的“第一次倒孙风潮”，它严重损害了孙文与光复会之间的关系。1907年7月6日，光复会会员徐锡麟成功地刺杀安徽巡抚，被捕后审问是否受孙文指使，没想到徐锡麟愤而回答：我与孙文宗旨不合，他亦不配指使我行刺！
孙文的感情自然也受到了严重的伤害。由于三年之内不能再回日本，孙文干脆不再理会章太炎等人，也不再理会东京同盟会本部，转而在南洋全力筹款和发动革命。在之前的革命筹款中，孙文一直把重心放在欧美和日本，一直在盯着那些华侨中的富户，现在来到了南洋，意外发现了南洋是块宝地。这里的贫苦华侨反而对捐款更加踊跃，特别是泰国、越南的华侨对捐款出力最多。越南的挑水工关唐，每挑一担水只得一文钱，却把几乎是一辈子的积蓄3000余元全部捐给革命。说起来这虽然和革命形势的发展有很大关系，但俗话说得好，“仗义每多屠狗辈”，南洋反而成了孙文离开日本后的一个新起点！
孙文很快成立了同盟会南洋支部，由于他认为已经和同盟会本部没什么关系了，就重新规定了选举、经费、发展会员等办法，甚至酝酿连名字都不用“同盟会”了，再改回“中华革命党”。
但是根据之前同盟会的章程，支部的经费是要上缴给本部的，支部也是要归本部管的。在章太炎、陶成章等人看来，孙文此举不过是他不得不离开日本之后，抛弃东京同盟会本部“另立中央”。见到南洋筹款形势很好，1908年，陶成章带着光复会骨干李燮和到南洋筹款，没想到这次南洋之行又让冲突的种子再次埋下，史称的“第二次倒孙风潮”也拉开了序幕！
对于陶成章他们的到来，孙文是反对的。他的意思是南洋的华侨也不多，筹款的市场很小，我们在这里都很难，你陶成章再来，就更难了，建议不要来。但陶成章坚持来了。据说他曾经找到孙文，张嘴要3000元，孙文拿不出来，只好拿出自己的手表等物品，说：就这些了，你把它们卖了，看值不值这么多？
陶成章认为他受到了戏弄，干脆来了一招恶毒的，与李燮和发布传单，列举孙文的种种“罪状”，什么“贪污会费”“公款私用”“蒙蔽同志”等等，这是同盟会的领导层首次公开对孙文进行攻击。不得不说，连朝廷对孙文的反动宣传都没有如此“切中要害”，康有为的保皇会如获至宝，纷纷在报纸上推波助澜，攻击孙文为“马骗”“棍骗”，甚至多年以后，袁世凯编印《国贼孙文》时，还要从陶成章的传单中取材。
陶成章、章太炎又要求孙文辞职，这次孙文直接给拒绝了。对于孙文来说，革命的成功就是他最大的信仰，为了它甚至可以“不择手段”，因此，孙文希望每一个会员都能在他的领导下，以取得革命成功为目标，至于其他的，都要服从于这个目标。在孙文看来，革命的成功，需要有坚强有力的领导。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孙文都是“独行侠”，无人可商量，也无人可帮助，难免养成专断的作风。就拿他几乎从不向大家汇报他掌管的经费的使用情况来说，孙文其实也有自己的苦衷。
为了壮大革命的声势，有时候明明只筹了5万，孙文能说出来是20万，剩下的15万就说不清楚了；有时候他明明只给了某位同志活动经费2000，到了孙文嘴里，成了三四万，风声传出去后，这位同志就百口莫辩了，最后就怨恨孙文。孙文对这一切采取的是“清者自清”的态度，但在其他人眼里，这当然是一种专断。
黄兴写信给陶成章做思想工作，希望他们维护同盟会内部的团结，而陶成章的回复是：“我与孙文势不两立，同盟会中有孙没我，有我没孙！”
两次“倒孙风潮”之后，章太炎和陶成章这两人几乎“逢孙必反”。1910年2月，陶成章和章太炎在东京宣布脱离同盟会，恢复成立光复会，他们收留了同盟会中对孙文和“孙派”有意见的会员，以同盟会反对派的面目出现。自此，同盟会中已经没有光复会了。
所有人都没想到，另外一个大佬也将脱离同盟会，他就是宋教仁。宋教仁原本对孙文也很是敬佩，立志当孙文的“亲密战友”，但在同盟会成为同事之后，这种敬佩并没有维持太长的时间（同盟会自成立以来，会员多疑心疑德，余久厌之）。在孙、黄的“争会旗”事件中，宋教仁支持黄兴，他在日记中写道：孙文平日不能开诚布公，虚怀坦诚以待人，做事近乎专横跋扈，黄兴之所以爆发，是这些“恶感”堆积于心，不过是找个机会爆发而已。
和黄兴一样，在对待与日本的关系上，宋教仁并不赞同孙文的做法。日本政府虽然“支持”革命，但更有吞并大清领土特别是满洲的野心，甚至“支持”革命原本就是图谋不轨。在孙文看来，革命党人不能在任何方面“帮助”满清政府，哪怕是涉及领土的问题。相反，只要能够获得日本对革命的支持，承诺一些“不具备革命性”的条款也是可以的，比如把满洲出让给日本。而当宋教仁偶然获悉日本政府有吞并满洲间岛地区的图谋时，他立即运用资料，撰写了《间岛问题》一书，从历史和国际法角度揭露并驳斥日本的图谋，最终使得朝廷成功地维护了对间岛的主权。
在章太炎与陶成章的两次“倒孙事件”中，宋教仁都没有站到孙文这一边，孙文以及他的亲信陈其美等人对宋教仁颇有看法。和章太炎以及陶成章的经费纠纷不同，宋教仁还与孙文存在着巨大的“价值观”上的差异。学法律的宋教仁一直注重追求一种程序正义，在宋教仁看来，不是一个人三观正了，做什么事情都做得好，而是反过来，一个人做什么事情都做得妥当，他的三观才会变得越来越正。在同盟会里，宋教仁担任的是司法部的检事，可以说他原本就是站在“监督孙文”的立场，即便是革命真的很艰难，但在任何一个组织里，法律是不需要权力来支撑的。法律原本就是限制和制衡权力的，他去监督孙文是天经地义之事，否则就是违背了同盟会的立会原则。同时，也正是因为革命还没成功，才更加需要在革命的过程中注意程序正义，否则，革命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宋教仁干脆辞去同盟会里的职务，只是没有脱离会籍，这意味着宋教仁虽然没有与孙文公开冲突，但也在事实上和孙文以及同盟会分道扬镳了。他对日本朋友说：“像孙逸仙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人，中国革命要达目的，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相信，在真正的大首领出现之前，努力钻研有关政治的书籍是得体的。” 1910年，宋教仁又与日本朋友说：“孙逸仙已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为了革命以及个人前途，宋教仁已经对同盟会以及孙文本人都丧失了信心，他已经表现出了另辟蹊径的意图。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最后一个人也会弃同盟会而去，他就是孙文本人。1910年2月，孙文在旧金山建立同盟会分会时，已经正式废除了同盟会的名号，改为“中华革命党”，同时通知南洋的队伍也一律照改，只是由于大家还是习惯称同盟会，用这个名号在筹款和发展会员方面也有更大的市场，改名之事最后不了了之。
好吧，到1910年时，仅仅成立不到五年的中国同盟会，只剩下了一个空壳，即使作为一个松散的革命组织联盟，也不复存在了。“革命之前，必先革革命者之命！”章太炎的这句话虽然有些偏激，但也不无道理。革命是一项新兴的事业，革命和革命者本身都还很幼小，都需要成长。需要成长的包括孙文、黄兴，也包括“反孙”的章太炎、陶成章和宋教仁。
现在我们知道了，对于革命阵营来说，连续九次起义失败并不是最致命的，最致命的恰恰是当时大家都不怎么在乎的同盟会组织的溃散。有句话说得好，军事不过是政治的延续。如果同盟会这个组织还很强大，起义失败了，还可以依靠组织的力量再一次发动，否则，即使起义侥幸成功，背后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在支撑，也会很快走向溃败。
这就是说，革命阵营的根本问题是：当他们为古老中国寻找一种合适的政治制度的时候，无论是同盟会还是其他组织，都还无法取代满清统治集团成为新的政党，它们还无法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势力而登上历史舞台；这并不是早已经千疮百孔、破败不堪的大清国家机器太强大，只是同盟会等任何革命组织都还太弱小。
有一个人即将登上历史舞台，在各方势力的合力、绞着之下，他最终将从朝廷最高领导人手中取走退位诏书，终结这个人心离散的大清王朝。他就是袁世凯。而一切的事情都要回到1906年11月，从袁世凯的第一次君主立宪制改革失败之后开始。
瞿岑联手对阵庆袁
对于袁世凯来说，他的第一次君主立宪制改革失败了，瞿鸿禨上位，由此吹响了向庆袁（指庆亲王奕劻和袁世凯）进攻的号角。这也并不奇怪，大清官场原本就是踩人式的竞争，你上位了，即使没有下一步动作，也会被人拉下来，不得不继续进攻。
瞿鸿禨明白，要想彻底斗垮庆袁，仅仅靠自己的势力是不行的。其实他早就已经在寻找官场同盟，这个人就是我们已经介绍过的岑春煊。
在1900年的慈禧外逃中，岑春煊因为对慈禧“有恩”，受到慈禧的回报，1903年被提拔为署理两广总督。来到广州上任后，岑春煊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在广州海关，书办周荣曜实在是很不起眼的人物，但这个人又富得流油，家里有豪宅，外面还有矿厂等产业，家产至少在百万以上。其实在官场内部，周荣曜是一个官员们心知肚明的巨贪，岑春煊来上任以前，一直无人敢动他，原因为何？
谁都知道，像海关、税关这些肥水衙门里的人，哪怕只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官小吏，都是京城里的那些通天人物争得打破脑袋才分配平衡的。这个周书办就是奕劻推到前台的利益代言人，是替奕劻在广州海关捞钱的——当然，奕劻拿大头，他拿小头。奕劻既是亲王，又是首席军机大臣，是仅次于慈禧的大清第二号人物，官场里谁会发晕去找这位大佬的不是？
问题是岑春煊来到广州后，发现两广财政厅（藩司衙门）里空空如也。号称富甲天下的两广都如此，大清其他省份的地方财政亏空就可想而知了。但岑春煊和其他督抚一样，也想在两广干几项政绩工程，无论哪项政绩工程都需要白花花的银子。于是岑总督把周书办叫到衙门里，让他先出点血（责报效）。
没想到周书办连搭理都懒得搭理他，出了两广总督衙门，就带上巨额银票直接进京找庆亲王去了。接下来的事情只能令岑总督瞠目结舌：周荣曜以三品京堂候补被调离广东，成为大清驻比利时公使。也就是说，周大人可以顺便把财产转移到国外，去欧洲享清福了。
岑春煊感觉受了奇耻大辱，仗着有慈禧的恩宠，他上奏弹劾周荣曜。1905年10月，周书办被革职，这位老兄吓得不轻，赶紧逃到香港，成为大清外逃贪官之一。岑总督这就不客气，把周书办的家产等全数没收充公，同时放出“要去香港追逃”的风声，吓得周书办只好再逃往泰国等地，彻底不敢潜回国内找奕劻了。
周书办啊周书办，开始客客气气地叫你报效你不报效，惹恼总督大人把你抄家才甘心了？广东人民对这件事情拍手称快，称为“打老虎”。
庆亲王表示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一定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把岑春煊撵出广东！
但是，对于周荣曜是奕劻的利益代言人，慈禧也是很清楚的，在这个当口向慈禧奏请调离岑春煊，那是自讨苦吃。奕劻忍了将近一年，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1906年，朝廷接报，云南发生边患，这件事情看上去和岑春煊是没什么关系的，但对奕劻来说，他知道，慈禧最关心的就是统治的稳定。于是奕劻大人上奏慈禧：云南边患，目前只有袁世凯和岑春煊最有能力平乱；袁世凯主持北洋走不开，岑春煊曾跟随其父在云南平过乱，熟悉那里的情况，奏请把岑春煊调为云贵总督；根据朝廷规定，新任督抚上任前须来京请训，但军情紧急，应该令岑春煊不用来京，直接上任（奕劻担心岑春煊进京面见慈禧之后求情，去不成云贵，连这道程序也给他省了）。
慈禧果然批准了。
面对这份调任，岑春煊表示很生气。他倒并不是绝对不能离开广东，一定要在奕劻的财源之地上跟他死磕，问题是此时朝廷在进行第一次君主立宪制改革，权力的蛋糕即将重新分配，在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向权力中心京城靠拢。没想到奕劻的这招“捧杀”极为厉害，自己只能去往更偏远的云贵。
岑春煊是极为不甘心的，但又不能明确违抗旨意，他用上了李鸿章的那一招——请病假。把工作交接给继任者之后，岑春煊来到了上海“养病”。这里是立宪改革中民间势力的中心，他就在上海作进一步观望。
与此同时，岑春煊的私人代表进京了，他拿着岑春煊的电报密码本与瞿鸿禨做了交换。这就是说，瞿鸿禨一直在攻击庆袁是京官联手外臣，暗地里，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与此同时，瞿鸿禨还在朝廷团结着一批言官、御史等清流，在立宪改革的权力蛋糕即将划定的当口，庆袁和瞿岑两派已经针锋相对！
正是因为有岑春煊这个外援，瞿鸿禨才敢在第一次君主立宪制改革中单挑庆袁，并成功地押中了慈禧的心思，成功上位。此时的瞿鸿禨最盼望的就是岑春煊进京，和他一起对付庆袁，而庆袁自然要想尽办法阻止此事。1907年3月，庆亲王奕劻终于又抓住机会，奏请慈禧把岑春煊改调四川总督，当然，这次的理由又是因为平乱，然后又玩了一把“军情紧急，毋庸来京请训”的把戏，想把岑春煊直接撵到四川。
慈禧又批准了，第二道谕旨已下。
此时的岑春煊再无法“装病”下去了，只能直接去四川，要不然就只能彻底退休养病去。京城里的瞿鸿禨给岑春煊发来密电，告诉他：您可千万不能去四川，一旦到了四川，事情就再没有挽回的余地，您怕什么？您当年对太后有恩，她还念着旧情，只要绕过奕劻，想办法进京一趟，当面向她求情，她是不会驳回您的面子的。
安排好一切之后，1907年4月，岑春煊打着“去四川”的旗号从上海启程了。他坐上轮船沿长江西进，4月底已经抵达湖北汉口，再往西就是进入四川。奕劻派来的眼线也放松了警惕，一切看上去都很正常。
而奕劻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岑春煊竟然不顾圣旨，在汉口秘密上岸，然后用电报向慈禧发了一封奏折，内容是坚持要“入京请训”，然后不等慈禧批复，就打着“迎接旨意”的名号，立即从汉口坐火车北上进京！
绝妙，实在是绝妙，大臣亲自跑到京城去迎接太后的旨意，这也不算什么大错，奕劻实在没有想到，瞿鸿禨告诉岑春煊进京的办法，竟然就是利用那道原本要赶岑春煊去四川的圣旨！瞿鸿禨实在是太厉害了，他灵活地用了当年曾国藩“边请示，边干事”的那一招，让奕劻吃了一个哑巴亏。
在保定车站，一个人正在等着岑春煊，他就是瞿鸿禨派出的亲信御史赵启霖。赵御史一方面是迎接岑春煊进京，另一方面是提前和岑春煊商议如何扳倒庆袁。他们相信，岑春煊恩宠正隆，此事应该还是有把握的。
果然，当慈禧听说当年在破庙外亲自为她站岗的“大恩人”到了，老太太瞬间勾起了很多的回忆，不禁大为动容，立即下令召见。她告诉岑春煊：以后你想啥时候见我就啥时候见我，叫人通报一声就是。
有了不断面见慈禧的机会，扳倒庆袁的机会又增大了。按照计划，瞿岑首先要弹劾奕劻，可是慈禧似乎对弹劾奕劻一点兴趣也没有，她就是想跟岑春煊聊聊天，叙叙旧情。在听完岑春煊的面奏之后，慈禧并没有什么表示，只是告诉岑春煊：“奕劻这个人比较傻嘛，他肯定是上了别人的当了。”
岑春煊岂是能够被轻易对付过去的人？一次扳不倒，他来第二次，第三次……一定要扳倒“大老虎”奕劻，反正他有的是机会见慈禧，慈禧想和他拉家常，他就把话题往奕劻身上引。慈禧终于忍受不住了，她很明白地告诉岑春煊：“春煊啊，不是我不想罢免奕劻，只是奕劻现在暂时还有用，他这种位置的人，只能在亲贵中找人担任，但现在亲贵中其他人都太年轻了，如果你以后发现亲贵中有谁能够替代奕劻，保奏给我，我就罢免奕劻！”
话说到这个地步，岑春煊也不好再继续纠缠下去了，他只好先想办法留在京城，从长计议。这一点慈禧倒是爽快地答应了，她改命岑春煊为邮传部尚书。邮传部主管轮船、铁路、邮政、电线，是一个著名的肥水衙门，慈禧对岑春煊真是特别关照了。
没想到岑春煊还没去报到，就在慈禧面前弹劾邮传部左侍郎朱宝奎（奕劻的人），说这个人是个著名的腐败分子，有他在邮传部，我都不好意思去上任了。
事实证明，岑春煊的面子实在是够大。接到岑春煊的面奏之后，慈禧一没有下令调查，二没有派人找朱宝奎问话，直接就把朱宝奎革职了，而上谕中的理由竟然只是“听岑春煊说”（据岑春煊面奏）。
这是大清官场上一件闻所未闻的事件，摘掉一个副部级（侍郎）的顶戴，竟然只凭还没有到任的上司的一句话。慈禧对岑春煊实在是过于恩宠！
与此同时，一直躲在幕后的瞿鸿禨也出手了，既然慈禧不准备拿下奕劻，那就把奕劻贪腐的证据大白于天下，看到那时，慈禧还能不能不出手？
瞿鸿禨不愧为官场老手，他很清楚，要彻底揭开盖子就要先来一个朝野上下喜闻乐见的爆炸性“猛料”。他的手中已经掌握了奕劻大公子载振的“性贿赂”丑闻，这就是绝佳的突破口！
载振，奕劻长子，商务部尚书，30岁的正部级，加贝子衔。
瞿鸿禨掌握的秘密材料起始于大半年前。1906年10月，此时正是第一次君主立宪制改革时期，朝廷决定结束满洲地区的军事化管理，恢复正常的行省制度，设立黑龙江、吉林、奉天三省。载振就率领着一个考察团先期去东北考察。
去东北要路过天津，直隶总督衙门里的袁世凯在这里已经恭候多时了。对于袁世凯来说，这个与奕劻父子加深感情、提拔自己亲信的大好机会他是不会放过的。老把戏上演了，在袁世凯设宴为载振接风洗尘之后，袁世凯的手下段芝贵陪同载振转移到了下一个场子。这里出现了一个美女，她是全天津最著名的歌妓杨翠喜，段芝贵知道载振贝子一定会喜欢的。果然，贝子被迷得人五人六，若不是还有要出差的重任，估计他连腿都迈不动了，只想留在天津跟翠喜好好探讨一下艺术。
载振还是恋恋不舍地去了东北，回来又路过天津。此时，段芝贵已经把杨翠喜用重金从戏园赎出，作为准备献给贝子的礼物，不过为了掩人耳目，载振先期回京。等到第二年3月底奕劻七十大寿时，杨翠喜就和十万两银票一同被秘密送入庆王府——这是来自袁世凯的寿礼。当然，那10万两银票也不是直隶总督衙门出的，它来自天津商会的“报效”。既是结交袁世凯，也是通过袁世凯之手，去结交庆亲王，反正有报效就会有回报的。
袁世凯首先得到了回报。一月之后，1907年4月20日，东三省的地方官制改革方案颁布，袁世凯阵营里的徐世昌出任东三省总督，朱家宝出任署理吉林巡抚，唐绍仪任奉天巡抚。至于那个亲自送上杨翠喜的段芝贵，他从四品的直隶候补道台，一下子连升三级，出任从二品的署理黑龙江巡抚！
东三省的地方官制改革之后，这里的四位地方长官全部被袁世凯的人给占据了。自从中央的官制改革方案被瞿鸿禨压制之后，袁世凯终于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他已经把直隶和东北地区连成一片，扩大了北洋地盘，成功实现了“大北洋”战略！
而这一切的背后，是一桩隐秘的“性贿赂”丑闻。瞿鸿禨阵营里的人早就在隐秘地盯着这一切，秘密材料不断汇聚到瞿鸿禨手中。现在，他决定把盖子揭开！
瞿鸿禨的门生汪康年是《京报》的负责人，瞿鸿禨打过招呼之后，《京报》首先报道了此事，朝野一片哗然！
瞿鸿禨趁热打铁，授意御史赵启霖将此事正式上奏，弹劾奕劻父子收受美女和金钱的贿赂、买官卖官，当然，暗箭也对准了在天津的袁世凯。
舆论之下，慈禧果然勃然大怒，她当即下令先将段芝贵革职，然后令醇亲王载沣与大学士孙家鼐彻查此事。
消息传来，奕劻被吓得不轻。朝廷风传，奕劻大人饮食大减，下朝回府后扑倒床上大哭，官员们纷纷议论：庆亲王这次恐怕真的是要倒了！
载振贝子早就没有了和杨翠喜探讨艺术的心情，他秘密前往天津，去找袁世凯。很显然，在这种时候，只有袁世凯才有手段摆平。
袁世凯首先要做的是毁灭“物证”。他从天津派出巡警来到北京接回了杨翠喜，把这个美人交给了天津的王姓富商，此人正是对杨翠喜垂涎已久。袁世凯派来的人告诉他：只要你以后对别人说，杨翠喜是你在几个月前从戏园赎出做使唤丫头的，当时还跟戏园立了一份字据，此后杨翠喜就是你的了，你干不干？
干，当然干！望着楚楚可怜的尤物杨翠喜，王老爷的头都点得像啄米的鸡，只要能得到美女，这时候别说只要他作伪证，就算挨一刀也愿意啊。
接下来，杨翠喜、王老爷、段芝贵以及提供十万两银票的天津商会会长之间，相关的口供早已经串通好，字据等相关的伪证也早已经备好，形成了“杨翠喜是王老爷的，她根本没去过北京”的证据链，只等载沣大人前来查验了。
没想到，载沣并没有亲自到天津，只是派了几个人过来查验，醇亲王的这个态度表明，他并不想彻查。让庆亲王丢脸，最后丢的也是皇家亲贵的脸面。果然，就这样查了几天，载沣、孙家鼐把查案结果上奏，又是我们熟悉的那句话：查无实据。
见到这个结果，慈禧又勃然大怒了，她以“污蔑亲贵”之名把赵启霖当即革职。
慈禧可能忘记了，她之前是把段芝贵革职的，如果她真的认为此事是赵启霖“污蔑”，那么就应该把段芝贵官复原职，可是慈禧并没有这么做。其实慈禧的用意已经很明显了：把庆袁派和瞿岑派各处罚一位，各打五十大板，老佛爷仍然不想动庆袁，玩的仍然是那招搞平衡战术。
不想动奕劻的原因很简单，慈禧之前已经明白告诉过岑春煊了，在此事中不想动袁世凯，却是另外一个原因：不能动。
奕劻再能通天，人事任命都是慈禧最后拍板，所以对于东三省的地方长官都是袁世凯的人，这一点慈禧是再清楚不过的，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其实就是为了对付日本，保卫东三省。
在日俄战争获胜之后，日本已经取代俄国成为对东三省最大的威胁。而在朝廷所有的大臣中，只有袁世凯有实力去对付日本，也最有经验去对付日本。初他在朝鲜的那十几年里干的就是如何与日本人周旋这件事情，还每每胜多败少。慈禧只能去借助袁世凯北洋系的力量。这就是说，尽管袁世凯用金钱和美女给奕劻父子送礼是真，但东三省的人事任命是慈禧决定的，“买官卖官”并不是实情！
在慈禧看来，对于这其中的原委，作为军机大臣的瞿鸿禨是不可能不知道的，但他和岑春煊为了斗垮庆袁，步步紧逼，制造和利用舆论向朝廷施压，让朝野上下都妄议朝廷的人事方针，最后迫使慈禧不得不改变最初的人事任命，以把段芝贵革职作为向舆论的一个交代。在慈禧眼里，这就是瞿岑“不顾全大局”了，慈禧已经对他们心生恶感。慈禧态度的转变，也逃不过庆袁的火眼金睛，他们将抓住这一点，发动对瞿岑的绝地反击！
“清官”瞿鸿禨被开缺
奕劻和袁世凯制定的反击计划的第一步是：去岑。也就是要先把岑春煊从京城赶走，先让瞿岑无法联手，然后再各个击破。
慈禧还要对岑春煊“报恩”，要把岑春煊赶走是比较困难的，而且不能引起慈禧的警觉。但为了赶走岑春煊，奕劻也豁出去了，他忍痛放弃广州那块肥水之地，让岑春煊在绕了一圈儿之后再回到广州去做回他的两广总督，所谓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吧。
招法还是那个老招法，奕劻还在等待着那个“平乱”的机会，而这次间接“帮助”袁世凯和奕劻的，竟然是孙文的革命人。
前面我们说过，同盟会成立之后，孙、黄一共发动了九次起义。此时，黄冈起义爆发。
此时的两广总督是周馥，李鸿章去世时，他曾经是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的竞争对手。对于这样一个有实力的人物，袁世凯自然不会忘记笼络，他和周馥结成了儿女亲家，“亲不亲，自家人”，现在，如果要把岑春煊赶回两广总督的任上，就需要周馥挪位子，而这一切，进行得十分巧妙。
黄冈起义发生在两广地界上，周馥却一直压着情况没往上报，倒是邻近的闽浙总督忍不住先上报了。慈禧在接到来自福州的奏报后大感惊奇和愤怒，立即命人向周馥发电责问：两广是你的管辖之地，你周馥为什么不第一时间汇报？
奕劻开始给周馥“打小报告”了：此次广东“匪乱”，周馥表现实在是不积极，“剿匪”极为不力，而且周馥这个人不会带兵，恐怕镇不住两广的局势，为了不让“匪乱”愈演愈烈，朝廷需要立即派一位得力大将前去平乱。
慈禧一定对这段话感到耳熟，但她也没有办法，在她这里，稳定永远是压倒一切的，那就又只能让岑春煊重回两广了。于是，慈禧立即颁布谕旨：周馥开缺两广总督，命岑春煊为两广总督。
岑春煊接到这个任命，简直要气炸了。他原本就是在两广上班，奕劻借着局势，翻云覆雨，把他调离两广，一会儿让他去云贵上班，一会儿又让他去四川上班，现在他去邮传部上班还不到一个月，又要回去。既然如此，当初又何必把他调离两广呢？而且按照规定，官员一般不在自己的家乡出任总督，岑春煊是广西人，所以他之前只是署理两广总督，现在直接实授，但这哪是给他升官？明明是朝廷为了安抚他而不惜自坏规矩啊！
岑春煊连上两道折子，请求慈禧务必收回成命，他只想留在京城，请另派人去两广。
而这次，慈禧并没有再照顾岑春煊的面子，她驳回了奏折，给岑春煊发了一道长长的上谕，勉励他“不辞劳怨”，前往广东。
没有办法，岑春煊只好又离开京城，但他实在是吞不下这口恶气，再加上此时黄冈起义也平息得差不多了，他又玩起了“请病假”那一套，在上海逗留不走。岑春煊还在等待最后挽回的余地。
去岑已经成功，接下来似乎就应该趁热打铁，对岑春煊穷追猛打，使他再没有挽回的余地，但对于庆袁来说，情况却不是这样的。为了不引起慈禧过度的警觉和反感，庆袁是很懂得适可而止的，他们决定调转枪头，进行绝地反击的第一步——倒瞿。
瞿鸿禨已经当了七年的军机大臣了，一直在军机中担任秉笔，七年来慈禧发布的上谕，基本都是他起草的，深受慈禧的信任。更重要的是，瞿鸿禨这个人是难得的清官，他一不贪污，二不受贿，三也不和歌妓探讨艺术，官声和操守都很好，反正如果是贪腐问题，瞿鸿禨没有任何把柄，你要拿他开刀，连架刀的地方都没有。
奕劻和袁世凯却胸有成竹，就在“去岑”的同时，他们已经派人在秘密调查和收集瞿鸿禨“制造和利用舆论事件”的证据，这正是犯了慈禧的大忌。而事情果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除了《京报》，瞿鸿禨竟然还涉嫌暗通境外报纸！
朝廷原本是对报纸舆论等管控很严的，而甲午战败和庚子国难之后，迫于形势，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管控。正是因为如此，《京报》才敢于揭露庆亲王这样的通天人物，而除了中文报纸，当时的伦敦《泰晤士报》等世界名报也专门派驻驻北京记者，紧盯朝廷局势，及时向西方世界披露大清高层信息。渐渐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出现了，那就是很多原本是朝廷关起门来秘密讨论的重大人事动向等决策，却往往被国外报纸率先准确报道出来了。这就很奇怪了，朝廷关起门来讨论的事情，神鬼都不言，外国报纸是如何知道的？其实，只要仔细想想，原因还是很清楚的：消息就是来自朝廷高层内部！中枢大臣们私下里暗通几张境外报纸，有权力斗争需要的时候，就放出风去，先在境外炒热某个消息，以此变相要挟慈禧和朝廷，达到自己的目的。
就在赵启霖上折弹劾的第二天，《泰晤士报》就刊发了电讯，报道奕劻父子被弹劾的消息，紧接着，《纽约时报》等世界主要英文报纸以“庆亲王即将倒台”为主题迅速转载，这个流言又传回大清国内，难怪奕劻下朝回家又伏在床上大哭了。
问题是，考虑到北京和伦敦之间的时差、当时条件下收发电报的速度以及报纸必要的编辑出版流程，《泰晤士报》必定是提前知道了赵启霖一定会上折弹劾，《泰晤士报》的信息来自哪里？很显然，最大的嫌疑自然是这一派的领头人瞿鸿禨。有了“勾结国外势力”这个事实，就可以把意图篡权的罪名扣到瞿鸿禨头上了，这是慈禧深恶痛绝的。
现在，庆袁需要一个人去给慈禧上折子，把这一切告诉慈禧，当然，上折子的这个人，最好就是瞿鸿禨一派的人！
袁世凯行动了，他已经派人找到了一个绝佳的人选。
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虽然不是瞿派里的核心人物，却也有着瞿派人物的清廉，对行贿受贿等腐败现象深恶痛绝。他平时最看不惯的就是袁世凯这样的“权臣”，而敬佩瞿鸿禨的为人，以至于赵启霖因弹劾反过来被革职的时候，恽毓鼎冒着触怒慈禧、得罪庆袁的危险，为赵启霖发起了饯行聚会。在庆袁和瞿岑两派的冲突中，恽毓鼎清廉自好、不畏强权，表现出了一个读书人该有的刚正和气节。
袁世凯派人找到了恽毓鼎，开了一个价钱：约一万八千两银子（秘密交易，很难精确）。恽毓鼎只需要做一件事情：把已经准备好的弹劾瞿鸿禨的奏折，用他的笔迹再抄写一份，再签上他的大名，造成瞿派人物反瞿的效果，一万八千两银子就到手了。
面对袁世凯派来的人开出的巨额银票，四品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有一种被羞辱的感觉。翰林院是一个清水衙门，他一年的工资（正俸）大约为一百两，也就是说，如果只靠正俸，他要干上180年才能得到这么多银票。京城里的房价很贵，恽毓鼎到现在为止还没买房子，一家几口居住在租来的屋子里，现在，实际上只要他写三个字，就能得到一万八千两，这一定是世界上最贵的签名。
恽毓鼎知道紧巴巴过日子的情况很快就要改变了，被羞辱的感觉很快过去了，变得有些难为情，然后有些小激动，他收下了那张银票，以及那份需要抄写的奏折。
6月16日，原来的瞿派人物恽毓鼎上折弹劾瞿鸿禨！
慈禧果然勃然大怒，第二天，瞿鸿禨被免去一切职务，开缺回籍（回老家退休）。这意味着不出意外情况的话，至少在慈禧当政的时期，瞿鸿禨将永不叙用。瞿鸿禨败了，败得很彻底，从此再无翻盘的机会。他是大清少有的一生为官清廉之人，不贪不腐，而像奕劻这种“特大老虎”以及像袁世凯这种“权臣”，却反而胜了。
几千年以来，在君主专制王朝统治者眼里，“忠心”是永远最具价值的，相比之下，你是不是一个清官，贪不贪污，就不是最重要的了
正如瞿鸿禨一生清廉，慈禧知道；但政治是肮脏的，专制王朝尤其肮脏，几乎为官必贪，慈禧也知道。她对这个王朝了解非常之深，想想老瞿既然已经成为体制中人，就应该纳投名状，把自己弄得和这个王朝一样肮脏一点，他自己不肮脏，弄成一朵白莲花的模样，那就只能说明他并没有完全接受和融入这个王朝，没有完全接受和服务慈禧的统治，慈禧对他自然也不会很放心。正是因为一直心有芥蒂，弹劾才会最终成为引爆免职的导火索。
当初奕劻被弹劾时，慈禧就说“奕劻这个人比较傻嘛，他肯定是上了别人的当了”，因为慈禧能够确认奕劻这个人是没有什么权力野心的，他唯一爱的就是银子。现在轮到瞿鸿禨被弹劾了，他不爱银子，却有“勾结国外势力”的嫌疑，结果就是直接开缺。王朝的权力一直在把离它最近的东西当作首要危害，一定会被拿下的从来只有那些有政治野心的人！至于清官或者贪官，有可能被拿下，也有可能不被拿下，并不最终取决于是否贪腐本身。
瞿鸿禨被扳倒了，对于还在上海“养病”的岑春煊，庆袁自然也是不会手软，他们也会把岑春煊彻底扳倒，让他再无翻盘的机会。此时的岑春煊已经没有瞿鸿禨这个主心骨，似乎正是动手的绝佳时机，但奇怪的是，接下来庆袁又没有什么动作了，他们暂时收手，按兵不动。政治家是这个世界上最坚忍的动物，奕劻和袁世凯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很明白，能不能动手其实并不取决于他们自己有多想动手，只取决于一件事情——此时慈禧会不会拿岑春煊开刀。
答案是：不会。
对于慈禧来说，岑春煊并不像瞿鸿禨，他曾经对慈禧“有恩”。像坐上慈禧这种位置的人，她其实并不在乎她是否“有负于”岑春煊，而是不能造成外界认为让岑春煊“有负于”她，失去在朝廷中树立起来的这面“死忠”于她的旗帜。
然后，正是因为瞿鸿禨已经倒了，慈禧才不会对岑春煊赶尽杀绝，让庆袁一方独大，破坏她苦心经营的平衡，奕劻和袁世凯如果此时动手，只会引起慈禧极大的警觉。
也就是说，除非发生特别重大的事情，慈禧是不会再拿岑春煊开刀的。这样的事情是什么呢？其实从庆袁扳倒瞿鸿禨的过程就可以看出来。奕劻和袁世凯根本不在乎瞿鸿禨是不是清廉，也根本不会像瞿鸿禨那样去深挖对手的贪腐和生活作风猛料，因为他们知道慈禧原本就不是特别在乎，慈禧在乎的从来只是“忠心”，在乎的从来都只是统治的稳定和她自己的权力安全！
这就是庆袁的水平，远超瞿岑。他们始终抓住慈禧这个核心，始终明白慈禧怎么想才是关键，在任何时候都需要站在慈禧的立场来考虑问题，即便是在权力斗争时也是如此。他们见好就收，冷眼旁观着岑春煊和朝廷局势，在等待着一个机会。一个让岑春煊踩到慈禧权力安全的红线，慈禧不得不亲自拿刀去砍倒岑春煊这面旗帜的机会，到那时候，奕劻和袁世凯只需要轻轻递过去一把刀。
6月17日，远在上海的岑春煊得到了瞿鸿禨被开缺的消息，他十分不满，开始闹情绪，以退为进，立即电奏慈禧，说明自己病还没有好，还需要继续在上海“养病”，恐怕很难去广东上任。
慈禧批复：着赏假十日，假满即速赴任。
岑春煊再次上折：我的病更重了，实在是没办法去广东，要不然您也把我也开缺得了。
没办法，慈禧只好又“赏”了岑春煊十天假期，要求他赶紧“养病”，假满后再去上任，上谕中还说明了去两广上任的重要性，勉励了岑春煊一番（两广地方紧要，该督向来办事认真，能任劳怨）。
岑春煊仍然没有去两广，继续上折子强调自己的病还没有好，还是不能动身，要不然太后您还是把我开缺了得了吧。
到这个地步，慈禧再说什么也没有用了，她对岑春煊也算是仁至义尽了。如果把慈禧比作“老板”，这个老板也实在是很够意思的，不断给员工放假，还不扣发他的工资奖金，而岑春煊的表现简直是戊戌变法时康有为的翻版，当时光绪不断催促康有为出京，康有为就是不动身，还不理不睬。现在的岑春煊倒是理睬了，不过他竟然和慈禧拧上了。
一个月后，7月16日，慈禧再一次对岑春煊颁布上谕，苦口婆心地说：“你世受国恩，办事不辞劳怨，两广地方紧要，我对你是寄予厚望的，而且已经委以重任，你却一再要求开缺，未免太辜负我的期望了吧，再给你15天假期，假满后你一定要去广东上任，绝对不可以再推迟了。”
7月31日，15日的假期满了，根据圣旨，岑春煊应该启程去两广，至少应该奏报行程，然而岑春煊不仅没有去两广，他甚至连折子都懒得上了，似乎还在那里生闷气。慈禧当然也没有再作进一步表示，但也没有处理岑春煊，慈禧还想保住这面“死忠”于她的大旗。
朝廷里的人都已经对此事避之不及，就等着慈禧最后如何处理。时间过去了将近半月，正当所有的人都以为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的时候，8月12日，慈禧却突然发布上谕：岑春煊着开缺！并且还送上了一句告别的“祝福”——安心调理，以示体恤。
这下可好了，之前岑春煊一再地请假和请求“开缺”，慈禧一再挽留，置之不理，现在岑春煊没上折子了，慈禧却突然将他开缺，这并不亚于一场官场地震，给人感觉是：岑春煊这次真的栽了，不但丢官，而且丢大了面子，表明岑春煊已经彻底失去了慈禧的信任。上谕中虽然只说“开缺”，并没有强令回籍，但明眼人都知道，岑春煊真的步了瞿鸿禨的后尘，只能灰头土脸地告别大清官场，慈禧再也不会起用他了。
现在，相信岑春煊和我们一样，一定想知道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多年以来，历史上一直流传一个神奇的答案：岑春煊是被袁世凯用一张“合成照片”给整垮的。根据我们现在的说法，袁世凯也就很不幸地成为了我国“PS界的鼻祖”。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岑春煊赖在上海不想走时，广东的贪官们也不想他回任，否则难保不再发生针对周荣曜那样的“打老虎”事件。广东政商两界想了一个办法：秘密发出告示，谁能阻止岑春煊回广东，商会愿意拿出一笔重金酬谢。
革命阵营里的陈少白发现了这个机会，他知道岑春煊正与庆袁权斗，也知道慈禧最恨的人是康有为，于是想了个绝妙办法：让人把岑春煊、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康有为在国内的代言人——也是他的女婿麦孟华这四个人的照片，利用翻拍技术合成一张照片，找到时任外务部参议的广东老乡蔡乃煌，由他送给袁世凯。袁世凯大喜，以60万两白银买通李莲英，将此照片呈送慈禧。慈禧又愤怒又伤心，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说：真想不到人心竟是如此！他负我，我不负他！于是这才有了岑春煊被突然开缺的谕旨。当然，陈少白因此获得广东商会巨额报酬，拿这笔钱“开办港省轮船公司”，连珠江码头都成了他的财产。
“PS”整倒岑春煊已经够传奇了，不过这个说法并没有完。当岑春煊明白内情之后，他实在难以咽下这口气，又花了40万两求救于李莲英。李莲英想出一个绝妙的主意：他把自己和慈禧的两张照片，又翻拍合成一张照片，拿给慈禧看。慈禧自然知道自己从来没有拍过这样的合照，于是明白了之前的照片到底是怎么回事，她虽然没有让岑春煊官复原职，但也总算消除了对岑春煊的“误会”，还是认为岑春煊是她的“恩人”。
故事很精彩，李大总管就这样吃了一方吃另一方，轻轻松松赚了100万两白银，实在令人不胜佩服，这个故事也流传甚广。不过，历史并不是演义，也不是传奇，根据考证，这个故事最早是由兴中会会员刘成禺在民国年间写下来的，而他是听陈少白说的。大家知道，陈少白是最早追随孙文的兴中会元老，如果他当时真的从广东商会得到了一笔巨款，还能开办轮船公司，革命党方面应该有所记录，很可惜，我们翻遍革命阵营的史料，也找不到任何佐证。也就是说，老陈的这份口述是孤证，很可能是他吹牛，或者在同志之间开开玩笑。反正革命党人吹牛也不用向朝廷交税。
其实，只要仔细一想，陈少白的说法是并不成立的，破绽不出在他这里，而是出在李大总管与慈禧之间。现在我们把李大总管第二次送“PS”照片给慈禧的过程，用情景剧来还原一下。
李莲英：“太后，我之前送您的照片是假的呢，那是袁世凯他们伪造合成的，我们冤枉了岑春煊。”
慈禧：“那你……第一次你收了袁世凯多少钱？”
道理很清楚了，李大总管能不能“赚”到那100万两白银，其实关键并不在于李莲英，而是在于慈禧。慈禧虽然不会什么翻拍合成技术，但她可是比谁都精的，对官场十分了解，对身边人更是十分警惕，李莲英玩这样的把戏，慈禧只要稍一追问，一切都会露出马脚。所以如果说李大总管收第一次钱——也就是袁世凯拿“PS”照片陷害岑春煊还有可能，那么李大总管第二次拿“PS”照片为岑春煊洗脱应该没有这个可能，李莲英也绝不敢这样做。
那么，问题又来了：袁世凯拿“PS”照片陷害岑春煊到底有没有其事呢？神奇的是，除了刘成禺的记录，还有另外三份史料留下了相关记载，只是他们并不认为最初的照片是出自革命的人陈少白之手。
第一种说法来自费行简的记载，他认为“PS”照片最初是袁世凯的儿女亲家、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伪造的，然后再交给袁世凯，而且照片里只有岑春煊和梁启超，并没有康有为与麦孟华。
第二种说法来自于岑春煊自己。在岑春煊晚年的回忆录中，他写道：自己当年被老佛爷撤职，就是被袁世凯这个小人给陷害了，陷害的方法就是袁世凯指使某些人，把他与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照片合成一张，慈禧误以为真。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两种记载都发生在民国时期，那么，最早的记录在哪里？我们目前能够找到的是宣统三年（1911年）曾任御史的胡思敬写的一本叫《国闻备乘》的书，书中关于此事的记载是这样的：
时任外务部参议的蔡乃煌官场失意，了解到岑春煊和袁世凯正在权斗，觉得可以通过巴结袁世凯升官，于是把岑春煊与康有为的照片合成一张送给袁世凯。袁世凯大喜，由奕劻上呈慈禧，岑春煊被开缺，蔡乃煌因此被擢升为上海道（蔡乃煌确实在第二年即1908年出任上海道）。
胡思敬记载的时间最早，看来应该是最接近事实的说法，后来的种种说法应该都是在《国闻备乘》的基础上演变的。问题是《国闻备乘》并不是正史档案，很多内容来自官场传闻，而胡思敬本人是著名的“满清遗老”，他在整本书中对袁世凯的记载都不公正。鉴于此，胡思敬只能勉强算作袁世凯拿“PS”照片陷害岑春煊的人证。我们还需要寻找一下最直接的物证——那张照片。
只可惜，不仅这张照片没有，关于这张照片的其他记载也没有。
看来我们的探案似乎已经走入了死胡同，再没有其他什么突破口了。根据破案的技巧，现在，我们要把案件倒回去追查：既然“PS”照片是作为岑春煊“暗通康梁”的证据而存在的，那么，岑春煊是否真的有“暗通康梁”的行为呢？这个答案倒是明确的：绝对有。岑春煊在逗留上海期间，麦孟华就一直陪在岑春煊的身边，甚至梁启超还从日本秘密潜入上海租界，计划与岑春煊直接见面会谈，只是因故没能见上面。
现在我们知道了，岑春煊赖在上海不走，并不只是傲娇，而是在斗垮庆袁无望的情况下，与康梁重新搭上线，想以此扩大自己的势力！“暗通康梁”，这已经犯了慈禧的大忌，岑春煊虽然进行得十分隐秘，但也逃不过庆袁一派的眼睛。当袁世凯收集到岑春煊的秘密材料之后，和当初扳倒瞿鸿禨一样，他又需要一个人把此事捅到慈禧那里去。
四品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写日记。他的《澄斋日记》洋洋洒洒有上百万字，不过在岑春煊被开缺的三天前（8月9日），我们仍然能够找到关键的两条信息，翻译过来就是：
我在写奏折，（准备第二天）弹劾岑春煊抗旨不遵，逗留上海，并勾结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康梁都来自日本，我担忧岑春煊会借助日本的力量颠覆朝局，不得不上奏。
然后还有一条：蔡伯浩（即蔡乃煌）来，久谈，夜雷雨。
日记中并没有记录下他们当时“久谈”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但蔡某人应该不只是来串串门聊聊天气，否则在恽毓鼎写奏折、第二天就要上奏弹劾岑春煊这么重要的时候，他也不会留蔡乃煌“久谈”，谈的应该就是奏折之事。我们有理由怀疑，蔡乃煌就是作为袁世凯的代表，来“指导”恽毓鼎写奏折的，甚至就和当初弹劾瞿鸿禨一样，蔡乃煌干脆带来了一份袁世凯事先准备好的奏折，只需要恽毓鼎以他的笔迹抄写一份再签上大名，然后又有一笔银子落入口袋。
第二天，恽毓鼎上密折弹劾岑春煊。史料记载，在收到奏折后，慈禧一面将奏折“留中不发”，一面密电湖广总督张之洞立即来京，有“面询事件”。很显然，对于恽毓鼎的上奏，慈禧既十分惊怒，又有点拿不准，此事又不能声张，她需要当面询问一下张之洞这个老臣的看法。
张之洞的回电是他正在重病中，恐怕无法立即动身。不知张之洞是不是真的如他所说的那样病得连火车都坐不了，还是已经嗅到了朝廷不寻常的气息，不想卷入这场是非之中，总之他把皮球又踢回给了慈禧。
没有办法，两天以后——即8月12日，慈禧颁布谕旨将岑春煊开缺！慈禧亲自砍倒了她苦心树立的这面“死忠”于她的大旗。
真相已经浮出水面了。看来对于袁世凯来说，一事不烦二主，收买人还是收买熟的好，他第二次收买了恽毓鼎，又扳倒了岑春煊，扳倒岑春煊的原因并不是传说中的“PS”照片，并不是什么“高科技”，只是一封普通但厉害的奏折而已。
在恽毓鼎上奏之前，朝中也有御史曾经弹劾过岑春煊“暗通康梁”，一直都被慈禧压了下来，而与那些奏折相比，出自袁世凯之手的奏折有十分厉害的一条——“康梁都来自日本，担忧岑春煊会借助日本的力量颠覆朝局（也就是推翻慈禧的统治）”，弹劾大臣勾结国外势力意图篡权，这真是太会抓慈禧的心思了，当初瞿鸿禨栽在这一条上，现在岑春煊又栽在这一条上！
而对于袁世凯来说，即使被慈禧发现他就是恽毓鼎的幕后指使，他也光明正大，因为他刚刚肩负对付日本来保卫东三省的重任，他也有职责把这一切向慈禧上报！
好吧，谜底都已经浮出水面了，但是破案并没有结束——是谁最先捏造了那个“PS”照片事件？其实联系前后几年发生的事情来看，绝大部分的嫌疑都指向了一个人，就是我们熟悉的恽毓鼎。
据日记记载，大约三个月后，恽毓鼎成功地在京城买上了房子，还有了大笔存款。清廉的好官恽毓鼎突然富了起来，人们并不奇怪，虽然弹劾岑春煊用的是密折，又被慈禧“留中不发”，当时的人们并不知晓此事，也不知晓他收了这笔黑钱，但弹劾瞿鸿禨是公开的，恽毓鼎被收买的行为已经遭很多读书人不齿，甚至连他的江苏常州老乡都特意登报，表示要与这位老兄划清界限，羞于与其为伍。有了房，有了钱，过上了好日子，却再也得不到同僚的尊敬，失去了“清廉”的好名声，恽毓鼎的内心也是极其痛苦的。遍翻《澄斋日记》，很多地方都写得十分详细，唯独在弹劾瞿岑这里特意简写了，还留下了很多空白，可能他自己也觉得没脸记吧。
相信此时的恽毓鼎最想做的，就是如何为自己“补名”，他毕竟不像袁世凯这种“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的人，他只是个读书人，还是很在乎自己的历史名声的。
1908年，在倒岑事件中为庆袁立了功的蔡乃煌受到重用，升任上海道台，但在两年后（1910年），上海发生著名的橡胶股票危机事件，蔡乃煌处理不当，人人喊打。在舆论纷纷攻击蔡乃煌的时候，恽毓鼎只要顺势把倒岑的责任全部推到蔡乃煌的身上，捏造出极具传奇色彩而又能让人们津津乐道的“PS”照片事件，就能彻底掩盖他曾经上密折弹劾岑春煊的真相，然后这个传闻又被胡思敬记录在《国闻备乘》里，再引发后来种种说法，流传至今，也并不是不可能。
可怜的岑春煊，直到去世之前，他都不知道自己原来是被恽毓鼎参倒的。慈禧其实一直在奋力保住他这面“死忠”的旗帜，任命他为邮传部尚书，这都是典型的肥差，她其实并不介意岑春煊去搜刮点银子，享受享受，只要不太过分，慈禧是不会管的，奕劻不就是这么做的吗？可是岑春煊可能误解了慈禧的意思，他以为领导重用自己是想让自己“好好表现”，去“打特大老虎”，非把奕劻拉下马不可。慈禧只有在大臣们的“忠心”得到确认后才会关心他们的贪腐问题，这一点，岑春煊不清楚。
瞿鸿禨和岑春煊先后倒台，庆袁一方独大，朝廷里的权力格局重新洗牌，这一场发生在朝廷最高层面的权力斗争也结束了，1907年是丁未年，史称“丁未政潮”。对于慈禧来说，她失去了苦心维护的“平衡”，但这种现象是暂时的，她即将开始她一生中最后一次权力布局。而对于袁世凯来说，他也在客观上排除了干扰和阻碍，继第一次君主立宪制改革失败之后，即将开始第二次君主立宪制改革。这将是他在大清为实现君主立宪所做的最有成效的一次改革！
袁世凯主导第二次君主立宪制改革
1907年7月，光复会会员徐锡麟在公开场合成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省部级官员在公开场合遇刺，朝野震动，慈禧终于意识到，必须回应民间呼声，推动立宪改革，否则，下一个被刺杀的目标就是紫禁城里的人，甚至是慈禧本人了。
9月，慈禧颁布谕旨，同时调改革大将袁世凯和张之洞入主军机。慈禧此举可谓一箭双雕：袁、张二人都是改革大将，又存在“北南竞争”关系，既大力推进立宪，又终于在军机处取得了“平衡”；而与此同时，慈禧也调了24岁的醇亲王载沣入军机处学习行走。后来的事实将证明，这才是慈禧权力布局中最重要的一环！
朝堂外的人们关注的自然还是立宪，特别是“改革第一人” 袁世凯入主军机。报纸舆论欢欣鼓舞，发表评论：政府之前途将换一局，立宪之前途将放一光明！
那么袁世凯要从哪里打开突破口呢？第一次方案中设置责任内阁的提议刚刚被慈禧否定，肯定不能再提了，朝廷不会这么快自己打自己的脸，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宪法和议会入手。慈禧终于下诏，同意袁世凯提出的方案，筹备成立国会的前身——资政院。大清终于在三年后（1910年9月），正式成立资政院。
除了国会，地方议会机关也在强力推进立宪改革，慈禧下诏，在各省会城市速设“咨议局”，也就是省议会，省以下的各府、州、县等基层议会一并筹划，从速设立。两年以后（1909年10月），除新疆之外，其余21个省都成立了咨议局，通过选举产生了各省的咨议局议长。
不得不说，无论是资政院还是咨议局，都不是真正的中央或者地方议会，但它们确实是以立法权独立为目标而设立的。人们竟然可以选出议员作为立法的代表，而官员只能负责执行，这是几千年以来的头一遭！
接下来就是制定所有人（包括皇帝和皇室）、所有法都不能违抗的根本大法——宪法了，在当时世界各君主国，宪法的出台有钦定、民定和协定三种。所谓钦定，就是最终由皇室来定；民定是最终由议会或者全民公决来定；而协定最终是由皇室与民众相互协商来定。大清选择的是钦定。1908年8月，慈禧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模仿日本的明治宪法，以“皇帝领导下的三权分立”为目标，先制定一个纲要，作为将来正式出台的宪法的主体和原则。虽然它还不是完整版，但这不仅是大清的第一部“准宪法”，也是几千年以来的第一部准宪法，迈出了走向君主立宪制的重大一步！
相信大家也已经发现了，以上这些都还是基础性的工作，大家关心的是到底什么时候最终实现立宪。可贵的是，在袁世凯、张之洞等人的力推之下，慈禧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回避。结合实际情况，慈禧颁布了一张办事“清单”，规定自1908年起的九年后——也就是1916年要办成立宪的三件大事：正式成立责任内阁（新定内外官制一律实行）；颁布正式的宪法；进行国会议员选举，直至召开国会。而这九年之中，朝廷和地方政府每一年要办什么事情、怎么办，都写到一张“九年办事清单”中。
慈禧规定，要把这份清单公告天下，分发下去，凡是朝廷厅级（司道级）以上的衙门都要把这张单子悬挂于正堂之上，每月每年照单办理，每六个月向朝廷专管部门奏报一次。为了避免踢皮球，如果这件事是中央部门与地方合办的，由中央部门负责；如果这件事情是地方独自办的，就由督抚负责，督抚有调动而交接时，要将办理进度奏报朝廷，由交接双方共同签字确认，做到权责清晰。最后，朝廷还指定了专门负责考核的机构——都察院，如果发现有任何人办事不力或阳奉阴违，都察院都要指名道姓地给予曝光和弹劾，借助全社会的舆论和力量，切实推进进度。
一张实实在在的立宪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确定了。在袁世凯的第一次君主立宪制改革中，除了当时直隶总督袁世凯外，其余督抚都是不直接参与立宪改革的，他们只能听令，这还引起了岑春煊等“有志督抚”的强烈反弹。现在，在袁世凯等人的推动下，朝廷终于不再牢牢把控立宪改革的权力了，而是把它们下放到地方上，让所有的督抚、地方官员甚至民众参与进来，让全社会都卷入立宪改革当中。事实就是这样，立宪改革原本就不只是朝廷之事，而是全大清与全社会之事，需要调动从朝廷到民间的力量来参与——把改革权力的下放，才是真正的改革之举！
这一次的真心改革，是袁世凯取得的巨大成绩，也是慈禧的“回光返照”，她已经等不到这一切的结果了，“九年办事清单”，竟然成了她交代的最后一件事。1908年11月15日，慈禧在仪鸾殿去世，享年73岁，而在她去世之前不足十二个时辰，37岁的光绪皇帝竟然也离奇离世！
现在让我们来关注一下爱新觉罗·载湉，这位深宫里无比寂寞的皇帝。光绪的身体状况一直都是不太好的，1907年，宫廷里的一份档案记录下了光绪亲笔写下的症状：遗精之病已有将近20年，腰、腿、肩、背经常酸沉，耳鸣也有近10年。
1908年春，军机处开始陆续发出廷寄，命令各将军、督抚征召各地名医和上等药材，急速来京为光绪诊治。
在大内，无论是谁为皇上以及皇室其他重要成员诊病，都要把症状、病情、药方等一一详细记录在案，这就是《脉案》。会诊的太医写完《脉案》后，当时就要呈给皇上看，也正是因为如此，太医们写的《脉案》就比较“有艺术”了，主要是怕写重了，皇上一时震怒，难免会处罚太医，所以太医们一般都要尽量在语句上淡化一下病情，遇到皇帝病情十分严重时，还需要先请示军机大臣和内务府大臣才能决定到底怎么写。
但这种情况在光绪皇帝这里不同，太医们担忧的不是自己写重了，只是怕自己“写轻”了，否则光绪皇帝就会大发脾气，暴跳如雷，反过来会把太医们大骂一顿。其实这也好理解，光绪是没有实权的，他的病只有足够“严重”才能引起大家的重视，这个可怜的皇帝并不是真的希望看到自己“病重”，只是希望大家能够重视他而已。
但是，光绪对朝廷（其实就是慈禧）派来的太医似乎并不彻底信任。档案记载，太医们开的药，他并不是每一剂都服用，而是会仔细检查和分辨，但他也只能找这些人看病，因为慈禧特意下过一道命令：任何人不允许私自给光绪看病或者用药，否则定拿此人是问。
这一年，光绪37岁。遗精和相关的并发症出现了多年，说明光绪的身体确实不好，但所患之病也只是长期病痛，绝没有病入膏肓，更别说有生命危险，否则也病不了近20年。用我们一句熟悉的话来说，光绪真正的身体状况是——大病没有，小病不断。到了10月27日（慈禧去世前的20天），他的身体状况和之前仍然没有显著变化，以至于太医们甚至考虑干脆给光绪停药算了，反正是个长期病，没什么大碍，免得药用多了还适得其反。
那么，在前一年，军机处又为何打着为光绪看病的名号，征召各地名医名药急速来京呢？
真正的原因是：慈禧病了。
据慈禧《脉案》的记载，从三年前（70岁）开始，慈禧身体状况已是江河日下，精力大不如前，经常小病不断。光绪的病不是最重要的，慈禧的病情才最重要，也才是最高机密，军机处只好打着为光绪看病的名义征召名医名药。
10月30日，太医院院使张仲元开始亲自为慈禧主治。太医院的最高领导都出马了，说明慈禧的病情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程度。据《脉案》记载，此时慈禧的病情主要是消化不良，肠胃不好，还伴随着拉肚子，需要时不时跑一下茅房，这个病状已经十几天了，一直没有治好。这也难怪，老人家了嘛。
11月3日（农历十月初十），这天是慈禧的生日，慈禧和光绪都出席了庆祝活动，慈禧十分高兴，接受了大臣们的朝贺，而当天，她的《脉案》首次出现了“小水发赤（尿中带血）”，腹泻再加上尿血，这已经是很不妙了。
果然，从11月5日起，连续两天，慈禧都破例没有到中南海勤政殿召见军机大臣。这是不正常的，给出的说法是“太后伤风感冒”。7日，慈禧勉强到勤政殿召见军机大臣，并命令奕劻亲自前往东陵视察慈禧的“万年吉地”（陵墓）；8日，奕劻动身前往。
9日，先期前往东陵视察的礼部尚书爱新觉罗·溥良回京复命，新任直隶提学使傅增湘入宫请训，慈禧和光绪都一一公开召见。虽然召见过程极其短暂（数话而退），慈禧的精神状态也很不好，但她毕竟又能够公开活动了，说明慈禧的病情在加重过程中有反复（正常现象）。
此时的光绪身上仍然看不出什么异样，《脉案》记载的病情也和过去的“遗精并发症”差不多，太医出诊人数、时间均正常，并没有临时加班出诊，甚至数天之内都只有一位太医来为光绪正常请一下脉而已。
而接下来，一切风云突变！
11月10日，内务府电令在外地的两位医官（张鹏年、陈秉钧）火速来京，令在京的医官吕用宾等就近住宿，又规定内务府相关人员自11日晚上起轮流值夜班。这三位医官都不是太医院太医，是外地督抚遵照之前军机处的廷寄推荐的名医，说明慈禧的病情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
事情果是如此，根据军机章京许宝蘅的记录：11日起，慈禧进不了食、起不了床，用医学术语来说，已经到了病危之际。
而令人惊奇的是，之前还一直正常的光绪皇帝，病情急剧加重！许宝蘅记录：六时入直值班，皇上以不能坐，未召军机……
之前还算正常，到慈禧病危之际时，连坐都不能坐了，实在太过诡异了。这其中的内情军机章京许宝蘅自然是不会知道的，我们需要寻找到一位目击证人——11日当天为光绪出诊的医官。
年初各地督抚接到军机处廷寄之后，他们先后向朝廷推荐名医。直隶总督杨士琦（袁世凯心腹）推荐了一名叫作屈永秋的医官。
屈永秋，字桂庭，广东人，朝廷公派留学生。相信大家还记得，孙文毕业的那一年，李鸿章在筹办我国第一所官办近代西医学校——北洋医学堂，孙文没有来京，李大人选用的就是这个留过洋的屈永秋。屈永秋在培养后出任北洋医学堂总办，后来袁世凯又委任他为天津卫生总局总办。看来，这个屈永秋确实是个西医人才。
在各地进宫的医官中，屈永秋是唯一的西医，也正是因为如此，他在皇宫中是不那么受重视的。大家不敌视西医就已经很不错了，哪还能让西医来为太后、皇上主治呢？
正是因为如此，屈永秋进宫之后，只给光绪看过病，从来没有为慈禧诊治过。当然，我们翻阅光绪的《脉案》，是找不到他写的记录的，这并不奇怪：这位老兄是一名西医啊，他是不请脉的。
问题是11月11日白天为光绪出诊的只有屈永秋。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屈永秋向当时杂志的记者讲述了他当天的出诊经历，并写成《诊治光绪皇帝秘记》公开发表。在材料中，可以找到几条极为关键的信息。
首先，光绪虽然突然病重，但在宫内仍然不受重视（中医俱去，左右只余内侍一二人），屈永秋也说明了原因：“盖太后亦患重病……帝所居地更为孤寂，无人管事。”慈禧病危，太医和医官都奉命去慈禧那里抢救，派到光绪这里的就只有他这位从来不受重视的西医了。
然后，光绪皇帝这天病症也出现奇怪的变化。他突然肚子痛，并且痛到满床翻滚（帝忽患肚痛，在床上乱滚），向着四周大叫“肚子痛得了不得”。屈永秋立即上前检查，病状为“心急跳、面黑、舌黄黑”。这让屈永秋也觉得十分诡异，因为这是以前完全没有出现过的症状，并且和光绪之前的遗精并发症（失眠、腰胯痛、头晕）也没有任何联系。
太医不在，屈永秋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余格于形势又不能详细检验，只可进言用暖水敷烫腹部而已）。这是事实，给光绪看病有一套繁琐而严格的流程，即使是太医们在请完脉后，也只能先开张方子，抓药的是一批人，熬药的又是另外一批人。屈永秋是西医，相信他的药箱里也是有西药丸的，但根据慈禧之前的命令，除非有慈禧的批准，才能“私下用药”。现场没有管事之人，只有内侍，在光绪皇帝病情十分严重而又无比诡异的时刻，屈永秋自然也怕惹事上身，于是，连最寻常、照中医方法来说最保险的“用暖水敷烫腹部”，他都只能“进言”，绝对不可能自己动手。
屈永秋很快离开了现场，接下来宫内发生的事情，他就不知道了，但我们马上又能从其他人的记录中发现蛛丝马迹。11日当天晚上，光绪病情进一步加剧，先后有太医杜钟骏等人被内务府急召前来请脉。光绪自己似乎也感觉到了时日无多，他可怜巴巴地问杜钟骏：“你有何法救我？”
12日白天，光绪已经无法进食，说不了话，他病情一路急转直下，严重程度竟然首次超过了慈禧！慈禧虽然起不了身，但至少还能说话，她命令原本在东陵视察的奕劻立即回京。很显然，慈禧也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了，命令领班军机大臣回京，这是要为自己的后事作准备。
11月13日，光绪的病状出现了“眼闭、翻白眼、嘴唇颤抖、流口水”的可怕现象，用医学术语来说，光绪进入弥留，一切都已经回天无力了。
14日，朝廷突然发布了一道比较长的上谕。在这道上谕中，首先回顾了光绪的病情，说明朝廷一直在为光绪“征召天下名医名药”，现在再次命令各将军、督抚继续派良医火速进京，哪怕是民间郎中也无所谓，都准许进宫。熟悉朝廷“政治语言”的人都知道，这道上谕看上去是为光绪的病情继续想办法，实际上是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尽力了，但光绪也快不行了，不久将有重大消息发布。
果然，14日18时33分，光绪在瀛台驾崩。从11日发现他的病情突然加剧开始，短短三天的时间，光绪的病情直线下降，并且没有反复，直接进入了死亡。
第二天未时（15日下午1时至3时），慈禧也跟着光绪的后脚去世，一个70多岁的老人家竟然恰好死在了没什么大病的壮年男人之后，前后相差不到一天！
慈禧去世前，她做了权力交接。由于光绪没有儿子，慈禧命光绪的弟弟醇亲王载沣两岁半的儿子溥仪过继到光绪门下，继承大统，成为新皇帝，光绪原来的皇后叶赫那拉·静芬（慈禧的侄女）升格为皇太后（后上徽号为隆裕太后）。溥仪年幼，生父载沣为摄政王，大权掌握在载沣和隆裕这一对叔嫂组合的手里。
关于权力布局的事情我们接下来再说，现在我们要来破解光绪的死亡之谜了！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光绪死于谋杀的可能性非常大，而最大的嫌疑人自然就是慈禧。一直以来，只有慈禧能掌控光绪的医药、身边的内侍和生死，也只有慈禧是那个既能谋害光绪又不会被追究的人。
不过奇怪的是，当时流传最广的最大嫌疑人却不是慈禧，而是把矛头指向了另外一个人——袁世凯。
朝袁世凯泼污水的，自然就是康有为。
11月14日，光绪去世的同一天，在海外的康有为得到消息后，立即给美国总统罗斯福拍了一封电报，指责是袁世凯谋害了光绪，请求美国联合其他“民主国家”，对大清王朝的权力变动不予承认，阻止慈禧任命的摄政王载沣、袁世凯等大清反动势力上位。很显然，此时的康有为虽然消息灵通，但并不十分了解朝廷内幕，他还认为载沣和袁世凯是一伙的，把他们捆绑在一起营造一个“反动集团”，想拉美国下水去干涉大清内政。
罗斯福方面没有回音，康有为只好第二次致电，这次他倒没有把袁世凯和载沣捆绑在一起，也忘了刚刚说的载沣是反动势力。电文中声明的是袁世凯正在利用隆裕太后“破坏世界和平”，希望美国军队能够保护他秘密进入美国驻北京使馆，亲自与载沣会面，挽救大清局势。
罗斯福方面还是没有任何回复。康有为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在海外大肆发表文章，攻击袁世凯：袁世凯“出卖”变法，倒向慈禧，害怕将来被光绪反攻倒算，于是在慈禧去世前谋害了光绪。康有为还呼吁摄政王像当年康熙除鳌拜那样，诛杀袁世凯。
康有为这么做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慈禧时代结束了，康有为急切地想重返大清政坛，而袁世凯是清楚他当年围园杀后内情的，不除去袁世凯，康有为的目标就无法实现，只好先倒打一耙。
虽然光绪去世时，康有为不仅没有在现场，连在大清国内都没有，但他这种“权臣害皇上”的说法影响了很多人，之后的每一个传言都煞有介事，比如传说光绪临终前曾下密诏给隆裕或者载沣，杀掉袁世凯。《旧京琐记》还记载：光绪生前每天写“杀袁世凯”泄愤（日书项城名以志其愤），就连后来的溥仪在写作他的自传《我的前半生》时，也写道他“听人说，光绪是被袁世凯派人用药害死的”。
这些说法都绘声绘色，然而却是站不住脚的。要知道光绪被慈禧幽禁于中南海的湖心孤岛瀛台，一直被慈禧派人严格“保护”，首先就是防止光绪自杀，其次正是要防止有人谋害光绪。光绪一死，就破坏了慈禧以太后名义临朝训政的模式，所以说，除非有慈禧的旨意，任何人包括袁世凯在内，都是无法在守备森严的皇城之内谋害光绪的。
那么慈禧会不会指使袁世凯或者奕劻谋害了光绪？只要仔细想想，这个可能性也是没有的。
很简单，谋害光绪，这是慈禧在为她去世后的最高权力布局做安排。此时此刻，最需要防备的就是庆袁这样的权臣，防止他们插手此事，否则慈禧就得付出与他们合谋的代价，比如授予他们在自己去世后更大的权力，而光绪的一切原本就掌控在慈禧手里，她只要交给身边一个小小的太监去办就可以了，慈禧“杀鸡焉用宰牛刀”？
多年以后，我国著名书法家启功在《启功口述历史》中讲述：他的曾祖父溥良曾经看见一个太监奉慈禧之命给光绪帝送去一碗“塌喇（酸奶）”，不久，光绪死了。
光绪到底是不是死于一碗“酸奶”？多年以来，启功的这种说法没有受到太多的重视，但我们知道，时任礼部尚书的溥良是在9日入宫向慈禧复命，恰恰在11日，光绪的病情急转直下，至少从时间地点上说，溥良所言是经得起检验的。
民国二十年（1938年）左右，光绪的陵墓被盗，地宫和棺椁被打开，尸体被丢在棺材外（在此严重谴责一下盗墓人士）。虽然盗口当时就被填埋了，但尸骨一直暴露在外，直到1980年才被有关部门重新清理和封闭进棺椁。在封闭之前，当地县城医院和防疫站曾对尸骨进行了一些简单的检测，结论是：没有发现外伤和明显中毒表现。但鉴于当时的检测水平，这并不是一次精密的检测，好在封棺之前，有关部门把光绪的一些头发、遗骨和衣服另外保存了下来，留待日后再检。
从2003年开始，更加权威的部门又对这些保留下来的遗物进行了检测，这次有一个重大发现：光绪的头发、衣服等含有高浓度的三氧化二砷，这是砒霜的主要成分。现在，只要我们能够有力地排除光绪陵墓被盗时没有受到污染，盗墓人士当时没有使用同样可能富含三氧化二砷的消毒粉剂之类，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光绪死于砒霜中毒，准确来说是急性肠胃型砒霜中毒，也可以正式联想到那碗“酸奶”了。
只可惜，当时盗墓的现场也许永远无法还原了。光绪到底是不是死于谋害？凶手是不是慈禧？历史也许在这里留下了一个永远的谜案，我们只能期待将来会有新发现了。
而我们说慈禧有谋害光绪的最大嫌疑，并不只是从光绪死亡的过程来推断，还因为她对去世后的权力布局，正是在这场慈禧一生中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权力布局中，隐藏着谋害光绪的动机！
慈禧去世的前两年（1906年），年轻的醇亲王载沣得了一个儿子，取名为溥仪。在慈禧看来，溥仪的出生简直就是上天送给她的一个礼物。光绪无子，将来只要把溥仪过继过来继承大统，她的侄女静芬就能重复当年慈禧的老路：升格为皇太后，以太后的名义听政，把控最高权力。
但是，按照朝廷家法，君幼，必须再设摄政王或者顾命大臣、议政王等等（慈禧时代，奕䜣一直为议政王，只是慈禧比较厉害，一直牢牢把控权力），那么如果立年幼的溥仪为帝，这个摄政王又是谁呢？自然就是溥仪的老爸——同样年轻的载沣！也就是说，在慈禧这里，她不是先看中了载沣作为摄政王，是出于让静芬听政的需求，先挑中了年幼的溥仪，载沣才因此成为摄政王。摄政王，不过是慈禧要延续叶赫那拉氏的娘家人把控最高权力而给载沣安排的一个工作。
事实正是如此，慈禧的遗诏明确规定，帝国的最高权力掌握在载沣和隆裕手中：一般军国政事由载沣在前面顶着，遇有重大事件，有必须请隆裕太后懿旨者，由载沣随时面请施行。也就是说，隆裕享有最终裁决权。
慈禧的遗诏是这么规定的，现实条件也有利于隆裕。想想当年慈禧开始听政时，她还只有26岁，奕䜣28岁，现在隆裕已经40岁了，比当年慈禧接手时还大了十几岁，载沣（25岁）却没有当年奕䜣的年龄。隆裕只要有慈禧一半的手段，她完全有条件再像当年的慈禧一样，让大清的最高权力最终落于叶赫那拉氏之手！
这就是慈禧谋害光绪的动机。在慈禧去世的时候，只有光绪去世，溥仪才能上位，隆裕的听政才能实现。不过人算不如天算，慈禧把掌控最高权力的机会留给了隆裕，隆裕却没有这个能力。她确实处处想学当年的慈禧，也在宫内玩起了垂帘听政，慈禧宠信太监李莲英，她就宠信太监小德张。但慈禧的宠信是因为李莲英处处听她的话，坚决彻底执行慈禧的命令，到了隆裕这里却是她听小德张的——其实谁的话她都听，因为她本身并没主见和决断。
看来一切都要靠年轻的摄政王了。
而慈禧的权力布局并没有落幕。君主专制王朝里的权力就是凶器，它每一次的交接和变动不是要抓几个人就是要血溅四方。对于庆袁这两个大清权势最大的大臣，慈禧又希望她的接班人如何处理他们呢？
慈禧去世前希望如何处理袁世凯？
接班人如何处理前朝权臣，这是无法写到遗诏里面的，写了也没有用，一切都要靠接班人自己去领悟，拿出自己的手段。要领悟慈禧的遗志，需要了解大清朝一段著名的往事。
乾隆时期，也有一位权势冲天、财富惊人的大臣，他就是和珅大人。这位和大人几乎占据了大清的大部分财富，也一直是乾隆的心腹。乾隆去世后，儿子嘉庆继承大统，他上位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高调反贪，把和大人赐死并抄家。抄家所得达八亿两白银以上，相当于当时朝廷15年以上的收入，朝廷顿时有钱了。
当时所有的人都不明白，为什么乾隆皇帝就那么昏庸，竟然让一个巨贪在自己身边几十年之久而没有半点察觉？为什么和珅也屡遭弹劾而乾隆就是不处理？
其实，这正是乾隆留给他儿子的政治和经济遗产。
乾隆当政时，正是所谓的康乾盛世。与过去相比，老百姓的日子确实好过一点了，一般人家都能吃饱穿暖，再有余粮闲钱的人开始做生意，去发展工商业。根据一般的逻辑，这是好事，朝廷应该出政策鼓励工商业的发展，让老百姓进一步富裕起来，朝廷也可以构建一个富人阶层来稳定社会，以民富最终达到国强。然而，皇权的逻辑却并不是如此考虑。“士农工商”，商是排在最末尾的，也是始终被君主专制王朝视为大敌的。重农抑商是千年传统，大清也不例外。
很简单，如果民间有一个稳定而且广泛的富人阶层出现，就会带来很多的改变，首先自然就是体制不再具有绝对的吸引力——想想看，如果混体制不能带来更多的好处，谁还愿意为体制去卖命啊？然后就是思想上的活跃，人们会索取越来越多的其他权益，比如对政治权利、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发展和生活环境的要求等等。这就相当于要求朝廷变成一个真正为老百姓、为社会服务的朝廷，它的很多权力都要受到约束，会向着“小朝廷、大社会”的方式转变，朝廷传统政治架构会受到根本性的冲击。我们前面说到的买办郑观应、刘学询等人正是有此举。
这就是说，发展工商业并不是王朝维护专制统治的需要，维持老百姓们适度贫困甚至始终维持可以在不加税的情况下一夜之间入贫才是维护专制统治的需要。在这一点上，乾隆皇帝是真正的“英明神武”的。他一边通过“文字狱”禁锢活跃思想的苗头，一边还要想办法既不能让老百姓们太穷（免得造反），又不能让老百姓太富，抑制工商业的发展，以维护专制统治的需要。
这后一条实在是太难了，毕竟大清开国以来几十年的长治久安和人口红利带来了对财富的欲望，也带来了民间财富的积累。靠增加百姓们的税赋？这有一个度，不能无休止地加下去，朝廷也是要讲脸面的，更何况当年的康熙爷还定了一个“永不加赋”的规矩。看来用合法渠道去把民间滋长的财富掠夺到大清朝廷是行不通了。
这时候，乾隆身边的敛财高手和珅横空出世了。他没有政治野心，乾隆的话就是他的最高指示，银子就是他的最大爱好，但此人并不只有永远满足不了的贪污之心，还匹配着炉火纯青的贪污手段。有了这样一位巨贪，大清各地、各级官员的银子源源不断地流向和大人这里。而官员们的银子是从哪里来呢？自然也是从民间搜刮而来。如果把和大人比作一根吸血管，大清各级官员就是伸向民间每一个角落吸血的毛细血管。和大人所贪的每一两银子，归根到底都是通过这个庞大而完备的吸血机器从民间吸血而来。民间财富终于汇聚到了一个巨贪手里。
接下来呢？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乾隆留着和大人不杀，把他养得很肥，肥得不能再肥，留给自己的儿子嘉庆去杀。嘉庆这个新主一上位，立即打掉了一只“特大老虎”，除去国之巨贪——这是一笔巨大的政治遗产；然后和大人被抄家，嘉庆又获得一笔巨大的经济遗产。这就是所谓的“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新朝的百姓们对新皇“打特大老虎”拍手称快，却忘了这个和珅巨贪也正是朝廷自己养成的。和大人贪污的每一两银子、每一件家什，都是他们的父辈创造的，而不是官员们创造的，更不是和珅创造的。而可怜的和大人，他也不过是一个二道贩子，一个从民间吸血的运输队队长，他在乾隆朝所贪的大部分的钱，不过是要变成乾隆儿子反腐反贪的合法收入。换一种方式来说，“和珅”本身就是朝廷巧立的一个名目，有了这个名目，号称“永不加赋”的朝廷相当于对百姓加了15年的赋税！
对于大清朝廷来说，既搜刮到了民脂民膏还不用背负骂名，甚至还能宣扬“打虎”的美名。大清朝廷先纵贪，然后再反贪，然后再纵贪，然后再反贪……“盛世”之下的大清百姓创造的大部分财富最终落入了朝廷的口袋，工商业从源头上被压制，民间的财富永远无法超过朝廷的财富，永远是“大朝廷、小社会”，朝廷永远能够用钱来控制子民，朝廷永远是铁桶江山！现在，慈禧也留给了她的接班人一个这样的人，只要扳倒他，新主就能迅速获得政治资产，又能获得白花花的银子。
这个人相信大家已经知道了，他就是奕劻。
奕劻号称“晚清第一巨贪”，这么多年他到底搜刮了多少银子，这是一个谜，只知道他在汇丰等外资银行有大笔的存款——这样看来，即便赶不上当年和大人，富可敌国也是不在话下的，而他又是首席军机大臣，慈禧时代的二把手，拿下这样一位“特大老虎”确实又能让朝廷名利双收。当然，和当年的和大人不同，奕劻毕竟是亲王，也是爱新觉罗的子孙，一刀砍了他也是不太好的，但至少要免职定罪，巨额财产上缴朝廷，判个终身监禁。
载沣决定动手了，他自然也知道新主上位，处理一两个权臣可以迅速奠定权威。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载沣并不是要处理奕劻，而是要——杀掉袁世凯！
早在军机处的时候，载沣和袁世凯就结下梁子了。当初慈禧把载沣和袁世凯前后调入军机处，本来是希望载沣好好向袁世凯学习学习，搞好关系，没想到结果适得其反。当时袁世凯在强力推进第二次君主立宪制改革，难免要到军机处念叨念叨，看到袁世凯又在一遍遍老调重弹，一副完全不把皇权放在眼里的模样，年轻气盛的载沣和他激烈地争辩起来，最后，载沣竟然拔出手枪想杀掉袁世凯。还好，旁人拉开了载沣，袁世凯也跑得快，没有造成紫禁城流血事件（醇王闻言益怒，强词驳诘，不胜，即出手枪向余射放）。
需要注意的是，这件事情是发生在袁世凯的第二次君主立宪制改革时期（1907年），而不是长期以来流传的第一次君主立宪制改革时期（1906年）。我们是从袁世凯给他三哥袁世勋的家信中证实了准确的时间（弟本已兼协办太学士人赞军机，本月初六奉召入京）。这就是说，当载沣枪指袁世凯的时候，离慈禧去世也只有一年的时间。这么短的时间里，就算是搞关系的高手袁世凯也没有办法修补好他与载沣之间的裂缝。直至慈禧去世，载沣上位，这个梁子还是存在。
从上面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出，载沣一直对袁世凯怀有成见，认为袁世凯的眼里只有“君主立宪”，是对皇权的巨大威胁。慈禧去世了，载沣自然起了杀袁之心，既要杀袁，自然也就不会处理奕劻了。
载沣的周围已经团结了一批想杀袁的皇族亲贵，但只有亲贵的支持是远远不够的，载沣开始试探军机大臣的态度。
奕劻和张之洞都强烈反对。
载沣痛苦地发现，他可能杀不了袁世凯了。内有军机大臣反对，国际上，估计除了日本人会支持杀袁外，与袁世凯关系较好的英美等国等会强烈反对。载沣不敢负这个责任，也负不起这个责任。
杀不了袁世凯，那就把他赶走吧！
溥仪的年号定为宣统，1909年为宣统元年。1月2日，在慈禧逝世45天后，载沣以宣统的名义发布上谕：袁世凯是个人才，朕正想重用，不过袁世凯现在腿脚不方便，上班比较困难，为了体谅他，我们决定开缺袁世凯，让他回老家养腿病，以示朝廷体恤。
载沣真的只是想把袁世凯赶走而已，问题是袁世凯被吓得不轻。慈禧已经去世了，那个既可以打压他，又可以保护他的人已经不在。接到上谕之后，袁世凯决定：逃！
顾不上清点家产和带上所有的家人，袁世凯只带上了部分家眷，从北京仓皇出逃，匆匆逃进天津租界，还准备提取点银行存款逃到国外去。好在等冷静下来之后，袁世凯和众亲信幕僚都判断：载沣应该暂时不会动手，目前服从圣命是唯一明智选择。于是，1月4日，袁世凯返回北京。圣命如山，1月5日下午5时，袁世凯就乘坐火车离京，灰溜溜地回河南老家“养腿病”去了，狼狈不说，还要装作一瘸一拐的样子，以配合朝廷对他“病腿”的说法，十分凄凉。
在袁世凯最需要有人力挺和支持的时候，朝廷里传说中的“袁党”并没有出现，袁世凯一手提拔的北洋系新军将领也没有一个人表示公开的抗议，甚至没有一个将士前来送行。袁世凯也知道，外界一直风言风语，说北洋新军是他的“私家军”，那只是因为他在慈禧时代受到重用，权势冲天，北洋新军将领才会向着他。包括袁世凯自己在内，所有人的俸禄是朝廷发的，职务需要朝廷来任命，钱、权和名气都是朝廷的，袁世凯只不过是会用而已。袁世凯现在正处于人生中最低潮期，寄希望于这支军队来为自己保驾护航，恐怕是要失望的，想依靠自己在军界的影响力来与朝廷对抗，那更是天方夜谭。正是因为如此，虽然早就风闻载沣可能会对自己动手，袁世凯也没有为自己提前作什么军事上的部署，因为他无法作这种部署！
在忧心忡忡地回到河南之后，袁世凯仍然日夜处于惊恐之中，甚至被载沣这个25岁的年轻人吓得一夜白头（当时拜访袁世凯的王锡彤形容他“须发尽白，俨然六七十岁人，知其忧国者深矣”），袁世凯当然不全是“忧国”，更是担忧他自己的生命安全，即使已经无官一身轻了，他还保留着在军中随身携带胶鞋的习惯，准备随时再跑路。
而袁世凯的生命威胁也终于被解除了。解除它的是一群洋人，当北洋军将领普遍沉默之时，他们为营救袁世凯付出了实际行动。
早在罢免袁世凯的上谕发布之后，英美两国驻北京公使分别向朝廷提出抗议，对朝廷“突然罢免一位改革派的大臣表示严重关切”，担忧大清会回到过去保守、僵化的老路，甚至担忧会出现义和团式的排外事件。这会损害英美等国的切身利益，因此希望朝廷不要再继续处罚袁世凯，否则难保国际社会不会对大清作出进一步的反应和制裁。
在英美两国的强硬表态之下，日本也不得不做出表态。他们私下向载沣表达意见：不要进一步处罚袁世凯，也不要株连所谓的“袁党”，以免政局发生动荡。
载沣不得不彻底熄灭了“杀袁”之心，袁世凯暂时没有了性命之忧。现在，我们需要来了解一下，“杀袁”也是慈禧希望的吗？
并不是。慈禧希望载沣做的很简单：继续用好他。
袁世凯是汉臣，他在朝廷推进立宪需要获得亲贵的支持。在慈禧年代，袁世凯选择的是奕劻，而慈禧正是希望载沣在拿下奕劻之后，取而代之，变之前的庆袁组合为“载袁组合”。载沣需要借袁世凯之力继续推进君主立宪制改革，同时也要成为袁世凯的强大靠山，这一切的秘密都隐藏在那张“九年办事清单”中。慈禧的这张清单既是留给官员们的，更是留给载沣的。只要载沣不是昏了头，他一定明白：离开了袁世凯，清单能否顺利兑现都是问题，毕竟只有袁世凯才是大清“改革第一人”，也只有他才能主导改革的走向，推进改革的进程，稳定改革的大局。
在慈禧这里，载沣的关键就是如何用人。正如当年的奕䜣用好了曾国藩、奕劻用好了袁世凯一样，慈禧相信载沣不会傻到真的把袁世凯给抛弃了。袁世凯，实在也是慈禧为载沣留下的另一笔政治遗产。
至于隆裕，她要做的就很简单了。之前的慈禧一直强力把控着袁世凯立宪的大方向：参照日本模式实行“实君立宪”。这并不是解除皇室权力，只是限制皇室权力，那么对于隆裕，慈禧希望她能够取代当年的自己，超然于上，驾驭好这对“载袁组合”，成为最后的裁决人。
这就是慈禧布局中关于权力交接的最终秘密：载沣取奕劻而代之，隆裕取慈禧而代之，而继续用好袁世凯才是关键。只可惜无论是隆裕还是载沣，他们并没有这样的眼光和胸怀，他们不是要组成新的“载袁”，恰恰是要宰袁！现在，赶走了袁世凯这员立宪大将，抽掉了袁世凯的办事平台，载沣要独自推进“九年办事清单”了！
根据“九年办事清单”，1909年，各省要一律开设咨议局。载沣首先抓的是这件事情。他态度十分积极，严令各省督抚迅速开办，不得延误，否则严惩不贷。督抚们开始抱怨了，纷纷上奏在这一年之内开设咨议局有很多困难，但载沣态度强硬，他要求除新疆之外，其余各省必须如期完成咨议局选举。新疆是因为地域太广，一时投票选举有困难，这才网开一面。
新主刚刚上位，督抚们也不敢明确对着干。于是到1909年10月，除新疆之外的各省都如期完成了咨议局的选举，形势很好。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九年办事清单”上绝对没有的。
11月，咨议局刚刚成立，在督抚们的幕后支持下，各地咨议局开始大规模云集北京请愿，要求朝廷把慈禧定下的“九年办事清单”提前执行，并提出了两个具体要求：提前成立责任内阁和提前召开国会！
载沣十分震怒，出动军警造成了流血事件，但是咨议局的态度十分坚决，发动了学生、市民参与其中，朝廷已经压不住了。1911年1月17日，载沣不得不颁布上谕，作出重大让步：原定于1916年成立责任内阁的时间提前到1911年，原定于1916年后开设国会的时间提前到1913年。
1911年5月8日，载沣果然发布上谕，裁撤军机处，成立责任内阁，袁世凯在第一次立宪改革中的设想终于实现了。然而，大家还没来得及兴奋，却惊奇地发现，在13名新内阁成员中，汉族阁员只有4人，满族阁员有9人——其中皇室亲贵阁员就有7人，而且全部占据要害和关键部门，可以称之为“皇族内阁”！
相信大家要问了，为什么载沣要狠抓咨议局的选举？咨议局成立之前，督抚们的态度很不积极，而咨议局成立之后，为什么态度却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反过来要挟朝廷提前了？
按照设计，咨议局是地方议会，是要监督和限制督抚和地方官员的权力的，也就是分督抚之权的。在载沣看来，到时候地方议员和督抚们就会争相向朝廷“争宠”，有利于朝廷对各地督抚分而治之，加强中央集权，强化皇权。这就是载沣的目的。
其实从督抚们一贯的表现来看，加强中央权威也是必要的，但是，载沣眼里的加强中央权威，就是“加强中央集权”，特别是强化皇权。于是他赶走了立宪大将兼权臣袁世凯，试图对督抚分而治之，拉拢亲贵中的“特大老虎”奕劻。他并没有想过，如果重用袁世凯，有效地推进人心所向的立宪，这才是真正的加强中央权威！
载沣要加强皇权，督抚们自然要作出反弹。各省咨议局都如期成立了，但我们只要了解一下选举过程，就能发现其中的秘密了。
咨议局的选举人和被选举人都是有资格要求的，最重要的有三条：首先他要有一定的官职（乡绅、秀才和新式学堂毕业生也算）；然后他要有一定的家产（不少于5000银元）；最后还要求有中学或者同等以上学历。如此一来，被选上的大多是原来“立宪派”。他们原本就是和督抚们关系密切的士绅，以前一直在通过各种途径争取立宪，袁世凯就是他们最大的争取对象；现在，袁世凯被开缺，载沣本人在立宪领域又几乎没什么资历，议员的立宪派们自然要怀疑载沣的立宪诚意，而督抚们既要防备立宪派来“分权”，又想联合他们去对抗载沣的中央集权，于是躲在幕后支持他们反过来向朝廷施压！
地方上的立法权和行政权竟然还可以勾搭在一起，这也是世界宪政史上的奇观。在请愿运动中，议员们的主要诉求是“提前召开国会”，而督抚们的主要诉求是“提前成立责任内阁”。国会是议员们进军中央权力的舞台，但官员不能当议员，责任内阁才是督抚们进军中央权力的舞台。载沣正是“敏锐”地发现督抚才是请愿的幕后支持者，这才首先满足督抚们的诉求，把成立责任内阁的时间大幅度提前到1911年，然后才把开国会的时间提前到1913年。
既然提前成立责任内阁是在被要挟的情况下同意的，那么载沣也必然要做出他的反弹。这个反弹就是成立“皇族内阁”。
事情到了这一地步，大清喊了几十年的政治体制改革面目彻底暴露了。洋务运动虽然只变革技艺，但技术的变革必然会带来制度的变革，而朝廷之所以总是无法作出根本性的政治体制变革，因为朝廷也清楚，根本性的变革就是要消灭这个君主专制体制。这一点慈禧很清楚，所以她拖着不办，把这个烂摊子交给自己的继承人，相信他们有智慧和能力来处理；而载沣怕丢了祖宗江山，本来就不想立宪，也不敢立宪；官员们怕失去既得权力和利益，也不想真正地立宪；咨议局的议员们倒是希望立宪，登上权力舞台，不过他们的实力还很弱小，只能被原本要去监督的地方督抚反过来利用。于是，短短两三年之内，“九年办事清单”的进度和内容都严重偏离了。大清从最高领导层开始的整个官僚系统哪里是在真正立宪？不过是借立宪之名强化皇权和争权夺利，一起促使大清“向后转”罢了！
虽然这个内阁叫作“皇族内阁”，听起来好像皇族就成了铁板一块，能够团结起来，一致去对付那些要挟朝廷的督抚，但实际上，它的内部也分成了多个派系。你拆你的台，我使我的招，就差打起来。它的关键岗位是这样分布的：
总理：奕劻
副总理：那桐、徐世昌
海军大臣：载洵
陆军大臣：廕昌
邮传大臣：盛宣怀
度支大臣（财政大臣）：载泽
很明显，一场为立宪而组建的责任内阁，它的首任总理，竟然是大清最大的贪官奕劻，载沣的这张名单也真不知道该怎么服众。对于这三位总理级别的大臣们其实都是亲袁派，载沣心里也是清楚的，所以接下来的这些人物才是关键，他们将在载沣和隆裕的领导下，把控最重要的军权和财权，架空奕劻等人！
海军大臣和陆军大臣虽然排在奕劻之下，但军事的问题并不归总理管，他们直接向载沣报告，只要在事后知会奕劻一声就行了。而在责任内阁之外还成立一个军咨府（相当于日本的参谋本部），辅助载沣把控一切军权。军咨府的负责人是谁呢？不好意思，他和海军大臣载洵一样，都是载沣的亲弟弟。“亲不亲，自家人”，载沣已经通过两位亲弟弟把控了大清的枪杆子。
邮传大臣盛宣怀，这是李鸿章的经济大管家。1901年李鸿章去世，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理兼北洋大臣之后，清洗李大人的势力，打造自己的北洋势力。盛大人就在清洗之列，一度在官场靠边站，直到袁世凯被开缺，盛大人才瞄准时机，以“六十万金”贿赂高官，这才出任邮传大臣。
而老盛贿赂的这个人正是度支大臣载泽。
载泽不仅是皇族亲贵，还是隆裕太后的亲妹夫。在慈禧时代，太后是慈禧，这种关系并不显赫；慈禧去世了，太后变成了隆裕，意义就不一样了。载泽其实早就瞄上奕劻的内阁总理之位， 隆裕自然是会支持他的，但也要和载沣搞好关系。载沣要集权，还要集资，只有枪杆子，没有资金和资本，收买不了人心，办不成事。载泽抓住了载沣的这个需求，他的计划是：先把大清重要的财权统统收回到朝廷，成为“替载沣把控大清钱袋子”的不二人选。
盛宣怀已经成为了载泽、载沣最重要的帮手，也就是说，他能够绕过总理奕劻，直接“通天”。在最高层的支持下，通天人物盛宣怀即将开始一项重大行动。正是从这项行动开始，席卷大清整个官僚系统的权力斗争即将全面升级。它有发生在责任内阁内部的，也有发生在朝廷与地方官府之间的，议员、士绅、新军等等无不卷入其中，最终将为大清最后的解体贡献自己的力量！
载沣为何支持铁路干线国有？
作为主管大清铁路、电报等产业的邮传大臣，盛宣怀给载泽出的主意正是：把地方官府修筑铁路干线的权力收回朝廷所有，把各地已经成立的商办铁路公司变为国有，简称“干线国有”。
这项政策其实从慈禧去世的前两年（1906年）就开始酝酿了，却一直没有真正执行，因为它一直遭到地方官府的抵制。
一直以来，像铁路、电报、航运等暴利行业，大清都是以“国家”的名义垄断，从来没有真正地向市场开放，从来不允许民间的百姓们来投资赚钱，只能让朝廷自己当总包工头，这些企业就是“官企”。需要注意的是，“官企”其实并不是天然的暴利，只是由于垄断，就造成了暴利。但暴利是暴利，“国家”却并没有从中真正获得多少好处。
《泰晤士报》驻北京莫理循就曾报道：英国每年从他的内陆电报中取净利润2500万两，可是大清的人口比英国多十倍，电报收费也比英国贵（例如从北京发16个字的电报到天津，收费3.2美元），大清国却从电报业中得不到一点利润；利润都被管理电报业的当权者榨取一空。
于是乎，“官企”对外普遍只公布营业额，很少公布利润。公开的营业额逐年增长，暗地里的利润却很可能逐年下降甚至亏空，还要反过来伸手向“国家”要钱以填补亏空。即使有一两家利润丰厚的，管理这些“官企”的人也不会把利润用于企业的扩大再生产，而是几乎都投向了当铺和房地产等来钱更快的产业，进行投机赚钱。这就不奇怪大清洋务运动多年，“官企”中仍然没有一家能拿得出手的像样企业。
现在我们知道了：大清的“官企”，它不是属于大清国的，更不是属于大清百姓的，它其实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私企”，是皇亲贵族和权贵们的私企。他们打着“国家”的旗号，霸占着这些企业，成为他们的提款机和洗钱工具。最后，朝廷也没有这么多银子来填补亏空，不得不向列强借款——引进外资，比如向外资银行借款修筑铁路。而外资银行自然也不会来个“无抵押贷款”，他们需要朝廷以铁路的经营权甚至铁路沿线的采矿权作为抵押，这自然又引发了爱国人士的不满。
没办法，朝廷只好把由“官企”垄断的部分行业的经营权，由朝廷下放到地方官府，由地方官府向民间资本集资，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称之为官督商办或者商办。“官”之外总算有了一个“商”，看上去是进步了。
在盛宣怀提出这个主意之前，大清的铁路修筑从官办到引进外资再到官督商办和商办，已经在所有模式里做了一个全套。全国最重要的两条干线铁路是广州至武昌的粤汉铁路，以及成都至汉口的川汉铁路。由广东、湖南、湖北以及四川四省官府组建商办的铁路公司，吸引老百姓以出钱入股的方式持有铁路股票，并且不再引进外资，宣称这两条干线铁路光荣地成为了“爱国之路”“完全由清国人自己修的铁路”。
但问题是这四个省向老百姓集了不少资，铁路却基本没修成。比如在粤汉铁路沿线，参与投资的华侨们气愤地发现，工地上到处露天堆放着成堆的铁轨、枕木，任其日晒雨淋，生锈腐烂，没人去管；而在川汉铁路，开工一年半，花了400多万两银子，总共只修通了30多里。汉川铁路本来还请来了著名的詹天佑，可是詹天佑也没有办法，他只能解决技术问题而非官场问题。当他批评一个项目负责人不认真时，这位不知是哪位大官安插进来的小老爷竟然连理都不理詹天佑，径自离开去办理私事去了，詹天佑被气得目瞪口呆。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这里没有可依靠之人，却还要把他们当作是善良的同僚，只要我一得到自由，我就要另谋他职。四川的路，那是修不通的！
对于百姓投资者来说，当初花银子是为了投资修铁路的；铁路不修，从投资的角度来说，四省铁路公司股票的价值每天都在贬值，在市面上已经全部跌到票面价以下了。比如兄弟你之前受了“火车一响，黄金万两”的鼓动，狠心花1两银子买了一股，现在要在市场转卖出去，对方只能出半两，甚至连半两都不愿意出。
大家总算是明白了，所谓的官督商办和商办，其实还是没有“商”的，对于资源和市场，朝廷从来没有真正地放开过，只是换了一个手段来管控。商办绝不是在商言商，而是在商言政，没有官老爷点头，商民必不敢办，它的本质是在官府垄断资源的情况下，以这个资源为诱饵，诱骗民间资本进行投入。最终在这些企业里“选举”出来的总理、总办以及任命的各级办事员等等，既不是代表民间股东的利益，也不是代表“国家”的利益，仍然是朝廷或者地方上的各路神仙通过各种途径安插进来的利益代言人。这些人自然也是标准的官僚，每天领着数目可观的薪水混日子，从来不会真正关心本职工作，继续当好权贵们的提款机和洗钱工具。
号称把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商办”的朝廷仍然变着法子掌控着资源和市场，这就没办法从根本上改变官本位的问题了。大清的官场和社会向来都是大家都“往上看”，恨不得把眼睛睁着铜铃一样大，最终的结果是有什么样的官，就有什么样的民。只要官场一腐败，便是全民腐败，让原本还在逐渐与商业规则接轨的“商”，也不幸沾上了“官”的毛病，整个商场和民间也学会用官场的方法来办事。
百姓投资者们欲哭无泪。当初之所以投资，是相信投资铁路这样的“国家工程”，回报应该丰厚有保障；现在才发现，想通过与官府做生意发财，那真是一个大坑啊！所以他们只有一个想法：想办法出让股份，爬出坑去，再也不与官府做生意了。他们不仅对四省的地方官府失去了信心，对整个大清朝廷也失去了信心。很显然，在一个官员们需要时刻“往上看”的体制里，如果地方上大面积贪腐，朝廷里却纯洁得像朵白莲花，那也是不可能的。正是因为开展洋务运动多年，大清的子民视野也开阔了，逐渐看清了大清整个官僚系统的流氓本色。地方上假公济私，难道朝廷里不是假公济私！
了解了百姓投资者的这种心态，这就很好理解地方官府和载沣的态度了。对于地方官府来说，他们好不容易把这些百姓投资者拉上了贼船，让大小官员有了中饱私囊的机会，怎么会轻易放弃这个打着“商办”旗号的发财机会呢？
而对于载沣来说，“干线国有”之后，又回到了“官办”，自然也要去重新引入外资，因为朝廷是没有钱修路的。这看上去只是绕了一圈又回到了过去的老路上，但对载沣的意义是不同的。他的“官办”，就是起用自己人去办，把四省的商办铁路公司变成“国有”，其实就是变成载沣这个利益集团的所有。只要有了修路权，掌握了这些已经成立的商办铁路公司，就能以“国家”的名义从外国银行中贷到款，不仅可以牢牢把控这部分资金，其中涉及的回扣、大小官位的出售等等，都可以由载沣集团来主导了。这等于打着“国家”的旗号光明正大地夺走地方官府的机会——公款、私款、黑钱都让载沣集团一把给捋了回来。这就是有了修路权，就把控住了钱袋子。所谓“火车一响，黄金万两”，这句话的关键点只是，万两黄金由谁出？谁来管？怎么管？
当然，民间投资者对地方官府怨声载道，只想早日脱身的状态，他也是了解的。只是载沣还相信“大清国”这块金字招牌，他认为把原本的商办铁路公司变为国有企业，让百姓投资者变为国家股东，一定会受到百姓投资者欢迎的。这一定是一项大受欢迎的“民心工程”！
以如何修铁路为代表，大清的经济体制改革陷入了“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之中，和政治体制改革一样，也到了必须要作出根本性的变革的时候。其实载沣也清楚，只要没有真正地放权，就是假改革，现在需要的是真正地商办、真正地市场化，但这又是需要和政治体制改革中的立宪相互配套的。既然在政改领域，载沣不能也不想真正地立宪，那么在经改领域，自然也要为了祖宗的江山，打着“国家”“民心”的旗号光明正大地“向后转”，把“干线国有”上升到保江山的高度。载沣对实施这项政策的信念是坚定的，态度是强硬的。
只是载沣并不知道，一切都还回得去吗？
1911年5月5日，根据事先安排，给事中石长信上奏，提出“干线国有”政策，载沣迅速把奏折批转盛宣怀的邮传部“研究”。5月9日，盛宣怀奏复，竭力赞成石长信的主张。于是，5月9日当天，载沣发布上谕宣告“干线国有”政策正式实施！
大清铁路的每一根钢轨，都纠缠着利益，如此重大的政策，仅用四天时间就批准了，效率真是高得惊人。不过，我们只要注意一下另外一个时间就能发现其中的秘密了：5月8日，责任内阁成立，奕劻出任总理。“干线国有”的政策，正是要赶在这位总理大人上班之前出台，奕劻对这个政策不仅事先毫不知情，上谕也没有经他的副署，换句话说，内阁总理已经被晾在一边，再也无法插手这项重大国策，其中的公利、私利和黑钱跟他也就没什么关系了，完全落入载沣集团之手。奕劻很生气，自此之后，他在这件事情上当起了甩手掌柜，万事不管，就让载沣、载泽和盛宣怀他们去折腾吧。
接下来，按照盛大人原本的想法，一切就变得很简单了，就是他的邮传部拿着这个上谕，再出台个细则文件，宣布由邮传部接管四省商办铁路公司，百姓投资者变为国家股东，一切都搞定了。
不出所料，地方官府继续抵制这个政策，不过督抚毕竟还是官员，不敢大张旗鼓。熟悉的一幕出现了，在督抚们的暗中支持下，铁路公司职员和百姓投资者出来闹事了，一向是火药桶的两湖地区首先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然后广东跟进。
以盛大人的精明，他自然知道稳住那些百姓投资者才是关键，也明白了他们只想早日脱身，不论是地方官府的船还是朝廷的船都不想上了。于是，盛大人改变政策：两湖铁路公司的民间投资者主要是士绅和商人集资，投资规模并不大（约400万两），目前亏损也不严重，朝廷按票面价付现银来收回股票。
广东铁路公司亏损严重，股票的市场价早已经跌到票面价的50%以下了。朝廷按票面价的60%付现银收回股票，至于那剩下的40%，也转为国家保本无利债券（什么时候能兑现不知道，相当于打白条）。
广东铁路公司的民间投资者主要是华侨。很显然，盛大人给予两湖和广东这三个省投资者的都是优惠政策，他们都比较满意，既然能成功地下贼船，那就不再闹了。而他们不再闹了，三省官员们自然也无法再闹了，只好乖乖地交出了铁路公司所有权，眼睁睁地看着它们“国有化”。盛大人这一招可谓是釜底抽薪，而所有人都不知道，盛大人给出的优惠政策，他自己也得到了好处。
在针对广东的政策出台之前，盛大人已经派亲信亲赴港澳、南洋各岛，按照低于票面50%的市场价从华侨手中回购了大量股票，然后等到政策出台，转手就获得了票面60%的现银。盛大人真是精明，左手代表“国家”制定政策，右手就伸向市场从这个政策里捞好处，他也算是公私两不误嘛。（《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
在广东投资者发起“保路运动”的时候，他们曾经致电四川的铁路公司，要求进行串联，大家联合起来发动更大“保路运动”。令人奇怪的是，其他三省都闹得不亦乐乎，只有四川这里一直平静。四川的情况确实很奇怪：四川的官府和铁路公司管理层竟然都不反对国有化，甚至早就盼着国有化，似乎想早点脱身的恰恰是他们。而四川的百姓投资者们的态度呢？他们没态度，因为这些被强制投资者是四川千千万万的农民。
当初四川为了集资修铁路，出台了一道奇怪的政策，可以叫作“田租入股”，简称租股。
四川号称“天府之国”，有些人有很多田，有些人没有田，有很多田的可以把田地出租给没田的人耕种，收取田租。那么兄弟你只要每年收取的田租达到十石（约1200斤）以上，四川官府设立的“租股局”就要强制性地征收你当年实际收成的百分之三作为修铁路的股金，这就是租股。
而事情并没有完。四川官府和铁路公司规定每一股的票面价为50两银子（后虽推出一种5两银子的“小股”，但并未执行），每股除了将来可以“返本分红”外，每年还可以享受四厘（即4%，后改为六厘）利息。如果农户每年上缴的租股不够50两银子，铁路公司先开收据，等凑够了再换成一股的股票。比如兄弟你如果每年收租正好是十石，上缴3%即三斗，按照粮价，你得交近70年才能换得一股股票。
相信大家已经被数字看晕了，我们来分析一下。首先，被强制征收了租股的表面上是有田者，不过，既然他们被官府抽去了租股，负担自然会转嫁到租他们地的无田者身上。正如兄弟你租个房子，如果房东要多缴税，自然会转移到房费上。所以，所谓的租股表面上是对以地主、富农为代表的农村中的中产阶层剪羊毛，实际是对包括他们在内的所有农户剪羊毛，是一种分摊到四川所有农户身上的税。租田的农户是租股实际上的出资人，却连名义上的股东都不是。而大多数的有田者因为在短时间里都累积不到一股，却也只是名义上股东，手中连一股的股票也没有，自然也享受不了股息。那么这明文规定的那六厘股息哪里去了呢？
这个答案相信兄弟你已经知道了，被地方官员和铁路公司管理者侵吞了。他们并不需要自己掏钱去买铁路公司的股票，却能够成为铁路公司的实际股东。他们只要把农户们上缴的那些零散租股集中起来，换成一张张股票，就能光明正大地享受利息——这不是贪污，他们有文件。
截止到1910年底，四川铁路公司收入的股金约1200万两，其中地方官府直接出资的只有23万两，商人投资245万两，而租股就有900多万两！这900多万产生的利息，就被白白偷吃掉了。
四川铁路公司资产的主人是千千万万的租田农户和有田者，也就是千千万万的农民。他们才是真正的股东，每年却只有交钱的份儿，连一张凭证都没有。地方既得利益集团的蛀虫们以“修铁路”立个项，白白吃着农民们利息，然后还反过来享受着“管理铁路公司”的高官俸禄。盘剥到了这种地步，也算是神鬼莫测了。按理说，蛀虫们的胃口应该满足了吧？然而，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不受外部限制的权力和贪欲是不会自我捆绑的，否则他们也不会花了400多万，只修通了30多里的铁路。蛀虫们除了吃利息，另外因挪用和投机造成的损失还有300多万！
在载沣的上谕中，他规定了川汉铁路国有化的同时，四川要停止收租股。这是很正常的，国有化之后，朝廷要引入外资，铁路由国家来修，不是四川自己修，自然没有理由收租股了。这等于断了地方蛀虫们一条财路，但他们仍然在盼着国有化，秘密就在这300多万的亏空。在他们看来，国有化是最高层命令，硬顶那是顶不住的，但他们相信朝廷一旦国有化，就像为“官企”填补亏空一样，一定会为他们填补这300多万的亏空。这也是一笔交易，他们收租股的财路断了，以后吃不了利息，朝廷拨付300万下来，这很公平吧？
而盛宣怀和载沣恰恰都不同意。在他们看来，两湖和广东的集资，那是面向市场的集资，没人去强制那些投资者，他们和朝廷也存在一种协议关系，朝廷理应讲点基本的诚信，给退还回去；但四川收的租股，实际上是四川官府代表朝廷向千千万万农户强制性收上来的一种税，老百姓们其实早就把它看作“铁路捐”，看作是皇粮的一部分，很多人连收据都丢了，谁也不会在意70年后还能不能向官府换回那一股，他们的租股是上缴给“国家”的，不是上缴你四川地方官府的，所以朝廷对这个铁路公司想回收就回收。至于蛀虫们自己的造成的亏空，朝廷没有义务去填补亏空，朝廷没派人来查就已经不错了。之所以不查，那也是希望与你们达成默契：朝廷不追究你们的贪腐和挪用责任，你们也不要抵制朝廷的政策，自己去摆平吧。
更重要的是，以盛宣怀的精明，他也知道，即使朝廷真的把这300多万拨付下去，这些地方蛀虫们也根本不会拿它去填补亏空，而是又落入了他们自己的腰包！想想看，他们付给百姓们的只是收据，不是股票，股票都在他们自己手里。即使现在要推行“国有化”，政策有变，地方蛀虫们仍然能够让百姓们相信“等到70年后去换那一股”。退一万步说，即使百姓们中有像与官府打过交道的商人、华侨那样的幡然醒悟者，他们也闹不起什么事来。这是因为有收取租股基层组织的存在——租股局。
四川各县的租股局里，负责向农民收取租股的是官府雇佣的哥老会等帮会分子，以及各村的“痞子能人”，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租股才能顺利地收上来。这些人干着官府正式官吏一般不会直接出面干的催逼索要、强抢拷打等之类的事，同时他们也控制着一些能挣钱的黑道行业。如果做得太过火了，官府会打击一下，但大部分情况下这些人都能够在城乡间太平地生存，这是因为他们与官府有合作嘛。这样的人，让大清的基层政权迅速帮会化和痞子化，除非受到领导和组织，农户们绝不可能像两湖和广东那样发起什么“保路运动”，给朝廷添麻烦。
现在我们知道了，对于四川的地方蛀虫们来说，他们对这笔交易的实质看法是：希望朝廷一次性“买断”他们收租股、吃利息的权力！至于买断的价钱，那就是亏空的那300多万两。反正朝廷也有填补亏空的惯例，把这300多万拨付下来，没有人会说什么。大家都名正言顺，心照不宣——这是地方官府与朝廷之间的谈判。这帮官员们大概已经忘了他们头顶上还有大清国了，只记得他们是为朝廷打工，为皇室打工。既然是打工的，条件自然是要谈的。以前还怕被摘顶戴和掉脑袋，现在都不怕了，反正对朝廷不满的已经是大多数，而朝廷内部也已经着火。载沣集团仅仅代表他们自己，又不能代表整个朝廷。
买断，一次性买断，载沣只能在他的皇宫里仰天长啸了。自古以来，代表“国家”的只能是君主，也只能是朝廷。朝廷就算是朝令夕改，地方官府也只有听命的份儿，从来没有听说地方官府还可以代表“国家”，来和朝廷谈条件的。载沣不能退让，这不比当初处理请愿运动，还可以成立一个“皇族内阁”来对付，这是要拿出真金白银，毫无转圜和退让的可能。奕劻不发话，载沣就连续发布谕旨，强令四川必须无条件接受政策！
四川的蛀虫们失望了，他们成立了四川保路同志会。成都等城市的街头巷尾，到处有人演讲：什么朝廷不让我们四川人自己修铁路，引入外资修铁路，“卖路卖国”；什么“铁路没了，四川也就亡了”；什么“保路就是爱国，保路就是护川”，等等。演讲感人肺腑，催人泪下，不断有人挥刀断指，写血书表明立场。
市民们突然惊讶地发现，有了一个地方官府暗中支持的可以抨击朝廷的机会！压抑得太久的各界人士亢奋了，他们上街请愿、演讲、罢工、罢市，冲击和打砸不愿意加入“保路”的店铺和衙门，很多连为什么要“保路”都不清楚的市民也只好加入其中，甚至还包括妓女、乞丐和儿童！
“保路”队伍还有一批人是帮会分子，停止收租股，他们就要被砸了饭碗，自然要来“保路”。当然，有些人既是帮会分子，又是革命阵营里的同盟会会员，这对于他们来说是杀人夺权闹革命的大好时机，他们在伺机煽风点火，扩大事端。
在火上浇油的还有成都将军玉崐。这个人是奕劻的心腹，他两次与四川总督领衔会奏，抨击盛宣怀欺君罔上、卖国卖路，然后还告诉四川市民：庆亲王是不同意借外债来修路的，说老百姓中必有反对者！
四川版的“保路运动”终于在四川蛀虫们需要爆发的时候爆发了，局势很快朝失控的状态发展，“爱国、爱川”的口号在震天响。从事实上说，这又一场“义和团运动”，只是十年前的义和团运动主体是农民，现在却变成了市民和帮会分子；十年前的义和团运动是憎恨铁路，要扒掉铁路，现在却是“爱路、护路”。时间变了，人物变了，要保护或者毁灭的对象变了，不变的是幕后强大的官僚既得利益集团，他们用极端化的语言，利用和放大民间情绪。
载沣十分痛苦，他死也想不明白，四川农民受租股盘剥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反抗，现在，“干线国有”和停收租股这项“民心工程”出台，受到了地方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为什么农民们还是沉默，还是不发出自己的声音？为什么就不能站出来支持朝廷？难道要让载沣以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大臂一挥，号召最广大的农民群众联合起来，一起去反对这个官僚集团？可是，载沣就是这个官僚集团的总头头啊，他的统治基础就是这个官僚集团啊！以官僚集团总头头的身份，发动和联合底层群众，去反对官僚集团，摄政王我做不到啊！
载沣做不到，百姓们更做不到。政治自由、言论自由是需要建立在经济自由的基础上的。要使自由和民权这些抽象的概念沉潜到人的内心，是要有经济基础和现实条件的。人只有先衣食无忧，才能成为小飞侠。载沣和朝廷在根本上并不是为了真正让百姓们获得经济自由和民权，难道百姓们真傻？
但载沣认为他仍然不能退让。正如他在事先认识到的那样，因为各方利益集团到了用皇权都压制不了的程度，“干线国有”政策才并非只事关四川一地，而是关系到大清整个经济体制甚至政治体制改革的全局。几千年以来，从商鞅到王安石、张居正，君主专制王朝的政改和经改总是无法走出“不改就死，一改就乱”这个内生的死局。载沣想到的破局方法就是给政改披上“立宪”的外衣，组建“皇族内阁”；在经改上换成他的皇族亲信来办“官企”。是的，载沣有自信政改不一定会死，要死，那也要死在爱新觉罗家族人的手里。
既然这些地方蛀虫们俨然以老百姓的利益代言人自居，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来胁迫朝廷，那么这就不再是民变，而是“官变”！朝廷连民变都要镇压，更何况是“官变”了！
载沣下旨了，他撤换了四川总督，他也知道成都将军玉崑是奕劻的人。为了防止地方蛀虫与更多的当地驻军勾结，载沣想到了一招：派人调邻近省份的新军去镇压“官变”！
调哪里的新军呢？
自然是调邻近省份湖北的新军。湖广总督瑞澂是载泽的妹夫，他对载沣的政策自然会支持。然而，一切都来不及了。新军还没有入川，四川的局势在朝着不可收拾的地步发展，向着连地方蛀虫们都控制不了的方向发展。不断有人冲击官府衙门，这些人自然是同时加入了哥老会与同盟会的革命者，在他们的暴动下，9月25日，四川荣县竟然宣布了独立！
孙文、黄兴之前艰难地进行了九次起义，都没有撼动一个县衙，现在，第一个脱离朝廷统治的县级政权诞生了，比之后的“武昌起义”还早半个月——孙文后来评价荣县独立才是“首义”（首义实先天下）。而对于朝廷来说，这就不再是单纯地“官变”，而是真正地造反了。盛宣怀终于意识到他已经闯下了弥天大祸，赶紧上奏载沣收回成命，按四川的意思办。
载沣拖着不办，一直拖到了10月10日。这一天他发布了“按四川意思办”的上谕，后来又把盛宣怀开缺。盛宣怀在人人喊打中狼狈地逃到日本。然而，正是因为与朝廷离心离德的人就是“朝廷的人”，所以内部生变就会变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继四川“官变”之后，就在10月10日这天，在调新军之地湖北武昌，一场更严重的兵变即将到来！
湖北的新军大部分驻扎在武昌及其周边，总计有一个镇（相当于师）和一个混成协（相当于旅）。镇的镇统（师长）叫张彪，协统（旅长）叫黎元洪，一镇一协总计为1.6万人，调到四川的约2000人，绝大部分新军都还留驻湖北和武昌。看来，湖北并非“防务空虚”才给了新军叛变的机会，应该是他们早已经为此准备很久了。
事情正是如此，在新军中，有一批士兵乃至军官，他们既是新军，又是革命派人员。他们主要加入了两个革命组织，其中一个叫文学社，创始人叫蒋翊武，湖南人。这个人是黄兴和宋教仁的朋友，他本人也曾加入过同盟会。也就是说，蒋翊武是作为曾经的同盟会会员创立了文学社，这个组织和同盟会有一定的联系，但又是“自立门户”。蒋翊武没有去日本留过学，朴实无华，发展的会员以新军中出身寒微的下层士兵为主，收取士兵十分之一的饷银为会费，已经秘密发展会员3000多人，成为湖北新军中最大的革命组织。为了联络和管理这些会员，蒋翊武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在新军中设立“代表”制度。比如某营设立一个代表，一旦有事，只要通知这个代表就等于发动了一大片。
另外一个革命组织，就是共进会，它的性质和文学社类似，也是属于原来的同盟会会员“自立门户”。但与文学社不同的是，共进会吸收了洪门的会员，采用洪门的模式开山立堂。比如山名“中华山”，水名“兴汉水”，领导人孙武等多为湖北当地人。
新军士兵参照当年北洋舰队水兵的待遇，普通士兵每月都有很高的4两饷银。和那些四川的地方官一样，士兵之所以愿意拿出一部分饷银加入秘密革命组织，自然也是看到了朝廷腐朽落后的一面，大部分人对朝廷都已经离心离德，年纪轻轻再跟朝廷混不一定有前途，于是只好“吃里扒外”，偷偷自谋前程。这些革命的新军只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够让武昌甚至湖北脱离朝廷，割据自立，成立军政府，大家都会有一个好的前程。
1911年9月24日，在多次接触的基础上，文学社和共进会再次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携起手来找机会干一票大的，以蒋翊武为总指挥，在10月6日那天共同起事，同时由湖南的共进会在长沙响应。10月6日这一天是农历中秋节，早在元末明初，朱元璋那帮人起事时就有“八月十五杀鞑子”的说法，看来黄道吉日都选好了，只待时辰一到，就要光复汉室江山！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瑞澂已经收到了风声。他刚刚派新军支援四川，没想到自己地盘上的新军要兵变了，瑞澂大人十分紧张，赶紧在总督府召开会议，要求军队里提前过中秋节。节日期间，所有的士兵严禁外出，除了少数执勤士兵外，子弹一律上缴，统一保管，同时瑞澂大人还把他认为有问题的新军分调到各处。蒋翊武很不幸地被调往了岳州（今湖南岳阳）。
总指挥都调走了，自然就发动不起来了，再加上湖南共进会发来电报，声称准备不足，请求延缓10天再起事，于是起事的日期被推迟到了10月16日，领导权转移到孙武身上，一切又在暗中准备着。
10月9日下午，孙武等人正在汉口的租界里制造炸弹，不料引起爆炸，孙武被送往医院救治，虽然没有性命危险，但暂时是指挥不了了。而爆炸声也引来了租界里的俄国巡捕，他们抓捕了尚未撤离的人，并起获了革命党人名册等重要文件，然后这些俄国佬把人和物都移交给了湖广总督府。
瑞澂大人又惊了，他一声令下，全城戒严，军警四出，依照名册搜捕革命党人。领导都不在，军警又在抓人，眼看起事就要彻底流产。好在此时，蒋翊武已经偷偷溜回了武昌城内，他召集余部成立临时指挥部，大家一致同意改变原本等到16日的计划，立即起事！
10月9日下午，蒋翊武签发命令：当晚12点，由驻扎在武昌城外的南湖炮队首先开炮，城内外的革命新军听到炮声后，立即同时起事。炮兵号称“军中之胆”，由他们先打一炮，不仅传达了信号，也必会壮大声势！
“代表”制度起到作用了，蒋翊武的命令迅速送到有革命军人的各军营。然而因为全城戒严，命令却恰恰没有及时送到城外的南湖炮队。大家一直等到午夜十二点，也始终没有听见期待中的炮声，起事又一次流产了。而瑞澂的军警们仍然在连夜搜捕，一度搜查到了临时指挥部，蒋翊武逃走，起事队伍又一次没有领导了。
对于抓回来的人，瑞澂下令立即审讯，把其中三人连夜处决示众，威慑革命党人。
瑞澂的反应不可谓不迅速，但新军中的革命者有几千人，如何处理那份长长的名册，成了一个头痛的问题。总督府形成了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应该立即调兵遣将，依照名册把乱党一网打尽；另一种意见认为军中乱党众多，威慑的效果已经达到，应该立即烧了名册，宣布不再追究，以安军心，以后慢慢处理。总之，在当前情况下，必须当机立断，二选其一，否则迟则生变。
10月10日清晨到来了，瑞澂首先向朝廷发了一封电报，报告他已抓捕革命党人32名，诛杀3人，还顺带为在抓捕中出了力的几位官员请功。当日，朝廷回电，表彰瑞澂等官员“办事迅速，奋勇可嘉”，然后瑞澂大人就没什么大动作了。他对那两种意见都没有采用，他认为自己已经交差了，接下来就可以像把头埋进了沙子里的鸵鸟，眼不见心不烦了。
瑞澂连夜杀人，还扣留着名册，这种情况让城内外的几千名革命新军感觉大祸临头。拥有这种心情的包括城内的正目（班长）熊秉坤和城外的士兵李鹏升，这俩人都是各自军营的“代表”，他们召集革命新军商议：不能再等炮声了，就在10月10日晚上，无论南湖炮队有没有打炮，都立即起事！
晚上7时左右，武昌城内工程营哨长（排长）陶启胜例行巡查，他发现很多士兵都没有按照规定回到军营。情况异常，陶哨长怒气冲冲，转身他又发现营内的金兆龙和程正瀛两人正抱着枪嘀嘀咕咕，陶启胜勃然大怒，厉声喝道：“干什么，想造反？”
“老子就造反，你能怎样！”金兆龙厉声回敬，随即和陶启胜扭打在一起。程正瀛也扑上前去，先用枪托把陶启胜击伤，随后从背后开枪把他击毙。
枪声响了，史称“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就这样打响了。枪声一响，熊秉坤等人立刻赶到，宣布：干吧！
几乎在城内打响第一枪的同时，李鹏升也在城外点燃了马草，宣布起事。在战场上，士兵们最喜欢的除了炮，还有火，它能让人有股莫名的兴奋。潜伏在武昌城内外的几千名革命新军立即沸腾了，他们纷纷冲出营房，下意识地冲向枪械所、子弹库、炮台、制高点，抢枪抢子弹，在熊熊的火光中，喊杀之声声势震天！
一阵激动之后，士兵也明白了：一定要在天明前把湖广总督府打下来，否则全族都是要被灭的！
南湖炮队已经开炮了，武昌城内的士兵找到了一个比熊秉坤更大的官——连长吴兆麟。就由吴连长担任总指挥，熊班长担任副总指挥，打开武昌城的中和门，迎接炮队进城，合力进攻湖广总督府！
新军起事并不同于孙文和黄兴组织的帮会分子及学生起事，他们都是职业军人，一旦动起来就是燎原之势。抵抗他们的是曾经的战友，很多人象征性地抵抗了一下，便倒戈一击，或者坐山观虎斗。在总督府前负隅顽抗的只有在新军中占少数的旗人士兵。瑞澂见势不妙，赶紧带着张彪等人，溜之大吉。
10月11日，革命军占领武昌，“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在这里成立，脱离朝廷、割据自立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人生真是奇妙啊，前几天还在高喊着忠君爱国的口号，今天就已经举起改朝换代的大旗了！旗子是举起来了，年轻的革命小将们还是六神无主。这毕竟是兵变，是背叛朝廷，大军还在朝廷手里，如果朝廷大举反攻，杀头灭族的危险还是没有解除。吴连长也想找一个职务比他更高的人来当挡箭牌，让他来当“叛军”的领头羊，去做军政府都督。
大家想到了一个人，他就是新军里除了张彪的二号人物——协统黎元洪。
黎旅长素来是个老实人，性情比较温和，早在起事之前，革命新军其实就考虑过打出黎元洪的旗号。现在他还没有逃走，那正好，给请了来，请不来的话就绑了来。
黎大人就这样被半请半绑到了都督府，自动成为军政府都督。有一种说法是，当士兵们找到黎元洪时，他正吓得躲在床底下发抖，但我们在参与武昌兵变的当事人所有回忆中，都找不到这样的说法，顶多是说黎大人当时是“躲在了帐子后面”；而这种说法又被邹鲁等人著的中国国民党权威史料采用。其实我们只要稍微注意一下黎大人的身份就能发现秘密了：他是被胁迫的革命新军，而不是孙文、黄兴式的老牌革命党人，中国国民党的史料“抹黑”一下黎大人也就不足为怪了。
不过黎大人也不傻，他知道都督这事儿不能干，否则朝廷将来第一个要剐的人就是他。有人拿过来一张安民告示要他签发，黎大人吓得心惊肉跳，赶忙求饶说：“莫害我！莫害我！”革命的小将却由不得他了，他们代黎元洪签上了他的大名，黎都督之名瞬间传遍武昌和全国。
黎元洪干脆来了一个软抵抗，一言不发，一动不动，活像一尊泥菩萨。士兵们就叫他“黎菩萨”。但是，革命小将的耐心也是有限的，有人已经粗暴地告诉黎元洪：如果不答应，就枪毙你！更可怕的是，黎都督之名已经传了出去，生米煮成了熟饭，黎大人即使想下船也是下不来了。
10月11日夜，继武昌之后，汉阳、汉口的新军相继起事，占领这两地，这多少让黎大人看到一点希望。他秘密找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朝廷前“督办八省膏捐大臣”柯逢时。两人约定：将来如革命成功，黎大人保全柯大人全家；如革命失败，朝廷平叛成功，则由柯大人保全黎大人全家。有了这个约定之后，10月13日下午，黎元洪下定决心“革命”，他剪去辫子，开始以都督的身份发布命令，任命军政府官员，到处视察演讲。大家惊奇地发现，黎大人变了，从一言不发变成了慷慨激昂，比谁都爱“革命”。当然，革命的前途如何，黎大人心里还是没底的。
而朝廷也已经准备大举平叛了！
袁世凯出山，巩固北方局势
武昌兵变的消息传到了北京，载沣突然发现一个尴尬的问题：朝廷有能力迅速平叛的，除了已经在慈禧时代被开缺的岑春煊，那就是袁世凯了，而袁世凯恰恰就是被他载沣自己给开缺的！
没办法，还是先用满人比较保险，载沣命陆军大臣廕昌率军南下平叛。可是谁都知道，只有袁世凯才是最合适的人选，以奕劻为首的内阁官员纷纷要求起用袁世凯。列强虽然声明对武昌兵变“恪守中立”，既不支持革命新军，也不支持朝廷，但他们却支持袁世凯，要求朝廷迅速起用袁世凯，稳定大局。
在这些人的眼里，袁世凯成为了唯一能够稳定大局的人。一个在三年前就被开缺的落魄赋闲的官僚竟有如此大的影响力，这应该是大清以来极其罕见的。
众人越是力推袁世凯，载沣就越是痛苦，也极为不甘心。这相当于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可是他已经没有了其他选择。10月14日，载沣终于发布上谕，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
兄弟你没看错，就是湖广总督。袁世凯三年前被开缺时，他还是军机大臣，虽然现在军机处已经裁撤了，但袁世凯连内阁都没得进，一个小小的湖广总督能让他带着千恩万谢赶到武昌去？看来在载沣眼里，这场兵变还只是湖北一地之事，平息了湖北，一切就万事大吉了，到时候别的地方再有兵变就不关袁世凯什么事了，袁世凯也无权统一指挥和处理。
见到这位年轻的摄政王还是这个心胸和格局，袁世凯笑了，他婉拒了这道命令。他并不是抗拒出山，只是于公于私都不能就这样出山。他已经给自己定下了出山的原则：一定要有实权。是啊，有了实权，才能成功平叛，有了实权，将来也才能成功自保——一旦出山，就不再是民而是官了，载沣有的是机会和借口卸磨杀驴。
袁世凯不来，载沣也很生气，可是半月之内，湖南、陕西新军陆续兵变，宣告独立，连锁反应眼看就要蔓延开来，载沣坐不住了。10月27日，他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为平叛调往前线的海陆各军，朝廷不为遥制，并拨出白银一百万两为军费。
袁世凯终于可以出山了。三天后（10月30日），袁世凯离开河南，率领他当年的嫡系北洋新军南下平叛。袁世凯毕竟是袁世凯，11月1日就指挥部将冯国璋攻下了汉口，给了黎元洪一个下马威。
但此时袁世凯最担心的并不在湖北前线，恰恰是他的后方——京畿。
三年前开缺袁世凯之后，载沣大人并没有就此罢休，而是继续进行下一步——清除袁世凯在北洋新军中的势力。为了排挤掉袁世凯的嫡系，载沣大肆提拔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军校生作为新军的领导。比如号称“士官三杰”的吴禄贞、张绍曾和蓝天蔚，这三位分别出任第6镇镇统（此时驻扎保定）、第20镇镇统（此时驻扎直隶滦州，今属河北唐山）以及第二混成协协统（此时驻扎奉天，今沈阳），另外还有阎锡山出任山西新军标统（相当于团长）。这些人都是从日本留学回来，并不属于袁世凯的班底，自然不会忠于袁世凯。不过，载沣也万万没有想到，这四人在留日时受到革命的影响，早已先后加入同盟会。武昌兵变后，以吴禄贞为核心，四人开始密谋：也在北方来一场兵变，联手推翻朝廷！
10月29日，就在袁世凯赶往湖北前线的同时，张绍曾、蓝天蔚先出手，联络一批将领联合向朝廷通电，要求以真正的立宪改革平息即将在全国蔓延开来的独立风潮，史称滦州兵谏。同一天，阎锡山在太原发动新军兵变，宣告山西独立，阎大人自任山西军政府都督。他们的配合还真是天衣无缝。
山西独立对朝廷的震慑是可想而知的，它距离京城的铁路车程仅在半日之内，这已经快乱到眼皮底下来了。第二天（10月30日），载沣连发数道上谕，同意滦州兵谏的要求，宣布从即日起废止“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组织责任内阁，推行宪政；赦免政治犯（汪精卫由此出狱），几天后又宣布开放党禁，准许大清国民按法律自由组党。
为了对付闹独立的阎锡山，载沣任命吴禄贞为署理山西巡抚，令他率领新军就近前往山西平叛。此时的吴禄贞也无所顾忌了，他竟然截住了朝廷给在湖北前线的袁世凯运去的军火，并且和阎锡山秘密会面。吴禄贞告诉阎锡山：朝廷任命我为山西巡抚，是想让我和你抢地盘，但我是绝对不会上当的；我们应该趁着袁世凯正在湖北前线，朝廷后方空虚之际，组成联军，由我亲自率领，再联合张绍曾和蓝天蔚，从保定、滦州、奉天三个方向围攻北京，同时找机会除掉袁世凯，一举夺下大清政权！
四位新军将领的具体兵变计划正式达成了，然而吴禄贞并不知道，他的背后也有一双双眼睛在盯着他。11月7日，正准备按原计划起事的吴禄贞被人枪杀，行凶者正是他的部下，那么，凶手背后还有没有主谋？有人认为是朝廷或者袁世凯，毕竟吴禄贞的军中有朝廷或者袁世凯的几个眼线也是正常。而从种种情况来看，朝廷的嫌疑最大，反正吴禄贞这个主心骨一死，其余三人也闹不起来了，朝廷暂时避免了灭顶之灾。要不然等袁世凯辛辛苦苦在南方平了叛，京城里都已经改朝换代了。
吴禄贞事件让袁世凯意识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在武昌新军迈出兵变的第一步之后，各方势力正蠢蠢欲动，很快会酿成一股独立的风潮；而他袁世凯也没有绝对势力可以掌控大局，因为他也只是众多势力中较大的一方而已。
相比于湖北的平叛，眼下最重要的，是刹住这股独立的风潮。怎么刹住呢？那就是进行真正的君主立宪制改革。武昌兵变之前，经过朝廷迫于形势的两次立宪改革，大清大部分的人都已经认识到，只有寄希望于当大清真正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时，闹独立的各省能够接受，平息即将爆发的独立风潮。
从载沣的表现来看，他已经痛定思痛，开始彻底醒悟了。而对于袁世凯来说，他也明白，全大清人民盼望的并不只是他的出山，更不是他以武力南征北战，而是他在前两次立宪改革的基础上带来的进一步的立宪改革。现在他袁世凯要想稳定大局，也只能用政治手段去稳定——一边和已经兵变的黎派等势力和谈，开出条件劝他们归顺；一边在朝廷继续强力推进立宪改革向全国人民显示诚意，希望正准备闹独立的各省能够接受，刹住这股风潮。
对于载沣任命的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上奏：臣不敢上任啊。
这次倒并不是袁世凯矫情，按照立宪的精髓，内阁总理应该是由国会选举出来的，而不是任命。虽然大清很多的选举也只是走走过场而已，但形式总还是要有的，形式总有一天会走向实质内容的，如果连形式都没有，那这一天就永远不会到来。载沣只好下令朝廷的准国会——资政院又开个会，正式“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将有权力任命各部部长，组成内阁。
与此同时，制定宪法的工作也正在大幅度推进，载沣用上谕公布了由资政院起草的《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与当年仿日的“皇帝领导下的三权分立”的《钦定宪法大纲》相比，这部准宪法的进步程度可以用神速来形容，它在对待皇室和三权分立上已经十分接近英国式的“虚君立宪”和“内阁制”。从今以后，大清国家政权的运作将是这样的：
首先，人民选举出议员，组成国会。国会制定或者修改宪法（这部《十九条》就是资政院制定的），宪法为包括皇帝在内的全民共守，皇帝的圣旨不能再替代宪法和法律，不能再说“朕即国家”；皇帝有国防权，但除非经国会批准，不能再动用军队对内镇压本国民众；皇族不得担任省级以上的行政长官，更别说入阁了（“皇族内阁”永远成为了历史）。皇室的权力基本上被限制为只有中低级的行政执行权和由皇帝代表的对国家礼仪性、象征性的权力。
其次，国会选举产生内阁总理大臣，内阁总理可以挑选各部部长组成内阁。如果国会对这个内阁总理失去信心，可以提出弹劾，不是内阁辞职，就是国会解散重新选举出国会，但一届内阁，不得两次解散国会（避免把相互制衡变成无休止地争斗）。
总结一下，这种模式中，国会处于突出位置，内阁是向国会负责的，但国会是向人民负责的。从理论上看，权力最终还是掌握在人民手里，载沣和皇室其实已经确立了“主权在民”，确实已经作出了最具诚意的立宪改革，只求能够重新收获民心，保留一个基本无权的皇帝和皇室，让他们好好养老。之所以在慈禧之后仍然推出的是“准宪法”而不是正式的宪法，正是因为正式宪法的出台需要遵守严格而较为漫长的程序，需要有专门的制宪委员会，甚至需要全民公决，这也显示了他们在十来年的立宪改革之后有了一种对宪政的深刻认识和严谨态度。同时，这部宪法不仅是向大清人民显示诚意的，也是用来限制袁世凯的，载沣交给袁世凯的只是政府（内阁）。如果不确定袁世凯也要遵守宪法，不确立制衡内阁的国会，他怎么敢一下子废除“皇族内阁”，交给袁世凯呢？
而对于袁世凯来说，时隔三年，他终于回到了他熟悉的立宪改革舞台上，这原本也是属于他的舞台。现在，他肩负着稳定大局的使命，而朝廷的大环境十分有利于用政治手段稳定大局，袁世凯立即作出决定：把湖北前线的军事交给部将冯国璋去处理，他自己带着大批的卫队进京，趁着大好时机，继续推进第三次君主立宪制改革，也是最后一次立宪改革。对于用政治手段稳定大局，对于在立宪体制下保留“虚君”，袁世凯希望是亡羊补牢，犹未晚矣。
11月16日，以袁世凯为总理的责任内阁组成，这不再是“皇族内阁”，不再是皇族亲贵瓜分国家权力的平台，不再是皇家的办事机构，而是大清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责任内阁，也是几千年以来的第一次。想想看，自从1906年的第一次立宪改革起，袁世凯就多么想能够成立一个这样的内阁啊，即使当时没有实现，如果三年前载沣上位时不是把袁世凯开缺，一切也还是来得及的。
然而，即使只从武昌兵变算起，载沣的醒悟也实在是来得太迟了。
我们知道，武昌兵变之后，由于载沣对起用袁世凯始终存在忌惮和犹豫，袁世凯直到20天之后的10月30日才真正出山，就在这宝贵的20天时间里，南方局势又发生了变化。袁世凯的对手从革命的新军，变成了老牌革命党人。虽然他们都属于“革命”，但这两者是有很大区别的。革命的新军，他们原本就是“朝廷的人”，对朝廷是内部叛变，本身是袁世凯计划用政治手段来“收复”的对象，只要朝廷能够把局势控制得住，开出的条件合适，他们至少还是有可能接受保留“虚君”，回到接受君主立宪制的道路上。而老牌革命党人，他们是造反。多年来，他们的奋斗目标和合法性都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无论给予他们什么样的条件，他们都不可能接受君主立宪制。他们的目标只能是民主共和！
带来这一切变化的，是老牌革命党人中的平民政治家——宋教仁。
九次起义失败之后，老牌革命党人的势力跌到了谷底，可以说既无一兵一卒，又无一分一厘，老牌革命党人一直在利用帮会分子发动起义。包括孙文在内，老牌革命党人对武昌兵变是不知情的，既没有在事先策划这场兵变，也没有在现场领导这场兵变，这场“革命”本身跟他们没什么关系。但老牌就是老牌，新军一旦开始“革命”，他们就发现原本要“清剿”的对象具有作为旗手的威望和号召力，双方又站在了同一战线。
此时的黄兴和宋教仁也是既意外又兴奋。很显然，如果能利用和领导革命的新军，老牌革命党人就能最终取得革命的领导权，把革命引向共和革命！
习惯武力的黄兴想立即赶到武昌去，他认为凭着他这么多年在起义领域的影响力，只要他亲自去武昌指挥，与袁世凯的北洋军作战，掌握湖北革命新军的领导权不是没有可能。
但宋教仁否定了这种想法。他认为，有了武昌的带头，各省很快就会跟进，酿成独立的风潮，各省的军方实权人物会摇身一变为“革命的都督”。这对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不过是看到“革命”已经代表着权力走向，趁着天下大乱，打着“革命”的旗号争权夺利而已。老牌革命党人确实必须利用和领导这股“革命力量”，但由于错过了武昌兵变，使大权落入黎元洪之手，老牌革命党人就只能悔恨了。因为湖北大局已定，黄兴只有指挥作战的能力，本身没有军队，再去一定只能屈居黎元洪之下，掌握不了军权，更别说领导权；另外，湖北前线还有袁世凯这个强劲的军事对手——即使是黄兴指挥作战，也绝不是他的对手。所以眼光千万不能局限于已经独立的武昌，而应该看到“革命的趋势”，抓紧去另外一个能够以老牌革命党人的政治优势来开辟新天地的地方——南京。
在广大汉人心目中，南京一直是反满中心和“革命圣地”。几十年前，太平天国定都于此。它还是长江以南最重要的战略城市之一，进可以挥师北伐，直捣京城，退也可以守住东南半壁江山。而在宋教仁看来，更重要的是，以南京为中心，辐射的是江苏、浙江、上海等大清东南富庶之地，这里有一大批有钱有势的士绅和实业家（即原来的立宪派）。早在慈禧时代，她迫于形势不得不在立宪改革中“开了一道口子”，一步步勾起了立宪派“参政”的强烈愿望；载沣上位，把立宪旗手袁世凯赶跑，自己在立宪改革中却是进退失据，一边迫于形势进一步勾起了立宪派更大的野心，一边又试图走走过场加强皇族集权，立宪派的心早就凉透了。现在，他们会强力支持东南区新军将领闹革命，充当他们的“钱袋子”，只要南京的“革命势头”一起来，风头一定会盖过武昌。
也就是说，在南方，无论是军事还是政治、经济地位，南京都比武昌更能号令天下，这就是趋势。在这个趋势之下，南京地方实力派的情况是有兵有钱，有对大清朝廷“叛变”的需求和动机，他们要的不仅是独立，还要让南京成为未来中华民国的首都。只要黄兴、宋教仁这些“革命旗手”弃武昌而去南京，南京各方势力一定会因为追求内部平衡以及压过武昌而把他们推向前台。这就是老牌革命党人在南京的政治优势。
不得不说，在老牌革命党人没什么实力的情况下，宋教仁的这招也算是“空手套白狼”了，让人不得不佩服他的冷静和远见。然而黄兴在这一点上就是想不明白，他坚持先去武昌“指挥作战，掌握军权”。黄兴确实是一个勇敢的人，不过，缺乏战略眼光和政治眼光的勇敢，这在政治家眼里恰恰是局促和小家子气，正如袁世凯后来评价黄兴“性质直，果于行事，然不免胆小识短，易受小人之欺”。宋教仁想必是很有同感，他实在是说服不了黄兴，没办法，只好暂时先跟随黄兴到武昌，想办法向黎元洪“夺权”！
10月28日，黄兴、宋教仁抵达汉口。也是在前一天（27日），载沣才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开始出山，并在11月1日率军攻下了汉口。与此同时，袁世凯派出了使者和黎元洪谈判，告诉他们：大清回到君主立宪的道路上，汉人有了更大的权力舞台，你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回来？你们也不想再被我打吧（如能承认君主立宪，两军息战，否则仍以武力解决）。
新军都是袁世凯一手创立的，打不打得过袁世凯，黎元洪还是明白自己斤两的。正在担惊受怕、六神无主之际，黄兴、宋教仁到了，黎元洪立即打了一剂强心针。黎元洪甚至让一名骑兵举起写着“黄兴到”的大旗，在城里奔驰一圈，算是给大伙儿壮威。不过，当宋教仁提出接下来希望由黄兴出任最高领导时，“黎菩萨”就笑而不语了，他手下的军官们也强烈反对，最后只能由黎都督效仿当年刘邦拜韩信为大将的“先例”，来一场“登坛拜将”。黎都督亲自授予黄兴为战时总司令，指挥新军与袁世凯的北洋军作战。宋教仁的“夺权计划”失败了。
黄兴去了前线，宋教仁不懂军事，他留在后方。对于暂时“夺权”失败，宋教仁并不十分在意，他是一个有着政治家开阔眼界的人，自然知道在湖北军政府里，并不是铁板一块——在湖北也是有原来的立宪派的，他们也想分享一下黎元洪的权力。这些人有钱有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缺少的只是黎派手中的“枪杆子”。宋教仁就联合他们通过立法来限制黎派“枪杆子”的权力。
革命阵容里的第一部宪法，也是中国几千年以来的第一部共和宪法——《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在宋教仁等人的手中诞生了。从表面上来看，这部湖北（鄂州）的“省宪法”只是为限制黎派权力应运而生的，但是对于宋教仁来说，并不是这样的。他很清楚是立宪而不是共和才是最大的民心和政治，老牌革命党人最终是要走向立宪道路上的，否则就无法真正取得领导权，这也是宋教仁为共和立宪作出的努力。他在起草这部宪法的时候立意十分高，把它作为未来中华民国的宪法蓝本，共和成功之后，是要推广到整个中华民国的。从整体上看，《鄂州约法》与《十九条》一样，除了没有皇帝，也突出国会，大大提升了国会的权力，而又与《十九条》有了明显的不同。
大清的《十九条》是在各省闹独立后急忙推出的，需要讨好的是各省有能力闹独立的权势人物，对于真正的人民主体——千千万万百姓们的各项平等、自由的权利只字未提。宋教仁不同，他在《鄂州约法》中“讨好”的就是百姓。除了总则，这部法案的第一章就是“人民”，然后才是都督、议会，明确地规定了百姓们各项平等、自由的权利，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条：人民享有平等的选举和被选举权；议会由人民在人民中选举议员组织之。
如果说《十九条》在理论上确立了“主权在民”的话，宋教仁就是几千年以来把这一切进行落地的人。国会是百姓们的政治舞台，百姓们不可能一夜之间拥有“枪杆子”成为都督，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当官，但有可能一夜之间被选举成议员，行使国会赋予的权力，而前提是选举权要真正落到他们身上，一人一票，才能让共和立宪真正变为现实。宋教仁不是官员，也没有“枪杆子”，恰恰需要借人民的势力来制衡“枪杆子”和旧式官僚集团，他只能依靠人民。真正的政治家是始终不忘人民的，敢于向民间借力是有觉悟有气魄的政治家才敢做的事。宋教仁就是这样的人，他是名副其实的平民政治家，为老百姓代言的政治家。
完成这件事情之后，11月13日，宋教仁便不再等待在前线的黄兴，和日本朋友北一辉等人一起乘船东下，来到上海和南京。等到袁世凯回京组阁、把前线指挥权交给冯国璋之后，黄兴也没有挡住北洋军。11月27日，经过20多天的苦战，继汉口失守之后，汉阳也落入北洋军之手，就连武昌也岌岌可危，又有被朝廷收复的可能。
黄兴终于想起了宋教仁的“南京论”。据说兵败之后他向黎元洪提出放弃武昌，率残部去南京起义，遭到黎派的军官拔枪抗议。在这些革命的小将看来，湖北才是他们的大本营，也是他们的势力基础，他们才不会中黄兴等人的“调虎离山之计”去南京那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接受别人的领导！
黄兴也不管不顾了，第二天，他就丢下湖北大军，带着几个人来到了上海。
在黄兴指挥作战的这二十多天里，黎元洪也没有闲着。对于宋教仁留下的《鄂州约法》，黎都督自然并不欢迎，因为在道义上他没有优势，但他也是帮手的。趁着黄兴正在战场上替他顶着之际，黎元洪开始做一件大事——找他的帮手，其他独立省份拥有“枪杆子”的人（也就是独立各省都督），为未来的“建国”做准备。
其他独立的省份已经越来越多，黎元洪就以湖北为“首义之地”的名义，要求独立各省都督派代表前来开会商讨。当然，中华民国只能是共和立宪的政府，他们必须确定三件事情：准宪法、准国会和临时中央政府。按照黎元洪的意思，枪杆子在手，宪法和国会他比较不关心，但这个“临时中央政府”就是他的湖北军政府。
黎元洪的这个要求确实也是审时度势的。要知道独立的各位都督都是对大清朝廷的“叛变”，都是打着成立中华民国的“共和”旗号，而湖北毕竟打响了走向共和的第一枪，成立了民国的第一个政权——几千年以来都是讲究个先来后到、论资排辈，不以湖北为“临时中央”那是说不过去的。而各省都督们表面威风，实际上对本省的控制能力也很差。有的都督甚至只掌控了省城的几个城门，就浑水摸鱼自立为王，他们都还在胆战心惊地防备手下人来造自己的反，需要在各自的内部平衡各种势力，急需一个“临时中央”来为自己打气壮威。另外，大家都还有袁世凯这个强大的敌人，以都督为代表的独立各省实力派也需要树立一面共同的旗帜来对付袁世凯，不抱团不行。
独立各省都督府派出的代表们赶到了湖北，召开了“各省都督府代表会”，通过了新的准宪法——《组织大纲》（《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它和宋教仁的《鄂州约法》有了很大区别，也是对《鄂州约法》甚至是对《十九条》的严重倒退，主要的区别有两点：
首先，规定国会采取一院制，称参议院。在参议院正式成立之前，就由这个“各省都督府代表会”充当准国会。也就是说，这些“议员”并不是千千万万的百姓们选举出来的，而是各省都督委派的，准国会摇身一变为以都督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远距离遥控的橡皮图章。这也很正常，地方实力派从老牌革命党人中借来了“共和”这面旗帜，于是他们也成为了革命党人，但国会是百姓们可能的政治舞台，自然要偷梁换柱、严防死守，让代表地方实力派的这个“代表会”代表人民。
然后，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由准国会选举产生，总统经准国会同意，可以任命各部部长，组成内阁。
看来，地方实力派还想控制这个未来的临时大总统，这个人是谁呢？准国会的决议是一句话——“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也就是说，地方实力派认为，即使我们抱团，和袁世凯之间可能谁也打不过谁，也不想费那力气打；如果能够策反袁世凯，把他也拉到“叛变”的阵容中，代价就是最小的。不如我们把临时大总统之位给他预留着，以此为条件把他拉下水。
袁世凯多次表示他拥戴君主立宪制，多次表示“大清不能散，中国不能乱”，君主立宪才能稳定大局，共和只会导致国家的分裂和毁灭，而且袁世凯已经是大清内阁总理大臣，维护君主立宪制是他的使命和责任，也是维护他自身合法性的要求。不过，袁世凯需要面对的不只是朝廷，而是全大清。现在各省的地方实力派和野心家都需要脱离大清朝廷独立，脱离大清朝廷独立就必须反对君主立宪制，坚持共和，而地方实力派通过准国会是代表“人民”的，共和就这样成了“民心所向”。在地方实力派看来，袁世凯也是汉人，策反他是很有可能的，即使袁世凯不愿意，局势的发展也不是他说了算的，大家会一齐努力，把他同朝廷切割开来，拉回到共和阵营之中！
正是因为如此，为了表明独立各省确实能够与袁世凯分庭抗礼，让黎元洪有与袁世凯谈判的对等地位，准国会决议以湖北军政府为中华民国“临时中央政府”，推举黎元洪为大都督。这并没有增加黎元洪的实权，但给了他一个“名分”，黎元洪也算是如愿以偿吧。
接下来，局势再一次印证了宋教仁所料，东南地区很快掀起了独立的风潮。首先行动的是上海，在这里有两个人掌握的两支队伍，一个是光复会的李燮和，他是湖南人，而上海的新军大部分是湖南人，李燮和成功地把光复会成员安插其中，掌握了上海“革命的新军”；另一个人则是孙文的亲信陈其美——孙文的同盟会向来和帮会关系密切，不过一直是和洪门有合作关系，这个陈其美另辟蹊径，自己混成了上海清帮的头目，他手中的队伍是清帮分子。
李燮和、陈其美在上海不同地盘上同时起事，11月4日，上海光复。自然，对于上海都督的人选，上海各方势力准备推举贡献最大的李燮和。不过，到了正式的推举会议时，帮会分子的优势就发挥出来了。清帮分子大闹会场，有人甚至举着炸弹高喊“都督非选陈英士（陈其美）不可，否则就吃我一弹”，于是大家只能推举陈其美为上海军政府都督。
陈其美出任上海都督，这是老牌革命党人中的孙派人物第一次登上势力中心。多年以后，孙文称陈其美为“革命首功之臣”，但陈其美的做法还是很不光彩的。
接下来，就轮到宋教仁了。12月初，南京独立，宋教仁果然受到了重视，被推举为江苏省政务厅厅长（他没有动用帮会分子用炸弹威胁），这个政务厅厅长相当于省长，主管警察和民政。既然已经在南京和上海都有了影响力，宋教仁和陈其美都不愿意再让武昌再成为“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更不愿意让黎元洪出任大都督，他们希望在南京“另立中央”，把未来中华民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大权夺到老牌革命党人这边来！
东南区的实力派自然会力挺。此时正好黄兴兵败，黎元洪手中的地盘又只剩下了一个武昌，还随时都可能被袁世凯拿下，其他独立各省实力派对黎元洪失去了信心，准国会干脆不设在湖北了，它先后移到上海、南京，最后决议以南京为“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本来宋教仁还想让黄兴出任临时大总统，不过议员们（也就是以都督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的意思是，临时大总统之位给袁世凯预留着，这是湖北会议通过的决议，具有法律效力。从现实来看，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也“非袁不可”，但可以选举黄兴为大元帅，暂代总统之职，在南京组织“临时中央政府”。至于在武昌的黎元洪，就选举他为副元帅，算是给个安慰奖。
至此，通过宋教仁的准确判断和步步卡位，革命阵容的势力中心从武昌转移到了南京，老牌革命党人在东南区而不是湖北找到了属于他们的舞台，正式走向前台。史书上所说的“革命党人领导了辛亥革命”，实际上是这里开始！
对于宋教仁运作的这个结果，黎派人物自然是坚决反对的，而与孙文结仇的光复会正副会长章太炎、陶成章也强烈反对黄兴为大元帅。章太炎说得很恶毒，说一个败军之将，如何能当大元帅！没办法，准国会只好调过来：选举黎元洪为元帅，黄兴为副元帅。不过，黎元洪很精明，他坚决不离开自己的大本营，去南京当什么空头元帅。黎元洪表示：我就委托黄副元帅全权组织南京“临时中央政府”了。
黄兴同意了，他已经通过立宪派的首领张謇，准备向日本的三井洋行借款30万，作为组建新政府的“启动资金”。然而，最后关头，黄兴却突然表示他不去南京就职了，因为他已经得到确切消息：孙文即将从海外回国！从当年同盟会成立之初起，黄兴就已经想明白了，他是不能得罪孙文的，否则就会发生太平天国那样内讧的悲剧。“黄兴不敢夺孙文首领之位”（胡汉民语），他要留着大元帅之职对孙文“让位”。
宋教仁对黄兴失望且无奈，但大局已定，革命阵容要做的只有两件事情，除了等孙文回国，另外，就是奋力“拉袁”了。独立各省的实力派们都没有实力完全战胜袁世凯，老牌革命党人更不用说了，毕竟他们连属于自己的军队都没有，所以老牌革命党人也一直在加紧“拉袁”。孙文的心腹汪精卫出狱之后，留在了北方，为袁世凯办事，还与他的长子袁克定结拜为兄弟，竟然成为了袁世凯的得力干将。汪精卫曾公开宣称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袁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临时大总统）不可”。黄兴也亲自写信告诉袁世凯：只要你学习拿破仑、华盛顿，推翻大清王朝，组建中华民国，全国人民都会对你拱手听命，一致拥戴你为大总统！
袁世凯又该何去何从呢？
在进京推动第三次立宪改革之后，袁世凯指挥冯国璋打败黄兴，收复汉阳，策略还是边打边谈，压迫黎元洪回到谈判桌前。不过，等到打败黄兴，革命势力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南京，黎元洪不再是主要对手了，全国各地已经有十几个省先后独立，但朝廷的地盘只剩下几个省和一支骁勇善战的北洋军了。
载沣再一次亡羊补牢、痛定思痛。12月6日，他上奏辞去监国摄政王之职，从此不再插手任何政事，也没有了所有权力，步了三年前被开缺的袁世凯的后尘。隆裕批准辞职奏折，她的意思是，要让载沣承担造成大清全国乱局的责任。现在监国摄政王辞职了，袁世凯与责任内阁再也不会有什么约束了，大清国民应该清楚，朝廷真的已经痛下决心进行君主立宪制改革，把更多的权力下放，希望能够换取独立各省对朝廷的谅解和让步。隆裕甚至下诏，从即日起准许大清臣民自由选择是留发还是剪发，随你们的便，反正朝廷是要与大清国民重新开始！
隆裕的这道诏书也是给袁世凯看的，这告诉袁世凯：大清除了还有一个皇室之名，你实际上已经是大清的“一号人物”，你就没必要再去折腾什么“共和”了。是的，隆裕和皇室也需要积极“拉袁”，毕竟让爱新觉罗家族的命运掌握在袁世凯手里，还有生还的可能，一旦他撒手不管，命运掌握在革命党人手里，那就很难说了。早就谣传革命人要白盔白甲，为崇祯皇帝戴孝，报当年扬州三日和嘉定三屠之仇，杀尽所有满人，其中首当其冲的自然就是皇族亲贵。这虽然是谣传，但确实只有拉住袁世凯，才有可能保障皇室，皇室只能把他当作唯一的救命稻草。
第二天（12月7日），隆裕授袁世凯为议和全权大臣，总体负责与独立各省和谈。袁世凯委任心腹唐绍仪为总代表，率团与革命阵容的总代表伍廷芳举行谈判。谈判是在上海英租界内公开进行的，也可以说是在英国等国际社会的见证下公开进行的。列强表明了他们的态度：为了维护各国在华利益，希望早日达成议和。这个态度表面上还是“恪守中立”，实际上是暗中支持袁世凯，因为袁世凯是希望早日达成和谈的。
但袁世凯和皇室只能接受君主立宪，革命阵容又只能接受共和，所有矛盾的焦点都落在了袁世凯身上——如果他不向共和“转身”，一切都将谈不成。
另一伙人也在积极地“拉袁”了，他们就是袁世凯手下的北洋军将领。
在唐绍仪与伍廷芳进行公开的政治谈判的同时，一场秘密的军事谈判也在进行中。北洋军将领中出面的是段祺瑞，而革命阵容中的运作者就是黄兴和他的参谋长顾忠琛。12月20日，双方代表也在上海达成了一个秘密协议：两军一致同意抛弃君宪，实现共和，同时优待皇室，谁先逼退朝廷谁就当大总统——很显然，这些条件都是为袁世凯设置的，优待皇室，他才好转身。
段祺瑞派人把军界的消息送到袁世凯这里，这就很有意思了，这相当于“劝进”。自古以来，只有“劝进”当皇帝的，还没有“劝进”当总统的，但如果说袁世凯完全没有这个意思，或者说现实中完全没有这个条件，将领们也不敢贸然“劝进”了。对于军界的态度，袁世凯真是又喜又怕。要说他对大清王朝死忠到底，那是假的；要说他对这个大总统之位完全不动心，那也是假的。想当年李鸿章大人对“两广共和国总统”都动心过呢，更何况这是全中国之总统。但不知袁世凯可还记得，三年前他被开缺时，也是这批将领，没有一个人为他站出来，现在趋势即将把他推上总统之位，将领们顺势而为，也不过不希望逆潮流而动，为自己谋个更好前程。
袁世凯明白，他一直坚持的君主立宪要不得不放弃了，不得不上共和这条船，因为共和确实已经是“民心所向”。而大清真正的“民心”，千千万万底层百姓们的心声是不被知道的，但这似乎并不重要。正如保路运动中铁路资产的真正主人一样，百姓们的心声就是“被代表”的，被各省实力派所“代表”，但以袁世凯一人之力，已经无法与这个“民心”相抗衡。袁世凯说：要我去讨伐黎都督还有可能，因为这是平叛，师出有名，但要我去讨伐张謇等人，我实在无法办到，这些头脸人物是“代表”老百姓的，而老百姓是斩不尽杀不绝的啊。
袁世凯的幕僚徐世昌也告诉他：彻底断了君宪之念吧，无论你有多强的武力，都必须放弃君宪，接受共和；如果还替皇室争取什么君宪，不仅是徒劳的，搞不好你袁世凯自己都得当殉葬品！
徐世昌说得没有错，麾下将领们要考虑自己的出路，袁世凯更要考虑自己的出路。即使袁世凯能够一时压制住将领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军队的控制力也会越来越差，如果坚持用武力，天下人就会把首当其冲的敌人从皇室转移到袁世凯身上，全民共诛之，全民共讨之。不要以为当共和国的总统只是袁世凯的荣耀，其实也是他的一条出路而已。
但如何逼退朝廷，这确实是袁世凯的一大难题。袁家数代为官，袁世凯又已经是大清内阁总理——如果说逼退皇室一点心理障碍都没有，那就让别的大臣去做好了，袁世凯更加不想背上一个“篡位”的骂名，不想让天下人认为他是“出卖”了大清朝廷才成为临时大总统。如何才能让大清平顺地过渡到共和，如何才能让皇室体面地退位，如何才能让自己光明正大地当上总统呢？袁世凯不愧是袁世凯，他很快意识到，既然共和是“民心所向”，那么就把这个球踢给“民心”吧。袁世凯给唐绍仪和伍廷芳一直谈不拢的政治和谈定个调子：以召开“国民会议”的办法来决定。也就是说，无论是共和还是君宪，革命阵容和朝廷任何一方都不能决定，只能“交给全国人民来决定”。具体做法是由各省选出一些代表投票，一旦票决，双方都必须服从，否则即为全民公敌。
此时的袁世凯和宋教仁一定有惺惺相惜之感，他袁世凯也开始向民间借力了，他在将地方实力派们的军：你们不是想以“民心”来实现共和吗？不是想以“民心”来推出和控制我这个大总统吗？如果你们确实是真心追求共和，那么你们敢不敢把投票权真正交给各省的老百姓，就像我袁世凯当年在天津试验过的一样，深入田野乡村去敲锣打鼓地宣传和发动，来一次比较规范和像样的投票，也像已经有过的世界先例一样，让中国的人民对国家前途来一次公决？
这确实是袁世凯为国家、为皇室、为自己考虑出的万全之策，无论最后结果如何，他都是很有自信的。如果最后票决的结果是共和，有了这个合法合理的程序，大清会平顺地过渡到共和，仍然能够迅速稳定局势；皇室能够以“尊重民意”的形象来体面退位，避免了被用武力推翻和上断头台的命运；他袁世凯也会通过合法合理的程序成为临时大总统，不仅避免了“篡位”的嫌疑和千古骂名，其他野心家也只能偃旗息鼓。
如果最后的结果是君宪，那也是袁世凯求之不得的，这会使他的第三次立宪改革往前进了一大步。想想看，一个朝廷，如果连决定国体、政体这么根本的权力都可以下放于民，这本身就是立宪的精髓，意味着皇帝和皇室只是一个象征，是“虚君”，受益最大的自然就是袁世凯这个内阁总理大臣。虚君立宪下的总理，那也就相当于共和国的总统，双方都是政府首脑，袁世凯又何必一定要去当总统？
有实力摆在这儿，袁世凯定下的调子就是双方和谈的调子，在朝廷方面，他是议和全权大臣，这个方案又是个万全之策。隆裕批准了。
1911年12月29日，唐绍仪团队和伍廷芳团队达成了召开“国民会议”的协议。为了给开大会营造良好的氛围和必要的环境，双方还一致同意，革命阵营不准再在新的地方宣布独立，袁世凯的北洋军也要在五日之内从防区后撤百里。
袁世凯很兴奋，他命令北洋军从第二天开始就准备后撤一百里，首先拿出朝廷的诚意来。唐绍仪和伍廷芳开始就程序和细节问题展开谈判，双方又开始了扯皮。当然，原则问题已经谈妥了，只要双方真心拥戴“国民会议”，程序和细节也是可以解决的。袁世凯在等待着这个结果。
然而，仅仅一天之后，一切风云突变！
1912年1月1日，袁世凯麾下大将突然全体发表通电：誓死维护君宪，坚决反对共和！将领们的语气极其强硬而愤怒。
1月2日，袁世凯以“同意唐绍仪辞职”的方式宣告了和谈正式破裂！与此同时，自从和谈以来一直还算友好的氛围再次变得剑拔弩张。唐绍仪团队谴责伍廷芳团队在之前的谈判中只顾一己之私，动辄以“不谈了”相威胁，甚至不许发表不同意见，不准讨论君主立宪之可能性，“其态度之蛮横，形同专制”，与他们追求的民主共和形成鲜明对比。甚至列强驻华外交官也在了解相关事实后，表示双方和谈破裂，责任实在革命方。
北洋军方面，后撤停止了，子弹上膛，炮弹入膛，一场大战眼看又要打响！
召开“国民会议”是双方已经达成的协议，就连隆裕都批了，如果不是发生了让袁世凯和麾下大将们感到特别愤怒和难堪的事情，他们是不会作出如此过激反应的。那么，1月1日这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因为就在这一天，已经回国的孙文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不得不有一种被羞辱和“上当受骗”的感觉，之前的和谈是在国际社会的见证下进行的，已经取得了召开“国民会议”的初步成果，现在革命阵容不仅单方面撕毁了这个协议，还让“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的承诺成为了一纸空文！
孙文为革命占据的有利位置：就任临时大总统
武昌兵变了，没人知道孙文到底在哪里。九次起义失败，华侨们似乎再也不相信他了。为了筹款，孙文一直在美国各地马不停蹄地演说，10月11日这天，孙文正与随行人员奔赴美国丹佛市，第二天才在报纸上看到武昌兵变的消息（历史作家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称孙文当时“正在美国洗盘子”，此说并无史料证实）。
和黄兴、宋教仁一样，武昌兵变的消息令孙文很是意外，经再三考虑后，他认为自己的任务不是赶回国内指挥战斗，仍然需要筹款，增加老牌革命党人的资本。可是从美国国务院到英国、法国外交部，孙文在欧美没有换来一个国家的支持，也没有筹到一分钱。没有办法，11月24日，孙文只得离开欧洲回国。这是自1895年广州起义以来，孙文第一次公开回到国内，除了自己的“同志”，大清国内大部分人对他都是陌生的。正如黎元洪所说，他根本不了解孙先生，也不知道他究竟有什么主张。
在香港，曾经的得力助手胡汉民前来迎接，他如今已是广东军政府都督。胡汉民告诉孙文，如果您继续北上上海、南京，一定会被推举为总统，但是一个没有一兵一卒和一分一厘的总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袁世凯不可信任，不如留在广东练兵，将来对袁世凯和朝廷进行北伐，把全国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孙文没有同意，他知道胡汉民这个都督是怎么来的。广东新军起事后，他们原本是想拥戴原两广总督张鸣岐为都督（正如武昌新军“拥戴”黎元洪一样），不过，张大人不敢出任，竟然逃走了，大家这才推举了广东籍的老牌革命党人胡汉民。可见胡汉民这个都督也是“空头都督”，是替别人当的。孙文认为，既然在广东练兵也要从零开始，那还不如北上去“主持全国革命的大局”；袁世凯当然不可信，但可以利用他，如果能迫使他推翻满清王朝，强过用兵十万。
经孙文这么一说，胡汉民想想也对，他立即写了一封手书，就把都督之位转手“让”给他人，跟随孙文继续北去上海。
此时的黄兴、陈其美等孙派人物正在上海急切地等待孙文的到来。黄兴不仅已经向南京的准国会提出“让位”于孙文，还提出不要选大元帅，要选就直接选孙文为临时大总统。各位“议员”最开始并没有同意，他们仍然强调临时大总统“非袁不可”。不过，黄兴态度强硬，他甚至有要带兵对准国会“施加点影响”的意思。“议员”们很快又同意了，只是强调孙文这个临时大总统也是暂时的，只要将来袁世凯一“叛变”，孙文就必须“让位”，这就是“议员”们答应选举孙文为临时大总统的条件。
地方实力派的态度为何会迅速转变呢？他们并不是忌惮黄兴手里的“兵”——要知道这些兵说到底也是他们的，他们不过是请黄兴出面来指挥而已，黄兴并没有实际上的军权。但以都督为代表的独立各省实力派总算是明白过来了：与其把临时大总统之位一直给袁世凯预留着，那还不如先让革命党的旗帜孙文当上这个临时大总统，逼一逼袁世凯和他麾下的将领们。独立各省反正只需要一面暂时走到前台的“旗手”，黄兴可以，孙文也可以，但都督们自己就不可以，否则其他都督就会有意见。而都督们无论选孙文还是黄兴当临时大总统都是不用担心的，在他们看来，孙、黄就是过渡性的“傀儡”。孙、黄无军无钱，不可能利用临时大总统之名掀起什么风浪，如此才为独立各省迅速接受，连条件都不用谈。如果实力够，大家选举他们，那还要与他们谈条件。
当然，独立各省答应选举孙文为临时大总统，也并不影响答应袁世凯提出的召开“国民会议”。反正还是在谈判，先答应再说嘛。
对于黄兴的这个举动，宋教仁又深深地失望了。现在黄兴倒是意识到了要争取的是“政府”的职位，而不是有名无实的军方职位，但他偏偏又要把临时大总统之位让给孙文。一直以来，宋教仁都希望黄兴能够出头，担任临时大总统。在宋教仁看来，只有黄兴当临时大总统，才有可能让他一直以来坚持的共和立宪落地——实行内阁制。
根据宋教仁的设想，未来中华民国的各个政党都要公开竞选国会的议席，获得多数席位的政党的领袖，就是内阁总理，他可以在本党中挑选人员组成内阁。也就是说，内阁总理才是政府首脑，而总统就相当于英国的“虚君”，基本只是作为国家元首和国家的象征，执行礼仪上的活动。
宋教仁的这个设想一出，大家一片哗然：不就是你自己想当总理，掌握政府实权嘛。看上去确实如此，宋教仁虽然有着极强的政治天赋和才干，但他实在是太年轻了（29岁），这么大一个国家，选一个不到30岁、声望浅的人当总统这是闻所未闻，但如果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年长者当总统，宋教仁再出面组阁当总理，这是有可能的。
对于“想当总理的野心”，宋教仁比较坦然，后来他专门在报纸上写了两篇文章答辩。他说，世人污蔑我谋一己之私想当总理，由来已久，虽然没有这个事，但是我不想辩解，我反而是以此来激励我自己来当总理。国家政治既然是共和政治，那么国民人人都应该负责任，如果有人想当总理，这就不能再看作是君主专制时代的“谋反”，国家和人民都应该欢迎才对呀。共和不是学习美国吗？美国的小学生写作文，如果说他立志将来长大以后要为国服务，当总统，只会传为佳话，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呢？另外，作为一个虔诚的宪政主义追求者，宋教仁也是比较坦然的，宪政只是要限制权力，不是不要权力，追求宪政本身并不意味着要消解权欲，却是要坚持“限制权力”才是最大的权力。
章太炎就很支持宋教仁。这个章太炎恃才傲物，能看得上的人没几个，对宋教仁评价却很高。他专门在报纸上写文章，认为宋教仁“有总理之才”，应该以宋教仁为总理来组织内阁。对于孙文，章太炎就很不客气，说孙文这个人善于议论，不能做事，否定了孙文的地位。另外，章太炎到处放风，什么等孙文当总统这是“儿童之见”，即使要选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反正就是明确反对孙文。
但如果宋教仁坚持内阁制只是为了他自己想当总理，那也称不上一位真正的政治家了。他是经过深思熟虑，认为民国的共和立宪只能实行内阁制的。此时宋教仁的思想正可以用章太炎的一句话来表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
章太炎所谓的革命党，其实指的就是同盟会中的孙派人物（以下简称“孙派同盟会”）。章太炎的意思是，既然革命的军事力量（包括革命的新军）都起来了，孙派同盟会这些具有威望的老革命就不能再包办革命了，更不能以一党（孙派同盟会）来组织南京临时中央政府，不能认为其他与孙派同盟会有不同意见的革命组织（比如光复会）就是革命的敌人。
另外，从军队的角度来考虑，“革命军”的主力是革命的新军。黄兴虽然被推举为总司令，但他本身是同盟会之人，那么他领导的这支军队到底是革命的新军，还是属于同盟会的“党军”？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黄兴就永远无法取得真正的军事指挥权。
最后，革命的新军中也有不少人是同盟会会员，但是，孙文等人也没有实力来把他们统一组织起来，以“党军”扫平包括袁世凯在内的一切政敌，建立属于“党”（同盟会）的绝对统治。既然如此，“诸君能战即战，不能战，弗以党见破坏大局”。按照当时向西方学习的共和建国理论，将来民国成立后，需要实现“军队国家化”。军队是国家的军队，“需要与党派脱离”。如果军队中还存在同盟会等任何组织或者党派，那就跟以前大清军队中存在哥老会是一样的道理，最终会造成军队、国家的分裂，甚至出现军阀割据和混战，不利于新生的民国。所以，章太炎认为，必须以“国在党上”为理念，正好趁着孙文回国，解散同盟会——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如革命党不肯自行解散，那么就证明其标榜的天下为公是假的，立党营私才是真。
应该说，章太炎的考虑代表了当时非孙派人物的一些看法，但是这对孙文本人和孙派人物的打击是巨大的。要知道享有同盟会威名的，正是孙文，他的手中没有军队，在“革命的军队”里几乎没有什么资源和威望，却有“革命的党”（同盟会），拥有一定的政治资本。也正是因为如此，孙文才不会当什么大元帅，他要当选临时大总统，但如果真如章太炎主张的那样，连“党”（同盟会）没有了，那么孙文就什么都没有了！
宋教仁和章太炎不同，他还是同盟会的人，他不会彻底放弃同盟会。同盟会一直是革命党，是秘密结社，革命党人之前擅长的是暴动、暗杀等暴力活动，这与以国会为舞台的公开的政党竞选有着本质区别。宋教仁主张把同盟会由革命党改组为政党，以便有合法地位参与将来的国会选举，而这也就是宋教仁为何要主张内阁制的原因。现在，各省的都督和实力派成了新式的官僚集团，牢牢把持着行政大权，百姓们在行政系统的上升渠道很小，很难去当官、当都督，也不可能人人参选总统，但党禁已开，百姓们可以自由组党，也可以自由入党、脱党、换党。实行政党竞选的内阁制，就是进一步把政治向百姓们开一道口子，让人明白入党是可以实现政治权利和政治理想的，从而把政治这个盘子做到最大，最终实现全民政治和平民政治。
不得不说，从“建设”的角度，宋教仁的这种想法和袁世凯的“国民会议”有异曲同工之妙。宋教仁之所以希望黄兴出任临时大总统，也是希望将来“让位”给袁世凯之前，先把内阁制固定下来。
对于孙文，宋教仁一直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几年前他就评价孙文是“野心家”和“落后于时代的人物”。宋教仁认为，一旦孙文出任临时大总统，孙文不可能接受在他的总统之下再“横插”进一个有实权的总理，他一定会学习美国式的“总统制”——由总统直接组阁，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其实总统制和内阁制并无优劣之分，但与即将诞生的中华民国不同的是，当时美国的选举制度已经很成熟了，选举权也紧紧掌握在人民手里，总统就是由选民选出来的，而即将诞生的民国却没有这样的条件，只能由都督把持的国会选举总统。如果再由总统组阁组成政府，那绕来绕去，未来的中华民国岂不是空有共和、立宪之名，还是一权独大吗？
另外，实行内阁制，必然要将同盟会由革命党改组为政党，这就意味着不能再“革命”了，必然要接受将来的袁世凯政权，只能以政党竞选的政治手段而不是以武力的革命手段来制衡袁世凯的势力。孙文和宋教仁不同，虽然他们身上都兼具革命家和政治家的特性，但对于宋教仁来说，他主要是政治家，而孙文主要是革命家，甚至可以说是终生的革命家，孙文会从一直以来的革命家完成向政治家的转变吗？革命最终是为了人民，人民的幸福是要大于革命的，而对于一直认为“革命就是取得政权”的陈其美等孙派人物来说，他们会甘心吗？宋教仁对此抱有深深的怀疑。
12月25日早晨，孙文抵达上海码头，迎接他的有21响礼炮，宋教仁果然没有出现在欢迎的队伍里，他甚至连上海都没有去，还留在南京。日本朋友北一辉极力劝说，宋教仁气得满脸通红：“老兄你也学日本浪人（指一贯‘扶助’孙文的宫崎寅藏等人）的那一套吗？你的大元帅主张误了事，黄兴的优柔寡断又误了事，孙文的空想再来误事的话，革命将怎么办呢？黄兴食言不来（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也无所谓，我有兵力（指南京的警察），决不允许孙派的人踏进城门一步！”（北一辉：《支那革命外史》）
但宋教仁毕竟是同盟会元老，他既然不能像章太炎、陶成章那样彻底脱离同盟会，就必须“有大局意识”。在其他人的劝说下，宋教仁最终还是来到了上海见孙文。
果然，在同盟会内部会议上，就内阁制问题，孙文与宋教仁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孙文的态度比较生硬，他的意思是，为革命考虑，现在最重要的是集中政治权力。既然现在大家都不信任你宋教仁，只信任我，只能推举我当总统，我们“就不能对唯一信任推举之人再设限制”，我个人也不会屈从个别人的意见，把自己当成一个“政治花瓶”，“以误革命大计”。另外，即使要推进民主，在革命成功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以专制来推进民主”或许恰恰是这块土地上最现实的选择，因为在专制传统深厚的土地上，人们还没有民主的习惯（多年以后，孙文正式提出了共和立宪分三步走：军政、训政、宪政）。
宋教仁毫不退让，仍然坚持己见。他的意思是，共和立宪本已超越了君主立宪制，如果实行总统制，连内阁制也一并超越了。内阁不善，可以更迭；总统不善，罢免则很困难（民国总统实际上是地方实力派在内部平衡后推选出来的），如必欲罢免，必然引起政治动荡，动摇国本（各地方实力派都会争相推选自己阵容的“总统”）。所以总统制虽然在美国已经很成熟了，但在民国不一定合适。民国有自己的国情，如不顾国情，一味超越，欲速则不达。
现在我们知道了，孙文和宋教仁的想法有着根本上的分歧。孙文果然仍然站在革命的立场。革命家擅长于“不破不立”，坚定地相信只有由革命者将来主导的政治才是“好政治”，革命不成功政治就不会成功；而宋教仁这样的政治家会放弃这样一种信念，即总想发明一种空前绝后的好制度，一种一劳永逸的制度，而不是在世界范围内已有的制度里选择一种普遍最好的，再结合自己国家的国情进行学习和探索。在宋教仁看来，政治是世俗的，也是现实的，尤其不能有完美主义，如果政治家总想凭空创造或者摸索出一条完美的道路，那么就是危险的。
考虑问题的出发点都完全不一样，两个人自然是谁也说服不了谁，也无法达成妥协。在其他人看来，宋教仁坚持和孙文“作对”，不过是不愿意看到他在南京开创的一片天地中，最后是由孙文来“摘桃子”。宋教仁除了他自己，没人支持他，黄兴劝说宋教仁必须服从“党议”，尊重孙先生。宋教仁只得愤愤不平地返回南京，继续向在南京的准国会游说他的内阁制。
准国会（也就是以都督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自然不会理睬这个需要他们让权的内阁制。12月27日，准国会派出了三名代表前往上海与孙文会面，商议选举孙文为临时大总统的程序，三代表首先向孙文强调，这个“临时大总统”是过渡性质的，将来还必须接受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非袁不可”的现实，需要“让位”给袁世凯。孙文立即回答：那不要紧，只要将来袁世凯真能拥护共和，我就让给他。
另外，孙文还提出条件：总统就是总统，“临时”二字可以不要，并提议中华民国从此改用公元纪年，他于公历1912年1月1日就职——孙文对此又是有现实考虑的，此时还是农历十一月初八，按照惯例，新的就职典礼一般都在新年正月初一举行，而改用西历，孙文在几天后就可以就职。
三代表表示这两件事情太大了，必须赶回去请示，三人于是连夜把孙文的条件带回南京。第二天，准国会开会认为，“临时大总统”的“临时”二字不能去除，因为此时南北尚未统一，统一的中华民国还未建立，正式的宪法也还未制定，正式的总统自然无从谈起；至于改用西历，出于让孙文尽快就任的考虑，最终勉强通过。
12月29日，准国会开始选举临时大总统，候选人有三位：孙文、黄兴和黎元洪。在南京的“议员”们自然不会选湖北的黎元洪，黄兴已经明确表示不会当，那自然就是选孙文了。一省一票，总共17票，孙文获得16票，另一票仍然投给了黄兴。选举采用的是无记名投票方式，我们有理由相信，孙文缺的那一票，应该是宋教仁做通了其中某一省的工作。
12月30日，准国会再次通过决议，说明昨日已经选举出临时大总统，“已足见国民多数赞成共和，毋庸再开国民会议”。这个决议本身就说明了独立各省同意让孙文出任临时大总统的秘密：他们急需一个人来继续扛起革命的旗帜，阻止袁世凯的“国民会议”，这个人就是孙文。独立各省实力派挟“民心”让袁世凯接受共和，却不许袁世凯挟“民心”来合法合理地逼退皇室，一定要袁世凯独自承担“篡位”的骂名，一定要让袁世凯也像他们一样彻底地“背叛”大清朝廷，这样他们才有真正的安全感。当然，如果按照召开“国民会议”的原计划，投票权掌握在独立各省都督手中，孙派同盟会必将迅速边缘化，孙文也必须尽快就任临时大总统，从而获得与袁世凯“平起平坐”的地位，逼迫他不得不把孙派人物视为平等的谈判对手，增强孙派人物在大清政权覆灭后权力再分配中的筹码——孙文的临时大总统和南京“临时中央政府”，就是孙派同盟会与独立各省实力派合力的结果。
1912年1月1日，孙文离开上海，前往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以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为临时国旗。出于对孙文的不完全放心，1月2日，准国会（实际上是以都督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对准宪法《组织大纲》进行了修订，增设了副总统一职；1月3日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20多天后，准国会改名为南京临时参议院，孙文果然选择了参照总统制，不设总理，直接组阁。几千年以来，一个以共和立宪为目标的“临时中央政府”诞生了！
孙文组阁之时，宋教仁曾建议：内阁阁员全部用革命党人，不用旧官僚。当然，宋教仁这又是在为内阁制做再一次努力：排除旧官僚在新政府中的势力，全部用革命党人，也就是把大清原有的官制变成了政党内阁，革命党就相当于自动改组成了政党。而党务（而不是暴动、暗杀）一向是宋教仁的特长，只要成为政党的领袖或者实际控制人，宋教仁也就相当于内阁总理。但宋教仁这个建议注定是不会被采纳的，出于现实考虑，孙文的内阁名单照顾到了方方面面，既有原大清官员，也有立宪派，还有革命党人。
从《鄂州约法》起，宋教仁已经彻底地得罪了黎派、独立各省实力派、旧官僚甚至孙派同盟会，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孙文原本提名宋教仁为内务总长，被准国会否决，仅仅担任总统府法制院院长。许多人为宋教仁而抱屈，宋教仁说：“总长不总长，无关宏旨，我素主张内阁制，且主张政党内阁，如今七拼八凑，一个总长不做也罢。”
宋教仁是不会放弃他的政治理想的，他仍然会把握时机付出不屈不挠的努力。接下来，按照程序，南京临时政府就该继续“拉袁”了。地方实力派毕竟不敢彻底得罪袁世凯，毕竟还需要袁世凯去逼退皇室，必须要让他放心：我们虽然在南京选出了一个临时大总统，但这只是暂时的，“非袁不可”的现实仍然没有改变。张謇对袁世凯发电：大哥只要你今天逼退皇室，明天就能拥戴你当总统（甲日满退，乙日拥公），甚至在孙文的誓词中，都不得不加上要“让位”的意思：“至专制政府既倒……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这与其说是让孙文就职的誓词，不如是让孙文表明一定会辞职的誓词，也算是能让袁世凯和他麾下的将领们在愤怒过后，又审时度势，重新回到和谈之路上。
双方的代表唐绍仪和伍廷芳转入了私下谈判。共和已经在南方成为了既定事实，接下来要谈就的不再是共和、君宪这些关于国家前途的大事，而是围绕着袁世凯如何逼退皇室、孙文如何“让位”的程序。这实际上是涉及到革命阵容、袁世凯以及皇室之间的一笔政治交易，自然是不好公开进行的，双方就私底下你来我往，讨价还价。
焦点也回到了孙文身上。孙文不是从大清原来的新军将领摇身一变的“革命的都督”，他是老牌革命党人，或者说，他是真正的革命者，他会轻易“让位”吗？
孙文自然不愿意“让位”，至少不会轻易“让位”。1月11日，孙文宣布自任北伐总指挥，任命黄兴为陆军总参谋长，准备对袁世凯和大清朝廷进行“六路北伐、合攻北京”。孙文的意思是，该谈的都只管谈，但并不影响他准备以武力来统一全国。
孙文这个大手笔确实令人瞠目结舌，但他首先要解决的仍然是那个自从闹革命以来就有的老问题：筹款。
孙文回国时，传言他带回了巨额款项，还有先进的战舰，并说他在外洋有良好的信用，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得贷款。
没想到孙文对记者说：予不名一文也，所带者革命之精神耳!
还是“精神”。革命党人可以说什么都缺，唯独不缺精神。孙文是不得不作如此表态，在从香港到上海的途中，他对日本友人山田纯三郎说：“帮助搞点钱吧！越多越好，一千万、两千万都可以！”这个数字惊得山田纯三郎目瞪口呆。
在去南京就职的前一天晚上，孙文又对宫崎寅藏说：“你能给我借上500万元吗？我明天要到南京就任大总统了，但身无分文……你如果不保证在一周之内给我借到500万元，我当了总统也只好逃走。”
孙文说的是事实。组建一个新政府，那也就跟开一个新公司差不多，首先需要有钱把这个政府里的人养活。但南京临时政府没有经济实体，也没有赋税来源，各省都督只是需要先让孙文出任临时大总统，至于孙文的实际花销，他们是不会管的；税收也不会上交到南京，不伸手向南京要就已经很不错了。
孙文每天都在为钱的事情忙得焦头烂额。一次安徽省需要军饷，孙文大笔一挥，批了20万。胡汉民手持批条去财政部。然而，“库中仅存十洋”。就是这十块钱，据说还是陈其美的上海军政府支援中剩下的。
南京的士兵都领不到军饷，他们开始骚扰和抢夺百姓财产，简直和过去的清军没有区别。南京临时政府的形象和威信大打折扣，孙文不得不两次下令要注意军纪，防止士兵抢劫市民财物。这是孙文就任临时大总统期间，唯一一次就同一个问题发布两个大总统令。孙文本来希望张謇来出任财政总长，让他协助缓解财政危机，可张謇坚决不干，只是勉强答应出任实业总长，而且长期住在上海，不来南京办公。南京临时参议院也在开会时常常连人都来不齐，有时候甚至只来几个人。
没办法，孙文只好又去向列强政府借钱，但是南京临时政府还没有得到国际社会任何一个国家的正式承认，自然也借不到钱了。列强公开的理由是：南京临时政府不能代表革命之南方各省，其临时参议院之“议员”，不是经合法程序产生。当然，列强有自己的打算：他们更看好袁世凯，真正支持的是袁世凯。
多年来，孙文一直希望从列强那里获得对革命的帮助，没想到闹革命时不给予帮助，现在南京临时政府都成立了，还是不予以承认和帮助，这对孙文的打击又是巨大的。一个新政权，如果没有得国际社会任何一个国家的承认，这意味着无论是在现实还是历史中，南京临时政府的地位都是不高的。寻求合法性，成为了孙文迫切的心理需要。
孙文向记者表示：只要列强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即举袁世凯为大总统。也就是说，孙文不惜以放弃北伐为条件，首先获取列强政府的承认。或者说，孙文也知道袁世凯必将出任临时大总统，所以希望在“让位”之前，南京临时政府能够得到国际社会承认。但结果仍然令孙文失望了。
孙文只好又去找日本人。宫崎寅藏、山田纯三郎等人没钱，还是只能去找日本政府，但南京临时政府拿不出任何东西作抵押。孙文和黄兴盯上了原本属于大清的经济实体——汉冶萍煤铁矿公司。
一直以来，日本国内的八幡制铁所都需要从汉冶萍进口优质铁矿石，还是在大清时，日本人就特别热衷于给汉冶萍贷款，当然，日本人是想通过贷款，把汉冶萍变为中日“合办”，最后达到控制汉冶萍的目的。此时汉冶萍已经从日本银行贷款1000万，孙文方面就提出由汉冶萍代南京临时政府再借500万，日方只要支付部分现金，其余的用于南京临时政府向日本三井物产购买军械。除了这项优惠条件之外，同时还规定：汉冶萍股本是3000万，借款总额1500万元作为日本的股份。这样，日方的股份就占了一半，日本只要再付出不到500万的钱，就达到了对汉冶萍“合办”的目的，日本方面肯定会同意的。
日方果然同意了，不过他们再加了一条：南京临时政府将来若对外国出让矿山、铁路、电力等权利而借款时，应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让于日本三井物产。
日方没有问题，接下来必须搞定汉冶萍公司。这个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就是已经逃到日本的盛宣怀。黄兴在电报中警告盛宣怀：你必须同意，否则就派兵没收你在国内的财产。
一听说“革命的政府”要没收自己的私人财产，盛宣怀也不得不同意，他最终与黄兴达成协议：南京临时政府负责保护和发还盛宣怀在国内已被充公的财产，盛宣怀同意由汉冶萍代南京临时政府向日方借款。
2月2日，孙文、黄兴在与日本的借款合同上签字；2月13日，日本把200万交付给南京临时政府。孙、黄总算是解决了燃眉之急。
而盛宣怀一直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此事虽然是在私底下进行的，但在签约当日即被上海报纸报道。章太炎立即跳出来“表示强烈谴责”，就连实业总长张謇也严厉反对。张謇对孙文说：“这件事情事先没有通过我，大总统您私自决定，而事后您又不允许我进行补救，我这个实业总长实在是尸位素餐。”张謇坚持辞职。
在湖北的黎元洪副总统趁机找到了攻击孙大总统的机会，他攻击得相当尖锐，说当初的大清朝廷都不敢做这种交易，把汉冶萍大张旗鼓地交给日本人，现在南京临时政府却倒行逆施，悍然为之，此种野蛮专制行为，恐怕连满清余孽都会笑话我们革命党人，百姓们也会说我们连满清政府都不如。黎元洪还攻击南京临时政府“威吓”临时参议院议员，唆使少数议员秘密开会，擅自通过借款合同。黎元洪甚至提出要把签订合同之人枪毙，他表面上指的是盛宣怀，实际上是暗指孙、黄二人。
各省终于酿成了“反对中日合办、废除合同”的风潮，南京临时参议院也向孙文发出质询。不过，社会舆论也普遍认为，这应该是孙文和黄兴受了盛宣怀的蒙骗，因为这位盛大人在“保路运动”中早已经是臭名昭著，没人相信他了。孙文和黄兴就把与日方废除合同这个烫手的山芋又扔给了盛大人，表示只要盛大人办好这件事，将来可以代为向袁世凯疏通，使得盛宣怀能安然回国。没办法，盛大人只好来灭火，合同最终废止。
孙文仍然没有停止借款的步伐。2月3日，孙文向日方提出：希望再借1000万，条件是把满洲“租借”给日本。为了说动日本人，孙文还说明，此项借款是用于对袁世凯进行北伐——日本也一向视袁世凯为大敌——现在南京临时政府还能与你们签订这样的密约，但如果我们借不到钱，政权就要落入到袁世凯手中，到时候他还会不会与你们签订这样的密约就很难说了，所以希望能够在2月9日之前得到确切答复，否则一切都迟了。
此时，与袁世凯的和谈大局已定（2月12日，隆裕正式下诏宣布退位），孙文对日本人说了实话：如果我们借不到钱，那么只有在南京临时政府崩溃之前，作为最后之手段，先与袁世凯缔订和议，以防天下大乱，将来再慢慢想办法谋取军费，策划再举，以武力扫除北京势力，拟定革新天下之方案。也就是说，孙文仍然认为，“袁世凯不可信任”。只要能够筹集到必要的经费，能够维持南京临时政府的运转和支撑北伐，即使与袁世凯的谈判已经达成，皇室已经退位，中华民国“共和”已成，他还是会想办法以武力对付袁世凯。
在当初与胡汉民的商议中，孙文曾经反对北伐，现在出任了临时大总统，却又突然力主北伐，看来，相比于通过“拉袁”来获得共和，孙文更看重的是如何让革命党人取得政权，如何让“革命成功”。
但日本政府并没有同意借款。不说南京临时政府并没有实力控制满洲，所谓的“租借”不过是一纸空文，而且日本人认为，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已经取得了南满，北满还在沙俄手里，“租借”也无效。
现实面前，孙派铁杆黄兴、汪精卫等人都劝说孙文断了北伐之念，回到对袁世凯“让位”的“预定轨道”上来。通过对袁世凯“让位”来获得共和，虽然不那么圆满，但这也许是这么多年来为革命努力奋斗的一个最好的结果，相比陆皓东等历次起义已经死去的人，生者又何须计较个人名分！据说汪精卫还逼问孙文，您不“让位”，难道是留恋总统的职位吗？并说了句特别难听的话，“袁固多诈，孙亦无耻”。（章士钊：《孙黄遗札密诠》）
孙文是在万般无奈、直到最后一刻才放弃北伐的！
在孙文准备武力北伐的同时，双方的谈判也在进行。和之前的公开谈判不同，严重影响这次谈判进程的是三次暗杀。这三次暗杀都是由革命党人指向袁世凯、皇室的暗杀。令人惊奇的是，暗杀对象竟然还包括革命党人自己的“同志”。
一直以来，光复会副会长陶成章不仅与孙文“结仇”，和陈其美也有私人仇怨。这个陈其美大概是个人生活不检点，当年一边闹革命，一边还兼顾嫖娼，甚至在出任上海都督之后，还经常在妓院里办公，落了一个“杨梅都督”的外号。而陶成章却是一个反对贪图享乐，过着苦行僧一般生活的人，自然对陈其美很看不惯。几年前陶成章曾经当着孙文等人的面劝陈其美戒嫖戒赌，让陈其美大失面子，两人就此结下仇怨。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陈其美又瞄上了浙江都督一职，但浙江一直是光复会的地盘，章太炎、陶成章强烈反对陈其美出任浙江都督。陈其美的计划落空了，他和陶成章之间又添上了“新仇”。
正当孙文在南京计划“六路北伐”的同时，陶成章也在上海组建北伐军，积极准备北伐。请注意，这是陶成章的北伐，而不是孙派人物的北伐。正是因为章太炎、陶成章也是老牌革命党人，也能起到“旗手”的作用，一旦他们借“北伐”真的发展起军事力量，这对孙派在南京和南方的地位是严重的挑战。在陈其美看来，“革命”真的就只能由孙派人物来包办，就是孙派这一家，别无分店，陶成章要开分店，自然就是“假革命”，那么他就要“打假”。
这个“打假”就是暗杀。
1912年1月14日凌晨，在自己的地盘上，陈其美指派自己的“小弟”、同盟会会员蒋介石等人将34岁的陶成章枪杀于上海。
陶成章这个主力一死，光复会人人自危，就连狂妄的章太炎也收敛了很多，负责军事的二号人物李燮和转入实业、教育，后来干脆举家迁往南洋，光复会灭亡了。陶成章并没有想到，革命党人的暗杀不仅可以用于对付朝廷高官，还可以对付革命党人，自己没有死在朝廷的屠刀下，却死在了“同志”的枪口下。陈其美是孙文的亲信，暗杀陶成章是不是来自孙文的指示？这已不得而知，不过，陶成章之死的直接受益人就是陈其美和孙文，同时，执行者蒋介石由此也赢得了孙文的信任，最终成为孙派核心人物，登上历史舞台。
陶成章之死是孙派巩固南方地位的大事件，他们仍然站在与袁世凯平起平坐的位置上，袁世凯仍然只能把孙派当作和谈对手。而接下来遭遇暗杀的人，就是袁世凯本人。
1月16日，退朝回来的袁世凯车队在东华门外遭遇炸弹袭击，当场炸死多人。袁世凯被扣在炸翻的车下，爬出来后逃出一命。这次直接实施暗杀的是同盟会京津支部的革命党人，他们有没有接受孙文或者南京的指示？这又是不得而知，总之，如果袁世凯被炸死，自然也是南京方面愿意看到的。
暗杀过后，袁世凯被吓破了胆，深居简出再也不敢招摇过市。
还是赶紧实现共和吧！共和实现了，至少革命党人就没什么暗杀他的理由了。
袁世凯终于要面对逼退皇室这道难题了。隆裕也没什么牌可以打了，她曾经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要求袁世凯救救他们孤儿寡母，每天亲自给袁世凯制定菜单，派100多位太监把100多道菜亲自送到袁府上，中午、晚餐各送一次，其中还有一块给袁家用于祭祀祖宗的肉。因此，袁世凯吃饭就变得很麻烦了，首先他得冲着那道圣旨和菜谱叩头，然后把那块肉献到祖宗的牌位上。袁世凯只好赶紧上奏请太后免了赐给他的御膳。
为了笼络住袁世凯，隆裕太后又想出了一招。她赐给袁世凯一等侯爵的爵位，与当年的曾国藩同等待遇，据说前去宣读懿旨的是已经辞职的载沣。很显然，这是让载沣为当初开缺袁世凯而道歉。袁世凯再三上奏推辞，最后隆裕干脆下旨“不许不接”，袁世凯这才接受。
大清气数已尽，再也没有当年的曾国藩相救，只剩下袁世凯来善后了！
袁世凯一定会适应形势逼退皇室，但也一定会保全皇室。对于他来说，出任临时大总统有两个合法性来源，除了南方孙文的“让位”，还有皇室的退位，这两者缺一不可才能造成共和。袁世凯毕竟是大清官员，南方实际上一直是他的敌人，他一定会更看重来自朝廷的这份合法性。如果说他与大清朝廷是“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那么他与南方就是“政治交易”的关系。站在袁世凯的立场，他也不想从曾经的“敌人”南京方面承接政权，只想从大清朝廷承接政权，如此他就不需要做“革命党的总统”了，保全皇室的安全与体面，这是他作为大清内阁总理的职责，是他最后的情感所系，也是他维护自身合法性的需要，是他的体面。
在多次指示唐绍仪一定要争取最大的“优待皇室条件”之后，1月20日，袁世凯提出了方案：由朝廷授权（注意）他在天津组织南北统一临时政府，临时政府成立的同时清帝宣布退位；清帝退位两日后，南京临时政府即行解散。
新的共和政府来自朝廷的授权，也就是说，袁世凯让朝廷包揽了他的全部合法性，不关南京临时政府什么事了，甚至新政府所在地连北京都不是，而是袁世凯的老根据地天津。这相当于为皇室留下了一个北京城，实际是另一种形式上的“虚君立宪”！
袁世凯的伎俩自然逃不过孙文的眼睛，孙文令伍廷芳传达他的意见：清帝退位后，大清的一切政权同时消灭，不得“私授其臣”，新政府的组建必须通过南京。
看来，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大清是否先灭亡”。袁世凯的意思是，大清是已经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而南京临时政府没有得到国际社会承认），如果大清先灭亡，那么中国大地上岂不是一时间就没有被国际社会承认的政府了？国际关系如何处理？如何对待外人？当然，袁世凯其实是以这个理由，为他的合法性来自大清而作最后的争取。
然而，1月22日，孙文不顾伍廷芳的坚决反对，突然以通电的方式公开向袁世凯提出了最后通牒。“让位”必须分五步走：首先，清帝退位，由袁世凯电告国际社会并请各国驻京公使或者驻上海领事转告南京临时政府（这相当于借“让位”之际让国际社会变相承认了南京临时政府的合法性）；然后，袁世凯明确表明赞同共和；第三步，孙文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第四步，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最后，袁世凯在当选临时大总统之后，必须宣誓遵守参议院制定的宪法。
不得不说，孙文的这个最后通牒确实是对袁世凯的反戈一击，这等于告诉了世人：孙文的临时大总统之位和南京临时政府都成为了正统，临时大总统之位就是孙文“让”给袁世凯的，而不是袁世凯以逼退皇室之功“该得的”。袁世凯成为临时大总统的合法性不仅不是来自大清，而是全部来自南京。孙文主动“让位”，就是为了共和，他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上。而袁世凯在事实上是“用大清江山换来了总统宝座”，彻底沦为大清“篡臣”，陷入极端尴尬的境地，道德的责难更加深重——将来的袁世凯不仅会在革命派的史料中留下“窃取革命果实”的骂名，同样会在清史中留下“篡臣”的骂名！
这自然让袁世凯很愤怒，他立即提出抗议，谴责孙文为什么要为议和突然提出附加条件。不过，袁世凯抗议是抗议，他发现自己还真没有办法拒绝。孙文早就在通电说明这是最后解决办法，如果谈不成再起战端，开战的罪名和责任都由袁世凯负责，如果坚持拒绝，舆论是会一致谴责袁世凯的。“篡臣”的骂名看来是背定了，袁世凯心里多少还有点愧疚，但对于“窃取革命果实”的骂名，他实在是心有不甘。小偷能偷走一只鸡、一头牛，但还能搬走一座房子吗？
伍廷芳对这份通电也极为愤怒，他愤怒的不是内容，是孙文的方式。孙文此举相当于把革命党人与袁世凯所做的幕后交易全部曝光。对于伍廷芳这些自诩为社会名流的人来说，以前谈谈君宪、共和等国家前途之争还符合身份，现在孙文越过伍廷芳直接发表通电，在公众面前曝光这些幕后交易，令伍廷芳等人颜面尽失。伍廷芳愤而电辞议和总代表之职，而据说充当议和参赞的温宗尧甚至声称如果有一支手枪的话，就要去打死孙文！
皇室自然也看到了这份通电，反正已经曝光了，袁世凯干脆公开和皇室撕破脸面。1月26日，前线将领段祺瑞等人联名通电，要求清帝退位，否则他们将从前线返京，与阻挠退位的王爷们剖陈利害！
就在这一天，京津的革命党人又成功地对皇室中反对退位的良弼实施了暗杀。良弼没有袁世凯那么走运，经抢救无效后死亡。王爷们对“留住大清江山”抱有侥幸心理，不过想继续躲在大清朝的温室里，现在发现连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只好悄悄打点好家产，取出存款，随时准备出逃。再也没人来阻挠退位了。
袁世凯已经为皇室争取到最大的优待条件——至今我们能够见到的有关清帝退位条件的修改稿，以袁世凯手批版本给出的条件最为优厚，这大概是他最后的补偿吧。
最后的条件包括仍然保留清帝的称号；中华民国政府按照对待“外国君主之礼”来对待溥仪与隆裕；每年由民国政府直接拨付400万两白银做生活费；隆裕母子以及他们侍卫、太监宫女等还可以继续居住在紫禁城——大清的天下，被限制在了紫禁城里头了。
对于隆裕母子来说，住房问题解决了，还有生活费——日本天皇没有退位，还不一定有这样的待遇。这样对待“前朝”的条件，不仅为几千年以来未有，甚至在人类历史上都可能是前所未有的，那就退位吧！
1912年2月12日，隆裕下诏，宣布率同溥仪退位。也许直到退位的这一刻，隆裕都想不明白，大清究竟是如何自己把自己给搞死的？载沣曾经怕丢了祖宗江山，最终以火箭般的速度丢了祖宗江山；官员们曾经怕丢失权力，最后发现连脑袋都不一定保得住。
在最后几年的光阴里，体制僵化莫过于晚清，改革步伐之大莫过于晚清，甚至思想之开放也莫过晚清，然而大清终究亡了！
这是大清最深刻的教训。
袁世凯获得了“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的权力，诏书同时规定了“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未来的中华民国，不仅要共和，更要大清多年以来一直努力的宪政。
接下来，该轮到孙文履行他的诺言，送上辞职书，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了。
孙文并没有食言，两天后（2月14日），孙文正式向南京临时参议院提交了辞职咨文，但同时附加三个条件：
首先，中华民国的临时“中央政府”设在南京，这是之前的“准国会”所定，不能更改，袁世凯也必须遵守——也就说，袁世凯只能来南京上班，定都南京。
然后，袁世凯亲自到南京任职时，临时大总统以及南京临时政府内阁人员乃行解职——也就是说，如果袁世凯不来南京，孙文其实就没有辞职。
最后，南京临时参议院在《组织大纲》基础上正在修改的新的准宪法——《临时约法》，袁世凯日后必须遵守。
很显然，这三个条件中，最关键的是“定都南京”，让袁世凯离开自己的大本营来南京。孙文明显是仍然认为袁世凯“不可信任”，要调虎离山。而章太炎和宋教仁早就唱过反调。宋教仁认为，中华民国只能定都北京，因为日俄对满洲、蒙古的领土有极大的野心，以中国目前的实力，定都南京则为放弃满蒙。
南京临时参议院不少议员对此抱有相同看法。2月14日当天，临时参议院就这个议题进行决议，包括很多同盟会会员在内的议员都认为定都南京不可行，否决了孙文的提案，并决议定都北京。
得知这个投票结果，孙文大发雷霆，他和黄兴立即召集参议员中的同盟会员开会，要求必须按照孙文的意见投票，然后黄兴又扔下了著名的那一句：这是你们议院自动翻案，政府是不会妥协的，限定你们在规定时间内改正过来，否则我派兵来！
没办法，临时参议院只好又赶紧在15日复议改正过来，决议定都南京。议员吴玉章回忆，开会时，“陆军总长黄兴以兵临议院，警卫森严”。同一天，临时参议院以全票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当然不愿意南下。他在电报里说得情真意切，除了也提到保卫满蒙问题，他还说，北方的局势现在还很复杂，我袁世凯都还没有完全搞定，而且北京一直是首都，迁都南京，北方的军民甚至包括列强驻华使节都会有意见；另外，即使我到南京，皇室不可能到南京，如果将来有人利用皇室再反对民国怎么办？所以，我反复考虑，与其让孙大总统辞职，不如我袁世凯先在北方维持着秩序，等着南京方面“将北方各省以及军队妥善接收”，我就退归田园，当一个共和国之国民。
袁世凯自然是在将孙文的军。其实，还有一个原因袁世凯是没有说出来的：他在北京都遭遇暗杀，连家门都不敢出，哪里还敢去南京？
可是，孙文的态度是坚决的。孙文干脆派出了一个“迎袁专使团”，专门来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去南京宣誓就职。袁世凯又骑虎难下了。不过，事情果然如袁世凯所说，京津和直隶地区发生了谜一般的兵变骚乱。北洋军以抢劫、闹事来阻止袁世凯南下，列强打着保护使馆的旗号，准备调兵进京。眼看又一场八国联军之祸就要发生，社会舆论、北方各位都督以及远在武昌的黎副总统又跳出来反对袁世凯南下。在这种情况下，孙文自然也没有任何理由再坚持让袁世凯南下了，于是南京临时参议院又开了一会，通过了一个新的决议——袁大总统，允许你在北京就职！
有人说，这场兵变是袁世凯自己策划的，目的就是拒绝南下。其实是不是袁世凯的授意并不重要，事实就是这样：有袁世凯在，至少能镇住北方；袁世凯不在，无论是北洋军、北方的革命党人，还是其他帮会、土匪等各种力量，都有可能为称王而混战，引发骚乱，导致列强出兵，就连南京的议员们事先都认为定都南京不可能。让袁世凯南下原本就是强人所难吧。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正式就任临时大总统。但袁世凯的“麻烦事”并没有完，第二天，孙文在南京签发了南京临时参议院起草的《临时约法》。请注意孙文早在近一个月前就已经辞职了，袁世凯也已经在前一天就任职总统了，孙文已经没权力颁布法令——特别是宪法性的法令，《临时约法》即使要签发也应该是由袁世凯来签发。在各国，宪法出台之前应该有让一个全社会各阶层广泛讨论的阶段，如此才能让宪法对无论是政府还是人民的任何权力都加以规范限制，不允许任何一方坐大，也才能让宪法不具有党派性，让各个党派都服从宪法。那么南京方面为何要急于推出这样一部准宪法呢？
在过去很多的书中，人们一般认为，《临时约法》就是孙文等革命党人为了限制袁世凯而出台的。孙文当临时大总统的时候，参照的是美国式的总统制，等到要“让位”给袁世凯，又变成了内阁制，这明显是“因人设法”，是人治而非法治。
其实这并不符合事实。立法权在国会，无论是孙文还是精通法律的宋教仁，都不能主导《临时约法》的制定。《临时约法》是南京临时参议院（实际上是以都督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制定的，地方实力派用参议院制衡着孙文，现在，临时大总统变成了更难对付的袁世凯，自然要更想办法掌控袁世凯。《临时约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它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又一次大大提升了国会的权力。
首先，它增设了总理一职，但与内阁制中“如果某个政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这个党的领袖就自动成为内阁总理并且是政府首脑”不同，《临时约法》规定的是总理由总统任命，但必须获得参议院通过。总统仍然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总理只是总统的下级和助手，是辅助总统掌握行政大权的。然后，国会对包括总统、总理在内的高级官员都有弹劾权，而总统却没有相对应的解散国会之权。
在美国，国会和总统都是选民选出来的，总统有权任命各部部长，但也要获得参议院通过，这些部长们只是总统的下级和集体顾问，只对总统个人负责。总统行使的行政权只对宪法和他的选民负责，不对国会负责，而国会行使的立法权也只对他们的选民负责，国家的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完全分立。当总统或者政府的高级官员违反宪法时，国会可以提出弹劾，总统也没有解散国会之权。这就是以行政权最后归属方式而命名的总统制，与宋教仁一直主张更符合民国国情的内阁制相对应。很显然，除了多出来一个一般内阁制中才有的“总理”，《临时约法》已经完全采用美国总统制的模式了。
但问题仍然是，当时美国的选举制度已经很成熟了，选举权掌握在人民手中，总统确实不能解散国会，但国会也不敢轻易弹劾总统以及总统挑选的高级官员，因为总统也是人民选出来的，受到人民的信任，否则国会自己就下不了台。但《临时约法》规定是参议员由各省选派，选派方法由各地方自定，虽然也规定了百姓们有选举和被选举权（毕竟是民国了，要打着共和立宪的旗号），但谁都知道这是根本没有落地的，参议院仍然受以都督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的掌控。总统以及通过总统提名的包括总理在内的内阁成员是由参议院（实际上是以都督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选举出来的，参议院只要发现总统“有谋叛行为”（而不是违反宪法）就可以弹劾。但什么是“谋叛”呢？这就很模糊了，总统任命几个他信任的人，或者要求动用一下军队，你也可以认为他是图谋不轨，这相当于要把包括袁世凯在内的政府变成受参议院控制的“傀儡政府”！只要参议院发现这个总统“不听话”，它就能够以“代表人民”的名义并依据《临时约法》的名义弹劾。
而总统除非已经在人民中享有极高的威信，拥有极强的演讲能力，否则在关键时刻是无法寻求“人民”的支持的——对于人民来说，反正你又不是我们选的，还不如地方实力派跟我们关系密切，我们又何必来帮助你呢？这和当年载沣面临的是同样的情况！
现在我们知道了，《临时约法》确实是“因人设法”（针对袁世凯），也是“因权设法”（以都督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仍然想把控权力），它表面上学习当时美国的总统制，却又不是真正的总统制，也不是真正的内阁制。这部在匆忙之中推出来的准宪法，只是地方实力派打着共和立宪的旗号向新生的袁世凯政府争权（而不是分权）的产物。趁着新生的袁世凯政府成立的这个“多事之秋”，地方实力派没有压抑自己不正当的权欲，没有在共和立宪的原则下把他们自己也纳入法治轨道，没有把宪政建设和健全宪法放在第一位。《临时约法》本身就是违反宪政精髓的，由于国会几乎没有什么制衡，百姓们制衡不了国会，议员们必将肆无忌惮，行使职权时不顾后果，自身的腐败也必将愈演愈烈。4月，南京临时参议院迁往北京后，很快出现了天天泡在八大胡同里出卖选票的“议员”。正是他们自己开启了践踏宪法和“贿选”之风！
不得不说，这部“自动代表人民”的粗制滥造的准宪法，为后来的局势动荡埋下了伏笔。随着宋教仁遇刺，刷新宪法和国会最后的希望破灭，自此之后，国会粗暴干涉行政权、军人以武力威胁议员、议员以缺席罢工抗议甚至总统与总理争权的“府院之争”轮番上演，中华民国陷入了连年的政治纷争，最后竟然又回到了“还是枪杆子说话管用”的老路，回到了没有皇帝却人人想当皇帝的老路，回到了被它所取代的大清内部崩溃式的老路。中华民国持续动荡的最为根本的政治原因、民国乱局的一大根源，可以说就在于这部《临时约法》！
这必然会引起行政权的强烈反弹，正如后来发生的一幕，当有议员洋洋得意地对袁世凯说：议会就是监督总统的。袁世凯反问：谁来监督议会呢？议员给出了“人民”作为答案。袁世凯暴跳如雷，他说：我没看见人民，只看见一个个（在这里装模作样）的人！
兵围国会！
袁世凯终于走到了这一步，此时的他并不完全是黄兴当年那样武人干政的作风了，他还透露出一股舍命为之的悲壮，因为他看到的就是一个已经满目疮痍的民国政治，一个怪兽般的民国政治。后来，袁世凯终于将那件好不容易从大清皇帝身上扒下来的龙袍又穿到了自己身上，把那顶曾经受到诅咒的皇冠戴到了自己头上，然后在万千诅咒中死去。此时，民国才仅仅成立五年，袁世凯还不满60岁，民国也陷入了无休止的内战中：之前是汉人打满人，后来是汉人打汉人……
民国开始共和立宪时，其实很多人都做好了接受曲折的准备，只是没想到最后竟然曲折成了这个样子。陈独秀后来说：欧美各国的共和立宪出于多数人利益，中国的共和立宪如果不是出于包括革命党人在内的多数国民的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与欧美各国之共和立宪绝非一物！
但是在此期间，也曾经有一个人以他全部的智慧和精力，为民国的共和立宪继续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如负重的老黄牛一般艰难地拾级而行，曾经发出耀眼的光芒，和袁世凯成为一南一北两大政治明星，但也如彗星一般划过夜空，和袁世凯一前一后死在民国初年，至今沉冤未雪。
他就是宋教仁。
孙文“让位”了，同盟会该怎么办？是按照孙文的意思继续保留革命党的色彩，还是按照宋教仁主张的褪去革命党的色彩，改造成公开的政党？自然，孙文已经“让位”，民国已经成立，再革命就没有任何理由了，同盟会要么解散，要么改造，宋教仁的主张才是大势所趋，连孙文也无法阻挡。1912年3月，同盟会由地下走向公开，宋教仁被选举为政事部主任干事，开始对同盟会进行政党改造。
宋教仁果然不负众望，他挑选同盟会中的非激进分子，与其他民主政党、社团合并和改组，成立了合法公开的全新政党——中国国民党。宋教仁成为代理理事长，虽然名义上的理事长还是孙文，但很显然，宋教仁已经成为了这个全新政党的操盘手。这个政党脱胎于同盟会，或者说取代了同盟会，但它又明显区别于以往的同盟会，它成了合法政党，没有了革命的宗旨和色彩，用宋教仁的话来说，这就是“毁党造党”“大公无党”。
宋教仁自然不会只是改造同盟会这么简单，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他的政治理想——政党竞选和内阁制。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南京临时参议院随之迁往北京，改为北京临时参议院，并立法规定1913年将召开民国的正式的国会（包括众议院、参议院）。说起来这个年限还是当年载沣定下来的，民国都成立了，自然不能比当年的大清还落后，宋教仁早已经瞄准了国会选举。
与宋教仁有同样想法的还有很多人，一时间，民国大地上出现了数百个政党，党员人数无法统计。据说在北京，陌生人之间打招呼，在问完“贵姓”之后还要问“贵党”，他们都铆足了劲，准备竞逐第一届国会选举。请注意这是选举，而不再是以都督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指派了。民国毕竟已经成立，共和立宪这个民国最大的政治谁也无法撼动，任何势力都无法反对“国会由人民选举”，北京临时参议院也至少要在立法上把选举权落到百姓们之中——当时规定合法选民除年满21周岁的男性（妇女没有选举权）、在选区内居住2年以上外，或至少满足其中一项：每年纳直接税2元以上；有500元以上不动产；拥有小学或相当于小学的学历。这样，民国4亿多人口中，统计的合法选民约有4000万。
现在，民国需要的只是一批防止法律只停留在纸面上的人，需要只是一批用扎实工作把法律落地的“较真”之人，宋教仁即将成为他们的代表。
1912年12月，国会选举正式开始，在这场“选战”中，最辛苦的应该是宋教仁，他组织国民党人马四处集会、演讲、造势，发动选民投票，同时也亲自拉票。他要求国民党全党“要停止一切运动，专注于选举运动”。“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
在这个擅长的领域，宋教仁做得风生水起，急剧上升为政治新星。在袁世凯政府成立之后，他几乎成了老牌革命党人中唯一的风光人物，在外人看来，他又表现出向孙文等人咄咄逼人的“夺权”气势。宋教仁也充满自信地说：“无论是孙的势力或是康（有为）的势力，都难望得到永远存续。到国会终于开设时，肯定会有新人物出现，代表汉族抵制满族，这是趋势。”
在宋教仁看来，这新人物无疑就是他自己。
果然，1913年3月中旬，国会选举落幕，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在参、众两院选举中都以压倒性的优势成为第一大党。据统计选民中投票率约占10%，也就是全国约有400万人直接参与了投票。尽管也难以避免选举笑话和选举腐败，但宋教仁联合一些人已经为共和立宪取得了重大一步：突破了以都督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掌控国会的企图，实现了政党竞选，“平民政治”和“全民政治”初现端倪。
接下来接力棒交到了袁世凯手里。
根据《临时约法》，总统是政府的首脑，总揽行政大权，总理是由总统提名，获得参议院的通过后任命的。对于袁世凯来说，他只有提名宋教仁为新的内阁总理，才最容易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将来也才最容易获得国会的支持；而对于宋教仁来说，他首先要获得袁世凯的提名，即便成为了内阁总理，也需要继续寻求与上级袁世凯的合作。
如此一来，袁世凯和宋教仁之间有望形成既有良性合作又有相互制衡的关系。宋教仁“拥有”国会，在立法权上既可以支持袁世凯，也可以制衡袁世凯；而袁世凯是临时大总统，他在行政权上既可以支持宋教仁，也可以压制宋教仁。在这种“合作中制衡”的关系背后，正是意味着宪政建设即将上一个新台阶。
这一切自然都是宋教仁和袁世凯希望看到的。宋教仁是一个宪政主义者，原本追求的就是这样的结果；而对于袁世凯来说，虽然他曾经更看重朝廷的合法性，但一旦成为大总统，共和立宪就是他唯一的合法性来源，也是民国的立国之本，他既没有必要，更没有勇气和实力去挑战共和立宪（至少现在没有）。恰恰相反，真正的共和立宪对他是有利的，因为大清灭亡了，“载沣式”的难题留下来了，袁世凯急需通过宋教仁这样的平民政治家，向人民借力，把大清向往多年却不仅没有实现反而导致内部崩溃的设想变为现实——把地方实力派（官僚集团）纳入宪政的轨道！从而最终制定出一部真正权威而有效的宪法，稳定民国的政局。
也就是说，袁世凯的对手始终都是试图通过国会把袁世凯政府变成“傀儡政府”的地方实力派（官僚集团），而不是间接帮助他的宋教仁；地方实力派因私而设的“假共和立宪”，是袁、宋在政治上共同的敌手。在这样的框架之下，他们都难以施展才能和行使权力，都迫切希望改变现状。袁世凯和宋教仁之间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彼此互相需要，需要寻求与对方的合作，他们之间的合作面远远大于冲突面——局势竟然把他们都推到了共和立宪“建设者”的位置！
现在，高居庙堂的袁世凯和起于民间的宋教仁，成为了受人期待的一北一南、一朝一野的两大政治明星，很多人会害怕和阻挠他们之间的联手，但更多的人期待他们的联手。
袁世凯行动了，他给此时在南方的宋教仁发出了“即日赴京，商决要政”的电报。宋教仁将从上海乘火车进京，这里是老牌革命党人的大本营，但宋教仁却没有见到孙文——相信很多人都要问，此时的孙文干吗去了？
在卸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孙文曾专程去北京与袁世凯会面，他说，今后要舍弃政事，专心为民国修20万里的铁路。袁世凯正要给孙文“安排个去处”，听到孙文如此表示，随即任命孙文督办全国铁路，在上海组建中国铁路总公司。孙文似乎真的是专心修铁路去了，就在宋教仁抵达上海之前，他已经带着一帮人马去日本“考察铁路建设”。
在过去的一些书看来，孙文不想着将对袁世凯的革命进行到底，反而幻想“实业救国”，这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软弱性”的表现，但这恰恰是误解了孙文。孙文从来都是认为“袁世凯不可信”，直到最后一刻才无奈放弃了对袁世凯使用革命的手段（北伐）。多年以来，孙文为革命的筹款都是“不择手段”的，而铁路是个大利场，大清变成了民国，铁路主宰由盛宣怀变成了他，这又是一个为革命筹款的好机会！
也就是说，袁世凯政府成立之后，孙文确实无意角逐政治，孙文还留在革命队伍里，还需要为革命党人争取政权，如果要接受现在的民国，就要接受政权不在手里的现实。站在这个角度，袁世凯比当初的清政府更加危险。当初革命党人为“驱逐鞑虏”流血牺牲，虽然希望渺茫，可毕竟还找得到合法性；现在为各方所接受的民国已经成立，如果还要对袁世凯继续“革命”，合法性又在哪里呢？又有什么理由呢？
随着宋教仁即将北上，他与孙文之间的分歧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虽然宋教仁也一直认为“袁世凯不可信”，但宋教仁的“不可信”是从宪政、分权的角度出发的。在宋教仁看来，如果没有宪政框架下的分权，换作谁（包括孙文）来当总统都是“不可信”的。所以宋教仁要做的只是在共和立宪的框架下与袁世凯共处；他只会限制总统的权力，不会夺取总统的位置；他不会非得追求“革命胜利后”的革命党一党执政，却不会放弃在民国中以政党竞选参与执政——这必然会导致宋教仁“放弃革命”。在他看来，革命虽然可以推翻朝廷，但共和立宪只能通过协商、妥协和契约才能带来。
孙文却是一个现实的人，他不像宋教仁那样“理想化”，对通过没有武力依托的政党竞选来制衡袁世凯等其他势力抱有根本性的怀疑。对于孙文以及陈其美等孙派人物来说，他们眼里的“袁世凯不可信”却是无视袁世凯政府已经成立的事实，要再一次推倒重来，夺取政权——这也必然会导致孙派“将革命进行到底”，继续用武力来达到目的，对于政党竞选这样的事情自然不会很在意了。
而现在，对于孙文以及陈其美等孙派人物来说，宋教仁让章太炎的“革命党消”变成了现实，也在事实上让孙文和陈其美等人“什么都没有了”变成了现实。同盟会已经不存在了，孙文和陈其美等人手中已经没有了“革命党”，新的政党政治又不是他们希望的道路，也没有他们的位置。随着宋教仁另树一帜，急剧上升为新的政治明星，孙文本人和孙派人物陈其美等人却都被边缘化了。更为可怕的是，一旦宋教仁真的代表国民党与袁世凯达成良好合作，那么，孙文和陈其美等人失去的不仅是家底和手中唯一的牌，也是“革命的前途”，从此只能接受作为“革命党”的同盟会变为民国政党的既定事实。孙文等人如果要继续革命，又只能从头开始，这对孙文的革命事业简直是灭顶之灾——宋教仁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孙文等人的“革命大计”！
由于这种根本上的分歧，与袁、宋之间不同，此时的宋教仁与孙文、陈其美等人之间既没有了合作的意愿，也没有了合作的可能，而是进入了非此即彼的对立面。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相信，孙文和陈其美等人即使没能阻止住宋教仁把同盟会改造成中国国民党，也必将阻止宋教仁北上与袁世凯真的达成合作！
3月20日，是宋教仁从上海火车站启程前往北京的日子。在与革命党人的辞行聚会中，陈其美说：“遯初（宋教仁的字），你不要快活，仔细他们（指袁世凯政府）会用暗杀的手段来对付你。”
宋教仁听后笑道：“只有我们革命党人会暗杀人，哪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
宋教仁说的是事实，暗杀一直是革命党人的利器，袁世凯对此还生疏得很。
1913年3月20日晚10点45分左右，上海火车站，枪声响了，宋教仁遇刺，送医院后不久便不治身亡，年仅31岁。临终之前，宋教仁没有留给孙文片言只语，遗言留给了远在北京的袁世凯。他报告了自己遇刺的经过，并提出遗愿：“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使）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他似乎至死都没有怀疑过袁世凯，也没有计较个人得失，没有要求报仇雪恨，至死都在牵挂新生民国的宪政建设。
他没有资源，没有显赫的出身，更没有枪杆子，不能像科举时代的读书人那样“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于是他“货与人民”，却还是以悲剧结尾。
他终于做到了“年轻又有声望”，可是他永远年轻了。
2016年春节，我曾来到宋教仁故居，在这座后来重建的空荡荡的故居之前，已经很难发现他当年的足迹。
谁才是真正的幕后元凶？百余年来，真相一直没有水落石出，正是因为如此，袁世凯是无法排除嫌疑的。此时的内阁总理赵秉钧也是有嫌疑的，宋教仁上位，他必然下位，按照一般的权力逻辑，他就是“理所当然”的幕后凶手。
而陈其美更是有嫌疑的。站在革命的角度，宋教仁就不是当初陶成章那样的“假革命”了，而是“叛变革命”和“反革命”，宋教仁只能死，刺宋案也只能引向袁世凯政府和他本人。但暗杀宋教仁带来的后果和影响要比暗杀陶成章严重得多，而且宋教仁在同盟会里的资历不仅比陶成章要深，比陈其美也要深，如果没有得到孙文默许甚至授意，陈其美能否擅自决定？
根据《临时约法》规定，作为三权之一的司法权是独立的，并不受行政权的干涉，上海地方检察厅已经向赵秉钧发出了传票，要求他到上海接受问询。只要赵秉钧来上海，无论最后的结果如何，刺宋案都将以司法独立的方式进入法律程序，可以说，这是宋教仁以他的生命换来的民国共和立宪的重要一步！
赵秉钧称病未到。
几个月后，孙文、黄兴、陈其美等人烧起了民国的第一把战火，发动“讨袁之役”（又称“二次革命”），刺宋案的司法审判程序被战争彻底打断，幕后元凶的追查也就不了了之，至今成谜。接下来的事情我们知道了，没有了宋教仁，地方实力派又试图通过国会将袁世凯政府变成“傀儡政府”，袁世凯兵围国会，并最终称帝，在各方的群起而攻之中死去。
《晚清最后十八年》写作开始于2011年，现在回想起来，为什么要写它，一切都好像是注定。很多的细节都记不太清了，印象中最深刻的是当时看到的一则新闻——湖北武汉投资200多亿筹备辛亥革命百年庆典，当时就有一个念头：这是纪念辛亥革命最好的方式吗？
动笔之后，一开始是把它放在了天涯网上的，与网友们互相讨论和交流。一年多以后，它被评为天涯网“2012年度十大作品”，于是进入出版程序，和读客图书谈合作。我很佩服出版方在一个帖子还没有写完的时候，就和我签了出版协议，也很感谢他们后来为这套书的出版所做的工作。
那时我已在《旅伴》杂志社工作九年，26岁时从记者、首席记者做到了执行主编，写帖子需要占用全部的业余时间，包括每一个晚上和周末。有一天我接到了女友的短信，她说：在我的观念里，写作是可控的，恋爱才是不可控的，但你对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是可控，只有写作对你来说才是不可控的，我们分手吧。
当时她在电视台工作，工作繁杂忙碌，在她特别需要关心和倾诉的时候，我总是不在她身边。
我原本以为我的写作生活就要这么继续下去，直到2013年夏天我接到一个电话。
那天舅舅从长沙打电话过来，说我老兄可能是得了一种怪病，他瞒着父母偷偷跑到湘雅医院来住院，几天后就要进手术室了。
老兄在深圳开了一家塑胶模具工厂，固定资产做到了几千万，但仍然是一个夫妻店，他负责业务，嫂子负责财务，小孩还在上学，在生病的时候，就没有人可以去陪伴，因为工厂还需要运转，每天还有事情都要处理，工人还需要发工资。
我从杂志社请好假，跑到长沙去陪伴老兄。八个小时的手术过后，大夫告诉我：情况很不乐观。在他们开会诊会议的时候，我在旁边，我听到了“六个月”这样可怕的词语。
安顿好老兄后，我一个人跑到医院的楼顶上，号啕大哭了半个小时。我觉得人生很荒诞，几天前我还只想着如何做好杂志选题，现在只能一个人躲在楼顶哭泣。然而我也作了一个决定，当我回北京办好辞职手续再回到湘雅医院病房时，我发现老兄一直直勾勾地盯着我手中巨大的行李箱。我告诉他：我们是从小一块长大的，我不甘心，我一定要想办法把你的病治好。
我每天睡在病房里，照看输液，买饭喂饭，端屎端尿，洗衣服，去旁边的民居给老兄做好吃的，陪他聊天解闷，搀扶他走路，去楼下晒太阳，抽空的时候就联系国内外一切可能的医药信息。有一天，同病房里另一个陪床的壮汉突然塞给我一袋熟食，说这是他特意回家亲手做的。他说：“小伙子我觉得现在像你这样的年轻人不多了，你对你父亲真是太有耐心了。”
我告诉他，这不是我父亲，他是我老兄。这个人听后怔住了，他拍着我的肩说：“相信我，兄弟，你们是会创造奇迹的！”
那一刻我跑到楼道里哭了。
我知道老兄其实是最不容易的。自小我和老兄“画风各异”，我沉浸在书本世界里，老兄却更爱玩闹，用学费买衣服，和人谈恋爱，打架，下馆子，花钱大手大脚，后来读到高中死活不读书了，一会儿要去学武术，一会儿又跑去做音箱生意，大半年的时间把家里的积蓄亏得精光，不得不南下广东，从工厂的一名保安做起，这才开设工厂。我是职场人士，有了事还可以辞职一走了之，他却不能“辞职”，哪怕是进了医院，两部手机还是响个不停，还要处理很多的事情。我只能用心去照顾他。
病房里经常有需要你在一分钟之内作决断的时候。大夫会告诉你，接下来如果用这一种药，医保可以报销，但还有一种从外面购买的进口药品，不在医保报销范围内，5万元一小瓶，一次输液用两小瓶，10万元。我问疗效如何，大夫说理论上会更好，但这种病原本就是没有保证的，所以疗效也不能保证。那时候我经常盼望着时间可以慢一点，这样用下一个10万的时候，也可以慢一点。
有一天，老兄突然对我说，一会儿他有个生意上的朋友要过来看他，他不会有事，叫我别担心。这个人进了病房后，和老兄聊了一会儿，老兄突然表现得十分痛苦，不断地喘着气。那个人见状，十分难为情，欲言又止了好一阵，终于留下一句“你好好养病”就走了。我想起老兄的话，突然明白了：这个人不是来看望老兄的，是来要钱的。老兄的工厂因为一时周转不过来，拖欠了他的货款，他见到老兄病重，这才没好意思开口。
我跟老兄商量，把工厂里的原料先低价卖出去一批，付掉他的货款，等资金周转过来后，再把原料高价买回来。这人也是中小企业主，他的资金周转也很困难，如果不是实在没有办法，不会跑到病房里来催款的。
治疗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大夫过来告诉我们，再过几个疗程，头发可能要全部掉光了。晚上，老兄对我说：“你扶我下楼去吧。”原来，他要去找家理发店，剃个光头，然后跟我去买了顶帽子戴在头上——是的，即使病重，人生也要主动。
病房里经常会有告别的时候，可能上午刚认识的病人，下午就见不到他了。陪床的人告诉我，病人在病重的时候，会很没有主张，也会很敏感，陪床人任何一个细微之处的言行都会给他带来不一样的感受。老兄在治疗期间，只能吃特别清淡的饭菜，不能放任何配料，也几乎没有盐。我每天和老兄吃同样的饭菜，跟他一起吃饭，他吃什么，我就吃什么。是的，我就是要用这种看似可笑的方式来告诉老兄我会一直陪伴他，给他信心。
几个月过去了，冬天来了，有天傍晚，陪他在楼下散完步后，我对老兄说：“你先上去吧，我等一下再回去，我再去吃点儿东西。”
刚刚路过一家麻辣烫摊点，香飘四溢，实在是太诱人，我再也控制不住了，跑回摊前一顿猛吃，直到再也吃不下为止。我把老板的一瓶辣椒酱吃得精光。
我以为老兄早回病房了，但当我走回去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楼下的花坛上坐着一个人。天空中飘着小雪，他的背影很孤独，那是老兄，他没有上楼，他坐在那里等我回来。
回到病房后，我觉得心里很难受，躲进卫生间里无声流泪。我责怪自己明明知道最想改善口味的是老兄，他肯定比我更想去吃，可是我为什么没能忍住？
几个月以来，似乎已经流尽了自长大成人以来所有的泪水，很多的时候，我一度认为我们兄弟俩人生会过不去。但那一刻，我觉得人生再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但我要把这种力量告诉我的读者。
在从北京拖过来的那件硕大的行李箱中，除了衣服，还有一台笔记本电脑。每天到深夜，当病房熄灯、老兄睡去之后，我把病房里的椅子搬到走廊上，借着光亮打字。值班护士过来管过几次，后来也不管了。医院里没有网络，遇到对史料有疑问的地方，我只能先记录下来，等到一个集中的时间去附近的网吧上网。我必须拿手机定好闹钟，因为我怕我忘记了时间，忘记了病房里还在输液的老兄。
我用这种方式完成了《晚清最后十八年》第二部。
六个月过去了，十个月过去了，在所有亲人和朋友的努力之下，老兄的病情奇迹般地好转了，他可以出院了。后来老兄跟我说，我原本以为我们只是兄弟，现在看来你还是上天派来救我的。
我们抱头痛哭。
是的，书本里的世界很广阔，但如果我们不能从小事做起，不能善待身边人，学习历史又有什么用？如果我们不去经历真正的磨难，又怎会有真正正确的价值观？当我们积极面对困难的时候，心里面一定会有个声音告诉你困难是暂时的，你是在做正确的事。
无论世界多么荒凉，心中的光明总要靠自己点亮。
老兄回到了深圳，我回到了北京，写作还在继续。我发现我有了一个不好的习惯：只要发现银行卡上的钱还够付半年的房贷，就总想着辞去工作，专心完成剩下的作品，因为我其实一直是一个一心不能二用的人。父母反而担心我了，他们从深圳跑过来，监督我好好上班，也监督我找女朋友。
辞职之后，我每天拿着包，从家里出去，有时候是在家附近的咖啡馆，有时候是在公园里，继续写作。离家不远的地方有一条不经常过火车的铁路，那里永远停着一辆货车。大部分的时候，我坐在铁轨旁打字。对面是一棵树，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有叶子开始从树枝上掉下来了，原来时间已经快过去三个月了。
我在这里完成了日俄战争对马海战的写作。
父母告诉我，他们要回去了。我很愧疚，让他们监督的事情都落空了，父母其实早就发现了我的秘密。后来他们跟我说：“孩子，你每天拿着包出去，但有一天你是穿着拖鞋出去的，我们又怎么能再给你压力呢。”
五年了，写作已经成了一种生理需要。将你的人生，像毛巾浸在水里一样浸在孤独里，拧干了，便是人生的辽阔。我想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去遇见和把握一份属于自己的缘分。我希望将来这套书再版的时候，也能够写下献给某人，我相信我能够组建幸福的家庭，我们在听从内心声音的路上走了多久，幸福的到来就会走多久吧。
五年了，还去过很多的地方，每当史料不能给我答案的时候，我总要到历史人物曾经涉足的现场去转一转，宽广美丽的土地，是我们可爱的家乡。为什么我们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是因为我们的眼里总是饱含泪水。
有一个地方是留到最后才去的：浙江海宁。
1916年，绕地球已经数周的孙文回到了国内，他应朋友之邀，来到海宁观看钱塘江大潮。
钱塘江汹涌的大潮，当它涌来时，如万马奔腾，巨浪滔天，惊涛拍岸，地动山摇，卷走了它面前的一切！
这样的场景，令看惯大风大浪的孙文也无比动容。
观潮过后，他的心情仍然久久不能平静，他觉得他应该写点什么。
孙文似乎看到一种人世间最本质的东西，而这也是我们最终要讲述的历史规律。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黄治军
于2017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