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一篇小序 2 第一篇 高岗篇 4 一、引子——高岗和毛泽东的最后一面 4 二、高岗的发迹 6 三、斗争背景——权力的重新分配 9 四、高岗的资本 12 五、高岗在行动 16 六、毛泽东的转变 20 七、由高岗开启的潘多拉魔盒 22 八、过渡性章节 24 第二篇 反教条主义：刘伯承和粟裕篇 27 一、先澄清一个问题——军人的政治和军事成分 27 二、刘伯承的伤痛人生 29 三、论刘伯承挨批之必然性 31 四、略微比较一下刘伯承和粟裕的指挥风格 35 五、天才是如何炼成的 38 六、名将之路 42 七、淮海战役 44 八、不行的总参谋长 53 九、三位元帅批粟裕 54 第三篇彭德怀篇（上） 76 一、历史背景 76 二、打还是不打，是个问题 78 三、选帅 81 四、彭德怀的对手——骄傲的麦克阿瑟 89 五、战争果实 92 六、伟大的男人们 94 七、胜利之中的悲剧成分 100 第三篇 彭德怀篇（下） 105 八、彭德怀的简历 105 九、庐山事件——政治丑闻 108 十、毛泽东的态度 114 十一、彭德怀和毛泽东的恩情 116 十二、毛岸英事件 123 十三、彭德怀和罗瑞卿、贺龙之间的恩怨 126 十四、第一次庐山会议上的林彪 130 十五、潜在受益者——周恩来 134 十六、庐山会议的真正受益者——刘少奇 137 十七、毛泽东的选择 142 十八、建国十年 144 十九、彭德怀的结局 150 二十、庐山会议的性质 155 第四篇 大饥荒篇 159 一、毛泽东威望的源泉 159 二、走向大饥荒的农民 160 三、新五虎上将 166 四、舒同在山东 167 五、牛人张仲良 169 六、猛人吴芝圃 171 七、狠人李井泉 176 八、能人曾希圣 181 九、究竟是谁辜负了谁 186 十、毛泽东的责任 193 十一、领导责任：刘、周、邓 196 十二、春节见闻录 202 第五篇 刘少奇篇（上） 206 一、刘少奇篇序——一种奇怪的现象 206 二、刘少奇的奋斗史 208 （一）刘少奇的出身 208 （二）奇才是怎样炼成的 210 （三）文斗时代 214 （四）牛刀初试 215 （五）安源路矿罢工——第一笔政治资本 216 （六）巅峰时刻——五卅运动 218 （七）刘少奇和蒋介石 221 （八）白区时代的隐患 225 （九）刘少奇和毛泽东 230 三、政治二人转 233 （一）毛刘结盟的起源 233 （二）延安整风 236 （三）康生的身手 240 （四）刘少奇在造神 243 （五）神座下的牺牲者————国际派 246 （六）神座下的伤员——周恩来 250 （七）神座下的英雄——将军们 255 （八）命途多舛的新四军 259 （九）陈毅的困局 262 （十）毛泽东思想的诞生 271 四、刘少奇为何惹那么多人不满 275 五、毛泽东的人事安排 279 六、大饥荒对两人关系的影响 283 七、困局 287 八、非凡的四十四天 289 九、第一轮较量 302 （一）刘少奇的经济手腕 302 （二）政治谋略 303 （三）七千人大会 306 （四）幕后筹备 307 （五）报告暗藏的机锋 310 （六）第一波高潮 313 （七）大人物的态度 318 （八）舞台上的刘少奇 322 （九）林彪在一九六二 329 （十）毛泽东的反击 333 （十一）从曾希圣和李井泉的结局看七千人大会 339 第五篇 刘少奇篇（下） 344 十、拉锯战 344 十一、交锋 384 十二、毛泽东的选择 394 十三、触手伸向军方 405 05-卷五_Password_Removed.pdf 477 封面 477 全书序言（修改版） 478 第六篇 文革 （上） 483 一、序 483 二、案例之一：林彪开的处女证明 487 三、案例之二：孙维世之死 496 四、案例之三，批判朱德 509 五、从江青说起 542 第六篇 文革 （下） 640 六、红卫兵 640 七、中央文革小组 676 八、二月逆流 698 九、武斗 719 十、无奈的结局 760 07-卷七_Password_Removed.pdf 779 封面 779 第六篇 林彪篇（上） ——战争中的林彪 780 一、林彪是谁 780 二、为战争而生 800 三、决战东北 832 第七篇 林彪篇（中） ——政治舞台上的林彪 914 四、林彪走上政治舞台 914 五、罗荣桓倒下 938 六、接班人林彪 965 七、许光达倒下 999 八、林彪和江青 1028 09-卷九_Password_Removed.pdf 1044 封面 1044 第七篇 林彪篇（下） ——绝境中的林彪 1045 九、第三次庐山会议 1045 十、毛泽东的选择 1066 十一、林彪最后的武器 1098 十二、林彪出走 1150 不被理解的毛泽东 卷一 　作者：虚声 校对：Kunter 本文来自网络，涉及版权请联系作者虚声 一篇小序 很多人说起历史，总是想当然地把后人的观点强加给前人，或者把自己的观点强套在历史人物身上，并以此为前提开始无聊的谩骂或说教。对于合自己口味的，极尽吹捧之能事，盲目崇拜；其他则一盖诋毁。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很大部分原因是不解。因为不解，所以误解。为此，本人试图站在草根阶层的角度来发表一下对英烈们的个人看法。 首先澄清一下，这并不是毛泽东的个人传记，而是一群人的简传。 本文写了一群人，写了伟大的将军们和政治家们，写了将军们的经典战例和战术风格，写了政治家们的治国策略和治国理想，以及他们之间纠缠不清的恩怨。他们都是杰出人物，有杰出人物特有的杰出素质，同时兼具杰出人物挥之不去的缺憾。套用刘少奇的名言，就是“优点讲够，缺点讲透”。 第一个故事属于高岗，他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建国之后各种复杂关系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高岗事件。高岗是个实干型人才，打仗、搞经济都是好手。在他短暂而辉煌的一生中，干了很多大事， 却又迅速坠落。之所以如此，不是高岗无能，而是站在他对立面的那些人太有才了。 用一个字评价高岗，那就是：诨。 四年之后，出现了另一次运动，受害人是刘伯承和粟裕。两人是第二篇的主要人物。他们都是军事天才。这两个人好像是镜子的两面：军事理论方面，刘伯承得天独厚；军事实践方面，粟裕罕有匹敌。建国之后，二人命运惊人相似，早早挨批，靠边站，却又批而不倒，安然度过文革，同时生前都没有得到彻底平反。古往今来，很难找到一位将军兼具刘伯承的理论素养和粟裕的军事实践， 或许那样完美的军人以后也不会存在。 评价：刘伯承，痛；粟裕，奇。 彭德怀的故事在第三篇。他的为人相对简单，但他的故事相当复杂。从创建红三军团到百团大战，再到解放西北、抗美援朝，最后到庐山风云，彭大将军身上有太多故事。 评价：彭德怀，实。 之后的篇章属于刘少奇。刘少奇身后留下一个巨大的遗憾。刘少奇之后是林彪。 在刘少奇和林彪之间另外穿插了一个篇章——十年文革。 文革是一幕大戏，世界史上最为独特的戏剧。这种戏剧放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属于绝无仅有的。 一文一武，刘少奇和林彪，皆为奇才，身居文革首尾两端。文革起于刘少奇而终于林彪。刘少奇被批倒，意味着文革不可避免；林彪葬身大漠，意味着文革这幕大戏已经唱不下去了。 评价：刘少奇，伤；林彪，怪。 第七个篇章的主人公是周恩来。周恩来那个字，叫做——和。周恩来之后才是毛泽东的故事。 毛泽东有双重性格：政治家和诗人。某些时候政治家主导诗人；另一些时候则反过来，诗人主导政治家。按照这个标准，毛泽东的人生阶段有两个，以五三年为拐点。 五三年之前的毛泽东大体上是政治家主导诗人的阶段，一手抓军事，一手抓政治，坚持两手抓， 两手都很硬。成绩也是明显的，主导战场所向披靡。从艰辛的红军创业阶段，到韬光养晦的抗日阶段，再到赢得国共争霸的建国之战，最后到赢得抗美援朝的立国之战，每一个阶段都取得伟大而辉煌的胜利。这一时期的毛泽东，用政治家的手腕把诗人的想象融合到实战当中。 五三年之后的毛泽东则迈入了另一个迥异的阶段，他开始搞建设，一手抓经济，一手抓政治， 坚持两手抓，两手都很硬。缺点是明显的，从大跃进到文革，失误足够多。这个阶段的毛泽东，已经被诗人占据了，用诗人的想象去搞政治运动。 该如何评价毛泽东呢，一个字，难。这个难，并非指毛泽东一生历尽艰难困苦，而是指毛泽东人生中面对的问题太难。也许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没有人比毛泽东面对更多的难题。 大致内容就是这样了。当然，作为毛泽东的主要对手，也少不了蒋介石先生以及其追随者的戏份。这些后面再慢慢说，在这里就不累述。 文章中每一位英烈都有波澜壮阔的一生，要简短而准确地评价他们太难。本人能做到的也就是站在草根阶层的立场上谈一谈自己到看法，鉴于水平问题，还望各位高人们多多海涵。 第一篇 高岗篇 一、引子——高岗和毛泽东的最后一面 夜，中南海菊香书屋，两个男人交谈着重大问题。一个长者脸上挂着宽厚和蔼却深不可测的微笑，另一个男人则竭力通过沉静的表情掩饰内心的焦虑。 宽厚的长者，是毛泽东；另一位是高岗。他们已经有二十年的革命情谊了。在过去二十年的时间里，毛泽东对高岗有救命之恩，他欣赏高岗，提拔高岗；作为回报，高岗对毛泽东忠心耿耿，从不让毛泽东失望。二人关系可以说是伯乐和千里马的关系，非同一般。 高岗高调进京以来，就住在离毛泽东不远的地方。两人已经多次见面，多次交谈，多次讨论国家的前途和走向，多次决定了很多人的命运。今晚，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最后一次交谈。 这一次见面，高岗已经不再像之前多次的那么从容应对，不再那般侃侃而谈。他的前途也不再光明，四周乌云密布，已经是山雨欲来之势。如果领袖大人不再力挺，休说国家领导人，立刻就会坠入深渊。 今夜，高岗渴望重新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于是二人之间来了一次非常有趣的谈话。毛泽东问他深更半夜跑过来有何事。高岗说有点私事想要向主席说一说。 毛泽东说：“上次刚刚说过一次，又有什么急事要说，是天塌了还是地陷了？” 高岗小心翼翼地说：“主席，我想向您汇报几点想法。我想了很久，觉得这个问题只能向主席谈，也只有主席有权威来解决。” “啥子问题这么严重？你敞开说嘛，顾虑什么，天大的事你说出来嘛。” 高岗轻轻试探道：“最近有人要整人。” “要整谁？”毛泽东很清楚一切，但他不愿意卷入，因此反问。 “他们要整饶。我总感到不对头。我这是冒着风险向主席反映，请明鉴。”高岗快要崩溃了， 哀求说：“当年主席救过我一命，主席您可是了解我的。” “没得关系嘛，天塌不了。”这样的时候，毛泽东总是表现出宽厚的一面。然而这是一句模棱两可的话，说了等于没说。高岗也没敢多问，带着心中的“忐忑”离开了。 高岗看着毛泽东——这个一直以来他最为重要的依靠，他以为他理解毛泽东，其实他错了，他并不了解眼前的领袖。毫无疑问，高岗纵然有这样那样的弱点，但有一点肯定不会错，即对毛泽东 的忠心。如果有需要，高岗可以为了毛泽东赴汤蹈火，毛泽东本人也知道这一点。高岗以为凭着这层关系，毛泽东会再次保他过关，就像在延安救他一命时那般。 然而高岗并不了解毛泽东。纵观毛泽东的一生，除了井冈山时代的起落，毛泽东永远站在多数人一边。他会静静的观察双方在拳台上较量，最后自己充当裁判，裁断胜负。 这一次，毛泽东做了一个跟以往相反的选择，判定高岗违规。 从内心感情上看，毛泽东不愿意抛弃高岗，但还是狠心抛弃了他。 有人能逼迫毛泽东做违心的选择么？没有。没有人可以在意志力上和毛泽东较量，没有人能逼他违背自己的意愿，真正能逼迫毛泽东的那种玩意叫局势。 强人之所以强，是因为强人皆有强大的意志，是因为强人懂得顺应局势。某种意义上说，不是毛泽东抛弃了高岗，是局势抛弃了高岗。 此后，毛泽东批判了高岗，自己离开北京，把孤立无助的高岗留给高岗的敌人们。高岗就此沦为猎物。 当毛泽东再次得到高岗的消息，是自杀未遂；最后得到的消息，是高岗自杀已遂。伟人再也见不到那个聪明能干且忠心耿耿的高岗了，最多只能看看高岗的墓碑下长出的野草！ 二、高岗的发迹 高岗这个人，大背头、满脸麻子，但干事雷厉风行、粗中有细，镜框背后的双眼炯炯有神。放在现在看，这副派头略微显得古板落伍，像某个企业创始人。但在半个世纪之前，这样的形象应该说很“潮”了。这个当年很时髦的先生，并非明星富豪之类的人气明星，他是曾经活跃于共和国最高舞台之上的风云人物。 高岗，这位李自成老乡，和李自成一样在将要迈上人生巅峰的最后关头失败了，但纵观其一生， 仍算功成名就，比绝大多数人都要成功。 高岗这辈子可分为两个阶段：成功的阶段和失败的阶段。成功的时期又可以分成两段：“西北王”阶段和“东北王”阶段。 任何一个“王”字头衔都足以让人骄傲，何况两个兼得！名副其实的成功人士嘛！ 然而高岗在成功之前，不过是一介贫农，既没关系也没门路，丝毫看不出发迹的征兆。然而真正的成功者，基本上不靠关系或门路，而是另外两个因素：实力和运气。 实力还用说么？从一无所有到西北根据地第三号人物，是红色革命史上一出标准的励志剧。那个年代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年代，不像现在有一个好的出身就可以身居高位、吃香喝辣。那个时代想要成为人上人，必须吃完苦中苦。 喝西北风（吃苦耐劳的精神），时不时面对敌人寒光闪闪的刺刀（勇气），听听无聊的子弹声（应变能力），胆子不够大早破了，腿不够快早挂了。——这些都是实力的基本要素，而高岗同志都具备。 历史证明，想成功，光靠实力还不行，还要受命运的眷顾。 运气是啥玩意？运气不是个玩意，但是任何人想要成功，都离不开这个不是玩意的东西。在你需要金钱的时候，运气可以帮你独中五百万彩头，解你囊中羞涩；在你落难时，运气可以给你带来一个贵人，帮你度过难关。对不同人，运气会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对高岗同志而言，所谓运气，就是躲过了敌人的屠刀和自家队伍里的小人。许多同志被马克思召唤了，而高岗被运气留了下来。 特别是西北一号刘志丹和二号谢子长两位老同志去马克思那里报到之后，被运气保留下来的高岗，从三号一跃成为一号老大，被毛泽东当成陕北支柱，委以重任。 两万五千里长征之际，疲惫不堪的中央红军终于找到了落脚点——延安。他们将在这里喘气休整，然后龙飞九天，当然这是后话。所以说，西北根据地既是中国革命的落脚点也是出发点。因此西北根据地的头头就处在一个很玄妙的位置上。 刘志丹和谢子长先后挂了，第三号人物高岗成了代表。延安整风之后，高岗成了西北根据地的正确代表。这是运气，人生少不了运气。如果刘志丹同志不死，高岗怎能代表陕北？看看粟裕同志， 那么大的能力干了那么多事，仍然得喊陈毅一声领导。 在运气和实力的双重作用下出现了这样的局面：三十二岁的高岗成了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三十六岁的高岗出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成了“西北王”。 说实话，此时的“西北王”虽然看起来很拉风，其实名不其实。首先在领导的眼皮底下，官再大也是摆设，就像现在的北京一样，大街遍地是小官。更闹心的是，当时的西北并不安全，国民党和小日本无时无刻不注视着延安，闹得中共领导人好不烦恼，“西北王”一点也不好当。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争霸。东北成为双方争夺的地盘，高岗和林彪一起去东北。当时东北老大是彭真，但彭真不会打仗。东北需要打仗，打仗要指望林彪，因此林彪成了东北老大。高岗和林彪本无关系，但是在主要问题上和林彪步调一致。 高岗看到了林彪能打仗，又深得毛的信任，前途无量啊，就去和林彪套近乎。林彪在打仗方面是大师级，但不喜欢管琐事，需要办事能力强的家伙搞后勤。就这样高岗同志一跃成为东北第三号人物，两人打得火热。 此时，运气又帮了高岗一把。辽沈战役结束，在战争的需要下，东北一号林彪和二号罗荣桓入关去搞平津战役，于是高岗又成了老大。 当时是也，中共东北的党政军大权完全落在高岗一人身上。偌大的东北，背靠苏联，东接朝鲜， 就由高岗他一人说了算，可谓要吃糖有糖吃，要喝蜜有蜜喝，想玩女人就有女人玩，简直太爽了！ 当时全国六大区，只有高岗一人一手抓全部。 东北王，名副其实！ 建国之初，毛泽东当选为国家主席，高岗是六大副主席之一，另外五个分别是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超过了任何一位将帅，可见高某人当年势头之猛烈。 随后，抗美援朝接踵而至，高岗成为总后勤部长，迎来人生的巅峰。老彭曾说，打赢抗美援朝战争，有两个人最给力，洪大麻子和高大麻子。洪大麻子就是猛人洪学智，而高大麻子就是后勤总长高岗。 至此，高岗轰轰烈烈的一生即将进入尾声。猛虎离开深山是一出悲剧，同样，高岗离开东北也是他人生悲剧的开始。 身为东北王的高岗还是一个能安静本分地干事的人，离开东北的高岗则卷入了权利斗争的漩 涡。 权利是一杯毒药，高岗义无反顾地喝了下去。 战争结束，国家开始安定，同时也是权力争夺的开始。偌大一个国家，需要有人管理不是？谁来领导和管理这个国家，那是需要争一争的。战争时期只有党和军队，党内、军内各有一批高人： 党内的刘少奇、彭真、陈云、邓小平等人均具有超一流的政治能力；军内的彭德怀、林彪等人更是建立奇功，战争年代出尽风头。究竟哪一方得胜？ 莫急，好戏才开始。 高岗此时的地位比较尴尬，之前在东北虽然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离开东北就意味着一切得重新开始。他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来一个跃进。 一般情况下，人有雄心是好事，但有时候却不是。高岗的地位已经相当高了，往哪跃？ 往哪跃呢？站在最高峰的那一个当然是毛泽东，他是越不上去的。在他和毛之间，就那么几个人，确切说两个人——周恩来和刘少奇。于是他把矛头对准了周恩来和刘少奇他们两个人。对于刘和周，在当时那个年头，即使是毛本人也不敢轻易下手的，而高岗就动手了。你可以说他不自量力， 但他是有资本这么干的。 在说高岗的资本之前，按照写故事的套路，先交代一下故事的背景。 三、斗争背景——权力的重新分配 一九五三年，新中国经历了最为辉煌的时刻——抗美援朝胜利！这是一八四零年以来共和国首次赢得世界尊重，这一战奠定了新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当时缔造共和国的精英们正值春秋鼎盛之际， 正信心满满准备踏上新的征程。 他们以为摆在他们前面的是光辉而伟大的道路。但是他们没有看见，光辉伟大的背后是艰辛且血腥的迂回，迂回于悬崖绝壁之上。在这无尽的迂回中，这些曾经在战火中死人堆里走出来的汉子， 几乎每一个都备受折磨。 精英们没有认出前途艰难，因为他们都是人，并非神，没有未卜先知的本领。 随后风起云涌，那些曾经为了共同理想而团结合作的英烈们，开始了同志之间的较量，你死我活，腥风血雨数十年。 高岗事件说白了就是毛泽东利用高岗牵制刘少奇和周恩来而已。只是高岗同志政治火候差了一点，以为毛泽东要换人，才拼命往上拱，最后酿成悲剧。 建国之初，毛泽东对刘少奇和周恩来不满。 中共中央从延安搬到北京，摊子大了，管事多了，权利构架还是延安时代。在延安，毛刘是一个联合体，毛泽东第一，管战略方向；刘少奇第二，管日常事务；政府则由周恩来管。 在延安时代，中央政府的主要业务是管各路诸侯的战争情况，毛泽东可以放弃延安那些琐事。现在到了北京，还是这样就不行了。新建立的人民政府还是虚的，实事还是周恩来的政务院搞，党务由刘少奇搞，毛泽东比较闲。抗美援朝初期，毛泽东还能就战争走向拿大方向，等到战局日趋平衡，毛泽东就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在国内。然而毛泽东惊奇地发现，刘少奇同志有干不完的事，周恩来同志也有干不完的事，而自己这个中国共产党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却没多少事干。刘周门前车水马龙，而自家却门可罗雀，仿佛又回到井冈山后期那年月。为啥？难道被架空了？难道建设社会主义不需要我？一系列问号进入毛泽东脑海。 不就是斗争么，好吧，我应了，然后你们知道谁才是这个新国家的真正主人。毛泽东决定再一次“与人争斗其乐无穷”。只不过这次争斗的对象不再是蒋介石，不再是美帝国主义，而是昔日的左膀右臂，刘少奇和周恩来。 当然，伟大领袖是光明磊落的，若非必要，不能亲自趟浑水，这样的斗争只要找一个代理人就可以了。找谁呢？支持者虽多，能玩政治的却不多，有威望、有实力陪刘少奇玩政治的就更少了。六大副主席之中，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属于党外人士，没法用；朱德年岁以高，只剩下高岗了。 对，就是高岗！ 高岗此人创建过革命根据地，有过战功，能搞经济，对自己忠心耿耿，可以放心使用，牵制刘周，是个很好的人选。于是就有了五马进京的好戏。把各路诸侯调入京城，一方面削弱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另一方面进京之后的各路诸侯又能分割刘少奇和周恩来手中过多的权力，一箭双雕！ 高啊！ 毛泽东的用人，或者说斗争艺术再一次得到完美体现。 高岗进京了，斗争开始了。斗争的题目——谁当人民公仆。 争胜利了，大家共聚一堂，考虑下一步的建设问题。所谓建设，按照官方说法就是给国家服务， 也就是给人民当仆人。大家不要笑，给人民当仆人有啥好当的？明明都是大官，哪像人民仆人？先回答后面一个问题，新中国刚成立那会，所有官员都是人民仆人，不信啊？不信，哪个官员敢说老子是人民爷爷，立马就要滚蛋，不论他是谁。当然咯，现在这些所谓的人民公仆不靠谱，第一代领导人还是比较靠谱的，毕竟他们都是靠为人民服务起家的。 至于这人民仆人有啥好当的？说实话，乍一看确实没啥好当的。那么为啥大家都要去当呢，那是因为仆人们之间有地位高低。虽然都是仆人，省长就比市长拉风不是？何况大家要争的还是二把手、三把手的位置！ 当然，大家都是文明人，不会说“这个人民公仆必须由我来当，你去一边玩去。” 大家就开始争论：咱们这社会主义应该怎么搞？ 以刘少奇和周恩来为代表的一批人就先说了，咱们一步一步来，不要那么着急，咱等到时机成熟了再建设社会主义。 领袖毛泽东虽是一个现实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个浪漫的诗人，且从来都不是一个经济学家。这三重因素让他对这个“一步步来”并不是很满意，打算快一点，咱搞革命不就是为了社会主义么？ 现在整个天下都有了，为啥不能快一点？就应该快一点。先进入社会主义再解决问题也不迟呐！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先进入社会主义再说！ 毛泽东的这种不满情绪触动了一大批人，高岗就是其中之一。 按照高岗同志的划分：当年党内有两个系统，即苏区党和白区党。所谓苏区党，就是身在根据地，拿枪打仗的那批人；所谓白区党，就是在敌占区搞地下活动的那批人。延安整风运动之后，刘少奇成为白区党领袖，后面是彭真、薄一波、安子文这些人。周恩来在苏区、白区都干过，属于综合派。 天下是由苏区那帮人用枪杆子打下来的，苏区党属于打天下团队。但是这个打天下的团队多半是在贫寒山沟沟里打仗，在白山黑水里，一手啃馒头一手扛枪，对城市基本上不了解，让他们去管天下似乎有点强人所难。而白区党则不同，长期在城市从事地下党工作，对城市生活啊、官僚机构呀、管理技巧呀都有一定了解，管理起来比较顺手。不了解也不行啊，要不然怎么搞地下工作？早被抓很多次了！ 说白了，当官也是个技术活。能打仗未必能当官，反过来也一样，能当官未必能打仗。 在白区搞过工作的人当中，除了刘少奇和周恩来之外，当时安子文管人事调动，薄一波管财政， 都在要害部门。那帮打天下的人自然不服气：凭啥老子打的天下要交给你们来管。 领袖毛泽东一旦流露不满情绪，这个打天下团队就会闻声而动。 实事求是讲，要协调苏区和白区之间的这些分歧几乎是不可能的。刘少奇从实际情况出发，说咱们国家现在很穷，没条件搞社会主义。在苏区相关人士看来就不一样：穷怎么了？天下还不是照样打下来了？在动员农民搞革命的时候，不就是打土豪分田地、有饭大家吃、搞人人平等么？ 毛泽东的理想就是公平，大家平分土地，把公平推向极端，提出所谓“农村社会主义”。刘少奇极其有预见性的预见到“所谓农村社会主义”行不通。毛批判刘少奇右倾。 然而这是一场不对等的较量，正是因为此时刘少奇和毛泽东还不在一个档次上，所以刘少奇才得以保全。十年之后，刘少奇实力大增，反而输到一无所有，从精神到肉体。这场较量中，高岗代替毛泽东挑战刘少奇。然而最后的结局却是毛泽东为了刘少奇拿下高岗，可以说相当有趣。 四、高岗的资本 （一）高岗的第一项资本——毛泽东的信任 西北王也好，东北王也罢，当时没有领袖毛泽东的信任，高岗啥都不是。在高岗的资本中，最大的一项就是毛泽东的信任。 就在毛泽东批评刘少奇右倾，批评周恩来乱搞新税制的时候，高岗在东北干得很不错，红红火火的，和领袖的思想、步调都合拍。对此毛泽东深感欣慰，他号召大家“向高岗同志学习”。 正因为主席的信任，当年五大能人（高岗、邓小平、李富春、习仲勋、饶漱石）高调进京时就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的说法。一马当先的高岗，进京之后任计划委员会主席。这个头衔现在听起来不怎么响亮，但是在当时可是炙手可热的。当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管得很宽，有“经济内阁” 之称，委员有陈云、董必武、彭德怀、邓小平、林彪、饶漱石、习仲勋、李先念等重量级人物，搞得周恩来只剩下外交部——只管外交部，能把周恩来逼到这个份上的也没几个吧？ 此时的高主席成了一颗大树，隐隐有了和周恩来、刘少奇鼎足而立的态势。来到这个时候，毛泽东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了，此时的高岗已经成功牵制了刘少奇和周恩来。如果高岗对政治、对毛泽东领悟得再多点，就应该罢手，静下心来好好干活。如果那样的话，以后的中国政坛又将是另外一个局面。 毛泽东当时有多器重高岗？根据《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的记载如下： 高岗到北京以后，几乎天天与毛泽东见面，颇多交谈。毛泽东对他说过很多“私房话”，把一些绝密的事交给他做，其中不少与刘少奇有关。高岗在反省时说到一些诸如此类“私房话”的内容， 如：进城以后，少奇没有做什么工作，对毛泽东的帮助不大；少奇过去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建设根据地的经验；少奇没有搞过军队，军队不听他的，不能掌握全局；少奇要架空他毛泽东，许多事情不让他知道，擅自以中央的名义发表讲话、发文件。1953 年 3 月间，高岗亲眼目睹了毛泽东因为刘少奇、杨尚昆等人不经过他就擅自发布中央文件这样“破坏纪律”的行为而大发雷霆，深为震惊。 毛泽东说他讨嫌迎送外宾和接递国书之类的事情，他不想当国家主席，只当党的主席，以便专心研究共产主义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他想让少奇当国家主席，搞荣誉职务，说少奇喜欢那一套（指迎送国宾和接递国书等事务）。 最为火爆的爆料是：1953 年春夏之交，毛泽东交给高岗一个绝密任务：命他亲自去查阅东北的敌伪档案，了解二十年代刘少奇在奉天（沈阳）被捕后的表现。 毛泽东将如此绝密和重要的事情交给高岗，足以说明他对高岗的信任非同一般。 高岗把查敌伪档案的事交给张秀山去办，后来给毛泽东送交了一份报告，以后他再未提过此事。时隔 14 年之后，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叛徒”，难道是偶然的吗？ PS:《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作者赵家梁（1920—2007 年），1952 年任高岗的秘书， 1954 年任高岗管教组组长，直至高岗自杀身亡。赵家良本是组织上派遣的管教、监视高岗的，后来转变为高岗的同情者、“高饶事件”的怀疑者。 （二）高岗的第二项资本——军方的支持 和刘少奇一样，高岗崛起于延安整风运动。当时，中共中央设四个中央局，即：北方局，书记为杨尚昆；南方局，书记为周恩来；华中局，书记为刘少奇；西北局，书记为高岗。此时高岗在党内的地位，已经相当显赫了。 在那之后两人却走了不同的路：刘少奇发明、总结了毛泽东思想，一直在党内稳步上升；而高岗的实力转向军方，具体说就是在东北和林彪合作，以及在朝鲜战争和彭德怀合作期间捞取的政治资本。 高岗和军内巨头，特别是和林彪、彭德怀的关系密切。四野时期，和林彪关系配合得很好，两人齐心协力，把来自白区的彭真挤了下来；抗美援朝时期，高岗给了彭德怀最大限度的支持。有了彭德怀和林彪的支持，高岗的底气很足：整个国家都是军人打下来的嘛！在战争年代，谁得到军方的支持，意味着谁将赢得权力。当时的彭德怀和林彪代表了军方绝大部分的势力。 高岗搞串联那会，彭德怀和林彪都是支持高岗的。只是后来毛的态度转变，林彪被迫跟着改变态度。林彪改变态度，高岗认栽。 在毛泽东没有转变态度之前，高岗一直在做着美梦。 高岗的美梦：此后偌大一个国家，就由我来搞了，想想就觉得高兴啊！又可以像在东北那样吃蜜、吃糖、搞女人啦，哈，哈，哈…… 应该说这项资本是很牛 X 的，让高岗显得与众不同，所以高岗很自信。 自信过头意味着自负，以至于同时对刘少奇和周恩来两人开火。同时打倒刘少奇和周恩来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这两人和领袖毛泽东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虽然当时的刘少奇和周恩来管的事有点多，但对毛泽东还是毕恭毕敬的，毛只要一批评，他们立马检讨——还是深刻检讨。所以说高岗的自负相当要命——要了自己的命。 （三）高岗的第三项资本——盟友饶漱石 饶漱石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个很有才能的人，而且文武全才。和亲密盟友——来自北方黄土地的人才——高岗不同，饶漱石是另外一种人才。 一九零三年，饶漱石生于江西临川一个小知识分子家中，在国内上过大学，在国外留过学，属于党内少有的高级知识分子。身为高级知识分子的饶漱石同志投身革命运动，搞了一系列工作，担任一系列职务，取得一系列荣誉，这里略去不表。 四一年，经过蒋介石一系列的精心策划，新四军主力被消灭在皖南山区。刘少奇奉命去收拾新四军的烂摊子，饶漱石帮了刘少奇很大的忙。刘少奇很满意，离开新四军之后，把权力交给了饶漱石。 刘少奇和饶漱石之间有很多共同语言。他们都不是贫农，接受过不错的教育，都到苏联进修过， 在白区搞过地下党，都曾经被逮捕过，都很有才。刘少奇欣赏饶漱石，提拔饶漱石有很充足的理由。正是在刘少奇的帮助下，饶漱石才得以在新四军中攫取更大的权力。 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陈毅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山东军部，和战役负责人粟裕在一起的时间不足一年，而且军事意见也常常和粟裕不一致。相比之下，饶漱石作为粟裕的直系领导，和粟裕非常合拍。粟裕的一系列精彩战役，背后都有饶漱石的身影。当时人称华东野战军为“饶粟大军”。在伟大的淮海战役中，饶漱石是粟裕的第一个支持者。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由饶漱石和粟裕共同指挥战斗。在这段时间里，饶漱石的才华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 在这段经历中，应该算是刘少奇帮助了饶漱石。对此，饶漱石非但不感恩，还对刘少奇恨得咬牙切齿，最终跟高岗走到一起，决心跟刘少奇做对，为何？因为从始至终，饶漱石对刘少奇都不感冒；从始至终，刘少奇都是饶漱石的领导；从始至终，饶漱石都在试图摆脱刘少奇的影子。 两人的恩怨可以追溯到地下党时代。话说当年，饶漱石流苏回国搞革命，代理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当时刘少奇也在东北，并当选为中共六大中央委员，是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热门人选。饶漱石当然想去掉那个“代”字，成为正牌的省委书记。而刘少奇是他的最大威胁。果然，最后刘少奇正式出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取代了饶漱石。 后来饶漱石到上海做工会工作，担任一系列职务。此时，刘少奇已经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和党团书记，又是饶漱石的顶头上司。饶漱石更不爽了：刘少奇就是跟我过不去，我搞青年运动，他来掺乎；我搞工会运动，他又来牵头。” 饶漱石认为：比家境、比学历自己都不比刘少奇差，凭啥你刘少奇一直压在我头顶上，就因为大几岁吗？ 为了对付刘少奇，饶漱石特意向整人专家康生同志打小报告，说：“刘少奇是个可疑分子。1929 年 8 月 10 日，满洲省委组织奉天纱厂工人举行罢工，由于混入奸细，满洲省委机关遭到破坏，刘少奇等省委负责人也被拘留。但他入狱不到两个月就被释放，其他同志却莫名其妙地遭到处决。当时很多同志都怀疑刘少奇同敌人做了一笔交易。当然，这有待查证。”三十年后，刘少奇被打倒， 罪名就是叛徒、内奸。 皖南事变，饶漱石认为应该轮到自己当老大了，结果中央又派刘少奇重整新四军，刘少奇又成了饶漱石“领导”，饶漱石当然很生气，想：“我这一辈子算倒了血霉了，总也摆脱不了刘少奇的阴影。”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去调查，饶漱石再次告了刘少奇的状，说刘少奇不敢打仗，怕死，生活腐化，打老婆等等，总之刘少奇是小人。 等到刘少奇调回中央，又强调新四军应该以陈毅为核心。饶漱石气得直跺脚。当然后来饶漱石凭借自己的能耐在新四军中干出一番事业。可是五马进京中，饶漱石虽然任组织部长，但仍然是刘少奇的部下。了解了这一段故事，就能知晓饶漱石为啥不跟随“白区党正确代表”刘少奇，而选择和高岗一起推倒刘少奇了。因为在饶漱石的眼中，刘少奇根本就代表不了白区党，至少代表不了他饶漱石。 高岗选择饶漱石一起干，完全是找对人了。有了同样白区出身、实力强劲的饶漱石同志的鼎力支持，高岗可以说如虎添翼。两人本想大展宏图，没想到中途折翼，一同跌入深渊。高岗自杀了， 倒也干脆，活着的饶漱石就苦了，先是“高饶联盟”土崩瓦解，接着又牵扯到潘汉年的案子里，好不容易把牢底坐穿，出狱后又碰到文化大革命，终于死在狱中。 自从五马进京，有才的饶漱石再也没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才华，一代英才竟然在牢狱中度过人生的最后时光，可悲不！？ 五、高岗在行动 （一）阴谋 高岗同志要挑战刘少奇和周恩来，但不会直接说现在你二老到一旁歇歇，这个位置由我高岗来坐，他不会那样，那是小孩子的游戏，政治游戏要更为高明。高岗同志见了刘少奇或周恩来，依然笑容满面地祝对方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说到底，政治斗争是一种理智而隐忍的游戏。玩这种游戏的人需要极大的耐心和巧妙的智慧， 讲究的是无声无息之中搞掉敌人。这种游戏的最高境界是：把敌人卖了还要敌人帮着数钱。 高岗的行动包括两个方面——阴阳两手，也就是阴谋和阳谋。 阴的一手就是背后拉人——拉一些大人物，具体说就是计划委员会里的那些人。 该拉哪些人，高岗心里有本帐。当时全国有六大局，把这些大局的头头都拉过来，就能形成地方包围中央之势，胜算很大。 东北局——高岗本人，自己当然要帮助自己。 华东局——饶漱石，高岗的主要盟友。饶漱石决定跟着高岗同志走。 中南局林彪和西北局彭德怀，两人跟高岗的关系远比刘少奇亲密，战友上台当然好办事嘛，而且高大麻子还算痛快人，没那么多弯弯绕，支持或默认就是了。对于两位位政治水平不怎么样的军人来讲，如此选择无可厚非。他们两位对刘少奇一向不怎么感冒，就算不支持高岗也不会支持刘少奇。 华北嘛，是刘少奇、薄一波的根据地，打不进去，干脆放弃算了。就剩下西南了。西南局——邓小平。 只要再把邓小平给拉过来，那么离胜利又近了一大步。按照高岗同志的苏区党和白区党的划分， 邓小平是标准的苏区党，拉过来应该没有问题，所以他高高兴兴地去找邓小平了。好梦从来易醒， 当高岗梦想搞定邓小平的时候，也是他的梦破碎之时。 高岗这一路拉人，拉到陈云和邓小平那里碰了钉子。 陈、邓二人都是有政治头脑的人，政治敏感性远远胜过林彪和彭德怀，这也正是两人能够躲过那一波波的斗争，最终在毛泽东离开之后主导中国政坛的原因。 高岗先后拜访了陈云和邓小平。 高岗和陈云是老战友，在延安就认识，抗战结束后一起去东北，关系不错。对于陈云，高岗自认为还是很有把握的。然而他怎么也没想到，会在陈云那里翻了船。 高岗跑过去跟陈云聊了聊，大概意思是我们联手压制刘少奇吧，他根本不行，伟大的领袖已经不要他了，咱们好好合作吧等等。真实情况其实到现在还不清楚，据高岗的夫人说，陈云背叛了高岗；据陈云说，是高岗对他封官许愿什么的。 随后陈、邓二公直接去领袖那里揭发高岗的行为，高岗的命运就此开始转变。 应该说陈、邓二人都是成熟的政治家。所谓成熟的政治家，就是鸭子煮熟了再吃。你高岗画饼充饥，哄哄林彪、彭德怀那些政治头脑比较欠缺的军人就可以，不要关公门前耍大刀、班门弄斧嘛， 要玩也玩点高明的。 这是阴的一手，这一手成为了高岗现在的主要罪证：破坏党纪国法。当年打倒高岗的可不止这些罪名，这些罪名并不足以致命，也不足以让高岗自杀。 （二）阳谋 所谓阴谋，就是背后搞小动作，见不得光。 所谓阳谋，就是光明正大的手段。所谓光明正大，也就是放胆进攻，但仍然是内部争权夺利， 也就是内斗。 暗地里拉人只是积蓄力量，力量储备得差不多了就可以进攻了。进攻需要突破口——高岗的突破口就是薄一波和安子文。 高岗希望通过打击薄一波和安子文来达到拱倒刘少奇和周恩来的目的。高岗认为，薄一波和安子文就是刘、周的软肋所在，因为他们确实各有各的问题。对高岗来讲，他们是个机会。当然咯， 机会也意味着陷阱，机会和陷阱，往往只是一瞬之差。高岗放胆进攻薄一波和安子文，最后却把自己给陷进去了。 （三）批薄射刘 薄一波，刘少奇忠实的追随者，山西人，长寿翁，生于一九零八年，卒于二零零七年，享年九十九岁；薄老非但长寿，而且命硬，白色恐怖时期数次被捕入狱仍毫发无损。善理财，建国后位居财政部长，官至副总理。 财政部长干嘛的呢，通俗一点说就是管钱的，要管钱怎么收、怎么花。偌大一个国家，很多地方需要钱，收了钱怎么花，需要财政部长操心摆平，出了问题吃不了兜着走。薄一波恰好在新税制问题上兜着走了一回。 所谓税制，就是收钱——收谁的钱，怎么收。所谓新税制，就是把旧税改一改。旧税制偏向保护国有企业。经过三年的发展，国有企业已经壮大，此时的私有企业面临困难。和私人老板一系列的会谈之后，周恩来和薄一波决定改变这个状况，决定平等收税，保护私人企业。这事在现在看来， 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刚刚建立，是打算消灭私有制的，现在要保护私有制肯定很有问题。 这么大的问题本来应该由大家讨论，最后由最高领袖拍板的，偏偏这次干得很仓促，仓促制定政策，仓促实施，许多高层人物通过人民日报才知晓。其他人也就算了，身为国家主席和党主席的毛泽东居然不知道，很生气。毛泽东很生气，后果很严重：首先是周恩来反复解释、道歉，然后是薄一波挨批。 这么好的机会，高岗同志自然不会放过，于是和亲密战友饶漱石一道狠批薄部长，并且给薄一波送上一顶霸气十足的帽子——财霸。然而“财霸”这顶帽子看起来很可恶，却一点也不适应新时代斗争的需要。毕竟都解放了，不比解放前的财主，“财霸”这顶帽子已经过时了，明显杀伤力不足，和 “篡党夺权”、“里通外国”之类的高级货根本不能比。 所以说高岗的政治斗争水平还有待提升。 （四）讨安伐刘 以高岗的胃口而言，仅仅一个薄一波还不够，还需要拉上另外一个人，那就是安子文。安子文，生于一九零九，卒于一九八零年。 高岗活动的年代，安子文的职位是中组部副部长，主管人事调动，相当于古代的礼部，很要命的一个位置。安子文卷入高岗事件，是因为一份神秘的八大政治局名单。这个名单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有财政部的薄一波，而没有威震天下的林彪。高岗抓住这一点向安子文进攻。 前面说了，薄一波也是个牛人，在白区干了很多事，建国后任财政部长。但是和林彪比起来， 吨位还是差了很多。林彪是谁啊？在打天下的年代，林彪可是影响局势走向的决定性筹码之一啊。虽然在解放战争后期，林彪身体不咋样，可作为四大野战军战功规模最大的四野的旗帜，兼毛泽东的心腹爱将，进入政治局总不过分吧？ 把薄一波放在政治局之外，薄一波还是财政部长，还能继续正常工作；把林彪给漏了，就算林彪自己不吭声，四野的那群人能服气？政治嘛，讲的就是平衡、和稀泥。不能和稀泥的政治家不是合格的政治家。从当时的局势来看，安子文这份八大政治局名单不但没能平衡各方面势力，反而惹出乱子。 安子文这份名单是怎么出炉的呢？有一种可能，就是安子文头脑发热，私下搞了这样一份名单 给毛泽东，但这种可能性不大。安子文只是组织部副部长，如果自己私下搞名单，按照程序，应该让正部长饶漱石知晓，但饶并不知晓，除了精神不正常找不到其他解释。 那就是背后有人授意了。在当时的政治局中，在毛泽东和高岗之间的实权派只有两个人，刘少奇和周恩来。周恩来已经被新税制问题搞得晕头晕脑，忙着检讨呢，可没空再搞啥政治局名单。那就只剩一个人了：刘少奇——刘少奇最有可能。 理由太多了。高岗，以及支持高岗的那些人都认定是刘少奇的主意。 高岗准备抓住这事做文章，到处散布这份名单，在某种程度上高岗成功了。这一招不仅换来了林彪的支持，同时惹得打天下的那群人大怒，纷纷批判薄一波。有些人说话比高岗还激烈，比如谭震林说：主席有大权旁落的危险，白区党要夺主席的权，现在情况很危险。 批薄会议期间，林彪在西山养病，大家由高岗带领，一起去看望林彪，阵势浩大。啥意思呢？ 无非是向刘少奇示威：你那名单上不是有薄无林吗？我们偏支持林彪。重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在西山上讲，林总看问题就是准；他说：现在有白区党人篡夺中央权力的危险。谭震林也说，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司令部，一个是以白区党为首的司令部，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主席有被架空的危险。诸如此类的讲话表示会议的斗争气氛非常紧张。 当年的薄一波也好，安子文也罢，在中央还是小官，不值得高岗耗费如此大力气。 高岗同志之所以如此卖力，无非希望通过攻击薄一波和安子文，把战火引到刘少奇身上。只要把战火烧到刘少奇身上，就有可能把刘少奇烧掉。 看看这两手，哪像搞政治斗争？简直是在敌后和敌人作战！有了攻击对象之后，到后方放手发动群众搞策应，然后军队侧面迂回进攻，一举拿下。还是军人那一套，而且不择手段到连累领袖， 不遭殃才怪哩！ 都啥年代了？都和平建设了，还搞这一手？！ 所以高岗这个美好愿望始终没有达成。非但没烧到刘少奇，还把自己给烧了。因为伟大领袖毛泽东要对他自己的忠实粉丝高岗动手了。 六、毛泽东的转变 毛泽东对高岗动手，原因很简单：高岗出轨了，超出了毛泽东划定的界限。 毛泽东器重高岗、提拔高岗是为了牵制刘少奇和周恩来，目的已经达到了。高岗已经拿到很多权力，他的计划委员会能管的事比周恩来还多。按照毛泽东的设想，高岗应该收敛一下，好好干活了，干出成绩再说。毕竟要从伟大领袖的手里要东西，首先要证明你自己有实力，用你自己的实力去争，而不是要领袖白送。周恩来和刘少奇也是久经考验的，也是通过自己的实力挣来的，不是领袖给的。 进京后的高岗相当于得到一个机会，得到一个和刘少奇、周恩来差不多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 大家好好干活、公平竞争，谁干得好谁上。没有成绩就想从领袖那里要权力，你当毛泽东是谁，是拿着糖果的街头大妈啊？！ 如果高岗就此埋头苦干，干出成绩从而真的取代刘少奇也说不定。可是高岗的政治斗争水平还停留在军事战争阶段，以为可以一鼓作气拿下，以为毛泽东的目标是拿下刘少奇和周恩来，却不知道毛泽东的真正目的是让三个人相互制约，好好帮助自己搞社会主义建设。 毛泽东给过高岗机会，很多时候轻轻点过高岗，可是高岗依然是牛脾气，依然选择硬干。比方说在安子文拟定的政治局名单上，毛泽东应该知道是咋回事，却没有追查。高岗依然咬住不放；非但咬住不放，还借休假之际到处散布，从北京到杭州，再到广州，以便煽动军队干部对白区干部的怨恨。散布到广州叶剑英那里，叶剑英连忙跑到北京问毛泽东是怎么回事。毛泽东惊讶反问：你咋知道？ 那份名单是毛泽东亲自给高岗看的，连朱德都不知道，属于绝密。高岗这么一路散布，相当于把领袖的天机给泄露出来了。要知道最高领袖那是永远公平公正、白璧无瑕的，高岗这么干，实际上相当于往领袖身上泼泥水。好啊，高岗，你胆子未免太大了一点！ 高岗这么干，除了表明其政治上不成熟之外，只能有一个结果：找死。 非但如此，当高岗再次面见毛泽东。毛泽东询问名单扩散的事，高岗也不敢承认错误，而是推脱责任。这态度和刘少奇、周恩来形成鲜明对比。不管是刘少奇还是周恩来，只要毛泽东一有意见， 两人立马检讨，自我批评，态度好到不能再好。这不，周恩来还在为新税制问题不停检讨呢！这个高岗，还没有上位就如此，有朝一日大权独揽，会比刘、周更好？ 直到此时，高岗仍然不知道收敛，本着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决心，继续自己的“批薄射刘”和“讨安伐刘”的伟大事业。这一次他终于撞上了南墙，只是已经没有回头机会了。 毛泽东先把揭发了高岗的邓小平和陈云搬回来替薄一波解围，随即亲自出马。毛说：“我现在感觉，北京城里有两个司令部：一个司令部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包括少奇、恩来、老总、陈云、小平等人在内的这个司令部刮阳风、烧阳火；第二个司令部呢，就是那么几个人组织的，就叫地下司令部，也刮一种风，烧一种火，叫刮阴风，烧阴火。这两个司令部现在是“颐年堂门可罗雀，东交民巷车水马龙”。我在北京，还没死，饶漱石有事不找我，找其他人，有事不请示中央，请示有的人，什么圈圈、摊摊的，什么自首叛变的，乱了阵脚，唯恐天下不乱，唯恐乱得不彻底，想乱中夺权，想浑水摸鱼。” 领袖改变立场，高岗知道自己完了，为了挽回局势，写信求见毛泽东。毛泽东不见他，还把他写的信给其他同志传阅一下，以示自己和高岗从来没有关系。 有人还想把事情往林彪身上扯，毛泽东制止了。 毛终究没有动彭德怀和林彪。彭德怀刚刚打完朝鲜战争，威望正隆，这时候拿下来恐怕不是时候。至于林彪，呵呵，毛泽东会为了刘少奇等人把林彪拿下？别扯了！ 毛泽东为啥在高岗这事上反戈一击？五年之后，在庐山对彭德怀同样反戈一击。个中原因就一个——因为刘少奇。 七、由高岗开启的潘多拉魔盒 高岗事件，应该是新中国历史上最铁的铁案之一，除了林彪和江青，估计没有其他案件比高岗案更铁了。高岗真的就十恶不赦么？在我看来，比起大跃进时代把各自管辖区内的同胞饿死一大堆的各位封疆大吏，高岗还是一个好同志，至少没有伤害百姓。 在翻案风盛行的年代，高岗的案子没能翻，很大原因在主政者身上。在毛泽东时代，是不可能翻案的。毛泽东时代的案子，基本上没有能彻底翻案的。即使毛泽东说过要给贺龙翻案，也没彻底翻。高岗的案子是毛泽东亲手定下的，当然更不会翻。 那个年代，毛泽东手下人才济济，只是很多人都是偏科，要么能打仗不能治国，要么能治国不能打仗，也找不到几个能在文韬武略方面胜过高岗的。即使高岗死了，毛泽东仍然怀念高岗，直到十年之后还在念叨说高岗是被别有用心之人搞死的，然而毛泽东依然亲手定下高岗案——反党搞分裂。为什么？恨。 毛泽东痛恨高岗不理解自己，痛恨他的自杀。高岗的自杀在当时震动很大。高岗是立过大功的人，在很多人的记忆里，高岗还是那个威风凛凛的东北王，还是那个“一马当先”的牛人，怎么一转眼就自杀了？很奇怪呀！毛泽东为了维护中央的光辉形象，当然不能说“高岗没有理解我的意思， 在跟刘少奇的斗争中失败了，由于斗争很激烈，承受不了压力自杀了”，只能说“高岗同志是坏人， 想要分裂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想要出卖咱们可爱的祖国”。 然而高岗已经死了，人死如灯灭，不管啥样罪名都无所谓了。毛泽东定罪高岗并不是要对死去的高岗怎么样，而是为了敲打其他活着的人——老实点，不要学高岗，不然的话就是死了也要遗臭万年。所以后来的彭德怀等人，都保证，不论发生什么事坚决不自杀。这个保证一方面起到自我保护的作用：退一万步讲，万一给人害了，也不至于落到高岗那种地步。所以毛泽东对高岗很纠结， 一方面念叨高岗的才能，另一方面又必须亲手把他钉在耻辱柱上。 后来在第二代核心的时代，连李井泉、吴芝圃都给平反了，就是不给高岗平反。个中原因嘛， 只能用私人恩怨来解释了。高岗搞阴谋的事，就是邓和陈向毛揭发的。批判高岗，邓也出了大力气。所以他不平反。凡是邓参与的案件，一般都难以平反。后来的刘伯承和粟裕案件，也有邓的参与， 两人均未能生前得到彻底平反。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政治斗争吧！邓小平的一生是伟大的，他的魄力和胸怀都没话说，但是在政治斗争中，依然不能免俗。 虽然高岗事件和后来的庐山事件以及其后的历次斗争都没法比，然而高岗事件堪称潘多拉魔盒，开启建国之后党内斗争之先河，影响极为恶劣。 所谓党内斗争，也就是内斗。 在东方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内斗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极为庞大的市场。从黄帝消灭蚩尤到今天大大小小的企业，内斗似乎无处不在。 毛泽东缔造的中国共产党在很多方面抛开了传统，然而在内斗这一块，依然把那“光辉”传统继承了下来，而且有越演越烈之势。也许“内斗”本身就是一个怪胎，连毛泽东也无法消除吧。毛泽东本意让高岗和刘少奇与周恩来形成一个铁三角。在这个铁三角中，高岗代表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用另一种方式提供补充。大家一道好好干活，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没想到一番苦心演变成一场内部消耗战。 更为可怕的是，高岗这出戏一上映，彻底点燃了斗争的火苗。党内巨头和军内巨头因为治理国家的理念不同而开始你死我活的较量，直到数十年之后，大家各自尘归尘、土归土方才罢休。 高岗死后四年，反教条，期间伴随着反右倾和大跃进。又一年，庐山事件。 接下来三年，是大饥荒，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惨痛的三年。大饥荒刚过，七千人大会上毛刘对抗。 接下来便是文革的序幕——四清。然后是文革。 这一连串的折腾，真想象不到，除了中国还有哪个国家能承受得了？ 唉，可怜的祖国！ 高岗的故事结束了，下一篇写刘伯承和粟裕为主角的反教条运动。 为了增加逻辑上的延续性，中间加了几千字，回顾一下周恩来的反冒进和邓小平的反右派斗争。写得有点急，文字有点粗糙，各位看官多包涵则个。 八、过渡性章节 从高岗事件到文革，中间有很多次运动。把单个事件拿出来说，是一番光景，联系在一起说又是另一番光景。说文革，那就扯远了，下一篇要说反教条，主角是刘伯承和粟裕。 经过反教条主义，刘伯承和粟裕靠边站了。这场运动看似是军内斗争，好像是孤立事件，本质上仍然是政治斗争的延续。为了能说得明了一点，中间要插一段，那就是五六年的反冒进和五七年的反右倾斗争，之后才是五八年的反教条。这些运动都有一条线，把他们联系在一起。 五四年是一个重要的年头，，这一年，全国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制订了第一部宪法，制订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同时政务院改名为国务院。此后高岗自杀，高饶联盟被尊为“死亡联盟”，饶漱石从此开始了漫长的铁窗生涯，直到生命的尽头。与此同时，刘少奇和周恩来再次过关：刘少奇稳坐接班人位置；周恩来收回了被高岗抢去的权力。 高岗去了见马克思，意味着毛泽东失去了搞经济的代理人，但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就不再搞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毛时代经济发展最快的五年。国家一穷二白，除了干劲啥也没有。 干的活多，问题就多。 所有问题都由周恩来的国务院负责。周恩来管的事多，资源却很少，飞机、高档豪华轿车这类现在高官的日常玩具就不说了，连普通的公车都不够用。现在看来一封电子邮件就能搞定的事，那时候要费很大的劲。连电话都是稀有品种，不够级别档次的机关还没有那玩意。至于电脑啊、移动电话啥的，甭想了。不仅办公用具不够，连法制、法规都没有。 举个例子，大家想去钻石油，一身干劲，可是不知道咋干。咱有力气，也愿意去干，可是没技术，也没有注意事项和行为规范，怎么办？找领导呗。领导也不知道咋办，就去找领导的领导，领导的领导再找领导，找到周恩来这里。周恩来也不是神仙，掐指一算就解决了。他既没有设备，也没有专家，啥都没有，要研究。研究需要时间，全国这么大，并不是只有挖石油这一摊子事，还有伐木、炼钢、造拖拉机…… 看不完的文件、签不完的名、开不完的会、见不完的人……就算伟大勤劳的周总理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依然有干不完的活。怎么办？凑合着干呗。偏偏当时国人的干劲很足，一大堆问题，加上通讯闭塞，国务院根本就管不过来，管不过来就乱（注释：五四、五五年，经济建设比较顺利， 大家干劲足，是积极一面，和之后的大跃进不是一码事）。 这里必须再提一下高岗，要不是政治斗争，高岗应该也有能力分担一部分工作的，这样不仅对周恩来，对整个国家建设都是福音。可惜呀，都是内斗惹的祸。 乱了，依然继续加油干活，那叫冒进。冒进就要反嘛。好比天太热了，喝口水。这就是周恩来反冒进的背景。在反冒进这件事上，周恩来有他的道理，也有他的错误。 道理就是，事情确实太多，管不过来。客观局势决定的，跟能力没有关系。套用一句专业术语， 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矛盾。 所有权力机构都存在官僚主义，周恩来的国务院也不例外。 同样一项工作，通过官僚手段可以干一年，也可以干一个月。刘少奇曾经批评过国务院办事缓慢的官僚作风曰：“一年计划，计划一年。”就不用翻译了吧？反冒进中出现的另外一种官僚主义作风，就是太快。 常识中，快意味着效率。事实上，快，也可以是官僚主义。 五五年发生一件事，就是国家出现了大量的剩余资金和剩余物资。咋一听好事啊！其实不然， 当时经济运作良好，国家本来就不富裕，应该把资金和剩余物资投入到建设中。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才说了那句话：有多少钱办多少事。 和往常一样，毛泽东一批评，周恩来立马就有反应，立刻召集部下修改五六年工作规划，这一次动作奇快，一周之内就搞出了国民经济发展需求的各种计划。任何一项规划，都需要调查、研究、分析、预算……这一系列七七八八下来就要不少时间，何况当年交通工具和现在根本没法比。这就是所谓的快速官僚主义，比快速反应部队还快。 五六年存不存在冒进？肯定存在！需不需要反，当然需要！ 鉴于快速官僚系统内弄出来的报告和实际情况有差别。根据薄一波回忆，当时国务院修改计划时确实存在盲目性。不仅仅存在盲目性，更主要的是缺少一个总体规划。一年赚多少钱，怎么花， 需要一个总体性规划，国家和个人皆如此。 本来就有冒进苗头，加上官僚主义作风，把本来就管不过来的事弄得更加混乱，最后演变成为了反冒进而反冒进。怎么解释呢，就是把各个项目按照一定比例削减，该削减的削减，不该削减的也削减，就是所谓“剃平头”。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反冒进就演变成一个空口号，变成周恩来号召大家反冒进。想一想，在当时的权力构架中，周恩来的国务院是负责干实事的，需要拿出实际方案，建立各种行之有效的制度。问题的关键是，国务院拿出来的方案失效了。 号召全国人民怎样怎样之类的事应该是由毛泽东来做的，现在演变成周恩来去号召全国人民反冒进！周恩来多次警告不能提“提前实现工业化”，而“提前实现工业化”，正是毛泽东提出的战略 号召！如此一来就造成这样一种印象：错在毛泽东。 一边是热火朝天地干活，一边是热火朝天地反冒进。 这种情况毛泽东能满意吗？当然不能！就来一个反反冒进，把周恩来批判一通，就说你周恩来不能泄了全国人民的气。周恩来只能再次祭出绝学——检讨。 鉴于反冒进表现出来的官僚风气，周恩来检讨之后，毛泽东再次施展拿手好戏——整风运动， 治病救人，并且欢迎外界提意见。 这一欢迎，惹出更大麻烦，导致了一场近乎闹剧般的反右派斗争。在这场闹剧中，很多人都遭了殃，一辈子都没翻过身来。 被打成右派的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当年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比例是非常低的。 挖出来这么多人，损失有多大？然而损失的并不只是这几十万人失去了政治生命、找不到老婆之类的，后果其实非常严重。 一反右派，就没人敢说话了。乌鸦嘴固然没有了，整个世界清静了，可是知识精英阶层也沉默了，不说话了。此时此刻整个国家都在憋着一股气干活，恨不得一口气飞到天上去。 毛泽东和中共高层也憋着一口气，心想：没有你们地球照样转动！你们不是说共产党人不能治理国家吗？你们不是说共产党人不能搞经济建设吗？搞出来给你看看！ 于是在全国头脑都发热的时候，毛泽东再次祭出一个大杀器——三面红旗。关于三面红旗，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均表示支持，周恩来还把自己之前的反冒进改为支持跃进。 ——大跃进诞生了，灾难来了。 如果说大跃进的诞生有其必然性，那么反右派斗争则加速了大跃进的到来。灾难的来临，导致了庐山那场政治丑闻。 从高岗事件开始，之后周恩来反冒进，毛泽东又反反冒进，反反冒进导致反右派，反右派又点燃了大跃进的导火索。这些事件构成一条链条，环环相扣。 第二篇 反教条主义：刘伯承和粟裕篇 一、先澄清一个问题——军人的政治成分和军事成分 既然说到反教条主义，既然说到刘伯承和粟裕这两位，就要请大家忘记两人的身份差别。刘伯承是元帅，粟裕只是大将。从军衔上看，刘伯承高过粟裕。列为看官不要把眼睛盯在军衔上。因为作为军人的粟裕大将并不比作为军人的刘伯承元帅差。 常识中有一个误区，以为所谓的军衔就是指战功。军衔评定，有好几个因素。战功只是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是政治资历。看看十大元帅，基本上有一半政治成分多于军事成分。能找出来一个单纯的军事家么？就让我们试一试吧。 排在十大元帅首位的是朱德。朱老总被尊为红军之父，从红军总司令到八路军总司令，到解放军总司令，排在首位谁也没意见。然而一路总司令下来的朱老总很少亲自上战场，更多时候是和领袖在一起统筹负责全局性工作。他更像一个政治家，左右逢源，努力维持军内各个山头派系之间的平衡。当然这样也没啥不好，艾森豪威尔将军本质上就是一个政治家；马歇尔将军更是政治家中的政治家。只是长期以来，他的光辉被毛泽东掩盖了。 彭德怀排在第二位，也没啥争议。除了八路军副总司令、解放军副总司令、国防部长这一系列职务之外，彭德怀能排在第二位主要是因为他的军功。 亲手创建红三军团这个原始股份自不必说，抗战中中共的招牌性战役——百团大战就是彭弄出来的。解放战争中，以区区两万人马在西北拖住了十倍于己的敌人，并战而胜之。抗美援朝更是面对泰山压顶不弯腰。但是朝鲜回来的彭大将军已经结束了军人的使命，不可避免地卷入政治漩涡， 最后虽然赢得身后名，却在生前把自己的性命搭进去了。 第三位是林彪。十大元帅中，林彪最年轻，资历较浅，排名第三而不遭非议，主要是因为军功。红军时代的红军之鹰，到平型关之后的抗日名将，到决战东北，到搞定华北，到天涯海角。林彪带着四野横扫大半个中国。相比其它三大野战军，四野战功最给力，搞定东北相当于让共产党立于不败之地，这份功劳无人能及。四野雄兵入关，压着北方傅作义，淮海决战才有一个安稳的环境。只可惜建国之后的林彪陷入政治的泥沼，哪里还有一点军人的影子？特别是在毛泽东的历次运动中， 林彪成了领袖身边的政治打手。 刘伯承在川军时期就有名将称谓，各个时期都有表现，然而又各个时期都不是表现最耀眼的那位。红军时期不如徐向前、贺龙，抗日战争时期不如彭德怀，解放战争时期不如林彪、粟裕。但刘伯承胜在稳定，特别是建国之后能够抵住诱惑，马放南山，努力推广军事教育，实在可敬。然而刘帅并不是从头到尾都是军人，在井冈山时代，刘帅还是卷入了政治漩涡。卷入也就算了，还违心发 表批判游击战术的文章。正是因为这事，刘伯承背了一辈子的政治包袱。 按资历而论，贺龙绝对是老资格，北伐时期就是军长——八一南昌起义总指挥，一手拉出红二方面军，仅这两项，足以赢得一枚元帅勋章。之后在军事上表现并不突出，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期间表现不佳，所以排在刘伯承后面，位居第五位。 第六位是陈毅。陈毅的军事水平暂且不说，其政治水平绝对是一流的。井冈山时期的陈主任， 竟然能把领导毛泽东给轰下台。轰下台不说，还能平安度过一生，虽然时不时要做检讨，比起前面那几位，境遇要好得多。 至于第七位的罗荣桓元帅，没的说，专业就是搞政工。 徐向前是一个军事天才，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在红军时代，蒋介石给他的脑袋标价和朱毛一样高。只可惜落在了张国焘的手里，徐向前的军事才华成为张国焘实现其野心的资本。野心勃勃的张国焘依仗红四方面军的实力，一心想和中央对抗，又干不过中央，结果连累徐向前还了一辈子的政治债，导致才华横溢的徐向前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基本被雪藏，直到四九年才有机会去山西，仗打得漂亮，却没了舞台继续表演。 至于聂荣臻元帅，强项是根据地建设。关于聂帅，本人以为，建国之后他带领科研团队做出的那些贡献比战争时期还要大。 叶剑英在帅尾，政治家。 如果分细一点，区分一下十大元帅各自身上的军事成分和政治成分的话，那么至少有五位，政治成分大于军事成分。 在第一代将领中，反而是十大将军中的粟裕和陈赓算是比较纯粹的军人。陈赓英年早逝，错过了历次政治运动；粟裕则是早早挨批，站到政治涡流的边上。 论战功，粟裕可领元帅衔。整个解放战争，就他和林彪的战功最大，最具决定性意义。然而资历同样重要，比如说贺龙指挥八一南昌起义的资历就是无人能及的。 共军历经不同时期，涌现出许多将星。红军时代，徐向前和贺龙干得很棒，各自撑起一个方面军。中央红军内的林彪和彭德怀也不差。八路军时代，彭德怀和刘伯承很耀眼。解放战争中，首推林彪、粟裕，其次是彭德怀、刘伯承以及陈赓。 评军衔时要考虑方方面面，在这里则没必要考虑那么多。 二、刘伯承的伤痛人生 刘伯承，生于一八九二年，死于一九八六年。军衔：元帅，十大元帅排名第四位。 人生经历：打过袁世凯，参加过北伐、南昌起义，上井冈山，建晋冀鲁豫根据地，带领二野纵横四海，五八年挨批靠边站，死后才得到彻底平反。 在第一代领导人中有两个堪称为理论家的人：党内刘少奇，军内刘伯承。 在那么多战斗力超强的牛人、猛人、狠人之中，刘伯承在军事理论方面的造诣堪称翘楚。如果按照军事理论素养高低搞个排名，领袖不参与，那么第一是刘伯承，第二是刘伯承，第三还是刘伯承。 刘伯承这辈子可以说戎马一生，一生充满了痛。评价刘伯承，就一个字，痛。 从肉体，到精神，皆痛。 将军百战，置身于连天炮火中，受伤在所难免。对中共高层的将帅而言，负伤是家常便饭，但大多身躯无损，唯独刘伯承，一颗子弹从太阳穴射入，穿右眼而出，从此只剩下一只眼睛伴随将军爬雪山、过草地、抗蒋、抗日。晚年，将军的左眼视力下降，几近失明，自嘲“刘瞎子”。 比起肉体的痛，精神上的痛才最痛。 和所有开国元帅一样，刘伯承很早就开始搞革命，从此天涯孤旅，一条路走到黑。南昌起义失败，刘伯承去上海躲避，见到长子刘俊泰。人说“老子英雄儿好汉”，这个刘俊泰同志虽然有个英雄的老爹，本人却相当混蛋。在大上海瞎搞不说，还去问老爹要钱。刘伯承那个火啊，老子为国为民搞革命，你小子没有理想就算了，还瞎胡闹，都来你这么闹，老子干革命还有意义吗？就把那不孝子训斥了一顿。 应该说这个刘俊泰非常有超前意识，和现在某些二杆子后代有一拼。那好吧，要钱不给，就要你命。考虑到直接动手干不过军人老爹，就直接跑巡捕房告状，搞得刘伯承差点“革命未成身先死”，相当狼狈。 这是私情，很痛。 公义上的刘伯承同样痛。中共高层之中，刘伯承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理论造诣独一无二， 历来推崇正规战。然而他回国之后很快发现，所谓正规战只是空中楼阁而已，你不能指望红军去打 正规战，和敌人硬拼，义和团才这么干，但挂了。 回到井冈山的刘伯承，不仅正规战的条件没有，还无辜卷入王明和毛泽东的“洋土”之争，而且站错了队伍。尽管刘伯承很快精通了游击战术，并且运用得有声有色，而且提出不少很实用的创新理念，比如鼎鼎大名的五行战术，然而骨子里仍然是正规战的推崇者。这是一种相当难得的想法， 任何一支军队最终都要走上正规战的。 刘伯承深明此理却始终没有机会，痛啊！ 红军时代、八路军时代，正规战没有机会也就算了，到了国共决战，有了机会，刘伯承仍然没得到足够的机会施展才华，但这还不是最痛苦的。建国之后，特别是抗美援朝胜利之后，到了应该安静下来搞军队正规化建设的时候，此时应该是刘伯承施展拳脚的好机会，刘伯承也是跃跃欲试， 全力投身军事教育，打造东方伏龙芝。这是刘伯承实现理想的最后机会，但这个机会也被剥夺了。一九五八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超额完成，粮食大丰收，在一片欢腾的美景中，刘伯承失去了最后的机会。反教条来了，六十六岁的刘伯承被迫带病作检讨。那时他的左眼视力下降，拖着病躯。 一生梦想，断送此时，肯定想不通、不甘心啊！怎么会这样呢？共产党人不是最爱讲实事求是的么？实事求是的讲现在是军队正规化的时候呀，怎么能白白浪费这大好机会呢？刘伯承很痛，痛惜革命一生，却在最后时刻断送了梦想。 此后，一代豪杰结束了自己的事业，成为十大元帅中第一个中箭落马者。当然，比起后来的彭德怀、贺龙，刘伯承的遭遇稍微好一点。虽然梦断了，肉体没遭受摧残。 将军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战争理念不能在战场上得到实践，就如政治家的治国理念无法得到实践一样。在这点上，刘伯承和刘少奇可以称得上是难兄难弟。 三、论刘伯承挨批之必然性 上文提到，解放之后刘伯承已经淡出军队，一心搞教育。刘伯承这么做，除了要真正干点事之外，也想避开权力的漩涡。五千年来反复证明一条定理：战场上的军人是可敬的，和平时代的军人是可悲的。刘伯承深明此理，所以选择避开权力中心。向来算无遗策的元帅这次“弄巧成拙”，反而加速批判的到来。 刘伯承为啥被批判？答案是，刘伯承之所以被批判是因为必须被批判。 既然是批判，就少不了个人恩怨。那就先说说个人恩怨。在那次批判大会上，彭德怀是枪，负责住持大会。在枪的背后，还有使枪人，就是伟大领袖毛泽东，主要参与者是其他老资格。彭德怀和刘伯承相处的时间比较长，交集也多，所谓的个人恩怨也多。 红军时代，苏区存在所谓的“土洋”之争。洋的一派，包括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人， 是从苏联归来的知识分子，代表所谓的正统；土的一派也就是毛泽东，代表所谓的中国实际力量。两派就领导权问题进行过一次 PK。 时间：1932 年 10 月 3 日，地点：宁都。 PK 结果：手持“莫斯科”招牌的洋派获得短暂胜利，毛泽东被解职。 关于毛泽东的去留问题发生过激烈争吵。林彪、彭德怀、朱德主张毛泽东仍留在前方指挥军事， 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洋派主张毛泽东去职。在争论中，刘伯承卷入洋派，被任为总参谋长。更要命的是，这位洋派军事靠山又发表了针对毛泽东、彭德怀等关于“游击主义”战术的理论文章， 批评他们的右倾倾向，指斥他们在战略上存在着不能打正规战的缺陷。 一着不慎千古恨呐！之后的刘伯承估计肠子都悔青了。就算当时党内存在不同意见很正常，留下芥蒂是必然的。那些人呐，毛泽东、彭德怀，还有林彪，反对任何一个困难都很大，何况一下子全反对了。然而刘，这么做也是有原因的。 正规战是刘伯承一生的心结。从长远角度来看，刘伯承是对的，任何军事集团到最后都要正规化，发展技术，搞大规模集团作战。但是当时，呵呵，看起来只是玩笑，枪还不够用呢。 因此林彪、彭德怀读了刘伯承的文章后自然很来火。彭德怀说：“按他刘伯承的说法，我们这几亩田早卖光了。”“其他人不行，就他行。”林彪也说，“我们的游击战为什么不好哇，打正规战，哪么子打？他刘伯承一个人去打就行了。” 结果军队在南丰吃了亏，彭、林不爽是必然的。在山头林立的军内，要说一点芥蒂都没留下， 可以说是相当的扯。还有就是百团大战的那些事：百团大战主要是彭德怀弄出来的，毛有意见，刘 伯承自己也做了检讨。延安整风的时候，彭德怀被整了几十天，但刘伯承的日子过得很好。这些就是所谓的“个人恩怨”，确实存在，没啥好隐瞒的。 作为一名战将、一方诸侯、一位元帅，刘伯承和领袖毛泽东的关系很微妙，前面说了他不是毛的心腹。原因有二：旧怨和理念之争。 回到“土洋之争”，刘伯承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归来，立刻就成了香饽饽。他是苏区惟一一个拥有苏联背景的“军事科班生”，而且资历老，经历丰富，指挥过南昌起义。王明等人在军事上只是小学水平，他们需要同样从苏俄归来的刘伯承，抗衡毛泽东为代表的土派，即“山沟里的马列主义”。树欲静而风不止啊，刘伯承刚回国就面临站队问题，躲也躲不掉。当时刘伯承并不了解毛泽东，选择苏联派也是可以理解的。 毛泽东从来不会忘记政治上反对过自己的人。陈毅在井冈山反对过自己，时不时拿出来晒晒； 林彪在会理会议写信让彭德怀出来前台指挥，毛泽东以为彭德怀反对自己，时不时拿出来晒晒。刘伯承在如此紧要关头反对自己，毛泽东更会记在心里。这是一个政治包袱，刘伯承要一直背着，和徐向前的处境类似，所以刘伯承一直沉默低调，并且战争一结束立马功成身退。 然而毛泽东并没有打击报复刘伯承，并且对他一直委以重任，这才有刘伯承的抗战功绩。实事求是地讲，这应该是一段美谈。解放前的毛泽东容人之量很大，刘伯承的能力很大，两者相加才能成就一番美谈。 好在刘伯承的军事能力不是盖的，很快认清形势，把才华用在了游击战上，不然赫赫有名的“刘伯承元帅”估计也就不存在了，多一个失意的红军将领，谁也不会在意。 这是私怨，理念之争就是“路线”问题。 才华横溢的刘伯承同志，虽然精通了游击战、发扬了游击战，却一天也没有忘记正规战。他的梦想就是帮助中国军队过上能打正规战的日子。建国初期，军人虽然战斗力很强，但文化素质不高， 天天爬山钻树林，山野气息浓厚。作为国家军队，正规化是必须的。 正规化的前提是培养足够多适应现代战争的干部。要培养干部就要先搞教育，于是刘伯承跑到南京办了当时的军方最高学府——解放军军事院校，就建在原来的南京黄埔军校的校址上。刘伯承天天教学员怎么打正规战，教材是苏联的，内容也是苏军那一套。 西方有句名言，行动就会产生错误。中国有谚语，干得越多，错误越多。周围有那么多眼睛盯着，每双眼睛的位置都不一样，鸡蛋里挑出骨头来了。何况刘伯承同志本来没有办学经验，相当于瞎子过河，问题肯定很多。 苏联红军固然强大，但中国不是苏联，解放军有自己的传统。学苏联有很多难题，最大的难题 算道具问题：苏联坦克，中国就没有，飞机也没有，火箭炮也没有。没有这些道具，光穿现代衣服演古装戏，怎么演？ 苏联当时的工业力量岂是中国能比的？要把这些玩意弄出来，首先得把国防工业搞起来。当时搞国防工业比培养干部困难，而且不归他刘伯承管。就算归他刘伯承管，短时间也整不出来。造飞机需要先造零件吧？要造零件需要零件技术工人吧？没有技术工人需要先培养吧……，这样下来需要多少时间才弄起来？ 苏联搞“六小时一贯制”，中国人根本就不适合这个，也这么搞自然引起反感。有些部队的院校连洗漱间和厕所，都按苏联人的身高建的，身材矮小的学生上厕所都是问题。 最牛叉的是考试：每门课刚学完就要考，学期考、学年考、毕业再考。连考官都有主考、陪考， 还有监考。比起这些，今天的应试教育算很“素质”了。 毕业考的阵容是这样的：由朱德为主席，刘伯承等人为副主席组成的国家考试委员会，军委各部负责人任主考官。学生真是幸福啊，一下子能见这么多牛人。换成现在，考啥试嘛，直接合影签名留念算了。 还有很多其他有趣事，篇幅限制，就不一一介绍了。 整天拿着书本去背，在黑板上演练战术，再怎么素质教育都会变成应试教育。既然没有现实演练基础，就有人试图从嘴上突破。什么是嘴上突破呢，就是发表惊世骇俗的言论，达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效果，和今天的网络愤青有得比。当时的环境和现在可不一样，不能乱说话，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尤其是军人，永远是行动而非喷口水。在那些嘴上理论中，最要命的一条就是——建议实行“一长制”。 一长制就是一个人说了算。苏联红军就是这样的，一个头头，一个人说了算。在一个团中，团长一言九鼎，说一不二；在一个军中，军长就是独裁者；在一个军区中，司令就是国王。因为头头的权利太大了，所以才有后来的朱可夫元帅帮助赫鲁晓夫上台的事，即军人干政。 中国军队配有政委，分散了权利，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政委这个位置上，出过聂荣臻、罗荣桓、邓小平这样的人。比方说在辽沈战役中，毛泽东让林彪拿下锦州，林彪犹豫不决。这时候罗荣桓出马了，给林彪做了一番思想工作，林彪终于下定决心打锦州。如果没有罗荣桓，林彪也可能决心打锦州，但也可能和毛泽东硬顶。 主张实行一长制，简直是向整个军队制度和毛泽东本人挑战，疯了。而且中苏关系恶化，开始论战提防，你再去学习，想干啥？苏联出现了朱可夫事件，你再学，想干啥？ 说者过了嘴瘾，账却要刘伯承来还。这些故事形成报告，通过彭德怀和邓小平上传之后，问题 就来了。赢得抗美援朝，大家的心气空前高涨——老美都赶走了，该啥该啊？别折腾了。改革必然触动一个禁区——偏离毛主席路线，很大一个罪名。 批判会就来了，会上发生的情况是很有趣的，毛泽东按照一贯风格作了谈话，彭德怀、林彪搞了批判，陈毅等人和稀泥。下结论：违背了毛主席路线。 大家冤枉了刘大元帅没有？没有！ 刘的军事理念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不合拍，这是事实，挨批是必然的。现在大家替刘伯承喊冤， 应该明白一点，刘伯承和毛泽东确实存在军事路线上的分歧。 刘伯承的军事理念很清晰，那就两个字——正规。就算在打游击的时候，骨子里仍然是一个正规战推崇者，这点毫无异议。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什么？解放战争之前的战略很明确，游击，游而击之，保存实力。解放战争开始之后就比较模糊了，解放军大规模迂回、长距离穿插都是军内大佬在执行，抗美援朝依然这么打。如果这一切归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刘伯承的军事理念依然不合拍。 所以说批判刘伯承“违背了毛主席路线”一点也不冤枉。毛时代，凡是和毛主席路线相违背的， 都要挨批。因为那年代只有组织、领袖，没有法制。 我们为刘伯承感到遗憾，是因为在法制不健全的年代，一个有独立见解的将军不能发表自己的见解。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回顾那一次次斗争，并不是要揭秘什么的，而是痛惜那一代人浪费了时间。反右倾，就是军事系统在浪费时间。相比之下刘伯承还算幸运的，鉴于威望和人情，大家对他有所保留。首席上将肖克成了替罪羊，一直被批斗到吐血，最后弄一顶反党的帽子戴在头上。 当时真正和毛主席路线不合拍的人有两个，党内刘少奇，军内刘伯承，和他们军内理论家与党内理论家的头衔相符。 一九五八年反教条主义很有名，除了刘伯承之外，还批了另外一个红人——粟裕。既然同时牵扯到粟裕和刘伯承，就先说点题外话，比较一下两位杰出军人的战术特点。 四、略微比较一下刘伯承和粟裕的指挥风格 说真的，这是得罪人的事。 现在的军粉中，刘伯承有一大堆粉丝，粟裕也有一大堆粉丝，说啥都要得罪人。一般来说，得罪人的活没人愿意干。但是行文至此，忽略过去似乎是对二人的不敬。写将军不说指挥风格，就如同写政治家不说治国方略一样。 从军衔上看，刘伯承元帅，高于粟裕大将。这个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军衔并不完全代表才能和战功，这点前面分析过了。 在本人看来，一块残缺的镜子，碎成两半，一般是刘伯承，另一半就是粟裕，两人结合在一起意味着完美。 刘伯承科班出身，满脑子正规战和军队现代化，前面说过，在这方面军内没人能跟他比，虽然潜心研究过游击战，并且成绩骄人，但本质上还是一个正规战专家。因为他的理论基础极其深厚， 所以号称“党内孙武”。注意，是党内孙武，不是党内白起、卫青或李靖。 孙武何许人也？相信全世界凡是对军事多看两眼的人都知道这个名字意味着啥。然而即使是资深军粉，也不见得去研究这位两千年前的超级前辈的军事战功。大家记得他，只因他留下了十三篇兵法而已。 “党内孙武”刘伯承来到战场上，狙击战或伏击战都打得如同教科书一样标准，战术布置同样跟教科书一样标准。一切都太标准了，以至于战场上临敌应变亦如教科书一般。最显著的一个战例便是大渡河畔，刘伯承渡过大渡河之后，率部去夺泸定桥，林彪同样率部前往。一人一边，如果刘伯承先到，就不用爬铁索进攻。结果却是林彪后发先至，飞夺泸定桥成功。为何刘伯承先走却落后了？就是行军太教科书了呗，该吃饭时吃饭，该睡觉时睡觉，没有来个急行军，这是刘伯承的瑕疵。 如果说刘伯承是一个杰出的战略理论家，战术实践方面有些许瑕疵；那么粟裕正好相反，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实践者，在理论方面有所欠缺。 粟裕是另外一种人。在进入军队之前，粟裕只是一个腼腆的热血青年，没上过一天军校。和晚生几十天的林彪一样，粟裕过于文静，就算满腔热血也不表现出来。 如果说粟裕有什么老师的话，那就是战争和敌人。是战争和敌人让粟裕从一个斯文小年轻成长为第一流的统帅。 粟裕长年远离中原，在靠近老蒋的心脏地区与敌周旋，时不时受点伤什么的，还要提防那个年代特有的同志之间的无可避免的“冷箭”，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在这样的情况下，粟裕同志也没 心思、没时间停下来“钻研兵法”。 再说，最要命的是，当你深陷敌人包围圈，那种你死我活的环境中，有哪本兵书能告诉你该啥时候打仗、啥时候睡觉、啥时候吃东西？该如何派兵布阵，如何避敌，如何逃跑？这一系列问题都得自己解决，没有任何一本书、任何一种兵法可以告诉你。 在那残酷的环境下，奉行最残忍的丛林法则。法则只有一条——靠自己！ 在那无情的淘汰中，如果你不是天才，那就会被淘汰，被残忍地淘汰。能生存下来的人，只能是天才。存活下来了，还能给敌人以重创，所以说他是天才军事家。他的才华不属于任何流派，随机而变，他的才华表现得诡异难测。 要是搞辩论，即使第一代的军队领导人的文化水平不高，可以肯定，很多人仍远胜于粟裕。但是临阵对敌，能和粟裕媲美的人屈指可数。粟裕也不是没有缺陷，他的缺陷就是理论水平有限。这个缺点在战场上没啥，对后人却是无尽的遗憾。后人研究粟裕将军，只能从有限的战地资料中自己总结，难以知晓粟裕的脑袋里的思维活动的轨迹，以及对战争的看法。后来所谓的专家或者粉丝， 由于没有实践经验，只能凭空想象，生搬硬套，无趣得很。 以粟裕的战争实践，如果理论水平高一点，必然能为军事思想增光添彩。 ——遗憾呐！ 作为正规战的推崇者，刘伯承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在战场上发扬战争自己的战争理念。他唯一大显身手的机会是统兵出中原，可惜时机不成熟，阴差阳错之下，变成了千里跃进大别山。时不与我，可惜。 刘伯承的遗憾，粟裕填补了。国共决战中最拉风的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粟裕。决定性的淮海战役中，粟裕出尽风头，刘伯承只辅助其左右而已。 平心而论，刘伯承出中原，时间上早了点。一支孤军在中原地区存活的几率不大，粟裕搞淮海的时机就好一点，因为东北已经打得不可开交，之后东北军入关，钳住了华北的傅作义，淮海战场上的共军没有双面受敌的风险。 如果粟裕和刘伯承是一个人，那将是理论和实践的完美结合！然而这个想法终究还是苛刻了一点。人无完人，那种完美的军人终究是不存在的，就连伟大的孙武，也不完美，不是吗？ 刘伯承说，“粟裕同志智深勇沉，非常优秀，百战百胜，有古名将之风，是我军最优秀的将领，是中国的战略家。”这当然是一位老同志对后生的称赞。从某种意义上说，刘伯承有点羡慕粟裕， 因为粟裕在国共决战中才能得到充分施展，而自己却没有这样的机会。 一九五八年，刘伯承元帅和粟裕将军的事业生涯同时戛然而止。两人一同挨批，同样是生前不能得到彻底平反，难道是天意？是老天在提醒我们注意两位杰出军人的互补性特点吗？ 五、天才是如何炼成的 粟裕将军 粟裕（1907—1984），初名粟多珍、粟志裕，侗族。军衔：大将。 最高官职：人大副委员长。专业：打仗。 （一）天才是如何炼成的之一 粟裕，侗族，属于少数民族，湖南会同人，农村户口，被压迫歧视对象。 粟裕生于一九零七年，和林彪同年，开国将帅中最年轻的指挥官之一。南昌起义那年二十岁， 此前已经跟着叶挺在独立团混了一阵子，算是“老兵”了。 现在提起粟裕大将军，都是一片赞美之辞，似乎他天生就是个天才。现在世风轻浮，凡是有人取得优越成绩，便随便归因于“天才”二字，然后浅尝辄止，不了了之，好像“天才”二字是个万能公式，可以解释一切奇妙现象。 说天才容易，分析天才难，成为天才更难。 粟裕成为军人那会，额头上可没写着天才二字。而且他身材瘦小，不善于交际，估计在军队吃了不少苦头。当然和后来的经历相比，这些苦头也不算啥。 所以当兵，说好听点是为了伟大理想，现实一点是混口饭吃，或者说理想就是混饭吃。然而乱世之中，军人也不容易混到饭吃——因为要经历无数次的死里逃生。 所谓的天才军事家，就是这种死里逃生逃出来的。现在就来看看粟裕将军如何从腼腆少年“逃” 成军事天才的。 南昌起义失败，警卫班长粟裕随部队转移，国民党在后面追赶。在武平这个地方，掩护大队撤退时，一颗子弹飞来，从粟裕右耳上侧头部的颞骨穿了进去，粟裕当即栽倒在地，不能动弹，但没有昏迷，头脑还清醒。倒在地上的粟裕依稀听得排长说了一句：“粟裕呀，我不能管啦。”排长同志十分负责任地卸下粟裕的驳壳枪，丢下粟裕走人（注：排长后来自行离队了）。也不能怪那排长不仗义，兵败如山倒，打掩护本来就极其危险，能活命就不错。以赫赫有名的林彪为例，南昌起义也是个排长，在败退途中也做过离队开小差这种事，只是没找到归宿，又回到队伍来了。 等到粟裕恢复意识，身边已空无一人，浑身无力。这时候，想活命就要赶上队伍，不然死路一 条。粟裕奋力站起来，因为太虚弱，又跌倒了，站不住。死神在年轻的粟裕身边露出狰狞的面孔。看来未来的名将要提前去见马克思了。然而顽强的求生意志激发了他的生命潜能。身临绝境之下， 他顺着山坡滚下去，艰难地爬到路上，却又滑到了路边的水田里。这时，粟裕再也没有力量前行一步了，但幸运女神眷顾了他——几个同志沿着山边路过时，看见粟裕，扶他走出水田，帮他包扎好伤口，又搀着他赶上了部队。 这是粟裕同志的第一次死里逃生。求生能力（躺在山上听天由命）稍微差一点，就挂了；身体条件差一点（爬不动），就挂了；运气稍微差一点（碰见不到同志），也挂了。这些不仅是粟裕活下来的原因，作为普通人想要有所作为，也需要这些。 两年之后，在宁都粟裕再次负伤，这一次他伤在屁股。 又过一年，也就是一九三零年，死神再次现身。当时粟裕已经升为支队政委，在赣南苏区活动， 随部队和国民党军的独立十五旅死磕。当时，一发迫击炮弹打过来，在粟裕的身边爆炸。粟裕的头部被弹片击中，昏倒在地。 士兵们看到粟政委头部负伤，满脸是血，急忙跑过去帮他包扎伤口，要把他抬下战场。 哪知粟裕苏醒后坚决不肯，刚说完“别管我，快去追击敌人”，又昏了过去！够狠!有这样的指战员，国民党能架得住么？ 战斗结束，士兵们把昏迷不醒的粟裕抬到医院，医生发现一块弹片深深地嵌进了他的颅骨。医院条件简陋，无法进行手术，医生只好用纱布紧紧缠住他的头部。三个多月后，粟裕伤愈归队。战友们都以为他是被炮弹片炸伤而已，没有人想到弹片竟然一直留在他的头颅内。直到一九八四年， 粟大将军死后被火化，弹片才从骨灰里被拣出来，一共三片，现藏于军事科学院。 不能不佩服粟大将军的福大命大，弹片位置再偏一些，可能就……，无论如何，留在脑袋里的弹片给粟裕带来了后遗症，此后每逢战事紧张或者工作劳累，他就会头疼头晕。在那时，既没有止疼药，又没有保健医生，怎么办？忍着！在淮海战役最为紧张的时候，粟裕曾经七天七夜不睡觉， 怎么过来？忍！天才必须能忍，一直忍，忍到忍不住…… 朝鲜战争之前，毛泽东点名粟裕挂帅，粟裕却忍不住了，一生一次的机会就这样错过了！ （二）天才是如何炼成的之二 最能体现粟裕同志的忍耐力的，要数第四次负伤，最具传奇色彩。那是一九三五年五月，粟裕已经荣升为红十一军参谋长，在江西省东部打仗。 红十一军下面的二十八师攻打一个山头，久攻不下。粟裕与军政委萧劲光一起到前沿，指挥进攻。山头很快被拿下了，他们乘胜猛追，这时意外发生了：敌人第二梯队的一小部分从后面打了过来，而粟裕手上已经没有部队。考验一个军人的时刻来了，他可以选择逃跑，运气不好，被抓当了俘虏；运气好点的，能逃过一命，然后看着自己的队伍被敌人夹击包了饺子。 列位看官，如果是你，将会做怎样的抉择？ 粟裕做了另一个选择，带领身边的警卫人员冲上去！狭路相逢勇者胜，军人的胆气在这一刻提升到了极限。不知道当年的粟裕是否晓得诸葛亮的空城计，同样是以小博大、以虚博实，这么一个反身冲锋，真有一丝空城计的味道。 仗是打赢了，然而命运女神再一次考验粟参谋长——左臂被打中，动脉血管被打破，鲜血喷出一米多远，粟裕再一次当场昏死。警卫员立即用绑腿把粟裕的手臂上部扎紧，止住血。这时天又下起了大雨，山路崎岖难行，同志们用担架把粟裕送到二十公里外的救护所。 第二天，粟裕的手臂肿成了腿！ 子弹从左前臂的两根骨头中间穿过，两边骨头都伤了，还打断了神经，并且已经感染，出现坏死现象。医生主张锯掉他的左臂，否则有生命危险。粟裕再一次表现出硬汉本色，对医生说：“即使有生命危险，我也不锯！”医生见他态度坚决，只好依了他。 伤口化脓，要开刀。那时的医疗条件有三个特点：药品缺乏，设备简陋，技术差。 做手术没有麻药，麻绳就是麻药。用麻绳将左臂绑在凳子上，让医生施行手术，其疼痛程度我们是没法知道了，可以和刘伯承元帅交流交流。 最骇人的还在手术后，医生用蚊帐布剪成二指宽、半尺长的布条，放在盐水里泡，每天早晨从子弹的进口处捅进去，第二天又从子弹出口处抽出来，再从进口处放进一条。就这样捅来捅去，伤口长期不能愈合，反而长了一层肉芽，医生就用一个小耙子把肉芽耙掉。 关云长刮骨疗毒也不过如此吧？！ 这样捅来捅去、耙来耙去，伤口好几个月都没能愈合。相比之下，有神医华佗陪伴的关云长能下棋、有酒喝已经相当幸福了吧？ 身体痛苦也就算了，连安全都没有保障。在医院养伤期间，有一天敌人的便衣队来袭，医院的 医生和病人立即分散隐蔽。粟裕一跑出医院就被四个穿便衣的敌人盯上了。一口气跑了十多公里， 才甩掉敌人。后来，粟裕被送往方面军司令部的手术队治疗，到那里用了点碘酒消毒，不到半个月就好了。 一年之后，粟裕右臂受伤。再过两年，脚受伤。 粟大将军一生六次负伤，每一次都凶险异常，但每次涉险过关都要升级。第一次负伤时只是班长，第三次已经升为支队政委，第四次负伤时已经升为军参谋长。 在如此凶险的环境中存活下来的人不是天才是啥？ 看看吧，天才就是这么练成的。对于任何一个人，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如此坚定的意志信念， 能承受如此多的磨难，并且被幸运女神照顾如此多次，想平庸都难。所以，奋斗吧，朋友们！ 身经百战而不死，再起时天下将风云异变。 六、名将之路 无数次的冲锋负伤、和战争亲密接触之后，粟裕理解了战争，拥有了驾驭战争的能力，也就挣得了成为名将的本钱。 仅有本钱还不够，要成为名将，还需要一个必要的因素——敌人。有敌人，才有名将。一将功成万骨枯。万骨之中，必须有敌人的尸骨。 所谓名将，就是把自己受过的伤、流过的血、承受过的折磨加倍返还给敌人。所谓名将，就是以最冷静、残忍、代价最小的方式置对手于死地。 好吧，既然敌人还在施虐，那么从现在起，开始踏上名将之路。粟裕名将之路，起于黄桥。 既然是名将起征，就应该有陪衬。陪衬有三个：最大的是日本鬼子，实力最为强劲，是国共双方的劲敌；实力排第二的是韩德勤部，韩德勤是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他的部队可算是国民党抗日部队；排名第三的是李明扬部，国民党的敌后游击队。而新四军挺进纵队刚刚到来，实力最差。 按道理说，鬼子是后面三个队伍的共同敌人，当时又是国共合作，大家应该团结协作打鬼子是吧？诡异的事就来了。排名第二的韩德勤同志想“抗日垄断”，要搞掉排名第四的新四军。当然也不是韩德勤要搞新四军，是韩的后台，老蒋要解决新四军。老蒋是个胃口很大的人，他要先搞掉苏北比较薄弱的新四军，然后再搞皖南。陈毅、粟裕他们要想发展抗日根据地，必须先过韩德勤那关。 韩德勤信心满满地调兵遣将，以第 89 军李守维部和独立第 6 旅翁达部为进攻主力，约一万五千人。新四军的兵力是韩德勤的一半，七千人左右，在粟裕同志的指挥下，采取“集中兵力、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战法，在黄桥地区进行自卫还击。 两天暴雨之后，国军分几路扑向黄桥。第二天下午，独立第 6 旅 3000 余人进抵黄桥附近，遭到伏击。经过三个小时的激战之后，该旅全部完蛋，旅长翁达自杀。国军为扭转被动局面，猛攻黄桥，一部突入东门。经一夜激战，第二天早晨 89 军溃败，军长李守维逃跑时失足落水见了阎王。战斗结束，国军损兵一万多，折将若干。 作为一个现代人，看到这个结果当然高兴不起来。当时日本人就在旁边，咱自己中国人却在这里开火。当时翁达和李守维都是中将军衔，带着一万多人去跟鬼子拼命，即使用血肉之躯也能压死几个鬼子吧？战死也赢得后人尊重，为何向自己人开火？ 最搞笑的就是那个韩德勤同志了，在第三次围剿中央根据地期间，他的部队已经被彻底歼灭了一次，这次又不长记性。此役见证了粟裕的功勋，三年之后，韩德勤被捉了又放。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官运亨通，最后还跟着老蒋跑去台湾当总统府顾问。如此国民党，叫人怎么说呢？ 名将第二步，是在苏中。国共内战刚刚开始，国军以优势兵力全面进攻，共军集中兵力机动防御。战斗过程是这样的：粟裕指挥新四军，在七个不同的时间，七个不同的地方，和七个不同的对手交战，打赢了七场战争。史称“七战七捷”。 战争本来就是你死我亡的事。不同的时间地点，战争的态势不同；不同对手，指挥风格各不相同。打赢一场，可能是偶然；胜两场，也许是运气；胜三场，表明你很有才；四场……一连胜七场， 那是名将才能取得的成就。 此次战役，粟裕指挥三万多新四军将士，对敌十多万。战斗结束，消灭五万多敌人，震惊了远在延安的朱德、彭德怀，连胃口很大的毛泽东都写文章通电全军，推广这次作战经验。 其实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在这场战争中粟裕虽然一直处于弱势地位，但具体到每一个局部战场上，粟裕都会变成优势一方，每一次都是以多打少，每一次都是以强胜弱。 很奇怪是吧？一点都不奇怪。资深军粉想必记得，在当年的萨尔浒大战中，努尔哈赤用的就是这一招。努尔哈赤用这招，是跟北方的狼学的（注：北方少数民族将领精于此道，萨尔浒大战是典型）。粟裕用这招，则是在屡次的大难不死中领悟到的。 归纳成理论就是，战场上要取得局部优势。 说穿了，兵法的实质只有一条：就是用自己的拳头打敌人的命根子。穿插迂回也好，中央突击也罢，就是去打对方的软肋。如何去打？那就要看将领的素质了，有的人是从兵书上练素质，有的人是在战场上练本领，粟裕属于后者，虽然没有念过军事教科书，却在战争中领悟了战争的实质。 这是一条基本的作战原理，一般的军粉都知道，但是能在战场上运用的，必须是优秀的指挥官； 能一直在战场上运用的，那就是名将了。粟裕一直精于此点，所以是名将。 名将的秘诀，就是在战场上建立起对敌优势。例如当年的李牧使用骑兵，亚历山大使用步兵方阵，拿破仑使用炮兵，到今天的共军将领，则是诡异的穿插切割，代表人物就是粟裕和林彪。只是林彪过于谨慎，所以说粟裕敢于打神仙仗。 这个风格一直贯穿于粟裕的一生，在后来的鲁南战役和莱芜战役中都有所发挥。但标志性的战役，则是孟良崮战役。这一战是典型的“神仙仗”，印着粟裕深深的特点。这一战我们后面在比较林彪、粟裕的指挥风格的时候再分析。 七、淮海战役 粟裕的名将地位，奠定于淮海。下面就啰嗦一点说说淮海战役吧。我们简略说一下淮海战役，然后回到当年的反右派斗争上。 淮海战役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这里只能简略地谈一谈。笔者本来想省去不说的，但是说粟裕而不说淮海战役，似乎说过不去。 淮海战役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粟裕在碾庄搞定了黄百韬； 第二阶段，华野配合中野在双堆集搞定第十二兵团； 第三阶段，粟裕搞定杜垏明。 开战双方：国民党和共产党。国民党那里称为“徐蚌会战”，共产党这边称“淮海战役”。共产党胜利了，现在咱们都生活在共产党的世界里，所以也称“淮海战役”。 战争性质：决战。 战争背景：辽沈战役解决了东北问题。有了东北，共产党相当于有了自己的永久性地盘。决战的时候到了。如果不打，那么中国将再次面临恐怖的分裂。 打，当然要打。 不管是蒋介石还是毛泽东，都想拿下一个统一的中国，都不想成为分裂中国的千古罪人，都想置对方于死地。在哪里打？当然是中原地区。 自古以来，逐鹿中原，得中原者得天下。 毛泽东早有逐鹿中原之心，早在三大战役之前，毛泽东就派刘邓大军东渡黄河，以图解决中原。只是时机不成熟，刘邓在中原没站住脚，演变成所谓的“挺进大别山”。当然淮海战役的主战场并不是传统地理上的中原，而是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海地区。这些地方的经济并不发达，却历来是兵家的必争之地。远的不说，抗日战争在这一带就打得异常惨烈。 辽沈战役之后，共产党的军队在数量上超过了国民党。当然在装备上，国民党依然领先。下一步怎么办，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方略。按照毛泽东和中央的设想，派粟裕带一帮人到长江以南，学刘邓大军接近敌人的心脏地区，吸引江北的敌人过江南，然后调东北军入关，伺机解决华北，再图中原，然后一统天下。这个战略相当宏大，但并不陌生。 一句话，就是由北向南统一中国，在历史上是老一套了，熟读历史的毛泽东打算把这出经典历史剧再重演一遍。 如果按照这个决策，等林彪带领东北军入关，华北的傅作义就有了来自南方的大力支持，投降肯定是不可能的了，北京一带肯定要大打特打，最后的结局很可能是共产党依然胜利，但古老的北京城估计要反复砸碎了好几遍。打完之后再休整，再南进，再打，再南进？打到何年何月不知道， 但可以肯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能在四九年十月一日就诞生。 这时候粟裕站出来了，说：下江南不是上策，其实还有更好的办法。要知道当年共产党缺少运输工具，大规模带人过江是不可能的，人数少了也没啥用。 更好的办法就是留在江北，在两淮地区打几个漂亮的歼灭战，比下江南省事。粟裕的第一个支持者是饶漱石，而陈毅不太赞同粟裕的主张。官司打到毛泽东那里，经过一系列的分析解释、推理判断，毛泽东觉得粟裕的想法虽然大胆，但还是可行的，于是决定把这次战役交给粟裕来搞，还把陈毅调到中野。 看官们，此时此刻的粟裕让你想到了谁？横扫东方诸国的白起？还是帮助刘邦搞定天下的韩信？ 战前双方部署，从兵力和装备上看，国民党领先。 共军能打赢，靠的是团结互助，还有指挥员的水平。 （一）淮海战役之搞定黄百韬 黄百韬并非蒋介石的嫡系，最后混到兵团司令员，靠的是实力。拜长期以来的宣传所赐，一提到国民党军官，很多人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一个精于吃喝嫖赌的形象。当然，精于吃喝嫖赌的党国军人不少，但不包括黄百韬。身为将军的黄百韬，并无不良嗜好；战场上进则争先，退亦谨慎，打起仗来凶狠顽强；虽然是杂牌军出身，对蒋介石却是忠心耿耿，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华东战场上，无论是忠诚度还是战绩，都是顶呱呱。身为杂牌军出身，却能在派系林立的国军中混出头来，相当不容易，黄百韬做到了。 一句话，黄百韬同志，杂牌军中的王牌将星！ 虽然黄百韬最后身败名裂，但应该实事求是。实事求是讲，黄百韬是一个优秀的将军。他之所以失败，除了时运不济，跟错了人外，还因为对手更优秀。 一九四八年，黄百韬四十九岁，正值军旅的鼎盛时期，将军的黄金年龄。年末，黄百韬在碾庄地区碰到了比自己更年轻的对手粟裕。两人是老朋友了，经常打招呼，只不过他们招待老朋友的不是酒肉，而是机枪大炮。以往结果是互有胜败；这一次，是他们这辈子的最后一次较量。 这一次和以前不同，以前都是国军围攻粟裕，粟裕险中求胜。这一次是粟裕亲自制定了作战计划，并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和支持，决定消灭黄百韬。整个战役刚刚开始，毛泽东和粟裕都想打个开门红来长长士气。 一番分析总结之后，发现徐州东边的黄百韬同志是个不错的选择，就决定首先吃掉黄百韬。这么决定倒不是因为黄百韬将军是绵羊，而是因为黄百韬将军的出身不好。国军内部派系林立，大家彼此牵扯记恨，之前的张灵甫带领的王牌七十四军就是这样挂掉的。如果杂牌军出身的黄百韬陷入危局，蒋介石的嫡系是不会倾尽全力救援的。 在这点上，就能看出国共双方的差别。共军内部也是派系林立，但派系只表现在政治斗争上， 上了战场还是彼此配合。比方说，就在淮海战役，华野和中野的配合，那叫相当的亲密无间。 这或许就是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差距。可以说毛泽东吃透了蒋介石，也吃定了蒋介石。老朋友见面，也没必要客气，各自使出浑身解数问候对方。 双方经过一系列的试探、引诱、对抗之后，远道而来救人的黄百韬被粟裕包围了 深陷重围中的黄百韬依然不慌不忙，一方面寻找机会突围，一方面固守待援。然而并没有人来救他。可以救他的邱清泉和李弥各有自己不救的理由。虽然如此，黄百韬极其强悍：共军猛攻一周， 付出许多伤亡之后仍不能拿他怎么样。 黄百韬坚守的这段时间里，老大蒋介石干吗？当然是下命令，命令大家解救黄百韬。根据一贯的剧情，命令没起作用。于是蒋介石搞宣传工作，大肆宣传黄百韬的英雄事迹，鼓励黄百韬全力死战等等，相当于精神支持，相当于现在的许多公司的业务老板，喜欢鼓励你拼命干活却不给你来点实际的。 此时的粟裕正在运筹帷幄，一边稳住邱清泉和李弥，一边调兵遣将要黄百韬的命。黄百韬也不是孬种，直到最后，还在指挥残余的将士和蜂拥而来的共军对撼。 最后的最后，这位优秀军人黄百韬，这位杂牌军中的将星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拔枪自杀。子弹是从嘴里射进去的。自杀前，拿出名片一张，在背后写上“黄百韬尽忠报国”，交给国民党第 25 军副军长杨廷宴，请他转交蒋介石。这一幕很感人，但于事无补。 还是那句话，黄百韬是个优秀的军人。 粟裕后来谈到淮海战役，说他有过两次紧张，第一次就是围歼黄百韬。这一战打不好，淮海战役就可能就胎死腹中了 这是淮海战役的第一阶段，粟裕超额完成任务，全歼黄百韬兵团十二万人，毛泽东很开心。 （二）淮海战役之歼灭黄维 黄维(1904 年-1989 年)，字悟我，后蒋介石将他的名字改为培我。 军衔：国军中将。 主要经历：黄埔一期，参加淞沪会战、武汉保卫战、缅甸反攻等，在抗日战争中立下赫赫功勋。黄维兵团的战斗序列及人数：国民党第十二兵团，下辖四个正规军，十一个师和一个快速纵队， 全兵团美械装备较多，称“中原第一王牌”。黄维兵团情况： 第 10 军：辖 114、18、75 师，计 9 个团的兵力，一色日械装备第 14 军：辖 10、85 师，计 6 个团的兵力，一色国械装备。 第 18 军：辖 11、49、118 师，计 9 个团的兵力，一色美械装备。 第 85 军：辖 23、110、216 师，计 9 个团的兵力，国、日、美混合装备。 第 4 快速纵队：辖 2 个步兵团，1 个坦克营（装备 20 余辆美式 15 吨轻型坦克，装甲车 10 余 辆），1 个炮兵营（装备 12 门 105 榴炮），为摩托化部队。 黄维兵团共计 12 万余人。 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就是消灭了黄维兵团，并且活捉了黄维。但大家不要以为黄维是个庸人。说句公道话，黄维将军值得国人钦佩。 和之前的“杂牌将领”黄百韬不同，黄维是蒋介石的嫡系。 黄维生于一九零四年，黄埔一期，和大将陈赓是同学。毕业后，参加过东征陈炯明和北伐战争， 非常勇敢。北伐战争时已经是营长。黄维成名于淞沪会战。 淞沪会战开始一个月后，黄维接任第十八军第六十七师师长，率部进入罗店。面对日军立体式的猛烈进攻，黄维因生生守了一个星期，打到最后，下面的三个团长，一人战死，两人重伤，师部除了电报员，连文书、炊事员都拿枪上去了，战后整编，活着的人连一个团都凑不上。 罗店之战，黄维一战成名。 事后也有不少人说当时黄维的指挥死板僵硬，“书呆子黄维”的名声就此落下。 随后黄维参与武汉保卫战和缅甸反攻，均有不俗的表现，是位抗日英雄。限于篇幅，这里就不累述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找资料看看。 黄维的生平和刘伯承有点像，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打仗一板一眼，而且连职业规划都差不多。抗战胜利之后，黄维先是训练预备军官，干了一段时间，又到武汉筹备创办新制军官学校，任校长。 学校根据美国顾问团的建议而成立，准备仿照美国西点军校的体制建校，培养陆海空三军军官。然而他不如刘伯承幸运，因为这时候国民党已有的优势正在丧失。在蒋介石的逼迫下，黄维被迫重新走上战场。 为了配合重点防御计划，国民党组织了所谓的机动兵团——第十二兵团，下辖四个军和一个战车营，共十二万。这十二万人，基本上是桂系精锐，全美式装备，王牌军。这一点上蒋介石肯定算绝对的失策。黄维是科班生，有血性、有原则，但临机应变欠缺，所以不该让黄维出任机动兵团— —十二兵团的司令。机动兵团干嘛的？说白了就是救火，哪里需要，就去哪，担任突击救援任务， 要求将领善于机变，解决临时出现的问题，这恰好是黄维的缺陷。如果共军也有这样一支部队，肯定不会让刘伯承出任司令员，道理是一样的。 黄维和蒋介石约定，打完这一仗，就继续回去办学。蒋介石说，好。 只是黄维再也没办法回去办学了，因为上了战场就由不得自己了。他将遇到一个和自己类似的对手——刘伯承。 战争开始，老大徐州“剿总”司令刘峙严令远在驻马店的黄维兵团快速向徐州集中。黄维遂率第十二兵团经蒙城、宿县向徐州靠拢。一周后，到达阜阳。然后渡过涡河后到达蒙城，遭到解放军的坚决阻击。狙击黄维的正是中原野战军，决策者正是刘伯承，还有陈毅和邓小平在旁协助。 为站稳脚跟，黄维决定以蒙城为核心，构筑工事，屯积粮弹，看准目标再打下去，前进时先占领前方有利地形，作为新的核心。如此逐次跃进，教科书一样的稳扎稳打。黄维希望用这种安稳的方式逃脱虎口。 此时刘伯承正在指挥解放军在四周寻找战机。按照当时的情况看，刘伯承想一口吃掉黄维并不容易。因为黄维的十二万人都是正规军，装备上先进许多。特别是安徽西北皆为平原，利于坦克冲锋。当时的刘伯承，刚从大别山出来，重武器丢得七七八八了。然而刘伯承吉人天相，得到贵人相助，具体说是两个人：蒋介石和粟裕。 就在黄维稳步东进时，总老大蒋介石突然发来电报：因黄伯韬第七兵团在碾庄被围，令黄维兵团火速向宿县疾进。黄维只得放弃守蒙城的计划，下令向北攻击前进。经过激烈的战斗，解放军撤走。黄维遂令各部直趋宿县。在淮海战役中，宿县是个极其重要的战略之地，咽喉之所在。可惜黄维最终没有替蒋介石拿下宿县这个咽喉。 刘伯承乘虚占领蒙城，切断了黄维的退路。此时的黄维已经孤军深入，兵疲将乏，哪经得起如此折腾。折腾不起也得折腾，领袖的命令嘛！ 就在黄维进退两难之际，刘伯承趁机把黄维包围在双堆集。此时蒋介石已经忘了张灵甫之痛， 命令黄维原地待命，再图谋宿州。 此时刘伯承迎来第二个贵人粟裕。单凭中野是拿不下黄维兵团的。此时粟裕派华野四个纵队和野战特种纵队炮兵前来支援，形成以二十万对十万的优势。特别是陈士榘带来的炮兵，更是解了中野的燃眉之急，因为黄维被困在双堆集的狭长地带，最怕炮火。到最后整个十二兵团成了炮灰，黄维本人成了俘虏。 从这点上就看出国共双方的差别了。国民党精锐兵团陷入包围圈，通常是蒋介石急得团团转， 下命令无数次却没用。张灵甫如此，黄百韬也如此，如今轮到黄维依然如此。反观共产党这一边， 刘伯承啃不动黄维，粟裕帮着啃，雪中送炭啊。最后还下命令说，缴获的武器留给中野，雪中送炭之后还留下羊肉串。 黄维打仗古板，做人也差不多，依然心向国民党。二十六年后，蒋介石死，黄维被特赦，随后成为政协常务委员，八九年去世。 （三）淮海战役之杜垏明的悲惨遭遇杜垏明有个好女婿，叫杨振宁。 粟裕说，淮海战役的第二次紧张，就是追击杜垏明。 杜垏明比以上二黄的官大、名声大，而且结局要好一点，既没有像黄百韬那般饮弹自裁，也没像黄维那般把牢底坐穿。当然，既然是军人，就要以战场为准绳。战场上的杜垏明有多大才华？不知道。因为他从来就没有得到真正发挥的机会。大家觉得很奇怪，杜垏明怎么说也是国军的高级将领啊，怎么没有机会？ 在我们的惯性思维中，军衔越高，指挥的军队就越多，权力就越大，发挥的空间就越大才是。看看林彪在东北多么横，看看华野的粟裕多么风光。然而杜垏明不一样，因为他的老大叫蒋介石， 蒋介石喜欢下命令。危难之际，他的命令不怎么管用，但是在正常情况就不一样了，不听话，那就靠边站。杜垏明一直没有靠边站，就是因为很听话。 因为杜垏明很听话，手下的队伍的战斗力很强。标志性一战是昆仑关之战，消灭了几千日军。国民党曰，昆仑关大捷。杜垏明指挥缅甸远征军，一开始打得不错，后来遇到问题，蒋介石失败怕了，担心演砸了，让杜撤军。杜垏明很听话，让军队从中缅交界的原始森林穿过，结果在野人山死了五万人。这五万人全是精兵，他们不是战死的，是饿死、病死、中毒死的。此次野人山撤退成了杜垏明听话的标志。与此同时，不太听话的孙立人把军队撤到印度，却是大大地风光了一把。 杜垏明最为风光的时候，应该是国共决战的时候，在第一次四平保卫战中，让毛泽东颜面失尽， 让林彪千里大溃逃，一直扯过松花江。此时形势一片大好，杜垏明继续追击的话，林彪会继续撤退， 最后可能推倒苏联。恰在这时，蒋介石又来命令了，说不要追了，巩固胜利果实，林彪得到喘息之机。 淮海战役中的杜垏明的处境更为搞笑，杜垏明挂职副总司令，却又兼指挥所主任。总司令是刘峙。刘峙先生投笔从戎，军事生涯泾渭分明，概括为：北伐时期有“福将”之称，中原大战升级为常胜将军，等到抗战就变成了“长腿将军”，解放战争降格为“常败将军”。很难想象蒋介石为啥用他做这场生死之战的统帅，下面任何一位兵团司令的抗战表现都比刘老总好，也许是看中了他的“忠诚”吧。每当蒋介石发火骂人，刘先生都可以以标准站姿，洗耳恭听，一副忠厚相如同防弹玻璃。 骄横的邱清泉一针见血：“徐州是南京的大门，应派一员虎将（指薛岳）把守。不派一虎，也应派一狗（指顾祝同）看门。今派一只猪（刘峙），眼看大门守不住。”大战开始，将帅之间如此心态疏离，如何打仗？会战失败的刘大将军竟然逃脱了惩罚，在香港、新加坡等地花天酒地一阵子， 然后去了台湾养老了。 杜垏明虽然是副司令，可是又指挥不动军队，反而是指挥所主任比较有实权，但这个职位的性质是搞监督的。黄百韬被围困之际，黄维受到中野的追击，杜垏明建议全力接应黄维，伺机击败中野的刘伯承，这样华野的粟裕必会分兵救援。这么一来的话，这盘棋还有得下。因为刘伯承刚出大别山，势力有限，如果遭受夹击，很可能失败，然后再次推到山中休整，这样淮海战役的走势就变了。然而没有，依然是老将和刘峙在指挥。 最后没办法了，带着几十万人逃跑，邱清泉不听指挥。好不容易到了陈庄，完了，李弥跑了， 王牌第五军的军长跑了，最后杜垏明成了俘虏。杜垏明有多大才华？已经没人知道。历史只记得他最后成了败军之将，成就了粟裕的盛名。 史载：杜垏明被捉，淮海战役结束。 淮海战役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蒋介石的看家本钱赔光了。如果把淮海战役比喻为蒸米饭，最重要的烧火师傅就是粟裕。所以毛泽东才说，淮海战役粟裕立下第一功。要说蒋介石为啥失败，就缺少粟裕这种能够让他调整战略之人。 争论不休的史学界对淮海战役的评价相当一致：蒋介石的滑铁卢。 若干年之后，毛泽东接待来访的蒙哥马利时还说，我的战友中，数粟裕最会打仗。 粟裕的名将地位奠定于淮海。淮海战役中的粟裕达到了人生的巅峰，同时奠定了中共军方无人能及的地位。 为了更直观一点，下面做一个表，看一看他的战绩。 战役名称 指挥员 我方与敌方兵力对比 歼敌数量 黄桥战役 粟裕 7 千：1.5 万余人 歼敌 1.1 万余人 苏中战役 粟裕 3 万余人：12 万 53700 人 鲁南战役 粟裕 13 万：约 16 万 53530 人 莱芜战役 粟裕 19 万：约 24 万 56800 人 孟良崮战役 粟裕 16 万：约 45 万人 32680 人以上 豫东战役 粟裕 20 万人 ：25 万人 93970 人 济南战役 粟裕 14 万：27 万 10.4 万人 淮海战役 粟裕、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谭震林 60 万：80 万 555570 人 渡江战役 粟裕、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谭震林 60 万人：45 万人 30 余万人 至于后来的渡江战役和上海战役，听起来辉煌，但是在粟裕的军事指挥生涯中，从战术角度出发，实在是普通。因为此时的共军，在战争态势上已经占压倒性的优势。 八、不行的总参谋长 看到了吗？名将，是从尸体堆里爬出来的。 简直是战争魔鬼！确实，所有的名将，站在他的对手的角度上看都是战争魔鬼。从长相看，粟大将军长得一点都不邪恶，身材不高，脸颊消瘦，斯斯文文的，天生一副老实人的模样。 战场上的恶魔粟大将军，离开战场之后就是一个善良的老好人，是被欺负的绵羊。 当然，粟裕也不想被欺负，然而没有办法。像粟裕那种高层次的人，脱下军装就要玩政治。政治是另外一种战场，虽然看不见硝烟，却同样残酷。你不欺负别人，别人就会欺负你；你没能力欺负别人，就必然被别人欺负。世道如此，不能怪别人。 要怪就怪上天，给了粟大将军无与伦比的军事才华，却没有赐予其政治敏感性，这当然不会玩政治。但从最后结局来看，这又不见得就是坏事。 战争狂人总得有所安排吧？战争结束之后，就去了总参，后来又升为总参谋长——彻底坐到了火炉子上。 总参吧，就是出主意的，绝对不是个好位子。事情干好了，那是领导有方；干不好，怪你出了馊主意。一句话——出力不讨好。 建国之后，第一任总参谋长是徐向前元帅，很快辞职不干；接下来是足智多谋的聂荣臻代总参， 被批。粟裕接替，被整。接下来的更惨，深谋远虑的黄克诚陪着彭德怀被冤枉半辈子；再接下来， 作风强悍的罗瑞卿甚至丢了腿。 可见总参谋长位置之烫，远非老实人粟裕能抗得住的。 所以在五八年就被批了，反教条运动，刘伯承成了第一个落马的元帅，粟裕成了第一个落马的大将。刘伯承挨批吧，还能找点理由，于公，确实和毛的军事思想有分歧；于私，和毛、彭、林在历史上有纠结。粟裕挨批看起来非常搞笑，朱德是其恩师，毛泽东捧着他，林彪引其为知音，就连党内主管刘少奇，都对他的印象非常好。 但粟大将军仍然挨了批，原因有两个：一，粟裕是个老好人，只被别人莫名其妙地批判，极少批别人；二，微妙复杂的政治关系，要一一理清这些关系，需要花很大一番力气。 五八年，出来批粟裕的元帅有三个，聂荣臻、陈毅、彭德怀。背后的权力较量，是毛泽东和刘少奇。 九、三位元帅批粟裕 （一）聂荣臻 聂荣臻（1899-1992），字福骈，四川江津人。性格：谨慎低调。 军衔：元帅。 早期经历：少年勤读书，五四热血青年，曾留学法国和苏联，曾任黄埔军校教官，南昌起义之后干了一段时间地下党。 十大元帅里有一半是政治家，当然这话并不是说是五个军事家和五个政治家。每个人身上都有军事和政治两种成分。刘伯承元帅，九分军事一分政治；叶剑英元帅，则是一分军事九分政治；彭德怀八分军事二分政治；罗荣桓相反；聂荣臻，军事、政治，刚好五五开。 作为军人的聂荣臻，战场上有两次高光时刻，一是协助林彪打平型关，二是在黄土岭伏击战中吃掉了阿部规秀的混成旅团。 黄土岭伏击战是中共抗战中最漂亮的战役之一，影响力堪比平型关和百团大战。此战中，聂荣臻和杨成武等同志密切配合，除了狠狠打击了小鬼子之外，还消灭了一个叫阿部规秀的鬼子。 阿部规秀，职位中将军衔，号称“名将之花”，中国抗战中被弄死的鬼子中军衔最高的。所谓“名将之花”的阿部规秀： 阿部规秀，生于 1886 年。从 1907 年开始，21 岁的阿部规秀在毫无任何背景的陆军中，凭着“战功”一步步晋升，先后历任步兵第三十二联队副官、第八师团副官、第十八师团参谋。1932 年 4 月 11 日，转任仙台陆军教导学校学生队队长，次年 8 月 1 日，升至步兵大佐。1935 年 8 月， 任第八师团步兵第十六旅团步兵第三十二联队联队长。1937 年 8 月 2 日，晋升为陆军少将，同时调任关东军第一师团步兵第一旅团旅团长，率部入侵中国东三省。 1938 年 10 月，原华北方面军驻蒙军独立第二混成旅团旅团长常宽治被八路军在河北省广灵县 境内的张家湾击毙后，日本军部派阿部规秀接替常宽治旅团长的职务。1939 年 10 月 2 日，阿部规秀被晋升为陆军中将。 被日本国内誉为“名将之花”。 阿部规秀之死，震惊了日本军界，也震惊了中国军界，震惊了整个抗日战场。 日本新闻悲伤曰：“中将级指挥官阵亡，皇军成立以来，未曾有过”，日本新闻痛惜曰，“护国之花凋谢了”。 ——干得漂亮！ 建国之前的聂荣臻，最大的贡献仍然是和老搭档林彪一起搞的平津战役。倒不是这一战打得多么漂亮，而是和傅作义和谈成功，成功保住首都老北平。如果北京在内战中毁于战火，那绝对是中国人的罪过。 十大元帅中，有的人的使命在成为元帅之前差不多已经完成了，比如说林彪，如果没有涉足政治涡流，他的形象就是战神。 聂荣臻不同，他的事业线一直是上升的，早期低谷之后，从平型关、黄土岭伏击战到平津战役， 一直在上升。建国之后，在最残酷的政治环境中上升到顶点——领导了原子弹和氢弹科研团队。这是无上的光荣。 一生能有如此成就，应该得益于这种一半军人一半政治家的气质。换成刘伯承、彭德怀那种相对纯粹的军人，恐怕没办法周旋于政治漩涡；换成叶剑英那种军人政治家，未必能在当时狂热的运动中顶得住。说到此，当然要赞扬一下毛泽东用人之高明。 聂帅光辉的一生中也不是完美的，污点就是一九五八年批判粟裕。粟裕将军生前一直没得到彻底平反，聂帅恐怕就是阻力之一。 粟裕的罪名中，有一个非常有趣，即和领导搞不来。太搞笑了，大家都是高干，为国家做事， 事情干好就好了，和领导搞不好关系也成了罪名？然而中国社会就是这样，和领导搞不好关系在哪里都不好混。换成一般公司，给开除也就是了，在高层就不一样了，总不能把战功赫赫的粟大将军给“开除”出中国吧？ 既然不能开除，那就批斗呗，批到大家满意为止。 和哪些领导搞不来呢？具体就是聂、陈、彭三帅。现在能看到的三人批辞，聂荣臻的发言最具代表性。 现转载过来，供大家欣赏。聂荣臻的发言如下： 一、“现在说到粟裕同志的错误，我同样同意同志们对他的揭发和批评，在第一次发言中大家揭发的一些事实他都讲了，但在重要关键问题上，一滑而过，现象罗列多，没有接触到本质问题。虽然也戴了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帽子，但是，这个帽子可大可小，弹性是很大的。第二次发言是有进步的，也接触了一些本质问题，我表示欢迎，但我觉得还挖掘得不够深刻，也还没有向党全部交心。过去的不讲了。从大家的发言和粟裕同志最近的思想动态来看，第一、他认为他的个人主义 与肖克的个人主义不同，因肖克有宗派活动，他没有。我要告诉粟裕同志，人家批评你向军委、国防部争权，你讲不是为自己争权，而是为总参谋部争权，这是个多么响亮而有力的动员口号！不过他没有得到总参谋部同志们的支持，相反地遇到了抵抗，因而他就不能不从总参谋部以外去寻找同情者。他在军委成员中间和中央负责同志们面前散布对彭总的不满，甚至哭哭啼啼，好像受到冤屈似的，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二、“他认为他的缺点就是陈毅同志所批评的‘阴’，他认为阴就是阴阴沉沉的意思，告阴状，告洋状，到处散布对彭总的不满都是阴。至于阴到什么程度，那是要粟裕同志自己作结论了。所谓阴，就是不在阳光底下做事，事情也是见不得阳光的。” 三、“如一个普通人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可以做小偷，偷人家一点东西，做为总参谋长来讲，有了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不是做小偷，而是要做大盗，‘大盗盗国’。所以许多同志批评粟裕同志极端个人主义已发展到严重的地步和具有危险的性质，意思就在这里。” 四、“过去我对粟裕同志也是认识不足的，我认为他很忠厚，经过考验，有战争经验，有一定的能力，是一个很好的助手。但到总参谋部工作一段时间后，我发现他对工作极不负责任，开始我还以为我的领导有毛病，没有发挥他的积极性，以后又发现他宣扬自己诽谤别人，才认识到他有毛病。我没有向他这种思想和行动进行正面严肃的批评，同时对他这些毛病和危害性估计不足，因而直到这次大会对他的揭发和批判，从整个历史贯串起来看，才真正认识到粟裕同志的错误本质和真面貌。” 抛开是非不谈，聂帅这个发言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高。 此文比较有系统性，从大的方面入手说到工作关系，可谓有理有节。不仅点出了陈毅和彭德怀的观点，还顺带把粟裕和肖克（反教条的最大受害者）做一个区分。文章弹性比较大。既照顾了批判盟友彭、陈二人，又猜中主席并不想打倒粟裕的心思，实在是批判文之精华。 和粟裕后来受到的处分八九不离十。高明，实在是高明啊！ 从文章内容看，除了公事之外，还有不少私货。所谓私货，也就是私人恩怨。粟裕和聂荣臻有私人恩怨么，肯定会有。五八年的聂荣臻基本上脱离了军方系统，去搞科研团队了，犯不着跑去批判总参谋长粟裕。 那么两人的私人恩怨是怎么来的呢？回顾一下： 一九五一年底，粟裕养病结束到总参工作，给聂荣臻当副手。当时聂荣臻担心主席老人家太忙， 认为还可以像根据地时代那样，不必事无巨细都直接报告主席，要求军队的事都要经他本人批阅后再选择性上报。过去副总参谋长粟裕都是按毛泽东的要求半月报告一次，现在也必须照聂总长的意 见办理。这本是一番好意。 这种“好意”毛泽东是不会心领的。诸位想必还记得，建国初期刘少奇在国事上一些问题不汇报就惹得毛泽东不开心，把高岗弄进京分权。军队可以说是毛泽东的命根子。别说聂荣臻，就是后来的林彪也不能不报。 聂荣臻这么干，可以说思维还没有从战争年代转移过来。战场上，将领临机应变、自主决断是对的。但是在战后，一切已经政治化了，还这么搞，只能引起领导的疑心。如果领导人是刘少奇那种搞政治起家的也就算了，偏偏毛对军事格外敏感，这事就大了。 主席不开心，后果很严重，顺便把总参批评教育一番（1952 夏）。聂荣臻就想不通了，明明自己一片好心，怎么就变成驴肝肺了？ 请看《张震回忆录》：“毛主席在颐年堂召集军委开会，通知我列席。会议由毛主席主持。他开门见山地说：今天这个会，算军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席的交班会。我与彭总谈过，总理太忙了； 今后军委的日常工作由他主持，但对外暂不公布。朝鲜战场看来大仗打不起来，最后是要和谈停战的，待停战后再正式公布。还没有等大家发言，毛主席突然把话题一转，严肃地说：最近一个时期， 我感觉工农青妇的菜，摆满一大桌，吃也吃不了。可是，军队系统的菜太少，我饿得慌。你们为什么对我封锁呢？……我看了看聂总，他的表情很平静，只是一言不发。毛主席见聂总不吭声，就对着他说：你讲话呀！过去政治局开会，我请你列席，你也不讲话。我怕把椅子坐坏了，就不请你了。…… 接着，毛主席又对聂总说：荣臻，你讲讲。聂总还是不做声。毛主席更生气了，说：如果你不讲， 就做组织调整。这时，其他领导同志赶紧出来打圆场，表示不要急忙处理，由荣臻回去后向毛主席写个报告再说吧。会议就没有继续开下去。” 也就是说至少在当时，聂荣臻对毛的批评想不通，也不服气。事情到此，跟粟裕还没扯上关系， 接下来老好人粟裕出场了。 本着为领导解围，给主席交代的态度，粟裕认为自己也有责任，因此向毛泽东做了书面检讨。粟将军太善良了，毛之所以批评总参，并非对聂荣臻或者粟裕个人有成见，只是想把军队牢牢抓住而已。战场上放权，有利于将军指挥；和平时收权，有利于控制军队。毛泽东的驭人之术岂是政治敏感性不高的粟裕能理解的！ 粟裕这么一检讨，正好给了主席一个理由，聂荣臻，看看吧，看看粟裕这态度。和平时代的军人就应该这么对领导。 于是乎毛做了批示“检讨很好”，而且把粟裕和聂荣臻的工作做了对比，像老师对待学生那般， 肯定了“好学生”粟裕半年来的工作，借机批判“差生”聂荣臻。非但如此，毛还特地把这个批示 （相当于成绩单）交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等人看看。 聂荣臻能不来火吗？当然要来火，火气没办法对主席，自然要对粟裕了。不要以为聂荣臻心胸狭窄，换是你我，估计也来火。连下属都搞不定，这领导还怎么当？ 更为致命的是，总参谋长聂荣臻下去之后，副总参谋长粟裕变成总参谋长。 聂荣臻和粟裕，一个在华北一个在华东，在各自的地盘上干自己的事，本来没啥交集，积怨不容易啊。不过从后来的事来看，聂帅的火气似乎持续的时间长了一点，让人觉得其心胸并不是那么宽广，应该向老领导朱老总学学。 （二）陈毅元帅 陈毅（1901 年 8 月 26 日－1972 年 1 月 6 日），名世俊，字仲弘，四川乐至人。身份：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诗人。 性格：豪爽浪漫而不脱离现实。 批粟裕的另一个主力是陈毅元帅。和聂荣臻一样，陈毅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军人，政治、军事也是五五开吧。性格方面，聂荣臻比较谨慎，陈毅比较豁达。尽管如此，陈、聂两人是很相似的，两人是老乡，一起去法国留学，都是老资格，但均不以军事能力见长。建国之后，聂任北京市长，陈任上海市长。此次批粟裕，两人再次携手。 陈毅有很多才华，他可以玩政治，可以搞外交，还可以写诗，一手字写得也不错。哦，身为元帅，他还可以带兵打仗，位列三十六位军事家之内。第一代领导人当中，像陈毅这种多才多艺的人， 屈指可数。 陈毅和粟裕之间，主要是军事关系。陈毅本身的战功也不错，然而在他的军事生涯中，最大的成绩依然是——领导粟裕。 粟裕和陈毅之间的关系非常有意思，两人长时间合作，非一时片刻、三言两语能说清楚。 四大野战军中，一野的彭德怀军政一把抓；二野是司令刘伯承主军，政委邓小平主政；四野打仗都是司令林彪的事；唯有三野，打仗靠的既不是粟裕，也非司令陈毅。 现在流传在外的观点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陈毅、粟裕是一对黄金搭档，陈毅具备领导、组织才华，资格老，有能力，可以主持大局；粟裕是一个军事天才，全力对着地图想打仗的事。其他的， 诸如后勤工作、人事调动、奖状、奖金这些都由陈毅或饶漱石来管。这是官方观点，也是主流。宏观上看基本就是这样的。 还有另外一个观点，就是陈毅之所以批粟裕，是因为陈毅和粟裕有矛盾。矛盾是啥呢，就是粟裕太有才了，让陈毅处在领导的位置上看起来有点碍眼。论综合能力，粟裕肯定不如陈毅。陈毅同样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生存下来，政治水平一流，业余爱好——写诗——也不错，还能当外交部长， 基本上干一行像一行。在如今这个讲究和谐的年头，粟裕肯定不如陈毅。反观粟裕，离开战场就没有亮点。 如果给两人做一个能力比较，陈毅在所有领域都有一个相对不错的分数，尤其在政治这一栏， 非常高；粟裕只有一项高分，那就是军事，尖子中的尖子。问题就出在这里，他们合作的那些年头比较特殊——生存环境比较恶劣，只能靠枪杆子吃饭，也就是军事能力优先。 所以就有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陈毅是领导，在各方面也比较有能力，但是中央却明确规定， 最主要的任务——战争——交给粟裕来完成。某次战役之前，陈毅制定作战计划，中央还要确认一下有没有争取到粟裕同志的意见。陈毅说，争取了。中央说，很好。 身为领导，却没有权力指挥最重要的业务，心中不爽是难免的。说陈毅是一个大无畏的革命者、有博大的胸怀是对的，但说心里非常爽那是鬼话。大无畏的革命者也是人，也会不爽。但是这些不爽，应该构不成陈毅批判粟裕的理由。 但是陈毅依然批判粟裕。 陈毅批粟裕，流传到今天，最有名的就是一个字——阴，陈毅说粟裕很阴。从聂荣臻的发言看， 陈毅确实说粟裕阴。虽然在陈毅老家，“阴”字表示一个人内向。但是当其他人把“阴”字上纲上线，理解为阴险的时候，陈毅似乎也没有解释。 从流传在外的资料来看，粟裕对陈毅是相当尊敬的，粟裕让司令、让元帅的受益者都是陈毅。陈毅过世之后，粟裕还把陈毅的儿子招为自家女婿。陈毅没有道理说自己的老下级、老战友粟裕阴险。 有一种解释，说陈毅当年批判粟裕是为了保护粟裕。 如果不批判粟裕，那么对粟裕的斗争就要上纲上线，成为敌我矛盾。这种解释看起来有道理， 也很感人，实际上有漏洞。批判粟裕是毛主席授意的，主席说过“要浇一浇粟裕等人身上的娇气”。没有毛的授意，仅凭彭德怀和聂荣臻是没办法批判粟裕的。当时粟裕是总参谋长，战功显赫，深得最高领导人的信任，毛绝对不会把粟裕一杆打倒。而且林彪和粟裕可以说是知音，有毛、林的撑腰， 当时粟裕无论如何也不会被打趴下，这点从粟裕安然度过文革就可以证明。文革中，粟裕甚至可以不买江青的账，周恩来都做不到。 所以说，陈毅批判粟裕是为了刻意保护粟裕是不成立的。 刚刚批判粟裕的时候，事情并不顺。大家都知道，粟裕在解放战争战绩斐然，是三野实际指挥官，而且跟主席的关系很不错，所以就很抵触。这个时候，陈毅出面做大家的思想工作。陈毅作为三野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又是华东局领导，而且口才不错，有陈毅出面，更容易打开缺口。 那么陈毅为啥要批粟裕呢？本人认为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陈毅的政治水平很高，党史上， 任何一次批斗大会，陈毅都要发言的，批高岗、批粟裕、批彭德怀、批朱德、批刘少奇、批林彪， 陈毅都有发言。这是一种政治取向，一种习惯，一种在艰辛的政治环境中生存下来的能力。所以说陈毅批判粟裕只是一种习惯性的政治取向，一种政治能力的体现。 第二个原因是政治取向。即陈毅批判粟裕有其自身的政治目的。想一想，粟裕是毛泽东的得力战将，毛为啥要批他？毛怎么不去平白无故地批判林彪？这个问题要先放一下，先理一理另外两个人的关系。陈毅和毛主席长久相处，深知毛的心思，遵义会议之后，处处紧跟毛的步伐。虽然在小的方面有点争论，大的路线再也不违逆主席。主要是因为毛主席确实能力很强，在各方面表现出超人一等的水平。和其他同志一样，陈毅对主席形成一种惯性跟随。 陈毅之所以习惯性跟随毛泽东，还是因为他反对过毛泽东，有一个政治包袱。十大元帅都有政治包袱，陈毅的政治包袱就是反对过毛泽东——这个问题以后再叙述。 （三）第三位批判者——彭德怀 聂荣臻虽然心里对粟裕有气，陈毅虽然也有批判粟裕的理由，但聂、陈二人并没有批判粟裕的能力。五八年的聂荣臻已经离开军队，转行搞科技了（搞原子弹），而陈毅正在外交部搞外交，这两人是没有条件批判军方要人——总参谋长粟裕的。 批判粟裕的主力另有其人，批判大会的主持人——彭德怀元帅。五八年的彭德怀正处在人生的巅峰，跌入低谷的前夜。 他主持反教条主义再合适不过了。所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责任越大，事越多，事越多，就越容易犯错。五八年的反教条就是彭德怀犯了错。彭总虽然功勋赫赫，为国人尊敬，但人无完人， 谁都会犯错，彭总此生最明显的错误便是搞了反教条主义。 彭德怀和粟裕工作上的那点事更是可大可小。所谓告洋状，可以理解为现实需要（建国初期照搬苏联的制度多了，连军衔制都是照搬人家的）。 私人恩怨更说不过去。所谓私人恩怨，不过是在批判过程中凸显出来的而已。因此说彭德怀心胸狭窄、刚愎自用、公报私仇是说不通的。就算彭在某些方面确实刚愎自用，有些时候确实心胸狭窄，也不能把这些词用在反教条上。 在本人看来，彭批判刘，确实是建军理念的差异。这种差异从宁都会议就已经开始，一直延续下来。如果说在 1932 年的第四次反围剿，刘伯承元帅的军事理念还是空中楼阁，那么到了 1958 年，打赢朝鲜战争之后，刘的理念就有了实现的基础。 现在看来，在 1958 年，彭的军事理念确实落后于刘。虽然在八年之前，彭还是用自己的（也是毛的）理念在朝鲜打赢了战争。然而一切都是发展的，军队必须正规化、现代化。 论战功，刘不能和彭相比，但论军事理论修养，党内无人能出刘之上。遗憾的是，当时彭的地位远高于刘，又有主席的暗中支持，错误就此犯下。 彭错批了刘，但是批判粟裕并不能说就是错的。 很多人对彭德怀批判粟裕感到不解。彭也是军人，也是统帅，英雄。英雄总是惜英雄吧，怎么可以彼此争斗呢？看到两位一流统帅在政治上互斗，很多人心中总不是滋味，因此有人据此认定是彭德怀的心胸狭窄。 如果说彭德怀嫉妒有战功的人，那么为啥和林彪就能惺惺相惜呢？林出事之后，同样身临绝境的彭却不肯落井下石，说什么就这样把林彪杀了我不同意，物伤其类是也。 从抗日战争开始，彭德怀一直是副总，粟裕名义上的领导。彭和粟基本上没有交集，也没有私仇公恨。彭之所以狠狠地批粟，是有原因的。 原因有二，浅的一层和深的一层。浅的一层，总参和国防部挣点权 现在咱们都知道，总参隶属国防部，没有疑问。但是在当年，疑问可是大大的。疑问在哪呢？说白了就是时间问题。 总参可谓源远流长，有着光辉的传统。南昌起义就有了参谋团，刘伯承任首任参谋长。随后担任过这个职位的还有：叶剑英、周子昆、萧劲光、滕代远、王若飞、彭德怀、周恩来等人。在二十八年的战争中，总参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相比之下，国防部直到五四年才成立。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第一部《宪法》之后， 才明确成立国防部。反教条之前，国防部没有指挥过任何战争，对军方的贡献和总参没法比，看起来更像一个政治性机构。虽然宪法规定，国务院领导总参谋部，但是资历也很重要。十大元帅基本上都是老资历。 总参谋长粟裕难免因为工作惯性和国防部长彭德怀发生摩擦。这里也得说一说粟裕的个性问题。战争期间的粟裕和林彪一样，每天只对着地图研究作战问题，其它事一概不管。组织啊、统战 啊、动员啊什么的，都是陈毅、饶漱石等人的事。在长期的战争中养成的专断个性不会因为当了总参谋长就能一下子改变过来，也没有改变的必要。 让总参归国防部领导，粟裕心里是不服气的，所以就一心想要划分总参和国防部的职责范围。彭德怀让他起草一个文件，但文件从来没有列入军委的讨论日程。要说粟裕想让总参摆脱国防部搞独立王国，那也是不靠谱的想法。粟裕的想法，我个人猜测，是想建立一种类似于三野那样的工作关系：把陈毅和粟裕那种工作关系复制到国防部和总参的工作职责关系来，让彭德怀扮演陈毅的角色，就是让国防部管发工资啊、粮草啊、军衔啊之类的事，涉及到战争的则由总参来干。 可惜彭德怀和陈毅根本就不是一类人，个性的差距没有一百八十度也有九十度以上。 这就是所谓的粟裕替总参和国防部争权。客观说确实是争权，但粟裕是那种纯粹的军人，必须有明确的目标才能行动，搞政治和稀泥他搞不来。粟裕平生痴迷于军事，一贯枪不离手，枪法极准， 百步穿杨不是盖的。在文革时期枪被收缴时，还郑重地说等到运动结束后再收回来。离开了军事领域，会感到孤独、无事可做。想干点事，就必须明确职责范围，必须争权。 说真的，总参谋长这种职务还是比较适合聂荣臻、叶剑英来干。粟裕、林彪这种人都不行。英明的毛泽东怎么就没有看到这一点呢？或许是考虑到战争才把粟裕放在总参吧。 说明白了这些，才能解释接下来几件所谓的越权事件。 一九五五年六月十八日，粟总参谋长给老部下皮定均（福建军区副司令）下指示：“对马祖列岛的作战方针：应该是全面准备同时连续攻击高登、北竿塘、南竿塘。只准打好，不准打坏，以显示我国力量的强大，战斗实施应速战速决，准备工作应细致周到，并向最困难处着想。限今年内完成解放马祖列岛的作战任务。” 毛泽东在一年前已经制定了方案，规定每次只选定一个最小最弱的敌占岛屿攻击，求得战则必胜。打江山岛就是按这个方针进行的，所谓牛刀杀鸡。粟裕这么干和毛泽东的既定方针相违背。但是粟裕从军事角度上看，认为同时攻击三个岛有利于快速解决问题，但需要和南京军区协调。二十日深夜，许世友又电询彭德怀咋回事，彭这才晓得。 这是所谓的第一次越权，风格依然是野战风格。 第二次便是去苏联访问期间，向苏军总参谋长索要国防部和总参分工的资料，未果。这种事可大可小。外事嘛，需要领导（彭德怀）请示领袖（毛泽东）方能定夺。 但是粟裕没考虑这么多。他是个军人，一旦有了目标，就全力朝着目标挺进，什么政治外交影响啦，根本不是他要考虑的。 这事也被陈毅批判为：“争权利，跑到外国去找点根据”。 第三次是朝鲜撤兵问题。粟裕错过朝鲜战争，实为人生第一大憾事。然而粟裕和朝鲜战争也不是没有交集，交集就是五八年三月八日，粟裕以总参谋部的名义调令第一批部队回国。彭德怀和毛泽东两人都大眼瞪小眼。因为毛泽东早就规定：“有关国防部署调整方案、计划，以及国防要地步兵师以上部队，特种兵团以上部队的调动，均应以军委名义批准，呈毛泽东主席阅后发出。” 后来责问粟裕，粟裕竟然说只看了报告的第一页，后面没看，呵呵，这种态度让领导们情何以堪。 这几次事件造成了彭德怀对粟裕的不信任，也是毛泽东要“浇一浇粟裕等人身上的虚骄之气” 的原因之一。 （四）批判的深层原因 所谓深层原因，就是政治原因。 就算彭部长对粟总长有某些不满，也没到那种“恨不得要你命”的程度。 拿掉粟裕，对彭德怀个人有好处。总参谋长换上黄克诚，工作就容易多了。彭德怀救过黄克诚， 两人的关系很铁，算是自己人。在一年之后的庐山会议上，两人就一同搭了进去。关系铁归关系铁， 黄克诚的人品、才华都没得说，完全配得上总参谋长的位子。客观一点说，黄克诚老成稳重，有政治经验，比粟裕更适合总参谋长的位置。 所谓“和领导搞不好关系”，所谓“向党要权”，所谓“告洋状”都是表面现象。 彭之所以批粟，和陈毅批粟，乃至毛泽东同意大家批粟是同一个原因——政治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一个人——刘少奇。 粟裕之所以挨批，是因为粟裕和刘少奇的关系非同一般。 一九五八年的刘少奇羽翼渐丰，渐渐地走向毛的对立面。这种对立并非陈毅那种时不时对主席的一些个人行为发点牢骚什么的，而是涉及到总路线、基本政策和国体等等，可以说两人的对立已经不可挽回，这个后面会重点分析。 回顾建国之后的历次斗争，都是军内系统和行政系统的互相缠斗。四年之前，高岗向刘少奇开火，倚靠的就是军队势力。虽然高岗失败了，并不表示军队买刘少奇的账，特别是彭和林两人，别指望他们如同敬畏毛那样敬畏刘。 彭德怀批粟裕，一是打击刘少奇，二是惩治和自己不合拍的势力。 不管是彭德怀主军还是林彪主军，均不让刘少奇染指军队。彭德怀打击了和刘少奇有关系的粟裕，林彪打击了罗瑞卿和贺龙。 彭德怀和林彪均不买刘少奇的账，除了认为刘少奇没有军功之外，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军人，都是民族主义者，在当时的环境下并不赞同刘少奇的治国方略。换句话说，他们有军人的胆识和韬略，缺乏政治家的胆识和道理。归根结底——不该卷入政治的涡流。 尽管如此，尽管有这么多理由，彭德怀批判刘伯承和粟裕仍然是一个错误——虽然这个错误不被大众所理解。 毛允许批粟，无非是断了刘少奇和军队的联系。后来罗瑞卿和贺龙，也因为同样的原因遭受了各自的悲惨命运。 纵观毛、刘两人的关系，毛对付刘的手段始终只有一个：不让刘在军队生根。让刘少奇去干活， 放手干活，什么党务、国务都让刘去干，连国家主席都让他干，就是不让他管军队。后来邓小平也是这招，坐在军委主席的位置上不走，华国锋、李先念、杨尚昆都是浮云。 因此才有了这样的情形，毛批粟却不倒粟，仅仅把粟晾在一边。 只有两个原因可以让粟裕复起，一个是战争爆发，另一个是刘少奇掌权，真正成为一把手，但这两种可能都没有发生。 那么粟裕和刘少奇是如何扯上关系的呢？这件事牵扯到靠山问题。 （五）粟裕第一个伯乐，朱德 从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义到一九三四年七月，粟裕一直在朱德的身边。在这段时间，粟裕学到最基本的战争知识，这些要归功于宽厚的朱德。 早期伯乐——朱德。 在最高层，粟裕有三个靠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 这三人，构成粟裕一辈子的两个半伯乐。毛泽东一个，朱德一个，刘少奇半个。 当时毛泽东是一把手，刘少奇是二把手，朱德是军队的精神象征，都是大树啊！能靠上任何一个都是前世修来的福分，粟裕将军的烦恼就是福分太过了。 实事求是地讲，粟裕将军一直忠于毛。哪怕是毛去世之后，邓上台，形势转变之下，粟裕还是忠于毛，所以对越自卫反击战，才有将才的许世友挂帅，帅才的粟裕闲着没事。 中国军队诞生于八一南昌起义，当年参加起义的朱德、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都是元帅， 十大元帅中占了一半。如果叶挺没有在皖南事变中陨落，肯定也是一个元帅。另外聂荣臻、叶剑英也和南昌起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粟裕同志当年也参加了南昌起义，只不过职务小了点，是警卫班长，负责领导们的安全，可谓根红苗正。起义失败后，跟着朱德直接上了井冈山。所以在后来的历次整风运动中，从来没人拿粟裕的“出身”说事。在政治运动中，出身极其重要，连刘少奇都摔倒在出身上——曾经在白区被捕过。 途经大庾山区，朱德对部队进行了整编。粟裕连升两级，被直接任命为连指导员，成为仅有的七个步兵连军官之一，开始有机会发挥才能；另外一个连长是林彪。 是朱德，最先发现粟裕，并且培养粟裕。如果说粟裕是叶挺影响下参与军队，那么第一个给了粟裕机会的人恰好是朱德。人生第一次机会非常重要。粟裕的第一次机会是朱德给的，所以说朱德是粟裕的第一个伯乐。在朱德身边，他学到了打仗的最基本知识。 在井冈山上，南昌起义余部编成红四军的二十八团，粟裕只是其中一个。但是行军打仗之际， 小卒子粟裕却常常活跃于“军长”朱德身边。要知道朱德的身份可是红军总司令，其他人想见一面还要打报告的。 有一次，朱德、陈毅随粟裕的连队一起，帮附近的老乡收割稻子。骄阳似火，有人劝年纪最大的朱德休息一下。朱德没有应允，竟然若有所思地说：“没关系，革命就像接力跑，一棒一棒地传下去，我老了，有粟”这话让周围忙活的人大吃一惊，因为大伙还没看出来，当时其貌不扬的粟裕算哪根葱，这个总司令为啥对他如此偏爱。 现在已经很难考证朱老总当年为何如此感慨，或许是想写诗了吧！确实，朱德生于一八八六年， 十九世纪末；粟裕生于一九零七年，二十世纪初，两人年龄相差十九岁。两人同在革命阵营，一起吃饭睡觉，为了革命理想过着刀头舔血的日子。用情同父子来形容应该不过分吧。长者朱德看着年轻后生粟裕会不会有《荷马史诗》中特洛伊领袖赫克托耳在战场上的心境：人生百代如落叶，一代虽死一代生？！ 粟裕也觉得不可思议，不好答话，便假装没有听见，继续干活。 当身边的陈毅提醒他时，粟裕想了想，只好说：“那是军长对我们连有感情，并不是针对我个人的。”非常低调，如果像现在某些青年一般到处张扬，不挨揍才怪呢！ 粟裕说得没错，朱军长确实对他很“偏爱”，而且刻意提拔。不久之后，粟连长就高升为营长。要知道那时代红军没多少兵力；要知道，那时代，同为天才的林彪都没有得到朱军长的如此待遇。各人猜测：林彪此后彻底倒向毛泽东而非老领导朱德是否也和这个有关？ 朱军长对粟裕也不是没有条件的“好”。 有一次，战斗结束，军部的参谋汇报战果时，不慎将番号弄错了。结果，原本打了胜仗的粟裕挨了朱德的通报批评，另一个吃了败仗的连长反而得到了嘉奖。 后来，事情弄清楚了，担心粟裕不高兴，陈毅对朱德说：“我去找粟裕谈谈，做做工作。”朱德却说：“不必了。只有经得起委屈的人，才是真正的革命者。”粟裕也没说啥。老实人嘛，有仗打、有饭吃就不错了，老领导说两句也不算啥。 一边提拔，一边磨砺，是培养人才的不二法门。朱德对粟裕这一手，远远胜过今天无数家长教育孩子的方式——只一味溺爱，不让孩子去经历风霜。 很快朱德和粟裕的师生关系就结束了。1934 年 7 月粟裕就任抗日先遣队参谋长，随部队离开中央苏。从此两人天各一方，从此粟裕离开了朱军长的教导，开始以“战争”为老师，独自面对险山恶水，开始踏上名将之路。 十年之后，这个当年朱毛身边的小学生成了赫赫有名的粟大将军。 七战七捷、孟良崮、淮海战役等等，粟裕带给朱毛的惊喜远远超过两人的期望。此时的朱总司令要做的已经不是教粟裕如何打仗，而是写他本人并不擅长的诗歌为粟将军庆功了： 南征诸将建奇功，胜算全操在掌中。国贼军心惊落叶，雄师士气胜秋风。独裁政体沉云黑，解放旌旗满地红。锦绣河山收拾好，万民尽做主人翁。 ——《寄南征诸将》 诗的水平一般，但表达情意足矣。朱老总的胸襟以及对粟裕的期望，表现得淋漓尽致。 （六）毛泽东和粟裕 井冈山上，粟裕闯入过毛泽东的视线。但是正如朱德重视粟裕没怎么重视林彪一样，毛泽东重视林彪没怎么重视粟裕。粟裕再次进入毛泽东的视线，已经是十三年后，当时蒋介石和他的军队全面进攻解放区，粟裕在苏中七战七捷，毛泽东震惊不已，通告全军学习粟裕同志。此后毛泽东爱上了粟裕，放手让粟裕干活。 最大的伯乐——毛泽东 在红军时代，粟裕受到朱德的提携。在活捉张辉瓒的战斗中，粟裕闪亮登场，给毛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这件事可以从林彪那里得到佐证。后来粟裕远离中央，正是这段分别的时间，毛成了粟的伯乐。 粟裕和林彪，是毛泽东最为倚重的两把剑，解放战争一大半的江山就靠他们两人拿下。 但是两人和毛泽东的关系也非常有趣、非常不同。每当紧要关头，毛泽东总是主动想起林彪。以经营东北为例，陈毅等人主动请缨，刘少奇策划徐向前出山。最后这样一个炙手可热的位置还是落在远离战场数年，刚从苏联养病回国的林彪身上。 粟裕则是另一种情形，在紧要关头，粟裕总让毛泽东想起自己。也就是说毛泽东想起粟裕的时候是“被迫”想起粟裕。因为粟裕在解放战争中的表现太过耀眼了，完全出乎毛泽东的意料。 粟裕没有辜负毛泽东的厚爱，在孟良崮直接打软了老蒋重点进攻的拳头——新编七十四师。国共双方力量开始进入均势。 此后，毛对粟越来越信任。为了让粟放开手脚，毛甚至搬开自己的老同志陈毅，给粟裕让路。自那以后，就出现这样的情况，陈毅为最高领导，最高领导的最重要的业务——打仗——却不是由最高领导来干，而是由粟裕来干，连陈毅制定作战计划都要经过粟裕的认同，这大概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了。看看其他搭档，彭德怀的作战计划需要习仲勋过问么？林彪需要罗荣桓主战么？刘伯承需要邓小平掌控战争么？ 这种信任到四八年发展到巅峰。这时候，国共双方都到了决战时刻。好吧，多年的鏖战终于到了终点，放手一搏的时刻到了。 此时刘邓去了大别山，辽沈决战已经开始，但是国民党依然占据优势地位。如何消除国民党的优势？中央让粟裕学刘邓，带兵过江南插入，刺激国民党的敏感地带。 但是——粟裕同志不愿意过江，他有自己的想法，也就说粟裕要抗命。 说起抗命，在大家的头脑里就是不鸟上级，直接撕破脸皮，不执行上级的命令，和统帅对着干。其实这是最低级的抗命形式，确切说是背叛，是很难饶恕的。 抗命有几个层次。 层次高一点的，会根据战机自己拿主意，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彭德怀在百团大战中的表现，就是这个层次。按照中央和毛泽东的意图，肯定不会打百团大战。这事后来成了彭总挨批的理由之一。 抗命的最高一个层次，是在战略决策层面不但不执行统帅的命令，反过来说服最高统帅跟随自己的思路走。粟裕的抗命就是属于最高层次的抗命。 纪律文明的中共军队，很少有将军抗命不遵的，最典型的就是西征时期的徐向前元帅。因为不敢违抗来自遥远的中央的命令，导致贻误战机，西路军全军覆没。当然敢于抗命也不见得就是好事， 像皖南事变，如果新四军严格遵从中央的决定，下场不见得如此凄惨。 战争年代的粟将军是抗命的，一开始的苏中战役，粟裕和领导陈毅的意见就不一致。只是后来打了胜战，领导没有计较。这种抗命，也是在四八年达到顶峰，对抗中央，对抗军委，对抗毛泽东， 迫使其改变战略决策。 史载：四八年中央要粟裕过江，粟裕抗命。 毛泽东立刻重新召集了周恩来、任弼时、朱德、陈毅、聂荣臻等人一起商讨此事。大佬们经过一番商量之后，于四月二十八日决定招粟裕来见。 六天过后，也就是五四青年节这天，粟裕到了。此时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中央书记处的五大书记正在花山村的一间房子里开会。 听到粟裕来了，大家起身的同时，毛泽东已经迈开大步，出院迎接。 出院子迎接——这个细节透漏了毛对粟的重视。毛泽东基本上从不外出迎接将领，连朱总司令从前线回来都不出去迎接。破例还是有的，当年林彪从苏联回来，毛出去迎接了。这一次特意为粟裕破例。 很多材料说，毛泽东出门迎接粟裕，是第一次，这里澄清一下，不是，至少是第二次。也许还有其他情况，只是我们不知道。知道的就这两次——极其罕见。 两人上一次见面，还是十七年前！终于再次相见了，十七年了，经历了无数次生与死的考验之后，活了下来，接下来要大干一场，让天下换一种颜色。 毛泽东说：“粟裕，我们在等你！” 琐事放在一边，粟裕简单明了地述说了不过江——抗命——的理由。 经过一番分析、探讨、研究之后，中央及毛泽东决定接受粟裕同志的意见。 毛泽东是个善于改变主意的人么？当然不是，他比任何人都倔强，但是他愿意为粟裕破例，原因就是粟裕讲得有道理。这些道理别人没有讲过，就算讲过，毛也未必相信。毛相信粟，是因为粟让他相信。为什么？因为粟裕这几年干得漂亮，超出了毛的预料。 毛泽东动情地回忆了一番，大意是去年你们在山东干得漂亮。粟裕回答，是在孟良崮。 毛泽东：“战果如何？” 粟裕：“全歼 74 师，击毙张灵甫。” 毛泽东含笑鼓掌：“你们那样果敢、迅猛地消灭了 74 师，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两个人没想到，一个是……” 粟裕脱口而出：“蒋介石。他大喊‘我的精锐之师遭此惨败，实在没想到’。”毛泽东：“还有一个人呢？” 粟裕：“陈诚？” 毛泽东：“不足挂齿。”粟裕：“何应钦？” 毛泽东：“何足道哉。”粟裕：“白崇禧？” 毛泽东：“离题千里了。”粟裕：“那么是谁呢？” 毛泽东：“第二个没想到的就是我毛泽东！” 这是经典对白。现在拿出来晒，只是想说明，想得到领导，尤其是毛泽东那样的领导的支持， 是不容易的。光有理论肯定不行，还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毛泽东选择信任粟裕，是因为对粟裕有信心。信心来自历史——粟裕的指挥史。 于是，淮海战役诞生了。没有淮海战役，或者共军失败了，平津战役就没法打。如果整个中原还在国军手上，有这样一个战略集团在后方支持，傅作义会轻易投降么？ 史家云：没有淮海战役，要解决华北和中原国军，至少还要多一两年时间。 淮海战役，毛对粟的信任达到顶峰。毛决定让陈毅到中野工作，由粟裕接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的职务。又是在粟裕的坚持下，毛泽东勉强同意陈毅到中野工作，仍保留华野的职务，由粟裕任华野代司令、代政委。尽管多一个代字，也是军政一把抓，和林彪、彭德怀拥有相当的实权。 这种信任一直持续到建国之后。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仪式上，除了朱德之外，毛特意把粟裕拉出来一起铲土。这是莫大的荣耀，当时比粟裕职务高、资格老的人多得是了。 朝鲜战争之前，要解决台湾问题，毛把权力放给粟裕。 朝鲜战争爆发，毛最先考虑的就是粟裕，而不是对地形环境最为熟悉的林彪。 聂荣臻在总参干了一段时间，毛泽东让聂荣臻走人，把第一副总参谋长粟裕扶正。 可是到了五八年，毛决定“浇一浇粟裕等人身上的娇气”。为何？因为粟裕的另外半个伯乐— —刘少奇羽翼渐丰，成了毛建国之后最大的政敌。就来说说粟裕和刘少奇的关系。 （七）半个伯乐——刘少奇。 刘少奇和粟裕相识很晚，四零年两人才认识。当时刘少奇四十二岁，粟裕三十三岁。刘少奇是中央大员，收拾皖南事变之后的烂摊子，粟裕是新四军旁支的一个将领，还没打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仗，暂时还没流露出名将的潜质。 说来奇怪，毛对粟裕的印象，也有刘少奇的举荐之功。皖南事变之后，刘少奇在新四军任政委期间发现粟裕很能打仗，回中央之后对主席说发现了一个人才——粟裕。毛还记得粟是当年井冈山的老红军，更增添了一份信任。 自从刘少奇和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结为政治同盟开始，刘少奇一直被局限在党内。刘少奇也想结交一些军人。他最初的对象是彭雪枫（中共三十六个军事家之一）。彭雪枫是一个非常棒的军人， 只可惜英年早逝。后来刘少奇才把目光转移到粟裕身上。 朱、毛、刘三人之中，就数刘少奇对粟裕倾注的心血最多。但是刘不主军，没能给军事天才粟裕有啥帮助，只能算半个伯乐。 四五年，毛在重庆谈判期间，刘主持中央工作。刘让粟当华中局一把手，粟裕从大局出发推辞了，这便是粟裕生涯中“二让司令，一让元帅”的第一次让司令。 一年之后，自己发掘的人才粟裕在苏中七战七捷，远在延安的刘少奇甚为开心，特意搞了个家庭聚会，把朱德、彭德怀都请来庆祝。此时刘已经完全把粟当成自己的人了。 淮海战役之前，毛把陈搬开，除了粟的个人能力之外，也有刘的力量。除了工作上大力提拔，刘对粟的私下关系也不错。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二日，粟裕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就任前，粟裕到上海治疗右臂旧伤。当月二十五日晚上，刘少奇夫妇造访粟裕的住所。 当时刘少奇贵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军委副主席，位高权重。当秘书通报时，粟裕深感意外， 连忙出迎，说：“少奇同志，应该下级看上级，岂有上级看下级之礼。真是不敢当啊！” 刘少奇则爽朗地笑道：“怎么没有啊？今天，我和王光美同志来看你，不就有了吗？”关系其乐融融。 后来粟裕也私下拜访过刘少奇，然后向刘少奇汇报了军队的情况。 刘对粟最大的帮助发生在五五年。这一年，军队搞军衔制，刘帮助粟大力争取元帅未果。个中滋味已经预示到三年后的风波。 按照当时的评选规则，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已经转入行政系统工作不参与评选。刘少奇便提出， 按照这个规则，陈毅当时是外交部长，也不应该评选。 如果陈毅不评选，新四军以及华东野战军必然要出一位元帅，这个人只能是粟裕。论战功和才能，粟裕确实够资格。 另外在当时的高级将领中，粟裕和林彪最为年轻，拥有公认的才华和战功，这样的人才哪里找去？而且当时粟裕的职务是解放军总参谋长，理应成为元帅。 可见刘少奇的要求很合理。 但是这么一个合理的要求没有被接受，硬是被周恩来顶了回去。这看起来难以理解。就算周恩来和陈毅关系很不错吧，但是周恩来和谁关系都不错，和刘少奇关系也不错（曾有结盟之势），和粟裕关系也不错（粟文革时就在周的身边）。 我们知道硬顶从来就不是周恩来的风格，他的斗争形式从来都讲究迂回，不会因为和陈毅的关系就硬顶刘少奇和粟裕。 就算周恩来犯了倔，真正的决定权在毛泽东手上。解放战争以来，毛泽东对粟裕的倚重程度超过陈毅。而且陈毅在井冈山时还曾站在毛泽东的对立面，反对过毛泽东，有政治包袱在身。而粟裕一直以毛泽东的学生自居。毛没有理由挺陈毅贬粟裕。 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还得从刘少奇身上找答案。 刘少奇一开始在白区工作，接触军队不深。等到延安整风成为党的第二把手之后，军队的头头们都不怎么买他的账。他想在军队中拥有自己的力量，必须从后起之秀中寻找，粟裕就是这样一个理想人选。所以刘少奇对粟裕又是推荐又是拜访又是庆功又是争取元帅，说白了就是拉拢这位军界显赫的少壮派而已。粟裕对此颇为感激。 但是当时刘少奇只是第二把手，处于接班人的位置。毛对刘的策略从始至终都是不变的：当好你的理论家，理论联系实际干点事，请不要插手军队。 于是一连串疑惑都解开了。 粟裕评不上元帅的原因是——跟刘看似关系深。 周恩来看穿其中的来龙去脉才坚持让陈毅当元帅，这也是他能够一直得以留在毛泽东身边的重要原因。 毛批粟而不倒粟——深知粟裕不会反对自己，但要撇清刘和军队高层的关系。彭德怀对粟裕愤而开火——对刘的军方势力开火。 陈毅批粟裕——表明跟着主席走的立场。 至于聂荣臻批粟裕——纯粹是捡到一个批斗机会。看到了吗？所谓反教条运动。 实际上都是一个圆心旋转——以毛泽东为中心，行政系统和军队势力的博弈而已。 如果没有后来的文革，刘少奇顺利成为实际意义上的一把手，那么主军的一定是粟裕而不是林彪。可惜刘的下场凄惨。但是粟大将军却因祸得福，因为远离权力中心避免了在文革时期遭受更大的打击。 （八）另外一个解释 当然这一切还可以从另一个方面解释。在中国好像有这样一个传统，那就是现任领导在任期间会给接班人物色杰出人才，帮助接班人上台之后稳住局势。 具体表现就是，把人才冷在一边，等继承人上台之后再予以启用，所谓恩威并施。比如说唐太宗晚年，故意贬低大将军李绩，等李治上台之后启用。后来李绩帮助李治稳住了大唐北部半壁江山。朱元璋晚年对孙子朱允炆说，我给你找到了一个人才帮你治国，等我死后可以用他。那人便是方孝孺。朱元璋时代，方孝孺被冷藏十年没有任何提拔。当然方孝孺的人品没话说，做一个治世贤臣应该没问题，可惜缺少应对乱世的韬略，终究没能帮助朱允炆对抗朱棣。朱元璋也没想到儿子会谋反。毛泽东熟读历史，对这种现象肯定有所了解。 毛泽东不给粟将军元帅军衔，数年之后又把粟裕赶出军队，是否也有这方面的考量？反教条之后，毛泽东又从国家主席的位置上退下来，似乎验证了这一点。如果没有高岗事件的发生，毛泽东也许会早一点退出来。只是后来的大饥荒改变了这一切。如果没有后来的那一系列运动，刘少奇真的掌控这个国家，后来主军的一定是粟裕而非林彪。 作为后来人的我们不可能穿越回去，即使回去也无法钻进当年主席和总理的头脑里探个究竟， 只能把所有可能性罗列出来笑谈一下而已。 可以肯定的是，像毛这种雄才大略的人，一定会考虑身后事，会考虑接班人问题的。想总理那种能够一直活跃于主席身边的人，一定晓得主席的心思。 不论如何，粟大将军最终还是没有被评上元帅，最终被批斗了。批粟裕，史实上可以看成是当时军队对行政系统渗透力量的一种内部清算。其他猜测，都随风而去了。 还有谁批判得了刘伯承和粟裕？ 问题似乎弄清楚了，但似乎依然很不清楚。解释了很多问题之后，还有一个问题没能解释，就是粟裕和刘伯承的平反问题。一个元帅，一个大将，被错误批判，生前却一直得不到彻底平反，不是很诡异么？ 诡异，确实诡异。 诡异的背后是真相。只要能进一步揭开诡异的面纱，总能接近真相的。 毫无疑问，彭德怀整了刘伯承和粟裕。没有彭德怀，某种意义上讲，也不会有这次反教条主义。然而彭德怀仅仅在一年之后就在庐山上下台了，如果仅仅是彭德怀一个人在搞，那么彭下台之后就应该立马翻案才对。然而这个情况没有发生。 如果仅仅是因为和刘少奇走得近而挨整，那么刘少奇蒙冤之后，粟裕被视为刘少奇的人要么继续挨整，要么撇清他和刘少奇的关系——翻案。而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发生。 反教条主义之中，林彪也发言了，并且做了批判，并且在庐山事件之后把“反教条主义的功劳” 据为己有。然而林彪出事之后，刘伯承和粟裕仍然没有得到平反。 即使毛离世之后，全国大刮翻案风，能平反的基本都平反了，刘伯承和粟裕依然没能平反。很奇怪，不是吗？ 其实一点也不奇怪，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找到线索。“翻案”是邓小平的一大功劳。在翻案的过程中，邓小平的核心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刘伯承和粟裕这种案子，翻还是不翻，就在邓小平的一念之间。那么邓为何不给他们两人翻案？ 流行的观点是，一九五八年反教条主义中，邓是组长，如果翻案，相当于扇自己的巴掌。站在庸俗观点上看，确实是这么回事。然而伟大的邓小平绝非一般人。当年反教条主义，被反得最惨的肖克上将不是已经给平反了吗，邓怎么就不怕“扇自己巴掌”？ 于是又有人挖出邓小平和刘伯承在挺进大别山之后，关系非常之差这个情况来说事。这个观点有点谱。虽然两人是老乡，向来关系不错；但刘伯承本质是个军事家，邓小平本质是个政治家。在 军队的问题上，军事家的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家的政委邓小平产生分歧是必然的。特别是进入大别山之后，军队的战斗力损失相当大，分歧已是不可避免。淮海战役之前，毛泽东把陈毅调过去，除了给粟裕让出位置之外，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协调刘邓两人的关系。 如果仅仅是和刘伯承的关系不和，也不应该是邓阻止刘平反的原因。何况邓小平和粟裕还没有私人恩怨。两人在军内的威望相当高，当年彭德怀批判他们，就得罪了很多人，付出了很大代价。政治家都是现实主义者，不会干赔本买卖。 邓小平是政治家，也是个现实主义者，但就是没有给两人平反。其中的蹊跷是并不是邓爱干这种赔本买卖；恰好相反，他需要另一种收益，这种收益比甘冒阻止两人平反的风险要大。 那么收益是什么？答案是——军队。 在任何一个地方，领导人必须有军方的支持。毛时代的刘少奇，如果有军方支持真的就可能取毛泽东而代之。邓时代的华国锋，仍然没有得到军方的支持。邓上台之后，也需要军方的支持。 邓小平上台的时候，当时的四大野战军，一野的代表人物彭德怀和四野老大林彪、罗荣桓都死了。二野的代表原本是刘伯承，刘伯承不平反，代表就是政委邓小平。三野的陈毅也死了，剩下的是粟裕。粟裕不平反，就没有人在军内的威望比邓小平高。最要命的是，粟裕一直忠于去世的毛泽东，而邓小平已经选择了走另外一条路。 当时还在世的元帅当中，聂荣臻和叶剑英是直接挺邓上台的，而且倾向于政治，徐向前一直游离于政治之外。当时真正有可能在军方威胁到邓小平地位的，只有刘伯承和粟裕。只要压着两人， 邓就可以牢牢掌控军方。 只有掌控军方，邓才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番。从这个角度来看，邓的选择是成功的，也是明智的，虽然对刘伯承和粟裕有点不公平。但政治家都是现实的。现实的政治家要在现实世界中干一番事业，必须有一个稳定的环境。之前刘少奇战战兢兢地过日子的教训，邓深有体会。为了这个稳定的环境，邓小平必然要让刘、粟把黑锅背在身上——当然他们背得起。 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正阻止刘伯承和粟裕平反的，不是邓小平本人，而是“时势”。 时势让邓小平主导中国接下来的历程，邓小平要牢牢掌控军方，就必须牺牲刘少奇和粟裕。 后来邓小平说：“淮海战役是我指挥的。”都是一个理——赢得军方的支持。至于刘伯承和粟裕，历史摆在那里，邓小平阻止一时阻止不了永远。但是对邓小平来说，一段时间就够了，因为在这段时间里，邓小平成功地把中国从政治斗争引入了经济建设。 所以连一部分右坏分子都平反了，刘、粟没有平反；同是反教条主义的受害者，肖克可以平反， 刘伯承和粟裕不能，时势尔！ 这些已经不再重要，粟大将军之所以能留在我们的记忆里，是他在战场上出神入化的指挥艺术。他的使命从没法去朝鲜那一刻就完成了。后来的那些遭遇，就当人生的起伏好了，没有谁可以一直处在人生的巅峰，不是吗？ 综合评价粟将军，一个字，奇。 奇异的军事生涯，奇异的政治涡流，奇异的为人处世。某种意义上讲，陈毅批判他的那个字“阴” 是对的，当然是按照陈毅家乡的那个含义理解。 反教条篇章结束了，刘伯承和粟裕挨了批，而批判他们的彭德怀开始了他的黑暗岁月。后面进入彭德怀篇。 第三篇 彭德怀篇（上） 一、历史背景 这个篇章的中心是庐山事件。庐山事件的主角是彭德怀。 说庐山事件和彭德怀，必然要说抗美援朝。 没有抗美援朝，就没有彭后来的地位，即使写那封信恐怕也很少有人理会，也不会惹出那么大的动静，就像那个时代许多没人理会的下层人物一样。 抗美援朝，是建国之后发生的第一件大事。此战之后，新中国真正赢得自立。此次战争从更为宏观的角度上看，是近代几百年东西方交战史上，仅有的一次，东方真正在军事上阻挡了西方。之前的日本幕府、大清政府、乃至军国时代的日本，在和西方的交战中，最后无一例外的失败、失败、再失败。 此战奠定中国的国际地位，成为一个受人尊重的国家，这些大家都知道。战后对国内的影响或许更具决定性，却被各路专家、学者、历史学家、粉丝们都给忽略了，需要理一理。 朝鲜问题本来是苏美两国留下的火堆，和中国人无关。然而这个火堆一旦点燃必然和中国人有关。朝鲜的事基本上都和中国有关，整个一部朝鲜历史纵横交错着中国人的身影，要么在接受中国人的的援助，要么在抵抗中国人的入侵。刨除中国强势时代的入侵，作为邻家老大哥，中国还是很够意思的，每次朝鲜遇到外敌入侵，中国总是出兵援助。 入侵的那些事这里就不谈了，这里说说援助的事。 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援助朝鲜是在明万历年间，猛人丰田秀吉同志武力搞定日本各路诸侯之后开始梦想统一世界，此人应该是日本军国主义老祖宗，毕生梦想就是建立一个以北京为首都的世界性帝国，这应该是后来的大东亚共荣圈的蓝图。 对日本人而言，统一世界的第一步永远是要搞定朝鲜。于是日本人就去大规模进攻朝鲜，把朝鲜搞得就剩最后一口气，政府要跨过鸭绿江到中国流亡。 明朝决定抗日援朝，李如松在朝鲜把鬼子杀得哇哇乱叫，奠定名将的地位。最后因为战争失败， 丰田秀吉也在日本给后来的东条英机等后辈做了一个示范——自杀。当然丰田秀吉是气死的，或者说是气出病后病死的，总之没得善终。此战前后八年，消耗了大明大把的白银和精兵，正是在这个时候，努尔哈赤冒出来了。 而此后朝鲜人把明军的作战方式泄露给土蛮，导致李如松战死。李如松不死，大明或许就不会 有后来的萨尔浒惨败，历史也许是另一个模样。可以说是抗日援朝加速了大明的败亡，正如杨广东征高丽加速隋朝的败亡一样。 第二次抗日援朝发生在清末，历史书上写得很清楚，大清一败涂地，再败涂地，三败还是涂地， 一直败到甲午战争，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大清的家底一下子丢光，覆没已成定局。大清完蛋了，朝鲜半岛也完蛋了，开始过上亡国奴的日子，直到二战结束。可恶的是一部分半岛人加入日军，反过来入侵中国，在南京大屠杀中表现优异。 二、打还是不打，是个问题 国共决战结束，中国变成共产主义的天下。北极熊苏联欣喜若狂，北美野牛美国则震怒。中国的胜利大大刺激了金日成先生的战斗欲望，渴望复制一下毛泽东的丰功伟绩，统一南朝鲜。南方的李承晚同志也怀有同样的梦想。 李承晚有北美野牛的支持。金日成的靠山则是北极熊苏联。 斯大林告诉金日成同志：那个日成啊，你自己去干吧，但是得告诉你，如果北美野牛出现，我不会帮助你的，你可以请中国的毛泽东帮忙。斯大林打心眼里不赞成金日成鲁莽地出击，考虑到之前在中国问题上犯了好几个错误（先是不赞成共产党打内战，后来又赞成划江而治），就觉得金日成或许能成为朝鲜的毛泽东，于是就让他试一试。这个过程中国不知晓。 年轻的金日成同志以为斯大林的安慰是成功的保证，跑到北京跟毛泽东打个招呼就回朝鲜干起来了。金日成十分自信，甚至还急匆匆地拒绝了毛泽东的援助建议。 金日成自信的前提是美国人不会参战，理由很简单，美国人既然没有在中国直接派兵帮助蒋介石，有啥理由直接出兵帮助李承晚？毕竟偌大的中国都“赤化”了，还在乎一个小小的朝鲜半岛么？ 看起来很有道理，但是他忘了，中国和朝鲜毕竟是不一样的。金日成同志还是糊涂了，美国不是不在乎中国大陆的赤化，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美国出兵中国大陆得多少军队？而且海军用不上。在朝鲜就简单多了，麦克阿瑟搞一个仁川登陆就几乎要了金日成的命。 于是乎，又想起中国来了——这个多次帮助了自己的国度。 莫斯科来消息了，说看在自己人的份上，让金日成到东北搞个流亡政府吧。当时莫斯科也不好意思自己让中国出兵，毕竟事是自己惹出来的，理当自己出兵。三百年前的那一幕重演，不过当年的日本换成今日的美国。 金日成也跑到北京来哭了，说我不想流亡啊之类的。不管怎么说，金日成也是个政治家，知道眼泪不管用。要是管用的话，自己去美国哭得了，让人家同情你退兵；或者直接去斯大林那里哭， 让苏联红军过来。但是不管用也没法，只剩下眼泪了。 三百年前，日本人出兵朝鲜，攻破朝鲜都城，朝鲜国王要来中国乞降。三百年后，美国人出兵朝鲜，攻破朝鲜都城，朝鲜政府要来中国流亡。 三百年的跨度，两次出兵，都有一个潜在理由，那就是以朝鲜半岛为跳板，再图谋中国。中间清末那次抗日援朝不成功，导致日本人搞定朝鲜，以此为跳板侵略东北，进而进攻整个中国，给中 国人带来有史以来最为深重的灾难。如果当时清帝国在朝鲜挡住日本人，什么甲午战争、马关条约都没了，清政府至少还能延续一阵子，再来个变法啥的，搞君主立宪也说不定。 麦克阿瑟认为中国人不敢出兵，显然不了解中国历史。 中国人还是遵从了千年以来的惯例——决定出兵。当然不是因为莫斯科的意思，或者说金日成的眼泪，而是实实在在的利益。毛泽东大脑里虽然装满浪漫主义的想法，具备诗人的气质，但前提是，首先是政治家——政治家都讲实实在在的利益。 在利益之前，下决心太难。为此毛泽东卧床一个月，仔细思考，反复权衡，才最终下定决心。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是他一辈子最难下的两个决定之一。第一个决定是国共内战，当时国民党占据优势，是名义上的中央政府，又有美国的实际支持；共产党处于劣势，苏联名义上不支持，暗中支持有限，一旦失败，代价太大。这一次情况也一样，苏联暗中支持——但有限。 毛泽东知道，关键时候不要指望苏联，如果苏联可以信赖，就该自己出兵，就算不出兵，也不至于在联合国大会上玩消失，让老美大张旗鼓地搞个联合国军出来，占了道义的优势。 比起之前的援朝，这是最为艰难的一次。明代的抗日援朝，明军虽然数量上处于劣势，但辽东铁骑和戚家军在装备和阵型上优于日军。清末大败，北洋舰队装备上和日本海军差距并不太大。而这一次，新中国和美国的装备差距太大了。 别的不说，就拿军种来讲，美国有海陆空三军，装备都是世界第一；中国只有陆军，装备极其落后。北极熊给点武器援助吧，还要记账，还在大饥荒的时候讨要，帮助中国饿死人。 一旦开战，制海权和制空权将牢牢掌控在美国人的手中。他们可以从海陆空立体进攻我方单一的陆军。即使拿陆军对比，双方装备的差距巨大。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美军一个师配备 1500 门大 炮，志愿军是 36 门。 在抗日战争时代，日本用陆军和少量空军就把国军赶得到处跑。此时的美军装备远胜日军，空军远胜日军。朝鲜的地形狭长，不利于志愿军的大范围穿插运动。而且三面环水，美国海军可以行动自如。在敌人的海空优势下，志愿军的后勤将严重跟不上。 鉴于这个情况，中共高层领导，包括军方都反对出兵，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林彪。林彪一辈子都在紧跟毛泽东，但是在朝鲜出兵的问题上，林彪做出了一辈子第二严重违背违逆（最严重那次当然是九一三事件）毛泽东意愿的决定。 现实主义者反对出兵，无非是想修生养息图谋发展，要发展需要和平的环境，和平需要安全， 但是安全是不存在的。 如果不参战，美国人陈兵朝鲜半岛，随时可以发动战争。 就算美国人没有直接发动战争，也可以把蒋介石直接运到东北。 就算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共军主力也将被牵制在东北，蒋也可以威胁南方。既然要打，晚打不如早打，在自家打不如在人家打。 这就是毛泽东所谓的，“不打弊端很大，打利益极大”。 毛泽东以其梦幻般的魄力，决定出兵朝鲜。正是因为毛泽东这次力排众议出兵朝鲜，胜利之后， 毛泽东的威望再一次质的飞跃。正是这一次飞跃，让毛的威望达到了顶点，迈入神坛。从此以后， 很少有人敢反驳他，敢反驳他的人都受到了残酷打击。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莫不如此。 现代人回忆起毛泽东晚年搞文革，以为毛从来就是一呼百应，以为那个时代人容易忽悠，那是很肤浅的观点。毛的威望是在一次次胜利中积累起来的，是在长征、抗日、内战、朝鲜战争中积累起来的，后面将有专门篇章分析。朝鲜战争的胜利，再一次证明了伟大的毛主席战无不胜，所以后来毛搞大跃进大家都说“好”，毛搞文革，大家也说“好”。 ——悲剧就这么来了。悲剧之所以可悲，只因为其剧情建立在高尚的信念之上，并以极大的热情坚定实施之。 三、选帅 决策之后另一个问题就来了——谁挂帅？ 经历国共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一系列战争之后，共军迎来最高级别的战争，将帅也迎来了最高级别的考验。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败了，新中国将举步维艰。 主帅就成了一个众人瞩目的位置。身系天下之安危，在战场上定鼎乾坤是一个统帅的最高荣誉。但荣誉也意味着热芋梗，稍有差错，一世功名都将付与流水。 这是一个巨大的赌局，筹码是国家安危和个人荣耀。赢或者输，都将对历史产生影响。世上再也找不到档次更高的赌局了。 这样一场生死攸关的大战，当然要选择最合适的将领。 当时中国还没有正规军衔制，将军有很多，红军时代、八路军时代、解放军时代，各个时期的杰出将领很多。仔细考察一下，其实候选人并不多。除了解放军时代，共军还没有参加过大规模战争。 评定十大元帅，一半是军事战绩，另一半是用于政治平衡的资历。元帅当中，比较纯粹的军人只有彭德怀、林彪、刘伯承、徐向前几个人而已，像罗帅和叶帅，与其说军人不如说是政治家。但你不能说他们不够资格当元帅。比方说贺帅，在解放战争中表现并不突出，就凭南昌起义总指挥和红二方面军旗帜的身份就必须是元帅。 朝鲜战场是另外一种情况，一切以军事行动为主导。所有的政治路线、意识形态、是非恩怨都将靠边站，只有赢得胜利，所有一切才有意义。 否则，都是空谈。 作为志愿军统帅，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胆略、机变、冷静。一流统帅，必须具备一流的胆略，超人一等的机变能力，无与伦比的沉着冷静，如同狮子一样强悍，豹子一般迅捷，狐狸一般狡猾。 同时符合韩信的自我评价：将兵多多益善。 （一）林彪和粟裕 共军战史上，级别和朝鲜战争最为接近的是解放战争。 解放战争中，战功最大、打得最好的也就是林彪和粟裕。 决定性的三大战役，林彪直接负责了辽沈和平津，淮海战役的实际指挥者是粟裕。 林彪还是粟裕？这是个问题。 林彪和粟裕基本上是同一类人，同是身材矮小，同是面颊削瘦而双面有神，同是沉默寡言，同是对战场之外的事没兴趣，同是能对着地图坐很久，同是算无遗策，同是深得毛泽东信任，同是…… 太多同是了，他们太相似了。选谁呢？毛泽东在琢磨。 这么看来，还真不好选。最后毛泽东选择粟裕挂帅。 然而林彪和粟裕究竟不是同一个人，尽管很相似。这种不同表现在战术指挥风格上。 前文已经分析过，粟裕没上过军校，是完全从实际战争中摸爬滚打出来的名将，和刘伯承那种偏重于理论型的统帅恰好互补。林彪毕业于黄埔军校，战争实践不低于粟裕，介于刘伯承和粟裕之间，理应更为合适。然而实际并不是这样的，是由指挥风格决定的。 （二）林彪的风格 用一个字形容林彪的指挥风格，那便是——稳。多说点，稳而细腻。 林彪用兵，稳中求变，暗藏杀机。等林彪把战局布毕，战场拉开，对方基本上只能听天由命了。因为林彪太稳定了。 在排兵布阵和临机应变这两项上，他和粟裕领先其他人至少半个身位。 但是，林彪的稳中求胜有一个前提，就是让他看到优势才行。看不到优势，他很难下决心。 纵观林彪一生，平型关战役，一场伏击战，而且规模不大，轰动效应很大，实际战果并不大， 并没有给鬼子造成实质性杀伤。 林彪一生最为得意之作应该是辽沈战役。打赢辽沈战役，中共彻底站稳了脚跟。就算关内一败涂地，共产党尚有东三省，足以图谋未来，足以上演一出清灭明的好戏。辽沈战役最关键的部分是打锦州。恰恰是打锦州，反映了林彪的谨慎。 摊开地图就知道，锦州地处咽喉要道，是连接关内外的一扇大门。当年努尔哈赤和他的子孙们， 跟大明在此反复纠缠。以林彪的军事素养，不可能不知道锦州的重要性，但是就是下不了决心，即使老领导毛泽东一直在催促，打吧；即使副手罗荣桓也在催促，打吧，林彪还是不明所以。原因无他，风险大一点而已。 将军一句话，关联成千上万人之生死，甚至关系到一个党派乃至国家的前途，谨慎是必须的。鲁莽之人永远成不了名将。然而在节骨眼（打锦州）上由于过多似乎…… （三）粟裕风格——奇奇，而诡异。 中共将领之中，粟裕用兵最为诡异，孙膑之后，难得一见的诡异风格。孙膑的诡异，源于对兵法理解以及个人遭遇；粟裕之诡异，完全来自战场的磨砺。 对手之中，对粟裕的评价都是——你永远不知道他在什么时候出现。 粟裕是难以预测的。而且粟裕必须是难以预测的。如果粟裕能够预测，他也成不了粟裕，早已死过很多次。粟裕指挥的战役之中，最重要、影响最大的当然是淮海战役。最能体现粟裕战术风格的则是在孟良崮。 当时国军全面进攻刚刚失灵，改变战术搞重点进攻，进攻山东的国军四十多万，其中以新编七十四师和第五军为进攻主力。新编七十四师一共三万人，全美式装备，抗日战争中历经战火洗礼， 战斗力很强。该师曾和一个美军师搞两次军演，两次都战而胜之，可见战斗力之强悍。 粟裕当时带领十五万华东野战军和国军周旋。经过一系列试探、交手之后大家都玩猫腻。当时国军的策略很简单，就是抓住共军决战，共军的战术则是寻找机会歼敌一部。 七十四师战斗力超强，三万人全是老兵，久经沙场，作为尖刀部队，所以离开两翼深入比较多一点。粟裕发现这个情况，好几次都想下手，一直没机会。因为七十四师相当于一个小型机械化军， 前身就是七十四军，武器装备远远强于共军。要歼灭它谈何容易！ 七十四师之所以在孟良崮被包围，也有师长张灵甫一份“功劳”，骄横强悍的张灵甫已经厌倦了和共军捉迷藏，直接把部队开上孟良崮，和共军开打。张灵甫的盘算是，如果是小股共军，根本不在话下，如果是共军主力，正好吸引过来，来个中心开花，就像名将薛岳在湖南打鬼子那样，毕其功于一役，不战则已，战就干一票大的，消灭华野主力给校长看看。 于是出现这样的情况，粟裕带着十五万华东野战军主力，意料之外却又情理之中的把七十四军包围在孟良崮，华东野战军也暴露在四十万国军虎口之中。这个时候，粟裕的十五万人被夹在中间， 一方面要拼死阻击外围大军，一方面又要迅速消灭掉七十四军，稍有闪失将全军覆没！如果粟裕战败，整个华东野战军将毁于一旦，山东将全部落入国民党手中，未来的淮海战役就无从谈起。 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国军八十三师离孟良崮仅仅五公里，也就是一个山头的距离，硬是没插进来。 如果双方军人的战斗力对等，华东野战军将凶多吉少，粟裕也将从此埋没于历史的烟尘之中。众所周知，国民党军内派系林立，派系之间存在丝丝缝隙。粟裕就利用这些缝隙，通过高超的指挥 才能，硬生生虎口拔牙，消灭了七十四军却又全身而退，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此战之后连远在延安一向胃口很大的毛泽东都感叹，此战两个人没想到：一个是他老蒋，另一个是我老毛。参与指挥的陈毅则感慨；将来一定不让儿子带兵，这不是人干的活！ 此战过后，国军优势消耗殆尽，国共双方呈现均势，为接下来的决战拉开序幕。关于林彪和粟裕的指挥风格，林彪本人有过精彩描述。 林彪曾这么对部下说：“南昌起义之后，从南征路上开始，及至井冈山时期，就数我们两个打得好。后来，由于经历不同，而形成了不同风格。我因为长期以来，肩负保卫党中央的重任，又是毛主席直接指挥的主力，我的担子很重，打仗较为慎重。一般情况下，有了七成把握才打，只有五六成把握，风险太大，不能打，等到有了八九成把握，又会失去战机，无仗可打！而粟裕同志呢， 长期远离中央，长期孤军作战，一般情况都是在敌人包围的态势下打的仗，不冒险就无法生存，养成了他敢于冒险的特点。” 到朝鲜战场上，志愿军面对的仍然是装备精良、战斗力强悍的美军。兵法云，正奇相克，正则奇之，奇则正之。 毛希望粟裕能像消灭七十四师那样消灭美国几个整编师。所以毛点了粟裕的将。 粟裕当时正在酝酿解放台湾，接到任务后病倒了，毛泽东等了他几个月，病情依然不见好转。粟裕的病，也成了世人眼中一桩悬案。 对于粟大将军的病情，很多人表示怀疑，怀疑他装病，不敢去。为啥早不病晚不病，偏偏这个时候病了？怀疑这样一位久经沙场的将军是可耻的。说句诛心的话，即使粟裕大将军病情没那么严重，也不应该受指责，看在他为新中国立下的战功的份上。那些指责粟将军的人，请问你们为国家做了多少贡献？ （四）其他候选人 第二个候选人当然是林彪。林彪长期在东北征战。东北和朝鲜之间仅仅一江之隔，地形气候都比较近似。志愿军以四野为主力。怎么看林彪都合适。然而林彪不主张出兵。当时大部分人都不主张出兵，理由无非是双方差距太大，这是一个相当务实的看法。而且林彪比较倔强，意念一旦形成， 任谁也改变不了。 后来有人攻击林彪胆小怯战。纯属瞎扯淡！林帅一身出生入死，何曾怕过？ 兵者，凶器也。 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用的。越是久经沙场的统帅，越是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一次战争的失败， 不仅仅是“将军百战声名裂”，还可能影响一个国家的命运。 林彪的顾虑也不是没有道理。另外根据上文的分析，林彪的性格和指挥风格根本就不适合带志愿军。因为林彪一生求稳，到朝鲜能稳赢么？武器装备上，没法比。后勤补给上，没法比；两国财力上，还是没法比；甚至在道义上，人家旗号可是联合国。 仔细分析之后，林彪坚决拒绝出兵，哪怕毛泽东一再暗示，等他一个月。逼得毛一气之下把林彪冷藏了好几年，要不是后来出于斗争的需要，还不知何年何月能复起。 还有谁？ 按照流行的观点，除了林彪和粟裕之外，还有一帮人可以指挥。比如说刘伯承。作为开国元帅， 刘伯承的军事能力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很遗憾，刘伯承不适合去朝鲜。 原因有几个，一个是他本人建国之后退出军队专心于教育，但这根本就不是原因，可以穿上军装嘛，没啥不可以的。彭德怀去朝鲜之前，也在西北搞建设，一心开发大西北呢。 第二个原因是刘伯承更适合搞理论研究，比如在建军问题上，刘伯承有巨大优势。刘伯承有深厚的学养。这也不算大问题。 在刘伯承和粟裕的风格中，已经阐述过，刘伯承的骨子里是一个正规战现代战争专家。正规现代战争拼的是装备和后勤，恰恰是志愿军拼不起的地方。 选帅的真正标准还是看将军在战场上的表现。刘伯承在抗战中表现还不错，但那是小规模游击战。在解放战争中，直接指挥的第二野战军和三野、四野没法比，整个淮海，只起到一个辅助性作用。后期在西南消灭不少敌人，那是残敌，只具备参考价值。 另外一个选择是徐向前。在徐向前的军事生涯中，虽有西征惨败这样的污点，但是徐的军事水平还是相当高的。当年中央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中央军仅有两万衣衫褴褛疲惫之人，红四方面军却有八万人马，显得兵强马壮。因此才有后来张国焘逼宫中央的故事。之所以如此，皆因红四方面军的统帅叫徐向前。此后徐向前一直被毛冷藏，一直藏到解放战争后期才放出来，到山西给阎锡山折腾不清。可惜徐向前是不可能挂帅的，一是毛对他一直敬而远之，二是他本人身体也不怎么样。 其它老资格，如贺龙，在解放战争基本没表现，聂荣臻、罗荣桓、陈毅、叶剑英等人，不用毛鉴别，即使是平凡如我辈也知道他们不适合挂帅。 （五）最后一个选项 还有人吗？还有一个，那就是彭德怀。 现在很多说书先生认为，毛之所以要用彭德怀挂帅，主要是用“西北王”统领“东北王”的部 队，既把彭德怀从西北调开，又把林彪从东北拿开，属于新时代的“杯酒释兵权”！瞎扯！还真把美帝当纸老虎了！那是毛老人家自己的宣传攻势，如果轻视美帝，毛根本不用在床上躺一个月下不了决心，根本不用等待粟裕，直接让彭出兵得了。 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区别就是，毛泽东驾驭下面一帮人，关键时候可以让他们团结一致，蒋介石就不能。换成蒋介石，林彪即使反战也得挂帅，理由是他和林彪关系最近。就像淮海战役，有薛岳不用，用刘大将军，因为刘大将军虽然热衷贪污玩女人，看起来却忠心。 中共军内，敢于当面顶撞毛泽东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林彪，在朝鲜出兵问题上，他是反对派； 另一个就是彭。他是志愿军统帅最后一个合适人选。 当没有人可以选择时，毛泽东又想起那个冷傲刚毅的彭大将军。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毛泽东到延安时写的那首诗，后两句看起来更像为抗美援朝准备的。 在政治局和军委大部分出于现实考虑反对出兵的情况下，在未有思想准备的境况下，彭德怀同意毛泽东的出兵意图，理由？当然是从战略角度出发。 彭德怀在上井冈山之前就是前线指挥官，也是毛在军事上最重要的臂膀。抗日战争中和毛有分歧，以至于解放战争初期被闲置。战场上生出的矛盾，只有在战场上才能消除。好吧，在朝鲜，共同面临一个强大的敌人，这是一个契机。 这里谈谈彭德怀的指挥风格，也就一个字——刚。大气，大巧不工。 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猛将梁兴初指挥三十八军在熙川稍微犹豫一下，放跑了南朝鲜两个团， 回去开总结大会。 彭德怀盯着梁兴初吼道：“38 军梁兴初到了没有?”然后直接开骂，“我问你，你 38 军为什么慢慢腾腾，我让你往熙川插，你为什么不插下去？你是怎么搞的?”没等梁兴初回答，继续开火： “人家都说你是一员虎将，我彭德怀没领教过，什么虎将，我看是鼠将！老鼠的鼠！老子让你们打熙川，你说熙川有‘黑人团’，一个‘黑人团’就把你给吓住了？这分明是临战怯阵，哪里是抗美援朝？！” 副司令邓华见势，忙解围道：“38 军还是主力嘛，来日方长，这一仗没打好，下一仗一定要打好，一定要重振军威！”彭德怀立刻打断邓华：“什么主力，主力个鸟！” 梁兴初什么人啊？从小兵一直爬到军长的位置，死人堆里一路走来，都是哪里难打，打哪里， 哪里有困难，就往哪里上，二十年来，大小百战，从不当孬种。一辈子听到的都是表扬表扬再表扬， 即使是老领导林彪，也没有这么骂过自己。太伤自尊了，太伤自尊了，自尊心驱使下就回顶了一句， “不要骂娘嘛。” “不要骂？老子就要骂！”彭德怀盛怒，“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的娘！”还嫌不过瘾，继续发飙，“你 38 军一再拖延时间，没有歼灭熙川之敌，这是延误军机，按律当斩！老子别的本事没有，斩马谡的本事还是有的！”够狠，快说绝了！ 还能找到更粗鲁的人吗？难！但是在一流统帅里，这种人并不罕见。 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彭德怀是粗人一个。如果这么想，只能说明你被那种故事蒙蔽了。三十八军是什么样的军队，梁兴初是啥人，八路军副总司令、解放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会不知道？别逗了！ 彭这是在激将！看三国演义都知道，每次战斗之前，诸葛亮都要激将，五虎上将均被激过，随后张飞、关羽都像打了鸡血一样去杀敌。但激将有很多种方式，可以像诸葛亮那样遥遥扇子，也可以像彭德怀这样骂人。像梁兴初这种猛人必须刺激他。 如果彭真的如表面看起来那般粗野，应该是把梁兴初骂一顿，然后晾在一边。实际上呢，骂过之后立刻布置任务，第二次战役中最重要的任务分配给梁兴初的三十八军。结果梁兴初指挥的三十八军打出了抗美援朝中最为漂亮的一战，歼灭敌人占总歼敌量三分之一。彭德怀立马发电嘉奖，电文最后：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第 38 军万岁！梁兴初看了，差点流下英雄泪。 这种指挥风格，林彪那里不会有，粟裕那里更不会有，相当有效，不是吗？ 对梁兴初这种猛人，奖励和表扬都习惯了，必须狠狠地刺激才能激发出潜能来；即使表扬，也需要与众不同。这就是彭德怀的刚猛之风。 如果说林彪用兵像狐狸一样狡猾，粟裕用兵如豹子一样敏捷，那么彭德怀统兵就像狮子一样强悍。 彭德怀一生身经百战，吃过败仗，有些战斗打得很漂亮，真正让他名垂青史的则是两次对外战争，一次是抗战时期对日本的百团大战，另一次是抗美援朝。彭德怀这个人缺点不少，粗鲁、爱骂人，但是在对外战争史上，他将成为中华民族永远的英雄。 在朝鲜，彭的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在难以弥补的装备面前，在异国他乡，彭率领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志愿军同胞，以满腔热血、盖世豪情穿插迂回在天寒地冻的朝鲜山区。 林彪的稳，传达出军人的冷静。粟裕的奇，代表了军人的机变。 彭德怀的刚，象征着军人的胆量，可以说共军的军胆就是彭德怀。 冷静、机变、胆量，是所有军人需要必须具备的三个特征。优秀的将领，必然具备这三个特征。没有胆量的军人根本不算军人，只是懦夫；空有胆量的军人只是莽夫，战场上如果不通机变，只能是活靶子。 林、粟、彭三人都是第一流的统帅，具备一般人不具备的素质。之所以做这样一个区分，只因为林彪把冷静发挥到极致，粟裕在机变方面无人能敌，彭德怀的胆量则是无与伦比的。 以沉稳为主的林彪反对出兵。 以机变见长的粟裕没能去成。 最后以刚猛见长的彭德怀挂帅。 一番阴差阳错之下，共和国征战史上最闪亮的那颗明珠归了彭德怀。时至今日，历史仍然记得， 新中国经历过最高规格的战争是在朝鲜，统帅——彭德怀。 三百年前李如松带领大明军队越过鸭绿江，帮助朝鲜解决日本；三百年后，彭德怀带着解放军再次越过鸭绿江，对手换成是美国人。三百年前，因为抗日援朝，日薄西山的大明帝国加速衰落； 三百年后，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会如何呢？ 下面来看一看彭德怀的对手——麦克阿瑟将军。 四、彭德怀的对手——骄傲的麦克阿瑟 经大批现代版路边社专家的分析，说当年要不是抗美援朝，台湾问题早解决了，好像只要中国不参战，美国就会把台湾返还中国。怎么说呢？只能说现代专家们的视野太宽广了。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号这天，年轻、鲁莽、雄心勃勃的金日成同志冲过三八线找李承晚拼命，两天之后，第七舰队就开进台湾海峡帮助老蒋搞防守，实际军事介入国共内务。指望北美野牛发善心？真当他是山姆大叔了，人家可不是搞慈善起家的。 国与国之间打交道终究要靠实力说话，军事、经济、或者政治，都是手段，本质是实力。正如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一直向日本提供废铁和石油等战略物资。国民政府一直寄希望于美国，游说乃至哀求，能用的手段都用了，依然没有结果。 战争来了，只能去面对，任何理由去回避只能是扯淡。至于能不能搞定，那是个人能力问题。一切是非对错在失败面前没有任何意义，唯有胜利了才可以回头讨论值不值得。 在当时以意识形态为界线的背景下，美国人眼睛盯着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的朝鲜和共产主义的中国都一个样。当美国人需要插手朝鲜，同时必然插手中国。中共高层也是这个意思。尽管如此，战功赫赫的麦克阿瑟同志依然坚信中国人不会出兵，尽管他对共军并不理解。 关于共军，麦帅的脑袋里有这样一套方程式代换：几年之前共军还被国军追得到处跑，一直跑到荒无人烟地方；几年之前的国军，被鬼子追得到处跑；几年之前的鬼子被美国大兵给揍得屁滚尿流；结论，所以说共军不是美军对手。为了解释，按照麦这个逻辑，以足球比赛为例，曼联给阿森纳来个 8:2，曼城 6:1 搞定曼联，那么按照这种代换曼城碰到阿森纳比分将是 14:3，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虽然前几年，共军打残了国军，麦帅依然不了解共军，不了解共军的战术。在他那堆满荣誉勋章的脑袋里，国军失败了只因为腐败无能，共军是万万不敢和美军对抗的。特别是仁川登陆成功， 拿下平壤之后，麦帅更加坚信，共军即使要出兵也错过了最佳时机。整个朝鲜半岛已经化成另一种荣誉装入了麦帅的脑海，所以才有那篇奇怪的玩笑（圣诞节前结束战斗）。从麦克阿瑟角度看，那个宣言并不奇怪，那是自信，且兼具新闻轰动效应。 战后出于宣传需要，把麦克阿瑟描绘成一个愚蠢的自大狂，或许他是自大狂，但绝不愚蠢。不尊重敌人相当于不尊重自己。有谁听说过彭德怀说麦克阿瑟愚蠢？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五星上将军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历任美国远东军司令，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军司令；战后出任驻日盟军最高司令和“联合国军”总司令等职。 职业：打仗。 爱好：打仗。 性格，坚硬狡诈。 如果麦克阿瑟的圣诞节之前结束战争的玩笑成真，杜鲁门总统的继任者或许就不是艾森豪威尔，而是麦克阿瑟。这种情况之所以没有出现，只因为圣诞节之前一个月，一九五零年十月十九号志愿军出兵了。而此时的麦克阿瑟正在飞往平壤的途中，正在做着美梦。伟大的麦帅，好好享受这几天吧，美梦马上就要破碎了。 中国卷入朝鲜战争，怪谁呢？要不是金日成太过自信，没有挑起战争就不会有事。如果没有美国出兵，金日成很快就会搞定李承晚。如果麦克阿瑟稍微谨慎一点，中国就不用出兵。一切的一切， 太多如果，而历史不允许如果。 志愿军通过极其隐蔽的方式进入朝鲜，六天之后和联合国军相遇。这是一场遭遇战。志愿军本来打算伏击冒进的联合国军，但是联合国军推进的速度太快了，志愿军没有到达预定地点。此次争锋志愿军占有明显优势。联合国军根本没想到会碰到自愿军，一直轻敌冒进。志愿军则充分了解联合国军，出其不意攻其无备。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英明傲慢的麦克阿瑟教导大家，中共是不会出兵的，咱们先把坦克开到鸭绿江边，回家过节再说。 因为初次相遇，志愿军虽然占据优势，但战果并不特别辉煌——歼灭一万多。虽然打击了联合国军，并没打疼。正是因为没打疼，麦克阿瑟继续骄傲下去，继续教导联合国军，中共只是象征性出兵，你们尽管朝鸭绿江去吧。 麦克阿瑟这个人的一生极其辉煌，战场上的麦克阿瑟是一头狼，猎捕过无数荣耀。但是透过这些荣耀的表面，可以找到一个很大的遗憾——贵为五星上将、美军标志性人物的麦克阿瑟从没有在大陆上指挥过大规模陆军作战的经历！ 第一次世界大战麦帅没有得到什么机会，之后就来到了远东。二战之初，日军反攻，菲律宾没守住。战略反攻之时，是麦的人生顶点。他创造性使用蛙跳战术，形成著名的麦式作战模式：通过绝对的海军优势，把东南亚日军分割在一个个孤立的岛屿上，然后再通过绝对优势的空中力量狂轰烂炸，最后再用陆军清扫战场。三军配合使用，在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交替进攻，粉碎所有顽敌。然而那都不是纯粹的大陆战争。 陆地战争完全是另外一种战争。在海面上，是一个平面，战争胜负取决于装备，自然环境限制不大，所以装备更为强大的美国海军很快打残了日本海军。陆地则是另外一回事，有数不尽的高山和沟壑，有时候一个山头就能死死挡住一个装甲师，一个航道就能抵挡空军的狂轰滥炸。 在麦克阿瑟的经验中，所谓战争，就是双方摆开阵型，空军对空军，海军对空军，陆军对空军， 首先拼的是装备、工业基础和黄金白银，然后才是战略战术。他一直不愿意了解共军，只因为在这种思维体系下共军没必要了解：海军没有，空军约等于零，至于陆军，除了人多也没啥好讲的。 不是轻敌，只因为敌人没有让我重视的理由。 关于共军在长期战争中实践出来的迂回穿插、集中一点搞歼灭战的进攻方式，麦克阿瑟不知道。关于彭德怀，麦克阿瑟不知道，也没有知道兴趣。 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恰好相反，一生都在陆地作战，并且一直在装备落后的情况下统帅陆军， 一直在穿插、迂回、伏击。两人虽然是对手，但从来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从后来的一系列误判来看，直到最后，麦克阿瑟仍然不了解、不习惯陆地上大规模陆军交战， 这或许是他光辉一生中的一次败笔。纵观麦帅一生，可以下这样一个结论：麦克阿瑟虽然是美国陆军统帅，但从来不懂陆地战争，特别是山地战争。 朝鲜半岛，山峦起伏。 麦克阿瑟命令联合国军继续前进，把联合国军推入深渊，同时把自己淘汰出局。第二次战役结束，麦克阿瑟开始惊呼，说对手极其强硬，全然忘了之前的诺言。然而他再也没有机会了，随着第八集团军司令的牺牲，麦克阿瑟在广播里听到自己被解职的消息。赫赫有名的麦克阿瑟将军从此成为一个退役老兵，慢慢淹没于历史尘埃中。他的名言——老兵不死，老兵只会慢慢隐退——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丝记忆。 继任者李奇微是一个更实际的角色，发挥自身的钢铁优势拯救联军于即倒，稳定了战局，战争进入僵持阶段，但也仅此而已，没有办法再前进了。李奇微之所以取得了比麦克阿瑟更好的成绩， 并不是因为他比麦克阿瑟优秀，而是比麦克阿瑟更走运。 麦克阿瑟指挥时，以美军为主的联军在鸭绿江畔和志愿军交锋，而且是遭遇战，美军对志愿军估计不足，吃亏难免。最重要的是有整个中国在背后作依托，战略物资和兵员都能较快投入战场。李奇微上任，志愿军后方补给线已经拉得很长，没有空中掩护。李奇微仅仅用空军轰炸志愿军的战略运输线就能取得很不错的成绩。 战略上讲，李奇微并没取得胜利，却打开了个人前途的上升通道。这位十八集团军的替补，很快晋升为上将，联合国军总司令，远东美军总司令，北约最高指挥官，上升速度堪比火箭升空。 至于最后一任克拉克将军，我们只记得这样一句话：我是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谈判文件上签字的美军将领。 五、战争果实 抛开那些打酱油的国家，真正参战国只有四个：中国、美国、南朝鲜、北朝鲜。 冲动好战的金日成没能统一朝鲜半岛，徒然在遭到巨大创伤后安分下来，回到三八线以北搞独裁，闲着没事对三八线以南喊点话。 顽固好战的李承晚也没能实现梦想，即使不在停战协议上签字，也必须安安分分守在三八线以南搞独裁，闲着没事对三八线以北喊点话。 说到朝鲜战争，就不能不提日本人。正是因为朝鲜战争，日本人不但发了战争财，还得到重新武装的机会，也是胜利者。战后日本崛起，直接得益于朝鲜战争。 至于美国人，可以说胜利了，毕竟挽救了李承晚，但是美国人好像故意把朝鲜战争给忘了。同样失败的越南战争，美国人对此的电影、电视、书籍层出不穷，但对朝鲜战争鲜有提及。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两场战争完全不一样。 在朝鲜半岛，美军占尽优势，拥有绝对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拥有绝对优势的火力和装备，而且打着联合国大旗占据道德制高点，在仁川登陆成功，直接开到鸭绿江边的情况下退守三八线，没有任何借口可言。从野外运动战退守，到阵地绞杀战中无力突破，都没有借口。虽然很伤、很疼，因为没有借口，所以不提。 越南战争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朝鲜战争的阴影，担心中国或苏联参战，不准许美军越过 17 度线对北越的目标和基地进行有效的军事攻击。轰炸那些地方的决定权竟然不在前线指挥官之手，而是由后方的白宫和国防部决定。没有后方命令，即使看见北越战斗机即将升空也不得轰炸。因为政治强烈干预，才打成一场烂仗，所以几乎所有的文艺作品中都在描述军人英勇和政治家的愚昧。 中国人是惨痛的胜利者。从鸭绿江边到三八线，在东北形成一个有效的战略缓冲地带，这是有形的战略上的胜利。无形的胜利是，中国实现了真正的国家自立，弥补了抗日战争中军事软弱的局面，彻底扭转了一百多年来外战不胜的尴尬。如果没有在朝鲜半岛和美国的较量，后来中苏交恶那会，苏联人说不定已经开进中国打中苏大战了，还有之后的越南战场，美国还是会开到中国边境。在那个两极世界里，倒向苏联，就要跟美国人打一仗；不当苏联附庸国就要跟苏联打一仗。 总之，必有一战。 一个新兴国家，没有战争就没法立足。古往今来，没有例外过。世界就是这样，想要立足，亮出拳头先。 国家就像是野兽，国与国之间就如同野兽生活在原始丛林里，遵循丛林法则。民主也好、自由也罢、甚至独裁，都要有实力做底气。野兽之间无时无刻不在较量，要么是军事，要么是经济，要么是政治，要么两项，要么都是。从来没有消停过。 然而胜利的代价极其昂贵。最显著的代价便是几十万年轻的生命葬送在异国他乡，间接损失是经济上的，国内就不说了，但是从苏联买的那些武器，到六零年赫鲁晓夫逼债让中国多饿死多少人？ 最为惨重的代价是从此被半个世界孤立自裁，自己关起门来搞运动。 这一切和本文的关系不大，之所以介绍这些，不过是为了分析战后的国内形势做一个铺垫。中国本来无意卷入战争，但是进入战争后爆发出惊人的能量，为何？ 先看一看国人在战争中爆发的能量吧，看看那些伟大的男人们。 六、伟大的男人们 （一）英雄龙世昌 龙世昌，苗族农民，生于一九二八年，贵州松涛人，一九五二年上甘岭战役打响时，年仅二十四岁，和黄继光同属一个部队，和黄继光干了同样的事。 上甘岭之上，血肉横飞，志愿军突破，敌人火力压制，龙世昌所在的爆破小组前去爆破。在组长田景全的掩护下，龙世昌和杨胜初一左一右向敌人地堡隐蔽前进。随后同伴杨胜初中弹，龙世昌利用敌人死体摧毁一个地堡，然后又利用地形摧毁另一个地堡。途中左手臂被子弹击中，两处负伤伏倒在地。 田景全迅速爬到他身边，说：“世昌，你负伤了，快来掩护，我去炸掉它”。 龙世昌说：“组长，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轻伤不下火线，还是我去!”这时田景全想起龙世昌战前立下的誓言：至少要打掉敌人四个地堡，一个为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打，一个为朝鲜人民打，再一个为苗族争光，还有一个为刘兴文报仇。 龙世昌沿着地堡边缘，向敌人机枪射击口爬着靠近。到了火力射口下，他毅然拉开爆破筒引火线，将爆破筒从射口塞进地堡。他刚要松手，狡猾的敌人竟将爆破筒推了出来。龙世昌眼明手快， 立即将爆破筒抓住，又塞了进去，敌人又拼命地推出来。爆破筒“吱吱”冒着兰色火焰，即将爆炸。就在这一瞬间，龙世昌不顾一切地将身体扑向地堡机枪射口，双手牢牢握住爆破筒，用胸膛紧紧地抵住爆破筒的顶端！ 一声巨响，地堡被炸塌了。龙世昌尸骨无存。 龙世昌是一个朴素的人，百姓的儿子，少数民族百姓的儿子，只有最朴素的信念，在最朴素信念的支持下反击。 之后就是志愿军反击。此次反击战的另一个阵地，黄继光用胸口堵住了机枪眼。黄继光拿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机枪眼，却没有流出鲜血，因为之前的伤口已经把鲜血流尽。 好男儿顶天立地，走上战场，绝不容敌人猖狂。 （二）英雄杨根思 杨根思，生于一九二二年，曾当过要饭花子，一九五零年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爆发时二十八岁， 时任连长，属于基层指战员。第二次战役，杨根思连长奉命带一个排扼守一个名叫小高领的小山头。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九号，美军王牌陆战第一师向小高岭进攻，猛烈的炮火将大部分工事摧毁，他带领全排迅速抢修工事，做好战斗准备。因为武器限制，只能等敌人靠近了再打。待美军靠 近到只有 30 米时，带领全排突然射击，打退美军的第一次进攻。美军组织 2 个连的兵力，在 8 辆坦克的掩护下再次发起进攻，杨根思指挥战士奋勇冲入敌群，用刺刀、枪托、铁锨展开拼杀。激战中，又一批美军涌上山顶，他亲率第 7 班和第 9 班正面抗击，指挥第 8 班从山腰插向敌后，再次将美军击退。 如此反反复复，看着敌人和战友倒下。美军每一次撤退之后，都会利用空中和地面炮火对小高岭实施狂轰滥炸，随后发起冲锋。而杨根思只有一个排的人，对付坦克的办法只能是把手榴弹捆在一起。 如此悍不畏死，如此绝不后退，如此捍卫一种荣耀和信念！ 等到第八次冲击后，全排只剩下两名伤员，所有的弹药全打光了。增援部队尚在途中，敌人又要冲上来了。 负了伤的杨根思平静地把最后一个炸药包放在自己跟前，又平静地对那两个伤员说：“你们下去，把重机枪带下去，不能留给美国鬼子。” “连长，你……”伤员们不想扔下自己的连长。“这是命令！”杨根思斩钉截铁。 “是！”伤员哽咽着给杨根思行了个庄重的军礼，拖着重机枪爬下了阵地。当投完手榴弹，射出最后一颗子弹，敌人再次冲上来。杨根思站起来一把拉着了导火索，导火索哧哧地冒着烟，杨根思大步向敌人走去，和敌人同归于尽。 指挥官如杨根思，已经做到了极致，无愧天地！所谓荣耀和功勋，都是身后事，好男儿战死沙场，当不辜负大好头颅和满腔热血。 整个朝鲜战场后期，最具象征意义的就是上甘岭了。上甘岭，流血之地。 上甘岭之上，岩石酥松两米之后，血肉之躯还在。最为激烈的时候，一秒钟可以落六发炮弹 在十几米到几十米深的巷道中，没有水喝，战士们就以同志们的尿液解渴。但严重缺水的人体所产生的尿液又少又骚，大家摸索出一些方法减轻异味：像用毛巾包住掺上牙膏的泥土来过滤尿液等。可不久连尿液也越来越少了。 巷道没有医务人员和药品，伤员为了不影响士气，咬牙躺在那里，一声不吭。忍不住了就把被 单放在嘴里。有人直到死时嘴里还咬着被单。 这样的环境下，涌现出龙世昌，黄继光那样的悲情英雄，也有超级英雄如胡修道。 （三）英雄胡修道 胡修道，生于一九三二年，上甘岭战役时年仅二十岁。他和班长及另一名新战士负责坚守 597.9 高地 3 号阵地，经一天激战，共打退敌军 40 余次进攻，歼敌 280 余人，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奇迹，只能是奇迹，必须是奇迹。 （四）秦基伟 秦基伟（1914.11—1997 02.02） 秦基伟，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历任云南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副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 北京军区司令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等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共产党第十一至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常委。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和三十八军军长梁兴初一样，秦基伟也是年轻时代闹革命，从死人堆爬出来的，但和梁兴初指挥的三十八军不一样，秦基伟指挥的十五军在此之前并不是特别牛叉的队伍，在国内战争一直处于辅助性的角色，能在上甘岭震惊世界，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此时苏联援助到位，十五军能有比较强劲的炮火反击。虽然火力远不如对手，通过集中、巧妙使用已经可以造成大规模杀伤，百分之七十的敌人死于炮火之下。试想长津湖畔宋时轮第九军团如果有这样的火力，美陆战第一师将插翅难飞。 十五军军长秦基伟是另外一个原因。 秦基伟有一个特色——会玩，能玩的都玩了。当秦基伟同志还是在红军时代，就经常玩命，赢得“秦大刀”的美名。当支队长时玩迫击炮，当时迫击炮可是个宝贝，一个支队也没几个，支队长当然要好好研究，研究好了才能把好钢用在刀刃上，打好仗。打好仗才能升官。升为分区司令（和现在的分区司令不一样）后，宝贝变成照相机；升为纵队司令玩汽车；纵队改编为军后，军长秦基伟玩无线电；到了上甘岭，秦基伟再次改玩意——玩“喀秋莎”，也就是火箭炮。 这一路玩过来，简直就是一部我军发展史，一个高级指挥员应该具备的素质全部具备了。所以周恩来才评价秦基伟：“是文化人中的没文化人，没文化人中的文化人。” 既没有拉关系也没有走后门，了解各个级别的指挥官，再也找不到更合适的指战员了，不是吗？ 有了视死如归的士兵和基层指战员，再配合了解士兵和基层指战员的高级指挥官，这样的军队形成一股铁流，这样的铁流足以弥补装备上的劣势。 本人认为，这正是志愿军战力的源泉。 （五）伟大的丁鸿钧班 十月十四日夜间反击战中，丁鸿钧指挥的一三四团五连四班，来到 597.9 高地。在丁鸿钧指挥 下，两天里打退美军多次进攻，毙伤敌 150 余人，自己无一伤亡。 因弹药耗尽才于十五日下午退守二号阵地的一个只有十五米深的小坑道。 他们依靠夜间从阵地收集的弹药、两箱饼干和坑道里储存的两桶水，在坑道里坚持。 他们没有步话机与后方联系，后方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但他们仍然在这个小坑道里坚持， 美军一个连对这坑道进行了多日破坏，一筹莫展，最后只得在洞口架起三道铁丝网，筑起两个地堡， 采取围困战术。 一直坚持到第十天，他们饥饿难耐，眼看再无法坚持下去，丁鸿钧和班里的四个党员召开了党小组会，决定由丁鸿钧突围出去，到一百多米外的二号坑道向上级报告他们的情况，听取下一步行动的指示。 丁鸿钧匍匐而行，进入二号坑道，经四连指导员赵毛臣批准，撤到二号坑道。这才于 27 日晚在二号坑道四连部队的策应下，突围而出，全部转移到了二号坑道，在二号坑道继续战斗，前后共达二十个日夜，成为坑道坚持之最。 还能说什么呢？除了了不起。 丁鸿儒班只是一个小班，看看强大的三十八军。 （六）伟大的三十八军 朝鲜战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那五次战役，通过快速、迂回、穿插伏击运动战把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志愿军取得战略性胜利，代表性一战便是在第二次战役，三十八军在第二次战役中，在松骨峰表现到了极致。 想了解三十八军是怎样一支军队，只要听听三十八军的军歌就可以了： 钢铁的部队，钢铁的英雄，钢铁的意志，钢铁的心 秀水河子歼灭战，队伍打成钢。嘿！大小几百仗，仗仗有名堂。 三下江南，打得敌人胆破心又慌。四战四平街，威名全国扬 我们越打越硬，越战越强，跟着英明的毛主席。嘿！勇猛的向前进。 钢铁的部队，钢铁的英雄，钢铁的意志，钢铁的心平江起义上井冈，铁流向北方。 大战平型关，敌寇心胆寒 南征北战，艰苦奋斗英勇又顽强。跨过鸭绿江，碧血洒邻邦， 血染战旗红，威名天下扬。 三十八军是一个比较特别的队伍，特别就特别在上面这首歌上。因为别的军没有军歌，只有三十八军有军歌。 无数热血汗子、铁骨铮铮的军人、智勇双全的统帅用自身的热血、豪情、智慧、肉体积累起来的这首歌，几经更改，但豪迈不减。 三十八军有两个特色，曾经是中国军队的王牌，现在仍然是中国军队的王牌。 经过平江起义、井冈山、平型关、东北、西南之后，先后经过彭德怀、林彪的调教之后，在朝鲜迎来历史顶点，顶点便是第二次战役中的狙击战，顶点中的顶点出现在松骨峰。 松骨峰——美军的喉咙。 溃逃的美军必然经过此地逃生，三十八军一一三师三三七团三连就卡在美军的喉咙上。为了打通这条路，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美军出动了上百架飞机，整个阵地地动山摇，坦克炮、榴弹炮、迫击炮和航空炸弹把阵地上坚硬的岩石整个“翻耕”了数遍，三连依然岿然不动！卡在美军的喉咙上！美国人也不知道志愿军如何能在阵地上生存，敬畏之情油然而生。 不仅有北方敌人的难逃，还有南面敌人北援，两面夹击，硬是跨不过松骨峰。 冲锋一次次被打退，美军投入冲锋的兵力越来越多，而在松骨峰阵地上的三连可以战斗的人越 来越少了。排长牺牲了，班长主动代理，班长牺牲了，战士主动接替，炊事员和通信员也参加了战斗。指导员杨少成的子弹已经没有了，就端着刺刀冲向敌人，当数倍于他的美国士兵将他围住的时候，他拉响身上剩下的最后一颗手榴弹，喊了一声：“同志们，坚决守住阵地！”然后在手榴弹爆炸之际和敌人抱在一起。中国士兵们看见自己的指导员就这样牺牲了，他们含着泪呐喊：“冲呀！打他们呀！”向已经拥上阵地的美军冲过去…… 美国人回忆：没有了子弹的中国士兵腰间插着手榴弹，端着寒光凛凛的刺刀无所畏惧地迎面冲了过来。刺刀折断了，他们抱住敌人摔打，用拳头、用牙齿，直到他们认为应该结束的时候，他们就拉响了身上的手榴弹。 共产党员张学荣是爬着向敌人冲去的，他已经身负重伤，没有力气端起刺刀，他爬到美军中间拉响了从牺牲的战友身上捡来的四颗手榴弹。一个叫邢玉堂的中国士兵，被美军的凝固汽油弹击中， 浑身燃起大火，他带着呼呼作响的火苗扑向美军，美军在一团大火中只能看见那把尖头带血的刺刀。美军士兵在这个“火人”面前由于恐惧而浑身僵硬，邢玉堂连续刺倒几个敌人，最后时刻紧紧抱住一个美国兵，咬住这个美国兵的耳朵，两条胳膊像铁钳一样箍住敌人的肉体，直到两个人都烧成焦炭。 美军的第五次冲锋终于失败了。松骨峰的三连阵地上只剩下了七个活着的中国士兵。松骨峰阵地依然在中国士兵的手中。 这里也要提一下侦察科长张魁。他带领一支精干的小分队，穿过多层封锁线，克服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创造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准时插到武陵里，炸掉大桥，堵住德川敌人的退路。虽不壮烈，却十分重要。 插入三所里和龙源里打狙击，三十八军一一三师四十小时步行七十余公里，啥概念？现代人中， 有多少能够一小时步行十里？能坚持多久？何况还要携带弹药武器，还要面对敌人的袭击！只能说是奇迹！确实就是奇迹，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这就是我眼中的抗美援朝。 我知道描述这方面的书籍很多，有的很精彩，空间逻辑都很完整。 但是在我这里，朝鲜战争的过程只能是这样的：一群优秀的男人在最残酷的绞杀中维护了民族的尊严。 七、胜利之中的悲剧成分 战争是靠什么打赢的？靠的就是这些男人们。这些男人们，既包括远在千里之外的领袖毛泽东， 也包括战场统帅彭德怀，还包括梁兴初、秦基伟这样的高级指挥员，更有杨根思这种底层指战员， 这些人都很重要。但是——在我看来，更为重要的是黄继光、龙世昌、胡修道、丁鸿钧、张学荣、邢玉堂……这些人，还有那数十万长眠于朝鲜半岛的中国好男儿。他们才是战术的执行者，他们才是战争中决定性的力量。 清政府也曾拥有这些人，不懂得如何使用，所以大清灭亡了。 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也曾拥有这些人，没有充分使用，所以国军在战场上的表现也不怎么样。究竟是什么因素将这股力量融汇成一股强大铁流，即使面对钢铁大炮也决不退缩？为什么？为 什么？所有人都在研究。美国人在研究，他们搞不懂；联和国军在研究，也搞不懂；日本人也在研究，更搞不懂；台湾的蒋先生已经没有心情研究，因为他明白，大陆梦彻底碎了；即使许多现在的中国学者，仍然在研究，仍然搞不懂。 正如在麦克阿瑟的记忆中，不久之前，数十万中国军队不加抵抗，就让两万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河北、山西一线的三十万中国军队被区区数千日军像赶鸭子一样赶得到处逃跑。那时代的中国军队是“鸭子”，是不堪一击的弱旅。短短十几年，这种不堪一击的鸭子就彻底改头换面成为亮出爪牙的狮子。 当然，这十几年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概括起来就是共产党代替了国民党，领袖由蒋介石变成毛泽东。这是最容易得到的结论，也是最动听的言辞，我想还有更深一层的东西可挖。 在整个东方文化中，最深的那一层即为“万物归一”，表现在政治军事上，就是一个统帅、一种思想。每当达到这个境界时，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就会迸发出惊人的能量。从两千年前秦始皇一统中国，到汉武帝开疆辟土，到唐太宗成为“天可汗”，都是这种能量的集中体现。 中国是一个没有信仰的地方，如果非要寻找信仰，那么中国人唯一的信仰就是政治和国家。只要国家统一，就能强势，内部分裂、腐败就玩完。 毛泽东以及他领导的共产党，将这一块饱受蹂躏的土地成功地整合在一起，没有了国民党内部那样林林总总的派系，于是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再一次迸发出绚丽的能量。于是叫花子、铁匠、农民变身为英雄。 当范根生布置好一切走向敌人的时候，当黄继光拿胸膛堵抢眼的时候，当龙世昌用身体阻挡炸药包的时候……，他们的精神意志提升到顶峰，在他们心中都有一个依靠，那就是后方铁板一块的祖国和伟大领袖。我想，这就是信仰政治和国家的中国人心中那份归宿感。中国人没有信仰，只能 以祖国为归宿。 能感受到一个万众一心的祖国站在自己的背后，那么什么人都可以成为英雄。然而在从未有过的胜利面前，中国人再一次迷失了。 是的，那一代人确实把精神力量提升到最高层，从领袖到普通党员都是如此。只要实事求是地看问题就能发现其中致命的弱点。那一代人虽然英雄辈出，但是普遍缺乏知识，缺乏现代科学思想， 对客观世界缺乏认识。战争期间或许不太明显，最多就是缴获别人的汽车、坦克开不走。但是到了和平搞建设的年代，问题就来了。 单凭精神和热情是没办法让水稻亩产万斤的，也种不出千斤重的萝卜。单凭精神和热情练出来的钢铁很多废品。 如果蛮干，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失败。大跃进看起来复杂，其实很简单，就是不懂装懂而已。那年头，流行“人定胜天”。 然而人终究不能胜天，或者说即使人可以胜天，但绝对不是这个胜法。确切说应该是，单靠热情和精神，人终究不能胜天。因为客观世界有它自己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转移。 当军事行动结束后，经济建设陷入死角，那些被鼓动起来的精神和热情将流向哪里？答案是， 政治运动是唯一的选择。从这方面来看，庐山事件，自然而然就诞生了。 毛泽东为何成神？是中国人再一次崛起的精神意志把他推上神位的。回顾那段历史，惊奇地发现，毛泽东几乎凭借一人之力砸碎了新中国建立之后的政治体系，似乎一切都是个人力量的结果， 对于这种无知的见解除了表示遗憾还能干啥？没有一个民族重新崛起却无从宣泄的精神意志，毛泽东一个人再神也没有力量搞大跃进和文革。这是中国文化中最深层次的悲哀，也是毛泽东的悲哀， 更是千千万万中国人的悲哀。 没有人想要悲剧诞生，但是悲剧一直存在。前面讲了一段朝鲜战争，再简要回顾一下。领袖：毛泽东，负责决定战略方向。 统帅：彭德怀，负责战略实施。 高级将领：梁兴初、秦伟基等人，战役策划指挥。中级将领：范天恩等人，负责战术执行。 基层指战员：杨根思他们，和大兵们在一起拼死血战。 大兵：龙世昌、黄继光等等，他们用血肉之躯、凌然不可欺的重新崛起的民族精神意志、大丈夫宁死不当孬种的英雄气概赢得了战争。 一场战争胜利可以衍生出很多成果，比如说威望等等。战争的受益者是谁呢？泛泛而谈肯定是中国，具体到个人呢，当然是领袖毛泽东。大家都不同意打嘛，领袖最后拍板才打的嘛，打赢了当然是领袖的伟大英明了。这是事实。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就有点不正常了，回到国内之后，在相对简单而单一的宣传机器之下就完全变了味：变成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抗美援朝的决定性因素、甚至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毛泽东的功绩在于战略决策，他很好地完成了领袖任务，如此宣传才算客观。 善于拍马屁的官僚，为了所谓不可告人的目的争相吹捧伟大领袖。 无聊可恶的文人，眼睛盯着政府宣传工具，添油加醋，丧失知识分子的人格。 热血却没见识的年轻人，掀起对强力领袖的盲目崇拜，在他们看来，仿佛伟人一句话就搞定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 决定性的因素嘛，呵呵，在战争中永远都是大兵，可惜他们好像被遗忘了。胜利的果实就这样变了味，这是毛泽东的遗憾，也是很多人的遗憾。 抗美援朝能够胜利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是：全军上下一个思想、一个统帅、下级服从上级，在这个前提下，上百万的英雄好汉组成一个强大整体。在军内必须如此，但是回到国内再这样就不行了。国内的事，也就是建设问题，建设问题也就是把相同、不相同意见统一起来，而不是把不同意见彻底消灭。 但这种情况恰恰就发生了。接下来的反右派斗争，领袖一发话，邓小平立马全力以赴去抓人， 如同将军接到统帅命令一般；反反冒进，领袖一不满，周恩来立马检讨不停，立马调整政策方向， 把反冒进改成支持跃进，如同一个被统帅纠正的将军；刘少奇的讲话跟毛泽东有差别，刘少奇马上检讨；再加上柯庆施、康生一帮人整天不停吹捧，没有人敢有反对意见了。整个国家仿佛变成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为了一个看似美好实则不可能达到的目的进行狂躁的急行军。 目的是啥：进入共产主义。急行军方式：三面红旗。 什么是三面红旗呢，就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合作化。 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跃进：赶英超美。 人民公社合作化：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标志。 这一套政策给中国带来怎样的灾难，将在后面描述大饥荒的篇章具体分析。 那时的中国就像一列插着三面红旗的列车一路狂奔，奔向深渊。大家躲在旗帜下面，要么唱赞歌，要么沉默不语。就没有人敢指出真相么？当然有！还有一个，正如朝鲜战争选帅一样，最后一个选项，还是彭德怀。 卷二 作者：虚声 校对：Kunter 第三篇 彭德怀篇（下） 八、彭德怀的简历 彭德怀（1898—1974），原名得华，号石穿，湖南省湘潭县人。性格：粗中有细。 处事方式：原则性强。生活方式：艰苦朴素。 理想：中国人不受欺负、不挨饿。 彭德怀，生于一八九八年，卒于一九七四年。 官方评价：彭德怀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之一；1955 年被授予元帅军衔，位列十大元帅第二位。 说真的，这些华丽的评价有点空。并不是说彭德怀不配得起这些评价，以彭德怀一生的经历来看，这些都是当之无愧的。之所以说空，是因为把彭德怀的名字换成贺龙或者其他人，同样成立， 并不能突出他的个性特点。 其实不需要这些华丽的修辞，在我看来，彭德怀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 说彭是革命家也好、军事家也罢、或者政治家（水平不怎么样）也可以，前提都是_他是个实实在在的人。实实在在地干事业，实实在在地面对困难，从不妥协，因此才得以百炼成钢，从一个赤贫的被欺凌者成长为带领志愿军和美军较量的彭大将军，在庐山上集体沉默时写了一封信。 彭德怀出身寒微，长于贫困。 面对贫穷，只有两个选择，要么默默忍受，行尸走肉一般活着；要么反抗，摆脱贫穷。彭德怀是一个实在人，想法很朴实，凭啥就要忍？所以他选择反抗。 反抗也有很多种方法，可以像愤青一般无休止地抱怨，也可以找一份好工作好好干活。在任何时代，抱怨都是没用的。朴实的彭德怀是不会干这种没用的事的。 当时工作的环境很不好，找工作不容易，当时的成功人士都是地主恶霸之类，能提供的只有欺压盘剥。最好找的工作就是当兵了，所以彭德怀当了兵。当了兵就可以吃饭、成为成功人士不受欺 负，却要忍受军官的欺负和死亡的威胁。要减少军官的欺负和死亡的威胁，最好成为军官。成为军官是多数大兵的梦想，能够梦想成真的人却相当有限，千军万马独闯木桥，比当今的高考和公务员考试更难。好在彭德怀还是过去了，还混到团长。 能成为军官已经是军人之中的成功人士，然后彭德怀并不觉得成功，他看见中华大地上的黑暗， 看见那些受欺压的人们，想起自己受欺压的往事，看见那些为了吃口饭而死去的大兵们而感同身受。如何解救他们呢？彭德怀用他那淳朴的头脑思来想去终于想到一个淳朴的答案——消灭那些不平 等。消灭不平等就要消灭支持不平等的力量。 好吧，那就起义。从此虎啸深山，对邪恶和不公张口血盆大口 1928 年 7 月 22 日，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发动平江起义。 平江起义后，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军长彭德怀，党代表膝代远。红军转战于平江、修水、铜鼓、万载之间，给了敌人一定的打击。但由于在部分地区作战失利，部队缩编为 5 个大队。这时湘鄂赣三省敌人举行“全剿”，红五军在突破敌人包围后，根据湖南省委关于应同井冈山红四军取得联络的精神，由黄公略率领第二纵队留在湘鄂赣边坚持战斗，主力 700 余人由彭德怀、滕代 远率领于 12 月 10 日到达井冈山，同红四军会师。 彭德怀和黄公略搞了平江起义，创建红五军，并且效仿其它地方建立了湘鄂赣根据地，再后来率领红五军上井冈山壮大中央军。这里简单提一下黄公略。黄公略，黄埔三期，井冈山时代和彭德怀、林彪三足鼎立，后战死。若不死，可能成为元帅。虽然英年早逝，依然位列中共三十六个军事家之一。 在井冈山飞历次反围剿中，彭一直在战斗。彭德怀和林彪，是历次反围剿之中最为重要的将军。这种实实在在的风格一直延续下去，长征途中如此、抗战时期如此、解放战争如此、抗美援朝更是如此，责任越来越大，担子愈来愈重。 抗日战争时期，彭只策划了共军抗日时期最具影响力一战——百团大战。这一战和毛泽东当时的战略思想相违背。按照当时的态势，共产党应该把力量放在发动群众搞根据地建设上。但是现在看来，这一战打了鬼子，打得好，打出了共产党的抗日明信片。 到了解放战争，中共力量放在东北、山东、华北，陕北力量非常薄弱，又成了老蒋重点进攻的对象。危难之际又是彭奋然而起，率领两万西北野战军保卫中央，周旋于胡中南二十万大军中间， 最后成功解放西北五省数百万平方公里。解放战争中，彭的战功并不是最显赫，力量不是最强，担子却是最重的。稍微闪失，后果很严重。 最重的担子当然是抗美援朝，在正选缺阵的情况下，作为替补接过帅印，率志愿军跨过鸭绿江， 打赢一场武器装备最为悬殊的战争。 这一串串辉煌堆砌成一个伟岸的军人形象，伟岸形象背后，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正是因为这个实实在在的人，所以在庐山上说了实实在在的话。其实彭的语气比起当时严峻的客观形势，已经很客气了。 真正彰显其个性的还是那封信。那封信的内容并非惊世骇俗，因为在特殊时间，特殊地点，特殊环境中，所以显得特殊。 庐山事件之前，彭一直在干着军人的活，党内地位不高，很少插足政治。庐山之上的彭德怀终于忍不住了，掉入了政治泥沼。和当时的军内大佬一样，彭德怀对刘少奇不感冒，但并不意味着他喜欢趟政治浑水。 就算政治觉悟不高，彭也能明白，他是没有机会接近最高权力的。毛对彭的态度和刘少奇一样。刘少奇的党内地位高，还能当国家主席，但不能在军方生根。彭德怀可以在军队建立赫赫威望，但在行政系统内就是一个婴儿。 史载一九五九年，大饥荒开始，一切仿佛回到解放前，仿佛来了一个轮回。既然回到原点，那么自己征战一生又有何意义？不满再次产生。 此时的彭德怀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忍饥挨饿的无名之辈，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大将军，唯一不变的是实实在在的风格。无名之辈的少年因为反抗悲惨的生存环境而投军搞革命；赫赫有名的彭大将军在政治涡流中逆流而上，写了那封信。数十年过去了，少年变成老年，脑袋上长满了白发，不变的是那种人生态度——实实在在地面对一切。 因为庐山会议后面，就是大饥荒。 大饥荒有多严重？没人能说出来有多严重，也没必要说出来，只需要指出一个事实就够了—— 最保守估计，两千万以上的人饿死。注意，不是老死、病死、出车祸或者其它，是饿死。人吃人的现象随处可见，从官方记载到民间传说都是证据。 悲惨状况，历史罕见。 彭大将军的个人冤屈，在这种历史惨状下就是沧海一粟，不值一提。正因如此，他的态度才显得如此难得。这话听起来有点矛盾，如果彭在其它历次运动中被拿下，最多就是个人冤屈，如粟裕、刘伯承；庐山之上的彭德怀成了那个悲惨年代唯一敢于把真相拿出来说的人，唯一敢面对现实的人， 这种人被称为社会的良心、民族的脊梁。 九、庐山事件——政治丑闻 江西九江，庐山天下闻名。 庐山之名，名在其雄壮；庐山之名，名在其奇巧；庐山之名，名在其险峻；庐山之名，名在其秀丽，故世人以雄、奇、险、秀概括庐山——祖国南岳。 滚滚长江从北方东逝而去，飘渺诡异的鄱阳湖一万年相伴于东方，京九铁路从西部贯穿南北， 南方有滕王阁千年相伴，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就是这个意思吧。 庐山冬暖夏凉，气候宜人，又有江湖环绕，视觉极好，是养生修道的好地方，相传老子就曾在这里修道成仙，留下一座空庐，庐山因此得名。后来达摩老祖的传人也看中了这个地方，就建了庙宇。后来又有新教、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在此开疆辟土。就连讲究“存天理、灭人欲”的朱熹同志也禁不起欲望的诱惑，来庐山重建白鹿洞开课讲学。 陶渊明来了，写下自己的乌托邦大作《桃花源记》。 李白看见庐山瀑布，天才脑袋再次开花，曰：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白居易漫无目的地来到大林寺，心中一动：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如此这般，数不胜数，一一罗列，简直可以写成一部中国人的思想史。正因为庐山如此美好，庐山事件更显得不可思议。 古时候人烟稀少，庐山是修仙修身、开宗立派的好地方。到了现代，人口急剧膨胀，自由度增大，每个人都可以看看当年的仙人洞啊、道观啊什么的，庐山成了旅游修仙的好去处，也就是出点钱的事。 此外庐山还是开会的好地方。当年蒋介石喜欢在庐山开会，最为有名的一次就是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号的讲话，表示中国将抗战到底。这是蒋介石最为高光的时刻之一，被载入史册。打败了蒋介石的毛泽东也选择在庐山开会，平生召开三次庐山会议，两次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走向。 一九五九年夏，庐山迎来千年以来最痛苦的记忆。 炎热的江西境内，庐山和千百年来一样清凉宜人。然而这一年和往年不大一样，这一年的庐山是“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亲历者莫不深感阴冷。 五九年夏，新中国的英雄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庐山。他们都是人杰，都是英豪，要么是军队的 砥柱中流，要么在一方呼风唤雨。他们都曾出生入死过，各自有过辉煌的经历和传奇人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要赶往庐山接受新的残酷的考验。 史载：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号到八月一号，党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月二号至十六号举行的党的八届八中全会。 政治局扩大会议：参与者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国家机关一些部门的负责人。 大会分成两个阶段，前半段和后半段。七月十四号之前为前半段，曰“神仙会”；十四号之后为后半段，起个名字，应该是“魔鬼会”吧。让我们来看看“神仙会”怎么就转变成了“魔鬼会”？ 会议原定议题为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指标，继续纠正“左”倾错误。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提出十九个问题要求大家进行讨论。从七月三号到十号，按六个大区进行小组讨论。在讨论过程中， 与会同志摆情况、谈意见、边开会、边学习，自由交谈，各抒己见，轻松愉快，空闲之余还能游一游庐山胜景，享受生活，史称“神仙会”。 会议过程还是老一套了，一部人认为应该更为实际一点，另一部分人对批评实际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很不满，认为是泼冷水，是右倾。十号，毛泽东在组长会议上讲话，强调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是不会错的，并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错误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并告诫同志们，回到自己的地盘好好干活，不好好干，我毛泽东就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神仙会”。现在有部分人认为，庐山会议本来决定纠左，因为那个彭德怀的捣乱才变成了反右。包括在刘少奇的传记里，都是这个论调。好像没有那封信就不会有后来的大饥荒。对于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论需要澄清一下：大饥荒根源于“三面红旗”指导思想以及当年那个正在官僚化的官吏机构。 只要毛泽东还在强调大跃进有道理，还在坚持人民公社合作化是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还在认定成绩和缺点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只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这些人还在支持毛泽东的政策，只要下层官僚对上层官僚如同下层军官对上层军官那样惟命是从，那么——大饥荒就将不可阻挡地要到来。 其实大饥荒已经到来了。所谓大饥荒就是五九年到六二年那段时间发生，庐山会议是在五九年下半年开的，粮食已经紧缺，全国境内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已经出现。就好像一次战役，失败的兆头已经显现了，接下来就是兵败如山倒。 这个时候还开什么“神仙会”？！ 神仙会原定七月十五号结束。会议结束前一天，也就是七月十四号，彭德怀写了那封信，以私 信形式写的。写信之前他试图会见毛泽东，未果。 若干年之后，等那个时代再远去一点，彭德怀这封信，将成为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信件之一。彭德怀的信如下： 主席： 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 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 甲、1958 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根据国家计委几个核实后的指标来看，1958 年较 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 48.4％，其中工业增长了 66.1％，农副业增长了 25％（粮棉增产 30％是肯定的），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 43.5％。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特别是象我国经济基础薄弱，技术设备落后，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不仅是我国伟大的成就，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将长期的起积极作用。 1958 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对这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因此，1959 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但这些建设，终究是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在今后一两年内或者稍许长一点时间，就会逐步收到效益的。现在还有一些缺门和薄弱环节，致使生产不能成套，有些物资缺乏十分必要的储备，使发生了失调现象和出现新的不平衡就难以及时调整，这就是当前困难的所在。因此，在安排明年度（1960 年）计划时，更应当放在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加以认真考虑。对 1958 年和 1959 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也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 在这方面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 将妨碍今后４年赶英和超英的跃进速度。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予决断。 1958 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 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混乱情况基本上已经过去，已经逐步的走上按劳分配的正常轨道。 在 1958 年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经济落后的国度里，能够迅速得到解决，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在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贴补 20 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仅从上述几点来看，成绩确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这次会议，到会同志都正在探讨去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并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通过这次讨论，将会使我们党的工作得到极大好处，变某些方面的被动为主动，进一步体会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使经常存在着的不平衡现象，得到及时调整，正确的认识“积极平衡“的意义。 据我看，1958 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同我们党 30 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 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另方面，客观形势是我国一穷（还有一部分人吃不饱饭，去年棉布平均每人还只 18 尺，可缝一套单衣和两条裤叉）二白的落后状态，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其次是国际形势的有利趋势。这些也是促使我们大跃进的重要因素。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适应广大人民要求，加速我们的建设工作，尽快改变我们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局面，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 １、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玻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 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象。产生这种浮夸风气，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这也与我们有些工作只有任务指标，而缺乏具体措施是有关系的。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我也是不例外的。 ２、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 1958 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徉，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 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15 年赶上英国”等号召， 都是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是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有些指标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冒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左的方面。经过去年冬郑州会议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既教育了全党同志，又没有损伤同志们的积极性。 现在对国内形势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别是经过最近几次会议，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认识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务，就是全党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工作。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 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属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等问题的不熟悉方面，经过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实践和探讨，有些问题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问题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摸索，也是可以学会的。属于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这次深刻教训，使我们较易觉醒和体会了。 但要彻底克服，还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这次会议中所指示的：“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后４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１５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４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顺致 敬礼！ 彭德怀（1959 年 7 月 14 日） 十、毛泽东的态度 在高岗事件中，提到毛泽东态度的转变。毛泽东态度转变，高岗完蛋。五年之后，彭德怀遇到同样的情形。 鉴于当时的严峻形势，信的口吻已经相当温和了，针砭了时弊但没有切中要害，换作一个普通人，这封信可能就被淹没了。可怕的是毛泽东的态度，直接把一封私信给公布出来，还加上一个标题：彭德怀同志意见书。 这是一个极为耐人寻味的举动，这个动作相当于把彭德怀扔到了火炉上。当时很多地方都出现了问题，像河南、甘肃、四川，卫星一个比一个放得高，铁一个比一个炼得多，工程一个比一个干得大，人一处比一处死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提意见，相当于揭他们的盖子，揭他们的盖子相当于砸他们的饭碗，砸他们的饭碗自然跟彭德怀拼命。管你彭德怀出于啥目的，动我们的奶酪就要跟你拼命。所以在会议下半段，吴芝圃、李井泉这些人都要跟彭德怀拼命。 对于即将到来的严峻形势，毛泽东已经有所察觉。 从上半场神仙会来看，毛泽东的用意绝对不是请大家来庐山玩玩这么简单。众所周知，共产党的会多是出了名的。在平时的情况下，开这种会确实显得无聊而多余。然而每到关键时刻，特别是有重大决策或者遇到困难的时候，开会就显得至关重要。 毛泽东把远在天边的革命同志召集到庐山，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团结。每到关键时刻，共产党都是靠团结渡过难关的。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大家统一脑袋，抛开杂念，好好干活，咬咬牙把大跃进挺过去，挺入社会主义，那么一切困难都将烟消云散了。 如果仅仅是这些想法，那么毛泽东完全可以把那封信放在抽屉里，若干年之后，它仅仅是毛彭两人之间关系的一件证物而已。 然而当毛泽东把信加上一个标题再晒出来之后，一切都变了。原本温和的神仙会一下子变了样， 立马分裂成两派：支持或者反对。同时毛泽东决定会议不要结束了，接着开，继续讨论，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于是大家继续争吵。 现在各种回忆录上都说，毛泽东没有表态之前，支持和反对的声音差不多。其实不对，应该是支持的人更多一点。因为这些回忆录忘记了这样一个老传统：在党史上，出现为某个人的意见延长会议的情况，就意味着这个人完蛋了。当年张国焘如此，后来的高岗如此，如今的彭德怀也是如此。这个时候，一些精明的人已经闻到火药味，开始转向。考虑到这个因素，支持者应该更多一点。 毛泽东的意图很简单，就是拿这封信看一看当时的高级干部究竟是啥样。就是让大家争吵，再 根据争吵结果制定下一步的政策。此时的毛泽东，想的是如何把三面红旗高高举起，反对者统统打倒。因为在毛泽东看来，他的三面红旗就是党的政策，就是进入社会主义的方式。任何人反对，如果有人胆敢反对，那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他本人，绝对没有好果子吃。 所以等到七月二十三号，支持者和反对者吵得差不多了，毛泽东出面了，开始批彭德怀，以及支持彭德怀的那些人。彭德怀的命运就此决定，不可逆转地跌入深渊。同时落入深渊的还有黄克诚等人。 于是“神仙会”变成了“魔鬼会”。大家张牙舞爪，争先恐后地攻击彭德怀，有人泼脏水，有人扣屎盆子。 会议延长了半个月，一直开到八一建军节，还不过瘾。时间不够，那就再来一场会议，八月二号到十六号，半个月时间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内容主题只有一个：彭德怀同志是个坏人。 在一群精英的共同努力下，一个月之前还是战功赫赫，具有国际声望的彭大将军，一个月之后就变成了党内可疑分子，而且臭不可闻！ 毛泽东本来可以把彭德怀抛在一边的，为啥转变态度又把他拖入深渊呢？ 我认为毛泽东要干两件事：一，解决彭德怀的问题；二，用彭德怀解决另一个问题。 从二八年毛泽东和彭德怀相见于井冈山，到六五年毛泽东让彭德怀去三线，前后三十七年。在这三十七年当中，两人之间发生了太多故事。这些故事可以浓缩为两个字，就是恩和怨。 三十七年的恩情，三十七年的怨恨。恩怨交织，彼此成就，彼此埋怨。要想理清，恐怕要两人活过来才行。下面就简要地回顾一下。 十一、彭德怀和毛泽东的恩情 彭毛恩情，起于井冈山。 秋收起义之后，毛泽东上井冈山，坐等各路英豪。首先他等到了朱德和陈毅带来的队伍，接下来等到彭德怀和滕代远带来的队伍。朱德比彭德怀早一点到井冈山，资历上强于彭德怀，由此奠定两人的地位。从抗战开始，朱德一直是总司令，彭德怀一直是副总司令。 彭德怀带队上井冈山时，井冈山朱毛实力一般。而彭德怀带来的队伍完全是正规军，战斗能力强于朱毛的游击队。当时很多人都搞不懂，像彭德怀这种身居高位、掌控军队、手里有钱、有机会找女人的人为啥要参加革命。毛泽东自然也是欣喜不已。何况带领正规军上山的彭德怀一直在前线指挥战斗，一次又一次地消灭敌人的进攻。 在长征开始的时候，中央红军举步维艰，抵达湘西已是人困马疲。此时国民党已经布下重兵等待红军。此时由于中央的决策不咋地，中央机关行动缓慢，眼看就要坠入天罗地网中，红三军团的彭德怀和红一军团的林彪拼死相救才把中央拉出虎口。 此时毛泽东虽然赋闲，但是如果中央完蛋的话，相信手中无权无兵的毛泽东也是插翅难飞。这一次彭德怀虽然没有直接解救毛泽东，深知兵法的毛泽东还是明白是哪个人出了力气的。 遵义会议上，军方实权派人物——彭德怀对毛泽东的支持异常重要。彭德怀真正解救毛泽东发生在毛泽东和张国焘的殊死相搏中。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重新掌权。一九三五年六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四川北部，与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汇合，再分成左路军和右路军。当时红四方面军的实力远强于中央红军。总司令朱德、参谋长刘伯承在左路军，左路军是张国焘的天下。中央红军最强大的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编在右路军，毛泽东和中央也跟在右路军一起。但是右路军总指挥与政委是徐向前和陈浩昌。这两人当时被看做是张国焘的人。如果徐陈不合作，那么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只能指挥得了彭德怀和林彪。 到了九月，红军艰难通过草地。此时林彪的一军团作为前锋已经到达甘肃境内的中俄边境，和中央相隔几十公里。彭德怀的三军和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驻扎在巴西。中共中央、毛泽东及徐向前、陈昌浩等人均驻扎在巴西。当时周恩来得了严重的伤寒病，驻在彭德怀的红三军。此时红三军只有三千来人。四方面军的四军和三十军有两万多人。可以说驻扎巴西的右路军均是四方面军的人。 九月八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和陈昌浩，指令两人率右路军南下返回阿坝，也就是要南下。为啥要南下呢，就是从南方过来的嘛？转回去没意思，但是对张国焘非常有利。因为北上是中央，也 就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意见；南下是张国焘的意见。如果南下，战略战术且不说，整个中共中央，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将落到张国焘的手上，张国焘完全可以效仿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 来个挟中央以令诸侯，过一段时间再来个权力和平过渡。此后的历史基本上就没有毛泽东什么事了。 毛泽东当然不愿意南下。为了坚持北上，毛泽东要求召开一个会议。九月九号是毛泽东的生日， 他没心情庆生，来到徐向前、陈昌浩两人驻地，巧妙地以周恩来病重无法行动为由，邀请徐、陈二人去彭德怀的红三军驻地开会。 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博古、徐向前、陈昌浩出席了会议。开什么会哩，就是说服徐向前、陈浩昌继续北上呗，不要听张国焘的那个南下的办法，那是没有出路的。徐向前和陈浩昌也很难做，自己出身四方面军，算张国焘的人。然而毕竟眼前这几个人是中央领导，可是吧，中央红军领导得不咋样。当天中央发电给张国焘，让他继续北上，张国焘回电公开反对。此时徐向前和陈浩昌也表示张国焘的命令不可以违抗。 话说到这份上，几近摊牌了，再说下去也没意思。幸好此次会议是在红三军的地盘开的，彭德怀负责警卫工作。会议刚结束，中央就决定当天连夜撤离巴西，和红一军会合。此时的彭德怀坚决服从中央指示，率领三千残兵把中央带出张国焘的魔爪。 中央转移时形势非常紧张，拉了警戒线，像行军打仗一样。有人把情况反映给徐向前，询问要不要采取措施，徐向前说了那句著名的话：哪有红军打红军的？因为这句话，毛泽东感激徐向前， 即便后来西征失败，仍让徐成为红四方面军的代表；但是毛泽东也无法忘记徐向前听命于张国焘， 所以一直把他冷藏不用。 当然毛泽东最为感激的还是彭德怀——相当于救命之恩呐。此后，彭德怀就高升一级，比林彪、贺龙这些人的地位都高，军内地位仅次于朱德。这是彭毛关系最为亲密的时候。 国共争霸风云再起，蒋介石亮出拳头。 彼时延安异常空虚，中央怕被一锅端了，分开刘少奇等人东渡黄河，毛泽东本人则坚守陕北。此时保卫中央以及毛泽东的还是彭德怀。彭德怀率两万西北野战军护卫中央，周旋于胡宗南的二十万西北军之间，以其彪悍的风格和灵巧的战术，一个半月内连续于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后又在沙家店歼敌两个旅，挫败国民党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扭转了西北战局，直到最后解放了整个大西北。 毛彭两人最后一次携手共进是抗美援朝。前面已经说了，这里不再累述。再谈谈彭德怀和毛泽东的怨恨： 先谈一谈政治包袱。十大元帅基本上都有政治包袱。 啥叫政治包袱呢，就是在毛泽东那里，每个人都干过错事，要么反对过毛泽东，要么曾跟随过反对毛泽东的人。 比方说徐向前因为跟随过张国焘，一辈子都胆战心惊。比方说陈毅反对过毛泽东，天天检讨。 比方说聂荣臻因为陈官庄事件，更加小心翼翼。 比方说刘伯承卷入土洋之争，战争一结束就退出军界。 大家都是闹革命，过着枪口滴血的生活，争论本属正常，凭啥说反对过毛泽东的人就是错？呵呵，很容易解释，毛泽东最后成了领袖，也就是最大的领导。在中国这种文化体制下，领导总是正确的，越大的领导越正确。何况毛泽东最后成了全国人民的大救星，所以错的必须是其他人；就算当时不是，建国之后也是。这就是所谓政治文化中的“糟粕”吧。 所有背包袱的军人中，彭德怀的政治包袱最大、最多，却又最不知道收敛。两人之间第一个芥蒂——错杀王佐、袁文才。 毛泽东上拉枪杆子之前，在井冈山已经有一帮绿林届的朋友，为首的叫王佐和袁文才，他们的处境有点像梁山上的王伦。毛泽东上井冈山，这两个人给了不少帮助。袁文才是读书人，识字，在当时也算人才，毛泽东常常把他带在身边。 二八年中共六大通过一个文件，说共党对付土匪应该如此这般：“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暴动前可以适用。暴动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镇压他们……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首领看待……”一年之后，袁文才随红四军主力到达吉安东固时，看到了这个空洞文件，顿时手脚冰凉， 连忙离开部队潜入井冈山，躲在老友王佐家中。 尽管袁文才比王佐多认识点字，处事却不如王佐稳健。王佐如实向何长（宁冈县委书记）做了汇报。何长是一个合格的工作组长，既肯定了袁文才对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贡献，也批评了他擅自离队的错误。袁文才做了诚恳的检讨。 事情看似结束了，其实只是开始。当时湘赣边界非常复杂，就好像现在的大城市人看不起外来户一样，革命根据地也是这个情况：本地人不放心外来户，袁文才和王佐都是外来户，而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主要领导人多是本地人，看袁文才和王佐这两个外来户不顺眼，决定按六大“文件”规定， 除掉袁文才和王佐。 于是袁文才和王佐忽然接到边界特委来信，要他们到永新县城集合，说是要将他们的队伍扩编为红六军第三纵队，让袁文才、王佐任正、副司令。袁、王当天率部抵达永新城。第二天，特委开 会啰嗦两人一大堆不是，中央巡视员彭清泉突然在会上发言，说他们两人有罪。两人当然不服，袁文才驳斥彭清泉诬陷；王佐更绝，直接和彭清泉互相拔出手枪放在桌上，会场气氛很紧张。 彭清泉虽然是中央巡视员，却是个软骨头，怕一时不能制服袁、王，就大摆宴席，稳住袁、王， 暗地里派人给彭德怀送信，诬称袁、王企图“解决”特委，要求增援。不了解实情的彭德怀感到事情紧迫，迅速派人包围袁、王及其部队驻地。拂晓，边界特委书记朱昌楷闯进袁文才的房间，开枪将正在熟睡的袁文才打死。王佐听到枪声后朝东门外突围，但水上的浮桥早被拆除，王佐不幸落水淹死在东华潭内。两位好汉就这么死在自己人的手中。 时间是一九三零年二月二十四号。 毛泽东对两人的死深感痛惜，对彭德怀有意见。彭德怀没有亲手杀死他们，他们却因为彭德怀而死，彭德怀肯定是要负责任的。庐山事件之后，彭德怀被打倒，此事也成了彭德怀的罪状。 附： 王佐和袁文才 袁文才，又名袁选三，生于 1898 年，是宁冈县茅坪马沅坑村人。 王佐，原名王云辉，生于 1898 年，江西井冈山市下庄人。两人同年生，同日死。 彭德怀给毛泽东留下的第二个阴影是林彪惹出来的。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重新得到命根子——指挥枪。 当时中央率领红军万里大转移，可是越转移人数越少，朝那里去大家都没底。李德呀、博古呀已经晕头转向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危难之际，大家想到了毛泽东，重新把毛泽东推上台。意思是说现在咱们都没招了，就看你的了；如果你真的行，大家就当你是牛人，以后就供着你；如果你也没招，大家就一起完蛋吧。 毛泽东出山之后当然要证明自己很牛。如果不牛，凭什么领导那些牛人？于是就有了四渡赤水。最简单的翻译就是跑到河对岸，再跑回来，再跑过去，往返四次之后继续往前跑。当然不是简单的折返跑，是在四个不同时间、不同地方打了四场仗之后，才四次过河。当时大家很不理解，觉得咱本来就缺乏营养，再这么来回折腾不是浪费体能么？ 林彪就是其中之一。 不理解归不理解，好歹毛泽东把大家带出来了。那就开会讨论一下四渡赤水的意义吧，就是会 理会议。林彪很不满意，觉得毛泽东这种指挥方式不太靠谱，就写信建议请彭德怀出任“前敌指挥”。当然信写得还是比较婉转的，大意是说领导你应该抓点大事，具体指挥这样的细节就交给其他人吧， 比如说彭德怀同志就很合适。当然交给本人也行（没写出来，应该有这样的意思，毕竟他和毛的关系更近）。 毛泽东接到信之后大为火光，把林彪批评教育一番，说：你个娃娃懂得啥哟？！ 其实林彪的那封信也不是啥大事，只是要彭德怀出任“前敌指挥”，彭以前也干过。毛泽东为啥如此火大呢？因为当时毛泽东刚出山，还没有站稳脚跟，大家把他推出来就是指挥打仗的。党务什么的还在张闻天的手上，不管军事管啥？回家种地不成？！ 关于这件事，毛泽东一直以为是彭德怀妖言迷惑了不懂事的林彪，以为彭德怀想要他的命根子 ——军事指挥权。 当时的毛泽东处于人生最为困难的时期，前有王明逼迫，后有张国焘夹击，他记得别人的恩情也记得别人的仇恨。只是当时情况过于危险，没有条件追究个人是非而已。后来在巴西，彭德怀有功于党中央和毛泽东，更没理由追究了。是非沉寂下来，一直到庐山会议的召开。 之前毛泽东时不时就把这事拿出来晒一晒，其实彭德怀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本着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也没刻意解释。直到庐山事件的发生，毛泽东再次把这粒陈芝麻抖出来见光，彭德怀才和林彪对质。林彪解开了事实的真相，然而已经于事无补。 第三个芥蒂应该是百团大战。人生有时候更像一种宿命。 军人，特别是伟大的军人，这种宿命趋向更为明显。春秋时代的吴起，战国末年的白起，汉朝初年的韩信，大隋初年的高颖，大唐中段的李光弼，明初的傅友德、蓝玉以及末期的袁崇焕，清朝中期的年羹尧，这些人的宿命缠绕着整部华夏历史，都是在完成伟大的军旅生涯之后陷入了一种莫名的灾难中，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这种趋势传承了下来，代表人物就是彭德怀。 彭德怀对中华民族立下两件大功，一个是抗美援朝，另一个就是百团大战。若干年之后，或许大家对彭德怀和毛泽东之间的那些芝麻豆子都没兴趣了，但一定会记得他打鬼子和美国大兵的功绩。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共最给力的一仗就是百团大战。在中共抗战史上，此战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投入兵力最大、影响力最大。 百团大战的策划者和指挥者就是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一九四零年到四一年，属于抗战最为艰苦的岁月，彭德怀指挥一二九师、一二零师、以及晋察冀边区一百零五个团（未算民兵）主动出击，在华北地区对日军掀起攻击波，前后时间跨度将近半年。 当时八路军以极其简陋的装备配合灵巧的战术打鬼子的正规军。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后来朝鲜战场的一个预演。这是一场只有彭德怀才敢指挥的战争。 一九四零年下半年，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德国正蹂躏欧洲，东京和柏林会师印度的梦想很有可能成真。当时国民党在正面战场陷入低潮；汪精卫在南京登上汉奸宝座。此时的中国正处在最黑暗的黑夜中。这一战恰到好处地吸引了日军，缓解了正面战场的压力，增加日本诱降中国政府的难度。这么打，才是真正的国共合作。 然而很遗憾，这一仗和毛泽东的政策相违背。 延安时代的毛泽东，主张尽力建立敌后抗日革命根据地。这么干一方面可以扰乱鬼子的后方， 更重要的是能够壮大自己。如果从历史上找一个参考模板，就是刘邦躲在汉中时的那个政策，坐看外边烽火连天，我自发自家实力。虽然战争刚结束，毛泽东很高兴，发电报祝贺之余甚至询问，这样的战役能不能再来一两次啊？是啊，影响太大了！ 但后果很严重：吸引了鬼子的注意力，增强了鬼子进村的力度。 第二个后果是老蒋很在意。这一仗吸引了鬼子，缓解了国军身上的压力，本应高兴才是。老蒋不一样，他有自己的观点：老子在前方跟鬼子拼命，家底都砸得差不多了，你共产党倒好，跑到敌后去发展势力，一下子整出一百多个团来。长此以往那还得了？还不把老子江山的墙角都给占了？！ 不行，得想办法。 鬼子增加兵力扫荡也就算了，反正大家不共戴天，我不弄死你，你也要弄死我；如果我不想办法弄死你，你终究想办法弄死我，直到有一方彻底倒下为止。 但是老蒋就难办了，他是盟友，还是名义上的领导。当领导刻意整下属，总是有机会的。机会就在半年之后——皖南事变。百团大战是皖南事变的导火索之一。 鉴于这两个严重后果，在接下来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彭德怀被毛泽东身边的那群理论家轮番批斗。这就是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说的“延安骂娘”的由来。庐山算总账，毛泽东说彭德怀在整个抗战期间都是不合作的，也是这个意思。 毛泽东从大局的角度出发可以理解。但是彭德怀就错了么？现在看来，一点也没有错！因为他打了鬼子，鬼子是国家的敌人。身为一个将军，如果不能对付侵略自己国家的敌人那才是耻辱。当大家集中批判彭德怀暴露了八路军的真实实力时，也许忘了，彭德怀只是一个将军，只负责战场上 和敌人对撼。你不能指望一个将军既干领袖又干后勤部长的活，所以说彭德怀不服。因为彭德怀不服，毛泽东心中又有疙瘩。 实际上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严重后果。对共产党来说，最严峻的形势是长征，都熬过来了。徐向前把西征军完全葬送，毛泽东百般安慰。彭德怀打了如此重要的一战，毛泽东怎么就介意了呢？毛泽东真正在意的是，这一仗不是他自己策划或者说指挥的。任何一个领袖都不希望下面的将军威望太高。所以飞鸟尽，良弓藏。 因为这个百团大战，两人一度产生裂痕。因此在解放战争初期，彭德怀的职务是解放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参谋长这个位置根本就不适合彭德怀这种人，那是叶剑英或聂荣臻干的活。说白了， 就是彭德怀失去了带兵的机会。如果不是后来形势险恶，彭德怀估计要当徐向前第二了，后来能不能挤进十大元帅都难说（徐向前是红四方面军的旗帜）。 十二、毛岸英事件 毛岸英（1922 年 10 月 24 日－1950 年 11 月 25 日），本名远仁，字岸英，初名永福，湖南湘潭人，是毛泽东与妻子杨开慧的长子，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安葬于朝鲜平安南道桧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 毛岸英是毛泽东长子。 和天下所有父亲一样，毛泽东在毛岸英身上倾注无尽的心血和希望。毛岸英也没辜负父亲的栽培，成长为一个很棒的年轻人。 童年时代的毛岸英，身上凝聚了那个时代特有的元素。一九三零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始人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被捕入狱。八岁的毛岸英连带入狱。随后杨开慧牺牲，毛岸英被地下党带到上海。组织被破坏之后，毛岸英兄弟浪迹街头，为了生计，捡破烂、卖报纸、推人力车，凡是能换到面包的活都干。此时的毛泽东正在井冈山经历人生的起起落落。直到长征结束，毛泽东的地位巩固之后，毛氏兄弟才有机会去苏联学习。 苏联期间，毛岸英学习军事和政治，参加苏联卫国战争，曾在枪林弹雨中转战欧洲。十年之后， 国共争霸开始之际，二十四岁的毛岸英返回延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的毛泽东看见青春挺拔的大儿子如同看见年轻时代的自己，那是百感交集啊。 为了表达对儿子的爱，毛泽东安排毛岸英工作——下地干活。按照现在的人的思维，贵为强力组织一把手的长子，好歹也得安插在一个轻松体面的岗位上。毛泽东不同，他要给儿子好好补上一课“劳动大学”。 等到建国那会，年仅二十八岁的毛岸英，已经经历了童工、留学生、农民、战士、中国共产党主席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儿子等多种身份，人生阅历已经足够丰富，办事足够干练，达到了父亲的要求。 然而朝鲜战争爆发了。 以毛岸英的身份，完全可以不用入朝。但毛岸英依然按照父亲的意思加入志愿军。按照某些英明无比的专家推断，毛泽东之所以送毛岸英入朝，主要是想让毛岸英捞取政治资本，以便为将来接班做准备。对于这种假设，既无法证实，也不能证伪。那么好吧，先挂起来。但是需要指出的是， 关于抗美援朝，是在多数人，包括林彪那个级别的将领在内都反对的情况下，毛泽东乾纲独断，决定出兵的。毛泽东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如果捞取资历，其它方面的机会多的是。 在没有必胜把握的情况下，把自己最亲爱的儿子放进去，只为表达一种态度——一种决绝的态 度。不论在任何时候，国家最高领导人亲自把自己的儿子送上战场保卫自己的国家都是可敬的。蓄意污蔑者，其心可诛。 然而毛岸英偏偏死在了朝鲜。毛岸英的死，有很多版本，这里就不累述了。 毛岸英死在朝鲜是一个偶然，也可以理解为彭德怀的失误。彭德怀身边那么多重要人物都平安无事，怎么偏偏就是毛岸英？看着毛岸英的尸体，彭德怀呆呆地望着苍天：“为啥是他？为啥是他？”为啥是他？无数人在问。即使是毛泽东，夜深人静的时候，点燃一支烟，也会时不时想起这个问题吧？人心都是肉长的。 不论后人如何粉饰，毛岸英肯定是一个横在毛泽东和彭德怀之间的巨石，冷却着两人之间的温度。后人更感兴趣的是另外一个假设：如果毛岸英不死会怎么样？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猜测，结果有两个：接班或者不接班。流行观点倾向于前者，认为毛岸英会接班，成为毛二世。毕竟那年头接班很流行。朝鲜金氏搞接班，台湾蒋氏也在搞接班。以此类推， 大陆的毛氏很可能也会搞接班。如果搞接班，究竟是像朝鲜金二世那样继续搞封闭，还是像台湾蒋二世那般搞建设？已经永远没有答案了。 然而事实还有另外一面：毛泽东既不是金日成也不是蒋介石。相比金日成和蒋介石，毛泽东有自己的信念。正是在这种信念的驱动下发动历次运动（后面会重点分析）。这些运动给新中国造成了很大损失。那样的运动只有毛泽东才有威望搞起来。如果毛岸英活着，接班，七六年怎么办？继续搞文革，已经搞不下去。如果不搞文革，相当于背离毛泽东的政策，也将失去毛泽东支持者的支持，凭什么和邓小平、叶剑英等人较量？ 也可以朝好的方面想，毛岸英不死，也轮不到江青上串下跳，以毛岸英的经历和修养，应该可以中和掉毛泽东本人一部分的狂热。说不定就不会有文革。毛岸英能接班的可能性只有一种——文革不发生。对很多人而言，宁愿毛岸英接班也不想要文化大革命，不是么？然而文革是必然要发生的，这是后面的故事。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毛岸英是不是毛泽东要解决彭德怀的原因所在？ 以毛泽东对毛岸英倾注的心血来看，毛泽东有可能就毛岸英问题拿掉彭德怀。他有理由责怪彭德怀，因为彭德怀确实没有保护好毛岸英。 毛泽东要拿下彭德怀易如反掌。因为毛是最高领导，彭只是最高领导下的一个部长。领袖拿下部长理由并不难找。像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功劳同样很大，也给拿下了。但朱可夫事件和彭德怀事件不是一码事。庐山整掉彭德怀，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震动，并非“拿掉一个国防部长”这么简单。否则也称不上“整”，也没有所谓“冤”。 个人观点：如果仅仅为毛岸英报仇，毛泽东不会在一九五九年那样一个特殊的年头拿下彭德怀， 代价太大了。他可以选择一个更好的时机，之前或者之后都可以。政治家都是务实的，不会头脑发热而不计后果。 因为在一九五九年，毛的经济路线进入死胡同，山雨欲来，巨大的灾难气息已经相当明显了， 并不是解决个人恩怨的最佳时节。如果毛岸英没有死在朝鲜，毛泽东对彭德怀会宽容一点么？个人理解是，该来的还是会来。彭德怀是一个独立性很强的人，即使钦佩毛泽东，也不会盲从。他有自己的世界观。所以结论是，有没有毛岸英事件，彭德怀庐山都会写信。只要写信，有没有毛岸英事件，彭德怀的待遇都不会变。 毛泽东拿下彭德怀，另有隐情。继续分析之前，顺便驳斥另一个观点：即毛泽东拿下彭德怀， 是因为功高震主。彭德怀真正能功高震主是在长征之前。长征之后的彭德怀就没机会了，他的红三军团基本上已经被打残了，特别是延安整风之后，就更没机会了。 隐情是什么呢？就是刘少奇。 十三、彭德怀和罗瑞卿、贺龙之间的恩怨 庐山之上，谁批彭最凶？只要看看谁得到的利益最大就行了。就军方来讲，最大的受益者有三个人：罗瑞卿，贺龙，林彪。 彭德怀倒下之后，罗瑞卿出任总参谋长，贺龙成了军内第二号实权人物，第一号人物便是林彪。这三人的出发点是不同的。罗瑞卿批彭德怀纯粹是领袖需要。贺龙批彭，有政治需要也夹杂私人恩怨。林彪则是被绑上战车。 说真的，仅仅是看到这些都觉得很难受，他们都是一流的军人，杰出的统帅，战场上都是顶天立地的汉子，然而命运却把他们推到政客的位置上。 政治让人疯狂。 罗瑞卿说：“历史上凡是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彭德怀同志多半都参加，三成合作有些还是看形势，搞投机的，有些是合乎他的口味才合作的。” 罗瑞卿说：“彭德怀同志生活上学冯玉祥，触到了他的痛处，因为这揭发了他的伪君子的一个侧面。但是，他确能迷惑一部分人。所谓艰苦朴素，实际上很多都是装的。（有人插话：换得了政治上的欲望）他的政治欲望很大，许多好事都记在自己账上，坏事都推给人家，就是证明。他是党性有亏，热心很重，不是正直无私。他的个人主义很严重。”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几年之后，罗大将军同样被打翻在地，还跟彭大元帅同在一个屋檐下—— 在同一个监狱里。 罗将军和彭元帅并无深仇大恨。当年彭和罗同在北方局，也没见传出不和。 罗大将为何如此卖力批判彭元帅呢？原因很简单：罗瑞卿是毛泽东的铁杆。当时有一个说法： 罗瑞卿是毛泽东的影子。正是因为这层关系，毛泽东才选择罗瑞卿做公安部长。在当年那个国家新建，土匪一大堆、特务一大片的情况下，公安部长有多重要不用多说了吧？还是因为这层关系，毛泽东要批判彭德怀，罗瑞卿就必须全力以赴。否则，如何显示两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不说那些话， 罗将军自己也过不了关。 需要指出的是，罗瑞卿对毛泽东的感情绝对是真实的。 文革罗瑞卿挨整，落下残疾，出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穿得整整齐齐，到天安门的毛主席像前， 立正站好，然后敬了个标准的军礼，第二件事就是回家为毛主席设灵堂，臂上戴黑纱。女儿罗点点迷惑不解，罗瑞卿训斥：你小孩子懂什么？ 庐山会议之前，罗瑞卿是公安部长，正部级别。庐山之后，罗瑞卿变成总参谋长，级别降低了， 怎么能说得利了呢？因为当时毛泽东的经济政策失败了，需要牢牢抓住军队。总参谋部负责制定作战计划，要害部门，当然要用自己人。所以说罗瑞卿还是得利了。只是后来罗瑞卿偏离了林彪，才遭来灾难。 在利益、前途、感情面前，罗将军的选择无可厚非。而且他也不是庐山上有决定作用的那一个。和罗大将军不同，贺龙元帅和彭德怀元帅关系比较复杂，芥蒂也比较深。 庐山上，贺龙说：“德怀同志的信，我认为是一个反党的纲领。他过去几次在紧要关头上发生动摇，对毛泽东同志是很不服气的，当了错误路线的帮手。这一次他迫不及待地拿出反党纲领，也完全是对着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来的。” 贺龙批彭德怀，除了政治选择，要紧紧跟随毛泽东外，也夹杂私人恩怨。从流传的资料来看，彭贺矛盾可谓盘根错节，源远流长。 最早应该是段德昌问题。段德昌毕业于黄埔军校，红军时代杰出的指挥官，威震湘西。十大将军之一的许光达将军，当时是其下级。现在段德昌的身份是第一号烈士。但是这个烈士却死在自己人的手上，被杀人狂夏曦整死的，死得悲惨而且悲壮。夏曦非常搞笑，此人号称聆听过列宁的教诲， 吸收过苏联的精华，实际上除了杀人啥也没干。整个红三军，被他从几万人杀到几千人，差点连贺龙都杀了。可以说他短短的一生就是为了杀人而活着。 段德昌和彭德怀的关系非比寻常。 彭德怀出身旧军队，是一个豪爽而血性的汉子，很想干一番事业却找不到出路。后来终于找到共产党，并加入了。促使彭德怀入党的人就是段德昌。“几十年来，段德昌的形象都活在我的生活中，我一刻也没有忘记他，谁也没有想到，那就是同我的最后一次谈话。”彭德怀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四十年后，而且身在狱中。 段德昌的死对彭德怀的刺激非常大。当时段是贺的下级，到延安之后，知情人贺龙也没有就段的问题和彭德怀沟通过。造成彭德怀对贺龙不爽。 接下来就是贺龙对彭德怀不爽了。 一九三七年中共又反对一个主义，叫反军阀主义。啥意思就不解释了，反正现在没有了，以后应该也没有了。中共历史上反对过无穷多个主义。反对这个军阀主义是有背景的。一年前，也就是1936 年，西安事变搞定，促成了蒋介石抗日，老蒋不再进攻共产党了。这时候共产党就喘了口气， 动手解决自家问题。 恰好在这一年，徐向前率领的西路军葬送在西北。西路军也就是红四方面军，张国焘的全部家 底。几年之前，张国焘就仗着强大的红四方面军逼得毛泽东相当无奈。毛认为可以解决张国焘了， 就说张国焘是军阀。反张国焘就要反军阀，反着反着就扩大了，在全军范围内反军阀。但是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已经没有了，红一方面军是中央红军当然没事，只剩下红二方面军可以反。身为红二方面军的旗帜，贺龙恰好在旧军队内当过军长，于是成了众矢之的。 叶剑英曾说，在我军干部中对旧军队那套很熟的第一要数贺龙。 当时彭作为负责人之一，对红二方面军严厉批判。反到最后，贺龙检讨。在那个时代两人的关系，可以引用毛的话作为旁证。毛说，彭说贺在政治上靠不住。 两人第三次纠缠在一起是在解放战争时代，这一次最为微妙。长征之后，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改编之后，彭就成了副职，八路军副总司令、解放军副司令员。名义上很高，但没有了自己的军队。当彭再一次拥有军队时，贺又没了军队。因为彭接手的西北人民解放军就是贺龙的陕甘宁野战部队。 四七年三月，蒋介石全面进攻解放区受挫，兵力集中为两个拳头对山东和陕北搞重点进攻。当时陕北主要军事力量就是陕甘宁野战集团军，贺龙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应该直接当司令。很不巧，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在晋绥那边当晋绥野战军司令，抽不开身。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担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彭德怀毛遂自荐，说“贺龙同志未回延安之前，陕北几个旅加上后勤人员也不过两万来人，是否由我暂时指挥？”毛答应了，就组建西北野战兵团，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这事之前彭也没和贺沟通。随后陕甘宁野战部队正式定名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 四九年二月，西北野战军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贺龙回到延安，就没有军队指挥了。再后来， 贺龙成了彭德怀的后勤部长。 啰嗦了这么多，也就是证明，彭贺两人之间有疙瘩。 唯有如此才能理解贺龙揭发彭德怀的出发点。贺龙揭发了这样一件事：“我记得彭总在火车上曾说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红军来’。这当然把问题说得过火了。”这是非常有力的一棒子。 要知道，毛最忌讳下人和外国势力搭界。当年高岗败得如此彻底，究其原因不过是莫须有的“里通外国”而已。当时斯大林还在呢，毛尚且不容。一年前粟裕倒台，也和苏联“告洋状”有关。此时中苏关系紧张，毛又需要把彭打翻在地，正期待这味猛药，于是“通敌”也就有了证据。 贺龙此举不地道之处就在于，他把彭私下发牢骚（还是听来的）的话拿到政治局讨论。当然考虑到两人错综复杂的历史关系，贺此举也可以理解。而且因为彭德怀倒台，贺龙成为了实实在在的受益者，成了中央军委第二副主席。由于第一副主席林彪是个药罐子，而且不大爱管事，军委的实 际主持者就变成了贺龙。正是看中这格局，后来刘少奇就和贺龙多交流交流。非但如此，彭德怀的案子交给贺龙负责，结果案子还没接手，贺龙自己也陷进去了。 和罗瑞卿将军一样，贺龙元帅批彭也不负主要责任。 十四、第一次庐山会议上的林彪 彭德怀、林彪、粟裕这三个人。如果没有卷入残酷的政治斗争，他们应该作为新中国王冠上的明珠享着后人的尊敬。 遗憾的是，他们三个人全部陷入政治漩涡，而且均结局惨淡。更为遗憾的是，三人之间还相互批判，实在让旁观者伤心。庐山事件之前一年，彭刚刚因为一系列原因错误批判粟。现在，林又要因为另一系列原因来批彭。 和彭贺磕磕绊绊的历史关系不一样，彭林关系一直是彼此尊重的。 从军事角度上看，彭和林完全是两个风格。彭德怀一生中说话坦率，不转弯抹角。在彭德怀的指挥部里，常常能听到他旱雷般的吼声，用兵刚猛，长于临机应变。年轻八岁的林彪则是另一个模样，很少说话，善于思考，常常对着地图发呆。 不同的性格和处事风格，并不影响两人的关系。 井冈山时代，彭亲自带人加入，起点较高，战绩较为辉煌。林从小排长开始，一步一个脚印， 升至军团长，终于和彭并列。在这个过程中，彭一直是林的追赶目标。林身边有个神秘的小本子， 专门记录历次战役的歼敌数量和物质缴获。小本子上除了他自己的之外，还有彭德怀的名字。历次反围剿中，两人一直战斗在最前线。 在长征时代，林彪的红一军团和彭的红三军团是最有战斗力的两股力量。湘西之战，二人合力拯救中央。 大渡河畔，红军危在旦夕，老蒋洋洋得意地要让朱、毛做石达开第二，林彪的迅捷行动让老蒋的如意算盘落空。红军刚进入陕北极度虚弱困乏，国军尾随而来，彭德怀奉命砍掉尾巴，战斗干净利索。毛兴奋之余写诗赞美。 在决定性的遵义会议上，也是彭林二人联手，共同挺毛。 四渡赤水，林彪对毛泽东的战术不满，写信给中央要求彭德怀指挥红军。为这事，毛泽东记恨彭德怀几十年，直到在庐山上还翻旧账。林彪给予澄清，虽然晚了一点。 抗日战争，彭为八路军副总司令，林为一一五师长。林彪在平型关一战成名，彭德怀则发动最大规模的百团大战。对待外寇入侵上，此二人最给中共长脸。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两次战役和毛的战略意图并不完全相符。平型关一役，让日本人知道了共产党。百团大战更是把当时日军的注意力引向了共产党。这对当时全力发展壮大的中共来说，是极其不利的。 解放战争中，林彪统帅四野纵横四海，彭德怀也是凭借简陋的一点家当搞定整个西北。 之后抗美援朝，林彪反对出兵，在必须出兵的情况下，林彪又推荐彭德怀为统帅。彭德怀根本就不知道需要自己挂帅，他以为挂帅之人是林彪。 彭从朝鲜归来，人生达到顶点，常常看望赋闲在家的林。 在反教条斗争中，林彪虽然对批判粟裕不满，却也表示拥护彭总领导。 林魂归大漠之后，身在狱中自身难保的彭依然愤愤不平，愤然道：“就这样把林彪杀了，我不同意。” 两人关系一直不错。 然而在庐山上，林彪是批彭最凶的人之一。 林彪按照批判大会上发言的一贯风格，铁青着脸说，彭德怀你不要想当大英雄，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之类的话。 内容不严重，后果很严重。 支持彭德怀的主要是军内，黄克诚啊、洪学智啊、邓华等和彭德怀共过事的军人。特别是黄克诚，因为跟彭德怀关系密切，那是一定要完蛋的。邓华、洪学智这些战场上的汉子，因为在朝鲜跟彭德怀相处不错，都成了“军事俱乐部小爪牙”。 虽然彭德怀身上有不少缺点，时不时骂人什么的，在军界，资历、威望、战功摆在那里，军人也不好攻击。这时候必须有一个威望相当的人来挑头，打开一个缺口，有谁呢？伟大领袖的形象是光辉的，不可能干这类事，刘少奇不行、周恩来不行、朱德不干。只能从同样战功赫赫的将帅中寻找了。 四大野战军中，二野的刘伯承和三野的粟裕已经靠边站了。按道理说，刘伯承和粟裕比较合适， 毕竟一年前彭德怀刚刚批判过他们。刘少奇鼓励粟裕“说说自己的事”，粟裕回避了。只能指望林彪。林彪挑头之后，其它低级别的将军才好动手。吴法宪啊、李钟奇啊这些人才敢出头。 一年之前，批判粟裕将军，一开始也是批不下去，直到后来老领导而且关系不错的陈毅开批之后才进行较为顺利。这次也是一样，林彪跟彭德怀的关系不错，且战功、威望相当，由林彪挑头再合适不过了。 至于效果么？看看一个场景就够了： 九月三号这天，集中追查彭德怀的所谓“军事俱乐部”问题。 吴法宪猛然抢过发言权，说：“在这里，我要向彭德怀讨还血债！”这一炮太响了，全场惊愕！大家莫名其妙地盯着他，心想你个胖子哪根葱啊，也来放炮？接下来吴法宪同志故意把嗓音压低、放慢，脸上的表情变得异常沉重，道：“是他在长征途中欠下了一军团战士的血债！是他下令亲手杀害了一军团的一位连长。”好像那位连长是他亲人。 林彪也在旁边趁势帮了两嗓子，说彭恨不得把一军团的人通通杀尽，因为一军团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等等。 这时台下又想起另一个严厉的声音：“胡说！”大家一看，原来是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将军。不能不承认，钟伟也是一个好汉。身为一个小小的军区参谋长，在那种情况下能够坚定发言，送他两个字——英雄。 接下来钟伟高声喊道：“你们完全是无中生有，造谣惑众！你们当时在场吗？我当时在场，事情是我干的！彭总不在场，也不知道这回事！现在要说清楚，那人是罪有应得，该杀！如果把他交给你林总，你当时也会下令枪毙他！理由只有一个：他临阵脱逃，还要拉几个战士反水！你不杀了他，他就会反过头来杀我们！那是在一、三军团强攻娄山关的战斗中，仗打得很残酷。面对敌人一次又一次疯狂的反扑，他丢下阵地，丢下战友，逃跑了，被我后续部队捉住。经审讯，才知道他是一军团的人，并且有一军团的人作证。按说，应该把他交给你处理，可当时怎么交？阵地上，枪管子都打红了……这本来是不足为奇的，执行战场纪律嘛，有什么大惊小怪？！我看是有人别有用心， 扯历史旧账，制造事端，挑拨一、三军团亲如手足的关系，加害于人，在一旁幸灾乐祸！”他嗓子喊哑了，咳嗽一声，接着呼喊：“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已经宣布成立了，那就宣布我钟伟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吧！也拿我去枪毙吧！”霎时间，会场上乱了起来，议论鼎沸。 英雄归英雄，钟将军的愿望很快得以实现。五分钟之后，肖华带着荷枪实弹的卫兵冲进会场， 直接给钟伟戴上手铐——比任何军事俱乐部的成员落马都快。 被押出去很远，钟伟还在呼喊：“毛主席啊，你可不要上他们的当！他们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你要警惕呀……”翻译为古语就是，“冤枉！冤枉！”此后钟伟被削官罢职，一撤到底，押回老家劳动改造去了。 这就是著名的钟伟事件。直到“四人帮”垮台后八年，也就是八四年，钟伟才得以平反。这一年，钟伟逝世。评：钟伟，大丈夫。敢于为公道押上一生前途者，古今少有。 林彪批判彭德怀，直接造成军内分裂，接下来就是清洗。同情彭德怀的人基本上都靠边站了。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战火中滚爬出来的好汉，不能不说，这是解放军的一大损失。 林彪为啥要这么玩？是毛泽东搬的救兵。这是老黄历了，一到关键时刻，毛泽东就会搬林彪来 解围。之前战争中如此，政治运动中仍然如此。庐山事件，三年后的七千人大会，打倒刘少奇，林彪都是毛泽东的战车上最为重要的武器。 同时彭德怀倒台之后，林彪成了受益者——成了军内（毛除外）最大的权威。林之所以要批彭，只因为他不得不批彭。 因为林一直站在毛的战车上。毛要批彭，林就要批彭。毛要挺彭，林就要挺彭。说句公道话， 就算林彪是受益人，也是被动的，被绑上战车。这个结论有证据么？有。证据就是，在彭没倒下之前，彭德怀负责日常军委；彭倒下之后，负责军委的是贺龙和罗瑞卿。当然罗瑞卿可以看成是林彪的人。 林彪并没有真正意义上走向前台。但林还是得利了，因为彭倒下之后，林彪的威望又上升了， 权力增大了。最主要的是，军内统帅之中，能与之争锋的人没有了。在搬下贺龙和罗瑞卿之后，军队快要成为林家军了。 既然如此，那么毛为何要批彭？答案是很诡异的，因为刘少奇。好汉钟伟： 钟伟（1915-1984），男，湖南平江人。 原名钟步云，又名钟德泰。中国共产党党员。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广西军区参谋长，中南军区编练司令部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司令部参谋长，北京军区参谋长等职。 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和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十五、潜在受益者——周恩来 周恩来和彭德怀同年，均出生在一八九八年。周是三月五号，彭是十月二十四号。彭死于一九七四年，周死于一九七六年。二人均投身中国共产党，一干一辈子。 周恩来和彭德怀的关系源远流长。在红军时代，彭德怀还是红三军团长的时候，周恩来是红军总政委，彭的上级。但两人的关系并不复杂。周恩来的职位一直比彭德怀高，但管的事比较多、杂， 而且不主党；彭德怀一直负责具体军事作战。两人在具体事务上有交集，但基本上彼此尊重，也没有利益冲突。概括起来，四个字：有恩无怨。 当年张国焘嚣张之际，毛泽东没有办法，周恩来也没有办法。面对茫茫大草原，毛泽东尚且能活动，而周恩来完全是另一个模样：连续发高烧，转为肝脓肿，身体极为虚弱，连在平坦的道路上正常行军也不行。 不仅是周恩来，王稼祥也在病中，最高三人组中，有两个不能走，怎么办？ 经过一系列的血战，红军主力损失严重，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也是所剩不多。此时却要经历长征中的死亡行军——穿越大草原。在现代人看来，在大草原上逛一圈似乎是很美的事。川西北大草原连接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人迹罕至也就罢了，时不时还有死泥潭，掉进去相当于去了另一个世界。当时正值夏季，多雨，缺乏粮食，后有追兵，行军极其困难。 面对周恩来，面对大草原，彭德怀苦思一阵，断然曰：“抬 ”。 然而要抬一个病人过草地并不容易，彭德怀找到新上任的红三军团参谋长肖劲光，吩咐他亲自负责把周恩来和王稼祥抬出草地。肖劲光从迫击炮连抽出几十个人组成担架队，编成几个组，轮流抬着重病中的周恩来和王稼祥过了草地。此时的彭德怀和战士一样在队伍中行进，遇到危险路段， 他还要赶在队伍前头，指挥排除险情。 周恩来一辈子，施恩不少，受恩不多。彭德怀这份恩情，确实是实实在在的。周恩来施与彭德怀的恩情同样实实在在。在文革，北航红卫兵去四川抓彭德怀回北京批斗，周恩来得知后，叮嘱要严格执行以下三条： 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和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 二，不许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 三，由北京卫戍区派出部队在北京车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生活和学习。 这三条保证了彭德怀少挨半年批斗。然而彭德怀的问题终究不是周恩来能罩得住的。周恩来最 终依然没能保护彭德怀，正如他没能保护其他人一样。 从这一来一往中，可见两人关系，平时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危难时节真情现。但是在庐山事件中，周恩来仍然是受益者。 历次运动中，周恩来一直处在一个比较有趣的位置上，除了挨批，每经过一次斗争，权力就会上涨。 延安整风之后，周恩来就已经被削弱了，虚弱到最后竟然只能管外交。高岗倒台，周恩来重新掌权。 掌权没几天，又发生了反反冒进，再次被批评教育一阵子，又被折腾得够呛，快奄奄一息，以至于街坊传言，毛泽东要用柯庆施当总理。 就在伟大的周总理再次摇摇欲坠之时，庐山事件挽救了他。 庐山上，向来形象完美的周恩来也脱不了干系。他之所以再次成为获利者，只因为他对彭德怀做了批判。只不过他批评得很有艺术性，按照一贯方式做了自我批评，说自己领导得不怎么样，才导致彭德怀同志犯了大错。啰嗦了一大堆，概括起来就是承认彭德怀有错。 其实彭德怀虽然是他下属，但彭德怀写的那封信跟他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这大概就是后来邓小平评价说的：周总理做过很多违心的事，说过很多违心的话，但人民原谅他。如果他不那么做的话，他自己也保不住。 然而在庐山上，周恩来批判彭德怀，不见得就是违心的。如果说彭德怀的信是要追究责任的话， 矛头是对着刘少奇去的，必然会连累到周恩来。因为周恩来负责政府——国务院，对灾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过在彭德怀被打倒之后的表现来看，他并没有对周恩来表达不满，正如没有对林彪表达不满一样。 庐山上，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一大批精英给彭德怀罗织了一个莫须有的反党集团。其实彭德怀有一个集团，一个不反党的集团。在早期的共产党人之中，像彭德怀这种实实在在的人还真不少。当我们追溯各种斗争时，看到的都是权谋、政客的嘴脸。另一面还有一批人，他们沉默着，没有发出声音，但是在实实在在地办事。正是因为他们实实在在地办事，所以国家可以承受一次又一次的运动而没有倒塌。 这群人和彭德怀一样，不会反对毛泽东，但也不会盲从。在彭德怀挨批之后，这批人倒向周恩来。 周恩来的力量再次得以加强。就那个时代而言，这是一件幸事。 十六、庐山会议的真正受益者——刘少奇 在庐山事件中，上面分析到军方受益者是林、贺、罗三人。但他们都不是最大的受益者，最大受益者是刘少奇。 这个结论直接拿出来看，似乎颇为荒唐。彭德怀是国防部长，刘少奇是国家主席。 国防部长本来就是国家主席的下级，换一个部长，何来受益之说？咋一看确实是这样，再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异样。因为这事发生在半个世纪之前，那时候新中国刚刚诞生，许多事和现在根本不一样。 在毛的时代，军队势力和行政系统一直在争斗，高岗事件和粟裕事件都是这种斗争的产物，彭和刘本来就是军队和行政系统的代表人物。 彭德怀和刘少奇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这种鸿沟不是指挥风格的差异（如彭德怀和林彪），甚至不是工作摩擦（如彭德怀和贺龙），不是建军理念的差别（如彭德怀和刘伯承），而是他们根本就是两类人。 彭是军人，靠战功一步步走上来。刘是政治家，靠理论登上高位。自古以来，这两类人就不相容。不仅仅是彭德怀，林彪和刘少奇也一样。 要化解这种关系很难，要么军人对政治家表示效忠，像粟裕那样把刘少奇看成天然的领导，或者像贺龙那样和刘少奇关系暧昧。其它途径只剩下一条，即斗争。 要理清彭德怀和刘少奇之间的关系，就要从百团大战说起。众所周知，百团大战是中共抗日战争的招牌。 前面已经讨论过，那一战引起很多的不确定因素。就共产党本身而言，最大的好处是破坏了小日本的囚笼政策。所谓囚笼政策，就是沿着铁路和公路修碉堡，鬼子住在碉堡里，需要吃肉了，就拉一队人马进村去抢；需要女人了，就拉一队人马进村去抢；需要杀人了，就拉一队人马进村去杀； 需要放火了，就拉一队人马进村去烧。 最坏的结果是这一战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老蒋当时已经退到大西南了，并且不断后退。没想到丢失的西北土地上竟然平白无故地冒出一百多个团来，加上山东和江南，中共有多少力量？娘希匹，这还了得？！ 百团大战之前，老蒋是两个拳头跟日本打，一边打一边用一只眼睛盯着中共。之后变换了策略， 一只眼睛盯着中共的同时，腾出一只拳头去跟共产党较量，巅峰之作就是皖南事变。后来毛认为代价过大。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刘少奇去了北方局。 当时的情形跟中央大员下地方差不多。北方局的彭德怀、薄一波、罗瑞卿等人给予亲切接待。虽然环境差了一点，端茶递水还是必须的。如果就这么结束，那刘少奇这一趟的“钦差大人”当得还算不错。 然而刘少奇大老远跑过来可不是为了喝口水的。在喝完水之后，就把北方局的同志们狠批了一把。什么工作不到位，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说了一大堆。 如果彭德怀低头认错了也就算了，但他不是一个轻易低头的人。 当时正在战争年代，当时的刘少奇还不是接班人，当时的刘少奇没有赫赫战功，他的身份只是代表一下中央和毛主席而已，如何让心高气傲且有点刚愎自用的彭德怀服气？于是双方吵了一架， 吵得很凶。 接下来就是延安整风运动，数十天的整风运动给彭留下深深的烙印。 延安整风运动，彭德怀挨了批判，做了检讨，刘少奇的地位高升至毛泽东的副手。 实事求是讲，在延安整风时期，批判乃至否定百团大战还是有理由的。毕竟当时中共处境艰难， 而且不是全国性政权，必须遵从“生存至上”的规律。那么到了五九年的庐山，已经取得统治权的中共再从政治角度去批判百团大战，只有两个字——不该。 道理很简单，百团大战打了鬼子，鬼子是敌人。打了国家、民族的敌人不对么？政权都取得了， 都代表国家、代表人民了，再说不对，只能说明政治斗争无所不用其极。 从宏观角度看，刘少奇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有自己的独特见解，是那个时代稍有几个敢于提出并坚持自己主见的人。这是他光辉的一面。同时还有另一面，政客的一面。 所谓政治家，有自己的见解，并且敢于为自己的见解而奋斗，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所谓政客，为了有利的政治目的，打击异己，不择手段，明明知道对方是对的，也要往死里整， 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纵观刘少奇的一生，是政治家的一生。但庐山之上的刘少奇是政客。刘要整彭，理由很多。 高岗事件中，彭德怀就陷了进去，站在刘少奇的对立面，把他折腾得够呛。彭德怀修理粟裕， 加深了两人的矛盾。最关键的一点在于，身为军内巨头的彭德怀不买刘少奇的账。 刘少奇的身份是接班人，但这个身份相当脆弱——在军队没实力。和平时期也就罢了，新中国诞生于战火之中。作为接班人，没有军方支持是不可想象的。 彭德怀是军方大佬，偏偏就不买刘少奇的账。两人之间唯一的一次对路，大概就是八大期间合力从党章中删除“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 站在刘少奇的观点上看，必须拿下彭德怀，如果有机会的话。机会来自庐山。 变身政客的刘少奇，斗争是很有创意的。对高岗，整出“里通外国”，高岗彻底完蛋。对彭德怀又升华了这种创意。 大家都在批彭，能说的话也说差不多了，如何再创新呢？国家主席要与众不同么，就说了，你彭德怀综合有三个特点：魏延的骨头（大家都知道传说魏延脑后有反骨）、朱可夫的党性（赫鲁晓夫搞宫廷政变，借助元帅朱可夫的军事力量），冯玉祥的作风（意指即伪君子）。这是条件，能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结论就说拥有这三个条件的人要搞军事政变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合理的。也就说彭德怀要搞军事政变。 如果问一问，魏延的骨头是啥样？刘主席知道么？肯定不知道。就连最高明的解剖者也没见过何为反骨。让罗贯中复活，他知道啥叫反骨么？不知道。把诸葛亮拉起来问问，反骨是啥样？估计也问不出所以然。魏延自己知道骨头有啥不同么，也难说。 还要问一问，朱可夫的党性是什么样？什么又是党性？卫国战争时代的朱可夫和卫国战争之后的朱可夫的党性是不是一个党性？ 最后再问一问，作风是什么样？刘主席肯定也答不上来。 所谓反骨，所谓党性，所谓作风，三个词完全可以简化为三个字，叫做——莫须有。所以你不得不佩服政客的推理能力。 要搞军事政变也得秘密一点吧，搞什么万言书嘛？ 在彭德怀这件事上，身为政治家的刘少奇决定把政客做到底。 三年（新中国最为严酷的三年）之后，刘少奇于 1962 年 1 月 27 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彭德怀同志在 1959 年庐山会议中间，写过一封信给毛主席。我们在庐山会议上进行了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书面报告中说到，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展开 这场斗争是不是只是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仅仅从彭德怀同志的那封信的表面上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一封信， 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问题不是彭德怀同志这封信写错了。问题不在这里。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 “在反对高、饶集团的时候，没有把他提出来。他是高、饶集团的余孽，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所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说：到底高、饶联盟呢，还是高、彭联盟呢？恐怕应当是彭、高联盟。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再次搬出国际背景，灵丹妙药嘛，再吃一吃不嫌多。 “彭德怀同志除了在庐山写了那封信以外，还有很多其它的背后活动。他在党中央进行派别活动，他阴谋篡党。所以，在庐山会议进行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确的。我们把隐藏在党内几十年的隐患揭发出来，把它清除，从长远讲，对于我们党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彭德怀同志那封信上所指责的一些事情，是党中央早就讲过的，而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以前，却一直不讲。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他都是参加的他都不讲。甚至庐山会议的初期， 他也不讲。到庐山会议中间，他才把那封信拿出来，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讨论如何继续郑州会议的工作。进一步纠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在彭德怀同志看来，如果那个时候再不讲，以后就没有机会讲了，都转进彭德怀的肚子里了。”——靠神仙会上那功过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之间的关系来纠左，刘主席自己相信么？如果他相信，干嘛又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不如说人祸都是彭德怀惹的吧！ “所以他急急忙忙地把那封信拿出来，企图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向党进攻，以便达到他个人和他的小集团的篡党的目的。彭德怀同志想篡党，这就是庐山会议要展开那场斗争的根本原因。必须在这里把这一点说清楚，目的是把有些同志和彭德怀同志区别开来。有些同志也讲过一些同彭德怀讲过差不多的话，例如什么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呀，什么食堂不好、供给制不好呀， 人民公社办早了呀，等等。但是这些同志和彭德怀不一样，他们可以讲这些话，因为他们没有组织反党集团，没有要篡党（毛泽东插话：没有国际背景）。彭德怀同志带领我国军事代表团在国外走了几个月，回来以后就急急忙忙写了那封信，是有阴谋的。当然，不了解情况的同志，是看不清楚的。在庐山会议的时候，有些同志也看不清楚，那不能怪他们。”——总之打翻在地，再泼上屎尿。 到这里还剩下一个问题：那么作为政治家的刘少奇为何在彭德怀问题上变身政客？ 就算彭刘二人有历史问题，虽然作为军内大佬的彭德怀不怎么鸟刘少奇，但是此时的刘少奇仅仅是接班人而已，毕竟还没有接班。在没有接班之前就和军内大佬死磕，绝对是不明智的，弄不好 就把自己搭进去了。任何成熟的政治家都不会这么干的。刘少奇已经很成熟了，绝不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 当时的客观形势决定了，刘少奇必须这么干。 庐山上的彭德怀写了所谓的《万言书》。万言书本质是什么，就是摆问题。如果认为万言书是对的，那就要追究责任，追究责任就要追究到刘少奇的身上，他是国家主席嘛，管理这一块，要负责，尽管根子不在他身上。 这个责任可不是小错误，那是很要命的，比当年高岗的那些指责严重多了。所以刘少奇需要反击。更为致命的是，刘少奇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背后还有一批人。那些人都是万言书要追究的人。比方说各个地方放卫星的那些同志，都要负责。他们团结起来置彭德怀于死地。 不论你是谁，想动我的利益，想要我的命，那我就先要了你的命。 按照当时的势力，两人放开手对干， 是行政系统支持刘少奇，军队支持彭德怀，鹿死谁手亦未可知。胜负筹码攥在一把手毛泽东的手上，而毛泽东选择了刘少奇。如果没有毛泽东亲自出面， 罗、贺、林这些人也不会去批彭。 毛泽东为何选择刘少奇？答案是被逼的。 十七、毛泽东的选择 现在回过头来勾勒一下会议。 前半段名义上在纠左，说要解决一下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和瞎指挥，大家开会开得很开心，号称“神仙会”。不少人认为如果不是彭德怀捣乱，后来的一切，包括大饥荒，都不会发生。这里再强调一遍，大饥荒和“神仙会”或者“魔鬼会”没有关系。 神仙会上，毛泽东强调三面红旗的功过之比为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肯定大跃进，肯定人民公社。在这种情况下，别说是神仙会，就是神仙下凡也拯救不了局势。彭德怀写了那份信之后， 神仙会变成了魔鬼会。 魔鬼会上，彭德怀被彻底批倒批臭。批判彭德怀的人中，军内主要是罗瑞卿、贺龙、林彪。他们都是彭德怀倒台后的军内受益者。周恩来也是批判者。刘少奇的批判很给力，刘少奇的批判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彭德怀的命运。但是在批判者中，批判力度最大最狠的却不是刘少奇，而是毛泽东。 在历次批斗大会上，毛泽东基本上都是置身事外、冷眼旁观，即使要动手也是暗示一下就可以了。在高岗事件中，毛泽东仅仅说了北京有两个司令部。在文革中要批判老革命，也就是提示一下。即使后来对林彪动手，也就是不同意设国家主席，也就是找其他高干谈谈话，含沙射影地给点暗示。像庐山这样，毛泽东亲自上前说，我和你彭德怀搞不来，咱们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并且威胁说， 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去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这样的事非常罕见。 毛泽东亲自上阵把彭德怀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脚，并且拉上一帮人一起踩。他成功了，但是他是一个失败者。 彭德怀是忠于毛泽东的。这点毛泽东清楚。 彭德怀的信也不是冲毛泽东去的。这点毛泽东也清楚。 彭德怀的那些“罪行”均为莫须有。这点毛泽东也清楚。 把彭德怀打翻在地，毛泽东相当于自断一臂。这点毛泽东也清楚。 关于毛泽东和彭德怀之间那些说不清楚的是非恩怨。毛泽东更清楚。那么就来了一个问题：既然他明白这一切，为啥还要这样做？ 还记得吗？在前面我们说过，毛泽东之所以要拿下彭德怀，是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解决彭德怀问题；另外一个是利用彭德怀解决另外一个问题。 所谓彭德怀问题，除了两人之间的是非恩怨，还包括彭德怀是个“有独立主见”的人。是非恩 怨前面说过了，不再重提。彭德怀有自己的思想，他参加革命，一个是为了自己不挨饿、不被欺负， 然后让天下人不挨饿、不受欺负。当年他看见鬼子很狂，便擅自发动百团大战；抗美援朝，别的将帅从军事角度出发不赞成出兵，彭德怀依然出任统帅；庐山事件一样，看见农民开始挨饿、然后死去，便愤而上书。这种独立的个性有助于他在战场上获得成功，但是在政治局中就显得过于另类。毛泽东为了维护自己的建设思想，就要抹掉不合拍的因子，就像批判周恩来的反冒进一样。 彭德怀显然没有周恩来的政治觉悟。那么只剩下一个选择——拿下。 拿下的方式也有很多种，例如完全可以像把粟裕晾在一边那样。这里就牵扯到第二个问题：用彭德怀解决一个问题，一个大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看看建国十年，四九年到五九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十八、建国十年 五九年是一个特殊的年头，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五九年之前的中国和五九年之后的中国完全不一样。五九年之前的中国在建设，五九年之后的中国在搞运动。 所有人都记得这一年发生了庐山事件，但是它并非因为庐山事件才特殊。当大家把注意力盯在庐山事件时，却忘了围绕这件事的前前后后。它的特殊意义在于，这一年毛泽东的经济政策带来的惨痛后果。这些后果形成一条痛苦的河流，长久地流经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所谓庐山会议，不过是那河流中的一朵浪花而已。 从五九年开始，以及之后三年，新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在广袤的大地上，上千万人非正常死去。这种非正常，并非发生了瘟疫疾病或者其它，而是缺乏营养。面对这种情况，任何领导人都不可能无动于衷，不管他是毛泽东或者是秦皇汉武。 评论历史总是离不开大环境。庐山事件单独拿出来不好说，放在大环境中就很容易分析。 公元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用他那浓浓的湖南口音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成立了！基本上一穷二白的新中国，跟在苏联老大哥身后战战兢兢地看着世界。就在这战战兢兢中，中国迎来了新的机遇。 新中国第一个十年很美好，干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总体来说有两大项目：战争和建设。战争这一大项目中又有两个子项目：内战和外战。 内战又有两个小项目：武斗和文斗。 所谓武斗，就是剿匪。剿匪这一块我们没有对它进行特写，但其意义之重大不下于任何一场战役。剿匪过程和抗美援朝大概同时进行，前后投入上百万兵力。中央搞定了全国剿匪，使得农民可以安心种地，工人可以安心生产。 所谓文斗，以高岗事件和反教条为标志，这些前面已经说了。外战也有两个小项目：武斗和文斗。 武斗，抗美援朝，证明世界头号帝国也不过如此。 文斗，便是意识形态宣传，跟赫鲁晓夫的苏共论战，证明老大哥苏联也不过如此。 这是战争方面，在战争这一大项目中，中央头头们还是谨慎的，在毛、周、彭、邓等人的精心策划下，取得可喜的成果，必须给予肯定。 但是在另一大项目——建设——中，是非曲直就如同那一池苦酒。 三年时间完成“三大改造”，原计划是十五年，这是第一个甜头，同时埋下了祸根。 毛泽东从来就不是一个经济学家。不是经济学家不要紧，问题是他觉得搞经济太容易了，感觉上至少比打仗容易。在一连串的胜利之后，毛泽东的威望上升到顶点，形成了恐怖的三毛主义：毛泽东的话就是圣旨，毛泽东的行为就是金科玉律，毛泽东的意志就是真理。 毛泽东的意志能决定的东西越来越多，迷信他的人越来越多，闭着眼拍马屁的人越来越多。康生啊、柯庆施啊、陈柏达这些人，靠吹牛、拍马屁上去的。更为致命的是，大饥荒时代万恶的五大金刚（李井泉等人）也是靠这种方式上去的。 在迈向巅峰的过程中，毛泽东的脑袋再次被诗人占据，而他的身体是政治家。当他用诗人的脑袋指挥政治家的身体的时候，灾难就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诗人的脑袋里容易开花，特别是高兴的时候，更容易开花。诗人气质的毛泽东面对一连串胜利时脑袋里的花儿开得很美。他开始认为自己可以无所不能，并且把他那套在战场和政治上无所不能的套路运用到经济建设中，悲剧已经不可避免。 毛泽东高兴了，其它领导人，如周恩来、刘少奇等实力派也高兴了。当毛泽东以为自己可以战无不胜的时候，他们也以为毛泽东可以战无不胜，好像毛泽东从来都是战无不胜的；当毛泽东把军事、政治上的那一套用在经济建设中，他们也没有明显反对，只有个别人适当表示一下，遇到一点批判立马检讨。 于是乎，总路线来了，大跃进来了，人民公社来了，此三面红旗高高飘扬！ 所谓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注意多、快、好、省。 所谓大跃进：高压力高指标，工农业方面追求指数跳跃，一跃上云端。所谓人民公社：大家一起吃饭，一块干活，共同跃上云端。 三面红旗旗手：毛泽东；拥护者：无数热血的中国人（热血群众）、一部分随大流的人（广大干部）、少数阴谋家（康生之流）。结果就是一亩地收几万斤水稻、小麦什么的；最终结果：千百万人口非正常死亡。 这些非正常死亡的沉默者用自己的生命宣告了三面红旗的失败。毛泽东非常震惊。一切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 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还在丰收，到了五九年就大片大片地饿死人！前后差别如此之大，大到让毛泽东都不知所措！ 中间究竟发生了啥？浅点说，就是中央和地方脑袋发热；深一点说，由传统文化和当时的国民素质决定了要发生的悲剧。这里先说一说，战场和建设的区别。 战场上，你可以通过高超的战术调动敌人，然后战而胜之，不管是国民党军队还是美国大兵， 都是看得见的对象。只要战术得当就能把敌人引入预先设定的战场，然后消灭，或者击溃，或者和谈，都可以解决问题。 建设是另外一回事。 搞经济建设，你的对手是客观规律，看不见、摸不着，但存在。你没有办法对它搞伏击，更不可能歼灭它，穿插、分割、包围，这些招数都不行，甚至连和谈的对象都没有，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去理解它。 很遗憾，在大跃进那个时代，理解经济规律的人寥寥无几，理解经济规律并且愿意说话的人更加寥寥无几，理解经济规律并且说话有用的人基本没有。 ——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注定的。 现在有一批专家学者，回顾二战之后的历史，总会感慨，看看日本和德国的崛起，咱国家要不是毛泽东一根筋搞运动也会这么样了云云。本人的见解是，这种感慨还是留给愤青吧，日本和德国在二战之前已经在大规模搞工业了，就算战败了，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还在。反观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中，毛泽东从来就搞不来经济，刘少奇和周恩来只是务实而非经济学家，陈云和薄一波懂一点经济，可惜说不上话。 毛泽东仔细检查了三面红旗理论，没有任何问题。既然没有问题怎么就失败了呢？不明白、不理解、不承认、想不通，但事实摆在那里。错在哪里呢？这个问题在当时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渡过眼前的难关才是硬道理。 所以毛泽东选择在庐山开了个神仙会。神仙会的主题就是说服教育高干们：团结一致，共渡难关。 但仅仅开会搞团结是不够的。 想一想，如果仅仅是神仙会，接下来大面积死人，高干们去问领袖这一切咋回事？毛泽东如何解释这一切？答案是没有办法。他绝不可能说三面红旗不对，那相当于扇自己耳光，相当于承认社会主义经济失败了，咱们通往共产主义世界的桥梁没了。绝不可以那样，那样相当于没了政治理想。 失去政治理想的官吏非常讨厌，要么整天叽叽喳喳这个好那个不好；要么就是吃吃喝喝不干活， 一身横肉，除了想方设法收红包、送礼往上爬外不干其他事；要么就是吃喝嫖赌包二奶；要么…… 总之老子是大爷，老子要醉生梦死，老子要作威作福……这种官吏古来并不鲜见。这种现象帝王们可以容忍，毛泽东的对手蒋介石也能容忍，我们现代人也可以容忍，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因此毛泽东不会让他的官吏们失去政治理想，不可以承认三面红旗不行了。 那就团结起来继续干活。 要团结，最有效的办法是敌人。 有敌人存在，有利于内部搞团结。鬼子进村那会，组织最容易团结，因为不团结，大家就要一起完蛋。跟蒋介石打仗，也要团结，不团结完蛋。抗美援朝，也有利于内部团结。 当敌人不存在了，团结的基因就减少了，于是高岗事件、反右、反教条什么都来了。现在再一次面临危局，再一次需要团结，再一次需要敌人。 没有敌人就制造敌人。 原本没有制造敌人的机会，这时候，彭德怀出现了，并且写了那封信。如果承认那封信是对的， 那么很多人就要遭殃。所以这是一个好机会。 毛泽东刚开始接到彭德怀的信也头疼。 毛泽东也在想办法解决危机。但是和彭德怀不同。彭德怀要解决饥民吃饭。毛泽东除了考虑饥民之外，还要考虑中央的信誉，以及他本人的处境问题。因为三面红旗是他本人的杰作，导致饿死人也要承担责任。深通历史的毛泽东明白，不论你是谁，罪过终究是罪过，史书终究要写得明明白白的。 毛泽东要解决问题，然而他解决不了，也就是说没有办法解决。 信的内容也没有解决办法，却隐含着要追究责任。既然伟大领袖解决不了问题，那就让众人解决吧，集体嘛，有责任当然要一起承担，然后再以此为契机渡过难关。这就是把彭德怀的私人信件外传的动机，说白了潜台词就是：问题来了，大家看着办吧，总该有一个交代。 如果追究责任会怎么样呢？以毛泽东当时的地位，自然动不了，但肯定会追究到主持政府工作的刘、邓、周下面的那个官僚阶层。真要追究，行政系统必然伤筋动骨，最后危及刘少奇。这一切毛泽东都是明白的。 这样一来问题就明朗了，一边是无辜的彭德怀，一边是应该负一定责任的刘少奇，成了一个选择题。似乎很容易选择，拿那群官僚开刀就是了。 要说毛泽东对这群官僚有好感，进而偏袒是不可能的。而问题搞成现在这样，伟大领袖是不会认为自己有错的。鼓足干劲怎么会有错呢？错的是下面没干好嘛！都是该死的一群官僚，辜负了领 袖的信任又害了百姓，简直是死有余辜嘛。 然而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越是艰难的时候，越是体现到伟大政治家和普通人的差别的时候。如果冷血一点，把庐山事件看成一出话剧的话，观众认为应该结束了，也就是像包青天办案那样应该一追到底，最后狗头铡抬上来。 作为导演，毛泽东看得更远。 拿下那群官僚固然解恨，可是拿掉官僚之后呢？问题并没有解决，大范围的饥饿还在。没了官僚，谁去管那些饥民，岂不是要天下大乱了吗？官僚固然可恨，但是管理人民还是有效的。渡过眼前的危机才是政治家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路宪文在信阳饿死百万人，不杀。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已经被判死刑了，毛泽东改判死缓。为何？安慰官僚也！如果当时就去追究，行政干部要拿掉一大半， 加上千百万饥民没人管还不天下大乱呐？ 好吧，官僚们，现在还不是拿你们开刀的时候。但终究要拿你们开刀的，等饥荒过去，局势稳定，时机成熟，你们是跑不掉的。于是就有了七年之后的故事。 实在无辜的彭大将军的命运就此注定，成了官僚的牺牲品。 这样问题就清楚了，毛泽东就是要把彭德怀放到官僚阶层的对立面，说这个人要整治你们。这个人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背后有一个军事集团。军事集团背后还有很多支持者。你们最好回去好好干活，干好了，你们就是好样的，他就是坏人，因为他要整治你们；干不好嘛，嘿嘿，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了。 整彭德怀，其实并非整彭德怀这个人，而是通过整彭德怀这样一个有分量的人来转移视线，使得政府和毛泽东本人度过大饥荒，如此而已。只是后果出乎毛泽东的意料。 所以说，毛泽东要帮助刘少奇整彭德怀。 这就是毛泽东要拿彭德怀解决的问题：制造一个敌人，促使官吏团结，度过难关。解决这个大问题的同时解决彭德怀问题，一箭双雕。 毛并不情愿这么做，但是在自然规律面前，他也无能为力。为了国家，彭德怀同志，你就委屈一把，牺牲了吧！不是老战友无情，实在情非得已啊！ 所以说凡事要遵守规则，特别是客观规律，即使是伟人，在客观规律面前也是渺小的。按古老的说法，这叫天命不可违。 然而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他的经济政策失败了。他以为困难只是暂时的，牺牲一个彭德怀， 挺一挺，大家加把劲就过去了，没想到实际上是彻彻底底的失败。 正是他的这个错误认知，导致了三面红旗继续飘扬，饥荒迅速扩大。 更为可悲的是，毛泽东一直都不认为自己的经济政策有问题，进而得到“有坏人捣乱，有人不称职，有人搞复辟”的结论。那就通过政治手段拿下任何敢于捣乱者。从彭德怀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拿下！但拿到最后仍然看不到胜利的希望。 巨人掉进沼泽，越陷越深。 庐山上的刘少奇胜利了，却也是毁灭的开始。度过大饥荒之后，刘少奇很快就发现，站在他对立面的不再是军方背景的高岗，不再是军内大佬彭德怀，而是巨人毛泽东。 是的，刘少奇终于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毛泽东的对立面，既是他本人的不幸，也是毛泽东的不幸， 更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十九、彭德怀的结局 既然说到彭德怀，那就多说点吧。作为历史人物，彭德怀的使命在庐山已经结束了，剩下的只是个人命运。本来不想多写。彭德怀的个人遭遇让人同情，还是多写一点吧。写彭德怀的结局之前， 介绍一下黄克诚将军，和彭德怀一样是受难者，和彭德怀一样值得尊重，忽略了他是不应该的。 黄克诚于一九零二年十月一号生于湖南永兴，五五年领大将军衔。十大将军和十大元帅的排名不太一致。十大元帅中，谁第一谁第二很清楚。十大将军有几种排法。按照五五年授衔时的排列， 黄克诚居粟裕之后，第二位。现在流行的排列中，黄克诚位居粟裕和徐海东之后，第三位。还有按照笔画排列的。这些只是趣谈，并不重要。 一九二八年，二十六岁的黄克诚跟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的。不过他没有参加南昌起义，是在湘南暴动中加入队伍的，早在二五年，黄克诚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 评价：黄克诚的一生是值得敬重的一生。 和很多人看领导的脸色行事不同，黄克诚始终对事不对人。看看他的简历就知道，他几乎在各个时期都和领导人争论过，结果都证明他对了。 黄克诚虽然参加湘南暴动，却反对滥用暴力。湘南特委要搞焦土政策，把百姓都焦土化了还有谁支持你？岂不是把自己变成鬼子？所以黄克诚抵制，结果只烧了衙门，民房、商铺啥的都保存了下来。 接下来耿直的黄克诚又反对李立山搞城市暴动，被批右倾。 在黄克诚耿直的一生中，最危险的一次还不是庐山，而是发生在三一年的“肃反”。说真的， 中共最残酷的时代并不是建国后历次运动，而是早期肃反。后来的政治运动虽然残酷，但是比起肃反时代那种按照名单杀人的情形，已经非常幸福了。比方说夏曦同志单枪匹马就把红二方面军党员给杀得七七八八，做到蒋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再比方说张国焘同志在红四方面军肃反，把徐向前老婆都给杀掉了。可见其残酷性！ 黄克诚的过错并不在于他自己有问题被肃反了，而是他反对肃反，说这样滥杀无辜是不对的。那时候大家基本上不敢多说话，生怕引起特委同志的注意。黄克诚倒好，不但说这么做不对，还用脑袋担保那些人没问题。特委一生气，就把黄克诚同志给肃了，军部处决之际，彭德怀从火线赶回救了他一命。没有彭德怀，黄克诚就要步段德昌的后尘了。所以两人关系很铁。 然后又反对王明，再一次右倾。 然后又在延安整风后期抵制抢救运动，还是右倾。 到了东北战场上，毛泽东命令坚守四平。四六年四月，国民党军集中兵力攻打四平，林彪指挥十万人与敌激战，消耗巨大。毛泽东先后给林彪发去十多份电报，要求坚守四平。黄克诚向林彪提出撤退的建议，林彪开始不予理睬，黄克诚便于五月十二号直接致电中央。五九年庐山，毛泽东对黄克诚说：“固守四平，是我决定的。”黄克诚说：“是你决定的也是错误的。”毛泽东一时无语，稍后说：“那就让后人去评说吧。” 这样一路下来，我们发现黄克诚将军基本上和所有时期的领导都闹过矛盾。而且右倾帽子一顶接着一顶。如果仅仅比右倾帽子数量，估计没人能比得上黄克诚将军，而且是每戴一次右倾帽子就要罢一次官。庐山会议上，黄克诚再得到一顶右倾帽子，再一次被罢官。这也是他一辈子最后一次右倾，最后一次被罢官。 和林彪一样，黄克诚也是在会议中间被叫上庐山批判彭德怀的，不同的是，他选择公开表示同意彭德怀的看法。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找黄克诚谈话，要他与彭德怀划清界限，然而黄克诚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看法。他是在报答彭德怀的救命之恩么？不，他是在坚持自己的信念。 也许黄克诚将军已经习惯了右倾的帽子，习惯了被罢官，但这一次真的有点长，二十年啊！一九五九年的黄克诚将军，五十七岁，正值壮年，二十年后再次复出，已经垂垂老矣。 复出之后的黄克诚依然故我。当时，《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写了关于林彪的条目，丑化林彪，请黄克诚审定。他读完条目说：“林彪的条目不能这么写，这样是不能向后人交代的。”黄克诚让秘书把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有关同志召集在一起，说：“你们写的这个条目，需要修改。你们要学司马迁，要秉笔直书，要对历史负责。林彪在军队历史上是有名的指挥员之一。后来他犯了严重罪行，是死有余辜。在评价他的历史时，应该分为两节：一节是他在历史上对党和军队的发展、部队战斗力的提高，起过积极作用；另一节是后来他对党、对军队的严重破坏， 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这两方面都写明确，不含糊其辞，才符合历史事实。” 黄克诚，真汉子！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八号，黄克诚死，妻子唐棣华上挽联曰：“既死无憾矣，仰不愧天，俯不怍人。”配得上这种评价的人极少，黄克诚就是其中之一。 黄克诚，1902 年 10 月生，湖南永兴人。 1955 年 9 月被授予大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6 年 12 月 28 日在北京逝世。 彭德怀和黄克诚的关系怎么样呢？看两人的性格就知道肯定不会和风细雨。事实上他们确实是一直吵吵闹闹，争论不休。但两人关系确实很铁。铁到毛泽东认为他们像“父子”。其实彭德怀仅 大黄克诚四岁而已，应该说像兄弟。 从性格和为人方面来看，庐山之上的精英们让这样两个人去组建“军事俱乐部”倒也般配。 经过庐山之上各路诸侯几十天的连番轰炸之后，彭德怀、黄克诚还是“认错”了，写了检讨。 为了让彭德怀低头，那是费了很大劲的。 彭德怀的信写的明明是现实问题，一帮理论家却搬出历史问题算旧账。彭德怀信里说咱们现实的问题很严重，理论家们就说，你彭德怀历史上反党反毛主席。玩偷换概念。一大堆搞理论工作的攻击同一个目标的时候，骆驼都能说成马。俗话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同理大兵遇到秀才同样有理说不清，被这么七绕八绕，估计给绕糊涂了。这是刚猛的一路，合力攻击。 还有温柔的一路，那就是游说。比方说叶剑英元帅，非常煽情地说，现在主席还在你就这样， 将来谁管得了你？还有其它人也说，老彭你就别倔了，给主席认个错，他老人家是不会错的，接下来大家继续工作。这些人也是一番好意，比方说叶剑英元帅，那种情绪不可能是假的。但是很明显， 他们都不了解当时的局势，也不了解毛泽东面临的选择。各种滋味，他们在八年之后，二月逆流时才能体会。 在辩论家口中，白马可以非马。但是在真理那里，白马永远不可能非马。严峻的现实终究不是靠舌头解决的。他们可以忽悠彭德怀写检讨，却解决不了彭德怀提出的问题。如果当年彭德怀不写检讨会怎么样？结果还是一样，也许留给后人的形象更为光辉一点。尽管如此，他那有缺陷的身影已经足够高大。 彭德怀写了检讨，继续批判。庐山没批完，回到北京继续批。大家唾沫星浪费得差不多了，彭德怀带着满身口水的臭味去了北京郊外的一处旧宅种地去了。一边种地、一边念点书、一边写检讨、一边想不通。六年之后，又把自己的平生写成自述，类似于自传，给了毛泽东。一共不到十万字， 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看看。 中间诡异地去了一趟三线，在李井泉的监视下过了段时间。随后就落到红卫兵的手上。除了周恩来出面力保半年，其它时间都是备受折磨。别人遭受到的痛苦他尝到了，别人没尝到的痛苦他也尝到了，细节就不写了，心酸。 一九七零年十一月二十九号下午两点二十五分，饱受折磨的彭大将军，干过许许多多、实实在在的事迹，承受了许许多多、实实在在的磨难之后终于解脱了，走完了他实实在在的人生。 斯人已去，故事还在。作为故事的结尾，还有一个问题值得说一说：经历这么多苦难之后，彭德怀恨毛泽东么？ 按照一般观点来看，彭德怀应该恨死毛泽东了。因为彭德怀的灾难是毛泽东一手造成的。放眼 这世界，除了毛泽东，没有谁能给彭德怀制造如此多的痛苦。而在这些痛苦之前，二人曾经亲密战斗，曾经彼此信任，曾经携手打下一片大好江山。彭德怀有足够的理由痛恨毛泽东。然而彭德怀最后给毛泽东的评价是——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是一个中肯的陈述句，未见痛恨。当然，在当时那种政治环境中，一般人不敢说不敬的话。 当事人已经不在了，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彭德怀的内心的想法。我的个人判断是，不恨。至少不是一般人想象中的那种咬牙切齿的怨恨。 理由如下： 第一个就是彭德怀的个性。彭德怀是个直肠子，有时候甚至有点粗鲁，藏不住话。如果恨到骨子里，在逝世前应该有所表现。虽然当年的政治环境恶劣，但彭德怀一生有几天不是在恶劣的环境中度过的？何曾当过孬种？八大期间他敢提从党章里删除毛泽东思想，庐山会议期间敢和毛泽东对飚，死前有怨恨还不敢发泄？笑话！ 分析一下那封信的动机。 彭德怀写那封信应该是酝酿很久的，要不然也不至于如此神速。 上山之前走访了很多地方，彭德怀做了很多调查。虽然他是国防部长，虽然他是一个军人，不应该干预政治，虽然他知道军人干政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大忌，但是他不在乎，成为军人之前他首先是个实实在在的人。实实在在为人，实实在在干事，实实在在打仗，尽管他有时候刚愎自用、简单粗暴，甚至心胸狭隘。 彭德怀的性格决定了他必须这么做。不管是平江暴动，还是上井冈山都为了一个目的——首先自己不挨饿，其次是让自己这般挨饿的人不再挨饿，简单实在，如此而已。后来朝鲜挂帅，拿一世英名做赌注，目的也是求得和平，让穷人不再挨饿。庐山写信，动机还是一样。 ——年岁大了，头发白了，我心依旧。 不同的人对庐山事件有不同的回忆，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对彭德怀的表情的描述：板着脸，没有丝毫表情，如同钢板一块，好像看谁都不顺眼。情形如此严峻，能笑得出么？ 情形如此严峻，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呢？彭德怀在考虑这个问题，毛泽东又何尝不是在考虑这个问题。想来想去就给毛泽东写了那封信。因为彭德怀没有能力解决灾难，只有依靠毛泽东。毛泽东才是最高领导。历史上的毛泽东总有办法渡过难关。于是彭写了信，以私人名义给他信任的毛泽东写信，希望毛泽东来解决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彭德怀庐山写信的矛头可能是指向刘少奇的。他认为刘少奇当时是国家主席，把国 家搞成这样应该负责。但他首先是为了解决问题，其次才是私怨。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仅仅为了私怨，他可以再等一等，等到局势明朗一点再出手。但是他看不到当时官僚阶层的作用，在饥荒即将到来的情况下，没了官僚只能天下大乱。 在此后的岁月里，彭德怀虽然个人遭受了巨大伤痛，但是放在那个时代的大痛中，不过是沧海一粟。彭德怀恰好是一个关心天下的人。在那种天下人都受苦的情况下，即使受了很多苦也是能忍则忍；忍不了了偶尔抱怨一下，说卫兵给我一枪吧。偶尔给周恩来写信时加上前缀：今天被打狠了之类的话。而且他从没抱怨过毛泽东，因为他和那一代的同志一样，认为只有毛泽东才能解决问题， 解决时代的痛。 所以我判断，彭德怀并不怨恨毛泽东。因为他的希望在毛泽东身上。 二十、庐山会议的性质 庐山会议，本质上是一群人攻击一个人的会议。原因竟然是那个人说了点真话。 一群人攻击一个人没有问题，搞审判时也是一群人攻击一个人。 但是当这个被攻击的人仅仅是因为说了几句真话就被攻击时，问题就来了。因为这表示一群攻击者已经背离了说真话的原则。说真话本身就是真理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这一群攻击者违背了真理。如果说这群背离真理的人仅仅是一群闲来无事、只懂扯闲话的也就算了，最多造成个人的冤屈； 他们偏偏是精英，是实力强劲的人物，掌控着国家的命脉，掌控着亿万人的命运。 更大的问题是，这群卓越的攻击者明明就知道真理在那里。他们都是呼风唤雨的人物，都是一代英豪，都曾有过光辉的历史和傲然的事业，都有一双明察秋毫的眼睛。 知其不该为而为之，这就是悲剧的所在。然而在庐山上，他们共同选择了疯狂。 庐山会议，就这样成了历史性的丑闻。 当年参与庐山会议者，除了已经身败名裂的林彪之外，无不讳莫如深。庐山会议，一出精英扮演丑角的悲剧。 中共历史上运动无数次，按照现在的观点，每一次运动都有人蒙冤受难，为啥唯独这一次称为丑闻？答案是：庐山事件是虚假的，是为了遮盖问题。 下面来解释一下这个虚假。首先回顾一下其它运动。 抓捕“AB”团，很残酷，错抓了不少人，但是联系到当时的情况看，必须有一次这样的运动。因为根据地四面被包围，敌人从各个方面渗透进来，大伙的处境极为严酷，必须清理。 延安整风，错整不少人，但也通过整风重新整合了共产党，某种程度上摆脱了苏联的控制，某种程度上消灭了军内山头主义，有利于后来解放战争中的统一指挥。 彭德怀亲自主持的反教条运动，错批了刘伯承等人，其目的也是为了统一军队思想。 就连很多人咬牙切齿又有很多人念念不忘的文化大革命，其出发点也是整合官僚集团。唯有庐山事件，出发点和目的都一样：转移注意力，掩盖一个真相。 真相就是，大跃进造成的经济政策破产，以及实际上已经到来的大饥荒。 首先声明一下，三面红旗的旗手是毛泽东，正如毛泽东思想体系一样，并非毛泽东一个人的创造。 三面红旗又称“三个万岁”，念起来就是“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在中国能称万岁的玩意都了不得。它还有一个名字，叫“三个法宝”，法宝也很厉害。 话说当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激烈竞争，各有自己的领袖。斯大林去世之后，共产主义世界出现领袖真空。有机会填补真空的，除了赫鲁晓夫，就是毛泽东同志了。赫鲁晓夫就不说了， 苏联的一把手，家大业大。毛泽东是另外一种情况，他缔造了新中国和中国军队，并且让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证明了自己。 然而要成为领袖其实很难，小弟被欺负了，要上，就算不上，也得援助。这些都需要白花花的银子。当时中国一穷二白，缺的就是钱。如何才能有钱呢，就要搞经济建设。经济建设搞上去就有钱了。有了钱，可以买大米小麦，可以买飞机大炮，还可以买人家的国债。 当时苏联想要赶超美国，中国也不能落后，那就赶超英国吧。在伟大领袖的带领下，掀起赶超英国的狂潮。作为领袖么，就要完成领袖的任务。领袖的任务就是制定指导思想。 和往常一样，毛泽东很好地完成了领袖的职责。 五五年十二月四号，毛泽东发表讲话反右反保守，说：中国农民比英美工人还好，因此可以更多、更快、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简称“多、快、好”。 稍后，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建议，在“多、快、好”三个字后边加上一个“省” 字，就是说咱们建设时要注意节约。毛泽东采纳了这个建议。十天之后，12 月全国农具工作会议首次传达了中央“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建设方针。 又过了两年多，五八年新年，一位有才的人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新年社论，叫《乘风破浪》： 不仅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各项建设工作”，而且“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说真的，“而且”后面这一段简直就是多余的。大家非常重视，毛泽东也非常重视。三月份开会，毛泽东再一次提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时发出不少感慨，并与“多快好省”连在一起，称之为“总路线”。 仔细审查一下三面红旗就能发现，第一面旗帜，即总路线没有任何问题，多快好省么，有啥问题？这是一个原则性问题，适用于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毛泽东指出，咱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多快好省搞建设，你们下面好好执行。我写这篇文章也争取多快好省，各位朋友看这篇文章同样争取多快好省，同样没有问题。原则性东西么，普遍适用。不能因为后来的政策失误就否认原则，就如同永动机造不出来就否认能量守恒定律一样可笑。总路线没问题，问题在下面的执行。而当时的 基础工程和基本工具都欠缺，想让周恩来的国务院和后来刘少奇领导的人民政府完全执行是不可能的。别的不说，道路和汽车这两样就能憋死人。 第二面旗帜就致命了。如果说总路线是一个普遍性适用的规律，那么大跃进这玩意相当于一个狂热的理想。如果一个人拥有狂热的梦想，比方说想发财，肯定不会安安分分地工作，挣那份死工资，胆子小点的，会不停地刮彩票；胆子壮了，就去赌博、贩毒、抢劫等等。这中间有可能发财的， 更可能的是送命或者吃皇粮。如果一个集体有了疯狂的理想，那么这个集体肯定要干出疯狂的事。如果这个集体扩大到整个国家，悲剧将是唯一的结果。 大跃进真正的破坏，不仅仅是资源浪费、人力浪费；不仅仅是放卫星或者炼了一大堆废铁，还有它的“科学性”。苏联一个书呆子说深翻土可以增产，善良的中国同志就相信了，深耕地到两米。两米之下是啥，那是黄土，营养在表层。耕地二十公分，小麦能收获五百斤，耕两米的话，至少要减产三分之一。所以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七分人祸中，不仅包括政策失误， 还包括“科学”不给力。没有办法，这就是当年的民族知识水平。换成现在搞大跃进，不会再有那种“科学”了吧？ 在我看来，最为致命的是第三面红旗，即人民公社。 所谓人民公社，前面也说了，就是把大家集中起来，有饭一起吃，有活一起干。它的最大的弱点也在这里。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所谓人民公社实现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这是什么嘛？军营。说白了就是要把整个社会变成一个组织有序的军营，大家一起劳动搞生产，一起抵御敌人。 听起来似乎很美好，但是需要指出一个事实，在毛泽东之前，已经有过一些雄才大略的人物做过类似的实验，全部无一例外地失败了。 第一个有如此理想的人物，就是两千年前伟大的嬴政同志。统一六国之后，嬴政以自己的雄才大略制定一系列法律条文来限制老百姓，并且在国家内推行郡县制来摧毁之前长久以来的血缘政治。如果这些条文能够全部实现，中国将成为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类似一个军事机构。在这个社会的最上层就是嬴政以及他的子孙。然而他失败了，失败的根本原因并非继任者无能，而是那些条文制度根本不适合社会的现状。嬴政在世，可以靠雄才和铁腕维持；不在了，就必须变。 嬴政之后，诸葛亮在蜀中进行过短暂的实践，人死之后便没了下文。 过了一千多年，又有一位雄才的皇帝重新拾起这个梦想，他叫朱元璋。朱元璋搞定了元帝国， 重新建立起汉人帝国，然后他又制定一系列条文，希望中国成为一个井然有序的帝国。为了整治贪官污吏，他杀了一批又一批，从七品芝麻官杀到第一功臣李善长，把官吏来来回回杀了好几遍。为 了加强中央集权，他废除了宰相制度，所有活都是自己干。然而他依然失败了。后来出了太监耀武扬威，甚至还出现了张居正这种凌驾皇帝之上的名臣。 从嬴政到朱元璋，他们都有一个极大的矛盾。按照他们制定的那些法律条文，需要“素质”极高的百姓方能适应。他们统治时，却尽量让老百姓愚昧。所以从秦帝国到明帝国，中国人摆弄出了四大发明等一系列让我们民族骄傲的东西，但是在思想上还是原地踏步，依然没超过春秋诸子的思想成就。朱元璋的民众素质并不比嬴政的民众素质高。而此时的欧洲，古典文明已经和基督文明相结合，已经完成了文艺复兴，正准备玩工业革命。 朱元璋之后又有明清两朝五百多年，民众素质增长了多少呢？依然是在原来的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增长指数无限趋向于零。清帝国完蛋之后，中国经历大约半个世纪的连天战火，毛泽东成了最高领导。这五十年里，发生了五四运动，经过各种思想启蒙，中国民众素质还是上涨了不少的。然而此时的西方文明已经完全进入了工业化时代。嬴政时代，中国民众素质至少不比西方世界差。朱元璋时代已经开始落后。毛泽东时代，已经远远落后。此时的毛泽东再一次拾起那个梦想：把整个国家的力量整合在一起，追赶那些发达国家。他的办法就是人民公社。他比嬴政、朱元璋等人干得都彻底。 很多人拿毛泽东和嬴政、朱元璋等人作对比。确实，他们在作风上乃至思想上有很多可比性。但是这些对比者都忽略了一种情况，就是毛泽东在民众中的威望远胜嬴政、朱元璋，或者其他人。这么说可能会惹来很多口水，毕竟我没在嬴政或朱元璋的时代生活过，也没有穿越过。但是我知道一个事实，就是毛泽东比嬴政或者其他人多干了一件事：土地改革。 挺毛泽东的人执著于毛泽东的战功，贬毛泽东的人侧重于毛泽东搞运动整人，中间派更愿意学习毛泽东的权谋。在我看来，毛泽东的全部威望均来自于土地。 第四篇 大饥荒篇 一、毛泽东威望的源泉 中国的农民如同野草一样，生存能力非常强，只要给点土地就能存活。然而几千年以来，农民常常如野草一样，一次又一次枯萎，因为农民常常没有土地。每个王朝刚开始，农民可以分得一点土地，然后就是土地的兼并集中，等到兼并集中得差不多了就有人挨饿，有人挨饿就有人造反。历史上一个又一个的王朝轮替，某种意义上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土地重新分配。 每一个王朝初期，农民手里有点地，国家就能征收更多的钱粮。中央政府就有钱有能力去开疆辟土，去宣扬文明什么的。 新中国诞生之后，中国再一次统一。统一之后迅速完成了土地革命。这一次的土地革命比任何一个时代都彻底。地主没有了，大家都拿到了土地，是五千年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壮举。 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如果挑选一件事代表资源在整个国民范围内平均分配，必然是土改。 共产党政府真正意义上的站住脚，并非打败了蒋介石，并非抗美援朝胜利，并非所谓的苏联支持，而是土地革命。有了土地革命，相当于有了农民的支持。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农民支持的政府从来没有真正稳定过。关于这一点，撤退到台湾的蒋介石想必对此的教训极为深刻。 在蒋介石的领导下，中国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参与创建联合国，并且赢得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地位。然而蒋介石和他领导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始终没能赢得农民的支持。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得到农民支持，根本差别就在这土地问题上。 在那些拿到土地的农民眼中，任何敢于怀疑新政府的人都是不可思议的。给予他们土地的中央政府是伟大的，领导中央政府的毛泽东更是伟大的。 回顾那一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毛泽东的威望非常的高，高到无边无际，当他要批彭德怀， 彭德怀就得完蛋；要批刘少奇，刘少奇就得死，当他准备收拾林彪，林彪一点反抗的余地都没有； 他动动嘴，邓小平就要起了再落；他要周恩来今天检讨，周恩来绝不敢等到明天。 为啥毛泽东有如此之高的威望呢？可以认为那是宣传吹捧，也可以认为那是高超的权谋，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根子就在农民那里。是毛泽东让农民们有了种地的机会，不用再担心土地被其他人占有。有了土地，农民就有了活命的机会。这是毛泽东威望的根本原因。 历史将记载，在毛泽东的领导推动下，共产党重新分配了资源，以平均的方式，分配最大一笔的资源，就是土地。这是一件远胜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把红军带到陕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一系列政治举动的举动。人类社会说到底还是以利益结合在一起的，土地革命相当于让每 一个身处最底层的农民拿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这样的壮举，在整个历史上只发生过一次。 如果现在的政治家，能像毛泽东搞土改那样，把现在的资源以一种相对平均的方式重新分配给整个国民，那么他也将获得当年毛泽东那么高的威望，高到无边无际。 这种威望是一把双刃剑，一面让国家强力统一，另外一面就是巨大的破坏力量。正是凭借这种无边无际的威望，毛泽东要反右派，知识分子就遭遇了；要大跃进就大跃进，要搞公社就搞公社。 拿到土地的农民，干劲很足，并且坚决维护中央和毛泽东。现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央政府要加大建设力度，农民们兴高采烈地接受了。 二、走向大饥荒的农民 当我们回顾大饥荒时代那千千万万的死难者，总是一个空洞的数字。各路专家大显神通，通过不同方式推断出当年非正常死亡的人数。数字大得惊人。在这里我不想再进行数字统计。如果对数字统计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看《墓碑》这本书。 在此本人不自量力，试图通过定性描述的方法简要还原一下当年的情形。鉴于本人文字功底有限，斗胆有请列位尽力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一个农民叫张三。经过土地改革之后，张三同志除了老娘、老婆、孩子之外还有十亩土地、两头牛、一头猪、十只母鸡。张三怀着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感恩之情开始新的生活。用两头牛去耕地， 耕完地之后回家逗逗老婆孩子。 老婆主要负责照顾孩子、牲口等等，如果还有多余时间就到田里帮帮丈夫。 在不太忙的时候，夫妻俩还能开辟一块菜地，自己种点菜给自己吃。如果有多余部分，还能拿到集市上卖卖，换点零用钱。 至于伙食么，也就是大米馒头什么的。几只鸡可以下蛋。下蛋之后一家人就可以改善生活，也可以拿到集市上卖，换点零花钱。等到年关，收成好的话还可以杀掉一头猪，卖掉一半猪肉换钱， 另一半自己吃。这种生活和现代人比起来当然不怎么样。但是在五十年前，已经非常不错了。比起当年炮火连天中的老爹以及老爹的老爹已经不错了。 张三对现在的生活非常满足。在农闲时代，张三同志可以磨豆腐也可以榨油，甚至可以到集市上租间房子烤面包，过把商人的瘾，换点零用钱。就算这些都不干，也可以约三五个农民打几圈麻将什么的，享受一把休闲娱乐。 现在三面红旗出现了，张三面临考验。 总路线来了，说大家要好好干活，干得越多、越快、越好。 这下好了，张三同志的空闲时间没有了，麻将当然玩不成了。当然，张三也没有怨言，毕竟嘛， 他的土地是靠共产党得到的。没有共产党，她现在还给地主家打工呢，孩子也在给地主放牛呢。听话多干点活也没啥。 空闲没有了，多干活就是好事吗？看起来是这样，其实未必。半个世纪之前，工业极度不发达， 不仅制造不出飞机大炮，副食品也不怎么样。进了超市休想看到堆积如山的食品。农村更为寒碜了， 那时候还没有超市的概念，叫代销店，里面出来油盐酱醋之外，奢侈品也就是糖果啥的。那种糖果拿到现在都没人愿意吃。农民们的日常生活需求，靠另外一种经济补充，叫农村集市。 所谓农村集市，就是一种最原始的经济形态。集市上的东西都是农民生产加工的。这种集市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现在在某些地方也可以找到，只是已经不再纯粹。 三五公里范围之内的农民们自发聚集到某个地方，把自家园子里的菜、鸡蛋、鸡鸭什么的拿出来自由买卖。当然这些东西都是天然的，远比现在市面的货好很多。炒一盘青椒鸡蛋，香味可以飘出去四五米远。一盘正宗的农家土鸡，香味可以飘到十米开外。这种美味佳肴现在已经绝迹了。 集市上的豆腐、豆油、豆芽、麻花之类的玩意，都是农民们自己动手做的，味道绝不比淮南豆腐或天津大麻花差。 那时候还没有养殖的概念，集市上的鱼都是野沟里生长的，由于土地没怎么用农药，所以鱼都是纯天然的，清蒸或者附面炕一炕，味道鲜美无比。这种鱼现在很少了，除非到一些偏远山区还能找到几条。在没有被污染野沟里时常可以抓到老鳖，然后用竹签杀掉，和鸡蛋一起炒，绝对是人间美味。 集市上的肉，也是农家家养的猪或者牛羊。那时候没有饲料，都是吃青草或者五谷长大，胜过现在任何肉联厂的产品。春秋两季，如果有时间还能抓到野鸡、野兔什么的解馋。 不用多说了吧？口水都流出来了。 三面红旗摧毁了农村的原始经济，造成副食品断绝。当时的轻工业水平跟不上，一旦出现断粮， 农民们只能吃草根树皮。想吃肉的话，只有一种肉最可能吃到，那就是人肉。所以那年月落下许多吃人肉的记载。 三面红旗如何摧毁了原始经济呢，让我们再回到张三同志这里。 张三同志的空余时间除了打麻将之外，也可能从事磨豆腐、烤面包之类的工作。豆腐啊、面包啊什么的都属于副食品，主食之外的补充。现在张三同志没空搞这些了，村民们的副食就少了，营养搭配就出问题。别的村民也和张三一样，在总路线的鞭策下拼命干活，没精神从事副食品加工事业。所有这一切，只能指望国家配送。而国家那时候的生产能力并不怎么样。 尽管如此，总路线之下的张三同志的生活还能过下去。接下来他要面对更为严重的考验。这时候政府又说了，仅仅总路线是不够的，还要再次加把劲，搞大跃进。 为了祖国，为了超过英国佬，袖子圈起来，一二三，加油咯。大跃进时代，张三同志还要面临三个难题。 第一个难题是卫星问题。张三同志十亩田本来只能收成三千斤大米，能够维持一家人温饱，加上牲口啥的，营养也不欠缺。现在相关部门领导向上一级领导汇报说收成了三万斤。中央同志看到 亩产收这么多，呵呵一笑，好哇，果然大丰收，那就征收百分之五吧，收走一千五百斤。当然张三同志还是比较幸运的，他不是生活在河南信阳以及四川某些地区，所以还能余下一千五百斤。但是他要靠着一千五百斤大米养活老婆、孩子以及老娘，当然还有他自己。肯定不够吃了。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进入五九年之后，连年自然灾害，要么雨水多要么雨水少，偏偏是天公不作美，粮食减产歉收，没有办法啊。 如果张三同志还没死，将要面对第二个难题，大炼钢。 所谓大炼钢，说白了就是抽调农业劳动力支援工业建设。钢铁本来应该是工人在炼钢厂干的工作成果。大跃进时代，钢铁元帅挂帅，全国农民也跑过去炼钢。农民会炼钢吗？不会。有人教农民炼钢吗？没有。但是农民在炼钢，基本上所有农民都在炼钢。这就是传说中的牺牲农村、农民。中国的农民啊，似乎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 话说老农民张三同志已经吃不饱饭了，还要到山上砍木头，还要运输铁矿石，用实际行动支援祖国赶超英国佬。然而张三同志本来就四肢乏力，这样一折腾，更是腰酸背痛腿抽筋了。他去炼钢了，自家那几亩田就没人照顾。如果老婆去照顾田地，那牲口就没人管。鸡可能饿死了，张三同志再也没办法吃鸡蛋了。而鸡蛋本是张三的高级滋补品。猪也没法喂养了，年关没了吃肉的机会。营养严重缺乏。所以张三同志越来越瘦。 如果足够倒霉，炼的钢不够，就要把自家的盆盆罐罐贡献出来，甚至门上的钉子都要拔出来帮助祖国赶超英国佬。为了赶超英国佬，地里的稻谷可能没空收割，而此时支援伟大祖国的张三同志正腹中饥饿。 如果张三同志还在呼吸，那么恭喜他，面临第三道难题，那就是干工程。 咱们的祖国很大，而且高低不平，雨水多一点就要把某个地方给淹了。淹了某处不仅仅该处的百姓遭殃，领导也是脸上无光。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疏通很多河道、开凿很多水渠、修建很多水坝。那个时代，机器严重缺乏，任何工程都需要人力去干，这些劳力都由农民出。 张三那个时代干工程都是靠双手的，挖掘机、铲车这些玩意就不提了，铁锹都不怎么够用，很多时候还得肩扛肩挑，而且基本上是免费的。确切说并非免费，而是记工分，按照家庭人口来算。一家几口人出多少劳力，政府都有本帐。而此时的张三同志不仅拿不到工资，不仅吃不到肉，馒头和大米都吃不饱。干着干着一白眼，谁也分不清是累死还是饿死。 当然这种现象并非大跃进时代独有。在某些地方，这种为了伟大祖国免费干工程的光辉行为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末期。具体表现就是冬天修河道。 当然张三同志如果不死，就要进入下一层考验，即人民公社的考验。 没加入公社之前，张三家还有牲口，偶然可以杀个鸡什么的解馋。但是现在政府说了，那个张三啊，加入人民公社吧，把牲口充公，土地充公，以后整个村子就是一家人了，大家一起干活一起吃饭，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帮助伟大祖国赶英超美。然后大家一起进入共产主义世界享福去。 张三一听，好哇，那么我是不是可以加入人民公社之前把牲口宰杀了，好好爽一爽。当然可以了！那就爽吧。在人民公社实施过程中，如此这般损失的牲口是一个天文数字。所以等到大饥荒到来时，我们发现很多资料记载人啃草、啃树皮，却没有记载宰杀牲口的痕迹。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当然可以解释为牲口已经被吃掉了，实际上牲口在大饥荒到来之前就已经锐减。想一想，谁愿意带着自己的牲口去充公而不在充公之前吃掉？ 实情是，在人民公社实施的过程中，导致了牲口的数量锐减。 评：人性本是自私的嘛。人民公社最致命的弱点就是和人性相违背。人民公社要求天下为公， 要求神州大地皆尧舜，却不知尧舜只是一个抽象的符号。淳朴的年代啊！！！ 同样是在炼钢。如果没有加入人民公社，那么当稻子熟了，张三同志会挤时间收割。人民公社内部就不一样了。反正是公家的，既然公家让炼钢，那就炼钢好了，何必劳心费神去收稻子，就让它烂了好了。反正要进入共产主义了。 加入了人民公社，张三彻底失去了搞副食品产业的机会，那是资本主义毒草，共产主义世界的好公民怎么能如此干呢？ 好了，三面红旗统治下的中国农村应该是这样一个画面：缺乏副食品，缺乏牲口，缺乏劳动积极性。加上自然灾害和巨大的卫星升空以及“科学”种田，常常断粮。公共食堂里，每一年都要长时间停火。农民同志除了挨饿还能怎么样？ 张三同志饿了，没肉、没鱼、没米，就去吃野菜、草根什么的，这个和当今的农家土菜不同， 可不是为了清肠胃排肠道，只为填饱肚子而已。 等到这些都吃光了，那就去吃树叶。树叶啥味道，只能去问牲口了。当然张三同志偶尔也可能比较幸运，抓只老鼠啥的，当加餐了。 树叶也没得吃了，那就吃一种叫观音土的玩意。观音土是啥呢，反正是无机物，吃了之后肯定不消化，然后就完蛋。 经历如此之多的关隘，如果张三同志仍然活了下来，说明他福大命大。但愿他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可能是活活饿死的，可能是吃了树叶涨死的，也可能是吃了观音土给坠死的，还可能因为对党和国家不敬被官僚给活活打死的，还有可能吃人肉得了瘟疫等等。 农民们以为政府会来赈灾救济。而在官吏眼中，一切却是另一个景象。 三、新五虎上将 前面说过，三面红旗来自毛泽东诗人化的脑袋。战争年代，毛泽东的头脑为他赢得了无数的胜利；到了建设年代，同样是毛泽东的脑袋，就想了，咱们在战场上可以打败对手，为啥不能在建设上战胜他们呢？当然可以啦。毛泽东又想了，咱们三年就搞定了抗美援朝，那么咱们应该需要多少年赶上美国呢？那就十年吧！应该谦虚一点啊。 第二个五年计划起草时，提出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也不管人家英美已经搞了几百年的建设。这还不过瘾，过了几天又改为两年超过英国。没人知道英国是啥样，却想着去超越它。大概是中国对鸦片战争的记忆过于深刻，所以一定要超过英国鬼子。这事发生在一九五八年，两年之后，在广袤的农村里大范围的农民，肥的变瘦，瘦的变肿，肿后非正常死亡。 战争年代，执行毛泽东天才思想的将帅中有几个人被称为五虎上将，就是彭德怀、林彪、粟裕等人，他们通过自身的功绩和毛泽东一起永垂青史，永享尊荣。如今毛泽东誓言搞建设，另有新的五虎上将，他们通过另一种方式和毛泽东一起被写入历史，成为永远的耻辱。 请记住这新五虎上将：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山东省委书记舒同。大饥荒把他们推到历史的风浪尖上。 老的五虎上将在战争中消灭了几百万敌人。新的五虎上将更猛，在四川、河南、安徽、山东、甘肃五省直接造成无数农民非正常死亡。这五个人在庐山都非常积极，争当毛泽东的马前卒。 话说五虎上将有啥特征呢？先说他们的共同特征：战争年代没有机会在毛泽东的身边表现，建设时期成为一方诸侯狂热无比，不讲人格和尊严地追随毛泽东，这是第一个特征。 第二个特征，继承了庐山精神，毛泽东在庐山搞了一个莫须有的反党集团，此五人在各自地盘里搞小庐山，整人无数，很多人前途尽毁，很多人家破人亡。 第三个特征，亲手推动大跃进，为了所谓的中央政策，对饿死千百万人民视而不见，堪比任何时代任何恶心的官僚。 第四个特征，文革期间被准确批判，文革之后被错误平反。 最后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不论啥时候，他们都是大饥荒的象征性人物。 四、舒同在山东 舒同的书法师法颜真卿、柳公权、何绍基等名家，但师古而不泥古，尊法而求新变，并注意取其精华，大胆尝试，逐渐形成自己的书法风格，创立了著名的“舒体”，备受海内外推崇。 舒同的书法，宽博端庄，圆劲婉通，用笔老重，藏头护尾，点划润厚通畅，别具风格，是现代书法艺术的杰出代表之一。所谓舒体，就是从“二王”入手，以颜、柳之楷为本，取各家各体之长， 使圆浑之劲，用藏锋之功，寓巧于拙，创独特风格，立“七分半”字体。 结体上楷、行、草、篆、隶五体各取一分，风格上颜、柳各取一分，何绍基取半分，合称“七分半”。 ——书法上，一代大师舒同先生的造诣罕有匹敌。 如果舒同先生仅仅是书法家舒同，他的名字将列于伟大的艺术家行列而受人敬仰。然而命运在这里开了一个玩笑，书法家舒同还是舒同同志——山东省省委书记，封疆大吏。舒同担任山东省委书记期间正好是大饥荒时代。 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伸出自己的双手说，“‘三面红旗’的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错误只不过是一个小指头。”在强调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保卫“三面红旗”的同时，毛泽东好歹也指出要解决好“一个指头”的问题。然而舒同同志倒好，回到山东之后传达毛泽东的话，把那“一个指头的问题” 给直接忽略掉。后来在批斗大会上，舒同同志竟然招供说，“怕给群众泼冷水”！群众都饿死了，泼点冷水说不定还能拯救一帮人。 在早期的领导人中，舒同算知识分子。按道理说，一个知识分子看问题应该全面一点，带来的灾难应该小点。可惜——舒同到山东之后，抓革命啊、开批斗会啊之类的都干了，大炼钢啊、修水利啊也干了，总之该干的都干了。这种事大家都在干，很难干出花样。舒同同志经过一翻努力之后还是干出了花样，知识分子的花样！ 一九六零年七月中央在北戴河开会，毛泽东要求各省要集中劳动力，争取秋季多打粮食多种菜， 大抓秋种，争取明年夏天收成比哪一年都好。这是好事啊。当年大饥荒除了缺粮，就缺副食品。多种点菜就少饿死点人。 舒同回到山东，八月初召开青岛会议传达贯彻。奇怪的是青岛会议开了四十多天，一直开到十月份，农时给耽误了。这期间舒大知识分子干吗去了？既没有遭雷劈、也没有身体不爽。后来据省委秘书长吴建揭发，舒大知识分子和一个女护士搞暧昧！ 舒同同志到青岛之后，除了参加必须参加的会议以外，不是和护士在房间里玩，就是带着护士 到外面玩。又要给女护士打胎，打完胎以后，又要休养恢复健康。就这样将会议时间拖延了，饿死了一大批人。青岛会议结束后，舒大知识分子还不想回济南干活。后来陈云要来济南，吴建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催他提前回来。青岛会议没有开好，救灾措施没有落实下来，山东的饥荒发展到更严重的地步。 ——看看，这知识分子派头就是不一样。 另外一件能体现舒同同志知识分子身份的是放卫星。 说到放卫星，舒同和其他几位猛将还真不能比。比方说李井泉同志在四川可以在一亩地收几万斤水稻，舒同所在的山东省就没有这个技术。其他猛将放卫星，那是故意显摆。舒同放卫星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原因是什么呢？先看看实例。 据舒同的孩子回忆：“1959 年 6 月，为了解真实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父亲决定下生产队当社员，我们一家人都跟着去了农村，父亲带着我们参加收割，住在农家院子里，吃的农家菜炒鸡蛋、玉米饼什么的，现在想想，肯定是受到了优待，真正的农民吃不上这样好的饭菜。父亲说：‘我要亲自收一亩麦子过过秤，看能产多少粮！’，他亲自收了一亩麦田，这一亩地算出来竟产出了 3000多斤粮食，父亲很高兴，觉得这下可是掌握了实际情况了，可他不知道自己被骗了——下面的人在脱粒机里预先装了 2000 多斤粮食！父亲是知识分子出身，并非农业上的行家里手，也就被蒙了过去。” 看到了吗？根据这段回忆，舒同以为自己的卫星是真的。就是说在放卫星这一技术项目里，舒同可能有点冤。 也就是说，他是知识分子，拥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标志——傻气。所谓书生误事，大概就是这意思吧。 评：人生如此，纵是一代书法大师，也掩盖不了千秋罪过。 五、牛人张仲良 张仲良(1907 年-1983 年)，陕西耀县人，1931 年 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青海省委书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青海事务的第一任领导人，专责管理青海地区。 1954 年 5 月调任甘肃省委书记，第一书记，兼任省政协主席、省军区政委。是三年大饥饿时期，治下饿死人最多的五个地方最高长官之一。1962 年曾被免职。文革前任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文革之后曾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3 年 2 月逝世。 甘肃，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据说伟大的伏羲就是天水人。有了伏羲，中国文化就有了源头。秦帝国时置县，汉代名将霍去病曾在那一带纵横疆场。 甘肃地处大西北，环境艰难，加上和少数民族接壤，是中国最为不稳定的地区之一，历来很难管。在封建王朝时代，中原王朝要么受到西北少数民族的冲击，要么受到东北少数民族的冲击。 新中国建立之后，张仲良成为第二任甘肃省委书记。在这里，他决定实行铁腕管理。 实事求是讲，在甘肃那一带，适当铁腕是对的。然而张仲良同志的铁腕与众不同。也就是说， 他在铁腕这一技术环节有了创新。 凡是大跃进时代的风云人物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善于整风，也就说善于整人。风云人物张仲良是整人好手。通过张仲良同志艰苦卓绝的努力，很多人体验到了被斗争的“乐趣”。 一九五八年二月九日，在整风报告中，张仲良兴高采烈地展示自己的劳动成果：“自 1957 年 6月开展的反右派斗争、8 月开展的工厂农村大辩论以来，已经形成了一个全民性的整风运动。全省挖出了 9700 多个右派分子，还挖出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在 19500 多个农业社中，有 13000 多个社的大辩论已经结束或基本结束，有 6000 多个正在进行，有 200 多个即将开始。”这话翻译过来就是，通过本人的努力，无数人已经免费品尝过精神惩罚和皮肉之苦，还有无数人将要免费品尝精神惩罚和皮肉之苦。 精神惩罚包括反党啊、反国家啊、反人民啊、反社会主义啊、和老婆离婚啊、批判自家老爹啊这些莫须有的罪名，皮肉之苦包括开飞机啊、享受拳头啊这一类的。 由于需要整的人数量庞大，要大规模逮捕。 大逮捕有两个特色，一是株连：镇原县县长许国和成了反革命成员。根据株连原则，许国和的老婆王珑，是镇原县委副书记，当时正在省委党校学习，被勒令回县，批斗数月，还逼着她与许离婚。许国和的岳父王子厚，是 1936 年入党的老干部，中共镇原县党组织的创建者、陕甘宁边区树立的英雄模范，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也被揪回批斗，并被撤销了武都行署专员的职务。大哥许 国福、二哥许国才(农民)，五弟许国治(党员干部)、弟媳李喜梅等都被无故株连，遭到批斗关押， 许国才死于狱中。连许国和 70 多岁的老母亲也被批斗，以致一度精神失常。许的年仅 6 岁的孩子， 被赶出县委家属院，寒冬腊月，流落街头，被好心的市民收留，幸存。 第二个特色叫肉体惩罚，逮捕时压倒在地，麻绳五花大绑，像捆柴一样随意折腾，有时候脚蹬踩揉捆，有的当场就被捆得昏死过去。和许国和一起成为反革命的副县长张万寿同志成了典型代表。张万寿入狱后，专门给带上 20 多斤重的特制镣铐。因“认罪态度不好”，还给张万寿戴上“骑马铐”。什么叫骑马铐呢，就是双手从裆下穿过铐起来，这样张万寿同志就站不起，蹲不下，几天几夜疼痛难忍，喊叫声惨不忍闻。 由于需要逮捕的人实在太多，业务过于庞大，必须培训业务技巧。工作组组长随身携带好盖了印章的逮捕证，需要时填上名字就可以了。由于这种方式方便快捷，可以批量生产，大大减轻了逮捕事业的压力。发现问题，随时开会，就地逮捕战利品。用麻绳把战利品串起来，一串一串地像奴隶一样。 要知道这一切都发生在庐山事件之前。 张仲良同志不仅善于整人，还善于向两千年前的秦始皇学习。 张仲良同志准备大干一场，留下一个功在当今、利在千秋的伟业。 当年秦始皇倾全国之力搞大工程修万里长城什么的，张仲良虽然只管理一个甘肃，气派却同样大。张仲良同志通过一厢情愿和异想天开等技术手段，决定把洮河引上黄土高原。 陇中年降雨量平均不到 400 毫米，蒸发量却高达 1400 多毫米，而这 400 毫米的降雨 70％以上集中于 7、8、9 三个月的几场大雨。春夏期间没有水，小麦不是出不了苗、拔不了节，就是灌不了浆，收成很低。这里绝大多数地区没有地下水，不能打井取水，除了雨季以外，河流基本是干涸的。 只有洮河是个例外，但洮河只能灌溉临洮县和岷县，其它地方非常缺水。陇中和陇大部分地区农业灌溉用水和人畜生活用水完全依赖雨季的降雨。 由于自然环境恶劣，这里每家都挖一两口水窖，把雨季的水积存下来，供全年之用。所谓水窖， 就是挖一个深几米的大坑，坑底和四周用红土夯实防渗漏，下雨时存五到十方水，再在窖口盖上盖子。之前这里看一个家庭是不是殷实，主要不是看存了多少粮，盖多大房子，而是看存了多少水。 张仲良同志决定改变这个情况。应该说作为封疆大吏有这种思想是好的。干好了将改变整个西北地区，堪与李冰在都江堰的功绩相媲美。然而问题就在于方式。 六、猛人吴芝圃 河南地处中原，处在中国的正中央。作为黄河文明的中心，河南有着特有的光辉，同时拥有数不尽的灾难。中国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光荣和灾难交替，河南也是这样。 自古以来，仁人志士们以中原为中心逐鹿天下，因此处在中原心脏地带的河南历来灾难重重。从当年武王伐纣开始，一直到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有战争就总是少不了河南，有灾难也少不了河南。 在中国分分合合的历史上，想要一统天下，必然要定鼎中原。国共争霸期间，深通历史的毛泽东曾想遵循古习俗，实行中原逐鹿，并派遣刘邓大军试图问鼎中原，最后不成功才变成千里跃进大别山。击溃了国军的淮海战役，实质上就是一场“中原战役”。 战争结束了，但是灾难并未结束。因为河南迎来了另一场战争，一场人与自然的战争。一场人以为可以战胜老天的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河南迎来了一位本地人，猛人吴芝圃同志。吴芝圃 出生地： 河南杞县 出生日期： 1906 年 3 月 逝世日期： 1967 年 10 月 19 日职业： 政治家 爱好：念古书性格：强势 吴芝圃，河南人，新五虎上将中，就数他和毛泽东最相像。李井泉、张仲良等人足够铁腕，深谙政治斗争之道。但是吴芝圃除了这些条件之外，还有一个长处，那就是看书。吴芝圃酷爱古书， 达到手不释卷的地步。这一点在那一代人中绝对是个异类。 和那一代人一样，年轻时代的吴芝圃怀着美好的梦想加入共产党，出生入死，算是精英。然而吴芝圃同志能在本书中占据一席之地，却因为他给新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 新中国建立之后，身为河南人的吴芝圃衣锦还乡。 古人曾有人生四大喜之说，认为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乃人生最为幸福的四件事。如果把四扩充一下，扩充到十，肯定有衣锦返故乡。 对于乡土情结浓厚的中国人而言，衣锦还乡对故乡和还乡者都是喜悦，双重喜悦。然而吴芝圃同志的这次还乡，喜悦之后还是灾难。 吴芝圃原本只是河南省长，老二，由于强烈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获得了堪比孙大圣的火眼金睛的能力。吴芝圃同志利用这种超能力，在河南省一次性揪出七万右派分子！在那个知识分子贫乏的年代，河南知识界都不用文化大革命了。 当然咯，在那个年代，想要老二翻身当老大，少不了搞一个反革命集团。恰好老大潘汉年对大跃进有所保留，吴芝圃趁机来了一记连环脚，把潘汉年踹入反革命的大河中，一夜之间翻身当了主人。 好了，那就大大地折腾一场吧！ 怎么折腾呢？既然张仲良已经在甘肃像秦始皇同志学习了，作为伟大领袖毛主席大跃进的旗帜性人物也不能落后是吧？那就搞一搞吧。于是乎吴芝圃同志拿出伟大领袖十分之一的魄力，一年之内投入一千五百万劳动力，开凿的土方石相当于开凿了四十八条巴拿马运河！ 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信了。 在没有足够的技术设备支持下敢干这种工程，当然少不了画饼充饥，张仲良给贫瘠的甘肃画了一个饼，吴芝圃同样来了一个。 干到尽兴时，吴芝圃那贫瘠的脑袋里出现这样一个场景，整个河南省水库和运河交叉相连，如同长藤结瓜。河流是藤，水库是瓜，河南将永远远离水旱灾，实现旱涝保收，一劳永逸！千秋万代之功由他吴芝圃来完成，多么伟大呵！ 事实上呢？那些烂尾工程就不提了。由于吴芝圃先生把异想天开的功夫修炼到炉火纯青的境地，在平原上开挖人工运河，强行引入黄河水灌溉，造成上百万亩土地盐碱化，这些土地上的农民怎么办？知道为啥自然灾害了吧？人为的！ 人和自然的关系中有这么一层，自然的福祉人不可以强造，但是自然的灾害可以直接引入。吴芝圃就是这样一个先行者，他用自己发热的脑袋做了示范。 这些水利工程，有一部分确实非常有利，一直有利到现在。这部分值得表扬。问题是还有一部分相当有害，一直有害到现在。 标志性的三门峡水库由于没有充分考虑到泥沙问题，抬高了黄河上游的水位，使渭河成为高出地面的悬河，渭水时不时倒灌渭南平原，灾难无数。 说到水库当然不能忘了板桥水库。这个水库修在五六年，加固的，防洪，但排洪效果一般。当 年水库都是这个指导思想，防洪轻排，就像领导重面子轻功效一样。七五年大雨，板桥水库垮了， 接下来引起几十座水库溃决，将驻马店地区一万平方公里淹没，上百万人逃荒。 吴芝圃同志的另外一大贡献是放卫星。 在放卫星这一高技术栏目里，吴先生拥有优先发明使用权。为啥要放卫星呢？五六年苏联搞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压倒了美国，卫星成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个标志。咱们也想搞个卫星玩玩，但是咱们那时代还没有那个技术。 于是爱国心切的人们就想了，既然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那就让土地来长卫星吧。吴芝圃领导下的河南省做了创造性的发明。 第一个卫星来自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第二生产大队：5 亩小麦平均亩产 2105 斤！当年河南那地方，小麦亩产也就两三百斤。 那是一个奇迹的时代，也是一个相信奇迹的时代。这样一个没有袁隆平的时代，亩产一下子提高十倍，也没有人怀疑，还在人民日报上刊发！天真的年代啊！ 在中国这样一个神奇国度里，当第一个奇迹涌现的时候，奇迹就会接二连三地出现。 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叫遂平县嵖岈山公社，公社有个韩楼大队。大队长陈世俊、妇女队长曹玉娥种了三亩试验田，小麦长得不错。收割的时候，公社社长钟德清来了，把陈世俊、曹玉娥叫到大队部开一个紧急会议。 钟德清：“上级叫咱们弄一颗高产卫星，咱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国内外影响都很大，不放卫星会中？只有放了高产卫星，才能说明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放卫星是为公社争光，为党争光，也为咱们国家争光。现在是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希望大家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办好事情。”—— 领导发话，鼓励在先。 陈世俊：“亩产多少才算放卫星呢？” 钟德清：“至少亩产 3000 斤。”听了这个数字大家一下子沉默了。钟德清再次鼓励：“我看你们这块试验田不错，打打试试吧！”——已经暗示造假。 曹玉娥：“这块地再多也不过亩产七八百斤。” 钟德清：“大家都想想办法，总不能辜负党的期望啊！”——即将从暗示到明示。 大家想了一会儿，就是想不出办法。陈世俊最后说：“要放恁大卫星，除非把那 10 亩地的麦子放到一起打。” 钟德清说：“对呀，弄到一起打不就中了吗！”——终于变成了明示！早就想好这么干了，就是不说。领导就是高明啊，以后出了问题还可以推脱责任。 曹玉娥：“那不是哄人吗？” 钟德清：“你没看全国现在的形势，不跟上趟行吗？再说，这也是为人民公社争光，为党争光的事，我们吹点也是好心，要从政治上考虑嘛！”就这样，连夜割麦，割完就打。打完过秤，总共 11178 斤，按 2.9 亩算，平均亩产 3854 斤，最后扣点麦余籽，按 3530 斤上报。 《人民日报》背后那些没真没假的傻瓜写道：全国小麦高产的最高纪录出现在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有 2 亩 9 分小麦亩产达到了 3530.75 斤。这好像只是一个理想，但是不然，这是现实， 这是已经拿到手的实物！ 卫星就是这么练成的。 卫星释放之后，吴芝圃的省委班子作秀了，搞了一个丰年博览会，还请了周恩来参观。周恩来照例说了一系列鼓励的话。 最大的一颗卫星亩产小麦七千多斤，鸡公山水稻亩产四万八。懒得解释了，稍微动点脑子都知道不可能。吴芝圃就这样把不可能变为可能。 有人对卫星怀疑吗？当然有咯。那是一个谎言满天飞的年代，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说谎。从另一方面看，正是因为那些实实在在的人的存在，谎言才有意义。 结果怎么样呢？当然发扬民主精神，搞辩论。《墓碑》里引用过当地工作者康健先生记录的一场“小辩论”的情况：嵖岈山公社有一位叫刘金占的生产小队长，在生产队长扩大会议上，听公社社长钟德清传达信阳地委会议的精神，当他听到明年小麦要亩产一万二千斤时，他觉得太离谱，说： “亩产一万二千斤，是神仙也得累垮了，把牛皮吹炸才过瘾哩。”这一句话使他马上成了辩论对象。他被人拎着脖子拉到会场中心，站好，弯腰，低头，接受辩论。刘金占慌了手脚，忙说：“老少爷们，别动手哇，你说说这亩产一万斤中不中？”没有人回答他，在会议主持人的发动下，人们不由分说，先是一顿拳打。不一会儿，刘金占鼻青脸肿。他吐了一口血水，有气无力地说：“你们还讲不讲理呀，你们都是种地的，一亩能产这么多小麦吗？”也许是良心发现，参加辩论的人们退缩了， 有的人找地方吸起烟来。见辩论会冷场，主持人急了，说：“怎么？刘金占的反动言论你们还同情？谁不和他辩论，大家就和你辩论！”这么一说，人们不敢怠慢，又冲了上去，一边打一边说：“这就是理！跟你就是不讲理！”刘金占的三根肋骨被打断了。主持人问：“服了吗？”刘答：“服了。”问： “能打一万二千斤吗？”答：“真能打一万二千斤。”辩论会就这样胜利结束。 这是农业卫星，虽然吹牛但不影响生产，破坏力度和钢铁卫星根本不能比。 钢铁大元帅吴芝圃同志坐镇钢铁元帅帐内，提出“县县、乡乡、社社办铁厂”，命令把所有钢铁、包括各家做饭的铁锅集中起来化成铁块，上千年的银杏树也砍了当炼钢燃料。 谁敢不听话，钢铁大元帅有办法整治：捆、绑、吊、打等常规必备；刑具有板凳、杆面棍、白拉条、湿皮绳、皮带等 10 多种；还有多种形式的罚跪：顶案板、头顶灯、跪砖头、跪砖头蛋、跪小板凳、站桌子等；大会斗争有多种形式：推、扒、拳打脚踢、抓头发、抬起墩、灭灯黑地里乱打等。逃避这些霹雳手段的办法也不是没有，那去自杀吧，有上吊、喝药、投水等办法可供选择。 下层人士如此，上层人物也不可避免。洛阳地委书记王慧智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整得神经失常，他在路上狂奔，要跳洛河，后面有人追他，他一边跑一边喊：“吴芝圃来了！”尽管如此，发疯的王慧智站在历史耻辱柱的对面，眼睁睁地看着正常的吴芝圃。 吴芝圃同志骄傲地宣称，全省有 577 万人投入大炼钢，各种冶炼炉 22 万余座。10 月 11 日冶金部在商城召开全国土法炼钢会议，推广「鸡窝炉」土法炒钢法。——河南成了大跃进的革命圣地， 参观者人山人海。 ——然而恶果导致五八年秋收时全省有一半粮食毁弃在地里未收入仓！这些粮食可以挽救百万人性命。 如此这般折腾一番，河南成了全国的“先进省”，一部分官僚“牛气冲天”，不仅把百姓折腾到生不如死，连对中央各部委来的人也看不上眼。工业部副部长高扬到河南禹县对小高炉炼铁的质量提点意见，县委书记向省委报告，说高扬给群众运动泼冷水，吴芝圃让县里当场批判高扬！牛啊！ 当然吴芝圃还是有后台的。他把材料转到北京，高扬回北京以后也受到批评。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到河南省看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标语，提点意见，也是就地挨批，回北京后又挨批评。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组织联合调查组，教师带领一百多学生到河南，把看到的情况写成材料， 后来被说成是为彭德怀提供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重型炮弹，事件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邹鲁风被迫自杀。 吴芝圃同志就用这种办法把河南老乡折腾死掉千千万万。那些没有饿死的人中间，很多人是吃人肉活下来的，还有人吃自家亲人的肉才活下来 关于吴芝圃的评价，引用吴芝圃本人的话：“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大得很……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我欠河南人民的债，一辈子还不完。” ——然也。 在自我评价这点上，吴芝圃同志的古书没有白念，自身定位准确。 七、狠人李井泉 四川位于中国西南，长江上游，西邻青藏高原相扼，东依三峡险峰，北有巴山秦岭做屏障，南枕云贵高原，独特地理位置形成了闻名于世的四川盆地。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自古享有“天府之国”之美誉。 那片古老富饶的土地上，文明源头可以追溯到古蜀文明，李白在高歌“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之时曾经感叹：“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接下来又有神秘独特的三星堆文化，成为长江文明的早期代表。 秦代置蜀郡。汉属益州。汉末三国时为蜀国地。唐大部属剑南道和山南东、山南西道。宋初设川峡路，后分设西川路和峡西路，合称“川峡路”，再分西川路为益州路、梓州路，分峡西路为利州路、夔州路，合称“川峡四路”，简称“四川路”，其间设四川制置使，为四川得名的开始，后改益州路为成都府路，改梓州路为潼川府路，分利州路为利州东、西路。元置四川省和四川行省和西蜀四川道；明置四川布政使司；清改四川省；建国初分为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四行署，后合并恢复四川省，定省会为成都市。 在这长长的演变史中，四川名人无数，既有邓小平这样的政治家，又有杨玉环那样的美女。十大元帅中，四川人就占了将近一半。 众多名人中间，今天说的这位比较特别，他就是李井泉同志。 李井泉的前半生是光辉的半生、革命的半生、有理想的半生，他的后半生则是相反。特别是大跃进时代，李井泉跌入了深渊。 吴芝圃已经很猛了，他的伟大功绩足以光照史册。然而他并不孤单，在五大高手之中只能名列第二位。在同时代的高手之中，他还要仰望一个人，这个人才是绝世高手。 他是谁呢？就是大名鼎鼎的李井泉同志。 五虎上将之中，李井泉的战斗力最强，战绩最大！ 正是李井泉同志的超强能力，使得自古以来就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四川成为饥饿时间最长、饥饿范围最大、非正常死亡人数最多的人间地狱。这个数字多大，本人没有推算过。但是在其他人那里都是天文数字。 这个数字，足够让十大元帅、十大将军集体泪流满面，因为这二十人中任何一人纵横战场几十年，总共消灭的敌人大概都没有这个数。 身为五大高手中的绝顶高手，李井泉同志熟悉大跃进时代所有的技术手段，在每一项的修为上都是空前绝后。现在我们来看看李井泉同志的手段。 李井泉的第一项手段，放卫星。 放卫星这项杀人高科技武器虽然不是李井泉同志的发明，但是应用到出神入化的境地的却是李井泉。比起吴芝圃同志干巴巴的卫星策略，李井泉同志更有创造力，改进了放卫星的技术手段，使之达到巅峰。 五八年三月，中央在成都金牛坝招待所开会。这里是李井泉的地盘，李井泉当然要在此以无微不至的方式表达对最高领袖的绝对忠诚。 三月五号，毛泽东绕城浏览。成都的城墙是康熙年间重建，大部分保存完整。毛泽东说：“北京的城墙都拆了。这城墙既不好看，又妨碍交通，进出城很不方便。城墙是落后的东西，拆掉是先进，不拆是落后。”一句话就让成都市的城墙当即全部拆除。 毛泽东又发现四川独有特色的茶馆很多。毛泽东认为，在茶馆喝茶，花钱太多，耽误干活，流露出不满之意。随行的四川领导人心领神会，四川省的茶馆一时绝迹。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到成都中心的耀华餐厅就餐。餐厅就把他进过餐的地方布设为纪念馆，供人瞻仰。 这只不过是个铺垫。 三月十六日下午，毛泽东睡完午觉起床，决定到乡下走走，李井泉陪同，去了郫县红光高级农业合作社。红光社几天前已经接到通知，说有中央首长要来视察，事先作好了准备。毛泽东低头进了一件茅屋。毛泽东问房子主人入社没有，何时入社，一问一答。当毛提到分多少粮食，够不够吃的问题时，站在一边的副社长代作了回答。伟大领袖满意之下却不知道，他已经被骗了。 都说李井泉是绝对忠诚，所谓绝对忠诚也就是绝对欺骗。 毛泽东走后，当天晚上下大雨。成都春雨本身是正常现象，然而二十四队的记工员说，当真是“龙行一步，百花沾恩”。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春雨贵如油，下午主席来过，我们红光社晚上就下雨，今年保证要增产，这不是沾恩又是什么？” 这马屁拍得，就一个字——高！ 据作家东夫追述毛泽东离开红光公社以后的情况：“自从毛主席到来的那个傍晚起，整个红光社都沉浸在幸福和兴奋之中。有幸见到伟大领袖的人骄傲而激动地向人们诉说每一个细节，错过机会的后悔不迭。人人争相和握过毛主席手的人握手，以分享一份幸福。人们长时间地回味、追寻和领会伟大领袖的每一个动作、神态，说过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走过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的每一 个脚印。人们筹划着，要在毛泽东下车的地方修一个‘幸福门’；把毛泽东走过的机耕道修成‘幸福路’，路两旁植柏树；修一座纪念馆；建一座‘幸福亭’；毛泽东下过的田取名‘幸福田’；他跨过的沟上建一座‘幸福桥’；根据他的指示新建的小学取名‘幸福小学’；见过他的 18 名小孩成了 ‘幸福娃’（事后查明，这 18 个孩子只有一个出身好的得到了‘幸福娃’的名字）。幸福万分的温幺娘把毛泽东在她院子里看过的小橘子树取名‘幸福树’，把毛泽东路过的菜园改成花园，叫‘幸福花园’，毛泽东把弄过的水烟锅和烘笼不便以‘幸福’命名，也被她精心保存起来。” 七月底，第一颗亩产 3752 斤的“卫星”从红光社升起来了。李井泉的喉舌报纸——《四川日报》添油加醋地报道，这块高产田位于毛主席走过的田坎旁（马屁的极限），这里的干部下定决心， 一定要让它长出好庄稼，才出产这颗卫星。 八月五日夜晚，郫县县长高义禄宣布，全县早稻平均亩产 1030 斤，比去年增加一倍，获得全省冠军。全省目前出现的三千斤以上的早稻“卫星”都出在郫县。高县长说：“这是毛主席来郫县后照出来的红光！是人民冲天干劲开出来的鲜花。 这世道，除了无语还能怎样？ 卫星一颗接一颗，一颗比一颗大。 到了九月十二日，《四川日报》头版刊出爆炸性新闻：郫县友爱乡亩产突破 8 万斤！这是到这天为止全国最大的高产“卫星”，四川终于在高产卫星上首次夺取全国冠军。 马屁拍到这个地步应该是最高境界了吧。有如此功夫，舒同、张仲良、吴芝圃之流又算啥？正是凭借这一手，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同志升为中央委员，成为坐镇一方的中央大员。当年高岗在东北也就这待遇。与此同时，四川同胞却一步步陷入绝境。 当然咯，五虎上将都有两手，放卫星同时不忘大炼钢。 身为五虎上将之首，李井泉同志炼钢也极有特色：选择一个山坳，把树木砍光放在下面，收集来的锅碗瓢盆等等直接放在上面点火烧，烧出来大堆大堆黑糊糊的东西，谁也不知道那是啥玩意有啥用。 那个时代，官僚们通过两手把百姓赶入绝境。卫星放一放，中央把粮食征走一大半；钢铁炼一炼，耽误一部分收粮。广大老百姓就相当于进入绝境的野兽，等着饿死了。 但是李井泉同志还有另外一招狠手：调粮。 四川一直都向外调粮，而且数量可观。然而经过李井泉同志一番折腾之后，粮食已经不够吃了， 这时候伟大的李井泉同志为了伟大的啥精神，勒紧裤腰带玩外调，运更多粮食。由于李井泉同志大 公无私，四川人的人均留粮（包括种籽、饲料和口粮）五八年还有 512 斤，到五九年只剩下 278 斤，六零年只剩下 260 斤。这些理论上的人均粮，除去种子和各级领导多占的，每个人每天也就半斤左右。 这半斤口粮也不能合理分配，一段时间大吃大喝，大炼钢浪费的，还有分配不公的，七去八折腾就要缺粮。试举一例：大邑安仁九管区社员刘元芳，女，30 岁，于 1960 年 4 月 23 日把亲生女 （李水清，8 岁），儿（李永安，9 岁），用牛绳子拉到安仁观音堂清水河淹死。据刘元芳自己说，由于这两个孩子偷社上豌豆角二斤五两，被发现，当天中午事务长即扣了刘元芳母子三人的饭。刘元芳提出她下午要耕田使牛，只给了她一人四两米，两个孩子没吃。下午这两个孩子又去偷了附近鸭棚子的米两斤，又被捉住，第二天中队长打了刘元芳两耳光，吐刘的口水，要刘把米退出来，刘没法，将饭票退出。因此，想到做了活，吃不到饭，做活路完不成任务，又要挨斗争，所以就下了这个毒心，把孩子整死。 缺粮之后吃啥呢？野菜野草那是美味佳肴，树皮树叶也是家常菜。 当然人肉是少不了的一道菜。灌县蒲阳公社八管区三队潘素华，女，41 岁， 1960 年 3 月 16 日晚，其夫唐前武落水淹死，次日晨被发觉，当晚潘素华以假悲之情，叫社员埋浅点，回家后将菜刀磨得锋快，当晚乘夜静更深，带上锄头、菜刀、背蔸等物，把坟墓挖开，将头、四肢砍下，并挖取肚腹及全部上躯扛回家中煮熟自食外，还假以熊骨出售，以 1.5 元一斤售卖，共卖了 11.75 斤。这事被食堂事务长黄荣太发现，并在她家中查出手、残躯及肠、骨等。灌县崇义公社第三管理区周裕光，39 岁，解放后工作积极，曾被选为妇女代表。3 月 16 日下午，她把该队杜之田已死两天的小孩（两岁多）从埋处挖出来，砍去头部、四肢，将肚肠挖出丢在河里，将身子拿回家煮吃。 这些都吃了之后，还有一种东西入肚——观音土。 观音土，即白泥巴，其中含有大量的氧化铝。由于颗粒细腻，咋一看像面粉，但它不是食物， 连动物都不吃，但是饥民会吃。 饥民把挖回的泥土，经过发水、磨细等简单处理后，就渗合着南瓜花、丝瓜花和其它野菜等做成粑来吃。吃过之后肚胀腹痛排便难，轻者犯病，重者丧命。 对待这些饥民——饿死的和将要饿死的——四川省统一口径说是一种流行疾病。为了消除这样的疾病，就搞了一种消除疾病的爱国卫生运动。把病者送入临时医院，因为缺少药品（粮食），就用盐水代替，病人继续生病，并没有因为爱国卫生运动好转。 李井泉同志因为调粮有功，四川的盖子一直捂着，一直捂到六二年，别的省份饥荒都已经过去了，四川还在饿死人。五虎上将之首，当之无愧呵。 调粮的责任不能全算在李井泉的头上，当时的高层领导毛、刘、周、邓都有责任。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亲自打电话，邓小平亲自去四川。这在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能看出来，周恩来说：“四川粮食调多了，责任在国务院，我是总理，责任在我。”邓小平讲话：“调粮的问题，井泉同志检讨了。中央也有责任，这个问题不能怪四川省委，四川调粮调得多了些，死人死得多了些，中央也有责任。”朱德在专门召开的四川地委书记以上干部的座谈会上，语重心长地说：“井泉同志检讨两次了，差不多了，四川的问题中央也有责任，大家要团结一致，振作精神，战胜困难，争取工农业生产尽快恢复和发展，我看是大有希望的。” 然而领导们的力保，并不能减轻李井泉的罪恶。 历史只会记得，李井泉同志忠于领导，李井泉同志只懂得忠于上级，李井泉同志不顾自己人民的死活，正是在李井泉同志统治下的四川饿死了无数人。不要相信李井泉同志的眼泪云云，他是封疆大吏，不是恋爱中的女人。对于这种级别的人，历史只会记下其功劳或罪恶。 李井泉因为极其痴愚地执行所谓的中央政策，他得以稳坐高官，避免了提前下台，同时避免了四川饥饿早日结束。 八、能人曾希圣 安徽是个好地方，去过黄山的人都这么说。不仅是现在，即使在古代，四大西湖中，就有颍州西湖，当年和杭州西湖齐名，欧阳修在颍州当太守那会，日日沉醉于西湖美景，留下许多佳作让现代高中生头大。遗憾的是颍州西湖如今已不在。 再往上追溯到东周时代，安庆那个地方就已经建国，曰古皖国。皖，即美好之意，因此安徽简称皖。然而安徽建省比较晚。清康熙六年，从原江南省的安庆府、徽州府各取两个首字，简称为“安徽”，首府定于安庆，安徽地名由此出。 安徽省这个名字出现得虽然很晚，但是这个土地上的灾难却不少。最近的一次灾难就是大饥荒。制造者，曾希圣。 在五虎大将里，曾希圣的成绩肯定赶不上李井泉和吴芝圃，最多排名第三位。之所以把他放在最后一个来讲，是因为这个人很特殊。特殊在哪了呢？就是这个人最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其他人干的事，曾希圣一样没少干。首先通过革命斗争的方式把张凯帆打成反党人物，送到淮北煤矿，让他在祖国的挖煤事业上发光发热。从此安徽省委成为曾希圣的一言堂。随后曾大官人开始大干特干了。 前面已经介绍了几位高人，把能折腾死百姓的方法使用得差不多了。写到这个第五位，已经很难写出新花样。然而历史常常证明，人类的脑袋没有极限，只要想干，总能干出新花样。在曾希圣的光辉领导下，安徽省内仍然出现了与众不同的做法：把小麦改为水稻。 安徽省主要有三个部分，皖南山区风景秀丽（黄山所在地）、中部丘陵和北部平原。水稻一般种植在皖南和淮河两岸，有些地方不能种水稻，土地渗水厉害。曾大官人不管这些，他要多种水稻。 五八年，凤阳改水稻一千六百亩，平均亩产五十多斤，种子都没收回来。这么低的产量当然是拿不出手的，那就放一放卫星吧，结果很明显，饿死人。 为了强制性种水稻，田里无水也要插秧。 改水稻只是插曲，还是说说曾大官人的本职工作吧。 放卫星那啥的就不说了，亩产四万斤，就算比不了李井泉，和其他猛人相比毫不逊色。中央征粮，粮食不够，饿死农民。 炼钢也不少，废品成功率很高，耽误了农时，饿死农民。 建设新农村，强行拆迁无数房屋，饿死、冻死、打死农民。 大规模搞水利建设，没有饿死的累死。 为了保护卫星、钢材和拆迁，各种刑罚一一现身，具体情况请参照前文。死在刑罚下的百姓不计其数。例如殷涧公社白云大队赵窑生产队，社员赵小锅同志，17 岁，有一个 7 岁小弟弟，因饥饿偷了一些山芋，被生产队干部韩某用棍子打得晕死过去。因饥饿无奈，又偷山芋 2 斤，韩将赵小锅的手指头砸烂四个。赵又疼又饿，两天内死去。又以偷山芋的罪名，5 天不让 7 岁的弟弟吃饭， 也随之饿死。这位姓韩的队长，共打了 23 人，骂了 60 多人。整个生产队也就一百多号人。不禁感慨，曾希圣治下的安徽，生产队长比监狱长都幸福。 生产队长只是所有官僚团队中最小的一级，比九品芝麻官还小。比九品芝麻官大一点的官僚呢？根据《墓碑》记载： 1960 年春，弃婴很多，县委书记赵玉书责令下边不准收拾，如果收拾，谁收谁养。相反，赵 家不见了一只老母鸡，他先后责令派出所长、公安局长查处，限期 3 天破案。群众说：赵家一只老母鸡，比街上丢弃的小孩还重要。赵家一年到头精米白面，鱼肉不断。县委书记杨某，1960 年春天群众生活都那样困苦，他在总铺公社带着文工团整天吹打弹唱，花天酒地，打枪照相，借以取乐。大批农民饥饿而死，干部们却请客成风，大吃大喝。有一次，县委开会，有部分委员当场吃醉，开会胡说八道，会议无法进行。副县长兼小溪河公社党委书记缪某，下去检查工作带酒带肉带厨师。浙塘大队总支书记孙某，有一次大吃大喝时，一个病人要口鱼汤喝，非但不给，反打人一顿。县委工作组林兴甫说：“县委江一舟主任不但吃细粮，还不定量。不在食堂吃饭，用油炸锅巴吃。赵政委一家不吃粗粮。”赵政委就是县委书记赵某。武店工作组杨义全说：“县委生活特殊，东西都被他们吃了，吃细粮。这叫什么‘四同’？群众有肿病，买不到糖，商业局送给县委每人一包。病人为什么吃不上糖？都给他们吃了！”强华说：“武店现场会浪费很大。公共食堂没有饭吃，赵楼两天饿死 13 人，现场会还大吃大喝。炸油条，炸糖糕，水饺子，馒头，早晨 12 个菜，中午 24 个菜。喝的是金字酒。双营子庄上的浮肿病人，被锁在家里，怕外人看见。”总铺工作组贵（档案字迹不清） 说：“59 年冬 60 年春，在群众肿病死亡的时候，县委大请客，召开公社党委书记会，吃鱼吃肉，水库经常送鱼来，都分给几个书记、常委，从来没有一个人给钱。招待所随便吃，县委每个月都吃几百斤粮食，这些粮食救济一个生产队，要少饿死多少人？” 当时凤阳社员中流传一句话：“一天吃一两，饿不死小队长；一天吃一钱，饿不死管理员。”“一两”、“一钱”指的是县里给社员的粮食定量。既然小队长和管理员饿不死，更大的官大吃大喝也就见怪不怪了。小溪河公社山河大队从大队书记到小组干部和炊事员，几乎人人都多吃、偷吃、吃好。后来整社时初步统计，仅几个大队干部有账可查的就吃掉牛肉 1800 多斤。1960 年 5 月，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副县长兼公社党委书记缪某到山河大队检查工作，对食堂断炊、群众死亡不闻不问， 竟与梅某等人在大赵小学吃肉喝酒。社员盛长英的弟弟看到了，支部书记端了一碗饭给他。缪竟把饭夺了下来，批评支部书记说：“你们是怎样教育社员的？”公社开了一个小吃部，专供公社几个干部吃喝。小溪河公社党委副书记石玉平一直单独起小灶，从 1960 年 7 月到 11 月，只在食堂吃过 6 顿饭，家里不少腊鱼腊肉。小溪河公社党委副书记李某，代销店的鸡蛋、洋糖包供给他。他下去检查工作，总是大吃大喝。乔山大队书记梅某和会计梅某，以办“三八”农场为名，挑选全大队最漂亮的妇女 8 人，其中 7 人被他们奸污。 这就是当年凤阳县的情形。凤阳县是当时饿死人最为严重的地方之一。当年凤阳人口不到四十万，三年饿死九万人，接近四分之一。 安徽北部，吃人肉成了一种流行。有人偷偷吃野外尸体。有人自家亲人死后藏起来吃掉。有人干脆去把死尸挖出来。当然咯，这种情况是给党和国家抹黑的。既然给当和国家抹黑，那就要批斗是吧？ 《墓碑》里记载了一次批斗吃人肉者的大会情况：据农业银行离休干部、中共党员王体忠回忆： 1960 年春，他家乡五马公社泥店西南王楼村，有不少农民因饥饿而吃人肉。为制止这种情况蔓延， 大队下决心抓典型示众。该村王某的前妻某氏，多次吃人肉。有一次刚把煮熟的人肉捞到盆里，被干部查获，把人和人肉一起送到大会场里，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对她进行批斗。参加大会的人闻到香喷喷的人肉，想吃又不敢吃。有个大胆的人说一声“我尝尝”，伸手拿了一块人肉大口吞食，接着众人一哄而上，你抢我夺，乱成一团，转眼间一盆人肉抢得精光。王体忠的妻子也抢了一块，当时吃了感觉很香。批斗大会无法开下去，只好宣布散会，不了了之。 人肉吃多了，形成人肉的市场交易。 1960 年春，由于吃人肉的情况不断发生，人肉的市场交易也随之出现。城郊有，集镇有，农民摆摊设点和流动串乡卖人肉的也有。 1960 年 3 月下旬，城父公社党委电话汇报：丁楼大队李楼生产队农民吕某，于 3 月 17 日至 21 日，共扒掘三具女尸，煮熟后充当猪肉，在菜桥闸工地摆摊出售。 1960 年春，核桃林场王庙林区邢庄邢某，常以人肉充当猪肉串乡卖，在当地广为人知。 1960 年春，十九里公社薛菜园大队任寨农民周某，以人肉煮熟充当猪肉在本村出卖，被县委农工部科长李延荣等人发现后令其埋掉，周某害怕追查，当即逃跑。 1960 年春，五马公社黄营大队郭桥村，一个 57 岁的农民杀死本村 13 岁男孩连臣，当夜煮熟自己吃了一部分，第二天在村头路口当猪肉出卖。县公安局田朝珍等人侦破此案，将犯人逮捕，判处死刑，执行前死于狱中。 这是曾希圣统治下的安徽，六零年之前的安徽，和其它省份并无区别。 曾希圣在安徽分成两个阶段，以六零年为分界。面对惨绝人寰的灾难，曾希圣终于想到改变。怎么该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把地分下去，让农民自己种，一切就解决了，但是在当时已经是天大的勇气了。 彭德怀在庐山也就是写了封信而已，结果就自己种田了，曾希圣同志虽然也参加过革命战争， 但吨位和彭德怀相比差远了，一旦形势需要，中央将毫不犹豫地拿下他。事情到了六零年，已经没有人能救他，所以他只能自己救自己。 曾希圣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干的。包产到户，饥荒停止。 ——此时的曾希圣可谓吃了熊心豹胆，勇气逆天。 刘少奇没敢干的事他干了，周恩来没敢干的事他干了，邓小平没敢干的事他干了，甚至连彭德怀不敢提的事他都干了。 干得好，漂亮！ 促使曾希圣分地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同志们的盖子捂不住了。六零年山东猛人舒同落马，曾希圣兼任山东省委书记，成为两省父母官。然而曾大官人无论如何都高兴不起来。因为他明白，无论什么样的纸终究包不住火。舒同的今天就是曾希圣的明天。 不改变，也就是多撑一两年，同样将灰溜溜地倒台，身败名裂。 联系到张仲良和吴芝圃等人的遭遇，曾希圣准确地预测到自己的明天。在他这个级别的人，拿下之后意味着政治生命的结束。 曾大官人需要改变，改变一个叱咤风云人物在那个时代注定的命运。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大饥荒的惨状，只要是个人就不可能视而不见。和毛泽东战战兢兢地看着全国大饥荒一样，曾希圣也在战战兢兢地看着安徽省的大饥荒。搞笑的是，七千人大会上， 曾希圣因为敢于把田地包产到户受到批判。不论如何，曾希圣的行动值得赞赏，如果没有那一年多的包产到户，安徽至少多饿死很多人。 尽管曾希圣最后还是落马了，而且再也未能复起。然而他为那个时代进入死角的经济政策找到了出路。比起哭哭啼啼的吴之圃，比起一条路走到黑的李井泉，已经相当难得了。 评：新五虎上将中的曾希圣，虽然也有狠人、猛人、牛人之特征，但是他属于另外一种人—— 能人。 九、究竟是谁辜负了谁 写了这几个人之后，笔者心中久久不能平静。我希望把大饥荒从历史中抹掉，希望它没有发生过。然而事实早已证明：必须尊重事实，否则将受到惩罚。今天之所以是今天，皆因为昨天发生的那些事。如果无视大饥荒，那也就没办法解释接下来的那些运动。 写下那些悲惨的往事，并非想要展示其中的悲惨，或者说攻击某些人。上面那些事并不难证明， 只要到乡下问一问老人家就可以了。除了吃人肉属于个例，难以证实之外，其它部分都很清楚。现在这里拿出来晒一晒，主要是为了解释悲剧的根源。 同理，写下大跃进时代的几位明星也不是想攻击他们，说白了他们都已经过世了，攻击死者本就为君子所不齿。之所以写他们，也只是反思那个时代的官吏制度而已。在中国，官吏体制可是困扰我们上千年的难题了。 如果仅仅是为了追责任，很简单，把责任推给毛泽东就是了。他是最高领导嘛，出了问题找他来扛也是一个选择，反正他现在已经在另一个世界了，也不能把咱们怎么着，对吧？既然战争年代， 很多功劳可以一股脑算到最高领袖的头上，那么按照同样的道理，灾难也可以完全算在他身上。现在我们谈到大饥荒，大家一哄而上，喷点口水了事，好像都是毛泽东一个人的事。痛快归痛快，一时的，仅此而已。很多人就是这么干的，很简单。 然而这么做，对现实有何借鉴意义？什么也没有。因为这本就不是最高领袖一个人的事。正如战争年代的功劳不是领袖一个人的功劳一样，灾难也不是领袖一个人的灾难。要知道大饥荒是咱们整个国家的悲哀，每个人都是受害者，包括毛泽东本人。 这里牵扯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领袖和官吏之间的关系问题，说白了就是上下级之间的关系，这层关系那是相当古老啊！ 从史书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开始记录着最高统治者和官吏们之间的角力了，这里就不细究了。下面言归正传，看看毛泽东和官吏们之间的特殊关系。 作为大跃进时代的五个明星，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如果说在那段时间里，毛泽东在中央一言九鼎，彭德怀有怀疑就被打成反革命；那么在各自管辖的领域内，他们基本上也一言九鼎， 如同国王一样尊崇，看哪个不顺眼，或者哪个不听话，就把那个人搞成反革命。 这几个人之所以有如此大的能量，和毛泽东的支持是分不开的。然而毛泽东完全知道他们干的一切吗？后来肯定知道，而当时却未必清楚。 这事要从毛泽东的用人方式上说起。 在战争年代，毛泽东之所以能打败蒋介石，除了政策的区别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用人。在用人这个方面，蒋介石喜欢指指点点，而毛泽东则放手让部下去干。以三大战役为例，蒋介石天天在战术层面上指手画脚，而毛泽东则是在制定完战略之后让林彪、粟裕等人放手去干。 由于这段时期取得了辉煌成功，所以各路专家学者对这个时期的毛泽东的用人方式猛夸，说什么用人不疑啦、充分调动下面的积极性啦等等。当然大家的称赞是对的。 然而毛泽东的用人方式是一贯的，风格从来没有改变，从战争年代使用将帅到三面红旗下的五虎上将到文革四人帮，风格都一样，放手让你去干，然后向我交成绩单。只不过战争年代的将帅们交出的成绩单是彻底消灭敌人，新五虎上将的成绩单是人口急剧减少而已。 因此说毛泽东知道他们的全部所做作为那是瞎扯淡。毛泽东也不是神，也不是坐在中南海掐指一算就能知道天下事，也不是坐列车转一圈就能了解一切。吴芝圃在河南制作的卫星，请周恩来亲自去参观，周恩来都没有看到其中的破绽。张仲良在甘肃搞那个堪比秦始皇手笔的大工程，朱德曾亲临现场，也没有看出破绽。可见狂热是普遍性的。 当时的毛泽东知道面临危局，这也是他在庐山解决彭德怀的动机。但是他肯定不知道自己亲手捧出来的几位政治新星捅出这么大的篓子。虽然三面红旗出问题有其必然性，但是换不同的人，结局肯定不一样。比如说河南的邻省山西，就没那么严重。 换句话说，政治新星们在攫取自身利益时欺骗了毛泽东。他们欺骗过毛泽东么？有过。 在庐山会议前半截的神仙会上，毛泽东曾把成绩和缺点比喻成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舒同回到山东贯彻会议精神，竟然把那一个指头的缺点也去掉了。就是毛泽东最为得意的时候，也没有、也不会讲全部是成绩，没有缺点。毛泽东从来不会把话说死，不会把事情做绝。如果毛泽东是一个常常把话说绝，事做绝的人，那么毛泽东就不会是今天的毛泽东了，这里也没有讨论的必要。纵观毛泽东的一生，做事总留点余地，不管是批判人还是搞运动，都留有余地，一步步来。批判彭德怀、刘少奇等人也不是一棍打死，搞文革酝酿了好几年，而且均留有后路。舒同在山东那么个搞法，实际上是把毛泽东和他本人推向绝路。 张仲良更搞笑了，精心炮制出来的徐国和张万寿反革命集团案，六一年（张仲良六零年下台） 就平反了。要知道在毛泽东时代，反革命集团案件平反的概率并不高。这么平反，无非告诉大家， 张仲良骗了人。张仲良欺骗的那些人中，就有毛泽东。特别是那个空前绝后、震古烁今的引洮工程， 浪费了多少人力、物力恐怕已经无法计算。这种工程，正是张仲良拍胸脯对毛泽东保证过才得到中央支持的。 最为有趣的大概就是吴芝圃了。本来是大兵转业当干部，读了几本古书就搞技术了。为了显示自己在大跃进中的发明创造，竟然直接去庐山当众欺骗毛泽东。吴芝圃之所以称为大跃进时代的明星，皆因为他之前过于积极，发明卫星也就算了，还搞起了技术创新。为了搞工程，吴芝圃同志希望实行机械化。一听好事啊，然而吴之圃同志的机械化仅仅是指用手推车代替肩扛而已。尽管如此也是好事，可是手推车需要精确度较高的轴承。在现代当然不在话下，但是当时工厂就弄不出足够数量的这种玩意。工厂搞不定怎么办，那就农民搞吧，于是上百万户人家在家搞轴承。结果当然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当年河南办出了全国第一家人民公社，第一家公共食堂。毛泽东很高兴，表扬了吴芝圃同志。吴芝圃受宠若惊，决定改进公共食堂相关技术，于是出现这样的情况：全省大搞食堂炊具半机械化。改革炊具几十种，如跃进火炉、洗菜机、切菜机、跃进磨、面条机等。有些玩意就像诸葛亮的木牛流马一样，至今仍弄不出来，以后恐怕也不会面世。不是因为这些玩意有多么先进，实在是自欺欺人的家伙。它们都是乡村木工做的，只供参观不能使用，也就是说专门欺骗领袖用的。 五九年庐山会议前，河南省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向毛泽东汇报这些新玩意。毛泽东听了很感兴趣，点名让史向生参加庐山会议，并把改革的炊具带上庐山，以便教育党的干部：活就该这么干。 领袖发话，自然不能当玩笑。河南省安排妇联主任王衡具体负责，装了许多箱子送上了庐山。庐山会议前期，没有打开炊具机械。毛泽东 7 月 23 日发表了批判彭德怀的讲话以后，就在庐山开箱展览了，妇联王主任充当炊事员担任讲解员。后来毛泽东知道这些炊具不能用，食堂机械化是假的，那个失望、失落呵。后来毛泽东说当时上了史向生的当。 其实是上了吴芝圃的当。 李井泉同志自然也不差。在忽悠领袖和自我忽悠方面，那是一套一套的。前面我们说过深翻土， 然而看看李井泉领导的四川江温地区是如何开展这项技术的。具体分成很多步骤：一、用犁犁或用锄头挖第一层“表土”；二、把表土搬运到一边；三、翻第二层“生土”；四、把生土砌成中空的土堆；五、在生土堆中燃起柴火“熏土”；六、在熏土上泼粪水；七、将熏土敲碎、铺平；八、在熏土层上施渣肥、堆肥、老墙土、千脚泥等；九、将表土搬回、铺平、耙细……最后播种。稍微有科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是鬼扯，偏偏那个时代有科学常识的人少之又少。所以说那个时代的人特别，特别……我找不到形容词了。 这么干，后果很严重。想一想吧，在如此精密复杂的条件下一个人能种多少地？可能是原来的十分之一都不行，就是说张三本来一个人一年可以种十亩田，现在只能种一亩不到了。 这样劳动力自然紧张。为了解决劳动力紧张的矛盾，要求各社制造使用“绳索牵引”的深耕工具，说可以提高效力若干倍。“绳索牵引”实际上是人牵引，田边支一个绞盘，一根强绳子拽住犁， 若干人推动绞盘牵引犁田。《都江报》云，大邑县委书记侯宪亲自督战，全县苦战五六昼夜，就实现了“绳索牵引机械化”。 然后层层上报，说俺们四川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卫星化！那些玩意就是科学依据！靠！ 这些精英确实不同程度地欺骗了毛泽东，但是把责任推给他们同样说不通。 舒同和吴芝圃有很高的文化水平，在那个知识分子普遍匮乏的时代，他们这种文化人相当难得。如果做一个对比，他们两位比当今的博士生还要珍贵。不妨派两个博士穿越回当年接替他们的位置， 会干得更好？未必！ 如果说文化人不够说服力，那么看看曾希圣的简历。曾希圣出身书香门第（学前教育不少），除了正规文化教育之外，还念过黄埔军校（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军校），留学过苏联（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留学），参加过北伐战争，搞过特科……如此丰富的人生经历可谓千锤百炼，任何时代都是出类拔萃的人杰。再看李井泉，他在南昌起义那会就想办法拉队伍了，那时才十八岁而已。今天十八岁的年轻人想过“创业”这两个字么？ 仔细看一下这几个人，均在青年时代有理想，为了理想而奋斗。在青年时代，他们都是朝气蓬勃的后生，用实际行动为伟大的信念而奋斗。曾希圣这种人，即使不去干革命依然衣食无忧，然而他们都选择了实践信念。当险恶的人生到来的时候，他们没有回避，而是勇于面对。同志们一批接一批倒下，他们像真正的共产党员一样，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志的尸体，就继续奋斗了。经过残酷的历练，他们有幸存活下来，到新中国建立，成为封疆大吏。 回顾五虎们的一生，会发现很多共同点，同样为了理想而奋斗，同样出生入死，同样相信共产主义，同样相信领袖毛泽东，他们愿意故意欺骗毛泽东么？不愿意。但是他们最终还是选择欺骗了毛泽东，有人无意、有人故意。 换个角度来看，五虎上将每个人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七千人大会上，李井泉虽然在邓小平等人的保护下过关，最终没能逃脱惩罚。政治生命结束不说，在后来的运动中也享受到特殊照顾， 充分品尝了大跃进时代他们强加给对手的苦果。以五虎上将之首的李井泉为例，在文革时期，中央文革和造反派定性李井泉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思想”的走资派。没有一个人保他，好在李井泉打过游击，东躲西藏活了下来。然而他闯的祸却连累家人。夫人肖里的头发被全部拔光，注意这个字眼，是拔，最后肖里不堪忍受，奋而上吊自杀；次子李明清因为“反对中央文革”，被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殴打致死。据说当时没有完全咽气就被塞进焚尸炉。因果轮回，报应何其之快。当然咯，按照人道主义的立场，报应不应该发生在家人那里，应该是李井泉本人。 李井泉在以后的日子里，闭口不谈大饥荒，为何？因为李井泉想为某些人掩饰？不对。如果是 为毛泽东掩饰，那么到了邓小平时代，毛泽东的光辉形象已经不那么重要，泼点脏水也无所谓，不是有三分过错么？盛得下李井泉那几漂！为刘邓掩饰？这个有可能。然而邓小平从来就不是一个光辉完美的形象，李井泉犯不着为了某个人把自己留着历史的耻辱柱上。 我的观点是，李井泉之所以不说话，只因为无话可说。作为一个军人，他曾经无条件服从组织意见。军人转变成封疆大吏，他依然无条件服从组织意见。虽然他知道下情严重，也许内心很痛苦， 依然选择无条件服从组织。他的一生为组织而生，视组织为宗教信仰，自然不会把脏水泼到组织上。基督教徒会把脏水泼给基督教么？所以他无话可说，有多少矛盾或者痛苦，都一肩挑了。 为啥会有这样的结局？答案是，很多事也不是五虎上将亲手干的，正如支持大跃进的毛泽东没有亲手干那些事一样，五虎上将们在各自领地内也只是坐镇一方，负责制定纲领和策略。在他们以马仔的身份欺骗领导毛泽东的时候，也可能被下层马仔给蒙蔽。 让我们看看吴芝圃的例子。 我们知道在新中国历史上，最惨痛的三年就是大饥荒。在大饥荒期间，吴芝圃是最为闪亮的政治明星之一。吴芝圃之所以闪亮，是因为他紧紧跟随毛泽东的步伐，把本来就左倾的政策推向极左。他所统治的河南省最早实行大跃进，也是受害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给其它省份起了一个极为恶劣的榜样作用。 河南省之所以会成为极为恶劣的典型，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信阳事件。 信阳事件是新中国历史上最惨痛的时代、最为惨痛的地区之一。其惨痛程度，也许只有甘肃通渭、安徽凤阳、以及四川少数地区堪与媲美。因为信阳事件是吴芝圃同志领导下的一个典型案例， 现在就来看看如何典型。 当年信阳地委书记叫路宪文。路宪文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建国前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而不死，建国后当官。当官是好事，然而路宪文同志非常不幸，不幸成为信阳地委书记。信阳成为新中国的伤疤。 按照一般的看法，一个地方官把自己地盘上的老百姓饿死那么多，就算不是张牙舞爪的江洋大盗之类的，也得是戏剧脸谱中的奸臣形象吧。其实不然。他的生活相当简朴，为人艰苦朴素，不调戏妇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而且没有留下巨额财产。某次省里领导下地方检查，食堂多做了几个菜，路宪文觉得浪费，撤掉了。 但也不要以为路宪文是一个两袖清风的人——那个时代不允许两袖清风的官吏。 吴芝圃一辈子忠心耿耿地追随毛泽东。吴本人也有追随者，就是勇猛的路宪文同志。吴芝圃欺骗了他的偶像毛泽东，路宪文则欺骗了自己的偶像吴芝圃。 身为当年信阳的一把手，路宪文就是信阳的土皇帝，谁敢不服，反革命伺候，属于“吴芝圃本人”在信阳地区的形象代言人。 作为吴芝圃的帐下猛将，路宪文以其绝对的忠诚姿态，通过一系列超强的执行能力把信阳人饿死了一百多万，差不多七八个人里头就有一个人饿死的。 后来吴芝圃同志晓得爱将路宪文给自己捅了这么大一个篓子，建议把路宪文枪毙泄恨。只可惜吴芝圃没有这个权利。吴芝圃在信阳干部会上讲：我用错了人，知人知面不知心，我不知道路是坏人，信阳地区这么严重的问题他都没给我说，我犯了官僚主义错误。对照一下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检讨，何其相似。 路宪文就是自作自受么？路宪文也有追随者。 光山县是信阳地区受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就是地委书记路宪文在光山县的化身。 五九年十一月十一号，大跃进最为热火的那段时间，在马龙山的努力下，书记处书记张福洪成了“右倾”和“蜕化变质分子”。 在批判会上，马龙山带头踢张福洪，群众就一涌而上，揪头发，打耳光，踢膝盖。张福洪一下子从县级干部变成阶级敌人，那个惨啊。这只是个开头而已。 十二号以后的县委扩大会议上，再次对张福洪进行斗争，斗争自然要升级。除了打得张福洪鼻子，嘴巴，耳朵流血，某位同志又出新招：揪头发。张福洪的头发被揪掉了一块，如同那里没长毛一般，身上的黄军装被撕得一条一条的，行走都很困难。 十三号又把张福洪交给县委机关干部批斗。马龙山同志再次发扬冲锋陷阵的精神，又在斗争会上打了张福洪两个耳光，斗了一天，张福洪已经不能走路了。 十四日又斗了一天，是县直属机关斗的。 十五日交给公社干部斗，这时张福洪只能趴在地上了。批斗他的人只能用脚踢，他的头发也一块一块地拔光了。十六日张福洪又交给公社斗了半天，张福洪快死了，才拉回住室，大小便失禁， 不吃不喝。十七日说张装病，又斗了一次。十八日又组织干部把张从床上拉下来斗一次，张福洪要喝水没人给，到十九日中午可怜的张福洪终于得到解脱。 县委书记马龙山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下面有很多追随者，每一个乡镇都有，每一个大队都有， 每一个生产队都有。 饿死人的事抖出来之后，路宪文对待马龙山的心情和吴芝圃对待路宪文一样，恨得牙痒。 这是一个官僚网，从上到下，对上层狗一样忠诚，对下面狼一样凶狠。 这个网里的每一个角色都和普通人一样，竭力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就在他们试图博得最大化利益的时候，报应就来了。 信阳被揭开盖子之后，中央震惊了，全国震惊了，官僚网里的每一个结遭殃了。中央搞了一个名为民主补课的项目：一夜之间从中央和河南省委抽调几百人，其他各县市抽调几千人，组成一个强大的民主补课军团出现在信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几乎在同一时间内，夺取了地、县、公社、大队的领导权。由新派来的人任领导职务。对原有干部进行集训。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中说：“对于一部分有罪行和严重罪行的人，已经集训了 8000 多人，特别集 训 5000 多人，斗争和批判了 10000 多人。有些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已经作了处理，其中已经撤 职查办、管教反省的 983 人，逮捕法办的 275 人。” 许多人为这批基层干部喊冤叫屈，认为他们为了高层的错误政策买单，当了替罪羊。某种意义上确实可以这么说。这些干部中有一部分相当优秀。很多人尽心尽责，为民办事，而且两袖清风， 把他们单个拿出来放在传统标准上衡量，都可以算清官、好官。 但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在如此严重的灾难面前没有人是清白的，基本上所有官员都参与了进去。高层的政策失误是高层的责任，基层却是具体执行者。血腥的反瞒产都是基层干部在干。一系列的惩罚政策也是基层干部在实施。最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是，基层干部导致的分配不均。按照路宪文后来回忆，当时信阳地区人均粮食每天可以达到八两，如果分配均匀，根本就不可能出现类似问题。也就是说基层干部多吃、多占、分配不均导致了灾难的扩大。我相信吴芝圃、路宪文、马龙山无论多么残酷，都不可能交代基层干部说：你们多吃多拿，老百姓饿死无所谓。 站在时代的悲剧面前，没有哪一个参与者洁白无瑕。 马龙山原本要枪毙，后来在监狱过了很长时间，晚景凄凉。路宪文至死没能平反，对于他这种视组织为宗教的老革命，这已经是最残酷的惩罚。吴芝圃在文革挨整，然后死去，背上千古恶名。他的离世让他避开了更为严酷的批判。 最终没有开展全面审判，因为中央很快发现，信阳事件并不是孤立事件。很多愤青对此不满意， 不满意又如何？把你送上救世主的位置上，你该如何处理这类事件？有方案么？ 毛泽东知道自己的经济政策失败了，所以大事化了。否则除非把朱元璋请来，官吏从上自下都咔嚓一刀。熟读历史的毛泽东脑子里一定想到朱元璋，然而他最终没有选择朱元璋的方式，而是独辟蹊径，用一种独特的方式解决问题，美其名曰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先放一放，放在后面的篇章里讨论。现在讨论一下责任问题。 十、毛泽东的责任 这里讨论责任，并非为了追究啥，也没有人能追究到啥。这里讨论责任，只是看看能不能从中吸取一点教训。在大饥荒之前，毛泽东的战略目的基本上全部实现了。大饥荒，是毛泽东轰轰烈烈的一生中第一次的战略失误。 先回顾一下大饥荒的原因。 长期以来，大饥荒的原因，对外宣称自然灾害，说三年自然灾害造成了整个国家的困难。确实， 那三年发生不少自然灾害。比方说信阳地区，六零年就旱灾严重。其它地方也发生了一些水灾、旱灾，都是事实。但是自然灾害并非主因，因为当时全国的粮食并没有那么大的缺口。 另一个原因是苏联逼债，主要是贷款以及朝鲜战争的装备费用。这个也是原因，还不如自然灾害有说服力。 最根本的原因是政策失误，这在现在已经是公认的事实。所谓政策失误，也就是三面红旗的失误，三面红旗的真正旗手恰好就是毛泽东。 作为中国的最高领导，要说责任，第一个肯定要说毛泽东。 说得更明白一点，新中国历史上最为惨痛的大饥荒中，毛泽东应负领袖之责。所谓领袖之责，有三层含义。 第一层，也是最为浅显的一层，就是用人问题。 在用人这一层面上，通过前面的分析已经得出两个结果。一个结果是，战争时代与建设时代， 毛泽东的用人方式一脉相承、一成不变；另一个结果，就是新五虎上将中的每一个人都欺骗过毛泽东，而且是原则性的欺骗。 通过这两个结果，可以从中间看到一个可怕的事实，那就是对象问题。 其实在战争年代，那些将帅们也违拗过毛泽东，像彭德怀搞百团大战，像林彪在东北撤出四平， 像粟裕对淮海战役的构思。这些事虽然和欺骗联系不到一起，却也不是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事。新的五虎上将的所谓欺骗，也不是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事。 然而战争年代的斗争对象是敌人；建设时代的对象则是百姓。敌人和百姓，一词之差，结果却是天差地别。 毛泽东放手用人，在传统意义上——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是好的，战争期间取得了可喜的结果，这是好事。然而建设和战争是两个概念。战争中，不管用啥办法，只要最后把敌人给弄死、 弄伤、弄残、弄服气，低头认输就可以了。建设则是另一个概念，只有一种方式，必须一步一个脚印去积累。正如要拆掉一座房子，有无数种方法，炸药、推土机或者超人的拳头都能用；要建一座房子，必须先打地基，再一砖一瓦地去弄，只能由下往上盖，无法反过来，是么？ 在战争年代，领袖要做的就是发动各路人马放手去干。在和平年代，领袖任务应该变了，那就是约束手下的各路诸侯，使之不得胡作非为。因为在战争年代，所有的负面因素都可以推给敌人。在和平时代，再没有敌人替你挡脏水，功劳和错误都要自己扛下来。 局势变了，而毛泽东的用人方式没变，这是毛泽东的第一个错误。为啥会有这个错误呢，原因就是政策问题。政策问题是毛泽东的第二个错误。 所谓政策错误，就是三面红旗的错误。这个问题在前面已经分析过了，详情请参照本篇开始的那一段。 所有错误均有思想来源，然而思想本无所谓对错。要挖掘，只能挖掘错误在思想中形成的过程， 也就是左倾思想的来源以及它的积极性和危害性两个方面。这个问题有点大，放在这里不合适，只能留到最后的毛泽东篇章里叙述了，还望看官们包涵一下。 顺便多说几句。毛泽东在当今似乎成了一个敏感的话题，不论说什么总能惹起一部分人不爽。爱他之人爱得要死，容不下半点贬损，最多就是能接受这样的评价：毛泽东是个伟大的人物，但也有那么一丁点错误。至于错在何处，则不予评说，好像要冒犯神灵一般。个人观点，本着实事求是 （毛泽东说过最多的成语）的原则，既然说一个人有错，就应该说出这个人错在哪里，在哪一件事情上犯了什么样的错误，这样才能有利于后人借鉴。如果只是笼统说几分功过而不说过在何方，那才是污蔑，才是对伟人的不敬。 另一部分人恰好相反，恨毛泽东恨到骨髓里，听不得关于毛泽东的半句好话。非得把毛泽东说成疯子或神经病才觉得解气。不知道他们为何痛恨毛泽东。痛恨归痛恨，起码的尊重应该有吧？要知道毛泽东被骂得最狠的年代可不是现在，而是建国之前，整个国家的宣传机器都把毛泽东描绘成不堪的怪物。那样的情况下都没能损害得了毛泽东，现在骂几句有啥用？如果真的痛恨毛泽东，就去寻找毛泽东的弱点吧，就去提高自己吧，就去为自己（小的方面）为国家民族（有点大呵）多干点事吧。疯狂谩骂，对另一个世界的毛泽东没有任何作用，也不会影响这世界对毛泽东的评价；反而可能会损害自己的健康，何苦呢？ 毛泽东是个伟人，毫无疑问的，绝大多数人都会承认这一点。然而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伟人，在任何时代用任何一个观点来衡量，都有正反两种结论。也就是说不管我们站在任何立场上看任何一个伟人，都是有功有过。如果想要从伟人身上吸收点营养、得到点启发，那就用自己的观点去唠叨伟人的功劳和伟人的过错。看看伟人的成功方式，咱们能否借鉴一点；看看伟人身上的缺陷， 咱们自己是否也沾了一点。 一句话，咱要对伟人理解并尊重。唉，有点离题了，咱们继续。 十一、领导责任：刘、周、邓 领袖责任被毛泽东扛走了，剩下的领导责任也该有人分担吧？新的五虎上将纵然有大过错，然而他们只是省部级干部，最多只能祸害一个省。在他们和毛泽东之间，还隔着一个中央领导层。这个中央领导层负责处理政府的日常事务。 同样的重大事件，中央对文革定性明确，即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被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政治运动。但是对大饥荒一直犹抱琵琶半遮面，用三年自然灾害做掩饰，然后改成三年困难时期。事实上大饥荒也差不多，也是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的，也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难。不同的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运动，打倒了不少有话语权的人，他们需要有个交代。交代有了，那就是林彪和江青两个所谓的反革命集团在作怪。有了两个反革命集团，大家可以说，恶人受到惩罚，正义战胜邪恶，真理得到肯定。 大饥荒则是另外一回事。大饥荒本质上并不是政治运动，而是一种经济政策的失败。这种失败不仅是领袖毛泽东的决策失败，也是参与决策和决策执行者的失败。 参与决策的是谁？很明显，就是当年的中央政治局成员，主要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几个人，执行决策的也是这几个人。这几个人恰好都是光辉形象，要维持的。这种做法，在改革开放刚开始那会还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基本政策处于转型期，意识形态还没怎么转变过来，国家还不是很富裕，老百姓还不怎么思考问题，需要一些完美形象来团结人心。 时至今日，那个时代正在远去，国家更加富裕，咱们老百姓的认知水平也已经大幅度提高，不会因为一些伟大人物曾经的失误跑去和政府对着干。因此，咱需要更为仔细地审视那些往事，提出自己的看法。 人无完人，光辉的周恩来总理也不完美，这个他自己也承认。 邓总设计师自我评价的时候也是有功有过。其中的过失也包括参与了大跃进吧。 刘少奇曾经说过，历史是人民写的。这句话说得很好，我认为其中一层含义就是人民写历史的时候也会分析每个人的功过得失，然后再根据这些功过得失选择今后的路。 当时刘少奇的身份是接班人。 在大饥荒时期，他的身份是党内二把手兼国家主席。这个地位到底是啥意思？这么说吧，国家主席这个头衔，是社会主义国家对本国国家元首的一种称呼。目前这么称呼的，除了中国之外，还有越南、老挝和朝鲜。 按照宪法规定，国家主席的主要权力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 公布权。即公布法律，发布命令的权限。法律在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后， 由国家主席予以颁布施行。国家主席根据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发布特赦令、戒严令、动员令、宣布战争状态等。 二， 任免权。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确定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的正式人选后，由国家主席宣布其任职；在相反的情况下，宣布其免职。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国家主席派出或召回代表国家的常驻外交代表，即驻外使节。 三， 外交权。国家主席代表国家进行国事活动，接受外国使节，也即主持递交国书仪式。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国家主席宣布批准或废除条约和重要协定。 四， 荣典权。包括授予荣誉权和受到非常礼遇权。 说真的，中国的国家元首的概念和其它国家不一样，权利和世界大多数国家没法比，因为要受党的领导。如果不是党的最高领袖，那么国家元首就是比较虚的。和咱们熟悉的国家元首不是一个概念。当时刘少奇恰好不是党内一把手，不然就要负领袖之责。 咱们中国的上层建筑，分成党、政、军三块，这三块中间，党处于领导的位置，就是说党领导政，党领导军，一句话党最大。毛泽东是党的主席，地位最高。刘少奇是二把手，第二高。毛泽东不喜欢管具体事务，具体事务就由二把手刘少奇来管。这是啥意思呢？就是说政策制定之后，刘少奇就是实际事务中的老大。 毛泽东虽然是最高领袖，但基本上不太过问具体的事。在大饥荒时期，大方向还是由毛泽东来掌舵。具体实施、执行起来，每个人都有份。那年代毛泽东的事情很多，他要关心其它事，比方说金门炮击什么的，每年还要乘专列巡视。政策制定出来之后，就由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来宣传、推广、落实。这个过程不会出现错误么，必须的。 这么说吧，错误的政策导致了大饥荒。在大饥荒中，四川、河南、安徽等几个省的灾情最严重， 其它省份相对好一点。总不能说毛泽东特意给四川等几个省专门制定了更为严苛的政策吧？同样的政策，为啥会有如此大的差别？无它，政策执行时失衡而已。 这个失衡，除了刘少奇领导的过失，就是周恩来了。我们知道周恩来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在大跃进时代他试图降过温，也曾挨过批，街坊间甚至还有柯庆施要取而代之的传说。然而人无完人， 要说身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没有责任，那绝对是说谎。 国务院是干嘛的，就是主管全国行政的。宪法规定其权利如下： （一）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 （二）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议案； （三）规定各部和各委员会的任务和职责，统一领导各部和各委员会的工作，并且领导不属于各部和各委员会的全国性的行政工作； （四）统一领导全国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规定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国家行政机关的职权的具体划分； （五）编制和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国家预算； （六）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 （七）领导和管理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和计划生育工作； （八）领导和管理民政、公安、司法行政和监察等工作； （九）管理对外事务，同外国缔结条约和协定； （十）领导和管理国防建设事业； （十一）领导和管理民族事务，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利； （十二）保护华侨的正当的权利和利益，保护归侨和侨眷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十三）改变或者撤销各部、各委员会发布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规章； （十四）改变或者撤销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 （十五）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区域划分，批准自治州、县、自治县、市的建置和区域划分； （十六）依照法律规定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围内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 （十七）审定行政机构的编制，依照法律规定任免、培训、考核和奖惩行政人员； （十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九十条 国务院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负责本部门的工作；召集和主持部务会议或者委员会会议、委务会议，讨论决定本部门工作的重大问题。 第九十一条 国务院设立审计机关，对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对国家的财政金融机构和企业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监督。 审计机关在国务院总理领导下，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第九十二条 国务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周恩来的一生是兢兢业业的一生，是负责任的一生。他很好地按照法律、法规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全国出现大饥荒，总理当然难辞其咎。当年吴芝圃在河南放卫星时，还请总理参观过。相信以总理的精明睿智不会看不到背后的门道。然而他选择了沉默，或者说相信，或者说等待观望。当然， 在那种极左的条件下，如果他奋起抗争，估计也就是彭德怀在庐山的结局。尽管如此，他依然逃脱不了领导责任。 邓小平当时的地位不如刘、周显赫，但也是领导班子的成员。后来邓小平自己回忆时也说，把责任推给毛泽东一个人是不对的，当时整个领导层都没有反对，是通过的。他去过四川找老乡要粮食。后来那帮人的平反也是他主持的。 也正是通过大饥荒的惨痛教训，邓小平才选择和毛泽东保持距离，跟着刘少奇的路子走。于是才有了二十年后的改革开放，然后才有了我们今天在这里高谈阔论。 其他实力派如彭真、陈云等人，要么紧跟，要么沉默。为什么？ 说了这么多，实际上就一点，大饥荒是整个国家的战略性失误。在这个失误中，毛泽东负领袖之责，刘少奇等人负领导之责，各位封疆大吏的过错是欺下瞒上，中层官吏的过错则是瞒下欺上， 而基层官吏的主要过错是多吃、多占且分配不均。 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答曰，为了百姓。 用我们现在的眼光回头看，那时的老百姓生活真的很辛苦，一年到头在干活，伙食也不怎么样， 平时大米白面不够吃，逢年过节才能沾点荤腥。平时想吃肉，就看能不能抓只野鸡什么的，真的很苦。 然而不能拿今天的标准去衡量过去。实际上有史以来，中国的老百姓一直都很苦。一个又一个王朝，一次又一次兴衰，百姓都很苦。 所以诗人才会感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然而新中国之后的农民和之前的王朝时代的农民有一个巨大的区别，就是在新政府中，他们分到了一块土地。要知道中国当年可是一穷二白，一辆永久牌自行车都是奢侈品，举国上下全部的家当基本上就是这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党和政府，以前所未有的魄力把家当分给每一个人，所以国民空前团结，所以人气空前高涨。 当大家怀着感恩的心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时候，很少有人会静下来想一想那三个字：为什么？ 这看起来是一个悲剧。然而我要说，后面还有一个更大的悲剧，就是数千年来，中国的老百姓从来没有思考过，只有在改朝换代的时候才能看见他们悲伤的面孔和愤怒的眼神。 从老百姓中走出来的精英，回过头来想办法统治老百姓。中国的老百姓从来就不懂得思考，所以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王朝更替史。大饥荒时代的老百姓也是如此，他们感恩，他们开心，他们高兴，他们把中央和毛主席当成伟大救星。与此同时，他们也有自私自利的表现。比方说吧，大饥荒时期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副食品和家禽牲畜匮乏。而家禽牲畜匮乏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农民在加入公社之前宰杀了自己的牲畜。有人为了口腹之欲，有人仅仅是不想它们落入“公家”而已。 我们不能也不想责怪他们，没有他们就没有新中国。正是他们和他们父亲那一代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打下了新中国。这里我想说的是，那个时代的老百姓身上，民族意识已经觉醒。没有重新崛起的民族意识，一切都是瞎扯。但是那个时代的老百姓在“公民智慧”这一块，还处在开启的前夜。而咱们今天的老百姓，公民智慧这一块进步了不少，然而民族意识却在减弱。什么谩骂、地域攻击、人身污蔑等通过各种宣传工具飞向社会各个角落。仿佛大家来自敌对的国家，有不共戴天之仇一样。这样会有啥结果？唯一的结果就是分裂而已。纵观整个历史，咱这个国家唯一惧怕的就是不团结。 在我们说领袖应该负怎样的责任，国家主席应该负怎样的责任，总理应该负怎样的责任的时候， 绝对不能忽略民众素质这个基本问题。我并非拿这个问题为谁开脱责任，这里只想指出，当我们渴望法制、渴望民主自由、渴望我们渴望的一切时，这些并非一蹴而就，不是一天半会就能实现，而是一个慢慢改变的过程。这个过程有多长，取决于民众素质的积累。 所谓民众素质，也就是勤于思考而已，多问点为啥而已，遵守各种秩序而已，待人文明礼貌一点而已，遇事不拉关系不走后门而已，等等而已。 当我们回头看那段悲惨往事，发现那些因为民族意识觉醒而狂热却不懂得思考的老百姓，这就是一个进步。因为相对于他们，今天作为老百姓的我们已经懂得思考许多问题，同时还需要思考更多的问题才能推动社会更进一步的改变。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都是人杰。按战略眼光，放在整个历史上，毛泽东也不差；按实际办事能力， 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水平在历史上也排得上号。更为难得的是像他们这等人杰，都是脚踏实地工作， 不论身在草野还是高居庙堂，基本上都是超负荷工作。在他们那里可没有咱们今天这种一天上班八小时的概念，连续工作几天都是正常现象，常常免费加班到午夜。 他们都想按照一个模式改造百姓。很不幸，他们失去了那个度。真理再走一步，就是谬误。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大饥荒说了这么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年的灾难如此严重，为何没有人再次起来造反、闹革命？整个一部中国历史，每一页都有造反的痕迹。从陈胜、吴广到张角，到黄巢，到李自成，到洪秀全，从来不缺少农民起义造反。甚至在红军时代，各个根据地的建设，也可以看成是农民起义。大饥荒时代，灾情同样严重，为啥就没有农民起义哩？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申明一下，当初也有一些人试图“造反”，只是数量很少，可以忽略。 更为好笑的是，竟然有人试图拿这个——没人造反——来证明当时政策没有问题，人间天堂。既然那么不堪，为啥没有人起来造反呢，要知道中国人最喜欢造反的了。关于造反，可以列出一大堆的事例数据，不仅是末世王朝才有人造反，即使是盛世，如康熙王朝；即使是开国之君，如朱元璋的时候，均有农民起义造反。在新中国，基本上没有人民起义造反，所以一直很好。这个逻辑听起来很好，推敲起来相当有问题。 很多仁人志士对此给予了驳斥，归纳起来如下几个方面。一个观点是共产党控制太严密，大家没有造反的机会。 当时共产党有自己的军队，各级行政工作也到位，还有民兵。而且共产党领导都是靠造反起家的，对付造反很有经验。然而这些最多只能说明造反困难，难以成功，绝不是禁止造反的理由。同时也不要把那些控制想象得天衣无缝，哪个时代的农民起义是被放任的？ 另一个观点是，当时大家都饿得不行了，没有力气去造反。 要驳斥这一点也很容易，如果不挨饿鬼才去造反哩！见过哪一次的农民起义是吃饱了撑得不行去造反的？没有吧。除非精神病，谁吃饱了去干那种高危事业啊？！吃饱穿暖之后思淫欲去了，造反？还是等饿了再说吧。 还有一个观点比较新颖，就是当年的农民百姓有负罪感。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就是说这些农民本来是没有土地的，他们的土地都是从地主那里夺来的。在夺得土地的过程中，他们对待地主没有客气。在他们淳朴的内心中，因果报应的传统观念占了上风，觉得做了亏心事应有此报。这种观念的人很少。对于这种观念，我只能说，如果果真如此，那么农民当年就不会去搞革命了，对不对？ 这几个观点各有各的道理，仔细分析一下，似乎都不那么严密，好像还缺了点啥。此前我一直想了很久也没能弄明白。直到春节回老家过年，似乎有点头绪了。把所见所想纪录下来，供看官们借鉴参考。 十二、春节见闻录 本人虽然是乡下人，因为年龄的关系，对大饥荒并无体验。只是童年在乡下常常听到六零年饿死人的传说，当时也没怎么在意。后来接触到大饥荒的资料时觉得非常惊讶，心想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怎么可以如此严重呢？！直到写这个篇章之前，我还是不太相信，不仅对大饥荒想不通，就连之后的各种运动也想不通。看现在留下的那些资料，大饥荒之后就一直在搞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各种运动如此惨烈残酷，为何国家还能稳定？不仅稳定，还能在搞金门炮战，还能发动对印度边界的战争，还能搞两弹一星，还能研究胰岛素，为啥？岂不怪事？！世界上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折腾出这样的怪事。 不仅外国人看不懂，中国人也看不懂。 恰好春节回老家，提供了一个了解大饥荒的机会。毕竟大饥荒也就是半个世纪之前的事，五十多岁的人就记得当年的情形。春节大家都在家，也不需要什么记者采访那般繁琐，以串门聊天的方式闲话一下就可以，比专门的采访调查方便多了。 我询问的第一个对象是爷爷和奶奶。爷爷的一个哥哥在六零年（大饥荒的时候）饿死了，奶奶的娘家在邻村，也有一个侄子饿死。大饥荒年代，爷爷差一点也饿趴下了。奶奶在公共食堂做饭， 虽然没有办法多吃多占，但是自己的那一份少不了。奶奶每一次吃一半，另一半带回来给爷爷吃。所以爷爷的处境比其它人好点。据奶奶描述，那几年收了粮食要大部分上交，剩下的大家够吃几个月，然后杂粮拌草根再吃几个月，还有一段时间粮食短缺。 我问他们：那你们恨毛泽东么？爷爷没听清楚：啥？我大声说，你们恨毛主席么？奶奶听了之后“瞪”了我一眼。那意思就是说你小子怎么说话的呢？！他们都信耶稣基督。通常的情况下，只有我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神的时候，奶奶才会这般“瞪”我。每一次在电视里看见毛泽东，他们的情绪都会为之一变。 本村一个叔叔，比我老爸大十几岁，在大饥荒的时候，只有十岁左右。他有两次差一点饿死了。之所以没死掉，是因为他的哥哥在一个地方藏了一点黄豆。偷偷抄了一小把，吃了之后就还魂了。另外一次真的快不行了，恰好斜对面一位寡妇向他招手让他过去，他将信将疑到寡妇家。寡妇拿出一个馍馍头给他吃。啥馍馍呢，既不是麦面也不是米面更不是五谷杂粮，而是一种草。说起来各位也许不知道，叫啥名字我也不知道，只知道那种草叶子比较厚实，边有刺，牲口都不吃的。寡妇就把那种草房子放在石头上倒碎，蒸熟，像宝贝一样。 我问叔叔：你恨毛泽东吗？ 叔叔说：那跟毛主席没关系。 我说：你都快饿死了，怎么不恨呢？ 叔叔说：那是下面人孬种，毛主席干着一心想为百姓好。要不是毛主席，俺们现在哪来地种？ 我和你爸现在还在给地主打长工哩。你也没机会上大学，也没办法在这说长道短。 一位婶婶他的娘家离我们村比较远，大饥荒那会他还没有出嫁。她说她当时都已经饿昏死过去了，她妈妈不知道从哪里一位好心人那里弄到一把麦面，活成面糊糊，灌到嘴里，然后就活过来了。要说没那把面，她就要去见饿死的亲人了。 我问婶婶：你恨毛泽东吗？ 婶婶说：那不怪毛主席。他没有上台。婶婶说的没有上台是指当时毛泽东不是国家主席。我说：政策是他制定的啊？ 婶婶说：那是别人（把政策）弄坏了。毛主席为百姓好。要不文化大革命那会毛主席准许老百姓斗当官的干啥？那会饿死人的人后来都没得好报。做人还是得讲良心的。 婶婶说了他们的村干部，粮食不给老百姓吃，自家人却养得白白胖胖。后来文革，老百姓把他们绑在村子的大槐树上，每个人去刮鼻子（乡下是一种侮辱），可不是用手指头，而是用坚硬的树皮啥的，把鼻子上面的皮全给刮了下来，血淋淋的，很吓人。 邻村，也就是奶奶娘家的那个村子，有一个老人叫歪嘴。他打过朝鲜战争，一颗子弹从嘴里穿腮而过，说话时嘴老往一边歪。他身上的军人气质早已消磨干净，现在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人而已。那年代对战士还是蛮尊重的。尽管如此，大饥荒时代仍然饿得浮肿。 我问他：你恨毛泽东吗？ 他大声说：咱这国家不容易，恨毛主席的都是……（省略一串脏字）。 又询问了别的老人，基本上都差不多。虽然在那年头大家饿得七七八八，却仍然不恨毛泽东。这些人居于草野，没有声音。然而这些可以解释，为啥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中，中国依然安稳统一， 就是因为农民。当时中国绝大多数是农民。军人来自农民，军官也是来自农民。这就是为什么军人总是站在毛泽东那边的原因；这就是毛泽东一根手指头就能打倒刘少奇的原因，这就是彭德怀和林彪这种军内大佬都没有力量反抗的原因。 对于这种情况，你可以说这帮人没见识、没智慧，被宣传工具给愚弄了、被洗脑了。确实，某种意义上讲确实是这样，他们没有接受过教育，也不懂一大堆知识，只是一群简单而缺乏思想的人。然而也该看到另一面，那就是民族意识的觉醒。正是这种整体向心力保证了国家的安稳，不是吗？ 比起满清时代给洋人提供信息，比起民国期间帮助鬼子的那些农民要强很多，对不对？ 个人认为，要解释上面那一系列复杂的问题，靠学术逻辑来推理是没有用的，靠攻击谩骂也是没有用的，应该了解一下当年的客观事实。虽然那个客观事实现在看来多少有点愚昧落后，但确实存在过，并且为中国的涅槃起到过决定性的作用。 评：那是一个民族意识再次开启，但民族智慧等待开启的时代，也许是我们这个民族必然要经历的阵痛吧。 卷三 第五篇 刘少奇篇（上） 一、刘少奇篇序——一种奇怪的现象 仔细看看那段历史就能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刘少奇现象。 在那个枪杆子决定一切的年代，刘少奇在军功方面即使不能说是零，跟其他将帅比，也差太远了，基本上没有直接指挥过战斗，可是到了建国那会，刘少奇的身份是党内二把手。这是一个相当奇特的现象，初看起来相当费解。 现在看起来费解，当初那些人何尝不费解？尤其是军方的人物。 自始自终，当年的军方大佬对这位党内二把手都不怎么买账。建国之前就不说了，没有哪个山头的大佬会听从刘少奇的指挥；建国之后军方势力一次又一次向刘少奇扑来。从高岗到彭德怀，到林彪，一波接一波，一波比一波凶猛。 这一连串的冲击波之后，刘少奇终于迎来终极对手——毛泽东。 首先是高岗，嚣张一时又因为自身不慎（误解毛泽东的意图）而倒下。然后和刘少奇关系密切的军方红人粟裕挨整。 庐山之上，彭德怀差点就给刘少奇致命一击。因为在彭德怀看来，以刘少奇为首的国家政府要对当时的严峻形势负责。大饥荒之后，刘少奇对庐山事件表态：唯彭德怀不能平反。 之后和刘少奇关系紧密的贺龙和罗瑞卿惨遭打击。 在一次又一次的风波中，都能看到刘少奇的身影。即使他远去之后，他的身影还在，依然影响着那些尚在人间的朋友和敌人。 就是这样一个不受待见的刘少奇，不仅成为党内二把手，而且在一次又一次的风暴之后，还成了国家实际上的元首。要不是缔造这个国家的毛泽东还在，他就是名副其实的国家领袖，而非现在这样的被称为国家第一号蒙冤者。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对手无数。这些对手，皆一时之雄杰。既有蒋介石这种难得一见的政治强人，也有王明这种共产国际空降兵，又有张国焘那样的党内元老派。大饥荒之后，刘少奇加入了这个毛泽东的对手行列。如果说大饥荒之前，刘少奇还只是一个在毛泽东的羽翼下的理论家，那么通过大饥荒的一番折腾，刘少奇已经成长为一个政治能量堪与毛泽东匹敌的政治家了。 正因为毛泽东还在，国家主席刘少奇才不可避免地要走到领袖的对立面，从领袖最可靠的战友变成领袖在建国之后最大的敌人。当然，从个人角度上讲，刘少奇没有任何理由责怪毛泽东，没有 毛泽东就没有刘少奇。但是从政治理念上分析，刘少奇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要走上政治的最高擂台， 和领袖一决高下。 现在领袖和他的战友要先刘少奇出手了。如果他的运气足够好，能够化解毛、林两人的霹雳手段，那么他将成为历史的巨人，也就没有后来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中国将比现在进步至少十年。现在的邓小平理论可能就是刘少奇理论。 十年是一个什么概念？ 在这个历史终将以百年为单位来记述的世界，十年并不算长；放在历史上连一瞥都不够。然而如果站在现在，展望十年之后会怎么样呢？ 大概十年之后中国的房价会跌到大家都买得起的水平上，或者医疗体系什么的都建立完善起来了，可能教育会改革得更为合理一点，国民素质差不多会再上一个台阶。然而历史没有给他这么一个机会。 所以，评价刘少奇的一生，就一个字——伤。 不仅是他个人之伤，也是国家民族之伤，更是时代之伤。透过一连串的“伤”字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必然性。刘少奇的伤，有其必然性，这才是悲剧的根源所在。 二、刘少奇的奋斗史 （一）刘少奇的出身 在中国的中部，有一个巨大的淡水湖，叫洞庭湖，古称云梦大泽。其气势有诗为证：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洞庭湖盘踞在中国的中央，几千年来一直滋润着中国的心脏地带，孕育出一个奇美绚丽的楚地文化。在洞庭湖南边有一个平原和山丘起伏之地，曰湖南。 湖南属楚地，和湖北、安徽等地撑起了古楚文化。屈原就是楚文化的光辉代表。两千年前，人格洁净到近乎无暇的三闾大夫在楚地唱起悲歌，这一唱，唱出了楚人的心声。他的傲骨，他的悲鸣， 深入中国人的灵魂的同时，更加深刻地影响着湖南人。近代湖南人的倨傲倔强，大概可以从那位伟大而悲情的浪漫主义诗人的身上找到源头。 屈原之后，楚地人才辈出，贾谊、周敦颐、王夫之等人都是大名鼎鼎，然而这些人的成就以思想艺术为主，这条线一直延续到近代，包括田汉、齐白石、丁玲等人。 在近代历史上，湖南涌现出许多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他们左右了中国的命运。像曾国藩， 没有他，太平天国运动肯定要折腾更久。没有曾国藩就没有湘军，也可能没有淮军；没有湘军和淮军，天知道清王朝是啥样，估计撑不到辛亥革命就挂了。同时期的左宗棠也不差。 说起辛亥革命，就不能不提另外一个湖南人——黄兴。没有黄兴，指望同盟会那群愤怒的书呆子把革命闹成功极不靠谱。黄兴之于孙中山，犹如朱德之于毛泽东。遗憾的是孙中山贵为民族革命先行者却不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所以国民革命先天不足。没有黄兴，孙中山将更为艰难。孙中山的革命失败，败于袁世凯之手。 提起袁世凯，就必须提另外一个湖南人——蔡锷将军。说起蔡锷将军，那是英明神武、风流倜傥，“小凤仙”三个字给历史增添了多少绚丽。在蔡将军短短三十四年的人生旅途中，最为高光的时刻当属率领护国军讨伐袁世凯。一代枭雄袁世凯在护国大旗下绝望。蔡锷在光芒四射的一生中带出了很多将军，例如朱德、李宗仁。这两人分属国共两党，更为直接地影响中国的命运。 之后，湖南人迎来了巅峰。 古往今来，对中国历史影响最大的湖南人肯定是毛泽东了。和毛泽东同时代的湖南人中，还有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人。 评：整个中国近代史，不出湖南。 在这一大堆湖南人中间，刘少奇或许并不是最出色的那一个。然而和其他人不一样的是，刘少 奇的故事属于启示录。 好吧，那就说说刘少奇。 湖南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山山水水交错相连。在山水相间之地，分布着一个个小盆地，简称为冲，像韶山冲。在众多冲当中，有一个冲的老百姓擅长烧炭，故称炭子冲。 直到一八九八年之前，和其它冲相比，炭子冲并无不同。老百姓遵循着千百年以来的生活习惯， 消受着时间的欢乐或悲痛。世人并不在意这样一个平常且平凡的小冲子。炭子冲之所以能进入世人的视线，只因为一八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四号这天，一个男孩出生了。 这个男孩就是刘少奇。在以后的岁月里，刘少奇让炭子冲在地图上变得醒目起来。 刘少奇出生的时候，有一个八个月大的婴儿叫周恩来。在三十公里外的韶山冲里，有一个五岁的男孩正在玩耍，他叫毛泽东。另外在四川仪陇，有一个十二岁大的男孩，叫朱德。日后，这几个男孩成为中国近代半个世纪的主角。 刘家原本是江西人，因祖上有人在湖南做官而成了湖南人。然而和那个时代很多家族一样，刘家越传越不怎么样。传到刘少奇的曾祖父刘在洲那一代，刘官家变成了刘农民。好在刘在洲同志勤劳能干，把自家那点地打理得有板有眼，还扩大了地盘——租了点地。又经过一系列的辛苦劳作， 家庭生活开始越过越好。 在中国，靠一代人的努力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一个好儿子。刘在洲的儿子刘得云，也就是刘少奇的爷爷，继承了老爸勤劳能干的光荣传统，继续辛勤劳动扩大地盘，有了几十亩地，算小地主了。地多了，生活改善了，改善的结果就是孩子的教育好了。刘得云的儿子刘寿生粗通文墨，大字认识不少。而且他和上两代不太一样，不再一心想着扩大地盘啥的，而是对孩子的教育比较热心。 刘寿生三十四岁那年，也就是一八九八年，迎来了第四个儿子，取名刘绍选，后更名为刘少奇。刘寿生喜欢教育孩子，对小儿子也不放松，因此决定好好教育培养他。于是在八岁那年，刘少奇开始念书。 列为看官，你们是不是很纳闷，都八岁了才念书，还能叫重视教育？比起今天一两岁上托儿所， 三四岁上幼儿园，五六岁上小学，甚至在娘胎里就开始接受教育的骄子们，刘少奇开始念书的时间的确是晚了些。然而在刘少奇那个时代，能接受教育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没有爷爷和爷爷的爸爸那两代人的勤劳积累，父亲再开明也没有用，没经济基础啊！正如现在的中西部贫困地区，许多孩子也不是不想接受教育，不想过早辍学，只是实在没有办法啊！ 这就是旧中国。一个农民的孩子如果想接受教育，必须家里有点地，再通过一两代人的勤劳能干，而且运气好（没有旱灾、水灾、兵灾等一系列灾难）才可能积累一点家底，孩子才有机会接受 教育。当年的农民占了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列位看官可以想象当年中国为何任人宰割了吧？一个民族，如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国民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那么说这个民族是病夫似乎也不怎么冤枉。还是那句话，整体的民族素质决定一切。 民强则国强。如果一个政府没办法让国民富强，迟早只有一个结局——完蛋。 这段信息里还隐藏着另外一层含义，那就是土地对当时的中国人的重要性。所以，以后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一起实行土地革命时，蒋介石和他的那帮人很快就灰溜溜地下海逃往台湾去了。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说到底不过是谁给人民多点好处而已。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大饥荒之后毛泽东的威望下跌，而刘少奇的政治资本空前膨胀。因为就农民而言，他们更愿意把地分到自己的手里，而非吃大锅饭。 刘少奇念书虽晚，却不影响以后的人生。起跑线固然重要，而这只是人生的一个点。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比赛，要看爆发力，更要看耐力。何况跟同时代的人相比，能够念书已经不错了。拿到今天，比海归派还要吃香。 刘少奇念的是哪个学校呢？很遗憾，既不是贵族学校也不是公立学校，而是一种叫做“私塾” 的玩意。虽然当时已经有了新式的教育机构，但对出身小地主家的刘少奇而言还是太遥远了。所谓的私塾就是乡下富人或老朽吃饱了不饿，找两间空房子收几个学生，然后摇头晃脑，之乎者也一阵子。这种教育能出人才？答曰看似不能，实则能。 有句古话叫：自古豪门出才子，自古寒门出奇才。刘少奇就是这样一个寒门奇才。 （二）奇才是怎样炼成的 刘少奇家虽然有几十亩地，算小地主，但那年头的土地收成不怎么样，所以并不富裕。为了省点学费，他时不时要换学校，基本上是一年一个地方。十一岁那年，换到一个姓洪的家里念书。这洪家有一个特点：世代为官，重视教育，书多——而刘少奇酷爱读书。 那年头科举制度已经没了，没了升学考试的压力，私塾只是几千年以来的惯性延续而已。在私塾里那叫一个乐——爱干嘛干嘛。当别人抓鸟摸鱼的时候，刘少奇却跑去洪家的书房里找书看。虽然那些书不见得有啥用，至少说明一点，这个十一岁的小男孩与众不同，希望过与众不同的生活， 愿意干与众不同的事。 翻开名人传记，你会发现，基本上所有的历史名人在少年时代都有那么一段莫名时光：要么狂读书，要么独自发呆，要么就是摆弄新玩意，要么……总之有自己独立的世界和个性，显得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若干年之后，等这些人把自己具有鲜明个性的主观世界和现实世界融合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改变了这个现实世界，成为成功人士，例如科学家、发明家、作家等等，而刘少奇成 了革命家。 这种性格在学校，特别是当今的学校是不允许的。公立教育最大的败笔就是摧毁年轻人的独立人格。从这点看，战乱年代的刘少奇反而很幸运。放在今天，老师肯定要把家长叫过去讨论一番， 提出若干条措施。这些措施实施下来，要么把年轻人训成乖宝宝，要么将其逼上叛逆之路。 一九一一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个特殊的年头——中华大地上延续数千年的王朝制度终于走进了坟墓。这个消息如同海啸一样冲刷着每一个人的内心，也冲刷着刘少奇的内心。 刘少奇有三个哥哥，二哥刘云庭参加了湖南新军。湖北新军起义时，湖南新军也响应了一把， 就是说刘云庭是个革命军人。第二年回家探亲，刘云庭带了本书回家，刘少奇看了这本书欣喜若狂， 立马就要姐姐把自己的辫子剪下来，表示和清朝决裂。幸好清王朝已经完蛋了，不然刘少奇同学这个举动即便不杀头也得充军。原来刘云庭带回来的那本书是介绍辛亥革命的，那本书勾起了年轻的刘少奇对革命的美好向往。 于是乎，刘少奇同学对不怎么富裕的家庭提出了一个要求——去外地上学。经过一番软磨硬泡， 刘少奇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如愿进入了一所小学，成为一个小学生。那一年，刘少奇十四岁了，放到现在，中学都快毕业了。一年之后再考入了宁乡县高小，还是小学生。 那年代的学生和现在不一样，因为那年代当官的和现在不一样。现在当官的，最多也就是贪污腐败，侵吞点国家财产，然后到国外去逍遥啥的，弄不好就被送入秦城。那年代的当官的可就不一样了，除了贪污腐败，时不时还干点卖国的营生。高官一卖国，学生就抗议。所以当袁世凯搞点手脚时，学生就抗议了，小学生刘少奇同学也放下书本去抗议。 就这样边抗议边念书，小学毕业时已经十八岁了。 这是一个分水岭，接下来怎么办？在升学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一个小学毕业就已经十八岁的青年，如果没办法另谋高就，那就只好回家接父亲的班了，继续当一个小地主，过紧巴巴的日子。当然历史不会这么安排刘少奇同学的。在这要命的关头，一位姓梅的老师伸出了援手，把待业青年刘少奇推荐进入中学。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学生是软弱的。所以诗人说：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刘少奇深深地体会到了这句古话的含义，百无一用是书生啊，于是就有了当兵的念头。听说湖南陆军讲武堂很出名，在班超投笔从戎、岳飞精忠报国等光荣传统的激励下，刘少奇同学放弃了继续当中学生的机会，通过二哥搞到一张退伍证（当时讲武堂只招收下级军官和退伍军官，相当于给大老粗讲点专业知识），以冒名顶替的方式考入讲武堂。可惜的是，还没来得及学军事，护法战争就爆发了。 战乱发生，学生们只好各回各家。刘少奇也没有办法，只好跑回老家呆着，从军的美梦破灭了。这时候另一个问题来了：一个大龄青年，既不立业也未成家，究竟想干啥？不会是念书念多了，不务正业了吧？好心的父老乡亲们都劝说了，那个谁谁谁啊，毕业了吧？结婚没有啊？老大不小了， 可以结婚了吧？要不给你介绍个媳妇？旁边村里那谁谁家的闺女白白胖胖的，长得很俊，和你很般配……等等。特别是老妈，什么我要抱孙子啦、不要再出去闯祸啦……唠叨个没完。当时是也，刘少奇同志的处境堪比当今的大龄剩男、剩女回家过春节。 没办法了，怎么办呢？不能就这样结婚生孩子，继承老爹光荣的种地事业啊！那就想办法吧。办法很简单，做两手准备：一手以自学的方式准备报考外地的大学；另一手是起早贪黑练点武术， 强身健体的同时，以备日后闯荡江湖。 不用再等了，因为一九一九年来了。 和一九一一年一样，一九一九年也深刻地写入中国的历史中。这一年的五月四号，一群年轻人再次放下书本跑到街上，高喊打倒卖国贼。不同的是，这次闹得有点大，不仅闹醒了整个京城，还波及全国。日后这一天被看成是中国人觉醒的一个标志，号称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 在爱国运动的影响下，远在长沙考中学毕业证书（报考大学必须有中学毕业证）的刘少奇被感染了。一一年的刘少奇，还是一个莽撞少年。八年之后，刘少奇已经是一个二十一岁的年轻人，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他决定亲自投身到运动中去，便直接去了北京。 到了北京，他看到这样一派景象：满大街都是慷慨激昂的人，大家张大嘴巴宣传各种思想，如同战场上的连天炮火。刘少奇感到很新奇、很兴奋。在这群人中，有一个从天津来的同龄年轻人， 叫周恩来，只是他们没有碰到。据说日后两人还为此惋惜了几番。 初到北京的刘少奇比现在的北漂一族还惨，工作没有不说，生活费也紧张，改善一下营养都难， 后来兵荒马乱，干脆就没了生活来源。他想进北大，可惜北大的门槛很高，而且学费高得吓人。其它学校吧，要么他看不上学校，要么学校看不上他。后来又想去法国勤工俭学，结果又因为没钱而作罢。 钱啊，呵呵。 刘少奇同学忙活了很久，依然没能改变浮萍一般的命运。当然他也没闲着，按照老习惯，依然是一边读书，一边倾听各种理论——这些东西锻炼了他的思维能力。 日后那位战斗力超强的党内理论家，那位毛泽东思想的发明者，就得益于这段时间的积累和锻炼。每天有不同的人以不同的风格向你灌输不同的理论，想不思考都难。所谓伟大的五四运动，伟大之处就在于启发人们思考。什么打倒卖国贼都是浮云，不能指望书生来搞政治，若干年之后，毛 泽东就犯了这样一个错误（文革用红卫兵来搞政治）。书生只擅长思考、辩论，让他们去搞政治只能搞砸锅。 日后那位游走在白区搞地下工作的中央领导人——刘少奇，就得益于这种漂泊生活中历练出来的生存本领。这种本领是在任何学校、任何大师那里都学不到的，必须在艰苦的环境中领悟。笔者每当看到现在的家长把孩子当皇帝来供养，就想对他们说，如果真为孩子好，就多让孩子历练历练吧！ 随后又经历一系列的挫折失败（还是上大学无门，去法国没钱）。为了生活，还去了工厂当临时工。迷茫之中的刘少奇得到一个去苏联的机会。 十月革命之后，苏联对中国年轻人有致命的吸引力。并不是当年的苏联多么富裕强大，实在是苏联实现了工人、农民的大翻身。这对为中国也为自己寻找出路的广大贫寒知识分子来说，无异于天籁之音。对刘少奇而言，反正无处可去了，不能就这么干耗着，浪费青春时光，那就去苏联吧。 路程是这样的：从上海坐船，途径日本长崎，然后抵达海参崴。上海是春天，海参崴还是冬天。差别就像海南岛和东北一样。当时的海参崴还在日本人的手上，而且当时的日本对中国和苏联都不怎么待见。一行人在海参崴必须小心翼翼地行走，大家装作彼此不认识。 离开海参崴之后就是另外一个世界，在这里他们受到红军的接待，免费吃住，如同身在共产主义世界，实际上吃的也就是土豆、黑面包之类的东西。又经过一番折腾，总算坐上了去莫斯科的火车。当时的火车既不用电也不烧煤，而是烧柴火，跑一段就要停下来歇歇，大家下来砍柴当燃料， 然后继续跑。据说刘少奇他们也下车砍过柴。 最后终于到达了莫斯科，这一路走了三个月。 在莫斯科，刘少奇同志见到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同志。在莫斯科，刘少奇成了中国共产党员。 在莫斯科，刘少奇坚定了回国干革命的决心。 再次回到中国的刘少奇，已经不再是那个迷茫无助、大学上不了、出国没有钱的刘少奇了。尽管他依然没有钱，依然上不了大学，但是他找到了自己奋斗的方向，不再迷茫。 人的一生，知识积累和性格培养都非常重要，更为重要的还是找到了奋斗的方向，最为重要的是为了这个方向而脚踏实地去奋斗，百折不回。这一点上，刘少奇是榜样。 此时的刘少奇虽然年纪轻轻，却已经历尽世事艰辛悲凉，并顽强地活了下来，开始为了一个梦想而奋斗。这种人在以后的人生中，可以从容面对风浪，笑对险恶。这种人已经是人杰，精英中的 精英。所谓奇才，也就这意思吧。 自古寒门出奇才，奇就奇在能够应对各种艰险，哪怕最后粉身碎骨都浑然不怕。 　　　　　　　　　　　　　　　　　　（三）文斗时代刘少奇从苏联回国之后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就业。有了信念，有了实力，还得有工作是吧？ 但那是一个异常动荡的时代，想要安心过日子是不可能的。想要安心过日子的人太多，食物和房子太少。最重要的是，想要得到食物和房子的途径太少。 同时，那也是一个容易叱咤风云的时代。 在那个年代，你只要有理想，敢于为理想奋斗，并且在奋斗的过程中不被消灭掉，好了，你的前途很可能非常光明——青史留名——因为那是乱世。 所有乱世都一样，实现理想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演武，二是为文。像贺龙拿菜刀闹革命，像彭德怀搞平江暴动，像毛泽东搞秋收，都是武斗，并且最终都修成正果。那个时代还有很多文字贩子， 写过各个流派的故事，也曾荣华富贵、显赫一时，就不介绍了。 其实还有第三条路，刘少奇走的就是第三条路——文斗。 啥叫文斗呢？按字面解释就是通过文明的方式去争斗。这种斗争方式起源于一种宗教感情，经过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叙述之后形成一种观念，叫——勿以暴力抗恶。这种斗争方式到最后形成斗争形势的是在印度，就是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中国的文斗方式是另外一种，即罢工。当然这不是中国人的发明，欧洲早有罢工斗争的先例。然而中国本身是农业国，大部分是农民。历次激烈的政治变革的主力军都是农民。工人罢工，意味着工业力量的发展，是好事。 刘少奇从苏联回国的时间是一九二二年，当时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不久，还没有多少党员，甚至还没有多少人留意到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小小的组织。但是共产党员对自身工作的定义却是非常清晰的——解放全人类。那么要钱没钱，要枪没枪，如何解放全人类呢？他们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包括陈独秀、毛泽东在内，都没有一个很好的思路。当时他们想到的就是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办事， 在国内寻求和孙中山先生合作。 不过有一点很明确，那就是咱是共产党，咱代表广大底层的工人、农民。既然苏联革命是依靠工人成功的，那咱们就效仿吧。于是刘少奇找到了工作的内容——搞工人运动。 所谓罢工，就是暂时不给你干活。啥叫暂时不给你干活呢？就是我还要给你干活，但如果你不改善我的生存条件，我就不给你干活，改善之后才给你干。 刘少奇回国后，一头扎入罢工狂潮之中。粤汉铁路大罢工、安源路矿罢工、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武汉工人……有罢工的地方就有刘少奇，或者说有刘少奇的地方就有罢工。总之，刘少奇和罢工运动绑在了一起。 （四）牛刀初试 在苏联倾听了列宁的教诲之后，年轻的刘少奇回国，在上海遇见了中国共产党的负责人陈独秀。一番客套、高论之后，陈独秀让刘少奇回老家湖南干点事。 在湖南长沙清水塘，刘少奇碰见年长五岁的老乡、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一辈子的领导—— 毛泽东。此时刘少奇是一个二十四岁外冷内热的青年，而毛泽东二十九岁，正在走向成熟。两个非同凡响的人物就这样在一个平凡的地方碰面了。在以后的岁月里，刘少奇多次对这次会面有美好的回忆。 老乡见老乡，自然有一番亲切交谈。刘少奇对这样一位兄长一样的老乡兼领导表示尊重，毛泽东对这样一位从异乡归来的小老弟表示羡慕——从革命圣地归来，并见过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呵。这层关系成了两人日后政坛联手的原因之一。 刘少奇的第一份工作是啥呢？协助粤汉铁路罢工。具体办法就是协助罢工专家李立三同志鼓动两千多名铁路工人放下手中的活，向资本家提要求，改善待遇。 说起罢工，就不能不提李立三同志。在罢工这一行比刘少奇更牛的人寥寥无几，如果有，那就是李立三了。一九二一年，全中国的共产党员寥寥无几，李立三就是其中之一，比刘少奇入党的时间还要早。从某种意义上讲，刘少奇就是在这位罢工专家的提携下入行的。就是因为李立三同志搞罢工过于积极了，陈独秀同志右倾之后，李立三同志就变成了左倾，刘少奇则后来成了白区的正确代表，这是后话。 在粤汉铁路罢工运动中，刚刚入行的刘少奇表现不错。 因为表现不错，毛泽东让他去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地方——安源路矿。 （五）安源路矿罢工——第一笔政治资本 搞政治也好，做生意也罢，或者其它，都需要第一笔资本，通俗说第一桶金。有了这第一桶金， 相当于有了一个平台，是小鸡还是雄鹰将在这个平台上见分晓。刘少奇的第一笔政治资本，来自安源路矿罢工。 安源路矿的地盘更大、工人更多，同时搞罢工的危险更大。 站在资本家的立场来看，所谓罢工其实就是捣乱。本来就把工人当牛马，不爽了就拖几个月工资，扣点奖金啥的都是平常事。现在好了，来了个砸场子的，分明就是捣乱嘛。这些人有钱、有关系、有背景，那年头要收拾一个空有理想的共产党员还只是个动动手指头的事。罢工虽然属于文斗， 也有相当的危险性。虽然比战场上的情况要好一点，却也面临着坐牢、挨黑棍的危险。 安源路矿本来是李立三同志的地盘，但是这位老兄活动的时间太长了，且过于显眼，已经成了某些权贵的眼中钉、肉中刺，随时可能被拔掉。为了避免英年早逝，李立三同志只能躲起来，搞遥控指挥，而刘少奇同志属于新人，暂时没有危险，可以负责台面上的工作。 罢工过程大概可以分为三步：前戏→高潮→善后。 所谓前戏，就是工人对资本家说：快把拖欠的工资给发下来，以后还要多发点，因为我没钱吃饭了，没钱吃饭就没力气干活。资本家就说：还是好好干活吧，许多人找活还找不到呢。工人又说， 到底给不给；资本家说，不给。工人说，不给，我就罢工；资本家又说，你们敢不工作，我就用警察对付你们，警察不够还有军队，你们玩得起么？工人本来就觉得自己势单力薄玩不起，现在来了共产党人，对他们说只要咱们团结一致，就玩得起，资本家总不能自己去干活不是？总不能让警察和军队去干活不是？还得求咱们干！想让我们干活，就得提高待遇。工人一听，也对噢。 那就罢工，干他娘的！ 前戏做足之后就要进入高潮了。 于是，在九月十三号这天夜里——半个世纪后这一天将更有名，罢工命令发出了。后半夜，也就是十四号凌晨，车站、矿井、修理厂等各个生产间一起鸣笛。刺耳的笛声撕裂了夜空，那是工人在怒吼：老子不干了，给老子加工资！ 接下来整个路矿一万多工人全部不上班了，四处刷标语、发传单、搞串联啥的。还有模有样地写了一份宣言：我们饿了！我们要吃饭！我们活不下去了！我们是迫不得已才罢工的！并且申明， 如有疑问，请与俱乐部代表刘少奇联系。 整个路矿的生产陷入了瘫痪。资本家当然不是吃素的，他们的理由是：老子给你们发工资，你们竟然联合起来对付老子，让你们这些穷鬼看看老子的手段——手段无非是威逼利诱。在威逼利诱之前还有一招，那就是拖。先拖上几天，等工人泄气了再威胁。他们认为，工人不过是一帮没钱的大老粗，要靠微薄的工资养家糊口。等那股劲泄了，再忽悠上班，就好对付。正常情况下，这种策略是对的。现在情况有点不正常，因为那个时代的共产党人是有远大志向的理想青年。 三天之后，也就是九月十六号，路矿当局送信来了，请俱乐部代表到司令部谈判。注意谈判地 点，是司令部。司令部戒备森严，门前架起机关枪，荷枪实弹的士兵在站岗巡逻。为了一个俱乐部谈判代表而这么大阵仗，至于吗？至于，非常至于！这叫下马威。 工人们都为刘少奇担心，就说了，那个刘代表啊，还是别去了，他们会害了你的。刘少奇也不是盖的，趁机慷慨说，不要紧，我刘少奇为大家办事，就是死了也甘心。有种！ 二十四岁的刘少奇从容地走进谈判室，从容地坐在戒严司令李鸿程面前，从容地看着这位戒严司令，如同观看演出一样。这心理素质，不是一般人有的啊！ 李司令也很配合，挺直腰板，提高嗓门说：“你们俱乐部为何要鼓动工人犯上作乱？”你看这官多么尽职，还没谈呢就把大帽子给扣上了。 刘少奇的反击也很犀利：“你们究竟要谈判，还是搞审判？”然后冷静从容地分析了罢工的原因以及工人的要求。 李司令有点挂不住了，心想老子本是粗人，今天就是来唬人的，你小子倒好，跟我较真起来了。要谈判还用得着老子出马么？不行，接着唬：“如果坚持作乱，就把你就地正法！”也不全是声音，也有拍桌子的动作，这样的表演看起来才形象逼真。 只可惜习惯了酒肉生活的李司令太不了解眼前这位年轻人了。这是他不懂，可能一辈子也弄不懂的一个群体。刘少奇根本就不鸟他：“万余工人如此要求，虽把代表剁成肉泥也不能解决问题！” 李司令讨了个没趣，发狠说：“我对万余工人也有办法制裁，我有万余名军人在这里！”刘少奇回击：“请你下令制裁！” 这话戳到了李司令的痛楚。李司令的工作根本就不是实施制裁，他的任务只是威逼工人复工， 制裁了工人又能怎样？还是没人干活啊！总不能用一万多军人杀掉一万多工人，然后把一万多军人变成工人干活吧？ 李司令傻眼了，他没想到眼前这个年轻人如此强悍。这时的工人兄弟们表现也很给力，黑压压一群来到谈判室外面，对着机枪高喊：“谁敢动刘代表半根毫毛，我们就打得路矿两局稀巴烂！” 面对愤怒的人群，路矿两局和戒严司令部的领导都傻眼了，担心乱子闹大了会耽误自己的前途和财路，赶忙让刘代表出来维持一下秩序。刘代表来到走廊上向大家挥挥手，示意大家静一静，耐心等待。愤怒的人群果然安定了下来。那一刻，刘少奇的内心应该是非常有成就感的，那是通往成功路上的淋漓尽致的快感。那一刻，他不再是那个彷徨无助、上不了大学的年轻人，不再是为了生活去工厂找工作的待业青年，他为他的选择而庆幸，同时对自己的信念和梦想更坚定不移了。 安源罢工的结局是工人大获全胜。要求得到满足之后，工人复工。接下来全国罢工运动陷入低 潮期，特别是京汉铁路大罢工，遭到吴佩孚的血腥屠杀。安源路矿在刘少奇的领导下，日子过得还算凑合，刘少奇因此收获了许多赞誉。说通俗点，就是攫取了第一笔政治资本。 因为在安源的成功，刘少奇当选为全国首届总工会执委，此时的刘少奇还不到二十七岁。此时的周恩来正在广州搞战争，此时的毛泽东正在写文章试图批驳陈独秀的右倾思想。要知道那时候的共产党还没有自己的枪杆子，还要依靠工人搞文斗，刘少奇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一个执委的职位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这一切都得拜路矿资本家和李司令所赐，他们用自己的无能成就了刘少奇同志。 说白了，路矿的资本家也就是求财而已，李司令也不过是资本家的臂膀而已。如果真的很牛， 那些资本家可以去和外国资本竞争，那个李司令可以走上战场一雪国耻，何需对自己的同胞装逼； 说不好听，也就是装得很好的草包而已。纵然掌控社会资源，纵然身居高位，依然是草包，和真正的精英有天渊之别。 正是这种草包资本家和草包军人占据了社会精英的位置，才造成了近代中国那种任人宰割的局面。所谓革命，无非是让这群草包回到草包应有的位置上。唯有让草包回到草包的位置，这个国家， 这个民族才可能得到新生，才可能爆发出惊人的能量。 （六）巅峰时刻——五卅运动 公元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号，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逝世，国人一片悲痛。他死后，留下一个巨大的烂摊子和一片权力真空。各派力量在这个烂摊子里挑挑拣拣，想方设法把自己填到那片权力真空里去，你争我夺。中国革命将何去何从？大家都在捣鼓。 几十天之后，也就是五月三十号这天，上海工人再次不上班了，学生再次不上课了，大家再次跑到街头喊口号、刷标语，说日本鬼子、英国佬滚出中国去，万恶的资本家不要再欺负弱势老百姓等等。接下来的情节和电影一样，巡捕房朝手无寸铁的国人开枪，国人伤亡惨重。然后国人反击， 组织更大规模的罢工运动，并且席卷全国。 从这一天开始，到二七年国共第一次分裂，前后三年时间在历史上称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大革命开始的标志就是五卅运动，结束的标志则是蒋介石和汪精卫清党。然后是国共内战，十年之后国共再合作，合作八年再内战，到今天我们期待着国共第三次合作。国共两次合作都取得令人惊喜的成果。第一次合作掀起了大革命的高潮，打倒了不少军阀，奠定了统一的基础。第二次合作， 国共两党一起赶走了日本鬼子，拯救民族于水火。我们期望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到来，解决台湾问题， 早日实现祖国统一。据说两蒋时代曾经策划过国共第三次合作，可惜没有结果。 这个运动的起因也很简单，就是日本人的工厂剥削中国劳工太厉害，中国人不堪忍受，找日本 鬼子理论，结果很多人被日本鬼子殴打，有人被殴打致死，有人被枪毙。共产党人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展示实力，开始领导罢工运动。 这场规模空前浩大的人民（工人、学生、小资产者）运动的领导者有好几个，比方说陈独秀， 共产党老大；比方说瞿秋白，地位很高；比方说李立三，地位很高，干了很多活。这些人属于领导， 后面再介绍。 另外一个就是刘少奇了。他不是最高领导，也不是最核心的那几个，定位是实干家。 刘少奇从青岛返回上海时已经六月一号，大规模的罢课、罢工、罢市已经开始。他的工作是总务主任，相当于后来的秘书长，就是听领导的指示，全面主持工会的日常工作。这是一种极大的考验，这种工作说白了就是苦活累活，不是仅有才华就能搞定的，同时需要相当大的耐心去摆弄数不清的琐事，需要相当多的心思和各种人士沟通、周旋。领导一个指示，足够忙活两天，还没忙完， 又来一个指示，怎么办？干呗。 何况有些坎并不是通过努力工作就能迈过去的。 罢工最核心的部分是啥？一个字，钱。所谓罢工就是要求提高工资，提高待遇，并申明以后不能再欺负咱们的弟兄——这是问资本家要钱。在这个前提下首先得自己有钱。你不让工人去上班， 那工人吃啥？人少也就算了，向别人借点啥的，挺一挺就过去了。在五卅运动中，工人二十多万， 罢工几十天，生活费怎么办？放到现在不是啥大问题，中央说句话，财政部给点钱就算了。那时的中共中央有啥？除了理想和信念，基本上空无一物，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笔钱。理想信念这东西， 属于远水，缺钱属于近火，远水永远也救不了近火。 没钱保证工人的基本生活，那就要失败。好在中国北方有一位爱国人士——好汉冯玉祥。他在孙中山的号召下，推翻直系军政府，把傅仪再次赶出故宫，归顺国民革命军，并且把故宫向老百姓开放。此时正值国共合作期间，冯玉祥就把故宫收取的门票钱通过共产党发放给工人，争取斗争的胜利。 刘少奇等人通过一系列方式把钱发放到工人手中。不要以为分钱很容易，那绝对是一种考验， 弄不好钱分下去了还要惹起内斗。好在这些难不倒刘少奇，他用自己的才华解决了这个问题。对他那个级别的精英来说，有办法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苦一点累一点也就算了，还很危险。 上海滩是啥地方啊？那叫鱼龙混杂，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看那些旧上海电影，砍砍杀杀的场面屡见不鲜。其实那些都是一些黑帮小故事，小场面。如果场面能闹大一点，那就不叫黑帮了， 叫军阀。和规模几十万人的工人运动相比，黑帮啥都不算，黑帮也就是一点小利益，牵扯到老外就 耸了。罢工可是直接跟大财阀、洋人干呐——这些人才是黑帮的后台老板。 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滩，洋人才是老大。洋人可以动用巡捕。巡捕搞不定，可以收买黑帮瘪三， 用下三滥手段。 这种罢工，可以说牵扯到了上海各个方面的利益，也牵扯到各种各样的人。不同的人对付你的手段也不一样。那种不要脸的文人会为了主子的利益扯嗓子骂你。这种人并不可怕，当是疯狗乱吠就行了。真正可怕的是那种瘪三，他们不管什么理想信念、民族大义之类的空头货，谁给他们足够的好处让他们爽，他们就会拿起棍棒为谁卖命。 对付工会那群喊口号的秀才，瘪三是最好的选择。再坚定的理性信念当不了防弹衣穿。 八月二十二号晚，一大群流氓瘪三在吃饱喝足之后，手持刀棍冲入工会总部，见人就砍，见东西就砸，跟香港电影里的镜头差不多。恰好此时李立三和刘少奇都在免费加班。如果被这群人渣抓住，就算不被乱棍打死，在床上躺一段时间也是必须的。好在两人已经历经足够风浪，面对这种情况临危不乱，暂时抛弃革命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充分运用地下工作的技术手段——趁乱溜了， 且毫发无损。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秀才遇到瘪三呢？只有撒腿跑了。 两人逃出生天之后，和普通人一样去报警，说俺们被侵犯了。和普通人不一样的是，他们并没被吓倒，报警之后还发布公告揭露某些人的暴行，体现出共产党人超强的战斗力。 然而流氓瘪三不过是前哨而已，在他们出手了之后，当局就要出手了。当局要强行查封工商联合会和一些行业工会，这些都是总工会的外围屏障，扫除这些屏障，就要对总工会动手了。局势越来越恶劣。和安源时代一样，李立三又不便公开活动了，担子再次落到刘少奇身上。 毕竟当局是财阀供养的，还得看洋人的脸色。工人不干活了，资本家往哪赚钱？洋人往哪赚钱？ 所以当局准备动手。当当局准备动手的时候，意味着资本家开始架不住了。 管你日本人、英国人还是中国的财阀，大家出来混都是要赚钱的，没有劳工，毛都赚不到一分， 闹到最后大家都不好过。日本工厂最先同意工人的要求，刘少奇就先组织日企的工人复工。接着是华商工厂复工。英商最顽固，就耗着。 当然，当局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军阀。两年前直系军阀吴佩孚血腥镇压京汉铁路罢工的事还历历在目啊。后来的工运领袖中，瞿秋白、蔡和森、向忠发、邓群、王荷波等人均死在军阀的手上。此时奉系军阀的北京政府向上海秘密通电，决定镇压。九月十八号傍晚，上海军警强行封闭上海总工会，逮捕有关工作人员，并通缉李立三、刘少奇等人。 现在问题来了，既然镇压，为何不在开始时镇压？等到结尾时来这一手是何用意？其实很简单。 开始时镇压，势必造成大规模的流血动乱，那么开工可能就遥遥无期，资本家赚钱也就遥遥无期。等到结尾时，资本家这么做，不过是向工人表态：看吧，穷鬼们，咱们有的是实力；下不为例啊， 不然决不轻饶。 面对军阀的枪弹，刘少奇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先躲起来一面写文章揭露某某人的罪行，一方面做各种善后工作。这么一系列折腾下来，刘少奇病倒了，当然又收获了一箩筐的赞誉。这些荣誉成了他日后荣升的政治资本。 五卅运动成了一股风暴，席卷全国。这次运动的领导获得了一大笔政治资本。陈独秀之后，瞿秋白主持中央政治局。后来瞿秋白当共产国际代表，李立三火了一把，都是文斗捞取的政治资本。 对刘少奇而言，真正的收获还是主持总工会日常工作的这段经历。在这里，他接触到黑帮，接触到便衣特务，接触到五花八门的权利机构，接触到各种各样的龙和形形色色的鱼。更为重要的是提高了组织水平。日后在白区，也就是一面和鱼龙们打交道，一面组织群众而已，同时再次磨练了他的理论水平，非常可贵。日后主持党内的日常事务，干的也是这些事。 五卅运动，刘少奇开始走向成熟。 之后是武汉大罢工，又是惨案，又是占领武汉营租，一路下来，轰轰烈烈。 随着罢工次数的增加，刘少奇的地位也在上升。短短几年间，从工人俱乐部主任、到全国工会副主任、到中央委员，上升速度没有火箭快也不次于飞机吧？若不是在那个特殊年代，这样的升级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不熬到你头发白一半就别想进中央，而当时的刘少奇还没到而立之年。放到现在，非被人视为拉关系、走后门（这么大的后门好像还没有）不可。 如果这么一路干下去，刘少奇的前途还是非常光明的。然而文斗很快走到尽头，转入历史的死胡同。原本国共合作，大革命搞得轰轰烈烈，文斗是非常好的一条路。但是——问题出现了转折。 就像好剧本，情节充满曲折才有吸引力。刘少奇的一生也充满曲折。造就这种奇特现象的，正是中国的另一个大人物——蒋介石先生。 （七）刘少奇和蒋介石 两人的关系非常奇特。 粗略翻一下蒋介石和刘少奇的生平经历，结论很明显——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因为受长期以来的宣传影响，很多人心中的蒋介石的形象是吃喝嫖赌、坑蒙拐骗，样样在行，在上海滩混黑白两道， 搞证劵，活脱脱一个集流氓、混混、小偷、无赖、文痞、军阀之大成者。而刘少奇从小热爱读书， 勤学奋进，有理想且热爱祖国，绝对的五好青年，是蒋介石的反面镜子。从某个角度上看确实是这 样的。 但如果仔细对比一下，会发现两个人有很多的共同点。 蒋介石念过私塾，刘少奇也念过私塾。所谓私塾，就是接受传统教育，读点四书五经啥的。少年时代的蒋介石很不安分，听说维新运动就激动得睡不着觉；刘少奇听见辛亥革命，立刻就 要剪辫子。 蒋介石想上军校当军人，就去东北报考振武学校；刘少奇同样投笔从戎，去了湖南讲武堂。按军校实力，云南讲武堂还要好一点。只是振武学校有个优点，可以去日本留学，就像今天的 某些大学互派交换生（当然，当年的日本学生不会跑来中国学军事）。这一点差别就区分开了两人日后的人生轨迹：蒋介石凭借振武学校第二次去日本学军事：刘少奇的讲武堂在护法运动中成了炮灰，因为后来一系列的阴差阳错而去了苏联。 蒋介石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刘少奇在苏联加入共产党。 蒋介石回国之后，跟着陈其美等人参与领导一次又一次的革命起义；刘少奇回国之后，跟着李立三等人参与领导一次又一次的罢工。 在一次又一次的革命起义中，蒋介石结识了各种人物，干了很多事；在一次又一次的罢工中， 刘少奇同样结识了各种人物，干了很多事。 羽翼丰满之后的蒋介石，以军人的身份玩政治，周旋于列强之间，把各个派系玩弄于股掌之中。刘少奇进入中共的核心领导层之后，就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家，一个在战争年代基本上与军事无缘的政治家。两人终于进入两种不同的人生轨迹。 蒋介石比刘少奇年长十一岁，活动范围几乎没有交集，且在不同的党派中从事不同的业务。按道理说，应该不会牵扯到一起。然而历史老人是一个神秘的编剧，写剧本时往往出人意料，偏偏把他们写在了一起。没有交集的两个人却因为不同的信仰而不共戴天。这样的关系，也只有在最残酷的年代才有。 要理清蒋介石和刘少奇的关系，必须从孙中山说起。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一生都很困惑。他几乎用了整整一辈子的光阴去推翻清王朝。后来终于成功了，却发现中国陷入四分五裂的军阀混战的局面。原来在清王朝时代，中国也是饱受列强的欺凌，好歹还有一个中央政府。现在好了，中央政府没了，国家分裂了，更加饱受列强的欺凌。孙中山很不安。如果中国因为他的革命而陷入长时间的分裂，像三国或者五代十国那样，他是不能容忍的。他也想把祖国再次统一，一会东征一会北伐，忙活了半天没啥效果。所以孙中山很困惑— —难道这辈子白干了？不行，一定要建立一个以民为本的国家。 于是在一九二四年之际，生命垂危的孙中山干了两件影响日后局势的大事，一是决定创办黄埔军校，二是和共产党合作。 有了黄埔军校，才有了日后的蒋介石，才有了日后国民党的正面抗战。要不然国民党指望汪精卫在武汉折腾，那是没啥希望的。汪精卫的相貌、口才、文采那都没话说，只是那骨气，呵呵，实在是千古少有。他应该做一个太平才子，玩政治是一种悲哀。 俄国革命对孙中山的触动很大。眼看人家列宁比自己还年轻几岁，也是推翻封建王朝，事业比自己还晚成功几年。人家成功之后很快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政权，自己这边还是一盘散沙，觉得应该从对方那里取点经。共产党成立之后，把中国的工人运动搞得也是有声有色。于是孙中山决定向共产党敞开宽广的胸怀 对共产党而言，更是求之不得。那时候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任何搞革命的都需要这面旗帜。有了这面旗帜，对自身的发展极为有利，于是早期的领导人都有双重党籍——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既是共产党也是国民党。合作之后，共产党人更是如鱼得水，迅猛发展，又是工运又是北伐，那是相当的活跃。 国共虽然合作，本质上却是不同。 国民党主张革命靠上层人物来完成，基本策略有两个，一个是联络各派有实力的人，即军阀， 说咱们都是中国人，搞团结吧，再按照各自的实力分权利，有肉大家吃，有权大家掌，然后再看看最后谁把谁踢出去；第二个是富人路线，就是让富人出钱，拿这些钱来买装备什么的，然后保证这些人的利益。孙中山先生几十年来都是这么干的，虽然目标没有达到，却也结束了封建王朝制度。 共产党完全是另外一套。他们就是要搞一个严密的组织，发动底层人物造反，然后重新组建这个国家（当时尚不明确）。所以天天操纵工人去跟资本家斗。由于人多势众且组织严密，战斗力那是相当的强悍。这帮人看起来既不贪财也不好色，好像也不怕死，和传说中的死士差不多，但是比那些死士要灵活得多——这种人相当可怕。 同样是革命，国民党想要自上而下，共产党却是自下而上。孙中山在世，凭借自身的威望尚能把这两个矛盾的冤家统一到革命的旗帜之下。孙中山不在，基本上没人罩得住了，分裂不可避免， 腥风血雨的日子早晚要来。 孙中山之后，国民党的大佬们非常清楚地看见，大革命虽然搞得轰轰烈烈，利益却被共产党得去了。为啥这么说呢？从整体来看，共产党领导工人搞运动，有声有色。斗争对象是谁？资本家啊！ 资本家恰恰是国民党的后台。共产党闹得凶，相当于拆国民党的后台。所以国民党人不干了，尤其 是对外畏惧、对内强硬的蒋介石同志。 一九二七年是蒋介石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年头。这一年他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清党。所谓清党，就是告诉那些在国民党里的共产党员，要么宣布脱离共产党，要么接受死亡。比方说周佛海同志，中共一大的几个代表之一，元老中的元老，去国民党那边混了。若干年之后，此公又跟随国民党元老汪精卫跟日本人混了。如果还是共产党，对不起，那就杀掉。当然这不是贴告示的，而是先出动军警捕杀一部分共产党人来做宣传的。 应该说蒋介石的举动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党外的资本家，党内右派，均欢迎蒋介石这个行动。比方说桂系的白崇禧——号称小诸葛，一直对蒋介石不怎么看上眼，这次行动却愿意听从蒋的调遣； 比方说武汉的汪精卫，可以说是蒋的死敌，却也响应蒋介石在武汉清党。 这次行动，蒋介石收获颇多，从江浙财阀那里赢得无数的赞助费用，而且成了右派的旗帜，并且压过了左派。接下来在“宁汉合流”中，以退为进搞一次下野，再走向前台，一系列漂亮的转身动作之后成了核心人物，搞定！ 蒋介石这么一番折腾下来，对共产党的影响挺大。党员哗啦一下子从六万人变成一万人。一部分被杀掉了，小部分跟着国民党混了，很大一部分为了人头脱党了（有的后来再次入党），剩下的万把人都是战斗力超强的主，他们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昂起脑袋继续战斗了。 对共产党人而言，文斗行不通了，那就改行——武斗。在武斗这一行里，涌现出无数的英雄豪杰，后来的十大元帅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本来走在文斗的康庄大道上的刘少奇迎来了命运的转折——一下子从一片光明的文斗世界转 入一个陌生的世界，一个属于彭德怀、林彪们的世界。对刘少奇同志而言，虽然在讲武堂呆过几天， 却没有接触过军事，武斗并不是他的特长，隔行如隔山呐。在这点上，他和湖南老乡毛泽东就差远了，没有办法无师自通，只能重新摸索了。 可以这么说，蒋介石改变了刘少奇的工作方向。是蒋介石的铁血和残酷，把搞工运颇为顺利的刘少奇推入一个恐怖、陌生的世界。刘少奇当然不会屈服，他也无路可退。要么反击，要么死亡， 要么向周佛海前辈学习。但那是死路一条，后来的张国焘的经历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那么如何反击呢？实事求是讲，直到解放战争之前，刘少奇和蒋介石都不在一个档次上，连过招的机会都没有。更像猫和老鼠的关系：蒋介石扮演猫的角色，恨不得立刻吃掉刘少奇等人。刘少奇则如老鼠一样东躲西藏，利用智慧与之周旋，没有办法给蒋介石以致命的打击。 等到十七年之后，国共第二次合作结束之后，刘少奇才有机会真正给蒋介石致命打击，但那是后话。现在的刘少奇要做的是保命和工作，要躲避蒋介石的伤害。 本着为革命发光发热的需要，久经考验的刘少奇同志硬是给自己找到一个新的工作方向——白区地下工作，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地下党——这是一种高危行业。 从事这项工作活下来的概率不高，死去的人不少。然而刘少奇凭借自身的实力和运气硬是在这个高危岗位上干出了一番成绩。正是通过白区工作，刘少奇终于和那个湖南老乡搭上了关系，一跃而起。两人默契配合，主导政坛数十年。 （八）白区时代的隐患 白区时代，更为艰难。 文斗那些年，生存环境还是比较宽松的，只需要应对一些地方恶势力，同时和老外较量时注意拿捏分寸就行。因此可以跟刘少奇比成绩的还有不少。现在好了，跟国民党干上了。出于反共需要， 国民党再次组合成一个统一的政府。随后张学良在东北搞易帜，天下基本上是国民党的了。站在国民党的对立面，过着东躲西藏、朝不保夕的日子，那是相当的难过。 许多优秀的人物都没能熬过去，比方说瞿秋白，比方说恽代英，比方说邓中夏，他们搞罢工并不比刘少奇差，都是精英，第一流的人物，依然没有熬过去。还有刘少奇的结发妻子何葆真也死于白区，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也一样。白区之路固然艰险，刘少奇依然无怨无悔。 在艰苦卓绝的白区道路上，刘少奇如同百变观音一样转变着身份，工人、农民、商人、乃至官僚，根据需要不停地更替。不论怎么变，有一项工作是不变的，那就是写文章、搞组织。从东北到上海，再到华北，搞了一路的组织建设，针对不同情况，以不同身份写了一系列文章，和一系列人物进行论战，取得了不少成绩，党内名气越来越响亮。鉴于瞿秋白和李立三的失败，刘少奇渐渐在白区内部形成一个核心。 在这段时间里，刘少奇通过无数考验，干了很多事，为日后成为白区路线的正确代表奠定基础。这些都是政治资本，在这些资本中有两件事成了隐患，恰好是这两件事影响到后来的局势发展。 第一个隐患——奉天被捕。 刘少奇一生有两次被捕，第一次在湖南长沙。 五卅运动之后，刘少奇回长沙休养，湖南军阀赵恒锡同志得到了这个消息，就把刘少奇抓了， 并打算按照军法处理。此前他已经军法处理了工运领导黄静原。哈哈，抓到一条大鱼。赵恒锡没想到的是，他抓到的不是一条大鱼，而是一只刺猬。 赵省长还没来得及高兴，办公桌就被来自全国的抗议信给淹没了。全国总工会的，上海总工会的，广州总工会的，还有国民党要人的。在国共合作愉快的大背景下，汪精卫发电报要赵省长放人。 成为汉奸之前，汪精卫在国民党啥地位，大家想必都知道，蒋介石都要礼让三分。在这种大环境下， 省长下面的那些马仔（什么局长、师长的）也纷纷表态：老大，这次就算了吧，这人还是别杀了， 不好惹。 赵恒锡弄得左右为难，没办法，只好把刘少奇给放了，只是为了脸面，限他五天之内滚蛋，离开湖南。还派人赠送《四书》一册，用意大概是提醒刘少奇安分点。只能说这个赵恒锡不太走运， 偷鸡不成蚀把米。 俗语说，这叫命。 须知二五年那会，国共正打得火热，国民党还要申请加入共产国际呢！如果晚两年抓住刘少奇， 也许赵恒锡同志就辉煌腾达了。 刘少奇第二次被捕是四年后，在东北。一九二九年正是白色恐怖最为严重的时候。刘少奇奉命到东北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满洲省，即东北三省。东北三省的省委书记，听起来很拉风，实际很虚弱。当时在东北，日本人、苏联人、国民党、原东北土匪交织在一起，混乱程度堪与上海滩相媲美——而共产党也要去插一脚。 在刘少奇之前，共产党在东北搞了三届省委机关。很遗憾，这些领导班子中的很多人成了革命烈士，现在是一盘散沙。刘书记孤身一人来到东北，要钱没钱、要枪没枪，连个正儿八经的住房都没有，还要时刻准备搬家，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当时是也，贵为中共东北三省的一把手，生活质量还不如当今东北的一个镇委书记。 然而闹革命可不是享受生活，虽然衣食住行不怎么好，刘书记的工作能力可不是盖的，很快就恢复了东北的地下党组织。然后干起了本行——组织工人闹罢工，扩大影响。 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刘书记这次马失前蹄了。当时分管奉天市工作的省委常委孟坚向刘少奇报告：奉天纱厂正在酝酿罢工。刘少奇决定参加纱厂支部会议，进一步了解情况，以便指导罢工。 八月二十二号下午，化身为工人的刘少奇和化身为教书先生的孟坚来到纱厂边上的小树林里， 准备和纱厂党支部书记常宝玉碰头。但他们不知道，此前已有工人党员叛变，向厂方告了密，常宝玉已被捕。 接下来刘少奇和孟坚也被捕了，二人在监狱里呆到九月中旬。这段时间究竟发生了啥呢？按照现在的正史记载，刘少奇和孟坚串通口供，在常宝玉翻供的情况下，蒙混过关。之前可不是这样的， 在高岗得势那会，毛泽东曾经让高岗查过那段往事，高岗让张秀山去办。 高岗死后十二年，文革起。刘少奇被打倒。最后给刘少奇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当然 现在已经翻案了。但是要说案子完全捏造，似乎也不见得——尽管当时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要拿下刘少奇，尽管中央文革嚣张一时，因为其中有疑点。 周恩来任刘少奇专案组组长。案子是在毛泽东高度关注的情况下进行的。就算周恩来没有力量保住刘少奇，也不至于和中央文革那帮人一起捏造这么大的一个冤案。像周恩来和毛泽东这种人， 都是非常重视自己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当时的刘少奇已经没有还手之力，找借口定罪还没有么？ 以他们那么精明的人，何必编织这样一个弥天大谎把自己推到极为不利的位置上？ 话又说回来，如果刘少奇真的像文革定案时写的那样不堪，那么像毛泽东和周恩来（特科就是周恩来亲手创建和领导的）如此强人，还能容忍刘少奇隐藏如此久远？也说不过去。 个人认为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刘少奇在狱中为了自保应该说过不少“脏话”。所谓脏话就是共产党是土匪、败类、垃圾之类，我和你们一样痛恨共匪，和共匪有不共戴天之仇之类的言不由衷的话。毕竟常宝玉已经暴露，不是靠装傻就能糊弄过去的，很可能写过一些黑材料之类的东西。那些话、那些材料很可能存了档。日后高岗和中央文革寻找材料时，很可能看过这些档案。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是以这些档案为基础，顺水推舟同意定案。 这些都是猜测，但可以把另一件事做为佐证。佐证就是刘少奇在东北留下的第二个隐患：61 人案。 说 61 人案之前多说两句。当年在东北逮捕刘少奇的是张学良的人。张学良刚刚易帜归顺南京， 想要好好表现，最好的办法就是抓共产党。刘少奇在狱中几十天，中共又建立了满洲临时省委，以备刘少奇牺牲后转正。刘少奇出狱后临委取消。临时省委书记正是后来的死敌饶漱石。饶漱石和刘少奇不对头正是从那时开始的。 三六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夜，刘少奇奉命主持北方局。在那里，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向他汇报说，草岚子监狱里关了六十多位同志，因为要履行一个出狱手续给卡了。 这些都是内战时代左倾路线的牺牲品，都是中共高层干部，什么地下省委书记、地下市委书记、地下军委书记啥的，反正都是有名无实的高官，被关进了监狱。但是这些人日后都大名鼎鼎，比如说薄一波，比如说安子文。当年高岗同志想要拱下刘少奇的时候，就采取“批薄射刘”和“讨安伐刘”这两招。薄，即薄一波；安，就是安子文。 当时北方局遭到多次破坏，他这个负责人下面人手奇缺，就想办法把这帮人弄出来。但是监狱那边也够缺德的，说出狱也可以，出狱之前要写一个反共启事。内容大概就是悔过书之类的，说本人被骗了，被共产党骗了，以后跟共产党不共戴天之类的。 拿我们现在的观点看，这个太简单了，写就写呗，不就是点违心的话么？写了出去再说。出去 了继续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有啥不可以的？别说，还真就不可以！因为当年共产党人对节操之类的看得非常重，而且组织上的处理非常重。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一个贞洁的女人愿意为了自己的贞洁干任何事，哪怕是坐牢；对节操看得很重的共产党员愿意为了自己的节操干任何事，包括坐牢。女人没了贞操，也就是受点丈夫冷眼（不太开明的丈夫啊）；共产党员失了节操，那是要受组织惩罚的。 为了这个反共启事，有部分人已经把牢坐够了，因为操守这一关不知道如何解决，只有继续坐下去。从国民党那边来说，即使把牢坐够了，也必须写反共启事——就像恶汉抓住小女生，说必须把贞操献出来才能放你走。看来双方都把操守这个问题看得很重啊！后来国民党的汪精卫投日，蒋介石三番几次派人去暗杀，以此收买人心。军统特务们向来臭名昭著，但在暗杀汉奸这一项是赢得广泛支持的。失身事大啊！ 敌人的监狱里组织管得到么？能。 共产党的组织可以把触角延伸到蒋介石的司令部，何况一个小小的监狱。监狱里是这样一个情况。有一个负责人，负责开介绍信，说今天某某同志要出狱了，希望外面的同志做好接应工作。就表示这个同志没有变节。如果没有这个介绍信，就难说了，要仔细审查。当年在草岚子监狱里负责开介绍信的同志叫刘格平。 从原则性来说，刘格平绝对是忠实的共产党员。宁愿不出来也不愿意说共产党半个不字。一直耗到四四年，抗战差不多结束了才出狱。就这样，为了节操白白错失了八年抗战打鬼子的机会。他可以证明出狱的哪些人在出狱过程是履行了“手续”的。文革期间，康生等人正是利用组织性超强的刘格平找到“材料”的，这也是后话。 当时刘少奇想把这些人弄出来，就绕不开操守这个问题，尽管他是中共华北局老大。换成别的问题，他就能解决了，涉及到操守，没办法，只能向组织汇报了。 当时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的是张闻天，听到这个事之后表示同意。得到批复后，刘少奇就把这事交给柯庆施去办。然后这些人履行那个手续（写反共启事之类）就出狱了。这些人都是精英，活动能量非常大。想当年白色恐怖的年代，他们都可以响应左倾号召跟敌人拼命。现如今国共再次合作，那简直是如鱼得水；出狱之后安子文留在华北搞组织工作；薄一波等人赴陕西和阎锡山一起搞统战工作，成绩喜人。建国之后，这批人有的成为政府的高层官员，多半成了省部级大员。文革开始，这些人又成了那狂欢盛宴上的下酒菜，变成了叛徒集团，直到七八年才得以平反。 反而是刘格平一直在狱中守节，不能不佩服他的原则与傲骨，同时也是浪费大好时光。在这段时间里，鬼子在占我领土，杀我同胞。如果不是国共两党为了各自的利益明争暗斗，刘格平这种不要命的角色当是鬼子不愿面对的那一类。悲乎！ 现在看来，刘少奇这事干得对。然而在斗争年代，这是一个破绽，一个巨大的破绽。这个破绽伤害了安子文、薄一波等人，也伤害了刘少奇自己。 再次审视事情的过程，发现刘少奇处事的手腕非常灵活。再从这件事反过来看奉天被捕，刘少奇在狱中很可能说过或者干过一点违心的事，也就是说落下了把柄。在中央文革那帮整人专家的眼里，只需要一点点证据，就能整出足够的材料送人去另外一个世界免费旅游——当然，是单程票。 现在回过头来看白区时代的刘少奇，写了很多文章，干了很多事。在刘少奇拼命干活积累威望的同时，那些能和他匹敌的工运牛人都在干傻事，或者说倒了霉。 说起中共的早期领袖，当首推李大钊和陈独秀。李大钊英年早亡。文斗结束，陈独秀的政治生命结束，也靠边站了。李大钊和陈独秀是那种思想比较激进的学者，干不了政党领袖的活。相比之下，胡适的选择还要好一点。 接下来就是瞿秋白了。从他的遗书《多余的话》来看，他连激进学者都不算，最多就是个文人。文人就文人了，居然成了共产党领袖，领导搞工运，真是难为他了。仔细观察瞿秋白，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莫名其妙。莫名其妙地成了共产党领袖，莫名其妙地下岗，莫名其妙地死掉。然而他是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即使在生死关头，依然经得起考验。 罢工最牛的人当属李立三。他应该是罢工中的大哥大。因为工人运动的崛起而崛起，又因为工人运动过于剧烈而跌落。前面已经说过他。在安源路矿时代，国共还没有合作，他就已经是最高领导，躲在后面遥控指挥了。这一次也一样。此时的李立三已经是中央委员。但他依然活跃于第一线， 东游西说、上下串联，战斗力超强。他说：“我们中国工人受尽了日本老板的压迫和虐待，现在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罢工这条路。我们这次罢工，一定要同日本老板拼个你死我活。只要大家团结一心，坚持斗争，就一定能使日本老板屈服于我们工人。”这话说得相当有鼓动性。正是这股子劲， 造成日后那种不要命的斗争策略。 就李立三而言，套用一句古话：成也罢工，败也罢工。 向忠发是另外一个典型。李立三红得发紫那会，他是中共一把手。他之所以成为一把手，也是因为罢工。毛泽东之前的中共一把手都是学者或知识分子，比如说陈独秀，比如说博古。只有这个向忠发是工人。从向忠发成为一把手之后的表现，以及被捕叛变（存疑）的经过来看，他显然不合格。这点后面再仔细分析。 邓中夏、蔡和森、邓培、王荷波这几个人也是工运时代的领袖，是比较纯粹的理想主义者，拥有各自的传奇。比如说邓中夏，是资格最老的共产党员之一，曾经参与创办上海大学，其中一个学生叫康生。蔡和森和向警予的故事是那样地感人、那样地绚丽，今天读起来依然让人神往。和向忠发一样，中国土生土长的工运领袖邓培和王荷波，也和向忠发一样没熬出头：邓培死在广州，王荷 波死在北京。不过他们的死是烈士的死，没有向忠发的背叛行为。 看看这些早期的工运领袖，可以说死亡概率非常的高，不亚于战场上的死亡率。刘少奇本人也是九死一生。虽然他修成正果，依然是结局悲惨。结局悲惨，就源于白区时代留下的祸根。这个祸根当然不是指奉天被捕或者 61 人案。这些只是一个破绽，一个表面现象。毛泽东也被捕过，从没有人敢追究。刘少奇的惨淡结局有更深的原因，这里要说一说。 这个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凭借长时间的艰难处境，结合自己的才华和修养，领悟出来的组织能力和思维方式。这种组织才华和思维方式表现在后来的建国治国方略上，就是所谓的治本主义路线。为啥这么说？很简单，刘少奇长时间和国统区的人打交道，和国统区的官僚机构打交道，潜移默化之中吸收、学习了这些人的特征，知识结构乃至思考方式和这些人的差别并不远。国统区也有很多精英，组织能力、统战能力一流，刘少奇和他们周旋时不可能不受他们的影响。 这种经历不是苏区将领诸如彭德怀、林彪、高岗能体会到的。所以他们认为刘少奇官僚、修正主义，要打倒。 最后真正通过白区考验的工运领袖只有刘少奇一个。他要不代表白区，那谁代表白区？还有项英，他也挂了。只有周恩来了。以周恩来在军队、特科的实力，加上国际派支持，再来个白区党代表，那也太强悍了。刘少奇成为白区正确代表，除了自身情况之外，还有一个人必须要说，那就是毛泽东。没有毛泽东的首肯，刘少奇无论如何当不了白区正确代表。 （九）刘少奇和毛泽东 在安源大罢工期间，刘少奇第一次见到毛泽东，那还是文斗刚起步的时候。在随后的工人运动中，刘少奇远比老乡毛泽东活跃。五年光阴转瞬即逝，进入武斗时代。 武斗是朱德、贺龙、彭德怀、林彪等人的天下。一次又一次的暴动，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一次又一次的轰轰烈烈，却没有刘少奇啥事。按照正统的说法，这些年刘少奇同志到了国统区发动群众， 做了很大贡献。 武斗之后，毛刘二人再次相见是在遵义会议上，和所有后来得到毛泽东认可和嘉奖的同志一样， 刘少奇在会议上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随后就是一系列代表，执行了一系列政策，如此这般， 唯独没有指挥过战争。在新四军干了一阵子，仍然没有指挥过战争，还和陈毅搞僵了。提拔一个饶漱石吧，最后和高岗一道反水。唯一的收获便是结识粟裕了。 如果光看形势，武斗以来，刘少奇确实没干多少值得大书特书的事。虽然勤勤恳恳地工作，为党为国为理想日夜操劳，却并不具备决定性的影响力。这也没啥，毕竟在战争年代，风光属于林彪、彭德怀他们。 但是正是在战争年代，刘少奇越过那些赫赫有名的战将，甚至越过红军总司令朱德，越过一直活跃于中共最高层的周恩来，直接成为党内第二号人物。有点奇怪是吧？ 这个奇怪的表象，有三个内里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一本书，叫《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写于一九三九年。书的内容并不高深， 主要就是讲共产党员要怎样怎样、为啥要当一个共产党员、以及怎样当好一个共产党员。从党员的行为规范一直讲到党性，性质等同于中国共产党的《礼记》。 有了这本书，中国共产党人就有了自己的伦理道德观：同志之间如何相处，如何对待领导，心里都有一个谱。即使在日后的历次运动中受到伤害的同志，也可以从这本书中吸取能量。 这本书刚刚发表时引起一定反响，但说很大反响也不客观。毕竟那时候大家都在前线拿着枪一边跟鬼子拼命一边提防蒋委员长，过着东躲西藏、朝不保夕的日子，哪有空学习这个啊？但是这本书的重要性堪比任何一场战役。一场战役的输赢，影响是暂时的。这本书却是从根本上区别了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这本书之前，共产党人也就是一个泛泛的理念，为了崇高理想跟敌人拼命，不怕断头流血之类的。这本书制定了党员的行为规范，属于纲领性的文件。这也正是毛泽东看重刘少奇的原因。 从延安整风运动之后，这本书的影响越来越大，成了共产党人的教材。第二个原因来自一项发明——毛泽东思想。 这个发明的伟大意义无须累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出现，标准着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切实可行的思想体系，不用凡事都去马克思列宁那里取经了。这个思想形成于延安整风运动。 延安整风运动，对很多人而言是一场噩梦，对刘少奇而言却是一次机遇。这个运动实质上是由毛泽东同志发起，经过刘少奇等人推动的。 正是通过延安整风运动，不太听话的将领（如彭德怀）听话了，还有反对过毛泽东的大佬（如周恩来、博古）检讨了，还有不少党员“被拯救到马克思那儿去了”。 正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刘少奇和毛泽东结盟，标志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此后刘少奇成了白区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成为党内排名第二的大人物。在那种党指挥枪的情况下，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 这件事在这里先放一放，后面会详细说。 刘少奇之所以取得如此高的地位得益于第三个原因：没有军方势力，且资格、地位均不如毛泽东。当时的革命力量虽然有苏区和白区两个部分，然而白区地下党的工作只是起辅助作用，主力还 是在苏区。在苏区的都是军人，这些军人在恶劣的环境里和敌人打仗，下了战场不免要露出本色— —粗人。有的军头（如彭德怀）见了毛泽东张口就是老毛。在艰难的环境里，这样叫固然亲切。但是作为一个政党，一个志在夺取领导权建立新国家的政党，基本礼仪是必须有的。军人们对这个似乎不太在意，老子打赢就行了，管那么多干嘛？ 白区出身，长期游走在各种机关单位的刘少奇对此相当熟悉，干起来得心应手，这是一个方面。还有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知道，毛泽东虽然参与创立中国共产党，但是早期的党内地位并不太高。除了井冈山早期过了一段天高皇帝远，谁也管不着的生活外，后来直到遵义会议才逐渐掌握了领导权，即便如此也拿张国焘没办法。 在中共早期的牛人中，陈独秀右倾了，瞿秋白、李立三左倾冒险了，张国焘失败了，实力派人物周恩来归顺了。刘少奇虽然工运搞得不错，但入党没有毛泽东早，地位从来没有毛泽东高，还戴过右倾的帽子。而且在白区地下党的岗位上干得不错，工作能力很强，且任劳任怨。有了这样一个精通业务的帮手在身边，麻烦琐事全部推掉，何乐而不为呢？ 毛泽东可以给刘少奇一个很高的位置，用来制衡军方那些巨大的山头，同时又不会跟军队走到一起，可谓一举多得。 正因为刘少奇没有军方背景，毛泽东外出，才能放心大胆地把中央党内事务交给刘少奇。这才有了重庆谈判期间，刘少奇代理老大的事。 从此之后，中共中央形成这样一个格局：军内大佬管打仗，刘少奇和一帮理论家管党务理论， 周恩来管党务之外的所有事（外交、统战之类的）。毛泽东高高在上，负责战略运筹。这是一个相当成功的框架。它让中国浴火重生。 毛之用人，高啊！ 毛刘同盟主导中国政坛数十年，大饥荒之后出现裂痕，到文革才彻底断裂。现在看一看这部对新中国影响最大的二人转。 三、政治二人转 （一）毛刘结盟的起源 在他们成为政敌之前，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密切。解释两人之间的关系， 相当于在森林里捉迷藏，难啊！ 刘少奇和毛泽东是老乡，比毛泽东年轻五岁。 现在去湖南旅游，从花明楼（刘少奇故居）到韶山（毛泽东故居）二十公里左右。即使步行， 也用不了一天的时间。当然，年轻时代的刘少奇没有步行去过毛泽东的家，毛泽东也没有步行去过找刘少奇。两人虽近，彼此并不知晓。 两人老乡见老乡的故事上演于一九二二年，陈独秀派刘少奇回老家搞工运。当时刘少奇入党之后刚从苏联回来，毛泽东更是在一年之前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两人初相识，毛泽东就委派这位老乡去领导工人斗争。然而文斗时代的毛泽东并没过多参与工人运动，风头远不如刘少奇强劲。 随后两人一个在苏区一个在白区，交集不多。遵义会议的时候，刘少奇再次支持老乡毛泽东， 然而当时正处于生死存亡之秋，大家想的是如何逃跑，以及跑到哪里去，没时间也没心思拉关系、搞感情。结盟那啥的，还是等到闲了，有时间解决问题了再说吧。 啥时候有空呢，那就等吧，等两年再说。两年之后，也就是一九三七年，空闲来了。说这个之前，还得把时间倒退十年，先理一理之前的那些条条框框。 话说白色恐怖到来，文斗结束，武斗兴起。 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即南昌起义之后，毛泽东搞了秋收起义，一系列的风云际会之后，毛泽东把队伍拉上井冈山坐等各路英豪来投靠。若干年之后，江西那个地方不仅达到了武装割据的目的， 还建立了政权，让老蒋一次次围剿一次次失败，一时好不威风。但正是这个时候，毛泽东把权力给丢了，丢得一干二净。 是毛把权力扔了？不可能！是毛没能力了？也不可能。是毛被排挤了！比起武装根据地的拉风， 中共中央居然在上海混不下去了，迁到江西。加上一批从苏联回来的满腹洋墨水的青年，一合计就把毛泽东给排挤了。 根据地是毛开辟的，然而毛什么都没有了。因为毛既没有出过国，战略战术跟苏联那套背道而驰，因此被尊为“山沟里的马列主义”，也就是拿不上台面。排挤毛的是那些人呢？具体来说就是历史书上提到的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这些人在苏联受过正宗的共产主义教化，以正统自居。没办法，当时中国受共产国际的支援且听其指挥。 洋派的这些有志青年，理论水平都是一流，看过很多书，背过很多经典教条，是优秀的书生。这些人要干一番大事业的勇气可嘉，却忽略了一个现实问题，干事业的前提是会打仗，他们不会打仗。不会打仗就算了，偏偏自以为能打仗。在不会打仗而自以为能打仗的书生的领导下，根据地就没了，要长征，说难听点叫逃跑。书生误国啊！ 现在流行一种瞎扯的观点，认为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的位置一下子从地上升到天空。任何政治团体，在最高权力过渡时，如果不想出乱子，就要慢慢来，平稳过渡。当时共产党非常弱小，又在逃跑的路上，如果再出点分裂什么的将非常危险。所以在遵义会议之后，所谓毛泽东重新上台， 只是重掌军事指挥权而已，党的最高领导人叫张闻天。当时的毛泽东，只不过上升势头比较猛，还有人可以不买他的账，和建国之后那种高高在上的地位相差甚远。 那时毛泽东虽然上台，依然被迫承认苏维埃时代“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就是说被迫承认那种让地盘（苏区根据地）和人手（军队）损失百分之九十的策略很对头。是不是很搞笑啊？其实一点也不，那是各个方面妥协的结果。政治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先妥协后算账。 在政治的涡流中，一味讲原则意味着天真鲁莽；只懂得妥协、和稀泥牟利，那是政客；真正的政治家除了妥协之外，还要秋后算账。听起来似乎怪怪的，但算账也有多种算法，赶尽杀绝是一种， 团结帮助也是一种。高明的政治家在秋后算账的时候，都是对个别赶尽杀绝，而把大部分人团结到自己这一边来。像苏联空降兵王明同志，以及书生博古上台之后瞎搞一通，只会坏事。 遵义会议期间，形势恶劣，必须团结帮助。毛泽东出山只是搞军事。把党务让给张闻天，是一着妙棋，在后来和张国焘的肉搏中，张闻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没有张闻天，毛泽东要在党内战胜张国焘将更加困难。没有以张闻天为首的苏联派力挺，或许张国焘不用南下了，直接把毛泽东干掉。那样中共历史将改写。正因如此，在后来的庐山会议上，张闻天表态支持彭德怀时，毛泽东认为问题严重——因为毛泽东知道张闻天这位前任的政治能量和威信。 毛泽东走上最高领导的岗位需要一个契机。契机来自一九三七年。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被迫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暂时不再进攻延安。这时候大家终于可以喘口气了。既然有了空，那就反省之前的事吧。共产党反省的方式就是开会。开会讨论之前究竟怎么了，以致现在搞得这么狼狈，还不如井冈山时代了。 问题大大的，特别是远在苏联的王明同志，简直罪大恶极。毛泽东打算在政治上批判王明的左倾路线，把曾经跟随王明的同志们团结到自己身边来，带领他们打下一片大大的江山。但是毛一直没突破口，因为在之前的权力转让的过程中，作为交易条件，只是说当时的军事路线错了，让李德那个外国佬滚蛋；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是对的，所以让他出来搞军事，根本就没有涉及到政治路线。毛泽东也承认之前的政治路线是对的（不承认不好出山啊）。大家都是聪明人，在那危急时刻，生 存是第一位的。在生存前面更像一种扯皮。如果当时在政治上扯皮，估计扯到阴间也扯不完。 现在有时间了，能够进行扯皮了，毛泽东也通过了考验，需要通过政治手段高升一步获得名义上的最高领导权。 如果是直接清算，不仅违背自己之前的诺言，还将清洗掉一部分同志。当时共产党相对弱小， 经不起折腾。毛泽东的目的是要重新整合共产党，大干一番，而非搞政治运动。最好的办法是开辟第二战场，由另外一个人挑起战火，制造一个突破口。 这个人必须有一定的分量，对中共足够了解，而且很有才华。当时党内的理论高手主要是从莫斯科回来的那帮人，但是他们是不能指望的，因为苏维埃时代的失误就是他们整出来的，不可能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周恩来是另外一个选择，但他不会去干这种事。除了周恩来的性格谦和、善于组织团结的原因外，他自己也曾追随过王明、博古，算起账来也有份。毛泽东自己带出来的人吧，打仗还行，要搞理论斗争，切切不是那帮国际理论家的对手。 突破口在哪里呢？在刘少奇那里。 刘少奇根据自身经历和理论才华给主管党务的张闻天写了一份长信，内容很长很苦涩，但结构严谨、理论清晰、语句流畅、没有错别字。信中摆了很多事实，讲了很多道理，主要意思就是讲， 十年内战期间领导有错误，这些错误既有右倾又有左倾，而且形成了“左倾传统”。因为错误的领导导致了党组织的理论被严重削弱，特别是白区政策，更是错的。总之一句话，就是之前的领导很没有水平，才导致了如此大、如此多的失误。就信的内容而言，火爆程度远胜彭德怀在庐山上写给毛泽东的“万言书”。 一九三七年的刘少奇还不是党内二把手，还不是白区的正确代表。当时党内比刘少奇的地位、威望高的人还有很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些人不说，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人都比刘少奇的地位高。刘少奇的信相当于横扫了一大批地位高过自己的同志。 刘少奇写这封信的目的和动机是啥呢？从公开的资料来看，彼时的刘少奇和彼时的毛泽东关系并不密切。也没有证据证明，刘少奇写信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或鼓励。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按照刘少奇当时的地位和处境，写这封信是冒着极大风险的。如果不成功，自己很可能被清算，至少要弄顶什么帽子戴一戴。就算取得某种成果，自己也不见得有啥好处，这封信攻击的人太多了。 今天看来，可能的动机只有两个，一个是刘少奇同志本着大无畏的高度组织纪律性写了信；第二个是政治敏感性，嗅到国际派将要完蛋了，所以写信打开一个缺口，搞一个前期投资。 真正的受益者只有毛泽东。 毫无疑问，这封信引起激烈争论，因为很多人就是跟着之前的领导干的。在之前的领导当中， 如博古同志，现在还是领导。你刘少奇凭啥说咱们不行？咱们不行难道你行？你行你干点事给我们看看先！你干了啥子嘛？啊？一番唇枪舌剑，一帮高手口舌论战，那是唾沫星横飞，场面远胜今日的精英辩论赛。大家引经据典，开口马克思闭口列宁，从恩格斯到斯大林再到毛泽东同志的言行， 那叫一个热闹。 彼时的毛泽东还不是终极仲裁者的角色，只能默认刘少奇的行为。争论的结果除了“展现刘少奇高超的理论水平”之外，还打开了一个政治缺口。通过这个缺口，毛泽东可以对过去的路线进行清算，进而登上最高领导台。 这是毛刘联盟的第一个契机，从此两人在老乡的基础上有了共同的政治目标，那就是对过去的路线进行清算。五年之后，通过延安整风运动，毛刘同盟正式形成。两人相互配合，主导中国政坛。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政治史大体可以分为两段：毛刘联合的时代和毛刘分裂的时代。 （二）延安整风 延安整风之前，毛泽东在党内的合作者是张闻天。毛泽东管军事，张闻天管党务。毛泽东通过和张闻天的政治合作来控制共产党。经过三年整风，毛泽东在党内的合作者变成了刘少奇，党内事务交给刘少奇干。但是从张闻天到刘少奇有一个巨大的转变：张闻天虽然也是一个理论家，但也是名义上的最高领导，隔三岔五地整出一叠报告出来让大家学习。张闻天的离职，标志着国际派的全面失势。刘少奇上台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完成本土化的进程。尽管刘少奇也去过苏联进修，但他的靠山并不是莫斯科而是毛泽东。刘少奇的身份只是党内二把手。 延安整风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运动，它看起来就像一个漫长的会议——一个长达三年的会议，这是中共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会议之一。站在国际的角度上看，整风之前，中国共产党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整风之后，中共成了一个独立的政党，依然依靠却不再依赖莫斯科。当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共产国际解体了。 共产国际类似于一个各国共产党的联盟，负责给旗下各个支部提供援助。中共从中得到不少好处——这些好处甚至让国民党眼红。在大革命时代，国民党曾两次申请加入共产国际被拒绝。一年之后，国民党开始清党。 对早期的中共而言，共产国际更像一个母体，以作为精神信念支柱的方式给年幼的中共各种安慰，同时也给中共各种伤害，包括把土生土长的向忠发推上总书记的位置，包括把王明空降给中共。到了后期，中共羽翼渐丰，共产国际适时解体，中共开始独立自主。 中共虽然独立了，内部却还有一批人唯莫斯科是从。通过整风运动，中共开始从精神上摆脱对莫斯科的从属关系，走向独立自主。这是积极伟大的一面，已经是历史定论，这个问题在后面还将 讨论。延安整风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纯粹的整风。 整风，整风，名为整风，实为整人。风气因人而存，要整风就要整人。既然是整人，为啥还要整呢？那就要从当时的风气说起。 当时有很多风气，比如说曾经的陈独秀同志，赞同共产党应该放下武器，结果工人武装力量完蛋，历史定论右倾。共产党成为地下党之后，李立三又搞了一段时间的左倾，地下党组织基本完蛋， 定义为左倾。这些都有定论，但是王明同志不同——搞教条。由于他是莫斯科的空降兵——莫斯科是全世界共产党的核心——凡事都参照苏联那一套。加上博古和李德二人比较给力，在中央苏区玩左倾，把苏区革命根据地基本玩完。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结束之后，军队损失一大半。损失之后， 王明同志跑到苏联当共产国际代表去了。国共合作之后，局势稍微稳定一点，王明又回来了。 王明从苏联回来，还带来了一道圣旨，圣旨曰：“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话翻译过来，就是要共产党放弃独立自主的政策，也就是共产党服从国民党，也就是把当年陈独秀的那一套再来一遍，也就是所谓的右倾。 苏联当时的注意力在欧洲，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希望中国的抗战给力点，免得分心照顾东方的日本。因为当时国民党是抗战主力，是中央政府，所以希望共产党配合国民党。当时共产党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苏联通过共产国际给中共施压。这些可以理解，不能理解的是王明。 当年在苏区，毛泽东在军事上主张游击战，王明为了搞不同，主张正规战。如今毛泽东主张和国民党在斗争中求团结，王明为了区别毛泽东，主张团结不斗争。总之两个字——不服。他要另拉山头和毛泽东对抗。勇气固然可嘉，问题是王明你行吗？ 王明的表现确实不像中共领导，而是苏联在共产国际的代言人。所以后来毛泽东批判王明，说他：别人的事操心太多，自己的事操心太少。此话一针见血。然而王明自己意识不到这一点，他还以为自己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略家，而毛泽东只是民族主义老土。懂得很多理论教条的人，多半如此。 历史证明，王明同志是个喜剧演员，上一次他搞左倾，差一点让共产党完蛋。留下一个烂摊子也不收拾，跑去苏联当代表。这一次来个一百八十度转弯，主张向老蒋妥协。虽然他的表演让人好笑。作为观众，我们不禁要问，王明同志，你自己的观点是啥？王明的观点就是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观点，并非中共面临的必然选择。 接下来就是“皖南事变”。皖南事变的原因除了一年前百团大战很给力，引起蒋介石的注意外， 另一个原因就是这种服从蒋介石的“右倾”思想。当然还有其它原因，比如说项英和毛泽东不和。当时延安的风气还不止左或右这些，军内还有各个山头，大家孤立在不同的地方，思想、行动相差 甚远。 既然有如此多的风气，那就整风吧。 整风运动的发起人：毛泽东；推动者：刘少奇，任弼时。 目的是啥呢？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领导整风运动的组织：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组长，毛泽东。这个组织诞生之后就成为党内权力最大的组织，就像后来的中央文革小组在文革中成为最高权力机构一样。不少人认为，延安整风就是文革的彩排，这些话有些道理。 既然名曰学习小组，那就学习吧。学习小组实际上就像一个补习班，相当于一个高级别的补习班，能进这个补习班的，要么曾经显赫一时，要么就是一方精英。在这个补习班里，教书先生是毛泽东，他的助手是康生、刘少奇、彭真、罗定一等一帮理论家。 毛泽东和一帮理论家带领大家学习，给大家补习功课，看起来相当温馨。这种温馨只是表象而已。通常意义上的学习，是学习知识求得自身进步，此次学习却是另一个模样——找自己的缺点。就是本人之前干过哪些错事，导致了哪些严重后果，应该怎样改正。同时还要指出，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才得到这么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本人可能已经被万恶的蒋介石抓起来坐牢杀头了。本人以后坚定地沿着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正确路线前进。 通过这个学习，同学们学到不同的知识，认识到自身的不足。 博古同学热爱学习，最先学习到一些关于自己的知识：本人在井冈山后期犯了严重错误，给党和军队造成了很大损失。本人是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和发挥者。本人辜负了广大同志的重托，辜负了老百姓的期望。希望大家再给本人一次机会，让本人好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发光发热。当然博古同学不是一个人在学习，他还代表了凯丰、邓发等人。 张闻天学到的是：苏维埃后期的路线是错误的，对待毛泽东同志的做法也是错误的，这些是老账，必须算清楚。只有把这些老账算清楚，才能统一思想步伐，迎接新时代。这个新时代，就是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全党全军大踏步前进。 王稼祥学到的是：知识分子缺乏经验，生搬硬套苏联经验，所以导致了一系列失败。现在好了， 有了正确的领导和方向，前途一片光明。 学习班刚开始时，周恩来在重庆搞统战。期间父亲去世了，大哭了一场。等他回到延安，补习班已经开课有一段时间了。长期以来就热爱学习的周恩来同志当了一回插班生。在学习班里，周恩来同志学到的是：本人曾经错误跟随王明路线，错误地批判过毛泽东同志，造成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被撇到了一边，造成了严重损失。本人有错，本人认错，此后本人将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 下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和周恩来一起学习的还有陈毅。 和周恩来一样，彭德怀一开始也不在补习班，而是守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进入补习班之后， 通过数十天的紧张学习，彭德怀认识到：本人发动百团大战的时机是不对的，没有领悟毛泽东同志以游击战保存实力的意图。战斗的结果引起了鬼子的反扑和蒋介石的注意。这一战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观念相冲突。在以后的战斗里，本人一定虚心向毛泽东同志学习。 经过一系列教学之后，毛泽东成了所有人的老师，可以说非常成功。但是却不能说百分百的成功。为啥呢？因为王明同志不愿意当毛泽东的学生。在毛泽东开这个补习班的时候，王明同志一直在生病，没有来上课。 换成别人也就算了，王明不一样。按照教学大纲，是王明同志造成了中华苏维埃的损失，他不来上课，这课就少了很大的象征意义。请客吃饭，却少了主角，当然很遗憾。 当然王明同志也有他自己的理由：本人没在苏区待几天，直接负责的是博古、周恩来等同志， 不能把账算在我身上。再说王明当时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基本上是传达共产国际的政策，没有办法对共产国际说你错了，是吧？共产国际在时，不敢说；解散之后就没地说了。但是中共要独立，要本土化进程，就必须对过去的事进行批判。王明是一个天然的批判对象。和博古、王稼祥等人不同， 当时的王明还有相当的威望。既然如此更要批判了。 中共高层中，被批判却不认账的只有两个，一个是王明，另一个资格更老点，叫张国焘。这两个人让毛泽东很窝火，到后期的政治运动中，一不高兴就说：不满的同志可以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我去上山打游击。 然而王明同志远远不是补习班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在哪呢？在中下层。中共在战争期间虽然紧密配合，但内部却也是派系林立。连毛泽东自己都承认——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整风就是要削平党内、军内的山头和派系。 所谓派系，就是一群人跟这个，又有一群人跟那个。有人因为羡慕某个人加入共产党，又有人从国统区跑过来就是因为某人，乱着呢。国民党统治区内那一块块的根据地，就是一个个山头。孤立的各个局，缺少交流，基本上都是一个个派系。像华北局，就是跟着刘少奇的。后来的东北局就是高岗的天下。大家和蒋介石同志拼命的同时，彼此之间还有很多芥蒂。 这些派系、山头的领导人挨了批，下面那帮人当然不爽。不爽就要表达啊，怎么表达呢？那时候没有网络，邮件、博客之类的玩意还还在遥远的未来，连印本书都很困难。写匿名信吧没处发； 上访吧，不敢。同志们充分发挥创造力，发明一种信的表达方式：即把自己的不满直接用锅灰石灰 （油漆很贵）写在墙壁上，条件好点的写成传单贴在墙上，号称墙报。那玩意还不如现在的小区宣传栏，但在当时的确非常有效。 墙报曰，批判这个领导是不公平的，为啥不批评另一个？什么人公报私仇，陷害什么人之类的话。有些人就和现在的网络愤青差不多，愤怒夹杂私货一泻而出。他们很快就要为自己的愤怒付出代价。如果世上有后悔药，他们一定买一包回来吃吃——因为他们招惹了一位惹不起的人物。 这人是谁呢？就是久经考验的康生同志。 （三）康生的身手 这下好了，整风本来就是为了统一行动的，现在出了这么多乱子，怎么办？那就扩大呗。对上层人物，那叫整风，曰思想上清党。就算是错误路线代表的博古或者王明，只要低头认错,表示以后跟着毛老师学习就行了，思想清党成功，保底是个政治局委员。 对下层人物就没有那么客气了，用另外一个词来形容，叫审干，又名组织上清党。 为了审干，中央成立一个反奸斗争委员会，由毛老师的两位助手负责。主任是刘少奇，但业务工作主要由副主任康生来搞。康生同志本来就干过特务，业务水平一流，据说得到张汤、来俊臣等人写的整人秘籍，并且本着发扬中华传统国粹的精神，还有所创新。 主要科目分为两大块：一是摧残肉体，二是折磨精神。 啥叫审干呢？就是查查你是不是特务，有没有给万恶的国民党提供情报。按道理说，这是防止敌人渗透，是好事。按照正常情况，怀疑一个人是不是特务，得先找出证据，然后再定罪。但那时候不一样，监控设备、窃听装备都没有，只能用最原始的方法。 康生同志是这么干的：怀疑你就把你隔离，先把你全身每一个毛孔都搜查好几遍；接下来再把你的窝翻个底朝天；再接下来就去审问你的亲戚朋友，问你有没有反常表现。 要是这么一路下来还没有得到想要的线索，你心里想，该放人了吧？康生同志会用实际行动告诉你，刚刚布置好外围工作，进攻才刚开始呢！进攻的方向当然就是你。你可能被五花大绑吊起来， 一瞬间就会让你冷汗如雨，全身瘫软。如果你运气够好，很快昏过去，忘记了那种痛苦的滋味。如果你运气不够好，昏过去之后可能被冷水浇醒，继续享受。当然这只是其中一道菜，还有很多别的美味，比如说把你的头发拔下来等等。 这是身体能享受到的待遇，还有精神上的。怎么招待你呢？一天二十四小时有不同的人为你服务，让你忘记吃饭、忘记睡觉、忘记胡思乱想，一直在反思哪里做错了。不仅如此，还会有人拿枪在你面前比划，说最近局势很紧张，我很忙，没时间陪你耗之类的。 你说你恨不恨康生同志？当然恨啊！ 这绝对是一个得罪人的差事——然而康生干得有声有色，取得优异的业绩。以至于有人为中共 叛徒张国焘同志说好话；有人闲来无事为汪精卫翻案，以此哗众取宠，就是从来没听到过为康生同志叫冤翻案的——尽管康生同志比张国焘更有才华，生前比汪精卫享受更多尊荣。不容易啊，康生同志，你很成功！ 康生，山东胶南人，生于一八九八年，和刘少奇同年。生前德高望重，死后遭众人唾弃。 康生生于名门望族，受过良好教育，二五年加入中共，当过一系列干部，拥有多重身份。这些身份中有一项是特务。正是这段经历，康生审查别人得心应手。 康生同志业务能力了得，做人也了得。王明得势那会，康生是忠实的粉丝。然而凭借自身的精明，在清算王明路线时，康生竟然一跃而成为反王明路线的英雄，近身为毛老师的助手，真是奇迹。康生同志不仅安然通过历次残酷的运动，而且在每一次运动中都扮猪吃老虎。很多地位比他显赫的人都落到康生的手中，康生对此很满意。 在延安整风中，康生同志迎来人生的第一次高潮。他很好地用实际行动迎接了这次高潮的到来， 并为此准备了精彩的表演。所谓表演，就是抓特务。康生同志通过自己的技术手段，在延安抓到很多特务。特务数目从一个班上升到一个排，再上升到一个连……到最后连主任刘少奇都搞不懂：既然延安有那么多特务，怎么没有重大机密泄露事件？ 当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柯庆施，据说和刘少奇有矛盾。当年刘少奇挑战张闻天时，柯庆施骂过刘少奇“老右”。此次整风享受反革命分子的待遇，接受身体和精神双重考验。眼看就要完蛋了，被毛救下，成为毛的粉丝，后来成了反对刘少奇的铁杆。此君逝世于文革之前，曾留下经典语录：跟从毛泽东要到盲从的地步，相信毛泽东要到迷信的地步。柯庆施主政上海期间，为上海的经济建设做出很大贡献，留下很多财富。当然还留下一批人，比如说张春桥同志，比如说姚文元同志， 他们后来都成了老对头刘少奇的克星。当江青同志在北京没人理会，她跑到上海来，立刻被他供奉起来。 陶铸的事也差不多，也是被毛临危解救。但陶铸为人正派，文革初期因不赞成“文革”演变为“武革”而被打倒。叶剑英的夫人也被整出精神病。这些有名气、有地位的人尚且如此——他们有毛泽东保，地位更低的人，毛泽东够不到的人就惨了，特别是那些从外地来的。 张克勤是一名共产党员，到延安深造。他的父亲曾在兰州被敌人逮捕，他本人对领导提过偏激的意见，于是乎一名与他一起来学习的同志检举他是特务，于是乎康生下令把张克勤看管起来。此时年仅十九岁的张克勤享受如下待遇：六天六夜的“车轮战”肉体折磨和“假枪毙”的精神威胁， 以及“坦白了可以保留党籍”的诱逼后，张克勤再也忍不住了。十九岁的年纪还是个孩子，能支持六天六夜已经相当不简单了。张克勤，你已经够硬了。 张克勤同志招出了甘肃地下党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红旗党”，是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 之类的虚假口供。而他当时并不知道这一切。什么“红旗党”、“国民党的红旗政策”这一类词，全部是审讯他的人的提示。经过他一番胡扯，当初与他同来延安并揭发他是“特务”的人成了“特务”！ 取得这么大的成果，康生相当开心。 张克勤以为这下完蛋了，胡说八道这么多估计要枪毙了，那就等死吧。然而现实出乎意料，康生同志不仅没有继续摧残张克勤同志，还让他摇身一变、享受了一下新郎官的待遇：骑着高头大马， 佩上红花，到各机关学校作演讲，介绍他的“特务”经历和反悔过程，并鼓励更多的张克勤站出来。这手段让戴笠都自叹不如啊！ 根据张克勤的瞎编乱造，康生得出如下结论：来自甘肃、安徽、湖北等地的地下党组织都不可靠，需要抓起来重新审查，一夜之间抓了好几百人。这些人成了康生刀俎上的鱼肉，任凭康生处置。康生同志也在一夜之间找到当阎王的感觉，那叫一个爽啊。 有个叫王实味的作家，因为对延安整风略有不满，惹了康生同志。经过一系列操作，王实味成了罪大恶极的人，什么特务、奸细、叛徒、反党、托派……一长串的帽子免费赠送。对于这样的人， 下场只有一个——处决！你不是有才么，不是作家么，脑袋只有一个吧？那就割下你的脑袋，看你还有没有才华？ 康生整人狠到啥程度？从彭真身上可以反映出来。当时彭真是中央党校副校长，曾积极参与整风运动。彭真自己也承认错误：“延安整风嘛！我得罪了一些人，后来我与他们见面就道歉。不只道歉一次，是反复道歉！”然而整风运动比较积极的彭真对康生都看不下去了，向毛泽东反应情况。如果说彭真的分量不够，看看毛泽东的反应。 接下来毛泽东也认为康生干得过分了，多次向受到伤害的同志“脱帽致敬”、“鞠躬敬礼”赔不是。四五年五月份毛泽东在中央党校讲话：“整风运动中的一些问题，是则是，非则非，搞错了的，摘下帽子，赔个不是。”说到这里，毛泽东向听众行礼赔不是。四五年二月，毛泽东再次在中央党校讲话中说：“审干中，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别的地方搞错了，谁负责？也是我，因为发号施令的也是我。” 应该说彼时的毛泽东还是很有风度的，至少比文革那个时候更有风度。能让毛泽东这种人一再认错，可见康生同志的“战绩”多么强悍。然而康生并没有被就地正法。原因很简单，毛泽东保护了他。为啥呢？因为当时正值战争年代，局势很险恶。延安时常面临来自敌占区特务的威胁，需要康生这种人。 康生的故事证明，正义并非所向无敌，在非常时期，邪恶之人只要有用也能生存。 康生的真正破坏，除了延安整风运动中整了很多人，还为未来的政治运动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 即不论你是谁，只要搞点材料、给你个帽子，就能侮辱你的精神、折磨你的身体。后来的刘少奇和彭德怀就是典型。 看看康生这个人，名门出身，精于文物收藏鉴赏，写得一手好字，怎么看都像个“贵族”。实际上却是“跪族”。此人甘愿跟着强人身后吃屎，从来没有自己的主张。虽然生前尊荣，死后却遗臭无穷。从康生同志身上，你很难找到人格、尊严、理想、信念这类词。但是这种人从来就存在， 只为充当强人的爪牙而存在。 毫无疑问，康生是精明的，不然不会历经各个时代而不倒；毋庸置疑，康生是有才的，当时和郭沫若并称“郭老”、“康老”；康生以“鲁赤水”作画，和齐白石起名。透过精明和才华，背后却是一身的媚身软骨。 如果说整人还有无奈，那么作为鉴赏家的康生就让大家没话可说了——非常的无耻：常常以鉴赏为名从国家博物馆里拿点东西出来，鉴赏之后就变身为收藏家，自己收藏了，人品可见一斑。很难想象一个有知识、有素养、见过世面的人如此极品。放在中国历史人渣榜上，也会名列前茅吧。 从康生身后的遭遇来看，验证了一条规律：酷吏是没有好下场的。生命是宝贵的，需要的是珍惜而非摧残。这是康生被扔进历史臭水沟的原因，估计以后也不会有人试图打捞他。 回顾一下延安整风。整了很多人，代表人物有三，以王明为首的国际派；以周恩来为首的毛泽东之前的中央实力派；以彭德怀为首的军方大佬。 整风运动有两个主要推手：康生和刘少奇。 康生主要是审干，开创了党内摧残精神、肉体的恶劣先河；而刘少奇是在造神。 （四）刘少奇在造神 说完康生，说说补习班毛老师的另一位助手刘少奇。 应该说，刘少奇也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主要受益者之一。他没有像康生一样干那种万人唾骂的事， 他干了另一件了不起的事——造神。 延安整风和文革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延安整风总体上讲还是非常有利的。没有延安整风，很难有后来解放战争中那种高度一致的整体配合。 延安整风留下两个巨大漏洞，一个是康生审干，为后来的政治斗争对待失败者开了恶劣先河， 后期的彭德怀和刘少奇都是受害者；第二个就是刘少奇的造神运动，把毛泽东捧上神坛，这个对日后的局势影响深远。 后来毛泽东那种近乎神圣的地位，是由很多人长年累月、辛苦努力造出来的。这些人中最为主要的一个就是刘少奇。刘少奇掀起的造神运动，起于延安整风。 分析刘少奇的造神运动之前，先看看他的性格。早期中共四大领导人中，毛泽东的个性是务实中透着大气，生活比较随性；朱德比较宽厚；周恩来则是一团和气。至于刘少奇，那就是严谨、严肃、认真。平时不拘言笑，干起工作来从不含糊，需要说话时滔滔不绝。虽然是搞政治工作的，工作方式却如工程师一般严谨，很少留下破绽。当然，这一切和白区经历有关。没有如此严谨的性格， 估计已经死了很多次。正是因为这种性格，造神运动效率奇高。 造神运动有两个部分：对下层和上层。 实事求是地讲，刘少奇对康生那一套是看不惯的。他不赞同搞人身攻击、肉体精神双重折磨。他甚至还怀疑那一套。刘少奇喜欢另一个模式——坦白反省。所谓坦白反省，就是大家坐下来好好谈一谈，谁对谁不满说出来。班长对连长说，你那天让我给你洗衣服，我不愿意，你骂我，我很不爽。连长就说，不好意思，没有注意到你的感受，下次衣服不让你洗了。就是大家沟通沟通，解开心结，像个大家庭，看起来挺温馨理想的一种方式。然而烽火连天的时代，有多少可行性是个未知数。刘少奇是通过另外的方式影响整风运动的。 前面提到过，刘少奇写过一本书——《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在整风运动中发挥了作用。书中对同志们说了，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对待同志最能宽大、容忍、乃至“委屈求全”，必要时能够忍受各种误解和屈辱而毫无怨恨之心。因为误解终究要消除，屈辱终究要昭雪。怨恨会导致同志之间更多误会，因此要忍耐。只有做到这一点，才是经受住了党内斗争的考验，才是党性修养到家的表现。对领导要足够尊重、爱戴，因为领导是好意的、善良的、无私的、怜惜下属的。即使领导错了也要有理说理。根据这本书对领导的要求，就是领导要体恤下情，时刻为下属着想。 概况一下这本书：给党内铁的纪律蒙上一层温馨的面纱，千年以来表儒里法制度的再一次翻新推广。毛泽东曾经兴致勃勃地问薄一波：“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写得好，你读过没有？它讲‘修养’，我讲‘整风’，意思是一样的。” 说白了，就是集权，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集权。 按照这本书的意思，康生同志搞“抢救运动”，四人帮搞文革，大家要忍让。很多优秀的共产党人确实相信了这个理念。刘晓同志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因为在白区工作，经历比较复杂，到延安开会时被康生打成特务。根据他自己的回忆享受了这样一些待遇：十天十夜坐在一个小板凳上， 接受两个人一组“车轮战”式的审问。审讯者常常拿枪在他脑袋上比划。那意思不用多说吧？ 刘晓这样描述当时自己的心境：在这种情况下，我一点也没有害怕，立刻想到的是少奇同志的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少奇同志在该报告中曾明确指出，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冤枉、误会。我若真 的被枪毙了，是为自己的信仰而死，要经受得住这个冤枉误会，何惧之有？ 一年后，刘晓恢复了自由，心情愉快地投入了新的工作。在文革中，刘晓再次被打成“苏修特务”，母亲被逼死，父亲哭瞎了眼睛，儿女一疯一傻，妻子过早地离世。 很多优秀的共产党员以自身的“宽大、容忍、委屈求全”之心对待领导，却没有换来领导的民主“修养”，反而使冤枉误会闹得越来越大，不可收拾。为啥呢？因为领导只是一个人而已，要管的事也很多，同时还要享受生活、注意劳逸结合，怎么可能面面俱到？ 这就是刘少奇那本书的致命缺陷——以人性善良为前提，把组织引向了人治方向而非法制。导致领导权力过于集中而非分散制衡。体现在最高领导那呢，就是无法无天。 我们知道，现在中共中央最高领导是总书记，一开始那会也是书记。而毛泽东称为主席，虽然就是称呼的不同，差别却大了。 建党之初，陈独秀提出中共采用相对民主的委员制，委员中推举一个书记负责联络。这是一种分权的领导体制。尽管陈独秀本人乐于充当“大家长”，权力依然有限。莫斯科空降兵王明，组织上的权力也有一定的限度。 这个总书记设置延续到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这一年刘少奇从苏北回到延安。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在周恩来、王稼祥、王明、博古、陈云等政治局委员缺席的情况下，刘少奇和任弼时为推动整风，对党的领导体制，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动议。时任中央秘书长的任弼时提出：书记处作为政治局办事机关，成员精简为三人。如果这个提议通过，这三人将有很大的权力。刘少奇还嫌不够， 更进一步提议：书记处应设立一个主席，其他两名书记是主席的助手，书记处要能够在政治局的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与会者赞同刘少奇的意见，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书记处，以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啥意思呢，就是承认毛泽东有权干任何他想干的事。 从此，毛泽东就在党内正式成为“毛主席”，凌驾于所有人之上。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得到的第二个主席头衔，第一个主席头衔是在苏区失势，总书记向忠发赠送他的苏维埃政府主席头衔，一个虚职。这一次才是威力无边。 从法理上看，毛泽东这个“主席”具有比斯大林的“苏共总书记”更大的权力。在中国历史上， 能力超强的个人拥有巨大的权力之后往往能干出伟大的事业。比如说秦始皇统一六国，比如说汉武帝开疆辟土，都是强人和强权结合的典范。没有强人拥有无限的权力，就不可能成就如此伟业。同样毛泽东也是一个能力超强的人，拥有这种权力之后，他的军事、政治才华得到彻底释放，中国再次快速统一。而在抗美援朝之前，大多数政治局成员对是否参战持保留意见的时候，毛泽东运用自 己的权力做了最后决断。 然而历史一再证明，这种强人和强权结合终究会造成巨大的破坏作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是巨大的工程建设，造成秦帝国崩溃。汉武帝无尽的战争消耗之后，是大汉帝国迅速滑坡衰败。毛泽东在一系列的政治军事胜利之后，因为种种原因导致了经济建设的惨败，大饥荒给予新中国沉重打击。 这仅仅是整风中造神运动的开始而已，巅峰是毛泽东思想。 （五）神座下的牺牲者————国际派 所谓造神，就是让一个人高高在上，俯视众人，其他人则站在四周，表达忠心，听从领导的吩咐，服从领导的指示。既然是造神，那么原来和神的地位相差不远或者地位曾经高过神的那些人都必须打压，因为和神拉不开距离是不行的。造神是刘少奇的工作，但是仅凭刘少奇无法打压那些人， 必须由毛泽东亲自出马带领刘少奇的造神团队打天下。 第一批牺牲者，就是靠莫斯科吃饭的那帮才子，排名第一的是王明。 十年之前，王明也是一个斗争高手，通过积极打击瞿秋白和李立三上位。前面说过，王明的政治主张就是跟着莫斯科走，没有自己的主张。莫斯科指左就左，指右就右。但是王明可以博得莫斯科的青睐并非仅仅善于跟随莫斯科。那年头愿意紧跟莫斯科的人多了去了，毛泽东之前所有中共领导人基本上都是惟莫斯科马首是瞻。李立三稍微叛逆一点，说过一些不太动听的话，结果被狠批。王明之所以被看中，因为他很有才。 王明的才华并不在政治实践上，而是在理论方面。王明作报告，不论何时何地，都不需要稿子， 张口即来，滔滔不绝讲半天，引经据典、条理清晰、通俗易懂、老少皆宜。回到延安之后，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的人都能听得如痴如醉，纷纷称赞王明同志是“活马列”。建国初期，王明负责起草婚姻法，一口气讲半天，啥叫出口成章？这就是。 这可不是写穿越文章，这是在制定法律啊。这种才华，放在历史上也难得一见。然而王明这种卓绝的才华仅仅表现在理论写作上，从没在实践中表现出来。没有实权却又过于招摇，肯定要完蛋的。刘少奇的理论水平也是一流，但他懂得隐藏在毛泽东身后。 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一个不懂得政治实践的政治家注定是悲催的。王明回到延安，相当于鸟飞入笼，从此天空虽阔，和他再没有关系。回延安之初，王明有过一段快乐的时光，享受过不少欢迎会，听过不少阿谀逢迎的。身为知识分子的王明感觉很好，但他被这种感觉给麻痹了。和平时代的麻痹，可以多享受一会快感愉悦，战争年代的麻痹就意味灾难来了。 在工作方面，王明起初的职位比较高，书记处书记、政治局成员、统战部长啥的，理论上还是有权力的。然而也要看谁干，王明干就比较虚。因为能干事的没人听他的话，听他话的人都是理论家，一样干不了事。后来越干越虚，虚到最后教书去了，教啥呢？教女人！一个曾经的中共一把手沦落到延安女子大学校长。延安那地方本来就没几个女人，还要喂猪砍柴抱孩子，哪有空学习啊？ 王校长就想把外地去延安学习的女人全部招进来。组织说，不行！还有人写信暗示王明：小心点， 不要搞花样。 不仅不行，接下来没过多久，女子大学被延安大学给兼并了。王校长又成了原来的王明，有虚职，无实权，时不时要面对不友善的目光，时不时被批评。常常有人在背后说，看，这就是害我们丢了井冈山的那个家伙。 王明的最大靠山是莫斯科。然而王明回到延安之后就失去了这个靠山。因为延安和莫斯科的秘密通信系统掌握在毛泽东一个人的手里。平时是下面的人翻译，重要情报由任弼时亲自翻译。毛泽东当然不会对王明说，我和斯大林同志交换了啥意见。 失去莫斯科温暖的怀抱，政治实践能力不够强的王明成了一个赤裸羔羊，顺理成章地沦为刀俎上的鱼肉。为了改变自身处境，王明曾经改变策略，低头弯腰去称赞、吹捧毛泽东，掀起了一阵吹捧毛泽东的热潮。意思就是，我已经服气了，放过我吧，看在大家这么多年的份上，留点面子吧。 毛泽东对这种行为很受用。多年的对手终于低头了，当然很有成就感。但他绝不会心慈手软—— 就算心慈，也不会手软，也不能软。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特别在这么个拥有赶尽杀绝、痛打落水狗习惯的国度，政治有时候比流血的战争还要残酷。毛泽东继续追击，直到把“教条主义”、“左倾机会主义”等一系列标签彻底烙印在王明的脸上。 王明一个人是没有胜算的，然而国际派还是有很强的实力的。博古、张闻天、王稼祥、凯丰、邓发，甚至还要算上周恩来，如果这些人团结起来，毛泽东和刘少奇也没有多少办法。三七年刘少奇给张闻天写信时，就被一帮人硬生生给挡住了。就算共产国际解体了，莫斯科还在、斯大林还在。毛泽东和他的新领导班子必须得到莫斯科的支持。要不然毛泽东干嘛垄断和莫斯科联系的话语权？ 还不是想取代这些人在莫斯科的斯大林那里的地位！然而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 这些人都在干啥？都在争相向毛泽东靠拢！ 王明说，苏维埃时代的事，是由博古直接负责的——这是在和当年的老战友博古等人划清界限。博古呢，也在想办法改善自己的处境。此时博古的表现比王明要好。国共第二次合作之后，博 古一直跟周恩来在国统区搞统战，日子还算可以。然而这种还算可以的日子在皖南事变之后就结束了。回到延安的博古必须面对延安整风。博古采取了两手措施，一是小心翼翼（躲避康生的监视） 地跟苏联在延安的代表弗拉基米洛夫接触；二是全面向毛泽东缴械投降，承认自己的错误，写检讨， 歌颂毛泽东。 博古说：我们有保卫的力量，我们有八十万党员，我们有五十馀万在党领导下的军队，我们有巩固的根据地，我们有二十二年的斗争经验，我们有全国人民的拥护，我们有无数身经百战的干部， 最后异常重要的是我们有党的领袖、中国革命的舵手──毛泽东同志，他的方向就是我们全党的方向，也是全国人民的方向，他总是在最艰难困苦的时候领导党和人民走向胜利与光明，我们有取得胜利的一切条件。军事威胁不足以征服共产党，挑拨离间不足以分化共产党，相反，我们将更亲密地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周围，在毛泽东的旗帜下战斗并且取得胜利。 博古这么干只求一个目的——自保。他基本实现了这个目标，只是结局有点意外——和叶挺一起坠机，至今还留下一团迷雾。 张闻天原本是国际派的第三号人物。张闻天和王明是同一类人，有才，作报告的水平一流，时不时弄一大堆报告让大家学习。和王明一样，也是缺乏政治实践的能力。 刘少奇之前，毛泽东的政治合作伙伴就是张闻天。中共党史上，张闻天是一个过渡性人物。他和毛泽东合作期间，毛泽东取得对张国焘斗争的胜利。张闻天用他的才华和影响力帮助毛泽东从理论上战胜张国焘，对此毛泽东相当感激。然而张闻天必须下台，因为他的身份是总书记，党内名义上的一把手，毛泽东是终究要走上这个位置的。所以刘少奇横空出世之后，毛泽东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张闻天，说张闻天从莫斯科背回来一麻袋教条。 面对毛泽东的指责、挑剔，张闻天很郁闷，很想不通，然而他只能做两件事：一，检讨让位； 二，歌颂毛泽东。张闻天做得很不错，日后工作还行。如果从此以后张闻天能够隐声，应该有一个不错的结局。然而十几年后的庐山会议上，张闻天再次成为出头鸟。 最有趣的应该是凯丰。他原本是最为坚定的国际派，对毛泽东都看不上，遵义会议上紧跟博古同志，坚定地站在毛泽东的对立面，挖苦道：“你懂什么马列主义，顶多是看《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打仗！”遵义会议之后仍然撂下狠话：谁输谁赢，走着瞧。二十年后，毛泽东回忆说：“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 《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如果真是如此，那毛泽东还真应该感谢凯丰。 然后凯丰很快转而支持毛泽东，在批判张国焘时相当卖力，错批了不少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之后随博古一同工作，然后一起返回延安。整风运动之初活跃过一阵子，批判王明、博古的错误路线。然而作为那个路线的一员，他自己也是跑不掉的。不过凯丰同志的结局还不错，早逝，避开了后来 历次残酷的政治运动。 其他人，如王稼祥、邓发等人表现都差不多，积极检讨，然后争相歌颂毛泽东。 王稼祥最先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说法：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 ──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邓发则写文章说：“青年们！我们究竟走‘中国之命运’的道路呢？还是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道路呢？我想一切有国家观念、有民族天良的热血青年，为了他的理想，为了他的人格，为了保持他那纯洁的良心，他们绝对不愿意走那法西斯黑暗统治的「中国之命运」的道路的，我相信中国青年是会选择引导中国走向独立、自由、民主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道路的。” 看看国际派这些才子们，不说还手之力，连招架之功都没有，还没过招就土崩瓦解了。他们真的如此不堪一击么？当然不是。他们不是失败了，而是投降了。失败和投降有区别么？区别不大， 但还是有区别。 这些人都是第一流的人才，受过很好的教育，文化水平没得说，都是刻苦用功，且身处逆境从不当孬种。敢于在那个时代投身共产党的，就算身子看起来弱不禁风，骨头也足够硬，内心也足够强大，瞿秋白就算光辉代表，庐山上的张闻天表现也不差。也许他们的政治实践能力不怎么样，拉队伍也不见得行，但是理论水平绝对一流，骂人不吐脏字。搞辩论、政治骂战绝对不在话下，穿越回三国打嘴仗，放在江东儒生中不见得比诸葛亮差。而早期的中共政治局也是唾沫横飞，大家吃不饱穿不暖，唯有用精神代替粮食——开会。 既然开会，也就免不了口舌之争，一帮口舌强人怎么会如此惨败？答案是——不团结。难道他们不知道团结的重要性么？当然不是。 那么为啥不团结呢？因为他们曾经团结过。 因为他们曾经团结过，失败了。曾经他们团结在莫斯科的周围，把莫斯科当成主心骨，但是惨败了。红军长征，实际上就是惨败之后的转移。 现在很多文章回忆那段往事，基本上着眼于阴谋或者利益的重新分配，忘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心理因素。 苏区惨败给那群理论家心里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他们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心中那种内在压迫，导致了一种负罪感——即对过去工作失误的一种自责。这种负罪感促使他们不是想办法联合起来迎接以毛泽东和刘少奇为首的进攻，而是试图迎合、融入这种力量，再重新开始——也就是说他们试图以毛泽东为主心骨代替原来的旧的主心骨莫斯科。 当国际派的才子们纷纷放弃原来的阵线迎合毛泽东时，并不是他们势利或者说善于见风使舵， 而是需要新的主心骨。 没有主心骨就干不了事——这正是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千百年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没有从政治的圈子里走出来，所以没有科学精神的兴起、没有技术思想的发酵、文化缺少精确性，只是一个又一个的王朝更迭。 所以在每一个王朝末年，或者说每一个乱世，都有一片知识分子在哀嚎，不是他们懦弱没种（如文天祥），而是没有主心骨来推动他们。国际派的那些人就是这样，离开莫斯科后需要新的主心骨， 和所有人一样，他们选择了毛泽东。没等毛泽东进攻，他们便纷纷举手投降。于是他们在这场造神运动中扮演了殉难者的角色。 然而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还不是知识分子寻找主心骨的代表。 （六）神座下的伤员——周恩来 前面说过，王明等国际派知识分子在寻找自己的主心骨的过程中土崩瓦解,但他们并不是知识分子寻找主心骨的代表人物。 代表人物是周恩来。 周恩来和王明他们不一样，他的实干能力远胜国际派中任何一位，他的实力也远胜国际派中任何一位。和周恩来比起来，国际派的才子们更像未成熟的义气书生。 周恩来从来没有成为当年最大的那一个，然而在毛泽东之前，他比任何一位党内负责人的能量都大。从陈独秀，到瞿秋白，到向忠发，到王明，到博古，做重大决定之前都要仔细倾听周恩来的意见。因为周恩来不仅仅是中央委员（中共六大开始），更重要的是拥有极为广泛的人脉关系，以及其他人不具备的能力。 周恩来是旅欧派核心，那一批人包括邓小平、李立三、王若飞、蔡和森、李富春、赵世炎、向警予、李维汉等人。这批人包含了共产党各个时期的风云人物。后来邓小平回忆说，周恩来像兄长一样关怀过他，大概就是指法国勤工俭学那时候吧。 在法国，周恩来还干了另外一件事——介绍朱德入党。朱德生于一八八六年，打过很多仗，打来打去觉得没意思，想找一个能托付一辈子的组织。朱德出身旧军阀，要选择一个组织，当时就是一个难题，要么国民党，要么共产党。已过而立之年的朱德决定选择共产党。做了决定之后就开始满世界地找党组织，找了一圈之后终于在上海找到了大名鼎鼎的陈独秀同志。两人一番客套之后进入正题。陈独秀对朱德相当不感冒，说你是旧军阀出身，没资格加入共产党。当时的共产党还是比 较弱小的组织，文斗事业刚刚起步，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拥有军队。而朱德这种军官，跟陈独秀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朱德很郁闷，去了欧洲，碰见周恩来才美梦成真。此时朱德三十六岁， 周恩来二十四岁。朱德是什么人不用多说了吧？战争年代的朱德可是一个巨大的象征——连毛泽东都不敢轻易触碰的象征。 周恩来还有一个身份——中共情报之父，周恩来亲自组织并领导了特科。这个机关有多重要， 打个比方说吧，当年顾顺章叛变，想要把中共中央一网打尽。顾顺章是什么人？早期的工运领导兼特工领导，了解中共高层的全部内情。然而这种事并没有发生，因为国民党的中统头子叫徐恩曾， 而徐恩曾有个得力秘书叫钱壮飞，钱壮飞是周恩来的人。顾顺章还没有被押解回南京，钱壮飞已经到上海报告了。 可以说没有这个机构就没有中共中央那些人，这个组织可以把触角伸到蒋介石的司令部。当年胡宗南带领精兵二十万进攻延安，延安仅有彭德怀指挥的两万解放军。但是两万人的军队可以牵着二十万人的军队的鼻子走，最后战而胜之，除了一大堆早已熟知的原因外，还有一个人也应该铭记。他叫熊向晖，是胡宗南最为器重的秘书，同时他的另一层身份是共产党特工，和周恩来直接联络。毛泽东说熊向晖一个人顶几个师。 十大元帅中，聂荣臻有过情报工作的经历；十大将军中，陈赓本身就是极其出色的特工情报领导。周恩来手中最为出色的特工，号称“情报之王”的李克农上将一直负责情报部门。几乎所有的敏感信息，周恩来都能第一时间拿到手。 周恩来的军方背景极其不平凡。国共合作期间，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政治部主任就是周恩来，周恩来的副手则是叶剑英。那个时候，未来的十大元帅在哪里？彭德怀还没认识段德昌，贺龙还在当军阀，刘伯承在还川军当中，徐向前还是一个数学不咋地，且不爱说话的学生，林彪更是害羞得厉害。 黄埔出身的中共将帅有多少就不用介绍了吧？光元帅就有徐向前和林彪，算上教官聂荣臻和副主任叶剑英，就有四个。死去的那些，包括蒋先云、黄公略、段德昌、左权、刘志丹等人，每一个都大名鼎鼎。后面还有陈赓等人，就不说了，他们都是周恩来在军内的根基。 周恩来进入苏区之后，出色地指挥过第四次反围剿斗争，赢得军方的支持，军方的人脉和资源得到积累。长征途中，以及西安事变、国共合作，周恩来都是主角。这样一个人物，以素质而论， 成为一派领袖没有任何问题，然而周恩来好像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成为领袖。不说党内一把手，第二位都不沾。 纵观周恩来的一生，都是辅佐别人。辅佐毛泽东之前，他辅佐过陈独秀、蒋介石、瞿秋白、王明等人。无论遇到怎么艰辛的环境，周恩来总能平静度过。无论在怎样的顺境，周恩来总是不会， 甚至不愿意成为领袖，他好像不愿意出头和蒋介石的国民党争夺天下。 如果从历史上寻找模板，周恩来应该是张良或诸葛亮那样的人物，总是在兢兢业业地做事，在等待领袖人物的出现，等待他的主心骨。终于他等到了毛泽东，他决定服从毛泽东，协助毛泽东和蒋介石斗。 遵义会议上大家商定，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三人团，代替旧的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周恩来作为党代表在军事上享有最后决定权。也就是说，让毛泽东名义上辅佐周恩来。几个月之后，角色就对调了过来，变成周恩来辅佐毛泽东。那几个月是周恩来最接近领袖地位的时候， 他放弃了——主动或被迫只有当事人才晓得。 就算周恩来已经拿毛泽东为领导，但是对毛泽东来说，这个实力派部下的经历太复杂了，需要仔细考核——至少要敲打一番，表明自己的权威。 四零年开始，周恩来远离延安本土，一直在重庆搞统战。三年之后，即四三年七月十六号，回到延安，正赶上抢救运动的高峰。前一天，也就是七月十五号，康生同志刚刚投以巨大的精力和才华完成人生的巅峰作品——《抢救失足者》，抢救失足者的运动随即展开。在这场运动中，所有出外归来的人基本上都是特务或者有特务嫌疑。 周恩来一出场，立刻成为一个巨大的猎物。康生等人看见周恩来回来，如同豺狼看见羔羊，顿时双眼发光，喜悦之情暗藏心头。这可是一条大鱼啊，如果成功，轰动效应将不下于魏忠贤消灭东林党，自己的这块牌子可就算亮起来了。 康生等人很快发现，要找周恩来的茬实在太容易了。此人和陈独秀、蒋介石、王明、博古这些延安的臭石头紧密合作过，而且至今依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周恩来同志在井冈山上还曾批判过毛泽东。按照计划，随便弄点材料不在话下。然而康生同志很快又发现，周恩来只不过看上去像羔羊，实际上是大象，一头豺狼永远可望而不可即的大象。尽管周恩来的经历如此复杂，要弄材料太不容易了。周恩来的人脉太广了，人缘太好了，让同是干过特科的康生羡慕嫉妒恨到牙痒。 然而康生倒不必生气，因为他和周恩来的差距是全方位的，行动能力、人脉、阅历、乃至相貌， 周恩来都甩了康生好几条街。康生唯一胜过周恩来的是书画功底和文物鉴别，这些对整人没用。 周恩来和毛泽东之间的真实关系，康生根本无法正确评估，甚至并不了解。周恩来反对过毛泽东，但同样支持过毛泽东。毛泽东虽然想周恩来臣服，同样需要周恩来的支持。在这点上，周恩来很清楚。举个例子，在重庆时，周恩来的父亲过世了。当时周恩来正在住院，邓颖超和董必武等人为周恩来的身体着想就没把消息告诉周恩来。三天之后，周恩来在医院得知真相，大哭一场，同时把董必武和邓颖超等人啰嗦了一顿。接下来周恩来做的，就是把情况打电报告诉延安的毛泽东。也就是说，不论什么事，周恩来总是第一时间呈报毛泽东。对毛泽东的尊崇，或者说这份政治敏感性， 康生有这水平么？ 周恩来的行动很敏捷，信息来源广泛，就算人不在延安，延安发生的一切他也知道——并且知道该怎么应对。 周恩来的应对措施可谓天衣无缝：第一步就是加入到颂扬毛泽东的合唱队中。在延安中央办公厅欢迎他的招待会上立刻做如下表态：“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了。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 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者整个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慷慨激昂，感染力很强。 虽然毛泽东对这一类的乐章已经习惯了，但周恩来的表态依然与众不同。并不是说周恩来的言语上有什么创新，而是由实力决定的。就政治实力而言，当时的周恩来远胜羽翼未丰的刘少奇，是毛泽东之外最具实力的人。周恩来的表态，给其他老干部做了一个示范。周恩来不仅仅表态，而且身体力行。此后毛泽东发表讲话，周恩来总是坐在第一排中间，和毛泽东面对面的地方，倾听毛泽东的讲话，神色庄重、态度端正、一丝不苟地做记录，俨然以学生自居——这是应对措施的第二步。 在这点上，周恩来的表现远胜国际派的理论家们。王明他们只是承认错了，却没有用行动表达出来。批判会也不参加，躲在病房里不出来。这就是理论家和真正的政治家的差距。即使毛泽东再苛刻，也挑不出刺来。何况毛泽东还要指望周恩来的全力支持。没有周恩来的支持，毛泽东要统一政令的难度是不可想象的。 第三步：周恩来还抓住机会向刘少奇表达敬意，说自己在白区工作时期暴露了不少问题，而刘少奇同志才是正确的。此时的刘少奇还没有定性为白区路线的正确代表，周恩来已经看到了结果， 并顺水推舟做了人情。面对如此强人，康生等人再狠，也只能徒呼奈何。 像康生这种只能对付内部同志的同志，能力虽然很强，那也要看和谁比。和周恩来相比还是处于幼稚阶段。周恩来是谁啊？周旋于重庆和莫斯科之间游刃有余的人物，而康生同志的整人技术连延安都出不了。 光低头或者表达敬意是无法过关的，要过关还需要深刻的自我检讨。其实从毛泽东的角度讲， 周恩来做到这些已经差不多了，毕竟同样位高权重、人脉资源极其丰富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也没有触及到。说到底，他需要实力强大的周恩来的支持，为何要对周恩来紧追不舍？ 问题还是出在刘少奇的身上。延安整风之后，刘少奇主导党务的格局已经初现。然而不论何时何地，任何集体，要提拔某个人，首先需要成绩。领导无法让人信服，后台无法让人信服，只有成绩才能让人信服。要把实力不是那么雄厚的刘少奇拉到党内至高无上的地位，必须拿出足够的成绩。 刘少奇没有指挥过军队，只有白区工作经验。 要让一个只有白区工作经验的人上来，必须强调白区成绩。在之前那些工运领袖纷纷犯错误的情况下，要扶正刘少奇为白区的正确代表，就需要解决周恩来的问题。 周恩来的问题就是白区工作的功劳不比刘少奇小。 既然如此，直接选择周恩来为白区路线的正确代表得了，比扶正刘少奇简单很多。初看起来是这样，事实完全不是那回事。首先周恩来的性格比较中庸柔和，亲和能力超强，组织水平一流，跟谁都能合得来。让他去挑战张闻天，去消灭国际派是不可能的。倒是国际派分裂，让他去团结协调还差不多。如果博古还是一把手，他就会和博古合作；王明还是一把手，他就会和王明合作。让他像刘少奇那般去造神也不太可能。造神意味着要和别人开火战斗，周恩来干不来这事，和他的性格不符。就算他决定死心塌地跟随毛泽东，也不会主动掀起猛烈斗争。在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就能看出来，就算迫不得已参加批斗会，批斗别人之前必然先做自我批评。毛泽东晚年评价周恩来：爱和稀泥。 其实不是周恩来爱和稀泥，是性格决定的——还是性格决定一切。 另外一个问题是，扶正周恩来为党内二把手固然容易，然而周恩来本身已经树大根深，无须依靠毛泽东也能活得很好。不管谁当一把手，周恩来只要配合就行了。刘少奇不同，刘少奇在军内没有根基，要想在党内立足，必须依靠毛泽东。这样毛泽东就可以紧紧地把党抓在手里，以党的名义指挥枪，名正言顺。 要扶正刘少奇，就要清算周恩来在白区的工作，降低他的成绩和威信。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自己做深刻检讨，说出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把那长篇大论的检讨翻译过来，大概意思是，周恩来亲口说他很笨蛋、干了笨蛋才干的事、要向其他同志学习云云。就算缺点和错误不够，他自己也得想办法，增加缺点和错误的数量和质量。总之一句话，白区工作干得最好的是刘少奇同志。 周恩来违心检讨，受了伤害，但并不致命，因此他只能算是神座下的一个伤兵。这个伤兵很快恢复了力量，重新投入战斗。因为他是超级战士，活动能力极强，恢复能力极强。周恩来一生检讨无数，每一次都能顺利过关，皆因他那融合的躯干里蕴含着惊人的力量。 至于想要公开批判周恩来的康生同志，本身就是一个笑话，和十几年之后盛传柯庆施要当总理一样是个笑话。之所以说是笑话，只因为康生或柯庆施等人的能力和周恩来相比差距过大。不是毛泽东偏爱周恩来，而是由周恩来自身的实力决定的。另外周恩来通过自己的检讨保住了一大片的自己人，比如说陈赓，虽然反对过批判王明，却也没怎么样。 整风整到最后，莫斯科都看不下去了，觉得过火，对王明和周恩来表示关注。虽然共产国际不 在了，中国共产党依然离不开莫斯科。特别是随着二战行将结束，斯大林的权势和威望逼近历史巅峰，尚处在荒凉延安的毛泽东绝不可能对他的声音听而不闻。 然而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周恩来的命运还不是最尴尬的，最尴尬的是军方。 （七）神座下的英雄——将军们 在延安整风中，军队统帅们的处境最为尴尬。 军队是毛泽东的命根子。没有军队就没有井冈山，换句话说，没有军队就没有毛泽东。军方将领们在前方拼死拼活打仗，在党内很少有发言权。 当毛泽东一方面论证枪杆子里出政权，另一方面又在坚定地执行党领导军。看似矛盾，实则高明之至。通过枪杆子出政权的论断，逼迫其他政治家就范。延安整风中的理论家们如果手中掌控军队，毛泽东还敢发起整风运动么？另一方面，他又不把自己归入军方，而是通过党领导军打压军方将领。 这大概是中国五千年用人之精华吧。 既然要整风，光整党、整政治人物是没啥用的，关键要把军队捏成一团。毕竟那是战争岁月， 政治家说得天花乱坠都没用，消灭不了一个敌人。如果无法在主要业务——军事——上取得成就， 花言巧语很快就会变成恶毒攻击，王明、博古的遭遇就会轮到毛泽东。这点他非常明白，因此要大力气整军。 整军，是一门技术活。整得不好，要出乱子的。那群人可不管左还是右，马列主义中的内涵他们也不知道。不能让老子信服，休想让老子卖命。既要保证不损害军人的战斗力，又要把全军捏合成一个整体，统一在一种思想之下，难度非常高。斯大林清洗红军的伤害依然历历在目，清洗这条路肯定是走不通了，何况八路军当时的处境已经很不妙了，搁不住清洗。 这种高难度技术活，在别人那里也许很难，但难不倒毛泽东。 怎么整呢？首先朱德不能动。因为长期以来的宣传，朱毛作为一体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动朱德，可能造成八路军震动，进而影响整体作战实力。 那就整下边的人吧。林彪刚从苏联回来，又是嫡系，用不着整。罗荣桓一直跟随毛泽东，且为人低调朴素，政治过关。叶剑英和聂荣臻等参谋型人物，倾向于政治，且和周恩来关系密切。周恩来的个人检讨，某种意义上遮住了两人人，只要政治上稍微触及一点就行了。 后来的十大元帅中，个性最为鲁莽的是贺龙元帅。然而贺龙元帅口直心快，但紧紧配合毛泽东批判张国焘，双方比较了解。当年毛泽东娶江青，很多人反对，唯有贺龙大声说：“堂堂一个党主 席，讨个女人有什么了不起？谁再议论我枪毙了他！”豪情不减呵！让人感叹的是，多年后，贺龙因对文化大革命的热情不够赔了性命。 刘伯承当年在井冈山时代反对过毛泽东，但之后的岁月里刘伯承对毛泽东表达了崇高的敬意。同时刘伯承是军内唯一一个可以和国际派扯上关系的高级将领，要想隔断国际派的军内实力，必须把刘伯承和他们划分开。最为重要的是，当下是用人之际，刘伯承低调、有才华，且并不在十分要害的位置上。 徐向前的情况和刘伯承差不多。徐向前追随过张国焘，且有西征失败的污点。然而作为红四军的代表人物，拉出去整，必然又翻出当年的旧账。毛泽东应该清楚记得，当年因张国焘叛变，处理范围扩大，差点造成红四军官逃跑的事，其中还传言许世友要杀毛泽东的趣闻。此时的徐向前行事极为低调，让休养就休养，让上前线就上前线，毫无怨言，且不和老部下来往。如果这样的人也拉出来整风，那么整个军方都要从上到下整一遍，毛泽东也别想有好日子过。 在战争年代，毛泽东用人有一个风格，就是把政治对手打掉之后，再把对方的某个军人提出来当代表，也就是所谓的恩威并施。施恩于将军，雷霆之怒劈向政治家。刘伯承和徐向前就是这种风格的典型见证。 要什么样的人才符合标准呢？军内有实权，手无实权且不懂得收敛服从的人。当时中共有两支队伍，八路军和新四军。对照这个标准，八路军中最合适的对象是彭德怀。而新四军么，项英本来是天然选择，项英死后，只能是陈毅了。 所以彭德怀和陈毅就成了军方要整顿的对象。有了这两个人物做代表，触及到军方皮肉而不伤及筋骨，再好没有了。 彭德怀和毛泽东的关系，前面已经说了很多，归纳起来一个词——爱恨交织。 在长征的过程中，彭德怀因为坚定支持毛泽东，有大恩，之后又有许多磕磕绊绊。 后人研究彭毛两人关系时，多半着眼于彭德怀的个性倔强，认为彭德怀倔强的个性经常触碰到毛泽东的神经。这种说法也不能说没有道理。然而比较一下林彪就会发现，彭德怀触碰毛泽东神经的次数没有林彪多。井冈山时代，林彪怀疑红旗还能打多久；会理会议，林彪让毛泽东放弃军事搞政治去；到了延安那会，林彪还要去陕南打游击；在东北对毛泽东先斩后奏。这都是原则性的违逆， 毛泽东都忍了。林彪个性就不倔强？当然倔，而且不输彭德怀。彭德怀性格中最为毛泽东不容的， 是那种“独立性”。林彪也倔，但是在立场上选择紧跟毛泽东，即使常常让毛泽东不爽，但关键时刻总是站在毛泽东这一边，从未变过。彭德怀的独立性，使得彭德怀虽然极为尊崇毛泽东，并不对毛泽东亦步亦趋，百团大战，认为该打就打；庐山上，认为该写信就写信。 彭德怀身上的这种独立性，让他有别于其他将帅。正因如此，彭德怀的一生都与众不同。别的将领只顾打仗，彭德怀除了打仗还关心其它事，彭德怀曾经给毛泽东发电报讨论日后建国的问题： 国民党有长期的历史影响，且有一定社会基础,战后我党与国民党的斗争仍是长期的。战后中国人民的政治动向是“自主自由”、“和平建国”，谁能满足这一愿望，谁将取得最后的胜利。这封电报的时间是一九四二年——那时还没看到抗战的希望。 彭德怀认为中共应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制度，在人与人之间发扬互爱、互敬、互助，“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把自由、平等、博爱成为合法的东西。目前则要进行“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教育，灌输科学精神，反对封建迷信。这些建议看起来非常好，然而在毛泽东看来，这不是军人该干的事。此外彭德怀还关心很多事，比如说妇女问题，比如说商店问题，比如说教育问题。 毛泽东要整顿八路军，没有比彭德怀更合适的目标了。彭德怀的职位是八路军副总司令，在总司令朱德很少参与前线指挥的情况下，副总司令掌握实际指挥权。他也不负众望，打出了百团大战那样的战役。打击这样一个人，可以震慑其他军人。你们有彭德怀牛么？没有。那就好好听党的话吧，牛叉的彭德怀刚刚被党棒敲了脑袋。 而且彭德怀此人心高气傲，有时很蛮横，不仅不去笼络人心，还得罪了不少人。敲打他，可以拉不少帮手，特别是搞政务党务的同志。因为彭德怀不大看得起搞政治的人，比如说阴狠毒辣的康生同志，比如说说起话来滔滔不绝的刘少奇同志。在他看来，这些动舌头、动嘴、动笔的先生们的作用不大，只是毛泽东身边一群搞文件的而已。别人对康生敬畏如虎，彭德怀看他充其量是一只狐， ——毛泽东身边的一只狐。 好吧，彭德怀同志，那就让你尝尝他们的火力，有时候舌头也能伤人。战场上威风凛凛的大将军，在笔杆子那里可以成为叛国者。 要彭德怀低头表态不难，因为彭德怀对毛泽东本来就非常钦佩。在颂扬毛泽东的合唱团里头， 也有彭德怀的声音。彭德怀写过这样的文章：“毛泽东同志在抗战的几年中，对于理论上的伟大贡献，有持久战的理论和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新民主主义论’就是辉煌的杰作……毛泽东同志的 “新民主主义论”，既不混同于旧三民主义，又不混同于假空喊社会主义，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地提出于中国目前的具体环境及历史阶段，成为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指针。”这就是彭德怀，就连颂扬都与众不同。 然而整彭德怀的目的并非整治他一个人，而是震慑其他人。彭德怀这种人，不会因为一次整风就改变其独立的个性，要不然也不会出现庐山那一幕。 彭德怀又非常强硬，偏偏不认输。于是就出现这样一幕，一大堆理论家对一个军人喷口水、扔板砖。他们不是和彭德怀比贡献，也不谈战争，而是在清算。 甲说：你说说你个彭德怀，整天板着脸，见人也不笑笑，也不交交心，即使吹吹牛也好啊，怎么能整天板着脸呢，你还拿我们当同志么？你这个人对待同志的态度就不对。——这是态度问题。暗示彭德怀不会做人。 乙说：你口口声声说自由、平等、博爱，那是资产阶级的那一套。资产阶级都是唯利是图的， 你说你当年投身革命有没有“入股”的嫌疑？恐怕是有吧。你沾了伟大的毛主席的光知道么？有了毛主席才有你的成就。然而你呢，你看你的名字起得就不对，原来不是叫彭德华么？德华，得到中华也，和毛主席争天下么？因为伟大的毛主席是要赢得天下的。你看你多阴险，简直是太阴险了。你知道错吗？——质疑革命动机，增添莫须有罪名。 丙说：现在来谈谈百团大战的问题。如果不是你不请示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擅自发动战争，鬼子进村的次数也许就不会增加。假设你运用伟大的毛主席的伟大战术，可能就是另一个结果。要不是你的骄傲自大，损失或许会少点。都是你的错，你知道吗？——质疑百团大战，彭德怀迄今为止指挥过的最具影响力的战争，唯有如此才能打击彭德怀的威望。 丁说：彭德怀同志啊，我们也不想怎么着你，就想帮助你改变错误，你还是赶快认错吧。如果你不认错，我们会帮助你，直到你发现自己的错误，承认自己的错误为止。我们相信在我们的帮助下你会认识错误的，因为我们是伟大的毛主席的学生。伟大的毛主席是战无不胜的，你拒绝我们的帮助就是拒绝伟大的毛主席，就是…… 如此这般前后持续了 43 天，战斗过程异常激烈，陈芝麻、烂西瓜全部翻出来，一遍又一遍， 白天太阳晒，晚上让风吹。言语中出现很多如果、假设、大概、可能、差不多之类不确定性的词语。如同一群苍蝇围着一头狮子嗡嗡乱叫，搞得彭德怀的头都大了，最后烦得不行，表态说，爱咋地咋地吧！ 理论家们终于长出一口气：总算给彭德怀打倒了！ 然而没多久，他们就傻眼了，因为彭德怀又复起了。那些批判他的人见了这种情况换了一副笑脸，点头哈腰，三句话不离彭老总，这样一点头就是十五年。十五年之后的庐山，彭德怀再次成为批判对象，再没能复起。原因很简单，没战争了。 延安整风之后的彭德怀得以复出要感谢蒋介石同志，蒋介石的拳头胡宗南伸向了延安。胡宗南是什么人呢？也没有三头六臂，只是不可能被舌头打败。那帮善于用舌头的人对胡宗南毫无办法， 因此彭德怀只好复出了。通过这一番折腾，大家各干各的活，唯有毛泽东彻底、完全地控制了八路军。 如果说对彭德怀猛烈开火四十三天是为了敲打八路军其他将领，那么对陈毅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和整天板着一张脸得罪人无数的彭德怀不一样，陈毅的情商非常高，统战、组织、搞政治样样 都行，见人哈哈一笑，有话直说，人缘甚好；再加上能诗善文，很有儒将的味道。历史告诉我们， 这种人深得文人的喜欢，大后方做资料的那帮同志对陈毅的感觉都不错。一言蔽之，陈毅同志人缘很好。 人缘老好的陈毅同志不幸沦为被整的典型，并非他本人怎么样，而是因为他所在的团队——新四军——有问题。 （八）命途多舛的新四军 和八路军不一样，直到延安整风之前，毛泽东都没有真正掌控新四军。 新四军又称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成立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二号，由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而成。叶挺任军长，长期不在新四军军部，大权掌握在副军长兼政委的项英手中。项英的身份还是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东南局书记。 另外，项英还有一层身份——毛泽东的主要政治对手之一。 项英，湖北武昌人，生于一八九八年，和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等人同年。早年项英和刘少奇的经历类似，一九二二年入党（和刘少奇同年入党），随即参与文斗事业，并成长为早期的工人运动领袖。巅峰时期的项英，在工运届可是鼎鼎大名，曾任武汉工人纠察队总队长。在武斗之前， 工人纠察队已经是共产党人最强大的力量了。从第三届中共代表大会开始，项英就是中央委员，势头比刘少奇还猛。 大革命失败之后干了一段时间地下党，中间又干了一系列职务。然后进入苏区，军事上项英代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如果各位不知道这个职位有多高，请参照副主席的人选，副主席是毛泽东和朱德。之前的朱德和之后的毛泽东都干过这个职位。政治上项英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仍然是毛泽东的领导。 项英虽然成了毛泽东的领导，和毛泽东却不是一路人。事实上毛泽东不可能和任何领导走到一起，因为他自己要做最大的那个领导。项英和博古、李德的关系紧密，和毛泽东好像是天生的对头。凡是毛泽东不爽的事，总有项英的身影。 富田事变时，项英狠狠地批判了毛泽东。 宁都会议上，项英和后方局的同志一道把毛泽东轰下台。毛泽东一辈子从未输得如此彻底。可以说毛泽东在井冈山的落寞，很大程度上是拜项英所赐。 毛泽东虽然下台了，始终是博古等人的一个心病。如何安排毛泽东呢？很难办。博古、李德曾经想让毛泽东去苏联养病，没成。如果愿望实现了，历史将改写。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牵扯到这样一个问题，谁留守善后。国际派中能担当此重任的好像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周恩来，另一个就是项英了，其他人都是理论家，留下来死路一条。刘伯承的军事能力可以，但政治能力从没表现出来。周恩来好像不可能留下来，只有把项英留下来了。 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不可能把所有人都转移干净。还有那些老弱病残带不走的，只能留下来。还需要一批队伍留下来掩护中央，项英留下来领导这些人打游击，可谓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也。这件事证明项英是一个可以独当一面的人——事实确实如此。 准备留守的项英依然不忘老对头毛泽东。长征之前项英对李德说，让毛泽东也留下来，如同瞿秋白一样，留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好管一点。项英认为，在战略转移阶段，毛泽东可能利用自己的威望号召追随者重新夺权，到时候书生博古和老外李德都没办法。 不得不佩服，项英的眼光毒辣啊。如果其他人有项英这本事，国际派不见得输得如此稀里哗啦。 李德认为有道理，考虑让毛泽东留下来。如果毛泽东留下来，历史也将改写。然而博古另有顾虑。博古认为既然毛泽东当年能在一片荒凉的井冈山能弄出苏区最大的根据地，现在手中有兵有将 （虽然很菜）的情况下，东山再起的机会非常大，还不如带走，在自己的眼皮底下也不见得能耍啥花样。看看，对内斗争都如此残酷，都啥时候了还想着算计。这个结局预示着，日后毛泽东要走上前台必须采取更为严厉的斗争手段。 现在设想一下，如果毛泽东没有参加长征，留在井冈山会怎么样。结局有两个，要么当瞿秋白第二，要么再次腾飞。第二个可能性倒是大一点。项英都能在残酷的游击战中生存下来，作为游击战的宗师，毛泽东自然不比项英差。以毛泽东的水平和当时险恶的形势，毛泽东很可能拿下项英。如果项英和毛泽东摊牌，作为另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陈毅很可能倒向毛泽东。倒是中央军悬了， 没有毛泽东肯定到不了陕北，至于能不能冲到湘西也是未知数。即使冲到湘西，国际派的才子们估计逃不掉张国焘的清算。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啊！周恩来应该能和张国焘合作得很好，那样张国焘和陈浩昌将会有一个大大的结局。如果张国焘把军权放给徐向前，也许在湘西能站得住。彭德怀和林彪恐怕就没有后来的风光了。后来西安事变也就没了，国共合作也没了……都是假设，都是浮云， 言归正传。 项英留下来，是代表博古、李德留下来的。应该说项英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人，准确预言了博古、李德的遭遇。然而他对此已经无能为力，他能做的就是保命，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剩下的虽然理论不足，却完全听从项英的调遣。这一次他干得不错。在红军主力转移之后，项英的军事才华上升到一个新境界。老实说项英代理军委主席那段时间，干得并不怎么样，恰好赶上战略大溃败。不过也不能因此埋怨项英，因为他从未真正控制军队。 站在今天往回看，井冈山时期的国际派中，除了周恩来，就数项英、刘伯承了。周恩来只能算是合作者，并不是正统的莫斯科派。真正的国际派中，能文能武的人只有项英一个。 中央军转移之后，项英放弃了所谓的正规战，抄起了政敌毛泽东的压箱绝学——游击战，玩起来有模有样。留下的红军向各地分散，经历了最残酷的考验。三年之后，这些人从山沟沟里爬出来组成了新四军。项英最光荣的称号应该是——新四军之父。 当博古等人在遵义会议失败之后，当周恩来选择和毛泽东合作之后，项英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把新四军紧紧攥在手里。而项英和毛泽东的关系，基本上是难以调和的。两人分居南北，彼此看着对方，心里都不是滋味。通过游击战成功的项英，更加了解毛泽东的能耐。毛泽东看着如此有才的项英却不能为其所用，看着生龙活虎的新四军不能掌控，心里那叫一个酸。如果项英处在刘少奇的位置上，军功、政绩都有，推上前台应该容易很多吧。可惜！ 毛泽东为了限制项英，派刘少奇去管理江北的地盘。项英因为忌惮毛泽东，和刘少奇、叶挺也不太合作。这样多方面的矛盾下来，结果只有瞻前顾后，彼此消耗，叶挺等人的军事才华也无处发挥。叶挺是一个理想派，比较纯粹的军人，平生很少卷入政治斗争。 然而项英万万想不到的是，他和毛泽东的芥蒂不仅葬送了皖南山区八千好汉，还葬送了自己， 更把整个国际派的理论家们给葬送得干干净净。 行文所限，皖南事变的过程及其若干疑点就放在后面的篇章了。皖南事变的大致过程就是，在皖南丛林中，在外敌压迫、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八千中国好男儿送了命。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精英，经过血与火的考验，原本可以在战场上给鬼子以重创的，却因为党派矛盾以及党内领导人的矛盾丧命于同胞的枪口之下。 江南新四军的主力基本上全军覆没。一代英豪叶挺一心报国，最终却落得个壮志未酬，而且结局很窝囊；文武双全的项英身死魂灭；整个久经考验的干部队伍烟消云散。国共双方葬送掉那么多的好儿郎。可以这么说，皖南事变是咱们这个善于内斗的民族一次劣根性的集中爆发，是民族的耻辱。中国人没有胜利者，胜利者是日本鬼子。 皖南事变直接推动了延安整风的进程。在皖南事变之前，国际派还有项英这么一支力量，还可以借此说明之前的路线并无太大问题，你看项英他们不是干得很好么？事变之后国际派只剩下一帮理论家了。本土派可以指着国际派的鼻子说：看看，你们干的好事，你们右倾，你们投降，苏区丢了，新四军又丢了，现在还有啥话讲？ 国际派当然没话讲。人都死光了还讲啥？讲也没人听啊。正如当年的张国焘同志南进失败再北上，也就失去了话语权。正如徐向前西征失败回到延安，能做的只能沉默不语。 项英死了，延安整风的最后一个障碍没了。项英没了，需要整修理的对象也没有了。毛泽东要控制新四军，必须对新四军重新进行一次人事安排。 皖南事变之后，刘少奇去整理过一阵子。然而毛泽东不能指望通过刘少奇控制新四军。刘少奇留下饶漱石，以为饶漱石是自己人，然而饶漱石心中另有打算。一番折腾之后，陈毅自然地成了新四军的代言人，而毛泽东和陈毅也存在芥蒂。 项英把毛泽东赶下台，陈毅也曾把毛泽东赶下台。 项英是和中央配合把毛泽东赶下台的，陈毅则是单枪匹马，发动袭击把毛泽东赶下台。项英赶毛泽东下台时好歹是毛泽东的领导，陈毅赶毛泽东下台时是毛泽东的下属。 虽然事后陈毅亲自把毛泽东请回来，解释说一切都是误会。但毛泽东心中还是留有芥蒂的，时不时翻出往事，敲打陈毅一番。此后陈毅也担心了好一阵子，特别是清洗“AB 团”那会，陈毅可是非常地担惊受怕。 日后陈毅很注意和毛泽东搞好关系，时不时写点诗歌寄给毛泽东，请主席品评指点。也许陈毅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消减毛泽东的怒火，但是延安整风运动是另外一回事，毛泽东除了要清理掉华而不实的国际派，另一个目的就是要彻底掌控新四军。要掌控新四军，就要对陈毅做一个巧妙的处理。 在整个整风过程中，如果说对彭德怀打的是刚猛罗汉拳，那么对陈毅使用的则是太极。 （九）陈毅的困局 十大元帅当中，唯有陈毅没有参加长征。不是他不想，而是不能。 战略转移阶段，大家都认为离开比留下来活命的概率更大。从心理上讲，陈毅也想参加长征。像陈毅这种上层领导理应随大队人马转移的，然而陈毅最终还是留了下来。 陈毅留下来的理由有两个，一个是伤病。当时陈毅的大腿内部还残留着几块弹片，肿得像水桶。战略转移前夜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刚刚做完手术。因为缺药，只是用南瓜捣烂了当药涂抹在伤口。部队转移之后，陈毅的大腿溃烂到骨头，眼看腿保不住了，陈毅显示了强悍的一面：让警卫员用绳把腿绑在大树干上，用刺刀割烂肉。警卫员下不了手，陈毅自己动手，生生地割掉烂肉。接下来马克思显灵：腿保住了。 大家习惯了陈毅的大大咧咧、吟诗写字或着放炮，很少在意他的硬汉本质。所以说那一代人都很有种。因为都有种，斗争起来就显得格外残酷。像现在某些娘娘腔，伤风感冒这点小病都要跟好几个人诉苦好几天的人，别说搞革命，当汉奸估计都不行。 然而伤病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当时的中央领导都像搬家一样，锅碗瓢盆几大车，带一个伤员走， 虽然困难，应该也能带。过草地的时候，周恩来就是被肖劲光和陈赓带人抬出去的。 战略转移之前，哪个人要走，哪个人要留下，都是组织计划好的。所谓组织，真正的决策者只是中央三人组，主要是博古。比方说留下瞿秋白，纯粹是当包袱想扔掉。比方说留下项英，代替博古、李德善后。留下陈毅为何呢？需要追溯一番。 现在很多人认为，当年毛泽东失势，毛派人物跟着倒霉。陈毅因为没参加长征，算倒霉了。所以认为陈毅是毛泽东的人，毛派。此言甚虚。 南昌起义之后，陈毅辅佐朱德重整队伍上井冈山，井冈山上遇见毛泽东。实际上陈毅和周恩来的关系最为密切，如果要算派，应该是周派。 从性格上看，陈毅和毛泽东有很多的相似点，都属于豪放派，有点给人以放浪不羁的感觉。因此判断陈毅更愿意接受毛泽东的领导那就错了。豪放派的人一般都不大喜欢强势的领导，而毛泽东恰好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人，而周恩来的领导方式则比较温和。 站在当年陈毅的立场上看，周恩来的地位比毛泽东高；周恩来比毛泽东更温和；认识周恩来的时间比认识毛泽东更早，第一次上岗（南昌起义）就是在周恩来的指挥下干的。陈毅倾向于周恩来是很正常的。所以长征开始时，陈毅孤零零地躺在那里，只有周恩来向他告别。 当时中央的最高领导是三个人：博古、李德、周恩来，号称老三人团。 三人团中，李德是个外来户，只能依靠博古。博古、李德是一体的，周恩来属于合作者。周恩来一直是个合作者，谁当一把手就跟谁合作。由于他能力突出，实力强大，每个一把手都需要和周恩来合作。 博古留下陈毅应该是考虑到三个因素。伤病姑且算一个吧。另一个原因就是陈毅是老井冈山。博古、李德面对的最大阻力就是老井冈山，因此老井冈山能少一个就少一个吧，差一点连毛泽东都丢下了。另一个原因就是陈毅是周恩来的人。博古想削弱周恩来的力量，毕竟周恩来只是合作者， 并非自己人，只有削弱合作者的力量，才能增加自己的话语权。 陈毅是走是留，决定权并不在周恩来手上。但周恩来的心情应该挺复杂的。在当时的情况下， 留下来意味着危险系数增加，特别是陈毅伤情严重。然而陈毅留下来，对周恩来而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也许在某次开会少一个支持者，但是陈毅留下来意味着留下一个后手。当时中央战略转移， 前途未卜。苏区局势虽然很糟糕，并没有进入死局。未来的局势是无法预料的，留下一个后手，意味着埋下一颗种子，收获可能是意想不到的。 如果把政治看成一盘棋局，周恩来就是一个顶级高手，能看到后面很多步棋怎么走。留下来的 陈毅经受了残酷的考验，最终脱颖而出。当我们感叹于周恩来非凡的一生时，往往只注意到那些光鲜亮丽的道德外衣，而忽略了内里的惊人谋划。在政治舞台上，必须先具备超一流的谋划实力，之后才有可能披上道德的外衣。 两人的见面是这样的：陈毅紧紧地握住周恩来的双手，两眼湿润；周恩来尽力安慰。陈毅极力控制住感情说：“你们就要走了，快对我说说悄悄话吧！” 这段对白哪像无所畏惧的革命者之间的谈话，简直是恋人的告别，可见当时形势之艰辛，那个名叫死亡的老人随时可能光临。唯有生离死别，才能让好汉流露出内心的温情。 周恩来对陈毅说：“你是高级干部，本来应该把你抬走的，因为你在江西搞了七八年斗争，有影响，有名望，又懂军事，中央走了，不留下你无法向群众交待。” 前面相信是男人之间的真实感情的流露，只是最后这一句不太真实。毛泽东和朱德都走了，都有办法向群众交代，为何陈毅不能？可以肯定，如果毛泽东留下来，也会听到这句话。 陈毅在南方经历了三年残酷的游击战。现代人对“残酷”两字已经没有多少概念，以为陈毅他们之所以活下来，是因为共产党很牛逼，国民党很愚蠢。完全不是那样的！当时中央分局有五个人， 分别是项英、陈毅、陈秋潭、荷昌、瞿秋白，只有陈毅一个人活到抗战胜利。 南方三年，陈毅过的是啥日子呢？就是整天趴在山沟沟里，应付敌人搜山。敌人搜得不耐烦了， 直接放把火。而且把周围的老百姓全部转移掉，让游击队成为旱地里的鱼。 某一天陈毅在梅山被围了二十多天，眼看即将完蛋，怎么办呢？在顽强的意志和精神的支持下写了首诗：“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很豪迈？不，很有种：一句话，老子就是不服！ 不知道这首诗最初是怎么写的，是用笔写在纸上的么，还是用树枝写在泥土上？但支撑陈毅写下这首诗的，一定是精神信念，说土点，是一股狠劲。在那种条件下，没有这股狠劲是挺不过来的。 关于那三年的生活，陈毅在诗中有很好的记录： 天将晓，队员醒来早。露侵衣被夏犹寒， 树间唧唧鸣知了。满身沾野草。 ——这是早晨的待遇，早早醒来躲避敌人，睡懒觉的机会都没有。整一天怎么过呢？看看下面 这一段： 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 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 ——这是白天，主要任务就是躲避敌人和饿肚子。然后就是傍晚了，黄昏最容易思绪动荡，然而陈毅在干嘛呢？参照下面这一章。 日落西，集会议兵机， 交通晨出无消息， 屈指归来已误期。立即就迁居。 ——还是在躲避敌人。夜间开始行动了，行动如下： 夜难行，淫雨苦兼旬， 野营已自无篷帐， 大树遮身到晓明。几番梦不成。 这些不是诗文，是历史。翻译过来只需一句话就可以表达全部意思了：很苦、很累但是决不低头。 三年之后又过七年，也就是四四年三月，陈毅从华中返回延安。从三四年的红军长征到四四年的延安整风，中间整整十个年头。十年了，陈毅同志再次见到中央领导，再次见到毛泽东。十年了， 有多少恩恩怨怨都应该随风而去。十年之前，陈毅是一个伤号。十年之后，那个连腿都险些保不住的陈毅成了新四军的代言人。 一别十年，两人均跨入中年，四目交错，感慨良多。两人都是思绪奔放之人，理应坐下来交流交流感情，或者送上一壶小酒畅谈天下事。然而他们并没有这么做。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极为严峻， 整风运动正处于最高潮。 十年过去了，很多事情已经改变了许多。当年那个在井冈山上的老毛，这个时候已经成了毛老师；当年那个平等论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陈毅面对的是崭新的情况。批斗、审干、抢救等一系列政策正在实施，可以说陈毅回来得正是时候。陈毅回到延安，和彭德怀的待遇不同，他并没有受到彭德怀那种大面积的围攻，甚至还享受到一些言语上的欢迎。一方面陈毅的人缘不错，更重要的一点是，在延安批判陈毅一个人并非是最佳办法。 在延安围攻彭德怀，那是因为毛泽东对掌控八路军有信心，通过敲打一下彭德怀震慑其他将领就可以了。批判陈毅，主要是通过批判陈毅把新四军重新整合起来，整合到中央的直接指挥下，也就是整合到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手里。 因此批判陈毅需要一种艺术。最佳地点不在延安，而在华中。实际批判从延安整风就开始了， 批判的主持者，并非毛泽东身边的某个人，而是中共非常复杂的一个人物——饶漱石。 所谓饶漱石排挤陈毅，孤立起来看难以理解，事实上那是延安整风的一部分。 皖南事变之后，刘少奇顺势代表中央收拾新四军的烂摊子，陈毅代理军长，饶漱石任政治部主任。在皖南事变中，部队被打散，饶漱石被俘，差点挂掉，据说是用黄金买通狱卒才得以逃脱。刘少奇离开华中之后，提拔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成了名义上的一把手。 和陈毅比起来，饶漱石在新四军中只能算一个生瓜蛋子。陈毅在江南打游击的时候，饶漱石还在苏联呢。叶挺、项英之后，陈毅才是领导新四军众望所归的人选。刘少奇偏偏选择白区出身的饶漱石当继承人，或者说这也是毛泽东的意思。这个安排本身就很蹊跷，其实是刘少奇希望在新四军中培养自己人，只是后来饶漱石另有所图而已。 整风运动开始之后，饶漱石就对陈毅动手了，而且是毫无顾忌那种。想想看，陈毅在新四军干了多久？所有将领都得喊陈毅一声领导。因为陈毅的资历确实很老，不服不行。饶漱石在白区混过一段时间，现在成了新四军的一把手。名义上是一把手，实际也就是一个空壳，没有任何根基。在当时局面混乱不堪、局势变幻莫测的情况下，公然批判实力在握的陈毅，按常理只有死路一条，随时被丢到某个山旮旯喂狼去了。然而饶漱石同志不但放手大胆去整陈毅，而且把陈毅整得很惨，归根结蒂一句话——有后台。 现在公开的说法是，饶漱石整陈毅是因为个人野心的膨胀。从后面的高岗事件看，饶漱石是有野心。那年代敢于投身革命的，哪个没有野心？但是要撼动陈毅这个根基深厚的军方大哥，光凭野心是远远不够的。 后台就是毛泽东和刘少奇，饶漱石只是一颗钉子。想要以饶漱石为首重新整合新四军，首先干的事就是让陈毅屈服。拿下陈毅不太现实：陈毅在军内的资格非常老，早在朱毛井冈山会师，陈毅已经作为政治部主任排名第三，他经历过新四军所有的困难时期。 有人可能会有疑问？拿下一个陈毅有很多种办法，比方说直接换人，比方说拉回延安批斗一番不就可以了？甚至更为邪恶一点，把陈毅给“拯救”了。这些都是办法，不是办不到。 但是——没那么简单。 饶漱石虽然也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但在延安整风那会在新四军中和陈毅还是没得比的，而且陈毅的直系领导是周恩来。毛泽东需要周恩来的合作，同时希望陈毅和饶漱石合作。这也是饶漱石的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前面都有个“代”字的原因。要转正，必须有陈毅的鼎力支持，也就是让陈毅心甘情愿地拜饶漱石为领导。 让一个人归顺的最好方法，就是让这个人亲口说出来：我是错的，我不行，你是对的，我帮你， 我愿意在你的领导下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话陈毅说过，而且说过很多遍，只不过是对着毛泽东说的。让他对饶漱石说，不好意思，说不出口。毛泽东可以凭借自身的实力让周恩来归顺合作，而饶漱石对陈毅就做不到这一点。 饶漱石是新手，啥都不懂，新官上任三把火一把也没烧着。不是他不想烧，实在烧不起来。论资历、论实力、论人际关系、论才华、论幽默、乃至论长相（陈毅不算英俊，饶漱石就更不算了）， 饶漱石都没优势。如果比后台就不一样了。陈毅的后面是周恩来；饶漱石的后面是刘少奇，刘少奇和毛泽东联合为一体。他在等待机会，等待一个把后台优势转化为政治优势的机会，在等待机会的时候熟悉新四军高层的各种关系，然后就可以下手了。 一般而言，在白区工作的同志的政治水平都不错，饶漱石也不例外——政治水平一流。 延安之风刮到华中局时，理论上的一把手饶漱石知道机会来了。八月十三号这天，他首先玩了一招欲擒故纵，自己跑出去搞调查（表示我这个一把手很重视这事），让陈毅主持整风大会，让大家提对领导的意见。大家说咱们新四军的政治工作不是很给力，也就是对不在场的饶政委意见比较多。接下来一个星期，情况差不多，但并不激烈。饶漱石根本就没搞啥调研，而是在等待。为啥要等这一周呢，根基不是不深么？总要摸摸行情，看看同志们的心里是怎么想的。所谓整风，也就是开会吵架。然后等大家闹得差不多了，再以仲裁者的角色出现。毛泽东经常用这一招。现在饶漱石也跟着用。然而饶漱石不是毛泽东，毛泽东有资格、有实力做最后的仲裁者。当年的饶漱石还不行， 实力、威望都不够，以至于战火烧到自己身上。可见政治上没有所谓的百试百灵的绝招。毛泽东能用的绝学，饶漱石就用不来。 所谓整风，也就是开会吵架。胜败和战场不一样。战场上讲的是战术和实力。吵架是拼口舌， 还要拼后台。说到底，政治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立场、站队的问题。饶漱石有理由相信，当他亮出杀手锏的时候，胜算还是很大的。因此一个星期之后，也就是八月十八号这天，饶漱石出现了， 加入吵架的行列。 饶漱石以最高领导的身份分别找同志们谈话，内容包罗万象：吃饭怎样啊、能不能睡好啊、找到老婆没有啊、怎么不找一个啊等等，但有一点是必须强调的，就是陈毅同志在井冈山曾经反对过伟大的毛主席，把伟大的毛主席赶下台。言下之意，毛主席是真理，陈毅反对过真理，所以他错了， 要检讨，你们不要跟犯了错的同志走得太近。 饶漱石的这些谈话在同志们起到这样一个效果——中央让饶漱石清算陈毅了。于是乎，大家都和陈毅拉开距离。啥叫政治手腕？这就是。 此后陈毅、饶漱石两个人经常在一间小屋子里谈话，也不睡觉，常常谈到天亮，搞得秘书们夜里睡不好觉。当然不是说他们感情有多深，而是在吵架，饶漱石在啰嗦陈毅的错误，陈毅在辩解。现在已经无法知道他们说了啥，但可以肯定这些话浓缩一下，核心意思只有一句——饶漱石：以后新四军我当老大；陈毅：不行。 这样吵吵嚷嚷也不是办法，总要爆发出来，那就来得猛烈些吧。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六号，黄花塘，两人彻底摊牌。 饶漱石让陈毅作自我批评，陈毅罗列自己的历史。饶漱石不满意，让陈毅的态度端正些。陈毅还是罗列自己的历史。陈毅的历史，功劳很多，也有错误。 饶漱石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弄不动陈毅，自己头上的“代”字就去不得。如果哪一天其他人（陈毅或中央另派）当了华中老大，自己肯定变成陈毅的下属，在华中还怎么混嘛？既然骑到老虎的背上，只好一条路走到黑。 饶漱石亲自出马列举了陈毅的“十大错误”：第一，在历史上，陈毅一贯地反对毛主席；第二， 陈毅一贯地对抗中央；第三，陈毅一贯地反对政治委员制度，不尊重政治委员；第四，工作不负责， 办事拖拖拉拉；第五，轻视工农干部，偏袒知识分子干部；第六，对新四军七个师亲一部，疏一部； 第七，陈毅的封建主义思想严重，嗜好下棋、写诗这类封建士大夫恶习；第八，主观主义严重，说话办事，不调查研究，凭印象瞎表态；第九，官僚作风严重，不愿意深入到炮火连天的部队去指导工作，只愿作水中浮萍，在离军部较近的部队走马观花；第十，个人主义严重，好大喜功，夸夸其谈。 十条都是空话，十顶高帽子而已。这些高帽子如果在延安那群职业政治家那里，那肯定相当有料，基本上要惹得口水一大片、板砖满天飞。然而这里是华中局，生存环境极为恶劣。甭管啥官职、都要打仗，既要打日本人、伪军，又要防止蒋大委员长的突袭，搞不好哪天就挂了，还是讲点实际的好，大家对整风、整人兴趣不大。所以在整风期间，延安天翻地覆，苏北和山东只是和风细雨。一方面是罗荣桓和黄克诚等人的抵制有关；另一方面，主要还是局势紧张，朝不保夕，没心思搞这些玩意。因此华中局的同志们没啥反应，眼睁睁看着一把手和二把手单挑。实际上这意味着饶漱石 的整风失败。 饶漱石很来火，大怒，说：“同志们！整风运动是毛主席、党中央号召的，大家应积极投身进来，不能站在门外徘徊，这可是对毛主席、党中央的态度问题。对陈毅的错误，不能姑息迁就，要提高到路线斗争的原则高度来认识。陈毅的问题是严重的，在新四军中的危害极大，必须彻底批判， 肃清其影响。” 停顿了一下，喘口气，又说：“我代表华中局责成陈毅重新检讨，如果仍然不能正确地认识错误，我们建议党中央重新派一位德高望重、德才兼备的军长来。如果有谁对陈毅的十大错误认识不足，或者同情，或者包庇，则是对整风运动的态度问题，那就要受党纪处分，甚至会有撤职的危险。” 这已经是赤裸裸的威胁了，大家仍然没有反应。没办法，扛枪的和拿笔的思路不一样啊！既然没有效果，那就等下一天吧，留点时间让这群大老粗的脑袋转过来。 然而第二天，陈毅反击了。陈毅把帽子往桌子上一扔，昂首挺胸、滔滔不绝：“为驳斥饶漱石对我的诽谤和打击，在此，我要申辩性发言……”和彭德怀不同，陈毅的口才相当好，滔滔不绝， 战斗力相当强悍。 首先给自己辩解，其次逐条反驳，最后竟然给饶漱石罗列罪状！ 饶漱石那叫一个来火，最后竟然谈起官职来了：“现在让你重新检讨，重新作自我批评，不是让你再次摆功劳。你的态度很成问题！我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我又是华中局的书记，我有权代表华中局和军部，向中央揭发你的问题，有权建议中央另派一位德才兼备的军长来。”没有办法了，饶漱石只能给中央发电报。 事情闹到这个份上，虽然目的已经达到，指望饶漱石在华中搞定陈毅是不可能了，只好把陈毅叫到延安来。理由是帮助毛泽东和朱德起草七大报告。陈毅离开之后，饶漱石继续批判陈毅，效果不大。开会时，各路的领军头头不露面。粟裕、黄克诚、谭震林、邓子恢等人直接派代表参加了事。 十年之前，毛泽东和陈毅在井冈山分手。十年之后，毛泽东和陈毅在延安相见。在延安，毛泽东和陈毅谈了很多，甚至还给陈毅很多安抚。只是涉及到陈毅和饶漱石的矛盾时，毛泽东让陈毅公开场合不要谈自己和小饶（饶漱石）的争论。 然而这事最终还是绕不过去的。一段时间之后，毛泽东让陈毅发电报给华中的同志们做自我批评，实际上就是让陈毅向饶漱石低头。毛泽东发话了，陈毅当然要照办，就发电报啰嗦了一些个人小毛病，大帽子一顶没认。随后毛泽东跟陈毅说，黄花塘争论结束了。 就这样结束了，没有批斗会、没有大帽子、没有审查、没有拯救，简单到出人意料。在毛泽东这里确实结束了，因为该做的事在华中就做完了。现在陈毅已经离开华中，又发电报认错，这些已 经够了。华中局已经没人能在政治上抗衡饶漱石了。安抚一下陈毅，卖个人情给周、陈二人，何乐而不为呢？ 剩下那点事留给其他人去做就行了。七大结束之后陈毅留在延安，也就是说没回工作岗位。陈毅整天喝酒下棋，心里虽苦，外表却是一副乐呵呵的模样。这段时间里康生倒是经常出现，暗示陈毅承认饶漱石的领导，陈毅偏不认账。事情就这样拖着，最后才出现这样的情况，解放战争期间， 陈毅一年多时间不在军部。然而和陈毅这种久经考验的老军头不同，饶漱石除了依靠中央就没有办法立足。 按道理说，陈毅和饶漱石争论不休，应该对新四军不利。然而一个人的横空出世改变了这种局面，那个人就是粟裕。而粟裕在朱德和刘少奇的印象中都不错。朱德、刘少奇均把粟裕当自己人。毛泽东也鼎力支持这个看起来老实巴交的粟裕，试图把粟裕攥在手里。粟裕接管了打仗。陈毅不在的时间里，和粟裕配合的是饶漱石同志，所以当年有“陈粟大军”，又有“饶粟大军”之称。陈粟大军也好，饶粟大军也好，好在饶漱石和粟裕配合得很好，打仗那一块交给粟裕，其他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陈毅和饶漱石的争论就局限在政治领域内，没有影响到军事行动，这点又是新四军的大幸。 尽管陈毅非常有才华、有道理、有功绩，说话很有感染力，人缘也好，然而在这次交流中，他注定无法战胜饶漱石，因为他处在被审判的地位，最多就是洗涮自己的清白。当他把十年来的是是非非说清楚，饶漱石已经稳坐华中一把手了。 一番折腾下来，饶漱石成功地把陈毅赶出新四军，稳坐华中一把手。唉，新四军军长总是敌不过政委，前叶挺，后陈毅，大同小异。再加上粟裕破土而出，接管华野作战指挥权。毛泽东终于通过整风运动达到控制新四军的目的。 通过陈毅这事，咱们再次看到，毛泽东用人手段之精妙，远非任何一个政敌可比。 再把镜头对准饶漱石，此君究竟把谁当成后台老板？按道理说，刘少奇对他有恩，理当跟着刘少奇混。为何又卷入高岗事件针对刘少奇呢？刘少奇把饶漱石当自己人，饶漱石却没把刘少奇当自己人，他认为刘少奇这棵树还不够。他或许是把自己当成毛泽东的人，所以跟着高岗针对刘少奇。但是毛泽东好像没有把他当自己人，所以他从未真正成为毛派，命途多舛。也许毛泽东把他当自己人，只是没有保他，毕竟毛泽东连高岗都没保。 个人认为，毛泽东还是没把他当自己人，如果是的话，后期应该提拔利用，就像后来的柯庆施， 作为一颗反刘抑周的天然棋子。当然也可以看作是饶漱石陷得太深了，洗清他涉及到给高岗翻案。谁说得清楚呢，是是非非的。 评：饶漱石是一位人才，晚景凄凉。但是他有过施展才华的机会、并且抓住机会施展了才华， 人生如此也当无憾了。 饶漱石批判陈毅，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在批判陈毅。 陈毅和饶漱石斗争失败，实际上就是周恩来的实力被削弱的一个缩影。 纵观神座下的人们：延安整风，不仅只有“狠”与“猛”，还有“巧”字。对国际派用狠，对彭德怀用猛，对周恩来、陈毅用巧。 （十）毛泽东思想的诞生 毛概嘛，谁不知道啊，考试时还是靠抄袭才过的呢。真实的毛泽东思想和教科书还是有很大差别的。那本教材是经过专家教授咀嚼过的东西，因此味道有点怪异。事实上毛泽东思想并不是那本书上的文字堆砌而成，是鲜血和白骨堆砌而成的。 这可不是在拍恐怖电影，因为世界上任何一部恐怖电影都是有限度的。 数千年来，中国的每一次浴火重生，都意味着流血、再流血。两千多年前周朝解体，历经春秋、战国数百年的流血，方有秦汉强势。东汉末年起，又是流血几百年，才有隋唐盛世。五代十国，乃至整个两宋王朝，战争从未休止，流血从未休止。接下来是元的野蛮和明清僵化。清末民国，中国进入流血流得最为惨烈的时候。 无数仁人志士、英雄豪杰想要给国家止血。有人想以相对温和的方式给国家止血，比方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没有成功，反而使得谭嗣同等英豪流血而亡。又有人希望通过简单一点的方式给国家止血，比方说孙中山让贤袁世凯，也没有成功，反而让宋教仁等志士流血而亡。最后没有办法了，只能通过最原始的力量，以暴抑暴，铲平一切重新来过。毛泽东思想，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流血流出来的。 所谓毛泽东思想就是一帮精英通过无数次的生死考验之后得出来的行动指南。这本指南就四个字——实事求是，都说烂了，但真正能理解的人很少。翻开整个一部中共党史，实事求是，就是为了革命理想的需要流血时就流血，需要杀头就杀头，需要坐牢就坐牢，需要蒙冤就蒙冤，需要运动就运动，需要改革就改革，需要开放就开放。在这些“实事求是”的行动中，很多同志流血牺牲， 变成累累白骨，同时杀了很多同类。从共产党建立到新中国诞生这段时间里，不停地流血，再流血。 为何？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必须如此。毛泽东思想就是为了解释这个问题而诞生的。 所谓新中国，就是流血留出来的。与其说浴火重生，不如说浴血重生。如果把中共看成一个巨人，那么毛泽东思想便是巨人的灵魂。 正是因为有了灵魂的指引，巨人才能把自身的力量运用到适当的地方。 毛泽东用政治家的身手加上诗人的气质，指挥一帮精英南征北战，流血牺牲，塑造了巨人的灵魂，因此毛泽东成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刘少奇通过自身的理论实践水平装扮了巨人的灵魂，成为这一理论的发现者。 在理论方面，除了这一思想的创立者毛泽东，就数把这种思想形式化的刘少奇的功劳最大。毛刘联盟建立，意味着垄断理论话语权。 在政坛上，掌握话语权，就是掌握真理。 这种话语权不仅在军事上打退敌人，而且在党和政府中有着无与伦比的优势。因此在当年，毛泽东第一，刘少奇第二。 党内的优势延续到政体上，还是毛泽东第一，刘少奇第二。等到毛泽东的经济政策搞不下去， 刘少奇成为新一任国家主席，便在政体上赢得权力。发展到最后，毛泽东是党的主席，而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只是走上前台的刘少奇并没像毛泽东设想的那般解决问题，他打算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 ——那恰恰是毛泽东不愿意看到的。 毛泽东思想产生了很多积极作用，各种书籍里都说得很明白了。 凡事都需要一分为二。这里说说不利的一面，不利的一面就是把毛泽东送上神坛。历史的发展无数次证明了，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如果这个人建立一种组织，力量将得到大大的增强；如果再给这个组织安上灵魂和思想，它不仅力量加倍，还将影响后世。 共产主义的创立者是马克思。马克思的思想行为概况起来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影响了这个世界。但是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他的影响仅仅是理论方面，通过他人的革命实践来改造这个世界。 马克思之后是列宁。他的思想行为汇总为列宁主义。列宁指导了俄国革命，并且取得了成功， 初步建立起一个苏维埃政权。但是这个政权是软弱的，并不强悍。真正让苏联强悍起来的，是钢铁一样坚强的斯大林同志。斯大林虽然有一个强大的组织，却并无统领一切的思想。有听过斯大林主义么？没有。 接下来该谈谈毛泽东思想了。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完全不同，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就是一个理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智力活动的结果，就算后来导致了第一国际，那也是先有理论后有实践，用理论指导实践。列宁比马克思更为激进一点，也是边理论边实践。毛泽东思想则是另外一回事，先实践，然后才形成理论。中国共产党流血流了二十年之后，才流出自己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 等到这个从残酷的实践中锻造出来的思想帮助中国大地再次找回尊严之后，许多人就把它当成绝对真理来对待。一系列的阿谀吹捧就来了，像刘少奇、像林彪，就是吹捧队伍里的杰出代表。在这个过程中，这个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毛泽东同志赢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也被推到历史的悬崖边上。所有敢于表达不满的声音都将被无情镇压，在镇压这些不满的声音的时候，毛泽东原本光辉的形象开始有了污点。 这个世界并没有一个真理能解决所有问题，没有一个人能解决所有问题。毛泽东思想不能，毛泽东本人也不能。当一切问题都要用毛泽东思想来解决，当所有事都需要毛泽东一个人做决定，那么灾难将不可避免地到来。不仅是死去的那些人，包括对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在内而言，也是一种灾难。对于大饥荒、以及随后的历次运动，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记忆犹新。 这一系列造神运动的背后，刘少奇的贡献最大。 毛泽东思想的诞生，刘少奇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毛泽东一人独大，刘少奇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毛泽东被神化，成为全人类的太阳，刘少奇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种理论化、组织化、原则化的吹捧，远比柯庆施那种“相信毛泽东要到迷信的地步”、林彪的那种“天才论”“顶峰论”严重许多。盲目的跟风叫嚣，大家很容易一眼看穿。像工程师一样构建的理论，想要批判却很难。 在个人吹捧上，刘少奇也不逊色。中共七大，刘少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他把“毛泽东思想” 写进党章，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还把“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规定为党员的一项义务。这份报告 105 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名字之后还会伴随着一个“最”字，比如说“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他不但敢于率领全党和全体人民进行翻天覆地的战斗，而且具有‘最’高的理论上的素养和‘最’大的理论上的勇气等等”数一数，多少个“最”字。如此有才气的言语，后来的林彪等人是写不出来的。而且毛泽东啥时候变成科学家了？毛泽东固然伟大，但终其一生和科学家三字联系不大吧？ 所以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同志才说：父亲对于毛泽东凌驾于全党全国人民之上是负有重大责任的。这话是经过诸多振痛之后的反省。 评：刘少奇和康生，一个温和严谨，一个阴狠毒辣，用不同的方式推动了延安整风运动。康生的狠毒，留下怨恨的种子。刘少奇的温和严谨成了造神运动的根源。 造神运动这项工程，刘少奇算总设计师，还有众多参与者，作用如同工程师。具体是哪些人呢？ 可以参照陈毅在文革中的讲话。陈毅说：“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现在怎么样？当年赫鲁晓夫吹捧斯大林，后来怎么样？刘邓那些人没有反过毛主席，那时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陈毅提到的这些人都是造神运动的参与者——在文革时代，都遭了殃。 四、刘少奇为何惹那么多人不满 中国有句俗话：不遭人嫉是庸才。反过来理解，只有精英才会遭人嫉妒。刘少奇之所以遭人嫉妒，只因为他是精英，只因为很优秀而已。刘少奇是精英么？当然是，而且是精英中的精英。建国之初，一位身处高位，且即将走向最高位置的人，想不惹非议非常困难，特别是这个人又干了很多事，露出很多破绽的情况下。对此西方有人说，人只要干事就会犯错，犯了错的人就会被抓住尾巴。看来在这一点上，东西方有共同的看法。 那么是不是可以解释为，有那么多人对刘少奇不爽，只是羡慕刘少奇的才华、嫉妒刘少奇的权力、怨恨刘少奇的影响力？如果是这样，就不用写这些东西了，故事另有原因。 对比一下同时期的周恩来就能发现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刘少奇和周恩来同年，算是同一代人。论才能、人品、乃至相貌，周恩来都不输给刘少奇。工作这一块，周恩来也没少干，而且更为庞杂，除了党务这一块，他基本上啥都干，连特工都领导过， 得罪人的或不得罪人的工作都是一肩挑。然而很少听到对周恩来不满的声音，即使高岗活动那会， 主要目标也是针对刘少奇。即使后来街坊间传闻柯庆施要当总理，也是传毛泽东的意图，而非柯庆施对周恩来的进攻。周恩来经常检讨，也只是向毛泽东检讨，然而刘少奇的对手好像从来没有间断过。 延安整风之前，刘少奇有名气没权力。白区地下党么，再高的职位也管不了几个人，工作范围也就是组织一下罢工，写文章和某人论战一下。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工运领袖这个角色并没有多少分量，和大革命时代没法比。就算时不时以中央大员的身份到某个局搞工作，也是干一段时间就走，来不及扎根。那个时候的刘少奇以挑战者的角色，勇敢地向张闻天等人发起挑战，成功取代张闻天成为党内日常事务的主持者。 整风之后，刘少奇虽然成了党内第二号人物，相当于组织上有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说真的，当时这个权力形同摆设。因为当时的主要业务是打仗。打仗是军人的事，指挥军人打仗的工作由党内第一号人物毛泽东来干。刘少奇的工作也就是处理一下日常事务。此时的刘少奇只是隐在毛泽东身后的一位理论家，一位具有实干精神并且干了很多实际事务的理论家，并不显山露水，位高权不重。 刘少奇真正耀眼是在建国之后。他和周恩来成为除毛泽东之外新中国最重要的两个支柱性人物。这个时候，这位起于工运，战争年代一直埋头于党务的第二号人物成了擂主，挑战者一个接一个出场。这种考验从高岗一直持续到林彪同志，终于被人挑倒了。 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在没有人敢于挑战毛泽东的情况下，为啥有人要挑战毛泽东一手护持的 刘少奇？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最简单的回答就是，有人想争夺权力取而代之。简而言之，就是为了权力。也对，可以这么说，毕竟高岗同志就是这样子。如果这样就把问题了结，显然不太负责。 权力只可以解释高岗，却无法解释林彪。从现有资料来看，林彪上位并非是靠自身的积极钻营。而林彪也不是毛泽东心中理想的接班人，林彪最终取代刘少奇成为接班人，更像是毛泽东的一个情非得已的选择。 不仅无法解释林彪上位，更无法解释邓小平的转变。高岗失败之后，毛泽东提拔邓小平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用意是协助或者说制衡刘少奇、周恩来。然而若干年之后，邓小平离毛泽东越来越远， 反而是和刘少奇越走越近。还有彭德怀，庐山写信基本上是冲着刘少奇去的，写信的本质并非是所谓的权力之争。 在进一步叙述之前先声明一下，这里没有所谓的解密材料，也没有内幕信息。这里只是根据他们的各自经历进行一些分析总结。在此本人不自量力，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接近真相。争取做到，即使偏离了真相也不会误导大众。 要解释这个问题，就应该从建国开始说起。 这是大方向，可以说是历史和现实共同决定的。然而在下面小机关中的各个部门，就需要中国人自己解决问题了。党的一套班子，政府的一套班子，从无到有，选人才、选地方、制定法律法规这一大摊子事都需要有人干。谁干呢？主要是刘少奇和周恩来在干。刘少奇主管党内日常事务对应的是各级党组织，周恩来管国务院对应的是各级政府。 前面说过，建国之初还在打仗，国内剿匪和国外战争同时进行。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国内领导人的心思还在战争上，真正安心解决各个部门建设问题的，正是主持党内实际事务的刘少奇同志。应该说刘少奇干得还不错，很好地完成了任务。经过一系列的人事安排，国家初具雏形，该有的机关单位都有了，各个部门上都安排了人，需要人干活时有人干活了。等到五四年第一届人大召开时， 国家的基本框架基本定下来了。 但是这项工作有两个巨大的破绽。 第一个破绽就是，各级官吏的位置上，白区干部的比例相对较高，苏区干部的比例相对较低。因为苏区干部主要在军方，都在前线打仗，不在前线的要准备上前线。白区干部相对比例较高，白区本来是搞地下党的，全国解放了，又不需要上前线，各个地下省委书记啊、市长啊什么的自然要从地下转移出来，要安排工作，然后成为各级领导干部。这个比例低，并不是说苏区干部的数量和白区干部的数量相比。 然而苏区的实力远远高于白区，数量也高于白区。别的不说，单就那么多军人来说怎么安排？ 军人在打仗时无所谓，仗终究是要打完的。等他们打完仗回来就会不满，不满就会发难。代表人物就是高岗同志。 现在就扯出来一个问题，为啥苏区同志会对白区同志不爽？既然大家都是共产党员，既然大家跟着同一个领袖，既然大家为了同一个理想去奋斗，既然通过大家的努力搞定了蒋介石建立了新中国，既然建国之后大家都要为人民服务，那么谁当这个官有区别么？ 粗看一下确实没啥区别，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区别很大。高岗同志到处宣扬苏区党和白区党的区别，也就是苏区干部和白区干部的区别。大家以此判定高岗在搞分裂，事实上高岗是对的，苏区干部和白区干部在人生经历乃至思考方式上确实有很大的差别。 这要从他们的各自经历说起。通俗意义上讲，在大部分情况下，人的思维判断来自于过去生活经验的积累。虽然大家同属一个政党，团结在一个领袖的周围，但彼此经历的差异造成思考方式的差异，这种差异导致很多误判。 苏区干部，特别是军人，基本上都是贫苦农民出身，很多人参军入党并非是想追求共产主义真理，或者被马克思列宁主义给征服了，仅仅为了吃饭而已。对他们而言，马克思列宁和老天爷差不多，那些理论不如一碗红薯稀饭来得实在。共产党恰好可以给他们饭吃，不仅给他们饭吃，还可以带领他们打土豪分田地，种庄稼养活老婆孩子，真是太好了，不跟共产党跟谁？难道跟着国民党继续给地主种地不成？ 尽管苏区这些军人干部打仗很勇猛、很机智，消灭了很多敌人。但是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 即他们呆在苏区的荒山野岭里，见识有限。对于机关单位应该如何运作一窍不通。 白区干部则不同，知识分子比例比较高。因为长期在敌占区和各种人物过招，处事比较老道（不老道的都被抓去枪毙了）。因为时不时要和各种机关打交道，甚至要到各种各样的单位搞卧底、搞潜伏，对各种国家机器比较熟悉。 苏区经过战场考验的干部，大致会成为刚毅机智的军人。白区经过斗争考验的干部，大致会成为灵活务实的官吏，这群人组合在一起可以形成官僚集团、各个利益共同体，就像他们曾经推翻的国民党政府一样。 让苏区干部去建立一个机关单位，他们要么很为难，觉得狗咬刺猬无处下口；要么觉得很轻松， 随便整整就算了。让白区干部去建立一个机关单位，他们可以照葫芦画瓢，画出一个大致框架。 刘少奇大量使用白区干部，除了战争因素的考量，也是对白区干部更为了解。 等大量军方干部扛着枪回来，发现各个部门除了已经有人之外还有点似曾相识，揉揉眼睛一看， 怎么这些机关单位跟老子闹革命推翻的那些东东差不多呢？咱们新中国不是应该与众不同吗？怎么还跟国民党那些单位差不多，怎么回事嘛？ 这就是第二个破绽，或者说失误。 这个失误就是没能安抚苏区干部。在这点上刘少奇和毛泽东就差远了，毛泽东搞过很多次斗争， 不仅是建国之后的各种运动，战争年代也是通过无数次考验。井冈山时代几起几落不说了，和张国焘斗，延安整风，每一次都是大手笔，但是在运作这些大手笔的时候，总是能团结大多数。张国焘叛变了，仅仅是个人的叛变。国际派靠边站了，但共产党的战斗力更强大了。之所以如此，皆因为能争取大多数。建国之后的历次运动固然残酷，但国家和党依然稳如泰山。 刘少奇处理对手的问题，从高岗到彭德怀乃至后来的林彪，都不理想。其实刘少奇对面站着的远不是军内那几个巨头，而是巨头身后的那些人，那些平凡、沉默、悍不畏死，久经战火考验，用生命维护国家完整的那些苏区出来的干部。 广大苏区干部虽然一度窝在山沟沟里打游击，靠黑面包、南瓜汤来维持生命，穿的也是粗布衣服，跟他们讲该怎么当一个科长可能是瞎子点灯——白费蜡。这样一群人都是出身于社会最底层， 是最穷苦的阶层，历来都是被统治的对象。这群人在有文化素养的人眼中是粗人，在精密的官僚组织中非常碍眼。然而这群人也许是世界上最为坚韧的一个群体，正是靠这些人的坚韧，古老的中华民族才得以重生。 换是和平年代，这些看似没啥素质的粗人以农民或者工人的身份分散在土地或工厂里干活，靠自己的身体给社会创造财富。就像现在这般，不被重视，赚点钱养家糊口。然而当时可不是这样的， 当时这些人汇聚成一股钢铁洪流，刚刚在战场上冲破一切障碍。现在他们需要工作，接下来就是对工作不满。 白区干部看苏区干部不爽，看看这帮大老粗，大字不识几个，怎么能办事？苏区干部看白区干部不爽，看了这帮派头十足的家伙就想去揍他们，就像当初揍国民党那帮混蛋。这种相互看不顺眼的现象在当时并不是个别现象。刘少奇借助白区同志办事的时候，并没有很好地安抚两派人的对立情绪。 当初的高岗对刘少奇发难，能掀起那么大的风浪，就是因为这种对立情绪的存在。后来彭德怀在庐山写信，引起那么大的反响，除了当时客观情况确实很严重外，潜在原因就是这种对立情绪。毛泽东表态之前，军方基本上支持彭德怀，反对者基本上来自行政系统。 五、毛泽东的人事安排 难道说刘少奇看不到自身的弱点在哪里么？这个问题没有准确的答案，因为没有也不会有这方面的资料作为佐证。 作为一个长期坐在二把手的位置上，按常理最终将走向最高领导岗位的人应该清楚自身的处境，知道哪些人不怎么买自己的账。或许他根本不在乎，办事而已嘛，有能力的上，事情办好就行了，顾虑太多反而误事。 然而客观、公正一点说，刘少奇的那些破绽是无法避免的，就算他想去化解和军人的那些隔阂也未必能如愿。 根据中国的老传统来看，韩信和萧何从来没有真正融洽过。乱世韩信压过萧何，治世萧何胜过韩信。文和武好像是某种天生的敌对，要不然像廉颇和蔺相如上演将相和的故事也不至于成为经典。之所以是经典，是因为太少了。 刘少奇也不是不想和军人搞好关系。只是军人只忠于另外一个人——老领导毛泽东。毛泽东可以把名望和地位给刘少奇，但枪杆子始终没有给他，将帅中凡是跟刘少奇走得近一点的要么靠边站要么倒霉，比如粟裕，比如贺龙，所以说刘少奇工作有他的难处。 这种难处恰好是人事框架造成的。 要了解刘少奇的工作难处之前，首先要了解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毛泽东是如何给刘少奇定位的。自从毛泽东真正掌权之后，党、政、军就组成一个稳妥的三脚架，稳稳地支撑着这位伟大领袖。 战争年代比较特殊，党和政都是次要的，军才是主要的。毛泽东把主要精力放在摆平军人上面。军人可以在战场上建功立业，但党内地位并不明显，比如实际负责前线指挥的彭德怀，总有一帮理论家的党内排位高过他。作为各方面力量比较强劲的周恩来，党内地位从来没有升至第二位。刘少奇作为党务代言人，实际上也只是依附毛泽东而存在，军内影响很小。我们知道，刘少奇的作用除了解决党内实际问题，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平衡一下军头。党政军么，三者基本平衡是必须的。没有了么？还有。 作为一个重新缔造了中国的领导班子，不能仅仅从人事方面分析，还要放到历史长河中比较。说起中国的人事历史，那叫源远流长。整一部二十四史一大堆，绝大部分都在记录人际关系。除去早期的神话时代不谈，中国的人事分配起于春秋。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之类的牛人基本上是从那个时代开始的。春秋霸主和战国雄豪们都有自己的班底，商鞅、管仲、范磊等人都是班子里的杰出代表。秦始皇一统天下的时候，文有李斯、武有王翦、蒙恬等人。 随后的汉帝国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领导班子，就是汉初三杰，韩信、张良、萧何，这三个人 是刘邦的王座下的三条腿。韩信管攻城略地，张良负责出谋划策，萧何的工作则是组织运作。这套班子堪称经典，成为所有后来成功者学习的样板。 论功劳，韩信最大，大汉天下很大一部分都是他打下来的。没有韩信，刘邦和项羽很可能就像象棋盘上那样划分楚河汉界。然后项羽搂着虞姬唱歌跳舞，刘邦背着吕后找个宫女啥的乐呵着。张良搞谋略的，换句话说，就是阴谋家，还是顶级阴谋家，一出主意就是要人命的那种。一旦天下平定，韩信这种人就要悲剧，因为战功和能力，这种人就成了领导眼中一个巨大的危险，赏无可赏不说，总担心哪天造反分裂天下。后来的高颖、蓝玉、年羹尧都是同一种命运。连庐山之上的彭德怀， 叶剑英都说，现在主席在你就这样，将来谁管得了？ 其次就是张良这种人，永远要防。这种人搞建设能力不怎么样，但破坏起来，能量惊人。因此张良后来隐退了，就像前辈范磊一样。这种人功成之后都会身退，不隐退一般不会有好果子吃的， 比如说范磊的同事文种就跑慢了。后来帮助唐肃宗出谋划策，平定安史之乱的李泌，也是功成身退； 帮助朱元璋打天下的刘基退了；帮助朱棣靖难成功的姚广孝做了同样的选择。相反萧何这种老老实实搞组织的，危险和不确定因素很小的人，往往可以身居高位。 刘邦论功行赏，萧何所得胜过韩信、张良，萧何的结局也强于韩信、张良。之后的故事就类似于已经成为历史餐桌上的家常菜的其他历史故事。唐帝国建立之后，掌控国家命脉的是长孙无忌等人，而非李靖。宋建国之后，皇帝后面的大当家是赵普，石守信、高怀德等人只能喝杯酒之后回家抱老婆去了。大明帝国建立之后，朱元璋做了和刘邦相同的选择，即推选埋头干活的李善长为最大功臣，徐达、刘基等人靠后。 熟悉历史的毛泽东对这些了如指掌。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组成的早期领导班子， 并不比历史上的那些班子差，如何实现班子分工协作就成了一件大事。可以简单对应，说刘少奇扮演组织者（如萧何、赵普、李善长）的角色，说周恩来扮演谋士（如张良、刘基等人）的角色，说朱德代表军方系统。然而事情没那么简单，要复杂很多。 俗话说历史在前进，人事关系正在细化复杂。 朱德贵为红军总司令，但是和古代的统帅们不太一样，他很少直接指挥战争，更多的是协助毛泽东统筹全局。打仗的事，由将帅们在各个根据地搞。 周恩来有足够的实力扮演谋士角色，主导西安事变、推动国共和谈、周旋于国际国内大大小小的派别之间，这种手笔放在整个历史上也不差，而且亲自创建、领导特科，信息来源极为丰富。但是周恩来远远超出了谋士的角色，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谋士的工作量可以和周恩来相比，没有一个谋士面对的困局可以和周恩来相比，没有任何一个谋士能像周恩来这样长期居于高位且善始善终。就算那个号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丞相都不行。 刘少奇倒是很好地扮演了一个组织者的角色。在这个班子中，刘少奇实力最弱，但地位最高。 中共的力量有两个来源，一是暴力，就是搞暴动拉队伍，就是教材上写的那些，打土豪分田地。那些得到土地的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就去当兵。当兵之后打更多土豪，分更多田地，然后很多人当兵。就这样构成一个暴力循环。等到把全国的土豪全部打光光，新中国就建立起来了。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力量源泉，即对暴力的控制，说白了就是党指挥枪。 这是毛泽东在秋收起义之后，三湾改编时制定的原则性策略。这个策略保证了党对军队的控制， 最大程度上保证党和军队协同一致。对比一下国民党就知道这条原则的优势有多大。国民党也是兴起于暴动，而且暴力活动不少，并且很强大。因为对暴力的控制不力，所以军头叛乱时有发生。军头都这样，军头下面那些人更别提了，鱼龙混杂。一开会大家就是要钱、要枪、要人，军事行动时却又各怀鬼胎、互相猜忌。国民党败就败在这条上——对暴力控制不力。中共这边就好很多，基本上没有军头叛乱的事，士兵比较淳朴，偷鸡摸狗的事基本不干，上了战场绝不含糊，对得起“人民子弟兵”的称号。 把原本实力最弱的刘少奇的地位安排到最高，目的就是制衡。这是中共人事安排的经典套路， 也是在中国历史中人事安排的经典套路，即压低实力超强的人的地位，给实力不那么强的人以虚名。建国之前的刘少奇就是这样一个位置。 然而建国之后，情况变了。原本弱小的行政系统一跃而成为主流。看看当年关在草岚子监狱里的地下省委书记、市长一大把，值不了几个钱。建国之后，这些原本不值钱的头衔就变得相当抢手。当年从草岚子监狱里出来的六十多人，多数成为栋梁，位居省部级干部乃至中央委员。原本地位高而实力相对较弱的刘少奇的实力极大加强。或许这也是毛泽东的安排，他对那帮打天下的军人有所防备，而且不太相信他们的建国才能。这个安排属于抑武扬文的正常范畴。 然而在党指挥枪的框架下，没有指挥过枪的刘少奇走上前台之后，就不得不面对一帮打天下凯旋而归的军人。这些军人在战场上是条好汉，进入了行政系统则不见得能行。说到底，打仗和当官是两回事。能打仗未必能当官，正如能当官未必能打仗（把现在当官的送上战场大多数都要耸）一个样。因为打仗和当官根本就不是一个思维模式。战场上，只要干净利索地彻底解决对手就行。官场上，最好的办法是把所有人都糊弄好。 这个安排相当于把刘少奇推向前台成为擂主，承受一波又一波的挑战，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在政党需要治理国家时，作为党内二号人物，要么把刘少奇隐蔽起来，所有无聊琐事由一号人物毛泽东一肩挑；要么把军权也给他，让他成为名正言顺的一把手。如果选择折中，只能这样了。 应该说建国之初，毛泽东对刘少奇寄予厚望。除了依靠他领先的文官系统压制军人，还希望他能够在建设方面帮助自己一把，正如战争年代依赖彭德怀、林彪等人一样。然而很快他就对刘少奇 有些许不满。当毛泽东雄心勃勃地审视国家建设时，发现所谓的新中国并无太多特色，国家体制还是那种行政方式，一部分来自传统，一部分来自苏联模板。刘少奇时不时发表些讲话，讲咱们现阶段要过度、要允许剥削存在，怎么听都有点回到国民政府时期的感觉。所以毛泽东才对高岗委以重任，就是要表达对刘少奇和周恩来不满，给他们点刺激。当高岗越过了那条底线，毛泽东毫不犹豫地将他抛弃；彭德怀在庐山写信，毛泽东依然挥刀断臂。可以说毛泽东还是比较珍惜这出政治二人转的。 接下来毛泽东亲自指导建设。第一次人大召开，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些都是毛泽东时代的标志性事件。然而正是在这段时间内，整个中国开始逐渐狂热起来。此时的刘少奇选择紧紧跟随，一步也不落下。可以说刘少奇也是比较珍惜这出政治二人转的。 即便如此，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这个政治联盟在建国十年之后不可避免地要解体。因为大饥荒来了。 六、大饥荒对两人关系的影响 一九五四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决定设立国家主席，毛泽东毫无悬念地当选。同时朱德当选为副主席，刘少奇为人大委员长。在国家主席的职务定位上，毛泽东提出：“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可以解散国会，我们的主席不能解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相反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倒可以罢免主席。国家主席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并服从于它。”一是和国际接轨，二是有自己的特色。也就是说中国的国家元首并不是国家的最高领导——最高领导是毛泽东。 党指挥枪，党领导政。 两年之后，毛泽东在北戴河一次党内会议上先吹风，表示不想当国家主席了。又过两年，第二次人大之前，中共通知大家，说毛泽东同志不当下一任国家主席了。这个消息还引起了一阵风波， 党外人士还以为共产党内部出现地震什么呢。说实在的，毛泽东不适合当国家主席，因为他的个性太随性了。他在延安时代可以当着记者的面捉虱子、在游泳池和赫鲁晓夫同志约会、穿睡衣去参加陈毅的追悼会。 毛泽东之后，还有好几个人可供选择，比如说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可能性最大的是朱德、刘少奇。 大家以为朱德会转正，因为朱德是国家副主席，转正水到渠成嘛。以朱老总的威望，当国家主席绰绰有余。然而接下来朱德亲自表态，推荐刘少奇继任。于是在一九五九年一月，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任国家主席。朱德干起了之前刘少奇的工作，成了人大委员长。 这一年毛泽东六十六岁，刘少奇六十一岁，两个人都已过花甲之年，早已从当年激情澎湃的革命者转变成心机深沉的政治家。 提到一九五九年，总是让人想到庐山事件。这一年意味着很多，刘少奇走向前台，对中国政坛影响不下于庐山事件。 从此之后，两位奔向古稀之年的大人物从一元化走向两元化，开始了从合作到对立的过程。以此为起点，往前看，他们已经相识了三十八年，合作了二十五年；往后看，三年之后，他们的政见分歧浮出水面，又过三年两人摊牌。从此一直纠缠，直到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这一天。 刘少奇成为国家主席时，全国的形势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大跃进已经进入冲刺阶段；人民公社也已经不可挽回地在快车道上狂奔。半年之后就出现了非常恶劣的庐山事件。 随后的三年，就是史无前例的大饥荒。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进入了死亡方程：没有食物导致饥饿，因为饥饿导致浮肿，因为浮肿导致代谢系统紊乱，浮肿消失还是没粮食，再浮肿，如此循环， 直到最后非正常死亡。 大饥荒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惨痛的流血事件。 大饥荒直接导致了毛泽东和刘少奇走向对立。当毛泽东让出国家主席时，他预料到刘少奇当选么？史料中没有直接答案，但答案趋向于肯定。虽然他什么都没说，也没有暗示什么，但是他应该知道是刘少奇上台。一个是历史传统，毛泽东不在，刘少奇代理。朱德虽然德高望重，毕竟年龄大了，已过古稀之年。而且朱德淡泊名利，正渐渐淡出权力的核心。另外就是周恩来了，周恩来在国务院总理的位置上抽不开身，他也不太愿意出这个头。纵观周恩来的一生，他既不愿意成为领袖， 也不愿意成为领袖旁边的那个人。他和领袖中间总是隔着一个人——时势使然还是人为选择？其他如邓小平等人当时的资历还不够。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一生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国。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莫斯科。当时中苏两党关系还没有真正恶化。毛泽东在莫斯科对赫鲁晓夫说：“我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了。” 赫鲁晓夫问：“有人接替吗？” 毛泽东：“有。我们党内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第一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那里学习，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了。他的长处是原则性很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 可见毛泽东对接班人的问题还是心里有数的。 应该说刘少奇上位，也是毛泽东的心愿和布局。而且刘少奇的态度、做派上比较严谨、凡事一丝不苟、原则性很强，适合主持国家礼仪。更重要的是，刘少奇这样一个纯粹的党内干部出任国家主席，不会从根本上（军队）威胁到毛泽东。毛泽东以为让刘少奇处理好政务就行了，不要涉足军队。然而那个时候想把军政分开很难，因为很多人从军队出来直接进入政府工作。大饥荒时代的五虎上将，都是从军队专业过来的。在庐山上，彭德怀写信固然忧国忧民，但矛头也是冲着刘少奇去的。而彭德怀当时的威望在军内正处于顶峰，身份是国防部长。 毛泽东让刘少奇走向前台，就是希望刘少奇能够出头解决严峻的局势，拿下彭德怀，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对刘少奇表示支持。 两年之后，也就是六一年，大饥荒最严重的那年，毛泽东进一步表达了对接班人的看法。这一年，蒙哥马利访华。九月二十四号，是咱们的中秋节。这一天，毛泽东准备再次会见英国陆军元帅， 顺便一起吃个饭，蒙哥马利也很高兴。两个老人彼此说了一番客套的话，然后谈了一些问题，很开心。 在开心的氛围下，蒙哥马利趁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蒙哥马利提出：“我认识世界各国的领导人，我注意到他们很不愿意说明他们的继承人是谁，比如像麦克米伦、戴高乐，等等。主席现在是否已经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 毛泽东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蒙哥马利又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 毛泽东说：“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 毛泽东这一次和之前不同，考虑让刘少奇成为这个国家真正的掌舵人，主宰几亿人的命运。这也是历史上打算让位刘少奇的历史证据。但是这话有一个前提：我死之后。然而更多应该是一种勉励。毛泽东仅仅年长刘少奇五岁而已，而且他的身体素质更好一些。 这话还有弦外之音——蒙哥马利听不懂的弦外之音，要联系当时的大环境来解读。因为六一年是大饥荒最为严重的年头，是最需要刘少奇的时候。此时的毛泽东和刘少奇还是一体的，两个人还比较珍惜几十年来的合作成果，政见分歧还没有表现出来。毛泽东支持刘少奇走向前台，就是让他在国家主席的位置上解决经济问题。 在毛泽东看来，如果刘少奇把问题顺利给解决了，接下来可能真的成为最高领导。即使毛泽东不死，也可能成为最高领导。既然如此，为啥又有后来文革的天崩地裂的那一幕幕呢？原因很简单， 刘少奇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对。问题就是这么戏剧性，刘少奇解决了问题，但方式却不对，他不是用毛泽东希望的方式解决问题，而是和毛泽东希望的方式相反的刘少奇方式。不要说走上最高领导的岗位，最后连性命都丢了。 所谓政见，也就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已。 所谓政见不同，也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同。 既然都是解决问题，有必要因为方式不同而拼个你死我活么？在普通人看来是没有必要，在政治家那里却非常有必要，特别是在最顶尖的政治家那里更有必要。因为政治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成为最顶尖的政治家之前，身后必然有一大批粉丝和支持者、利益集团等。政治家代表的并不是他自己一个人，而是一大群人的观点和整个集团的利益。就算自己不愿意和对手拼命，粉丝们也会想办法置对方于死地。这些在文革中仔细讲。 大饥荒意味着啥呢？对广大百姓而言，意味着灾难。对政治家而言，也是灾难。政客结盟，为的是利益。政治家结盟，除了利益之外，还有另外一重含义：历史责任。说白了就是留名青史。当文天祥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时候，当谭嗣同高呼“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时候，都是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他们原本可以不死，但他们选择死，选择气节、大义、民族血性，把名字刻在史书上。古往今来，政治家的终极追求就是这几个字——青史留 名。 特别是中国人，没有神可以信，能做的只能把名字写在历史上——以光辉正面的方式。 青史留名这东西听起来很虚，那是因为咱老百姓离那个境界很远。比如说国破家亡而又肩负重任时，你就需要考虑究竟要选择当文天祥还是洪承畴。比如说那位兼具才华、相貌、私德的好男人汪精卫先生，一念之差把一切都葬送光了。同理，大饥荒时代的农民只需要考虑肚子。如果处在毛泽东或刘少奇的位置，就需要考虑历史定位。如果两人政见不和，那就是火星碰地球。输的一方， 将要在一段时间内为大饥荒买单，将输得一无所有。当我们惋惜两位大人物为何不能坐下来好好沟通一下时，其实不知道，他们都在准备为各自的政见而殉道，在为自身的历史定位而奋斗。 大饥荒是一个巨大的污点，任何一个政治家都不想如此巨大的历史污点落在自己身上。对毛泽东和刘少奇那个级别的人而言，不管合作了多少年，不管曾经关系多么亲密，涉及到历史定位时绝不含糊。因为他们和咱们这些老百姓不同，除了需要衣食住行之外，还要考虑自己在历史上的定位和评价。 所以就两人的争端而言，除非当年有办法让他们穿越到未来看一看，否则将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场巨人之间的较量，受难的将是巨人脚下的凡人。 七、困局 在第三篇里，我们说过，刘少奇在庐山事件上充当了政客。之所以说他当了政客，是因为他说了违心的话。庐山之上的刘少奇和彭德怀一样了解实际情况，早在他成为国家主席之前，整个一九五八年，刘少奇大部分时间在全国各地视察。五八年底，问题已经很严重了。这点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清楚。正是此刻，刘少奇走向前台。但我们不能说刘少奇就是政客，因为他是一个政治家。因为接下来他干了只有真正第一流政治家才能干出的事。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留下名言，说他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如果刘少奇也写一篇类似的文章，也可以写下类似的句子。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也是受任于危难之际。当时的国家形势非常严重，严重到何种程度呢？参照《大饥荒篇》。诸葛亮奉命去江东，仅仅要说服一个想抗战却对抗战尚有疑虑的孙权，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却要解决几亿人的饿肚子问题。 要说刘少奇上台之后就找到灵丹妙药，那也非常不现实，因为政治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 刘少奇是五九年初上台的，大饥荒从五九年持续到六一年。刘少奇真正调整政策是从六零年底开始的。中间飞五九年、六零年这两年在干嘛？在继续大跃进。也就是说在这两年里，按照惯性， 刘少奇的身份还是毛泽东的学生，按照三面红旗的路子走的，即使有想法也没有付诸实践。当然， 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比方说五九年弄出了庐山会议，等到把彭德怀批判完毕，已经是六零年了。批彭，意味着反右。反右，意味着继续左倾，意味着继续跃进。代表性的例子是此时的张仲良正在甘肃山寨秦始皇，鼓足干劲，正大搞特搞引洮工程。等到实在跃进不动了，又过半年，已经是六零年下半年了。 后来有一批人坚持认为，庐山会议原本是纠左的，因为彭德怀的信变成了反右。这话前面已经驳斥了。没有彭德怀的信，庐山会议也不可能纠左。神仙会上说成绩和缺点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鬼都不相信是在纠左。然而庐山会议在某种程度上确实给大跃进扇了一扇子。如果没有庐山会议，经济调整或许会早一点。早半年也好啊。当然这是假设。 正是在这两年的时间里，使得前台掌舵的刘少奇意识到：之前的政策不行了，再不改变，将要跌入历史的黑暗深渊中。转变来自六一年，具体来说是那四十四天。 正是那四十四天，使得刘少奇把思想变成行动，决定冲破一切。 那四十四天，刘少奇干啥了呢？呵呵，说起来并没啥了不起。既没有发明伟大的思想，也没有总结出什么理论，更没有做出任何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到乡下去转了转，和社会最底层的人打了一阵子交道，切身感受一下最下层的生活，仔细听一听最底层的声音而已。 如果非得总结一些意义出来：那就是运用自身的权力把所见、所闻、所想通过政策的方式表达 出来。 如果还要把这些意义渲染一番，那就一个词——与民谋利。好吧，咱们来探寻一下刘主席的脚印。 八、非凡的四十四天 公元一九六一年，国家主席刘少奇外出视察。这一年他六十三岁了，按照传统观念，这个年龄的老人应该在家享受天伦之乐。对刘少奇而言，才刚刚开始人生中最辉煌的旅程。 旅程是这么开始的：坐着小汽车到处颠簸。在全国各地兜圈圈，六一年四月份从广东颠簸到湖南老家。一路上山还是青山、水还是绿水，还是祖祖辈辈见识过的山水。然而，此时已经是国家元首的刘少奇没心思看这些。他看到田园荒芜，想到食物匮乏。 四十年前，刘少奇离开老家，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那个看似触手可及的梦。为了那个梦想， 曾经行走天涯，无数次出生入死。很多志同道合的同志都丢了性命，而他有幸活下来，并且有幸成为这个国家的当家人。 四十多年了，当年那个热血澎湃的年轻人已经成了白发苍苍的老者。一千多年之前，有一个叫贺知章的人经历了类似的情况，感叹曰：“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然而同样少小离家老大回的刘少奇可没这份心情。因为他不是生活在盛唐时代的诗人，他是危难之际的国家元首，身上有很重的担子。 在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刘少奇回过两次老家。二二年去安源罢工之前和二五年五卅运动之后回过老家住几天。前一次他在家乡遇见了老乡毛泽东，后一次遇到另一个老乡赵恒锡。赵恒锡还特意把刘少奇给招待了一番——在监狱里。老母亲惊得不轻，刘少奇出狱之后，老太太专门从乡下赶到长沙跪在儿子面前，要刘少奇不要干这么危险的事了。刘少奇则说：别的都可以听您的，唯独这事不能依您。比剧本还要感人，不是么？只有在民族危急关头才会出现这种画面。此后直到六一年四月份，刘少奇第三次回家。 此时的刘主席可不是回家探亲，更谈不上荣归故里或衣锦还乡。他甚至没有回老家看看，而是直接去了一个叫王家湾的地方。对他来说那是一个比老家还重要的地方。为啥呢？因为那里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养猪场，号称“万头猪场”，在大跃进中比较有名，属于先进单位。他要去看一看，为啥一个拥有万头猪的地方，老百姓却营养不良？ 至此不禁想到晋武帝，听到老百姓挨饿，惊呼，为啥不吃肉呢？后世人以此认定晋武帝白痴弱智。然而公正一点说，一群人天天围着晋武帝说天下太平、形势一片大好，想喝酒有酒、想吃肉有肉吃，然后听说没粮食了，自然联想到用肉来顶一顶。刘少奇第一站选择这个万头猪场，是不是也想到晋武帝的典故？他肯定也很疑惑。 四月二号这天，刘少奇来到万头猪场。从吉普车下来，首先看到一个破木牌，上面写着这里有一万头猪。当他走近，闻到臭烘烘的猪粪味，心里还有那么一点踏实。毕竟臭味和猪是联系在一起 的。走进去之后，就傻眼了，偌大一个地方，几头瘦猪而已，在早春的凉风中瑟瑟发抖。猪粪没人清理，所以臭烘烘的。 既然先进单位都如此不堪，一般地方还用说么？！刘少奇何等聪明，一眼就看出问题的所在。他也不含糊，立刻拿出老革命家精神：在猪圈旁边的一个空房子里支起一个帐篷，搭起一个小床， 想找点稻草铺床却没找到，这样的临时办公室就弄好了。这可不是在作秀，因为周围既没有摄像头也没有新闻记者，仅仅一些随从而已，相当于古时候的微服私访。和小说、戏剧里那种绚丽多彩的微服私访不同，即没有奇遇，也没有任何曲折的情节，甚至相当枯燥乏味，乏味到咱们一般人未必能忍受。 他在干啥呢？就是走走看看，如同乡下老头子一样，走走看看。他看见清瘦的百姓，他看见浮肿的百姓，他看见衣衫褴褛的孩子在田里挖野菜而他们本该在学习或者玩乐的……他走在小路上看见了风干的人粪，用脚搓一搓，仔细看一看，发现里面尽是粗纤维，那是野菜吃得太多的缘故。 唉？唉！唉…… 刘少奇在那个简陋的办公室里住了六天，干的就是这些事。当然，他可能也在看书、看文件、写文件、乃至发布命令。这几天里，走一走、看一看这些才是主要的。他躺在那个简陋的床上，应该想到很多很多吧？ 这里是家乡，刘少奇对这个地方是最熟悉的，因为他就生长在这里。在他童年的时候，正是清末民初，军阀割据，号称民不聊生的时代，那个时代的农民也不过如此吧？他的心很痛。当初那个叛逆的少年已经成长为国家元首。如果时光可以折叠，年少时代那个热血澎湃的刘少奇应该对此时这个身为国家元首的自己感到不满吧？ 俗话说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数口之家尚且如此，国家领导人就更不好干了。怎么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不，要改变，不论付出怎样的代价。 此时很少有人知道国家主席住在破败的养猪场旁边，住在破败的养猪场旁边的国家主席却实地了解了这一切。可见当时的官僚化严重到何种程度，如果不是官僚化严重，何需国家主席亲自下来实地考察？！ 刘少奇在猪圈旁边徘徊了将近一周之后，觉得差不多了，应该和同志们打交道了，那就干活吧， 那就改变这一切吧！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二号，国家元首刘少奇去了长沙县广福公社的天华大队，住在一间简单的砖房里。他将在这个简陋的房间里度过十八天。这十八天里，他的行动将对此后的政策选择产生重大影响，很多人的命运就此改变。为啥选择天华大队呢？和万头猪场一样，这个大队是一个模板，是 其他地方学习的典范。要找问题，自然要从模范入手。 自农业合作化开始之后，天华大队就成了一面旗帜，三面红旗下的典范。此前中央曾有一个调查小组过来调查研究过一两个月，结论是，这里的人民很幸福，正在通往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上， 正在感谢党和国家的政策。 就在刘少奇入住天华大队的前几天，《中国妇女》杂志上，还登载了一篇文章，专题介绍天华大队和大队书记彭梅秀的事迹，文章说：“由于以彭梅秀为首的党总支委员会认真贯彻了党的政策，领导群众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天华大队由贫穷走上了富裕。今年过春节时，食堂都杀了猪，有的食堂还杀了羊，杀了鸡，网了鱼；此外有白糖、饼干、白酒、海带、云耳、粉丝等副食品 13 种， 每人都有一份。过年固然热闹，平日生活也不错，每个食堂，栏有猪，塘有鱼，蔬菜满园。社员家里还喂有鸡鸭，自留地里种有零星作物。余钱剩米，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在这个山窝里已成为现实。”根据这些记载，天华大队的农民们好像正在扛着三面红旗进入共产主义。 文章是官样文章，那年头特有的，并无多少参考价值。因此刘少奇也不信，还要实地调查一番。 其实要调查相当简单，只要去公共食堂、解开锅盖看看，看看大家吃啥菜、菜里有多少油就可以了。如果说那年代物质比较匮乏，好吧，菜和油不说，看看能不能填饱肚子。如果说大米和白面依然奢侈，那就看看有没有红薯或者土豆。老百姓，特别是之前的乡下老农民，靠红薯和土豆再加点盐或咸菜就可以生活了，最多也就是瘦一点，也不至于浮肿病，也不至于进入死亡方程。对一个小小的农村大队而言，要调查生活，真的不需要中央来一个工作小组，调查研究两个月那么长时间， 真的不需要。刘少奇就是这么干的，很快就了解了真相。因为根本就不需要了解，看看眼前那些淳朴清瘦的面孔、那些浮肿的人就明白了嘛。 ——但是要解决问题并不容易。 按照惯例和程序，首长解决问题之前首先找干部做思想工作。第二天，也就是四月十三号，国家元首亲自出马召集大队干部来开会。这样的场景绝对不常见。一个大队也就几个村子，土地加在一起不过一两千亩，再算上几个小山头，能有多大？中国的领土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 在这个会议上，行政级别最高级的刘少奇告诉行政级别最低级的大队干部们：咱们就是摆一摆观点，不搞辩论、不戴大帽子、不批斗，就讲一讲问题出在哪里，咱改。 接下来轮到大队党书记彭梅秀发言了。虽然她只是一个大队书记，和国家主席的级别差了十万八千里，然而这次会议是要解决大队的问题，国家主席之后就她最重要了。她说：“主席讲得很清楚，我还是赞成办食堂，食堂的好处很多，从前妇女百分之五十的时间是搞家务，出工很少，办食堂以后，大家都出农业工，部分人进了工厂，比原来增加了收入，所以我主张：有条件的地方还是坚决办，积极办，但应自愿。”意思是咱们还是继续办吧，办食堂好处多多。当然咯，她也有难处， 国家政策么，不是一个小小的大队书记能左右得了的。她的话也可以理解为惯性使然。刘少奇：“到底是把自愿摆在前面，还是把积极办好摆在前面？” 彭梅秀就说：“把积极办好摆在前面。我们食堂８户人家都愿意办。这两天开会讨论‘六十条’，没有找妇女队长参加，她们很有意见。” 彭梅秀只是一个大队书记，和国家主席刘少奇之间差了很多级。这也许是彭梅秀一辈子唯一一次见到国家主席。但是她毫不含糊，说了不少话。 根据王光美回忆：“在天华大队住下后，少奇同志先听彭梅秀同志的汇报。她讲得头头是道：田地多少，人口、耕牛多少，灌溉面积、粮食亩产、总产、征购任务多少，食堂、托儿所办得如何好，社员生活怎么怎么好，总之样样都说到了。但对于民情、灾情、退赔等等，她不是避而不谈， 就是轻描淡写，说什么拆房子不多，已经安排好了，平调款也基本退赔完了。她还坚决主张继续办社员公共食堂。中间少奇问她一句：‘队里有没有得浮肿病的？’彭梅秀回答说：‘没有。天华没有人得这个病。’少奇本来是随便问问。我们在宁乡、韶山一带看到不少因为吃不饱、营养不良引起的浮肿病，就在天华大队我们住的王家塘，也有一户得了这个病，我们一起来的同志已经到他家看过了。现在彭梅秀竟然否认这一点，这引起了少奇同志的疑心。” 要不是刘少奇在养猪场住过几天，已经了解大致情况，估计还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情况还是不错的。估计之前中央那个考察组就是这么得出结论的。 前文提到刘少奇对大饥荒负有领导责任。他曾经积极拥护三面红旗，积极推动大跃进，积极推动办食堂。这些都是事实。但是问题到来，需要解决问题时，刘少奇同样极有成效。下来之后直奔现场，先去猪圈，再去食堂，衣食住行一律从简，三下五除二就触及到问题的核心。对比后来者们， 这样的极为简洁有效的办事方式已经看不到了。现在领导下基层，不要说实地考察，能在前呼后拥、休闲娱乐之余看看报告就不错了。如果刘少奇也是这种工作方式，那么之后的一系列政策就不可能展开，他的伟大的政治家素质也不可能展现。 这是第一个回合，刘少奇和大队干部过招。接下来是第二个回合，双方阵容是国家主席和小队长。如果说大队书记在国家主席面前只是芝麻官，那小队长就是比芝麻还小的官，大队书记的下属。至于有多小，发挥想象吧。 还是老一套，国家主席先得给人家保证，不管说啥都不会成为右派。接下来就是：食堂到底要办还是不要办？是办大的还是办小的？怎么个办法？食堂办起来，也有些事情方便一些，恐怕缺点就不少，而且缺点相当多，不方便的地方恐怕更多些。现在就是办不办，办起来如何办，怎么更方便，各种意见都可以讲。就是这一堆问题。 接下来就轮到这个国家级别最低的官吏们发言了。 狮子湾生产队队长杨玉成说：我个人的意见，一个是办小，一个是不办。办小是为了便利生产， 不办也是为了便利生产。 烟竹塘生产队队长常菊寿说：我的意见是办小食堂，一队数堂，这样便利生产。不办食堂，老弱残有困难。 大屋场生产队队长常寿先说：我个人意见要办，但要办小点。不办食堂，出工难得齐，开会安排农活不方便。 总结一下发言：这些是小队干部的意见，认为食堂应该办，但应该小办。这还是比较委婉的说法，毕竟嘛，对面坐着的可是国家主席。不久之前，国家主席还积极倡导办公共食堂的。在古时候相当于皇帝，弄不好就弄个啥罪名来了，还是小心翼翼一点好。看到了吧，大队干部认为大队应该继续在一起办大食堂，即若干村子在一起吃大锅饭；小队干部则说要办小食堂，即一个村子办一个小食堂，吃不是那么大的大锅饭。堂堂一个国家元首，听点真实的声音竟然如此困难！ 刘少奇是何等精明之人，一眼就看出其中的门道。因此他立刻展开第三个回合的较量。 既然小队长认为应该小办。那么比小队长更小的是啥看法呢？在级别上比小队长更小的官已经没有了，只有老百姓了。第三个回合的双方是国家主席和老百姓。 国家主席把老百姓请到以野菜为主食（不要误解为绿色食品哦）的食堂里，让大家摆一摆各自意见。 社员说：“拿我个人讲，食堂还是有好处的。在食堂喂猪，可以保我自己的口粮。但住在食堂，我原来的屋空在那里，那里的自留地不能种。从前种自留地、搞副业，猪、鸡、鸭、蛋、芋头、豆子都很多，现在这些东西都没有了。” 社员说：“我们当社员的，总望过好日子，这个月望下个月好，今年望明年好，多生产一点多吃一点，也多支援一下国家。从前我们屋场四户人家，沟粪子不打多，至少有三千担，现在讲卫生， 沟粪子没有了。各种各样的副业发展不了了。现在我们十一户的生猪，还顶不上原来一户人家的生猪多。猪不能发展，就没有肥料。现在油吃得少，人粪也不肥，讲一句不好听的话，像猪粪一样。我搬了三次家，因此很多家具搬得没有了。许许多多的事情说不尽，真伤心。” 如此这般，基本上都是这些。老百姓不懂那么多大道理，也无需操闲心，他们只管自己，管自己不死掉，奢侈一点就是——不挨饿。因此他们只说自己，说以前生活怎样，有多少红薯、芋头、豆子，养了多少猪、鸡、鸭，有多少猪肉，有多少鸡、鸭蛋，逢年过节都吃啥等等；至于现在，大家都懂的，无须多言。 看到这些话的时候，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就是咱们这个民族最基本的力量。在咱们中国，有史书出现的那一刻，所谓精英，所谓权贵，所谓王侯将相一直在做一件事：就是如何驯服农民，如何让农民归顺。数千年以来，中国农民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坚韧，承受能力最为顽强的一个种族。等到一个个王朝崩溃，精英腐化，王侯将相变成一团狗屎的时候，咱们这个民族都是靠最基层的农民浴火重生。 中国近代史也是一样，那些各种流派的大师专家学者，那些从世界各地回归的所谓精英，在民族危机面前束手无策的时候，当他们主张亲日、亲苏、亲英美的时候，最终的最终还是要靠这些农民再一次融汇成钢铁洪流，使国家再一次自立。作为钢铁洪流的引导者，毛泽东因此得以走上神坛。然而自立后的国家再一次陷入深重的灾难中，农民们再一次选择默默承受。 这就是老百姓的声音。没有说支持国家政策，也没有反对国家政策，也没有对领导人不敬，也没有说自己受过的伤害，更没有在抱怨。只说从前和现在，一目了然。还需要什么主义么，吃饭而已，吃饭才是一切主义的根本。他们承受了一切，却并没有要去追回什么，这就是中国的老百姓： 淳朴、坚韧、善良、宽容。数千年以来一直都是这样，他们用他们那粗糙的、瘦弱的甚至丑陋的身躯支撑着中华民族。当这个世界其它古文明灰飞烟灭，而中华民族能够承受一次又一次的灾难冲击， 最终延绵不绝，原因无它，就是这帮粗糙的、瘦弱的、甚至是丑陋的，同时又是最为坚韧、善良、宽容的群体支撑着而已。 现在已经无法知道刘少奇心里想什么了，应该也是五味杂陈吧！国家元首刘少奇原本也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住过的房子刘少奇也住过，他们走过的路刘少奇也走过，他们的生活方式刘少奇了如指掌。因为接下来的行动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他已经决定彻底解决问题。 刘少奇找到一个叫段树成的人，是原来的党总支副书记——总书记彭梅秀的政敌（呵呵，大队也有政敌呵），因为在工作上和彭梅秀有分歧，受到彭梅秀的批判，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被撤职了。彭梅秀听说刘少奇找段树成谈话后，很不高兴，站在路上骂人，说“刘胡子”（胡须，可联系到胡茬，引申为没事找茬）一来就把天华大队搞乱了。一个大队书记敢如此叫嚣，只能说明一点：她的背后有一个巨大的利益共同体，她是背后有人撑腰的。如果刘少奇的身份不是国家元首， 会不会被揍一顿扔出去了事？就像河南人民就地批判下来视察的中央同志一样。 段树成告诉刘少奇：“天华大队的粮食产量、养猪数、工分值等等都是虚报的，实际没有那么多。社员口粮一天只有七八两，不够吃。全大队患浮肿病的超过１００人。”这些已经很恐怖了， 还有更恐怖的。 段树成还说：“这里是先进单位，对外开放参观，上面给补贴；因为办公共食堂，山上的树已经砍得差不多了；大队有一个篾席厂，是大队干部的吃喝点，干部经常晚上去吃喝，当然不得浮肿 病。”还能找到比这个更为恐怖恶心的事么？ 中央那些人无论怎样想跃进，也不会通过这种方式来搞。所谓上面补贴，应该指公社和县一级， 也可能是地委，这些人、这群官僚，怎么说他们好呢？联系到当今现实，那些总能在新闻里兴风作浪，抢占头条的二代们，多半也是这样的官僚教育出来的。 现在说起大饥荒，大家把错误一股脑推到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或刘少奇等人身上了事。很少有人注意到中层官僚在中间起到的恶劣作用。为了所谓的个人前途、头顶的乌纱帽，连最基本的人性都没有了，竟然能想出通过补贴搞典型这种欺下瞒上的手段，真是高啊！ 这大概是集五千年官僚厚黑之大成了吧？面对这群不要脸至此的官僚，是否可以考虑把朱元璋同志从阴间请回来？ 离开天华大队，刘少奇决定回老家了。回老家之前，他还要到县委开会。县委书记一听到国家主席要来，马上乐呵呵地忙碌起来。国家元首啊，也许一辈子就一次的机会哦，招待好了说不准就是个机遇呢。把吃住招待安排一番，压抑着兴奋去迎接国家主席了。在县委大院里，县委书记看见几个人从吉普车下来，一个身穿蓝布衣、头戴蓝帽子的老头子从他身边经过，他也没有在意，因为他在等国家主席嘛。他没有在意老头子，却在意老头子身后的一位女士，就是王光美。县委书记认识王光美，立刻打招呼：“这不是光美同志么？刘主席呢？” 王光美指了指刚才那位老头：“喏，这不是！” 有眼不识金镶玉啊，真是！县委书记恨不得扇自己两耳光。当然他没有扇，即使要扇，也得先把国家主席招待好之后再扇。刘少奇也没要他招待，第二天就回乡下老家了。 刘少奇再一次睡在自己的老宅里。四十年前，他还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就睡在这里。那时候， 老妈妈以及相关人等逼迫他娶妻生子、继承父业——继续种地当小地主。不堪忍受之下离家出走。四十年后已是今非昔比，然而躺在老房子里依然觉得难以踏实。 四十年前，年轻的刘少奇还可以闲来无事练点武术。四十年后，已经成为国家元首的刘少奇却连片刻的清闲也没有了。他的时间表很紧凑：会见大大小小的官员，看各种各样的文件。然而那些官员和文件让他很失望。官员告诉他说，困难确实是有，但困难的原因是这几年自然灾害太严重了。文件也是官员们写的，官员在文件上写到：困难确实是有，但困难的原因是这几年自然灾害太严重了。说的和新闻媒体没啥区别，京城里所有的宣传机构上都是这么宣传的，没必要跑到这里吃剩饭。 尽管有了万头猪场和天华大队的经历，刘少奇还是不放心。于是拿出杀手锏：找到一个四十多年的朋友——当年的放牛娃李桂生。老朋友相见，自然闲扯一番。两位老人家回顾一下童年往事， 什么你偷过张家的枣子我摘过李家的梨之类的，哈哈一笑，无限开心。 当然刘少奇找李桂生可不是寻开心的。闲扯之中，刘少奇就说：“桂生啊，人们说去年干旱厉害，咱们那个安湖塘里的水应该干枯了吧？” 李桂生说：“没有啊，还有半塘水呢！” 刘少奇接着说：“应该不会吧。还记得咱们放牛那会，有一年也是干旱，安湖塘都干得见底了，每亩粮食还能收几担子，这两年粮食咋就减产这么多呢？” 李桂生同志又说了：“那个老伙计啊，照我看，去年粮食减产并不是因为干旱。干旱影响了一点，但不是主要因素。主要是‘五风’刮得太厉害了。” 李桂生已经垂垂老矣，且其貌不扬，既不当官也没啥才华，倒是敢于一语惊人，不愧男儿身啊！ 这大概是刘少奇听到最直接的话了，估计是李老头认为自己和眼前这个老伙计的关系很铁吧。不论如何，李老头子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很值得我们钦佩，足以让千万个拿国家俸禄的人羞愧。随后李桂生领到食堂参观。刘少奇在那里看到脏碗筷，看到食堂里唯一的菜——竹笋叶。他又看见瓶瓶罐罐里，所有的调味料只有一种——盐。李桂生告诉他：食堂炒菜只放盐不放油。 六十三岁的刘少奇从炭子冲步行去了赵家冲，去看望年迈的亲姐姐刘绍德。七十岁的老姐对他说：“老弟啊，你在中央做事，要给人家吃饭咯！”听听这话的语气，含有五分训斥哦。当世或许也只有她敢这么对刘少奇说话了。老姐弟久别相逢，理应热火朝天的，特别是弟弟当了国家主席的时候。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应该居家欢庆才是。红楼梦里，贾元春回贾府，那是何等笔墨。贾元春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妃子而已。村妇刘绍德竟然教训起国家主席刘少奇起来，听起来何等别扭啊！ 对此刘少奇只能默然以对。因为他的外甥女鲁新秀告诉他说：两个月里，她所在的食堂已经死了十一人。她还告诉主席舅舅：她爸爸也死了，是吃糠粑粑太多，拉不下屎给憋死的。糠，就是五谷杂粮外面那层坚硬的外壳，一般是用来喂牲口的，且不能喂得太多，多了牲口也不吃。糠粑粑， 就是把糠捣碎之后参合少量面粉做的馒头。少吃点没啥，吃多了就会腹胀不消化，便秘。 此情此景，情何以堪！ 了解真相之后，剩下就是行动了。单拿出来看，刘少奇的行动并无太大价值，也就是跟大家说， 既然大家不想吃食堂，那就不要吃了吧；还有一些其它的政策，诸如那个地允许私人承包一点吧。既然是国家主席发话了，那还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嘛。如果这样简单，六十多岁的人了，何必千里迢迢从北京颠簸到湖南受这份罪啊。为啥呢？因为当时的宣传力度和政策执行力度太强了。 可以这样设想一下，接连好几年，整个国家宣传机构都在宣传公共食堂的“优越性”。那个时代的人民还比较淳朴，对国家政府满腔热情，但理性不足。官员也差不多，讲究人事关系，强调对上级服从。虽然大家都不想吃这个大锅饭，却没人愿意挑头解散食堂。怕，怕右派帽子，怕左派打 击。食堂已经成了整个中国的一块“心病”，也成了刘少奇的“心病”。 为了触碰这个心病，刘少奇拿出六十岁老人家说话的劲头，不停地啰嗦。在天华大队，刘少奇在食堂问题上如是说：“食堂是社会主义的阵地，这是对的，这句话没有错，但这是社会主义的阵地之一，不是最主要的阵地。食堂是强制组织起来的，就不是社会主义阵地，是平均主义阵地。至于说食堂是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这句话不对。在食堂问题上，我们违背了群众的大多数，我们和多数群众的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吗？不是，群众不是反社会主义，仅仅是领米回家做饭吃，怎么能说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呢？群众一个是忍，一个是用怠工消极抵制我们，促使我们觉悟。” 这一大堆话之后还不行，继续啰嗦：“从实际出发，‘实际’是什么，大家不清楚，中央不清楚，省委也不清楚，县委也不清楚，公社也不清楚，大队也不清楚！从‘实际’出发，那个“实际”若干是假的。不讲以前，一直到现在，报纸上登的东西有些还是假的。现在报纸上天天报道的许多消息，什么生产队生产搞得怎么好，肥料搞得怎么好，种田搞得怎么好，等等，有些是假的！在这次退食堂当中，社员有什么意见，要让他讲，要讲一点民主嘛！一个 70 岁的老公公不是说‘这一下上面睡醒了’吗，这个‘上面’是什么呀？从你们公社算起，到县委，到省委，到中央，都是“上面”，过去都在睡觉，都不了解实际情况。” 如此等等这样一大堆话，现在看起来都烦心，真不知道当时听众是不是也觉得很烦。幸好当时是春天，要是夏天或者冬天，没有空调啥的，就更烦了。刘少奇就这样不停地讲，反正他是国家主席他最大，不听也得听，听烦了也得装作很受教的样子。讲了老半天，觉得差不多了（估计也累了），最后得出结论：食堂不讲散，讲退。愿意退的，自己退出去。愿意在食堂吃饭的，可以还在食堂吃饭。刘少奇建议天华大队党总支，由群众自愿选择退留。不久，天华的十几个食堂陆续解散。解散一个大队食堂就费这么大的劲。 在老家，那就更费劲了。好说歹说一大阵子解开乡亲们的心结，又发现另外的问题，解散食堂之后锅碗瓢盆都不够用了。大家本来也穷，吃饭的家伙还是有的。自从公共食堂搞起来，那些玩意都收走了，能在食堂利用便利用，不能利用的都拿去炼铁了。于是专门找县财贸部的同志开会，说给老乡们搞点锅碗瓢勺过来。 一日在乡下行走，听到一女子在哭，刘少奇上前问其故。女子曰，两年前共产风，生产队把她家从地主那里分得的房子给拆了，盖了养猪场。她没了房子，从此寄人篱下，两年内搬家八次。此次房主再次催逼搬家，她实在无处可去，故而哭泣。刘少奇再次召集干部，调查、讨论、研究这个问题。因为在大跃进的过程中还拆除过一批草房。把房顶的草拿去沤肥料，木头拿去当炼铁材料， 铁钉啥的也为国家的钢铁事业做贡献了。 ——芝麻大的一点小事，也得国家元首亲自出马。放在其他时候，小队长就搞定了。官僚化的 行政制度，害人不浅呐。 单独考察刘少奇这四十四天的行程，就是到猪圈转转，找基层干部开点会，找老农民聊聊天， 另外看了童年时的玩伴。临走前告诉大家，食堂要么就散了吧，土地的事承包一点下去。这些本身都没啥大不了，特别是对一个国家元首而言，看起来小事一桩嘛。联想到曾希圣在安徽大规模分地， 刘少奇这些活动好像更显得微不足道。 然而——联系到当时的大环境看，已经非常了不起。曾希圣和刘少奇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影响力也不在一个档次，刘少奇代表了一大批人。和曾希圣偷偷摸摸的分地不同，刘少奇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公开赞成解散食堂，这是啥行径？拿现在的官方评价是：这给私有制经济撕开了个口子。放在当时的环境中，这叫和三面红旗对着干。 如果不知道和三面红旗对着干有啥后果，可参照彭德怀在庐山时的遭遇。彭德怀的信里面可没有涉及到反三面红旗的内容。庐山事件的前前后后，刘少奇是主要的参与者之一，非常清楚。一句话，这么做的后果很严重。刘少奇在决定解散食堂的时候，对这些问题的方方面面考虑得很清楚， 而且考虑了很多遍。 说他做这个决定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决心和毛泽东拼个鱼死网破，那是瞎扯。 或许在猪圈旁边，或许在天华大队的砖房里，或许在老宅里，开会时、谈话时、或者夜深人静时，刘少奇一定想过这样两个问题：毛泽东的态度和他本人的处境。 在这四十四天里，刘少奇抽空去了一个地方，清水塘。那是啥地方呢？就是一个小水塘。但是在四十年前，这个小水塘旁边还有一间旧房子。在那间旧房子里，他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那时候他刚从莫斯科归来，回来湖南搞工运。当时中共在湖南的领导人就是毛泽东，随后在毛泽东的安排下，刘少奇去领导省港大罢工，从此一飞冲天。这一次他再次回到清水塘，应该不仅仅是怀念两个人长期合作的情谊那么简单，还应该为了理一理两人的关系。四十年前，两个人在这个水塘边畅谈理想和信念，要推翻这个世界的不平。四十年后，两人分别是这个国家坐第一、第二把交椅的人， 国家却并没有按照他们当年的愿望前进。而此时，四十年前的旧房子早已消失得不留痕迹，他怎么找也找不到，是不是暗示了什么呢？ 毛泽东的态度无非两个：赞成或者不赞成。往好处想，赞成；往坏处想，不赞成。 一九六一年那会，谁也不知道毛泽东的态度，刘少奇也不知道。但是他会去想：想一想他和毛泽东的合作历程，想一想毛泽东的政策，想一想他所理解的毛泽东。 刘少奇当上国家主席，和毛泽东的提携乃至保护是分不开的。没有毛泽东的提携，就没有刘少奇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没有毛泽东的保护，刘少奇也可能已经被轰下台了。走上前台解决经 济问题，某种意义上也是毛泽东布的局。那么毛泽东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还在坚持原来的政策么？还是希望调个头？真的很纠结啊！ 第二个问题就是自身处境的问题。国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虽然领袖是毛泽东，可是刘少奇是毛泽东的主要帮手啊。毛泽东制定政策的时候，刘少奇是主要参与者之一。政策出台之后，刘少奇又是主要的拥护者和执行者之一，从责任的角度上讲，无论如何也脱不了干系的。自从走向前台之后，他就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如何解决困难？ 如何解决困难呢？刘少奇非常困惑。他小心翼翼地隐藏着这种困惑。五九年和六零年两年，他还是按部就班，按照既定路子走，也就是领导国家继续跃进，继续人民公社，然而形势并没有好转， 大家的日子越来越难过。就连领袖毛泽东，也不再吃红烧肉，女儿饿得浮肿；就连刘少奇，也尽量不吃油；其他高级干部也是能省则省，如许光达的兄弟饿死在来京探亲的路上。然而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形势依然恶化。刘少奇的困惑越来越严重。 如果局势再这么走下去，抛开天下大义不谈，抛开天下百姓的苦难不谈，抛开国家前途不谈； 仅仅从个人前途的方面讲，也许不用两年，刘少奇就得默默下岗，以一个失败者的形象跌入历史的垃圾箱中。那时候刘少奇的历史定位是啥？一个靠吹捧毛泽东攫取荣华富贵的政客而已，比康生之流强不了多少。那是他刘少奇想要的么？当然不是。 所以他需要改变。既然改变，就要背离三面红旗，就要背离之前的政策，就要背离之前的毛泽东。那么现在的毛泽东如何呢？还是之前的那个毛泽东么？他赞同变一变么？如果毛泽东赞成，一切都好办，以他的威望和能力，领导这次政策转变将容易很多。 然而如果毛泽东不赞成呢，这是一个风险，一个必须承担的风险。这个风险就是和毛泽东对抗。历史已经证明，和毛泽东对抗的人，最后无一例外地失败了，刘少奇能打破这个规律么？也就是说， 一旦和毛泽东上演对手戏，有胜算么？刘少奇应该盘算过这一点。说真的，他没有把握。任何人在面对毛泽东这样的对手时都没有把握。不到万不得已，刘少奇绝对不想走到毛泽东的对面。现在恰好是万不得已的时候。因为假如他不冒这个走向毛泽东对立面的风险，下场会更惨——被历史淘汰。 所以毛泽东固然可怕，比起被历史淘汰而言，还是两害相比取其轻。况且也不见得就走向对立呢，也许毛泽东让他出面，就是要调整经济政策也说不定。如果是那样的话，就太好了，那么他将以最小的代价进入史册。换句话说，即使毛泽东还没有改变，那么他还有足够的时间去说服毛泽东改变。最坏的打算，走到最后一步，已经成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也是今非昔比，通过调整经济进入正轨，实力大大增加，不见得就没有胜算。如果整个政府机关倒向自己这边，到时候可以通过实力促使毛泽东改变。 在下决心解散食堂和允许部分土地承包之前，刘少奇应该仔细思考过这些问题，而且不止一遍。 此时他的心境应该和庐山会议之前思索如何表达意见的彭德怀的心境差不多——那就是不能再拖 了。和彭德怀不同的是，他已经准备好对策。彭德怀写信之后就没动作了，然后任由别人对他开火。刘少奇不同，他做好了准备：有条不紊地出牌，从七千人大会到四清运动，刘少奇一直在努力出牌。然而遗憾的是，尽管在文革之前，局势发展和刘少奇的预期差不多，他还是低估了毛泽东的威望和实力。 调查结束之前，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如实汇报了所见所闻，然后就回北京了。这一天是五月十五号，从四月二号到五月十五号，前后共四十四天。 对刘少奇而言，这四十四天应该是他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一段时间。在他漫长的一生中，取得过不少成就，有过不少高光的时刻。比方说，从一无所有到成为工运领袖，相当于白手起家到闻名全国，这就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成就。比方说，在白区时代，能够坚持十年而没有把命给丢了，就是了不起的能力。比方说当选为国家主席之时，举国上下搞庆祝，就是高光时刻。比如说第二次当选国家主席，在和毛泽东的冲突进入白日化时仍然当选，意味着个人实力和威望已经迈入一个全新的高度。这些都是了不起的成绩。在我看来，这四十四天才是刘少奇一生中最为光辉的一段时间。因为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做了一辈子最为重要的决定。这个决定对中国日后的局势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没有这个决定，刘少奇的身份只是早期工运领袖。拥有这个身份的还有很多，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项英、邓中夏、邓群、王荷波等一大堆名字。另一层身份是干过国家主席，随着时间推移， 这个职位上也将有一串长长的名单。刘少奇之所以与众不同，只因为这个决定而已。在这个世界上， 很少有人能因为一个决定影响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时代。 完全可以把这个决定称为——刘少奇决定。 现在已经无法探知刘少奇究竟啥时候下的决心，只能说那四十四天里的某一个时间段，刘少奇的精神意志上升到顶点，智慧之花猛然绽放，完成人生中一次根本性的蜕变。因此有理由认为，那四十四天在刘少奇的一生中是无与伦比的，是人生的顶点。 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有这么一个时刻，困惑你多年的问题猛然明晰。这个问题或许有点玄乎， 有点像佛家讲的顿悟，也有点像西方宗教里的启示，好像没啥科学依据，但却是真实存在的。比方说王阳明龙场悟道，就是在一个穷山僻壤中，猛然想通了困扰半辈子的问题，突然明白——心即是理，从此成为一代宗师。比方说穆罕默德在创立伊斯兰教之前在山洞里受到神的启示。很多人对此不以为然，加以批判，我相信这是真的。如果王阳明和穆罕默德的例子不够有说服力，那么请看下面这个例子，爱因斯坦。尼泊尔时代，爱因斯坦还是一个专利局的小职员，正在思考一些问题，猛然间他通过人在电梯这个封闭系统联想到广义相对论的核心——等效原理。爱因斯坦说，那是一个 启示，那是他一生中最为激动的时刻。同样的情况，海森伯在发现量子矩阵力学时也做过类似的描述，大意说那一刻仿佛看见了上帝之美。说这些有点跑题了，主要是想提醒大家，人生中某些特殊的时刻非常重要，需要谨慎对待。咱不是王阳明，不是穆罕默德，不是爱因斯坦，但是每个人都有困惑不是？ 当然这个现象可以套用马克思主义学说，是量变引起质变，因为想得多了，所以豁然开朗，融会贯通。听起来科学多了，但是究竟啥时候才会量变引起质变，不好意思，没提，还得通过个人去把握那内心深处强烈而神秘的瞬间感受。把握住了，就知道啥时候量够了，引起了质的变化。没把握住，那就继续等吧。 所以这就应了那句俗话：人终究要靠自己。林立果想靠林彪实现野心没靠住；江青想靠毛泽东登天也没靠住。归根到底，不是林彪或者毛泽东不可靠，而是他们自己不可靠，只是好像他们最终都没有明白这一点。 九、第一轮较量 （一）刘少奇的经济手腕 看一看建国之后的历次运动，毛泽东拿下的重量级人物，从最初的高岗到最后的林彪，基本上都没有还手之力。高岗牛气哄哄地到了北京，干了不少看似牛气哄哄的事，毛泽东一变脸，立马完蛋。彭德怀和林彪在军界的影响力没人会怀疑吧？号称红军之狮和红军之鹰，毛泽东一出马，猛狮断爪、雄鹰折翅。毛泽东批判彭德怀的时候，彭大将军能做的只是一遍又一遍地解释再解释，解释完了然后再检讨，检讨完了就没有然后了——完蛋。林彪更是上升到了看似离顶峰只有一步之遥的位置，面对毛泽东的不满，能做的也就是拒绝检讨而已，最后实在扛不住了，便在匆忙之间葬身大漠。 有例外么？如果要找一个例外，就是刘少奇。 因为刘少奇坚持了四年，抗打击能力最强。虽然最终也是惨痛落败，但他却留下了种子。在他失败后的第十个年头，他留下的种子生根发芽，因为邓小平继承了他的事业。 我们说刘少奇是第一流的政治家，不仅仅是他勇敢地在铁板一块的公有制经济中撕开一个口子，还因为他的手腕和谋略。光有勇气是不够的，正如彭大将军，敢于顶住天大的风险，却没能拯救百姓于水火，因为他的政治手腕不够。刘少奇的勇气后面是手腕。通过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手段之后，大饥荒结束了。 刘少奇的手腕和谋略体现在两个地方。第一个是经济，这是基础。 刘少奇上台之初，经济很烂，问题很多。一般来说，国家出现经济倒退，要么战争破坏，大家没办法搞生产；要么经济泡沫破裂了，大家没活干；要么就是这个民族太懒惰，不想干活，没办法搞。然而都不是这些问题，当时的中国是另外一个模样：开国之后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大环境是和平的，有利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刚结束，效果还不错；而且国民情绪空前高涨。这是政治家梦寐以求的建设环境。可是为啥弄出一个史无前例的大饥荒来了？很多人不明白，而且一直都不明白，毛泽东就是其中一个。 一开始刘少奇也不明白，后来终于明白了：就因为环境太好了。 这不是瞎扯么？答案是，一点也不扯。中国有句古话：水满则溢，月盈则亏，也就是物极必反。因为大环境很好，因为一五计划建设得不错，因为全国老百姓的积极性很高，所以干了很多不该干的事。上至毛泽东下至大队书记，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内，整个国家机器都在要求农民干了过多的活。农民要干很多事，除了吃喝拉撒这些基本生理需求之外，除了种地、喂牲口等本职工作之外，还要炼钢啊、干工程啊什么的，还要服徭役啊，还要高喊伟大领袖万岁啊什么的……太 勤劳了，干得太多。 不仅干得多，而且管得死，说大家必须参加公社，必须吃大锅饭，必须在一起干活，而且不准自己种菜、养鸡、养猪。一句话，因为环境好，所以干得多、管得死。因为干得多、管得死，所以导致成千上万的农民吃喝拉撒等生理功能不畅。 套用一句不太好听的古话：这叫滥用民力。在中国独具特色的王朝循环史上，滥用民力也是跟着循环的。比方说秦始皇修长城，比方说汉武帝无休止的征战，比方说隋炀帝搞京杭大运河，比方说朱棣天天去打仗，都是在滥用民力。大跃进本质上也可以理解为民力滥用。只有千斤力气，却去挑万斤重担，不扭腰才怪。 刘少奇所谓调整经济，就是把各项指标降低点，让农民少干点；解散食堂，把地分出去一点， 就是不要把百姓管得太死。就这么简单，一点也不神秘。如此简单的事却造成了新中国历史上十几年的狂风恶浪！政治啊，总是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 （二）政治谋略 战争年代，讲政治军事；和平年代，讲政治经济。战争和政治的关系可以用那句名言概括：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可以概括为：经济是不穿裤衩的政治， 政治是穿了裤衩的经济。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政治和流血联系在一起；和平时代，政治就和裤衩联系在一起。 前面分析到，刘少奇决定撕开公有制经济的缺口——解散食堂和分地——已经做了决定，即如何应付毛泽东。虽然他不愿意和毛泽东搞对立，却做好了对立的打算。这就是一流政治家和彭德怀、林彪那种军人政治家的差别。 刘少奇如何应对毛泽东呢？就是假如毛泽东不同意部分私有制，那就说服他同意。如果道理上不能说服毛泽东，那就通过组织实力去说服。 刘少奇五月中旬从湖南回北京，回京之前他给毛泽东打了报告，然后开始了自己的变革。变革成功与否，最关键的一个人就是毛泽东。所以接下来他的最大任务就是获得毛泽东的支持。这个任务可以说是他自己派给自己的。当然他代表的不止他一个，还有很多人。不论如何他要变革，要获得毛泽东的支持，而且是无条件的。 现在我们知道，刘少奇最终没有得到毛泽东的无条件支持，两个人从七千人大会开始，政见严重对立。然而在七千人大会之前，刘少奇并不知道毛泽东的态度，甚至一度从毛泽东那里获得过积极信号。 七千人大会对中国的影响非常之大。这场大会之前还有一个前奏——第二次庐山会议。毛泽东时代，一共有过三次庐山会议。五九年庐山会议，因为彭德怀事件闹得妇孺皆知。七零年那次庐山会议，又因为林彪弄得满城风雨。这两次会议大家都很熟悉。在这两场会议之间，还有一场庐山会议，即第二次庐山会议，却是神神秘秘的，犹抱琵琶半遮面。这次会议同样非常之重要。和另外两次庐山会议一样，这一次也是一帮人八月份上庐山。 第二次庐山会议的背景非常复杂：中苏关系已经破裂，全面论战，可能爆发战争；中印边境冲突日趋严重；越南战争又在升级，中国又要援助；因为中国搞核武器，有消息称，美国有意轰炸中国的核基地，这些都是现实威胁。每一个威胁都比今天的南海问题或者东海问题严峻。然而这还不算最大的威胁。因为美、苏、印这些威胁虽大，却不能威胁到中国的生存。最大的威胁来自蒋介石。蒋介石放话要反攻大陆。一九六一年，如果蒋介石真的有力量反攻大陆，那是一个绝佳的时机，因为大陆这边极为困难。国民党过来，如果转变策略，实行行之有效的土地政策，肯定能吸引一批人追随。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才是中共最大的威胁。 诡异的是，尽管有这么多威胁，第二次庐山会议讨论的却不是这些，而是农业和工业的调整问题。蒋介石以为中共讨论怎么对付他，派遣了大批特务，结果一无所获。蒋介石绝对想不到的是， 这次会议主要通过了两个文件：《工业七十条》和《农业六十条》。 《工业七十条》确定国家对企业实行“五定”，即定产品方案和生产规模；定主要原材料消耗定额和供应来源；定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定协作关系。企业对国家实行“五保”，即保证产品质量、品种、数量；保证不超过工资总额；保证完成成本计划；保证完成上缴利润等等。就是这些东西，听起来如此简单，然而当时并不简单。这些看似简单其实不简单的条例把国营企业的生产秩序稳定下来。 最具意义的还是《农业六十条》，归纳起来有几点：一，减少公社的管理层次，同时明确了公社、大队、生产队的责、权、利；二，强调自留地长期归社员使用，自留地的农产品，不算在集体分配的产量和口粮以内，国家不征公粮，不计统购；三，大队占用生产队的劳动力，一般不能超过生产队劳动力总数的 3%；四，生产大队对生产队必须认真实行包产、包工、包成本和超产奖励， 即“三包一奖”制。 主要就这些，就是把农民脖子上的绳索给松一松。正因如此，大饥荒得以缓解。 就在刘少奇到湖南调查时，其它人也在调查。一股调查风在刮起，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周恩来前往河北邯郸，重点对武安县伯延公社进行调查；朱德前往河南、四川、陕西、河北等省进行调查； 陈云到上海青浦县进行调查；邓小平和彭真率五个调查组在北京顺义、怀柔进行调查。此外，中央还组织了一批调查组，前往各地农村调查，如习仲勋率领的河南长葛调查组，谢富治率领的河北邯 郸调查组，杨尚昆率领的河北徐水、安国调查组，陈正人率领的四川简阳调查组，胡耀邦率领的辽宁海城调查组，钱瑛率领的甘肃天水调查组，王从吾率领的黑龙江双城调查组，平杰三率领的山东泰安调查组，廖鲁言率领的山西长治调查组等。 调查回来即开会，会上大家均支持以刘少奇、周恩来为首进行经济调整。 这个会议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成是以刘少奇为首的政治局成员和毛泽东交换意见。交换的结果似乎是积极的，这就是刘少奇运用组织手腕的结果。因为在大会上，虽然毛泽东是最高领袖，在客观形势面前，在绝大多数人赞同刘少奇的情况下，毛泽东即使有不满也得保留。 一句话，刘少奇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有很多盟友。 庐山会议结束一个月之后，完成湖南调查工作四个月之后，也就是九月二十四号，农历八月十五，刘少奇收到一个积极的信号。 前文说过，毛泽东和蒙哥马利在武汉吃饭，毛泽东告诉英国元帅，说他的接班人是刘少奇。在一般人看来就是接班。然而站在刘少奇的立场上看，这个信号的积极之处并不在接班，而是在支持。意味着毛泽东支持他调整国家经济。只有支持经济变革，才可能接班。如果不支持，谈何接班？因此一般人听毛泽东的话听到的是接班，而刘少奇听到的是支持经济变革。 客观一点看，刘少奇听对了却又听错了。对的部分，是毛泽东说这话确实表达对刘少奇的支持； 错的部分是，毛泽东虽然支持刘少奇，却不是支持刘少奇搞经济变革，在毛泽东看来，中央政策并没有问题。我们还可以回顾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在苏联和赫鲁晓夫的会谈。谈到国家主席接班人的问题，毛泽东说：第一个是刘少奇，这个人原则性很强。因为毛刘合作几十年，刘少奇一贯的原则就是坚定不移地支持毛泽东。毛泽东把原则性很强（一贯支持自己）推上前台，是为了让他经济变革？ 经过一系列调整之后，到六一年底，全国局势基本稳定了。虽然还是穷得稀里哗啦，但那个万恶的死亡方程式已经消失了。政府不再过分征收粮食，并且补充了一些食品，诸如红糖等简单的副食品。红糖这玩意对现代人来说可能微不足道，吃了极容易发胖，又可能导致三高指标升高。然而在大饥荒时代，一碗糖水就能救一个人的命。在那个时代，百姓不再饿死，就已经是天大功劳，所以刘少奇的威望空前提升。身为国家主席——这是他应得的。 不论如何，刘少奇听到毛泽东和蒙哥马利的谈话还是欣喜不已。毛泽东的支持，变革意味着成功了一半，接下来需要再接再励。当然，这仅仅是一个暗示而已。刘少奇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依然做了两手准备：希望从情理上和组织上说服毛泽东。 这两手准备，将在七千人大会上亮相。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给予毛泽东充分照顾。情理上， 刘少奇照顾了毛泽东的面子，没有否定三面红旗，说三面红旗政策是对的，说之前对彭德怀也没有问题。说到经济建设，也没有否定成绩，说成绩和错误是七比三，实际应该反过来。组织上，刘少奇揭开大跃进的盖子，使得继续跃进已无可能。毛泽东没想到刘少奇会来这一手，于是憋了一口气 （江青语）。从此二人你来我往，各自出牌，直到彼此离开这个世界。好吧，就让我们来看一看那场神奇的大会。 （三）七千人大会 会议，是中共的法宝。许多搞不定的事，通过一系列会议就能神奇落实。比如说遵义会议，就神奇地把红军从死路带回到生路。当然，会议有时候起到相反的功效，比方说庐山会议。上山之前， 彭德怀还是民族英雄，几十天之后下山，就变得和茅坑里的石头一样臭。 对许多共产党员而言，会议就是精神粮食，如同基督徒到教堂做礼拜一样虔诚认真。 若问共产党一共开过多少次会议，恐怕已经没法统计了。这些会议中的绝大多数都进了历史的垃圾桶，但也有一小部分影响深远，比方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凡是那些有影响的会议，都有鲜明的特点，比方说第三次庐山会议，关于是否重新选国家主席，导致了毛泽东和林彪的冲突。七千人大会，也有自身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人多，这些人员包括：包括中央政治局领导和中央各个局的领导，包括各部委的领导，包括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领导，包括市级领导，包括县级领导，包括重要矿山、企业的领导，加在一起共七千一百一十八人。所有这些人于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号集中到北京开会，史称“七千人大会”。 七千人大会的最大特点就是算账。当然所有会议都是在算账，比方说，遵义会议是算博古、李德的账，庐山会议是算彭德怀的账。七千人大会却不一样，虽然也是算账，但算账的方式不一样。在谈算账的方式之前，先看看算账的原因，书面语叫做会议背景。 最根本的原因当然是大饥荒。没有三年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县委书记们、县长们、矿长们、厂长们是没机会和中央领导在一起开会的。这些人在农民、工人面前还是很不错的，然而在中央首长面前，不过是七品芝麻官或者更小一点。 直接原因就是河南信阳事件。在大饥荒篇章里已经介绍过信阳事件，即使在大饥荒年代，信阳事件依然令人震惊。当时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在讲话中说：“我到光山（信阳地区的一个县）去看过，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确实是这样，这不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攻击我们，这是真的。” 1998 年邓力群回忆说：“我的一位老朋友彭大章（中南海秘书室的负责人之一）从信阳调查回来，对我讲：老邓啊，问题真严重啊！说时神色惨然！后来先念同志也去 了，回来讲，他去过的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 就连向来处变不惊的毛泽东在获知信阳事件后，当天立刻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命周恩来抓紧制定一个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亲自审阅修改后传达。 第三个原因应该就是高层分歧，主要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周恩来虽然行动上和刘少奇相去不远，但是态度上则是跟随毛泽东的。邓小平虽然跟随刘少奇，当时他的能量还不足以影响刘少奇和毛泽东之间较量的天平。应该说这个时候的分歧还只是潜在的，还没有表现出来，但是已经无法改变。 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为首的一帮人虽然要对经济进行调整，但还不至于要背离原来的政策。在刘少奇看来，《农业六十条》还不够，需要加大力度。 如果仅仅是微调，毛泽东是支持的。毕竟大兴调研之风是毛泽东提倡的，信阳事件之后，毛泽东亲自修改了周恩来制定的《十二条》，一定程度上给了农民一点权力，甚至允许农民留一点自留地，种点菜啥的也不再是资本主义尾巴。需要一个会议再次把思想统一起来，步伐协调一致，然后确定要怎么调整，但是不能超过一个限度。他希望刘少奇能够像以往一样配合自己去完成目标。 对刘少奇来说，仅仅微调是不够的。因为在他看来，小范围调整没办法从根本上扭转大饥荒的局面，必须加大力度方能解决问题。所以他也需要一个会议，把官吏们集中起来宣扬自己的观点。他希望毛泽东能够像庐山会议上一样再往前迈几步。 领袖和国家元首可以说各有各的打算，这种会议如果能达成一致观点才算怪了呵。 庐山会议就在这种情况下起航了，也就是算账开始了。算账方式有啥不同呢？在其它会议上， 基本都是上级找下级算账，这一次不同，允许一部分下级算上级的账。比方说在安徽大组里面，大家群起表达对曾希圣同志的不满，搞得曾希圣灰溜溜的，吃饭都没人陪。 （四）幕后筹备 七千人大会和第二次庐山会议一样，属于组织内部会议，不对外公开，外界虽然知道中共在召开一场史无前例的大会，却不知道大会的内容。 俗话说，台前一分钟，台后十年功。谈大会的内容之前，先谈一谈大会的筹备工作，因为这样一个大会包含了很多东西。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审视七千人大会时，会发现很多不可思议的事。如此重要的一个会议，从筹划到召开，竟然只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那个时代的通讯能力是和现在没法比的。这两个月内，从主要领导人有开会意向到意向转化为通知，再到把各个县、企业等相关人士全部召集到北京，效率 惊人的高。更为奇怪的是，通知各个地方官员到中央开会却没有任何开会的具体内容，只是说你们都来北京吧，来讨论一下问题。这么做可以解释为保密，实则不同。最初的七千人大会没有任何议程，主要任务就是讨论通过中央的一个报告，通过总结经验，统一大家的思想，反对分散主义，推动征购，就是泛泛而谈。之所以如此，皆因当时在中央内部也是矛盾重重，无法形成统一思想。 抛开思想不谈，先谈谈物质。名义上是七千人大会，实际来北京的可不止七千人。来到北京的不管官位有多小，但是在各自的地盘里，大家都是领导，带个司机、秘书啥的也很正常，加在一起多少了？这些人天南地北，不少人还说着家乡的普通话，拿出来骂人不见得有几个人听得懂。这么多人一下子来到北京，吃、喝、拉、撒、睡这些问题不是靠思想可以解决的 半个世纪之前的北京城，在规模、建设、服务各方面都和现在没法比。那个时候还实行计划经济，而且在计划经济最困难的时期——毛泽东的女儿浮肿、刘少奇的姐夫饿死的时期，北京城有多少宾馆、供应多少粮食都是有规定的。而且北京不比别处，那是京城，还有一些外国来宾，都需要招待，一下子多出这么多人，怎么办？慢慢办。 大会筹备工作是邓小平搞的，负责具体后勤安排的是杨尚昆同志。当时杨尚昆五十五岁，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正值精力鼎盛的时候，日夜不停、开足马力地干活。当然他一个人是干不完的，他需要助手。 杨尚昆有三个主要助手，号称三位巨头。三巨头分别是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吕展、北京市委副秘书长殷玉昆。这三个人在当时的北京城里肯定是挂不上号的，能混上三巨头美名，皆因为七千人大会，叶子龙负责会议组、吕展负责警卫组、殷玉昆负责生活组。这三个方面相当困难。 具体一点说呢，吕展的工作最杂乱，叶子龙的工作技术含量最高，殷玉昆的工作最难。 先说这个警卫组，主要是负责大会安全保卫工作。所谓保卫，最基本的就是保证安全。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代表广大人民，万一在北京代表人民时遭到人身伤害，那是十分影响政府形象问题的， 丢掉饭碗事小，搞不好还要被审查。放现在，搞定安全就可以了。 那个时候的保卫工作和现代差别很大，除了保障安全还要保密。当时没啥先进的技术设备，不像现在这样可以在任何需要的地方安装林林总总的摄像头、窃听器什么的，那些玩意还没有大规模普及。而且很多人比较有来头，比方说国际友人，肯定要以礼相待，即使有证据也不一定能工作； 比方说军方人士，不鸟你也没辄。因此保密工作就比较难。 这些还没完，除了保安、保密之外，还要保证会议供电，当时北京的饭店基本上都是一路供电， 来个短路就会影响会议进程；还要保证食品安全，吃不好来个食物中毒，或者集体闹病什么的，影响多不好；还要保障交通顺畅，因为那时候开会和现在不同，毛泽东是个随性的人，时不时突然决 定某时某地讨论某个问题，必须保证代表们按时到达。还有其它的保证，比方说当年人民大会堂的上面是木质结构，万一来个电路短路着火了啥的，影响也是不好的，因此每次开会都要专人照看。 落后啊，没办法，就得靠人力补充。幸好那时候大家觉悟高、积极性强、精力充沛且不辞劳苦。 这些都是警卫组的责任，交给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吕展来管。万一出了差错，相信吕展以后的日子都不会好过，责任之重大对得起三巨头的名头。吕展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再看另一个巨头叶子龙管的会议组。 所谓会议组，主要负责落实参加大会的人员名单、大会的预算、接送、招待，还有一项比较重要的工作，就是搜集大会讨论的意见，组织撰写简报，向领导汇报大会的情况等等。听起来不算太难，实际上是一项技术含量极高的工作。 这么说吧，七千人在一起讨论，要顺利进行,就要分成不同的小组。分小组容易，要把不同的人分到合适的小组则是一个技术活。把安徽省的县委书记分到河南省里，那绝对要受处分的。而且把不同的人安排在不同的组里往往可以得出不同的结果。 领导需要什么样的结果，秘密就在分组里面。开会分组和战场上排兵布阵有着同样的奥秘。战场上，如何使用炮兵、装甲兵会直接影响战场的走势。开会也是这样，首先要摸清不同的人的政治观点，然后再相机而动。比方说需要批判某个人，就把他安排到一个反对派的组织里。在那里，那人将被置于密集的火力网之下，直到投降求饶。如果需要表达某种观点，可以把持相同观点的人安排到一个组里，形成一种强烈的诉求，发出响亮的声音，就如同在战场上集中使用炮兵的效果一样。其中奥妙，非一般人能掌控。 另一个难题是，必须保证各组的动态尽快传达到领导那里。这个环节本身不难，难处在于向领导传达信息的同时，又得保证不影响各组成员表达自己的观点。比方说四川一帮县委书记在表达对李井泉的不满，你不能直接说我要把你们的观点拿给领导了，那样谁还敢说话啊？谁不知道李井泉很牛啊？因此操作不慎，就会让领导摸不透底，后果很严重。 传递分多个层次，有常规传递，有给中央常委的快速传递，还有直接给毛泽东的特殊传递，极为快速有效。至于如何实现这一点，只能说那是一项高端技术，长期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技术。一般人不用去学这项技术，想学也学不到，学到也没用。 最难的还是北京市委副秘书长殷玉昆管的生活组。难在哪里呢？答案很简单，当年生活极其困难。生活组，主要负责安排落实大会人员住宿的宾馆，一日三餐等。也就是吃喝拉撒睡，都要生活组来安排。 这种级别的会议，本来应该中央安排的。然而当年物质匮乏，而且人手不够，就把这项任务扔 给北京市委。北京市委在自家地盘里办事就方便多了。哪里可以住人，能安排多少人；哪里供应食物，供应哪些食物，以及如何供应食物，办起来效率比中央高。 名义上七千人开会，包括司机和秘书在内应该有一万多人。有人坐飞机来、有人坐火车、有人坐大巴到，何时到、住在哪里都是非常繁琐的工作。这一万多人中间，全国各个县都有，任何一种方言都有人会说。有些人喜欢吃辣、有人喜欢吃甜、有人喜欢又辣又甜，要把这些人照顾好，谈何容易呵？然而在将近一个月的会议期间，还包括春节，大家都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非常开心， 怀念、记忆一辈子。对此不得不佩服当年搞接待的能力。当然也可以理解为，这些人都是地方干部， 到中央如同刘姥姥进大观园。实际不是这样，比方说有个县委书记在吃饭时要了一个辣椒，接下来吃饭，不管坐在哪里，面前总有一个辣椒。如此细心周到的服务，叹为观止啊！应该说大家当时是以心换心，所以彼此印象良好。 写这些是为了啥呢？就是想说说当年的组织效率。把目光放在前台的同时，也看一看幕后。 整个大会期间，很多工作人员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劳动。很多工作人员是临时找的，不在编制之内，大会不管饭，干完活之后骑自行车回家吃饭，无怨无悔。 虽然如今已经很难完全统计他们的名字，即使统计出来也没办法写出来。但是不应该忘记他们， 他们都是这场大会背后的无名英雄。正是这些无名英雄在背后的默默奉献才有了前台英雄们的叱咤风云。 ——在此向他们致敬。 （五）报告暗藏的机锋 大会之前两件事比较难做，一个就是前面说的筹备工作；另一个难题就是起草报告了。报告本身可谓暗藏机锋。 六一年十一月十二号，毛泽东提出召开七千人大会，月底离开北京，南下考察，十二月十八号回京。毛泽东离开北京四天之后，也就是十六号，刘少奇南下广东疗养，比毛泽东晚一天，也就是十二月十九号回京。刘少奇回京第二天便主持一个小型中央会议，筹备七千人大会问题。 报告本身毛泽东没有过问，主要是刘少奇和邓小平来搞。刘少奇在京，起草报告由刘少奇主持； 他不在那段时间，由邓小平负责。当然报告本身也不是邓小平或刘少奇亲自写的，由中央的秀才们写的，具体就是陈伯达、田家英、吴冷西、胡绳这几个人，都是党内有名的理论家，俗称笔杆子。陈伯达、田家英就不用说了，毛泽东的秘书。 吴冷西当时的职位是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他本来只干新华社的活，毛泽东让他去人民日报的。一开始他不愿意去，后来还是服从安排去了。去《人民日报》上任之前，毛泽东给他的告诫是：“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的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可以说吴冷西也是毛泽东深深信任、器重之人。胡绳也不差，当时是《红旗》总编辑，曾参与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 这么几个笔杆子当时都是毛泽东身边的人，对毛泽东的思想和策略非常了解。所以他们起草的报告走的还是传统路线，即以三面红旗为核心的比较规范的政治报告。这样的报告肯定四平八稳， 对于绝大多数会议都没问题，但在七千人大会上肯定不行。因为七千人大会不一样，不是求稳，而是求变。求稳的话就不用把这样一批人召集到北京消耗国家资源了，所以邓小平和刘少奇都不满意， 于是报告一改再改。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或许更早一点，刘邓二人捆绑在了一起。战争期间，讲刘邓，是刘伯承和邓小平；现在又讲刘邓，是刘少奇和邓小平。 当然也不能苛求这几个大理论家。这个报告过于抽象了，领导都没有具体指示啥的，只能按部就班来。他们认为按毛泽东的想法，肯定是成绩多讲点，多鼓一鼓干劲。刘、邓却希望多讲一点缺点，特别是刘少奇。一边是领袖，另一边是国家元首，任何一边都得罪不起。理论家们只是干活的， 夹在中间也难做。 根据当事人吴冷西回忆：“12 月 22 日，刘少奇看完第一稿专门到钓鱼台找陈伯达、吴冷西、 田家英和胡绳谈话。他“劈头就说，报告的起草，还是 1959 年庐山会议上讲的那两句话，一是成绩讲够，二是缺点讲透。具体意见主要有：（一）过去四年的缺点、错误要摆开讲，有多少讲多少，放开手讲，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药，要使人出一身大汗，这才能接受教训。（二）这几年的错误，中央负主要责任，要在报告中代表政治局作自我批评，否则下面不服。一年来中央逐步改正错误，要求各地、各部门也改正错误，不能自行其是。（三）关于分散主义要列举表现事实，每个省、每个部都要有例子，一个也不能缺，这种现象太多，太普遍了。（四）这几年的错误，同党内的过火斗争，特别是 1959 年庐山会议只反右不反“左”、后半段否定前半段、会后又在党内普遍进行反右倾斗争，有很大关系，党内民主不够，使许多错误不能及时改正。少奇同志特别嘱咐我们： 秀才们不要怕这怕那，束手束脚，要敢讲老实话，讲过头了也没有关系，反正是草稿，中央政治局还要讨论，错了政治局负责。” 刘少奇这一番话起了作用，理论家们再接再厉，再次一轮又一轮地改稿之后，刘少奇那里终于通过了，但在毛泽东那里又出了意外。报告一共三个部分，陆续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于十月十 号上午看完前两部分，写了批示。毛泽东的批示如下: 田家英同志，告少奇、小平、伯达同志： 此两部分已经看过一遍，觉得好，但还没有细想，提不出不同意见，须要看第二遍，才有可能想一下。第三部分还没有看。因此建议：推迟 3 天做报告。在此 3 天内（1 月 11，12，13），扩大工作会议的同志们，先分组讨论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那个问题及别的问题（例如总理报告的二十二大问题）。请考虑一下是否适当？ 这个批示中波涛暗涌啊！其中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疑点：毛泽东为何不看第三部分了？为何建议刘少奇推迟三天做报告？ 这两个答案现在不难推测。一般而言，比较重要的大会，领袖不可能不看政治报告。何为领袖？ 最后拍板的啊。不看怎么拍板？不看第三部分报告的原因有两个：满意和不满意。 说满意，因为刘邓都是老助手了，工作向来比较靠谱可信。看了前面一点就知道后面也不会错， 那就怎么办吧之类的。很显然这不太靠谱。如果真是这样，就不会有第二个问题了，应该立刻让刘少奇把报告发放给大家好好学习、分析、研究，以便解决问题，何必推迟三天耽误时间呢？要知道共产党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历来讲究兵贵神速的。现在解决民生问题，生死攸关，怎么可能白白浪费三天时间？ 那就是不满意咯。直接说不满意也解释不通。因为毛泽东的身份是党主席，党指挥军队，党领导政府，这是不可改变的原则。如果毛泽东不满意，他完全可以跟刘少奇说，这个不行，还是改一改吧，咱们政策还是应该、如此这般。三天时间足够把报告改一改。就算刘少奇不同意，毛泽东也可以亲自修改，因为他本来就是最高领导，有权这么做。然而他没有这么做。 既不是满意也不是不满意，那究竟是为什么呢？答案还是不满意——但有两种可能性。 按照毛泽东的风格，批示最后一句——请考虑一下是否适当——已经表达不满。看看他的电报和批示，很多重要问题都是这种口吻。他的意思应该是让刘少奇在接下来的三天里把报告改一改。这一点刘少奇是心知肚明的，因为他对毛泽东太了解了，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乃至思维方式，非常了解。毛泽东虽然暗示修改报告，却没有暗示再保守一点或激进一点。 此时刘少奇已经吃了称砣铁了心求变，报告里谈的变革远远没有达到刘少奇希望的程度。刘少奇没有把报告修改成他想要的那种样子，其实也在试探毛泽东的态度——对自己究竟支持多少。毛泽东这种表态让刘少奇很犯难，因为当时他也拿不准毛泽东的态度，究竟是更保守一点还是更激进一点。在没有摸清毛泽东的底牌之前，刘少奇把意见藏在肚子里。这就是政治家和军人玩政治的不 同。彭德怀不管三七二十一，一股脑把心思写在纸上，而刘少奇留了一手。万一毛泽东选择保守， 意见写下来之后再去修改，相当于扇自己巴掌。他可能被迫放弃自己的观点，也可能失去表达观点的机会，所以他采用了迂回战术。 那么毛泽东究竟是要保守一点还是激进一点呢？站在事后诸葛亮的立场上放马后炮，当然是保守多一点，应该多讲点成绩多鼓劲，但在当时却不好拿捏。之前的毛泽东虽然也是这个风格，但是大家基本上知道大方向在哪里，这个仗应该怎么打或政策怎么制定，为何在这个节骨眼上含糊不清了？有两个可能性，一是想考验一下刘少奇，看看刘少奇究竟是啥态度，刘少奇的态度代表很多人的态度；二是他自己当时还没有做决定，通过一系列考察之后还在思考。既然如此，索性不做决定， 先摸摸大家的底。 刘少奇已经不想再等了，所以会议的进程并没有像毛泽东建议的那样有所更改。他将他的意见放在肚子里，一直藏到一月二十七号那天才倾吐出来，给代表们造成极大震撼。按照原计划，一月十一号，代表们拿到了报告，然后炸开锅，第一波高潮来了。 还有一个问题，毛泽东为何在批示上强调第三部分没看？这是那个批示中最暧昧的一句话。答案是：他是想置身事外，表示他对这个报告不晓得。这也是毛泽东的风格，他自己没有形成明确的想法之前先摸摸大家的底，然后才综合起来做一个判断，判断下一步该怎么走。历史上的毛泽东， 都是充当最后仲裁者的角色，这次也是一样，他要超然物外到最后当仲裁。这也是他胜过蒋介石的地方。蒋介石总是亲自卷入各个派系的争斗中，时不时来一场大战。而毛泽东总能做到超出派系之外。这是领袖的境界问题，这里先不谈。 为了达到置身事外的目的，毛泽东建议报告不经过政治局讨论了，直接下发。因为经过政治局讨论的话，他就要参与讨论，即使不参与，也会有人汇报，就要面临表态的问题。当时的局面非常复杂，在没有形成大致的统一认识之前，领袖轻易表态可能导致矛盾激化。 所以就有那个奇怪的现象，在如此重要的会议上，在政治局常委没有论证报告的情况下，代表们已经在讨论了。当然这么做也有道理，因为导致大跃进的一切政策都是政治局通过的，结果弄成了如今的局面，这次改一改方式也没啥不好，所以刘少奇也认同这个办法，把报告直接下发了。 （六）第一波高潮 东至海滨、西至高原、南至海岛、北至漠北的代表们，代表不同的地区、民族，使用不同的语言，共聚北京。这一刻非常不容易，在中国几千年的史书上，像这样的时刻极为少见，更多的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的人们因为种种纠缠不清的利益兵戎相见。特别是中央和地方利益不一致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兵刃解决问题。像现在这样，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九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不同 信仰、不同民族、不同言语、不同生活方式的同胞们能够收起刀枪棍棒坐下来讨论问题，还是第一次，其意义不亚于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 在这种团结向心力面前，高层政治家的纷争可以说是第二位的。有了这种无与伦比的团结，一切才有保证。 这是咱们这个民族经过数千年以来分分合合的纠缠，百年无尽屈辱之后的重新觉悟。但愿从今以后，这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百花常开；但愿从今以后，这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的人民健康长寿；但愿从今以后，这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月儿常圆，不再有屈辱和灾难。代表们于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号这一天在北京看到了刘邓起草的报告，然后这个报告变成炸弹，在代表们中间炸开了。 这些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领导进京之前，根本不知道中央葫芦里卖什么药。为了应对中央，很多人做了两手准备，真的一手和假的一手。也就是备两份资料：一份是歌功颂德的，另一份是实事求是的。到时候看中央态度，想听动听的给动听的，想要实际情况给实际情况。拿到报告一看，呵， 这一次来真的了，又要实事求是了。而且定下调子说，这次开会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 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想说啥就说啥。 好吧，窝在心里的火气再不喷射出来还待何时？那就说吧，哭穷的哭穷、诉苦的诉苦、分析的分析，各个组里都是热火朝天。一个县委书记说，我家没米下锅，孩子还没消肿呢；另一个一听眼泪汪汪说那算啥，我家饿死人了；又有人说，哎呀，不要吵了，大家来解决问题的嘛，尽说那些琐事干嘛？于是大家擦干眼泪继续翻开资料开始分析。 毫无疑问，这些人中有一部分是官僚，有人多吃多占，有人打过右派，有人盘剥过百姓，但是大多数人还是尽心办事的，要不然国家已经瘫痪了。 大家吵吵嚷嚷，发泄心中的怨气，所以七千人大会又称为出气大会。这些气大致可以用四个问句来概括：犯了什么错误？为什么会犯错误？如何改正这些错误？谁负责？ 先看第一个问题——犯了什么错误？ 错误是极其明显的，每个人都带有一大堆资料：在省委书记的资料里，是省里人口减少多少， 粮食缺口多少；在市委书记的资料里，是全市人口减少，住房缺多少，多少人现在还浮肿；在县委书记的资料里，全县还有多少人没饭吃，还有多少人外出没衣服穿。如此等等，太多了。只是衣食住行等方面，如果还算上炼钢浪费，砍伐树木、污染环境、强制拆迁房屋、强制征用土地……那就算不完了。 换成日常的话语，叫对百姓犯罪。 用政治术语来说，叫办事不力，辜负领导的栽培和人民的信任。换成经济术语来说，叫国家 GDP 直线下滑。 历史评价：耻辱。随着时间的流逝，大饥荒将深深地影响着历史。若干年之后，教科书上关于大饥荒的描述可能是这样的：一群无私的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领导一个强力组织（中国共产党），引导一个积极乐观的群体（民族意识觉醒后的中国农民），造成了空前的灾难（大饥荒）。 将会有很多人从政治、经济、历史、哲学、文化等不同角度来研究大饥荒。这是一个比《红楼梦》更大的课题，将有一个学派叫大饥荒派，将有一种学说叫大饥荒学说，将得到很多的学术成果， 诞生很多著名的专家、学者、教授，将会有很多政策来防止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 既然犯下如此严重的错误，总应该纠正吧？当然要纠正，大家来到这里就是纠正错误的嘛。在纠正错误之前首先得明白为啥会犯错。 原因无外乎那些。一个是自然灾害。那三年的自然灾害确实比往年猛烈。一些地方淹了，另一些地方干了，造成一部分地区的粮食减产。这是事实，但非主因。 其次是苏联逼债。这个也不是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就是政策失误了。当时的主要政策是三面红旗，三面红旗在当时还是不可动摇的。哪怕是刘少奇，也没有表示过要动摇三面红旗。因为在当时的认知水平下，动摇三面红旗，相当于动摇一切，以后的工作就没法干了。中国真正摆脱三面红旗，应该是在实施改革开放之后。所以不要指望那个时候否定三面红旗，因此大家只能在三面红旗周围找问题。 找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缺乏经验。确实，白区或者苏区干部，很多人虽然出身农民，却很少有种地的经验。他们基本上都是没有地，或者地很少，而且十八九岁就去搞革命了。革命是一条不归路，要么成功要么成仁，基本上没有种地的可能。解放之后，他们一下子变成各个部门的领导， 但思维还没从斗争中转变过来。 比如说山东省委书记苏童，人家把三亩地的麦子放到一亩地里说这是一亩地产的，他相信了。以周恩来为例，吴芝圃去河南放卫星，请他参观，他去了。以刘少奇为例，刘少奇出身小地主，本来应该接父亲的班继续种地的，没想到投身革命，四十年之后成为国家主席。然而五八年九月份在江苏视察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参观中稻丰产试验田，他问公社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斤？回答说可以打一万斤。刘少奇不但相信了，还反问：“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的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看到这一幕是不是哭笑不得？以毛泽东为例，人家告诉他亩产一万多斤，他跑去找钱学森论证。结果钱学森说：从物理学角度上，如果技术条件满足的话，是可以的。 结果毛泽东以钱学森的话为依据，到处宣传。殊不知钱学森也和他一样，对种地是七窍通六窍—— 一窍不通。 这是经验的问题，然而问题并不是缺经验就能解释清楚的。领导不懂种地，但是在中国，啥都缺，就是不缺懂种地的。四九年建国，到五九年十年中，就算每年汇报一级，十年时间应该上报到中央领导那里去了吧？然而这事没有发生。相反，当毛泽东对农业没底时，主管农业的谭震林对他说没有问题。当毛泽东对炼钢表示担心时，计委同志告诉他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这一切意味着中间出了差错。差错是啥呢？往浅了说是骄傲自满：老子天下都能打，还搞不定种庄稼？事实是，还真搞不定。往深了说，官僚，官本位思想：老子当了领导就是老大，表示老子很牛叉，就是管理你们这些屁民的，你们要听话，好好干活，废话少说。几千年的思想沉淀么，没有这种官本位思想反而不正常了。即使现在还不是一样：地位高就表示能力强，不仅是当官的本领强，连种田都强——虽然从没种过田。看看各个高校内部，任何一项科研成果前面几位都是几个地位高的老头子。翻遍整个科学史也找不到哪个时代的科研靠老头子，只有在中国才能见到这种盛况， 这种只应该出现在戏剧界的盛况。 当然没有谁承认自己是官僚，他们每个人都为国家出生入死过，当官之后自认为很勤政。勤政不代表能把事情搞定，对不对？勤政不代表能搞定客观规律。如果勤劳能解决所有问题，中国科学界早就拿诺贝尔奖拿到手软了。 官本位思想是不能承认的，骄傲自满是可以承认的。所以大家纷纷自我批评曰，我骄傲自满， 脱离了现实。另一个原因是思想上的，就是左倾。谈大饥荒的教训，肯定绕不开庐山会议。正是庐山会议导致了反右，导致了各个省次一级的庐山，导致各个市、乃至县、村一级无数个山寨版庐山事件——即把很多人打成右派。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给右派平反势在必行。然而平反牵扯到一个人——彭德怀。因为在庐山事件上，彭德怀是标志性人物嘛。比如说陕西省三原县县委书记白玉洁，在第一次大会上的位置比较靠后，把望远镜给带来了，以便观察主席团上的那些大人物，同时还在寻找一个人，彭德怀。白玉洁回忆：少奇的报告里说对大跃进，对三面红旗讲了他的看法，困难严重讲了他的看法，我考虑到毛主席不同意那报告的观点，所以收回去了，另起草报告，这个我已经有了感觉，但是还不彻底， 还留神的是，看给彭德怀平反了没有，给彭总平反了，彭总能到主席台上就能彻底纠左，彭总到不了就彻底不了，没有彭德怀，主席台上没寻到嘛。 ——一个县委书记都能想到，其他人更是不言而喻。 然后是第三个问句，如何解决问题？在我们看来，如此严重的大饥荒简直是一团乱麻，要解决基本上是狗咬刺猬——无处下牙。放到今天，唾沫都能汇成海洋了。当时也不差，也是唾沫横飞， 解决问题很有趣。 具体来说就是反一个主义，叫分散主义。 那年代有很多主义，要多少有多少，但是这个分散主义依然非同小可。啥叫分散主义呢？要从苏联说起。建国之初，苏联很多地方就是中国的模板。苏联那时候搞计划经济，而且搞得很认真， 说，计划即法律。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刻板的计划经济迅速官僚化，失去了活力，没能很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加上中苏关系恶化，中共开始寻找出路。 出路就是决策层决心突破苏联的框框，走自己的路，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即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也就是把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五八年六月，国务院下发文件，要求在近期内将中央管辖的轻工业企业下放 98.5%，重工业下放 96%。这就是所谓的分散主义，就是把原来属于省市级的权力下放到县级。 注意，权力是下放给地方政府，而非下放给企业，跟市场八竿子打不到一起。 这样一来就造成地方的权力过大。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经济体系，林林总总的小派系，却是大同小异，即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现在出了问题，又来反分散主义，相当于说地方没干好，把权力收回去。地方干部当然觉得憋屈。努力干活，好好炼钢，出了成绩是你领导的，有了责任让我们扛， 我容易么我？自然是闹成一锅粥。 分散主义该反么？该。经过一番争吵、论证、指挥，领导也确实这么做的，反了分散主义。 为了反分散主义，高人们给它罗列了一系列罪名： 1、各自为政，目无中央；2、乱提口号，擅作主张；3、破坏计划，不顾国法；4、谎报封锁，风头至上；5、监守自盗，以邻为壑；6、生活特殊， 像个国王；7、欺上压下，独断专行；8、资本复辟，亡党亡国。除了最后一项，其余基本属实，该反。反分散主义，就牵扯到另一个问题——责任问题。 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即谁来负责？ 别的问题都好说，吵吵嚷嚷，口水唾沫横飞，争吵到最后总会有个结果。至于哪一个结果并不重要，领导还是领导，饭碗还在手上，衣食住行不用发愁，最多也就是不像之前那般风光了。这个责任问题就不一样了，追究到哪个头上，那是要倒霉的。况且这可不是小责任呐，死了那么多人， 谁都扛不住的。那个吴芝圃不是牛气哄哄么？追究到责任之后，还不是可怜兮兮地说，引颈就戮也心甘。 为了避开责任，大家开始说了。有人说，既然分散主义要反，那么高指标要不要反？反分散主义，相当于上层踢下层的屁股。高指标则是上层给下层的任务，要反，上层领导自然脱不了干系。又有人说，既然分散主义要反，那么庐山会议左倾要不要反？说庐山会议之后党内生活不正常，说 高层思路不对。这个牵扯到彭德怀平反，很敏感。个别胆大的则开始怀疑三面红旗的正确性。还有相当一部分狂人认为，现在问题根本不是问题，还应该继续跃进，再跃几下就过去了。确实，到时候人死光了，啥问题也没了。 这些人分别加入激进派、观潮派、秋后算账派，你来我往、不亦乐乎，完全不知道这么争吵是在浪费全国粮食，如此争吵肯定不是办法。你让代表们去吵，吵个三年五载也不会有眉目。要看高层的行动了，当然高层行动也很快。 （七）大人物的态度 前面讲过，中共开会时有一套行之有效的信息传递方式。各个组的意见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上传。下面吵翻天的局面自然躲不过上层的耳目。下面之所以争吵，原因就两个，一个是今后该怎么办，第二个原因，也是主要原因，就是责任如何落实。这么一个巨大的历史责任，不仅可以压垮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派系，甚至可以压垮一个阶层。 报告发到代表手上之后第六天，也就是一月十七号这天，刘少奇行动了。他主持了一个会议。一共二十一人参加这个会议，主要成员都是老熟人了，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彭真、陶铸、李井泉、柯庆施等人，都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或者政治局委员，级别最低的是湖北省第一书记王任重，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都是实力派人物。 这么一群大人物在上面开会，目的是要解决下面的困惑。然而他们只是级别高一点，面临的问题和下面的那些情况一样，这些人也是争论得不可开交，从十七号争论到二十四号，将近八天，占了此次会议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这八天里，他们主要就是争论责任问题。 为了解决问题，刘少奇先从报告本身入手。刘少奇就说了，既然这个报告引起这么多意见，咱们来看看是不是报告本身出现问题了，要不要考虑修改一下，或者干脆不要了。 大家纷纷议论一番，虽然个别人对报告本身持保留态度，大多数人还是认为报告写得不错，有水平、有思想、有才华。连向来不太喜欢表态的陈云都说：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报告，鼓得起劲。那么就这么过了。 既然报告不需要推翻，那就找报告中的核心问题。解决了核心问题，其它事都好办。那么核心问题是啥呢？是不是就是反对分散主义？因为在这次大会中，大家提出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就是反对分散主义。 提到反分散主义，争论又来了。 陈云说：什么叫计划经济，就是要集中统一。半计划就是无计划。——反分散主义。 周恩来说：必须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鼓实劲而不是鼓虚劲，报告就是这个精神。言外之意——不反掉分散主义，鼓劲也没有鼓到实处，是不起作用的。 李先念说：集中统一，要讲北京话，讲标准话。——反分散主义。 李富春说：中心问题就是集中统一，什么叫集中统一？统一思想，统一方针政策，统一行动。 ——反分散主义。 刘少奇说：我们现在有些现象，类似南斯拉夫的企业所有制，自己搞原料。企业所有制，侵害了全民所有制。阎锡山搞过村公有。这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也能接受。请大家考虑一下，我们不反，修正主义来得快，搞不好也要出修正主义。刘少奇还说：商业满天飞，全国最少一百万人，是国营企业？社会主义商业？半社会主义商业？还是南斯拉夫？什么叫全民所有，省、市、企业、部门的商业是什么性质，如何管？这里面有个南斯拉夫性质的问题。 ——又上升了一个高度。从实际角度出发，论证了反分散主义的必要性。在刘少奇看来，分散主义不反掉，甚至会出修正主义。 邓小平还说：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两条道路斗争，存在资本主义复辟可能，是个理论问题，有现实意义。……是 1958 年以前中央领导更集中？还是 1958 年以后？我脑袋里是 1958 年后分散，不是整体。真正的集中是少而精。最集中时，最民主，最能发挥积极性。——尽管说法婉转了一点， 意思一个样，反分散主义。 以上诸位都是反对分散主义的，因为他们都是在中央工作，反分散主义，即可以把权力集中起来，又能因势利导，顺势把责任疏导到下面。暗示之所以出现大饥荒，是因为下面执行中央政策出了问题。地方大员也不是吃素的，看看他们的反应就明白了。 柯庆施：现在考虑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就是要集中统一，可是写法如何写？言外之意，中央就是强调集中统一，也不要从反对分散主义入手，因为那不是主要矛盾。报告里上海的例子，我不赞成改，就是后面改一句话，东西不都是上海用了。——柯庆施时任华中第一书记、上海第一书记，地方大员，很显然对反对分散主义有意见，当领导面不好说明，只能旁敲侧击。 陶铸：集中的原则没有问题，问题是分散主义怎样产生的，是下面搞的，还是个结果？分散主义如何反？——陶铸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地方大员，对反对分散主义有意见。 王任重：在湖北对反对分散主义的反映比较强烈。湖北省省长张体学曾明确表示，当前主要矛盾不是分散主义，是主观主义。几年来，发生的问题，是高指标，“左”倾蛮干。问题是出在主观主义上，不是分散主义。反分散主义，不反主观主义，分散主义也反不了。计划大，指标高，还能 不出分散主义？现在反分散主义，可不要反到县以下去。 客观地说，张体学的意见很有些道理。王任重大概受本省同志的影响，或者说从本省的情况出发，提出：湖北对过分集中和分散谁是主要的，意见不一致。要办供给制，一下都办。对 1959 年毛主席的六条指示是地方反对，还是庐山会议吹掉了？过去几年的缺点错误，是省委负主要责任， 还是下面负主要责任？地委同志不赞成把反对分散主义搞到县以下。——一句话，就是对反分散主义不满。 彭真的观点很独特：分散主义首先是中央，不是地方。各部门逼中央签字。中央各部门有各式各样的分散主义。第二才是省、市委。分散主义，不能通通地归结为资产阶级思想。北京市的来料加工，有的是给中央各部干的，有的是给天津干的，有的是给军委干的，这都是资产阶级思想？计划缺口很大，只给三分之一的材料，这能叫无产阶级思想？我们给人家的材料就是不够，你叫马列主义，他叫资产阶级思想，叫目光短浅，市侩习气，政治庸人！你那么马列主义呀！照报告里说的这些内容，势必要把这里这些人的责任都搞清楚。——彭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市委书记，算是特殊的地方大员，因此观点独特。 听彭真这么一说，柯庆施立刻插话：如果这样讲，我们就要求中央审查，看我们这些人是不是这样的人。态度亮出来了，不买账。如果地方不买账，中央也没办法。地方这些人也是政治局的， 虽然资格没有中央那几位老，却也不容忽视。何况中央那几位也没最后拍板权。上面还有一位领袖。领袖跟柯庆施、陶铸这些人关系非同一般。 基本上就这样，在中央工作的上级，同意反分散主义，把权力上缴的同时暗示责任在地方。地方的大员们，虽然表面上尊敬领导，说话委婉客气，但是对反分散主义有意见，认为还要反主观主义和高指标，那样意味着中央也有责任。虽然讨论了无数种可能，说了无数冠冕堂皇的话，核心没变，就是责任问题。 人嘛，都是趋利避害的。虽然他们都是政治家，心系国家，确实想解决问题，并不表示他们愿意个人买单，因为付不起那个账。 如果柯庆施回到华东开会，或者陶铸回到中南开会，效果也是一样，肯定是柯庆施、陶铸这样的领导强调反分散主义，下面的人也说要反高指标。 其实这一切一句话就能概况：这个大会既然开了，就要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要交代，就要落实责任问题。然而这个责任太大了，没有人愿意承担，也没有人承担得起。对此大家都心知肚明， 因此争论到最后决定把报告再改一改，采取折中的态度，大家一起负责，也就是说全部自我批评检讨。只有大家团结一致才能承担起这个责任。换成个人，即使挫骨扬灰也是担不起的。其实这只是暂时和解，渡过难关而已。未来的四清运动，乃至文革，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谁为大饥荒负责。 既然说到责任，就绕不开毛泽东。这帮人虽然足够大了，还不是最大，在他们上面还有一个人， 就是毛泽东。在下面他们是领导，然而在毛泽东那里他们是下属。对下属，他们讲分散主义，把责任引向地方。对领导毛泽东，他们又该怎么办？ 到现在为止，毛泽东除了写下那个批示之外还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仿佛置身事外一般。在现在看来，大饥荒，毛泽东应负领袖之责，然而半个世纪之前却不是这样的。那时候毛泽东高高在上， 基本上是不会犯错的。如何定位毛泽东，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考虑，不同的考虑导致了在此后的岁月里不同的命运。 最勇敢的当属彭真：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 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我们对毛主席不是花岗岩，也是水成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的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帐。书记处最大的错误是没有调查研究。 这段慷慨陈词，不仅成了七千人大会上的亮点之一，也成了彭真一生的亮点之一。彭真彻底过了一把英雄的瘾，成了惟一一个在大会上指名提出毛泽东犯错误，并且应该进行检讨的人。这段话日后成了中共历史上的一段经典发言载入史册。 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当英雄注定是要付出代价的。 接下来毛泽东忠实的粉丝陈伯达同志向彭真开火了：我们不要做乱七八糟的事情。我也胡说八道过，要检查。我们还是要根据毛主席的指导思想办事。我编辑主席的语录有很大收获。他告诉我们，如何管理中国。要根据主席的指导思想来检查自己的工作，是不是符合主席的思想。彭真同志昨天关于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主席的工作？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中央不能集权。农民是相信中央，相信毛主席的。乱搞一气，不是主席的政策。 看来，当英雄真的不容易啊！因此英雄那么可贵，我们需要英雄，历史也需要英雄。没有英雄的现实是无聊的，没有英雄的历史是懦弱的。 对彭真而言，陈伯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后来的人。比方说江青，就把彭真折腾得不轻。比方说在场的柯庆施，他虽然没有直接批判，但是作为刘少奇永恒的对手，他在上海培养了一批人才， 如张春桥、姚文元。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将见识这些人的威力。 然后是邓小平。邓小平就说：我们到主席那儿去，主席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 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怕讲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 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邓小平的话和彭真一个意思，即毛主席也是有错误的，也是可以批评的。只不过他说得很艺术，引用了毛泽东自己的话为自己开脱。正是靠这份“艺术”，若干年之后文革兴起，刘、邓一起倒下，刘少奇身死而邓小平留下有用之身，最终东山再起。 刘少奇：有些地方不承认天灾，或者只承认三分，七分是人祸，像河南、甘肃。西北有些县的同志，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中央应首先负责，第二是省级，再是他们。我看，这个话许多人心里有，只是没有讲，现在他们讲出来，就是提高了。——角度不一样，意思相同。此时显然不是刘少奇表演的舞台，他需要一个更大的舞台，所以没有把真实态度完全亮出来。 遇到大事总少不了周恩来的表态。 周恩来和以上三位不同，他说：在目前困难时期，要顶住，承担责任，全世界都指望我们。主观上的错误，要着重讲违反毛泽东思想，个别问题是我们供给材料，情况有问题，应由我们负责， 不能叫毛主席负责。如果不违反“三面红旗”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确成绩会大些。调查工作进行后，情况正在好转，但不能过分乐观。经验现在还不能完全总结，还是初步总结。主席讲过，不经过反复，不能取得教训。现在不是弱了，而是强了。过去几年是浮肿，幸亏主席纠正得早，否则栽的跟头更大，要中风。现在的问题是要争取时机，不怨天，不尤人，发愤图强，埋头苦干。不吹， 不务虚名，要谦虚谨慎，骄傲总是危险。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挽住狂澜。现在要全党一心一德，加强集中统一，听“梢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这是当前工作中的主要问题，不解决，寸步难行。如粮食上交 130 到 150 亿斤，就很难。1959 年认识钢材，1960 年认识煤炭，1961 年认识木材，我们这些人真笨。不一心一德，集中统一，就不能解决问题。如果这一点思想不通，辩论三天三夜也可以。 ——周恩来的话很明显，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不要扯上毛泽东。这是周恩来的一贯策略。 现在看起来，周恩来这话让人费解。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要说周恩来所见所想没有刘少奇、邓小平多，那也不现实。以周恩来的才华、智慧、以及掌控的社会资源，均不比刘邓差。周恩来这么说，更多表达一种政治态度，其中的原因后面再分析。这里只需要支持，若干年后，当刘邓被当成走资派，被打翻在地时，周恩来的身份仍然是毛泽东的合作者。而此时的英雄彭真，已经在刘邓倒下之前摔得脊背着地。 周恩来之所以提出另一种论调，至少在当时，还是很有考虑的。大会本来就是要集权，权力集中到哪里，自然集中到中央。中央领袖是谁？毛泽东。中央权力自然要集中到毛泽东手中。如果此时去追究毛泽东的责任，那么意味着集权本就不应该。刘少奇人应该也想到了这一层，想到了还要去做，只因为他准备大干一场。选择决定命运，正是在这一瞬间，不同的选择决定了他们日后的政 治命运的不同。 现在有一个有趣的说法，比方说，周恩来当时如果采取和刘邓同样的立场，以后会怎么样呢？ 以周恩来的威望和办事能力，加上刘少奇和邓小平能阻止文革么？这是一个假设，不太容易得到答案。个人认为，答案倾向于否。如果周恩来选择和刘少奇一起，也许文革会晚一点来，但终究还是要来。 （八）舞台上的刘少奇 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号，人民大会堂。 这天北京城将近零下十度，很冷。代表们的心却暖起来了，终于能见到毛泽东了，终于可以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会议了，最重要的是——责任问题弄清楚了。 通过前面的一番折腾，大致问题都落实了，虽然未必客观，却有了说法，也就是有了交代。最重要的是责任落实下来了，集体负责，都有责任，都没有责任。 这样看起来是和稀泥，然而想不到更好的办法了。问题已经出现了，唯有解决而已。比方说河南的问题，吴芝圃愿意以死谢天下。真把吴芝圃给杀了也解决不了问题。杀了吴芝圃，下面的路宪文、马龙山等人也得杀掉吧，和他们同一级别那么多人难道也全部杀掉？杀掉之后国家谁管理？而且中央和吴芝圃有关系的领导也难脱干系吧，怎么办？和吴芝圃同一级别的李井泉、曾希圣等人怎么办？不可能全部杀掉，就是说吴芝圃想死也不能让他死，因为责任是集体的。 落实责任——是大会前半个月最大的收获。落实了责任之后，压在所有人心中的那块石头也就落地了，接下来该见领导人见领导人，该享受享受，该干活干活，心里暖洋洋的。 让代表们意想不到的是，刘少奇已经准备给他们心里再添一把火，把他们已经回暖的内心加温到火热。 从一月十一号开始，半个多月过去了，一万多人在北京吃喝拉撒睡了那么久，七千多人吵了那么久，也该碰碰面了，来个总会面了。把全国这么多人叫过来，领导不发话说不过去啊。于是中央决定二十七号那天来个第一次全体代表大会，这也是此次大会最为重要的一天。 很多人第一次有机会见到这么多高级领导，感觉很兴奋，很幸福，同时也有所期待。当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出现在主席台上时，大家使劲鼓掌啊，掌声持续时间长达十五分钟—平时见一个也困难啊。 下午两点会议正式开始，然而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会议。 按惯例，大会开始前要有一个开幕式，说咱们为啥要开这个会议，要解决哪些问题。同时领导 人还会送给大家一点精神福利，说同志们工作辛苦了，代表祖国人民感谢你们之类的话。按道理说这是本次大会的第一次全体代表大会，也是毛泽东等人第一次跟所有与会代表见面，最高领袖也是全国人民的偶像应该唠嗑点啥吧，大家都期待着毛泽东能说点什么。 然而毛泽东却是单刀直入：“同志们，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大会今天开幕，请少奇同志报告”。把代表们的精神福利给省略了。 而刘少奇也没有客套，甩开湖南腔滔滔不绝地讲开了，而且一口气讲了三个小时。中间没看稿子、没有休息、没有提示，除了被掌声打断之外没有任何停顿。在开会史上，这是一个相当异常的现象。绝大多数的会议报告都要经过政治局或书记处讨论，领导复核，然后拿稿子去念，然后听众们带笔和本子，小心翼翼地记录着领导的话。然而此次刘少奇完全打乱了这一切。 一九六二年刘少奇六十四岁，参加革命四十多年，当选为国家主席三年，离倒霉还有四年，离生命的终点还有七年。 刘少奇的观点出乎意料：大家以为他只是把之前的报告上的观点总结一下，没想到一下子加了这么多料，惊讶之余又很兴奋。 前面说过在起草报告时，刘少奇没有拿出全部观点，开会时也没有亮出全部观点。因为那时候写出来或者说出来仅限于在高层内部，他没有搞清楚毛泽东的底牌。换成以往，他会等到毛泽东出牌之后再小心翼翼地跟进。面对大饥荒，他选择无论如何留一手，以免失去表达观点的机会。当着全体代表的面讲出来，才能最大限度地传播。代表们会把他的观点传播到全国。直到此时，刘少奇方亮出本色：不再是毛泽东的政治助手，而是一个有别于毛泽东的政治家。 如果说刘少奇在湖南调查的某个时候精神上“顿悟”，那么这篇演讲就是刘少奇一生中最为精彩的三个小时——他用三个小时把自己写进历史。 在这三个小时里，刘少奇用他的智慧做了一篇可以称之为“虎头蛇尾”的报告。通篇概况起来是这么几个台阶：承认问题的严重和政府工作失误，突破毛泽东划下的框框，这叫虎头；认为大跃进的成绩第一位，坚决支持三面红旗，这叫蛇尾。先来看看虎头和蛇尾。 虎头之一：承认问题的严重性。 刘少奇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当前的困难表现在： 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 这是因为 1959 年、1960 年、1961 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 1961 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了 40％，或者还多一点。1962 年的工业生产也难以上升。这就是说，去年和今 年的工业生产都是减产的。由于农业生产、工业生产都是减产，所以各方面的需要都感到不够。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 我想，要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 这是全场最为精彩的片段之一，之前的报告里都没有如此直接的表白。当年那个时候，正是历史上左倾最为严重的时刻之一，有意见要保留，想挑点毛病必须拐弯抹角，绕三路十八弯之后才能漏一点。刘少奇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如此说话自然反响强烈，大家一听，将信将疑：难道这次要来真的？ 虎头之二：困难的形势是怎样出现的呢？为什么没有增产，吃、穿、用没有增加，而且减少了呢？原因在哪里？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从 1958 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 到底天灾是主要原因呢？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的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来我调查了一下。那地方有几个水塘，我问他们：1960 年这个水塘干了没有？他们说：没有干，塘里的水没有车干。塘里有水，可见那里天灾的确不是那么严重。就全国总的情况来说，我在书面报告中是这样讲的：我们所以发生相当大的困难，一方面是连续 3 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所引起的。至于某一个省、某一个地区、县究竟怎么样，你们可以根据情况，讨论一下，实事求是地作出判断。 这就是著名的两个三七开之一：出现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是一个比较靠谱的评价，靠谱到直到几十年之后才被认可。几十年来，大饥荒一直被写成三年自然灾害，可以想象当年刘少奇提出这个论点时，代表们心中是何等震撼。 然而在任何时候，故事都是这样的：要在语言让与众不同容易，要把与众不同的容易付诸行动很难。正如现在若干自认为站得高、看得远的同志，整天叫嚣体制改革却从来拿不出具体步骤，搞得跟三闾大夫屈原似的。调子定得高，口号喊得响，却没有可行性。当年刘少奇也面临这个问题。如果仅仅是这两板斧，那么很遗憾，他将完蛋。因为按照这个调子下去，接下来还是要追究责任。 关于责任问题前面已经有了共识——集体负责。 这里继续追究必然追出新的政治运动，最可能的就是继续左倾运动，经济建设也不用再搞了。庐山会议前车之鉴还在眼前么。后来林彪在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后感慨：咱们这些带兵的丘八干不过拿笔杆子的。说白了，政治水平不够而已。刘少奇的目的恰好是要搞建设。要搞建设，把罪过的调子拉这么高是不行的。不仅在毛泽东那里通不过，就是在下面那些官吏那里也通不过。想想嘛，这些年来大家辛辛苦苦地干活，现在好了，你宣布人家都是错的，等于说人家都是笨蛋。人家都是笨蛋了，还怎么让笨蛋干活？换句话说，即使笨蛋听了你的话，顺你意去干活，那接下来再出错也情有可原，人家是笨蛋嘛！ 换成一个政治水平不够的，大概到此为止，一阵激动过后闹得不可开交。庐山会议最后之所以闹成那个样子，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彭德怀捅了马蜂窝之后没给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刘少奇不一样，他有足够的政治手腕：来个大转弯，从虎头转向蛇尾。 蛇尾之一：另一个三七开：成绩和缺点是三七开。 刘少奇说：总的讲，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呢？ 书面报告上是没有这样讲的，那里只说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到底是多少，比重怎么样，书面报告上没有作判断。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 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这个问题，可以由各省委、各地委、各县委，实事求是地讨论一下，作一个初步的判断。 有七分成绩么？不信。相信现在也没人信，鬼都不信。死了那么多人还有七分成绩，要是成绩掉到五分以下呢？还要死多少人！即使刘少奇本人也不见得信。如果他相信这个，也就不会不顾一切去调查、调整、去跟毛泽东硬碰。 难道这么说只是忽悠人？可以这么理解，有忽悠的意思与必要。毕竟不忽悠的话，后果很严重。不忽悠又能怎么样？全杀掉或者拿下？开玩笑。刘少奇口头报告的最终目的是争取，把代表们争取到自己一边来，支持自己接下来的政策调整。忽悠只是一个手段而已，除了忽悠之外，这段话里还有两个信号：安慰与暗示。 可以理解为安慰：集体承担责任，既往不咎，回去好好干活吧。虽然错误很多，但是成绩更多， 比错误多好几倍。也就是说你们不必过于畏首畏尾，干部还是你们当，活还是你们干，领导待遇照常。 同时也是一个暗示：三分错误的小辫子留在这里，干不好的话，呵呵，你们懂的。——这是毛泽东管用的手法，现在被刘少奇学到了。 事实上蛇尾之一还有另外一个作用，为蛇尾之二做铺垫。蛇尾之二：全力维护三面红旗。 刘少奇：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但几年来在执行中有偏差，主要是更多地注意了多快，注意好省不够。 刘少奇：对大跃进的解释也有一些片面性，比如说，产量每年翻一番，要从一个历史时期来看。 刘少奇：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还看不那么清楚，不那么明显，人民公社可以增加积累，将来要实行机械化，这些一大二公的好处，要再过若干年，才能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对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特点，不能只根据现在的情况去断定，而应该看它将来的发展前途，人民公社是有前途的。我们说，人民公社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旗帜，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也会采取这种组织形式。现在看来，人民公社还是应该办的，问题是不要一下子全面铺开，不要搞得太急。 这条蛇尾太致命了。 问题的根子就在三面红旗，还要去维护三面红旗，还要拼了老命去调整？这是怎么了！当刘少奇决定解散食堂的时候，当他同意土地承包时，就已经在实际行动上背离了三面红旗，而言语上却又说得如此坚定！为什么？答案能找到两个。 第一个答案是，时代局限性。这个听起来像空话套话，但确实如此。观察刘少奇的一生，直到文革被打倒之后，刘少奇也没能从理论上突破三面红旗。不仅是刘少奇，其他人也没能突破。离三面红旗距离最远的是邓小平那句猫论——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唯结果论。三面红旗不仅是毛泽东的毕生心血，也是那一代人的毕生心血，是把几十年的革命斗争的经验移植到经济建设上的结果。这是极为重要的一点，将在毛泽东篇章那里详解。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大饥荒有其必然性，因为那是计划经济的死角，那种几十年之后才能看清楚的死角。当时大家能做的就是分散权力或集中权力。然而不管分散或集中，权力都在政府内部。当权力分散到地方，惹来大饥荒。后期权力集中，又惹出各种运动。 分权或集权都没错，只是对象错了。分权应该分到体制之外，就是今天说的市场。遇到较大的风波，政府适当集权，如金融风暴来临，或者大面积传染性疾病（如非典）等，政府加强调整。仅仅在体制内部分权或集权就是在做无用功。 当然半个世纪之前的领导们并没有这种观念。 即使在当今，政府做得也不到位，该分的不分，该集的不集，惹出很多不必要的怨气。唉，又跑题了。 虽然刘少奇已经很优秀，做得很不错了，但不要指望他能在五十年前有更进一步的突破，因为他不是神，所以他被夹在虎头和蛇尾之间。几年之后，说他搞修正，某种意义上并没有冤枉他。只不过在今天看来，那年头应该多搞点修正而已，只可惜当时大家都不明白。 对任何一个思变者而言，必须有理论依据，要不然必然遭遇强大的阻力，特别是在变革对象依然强大的情况下。想成功，必须获得权力最大的那位的全力支持。商鞅变法取得巨大成功，是因为得到秦孝公的全力支持；秦孝公死，商鞅被五马分尸。王安石变法失败，宋神宗动摇了。张居正取得成功，只因为皇帝幼弱，皇帝的年轻妈妈对张居正很信任、很依赖。戊戌变法失败，皇帝没实权， 有实权的慈禧老奶奶反对。 对此刘少奇心知肚明，所以他必须充分考虑到一个人。 第二个答案是一个人，毛泽东。这一次的口头报告，刘少奇算是亮出了所有的底牌。但是毛泽东究竟是啥态度，他依然不知道。好比两个人下棋，一个人的棋路已经完全亮出来了，另一个人还在思考。 总结一下刘少奇此次报告的最大收获：一个是一番慷慨说辞在代表那里赢得满堂彩，这些人相当于整个国家机器；另一个收获是突破了毛泽东的框架，具体来说就是那个七分成绩三分缺点。虽然远远没有到位，至少突破了毛泽东给大跃进写下的公式：九分成绩一分问题。翻译成白话，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话不准确，我说的才是对的。通过突破毛泽东的方式赢得满堂彩，相当于降低毛泽东威望的同时提升自身的威望，一箭双雕。 在此之前：最高层只有一个声音，来自毛泽东，刘少奇只是配合；此后最高层有两个声音，分别来自毛泽东和刘少奇。而大家对刘少奇的声音更为认同。通过这个转折，相当于天空中由一个太阳变成两个。 前面提到过，刘少奇摸不准毛泽东的态度，做了两手准备：即通过情理和组织的双重方式说服毛泽东支持自己调整经济。现在清楚了，情理一手，就是两个虎头，以实实在在的困难摆在毛泽东的面前；组织上的一手就是通过突破毛泽东的方式在组织内部增强自己的威望。这两手他玩得都很成功，此后组织力量渐渐偏向刘少奇。几年之后摊牌时，毛泽东必须依赖军方控制局面。 政治斗争的最高境界是胡萝卜和大棒一起上，而且很巧妙。直到此刻，刘少奇依然摸不准毛泽东的态度，他希望获得毛泽东的支持，坚决捍卫三面红旗，对毛泽东也是一种安抚，包括对彭德怀的那一大段说辞，某种意义上来讲也可以理解为安抚毛泽东。然而刘少奇很快就会明白，在毛泽东的世界里，从来都是他去安抚别人。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刘少奇说的和做的不一样。在虎头和蛇尾之间是一个巨大的断层。刘少奇把他自己夹在断层之间。为了解决困难，刘少奇决定调整经济政策，必须亮出虎头——即困难多多。然而他没有一个可行性的理论做指导，没办法再次寻求三面红旗。大家都站在红旗下，他想寻求支持者，也没法走太远。如果让刘少奇放手去干，若干年后，他可能根据实践，在他人的帮助下总结一个“刘少奇理论”出来，遗憾的是历史没有给他这么一个机会。 此次大会，说刘少奇打着红旗反红旗，或者说打着红旗反毛泽东，并没错，因为他找不到更好的理论，必须借助三面红旗。但他的改革调整必须背离三面红旗和毛泽东，所以一直处于一个矛盾的境地。刘少奇一生以理论家称著，最后却被夹在历史的狭缝中，牺牲了自己，同时牺牲了很多同志。除了说是时代的悲哀之外，似乎找不到更好的解释了。 （九）林彪在一九六二 刘少奇通过三个小时的口头报告极大地提升了自己的威望，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刘少奇的声音能够一统天下。即使在毛泽东没表态的情况下，依然有不同的声音，最强音来自林彪。 两天之后，也就是二十九号，第二次全体大会，林彪讲话。 一九六二年，林彪五十五岁，年轻毛泽东十四岁，年轻刘、周九岁，年轻邓三岁，位居中共中央六个副主席之一、中央政治局七大常委之一，同时兼任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长，名副其实的实力派人物。其它六个政治局常委，基本上都是政治空壳，没有一个掌军。主席台下，不少人是从军队转行的，都在四野干过，曾是林彪的下属。林彪身体不大好，平时不怎么干事，也不怎么说话。 这一次他决定开口。说真的，林彪的发言并无新意，只因为是林彪说的就显得与众不同，这里顺便解读一下，澄清若干误会。 林彪的讲话，概况起来就是——老一套。 林彪说：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大实话。 林彪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我们应该采取这条路线，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是需要多、需要快、需要好、需要省的，是能够多、能够快、能够好、能够省的。我们需要鼓足干劲，能够鼓足干劲；需要力争上游， 能够力争上游。我们不能有相反的做法，不鼓足干劲的做法，不争上游的做法，少慢差费的做法。总路线本身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各个组成部分是缺一不可的，如果我们抓到一个方面，丢掉了其他方面，那就不好了。这几年我们工作中产生的一些缺点，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间的毛病。 林彪说：关于大跃进，事实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可以大跃进、应当大跃进的。所谓大跃进，是从比较来说的。我们不能以一种主观的过高的指标来衡量我们是不是大跃进，而是要根据现实的可能，同我国的历史状况来比，同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来比。从这种实事求是的观点来看，即使目前这几年的指标低一点，作为整个历史阶段来看，我们还是大跃进，这一条是无疑的。大跃进是正确的。 林彪说：人民公社，具有很多优越性。在开始阶段，我们还没有完整的经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人民公社这种制度，把过去初级化、高级化的优点都集中起来了，同时又增加了新的特点，毫无疑问，这种组织，在今后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它将随着实践经验的增加被证明是正确的， 是能够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快、更好地发展的。我们的的确确找到了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道路。 这是林彪对三面红旗的态度。九一三事件之后，这段话被误解为阴谋家的言语。改革开放之后， 这段话又被一系列曲解，以讹传讹。这里没有为林彪平反的意思，然而实事求是地讲，林彪这段话就是一般表态而已。当时绝大多数同志都是这么表态的，都是拥护三面红旗。态度最激进的刘少奇不也是拥护三面红旗的么？就算态度严肃点吧，何曾见过林彪嘻皮笑脸地说话、作报告？ 话说回来，就算党内民主风气浓厚，别人可以反对三面红旗，林彪不可以反对。林彪身份特殊， 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基本上算军队代言人。如果掌控军权的林彪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军人干政的罪名基本上就坐实了，估计就要当彭德怀第二（这也可以理解为两人的不同：换成彭，估计拉都拉不住，而林彪做了更为谨慎的选择），当然林彪也没有蠢到那份上。就算足够民主，彭真可以反对，陈云可以反对，林彪也不能反对。我们也不能因为九一三事件就对林彪的表态泼脏水。一九六二年的林彪还是军界极具威望的统帅，还没有想到有朝一日要逃走。如果说因为一个人在七一年做的事而去诬陷他六二年的所作所为，政治追求可以理解，政治之外只能说——悲哀——思想、逻辑、文化多重悲哀。 和所有人一样，林彪拥护大跃进，那么对大饥荒有怎样的认识呢？很显然，还是老一套，没有任何新意。 林彪说：两、三年以来，我们国家在某些方面发生了一些困难。这种困难，是多方面造成的。特大的自然灾害，连续的自然灾害，有些地方遭受到毁灭性的自然灾害，这给了我们不可逃避的困难。我们工作上也有一些错误，可这只是工作上的错误，而不是路线上的错误。 林彪说：我们在物质方面，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方面，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们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的收入。我们有失的一方面，也有得的一方面。这种失的方面的作用，暂时还看不清楚， 我们应该相信，我们所得到的经验，将要发挥很大很大的作用。 林彪说：就像小学生付学费一样，学出来以后作用就很大了。一个小孩子，从上小学起，一直到上大学毕业，十七、八年的时间，他什么也没有生产出来，相反地，尽吃、尽穿。但是他学了以后，就会起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付出那一点物质和时间，不让他学那么一下，他就不行。 林彪说：我们的军队现在不打仗，也经常要打枪、打炮，打了不少的炮弹、子弹，飞机、坦克、兵舰上花了不少的汽油。人就在那里练，而且弄得很疲劳，半夜起来练，练了之后还不是那个人？ 一点物质都没有增加，相反还消耗了很多物质。付了学费，学到了本事，本事就能够转化为物质， 不是转化为原来所消耗的那个相等的物质，而是几倍、几十倍、几百倍增加了的物质。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 这些话概况起来就是，自然灾害导致了目前的困难，咱们物质损失一点，精神却提高了。损失那些物质，就当交学费了，以后我们会得到超额回报的。后人据此认为林彪说这些话时居心不良， 没安好心，属于阴险小人之行径。 ——很多年来这些脏水几乎当成主流观点加以宣传，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直到很久以后国家还在宣称三年自然灾害，刘少奇也是到四川转悠之后才了解了问题的严重 性。林彪当年是个病秧子，见了光就不爽，听见水声就拉稀，基本上就是呆在一个恒温的房子里听点报告，而且不能听太多，听多了累，不可能像彭德怀那样跑出去调查，也没有刘少奇那种力量、水平或政治谋略。他的信息都是从报告里听来的，那就是他得到的全部事实，他根据这些事实说话， 也没啥好指责的。 当然，林彪可能从某些渠道得到大饥荒的信息。他是国家副主席，又是政治局常委，而且是军方代言人，有足够的信息渠道。然而林彪的性格是谨小慎微的。 那么为啥会有这些困难呢？林彪认为大家脱离了毛泽东的领导。 林彪说：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 林彪说：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 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 林彪说：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 林彪说：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 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仔细分析一下这些话，总结起来就是下面不听上面嘛。站在毛泽东的立场来看就是这样：下面在搞分散主义。这个大会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反对分散主义啊，所以说林彪这些话和其他人依然没有不同，只是看问题更像从军事角度切入。 既然现在有困难，那么应该如何解决困难呢？林彪给出的办法还是老一套：两个字，团结。团结在毛泽东的周围。 林彪说：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我想，事情千千万万，项目多得很，而最大的、首要的，是党的团结。 林彪说：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 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 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那就是——实事求是。 这么说并非标新立异或者哗众取宠。事到如今，应该理智一点，避开之前的宣传误导。不能因为林彪在一九七一年干的事，就判断这个人就是为了九一三事件而生的——不是那样。 看看周恩来的发言，跟林彪的发言对比一下，就是一盘双蛇鱼头的另一个半边——一个味道， 这里就不列举了。现在看一看被认为是刘邓路线的另一个代表——邓小平的发言。 邓小平说：第一，有好的指导思想。这就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 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这个思想，从历史上证明了是好的。 邓小平说：第二，有好的党中央，这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从 1935 年 1 月遵义会议以来，27 年的历史证明，我们的党中央是一个好的党中央。 邓小平说：第三，有大批好的骨干，包括大批新的积极分子。军队团以上的主要骨干，大多数是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锻炼的，地委一级的干部大都是抗日战争初期入党的，县委书记多半是抗日战争中期入党的，当然也有一批新的。这些骨干，是经过风浪的，是很可宝贵的。现在，我们的干部又有了 12 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包括正面的经验和反面的经验。正面的经验是很重要的，反面的经验也是很重要的。刘少奇同志的报告中讲到，我们有了反面的经验，就增加了“免疫力”。我们的干部，经过历次革命斗争的锻炼，又有了 12 年建设经验，是我们党的好的骨干。 邓小平说：第四，有好的传统、好的作风。我们党的好传统、好作风，就是毛泽东同志所概括 指出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作风，联系群众的作风，自我批评（当然也包括批评）的作风。总的来说，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实事求是的作风。 四年之后，邓小平被当做全国第二号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被打倒。然而七千人大会上的邓小平， 这些发言和林彪有多少本质区别？ 同样，朱总司令的发言，也是吞吞吐吐，因为他对形势并不明了。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态度，可以理解为政治选择。朱德和林彪的发言，则应该是政治觉悟一般的军人的正常体现。 考虑到林彪的身体状况和生活环境，不能指望他在政治上比刘少奇做得更多。战场上，林彪是大师。到了政治舞台，也许他不能算太差，但站在刘少奇这种大师级的人物面前，还是丘八一个。你可以指责他谨小慎微，如此而已。谨小慎微也是有原因的，原因之一：他的身体状况不允许跑出去调查，不了解实情，没有发言权；之二：他是军人，不能干预当时的政策，即必须全力维护三面红旗；之三：林彪看问题，是站在军事上看。换个角度？不好意思，他只擅长军事，连生活都很外行，就算他想烧一把火也没那实力。 在政治舞台上，哪个不是谨小慎微？除非到了必须抉择的时候才豁出去了，如彭德怀在庐山， 如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说白了林彪就是一个军人而已，离开了战场，他不见得就比一般人强多少。没必要要求半个世纪之前的军人预知未来，没必要拿顶级政治家的水准要求一个军人，也没必要因为军人后来犯了错就贬得一文不值。 林彪讲完话，毛泽东起身鼓掌，曰好。 这个举动被认为林彪善于揣摩毛泽东心思的证据，其实正好证明毛泽东和林彪看问题的角度是一致的。我们在《大饥荒》的篇章里，解析“致命的三面红旗”时已经指出，三面红旗如果顺利实施，中国将变成一个半军事化国家。换句话说，三面红旗本身就含有“以治军的方式治国”的理念。所以说在对待三面红旗的问题上，毛泽东和林彪的看法一致一点也不稀罕，都是军事视角嘛。 但林彪的态度确实增加了毛泽东反击的底气，因为林彪是军方代言人，他的意见就是军队的意见。毛泽东正是通过林彪的发言摸到了军方的立场。正因如此，毛泽东才敢于在组织上占劣势的情况下发动文革，但不能因此说六二年的林彪就怎么怎么样。 （十）毛泽东的反击 开会，尤其是重要会议，其实就是领导们的表演舞台。何为领导？把那一大堆抽象枯燥的词语换成白话，也就是他说话时大家好好听，听到之后记在心里，记在心里之后回去行动。你讲话没人听，你的政策没人理会，那不叫领导，那叫傀儡。平时嘛，娱乐、休闲啊什么的，都是平常活动， 但开会不能出差错。所以每一次的重要会议，领导们都会仔细穿好衣服、整理好头发，把心气和精 神调整到最佳状态去表演。 七千人大会上，国家领导刘少奇虽然把自己置于一个矛盾的境地，却通过大胆犀利的言语赢得一片掌声，风光占尽，大有直上云霄之势。 作为领导的领导——领袖毛泽东，又该如何表演呢？确切说，他不是在表演，而是在反击。他要通过自己的方式，把同志们的心再次吸引到自己这边来。要不然，所谓领袖就成了名义上的“太上皇”——空架子。 毛泽东的反击策略有两个：一，占领理论制高点；二，抓基层干部。这两手，是毛泽东长期以来成功的法宝。有了理论制高点，就可以理服人、掌控话语权，和蒋介石斗，扛起民族大旗；和张国焘斗，打中央招牌；自己登上领导岗位，那就横扫天下。抓住基层干部，相当于抓住整个组织体系，遇到要紧事，召开扩充会议，扩进来的人都是毛泽东的支持者。干好这两手，意味着事半功倍， 意味着成功，意味着无穷的力量。 既然毛泽东决定召开这样一个大规模的会议，首先就应该研究一下他的动机。其实动机和三年前的庐山会议一样，就是团结、鼓劲的。三年前，大跃进受挫，毛泽东信心满满地召开神仙会搞团结。经过三年的惨痛教训，毛泽东还没有找到好的办法。三年来究竟发生了什么？干部究竟怎么了？ 为何败得如此惨痛彻底？毛泽东不明白。但是会议必须召开，不开，混乱将继续。所以仅仅召开大会，却始终沉默不语，摸清大家的心思，然后再发表自己的观点。三年前他可以信心满满地教育广大干部，继续干，现在他没有这份信心了。然而他惊奇地发现，和三年前的庐山会议一样，七千人大会的走势再次超出了他的预期。 三年前是彭德怀，三年后是刘少奇。 刘少奇发表那番语惊四座的演说前并没有和毛泽东沟通，相当于对毛泽东搞突然袭击。后来江青说“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憋了一口气”。此话甚有道理，这口气很大程度就是指刘少奇搞突然袭击。当然，刘少奇已经决心改变，有理由那么做。为了实现改变，他选择绕开毛泽东。现在又有一个假设：假设刘少奇和毛泽东沟通一下会怎么样？一般情况下，这种假设不会有答案。但是这个假设，答案可以猜测：否。因为刘少奇的策略是矛盾的。代表们因为当时听得爽，还没有体会到虎头和蛇尾之间的断层，毛泽东却看得很明白。 毛泽东感觉很不爽：好哇你个刘少奇，有底牌不亮出来，跟我玩突然袭击！毛泽东恼火的不仅仅是刘少奇的观点，还有刘少奇表达观点的方式。此时的刘少奇已经超出了毛泽东的掌控，走向毛泽东的对立面了——尽管刘少奇还在幻想获得毛泽东的无条件支持。 三年前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选择拿下彭德怀。拿下彭德怀，让所有敢于反对的声音闭嘴，所有人无条件地响应号召。那时候大饥荒的征兆已经出现，大家还没有见识到它的威力。经过大饥荒 三年的施虐之后，毛泽东谨慎很多了。尽管如此，他依然要把广大干部团结在自己身边。下命令是自己的活，执行命令却要下面的人去干。刘少奇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赢得人心，正如刘少奇十分了解毛泽东一样，毛泽东同样十分了解刘少奇：如此严谨的同志，表现如此反常，表明他已经下了决心。毛泽东明白，刘少奇已经不再是昔日的忠实助手，如今已经羽翼丰满，要自立门户唱戏了。 第一招：理论制高点 毛泽东要想胜过刘少奇，必须拿出更为深刻可行的东西出来。然而这一次有点难。如果按照刘少奇那个报告的思路更进一步，或许会赢得更多掌声。但毛泽东是不会那么干的，原因是，刘少奇那虎头和蛇尾之间的巨大矛盾。毛泽东绝不会让自己陷入矛盾的境地。他做重要决定之前，都有完善的理论依据。 三十号的会议上，就一件事，毛泽东做报告。毛泽东也是口头报告，既然刘少奇是口头报告， 毛泽东更没道理念稿子了，要不然气势上就弱了半级。大家对毛泽东这次讲话非常期待，因为他们都是老党员，知道共产党在历次的艰难关头，毛泽东总有办法解决问题。现在大饥荒肆虐，大家再一次希望毛泽东能拨开云雾见青天。 代表们的脑袋里回忆着过往的一幕幕。 第一幕：秋收起义之后，队伍接近解体。毛泽东对余下的队伍进行整编，确立“党指挥枪”这条决定性原则，然后带着队伍去井冈山，为日后共产党提供落脚点。 第二幕：遵义会议，战略转移逐渐进入死局，又是毛泽东出来指挥军事，然后队伍到达陕北， 共产党再一次逃出生天。 第三幕：一九三六年，国、共、日三方纠缠不清之际，毛泽东挥笔写下《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最复杂的时刻指导共产党从容应对。 第四幕：一九三八年，国共合作抗日，大家想不明白。毛泽东又写了一篇文章《论新阶段》， 从思想上告诉大家，如何跟国民党相处又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 第五幕：抗日战争最为严酷的时候，许多人或急躁（认为可速胜）或自卑（认为要灭亡）的时候，毛泽东写了那篇军事杰作《论持久战》。 第六幕：抗战胜利，中国该何去何从？毛泽东再次高屋建瓴，写下《论联合政府》。 如此等等，每到关键时刻，毛泽东那高大的神奇的形象总是以独特的方式出现，带领同志们走向胜利。毛泽东之所以称为最高领袖，是靠实力赢得的。 这一次又将如何呢？代表们在期盼着。 刘少奇已经给他们上了一盘山珍，他们希望再尝一尝毛泽东烹饪的海味。让他们颇为意外的是， 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厨艺仿佛下降了不少，端出来的菜味道怪怪的，远不如刘少奇的菜可口。 毛泽东口头报告的内容：民主集中制；关于认识世界的问题；对国际的看法。 何为民主集中制呢？就是把权力集中起来发扬民主作风，团结绝大多数人，对少部分人实施专制，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毛泽东说：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做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 毛泽东说：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 他们还对你感到害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 毛泽东说：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也不行，没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所以， 没有民主，就不能克服困难。现在不是强调集中吗？强调集中，首先要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 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经济。 毛泽东说：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的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凡是个人说了算的第一书记，就是一人称霸，就叫“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 听起来非常美好，但是有一个致命缺点：那就是人民群众仅仅监督而已。人民群众并没有参与进去，更没有约束的权力。然而在那个民族意识觉醒而民族智慧没有开启的时代，人民群众只有狂热的精神，并无思辨能力监督政府。如果党组织内部对集中起来的权力制约不力，必然形成一个巨大的官僚阶层，这个阶层会在组织内部争夺每一个权力重新分配的机会。等到若干年以后，毛泽东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时，又过于天真激烈，惹出另外一系列的灾难，这是后话。 在七千人大会上，尽管“民族集中制”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在当时大家一致反对分散主义的背景下，在整个国际国内的大背景下，已经是能做到的最好的选择了。 至于认识世界的问题，对国际看法，都是老话题，翻不出新意来。因为美国既没有跨过越南进来；苏联也没有从北方突入；蒋介石虽然还在口头上反攻大陆，实际上心里在默默祈祷大陆不要进攻台湾。国际形势虽然复杂，目前还是安稳的，目前最重要的是解决大饥荒遗留的问题。所以这篇 讲话立意虽然高远，比刘少奇的讲话更为深刻，然而却属于远水，远水解不了近渴。 因此毛泽东这番话虽然引起了一定反响，但论影响力还是比不上刘少奇三天前说的话。如果会议到此结束，那么风头就被刘少奇占尽。 怎么办呢？出第二招，出气。 三年前在庐山，毛泽东在延长会议之后选择猛烈出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彭德怀推入历史的断壁之中，方式极为霸道。三年之后，局势已变，刚猛霸道的方式不能再用了，需要另一种方式 ——笼络人心（或者说官心），对抗刘少奇的求变。毛泽东的杀手锏是——延长会议，让大家出气， 又名“出气会”。 本来会议决定三十号结束的，这天下午仅安排了一个节目：毛泽东讲话。再过六天就到春节了， 大家要各找老婆孩子炕头热。毛泽东告诉大家：为什么一定要回到你们家里过春节才算舒服？我们在北京七千人一道过个春节不好？我看，春节不关大局，不关什么农业、工业、商业、学、兵、政、党，过也好，不过也好，我主张集体在北京过一个春节，有什么不好啊？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极其受欢迎的意见，大家情绪非常的高昂。虽然春节陪老婆、孩子很重要， 然而在那个视领袖如神明的年代，多看领袖一眼都会引起心中强烈的火焰，何况一起过年！短短几句话就把气氛推向高潮。一九六二年春节，代表们过得相当满意：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 大家满意。 出气会上，毛泽东选择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自我检讨。 在此之前，毛泽东也做过检讨。最有名的那次是在延安整风后期，拜康生同志出神入化的审干业务能力所赐，整个苏区人人自危。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好几次脱帽鞠躬，给大家赔不是。这一次， 整体上是另外一种气氛。尽管确定了集体负责，中央领导人在各个场合表示了一定程度上的检讨， 这种检讨是很不彻底的，特别是省委一级，时间紧迫，还没有轮到。毛泽东提出延长会议让大家出气。地委、县委一级是欢呼燕雀，但是很多人心里肯定是很不好受的。比如说曾希圣同志，如果一月三十号大会结束，他还是安安稳稳地回到安徽，做他的一把手，谁有意见就灭了谁。会议一延长， 好了，完了。 要让所有人彻底检讨，最好的办法就是领袖带头检讨。 毛泽东说：同志们，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做检讨。 毛泽东说：去年 6 月 12 日，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才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 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毛泽东说：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 毛泽东说：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 这些检讨取得极大成功，毛泽东的自我批评，在会上引起极大的波动。当时很多人认为：“毛主席绝对正确，有些事办错了，也是歪嘴和尚念错经，是下面的错。” 有人当场表示：听了主席的讲话，只有一条意见，就是他老人家不该做检讨，我们把工作做坏了，为什么叫他老人家检讨呢？ 很多人感动得流下眼泪：主席都检讨了，我们还有什么说的？ 这些都是地委、市委级别的领导，职位相对较低。按照大会反分散主义的原则，这些人手中的权力要被收回，而且可能被追究责任。回到地方，省委如果清算，这些人可能要背黑锅。信阳事件， 搞民主补课，一下子修理了那么多人，不就是基层干部背黑锅么？ 毛泽东从自己的身上检讨，给所有领导人做了一个表率：所有人都有错，不要想赖账。如果想赖账，那就到组织外面去赖。所有人，如果脱离组织，相当于鱼儿蹦上岸，谁敢？毛泽东来这么一手，基层干部能不感动么？毛泽东这辈子最大的特点就两个：一个把枪杆子紧紧抓在手里；另外一个就是，他总是和最基层站在一边。平时代表广大的工农阶层，在七千人大会上，最大的阶层就是地委、县委这一级。 毛泽东这么干，相当于带领一批地委书记和县委书记去踢省委书记和市委书记的屁股。——让你们老虎屁股摸不得，偏要摸。 本来还有很多地方老大、省委书记什么的，借反对分散主义之风说：错误都是你们的。这下好了，最高领袖都自我检讨了，还敢嚣张只有死路一条。一个个赶紧夹着尾巴做人，开始从自己身上找错误。当然原则性错误是没有的，小毛病是少不了的，大毛病尽量淡化。就算自己找的不够，还要发动众人帮着找。虽然心里恨得直痒痒，还得笑着请下属批判，美其名曰：同志们，你们就可怜可怜我，帮我找点小差错过关吧。不是他们喜欢在下属面前哀求，实际也是情非得已：要不然的话， 中央来帮忙。 毛泽东并不是一个喜欢认错的人，更不喜欢检讨，每一次检讨都有极大的政治需求。延安整风之后检讨，是为了安抚一下逃过康生魔爪的那些受伤的心灵，让他们好好干活，为了红色共产主义 理想而奋斗。这一次也一样，把广大基层干部抓在手中。 尽管在这次大会上很成功，成功地把大会推向另一个高潮。然而从长远角度上看，他还是失败了。因为在未来几年内，行政系统基本倒向了刘少奇。 刘少奇的言行是不一致的，行动和言词是矛盾的；毛泽东的行动和言词是一致的。但是刘少奇赢得了行政系统的支持，原因并不是刘少奇突然比毛泽东高明了，而是他们的理论依据——三面红旗有大问题，尽管两人都没能有新的突破。刘少奇背离了那个有缺陷的理论，所以离“实事”更近一点，要“求是”更简单一点。 （十一）从曾希圣和李井泉的结局看七千人大会 如果大会真的在一月三十号结束，很多问题就来不及澄清。比如说谭震林，大饥荒时代，他是分管农业的，无论如何集体负责，谭震林都难逃干系。关于谭震林的事，留到二月逆流再讲，这里讲一讲另外两个牛人。 七千人大会有很多诡异的东西。比方说，后来被广泛宣传的英雄们，实际上并没有那么英勇。比方说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发言，就没有任何英勇的地方。这些事例只能解释为，政治是复杂的。最为复杂的一点便是曾希圣和李井泉的结局。 同为大饥荒时代的五虎上将，因为坚定贯彻三面红旗的精神，带来无穷的灾难。到七千人大会时，五虎之中的三虎（舒同、张仲良、吴芝圃）都已没了牙齿，只剩下曾希圣和李井泉两个人。面对汹涌的大饥荒，两个人还是做了不同的选择。 曾希圣选择以“责任田”的方式把土地给分了，这个举动挽救了安徽很多人的生命。李井泉选择坚决执行中央命令，咬着牙调粮，加重了四川的饥荒程度。 如果搞清算，把两人全部给刷了，想必任何人都没话说，然而实际情况复杂得多。直到一月三十号，也就是七千人大会按照原定计划行将结束之时，他们还如同两尊大佛一般岿然不动。更气人的是，当时定的四个受灾大省分别为河南、山东、甘肃、青海，安徽和四川竟然不在列，真是岂有此理！ 大家自然很不服气：死了那么多人还能糊弄过关，还有天理和王法么？安徽又不是你曾希圣的， 凭啥就一手遮天？！ 曾希圣，一九零四年生于湖南书香门第，六八年病逝于北京。职业：革命家，政治家。 性格：强势。 曾希圣十八岁参加革命，二十岁加入黄埔军校，参加北伐，赴苏联学习，二七年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值文斗转向武斗的阶段。多次在中原一带从事革命工作， 然后在新四军当了一系列不同级别的干部。大饥荒时代主政安徽，让安徽农民尝尽人世的辛酸，同时也让安徽的官员尝尽官场的辛酸。 农民没有机会让曾大官人尝尝苦头，但是干部有机会报复霸道的曾书记，让他尝尝官场的辛酸。比方说在七千人大会上，就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此时再不发飙，更待何时？ 于是在大会即将结束时，一位勇敢的同志写了封匿名信：许多代表和他们一样，话没有讲完， 还憋着一肚子气，省委压制民主，不让人讲话。同时还有另外几封信，内容大致不差，就是讲曾希圣在安徽搞一言堂，没人敢讲话，大家本来对中央开会抱了很大希望，想在中央的会议上把问题讲出来，看来现在没有法子讲了，因此很失望云云。 毛泽东接到这些信后估计很生气，好哇曾希圣，还想搞割据不成？掂量掂量自己的斤两先！于是刘少奇到了安徽组负责揭盖子——安徽的盖子就此揭开。 曾希圣同志知晓刘少奇来安徽组摸底，还耍了一个花招：请彭真捎话给刘少奇，请刘主席给安徽的同志鼓鼓劲。曾希圣敢这么做，并非胆大包天等等，而是听了刘少奇讲话之后的自然反应。刘少奇的报告和曾希圣干的事简直是不谋而合——看刘少奇后来的经济调整，还没有曾希圣的办法直接有效，所以曾希圣有理由对刘少奇充满期待。当他听说是刘少奇到安徽组负责出气，心中应该是美滋滋的吧：这一次又跑到政策的前面，又可以当明星了，说不定还能进入政治局，成为常委，再进一步……好梦由来最易醒。 梦是好梦，现实是复杂的，政治尤其复杂——刘少奇很快敲碎了曾希圣的梦。 刘少奇来到安徽组之后是这样鼓劲的：关于私人和减产这些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天灾是主要的，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的？我在报告中讲了四条缺点、错误，安徽有多少条？是多一条两条，还是减一条两条？错误的性质，我在报告中说，不是路线性的错误，是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安徽是不是这样？错误的责任，总的来说是中央负责，省、地、县是个什么责任？ 这一连串组合拳把曾希圣轰得手忙脚乱，省委下面那些人则受到极大鼓舞。大家七嘴八舌说曾希圣同志如何如何霸道，如何如何蛮不讲理，如何如何一人说了算，如何不顾及作为下属们的感受等等。 面对上下夹击，曾希圣同志就算真是老虎也架不住了，于是拿出组织内部的生存绝学——检讨： 一是对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没有认真研究，不求甚解，贯彻不力；二是实际上形成了对中央封锁 消息；三是对中央有些部门傲慢乱顶，对友邻地区关系没搞好；四是对同级和下级不民主，不以平等态度待人。所有这些，都使党受到了严重损失，使人民受到了严重损失，使工作受到了严重损失， 造成了严重非正常死亡，破坏了农村生产力。 一句话——教训是非常沉痛的，我已经知错了。 在当时，如此检讨之后都会换来一句：某某同志还是好的，还是支持政策的，只是在执行时出现了点偏差等等，然后了事过关，即使有账等到将来才算。然而曾希圣没有听到这席话，他摇了摇脑袋，听到如下声音。 刘少奇听完检讨问大家：曾希圣同志、黄岩同志作了检讨，你们满意不满意呵？ 众声皆曰：不满意。 曾希圣同志的政治生命就此划上句号，人生就此转折。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前一天吃饭，大家还非常希望和曾书记同桌，聆听书记大人的教诲。一转眼就没人愿意和这位曾经的“霸王”沾边了。“出气”期间，大家都有位置，曾希圣没位置，他只好自己从别的地方找把椅子。人情冷暖就在一瞬间呵，其中的悲凉，唯有当事者方能体会吧！ 需要指出的是：曾希圣确实对安徽百姓犯了天大的罪过，但是他的责任田却是一条出路。他对下属官吏可能霸道粗鲁，一部分打成右派，然而这些只是个人恩怨。不能就此认为这些反对曾希圣的官员就如何高明，因为大饥荒中他们同样对安徽百姓犯了罪，而在那个集体犯罪的大环境里，他们并没有提出任何建设性意见。换句话说，他们没有资格反对曾希圣。有资格反对曾希圣的是安徽百姓，而百姓没话语权。官员反对曾希圣，不过是出于个人恩怨或者跟风、随大流而已。因此不能把这个声音——不满意——理解为正义之声，相反，这个声音扼杀了一个有罪的探索者。 这些反对都是常态，可以理解。反常的是，刘少奇为何要对曾希圣穷追猛打？和刘少奇同时参加各省讨论的政治局常委中，周恩来到福建组，朱德到山东组，陈云到陕西组，邓小平到四川组， 各省一把手分别检讨一番过关，唯独曾希圣立刻完蛋了。 刘少奇说：我想了解安徽一些真实情况，希望大家说真话，说心里话。问题严重的有山东、河南、甘肃、青海几个省，安徽没有算在里面，但安徽问题比河南严重，比河南严重的是把问题一直包到现在，直到这里还不讲老实话。讲假话是不允许的，在今天以后，再讲假话要立即开除党籍， 不管是谁，30 年党龄也要开除党籍。 刘少奇说：现在别的事情我不抓，专门抓要讲老实话。不管问题怎么严重，都可以不处分，批评一下承认错误，改正错误，但是再说假话，非处分不可。因此，我要有点压力。现在有两种压力， 一种是不要你们讲老实话的压力，一种是要你们说老实话的压力。共产党员应该说老实话的，三大 纪律中的第一条就是要如实反映情况，我在报告中也讲过了，不如实反映情况，是丧失党性的表现。随后曾希圣在安徽下岗，从此以后，虽然身居高位，实际上却是闲云野鹤，无事可干。 单纯追究责任，罢免曾希圣无可厚非。然而当时并没有大规模追究责任，为何把曾希圣赶入绝路？要知道曾希圣不同其他人，虽然犯下大错，但是他后期的作为——把土地承包出去——实际上是给中央找到一条出路。刘少奇想要大规模调整经济，应该把曾希圣引为知音才对，不应该如此不留情面。 如果要分析其中的原因，只能是猜测了。在行事方式相似却要拳脚相加的情况下，要猜测，只能从立场来猜。就立场来说，当时刘少奇和毛泽东已经出现分歧，下面这些人就会牵扯到一个问题： 站队。站队不是问题，每一次最高领导层出现分歧，都会出现站队的问题。正如文革开始后，林彪对贺龙说：你的问题很简单，可大可小，就是支持谁反对谁的问题。 然而曾希圣很独特，他干了很多人想干而不敢干的事，换句话说，是个出头鸟。林子大了，什么鸟都可以当，就是出头鸟不好当。 假设曾希圣应该站在毛泽东的一边，对刘少奇而言就是一个巨大威胁。因为曾希圣比刘少奇走得更远啊，到时候出了成绩，毛泽东可以说曾希圣就是他请的代言人嘛。曾希圣在，相当于夺了刘少奇的旗帜，所以刘少奇要把曾希圣借机拿下。 另一种可能就是，曾希圣站在刘少奇一边。从后来毛泽东的表现看，他根本就不认同刘少奇那种理论和实践分裂的行径，所以把曾希圣撤掉，借此警醒刘少奇不要胡来，不然曾希圣的前车之鉴还有后辙。 还有第三种可能，就是不管曾希圣支持谁，毛泽东都要通过拿下他警告刘少奇。 所以曾希圣注定出局。当曾希圣出局时，刘少奇心中作何感想？有英雄相惜之情么？这个答案已经无从知晓了。虽然曾希圣同志曾经足够活跃，虽然在很多人眼中曾希圣已经很大，但是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曾希圣的级别和分量都差得太远。根据分组来看，偏偏把刘少奇分到安徽组对付曾希圣就能看出苗头了。 评：曾希圣不是一个好官，但当时拿下他，不该。曾希圣成了最高层矛盾分歧的牺牲品。 曾希圣有些不服气，特别是跟李井泉对比一下之后，更为不服气了。李井泉，江西人，生于一九零九年，死于一九八九年。 职业：革命家，农民（注意这个身份）。 特长：坚决贯彻执行上级命令。信念：视组织为生命。 李井泉是在二七年参加革命的，那时他只有十八岁。加入革命队伍之前因为家庭贫穷又是老大， 已经当过几年农民，种过几年地，对插秧和收割有直观体验。在四川折腾出那么大动静是不可理解的。要理解他……不说也罢。 四川情况比安徽严重，其他省份的灾难减少了，四川的灾难还在继续。其他省的一把手都下岗了，李井泉还是四川的一把手。这个情况让四川省委下面的工作人员受不了。 和安徽一样，中央也受到来自四川的匿名信。大致内容也是差不多：李井泉很狂很霸道，中央精神不传达，让人不敢讲话等等。简直就是一军阀嘛，要整一整。 中央随后派邓小平去四川给大家出气。邓小平是四川人，又是李井泉的老上级，有助于摆平问题。然而事实是，若干天之后，李井泉又回到四川，继续以中央委员的身份当省委第一书记。中间的是是非非已经很难说清楚。 和曾希圣一样，李井泉的角色定位也很难。大跃进时代，李井泉是跟着毛泽东干的，可谓立场坚定。通过大饥荒的折腾，刘少奇已经和毛泽东分裂。邓小平和刘少奇纠缠在一起，同时李井泉和邓小平的关系一直很不错。解放大西南，李井泉就是在贺龙和邓小平的领导下工作的。若干年后， 邓小平被流放，依然和李井泉保持着良好的个人关系。随后李井泉惨遭批判，又是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平反。 其实根本没必要纠缠李井泉的立场。因为他注定不会有事。 在七千人大会上，在毛泽东和刘少奇已经闹矛盾的情况下，李井泉的界限已经非常模糊。作为地方势力派，李井泉本就是三面红旗的忠实粉丝，毛泽东不会无辜清洗他。刘少奇要搞调整，更需要地方派系的支持。 所以无论李井泉的立场如何，都会平安度过七千人大会上那一关。因为他没有像曾希圣那般当出头鸟，把自己龟缩在体制内部，反而成了香饽饽。 当曾希圣看见李井泉的待遇，不应该感到不公，却也应该释然。是非功过，终究是要还原的， 就算不能直接触及真相，却可以逼近真相。 然而关于大饥荒的责任并没就此结束，这不过是个开始而已。 卷四 第五篇 刘少奇篇（下） 十、拉锯战 （一）烽火起西楼 陈云，生于一九零五年，卒于一九九五年。 户籍：青浦人。青浦现在是上海的一个区，当年属于江苏的一个县。性格：谨慎、低调、务实。 特长：搞经济。 官方评价上，陈云获得足够多的赞誉——当然，陈云配得上这些赞誉。 在中共历史上，在重大问题上，陈云从来都不是最后拍板的那个人。更多时候，陈云扮演了一个沉默者的角色，隐藏在众多声音之后，正如在七千人大会上那样。然而这并不表示他不重要。不管在毛泽东时代还是邓小平时代，陈云都有相当的分量。特别是邓核心时代，陈云更是举足轻重。 虽然在历次运动中，陈云的声音并不响亮，但是陈云的一生足够精彩，看看他的经历就知道了。 第一代领导人大部分出身寒微，陈云仍然是寒微的表率。陈云生于贫苦农民家庭，两岁丧父， 四岁丧母，由裁缝出身的舅父抚养。然而生长在长三角地带的陈云和中部那些出身贫寒的将帅不同， 没有贺龙那种马帮经历，也没有彭德怀那种苦工经验。陈云比较幸运，念了高小，后因家贫辍学， 然后当学徒、店员谋生。这段经历应该是陈云的低调务实的性格的最初成因。 然而陈云同样有激进的一面——二十岁参加五卅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然后历任县委书记、 省委书记、中央委员——白色时代的虚名，抓住是要杀头的。在整个白区时代，有一个职位值得提一提：三一年担任中央特科书记。中央特科干嘛的，大家想必都明白。 在战争年代，将帅们大大地出了风头，陈云则低调地主管财经工作。最重要的职位是——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负责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干得很不赖，有力地稳固了中共的后方基地。这个职位锻炼了陈云搞经济的能力。在解放战争期间，陈云在东北干得也不错。所以猛人高岗对陈云比较信服。当高岗决定扳倒刘少奇时，就想到了陈云，想拉拢陈云。因为他们的关系很铁，从西边到东北，合作很愉快。然而陈云没有跟着高岗发疯，而是冷静地和高岗划清界限， 从而避过一场劫难。 陈云一生都很低调，静静地隐藏在组织内部，最为高光的时刻是解放后。国民党后期，那个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已经超出人类的容忍界限。比方说，想买点阴币给老祖宗上坟，发现阴币和阳 间的货币兑换率低于一比一。也就是说，还不如直接拿阳间的货币去孝敬祖先。题外话，如今的物价如果任其飞升，总有一天能赶上六十年前的水平。 国民党之所以崩盘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共产党的军事政治搞得太成功，另一个就是国民党自己搞得太差。要不是经济金融崩溃，断不至于败得那般彻底。国民党败了，留下一个烂摊子考验共产党。特别是长三角地区，那个叫无法无天。加上抗美援朝爆发，上海成了一个恶性肿瘤。解放军都进上海了，人民币却进不了上海。 人民币去不了上海，陈云就去上海，然后就解决了问题。陈云通过软硬两手打击投机者，借助一系列操作，通过银元、粮食、棉花、和公安局解决了那个烂摊子。当陈云再次回到北京时，毛泽东兴奋地说，陈云此行和打赢淮海战役一样意义重大。 陈云动用十万银元和一部分公安人员搞定了金融投机者，再通过江浙的棉花和粮食搞定了上海的物价，不少投机者只好去跳黄浦江。 陈云整个人生真正的贡献应该是协助邓小平搞改革。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在陈云沉默的一生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段时间是在大跃进。当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开足马力创造奇迹的时候，陈云保持了沉默。他的沉默可以理解为犹豫，号称经济专家的他实在无法预测大跃进的走向，也可以理解为明哲保身。即明知政策将带来严重后果，也没有大声疾呼。 前有周恩来反冒进，后有彭德怀万言书，都没管用。陈云的声音不可能比周、彭更大。所以他选择沉默不语，即使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亲自请陈云说话，陈云依然拒绝。不是陈云敢在毛泽东面前耍大牌，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要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表达自己的观点。 时机就在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去武汉巡视，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内容就是调整经济，消灭财政赤字——又称西楼会议。 在西楼会议上，陈云发言了，他的发言点燃了战火。 陈云的讲话也是从老一套开始。第一部分摆困难：一，农业，近几年都有很大的减产，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还不如过去，农业生产的恢复不可能很快。——饿死人了，肯定困难重重，要有耐心。 二，在基本建设上，建设规模同国家财力、物力和农业生产水平不相适应。——炼钢炼多了，工程干太多了，要调整。三，在金融、市场上，因为多发了钞票，通货膨胀，市场供应紧张，特别是工业品不足，城市里的钞票大量流向农村，在人民生活上，城市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实际工资下降很多。——国家物质紧缺，百姓口袋里没钱。 第二部分摆了有利条件——克服困难的有利条件。一，党已制定了各项工作条例和具体政策， 干部的思想认识有了很大提高，各项工作会有显著进步。二，粮食和肉类的产量开始回升。三，人民同党合作战胜困难的信心足。四，干部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有利于克服困难，恢复经济。这些都是浮云，问题是解决问题。 第一部分是困难，第二部分是有利条件。困难和有利条件综合在一起，形成解决问题的办法。 如何解决问题呢，陈云给出了自己的意见。为啥非要等到西楼会议再讲？七千人大会的主题是团结和鼓劲。如果陈云把这些观点摆出来，不仅是和大会的主题相违背，而且简直是往毛泽东身上扔泥巴。他敢那么做？不敢，彭德怀头上还顶着若干帽子呢。然而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揭露不少短， 也没事，陈云也就放心了。 可以指责陈云不够勇敢，然而事关生存，可以理解。陈云提出六点意见。 一，从 1960 年算起，“把十年经济计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前一阶段大约需要五年，恢复的主要办法有两条：一是要有更多的集中统一；二是要稳扎稳打。基本建设和若干重工业生产的指标要先降下来，速度放慢，以调整为主。 二，减少城镇人口，“精兵简政”。既减轻了农村的负担又充实了生产第一线。 三，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一是严格管理现金，节约现金支出；二是尽可能增产人民需要的生活日用品，回笼货币；三是增加几种高价商品，重点放在农村；四是坚决同投机倒把活动作斗争。 四，尽一切力量保证城市人民的生活，增加日用品的供应。 五，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具体办法：一是除增产粮食外，保证经济作物增产；二是对不同的产粮区，研究出不同的增产办法；三是拨一部分钢材、木材制造小农具。 六，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 并且要在国家计划里得到体现。目前第一位的是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 制止通货膨胀。 对此刘少奇非常支持。 刘少奇说：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 刘少奇说：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一九四九年后的三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非常时期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 不仅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也赞同，会后他们一同专程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后成立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任组长，李富春为副组长。 这就是陈云的办法，概况起来：建设为生活（生存）让路。 这些措施相当有效，当时看起来也很中肯，所以大会很赞成。但是这些观点也有缺陷：对恢复期估计得过长。陈云同志虽然很懂经济，却也不是万事通。比如说农业，他就不懂。虽然他是农民出身，但没有种过地，不懂中国农民的“小强精神”。 中国农民是最为坚韧顽强的一个群体。只要政府放宽政策，给一年的时间：粮食给你种出来， 瓜果蔬菜给你种出来，猪马牛羊给你养出来，酒给你酿出来，豆腐给你磨出来……两年时间，应有尽有。 所谓五年恢复期——那是书生意气。套用一顶那年头流行的帽子，叫右倾。后来毛泽东说这是悲观的“黑暗风”，也有道理。 其实“黑暗风”只是表层。在表层之下还有一层坚冰，就是陈云这些措施如果实施下去的话必然引起一系列现象。这些现象和三面红旗相违背，特别是和大跃进相违背。如果站在三面红旗的立场看，这些就是修正。作为三面红旗最坚定的旗手，毛泽东是无论如何不能容忍修正主义的。因为这些一系列政策，毛泽东曾认为陈云右倾，敲打了一下，并没用力。 在文革大潮中，陈云虽然暂时失业去江西某处“蹲点”，却也保留了中央委员的头衔，而且七二年就回京再就业了。参照陈云的那些主张，陈云应该随刘邓一起成为“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情形远比一些元帅严重。而毛泽东对他手下留情，大概是为未来留下一颗棋子吧。如果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时还给自己留点后路的话，后路就是邓小平和陈云。 若干年之后，邓小平成为第二代领导核心。在改革大潮之下，陈云再次成了保守派代表，主张脚步慢一点，稳一点。这里没有谁对谁错之分，政见不同而已。 评：懂经济的陈云是个保守派。 （二）庐山遗恨 西楼会议不久，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理由有三个：黑暗风，翻案风，单干风。黑暗风就是指西楼会议那一套，现在看看翻案风。 提翻案，就要提到咱们的老熟人——威武的彭大将军。 彭德怀挺起脊梁、昂着脑袋走下庐山之后，就开始了一生中的炼狱之路。 其实彭德怀的一生都在炼狱之中，年幼家贫，历尽人世磨难；少年孤独，迷茫坎坷；青中年研战主军，历尽腥风血雨。腥风血雨之中的彭德怀依然保持平民本色，和士兵同甘共苦，从不奢侈浪费。即使在艰苦朴素的第一代领导人中，彭德怀依然是艰苦朴素的代表。别人虽然也是艰苦朴素， 至少还钓钓鱼啊、抽抽烟啊啥的。彭德怀不喝酒，不吸烟，除了看书和下棋（水平不高）以外，没有任何个人嗜好，简直就是党内的苦行僧。 所以庐山上的朱德说：彭老总艰苦朴素，谁也比不过他。 战争年代的彭德怀，虽然也是在炼狱，但那是悲壮的。那是一个英雄面对残酷环境写下的史诗， 那是顶天立地的汉子为自己的国家民族奋斗高昂起来的头颅，那是民族的脊梁。和平年代的彭德怀， 同样也是炼狱，但那是悲惨的。因为这一次折磨他的都是自己的昔日战友，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人民。 看到文革时代彭德怀那张被反剪双手压下舞台的照片，照片上那干枯的白发，照片上那憔悴的面孔，照片上那弯曲的脊背，不觉悲从中来，泪水纵横。任何一个有血性或者感性的人，都不愿意看到那个一生威武的将军、那个敢于横刀立马的英雄、那个总是在危难之间挺身而出的男人落魄如斯，宁愿他死在战场上，也不愿意看他在自家人手上经受磨难。那张照片，已经成了那个悲剧时代的见证，已经成了中国人的耻辱。 十大元帅之中，唯有彭德怀没有亲生的孩子，两个弟弟早年牺牲，为革命烈士。解放后，他把弟弟的孩子接到北京，用自己的工资资助他们读书。他还把老战友、同样英雄了得的黄公略和左权烈士的女儿视为己出，资助她们读书、生活。 彭德怀来自最底层的人民群众，对人民有深厚的骨肉之情。所以朝鲜战争爆发，彭德怀义无反顾地挑起自愿军的担子，因为他要消除国家旁边的威胁；所以在庐山上不顾后果去写信，只因为同胞在挨饿而已。 写信的后果很严重。在第三篇里已经分析过，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选择拿下彭德怀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解决彭德怀问题，也就是所谓个人恩怨；另一个原因是通过彭德怀解决另一个问题，即通过拿下彭德怀来收拾所谓的右派，带领大家一起大跃进，度过难关。 上庐山的高干中，一开始挺彭德怀的还是很多的，后来毛泽东表态之后转而批判彭德怀。并不是这些人没有骨气的，而是他们视组织团结为第一要务。不少高层将帅，一边在大会上批彭，一边在会下劝彭德怀检讨，比如说聂荣臻，比如说叶剑英。 彭德怀最后还是检讨了。原因嘛，无外两条。一是私人的，想通过检讨过关。彭虽然是英雄， 英雄并不意味着喜欢被批斗。第二条么，和那些劝他检讨的人一样，维护组织团结。现在很多人认为，彭德怀当初就应该硬顶着，硬顶着结局也不会更惨。这种观点是典型的马后炮，还真把彭德怀 当张飞了。彭德怀的观点已经表达出来了，已经够了，真顶，真分裂组织了。真分裂组织，就能解决大跃进问题？当时彭德怀之所以检讨，也是认为要给毛泽东一个台阶下。然而毛泽东回过头来解决问题。毛泽东是在解决问题，只不过方式和彭德怀的期望相反罢了。 彭德怀虽然检讨，只是个人角度上的检讨，那些原则性错误，并没认。特别是军事俱乐部、里通国外从来就没认过。不但不承认，还要一直讨要清白。我们知道，庐山会议对大饥荒的影响非常大，不仅仅是拿下一个彭德怀那么简单。凡是受灾严重的省份，省委都有自己版本的“小庐山”。 凡是受灾严重的市，市委都有自己版本的“小小庐山”。凡是受灾严重的地、县，也有自己版本的“山寨庐山”。即使刘少奇去调查的天华大队，都有一样的“微型庐山”版本，这样一路下来多少人右倾？要调转政策，势必给这些人平反。要给这些人平反，就要牵扯到这些人的总根子——彭德怀。 离开庐山之后，彭德怀在吴家花园种地。在那里，他是农民，百姓中的一员。 起初村里只有一口土井，遇到旱季，井水枯竭；阴雨连天，井水又满贯，实际上就是一个储存雨水的水坑，不卫生。国务院管理局决定在园内打口机井，彭德怀提出要打井不能只给他一个人用， 村里人也要吃上机井水。于是机井就打在吴家花园的西北角。此后彭德怀站在大门口，招呼村民进院接水，看着大家笑盈盈地把水挑走。 八届十中全会后，彭德怀的生存环境再次恶劣，门卫就不许村民入院接水！彭德怀大发一顿脾气之后，把一个叫景希珍的叫到大门口，说：你去找水管子，由我出钱把井水引到墙外去，再在下面垒个水池，不就行了吗？几天以后，大墙外水池前担水的人排起队，阵阵笑语。 那年头吴家花园左右的居民没有电灯，夜晚来临，园内灯光明亮，园外漆黑。彭德怀想帮助大家用上电。当时都困难，既没钱，也没材料。彭德怀掏腰包，买电杆电线，把电搞好，周围的百姓有了电用。 六一年夏天，多雨。一次暴雨连夜，凌晨四点钟，彭德怀翻身下床，披雨衣外出，趟着深水， 直奔村民卢兴院里。卢兴家的两间老房正在暴雨中飘摇，一家老少八口缩在危房内听天由命。彭德怀站在院里大喊：“快走!都到我那里去!”卢家人执意不去（估计怕犯错误）。彭德怀冒雨跑回吴家花园，叫哨兵搬来芦席，自己拿着电筒，指挥哨兵给卢家苫房。这一刻的彭德怀应该忘记了戴罪之身，依稀有重回战场的感觉吧。此时他已经六十三岁，依然无所畏惧。之后彭德怀没有再睡，在雨中逐户查看，把危房中的人家都叫到吴家花园来，他的书房兼会客室里坐满了老人和孩子，彭德怀把热姜汤一碗碗送到淋了雨的人手中。 ——凌晨四点钟到早晨，全国官吏绝大部分都还在美梦中，而被他们疯狂批判的彭德怀却干着他们不知道或者不屑做的事。这就是彭德怀，即使身陷囹圄，也不失实实在在的本色。如果官吏能 有他身上一半实实在在的精神，何必需要那么多理论！何必需要那么多运动！如果在百姓身上培养这种实实在在的品质，贪官污吏如何生存？千年以来的官僚迷局将不治而治！何愁不能国强民富， 天下大治！ 四年之后，彭德怀即将离开吴家花园赴三线上任，中央专案组派人去挂甲屯调查，写《彭德怀在挂甲屯的一些活动》的报告，结尾如下：“由于彭德怀利用群众的封建落后进行拉拢，加上小恩小惠，处处装出关心疾苦的样子，迷惑了相当一部分人，成年人称他为‘彭老头’、小孩子们都叫他‘彭爷爷’。有的群众说，‘彭老头来了以后，挂甲屯有了福’，‘彭老头是好人，国家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彭老头给解决了（指安电灯）’。尤其是吴家花园周围的人，一提起‘彭老头’、‘彭爷爷’，真有点感恩不尽的味道，有的老太太甚至表示永世不忘。” 这样一个平凡朴实的人，有必要去打压么？有必要，非常有必要，因为那是一个悲剧的时代， 那是一段悲剧的历史。我们今天翻开那段历史，主要出发点就是试图寻找悲剧的原因。 七千人大会上的结论是——彭德怀不能平反。 刘少奇和毛泽东这对矛盾的双方都公开说彭德怀不能平反。为何？ 刘少奇说彭德怀不能平反，还发挥理论家的功底以政客的方式煞有介事地编制了一大堆谎言。 原因可以找到两个：一，彭德怀是毛泽东亲手推下去的，他知道毛泽东不愿意给彭德怀平反，趁机编制一堆理由说彭德怀里通外国不能平反，用意安慰毛泽东。因为刘少奇还在幻想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不给彭德怀平反，也在打一张感情牌——从感情上安慰毛泽东。 第二个原因：对刘少奇来说，彭德怀是一块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对自己不买账。这样一个人平反出山，可能会给自己的经济调整带来阻力，放出来还不如压着。 这是刘少奇的想法。此时的毛泽东还没有亮出阶级底牌，刘少奇正准备大干一场。一段时间之后，刘少奇就改变了策略，希望彭德怀出山了。因为局势变了，这是后话。 毛泽东的态度有点难以理解。既然当初因为大跃进拿下彭德怀，现在大跃进已经彻底失败了， 为啥还要压着？难道真是所谓个人恩怨么？从后来的局势进展来看，毛泽东并没放彭德怀出山的意思。原因很简单：毛泽东从来不认为三面红旗有啥错了，当时也没有人能从理论上指出三面红旗哪里错了。所以那些反对三面红旗的人，那些曾经因为狂热支持三面红旗而造成大饥荒肆虐的人，都将再次被“救治”。 救治也有很多办法，比如说陈云和邓小平，文革中也受到很大冲击，比起彭德怀就差远了，或许这就是政治家和军人的不同吧。把文革期间彭德怀写的材料和邓小平写的材料拿出来对比一下就能发现其中的差别。 毛泽东为何对彭德怀如此狠？完全纠缠个人恩怨也可以聊以自慰，这里还能找到更深层次的东西。延安整风分析过，彭德怀成了被整对象。挑彭德怀为八路军代表参加整风运动的原因，并非彭德怀有啥大过错，百团大战啥的都是表象，真相是虽然军人，彭德怀身上有一种难得的独立性—— 尊敬毛泽东却不盲从。这个独立性让他有别于其他将帅，这样的统帅在领袖走上神位的过程中看起来非常刺眼。当毛泽东想要集中全党全国的力量去大跃进，并且出现问题的时候，其他人可能都会沉默，彭德怀绝对不会。再比如后来的林彪事件，彭德怀已经自身难保了，仍然发表看法。 世事会变，彭德怀不会变。毛泽东对这点非常清楚，所以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彭德怀出来。至于后来放彭德怀去三线，那是不得已为之，权宜之计。这点后面再谈。彭德怀出山的情况只有一个： 战争。比方说美国从越南那边进来，或者苏联从北方突击。毛泽东很可能把彭德怀放出来。原因很简单：彭德怀身上有那种难得的独立性，天然的统帅。不仅是彭德怀，粟裕、刘伯承也会在那一瞬间恢复光亮。 （三）第三股风——单干 所谓黑暗风，也就是一种经济调整政策。所谓翻案风，也就是政治纠纷而已。 真正触及到国家根本的还是第三股风——单干风。 七千人大会虽然开得相对成功，但是政策下达并不及时。西楼会议上制定了一系列策略，仔细分析一下那些策略，也都是纲领性的东西。所谓纲领性的东西，就是那种含糊不清的东西。向左或者向右都可以，解释权在最高层。最高层的毛泽东没怎么表态，地方来不及细化。加上大会上解决左倾问题，很多之前被打成右派的被平反。这些被平反的人和曾经打倒他们的人本来就不对路，个人恩怨和见解纠缠不清。 一部分往东，一部分往西，大家也不清楚中央究竟向左还是向右，要形成合力并不容易。对于想干事的官员来讲，最怕的就是这种情况——一团乱麻。想在政策路线不明的时候解决问题，根本就是狗咬刺猬无处下牙。当官也难啊！ 这个时候政府的管理力度下降。老百姓自然按照惯性生活。老百姓惯性生活，就是数千年以来的那种生活状态：弄几亩田种一种，养点牲口种点菜啥的，然后老婆孩子热炕头。大家再也不愿意去公社过集体生活了，再也不愿意去吃公共食堂了。就按照之前政策放出来的口子单干了。转瞬之间就形成一股风气，叫单干风。 啥叫单干风呢？就是原来吃食堂，现在在自己家吃饭；就是原来大家一起种地，现在以家庭为单位，各种各的。农民的生活方式又回到土改之后的那段时间里。特别是一些大饥荒比较严重的地 方，比方说安徽，百分之八十的土地都分了。 共产主义讲集体的，单干，呵呵，大家都懂得。 老百姓一单干，三面红旗名存实亡。毛泽东能容忍么？不仅毛泽东，周恩来、陈云心里都在敲边鼓。 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继续外出巡视，同时派秘书田家英外出调查。调查出两个结果：一是农村情况正在好转，二是大家正在分田分地。田家英回到北京之后，毛泽东不在，便向刘少奇做了一个汇报。 田家英的行动非常准确及时。不但行动准确及时，而且思维活动准确及时，包含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包产到户合法化，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提法。为了这个了不起的提法，了解一下这个了不起的人。 田家英生于一九二二年，四川人，一介书生。 十五岁赴延安，先入陕北公学，第二年毕业留校成为最年轻的近代史教员。由于思想活跃，经常给报社写文章。在那个知识分子匮乏的年代，田家英在延安相当活跃，活跃到得到毛泽东的青睐。 毛岸英回国，中文不咋样，需要中文老师。二十六岁的田家英去毛泽东家搞“家教”，给毛岸英当老师。两年之后“家教”老师变为毛泽东的秘书。田秘书年轻力壮，记忆力超强，且行事谨慎，深得毛泽东赏识。比方说毛泽东写诗，引用某个警句却找不到出处，不用亲自查阅，只要找田家英就行了，相当于今天的度娘。此外田家英还管很多事，包括毛泽东的个人存款、印章和亲友的往来信件。打个不恰当的比方，田家英给毛泽东的帮助，比毛夫人还多。因此田家英和毛泽东的关系极为亲密。后来号称大笔杆子的陈伯达，想要探听毛泽东的动向都要请教田家英。如果田家英机警圆滑， 向前任陈伯达学习学习，应该非常有前途。然而很遗憾——田家英是个书生，一个可贵的书生。 书生，意气风发，不懂隐藏，更不懂隐忍。当书生认为领袖正确时，书生气会从正面发挥作用。便把自己的身心投入到领袖的世界里。战争年代，田家英把自己的全部才华、精力、智慧用在照料毛泽东上。比方说，刚进城时，毛泽东的书籍并不多。几年之后，在田家英的细心料理下，便有六位数藏书。当书生认为领袖不正确时，书生气便从反面产生作用。 庐山会议期间，田家英等人就赞同彭德怀的主张，差点右派了，被毛泽东特意给撇开：“不要把我的秀才都挖走了。”吃一次亏应长一次乖。田家英不是，三年之后更进一步，直接赞同包产到户了。对错且不论，敢于坚持独立表达观点，尽了知识分子的本职（对比康生、陈伯达之流简直是云和泥的差别）——这就是田家英的可贵之处。世界需要这种敢于独立表达观点的知识分子，而非那种号称知识分子却整天唧唧歪歪、啰嗦不停、一见到利益马上就像看见鸡蛋裂缝的苍蝇。 所谓包产到户，就是单干合法化。表达过类似意见的不仅是田家英一个，邓小平、陈云、邓子恢应该也说过，也就是主张“要退够”。对此刘少奇并不陌生。 刘少奇一听田家英的报告，竖起大拇指，赞同。 田家英问：“少奇同志这些意见可不可以报告主席？”刘少奇说：“可以。” 田家英这一问非常有意思。他是毛泽东的秘书，又是毛泽东派出去调查的，观点是他自己的， 本来就应该向毛泽东汇报。为何询问刘少奇可不可以报告毛泽东？应该解释为，此刻的田家英已经在思想上向刘少奇倾斜。如果是他的个人态度，跟毛泽东私下说说，毛泽东估计会对他批评教育一番了事。经过刘少奇赞同之后，也就相当于得到刘少奇的认可。刘少奇是国家首脑，不便轻易发表意见，必须深思熟虑之后才拿出来。田家英这一问实际是在提醒刘少奇：毛泽东可能不同意。 毛泽东回到北京之后，田家英去汇报。毛泽东没说啥，但脸上写满了阴云，然后凝固成雨滴。 很明显，不赞成。而田家英的级别太低了，跟田家英说没任何用处。 接下来毛泽东和刘少奇见面了，地点是在中南海游泳池。据王光美和刘源的《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中记载： 1962 年 7 月上旬的一天下午，阳光炽热。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游兴正浓。刘少奇快步走到池畔，亲热地关候毛。见刘来了，毛就在池里发出质问：“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 刘少奇一惊，似觉不便谈话，就在更衣棚里坐下，等毛上岸，坐到跟前，才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 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是谈的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双方显然都有些动感情。毛泽东长期淤积内心的不满，倾泻而出，刘少奇也要一吐为快：“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刘少奇冷静地讲了自己的想法，大意是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等等。毛泽东也平静下来，同意经济调整还得继续。 这段记录基本上反映了当时两人的心境和难处。两个人站在三面红旗下面，面对前所未有的困局均感到相当棘手。 毛泽东问刘少奇为啥没顶住，问题不在于是否顶住，而在于接下来怎么办。接下来政策怎么实行，毛泽东心中并无成竹。刘少奇更有趣了，直接说什么不违背组织原则，明显顾左右而言他嘛。 在毛泽东的一再追问下，刘少奇终于道出心底的苦衷——人相食，要上书的。这句话应该是刘少奇心底的话。不是想走到毛泽东的对立面，实在是承受不了历史的重压啊！所谓战友也罢、领袖也罢， 在历史的污点面前都不那么重要。这一切应该在湖南考察的四十四天里形成的吧？毛泽东也平静下来，何必呢，争吵无疑，那就静待未来吧。 此次会见不久，毛泽东终于亮出来自己的底牌。 翻开毛泽东的底牌之前，交代一下勇敢的田家英的结局。田家英看陈伯达等人不爽，陈伯达等人看田家英也不爽。既然不爽，那就等机会吧。看看谁先露出破绽。僵持到最后，田家英因为书生意气败给了陈伯达等人。 田家英的书生气在三年之后发挥到淋漓尽致。 六五年，田家英随毛泽东在长三角地带，此时毛泽东正在策划文革。十二月八号，田家英随毛泽东从杭州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解决罗瑞卿的问题，打响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的第一枪。 十二月二十一号，毛泽东回到杭州，召开“秀才”会议。就是找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关锋几个人开会。这是这几个人最后一次以同志身份团结一致（表面上）听从最高领袖的训示。 从此之后就壁垒分明，天各一方。若干天之后，艾思奇病逝。若干天之后，田家英自杀。若干天后， 胡绳挨批，若干年后平反。若干天后陈伯达和关锋升天，若干年之后又掉入地狱。 此次会议毛泽东谈及两篇文章：1965 年 11 月 10 日《文汇报》所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和 12 月 8 日第 13 期《红旗》所载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的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 1959 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句话要了田家英的命。 谈话刚一结束，陈伯达向江青报喜。因为批《海瑞罢官》是江青组织张春桥、姚文元写的，发表之后受到以彭真、邓拓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的坚决反对，因此毛泽东的话就成了江青的喜讯。毛泽东的话只是口头谈话，要整理出谈话纪要，任务落到了田家英头上。由于艾思奇、关锋的记录最详细，田家英转请他俩整理记录。 关锋和艾思奇整理一通宵，把纪要交给了田家英。 田家英看后，删去了毛泽东对姚文元、戚本禹的评论那段话。因为田家英不仅对庐山会议批判 彭德怀有看法，而且对姚文元的文章也不以为然。事实上，毛泽东此次谈话的杀机就在这几句话中。艾思奇知道了，曾好意地提醒他：“主席的谈话，恐怕不便于删。” 田家英答道：“那几句话是谈文艺问题的，与整个谈话关系不大，所以我把它删去了。” 一个秘书竟然敢随便删改领袖的谈话，说不好听就是活得不耐烦了。意见归意见，也不该这么干。特别是山雨欲来之时，对手虎视眈眈，欲除之而后快时，露出这么大一个破绽，相当于把自己推入火坑。江青和陈伯达自然不会放过这样一个机会，污蔑、报复、审查都来了。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号，田家英上吊自杀，年仅四十四岁。 田家英是一个可贵的人，拥有可贵的书生气，遗憾地生活在一个悲剧的时代。 （四）北戴河——阶级斗争 北戴河是个好地方。冬暖夏凉，空气清新。大海让人心旷神怡，有海浪和日光洗去生活的烦忧。 清晨观日乃人生一大乐事。今日去北戴河，有吃有喝有得玩，可以过半仙一样的生活，前提是银两得备足够。 早在秦始皇时代，老头子东巡至此，刻石为证。百年后汉武帝仿效之。又过三百年，曹操也带来一队人马晃悠来到这里，在秦始皇的石头旁边写了首诗——《观沧海》，害后世的学生耗费了无数的记忆细胞。又过三百年，唐太宗在东征高丽失败后路过。又过六百年，元世祖忽必烈干脆“发民九千，伐木于山及取寺庙、坟墓之树”，“平滦造船”。又过三百年，清人来了，然后列国战舰跟着来了，于是北戴河海滨沦为耻辱的“各国人士避暑胜地”。新中国建立之后，北戴河回到祖国的怀抱。那里增添了休养所、疗养院、海滨泳场、饭店、宾馆等。国家领导人、社会贤达经常来这里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江山。 有毛泽东诗词为证《浪淘沙——北戴河》大雨落幽燕， 白浪滔天， 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 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 魏武挥鞭， 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 换了人间。 北戴河除了度假疗养，还是开会的好去处。从五四年开始，每年夏天，中央都会到北戴河开会， 一边开会一边避暑。很多重要决定都是在北戴河做出的，比方说炮击金门。一九六二年八月照例举行北戴河会议。此次会议并不有名，却足够重要。因为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终于亮出了他的底牌， 重提阶级斗争。 早在六一年研究国民经济计划时，李富春提出要以“调整、巩固、提高”为基本精神。八月底， 周恩来总理在听取了国家计委党组的汇报之后，提出在“调整、巩固”后面加上“充实”。这样就形成“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刘少奇接下来也强调这几个字，好像找到了新法宝。 现在宣传上讲，这八个字是当时老一代英雄们发现的，把国家从困难中拯救出来。抛开宣传立场而言，这八个字比总路线“多、快、好、省”高在哪里？还真看不出来！说白了就是用一个口号代替另一个口号而已。 此时离文革还有一段距离，文革思想还没有最终形成。然而毛泽东已经无法容忍社会上一系列背离三面红旗的现象了，他决定解决问题。问题是大家都没有办法在理论上突破三面红旗，依然坚持三面红旗绝对正确，而且三面红旗是第一代领导人共同努力的结晶。毛泽东站在三面红旗的立场上看问题，就看到了“黑暗风”、“翻案风”、“单干风”。 为啥会有这一系列风气？阶级敌人么！除了阶级敌人还能找到更好的答案吗？很难。在那个知识水平不够且并不注重客观规律的时代，大家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既然共产党领导全国百姓不辞劳苦去干活，没有理由干不好哇！打仗都能搞定，干活怎么就干不好呢？然而确实没有干好。本来应该干好，却没有干好，自然而然地认为：劳动成果被破坏了。那些人是谁？虽然暂时看不见摸不着，但一定存在，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 会议八月六号开幕，毛泽东讲话，三个主题：阶级、形势、矛盾三个问题。毛泽东说：有没有阶级，这是个基本问题。 毛泽东说：究竟这两年如何？有什么经验？过去几年，有许多工作没搞好，有许多工作还是搞好了，如工业建设、农业建设、水利建设等等。有些同志过去曾经认为是一片光明，现在是一片黑暗，没有光明了。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是一片黑暗。现在一片光明的看法没有了，不存在。有些人思想混乱，没有前途，丧失信心，不对。 毛泽东说：有些什么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又有两类， 有一种矛盾，对资产阶级的矛盾，实质上是敌对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我们当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如果承认国内阶级还存在，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阶级的残余是长期的，矛盾也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十年，我想是几百年。 毛泽东说：进了社会主义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没有阶级，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就成了无矛盾论、无冲突论了。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百分之几十？有说百分之二十，安徽更多。 就全国来讲，这时期比较突出。究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村合作化要不要？ ‘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 毛泽东说：现在就有闹单干风，越到上层越大。有阶级就有阶层，地、富残余还存在着，闹单干的富裕阶层，中农阶层，地富残余，资产阶级争夺小资产阶级搞单干。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 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 三天之后的小组会议上，毛泽东说：今天单讲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共产党垮了谁来？ 反正两大党，我们垮了，国民党来。国民党干了二十三年，垮台了，我们还有几年？接着又说，农民本来已经发动起来，但是还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地主、富农复辟的问题，还有南斯拉夫的方向。各地方、各部门专搞那些具体问题，而对最普遍、最大量的方向问题不去搞。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 毛泽东说：资本主义思想，几十年、几百年都存在，不说几千年，讲那么长吓人。社会主义才几十年，就搞得干净？历代都是如此。苏联到现在几十年，还有修正主义，为国际资本主义服务， 实际是反革命。不要讲一片光明，也不要讲一片黑暗，1960 年以来，不讲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 或者大部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 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 40%到户，单干、集体两下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单干。任务提得很明确，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而军、烈、工、干四属， 五保户这边就是贫困。赫鲁晓夫还不敢解散集体农场。有大量小资产阶级，有一部分富裕农民及其子弟，有一批知识分子。还有一批未改造过的坏人，实际上不是共产党。名为共产党，实为国民党。 毛泽东说：知识分子、地富子弟，有马克思主义化了的，有根本未化的，有化的程度不好的。 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我们没有来得及对他们进行教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部把帽子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阳过来，阴过去，阴魂未散，要作分析。对干部要进行教育，要办党校。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怎么行？我们要搞一万年的阶级斗争，不然，我们岂不变成国民党、修正主义分子了？ 总结起来一句话：国家内部、党内有坏人，要抓出来；不抓国家就会变质，就会两极分化，贪 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而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这边就是贫困。——极端理想主义色彩，好像说到了半个世纪之后的社会现象。 北戴河会议之后是八届十中全会。这次会议也不太有名，但同样重要。 吴家花园西北角那口机井，原本解决了整个村子吃水问题。然后门前卫兵就不准百姓进去打水了。彭德怀为了给百姓吃水，就把井水用水管引到花园外边。这是一个小小的细节。这个细节意味着全国风云又变了。这个细节变化是以八届十中全会为背景的，这次会议相当于北戴河会议的延续。 北戴河会议只是理论，这一次则把阶级斗争再次实践了一下。要实践这个很简单，把右倾代表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拉出来批判一番就行了，现成的。当然为了增加新鲜感，又增加了一个人， 习仲勋。 习仲勋，陕西人，生于一九一三年，卒于二零零二年。早年参加革命，陕北时期差点被肃反杀掉，中央到达陕北后捡回一条命。解放战争期间协助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彭习两人关系非常不错。曾任西北局书记，为一方大员。解放后曾任宣传部长。 习仲勋和毛泽东的关系也不错。作为自己救过的人，毛泽东对习仲勋非常信任，曾称赞三十三岁的习仲勋是从群众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五二年土改，毛泽东看见习仲勋写的报告，非常欣赏。就问薄一波，“你讲讲，习仲勋这个同志怎么样？” “年轻有为。”薄一波回答。 毛泽东说：“如今已经‘炉火纯青’”。 五二年七月新疆动乱，局势复杂。毛泽东让习仲勋处理此事。习仲勋完满地解决问题。事后毛泽东赞誉：“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意思是说习仲勋一次就解决了问题。 这些事情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习仲勋是非常欣赏的。然而欣赏归欣赏，毛泽东是不会为了习仲勋改变原则的。也活该习仲勋倒霉，因为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触动了另外一个人的神经。 一听阶级斗争，一个潜伏在党内的大鳄揉揉眼睛，张开血盆大口——康生同志知道自己的菜又来了。他再一次收起颜面和廉耻拼了老命充当强人爪牙。也许大家不理解，为何康生这个人那么惹人厌烦。比方说吧，四人帮中的张春桥，也是干了不少害人的事。但张春桥从来没有背离他坚持的路线，是一个极端的理想主义者。康生不同，临死之前跑去跟周恩来告密状，为了身后事出卖同一条战线的战友，看似聪明，实则葬送了最后一点廉耻。若干年后，张春桥等人的评价或许会变一变， 而康生永远不会变，只可惜了那一身的才华。 会上，精明的康生以其独特的观点指出，李建彤写的《刘志丹》有严重政治问题。同时康生指 出，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曾为小说《刘志丹》提出过意见，是利用小说反党。同时康生再次指出，这是为高岗“翻案”，是反党。康生同志的逻辑是这样的，《刘志丹》这本小说美化了高岗，其实也谈不上美化，就是说点高岗和刘志丹在一起的功劳。既然习仲勋说小说写得好，那么就表示习仲勋同情高岗。因为高岗反党，所以同情高岗的习仲勋也反党。从此习仲勋同志光荣加入反党集团，直到十八年后平反。 当然，康生同志敢于如此嚣张，是建立在毛泽东的言语上的。毛泽东在会上指出：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先要制造舆论，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 康生根据这些话把习仲勋变成反党成员。再次钦佩康生同志的推理才华。如果把这项才能用在理论物理学方面，说不定解决了爱因斯坦的困惑，呵呵。 （五）阶级斗争的思想基础 那个时代的人知道阶级斗争的残酷么？答案是知道的。因为他们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胜利者。 如果不是把国民党赶到台湾，大家也没机会当领导。那个时代的人想要阶级斗争么，不想，当领导多爽啊，何必要去斗？都不傻么？ 那么阶级斗争为啥还是诞生了呢？答曰，因为必须诞生所以诞生了。 阶级斗争比洪水猛兽凶猛，但绝非天上掉下来的洪水猛兽，是一点一点积累的。有这样一个传闻，说一个很有钱的丈夫杀了自己年轻漂亮有名气的妻子然后自杀。一听这个消息，大家就觉得纳闷了，为啥子呢？好吃好喝好玩好好生活不好么，何必寻短哩？然后大家了解到更多：原来这个年轻漂亮有名气的女人不想要那个男人了，要离婚。一部分人长出一口气：啊，原来这样！男人的行为可以理解么，虽然太极端了。然后大家又了解：女人之所以不想要这个有钱的男人了，是因为男人已经四十多岁了，还离过婚，有孩子，而且可能还搞过外遇，而且还想把年轻漂亮有名气的老婆严格看管起来。这样一来，大家自认为了解全部，全然忘了他们当初结合时也有过恩爱和甜蜜，矛盾一点点积累，分歧慢慢浮现，最后才闹得不可收拾的。阶级斗争也是这样。 阶级斗争固然残忍，却是以温柔的脸孔出现的，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啥叫社会主义运动呢？ 就是叫大家不要当修正主义或走资派。为了文章接下来的叙述不至于落入厚黑的陷阱中，这里先澄清一下在当时的观念中，社会主义和资修的区别，大概对比一下。 理论上讲，社会主义为人们服务；资修用人民的权利给个人服务。 行动上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领导应该积极奔走，当好人民的好公仆，用自己的积极性帮助百姓富起来；资修领导呢，把人民当成自己的公仆，自己抓钱抓权抓美色，吃香喝辣。 道德角度上讲：社会主义制度，官吏应该用自己的血汗养肥百姓；资修相反，用百姓的血汗养肥自己。 概况起来：社会主义制度下当官，要不怕苦不怕累，有事冲到前面，脏活累活干完，带领百姓实现国富民强。如果做不到，那肯定有问题，有问题就要好好教育。整个共产党组织都赞同这一点， 所以即使一部分人意识到猛烈的运动即将到来也找不到理由反对，就跟着赞同了。 就是说当社会主义的官是吃苦受累的，这个观念和几千年以来的官本位思想相反。是否合理姑且不论。先看看，为啥要这么着，就是说为啥要对官员提倡这个作风。 一提起阶级斗争，大家以为那是毛泽东一个人搞的，全天下都反对。还真当毛泽东神了。阶级斗争能搞起来，是因为当时深厚的事实基础，思想基础和现实基础俱在。 从思想上讲，共产党人存在这样一个普遍观念：咱们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也不容易是吧？ 在这个过程中，很多英雄儿女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今天这局面。他们是咱们的前辈，他们是咱们的战友，他们死了，没来得及看见最后的胜利。但是他们没有白死，因为红色政权终于还是胜利了。 但是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们，幸运的人们，不要辜负了他们的希望，继承了他们的理想，好好为人民服务是吧？ 他们的理想也是咱们的理想，咱们这些活下来的人的理想。不管是死去还是活着，咱们的理想都是要建立一个强大的新国家。让咱们这个疲惫而衰老的民族重新站起来，重新回到应有的位置上。 从咱们祖先到现在已经几千年了，生生不息，中间有过光荣和耻辱。光荣的部分和耻辱的部分都写在史书上。咱们希望后人回忆这个时代的时候，能够回忆到的是咱们的血性和辉煌，正如咱们回忆祖先的血性和光辉一样。咱们是一个古老民族传下来的一群人，曾经站在世界之巅，没有理由一直衰落，咱们要重新站起来。 虽然政治上和军事上取得决定性胜利，保证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再次自立。然而这个世界不仅是政治和军事。政治和军事只是手段，最终的目的永远都是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咱们共产党人的梦想也是这个。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前提是必须有强大的物质基础。马克思主义么，物质决定意识么。没有物质基础的梦想永远只是乌托邦。 现在建设捅了这么大的篓子，肯定是中间某个环节出现了错误。而且不是小小的环节，一定是这个团队在思想上出现了大漏洞。那么就应该把这个漏洞堵上。怎么堵呢？共产党人不信神鬼只重实事求是，那就只能是教育了，那就来一次社会主义教育吧。 正因如此，当领袖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时，即使有人预感到将要到来的政治风暴，却也找不到反对的理由。因为那一代人也运动，也斗争，但他们拥有共同的思想基础。这个思想基础就是梦想， 而非现实利益。这就是那一代人领导的党和其他党的不同之处。 然而他们的梦想并没有实现。群众挨饿，干部待遇虽然和如今没得比，却比群众要好。教育， 已经是最为温和的口实了。听到教育这个词，不少人还是心惊胆战。二十年前的延安整风，也是以学习开始的。早期的教育或学习，都是在运动中体现的。 延安整风在整体和大方向上是对整个党组织有利的，虽然错误批判了一些人，但并没有对整个组织体系造成致命打击，因为有共同的敌人存在，生存环境险恶。如今有了政权，敌人看不见了， 却更为危险，因为敌人是客观规律。那一代的共产党人对血肉横飞的场面很熟悉，对日本人、美国人、苏联人、蒋介石及国民党都熟悉，对客观规律却不熟悉。 既然教育，那就教育吧。想不到更好的方式了。 如果仅仅是思想教育，通过一系列的开会再开会解决问题，也就算了。任何思想最终都要通过实践表达出来，要从实践中看看教育成果。 六二年冬到六三年春，毛泽东外出视察工作，去了十一个省，只有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和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滔滔不绝地向他讲社会主义教育，其他各省都不讲。他们在干吗呢，在解散食堂、 分地，在残破的三面红旗上划口子。这个过程现在已经被美化了，中间也有很多缺陷。所谓经济调整，也就是权力和资源的重新分配。在这个过程中，肯定是某些人得利，多数人吃亏，就像现在的国有企业改革，都是一个道理。当年的调整和现在的调整在某些方面很相似。现在的调整被说得天花乱坠，当年的调整引发了一些政治灾难。区别只在于一个强力领袖，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在，绝对不容许那种情况出现，于是强力阻止这个状况。 毛泽东对这种情况很不满意，决定来点实际的。既然思想教育不管用，那就来点实际的吧。那就查一查账目、清一清仓库、过一下账本、弄清楚如何分工的，看看究竟谁占了便宜还卖乖、谁无视国法党纪、谁占有了公共资源，一句话，查一查谁他妈该死。 这就是所谓的小四清。 （六）小四清 现在仍然有不少人在困惑，当时好好地调整局面，怎么又回到斗争路线了？那就是调整时出现了大量不公平的现象。刘少奇为首的一批人搞经济调整，确实收到很大的效果，基本上告别了大饥荒，但也制造了负面作用，就是产生新的不公平。 新的不公平为何会产生呢？原因是必然产生。 三面红旗的基本精神就一个，那就是追求公平，即通过集体劳作生活的方式过渡到共产主义。 如果说这个追求有缺陷，就两个，一是过于急功近利，即大跃进；二，人性是自私的。也许在未来 某个时候，生产力达到相当程度，人的认知水平达到相当程度，三面红旗中蕴含的乌托邦式的理想可以部分变成现实。半个世纪之前是不可能的，然而半个世纪之前的人认为这个理想是可以实现的， 最终惹来了大饥荒。 大饥荒固然残酷。然而那个时代的主流意识依然认为这个理想可以实现，只是操作方式出现了失误，于是以刘少奇为首的人决定调整。本来是以公平为原则的，调整，即偏离公平。所以刘少奇的工作必然偏离以前奉行的政治观点。 举个例子，现在一个国有企业改革，既得利益者必然是部分领导，以及和部分领导有关系的少数人。之前那些靠国有企业吃饭的职工只能领一点补偿金下岗回家，然后眼睁睁地看着物价飞涨， 积极一点的想办法再就业，消极一点的整天坐在那里唉声叹气，曰世道变了。 半个世纪之前，人民公社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巨大的国有企业。这个企业由毛泽东亲手缔造， 核心部分就是公共食堂。现在这个巨大的国有企业解散，当然要查一查各个环节。 怎么查呢？就祭出共产党人的法宝——开会动员吧。 六三年五月份，毛泽东在杭州开会，经过一番论述教育之后，颁布了一个文件，叫《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简称《前十条》。两个月后，中央又搞出一个十条文件，简称《后十条》。这两个十条起草期间，刘少奇在国外访问，没有参加研究讨论。即使他在国内，也不会有多大改变。《前十条》是毛泽东主持的。《后十条》是邓小平、谭震林主持起草的，由田家英组织的起草班子，应该符合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整体认同。 奇怪的是，毛泽东主持的《前十条》还在讨论解决细节问题；而《后十条》的基本指导思想是要“挖修正主义根子”，并且再一次明确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由此可见，至少在六三年，邓小平的思想还不成熟，和后来在改革开放时代的总设计师还不是一个人。 这两个文件不算长，转过来就太长了，简述一下吧： 一，农村之前贫困，现在问题在好转，表示政策是对的。但是仍然遗留很多问题，而且问题巨大。巨大问题存在的原因是因为阶级敌人还在。一部分同志对阶级斗争麻痹大意，认识不清，现在必须清醒起来，去发动百分九十五以上的干部群众对付阶级敌人。 二，指导思想就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以《农业六十条》和《十条》为纲要。大体上分为三步走：第一步，用二十天左右的时间，首先训练一批干部；第二步，还要训练更多的干部和贫农、下中农积极分子；然后才全面铺开作为第三步。在采取这些步骤的时候，都要经过试点。中央认为， 这种分步骤地进行工作并经过试点的方法，是正确的。 三，理论说得天花乱坠都没用，要执行，就要有一批队伍。十条里给出建议，须同农村的贫下中农的组织工作结合起来，进一步整顿并继续建立贫下中农的组织。组织应当在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首先是在基本核算单位建立起来。已经建立的要抓紧教育工作，进行整顿；没有建立的， 要在阶级教育、社会主义教育的基础上，创造条件，有领导、有计划、分期分批地建立。贫下中农组织的成员，要以土地改革和合作化时候的贫农、下中农为基础。贫下中农的代表、委员会和主任， 都应当由贫农、下中农选举产生。 一句话，这个组织要注意它的群众性，也就是大多数。 指导思想有了，纲领也有了，要对哪些现象进行斗争呢？根据报告罗列，现象如下： 1，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地主富农，总是企图复辟，伺机反攻倒算，进行阶级报复，打击贫农、 下中农。 2，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分子，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有些社、队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在他们的手里。其他机关的有些环节 ，也有他们的代理人。 3，有些地方，地主富农分子进行恢复封建的宗族统治的活动，进行反革命宣传，发展反革命组织。 4，地主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利用宗教和反动会道门，欺骗群众，进行罪恶活动。 5，反动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例如，破坏公共财产，盗窃情报，甚至杀人放火，多处发现。 6，在商业上，投机倒把的活动很严重，有些地方，这种活动是很猖狂的。 7，雇工剥削、放高利贷、买卖土地的现象，也发生了。 8，在社会上，除了那些继续搞投机倒把的旧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外，还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靠投机、剥削大发其财。 9，在机关中和集体经济中出现了一批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同地主富农分子勾结一起，为非做歹。这些分子，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一部分，或者是他们的同盟军。 这些现象就是四清的基础。客观说这些现象存在么？存在。 说句不好听的话，这些现象啥时候灭绝过？当年秦始皇强力建设国家机器，没能解决这些现象。 之后朱元璋把屠刀磨的油光发亮，没能解决问题。到如今这些现象已经半公开化。历史的车轮不会因为有毛泽东在就走上另一条轨道的。在毛泽东那时代程度还算比较轻的，至少没有黄赌毒施虐， 不会有一个城市在一公里之内就能找到色情场所，不会出来火车站就看见红灯区。又扯远了。 毫无疑问，毛泽东也是一个铁腕人物。在毛泽东的铁腕下，这些现象如何诞生的呢？说起来并 不费解，因为凡是有资源调动的地方就有不公。 食堂解散了，要把锅碗瓢盆分给百姓。分的过程中，难免不均。古人云，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何况当时既贫又不均。锅碗瓢盆本来就是从老百姓手上收上去的，办食堂时丢掉一部分， 炼钢时又丢了一部分，现在再分，肯定不够用了。当时的轻工业水平又跟不上。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领导吃饭都要用锅，洗脸要用盆。领导之后是和领导关系近的人，然后是领导看起来顺眼的人， 剩下一部分贫民百姓肯定是没得用了。刘少奇回湖南调查时，就发现一部分人没住处，没办法只好把老房子贡献出来。全国有那么多村子，刘少奇只有一个。这还是小事，主要是分地。 在分地的过程中，每个村子里的土地肥沃程度不等。大家自然想要沃土，贫瘠土地没人想要。 在那个肥料贫乏的年代，种庄稼主要靠土地自然肥力。一块沃土一年多收一百斤水稻或者小麦不在话下，而上缴的公粮或税收都一样，大家自然就有纷争。沿河地带的土地，被水淹的可能性很大， 大家自然也不想要。丘陵或山坡上的地，灌溉起来不方便，大家也不想要。还有谁家祖坟在哪块地里，什么哪块地本来就是俺家的等等，都是麻烦事。 既然肥沃的土地都想要，那怎么办呢？就祭出老祖宗的法宝——走后门呗。走后门这门技术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从人类文明诞生起，这门技术就兴起了，通过无数仁人志士的探索、实践、归纳总结之后，形成了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 来谈谈走后门的技术。这门学问需要两个基本因素：成本和察言观色。 要搞腐败走后门，成本是必须的，三样：钱、权、色。有钱送钱；没钱的话，拿权力交换也行； 如果两样都没有，那就对着镜子化点妆，没有姿色的，就想办法找个有姿色的上。现在走后门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模式。 没有实实在在的利益，相关领导宁愿把权力烂在手里也不会开后门行方便的，在权力腐败的过程中，这叫做宁缺毋滥。走后门之所以是走后门，只因后面比较隐秘。直接拎一块肉往领导家一放， 说某某同志我砸锅卖铁弄了这块肉，现在送给你了，现在跟你搞交易，我要那块沃土。而且说话的语调很高，这还叫走后门么？这叫走前门——前门才这么光明正大！ 在走后门这项技术上，之前的地主或富农有着天然的优势，因为老祖先都干过嘛，没干过也见别人干过，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对吧？贫下中农就不一样了，祖上下来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 一辈子想着一日三餐、传宗接代的问题，哪有那个时间、精神练习走后门技术的。走后门那玩意， 对贫下中农而言，正如古惑仔眼中的少林功夫，神秘莫测，绝密的。 不懂察言观色，有东西也未必能送得出，因为后门是隐蔽的。 其实那时候走后门也没啥，可不像现在这样，物质相当丰富，丰富到领导懒得看一眼，走后门 也简化了，动辄给张卡，方便、实惠、快速、简洁。那个时代物质极为贫乏，走后门也就只是一捆烟叶子、一篮子鸡蛋啥的。但是这些烟叶和鸡蛋就造成了不公。如果能送点啥票票，说不定就可以多分点地。 多分了地就要雇人干，对吧，就能成为新地主，也就有所谓新的剥削。这些事在别人那里或许睁只眼闭只眼就过了，在毛泽东那里就过不了。 这些现象在城市里要更为复杂一点，城市里没地可分，后门却更多，而且更为隐秘。偷税漏税啊、偷工减料啊、贪污腐败啊啥的，都可以在后门解决。此外还有偷盗啊、诈骗啊、绑架暗杀啊这些江湖门道也可以发扬光大。 这些现象搅合在一起就变成一锅粥。当年蒋介石带着国民党在大陆干了二十二年，就是因为没解决这些问题，跑到台湾了。现在大陆的当家人成了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毛泽东要展示他的手腕， 蒋介石搞不定的事，毛泽东来搞定。国民党摆不平的问题，由共产党来摆平。要解决这些事情，毛泽东采取的策略就是在乡下搞四清、在城里搞五反。 所谓四清，即清帐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这几项并不难理解，而且在社会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中，只要抓好这几项，就能做到相对合理公平。大饥荒之后，要寻找原因，只要把这几个环节弄清楚、理顺了，大概就可以找到问题的所在。 然而就在这个看似可行的方法上，在执行时又惹出大乱子。 （七）乱上加乱 不论什么样的理论，在执行时都会出现偏差。即便是万有引力定律，连太阳系都无法精确计算； 相对论方程，也有自身的范围和界限。科学尚且如此，运动就更不用说了，历次的政治运动都要伤害一片的。 四清理论是中央搞的，却也得有人去执行。毛泽东、邓小平这些人可以主持理论制定，却不能亲自下去查。要查，还得别人去。具体说就是工作小组。 首先第一关，工作小组的成员就是问题。既然工作组去下面查人家，凭什么说工作组就是对的， 下面就是错的？就凭你是上面派下去的么？肯定说不通。连我们普通老百姓都知道的问题，政治精英们早就想到了。他们不但想到，还动手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他们也没有灵丹妙药，解决的方式就是来个大火锅。火锅大家都熟悉吧？虽然就一个锅，但是鸡鸭鱼肉萝卜白菜都可以有。 工作组就是这样一个大火锅，成员主要有四类：中央派过去的、省市一级的；另一个群体是知识青年，也就是学生；还有一个群体就是国有企业优秀工人。 中央的人负责把一线信息传递给各个部门的领导。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中央领导的亲朋、好友、 秘书啥的，可以说是领导的耳目，负责帮助领导了解前线的第一手信息。因为这个运动是伟大领袖主导的，弄不好就要从“人民公仆”变成“人民敌人”。信息非常重要，一旦有风吹草动，马上采取行动，该检讨检讨，该哭鼻子哭鼻子。 省市一级最为辛苦，需要了解一线信息的同时，还要尽量和中央的人接触，侧面了解一下高层的动向。毕竟嘛，省市级夹在中间，平时在地方威风八面，一旦涉及到运动却又得享受夹板子，就像七千人大会。这一层的使命是，给中央想要的，要敌人给敌人，要模范给模范，只要不出“意外” 就行。所谓“意外”就是跟中央唱反调。中央要模范，你去挖敌人；中央找敌人，你去包装模范， 肯定不行。一旦发生了意外，就地处理掉。处理不掉，领导即使倒霉也还有待遇，而下面这些跟着领导混饭吃的马仔，可能只有失业回家了，因为新来的领导会找来新的马仔。 至于学生么，热血青年呗，好比一群把理想当饭碗的无根浮萍，折腾不出啥花样。几年之后他们将成为红卫兵，又过几年他们会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工人么，任务是协助干活。 工作组就是把这样一些人搅合在一起，谁也不认识谁，相互平衡制约。在这样的情况下，谁也不敢过于嚣张，你是中央某个部长的秘书，感觉后台很牛，但是你身边的那个人的后台可能是政治局的，还可能对你的部长大人不满。最好还是老实点，惹出麻烦就要吃不了兜着走。而且那时代讲原则的人很多，办事一根筋的人也不少，工作组的工作质量还是能靠得住的。 搞笑的是，工作组越是能靠得住，惹出的麻烦可能就更多。看一看这些人的工作就行了，机关单位工作的、甚至高级机关单位工作的，坐办公室喝茶看报纸搞资料的；学生，读圣贤书的；工人， 工厂里的螺丝钉。就没有种地的！却要这些不会种地的人去管理种地的人、去查种地的人。隔行如隔山嘛，之前的大饥荒，就是一帮不懂种地的瞎指挥造成的恶果，这一次还来，自然不会有好果子吃。 这样一个工作组去了一个公社，第一步要干的事，就是让之前的公社书记啥的靠边站。组长就地行使公社书记的职权，然后组长下面的小组长就会成为公社下面的大队书记，组员啥的就要行小队书记的职责，相当于把公社书记的权力给夺了。没办法，查账么，就要让被查的人暂时靠边站。 不靠边怎么查？ 而且要狠狠地查，查到问题才好交代。要不然如何对领导解释自己这段时间干嘛了？领导有时候就像老师，需要检查作业的。作业不交想干什么？如果是学生，也可能就是贪玩啥的，最多被训一顿。作为领导下属，到下面不干活是不对的，不干活的解释只有一种：被腐化了。 一句话，虽然中央三令五申强调不要发力过猛，运动起来，不发力是不可能的。不发力就可能遭殃，发力至少能保证不遭殃。为了个人前途着想，也要挑刺。每个人挑一点点，汇集到中央就堆 成山，运动升温是必然的。 不查则以，一查问题一大堆。 清账目，账目是清不了的。即使现在，有书面记录、有电子存档、还有备份的情况下，去查一个单位的账目，肯定也查不清楚。有些账单对不上，发票不翼而飞了，还有一笔笔的钱蒸发了，见鬼了。实际并不是见鬼了，比方说两个领导出去一个晚上，吃喝玩乐五万块，这样自然不是国家法律法规所能接受的。比方说业务需要搞灰色交易，这些钱肯定对不上，如此而已。那个时代的人还是比较淳朴，比较穷，但是烂帐更多，为啥呢？看看仓库就知道了。 不仅账目对不上，仓库更对不上了。现代的账目对不上，是因为吃喝玩乐、搞亏空、腐败啥的， 当时这一套不盛行，没多少人敢玩。但是当时仓库的缺口更大，因为直接吹牛。大饥荒是大跃进惹出来的，大跃进是吹牛吹出来的。刘少奇在湖南考察的万头养猪场，只有几头瘦猪。要查仓库对账怎么对得上？ 六三年经济有所恢复，也就是农民跳出死亡方程式而已。大家有了东西填肚子，能吃到米饭馒头，其它不能想太多，还属于未来。这个时候去查账查仓库，肯定是查到一个大窟窿，而且是那种补不上的窟窿。因为这些窟窿本来就不存在，是通过吹牛吹出来的。谁有那么大的本事，能把吹出来的窟窿填满？这不是瞎胡闹么！ 现在国家来真的，问那些粮食去哪了？猪马牛羊去哪了？很好解释，因为根本不存在。 但下面的人又不能说这些东西不存在，说不存在别人也不相信。怎么办呢？工作人员也没有最后决定权，只好把这些问题如实上报。一上报，那还了得！资修特务卖国贼才会弄出这样的事来！ 一定要好好教育，好好整治。 第三项要查的是分工。分工查的是当下，不涉及历史旧账。分工分好了，可以减少不平等，减少百姓怨言。任何一个组织，想要把眼前的事情弄好，首先就要解决分工的问题。在分工这一块， 很多人都是高手。分工，某种意义上就是用人。那个时代的各级领导都经过残酷的考验，对用人非常精通。 这种分工不应该去干扰。本来基层干部的个人分工好好的，就算个别吹牛拍马屁、裙带关系走后门，但无关大局。现在派一个工作组去把人家挤到一边去，相当于打乱了这种分工。以清查分工的目的打乱了分工，相当于得不偿失。不但打乱了这种分工，而且这种打乱分工的人还不懂种地， 更乱了。当然，基层那些事并不困难，种田也不是啥高尖端技术，用心学很快就能掌握。问题在于， 这些人还是要走的，不会留在基层。清查时相当于重新分工，离开时相当于再一次重新分工。 最后一项，清财物。财物最不好清，反而成为最靠谱的一项。 当时的财物太容易清理了。自古以来，中国农民的财物都容易清理。因为中国的农民从来就是地球上最为贫困的一个群体。如果有钱，那就升级一下，成了地主了。如果有钱又会来事，还能买个官当一当，就升级为贵族。 新中国的农民虽然有了土地，但是经历大饥荒之后，已经赤贫。 这个时候清财物，能清啥呢？也就是清点一下公共的锅碗瓢勺，清点一下锄头、犁子、钯、篮子啥的，也就是这些东西了。大家从集体生活变回个体生活，这些都是生活必需品，是生存的保障。 贫下中农可以不吃肉、不喝酒，但必须有这些生活用品。虽然没啥好清的，但为了百姓生活着想， 有清理的必要。 这大概是四清工作中最有意义的事情了。 工作组还是认真办事的，仔细清查每一项任务。根据上面的分析，不认真还好点，越认真越糟糕，查出的问题越多。问题越多，动静就越大。这些动静逐层汇总，汇集到中央后，后果很严重。 中央领导人会根据这些信息调整政策。 既然有这么多问题，既然这么严重，就表示敌对势力还很严重不是？难怪三面红旗没能普照神州大地，原来是这些敌对分子死性不改啊！因为他们死性不改、顽固不化，造成了千千万万的贫苦农民挨饿受累。而这些农民是新中国诞生的保证。为了理想、为了那些死去的人、为了后代、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放过这些人不是？那好吧，让你们见识一下无产阶级的威力——为了灭亡敌人，把政策再紧一紧。 也不能把这些人都拉去枪毙了不是？怎么办呢？要拯救他们，给他们一条活路，体现无产阶级专政的优势。要拯救他们，就要把他们头脑中那些错误的思想清除。这些人的脑袋里有了水和面， 摇一摇变成了浆糊。要把浆糊给清理掉，现在。 只有把脑袋里的浆糊给清理掉，才能解救他们。 由原来的清账目、清仓库、清分工、清财物升级为清政治、请思想、清经济、清组织。如果说账目、仓库这些东西不好清，政治和思想容易清么？又不能把脑瓜子打开给洗一洗吧？那就要采取更为强力的方式。 看看这个政策，从毛泽东、邓小平的中央制定，到各位公务员、学生在下边施行，基本上都是好心好意没有出乱子，这一系列没有出乱子的步骤融合在一起却出现了大乱子。把原本一场以搞经济为目的的运动变成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无数人因此完蛋，无数人备受折磨。这还没完，这个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再一次升级，升级为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政治运动。 ——啥叫好心办坏事？这就是。 世间悲剧，往往都是以善念为出发点的！ 治国——难啊！ 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这句话说得是既生动又玄妙。 烹小鲜，谁不会啊，直接放到锅里也能弄熟。把小鲜弄熟容易，弄到色香味俱全却很难，能做到的，都是顶级厨师或乡下老大妈。终究有人能做到，而且人数不少。然而治大国真的是这样么？ 中国从来就是一个大国，有几千年历史。在这个大国几千年的历史中，能把国家治理好的人寥寥无几。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要找名将，容易；找佳人，容易；找天才，容易；找权谋啥的都容易， 唯有找治国之术难，因为那些啰嗦一大堆的人根本不懂治国。 本人很尊敬伟大的老子，然而综合起来看，老子那句话是瞎扯淡，相信那句话的人也是瞎扯淡。 因为老子或者相信老子那句话的人，都不懂治国却以为懂治国。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有的是断章残篇。这些断章残篇都是如果怎么样……就怎么样，基本上都是臆断或者是书生意气使然。拿出来细细考察，还不如这四清运动经得起推敲。 国人啊，高谈论阔的时候，还是多多想一想可行性吧。 （八）枫桥经验到桃源经验 枫桥经验和桃源经验算是四清运动中的两个样板。 枫桥经验早一点，是早期的一个典型，桃源经验晚一点。从这两个经验样板中，可以窥视四清运动一个大概。 六十年代初期，毛泽东曾数次到浙江巡查，开过不少会议，制定过不少文件，训斥过不少人。 他发现浙江枫桥镇这样一个地方，社会主义运动搞得不错。上级看下级不错的标准一般有两个：出成绩和不惹麻烦。像大饥荒时代，不少饥荒严重的地区被压着，撒谎没成绩就算了，到最后惹来麻烦无数，麻烦到写到历史书上，如河南信阳。 枫桥这地方搞得不错，他们的经验是“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 这个总结看起来像标语，仔细看一下就知道了。分成两小段，第一段：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这点好，好在那里呢？就是不给中央惹麻烦。就这就好了？在那年头确实算好了。那是一个几乎每个地方都有麻烦的时代，不同的麻烦从不同的地方源源不断地汇集到中央， 中央领导的桌子资料堆积如山，问题总解决不完。 看看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工作时间表，基本上都上班十二个小时以上。加班没工资不说，天天还要听各方面的唠叨、抱怨。虽然他们都比较强悍吧，也不是机器。人心都是肉，都想想工作少一点，多休息休息不是？那么多问题，能休息得了么？ 如果每个地方都能发动和依靠群众就地解决问题，那正好是那一代人的政治理想。第二个小段：实现捕人少，治安好。 这也是好处。因为在历次运动中，高层领导都在强调少抓人，抓个别就行了。而每一次运动都要多抓很多人。每次都有那么多特务、内奸、叛徒、阶级敌人，大家不是早就完蛋了？连我们这些人都能凭常识看到的问题，当时中央领导看不出来？当然知道，知道也没办法，运动还得照样搞， 冤家照常出现。如果真的能实现捕人少、治安好，不失为一条良策。 有了这两点好处，毛泽东亲自下令：推广枫桥经验。 客观来说，这个经验确实值得推广。在那个法制不健全的时代，这样的经验有助于解决很多问题。即使今天，这个经验依然被翻新，说明它确实有优点。然而在当时，这个经验的推广并不成功。如果成功，就不会有接下来的运动升级。 其实桃园经验过程本身没啥，只是一个下去蹲点很多的人物的个人经验，只因为这个人比较特殊，这个人叫王光美；因为这个叫王光美的人是刘少奇的妻子；因为刘少奇是共和国的政府首脑， 是四清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所以形成了一个样板。 这篇文章不是探秘或八卦，而是主要讲政治、军事主导的历次运动。因此出现的女性不多，王光美就是其中一个。她之所以出现，只因为对政局的走向产生了影响。 王光美，生于世家名门，兼具才华和美貌，有一个让人羡慕、让人惋惜的人生。 一九二一年，王光美在天津出生。正是这一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八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即将夺得政权，王光美和刘少奇结婚。 王光美的父亲叫王治昌，辛亥革命前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民国初年代理北洋政府农商部总长，于一九年参加巴黎和会、二一年参加华盛顿九国会议。王治昌在华盛顿期间，听说女儿诞生， 兴奋之余为其起名为光美。这个名字并不好听，甚至有点俗气，听起来像乡绅家的孩子，但不影响她耀眼的一生。 那个时代的名门之女，要么生活作风糜烂，要么沉醉于诗词歌赋中，王光美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这么说吧，王光美的数学和物理非常好。好到啥程度呢？得到一个称呼，叫“数学女王”，就 是说王光美是个理性思维一流的女人。六十年代以国家主席夫人的身份出访，被尊为“中国最有魅力的女性”。 古今中外，出身名门的女人不多。出身名门且拥有美貌和智慧的人更少了。出身名门、拥有美貌和智慧且成为国家元首夫人，那更是凤毛麟角。王光美把这一切占全了，简直到了让人羡慕、嫉妒的境地。当然她确实惹了一个人的羡慕嫉妒恨，那是后话。然而王光美的一生并非完美的。她的不完美，就是从四清运动开始的。 六三年十一月到六四年四月，才貌双全的元首夫人王光美带领一个工作队，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宕公社桃园大队蹲点去搞四清运动，之后把经历讲了一遍，又写了一遍，供同志们参考学习，然后推广，名曰桃园经验。本来也就是一场普通的四清蹲点，因为主席夫人在，大家工作格外卖力吧。 一到工作地，大家就采取老苏区和敌人斗争的方式，第一步扎根串边，访贫问苦；接下来从小到大逐步组织阶级队伍；阶级队伍弄好之后开展背靠背的揭发斗争，搞“四清”，已经不再是小四清那般简单，已经在向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上转变；再对“阶级敌人”集中地和系统地进行阶级教育、斗争；最后进行组织建设。 这其中的转变是恐怖的，也是必然的。因为查账查仓库时查出来一大堆问题来。一个大队查点问题，把这些问题转变成汇报材料，这些材料从大队汇报到公社，又从公社汇报到县，从县汇报到市、省、大区，最后到中央。中间每一级领导都要加点意见表示一下个人的存在。根据老传统，这些意见往往是往左倾斜，右倾有可能带来麻烦。客观说，大饥荒留下的问题确实很多。这样添油加醋地集结，原本只是大队书记收了两斤猪肉或多占几斤稻谷，到中央变成一个地方政权变质了，所以政策必然升温。 如果问四清升温是如何炼成的，就是这么炼成的。过程和当年的大饥荒一个样。 此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非常难做，因为他面临如此一大堆问题，这么多问题如何解决？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唯有给运动升温。 制定两个《十条》时刘少奇在国外，没有参与讨论。同时分析过，即使刘少奇在，双十条也会诞生。刘少奇回国之后一段时间处理国际关系，然后才把目光转移到四清运动上来。当时四清运动刚刚兴起，各种问题源源不断汇集到中央，刘少奇决定给四清运动升温。 升温的方式有两手，一是主持修改《后十条》，改得更左一点，把阶级斗争调子调高；另一手就是推广样板。中共历史上，历次运动都要搞样板，然后推广，这次也不例外。 那么王光美的桃源经验如何成了样板呢？ 第一条肯定是身份比较特殊。很少有人想到国家元首的夫人会亲自下去搞蹲点，回来之后当然 要捧捧场。中央组回北京后，中央直属机关党委让她向机关干部作一个关于“四清”的报告。王光美第一次讲了桃园大队的做法和经验，然后又应邀在全国妇联召集的会上讲了一次，这都在比较正常的范畴之内。等到刘少奇打算给运动升温时，就变得不正常了，特别是在两人一路南巡的途中。 一路上，刘少奇督促大家搞运动，但是大家希望听到更进一步的指示。因为这样的指示本来就不好做，虽然有双十条为理论依据，却又有诸多难处，很简单，大家都没有干过啊！当地方晓得主席夫人搞过四清，自然要想方设法邀请她作演讲，一方面给大家传授点经验，另一方面算是顺便讨好国家主席，一举多得。 就这样，王光美从河北讲到山东，讲到安徽、江苏、湖北、湖南、广东。一路演说非常成功， 途中反响强烈，所到之处掌声阵阵，听完还不过瘾，还要现场录音，还要印成资料下发，可以说场面相当轰动。之所以如此，根子还在刘少奇身上。如果不是他要给运动加温，大家也犯不着跑去找王光美取经。王光美只是做了她能做而且应该做的事。 如果事情仅仅到此结束，可以理解为国家元首夫人在作秀——要是作秀就好了。偏偏刘少奇是一个做事一丝不苟，讲原则，干事雷厉风行的人。 书面报告弄好之后，刘少奇亲自代中央拟批语：“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是王光美同志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记录，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文字虽长，但是好读，各地党委，特别是农村和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急需了解这种材料和经验。现特发给你们，望你们印发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和所有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的队员阅读。这仅仅是一个大队的经验。在许多问题上有普遍性，但在另外的许多问题上又有很大的特殊性。 刘少奇是什么身份？国家元首。国家元首代中央拟批之后，就是国家文件，具有法律法规效力。 到广东之后，刘少奇主持修改了《后十条》。这样四清运动升温正式形成，从理论到实践都有了依据。说真的，刘少奇给四清升温的手法很漂亮。正是因为手法很漂亮，才引来更大的伤害。 此次运动刘少奇暴露不少缺憾。 第一个缺憾，他用自己的理论水平和才华，给阶级斗争提供了一个范例。两年之后，毛泽东搞文革时，手法和刘少奇差不多，只不过规模更大——两人的差别只在于军方立场的不同。 第二个缺憾，就是刘少奇把王光美卷了进来。王光美不该卷进来的，不是因为她是女人，而是因为她是国家主席的夫人。王光美卷入了运动，相当于给后来的江青和叶群参政提供了一个先例。 虽然在人品、学识、才华、乃至相貌方面，王光美胜过江青、叶群，却不幸地成为江青、叶群两人的“坏榜样”。然而这个口子开得相当不好：在王光美之前，中共还没有领导人的夫人如此卷入政 治运动中。 到此还需要弄清一个问题，刘少奇为何给四清运动升温？ 事实上刘少奇是在拼搏。 （九）刘少奇的手段 给四清升温，是一场由刘少奇主导的政治运动。刘少奇之前也参加过大量的政治运动，但那些运动都是毛泽东主导，他参与实施的。这一次不同，由刘少奇自己主导、自己挂帅。这个运动蕴含大量的不确定因素。那么刘少奇为啥这么做？ 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因为刘少奇没有留下答案。后人因为刘少奇蒙冤，以及长期的宣传， 也没有对此加以深究，然而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弄清这个问题，对理解四清乃至后来的文革都非常有帮助。我们就试着探测其中的可能性吧，看看能不能从各种可能性中找到较为可靠的因由。 现在我们知道，四清升温意味着阶级斗争升级，阶级斗争升级导致很多人倒霉、很多人走运， 有人倒霉、有人走运意味着权力、资源的重新分配。权力重新分配意味着动荡不安，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个过程的凶险。这是站在后人的角度来理解，后人都是局外人，当事者又如何呢？ 第一个可能性，就是刘少奇糊涂了。四清升温，明显是一个错误，因为它使得阶级斗争升温， 很多人因此遭殃。刘少奇糊涂了，之所以犯了这样一个错误，正如说文革是毛泽东晚年糊涂了犯下一个错误一样。这样的解释既可以给刘少奇开脱，又能省力气。然而这个解释非常地不靠谱，既不靠谱也不负责任。刘少奇又不是街头大叔，说糊涂就糊涂了？正如毛泽东搞文革一点也不糊涂一样， 刘少奇也不糊涂。 那么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刘少奇修改《后十条》推广桃园经验，只想解决实际问题，而没有意识到会把四清推向阶级斗争的新高度？这是一个比较靠谱的推测，换成一个现代人倒是有可能， 对刘少奇来说，不可能。 解释这个问题之前回顾一下刘少奇的一生。刘少奇可不像现代人，不知阶级斗争为何物。干了一辈子革命，搞了一辈子阶级斗争，什么样的情况下斗到什么程度，基本上车轻路熟，如同数学公式演算一样得心应手。抛开之前的不算，从当上国家主席开始算起，已经五个年头了。在这五个年头里，他经历了大饥荒。 什么叫大饥荒呢？除了饿死人之外，从饥荒本身的角度来探讨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公社干部为了要政绩，让大队干部把三亩地的稻子放进一亩地里，然后写份报告说亩产两千斤。公社干部政绩有了，把这份报告上报到县里，县级干部为了显示自己领导有方，又报其它公社也是如此，顺便 加点产量。县级把报告送给市里，市里领导也这么干。然后省里，再由领导加工润色上报中央，就变成全国性的吹牛。就这么简单，程序跟四清运动升级非常类似。 大饥荒出现之后，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对这个流程非常清楚。他所谓的调整经济，某种意义上就是想办法对整个国家公务员说，不要再吹牛了，再吹牛踢你们屁股。从湖南调查开始，到第二次庐山会议，到七千人大会、西楼会议，一直都在整这个问题。 要说刘少奇不清楚小四清变大四清蕴含的凶险，那是侮辱刘少奇的智商和阅历。 ——就是说刘少奇把四清升温是故意的，他要来一场政治运动。 这又该如何解释呢？当然可以解释为刘少奇软弱了，对毛泽东搞退让。 关于这一点可以这么解释。说刘少奇之前之所以敢于高调搞调整，是因为毛泽东没有表态，刘少奇以为毛泽东会支持自己搞调整。等到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亮出底牌之后，刘少奇开始退缩了。 因为他知道毛泽东的可怕，不愿意与毛泽东为敌，于是在检讨之余把政策重新挑回来。这么解释似乎也通，却又有很多问题不通，比方说中南海的那个下午，毛泽东问他为啥没顶住时，他就很激动， 说什么人相食等等。 如果说仅仅是对毛泽东搞退让，应该采取另外一种方式，即尽量减轻“小四清”带来的负面影响。因为他是国家主席，国家出乱子他是脱不了干系的。正如七千人大会上表现的一样，刘少奇并不是一个懦弱之辈，他有足够的胆识、才华、智慧表达自己的观点。 那么刘少奇究竟要干什么？故意把运动升温，也就是故意造成阶级矛盾扩大化，同时又不是讨好毛泽东。他在干什么？ 有另外一种解释，认为刘少奇故意把这一切弄槽糕，是想向毛泽东表明阶级斗争是错误的。刘少奇要通过一定的损失和牺牲告诉毛泽东，阶级斗争不能搞了，以后也不要搞阶级斗争了，咱们还是好好搞建设吧，不要再折腾了。通过这种方式去说服毛泽东，对赢得毛泽东的支持做最后的努力。 这个答案是事情的真相么？如果真相就是这样，那么刘少奇这么做是要承担很大风险的。这个风险是啥呢？就是毛泽东一旦不爽，后果是很严重的。之前的高岗、彭德怀都是前车之鉴，这种噩运当然也可能落到刘少奇身上。当然此时的刘少奇比高岗和彭德怀要强大得多。他已经是实际意义上的国家元首，又是党内二把手，实际主持党政工作多年，早已树大根深，羽翼丰满了。毛泽东即使想要拿下他，也得仔细考虑考虑。 事实确实如此，回顾两人的关系可以发现，两人的分歧可以追溯到很远，但真正的分歧始于刘少奇的经济调整。两人的矛盾公开于六四年，这一年刘少奇修改了《后十条》，毛泽东弄出了《二十三条》，此时两人的矛盾已经不是秘密。然而一年之后，也就是六五年，刘少奇依然毫无悬念地 再次当选国家主席。这个事实也就意味着，整个行政系统已经偏向刘少奇了。那么从六二年到六五年，刘少奇的实力怎么增长得如此之快？ 如果说是搞经济调整积累了人气，那么从六三年到六五年这段时间，刘少奇一直在指挥四清， 也就是说政治运动。合理的解释是，刘少奇在指挥政治运动的这两年间，实力大增。政治运动中增长实力的办法大家都明白，就是拉自己的新人，打不是自己的旧人。 一句话，刘少奇通过四清运动培养自己的政治实力。 他不是不懂，更不是糊涂，而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在这盘棋面上，他要通过自己的力量战胜毛泽东。只有从力量上战胜毛泽东，才能安装自己的理想蓝图，设计、建设国家。这些雄心壮志至少在行政系统内实现了，但是在中国的权力构架中，有党政军三条腿。除了政之外，还有党，还有军。行政系统内的大员在党内也不弱。虽然毛泽东是党内一把手，刘少奇的实力也不弱。因为现在是和平建设时期，任何党的政策最终都需要由行政力量完成。这些后面再讲，先看看大四清为何物。 （十）大四清为何物 大四清的核心也有四个：政治，经济，组织，思想。 一看这几个词就不得了，因为可以在这几个方面完全过关的寥寥无几。如果把这几项标准拿到今天来衡量官民，结果可能是这样的：对公务员而言，估计只有政治过关，都是信奉社会主义的嘛； 经济这一关，估计就有很多人过不了。从国家拿那点工资还不够水电费嘛，家里的车子、电器都是哪来的？组织上讲，哪个人在分工时没有个人喜恶？思想就不用说了，出入各种娱乐场所啥的那叫啥思想？呵呵。民也差不多，吃喝嫖赌抽的、坑蒙拐骗偷的，三教九流的行业已经大大发展了。所以这世界不讲思想、信仰啥的，只讲和谐。大家谁不惹谁，各走门道赚各自的钱，和和美美过日子。 好吧，回到当年吧。 大四清采用的战术是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简单说就是派遣更多的工作队；更简单地说，就是用城里人去查乡下人，有的县竟然上万人。这些人干吗呢？先学习文件，中央精神，样板范例啥的， 然后开会，而且开很久。如果说开会是理论准备，接下来就是实践了。 怎么实践呢？两个字，找事。找事很容易，也很不容易。 容易的部分是对象好找。根据阶级斗争理论，就是地主、富农、右派、坏分子。 地主现在是没有了，但是曾经是地主的那些人还在啊，这些人已经成了历史痛恨的对象。 富农么，就是那种相对比较富裕的人，就是贫下中农吃不饱时，他们还可以喝点酒、吃点肉的那类人。富农从来就有，曾经有过，现在还有。自从离开原始社会之后，达到共产主义社会之前， 就有贫农与富农，只是贫富差距程度不一样罢了。之前的富农，在贫下中农衣食住行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富农就是不存在这些问题的那类人。今天，如果再找富农，在北方就是那种住楼房，鸡鸭鱼肉随便吃；南方要上升到住别墅，鸡鸭鱼肉已经失去味道，整天想着养生，多活几年，如果有兴趣，常常出入娱乐场所风花雪月一番。 右派都有标记，翻一翻档案就知道了。通过一次次的运动之后，右派数量急速增加，而且还将继续增加。如何区分左派、右派呢？理论上讲，主张资本主义，极力为资本主义社会辩护的，就是右派；主张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制度辩护的叫左派。右派里面又分为保守派和改良派。保守派更多地要求维护传统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反对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良，因此这一派更多地代表上层阶级的利益；改良派要求照顾中下层利益。如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就是典型例子。左派里面又有两类人，左倾和右倾。左倾优先讲理论，右倾优先讲实践。如此一团乱麻，纠缠不清。很多时候左派中的右倾主义者和右派观点很接近。现在要反，实际上反右派，范围一旦拉大，很多人就会戴上右派的帽子。实际上这些人往往更能解决现实的问题，只是不愿意跟着在理论的金字塔里发疯而已。 至于坏分子么，就是那种善于不劳而获，对飞檐走壁之类的事情有独钟，善于偷鸡摸狗、扰乱一方的人。这些人运动运动，也该。恶劣一点的，聚集一批人打家劫舍的，也该运动运动。最为恶劣的，是那种为了点钱对老妈动刀子，谈对象不成去灭人全家，就像现在网络新闻精彩爆料出来的垃圾中的疯狗。对于这种个别情形极为恶劣之徒，用法制对待他们简直是侮辱法制。运动也不太适应了，应该把他们送回古代，享受一下凌迟、剥皮、五马分尸等酷刑。 不容易的是证据不好找。 现在工作组到乡下抽这么几类人。理论上的目标有了，还需要实际证据。取证的方式就是到贫下中农家去窜访。 可以设想一下这样的情形：一个机关秘书和一位大学生一本正经地去了贫农家。而这个秘书和大学生是互不相识的，神神秘秘的，却都称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导下为人民服务。 农民对这两个白白净净的城里人或许并不适应，用警惕的目光看着他们。他们第一步工作是赢得农民的信任，勤劳一点的帮助农民劈点木材，往水缸打点水，这样算熟悉了。然后开始聊天，问： 那个大婶啊，有没有啥困难啊之类的。困难当然有咯，山珍海味这这些没见过、想不到，鸡鸭鱼肉这些不敢奢望，米饭馍馍也不够吃啊。衣服也不够穿哇，有些人家，连条换洗的裤子都没有。房子也不够住啊，夏天下雨，屋顶好几处漏水呢。出门车子不讲，种田必须的独轮车或两轮车也没有啊。 还有……总之日子不好过，当然还是比几年前的大饥荒那会好过点，没有生命之虞，不会饿肚子了。 听了这些，大学生会热血上涌，单纯的脑袋里会想起“为天下伸张正义”之类的句子。秘书则会引导曰，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困难呢？你老好好想一想，在毛主席的光辉思想的指引下，谁敢狗胆包天剥削你们。你尽管讲，不用怕，我们代表毛主席给你伸冤来了。 这绝对是天大的误会。想一想，每个人遇到困难都是有原因的，但是很多人谈论自己困难的时候，未必能找到真正的原因。假如能找到真正原因，就有很大机会能解决这个问题。比方说如今一位本科生毕业，想找一份五千块一个月的工作，但是找来找去只找到两千块一个月的，就很苦闷。 要是询问原因的话，主要两条：没有关系和缺乏运气；再深一点，社会大环境不好，体制问题。这些是原因，但是外因。很少有人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即内因。有啥好找的嘛，不就是在大学里白白浪费了几年光阴。 半个世纪之前的贫下中农更不好找了，因为祖祖辈辈都穷，能想象到的富裕也就是平时吃上精米细面，逢年过节有肉吃，平时能吃上鸡蛋。问他们为啥穷，他们要是能说出来为啥穷还会穷吗？ 再让他们仔细想想，那就想想，说某年某月被某个人骂过。如果这骂人的人恰好有一个当地主的老祖宗（地），或者家庭过得还不错（富），或者和右派分子沾边，那就好了，有证据了，拉出来“洗手”、“洗脸”。 如果有人举报，某个大队干部多占了几亩田，或者几千斤麦子，好了又抓住一个黑五类，批斗会又有得开了；又有人说，张二狗同志昨晚偷了咱家的鸡，记录在案，“洗手”、“洗脸”；又有人说，那个叫王八蛋的同志骚扰过俺闺女，好吧，记下来；还有，俺听说谁谁家每顿都能吃到肉，特别羡慕。统统记下来。 如此这般，这些都是证据，都要清理的，连同之前查账查出来的陈芝麻、烂西瓜。为啥会有那么多账目搞不清呢？现在升级之后就明白了——思想和政治不清。那就清思想、清政治吧。 对于这些黑几类，大家要对他们进行适当的社会主义教育，也就是洗手洗脸。具体洗法是这样的，拉出来面对大家。 不同的人，待遇是不同的。 如果贫农张三因为一时赌博忘了种地，导致父母、老婆颇有怨言。大家认为张三同志还是好同志，仅仅是不小心办了错事，大家会真心帮助张三改正。那个张三啊，以后小心谨慎点，啊，咱们是社会主义先进制度下的人民，不能让万恶的地富右坏看笑话。你看看你，你怎么能赌博呢，那是旧社会恶习嘛。要是你在万恶的旧社会，连口吃的都没有，就是给权贵当狗。哪还有老婆？哪有老婆给你生孩子？你老婆就会是地主有钱人的丫头。人啊，不吃口馒头也要争口气。那么多烈士的流 血牺牲才迎来新国家，现在新国家给你大好的机会，反倒成了半截驴子——牵制不住打着倒退了！ 你啊你啊你，要好好干活！ 李四的爸爸和爸爸的爸爸都是地主，这一次分地时又钻了点缝。这一次抓了条大鱼，把李四、 李四的地主爸爸（如果还活着的话）、被李四钻了空子的村干部一起拉出来，拉到空地上，好好修理一番。在旁边拉起一条横幅，写上坚决批斗地主及其后代谁谁、严厉打击经不起地主及其地主后代的糖衣炮弹的谁谁谁。工作组成员带领贫下中农开始批斗了。开头是这样的：在伟大领袖思想的照耀下，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那个地主，把你欺压百姓的事情给我交代，接受人民群众的审判。 那个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谁谁，说你对得起人民的信任么，对得起国家的栽培么，对得起伟大领袖苦口婆心的教导么？ 交代得好，也能过关。问题是怎么能交代好呢？比方说经不起糖衣炮弹（几斤肉或几百斤粮食） 袭击的干部。接受那些玩意时，也就是想改善一下生活。在工作组成员看来不是那么回事，根据理论指导，这叫政治和思想上有问题，要交代。天地良心，当年的基层干部也就是大老粗，或只认识几个斗大的字。让他去交代政治、思想，他能说出个屁来啊？现在的大学毕业生，有多少知道思想为何物？ 然而工作组成员却不是这么看，他们会这么联想、推理一番：在社会主义国家生活，当社会主义的官，却被资本主义腐化。腐化后拒绝帮助，这叫顽抗，要从严。如何腐化的呢？有两种可能， 一是内部，二是外部。内部还好办，如果是外部，一定有蒋介石或帝国主义特务的渗透，要把这些特务挖出来，加大批判力度，吊起来抽两鞭子，或者是罚跪啥的，最好让老百姓扔点鸡蛋给那个龟孙子。当然，鸡蛋是稀罕货，那就用泥块或石块代替吧。 工作组成员都是多疑的秘书或满腔热血的学生。他们哪里知道，如果国民党特务有这么高的素质，能够忍受农村的贫苦，当年的国民党也不至于败退得如此迅速。 就这样，把农村折腾了两年，也没折腾出花样。这里留下一个非常大的谜团，就是这样一番折腾，基本上是城里人折腾乡下人，上层折腾下层，为何把行政力量全部折腾到刘少奇那边去了？这个问题要仔细说一说。 （十一）官吏的心 常言道，女人心海底针。官吏的心又该如何？ 官场讲利益，这是一个定律，基本上所有人都认可这样一个定律。根据这个定律，可以分析一下，究竟是谁得利了。 从理论上讲，四清运动是为了帮助贫下中农对抗地富右坏，最直接的得利者应该是贫下中农， 实际并非如此。四清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政治斗争。政治斗争跟生产从来没有太大关系，名义上是搞地富右坏，实际并无多少利益可图。在这几类人中，右派基本上是虚拟的，是在阶级斗争模式里推演出来的，没有看得见的利益；坏，存在，但不多，也没啥家当；真正和油水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地主和富农。 但在那个时代，地主已经被消灭了十年，重新分地也不到两年，而且仅仅是多占了一点点，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地主，没啥家底。这类地主的后代能有啥？把他们的家当全部给抄了，每家也分不到一口锅。另外就是所谓的富农了，但那个时代的富农并非真的富裕，且数量不多。就算把这些为数不多的富农全部杀了吃肉，每人也分不到半斤，何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可言？ 更多时候是运动打断了生产。中国的农民，按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一年中至少要有四分之三的时间在田里劳作，四清却常年在搞。开批判大会时，农民可能正在田里除草，也可能在播种插秧，要说不耽误生产那是瞎扯。四清还留下一些恶果，即让农民去教育干部，等到工作组走了，干部还是干部，农民还是农民，农民还可能遭到报复。 当然了，贫下中农也不是没有得到一点利益，至少可以抽空去批斗那些所谓的坏分子，在那个没有网络、电视、甚至没有任何娱乐休闲的时代，也不失为一种放松的方式。站在贫下中农的立场来看，相当于免费看了娱乐节目，很爽、很开心，情形估计跟现在的小年轻看综艺节目差不多。然而对于赤贫的农村而言，对物质的渴望远胜于精神需求。如果可以，相信贫下中农们愿意拿这些娱乐节目换一盘红烧肉，不行换盘炒鸡蛋也行，毕竟吃饱才是第一位的嘛。 基层干部更不可能受益了。四清运动期间，他们都过着心惊胆战的生活，总担心一不小心得罪了某个青天大老爷，成了悲情戏的主角。坐着（最好的待遇）、站着（次好的待遇）、或跪着（不算最差的待遇），任凭人家戳额头、戳脊梁，那个滋味不好受啊！ 那么剩下最后一个阶层了，即官吏上层（县以上），也就是参与七千人大会的那些人，也就是指挥四清运动的那些人。所有的官僚都包含在这个阶层里面。 提起官僚二字，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估计很多人对他们恨得咬牙根。基本上所有的坏事都能找到官僚的身影，要在好事中寻找这些人身影，如同在火焰山里找西瓜。在许多人的印象里，官僚就是那种挺着大肚子，除了索贿和玩弄女人，不知办事为何物的傻瓜。在各种故事情节中，涉及到清官的，都有这样一个官僚阶层做背景。包青天一拍惊堂木，下面那个吓得肚皮晃了好几道波纹的， 就是官僚阶层的一个代表。涉及到贪官的，还是有这样一个官僚阶层做背景。 有史以来，动乱、饥荒，都和官僚阶层有关。比方说明朝末年，并非崇祯皇帝不给力，实在是对整个官僚阶层无能为力。所有的帝国崩溃，说到底都是官僚阶层太腐烂了。这是一群嘴上为公、 为天下苍生，手上为私、为情妇狗腿子的人。如果这个阶层膨胀过大，国家的前途只有一个——灭亡。他们或是慷慨激昂或是阴险狡诈，最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把银两放进自己的口袋里。所谓良知、信念、梦想，或公义，永远透不过皮层下面那厚厚的脂肪。 这个阶层该不该骂？当然该骂！要骂这个阶层么？不要。因为在这次转变中，讲的是整个行政系统，而非官僚阶层。官僚阶层只是寄生在行政系统内部的一个特殊群体。只要国家还正常运转， 就不能把行政系统和官僚阶层之间划等号。整个行政系统转头，并非为了实实在在的银两。 各级核心人物基本上没有参与四清，派下去的，都是秘书、助手啥的，最多也就是二把手。因为运动嘛，需要有人坐镇指挥。而且这些人的知名度相对较高，下去后也起不到啥作用。而且一旦出了问题，可以说自己不承担主要风险。 当时的农村可以说是一贫如洗，当年的上层官员想从农民那里获利不太现实。况且当时正在搞政治运动，没有谁那么傻迎着风当出头鸟。傻到那程度，不好意思，根本就不配当官——不配在中国当官。当然，作为青天大老爷下去的工作组成员可能得到好处，比方说收点土特产（正宗的土鸡、 土鸡蛋、野生鱼等等）改善下生活，是有可能的。 既然看不见实际利益，那么上层官吏是如何获利的？只好从看不见的地方入手了。 整个行政系统，从原来支持毛泽东转向支持刘少奇，在这个时期，除了短暂的经济调整之外， 就是这个四清运动。当时在行政系统内部，有一大批从军队转业过来的干部。这些人可是长时间忠心于毛泽东的，不可能因为短短一段时间的经济调整就背离毛泽东。比方说，毛泽东死后很久，老一代的将军仍坚持忠心于他。行政系统短时间内倒向刘少奇，中间一定有隐情。这个隐情在哪里？ 关于刘少奇如何应对行政系统。正史是这么介绍的：通过经济调整，大家觉得刘少奇行，愿意跟着他干。要说刘少奇通过短短一段时间的经济调整，就让整个行政系统脱离这个国家的缔造者， 是不是太牵强了一点？当然这是愿意，但不是主要愿意。个人认为主因是刘少奇的政策消除了整个上层官吏的隐痛。 回过头，回到大饥荒时代。 大饥荒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上至领袖毛泽东，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下至大队书记、村干部都有责任。从中央到地方，中间任何一个阶层能够置身事外，大饥荒都不会如此严重。好几年的时间里，国家和人民，从生命到财产，均损失惨重。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大黑锅，其重量必然是整个官吏阶层共同承担才能担得起。所以在七千人大会上，人人检讨。有人有资格说跟我没关系 么？没有。大家均站在黑锅下面，落得一身黑。 不仅是身体黑，心里也难受。做错了事，心里难受，这是人之常情。我们每一个平平凡凡的人不小心伤害了其他人，都会感到内疚，感到不好意思。如果把那人伤害得比较严重，会有负罪感。 如果工作干砸了，也是一样，会觉得对不起领导、对不起同事、对不起爹娘妻儿、对不起祖先等等。如果这时候有人指出，这件事搞砸的原因并不在你们，而是另有其人，只要把那人的问题解决了， 还有补救余地，内心那种负疚感或者说负罪感就会减弱，就会鼓起勇气去解决那问题。 官吏也是一样，他们也是人，肉身凡胎。就算是最为典型的官僚，首先还是一个人，并非变形金刚啥的。当官，实际上也就是工作。干得好，心里高兴；干不好，心里难受。如果干了错事，那就会有负疚感；重大错事，就会有负罪感。就算隐藏得再好，人终究是社会动物，社会文化的基因会在每个人身上留下痕迹。比方说吴芝圃最后的检讨，说引颈就戮也是心甘情愿，我相信这是真心话。比方说曾希圣，晚年研究农业播种，也是出于一种心理补偿。比方说李井泉，平反后尽力干点事，也是一样。 在七千人大会上，大家共同检讨，集体扛下也许是历史上最为巨大的黑锅。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因为很多人根本就不明白，一个如此高效的官吏团队为何会捅出这么大的篓子？为什么？ 相信包括毛泽东，很多很多人都在心里问过无数遍。 困惑不解，问题必然继续。 如何解惑呢？就是查账。所谓查账，也就是查责任。查到责任在谁头上就算谁的。如果把责任查清楚，那么一些人就会清白。所谓四清，就是查账。经济也好，思想也好，组织也好，政治也罢， 说到底都是查账，也就是查责任。其实所有政治运动都一样，都是算账。四清运动如此，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理清了这一点，就能继续了。 刘少奇把四清升级，从小四清升级为大四清，升级的结果是，行政系统倒向了他那一边。个人认为，原因就在这里。 刘少奇通过大四清，大肆通过上层查下层，查出无数问题来。有经济问题，有政治问题，有组织问题，还有分工问题。这一系列问题，地右富坏反，简直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这个问题说明了啥呢？说明了当年在大跃进过程中，基层工作很坏很坏，坏到没法看。这些基层干部在反动势力的煽动下，欺上瞒下，干了无尽的坏事。基层坏事越多，责任越大，暗示上层罪过越小。就好比两个人一同干了一件错事，分为主犯和从犯。主犯干的越大，过错越大，就意味着从犯干的越少，过错越小。 当四清运动全面升温之后，把大饥荒的过错导向基层，消除了上层官吏那种心理负疚或者负罪 感。这些人当年支持毛泽东，是因为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他们有了一展抱负的机会。现在毛泽东的经济政策进入死角，他们偏向刘少奇，是因为刘少奇的政策消除了他们内心深处的痛。 所以说在整个上层官吏系统中，他们没有得到看得见的利益，但是还是得利了。写到此又想起太史公的名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当我们分析利益的时候，不要把目光仅仅盯在金钱或权力上。 女人心海底针。那么官吏的心又该如何？呵呵，大家应该有答案了吧。 十一、交锋 通过以上一些论述，才能理解毛泽东和刘少奇一些激烈的言词。 从刘少奇决定调整经济开始，已经在做打算了。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两人实际上已经进入交锋状态。在刘少奇出国访问期间，毛泽东搞了小四清。小四清的真正目的还是整理经济。这是一个信号，意味着毛泽东打算重新回到一线管经济了。刘少奇主持修改《后十条》把四清升温，等于和毛泽东摊牌。因为毛泽东一生都自誉为基层代表，把责任导向基层，是毛泽东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的。事情到了这个田地，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号。那一天，两位影响了中国几十年的大人物最终由不爽、很不爽，到完全摊牌。 事情还得从五天前说起，十五号那天，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老人家们再次开会，研究社会主义教育中的一些问题。开幕式上，刘少奇说：“主席身体不好，而且又处于二线，这次的工作会议只是研究一些具体问题，他的一些意见已经转告各地，就不必请他参加会议了。”会议开幕时的讲话， 也是由刘少奇讲的。通常闭幕大会的讲话由毛泽东来讲，而毛泽东根本没有被告知参加这个大会， 他愤怒了，决定反击。毛泽东提出要接见参加会议的有关人员谈话，并且亲自让秘书通知了名单上的有关人员。毛泽东说：“这次社教究竟要搞什么？当前农村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四清的内容究竟有多少？四不清的性质是什么？打击面的比例要占多少？都还没有完全搞清楚，都需要认真，为什么不首先讨论这个问题呢？为什么不让我谈谈我的意见呢？我有话要讲！”周恩来听了毛泽东的电话，意识到了什么，建议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 十二月二十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会议开始后，毛泽东发现刘少奇还没有来，就问： “我们的秦始皇哪里去了，怎么不积极了？”邓小平说：“他马上就到，让我们先开始。”毛泽东说： “这样重要的会议，许多的情况我却不了解，也没有人来向我汇报。我还是党的主席就已经遭到了这样的待遇，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很难说了。依我看，你们这两年来严重地右倾，从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前的准备工作就表现出来了。”接下来又对一些实际工作提出批评。 会议中间，刘少奇匆忙赶来，向毛泽东点点头：“来晚了会儿，有点事情被缠住了。” 毛泽东对刘少奇说：“你现在是个忙人，我是个闲人。你来了你就先讲话，发一个号令嘛，因为你是国家主席嘛。”不冷不热，态度暧昧。此时的刘少奇确实是个大忙人，因为第二天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要召开，他是下一届国家主席的候选人。光看开头，就知道两人已经不对路。其实早在六四年的春节座谈会，两人已经就教育问题争议很大了。 刘少奇说：“开了几天会，几个同志发了言，讲了不少问题，提出了问题，基本点是一致的， 就是必须下去蹲点，领导干部必须下去参加和领导四清和五反，大家蹲点了，是件大好事！大家可以对这个问题讨论一下嘛！这是目前全党的大事。” 毛泽东说：“大事？大事应该是当前的阶级斗争！我看这次会议还是先讨论一下，我们这个社会究竟有什么矛盾？矛盾属于什么性质？这些矛盾究竟应该怎么解决？” 刘少奇：“大家下去蹲点了，方向正确，认识基本一致了。” 毛泽东马上说：“方向对不对，要在省、县、区、大队、小队里都发动起群众了，同时群众成立了贫协会等组织才能知道。这是一个细致和长期的工作，现在还仅仅停留在我们的文件。河北省听说也死了不少人，都是什么四不清分子，都是自杀的。为什么要自杀呀？方向明确了还自杀？我看还是不明确！” 刘少奇摇摇头说：“我对农村知道一些，但对城市了解少，农村材料看得多些。这几天对城市工厂的材料正在努力看，我这里的材料还是初期的经验，有些人对这次四清和五反不那么理解，声势浩大的运动起来了，严重四不清的人感到了恐惧，这是经常的。也是我们在一定的时期需要的， 不造成这样的威慑作用，运动就开展不下去。” 毛泽东微微一笑说：“地富反坏分子是后台老板，台上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是这样的情况吗？你只搞地富分子，贫下中农是通过的。但是当前迫切的问题是解决干部的问题。 地富反坏还没有当权，过去又斗争过他们，群众对他们不怎么样恨，因为他们没有成为群众主要的对头嘛，主要的是那些坏干部顶在他们的头上，坏当权派骑在他们脖子里拉屎拉尿，他们穷得很受不了，产生了和坏当权派的严重对立。那些地富已经搞过一次分土地，他们臭了。至于坏的当权派， 没有搞过，没有搞臭，他是当权派，上面又听他的，他又对贫下中农和社员定工分，他又是共产党员。所以，他们的作用很大，这些人的问题解决不好，我们的革命就解决不了。我不知道你们讨论了多次，这些问题解决了没有？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我看这次会议就没有取得预定的收获。” 到此毛泽东已经亮出来自己的观点：那些地富已经搞过一次分土地，他们臭了。至于坏的当权派，没有搞过，没有搞臭。言外之意，要整党内坏的当权派。坏的当权派是那些人？当然就是所谓的修正主义、官僚主义、资本主义，这点大家都心知肚明。换成以前，毛泽东表态，刘少奇会第一个赞同。现在不一样了，刘少奇要用自己的理论为政策辩解。 这是两位理论高手在较量，但这两位的能量绝不仅仅在理论方面。 刘少奇说：“这是头一回较量嘛，认识不一定统一。当权派后面有地富反坏或者是混进来的四类分子，有些坏干部与地富关系很密切，地富反坏分子混进组织，包括漏划的地富变成贫农和共产党员，也是当权派，不属于过去的地富，地富臭了。” 刘少奇说：“如果不叫富裕阶层，那就叫新的剥削压迫分子或者只提什么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如果他们结成一体，也可以叫集团。把这些统一叫四不清分子或者四不清干部也可以， 这是我们这个历史阶段的新概念。” 关于这个新概念，刘少奇解释：“四不清分子和四不清干部与广大群众的矛盾，这两个概念是少数人压迫剥削多数人，被压的总是多，总要革命。全世界压迫者是少数，压迫人民越厉害，他们就越孤立了，我说的信心就在这里。” 这个所谓新概念，并非是什么新发明，而是有利于解释党内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个概念在他自己和毛泽东之间划了一条鸿沟，这条鸿沟最终演变成了楚河汉界。 刘少奇说：“漏划的也不少，和平土改区多。许多地区当年对划成分不重视，走了过场，后来认识到这件事的重要了，但是己经迟了。我在蹲点时就遇到不少这样的事情。我的做法就是坚决地重新定成分，从这个形式上把他们的气焰打下去。” 邓小平说：“我赞成刘少奇同志的意见，四清不搞退赔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不退赔也不利于教育干部。这是让群众得到果实的时候嘛。打土豪是为了分田地，这次搞四清也是为了让群众得到物资上的好处，不然他们就没有积极性。” 刘少奇继续补充说：“搞掉四不清分子或他们的职务后，等于教育了干部和群众。他们的干部不能当了，当然多数还要争取，少数要戴帽子，但是经济上的退赔一定要搞彻底，恐怕这个政策和策略要定下来。” 邓小平点头说：“赞成！少数恶劣的四不清分子要戴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帽子。” 到此时，刘少奇和邓小平已经配合相当默契了。两人配合，至少开会时，说道理并不输给毛泽东。但毛泽东是不会退让的，毛泽东讽刺地说：“他们先富裕，你就用扣工分的办法解决。” 自行车、毛衣都有的，还有富裕的贫下中农。这些人还能用你那个解决办法吗？查应该是查有问题的人的东西，把所有富裕的人都列入四清的范围，能行吗？” 刘少奇说：“我现在说的还是王任重讲的四清，可适用于机关搞五反。”不能不承认刘少奇把事情大大复杂化了：发明新概念不算，还把这个运动搞成一块一块的，王任重的四清，王光美的四清， 每块适用不同范围，太复杂繁琐了。 最后邓小平说：“四清这两个字的含义，在第一个‘十条’里已经从正面提了，是主席加的，以后又由王光美的报告和河南省委从反面提出来了。这样讲的结果当然使人们只是从经济上来看待这次运动。如果没有根本上的退赔，搞四清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李雪峰补充说：“我们先搞经济上的四不清，再搞政治上的四不清，后来加上组织上的清理。王光美同志的报告后，我们又连上了思想上的清理，于是成了四清。”李雪峰时任华北局书记，文革挨批。 毛泽东摇摇头说：“我没有这个印象了，但是你们把王任重压低我不赞成，我最早看到的报告是王任重的。现在你们大吹王光美，把四清运动的真正发明人倒丢到脑后了，这样的做法不妥当嘛。” 毛泽东对刘少奇说：“你把好账挂在河北的账上，王任重也是河北人么？你老婆的那个什么桃园经验整的人是否扩大化呀？” 刘少奇说：“地富反坏当了权都坏，不会有什么好的，问题是贫下中农当权。只要把这个经验整理出来，对全国的社教都是有启发的。王光美的经验也是有重点的，她蹲点采取的办法是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带任何的框框下去。也就是从扎根串连中发现问题，从社员们的呼声中找到办法。事实证明，这一条还是管用的。” 毛泽东说：“那也不能把所有的人都打倒，我看主要是先把只有一百块至一百五十块贪污问题的干部都解放出来，这样才能做到团结绝大多数的干部，不使我们受到孤立。” 刘少奇顶回来：“那也不一定，几百块的也还是不少，一千元，一千斤粮的也相当多，首先让他们退赔，如果退赔得好，就是有一千元问题的人也可以解放出来，退赔得不好，几百元的也要严惩，而且还要他们退赔。这样就更有把握了。” 毛泽东瞪了他一眼，说：“挤牙膏挤不净，那有什么办法？留一点也可以，你就能挤那样干净？我看不见得吧？对犯了错误的干部具备宽大条件的还要宽大处理么！” 刘少奇再次顶回来，说：“能挤多少就一定要挤多少，反正不能让他们四不清的人占了便宜。一个剥削群众，一个剥削国家，就是要退赔，退赔从严，要彻底，特别是恶劣的，一直抵抗的，要坚决地没收他们的财产，看他们退赔不退赔。” 毛泽东摇摇头：“国家也是人民的，我们自己没有东西，退赔从严，这个提法对！但是也要讲合情合理的好，不必讲彻底。你讲彻底了，底下的同志办起来就没有余地了，总是要给下去的干部一个主动权嘛。凡事都要讲究留有余地，不给自己的干部留下余地，底下的同志怎么工作？他们没有主动权了好吗？” 这是毛泽东主张中的另一个重点，即给下面的干部留余地，这样可以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这是毛泽东用人的一贯策略，现在重提，无非是反对刘少奇四清运动中的搞法。 刘少奇不满意地问道：“那打击面究竟多大好？百分之几对我们有利？地富分子有些苦贪的也可摘帽子，那是很少数，地富子女情况不同，有分家的，有没有分家的，有表现好的，有表现一般 的，有表现很坏的。这个我们掌握好了就不会出差错。我们不要一开始就限定框框，还是要从扎根串连开始，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有多少问题就解决多少问题，这样提出政策才是真正地留有余地。” 邓小平马上赞成道：“打击面控制在百分之几有利？开始分化四不清干部就需要掌握一个具体的数字。地富分子有一部分表现好的，也就不能戴帽子了，贫下中农和中农极少数给他们戴上帽子， 对进行批判或斗争也有好处，譬如有的能戴上‘新恶霸分子’的帽子，就可以起到震慑其他四不清干部的作用。而且这样对那些出身好的社员也有一定的威慑作用。农村中不但有地富反坏分子的捣乱，也有贫下中农和出身好的人的破坏，四不清干部中这样出身的人占了多数。所以，简单地用成分作为标准是不科学的，但是对犯错误的多数应分化争取。不能当干部了，不能做党员了，但是不是打击对象，还是争取对象。” 刘少奇说：“现在还不到那个时候，将来新剥削、多吃多占的人数量也不会少了。” 毛泽东问道：“你给他们叫什么分子？给群众留点出路，好么？整社员不涉及家庭，帽子还可以再摘嘛。只要是在其他问题上有好的表现的，可以不戴贪污帽子。这样有利于争取群众的拥护， 也不要弄得人心惶惶。现在好多的地方死了人，有的是被斗死的，有的是听到风声就自杀了的。过去手脚不那么干净的，一听运动来了，就胆战心惊，弄不清怎么整治他们，一死了之。有人说：‘不怕天不怕地，就怕共产党搞运动。’这些话你们听到了没有？我早就讲过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重新教育人的运动，而不是见四不清就斗争，就整人。整是整，就整当权派。他们不带头走社会主义道路，群众出几个贪污的，多吃多占的，算什么！” 刘少奇说：“群众中也有歪风邪气严重的，不整是不行的。四不清分子有相当大的势力，已经成为一个大的集团。抓不住他们，他们就要造反！” 话说到此，可以说双方都到了底线。如果开会的只有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个人，可以到此结束了， 因为已经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再说下去只会伤了颜面，像他们这个层次的人一般都是谈笑间置敌人于死地。 毛泽东要抓上层，整顿党内坏人，而刘少奇依然坚持整下层，双方各不相让。此时不是两位伟人在斗争，而是伟人背后的阶层。刘少奇背后，站着整个行政系统。毛泽东背后，是军方和下层。 这样的碰撞，注定是火星撞地球。不论谁胜谁负，国家都将面临新一轮的动荡。 越线过后怎么办呢？继续辩呗。为啥还要继续辩论呢？因为这是在中央政治局上，每一个人都有相当的能量，支持谁、反对谁都很重要。毛泽东和刘少奇都需要他们。 毛泽东说：“陈平宰肉甚均，他做宰相时贪污，周勃等人就告他贪污，说给钱多的做大官，给 钱少的做小官，反正问题不少。刘邦就找他谈，说人家告你贪污，你怎么解释？他说我养的人多， 我是没有钱呀！刘邦说给你四万两黄金，你就不贪污了？《鸿门宴》这出戏现在不唱了，马连良演得激昂慷慨，贪污历来举他陈平。特别是曹操，也讲对贪污的问题要具体分析。目前正在火头上， 我又给你们泼冷水呀！我说这话的意思是说，对群众中的问题和对当权派的问题处理不能完全一样了，要有个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了。” 刘少奇说：“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群众是懂得许多的道理的。” 毛泽东不满说：“有时也不然，群众起来了有盲自性。我们也有盲目性，过去五反时代群众发动起来了，使得工厂关门减工资，失了业，这就是盲目性嘛。不能搞斗争搞到了自己的头上嘛。那时的五反斗争是谁搞的？是不是你这个皇帝？” 单看这一段，两个人的位置好像调换了。大多数人都认为，毛泽东搞运动，搞得很热烈。而刘少奇抓实际工作，倾向于保守一点。实际情况远非如此，至少在五月二十号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刘少奇扮演了激进派。毛泽东不但不同意刘少奇的激进，而且翻出历史旧账，认为三反五反斗争也太左了，耽误了生产。 刘少奇说：“我当时就怀疑。”不认，当然不能认同。认了三反五反，接下来大跃进怎么办？也得认么？不能认，打死也不能认。不认账怎么办呢？那就继续。 毛泽东说：“既然是阶级斗争，那就要准备长期作战。只要我们隔两三年不搞，反动势力就又来了，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漏划的敌人，一个新生的敌人，一个烂掉的班子，这些都是指的当权派，我们要搞就要搞主要的。杜甫《前出塞》九首诗，人们只记得‘挽弓先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其他记不得。大的搞了，其他狐狸你慢慢地清嘛！ 你对冶金部也是擒贼先擒王，要擒王鹤寿嘛！不要他当部长，下去当经理，擒下去当经理，就是先擒下马来，然后改造。重点就是当权派。四清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不要听一些人散布的是什么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哪个历史朝代没有四不清？什么时候都有党内外矛盾交叉。提法抓不往问题的关键，其他的工作就都会走了样。” 毛泽东说：“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的性质，资本主义的性质，还加个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因为我们搞了民主革命的，给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给社会主义也开辟了道路，你们蹲点就是开辟。 但是许多问题，我们横竖搞不准，我们就要留给下一代，不要事事都是我们这些人给他们作标准。 总之我们只是抓大事。” 刘少奇插话说：“两类矛盾交织在一起，党内外矛盾交叉，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 毛泽东摇摇头说：“你还有那么步骤我就不赞成了，你在安源搞工人运动时开始就是联系小职 员嘛！你在安源时，联系肖志远，朱锦堂，还有朱少廉的两个老婆，我们联系他，一直联系他，又联络要成立工会，工人你一个不认识，我找到一个工头，也是两个老婆，后来也枪毙了。这些搞工人运动的办法，你是否又用到这次社教中来了？” 刘少奇说：“争取多数，孤立少数，这才会不要上当，扎根串连，是李雪峰讲的，扎在真正老贫农身上这是对的，但开始扎的不一定是好的，勇敢分子也可以利用一下，他们不怕事。有一时期居然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老实根子，工作队不一定一开始就能找出来，根子不要告诉他说是根子。到了一定的时候再组织我们自己的队伍。” 毛泽东火了：“什么根子不根子，横直是搞社会主义。你总是离不开你那套神神秘秘的工作方法，要搞群众运动嘛！” 刘少奇辩解道：“群众也是要积极分子一批一批地出来嘛，经过斗争，到那时他是老资格了，他就可以带动起群众来，你说他不是老资格？群众没有他们发动不起来嘛！” 毛泽东摇头说：“李立三同志倒是老资格，但是到紧急关头不干了，才请我们国家主席去。你和他在本质上没有多大的区别，都是搞少数人的秘密行动，总是不敢大刀阔斧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 刘少奇说：“不只是李立三吧，蒋光头也跑了，李立三认为他的人多，因为宣传胜利是他宣布的，那时我们规定不准杀人，你如果杀人，我们就停工。我的这套办法还是灵的，这已经被事实所证明了。” 毛泽东说：“你是专搞老实人、不会办事的人。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整了几个？” 刘少奇说：“我们主张对犯了四不清错误的人，先背靠背地揭发，看看究竟能够揭发出多少问题来，然后让他们坐在主席团台上，让贫农先参加干部‘洗澡会‘，让四不清分子自己检查，不能一下子就当主席。到了确实证明他们没有问题了，再把他们逐步地实行退赔后解放出来。当然有了四不清问题的人还是要给予处理的，究竟怎样处理由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大会来决定。” 毛泽东讥讽地说：“这不是做样子吗？科室人员统统下去。大庆几万人，各种舆论，一个死命令，都去劳动了。这次我们的少奇骂呀，要大家蹲点，我骂不灵，少奇一骂还不是下去了？就是做样子也要这样干，要形成一个良好的制度。” 毛泽东看了看刘少奇说：“所以需要你下个死命令，我看我们这个国家还是应该有个秦始皇。如果要有秦始皇是谁？就是你刘少奇，我只配给你当助手。同志们说对不对呀，我给刘少奇当个助手行不行呀？我现在已经没有刘少奇这个权威了，只能当下手。” 大概就是这样，开会的结果已经不能用“不欢而散”这个词来形容了，是全面摊牌。 毛泽东看着刘少奇，看着几十年来一直提拔、栽培的这个人，已经不再是那个踏实肯干的助手， 而是成为了自己的敌人。好吧，既然你一意孤行，莫怪我不讲情谊了。 刘少奇看着毛泽东，看着这个老领导、历史巨人，感慨良多。并非我想要走向你的对立面，实在是你已经落伍了，而你却不认为自己落伍，我将用我的行动证明你已经落伍。 纵有数十年的战斗情谊，为了各自理想，也得各奔东西，因为大家都是历史的玩偶。天下无不散之筵席，中共最强的政治同盟终于走向分裂对抗。 从毛泽东走向会场那一刻开始，就已经注定不会平静了。等到刘少奇到会之后，一切已经不可避免。其他人除了静静倾听，只需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态度问题，即支持谁。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心中各有各的一本帐。 会议上的毛泽东还是长期以来那个毛泽东，刘少奇已经不再是之前的刘少奇了。之前那个毛泽东的助手摇身一变，变成建国之后毛泽东的最大对手。 之前的刘少奇看到毛泽东不满，立刻就会改变策略、消除分歧，甚至通过自我批评来达成谅解。 此时的刘少奇已经骑到老虎背上下不来了。 刘少奇转变不稀罕，稀罕的是转变得如此剧烈。在那个政治经常大变动的岁月里，政治家转变很正常。比方说邓小平原本是毛泽东的亲信，后转变成反对毛泽东。比方说毛泽东原本支持高岗， 后来反对高岗。刘少奇原本和毛泽东站在同一条船上，出于大饥荒的逼迫调整政策，这些前面都解释了，属于正常现象。 现在的问题是长期以来，刘少奇的身份都是实干家，这一次怎么钟情运动了？ 要解释这个转变，最容易的办法就是用厚黑那一套，说刘少奇搞运动为了整人夺权，从接班人位置上转正。刘少奇是搞运动的行家高手，这一次搞四清，取得了行政系统的支持。他敢明目张胆地这么干，自认为羽翼已经丰满，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想要赶毛泽东走人了。毛泽东自己也表达过类似的说法，比方说尊称刘少奇为秦始皇。而且刘少奇之前也对毛泽东说过：“年龄大了，可以当党主席，其它事我们来干。”这么解释可以说服不少人，却还有很多人不以为然。 弄清领导人的斗争之前，首先要清楚，权力是一杯毒酒，也是一副良药，可以给个人和国家带来灾难，也可以带来荣耀。权力可以是最好的东西，所以引得世间无数人竞相折腰，纵然身不能至， 也是心向往之，掌握不了权力就对掌权之人摧眉折腰。权力也可以是最坏的东西，所以无数人唾弃谩骂，骂权力，诅咒掌权之人，个别人竟然可以在不知不觉间达到歇斯底里的至高境界，让后人难以望其背项。 问题的关键要看谁掌权、以什么样的方式掌权。这世界没有一个人可以通过权力赢得所有人的 赞誉，也没有一个人可以通过权力博得所有人的谩骂。因为让所有人满意的权力是不存在的，或许在天堂和共产主义世界中可以勉强达到，但是人类社会达到那种境界之前，权力就消失了。同样， 能够惹所有人诅咒的权力在此之前就被推翻了。权力掌控者能够博得大多数人的赞誉已经很不错了。如果这个大多数是百分之九十以上，将稳如泰山。 而且攫取权力者的目的各有不同。有人往上爬，是为了权力本身，爬上去之后就不下来，站着茅坑不拉屎或者一直拉屎，这是政客的行为；另外一些人，则是为了用权力去干一些事，为国为民， 这是政治家的行为。 刘少奇搞四清，就是为了取代毛泽东，这点前面已经分析了。现在要回头看看运动的目的，究竟为了权力而夺权，还是为了干实事。 再次回头看看大饥荒以来，刘少奇的总体转变。刘少奇起于工运，从延安整风开始，一直作为毛泽东的党内主要助手，干了将近三十年，作用相当于林彪在军内。在这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刘少奇全力以赴加入到毛泽东的领导小组，忠心耿耿地执行策略，直到大饥荒的到来。从湖南调查开始，刘少奇下决心转变，即逐步脱离毛泽东的政策。 在那空前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做了一份被称为“虎头蛇尾”的报告。那份报告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巨大的矛盾，把自己推到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理论还是之前的理论（三面红旗），实践已经不再是之前的实践。站在理论的立场上看实践，就是资和修。所以毛泽东看刘少奇，也是在搞资和修。 毛泽东看到了其中的矛盾，需要改变。刘少奇也看到了其中的矛盾，也需要改变。毛泽东坚持原来的理论指导实践，因为当时找不到更好的理论。刘少奇趋向于从实践中打开缺口，看看能不能找到新的出路。如果最后理论迫使实践回归，那就意味着刘少奇失败。如果实践改变了理论，那就是毛泽东的失败。 之前毛泽东和刘少奇合作的那几十年里也有分歧。比方说建国初的高岗事件，实际上也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那件事的结果是，刘少奇妥协，毛泽东舍弃高岗。高岗事件中，两人的分歧也不小，最终却得以和好。这一次两个人为啥要押上全部筹码？ 答曰，彼一时，此一时也。 彼时毛刘分歧，只是在建国方式上步调不太一致，大家都在雄心勃勃地搞建设，起点是一张白纸，前途似乎一片光明，没有太大压力。即使有不和，也被未来的光辉前景给冲淡了。那时候大家需要携手共进，让未来的光明前景更加光明，然后在历史上留下各自的光辉形象。 此时毛刘分歧也是在建国方式上步调不太一致，然而局势已经变了，之前建设出现巨大纰漏， 大饥荒已经成为历史上最为巨大的黑锅，失败者要为大饥荒买单。这是一点，属于巨大压力；还有一点，则是巨大诱惑。我们在第三篇论述到毛泽东威望的源泉。 毛泽东威望的源泉在下层，即农民和军方。在军方，是因为毛泽东缔造了军队，领导并指挥军队取得无上荣耀。在农民，则是因为毛泽东通过土地政策解决了千百年来农民的土地问题，领导了有史以来最为壮观的资源再分配。这一次，在刘少奇的实践政策中，再一次出现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即再一次实现资源再分配，即再一次分地，相当于第二次土改。如果刘少奇能得到这样一个机会，他的威望可能直逼毛泽东。二十年之后，所谓改革开放，说穿了，也就是资源再分配而已。今天大家闹改革，说穿了，还是希望资源重新分配而已。 纵观历史上的巨人，没有人愿意去独自承担那么大的历史黑锅，也没有人可以经得起如此巨大的诱惑。毛泽东不能，刘少奇也不能，后来的邓小平依然不能。 刘少奇想要取代毛泽东，想要从实践上指导中国，在当时的情况下，唯一的方式就是搞运动。 通过运动增加自己的势力，通过运动削减毛泽东的势力，可以把他的行为理解为权力之争。对政治家而言，权力背后是理念。所谓浩劫，所谓运动，不过是理念的差异而已。当两人的理念相同时， 可以形成最有力的战斗同盟，分开则惹来最激烈的政治运动。 打通了这一层就能理解，为何刘少奇突然左转，一下子剧烈起来了。最后需要指出一点，就是刘少奇的这番转变引来两个结果。 一个结果就是，让毛泽东认定国家建设之所以出了那么大的问题，皆因为政策执行上出现了错误。特别是通过四清运动，亲眼见证刘少奇一系列的动作之后，更加认定是政策执行问题。不仅是政策问题，他甚至还在怀疑，刘少奇在他身边隐忍了那么久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走向最高领导的岗位， 如同赫鲁晓夫隐藏在斯大林身边。自从中苏关系破裂之后，赫鲁晓夫同志在中国政坛就扮演了反面角色，形形色色的赫鲁晓夫纷纷浮出水面，可怜的赫鲁晓夫是躺着也中枪。而这些所谓的赫鲁晓夫中间，分量最大的无疑就是刘少奇。 另外一个结果就是，促使了二十年后邓小平对中国经济进行调整。因为刘少奇的实践（邓小平也参与其中），邓小平成为实际意义上的核心之后，有了样板可以参照，少走了很多弯路，节省了探索时间。后来邓小平搞“家庭联产承包”制，就是把之前刘少奇赞同的“责任田”制进一步发挥， 接下来就是改革开放，然后就是今天的争论。 这一正一反两个结果，如同硬币的两面，在刘少奇那里结合起来。 十二、毛泽东的选择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号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两个人还有缓解的余地么？从已有的资料来看，应该还有几天，但两人此刻都没有缓解的意思。又过一年，刘少奇最后一次面见毛泽东，提出回老家种田时，已经太晚了。运动已经兴起，毛泽东能做的也就是因势利导而已。 会后，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对话很意思。 邓小平对刘少奇说：“主席的情绪太大，下次会议还是劝他一下，别让他再参加会议了，让他好好地休息休息。否则这次会议的精神还是定不下来。”刘少奇说：“那得你去和他讲，我去讲还是会出问题的。” 刘少奇又说：“但是许多问题你不向主席汇报还不行，绕又绕不过去。还是多征求他的意见为好。只要有婆婆在，媳妇到老也是难当家呀。”这应该是真心话。此时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想的还是你老人家就不要来掺合了，看看我们是如何干活的吧。邓小平应该真的这么做了，这才有了八天之后，毛泽东拿着宪法和党章闯入会场开会的事。 六天之后，也就是十二月二十六号，毛泽东生日。 毛泽东用自己的稿费在人民大会堂定了几桌菜，请一批人来吃饭。名义上还是庆祝七十一大寿， 其实根本不是。在他的客人名单里，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这些中央领导人，也有钱学森、陈永贵、王进喜等科学家和劳模，老婆、孩子都没有请。吃饭时，中央和大区领导人坐在一起，毛泽东和钱学森他们坐在一起。 以往这样的场景，毛泽东总是谈笑风生，说话诙谐幽默，引来笑声阵阵。这一次完全不同，局势已经消磨掉了他幽默的心境。毛泽东说：“今天既不是做生日，也不是祝寿，而是实行三同。我的孩子没来，他们没资格。”接下来话题又转到在座的身上，大意是：你们都是国家有功之臣，干了很多工作；这四清我是没有下去蹲点，没有什么发言权；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中央机关又搞“独立王国”；党内有修正主义威胁，等等。 毛泽东走到刘少奇、周恩来等人面前时，说了这样几句话：“王光美搞了一个桃园经验，在全国出足了风头，很好。少奇同志给我们带了一个头，我也不能落后。我和少奇是兵对兵、将对将、 老婆对老婆，来一个竞赛，看看究竟谁手里有马克思主义，比一比谁手里的真理多一些，检验一下谁是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 毛泽东对劳模们说：“现在用几盒香烟就可以把一个支部书记给贿赂了，如果把一个女儿嫁给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这些人就是修正主义者，就是官僚主义者阶级。可以给大家透个风，我就是担心中央出修正主义！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 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的对象！你们回去以后要把我的话讲给群众听，看看你们周围， 你们的上面究竟是不是这样！” 毛泽东说：“有人以为，四清就是要解决什么四不清的问题，四不清的说法没有触及到事情的本质，也就是说没有打到问题的要害处。天津市郊小站公社的四清，一九六四年一月，工作队开始扎根串连搞运动，没有发现阶级斗争大的表现。陈伯达同志二月下旬下去蹲点，是我给他讲了许多话的。同时抽调了一些能力比较强的干部进了村，一下子就搞出了三个反革命集团。这三个反革命集团都是反动阶级有计划地打入了我们的内部，长期窃取了当地的党政大权，建立了反革命的两面政权，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所以，我就坚决地主张，凡是被敌人操纵或者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 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斗争。这才是我们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解决的问题实质。” 这大概是毛泽东最为独特的生日之一。这次庆生宴的目的是啥？从客人名单来看，人数不多。 中央领导和大区领导人，这些人参与了六天前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大致了解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分歧。毛泽东请他们来干吗？无非是吹吹风，让他们冷静冷静。至于钱学森、王进喜他们，根本就是干活的，对上层人物之间能有一个模糊的印象就不错了。毛泽东拉他们过来作陪，也就是一个暗示。暗示对面那桌子人，该回头回头，要不然有你们好看；活是科学家和劳模们干的，你们不要瞎折腾了；还有就是本人开始管事了。吹风或暗示，只是开始而已。 这些动作似乎没起多大作用。因为第二天，即十二月二十七号，邓小平对毛泽东说：“你身体不大好，明天的会议主要是讨论问题，你就不必来了。” 毛泽东脸色一变，说：“你不想让我说话了，是不是？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你请我来，我未必就来；你们不想让我来，我偏要来。” 十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再次到会场，参与四清讨论。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见了毛泽东，慌忙站了起来，将会议主席台的中央位置让给了他。毛泽东毫不客气地坐到了正中央，微微笑道：“我身体好了，要来参加你们这个会议，可以吗？看来你们不是全部反对，那我就要参加了。”他是带着《党章》和《宪法》进入会场的。 毛泽东说：“请你们回去也找《党章》和《宪法》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还说：“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和你们讲几句话？” 毛泽东说：“无论我作为党员还是公民，都有讲话的权利嘛。有人对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解决什么问题，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革命很不清楚。什么‘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呀，什么‘党内外的矛盾交叉’呀，等等，都是放屁！” 既然说话了，那就火力全开。 毛泽东继续说：“搞四清，不是让你们去搞特务活动，鬼鬼祟祟，神神秘秘，把矛头指向了群众，你不相信群众嘛！什么‘解决公私关系问题’，什么‘清理阶级成分，建立阶级档案’，什么‘对全部四类分子和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进行说理斗争，并且对他们进行处理’，都不应该是这次运动的重点。这样的提法，只会使这次运动一开始就走向邪路，让社员群众人心惶惶，不得安宁。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员中的问题一律不整，是个正面教育的问题。” 毛泽东说：“这次社教，归根结底是要解决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不要再像有些人所讲的，是解决什么四不清矛盾，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的问题，等等。你们要善于抓住一切问题的‘纲’，这个‘纲’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有的人认为我的话是老生常谈，不那么想听，他们以为自己的翅膀已经硬了，可以丢掉我这把刀子了，我可以让步，但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党员不让我让步。你说我该怎么办？继续工作嘛！” 这些话都是冲着刘少奇和邓小平两个人去的。 接下来，毛泽东把刘少奇修改的《后十条》逐条批驳。当然还是老生常谈，大意就是说这个文件是冲基层去的，把问题导向了基层，浅点说是方向问题，深点说是路线错误。最后总结：“这些东西都是必须要分清的原则问题。如果我们这次四清不把运动的主要对象放在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上，就完全失去了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意义。也就是说，必然要使运动走到了邪路上去了！” 这正是毛泽东的特点，不动手则以，动手就是雷霆之威，如同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 当然毛泽东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还有陈伯达等人在助阵。陈伯达号称大笔杆子，他的理论功底深厚到看见一只苍蝇飞过来，就能联系到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区别。陈大笔杆子一看毛泽东对少奇同志不满意，就顺着毛泽东的话，从“理论”上加以发挥说：所谓清不清，历代就有这个问题，不能说明矛盾的性质，国民党也说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因而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叉也不能概括矛盾的性质，所以主席的概括是正确的，性质不清楚，就会迷失方向。他这个发言，受毛泽东欣赏。后来陈伯达建议停发原来的《十六条》，推倒重来，在毛泽东的主持下撰写《二十三条》。 所有现象均表明，毛泽东和刘少奇已经摊开了矛盾。尽管如此，五天之后，也就是六五年一月三号，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幕前一天，刘少奇依然当选为国家主席，成为国家元首。这是刘少奇在行政系统内部的胜利，也是刘少奇一辈子最后一次胜利。 就在刘少奇再次当选为国家主席的晚上，政治局会议继续进行。在小型会议上，毛泽东说“四 清”工作队集中大批人员，是搞“人海战术”；学习文件四十天不进村，是搞“繁琐哲学”；反人家的右倾，实际“自己右倾”；不依靠群众，扎根串联，结果“冷冷清清”；第二个十条“太长了，太繁了”。 毛泽东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三条：一是不要读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那样扎根串连； 要依靠群众，清少数人，有则清清，无则不清，没有虱子就不要硬找。 接下来就是《二十三条》出台了。 二十三条，就是毛泽东的雷霆之怒。 毛泽东说：“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四清运动，我再三强调这是一场重新教育人、重新改造人的运动，目的就是为了教育而不是惩办。但是现在发展的结果是大大地整人， 刘少奇搞什么扎根串连、秘密进村，干什么去了？为了整人嘛！我看了许多的材料，到处都是控诉工作队如何整人，为了一百块钱几天几夜不让人家睡觉，不给人家吃饭，轮番批斗，甚至吊在树上剥光衣服毒打，这还不是法西斯吗？一个地区死了几千人，说是自杀，鬼才相信。所以我让他们重新搞政策，绝对不能这样下去，要纠正刘少奇这种形左而实右的东西！当然我公开这样说，他们都会反对的。但是我如果不说，没有任何人敢站出来批评他们了。有人对我说，刘少奇已经变成真正的秦始皇了，在党内和国内都是说一不二了。” 毛泽东轻易不表态，一旦表态，那就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一条路走到黑了。 毛泽东打电话通知陈伯达赶到他的住处。大笔杆子看到这样一个毛泽东：因为整夜不睡觉，眼睛里布满血丝；但他丝毫不在意这些，而是边抽烟边说话，来回不停地走动——这是一个思考结束， 进入战斗状态的毛泽东，这样的毛泽东是不可阻挡的。对毛泽东了解颇深的陈伯达一下子想起战争时代的毛泽东，也是这样不可阻挡！ 毛泽东说：“不能让他们胡闹！当年反右派的时候，我只是主张批判那几个代表人物就算了，刘少奇他们一插手，来了个工农兵学商齐动手，右派分子满天开花。这样也好，可以起点警告作用， 无非是给他们摘帽子罢了。现在，少奇同志又想满天开花，我是不会让他再这样干下去了！伯达同志，我说你记！” 接下来毛泽东口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的文件初稿，点名批评刘少奇。他说：“我看刘少奇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所说的那些矛盾都没有牵涉问题的本质，也没说明问题的根本性质。说到底，社教中出现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忘记这点，就是欺骗了人民。我看刘少奇是在为那些走资派说话。我看他就是要把斗争的方向给搞乱，矛头向下，混战一场，最后来一个混水摸鱼。” 通过这些言语，可以证明毛泽东基本上摸清了刘少奇的动作和目的。外人、甚至今天大多数人对当年的是非曲直依然是云山雾罩，但对于当事人而言不是问题。 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个人太熟悉了！两人在一起共事数十年，如何运动，如何出牌，以及最终目的如何，简直是了如指掌。刘少奇了解毛泽东，毛泽东同样了解刘少奇。 大笔杆子把毛泽东口述的材料整理成二十三条，简称《二十三条》。这个文件就不转述了，大意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基层不要搞太过火了，要整理上面。根据薄一波回忆，《二十三条》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四清运动中“左”的做法，解放了一批干部，减少了损失。 然而《二十三条》仅仅缓解了基层左倾局势，却没能解决党内走资派问题。这个问题由另外一场运动来解决，也就是文化大革命。但是它依然影响深远。 五年之后，斯诺问毛泽东：从什么时候明显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 毛泽东回答：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 评：《二十三条》只是毛泽东扔向行政系统的第一枚炸弹，是全面进攻的开始。 PS：下面是二十三条的内容，作为资料附上，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没兴趣的绕过。一、形势 一九六二年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来，由于城市和农村展开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由于全党执行了党中央的一系列的政策，由于人民群众、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努力，我国政治战线上，经济战线上，思想文化战线上，军事战线上，都出现了大好形势。近几个月来，全国有百万以上的干部，深入了城乡基层单位，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 我国近年来迅速取得的一切伟大成就，证明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正确的，同时，进一步地证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党。我们的党不辜负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信任和希望。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反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企图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恢复资本主义。这种阶级斗争势必反映到党内。有些社、队、企业、单位的领导，受到腐蚀，或者被篡夺。我们的工作，在前进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实践证明，只要全党更深入地、更正确地继续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各项决定，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注意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那末，城乡存在的许多问题，并不难发现，也不难解决。 必须把两年多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坚持下去，进行到底，绝对不能松劲。 现在的问题，是要总结过去这一时期运动的经验，肯定成绩，克服工作中的缺点，以便取得更大的胜利。 二、运动的性质 1、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2、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3、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 前两种提法，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这两种提法，不说是什么社会里的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的内外矛盾交叉，也不说是什么历史时期、什么阶级内容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可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可能用；所谓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什么历史时期也可能用；这些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最后一种提法，概括了问题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同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从一九四九年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关于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的科学论断相符合的。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的阵地。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 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在下面的，有已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也有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在上面的，有在社、 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其中：有的本来就是阶级异己分子；有的是蜕化变质分子；有的是接受贿赂，狼狈为奸，违法乱纪。 有些人是不分敌我界限，丧失无产阶级立场，包庇自己的亲属、朋友、老同事中那些搞资本主义活动的人。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但是他们中间有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不清，用人不当，对工作检查不力。 三、统一提法 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简称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城市中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过去称为五反运动，以后通称四清运动，取消“五反”的名称。 四、搞好运动的标准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四年六月一次有各大区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过： 搞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标准是什么？1、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 2、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是解决了，还是没有解决。3、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 4、一个好的领导核心是建立起来了，还是没有建立起来。5、发现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发动群众，认真监督，就地改造。6、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那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认为这几条用以衡量我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否做得好的标准，是适当的。 现在我们也认为是适当的。 五、工作方法 1、在整个运动中，省、地、县级党委和工作队，必须逐步做到，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大多数（包括放了包袱的干部），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 2、运动一开始，就必须向干部和群众说明来意，把政策交给他们。明确宣布，不论在什么社队，不论在运动中或运动后，都不许用任何借口，去反社员群众。 3、工作队必须在运动和斗争过程中，发动贫下中农，组织阶级队伍，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 逐步形成领导核心，同他们一道工作。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不要只在少数人当中活动。 4、在运动中，自始至终要抓生产。同时，要注意抓当年分配（生活问题）。如果不抓生产和分配的问题，势必脱离群众，势必给我们的事业带来损害。 5、要从当地情况出发，实事求是。群众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工作中有什么偏向，就纠正什么偏向。 6、在运动中，要大胆放手发动群众，不要像小脚女人，不要束手束脚。同时，要深入细致， 不要大轰大嗡。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简单、粗暴的做法，严禁打人和其他形式的体罚，防止逼、供、信。 7、总之，在整个运动中，必须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总是极少数。有些人犯了错误，还可改正。对四清的对象，必须善于分化他们，区别对待，把最坏的人，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 六、集中力量，打歼灭战。领导运动，要有全局的观点和全局的部署。要经过初步的调查研究， 进行初步的排队。要适当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从那些问题最多、影响很大的重要地方着手，突破一点，推动全局。点的工作不只是指大队，要上下左右适当地结合起来搞。 要分批分期，波浪式发展，解决一批地方的问题，又解决另一批地方的问题。 各省、市要有调配力量的机动权，必要时可以调集一些干部，在运动中培养训练。 不是靠人海战术。不要在一个县、社、队，集中人数过多的工作队。这样，点可以多搞一些， 也利于走群众路线。重要的是，要尽可能地配备能够掌握党的政策和懂得走群众路线的骨干。 七、蹲点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同志的这一个教导，是我们在工作中必须遵守的。过去我们党采用的开调查会等行之有效的调查研究方法，应当继续采用。蹲点，解剖麻雀，是一种很重要的领导方法。领导干部必须有选择、有计划地继续蹲点，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在运动和斗争中， 取得比较系统的经验。蹲点，可以有不同的办法。要有一批人比较长期地蹲在一个大队，从头到尾， 把运动搞完。中央局、省、地、县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人，要实行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领导方法。除了选择一个地方蹲下来以外，他们还可以在自己蹲点的地方或其他地方，召集会议，对其他点的工作和全大区、全省、全专区、全县的面上的生产等项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和指导。他们还可以到其他的地方去巡视，或者组织小型巡视团，以便掌握动态，互通情报，交流经验。 八、抓面的工作 必须兼顾点和面。现在进行四清运动重点以外的面，占全国的绝大部分。这些地区的主要任务， 是生产建设，必须认真做好。中央局、省委和地委要抓全大区、全省、全专区的工作。面上，也要适当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提高干部的政治觉悟，启发自觉，洗手洗澡。应当向他们明确宣布， 问题不大的、或者问题虽多但交代好、退赔好的，只要做好工作，搞好生产，将功补过，就一律既往不咎。 有的县，如果有条件，经过省委批准，也可以进行一些四清试点工作。可参考一些地方整训干部、由点带面的有效办法。 九、干部问题 1、看待干部，要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对他们，要采取严肃、积极、热情的态度。 2、情况要逐步摸清。可能有以下四种：好的，比较好的，问题多的，性质严重的。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是多数。 3、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对于犯错误的人，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他又说过：“对于那些犯了错误但是还可以教育的、同那些不可救药的分子有区别的党员和干部，不论其出身如何，都应当加以教育，而不是抛弃他们。” 现在，我们仍然必须遵守毛泽东同志这些指示。 我们对于犯错误的干部应当采取的政策是：“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是 “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4、对那些犯轻微四不清错误的，或者问题虽多但交代好的，要尽可能早一点解放出来。对于那些错误性质一时分辨不清楚、又不适宜留在原工作岗位上的干部，可以调换工作，或者集训，进行审查。 5、经济退赔，不能马马虎虎，同时要合情合理。问题不严重，检讨又较好，经过群众同意， 退赔可以减、缓、免。 6、对于有些犯错误的干部，给以必要的、适当的处分。这是为了教育他们，改造他们。只要他们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党就会团结他们，群众就会团结他们。不称职的干部，有的可以调整， 有的可以改选。不够条件的党员，可以劝他们退党。这些都可以放在运动后期处理。 7、性质严重、领导权由阶级异己分子或蜕化变质分子把持的，要夺权。先斗争，后撤职。一般的，党籍问题放在后头解决。个别特别严重的，可以同时撤职，开除党籍，以至拘留。钻进来的反革命分子、地主、富农和其他坏分子，都要开除党籍。 在要夺权的地方，或者在民兵组织严重不纯的情况下，要采取妥当办法，把民兵的枪支、弹药收上来，发给贫下中农中可靠的人。 8、个别对群众有严重威胁的反、坏分子，必要时，有的可以暂时放在当地看管起来，有的送农场劳动，同时审理他们的案件。重大案件，例如，杀人放火或有其他严重罪行的现行犯，要逮捕法办。 9、有些坏干部是会有集团的，但不要把集团划得太多，划得太宽。十、建立贫农、下中农协会 贫农下中农协会，是贫农、下中农在共产党领导下自愿组成的革命的群众性的阶级组织。它监督、协助人民公社的各级干部进行工作。这种组织将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集体经济、发展集体生产方面，充分发挥作用。贫农下中农的人数和在生产中的劳动力，在农村总人口和总劳动力当中，占有百分之六十至七十，他们是大多数。贫协一经组织，富裕中农和其他一些愿意上进的人就会靠拢，就把这些对社会主义经常处于动摇状态的人们也团结起来了。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在基层组织瘫痪的地方，在新的领导核心没有建立起来以前，可以实行一切权力归贫农、下中农协会。 十一、时间 一个大队，半年左右。一个县，一年或更多一些时间。从一九六四年秋冬算起，三年左右，搞 好全国三分之一的地区。六、七年内，全国搞完。只要在政策上、工作方法上正确，运动的进展， 就可以争取快些。 十二、宣布对隐瞒土地的政策。 瞒地，经过群众讨论，自愿公开后，国家对这部分土地，五年左右，不加负担，不加征购。十三、财贸部门的工作要同四清运动配合。不准因为那里搞了四清，就增加负担和多收贷款。 财贸机关应当在投资、贷款等方面，适当支持进行四清地区的生产建设。十四、工作队的成员 不一定要十分“干净”。犯过错误的，也可以参加，一方面便于教育改造他们，另一方面，他们有些人可能熟悉内情，对工作有用处。 工作队要不断总结经验，定期整顿。十五、给出路 对地富反坏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要在群众监督下，劳动改造，帮助他们重新做人。犯了严重四不清错误的人，有的不当干部了，不当党员了，可以让他们当社员，好好劳动。十多年来，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富反坏分子，已经戴上帽子的，可否摘帽子？没有戴帽子的，可否不再给戴？ 都由群众审议决定。 十六、四清要落在建设上面 拿一个县来说，在四清中，四清后，要逐步把党的领导核心搞好，逐步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切工具掌握在可靠的人手中，逐步建设好一个社会主义的县，使生产、建设、科学、文化、教育、卫生、公安、民兵工作，各方面都有所前进。 全国所有社、队的生产建设，都要像大寨那样，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十七、生产队规模 生产队可以在四清过程中，经过贫下中农充分酝酿，充分讨论，由群众决定，进行适当调整或者改组，是否以三十户左右为有利？居住比较集中的，可以超过三十户。居住比较分散的，可以少于三十户。这些都不要由上面决定。 十八、基层干部任期 要按六十条规定，定期进行民主选举。连选连任，一般的，以四年为限。贪污的，犯严重错误的，不称职的，可以随时撤换。 十九、监督问题 干部要有上下监督，主要是群众监督。在四清运动中，要同群众研究出一套有效的监督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监督机构的权力，要大于同级的执行机构 二十、四大民主 所有社队，都要学习人民解放军，实行政治民主，生产民主，财务民主，军事民主。二十一、工作态度 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都要听。特别是对那些反对的话，要耐心听，要让人把自己的话说完。 二十二、思想方法 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无论什么事情，都必须加以分析。把什么事情都看成是绝对的，静止的，孤立的，不变的，是形而上学。罗列一大堆表面现象，拼凑一大堆枯燥无味的条文，使人得不到要领，是烦琐哲学。 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 二十三、上述各条，原则上也适用于城市的四清运动。 十三、触手伸向军方 （一）刘少奇向军方伸手 刘少奇和毛泽东相识合作于一九二二年，别于一九六六年，前后四十四年。在这四十四年中， 国内战争持续了二十七年，抗美援朝前后将近四年，一共三十一年。这三十一年的战争期间，刘少奇都是配角，作用是毛泽东在党内的总管。接下来经济建设，刘少奇才慢慢走向前台。走向前台之后的刘少奇从棋子变成棋手，成了毛泽东的对手，并且在行政系统内战胜了毛泽东，这是刘少奇的辉煌胜利。然而新中国由三条腿构成，仅仅一个行政系统是不够的，还有党，还有军。只有掌控了党和军，才是实际意义上的元首。这党政军三脚架中，党领导政府，党指挥军队，也就是说党处于最高地位，军队和政府相当于党的两只手，一文一武。没有文武两手的党内一把手是脆弱的，如张闻天。 在党内，毛泽东是一把手，但不太管事；刘少奇是二把手，主持党内日常事务。在党内是没有办法直接争夺的，因为党的功能要通过政府和军队表现出来。没有政府和军队的支持，党就成了一个空壳。比方说苏共，失去政府和军队之后就变成今天这模样。 刘少奇赢得了行政系统，相当于赢得了文官集团。要想成为实际意义上的一把手，必须赢得军方的支持。这个太难了，军队是毛泽东一手带出来的，要让军队转向，呵呵，难于上青天呵！但是军方并非铁板一块，虽然他们视毛泽东为神明，但是毛泽东在军内也不管事，实际事务由其它将帅来管。只要把这些将帅拉过来，就能在党内赢得更多话语权。 在刘少奇的革命生涯中，有两次绝佳的机会培养军方势力。 第一次是皖南事变之后，刘少奇重新整顿新四军。皖南事变之前的新四军主要听项英的，毛泽东都无可奈何。所谓重整新四军，意味着重新整合军事资源。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两个人才：文武双全的饶漱石和军事奇才粟裕。 刘少奇和饶漱石也是老相识了，他把权力给饶漱石，没想到看错了人。应该说刘少奇的眼睛很毒，饶漱石掌权之后把陈毅给闹得日子很不好过。然而饶漱石非但没有感恩戴德，后来还和高岗在一起，想取刘少奇而代之！刘少奇和粟裕之间的故事前面已经说很多，这儿就不说了。 第二个机会来自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国共两党面临两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一是迫于国际国内环境，开会讨论“天下大事”。因为不但是中国抗战胜利，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还是中华民族百年以来的首次扬眉吐气。在这样的大气候之下，立马开打影响非常不好。即使要打，也得先谈谈，看看能否通过“和谈”达到目的。真打起来，也得找到合适的借口，师出有名，正所谓 师出有名。如若不然，名不正言不顺，会失去民心的。天下人都不鸟你了，仗还怎么打嘛？因此才有了强势一方的蒋介石几次三番邀请弱势一方的毛泽东离开延安窑洞去重庆开会。毛泽东去了重庆，刘少奇代理一把手。 国共面临的第二个共同问题就是抢占东北。 九一八之后，东北完全落入日本人之手已经十几个年头了。事实上，在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已经往东北渗透，历时半世纪有余。国共双方力量均微弱，苏联红军消灭关东军之后，东北就成了一片真空。 四五年之后的东北，如同一个成熟的桃子，鲜艳欲滴啊，引得两党口水直流，大家都想去摘。 如果国民党摘到，就有机会把共产党压缩在长江以北、黄河以西那片贫瘠的土地上。如果共产党摘到，相当于有了一块可以真正安身立命的根据地来站稳脚跟，并且有机会复制历史上由北向南统一中国的故事。此时毛泽东、周恩来在重庆谈判，延安的事由刘少奇说了算。 此时国共双方明争暗斗，一边谈一边打，刘少奇迎来一个真正发挥智慧的机会。刘少奇不负众望，整出了解放前最为重要的一个战略决议：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翻译过来就是，南方暂时扔给国民党，共产党集中全力向北发展，主要抢占东北。 东北的优势就不说了，什么接壤朝鲜啊，背靠苏联啊，这些还比较遥远。在这些大背景之前， 首先是眼前利益。真正的利益有两个，一个是日本留下的工业基础和武器；另一个就是东北在苏联人手上。只要苏联人愿意，东北完全可以归共产党。虽然苏联名义上不支持共产党，但暗中给了不少好处。这才有了超豪华阵容去东北。 如此重大战略决策，派哪个当一把手呢？是彭真。彭真和刘少奇的关系就不用解释了吧？然而彭真只能抓政治。在战争岁月，政治是没办法填饱肚子的。要吃饱饭，肯定得靠战争。现在大家只记得林彪在东北呼风唤雨。如果按照刘少奇的意思，东北主军的肯定不是林彪，而是另一个人，徐向前。 十大元帅中，徐向前最善于谋身。 （二）善谋的徐向前 徐向前，生于一九零一年，卒于一九九零年，十大元帅中唯一的北方人。身份：生于农家，长于贫寒。 性格：中庸。 兴趣爱好：喜欢戏曲，晋剧、粤剧、河北梆子都爱听；懂得玩乐器，弹扬琴、拉二胡都不错； 针线活也不错，衣服破了自己缝补，还能给自己织毛衣，自己织了件毛背心，一穿就是三十年（质量过硬啊），最后成了徐家压箱底的宝物，现在这件毛背心还在博物馆；善于各种手工艺制作，喜爱读书写字等。另外还喜欢养动物，比方说在长征的时候，年轻的徐向前骑马挎枪走在前，马背上还有一只猴子，这只猴子在长征中陪他走了很久。 给人印象：土气。徐向前话不多，一生说山西话（蒋介石对此深有体会），生活简朴，不讲究吃穿，爱吃山西饭，有“布衣元帅”之称。 主要经历：十八岁那年考上一个师范速成班，现在就是拿钱就能上的那种，而且毕业后很难找工作；当时还比较稀缺，所以毕业后当了小学老师。然而徐老师很不称职，因为思想政治不过关被辞退了。徐向前是个少言寡语之人，天知道他对大龄儿童说了啥，大概也就是社会很不公平，咱们日子很难过之类的话，然后就下岗了！ 在动荡年代，失业未必不是好事。几个月以后，下岗职工徐向前再就业，这一次比较走运，找到一份高光、高风险、收入低但有前途的职业：摇身一变成了孙中山先生的侍卫！神奇的时代啊！ 新中国建立之后，徐向前和宋庆龄女士提到这事，宋女士惊讶莫名，说我怎么就记不得了呢。能记得才怪呢，当年大名鼎鼎的孙夫人当然记不住一个不爱说话的小卫士。 孙中山先生深感自己力量单薄，于是要搞自己的军队，创办了黄埔军校，徐向前同志又从侍卫变成学生。 徐向前毕业于黄埔军校一期，和同期被尊为黄埔三杰之一、深得蒋校长器重的陈赓大将相比， 徐向前同学就低调多了。 校长蒋介石先生善于以相取人，具体说呢，就是看这个人的长相是否耐看，口齿是否伶俐，是不是老乡关系，文章写得怎么样。 有一天晚上蒋校长查哨，看见一个房间里有灯光，以为学生兵不按作息时间作息，非常生气， 立即开门准备训斥。正要发火之际，却发现一个人正借弱光看书。蒋介石起先以为是小说，拿起来一看，原来是《三民主义》一书，立即转怒为喜，心想孺子可教，便记住了这个人，此人名曰陈诚。 又有一天早晨，蒋校长在操场跑步，发现有一个同学比他更早，心想这小子不错、够勤奋，便去搭话，不搭话则以，一搭不得了，老乡啊！那人便是胡宗南。当年汤恩伯同学写了篇文章送给蒋校长，从此脱颖而出。如此这般，自以为赢得无数才俊。 尽管如此，蒋先生比如今的大学校长还是强多了。今天的大学校长在哪里？飞机上？宾馆？会场？还是在“制造”论文？反正不会早晨到操场跑步，也不会晚上去学生寝室就是了。 徐向前是另外一种情况，既没有高大威猛的身材，也没有出众的相貌，也没给校长写过文章。在校长面前不愿多说一句话，而且带着生硬的山西口音，让浙江人蒋介石听了就别捏，而且是小学教师出身，以为此人乃“平平之辈”。加上后来林彪的遭遇，可见蒋校长以相取人的技术不怎么行。 英雄不惧出身低，打仗靠的是脑子。后来低调的徐向前和林彪远胜当年的尖子生。时光快进若干年，一九三一年的时候，蒋校长精心挑选的尖子们还在摸爬滚打的时候，蒋介石派兵去围剿中共第二大根据地，结果老实巴交的徐向前同学一次又一次给了那些人才们大大的惊喜，惊得他们合不拢嘴。 红军时代的徐向前威望达到顶点。井冈山上，毛泽东的军事地位时不时受到挑战；同时期的鄂豫皖根据地，徐向前的军事地位却从未受到过挑战，因为军事就靠他。以至于抗战初期，很多人还将其与朱毛并列。等到蒋介石发现自己的错误，采取了补救措施，即高价购买徐向前的人头（和朱毛一个价），左等右等，等了几十年，从大陆等到台湾也没等到有人提着徐向前的人头来推销。 军事成绩很大的徐向前好像对政治没啥兴趣。张国焘得势，徐向前不表态反对毛泽东。毛泽东得势，徐向前同样态度暧昧不明。以至于张国焘不信任徐向前，用陈浩昌压制，还把徐向前的老婆给整死了。到了毛泽东的手下，徐向前同样不被信任，从来没有独当一面的经历。不管张国焘也好， 毛泽东也罢，不信任归不信任，都从徐向前那里得到超额回报。没有徐向前的军事才华，就没有张国焘后来的嚣张。 刘邓跃进大别山之后，徐向前于临汾晋中，干净利索地搞定阎锡山。 当然，徐向前并不完美，军事生涯中有污点，比方说西征。西征是注定失败的，名曰战略上打通苏联通道，实际不可能。从陕北黄土高坡出发，基本上是地广人稀。征兵没有兵员，征粮也不好征。过了兰州之后，就是几千里的戈壁滩，别说行军打仗，就是现在坐火车都够难受的。何况西北土匪之强悍，并不次于徐向前带的那两万人。在没有策应甚至后勤补给的情况下，怎么打？说不好听，还不如冷兵器时代的骑兵管用。徐向前的军事才华在西征时起到相反作用。如果徐向前指挥能力差点，而不是一路打胜仗打到人困马乏、全军覆没，一开始就失败的话，还是可以撤回来的。 不被重用的徐向前从不抱怨，也不声张。张国焘杀了他手下也不打招呼，杀了他老婆也不打招呼，这些徐向前都忍了。然而历史开了一个玩笑，等到张国焘跑到戴笠那边吃剩饭，等到陈浩昌惨淡结局，徐向前依然不倒。 在毛泽东时代，各种雷厉风行的运动中，病榻之上的徐向前竟然一一避过。就算卷入文革，就算被抄家，比起大红人彭德怀、贺龙、林彪，已经非常幸运了。熬到邓小平时代，成了国防部长。 时也？命也？都不是，善谋身也！谋身者当如徐向前。 需要奋起时奋起，功成之后自身退。 徐向前用自己的经历告诉世人，在民主法治尚未健全的时代，与其去争，不如早退。但徐向前的退让，和古代的隐士不同。徐虽不争功，但党和国家需要的时候从未退缩过，这就是真英雄的价值。 徐向前不争，不代表没人晓得其价值。毛泽东就启用过他，用了一半赶紧收回来。真正想启用徐向前的是刘少奇。 刘少奇在延安整风之时进入权力核心，然而环顾四周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毛泽东就不说了， 通过整风，已经成了彻底的老大，党政军一人说了算。朱德总司令，地位稳如泰山。周恩来的地位就算不稳定，军方背景也很深。其他人，诸如彭德怀、贺龙等人，虽然党内地位不高，但都是军头， 一个个神气不得了。就他刘少奇一个，几乎没有任何军方背景。 怎么办？等呗。等到四五年抢占东北，安排彭真成为东北一把手，但是必须有人去打仗。刘少奇打算让徐向前复出，去东北管打仗的事。按照山头划分，徐向前应该是张国焘的人。张国焘自愿跟蒋介石混了，徐向前也就闲了。 如果这事真的成了，东北组合就变成彭真搞党和政，徐向前主军，和当年鄂豫皖根据地的陈浩昌和徐向前这样的配置一样。以徐向前的个性，绝对不会和彭真争老大。那时东北变成什么样还真不好说。以徐向前的军事才华，不见得差。要知道后来红军改编，中级军官（许世友等人）多出身于红四方面军，都是徐向前带出来的兵。即使文革时代，江青还说，要论山头，徐帅的山头最大。 这里再次假设一下，如果是徐向前和彭真把四野搞起来，那么刘少奇的资本一下子就变大了。 那样的话，后来毛刘之争，刘少奇不见得会输。刘少奇输，并不是输在党内，更不是输在政治上， 而是输在军方，说白了就是输在林彪身上。之所以输在林彪身上，皆因林彪去了东北，带领四野从北方杀向南方，在军内建立了极高的威望。 林彪在东北成功的秘诀是啥？除了指挥有方，就是土地政策搞得成功，这些方面徐向前搞得都不差，早在红四方面军时代就证明了嘛！ 如果刘少奇起用徐向前，徐向前带着四野从东北杀出，然后抗美援朝，徐向前就成了最合适的那个人，他会像林彪一样以不赞同出兵的方式辞帅么？如果不会，那么十大元帅排行榜上，徐向前坐二望一。在后来的毛刘之争中，即使徐向前不支持刘少奇也不会像林彪那样控制着军方跟毛泽东走。即使毛泽东把徐向前拿下，批臭（参照彭德怀），那么林彪也没有那么高的威望控制军方。事情极有可能变成另外一个样子。 如果事情是这样，后来就没有高岗啥事，所谓的高饶联盟也就不存在。彭真的地位将空前提高， 将远远高于邓小平和陈云。如果经过历次运动之后，彭真还能保存下来，那么毛泽东死后……呵呵， 有点远了。 可惜刘少奇的这一招意图比较明显的妙棋没有走成功。两个原因，一是徐向前身体不怎么样（但不见得比林彪差），最主要的是毛泽东不同意。那么好的一个位置当然要留给自己人——林彪。这是毛一生最具决定性的策略之一。林彪去了东北之后，不但垄断了军事指挥权，还把彭真给排挤了。 彭真、陈云等人在东北做的政治经济工作后来（彭真成了反党人物，陈云成了右派）统统变成了林彪的功劳。 （三）彭德怀复起的背后 一九六五年发生了一件怪事，庐山之后赋闲六年的彭德怀复出了，到西南三线去搞建设。九月二十三日清晨，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在颐年堂前等待着彭德怀的到来。 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主要就干一件事——为自己洗脱冤情。洗了好几年，不但没有洗白，反而越洗越不清。大饥荒之后，辛辛苦苦写了“八万言”，非但没有平反，处境反而更糟了。身为中央政治局成员，原本中央开会还通知一下，彭德怀请假说不去了，后来也不通知了；原本中央发给政治局成员的材料还有一份，后来也没有了；原本在吴家花园还可以随处走动走动，现在所到之处皆有卫兵跟随。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彭德怀也没有睡大觉，他自己种菜、种瓜，所得果实赠给邻居或监视他的士兵。后来环境恶化，士兵再也不敢要他的任何东西。彭德怀本是农民，戎马一生，老来得到种地的机会。地是自己开垦的，肥料是自己从水塘里捞出来的污泥。技术么，请教附近的农民或者对着书本钻研。并自嘲曰，平生戎马无暇日，老来偷闲学种桃。 按道理说这样也挺好，戎马一生之后，功成名就，安逸放松一下也好，符合传统思想。对大多数人可以，彭德怀不行，因为他并非名士，也不是所谓高人，他只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打仗时实实在在，干活时也实实在在。越是实实在在地种地，越觉得问题严重。想一想嘛，彭德怀去种地时已经六十多岁了。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可以通过自己下水塘捞肥料、自己种地养活自己，为啥全国发生那么大的饥荒？他想不明白，搞不懂。如果是别人，那就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但他是彭德怀。所以即使是六一年，即使身陷囹圄看不见翻身的希望，他依然又跑回湖南老家调查。这一趟再次惹出麻烦。啥麻烦呢？就是回老家后载了几棵树。 八届十中全会之后，中央竟然对他立案侦查了。专案组专门跑到湖南一趟，调查彭德怀回湖南的言行。之前已经搞过一次，没事。这一次不同，结论曰：栽树，收买人心！——神奇啊！如果说彭德怀贪污受贿或者个人品德不行，调戏了良家妇女（当然是不可能的），也就是损点私德，没啥。 偏偏是收买人心，结合头上“里通外国”的帽子，这已经不是往彭德怀脑袋上扣屎盆子，是往死路上逼啊！ 不过从这样的办事方式上也可以窥视为啥会搞出来大饥荒了。通过这种调查方式，可以把一个地区小麦亩产两千斤（假的）调查为真实的。 然后去农村种地的机会也没有了，成为一个囚徒。侄媳妇龙国英来看望他，建议：还是告老还乡吧。彭德怀不同意，因为他头上的那些帽子没去掉。闲来无事时倍感落寞，他在历史中找到一个知音——明朝的于谦，并深深地爱上于谦那首《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确实，包括毛泽东在内很多人曾经把彭德怀比喻成猛张飞，其实彭德怀更像于谦。 其实彭德怀的真正心思并不在农业上。虽然他可以干农民的活，但他的主要身份还是统帅。戎马一生，说转行就转行？哪有那么容易啊！正如他自己说的，每天夜里都会梦见战场。那枪声、那炮声、战士们那雄健的身躯才真正动人心魄啊！可惜一觉醒来仍然是个囚徒，如同关在笼子里的狮子。此情此景又让人想起一一九二年十一月四号那个晚上，年近七旬的老翁陆游的心境：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陆放翁一辈子对局势无能为力，没去过几次战场，立功更是可以忽略，但他是诗人。他这首诗看起来更像为千年之后的彭德怀写的。兵戈铁马啊，难道只能在梦中了么？还有机会么？机会是没有了，但一个似是而非的机会来了。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号，毛泽东和彭德怀再次相见了 这天是个好日子，中南海秋高气爽，非常宜人。一别六年，两双强有力的大手再次相握，往事不堪回首啊！井冈山相识以来，是是非非发生那么多，从来没有分别这么久。不论谁对谁错，恩怨未了，是非仍在，终究是老相识啊。 其实这次会见之前，彭真等人已经和彭德怀“通气”，说那个老彭啊，现在局势有点紧张，打算让你去西南干点事。彭德怀当时拒绝了，理由是自己一块“臭石头”，如何干活？彭真拿出杀手锏，有可能带兵哦。带兵，对一个老将来说是多么大的诱惑啊！其实彭德怀已经心动了，但还需要一个台阶。九月二十三号，台阶来了。彭德怀接到一个电话，听到毛泽东（老乡）那浓浓的湖南乡音，已经好久没有听到过彼此的乡音了。 毛泽东：“德怀，你有时间吗？”彭德怀：“时间总是有的嘛！” 毛泽东：“你马上来一下，我等你。” 彭德怀：“你工作太累了，还是另找时间吧！” 共事多年，彼此对对方太了解了，彭德怀知道这位老乡是个夜猫子，别人的清晨恰好是毛泽东的“午夜”，他不愿意在“午夜”打扰这位老乡的休息。 毛泽东爽朗地笑了：“我说呀，你这个人还是那个犟脾气，叫你来你就来吧。” 和所有认识很久的人一样，纵然诸多不快也不能失去了面子。首先致以问候，啰嗦一点开场白， 身体怎么样啊，多了白头发呀。当然咯，烟和茶是少不了的。毛泽东听后很高兴，然后独自点燃一支香烟。彭德怀也从衣兜里掏出一包香烟，抽出一支点上。 毛泽东一见，感到十分奇怪，就问道：“德怀，我记得你不是早就戒烟了吗？” 彭德怀猛吸了一口，慢慢地将烟雾吐出：“可是，自从庐山会议之后，我却又抽上了，而且越抽越凶。” 庐山总是一个绕不开的心结，不堪回首啊！两位湖南老人时隔多年在北京相见，如果不是在政治上闹别扭，应该好好坐下来唠嗑唠嗑。然而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唠嗑你家媳妇是否孝顺、我家孙子是不是调皮之类的话。两个影响了历史的人物，一个已经从赫赫有名的统帅，从民族英雄变成反党集团头目，另一个还是伟大领袖，个中滋味局恐怕外人难以品味吧。 略有尴尬的氛围中，两个倔强的老人面对面吞云吐雾良久，毛泽东发话了：“德怀呀，你还是政治局委员嘛，我们可以好好谈一谈，哪怕拍桌子骂娘都可以。你这人呀，就是脾气犟，平时也不来找我，电话也不挂一个，总喜欢写信，而且一写就是上万言，你花了力气，我却不一定全看得明白，你不满意，我也不满意，这是何苦呢？” 彭德怀说：“主席，我彭德怀现在是一个农民了，每天种地、看书，但心中憋得慌，就把那些话都写下来了，那也是光明正大地向党反映问题吧！” 这一刻两个人都动了感情。按照孔子的话，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随心所欲而不越矩。此时毛泽东七十三岁，彭德怀六十五岁，人生经历无数，该看透的早已看透，何苦呢？ 怎么会弄到这个程度呢？两个人都不满意啊。啥事还能让两个历尽世事沉浮的老人不得放手呢？毛泽东费尽心血搞建设，结果国家出了大饥荒。彭德怀戎马一生，身经百战而不死，最后落得一身臭名。能放下么？换成谁能放下？ 毛泽东沉思片刻说：“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可不能庐山一分手到底哟！你也不要发牢骚，也许真理在你那一边，也许对你的批评过了头，或者说是错了，那就让历史来做结论吧，相信历史是 最公正的。你我从湘潭出来干革命后，风雨中共事几十年，我不会忘了你，日久见人心嘛！这次派你到西南去抓三线建设，我也是真心诚意地支持你。西南是主要的战略后方，你去把它建设好了， 我就放心了，万一将来发生战争，你还可以带兵打仗嘛！” 毛泽东开出的条件已经相当诱人。能让毛泽东说出“真理或许在你那一边”已经很不容易，而且还许下继续带兵的承诺。 彭德怀还是不愿买账：“我不去，背一身臭名我去干什么！”敢这么跟毛泽东说话的人估计也只有彭德怀了。 毛泽东知道这才是真正的彭德怀，笑着说：“臭了也可以香起来嘛！” 然后又扯到历史问题。彭德怀说：“主席，我在庐山会议上是向你做过三条保证的，我得遵守我自己的保证。” 毛泽东想了一会儿，然后说道：“哪三条？我记得好像只有两条？” 彭德怀认真地说：“一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反革命，二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自杀，三是今后工作不好做了，那就回乡务农，自食其力。” 毛泽东听后点点头说：“我就记住了后面两条。不过这没有关系，让你出来工作是中央的决定，你搞军事工作多年，大西南的建设又与军事密切相关，你去是比较合适的。” 彭德怀固执地说：“我还是回乡当农民好，去西南不合适，我这样去怎么接触群众？群众又怎么敢接触我？” 这样一番说辞，相当于从感情上安慰彭德怀。为了说服彭德怀，毛泽东使出了杀手锏。 带兵啊、真理啊、都是馅饼，心理按摩，属于晓之以情，大局——才是毛泽东的杀手锏。他知道，一提到大局，彭德怀肯定忍不住。毛泽东简要地分析了一下局势，说苏联可能怎么怎么样，美国可能怎么样，越战可能怎么样，和印度的摩擦可能怎么样。总之一句话，中国现在很危险，需要你老彭。 毛泽东是把彭德怀摸透了，一提到国家，彭德怀肯定会服从安排。所谓抗美援朝，所谓庐山上书，还不是为了辛辛苦苦奋斗一辈子的国家么？这叫晓之以理。 在双管齐下这招之下，彭德怀再也挺不住了，那沉寂的热血再一次沸腾。他掐灭手中的烟头， 抬起那刚毅的头颅说：“主席，我听你的。”多么熟悉的一幕啊，当年井冈山如是，长征如是，保卫延安也如是。 毛泽东看着彭德怀，问道：“想通了？” 彭德怀说：“想通了，我去大西南！” 世人都知道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的重要性，能运用者却很少。能运用到毛泽东这种出神入化的境地的，古往今来也不多。 这是一篇典型的“说”，整理一下，不比史上那些神乎其神的“说”差，完全可以取名为《毛泽东说服彭德怀去三线》。 在此次会谈中，毛泽东再次回顾了两人的历史和现状，和庐山上那种杀气腾腾的回顾不同，这次是和风细雨、润物无声的那种。中间又穿插了现实局势很严重，咱们处于美、苏、蒋的包围之中， 组织需要你老彭等等一通大道理。谈话一直进行到中午，结果也很满意，毛泽东成功说服彭德怀去西南搞建设，一直苦闷的彭德怀也实现了再就业。 一切解决看似美好的，其实暗流涌动。 随后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相继来到颐年堂，同搬出中南海多年的彭德怀握手问候。虽然在政治局经常拼杀得你死我活，但大家都在一个圈子里，几十年了，知根知底，时隔数年再次重逢，朋友还是要讲的。 毛泽东对众人说：“刚才我与德怀谈了很长时间，交换了思想，说得很投机，他也愿意改变原来的想法，去西南工作。现在请你们几位来，就想召集西南的同志们开个会，由少奇、小平同志把情况讲一下，讲清楚，让德怀去后好工作。如果有人还有意见，这没有关系，那就叫他来找我。” 彭真对彭德怀说：“主席是关心你的，我早就说了，你迟早会想通。” 刘少奇握住彭德怀的手说：“老彭，你看主席没有忘记你呀！重新振作起来，去大西南干出成绩来，我们也为你高兴。关于有的个别同志的看法，主席已经讲了，我们要打招呼，我一定照主席的要求，把西南的会议开好，让他们西南的同志都支持你的工作。” 邓小平走到彭德怀面前说：“老彭，主席支持你去三线，就是相信你。一定要扔掉包袱，轻装上阵，重振昔日彭大将军的雄风。你去三线，肯定会干出名堂来的！” 然后又是一番热情客套闲聊，当然中午咯，午饭还是要吃的。 毛泽东高兴地说：“德怀马上就要出征了，我今天请大家来，为德怀送行。” 毛泽东给彭德怀的酒杯里斟满了酒，两人相对而饮。毛泽东很少喝酒，再一次为彭德怀端起酒杯。上一次两人如此对饮，还是朝鲜战争之前，毛、彭再次携手，顶着巨大压力出兵朝鲜。十年过去了，很多事都变了。 直到下午三点钟左右，这场特殊的会见才告结束。 彭德怀与毛泽东肩并肩走出丰泽园。 彭德怀与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握手别过。 如果故事到此结束，那将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什么领袖宽宏大量，彭大将军是好样的等等， 然而事实却异常惨烈。 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彭德怀去了西南之后，并没得到施展拳脚的机会，而且在行动上常常受限制。彭德怀刚走，姚文元就写了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影射彭。接着西南三线建委干部开始在局级以上干部会议上，对彭德怀进行了批判，曰“老右倾分子，一贯反对毛主席、 反党，到了西南后仍死不悔改”。然后彭被红卫兵押回北京，批斗了好几年。 此时和彭德怀握手话别的那几个人——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正是摔向低谷的前夜。几个月之后，彭真成为反革命集团中的一员，负责处理彭真案子的正是刘少奇。案子还没有处理完，刘少奇、邓小平轰然倒下。负责刘少奇专案组的，是周恩来。周恩来此时因为事忙，没来得及送彭德怀。 为啥？如果要批彭德怀，直接拉出去批斗就是了，何必搞得如此复杂？何必安排工作？而且高调地安排工作，还让刘、邓全程陪同。难道说三公费用太多了需要消费一部分么？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解释是，当年毛泽东派彭德怀去三线，实际上是一种流放。因为当时中苏关系恶劣，战争一触即发，担心彭德怀留在北京搞风浪。 对于此话，应该理解为三七开，三分靠谱，七分不靠谱。彭德怀是什么人，毛泽东还不知道么？ 什么里通外国、反党夺权，都是大帽子、政治手段而已。如果彭德怀真的里通外国，毛泽东早把他给处理了。既然没有里通外国、反党夺权，那么战争越近越需要彭德怀，就应该留下来，因为一旦有战事，还要彭德怀出马。三线是战略大后方，如果需要人搞后勤工作，派贺龙去更为合适。因为在解放战争中，贺龙在后勤这一块干得相当出色。 比较靠谱的解释是，这是一场戏，一场演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这些人看的一场戏。 所谓文革，说白了也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一个群体和以刘少奇为首的一个群体的摊牌。刘少奇的优势在行政系统，毛泽东的优势在军方。毛泽东想要通过打倒刘少奇来重新整合行政系统；刘少奇则希望渗透军方而赢得胜利。此时国家主席刘少奇正在和军方的贺龙、罗瑞卿搞关系，但刘少奇并无多少胜算。因为说到底，贺龙和罗瑞卿还是忠于毛泽东的。刘少奇想到彭德怀，彭德怀虽然被打倒多年，但影响力还在。 ——也就是说刘少奇在策划彭德怀复出。 当时的刘少奇是国家出席，控制行政系统，通过正常程序恢复彭德怀工作完全有可能。如果之前这么干还没有必要，现在已经很有必要了。 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分析一下还是可以的。 话说刘少奇和彭德怀是老对头了。想当年刘少奇和彭德怀都是毛泽东的左膀右臂，刘少奇在党内，彭德怀在军内，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彭德怀赶走了粟裕，把刘少奇在军内仅有的一点根系拔掉。同样在党内，彭德怀的地位从未高过。两人互看对方不顺眼很久了。彭德怀在庐山落马，刘少奇确实高兴一阵子，几年之后还表态彭德怀不能平反。 按照政治斗争的原则，只要刘少奇还身居高位，就不可能让彭德怀再起。然而在文革之前，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已经摊开。毛泽东已经布置倒刘，刘少奇不可能不知道。就算在行政系统内有优势，但军方终究是空白。如果彭德怀从自己手中复起，将对毛泽东是一个牵制。毕竟在庐山上， 真正拿下彭德怀的还是毛泽东，彭德怀从来就是敢于顶撞毛泽东的人之一。 如果彭德怀真的复出，对毛泽东确实是一个牵制。因为彭德怀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做事基本都是对事不对人。像那种表态站队紧跟某人的事，彭德怀干不来。彭德怀对大跃进不感冒，对文革也很难感冒。这种人从来都是百姓心中的楷模、领导眼中的钉子户。如果刘少奇顺利成为一把手， 估计也不会策划彭德怀复起。 即使彭德怀在刘少奇手中复起，也不会追随刘少奇。刘少奇也不指望彭德怀为了自己和毛泽东拼命。但是彭德怀的威望绝不比林彪差，彭德怀回到军内，林彪就没办法紧紧控制全军。彭德怀不会像林彪一样毫无保留地紧跟毛泽东，这就够了。没有军方铁板一块的支持，毛泽东不太可能毫无顾忌地发动文革，这样就增加了刘少奇的胜算。 那么会不会毛泽东真心启用彭德怀呢？就算毛泽东想要启用彭德怀，一定不是在一九六五年。 当毛泽东决定发动文革时，不太可能在这个时候把彭德怀放出来碍事，但是更不能让彭德怀从刘少奇手上复起，那样的话就更碍事了。所以才让彭德怀复出去三线上班，以给工作的名义把彭德怀支走，实际原因只有一个——断了刘少奇的念想。 就在毛泽东给彭德怀工作的时候，另一方面正默许林彪倒掉罗瑞卿。此时的总参谋长罗瑞卿只是和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关系密切一点而已。实际上，罗瑞卿虽然和刘少奇关系不错，和彭真走得很近，但依然忠于毛泽东。可见毛泽东要保证文革顺利发动，必须把军方牢牢抓住，一点潜在危险都不能容忍。 给彭德怀送行的刘少奇心里肯定不是滋味，因为又一个妙招失败了。也许算不上妙招，但是已经没有办法。彭德怀被毛泽东支走，意味着刘少奇渗透军方系统的希望破灭。只可惜了彭德怀，这个铁骨铮铮的汉子只是一心想干点实事而已，却沦为政治家的玩物。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为啥去四川？比如说朱德，后来就被疏散去广东。要支走彭德怀，四川 并不比其他地方更具优势。三线建设固然重要，和彭德怀没啥关系。彭德怀的特点是统军和种田。 三线建设，还是留给专家吧。彭德怀之所以去三线，主要是因为一个人，李井泉。 当时李井泉是整个西南的老大，也是三线老大。除此之外，李井泉还是大饥荒中的明星。这颗明星在庐山会议期间对彭德怀积极批判。在毛泽东眼中，彭德怀是李井泉的敌人。在李井泉的一亩三分地中，彭德怀应该不会惹出太大麻烦。与此同时，李井泉还是邓小平的老乡兼曾经的部下。七千人大会上，是老乡邓小平保李井泉过关。在刘少奇、邓小平看来，这位在大饥荒时代的老乡会好好照顾彭德怀，至少能保证不再出事，那么看看接下来的局势怎么走。 彭德怀在三线基本上也就是这样，没麻烦，很平静。有吃、有住、有床睡觉，却没啥活干。他可以活动活动，但不能随便活动。李井泉基本上小心翼翼地控制着彭德怀。因为李井泉固然牛叉， 但是面对毛泽东和刘少奇，他都得罪不起。即使是虎落平阳的彭德怀，说不定哪天又复起了呢？所以李井泉也不敢过分。 如果刘少奇和邓小平能挺过文革初期那段时间，说不定还会策划彭德怀复出。在朱德逐渐淡去的情况下，只有彭德怀能抗衡林彪。如果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文化大革命能够很快修成正果，彭德怀的结局也不至于如此凄凉。可惜的是局势超出了所有人的意料，刘少奇和邓小平没挺住，文革成了一个遥无尽期的死胡同。 因为这条死胡同，毛泽东和彭德怀再也没有见面。这一次分别的时间是九年，直到一九七四年， 七十六岁的彭德怀备受折磨而死。三十年的交情终于走到尽头。两年之后，毛泽东病故。两人共同打天下，打完天下之后却因为理念不同而分手。最终的最终，毛泽东的梦想没有实现，彭德怀的梦想也没实现。因为他们都希望国家富强，都没有看见。 联系这一切就可以发现，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中午那顿午餐背后隐藏多少暗流。 培养粟裕，策划徐向前复出，谋划彭德怀复起，以及与贺龙、罗瑞卿搞关系，都是刘少奇试图渗透军队的措施，无一例外都失败告终，一切过后，剩下的就是一代政治家刘少奇从精神和肉体的毁灭。 接下来说说罗瑞卿和贺龙。这两个人的故事应该放在文革里面的，昨晚想了一下，认为他们两人也属于刘少奇渗透军方的手段，还是顺着一下子说了吧，免得后面显得散乱。反正接下来就是文革，也不算跑题太远。 （四）罗瑞卿的选择 （1）罗长子的奋斗史 罗瑞卿，四川人，生于一九零六年，卒于一九七八年。军衔：大将。 绰号：罗长子。按身高算，开国将帅中估计没人比得上罗瑞卿。罗瑞卿身高多高呢？保守估计有一米八。这个个头在现在稀松平常，当时可就不得了。大家都知道邓小平同志矮，很少人知道邓小平的身高矮在当时并不十分明显。要知道林彪、粟裕等人的身高也就一米六几，周恩来略高一点。 毛泽东一米七几的个头已经高大威猛了。毛泽东说，天塌下来有罗长子顶着。估计罗瑞卿应该在一米八以上。传说，他在一次战斗中负伤，大家以为罗瑞卿完蛋了，去做棺材，结果发现按照当时棺材的尺寸，罗瑞卿的腿太长，放不下。 生平：罗瑞卿生于农村，母亲温柔善良，父亲游手好闲。和同时期的其他将帅相比，罗瑞卿的生活还算可以的，一直有饭吃，一直有书念。这些要得益于外公鲜锦堂。鲜家的家境还可以，资助罗瑞卿念书，从私塾念起，一直往上念。女婿不争气就算了，鲜锦堂打算好好培养外孙成才。没想到罗瑞卿同学学习之余，接触了危险人物，从事了危险事业。 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无论贫富，基本上只有两条路，要么老实巴交地生活，被人欺负、被人敲诈；要么就是狠一点，想要好好生活基本上不现实。鲜锦堂不管，就是要罗瑞卿同学好好念书，光耀门楣。罗瑞卿同学的心却全不在念书上。五四运动开始，罗瑞卿同学就跑去搞演讲了，那时也就十四五岁而已，放到现在他还在钟情奥特曼的阶段呢。 此后，罗瑞卿同学不仅学习不安分，还常常跑到工人兄弟中制造不安定，成了社会上的不和谐因素，到最后还跟共产党员纠缠在一起。当时还是文斗时代，共产党还是合法党组织，但是共产党那些激进纲领和鲜锦堂的人生观是天然排斥的。直到有一天，罗瑞卿同学从同情工人、声援工人过渡到加入工人反对资本家斗争的行列，鲜锦堂老先生终于意识到，这个外孙比女婿更不靠谱、更危险，遂果断把罗瑞卿骂个狗血淋头，之后除了狗血还是狗血，反正钱是没有了。 没了经济来源的罗瑞卿同学几经周折，终于在共产党的推荐下进入武汉黄埔学军事，开始了传奇的一生。这传奇一生的精华就是三游鬼门关。这三次游览，诠释了三个时代。来看看罗将军版的“三枪拍案惊奇”。 一九二八年，罗瑞卿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此一年之前，也就是二七年，中共开始从文斗过渡到武斗，通过三次武装暴动拉开大旗，但三次暴动均失败了。此时年轻的罗瑞卿是武汉黄埔一员，属 于跟着蒋介石也可能很有前途的那种。也许是武汉黄浦太偏远了，也许是前几期黄浦出现的人才太多了，罗瑞卿没有得到这个机会。罗瑞卿同学也可能根本不想要那样的机会，一听到南昌起义，满腹雄心的罗瑞卿决定离开武汉去南昌。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冲动的决定，离开黄埔相当于和国民党切割。此时的罗瑞卿还不是共产党员，跟共产党上层也没有关系，不见得被信任，搞不好被当成特务给处理了。 冲动，注定要付出代价的。 罗瑞卿刚到九江，就面临张发奎同志的棒子，回到武汉，迎接他的是屠刀。怎么办呢？罗瑞卿的人生再一次迷茫。屋漏偏逢连夜雨，在这性命攸关的时候，高大威猛的罗瑞卿突然得了伤寒，住进一家教会医院，一个月之后钱用完了。 医院不是慈善机构，即使是教会医院也一样。没有钱，要你命。当然医院的指导思想是救死扶伤加人道主义，不会直接要你命，只是不给你看病，让病要你命。没有钱的罗瑞卿先生被医院雇的黄包车悄悄地（注意这个词）推到一个灰暗的小房子里。奄奄一息的罗瑞卿清醒过来，竟然不知道身在何方，以为到了鬼门关。此时的罗瑞卿应该更怨恨那荒诞、凄凉、唯利是图的现实世界了。 然而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命，一位熊师傅发现了他，每天吃饭时给他送去一点粥。这位熊师傅可不是专家医生，开不出价格昂贵的灵丹妙药，能施舍的仅仅是一点粥水。正是这一点粥水，让罗瑞卿正在消失的生命有了转机，最后竟然奇迹般康复。如果在古代，这位熊师傅可能被描述成奇人异事，他端来的粥可能是独家秘方哦。 大难不死的罗瑞卿去了井冈山，成为罗瑞卿将军。俗语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话对罗瑞卿好像不太合适。当年的井冈山可不是什么好地方。休闲娱乐不说了，能填饱肚子就感谢马克思了。 而且蒋介石先生对井冈山非常关心，时不时去慰问一下。只是慰问品不是鸡鸭鱼肉，比较特殊一点， 是飞机大炮。搬运这些慰问品的不是红十字会，而是军队。正是在井冈山，罗瑞卿将军经历第二次死里逃生。 一九三一年，蒋介石继续他的剿共大业，发动第二次围剿战争。罗瑞卿和十一师师长曾士峨（此君湖南人，曾在长沙黄埔学习，将才，参与秋收起义，属于毛泽东嫡系，二十七岁那年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牺牲）奉命迅速抢占观音崖。 在敌人猛烈的攻击中，罗瑞卿不顾安危观察敌情。一排子弹呼啸而来，罗瑞卿倒下，鲜血咕噜噜地往外流，头发里流满血浆，衣服被鲜血染红，原来是子弹击中了颈部动脉。 好个罗将军，竟然咬牙大喊：“冲上去，占领山头！”战士们响起雷鸣般呼喊：“为罗政委报仇，冲啊！” 战斗很快结束。罗瑞卿昏迷不醒，又是肺炎，又是高烧。当昏迷之中的罗瑞卿苏醒，听见有人说：“这个人恐怕不行了，通知后勤部准备棺材吧。”罗瑞卿很纳闷，难道又有同志牺牲了？随后听见锯木头的声音，又有人说，“棺材要长一点，没见那人好高哩！”罗瑞卿这才意识到别人说的高个子就是自己。 然而棺材没用上，罗将军再一次大难不死。“我摸了摸阎王的鼻子又回来了。”罗瑞卿调侃。就连毛泽东都开玩笑说：“罗长子要去马克思那里报到没成。” 这可不是写评书，而是真真实实的历史。共军将帅，多在死人堆里打滚，能活下来，都在鬼门关前转悠过。就连林彪、粟裕这种人，都曾数度受伤，留下终身后遗症。刘伯承元帅更是被子弹从太阳穴穿眼而过，损失了右眼，手术连割七十二刀，未用麻醉。下层将军就不用说了，常常有人被放进棺材又活了过来。 很多人都不明白，当年蒋介石围剿红军，在优势占尽的情况下剿而不灭，原因很简单：那些人的命太硬了。正是因为这些人命硬，才有新中国的浴火重生。正是因为这些人的命硬，后来的政治运动才显得格外惨烈。 如果说罗将军前两次鬼门关观光是因为敌人的馈赠，那么第三次再去就让人痛心疾首了。因为这一次对罗瑞卿将军出手的是昔日的战友和领导。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复杂的关系吧。 （2）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 在高层将帅当中，罗瑞卿的入党时间相对较晚，既没有参加早期的工人运动，也没有参与三次起义。在讲究政治资历的中共，罗瑞卿这种“晚辈后生”能够跻身大将行列，并且日后大权在握， 除了个人实力外，和高人相助是分不开的。高人就是林彪和毛泽东，主要是毛泽东。某种意义上讲， 林彪也是毛泽东培养的。 第一次鬼门关游览回来之后，罗瑞卿进入苏区，于二九年结识了毛泽东。当时苏区物质匮乏， 女人匮乏，人才更为匮乏。连王佐、袁文才那种绿林好汉，毛泽东都尽心培养。像罗瑞卿这种既学过文也学过武的知识青年进了苏区，而且没有任何派系背景，是绝佳的培养对象。 毛泽东手把手地教罗瑞卿如何搞调查研究。罗瑞卿不负所望，进步神速，随后任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随后第二纵队改为十一师，罗瑞卿任政委。此时十一师隶属红一军，军长正是林彪。后来林彪升任红一军团长，罗瑞卿则是保卫局长。正是这个保卫局的工作经验使他得到毛泽东的信任， 建国之后成为公安部长。到达陕北之后，林彪任红军大学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林彪不怎么喜欢管琐事，具体的事都由罗瑞卿管。 三三年，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在这次反围剿中，红一军团长林彪抓住了稍纵即逝的机会， 在黄陂、草台岗指挥了一次精妙的伏击战，心情大好，在身上那个神秘的小红本子上写道：“1933年 2 月，指挥黄陂、草台岗战役，歼敌三个师，俘获二万五千余人”。此后罗瑞卿成为红一军团保卫局长。罗局长多才多艺，不仅能指挥军事、能搞政治，还能搞文艺。大家天天打仗，生死一线之间，生活却极端贫乏，从物质到精神都缺。这打完胜仗，罗局长决定给大家找找乐子。 刚好此时宣传干部写了一个话剧《庐山之雪》，剧情是蒋介石训练了大批军官进攻苏区，但最后在红军英勇的打击下，一次又一次失败。那时候既没有舞台也没有摄像机，更没有专业演员，情节和对话都要求演员自己编。演员中常常有一些牛人：这一次的导演是罗瑞卿，演员中有政委聂荣臻和政治部主任罗荣桓。这阵容，刚刚的。但是罗导还觉得阵容不够大牌，还需要一个角色，那就是红一军团老大——军团长林彪。然而林彪一般沉默寡言，不拘言笑。罗导和演员们商量好：耐心寻找机会。 一天，军团干部开会，讨论军事问题。打了胜仗，大家又对自己的观点比较认可，所以林彪心情很爽、很高兴。罗瑞卿乘机把话题转移到演戏上，故意神吹自己演起戏来如何神形兼备、多么牛叉，自己本质上是个演员，现在当军人埋没了表演天赋，目的是引林彪上钩。 心情大好的林彪一听罗瑞卿会演戏，接腔：“别吹你那两下子了，真正的师傅还没开腔呢！我在中学那时候，也演过老太爷，拄一根文明棍，一步三摇，还是蛮有味道的。”人在开心时总是容易自恋，没办法。 罗瑞卿立即接上：“军团长，那你现在为啥不演了？”林彪摆了摆手，说：“现在不方便了！” 罗瑞卿使出激将法：“恐怕还是不会吧？聂政委那次上台，有板有眼，一看就是行家，什么方便不方便。” 一提聂荣臻，林彪忍不住奚落说：“他那哪叫演戏，一口四川辣子味，吓得死人。”聂荣臻立刻说：“咱们别学天桥的把式，只说不练，真有本领咱俩上台亮亮。” 聂荣臻的话激起来林彪的好胜心，他说：“那咱俩就比一比。” 导演和演员联合激将成功，成功拉到另一大牌加入。关于角色问题又犯愁了，林彪自尊心很强， 自视甚高，即使演戏也不能掉身价的。林彪问道：“你们叫我这个军团长在台上同哪个打嘛？”，“同王金钰！”，“他算老几？”，林彪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这是打仗多了，演戏也不忘打仗，敬业啊！如果把人生当成一台戏看，林彪同志无疑是最为专 业的演员之一，肯定是实力派中的实力派。如果反过来，把演戏看成人生，林彪就相当业余了，只可作为群众演员跑跑龙套。 “何应钦怎么样？何应钦是军正部长” “何应钦？”林彪沉吟了一下，还是嫌小，但没说话。 聂荣臻知道林彪的脾气，就说：“罗局长，你干脆改为蒋介石，林军团长打败蒋介石！” 林彪这时连连点头：“嗯，好！咱们跟蒋介石对阵要得！”，不过他马上又问道：“罗局长，打算叫谁来演蒋介石？” 最困难的是排练，因为林大将军不肯背台词，也不听从导演安排，总说：“背不下，到台上我顺口说下去就是了。” 这演员，放现在肯定是戏霸。 这戏上演时，免费公映，还有不少观众来捧场，比如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刘伯承等人。要知道当时是第四次反围剿结束，毛泽东正处于人生的低谷，过着鬼都不上门的日子，这几位已经是大牌中的大牌了。眼见这么多名人捧场，不拘言笑的林彪表现出罕见的热情。 高潮部分，林彪出场。只见他大模大样地走上台，刚坐下，电话响了。“喂，我是军团长，有什么事？”林彪煞有介事地拿起电话。 “现在山上缴获了许多战利品，请示怎么处理？” “用船装回来。”林彪答复得很干脆。 “山上怎么走船？” 台下一阵大哗，周恩来等人笑成一团。 林彪知道自己演错了，不记得台词，却依然镇定从容，拉罗荣桓出来做挡箭牌，说：“请罗主任回答。”林彪向来不管属于政治工作的事。这是政治部主任的职责范围，可是他忘了，罗荣桓正在害疟疾，事先说好不上台的。林彪这一嚷不要紧，台下又是一阵哄笑，几个小伙子不由分说，把罗荣桓推上台。为了不扫大家兴致，罗荣桓陪着演了一阵。 然后是处理了俘虏的问题，蒋介石押到。这个蒋介石是由导演罗瑞卿扮演的。因为林军团长的固执任性，他这个导演也没法干了，只能上来配合林军团长的任性。 林彪问：“你是蒋介石吗？”罗瑞卿：“是！” 林彪：“怎么叫我们抓住了？”罗瑞卿：“我的飞机坏了。” 林彪又忘了台词，随性来了句：“你怎么长得这么瘦？”纳闷了，咋不问你怎么这么高？罗瑞卿：“我整天算计怎么坑害人民，怎么卖国求荣，消耗太大。” 林彪：“怎么不吃补药？” “补药可多啦，人参、燕窝、罐头、红烧肉……”罗瑞卿把他吃过的、想吃没吃到的、想到没见过的、将来可能吃到的好东西统统倒出来，然后再灵机一动，总结说，“吃了也没用。心肝坏了，肚肠坏了，我吃红肉拉白屎，一肚子坏水！” 罗导演不仅变身为演员，甚至化身为编剧，而且是临时编剧，可以说非常成功。林彪又没台词了，只得随口问：“你是浙江人，怎么满口四川话？” 罗瑞卿再次发挥机灵劲，补充说：“我现在有奶便是娘，有房便是家。为了打红军，我连家都不要了，祖家也不要了。” 如此这般，戏剧在众人哈哈大笑中收场。这样的戏剧，如此超豪华的阵容，如此高级别的观众， 难得一见哦。从戏剧本身看，这戏还真不怎么样，但是娱乐了观众，特别是能看到林彪演戏，那绝对不容易呵。 这出并不高明却能逗人乐的戏剧传递出这样的信息：一，罗瑞卿和林彪可以合作得很好，但需要罗瑞卿配合林彪，后来为啥矛盾了，有政治原因；二，林彪这个人，敏感、自尊心强、聪明、不善言辞，正是这些特点导致三十八年之后，毛泽东逼林彪作检讨时，林彪决绝出走。 从年龄上看，罗瑞卿比林彪大一岁，但罗瑞卿一直都是林彪的下级。在林彪和罗瑞卿合作的岁月里，一直都是罗瑞卿配合林彪，这个模式一直延续到文革。林彪任军委第一副主席，罗瑞卿任参谋长；林彪当国防部长，罗瑞卿是副部长。 建国之后，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长，这个位置绝对是个火炉子。因为建国之初可不像现在这般和谐，地痞、流氓、黑社会啥的都是小角色，特工、散兵游勇、巨型土匪遍地都是，弄不好哪个名人就被干掉了。干掉了，都得找公安部长。而且这个位置涉及到领袖及其战友们的安全。所以说罗瑞卿能坐上公安部长的位置，说明了一点：毛泽东绝对信任罗瑞卿。 那个年代，毛泽东的信任就是最强有力的政治资本。 （3）罗瑞卿的第三次选择 罗瑞卿第三次死里逃生是自己的选择。他选择跳楼，给妻子写下遗书：“治平，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他为啥这么干呢？ 从保卫局长开始，罗瑞卿的主要任务就是保卫毛泽东。无论前线还是后方，毛泽东去哪，罗瑞卿就去哪。公安部长时代，还是毛泽东到哪里，罗瑞卿就跟到哪里。罗瑞卿因此有了另一个绰号， 影子——毛泽东的影子。得此称号之人，只有罗瑞卿一家，别无分店。在公安部长的十年生涯里， 罗瑞卿干了很多事，干得很不错，但也不是百分百正确。没有人可以百分百正确。比方说轰动一时的“两陈案”，就是极左思潮下的冤案，周恩来亲自过问都没有解决，没有毛泽东的支持肯定是过不了关的。和其他部门不一样，公安部几乎要涉及所有的权贵，怎么可能把所有大人物都照顾好？ 遇到难题，肯定需要毛泽东撑腰嘛。 正是因为毛泽东的信任，罗部长在公安部的火炉子上非但没有烫到屁股，还稳步上升。到了五九年四月，升为国务院副总理。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和黄克诚挨批，林彪成为军内代言人，但不管事。贺龙和罗瑞卿掌控军内实际事务，而且两人关系良好。罗兼任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还有国防部副部长。罗瑞卿任总参谋长，是林彪提名、毛泽东拍板的。此时的罗瑞卿横跨党政军，成了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 然而在六年之后，也就是六五年，文化大革命前夕，罗瑞卿突然遭到批判，而且是突然批判。 当然批判罗瑞卿的人很多，主要是军方，比方说徐向前、叶剑英等人都表态了。这些人军衔比罗瑞卿高，却没啥事干。中共十大元帅，每一个都有一番来历，要么代表一个方面军，要么建立某个革命根据地，或兼而有之。等到六五年，除了罗荣桓英年早逝之外，只有林彪和贺龙在掌军权，其他人转行的转行，清闲的清闲，战功并不显著的罗瑞卿却横跨党政军。大家办点事，还要看罗瑞卿的脸色。不爽可以理解，老帅也就是表表态，说罗瑞卿这个人有点狂了、手太长了，向党要权，权力大了之后个人主义严重，需要批评教育等等。也不排除老帅们通过表态来表达支持毛泽东的可能， 毕竟军方的将帅永远都是跟随毛泽东的。 批判罗瑞卿的主要是两个人，一个是林彪，另一个是毛泽东。罗瑞卿一下子从人生巅峰跌入低谷。这六年时间里，罗瑞卿究竟怎么了？惹了这么多人，还让毛泽东和林彪亲自出马！为啥？估计连罗瑞卿自己都不明白，所以才会愤而跳楼。因为跳楼，又惹来更为残酷的批判。罗瑞卿的悲剧种子就此种下。 站在现在的立场看，罗瑞卿之所以挨批，是因为拥有的权力太多了——不是太大，而是太多。当时的罗瑞卿拥有这些关系：毛泽东的信任，军内林彪、贺龙的支持。 还不止这些，罗瑞卿和国家主席刘少奇关系越来越好，刘少奇曾经暗示过罗瑞卿，下一届人大可能更换国防部长，罗副部长变成罗部长。然而刘少奇虽然成功连任国家主席，却依然没能让罗副部长转正，因为刘少奇还不是党主席。除此之外，罗瑞卿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关系也很铁，在公安部长期间，常常和彭真拉关系。彭真是刘少奇在政治上的第一助手（邓小平的身份是合作者）。 在和谐的年代，这些关系可以让罗瑞卿稳如泰山。然而在毛泽东决心整党，特别是面对建国之后最大的竞争对手刘少奇之时，这些复杂而多余的关系决定了罗瑞卿的悲剧。 罗瑞卿的案子并不是孤案，之前已经发生过一次，上一次发生在粟裕身上。粟裕和罗瑞卿一直忠于毛泽东，即使毛泽东死后，粟裕依然坚定地维护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罗瑞卿出狱之后更是到天安门前对着毛泽东像三鞠躬。 在分析这个现象之前，回顾一下反教条中的粟裕。粟裕和罗瑞卿的处境有点相似，当时粟裕也是总参谋长，而且拥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三个人的赏识。正是因为这些优势导致粟裕挨批，因为当时毛泽东正在策划刘少奇走向前台，必须断掉刘少奇在军内的根系，所以把粟裕拿下。此时罗瑞卿差不多，拥有毛泽东的信任，军内拥有贺龙的支持，政府内部有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关注。此时毛泽东要通过文革倒掉刘少奇，又必然要斩断和刘少奇有千丝万缕的人。罗瑞卿既然横跨党政军， 又是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自然首当其冲。 批判粟裕的理由之一是，和领导搞不好关系，批罗瑞卿也有这一条。 主批粟裕的是当时威望正隆的时任国防部长彭德怀，主批罗瑞卿的也是威望正隆的时任国防部长林彪。 林彪批罗瑞卿的理由同样有趣：不通气、对他搞封锁，搞突然袭击、疲劳战。说白了这些理由本来就不是理由。因为罗瑞卿之所以抓大权，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林彪不愿意干活，或者说身体不好不能干活。大事小事都跑去通气，那林彪还怎么做撒手掌柜？通气太多反而有了另一项罪名—— 搞突然袭击、疲劳战。怎么办？换谁都搞不定！也就是说，无论如何林彪都是要批判罗瑞卿的。林彪为啥要批判罗瑞卿，究竟是否真心批判罗瑞卿已经难以追究了，但是可以分析批判罗瑞卿的动机。 林彪要批判罗瑞卿，是因为毛泽东要批判罗瑞卿。毛泽东之所以要批判罗瑞卿，是因为要以罗瑞卿为切入点发动文革。现在又有一个问题，既然罗瑞卿是忠于毛泽东的，那么毛泽东为啥还要批判？可以解释为毛泽东当时不晓得罗瑞卿的立场，为了以防万一。这是一种解释，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和长期以来的观点一样，毛泽东知道罗瑞卿的忠诚。毛泽东拿下罗瑞卿，只因为政治需要。就像高岗事件，毛泽东知道高岗忠于自己，同样把高岗推入深渊。在反教条中，毛泽东没有理由怀疑粟裕的忠诚，同样默许对粟裕的批判。 罗瑞卿和行政系统搅合太多了。十年公安部长，基本上都在和政府大员打交道。公共安全么， 哪个不涉及到？罗瑞卿和行政系统的关系，也是拜毛泽东所赐。毛泽东因为信任罗瑞卿给了他很多权力。随着权力的增多，罗瑞卿需要接触的各方势力就多。不错，罗瑞卿和刘少奇关系不错，和彭真关系也很铁，但是罗瑞卿和刘少奇、彭真建立关系的那些年头，刘少奇还是毛泽东的助手。作为毛泽东的心腹，有必要和刘少奇搞好关系，配合好了才能有助于帮助毛泽东嘛。 在毛泽东和刘少奇紧密合作的年代，如果罗瑞卿和刘少奇等人搞不好关系，说不定就完蛋了。 高岗就是因为一心倒掉刘少奇才被毛泽东舍弃的。甚至可以说，罗瑞卿和刘少奇等人的关系仅仅是工作关系而已。 林彪恰好相反。建国之初，林彪一直在修养，游离于政治圈之外，好像是一柄冷藏的利剑。直到反教条那会才开始活跃，彭德怀倒下之后才开始复出。复出之后的林彪躲在毛泽东身后，从来不提自己的主张，挂着副总理和国防部长的头衔，不管具体事，态度上紧跟毛泽东。这样就避免了和行政系统内部的任何牵连。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势单力孤之时，林彪毫不吝啬地支持毛泽东， 雪中送炭啊。林彪那篇著名的讲话，是林彪临时自己搞的，罗瑞卿最开始起草的那篇稿子没用。为此毛泽东找过罗瑞卿谈心，让他向林彪看齐。 理顺了这一切之后，我们就接近问题的核心了：罗瑞卿当时是什么态度，他为啥跳楼？现在的主流观点是，罗将军因为不堪羞辱纵身跳楼。不堪羞辱是原因，只是其中一个。当时政治批斗已经是家常便饭，并不是单独给罗瑞卿一个人开小灶。他受到的那些羞辱，休说和彭德怀比，连朱德也比不上。血雨腥风几十年、在政坛最高层晃悠了十几年、鬼门关前转悠好几圈的罗瑞卿连这点打击都扛不住？心理太脆弱了吧。如果就这点心理素质，罗瑞卿的一生也就没啥好说的了。不是罗瑞卿心理素质太糟糕，实在是受到的打击太大。而打击并非来自批斗会，而是另有深层原因。 世人说起罗瑞卿的遭遇，都是从毛泽东和林彪两个人身上挖掘。有人说毛泽东要倒罗瑞卿，有人说林彪要倒罗瑞卿。吵吵嚷嚷，争论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因为问题的重心还在罗瑞卿本人身上。 虽然罗瑞卿的军衔是大将，实际特长是搞政治。纯粹的军人是干不了他的那些活的。以罗瑞卿所处的位置，他对当时的环境很了解。也就是说，罗瑞卿对于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纷争看得很明白。 而罗瑞卿自始至终都是忠于毛泽东的。既然如此，罗瑞卿为何还在跟刘少奇搞暧昧，不立刻站到毛泽东身后和刘少奇划清界限？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难道他不知道政治运动中站队的重要性？不是。那是什么？我的答案是，担心。 在毛泽东和刘少奇矛盾摊开的情况下，当时整个行政系统倾向刘少奇。而罗瑞卿又不知道毛泽东如何反击，更不知道毛泽东打算通过文革一次性解决问题。因此站在他的立场上看，刘少奇处于 优势的一方。即使罗瑞卿倒向毛泽东，刘少奇还是优势的一方。此时就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毛泽东可能失败。 换成玩政治一般的，只要考虑赢家就行了。罗瑞卿不同，他对毛泽东的忠诚始终如一。不管毛泽东活着或者死了、成功或者失败，罗瑞卿始终追随毛泽东，因此他需要给毛泽东做打算。如果毛泽东失败，罗瑞卿有两个选择：一，站在毛泽东身后，陪毛泽东一起失败；二，自己和刘少奇保持关系，依然身居高位，可以充当毛泽东的保护伞，保证失败之后的毛泽东不会太凄凉。罗瑞卿做了第二个选择，可以说罗将军通盘都在为毛泽东考虑。 正因为如此，第一夫人江青召开文艺座谈会邀请罗瑞卿时，罗瑞卿才会“不识抬举“，对她置之不理，和此时彭真对江青的态度一致。江青要一套军服，罗瑞卿只给她一套军装，不给领章和帽徽，理由是第一夫人没有军籍。其实这正是罗瑞卿向毛泽东靠拢和刘少奇划清界限的好机会，甚至可以学林彪和江青合作。以罗瑞卿的地位，至少可以比后来的谢富治赢得更多的”荣耀“。后来评价都是说，罗瑞卿节操高尚，和江青进行坚决斗争。当时的江青还是一个小角色，用不着去斗争吧？ 以罗瑞卿对毛泽东的忠诚，连毛泽东发动文革都不反对，难道要处处和毛泽东的夫人过不去？他只是做做样子，替毛泽东谋身后事而已。 罗瑞卿疏远林彪也可以用这个理由解释：全天下都知道林彪是毛泽东的人，国防部长啥的都是虚的。要替毛泽东谋划，必须和林彪保持一定距离，所谓“不通气”的理由正在此。所谓大捧别人、大跟别人的原因也在此。所以说罗瑞卿确实在两边下棋。但他下棋的目的还是为了“保卫毛泽东”。 很多人都说罗瑞卿对毛泽东是“愚忠”，这是一个低俗且有市场的说法。忠，没必要和“愚”联系在一起。在一些人身上，可以把这两个字联系在一起，比如说李逵之于宋江。但是“忠”和“愚忠”之间不存在等号关系。罗瑞卿忠于毛泽东，这是愚忠么？罗瑞卿文韬武略，枪林弹雨，啥事没经历过？而且从罗瑞卿替毛泽东的谋划来看，和“愚忠”相距十万八千里。 结论：罗瑞卿忠心，但不愚。 然而——罗瑞卿有两点没有想到：一，毛泽东并不是常人，他的境界和魄力远超过罗瑞卿，无须罗瑞卿替他谋划归属，他不需要；二，罗瑞卿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的反击竟然是从拿下自己开始的！站在罗瑞卿的立场上看，这表示毛泽东不仅怀疑他罗瑞卿，而且不了解他罗瑞卿。 这个变故超出了罗瑞卿心理承受的极限。好吧，既然你不信任我，那我证明给你看；既然你不理解我，那就永别了。 罗瑞卿给妻子写下遗书之后纵身一跃！他不是承受不了政治风波，不是受不了所谓的批判，一辈子大风大浪啥没见过？只是承受不了毛泽东的怀疑和不解。唯有如此才能解释这样的现象：跳楼 之前，遗书中嘱咐妻子“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罗瑞卿出狱后路过天安门，努力以最标准的姿态，敬了个标准的军礼。此时的罗瑞卿已经身体残缺，已经白发苍苍，已经老泪纵横。毛泽东逝世，罗将军在自己家里，为毛泽东设立了灵堂，臂上带上了黑纱。孩子不解，罗瑞卿训斥之。 然而毛泽东真的是怀疑或不了解罗瑞卿么？也不尽然。听到罗瑞卿跳楼的消息，毛泽东铁青着脸说了两句：没出息！不是不解，不是怀疑，是怒其不争！ 毛泽东批罗瑞卿大概有两层用意。鉴于罗瑞卿和刘少奇的关系不错，要通过批判的方式把他晾在一边，如同粟裕。粟裕虽然挨批了，却躲过了之后的历次运动。正常情况下，罗瑞卿也应该是这个待遇。批判罗瑞卿的另一个目的是震慑军内其他人：看看吧，罗瑞卿是我一手提拔培养的，因为跟刘少奇搞关系，挨批了。 应该说毛泽东和罗瑞卿之间是个误会。这种误会发生在一般人中间，也就是一段时间不说话， 或者骂两句。然而在特殊时期，特殊人身上，就显得尤其刺眼。特别是联系到罗瑞卿的遭遇，简直让人难以承受。 但是罗瑞卿的跳楼举动完全打乱了毛泽东的步骤，那是以死抗争啊，所以毛泽东才会铁青着脸说他没出息。 所谓将军一跳声名裂，罗瑞卿这个举动的后果极其严重。在那个年代，特别是高岗之后，所谓自杀，那是自绝于党和人民，形同背叛。而且选择在文革风暴即将到来之时，不仅是做出头鸟，而且是出头之后逆风飞翔。 批斗会是很残酷的。罗瑞卿跳楼之后，命是保住了，腿摔坏了。自由没有了，罗瑞卿进了监狱， 待遇是一间小牢房，上有一个透不进阳光的小窗子；房内一张硬板床，一个供写材料的小方桌，断肢的疼痛伴随着他。而且批斗会照常开，罗瑞卿腿有伤，红卫兵就把他高大的身躯放在大箩筐里抬出来，鲜血外渗。因为腿伤，一个月内做了两次手术。做第二次跟骨病清除手术时，根据常规，手术后七天拆线，但“为了斗争需要”，六天便拆了线，并被拉到会场上批斗，比上战场还急。 六七年九月十四号，罗瑞卿整日高烧不退，昏昏沉沉。深夜，他拄着拐杖，扶着墙壁，拖着伤肢，一步一步蹭向厕所。看守嫌他走得慢，推了一把，把他摔倒在水泥地上，造成腿股骨骨折。骨折后第三天，罗瑞卿被强行接出医院。十一月份，新旧伤复发，威胁到生命。罗瑞卿再次住院做骨折牵引复位手术。 医院奉行“医疗为政治服务”的原则，罗瑞卿的病房成了审讯室，专案员说：“你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就别想舒服。”然后又是一系列虐待，稍有怠慢或回答不中对方的意，牵引就停止。对抗肌肉痉挛、对合骨折端的牵引是非常痛苦的治疗，时牵时停就是破坏治疗。这段“治疗”是毫无人 性的，比起三十年前冷漠的教会医院把危在旦夕的罗瑞卿偷偷送走还要残忍。当时的罗瑞卿还是一文不名的革命者，此时的罗瑞卿已是共和国大将、国务院副总理。这不仅是对罗瑞卿的侮辱，还是对这个国家的侮辱。 一系列批斗、审查之后，通过无数车轮战、疲劳战、精神战之后，罗瑞卿成了“党内最大走资派在军内的代理人”，成了“军内第二大走资派人物。”——第一号是彭德怀。把罗瑞卿和彭德怀一起批斗，可笑的是罗瑞卿和彭德怀的个人恩怨尚未了结。 批斗会的幕后是谁？是林彪。其他人没有这么大能量，毛泽东不会干这种事，林彪也不会亲自干，操作这种事的极有可能是叶群。批斗会上时时有叶群的身影，四大金刚参与其中。即使是叶群搞的鬼，责任也该由林彪来担。因为没有林彪，叶群屁都不是。然后罗瑞卿被迫出演，然后是伤口继续恶化，需要再一次手术。 六八年七月十三号，罗瑞卿再次被送进医院。直到十二天之后，也就是八月二十五号，医院才作出手术方案并写出报告，高效啊！更为高效的是，又过九天，也就是八月四号，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罗瑞卿动手术的问题，林彪不同意，要推迟进行。林彪又说，罗瑞卿到现在还没有搞出什么材料，要抓紧审问和斗争，搞出材料后到秋后再动手术。如果手术不好，什么材料也不能写了， 请立即告诉罗瑞卿专案组，动手术问题推迟到秋后进行。”又过三天，也就是八月七号，专案组重写报告：“目前为了抓紧时间对罗瑞卿进行不间断的审讯和斗争，建议对罗瑞卿的手术治疗推迟到秋凉之后进行。” 秋凉之后是啥时候呢，是四个半月之后，也就是六九年一月二十五号。手术方案没有怎么讨论， 手术医生和护士是临时换上的“临时工”。在医生连病人都没有见过的情况下，直接截掉罗瑞卿小腿最下面的三分之一。这还没完，五周之后，又做了高位截肢手术，将罗瑞卿的左腿从股骨以下摘除。本来股骨有可能治好，这样便可以安装假肢，截掉之后罗瑞卿在中国的国内技术条件下便站不起来了。九年之后，罗瑞卿去德国安装假肢，因血管硬化而亡，终年七十二岁。 罗瑞卿跳楼的时间是六六年三月十八号，到六九年，在将近三年的时间里，时时刻刻忍受着断骨折磨，这是怎样的人间惨剧啊！又需要怎样的毅力方能挺过来啊！ 叹：罗瑞卿，命硬！也只有如此命硬之人才能熬过那个残酷的年代。 （4）林彪为何对付罗瑞卿 林彪为何如此残忍地批判罗瑞卿？说林彪和罗瑞卿有多大的私人恩怨也是瞎扯，而且同为毛泽东的嫡系，两人同根同源，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 罗瑞卿威胁到林彪地位了？看似有，实则无。 论威望、论地位、论在毛泽东心中的分量，罗瑞卿皆不如林彪，而且作为上下级的关系，罗瑞卿还能干活，帮林彪当甩手掌柜。然而罗瑞卿出于对毛泽东的担忧（没有和刘少奇划清界限，而且继续保持暧昧关系）把自己逼上悬崖边，又因为对毛泽东的误会而走上绝路（跳楼）。这个时候作为毛泽东在军方的代理人，必须强力出击把罗瑞卿打成典型，以敌我矛盾处理（对敌人用不着手软），以此断绝军方和刘少奇的关联。如果不这么做，军方就不可能完全站在毛泽东和林彪这一边。 没有军方的铁板一块，文革可能一开始就失败。如果文革起初就失败，最大的失败者是毛泽东， 毛泽东之后被冲击的就是林彪。毛泽东可能还能捞到一个党的名誉主席，作为一个过气的太上皇被晾在一边，吃好喝好待遇不变。那么林彪呢？也将成为一个彻底的失败者，一个过气的将军。失败之后的彭德怀可以种地、自食其力，而林彪呢，林彪能干嘛？他需要呆在恒温的房子里，不能见光、 不能听到水声、不能吵闹。高干待遇没有了，他该怎么办？只能作为跳到岸上的鱼——等死。林彪是个愿意等死的人么？当然不是。 所以说，罗瑞卿的行为并非威胁到林彪的地位，却威胁到林彪的生存。当一个人的生存受到威胁的时候，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不管是林彪还是其他人。只不过林彪的地位特殊，使用的手段又是政治斗争而已。 打倒罗瑞卿的正是毛泽东和林彪。 毛泽东摧残了罗瑞卿的精神，而林彪摧残了罗瑞卿的身体。 两人倒罗，并非对罗的个人仇恨，只是运动需要。罗瑞卿固然位高权重，还够不上两人联手对付。在这场关乎生死存亡的文化大革命中，两人必须小心谨慎。罗瑞卿只是作为不安定因子给清除掉而已。个中关系理清之后，还能说什么呢？唯有感叹政治斗争的残酷无情而已。 要发动文革，罗瑞卿并不是唯一一个需要清洗的军方要人，还有一个比罗瑞卿更为重要的人物需要清洗，他就是贺龙。 （5）贺龙和罗瑞卿 贺龙和罗瑞卿早期交集不多，因为两人不是一个重量级的。 当贺龙纵横天下之际，罗瑞卿还在想着如何向外公讨生活费呢。 当贺龙以党外人士的身份担任南昌起义总指挥的时候，罗瑞卿还在为去不了南昌而烦恼。 红军时代，罗瑞卿只是红一军团中的一个小角色，而贺龙则是红二方面军的旗帜性人物，不在一起工作，也不是一个级别的。两人相识比较晚，首次见面是在延安。此后两人交集也不多，罗瑞卿主要在抗大搞教育，而贺龙则是一二零师的师长，领兵在外。 解放战争有过一点交流，但相识不深。建国后第一个十年，罗瑞卿风风光光，在公安部呼风唤雨；贺龙的日子也是过得有滋有味，把体育部搞得有声有色。 两人真正的工作交集是在庐山会议之后，特别是六二年毛泽东让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之后， 需要紧密配合，就配合出感情来了。贺龙为人豪爽仗义，见多识广，能说会道。空闲时间，两个人在一起拉家常、吹吹牛啥的也很正常。纵观当时的局势，虽然运动重生，政坛暗流涌动。作为国家支柱，军方实权俱在两人之手，也有一种俯视天下、豪情陡升的感觉吧？然而局势变化之快远远超出两人的预料。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号，是姚文元飞黄腾达的日子。这天有篇叫做《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的文章发表，署名姚文元，文革大幕就此拉开，刀光剑影悉数登场。大幕拉开之后，罗瑞卿成为第一批中枪者之一。 批判罗瑞卿之前，中央军委直属机关组织批判萧向荣。萧向荣时任军委办公厅主任，这个职位听起来很拉风，在中央高层还是太小了，小到不够看，最多只能充当钓鱼的鱼饵，钓大鱼的鱼饵。 十一月十一号，会议主持人到贺龙的办公室报告：“贺总，现在军委直属机关正在批斗萧向荣，而他的后台是罗总长。” 贺龙问：“有什么根据吗？” 主持人回答：“有。曾有国防部长来访，接待单位为他安排了一些打仗的影片，而这位外宾不喜欢看打仗的片子。罗总长知道后就说：‘不爱看战争片子，怕见流血，还是国防部长呢？’总长说这种话，就是暗指林总，是说林总不能当国防部长！” 贺龙听罢，对这种牵强附会的回答很不满意。又问：“还有别的根据吗？” “没有了！”主持人回答。 贺龙一听来火了：这不是莫须有么？总参谋长反对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是重大政治原则问题，这种大帽子怎么能随便乱扣？于是，他严肃地说：“如果你们没有别的根据，就不要胡乱猜疑。罗总长是扛大旗的，是拥护毛主席，拥护林总的，你们不要往那方面去想等等。” 经过这番批评教育之后，主持人走了，还一副很受用的样子。然后两天之后又跑去找贺龙了。 贺龙还没来得及发挥急性子，主持人却先发飙了，一把鼻涕一把泪哭起来！ 这一哭，贺龙更急了，很不爽地说：“哭什么？有什么事就讲嘛！”确实，一个大老爷在军委抹鼻子不成体统。军委是啥地方？硬汉的地盘。 主持人抹了抹眼泪说：“贺总，就是前两天向您报告的那件事，马上就要出会议简报了，在简报中还是要写明萧的后台是罗总长，你看怎么办？”也不能怪主持人，毕竟压力太大了，任何一个都惹不起啊！ 贺龙一听很生气，大声说：“我上次不是说了，你们不要往那方面去想吗？！”他有生气的理由：老子主持军委工作，说话没人听？放肆！ 主持人则说：“贺总，你上次的指示，我回去向大家传达了，但不解决问题。”随后，他进一步问道：“贺总，我现在听你一句话，你能不能担保罗总长没有问题？” 站在事后诸葛亮的立场看，此时的贺龙应该好好想一想了：既然大家要批斗国务院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而他这个军委副主席发话都没用，表示问题很严重，是不是该退一步海阔天空？然而贺龙选择逆流而上：“我可以担保罗瑞卿不是反革命，他绝不会反党。” 主持人又问：“你的话能不能传达？” “我既然说了，当然就可以传达！”贺龙回答很干脆。这样，贺龙成了罗瑞卿的后台。萧向荣的后台是罗瑞卿，罗瑞卿的后台是贺龙。 贺龙说的是对的，罗瑞卿绝不可能反党反革命。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罗瑞卿却成了文革的绊脚石。既然罗瑞卿成了文革绊脚石，贺龙也将是绊脚石。罗瑞卿被搬开之后，就轮到贺龙了。对当时的局势，贺龙不了解么？贺龙很清楚，清楚地知道毛泽东和刘少奇有问题。那么为何还要逆流而上？解释这个问题之前，先看看贺龙其人。 （五）贺龙传奇 （1）英雄出少年 在开国将帅中，每个人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要么励志、要么有趣、要么感人，均十分独特。以传奇性而论，首推贺龙。 一八九六年三月二十二号，贺龙出生于湖南植桑县洪家关一个农村家庭。 贺龙，字云卿。贺龙的偶像是岳飞。岳飞，字鹏举，所以贺龙给儿子取名贺鹏飞。 贺龙的籍贯是汉族，按照血缘划分，四分之三属于土家族，贺龙的奶奶和妈妈都是土家族人。 现在土家族人把贺龙当自己人。土家族人，勇猛彪悍。贺龙的性格：猛、豪、爽。 贺家男人的勇猛是有来头的。贺龙的曾祖父叫贺廷璧。咸丰四年，清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横征暴敛以供军用。百姓缴不起税赋的，不是被抓就是被砍头。当太平军由粤入湘时，贺廷璧在洪家关一带聚集数千农民，揭竿而起，响应太平军，攻入县城。后与清军对抗两年，最终寡不敌众，起义失败。贺廷璧被捕，判处秋斩。 刑场上的贺廷璧昂首挺胸，双腿发力踩入泥土，绝不下跪，纵声高呼：“老子死便死，头不能落地！”大义凌然，博得群众山呼海啸狂赞。按古语，人头落地为英雄悲剧。头不落地表示宁死不屈，坚信后继有人。监斩官妥协了，不再要求贺廷璧下跪。此时贺廷璧的妻子刘氏冲入法场，跪倒在丈夫面前，庄严地撑开衣襟。贺廷璧看着她，感激地点点头，高声大笑，把头颅向妻子伸出。屠刀挥过，一腔热血化为一道美丽的彩虹。在这刀光血雨之中，刘氏竟然没有尖叫一声晕倒在地，而是勇毅地撑开衣襟起身兜住丈夫滚落而下的头颅！奇女子啊，换成一般小女子，早已躲在一边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寻找安慰了。 先人的强悍沉淀下来，沉睡在血液中。 据当地传说，贺龙是条水龙。还在娘胎里时，洪家关那一带的雨水多得吓人，临产前三天雷雨之声不绝于耳；河水暴涨，汹涌澎湃。当然湘西雨水多，算不了啥。可是洪家关的人说，一团镶了金边的乌云就在祖母生产的屋机上徘徊不散，闪电一道接一道地滑落，喀嚓嚓的雷声惊心动魄。放在古代，这可是皇帝降生才有的待遇啊！ 贺龙从小胆大，不畏雷，乡邻认为这是有龙胆。贺龙七岁那年，他爸搞了一个工程——河上修座桥，桥建好那天，贺龙在桥上看桥下流水。贺龙爸爸却飞起一脚把贺龙踢到水里，众人惊呼，贺龙爸爸则不慌不忙地说：“莫怕，喝几口水他就会游水，水里来就要水里去。”贺龙在水中挣扎叫喊，没几下子居然真游起身子，独自爬上岸来。这也太高效了。如果贺龙的爸爸生活在现在，去当游泳 教练，肯定生意不错。众人便认为这孩子了不得。 现在，这座桥还在，叫“贺龙桥”。几十年后，贺龙用这一招教自己的孩子，只不过地址不再是河流，而是中南海毛泽东的游泳池。 在湘西红军时代，贺龙的队伍被包围，大家着急得不行，贺龙一边吧唧吧唧地抽烟，若无其事地指着天说：“莫慌，我叫老天帮忙，夜里要它一场大雨，借着大雨我们钻出去。”半夜，果然下起瓢泼大雨，贺龙带着部队借雨钻出包围圈。这事之后，三军都说贺龙是“活龙”，比诸葛亮借东风还厉害。贺龙对段德昌说：“日晕三更雨，夜晕午时风。我不过是会看天，哪里能借雨？”观天象而已，诸葛亮借东风也就是观天象而已嘛。 看来知识（常识）的力量还真是无穷的呀。 一九零四年，大旱。农民变成饥民，八岁的贺龙随饥民一起到城里“吃大户”，就是为了生存， 到有钱人家的家里抢东西吃。这是贺龙平生第一次参与暴力，眼见乡亲挨饿、疯狂，因为饥饿而疯狂。暴力是恐怖的，官兵杀饥民，血流满地，饥民越杀越多。这个场景给小贺龙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是农村孩子应该调皮捣蛋、玩泥巴的年龄，却种下了暴力的因子。 之后开始学武，四年之后，十二岁那年便小有名气。 当时桑植县的县衙有个武秀才，会点三脚猫功夫。武秀才在县衙当领班，算公务员，而且还有个恶霸老爹。时常骑马逛街，横冲直撞，明抢硬夺，收保护费啥的，堪比现在的某些城管。 洪家关赶场唱戏，武秀才骑马闯入，撞翻许多小摊，百姓们叫喊躲闪，乱成一片。十二岁的贺龙见状不觉大怒，抓起一根木棒，横身拦到马前，吼道：“滚下来！” 武秀才开始吃惊，勒马定眼一看，是一个小屁孩，笑了，拿出招牌式的嚣张说：“小兔崽子，我看你活不耐烦了！”言毕，拿鞭子抽贺龙。二人交锋，数回合之后，贺龙一棍将武秀才扫落马下， 然后抡起拳头一通哼哼哈嘿。“服不服？”，“服了！” 贺龙赤脚踏着武秀才的胸脯，精光的拳头照准武秀才的面孔说：“别说你才是个武秀才，你就是武状元，敢来洪家关撒野，老子也敢打翻你！” “是是是，不敢，再不敢了。” “不论哪里，只要你再敢作恶，叫我知道了，除非你脑袋比它硬！” 贺龙说着，落拳捶在垫路的一方青石上，青石顿时裂成几块。武秀才吓得翻身跪倒，连磕几个响头。 武秀才很懂得做好汉——好汉不吃眼前亏，有账秋后算。 武秀才逃回县城，就那么鼻青脸肿地找到他爹，把贺龙告到县衙。知县把“打人狂徒”捕来， 押上大堂，探出头望时，不禁目瞪口呆。他做梦也不曾想到，将县里有名的武秀才打个落花流水的竟是个娃娃！ 贺氏族人赶快找人拉关系，请一位举人造势，散布舆论：把武秀才鱼肉乡民，欺凌百姓的光荣事迹给揭出来。知县见士绅民众都同情贺龙，只好当堂释放贺龙，顺带革除了武秀才老爹在县衙里的官职——正义得到伸张。 不得不佩服贺龙同志，十二岁就如此勇猛，长大后还了得？当然了不得！ 殴打武秀才，算是干了件好事，也刺激了他身体里的血性，祖先那种强悍因子以及土家族的悍勇在血液里渐渐复苏。 十几岁的少年应该在青春期，放到现在是中学生，对父母叛逆一下，或偷偷给女生传个字条啥的哈。十四岁，贺龙看不惯税警，摩拳擦掌要对着干，被几个伙伴劝挡住，仍然咬牙切齿指着税警说：“几个汗水钱让你们挤光了！这回要钱没得，打个条了，咱们二回见，不怕不还帐！”十五岁的贺龙对伙伴说：“我们要搞刀枪，打皇帝，才有饱饭吃！” 十六岁的贺龙没有了自己的消遣娱乐，学会了相马，时不时骡马市逛逛。旧时代没有体育比赛， 凡是喜欢马的，都是不安分的主。某日贺龙逛马市，看见一云南马客赶来一匹烈马，暗暗出神。只见那马通体雪白，银闪闪地泛着油光；碟子大的四蹄稳稳踏在地上。它有松鼠一样的面孔，老虎一样的胸脯，鼻孔宽敞得能插进三根指头！再细细打量，那匹龙马高贵的体姿洋溢出一种傲气，墨黑的眼球透着放荡不羁的野性，两只耳朵灵性地转动着察听四周的动静，简直就是一神驹啊！ “喂，小伙计，小心看在眼里拔不出。”马客拍打他肩膀，挤挤眼，一副洋洋得意样。“好马！”贺龙发自内心地赞叹。 马客不看龙马却上下打量贺龙，莞尔一笑，说：“年纪不大就敢论马。你要敢骑上它跑两圈，这匹马分文不取，白送给你。”带有嘲弄的含义。那意思分明是说，年轻人还是追大姑娘去吧，不要在这里充了。 这不是明摆着看不起人么？贺龙两眼一睁，说：“说话算数不？”那一瞬间释放出来的威势让马客一惊。 马客好心警告贺龙：“当然算数。丑话放前面，多少会家子不敢骑，又有多少会家子栽下来，断胳膊断腿，你要是逞强，摔死了可跟我不相干。” 贺龙微微一笑，笑得那么轻松平淡，好像很随意的样子。马客原本看贺龙一小青年，唬一下打 发走算了，没想到这年轻人如此淡定。贺龙朝他那暴烈的神驹凑近。神驹感觉到逼近来的威胁，仰头曲颈，前蹄用力刨地，抖鬃举尾喷响鼻，龇出金黄的牙齿，沉下头来死死盯紧贺龙，发出愤怒的沉闷的嘶鸣。——它是在示威，警告来人离远点，不然对你不客气了。 说时迟，那时快。贺龙淬然起动，飞身而起，疾若闪电，定眼再看已经跃上马背！与此同时， 神驹愤激了，它长声嘶叫，愤然立起前蹄、瞬间猛落，接下来弓背低颈，拼命翘起后蹶，圆鼓鼓的臀部直竖上天；后蹄刚落，前蹄又起，开始猛烈地甩颈，跳踉不止，并拚命甩颈想咬住贺龙。贺龙如胶皮糖一样粘在马背，贴紧马颈，任凭颠簸摇晃，他自岿然不动。神驹再一次嘶吼，忽然放开四蹄，狂奔而去，那是“颠马”的跑法。所谓“颠马”跑路，骑马者鞋子可以省了，但帽子可以颠碎！ 没人知道神马把贺龙颠到哪里去了，只隐隐听到马嘶声在山峦里时时传出，告诉人们人和马的较量仍在继续。随着时间流逝，按常理铁打的汉子也该颠碎骨架了，大家都为刚才那鲁莽的年轻人担心。恍然之间只听得远处蹄声得得，嘶声悠悠，驯服的神驹踏着轻盈明快的小碎步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中，就像暴烈的少女变成温婉的少妇。 在众人的喝彩声中，贺龙又策马绕了两个大圈，然后驰到云南马客面前，笑曰：“还算数吗？”这是胜利者的笑容，也是英雄豪杰的笑容。马客见贺龙年纪轻轻就如此英雄，豪爽应答道：“我没说不算数，送你了！”贺龙也够意思，从怀里掏出一把钱（究竟是多少已经无法考证）拍到马客手里说：“小小薄礼，不成敬意。”马客也没客气，说：“行，小老弟够仗义。” 也是在这一年，十六岁的贺龙加入了哥老会，并且当上“十排老么”，相当于哥老会的政治局成员，从此有了江湖地位。之后贺龙和马帮一起行走江湖，又是几番挣扎、几番磨难。然而这并不是贺龙想要的生活。他需要更大的空间去释放血液里那勇猛的因子，去笑傲江湖，去纵横天下。机会终于来了。 由于袁世凯同志雄心惊人，当了万人之上的大总统还不满意，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搞独裁， 为皇帝梦铺路。自古以来每一个走上皇帝宝座的人都是障碍重重，袁世凯同志的阻力特别大。因为袁世凯生不逢时，错生于国人遗弃皇权的时代。而袁世凯面前最大的障碍就是孙中山。孙中山一生那是屡败屡战，跟袁世凯斗法失败后，深感有必要重新整合力量，就搞了一个中华革命党。一九一四年，十八岁的贺龙加入中华革命党，把他的勇武带入军队，从此开始数十年的革命生涯。 贺龙的革命生涯充满艰辛波折，却每一次都能神奇地化险为夷。 一九一四年，湖南督军汤芗铭残酷镇压湖南人民的反袁反帝运动，大肆捕杀革命党人，引起了湖南人民的极大愤慨，搞了一场大规模的“倒袁反汤”运动。身为革命党人的贺龙受命到军中去策反，组织反袁武装。贺龙约了几个人打扮成羊贩子活动去了。半年之后秘密组织了一批志人，准备拖枪举义，不料被人泄露了机密，贺龙只得连夜离开。路上碰上了十几个土匪，把贺龙当成“肉票” 捉到熊壁岩贾家大院。恰巧警备队前来袭击强匪，将土匪和贺龙一同关进监牢。几天以后土匪被斩首。按常理，贺龙也要当做土匪，被牺牲了。但是在审讯过程中土匪说贺龙是抓来的“肉票”。 衙门里的各种公务员老爷一听“肉票”，仿佛见了财神爷，顿时眼睛闪闪放光，使用出公务员的发财必杀技：反诬贺龙通匪，不予释放，但放口风说可以出钱赎人。在这种情况下，贺龙想死都死不了。因为在公务员老爷的眼中，贺龙同志就是鲍鱼啊、就是二奶啊。时不时有人去看看贺龙， 打量一下瘦了没有，还值多少钱。消息传到贺龙的家乡桑植，贺龙的父亲赶过来，招待各位公务员吃好喝好玩好，塞足红包。吃人嘴软，拿人手软，公务员大人们本着上天有好生之德的精神，就说贺龙同志是被土匪蒙蔽了云云，批评教育一通就给释放出来了，贺龙就这样捡回一条命。 这一年贺龙十九岁，坐牢并没有磨掉贺龙的锐气。一年之后，为了响应蔡锷搞袁世凯，贺龙在老家抄起两把菜刀干起来了，“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由此传开。以这两把菜刀为本钱，贺龙竟然拉出一支队伍，成了植桑民军指挥。这事之后，贺龙在革命党中取得一定地位。有了地位就意味着承担更多的风险，过更加凶险的生活。 湖南革命党人搞了一个组织，叫正谊社。名字很好听，是暗地里搞暴力活动，例如暗杀啊啥的。 正谊社给贺龙分配了任务——炸掉湖南督军谭延闽的公馆。谭延闽标榜自己是革命党，暗地里却卖身给北洋军阀政府，湖南革命党人极为不满。贺龙二话没说接受任务，准备在坡子街福元旅馆下手。 万事俱备之际，西风来了：正谊社谋刺湖南善后督办主任梅植根未遂（业务不精啊），引起了军警大搜捕。警察在贺龙住处搜出一些玩具：手枪一支，炸弹两枚。啥也别说了，恐怖分子一个。为了革命，贺龙再次光荣入狱。眼看为革命事业牺牲，革命党人展示了高超的危机公关手段。他们知道谭延闽与湘军第二师师长陈复初有矛盾，陈复初拥有一个师的武装，对北京政府卖身更彻底，极有可能充当北京政府在湖南爪牙，应该是主要的打击对象。经过权衡，革命党人决定利用谭、陈矛盾， 变杀谭为拉谭。两方举行了友好谈判，确立共同打击陈复初之大计。谭延闽认为此事于己有利，便释放了“恐怖分子”贺龙。 袁世凯翘辫子之后，孙中山依然没能时来运转，依然屡败屡战。一九一七年，孙中山在广东搞了一个“护法运动”。湖南革命党人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在湘西起义。贺龙奉命返回湘西发动武装斗争，在家乡很快组建了一支二百余人的队伍。担任了湘西护法军游击司令，和其他护法军一起攻击侵入湖南的北洋军阀部队。护法之战取得了很大胜利，进踞湖南的北洋军阀部队被迫停战言和。一切貌似很顺利，然而湘南护法军总司令林修梅派人找贺龙，另一派的张溶川怀疑贺龙将率部去湘南归附林修梅，便以会谈为名，把贺龙扣了，吞并了贺龙的部队。七天之后贺龙出狱，再次成了光杆司令，劳动成果被无情剥夺，郁闷不行。这就是贺龙一辈子三次入狱的经历，等到贺龙再一次失去自由，那便是四十年以后的事了。 郁闷归郁闷，并不悲伤，年轻就是资本嘛。接下来贺龙在军中当了一系列干部，一步步升迁， 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军长，权力越来越大，名气越来越大，大到连蒋介石的耳朵里都经常听见贺龙这个名字。一九二七年，三十一岁的贺龙迎来人生巅峰。 （2）巅峰时刻——南昌起义 中国共产党到今天经历三次标志性事件：二一年建党，二七年建军，四九年建国。一九二七年八月一号，南昌起义，意味军队的诞生。 后来的十大元帅中，七个元帅和这次起义关系密切，分别是贺龙、刘伯承、朱德、陈毅、聂荣臻、叶剑英、林彪。 十大将军中，有四位直接来自南昌起义，分别是陈赓、粟裕、张云逸、许光达。算上起义南下收编的黄克诚，和去南昌未成的罗瑞卿，一共六个。 将帅之外的军事人物还包括周恩来、李立三、叶挺、彭湃、恽代英、谭平山。中共元老中还有郭沫若、吴玉章、林伯渠、徐特立、陶铸等人，阵容可谓空前绝后，超级豪华。此后历次军事行动， 再也没有如此深厚的阵容。即使关系国共双方命脉的东北战场，共产党列出的名单已经足够强大， 和南昌起义名单一比，还是小巫见大巫。 在这群超级豪华的名单上，贺龙为总指挥，这些大家都知道。 也许还有人不知道：身为总指挥的贺龙当时并不是共产党。一个党外人士掌控、指挥共产党的全部军事大权，在中共历史上非常非常罕见。 很少有人知道，当时周恩来搞的起义通令并不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而是以贺龙的名义发出，即威武的共军诞生时，打响第一枪的实际领导人和号召者是一个党外人士！这大概是南昌起义最有趣的地方了。 为啥是一个外人任总指挥呢？南昌起义是共产党第一枪。之前的东征或者北伐，共产党都是寄生于国民党内部，配合国军打仗。共产党没有自己打过仗，军事上还没有多少号召力。贺龙当时的名头非常响亮，贺龙的入党介绍人周逸群在准备南昌起义时，给中央写的报告承认：“自师长以下莫不视贺龙为神人，故当时唯有利用贺之主张及言论为宣传之资料。” 贺龙能当上总指挥，最关键的因素还是实力。起义不是请客吃饭，谁名气大、地位高、有才， 谁就牛叉，关键是看大兵们听谁的话。论名头，刘伯承有“川军名将”之称，贺龙一辈子也没和名将扯上关系。论才气，郭沫若、陶铸甩贺龙好几条街。论地位，周恩来、李立三等人都是中共顶层人物，而贺龙只是党外人士。 看看参加起义的其他人吧：郭沫若、陶铸等人可以忽略，文人嘛，战争年代还不如一百夫长。 周恩来、李立三在共产党内的地位虽然很高，手中却没有一兵一卒，全靠一张嘴去拉别人入伙。李立三第一个倡导搞暴动，是用嘴。周恩来东拉西扯做工作还是用嘴。 将帅们又如何呢？ 朱德：起义前，是南昌公安局局长和国民党朱培德第 3 军官教导团团长。南昌起义时任第九军副军长，手下有几百号人，凑个份子而已。能成为红军之父，并非因为南昌起义本身，而是因为起义失败之后，别的大领导转移了，朱德收拾了残部，保留了革命火种。所谓革命火种，就是后来的大将、上将、中将、少将等数不清的军官。如果没有朱德，像林彪、粟裕这些人，要么“浪子回头” 发一个脱党声明，继续跟着国民党混，要么为革命牺牲，指望他们回家种地或去工厂打工也不现实。 陈毅：南昌起义时任第 11 军 25 师 73 团政治指导员，职位不高，搞政治的，也是用嘴说话， 而且还没赶上当天的起义，后来追上的，胜在帮助朱德收拾旧部——这为后来在南方游击战中拉旧部提供了经验，所谓“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的信心也是这会来的。 刘伯承：当时空有“川军名将”的大名，手中没有一兵一卒，孤身一人凑数。因为名将头衔， 其他人不怎么会打仗，故赢得委员会参谋长一职。 至于两位黄埔教官，聂荣臻和叶剑英，八月一日那天均不在南昌。起义发动前，叶剑英任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利用与张发奎等人的关系，探知贺龙、叶挺等人将要被扣留解除兵权。 他马上约了叶挺、贺龙、廖乾吾和高语罕 4 人到甘棠湖划船。正是在这艘小船上，叶挺、贺龙得知了自己的危险处境，最终下定了起义的决心。叶剑英参与策划南昌起义，通过秘密方式帮助过贺龙和叶挺。聂荣臻是第二天随他的学生周士第一起赶往南昌的。 林彪：南昌起义时任叶挺独立团(24 师)连长。有他不多，没他不少。三十八年后，林彪在给罗瑞卿找罪名时还酸溜溜的说：“罗瑞卿大跟别人、大捧别人，我们威望不够，因为我们不是南昌起义的领导。”满嘴酸味呵！ 几位大将的贡献力量更微弱了。当时名气最大数陈赓，头顶黄埔三杰之一，东征救过蒋介石， 甚是拉风。然而南昌起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 20 军 3 师 6 团 2 营营长，比林彪职位高一点而已，并无决定性贡献。张云逸和许光达属于更小的军官。至于后来纵横天下的粟裕同志，当时也就是一个警卫班长而已。 根据刘伯承的报告，参加起义的武装力量有贺龙领导的第二十军共六千五百人；叶挺十一军二十四师（叶挺是十一军副军长兼二十四师师长）五千五百人，十师五千人（师长蔡廷锴），二十五师五千人（师长周士第）；朱德领导的第三军官教导团与南昌公安局警察队五百多人。蔡廷锴并非 真心跟随共产党闹革命，所以队伍南下之后就给十师内的共产党人发放遣散费，复归国民党。不论如何，蔡廷锴也是个英雄。 周士第的人马是第二天到的。周士第和陈赓、徐向前一样，毕业于黄埔一期，是早期共产党员， 后来之所以只是个上将，是因为二八年到三三年和军队失散了，在白区搞地下工作，错过了井冈山最初五年的黄金发展时期。如果一直呆在军队，前途不可限量，光凭资历也能熬到大将的位置上了。 南昌起义的骨干力量只有两股：贺龙带的六千五百人和叶挺带的五千五百人。在国民革命军中， 贺龙为十二军军长，叶挺是十一军副军长兼二十四师长。级别上，贺龙高于叶挺。人数上，贺龙多于叶挺。所以贺龙是总指挥，叶挺是前敌总指挥兼十一军军长。另外叶挺当时的身份是共产党员， 属于自家人。贺龙还是党外人士，赔了身家性命帮助共产党打天下，也需要一个头衔对吧。南昌起义总指挥——这个头衔成了贺龙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履历。 所以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周恩来起草南昌起义命令，不是以党中央的名义发出，而是以贺龙的名义发出，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实力决定一切。还原一下历史场景，不难发现，贺龙对南昌起义的贡献是决定性的。没有贺龙的第十二军，十一军内的蔡廷锴第十师很可能根本就不会跟着干。因为当时在南昌城里的十一军只有两个师，二十四师和十师。而蔡廷锴虽然属于左翼激进派，但信仰的是孙中山，和共产党不是一路人。 没有贺龙，南昌起义是个啥样还是未知数——正如没有张学良，国共如何去抗日也是未知数一样。贺龙和张学良，绝对是中国共产党的两个贵人。只不过后来贺龙加入共产党，而张学良一直留在国民党中。后人评价贺龙的选择，认为是信仰所在，理所当然，评价张学良多从民族大义出发。 南昌起义——贺龙一生中最为高光的时刻。 然而在乱世年代，任何风光都要付出代价的——看看贺家的牺牲吧。 因为贺龙加入了革命党，惹恼了黑暗势力。一九一九年，在没法拿贺龙怎么样的情况下，反动派就到贺龙的家乡去杀人放火。一夜烧杀，贺姓族人遇难三十多人。贺龙父亲贺士道，一九二零年牺牲在桑植，同年牺牲在植桑的还有弟弟贺文掌。这批贺家人算为了国民革命而死。 南昌起义之后，为了报复贺龙，反动派再一次到洪家关进行疯狂的灭绝人性的杀戮。之后，贺龙四妹贺满姑于一九二八年牺牲在桑植教场坪，同年，堂弟贺文新，为了向贺龙送紧急情报，活活累死在路上。一九三三年，贺龙的大姐贺英在长湾牺牲，同年牺牲在长湾的还有贺龙的二姐贺茂姐。 长征之后，国民党再次去贺龙的家乡进行“清乡”，打着的旗号是——诛灭贺龙九族，鸡犬不留。 贺龙家族，一门八十多烈士，有为国民党而死，有为国民党所杀。那是迷茫中的中华民族的集体振痛。所谓革命，实际就是浴血重生。推动历史车轮的，永远只有两个字——鲜血。 十一年之后，国共再次合作抗日。一九三八年一月七号，抗战领袖蒋介石见到八路军一二零师师长贺龙。在一间小客厅里，蒋介石见到贺龙。蒋介石无数次耳闻贺龙的传说，这一次终于见面。 身为最高领袖的蒋介石，百忙之中抽时间接见政敌的一个师长，目的无非是拉关系、挖墙角。蒋介石是挖墙角的行家里手，中原大战时，曾靠这一手挖得冯玉祥、李宗仁等人晕乎乎的。蒋介石在心里打着算盘：能把贺龙给挖过来，相当于挖掉共产党军队的三分之一，哈哈，划算。显然这一次搞错了对象。 贺龙从容地走过去，向蒋介石伸出右手：“委员长！” “哦，贺将军！”蒋介石心中收起算盘，换上笑容，说：“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 “打交道可很久，从北伐的时候就开始。”贺龙说。 然后一番客套之后，开始步入正题。之前因为贺龙为了革命党牺牲重大，而且英雄有为，虽然未曾谋面，蒋介石对贺龙的感觉很不错。为了拉拢贺龙，蒋介石先后派过三名代表，许以国民党中央委员、江西省政府主席，许以上海、南京的小楼，许以三百万大洋等等。一句话，要钱给钱，要官给官，要女人给女人。结果第一次派去的李仲公秘书长被贺龙抓起来，送交总指挥部；第二次派去的朱绍良又被抓起来，押往九江，交给军事法庭；第三次派去熊贡卿、梁素佛，不但被贺龙抓起来，而且进行了公审，最后居然予以枪毙！最后，蒋介石对贺龙彻底死了心。正因如此，才对贺龙恨之入骨，多次杀戮贺龙的家人。这一次见面，蒋介石决定再试一次。 蒋介石说：“云卿啊，你一二零师的部署情况怎么样？” “配合忻口战役，我们攻占了雁门关、太和岭，截断了忻口之敌后方的主要交通道路。”贺龙说，“友军失守忻口，太原告急，我一二零师派兵至大同、雁门关、忻县及太原以西，在北起左云、右玉、清水河，南至汾离公路的广大地区分散地开展游击战打击敌人。” 蒋介石缓缓点头，再问：“现在部队装备情况好吗？”贺龙摇头，说：“装备很差啊，枪都是秃的。” “秃的？”蒋介石不解。 “没有刺刀，秃的。”贺龙做个手势，“我们在塞外，天气很冷，军官士兵都没有皮大衣，没有皮帽，子弹也少得很。” 这些都是铺垫，蒋介石也不愿意在这上面浪费时间。再说了，贺龙说的困难越多，麻烦事也就越多。到底应不应该给他补给？名义上也是下属嘛。还是解决正事要紧，蒋介石望着贺龙，皱了皱眉头问：“民国十六年，你为什么好端端的军长不当，跑去参加共产党的南昌暴动？”那件事一直 困扰着蒋介石，要知道当年许多黄埔军校高材生还没有机会去军队跑腿，你贺龙同志倒好，好好的军长不干，跑去当“土匪”；好好的洋房不住，皮鞋不穿，冒着断头流血，不顾家人安危的情况下跑去打游击。对于这个蒋介石百思不得其解。 还有人不喜欢城市，喜欢山沟的？还有人不喜欢大洋的？还有人不喜欢豪宅的？还有人不喜欢美女的？蒋介石想知道答案。 贺龙直爽地笑了，挥动手臂有力地划了一下：“我和委员长的政见不同嘛！”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 蒋介石当惯了领袖身份，不太适应别人讨价还价，特别是对方以军人的身份和他谈论政治的时候，那手势气派，让他很不舒服，但又不便发作，只好沉默冷场了。 尴尬之后，蒋介石决定缓解一下气氛，喝口茶，换个话题：“过去的事就算了。”蒋介石轻轻摆了摆手，装出一副大度亲切的样子，“云卿，你家里可好？” 贺龙冷瞅了蒋介石一眼，那冰冷的目光让蒋介石很不爽。他想起来了，不该问候贺龙的家人， 因为他可以确定，贺龙的家人已经没了。贺龙直愣愣地回答：“我家的房子被烧了，家里的人被杀光了，八十多口子，剩下我贺龙一个拿枪的。”一点弯都没拐。是啊，只剩下一个拿枪的。就算没有政见不同，即使光算这家恨，剩下这个拿枪的也不可能被拉拢了。 贺龙离开之后，蒋介石靠在椅子上松了一口气，说：“以后我不要见他了。”他知道贺龙对他的怨愤只有死神才能化解。在死神来临之前，任何动作都是多余的。 （3）困惑 面对贺龙的选择，蒋介石很困惑。我们很能理解蒋介石的困惑，一九二七年的贺龙和其他人完全不一样。共产党员面临被清洗的危险，生死存亡之际，即使为生存也要拼死一搏。要不然这些职业革命者要么被杀掉，要么发表脱党声明，该回家种田的回家种田，该去工厂扛包子的扛包子。不论何种选择，结果都很惨淡。 贺龙对国民革命是有功的，此时贺龙已经略有地位。一九二七年，贺军长的职位虽然比冯玉祥、 阎锡山、白崇禧这些人的级别低，但是看看其他人，就会发现贺龙的地位一点也不低。一九二七年的韩复榘也只是第六军军长，一九二七年的龙云为三十八军军长，与贺龙一个级别，蒋介石后来的虎将们此时还在跑腿呢。如果他不和共产党搅合在一起，好好地混，说不定能成为一方大员；实在不行就学学其他国民党军官，搞点糜烂麻醉自己也可以当。 贺龙不仅没有生命危险，而且可以肯定还有房子住、有肉吃、有崭新的皮鞋穿，外出可以骑马 或坐轿子；抽得起雪茄，脱下的脏衣服、臭袜子有人抢着洗；如果心情不爽了，还可以随便拉人出来抽两巴掌、骂两句消消气；没事可以给某些社会名流点面子，去人家的豪宅喝喝茶、打打牌，提供安全保护，顺便收点银两；如果他想要，可以多娶几个貌美如花的老婆潇洒快活，日子过得比今天所谓的富豪还要爽。而这一切都是他贺龙亲手挣回来的，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中挣回来的。既不是某人给予的，也非关系所得，是自己的劳动成果，享受起来心安理得。从白手起家到拥有一切， 应该很有成就感。为啥跑去搞革命？蒋介石不理解，包括今天的绝大多数人都不理解，为何？ 可以说在南昌起义的所有参与者之中，贺龙投入的成本最多：混迹江湖多年的名望和军事地位全搭进去了；最没必要参与：国民党军长，北伐虎将，前途无量；而且付出的代价最大：家乡一次又一次被屠杀，数十口亲人毙命。 是贺龙的脑袋出了问题？贺龙早年纵横江湖，虽然文凭不高，却见多识广，记忆力超群。这种人放在任何时代脑袋都非常清晰，要不然早见阎王了。 贺龙参与南昌起义最直接的原因肯定是共产党人。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统战能力太强大了。如果说因为贺龙后来成为中共元老而忽视了共产党搞的统战工作，那么请参考西安事变前后对张学良的统战工作。早期的共产党人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啊？那是战斗力超强，吃苦耐劳，脑瓜子灵活，有一点裂缝就能渗透进去，就算没有裂缝也能制造出裂缝的一群人。胡宗南对此肯定深有体会，因为中共情报系统后期最杰出的三个间谍全是他秘书！ 对贺龙影响最大的共产党人叫周逸群。 周逸群，贵州人，一八九六年生，和贺龙同龄。周逸群早年留学日本，是黄埔军校第二期学员， 同年加入共产党。两年之后，周逸群参加北伐，在贺龙军中任政治部主任，从此与贺龙成为铁哥们， 时不时畅谈人生和理想，关系铁到不能再铁。正是周逸群的影响，贺龙日趋倾向共产党。南昌起义之后，周逸群介绍贺龙入党。此后两人成为搭档，关系更铁了。军中传言，贺龙和周逸群穿一条裤子。实际上他们不是穿一条裤子，而是穿同样的衣服。比方说贺龙弄了一套军装，必然给周政委弄一套一模一样的；贺龙自己做件咖啡色皮夹克，同时也给政委做一件；贺龙自己的军装加个斜插兜， 关政委的衣服也必定有，总之类似现在的情侣装。周逸群博学多闻，性格和善，和贺龙一起工作配合得非常好。然而遗憾的是，周逸群英年早逝，不是战死、病死、累死，是在肃反中被夏曦同志秘密杀害，年仅三十五岁。时至今日，洪湖人依然传承着那首歌谣：“洪湖水上长莲苔，莲苔年年把花开，莲花时开时又谢，烈士鲜花永不败。”是为周逸群唱的。 但共产党人的统战能力还不是决定性的，比方说同时参加南昌起义的蔡廷锴，离开南昌之后就离开了革命队伍，重归国民党的怀抱，而贺龙选择加入共产党。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贺龙本身。贺龙出身寒微，七、八岁就跟着饥民去吃大户，那是玩泥巴的年 龄；十一二岁就敢挥动大棒和恶少对决，那是放风筝的年龄；十六七岁就加入马帮行走江湖，那是幻想女孩子的年龄；十八九岁就敢拉队伍搞革命，那是谈恋爱的年龄；二十多岁就能靠实力当上军官，那是为工作发愁的年龄。贺龙就这样一步步走来，可以说每一步都不满，每一步都在反抗，每一步都可能死掉。为何？时代的逼迫。 如果说七八岁的贺龙能够安安心心地玩泥巴，玩好之后回家吃点饭继续玩，他可能就不会想着学武，偏偏是没有饭吃。如果当时的治安环境好点，没有那拉风的恶棍，贺龙也就不会十一二岁就去好勇斗狠，偏偏是一个傻里吧唧的家伙都能横行乡间。如果大家有饭吃，贺龙也许就不会加入所谓的哥老会，不会搞革命。即使去搞了革命，仍然很不满意。因为革命队伍之中派系林立，软弱无能，各国列强肆意入侵。 家，没饭吃；国，没有尊严。这样的革命何用？ 于家，不是一家人没饭吃，普遍没饭吃，有饭吃的人是少数。于国，不是一个人没有尊严，普遍没有尊严，那些为了尊严而奋斗的人在内斗。孙中山不死，大家尚能团结在一杆大旗之下。孙中山死后，更是四分五裂。这种情况是任何一个有血性的男人都是难以忍受的。但是并不是每一个男人都有血性的，更多人靠另一种特性活着——奴性。 （4）奴性和血性 咱们中国人，甚至整个人类都是这样，血液和文化中暗藏着两种性格：血性和奴性。血性，即反抗；奴性，即顺从。 在和平年代，生存没有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大家想办法吃好点、住好点、找个好点的对象，血性或者奴性并不重要，也没必要区分。不可能为了验证一下自身的性格找军警干一场，那叫鲁莽或者傻，与拿脑袋撞南墙没啥区别——还好这样的人不多。闲来无事去找别人的事，去威胁别人，那叫侵略或者好斗。 性格展示于逆境。逆境反抗，或者逆来顺受。 每当灾难来临，特别是王朝末年或者民族面临外敌入侵之时，总有人跪在马路中间嚎啕大哭， 曰，老天爷救俺一命吧；也总有人紧握拳头高呼，干他娘的！那些跪下来的人，有两种命运，被屠杀或者当奴隶；握拳的人也有两种命运，战死或者为王。 史书记载陈胜、吴广，记载黄巢，记载李自成的时候，背景是那些跪在马路中间请求庇佑的顺民。当刘邦或者朱元璋等人建功立业之时，那些顺从的受害者们依然在自家房子里默默低泣。没有人记得他们的痛苦，因为他们已经被遗忘。 此时的贺龙，如果为了吃喝拉撒而奋斗，那么他基本上成功了。如果学识高一点，奴性思想多一点，可以多学点自我安慰的理论：什么时势如此非人力能逆转啊、什么只要自己开心就好啊、什么清者自清啊、什么修身养性啊、升官发财啊等等。这一大堆、这一大摊、这一大串的理论堪比海洛因麻醉剂，能够舒缓奔腾的热血。服用之后有这样的功效：见了领导拍拍马屁，看见漂亮女人意淫一番，这是对内的；对外，看见鬼子来了，拿点钱粮去慰劳慰劳，买个平安，实在不行就把自己的女人也送过去，表示只要能给口空气呼吸一下就可以。如果官足够大，影响力足够大，还可以号召大家跟着做奴隶，并美其名曰这是和平的唯一办法，如秦桧先生，如汪精卫先生。 所以身残而不失伟大的司马迁同志才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很多人不喜欢听这种话，听起来怪怪的。然而它已经深入到咱们的文化和生活。每一次社会动荡或民族危机，民族中的这两种性格都会暴露无遗：有人拼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有人屈膝低头卖身求荣。 有趣的是，很多时候，卖身求荣的多半来自上层权贵，英雄多来自草莽之间。之所以会出现这个现象，估计是一个人在体制内摸爬滚打一段时间之后，会认可那种奴隶思维吧。这大概就是沉淀在咱们文化中的一种深沉的悲凉。体制内也有文天祥、于谦那样的英雄人物，更多的则是屈膝叛国者，他们会为了自身娇嫩的羽毛而出卖国家和民族。为啥会这样呢？权贵们生来就如此吗，生来就是冷血动物吗？不！因为他们在摸爬滚打的过程中，练成了皮厚心黑大法。炼成这种神功的前提就是漠视老百姓，把老百姓当牲口看。 大千世界的底层小人物永远面临着生存危机，唯有反抗一条路。所有才有刘邦、朱元璋，才有陈胜、吴广，才有黄巢、李自成、张作霖；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不管成功或失败，都将付出巨大的代价，代价大到让人不寒而栗。比如说刘邦同志，代价是老爹、老婆、孩子。刘邦还算幸运， 遇到妇人之仁的项羽。如果项羽残忍一点，刘老爹就要被蒸煮了，吕雉就要变成军妓，刘盈就会成为小萝卜头。等到刘邦当皇帝时就会惊讶地发现，刘氏一门全是革命烈士。李自成或黄巢那种，失败之后族人不死也得隐姓埋名，而贺龙也是他们中的一员。贺龙的代价是，贺家满门忠烈。同时期的其他人，基本上都是祖坟被掘开，亲人被杀害，比如说黄公略、彭德怀，比如说毛泽东。 理解了这一层就能解释贺龙的选择，其实很简单：他不过是一个需要下跪的年代选择拒绝下跪而已，正如他的祖先面对屠刀选择站着死一样。这就是蕴含在咱们这个民族中，来自草莽之间的力量，属于任何数据也无法统计出来的潜力。正因如此，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群看起来要完蛋时总有人站出来，即使被屠杀，即使奄奄一息，仍然可以劫后余生。正因如此，很多民族消失了，中华民族还在，很多文明成了过眼云烟，中华文明还在延续着。 既然最为艰难的过去都可以挺过去，所以不论现在还是将来，咱们都应该乐观一些。 不必困惑：朗朗天地，正气长存。 所谓正气，并不在酒色之间，并不是黄金屋或颜如玉，那是指生死存亡之际的慷慨和悲壮、流血和牺牲。也许用真理或正义代替更为动听一点，我更愿意相信传统的那个词——正气。 （5）怪胎 来自草莽之间、生就天不怕地不怕之性格的贺龙和旨在推翻一切反动势力的共产党在精神上简直是天作之合，甚至无须太多动员，贺龙脱下皮鞋换布鞋，扔掉雪茄换烟斗，毫不犹豫倒向共产党， 堂堂国民党军长对当时手中无枪无人的共产党表态：共产党让我干嘛就干嘛。 虽然当时的力量很弱，还是拉开大旗就干了，因为无所畏惧。 南昌起义失败之后，除了朱德、陈毅重拾队伍去了井冈山，其他领导人多半去了香港或者上海避难；有些人出了国，如刘伯承和叶剑英等人去了苏联进修。当时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贺龙，如果贺龙愿意，也可以去苏联进修。但是贺龙不去苏联，选择去湘西重新拉队伍。他心里憋着一股气： 不信打不败蒋介石。 说真的，当时凭借共产党的力量，还真看不到打倒蒋介石的希望。蒋介石有江浙财团的支撑， 有钱去买枪买炮；蒋介石有黄埔军校——源源不断的军官资源；蒋介石有大片的统治区——足够的兵力来源。共产党当时有啥？因为变成了“非法地下组织”，没办法筹集经费，全凭共产国际发点党费过日子，要钱没有，要地盘更没有。 这一切在贺龙看来仿佛都不重要，没有人可以拉人，没有地盘可以抢地盘，没有枪怎么办，找机会抢呗。贺龙在湘西主要就干一件事：拉队伍。一茬又一茬，从几十人、几百人、几千人、几万人。惹得蒋介石大怒，一次又一次的围剿，同时对贺龙的家乡来一次又一次的血洗。 相信当时支撑贺龙这么干的并非什么共产主义思想，而是中华民族蕴含在草莽之间的那种英雄气概。纵观贺龙一生，共产主义理想没见多少，更多的是这种英雄气概。毛泽东和国际派的那些理论家们比起来，高明之处就在于能够把草莽英雄们团结在一个旗帜之下，包括贺龙、彭德怀、林彪、 这些个性鲜明却又千差万别的英雄们团结起来。毛泽东拿那些所谓的马列主义去适应这些人，而国际派的专家们试图让这些人去适应马列主义。 队伍被打散了，拉；根据地没了，建。贺龙带着一帮人，如同草丛里的黄鳝一样钻来钻去，蒋介石先生虽然恨得牙痒，却也没辙。原本赫赫有名的贺龙在湘西那一带更有名了，照这样的势头发展下去，前途不可限量啊！然而一个人的事业如果太顺利的话会惹来老天爷的妒忌的。 所以老天爷给贺龙和他的人马迎来一个超级对手。 那个人是谁呢？就是大名鼎鼎的夏曦同志。这个夏曦同志何德何能，能够把贺龙辛辛苦苦拉出来的队伍毁于一旦，完成蒋介石未能完成的事业呢？ 相貌：精瘦精瘦的身子套一件过大的红军军装，腰扎一根军皮带，干瘦的鼻梁上架一副高度近视眼镜，三七分头油光水亮，纹丝不乱，给人一种古板严肃、不苟言笑的感觉。 职能：有人属于武将，有人属于文官，有人文武双全，而夏曦同志属于另外一种个性，不文不武。说他是武将，他不懂军事；说他不是武将，他独揽军权，把贺龙排挤到一边，瞎指挥。在夏曦的指挥下，同志们只准打仗，不准休整；只准打大仗、打硬仗，不要游击战争；只准打宜昌、沙市、岳州、武汉，不准打小据点！说夏曦同志是文官吧，他又不守文官的本分——不和稀泥。刚愎自用， 唯我独尊也就罢了，还一手遮天。看谁不爽，一言不合，置人死地。说他不是文官吧，却独揽大权， 挥舞一根红蓝铅笔，指手划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政治手腕极其毒辣，杀人效率之高比蒋介石的枪炮强多了。 看到这样一个人，大家也许感觉他是个糊涂蛋，杀人魔王，变态，比康生还残忍狠毒。当然这些绰号都合适，但是看一看夏曦同志的简历就会惊奇地发现，这个人还有另一面。夏曦生于一八九六年，与贺龙同岁，和毛泽东有同窗之谊，早年一腔热血，参加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积极性都很高。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比刘少奇的党龄还大。更为牛叉的是，还倾听过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的教诲。大革命失败之后再次赴苏联进修，和王明交往甚深，成为当时所谓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在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排名第二十三位。从这段简历中可以发现夏曦同志还有这样的特性：国际派，理论家，书生意气，心中装着革命的标准答案——像苏联那样搞。理解了这一面才能更好地理解夏同志在苏区所作所为。 一九三一年三月十五号，夏曦同志来到湘西苏区。苏区上空开始乌云密布，同志们头顶上的太阳即将隐去。 夏曦同志一到湘西苏区就感觉很不爽。从外边看，苏区革命干得热火朝天，走近一看才发现， 这群大老粗一样的人打打跑跑，停停再打，身上的土匪气息比革命气息还浓厚，这怎么能行？一定要好好改一改，整一整，修理一下。和苏联标准模板一对照，夏曦惊奇地发现两者相差很远。在夏曦同志那颗意气风发的书生心中，以为自己找到了中国革命很快成功的答案。答案是啥呢，就是向苏联看齐，为此夏曦故作精明地采取了如下手段。 首先，夏曦同志认为，这里风气不正，是因为政治工作干得不好，那就拿政委开刀吧。所以贺龙的好哥们周逸群同志撞鬼了，本来还想发挥口才辩论一下，哪知夏曦同志直接出绝招，直接把周逸群秘密杀掉，贺龙也没辙。周逸群死了不说，夏曦还把周逸群封为“改组派”老大！这样一来， 贺龙问：“都是搞革命的，怎么会是改组派？”夏曦答曰：“正是因为干革命，所以才可能是改组派。” 看来改组派也是有门槛的！凡是和周逸群相关的都可能是改组派，都有被逮捕、被行刑、被处决的理由，而周逸群是政委，大多数中高级干部和他都有关系，此后一两年内他们统统都要见马克思。 第二招更狠：极端主义，彻底平分土地，并以此为基础没收富农的财产，且连中农也不放过， 一并没收土地和财产，坚决打击中小商人。夏曦这么一搞，相当于要把人家给搜刮干净。这是干啥？ 搞人民公社？即使三十年后，毛泽东搞三面红旗时，好歹还建公社让大家有地方睡觉，有一个安稳的大环境。这么一来必然激起反抗，夏曦也不客气，杀。在夏曦同志非黑即白的理论中，阻止革命就是反革命。而他收地收钱是革命，别人不给，就是反革命，所以要杀。他不理解，他这不是收地收钱，是要人家命。这些人都已经成了沉积在历史长河中的冤魂，再也不会浮出水面了。 夏曦的这种行为虽然短时间内增加了经费，但是后果也很严重。收人家钱，要给人家提供安全保障对吧？对就不能再到处跑，搞游击了。装备那么差，这仗怎么打？当然没法打。而且夏曦的行为惹起了当地人的愤恨，对红军的支持力度降低了。没有老百姓支持的游击队就好比离开水的鱼， 能蹦跶多高？要知道贺龙能拉起队伍，能带队伍和国民党干，主要是和当地人的关系搞得不错，缺粮征粮、缺人征人，大家都有条活路。所以湘西红军可以自由自在地窜来窜去，主要是这一带人的支持。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正是这个意思。 所以贺龙、段德昌等人对夏曦同志的行为尤其不满。夏曦同志很生气：老子是革命的，你们竟敢对老子不满，那就是对革命不满；你们敢对革命不满，老子还能怎么办？只能杀掉你们！那就杀， 大开杀戒。 当然他不能直接说出来，说老子要把你们杀掉，那样的话被杀的只能是他自己。所以夏曦同志的理由就以钦差大臣兼地方领导的身份，搞肃反。啥叫肃反呢？就是抓反革命、抓特务、抓坏分子。 一看这是好事，但要看由谁来办。须知当年跟着贺龙在湘西混的那些人，多半老底不干净，包括贺龙本人，要么在旧军队干过，要么跟国民党有关系，一查一团黑，那就杀呗。也不能简单就杀了， 还要杀出花样来。 作为根据地的最高权威和最高领导，那么多人需要杀，不能自己动手对吧？即使杀那么多只鸡也是很累的，需要合伙人。夏曦初来乍到，根基不深，就和当时的保卫局长江奇建立亲密合作关系。 江奇同志对夏曦鞍前马后、言听计从，夏曦就对他放心使用。而江奇也是一个人才，在折磨人方面那是绝对的高手，在常规技术手段之外有所创新，比如说“背火背篓”。顾名思义，就是让你不承认有罪，那就给你个烧着的火篓子背一背。其残酷程度虽然比不上纣王的“炮烙”，以及朱元璋先生的“点天灯”，但用现代人的眼光看绝对是大师级的水准。如果江奇先生还在，可以给他建一个专门监狱，专门管理贪官污吏、人贩子等从事高端产业的工作者。 比方说省委巡视员潘家辰同志，夏曦说他是“改组派”，他不承认。一顿毒打，潘的右手被打 断，依然不认，高喊：“拿刀来破开老子的胸膛，看看是红的还是黑的！”继续打，打到神志不清，关节断光。戴君实任红九师政治部主任，被折磨得不行了，就对当时的宣传部长庄晓东说：“但愿早死，请您为我们昭雪吧”。之后庄晓东在回忆录中把这件事写下来。 在庄晓东的回忆里，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前委书记兼红三军政委的万涛被捕后享受到这样的待遇：通宵拷打，哀号之声惨不忍闻。等打到不能再打了，便召开公审大会，让群众以乱棍把万涛等一批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始人当众打死。二军团政治部主任柳直荀对万涛被捕之事非常不满，对别人说了两句夏曦同志的丑话，即在“马日事变”中夏曦让工人纠察队放下武器。这话传到夏曦的耳朵里，决定立即逮捕柳直荀。此时柳直荀还蒙在鼓里，还准备找夏曦谈谈万涛被捕的事情，刚一出门就迎来江奇同志。江奇也不客气，当场直接把柳直荀打昏带走。抓到政治保卫局的监狱里，副局长彭国材是柳直荀的老朋友，准备放柳直荀跑，柳直荀还天真地要向上面反映，彭国材说你反映个屁，他们都是一伙的。结果，事情被江奇发觉，连彭国材也被捕杀掉。柳直荀的待遇和万涛一样， 打伤打残之后乱棍打死，死后尸骨无存。 柳直荀的妻子叫李淑一。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写了一首词，叫《蝶恋花·答李淑一》：“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柳，即为柳直荀。 这样无休止的串联中，杀戮是无休止的。庄晓东回忆：当撤离洪湖苏区时，夏曦下令政治保卫局将“肃反”中逮捕的所谓“犯人”一半枪决，另一半则装入麻袋系上大石头抛入洪湖活活淹死， “吓得农民不敢出湖打鱼，因为打捞上来的多是死尸，湖水变了颜色，洪湖到现在还一坑一坑地挖出白骨”。 黄埔才俊段德昌在短暂的一生中干了两件比较耀眼的事，一是介绍彭德怀入党，二是和贺龙一起创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段德昌对夏曦的极左行为不满，曾对夏曦的错误进行过坚决的斗争，他说：“中央过去给我们派了个邓中夏，闹了一团糟；现在又派来丝毫不懂军事、迟疑不决的夏曦，对我们无丝毫的具体指示，只会叫我们拼命。”段德昌建议恢复洪湖根据地，夏曦认为段德昌那是“分裂红军”，鉴于段德昌同志一贯反对自己，也就是反革命，所以段德昌是在阴谋“改组派破坏湘鄂边苏区路线”，一定要严厉打击，绝不姑息。夏曦同志展示了自身的高效：第一天提出批评，第二天就逮捕。接下来就是连续毒打，在金果坪“公审”后，盼斩立决。江奇同志还故意用钝刀执行斩首刑，特意延长他的死亡痛苦。当时很多战士在看，最后哭声一片。若干年之后，段德昌成为共和国第一号烈士，三十六个军事家之一。段德昌牺牲后，湘鄂西苏区的群众含泪埋葬了他的遗体， 并在坟前栽下了代表他年龄的 29 颗青松——老百姓心中有杆称。 红军和苏区的创始人之一、红九师参谋长王炳南也被杀。王炳南在被害前愤然说：“我在哪里 参加改组派还没有搞清楚就杀我，真是冤枉！”王炳南被杀前已被打断双腿，是被人架着砍死的。王炳南被杀后，他的二儿子也被杀害。第一师政委陈协平被打折十指之后被石头砸死。如此等等， 很难想象还有更恶毒的。 然而夏曦同志惊奇地发现，如此疯狂地杀人，敌人竟然越杀越多！什么改组派、托派、AB 团、特务、反革命，怎么会越来越多呢？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想不明白，那就杀、杀、杀！看来是以前杀得不够，那就增加屠杀力度，还要火线“肃反”！战员们在战场上没有死掉，下了战场就得面对夏曦和江奇。贺龙回忆：“洪湖的区县干部是杀完了。红三军中到最后有的连队前后被杀了十多个连长。夏曦在洪湖杀了几个月（即第一次肃反），仅在这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现在活着的几个女同志，是因为先杀男的，后杀女的。敌人来了，女的杀不及才活下来的。” 杀到最后，湘鄂西原本几万红军只剩下几千人，党员只剩下若干个，除了贺龙、夏曦、关向应之外基本就没有了，夏曦的四个警卫被他自己亲手干掉三个。最后出现这样的奇观：在物质极端贫乏的红军时代，枪支向来是高级消费品，向来十分匮乏，而红二方面军竟然枪比人多很多！而且都是兵，没人敢当干部，干部给杀光了。 贺龙对夏曦说：“老夏，不能再杀了，再杀就杀光了。”夏曦默默无语。更为无语的是，夏曦同志一手提拔、依赖、信任的江奇同志竟然是国民党特务！这让他老脸丢完。直到最后，他还是不明白咋回事：自己辛辛苦苦工作，忙忙碌碌杀人，杀到最后也没有把现实的革命和心中的模板（苏联革命）对上号。 杀红了眼的夏曦同志甚至动了这样的念头：把贺龙也杀掉。为了打仗的事，两人一度闹得很僵， 夏曦叫人把贺龙的警卫的枪给下了，一副要对贺龙动手的样子。哪知贺龙不吃这一套，直接从身上掏出一支勃朗宁手枪对夏曦说：“还有一支你要不要？你要也不给，这是我的，我当营长时就带着它了。”如果夏曦坚持要搞贺龙，贺龙会给他一枪么？考虑到王明的关系，资格更老的关向应对夏曦能忍则忍、能让则让，夏曦要杀哪位，关向应表示赞同。但是在贺龙的问题上，关向应一直很硬。关向应对夏曦说：“那个老夏啊，如果你杀了贺龙，即使中央不杀我们，蒋介石也会杀了我们。”这话的潜台词是杀了贺龙就要死在苏区。这话是对的，湘西没有贺龙压阵，夏曦这么杀人早被千刀万剐了。贺龙威望太高了，指挥南昌起义时夏曦屁都不是呢！没有贺龙就没有红二方面军。同理夏曦这么杀人，贺龙也是有责任的。没有贺龙团结军队，早乱了，夏曦可能已经被乱刀分尸。但是贺龙本身老底也不干净，加上对共产党的盲目信任，都是促成夏曦疯狂杀戮的原因。在现在看，贺龙当初唯一正确的选择是找几个亲信把夏曦装作麻袋里沉入洪湖算了，然后上报中央说夏曦同志英勇作战壮烈牺牲了，再附上一份检讨，说没有保护好夏老大请求中央责罚云云。 红二、六军团会师之后，南方根据地已经搞不下去了，当时中央红军已经开始长征，湘鄂西的 红二方面军也呆不住了，也得长征。长征就是跑路，边跑边打，把游击战发挥到极致。夏曦同志那一套已经用不上了，再也不能任凭他胡来。所以靠边了，就如同博古等人一样，跟着跑路就是了。 跑着跑着就挨批了。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军召开遵义会议前后，红二方面军开始批判夏曦同志的错误。同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出身，基本上同时检讨靠边站。此时的夏曦才体会到啥叫墙倒众人推。向来对他夏曦客客气气的关向应火力最为猛烈，倒是王震相对客气一点。夏曦认错道歉，这是不够的——洪湖之滨的冤魂太多了。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号，三十五岁的夏曦溺水而亡，算非正常死亡。夏曦的死，是一笔糊涂账。 据说过河之后突然响起枪声，夏曦发现情况不好，马上返回徒步涉渡，结果因心情紧张、身体疲惫， 走到河中心时，被忽然而来的一股激流卷走而丧命。时任红六军团长的萧克上将回忆，得知夏曦未归，部队派人前去搜索，在下游河滩上找到了夏曦的尸体。据说，夏曦坠河时，曾经大声呼救。河沿儿上站满了人，但是连一个伸一下手的都没有，大家就像看耍猴、看大戏一样，颇为解气地看着夏曦被波涛来回翻卷，最后被滚滚河水活活淹死。虽然同志们看着这位曾经的领导死去有点不仗义， 有点不讲革命情谊，但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比较解气的做法。过去若干年里，大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夏曦同志杀人，现在终于有机会看夏曦被杀——被老天慢慢杀死。所谓善恶因果、天道轮回就是这意思吧。 不管如何死，旱鸭子夏曦死在水里。——英年早逝，该。 英雄也好，恶魔也罢，都是远去的故事，现在翻出来无非是想寻找一点古今之间的连线。 估计很多人都不明白，一个小小的夏曦何德何能，能把湘西雄豪杀戮殆尽。创苏区，没有夏曦的事；拉队伍，没夏曦的事。夏曦不过是中央空降兵，然而这是有大背景的，夏曦红得发光那会流行空降兵。老大王明就是共产国际空降兵，博古也是空降兵。当时整个中央领导层基本上都是空降兵。夏曦是国际派派往湘西的全权代表，王明的好哥们。 那是中央在白区混不下去了，去苏区夺权掌权的时代。不仅共产国际给中共空降领导，整个中共领导层也从国统区空降到苏区。他们到苏区之后就要掌控权力，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苏区。夏曦在湘西胡乱砍杀时，大背景就是在肃反。中央红军在肃反，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也在肃反。都在杀人，错杀、冤杀的不少。 然而要说那帮人的本质有多坏也是瞎扯。看一看他们的简历，一个个都是早早甩开膀子干革命， 早早加入共产党，甚是英雄了得。而且和本土那些学识不怎么高的将帅不同，他们读书挺多，理论一流，而且对苏联痴迷。那么这些文质彬彬，却英雄了得的书生理论家们为何陷入疯狂杀人的误区？ 要解释这一切需要引入一个概念——情感宗教化。 啥叫情感宗教化呢？简单说就是某个人把一种事业当成神圣使命去完成，凡是和使命相冲突的 障碍都要全部清除。这种感情听起来挺感人——确实挺感人，但在某些时候会陷入可怕的误区，转变成一种怪胎。比方说某个男人爱上某个女人（反过来也同样成立），把这种爱升华到高于一切的境地，就要求对方干同样的事，若不然就泼硫酸、或杀人、或杀对方的全家——这就是典型的爱情怪胎。这种怪胎就应该交给夏曦同志（如果可能的话）去管理，然而夏曦本身也是一个怪胎——革命的怪胎。 夏曦和他的战友们的心中都有一个梦想，就是苏联模板，一心想复制苏联的成功模式。复制苏联模式也没啥，但在这帮读书人的心中，苏联模板成了一个至高无上的标准——上升为道德标准， 赋予其宗教情结，即和苏联相似的就是对的，反之就是错的。政治也好、军事也罢，乃至革命，都是实实在在的事情，需要实实在在的变通。而道德非黑即白，和变通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在中国（不清楚别的国家怎么样）办事，不懂变通将一事无成。 比方说王明唯苏联之命是从。苏联说，左起来，王明就左起来；国共合作，苏联指示右一点， 王明就在延安散布这种信息，结果间接导致皖南事变，把苏联的政治上升为道德楷模，把苏联的声音当成圣旨，当成一种宗教，是政治上的怪胎。比方说李德同志，一心按照苏联经验指挥中国红军， 家底快打完了还不知道变通，是军事怪胎。夏曦在湘西兼具王明和李德的双重特性。 若非如此，很难解释夏曦在湘西的所作所为。因为他已经是最高领导，掌管军政大权。如果从世俗功利的角度剖析，为了掌控实权而杀人，杀一批就够了，没必要全部杀光。就像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杀人，也就杀到控制红四方面军为止。夏曦同志不一样，恨不得连自己都杀了。如果革命需要夏曦同志去撞墙，他大概会毫不犹豫地撞上去的。如果夏曦同志有张国焘的政治水平，变一变， 彻底掌控红二方面军，后来在延安整风中国际派就不会败得如此彻底。 仔细观察夏曦的一生，早年的夏曦满腔热血。二十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时，是个无所畏惧的年轻人。工运时代的夏曦也干得不错。冒着生命危险两次出入苏联，没有被白色恐怖吓倒。如此人物也算英雄嘛，豪情和意志不应该怀疑。正因如此，他才有机会成为湘鄂西苏区的一把手。遗憾的是豪情和意志毁了他，使他坚定不移地按照苏联模板改造尚处于游击阶段的红军将士。一个陷入在个人爱情上而变成怪胎的人，参照新闻报道，可能会毁掉一个年轻的生命。一个在政治上陷入怪胎的政治家，如王明，可能毁掉一个政党。一个军事上变成怪胎的统帅，如李德，可能会葬送一支军队。 可以如此评价：夏曦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夏曦同志的革命行为，特别是后半段的武装斗争时代，则是革命怪胎的所为。 所谓怪胎，即出发点是好的，方式是错的，如果手腕足够强力，结果只能是悲剧。 （6）贺龙和毛泽东 告别夏曦之后，贺龙虽然没有了南昌起义时代的高光，道路还是挺顺的。但是夏曦和湘西肃反却如同幽灵一样伴随着贺龙的一生，时不时出来闹一闹。 漫漫长征，中央军和红四方面军损失惨重，贺龙则带着红二方面军在山沟里挪腾闪躲，巧妙地避过一个又一个难关，顺利到达陕北。当然这和实力有关系。和另外两支雄壮的力量相比，红二方面军的血已经被夏曦放得差不多了，不太显眼。中央军和红四方面军长征期间损失较大，但损失的是兵。红二方面军损失的是将。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虚弱的实力直接影响了一二零师（以红二方面军为班底）的抗战成绩。作为八路军三个主力师之一，一二零师师长贺龙在抗战期间并不是特别出彩，比起彭德怀、刘伯承等人失色不少。解放战争时代的贺龙依然没能恢复红军时代的雄风，主要精力用在后勤保障上。正因如此，军内资格最老的元老之一贺龙，竟然和四大野战军没沾上关系。 后期统兵进军西南固然威风一时，但并没有经历决定意义的战役。 五五年评定军衔时，贺龙终于修成正果，位列十大元帅第五名。以贺龙在军内的资格而论，这个排位低了一点；以战功而论，不低。这一切都和另一个人挂钩，就是毛泽东。 文革之前，毛泽东和贺龙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十大元帅中，除了罗荣桓和林彪，基本上就数贺龙和毛泽东关系最铁了。在军内，下级称呼上级，享受到老总待遇的有好几位，比如说四野喊林彪为林总，三野喊陈毅或粟裕为陈老总或粟总。但是上级喊下级，即毛泽东口中能享受到老总待遇的只有三个：朱老总、彭老总，还有一个贺老总。朱老总，即朱德，长期以来“朱毛”并称，没有朱， 毛也将失色。彭老总，彭德怀，战功无数，最关键的时刻保护毛泽东脱离红四军。 贺老总，贺龙，他的资格是啥呢？八一南昌起义总指挥固然拉风，和毛泽东的关系不大。红二方面军总指挥很重要，但是更为重要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却不是徐老总。毛泽东之所以喊贺龙为贺老总，还有更重要的一层原因，即对付张国焘。在毛泽东的党内对手中，张国焘可以排进前三。遵义会议之后，唯一一个真正威胁到毛泽东地位的人就是张国焘。 当年中央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时，毛泽东和张国焘的分量对比一下就能发现其中端倪：论名气， 二人旗鼓相当，或者说毛泽东略胜；论地位，二人旗鼓相当，都不是最高领导人；论党内资格，二人旗鼓相当，或者说张国焘略胜；这些都是浮云，关键在于实力，当时张国焘掌控的红四方面军， 实力强于中央军。毛泽东唯一的优势就是，身在中央，得到中央那帮人的认可。此时的张国焘犯了人生最致命的错误：带着红四方面军南下，而非跟着中央北上。如果张国焘选择北上，以红四方面军的实力，以红军总政委和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到延安，毛泽东的地位真的很悬。 然而张国焘选择南下，那是一条死路。虽然他带走了大部分红军将士，包括总司令朱德和总参 谋长刘伯承，还另立中央，发文件声称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等人应该停止工作，把中央改成北方局。但是如果南下可以成功，就不用长征了。南下没多久，减员非常大，大到让张国焘撤销了自己的“中央”，但是张国焘仍然在搞对立。恰好此时贺龙带着红二方面军一万多人马赶到，张国焘想拉拢贺龙这支力量。如果拉到这支力量，张国焘的胜算将增大。然而张国焘是蚊子叮菩萨——找错人了。南昌起义时，贺龙对张国焘的印象就不怎么样。贺龙不但不为所动，还和朱德、刘伯承这些南昌起义的老战友一起反对张国焘。张国焘走投无路之下被迫北上，毛泽东取得胜利——战略上的胜利。 古有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今有毛泽东挟中央以令张国焘。史载：张国焘失败，党内再无人能威胁到毛泽东的地位。 在这个胜利中，贺龙的作用甚至大于朱德和刘伯承。没有贺龙的人马，朱德和刘伯承反对张国焘的声音也将软绵绵的。对此毛泽东心知肚明，喊声贺老总，也是真心实意的。可见要享受毛泽东的口头上的“老总”待遇不容易啊！贺龙不仅在长征途中反对张国焘，在延安整风中批判张国焘也是相当卖力。批判会上，贺龙愤怒地对张国焘说：“你总讲我是军阀，我承认我曾经是一个军阀，但我现在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由军阀走向共产党，而你却由共产党退向军阀。老实说，我比你进步！”贺龙的这段话博得了热烈掌声，尤其是毛泽东的掌声。张国焘，成了二人沟通、合作、敬重的基础。 贺龙也非常有意思，当他佩服某个人时，总是与众不同的。他佩服孙中山，就称呼孙中山为孙大炮，而非孙总理。孙大炮有两层含义，一是爱放空炮，喜欢摆理论，来虚的；二是威力大。贺龙称呼孙中山为孙大炮，即指孙中山威猛。贺龙佩服毛泽东，就喊毛大帅，即党和国家的统帅。 在十大元帅中，毛泽东和贺龙相见最晚，直到三军会师之后才在延安窑洞见面。但两人相知却是相当早，据说贺龙在很早之前就钦佩毛泽东了（存疑呵），倒是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时对部队说，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现在闹到军长级别了，咱们也行。 当年延安窑洞的初次见面，两人可以说感觉良好。贺龙看到的是一个相貌儒雅、说话风趣的领导。出现在毛泽东眼前的，是一个威猛而不失随和，全身上下处处透着活力的汉子。当时的红军将士，多半神情很严肃，机智幽默的毛泽东和闲不住的贺龙简直有着天生的默契。加上两人又是湖南老乡，一见面就擦出火花。 毛泽东望着贺龙说：“我们对你贺老总的大名早就是如雷贯耳哟！” 贺龙的眉眼和嘴唇都情不自禁地舒展飞扬，他朗声对毛泽东说：“主席，我在一九一六年就听说过你呀，敬仰得很呢。那时就认定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都是人际关系的高手呵！毛泽东早年曾是国民党宣传部长，说话、写文章相当犀利。贺龙行走 江湖多年，也是遇事阅人无数。所以两人相见，即使彼此恭维、拍马屁也是自然而然、滴水不漏啊！ 彼此受用之时又增进感情，这等手段即使放到现在也没有不成功的道理。接下来又是一番愉快的时光，毛泽东拿贺龙的胡子打趣，贺龙则用毛泽东的名字表达敬仰之情。如此这般，其乐融融。恭维的最高峰则是对彼此业务的认可。 毛泽东夸贺龙用兵：“你们红二、六军团在乌蒙山里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让你们转出来了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是付出了大代价的噢。红二、六军团却很聪明，就没有吃亏。你们一万多人，走过来还是一万多人，基本上没有亏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 是个大经验，大家要总结和学习。” 贺龙则回敬道：“主席才是雄才大略呀，光是一个四渡赤水战役，就把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玩弄于股掌之间。” 毛泽东哈哈大笑说：“我们的谋略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嘛！” 毛泽东一生偏爱草莽气息浓厚、说话直爽的将领，像许世友、韩先楚等人深得毛泽东的信任。 贺龙比起许世友等人的江湖气又高出不止一个档次，相貌、性格、经历，贺龙均得毛泽东的欢心， 加上贺龙对张国焘的表现，贺龙在毛泽东心中的分量一下子超过很多将帅。毛泽东多次强调：“贺龙是红二方面军的旗帜！”——这份褒奖很重啊！ 贺龙刚刚加入共产党那会，周逸群曾提出过警告：要警惕党内的“老鸡婆”，即机会主义分子。 这些人干嘛呢？具体说来就是那种人：有好处往前跑，有困难往后跑；帮助同志全靠精神支持、鼓励，为自身利益而贬损同志却是实实在在的。 国共合作期间，王明按照苏联的指示，搞了一个报告，叫《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按照这个报告的精神，相当于让共产党跟着国民党混饭吃。别人无所谓，贺龙不能无所谓。 一门老少八十口，从老爹到兄弟、姐妹、侄子，要么为国民党献身，要么被国民党杀了，好不容易跟国民党对着干，现在又让跟着国民党，不是胡扯么？！贺龙很不满。 不满归不满，不满的后果很严重的。老鸡婆们就抓住贺龙不满的小辫子，直接写信越级告状： 贺龙坚持独立自主，其实是损害统一战线；喜欢闹独立性，是军阀残余作风在作怪。并提出让贺龙去苏联学习，不要留在晋西北部队云云。 毛泽东看了这封告状信后，决定对贺龙伸出温暖的大手，表示：“贺老总有三条嘛，一是对党忠诚，二是对敌斗争狠，三是能联系群众。” 延安整风期间，又有老鸡婆打贺龙的主意，说贺龙同志是官僚、军阀云云，还把洪湖肃反之事给扯出来，说贺龙配合夏曦同志杀人。贺龙一看胡子都气直了：妈的，竟然把老子和那夏曦等而论 之，气死人了！毛泽东再一次向贺龙伸出温暖的大手。在周恩来、彭德怀等人被整得摇头晃脑时， 贺龙同志安稳如山。七大召开，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贺龙作了《关于地方工作的报告》。在这次大会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主席， 贺龙也当选为中央委员。 如何平价毛泽东和贺龙的关系？三个字就够了：刚刚的。 （7）第二次选择 夏曦在湘西干的那些事，成了一道诅咒。那个诅咒要了夏曦的命还不够，随着夏曦的牺牲，开始诅咒活下来的人，尤其是对贺龙。当贺龙走运时，他得到的评价是，在湘西和杀人狂魔夏曦坚决做斗争，保护了一批同志。到贺龙倒霉时，就有人搞材料，说贺龙和夏曦一起杀人，坑害了一批同志。这两个结论都不准确。 湘西时代的贺龙，刚刚加入共产党，利用自己的名望拉队伍啥的，但是对党内的政治斗争还不熟悉，依然满身江湖气，把党组织想象得过于美好，却不知所有美好事物本身均夹杂着残酷性，所以周逸群劝他提防党内老鸡婆。对于激进的党内老油条，贺龙别说斗了，要不是威望高点，连命都保不住。要说贺龙坚决斗争，那也是瞎扯。夏曦虽然是老大，毕竟是空降兵，人生地不熟的，即使有三头六臂也杀不了那么多人。能杀那么多人只有一种解释：即贺龙和关向应的配合。正是贺龙和关向应的配合，夏曦在残忍杀人的过程中却没有杀出兵变。 这里的配合不是指帮助夏曦去杀人，而是在夏曦杀人时干好了自己的工作，既管好自己的将， 看好自己的兵不出乱子，夏曦杀人时让他去杀，秘密杀害，石头砸死，还是乱棍打死那是夏曦的权力。即贺龙用自己的威望和权柄维护夏曦的权力，而夏曦拿这些权力去杀人，贺龙管不着也没有管。 无论如何，洪湖成了贺龙一个心结。他的家人死在那里，他的朋友死在那里，他的战友死在那里，他的兵死在那里。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原本可以不死的，最终都死了。他们因为自己投身革命打敌人，最终却死在自己人的手上。虽然他们不是自己杀的，却因为自己被杀。所谓我不杀伯仁， 伯仁却因我而死。贺龙生性古道热肠，要说不想这些问题，那绝对是瞎扯。就算一时片刻不想，时间长了也会想。就算一时片刻想不通，还有几十年时间可以想嘛。也许他有时在想，如果上天再给他一次机会该怎么办呢？当然他没有机会穿越回去面对夏曦，但三十几年之后，上天给了他第二次选择的机会，就是文革。 文革和肃反相比，形势、规模、手段、指导思想、乃至领导人都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 那就是，都是极左思想下的产物：出发点是好的，手段是糟糕的，结果是悲剧的。 贺龙要保罗瑞卿，应该不是头脑发热的结果，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贺龙和罗瑞卿之间并无过 深的交情。当其他人批判罗瑞卿时，贺龙为何要保他呢？应该从两方面理解：贺龙知道罗瑞卿忠于毛泽东，他自己也忠于毛泽东，保罗瑞卿相当于保毛泽东和他自己，同时罗瑞卿和刘少奇与彭真的关系看起来也很铁，贺龙本人也是。因此贺龙要保罗瑞卿，可以理解为保护一个政见相同、思维相通的同志。这是显性的原因，还有隐性的原因，就是湘西肃反留下的心结。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 一个人心中如果留下遗憾，就会想办法进行补偿。在湘西，没能保护好亲密战友，这是困扰贺龙一生的巨大遗憾。现在面对政见相同的罗瑞卿，可以理解为一种心理补偿。另外，罗瑞卿虽然偶尔对其他元帅不太恭敬，对他贺龙礼数还是不少的，时不时掏掏心窝子，换一个人会更好么？不见得吧。 然而罗瑞卿已经决定做一只逆风飞翔的出头鸟，要保他，是很难、很难滴。 就在贺龙明确表态保罗瑞卿之后的第八天接到通知，让他去上海开会。按惯例，他会接到一个大纲，此次却是个例外。贺龙有点纳闷，就让秘书带着作战地图去上海了。同行的还有其他元帅， 他们都知道一点风声，而贺龙不知道。不知道情况的不止贺龙一个。当天晚上，刘少奇和李井泉来访。 刘少奇问贺龙道：“事情真有些突然。贺老总，你是管军委日常工作的，这件事，你应当事先知道的吧？” 贺龙摇摇头说：“我也是刚刚知道。” 刘少奇甚感奇怪，又问李井泉说：“你呢？事先知道吗？”李井泉回答：“我也不知道。” 批判军委的总参谋长，主持日常军委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和国家主席竟然毫不知情，岂不怪哉？！ 刘少奇打破了沉默，他说：“这么说，咱们大家事先都不知道喽！” 第二天开会，局势已经很明朗，那么多领导啊、元帅啊都在场，却让一个叶群在那里唠叨半天。 叶群是什么级别？轮到她去唠叨罗瑞卿？只因为这个女人背后的病号和毛泽东站在一起而已，只能说明局势已经乱了。就算贺龙当初保护罗瑞卿是考虑到毛泽东的原因，此刻应该明白，毛泽东要让罗瑞卿靠边站了。 如果说这一切还不够明显，那么接下来让林彪出山整合军队，红卫兵兴起。还嫌不够，那就看看毛泽东的表现，他写了《炮打敌人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时间继续往后推，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会上已经在讨论刘少奇的问题了。 在这次会议之前，关于刘少奇的大字报已经满天飞了。面对这些大字报，贺龙则说，“这样做很不妥当。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嘛！把一个国家主席弄成这样，对外影响多不好！”不仅自己这么说， 还把他说给李井泉、王任重等前来看望的同志听。李井泉和王任重建议贺龙向周恩来反映这个问题， 贺龙也不含糊，就让薛明去找周恩来说了。 这些还是私下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时间是六六年八月份，文革已经兴起，已成定局，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连续召开“党的生活会”，美其名曰解决刘少奇和邓小平的问题，实际上是一场批斗会。既然是批斗会嘛，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自然少不了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鼓破众人捶等传统节目。在这场会议中，毛泽东又一次取得胜利。在这场胜利中，贺龙成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不发言，用沉默对抗。 这个太罕见了，要知道在之前的政治运动中，贺龙都是比较积极的，从延安批判张国焘到庐山批彭德怀，对的或错的，贺龙都是高声讲话的。没有贺龙洪钟一般的声音，批斗会似乎缺点啥呢。 在开会之前，毛泽东在会前碰到了贺龙，就问：“贺老总，你发言了没有？” 贺龙如实报告：“还没有发言。” 毛泽东又问道：“怎么不讲一讲？” 面对毛泽东的紧逼，贺龙把身板挺了挺，说：“报告主席，我上不了纲哟。”这已经不再是上不上纲的问题了，而是在和毛泽东唱反调。平常的时候在小事上唱反调没啥，在战略性问题上，毛泽东不会容忍任何反对者。 毛泽东看了贺龙一眼，没有说话，径直走上了他的座位。 有人见此情景，甚为贺龙担心。你这种态度不是给毛主席难堪吗？贺龙却不以为然：“这有什么？在党的主席面前，就是应该有什么说什么。如果人人都不说真话，党的主席不了解真实情况， 那么，党怎么好得起来呀！”这是在装傻卖萌。如果真傻真萌，他贺龙也不会能成为元帅，不会主持军委。 贺龙之所以如此，并不是他要和毛泽东搞对立，只是表示一下态度——认可刘少奇。 从七千人大会开始，刘少奇和毛泽东已经有隔阂，搞了几年的四清运动更是加深两人的矛盾， 在文革初期他们已经向彼此摊牌了。作为上层人物之一，贺龙经历了这一切，对种种现象了如指掌。 应该说从保罗瑞卿开始，贺龙已经决定表态，即认可刘少奇。 那个对张国焘不认可，对彭德怀也不认可的贺老总，为何对刘少奇认可了？那么刘少奇和贺龙之间是个啥子情况呢？ 早期的贺龙和刘少奇并无多少实质性的关系。战争年代，身为红二方面军的旗帜、军内老资格的贺龙，加上毛泽东的信任，风头不弱于位居党内二号人物却没有战功的刘少奇。而且以贺龙喜动、 好幽默的个性，也不见得会对沉默寡言、严谨刻板、说起理论滔滔不绝的刘少奇有多少特殊的感觉。 那个年代的军内大佬都是非常有个性的，也没见得哪一个成为刘少奇的死忠。除毛泽东之外，将帅们也就是对周恩来比较信服，因为周恩来在军队干过，而且干得很不赖。贺龙也是一样，即使建国之后，贺龙对周恩来的尊崇依然多于刘少奇。 如果说非得扒两人的关系，说到底也就是国家主席和军委副主席以及国务院副总理的关系，也就是工作关系。扯远一点，也就是贺龙和彭真关系不赖。贺龙和薛明的关系就是彭真代表组织去撮合的。建国之后，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书记的彭真和罗瑞卿、贺龙来往较多。彭真闲来无事会去贺老总家串串门、唠唠嗑之类的。比方说薛明去北京市委搞宣传工作，彭真是打了招呼的， 彭真又是刘少奇的臂膀。当然在非常时代，这些关系已经足够把贺龙、刘少奇联系在一起。 贺龙不愿意表态，相当于把自己划到刘少奇的阵营里。 即使刘少奇真的上台成为一把手，贺龙能得到啥？总理不用想，周恩来之后还有邓小平、彭真呢，政府里面最多也就是一个政治局常委，主要还是在军内干。而此时的贺龙已经是军委副主席且主持日常军委工作了，高升一步成为军委主席？不太可能。说了这么多，只为证明一点：于私，贺龙没必要跟刘少奇扯在一起，而贺龙也没有打算帮助刘少奇对付毛泽东。贺龙认可刘少奇，动机应该和彭德怀在庐山写信一样，即从大局出发。 所谓大局，是对大饥荒的记忆犹新，对刘少奇的经济调整记忆犹新。 在前面的篇章里分析过，刘少奇的实践行为和当时的主流思想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正是这个矛盾最后葬送了刘少奇。对贺龙而言，刘少奇思想理论中的矛盾他未必看得清楚，毛泽东发起文革的用意也未必看得清楚，但是有一点非常明确：早年冒着杀头危险拉大旗造反，说浅一点是为了活着混饭吃，往深了说是为了民族大义。革命成功之后又弄出大饥荒，贺龙心理有着巨大的伤痛， 正如湘西肃反把自己人杀得七七八八而留下的伤痛一样。所以贺龙认为没必要再搞巨大的运动，特别是要把革命一辈子的老同志打翻在地的情况下。 对于文革，贺龙至少有三个想不通：大家辛辛苦苦搞革命，不惧流血牺牲，成功之后又是辛辛苦苦工作，到老了却晚节不保，到底是图个啥呀？这是第一个想不通；第二个想不通，刚刚从大饥荒之中走出来，为啥还要采取如此激烈的方式？第三个想不通，当年夏曦那般对付自己人的极左手段，如今为何再次出现？ 一九六六年的贺龙已经七十岁，却突然迷惑了，如何能释怀？ 迷惑中的贺龙是可敬的。 在这三个想不通的作用下，贺龙决定表态认同刘少奇。此时的贺龙已经摆脱了多年以来对毛泽东的盲目尊崇，回到了搞南昌起义时的精神状态。他看不清前路，却愿意为前路搏一把。正如南昌 起义要付出沉痛的代价一样，这一次依然要付出沉痛的代价。南昌起义的代价是身边的人，这一次的代价是他自己。贺龙不想脱离毛泽东，却也不想舍弃刘少奇，不想落井下石，也就是成了所谓的骑墙派。如果是其他元帅，如此骑墙也就算了，最多批一批靠边站，然而贺龙偏偏手握军权。军方， 恰好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本钱，要拿下手握军权的贺龙自然要用非常手段。 贺龙的表态应该出乎毛泽东的意料之外。毛泽东发动文革之初，应该是把贺龙划归自己这一方的。因为从延安窑洞开始，在三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别的元帅都或多或少反对或者顶撞过自己，包括林彪时不时唱点反调，唯有贺龙始终不渝地跟随，这一次怎么就站到对立面去了呢？尽管如此， 毛泽东依然没有放弃贺龙，一而再、再而三地暗示，比方说在党的生活会上暗示贺龙表态发言。 在朱德淡去、彭德怀被打倒、其他元帅转行或失业的情况下，贺龙在军内的威望是巨大的。争取到贺龙，很多问题将容易很多；而且争取到贺龙，林彪在军内不至于过于独大。文革后期，正因为其他统帅完全靠边站的，林彪的地位才会一升再升，直到升无可生而成为文革运动的巨大障碍， 这是后话。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好像也没啥好说的，拿下就是了。鉴于贺龙的重要性，毛泽东依然决定再给贺龙一次机会，即让贺龙找林彪谈谈。 （8）贺龙和林彪——从婚恋说起 贺龙比林彪年长 11 岁。从性格上看，贺龙属于那种大大咧咧的大哥类，林彪则过于内向沉默。当贺龙名扬天下、纵横江湖之际，林彪还在为未来担忧。南昌起义时，三十一岁的贺龙风风光光地担任总指挥，二十岁的林彪只担任一个不起眼的小军官，没有交集。之后贺龙孤身前往湘西拉队伍， 林彪在毛泽东的提携下茁壮成长。等到延安相见，林彪已经成长为红一军团长，实力已在贺龙的红二方面军之上。之后两人各自统兵征战，天各一方，命运却又把他们牵扯到一起。 命运老人巧妙地送来两个女人，把原本不搭边的贺龙和林彪牵扯在一起。 叶群和薛明曾经是朋友。两人早年都是积极活跃分子，都是一九三八年到延安。当时薛明二十二岁，叶群二十一岁。当时延安的男女比例失调，两个国统区跑过来的女学生成了稀缺资源——美女，一时间追求者甚众。据说当年叶群的追求者一共有“十八路军”，叶群也是眼高于顶，一路看不上，但是绯闻不少。眼界再高的女人终究还是女人，还是要嫁人找丈夫的。转眼到了一九四二年， 眼界高的叶群眼看有沦为剩女的危险，这时林彪回国了。林彪和叶群究竟谁主动一点很难说了，据说叶群常把林彪写的情书拿出来炫耀，证明自己的魅力。 这事惹起了一些老同志的不悦，心想林彪乃我党我军之英雄，怎么能任凭你一小女子戏弄？其中贺龙心直口快，觉得应该为林彪仗义一下。问题是不好说啊，贺龙四十多岁的大老爷们，总不能 直接跑过去跟叶群说：那个谁谁不要把情书显摆了，有失风度嘛。 但是贺龙也是单身汉，四十多岁的人了，离过婚，需要重新组建家庭。处理其它关系，贺龙可以口若悬河，能说会道，远胜林彪，但是搞对象还不如林彪——林彪好歹会写情书。 西北局的组织部长陈正仁脑袋中灵光一现，何不如此这般。陈正仁就说：“老总啊，我给你介绍一个人，是天津的女学生，叫薛明。” “小知识分子我们搞不来。”一听是学生，贺龙连连摇头，说：“现成一个叶群就摆在那儿，我不吃林彪那个亏。” 陈正仁连忙解释说：“不一样，这两个人完全不同。薛明和叶群是天津就认识的朋友，性情完全不同，薛明对叶群的批评不少，老总你见一见就清楚了。” 贺龙寻思，我贺龙走遍天下，阅人无数，看看也无妨，实在不行也可以动员那薛明去批评一下叶群，算帮林彪一个忙。于是一九四二年春天的一个星期天，薛明见到了鼎鼎大名的贺龙司令，随同而来的还有西北局书记高岗（也是人精），还以为出啥事了呢。 贺龙不见则已，一见倾心。当时就闲聊了一下，还在那里吃了顿午饭。当然贺龙也没忘了办“正事”，即动员薛明去批评叶群：“林彪喜欢叶群，给叶群写了一些信，这本是正常的嘛。叶群的态度可是不好哟！她把林彪的信拿去叫同学、同事们看，还这么一散，说‘我不在乎，你们看吧，这是林彪给我写的情书！’你说这样做对不对？” “不对。”薛明用力摇摇头说。 “那你是不是可以去告诉她，喜欢林彪，就和林彪结婚；不喜欢就不要张扬，明确表个态拒绝。 你告诉她，这是我说的。老革命，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好不容易想讨个老婆，又遭取笑戏弄，不道德嘛！”贺龙摇头，继续说：“好就好，不好就拉倒。你认为怎么样？” “我同意贺老总的意见。”薛明认真说：“这件事我可以办。” 大致情况就是这样，有高岗同志这样的老手在，一番明说和暗示是少不了的。其他同志拼命夸奖薛明同志如何优秀，工作如何卖力等等。高岗给贺龙和薛明创造一对一的机会。正因如此，贺龙有机会迈出一大步——邀请薛明有机会去他那里尝一尝厨子做的天津包子。 当薛明去对叶群做说服工作时，叶群不但不买账，反过来还神秘地对薛明说：“我告诉你，延安来了个黑胡子，离了婚，这个人在找老婆！”薛明无语。叶群趁势说：“怎么样？他在延安很红，毛主席还为他开了欢迎会。贺胡子不太好，他要找老婆。”薛明更无语了。 接下来的事进入早期中共领导人寻找爱人的经典轨道。薛明遇到这样的情况：陈正仁让薛明去 西北局学习，学习结束之后留在那里汇报情况，天天向陈正仁汇报，贺龙以领导的身份旁听。芝麻粒大小的事汇报了半个月，讲了又讲，连薛明自己都讲烦了。当然贺龙和陈正仁听得更烦，但又不知道从哪里打开突破口，那个情形尴尬啊。薛明要回原来的单位工作，陈正仁还不放。事情就这么拖着，七月一号这天，林彪和叶群结婚了。 薛明觉得实在没啥再“汇报”了，就说：“陈部长，我实在没什么可汇报的了。你把我扣了这么久，到底想叫我谈什么？”就是嘛，人家是姑娘家，整天对着陈部长汇报也不是办法。 陈正仁一听更窝火：“哎！薛明哪，我们拖不起了。你不也有工作吗？我比你更忙，拖不起了哟！”是啊，醉翁之意不在酒嘛。 薛明一本正经地说：“是啊，你这位老首长这次是怎么了？把我拖在这里不放？” “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你那点鸡毛蒜皮的事我听几句就够了。”陈正人哭笑不得，干脆把话挑明：“老贺他是一肚子感情说不出来么！”要不是为了贺老总那一肚子吐不出来的感情，陈部长才懒得听一个小女子啰嗦呢。 薛明忍不住笑曰：“我听过他的报告，不是挺能讲的么？” 男人和女人的差别就在这里。让贺龙去讲南昌起义，讲长征，讲抗日，讲打土豪、分田地都没有问题，问题在于贺龙不会讲感情。动了情的女人是妩媚的，动了心的男人是笨拙的。何况贺龙生活在腥风血雨中，本来就没有时间、没有机会、没有心思琢磨感情问题。 就这样，薛明被陈部长扣在西北局。既然陈部长解决不了，那就由职位更高的人物解决吧。于是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出马了，出现了一段堪称经典的对白。 彭真说：“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们这些人没有时间跟你拖。” “是呀，我也拖不起。”薛明回应，道：“我在延安县也正经是个主事的人。” “嗨，老贺喜欢你，看中了你。”彭真直截了当，说：“我们今天就说老贺这个人，别的不谈。你考虑了没有？” 薛明小声回答：“没考虑。” “你别来这一套，你没考虑我不信。”彭真索性放开讲：“天天这么多大人物陪着你，你不考虑？你也知道贺龙的情况，他已经离了婚。” 薛明当然明白，当然考虑过。否则即使延安的女人再紧缺，也不至于有那么多高层领导整天陪着她一个小小的小干部晃悠。须知那是烽火连天的岁月，每一个领导的责任都很重大，负责很多人的生死存亡。而且当时正是延安整风，有这么多人陪自己说话，确实给足了面子。薛明说出了自己 的顾虑：“我还没干出名堂，现在结婚会影响工作。”这是第一条，工作问题，实际上是暗示自己和贺龙的级别相差太多，担心贺龙介意。 彭真答曰：“谁说结婚影响工作？我们不是都结婚了吗？还有邓颖超、蔡畅同志，影响工作了吗？不影响。”言外之意，贺龙不会介意级别上的差别。 薛明的第二条顾虑：“贺龙能不能写东西？他很能打仗，可有人是文武双全。”等等。找个大老粗，一辈子岂非很无趣，但又不能这么说，这样说的话还不把延安的领导得罪一大片啊？ 彭真解惑：“打仗的就都得能写东西呀？革命有分工，写东西的未必能打仗，打仗的为什么一定要会写东西？不要看不起老粗。历史上办大事的皇帝，刘邦、成吉思汗、朱元璋等等都是老粗， 能写东西的反而都是没出息的亡国之君，像隋炀帝、陈后主、李后主，还有宋徽宗，能诗会词善画， 无一不是昏君，弄得山河破裂。” 彭真滔滔不绝，又有高岗、陈正仁前来助阵。即使诸葛孔明复生，和这几位搞辩论一时片刻也不见得能赢——何况是小女子薛明。在这种情况下，薛明能做的就是一个小女子的正常反应：“不行。”无关道理、无关口才，几个大老爷们这么着给人家安排终身大事，又不是人家爹妈，置人家女儿家的小颜面于何处？男人要面子，女人讲起面子来比男人更要命。 彭真不信邪了：“还有什么不行？”几个堂堂大老爷们还搞不定一个小女子？ 薛明抬出第三个顾虑：“我们岁数差好多”，这才是主要的。要想二十多岁混到贺龙那级别也不现实啊，即使高级将领中最年轻的林彪，四二年也三十五岁了。 “你又想不开了吧？”彭真笑道：“爱情不在岁数大小。我也不讲大道理，讲点实在的。你看他身体好不好？” “当然好” “比你好不好？” “当然比我好。” “他身体比你好。那么，你活五十岁怎么样？” 那年头，中国人的平均寿命还不到四十，五十岁对很多人而言都比较奢侈，这点薛明也认同： “真能活五十岁，也算长寿了。”那时候薛明还没想过之后人们的寿命得到大幅度提升，薛明顺顺当当活过五十岁不说，一直活到二十一世纪，成为最后一位离世的元帅夫人。 彭真又笑了：“你活五十岁，他活不过你？黄忠、赵子龙，哪个不活过七十岁？”就怕没有问题，任何问题，彭真都能给出答案。“贺龙在中国的革命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为我党我军的建 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为什么这么卖力气？我在家吃饱了没事干，跑你这里来磨嘴皮子？不，同志， 他是贺龙！”彭真这口才，那就一个字，刚。 薛明忽然开句玩笑：“那你回家去吧。” 不论如何，孤身一个的薛明如何抵挡住这么多能说会道的大男人。何况她已经二十六岁了，早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生死都顾不上的年代，她有机会在延安和高级将领谈恋爱已经非常奢侈了。何况贺龙人也不错，身子骨很棒，能吃能喝能打仗，在当时那个年代属于比美女更为稀缺的资源，比今天所谓的钻石王老五抢手多了。 绕了半天，薛明终于搬出来最后一个理由：“他自己为啥不跟我说？”说到底结婚的是贺龙，又不是你彭真、高岗、陈正仁。 当然彭真总有办法的：“人家表达不出来么！你们这些学生，小资产阶级情调不少，想的又多，老总是个直爽人，一句话说不对了岂不坏事？他不敢来，你就去么。恋爱是两个人的事，双方都要动才行！”大局已定，彭真和贺龙的关系也就从此铁起来。 在这场持久的恋爱演绎战中，又经过一系列微妙复杂的变化，包括贺龙笨手笨脚的表白、雨夜护送回窑洞等等，最后出现了大团圆的局面：薛明穿着一身男人的衣服，和肖劲光一起散步。在这位未来的共和国大将的陪伴下，不经意散步到一排窑洞前，那是贺龙的联防司令部。薛明刚要离开， 迎面来了两个大汉，拦住了去路，定眼一瞧，那两人正是王震和张宗逊。 “哎，薛明，咱们一块走吧。”王震哈哈笑着招呼薛明，跟他一道的张宗汉也说：“走走走，一块走。”两位未来的共和国上将也不客气，连拉带扯，把薛明拉扯进去，见到未来的共和国元帅贺龙。 陪同贺龙一起开会的还有另外几位，包括李富春、任弼时、林伯渠等人，都是西北局的大人物。 而借给薛明男人装的好友刘革非也在，还有一帮同学啥的。薛明还没明白咋回事。 陈正仁一脸喜色地走过来：“今天正好开会，首长们都在，一切从简，吃饭时放瓶酒就算意思了。”薛明这才明白，这是摆婚宴啊。那个时候的条件艰苦，都很简单。七月一号林彪结婚，毛泽东亲自参加，也就两桌人。贺龙结婚也一样，很简单。 饭桌上，大家纷纷敬酒。任弼时说：“老贺，这杯酒你得喝吧？”李富春和林伯渠也同时说： “我们的酒也得喝吧？”薛明一看不干了，怕贺龙喝太多，勇敢地站起来，说：“我都替他喝了。”在欢呼起哄声中，薛明替贺龙喝下了一杯杯敬来的酒。 女人心，海底针啊！薛明转变如此之快，让闹酒的老同志没回过神来。 是啊，他们的心早已在一起了！ （9）风波 那一天是八一建军节，这一天是贺龙一生中最辉煌的记忆。选择这一天结婚，那绝对是喜上加喜。然而那是一个不安定的年代。薛明嫁给林彪，叶群嫁给贺龙，人生有了归属，同时也把林彪和贺龙卷入恩怨之中。 那时节正是延安整风，许多大名鼎鼎的人物被折腾得疲惫不堪，许多小人物更是备受屈辱，有人甚至丢了命。比如说那个传言和叶群有绯闻的狂生王实味就死得不明不白。从国统区进入延安的人多半老底不干净，特别是叶群同志。 叶群的父亲是国民党少将，有好几房姨太太，叶群的妈妈是第三房。如果这些出身还能容忍， 那么另外一层就不好说了。抗战爆发后，叶群跟随天津南下的学生到南京，通过亲戚关系到了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当播音员，后来又在陈氏兄弟的 CC 上过岗。据说和一个青训班的国民党军官（特务）关系暧昧。最要命的是另一层经历：叶群参加了一个演讲，题目是“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当然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一个领袖当然不是毛泽东，而是蒋介石；一个主义，当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三民主义。也就是说叶群的老底很黑，薛明按照组织原则把这些给揭发出来。 现在看来也没啥，一个年轻人嘛，卖力工作而已。指望一个二十出头、现在看来尚处于花季的女人分清这个主义那个党派也不太现实，而接下来能从南京周折到延安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在延安整风那会，这样黑的老底足够资格去见马克思了。所以叶群吓得花容失色，撒泼耍赖，失态痛哭就可以理解了。无关人品，只因她害怕。 叶群之所以安然无恙，只因为她是林彪的老婆而已。这事把贺龙和林彪都惊动了。贺龙对林彪说：“我老婆揭发了你老婆，你老婆也可以揭发我老婆。”林彪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对这事自然很窝火，要说这火能烧几十年也不靠谱。叶群从此恨上了薛明，一恨就是几十年。这些女人家的恨有时候固然狠毒，但是小恨，动不了大人物贺龙。然而建国之后，随着林彪身体不便，叶群代替他掌握了很大的权力。被风暴吹落的贺龙倒下之后，手中有枪的叶群自然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 此后贺龙和林彪的交集不多。在解放战争中林彪在东北，贺龙在西北，基本上不搭界。林彪比贺龙的战功大，但贺龙的资格更老。庐山会议之后，林彪作为军委第一副主席，虽然排名比贺龙高一点，但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有实权。从性格和处事方式上看，两人也合不来。如果没有大的变局，两人的关系基本上就这样不咸不淡地走到最后，大家紧跟伟大领袖，谁也奈何不了谁。然而文革来了，林彪依然紧跟毛泽东，贺龙做了不同的选择。 要说林彪对贺龙多少恨，也不太靠谱。只因为选择不同，必须拔刀相向。什么大比武啊、突出政治啊之类的观点都是这个选择之后的表现。林彪搞的那些政治口号看起来确实对增加部队战斗力无益。是林彪不懂军事么？当然不是，他只不过通过这些口号宣传毛泽东，加强毛泽东在军内的影响，达到把军队和毛泽东紧紧绑定在一起的目的而已。毛泽东在军内的威望本就无人能及，加上林彪一折腾，那简直是至高无上了。罗瑞卿和贺龙跟林彪唱反调，实际上就是在表态。所以要发动文革，必须拿下贺龙和罗瑞卿。鉴于贺龙的重要性，毛泽东忍了一段时间，一直忍到对刘少奇动手。 一直忍到六六年九月份，就是在等贺龙的回心转意。让贺龙去拜访林彪，实际上是最后通牒，给贺龙最后一个浪子回头的机会。 既然毛泽东愿意再给贺龙一次机会，为啥不直接跟贺龙谈，而是要贺龙去找林彪谈谈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看看贺龙和林彪的那次会面。 （10）生死只在一瞬间 按照毛泽东的意思，贺龙元帅去拜访了林彪元帅。场面非常有趣，如同武侠小说中高手过招， 暗藏机锋。 时间：1966 年 9 月 10 号；地点：人民大会堂浙江厅；人物：七十岁的贺龙 vs 五十九岁的林彪。 浙江厅内是另外一个世界：浅绿色的地毯，浅绿色的沙发，浅绿色的帷幕把空间完全围住，营造出一个与世隔绝的空间。这里没有光，没有风，没有水声。平时只开几盏小灯，厅内光线暗淡。 白天如同黑夜。 在相关人员的引导下，贺龙来到那个光线晦暗的空间里。生活在这个晦暗空间里的林彪脸色苍白得吓人。 贺龙知道林彪怕光、怕水、怕风，没想到怕到这种地步。 林彪握住贺龙的手，按礼节寒暄了几句。按照一般人的想法，谈这么大的事即使不谈个几天几夜，几个钟头还要吧。两个经历过生死考验的元帅相识已久，相知已久，长久以来有一些不大不小的积怨，此后怎么走将在接下来的一小段时间内决定，就如同两人曾在战场上做过的决定一样，生死只在一瞬间。 合作还是决裂，将对中国历史产生影响。如果合作，那就携手推翻挡住领袖去路的那个人。若决裂，那就不好意思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虽然曾经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走到今天，但是为了将来的路，还是要划出个道道来。 寒暄过后，贺龙直接说明来意：“林总，我今天来想听听你对我有什么意见？”这是第一招，很直，一如贺龙长期以来的说话风格。虽没明说，都知道是领袖的意思。 林彪说：“贺老总，我对你没有意见。”一个虚招，挡了回去。这是第一个回合。贺龙直接，林彪避实就虚。 “不，林总，总会有一点吧？”贺龙再次出招。没意见我过来干吗？找事吗？我很忙的，林大人！咱们都一大把年纪了，腿脚也不灵便，你天天搞隐居，见个面也不容易。 林彪沉默了一下，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装着不经意的样子说：“要说有吧，也只那么一点点，就是，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主要的是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林彪没有再避让， 一下子亮出底牌，干净利索，一如他的作战风格。 所谓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高手过招，很快很致命。 贺龙也不含糊：“林总，我革命这么多年，支持谁，反对谁，你还不清楚？谁反对党中央、毛主席，我就反对谁；谁拥护党中央、毛主席，我就支持谁！”很犀利的反击，很标准的客套话。在那个年代，绝大多数军人都会这么回答。 然后再次寒暄道别。 一共两个半回合，就结束了。大家亮出底牌，剩下的就是战斗了，结果如何各安天命。 更为搞笑的是，这短短两个半回合的交手过程中，那位唯恐天下不乱的林夫人叶群女士，正与几个警卫员在幕后埋伏，防止贺龙突然掏枪要了林彪的性命！简直在拍电影，不是吗？ 现在流行的解释是，六六年就月十号那天，林彪在浙江厅试探拉拢贺龙不成，恼羞成怒才对贺龙出手。好像贺龙说，林总，贺胡子我以后跟你混了，林彪就会笑逐颜开。仔细分析一下，这个结论就算不完全是胡扯，也是胡扯一半；就算不是故意胡扯，也是无意的胡扯。 这次别开生面的会面中，虽然只有林彪和贺龙两个人，实际上还有一个没出现，就是领袖毛泽东。实际是毛泽东在对贺龙做最后的试探。 毛泽东为何让贺龙去拜见林彪？他想林彪从贺龙那里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答案？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举动。贺龙向毛泽东表示忠心不奇怪，任何人询问贺龙都是这个答案。不仅仅是贺龙，当时所有人都表态忠于毛泽东，打的都是毛泽东的旗号。但并不是所有人在行动上听从毛泽东。比如说刘少奇和邓小平，行动上已经背离了毛泽东。毛泽东要踢出那些口头上忠于他而行动上不听话的人， 具体办法就是：选择林彪为代理人，如果完全认同毛泽东，就应该认同毛泽东选择的代理人林彪。 要想进一步对毛表达忠诚，必然要对其代理人表达忠诚，相当于转了一下弯。不认同林彪，就意味 着不完全认同毛泽东的选择，就要挪到一边去。那一刻，不是林彪在问，是毛泽东在问。 毛泽东想让贺龙表示跟随林彪。 如果贺龙回答跟着林总走，那么贺龙还是那个贺龙，还将继续主持军委，既不会被打倒，更不会被迫害。毛泽东绝不会真的让贺龙“跟着林总走”，他会把“贺老总”紧紧攥在手心，成为牵制林彪的棋子。伟大领袖不是一个喜欢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人。如果贺龙选对了，九一三之后， 领袖至少还有一个真正的依靠，也不会如此孤单。 然而此时的贺龙正如庐山之上的彭德怀，再也不愿意撤退。 鉴于此，林彪的表现绝不会像现在的资料中描述的那样“被贺龙一身正气羞辱”。贺龙的答案正是林彪想要的。如果是罗瑞卿表态忠于林彪，没问题。因为罗瑞卿一直在林彪的领导下工作，可以完美地融入林彪一系。贺龙是一个林彪消化不了的人，战争年代，贺龙领导过林彪，林彪没领导过贺龙。就算贺龙暂时委身林彪，一旦局势变化，贺龙很快就能取林彪而代之。因为贺龙有那个威望，对此林彪心知肚明。如果林彪是有野心的，一定在心里暗喜，贺龙的回答等于判了死刑。拿下贺龙，意味着毛泽东的军队代言人只有林彪这一家，别无分店。他林彪能不窃喜？ 如果贺龙回答，跟着林总走，那林彪才要仔细看看眼前这位看似豪爽的同僚。林彪不会忘记， 在彭德怀没倒之前，彭德怀每一次干的罪人的事（如反教条主义），林彪都会表示“紧密团结在彭总周围，听从彭总领导。”彭德怀一完蛋，林彪上来。 那天之后，贺龙失去了最后的机会。 （11）布局和代价 贺龙再一次当了英雄，再一次付出代价。三十九年前，南昌起义的英雄付出的代价是数十口人断头流血。这一次，则是贺龙自己的性命。 在九月十号之前，局已经布好了。早在上海批判罗瑞卿期间，叶群拜访“老朋友”薛明，说林总对贺总很关心，我对贺总很崇敬等等。两个人口是心非应付了一番。两天之后，叶群再次拜访老友，这一次不仅仅是唠嗑，而是指出：“我提醒你一个问题，你们的邻居林月琴的弟弟是军统特务，这样的情况，你门还来往那么密切，还把机密文件给他们看，要说你们通军统，你们就说不清了。” 林月琴是罗荣桓元帅的遗孀。罗荣桓和林彪，是十大元帅中和毛泽东关系最密切的两位。毛泽东信任罗荣桓的政治水平，就如同信任林彪的军事水平。林月琴的弟弟那本是一桩冤案，现在翻出来只因为林月琴和贺家住得近而已，无非是警告贺龙，小心点。六六年初，贺龙去了趟四川。等贺 龙回来之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罗瑞卿、彭真、杨尚昆等人已经成了反革命。林彪已经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政变演说”。非但如此，林彪还说贺龙的手很长，到处插手要权。之前他也是这么说罗瑞卿的。 这些还只能算和风细雨。对付统帅级的人物，真正的杀招有两个，一个是里通外国，另一个就是兵变。彭德怀一顶里通外国的帽子戴了十几年，贺龙则深陷“二月兵变”难以自拔。 关于二月兵变，现在的结论是这样的：林彪、康生等人为打倒贺龙、彭真而捏造的谣言。这个结论基本靠谱，但是放在当时的背景下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六六年春，大练兵，北京军区拉出去拉练，京城守卫有点弱。那时候的中苏关系很僵，中央担心苏联对北京搞突袭。中央军委从北京军区之外调一个加强团来守卫北京。因一时缺乏营房，曾派人到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等处借房，后并未入住。文革发生后，北大的一名活跃分子据此写了一篇大字报，题为《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并被传抄，引起强烈反应。书生就是这样，常常意气用事——人家搞兵变也要秘密点好不好？ 当时毛泽东和林彪都在武汉，大练兵过程中的军队调动都是毛泽东和林彪布置的。北京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贺龙等人均不知情，所以才有贺龙按照刘少奇的意见调动一个加强团守北京的事。这应该算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贺龙的分内事，然而当时正是布置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期，任何一兵一卒的调度都会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后来在毛泽东的干预下不了了之。 毛泽东要搞文革得有一个前提：掌控大局。 工人、学生出来喊打喊杀之余，斗倒一批人啥的，但整个大局还在控制之中，即遇到外敌入侵可以迅速做出反应，在没有外敌的情况下，国家也不会分裂。该乱则乱，但这个大局还在。这是文革十年和所有纷乱年代最根本的区别。就是因为这个大局还在，从文革转向改革也就是若干年的事。 在毛泽东看来，贺龙此举就是听命于刘少奇。联系到贺龙之前保罗瑞卿，以及之后在生活会上不愿意表态批判刘少奇，毛泽东的耐心已经到了极限。等到七月份，康生同志出马了，说彭真搞兵变，当时彭真已经是反革命了，脏水任人泼。康生同志说：“今年二月底、三月初，彭真他们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变成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他们的计划之一是把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每一个学校驻上一营部队。这个事情是干真万确的事情。”康生为何如此卖力宣传彭真的“光辉事迹”呢？就是要引出贺龙。彭真和贺龙的关系不错，而贺龙在北京主持军委，彭真搞政变，贺龙当然脱不了干系。但是当时是七月份，毛泽东还在争取贺龙。所以康生同志只能在私下里散布点谣言：“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碉堡”等等。 和康生活动对应的是贺龙的表现，六六年七月十一号，中央军委常委讨论空军问题。贺龙在发言中严厉批评吴法宪，指出他在空军工作中“只报喜，不报忧”、“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有许多东西是假的”等等。 空军，是林彪亲自抓的。吴法宪只是代理人。贺龙这么批吴法宪，相当于把手榴弹扔到林彪的面前。大概是李作鹏和吴法宪这两位还是嫩了点，不仅是贺龙，其他老帅看他们也不爽，纷纷发表批评教育的言论。搞得林彪很被动，只好说：“海空军的问题要解决，海空军现在的班子不要动。” 贺龙针锋相对地说：“根据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个别的可做些调整嘛！”这是明摆着要军权嘛，而且为刘少奇和邓小平要军权。就贺龙的地位而言，算不上要军权，就文革之初而言，完全是在要军权。 所以此后林彪把吴法宪叫到毛家湾，教导曰：“贺龙是有野心的，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然后吩咐吴法宪把贺龙“插手空军”的情况写个材料送给他，这一天是八月二十八号。又过几天，九月二号，林彪又在电话中指示海军副司令李作鹏同志：“你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拉了一批人来反对我。军委很快要开会解决他的问题。你就这个问题尽快写个材料。”所谓材料，就是告密信。 贺龙在七月份批评吴法宪，为啥到八月底才写材料呢？那是因为八月份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林彪成了党的副主席，刘少奇的地位下滑不说，还在党的生活会上享受批判。 大家都在发表看法，刘少奇也是主动检讨，唯有贺龙不表态，贺龙此举耗尽了毛泽东的耐心。林彪已经知道贺龙快完了，便给毛泽东寻找拿下贺龙的借口。 材料很快写好了，送到毛泽东的手上。九月五号，毛泽东把吴法宪写的材料给贺龙看，跟贺龙谈了谈历史问题，包括民国初期的护国战争等等，用意还是告诫贺龙安分点。民国初期的贺龙是什么人？典型的不安定分子嘛！当然毛泽东也安慰了贺龙：“不要怕，我当你的保皇派。”并且重申了那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 这叫大棒加胡萝卜，还是促使贺龙回心转意。大棒来自林彪，胡萝卜来自毛泽东。这是所有领导人的用人之术，即好事自己干，脏活累活留给追随者。古今中外的领导干部，玩不转这一招的都不合格。胡萝卜之后又是大棒。 三天之后，九月八号，也就是贺龙和林彪决定性会晤前两天，林彪在军委会议打招呼：贺龙问题很严重。第二天也就是九月九号，毛泽东建议贺龙去拜访林彪。实际上在拜访林彪之前，贺龙的地位已经风雨飘摇了。 然而风雨飘摇中的贺龙依然做出了让人尊重的选择，即坚持自己的意见，不愿意低头。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号那天，我们又看到一九二七年八月一号那个豪气冲天的男人，那颗无所畏惧的心。 ——身虽老，心不死。然而当英雄是需要代价的。贺龙固然英雄了一瞬间，也失去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九月十号之后，风雨之中的贺龙更加飘摇了。 一个叫宋治国（时任中央军委办公厅警卫处长）的软骨头写了四封揭发信送给林办主任叶群。 叶群耍了手花样，让宋治国写个保证，说这些材料是真的。非但如此，还让林办的秘书写个证明， 说宋治国保证了材料是真的，现代版的此地无银三百两呵。 宋治国写的是啥呢？一篇奇文，大概是这样的：“罗瑞卿家里的办公桌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照片，其中有贺（龙）、薛明、罗（瑞卿）、郝治平四人的合影，天天看，但没有主席的照片。”人家办公桌下面放谁的照片也管。然后以此为基点可以做一系列的推断：“我觉得（注意这个词）贺（龙）与罗（瑞卿）、彭（真）、杨（尚昆）反党分子来往很为密切。他们经常密谈。”并且“常在他（指贺龙）家的人神态不正常。”好像在旁边看着一样，如同超级特工；比高级特工更高级的还有：“贺 （龙）本人自己的房间里亲自保管着一支精制进口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带上，不知为了什么？”而且，“这支枪最近两个月又每天放在枕头下，最近外出也自己带在身上。”看到这些就纳闷，一个警卫处长竟然对一个军委副主席知道的如此清楚？！如果需要，材料上估计还会写明贺龙身上有多少根汗毛。 这位宋治国处长根本就不应该去军委，搞编剧的话肯定能挽救电影市场的。实在不行，给《天方夜谭》写本续集也不错啊。 以这些材料为基础，又有告密者进一步发挥：说贺龙把手枪放在家住中南海的国家副主席董必武的女儿那里，以便借到怀仁堂开会之机，用来暗杀毛泽东！把董必武也牵扯进来了。不但牵扯到董必武，连周恩来都惊动了。周恩来亲自找到董必武确认情况。董必武自然吓了一大跳。据董楚青回忆：贺龙是给过董必武的女儿董楚青一支手枪，但那是十年之前。当时董楚青和一帮男孩子去贺龙那里玩乐。贺龙很开心，就送他们点礼物，鸟枪啥的。贺龙见董楚青一个女孩子不好意思开口就送她一支小手枪。一九六七年时，小手枪已经不能用了。 从二月兵变到刺杀毛泽东。经过一系列折腾，贺龙越来越黑了。当然这事也少不了江青同志。 江青跑到清华大学找到贺龙的儿子贺鹏飞曰：“你爸爸犯了严重错误，我们这里有材料。你告诉他，我可能要触动他啦！”当然不是因为贺鹏飞有多牛值得江青跑一趟，而是利用这事在红卫兵中造势。 接下来江青同志又在群众大会上宣布：“贺龙有问题。”然后就是程序问题，大字报了，抄家了，抓批斗（没抓住）。最后没办法，贺龙躲在周恩来的家中。 在贺龙越来越黑的过程中，刘少奇和邓小平成为最大的走资派。其他人更惨，比方说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同志，被批斗时脑袋上戴着十来斤重的铁帽子接受批斗，直到身亡；东海舰队司令员突然不明不白地死在枯井里；比如说许光达死在马桶上。虽然躲在周恩来家中，吃喝不愁，贺龙依然不安全。 六七年一月七号，林彪同志在军委碰头会上说：“贺龙是个土匪，几十年来灵魂深处是个大野 心家，经常请客吃饭，拉拢干部，在各军区、军兵种都有他的人，是反毛主席的。他到处夺权，是个‘刀客’。”林彪话不多，总能语出惊人。说贺龙经常请客吃饭那是对的，拉关系可能也是存在的， 各军区、兵种都有贺龙的人也对。但是，他如何能看透贺龙灵魂深处的秘密的？异能？这已经不再重要。以林彪当时二把手的地位说这话，贺龙已经完蛋了。于是全国各地开始揪斗贺龙的亲属、部下以及同贺龙有过工作联系的人，罗织贺龙的罪状。 十二天之后，也就是一月十九号，周恩来终于顶不住了，和李富春一起代表党组织回到自己家和贺龙来一场“正式谈话”。大意就是说：现在党中央认为你有问题，洪湖肃反（又是这幽灵）到现在到处插手夺权等等，是反毛泽东思想的。贺龙当然很不服气，想要辩驳。周恩来知道说也没用， 阻止了贺龙：“你不要再说了。毛主席不是保你的嘛！我也是保你的。我给你找个地方，先去休息一下，等到秋天，我去接你回来。”这算诺言，也算命令。如果是诺言，周恩来没有实现。如果算命令，苦了贺龙。 对于这次谈判，贺龙当然非常非常失望，喃喃自语：“我没想到把我看成这样的人。”然而周恩来没能满足贺龙敞开说一说的愿望，不顾贺龙的黯然神伤，留下一句：“我还有事。”就离开了。周恩来确实有事，有很多事要干。但匆忙离开，只是不愿意面对贺龙而已。周恩来明白，此时贺龙需要一个公平说话的地方，希望就在他身上，但他也无能为力。既然无能为力，何必彼此尴尬对视。 这是周恩来、贺龙两人最后一次见面，三十几年的战友关系从此阴阳两隔。 这事为啥是周恩来出马呢？对贺龙那个级别而言，除了毛泽东，也只有周恩来能够说服贺龙了。 这是文革的三大特色之一：江青到处煽风点火，林彪时隐时现，周恩来到处浇水熄火。凡是别人不便点火之处都由江青去点；凡是难以掌控的局势都由林彪出面；凡是难以剿灭的火苗都由周恩来出马。贺龙这事，以贺龙的个性，换成别人来谈判估计会拍桌子摔板凳。 就这样，贺龙夫妇去了西山。此时贺龙七十一岁，这位在共产党最低潮的时候加入共产党的英雄从此失去了自由。失去自由的贺龙是苦闷的，那些想不通的问题依然在脑子里徘徊。苦闷归苦闷， 他贺龙这辈子大风大浪经过了，一辈子也有了交代。唯一担心的是孩子的问题，担心阴险之人对孩子下手。罗瑞卿也这么担心孩子，担心被斩草除根。好在文革固然残酷混乱，还是守住了这个底线， 没有真正伤及后代。虽然贺龙惨死，虽然罗瑞卿身残，他们的孩子也受到牵连批判，但终究安然无恙。 贺龙等啊等，等到叶子黄了，叶子落了，秋天过了，最终也没等到周恩来。薛明这样描述：“从树上出现最初一片黄叶的时候，贺龙同志就时时掀开窗帘的一角向外眺望了。他久久地望着山下不远处通往北京的那条公路，直到掀着窗帘的手酸麻了，才怅然地离开。可是，过不了一会，听见点什么响声了，他又踱到了窗前。每逢这样的时候，我就心头发酸。我知道，他心里老记着年初和周 总理告别时，总理说过的话：‘到秋天我去接你回来。’” 在那个时候，如果连周恩来也罩不住，那人也只能听天由命了。那么贺龙怎么样呢？夏天热， 本来多用水。一连四十五天，贺龙和薛明只能得到一小壶饮用水。水不够用，他们只好在下雨天， 把瓶瓶罐罐拿到门前去接雨水。一次大雨之后，贺龙和薛明抬着盛满雨水的盆子往回走，七十多岁的贺龙摔倒了，扭伤了腰。一连十八天不能活动，连大便也解不出来。还是薛明急中生智，用备用氧气袋上的橡皮管给贺龙灌肠，总算缓解了贺龙的便秘。 住宿条件不好，加上精神苦闷，贺龙本来就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下各种病状纷至沓来：疲乏、心慌、头昏、脉搏极不规律、睡眠不好等等。等到六八年三月份，贺龙又患脑缺血失语症。送到医院后，接诊医生遵照“医疗为专案服务”的方针，诬蔑贺龙“诈病”，在病历上写上毛主席语录：要知道，右派是从反面教育我们的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贺龙在医院住了几天，窝火不行，病未治愈，就出院了。很残忍么？参照罗瑞卿的治病经历，就会发现这个医生还算仁慈了。 生性豪迈的贺龙哪能受这等窝囊气，愤而出院。专案组对贺龙照顾得更加细致，每天要求贺龙居室的窗帘拉上，不许再拉开。美其名曰防止和不存在的特务们传递信息，实际要剥夺一个老人享受阳光的权力而已。为了不让贺龙睡得好，把床上的被褥、枕头也被收走。伙食方面：两层的圆形饭盒里，一层是盛不满的饭，一层经常是清水煮白菜、萝卜，或是老得嚼不动的豆角。都是“绿色” 食品呵。这么做的目的是啥呢？很简单，就是要搞疲劳战术，让贺龙吃不饱、睡不好，交代罪行。 而且采取背靠背的方式。啥叫背靠背呢，就是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就像苏格拉底搞辩论一样。 问题之一：南昌起义你干了些什么阴谋活动？ 问题之二：三三年蒋介石招抚员熊贡卿去你处叙旧，你是怎样向他表示乞降蒋介石的？ 问题之三：湘西肃反，为啥要和夏曦站在一条船上？ 还有什么大军阀啊，反党反毛主席啊，如此等等，像苍蝇一样向贺龙扑来。比如说南昌起义， 贺龙要是搞点阴谋，估计周恩来等人早就当烈士了，说不定林彪都不在了。比如说湘西肃反，贺龙要把自己人杀光？至于熊贡卿同志，更是冤枉，直接被砍了。连两方交战不斩来使的规矩都不顾了。 贺龙看了之后那是一个怒火中烧：“栽赃，完全是栽赃！白日撞见鬼了！”一连几天，他怒火中烧，吸烟很多，不时地在屋里走来走去。有时突然打开笔记本，不停地写“冤枉”两个字。那“冤”字写得特别用力。 其实这些问题只不过是恶心贺龙的，从精神上折磨他。这叫身心两手，双管齐下，就不信拖不死你。一个七十多岁、一身病的老头子哪能经受如此折腾。对此贺龙看得很明白：“他们硬是想把 我困死、拖死，杀人不见血。我不死！我要活下去，和他们斗到底。”然而此时的贺龙已经是油灯将尽，想战斗也没多少战斗力了，因此他的病情更严重了。 雪上加霜的是，六八年十月十三号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贺龙丧失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毛泽东宣布不当贺龙的保皇派了，此时的贺龙已经成了死老虎。毛泽东为啥要到这个时候说这话呢？按道理说，此时军方已经是林彪一人独大，文革的最高潮已经过去，毛泽东应该继续保贺龙才对啊， 老糊涂了？当然毛泽东已经很老了，但并不糊涂。 文革之初，毛泽东确实想过保贺龙，保住贺龙对毛泽东很重要。然而贺龙选择一条路走到黑， 毛泽东再保他已经是浪费力气。此时的贺龙已经成了文革被打倒的标志性人物，在刘少奇、邓小平之后，就是贺龙、彭真、罗瑞卿这些人了。对于这些人，没打倒之前可以保，打倒之后再去保，相当于否定文革的伟大历史意义嘛。在当时，毛泽东绝不会容许任何人、任何事反对文革的。 半年之后的中共九大，实际上是一次大换班。之前的政治局委员，要么成了反革命，要么靠边站。上来的都是新手。事实上在六六年九月十号，林彪和贺龙的谈话失败起，毛泽东已经不是贺龙的保皇派了。毛泽东宣布放弃贺龙，也就是断了“右派”们的政治幻想，同时给贺龙的竞争对手林彪吃一颗定心丸。 此时贺龙又是怎样一个心境呢？一句话，心知肚明。某日，贺龙用手指着毛泽东和林彪的相片说：“现在已经不是这个人（指林彪）的问题，而是这个人（毛泽东）的问题了。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贺龙没有问题’，事情就完结了。我相信，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说这个话的。”他的看法是对的，毛泽东确实“有一天”说了这样的话，但那是在贺龙和林彪均归于尘土之后。应该说虽然身陷囹圄， 但贺龙对毛泽东依然不失尊敬，就如彭德怀最后时刻依然评价毛泽东发展了马列主义是一个道理。 对林彪就没有那么客气了，和薛明说：“我看，我们党里出了鬼，出奸臣啦。现在不是我们个人命运如何，而是整个党、整个国家都处在危险之中，人民正在受苦难啊！”他不理解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却不愿把这一切归于毛泽东身上，可以认为这是贺龙的局限。那么哪个人又是没有局限的？ 有缺陷的贺龙却能认识到：“人民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是最公正的裁判。谁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谁在人民面前犯了罪，人民也绝不会饶恕。”这些话即使从刘少奇嘴里说出来也不过是：“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接下来贺龙的情况可想而知。病情越来越严重，连续摔倒，医生却视而不见，只催写“犯罪材料”。六月八号早晨，贺龙连续呕吐。薛明去找那位驻地医生，但医生同志外出了，中午才回来， 直到下午才打了一针“止吐针”，但不管用。接下来有人给七十三岁且身患重病的共和国元帅送来了晚餐——黄瓜汤。薛明把碗端到贺龙面前说：“你能吃一点儿吗？”贺龙看了看汤说：“你看那汤。”薛明拿起筷子一挑里面全是老黄瓜皮。这盘老黄瓜皮煮的汤成了贺龙最后的晚餐。下午五时，贺龙 血压降低，腹部剧烈疼痛，驻地医生才决定向上级报告。四个小时后，上级派来两个医生。此时距贺龙早上发病相差十三个小时。 两个医生也是高人，不做血糖、尿糖检查，而是将贺龙的尿样送到丰台药品检验所去化验，看看贺龙有没有“畏罪自杀”的企图！他们又给贺龙输了对糖尿病人不宜随便使用的高渗葡萄糖。 第二天，六月九号零点五分，他们在确诊贺龙为糖尿病酸中毒之后，仍然使用那种高渗葡萄糖， 而不是胰岛素。于是贺龙的病情急剧恶化，两位医生怕病人死在自己手中，零点四十分以后，才打电话要求送医院抢救！ 常言道：医者仁心。仁心是高级要求，不求仁心，但求人性。 此时贺龙神志仍很清醒，看到两个医生都走出了房间，便对薛明说：“他们都跑了！要小心，他们要害死我！”五年之后，最后时刻的彭德怀也是这个反应。 九号早晨五点半，专案组人员陪伴下的三 0 一医院的医生、护士才来到西山。他们又是检查， 又是请示，直到七点，医院才答复：“可以送来。”贺龙明确表示不愿意去，说：“我没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院，那个医院不是我住的地方！”贺龙越是不想去，他们越是坚持要送贺龙去住院，声称这是“组织决定，非去不可”。这时贺龙仰起脸看着薛明问：“我去住院，你呢？”薛明说：“我当然跟你一起去！”但是在场的专案组人员和医生、护士，却都是一张张木然的脸，谁也不表态。为了不耽误时间，薛明只好说：“如果他们不允许，我就在这间房子里等你。”薛明握住了贺龙那只变得瘦骨嶙峋的大手。贺龙微微睁开眼深情地看了看薛明，也紧紧地握住了薛明的手，这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信得过的人。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握手。此时他们想到什么呢？应该是一九四二年八月一日薛明穿着一身男人装当新娘子的情形吧。 上午八点五十五分，贺龙住进医院，直到十点二十五分才开始治疗。半小时后，贺龙的血压下降到 70/40。又过半小时，主治医生才提出组织有经验的专家会诊和抢救。但医院负责人却不允许请对治疗糖尿病酸中毒有直接关系的代谢科专家会诊，且不顾病情危急，把会诊放在两小时以后， 也就是下午一点半。会诊时还不让专家接触病人，不让专家知道病人是贺龙，只允许“背靠背”地让专家们根据“汇报情况”。如此会诊之后的一个半小时，这位八一南昌起义的总指挥、红二方面军旗帜、元帅榜上第五号人物含恨离世，时间是下午三点四分。从入院到逝世，仅六小时零九分钟。 每个人都是要死的，贺龙也一样。就人生而言，贺龙一生已足够精彩，远胜我等芸芸众生。就在当时的乡下，还有许多老人患病之后连看医生的机会都没有，境况远比贺龙差。为何把贺龙的遭遇拿出来晒？只因贺龙的处境特殊而已。对于后来人而言，介意的不是贺龙死去，而是贺龙死去的方式。那方式证明了一个时代的悲剧。后人在为贺大元帅惋惜之时，更希望那种悲剧不要再重现世间。最为重要的还是，每一个老人生病之后能得到治疗的机会。这是衡量一个社会的最基本原则。 从贺龙所在的时代到现在，中国已经得到很大发展，但也不能说每个人都能看得起病。所以国家的建设依然任重而道远。又啰嗦了，呵呵。 好吧，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那个悲剧的时代。 卷五 全书序言（修改版） 补充一下修改版的序言。文章描述了中国近代史。 近代史的特点：多、繁、杂。人物众多、事件繁琐、观点杂乱。按照平常的叙述方式，要梳理清楚极为困难，容易变成生活流水账，形散神也散。因此本文采取了纵向剖析，即以主要人物为主线，一个个讲述，所有故事最终升华汇聚到毛泽东身上。 本文并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传记，而是由一群人的简传汇集而成。 本文写了一群人，写了伟大的将军和政治家，写了将军的经典战例和战术风格，写了政治家的治国策略和治国理想，同时清理了一些所谓的个人恩怨。他们都是杰出人物，有杰出人物固有的杰出素质，同时兼具杰出人物挥之不去的缺憾。因为杰出的人物首先是普通人,所以本文写他们固有的优点的同时，也写了他们的缺点。他们的优点，后人可以学习，学习如何发扬光大；他们的缺点， 后人也可以学习，学习如何避免之。 文章一共分为十个篇章。但根据人物的重要性，篇幅的长短不同。比方说高岗这一篇，只有两万多字，刘少奇的篇章有二十多万字。 第一篇，写高岗事件，是整个文章的切入点，讲高岗事件的前前后后。高岗是一个重要的人物， 建国之后各种复杂关系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高岗事件。高岗是个实干型人才，打仗、搞经济都是好手。在他短暂而辉煌的一生中，干了很多大事，却又迅速坠落。之所以如此，不是高岗无能，而是长期以来他的思维中固有的缺陷导致了他的衰亡。毛泽东本打算重用他，而他错误理解了毛泽东的意图，所以留下巨大的遗憾。 用一个字评价高岗，那就是，诨。 建国之后，高岗事件之后，经历了反冒进、反反冒进和反右派，这些都是相对轻微的运动。第二个影响深远的政治事件是发生在五八年的反教条运动。高岗事件和反教条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二篇，反教条。此篇章的主角是刘伯承元帅和粟裕大将，他们都被误会了。 两人都是军事天才。这两个人好像是镜子两半，军事理论方面，刘伯承得天独厚；军事实践， 粟裕罕有匹敌。建国之后，两人命运惊人地相似，早早挨批，早早靠边站，却又批而不倒，安然度过文革，却又生前没有得到彻底平反。写刘伯承，写了刘伯承的战术思想和建军思路。写粟裕，写了他的赫赫战功，以及被批的原因。 刘伯承被批，主要是建军路线上和彭德怀以及毛泽东有分歧。粟裕被批，相当有趣。评价：刘伯承，痛；粟裕，奇。 反教条之后一年，发生了庐山事件，彭德怀元帅遭受千古奇冤。第三篇，彭德怀。 彭德怀的人相对简单，戎马一生遇到过各种对手，最后均能战而胜之，不论遇到多大困难，始终是威武不屈。但他的故事相当复杂，从创建红三军团到百团大战、到解放西北、到抗美援朝、到庐山风云，彭大将军身上有太多的故事。 评价彭德怀：实。 实实在在地做人，实实在在地打仗，实实在在地面对困境。正因如此，庐山之上，只有彭德怀敢写那封信。写彭德怀，写了抗美援朝、写了庐山事件。 庐山事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庐山会议之后三年，也就是五九（下半年）、六零、六一（包括六二年年初）那三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最为困难的三年。那三年里，国家建设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第四个篇章，就写那三年的前前后后。 第四篇，大饥荒。 或许叫三年困难时期更好听一点，事实上那三年就是大饥荒。没有吃的嘛，土地减产嘛，人口减员嘛，就是饥荒，而且是大饥荒。 大饥荒对新中国的历史影响是决定性的，可以说是后来所有政治运动的根源。 大饥荒之前，也有政治事件，但出发点是为了建设，而且规模并不大。比方说高岗事件，本是为了搞建设的。比方说周恩来反冒进，为了建设。毛泽东反反冒进，还是为了建设。甚至大跃进， 目的也是为了加快建设。即使是庐山事件，还是为了继续大跃进，说到底还是为了建设。正是因为建设过于激烈，违背了自然规律，所以导致了大饥荒。 大饥荒之后也建设，但政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从小四清到大四清、到文化大革命莫不如此， 某些阶段，甚至是为了运动而运动。 大饥荒之后，国家主席刘少奇开始调整经济政策。第五篇，刘少奇。 刘少奇在大跃进中走向前台，按照既定的经济模式走了一段时间，没有结果，终于决定调整经济。之后大饥荒渐渐消退。大饥荒消退了，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却显现了。这两个合作了数十年的老人在治国理念上出现了差异，终于走向对立。毛泽东搞社教运动（小四清），刘少奇把社教升级（大四清）。结果导致矛盾的最终爆发，那就是文化大革命。 刘少奇，伤。刘少奇遭遇到的挫折，不仅是他个人和他的家庭的伤痛，也是一个时代的伤痛， 也是一个国家的伤痛。 第六篇，文革。 文革是一幕大戏，是世界史上最为独特的戏剧。这种戏剧放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属于有且仅有的戏种。遗憾的是，身兼编辑、策划、导演的毛泽东把剧本写成了悲剧。身边的那几个助手更是煽风点火，严重地扩大了悲剧的成分。 文革中，毛泽东的主要助手有三个，林彪就是其中之一。然而林彪的出走意味着文革的破产： 演不下去了。 第七篇，林彪。 林彪是个怪人，从生活习惯到行为举止，乃至用兵方式均与众不同。军事上的林彪让人钦佩， 钦佩他沉稳而不失灵巧的风格，钦佩他冷静，钦佩他算无遗策。政治上的林彪让人遗憾。遗憾他的立场，遗憾他的选择。写林彪，主要两个部分：搞定东北和文革冒险。 林彪，怪。 一文一武，刘少奇和林彪，皆为奇才，身居文革首尾两端。文革起于刘少奇而终于林彪。刘少奇被批倒，意味着文革不可避免。林彪葬身大漠，标志着文革这幕大戏已经唱不下去了，剩下的便是收尾工作。只是收尾工作不是由毛泽东来干，而是由毛泽东的继任者来干。 第八篇，周恩来。 周恩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不仅因为他在第一代领导人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放在整个历史上，他代表了一种精神传递。周恩来是一个典型，一个把美德和谋略完美融合的典型。他如同一个天然的磁石，能够团结吸引各种人。只要他出马，政策总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执行。一个政策出台， 如果连周恩来都执行不了，那只有一种解释：政策是不可行的。比方说大跃进，比方说文化大革命。 对于周恩来这样的人，必须把前面那些条条块块说完之后，才能明白他的价值。如果用一个字评价周恩来，估计没有比——和——更合适的字眼了。 周恩来之后应该是毛泽东了，然而说现代史还有一个人必须仔细说——他就是蒋介石。第九篇，蒋介石。 蒋介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从早期一无所有，到形式上统一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又以中国战区最高领袖身份赢得胜利，可以说是一个政治手腕极高的谋略家。纵观蒋介石的一生会发现：他出入过各种场合，接触过各种人，拉拢过各方面的力量，和所有实力的军事政治集团打过也和过， 但从来没有真正摆平各方面的力量。他一生都在拉拢各方面力量，拉拉扯扯，却无法融合，最后还是一个烂摊子。 如果用一个字评价蒋介石，那就是，乱。 蒋介石，生于乱世，乱中求胜，最终头焦额烂，了却混乱的一生。 所有这一切结束之后，就是主角了。如果把近代史比喻成一幢房子，有人是砖瓦、有人是门窗， 梁柱只能是毛泽东。 第十篇，毛泽东。 毛泽东是一个历史巨人，古今稀有。 现实中的毛泽东有双重性格：政治家和诗人。某些时候政治家主导诗人；另一些时候则反过来， 诗人主导政治家。按照这个标准，毛泽东的人生阶段有两个，以五四年为界点。 五四年之前的毛泽东大体上是政治家主导诗人的阶段，一手抓军事，一手抓政治，坚持两手抓， 两手都很硬。成绩也是明显的，主导所向无敌的战场，从红军创业阶段，到抗日阶段的潜伏，到赢 得国共争霸的建国之战，再到赢得抗美援朝的立国之战。每一个阶段都取得伟大而辉煌的胜利。这一时段的毛泽东，用政治家的手腕把诗人的想象融合到实战中。 五四年之后的毛泽东迈入了另一个层次，他开始搞建设，一手抓经济，一手抓政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很硬。缺点也是明显的，从大跃进到文革，缺点足够多。这个阶段的毛泽东，已经被诗人占据了，用诗人的想象去搞政治运动。 该如何评价毛泽东呢？一个字，难。这个难，并非指毛泽东的一生困难，而是毛泽东的一辈子太难。也许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没有人比毛泽东面对更多的难题。他的难题有很多，比方说如何去赢得国家自立？这个答案是二十八年的斗争，文斗和武斗。比方说如何建设国家。很遗憾，在这个问题上出了岔子。 大致框架就是这样子。 第六篇 文革（上） 一、序 一直想找一个词能贴切描述那个时期，素我无能，一直找不到。许许多多的材料堆积在我的眼前，依然觉得如雾里看花。那朵花犹如传说中的尸香魔芋，那迷雾如同来自遥远的远古时代。然而实际情况是，它仅过去数十年而已，我们身边有成千上万的人刚从那迷雾中走出来。 它更像是一段传奇，奇人奇事层出不穷，那种无节制的狂欢，那种硕大的伤口，都是那么的奇特而诡异、矛盾而绚丽。 说它是传说或传奇都是不公平的，因为它真实存在过。很多人的身上还保留着那个时代的伤痕， 那个时代也将作为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写入历史。也许因为它过于真实了，反而让人觉得有点不对劲。 之所以如此，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文革过于不寻常。 这个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事件都能在历史中寻找到模板。就算是一件新兴起的历史事件，随后就会有类似的事件诞生。帝国啊、王朝啊就不提了，遍地都是，一大堆。比如资产阶级在英国开辟暴力革命的先河之后，法国立马跟上。比如当年的巴黎公社使用暴力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之后，俄国很快跟上。而文化大革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仿佛是一个孤立事件，如同一个孤独者矗立在人群之中，存在感是真实的，而真实的存在感之中散发着虚无。 纵观整个人类历史，特别是中国历史，大体上就两个字——乱和治——交替出现，往复循环。 乱和治交替循环的过程大概是这样的：整体大治，然后演变为治中有乱，再演变为乱中有治，最后演变为天下大乱。在中国历史上，有时候乱和治的转变快了一点，比方说安禄山的叛乱，就直接把盛唐推向了低谷，王朝更替基本上就是这样。世界文明史上最为坚韧有力的中华文明尚且如此，世界其他许多民族动乱一下子就没有了。比方说古代中西亚那些帝国文明，比方说古希腊以及晚一点的古罗马，比方说活跃在北方的草原文明，比方说早一点的亚特兰蒂斯文明，比方说远一点的玛雅文明，常常莫名其妙地就中断了。翻开历史书本，会发现一个个消失的文明就如感染瘟疫而死去的牲口一般躺在历史的长河里静默无声。我们对它们的了解不多，但是我知道它们没能经受起乱和治的循环，因为它们都死去了。这一切总有一个基调，乱或者治，生或者死。 文革过于不同寻常，乱和治并行，生与死共存。 比混乱程度，去史书里去扒，很少能扒到像文革那样达到全民骚乱的混乱程度的。伟大的汉帝国，被一场动乱和一次政变给折腾没了。唐帝国被安禄山和史思明折腾得没了脾气。李自成起义以及太平天国运动，都是帝国衰亡的导火索。尽管如此，这些例子也没有达到全民动乱的程度。而文革不同，整个国家、民族都在骚动。诡异的是，发生这么大的骚动的同时，国家的主题活动却是安稳如山、铁板一块。苏联在北方陈兵百万，终究没有向前跨出一步；美国在越南打得火热，终究不能无视中国的警告而没有越过十七度警戒线。更为诡异的是，还成功爆炸了核弹，把卫星送上了天等等。 那年月，几乎所有人都在遭殃，昔日的封疆大吏，过一天就被迫在一群年轻人面前“开喷气式飞机”。对年轻人而言，去斗一斗市长啊什么的，显然比在教室里念书有趣。 从内部细节上看混乱程度，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国家将要崩溃。从外在整体上看整齐程度，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国家前途无量。 事实上，这个国家既没有崩溃，也不能算前途无量。混乱之后很快转向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取得伟大成就——在这个过程中又出现一大堆问题。 要解释这一切非常吸引人，也非常困难。如此巨大的课题，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可以得到不同的答案。即使同一个人以不同的切入点也能得到不同的答案，甚至同一个人以同一个切入点在不同时候也能得到截然不同的答案。 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去解释文革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归结为权谋斗争，对这个，咱们最为在行。从历史上那无休止的王朝更迭，到日常你我身边的办公室政治，甚至连谈个对象都要先观察、 推测、估算、权衡一番，权谋无处不在啊！按照权谋斗争的观点，是刘少奇的翅膀硬了，遮挡了毛泽东的光辉，于是毛泽东就把刘少奇干掉，拿回自己的权力；或者是：刘少奇想把毛泽东架空，自己去当老大，于是两人火拼，其他人站队，最后是姜是老的辣，毛泽东棋高一着，干掉刘少奇。这么解释最为省事，也可以博得很多叫好声。因为这种事确实存在，确实是毛泽东拿下了刘少奇。然而这种解释有很多漏洞，最大的一个漏洞就是刘少奇去世之后文革为什么没有停止？权谋是有的， 但并不是全部。如果仅仅是权谋，还有更好的办法：文革之初答应刘少奇告老还乡，另推一个人上去不就完事了吗？甚至毛泽东重新出任国家主席也可以，不会有人反对。 也可以归结为一出闹剧，说毛泽东晚年糊涂了，头脑不清晰，听信江青和林彪的一面之词，让很多老同志受苦受难了，有人付出了生命代价，比如刘少奇和贺龙都是冤枉的，被陷害的。而其他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本着大无畏的革命情怀，牺牲小我，维持党和国家的统一，最后终于在 邓小平、叶剑英同志的共同努力下拨乱反正。确实可以这么说，但有一点需要澄清，毛泽东虽然老， 并不糊涂。毛泽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清醒着呢！特别是文革期间，更是前所未有的清醒。 或者说这是一次伟大的探索实践。这么说也能讲得通，因为面对大饥荒之后形成的巨大漏洞， 好像找不到更好的解决办法。如果查下去，所有人都有责任，从最上层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到最下层的大队干部，都有责任嘛。如果把那一页翻过去，对历史没有交代。然而生活还要继续， 国家还要建设。建设国家还要依靠那些人，那些人之前能弄出那么大的漏洞，如何能保证他们之后不会再捅篓子？如果是一个人犯了错，换一个就行了；如果整个集团犯了错，那只能是法不责众。 虽然法不责众，但是有必要教育一番。通过啥办法来教育干部呢？本来是想通过社教的，也就是所谓的“小四清”。结果小四清没搞成，就被刘少奇的大四清给搅合了。毛泽东干脆来个一次性解决问题，一个比大四清还大的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不是去杀，不是去罚，也不是去放过，去教育。谁来教育呢？由广大人民群众来教育，具体来说就是工人、农民、学生等等。 这就是文革善意的出发点，也是许多老干部支持文革的原因。因为在老干部看来，确实有相当一部分干部已经官僚腐化，脱离了人民群众。在今天看来，脱离人民群众也没啥大不了嘛，把该干的事该了就行。当时可不一样，老一辈革命家都是从人民群众中走出来的，都认为自己是人民大众的代表。 问题是，千百年以来，特别是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干部管群众。即使现在，仍然是干部管群众， 只是人民群众在理论上多了一些所谓的监督权而已。即使欧美那一套，本质上还是干部管群众。理论上都是为人民服务，都是公务员，实质上还是公务员出演管理者的角色，要不然监督他们干吗？ 还不是担心他们滥用手中的权力？ 反过来会怎么样？对欧美等发达国家不知道，因为在他们那里，这种事没发生过。在中国，就是文革的样子。人无完人嘛！从最底层的集体单位——家庭这个层次来讲，丈夫（或妻子）都不可能百分百满足妻子（或丈夫）的要求，干部就能百分百满足群众的要求？笑话！市长能让全市人民都满意？连满足一个办公室都困难吧？干部只是干部而已，不是耶稣。即使在美国，把州长的职位丢给参与“占领华尔街”运动那些人，看看会有啥结果？还不是照样鸡蛋、臭袜子满天飞！某个刚刚失去工作的妇女过来扇一巴掌，某个刚刚失恋的小伙子过来踹一脚也不是没可能的。 这就是所谓实践带来的问题，也是一大批老干部从支持转为反对文革的原因。 还有其他一系列的解释，什么人性啊、心理啊等等，可以分析一大堆“成果”出来。 想来想去，还是用那个比较通俗的词来评价文革吧——“悲剧”。文革是一场悲剧，这场悲剧 也有多层含义：一部分人认为文革根本不应该发生，发生之后造成很大困难，耽误了很多人的大好前程和国家的发展机遇，所以是悲剧；另一部分人认为，文化革命是应该的，但方式不对，所以是悲剧；还有人认为，应该发生，方式对头，但没有进行彻底，所以是悲剧。 在进一步分析之前还是先描述一下事实吧。然而事实又太多，只能简单描述一下。在描述简化的事实之前，先看看几个实例，大致看一看文革的明流和暗流，就当管中窥豹吧。 二、案例之一：林彪开的处女证明 在新中国历史上，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号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那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一个决议，即《五一六通知》。那个通知是文革的标志性文件之一。 在同一个政治局会议上，每个参会人员都收到这样一个复印件，内容是由林彪亲手写的，大致内容如下：(一)叶群和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二）叶群与王实味等人根本没有恋爱过。(三）老虎、豆豆(指林立果、林立衡)是我与叶群亲生的子女。(四)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的一切全系造谣。 林彪这是干嘛？他要政治局通过决议，说明叶群在同林彪结婚前是处女？！ 那可是政治局会议，而且是扩大会议，不是谈论风月的地方！很多老干部都感到不舒服，聂荣臻元帅当时就气愤地说：“发这个做啥？收回!” 啥事嘛？叶群是不是处女，貌似是林彪的家事，跟别人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林彪脑袋短路了？ 把“家丑外扬”？！然而事实远非如此简单。林彪性格非常谨慎，平时作风也很低调，而且自尊心极强，一句话能说完的事绝不说两句，能不说的事绝对不说，极少透漏个人感情。亲手抖出来这事， 一定是气急了、被逼急了。然而一九六六年林彪的地位正在直线上升。在军内，是军委第一副主席。 朱德淡去，彭德怀被批，林彪成了整个军方的形象代言人；在党内，政治局常委排名第六，三个月之后上升为第二位；在政府内部，职位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而且深得毛泽东的信任。有谁能逼迫林彪这么做？没有人。是什么逼迫林彪？局势。 局势何为呢？局势就是局势，什么都不是，看不见，摸不着，但确实存在。为了说明这个局势， 还是从头说说这事吧。 从五十年代末起，大概是庐山会议之后，林彪一家经常收到一系列的匿名信。信的内容大概就是林彪的证明信中要否定的那些，说叶群和林彪结婚之前和很多人搞对象、生活作风有问题、孩子不是林彪亲生的等等一系列侮辱性的言辞。接到这些信之后，叶群自然鼻子都气歪了，而林彪虽然喜怒不形于色，肯定也是憋着一肚子气。 匿名信事件持续了好几年，直到六六年才算告破，结果令人大跌眼镜：竟然是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写的。 严慰冰，江苏无锡人，地主家庭出身，研究生毕业，但依然去延安参加革命，成为陆的妻子。 陆定一和严慰冰的关系，和许多老一代革命家一样，属于组织内部安排的。据说严慰冰之所以写这些匿名信，是因为看叶群不爽。具体来说也就是一点陈芝麻、烂西瓜的事：例如当年延安整风运动，在清查历史档案时，发现叶群有隐瞒历史、虚报党龄等问题，严慰冰了解到这些情况，曾向叶群所在单位马列学院党组织反映。这些情况“很严重”，但没有追究，因为叶群成了林彪的老婆； 又例如，叶群在军队里时不时发点脾气，像个女霸，严慰冰看着就不爽。据说直接引发严慰冰写匿名信的原因是，林彪和前妻张梅生有一个女儿，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念书，受到叶群的歧视和虐待，放假也不让她回北京。这些原因加在一起让严慰冰决定写匿名信骂叶群一家子。当然还可能有其它原因，鉴于其中的牵涉比较私人，不便猜测。 由于严慰冰是陆部长的夫人，而且和林彪一家没啥瓜葛，所以公安机关无论如何也怀疑不到她身上，案子的告破很有戏剧性。 某日严慰冰到王府井百货大楼买东西，钱包被扒了。她找经理反映，经理知道她是部长夫人， 告诉她附近有一家出国人员及首长和家属购物的内部门市部，她可以到那里买东西。严慰冰到那里去，进门时和一个女人撞上了。能在内部购物的都不是一般人，那人气势汹汹地质问：“你没长眼睛吗？” “我没看见。”严慰冰刚想道歉，一看竟然是老冤家叶群，正好，憋着火呢。双方如同武林世仇，你来我往，见招拆招。吵到最后，估计是叶群太过仗势欺人，严慰冰怨气难消，就去找领导反映叶群以势欺人。 这时候问题来了，严慰冰讲的是无锡腔，那位领导是江西人，双方都不太听懂对方的话，只好借助文字，严慰冰写下了争吵的经过。那位领导人拿着这张纸去找林彪反映情况，林彪看到字迹觉得眼熟，联想到那些匿名信，于是把这件事告诉了公安部。公安部立即派一位局长到中央宣传部， 调取严慰冰的档案，查对笔迹，确定匿名信是出自严慰冰的手笔。 但这个过程有很多漏洞。首先，就算叶群气焰嚣张，欺负了严慰冰，最多是个人恩怨，严慰冰找领导反映已经有点过了，那领导还去惊动林彪？林彪可是国家前几号的人物，而且身体极为不好， 连报告都懒得看，会管这些琐事么？不论如何，案子总算破了，是严慰冰写的无疑。客观说严慰冰挺有娱乐精神的，讽刺挖苦叶群有模有样，试举一例如下： 搂了一个骚婆子， 生了两个兔崽子。 封官进爵升三级， 终年四季怕光照。 五官不正双眉倒， 六神无主乱当朝。 七孔生烟抽鸦片， 拔(八)光了头上毛。机关算尽九头鸟， 十殿阎罗把魂招。 ——讽刺林彪的。不愧才女呵，写匿名信都是诗歌体的。然而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当英雄都要付出代价的，哪怕是当个“背后的英雄”，一旦暴露不会有好日子过。按现在的观点看，查出来又怎么样？无非是个人诽谤呗！赔礼道歉、批评教育一番也就差不多了，那么严慰冰受到怎样的待遇呢？ 严慰冰家住中南海增福堂，环境很好。她在文化部上班，闲来无事写点诗歌啥的，生活还算清闲。很快这种清闲的生活没有了，据说和叶群冲突之后预感到不妙，不妙的预感中迎来一位文化部副部长——严慰冰的领导。一般情况下，文化部副部长到中宣部部长家，都会唠嗑唠嗑。那次有点例外，领导直接告诉严慰冰，中央组织部要找她谈话。严慰冰也想借此机会谈谈叶群的事，就去找自行车（那年代生活节俭啊）去组织部。然而领导却慌忙说：“外面有车子，就是来接你去。”不仅不让骑自行车，连换衣服的时间都不给严慰冰留下。严慰冰很纳闷，也没有多想，直接拿件外套就跟领导出门了。严慰冰刚出院门看见一辆黑色伏尔加小轿车，接着迎来两位彪形大汉。两位大汉也不说话，一左一右直接把严慰冰架上那辆小轿车，然后小车直接驶进了监狱大门。直到十三年之后， 也就是一九七九年严慰冰才恢复自由。 整个过程没经任何法律程序，完全是诱捕，甚至可以说是绑架，战争年代诱捕特务也不过如此。 要知道严慰冰不是特务，她是中央宣传部长的夫人，她本人也是国家公务员，没有涉及到任何国家机密。更为恶劣的是，严慰冰的领导——文化部副部长亲自出马下套，还有一点规则可言么？没有！ 不仅是严慰冰，严慰冰的母亲——在抗战初期带着三个女儿，历尽艰难，行程万里，来到延安—— 这位对共产党作过贡献的革命老人，此时已经七十高龄，也被抓进南京老虎桥监狱，于六八年冬天 死于狱中；严慰冰的三个妹妹也无一例外地被抓进秦城监狱；陆定一的儿子也被抓进监狱，关了六年，被打断两根肋骨。 这事还没完，仅仅是一个严慰冰似乎还不足以如此大动手脚，还有严慰冰的丈夫——陆定一。陆定一，无锡人，一九零六年生，二五年入党，一九九六年去世，享年九十岁。 陆定一的工作就像中国共产党的喉舌。 陆定一的家庭条件也不错，二十岁便从交通大学毕业，让现在拥挤在高考独木桥上的学子们汗颜呐！正准备大展宏图之际，陆定一同志面临人生最为重大的一次选择，毕业一年之后，也就是二七年，国民党清党。如果此时的年轻才俊陆定一和大多数共产党人那样脱党，前途也是一片光明， 然而陆定一选择了共产党。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二十二岁的陆定一成为中共青年团的中央宣传部长。从此以后，陆定一同志就一路连任宣传部长：被拿下，复起，又是宣传部长；直到建国之后， 成为中央宣传部长。 除了五二年到五四年那两年之外，陆定一一直干宣传工作。可以说陆定一把自己的一生都压在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宣传上，从始至终，无怨无悔。陆定一的第一任妻子叫唐义贞，比陆定一小三岁，是一个奇女子，两人二九年结婚。顾顺章叛变之后，唐义贞和陆定一分开，独自去苏区工作。 之后陆定一在宣传部几经起落，两人又几经离合，生一男孩，叫陆小定。 长征之前，唐义贞再次怀孕，被迫留下。唐义贞不但被留下，还被莫名其妙地开除党籍。三个月之后，唐义贞所在部队处境困难，决定往江西转移，去寻找陈毅的部队。队伍通过两山夹峙的一座独木桥时，有人为切断追兵，拆毁了这座桥，哪知反而暴露了去向。敌人迅速包抄过来，唐义贞预感形势危急，向身边的宣传干事陈六嬷托付自己的身后事，说：“你是本地人，可能突围出去。我送你一对银镯留作纪念。我若牺牲了，日后有人问起，就告诉他，我丈夫叫陆定一。前不久，我在圭田生下一个男孩，名叫小定，送给圭田乡的范其标、聪秀妹夫妇抚养。”一场殊死战斗之后， 唐义贞等二十余人，因寡不敌众被俘，随后被枪毙，时年二十六岁。大概半个世纪之后，晚年的陆定一愈加思念失散的儿女，才托人寻找，终于遂愿。建国之后那会，干吗不找呢？理由很高尚：忙建设，没空。在我们今天看来不可思议，但老一代人就是那样，很多事都是不可思议的。 一九八七年，八十岁高龄的陆定一见到外孙女一幕非常感人：按陆定一的要求，年轻的外孙女穿着红丝绒旗袍出现时，陆定一的眼睛定住了，随即老泪纵横，不能自持。女孩子的容貌、神气， 太像她的外婆唐义贞了！相见的那一刹那，仿佛消失半个世纪的唐义贞再次来到八十岁的陆定一面前，时空折叠，人是人非，如何能分清呵？陆定一拥着年轻半个世纪的外孙女失声痛哭，其中的感 情，局外人已经难以理解，亦非笔墨能形容。在唐义贞墓前的石碑上，陆定一留下亲笔题辞：“义贞知己，我的夫人。”短短八个字，生动朴实，足以天荒地老。 陆定一，至情至性之人也。 严慰冰是陆定一的第二任妻子。 一九六五年，当严慰冰被诱捕时，陆定一在合肥调查，并不知情。陆定一虽然不知道严慰冰被捕，但是对当时的政治大环境是知道的，所以当汪东兴打电话通知他回去开会时，他已经预感到会出事，但没想到出了那么大的事。 大事当然不是林彪要开的“处女证明”，而是他陆定一将享受到的待遇。在这次会议之前，陆定一就感觉到气氛不对。向来宣传工作干得不错的陆部长人缘也不错，所到之处都是说说笑笑，这一次不同，从下飞机就感受到了。没有人跟他说话，开会时更是没人理他，这是什么情况？——批斗会的前兆！ 陆定一刚刚坐下就要面对强有力的挑战，挑战者是林彪。“陆定一！你——” “我，我怎么了！？”陆定一抬头就看见林彪那张气得变形的脸。 林彪隔了好一会才缓过一口气，咬牙说：“你天天在想变天，天天在想变天！”陆定一莫名其妙地反问：“变天，变什么天？” 林彪怒气冲冲地说：“你讲，你跟你老婆严慰冰，勾结在一起，长期地用写匿名信等办法，恶毒地攻击和诬陷叶群同志和我，还有我的全家！你讲，你们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搞这个阴谋？ 你立刻向党讲清楚！”现在大家终于明白，林彪写那个证明实际上是批判陆定一的依据。 “这个问题，我可以讲一讲。”他抬头望了林彪一眼，继续说：“因为事情的真实情况不是刚才说的这样。严慰冰写什么匿名信，我根本不知道，她既没有跟我商量过，谈不上什么‘勾结’嘛！ 我本人也从来没有发现她写了什么信，这个事情，组织上可以调查，完全可以查清楚。” 林彪猛然打断陆定一的话：“你狡辩！你自己老婆的事，你怎么会不知道？” “那不一定。”陆定一颇有讽刺意味地说：“丈夫不知道老婆干的事，不是很多吗？”这句话一 语双关又很富幽默感。严慰冰的匿名信加上每个人座位上放的“处女证明”，对林彪实在是一种讽刺，让有些人暗自发笑。 纵横天下的林帅何时受过这等奚落，因为极度愤怒而满头大汗，嘴巴却使不上劲。几分钟后， 林彪才猛跺双脚，抬起右手，直指向陆定一说：“我，我，恨不得，一枪，毙了你！” 那架势，仿佛手中真有一手枪，就会亲手开枪打死陆定一。 比口才，林大元帅跟陆部长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所以林元帅说话看起来很吃力，而陆部长则轻描淡写、游刃有余。没办法，专业不同啊！要比辩论，陆定一是大师级的水平，而林彪只是一个小学生；正如战场上的林彪是大师级水平，而陆定一只是小学生一样。开会斗嘴，还是理论家比较管用，偏偏是当时林彪的身边还没有理论家（陈伯达还没有投靠）。不过不要紧，比理论家更为管用的是康生同志。 林彪因为气愤过度而瘫在椅子上十分无助时，康生出马了，一声大吼：“陆定一，你是个特务！”简单明了直接，且杀伤力十足，比林彪那费力啰嗦给力多了。 陆定一冷冷地说：“康生同志——” 康生立马打断，说：“谁是你同志？”反击相当犀利。 陆定一回敬：“好吧，就算不是。不过，我想提醒一下，现在不是一九四二年整风的时候了，你还想搞延安‘抢救运动’的那一套吗？”大家都知道康生在延安整风中的表现，康生几乎把人全部都得罪了。陆定一把大家的思维引导到那个时候，无疑是一招妙棋。 然而康生也有妙招：“好！你敢反对延安整风，整风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反对整风就是反对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果然又是那一套，结果会场出现“嗡嗡”声，毕竟大家对延安整风记忆犹新呐！这批斗会是开不下去了，康生同志只好拿出杀手锏，当场宣布：“陆定一，现在我代表中央宣布，从今天起，对你实行隔离审查，老老实实交代你的罪行去！”搞定！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秀才遇到流氓，更说不清了。能说会道的陆定一遇到政治老流氓康生还能干嘛？倒霉呗！从此之后，陆定一失去自由，十三年之后再度出山已是风烛残年。 事到如此，不禁又问一句：为什么？林彪为什么开那张“处女证明”？从整个事件来看，那张证明似乎就为了成为批判陆定一的依据。然而没有用，留下了一个笑料，看起来非常幼稚。然而林彪是幼稚的人么？一个幼稚的人不会二十多岁就当军团长，不会长时期掌控中共最精锐的军队，不 会看着数十万对手在自己的陷阱中挣扎哀嚎而无动于衷。政治上的林彪，在某些方面表现幼稚，但林彪的谋略远胜那些夸夸其谈的理论家们。这张处女证明可不可以理解为政治幼稚的一种表现呢？ 如果硬要这么理解也不是不可以，事实上林彪这个举动并非因为幼稚而家丑外扬，而是一个杀招。 这个杀招并非完全冲陆定一去的，正如会议过程中表现的那样，这一招对精于辩论的陆定一没有用，从道理上也不具备打倒陆定一的依据。陆定一固然老资格，固然地位高，固然人缘不错，但是放在文化大革命那种层次下，还是微不足道的。不少比陆定一资格更老、地位更高、功劳更大的人都被打翻在地，要拿下陆定一，甚至不需要理由，利用政治流氓康生，直接宣布陆定一隔离审查就完了。 再回顾一下事件的整个过程，从严慰冰被捕到严家之人连坐入狱，基本没有任何程序可言，没有公安局，没有检察院，没有法院，只有监狱，只有审查。像陆定一这种高干，也只是宣布隔离审查，仍然没有任何程序可言。 整个逻辑是这样的：严慰冰骂了林彪一家，仿佛闯了弥天大祸，而非依法裁决，说白了就是林彪的实力更强而已。对陆定一的处理也是一样，实力更强的林彪摆平了实力差一点的罗定一。但是宣传上不能说林彪恃强凌弱，只能说陆定一夫妇是恶人，而林彪夫妇是好人。严慰冰老婆攻击林彪一家，是恶人攻击好人。严慰冰遭受处罚，那是恶有恶报，正义得到伸张。陆定一因为是恶人的丈夫，也是恶人，所以也倒霉了。一句话说完：裁决这事的依据不是法律是非，而是道德上的善和恶。如果用法律来裁决，尽管严慰冰不对，但有个轻重的程度，该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有依据的。用道德来裁决，只有善和恶，可以轻也可以重，尺度完全掌握在胜利者的一方，也就是有实力的一方。 纵观整个文革，之所以走到这一步，就是那些法律规则已经没有用了，用道德标准来衡量。只要把你推入道德天平上弱势的一端，例如叛徒、内奸、里通外国，那你就只能成为刀俎上的鱼肉。 林彪开这个证明，看起来固然可笑，实际上是想从道德上洗白自己，也就是占领道德上的制高点。有了道德制高点，加上绝对实力，在那个用善恶观念代替法理尺度的时代，可以无往而不利。 了解了这一点，还会认为那个举动很可笑么？ 正是占领了道德高点，当陆定一老家被抄之后，叶群才能让红卫兵把所得之物全部给拉进京： 陆家长辈曾挂过的几幅画轴，其中一幅上竟画了个顶戴花翎，身穿朝服的清代官员——毒草，四旧； 还有一部残缺不全的家谱，算是搞封建迷信；抄出一顶破陋不堪的青布小轿，说明陆定一曾是一个“反动官僚兼恶霸地主”。为了收集更多的证据，又从县政府所存的旧档案中，找到几份陆家过去的地契——剥削劳动人民血汗的铁证。最后，就连陆严两家好一点的锅碗瓢盆也认定是“剥削”来 的实物。 经过一番策划之后，这些“罪证”被拿出去展览。证据不够充实，叶群大显神通，从国库里拿出来几十捆大面额人民币，外加十几个纯金元宝，配上一些来路不明的绫罗绸缎之后，就足够充分了。那个年代简朴的人们看到陆定一同志如此奢侈糜烂，简直罪恶滔天，对骄奢淫逸、穷凶极恶表示出极大的愤慨和仇恨。 代表正义一方的叶群女士，除了消灭了陆定一和严慰冰，还把展览中的战利品瓜分一空。抄家得来的有用物品被象征性拍卖，一件皮大衣卖十元钱，一个清代出品的陶瓷花瓶标价五角。九一三之后，叶群的那些宝贝，大多通过这种方式“卖出去”的。此后这种展览会很快被推广到全国，一批人因此发财。 从这个案例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文革定律之一，就是道德判定一切，道德高低取决于实力强弱。林彪写那张证明，只为还原自身道德上的清白。 既然说到陆定一，不妨多说一点。一九七九年，陆定一走出监狱。出狱之后的陆定一寻找到自己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还抱着外孙女失声痛哭，似乎成了一个多愁善感的老人。陆定一的失声痛哭并非多愁善感，而是富有人情味的体现。因为多愁善感的老人不会干接下来的事。一辈子大风大浪都经历了，辉煌和磨难都有了，人也到了风烛残年，此时的陆定一还能干点啥？当官，退休， 之后呢，还有反思，用心和灵魂在反思。陆定一的反思相当广泛，而且实用，比方说关于历史和腐败问题。 关于对待历史问题：对历史问题的处理和政策上——宜粗不宜细——从大局出发，认清大是大非问题，统一思想认识，而不要纠缠到具体的小事中，去计较个人恩怨得失。应抛弃前嫌，顾全大局，团结一致向前看；但对历史教训的分析和总结上——宜细不宜粗——历史性的错误，分析得越透彻、越准确，吸取的教训才能越深刻，才能防止重犯这类的错误。 惩治党内腐败问题：光有党内“自律”不成，还要加上外力作用，即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党要加强纪律性，促使党员自律，自觉克服贪污腐败，同时借助人民监督和舆论监督。在自律的基础上，加上群众和舆论的监督，才能更上一层楼。反腐的效果好不好，也要民众说了才算，而不是自己。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下，权钱交易、权力资本化是个普遍现象，要增加反腐的透明度，增加群众和舆论的监督作用，才能凑效。这种监督利大于弊，不要怕别人讲话。对于群众的意见和不满，不要压制，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要加强这两种监督，就必须首先要加强我国的“民主政治” 的建设。 还有其他部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看看。这是一个老革命风风雨雨数十年之后反思出来的金玉良言，并不高深，但和广大老百姓的想法一致，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如果党员都有这样的觉悟，如果党能使每一个党员都有这种觉悟，如果广大人民群众能够促使党，使它的党员达到这种觉悟，国家何愁不能强大？！民族何愁不能复兴？！ 陆定一的最终遗言：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还是老百姓的心声。 三、案例之二：孙维世之死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号，北京五角楼牢房里，一个女人死了。十月十四号的北京城，已经是秋天，清早或夜晚需要穿外套，六八年北京的气候要比往年寒冷。那个女人死的时候穿的衣服很少， 手上还带着冰冷的手铐。除了手上的手铐，据说她的脑袋里还有钉子（只有东林党硬汉杨涟也才能享受如此的待遇）。 ——她是被折磨死的。 即使是在六八年那种疯狂的岁月，如此蹂躏一个女人也是一种罪过。这个女人是谁呢？她就是孙维世，一代才女，号称红色公主。如果这一切还不够说明她的身份如何显赫，那就先介绍一下她身边的人。 她的父亲是朱德和周恩来的挚友。她的养父叫周恩来。 林彪曾经热烈追求过她。 她可以随意出入中南海，并且深受毛泽东的喜爱。 看看吧，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彪他们都是顶天立地的大人物，这几个人曾经干过那么多惊天动地的事业。他们通力合作促成新中国的诞生，让中华民族再一次重生，用自己强有力的手臂把各自的丰功伟绩刻在了史书上。 一九六八年，朱德依然德高望重；周恩来位居国务院总理，第三号人物；林彪，第二号人物； 毛泽东已经成为了神。这些关系竟然没能保住孙维世的性命！毫无疑问，这些现在看来能够翻云覆雨的大人物都不想孙维世死掉，但孙维世还是死了，而且死得很惨。 ——这就是当年文革的一个侧面：没有谁是安全的。 为了把这个侧面说得清楚一点，多说说孙维世这个人。 孙维世，生于一九二一年，和王光美同龄；性格：倔强，天真，任性。 她的父亲孙炳文是个热心汉子，行径和早年的贺龙类似。年轻时代的孙炳文因为过于热血而被 学校开除，后参加激进组织“铁血团”，参与密谋刺杀清摄政王载沣，试图推翻清政府。清政府灭亡之后，又反对并试图刺杀袁世凯。现在大家津津乐道“朱德寻找党”的传说，孙炳文就是这个传说的主角之一。孙炳文这种血性而倔强的性格都遗传到了他的儿女身上——儿子孙泱为朱德的清白而死，而女儿孙维世宁死不愿意玷污周恩来。 一九一七年，孙炳文认识老乡朱德。两人一见如故，肝胆相照，相见恨晚。孙炳文佩服朱德的大气、朴质，朱德欣赏孙炳文的阅历与豪情。随后两人携手合作，在护法战争中成为莫逆之交，一起在滇军中工作。随后几年，两人都是几经沉浮，脱离滇军而在北京相会。两人一起寻找中国共产党，结果在北京没有找到陈独秀，然后到上海同原滇军将领金汉鼎一起去拜访了孙中山，此时孙中山被陈炯明搞得很狼狈。孙中山表示先提供十万元作为军饷，要朱德和金汉鼎回到已移驻广西的滇军中去组织军队。金汉鼎答应了这个要求，之后官至国民党陆军上将，四九年倒向中共。孙炳文和朱德婉言谢绝了孙中山。随后朱德见了陈独秀，陈独秀拒绝了朱德。随后朱、孙两人结伴游历欧洲。 后人不知，朱德寻找共产党的一路中均有孙炳文的陪伴相随。 朱德和孙炳文在法国见到年轻十岁的周恩来，方才如愿加入共产党，身份是秘密的，对外的政治身份仍然是国民党员，这么做是为了工作需要。三年之后，两人取道莫斯科回国。孙炳文刚刚回国就被邓演达等人联名电邀去广州，任国民革命军上校秘书兼黄埔军校教官、广东大学教授。孙炳文在黄埔军校干得很不错，和周恩来等人的关系也很铁。此时的孙炳文，比四川老乡聂荣臻的地位还要高。如不死，前途当不可限量。 然而好景不长，两年之后，蒋介石清党，孙炳文在上海被俘，宁死不屈，四天之后被腰斩于龙华，临刑前高呼“我今就义亦从容”，颇有谭嗣同的气概。听到孙炳文被杀，久经沙场，见惯尸山血海的朱德禁不住失声痛哭。朱德忍着悲痛给任锐写了这样一封信：“鉴闻浚明凶耗传来，(肝)脑皆裂，顿失知觉。死者已矣，我辈责任更加。德本日出发抚州，誓与此贼辈战，取得蒋逆头，以报浚(明)。(抵)上海经过情形如何及前后材料汇集成书，以示同志，而发其未竟之志。近来经济情形， 是否可以暂维持，均祈示知。此间工作忙极。此祝努力节哀，留此身体，除此贼辈。”大意就是我很难过，我要继承他的事业，为他报仇。此后朱老总南征北战，总是把孙炳文的儿子孙泱带在身边当秘书。然而朱老总没有想到的是，正是因为这段经历，导致了孙泱在文革中丧命。 孙炳文死时，孙维世年仅六岁，尚不知愁为何物。 少年时代的孙维世活泼好动，喜欢和大她一岁的六姨任均一起玩耍。据任均回忆：“维世从小就喜欢学艺术明星的动作，一高兴，就叫我说：‘六姨，你看。’然后对着镜子摆姿势，比划来比划去的，学得可好了。我们俩学人家明星，把围巾围在肩上，在床上又唱又跳，蹦来蹦去地玩儿。每 天晚上都特别开心地蹦半天才睡。” 初中时代，孙维世由三姨夫冯友兰资助去北京念书。一九三五年，十四岁的孙维世和十五岁的六姨跟参加地下党的妈妈任锐去上海。由于小时候对明星模仿多了，孙维世和任锐要去学表演，任锐就请地下党的同志帮忙，把两人弄到天一影片公司东方话剧社去学习。此后两人假装姐妹俩，隐姓埋名，做了“海漂”一族，偶尔在剧场客串一些小角色。天一公司地处徐家汇，常常能见到一些明星，拿到明星签名啥的。某日，一个叫蓝萍的女人拿着自己的签名照到处派发，蓝萍就是江青。 当时的江青并不出名，在公司发自己的签名照，算是一种公关吧。若干年之后，凡是拿过那张照片的人都要提心吊胆地过日子。这是孙维世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命中克星——江青。在和江青的交往中， 孙维世尽显天真的一面。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十六岁的孙维世辗转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申请去延安，但没人认识她，只好一个人站在门口伤心痛哭。哭着哭着，来了一个人——周恩来。一番沟通交谈之后， 周恩来很讲情义，没有嫌弃这个失去父亲的孩子，还认了孙维世为干女儿，一直带在身边，从武汉带到延安，从延安带到苏联。从那时起，孤儿孙维世来了一个华丽大转身，变成天之骄女。孙维世喊周恩来为周爸爸，喊邓颖超为小超妈妈。文革中，孙维世宁死不愿意说周恩来的坏话，也是和这段缘分有关吧。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佛也说，种下善根，方有善果。 周恩来夫妇没有孩子，视孙维世为掌上明珠。孙维世念书，疑难之处就由邓颖超借油灯之光亲自讲解，有时候周恩来也指点一下。延安的孙维世再次和江青结下不解之缘。由于周恩来夫妇的关系，孙维世也经常到毛泽东的家里去。毛泽东和江青当时也很喜欢她，两人曾经同时登台，在同一出话剧里演出角色，江青在剧中扮演姨太太，孙维世扮演小姐。后来有人据此称江青为“姨太太”，喊孙维世为“大小姐”。此时的江青还是和颜悦色的，仅仅因为她还是延安窑洞里的一个家庭主妇， 还没有呼风唤雨的能量。 三九年，周恩来去苏联治病，孙维世也想跟着过去，但需要毛泽东的批准。孙维世立刻飞身直奔毛泽东的窑洞。毛泽东大笔一挥，准。当时的莫斯科有很多烈士后代，在学校学习不同的专业。孙维世按照自己的爱好选择了表演和导演。在那里，孙维世遇到她生命中另外一个男人——林彪。 俗话说，女大当嫁。周恩来的掌上明珠从来不缺乏追求者。延安时代的孙维世还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就有人来提亲，被周恩来夫妇挡了。加上孙维世从小外向，受前卫思想的熏陶，整天在大人物中间玩耍，对对象的要求自然不一般。在那个爱情还没有流行的年代，孙维世表现得过于超前。婚恋中的孙维世是任性的，也注定是悲剧的。 在红军时代，林彪已经战功赫赫。平型关大捷之后，林彪更是声名鹊起，头顶“抗日名将”的光环。悲剧的是，名将林彪竟然被友军误伤，很严重，只好离开战场到苏联养病。在苏联，林彪遇见孙维世，他那颗铁血的心跳出了一生中最欢快的节奏。 早在延安，林彪还是抗大校长的时候就见过孙维世，只不过那时候林彪和美女张梅刚刚结婚， 生活比较美满，加上林彪的性格和工作的关系，谨慎沉默，很少在意生活的事，也就没怎么留意孙维世；就算留意了，也不会说的。至于是否留意，已经没人知晓了；唯一知晓的是，在苏联，林彪和张梅的感情出现问题，据说是因为性格不和。 林彪沉默寡言，喜静不喜动；而张梅活泼外向，喜动不喜静。当时林彪有伤在身，行动也不是很方便。对于一个真正的将军而言，战争年代远离战场是一种怎样的折磨，常人是难以想象的。对普通人而言，油价上涨都难受不行。林彪是真的爱打仗这一行。西安事变中，张学良对蒋介石大不敬，蒋介石给张学良的惩罚也就是养起来，不让上战场，张学良为此郁闷不行。张学良对战场的渴望远不及林彪，因为林彪是一个为打仗而生的人，所以林彪心中很受伤，很需要人来安慰。张梅偏偏不理解林彪，时不时出去参加个聚会啥的。 其实孙维世的性格也不适合林彪，但林彪因为张梅的大大咧咧而心灰意冷时，却又爱上了同样性格外向的孙维世，只能说爱情是个不可捉摸的东西。当然，比起在陕北土生土长的的张梅，孙维世更漂亮、更有气质、修养更好，而且幽默；或许还有一个不便说出来的理由——背景更好。周恩来的干女儿嘛，相当于最高层那几个窑洞里的小公主。 林彪追求孙维世的手段很简单，就是闲了没事就去孙维世住的红色大楼，和一帮留苏年轻人瞎唠嗑，讲讲战争史、散散步啥的。林彪的相貌并不出众，估计说故事的水平也一般，幽默细胞都被战略、战术、战争、战场给消耗了。但是林彪也有优势——是名将，是英雄。对很多女孩子而言， 这都是致命的诱惑。然而孙维世是个例外：当时的孙维世却是豆蔻年华，正在做白马王子的梦，身边不缺追求者，据说刘亚楼就是其中一位，还很勇猛，是公开追求的。林彪虽然扬名在外，但也有致命弱点，就是老婆还在身边，而且怀孕了。对一个还处在幻想年龄阶段的少女来说，这是不可忍受的。 我们都知道林彪的战术风格是沉稳机变，总是牵着对手的鼻子走，静候对方落败。按照战场上的水平，林大元帅应该是充分发挥自己的男性魅力，静候孙维世芳心暗许。可惜这一套在情场上不怎么受用。林彪自己首先忍不住了，向孙维世敞开心扉，遭拒。 林彪回国时要求孙维世一起回国，遭拒。 林彪回国，和叶群结婚。后来孙维世回国途径东北，林彪还激动不已，惹得叶群闷头吃醋好几碗。笔者忍不住又要提出假设，假设林彪和孙维世结婚会怎么样？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以孙维世的人品，绝不会做后来叶群做的那些事，也许林彪就不至于葬身异国。然而这样就会惹出另外一层关系。假如林彪和孙维世结婚，那么就会拉近林彪和周恩来的关系，当时的政坛格局就会发生改变。如果林彪和周恩来联合起来，毛泽东绝不会视而不见。也许林、周两人都要在文革中被打倒。 也许根本就不会有文革，因为文革没有林彪和周恩来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 高层将帅之中，林彪已经是最年轻的了，如果连林彪都看不上，孙维世还能看上谁呢？没有了。 当孙维世拒绝林彪之后，也就意味着不会找一个将军当老公了。战争年代，要从共军中找一个高大威猛、温文尔雅，且战绩彪悍的将军非常不容易，林彪是一个标尺。不嫁给林彪不要紧，林彪还是要找老婆的。林彪要找老婆很容易，要忘掉孙维世却很难。林彪忘不了孙维世，林彪的老婆是要吃醋的。林彪的老婆吃醋，后果很严重。因为林彪，孙维世遇到了生命中另外一个克星——叶群。可以说正是江青和叶群克死了孙维世。孙维世从苏联回国，取道东北，林彪既激动又兴奋，叶群则暗淡无光。晚饭桌上，孙维世流光溢彩，而叶群像黄脸婆，林彪则闷不做声。如果孙维世同意，她还是可以嫁给林彪的。 正当孙维世准备去东北工作的时候，叶群用李立三的名义给周恩来发电报，让孙维世不要来东北了。如果孙维世真的去了东北，结局还真不好说。婚姻不是问题，孙维世和金山恋爱，金山也有老婆。据说，林彪从此对李立三恨之入骨。 当然孙维世也不是那种非要从某个行业内找丈夫的那种女人,她看重的是爱情。但爱情往往不遂人愿，你看重它，它未必看重你。为了爱情，他非常任性地拒绝了刘亚楼，拒绝了林彪，拒绝了其他人。为了爱情，她又非常任性地嫁给另外一个别人看来不该爱的人，那便是后来的丈夫金山。 金山是孙维世一生的最爱，也是一生的最痛。 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来看，金山和林彪没有可比性，俗话讲就是，金山给林彪提鞋都不配。如果不是孙维世，没有人把金山和林彪联系在一起。然而站在一个任性、爱幻想的女人角度上看又是另外一回事。金山，苏州人，原名赵默，生于一九一一年，比林彪年轻四岁。金山原本生于富商之家， 可惜父亲早死，家里的大管家成了家庭的新主人。金山十几岁便出门闯荡。 金山是那种放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能生存下来的人，因为他很能混。早年闯荡上海滩期间， 竟然同时混入杜月笙的门下和共产党内部。当年有这两层关系，相当于有了免死金牌。要知道，蒋介石对杜月笙都很客气。同时给共产党当特务，那是没人敢惹啊！无间道的剧本里也没有这般牛人。 而且凭借堂堂仪表和伶俐的口才混入话剧界，成为著名演员，放在现在就是一部励志剧，和刘德华的励志故事有一拼呵。 金山同志不仅懂得生存，更懂得获取女人的欢心。据现在能考证到的资料，金山同志利用自己的混功，常常和剧中的女主角檫出爱情的火花，火花又常常很快熄灭。最牛叉的时候，据说同时追求话剧界的“四大名旦”，最后和四大名旦之一的张瑞芳结婚。 一九四九年，二十八岁的孙维世遇见三十八岁的金山时，金山的老婆就是张瑞芳。当时孙维世的绰号是“红色公主”——新中国第一号待嫁女。孙维世是导演兼演员，金山是主演。金山再一次发挥自身优势，故伎重演，利用演戏的机会赢得孙维世的芳心。说真的，孙维世虽然有种种优点， 有时任性骄傲，眼高于顶，但女人终究要嫁人的，挑来挑去等到二十八岁，放在今天都是剩女了。 这样一个老姑娘，遇到金山这种风流老戏骨，能顶住才是怪事。 下面的情节就比较俗套了：金山和孙维世相爱，然后结婚，张瑞芳黯然离婚。演艺圈内永远就是那些事，从来不新鲜。对于这段婚姻，周恩来肯定是不赞同的。周恩来是什么人啊，一生守在邓颖超的身边，不离不弃。而且周恩来目光如炬，一眼就看透了金山：能演戏，终究是花花公子一个。这种人如果能托付，母猪都能上树。想和这种人结婚，就等老了，没风流劲时再嫁给他，年轻时还是玩玩就算了。孙维世虽然很能玩，却继承了周恩来的品格和婚姻观念。 两人结婚那天，周恩来没有出面，只送了一件礼物《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然而这件礼物没管用。第二年，金山同志去朝鲜慰劳志愿军，本性复发，和金日成一个女秘书搞上了。这事放现在没啥，但是在战争年代就不一样了。朝不保夕的情况下，间谍横行，女秘书可以私下里搞关系的话，也可以私下里泄密，所以金日成直接把女秘书给毙了，虽然残忍了点，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金山同志因为是中国人，直接押解回国。如果是平常，回国后的金山不死也得掉几层皮。然而金山毫发无损，仅仅因为他是孙维世的丈夫。确切地说，不是因为他是孙维世的丈夫，而是因为孙维世没有离开她。 当时开批斗会，大家让孙维世表态。孙维世如果划清界限，金山必死无疑。然而孙维世却说： “金山犯了不可原谅的罪行，我相信，这是他最后一次了！”此后金山下放去劳改，孙维世如影相随。这样就出现了有趣的情形：孙维世一方面是自由出入中南海的“红都公主”，另一方面又是劳改犯的老婆。 据孙维世的六姨任均回忆：“维世那次来，只住了一个晚上。说话间，我看她不似平日高高兴兴的样子，就问她，你是不是心里有什么事儿？她就跟我说金山在朝鲜犯错误的事，我很吃惊，说 那怎么办？维世说想跟金山离婚，还说总理气得说应该枪毙金山。我问她你们要是离了婚，金山怎么办？他愿意吗？维世说，我要是跟他离婚，他就得死，他不愿意跟我离婚。维世那天情绪很低， 告诉我说，人家开会批判金山，要求她坐在后面听，还叫她表态，弄得她非常难受。从小到大，维世总是那种开朗和倔强的样子，我没有见她这样发过愁。此刻，我面前的维世真可怜。” 患难之中不相弃，孙维世非常了不起。这个举动很难说完全出于爱情，如果仅仅是爱情，以孙维世刚烈的性格应该离婚了，哪怕还有残存的爱；应该是出于对生命的珍惜吧。毕竟一个大活人， 毕竟一夜夫妻百年恩。就这事上，不能不佩服林彪的眼光，孙维世的确是一个值得爱的女人。如果她是林夫人，呵呵，且按住不说。 如果说爱情中的孙维世是任性的，那么待人处事中的孙维世则是天真的。孙维世虽然早年丧父， 生活漂泊，但基本上没有接触过复杂的人际关系。碰见周恩来之前，她一直在念书。碰见周恩来之后，就成了中共高层的宝贝。大家都宠着她、溺爱着她。出现在她眼中的生活，大概就是革命的神圣，而没有革命背后的种种谋略和暗算，因为周恩来已经像一个真正的父亲一样，把一切困难艰辛都自己一人扛下。孙维世的天真在她与江青的交往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江青和孙维世相反，可以说历尽波折，啥事都经历过。去延安之后，江青虽然贵为一把手夫人， 仍然只是一个家庭主妇，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才咸鱼翻身。在江青翻身的过程中，需要更大的政治能量。江青的背后虽然是毛泽东，但身为领袖，帽子不可能直接拿出来给江青摇旗。江青的身份是毛泽东的代理人。要增加自身威望，必须借助其他人，谁呢，就是毛泽东的铁杆战友。当时的中央大人物之中，无条件支持毛泽东的，只有林彪一人。所以林彪的夫人叶群和江青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林彪自称毛泽东的学生，叶群则跟着江青混。 除林彪外，另一个无条件支持（至少表面上）毛泽东，且能量巨大的就是周恩来了。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女士是个老革命，资格很老，威望很高，而且和江青没啥往来，断然不会像叶群那样自称为江青的“学生”。江青要和周恩来扯上关系，孙维世成了一个绝佳的拉拢目标，理由很多：孙维世是小字辈，跟在江青后面合情合理；孙维世和江青早就认识，两人曾经在延安同台演出过；孙维世可以自由出入中南海，能够轻而易举地见到各个大人物，容易探听到各种情报等等。有了这些便利条件，想不被江青盯上都难。 建国之后，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翻译小组组长就是孙维世，其中和毛泽东有过不少合影， 收集到不少毛泽东的亲笔字等等，回国之后江青一再追问毛泽东在苏联的活动。在孙维世结婚那天， 江青还在追问，孙维世则以国家机密为由拒绝。江青此举的动机，存在很多猜测，我认为很简单： 跟孙维世套近乎，找共同话题嘛。周恩来是第三号人物，江青去套近乎可以理解。因为江青除了跟 孙维世套近乎，还跟二号人物的夫人王光美套近乎，也就是聊一聊衣服怎么穿、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行踪啥的。江青那个人很能折腾，总是表现得非常骄傲，有时候歇斯底里，处理人际关系不在行， 即使拉关系也表现得很怪。没办法，江青那个人行为举止一贯乖张，“亲切交谈”之类的技术根本就没有掌握过；而且眼高于顶，能进入她法眼的也就最高层那几个人，一开始是周恩来和刘少奇， 后来是林彪。 那么毛泽东为何如此“厚爱”孙维世呢？把这些问题扯到男女关系上、爱恨情仇上，无疑更煽情。然而我相信，在血与火的时代，爱恨情仇从来都不能主导时代的大幕。原因很简单，毛泽东不仅“厚爱”孙维世，同样也“厚爱”林彪的一对儿女，同样也“厚爱”过刘少奇的儿女，这些在回忆录中都很清楚。因为毛泽东和这些孩子的父亲是“战友”，所以把孙维世的事往男女关系上扯，只因为孙维世是个漂亮、有才且有故事的女人而已。如果毛泽东要爱，没人挡得住；毛泽东要恨， 也没人挡得住。只有在政治上，毛泽东才会表现得如此曲折迂回。 当毛泽东要整顿文化界，当江青上蹿下跳表演时，孙维世就成了一个天然的拉拢对象。叶群固然好，然而只能当一个敲边鼓的，毕竟专业不对口。孙维世就不同了，本身就是戏剧界的明星嘛， 专业就是搞戏剧的，加上她巨大的活动能力，有了她的加入，江青将如虎添翼。所以才会出现这般情况：话剧《杜鹃山》上演后，江青找孙维世，希望她能参与此剧的改编，改编成样板戏。孙维世听后，天真地睁着大眼睛看着江，天真地说：这个剧是青年剧院写的，我现在是实验话剧院的工作人员了，让我来做这件事情是不合适的。 此时的孙维世是大明星，可能觉得和江阿姨这种三十年前的上海小明星没啥共同语言。江很生气，但后果不严重，因为那时是六三年，江青还没有杀人的能力。所以说孙维世很天真。年过半百的江阿姨的日子越来越红火，并非本人的戏剧才华如何了得，而是背后那个人。不久，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指示：不能让“洋人、死人、帝王将相”统治文艺舞台。毛泽东指示，周恩来落实。周恩来亲自指导了大型歌舞剧《东方红》。江青笑了，好你个小样孙维世，看你这次如何拒绝江阿姨， 还是逃不出江阿姨的手心。在周恩来的座谈会上，江青跑过来坐在孙维世旁边，说了一大堆话，低声说：你导了那么多戏，有没有问题呀？这回该到我那儿去了吧。弦外音：还是乖乖地跟着江阿姨混吧，有前途的。 没想到天真的孙维世同志依然不买账，天真地以为江阿姨不会有大作为，天真地跑到大庆油田演戏去了。在大庆油田，孙维世再次火了一把。通过自身的努力，六六年初，孙维世创作的话剧《初升的太阳》在首都公演。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观看后给予很高的评价，此剧迅速在京城传开，演了一遍又一遍，风头尽出。此时以文艺界领袖自居的江青同志自然不能坐视。虽然此时的江青已经羽翼渐丰，但是孙维世如同一块肥肉，有背景、有关系、有才华，网罗过来百利无一害啊。 于是江青决定再给孙维世一次机会，让人通知孙维世，说有重要的工作与她商量。天真的孙维世没怎么在意。之后江青亲自登门拜访，满面笑容地对孙维世说：“看了《初升的太阳》，这是一部很成功的话剧，受到了首都许多观众的欢迎，我有个想法，想将这部话剧改编成现代京剧，这需要两个人好好合作。”面对亲自登门的江阿姨，孙维世依然天真卖萌，没有立刻答应。江阿姨也没有苦苦相逼，让孙维世再考虑考虑，过几天再来找她。此时孙维世再次天真地说：“你不要再来找我了，我考虑将这个话剧改成现代京剧不太适合”等等。其他人也有拒绝江青的，好歹说得委婉一点。 可以想象江青当时的愤恨，她像一只骄傲的孔雀一样摇摆着，没想到孙维世视而不见。好你个孙维世，竟然不把我放在眼里，你等着。 江青曾对孙维世说：“我是主席夫人，你是总理女儿，我们联合起来力量大，可以对付那些想对付我们的人。”江青说的是实话，也是心里话。天真的孙维世却不明白政治上的阴险，也不想去明白，她只是凭着自身的好恶去处世。她不喜欢江阿姨，就是不喜欢江阿姨，所以三番五次拒绝不合作，也不懂得虚与委蛇。江青不是一个喜欢掏心窝子的人，她既然这样和孙维世掏心窝子，其实是给孙维世划线，要么朋友要么敌人。玩政治的就是这样，掏了心窝，非友即敌。要怪也只能怪江青不够老练，在把握不足的情况下掏心窝子，把双方的路全给封死了；要怪也只能怪孙维世过于天真，把世事想得过于简单。 孙维世天真地以为只要走自己的路，就身正不怕影儿斜。孙维世本人是很正，根正苗红，可惜她的影子并不正。她的影子就是金山。要揭金山的老底太容易了，好比用道德的戒尺去衡量娱乐圈， 生活腐化、道德堕落、勾搭妇女、引诱儿童，那是要啥有啥。为啥要修理金山，除了他是孙维世的丈夫外，还因为他是上海滩的旧明星。江青也是旧明星，而且是星光暗淡的明星。 通过第一个案例——林彪写处女证明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文革的标准不是法理，而是道德标准。林彪不惜以家丑外扬的方式洗清道德上的痕迹，江青也不例外。 那个时代的影星和现在可不一样，影帝影后啥的都免谈，也就是装饰逗乐的，也就是说“身份不好”，属于旧社会的大毒草。大毒草可以消灭也可以改造。鉴于江青同志也曾位列毒草之中，要洗白自身，就要用强力除草剂除掉别的毒草，这样就没人知道江青也是毒草了。比如说以王莹女士为代表的一帮人，被关，被整，最后疯的疯，死的死。即使金山同志不是孙维世的丈夫，依然在劫难逃。 孙维世最后一次拒绝江青的时候正值文革进入高潮。一年之后，也就是六七年年底，孙维世在家中听到了敲门声。随后一群“公安人员”冲进来，说有要事找金山商量。金山曾干过特务，没有慌张，临走之前像平时一样对镜子臭美了一下，然后转过身来朝孙维世一笑说：“我跟他们出去一 下，你在家里不要着急，不会有事的。”这是金山最后一次对孙维世笑，这是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 说实话，之前的金山虽然风流成性，经过劳改之后已经体验到新时代新国家的力量，安分十几年了。 但是文革算的是旧账，而金山身上的旧账、烂帐很多。当然不能说抓金山是因为他是明星，得有一个有分量的罪名“特嫌”。有了这个罪名，周围的人就和特务扯上了关系，下一步如何操作就看操作者的心情了。 拒绝江青之后，孙维世的日子可以说举步维艰。之所以能享受如此待遇，无非她有一个养父叫周恩来。文革之初的周恩来处于人生最艰难的时期。刘少奇和邓小平倒下之后，另一个可能倒下的就是周恩来。文革初期，政府陷于瘫痪。但当时大家的热血淹没了脑细胞，处处煽风点火，对副作用还没认识到，所以周恩来“到处灭火”的现实作用还没有展现出来。等文革第一波高潮过去之后， 周恩来的地位就稳住了，不管是毛泽东还是其他人都意识到：革命之外，活还是要周恩来干。 有人贴周恩来的大字报，有人以极其卑劣肮脏的言词追问孙维世和周恩来的关系。然而人际关系中的孙维世固然天真，爱情中的孙维世固然任性，但是涉及到大是大非的原则上，孙维世又体现出刚强和倔强。不论如何询问，终究一无所获。因为她是特务的家属身份，享受如下待遇：剃光头。对于一个爱美的女人，对于一个骄傲任性的女人来说，这是多么大的羞辱啊！ 据孙维世的六姨任均回忆：“第三次，也就是最后一次，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维世敲开了我的家门。她带着帽子，帽沿压得很低，大围巾在脖子上围得很高。我的孩子们平时都叫她兰姐，这次，她只是对问候她的表弟妹点头笑笑而已，就进到我屋里。掩上门，她把帽子掀开一点儿让我看。 我大吃一惊：她的头发已经被剃光了。给女人剃光头，是文革初期的一种革命暴力方式。看到她的样子，我心疼极了。维世是个多漂亮的人呀！怎么能被弄成这个样子？维世告诉我：‘六姨，金山已经被抓起来了。’我说：‘啊？那你可千万当心。你就一个人怎么办呀？他们会不会抓你？’她说： ‘六姨放心，我没事儿！’我说：‘江青可别不放过你。还有那个叶群。’她说：‘她们不会把我怎么样。她江青能抓我什么呀？我没有任何把柄让她抓！’维世愤愤地说：‘他们让我说总理的情况，想从我这儿搞总理。总理(的事儿)我有什么可说的？我能说什么？我又不会胡编乱咬！我看不出总理有问题！’她非常自信，相信自己没有能被人家整的问题。维世说：‘搞总理，就是想把主席身边的人都打倒，她们好为所欲为！’那时候，我们都以为是‘清君侧’。” ——天真，任性，倔强，都包含在中间了。 然而天真的孙维世还是太托大了，江阿姨要抓人总是有办法的，何况她还有战略盟友叶群同志。 江青虽然上串下跳叫嚣得厉害，但实际杀伤力不如叶群大。江青背后的大腿虽然更粗壮，对江青却有所限制，该让江青知道的让知道，不该知道的就不让知道。林彪长期泡病号，叶群是林彪的对外 代理人，四大金刚啥的都要听叶群的话。当江青对叶群说：“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抓仇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抓。”孙维世的结局就能预测了。 一九六八年三月一日，孙维世再次听到敲门声，一群人冲进屋来，什么话也不说，拉着孙维世就朝外面走。孙维世被投入一个秘密监狱，这个监狱连周恩来都找不到。在中共高层中，周恩来的党政军特中都有很深的根系，硬是找不到孙维世关在哪，直到她被折磨至死，被火化方才知晓。抓捕孙维世的是一批现役空军，指使者叶群，叶群的背后是江青。 常言道，自古红颜多薄命。在那个搏命时代的红颜更加薄命。狱中的孙维世惨遭折磨，但是她完全承受了下来，维护了最终的尊严和骨气。她可以屈服，但是没有。她可以懦弱，也没有。如果她屈服或者懦弱，也没有人怪她，因为每个人都有责任保护自己的生命。即使她屈服、懦弱，写点黑材料，周恩来也不见得会怎么样，也不会怪罪她，因为他知道她是被迫的。她选择用自己的生命证明自己凌然不可欺。那些折磨过她的卑微的生灵，以卑微的方式被遗忘在卑微的时光之河，而孙维世依然耀眼。当她用娇弱的身躯面对那些残酷、没人性的折磨时，她的天真，她的任性都已不再重要，世界将记得：她是一个有骨气的人，不愧是孙炳文的女儿，不愧于周恩来的栽培，不愧于红都公主的称号，不愧于华夏女儿的英灵。 评：孙维世是一株生错地方的玫瑰。 同情孙维世之余，再来看看她周围错综复杂的关系。孙维世的逮捕令是周恩来签发的，同时签发的逮捕名单上还有周恩来的弟弟和王光美的哥哥。周恩来为啥要这么做呢？局势逼的，正如林彪写处女证明一样，都是为局势所迫。 江青找到啥证据呢？也没啥证据，就是请李立三的老婆看过戏。在那年代中苏关系紧张，“苏联特务”这顶帽子非常流行，凡是跟苏联有关系的都能和特务扯上。李立三的夫人李莎是苏联人， 就成了苏修特务。李立三已经完蛋了，李莎还在。恰好孙维世也在苏联呆过，并且给李莎赠送过戏票。根据莫须有的逻辑：和特务有关系的人也可能是特务，孙维世和李莎有关系，所以也可能是特务，就算还没能证明孙维世是特务，可以先假设为特务，然后再慢慢证明，一直证明到最后。江青同志就根据这点弄出材料证明：孙维世是周恩来身边的一条狼。江青把资料放在周恩来面前，还美其名曰为总理着想，免得被狼咬了。 现代人可能觉得周恩来批准逮捕令太残酷了，是为了自我保护。这也太小看周恩来了！周恩来那种人，不会因为一个小小的孙维世而生存或灭亡。要整周恩来，借口比刘少奇还多。周恩来本人亲自跟蒋介石、跟苏联打交道多了去了，还多次反对过毛泽东，甚至逼过毛泽东下岗。那年代，特 务遍地都是，家家都有，比方说罗荣桓的妻弟就是特务。毛泽东对罗荣桓的信任程度绝不低于林彪。 就算孙维世真是特务，也不能马上就能扳倒周恩来。尽管如此，孙维世的事依然足够让周恩来闹心的。敲打敲打周恩来而已，周恩来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签发了逮捕令。根据周恩来的策略，是想把几个人放在监狱里保护起来，免得被抓走批斗，正如他保护其他人一样。后来邓颖超曾跟孙维世的妹妹孙新世谈过这事：“当时想，放在里面也许比在外面更安全。而且你们(指江青她们)说是特务，抓了起来，你们得给个交待。” 然而周恩来没有想到，江青和叶群出于另外的原因，把孙维世关到一个连周恩来都找不到的地方。所以说周恩来失算，他提供的保护伞质量不过关。 不少人很纳闷，以周恩来的英明神武，怎么就弄不过江青、叶群那两个娘们呢？不是周恩来奈何不了江青和叶群两个娘们，而是奈何不了她们背后的男人。 这个局势是毛泽东发动起来的，没有人可以反抗。江青拉孙维世，实际上是毛泽东拉周恩来， 就这么简单。正如江青拉拢叶群，实际上是毛泽东拉拢林彪。孙维世不听话，自然要敲打敲打。但是毛泽东本人只负责大方向，细节问题是不过问的，一贯以来都是这样，这是他的用人策略。战争期间放权给元帅、大将，建国期间放权给刘、邓、周，以及其他封疆大吏，文革还是放权，放权给林彪和江青身边那帮人。纵观毛泽东的一生：战略问题归毛泽东，细节问题归其他人。某人被打倒了，毛泽东也许会知道。至于入狱以及入狱后的事，那就是细节问题了。他没精力管那么多。就算毛泽东可以给孙维世提供保护伞，中间隔好多道墙呢，够不着。 另外一个可以提供保护伞的人是林彪。林彪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这一档事。因为六八年的林彪差不多病入膏肓，整天苦思冥想、偶尔划两个火柴玩玩，每天听报告听不了多久，已经没有精力再去管那些琐碎了，有点精神头就翻医书给自己开药方去了。而且叶群是林彪的过滤器，不会把孙维世的消息透露给林彪的。可能林彪也知道，但也无能为力，因为他既不能和江青闹翻，也离不开叶群这个能干的“贤内助”。就算某个时刻林彪心动了，转念也可能会想，连她爹周恩来都不管，我干嘛去操这个闲心。 毕竟三十年过去了，林彪已经从那个三十岁的将军转变成六十岁的政治家。 当时国家几个最有权势的人物都不想孙维世死的情况下，孙维世惨死了，死在江青和叶群手上。 江青为何要让孙维世去死。原因很简单，孙维世的死对江青好处多多：解恨，竟敢长期不买江阿姨的账；立威，从此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除去一颗知道自己毒草身份的毒草；给周恩来下一个诅咒， 即养了一个以反革命为己任的女儿，为攻击周恩来铺路。 世事就是这么诡异：很多人对权力顶礼膜拜，以为权力可以无所不能，事实却不是这样的。任何人的权力都是有界限的，如果世人能认识到这一点，改革或者改制都会简单很多。这个世界需要的不是对权力的崇拜，而是首先对权力的认识，然后才是对权力的监督、限制。 结论：孙维世之死，意味着文革期间没有谁是安全的。 四、案例之三，批判朱德 （一）红军之父 孙维世入狱之前，除了有一个特嫌丈夫，还有一个特务哥哥，他叫孙泱。孙泱是孙炳文的长子， 曾和孙炳文一起被捕入狱，孙炳文死后，孙泱出狱。战争年代曾在朱德身边当秘书，文革时任人大副校长。据任均回忆，孙泱小时候非常淘气，长大后却是温文尔雅、开朗乐观，很讨女孩子喜欢。 由于孙泱在朱德身边的时间较长，对朱德比较了解，就参与编写《朱德传》一书。那本书和现在的 《朱德传》差不多，毕竟朱老总的人品事实摆在那里，正常情况下内容大概不差。然而当时的环境却很不正常，不正常的环境里总有很多不正常的人，张春桥同志就是那个不正常群体里的一个光辉代表。张春桥同志在文革中到处淘宝，有一天看到这本《朱德传》，喜出望外：好啊，淘到宝贝了。 张春桥想：哪个臭不要脸的把朱德这个大军阀写成开国元帅的？嗯？开国元帅是毛泽东，朱德什么都没干就落得这么多好处。当时“朱德的扁担”已经变成“林彪的扁担”。“气愤之极”的张春桥下令追查此事。《朱德传》编写组的几位作者惨了，人家本来就是“臭知识分子”，本想参与编写朱老总的传记捞点政治资本，这下反而捅了马蜂窝，怎么办？算了，知识分子的骨气、脸面先丢一边， 检讨吧，说自己不小心写了本“大毒草”，并开始对这本书进行批判，说这本书如何狗屎，借此表示要“重新做人”，那意思就是说，张大老板，给条活路吧，就当俺们这些知识分子是个屁，给放了。张春桥同志笑了，让你们平时嘴上说得天花乱坠，事到临头还不是下跪求饶？不收拾你们这群软骨头，世界就没有宁日。然而软骨头中间也有硬骨头，那硬骨头就是孙泱。孙泱不肯认错，他认为自己就是这段历史的当事人，最有发言权，这本书没有写错，他为朱德元帅立传是尊重历史事实。 张春桥动用大学的造反派对孙泱进行批斗，年轻时代就进过监狱的孙泱和他的父亲孙炳文一样，不肯低头。不肯低头的孙泱还是成了“特务”，并且以特务的身份“畏罪自杀”——实则是他杀。 不少人对孙泱的选择不以为然。孙泱就是傻啊，干吗不装孙子保命呢？孙泱并不是傻瓜，傻瓜不可能在战场上活下来。看看那些装孙子的人，转过头就要攻击自己写下的《朱德传》，就要攻击朱德，就要攻击不肯装孙子的孙泱。不肯装孙子的孙泱要付出代价，装了孙子的那些人也得付出代价。不装孙子的孙泱付出了生命作为代价，装孙子的付出的代价则是人格和尊严。以现在的价值观来判断，很多人认为生命比尊严更重要，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然而还有一点必须澄清，一个只会装孙子的集体会犯软骨病的，软骨头的人汇集在一起去敲硬骨头的，等到全部都变成软骨头之后，生命的意义也就没了。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生命的动物多了去了，阿猫阿狗都有生命，只有人类才有尊严。不想如阿猫阿狗那般活着，就应该去维护自身的尊严。如此，才能活得像个人。 朱德曾经想托周恩来保护孙泱。朱德一辈子极少托人办事，此次托周恩来，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他不能看着孙泱就这样挂了。四十年之前的朱德还没有啥能量，因此不能保护挚友孙炳文；四十年之后的朱德已经是大名鼎鼎的共和国首席元帅，再不保护战友的后代显然说不过去。可惜周恩来也无能为力，于是说出了那句无奈的名言：“有些人，我不保，日子还好过点；我越保，处境越差。”是啊，周恩来不是不想保孙泱，可是他连孙维世都保不住，连周恩寿都保不住啊。 其实查《朱德传》就是冲朱德去的。斗孙泱，也是冲朱德去的。此时的朱德年事已高，正逐渐淡出，可以说是人畜无害，为啥要冲朱德去呢？这也是笔者选择这个案例的原因：批判朱德，实际上是为了展示文革的力度。先让我们来看看伟大的朱老总伟大的一生吧。 一九一七年，二十二岁的孙炳文遇见二十一岁的朱德，给了朱德一个最为精准的评价：“大雅绝俗，无阴粗之难近。”又曰：“非与玉阶习者，而不知其口德之高洁也。”讲的就是朱德的大度和纯朴。后来毛泽东称赞朱德：“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铁。”综合起来，朱德的性格就是这般：大度，纯朴，意志坚强。 一八八六年十二月一号，朱德生于四川仪陇县一个佃户之家。朱德出生时，朱家有爷爷、奶奶、 爸爸、妈妈、叔叔、伯伯、哥哥、姐姐等老少十一口。朱德父母一共生了十三个儿女，因为家境贫穷，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了六男二女。朱德上面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爸爸朱世林，一生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从未出过远门，每天除了干活就是干活。朱德的妈妈身材高大健壮，但性情柔和，生养一大堆孩子，但从不发脾气、不打人、不骂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品质。想一想嘛，那么多孩子，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的需求。朱德妈妈相当于幼儿园到中学老师，一肩挑。 别的不说，光吃饭问题就烦得不行。在这种情况下，她竟然不烦躁，不发脾气，不骂人，多么难得啊！日后朱德在军内面对各个派系山头嗷嗷叫，能够淡然处之，不能说没有来自他母亲的影响。 一个勤劳宽厚的母亲不仅可以影响孩子的性格，还可以通过自身对家庭的组织给孩子最好的教育。朱德的家庭虽然不怎么样，兄弟姐妹众多，但是在母亲的精心安排下，朱德依然受到很好的教育，二十二岁那年，朱德加入云南陆军讲武学堂，成为蔡锷将军最得意的学生之一，参加云南辛亥起义、反对袁世凯的战争、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一路下来，朱德从一个宽厚朴实的农民兄弟变成滇军军官，并且立下战功，成为成功人士，人生前景相当广阔。如果这么一直过下去，不见得一定会飞黄腾达，至少吃穿不愁，还可以娶几个漂亮老婆。 然而朱德同志想要的，不仅是衣食住行而已，他觉得世界需要改变。如何改变世界呢？他也不知道，但他发现共产主义思想不错。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九二二年，三十六岁的朱德去寻找刚刚诞生的共产党，从北京到上海，从中国到欧洲，终于如愿以偿。当时国共两党是交叉的，很 多人有双重党员身份，例如陈独秀、毛泽东都是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加入国民党。因为国民党强大， 共产党弱小。此时的朱德是国民党，以国民党身份加入共产党，非常稀少。这期间，朱德见过伟大的孙中山。孙中山出钱让朱德回云南搞革命，朱德拒绝了，只为寻找共产党。朱德找到赫赫有名的陈独秀，表示愿意加入共产党。陈独秀看不上旧军阀的朱德，拒绝了。于是朱德去欧洲见了周恩来， 方才如愿。 根据公认的观点，共军诞生于南昌起义。朱德参加了南昌起义，但是南昌起义之中的朱德并不耀眼。他没有叶挺的资格老，没有周恩来的地位高，也没有贺龙的传奇和实力，更没有刘伯承的名将头衔，所以一开始只是第九军副军长，随后才转正的。如果非得说一个特点，那就是年龄大一点吧，一九二七年的朱德已经四十一岁，比大多数人的年龄都大。古人说，四十不惑。四十一岁的朱德已经看透了这个世界和人生，并坚定地忠于自己的选择。 然而南昌起义之后，正是这个资格不太老，职位不太高，名声不太响亮的朱德成了红军之父， 偶然么？当然不是。 南昌起义失败了，八月三号撤离南昌，南下。八月份的江西酷热难当，没有水和食物，没有合理的休整，又有敌人四面包围，伺机进攻，队伍快速减员。这是一支没有根据地依托，没有后勤补给的孤军，如同一个没爹没娘的孩子，没人疼爱。接下来还是战斗，减员，再战斗，再减员，队伍经过宜黄、广昌、会昌等地之后，减员严重。队伍转移期间，朱德的职务是第九军军长和先遣队司令，一路上负责开路侦察、打先锋，还有搞宣传，筹集粮食等等。 会昌恶战之后，那支衣衫褴褛的队伍继续东进，进入闽北武夷山，此时已经九月份。他们的目标是继续东进，进攻潮汕，在那里可以得到出海口，得到共产国际的物质援助。在三河坝那个地方， 决定分兵行动：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怕承等率第二十军和第十一军的第二十四师，从处在粤闽边境的大埔乘船，经韩江顺流而下，直奔潮汕；朱德率领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和第九军教育团， 共约四千人留守三河坝，防敌军从梅县抄袭主力部队进军潮汕的后路。也就是说原本的先遣队变成掩护部队。正是这个转变，造就了朱德一生中最为重大的决定，他的伟大也始于这个决定。 三河坝位于广东大埔县的南端，位于三江口之上。汀江从北面向南飞流，梅江从西南面奔腾而来，两河交会后向南汇入韩江。三河坝对岸有一座八十多米高的山，叫笔枝尾山。它形如鱼尾，山势险要，松林茂密，群峰叠嶂，一山镇三江之势，进可攻，退可守，乃兵家必争之地。朱德把四千人布置在笔枝尾山一带，准备打阻击。 当年参加三河坝战斗的第七十五团团长廖运周如此回忆当年：“第二天午后，朱德在河滩竹林 旁边，召集全师官兵讲话。他和士兵一样，背着小斗笠，穿着短裤和草鞋，给人一种非常温厚和朴实的感觉。朱德同志动员我们：要坚守三河坝，牵制敌人的兵力，为向海陆丰进军的我军创造有利条件。（当时我军已占领了潮汕）同时他指出：我军绝大部分都是农民出身，革命的军队必须与农民结合，才能取得革命胜利。他号召我们要发扬会昌歼敌的精神，保持铁军的荣誉，战胜来犯敌人。” 通过这段回忆，我们可以想象，当时一个非常简朴的中年人，鼓励一群农民子弟兵，用非常简朴的语气说咱们要加油努力。朱德不仅说非常简朴的言语，还用非常简朴的行动教会大家如何防守阵地，如何打击渡水之敌。在朱德的教导下，这些士兵懂得了一些古老的战争招数，比如说“渡半而击”。战斗从十月十三号拂晓开始，打到下午三点，占优势的敌人已经对朱德进行半包围。此时朱德手下这批人，还是刚从国军中分离出来的，素质远不如后期的中共军队。尽管如此，朱德依然指挥他们顽强狙击敌人三天三夜，已经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再打下去很可能被包饺子。而此时狙击任务已经完成。朱德和周士第准备带着剩下的两千人去追赶主力部队。就在这时，朱德迎来了一生中最大的考验，而他的勇敢，他的胸怀，他的气质，他的魅力也在此时集中爆发。 当朱德他们在三河坝打狙击时，潮汕的主力部队已经失败了，而他们不知道。 周士第后来回忆：“三河坝战斗进行的时候，我们还不知潮汕已经失守，起义军主力已经失败。我们当时认为守住这个地区对主力作战有利，因此坚持与兵力超过我们许多倍的敌人作战。激战三天三夜后，东文部、笔枝尾山都被敌人占领，我们已处于占绝对优势的敌人的三面包围之中，于是就决定退出战斗，拟经百侯圩、饶平到潮汕与主力军会合。”当晚，他们抵达饶平以北的茂芝。第二天清晨，见到第二十军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带着二百多人（粟裕就在这支队伍中）从潮汕败退下来，他告诉他们不要去潮汕了，主力队伍失败了。这个消息如同一盆天大的冷水，浇到大伙的头上。 前有敌人，后有追兵，孤军残兵，缺乏粮食和弹药，形势极为凶险。更要命的是官兵的思想不稳定，既然主力部队都没了，咱们还能怎么办？队伍解散？隐姓埋名回家种田或者到工厂当工人去？或者干脆学蔡廷锴同志加入国军算了？从南下开始，许多人逃走了。个别逃走没出路又回到队伍中（如林彪同志），大家把目光转向了年龄最大，级别最高，宽厚和蔼的朱德。怎么办，老大，你拿个意见吧。如果此时朱德大手一挥说散了，队伍中的林彪、粟裕等人大概就从此流浪去了。这是历史性的一刻，这一刻由朱德说了算。 这一刻虽然足够光荣，但是要服众是不容易的。因为南昌起义时，朱德的职位不高，也没带几个人加入队伍。现在身边这一两千人，都是别人的兵。比方说二十五师，是原来叶挺独立团扩编的。 中间不少兵油子。怎么办呢？朱德拿出她母亲勤俭持家的本事，把大家召集起来开个会。朱德在会上介绍了一下情况：大意是主力部队没指望了，现在咱们要靠自己。然后朱德亮出自己的态度：我 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有决心担起革命的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革命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和同志们团结一起，一直把革命干到底！从此之后，朱德成为这支队伍的主心骨。 经过一系列摆事实、讲道理、抱怨、甚至绝望之后，朱德把大家的意见归纳为四条：第一，我们和上级的联系已中断，要尽快找到上级组织并取得联系，以便取得指示；第二，我们要保存这支军队，作为革命的种子，要找到一块既隐蔽又有群众基础的立足点。湘粤赣边界地区，是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是个三不管的地带，这一带的农民运动搞得早，支援北伐最给力，我们应当以此为立足点；第三，据最新情报看，敌人已从南、西、北方面向我靠拢，我们要从东北方向穿插出去。现在敌强我弱，我军又孤立无援，所存弹药不多。行动上要隐蔽，沿边界避敌穿插行进；第四，要继续对全军做艰苦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发挥党团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坚决扭转对革命失却信心的混乱思想，安定军心，更要防止一些失败主义者自由离队，拖枪逃跑，甚至叛变投敌的严重事故发生。会议否决了少数同志关于解散队伍的提议，然后形成一个决议：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 好了，就这么办吧，反正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决议形成之后，只是在上层军官达成一致。朱德和陈毅前后对部队进行三次整顿，然而队伍本来就是疲惫的残兵，再加上敌人一路上骚扰、堵截，队伍继续减员。官兵们不堪重负，相继逃跑。 不仅是大兵离队开小差；团长、营长也离队，开大差，眼看队伍解体就在顷刻之间。 就在这最危险的时刻，朱德做了一个最大胆、最危险、最实际的办法：开大会和大兵们交心。要知道在战场上，在危险的关头，老大总是能躲则躲，因为这个时候不但敌人可能穿出来，身边的大兵也可能对你打黑枪，没有谁能保证一支濒临溃散的队伍不出叛徒，项英同志就是死在叛徒之手。 大兵们的思维很简单：咱跟你打仗，就是拿命换点馒头、米饭，你倒好，带着我们打仗，打了那么久，人死了那么多，连饭都没得吃，怎么也说不过去嘛！不少人的兄弟都挂了，肚子又饿，心中来火，往朱德身上开枪也不是没可能，所以说朱德此举相当危险。但除此之外，除非放弃队伍逃跑，已经别无选择。 “大家知道，大革命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朱德用他那朴实的言语对朴实的大兵们说，“但是，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好比一九零五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一九零五年的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一九一七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 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一九一七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这大概是朱德一生中说的最精彩，分量最重的一段话。 粟裕回忆：“朱德同志这些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展示了革命必然要继续向前发展的光明前景，令人信服，感人至深。” 陈毅把朱德的讲话总结为两条纲领：坚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革命必须自愿。 ——在朱德决定在最危急的关头和大兵交心的那一刻起，红军之父诞生了。 这番话，让大兵们摇摇欲坠的心神重新归位。个别走了，大多数留了下来，留下来的都是真心干的。不论环境多艰苦，有了信念和信心，才有机会战而胜之。灰心和绝望，除了加速灭亡之外， 没有其他作用。但是面对艰难时期，个人能保持信心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还能鼓舞别人的信心，这是领袖人物才能达到的境界。 朱德不只是说，还身体力行。不论行军还是打仗，朱德一直和士兵们一起，穿着一样的灰色土布军装，吃着一样的大锅饭。行军时，他有马不骑，和士兵一样肩上扛着步枪，背着背包，有时还搀扶伤员、病号。见人就谈革命、谈革命的前途；碰到困难，总是挺身而出。比如说在石经岭隘口， 朱德亲自带领几个警卫人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登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人的侧后发起进攻， 抢占了反动民团据守的隘口，带领部队进入赣南山区。粟裕回忆：“当大家怀着胜利的喜悦，通过由朱德亲自杀开的这条血路时，只见他威武地站在一块断壁上，手里掂着驳壳枪，正指挥后续部队通过隘口。经过这次石经岭隘口的战斗，我才发觉，朱德同志不仅是一位宽宏大度、慈祥和蔼的长者，还是一位英勇善战、身先士卒的勇将。” ——领袖，不仅要说，还要做，还要谋划。 队伍整编之后，遇到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就是吃喝拉撒的问题。都年底了，大兵身上穿的还是南昌起义时的单衣，粮食不够吃，钱不够用，部队陷入了绝境，怎么办呢？此时朱德在报纸上看到了国军十六军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的消息。十六军军长范石生是朱德在云南讲武学堂的同学，两人关系不错，有八拜之交。后来两人共同加入了同盟会，又一起在滇军中讨生活。此时朱德和陈毅商量，决定和范石生联系。经过一番沟通之后，朱德取得这样待遇：朱德可以来去自由，想走就走， 不想走，就把自己的队伍以国军十六军一零四团为番号隐蔽在国军中好吃好睡。看来人缘好就是好哇，联想他们在南昌南下时，同窗好友杨如轩给朱德让道，不禁让人感叹：好人好报这事在残酷的战争也适用啊。 同时也能看得出：精于政治谋略的蒋介石先生，他的军事能力和政治能力完全不匹配。如果在和平年代，蒋介石凭他的政治能力也可以干出一番事业。 可惜啊，蒋介石生不逢时，注定成为历史的过客。 为啥会出现这种状况呢？只因为此时的蒋介石同志在做着更为重要的事情：和汪精卫争夺国民党的统治权。最终，纸包不住火，蒋介石忙完宁汉战争之后，很快就知晓南昌起义的残部隐蔽在国军当中，他很生气，但也没辙，因为石焕生并不受蒋介石的控制。蒋介石给石焕生密电，让石焕生解决了朱德。石焕生则非常讲义气，让朱德走了。朱德也没有闲着，一方面派毛泽覃去井冈山联系毛泽东，另一方面去湘南搞斗争。然而朱德在湘南并不成功，因为在湘南暴动的一些行为过于极端， 把招牌给弄坏了，最后带队去井冈山，见到了一生的战友——毛泽东，从此拉开了中国革命的另一幕。 （二）握手 在毛泽东的合作者当中，朱毛组合是最为长寿的组合之一，从二八年到七六年，历经四十八年， 也许只有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合作比这个年限长一点。 朱毛相会有很多偶然的原因，比方说朱德恰好在跟地下党接头的时候得到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消息。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派了何长工去找南昌起义的残部。何长工下山先到长沙，然后前往湘南。 但那里白色恐怖严重，过不去。何长工只好折回长沙去武汉，在汉口坐美国轮船到了香港，经广州到韶关，已经是二七年年底了。一个偶然的机会，何长工去澡堂洗澡，听两个军官聊天，说这里驻扎的一四零团是参加南昌暴动的队伍，团长王楷就是朱德。何长工立即收拾东西，化装成华侨商人， 去找朱德。这些偶然性结合在一起，朱德、毛泽东就取得了联系。 但更多的还是必然性：此时疲惫不堪的朱德已经意识到根据地的重要性。一支军队要想生存下去，必须有自己的根据地。这一点，南昌暴动时就没有考虑到。不管是周恩来，贺龙，还是叶挺， 都是想趁国民党的内部不统一，干了再说。毛泽东懂得首先要武装割据，维持生存的道理，朱德对这点比较赞同。 一九二八年，朱德的大手和毛泽东的大手握在一起，从此天下风起云涌。 一九二八年的朱德四十二岁，虽然是共产党员，实际上已经从军二十年，参加过大大小小的战争数十次，军事斗争经验极其丰富，已经是个优秀的统帅。一九二八年的毛泽东三十五岁，虽然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却没带过几天兵，本质上还是一个书生或者说是理论家。两人的结合可以 说是天作之合，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在毛泽东由书生转变成军事家的过程中，朱德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没有朱德带去的那些职业军人，很难想象毛泽东如何应付最初的围剿。在后来的将帅中，跟着毛泽东从秋收起义去井冈山的只有罗荣桓和谭政，都是搞政工见长的。跟着朱德上井冈山的却有林彪、陈毅、粟裕、黄克诚、许光达这些战斗尖子。 （三）伟大的争吵 历史教科书总喜欢把历史上的伟大组合描述为亲密无间的搭档，仿佛相敬如宾的模范夫妻，一生其乐融融。事实却往往是另外一个样子：伟大的战友之间常常争论不休。有时候，伟大的战友之间必须争吵，因为战争毕竟不是过日子，战争中的男人如果想要存活、胜利，必须强悍。强悍，是所有伟大战士的基本素质。 伟大的统帅也一样，必须强悍。因为伟大的统帅不是因为他是朱德或者毛泽东而伟大，而是因为他干的那些事。所有的伟大的统帅必须做出伟大的选择。选择，往往伴随着分歧。即使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毛泽东和朱德，也不可能立场完全一致。分歧总是伴随着着争吵，所以毛泽东和朱德之间也有争吵，没啥好隐瞒的。两个伟大的男人，为了伟大的事业而争论，争吵也是伟大的，所以称之为伟大的争吵。 争吵的大致原因是这样的：朱德带去井冈山的大兵都是国民党正规军。国民党军队和后来的共产党军队差别很大。国民党军队和其他军队一样，司令、军长、师长这类“长官”很重要，后来共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具体来说就是政委的权力很大，有时候甚至大过司令，比方说后来的项英就把新四军军长叶挺给架空了、饶漱石让陈毅军长的日子十分难过。这个转变起源于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时定下的一条原则——党指挥枪。朱德和他带去的那些人对这种政策没有任何印象。没有印象不要紧，要把手中的权力拿掉一些可是实实在在的。朱德是个心胸宽广的人，就算不计较个人利益， 对毛泽东也未必放心。在当时的朱德看来，毛泽东毕竟没有经受过战争的考验，却相当强势，把权力交给他也不放心啊。等到后期，毛泽东展现出气吞山河的魄力之后，朱德也愿意慢慢淡去。在两人刚刚接触时，就让宽厚稳重的朱德服从毛泽东的领导不太现实。退一步讲，就算朱德愿意服从， 其他人也未必愿意。 正因如此，朱德和毛泽东的早期关系也是波澜起伏。主要是朱总司令的实力强一些，而毛代表的力量相对弱小。但是在性格上，朱老总比较宽厚，毛代表则较为强势。朱老总虽然有行军打仗的经验，但政治水平一般。毛代表虽然打仗经验不多，但指挥作战的水平不差，要不然林彪那种怪异 的天才也不会从朱司令的身旁走开，投入毛代表的门下。而且毛代表还要按照自己定下的原则—— 党指挥枪去改造朱司令的军队。在这样的情况下，想不发生争吵都难啊。 上层这些分歧还是次要的，主要还是大兵的问题。朱德的大兵来自全国各地，到了井冈山才发现，原来条件如此艰苦，南瓜汤都不能保证供应，打仗还可能随时掉脑袋，还不如回老家种地呢， 于是以湘南农民为基础的二十九团就闹着要回家，说咱们要回家，打仗也回家乡打，顺便看看老婆孩子、种种地啥的，不亦乐乎？ 大兵的这种反应，又加深了朱德和毛泽东的分歧。争论终于爆发了。先是毛泽东写信给中央， 大意是请中央派两个高明的同志来苏区，最好是刘伯承（当时名气大）、恽代英（名气大且资格老） 过来管军事。毛泽东这是虚晃一枪，因为刘伯承当时还在苏联学习呢，恽代英在中央搞宣传。这两个人都不太可能去苏区。然而毛泽东这一枪却招来另外一个人。 中央想了，既然要人，也不能不给，就刘安恭吧，看起来比较合适。 刘安恭，四川人，一八九九年生，二二年入党。参加南昌起义，跟刘伯承一起去苏联学习，但比刘伯承早一年回国，正在待业呢。刘安恭在一九二六年时和朱德合作过，又有过一起参加南昌起义的经历，可以说和朱德是同一条战线的。他的到来，加剧了争论。这么说倒不是说刘安恭的人品差，帮助老乡兼战友对付毛泽东，而是另有原因。 刘安恭此番回国，雄心勃勃，准备来前线干一番事业。当时处于创业阶段，很容易做出一些选择性的贡献，即只要把苏联当做模板抄袭就行了。按照苏联模板，就应该有军委。于是仿造苏联设立临时军委，自任主席。从苏联回国的同志大多有这样的毛病，想要与众不同。比方说刘伯承，回国之后要打运动战。刘安恭也一样，要设军委。军委就是一个军事管理机构，看起来似乎必不可少。 但当时情况不一样。如果有足够大的地盘，有足够多的军队，设立一个军委是必须的，问题是当时没有固定地盘，总共就那一点人。今天在福建，明天又跑到江西去了。网络没有，电话没有，写信都没有邮递员，军委在后面怎么指挥？所以毛泽东坚决认为应该由前委指挥作战。因为前委就在前线啊，跟着队伍跑，要怎么打，怎么转移，派人通知一声就行了。这么一来，相当于前委包办了军委的工作，加上毛泽东的性格强势，前委很有家长制的范儿。 身为中央特派员的刘安恭要改变这个情况，就和毛泽东争论起来。朱德本来就和毛泽东有类似的分歧，此时又认为，既然党指挥军，就应该听中央的，刘安恭是中央的人，应该支持刘安恭。毛泽东的支持者中，最坚定的是林彪。林彪是在前线打仗的，当然愿意接受前委的指挥，要不然以后盖个章都要跑回后方，仗就没法打了。 开会时就出现这样的情况：刘安恭说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代替了群众组织”，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的倾向，要恢复正式军委；林彪说地方工作不多，领导工作的重心还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重叠的机构，并批评成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反对设立军委。大家各不相让。 两边在争吵，让下面的人很难办。大家认为刘安恭有道理，林彪也有道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当时多数人都不赞同刘安恭的临时军委。这厮仗着自己喝点洋墨水，回国就想骑在咱们头上，没门。 二九年六月八号的前委扩大会议上，连以上的干部都来了。刘安恭和林彪再次针锋相对。刘安恭慷慨陈词：“毛泽东总是强调党的绝对领导，按这条标准来衡量朱毛，两人存在很大的差异。朱德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毛泽东总是自创原则，拒绝中央的命令。这次拒绝共产国际和中央二月指示就是一个明证。所以，现在不仅有一个划分前委与军委职权的问题，还有一个红四军是留朱还是留毛的问题。” 林彪再次重申了反对设立军委的意见。朱德为缓和会场紧张的气氛，耐心做解释工作。 毛泽东在原则问题上从不让步，他将自己的意见写出来放在会议桌上，理由很简单：“前委、军委分权，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调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 毛泽东此举使大部分与会者对刘安恭的做法不满，接下来投票，前委以 36 票对 5 票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一职自然被免去，改任第二纵队司令员， 随后在这个职位上光荣牺牲，晋升为革命烈士。毛泽东虽然暂时获胜，然而此事还没完。从长远角度看，军委是必须的，朱德的立场和刘安恭一致，刘安恭指出的那些问题确实存在，不少人确实厌倦了毛泽东的霸道和强势。 两周之后，也就是六月二十二号，红四军在福建龙岩这个地方召开第七届党代表会议。大会和两周前的情况差不多，吵得特别厉害。各方面的态度还是一样的，但局势发生了逆转：人家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已经没有了，目标就集中到毛泽东的前委书记上面，说老毛你要把自己的那一摊子事说清楚咯。 经过陈毅同志和稀泥似的慷慨陈词，大会再次选举，结果毛泽东的前委书记也没有了，而陈毅莫名其妙地成了前委书记；陈毅之前就当过前委书记，但是搞不定；这次再次当选，依然搞不定。出现这个结果，只能说明：一，大家累了，不想再吵了，都走吧；二，政治平衡，并非军事需要。 不管台前的人如何叫嚣，争论的根本还是朱德和毛泽东的看法不一致。 刘安恭只是一个外来户，虽然参加过南昌起义，但职位不高，而且随后去了苏联。来到苏区相当于空降兵，独门独户，想找茬，手里也没家伙。朱德主张接受中央的策略，好像没错。问题在于， 当时的中央自己都是东躲西藏，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如何能给出正确主张？还是刘安恭说得对： 毛泽东总是自创原则，拒绝中央命令。这个问题一直存在，随着中央对苏区的干预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突出。一九二九年，仅仅是一个中央代表刘安恭就闹成这样。接下来，中央进驻苏区之后， 冲突更猛烈了。但是以当时毛泽东的力量，可以搞定一个刘安恭，还没法和整个中央对抗，所以毛泽东起起伏伏，多次下岗。要不是拜蒋介石的强力干预，第五次反围剿惨败，毛泽东恐怕很难复起。 这个问题一直持续，持续到遵义会议，持续到延安整风结束，毛泽东成为最高领袖，再也没有人干预他自创原则为止。 这就是毛泽东最特别的地方——总是能根据形势自创原则，并且非常有效。按照中央那一套， 共军早就玩完了。既然中央搞不定，那就自创原则呗，只要能够扭转不利局势，只要有用。事实证明确实非常有用。比方说三湾改编，毛泽东创立“党指挥枪”；比方说毛泽东自创的“枪杆子里出政权”；比方说在长征途中，毛泽东自创放弃西进而北上等等。没有毛泽东的这些自创原则，队伍差不多可以散了。然而凡事都有两面性，有利的一面，也有有害的一面。这种随心所欲的自主性在战争年代非常有效，在和平建设的时候往往是一种伤害。同样一个毛泽东，同样自创原则，自创大跃进原则，自创文革，就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作为毛泽东最重要的合作者之一，朱德承受了、也必须承受毛泽东自创原则带来的荣耀和痛苦。 荣耀，战争的胜利；痛苦，战争之后的政治运动。从带着千把人上山到红军总司令，到八路军总司令，到解放军总司令。这一系列职位的荣耀只属于朱德一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再也不会有另外一个男人能享此等尊荣了。 没有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更加困难重重。没有毛泽东，朱德也不会有后来的地位。朱和毛， 军和党，是一体的。一体的朱和毛共同探索了游击战的基本原则，比如十六字诀。两人通力合作， 创造了游击战术的精髓——十六字诀：敌进我退——保存实力，待机转移攻势；敌退我进——打击其士气，积小胜为大胜；敌驻我扰——以疲惫敌人，造成对我有利之形势；敌疲我打——应集中兵力，主动进攻，以歼灭敌人。 关于十六字诀，现在又惹起争论，有人说是朱德最先提出的，有人说是毛泽东最先提出的。争论这个毫无意义，因为朱德和毛泽东是一体的。朱德的战争经验丰富，毛泽东的政治理论水平高。 这个十六字诀，很可能是毛泽东根据朱德的军事实践总结出来的。即使是朱德先提出来，也不会掩 盖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即使是毛泽东总结出来的，也不影响朱德在中国军史的地位。 龙岩会议之后，毛泽东离开了前委，陈毅重新成为前委书记，却搞不定前委。没有毛泽东，朱德也是寸步难行。于是又经过一番折腾，毛泽东又回到前委书记的位置上。朱德渐渐认识到毛泽东的不可或缺。朱德本来就是心地宽厚的人，从那个时候开始，朱德对毛泽东越来越认可，越来越包容。以二九年为转折点，转变如下： 两年后的宁都会议上，中央高层要对毛泽东动手时，朱德能做到中立已经很不容易。 六年后的遵义会议上，当博古、凯丰等人和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激烈过招时，朱德的表现是这样的：听着听着，一向慈祥谦和的朱德再也听不下去了，大拳砸在桌子上，猛地站起来， 目光冷烈如电，说：“我说几句。是，我们大多数将领没有喝过洋墨水。但是，事实胜于雄辩。谁对谁错，历史是最终的证人！李德同志总揽战局以来，红军节节失利、全局溃败。湘江一战，数万战友血染江涛！”朱德失声流泪，会场一片沉静。随后，朱德提议，“让毛泽东同志进入中央领导中来！大家就此请发表各自的意见。我的话，讲完了。” （四）朱德和张国焘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遇见命中的克星张国焘。三个月之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彭德怀红三军团的保护下悄然北上，逃离了张国焘的魔掌，然后带着红一、三军团北上。朱德和张国焘同行，相当于与狼共舞。在与狼共舞的途中，朱德依然支持毛泽东。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朱德的作用不仅仅是支持毛泽东和张国焘对抗那么简单。遵义会议上的朱德只是像政治家一样做个表态， 博古等人并不能把朱德怎么样。而在南下途中，除了要面对来自张国焘的危险，还有整个红四军面临的实实在在的危险，因为南下在战略上是错误的。 张国焘只是一个政治家。当战略错误时，就可能造成一支军队的毁灭。比如说当年的石达开， 军事水平一流，但因为战略失误而导致最后身首异处。张国焘的军事水平还不能和石达开比，当然他有徐向前等能征善战的人，可是之后的西征，由于战略失误，即使天才的徐向前也没能挽救队伍。 在战略错误的情况下，红四方面军虽有损失，并不致命，这其中肯定有军人的功劳，主要还是说服了张国焘北上。当时红四军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徐向前，但是徐向前只能服从命令——服从张国焘的命令，张国焘当年秘密杀害了他老婆，他也没吭声。在南下无望的情况下，真正促使张国焘北上， 且有影响力促使张国焘北上的只能是朱德。是朱德充分利用自己的影响和威望，最大限度地保全了红四方面军，而且避免了贺龙的红二方面军落入张国焘的手中。 这段历史应该很精彩，可惜模糊不清，但我们依然能找到如下片段：南下的张国焘从噶曲河折回阿坝，立刻大造反对党中央的舆论，开始对朱德的围攻。张国焘先派人同朱德谈话，要朱德写反对中央北上的文章，朱德坚决拒绝。接下来，张国焘在阿坝一个喇嘛寺召开川康省委及红军中党的活动会议。会场外挂着书写“反对毛、周、张、博北上逃跑”的大横幅。张国焘首先讲话，攻击中央率一、三军团北上是“逃跑主义”，鼓吹南下。很多人跟着起哄，要朱德当众表态，“同毛泽东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限”、“反对北上，拥护南下”。朱德稳稳地坐在那里，不予理睬。张国焘说： “总司令，你可以讲讲嘛，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怎样？是南下，是北上？”朱德这才从容地说：“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正确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我们红军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应当担起抗日救国的责任。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 我不能出尔反尔。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 随后有人冲着朱德喊：“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快走！”朱德依然不紧不慢地说：“我是中央派到这里工作的，既然你们坚持南下，我只好跟你们去。”朱德看似稳坐钓鱼台，实际上处境相当困难。张国焘以各种名义召开各种会议，宣传“只有南下才是真正的进攻路线”。他们给朱德起一些响亮的名字：老糊涂、老右倾、老顽固等等。张国焘要另立中央，朱德坚决不同意。朱德和张国焘的较量是另外一种风格：当年的党内斗争十分激烈，开会时常常是上蹦下跳，吵得脸红脖子粗，而朱德却不一样。 彼时的朱德已经到了知天命之年，历经大风大浪，很多事早已看透，心态宽厚，和颜悦色。他的表现是这样的：张国焘的追随者对朱德亮出言辞上的“坚船利炮”，朱德则安稳如山，任你怎么斗，怎么骂，他总是一言不发，如同身在女儿国里面对诱惑却闭眼诵经的唐三藏同志。等对方斗完骂完，他又慢慢地摆事实、讲道理，又如唐三藏那般宣扬“佛法”：南下没出路，要北上，不要南下，要北上等等。 对于朱德的表现，徐向前很佩服，如此回忆：“自从张国焘另立‘中央’起，朱德同志就和他唱对台戏。他同张国焘的斗争，绝不像‘左’倾教条主义者那样，牙齿露得越长越好，而是心平气和，以理服人，一只手讲斗争，一只手讲团结。我去红军总部汇报时，曾不止一次见过他同张国焘谈论另立‘中央’的问题。他总是耐心规劝张国焘，说你这个‘中央’不是中央，你要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不能另起炉灶，闹独立性。张国焘就劝朱德同志出面，帮他做党中央的工作，要中央承认他的‘中央’是合法的，是全党的唯一领导。俩人的意见，针锋相对，谁也说不服谁，但又不妨碍商量其他军事行动问题。张国焘理不直，气不壮，矮一截子，拿朱老总没办法。朱总司令的地位和份量，张国焘是掂量过的。没有朱德的支持，他的‘中央’也好，‘军委’也好，都成不了气候。张国焘是个老机会主义者，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方向。办起事来，忽‘左’忽‘右’。前 脚迈出一步，后脚跟说不定就打哆嗦。朱总司令看透了他，一直在警告他，开导他，制约他。因而张国焘心里老是打鼓，不敢走得更远。”这话有少量水分，但基本靠谱。 张国焘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承认：“顾到朱德所说留下转圜余地的意见。”张国焘同志的回忆录把很多人啰嗦一通，对朱德很客气，可以说他对朱德相当尊敬。赢得张国焘的尊敬可不容易啊！ 朱德为啥这么干？是觉得张国焘霸道难合作？非也，毛泽东比张国焘还要霸气。也可以理解为朱德的家底都在中央军，这样未免小看朱德的气量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他从军事统帅的角度看见南下是一个错误的决策。当时国民党是正统，共产党是造反派。唯有以抗日的名义北上，方能在道义上占领制高点。对于弱小的一方，失去道义优势的话，结局只能是灭亡，跟战术无关，跟天才无关，甚至跟政治无关。 张国焘意识到这一点时已经晚了，再北上，他的政治威信尽失，只能仰人鼻息了，最后觉得仰毛泽东的鼻息没意思，跑去仰国民党的鼻息去了，一世英名就此断送。而朱德依然稳稳地坐在总司令的位置上，迎来人生的巅峰。张国焘和朱德比，战略眼光还差一点儿。 延安整风，朱德沉默不语。朱德之所以能够沉默不语，是因为他当时的分量很足，不至于整到他身上。分量很足的朱德之所以沉默不语，没有站出来说话，是因为他的政治敏感性不够。比方说在遵义会议之后，他回到家中，对妻子康克清说：“毛泽东同志最终复出了，被推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他又可以参与指挥军队了。”“太好了！”康克清的声音提高了，随之又压低问：“那李德和博古呢？”朱德说：“会议取消了‘三人团’，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事实早就证明，他们两个指挥不了——要不是他们用死打硬拼的打法，第五次反围剿还不会损失那么大呢！”康克清问：“当初为什么让毛泽东同志离开部队呢？”朱德沉思一会，说：“这件事情很复杂，我也说不清，更不能给你说。”这段对白如实反映了朱德的心态和政治觉悟。 此后的政治运动，朱德即使表态，也总是显得那么不合时宜。 政治上，朱德从来只是表达观点，不搞动作。能在政治涡流中长久生存，是因为自身的威望和宽仁。在战争年代，朱德的这种性格有利于平息各个山头派系之间的争端。等到和平年代，政治为主的时候，却又不可避免地淡去。宽厚坚强的朱德愿意慢慢淡去，可是朱德又没有真正淡去，因为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他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他是总司令，是共军之父，军界最为光辉的形象飘荡在共和国的上空。当共和国发生悲剧之时，朱德那光辉的形象就不可避免地被触及。 庐山会议，时任人大委员长的朱德对彭德怀有袒护之意。彭德怀长期以来虽然是副职，八路军副总司令，解放军副司令啥的，对战场的实际指挥多于朱德。而且彭德怀的性格比较霸道，有时候 甚至刚愎自用，对朱司令也有顶撞。对于这样一个副手，没有宽大的胸襟是没办法和谐共处的。但朱德处理得很好，两人的关系总体上还算融洽交心的，也只有朱德的心胸才真正容得下彭德怀的狂傲。正因如此，听到彭德怀去世的消息，朱德老泪纵横。融洽归融洽，在庐山会议上，那种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仍然为彭德怀说话，肯定没有好果子吃，所以毛泽东果断讽刺朱德是隔靴搔痒。不仅如此，庐山之后，朱德也做了检讨，这事再次证明了朱德的政治敏感性，或者说是大智若愚，不屑于摆弄吧。后来的七千人大会上，朱德也是左右为难，三改稿子之后方才端出一盆稀泥。还好，一九六二年，还有和稀泥的空间，等到一九六六年，这一点空间也被压缩了。 和所有人一样，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朱德注定无法幸免。 在文革这样一幕大戏中，第一代四大天王各有不同的角色。就核心毛泽东而言，他希望通过发动文革来解决一切问题，解决的问题是以刘少奇为首的整个行政系统。此时的周恩来和朱德就比较尴尬：周恩来身在行政系统，但他也无力反抗；朱德虽然挂着人大委员长的头衔，但余威依然在军界。让人尴尬的是，军界没有朱德的位置。 实权在毛泽东和林彪手中，要发动文革，必然要动朱德。唯有动朱德，才能显示文革的力度。 动朱德，又不能让朱德倒下，因为倒了朱德，会出现连锁反应。 所以才有批判朱德的那一幕。在讲述那一幕之前，先看看那一幕出现的原因，即为啥要动朱德， 又不能让朱德倒了。 （五）在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 前面分析过，开国将帅的事业线是不同的。比方说彭德怀，事业线的顶峰在抗美援朝；比方说贺龙，事业线的顶峰在红军时代；比方说聂荣臻，事业线的顶峰在建国后领导军方的科研团队；比方说叶剑英，事业线的顶峰在文革之后。而朱德的事业线顶峰在抗日战争。 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在朱德身上的时候，通常看到最为光鲜亮丽的部分是朱德寻找党，是朱德在南昌起义中的指挥独当一面，往后的形象便渐渐模糊了。以至于在很多文艺作品中朱德的形象就像一个宽厚的老爷爷，是负责举手表示赞成的。 不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举手的背后因素都是实力。当年张闻天只负责在党内举手，结果就没 能举下去。没有实力，举手也不行；有实力，不举手也行，比方说张国焘就拿不举手的朱德没办法。军内竞争同样非常激励，单凭老资格是没办法一直坐在总司令的位置上的。比资格老，朱德比不过贺龙或叶挺，他们是南昌起义中最大的两个股东。朱德能一直坐在那里，就因为实力。但朱德的实力却换来了尴尬的结果。 朱德的尴尬是——被政治家。他是一个军人，被迫成为政治家，却不行政治家的手腕。所以出于政治需要，朱德虽然是军方最大的形象代表，却模糊不清。 井冈山之后，朱毛合作。由于毛泽东在军事政治方面过于雄才大略，现在很少有人注意到两人合作之初，朱德对毛泽东成长上的重要影响，仿佛毛泽东天生就是一个天才军事家。事实上，朱毛合作之前，毛泽东基本上没打过胜仗，甚至连完全控制军队都做不到。毛泽东真正成为那个无敌的毛泽东，是在和朱德合作之后。毛泽东天才的头脑加上朱德丰富的军旅经验，产生耀眼的化学效应。 在这个化学效应中，朱德的作用被忽视了。 在井冈山的历次反围剿过程中，朱德的作用不比毛泽东小。因为毛泽东隐退，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人便以为前几次的胜利都是因为毛泽东很神，加上后来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的作用突出，更是加剧了人们的这种看法。 张国焘搞分裂，由于对手是毛泽东，最后又败在毛泽东的手下，后人便又忽略了朱德在其中的作用，以至于大家认为是毛泽东打败了张国焘。 如果这一切都不算特别尴尬，那么最大的尴尬则在抗日战争期间。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初期，朱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后期宣传时却回避了。事实上，抗日战争中的朱德，特别是抗战初期的朱德， 是最为耀眼的朱德，是符合十大元帅之首这个荣誉的朱德。因为此时的朱德夹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中间，夹在蒋介石和毛泽东之间。这一时期的朱德，虽然身在共产党，却同时指挥国军作战。看看朱德最为耀眼的那段时间吧。 抗日战场上的朱德没有指挥过百团大战那样的大规模运动战，没有指挥过平型关那种政治意义强的战役，没有黄土岭狙击战那样搞死过日军高级军官，然而朱德的作用依然是最大的，因为朱德的作用是基础性的、全局性的。 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意识到要抗日了。其实蒋介石早有抗日的意向，只是一直没有办法搞定国内的共产党和军阀来专心抗日，然而历史老人已经决定不再等蒋介石了。当时的共产党和军阀只是折腾蒋介石，日本人是想要蒋介石的命。如果说当年日本人吞噬东北，还是张家的地盘，战刀还没有砍到蒋介石身上，那么日本人拿下东北之后，补血充电，精神抖擞往华北去了，蒋介石就再也 不能气定神闲地稳坐南京了。毕竟嘛，作为当时中国的最高领袖，全国都在吵闹着要抗日的情况下， 再拖的话，估计又得下野。西安事变更让蒋介石意识到：一直拖下去，不止地位不保，生命还可能受到威胁。不仅如此，日本人步步紧逼，已经威胁到长三角地区——那可是蒋介石的立命之本啊！ 三七年到三八年，经过残酷的淞沪会战、残忍的南京保卫战、惨烈的太原会战、血腥的徐州会战、惨然的武汉会战之后，蒋介石和他的国军一退再退，这个时期也是整个中国历史上丢失国土最为严重的两年。但这个阶段的蒋介石是英勇无畏、不惧牺牲的，是名副其实的领袖和英雄。这一系列的失利，使得蒋介石没有精力和共产党在政治上磨嘴皮子。 西安事变之后，两党开始谈判。由于国民党处于优势地位，谈判中处于“开价”的地位，一开始国民党开价很低，然而华北危急，国民党提高了价码，允许共军改编为三个师。接下来淞沪会战， 国民党再次提价，同意在红军改编后设立统一的指挥机关——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部，由朱德、彭德怀分别担任正、副总指挥，并正式发表这项任命。淞沪会战期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九月十一号，太原会战期间，八路军升级为第十八集团军。太原会战之后，即三八年二月十六号， 朱德升为右翼兵团总司令。一九三九年三月，朱德就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从东路军开始，朱德不仅指挥八路军，还指挥国军抗战。前面已经介绍过，朱德是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加入共产党的，现在，朱德又以共产党员的身份指挥国军。有这种威望和经历的，共军内部有且只有这一位。这段时间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蜜月期。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朱德率领八路军（习惯性称呼）东进，完成进军敌后的基础性部署。这个部署有多重要，对比一下就知道了。三个师从陕北开出时，不到五万人。抗战结束后，已经发展到上百万。在这段时间里，后来的将帅皆直接听命于朱德，在朱德的指挥下干活。所以说，抗日战争中，朱德才是共军最重要的统帅。 在这个时期，朱德不仅完成了八路军的决定性部署，而且以自身的魅力赢得了很多顶级人物的赞赏。比方说共军内部的贺龙元帅，南昌起义时领导朱德，如今被朱德领导，毫无怨言，因为他发现“朱德确实是一个帅才。”再比如国军的牛人卫立煌，这段时间和朱德共事，对朱德叹服不已。卫立煌是谁？蒋介石的五虎大将中唯一名副其实的统帅，在太原会战中，也就是他指挥的忻口会战打得最好。这期间的国共合作很好，比方说忻口会战，卫立煌在正面打得很英勇，但是被日军的飞机杀伤得很严重。此时陈锡联带着一队人马夜袭明阳堡，炸毁了日军二十多架飞机，大大缓解了国军的正面压力。比方说，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一二零师在雁门关干得都非常不错，特别是平型关战役，加分不少。国共合作，成果多多。又联想到十年前，第一次国共合作，大革命搞得轰轰烈烈。 唉，啥时候第三次合作，台湾等着解决呢。 但是朱德的战功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宣传。历史书上只记着毛泽东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只记着彭德怀在百团大战中的豪气干云，只记着林彪在平型关扬威，只记着刘伯承教科书般的伏击和狙击，很少讲述朱德的决定性贡献。原因为何？可以理解为为了宣传毛泽东而忽略了朱德，实际上这个理解站不住脚。作为毛泽东的合作者，朱德的形象也应该是光辉高大的才是，是因为其中牵扯到另外一个人——蒋介石。 现在大家都认为蒋介石并不是一个一流的统帅，因为面对强大的日本人或弱势的共产党都没办法搞定他们。但是蒋介石一直在打仗，他能在国民党内部崛起，靠的就是军事成绩。有趣的是，在面对日本人和共产党之前，蒋介石竟然战功赫赫，先后打败了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以及他们之间的排列组合。之所以如此，只因为蒋介石虽然不是一流的军事家，却是一流的政治家，政治手腕一流。特别是通过人际关系挖对方的墙角，绝对是大师级别的。 蒋介石和冯玉祥打仗，成功策反了冯玉祥的嫡系将领——韩复渠和石友三，结果冯玉祥不战而败，通电下野。战后韩复渠去了山东当土霸王，石友三去安徽当老大。 蒋桂战争，蒋介石敏锐地发现，李明瑞、杨腾辉和李宗仁有间隙，立刻送去重金。结果李明瑞和杨腾辉火线倒戈，李宗仁狼狈败走香港。战后，李杨二人由旅长升为师长。 中原大战，双方打得热火朝天，蒋介石拉来一个重量级选手——张学良。张学良东北军入关， 晋军溃败。蒋介石赢得中原大战的胜利。蒋介石给张学良的奖赏是——海陆空三军副司令，中央政治委员，北方八省军务。 蒋介石通过政治手腕控制中央，挟中央以令军阀，对敌方的政治人物打压，拉拢对方阵中的要人，给钱给官位，百试百灵。这一招可以说是蒋介石在战场上的必杀技，然而这招对中共就不灵了。 蒋介石派黄公略的哥哥去游说，结果黄公略杀了哥哥。蒋介石派人拉拢贺龙，贺龙杀掉来使。至于彭德怀、徐向前这样的人，根本就不鸟他。 蒋介石很纳闷：娘希匹，难道共产党人都不食人间烟火？不对啊，周佛海、张国焘这种老家伙还不是乖乖地来投降了么？一定还有办法，还有办法。只要有机会，蒋介石就不会放过。蒋介石抓人际关系的水平堪比苍蝇叮鸡蛋的缝隙。 抗战合作，对蒋介石而言，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一个拉拢共军高级将领的机会，蒋介石利用这个机会试图劝说彭德怀、贺龙，试图勾引林彪。对共军内部威望、地位最高的朱德，蒋介石绝对没有理由视而不见。对于朱德而言，条件更为有利。朱德曾经是国民党党员，在国军内混过很长一段时间，国军既没像对待贺龙那般去杀朱德全家，也没像对待彭德怀那样去刨祖坟。而且朱德远不 像林彪那般离不开毛泽东。 蒋介石盘算着：能把朱德争取到，作用远胜于张国焘之流。 所以对待朱德和其他人不一样。韩复榘、石友三之流本就是欲望满满的势利眼，给点钱、给顶乌纱帽，马上乖乖来请安。李明瑞、杨腾飞只是小角色，给点大洋就行了。张学良分量够重，却年少易冲动，没有政治头脑。朱德不同，战争经验（一直在打）、阅历（游离欧洲各国）、地位（当时共产党内第二重要的人物）、信念（从国民党加入共产党）一样都不缺。要想拉拢这样一个人，直接封官许愿肯定是行不通的。怎么办呢？蒋介石把他的拉人艺术发挥到极致——给荣耀和尊严。 具体方式就是，对共产党打压的同时，对朱德一再提升。 如果说八路军总司令或是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的职称是朱德在共产党军内地位的自然体现，那么东路军总指挥就是国民党任命的了。如果说这个职位是虚的，那也就算了，卫立煌直接拨六个团给朱德。等到朱德继任，由他指挥军队，除了共军之外，编制上还包括国军第六十一、九十一、九十四、一六九师和第十七、一一七师的各一部，实际指挥的国军达三个军、三个师、一个旅之多。即使国共合作，两党依然是在军队问题上讨价还价，唾沫星到处横飞，有雨点那么大。国民党对共军一再打压，想办法限制共军的发展，国民党脑袋进水了才会把自己的军队交给朱德。如果说仅仅是为了抗战大局，当初任命朱德为东路军总指挥时，中共曾考虑用彭德怀代替朱德上任，国民党方面死活不同意。 蒋介石这么干的理由只有两个：一，赢得朱德的信任，二，融化共军。 非但如此，第二年，蒋介石又把朱德提拔为第二战区副总指挥，这已经是蒋介石能做到的极致了。要知道当时国军也就五个战区。每个战区的老大都是赫赫有名的大军阀，如冯玉祥、李宗仁、 阎锡山，任何一个当时的实力都在共军之上。比如说第二战区，总司令阎锡山，那是连蒋介石也动不了的人物。蒋介石的心头肉们，刘峙、陈诚他们也只是集团军司令。在蒋介石看来，他对朱德已经很够意思了。 共产党方面也是极为担心。因为共军很少，放在国军中间，很可能被溶解了。而且在共军将领当中，还有很多虽然精神崇高，但没有经历过物质考验的穷苦人，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彭德怀那般过清教徒一样的生活。建国之后，就有不少干部经受不起腐化，迈入腐败的官僚群体。所以毛泽东千方百计地要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 此时的朱德，处境相当微妙，政治上非常危险。那时候，从莫斯科归来的王明却又不合时宜地 提出要跟着国民党走，这为以后的政治失败埋下了伏笔。朱德的举动远比王明危险，王明只是嘴上说说，应该相信国民党。朱德却在行动上相信国民党，同时指挥那么多国军和共军并肩作战，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举动。 朱德虽然相信国军，共产党却不信任国民党，国民党也不信任共产党。在蒋介石的眼中，毛泽东和共产党始终都是捣乱的，属于肉中刺的类型，能利用，暂时利用，日后还是要找机会消灭的。在毛泽东眼中，蒋介石和国民党始终是最大的障碍，能利用就利用，利用完之后还是要大打出手的。 当时的朱德心中没有想这些，他只是从军人的角度上认为，此时两军应该好好地配合，才能在日本人面前少吃点亏。所以前后好几次会见蒋介石，商讨共军改编以及作战事宜，看起来接触得相当愉快，同时有时会顶住毛泽东的左倾意见，比方说，毛泽东不希望朱德担任东路军总指挥，为了大局，朱德还是去了。 能够让蒋介石和毛泽东如此纠结的人，共军内部，也只有朱德了。 朱德这么干需要超人的胆量和地位。没胆量，要退缩了。没地位，被换了。胆量嘛，不用说了， 拒绝孙中山，加入共产党，南昌起义收旧部，都是胆量的体现。 战场上的朱德是一个奇迹。青年从军开始，数十年身经百战，无数次出生入死，有胜利追击、 有败退逃亡，竟然从来没有受过一点伤。护国战争时，有一次朱德跟几个手下到一间土房子里休息， 一颗炮弹正好落在房子里，其他所有人都炸死了，朱德却安然无恙。年轻的朱德拍拍身上的灰尘， 振作一下精神，继续战斗去了。这一次，再次身临险境。东线总指挥朱德在前沿使用电台指挥时， 身边只有两百名八路军总部人员，仅相当于两个非战斗连的兵力。二月二十号，准备进攻临汾、潼关的日军先遣大队突然出现在朱德的驻地古县，当时临汾空虚，第二战区没有作相应的布置，同时日军又向陕北进逼，换成别人未必能顶得住。朱德镇定自若，于二十四号就地使用身边的警卫阻击日军，并与阎锡山、卫立煌、毛泽东和各部沟通，一边指挥阻击战，一边指挥全局。结果，日军苫米地旅团竟然被朱德阻滞了三天！当日军发现眼前竟然就是朱德时，高兴得哇哇乱叫，立即派出十几架轰炸机群准备把朱德炸个稀巴烂。奇迹出现了，一向严谨的日军竟然乐极出错，把山西临汾的“古”县弄成了河南灵宝的“故”县，轰炸机群飞到河南灵宝把故县炸个底朝天，而山西临汾的古县却安然无事。这样的奇迹，放在古代只能发生在传说人物身上，同时这也体现了朱德的非凡胆量。 薄一波回忆：“他（朱德）没有官架子，任何人看到他，都觉得他慈爱可亲。但是，当危难到来的时候，他就表现出革命军人的真价值。他坚如磐石，定如山岳；他忘记了自己的处境危险，他为人之所不敢为，行人之所不敢行；他不怕反潮流，而总要尽自己的力量，以挽救危局。” 或许朱老总相信能伤他的武器还没有制造出来吧。当时，司令部的人员和阎锡山、卫立煌，还有在延安的毛泽东都坐不住了。特别是对共产党而言，朱德战死，在政治、军事上都是难以估量的损失。在那个全国大败退的时候，华北失守、山东失守、长三角失守、连阎锡山的老巢太原都失守了，朱德指挥的东路军却是少有的亮点，不仅没有在日军强大的攻势面前崩溃，而且穿越日军的前锋和防线，进入华北、山东等地，开辟出一块又一块的根据地。 开到敌后的不仅是共军，也有一部分国军。朱德则拍着刘伯承的肩膀反复叮嘱：善待友军，给以适当的支持和帮助；不要让自己人沾染了友军的不良嗜好。可谓用心良苦啊！然而国军不是打游击战的料：官兵不具备游击思想，吃不了游击战的苦。如果蒋介石能把游击战这一块抓好，日后国共战争也不至于败得如此迅速。这些当时有助于国共团结的举动，到后来的政治运动中，都可能成为被敲打的口实。 这期间，朱德、彭德怀在总结入晋作战的基础上，提出运动战、游击战指挥的五条基本原则： “（一）自主的有计划的去进攻和进扰敌人，切忌被动的应战。（二）集中优势兵力，突然包围袭击薄弱之敌而消灭之。（三）避免无把握的战斗。万一被迫而应战，见无胜利把握时，应毫不留恋地向安全及便利于进行作战的地带撤退。（四）如遇敌人进攻，只以极小部与敌作有弹性的周旋，主力应隐蔽的迅速的转向敌侧后突然袭击。（五）战斗胜利，应估计敌之援兵可能与否，自己部队应作战斗准备或转移适当地带，不要久驻一地。” 此后，朱德和彭德怀根据中央精神确立了根据地建设方针：“（一）必须改造旧政权，实行民主政治；（二）军队要实行战时的政治工作：（三）要武装民众，发展游击战争。”这些措施对根据地建设和战争起到决定性作用。 这就是朱德利用蒋介石的信任干出来的事业。正是这系列的动作，导致了共军在敌后的大大发展。等到鬼子投降之后，国共双方又因为这些地盘而上演了一部争霸天下的大戏。共产党就是靠这些根据地为本钱，以及游击战中锻炼出来的能力，成为了国共争霸中的主角。其实国共双方的命运， 在国军在敌后无法游击生存这件事上就已经决定了。毕竟战争就是最残酷的生存环境，在这个环境里，比的不是哪一方娇贵、名气大、手中家伙多，而是生存能力。 毕竟自古以来的丛林法则就是这样——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蒋介石一定没有想到，他溶解共军的招数非但没有凑效，反而暴露了自己的命门。不知道退守台湾之后，蒋介石是否思考过这个问题。 他捧过朱德，拉拢过朱德，把拉拢艺术发挥到极限依然没有成功。他想过问题根源的所在么？ 正是在那轰轰烈烈的抗战中，朱德以其超人的胆略和无人能及的地位完成了自身的使命。此时的朱德已经超越了党派，用自己的大气，灵活地游走在时代的丛林中，建立了不世功勋。但是这个功勋没有得到充分宣传，主要因为，强力宣传会涉及到国军和蒋介石。国军和蒋介石一直与共军和毛泽东搞对立，彼此妖魔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朱德那宽厚雄伟的形象将会越来越清晰，而在当时的中共高层内部，大家对此心领神会、心知肚明。 战场，就是最残酷的丛林。林彪和粟裕这种人都是丛林里的王者，朱德和毛泽东一样，属于丛林的创作者。和毛泽东不同的是，毛泽东还创造了政治丛林，朱德在战争丛林中游刃有余，但在政治丛林中却是门外汉。政治丛林里的王者桂冠属于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 解放战争开始，其他统帅强势崛起，朱老总的戏份就减轻了，成了稳坐中军的人物。此时的中军营帐，只需要战略规划，离战术指挥已经很远了。战略规划，属于天纵英才的毛泽东。朱德的光芒逐渐被毛泽东遮盖，却依然余威不减。建国初期，大家还在喊：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喊一段时间就不喊了，朱德的万岁的总司令变成国家副主席，再变成人大委员长。等到文革到来那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停了，忙碌了一辈子的朱德成了一个闲人。 朱德成了一个远离战场的老兵，一个和光荣与胜利联系在一起的符号。 那个符号在政治运动中，可以淡在幕后。比方说延安整风，为了更具备战斗力，没有涉及到朱德，因为朱德当时的威望太高。比方说高岗事件，一场局部的政治风波，和朱德没有关系。比方说反教条运动，局限在军内，没有触及到朱德。但是政治运动一旦涉及到军方，那个符号依然难以回避。比方说庐山事件，军人涉足政治，朱德开始被触及，但是并不严重。随着运动的深入，政治和军事搅合在一起，朱德被触及的程度越来越深。文化大革命，则是这一切的顶峰。正是在这个顶峰， 才出现了怪异的一幕。先看看那怪异的一幕，再分析原因。 （六）怪异的一幕 一九六六年，发生了很多事。《二月提纲》之后，又有《五一六通知》，又有林彪谈政变以及林彪开出的处女证明。特别是五月份，一切彷如惊雷，滚滚而来。每一个惊雷都炸了一批人。这些惊雷之中，有一个极为怪异，是冲朱德去的。 时间：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一号。地点：人民大会堂河北厅。 目的：开会。 会议性质：批判会。 批判会主持人：刘少奇。 参与者：周恩来，林彪，陈毅，薄一波，乌兰夫等人。 这次会议本来是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彭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政治局委员，刘少奇的主要助手；罗瑞卿，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表面偏向刘少奇；陆定一，宣传部长， 中央书记处书记，敢于和中央文革唱反调，和刘少奇关系密切；杨尚昆，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办公厅主任。批判这些人，主要是为了打通通往攻打刘少奇的大道。搞笑的是，主持人偏偏就是刘少奇。现在的看法是，刘少奇主持会议打倒自己！刘少奇为啥这么干？答案是，这是政治。 任何好事或者坏事在政治上都会出现。 刘少奇这么干，说明他还没有被打倒，还有不被打倒的机会，他要抓住这个机会。批判彭真等人，不过是例行公事，此次批判会触及到军方的灵魂人物——伟大的朱德。 本来和朱德没有关系的，最后火烧到朱德头上，是因为朱德搞批判时态度消极。这是理由么？ 确实如此，朱德在批判会上一贯消极，从庐山会议就如此，也就是说说就过了。这一次不同，来真的了，而且火力异常猛烈。 朱德首先做了自我检讨，大意是：本人做错了事，对不起革命同志，感谢大家帮助云云。具体例子也有：第一次是在高饶问题发生以后，我在会上作了检讨；第二次是彭德怀问题发生后，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检讨，那次检讨比较长一点。 按道理说，像朱德如此德高望重，检讨一下也就应该过关了。政治运动说到底也就是权力重新分配。此刻的朱德既不主政也不掌军，挂一个人大委员长的虚职而已，而且已经老了，也折腾不动了。但是不然，朱德检讨完毕，大家开火了。这就出现了现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的一个片段，这个片段真伪难辨，但是通篇下来，还是偏真，说话的风格、逻辑都让人联想到那个年代。朱德讲完，林彪第一个开火。 林彪如是说：彭德怀原来就是联合这个，联合那个，犯了这个错误又犯了那个错误，都是为了个人野心。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必须彻底揭发、斗争到底，把他搞臭，否则不行。这样做对你对党都有好处，这样，你才可能改好，否则不可能。庐山会议揭发出来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一 个很大的胜利。消灭党的一个最大的隐患。主席几次讲党有可能分裂，实际就指彭德怀－－朱德。 庐山会议也考虑到是否要彻底揭开，权衡利害，认为应该坚决揭开，消灭这一隐患，否则会继续发展，万一主席到百年之后，就会出现更大的问题。现在揭开，展开坚决斗争，保卫总路线，教育全党，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利益之所在。要揭发、斗争到底，你改也好，不改也好。当然我们是希望你改的。 朱德你是有野心的，你检讨得很不够。有人当是他自己检讨的，不是的！是党中央决定让他脱裤子的，不检讨不行。你们是不知道的，陈毅批评他的并不过分。他也不服毛主席，他想当领袖。 高岗的事情，他也主张轮流，想当主席，自己的本事行吗？ 你一天都没做过总司令，南昌起义后，是无政府，乱走，是陈毅指挥到井冈山的；遵义会议前是李德指挥；以后是毛主席指挥；抗战时期是彭德怀在前方指挥；解放战争是主席指挥。你是不行的，但自以为还行。你脱离指挥，下井冈山向南打，三个营损失二个，打败仗没办法，还是主席接你回来的。 这是林彪的风格，说话和逻辑都是一致的。这个逻辑看起来非常怪异，不像精明的林彪应该说的话，实际上不然，这话是站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立场来说的。如果站在以毛泽东为核心、 林彪为二号人物的立场来看，以道德为指挥大棒，那么这些就能理解了。 尽管如此，这些话事实上依然是站不住脚的。彭德怀的问题就不说了，冤。要把朱德和彭德怀联系起来却是说不过去的。如果朱德和彭德怀真的组成一个军事联盟，即使毛泽东也得掂量掂量。 其它部分勉强能说得过去。说南昌起义之后是无政府乱走也没错，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政府。但是要说是陈毅指挥去将冈山，那就搞笑了。陈毅当时的角色也就是朱德的助手而已。以林彪的性格， 不应该如此颠倒黑白才是。但是既然在那个年代，“朱德的扁担”可以变成“林彪的扁担”在博物馆展览，林彪偷换一下概念也能理解，为了批判而批判么。当然还不止这些，还要把朱德引向现实问题。 林彪：去年罗瑞卿问题发生以后，在上海会议上他（朱德）还讲，不能讲毛泽东思想是世界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还会发展吗？大概顶峰不是毛主席，而是你朱德自己，或者是赫鲁晓夫。 那么此刻为何要对付朱德呢。事实上，朱德和林彪的关系也是源远流长，这还得从南昌起义说起。两人都是共产党员，都参加了南昌起义。当时朱德四十一岁，是已过不惑之年的老军人；林彪刚刚二十，还是初出茅庐的黄埔小军官。在那场诞生了共军的暴动中，朱德是高级军官，林彪是低级军官。在起义的正场，两个人都没有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在起义之后，两个人的个性和才华都有 了不同程度的施展。在队伍战争的过程中，不惑之年的老军人用尽全身解数，成为那支残兵的中流砥柱；初出茅庐的林彪显然看不清革命的前途，中途开了小车，但又转回来。 林彪虽然开过小车，在三河坝中有过动摇，此前丢失过军饷，此后又丢了押运物资，但与此同时，这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也展示了军事天才的一面，耒阳一战中，林彪用一个连的兵力歼灭敌人的一个营，接着又是用一个连的兵力击溃敌人的一个团，最后，他还是用一个连的兵力打败一个师， 创造了一个军事上的神话。对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而言，思想难免动摇，也不能要求更多了。 朱德发现这个小伙子不错，是个做大事的材料，在井冈山会师之前，提拔林彪为营长。正如粟裕一样，朱德也是林彪的第一个伯乐。然而林彪注定是为毛泽东而生的。到了井冈山之后，林彪投入毛泽东的门下。一九二九年红四军七大，毛泽东作为少数派时，林彪就是少数之中一个最坚定的支持者。在那场争论中，林彪代表毛泽东和刘安恭大战数百回合，从此彻底赢得毛泽东的心。 井冈山之后，朱德虽然一直都是林彪的领导，但真正指挥林彪的却是毛泽东。从红一军团长， 到红一方面军司令，到一一五师师长，到东北野战军司令，到四野司令，林彪一直帮助毛泽东打理军内事务，正如刘少奇帮助毛泽东打理党内事务一样。 庐山会议之后，林彪再次复出，开始超越老领导朱德。庐山会议之后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就帮助毛泽东指责过朱德曰：没有当过一天总司令，整天嘻嘻哈哈的，实际不老实，相当领袖。等到文革开始，林彪要全面接班掌权时，唯一需要敲打的就是朱德了。因为军内威望高过林彪的就两个——朱德和彭德怀。彭德怀成了死老虎。朱德虽不掌权，威望还在。要想破除朱德的威望，必须继续敲打朱德，比如在罗瑞卿事件中。 这一次来真的了。既然要批判，那就需要材料。有材料要批判。没有材料，制造材料也要批判。所以在林彪的批判言词中，有不少不合理的私货。但是比起陈毅同志的大帽子，林彪那点私货还是能接受的。同样在这次批判会中： 陈毅：朱德我要问你：你是不是要搞政变？ 朱德：搞政变我没有这个力量，也没有这个胆量。 陈毅：我看你是要黄袍加身，当皇帝。你还大力赞扬赫鲁晓夫。你野心非常大。 现在把这几句话单独拿出来，非常不可思议，听起来像造谣，其实不然。陈毅和朱德的关系比林彪和朱德关系要亲密。南昌起义之后，朱德之所以可以把队伍聚集起来，主要就是因为陈毅的鼎 力相助。当时陈毅还是一个热血书生，豪情满腹，在班超光辉思想的指导下干起了投笔从戎的事业。 周恩来让他去当团指导员（相当于后来的政委），上任之时恰好碰到林彪的军饷给人骗了，帮着说了几句好话，林彪重新得到一份军饷，对陈毅感激不尽。 主力部队失败之后，大车小车乱开之际，只有陈毅坚定不移地站在朱德身边。某日，朱德带着剩下的队伍去了一座叫信丰的山区小城。那里比较闭塞，没有经过什么战乱，起义部队入城后，人们的生活仍然比较正常，商店、饭馆、钱庄、当铺都在营业。 士兵刚从山林里进城，饥肠辘辘哇，大家按照旧时习惯搞起了营生。几人到饭馆大吃大喝，吃完就走，饭馆掌柜要钱，有人用枪口对着掌控玩一把幽默：“跟它要吧，枪膛里啥都有，金银元宝、袁大头，样样都有啊，要多少拿多少！”。吃饱喝足之后，又有军人闯入当铺玩另一种幽默：把手榴弹往柜台上一放，故意把引线拉出来：“那个老板，称称这个有多重，当几个零钱花花呀！”当铺老板自然哆嗦着躲一边，毕竟是军人抢劫啊，谁敢拦截？ 朱德听到这种情况自然很生气，心想，我老人家为了伟大理想干革命，可不是带着你这帮小子混黑社会的。当时陈毅是唯一一个团级政工干部，朱德就派陈毅去处理。陈毅充分发挥自身口才和强力手腕，把大家教育一番，再把带头闹事的主给毙了，再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把抢来的东西给还回去。再动情跟大家说：“我的同志哥，我们的政策是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保护城镇的工商业。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不是军阀的队伍，我们要有铁一般的纪律，有了这样的纪律，人民才会拥护我们，革命才能胜利。”——搞定。 朱德见陈毅的动作如此干净利索，对陈毅刮目相看，当即表示：“今后这支部队，由我和陈毅同志领导。”从此，朱德任司令，陈毅任指导员，这个格局持续到井冈山。井冈山之初，是朱德、毛泽东、陈毅组成最初的三人团。直到那次陈毅不小心让毛泽东失业下岗，才淡出最高决策层。长征之后，陈毅和朱德天各一方，一南一北，相隔十年，无恩亦无怨。又过数十年，陈毅和朱德依然没有交集。但是就凭两人老战友的交情，陈毅也不应该去批判朱德吧？ 其实这个问题在粟裕篇章里已经分析过了。陈毅批判粟裕，口气听起来也挺凶，实际上是陈毅的一种政治生存技巧而已，对朱德也一样。陈毅需要生存，就需要政治智慧。因为在朱德和毛泽东的争论中，陈毅让毛泽东下过岗。那是陈毅的政治包袱，陈毅一直背着。所以无论任何人的批斗会， 陈毅都会发言，都会说些狠话。 陈毅这些狠话没有任何作用。不管是粟裕还是朱德，或其他什么人，是否挨批，挨批到什么程度，跟陈毅啥态度没有关系，但是陈毅的态度却可以保存自己。了解了这一切就可以明白，陈毅说 的狠话无关痛痒，杀伤力远不如林彪讲的那些，因为陈毅不如林彪有实力。尽管如此，陈毅和林彪的发言，还是让朱德很难看。因为在彭德怀、刘伯承、粟裕挨批之后，陈毅和林彪是当时四大野战军中仅有的两个代表人物。这两个人向朱德发难，相当于往朱德已经不太光辉的身上泼了一瓢墨汁， 打击了朱德的威望。 当然，批斗会不可能只有两个军人，最有意思的是乌兰夫和薄一波两个人。 乌兰夫：更奇怪的是他（指朱德）还说，人盖棺了是不能定论的。我们讲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是错误的，是修正主义的。他说，咱们同苏联还是要搞好，他也离不开我们。——要上纲上线，一点也不困难。 薄一波：朱老总经常讲兰花。他说，自古以来，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种兰花。——这个简直是搞笑了。就算兰花跟政治失意连在一起，也不至于和批判会联系在一起吧。经过这么一点，朱德讲兰花仿佛内心不满，要爆发一般。不得不佩服政治语言的博大精深。 乌兰夫，蒙古人，二五年入党，之后一直在内蒙活动。建国之后先后担任政府委员，政务院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党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等等一系列职务，文革受到迫害。从这些履历来看，文革之前，在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中，他应该是偏向刘少奇的。薄一波就不用说了， 一直是刘少奇的左膀右臂。他们两个完全没必要批判朱德。 因为朱德威望越高，对刘少奇他们越有利。朱德威望高，意味着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难度加大。 因为朱德并不是毛泽东的吹捧者。其实乌兰夫和薄一波也是没有办法，形势所逼嘛。彭真等人的例子就在眼前，表现不好，下一个反革命肯定跑不了。 最有趣的是周恩来的发言。这些发言中，唯有周恩来的发言最有水平。现在已经公认，周恩来在文革中干了很多身不由己的事，说了很多言不由衷的话。 在这次批斗会上，周恩来的一番话最有味道，最能反映那个时代背景。 周恩来：反对毛主席我都领导过，宁都会议也是我领导的。虽然弼时同志从后方来了，因为我把毛主席的政治委员代替了嘛。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王明路线我也犯了，四中全会我也参加了。所以我最大的过错是 1931 年到 1935 年遵义会议这四年之长。这是我一生最痛心的事。然后洛川会议，然后王明回来。1937 年底到 1938 年武汉时代，这都是路线性质的严重错误。当然还有其他错误。解放后还犯过反冒进错误等等。这几件事都是朱德同志一起嘛。 周恩来：至于朱德同志的账那就更多了。从井冈山一直打到梅县，都是盲动主义，军阀主义， 流寇主义。然后是立三路线，你也犯了。然后是王明路线四年，然后又是洛川会议。那时王明没有回来，那还不是反对毛主席，你没有领导？然后王明回来。第二次王明路线一直到六中全会，以后还有一些“残余”。几十年历史，朱德同志跟张国焘斗争，前一半应归功于刘伯承同志的推动。如果没有刘伯承同志在那里，黄袍加身，你顶得住吗？后一半是贺龙同志，弼时同志，关向应同志的共同推动，才北上了。如果没有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 周恩来：解放以后，那多了。毛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嘛。你到处发表意见， 是一个危险的事。……我们不放心，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毛主席也担心。毛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 是不能信任的。南昌起义，就是有错误嘛。我当着资产阶级国家的元首尼雷尔的面说：南昌起义， 我有错误。他听了很为惊奇：你还有错误？那时错误嘛，城市观点嘛。所以，今天我把我对你（朱德）的不满告诉大家，希望你们大家监督。 由于周恩来的位置，每一个挨批的人，周恩来都要表态。周恩来每一次表态都有一个模式：首先自我批评，自我批评是夹叙夹议，夹叙夹议中批评别人，从而达到说服的目的 在此次批斗会上，批判者的角色不一样。林彪最有理由批判，因为他需要上升，需要积累威望和人气，方式之一就是通过破除朱德威望的办法来积累威望。所以林彪发言杀气腾腾，那是真实的。 没道理批判朱德的是刘少奇等人。对刘少奇而言，朱德还在的话，刘少奇至少多一个同情者。但是批判朱德也有一点隐晦的好处，即可以转移一下毛泽东的注意力。最没有理由批判朱德的就是周恩来。 之前已经分析过，在共产党历史上，周恩来是一个合作者，不论谁是一把手，周恩来都能很好地与之合作，瞿秋白、李立三、博古、毛泽东，甚至蒋介石，周恩来都能合作愉快。即使后来刘少奇真正上台，周恩来依然可以扮演一个完美的合作者角色。周恩来不仅不当一把手，而且不把自己和一把手捆绑在一起，接班人之类的头衔从来不会轮到周恩来。相反，周恩来和一把手中间，总是隐隐约约地隔着个把人，比方说刘少奇，比方说林彪。这样，周恩来既可以放手干实事，又不至于成为招牌。由于周恩来的处事能力，任何一个一把手都离不开他。周恩来没必要批朱德。因为朱德和他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毛泽东身边，和周恩来同一个量级的人物一共也就朱德和刘少奇两个， 后来加上一个林彪。这几个人是周恩来和毛泽东之间的缓冲区。在刘少奇即将被冲垮的情况下，再把批倒朱德，那么周恩来和毛泽东之间的缓冲地带没了，这样的处境反而对周恩来这样的合作者不利。好在后来林彪填补了刘少奇的空缺，要不然刘少奇倒了之后，朱德淡去，周恩来成为毛泽东身后的二号人物，也将是文革洪流直接冲击的对象。有了林彪，周恩来就可以隐在正副统帅身后干实 事，那是周恩来的乐趣所在。 周恩来不愿意批判朱德，最终却批了。那么抛开政治选择不谈，个人关系如何呢。一九二二年， 三十六岁的朱德和好友孙炳文在法国遇见二十四岁的周恩来时，两个人一辈子的友谊就开始了。南昌起义时，两人有过合作。但彼时地位不对等。两人第一次对等合作是在第四次反围剿中。 第四次和前三次反围剿是不尽相同的战争。前三次的主要战术是诱敌深入，再寻找机会咬上几口。第四次不一样，敌人力量大增，想要诱敌深入并不容易。红军的人数也增加了，不容易隐蔽。 朱德改变了战术，采取直面敌人的运动战，在黄陂和东坡两个地方打了两个漂亮的伏击歼灭战，直接搞掉陈诚两个精锐师，第四次反围剿结束。和前三次反围剿一样，第四次的主要指挥者是朱德， 只是这一次朱德的主要合作者由毛泽东变成周恩来。遵义会议之后，周恩来主要搞统战去了，朱德依然在军中。 评价一下两人的地位，总体上相当。战争年代，朱德比周恩来重要。和平年代，周恩来的重要性超过了朱德。要评价两人关系，还要把那件毛毯拿出来。西安事变前后，周恩来冒着严寒往返于延安与西安之间。当时延安物质贫乏。某日，朱德送别周恩来时，把自己身边唯一的一条毛毯送给周恩来御寒。 三七年三月份，周恩来由延安去西安途中，路上遭到土匪伏击。周恩来摆脱了敌人。想匪徒们没有抢到东西，气急败坏地在朱德送给周恩来的毛毯上戳了几个大窟窿，然后逃窜了。抗日战争爆发后，朱德即将奔赴太行山抗日前线时，周恩来想到那里天气寒冷，又把这条烂毯子回赠给了朱德。 在太行山前线，朱德住在老乡家里。老百姓厚爱朱总司令，总想把火炕烧得更热些，结果毛毯又被烤了一个大洞。朱德仍舍不得丢掉它，让康克清一针一针把烧破的地方给补缀起来，继续带在身边使用。朱德带着它经过了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一直保存到全国解放。后来那条烂毯子成了朱德和周恩来二人自己的友谊之毯，陈列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内。男人之间的故事也可以如此温馨呵。伟大的男人总是与众不同。通过光环往里面看一看，总是能看到可贵之处。 周恩来遗体告别的那天，朱德穿上军装，赶往医院。当他吃力地走进灵堂时，望着静卧在鲜花和翠柏丛中的周恩来，九十岁的朱德泣不成声。朱德并不是一个爱哭的男人，好友孙炳文遇害，他哭过。面对周恩来的遗体，朱德再次哭了。从欧洲相会，到南昌起义，到第四次反围剿，到开国大典，到文革……往事一幕幕，说也说不清。最后朱老总缓缓举起右手，敬了人生中最后一个军礼。 当战火和政治风波之后，咱们还是朋友。好吧，咱们并不遥远，你先走一步，我也不久于人世。半年之后，朱德过世。 了解了这一切之后，自然而然得到如下结论：于情于理于利，周恩来都不应该批判朱德，但确实批了朱德。这表面上的矛盾，透过文字背后就会发现，周恩来实际上不是在批判朱德，而是通过自省的方式在说服、暗示朱德，表个态过关。因为长时间以来，周恩来和朱德都属于核心最高层， 就那么几个人，周恩来经历过的事，朱德基本上也经历过。周恩来取代过毛泽东，朱德没有。也就是说，周恩来在用自身经历告诉朱德该怎么做。 面对这一系列批判，朱德是怎样的反应呢？心理堵得慌是肯定的。不管他朱老总如何肚大能容， 都不可能淡而处之。朱德是这么辩解的： 朱德：说到现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 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我对于我们这个班子总是爱护的，总是希望它永远支持下去。 ——听起来让人心碎。 但是不用担心，朱老总是不会被打倒的。现在这么说，有事后诸葛亮之嫌，就当马后炮吧。道理还是可以讲讲的。 （七）朱德不会倒 像朱德这个级别的人，除非像刘少奇那样走到毛泽东的对立面，否则都不会轻易被打倒，因为代价太大了。可以这么简述一下，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冲刘少奇去的。大家都在说刘少奇和毛泽东的矛盾。实际上，就毛泽东和刘少奇而言，两人还是几十年的同志关系，见面还是客客气气的，见面里面还相互祝福身体健康之类的。之所以不可调和，只因为两人背后都站着一个集体。刘少奇的背后就是整个行政系统。打倒刘少奇并不需要那么大力气，主要是刘少奇背后的行政系统，从上到下一扫而光。这个代价大家现在都明白。 打倒刘少奇的借口，也无非就是被捕的那段时间里一些隐性的东西。什么叛徒、内奸、工贼都是引申出来的。如果非要打倒朱德，也不是没有借口。因为朱德直接指挥过国军，而且被国军指挥过。借口多的是。比方说东线总指挥的问题，就是听从了国民党的任命。和刘少奇不一样，朱德的基础在军界。而年事已高的朱德已经淡出军界，背后那个系统已经不存在了。军方系统已经站在毛泽东和林彪的身后。但是如果非要把朱德打翻在地的话，就要牵扯很多人。 比方说按照林彪的批判，要清算南昌起义之后上井冈山之前那段无政府盲动。那么好吧，在那段时间里，朱德提拔了陈毅，提拔了林彪，提拔了粟裕，是不是也得一起清算？如果清算朱德在井 冈山时代和博古、李德合作，那么好吧，那时跟着朱德和博古、李德合作的人多了，比方说彭德怀、林彪、刘伯承，都是在朱德指挥下作战。如果清算抗战时期，那么好吧，元帅将军们都在。相当于把本来已经站在毛泽东和林彪身后的军方又扯出乱子。按照之前批斗将帅的模式，刘伯承是教条主义，粟裕是告洋状、争权，彭德怀是里通外国，贺龙连批斗会都没有，黄克诚、罗瑞卿等人都是反党反革命。从来没有一个说是以站错队为批斗理由，因为那样会影响军人的士气。 朱德在军内是一个盘石一样的人物。有他在，军内象征就在。不同的山头和派系都会聚集在这个巨大的象征之下。打倒朱德，就会出现一个巨大的真空地带，这些真空需要有人填补。填补之人是否能服众且不说，会比朱德更淡泊名利么？ 而且最为关键的是，朱德这个人虽然和彭德怀关系不错，为彭德怀说过话；和刘少奇、周恩来关系也不错，然而朱德明白、而且谨记：最为重要的那个人还是毛泽东。 朱德和毛泽东有过不快，特别是井冈山时期。朱德的实力强于毛泽东。要问游击战的源头在哪里，很多人都会说是井冈山。其实不准确，可以延伸到南昌起义之后，朱德带领残部在江西、福建、湖南游荡的那段时间。正是那一年多的经历，南昌起义时代这个队伍由国民党正规军过度到机动性十足的早期红军。他们就是游击战最早的实践者，原因很简单，不搞游击，一两千人早就完蛋了嘛。 主力部队没搞游击，结果在福建、潮汕失败了。朱德上井冈山之后，军队战法也就延续了下来。前三次反围剿斗争，实际上就是毛泽东的天才军事思想成熟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朱德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所以两人关系一直磕磕绊绊，因为毛泽东的性格很强势，他的天才还没有得到广泛认可。第四次反围剿，基本还是朱德在指挥。周恩来虽然也在指挥，但人马是朱德的，周恩来只是一个中央外来户。 可以说井冈山时代，朱德的作用至少不低于毛泽东。然而朱德也有缺陷，缺陷就是不能玩政治， 注定无法成为领袖。任何时代，单纯的军事将领都无法成为领袖。比方说楚汉争霸，项羽是一个单纯的军事家，不能玩政治；刘邦虽然打仗不咋样，却是一流的政治家。靠军事的项羽，无法让韩信、陈平等人信服，所以他们跑到靠政治的刘邦那里，结果刘邦赢了。在帝王领袖里面，武功当属李世民和朱元璋，此二人最终成为领袖，依靠的并非单纯的武功，更多的是政治。李世民能把李靖、屈突通、阿史那思摩、李绩等人安排稳妥，靠的不是军事，而是政治手腕。同理，朱元璋掌控徐达、 常遇春、李文忠、蓝玉等人，也是政治手腕。朱德这样一个军事家，是没办法把军事政治同时收拾稳妥的，比方说林彪，本来是跟着朱德的，最后跑到毛泽东那里去了。比方说罗瑞卿，单独上山的才俊，就投入到毛泽东的怀抱而非朱德。 朱德无法成为领袖，那就要认可一个领袖。朱德对周恩来感觉良好，通过第四次反围剿，感觉 更好了。如果周恩来成为领袖，朱德也没话说。如果不是李德瞎摆弄，朱德对博古也没意见。说白了，离开战场的朱德就是一个老农民；即使战场上，看起来也像农民爷爷。他会忠实地执行上级的既定政策。比方说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的某次战斗，朱德因为周恩来和中央扯皮，白白等了二十天。 比方说第五次反围剿，明知道中央的战法不行，朱德不敢、也不会、也没办法反抗。因为政治圈子的水太深了，他没办法测试深度，也没办法疏导其中的暗流。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长征途中损失惨重，最痛苦的是谁？是毛泽东吗？他也在痛苦，但很大一部分是为自身的生存和前途担忧。真正痛苦的人是朱德，因为井冈山根据地耗费了他无尽的心血。红军队伍，主要是朱德拉扯出来的。死去的那些人，多半是朱德辛苦栽培的；加上朱德本就心地宽厚，痛苦便会加倍。所以在遵义会议上，其他人搞斗争时，朱德才会悲愤到流眼泪。正是此时， 朱德把心思锁定在毛泽东身上。朱德心中应该有这样一把算盘：周恩来虽然看起来更为和善，可是他没能保住井冈山，其他人更是不足道。至于老毛，为人虽然霸道，有时候不近人情，至少能保住家底。没有家底，一切都免谈。 正是从遵义会议开始，朱德认可了毛泽东。在此后的岁月里，朱毛变成毛朱，最后毛变成神， 朱处境不佳。朱德对毛泽东看起来若即若离，实际上朱德对毛泽东始终是不离不弃。如果说朱德对毛泽东的忍让和迁就不足以表达他对毛泽东的感情，那么就看看生命的最后时刻吧。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周恩来去世之后，朱德不顾八十九岁高龄，不是选择养病，而是增加工作量，理由是为了同样身体不好的毛泽东分担工作。 那么毛泽东对朱德又如何呢？没有文字可以作为佐证。虽然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讽刺过朱德隔靴搔痒，总体上来说，他对朱德还算尊崇的，特别是朱德甘愿逐渐淡去，和刘少奇逐渐浮上水面简直成了一个鲜明对比。正因如此，毛泽东最后没有动朱德。对比一下时不时检讨的周恩来，朱德待遇已经不错了。 既然如此，那么文革为何又把朱德拉出来批？答案很简单，文革全面展开之前，需要一个样板。 不能一开始就把国家主席打成叛徒，政治需要一步步来。除了彭、陆、罗、扬这些人，还需要一个样板，通过这样的一个样板来展现文革的力度和决心。当时中央高层之中。刘少奇和邓小平是要打倒的对象，周恩来政治手腕高明，动他难度不比刘少奇小，而且还指望他担任刘少奇案件的组长呢。 要不是周恩来在，刘少奇的案子唯有毛泽东亲自负责了，江青肯定是压不住的，林彪都未必能摆平。 因此，唯有朱德最为合适了。因为朱德资格老、威望高、实力弱。所以有了这场怪异的批斗会。 而这场批斗会仅仅是一个开始而已。接下来，孙炳文之子孙泱因为担任过朱德的秘书，被活活打死；贴朱德的大字报；冲击朱德的家。 而且捏造了一个骇人离奇的案子，号称“中国（马列）共产党案”。过程是这样的：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周慈敖在办案人员的诱逼下提供了一份名单，诬供朱德、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李富春、陈毅、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余秋里等几十位中央及地方领导人组织了一个“中国（马列）共产党”，说朱德是“伪中央书记”，陈毅是 “伪中央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李富春是“当总理的角色”，常委有陈毅、李富春、徐向前、叶剑英、 贺龙等九人，委员有王震、萧华、伍修权等十六人。并且成立了“中共（马列）起义行动委员会”， “各系统都有他们的人”。还说朱德等签署了一份给蒋介石的电报，希望蒋配合“制止危险局势的发展”，等等。 批判朱德，只是文革的一个步骤。 我们通过三个案例，分析了文革的三个基本特点：一，道德大棒高高飞舞；二，没有谁是安全的；三，力度是空前的。有了这个基本常识后，我们就能进入正文了。 五、从江青说起 （一）江青的出身 说起文革，江青是一个绕不过的名字，那么就从江青开始说起吧。江青有三重身份，女人，玩政治，影响过时局走向的历史人物。 女人遍地都是，玩政治的女人不多，玩政治玩到历史留名的更寥寥无几。数千年以来，女人局限于家庭之中，多为生存忙碌，命运较好者也就是学点诗书礼仪之形、相夫教子之道而已。即便如今，能够快快乐乐地生活的女人依然不多。能够涉足于政治的，多半是因为男人。因为男人在玩弄政治，男人通过玩弄政治而统治历史。女人能够玩弄政治的，基本上都是因为男人有权势，而且死得早。 中国历史上，有一些在政治上影响了历史的女人。比方说汉朝初年的吕雉，她的男人叫刘邦。 刘邦搞定了秦末乱世，当了皇帝。刘邦比吕雉死得早。刘邦死后，吕雉就用自己的老辣影响了汉初的历史走向，萧何、陈平之辈，也得低头装孙子。从吕雉之后，有过不少女人，或是贤淑，或是有才，或是美艳，或是风流，也没有折腾出太大的动静。直到武则天出现。武则天的男人也是皇帝， 而且比武则天死得早。武则天就利用女人罕见的手腕，把女人的故事推向极致，让天下男人下跪磕头。此后理学兴盛，女人遁入历史，值得说的，似乎就是秦淮名妓。然而名妓和政治无关。 时间到了二十世纪，女权复兴。女人不仅仅走出了家庭，而且在此走向政治舞台。才貌双全的宋氏三姐妹成为亮丽的风景线。宋霭龄下嫁有捞钱手腕的孔祥熙，和财富连接在一起。宋庆龄追随革命领袖孙中山，献身于理想。宋美龄则下嫁权谋大家蒋介石，伴随权势度过一生。当宋霭龄隐于幕后，暗中操控家族事宜，亲手触成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姻。当宋庆龄为了孙中山的遗愿游走于各个党派之中，赢得广泛尊重。当宋美龄游说于美国，为国民党挣得美援。数十年间，宋氏三姐妹让多少豪杰失色！然而在整个二十世纪，至少有两个女人对时局的影响胜过她们三姐妹。 一个是慈禧，慈禧的男人很早就死了，她通过自己的谋略摆平了男人们。严格来讲，慈禧应该算十九世纪的女人，她仅仅在二十世纪生活了八年。然而慈禧太重要了，她是封建王朝最后一个象征性人物。慈禧的死，意味着清王朝的死亡，也是整个封建王朝的死亡。慈禧之后，清帝国失去最后一根支柱，死亡已是不可避免。三年后的辛亥革命不过是为这个已经死亡的王朝举行一个死亡仪式而已。 另一个在政治影响上超过宋氏三姐妹的，就是江青同志了。江青能在政治上超过宋氏三姐妹， 并非她本人比宋氏三姐妹强多少，而是她的丈夫强过她们的丈夫。江青的倒台，同样具有象征意义， 即中国政策的大转变，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意味着中国开始融入世界。中国的这场转变，在世界历史中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来个中国女性名气排行榜。整个二十世纪，江青的名字将名列前茅。即使把这个期限延长到整个中国历史女性排行榜，江青依然会榜上有名。 那么江青是个什么样的人？答曰，是个演员。演员当然一直在表演。江青在舞台当演员的时间并不长，但江青表演的时间却很长。因为在戏中她的表演水平只是三流，她的舞台在生活中。她生活在男人的世界里，把这些男人给自己当背景，让他们哭，让他们笑，把他们掌控于只手之间。 江青，生于一九一四年（存疑），原名李云鹤，正如那个贫苦的时代一样，江青有一个贫苦孤独的童年。祖父李如海本是地主，有一百多亩地，到了父亲李德文当家时，仅剩下一个木匠铺。李德文有两个老婆，江青的妈妈是李德文的小老婆。江青出生那年，李德文已经六十岁，在那个时代已经算相当长寿了。 李德文脾气粗暴，手里没钱时就打老婆。一九年元宵节：那诸城淮河岸边，有钱人家早早地挂起花灯。眼巴巴地看着人家财大气粗，而自己却没钱给孩子买花灯，李德文憋了一肚子气。恰好在此时，江青的妈妈失手摔破了一只碗。李德文火了，抓起一把铁铲再次打老婆，先打背，后打手， 打断了她的小手指。江青见状吓得大哭。父亲给江青一巴掌，打掉了一颗牙齿。江青妈妈再也无法忍受了，背起江青离开了李家。 江青的妈妈只是一个普通妇女，只有力气没有文化，出走之后，靠着给人当佣人，维持两母女的生活。江青曾回忆：“有一次，母亲把我放在亲戚家。母亲出去了，我靠在炕上等母亲。炕上没有东西吃。我一动也不动。屋里点了一盏小油灯。后来，我就靠在炕上睡着了。母亲回来看到我这样，就抱着我哭了，很凄凉。”如此童年，似乎过于残酷了一点，然而没有办法，这就是那个时代。 和同时代的宋氏家族三朵骄花相比，江青只是一株顽强的野草。 江青的妈妈曾经在诸城姓张的地主家当过佣人。张家有位二少爷叫张少卿，当时十五六岁。这位张家二少爷进过上海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上海大学特委支部书记，最后和王明联系上了， 去了苏联。在苏联，这位二少爷给自己取了一个时髦的名字。那名字音译过来就两个字，康生。此后，世人皆知康生，而不记得张少卿或张家二少爷为何人。正是这层关系，三十年代，江青在延安的一切才顺利过关。 江青念完小学便进入山东实验剧院学艺术、学习话剧。那一年，江青十五岁。话剧是江青人生的转折点。因为没有学话剧的李云鹤就没有后来的电影演员蓝萍。这段时间江青的生活还是比较充实的，认识梁实秋，结实沈从文，学话剧，当演员，有滋有味的。这只是精神方面，物质方面的江青依然赤贫。作为一个十六七岁的大姑娘，修说满足那日益觉醒的爱美之心，她甚至没有足够的衣服取暖。 一九三一年，十七岁的江青回到济南，当剧社一个小角色，类似跑龙套的，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也没有一个安定的家。那是战乱年代，工作本就不好找，江青既没有受过正规高等教育也没有家庭背景，怎么办呢？她自己也不知道。 某日，江青在《湖上修事》出场，引起一位富家公子的喝彩。他便是裴明伦。裴明伦家境不错， 算个富二代；人长相也不错，是个帅哥；学历也还行，当时中学毕业，和现在的大学毕业生一样值钱。裴明伦大江青几岁，被江青迷倒了，壮胆给江青写了几封情书，成了江青一生中第一个求爱者。 性格方面，裴明伦宽厚斯文，是个可靠之人。和一般意义上喜欢玩票的的富二代不同，裴明伦真心喜欢文艺，对江青也是真心的。江青了解这一切之后，觉得裴明伦是个不错的选择。毕竟当时还是讲究门当户对的年代，毕竟当时演员的地位不高，常常食不果腹，毕竟江青在当时的演艺界没有任何地位，想找一个年轻、有钱、又喜欢自个的主并不容易。江青的家人也觉得裴明伦是个不错的选择，让她不要错过机会。江青决定嫁给裴明伦，这样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比方说衣食住行等等。 江青和裴明伦的恋情是地下进行的，主要是江青担心裴明伦的家人不同意。然而他们的关系进展很快，裴明伦最后向家庭摊牌成功。这样十七岁的江青坐着一台挂着大红花的轿子，在传统的唢呐声中嫁入“豪门”，成了裴妇人。 现实是残酷的：精神和物质常常无法统一调和。江青是个野性子，别指望她能适应裴家一系列的家规。和所有的年轻女孩子一样，她要睡懒觉，不懂得如何与婆婆相处，总是和一些在裴家看来不三不四的朋友一起聚会等等，把生活当成舞台。站在裴家的角度上看，如果是大小姐也就算了， 迁就迁就，一个小戏子还这么着，不丢人么？在江青看来，裴家因循守旧、生活单调乏味、婆婆古怪。双方矛盾一大堆，麻烦一大堆。虽然有吃有住了，但是江青好歹也是见过世面的，也是接触过梁实秋、沈从文的新潮姑娘，很难选择去做回一个旧时代的小媳妇。她需要到更为广阔的空间里去消耗那多余的激情。两个月之后，江青离开了裴家，去了青岛。此时的江青，是一个敢于为了个性放弃幸福生活的姑娘。 青岛当时是外国势力范围，生活花样远胜济南。江青通过老师的关系进入国立青岛大学（现山东大学）的图书馆当管理员，偶尔去中文系旁听一下。彼时彼处，江青认识了大她三岁的物理系学 生黄敬。 （二）生活和舞台 如果说斯文而略显保守的裴明伦还无法满足江青那动荡不安的精神世界的话，黄敬可以说是完美的人选，可以说是裴明伦的加强版。 黄敬真名叫俞启威，绍兴俞氏家族的三少爷。俞家和曾国藩家有过姻亲，俞启威的爷爷当过鲁迅先生的老师。俞家很有钱，在很多大都市都有豪宅。俞启威的爸爸留学日本和德国，当过北洋军阀和国民政府的局长。俞家三公子俞启威更绝，身为官僚大族的公子哥，放着吃喝玩乐的日子不过， 满腔热血地跟着甘愿为穷人闹天下的共产党，而且在白色恐怖时代秘密加入共产党，也算是与众不同了。认识江青时，黄敬是个地下党。 江青和黄敬初相识时，两人的差别非常大。黄敬出生名门世家，英俊潇洒。江青不过是个土包子，虽有姿色，但称不上绝色美人。能彼此吸引，是因为二人皆为不安分的主。江青的精神是动荡不安的，正是这动荡不安的精神支持她在乱世生存下来。黄敬的思想是激进的，很简单，那个时代不激进的人不会当地下党。虽然现实诸多差异，精神的相似性让他们走到了一起。两人成了磁铁的两级，深深地吸引了对方——他们结合了，没有办理结婚证书，也没有举行婚礼，即同居了。黄敬的激进言行引导了江青那骚动不安的思想。于是江青在十九岁那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需要冒被捕杀头危险的地下党。两个月后，黄敬被捕，江青逃往上海，与组织失去联系。 在那个时代地下党被捕的后果是很严重的，要知道蒋介石正在全力剿共，很多有名的共产党人， 如邓中夏、蔡和森等等都被咔嚓了。然而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金钱和武力能解决很多问题。 俞家没有武力，却有足够多的金钱，就把黄敬给捞出来了。 从精神和物质方面看，黄敬都是江青一个很好的归宿，然而两人没有结婚。原因很简单，俞家强烈反对。黄敬的姐姐因为要学演戏，他爸爸认为戏子有辱门厅，竟然要断绝父女关系，指望俞家接受江青这样一个不入流的土戏子，那是难如登天。任凭黄敬磨破嘴皮子，他妈妈就是不让江青进门。不让江青进门，于是黄敬和江青一起去了北平。俞家更狠，断绝了黄敬的生活费。这一招太狠了，江青在北平活不下去了，又回到上海。 屋漏偏逢连夜雨，回到上海的江青被捕了。因为江青是地下党，在和地下党接头时被捕了。后来江青回忆：“唉，我在上海干革命真不容易，惊心动魄！” “有一次，我在兆丰公园附近，那里是别墅区了，靠近郊外。忽然听到后面有骂声，一个警察 突然往前跑，这时我被两个工商打扮的人架起来，离开这条路，到一个警察分局。天黑了，一大批人押我在野外走路。我当时穿朋友送的丝绒旗袍，罩蓝布褂子，秘密表格在衣角上。架起时意识到被捕了，我大声喊救命，一个人也没有。他们赶快把我弄到野地里，一个人叫我快走，另一个人出来说好话。一个装红脸，一个装白脸。前面是水田，我装倒下了，把口袋里的东西吃到肚里。这样就什么证据也没有了。”这地下党工作干得还不错呢。 江青在监狱里蹲了一个多月，被保释了出来。出来后躲了一阵子，好在她只是个小角色，也就无所谓了。政府可以忽视她那样的小角色，但是命运不会。一个年轻女人，孤身在上海滩闯荡，衣食住行很成问题。但这些问题在江青那里好像不是问题，她把名字从李云鹤改为蓝萍，决定成为明星！ 首先她得到一个话剧主演的机会，就是她日后赖以得意的作品《娜啦》，改编自易普生的名剧 《玩偶之家》。演出效果很不错，时间是一九三五年。并不是江青的演技有多高，而是剧中主角的个性和江青非常相似，因此她无须演技，只要本色演出就行了。二十一岁的江青有点飘飘然了，决定进军电影界，觉得自己的资质可以成为大明星，取代蝴蝶，红遍上海滩。为了这个梦想，江青做足了功课。功课是什么呢？就是唐纳。 唐纳，苏州人，和江青同年，典型的江南文人：眉清目秀，情感丰富细腻，性格优柔寡断。然而江青看重的不是这些，而是唐纳的身份：演员、编剧、影评人。唐纳写影评，文笔流畅，言词适中，评价中肯，各大报纸争相转载。因此唐纳在电影界也有不错的知名度，而他手中的那支笔既能捧人也能贬人。江青看中了那支笔，也就是说江青打算一边恋爱一边搞宣传。这么说，并非想说江青的爱情观怎么样，任何高雅的爱情都有一个庸俗的开始，比方说相貌、才华、财富等。作为一个孤身闯荡上海滩的外地女艺人，似乎也找不到更好的宣传方式了。 江青并不十分漂亮，甚至有一颗门牙还是黄色的。在大上海俊男靓女满把抓的地方，想要宣传谈何容易呵。但是她足够机灵，很快便收服了唐纳。 唐纳回忆“纵然在上海，像她那样大胆，也是例外。不要想象她是胆小怕生的中国女孩。她不是你通常所见的羞答答的中国女孩。主动地和男人谈话，她毫不在乎。她的行径，一如男性。啊， 她是勇敢的女性。”这也从侧门反映出江青的性格——敢作敢为。 关于两人相见、相识、相爱的过程，当年的新闻如此描述：在电通影业公司，有一天，有人亲眼看见蓝苹挽了唐纳的手臂，肩并肩地出去，剩下来的睁大了眼珠对他们看。当天晚上，他俩没有回来。第二晚，也没有回来。直到第三天下午的六时许，才见唐纳与蓝苹，仍旧手挽手，肩并肩， 满面春风的回来。他们一回到公司，就往经理室而去。到晚饭的时分，才和经理马先生回到膳厅。 饭吃到一半，马先生立了起来，对大众报告了一个好消息，说是：“同事唐纳先生，与蓝苹女士因意见相投，互相了解，而将实行同居。”说完后，轰雷似的一声，都围住了二人，一半祝贺，一半要他们报告同居前的过程。这一晚的晚饭，就在这样的纷乱喧嚣中过去。 恋爱的过程可以用一见钟情、干柴烈火等词来形容。非但如此，两人还有一个浪漫的婚礼。半年之后，江青、唐纳等六人组成三对夫妻到六和塔在旅行中举行婚礼。唐纳如此设想：六和塔又名六合塔，矗立于钱塘江畔月轮山上。唐纳取其“六和”、“六合”之意。当时新闻界再次轰动，认为有趣。连上海法学院院长、著名大律师、大名鼎鼎的沈钧儒也觉得有趣，兴致勃勃跑过来当证婚人。 尽管如此，江青在电影界的地位并没有改变。电影和话剧不一样：话剧成本小，一群热心人士把世界名著改编一下就能表演了；而电影是需要成本，需要砸钱的。明星背后都有权贵支撑着，什么干爹啊之类的角色并不是现在才有的。谁愿意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三流外地菜鸟砸钱？有啥好处 吗？唐纳手中有笔，心中有才，可是口袋里没钱，即使把自己赔进去帮助江青造势，依然是镜中花水中月。江青只懂得制造新闻，不懂得新闻背后的利益动机，所以即使制造出新闻依然于事无补。我们把场景转换一下，看一看文革时代的江青，不停批斗这个打倒那个，每天处于风口浪尖，却从来没有弄清楚背后的权力关系。到最后，靠山倒下之后，她依然是一无所有，成为刀俎上的鱼肉。 江青不明白这一点，以为新闻不够强悍，便继续制造新闻。 六和塔浪漫婚礼之后仅仅两个月，江青制造了更为轰动的新闻。三六年五月份，江青以回济南探母为名，一去不归。唐纳在上海心如火燎。六月二十三号，上海的唐纳接到江青写来的一封信： “纳！当你看到这封信，为了我走起来顺利起见，筹划好久的这件事，迟迟到今天才告诉你， 我想你是明了我的苦衷的。 “自从我跑进影圈，言行不一致的矛盾是日益加深了。我苦恼，我绝望，我想毁自己，可是我遇到了你，你使我暂时消灭了我所有的苦恼，但是更深的矛盾却也在这里生了根。我不愿林黛玉式的忧愤死，我知道怎样使得我言行一致，我更知道怎样使我自己死得有价值些，因此我决绝的离开你，还有那个大的诱惑——风头、地位，和比较舒适的生活。 “在我计划回家的那几天里，我竭力企图和你过几天快活日子，可是你那几天的脾气却特别的坏。有时你非让我下不来，而且使我非常伤心。虽然在搬家时候，我忍不住和你闹过几次，可是过后我马上懊悔了，懊悔得想痛哭。 “关于我这次的走，你也许会说我太自私，但是我的话是早讲在头里了。在你初恋我的时候， 我曾经警告过你，爱我是要痛苦的。你却说你愿忍受这个痛苦。接着我还说过，如果在必要的时候离开了你，可别恨我呀。你说，不会的。纳！想来不至于忘了吧。就连结婚，我也曾说过于你，是不利的，却是为了解决我们的经济，逼我们走上这条路。为了应付你的社会关系起见，我不能不想一个法子补救。想了又想：是有一个法子，就是说我死了。这样，又可以应付你周围，说是于我以后的生活，也不无补益。纳！反正我是离开这个环境了，就算死了吧。希望你不要骂我做事走绝路。我认为一个人必须走一条路，同时也应该绝了所有的路，免得犹豫和退却！” 概括起来就是，我走了，不要怪我。虽然彼此相爱，却没有前途了，要名没名，要利没利。就当我死了，欠的钱也不用还了。唐纳一看，脊梁骨直发凉，立刻马上乘车去济南，脑袋里盘旋着江青的日常用语：“爱我是痛苦的。” 唐纳急匆匆地赶到江青家中，首次见到江青的妈妈和姐姐。她们告诉他：“云鹤不在家。”“她上哪儿去了？”“她不在济南！”“不在济南？她在哪儿？”“她没说，俺不知道！”“不知道？她走了多少天了？”“十几天了！”唐纳告辞。第二天清早，再去江家敲门，依然不在。中午再去敲门，还是不在。晚上依然如故。 江青真的不在，她去北平看望俞三公子黄敬了。黄敬去北京后，上了北大，又领导一二九学生运动，混得风生水起。后来正是在黄敬的指引下，江青才去了延安。延安审干，除了康生帮忙，还有黄敬证明江青很早就是共产党员，江青才安然过关的。解放后黄敬曾任天津市委书记，五八年去世。 然而当时的北平已是高危地区，日本步步紧逼，别说发展前途，连工作机会都没有。大批的知识分子学生正在南下，其中有两个女学生，就是薛明和叶群。只是此时的叶群和江青还在人生低潮， 素不相识。 这边痴爱着江青的唐纳毫不知情，彻底绝望。他本是感情丰富、性格软弱之人，遇到重大打击， 感情便淹没理智。怎么办呢，没有活头了，那就不活了呗。他记起那部两人一起演出的影片《都市风光》。在影片中，他饰男角追求江青饰演的女角，失恋后喝下一杯又一杯药酒自杀了。他决定人生如戏：药店买很多消毒用的酒精和红头火柴。 绝望之极的唐纳留下遗书：阿苹，我最亲爱的：想不到你竟走得这样突然，这样匆匆！这是开头部分，中间啰嗦了一大堆琐事，结尾如下： ——我本想努力找到你，但是苍海茫茫，我上哪儿去找？ ——沦落异乡客邸，雨，老是在铅皮上滴着，现在只是我孤零零的一个人，一个人。现在谁是真正爱我的人？谁能再真正爱我像你一样？ ——我死，对社会没有什么利益，可也没什么害处，我再能做些什么有益的事情呢？ 我死了，我相信只有使你更发奋，更奋力，因为可以常常使你遐想，常常使你追怀的人，现在， 现在已经死了！ ——没有什么别的遗憾，只是没有见到你最后的一面和那两个圆圆的笑窝！ 应当佩服唐纳的才华，看这哀伤的文字，绝不次于《少年维特之烦恼》、《茶花女》等名著里面虚构出来的生离死别。 然而唐纳先生没想到的是，戏和人生有很大的差别，即便是自杀，做不到位也无法成功。他喝了很多消毒酒精、吞了很多红头火柴，结果没死掉，被茶房送医院去了。一次不成功没关系，那就两次，两次不成功，那就三次，搞得大夫通宵守在床边，终于唐纳还是没死成。当然以后还有自杀的机会，因为他知道了黄敬的存在。人就是这么奇怪，本来想为某个人去死了，后来发现还有情敌， 那就不死了。最关键的是江青在北平呆不下去了，只好南下回到唐纳身边，和他一起回上海。而她这么做的目的达到了。 江青要干啥呢，要新闻。这是江青刻意制造的新闻。她了解唐纳，知道唐纳在那种情况下会折腾出动静来。唐纳的表现可以说超出了江青的期望值。才子唐纳为情自杀的消息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这是现实版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啊，各大媒体争相报道，连篇累牍。甚至连大名鼎鼎的陶行知都惊动了，写诗勉励唐纳。 作为故事的女主角，江青的名字笼罩上海滩。江青回到上海之后，媒体争相采访。这正是江青想要的：提升知名度，积累人气，成为上海滩明星。 可惜，这是虚名。这些泡沫一样的虚名没能改变江青在电影界的处境。还是那句话，电影是个砸钱的买卖。有钱的人都是人精，没有切实的基础，没有人轻易愿意为虚名砸钱。江青好不容易演了一部电影《王老五》，送国民党电影审查机关。审查老爷硬是从中作梗，看到影片中有一段工头当汉奸的戏，非常不满，大义凌然曰“中国是没有汉奸的”！把片子删得七七八八，驴头不对马嘴。 虽然江青的电影事业没有转机，但她却用实际行动导演了一场现实生活中的大戏。这场戏很精彩，不是么？在那个男人玩弄女人如同换衣服一样方便的年代，江青能把男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也 算不简单呵，而且这出戏还没有结尾的迹象。 江青和唐纳虽然和好了，实际上已有裂痕。明星梦的破灭让江青那动荡不安的精神更为动荡， 加上唐纳知道了黄敬的存在，两人本就不和谐的关系更加不和谐。苏州男人和山东女人，性格上本就相去甚远，再加上志趣不同，按照当事人的回忆，那就是很热闹：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时不时吵到朋友家，偶尔还大打出手。 无奈之际，江青又想起老本行，话剧。要回话剧界，她需要一个人的帮助，就是章泯。章泯是话剧导演，在话剧界威望很高。进入延安之前，如果说有谁真正帮助过江青的话，就是章泯。江青主演的话剧《哪啦》就是章泯导演的。章泯和江青的关系拉近之后，就和原来的夫人离婚了。章泯真正帮助江青，让她出演《大雷雨》。正是因为章泯的真心提携，二十年后，江青成为文革旗手， 上海滩的“旧戏子”凡是能够得着的，均遭清算，比方说金山同志，就在监狱里享受了好一段时间。比方说和江青争演《赛金花》的王莹女士，虽然有才有貌，却成了美国特务，光荣进入秦城监狱。 大活人入狱，七年之后身死魂灭。同时入狱的还有王莹的丈夫谢和赓，若干年之后经周恩来的直接干预下出狱时，人已经痴傻了。 有例外么，有，只有章泯例外。 江青和章泯的关系惹得唐纳再一次上演自杀好戏。在这自杀连续剧第二季中，唐纳不再是喝酒精、吞火柴，而是跳黄浦江。然而唐纳命大，再一次没死成。唐纳这次自杀，导致舆论对江青大为不利。江青苦心经营的人气没了，明星梦也没了。 当时两人的关系，有江青写的《一封公开信》为证： “他又来了，进门就骂我，我请他出去，他不出去，于是我叫阿妈上来，但是他竟把房门锁了， 急得我那个善良的阿妈在外边哭，可是我呢？我却平静的很，我知道他很痛苦，让他骂骂出出气也是好的。可是天哪！他骂的是什么呢？我生平没受过的侮辱，他骂我玩弄男性，意志薄弱，利用男人抬高自己的地位，欺骗他……” “我默默地让他骂，他骂够了走了。可是在我心里起誓了，让一让二不让三，他再来我就给他个厉害。我的让一让二，并不是怕他，而是可怜他，另方面是看重自己！” “在一个夜里，他又来了，就这样我打了他，他也打了我，我们关着房门，阿妈和朋友都敲不开。我疯了，我从没有那样大声的嚷过，这一次他拿走了他写给我的所有的信，他又说登报脱离关系，但是他并没有登。” “我的家里除了一把小水果刀和一把剪刀以外，别无武器，不要怕，来吧，我绝对不躲藏！讲到所谓的‘新闻政策’，我绝对不是像阮玲玉一样，为着‘人言可畏’而自杀，或是退缩，我一动都不动地在等着，在等着他们用斗大的铅字来骂我！” “唐纳万一再来找麻烦，以及他的朋友们要对我施以‘不利的打击’，不外是我们那次仪式（六和塔婚礼）在作怪。因为在这个社会，这个仪式——虽然没有婚书——被普通人视为一种良好的两性的约束。自然是很平常的事。就是那些自命不凡的人利用来攻击别人，也是一件极平常的事。” “起先我之不愿声张，完全是因为不愿为了这无聊的事来轰传一时，同时我不忍让唐纳受到更多的苦恼，因为我一直可怜着他的。可是现在他既这样，难道我是一个可怜的小虫子，可以随便让人踩吗？不！蓝苹是个人，永远不退缩。” ——实事求是，符合逻辑，言词犀利。文如此，人亦如此。 ——江青的舞台并不是艺术表演的舞台，而是真实的人生。她在人生中的表演远比舞台上真实给力。所以说江青是个戏子，一个把人生当戏来演的戏子。至此，她的表演才开始拉开序幕，高潮尚未到来。二十年后，江青再次驾临上海，所有人都得匍匐称臣。前后的场景转变之巨大，应该是江青也没想到的吧。 此后抗战开始，唐纳和江青再没见面，直到八年之后抗战胜利，毛泽东和蒋介石在重庆谈判， 唐纳当时以记者的身份在重庆。江青去重庆治牙，约唐纳见面，唐纳小心翼翼、胆战心惊地回绝之。 此后唐纳另结新欢，晚年在法国经营一家中餐馆，生活幸福。 （三）在毛泽东身边 从裴明伦到黄敬到唐纳到章泯，这些人都不错，要么富家子弟，要么才子，要么精英，放在任何时候在大众之中都是抢手货，然而这些人最终都没能留住江青。裴明伦为了和十六岁的土包子恋爱，瞒住家人，最后用花轿把江青抬回家，可以说是真心实意。黄敬为了江青，也和妈妈争执，从上海出走北京，后来也是一帮再帮，诚意可见。至于唐纳，一而再再而三的自杀，不用解释了吧？ 就连地位颇高的章泯，也因为江青放弃妻子。而江青不过是一个从破裂家庭走出来的人。抛却政治问题被抹黑这个因素，这些故事至少可以证明一点：至少前期的江青，就算不是十分漂亮，应该也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 她的魅力在哪里呢？应该说比较前卫大胆吧。放在现在不算啥，但是在那个女人依然裹小脚， 依然无才便是德的年代，就显得很耀眼了。不是说那个年代的价值观有问题，而是在那个年代中国 积弱不振，热血有志之士对传统的东西不怎么待见。江青以新女性的姿态出现时，就显得那么与众不同。比方说她第一次见到唐纳，便告诉他，她是革命党人，唐纳听了之后佩服不已。唐纳性格虽然随和，却也佩服革命党那种刚硬的作风，便对眼前的这个女人好感倍增。正因如此，她才能让一个个优秀的男人变成她生活的背景。所以说，任何人成功都不是偶然的，都有其自身的独特之处。 明星梦没有了，日本人来了，江青去了延安，遇见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男人——毛泽东。最终在毛泽东身边，她成为一个明星，一个大大的明星，一个现实中大大的明星。 江青去延安并不容易。那个时代和现代不一样，上海也不大，也就虹口、闸北、闵行、徐汇那一块，黄浦江东岸还是一片荒凉呢，放现在也就是一个中等城市的规模。当时的延安更是巴掌大的一小块地，比当今一个小集镇大不了多少。这样两个地方联系起来非常困难，至少比现在困难很多。 至于交通那就更不用说了，延安虽然有个破机场，只有非常牛叉的人物才有资格在上面降落的。 火车，没有；轮船，没有；汽车，没有直达的。一个女人要克服这些并不容易。即使是现在，让一个上海女孩到延安一趟，估计也是娇气好一段时间。江青好歹也是个明星，好歹被众人捧过，小有知名度。 从上海到延安数千里路不说。当时兵荒马乱的，贼盗横行，弄不好被强盗绑了，撕票也不一定。 当时的大小军阀比现在的黑帮还多，到处抓美女结婚，比现在各种二代强悍多了。一小女子要过这一段并不容易。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从上海到延安要经历双重盘查，国民党要查，共产党也要查。 当时国共合作，芥蒂却很深。往延安跑，国民党以为是共产党间谍，跑去送情报的；共产党以为是国民党间谍，跑去刺探偷窥的。要去延安需要组织关系，也就是介绍信之类的证明。经过一系列的周折之后，江青终于从博古那里弄到了证明信。 然而延安虽然号称革命圣地，却是生活苦寒之地。 上海和延安是两个世界。在上海可以住公寓，延安只能住民房或窑洞。上海有自来水，虽然质量有时出点问题，吃喝拉撒却也方便；延安只能在河里淘米洗菜。上海可以灯红酒绿，好吃好喝好睡；延安只能喝小米粥，吃小土豆，偶尔见点肉星。上海可以在黄浦江岸边吹吹风，延安只能吹来黄土高坡的风。即使上厕所，上海有马桶，延安只能蹲苍蝇乱飞的粪坑……差别太大了。 那么江青为啥要去延安那地方？原因有性格上的，也有现实意义上的。江青就是那种动荡不安的性格。在日本人占领山东，紧逼上海之后，江青已经无处可去。依据她的性格，她需要一个立足 之地。全国虽大，能容纳她的地方却不多，只有置之死地而后生，去另一个极端之处吧，就是延安了。延安还有一个现实的目标，就是老情人黄敬。黄敬也去了延安，而且小有名气。在江青交往的男人中，黄敬是唯一一个能从精神上影响江青的。但是不能说她就是为了黄敬去延安，主要还是她那动荡不安的性格。黄敬的作用，仅仅是证明江青曾经是党员，帮助他恢复了组织关系。 由于条件艰苦，不少人来了延安又走了，江青留了下来。 就在这个时候，江青再一次改名，不再是蓝萍，而是江青。江青，取于唐诗“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又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青，即江青，蓝，即蓝萍。江青胜过蓝萍，那就再干一番事业吧。 江青要干事业，第一件事就要恢复组织关系。因为当时的延安啥都没有，只有梦想和热血。通往梦想和热血的道路就是组织关系。没有组织关系啥都干不成，江青孤身一人来到延安，孤身一人在小旅馆和苍蝇、蚊子奋斗了两个月。最后终于苦尽甘来，老乡康生从莫斯科归来，老情人黄敬也来到延安。在两个人的帮助下，江青再一次成为中国共产党员，得到进入中央党校进修的机会。后来江青成为中央党校校长。老乡关系，使得江青在高层找到一个大靠山。康生非常有才，非常会钻营，很快便如鱼得水。两人这种他乡故知之情确实帮了江青很大的忙。 虽然延安比较艰苦，和大上海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没得比，但是江青很快就发现延安是个好地方，因为在这里她有了表演的舞台。在上海，她只是一个三流明星，挖空心思制造新闻，也只是博得他人一笑，在这里不一样，她成了高技术人才。 当时的延安虽然人才济济，能玩枪的很多，能玩舌头的也很多，还有很多人既可以玩枪也可以玩舌头，但是女人很少，有姿色的女人更少，有姿色又能演戏的就更少了，而江青就这样成为稀有动物，一下子身价大增。在上海，挤破头皮赢得一个小角色，还被人批来批去；延安不一样，随便演一演，就有中央首长来观看。那些人不只观看，还会真心欣赏，不挑刺，还会鼓掌叫好，还会亲切慰问演员，给予精神上的鼓励，很有成就感。这些人虽然衣着打扮上不如大上海的商贾公子哥， 但一个个都是鼎鼎大名，其威势和魄力远非上海滩那些装逼的家伙能比。 关于江青如何与毛泽东走到一起，有很多版本。 传说中的版本：江青来到延安的第二天，便随着徐明清和王观澜去见毛泽东，然后彼此印象良好，良好变成亲密。然而徐明清同志根本就不是和江青一起去延安的。而且江青在延安小旅馆里闷了很久。所以这是不靠谱的。 八卦版本：江青演《打渔杀家》里的萧桂英，演得很好，把桂英同志演得英俊潇洒，活灵活现， 据说毛泽东也去看了戏，很高兴，使劲鼓掌。江青同志感动之余灵机一动，第二天找康生同志带领， 去毛泽东那里请教文艺问题。另有八卦版本曰，不是《打渔杀家》，而是因为演《被糟蹋的女人》而进入毛泽东视野的。又有八卦曰，是《锁在柜子里》。 不管是那个版本，可以证明两件事：一，延安的江青相当活跃；二，毛泽东看过江青演戏。有当事人回忆为证。 一九三八年七月七号，纪念卢沟桥事变一周年。上午开会，下午看戏。见证人翟林椿回忆：“压轴戏是江青主演的京剧《打渔杀家》。纵然我当年很少看过京剧而入迷姑苏评弹，但江青扮演的桂英一角，不论唱白、身段、台风、神韵，都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毛泽东和其他首长观看了这场精彩纷呈的演出。演出结束，江青率先和众多演员拥到台口，向热烈鼓掌的首长和广大观众致谢。尔后，她便款款步入后台，一间点有汽灯的残破空屋（临时化妆室）去卸装。” 翟林椿目击这样一幕：“毛泽东等首长步入临时化妆间，慰问演员。这时，我奉命提着铁皮水壶，为首长倒开水，所以也进入那临时化妆间，见到江青上前跟毛泽东握手，然后很亲切地谈。” 但是这不见得就是毛泽东和江青第一次见面。所以又有秘史版本，而且比较详细。《江青秘史》 记载： 出入中央党校的都是相当重要的人物。江青混入党校，是她取得政治资本的重要一步。下午大家到礼堂听报告。江青最早来到，找了一个前排位子。她想，一定要坐在显眼露面的地方，不管谁做报告；做报告者必是党中央领导人。 两点钟了，忽然响起热烈的掌声，全体起立。 台上出现了毛泽东，几百双眼睛放出喜悦的光芒。 江青也站起来鼓掌，对准台上招招手，拍拍手；再拍拍手，又招招手。她清楚地知道，这几下可以使毛泽东发现自己在前排。听报告时，她一时似乎在认真地听报告，一时又像是在思考报告的内容；有时急速记笔记，有时又似乎支颊，偏着头看台上的人。姿态变化无穷。 两个钟头的报告结束了。同学们有的兴奋得没有心思去玩，马上整理笔记；有的互相交换学习心得。晚上，全校分组讨论。江青坐在那儿，不多发言；她的心早飞了，私心杂念，不能告人的隐情，一齐涌上心头。今天是和毛泽东第二次相见了，马上要来一个行动，否则心愿依然渺茫。学习 小组会快结束时，她巧妙地作了十分钟的发言，把会上同学们的发言加以归纳整理，作为自己的意见，加上漂亮的形容词重复一遍，言词动听，似乎有条有理。 晚上，等大家都睡觉了，她独自一人坐在灯下，提笔写道： 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我今天专心地聆听了你的有着伟大历史意义的报告，你指明了光明的方向，使我鼓舞。 我是一个木工的女儿，从小受生活的折磨，在三顿吃不饱的苦难中又遭父亲酩酊大醉殴打成性的逆运；母亲受压，家破人亡，流落他乡；我被迫学京戏，登台谋生；后到上海加入左翼文联，于一九三三年入党，先后当电影和舞台明星。这是党给我的培养，是你的光辉思想哺育了我，才有今日。 我向往延安，追求真理，现在是党校十二班的学员。我因理论水平极低，革命斗争经验极少， 有许多政治思想上的问题缺乏先进者的指教。 我请求，敬爱的毛主席，请你在百忙中接见我一次，这是我这个苦孩子一生的唯一的希望！我思想上有许多问题，如能得到你的当面教诲，我当获益不浅！其中一部分是今天听你的报告之后， 有关目前形势的分析。在某一点上，我还不甚明白。 敬爱的毛主席，我想你会欢迎我，你是一位善于联系群众的伟大人物，我这个纯真的女孩子只不过向你提出区区小小的要求。如果准见，我将于后日（星期日）下午三时来到你的居处。 啊！我写至此，全身热血奔腾！我将亲耳听到你的教导，的确：我已经见过你三次了，这幸福的第四次即将到来……。 中央党校十二班学员 江青 一九三七年冬 第二天，江青亲自把信送进城，到毛泽东居处的门口，又转身赶回党校。她不准备再追求别人了，她已经选定了奋斗的目标。 类似的秘史版本，还有好几个，大同小异，也不稀奇，只是开会的时间、地方不太一样。当然， 这事也可能发生好几遍。单看任何一个版本都不太可靠，都有漏洞。但是毛泽东和江青的接触也不外乎这些途径了，因为专业不一样嘛，毛泽东搞政治军事，江青演戏，能接触的方式大致也就这么多了。从这点上也能看出来，江青对于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有着百折不挠的决心，结局往往是乐观的。 不论如何，江青成功了，她抓住了那个时代最强大的男人，这个男人比任何人都有魄力，思想行为超过了所有人。此时，江青那动荡不安的精神终于平静了。如果是她的精神是一阵旋风，那么毛泽东就是大山。旋风进入大山，终究要安定下来。 下面又有一个新问题，毛泽东为何能看上江青呢。要知道江青那些破事，瞒别人可以，绝对瞒不了毛泽东，中央特科的办事能力可不是盖的，连蒋介石都防不住。而且毛泽东当时的法定妻子贺子珍还在。 从性格上讲，毛泽东就不是一个按常理出牌之人，凡是他想，必然去做；凡是他爱，必然去做； 凡是他恨，必然去做，而且总是能做到。贺子珍虽然是他妻子，去了苏联，而且两个人关系并不和谐，感情也不是特别融洽。贺子珍是老革命、老红军，性格好强，而且不会隐藏女人惯有的嫉妒心。比方说史沫特莱自一九三七年初去延安采访，带一位女翻译去采访毛泽东。毛泽东是一个不拘小节之人，而且非常幽默。换成一般情况无所谓，然而对方是女人，问题就大了。贺子珍看见自己的老公和别的女人谈笑风生，自然十分不满，对那位翻译泼洒了好几碗纯正的老陈醋。 这种事人之常情，说不上对错。但是对一党领袖毛泽东来说，却是很没面子、很尴尬。类似的事还发生过好几次。后来贺子珍去了苏联养病，毛泽东更无聊了。当时毛泽东四十四岁了，很多工作要做，干活干到很晚。好不容易下班，身边连个异性都没有。就在毛泽东感情空虚的时候，江青出现了。贺子珍身上有很多优点是江青没法比的，但江青有一个无与伦比的优势，那就是女人味。 比起贺子珍的刚强和多疑，江青更有魅力。 如果说大上海的江青是一个风流女郎，延安的江青成了另外一个人。乌黑浓密，系一根发带， 曾经的艳丽的长发扎起来之后多了几分朴实。艳妆不穿了，入乡随俗。尽管入了乡，并不俗，眼睛大而有神，鼻子挺秀，表情活泼丰富。再配上不差的容貌，在延安如同野地里的玫瑰，已经非常非常显眼了。 在个人能力方面，虽然和蝴蝶、阮玲玉等人比起来，江青只是一个三流演员。但是那些一流二流演员都不在延安，三流的江青就变成一流的。特别是在老本行话剧这一块，在延安可是台柱型的 人物呵。每次登台，都能让观看的大人物们鼓掌致意。——虽然文凭没有，但是才华在，让人刮目相看。而当时共产党里面，没有学历的多的是。 此外，江青同志文化程度虽然不高，却可以写文章，写给唐纳的公开信文采就不错嘛。而且字写得不错，楷书写得尤其不错。——表示江青是一个用功的人，不是那种只会抱怨的人。无论何时， 用功远比抱怨重要。 另外，江青也有豪爽的一面：她很喜欢骑马，驯烈马，越烈的马越爱骑。当初贺龙给毛泽东送来一匹好马，江青就高兴得不行。骑马，增添了她的英武之气。骑马虽然英武，却不过火。英武过火，女人男性化，便失去可爱柔美，比方说秋瑾，英武得像个男人。爱骑马的江青就不爱打枪。虽然很爱打扑克，却也喜欢织毛线。织毛衣能增加女人味道。江青的织毛衣织得很好，能织出各种花样。而且很会剪裁衣服，自己动手做，做得很漂亮。战争年代物资紧缺，许多高级将领都要自己动手做衣服，比方说徐向前、比方说粟裕都曾自己给自己做衣服。江青这一手无疑会让毛泽东心里暖暖的。 延安的江青能承受简朴的生活，能接近群众，常常给工作人员剪头发，讲点文化科学知识，教教针线活等等。行军路上能搞点小鼓励，有时还给大家出谜语，调和一下情绪。这相当于在一群大老爷们身上净赚奖励。 如此这般只表明，当年的江青确实是一个优秀的女人，非常有女人味。一个人在政治上失败了， 不见得其他方面就差劲。如果不折腾，生活中的江青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这从她想追求男人从无失手就能看出来。虽然她的理论知识不怎么样，但是在毛泽东身边需要的不是那些，而是女人味。 任何一个男人都想要有女人味的女人，毛泽东也不例外。 尽管如此，毛泽东和江青恋爱的消息传出去之后，仍然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因为毛泽东是中共实际意义上的领袖，代表新生向上；江青不过是上海滩绯闻满身的旧戏子，意味着腐朽落后，不仅和国民党高官有往来，而且被捕过，是否有过变节行为亦未可知。康生临死之前曾通过关系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揭发：江青是叛徒。康生所指，大概就是指上海被捕吧。江青和毛泽东搞关系，不用别人说，党内就反对声一大片。 比方说总书记张闻天同志，就非常反对。当时的张闻天是党的总书记，毛泽东的盟友，书生一个，为人处世的原则性非常强，正常情况下都会对毛泽东的意见表示认同。张闻天认为，贺子珍是一位优秀的中共党员，有着光荣的斗争历史，又经过长征的艰苦考验，多次负伤，应该受到尊重。 不能说张闻天就错了，但政治和生活终究不是一回事。比方说远在数千里之外的项英同志，毛泽东 的对头，依然在百忙之中写个材料，表明“此人不宜和主席结婚”。但也有很多人支持，比方说康生同志最为积极——此后康生也得到超额回报。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号，延安窑洞，两桌子酒菜，二十四岁的江青和四十五岁的毛泽东结婚了，礼炮是日本飞机扔下来的炸弹。 版本之一：一，不准参政；二，不准出头露面；三，要好好照顾毛泽东同志的生活。 版本之二：一，江青不得利用她和毛泽东的关系作为政治资本；二，她只能成为毛泽东的事务助手，不得干预政策及政治路线的决定；三，她不得担任党内机关的重要职务。 版本之三：一，只此一次，不准再娶；二，毛与贺子珍的婚约一天没有解除，只能称“江青同志”，不能称“毛泽东夫人”；三，除照顾毛的私人生活外，不得过问党内外一切人事和事务。 几个版本就如同评书，都有漏洞，比方说版本之一里面第二条，不准抛头露面。啥意思？蹲监狱还能放风呢。政治局会规定实际意义上的最高领导人么？版本之二第二条，当毛泽东的助手却不能干预政策的决定，瞎扯嘛。等毛泽东制定政策需要女人干预时，早就完蛋了。第三个版本第一条， 不准再娶，要是江青死了呢？让毛泽东当光棍不成？政治局那些人才不会如此低能呢。 李银桥曾经否认过约法三章之事，他的理由：江青打倒了十几年，真有这个约法三章，约法人早就出来证明了。没人证明嘛。虽然李银桥长期担任毛泽东的侍卫长，但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时他没有亲历整个过程。即使真的有约法三章，能跟毛泽东约法的，也就是政治局常委那几个人，不可能把那事透露给一个小侍卫的。 后来台湾公布的《约法三章》：一，毛、贺的夫妇关系尚存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的要求；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二十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 这个根据是王若飞的日记。王若飞，生于一八九六年，反对过袁世凯，参加过五四运动，留学过日本、欧洲，二二年入党；指导过工人运动，参加过战争，搞过土地改革，蹲过监狱。一九三八年，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时任八路军副参谋长，两年后任中央秘书长，有可能接触到所谓约法之事。 四六年，王若飞和叶挺、博古一道，坠机而亡。之后国民党攻克延安，得到王若飞的日记，之后将约法三章之事公之于众，但至今未见原始记录，依然不能作为凭据。如果这是真的，江青也不能算违规，因为江青进入政治局，确实是二十年之后的事，之前她只是参与“文化”活动。 个人认为，所谓约法三章，不存在的可能性大一些。从当时的情形来看，中央政治局那些人都是什么人，都是精英啊，精英中的精英，他们会在乎一个小小的江青玩花样？要知道江青的特长也就是演戏而已，玩政治？中央党校的纪律她都未必能搞清楚。在那些人眼中，毛泽东和江青的结合， 最多就是给人落下一点口实而已。即使有约法，最多也就是一种默契的君子协定，让江青不要过于活跃，出来影响共产党的形象。共产党纪律非常严格，形象问题非常重要，正因如此，为了占领道德制高点，江青同志狠狠地修理那些知道她底细的人，连孙维世和金山都不放过。 在战争时代，江青是一个纯粹的家庭主妇，把毛泽东照顾得很好。躲在毛泽东的窑洞里，见人微微一笑，点点头，一副听话懂事乖巧可人的小媳妇模样。此时的江青还没有、或者说没有机会表现出政治欲望。 就像演一出戏，不了解舞台的新人肯定要小心翼翼地了解情况，慢慢适应舞台的。成了毛泽东夫人的江青，就成了中共舞台上的一个新人，谨小慎微地进入角色。当时在高层夫人中，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是资深革命家，朱德夫人康克清上过井冈山、走过长征，任粥时的夫人陈琼英在上海做过多年地下工作，博古的夫人刘群先去过苏联、走过长征，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在长征中是中央队的秘书长，只有后来的叶群比她资历差。此时的叶群也还是一个初来乍到的外人，精心挑选追求者， 若干年后才等到林彪。 （四）转折 从一九三八年，江青在延安住进毛泽东的窑洞开始，到六十年代登上舞台，前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江青基本上就是一个沉默的主妇。这期间，她生了一个孩子，去过不少地方观光、治病等等。江青倒台到现在，很多人认为，江青是一个阴险的人、一条毒蛇，一直潜伏在毛泽东的身边寻找机会，终于在二十年后找到机会，释放身上的毒液。应该说这种解释相当扯。 一九三八年之前的江青，也就是一个爱折腾的娱乐圈人士，除了精神更加动荡不安之外，和现在娱乐圈那些爱折腾的女人并无不同。然而等到六十年代，江青重新走上舞台的时候，已经像个政客了，拉人、整人、污蔑、造谣等本领已经像模像样，完成了从表演舞台到政治舞台的华丽转身。 这中间二十多年发生了什么？ 其实什么也没发生，江青就是一个家庭主妇——只不过她的家庭有点特殊。在延安窑洞里居住的那些人，都是精英呵。特别是毛泽东的窑洞里，有资格进出往来的都是哪些人？要么是显赫的一方诸侯，要么是百战将军，这些人的实力和谋略都是第一流的。在毛泽东的窑洞里，每一个人都是人杰，每一次会议都决定很多人的命运。在每一次接触中，谈笑之间，天下风云就确定了。把一个 人放在监狱里关二十年，性格必然转变，因为环境影响人的性格嘛。同理，把一个人放在核心决策圈子里放二十年，日日观察揣摩，就能学到很多手腕。 所以说，江青的政治本领哪里来的？学的。江青只是一个女人，意志并不坚强，本就容易受影响。在那种环境下，除了照顾毛泽东的生活起居，也就是拍拍戏之类的，正常女人逛街啊什么的正常娱乐，根本就没有可能，因为整个延安连柴米油盐都无法保证供应。而且窑洞之外就是炮火连天。 终日跟在毛泽东身边，接触到的都是运筹帷幄、纵横捭阖之类的谋略技术。毛泽东那份雄才大略是学不来的，但毛泽东展现雄才大略的手腕却可以学一点的，就像葫芦画瓢呗，又不难。在现在看来， 江青学毛泽东，也就学到一点皮毛。就是这一点皮毛，已经足够让很多人吃不了兜着走。 进入北京之后，江青过起了贵妇人的生活，衣食住行自不必说，所到之处皆有掌声欢呼，所干之事皆有人奉承。奉承她的人还都是修养深厚的理论家，如康生同志，不仅骂人不吐脏字，拍马屁时也可以于无声处见真功。这种生活状态下的江青，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外号——都红女皇。这个称呼虽然很架势，生活也就是吃喝拉撒睡，除此之外，闲来无事，看看电影，从国外买点干货，接受技术含量颇高的马屁等等而已。因为当时大家在轰轰烈烈地搞建设，江青学的那些谋略技术暂时无用武之地。就算闷得发慌，也没辙。 和所有爱折腾、不知天高地厚、任性傲慢的女人一样，江青从来没有真正的朋友，加上她本来就眼界颇高，又是第一夫人，随着毛泽东的地位巩固和提升，能看得上的人更少了，也就那么几个。 比方说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比方说周恩来的干女儿孙维世。然而这两个人表面上对江青客客气气的，实际上根本就不如刘少奇和周恩来对毛泽东那般俯首帖耳，这让江青很惆怅。因为在江青看来， 既然毛泽东在男人之中是领袖，那么领袖的老婆就应该是女人之中的领袖。 ——然而，历史是公平的，只要你愿意，总会等到表演机会。 前面说过，新中国第一个十年发生很多事，战争、剿匪、反右派等一系列影响深远的事件。这些她都插不上嘴。即使是闹得天翻地覆的庐山会议，作为第一夫人的江青也就是拍几张照片而已。 世道很快变了。大饥荒的到来，不仅打破了建国十年来坚持的建设主旋律，而且把中国政坛上能量最大的两个人——毛泽东和刘少奇——推向对立面。 从七千人大会前后的分歧开始，到小四清运动，到大四清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政治风浪一浪高过一浪，一浪比一浪猛烈。这些风浪如同狂风一样席卷了所有人。身为第一夫人、过了二十多年的平静生活、本来就不安分的江青同志自然而然的卷入其中，而且表现极为拉风。 （五）样板戏 随着时间的流逝，江青那动荡不安的心思再次动荡起来。换成一般女人，四五十岁之后，也是精神重新动荡之时，孩子大了，年龄也大了，爱情的魔力已经淡去，家庭的温馨也开始褪色，需要重新找点活干干，健身美容啊、做生意赚钱啊、拾起年轻时代的兴趣爱好啊等等。江青也不例外， 过犹不及。因为她不需要洗衣做饭收拾房间，甚至连叠被子都不用自己干，而且她的丈夫也不是一般人，见个面都要先打招呼。 通过二十多年的耳濡目染，江青已经了解了政治舞台，正如了解了表演舞台一般。她决定表演了。江青需要干点事，也就是捞点资本。有了资本才好炫耀。江青观察了身边那些人，那些在中央政治局走进走出的人，都是身经百战，要么战场，要么会场，或者兼而有之，都有自己的资本。江青明白，她需要资本。 如何表演呢，那就从本行开始吧。既然出身戏子，那就从戏开始吧。 戏和政治有某些相似之处。从某种意义上讲，政治本身也是一种表演，一种高级表演。但是在现实中，戏和政治还是很难扯到一起，但是江青很幸运，生活在一个可以把戏和政治牵扯到一起的时代。 中国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每当国家强势，知识分子必然遭殃。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明代八股文、康乾时代的文字狱，莫不如此，只有盛唐时期好点。新中国诞生之初，也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反右派。也不能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不好，因为从古至今，政治体制都是知识分子搞出来的。而且长时间以来，占据主导地位和话语权的，依然是知识分子。这是一种深层次的悲哀， 非常值得分析，只是限于篇幅和题材，这里只能略过了。 必须指出的是，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乌鸦横飞。笔下有千言（都是抄来的），口中巨浪狂翻（都是唾沫），脑中又有面和水，而且常常摇头晃脑，以“语不惊人死不休”为座右铭。凡是强势的政治领袖，都想清除这种烦人的声音。清除的时候，无一例外地扩大化， 伤害到真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 如果说当初反右派是为了搞经济建设，那么在大饥荒之后，也就是经济建设失败之后，事情就是另一个样子了。七千人大会之后几年间，中央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所谓四清运动，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和刘少奇各显神通，闹得不可开交。 那么所谓的文化界呢，自然也不会落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戏和政治才能联系到一起，江青 的机会来了，她决定插手文化界。按照当时江青的身份，当演员已经不现实了，而且演员那点风光已经无法满足江青了。因此她决定重新自我定位，幕后操盘，也就是说要当文化界的旗手，方式就是搞样板戏。 六十年代在北京的江青已经不是三十年代那个为了一个电影角色争得头破血流的戏子了，已经升华了，升华为政治戏子。二十多年学到东西终于有机会使用了。在政治上，她那点手段算不了啥， 在文化界已经足够使用。 什么是样板戏呢？所谓样板戏，简单一点说，就是官方戏剧。官方之前没有规定啥戏剧，后来要发展社会主义教育意义的作品。戏剧的内容要求以工农兵为主题，反应社会主义特色的戏。按照那个标准，鬼啊怪啊（惊悚悬疑类的）不能演的、才子佳人（肥皂泡沫类）不能演、王侯将相（古装剧）不能演、外国戏剧也不能演。动作片啊之类的当时还没有，按照这个标准，文艺节目统统下马了。 这样是不是太严格了一点？确实太严格了，然而和当时国情有关。大饥荒刚刚过完，国家满目疮痍，在毛泽东看来，这个时候搞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相当于吸食精神鸦片。中国是一个善于吸食精神鸦片的民族，每当困难时期，精神鸦片特别刺眼。比方说南朝靡靡之音，明末秦淮名妓，清末民国时代遍布天下的妓女。毛泽东决定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小四清）时，另一边就是要整顿一下文化界。这是有历史传统的，比方说在延安整风的时候，就整顿了文化界。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江青才可能出来抓一下戏剧，才有机会成为文化旗手。江青同志为了所谓的革命事业，决定狠抓样板戏，干点事给那些男人看看。 江青抓到的第一个样板戏叫《李慧娘》。这出戏本是江青诸城老乡孟超编写的：一个权奸霸占了一个美女，美女爱上一个美男；权奸很生气，杀了美女，把美男给关押了；地狱判官同情美女鬼， 法外开恩，准美女鬼还阳解救美男；最后正义得到伸张。 孟超编写剧本时，康生同志以老乡兼内行人的身份指出：这出戏一定要出鬼魂，说是不出鬼魂他就不看。上演时，康生拼命鼓掌曰：“孟超做了一件大好事！” 同时观看的还有孟超的老朋友廖沫沙。当时有人质疑说，咱们社会主义新时代了，还摆弄这些老古董干嘛？廖沫沙就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有鬼无害论》。 廖沫沙写到：我们对文学遗产所要继承的，当然不是它的迷信思想，而是它反抗压迫的斗争精神。我们要查问的，不是李慧娘是人是鬼，而是她代表谁和反抗谁。用一句孩子们看戏通常所要问的话：她是个好鬼，还是个坏鬼。如果是个好鬼，能鼓舞人们的斗志，在戏台上多出现几次，那又 有什么妨害呢？ 这篇文章既没有惊世骇俗的观点，也没有批判啥，就是普通的一个评论。如果不是和政治挂钩， 早淹没在历史尘埃里了。然而这篇文章写于一九六一年八月份。一年之后，也就是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又是一系列会议，彭德怀写下《八万言书》，引出来所谓的翻案风。为了批判这股风气， 长篇小说《刘志丹》成了反动派向党和国家进攻的新形势。江青一看机会来了，就选择《李慧娘》 和《有鬼无害论》为突破口，大加批判，也就是捞取政治资本。 然而江青同志当时还没有什么能量，文化部、中宣部等部门客客气气地招待她喝茶，然后摊开手表示爱莫能助。江青表示惆怅，很没面子。还好她有个好老乡，康生同志。康生当时任政治局补侯委员，在庐山活跃一把之后，在七千人大会上嗅到了斗争的气息。在政治斗争上面，康生是不会失败的。于是他看准时机，来个一百八十度华丽大转身，狠狠地批评中宣部、文化部同志有眼不识“鬼戏泛滥”。于是相关部门出台了《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接下来的情况就太俗套了， 相关人士该写检讨的写检讨，该挨批斗的挨批斗。 在康生同志的配合之下，江青初尝胜利的快感。她决定乘胜出击，扩大胜利果实。随着刘少奇和毛泽东的分歧越来越大，政治风浪越来越高，江青的发挥空间越来越大。 自从江青重出江湖要干一番事业之后，文化界注定不太平。她抓住的第一个战果叫《红灯记》， 怎么抓到手的呢？非常值得揣摩。早在大饥荒之前，江青就看过沪剧《红灯记》，觉得很不错。但是那时候大家搞大跃进，没心思管文化界的事。等到六三年，江青渐渐活动开了，再次跑到上海去看《红灯记》，对林默涵（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兼宣传部副部长）说，这个剧不错，改编成京剧吧。因为沪剧的观众范围仅限于长三角地区，京剧可以面向全国。林部长也觉得不错，就找一个叫阿甲的导演改编。阿甲干得很不错，很快就搞好了，还请周恩来看了。周恩来一看也觉得不错。就在这时候，要当旗手的江青出现了。 一九六三年的江青已经相当忙碌了，又是北京又是上海，又是开会又是批判的，整天忙得不亦乐乎。尽管如此，江青依然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指导”剧本重新修改，排练，把剧组上下折腾得不行。江青虽然演过话剧，在延安也是“一流”，但是到北京之后，在老京剧那里，“一流”的江青，重新回到“三流”的行列。但是此时没人敢告诉她，她的水平依然是三流的，所以她一直认为自己是一流的。这样一来，剧组难免有抵触。江青就去找周恩来，说剧组“不尊重”自己的意见等等， 一直纠缠到五更。周恩来被她缠得不行，表示支持她。这样江青再一次“指导”。絮絮叨叨一大堆， 比如某个角色某个声音应该怎么样、某一幕应该如何关门等等。为啥呢，因为编剧水平本来就很高了，江青挑不出来啥毛病来。为了表达自己的存在感，只能鸡蛋里挑骨头。 这一类苍蝇一般的意见，如果不是出自第一夫人之口，早就被赶出去了。江青非但没有被赶， 她的这些意见还被当成指示加以落实。江青为啥这么干？她喜欢这个戏剧？她喜欢让人感到厌烦？ 或者说故意的？都不是！江青上过舞台，长期处于圈子的正中央，礼节啥的那是了如指掌。啥话该说，啥时候该说话，火候绝对到位。江青这么做的真正原因是想耍流氓：把戏据为己有，当自己的政治资本！ 因为那时的江青是有追求的：当年那个三流演员，因为身份变更，要当文化界的领袖、旗帜性人物。而且没有人敢告诉她真相，只能任她折腾。 江青成功了。后来很多人都说《红灯记》是江青搞出来的第一个样板戏。编导阿甲在文革中没有死掉，八十年代末后复排《红灯记》，在北京公演，感慨：有的人把《红灯记》看作是江青搞的， 其实这出戏的创作跟江青没关系，是她剽窃了我们的创作成果。——然也。 接下来的两个战果是《沙家浜》和《智取威虎山》。方式大同小异。江青在抓这些“战果”的时候，还会带点附加产品来展示个性。比方说《沙家浜》，本来改得好好的，江青同志非常热情， 亲切地接待了剧组同志，对大家致以亲切问候，对主要演员进行亲切谈话。 特别是对一个叫赵燕侠的演员，特别亲热，亲自跑到后台跟人家唠嗑：“我认识你赵燕侠！我看了你所有的戏，认定你能演好现代戏。你是苦出身，我也是苦出身，因此我愿意来看看你等等。” 翻译过来就是，我很喜欢你。赵燕侠自然受宠若惊。然而历史证明，江青看好的人，最后结局都不好。 为了表达对赵燕侠的特殊照顾，江青特地从上海沪剧中调来演员进行一对一辅导。可是人家赵燕侠是搞京剧的，不可能完全按照沪剧来。如果完全按照沪剧来，那还是京剧吗？ 赵燕侠曰：“我们要有京剧的特色，不必一招一式照搬沪剧阿庆嫂。”江青一听这话，顿时表示很惆怅。好哇你个赵燕侠，竟然敢忤逆本人好意，你等着。 某日剧组彩排，江青照例让赵燕侠坐在身边。江青发现赵燕侠的衣服穿得少，第二天派人给赵燕侠送去了两件毛衣，说：“首长说，借给你，如果不嫌她脏，你就穿。”赵燕侠一听这话自然云里雾里，借衣服而已嘛，怎么能和干净或脏联系在一起？但赵燕侠知道江青肯定不高兴。这一来更不敢穿了，就把毛衣叠好放在箱子里。过几天看戏时，江青扒开赵燕侠的衣领子，发现赵未穿毛衣， 对人发怒说：“赵燕侠嫌我肮脏！”立刻派人把毛衣要回来。 从此以后，赵燕侠的好日子到头了。先被点名批判，接着被赶下舞台，然而被教育（进牛棚）， 角色也没了。这件事再次证明了老祖宗那句话——女人心，海底针，连报复起来都那么别致。其实江青这么干也不难分析。肯定是剧组有人站在专业的角度对第一夫人的改编意见不以为然。江青心中有气，决定考验一下剧中的主角。真想知道，如果赵燕侠把毛衣穿在身上，江青会怎么样？也许会哈哈一笑，表示赵燕侠对自己很崇拜？其实这并不重要了，剧本已经写好，赵燕侠必然要离开。 如果说赵燕侠命途多舛，还有惹了江青不开心的因素在里面，那么童祥苓就更无辜了。童祥苓主演《智取威虎山》的杨子荣绝对是一绝，形象逼真，活灵活现。凭借这个角色，童祥苓一炮而红， 热度堪比几十年后赵薇主演的小燕子。 ——但是两年之后，童祥苓突然从舞台上消失了。为啥会有这么诡异的事情呢？原来是想当年童祥苓的姐姐童芷苓曾经在戴笠的生日唱过堂会。戴笠已经死了，但是戴笠的小跟班沈醉还在，沈醉吃饱了不饿，写了本回忆录，回忆录里记录了堂会的事。好了，童芷苓成了特别的特务——文化特务，住到牛棚里，自然很伤心。童祥苓就写信安慰姐姐。这封信最后落到造反派手里。当红演员童祥苓就这样成了“文化特务”的安慰者，写了八十多分检讨之后依然过不了关，也就没了演戏的资格。 因为京剧版的《智取威虎山》很成功，要拍成电影。当年除了童祥苓又没人能演杨子荣。江青为了保证电影质量，再一次放童祥苓出山。演完电影版的《智取威虎山》之后，江青指示：“养养身体，不要再上舞台演戏了，搞点技术工作。”要是看人家不爽，直接关起来就算了，何必强迫人家更换专业？ 为难赵燕侠也好，强迫童祥苓转专业也好，原因雷同。江青同志要把戏剧变为自己的私有财产， 必须让主演走开。 不管怎么讲，江青树立了样板戏，有了政治资本。有了这些资本，她就往“旗手”的宝座上迈进一大步。成为旗手之后，就能对付敌人了。 然而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为江青是一个有理想的人。她的目的绝不仅仅是弄几个样板戏出来，修理几个演员。江青出身寒微，乱世之中一步一步走过来，最终走到领袖的身边，非常不容易。这段经历本身就证明了江青是个争强好胜之人，她的最终目的是在舞台上呼风唤雨，随心所欲地过日子。随着时间的转变，这个舞台逐渐发生了变化，在青岛，舞台就是话剧，混得不爽，不能随心所欲，就去了上海；在上海，舞台就是电影，混得不爽，不能随心所欲，去了延安；在延安，舞台就是毛泽东的窑洞，仍然不能随心所欲；到了北京，舞台要面向全国，日子好多了，依然还不能随心所欲。因为北京最重要的影响是政治。她要想达到、或者说接近随心所欲的境界，必须登上政治 舞台，去飞舞长袖。 她的最大资本就是丈夫毛泽东。毛泽东和江青法理上是夫妻关系。但毛泽东那样的男人有很多种身份，军事家、政治家、作家、诗人。任何一种身份都要浪费很多时间。开会、写稿子、和相关人士探讨诗词歌赋等等，而他本人又是个读书狂，真正和江青在一起的时间很少很少。到北京之后， 江青见毛泽东都要提前通报秘书。从一个女人的角度讲，这对江青非常不公平，对于女人而言，家庭往往是第一位的。对江青而言，家庭中失去的，只能在事业上弥补。而当时恰好是大饥荒之后的那个不正常的世界，政治运动反复不停，给了江青登上舞台的机会。 伴随着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越来越大，毛泽东发动政治运动的决心越来越坚决，拿下刘少奇的决心越来越大，江青一步一步登上政治舞台。尽管如此，江青登台并不容易。她首先需要跨过一个人。如果不是政治涡流极端汹涌，如果不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不可调和，如果不是那个人一直坚定不移地站在刘少奇身边，那个人是江青无论如何都无法跨过的。他是谁呢？就是赫赫有名的彭真同志。 江青和彭真本来是八竿子够不着的。两人既没有老乡关系，也没有交情，甚至不是一代人。当江青跟随妈妈一起讨生活时，彭真已经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爱国去了。当江青在上海想当演员而不得，因为感情纠葛闹得满城风雨时，彭真正在为了爱国而坐牢。当江青在延安的毛泽东的窑洞里， 小妇人一样对着往来者微笑时，彭真就时常在毛泽东的窑洞里进出。估计两人也没想到，若干年之后，两人会成为敌人。命运就如此诡异，原本互不相干的彭真和江青，在命运的安排下，以文化的名义，在政治风波中较量一番。 （六）彭真的历史功绩 中共历史上，有几个人在第一代领导人中也是重要人物，建立功勋，参加过斗争，写过检讨； 真正发挥能量的，则是在第二代领导的时候。除了邓小平之外，还有几个，比如陈云，比如彭真。 陈云帮邓小平搞改革开放，彭真则在法制建设上建立不朽功勋。 现在回过头看文革之前的历史，总是非常惊讶于那个时代的政治运动。我们不明白，那个时代怎么会有那么多政治运动。运动怎么会一次比一次猛烈。要分析原因并不困难，最直白地说，就是缺少法律规范。 数千年以来，中国都是靠人治立于世间。翻开历史一看，全部都是圣人、贤人、明君、清官、 忠臣、孝子等等。从上古时代的圣人，到中古时代的明君，通篇都是道德如何如何高尚。谁都不能 说道德不好，谁都不能说有德之人不好，问题是，道德是无法延续的。一个帝王非常贤德，并不能保证帝王的儿子非常贤德。所以整部历史就那么啰嗦一通，到头来还是人治、人治、人治…… 中国人第二次智力爆炸的春秋时代，诞生了国人至今引以为豪的百家诸子。诸子之中，儒家讲自省自律、道家追求营造自身精神世界、墨家讲自我牺牲、法家讲法规建设，由此衍生出一系列条条框框。那些条文对领导过于纵容，对普通人又过于苛刻。然而即使是法家，涉及整个法制世界时， 依然同意有个人可以高高在上，凌家于法律之上。秦始皇试图法家建国，遗憾的是用刑过于严厉， 最终失败。继承者胡亥简直就是法律的畸形儿。 秦始皇之后，中国强势过，分裂过，欺负过别人，也被别人欺负过。然而有一种情况没有变， 那就是——用人治理国家。人亡政息，王安石刚刚让位，他的改革就没了。张居正累到吐血，人走楼空，啥也没有。明孝宗朱佑樘拼了老命积攒人品，让明朝中兴，他的儿子朱厚照很快就把一切付之东流。这就是人治的缺点。 回顾中国的光辉历史，可以说法制是一个难以治愈的痛。欧洲能够复兴，得意于罗马法系的哺育。美国能够快速建立一个民主法制国家，得益于欧洲法制的熏陶。而中国，一切都得重来。毛泽东领导共产党打天下那会，没心思搞法制建设。好不容易熬到抗美援朝结束，熬到第一届全国人民大会召开，颁布第一部宪法和其它一些基本法律条文。 大家不禁要问，为啥不多弄一些法律出来？写法律条文不是包饺子，随便摆弄出来就可以了。 要知道，法律是为了现实服务的。那些现实问题需要法律规则的约束，是需要有一个实践的过程的。 也就是说，除了一些基本原则的东西需要保证（宪法）外，其它法律法规需要一步步完善。 遗憾的是，之后经济建设出了大问题，导致大饥荒的到来。因为大饥荒，又导致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把原本就脆弱的法律基础砸个稀巴烂。大饥荒那么大的问题，表示之前的法律措施有巨大的漏洞。既然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可以解决，那就只有政治运动了。 等到文革结束那会，虽然有一些法律法规，但基本上等于零，一片空白。这个时候，彭真复出， 主管政法系统，对法制建设做出卓越的贡献。彭真刚复出那会，负责两个大案子，就是江青案和林彪案。这两个案子大概是文革之后最大的两个案子了。然而当时遇到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没有法律依据。人抓了，要审判，却没有法律！ 怎么办？那就制定法律呗。历史给了彭真一个书写历史的机会。在彭真的主持下，很快起草了 《刑法》、《刑事诉讼法》、《人民法院组织法》等七部法律，不仅仅解决了两案的审理问题，同时解决了到目前为止，大家打官司的问题。 彭真的最大贡献，就是主持制定第四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就是一九八二年的宪法， 也是迄今为止仍然具有法律效力、而且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一部法典。新中国历史上一共有过四部宪法，第一部宪法中的理念精神被打断了；七五诞生的第二部宪法，文革味道过于浓厚；七八年诞生的第三部宪法又过于简单。第四部宪法是以第一部宪法为基础修改的，承传的还是新中国刚建立时的那种精神。 ——主管司法的彭真永垂不朽。 按照事业线划分，彭真的事业线是两头高，中间低。中间低，就是文革那会被打翻在地。被打翻在地那会，很大程度上是拜江青所赐。 （七）彭真遭遇江青 彭真，山西人，生于一九零二年。籍贯，农民。 性格，坚韧、乐观。 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革命者一样，彭真年幼家贫，小小年纪就得下地干活，果断反抗过恶霸地主的欺压。很晚才开始接受教育，直到十二岁才有机会念点私塾，子曰诗云到十七岁，刚刚进入小学就遇到五四运动。十七岁的小学生彭真，就带着大伙去宣传爱国思想。到了二十岁那年才进入中学。但有志不在学历高，中学生彭真想的不是日后就业问题，而是探索救国救民之道。就在那时， 他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一九二三年，二十一岁的彭真加入中国共产党， 并且参与创建了陕西省的共产党组织。 一九二三年，也算是党内老资格了。接下来国共第一次合作，共产党开始搞文斗，即领导工人运动。工运过程中，彭真并不是十分耀眼，但也是有声有色。大革命失败之后，彭真落入白区。白区工作，凶险异常。因为不仅有国民党当局要抓人，还会有叛徒出卖。如果被当局抓了，也就认了。被叛徒出卖，那绝对是双重打击。很不幸，彭真就是被叛徒给出卖了。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三号，二十七岁的彭真在天津被捕入狱。在随后的六年里，彭真在天津和北平的监狱里辗转。坐牢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但性格坚韧的彭真硬是坐牢坐出好来了。 从这段经历来看，丝毫看不出什么特别之处，终日奔波，甚至连读书的时间都很少。那么他的那些理论知识、政法思想哪里来的？答曰监狱里。 彭真入狱之后，没有去悲伤哭泣，而是组成党支部，提要求，搞斗争。身为政治犯，随时都有可能当烈士。然而彭真他们不去考虑当烈士的问题，而是在没有成为烈士之前努力自我提升。无论到哪里，彭真都对狱方提要求：要看书，要看报。毕竟嘛，政治犯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文字是快餐。狱方不同意，他们就闹别扭，比方说绝食啊啥的。经过一番试探、交流、斗争，狱方点头：别闹了，答应。 当时北平那一带归张学良管。张学良相对开明一些，就说了：政治犯都喜欢闹事吗，关于闹事的书，比方说《水浒》、《三国演义》等书是禁书，绝对不可以看的，马克思主义这类的“洋书”没关系，可以看。对彭真而言，可谓天赐良机，有吃、有住、有时间看书，再不研究理论更待何时？ 六年之后，彭真的理论造诣飞速上升。 不能不佩服彭真的坚强和乐观，这种性格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会有一番作为。 抗日战争前夕，彭真在刘少奇的斡旋下出狱，随后成为刘少奇最重要的助手。彭真和刘少奇的处境类似、经历类似，因此思考方式也非常接近。但是在每一个阶段，刘少奇的地位都要高彭真一些，从年龄到党龄、到白区工作成绩、到党内地位，刘少奇都是彭真的领导。但彭真用自己的才华帮助刘少奇不少。彭真也是刘少奇最为信任的人，刘少奇的理论水平一流，彭真也不错。在刘少奇写《共产党人的修养》那本书时，彭真也写了一份纲领，在那份纲领里明确提出一个概念，就是“要让马列主义中国化”。这个观点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当时正在延安整风的前夜，如何对待马列主义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问题。 原滋原味的马列主义，意味着王明和国际派继续占领理论的制高点。让马列主义中国化，意味着以毛泽东为首的本土派翻身当老大。 彭真一直在中国，闹革命蹲监狱都在中国，可以说是一边行走在刀刃上一边吸取理论知识，没有接受过纯粹的理论训练。因此他支持本土派是必然的。正因如此，在延安整风时代，优秀的本土派理论家彭真同志大出风头，同时得罪了不少人。这正是日后彭真反复不停地给人家“赔不是”的原因。 彭真是不完美的，他的缺点就是：虽然生在战争年代，但战争经验不足。 国共谈判那会，暗地里抢夺东北。毛泽东和周恩来去重庆，刘少奇留守延安。那时候，东北一把手就是彭真。然而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彭真暴露了自身的缺陷——不是一个伟大的统帅。确切地说，不能说彭真有缺陷，只能说当时就东北的局势而言，对一把手的军事素养的要求太高了。而彭 真虽然生在乱世，但很少战场考验。当红军将士在井冈山和长征途中百炼成钢时，彭真在坐牢，修炼马克思理论，错过了磨练战争技艺的最佳时机。凡是经过井冈山和长征的人，即使搞政工或参谋， 战争本领都不低，比方说聂荣臻、比方说罗荣桓、比方说叶剑英、比方说邓小平都是久经考验。 在艰苦卓绝的抗战中，战场能人在前线和鬼子周旋，而彭真在中央党校工作，在后方搞工作。 所以东北一把手彭真，并没有应付战争的经验。当时东北，表面上两党还在谈啊谈，实际上已经子弹上膛了。某种意义上讲，东北局势的转变，就是由彭真让位林彪开始的。没有办法，林彪的特长就是打仗。而战场上的彭真并不高明，至少和林彪差很远。他的特点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他的特点是整合战争资源。 那么在整个战争期间，别人在打仗，彭真在干嘛呢？答曰在建设。战争本是一场破坏，最大限度地去打去砸，不打不砸就没法消灭敌人。打砸的同时需要成本，也就是所谓的资源。共产党那会控制的资源有限，但是在战场上却是纵横捭阖、应对自如。之所以如此，只因为后方搞得好。后方有哪些工作呢？就是土地改革、党政建设、金融建设。这些工作可是后勤保障啊。根据地别的没有， 只有土地资源。土地政策搞不好，一切白搭。根据地的物质不多，正因为物质不多，分配不好就会出乱子。想当年刘邦和朱元璋赢得天下分封功臣之时，分别取了搞后勤的萧何和李善长为第一，虽有抑武扬文的考虑，却也表明后勤工作者的重要性。至于党政建设，那是未来国家政权的雏形。 所以在第二代搞改革开放时，彭真和陈云发挥重要作用是有历史渊源的。其实在建国之初，第一代领导集体时，他们也有过发挥的空间，只是当时毛泽东、刘少奇等重量级人物还在，彭真、陈云等人的角色只是从旁协助，发挥空间小一点而已。 建国之初，彭真干过这些工作：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如果说这些头衔比较虚，那么好吧，他长期担任北京市委书记，且兼任北京市市长。主政北京那会，彭真干了很多事，城市规划问题，比方说设计天安门广场什么的。那么彭真怎么就和热衷于当文化旗手的江青联系到一块了？答曰，宿命。 由于彭真要管北京那一块，需要干很多事。干事情，首先需要知识和人才。新中国非常缺乏知识和人才，需要自己培养。要培养人才就要造势，所以身为中央委员兼北京市首席公务员的彭真就去高校演讲鼓劲：同学们，你们要好好干，祖国和人民需要你们，要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为人民服务等等。这样一来二去，长此以往，彭真在科技界、文化界就很吃香。然而当时的政治风波时不时来一阵。一阵政治风浪，就有人成为右派。文化界历来都是右派的生产基地。一旦被打成右派，要么失去工作机会，要么就夹着尾巴在胆战心惊中工作。这样一来，人才和知识分子就会减少、 就会影响建设。没了人才和知识分子，彭真的工作也不好干。所以他就想把政治问题和学术、艺术 问题区别开。 所以当江青试图搞文化运动时，彭真坚决反对。某种意义上讲，这不是江青和彭真的矛盾，而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只不过是通过彭真和江青表现出来而已。 在大饥荒总结大会——七千人大会之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蓬勃兴起，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等到一九六四年，两人的矛盾已经很严重了。那一年的五、六月份，毛泽东提议中央设立一个小组，代表中央管理文化界，负责领导文化方面的工作。找谁挂帅（负责）呢？很明显应该是彭真。因为北京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汇集各种人才，而彭真是北京第一公务员，对自己管辖的一亩三分地非常熟悉；而且彭真是政治局的，级别也够。 好吧，那就彭真为主帅吧。有了主帅还要有副帅，副帅为陆定一，他是宣传部长，合适。再加上老狐狸康生、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长吴冷西，一共五个人，这就是鼎鼎大名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前身——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彭真为组长， 陆定一为副组长，其他人是组员。五个人中，康生能揣摩毛泽东的意思，铁定唯毛泽东之意行事； 彭真和陆定一倾向赞同刘少奇的主张。 这个机构一成立，命运就把彭真和江青联系在一起。江青大搞特搞的样板戏，理论上也属于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管。 在小组没有成立之前，江青就和彭真杠上了。在江青找人批判廖沫沙时已经杠上了，廖沫沙和吴晗一样，是北京市委的人。主管市委的彭真认为不应该批判。因为彭真是北京地区的负责人，在那个物质、技术、人才均匮乏的年代，江青想干点啥必须要彭真帮忙。江青搞样板戏，就离不开彭真，因为京剧那一块需要北京市委协调。 江青的主要战功之一，由沪剧《芦荡火种》改编的《沙家浜》就是从北京市委，或者说彭真的手上夺去的。《芦荡火种》原本改编为《地下联络员》，都排练得差不多了。正式上演前夕，江青来看了彩排，回去后打电话给彭真，说这出戏排得怎样怎样不行，不许上演。当时，预售票已经售出三场。毕竟是第一夫人，彭真决定给个面子，就把几个主要演员找到家里开会，说服他们给观众退票道歉。 然而江青的真正目的不是要点面子，是要把这个戏给抓到手。江青要去北京蹲点，把北京京剧团作为她搞京剧改革的“试验田”，又从上海沪剧团调到北京来给北京的演员作观摩演出，还要北京市文化局给安排。这个太霸道了。要知道江青当时的身份虽然是第一夫人，但也仅仅是第一夫人而已。法理上讲，第一夫人受人尊重，但并没有法律效力。她这样把京剧团抓到手，相当于从彭真 手里夺资源。 彭真不高兴，也没辙，再次让了一步，就让北京市文化局给安排两场演示演示。这两场太少了， 根本填不了江青的胃口。江青认为很没面子。女人认为没面子的时候，后果往往很吵闹，特别是有权有势的女人。江青就到处吵，和演员吵（演员没有招惹她），和文化局吵，最后吵到彭真家里。据当事人张道一回忆：江青激言厉色、嗓门很大地嚷：“彭真，我告诉你！你北京市不给我安排，我让剧团到中南海去演，我请毛主席来看！”彭真很不高兴，说：“我让他们研究一下。”江青说： “就你们北京难办事！”江青走时彭真没送，对我说：“道一同志，你帮我送送。”我出门送她上车，她头也不回，看也不看我一眼。我当时觉得：江青真是盛气凌人，蛮不讲理，形同泼妇。 很明显，她再一次取得胜利。照例，取得胜利的江青需要进一步扩大战果，再一次提出要求： 一，把工人俱乐部作为江青的专用的剧场，禁止一切别的演出；二，为了把“试验田”搞好，江青指名把北京几个京剧团的尖子演员都调去搞“试验田”。那些演员还有其它戏在身，抽走后别的戏就没法演了。这一举动遭到演员、剧组、文化局的一致抗议。江青再一次去彭真家，找彭真吵架。 彭真已经被逼到墙角，没有退路了，只好把江青给顶回去。江青没辙，只好气呼呼走了。抛开背景不谈，凭实力，不论是谋略还是手段，没有经过大阵仗的江青和久经考验的彭真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凭职位，彭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江青啥都不是。如果她不是毛泽东的夫人， 和彭真讲话的资格都没有。毛泽东如果不是想要发动更高一级的政治运动，也不会把江青放出来败坏人品。 如果仅仅是和彭真交手也就算了,彭真大不了憋屈一点也就过去了。大风大浪都过了，忍一时风平浪静的度量彭真还是有的。然而江青的举动让很多人不爽。在京剧演员看来，把沪剧团调到北京给京剧团做示范，简直就是胡闹嘛。要知道剧种和军队不一样，调八路军和新四军做示范，或者反过来都有助于提高战斗力。两个剧种根本就是两种风格，两个体系，硬要融为一体，只能是四不像，演员肯定有情绪。再加上江青管太多，怨言是难免的。因为彭真负责时只管理政治，艺术上属于剧团的自留地，归导演和演员自己协商。而江青同志要插手艺术，让艺术家们情何以堪？前面提到过的赵燕侠毛衣事件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江青修理演员们，还有一个意图，就是要给彭真难看。因为他们之前都是在彭真的领导下工作。 江青为啥这么干呢？她就是要打破传统方程式，要大改大干，干点不一样的。为了破陈出新， 主张把传统戏一律作为封建糟粕打倒在地。江青能搞出这些名堂，倒不是因为她本人有多么高明， 对艺术见解多么深刻。就艺术方面而言，江青是一个合格的话剧演员，仅此而已。让她对艺术理论给出贡献，那绝对是为难她。说到底，她就是一个小学毕业生而已，小学毕业后的精力并没用在艺术追求上，也没有时间和心思去追求艺术。她的主张，实际上是把长期以来在毛泽东身边学到的政 治斗争方式生搬硬套到艺术上而已。 对于江青在艺术上的高论，彭真当然不赞同，明确表示：“京戏姓京，不要改得四不像。”江青觉得很受伤。不仅如此，北京市委开始对她进行冷处理。市委书记彭真不理她，市委副书记刘仁也不理她了。一开始是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全程陪第一妇人看戏。本来这是一个拉关系的好机会， 但是邓拓本人是个艺术家，并非善于搞逢迎拍马屁的人，看不惯江青那种趾高气扬的作风，就头疼了，不陪了。江青表示感到很惆怅。 好吧，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北京市委，你们等着。江青去了上海。上海有一尊大神在等着她。 （八）一尊大神 柯庆施，安徽人，生于一九零二年，和彭真同年。职业：政治家。 性格：沉稳有余。 绰号：毛泽东的好学生。 早年满腔热血，投身爱国斗争，学业中断，继续爱国，受到老一辈的赞赏，得到继续求学的机会。一九二二年，年仅二十岁的柯庆施成为中国共产党员，党内老资格之一。柯庆施去苏联进修， 和伟大的列宁握过手，倾听过列宁的教诲。正因如此，党内尊称为“柯老”。毛泽东就一直这么称呼他。 如果按照当年的情况，柯庆施应该是国际派的，事实上他确实和王明的关系不错。延安整风那会，国际派完蛋，柯庆施也跟着遭殃。柯庆施之所以遭殃，是因为他没有揭露王明。他本是最有资格揭露王明的人之一。柯庆施因此成了康生盘子里的菜，老婆被逼投井。毛泽东出手相救，终于幸免于难。有感于毛泽东的救命之恩，此后以毛泽东的学生自居。 建国之后，柯庆施从南京市委书记到江苏省委书记，再到上海老大。华东本是饶漱石的天下。可惜饶漱石打错了算盘，最终身败名裂。此后陈毅短暂主持过华东一段时间。一九五四年，柯庆施从江苏调往上海，接替陈毅的工作。此后十年，柯庆施坐镇上海，为全国最重要的封疆大吏之一。 这位封疆大吏成了毛泽东最忠实的追随者，开始对毛泽东进行吹捧曰：相信毛主席到迷信程度。 此时林彪和康生还没有鼓吹个人崇拜。正因如此，柯庆施成为大跃进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拿着柯庆施的文章当面对反冒进的周恩来说：“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周恩来检讨。柯庆施也成了一时风云人物。大会结束后，大跃进的弄潮儿们，如李井泉、柯庆施成为政治局委员。 街坊间甚至传闻：柯庆施将取代周恩来当总理。 新中国建立之后，有两个人的运气最好。一个是当年主政东北的高岗，借助日本人留下的工业基础和苏联人的援助，把东北搞得有声有色，以至于毛泽东让高岗进京和刘少奇、周恩来三足鼎立。 另一个就是主政上海的柯庆施了。 大跃进的恶果席卷全国。柯庆施却没有受到影响，因为他的地盘是上海，属于全国需要重点照顾的地区。全国人民闹饥荒，还要咬牙往京沪地区调粮。如果不是调粮太多，四川饥荒也不会那么严重。所以尽管全国都在饥荒死人，上海没有饥荒死人。 可以说坐镇上海的柯庆施就非常走运，庐山会议上张牙舞爪的李井泉等人在大饥荒之后，在七千人大会上已经灰溜溜的；同样张牙舞爪的柯庆施在大饥荒之后依然洋洋得意。因为他的位置好， 没有捅娄子。而且在大饥荒期间，上海的工业还有所发展。 七千人大会上，下至县委书记，上至周恩来、刘少奇、甚至毛泽东都在自我检讨的时候，柯庆施就不需要，真是太走运了。正因如此，柯庆施在上海的地位越来越稳固。 和北京的彭真不一样，盘踞上海的柯庆施是紧紧跟随毛泽东的。所以等到江青去上海时，好吃好喝好住不说，贵为上海一把手，亲自陪同，要人给人，要资源给资源。 江青和柯庆施的关系可以追溯到抗战初期，那时江青刚刚到延安，还没有成为毛泽东夫人，正千方百计恢复组织关系然后进入中央党校；那时柯庆施还没有成为毛泽东的学生，只是在中央党校内任职，算江青的老师；那时候延安整风还没有开始，他们的关系并不深。 从个人恩怨上讲，柯庆施最大的仇人是康生，但是柯庆施生前没有找到报复康生的机会。同时柯庆施对对延安整风比较风光的刘少奇和彭真则怨恨颇深，而且得到了报复彭真和刘少奇的机会。 所以当江青到上海搬兵，柯庆施心里乐开了花。 好吧彭真，你们北京顶出来的人，我们上海供着。 （九）礼物 一九三七年，江青离开上海时心情很不爽。唐纳的自杀闹得满城风雨，使得她的人气跌到低谷， 加上中日战争爆发，明星梦碎了，甚至可以说是灰溜溜地离开，而且一别就是十几年。人虽然离开了，但心还在。和所有爱折腾的女人一样，她一直喜欢大上海的热闹和繁华。麦克阿瑟离开菲律宾时曾经豪情满怀：我会回来的。如果能预知未来，估计江青也会来这么一句，因为她确实回来了。 离开时，步履匆匆；归来时，风风光光。离开时，整个上海滩，没人愿意给她一个角色圆梦； 归来时，所有角色都要仰望于她。那些曾经排挤过她的人，那些曾经鄙视过她的人，那些对她视而不见的人，你们都颤抖吧。 其实解放之后，江青回过上海。但那时她主要是治病，相对低调。六三年代，江青身份不同了， 一次次往返于北京上海之间，行踪却极为隐蔽，仿佛身负特殊使命，并且有一个特殊的代号，叫女客人。隐蔽和低调不同。低调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没人鸟你，不低调也不行啊。隐蔽就不同了，虽然行踪不外泄，依然可以风光无限，可以高高在上。 江青隐居在上海时，就住在锦江饭店里。锦江饭店是当时上海最好的宾馆之一，内设总统套房， 曾经下榻过上百个国家元首。二十多年前，在上海滩颇有名气的蓝屏也只能住公寓。现在她可以在锦江饭店常住，步行数百公尺就到淮海路。马路对面就是锦江俱乐部，内有弹子房、滚球房、阅览室、文娱室、温水游泳池、舞池、网球场，还有一个大花园，是权贵之人放松、休闲、娱乐、养生的好去处。江青对此很满意。 在锦江饭店的内部，不仅设施周全，还有事业可干。江青的事业是要登上政治舞台。要想在政治舞台上长袖起舞，途径只有两条，一是抬高自己，二是打击别人。所谓抬高自己，就是给自己捞取政治资本；所谓打击别人，就是批判揭发。学到一些政治手腕的江青也遵循着两条路：通过样板戏捞取政治资本，抬高自己，这个前面已经解释过了；接下来就是要打击别人了，就要写批判文章。 以江青的身份，如果捞点政治资本，没有问题，毕竟大家不看僧面看佛面，面子还是要给的。 比方说搞样板戏，彭真虽然不爽，也是一让再让。但是搞批判就不同了，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 搞批判相当于砸人家的饭碗。不管你是谁，砸人家的饭碗人家就要跟你急。而且以江青的地位和性情，她要砸的不是一个人的饭碗，而是很多人的饭碗，那些人都不是平头老百姓，都是有靠山、有名气、甚至有权势的人；而且他们不是孤立的，彼此盘根错节。一不小心就砸出乱子来。当江青想在北京砸人家饭碗时，就被硬生生给顶了，很没面子。为了能做到精确打击，背后必须有人支持， 必须精心策划、保密行动、突然袭击。 背后支持江青同志的，当然就是盘踞在上海的柯庆施同志。当江青需要沪剧团进京，给。当江 青需要批判文章的行家，给。柯庆施给了江青很多礼物，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礼物是一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张春桥同志。 （十）道统，承传 康生把张春桥带给江青。 张春桥是什么人呢？按照历史定位，他是四人帮的主要成员，政治犯。也就是说干了很多坏事， 坑了很多人，事实上这个评价基本靠谱。 许多人又根据这个评价认为张春桥同志乃十恶不赦之人。 然而事情并不是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干坏事和坏人之间不能简单地划等号。因为时势会转变， 好事可能变成坏事，坏事也可能变成好事。比方说现在看起来腐朽不堪的八股文，当年看起来绝对是好事。比方说现在被否定的大跃进和文革，当年可是一致肯定的。即使内心不赞同，也举手表决了。 张春桥也是一样，抛开那些事的政治立场不谈，你会发现，其实他并非恶人，尽管他干了很多事看起来很过分。 张春桥是一个什么人呢，是一个立场坚定的人。如果把前面加上一个修饰，那就是书生，或者理论家。张春桥是一个立场坚定的书生或者理论家。他并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一个群体中的一员。 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甚至在诞生之前，就有一帮经历简单的书生或者说理论家。他们看起来都是干干净净、斯斯文文，透过这层表皮就会发现他们非常地热血、坚定。骨子里都是一根筋，认为真理在手，倔得不能再倔；行事风格都是，左青龙右白虎真理在心间；认准的事一股脑走到黑。 远的一点，像搞变法的戊戌六君子啊，明知断头流血还要断头流血。这倒不是对他们否定，而是认为这是他们对自己选择的负责。近的一点，如早期的共产党人，明知革命是断头流血的事情，还要去搞，就是因为他们认定自己真理在手。那时候中国虽然贫穷落后，像陈独秀、李大钊他们并不缺吃少穿。他们还是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只因为他们认定真理在手。 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立场坚定的知识分子，陈独秀如此，瞿秋白如此，张闻天也是如此，他们都是一个类型的人，不管是左倾还是右倾，首先是立场坚定的书生。由于生存环境艰难，共产党内左倾事件远远多于右倾事件。比方说历次肃反，比方说历次整风事件，都有一帮立场坚定的书生。 比方说清华高材生朱理治同志，去了陕北之后，凭借听说和感觉，就把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人 抓起来，等候处决。 把历次左倾事件连起来，连成一条线：肃反→整风→大跃进→文革。 在这条线上能发现，这一连串左倾事件中，理论鼓吹者都是书生或者说理论家。苏区肃反时代， 主要理论者是国际派，代表人物是王明身边的那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清一色的由中国出口苏联再转内销，比方说那位姓夏的好同志。延安整风，理论鼓吹者变成本土派，代表人物刘少奇、彭真等人。等到大跃进的时候，那就多了，其中张春桥的伯乐，柯庆施就是其中一个。这一次，轮到张春桥出场。张春桥继承了左派的光辉传统，去斗争、去批判、去取代之前的左派、如今的保守派们。 张春桥，左派的承传者。 在这条线里还有这样一个规律，就是历次运动中的左派，过一段时间就会变成保守派成为被批判的对象，比方说早期的国际派后来就成了保守派。新兴的左派过一段时间之后又变成右派，比方说刘少奇和彭真，从当年积极进取的左派变得更为理性成熟。他们又要面对新兴的左派，那就是以江青和张春桥等人为代表的文革派。这个规律也符合兴衰代谢，但是如此从左到右的转变，左派取代右派的方式是斗争，毕竟是不正常的。 （十一）张春桥同志 张春桥，男，一九一七年生于山东巨野，六十四年后被判死缓，八十八年后死于癌症。他曾是军委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上海市第一书记这些世人难以企及的达官贵人， 同时也曾是反革命集团首领、死刑犯这些世人难以企及的反面人物。可以说张春桥同志是建国之后最为复杂的人物之一。 职业：政治家，理论家，或者说思想家也可以。为了全面起见，应该再加两家：文学家和书法家。由此可以看出，张春桥是一个多才的人。当一个有才之人迈入才能之外的领域时，通常就会产生另外一个现象。比方说康生同志。论才能，在那个年代，罕有堪与匹敌者。然而看一个人，除了看他的成功和失败之外，还应该深入到他的性格中间，从性格之中理顺其兴衰纹路，考察人生之得失。正因如此，张春桥和康生是不同的。 性格：精明坚定。 这是一组矛盾的性格。一般而言，精明之人很难坚定，如康生同志，整了那么多人，经历了那么多人之后，依然在生前高高在上，因为精明过了头，临死之前出卖左派，所以只能是投机倒把之 辈；立场坚定的人，缺乏精明的手腕，比如说国际派那帮知识分子，如瞿秋白，坦然而死，没死之前却疲惫不堪（参照《多余的话》）。张春桥则是个例外，既精明又立场坚定。现在就来看看张春桥的精明，还有他的坚定。 张春桥这个人，如果要带着有色眼镜去看，能找到很多缺点。 首先，他的出身不好，出生在官宦之家，祖辈是地主，父亲给国民党效命。共产党内，有这种身份的人不多，他们有一个身份，叫做官僚买办集团。一般而言，拥有这种身份的人，在建国之后的历次运动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是难以幸免的。比方说陆定一同志，就被抄家好几遍。张春桥因为身份独特，漏掉了。 年轻时代的张春桥干过龌龊事。一九三二年到三四年，张春桥在济南念中学，据说为国民党当局干过事，也就是所谓的特务，而且导致几个激进的年轻人被捕丧命。这事成了张春桥的人生污点之一。但不能就此认定张春桥就是叛徒，这事值得商榷。当年国民党属于正统，到处通缉共产党。 当时张春桥也就十六、七岁，也就是为国民党当局提供一些情报而已。指望一个十六七岁出生在官宦世家的年轻人看清未来，认清大是大非的问题显然是不现实的。而且张春桥当时不是共产党，谈不上叛徒之说，也不能认为是所谓的特务。 当时张春桥的身份是富二代、官二代，是少爷，有吃有穿有玩，认为世道还不错，没必要推翻。在当时的张少爷眼中，所谓革命党、进步人士，都是破坏自己幸福生活的坏分子，应该举报。非但如此，张春桥还伙同其他认为世道还不错的人士办了份杂志，写文章拥护当局，因为他们认为革命分子都是搞破坏。 我们现代人能理解这些问题，但是在当年确实属于重大污点。 后来张春桥去了上海滩，靠笔杆子混日子。日子混得不怎么样，却落下一段公案。这段公案其实也没啥。就是一个年轻作家得到文坛领袖的提携出名了，另一个年轻人看着不爽，说风凉话。说风凉话不要紧，问题是匿名的。就好比现在的网络世界，为了便于骂人或者泼脏水，一个人穿好几个马甲。不敢以真面目发言，不论任何时候都要被鄙视的。 这个年轻作家是萧军，文坛领袖是鲁迅，而这个说风凉话的年轻人就是当时混得不咋样的文人张春桥。张春桥为啥要说风凉话呢，理念不同嘛。因为当时年轻的张春桥的思想还在拥护当局，而鲁迅和萧军都是当局的破坏者，所以张春桥自然很不爽。由于当时当局的口碑不怎么样，鲁迅鼎鼎大名，所以张春桥选择了懦弱的姿态——用马甲骂人。 解放之后，鲁迅的地位非常地高，萧军也被认为是左派作家的代言人。随着政治运动的兴起， 鲁迅也有被神化的趋向。那么站在鲁迅对立面的、本就理屈的张春桥当然就是反面角色。又因为张春桥在政治运动中崛起，自然惹得很多人不爽。文革之后，这事也成了张春桥的污点。 什么出身啊、早期有过不当行为啊并不致命，张春桥真正致命的弱点在他老婆身上。 张春桥的夫人叫李淑芳，生于一九一六年，大张春桥一岁。两个人的成长经历非常有意思,李淑芳和张春桥一样，出身于富贵人家；和张春桥不一样的是，出身富贵人家的李小姐思想比较激进， 参加革命很早，张少爷早年的思想倾向于国民党当局。因为参加革命事业，危险系数比较大，用过很多笔名，后来最有名的一个叫文静，原名李淑芳反而不怎么为人知晓，就像很少有人知道江青的原名叫李云鹤一样。等到后来张春桥由保守派转变为革命者时，文静反而脱离了组织关系。抗战时代，文静去了根据地，在那里遇见了张春桥。 一九四三年，二十六岁的张春桥在晋察冀遇见了二十七岁的文静。在国难当头、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两个人出身相似、经历相似、年龄相仿、生活品味相当的年轻人相爱了，以一见钟情的方式。这本是一件好事。 然而命运老人接下来戏弄了他们一下：鬼子进村，年轻的知识女青年文静被捕了。 日本人都有双重性格：菊与刀，菊的一面和刀的一面。一面礼貌文明，另一面粗暴野蛮。当时的鬼子恰好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强悍野蛮的雄性群体之一。一个年轻有素养的女人沦为那帮人的俘虏，只有两个选择：被蹂躏；老实合作，有不被蹂躏的可能。 按照爱国主义剧情，文静应该学习赵一曼，宁死不屈。赵一曼固然伟大，并不是每一个女人都能承受那么多磨难。文静选择和鬼子合作，也就是当了叛徒。不仅当了叛徒，出卖了自己的过去， 而且还进入了日军的“宣传班”，担任班长，宣扬大东亚共荣圈，写材料骂自家的同胞，背叛自己的未来。比起这些情节，叶群和江青那点老底已经非常健康了。 然而历史再度跟文静开了一个玩笑：尽管她出卖了自己的一切，最终却什么也没得到，因为鬼子投降了，她还得留在中国的土地上当中国人，还得面对那些不管有意无意毕竟辱骂过、诅咒过、 出卖过的同胞。她再一次感到孤单，只能寄希望于曾经的丈夫张春桥。此前他们虽然有过十个月的恋情，却当了两年的敌人。 在文静的问题上，张春桥第一次展现出性格中的另一面——坚定。 此前的张春桥，从给国民党当局当特务到上海滩文人生涯，更多表现为精明，甚至投机取巧。 在和文静结合的问题上，张春桥也是相当精明的。要知道当时根据地女性极为匮乏，像文静那种有知识有修养的女人就更匮乏了。张春桥当时的地位不高，能和文静恋爱，套用一句俗话，那叫前世修来的福分。然而在文静叛变之后，形势逆转了。不论任何时候，叛徒总是不受待见的，就算是美女也比臭狗屎强不了多少。如果张春桥不理会文静，没有人会责怪他薄情寡义。如果他把文静交给组织，还能混一个大义灭亲的美名。然而张春桥重新接纳了文静。为啥这么做？可以解释为贪恋女人等等。更为靠谱的解释应该是，张春桥和文静相恋的那十个月里，文静给张春桥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为了那种美好的回忆延续下去，张春桥出手搭救文静，冒着前途歇菜的风险。不仅如此，两人还在两年之后结婚了。 如果说张春桥在对待感情上是坚定的，那么接下来在处理这件事上又是精明的。他平白无故地接纳了当了国家叛徒的老婆，却没有坦白情况，促使文静忏悔，赢得国人原谅；而是试图修改简历， 蒙混过关。四五年，张春桥帮助文静填简历时，说她的组织问题正在解决中；等到四七年，两人结婚时，把文静的被捕叛变写成被捕出逃；又过两年，全国解放，已经不再提被捕的事了。文静这事绝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当时很多人都有过被捕的经历，甚至被捕变节的经历。这也是每一次运动， 总是彻查某人过去的原因。要评价过往事件的功过是非，必须考虑这些细节。那年代毕竟不像现在这样，都是中国人。因为确实有人曾经是特务、曾经变节过，出卖过国家民族之后又隐藏起来。 尽管如此，文静的事依然成了张春桥的一块心病。特别是他的地位越来越高时，心病越来越重。 在那个道德大棒飞舞的年代，张春桥面临着事业的抉择。所以他几次三番要离婚——并不是另结新欢，实在是情势所逼。对于精明的张春桥而言，还有比感情更重要的事么。有，当然有。是什么， 后面再讲。在对待老婆这事上，看出了张春桥的精明和坚定，这两种性格一直贯穿他的一生。 （十二）张春桥的转变 张春桥本是富家子弟，立场倾向于国民党当局，最后怎么变成共产党左派的代表人物了？还是老话题了，局势使然——日本人来了。有权有钱的公子哥，原本衣食无忧，要吃糖有糖吃、要喝蜜有蜜喝，时不时对着贫困交加的同胞炫个富啥的，那个时候当然要力挺国民党当局，因为虽然有成千上万的国人面对困境苦苦挣扎，他张家则很幸福，因此他要力挺当局。可是凶悍的日本人不仅敲碎了国民党当局的根基，同时也砸碎了许多权贵赖以生存、引以为豪的精神支柱。 所谓权贵，也就是在现有体制下多占点社会资源，并非高人一等。 所谓权贵心中那点自豪感，也就是对多占一点社会资源的自我陶醉。 能认识到这些的权贵生活比较低调，人品也不错；认识不到这些的，通常就比较跋扈，自以为很了不起。要认识到这些的途径有两种：第一种是生活经验和人生阅历的积累，年轻人通常缺乏人生经验和生活阅历，所以各种年轻的二代才比较让人厌烦；另一种方式就是外来因素的强势介入。 张春桥少爷遇到的就是后一种。在鬼子的强势介入下，他发现他爷爷的财富，他爹爹的权利，乃至他忠心的国民党当局是如此的脆弱、如此的不堪一击。 和同样出身地主的康生不一样——那时候康生家已经破落了，所以很早就去了干革命，和家大叶大的黄敬也不一样——黄敬是理想主义者，张春桥的转变是被逼迫的。尽管被逼迫，张春桥的转变却是彻彻底底的，不留余地的，以至于到二十一世纪都没有转过来。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直。年轻的张春桥发现，原来人生要靠自己。那就靠自己吧。于是在一九三七年的时候，二十岁的张春桥成了中国共产党员——一个他曾经仇视过的组织的一员。接下来去了延安。仔细观察一下就能发现，日本进攻中国那会，不少年轻人去了延安。张公子只是其中之一，其他人还有，比方说电影明星江青，比方说知识分子叶群，都是被鬼子赶到延安的。这些人大多出生在一九一零年到二零年之间，二十岁左右，五四浪潮时还不怎么董事，又没有赶上投身革命的黄金时期，建国之后的历次运动中才开始慢慢崭露头角，文革时风生水起，在五十岁左右时成为所谓的少壮派。 以知识分子身份加入共产党的张春桥一直在搞宣传工作。四九年随解放军进入上海，此后一直在上海干新闻工作。那时候比张春桥级别高、资格老的同志太多太多，他想要辉煌腾达并不容易。 不容易不代表不可能。张春桥就做到了，原因有两点：个人素质和客观局势。 个人素质：长久在敌后工作，练就沉稳的性格；原本知识分子出身，专研理论方面的东西架轻路熟，加上他从事宣传工作，有时间并且需要专研理论方面的东西；长期的宣传工作，练就了一套说话写文章的本领。在上海新闻界的张春桥有如此优点：性格沉稳；办事干练；说话写文章滔滔不绝，而且婉婉流转、思路清晰、逻辑严密，总之是人才一个。这样的人才，自然要受领导关注。关注他的领导就是柯庆施同志，但光有柯庆施的赏识还不足以一飞冲天。 客观局势：反反冒进和反右派之后，知识分子开始沉默，极左派异常活跃。上海总老大一篇文章《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得到毛泽东的赏识。之后，作为柯庆施跟班马仔的张春桥也跟进写了一篇文章《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也引起毛泽东的注意。然而张春桥依然没有辉煌腾达，但是已经具备了条件，以柯庆施的心腹的身份等待机会。 等待中，大饥荒来了。等待中，上海避过了大饥荒。等待中，张春桥命中的第二个贵人出现了。 一九六四年，张春桥去了锦江饭店，见到急于走上政治舞台的江青。当时的江青虽然在北京碰了一鼻子灰，但是在上海确实是宝贝。当时正处于大四清阶段，正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立场和矛盾扩大之时。一切都是不可预知的，而江青无疑是一条捷径，一条潜在的捷径。通过江青，柯庆施既可以继续当毛泽东的好学生，也可以报复刘少奇和彭真。通过江青，张春桥也隐约看到一条走向成功的阶梯。 当江青看见张春桥时心理直犯嘀咕：这人能帮忙吗？不会帮倒忙吧？ 其实张春桥和江青在上海曾经见过面，当时是在山东老乡《火炬》主笔崔万秋的家中。崔万秋是个很复杂的人，除了主编，还是半吊子作家，主业则是特务。催家当时的宾客很多，还包括大特务沈醉等人。那时候江青还是不得志的电影明星蓝萍，张春桥还是不怎么得志的文人狄克。两人应该没有来往，因为两人在各自行业都不怎么得志。虽是老乡，却无法彼此帮助。而且各自心比天高， 当时却是命比纸薄，看不见辉煌腾达的迹象。对两个雄心勃勃的人来讲，这样的关系比较鸡肋。所以常识中——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温情画面没有出现。因为温情是普通人的专属营养品， 野心家需要的是看得见的利益。当时的江青正想尽一切办法从小明星变成大明星，去崔老乡那里， 不过是希望崔万秋写点文章捧一捧自己。张春桥正换马甲骂人积累人气，去崔老乡那里，不过是结交一些人，打发一点时间而已。 十八年过去，江青已经成为第一夫人，张春桥也成了柯庆施的政治秘书。柯庆施去见江青，把张春桥也带着，目的是让张春桥作为两个人之间的沟通桥梁。柯庆施虽然把江青看得很高，毕竟自己是上海地区的一把手，也是中央政治局的，不能扮演跟屁虫的角色；而且他很忙，很多事情要处理，很多计谋需要算计，有人需要捧、有人需要打压；再则，也是一把年纪了，经不起上楼下楼的反复折腾。 一开始江青对张春桥不是很感冒。此时江青的地位已经非常高了，低头抬头所见都是大人物， 任何人见了她都得给三分笑脸。就算把她顶出北京的彭真，见面也得客客气气的，给足面子。不是她江青有多牛，而是江青背后的那个身影过于高大。张春桥只是一个秘书，秘书不要紧，但看上去斯斯文文的，戴着个小眼镜，也不像有战斗力的样子，况且对京剧也不懂。 然而，张春桥很快用事实证明：江青同志，你错了，本人战斗力超强。 张春桥之前没有研究过戏剧，但是他充分发扬了五十年之后大学生应对考试的绝学——临时抱佛脚，搞突击。张春桥找来一大堆京剧方面的书籍，手里拿着馒头也在看，蹲在马桶上也在看，躺在被窝里也在看。短短时间内，张春桥同志凭借其过人的精明和才华，竟然成为一个“似是而非的 京剧专家”。虽然和真正的京剧专家尚有距离，但是江青同志在京剧方面的造诣也不高，两人可谓半斤八两。半路出家的张春桥已经可以帮助江青修改样板戏了，在这种旗鼓相当的交流中张春桥展示了自己真正的专业技能：写批判文章，也就是挥舞政治大棒。江青自然欣喜不已，还是柯老的人管用啊！ 江青的策略就是一边搞样板戏抬高自己，另一手就是写批判文章打压对手。搞样板戏之类的游戏，还在江青的专业范围内，勉强能胜任；而且鉴于她的身份，搞出来的东西不管质量如何，总有人高度赞扬、拼命鼓掌。写批判文章就不一样了，那是向别人挥棍子，把别人搞臭，砸人家的饭碗。而且根据江青从政治舞台上搬来的那些斗争经验，还要横扫一大批。 在那一大批人之中，包括学富五车的正牌教授，包括兼职混过文坛的职业官僚，还包括文痞、 混混、二百五等等，喷起口水来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把他们打到远远超出江青的能力范围。而且她的身份摆在那里，也不能直接上战场。因为她代表的不仅仅是她江青一个，还有身后那个伟大领袖。无论如何，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绝对不能惹上半点尘埃。 怎么办呢？需要枪手。 于是第一夫人在北京寻找枪手。然而北京是彭真的地盘，江青寻枪寻了老半天一无所获，郁闷不行。不得已，只好再次去上海请求柯老帮忙。柯庆施本来就对刘少奇、彭真恨得牙痒痒，天赐良机自然要抓住，二话不说答应下来。当然他还是不能亲自出马，就交给自己的心腹、有才的张春桥去办。作为伯乐，柯庆施了解手中这匹千里马的实力，他认为张春桥有实力把一切搞定。身为千里马的张春桥也知道自己可以完成任务，但是——要转折一下。 之前张春桥凡是接到柯庆施的差事，都是面如止水，心中暗喜，因为意味着伯乐的信任啊。欣喜之余则是一声不响地把事情给办了，办得合情合理，让柯庆施很放心。然而这一次，张春桥依然是面如止水，心中却是冷飕飕的。多年的官场经验告诉他，这一次非同小可，牵扯面太广，牵扯的人太多，很多人都是树大根深，弄不好是要遭殃掉脑袋的。虽然是一次绝佳的机会，但同时也是陷阱。怎么办呢，如何能够既抓住机会又避开陷阱呢？这是个问题。 纠结郁闷之时，张春桥精明的脑袋里再次灵光闪现，何不如此这般呢？ 在张春桥的头脑里进行了如下的算计和谋划：写这篇文章会得罪很多人，很可能没有好果子吃； 如果不写，立马就没有好果子吃。所以文章一定要写，因为写文章而随之辉煌腾达的概率很高。如何利益最大化呢？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文章写出来，但又不是出自自己的手笔。要办到这一点，关键就在于找一个能写文章的。张春桥的手下恰好有一个人能胜任，此人有一个绰号，号称“棍子”， 即战斗力超强，动辄横扫一大片的那种。此人姓姚，名文元，号称姚棍子。 在这个过程中，江青相当于业主发项目，柯庆施相当于承包商拿下项目，又把项目转发给张春桥，而张的角色相当于施工单位，他找来农民工姚文元负责干活。将来出了事，从上往下推，说这是临时工干的，已经被开除了。如果干成了，张春桥可以说姚文元是我的人，功劳是我的。在这件事上，张春桥可以说把精明发挥到极致。 （十三）政客姚文元 姚文元，生于 1931 年 12 月 11 号，死于 2005 年 12 月 23 号。职业：政客、文人。 如果从文革左派中挑出一个政治家，那个人必定是张春桥。如果以张春桥作为政治家的衡量标准，那么姚文元只能算政客。即使是政客，也不纯正，还有一部分属于文人。大家都称姚文元为棍子，却很少有人承认姚文元首先是个文人。 姚文元的妻子叫金英，死于一九九六年，葬在上海。当时姚文元刚刚出狱，葬礼非常低调。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个低调下葬的人就是姚文元的妻子。墓碑上只有子女留下名字。墓碑背面刻有一首词——《蝶恋花》： 遥送忠魂回大地真理真情 把我心涛寄 碑影悠悠日月里此生永系长相忆碧草沉沉水寂寂漫漫辛酸 谁解其中意 不改初衷常历历年年化作同心祭 叠词用得很棒，意境也不错，一位老人晚年丧妻、晚景凄凉、郁郁不得志的心情跃然纸上，颇有瞿秋白的《多余的话》里的那种寂寥。单从文学角度看，这绝对是一首好词，在所有“蝶恋花” 词牌下的词中都堪称优秀。若干年之后，姚文元死，死后和妻子合葬。墓地前依然只有一个墓碑， 墓碑上依然只有金英的名字。很少有人知道曾经大名鼎鼎的姚文元也葬在其中，这是效仿武则天立无字碑么？ 常常想，如果姚文元不去写那些批判檄文，静下心来好好创作，一辈子应该收获颇丰吧？ 自古才子如红颜，自古红颜多命薄。就姚文元来讲，命运待他并不薄，只是可惜了那一身才华。 身为才子的王洪文是薄命的，身为政客的王洪文一点都不薄命，而是搏命。 如果说张春桥的历史老底不干净，后来能够平步青云是因为自身的精明和运气，那么姚文元更有趣了，因为他的条件比张春桥更差。在后来的四人帮中，按照当时的条件，政治成分最好的是王洪文，其次江青，姚文元排最后一名。 姚文元的政治成分差，主要是因为他的父亲姚篷子。 姚篷子，浙江人，生于一八九一年，卒于一九六九年。姚篷子生于书香门第，又是个作家，并和鲁迅有交往。鲁迅还写诗赠予姚篷子，表示对他很看好。那是一个国难当头的时代，也是作家的黄金时代。以姚篷子的身世和身份，自然衣食无忧。然而那个时代的左翼知识分子相当热血，爱国骂政府的本事那是一流，而且还敢于实践，即加入激进的共产党，比方说郭沫若等人，姚篷子也是其中一个。一九二七年，三十六岁的姚篷子玩了一把激进，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个时候入党的，如果坚持下来，前途都是不可限量。 然而事情出现了转折，国共分裂，国民党当局到处搜捕共产党。姚篷子东躲西藏，坚持了六年， 终于还是在天津被逮住了。如果此时姚篷子能坚持几年，坚持到抗战到来，国共第二次合作出狱， 那么姚文元的历史也将被改写。然而四十多岁的姚篷子终于没有通过考验，入狱第二年，即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四日在《中央日报》发表《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成为白色恐怖时代共产党脱党大军中的一员，也就是所谓的叛徒。在当时，这是一个相当恶劣的案例。要知道文革时，砸碎的文官 系统，理由都是叛徒啊什么的。 解放之后的姚篷子赋闲在家，常常遭受遗传了他热血和激情基因的儿子鄙视的眼神。但如果没有这个时不时冷眼以对的儿子，他老人家的日子将会相当难过。——若干年之后，同样进了监狱的姚文元，表现并不比他老爹更优秀。比方说姚蓬子原本在银行里存了一笔钱。文革开始之后，停课闹革命，姚篷子的老婆到银行取款时，营业员风闻姚蓬子是叛徒，即打电话举报。按照文革的规矩， 凡牛鬼蛇神的存款一律冻结。姚篷子的叛徒经历当然也在牛鬼蛇神之列，存款被冻结了。当时姚蓬子正生病，一家人没了开销。事情闹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专家办公室”。看在姚文元的面上，市里下达了解冻姚蓬子存款的“指示”，姚蓬子总算不用挨饿。有这样一个叛徒经历老爹，姚文元心中有一个大大的疙瘩。 姚文元比老爹更热血。一九四八年全国解放前夕，年仅十七岁的姚文元加入中国共产党。年轻热血的姚文元没有赶上好时候，全国已经解放了。年轻的姚文元没有经历过战场上的考验，不懂得隐忍，全凭一腔热血，手里提着棍子横扫四方，仿佛要弥补他老爹的遗憾。在他的棍子下，什么丁玲、老舍、巴金都是浮云，一杆子全部打倒。这样一通乱棍，在江湖上打出了名头，赢得“姚棍子” 的美称。 姚文元的棍子有多猛烈，他在上海写文章，不仅赢得张春桥的关注，甚至得到远在北京中南海的毛泽东的表扬——要知道那是五十年代中期，大家还在搞建设。现在要横扫一大批，在张春桥看来，姚文元再合适不过了。 张春桥找到姚文元对他忽悠了一遍，大意也就是：老弟啊，现在有一票大买卖，虽然有点风险， 但成功的概率非常大；成功之后咱们就成为人上人，就看老弟你了。姚文元也不是傻瓜，迅速核算了一下成本，觉得干了之后，好处多多。至于风险，自古以来就是富贵险中求嘛。如果不干的话， 老爹那点破事被揭批，很可能前途玩完，绝对没有好果子吃。 ——好吧，干！ ——当年老爹没有一条路（跟着共产党）走到黑，留下终生遗憾。现在机会再次降临，一定要抓住，一定要在打倒右派中好好表现，争取在二次革命中立功。 于是，一篇重量级文章出炉了，就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号， 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这篇文章也许是历史上最为有名的一篇历史批判篇章，因为它是一条强有力的棍子。历史喜欢记载棍子，它不仅拉开文革的大幕，在江、张、姚传奇的一生中，也是标志性事件。 一九六五年，江青五十一岁，正是走向政治顶峰的前夜；张春桥四十八岁，姚文元三十四岁， 都是龙门之前的鲤鱼，即将跳跃。在此之前，三个人只有那么一丁点联系，此后便站在同一辆战车上。也就是说那篇文章是一个契机，一个促成江、张、姚走到一起的契机。从此，中国政坛上新的革命派正式形成。 把以江青和张春桥为首的极左派称为新革命派，或许有人觉得难以理解。需要把思绪的触角延伸一下。延伸一下就会发现，凡是灾难来临之时，左派就会登上历史舞台，革命也将随之而来。 清朝末年，华夏文明面临生死考验，国家积弱不堪，各路野兽跑过来捞点好处。孙中山和他的革命党应运而生。孙中山一直坚持革命路线，然而他的路子很窄，因为他没有重新整合中国，甚至没有完全整合革命党人，军阀叛变从未间断。 蒋介石用务实的手段整合了孙中山留下的烂摊子。通过一系列拉拉扯扯，打打谈谈，搞出来一个形式上完整的国家。只可惜那个国家内部矛盾重重，阶级矛盾尖锐，公务员贪污腐败，贫富差距悬殊。革命党从孙中山到蒋介石，是一个从革命到保守的过程。保守无所谓，解决民生问题搞不定， 那就必然出现新的革命派。共产党成了革命派的代表。加上国外势力的强势介入，蒋介石终于付出惨痛代价。 在共产党内部也是一样。早期的共产党人均依附于共产国际，口号理论喊得震天响，却解决不了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直到以毛泽东为首的本土派崛起，问题才算解决。建立新中国，中国重新崛起。新中国建立之后，大家努力搞建设，原本不应该再出现新的革命派了。然而灾难又来了。灾难就是大饥荒。 大饥荒催生出新的革命派，他们的革命对象则是之前的革命派，现在的当权派。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便开始了。然而新的革命派和之前的革命派的命运注定不一样。因为当年孙中山面临的是腐朽不堪的清帝国，毛泽东面对的国民党当局已经腐败到骨头里。另外他们都有新的思想。新革命派不一样，没有新思想不说，干工作的能力跟他们要打倒的对手差很远。江青不过是依附在毛泽东那颗大树上的蚍蜉。至于张春桥，让他当总理能干出什么名堂？所以说，新革命派从诞生之日起就注定没有前途。没有前途的革命派，能给历史留下的，只有破坏。 不仅在中国，在整个历史上都一样，极左派总会伴随灾难而诞生。所谓极左派，说白了就是更为激进一点。如果不是现实世界有问题，这派人不会有太大的市场。因为人嘛，如果日子还能过， 宁愿吃过饭去打打牌、爬爬山、遛狗、逛街、约会等等，也不愿意去大喊大叫、喊打喊杀，那样很伤精神的。 现在以江青、张春桥为首的极左派借助毛泽东对现实的不满而登上历史的舞台，并试图成为舞台上的主演，序幕就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几个人包着这样一篇檄文走上政治舞台。这不是一篇文章，而是一根粗大的棍子，又粗又大。 （十四）棍子 俗话说，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森林众多，棍子众多。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情形也差不多，也是森林覆盖，棍子众多。这些精神上的棍子的质量和持有者的脑袋挂钩，杀伤力和持有者的脑细胞活跃程度、性格坚韧度成正比，分为很多层次。要想在精神上拥有一根通杀四方的棍子，很不容易。有多么不容易呢，看一看就知道。 精神棍子，是从精神上攻击别人的。从质量上讲，最低档次的棍子就是泼妇骂街，家里丢了一只鸡或者说家庭生活不和谐，到处乱骂，用高音喇叭一般的声音配上污浊的词汇，活脱脱一个精神上的茅坑，臭味足以散发数百米。这种档次的精神攻击，虽然对环境污染相当严重，然而破坏力不大。一段时间之后便烟消云散，涛声依旧。 档次搞一点的，叫文痞。什么叫文痞呢，这些人是写文字的，确实在精神上和泼妇心有灵犀， 写不出高水平的东西，只能把那些恶毒的言辞转化为肮脏的文字，高高兴兴地到处乱贴，用以彰显自身的高明，借此寻找存在感。心中只有白开水的，直接叫骂；心中有几滴墨水的，写一点露骨的讽刺。这种人虽然可恨，也有可爱的一面，那就是当他们的矛头偶尔正确地对准某位贪官或者奸商的时候，那是相当的可爱——只是这种时间很少。 文痞也是分档次的。如果心中的墨水多一点，那就是一个高级文痞。文痞之所以是文痞，原因在于虽然有知识但缺乏独立的人格，有见识却缺乏品味。所以说文痞的特点有两个，一个是谩骂， 另一个就是拍马屁。所谓高级文痞就是马屁精。所谓马屁精，就是那种并不表达自己观点，唯领导的意念是从。既可以通过轻描淡写的方式把领导描述为幽谷里的百合，也可以浓墨重彩，把领导写成怒放的玫瑰。在需要展示平和形象时，领导犹如从诺亚方舟里飞出来的和平鸽；需要力量时，领导就是高飞的雄鹰，而不管领导的本质是不是一只绵羊。一旦领导倒台，如果需要他们时又可以把曾经的领导变成过街老鼠，或者说一只可恶的蟑螂。 换句话说，高级文痞总是把目光锁定在权位上。能看穿这一点的领导，要么就干点实实在在的事留个好名声，实在能力有限，在位时会选择低调一点。而很多领导不一定能看出这一点，以为自己真的玉树临风、英勇无敌，以为骄横一点腐败一点也无损自己的形象，等到明白时已经晚了。所以说马屁也是一种棍子，打断了领导和群众之间的联系，打出了群众的领导的不满，打同了领导走 向灭亡的通道。 比文痞更高端的棍子则是另外一种——以意识形态为准绳，张春桥和姚文元就属于这一种。从一种意识形态出发，全面扫荡其它形式的东西。由于长期宣传的关系，后人往往认为张春桥和姚文元是那种墙头草，这完全是误解。那样也太小看使用他们的毛泽东了。毛泽东看人，很少走眼。从两人的简历看，张春桥是日本人进攻中国那会加入共产党的；姚文元则是在全国解放时入党的。张春桥通过战争的考验，而姚文元可以算新中国第一代的热血年轻人，一贯写批判文章的。两人之所以称为棍子，只因为社会大潮的转向。 （十五）海瑞罢官 要弄清楚《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就要先弄清楚《海瑞罢官》是咋回事。事情还得从海瑞说起。海瑞是一个奇人，奇在哪里呢，就奇在遵循所谓的道德和法律操守上。这些要从海瑞生活的时代来看：明朝中后期社会经济发达，GDP 什么的全球第一；对外战事不断，辽东塞外的蒙古人不消停，对日战争更是从浙江、福建一带延伸到朝鲜半岛，这些都是所谓的高光事件。与之对应的则是明帝国腐败遍地，无官不贪；奸商云集，贫富差距悬殊，而且官商勾结，掌控社会财富，阶级矛盾异常尖锐。 拜朱元璋所赐，明朝公务员的正规薪水待遇极低，但是领着极低薪水的各个官员却是家有豪宅， 出门有轿子，还能娶好几个小老婆，闭着眼都知道明朝贪腐是一大奇观。就像现在某些官员，工资连给他的水电费、日常生活费都不够，却开豪车住豪宅，把子女送到欧美留学，不用调查也知道那些钱是哪来的。在那个谁都贪、谁都奸的时代，海瑞同志偏偏要遵纪守法——不贪不腐、不拉关系， 不走后门，不拍上司马屁，就是只凭借两百年前朱元璋规定的那些死工资过日子。面对物价飞涨， 海瑞只能吃青菜、豆腐啥的，只有逢年过节或者老母亲过生日才吃点肉，过着清教徒一样的生活， 活脱脱的廉臣楷模啊。 海瑞一辈子干过最有名的事就是骂皇帝，说精明多疑想成神的嘉庆不务正业、性生活不和谐等等。惹得嘉庆出离的愤怒，愤怒到要让海瑞活着——生不如死的活着。好在海瑞命够硬，嘉庆死了， 他还活着。这不是夸奖海瑞有多么完美，据后来的小道消息称，海瑞对待老婆和女儿并不如对待老妈那么好。当时没啥，和现代的主流观点就格格不入了。但是站在一心搞建设的执政者的角度上来看，海瑞就是好，因为他敢说话、敢办事、敢得罪人、不怕杀头坐牢，完全符合当年毛泽东对下属的要求。 当时刚刚反右派不久，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一九五九年四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锦江饭 店召开。会议期间，举行舞会，毛泽东和一位大学女教授跳舞。毛泽东问她：“上海的工作情况如何？”女教授回答：“我是大学教授，不能讲。”话中有话。毛泽东很奇怪，再问“你不问政治？”女教授回答：“不是不问，而是不敢问。”言外之音更明显了。毛泽东又问“柯庆施怎么样？”女教授回答：“更不敢讲。”简直是变相告状了。毛泽东没办法，就问：“我怎么样？”女教授回答：“你英明伟大。”这一系列对答让毛泽东心里直打鼓，因为不仅仅是一个女教授的问题，而是整个知识界的问题。 在任何时候，知识界集体沉默都是不正常的现象。知识分子就是这样，有时候声音如乌鸦一般难听，但仍然要给糖吃，让他们继续叫，因为在乌鸦一样的叫声中已然有金玉良缘。执政者需要避过乌鸦的扰乱，辨别其中的金玉良缘。 毛泽东想要结束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毛泽东号召大家学习海瑞同志，学习海瑞敢说话、敢办事、敢得罪人、不怕杀头坐牢的精神。当时大饥荒刚刚有一点苗头，毛泽东嗅到一点危险，大跃进不是那么完美。他以为下面的同志懈怠了，要他们端正态度，敢说话办事，搞好大跃进。领袖发话自然非同小可，接下来的文化宣传一定要跟上。 胡乔木就找到明史专家吴晗，说为了伟大的事业和伟大的毛主席，吴老你就跟进一下吧。吴晗一想也是好事，鼓励一下大家说话嘛，应该的。吴晗拿出自己的历史文学水平，接连写了两篇文章 《海瑞骂皇帝》和《论海瑞》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大意就是海瑞同志如何如何值得学习等等、咱们应该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学习海瑞等等。这还没完，对于一个顶级的历史学家而言，对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写两篇小文章只是牛刀杀鸡，显然是不过瘾的，特别是这个历史学家又有文学创作才华的时候。况且吴晗本来就是一个激进派，该出头时就会出头；况且吴晗当时的职位是北京副市长， 于公于私都要出力的。五十岁的吴晗在自身的热情的作用下，把文学和历史知识融合在一起，写下了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这出戏或许是新中国诞生以来最为出名的戏剧。之所以出名，并非因为其本身的艺术价值，而是它涉及到政治，并由此引发的争议。为啥会引起这么多的争议呢？因为它诞生的时间不对。从时间上推算，它诞生于一九六零年。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六零年是新中国的灾难年，那一年是中国历史上最痛苦的年头。那个痛苦的年头怎么会跟一部历史剧扯到一起去呢？因为一个人，一个老熟人，赫赫有名的彭大将军。 吴晗，浙江义乌人，一九零九年生，幼年受过良好教育，二十岁考上大学，受到文化界泰斗胡适的赏识。一九三零年，经大学者顾颉刚引荐，去燕京大学图书馆工作。随后在胡适的亲自推荐下去清华大学念书，专攻明史。大学期间，吴晗数十篇文章，如《胡惟庸党案考》、《〈金瓶梅〉的著 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明代之农民》等文，略有名气。毕业后直接留在清华大学任教，专讲明史。 抗日战争爆发，吴晗先到云南大学任教授，随后去了西南联大。正是这段时间对当局和现状日益不满，写了许多历史杂文，讽刺国民党当局。 北平解放时，吴晗以副军代表的身份参与接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并担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历史系主任等职务，后历任北京市副市长等职。虽然挂职北京副市长，但主要从事文化工作：他先是主持标点《资治通鉴》；之后又主持挖掘明十三陵中的定陵（目前唯一一个被挖掘的明皇陵）。 可以说在早期的共产党员当中，吴晗是少数的顶级知识分子之一，其文化、学术修养远胜绝大多数的共产党员。当然吴晗并不完美，比方说在北京的古城问题上，他就以激进的姿态站在梁思成的对立面。梁思成主张多保留一些古建筑，吴晗认为没有必要。当事人回忆，两人争得面红耳赤， 身为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对梁思成说：“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的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气得梁思成当场痛哭失声。梁思成哭，当然不是为了他个人，而是因为那些古建筑的艺术价值远胜所谓的高楼大厦。但是没办法，当年的高楼大厦是稀罕货，当年的中国人过于激进，连吴晗这样的知识分子都如此激进。 一九五七年，吴晗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年反右派，知识界沉默；那一年大跃进正在走向高潮。 随后大跃进的强度越来越大，吴晗写了《海瑞骂皇帝》和《论海瑞》两篇文章之后的第三个月，庐山事件发生了，彭德怀因为说了真话而被批，再次大规模地反右派。吴晗在写作《海瑞罢官》的过程，恰好和大饥荒同时发生。之后又是七千人大会，又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发生分歧。接下来一系列的政治问题就来了。 政治问题怎么和海瑞牵扯到一起呢？因为彭德怀的事和海瑞有几分相似。其实在生活作风上， 彭德怀和海瑞确实有相似之处。第一代领导人多半艰苦朴素，彭德怀仍然是艰苦朴素中的典型。统兵作战时，生活待遇和普通士兵一样。一九三九年，身为八路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路过陈赓的驻地。 陈赓想“贿赂”领导一把，决定给彭德怀弄点好吃的，补补身子骨，这原本是个再正常不过的想法。然而身为黄埔三杰之一，足智多谋称著的陈赓却犯难了。因为陈赓知道彭德怀的脾气，反对搞特殊。 如果有人对他搞特殊，不论是谁，敢搞特殊的话，轻则批评教育，重则掀桌子骂人。陈赓很犯难， 思考许久才想出对策来。 陈赓首先找彭德怀说：“今天的午饭没有准备别的。这地方有一种鱖鱼，也叫桂花鱼，我叫战士下河捞了几条，请你尝尝本地的特产。”战士亲手抓的，没有消耗组织资源，彭德怀不反对：“好吧。”中午吃饭上菜，炊事员先上一盘馒头和一木桶米饭，再上一大盘香喷喷的清蒸鱖鱼。彭德怀 边吃边说这鱼确实不错，做的味道也好。别说是当时条件艰苦的年代，即使今天，这鱼也是美味佳肴啊。 陈赓也很高兴，决定继续实施请客计划，炊事员又端上来一大盘肉丸子。彭德怀开始警惕了， 念叨：“你不是说吃鱼，怎么又弄来了肉丸子？”陈赓心里一凉，心想还是领导精明啊。但他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说“这丸子是鱼肉做的，不信你尝尝。”彭德怀夹了一个丸子放进嘴里，确实有些鱼味，便不再吭声，大口吃饭。 前两个菜都好说，这第三个菜是只鸡，炊事员不敢往外端，直看陈赓。陈赓一使眼色，鸡也端上来了。彭德怀放下筷子：“这鸡难道也是鱼做的？”事已至此，陈赓豁出去了，往彭总碗里盛了几勺鸡汤：“河边的鸡只吃蚯蚓、小鱼什么的，你补补身体好领着我们打日本鬼子等等。”按道理说，饭都吃了一半了，吃完再批评教育也不迟啊。哪知彭德怀直接开说了，什么现在生活困难啊，一大堆，说完放下碗筷直接出去了。陈赓已经是军内的老资格将军了，而且党龄比彭德怀还高，并且和彭德怀有很熟，又是老战友了，是不是太过分了？非也！陈赓已经很知足了，并且喜滋滋地对部下宣布：“彭总今天对我的批评算是客气的喽！” 由此可见，彭德怀的生活作风真的和海瑞确有几分相似。用现在流行话说，就是不会来事，甘当又臭又硬的石头。而海瑞仅仅是骂皇帝不好好干活，彭德怀在庐山写的那封信，分量远胜海瑞骂皇帝的奏章。而且海瑞仅仅是一个道德君子，武不能安邦，文不能治国；彭德怀可是横刀立马一辈子啊。可以说彭德怀不是海瑞，如果硬说是，那也是海瑞的加强版。大家都能嗅到两者之间的相似性。如果说大饥荒之前，毛泽东鼓励大家说话是为了搞建设，吴晗写的东西顺应了政治形势。那么在大饥荒之后，他发现党内出了很大问题，即右派太多，在搞修正，国家危险了，吴晗写的东西变成了违逆潮流，他对海瑞的颂扬就变成了对时局的讽刺。连江青都能看出来，于是她在一九六二年要搞批判。 但那时候时机未到，因为一九六二年刚刚开完七千人大会，刚刚集中全党的力量扛下大饥荒的责任。那个时候，毛泽东和刘少奇虽然有分歧，但是还没有全面升级。毛泽东还想以教育的方式把全党团结统一在三面红旗之下，再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小四清。那个时候，江青想批判《海瑞罢官》，想批判吴晗，进而批判北京市委，从而赢得政治资本的可能性无限趋近于零。但是三年后，形势不一样了，江青终于等到了机会。 小四清搞了两年，也未见成效。行政系统非但没能再次回到既定政策上来，反而越走越远。六二年六三年，虽然理论上还是三面红旗，实践上已经偏离大跃进的轨道，而且解散了一部分公共食堂，分了一部分地，当然大饥荒也结束了。此时的刘少奇已经决定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对国家经济进 行调整，顺势把小四清升级为大四清，赢得了整个行政系统的认可（详情请参照刘少奇篇）。毛泽东则认为国家出了修正主义，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一次性解决问题，时间是一九六四年。也正是六四年夏天，中央文革小组的前身，五人小组成立，主管文化领域的政治问题，组长是彭真。以彭真为首的五人小组把江青给顶出了北京。 江青只能去彭真的老对头，盘踞在上海的柯庆施那里。江青为啥老抓住吴晗不放呢？据说，毛泽东曾和吴晗煮酒论史，江青插话卖弄聪明时出了漏洞，吴晗纠正了江青的漏洞，从此江青恨上吴晗，许多人就此认为江青是公报私仇。其实不然，江青的目标不是吴晗，而是吴晗背后的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 按道理说，这么大的事应该由盘踞在上海的柯庆施亲自操刀。很遗憾，柯庆施死了。柯庆施的死很突然，也闹得轰轰烈烈。他若不死，在文化大革命中必然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后期四人帮搞不好弄成五人帮，或者一个教父加四人帮。柯庆施虽然死了，柯庆施留给江青的礼物还在，也就是张春桥和姚文元——担子就落在这两位身上。当然这是一个重担，要拿几百年前的一个死人横扫当今世界，谈何容易啊？ 尽管海瑞和彭德怀在生活作风和脾性上都有相似点，毕竟是两个毫不相干的人，生活的年代前后相差几百年呢。如何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呢？那是张春桥和姚文元的事，考验棍子们功力的时间到了。 一开始，写文章的事在上海只有张春桥和姚文元知道。张春桥久经考验，姚文元一腔热血，但两个人都不太懂明史，也不了解海瑞其人。为了写好文章，两人查资料、找证据，发挥毕生的才华， 通过牵强附会、生拉硬扯、移花接木、乾坤大挪移等一系列手段之后终于把文章给弄出来了。文章署名姚文元，但远不是姚文元一个人的功劳。除张春桥之外，还有写作小组里的才子们。所谓写作小组，就是一帮知识分子组合在一起，专门制作棍子。很多当今的社会精英当年都在写作小组里混过——据说余秋雨同志也能和文革写作小组扯上关系。他们如同战斗队一样躲在屋子里，干着攻击污蔑敌人的伟大事业。 军人卷入政治是一种悲哀，文人也是一样。现在只要想一想那些所谓的著名专家、教授、学者当年在黑屋子里干的事，心理就堵得慌。很多人被誉为社会的良知，他们像良知的样子吗？无语。 当然，无语的事还有很多。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并不长，却历时半年多，前后改稿近十次，可见文章问世之艰辛。可惜这样一部艰辛问世的作品没有任何学术价值，读起来也不能给人以美的感受，只能感受到 一群有文化的流氓那赤裸裸的狰狞、卑污的面孔。常言道，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这篇文章堪称文化流氓的巅峰之作。前不见古人，后难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寂寞而矗立。 文章是这样的：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 1965 年 11 月 10 日 姚文元同志在《文汇报》上发表的这篇文章，对海瑞这个历史人物和《海瑞罢官》这出戏，提出了很重要的批评意见。我们认为，对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价，实际上牵涉到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问题，用什么样的观点来研究历史和怎样用艺术形式来反映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国思想界中存在种种不同意见，因为还没有系统地进行辩论，多年来没得到正确的解决。本报过去也发表过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笔名刘勉之，1959 年 6 月 16 日）、《论 海瑞》（1959 年 9 月 21 日），还发表其他有关历史人物评价的文章。我们准备就《海瑞罢官》这出戏和有关问题在报纸上展开一次辩论，欢迎史学界、哲学界、文艺界和广大读者踊跃参加。 毛泽东同志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说过，“我们的政权是人民民主政权，这对于为人民而写作是有利的环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给了新的保证。如果你写得对，就不用怕什么批评，就可以通过辩论，进一步阐明自己正确的意见。如果你写错了，那么，有批评就可以帮助你改正，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在我们的社会里，革命的战斗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我们一定要学会通过辩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克服各种错误思想。” 毛泽东同志又说，“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辩论中间，在斗争中间，我们就会明了这些事情，就能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会使真理发展。对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因为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斗争，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这是在对立面的斗争中的发展， 是合于辩证法的发展。” 从 1959 年 6 月开始，吴晗同志接连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许多歌颂海瑞的文章， 反复强调了学习海瑞的“现实意义”。1961 年，他又经过 7 次改写，完成了京剧《海瑞罢官》，还写了一篇序，再一次要求大家学习海瑞的“好品德”。剧本发表和演出后，报刊上一片赞扬，有的文章说它“深寓着丰富的意味”、“留给观众以想象的余地”，鼓吹“羞为甘草剂，敢做南包公”；有的评论文章极口称赞吴晗同志，“是一位善于将历史研究和参加现实斗争结合起来的史学家”、“用借古讽今的手法，做到了历史研究的古今作用”，这个戏更是“开辟了一条将自己的历史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实、为人民服务的新途径”；有的文章还说：“人们在戏里表扬‘清官’……是在教育当时的做官的，起着‘大字报’的作用。”既然《海瑞罢官》及其赞扬者提出了这么重大的问题， 并且广泛地宣传了他们的主张，我们就不能不认真地进行一次研究。 《海瑞罢官》是怎样塑造海瑞的？在这个历史剧里，吴晗同志把海瑞塑造得十分完美，十分高大，他“处处事事为百姓设想”，“是当时被压抑，被欺负，被冤屈人们的救星”，在他身上，你简直找不出有什么缺点。看来，这是作者的理想人物，他不但是明代贫苦农民的“救星”，而且是社会主义时代中国人民及其干部学习的榜样。 为了塑造自己的英雄，作者是精心设计过的。安排这位青天大老爷的出场，就用了九场戏中整整三场戏。第一、二两场戏，海瑞都没有出场，剧本不惜笔墨地大写徐府即曾经斗倒严嵩、当过首相、退休在家的徐阶一家，如何霸占农民土地、强抢民女、贿赂官府打死贫苦农民赵玉山，正当在公堂上农民洪阿兰“满腔悲愤唤苍天”之际，一纸紧急公文带来海瑞将作应天十府巡抚的命令，得意忘形的官吏们如闻晴天霹雳，惊呼“这便如何是好！”连“衙役”都大叫“海青天要来了，这可不得了！”第三场戏海瑞穿便服上场了，作者安排他当面倾听“心如油煎”的“众乡民”如何用最敬仰的词句，倾吐对海青天的百般盼望，歌颂他是“公正为官”、“明断公案”、“口碑颂满”、“美政多端”……。虽然封建社会“上下都是官世界”“有理无钱莫进来”，但呼冤的农民一致相信“海青天”这个官是一个例外，“海青天一定能替我们作主！”这种烘云托月的手法，是为了使观众强烈感到只有海瑞才能解救农民的痛苦、它说明了《海瑞罢官》并不是如作者所说的是写什么“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而是千方百计地为我们今天的观众塑造一个决定农民命运的英雄。 戏剧冲突围绕着“退田”展开。虽然吴晗同志在序言中自称剧本“改以除霸为主题”，但实际上冤狱是从占田开始，“除霸”、“平冤狱”的行动也是围绕着“退田”进行。“退田”被写成是“帮助穷农民办法的一种”，作为戏剧冲突最高潮的“罢官”，就是罢在“退田”这件事上。剧本通过“乡民甲”的口特别说明：“我等都是徐家佃户”；要观众记住：戏里写的是贫苦农民同徐阶等乡官、贪官之间的斗争，而海瑞是完全站在徐家佃户一边的。“海青天”果然不负众望，一上任就“为民作主”，他不但咒骂“高放债强占田真真市侩”，鼓动农民去“告状”，而且在公堂上颇有民主风度地 征求告状的“父老们”的意见。农民要求退还被徐家和“各家乡官”所占土地，要求“大老爷作主”，于是海瑞一道号令，“发出榜文，限令各家乡官，十日内把一应霸占良民田产，如数归还”。退田以后，尖锐的阶级矛盾忽然都不起作用了，“众乡民”向海瑞叩头道：“大老爷为民作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作者要贫民们“感恩戴德，……朝夕礼拜”，欣喜鼓舞，齐声“同唱”对清官的赞歌：“今日里见到青天，勤耕稼重整家园，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剧本告诉人们：尽管封建制度原封未动，地主残酷地压迫和剥削依然存在，只要照海瑞的办法去做，农民的“土地”、 “衣饭”就统统可以解决，“一片好光景”就在“眼前”了！ 剧本还着重刻划了海瑞如何“为民雪恨”，大杀“贪官”。剧本反复宣传：“冤狱重重要平反”，海瑞决心“平民愤”，要把“恶官吏都扫尽”，“今日定要平民怨，法无宽恕重如山。”行动是：剧本中海瑞判华亭知县王明友斩罪，判松江知府李平度“革职囚禁，听候朝命”，判徐阶儿子徐瑛绞罪。 据吴晗同志自己说，为了不致让海瑞“走得灰溜溜的……没劲头”，“下了决心，把徐瑛处死”。这样，罢官而去的海瑞，便成为一个反抗封建皇朝的胜利了的英雄。戏结束时，徐瑛被处死刑，徐阶昏倒下去了，新任巡抚惊惶失措，海瑞高举大印，昂然挺立，口说“大丈夫顶天立地”，心里想： “我海瑞还是胜利了！”作者塑造自己的英雄人物的任务，也“胜利”完成了。 这个戏里，作为正面英雄人物出现的，只有海瑞一人。农民只能消极地向大老爷喊冤，恳求“大老爷与我等作主”，把自己的命运托给“海青天”。为了衬托海瑞形象如何高出于所有封建官吏，其他出场的主要官吏统统设计成坏蛋。海瑞的妻子和家人也是“明哲保身”派，只有他母亲支持了他一下。海瑞孤零零一个人，从经济到政治，单枪匹马搞了一场大革命。 看完这出戏，人们强烈地感到：吴晗同志塑造的这个英雄形象，比过去封建时代许多歌颂海瑞的戏曲、小说都塑造得高大多了。尽管吴晗同志在剧本的单行本前面特地写了历史说明，还在“海瑞罢官本事”中摘录了许多条史料，企图使人们得到这样的印象：他是完全根据历史事实来写戏的； 但是，人们仍然不能不发出这样的疑问：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当中，难道真的出现过这样的英雄吗？ 这个“海青天”是历史上那个真海瑞的艺术加工，还是吴晗同志凭空编出来的一个人物呢？ 我们不是历史学家。但是，根据我们看到的材料，戏中所描写的历史矛盾和海瑞处理这些矛盾时的阶级立场，是违反历史真实的。戏里的海瑞是吴晗同志为了宣扬自己的观点编造出来的。 海瑞是 1569 年夏到 1570 春这段时间内，任应天巡抚的。当时，江南农村中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十分尖锐。从正德到嘉靖、隆庆年间，随着地主阶级用各种方法疯狂地掠夺农民土地，土地集中程度越来越高，农民受的剥削越来越重。《日知录》载：“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说明松江一带绝大部分土地都被地主所占有。顾炎武虽没有指明确切年代，据我们查到的资 料，这个估计是符合明代中叶以后苏、松一带情况的。掠夺土地最厉害的，是依仗政治势力扩大“皇庄”的皇族地主集团，此外就是一部分在乡间的官僚地主，徐阶就占有大量土地，有的说 24 万亩， 有的说 40 万亩，大约相当于今天上海市所属松江县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或一半。海瑞所谓“华亭乡官田宅之多，奴仆之众，小民詈怨而恨”，就是他亲眼所见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写照。土地的集中，加速了农民同地主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农民大批破产逃亡，许多土地荒芜，“无田者为人佣工” （《华亭县志》）。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根本矛盾，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必然会影响地主阶级内部各个阶层的相互关系。在土地绝大部分为地主占有的情况下，官僚地主要继续兼并土地，不能不把对象集中到中小地主，以及“请人耕作”的“富家”即“富农”（又叫“上农”）身上，因而地主阶级内部矛盾也尖锐起来。同时，由于官僚地主隐匿了大批不交税的土地，独占剥削果实，封建皇朝的财政十分困难，“帑藏匮竭”，一部分在朝的官吏不断地要求查田，要求限制“皇庄”和其他庄田，限制继续兼并中小地主的“民田”。这就引起了朝野各派地主集团之间矛盾的尖锐化。而当时官僚地主兼并土地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海瑞在“退田”中所反对的所谓“投献”。 投献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有势力的豪强地主收买同原田主有某种关系的狗腿子，把原田主的田“献”给自己，使原有的“富家”丧失土地，“献田”的狗腿子就变成这块土地的管家或二地主。另一种是中小地主、富农、个别或少数自耕农为了逃避严重的徭役和赋税，把自己的田寄献给官僚地主。因为《明律》规定官僚可以根据品级的高低有减免徭役赋税的特权，把田算在官僚地主的名下，就可以逃避徭役。官僚地主乘机把想逃避徭役的中小地主和富农、自耕农的土地强占为己有。 由于土地绝大部分都为地主、富农所占有，官僚地主通过“投献”强占的土地主要是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土地。这是事情的本质。《海瑞介公传》中记载：“以故富者辄籍其产于士大夫，宁以身为佣佃而输之租，用避大役，名曰投献。故士一登乡举，辄皆受投献为富人。而士大夫既谢失势，又往往折入于暴贵者，以兼并为固然。乃豪强大有力之人，视田宅所便，收之莫敢不与。”这里所说的“富者”，当然不是贫农，他们无田可“献”；而是指地方上“失势”的士大夫或没有政治身份的中小地主和富农。他们的“民田”不断被“豪强大有力”的官僚地主兼并，达到“收之莫敢不与”的地步。既严重损害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又严重影响了皇朝的财政收入。 正因为这样，海瑞一到松江华亭一带，就发现当地的“诸生员”“乡官之贤者”甚至某些“府县官”，都“群声”反对徐阶这类大官僚地主兼并巨量土地，反对他们搞“投献”。“乡官之贤者”对海瑞说：“二十年以来府县官偏听乡官举监嘱事，民产渐消，乡官渐富”。后八个字不是活活画出大官僚地主吞并中小地主的一幅图画吗？海瑞下的结论是：“为富不仁，人心同愤”，这个“同愤”，就是指中小地主、富农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知识分子对大地主兼并的共同的政治态度。 当戴凤翔这个江南大地主的代言人攻击海瑞纵容“刁徒”时，海瑞就用上述材料证明他的“退 田”是以这些人的呼声为基础的。看来，海瑞的话符合事实。他的“退田”，反映了这些“民产渐消”的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共同要求，也为了缓和地主阶级内部矛盾以及广大农民同地主阶级之间越来越尖锐的阶级矛盾，有利于增加赋税收入，解决朝廷的财政困难。 弄清楚这些历史事实以后，《海瑞罢官》怎样歪曲了阶级关系，就清清楚楚了。海瑞要乡官退田，是要地主向农民退还土地吗？不是。《明史》及几个海瑞传记都写明，海瑞要求乡官退田是退出“受献”的土地。“公严厉以治，下令受献者悉退还，或许赎回。”这是削弱兼并，打击大地主。 除退回官府的以外，退出去的田，绝大部分还是落到原来“献田”的“弱者”、“富户”即中小地主和富农手中，实际上保护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贫雇农既无田可“献”，无钱去“赎”，“退田”当然不会退到他们手里。怎么能够臆造出海瑞是一心一意为贫农获得土地而“战斗”呢？海瑞要徐阶退田是为了“徐家佃户”翻身吗？根本扯不上。海瑞在给李春芳的信中说明过要徐阶“退田”的目的：“若不退之过半，民风刁险，可得而止之耶！为富不仁，有损无益，可为后车之戒……区区欲存翁退产过半，为此公百年后得安静计也，幸勿以为讶。”这不是把海瑞的阶级立场说得再明白没有了吗？明明是为了“止”民风的“刁险”，是为了地主阶级不致在越来越尖锐的阶级斗争中被打倒，是为了徐阶“百年后得安静”，哪里是什么征求贫农意见而解决“徐家佃户”的土地问题！ 海瑞搞“退田”是“为民作主”吗？海瑞自己在《督抚条约》中告诉我们：他当巡抚的一切措施，都是“除积弊于相安，复祖宗之成法”。原来“祖宗”制定的《明律》中早有规定：“若将互争及他人田产妄作己业朦胧投献官豪势要之人，与受者各杖一百，徒三年。”这不正就是海瑞所处理的矛盾吗？明皇朝早就规定这条反投献的法律，是为了缓和本阶级的内部矛盾，防止兼并恶性发展， 以利于巩固整个地主阶级专政。这个法律后来成了一纸空文。海瑞不过在这个范围内搞了一下反投献而已，怎么能够把他写成为江南农民“作主”呢？海瑞为了“穷农民”而反对过“高放债”吗？ 最好听听海瑞反驳戴凤翔攻击他的话：“先年粮长往往于收粮时，先除还自己平日私债，后算官数；富豪亦乘出米之时，伺逼偿债，公私并举，钱粮难完。臣……谓待完粮后，方私下取偿，非禁不许还债也。”“公”是封建皇朝；“私”是地主土豪。海瑞说明自己并不反对乡间的地主剥削，并不反对“放债”，只是为了解决皇朝的财政收入问题，反对乡间大地主独吞剥削果实。 海瑞从来没有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同地主之间的矛盾。他只是想缓和这个矛盾。海瑞自己就说过：“以下奉上，义不可缺，为之损益调停，使可久行”。坦率地说明了他做的是“损益调停”的工作，目的是把大地主的剥削限制在不妨碍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法定范围之内，削弱农民的反抗，使“以下奉上”的封建剥削可以“久行”。他再三再四要农民服从封.建统治，遵守“礼义”，“毋作强贼”，对已产生的农民暴动，他主张双管齐下，“用兵安民，并行不悖”。他反对最反动的大地主，目的并不是削弱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而是巩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巩固地主对农民的统治，巩固明 皇朝政权。这是封建统治阶级各个集团、各个派别的共同利益，也是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所在。把海瑞写成农民利益的代表，这是混淆了敌我，抹杀了地主阶级专政的本质，美化了地主阶级。海瑞一再表明自己对于皇帝忠心耿耿，他给高拱的信中痛陈自己内心时说：“区区竭尽心力，正欲为江南立千百年基业，酬上恩报知己也。”他怎么能够做出动摇“千百年基业”的事来呢？对“退田” 的描写是假的。“平冤狱”的描写是真的吗？根据我们查到的资料，只能做出否定的回答。松江知府、华亭知县根本没有被杀、被革。海瑞任应天巡抚时，苏、松一带没有撤掉任何一个县以上的官。徐阶的儿子根本没有死，曾被判充军。这件事也不是海瑞干的，而是徐阶罢相后，徐阶政敌高拱再起时干的，张居正上台，这个判决就取消了。《明史·高拱列传》是这样写的：“阶子弟颇横乡里，拱以前知府蔡国熙为监司簿录其诸子，皆编戍，所以扼阶者无不至。逮拱去位，乃得解。”《徐阶列传》中也有相同的记载。抓徐阶儿子这件事，性质上是高拱乘机报复，执行者也是另外的官僚，同海瑞不相干。严嵩垮了之后，徐阶、高拱、张居正之间进行过长期的夺权斗争。把内阁中不同政治集团的倾轧，硬移到海瑞身上，变成海瑞“站在穷农民一边”去“平民愤”，这不是违背了基本的历史事实吗？吴晗同志明明知道历史上“徐阶的儿子只被判处充军”，但为了极力美化海瑞，仍旧要这样写，这说明他为了塑造自己理想的英雄，是不惜改写历史的！ 海瑞也不是像戏里写得那样“民主”。相反，他认为“江南民风刁伪”，“百端架诬，盖不啻十状而九”。他自言对付“刁讼”的办法是“衙门前尝不绝七八人枷号，又先痛打夹苦之”，认为这是好经验。海瑞在《兴革条例》中谈到“疑狱”时还说过：“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下有小注曰：“乡宦小民有贵贱之别，故曰存体。”为保护“贵贱之别”可以“宁屈小民”，这是地主阶级专政反动本质的表现。现在硬说海瑞如何民主，甚至会向农民请求“指教”，这岂不是把海瑞的政治立场给颠倒过来了！ 看一看这些历史事实，再看一看《海瑞罢官》中的假海瑞，就不难发现，这是一个编造出来的假海瑞。这是一个用资产阶级观点改造的人物。历史剧需要艺术加工，需要再创造，我们并不要求新编历史剧的细节都同历史一样，但必须要求在人物的阶级立场、阶级关系上符合于历史真实。尽管吴晗同志曾经说过历史剧要“力求其比较符合于历史真实，不许可有歪曲，臆造”，然而事实胜于雄辩，这个新编历史剧中海瑞的形象已经同合理想象和典型概括没有什么关系，只能属于“歪曲， 臆造”和“借古讽今”的范围了。阶级斗争的进程告诉我们：无论海瑞或海瑞以后的封建官吏，都无法使已经腐朽没落的明皇朝恢复青春，更无法缓和农民仇恨的烈火。海瑞之后，松江农民依旧受着重重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兼并、逃亡继续发展，阶级矛盾继续尖锐化。 1587 年海瑞死，以后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势如怒潮。1644 年明亡，离海瑞死还不到 60 年。在这样历史现实面前，剧本竟然要贫农对“退田”唱出“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欢呼 “江南贫民从此有好日子过了！”这不是荒唐到可笑吗？ 《海瑞罢官》宣扬了什么？既然是一个假海瑞，我们就来看一看作者通过这个艺术形象宣扬了什么？我们知道，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没有什么非阶级的、 超阶级的国家。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待国家问题的基本观点。从这种观点出发，就不能不承认， 封建国家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工具。封建国家的法律、法庭和执行统治权力的官吏，包括“清官”、“好官”在内，只能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而决不可能是超阶级的，决不可能是既为统治阶级又为被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当然，由于地主阶级内部存在各种阶层和集团，由于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他们之间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在对待大地主、中小地主和富农利益的态度上，在压迫农民的程度和方法上，会有区别，有斗争。但是，从根本上说，这种斗争的实质不可能超越维护地主阶级专政的范围。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把这种地主阶级内部斗争歪曲成农民同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就拿“清官”同“贪官”的斗争来说，确实有过清官大老爷在地主阶级的法庭上、根据地主阶级法律的某些条文，惩办一些“贪官”的事；也有个别农民所告的恰巧是某个“清官”所反对的派别或集团中的一员，出现个别农民在这个“清官”面前“打赢”官司的事。这种现象迷惑过不少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农民，使他们看不清“清官”的阶级面貌，看不清封建国家和封建法庭的阶级本质，地主阶级也经常利用这种现象来麻痹农民的觉悟，把“清官”当作掩盖阶级统治本质的工具，当作配合武装镇压、对农民进行阶级斗争的重要手段。《明史》上就记载过地主阶级派出“清官”作为缓兵之计，然后把起义农民一举消灭的事。但是，从根本上说，不论“清官”、“好官”多么“清”、多么“好”，他们毕竟只能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清官”、“好官”，而决不可能相反。 《海瑞罢官》却向我们说：不！“清官”不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而是为农民阶级服务的。你看，戏里的海瑞是一个封建皇朝的钦差大臣，可是他却代表贫苦农民利益向徐阶展开剧烈的斗争。 在这场斗争中，一方面，“清官”海瑞以保护“徐家佃户”和所有贫苦农民利益的大英雄出现，同所有执行地主阶级专政的别的官吏相对立，“清官”和“贪官”之间的矛盾竟被写成保护农民和镇压农民的矛盾、退还农民土地和强占农民土地的矛盾，丝毫看不出“清官”在巩固地主阶级专政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所有农民都被写得消极无为，没有一点革命的斗争精神，他们唯一的作用就是跪下来向“海青天”告状，哀求青天大老爷为他们申冤作主，把“清官”看作是自己的救世主。显然，在《海瑞罢官》的作者看来，阶级斗争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清官”才是推动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不需要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只要等待有某一个“清官”大老爷的恩赐就立刻能得到“好日子”。这样，戏中就把作为地主阶级专政工具的“清官”和法律、法庭，统统美化成了离开地主阶级专政而独立存在的超阶级的东西，宣扬了被压迫人民不需要革命，不需要经过任何严重斗争， 不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只要向“清官”卑躬屈膝地叩头，实行封建皇朝的“王法”，就能把贪 官污吏一扫而光，就能求来“好光景”。 列宁说过：国家问题，这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最混乱的问题”（《论国家》）。所谓“清官”“平冤狱”之类，作为国家问题的一部分，恐怕是被地主资产阶级弄得特别混乱的问题，成了毒害人民思想的一种迷信。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责任揭露这种假象，破除这种迷信。《海瑞罢官》恰恰相反，它不但不去破除这种迷信，而且在新编历史剧的名义下百般地美化地主阶级官吏、法庭、法律，加深这种迷信。农民本来还知道“上下都是官世界”，“有理无钱莫进来”，海瑞一出场就愤慨问农民，地主恶霸“凭的是哪条王法？”教训农民：“这又是你们的不是了，为何不告？”在“平冤狱”的过程中，又反复强调“王子犯法，与庶人同罪”之类掩盖“王法”阶级本质的话，并且用“实际行动”证明：只要有海瑞这样的“清官”按“王法”办事，就能使法庭变成保护农民的场所，就能“为民雪恨”，就能平反“冤狱”，使农民获得土地。这不是把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统统当作保护农民的工具了吗？这不是把地主阶级专政镇压农民的本质一笔勾销了吗？ 这不是在宣传只要有地主阶级清官大老爷在衙门里“为民作主”，农民一“告”就能获得解放了吗？ 这种大肆美化地主阶级国家、宣传不要革命的阶级调和论的戏，还谈得上什么“历史剧的创作也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呢？ 自从人类社会有阶级和国家以来，世界上就没有出现过“大老爷为民作主”的事情。在中国， 不但地主阶级改良派，就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也从来没有给农民带来什么“好日子”。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革命彻底打碎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解决了江南和全国农民的“土地”“衣饭”问题。这毕竟是任何人都无法推翻的铁的事实。 我们希望吴晗同志把自己塑造的海瑞形象，把通过这个形象宣扬的那些观点，同毛泽东同志一再阐明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对照起来看，就不难发现，吴晗同志恰恰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观代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观，用阶级调和论代替了阶级斗争论。在今天宣扬这些地主资产阶级吹嘘了千百年的陈旧观点：究竟是为什么？究竟是对谁有利？需要分清是非。《海瑞罢官》要人们学习什么东西？海瑞是一个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看来，他是封建社会处于没落时期，地主阶级中一位较有远见的人物。他忠于封建制度，是封建皇朝的“忠臣”。他看到了当时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尖锐矛盾的某些现象，看到了当时本阶级内部某些腐化现象不利于皇朝统治，为了巩固封建统治、 削弱农民反抗、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为了维护封建皇朝的根本利益，他敢于向危害封建皇朝利益的某些集团或者某些措施进行尖锐的斗争。在若干事情上，他同中小地主和富农利益一致，抑制豪强地主，目的是为了巩固整个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专政，维护皇朝的利益。他上《治安疏》，这是被吴晗同志和许多文章、戏剧说成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事情，也有人专门编演过新的历史剧《海瑞上疏》， 可是，正如他在疏本劈头就说的：他认为“君者，天下臣民万物之主也。”他的目的是为皇朝“求万世治安”。这个行动也只能说明他如何忠君，而不能说明别的。所以嘉靖皇帝没有杀他，他死后， 皇帝很难过，“赠太子少保，谥忠介。”礼部左侍郎祭悼时还说：“虽强项不能谐时，而直心终以遇合”。封建皇朝很懂得海瑞是地主阶级利益忠心的保卫者。这是海瑞的阶级本质，是海瑞全部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象吴晗同志那样，把海瑞描写成农民利益的代表，说什么海瑞“爱护人民，一切为百姓着想”，他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斗争，甚至把他说成是“不怕封建官僚势力”的英雄，这是彻底歪曲了海瑞的阶级面貌的。明皇朝歌颂海瑞“保民如子”，吴晗同志则说他“一切为老百姓着想”，请问两者到底还有什么区别呢？ 历来地主阶级史书上，还曾经大书特书过许多材料来说明海瑞如何“处处事事为百姓”，如海瑞在担任江南巡抚时期，如何大反徐阶，大搞“退田”，如何“不到一个月”就修好了吴淞江，人民歌颂他是“海龙王”，等等。因此，他死后，“小民罢市，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恸而哭者，百里不绝。”这些记载加上旧小说、旧戏的渲染，很容易迷惑人。但是，这种“官书”上的记载， 显然包含着地主阶级的夸大成份，我们应当用阶级观点慎重加以分析。“反投献”要徐阶“退田”，是有过这件事的，但徐阶究竟退了没有，退了多少，是真退还是假退，都找不到可靠的材料。根据谈迁《国榷》隆庆五年七月记载，徐阶曾退出 4 万亩田，但那十分明确是退给官府，“入 4 万亩于官”，根本不是退给农民。极而言之，就算“退产过半”吧，也还是为了地主阶级利益，也并不是只有海瑞一人干过的事。徐阶在朝时，也干过“退田”，在嘉靖第 4 子景王载圳死时，“奏夺景府所占陂田数万顷还之民，楚人大悦。”如果不分析“还之民”这个“民”是哪个阶级，如果按照吴晗同志的观点，谁敢“退田”就是英雄，敢退几万顷皇田的徐阶岂不是比海瑞更大的英雄了么？修吴淞江确有这件事，但究竟修好了多少，也是值得怀疑的。只要想一想：在现代条件下修一条江都不很容易，海瑞难道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把一条江整治好吗？据海瑞在《开吴淞江疏》中自己说，他原来“议开江面 15 丈”，从正月初三动工，到二月间钱就用光了，但“工程浩大，银两不敷”，要求动用公款。可见至少这一个多月中连原计划也没有完成，而且困难很大。吴晗同志鼓吹什么“进度很大，不到一个月就完工了”，这种夸大连海瑞自己的话也不符合，至于出丧的描述，我们只要想一想：在解放以前，广大贫苦农民在地主阶级残酷剥削下，穷得连衣服都穿不上，许多农民几代人穿一件破衣裳，自己家里死了亲人都没有丧服穿，就知道那时候能穿体体面面的“白衣冠”来路祭的人，决不是贫农，决不是吴晗同志说的“广大人民”，而只能是地主、富农和商人中的某些人。如果在新编的历史剧中，能够真正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用阶级观点，对这类史料进行科学分析，去伪存真，按照海瑞的本来面貌去塑造这个人物，使观众看到他的阶级本质是什么，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认识历史人物的阶级面貌，也不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从破除许多歌颂海瑞的旧小说、 旧戏的所散布的坏影响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可是吴晗同志却不但违背历史真实，原封不动地全部袭用了地主阶级歌颂海瑞的立场观点和材料；而且变本加厉，把他塑造成一个贫苦农民的“救星”、 一个为农民利益而斗争的胜利者，要他作为今天人民的榜样，这就完全离开了正确的方向。 吴晗同志毫不含糊地要人们向他塑造的海瑞“学习”。我们到底可以“学习”一些什么呢？学习“退田”吗？我国农村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建立了伟大的人民公社。在这种情况下，请问：要谁“退田”呢？要人民公社“退田”吗？又请问：退给谁呢？退给地主吗？退给农民吗？难道正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坚决前进的五亿农民会需要去“学习”这种“退田”吗？学习“平冤狱”吗？ 我国是一个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如果说什么“平冤狱”的话，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阶级从最黑暗的人间地狱冲出来，打碎了地主资产阶级的枷锁，成了社会的主人，这难道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平冤狱吗？如果在今天再要去学什么“平冤狱”，那么请问：到底哪个阶级有 “冤”，他们的“冤”怎么才能“平”呢？如果不是学退田、学平冤狱，那么，《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也许吴晗同志会说：就算学习退田、平冤狱都不对吧，学习他“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精神， “以反对旧时代的乡愿和今天的官僚主义”，这总可以吧！？我不是在《海瑞罢官》的剧情提要中说过，这个戏“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的“坚强意志”吗？我们今天在处理内部关系上不是也需要这种“真男子”吗？剧本中的确突出地写了海瑞反对“甘草”，骂“乡愿”，而且还把徐阶塑造成“乡愿”的典型。 官僚主义确实要反。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没有放松过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但是，我们知道，今天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官僚主义有它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需要长期的斗争才能根本肃清。 至于说到“刚直不阿”，“大丈夫”、“真男子”、“反对乡愿”等等，那就需要首先明确它的阶级内容：为哪个阶级？对哪个阶级？各个阶级对这些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不能抛开它们具体的阶级内容而抽象化。地主阶级所提倡的“刚直不阿”、“大丈夫”等等，有它特定的阶级含义，根本不能同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战斗性混为一谈。这里，我们想重复地引用一下毛泽东同志解释过的鲁迅的两句著名的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毛泽东同志说：“‘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敌人，是“横眉冷对”，对人民，是甘心情愿地俯首做牛。今天如果离开了这样明确的阶级立场、阶级观点，抽象地说什么“刚直不阿”“大丈夫”等等，甚至把“俯首甘为孺子牛”也叫做“乡愿”，把横眉冷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叫做“刚直”，用这种“傲骨”去搞什么“退田”、 “平免狱”，去“反对今天的官僚主义”，去向劳动人民“罢官”，那会把人们引导到什么地方去呢？ 如果不健忘的话，我们还会记得： 1957 年，当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有一小撮人，忽然对于大反“乡愿”产生了特殊的兴趣。有人就曾用“反对乡愿”、“反对甘草”的口号来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干部和民主人士中的左派，咒骂党的领导是“拘拘于小德的乡愿”， 把跟共产党走的民主人士诬为“甘草主义”，这样的语汇可以从当时的某些报纸上找到一大堆。因为站在地主资产阶级阶级立场看来，从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出发，采用民主和说服的手段，用团结 ——批评——团结的方法，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推动人们努力走向进步，都是“乡愿”，都是“甘草”；从地主资产阶级利益出发，敢于坚持错误到底，敢于做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对派，敢于把不赞成他们的人一棒子打死，这才是“大丈夫”、“强哉矫”，才是“羞为甘草剂”。这一套东西的实质早已路人皆知了，为什么《海瑞罢官》及其评论者又要重新拾起来加以鼓吹呢？ 吴晗同志顽强地宣传过一种理论：历史剧要使封建时代某些人物的“优良品德”“深入人心，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的组成部分。”我们不在这里讨论道德问题（这也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十分混乱的问题），但如果像《海瑞罢官》这样把海瑞的思想行为都当作共产主义道德的“组成部分”，那还要什么学习毛泽东思想，什么思想改造，什么同工农兵结合，什么革命化劳动化呢？现在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上来：《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 1961 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 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种分析，那么明确请他回答：在 1961 年，人民从歪曲历史真实的《海瑞罢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呢？ 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它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 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大，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需要加以讨论。在这种讨论中，只要用阶级分析观点认真地思考，一定可以得到现实的和历史的阶级斗争的深刻教训。 <完毕> 文章大概有这样几层意思。 文章指出：吴晗写的《海瑞罢官》把海瑞写得太好了，和真实历史上的海瑞不一致。真实历史上的海瑞没有民主自由的思想，所以这出戏有造假的嫌疑。 ——想想这一层就觉得搞笑。海瑞那时代有阶级、自由、民主的概念么？只是戏剧而已。用这种方法考证，《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与历史也不符，即使是伟大的《史记》和历史也不完全相符。 ——这是艺术，不需要从政治角度去考证。但是作为棍子领域中的顶级好手，姚文元偏要去考证。凡事都有目的，姚文元的目的就是把文学和政治扯到一起。 文章指出：既然是一个假海瑞，我们就来看一看作者通过这个艺术形象宣扬了什么？我们知道， 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没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国家。 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待国家问题的基本观点。从这种观点出发，就不能不承认，封建国家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工具。封建国家的法律、法庭和执行统治权力的官吏，包括清官、好官在内， 只能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而决不可能是超阶级的，决不可能是既为统治阶级又为被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 文章指出：《海瑞罢官》却向我们说：不！“清官”不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而是为农民阶级服务的。你看，戏里的海瑞是一个封建皇朝的钦差大臣，可是他却代表贫苦农民利益向徐阶展开剧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一方面，“清官”海瑞以保护“徐家佃户”和所有贫苦农民利益的大英雄出现，同所有执行地主阶级专政的别的官吏相对立，“清官”和“贪官”之间的矛盾竟被写成保护农民和镇压农民的矛盾、退还农民土地和强占农民土地的矛盾，丝毫看不出“清官”在巩固地主阶级专政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所有农民都被写得消极无为，没有一点革命的斗争精神，他们唯一的作用就是跪下来向“海青天”告状，哀求青天大老爷为他们申冤作主，把“清官”看作是自己的救世主。显然，在《海瑞罢官》的作者看来，阶级斗争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清官”才是推动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不需要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只要等待有某一个“清官”大老爷的恩赐就立刻能得到“好日子”。这样，戏中就把作为地主阶级专政工具的“清官”和法律、法庭，统统美化成了离开地主阶级专政而独立存在的超阶级的东西，宣扬了被压迫人民不需要革命，不需要经过任何严重斗争，不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只要向“清官”卑躬屈膝地叩头，实行封建皇朝的“王法”，就能把贪官污吏一扫而光，就能求来“好光景”。 ——如此把政治观点套到文学上，就不用解释说明了吧？ 不禁纳闷，姚文元及其同仁们历尽千辛万苦，熬死那么多脑细胞之后，脑袋上的头发又脱落不 少之后，终于把一出戏剧和政治联系在一起。而且这是一项得罪人的工作，得罪的都是响当当的人物，接下来的目的呢？答案很简单：得罪更多的人。 要得罪更多的人，把文学和政治联系在一起不够的，还要把政治和现实联系在一起。于是妙文再一次出现了。 文章指出：吴晗同志毫不含糊地要人们向他塑造的海瑞“学习”。我们到底可以“学习”一些什么呢？学习“退田”吗？我国农村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建立了伟大的人民公社。 在这种情况下，请问：要谁“退田”呢？要人民公社“退田”吗？又请问：退给谁呢？退给地主吗？ 退给农民吗？难道正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坚决前进的五亿农民会需要去“学习”这种“退田”吗？学习“平冤狱”吗？我国是一个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如果说什么“平冤狱”的话，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阶级从最黑暗的人间地狱冲出来，打碎了地主资产阶级的枷锁，成了社会的主人，这难道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平冤狱吗？如果在今天再要去学什么“平冤狱”，那么请问： 到底哪个阶级有“冤”，他们的“冤”怎么才能“平”呢？如果不是学退田、学平冤狱，那么，《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看到这些词汇了吗，退田，即为单干；平冤狱，即为翻案；冤，即为黑暗。这正是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来的三大风，单干风，黑暗风，冤案风。 看到这里，不禁要佩服姚文元及其战友们的才华，能把一出戏剧引申出如此之多的内涵，而且对领袖的用词把握得极为到位，不容易啊。战斗力不是一般的强大！ 既然牵扯到现实，那就要为了现实而战斗了。 文章指出：《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1961 年， 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 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种分析，那么明确请他回答： 在 1961 年，人民从歪曲历史真实的《海瑞罢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呢？ ——这一段可以视为战斗宣扬。十八般兵器蕴涵之中，杀气腾腾，波涛汹涌。但是听起来却是另外的样子：他们是错的，他们很险恶，他们破坏了大好环境，去要把脏水泼到我们身上；我们是对的，我们很无辜，很清白却要为他们的错误买单；他们挑起了战火，他们要进攻我们，我们要自卫，为了保卫自身利益。 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 从这篇文章里，可以看到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批判功力。没有无聊的谩骂，没有肉麻的吹捧，字里行间充满杀机，杀意阵阵，让人不寒而栗，如同一流杀手散发出来的杀意。文章成功地把前后相差数百年的彭德怀和海瑞联在一起，巧妙地把文化和政治搅合在一过，锋芒所指，覆盖文艺界和政治界所有人物，不愧为文革大戏的开幕词。 ——这是中国式逻辑的胜利，文坛棍子的胜利。 如果造棍子的水平到了这个境界，要骂人的话，绝对可以问候祖先十八代而不吐脏字，足够让许多网路愤青惭愧到泪流满面；如果要拍马屁恭维领导，那绝对会于无声处听惊雷，不声不响之际把马屁拍得震天响——他们已经到了人间凶器的境界。现在他们坚定地站在一种意识形态的上面， 自以为代表真理和道德，精神力量提升到最高层，战斗力成倍增长。加上身后站着的伟大领袖和伟大领袖的旗手，一时所向无敌，隐隐有人挡杀人、佛挡杀佛的气势。 江青看到文章之后自然非常欣慰。首先数年的心愿——批判海瑞罢官——终于实现了，其次这篇文章太过强悍，足够攻击敌人、抬高自己、收服很多不明内情的人。江青笑了，仿佛看见彭真等人开始变得忧郁痛苦的表情。但是很快，她又发现自己笑得太早了，因为那篇杀伤力十足的文章刊载在上海的《文汇报》上，但《文汇报》的影响力毕竟有限。加上上海帮大神柯庆施去了马克思那里报到，张春桥还没有真正上位，文章有货无市，一时间甚为尴尬。就算上海有报纸转载，其它地方（主要是华东六省，原柯庆施的地盘）也有零星转载，但毕竟只是星星之火，难以形成燎原之势。 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当年的媒体资源有限，都和政治绑在一起。大饥荒之后，政策往右转， 地方的行政系统都希望政策降一降温，不要过于激烈，对这种杀气腾腾的文章自然不太感兴趣。因为大跃进那几年，也是这么杀气腾腾干活的，结果捅出天大的篓子。这也是当年行政系统偏向刘少奇的原因。北京和上海这种地方之所以有力量继续折腾，就因为大饥荒没有波及到这些地区。全国 人民勒紧裤腰带挨饿时，京沪一带还能保障基本供粮。说白了，也就是北京、上海一带没有经历过挨饿的滋味。所以他们的行政长官还能吃饱了不饿搞论战。其它地区牛叉的人物，如显赫一时的李井泉、吴之圃、曾希圣等人都销声匿迹了。 这是一轮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之间的较量。出拳的是上海，狠狠地砸向北京，北京使用乌龟神功抵抗。当时《北京日报》的社长叫范瑾。范瑾原来是黄敬的老婆，黄敬英年早逝之后改嫁。此时她处在阵地的最前沿，正考虑要不要转载姚文元的大作。这样重大的事，她是做不了主的，要请示北京的大当家彭真。明知道砸向自己的拳头，还要挺起胸膛去接受，那是傻瓜。彭真不是傻瓜，指示曰，不必转载。 拳头本来是对准北京的，北京竟然关上了大门！几年辛苦，几个月的突击，就这样被彭真挡了， 江青很惆怅。联想到因为京剧的事被彭真顶出北京，联想到彭真占了本该属于自己的文化组长的位置，江青更惆怅了。但她已经没有办法，因为彭真是政治局常委，京城的一把手。她只是领袖夫人而已，在个人实力上她和彭真不在一个档次。 好在她是领袖夫人，好在这盘棋是领袖下的。她搞不定的事，将由领袖来搞定。她搞不定的人， 将由领袖来搞定。那个时代，除了涉及到客观规律，没有领袖搞不定的人、搞不定的事。毛泽东找彭真聊聊天，再批评两句，谈笑之间事情就解决了。 彭真当时是要保吴晗的。为啥要保吴晗呢？因为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一旦被批判，势必牵扯到北京市委。吴晗的事本来只属于文化范畴，如果牵扯到政治，相当于把文化和政治搅合在一起， 将会有很多人遭殃。这事在二十年前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已经发生过一次。那一次彭真是左派，向当时已经日薄西山的国际派发动进攻，之后彭真的地位迅速升高。现在再来一次会怎么样？彭真本人已经是政治局常委，又主管北京，在他之上的也就那么几个人。新左派全力冲击的话，势必要冲击到今日已经大权在握的彭真。抛开是非不谈，单从个人得失的角度上看，彭真也得全力保吴晗。 然而很多事是分不清的。以官员的身份写戏剧，究竟是搞政治还是搞文艺？既然吴晗写了《海瑞罢官》，凭啥就不能批评？副市长搞文艺就高人一等吗？高官写的东西就不能动吗？没这个道理。 如果说一般人提这些问题，彭真完全可以不予理会，这些问题从领袖那里出来就不一样了。然后领袖再点一下北京市委是搞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彭真就完全撑不住了。 ——好吧，转载。 ——星星之火，终于燎原。大幕拉开了。 （十六）二月提纲 毫无疑问，炸开了锅。 左派、右派围绕着文章争吵不休，许多重量级人物纷纷登场，各路专家不顾专家的面子，教授学者们也不再装斯文，一时间板砖、棍子满天飞，口水汇集成海洋。 其实争吵早就开始了。看看一九六五年的报纸：一月份，《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开始批判历史小说《柳宗元被贬》——柳宗元被贬“被”引申为彭德怀被贬。——批！二月份，《文艺报》则批判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文章的题目更是气势汹汹的质问语：《为谁写挽歌？》。三月份，《人民日报》发表齐向群的《重评孟超新编〈李慧娘〉》。编者毫不含糊地说《李慧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五月份，批《林家铺子》，如此等等。批《海瑞罢官》不过是高潮而已。其它的批判文章没有引起那么大的风波，只因为批判力度不大，范围不广，双方都可以接受。 姚文元的文章不一样，那是要横扫一切的，特别是所谓的右派。所谓右派，也就是行政系统内部的那些高级官员，包括彭真在内。随着文章的转载，批判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兴起。 所谓批判有几层含义：正常情况，摆事实讲道理；还有不正常情况，比方说私人恩怨，那是很多的，比如说张三看领导不爽，李四看同事不爽，需要打击报复一下，为了达到打击报复的目的， 有时候捏造点证据，张开血盆大口喷喷人也是有的。又比如说某个所谓的文化人，渴望黄金屋和颜如玉而不得，积怨于心，愤愤不平，时间一长修行圆满，晋升到愤青的行列，现在得到机会去喷人， 指望他口下留情是不现实的。 但不让那些人说话同样不现实。因为当时整个社会到处都在搞运动，都是热的，当其时，大四清运动正处于高潮阶段。前面说过，大四清运动是一场刘少奇领导的自上而下的运动，属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高级阶段，目的是算大饥荒的账，从上往下算，本质是把大饥荒的责任导向中下层。 在这样一个运动中，查这个查那个，本来就乱哄哄的，本来就口水一大片、棍子一大堆。这个情况已经持续两年了，还没有消停。毛泽东又摆出了更大的一个阵势，在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的调度下，新左派诞生，一种自下而上的运动即将爆发。可以想象争吵是何等激烈。 两派都自称是革命派，打着毛泽东的旗帜。 左派，人数多，地位低；右派，人数少，地位高。 左派要求乱起来，要夺权，说你们右派老是欺负俺们老百姓，不行，你们要下岗；右派，极力抓紧手中的权力，说你们瞎折腾啥，要注意社会和谐稳定。 这样闹下去也不是办法，毕竟光脚不怕穿鞋的。左派那些人本来就地位低下，能和右派高干们 站在同一个擂台上比赛本来就是一种胜利。右派不一样，已经是高干了，闹出个三差两错，那真的是晚节不保，伤不起啊。 原本就是一场不对等的较量，左派那些人和右派相差甚远嘛。但是左派有一个决定性的筹码— —领袖毛泽东，毛泽东支持左派。在毛泽东身后，还有一大群人，他们是国家的保护者——中国人民解放军。 为了避开来自左派的冲击，右派必须发挥智慧。他们知道左派冲击一旦爆发，将是多么猛烈， 那绝对是狂风暴雨似的，要毁灭一切的。因为他们本来也是狂热的左派，在赢得权力之后开始变得现实起来。从历史上看，权力是革命派最好的镇静剂。掌握权力后就要干活，所有要干活的人，都要面对现实，即活该怎么干。所以左派一旦掌权，通常会往右转。让张春桥当国务院总理，估计不用多久也会变得现实起来。 双方争吵了几个月，依然没有消停的迹象，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曾经的左派，当时的右派人物之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长、主管文化的五人小组组长彭真同志坐不住了，于六六年二月三号召集大家开会，讨论一下该怎么办。参加会议的除了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五人之外，还有胡绳、王力等当时比较活跃的人才。又是一番争吵之后达成共识——弄一个纲领性文件出来，史称《二月提纲》。 那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纲领，把斗争艺术和和稀泥技术融合起来，实现了无缝对接。 提纲第一部份，也是开宗明义的部分，就是承认由批判《海瑞罢官》引起的口水仗往前是正义的；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在学术领域里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思想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该充分肯定。 ——彭真当时心中是否愿意如此肯定眼前的口水仗已经不得而知。但事实摆在眼前，不肯定的话后果很严重。首先，在毛泽东那里就过不了。因为毛泽东是支持左派的，谁敢公然反对，毛泽东就会大手一挥，让他灰飞烟灭。第二点，左派数量众多，即使没有毛泽东的支持，也必须争取，否则将把自己孤立起来，那也是死路一条。最后一点，承认双方都有道理，相当于告诉那些兴风作浪的人，你们不要闹了，咱不追究责任。至于会不会秋后算账，那是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总而言之，和了很大一盆稀泥，让大家不要再折腾了。如果精神无处发泄，继续折腾也可以， 请注意折腾的方式——这就是提纲的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的主要内容讲，咱们是民主国家，是让人讲话的、让人辩论的，是民主的。但民主是要摆事实、讲道理的，要坚持实事求是，要坚持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要以理服人，不要乱扣帽子， 不要仗势欺人，不要搞武力斗争。 ——说得直白点就是，追求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同时，咱们要懂文明、讲礼貌。 说穿了，还是和稀泥，也就是让大家消消气。如果火气太大，也不要一次性发作，要细水长流， 慢慢说。怎么慢下来呢，就是第三部份。 第三部份说，搞辩论时要注意自身队伍。咱们要依靠坚定的左派，团结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 孤立极少数顽固不化、坚持不改的人。要边打边建，由少到多，逐步形成一支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学术上超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的、战斗的、又红又专的队伍。 ——名义上依靠左派，同时号召左派搞团结、做研究。左派本来就很团结，团结起来搞破坏， 打到大部分知识分子。让他们团结大部分，相当于要求他们压缩斗争目标，少斗一点；而且号召他们搞学术。这就搞笑了，如果都回家搞学术了，那还叫左派吗？而且人家本来就社会地位低，有搞学术的条件吗？让人家消气回家却不直说，转了这么多弯弯。 那么什么样的队伍是又红又专的队伍呢？这是第三部份的内容。 这部分也没啥新观点，还是老一套。就是说，要形成大批的左派学术工作者的“互助组”、“合作社”，用适当的方式互相批评和互相帮助，反对自以为是。要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军阀的道路。 ——空中楼阁，难以实现，无法就是劝大家讲文明、不搞暴力。 说了老半天，浪费了那么多口水之后，当前的争论怎么办？大家谁也不服谁，怎么办？办法就是提纲的第五部分。 在这部分中，要求参战的各位选手先冷静冷静，然后好好想一想，写一点高水平的文章拿出来继续论战，不要现在这般争吵谩骂了。 最后，也就是第六部分，五人小组设立学术批判办公室。办公室由许立群、胡绳、吴冷西、姚溱、王力、范若愚等组成。许立群为主任，胡绳负责主持学术方面的工作。 ——通篇都是在和稀泥。 提纲看起来可谓有理有据有节，看起来对左派也不错，看起来还有那么一点点左倾，应该说很照顾左派那些思想家、理论家、愤青了，没看出斗争在哪里啊？斗争在哪里呢？ 妙就妙在这里：如果和稀泥成功，斗争也就胜利了。因为左派主要来自下层，如果文明了，温顺了，回家做学问去了，那么下层还是下层，上层还是上层。也就是行政大权还在右派的手中，各自的地位也就保住了。保住了地位，斗争也就胜利了。 不能不佩服政治艺术的深邃无边啊。 （十七）江青的纪要 如果提纲通过了，左派回家了，文革也就没有了。胆敢不回家的，一律按照军阀流氓处理，并美其名曰为“学阀”，成为无产阶级的专政对象。问题是能通过吗？能否通过，是要党内最高领导人点头的。四天之后，也就是二月七号，五人小组把提纲提交给中央政治局，刘少奇主持讨论修改一下，通过。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当时在武汉。第二天，也就是二月八号，彭真、康生、陆定一带着提纲特地去武汉请示。毛泽东当时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只是说不要批判郭沫若和范文澜，他们以后还要在学术界工作。又过四天，二月十二号，政治局把提纲批发给全党，作为批判运动的纲领性文件下发。 《二月提纲》如同一漂冷水泼向炽热的批判运动。特别是上海的张春桥同志，在狂热的美梦里淋了一场大雨，从外凉到里。因为文件是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下发的，上海市委也必须向下传达， 对刚刚发动起来的批判运动极为不利，然而他也没有办法。当时张春桥的级别还是太低了，没啥能量。如果这场雨一直下，那么迟早有一天，张春桥和姚文元要沦为——学阀——是要被批判的。然而张春桥同志，你不需要惆怅，因为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早在提纲问世之前，伟大领袖毛泽东已经表态支持，说姚文元的文章写得好。与此同时，毛泽东的代言人江青正积极活动，江青正和张春桥策划新一轮的进攻。由于《二月提纲》降温，江青只好暂别张春桥，寻找新的强有力的帮手。在毛泽东没有直接出面的情况下，还有谁是强有力的帮手呢？还有一个，那就是政坛新星，军界掌门人，赫赫有名的林彪同志。当时在朱德淡去，彭德怀臭掉的情况下，林彪已经成为军界的代表。 按照江青的话说，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吓得他们屁滚尿流，缴了械。——搞得跟演戏一样，只能说江青入戏太深啊。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一号，江青从上海到苏州见林彪，提出由她在部队召开文艺座谈会，以便对文艺界进行更有力的进攻。作为毛泽东的左右手，两人自然要好好合作。林彪一口答应，派叶群去通知总政副主任刘志坚，让他带人支持江青。二月二号，刘志坚带几个人去了上海。江青说：“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并宣布了游戏规则：不准记录， 不准外传，特别是不准让北京知道。随后江青解释了原因，还是老一套，大意说：文艺界不像样， 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舞台；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现在该是我们专他们政的时候了等等，座谈会也是按照这个调子来。 从二月二号到二十号，江青带着大家看电影、聊天、喝茶、看戏。刘志坚等人的日子看似轻松， 实际上压力山大。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在这段时间内把江青的言行给整理出来，形式还不能采用儒家记录孔子的言行那样，要形成一个结构合理、逻辑清晰、足以对抗《二月提纲》、战斗力超强的战斗檄文。 ——这样的文章不好写啊。文章功底啥的还是次要的，问题是讨伐的对象可是不得了的—国家主席啊、政治局常委啊、各地封疆大吏啊啥的，都不好惹，弄不好就把自己给卷进去了，赔了夫人又折兵。 在这十几天的时间里，刘志坚等人看了十几部电影（在当时算奢侈了），听了江青十几次谈话。 座谈会结束的第二天他们根据会谈精神，整理出一篇大约三千多字的《纪要》。江青一看，立刻打电话给已经回到北京的刘志坚表达不满，说纪要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要刘志坚派人去上海帮助她修改，并说此事已经告诉了毛泽东，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也参加修改。刘志坚在同总政正主任肖华商量后，派陈亚丁返回上海参加修改，并交代：江青要怎么改就怎么改，有什么问题回来再说。 纪要主要啥问题呢，主要是没有突出江青的功绩，即样板戏。还是陈伯达聪明，直接点明说， 江青领导的戏剧革命，搞出了《沙家浜》、《红灯记》，这才真正是无产阶级的东西，要把这些写进去。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江青当然非常高兴，曰，陈伯达的意见很好，击中了要害。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二月二十日） （一）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到二月二十日，江青同志根据林彪同志的委托，在上海邀请部队的一些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座谈。 来上海之前，林彪同志对参加座谈会的部队同志曾作了如下的指示：“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 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 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要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杨成武等同志对这次座谈表示热情赞助和支持，指示我们一定要按照江青同志的意见办，并对江青同志这样关心部队的文艺工作表示感谢。 在座谈开始和交谈中，江青同志再三表示：对毛主席的著作学习不够，对毛主席的思想领会不深，只是学懂哪一点，就坚决去做。最近四年，比较集中地看了一些作品，想了一些意见；这些意见不一定全对。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为了党的事业，应当平等地进行交谈。这件事，去年就应该做， 因为身体不行，没有做到。最近，身体好一些，根据林彪同志的指示，请同志们来共同商量。 江青同志建议先看作品，再阅读一些有关的文件和材料，然后交谈。江青同志给我们阅读了毛主席的有关著作，并先后同部队的同志个别交谈八次，集体座谈四次，陪同我们看电影十三次，看戏三次。在看电影、看戏过程中，也随时进行了交谈。另外，还要我们看了二十一部影片。在此期间，江青同志又看了电影《南海长城》的样片，接见了《南海长城》的导演、摄影师和一部分演员， 同他们谈话三次，给了他们很大的教育和鼓舞。我们在接触中感觉到：江青同志对毛主席思想领会较深，又对文艺方面存在的问题作了长时间的、相当充分的调查研究，亲自种试验田，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这次带病工作，谦虚、热情、诚恳地同我们一起交谈，一起看影片、看戏，给了我们很大启发和帮助。 （二） 在这二十天中，我们阅读了毛主席的两篇著作和有关材料，听取了江青同志许多极为重要的意见，看了三十余部好的、坏的、和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缺点、错误的影片，又看了《奇袭白虎团》 《智取威虎山》两出比较成功的革命现代京剧，从而加深了我们对毛主席文艺思想的理解，提高了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认识。下面是在这次座谈会中大家商议和同意的几点意见： 一、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事实上，在我国革命的两个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文化战线上都存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文化战线上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我们党的历史上，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也都包括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王明路线是一种曾经在我们党内泛滥过的资产阶级思想。一九四二年开始的整风运动中，毛主席先在理论上彻底地批判了王明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紧接着，又在理论上彻底地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文化路线。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就是对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最完整、最全面、最系统的历史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在我国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毛主席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两篇著作，这是我国和各国革命思想运动、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最新的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新发展。毛主席的这五篇著作，够我们无产阶级用上一个长时期了。 毛主席的前三篇著作发表到现在已经二十几年了，后两篇也已经发表将近十年了。但是，文艺 界在建国后的十五年来，却基本上没有执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题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而这些论点，大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的。电影界还有人提出所谓“离经叛道” 论，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革命战争之道。在这股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逆流的影响或控制下，十几年来，真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二、近三年来，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出现了新的形势，革命现代京剧的兴起就是最突出的代表。从事京剧改革的文艺工作者，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武器， 向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文艺展开了英勇顽强的进攻，锋芒所向，使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从思想到形式，都起了极大的革命，并且带动文艺界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革命现代京剧 《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等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泥塑《收租院》等，已经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批准，在国内外观众中，受到了极大的欢迎。 这是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将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创举。它有力地证明：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也是可以攻破的，可以革命的；芭蕾舞、交响乐、雕塑这种外来的古典艺术形式，也是可以加以改造，来为我们所用的，对其它艺术的革命就更应该有信心了。有人说革命现代京剧丢掉了京剧的传统，丢掉了京剧的基本功。事实恰恰相反，革命现代京剧正是对京剧传统的批判地继承，是真正的推陈出新。京剧的基本功不是丢掉了，而是不够用了，有些不能够表现新生活的，应该也必须丢掉。而为了表现新生活，正急需我们从生活中去提炼，去创造，去逐步发展和丰富京剧的基本功。同时，这些事实也有力地回击了形形色色的保守派，和所谓“票房价值”论、“外汇价值”论、“革命作品不能出口”论，等等。 近三年来，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另一个突出代表，就是工农兵在思想、文艺战线上的广泛的群众活动。从工农兵群众中，不断地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善于从实际出发表达毛泽东思想的哲学文章； 同时，还不断地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歌颂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歌颂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战线上的大跃进，歌颂我们的新英雄人物，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党的领袖和其他同志们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特别是工农兵发表在墙报、黑板报上的大量诗歌，无论内容和形式都划出了一个完全崭新的时代。 当然，这些都还只是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初步成果，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为保卫和发展这一成果，把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进行到底，还需要我们作长期的、艰苦的努力。 三、文艺战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必须要反映到军队内部来，军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决不可能例外。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是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依靠和希望。 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社会主义，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因此，敌人一定会从各方面破坏它，也一定会利用文艺的武器，企图对它进行思想腐蚀。而罗瑞卿同志却在党中央指出文艺界十五年来基本上没有执行党的方针以后，还说部队文艺方向已经解决了，主要是提高艺术水平的问题，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缺乏具体分析的。事实上，军队的文艺有的方向对，艺术水平也比较高；有的方向对，艺术水平低；有的在政治方向和艺术水平方面都有严重的缺点或错误；也有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八一电影制片厂就拍摄了《抓壮丁》这样的坏影片。这说明军队的文艺工作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黑线的影响。同时，我们自己培养的真正过得硬的创作人材还比较少；创作思想问题还很多；组织上也还有些不纯。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作出恰当的分析和解决。 四、文化革命解放军要起重要作用。林彪同志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对文艺工作抓得很紧，作了很多很正确的指示；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中，明确地规定部队文艺工作的任务是：“必须密切结合部队的任务和思想情况，为兴无灭资、巩固和提高战斗力服务”；军队中有一批我们自己培养的、经过革命战争锻炼的文艺骨干；也创作了一些好的作品。 因此，在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中，解放军一定要起应起的作用，勇敢地、坚定不移地，为贯彻执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而斗争。 五、文化革命要有破有立，领导人要亲自抓，搞出好的样板。资产阶级有所谓“创新独白”，我们也要标新立异，要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要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我们有了这样的样板，有了这方面成功的经验，才有说服力，才能巩固地占领阵地，才能打掉保守派的棍子。 在这个问题上，不要有自卑感，而应当有自豪感。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时， 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 斯拉夫斯基的思想，他们是俄国沙皇时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一个剥削阶级反对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只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才是最后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因此，决不能把任何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当成我们无产阶级思想运动、文艺运动的指导方针。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三十年代的后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有些左翼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服务和工农自己创作文艺的口号，但是并没有系统地解决文艺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根本问题，绝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者，有些人民主革命这一关就没过去，有些人没有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要破除对中外古典文学的迷信。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对资产阶级的现代派文艺的批评是很尖锐的，但是，他对俄国和欧洲的所谓经典著作却无批判地继承，后果不好。中国的古典文艺，欧洲（包括俄国）古典文艺，甚至美国电影，对我国文艺界的影响是不小的，有些人就当作经典，全盘接受。我们应当接受斯大林的教训。古人、外国人的东西也要研究，拒绝研究是错误的，但一定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研究，做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 对十月革命后出现的一批比较优秀的苏联革命文艺作品，也要有分析，不能盲目崇拜，更不要盲目的模仿。盲目的模仿不能成为艺术。文学艺术只能来源于生活，只有生活才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的历史过程，证明了这一点。 世界上从来是新生力量战胜腐朽力量。我们人民解放军开头也是弱小的，终于转弱为强，战胜了美蒋反动派。面对着国内外大好的革命形势和光荣的任务，我们应该以做一个彻底的革命派而感到自豪。要有信心，有勇气，去做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事，因为我们的革命，是一次最后消灭剥削阶级、剥削制度，和从根本上消除一切剥削阶级毒害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的革命。我们要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去创造无愧于我们伟大的国家，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军队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新文艺。这是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的、最光辉灿烂的新文艺。 但是，要搞出好的样板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在战略上一定要蔑视它，而在战术上却一定要重视它。创作一部好的作品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抓创作的同志决不能采取老爷式的态度，决不可掉以轻心，要同创作者同甘共苦，真正下一番苦工夫。要尽可能地掌握第一手材料，不可能时也要掌握第二手材料。要不怕失败、不怕犯错误，要允许失败、允许犯错误，还要允许改正错误。 要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经过长时间的反复实践，精益求精，力求达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在实践中及时总结经验，逐步掌握各种艺术的规律。不这样， 就不可能搞出好的样板。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及其他重大战役的文艺创作，要趁着领导、指挥这些战役的同志健在，抓紧搞起来。许多重要的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急需我们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创作。《南海长城》一定要拍好。《万水千山》一定要改好。并通过这些创作，培养锻炼出一支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骨干队伍。 六、在文艺工作中，不论是领导人员，还是创作人员，都要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提倡“群言堂”，反对“一言堂”，要走群众路线。过去有些人搞出一个作品，就逼着领导人鼓掌、点头，这是一种很坏的作风。至于抓创作的干部，对待文艺创作，应该经常记住这两点：第一，要善于倾听广大群众的意见；第二，要善于分析这些意见，好的就吸收，不好的就不吸收。完全没有缺点的作品是没有的，只要基调还好，要指出其缺点错误，把它改好。坏作品不要藏起来，要拿出来交给群众去评论。我们不要怕群众，要坚决地相信群众，群众会给我们提出许多宝贵意见的。另外，对一些思想糊涂的群众，也可以提高他们的鉴别能力。摄制一部电影要花费几十万元或者上百万元，把坏片子藏起来，白白地浪费掉了，为什么不拿出来放映，从而教育创作人员和人民群众，又可以弥补国家经济上的损失，做到思想、经济双丰收呢？影片《兵临城下》演了好久，也没有人批评，《解放军报》是否可以写篇文章批评一下。 七、要提倡革命的战斗的群众性的文艺批评，打破少数所谓“文艺批评家”（即方向错误的和软弱无力的那些批评家）对文艺批评的垄断，把文艺批评的武器交给广大工农兵群众去掌握，使专门批评家和群众批评家结合起来。在文艺批评中，要加强战斗性，反对无原则的庸俗捧场。要改造文风，提倡多写通俗的短文，把文艺批评变成匕首和手榴弹，练出二百米内的硬工夫；当然也要写一些系统的，有理论深度的较长的文章。反对用名词术语吓人。只有这样，才能缴掉那些所谓“文艺批评家”的械。《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要开辟定期的或不定期的文艺评论专栏，对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要热情支持，也可以善意地指出它的缺点；对坏作品，要进行原则性的批评。对于文艺理论方面一些有代表性的错误论点，和某些人在一些什么《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京剧剧目初探》之类的书中企图伪造历史、抬高自己，以及所散布的许多错误论点，都要有计划地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怕有人骂我们是棍子，对人家说我们简单粗暴要有分析。 我们有的批评基本正确，但是分析不够，论据不充分，说服力差，应该改进。有的是认识问题，先说我们简单粗暴，后来就不说了。但对敌人把我们正确的批评骂作是简单粗暴，就一定要坚决顶住。 文艺评论要成为经常的工作，成为开展文艺斗争的重要方法，也是党领导文艺工作的重要方法。没有正确的文艺评论，就不可能繁荣创作。 八、文艺上反对外国修正主义的斗争，不能只捉丘赫拉依之类小人物。要捉大的，捉肖洛霍夫， 要敢于碰他。他是修正主义文艺的鼻祖。他的《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个人的遭遇》 对中国的部分作者和读者影响很大。军队是否可以组织一些人加以研究，写出有分析的、论据充分的、有说服力的批判文章。这对中国，对世界都有很大影响。对国内的作品，也应当这样做。 九、在创作方法上，要采取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不要搞资产阶级的批判现实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 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涌现的工农兵英雄人物，他们的优秀品质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集中表现。我们要满腔热情地、千方百计地去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要塑造典型，毛主席说：“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不要受真人真事的局限。不要死一个英雄才写一个英雄，其实，活着的英雄要比死去的英雄多得多。这就需要我们的作者从长期的生活积累中，去集中概括，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典型人物来。 写革命战争，要首先明确战争的性质，我们是正义的，敌人是非正义的。作品中一定要表现我们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但是，也一定要表现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乐观主义。不要在描写战争的残酷性时，去渲染或颂扬战争的恐怖；在描写革命斗争的艰苦性时，去渲染或颂扬苦难。革命战争的残酷性和革命的英雄主义，革命的艰苦性和革命的乐观主义，都是对立的统一，但一定要弄清楚什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否则，位置摆错了，就会产生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倾向。此外，在描写人民革命战争的时候，不论是在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的阶段，还是以运动战为主的阶段，都要正确地表现党领导下的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的关系，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的关系。 选择题材要深入生活，很好地调查研究，才能选对、选准。编剧要长期地、无条件地深入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导演、演员、摄影、美术、作曲等人员也要深入生活，很好地进行调查研究。 过去，有些作品，歪曲历史事实，不表现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有些作品写了英雄人物，但都是犯纪律的，或者塑造起一个英雄形象却让他死掉，人为地制造一个悲剧的结局；有些作品，不写英雄人物，专写中间人物，实际上是落后人物，丑化工农兵形象；而对敌人的描写，却不是暴露敌人剥削、压迫人民的阶级本质，甚至加以美化；还有些作品，则专搞谈情说爱，低级趣味，说什么“爱”和“死”是永恒主题。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东西，必须坚决反对。 十、重新教育文艺干部，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全国解放前，我们无产阶级在敌人的统治下培养自己的文艺工作者要困难一些。我们的文化水平比较低，我们的经验比较少， 我们的许多文艺工作者，是受资产阶级的教育培养起来的，在从事革命文艺活动的过程中，有些人又经不起敌人的迫害叛变了，或者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烂掉了。在根据地，我们培养过相当数量的革命文艺工作者，特别是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他们有了正确的方向， 走上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在革命过程中起过积极的作用。缺点是，在全国解放后，进了大城市， 许多同志没有抵抗住资产阶级思想对我们文艺队伍的侵蚀，因而有的在前进中掉队了。我们的文艺是无产阶级的文艺，是党的文艺。党性原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阶级的最显著标志。须知其他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有他们的党性原则的，并且很顽强。不论是创作思想方面，组织路线方面，工作作风方面，都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同资产阶级思想必须划清界线， 决不能和平共处。现在文艺界存在的各种问题，对大多数人来讲，是思想认识问题，是教育提高的问题。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学活用，联系思想，联系实际，带着问题学，才能真正学得懂、 学得通、学到手。要长期深入生活，和工农兵相结合，提高阶级觉悟，改造思想，不为名，不为利，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要教育我们的同志，读一辈子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的书，革一辈子命。 特别要注意保持无产阶级的晚节，一个人能保持晚节是很不容易的。 （三） 通过座谈，我们对上述问题都有了较明确的认识，对这些问题的意见，也都符合军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从而提高了我们的觉悟，加强了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决心和责任感。我们一定要继续学好毛主席的著作，认真进行调查研究，种好试验田，搞好样板，在这一场兴无灭资的文化革命斗争中起好带头作用。为了使这次座谈的成果在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落实，建议军队采取以下措施： 一、根据林彪同志的建议，总政治部已经把《毛泽东论文艺》一书，印发全军文艺工作者人手一册，并规定了经常读和每年五月集中时间总结检查一次的制度。这一制度一定要认真地坚持下去。 二、四月份召开创作会议。仿照江青同志组织这次座谈会的方法，把这次会议开好。要把这次会议当做一次学习毛主席文艺思想的骨干训练班，一次使部队文艺工作者投入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总动员。并在此基础上，对全军的创作队伍，逐步进行思想和组织上的整顿。 三、成立三大战役创作办公室，组织三大战役创作队伍。争取在两三年内搞出反映三大战役的好的作品。在一九六七年十月一日前，拍好《南海长城》电影。总政治部文化部的主要领导同志， 要把拍好这部片子，当作自己的“试验田”。并通过这次创作活动，来组织、培养自己的骨干队伍和文艺工作的接班人。 四、认真清理部队的电影、戏剧和作品。优秀的大量复制、翻印，在部队反复放映、阅读；内容很好，但有缺点的，重新加工、重拍；不好的没有修改价值的作废。 五、整顿总政治部电影制片局。配好领导班子，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清理、整顿创作队伍。 六、要认真摸一下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教学问题，进行教学改革。这是关系到培养无产阶级文艺事业接班人的大事。 七、在文艺工作中实行民主集中制。对戏剧、电影、文学作品的审查要走群众路线，大家把突出政治的关。 八、组织一个写文艺评论文章的班子。首先写出批评肖洛霍夫的文章。在《解放军报》和《解放军文艺》上开辟专栏，加强文艺评论。 九、军队的文艺工作者参加地方各个协会的活动，以及军队作者的作品交由地方报刊、出版社、 制片厂出版和拍摄，都应制定出一套妥善的管理办法，加强管理。 十、总政治部党委加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以上整个座谈纪录所说内容，仅供领导同志们参考。 《完》 稿子虽然是众人弄出来的，但题目却是《江青同志召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又经过一系列折腾之后，成为研究文革的重要材料之一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其中经历了毛泽东的修改和林彪的审阅。一个月后，林彪写信把稿子送给军委各个常委， 准确地判定文件“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林彪说：“十六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 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四月十号，《纪要》转发全党，要求认真讨论研究，贯彻执行。 纪要的口号是破旧立新，这个口号没有问题。任何一个行业都要破旧立新，就是文学本身也是一直破旧立新，比方说伟大的屈原写的那种骚体诗很伟大，现代人再去模仿，送进精神病院的概率都有。问题在于，什么是旧，什么是新；如何破，又如何立。 纪要通篇也没啥新观点，基础是毛泽东二十年前搞的文艺规范《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两个都在强调无产阶级文学，说不好听点，叫文学为无产阶级服务。从政治立场看，这样干没错。甚至从文学立场上看，提倡无产阶级文学，让文学为无产阶级服务，也没有问题。问题是，这个纪要本身出了问题，它强调只搞无产阶级文学，他强调文学仅仅为政治服务， 那就麻烦大了。 无产阶级文学是什么文学呢？概念很广泛，选题却很窄，就是工、农、兵。再细一点，写工人如何可爱、农民如何可爱、士兵如何可爱。确实，工人是可爱的，农民是可爱的，士兵也是可爱的。说句不好听的话，这些可爱是在集体中才可爱。比方说军队在行动时，比方说一大队工人搞大项目时，那种积极配合，确实是可爱的。如果把单个的农民拿去相亲，把单个的工人捧上舞台，让单个士兵做节目，一点都不可爱，而且笨手笨脚很煞风景。说白了，工、农、兵还是社会基层人群，如 何让大家欣赏？搞几个样板戏宣传工农兵，完全没有问题，甚至需要多搞点，毕竟他们才是社会的主体嘛。 如果全部艺术集中在工农兵身上，很遗憾，艺术将死亡。艺术的真正魅力在于灵性和自由度。 经典作品的诞生需要一系列条件。比方说《将进酒》是李白写的，但李白也不能保证任何时候都能写《将进酒》。再比方说，《少年维特之烦恼》是歌德早年的代表作。等到晚年，歌德的精神境界已经归于平静，不可能再写出如此激进的作品了。对于艺术家而言，不怕忍饥挨饿，就怕被关进笼子。 对于这一点，身为诗人的毛泽东应该非常明白。毛泽东早年的文章，毛泽东的诗词，毛泽东的字， 都是大气自由的，毛泽东本人也非常讨厌条条框框。 这就牵扯第二个问题：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可以为政治服务么？不能。文学是文学，政治是政治。为政治服务的文学就不再是文学，那叫棍子，那叫马屁膏药。这点毛泽东也明白，那么为啥还要干。很简单，他只是想通过文学作为切入点，过度到政治而已。他不是要搞文化大革命， 而是要搞政治大革命。文化只是幌子，革命才是目的。 革命对象当然就是刘少奇为首的行政系统，但不能说是政治革命，政治大革命听起来杀气太重， 容易引起纷乱，乃至分裂。文化大革命听起来就温柔多了。把铁血的革命藏在文化的面纱之后，可以麻痹敌人。 所以破旧立新，指的是破坏旧的行政体系，建立新的行政体系。可悲之处在于，旧的行政体系是统统破坏了，但新的行政体系一直没能建立起来。破旧立新变成破而未立，这个革命一搞就是十年，黄金般的十年就这么给耽搁了。 （十八）另一篇战斗檄文 那是一段非同寻常的日子,以毛泽东为首的左派和以刘少奇为首的右派都是不正常的。现在回顾起来，因为政策和世界潮流的转变，大家对那个时期的印象基本上是毛泽东错误地相信了江青和林彪两匹饿狼，伤害了一大群善良的绵羊。实际情况远不是这个样子。 可以想一想，在各自的单位里，如果你不是一把手，却想要取代一把手，容易吗？当然不容易。 如果这样子也可以，那么表示单位太糟了，随便搞点小动作就能让单位垮台、让领导走人，太可笑了。文革时代，那些被伤害的人可是高干中的高干，封疆大吏、军队统帅，都是千锤百炼的人才， 他们并不是绵羊。或许他们善良，但并不软弱。他们只是在同一种思想之下做出两种选择，在冰与火的交锋下暂时处于下风。 毛泽东明明知道政治和文学是两个概念，却依然把两个概念扯到一起，为何？因为行政系统已 经脱离他的掌控，此时的刘少奇正在指挥行政系统在全国范围内搞大四清运动。前面已经分析过， 四清运动的根子在大饥荒，大四清只不过是把大饥荒的责任导向基层，进而洗清上层系统。说白了就是重整官僚系统：上级是英明的，下级要服从，出了事和领导无关。这样做有好处，就是可以把全国的局势给稳定下来，该干活的干活，该当官的当官。换成其它时候也就算了，有官僚系统也没啥不好，至少大家都有事干。 然而这个搞法当然引起很多人的不满。因为那时候大家都是从革命时代走过来的，都有革命传统。而且军方对以刘少奇为首的白区同志占据高位本来就不爽，再加上领袖毛泽东也看不惯那一套， 问题就更严重了。因为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那一套是在搞修正，打着红旗反红旗。这个问题从一九六二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那份著名的报告中就存在了。 看看彭真的《二月提纲》，实际上和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存在同样的问题，就是缺乏理论依据，通篇在劝架、和稀泥。如果仅仅是一份文件，就不需要什么新的理论，但如果这个文件要区分政治和学术这样的重大问题，就必须有理论依据。这正是彭真，或者说刘少奇的遗憾。他虽然为了调整经济做了巨大努力，但身为理论家，一直没能在理论上前进一步，经济建设依然没有突破三面红旗那些圈圈。在轰轰烈烈的批判潮流中，《二月提纲》对群众而言是一盆冷水，但是对左派高层而言却是一桶油。很简单：自己在那里搞运动，凭啥让别人回去休息任你摆布？所以才有林彪支援江青，所以才有江青的《纪要》。然而这只是第一步。 张春桥拿到提纲之后惆怅了一阵子，很快就抖擞精神，派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到北京摸底。 杨永直找到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等人，反复询问《二月提纲》中提到的“学阀”是否有所指（上海的张春桥和姚文元）。作为敌对双方，太极拳肯定要打几个回合，最后还是彭真解决了问题。彭真对扬永直说：“你去问张春桥、杨永直，他们游过泳没有？”许立群又说：“杨永直问，重要的学术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宣部审查？”彭真生气地说：“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空气不正常吧。 当杨永直把彭真的话带回上海之后，张春桥意识到机会来了，因为文章的策划人另有其人。张春桥说道：“现在有把握了，这个谈话说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对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纲》的矛盾是指向姚文元的，也是指向毛主席的。”在随后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春桥说：“所谓学阀，不是指姚文元，也不是指上海市委，而是针对毛泽东同志的；所谓武断，还不是指毛主席把《海瑞罢官》同政治问题、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说要害是罢官；所谓‘以势压人’还不是说毛主席以势压人， 上海市委以势压人。” 张春桥的判断是对的，毛泽东准备动手了。张春桥和姚文元的笔杆子固然厉害，毕竟吐沫星没办法淹死人，杀伤力有限。毛泽东的手是巨人的手，动一动那是相当要命的，一根小手指就能让很 多人的人生出现逆转。 三月中旬，毛泽东开会说：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 三月底，毛泽东在上海同康生谈了两次话，说如果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 五人小组要解散。毛泽东还要康生告诉彭真，要就许立群的问题打电话向上海市委道歉。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长、文化小组长彭真也是个大人物了，毛泽东两次谈话就决定了他的命运。随后彭真挨批。 批判彭真是一项高难度的工作。因为彭真不但位高权重，而且经历各个时期的运动，久经考验， 理论功底深厚，是会场高手。一般选手很难奈他如何，必须是超级选手，必须是心狠手辣腹黑嘴功好。这样的超级高手一般难得一见，当时恰好有一位，他就是咱们的老熟人康生同志。林彪批陆定一遇到了麻烦，还是康生解的围。 其实康生早就想批判彭真，早在《二月提纲》下发时，没有给同是政治局委员的康生看。康生很不爽，决定利用开会的机会批彭真。康生原本想先搞个预备会统一口径，然后再发动进攻，打彭真个措手不及，没想到秘书把彭真也喊去了。这种情况下再提批斗，相当于康生和彭真一对一，胜算不大。但康生已经骑虎难下，只好硬着头皮往前冲了。 康生一本正经地说，本人反对提纲，它发出前没有给我看，我不知道，文件发出之后我见到了， 这是彭真批发的。然后又说，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件。彭真在场纠正说，文件经过会议讨论，修改后，送康生看了才批发的，怎么没有给他看呢？ 双方关于看没看文件纠缠不清，情况跟小孩吵嘴差不多，听起来非常搞笑，想起来非常可疑。 双方都是政治局的，为何会为了这般小事纠缠不清？何况康生和彭真也没有深仇大恨，延安整风时， 两个人还是同一个战壕里面呢。要说有啥不爽，也就是大饥荒彭真只好跟着刘少奇走，康生一直紧跟毛泽东。康生是那种极端精明的人，一般都是遇到好事自己往前冲，遇到不好的事让别人往前冲， 为啥要主动挑出来和彭真对战？原因还是康生太精明了，他已经闻到了当时的气息，彭真要完蛋了。 他要抢在毛泽东表态之前表达自己对彭真的厌恶和不满，进而赢得信任。说白了，看没看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表态。在政治舞台上，除了极少数政治家可以谈政治理念、求得青史留名，其他人主要就是靠站队讨生活，所以说看似搞笑的闹剧下面隐藏着深深的心机。 等到毛泽东表态之后，康生同志笑了：彭真，你的末日到了，让你尝尝我的手段。不要怪我无情，要怪就怪你眼光不够、智慧不足、站队错误吧。 只要给条件，康生可以整到任何人。康生的手段很简单，也不去和彭真搞辩论、喷口水，而是 采用了奇袭战术，避实击虚；经过一系列推理联想，把彭真和兵变联系起来。二月兵变的事在贺龙的故事里已经说了。就是北京部队被拉出去训练，城防空虚，在外边调了一个团搞防务。彭真当时是北京市长，找了几间营房。康生为这事说彭真搞兵变。有了兵变为基础，就把《二月提纲》说成是一个兵变纲领，为兵变做掩护，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样一来，彭真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 彭真满腹才华，落得一个有口说不清的境地。而在那种严酷的环境下，也没人能帮助彭真洗清了。 包括刘少奇在内，都知道彭真保不住了。所以要再一次佩服康生同志，他用才华告诉我们，什么叫 ——腹黑。 可怜的彭真就这样成为“反党集团”中的一员。他手头的关于罗瑞卿“反党”案还没有结束， 自己就和罗瑞卿一起“反党”，和他差不多同时跌倒的还有宣传部长陆定一。负责彭真案的，恰好是老领导刘少奇。 罗瑞卿、陆定一、彭真，再加上中央秘书长杨尚昆，一个反党集团诞生了。这个阵容虽然没有当年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那个阵容豪华，已经足够强大，文武齐具，位够高，权够大，拿出来足够震撼。这几个人倒下之后，刘少奇的臂膀断了大半，随着贺龙逐渐失势，再次和军方失去联系。 在政治舞台上，拿下一个人并不是重点，重点是消除其影响。如何消除彭真的影响呢，《二月提纲》就是现成的材料，只需要猛批就可以了。还要形成一个批判材料，从政治上彻底将其驳倒。 那份材料就是在一九六五年五月十六号下发的一个文件，史称《五一六通知》。和姚文元那篇文章一样，这是一篇战斗檄文。 在这篇战斗檄文里，首先强调五人小组整出的《二月提纲》是错误的，违背了毛是泽东思想， 针对毛泽东亲自发起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其次强调这个错误的提纲其实就是彭真一个人整出来的，是彭真一个人的提纲，其他人不知道，不知者无过。 接下来用非常犀利、肯定的言辞提纲批判一通，什么采用偷天换日的概念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等等。概况起来就是，彭真同志坏人，混淆阶级是非， 是混入无产阶级队伍里的过街老鼠，要人人喊打，绝不姑息。 比方说第七条表述：“提纲提出‘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又说‘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究竟什么是‘学阀’？谁是‘学阀’？难道无产阶级不要专政，不要压倒资产阶级？难道无产阶级的学术不要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的学术？难道无产阶级学术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学术，就是‘学阀’？提纲反对的锋芒是指向无产阶级左派，显然是要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戴上‘学阀’这顶帽子，倒过来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维持他们在学术界的摇摇欲坠的垄断地位。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 ‘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看看吧，彭真有多坏！ ——多么犀利的言辞，多么顽强的决心，多么冷酷的态度。注意最后那个词，大党阀，比学阀给力多了。 如果仅仅是彭真一个人也就算了，直接批判、斗争、写检讨，然后再关进大牢好好教育。要命的是，不只是彭真一个，彭真只是众多 “党阀”中的一个代表。打倒一个彭真只是开始，还要把其他党阀统统打倒拿下，任务繁重啊！ 通知强调：“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几十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 ——尽管任务如此繁重，革命者依然不畏艰险，把斗争进行到底。 所以结论：“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 在如此气势汹汹的政治压力下，没有谁顶得住，彭真也顶不住。在此后的十多年时间里，彭真的生活变成了两点一线：监狱和批斗会。 原本大权在握，原本高高在上，原本前呼后拥，突然之间，就变成刀俎鱼肉，变成时刻写检讨的阶下囚，变得冷冷清清。之后能干的就是多写点检讨，减少点批斗会，保住有用之身，等待东山再起的时机。这是高干彭真的生活转变的写照，也是其他很多高干的生活即将转变的写照。有人承受不了这个转变，就自杀了；又有人连自杀的机会都没有。 五一六通知全文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门和各人民团体党组、党委， 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中央决定撤销 1966 年 2 月 12 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违反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路线的，是违反 1962 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的。 这个提纲，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同志在 1965 年 9 月至 10 月间中央工作会议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 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 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对待这样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全局的重大问题的文件，彭真根本没有在“五人小组”内讨论过、商量过，没有向任何地方党委征求过意见，没有说明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提请中央审查，更没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同意，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武断专横，滥用职权，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 这个提纲的主要错误如下： 第一，这个提纲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看待当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 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高潮。这个高潮有力地冲击着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还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阵地和文化阵地。这个提纲，不是鼓舞全党放手发动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继续冲锋前进，而是力图把这个运动拉向右转。这个提纲用混乱的、自相矛盾的、虚伪的词句，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这个提纲不提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问题，掩盖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 第二，这个提纲违背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当报刊上刚刚涉及吴晗《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竟然提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他们又在各种场合宣称，对吴晗的批判，不准谈要害问题，不准涉及 1959 年庐山会议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罢官问题，不准谈吴晗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诉我们，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彭真有意造谣，对许多人说，主席认为对吴晗的批判可以在两个月后做政治结论。又说，两个月后再谈政治问题。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文化领域的政治斗争，纳入资产阶级经常宣扬的所谓“纯学术”讨论。很明显，这是反对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而要突出资产阶级的政治。 第三，提纲特别强调所谓“放”，但是却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根本歪曲了毛泽东同志 1957 年 3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抹煞放的阶级内容。毛泽东同志正是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指出，“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又说，“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这个提纲却把“放”同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揭露对立起来。它的所谓“放”，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只许资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反击资产阶级，是包庇吴晗这一类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个提纲的所谓“放”，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 第四，在我们开始反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却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他们用这个口号保护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根本否认真理的阶级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 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第五，提纲说，“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这种对学术不分阶级界限的思想，也是很错误的。无产阶级在学术上所掌握的真理，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早已大大地超过了和压倒了资产阶级。提纲的提法， 表现了作者吹捧和抬高资产阶级的所谓“学术权威”，仇视和压制我们在学术界的一批代表无产阶级的、战斗的新生力量。 第六，毛主席经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 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在破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斗争中建立和不断发展起来的。但这个提纲却强调“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这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破，对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立，是同毛主席的思想针锋相对的，是同我们在文化战线上进行大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革命斗争背道而驰的，是不准无产阶级革命。 第七，提纲提出“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又说“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究竟什么是“学阀”？谁是“学阀”？难道无产阶级不要专政，不要压倒资产阶级？难道无产阶级的学术不要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的学术？难道无产阶级学术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学术，就是“学阀”？提纲反对的锋芒是指向无产阶级左派，显然是要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戴上“学阀”这顶帽子，倒过来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维持他们在学术界的摇摇欲坠的垄断地位。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第八，提纲的作者们别有用心，故意把水搅浑，混淆阶级阵线，转移斗争目标，提出要对“坚定的左派”进行“整风”。他们这样急急忙忙抛出这个提纲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整无产阶级左派。他们专门收集左派的材料，寻找各种借口打击左派，还想借“整风”的名义进一步打击左派，妄图瓦解左派的队伍。他们公然抗拒毛主席明确提出要保护左派，支持左派，强调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的方针。另一方面，他们却把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修正主义者、叛徒封成“坚定的左派”，加以包庇。他们用这种手法，企图长资产阶级右派的志气，灭无产阶级左派的威风。他们对无产阶级充满了恨，对资产阶级充满了爱。这就是提纲作者们的资产阶级的博爱观。 第九，正当无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动一场新的激烈斗争刚刚开始，而且许多方面、许多地方还没有开始参加斗争，或者虽然已经开始了斗争，但是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时候，提纲却反复强调斗争中要所谓“有领导”、 要“谨慎”、要“慎重”、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这些都是要给无产阶级左派划许多框框，提出许多清规戒律，束缚无产阶级左派的手脚，要给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设置重重障碍。一句话， 迫不及待地要刹车，来一个反攻倒算。提纲的作者们对于无产阶级左派反击资产阶级反动“权威” 的文章，已经发表的，他们极端怀恨，还没有发表的，他们加以扣压。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 就可以看出，提纲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 （十）当前的斗争，是执行还是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文化革命的路线的问题。但提纲却说，“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开辟解决这个问题（指”彻底清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 阶级思想“）的道路”。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早已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给我们无产阶级开辟了道路。提纲却认为毛泽东思想还没有给我们开辟道路，而要重新开辟道路。提纲是企图打着“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 这个旗帜作为幌子，开辟一条同毛泽东思想相反的道路，即现代修正主义的道路，也就是资产阶级复辟的道路。总之，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 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 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使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 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个通知，可以连同中央今年二月十二日发出的错误文件，发到县委、文化机关党委和军队团级党委，请他们展开讨论，究竟那一个文件是错误的，那一个文件是正确的，他们自己的认识如何， 有那些成绩，有那些错误。 （十九）刘少奇的对策 虽然彭真的人生陷入低谷，但事情没完。虽然彭真是个大人物，但仅凭一个彭真，还不需要如此大的动作。因为彭真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是行政系统内的一员，而整个行政的核心是刘少奇， 所以矛头是对着刘少奇去的。 整个文革的过程是，从中央大员到刘少奇，再从刘少奇来打碎整个行政体系，然后重新组合。从一九六二年，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做了那份著名的报告开始，已经注定了理论和实践之 间的矛盾。那个矛盾导致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理论方面的被动。《二月提纲》实际上是整个行政系统，或者说右派的一个理论反击，很快以失败告终。《五一六通知》的诞生，意味着刘少奇为首的右派在理论论战方面的失败。 随着贺龙和罗瑞卿失势，刘少奇和军方的势力再一次完全断裂。当毛泽东、林彪通过军方控制了全国，刘少奇的结局已经注定，注定惨败。毕竟刘少奇背后有一大批人，从大四清开始，他们跟着刘少奇走，希望刘少奇可以成为一把手，大干一番。然而事实证明，毛泽东还在世的情况下，那只是一个美好的幻觉。 从一九六四年开始，刘少奇的路本来走得很顺。经济调整有了成效，加上大四清运动赢得了整个行政系统的支持，实力一直在增加。特别是一九六五年，在和毛泽东的矛盾浮出水面的情况下， 依然当选国家主席。在很多人看来，此时的刘少奇已经和毛泽东旗鼓相当，隐隐有取而代之之势。 从整个党史看，共产党每一次出现重大挫折，都要更换领导人。如大革命失败之后，陈独秀下岗； 如井冈山反围剿失败，王明、博古完蛋。大饥荒也是一次惨痛的失败，而且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刘少奇取代毛泽东似乎是大势所趋。然而这一切只是表面现象…… 作为当事人的刘少奇发现，不论他的实力如何增加，和毛泽东之间依然有着难以弥补的差距。 不论是魄力、手腕、还是威望，他始终无法追上毛泽东。他已经足够出色，在新中国历史上，已经是屈指可数的政治家，或者说谋略家。然而毛泽东是历史巨人，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巨人。在毛泽东面前，刘少奇的实力和档次都差那么一点点。 七千人大会时，刘少奇已经是二把手，通过经济调整和大四清运动，在获取整个行政系统之后， 在实力大大增强之后，刘少奇依然是二把手。 在刘少奇还在全力以赴指挥大四清运动之际，毛泽东开始反击了，从文化界入手开始反击。不经意之间完成了从批判罗瑞卿到批判彭真，从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到《五一六通知》，毛泽东的反击是那么干净利索，是那么的不可阻挡。 刘少奇痛苦地发现，不论如何提升实力，自己依然是二把手，只因为一把手是毛泽东。刘少奇的实力越增加，越是能体会到毛泽东的强大，越是发现心中的梦想是迟尺天涯。然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因为他也不是一个人。如果是他自己一个人，跑去跟老战友毛泽东叙叙旧、写个检讨就得了，说不定还能继续工作。在他身后站着的是整个行政系统，他们的身家和前途都系在刘少奇的身上。刘少奇倒掉，行政系统势必造成大范围换血。于公，国家动荡；于私，他的支持者将失去养老保险、住房、配车、厨师等等一系列好处。因此只要有一线生机，他都要全力以赴去干。 在理论论战失败之后，只剩下行动一种途径了。因为没有军方支持，他的行政能力有限。面对汹涌澎湃的批判他已经无能为力。现在他只能寄希望不要大乱。只要不乱，就有可能找到解决问题 的办法。大饥荒那么天大的事，不是都解决了么？在中国，只要不出乱子，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乱，不仅是刘少奇，也是所有掌权者最怕的局面。然而他的对手是毛泽东，毛泽东已经看穿了他的弱点。批判运动兴起的时候，一个特殊的群体——红卫兵出现了。 面对年轻激进的红卫兵，刘少奇已经看到其中蕴含的变数。因为他本人就是在五四运动的感应下加入革命的，一辈子都在搞运动，很清楚这种运动的杀伤力，特别是有国家机器作为后盾的情况下。所以他打出手中最后一张牌，派遣工作者进学校，希望能把炽热的学生运动给压住，进而得到一丝喘息的空间。在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这已经是他最后的选择了，或许是没用的，只能尽人事、 待天命，期待奇迹出现。 （二十）所谓工作组 当年的高校，尤其是北京高校，犹如一个个火药桶，继承了二十世纪善于罢课的光辉传统，外面有点风吹草动，就要放下书本、跑到街头去爱国。碰见文革那种风云激荡的年代，所有火药桶几乎同时被引爆。要想让那些已经引爆、即将引爆的火药桶安静下来，除非四大龙王同时出现在空中降雨。当然四大龙王没有出现，现在刘少奇就要代替龙王们灭火。 刘少奇手中的灭火器就是工作组。 所谓工作组，参照四清运动，就是在各个机关里抽点人开进北大清华等校园，和校方联合，去劝说那些骚动不安的年轻人。说啥呢，大意就是说，那个你们啊，还年轻啊，要好好学习啊，听政府和领导的话啊，不要受人蛊惑啊。如此等等，就像唐三藏同志念经，一条一条的，有理有据，头头是道，却忽视了一点。年轻人本来就血气方刚，在理想和信念的召唤下，在同样来自中央内部的鼓励下，哪里听得进去那些理论家们的罗嗦，该演讲还是演讲，该串联还是串联，该大字报还是大字报，该喊打倒谁照样去喊。 对待学生运动，两种人最合适：狠人和能人。所谓狠人，就是拿着鞭子，小子敢再闹就抽你屁股，例如八九学潮之后，军队开入校园。所谓能人，就是来吧小伙子们，咱们一起闹，咱比你花样更多，你们好好学习，如早期的共产党人领导的学生运动。 而某些工作组的人则是另外一个样，真把自己太当回事：级别不高，派头够大；权力不多，脾气够大；严于律人，宽于律己；世界观只有孙子和爷爷两种概念——领导面前当孙子，领导背后当爷爷，拿着鸡毛当令箭。对待高干子弟没辙，对待没背景的学生很会整。后来的造反派领袖，都有过被工作组修理的经历。 某些工作组成员（如北大的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宿舍和办公室之间只有一百米，这一百米的 距离也得开车上班，架子不是一般的大。这种态度其实是表明，老子是中央来的，你们这群小王八蛋能怎么样嘛。这一阵势恰好提供了右派变质的证据，给了左派造反的口实。这种人唬一唬无知的老农民还行，派去浇灭年轻人的火气，浇下去之后才发现是油。这种人应该是半官僚主义和半书生的混合体，处在从书生或大兵到官僚的进化阶段，既没有官僚的圆滑也没有书生或大兵的血性，平时装点门面可以，遇到事很可能添乱，这种人数量不少。 不禁要问，刘少奇他老人家为啥要派这种人去呢？因为能人和狠人他都没有，他无人可派了。 如果军队支持他，一切好说。他本来是发动学生运动的好手，现在要去熄灭学生运动，能派的人也就是之前搞大四清的那些人，有啥办法呢，手头的资源有限啊。 工作组也得完成自己的任务，不能辜负领导的重托不是。既然这帮热血的愣头青一根筋转不过来，那就好吧，给他们点颜色看看。某些工作组会把某些活跃分子给拉到某个单独的小屋子里批评教育一番。这样一来确实起到一定作用，但同时也刺激了激进派的神经。再加上江青、康生等人在背后的煽动，激进派就起来反对这些工作组成员，冲破他们划定的界限。 一方要冲破，一方要维稳，自然而然就出现批斗情况，而且是乱批乱斗。工作组是上级派来的， 有权力做决定，就把一些问题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如六月十八号发生在北大的“六一八”事件。 这次事件说白了就是一群热血青年闹腾了一下，批评教育或者关起来教育都是可以的，偏偏定性为“反革命”，也太高调了。这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工作组领导们或许不知，这个反革命定性会在中央高层引起怎样的震动，又会给正准备放手大干的江青、康生等人提供多少炮弹，更为致命的是加快了毛泽东全面清算的决心。 这种“反革命”定性也可以这么理解，是以刘少奇为首的行政系统做最后的挣扎，在最后时刻行使权力，希望通过这种典型事件扑灭学生运动的决心，也就是拿大帽子压人，因为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 这事背后是两个高手在较量。毛泽东的反击是从文学领域切入到政治领域。刘少奇的防守则从政治领域外扩，把政治延伸到校园。毛泽东抓住这个机会再反击，说工作组干坏事，影响了运动， 应该撤掉。 毛泽东说撤掉，那就撤掉。 工作组撤销，相当于拿掉了刘少奇和邓小平手上仅有的一点资源。此时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基本上丧失了任何活动的能量，只有老老实实地呆在那里，如同待宰的羔羊，等待命运的裁决了，那是他们一生中最为低落的时刻。能让刘少奇和邓小平这类人同时落入低谷，普天之下也只有历史巨人毛泽东有如此的手腕、魄力和威望。 （二十一）第三次决定 当毛泽东决定撤销工作组，拿掉刘少奇和邓小平手中最后一点可利用的资源时，他已经下了最后的决心，决心把一切打碎重新来过。 踏上革命道路之后，毛泽东至少做过三次足以影响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决定。 第一次是抗战之后，面对咄咄逼人的国民党和蒋介石，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抽了很多烟之后， 熬过了很多不眠之夜之后，下定决心要带领共产党参与争霸天下。这个决定使得共产党赢得中国的统治权。 第二次则是五零年，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思索很久，抽了很多烟之后，熬了很多不眠之夜之后，拍板决定派志愿军入朝。这个决定在二战之后重新界定了亚洲的格局，也为新中国赢得了安全保障。 这是第三次决定，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个重要决定。时间是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七号到二十八号； 地点是湖南韶山滴水洞。 和之前两个决定不一样，这个决定虽然前后只有十一天，酝酿的时间确实最长。在北京闹得天翻地覆之际，毛泽东去了南方。批判罗瑞卿时，在上海；姚文元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毛泽东在杭州。彭真搞出《二月提纲》时，毛泽东在武汉。《五一六通知》下发，林彪谈政变， 刘邓派工作组，毛泽东在杭州、上海一带。 六月十五号那天，毛泽东觉得局已经布好，应该做决定了。于是他离开杭州，当晚到了南昌。 六月十六号到了长沙，回到韶山，十七号住进滴水洞——那是毛泽东祖坟的所在地。 韶山西面有三座山峰，南面龙头山，北面黄峰山，西面是牛形山，滴水洞就被环抱其间。滴水洞占地约五平方公里，只有一条公路蜿蜒延伸期间。豁口处是韶山水库，深幽清雅。三面树木挺立， 景色宜人。两山陡立处，有一桥，桥下有小溪，桥头边有一个山洞，即使是天干大旱，洞中仍滴水不断，回声阵阵悠扬，韵如琴，那便是滴水洞。 滴水洞四周幽荫阵阵，上百种野花漫山遍野地生长在小溪边，又有上百种药材分布在山野间。 特别是春夏两季，花朵漫天，绿荫阵阵，人间天上。 从风水上说，此处当属龙脉，毛泽东的祖先下葬于此，也是一个好归属。当年蒋介石为了消灭共产党，四处掘共产党领导人的祖坟。曾三次派人去挖坟，均因当地百姓的保护未能得逞。毛泽东入住滴水洞之后，基本上不出门。 毛泽东一生酷爱游泳，韶山水库就在不远处。一九五九年六月份，刘少奇成为国家主席之后， 在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曾回过滴水洞，曾兴致勃勃地在韶山水库游泳。这一次，他在滴水洞住了十几天，竟然没有一次去游泳，而且很少外出。在这里，他又回到决定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时的那种状态，紧张地工作、静静地思考。对一般人而言，面临大事时常常心慌意乱。对精英而言，重要时刻往往很冷静。对巨人级别的毛泽东来说，遇到重要的事情却是出奇的细心，反复思索，把前前后后的可能性想了很多遍，直到算无遗策之后再做决定。 高明的政治家如同顶级的修行者，心中有一种境界，叫做静。懂得动的人不见得有多么牛，懂得静才真的了不起。 毛泽东在滴水洞想什么？当然是天下大事。所谓的天下大事是很复杂的，把天下大事简化一下， 就集中在——刘少奇和林彪——这两个人身上。这两个人，他要用一个（林彪）废一个（刘少奇）。 用林彪，如何使用，需要方法；废刘少奇，如何废，需要方法。 林彪的事后面再说，这里先说说刘少奇。两个人从延安整风以来，一直亲密无间。 中间出现了高岗事件。高岗为了权力而对付刘少奇，毛泽东为了刘少奇判高岗违规——高岗是毛泽东最忠实的粉丝之一。在随后的反教条运动中，毛泽东又为了刘少奇而让粟裕靠边站，因为他要把刘少奇推向前台，要为未来的接班人储备人才。 刘少奇走向前台之际，正是大跃进兴起之时。那时候灾难还没有到来，虽然有一系列预兆，但总体形势看起来还不错。毛泽东选择在那个时候让出国家主席的位置，其实也有交班的考虑。如果没有大饥荒的到来，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也许真的完成交班，之后的一系列运动都不会存在，那将是梦幻般的。刘少奇上台之初，出现了彭德怀事件。毛泽东又为了刘少奇而拿下彭德怀，扫除了一个对刘少奇不感冒的人。然而此后一切都变了，大饥荒凶猛地到来了。 毛泽东检查了总路线，没错；错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操作上。毛泽东认为那是实践上的错误。 此时在前台负责实践工作的恰好是刘少奇和周恩来，以及他们领导的那个官吏组织。毫无疑问，那个时候的毛泽东非常恼火。更让他愤怒的是，在七千人大会上，有人把责任往他头上推。虽然他是领袖，应该负最大的责任，但是当时的普遍观点是操作失误。他忍了，没有当场发飙，不是因为他喜欢忍让，而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把责任承担下来才是最佳决定。 最让他难以容忍的是，亲手推向前台的刘少奇开始背离他制定的路线，而且把整个行政系统都拉过去了，还想把手伸向军方。从一九六四年《二十三条》的诞生开始，毛泽东决定布局反击。之前，毛泽东还在等刘少奇回头；之后，毛泽东把刘少奇当成政治对手了。毛泽东要打掉的并不是刘少奇，而是以刘少奇为首的一批人。于是他把江青放出来折腾，于是他把军权集中在林彪手上，于 是他倒掉了曾经的心腹罗瑞卿、贺龙，于是他把红卫兵重新请出学校，一切布局结束，如今就差最后的决定了。 要下决定不难，但他还要想清楚。因为这个决定不是请客吃饭、不是打一场战争，而是事关很多人吃肉还是喝汤问题、住别墅还是蹲牛棚的问题、批斗别人还是被别人批斗的问题，必须再想一想，好好地想一想。 想到六月二十八号，终于把一切想清楚了，再一次离开家乡。一九二七年，三十四岁的毛泽东离开家乡搞武装斗争，彼时的他不过是一书生。三十九年后，七十一岁的毛泽东再次从家乡出发， 亲手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此时的他已经是神一般的革命领袖。 离开家乡之后，毛泽东去了武汉。在武汉徘徊了半个月，游了长江，放松了一下。仰望万里楚天，面对即将到来的狂风巨浪，他已经成竹在胸。在武汉，他给江青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很好地透露了毛泽东当时的心境。 毛主席给江青的信 江青： 六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指魏文伯、陈丕显）的意见在那里（指上海） 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指杭州） 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指滴水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二十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引者注：指武汉），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指林彪谈政变），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指《毛泽东选集》），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追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 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坚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又有些不自信。 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 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 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 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 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吧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指全世界的共产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 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 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这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 而现在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以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 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也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卷六 第六篇 文革（下） 六、红卫兵 （一）承传 毛泽东办事，通常都是坚持两手抓，而且两手都很硬。两手，即为文武。文韬武略相互配合， 双管齐下，无往不利。毛泽东的两只手，文的一只手即为中央文革那帮秀才，靠嘴皮和笔杆子攻击别人；武的那只手则是，非常熟悉的三个字——红卫兵。 到今天为止，红卫兵——已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词，主要有两面，一面是破坏性，另一面则是对腐朽制度的冲击。两面的特点同样鲜明，争议极大。 就红卫兵本身来讲，就是一帮热血的年轻人冲击社会现实而已。他们是学生，是知识分子，若干年后，他们将成为各类人，或者是专家，或者是教授，或者是学者，或者是罪犯，甚至可能成为国家的叛徒。但当时，他们是红卫兵，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冲击社会现实。 在整个历史上看，知识分子冲击社会现实一直都是一道风景。 在一般意义上讲，所谓知识分子指那些脑力劳动者。这些脑力劳动者中，不包括那些一门心思啃老、以及一门心思啃异性（如白面先生和第三位女士）这类人。知识分子主要指那种受过教育， 在各个领域中，能够传播科学啊、文化啊什么的，能够自食其力，人格独立，且懂得生活或者说人生的人。如果把概念延伸一下，可以理解为用自己的头脑去改变社会现状的人。按照这个理解，知识分子可以追溯到很久。比方说在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学说代表人物，很多是知识分子，他们创建了各种观念，并试图用这些观念去影响和改造社会，最终导致了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他们堪称知识分子的楷模——尽管那个时候还没有知识分子的概念。 随着社会结构越来越紧凑，知识分子也在改变，无论如何改变，命运无外乎三种，要么敢于表露个性而被杀掉，这种人很少，例如竹林七贤之首的嵇康；要么隐藏个性，装糊涂保命，如阮籍， 如各位隐士；大多数都选择了第三种：当奴才，听领导的话，为领导办事。 在中华文明强势之际，知识分子基本上被政治同化了。得志的去当官，杀别人或被杀掉；不得志的去隐居，有时写点诗歌留名，如读到——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便知那是隐士林和靖写的。 从汉代之后，知识分子冲击现实的途径有两种，要么就是在战乱年代支持一个英明的人改朝换代，如李世民的十八学士；要么就是在和平年代为了某些事跪在皇帝的门前请愿，如明朝那些请皇 帝上朝的文官。 两种途径只能算常规，算不上深刻，因为都没有触及到现实的根基——社会制度。在民族的生死存亡之际，偶尔看见隐藏着的铮铮傲骨，比方说文天祥。 几千年来，知识分子们都在细心修补着中华文明。代表性群体就是唐朝之后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学派，如宋明理学。一直修补到中华文明遇到生存危机，才开始思索改变中华文明孕育出来的政治制度。 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西方文明入侵东方文明，随着传统的华夏文明的没落，东方的知识分子再一次试图在真正意义上冲击社会现实的根基——政治制度——如同两千年前的前辈、春秋时代的知识分子那般，代表人物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代表事件就是他们整出来的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失败了，但知识分子的脚步没有停下。随后一批知识分子聚集在孙中山周围，跟着孙中山推广“三民主义”，一直推广到国民党离开大陆。包括以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也是试图改变社会制度。只是在民族危机面前，他们多半从国外寻找政治体制，思考层次不及百家诸子的原创性高明。 在这个过程中，热血的年轻人越来越不安于书本，时不时跑到街上宣扬各种理念，也就是形形色色的学生运动。标志性事件当然是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号的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它诞生在传统的中华文明最为低谷耻辱的时刻：军阀混战、列强入侵，身为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却要割让主权。 所谓五四运动，从狭义上讲，就是一帮学生不想念书了上街瞎折腾；从广义上讲，则是传统华夏文明孕育的精英，不堪传统文明没落的屈辱，要斩断传统文明走向新生。其意义已经诸多宣传， 这里不再累述。 五四运动之后，青年学生冲击社会现实成为一种潮流。每当社会动荡，总会有学生跑上街去爱国，比方说抗日战争之前爆发的一二九学生运动。这些年轻人一直运动，运动到新中国的诞生，消停了一段时间，因为积弱百年的国家得到新生，年轻人把精力和热情都投入到国家建设中去。即使共产党搞反右派斗争，他们也忍了。然而随着大饥荒的到来，随着高层之间的矛盾分化，社会再一次出现混乱，混乱的社会状况刺激了潜伏在年轻人血液中的不确定因子。 ——热血再一次沸腾了。 ——他们决定再一次冲击社会现实。 如果说建国之前的历次学生运动的目的是反帝、反封建、反军阀、反卖国、反独裁；建国之后的学生运动的目标则是反官僚主义、反修正主义等等，他们反对的正是当年的五四运动精神熏陶出 来的人。学生运动还是学生运动，只是学生运动的土壤变了。 客观意义上讲，所谓红卫兵运动，不过是继承了学生们面临社会混乱时便会运动的传统。但是他们必须面对现实。五四运动的学生们砸了曹汝霖等人的家，那是爱国。红卫兵抄了彭真等人的家， 那是搞破坏。原因无他，客观现实变了而已。理解了这一系列知识分子冲击社会现实的历史，有助于解释红卫兵的行为。迄今为止，红卫兵并不是最后一起学生冲击社会现状的事件。学生最后一次冲击社会现实发生在一九八九年，当时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冲击到中国，学生再一次走上街头，史称八九学潮。 为啥要勾勒这个呢，因为这也是一种承传，属于文明范畴的一部分。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这种承传，将会老化、腐朽、衰弱、死去。这个地球上出现过许多文明系统，绝大多数都衰亡了。我们仔细考察一下那些已知的衰亡了的文明中，它们有过辉煌（如古埃及文明）、有过伟大的帝国（如古波斯帝国）、有过先进的创造（如玛雅文化体系），但就是看不见这种承传——即知识分子对现实社会的不断冲击，或许这是文明得以延续的必要条件。看看如今最为强势的欧美文明，恰好是对“知识分子冲击社会现实”的容忍度最高的。 ——尽管这种承传有时候会表现为反作用。 提起红卫兵运动，有人把自己摆在受害者的位置上呻吟，还可能掉几滴眼泪；更有人咬牙切齿， 紧握双拳，做愤怒状。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对于呻吟者要同情（对他人的人道），对愤怒者要无视 （对自己的人道）。在这里不需要别的，需要的只是理解。因为一旦社会出现大的困难或者说变故， 依然会出现大批知识分子走上街头、深入社会阶层、冲击社会现状的局面。 （二）起源和结构 说起红卫兵的起源，资料记载非常简单。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号那天，清华大学附中的一帮干部子弟在圆明园遗迹聚会，激动玩乐之余，他们决定搞点花样，说咱们成立一个保护毛主席的秘密组织，咱们是红卫兵。 三天之后，他们在清华附中张贴大字报。大字报是一种传统，是在物质贫乏的时代的一种宣传方式。但这张大字报与众不同，因为它的署名是——红卫兵。 此后“红卫兵”这几个字迅速成为一个流行元素，短短时间内席卷神州大地。从北大附中，到整个海淀区，到整个北京城，再从北京到上海，到全国，从中学到大学，红卫兵组织迅速涌现，如雨后春笋般，快速成长。特别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号，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之后，红卫兵增加的速度绝对是光速。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一群中学生想要成为保卫毛主席的卫兵？是他们自发组织还是有高人指点已经无从考察，但是这件事透露一个事实：就是经过建国十几年的广泛宣传，毛主席已经成为一个深入到各个角落的符号，在新一代的年轻人心中，分量已经非常重大。 年轻人容易崇拜偶像，周杰伦的粉丝、刘德华的粉丝、科比的粉丝、梅西的粉丝、乔布斯的粉丝、韩粉、哈日派等等都有一个巨大的群体，有部分人相当狂热。如果把这些粉丝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个人身上会怎么样？当然现在没人有这个魅力。但是在半个世纪之前，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可没有这么多“天王”、“天后”、“巨星”去崇拜，只能崇拜伟大领袖，都是毛泽东的粉丝。而且他们在长辈的革命精神的熏陶下，远比如今的年轻人狂热。 在那个相对单调的年代，在那个如火的年代，他们以自己的方式登上历史舞台，去诠释一代人的梦想。一个由狂热的年轻人组成的巨大群体，在结构上必然是复杂的，红卫兵群体也是一样。红卫兵大概可以分为四个派别：血统派，保守派，造反派，极左派。 红卫兵起于血统派，也就是老红卫兵。说起红卫兵的构造，有人或许还不知道，最早的红卫兵是清一色的高干子弟、正统红二代，比如毛泽东的闺女，比如贺龙的儿子，比如刘少奇的孩子，比如叶剑英的女儿必然，比如等等等。他们号称老红卫兵，也就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号之前诞生的红卫兵。那个年代虽然物质贫乏，老红卫兵绝对是衣食住行有保障，看病有医生，不愁找不到对象的群体。 他们为啥这么干呢，是有原因的。人嘛，到了一定年龄段，自我意识就会崛起，会站在自己的角度上思考问题。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观点和使命。如果说以毛泽东为首的那代人的使命就是革命、建立一个国家，那么他们的后代也将有自己的定位。 他们的红一代父辈们基本上都是白手起家，身经百战而不死。这样家庭里的孩子，家庭教育自然是红色的：要学习伟大领袖和你老爸、不要忘记革命传统、防止坏人窃取国家领导权等等。孩子们本来就是诞生于战火之中，长于炮火连天的世界，比较懂事早熟，性格比较强悍。一九六六年， 他们都是二十多岁的年纪，都要思考一些问题，即如何定位自己的人生、实现自身价值等等。家庭教育加上年轻人的英雄主义情节，自然而然地选择类似于英雄的父辈们走过的路，即搞革命。 恰好当时的社会现实给了他们搞革命的理由：经济建设不景气，政坛风起云涌，以毛泽东和刘少奇为首的两派人马各自摆出了自己的建国思路。年轻一代渴望表达自己的观点，于是他们就仿照父辈们走过的路，建立自己的组织，拿出自己的纲领，表达自己的思想。他们宣称接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批判学校、领导、老师、基层组织，一句话，就是要“造反”。 这种自发的造反行为可以理解为在英雄主义面纱下的青春冲动。他们的造反行为有严重的血统论倾向，比如当时有一副著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如果血统论也算数，那 么中国现在还是应该由秦始皇的后人领导呢，那胡亥应该和他老爸一样牛叉，那林立果应该和他老爸一样牛叉，可能么？所以说这种行为比较幼稚，但这种幼稚的行为揭开了更为广泛的红卫兵运动。 刘少奇和邓小平决定把这群激进的年轻人消化溶解掉。具体办法就是派遣工作组去校园，首先承认红卫兵的“左派”、“革命派”地位，一步一步恢复共青团组织，扶持愿意接受领导的学生为领袖。对个别不听话的顽固派分子则予以打击。说白了就是，各位小爷们，不要闹了，即使要闹，也在规则允许的情况下闹。 工作组颁发了很多共青团委员、文化革命化委员等证书之后，红卫兵们依然我行我素，不愿服从领导听指挥。答案很简单，贺龙、林彪的儿子有必要听公安局的领导么？毛泽东、刘少奇的孩子有必要去听校党委的啰嗦么？都是高干子弟，没必要依靠基层组织。相反，基层却成了他们冲击的对象。因为在他们看来高层是好的，出了问题自然在基层。一方要管，一方不服管，双方矛盾日益尖锐。然而僵局并没有持续很久。 七月十八号，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他已经做出了人生中最后一个重要决定，世间再也没有任何人能阻止他实践自己的决定了。七月二十号，他找中央负责人谈话，说：“五月二十五日聂元梓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巴黎公社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这种大字报我们是写不出来的。大字报写得好。我向大家讲，青年是文化革命的大军，要把他们充分发动起来。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的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实际却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团中央应该站在学生运动这边，可是他们站在镇压学生运动那边。谁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日修，反动派。借口‘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去又盖起来，这样的情况不允许，这是方向性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得稀巴烂！” 谈话之后，工作小组被迫撤出校园。 红卫兵们赢得了“革命”的一个胜利，拍拍身上的灰尘，抖擞疲惫的精神，抄起笔墨和口水， 继续战斗了。很快他们又收获另一个更大的令人鼓舞的胜利。八月一号，建军节，毛泽东写信公开支持红卫兵。有了伟大领袖的支持，革命小将们乐颠了。他们的胜利在十七天后达到巅峰。那一天， 毛泽东亲自接见红卫兵。然而很快，老红卫兵们就惊奇地发现革命没路了，因为更疯狂的红卫兵——造反派——出现了。造反派不仅仅要打倒黑五类，还要打倒高干们，也就是老红卫兵的父母， 红一代。 这一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叶向真，叶剑英元帅的二女儿，生于一九四一年，文革爆发时二十五岁，当时在中央戏剧学院学习导演。叶剑英本人对运动非常谨慎，而年轻单纯的叶向真被卷了进去了，成了“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的小头头，可谓热血燃烧、激情澎湃、斗志激昂。当时“彭真、 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反党集团刚刚诞生，批斗会还没有开。中央文革一帮人才刚四处宣扬说那几个老家伙是反党的，是牛鬼蛇神，不能让反党的牛鬼蛇神好过。中戏的红卫兵决定响应号召， 把四位牛鬼蛇神拉出来一起开批斗会。 在指哪打哪的精神作用下，在一个冬天的晚上，两辆卡车驶向彭真的大门。红卫兵从卡车上跳下来，把一封重要的信交给门卫，趁门卫看信之际冲进去，直接把热被窝里的彭真给抓走。同时抓走的还有陆定一和罗瑞卿。因为没有找到杨尚昆的住宅，四个人没有凑齐。为此，江青还把叶向真等人请到中南海吃一顿，表扬一番，大意说：你们干得好，革命后继有人了。 周恩来很快知道是叶向真干的。这事肯定瞒不过周恩来，也难不倒他。叶向真那小丫头，眼皮下面长大的嘛，好办。就把叶向真等人叫过去，笑眯眯地对他们说：“你们怎么回事啊，把他们藏在哪里了？”见了周叔叔，小丫头当然要乖一点，但又不能把到手的“革命成果”送出去，只能半真半假说：“藏在一个安全地方啦。”周恩来对时局和红卫兵的心思了如指掌，先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曰：“你们看不住，如果有坏人捣乱，你们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你们不是还少一个杨尚昆吗？开会的时候我保证把四个人都送过来。”“君子一言？” “驷马难追！” 就这样，首次出现了“中央一级”的批斗大会，轰动全国。 但是很快，叶剑英元帅也深陷二月逆流，遭到冲击。叶向真也受到牵连，她被关押在一个九平方米的单人牢房里，与世隔绝。一开始觉得没事，两三个月后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叶向真明白了， 并不是要关她，而是要对叶剑英动手。 这样叶向真就陷入一个尴尬的境地：弄不倒叶剑英，就不会放叶向真出去；弄倒了叶剑英，更不会放叶向真出去。总之是出不去。她曾想干脆死了算了，活着也没意思。幸好她没死，因为她找到了事情干：在牢中钻研起中医，试验针灸。操作过程：趁提审时，在桌子上偷偷捡了根大头针， 又从扫帚上截下一小段小铁丝，在水泥地上磨成针，往自己大腿的穴位里扎。《双城记》里那位老医生，在巴士底狱呆了二十年之后，出来时人都傻了。其实用不了那么久。四年之后，叶向真从单人牢房里出来时，几乎不会说话了，人也迟钝了很多，直到一年后才基本恢复正常，惹得叶剑英元帅老泪纵横。 叶向真出狱之后，真的成了一名外科医师。若干年后才拾起儿时的梦想，干起了导演，改编的曹禺戏剧《原野》成为第一部走进威尼斯电影节的亚洲电影。但是这部片子在香港放映了十年之后才得以在大陆放映。叶向真晚年，吃斋念佛。 八月十八号之前，是以高干子弟为骨干的老红卫兵的天下，之后他们随着父辈们的失势而退出历史舞台。工作组撤出校园之后，面对来势汹汹的红卫兵小将，政府机构的各位大人们自然不甘坐以待毙，他们组织、扶持了自己的红卫兵，也就是保守派红卫兵。 和老红卫兵不一样，保守派只是跟风派的墙头草。他们的特色是：没有家庭背景，想干革命又不敢拼命去干，就是凑热闹的。大串联时代到处游览观光的就是这些人。 这派人要想存活，必须依靠基层组织。需要政府给提供火车、汽车，提供食物。这一派的门槛很低，只要爹妈不是反革命分子，都能加入。因此这部分人数量惊人，全国各地都有。 红卫兵运动本来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领导的，是自下而上的，本质上是搞革命破坏的。如果红卫兵听基层政府的话，也就丧失了造反的功能。但是这些红卫兵也不能说就是保守派，本身也会批判一些人，比如说学术界公认的右派啥的，也会冲击一下机关单位，前提是政府和基层部门允许。 就好比搞游行，先请示好政府，走在政府划定的路线上。 所谓保守派，就是相对听话的一派。等到造反派兴起，政府组织瘫痪，这群跟风派又成了造反派的跟屁虫，去批斗大会上凑人数；游行时喊口号；屁颠屁颠地跟着人家去抄家，偶尔顺手牵羊， 拿点黄金塞在口袋里。据叶向真回忆，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每一次接见之后都能捡到金子。都是红卫兵抄家时顺手塞到口袋里，到天安门打坐时挤掉的。掉了也不敢捡起来，以至于白白丢在天安门广场。当时负责安全工作的是叶剑英元帅，非常愤怒曰：“如果这样下去，年轻人不知道会学成什么样！” 评：保守派不是头头，因为没有冲锋陷阵、推波助澜而不承担责任。之后上山下乡，回到城里之后，又下海经商。他们一直隐藏着，等到文革被否定之后，他们又成了所谓文革的受害者，满身伤痕之人，哭哭啼啼，样子很不好看。 真正有惊人破坏力的是造反派。 造反派的造反精神和老红卫兵是一致的，都是以冲击基层政府为己任，四处煽风点火；但出身和保守派一样。要加入这一派没啥门槛，只需要胆子大，敢闯敢干。这帮人由于在文革初期积极参与造反事业，却没有家庭背景，经常被领导拉去批评教育。特别是工作组进入学校之后，他们成为被打压的对象。工作组那帮人也不是吃素的，管不了高干子弟也就算了，还管不了你们这些瘪三？ 当然要管。比方说蒯大富同学，曾经在工作组的指挥下，遭受上千人围攻。工作组挖出很多右派学生，搞阶级斗争，有人当场被斗昏，有人被迫自杀。工作组撤销之后，这些所谓的右派学生又成了造反派的中坚。 他们不仅被领导打压，还被老高干子弟们看不起，成为不让革命的对象。然而他们虽然出身低 微，血液里却流淌着不安定的因子，渴望打破束缚、渴望造反、渴望被认可、渴望功成名就。他们是有才的，突破千军万马的独木桥，成为早期的大学生。他们视红一代领导人为奋斗目标，渴望像他们一样，通过革命和自身的努力走向成功。一句话，他们敢闯敢干不怕死。他们的父母清清白白， 不涉及政治和利益，全无后顾之忧。一旦失去束缚，打、砸、抢自然不在话下。 开批斗会少不了他们，抄家少不了他们，砸文物少不了他们，战斗力极为强悍。他们是毛泽东真正需要的人，因为毛泽东要借红卫兵的火去烧烤行政系统。老红卫们有革命精神，但也有致命缺点，因为他们的父辈基本上都在行政系统内部，属于需要烧烤的对象。干起事来会有顾虑，而且他们数量有限，集中在北京地区，远远达不到需求。 造反派就不一样了，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只需要发动起来，天南地北的官僚机构统统的，统统的别想有好日子过。凡是当官的，别想安稳。别说搞腐败、贪污、包二奶，当孙子不像样也要烧一烧，烧到服气为止。那些著名的红卫兵领袖们就出现在这一派中，如蒯大富同学，就是造反派中的杰出代表。 造反派固然牛叉，还有一个更为牛叉的派系，叫做极左派。这个派别的门槛极高，不是一般人能加入的。如果说老红卫兵讲血统，造反派需要胆气，极左派需要另一个词——思想。这个世界一旦涉及到思想，门路就会很窄。因为能思想的人历来都是稀有品种。权贵年年有，有思想的人则凤毛麟角。看看代表人物杨曦光同志。 杨曦光，生于一九四八年十月六号，死于二零零四年七月七号，享年五十六岁。外表：斯文，腼腆。 性格：深思。 人生经历：传奇。 一九九八年，有一本书出版了，书名叫《经济学原理》，作者杨曦光，该书被誉为自马歇尔、萨谬尔森之后的第三代经济学教科书的代表作。对于该书有一段经典的评论：“这一研究激动人心，令人屏息以视。杨是世上少有的几个可以思考这类问题的人之一，他更是世界少有的能解决这类问题的人之一。这一工作具有原创性和新颖性。他正在迅速建立起他作为主要理论经济学家之一的国际名声。” 该书让杨曦光成为当时最牛叉的经济学家之一，成为最接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如果多活几年，也许就获奖了。总之，这是一个脑细胞极为活跃的人。文化大革命之际，杨曦光的身份是红卫兵思想家。 文革开始之际，腼腆的杨曦光倾听了伟大领袖的号召，投身于伟大的革命事业。为此他付出了 精神、思想，还有身体。当时两派都很厉害，经常有军人抓红卫兵。比方说武汉，比方说甘肃，都发生大规模的军人镇压红卫兵事件。杨曦光所在的湖南也发生过军人镇压红卫兵的事件。当时军队镇压一个叫“湘江风雷”的组织。杨曦光虽然也是造反派，却不是抓捕对象。 此情此景让十九岁的杨曦光愤怒了：他和几个同学在军队大肆捕人之际，面对大街上到处是上着寒光闪闪剌刀的枪杆子，却针锋相对地组织了一个红卫兵“夺军权战斗队”，公开张贴大字报、撒传单，指责省军区镇压群众组织很混蛋。 结果很容易想到：杨曦光也被抓了，平生第一次尝到坐牢的滋味。虽然坐牢，却成了一个英雄人物。两个月后，这个英雄人物出狱了。当时正是运动的高潮之际，按说这样的英雄应该大有可为。 然而杨曦光是与众不同的，他在思考背后的思想因素。思考之后写了一本书，叫做《中国该往何处去？》。这本书的内容相当大胆出位，到什么程度呢？——超出了造反策划人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的承受极限。 康生断言说：“我有一个感觉，他（指杨曦光）的理论，绝不是中学生，甚至不是大学生写的，他的背后有反革命黑手！” 当时位居中央文革组组长的陈伯达竟然在讲话中号召：“凡是受杨曦光这些人蒙蔽的人都要回过头来，不要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江青更直接：“（杨曦光）那个什么‘夺军权战斗队’，让他见鬼去吧！”据说后来杨曦光在长沙得知大家的反应，怅然曰：“想不到康生的水平竟然这么低！” 周恩来更是亲自批判这本书，说他的毒害和蒋介石当年的大作《论中国之命运》相当。这个比较绝对是不公平的：蒋介石的大作是很多专家学者的心血，杨曦光的书绝对是自己写的，而他还不到二十岁。这事表明了一个事实：杨曦光的脑细胞非常发达！ 闹出这么大动静，结果已经注定，再次进入监狱，长达十年之久。十年之后，三十岁的杨曦光出狱，成了一名技术工人，三十二岁考入社科院，三十三岁留学普林斯顿大学，四十岁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四十二岁被澳洲莫纳什大学聘为终身教授，四十五岁当选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四十六岁任美国路易维尔大学经济系教授、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客座研究员，五十岁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五十二岁成为莫纳什大学经济学系的首席教授。 杨曦光，典型的深思型人物，牛。 这就是极左派的门槛，一般人是进不去的。 （三）八日定乾坤 走上革命之后，毛泽东一生有三个重要决定。第一个决定是跟蒋介石争霸天下，这个决定之后， 解放战争爆发，四年之后，共产党一统天下，决定顺利实现。第二个决定抗美援朝，三年之后，决定基本实现。第三个决定，文化大革命，要砸烂行政系统，这个决定用了多久呢，十年？不是，实际上只有八天！ 八天之后，所有要打倒的人，上至国家主席，下至村干部，全部成为刀俎上的鱼肉，如同待宰羔羊那般，战战兢兢地等待命运的裁决。然而与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不同，解放战争用了四年打垮了敌人，结束之后也就结束了。抗美援朝三年实现战略目的，敌人退了，退了也就退了。文化大革命只用了八天就决定了“敌人”的命运，清扫工作却一直结束不了，整整持续了十年！ 十年之后，当事人都尘归尘、土归土了，问题还悬在哪里！ 从六月二号红卫兵诞生开始，他们就和领袖紧紧连在一起。 可以说他们很幸运，诞生在一个领袖需要的年代；也可以说很可悲，因为他们诞生在一个动荡的年代，并为此付出代价。说幸运，是因为在年轻时代他们狂欢过，毫无节制地狂欢过。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时代的年轻人享受过如此巨大的狂欢派对。说可悲，是因为狂欢的时间是短暂的，曲终人散之后，每个人都付出了代价，比方说杨曦光。 从八月十八号到十一月二十五号，毛泽东前后八次接见红卫兵，总数量超过千万人次。每次接见，人数从七十万到二百二十万不等。那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作：安排一个人和上百万人见面、互动、喊口号，绝对不是简单的事。百万人集中在一个地方，治安压力多大？吃饭睡觉怎么办？最关键的是要保证毛泽东的绝对安全。一旦发生点意外，就可能牵扯到成千上万的人。难度不低于指挥一场战役。八次接见均由周恩来直接指挥。当时周恩来六十八岁，常常为准备工作而通宵加班。毛泽东更为年长，七十三岁。 八月十八号夜晚，毛泽东整夜未眠，因为天亮时他要去看红卫兵小将们。天亮之前，他决定穿上军装出现在革命群众中，增加会见的象征意义。这是毛泽东建国之后第一次穿军装，五五年评军衔，曾打算给他定制一套大元帅服，他不要。没有军服，就从一个魁梧的军舞团干部那里借了一套军服凑合一下。 早晨五点钟，七十三岁的毛泽东就登上天安门。此时天安门广场已经人山人海，领袖的出现， 使广场沸腾起来。在《东方红》的乐声中，八十万年轻人手持小红书从天安门广场经过，高呼毛主席万岁。除了挥手、喊口号，还有感情互动：一千五百名红卫兵代表被请上天安门城楼，和毛泽东亲切会面。核心部分则是双方讲话，政府方面由林彪讲话，学生方面由红卫兵代表讲话。整个过程犹如一场盛大的“无产阶级狂欢大会”。 从第四次开始，规模越来越大，数量均在一百万以上。巨大的天安门广场显得太小了，不得不采取其他方式。比方说第五次接见，也就是十月十八号，从天安门西标语塔的马路上起，途经东长安街、建国门大街、东三环、北三环至北太平庄的马路上，排列了一百五十万万名红卫兵，全程五十里。毛泽东坐乘敞篷车，从红卫兵的夹道中间徐徐通过。两边的红卫兵欢呼连天，掌声雷动。 十月份之后，北京的深秋很凉。许多外地的红卫兵没有衣服，吃住也困难。零八年北京奥运会， 北京城就超载了。半个世纪之前的北京城肯定不能和现在比，一下子涌入几百万人口进去，衣食住行肯定是个大问题。中央决定疏散他们回原地，但年轻的红卫兵也有种：没有看到毛主席，坚决不回去，宁愿在京城喝西北风也不愿意回家。没办法，接下来又组织三次接见，接见人数超过五百万。 接见这么多人，对毛泽东而言，总共也就用了八天时间。八天的时间，八场无产阶级狂欢大会。 所谓无产阶级狂欢大会，狂热的氛围中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你们好好干吧，不会有人管你们， 没有人敢管你们；谁敢管你们，我就去管谁。 八场狂欢大会之后，年轻人回到全国各地，化热情为战斗力，把整个政府基层砸个稀巴烂。也就是说，毛泽东只用了八天时间就决定了一个国家行政系统中成千上万人的命运。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如此效率可谓空前绝后！ （四）狂欢时间 这么说吧，放任一个人，不去管，看看会出现怎样的后果。 按照某些规律，人，首先要吃饱喝足，吃饱喝足之后就会追求其它消遣。 如果市井之辈失去有效约束，如西门庆同志，如当今各种极品二代，找良家妇女调戏一下。因为资源超过智商，饱暖之后脑袋里基本上只能容得下——淫欲——二字了，充其量再加一个——赌 ——字，个别极品的，还能再装得下一个字——毒。这种人的功能就是为某些人提供创造素材，比方说兰陵笑笑生先生让西门庆名垂千古——可惜笑笑生之后再无笑笑生。 如果失去约束的是艺人，那么又会怎么样呢？可能会脱光衣服制造新闻，可能会留下个什么“门”给大家欣赏欣赏，通过高科技手段记录下来，如照片和摄影。某些人兴致高昂，还会拉其他人垫背。因为他们需要话题、新闻、人气，再用这些玩意兑换金钱。这种人的功能就是考验国人道德的底线，推动世风下沉。世风下沉就能生产更多二杆子。 商人失去控制，那么诚信将失去，古有仙丹、还魂丹等高档货，今有地沟油、毒胶囊等等低档 货，造假走私就会满天飞。当商人造假走私之际，就会拉动官僚搞贪腐，制造低智商二杆子。造假走私足够多之后，还会推动艺人进一步考验国人底线。因为商人背离诚信之后只剩下一个字，奸。 它是人类心灵中最为恶心、顽强的病毒之一。 官员失去控制会怎么样？就会疯狂地搞腐败，正如明朝末年的官僚，正如当今某些官僚。腐败二字，相信大家都明白，无需解释。如果是封疆大吏那就更不得了了，唐代的安禄山，一念之差把繁华的大唐盛世推入低谷；大饥荒时代的五虎上将，把中国人口减少千百万。 如果是相对单纯的年轻人失去控制呢？他们会说，小爷告诉你们，当官不能搞腐败，做生意不能奸诈，当艺人不能脱裤子，有牛逼的老爹也不能出来显摆。从道德的角度来看，确实是这样。然而道德总归是道德，如同一柄锋利的刀子，拿来切割现实世界，会杀伤一大片。如果手握刀子的人足够强大，会血流成河。 半个世纪之前，毛泽东告诉年轻人，单纯的孩子们，用你们的世界观去清理现实世界吧，不用担心保安会拦你们，不要担心警察会抓你们。去改造这世界，去清理这世界的垃圾、蛀虫、堕落者， 努力干吧。 那个时代虽然没有人贪污千百万，没人走私千百亿，没有各种艳照，没有多少二奶或妓女；依然有足够多的问题，比方说谁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谁是美帝的特务？谁是苏修的走狗？谁是恶霸、汉奸、军阀以及他们的代言人等等等。 客观上讲，这些人都有。先不说这些人应不应该清理。这个问题涉及到一个很大的辩论课题。 但说清理的手段，如何清理？这是一个技术问题。按道理说，说一位将军叛国，必须给出证据。话说回来，即使某位将军叛国，那一定是秘密行事，那些天天在教室里念书，却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的少爷、姑奶奶们如何懂得侦查技巧？同理，说一个政治家搞修正主义，打着红旗反红旗，也许更要足够的理由。找理由，恰好不是年轻人的强项，因为他们没有搞过实践，也就不知道实践中产生的问题。所以说，这件事从一开始就存在巨大的隐患。 年轻人的思想相对单纯（好事），感情相对容易冲动（正常），行动相对激烈（可以理解），但是集体行动起来，就显得粗暴而幼稚。正是他们粗暴和幼稚的作风推动了文革的最高潮。在那一波接一波的高潮中，许多人的人生迎来了高潮，许多人的人生迎来了低谷，许多人的人生高潮后又跌入低谷，许多人的人生跌入低谷后又被推向高潮。 高潮低谷，低谷高潮，反反复复，无穷尽也。 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年轻人的狂欢节之中，也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在狂欢和灾难交织的过程中，大概有这样几个节目。 第一个项目，大串联 用现代的眼光来看，根本就看不出大串联好在哪儿。大伙儿挤上绿皮车，很多人挤在一起，头靠头，脚靠脚，挤得喘不过气，有人蜷缩在座位下面或行李架上，有人在靠背上练金鸡独立，比春运还要拥挤。而当时恰好是夏天，车厢里没有空调，满身臭汗；更无法供应饮料或茶水，渴个半死； 甚至连上厕所都困难。那玩意搞不好还要停车熄火，活人可以被尿憋个半死。最困难的是女生，挤在一帮男生中间，极为不便。作家赵长天回忆云：“有个小子，才十三四岁，小巧玲珑地蹿上行李架。准是在家尿床惯了，高高在上好梦一场，竟淅淅沥沥洒下热雨来。底下恰是位面容姣好的姑娘， 先还木然，待弄清水滴的来源，也只好满脸红胀地忍着，真是惨不忍睹。” 算狂欢么？好像是遭罪吧。这只是今天的观点，再过半个世纪回头看今天，大巴或火车也是效率低得惊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建立在满目疮痍的土地上的新中国，刚刚从历史的最低谷中站起来，除了一股劲啥也没有。可惜的是，那一股劲又憋出了大饥荒。当时的中国，北京城只是现代北京的一小块，上海也仅仅是现在的上海的一小块，省份城市跟现在的县级城市差不多，县级城市当时就是一个丁点大的乡镇。市民的生活什么样呢？私家车、电话、空调之类的玩意就不用想了，能看到的也就是一点文件和几分报纸，都是领导非常英明伟大；买点东西还需要票票。至于农民，除非打过仗、逃过荒的，基本上很少外出，一辈子进不了几次城，一年吃不了几次肉。但偏偏在那个年头民族再一次崛起，国人都很强悍。 如此家庭出来的孩子又能怎么样呢？各种电子产品是没有的，各种书籍是没有的，各种零食是没有的，各种精神颓废也是没有的，强悍是有的，理想也是有的。即使是高干子弟、享受特供的家庭，物质也有限。高干子弟毕竟有限，大多数孩子还是来自百姓家。民风还算淳朴，在物质匮乏的时代，孩子们自然是单纯的，世间的一切对他们而言都是新奇的。绿皮车也是新奇的，体验一下， 如同现代的乡村孩子坐飞机一般新奇。 人，特别是年轻人很容易被新奇的世界打动。在那新奇的体验中，坐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 住宿不要钱。在某些接待站，还能借点零用钱。这样的待遇相当有吸引力。 ——不用念那些该死的书了，路上还能逛一逛，看看风景，而且他们不用为此愧疚，因为目的不是看风景——而是去实现自身的使命。比方说要写大字报批判校长，红卫兵要去校长的家乡调查一下，看看校长是不是说的那么坏。校长是福建人，红卫兵是河北人，到了福建之后可能根本就听不懂方言，也就不了了之。当然，指望眼高手低的年轻人把调查进行彻底也是不现实的。调查不彻底无所谓，玩一玩也不错，有时候还能发生点风花雪月的事。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可不像现在有机会接触性知识和异性。 对当年那些年轻人而言，最大的吸引力当然是北京，当然是伟大领袖。在他们单纯的心里只有 两个词：北京，领袖。这两个词浓缩了他们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他们忍着酷热跑到北京，喝稀饭、吃馒头、咸菜（待遇已经不错了），一直等到夏天过去才有机会见到领袖。然后是几十万人坐在天安门前远远看领袖一眼。 ——所有的冲动、激情、梦想，只为在人海中看望领袖一眼。第二个项目，抓牛鬼蛇神 当年轻人来整顿现实世界时，问题就来了。有年轻人认为，女孩子就应该保守一点，非但穿衣服不能露肉，而且不能穿高跟鞋，也不能留长头发。经常有这样的镜头：红卫兵在街头拔掉女孩子的鞋跟，减去她们飘逸的长发，美其名曰减去资产阶级尾巴。这种现象绝对不是政策宣传，而是不少男孩子在青春期因为性压抑而产生的对女孩子的仇视心理在作祟。当然这些只是小事。 红卫兵的主要工作是写大字报、辩论会、抄家、开批斗会、砸文物。 按照之前的设想，红卫兵运动的作用是净化现实社会。方式就是通过底层群众斗争上层的权贵、 名流，把那些脑子不太洁净的大官贵人们洗洗脑，身体不太干净的洗洗身体。这些通过当时的法律是办不到的。法律办不到的事，只好由人民去办了。人民之中，活动积极、满腔热血、一往无前的年轻人是最佳选择。那些被洗脑洗身的人有一个响亮的称呼，叫牛鬼蛇神。 第一步当然是写大字报。 大字报这玩意就不说了，遍地都是，内容的激烈性、战斗性、犀利性远比网路上最职业的骂人专家牛叉。大字报的内容就是揭盖子。要批判市长，就写大字报宣传，某某领导的工资和他拥有的财产数目不对，患了资产阶级病，成了资产阶级混入无产阶级队伍里的害虫，现在要求他对我们人民群众交心交底。他的精神出现了问题，成了牛鬼蛇神。我们革命小将要根据毛主席思想，对他进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让成了牛鬼蛇神的市长先生重新变回人。 如何救人呢？就让市长先生过来参加批斗会。如果市长先生恰好很忙，不想参加不要紧，红卫兵可以直接去市长先生的家里或办公室，把市长先生扭到事先约定的地方，让市长先生交代自己的罪恶。罪恶是啥呢？就是市长先生的言行。通过揭发，很容易在市长先生的言行里找到一些句子， 再采取断章取义、引申推理的方式加工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对自己的主子（人民大众）不敬的言词。市长先生当然要自我辩护一番。 能混到市长的位置，自身的修为自然不低，基本上都打过仗、办过公，是文武双全的人物，嘴上功夫自然也不差。但再好的嘴上功夫也不行，因为市长先生只有一个人、一张嘴，红卫兵却是一大堆。一大堆的红卫兵当中，也不缺能言善辩的，这是第一波；实在辩不过，还有无理取闹的（爱钻牛角尖的年轻人多得是），可以胡搅蛮缠；还有专门捣乱的等等。 市长先生毕竟不是诸葛孔明，不能以一敌百。诸葛孔明在江东遇见的辩论对手，基本上都是斯斯文文，而且当时地位比较高的人物。位高权重的市长先生面对的则是一群儿孙辈分的小屁孩，能不能吃得起馒头都是问题。要不是时事所迫，市长大人才懒得理那帮家伙呢。一想到自己堂堂一个市长，被一群小年轻审问，情绪就会波动，可能动气、发火，进而火上浇油。革命小将本来就是自以为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代表伟大领袖清扫牛鬼蛇神的。牛鬼蛇神竟然敢不配合，真是岂有此理！ 那就给点颜色看看，让牛鬼蛇神们知道何谓长江后浪推前浪。 给颜色的方式有多种，最常见是戴高帽。所谓戴高帽，就是用纸篓子当帽子，上面写上标语或画个王八等等，戴在牛鬼蛇的神脑袋上，主要功能是精神羞辱。想一想，一个几十岁、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在大庭广众之下，立正站好，脑门上套一个有王八的纸篓子，被如此羞辱，情何以堪！ 然而这只是开始而已，是所有程序中最轻微的一种惩罚。第二个基本方式是开飞机。所谓开飞机，就是低头、弯腰、撅屁股、双手最大限度往侧后方伸，这是一种体罚加精神惩罚。一般对年轻人而言，保持这个姿势一刻钟，那也是头昏腰酸腿打颤，而年事已高、可能还有三高症状的市长大人可能要被迫站几个小时，而且不得喝水、喊冤、甚至昏倒。因为他成了牛鬼蛇神嘛，这是他应该享受到的革命教育。 过了这两关之后，成为牛鬼蛇神的市长大人就面临着困局：招还是不招？ 不招，将面临更为严酷的批斗，拉出去游街关禁闭都是小事。为了表达无产阶级的愤怒，革命小将们可能做如下选择，就是每人拔掉市长先生的一根毫毛，如胡须或头发。一人拔一根头发不算多，如果人数多、次数多呢？结论很明显，市长大人的理发钱可以省了。 所谓招，就是承认思想有错误，表示要改；因为本人不小心，占了公共资源，要改；本人不小心向牛鬼蛇神靠近了，但不是真正的牛鬼蛇神。这些是过不了关的，因为革命小将需要的是反革命、 资产阶级代理人，是真正的牛鬼蛇神。招得不够，也要面对进一步的惩罚。 招或者不招，市长大人都要面临下一步的教育，即抄家。抄家没啥好说的，相当于老母猪进菜地，但方式有效。凡被抄的，均为显赫大家族。黄金、钞票、古玩字画自然少不了，而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证据。不管你是谁，在当时整个国家贫穷，国人革命情绪高涨的情况下，抄到这些玩意就注定要完蛋了，注定要沦为阶级敌人。接下来就是批斗会、关牛棚、劳动学习。如果市长不堪忍受， 可以现在自杀，背负一个自绝于国家和人民的罪名而死。 这不过是一个个案，还有很多人要抄家，国家主席以下，达官贵人、社会贤达、豪门公子哥均要批判，他们的家也得抄。 从一九六六年六月份到十月份，据不完全统计，红卫兵小将们的战绩如下：收缴的现金、存款 和公债券四百多亿元，黄金百万两，古董一千多万件，挖出“阶级敌人”一万六千多人，破获“反革命”案犯一千七百多宗，从城区赶走 “牛鬼蛇神”数万人。 在被抄的古董文物中，很多价值连城。比方说四件套的宋代钧窑洗子，也就是碗，原本是清宫东宫的珍藏，国家一级国宝，当时市场价一百万（如今过亿），可以买八十八辆解放牌大卡车。 最典型的就是北京宣武区一个豪门世家，红卫兵抄到文物古董、明清家具等各类物品就装满十七辆大卡车，仅古籍就足足装满三卡车。据说其家族祖上仅在明清两代都有人做过兵部尚书，近代还有人当过驻俄罗斯大使等。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其家门口因悬挂德国国旗而未遭劫掠。日本侵占北平，因驻华司令官久闻其名，千方百计进行拉拢，没有进行骚扰。解放后，其家庭要员又是彭真市长的座上客（彭真的罪状之一），曾应邀登上天安门参加国庆节。在其家中还抄出三眼顶戴花翎，这玩意就不用介绍了吧？ 所有古玩中最重要的一件玩意是一份地图。这本地图本身不值钱，对整个中国来说却意义非凡， 因为地图标定的中印边界上，该死的英国佬弄出一条麦克马洪线，把西藏领土弄走七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半个浙江。中国当然不承认那玩意，但证据难寻，之前有过原始地图，但是不见了。这份地图是原始地图的副本，明显标注出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很操蛋。一九五八年，周恩来还特地寻找有关中印边境的资料。地图本应由清政府保存的，不知怎样落到那家去了。没想到这次被红卫兵给抄到了，歪打正着。可惜的是，家族族谱被毁灭了，如此豪门世家，应该是研究中国古代贵族的活样板。 后来根据中央文革和林办指示，红卫兵把抄家成果搞一个展览。珍玩、古董、文物、玉石翡翠琳琅满目，钻石、宝石、玉石、翡翠熠熠生辉。某位古董专家先后前往参观，感叹曰：可不得了！ 都是货真价实的一流珠宝啊。有好多宝贝只听说过，没见过实物，这回可算大开眼界了。 撤展之后，枪支送往公安部门处理，珠宝黄金之类的送交金融部门，古董文物送博物馆，各有归属。而地契、大字报、红旗等物品，至今堆在午门的一个仓库里。 第三项，砸文物 红卫兵抄家无数，在他们单纯幼稚的心里，每一次抄家都和胜利联系在一起。因为按照当时的革命理论，他们的行为无疑是革命的，无疑是对国家有利的，无疑是合乎伟大领袖的指导思想的。 所以越干越起劲，不仅中国的要批，外国的也要批，比方说伟大的爱因斯坦同志，因为名气太大了， 也成了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好在爱因斯坦不是中国人。 身在中国的各位名人就悲催了，活着的不能免，死去的也不能免。在红卫兵幼嫩狂躁的心中， 红色革命的之外，一律要扫除。根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主要针对才子、佳人、将相、 帝王，所有的一切都要统统的清除。 佳人的代表人物——虞姬。虞姬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美人之一，她对爱情的忠贞感动无数人， 和项羽的故事流传千古。虞姬墓前，每年一度的虞姬花是为胜景。千百年来，无数人前去凭吊。千百年来，当地百姓都把虞姬庙和虞姬墓照顾得很好。然而红卫兵去把它们砸个稀巴烂。理由：英雄美人是旧社会的大毒草，不能留下来害人。仿佛中国近代的积弱是项羽、虞姬造成的！也不动脑子想一想，如果中国男人如项羽那般豪勇，女人如虞姬那般刚毅，中国人将无人能欺。 再看看才子这一栏，代表人物：吴承恩、蒲松龄、苏东坡、王羲之。 吴承恩的故居并不大，三进院落，南为客厅，中为书斋，北为卧室，没值钱东西。几百年来， 曾有无数人来此凭吊。不行，封建毒草，要清理。于是吴承恩故居没了。 蒲松龄是个教书匠，很穷，死后更穷，没有故居，墓地被挖。墓里除了一管旱烟筒、头下一迭书外，只有四枚私章。挖墓人竟然对蒲氏私章不屑一顾，弃之于野！更恶劣的是他们竟然把蒲松龄的尸体捣毁。就因为没有挖到金银珠宝么？ 大文豪欧阳修在滁州做太守时写下的千古名牌《醉翁亭记》。苏东坡看望欧阳修时，把文章亲手刻成石碑立于滁县琅王牙山，已经存世近千年，属于书法家至宝。红卫兵不仅将碑砸倒，还本着造反到底的精神，认真仔细地将碑上的苏氏字迹凿去了近一半。估计是凿累了，才把另一半保持下来。如果是抢金银珠宝，也能理解。——如此愚昧的学生，只能说是教育的悲哀。与此相似的是书圣王羲之的陵墓及占地二十亩的金庭观也被毁于一旦。王羲之的字啊，在那个时候真是价值连城。 和王羲之、苏东坡的字相比，什么康生、陈伯达这些党内书法家恐怕连浮云都算不上。 再来看看“将相”这一栏。 杨虎城将军在西安事变中出了大力，帮了共产党大忙，并且因此而失去一切，全家被国民党处决。可是在红卫兵的眼中：一日国民党，终生国民党，依然砸烂杨将军的墓。受到同样待遇的还有抗日名将张自忠，衣冠冢也被毁了。连被毛泽东、周恩来亲自肯定的戴安澜将军的墓都没能幸免！ 可见运动之疯狂。理由：他们都是国民党反动派。 如果说他们和国民党有关，那么两千年前，为汉帝国版图开疆辟土的名将霍去病呢？他的墓地竟然也給破坏了。难道说理由是霍将军扩大了中国的地盘？ 最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岳飞的墓竟然也被掘了。岳飞一生为国为民，不论何时何地都是民族英雄。他的墓地被挖，理由竟然是为封建帝王服务。人家岳飞也就是血肉之躯，又不能穿越到千年之后看看人民民主专政是啥样。遭受同样待遇的还有大明帝国最后的支柱——名将袁崇焕的墓地也給毁了。 “名臣”这一栏也差不多。 中国最有名的宰相大概要数诸葛亮，号称千古人龙，被膜拜千年。虽然有点言过其实，也不能否认，诸葛亮是个一流的政治家、一流的管理者。正因为名气太大，所以南阳诸葛庐、汉中定军山一直保存下来。红卫兵有了发挥空间，把它们砸个稀巴烂。诸葛亮怎么得罪红卫兵同志了，只因为人家没有念书便出将入相？理由是有的：他是地主分子。 张居正大概是后宰相时代权力最大的大臣，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改革家之一。正是在张居正的努力下，明帝国经过荒唐的正德、嘉靖、隆庆三个祖宗折腾半个多世纪之后，得以短暂中兴。 张居正也成了红卫兵的目标。红卫兵砸烂他的墓，毁了他的尸骨。可怜一代名臣，一代人杰，竟然落得如此下场。 中国人是一个有清官情结的民族。历史上最有名的两个清官便是包拯和海瑞。在人治时代，他们两个老古董就是官吏的楷模。虽然法制社会不应该想念青天大老爷，就从为官的节操而言，包拯和海瑞也是值得尊重的。但是两人的墓地也成了红卫兵的挖掘对象。他们跑到合肥去毁了包拯的衣冠冢，又去海南掘了海瑞的墓地。破坏包拯和海瑞的墓，在民间，尤其是法制思想比较淡薄的时代， 影响之坏不次于毁岳飞和袁崇焕的墓地。 “帝王”这一栏最为诡异。 红卫兵虽然革命情绪很高，破坏力很大，但是去破坏巨型的帝王陵墓还是不现实的。比方说武则天的乾陵，比方说秦皇陵，他们只能干瞪眼，心有余而力不足啊。但是表面文章还是可以做的。 比方说朱元璋的墓，挖不开他的墓，可以把巨大的墓碑给挖掉。可怜的朱元璋，怎么说也重新建立了汉人帝国。在他之后，再也没有过汉人的开国皇帝。 虽然挖不了帝王陵墓，却可以挖比帝王影响力更大的墓地。比方说炎帝，炎帝的陵墓被破坏了， 仓颉的墓园被毁了，山西舜帝陵被破坏了，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破坏了，这些人是谁啊？可以说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却又所有人都知道他们是谁，因为他们是中华文明的象征。炎帝是谁啊， 中华始祖，和黄帝并列。仓颉是谁啊，传说中的造字者。这些墓地或许是假的，或许是空的，或许什么都没有，但就是不应该动。需要原因么，需要理由么，不需要。这世界是个讲理由的世界，凡事还是清晰一点好。但也有一些事不需要理由，比方说挖墓，尤其是文明象征的墓穴，因为那是道德的底线。 红卫兵运动过火了，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看，有过火的理由。但是在挖墓这一项上，可以说是人品败坏，是不可原谅的。批判活人，虽然也过火，但每一个活人都犯过错，也不是不可以批。那些被批判的呻吟者，本就有各种问题，大饥荒中绝不是清白的婴儿。但是挖墓，那是自掘坟墓。 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年轻的中学老师领着一帮更为年轻的初中生，喊着“让保皇派头子出来示众”的口号走向康有为的墓穴，然后把康氏遗骨拴上绳子拖着游街示众。有人拖着骨头游街，有人鞭挞那骨头，好像康有为的灵魂真的附着在骨头上那样。游街结束，头颅被送进“青岛市造反有理展览会”，写着：“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康有为的狗头”。 康有为，民族的精英，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改革者，春秋诸子之后第一个敢于伸手去触碰政治体制的人。 那么多被破坏的墓地中，对时局走势影响最大的，是一个女人的墓地。 那个女人很平凡，之所以重要，只因为她有一个不平凡的儿子，叫蒋介石。上海的一帮大学生领导宁波一帮中学生去浙江奉化县溪口蒋介石旧居破坏了蒋介石生母的墓。 从一九五六年开始，毛泽东就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过“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金门炮战帮了蒋介石一把。同时又派双方老友章士钊带信给蒋介石致以亲切的问候，把两党关系描述为：我们同你们谁也离不开谁，就像白居易《长恨歌》中所说的“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如果国共和谈成功，那么今天的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乃至钓鱼岛问题都不是问题。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两岸关系中断了。蒋介石对生母感情极好。生母的墓地被破坏，也破坏了蒋介石对大陆的那一点信任。相信不管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都不想红卫兵去破坏蒋介石生母的墓地，然而他们都顾及不到。直到今天，还在期盼两岸和谈、拉关系、统一。台湾问题解决了，南海问题也就解决了。台湾问题是最核心的问题，是主干，其它问题是枝叶。 （五）最严重的一次破坏 破坏是无止境的。千年的爱惜抵不上一朝的冲动。世界佛界至宝，释迦摩尼在世时亲自开光的八岁等身像为佛界三圣像之一，不容易被毁灭，却被糊弄得面目不堪。 吐鲁番附近的火焰山上有个千佛洞，里面有很多珍贵的壁画，曾被俄、英、德等国的无耻之徒盗割，贩卖到西方。成为国外博物馆是珍品，想来每每义愤填膺。还有一部分壁画仍在，却遭到更为残酷的破坏：造反派将剩下的壁画中是人物的眼睛挖空，或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 存心让那些壁画成为废物。这大概是史上最恶心、下流、无耻的破坏。 最严重的破坏发生在山东曲阜。红卫兵砸了孔庙，挖了孔坟。说这事之前，先介绍一个人。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的谭厚兰。 谭厚兰，女，湖南望城人，一九三七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之家。五八年在湘潭一中高中毕业后留校，同年入党。六一年被保送到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学习。六六年名扬天下时，年仅二十九岁。 红卫兵的狂潮到来之前，谁也想不到那个个头不高、体态瘦小、带着一副小眼镜、生活简朴的大龄未婚女青年竟然有如此巨大的能量。 当北大老佛爷聂元梓贴出第一张名扬天下的大字报时，北师大的谭厚兰立马跟上，矛头直指校领导。也就是说，谭厚兰女士是早期红卫兵之中的出头鸟。出头鸟都要付出代价，谭厚兰也一样， 当刘邓的工作组进驻校园之后，像她这种没有家庭背景的人就成了批判斗争对象。暂时的批判斗争没有降低谭厚兰的战斗力。 工作组被领袖撤消之后，谭厚兰来个华丽转身，成为北师大的左派代表，成了造反派领袖。随后以弱小女流之身，组建“井冈山战斗团”，又成功联合群众，大大扩展了人员和规模。仅仅几个月之后，这个来自湖南乡下的剩女就有了自己的地盘和山头，如同大兵团司令一般神奇。地位和名声扩展之快，远胜任何一个革命时代的将帅。 此时的谭厚兰，这个多少祖辈都默默无闻的女人飘飘然了，在胜利的光环中，她觉得仿佛变成了一个热血沸腾、无所畏惧的勇士。正因如此，谭厚兰进入了中央文革的视线内。中央文革那帮人打算利用谭厚兰干一票大的。老奸巨猾的康生把谭厚兰找去，让她去山东曲阜孔庙造孔老二的反。 “我想了三天三夜，画了一张那里的印象图。”康生把自己画的图交给谭厚兰，阴险地说：“到那里，该砸什么就砸什么。” ——从此，谭厚兰迎来人生中最高光的时刻。人生之中，总是机遇和陷阱并存，能否识别就看个人的造化了。这是一个巨大的陷阱，一个陷入历史罪人的陷阱；谭厚兰却认为是一个机会，一个名扬天下的机会。 于是谭厚兰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带领井冈山战斗团两百人，又经过一番串联游说，在曲阜成立了彻底捣毁孔家店革命造反联络站，召开了捣毁孔庙的万人大会。 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号到十二月九号，前后二十九天的时间里，战绩如下：烧毁古书二千七百余册，各种字画九百多轴，其中有国家一级保护文物七十余件，珍版书籍一千七百余册；砸毁包括孔子墓碑在内的历代石碑一千余座，捣毁孔庙，破坏孔府、在孔林中刨平上三代坟（孔子及儿子孙子），挖掉下三代坟（安葬在孔林的最后一个“衍圣公”孔令贻及父亲祖父），扒出五具尸体：孔祥珂及夫人，孔令贻及其妻妾，鞭尸批判，曝尸示众。 这些还没完，由于从棺材中清理出的元宝、翡翠、手镯等随葬品装满了一箱子。它们触动了潜伏在人心中那黑暗的欲望，以致半个月后，引发一次群众性的扒坟狂潮，把孔林的三千余亩、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孔氏家族墓地的地下随葬品，洗劫一空。其恶劣程度，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 只有拥有军阀、走狗、汉奸三重身份的石友三火焚少林寺堪与之相比。 ——这是文革时代，中国中国文物典籍蒙受损失最大的一次。谭厚兰及其随从的疯狂行为，以及因为其疯狂行为引发的更为疯狂的行为从此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谭厚兰出名了，一时间轰动京城。 她的表现得到了中央文革的肯定和赏识，脑袋上的光环越来越多，不仅担任了北京师范大学革委会主任，又兼任了北京的大学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和北京市革委会常委，还与姚文元一起率领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过阿尔巴尼亚，她担任副团长，出尽了风头。荣耀来得太快、太突然、太猛烈， 超过那个来自乡旮旯的大龄女青年的心理预期。接下来她能干的也就是顺应形势，在打砸抢的道路上走到黑。 然而辉煌是短暂的，接下来就是无尽的黑暗。接着，红卫兵分裂，两派斗争越来越激烈，谭厚兰控制不了局面。随着工宣队进驻校园，谭厚兰失去了活动的空间，然后被隔离审查，痛苦忏悔。 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一九八二年因癌症死去，年仅四十五岁，未婚。五大领袖中，谭厚兰的结局最让人叹息。 尽管轰轰烈烈过，历史证明，谭厚兰最终还是个可怜的女人。再说一说破坏孔子墓造成的影响。 孔子是谁啊？是中国，乃至中国文化的主要设计者之一，甚至可以说那就是整个东方文化中最为重要的那个符号。孔子的一生是孤独的一生、漂泊的一生、不被理解的一生、甚至是失败的一生。 许多人说四川漂泊的孔子惶惶然如丧家之犬。但是他的主张在华夏走向统一之后开花结果，他后来被推上了神坛。 两千年的王朝，数百位皇帝，有雄才大略型的（如秦皇汉武），有风花雪月型的（如李后主、宋徽宗），有荒淫无度型的（如陈后主），有玩起来没有边际型的（如朱厚照），但孔子只有一个，孔子之后再无孔子。正因如此，孔子之于传统世界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人，不仅仅具备简单的“人性”，还有附加的“神性”。中国人没有信仰，视皇帝为天子，那么比天子地位更高的孔子自然有某种“神性”。这玩意孔子自己不知道，是后人加上去的。 孔子给了这个世界一种思想和行为方式、一种秩序。后人可以拒绝孔子的秩序，可以批判孔子的思想，挖孔子的墓有啥用呢？当然，挖了孔子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除去后人强加在孔子身上的多余的“神性”。然而当时的人们恰好不明白，去除一个人身上不正常的“神性”的最好的办法是批判和教育，而不是去挖墓。 挖了孔子的墓，相当于直接羞辱了孔子，自然不会有人再去尊敬崇拜孔子，大家不会认为孔子身上有超人一等的“神性”。但是大家心中对“神性”的崇敬没有消除。当年传统的国学大师、近 代最为坚定的东方主义者辜鸿铭到北京大学任教，当他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同学们一片哄堂大笑， 辜鸿铭则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 ——是的，国人心中的辫子是无形的，心中对“神性”的依赖也是无形的。 破除了孔子身上的“神性”，却没有破除对“神性”的依赖，那么“神性”就会转移到另外一个人身上——转移到毛泽东身上。正是在文革期间，毛泽东登上神坛。就算他不想上、不愿上也得上。晚年纪要秘书张玉凤回忆：“在毛主席生涯的鼎盛期，人们都呼喊‘万岁’、‘万寿无疆’，但他讨厌这些。他认为有些人这样喊，是‘屁话’，他真正关心的是他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人们怎么看他。” 因为方式不对，必须承担结果。 这也是毛泽东如今被非议的一个重要原因。爱因斯坦晚年自嘲曰：本人一生不信有什么权威， 到头来我自己成了权威。 （六）王大宾和韩爱晶的光辉业绩 在大饥荒的篇章里说过五虎上将，这里又要介绍五个人。他们是千百万红卫兵中最牛叉的五个人，分别是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北航的韩爱晶、北师大的谭厚兰、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这五个人有如下共同点：出身不怎么样，但敢闯敢干，都是闲不住的主；都被工作组批判教育过；都曾名扬天下，最后都成了反面教材。 他们在文革初期有共同的经历：短时间内闹大事，短时间内出大名，短时间内掌大权。 不管社会如何发展进步，有一个规律是不会变的，那就是想要脱颖而出很难。想要在一个班级里拿第一名都不容易，想要从千百万人中脱颖而出就更难了。他们五个人能够脱颖而出，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上面已经说了谭厚兰，接下来说说其他四个人。 那么先从王大宾开始。 王大宾，一九四五年出生，四川人，兼具汉族、彝族两种血统，从小就受到了两种文化的影响， 兼具两种民族的心理、语言表达方式、生活中的优长之处。王大宾确实兴趣广泛、能言善辩，而且特别能混，是那种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混得很好的人。几个人中，王大宾最能混。就结果而言， 王大宾混得最好。下海经商，好不快活。 当时农民家庭出生的孩子多半都是子承父业——继续种地，而王大宾得到学习的机会。学生时代的王大宾是个好孩子，天资聪明、学习刻苦努力，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并且考上了大学，成为乡村飞出来的第一只金凤凰。考上大学之后，面临专业问题。常言道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但是那些玩意都在地下，不能用。因为人才奇缺，加上中苏关系破裂，国家急需找到大量的矿产和能源， 因此国家特别鼓励青年人要为找矿、找能源做贡献。地质队员几乎成了青年人为国奉献的代名词。 王大宾念书时，放映队到村里放过一个电影，是描写地质队员工作和生活的，艰辛而有趣。从此他立志搞地质勘探。报考了地质学院。 进了地质学院之后，看了刘少奇当年的讲话：地质工作就像我们过去打游击。你们是建设时期的游击队、侦察兵、先锋队，凡是要搞建设的地方，总是需要你们先去。你们几十万人吃苦，就能使六亿人民幸福。有吃苦的工作时，要敢于说“首先我去一个”。要做完全的知识分子，还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去学习。当时王大宾非常感动，决心毕业后，第一个报名到野外去工作，为国家的建设事业做出贡献。然而命运跟他开了一个玩笑，毕业时文革开始了，没能分配工作。毕业成了失业的代名词，和今天的广大青年一样。但和今天年轻人不一样的是，现在的大学生毕业之后可以当啃老族，当时则没啥可以啃。 既然不让工作，那就把精神投入到方兴未艾的“红卫兵运动”这个事业中。情节还是老一套了： 王大宾贴大字报批判学院领导，因为没有身世背景，反过来被工作组批判，却增加了知名度。工作组被撤销之后，王大宾认为没有工作是修正主义的错，出了问题是修正主义的错，那就和修正主义斗争吧。 下定决心之后，满腔热血的王大宾利用自己的组织能力和口才进行串联、游说工作，很快聚集了一批人，名曰东方红公社，自任政委兼司令员，一时间威风凛凛，开始干起了造反的营生。这里说明一下，当时的王大宾并不是地质学院的一把手。当时的一把手是朱成昭，此人应归于老红卫兵， 随后立场转变了，挨了批。王大宾因为把造反精神发扬光大，成了一把手。既然成了司令，那就要有个司令的样子，干点大买卖，就要冲出地质学院，冲向地质部。地质部曾派过工作组到地质学院修理过王大宾同学。现在王大宾成了王司令，自然呀反过头来找地质部的领导们算账。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号，二十一岁的王大宾司令率领东方红公社成员一千多人，打着红旗、 拉着横幅、喊着口号去了地质部，要求批斗副部长邹家尤。邹家尤曾经是工作组组长，也是造反派痛恨的对象。他们要给邹部长戴高帽、挂牌子、搞喷气式泄愤。地质部当然不同意。 造反派说，交人。地质部说，不给。 双方口水几回合，搞得王司令很没面子。王司令决定发大招，率领一千多人在地质部静坐示威， 说地质部不把邹部长叫出来，俺们这些革命小将就不走了，而且不吃饭，就死在这里。说白了，就是耍无赖，就好比拿刀架在自己的脖子上去抢劫，说：你不让我抢，我就自杀。 造反有如此巨大的勇气，了不得啊。 王司令勇敢的行为照例赢得中央文革的支持。经过一番调查之后，中央文革认为王大宾同学的 家庭背景都可靠，是个可造之材，就要求地质部正确对待文革、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革命群众。 地质部顶不住了，邹部长顶不住了。 邹部长去了地质学院，革命小将们给他提供一套全程服务，从精神到肉体。几番批判之后，王大宾觉得自己虽然没有找到工作，但人生还算可以，就放邹部长回地质部去了。然而眼见其他红卫兵社团红红火火，王司令又感到失落。他认为工作组不仅是邹家尤一个人的事，还有其他人，不仅要打到邹家尤，还应该扩大战果。于是在九月五号那天，王司令率领革命小将再进地质部找茬，说上次批判邹部长很过瘾，咱们需要再次过把瘾。邹部长很识相，充分发扬舍身喂虎的精神，再次去接受革命小将提供的全套服务。 但是地质部的领导们很快发现，邹部长虽然英勇献身了，世界依然没有清净，窗外依然有小将们在那里静坐、耍无赖。他们也不是真的静坐，时不时闯入各个办公室、以宣传“文化大革命”为名、实际上到处乱翻，时不时抢走一些资料，比当今的城管还要霸道。原来以王司令为首的小将们要独占地质部、掌握地质部档案！不能不承认，毕业就失业的王大宾同学的胃口大了那么一点点。 然而他们能成功么？ 他们的野心惹来了另外一群造反派，一个叫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的组织， 当时很牛的一个组织。西纠的人不爽了，大家同为造反的，凭啥你王大宾要把功劳占完？他们决定跟王大宾的井冈山战斗队抢战功，就发出警告说，井冈山公社那些货赶快滚，地质部是我们西纠的菜，再不滚我们就不客气了。王司令一看来个抢饭碗的，自然很不爽。你们谁啊，凭啥让老子滚？ 偏不滚！一方让滚蛋，一方不滚蛋。结果当然很明显，要比拳头。一番比划下来，王司令决定当一回好汉——好汉不吃眼前亏——暂时滚蛋。 滚蛋之后的王司令非常不爽，心想自己一帮人马在地质部搞了半个月，竟然一无所获，太没面子了，太伤自尊了。于是重振旗鼓，趁西纠那般龟孙子不在，率人三进地质部。为了师出有名，直接亮出旗号，要打倒地质部党委书记何长工。何长工是老革命、老党员、老红军，深受毛泽东的器重，在朱毛井冈山会师之前，毛泽东就是派何长工去给朱德传信的。王司令可不管这些，在他眼里， 何书记是金灿灿的“战争果实”，要收藏好。 为了防止西纠队前来抢夺战果，王大宾下令，将何长工等人连夜绑架到北京地质学院一处秘密地点关押，慢慢审问批斗。为了进一步扩大战果，王司令再次率领井冈山公社的小战士们，四闯地质部，把地质部的领导班子统统打倒在地才鸣金收兵。 在前后两个月的时间里，待业青年王大宾同学化身司令官，四闯地质部，打倒砸烂一个部委， 战斗力之强悍堪比最先进的坦克车。这样的光辉事迹，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个“奇迹”不断的年月依然十分耀眼。于是来自四川乡下的穷小子出名了，成为红卫兵时代的弄潮儿。 此后王大宾同学过了一段“幸福”的生活，抄家、开批斗会、砸文物、毁古迹，一时间忙得不亦乐乎。在这一系列打砸抢的表演中，王大宾同学更加赢得了中央文革的好感，最后混得了红卫兵“地派”领袖。 在王大宾的造反事迹中，最恶劣的就是揪斗彭德怀。 六六年底，江青在一次讲话中刺激地质学院的学生说：“你们这也能，那也能，怎么就不能把彭德怀揪出来呀!让他在大山里头养精神，将来好回来反我们，把我们打入十八层地狱？ ”听江青这样一说，王大宾再次热血沸腾了。随后就率东方红公社骨干队员数十人，去成都抓彭德怀了。但是让王司令没想到的是，后来的“天派”领袖，北航的司令官——韩爱晶韩司令，他们在揪斗彭德怀的问题上，把阴暗的一面展示得淋漓尽致。 韩爱晶和王大宾同龄，生于一九四五年，江苏涟水人。他的父亲是新四军革命烈士，继父是个中层干部，家境尚可，不为衣食住行犯愁。 韩爱晶这个名字就很女性化，用在大美女身上也无不可。其人低调沉默，看起来既不凶也不恶。 但沉默的外表下是燃烧的内心，低调的行为隐藏着强悍的性格。沉默低调有助于抵抗外界的干扰， 火热的内心和强悍的个性则是内在动力。这种人天生就是事业型的人物。这种人不管走上正确轨道还是错误轨道，都比一般人走得远。韩爱晶的一生就遵循这个轨迹。出狱之后的韩爱晶下海经商， 孤身闯荡深圳，成了一家负债千万的国企总经理。数年之后，那家国企起死回生，竟然还清债务。 如果这些事业不算稀奇，那么在生活上绝对无可指责。 深圳是一个什么地方？直接说，就是欲望海洋：吃喝嫖赌抽的，坑蒙拐骗偷的，三教九流、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欲望海洋就是有钱有权人物的天堂，诱惑无处不在，理由一大车。在这个海洋里，韩爱晶可以像其他人一样，享受天堂一样的生活，如同诸神一般放纵。韩爱晶不同，依然不喝酒，不抽烟，不会唱歌，不会跳舞，不会玩牌，不搞男女关系，甚至不愿参加宴会，不陪客人吃饭， 整天一碗米饭或面条打发日子，穿着上还是当年那副寒酸样。然而买卖依然照做，大家都知道他叫韩爱晶，标准的老派知识分子。假如中国当今的官商，不说全部，大多数能这么干，中国将无比的强大、富有、和谐。 这样一个人是当年的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是不是和印象里的红卫兵不太一致？很显然后期的韩爱晶走在正确的轨道上。那么前期的韩爱晶呢？ 沉默上劲的韩爱晶念书很好，去了北航，成为高材生，赶上文革。 文革中，二十岁还没有谈过恋爱的小青年韩爱晶同学出名了。别人出名基本上都是靠闹，而韩爱晶之所以出名，靠一股傻气。 北航隶属国防科委，文革开始后，大家都造领导的反，北航也去造国防科委的反。当然国防科委的领导也不是吃素的，凭啥要接受你们一帮儿子辈、孙子辈的小家伙批判？没有理由啊。革命小将也有自己的招数，以静坐请愿——耍赖——的方式开始。那意思就是说，你们老人家要是不出来接受俺们的批判，俺们就坐在这里不走，到时候找毛主席评理去，就说你们脱离人民群众，看你们怎么交代。 静坐的人群中，小青年韩爱晶同学表现最为突出，一口气静坐了二十八个昼夜。想一想这是啥概念，二十八天，四个星期。这么说吧，四个星期连续上班，无休息日，看看有多少人能忍受？下班之后还有机会吃吃饭、唠唠嗑、玩玩游戏，甚至还能和发烧友一起发发烧。韩爱晶同学在二十八天的时间里，没有休闲娱乐、没有上下班，没有加班工资；吃饭估计也就是校友带点盒饭，睡觉也就是随便凑合一下。当时是夏天，夜里肯定蚊虫不断。就算有蚊帐好了，二十八天的时间里肯定有天气变化，遇到暴风雨天气，最多也就是跑到走廊下面躲一躲。二十八天不下火线，肯定没机会洗澡换衣服了。就算能借雨水冲一冲，那也免不了满身臭味。可以说这二十八天静坐，艰苦程度堪比当年长征时流落在南方的游击队员，远比今日致力普及民主自由的公知们给力。 韩爱晶是如何坚持下来的？与其说是理想信念，倒不如说是傻气。一个沉默寡言却又不屈不饶的书生固有的傻气。俗话说，傻人有傻运。 二十八天之后，满身臭味的韩爱晶同学在同学们惊讶、钦佩、不解的目光中下了火线，立刻成为英雄。这下出名了，彻底出名了，成了名动一时的北航红旗战斗队司令（总勤务员）。 第一代打天下的将帅们通常都是年轻有为。像林彪同志，二十三四岁就成了军团长。文革的小将更快，韩爱晶同学才二十一岁不到就成了韩司令，手下的人手比林彪刚上任时红一军团的人数还多。林彪当军团长之前，好歹在黄埔军校里呆过半年（黄埔军校精英最多的就前几期，在校时间也就三到六个月，学点基本常识），好歹经历过几年残酷的战争考验。韩爱晶同学倒好，静坐二十八天之后一步登天。实际上是拔苗助长。 韩司令为了扩大影响，建立联络站、调查站，开始批斗人。所有的红卫兵领袖中，大概韩爱晶的批斗名单最有分量。在他的名单上，有打倒徐向前，有炮轰陈毅，有推倒叶剑英。另外他还联合成立过“揪刘火线总指挥部”，想要批斗刘少奇。然而韩爱晶同学还是太幼嫩了，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嘀。虽然他已经很卖力了，印制了大批传单，贴了很多大字报，说徐向前曾经是逃兵，说陈毅恶毒反对毛主席，说叶剑英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鼓开道，但徐向前还是徐向前、陈毅还是陈毅、叶剑英还是叶剑英，一个也没有倒下。即使因为二月逆流挨批了，也和他韩爱晶无关。批判刘少奇，也争不过清华。 折腾半天变成瞎子点灯白费蜡。表面红红火火，实际事情没干成一件。韩爱晶同学表示很难接 受大好环境下一无所获的局面。眼见中戏抓走了彭真，清华弄出了刘少奇，北大批判邓小平，甚至连朱成昭和王大宾都跑成都抓彭德怀去了，“大走资派”一个个在减少。 怎么办呢？那就抢。去成都和王大宾他们抢彭德怀！想干就干，带着大队人马去成都抢人。听了江青的鼓动，王大宾第三天就带着井冈山公社的人马去了成都，已经很迅速了。哪知韩爱晶更为迅猛，第二天就带着红旗战斗队去了成都，在王大宾之前找到彭德怀，把彭德怀押到成都地质学院。王大宾非常恼火，一边派人探听彭德怀被关押的地点，自己则亲自带领造反派骨干，闯进成都永兴巷七号彭德怀办公室，把彭德怀及其秘书的住处和办公室抄了个底朝天，带走了几大箱历史资料、书籍、照片和笔记本。不仅如此，王大宾还擅自扣留了彭德怀保存多年的珍贵资料和文件两百多份。 然后王大宾带着人马赶到成都地质学院，趁韩爱晶的人马和军区警卫吃午饭之际，突然发动进攻，一涌而上，打倒看守，抢走了彭德怀，等北航“红旗战斗队”大批人马赶来时，王大宾跑到四川省地质局，会合该局造反派，把四川省地质局的门和窗户全部堵死，手持木棒，严阵以待，摆开了要在成都和韩爱晶决一死战的架式。 想彭德怀一生英雄，遭遇穷凶极恶之辈无数，临了却遇到两个克星：二杆子王大宾和一根筋韩爱晶。两人在从北京去成都的路上，上演了争夺彭德怀的闹剧。正是因为这两排敌对人马的竞争， 导致回京之后，彭德怀遭到两伙人的迫害。两帮相互看不上眼的二逼青年轮番把怨气发泄到彭德怀身上。 在回北京的路上，王大宾就开始对彭德怀进行审问。下面是当年在场的红卫兵记录下来的王大宾和彭德怀的对话。 问：你为什么公开反对唱《东方红》？这是反对毛主席！ 答：这话不对，我一生最敬佩毛主席，他对中国贡献最大，是个很有学问的人，比我强得多， 没有毛主席，中国革命不知要吃多少亏。但是，我不同意喊那么多万岁，喊那么多伟大，唱那么多 《东方红》。不好嘛！毛主席也不赞成嘛！这不是反对毛主席，你们不能妄下断语。问：你要把庐山会议的情况说清楚! 答：那是党的机密，我无权奉告。 问：你历来就反毛主席，早在遵义会议后你就暗中指使人写信，逼毛主席交权。 答：不对！你所说的那个写信人已在庐山和军委两个会议上声明过，信是他写的，与我无关。问：抗美援朝你为什么抢着出兵，贪天之功为己有? 答：混帐话！出不出兵，那是中央、主席决定的。至于我带兵，也是组织决定的。就算我抢着 去消灭敌人，有什么不好？难道让他去而他不去的人，比我这抢着去的人还好吗？ 问：毛岸英同志是怎样被谋害的? 答：你怎么能这样血口喷人？毛岸英同志是被敌人扔下的汽油弹炸死的，怎么说是被谋杀的呢？谁谋害的？是我，还是你们？岸英牺牲已经十六年了，可一直是我的心病，是我难以弥补的遗憾，什么时候想起我心里就难受，现在你们是在用刀戳我的心！ 审问对白是如此滑稽，颠倒是非；和当年红卫兵运动一样滑稽，颠倒是非。王大宾没问出来啥， 感觉很没面子。回到北京之后就采取了野蛮的办法。王大宾让彭德怀写材料。彭德怀被烦得不行， 就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写出来。王大宾看后大怒，劈头向彭德怀的头上打了一拳，打得彭德怀一下子倒了下去，头撞在桌子的角上，鲜血流出。此时的彭德怀已经六十九岁，是个白发老人。 这些只是开始。在周恩来的干预下，彭德怀在在北京军区被保护过一段时间。后来压力越来越大，被迫交给红卫兵，最丑陋的一面上演了：由地派的韩爱晶和天派的王大宾轮番审问。 江青在天安门广场的声讨大会上嘶喊“打倒彭德怀！”跟班们赶紧跟上。以戚本禹最有代表性： “彭德怀从井冈山就反对毛主席，你们不要轻易放过他，一定要他交代反毛主席的罪行，要他向红卫兵低头认罪。他这个人很不老实，是一个准备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人，你们对他一定得厉害点，对他不能讲客气。毒蛇僵了，但没有死。纸老虎彭德怀杀人不眨眼。彭德怀是军阀。不要看他装可怜相，如壁虎一样，装死。实际没有死，是本能的反映。动物、昆虫都有保护自己的本能， 何况这些吃人的野兽。要打翻在地，踏上几只脚。” 七月十九号，轮到北航批斗彭德怀。韩爱晶非常积极。让彭德怀交代罪行未果，韩爱晶觉得自己没有完成光荣使命，怒气冲天，决定来粗暴的。他走到彭德怀跟前，把他从座位上拉起，当胸一拳，其他人也蜂拥而上把彭德怀打倒后又再揪起来，再打倒，再揪起来，反反复复，还摁着彭德怀的头往墙上撞，使他头破血流，昏晕过去。批斗会结束后，门口堵着一堆人，彭德怀出来时，又是一阵拳打脚踢。他们一边打还一边喊着毛主席语录：对敌人的怜悯就是对革命的犯罪！ 当时的记录：昨天北航开了三四十人的小会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七次，前额打破了，肺部有些内伤，明天还要斗。问韩爱晶为什么武斗，他说中央文革小组讲不要武斗，但对群众不要限制过多（不大武斗即可），并说总理的五条指示过时了，中央文革小组是最新指示，他们只听中央文革的。 经过一番批斗，六十九岁的彭德怀的食欲大大减少，精神很苦闷。进屋后就躺在床上休息，胸部疼痛，呼吸困难，不断发出“哎哟、哎哟”的声音。当晚不吃饭，不能吐痰，要他写材料，他说现在不能写，要不就杀头算了。第二天，他的胸部疼的面积很大，而且泛肿，起床很疼，也非常困 难，需要哨兵拉一下，否则就起不来，经医生检查，胸部左右两侧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折断，脉搏和血压都有增加。 ——打断彭德怀的肋骨，韩爱晶迎来人生的巅峰。 ——这仅仅是一次批斗会而已。六天之后，也就是七月二十六号，六十九岁、白发苍苍、肋骨被打断了几根的彭德怀再次被批斗。这位曾经在朝鲜战场上统帅百万雄兵的汉子，曾经顶住了世界上最为强大的敌人，面对十万后生，只能低着头、弯着腰、脑袋上挂着大牌子，任凭拳打脚踢、扔鸡蛋、白菜。 批斗会之后，白发苍苍的老人，只能躺在硬床上，什么也干不了。此后的两个月时间，批斗彭德怀成为一种时尚，各个单位你争我夺，以至于两个月时间内彭德怀被批斗上百次。各个高校、各种单位、各样的人，争相批判最值得崇敬的英雄。——国人啊，你们在干什么？ ——彭德怀心里在想什么？或许什么也没想——能想什么呢？都是曾经拼命保卫过的国人啊、 曾经要爱护的下一代啊，又或许他庆幸自己没有留下子女生活在这个疯狂的年代。 彭德怀一生出生入死几十年，敌人给他的伤害加在一起也没有这次多。一个不懂得珍惜自己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而王大宾和韩爱晶则是悲剧的代表。说他们是悲剧，除了摧残彭德怀这事，还包括他们自身。 王大宾摧毁地质部的勇气，韩爱晶在国防科委前静坐二十八天的恒心，在常人身上极为罕见。 如果说王大宾能把这种勇气用在正确的地方，比方说他的专业——地址勘探，可能做出常人难以完成的业绩。如果韩爱晶把他的恒心，用在他自己的专业上，很可能在航天事业上做出杰出贡献。凡是真正能干一番事业的人，除了必要的知识和才华，还需要勇气去面对困境，还需要恒心去坚持。 王大宾和韩爱晶这样的人完全具备这样的条件去成为真正的社会精英。 评：韩爱晶和王大宾两个人在当时或许是年少无知、或许是冲动鲁莽，但这些都不是理由。他们的行为是中国人永远的耻辱。不能说他们本人十恶不赦，而是他们的行为不可原谅。和他们同样不可原谅的还有时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的李钟奇和时任北京军区副政委的王紫烽，他们以军人的身份，殴打曾经的统帅，老上级，老军人，丢尽了军人的脸。 （七）聂元梓是怎么炼成的 在红卫兵造反派的领袖中，聂元梓是最特殊的一个。五大高人中，聂元梓的年龄最大、入党时间最早、斗争经验最为丰富。其他四位领袖均为后生，聂元梓不是，只有她有过出生入死的革命经历。 聂元梓生于一九二一年，那一年中国共产党诞生，那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年头。在那一年出生的还有两位杰出的女性：王光美和孙维世。和豪门世家的王光美、以及革命世家的孙维世不同，聂元梓是另外一类人：虽然生逢乱世，却衣食无忧；虽然衣食无忧，精神却动荡不安，因为那是乱世。 聂元梓生于中医世家，她的爸爸叫聂挺俊，是一个医生，同时是拥有一百多亩田地的小地主。 但是身兼中医师和地主两重身份的聂挺俊受过高等教育，并不保守，闲着没事关心国家大事，几个孩子都送去念书。那恰恰是一个读书人没办法读书的年代，聂家几个孩子无一例外的搞革命去了， 把聂家变成了一个革命根据地。老大聂真去北京上中法大学，总是没办法毕业，老是问家里要钱。 后来才发现，原来聂真同学不是不学习，而是过于积极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以念书为名向家里要钱支持同志们搞革命。当然中法大学那是有革命传统的，比方说陈毅和张云逸就是杰出的革命派， 身为师弟的聂真也不想落后。当局为了逮捕聂真，常常深更半夜去聂家搜查。尽管如此，聂家的孩子还是一个又一个地闹革命了。为了革命，被通缉的被通缉（聂元梓大哥），被逮捕的被逮捕（聂元梓四哥）；结婚的闹离婚（聂元梓的大哥大姐），要当新娘子的跑掉（聂元梓的二姐）。 这些人把聂家变成了革命基地，周边的同志们，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不在当局的统计榜上），肚子饿了就跑去聂家吃免费晚餐；有伤病就去聂家治病，没钱就免费。聂元梓的三哥成了当地县委领导，就把办公地点设在自家，鼎鼎大名的赵紫阳去过聂家活动。革命家庭也是要付出代价的，比方说当局抓聂元梓的三哥抓不着，就把聂元梓的妈妈抓去和猪关在一起。比方说敌人抓住聂元梓的二哥之后，为了让她二哥招供，就把她侄子给残忍杀了。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聂元梓，除了干革命就看不见别的出路。 聂元梓天生就是干革命的料。聂元梓生在旧时代却不裹脚，敢于离家出走，年纪轻轻就敢去寻找革命党，寻找八路军。一九三七年，年仅十六岁的聂元梓就和她二姐一起在太原城墙下面印情报刊物。那份刊物的读者只有五个人，分别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彭德怀。由于表现积极，十七岁就成了中条山地委副书记。太原陷落之后，聂元梓跟随组织辗转到开封，然后又九死一生到延安。正是在延安，聂元梓对理论工作感兴趣。为了在延安党校学习理论，她甚至放弃了去中央办公厅工作的机会。因为对理论感兴趣，她回绝了拿枪杆子的追求者，选择了一个笔杆子，也就是她的第一任丈夫吴宏毅。 延安当时的女性比例非常低，聂元梓当时正值青春妙龄，要是选择一个将军的话，级别绝不会低，但是她选择了吴宏毅。吴宏毅是知识分子出身，当时是有名的战地记者，身材高大，能说会道。解放后，吴宏毅成了哈尔滨副市长。客观上说，吴宏毅条件不错，完全配得上聂元梓，只是有一个毛病：生活太超前——乱搞男女关系——像今天某些干部。那种事是任何一个正常女人都无法忍受的，聂元梓做了一个正常女人的正常选择——离婚。 随后聂元梓去了北京大学，任经济系副主任，是当时的北大校长陆平亲自要求的。六年之后， 陆平肠子都悔青了。单以工作而论，聂元梓在北大还是合格的。虽然她不懂经济，但是长期的革命工作，使得她善于梳理人际关系，对知识分子啥的，该尊重的尊重。而且她工作比较讲原则，干得还不错。正因为干得不错，陆平把她调到北大哲学系担任党委书记。当年北大哲学系是整个北京大学的核心，成员都是鼎鼎大名的学者。名人总是和高层扯在一起。所以哲学系的人际关系相当复杂。 聂元梓很快对哲学系的工作作风不满，她发现陆校长在北大搞小圈圈。 在北大，领导核心是党委。党委又有核心——常委会。在常委会里，还有一个小核心，就是以陆平为首的几个人。大圈套小圈，圈内有圈圈。其实聂元梓也可以看做是陆平的亲信，毕竟是陆平亲自要求调进北大的嘛，而且把她放在了哲学系党委书记的位置上。按一般的观点，聂元梓只要干好自己的工作就行了。实际情况是聂元梓确实干好了自己的工作，还干了工作之外的事。然而从成长经历来看，聂元梓应该算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属于那种眼睛容不得沙子的人，永远的革命者。而且在聂元梓看来，陆平还有官僚主义作风，理由是不怎么管哲学系的事。然而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首先陆平是铁道部进北大的，从铁道部带几个信得过的人当助手是可以理解的；其次陆平对哲学系那一大堆理论争论是否搞得清、是否有兴趣搞清楚也是值得讨论的。但是聂元梓认为陆平工作不到位，要提意见。 提意见很正常；不正常的是，当时容易上纲上线。当时正在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来四清去，清个没完。聂元梓对工作组提了对陆平的意见。陆平认为聂元梓这个人不可靠，反过来对她进行批判教育。一段时期内，聂元梓等提意见的人在北大成了监视跟踪的对象。聂元梓很来火，甚至给毛泽东写信诉不平。 文革开始之际，又给了聂元梓提意见的机会。于是她和几个人一起写了陆平的大字报。大字报这玩意在当时不算啥，满大街都是。在物质匮乏的时代，大字报还是一种传播信息的工具。然而聂元梓这张大字报不同，得到了最高领袖的认可，登上“全国第一张无产阶级大字报”的宝座。 接下来的事自然而然，陆平倒霉了，成为牛鬼蛇神；聂元梓出名了，成为北大的一把手。北大一把手的战斗能力是很强大的，成绩单不可能就打倒一个北大校长那么简单。她的战斗力很强，成绩单也是非常优异的。 聂元梓第二个丈夫叫吴溉之。吴溉之，年长聂元梓二十岁，是一位老党员、老红军，黄埔四期毕业，参加过南昌起义，跟过贺龙和黄公略，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作为高干人物，当时的吴溉之和组织部长安子文、海军司令肖劲光关系不错，几个人常常在一起打麻将。聂元梓嫁给吴溉之之后发现组织部长安子文和一个叫邓觉先的女人关系非常暧昧。通过一系列的观察、取证、推理之后，聂元梓认为邓觉先可能是特务。 既然邓觉先可能是特务，那么正部级的安子文也有特务嫌疑。这事本来和聂元梓也没有关系。 但聂元梓再一次眼中容不得沙子，为了党和组织的利益，决定揭发。本来她想向公安部长谢富治揭发，后来在同僚的指点下向康生揭发。结果当然很明显。安子文完蛋了，当然后来也平反了。邓觉先没了下文。由安子文联系到吴溉之。聂元梓没法，只好和吴溉之离婚了，尽管她对吴溉之感觉很好。吴溉之在两年之后病逝。 在聂元梓的造反成绩单上，最鲜亮的一笔应该是关于邓小平的。当时刘少奇和邓小平被认为是走资派的后台老板。大家把火力集中在刘少奇身上，还没有贴批判邓小平的大字报。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呢？当然是聂元梓同志。于是一份战斗力极强的大字报出炉了，主要内容讲：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我们当前最危险的敌人，而且地位越高者危险性越大。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刘少奇，二号就是邓小平。 大字报不是聂元梓写的，却是她签名的。由于聂元梓当时的名气很大，就把这份“功绩”算在她身上了。同时揪出全国第二号走资派的功劳也落到北大的头上，所以北大也成了当年仅次于清华 （揪出刘少奇）的战斗名校。当时聂元梓是头顶风光的，后来辩护时才说和她没有关系，晚了。 此外，在聂元梓的成绩单上，还包括错误地参与批判朱德（误以为是批判刘白羽），到上海搞串联，参与夺权，相当优异。康生请她吃饭，告诉她有事常来汇报。江青请她吃饭曰：毛主席的指示谁也不听；刘少奇怎么派人安窃听器，怎么派服务员监视她和毛主席的行动，在家里她和主席都不能随便谈话，把阶级斗争都搞到她们家里了。中央文革的秀才们请她吃饭，探听革命行动的最新信息。她可以出入中南海，可以去告状，并且获得一个响亮的绰号——“北大老佛爷”。上一个拥有“老佛爷”绰号的女人，是在中国只手遮天半个世纪的慈禧太后。聂元梓能在北大混得此称号， 也算是慈禧的山寨版本。 看了这个华丽的成绩单，联想到红卫兵造反，不要以为聂元梓是一个人品极为低劣的人。前面就已经说过，聂元梓经历过最艰苦的年代，曾经为革命理想出生入死。而且放着好好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夫人不当，为了所谓的组织原则跑去揭发毫不相干的安子文，丢了还算满意的家庭。只能解释为她是个组织原则很强的人，典型的理想主义者。 当然这一切可以解释为投机倒把，想要掌握权力往上爬。但是另外一件事情否定了这个观点： 文革很乱，中宣部把全国司局级以上有问题的干部档案，足有一两百人的档案，都转移到了北大， 交给聂元梓等人负责保护。那些档案都是有问题的，把它们放出去的话，在那个年代不用任何指示， 红卫兵就会扒了他们的皮，可以说是一本万利的买卖。然而聂元梓不但没有公开，而且一点也没有泄露出去。反而是工宣队进校之后，把档案公开了。从这点来说，聂元梓的人品是值得肯定的。 那么人品不坏的聂元梓为何成了红卫兵领袖呢？首先，红卫兵领袖也不见得就是坏人。如果把 红卫兵说成坏人，那就大大降低了文革的悲剧性。其次从聂元梓一贯的表现来看，她的人生是一致的，即革命年代对敌人斗争；和平年代继续斗争，把她看不惯的人或事当成敌对势力，借助特殊年代，以特殊的方式解决之。 评，聂元梓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一直处于革命的状态。如果说聂元梓有什么错，那就是没有理解：这世界不需要持续不断的革命斗争。这是聂元梓的个人悲剧。更为悲剧的是，那个时代，像聂元梓这样的人，比比皆是。 （八）蒯大富同学 造反派五大领袖中，三男两女，三个男人同龄，都是一九四五年的人。 曾经的风云人物，红卫兵天字第一号领袖——蒯大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个特能折腾的人。他的祖先曾经富有过，后来变穷了。到他爷爷那一辈变穷了。他爷爷爱赌钱，很有特点，逢赌必输。把家财和土地输光之后重抄祖业，贩私盐。当时正在抗战，贩私盐的利润很大，但是蒯大富的爷爷走私很不走运，被国民党抓去当兵。当兵也不是去抗日，而是跟新四军打仗。而蒯大富的爷爷当兵也不走运，跟新四军打仗也不成功，成了新四军的俘虏，最后变成新四军。蒯大富的父母都是在抗日战争结束那会入党的，都是给新四军和八路军办事。 蒯大富就成了典型的生在旧社会长在新国家的人，并且成为那一代人的典型人物：能吃苦，爱劳动，并且以此为道德准则要求别人。 如果说是农民，能吃苦爱劳动的品德就体现在种田上。蒯大富是学生，吃苦耐劳的本事就体现在学习上。蒯大富同学的学习成绩非常牛叉，在没有报辅导班、请家教的情况下，他的数理化成绩经常考满分，某次不是满分，会拉下脸老半天，做一副懊恼状。不要以为他是天才，这是努力得来的。为了备战高考，蒯大富同学拿出老农民耕地的精神，常常半夜三更不睡觉，又常常半夜三更起床。老师一般对别的同学都说，人生在此一举，多学点吧，革命需要多投入点；对蒯大富同学则说， 你小子悠着点吧，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就是这样一番努力，蒯大富修成正果，麻雀便凤凰，成为苏北村旮旯里首位清华大学生，而且是搞核研究，全班清一色的男同胞。按道理说，核研究足够蒯大富同学搞一辈子了。然而蒯大富同学是与众不同的，他把吃苦耐劳的精神发扬光大。看见别的同学吃剩饭，浪费粮食，蒯大富同学就贴大字报，提倡大家节俭。这是好事，理应得到赞扬。为了杜绝浪费，蒯大富同学进一步提倡大家吃红薯不要剥皮，向乡下老农民那般，连皮一起吃掉。这就是好事干过头，强人所难，就左了。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吃红薯皮的。即使在乡下，红薯皮多半喂牲口。现在蒯大富同学竟然号召清华那些高干子弟去吃红薯皮。别人不吃，他就和人家吵架，说人家是资产阶级思想。 这还是小事。蒯大富同学还放着核物理不去研究，给中央写信，反映农村干部的腐败情况。虽然说读书人要关心天下事吧，但如果都去关心天下事了，还谁去读书？核物理谁去搞？这些事情至少展示了蒯大富同学的性格：爱折腾，能折腾。这种人生在文革，就是红卫兵最好的料子。也正是蒯大富同学在，清华大学的红卫兵组织的战绩和学校的名气非常的般配。 红卫兵起来之后，蒯大富写大字报保清华校长蒋南翔。工作组进入校园之后反蒋南翔，结果蒯大富和一帮同学发现工作组的工作方法和毛主席的要求不一致，就去贴大字报，和工作组辩论。六月十六号那天，薄一波去清华，看见蒯大富的大字报。当时两人互不相识，一番交谈之后，互不感冒。薄一波问蒯大富属于哪一派，蒯大富说他是革命左派。薄一波说：左得太过火了，就跑到这（右） 边了。 蒯大富之所以在清华闹得那么大，主要是因进清华的工作组中有一个特殊的人物，就是博学多才、漂亮优雅的王光美女士。在大四清运动中，王光美也作为工作组一员搞四清的，通过一系列的蹲点、调查、取样、研究之后总结出一个样板，就是当时非常著名的桃园经验，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一次王光美再次化名，以工作组顾问的身份到清华，也是想通过同样的方式总结出一个样板，如果成功的话可以成为清华经验。 由于蒯大富同学积极张贴大字报引起工作组的注意。工作组就跟蒯大富说，王光美同志要来参加座谈会，你也去参加吧。当时王光美确实去了，也没有自我介绍，也没有发言，大家也不认识她 （信息传播不发达啊）。开完会之后，蒯大富等人以为王光美没到，感觉小心灵受到伤害，又去战斗了：就去贴大字报说工作组骗人，搞得工作组相当狼狈。 工作组当然也不是吃素的，决定修理修理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穷小子，就说蒯大富同学有野心， 要夺权，是反党反革命。实际上是想把蒯大富树立成典型，然后以此为经验推广。然后蒯大富同学的好日子过完了：凡是蒯大富同学上台讲话，总会被喝倒彩；蒯大富同学四处告状说俺受了不公平待遇，但没有人鸟他。 换成一般人估计就休息了，反思一下自己是否不对。毕竟对方是政府，对手都是高干，弄不好真的反党反政府了，可不是闹着玩的。然而蒯大富同学充分发扬能折腾的精神，决定一条路走到黑 ——天天去贴大字报。工作组则喊出：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进攻。终于，蒯大富同学进了黑屋子。 能折腾的蒯大富使出最后一招，绝食。他不想死，只想用绝食的方式表达不满，结果没人鸟他。 继续绝食吧，肚子抗议；吃饭吧，又拉不下脸。眼看年轻的蒯大富同学即将把自己折腾掉，当时的北京市委副书记就点化了蒯大富同学，闹啥闹嘛，身体是是革命本钱。于是蒯大富有了台阶下，开始吃饭，抖擞精神准备新的征程。 恰好这时，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把工作组给撤了，可以说是毛泽东救了蒯大富。 这一切当然都被中央文革看在眼中。中央文革的王立和关锋穿着军装找到蒯大富，说呢写材料吧。不仅如此，周恩来亲自找蒯大富同学谈话多次，询问工作组的事，并亲自为他平反。蒯大富随后成立自己的组织——清华井冈山。为了方便斗争，还弄出一个《百丑图》来，就是通过漫画的形式，把彭真、薄一波等人丑化到一起，便于大家泼脏水。漫画是北京戏曲学院弄出来的（学有所用啊），蒯大富很欣赏，就在清华报刊上发表，当然功劳和后来的过失也算在蒯大富的头上。 蒯大富来了一个华丽大转身，人生从波谷上升到波峰，彻底演活了咸鱼翻身的反转剧。张春桥亲自把他推荐给江青，一时间红得发紫。就连王洪文同志从上海到北京，就是蒯大富带着去见中央领导人的。 其实多大的事嘛，就是王光美是否参加座谈会引起的误会，最后竟然弄出来阶级斗争。咸鱼翻身的蒯大富把这一切都归于刘少奇和王光美，他决定继续折腾，就是把刘少奇和王光美给揪出来， 这就是著名的批斗王光美事件。 确切的说是骗。当时的王光美还是国家主席夫人，住在中南海，要想把她骗出来批斗是非常困难的。而且要骗她，必然瞒不过刘少奇。刘少奇除了是国家主席之外，还有几十年的地下工作经验， 被忽悠的概率应该不高。但是能进清华的人智商都不低——让我们来看看那帮清华学子的智商究竟有多高。 清华井冈山专门有一个小组叫捉鬼队，这个小队就是负责打击工作的。这个小队的成员决定把王光美给骗出来。十一月六号那天，捉鬼队行动了。 捉鬼队首先发挥聪明才智说服了王光美的二女儿刘婷婷，让她和他们一起欺骗自己的妈妈。接下来找到师大附中的人，把王光美的大女儿刘平平控制下来，不让她回中南海，同时扣留了师大女附中的二女儿刘婷婷以及在四中的儿子刘源。然后有人先冒充西单交通中队的交警给王光美打电话，说你女儿刘平平出车祸受伤了，送到北大医院了。这时候王光美可能还不相信，但这只是第一招。 接着又有人冒充北大医院的医生给王光美打电话，证实说你孩子受伤了。 最绝的一招就是，在假冒医生和王光美通话的时候，还让刘婷婷出来说了一句话：“妈妈，姐姐受伤了”。又是公安机关，又是医院，又是女儿打电话，这样一个连环套可以忽悠特工了。最要命的是，刘少奇、王光美虽然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但是在对待孩子方面终究还是父亲和母亲，孩子是连心肉，和一般父母没有区别，上当在所难免。 所以清华园高智商的学子们成功了，成功地把刘少奇和王光美给骗了出来。只是当时局势不明 朗。他们没敢对刘少奇怎么样，只是把王光美给抓去批斗一番。这就是第一次批斗王光美。江青对此很开心，因为王光美是她的敌人。事后特意打电话给蒯大富，表扬了他一番。蒯大富同学仿佛看到了前途一片光芒。他决定再接再厉，于是点名打倒刘少奇。 在打倒刘少奇的过程中，蒯大富迎来了人生的高潮，恍然间拥有呼风唤雨的感觉。 红卫兵五大领袖，各有各的战绩。他们凭借自身的战绩在那个诡异的年代，在短短的时间内风靡天下，麻雀变凤凰。他们的获奖感言是：首先要感谢国家和伟大领袖提供了机会，其次感谢老师们多年的栽培，感谢父母给个好出生；最主要的、也是最需要感谢的则是中央文革的各位首长们。 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首长们的直接领导、指挥下，才尽量少走弯路，指哪打哪。 七、中央文革小组 （一）诞生 文化大革命，文武两手，武的一块由红卫兵来做，那么文的一块由那些人负责呢？具体来说就是中央文革小组。提起这个小组，许多人都咬牙切齿。 好吧，就看看他们是如何让人痛恨的。 中央文革的前身是五人小组。前面说过，五人小组是在一九六四年建立的，功能是引导全国的文化方向。五个人分别是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小组存在的两年时间里，一共召开过一次重要会议，就弄出来一个《二月提纲》，随后遭到批判。《五一六通知》之后，彭真和陆定一成了反革命，改组势在必行。 于是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诞生了，起初它仅仅是一个不起眼的小组织，既没有办公地点也没有自己的刊物，甚至连公务员编制都没有。但是成长速度却极其惊人，很快便取代了中央政治局， 可以说是史上掌权最迅速的组织之一。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也就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那天，中共中央下达通知，中央补发通知，通报中央文革成员名单： 组长：陈伯达。 顾问：陶铸、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谢镗忠、尹达、穆欣。 看看这个名单，一共十四个人，除了陶铸、王任重、刘志坚有干实事的本领，其他人基本上都是靠理论（嘴和笔）吃饭的。康生也能干实事，只不过特殊一点，是整人。 随着时间的推进，凡是动嘴不积极的，统统抛出去，十四人又开始精简。第一个出局的是穆欣。 穆欣，河南人，生于一九二零年，十七岁加入中共，一直搞宣传，加入中央文革小组时，职位是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因态度不够积极、和之前的一些牛鬼蛇神的关系扯不清，就从江青那里得到一顶大帽子——叛徒。 名单中的尹达最为怪异，因为尹达是搞考古的，时任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没理由进中央文革。尹达一辈子都在搞考古，搞学术研究。这种人拉去搞文革斗争，明显 是专业不对口啊，出局也是必然的。当然出局也戴了顶帽子——反动学术权威。 接下来轮到三位能干实事的人了。在靠笔杆子和嘴皮子耍宝的中央文革里面，能干实事的必然要被淘汰。因为理论家们可以让牛在天上飞，实干者是不可能这么干的。王任重和刘志坚两个人实际上也有不错的理论功底，由于要干点实事，肯定不能达标，于是遭到理论家们的火力伺候。于是王任重被迫“离职养病”，实际是靠边站了。 至于刘志坚，本来算林彪的人，林彪曾派他到上海帮助江青。江青那个谈话纪要，刘志坚参与整理过。刘志坚能进中央文革，也和这层关系有关。无奈他是军人，干事和演戏出身的江青实在不是一个风格。然而中央文革是一个是非之地，进来容易出去难。想要出去，必然要戴帽子的。军人最怕的帽子是啥？答曰，叛徒。 然后陶铸。陶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是毛泽东精心安排的，却被中央文革自己给踢出去了。 经过一系列的策划、炮轰之后，陶铸成了刘少奇和邓小平之后的第三号走资派。陶铸的出局，中央文革看似胜利，实则干了一件蠢事。左派很少有人意识到，陶铸的出局已经暗示了中央文革最后的结局。这一点稍后会仔细说明这一点。 从此之后，中央文革成了一个纯粹的舌头笔杆派。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张春桥。 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 靠这些人干事业是没有指望的。正因如此，文革结束才遥遥无期。毛泽东一世英名，被空喊派玷污了一世英名。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号，武汉七二零事件之后，毛泽东对他们失望之极，把王力、 关锋、戚本禹给扔了。加上陈伯达生病，实权落到江青的手中，后来再倒向林彪。中央文革实际瘦身为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几个人。加上后来的王洪文异军突起，四人帮便诞生了。中央文革是五人小组的变体，同时是四人帮的母体。 中央文革的改组，最大的受益者就是江青。通过二十几年的折腾，她终于堂而皇之地登上政治舞台，而且是最高级别的政治舞台。 （二）战斗 中央文革小组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从宣传飞角度上说，很简单，坏人。然而好人和坏人的 概念常常是模糊的。特别是在现实世界中，好人和坏人都不是绝对的概念。他们有人的人品确实不行，比方说康生同志；有人有过混乱的私生活，比方说早期的江青；所有人都显得很狂热，舌头上堆满棍子和帽子，随时准备横扫一大片，然后戴上某种帽子，简直是贩卖棍子和帽子的专业户。然而从另外一面看，他们虽然每个都声名显赫，却很少以权谋私。除了康生善于私藏文物古玩，除了江青收集衣帽装饰品，其他人基本上没有按照惯例中饱私囊，也没有为亲朋好友安排要职。 从人品上说，有投机倒把的嫌疑，但还是可靠的。比方说张春桥，一直追随那种思想到最后。 如果说张春桥受到毛泽东的信任，那么戚本禹是被毛泽东一手推入深渊的，文革结束时，又因为担任过毛泽东的秘书而被判刑。晚年的戚本禹看见李志绥写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污蔑毛泽东时，依然为毛泽东辩解。其实他可以像李志绥一样写东西污蔑毛泽东来赚钱，而且可以“爆料更猛烈”，但他没有那么做，表示人品还是可以的。 从政治的角度上讲，左派和右派，或许境界有差别，但各有各的追求。正是因为在政治上造成了重大的灾难，政治灾难又影响到社会生活，一直影响到现在。 中央文革那些人都是玩笔杆子和嘴皮子的。他们通过笔杆子和嘴皮子去影响、指挥红卫兵打砸抢。殴打彭德怀，侮辱王光美，都是他们的杰作。他们试图通过嘴和笔摆平现实世界，却发现敌人众多。因为嘴和笔只能捣鼓出理论。理论那玩意都不是万能的，即便是科学定律，也和很多社会现实冲突，何况是政治理论。 当一群理论家坚持一种理论的时候，就会发现满世界、满大街、满房子的敌人。根据极左派的理论，官吏体系内部的修正主义者、官僚主义者、资本主义者遍地都是；根据极左派的理论，满世界都是危险的人和事，很多人的行为不仅和资本主义挂钩、而且和特务很相似；根据极左派的理论， 中央开会时，除了他们几个人，其他人要么右派、要么即将是右派。仿佛这个世界即将完蛋了，只有他们几个在拯救世界，怎么办呢？那就战斗吧。 如果让世界服从于道德，那么自己首先应该是道德的。首先就要把那些认为自己不道德的人和事消灭。在这方面，中央文革的实际领袖江青给大家做了一个模范。在前面说过，江青的性格里面有动荡不安的因素。正是因为那些动荡不安的因素，使得她在年轻时代有过一些现在看起来不可思议的行为。他交过不少男朋友，在上海滩和同行抢戏。这些本来没啥，但用文化大革命时代的标准来看，在道德作风上是过不了关的。即使能过关，至少没有资格成为旗手。江青要成为旗手，就要修补过去的形象。 当江青高高在上，成了最高政治舞台上的表演者的时候，江青是一个爱记仇，或者说爱恨分明的人，有时候她分不清细节和原则之间的轻重。比方说她看毛岸英的遗孀张松林不爽，就在北大接见红卫兵时啰嗦张松林的不是。红卫兵就去批判张松林，搞得张松林姐妹被迫流浪。毛岸英是毛泽 东最亲爱的儿子。毛岸英牺牲之后，毛泽东对刘松林是非常关照的。 刘松林不是重点。重点是修理一些当年知道她老底的那些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要修理那些旧时代的“戏子”简直是太容易了，举手之劳。跟她抢戏的王莹悲剧了，知道她和唐纳结婚的那一大串人悲剧了。除了国外的和死去的，基本上是一网打尽。包括孙维世（知道江青在上海的事） 在内，基本上都是死的死、残的残、伤的伤，连当年给她打下手的秦桂珍都没能幸免。 秦桂珍只是一个普通妇女，照顾过江青，江青当年对秦桂珍相当感激。为了旗手的声誉，江青让吴法宪派人把秦桂珍从上海挖到秦城监狱，成了“特务”。可怜的秦桂珍当了一辈子佣人，生于贫苦，结过一次婚，丈夫是个穷水手，没几年就死了，她没有孩子，一个人孤独地活着，一辈子不知道特务这两个字怎么写，竟然享受到特务的待遇。一次次的提审，挨皮鞭，挨棍子，原本身体非常好的秦桂珍大病不断。她的头发被拔光了，脑袋上只留下一小撮头发，是用来揪脑袋用的。直到一九七五年，奄奄一息的秦桂珍才走出秦城监狱。 幸好黄敬早死，幸好唐纳在国外，不然不知道又将闹出怎样的风雨。 中央文革舞台上的江青，第一个角色是复仇者，第二个角色才是斗争者。从女人的角度上看， 够得上分量的对手也就一个王光美。其他的高干夫人非常低调，比方说邓颖超，比方说卓琳。叶群当时倒是非常高调，但她是跟着江青的。 王光美和江青比起来有很多优势。比学历、比知识，均是王光美胜出。论风头，王光美跟着刘少奇出国访问，风头盖过江青。论干事，王光美在四清运动中整出了样板——桃园经验。论容貌气质，两个人旗鼓相当。江青也有优势，比方说革命资历，入党比王光美早，在戏剧的才华上高于王光美。这些优势可以不计，值得计入的优势是毛泽东的地位高于刘少奇。更大的优势则是当时第一号人物毛泽东和第二号人物刘少奇政见不合。最大的优势则是，利用中央文革之便，操纵红卫兵。 文化大革命前期，红卫兵是决定性的筹码。能压住红卫兵运动，刘少奇胜。压不住红卫兵，则是毛泽东胜。 实事求是地讲，江青和王光美本来没有关系，但政治把他们扯在一起。在毛泽东和刘少奇合作的那些年，江青和王光美关系甚至可以说还不错。江青时常会拉王光美唠嗑，王光美有时也去江青那里串门。两个人常常唠叨唠叨衣服、看电影什么的，感情比较融洽。 然而她们两个终究不是很合拍的女人，差别很大。王光美出身名门，受过良好的教育，性格比较温和；江青则出身寒微，早早闯荡社会，性格比较倔强。这样的两个人，即使最终归于中南海， 思考方式和处事上都有很大的差异。她们可以走在一起，但并不能形成默契的朋友关系。随着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建国思路上出现分歧，她们两个人的关系也开始晴转多云。 一九六三年开始，也就是七千人大会之后，王光美与江青的关系比以前冷淡了，但两个人见面时还是彬彬有礼，还会习惯性地征询一下意见。曾经，王光美陪刘少奇到东南亚访问，有一天，不知道自己该穿什么衣服，就给江青打了个电话寻求意见。江青建议王光美穿一身朴素的天鹅绒套装， 衣服上不要戴别针，就像《安娜卡列尼娜》的女主角穿的那样，高雅而大度。但是东南亚有些地方很热，穿鹅绒套装简直是找虐。于是王光美改穿了旗袍。在缅甸时，缅甸领导人又赠送王光美一条金项链。出于礼貌，王光美就穿上旗袍戴着金项链出席晚宴。王光美本是大家闺秀出身，兼具知性和美貌；长期出入高层，气质不俗；再配上旗袍和金项链，那叫一个耀眼。要知道当时不仅仅是中国，包括整个东南亚，都是相当保守的。 照片传过来之后，同为女人的江青心中有了嫉火。因为王光美俨然成了第一夫人，抢了原本属于自己的风头。如果江青像邓颖超或卓琳那般的温和性格也就算了。江青偏偏非常要强，从演戏开始，不是她的要争取，是她的更不能让别人拿走。不是第一夫人的王光美抢了她的风头，如果没有嫉火反而不正常了。嫉火不要紧，要紧的是发泄。直到文革开始，江青才有机会。得知清华大学的红卫兵骗斗王光美的事，亲自打电话给蒯大富，笑得非常开心。 第一次批判王光美，在周恩来的亲自干预下还算比较文明，没有人格侮辱。十一月天冷，他们给王光美一个军大衣。还有一个女生把棉袜脱给她穿了。等到一九六七年四月份，第二次批斗王光美时就没有那么客气了。那时候刘少奇的问题已经定性。作为刘少奇的夫人，必然遭到清算。既然清算，那就比较野蛮了。 批斗王光美之前，江青对蒯大富等红卫兵说：王光美当时去印度尼西亚穿的衣服都哪去啦，丢尽了中国人民的脸。又有传言，江青说过：王光美出国访问时戴项链，完全是资产阶级作风，我本不让她戴，她也曾经答应我不戴首饰，后来在看电视时，我却见她戴了项链！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一幕：蒯大富觉得应该让王光美穿当初的旗袍去受审。 红卫兵到王光美家之后就问：你上印度尼西亚穿的衣服哪去了？王光美说不知道。红卫兵就自己打开箱子，把三年前那套衣服给找出来。但是王光美已经变胖了，里面还有毛衣，穿不上。清华的天才们就把两边撕开，直接套上去。至于项链，一般项链太小，没啥效果。捉鬼队——又是他们 ——别出心裁，把一串乒乓球穿成项链，挂在王光美的脖子上，以示羞辱。王光美就那样被压到清华三十万人的面前接受批斗。 ——这是非常恶劣的恶作剧。但江青对此很满意，因为她看到了对手的倒下。又经过一番功夫， 整出一个王光美专案组。专案组再一次七整八整，把王光美整出一个死刑。最后还是毛泽东表态： 刀下留人，王光美才免得一死。 中央文革操纵红卫兵取得很优异的成绩，扳倒了很多大人物，比方说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 等。整人方面，更是数不清。抄家方面，还是数不清。按道理说，战绩如此辉煌，该差不多了，可以考虑一下鸣金收兵、整理一下战果了吧。 不，还要继续战斗。 红卫兵们靠着燃烧的激情在前面打砸抢，中央文革则在后面给红卫兵的打砸抢寻找光鲜的理论依据。中央文革的支持反过来刺激红卫兵的造反欲望，红卫兵的造反又给中央文革壮大声势。没有中央文革的理论跟进，红卫兵的运动就是粗暴的破坏活动，很难引起多大反响。没有红卫兵运动， 中央文革也就是一帮叽叽喳喳的秀才，就是文字功底和战斗力比现在网络世界的喷子高级一点点。 可以说两者相互联系，文武合并，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相互促进，在国家机器被控制的情况下，两者结合成为强有力的战斗集体。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夺权。 按照当时的理论，因为权力掌握在坏人之手，所以国家建设才会出现那么大的篓子。又因为权力掌握在坏人之手，所以把权力夺回来是天经地义。有了权力才能掌控资源、才能继续折腾出更大的动静。运动之前，张春桥只是一个笔杆子，王洪文只是一个愣头青，到后期，张春桥差点成为国务院总理，王洪文更牛，差点接班。 （三）夺权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之后的第六天，也就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八号，中央颁布了一个纲领性的文件， 简称《十六条》。 思想基础：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 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 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 ——思想基础是有道理的。 目的：一，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二，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目的也有道理的。 主力军：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 ——这些革命主力军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他们的知识水平和认识水平有限，所以造成文革种种奇怪的现象。比方说不准女孩子穿高跟鞋。而且在那个阶层中，愤青和压抑者众多，允许他们蛮干的后果极为严重。 战斗手段：敢字当头；方式：发动群众，以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 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了进攻。 ——这个方式非常可疑。因为这种方式失去最关键的部分，即取证。没有严格的取证程序，这种方式将真假难辨，打击者、报复者、污蔑者、投机者都可以从中浑水摸鱼、顺手牵羊，在革命的大旗下行偷鸡摸狗之目的。 战斗原则：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作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归根结底：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不要停下来。 这个文件下发的时候，红卫兵运动正在高峰，工人运动正在兴起。三个月之后，也就是十一月十号，一个偶然的事件改变了当时的走势。整个中国有两个群体最喜欢闹事，就是北京的学生和上海的工人，那是有传统的。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就是一系列闹事事件中的代表作。当北京学生闹得轰轰烈烈时，上海工人也不可能无动于衷。 要夺权嘛，首先要让学生和工人闹起来。中央纲领，红卫兵串联，在加上闹事传统，上海工人行动起来了，学红卫兵的样子搞运动。他们成了“工总司”，搞起了批判事业。由于经验丰富，很快就搞起来了，而且是大手笔，要求批判上海市长曹狄秋。上海属于中央直辖市，市长是省部级别。 一九六六年下半年，虽然打砸抢正搞得轰轰烈烈，但夺权还没有开始，除了被中央划定的右派，还没有大规模的被揪斗的高官。上海要开先例，当然不容易。市委不同意，工人就闹。 工总司的头头叫潘国平，人称潘司令，时年二十出头，血气方刚、并能说会道，处于敢闯敢干敢闹事的年龄段。说白了，也就是二十岁的毛头小伙子，当过几年兵，刚刚在上海滩卖了几天力气， 就要批斗上海市长，口气、派头不是一般的大。今天最牛叉的公知们，有几个敢让上海市长辞职的？ 不让批斗，那就游行喊口号。再不行，那就来点花样。 什么花样呢？带着一批工人兄弟去北京上访。他的部将王洪文带着另外一批工人兄弟跟进。现 在大家印象里的上访，都是装孙子，偷偷摸摸，好不容易去到北京，能否如愿亦未可知。但是潘国平和王洪文不一样，不但大摇大摆，还大声喊出来说老子要去北京告你们。更牛的是，他们直接冲进火车站，强行上车不买票不算，还要火车给他们调时间。就这样雄赳赳、气昂昂地出发了。 潘司令的人在嗷嗷乱叫中挤上一列火车，他本人没能挤上去，在月台上等来了王洪文的人，就和王洪文上了同一辆车。但是潘国平和王洪文并没有到北京，仅仅是到安亭以西几公里的地方停在那里不动了。派人去跑到安亭站询问情况，得到如下答案：“你们留在上海车站的第三批造反队员，本来已经抢占了一列北上的列车，原定在上午十时十分开车。可是我们车站方面接到市委传下来的命令，这趟车不开了。把你们送到安亭的荒郊，也是市委的安排，我们铁路局只是奉命行事，希望你们有事去找上海市委，不要怪到我们的头上。” ——原来上当受骗了！太伤自尊了！太可气了！ 而且工人内部也出了问题。已经折腾了很久，大家全凭一股热情支持，现在被骗到荒郊野岭， 又累又饿又冷，开始骂娘。有人开始骂王洪文，王洪文也不敢吭声。最后还是潘国平比较聪明，勇敢地站出来，想了一招精神爽利法：读毛主席语录。 潘国平就领着大家曰：“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自己的勇气。”、“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如此等等，如同和尚念经一般。这一招还真灵。 大家不闹了，情绪再次激昂起来，表示坚决跟着潘司令把伟大的造反事业进行到底。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他们集中在一起想到一个新招：卧轨。他们可不是要自杀，是要扩大影响。安亭是个小站，当时是单线，这样一来整个北京和上海的运输线就断了。双方展开谈判，谈了老半天没有结果，运输瘫痪，惊动中央。不但惊动了中央，而且还影响了时局。 周恩来打电话给上海市委要求迅速解决问题，一定要劝工人回到工厂抓革命、促生产。连中央文革小组长陈伯达也发电报给工人：“你们的这次行动，不但影响了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铁路交通，希望你们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张春桥去了，他站到人生的轮盘上，完成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赌博。当时的张春桥，还是中央文革中一个没有编制的公务员，即将爬上权力的山坡。 当时的张春桥，面临两个选择，要么立一大功，要么犯一大错。 张春桥夜里十二点赶到火车站和工人代表谈话，谈到第二天早晨，没有结果，继续谈，谈到中午，没有结果，继续谈，谈到下午四点钟，谈成了，大家回上海再折腾。前后十六个小时，没有中场休息，没有喝水，没有吃饭，一直在喷唾沫星。 按照张春桥的回忆：“工人那个骂起来可是凶呀，他们有好多人，我只有一个人，来的工人我一个人也不认得，在场的究竟是张三，李四，根本不知道，那时我就是听哪。因为我出发以前，以陈伯达同志的名义发了个电报给他们，劝他们回上海，说我到上海去给他们谈话。他们就在那个万人大会上骂，说陈伯达这个电报是个大毒草，是修正主义，说我要把他们骗回上海，是个大阴谋， 说我是和华东局、上海市委勾结好的，要骗他们回去。总而言之，整整在那里攻了我十六小时就是了。我讲话顶多一个多钟头，那就是攻了我十五个小时。” ——这战斗力不是一般的强。换成一般情况，搞十六个小时的娱乐休闲活动也不见得能撑下去啊。何况站在那里，听粗话，挨骂，不还口不说，还要慢条斯理地讲道理！政治，不是一般人能玩的。能玩政治玩出花样的人，更是不一般啊。 在张春桥从北京出发之前，中央常委们找过他，说原则问题不能妥协，也就是说潘司令及其追随者们卧轨扰乱交通的事不能算革命行为。 中央给张春桥的任务是把工人忽悠回上海。按照保守的选择，张春桥应该把那火药桶扔给上海市委，然后拍拍屁股回北京等着时局的进一步发展。因为当时的夺权还没有开始，局势还不明朗， 连陈伯达都在走稳妥的路子，跟周恩来一个调。然而张春桥是一个有水平的人，而且想要的更多。 回到上海之后，张春桥参加了市委常委会议。会议再次强调中央精神，张春桥没有表示不同意见。由于张春桥是中央文革的人，是靠批判闹事上去的，走的并不是正常的官吏升迁之路，所以曹狄秋对张春桥还是很警惕，给当时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的陶铸打电话汇报工作，请示之后，特地叫张春桥直接听了一遍陶铸的指示，免得张春桥日后又不认账。当时陶铸不仅主持中央工作，还是中央文革顾问，和康生的职责一样。 应该说曹狄秋能做的就是这些了，而且做得不错，只是错误估计了张春桥。张春桥对陶铸表示服从，随后又去和潘国平、王洪文谈判。就在谈判的过程中，张春桥表态：陈伯达给安亭车站的电报是在听了上海市委的片面汇报后发的，是受骗上当。 王洪文向张春桥提出五点要求：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二、承认上北京是革命行动。三、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的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张春桥一一认可并签字，表示坚决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说他们是发扬了工人革命运动的光荣传统。张春桥这是干什么？先斩后奏！这是一个极大的风险，如果中央权力不发生重组，那么张春桥的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坐牢，政治生命结束，还可能坐很久。 别的不说，就那第一条：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啥意思？ 就是承认那个机构可以领导上海所有行业的工人闹事。大革命时代搞得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也没有这样一个合法机构，刘少奇和李立三还要过东躲西藏的日子。张春桥倒好，私下承认这一切，相当于跟整个政府对着干。 这个行为在当时看来，就是相当于把自家的房子给卖了去买彩票，相当疯狂，完全是一种赌博。 但是他很幸运，赌赢了，中了大奖，因为毛泽东认可了工人的行为，张春桥则收获了政治生涯中一桶金灿灿的黄金。应该说张春桥根据自己的思考，准确地判断了未来的局势。 事情还没完，既然承认人家工总司是革命的，那对立的上海市政府怎么办？就是反革命咯。即使不说上海市政府是反革命的，那工总司要批判的人总该叫出来吧。造反派们在十一月底夺了解放日报的权，造成了解放日报事件；十二月份又纠集几十人去平康路高喊打倒曹老头，弄出平康路事件，通过一场武斗冲垮了上海市委。 一九六七年到来了，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主题：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宣传一九六七年为大革命关键的一年。迎着这股势头，上海造反派决定再接再厉，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收拾已经被冲垮的上海市委。一月四号，夺文汇报的权；两天后以工总司的名义开会，宣传打倒上海市委， 并发布通令：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上海市市长；勒令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交代反革命罪行；要求中共中央彻底改组上海市委。随后市委、市府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陈丕显、曹荻秋都完了，站到了被批判的位置上。 结果张春桥成为上海市的光辉代表，一把手，老大。在短短的时间里，张春桥同志就从柯庆施的政治秘书上升为一把手，填补了柯庆施死后留下的权力空白。与他一起获利的还有王洪文。原来闹事的头子是潘国平，成功之后，大家重新排座次。王洪文是农民出身，当过兵，又是工人，又是共产党员，根正苗红。潘国平虽然也当过兵，可惜不是共产党员。于是乎，原来的潘司令让位于王司令，变成了潘副司令。在整个上海，在张春桥、姚文元、许景贤之后，王洪文坐第四把交椅。 这就是所谓的一月革命，在张春桥眼中，与俄国十月革命相辉映。文革之后，这事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标志，称为一月夺权。 为了增加权威性，张春桥又把一月夺权冠名为“上海公社”，和巴黎公社对应。以一月夺权为界点，全国各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夺权运动。 这些运动和中央文革的文章以及造反派的打砸抢结合起来，造成了一系列的伤害。 前面已经说过，文革是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的延续，用道德大棒横扫现实生活。在这样的情况下， 没有谁是安全的，连朱老总都受到批判，曰大军阀，因此很多人注定成为悲剧的牺牲品。能成为悲剧牺牲品的人，都是精英。 牺牲品主要有两类：被迫害致死和被迫害自杀。因为他们的死去，导致整个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创造出现断层。代表事件分别是张霖之被批斗致死和老舍自杀。 张霖之的死，意味着行政系统内部开始断裂。任何时代，有一个完整的行政系统不见得会搞社会物质生产，然而没有一个完整而稳定的行政系统就别想搞社会物质生产。行政系统的断裂，意味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停顿。有行政系统的时候，生产出来的食品可能安全系数低一点，有人吃了会拉肚子；生产的工业品可能质量差一点。如果没有完整的行政系统，连食品都没有，连次品都没有。 老舍的死是另外一个情况。老舍是文化界精英中的精英，他的自杀不仅仅是死了一个创作者那么简单，而且意味着整个文化界的精神被截断了。因为在文化界的精英之中，老舍和人民大众的距离非常之近。而且老舍平时生活低调，踏实创造。在整个文化界中，几乎没有任何负面信息。创造思路也是取之于人民、用之于人民，可以说是精英的楷模。如果连老舍都活不下去了，那表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真的出了问题。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个问号：如果连老舍都容不了，那么文化大革命之后培养出来的创作者能胜过老舍吗？能像老舍一样朴实平静地创造吗？能像老舍一样平白吗？ （四）伤害之一，张霖之之死 张霖之，这是一个典型，一个被迫害致死的典型，一个被迫害致死的高官。张霖之，生于一九零六年，河南人，师范学历。 一九二九年，二十三岁的张霖之考入国民党军陆军第二十一师军官教导队，之后加入共产党。 然后经过一系列的斗争，担任一系列的职务，参与淮海战役。解放后担任过南京市副市长，重庆市委书记等职。 一九五五年之后迎来人生的高峰，历任城市建设总局局长兼国家建委副主任、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和党组书记、电机制造工业部部长和党组书记、煤炭工业部部长和党组书记，正部级。 接下来的情节很老套，大跃进，大饥荒，然后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建国路线上发生分歧，张霖之和所有行政官员一样，被夹在中间。和其他行政官员不一样的是，他的煤炭部管理的是资源，而非实实在在的生产。一个普通行政干部受点贿，也就是贪污腐败。煤炭部那可都是大手笔啊，加上管理经验不足，就很容易和“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 放在今天，和资产阶级联系起来意味着酒肉穿肠、香车美女、风光无限。那个时代则是无休止的批斗、批斗、再批斗，形同反党反革命，所以张霖之的处境比其他同僚更为艰难。 一九六五年一月五号，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发生了争论。毛泽东说：“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怎么来了 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交叉？哪里的那么多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的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则顶撞说：“对于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像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当即说：“怎么没有？张霖之就是。” 张霖之的命运就此注定。从工作关系上看，毛泽东和张霖之并无交集，也没有矛盾。关于煤炭部、冶金部，毛泽东也未必知道有多少人，但部长的名字还是记得的。当毛泽东认为煤炭部、冶金部存在资本主义当权派时，随口就把部长的名字说出来。 只能说张霖之真是太倒霉了！ 文革刚刚起来，张霖之立马遭殃。和其他人不同，张霖之并没有被绑架到秘密地点，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挨批斗。矿院的学生、教师、干部把文斗武斗的基本项目——喷气式、侮辱、毒打—— 一遍又一遍地用在张霖之身上，因为他们要夺权，要解决张霖之。 张霖之的女儿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份去看望他时看到如下情形：“就在我焦急地在楼道里走来走去的时候，忽然听见从楼下传来一阵吆喝声，夹杂着嘲骂和口号声。我心砰砰地跳着，急忙迎到楼梯口等着爸爸。他一步步被押解上来，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爸爸下身穿着妈妈为他下跪挨斗买的棉裤，因为长，裤腿还挽着一截，上身穿着一件褪了色的军大衣，爸爸的头发被从中间剃掉了一半，胸前胸后各挂着一个大木牌，手里还举着一个牌子，上用大字写着‘三反分子’，‘彭真死党’。” “爸爸看见我，情不自禁地喊出了我的名字，那帮暴徒一把抓住我，逼问爸爸我是什么人，爸爸怕他们再向我下毒手，不肯回答。他们就当着我的面用皮带抽打爸爸，边打边骂：‘看你说不说，看你说不说……’看着爸爸挨打，我哭了，我上去喊道：‘要听毛主席的话，要文斗不要武斗！’承认是爸爸的女儿来看他。他们立即打电话给我所在的学校，在这短暂的时刻里，爸爸的目光是那样深沉地望着我，虽然没有一滴眼泪，可我看得出，他内心充满巨大的痛苦和忧虑。”之后张霖之的女儿也没能回家，成为被批斗的对象。 然而张霖之始终没能屈服，没有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分子，没有承认自己是彭真的同党。这让矿院造反派表示压力很大，因为他们向中央文革保证过，要让张霖之“认罪”，要在煤炭部夺权。当时是夺权的高潮，各地的夺权行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要夺权，必须让张霖之承认自己是反革命， 只有这样才能名正言顺，才能防止将来张霖之咸鱼翻身。 为了达到目的，造反派决定按照口号行事——敌人不投降，就叫他消亡！也就是要张霖之的命。 于是乎，斗争升级。 造反派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智慧，把斗争进行了创新：把张霖之的铺盖卷裹上铁炉子，用粗铁丝挂在他的脖子上，要他站在凳子上，双手高举木牌。张霖之坚持不住摔下来，一顿毒打后，再拉上去重复。张霖之的后颈被勒出一道道血印。 不仅有创新，还有复古：造反派弄了一个重三十公斤，即六十斤的钟型铁帽，把它作为高帽子往张霖之的头上戴。将近六十岁的张霖之，就是年轻人也无法用脑袋承受这样的重量。造反派就用绳索四面拉住，扣在张霖之的头上，把他压倒在批斗台上。张霖之昏死过去，造反派欢呼。这种事只有古代的太监们才干得出来，不愧是读书人啊，果然见多识广。文革后，这个凶器公示于众，并被拍照存档，作为时代的见证。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号夜，张霖之死，被虐待致死。第二天的大字报上写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霖之于 1967 年 1 月 22 日早五点五十五分畏罪自杀。 张霖之死前两周，一月八号，张霖之的战友、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不堪羞辱，奋而自杀，留下遗书曰：“文革这样搞法，谁高兴？我是被陈伯达、江青逼死的！” 在张霖之死去的同一天，他的老战友、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被逮捕。杨勇，生于一九一三年， 经历历次反围剿、长征、抗日、解放战争，在抗美援朝后期曾任志愿军副司令，开国上将，跟过彭德怀、林彪、刘伯承三位元帅，和杨成武、杨得志并称为中共三杨，赫赫威名。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也是文革需要夺权的人物之一。杨勇还好，九一三事件之后重见天日，陶勇的事则成了一桩悬案。 张霖之死去的前一天，一月二十二号下午，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在舰队司令部离奇死亡。 陶勇，生于一九一三年，出身红四方面军，之前一直跟随徐向前，直到西路军失败。抗日战争时期，跟着陈毅打；解放战争时期跟着粟裕打。抗美援朝时，陶勇再次走上战场。陶勇在军中一直以悍勇称著。渡江战役之前，英国人的战舰最后一次在中国耀武扬威，遭到打击，下令开火的人正是陶勇。正是因为这个机缘，陶勇成为东海舰队司令。由于陶勇并非林彪嫡系，东海舰队也成了夺权的对象之一。在夺权的过程中，陶勇竟然死在司令部的井里。造反派说陶勇投井自杀。海军政委李作鹏通报曰：叛徒陶勇，畏罪自杀。老领导陈毅则说：说陶勇自杀，打死我都不信。另一个老领导、时任军委文革组长的徐向前则说：陶勇案不破，死不瞑目。然而正义并未到来，陶勇案没破， 陶的妻子又被关押，被迫害身亡。 一月二十八号，张霖之在重庆的老同事、西南局书记于江震死于非命。 一月三十号，山西省委书记卫恒死于造反派的囚禁之中。 如此密集的高干死掉，即使在革命斗争中也不曾出现。而且这些人多半五十多岁，正值干事业的黄金年龄。而且他们都是实干家，经过艰苦的磨练，非常靠谱。虽然他们的工作中有过这样那样的失误，当官或者为人有这样难免的缺陷，但那些并不构成在暴风雨中死去的理由。他们还可以做更多的贡献，他们的死是整个社会机器的损失，对整个社会现实产生非常恶劣的影响。他们只是死去的人，那些没有死去的，也没有办法正常工作，因此整个社会物质生产和运行出现断裂。 这是以张霖之为代表的行政官员的死给社会造成的损失。这个损失只是整个社会损失的一部分。下面看看另一部分损失——老舍之死。 （五）伤害之二，老舍之死 前面一个例子讲到了张霖之的死。张霖之的死并不是一个孤证，他的死意味着文革对现实生产的一种冲击。下面说一说另外一种破坏，即对创作者的破坏。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号晚，邓拓写下《致北京市委的一封信》和《与妻诀别书》后，第二天上吊自杀，成为文革风暴中第一个以死抗争的殉难者。邓拓生于一九一二年，福建人，历史学家和新闻工作者。建国之后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大饥荒时代写过 《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针砭时弊，借古讽今，非常毒辣。文革开始后，被戚本禹尊称为叛徒。 邓拓的死仿佛是一个启示，即文化界的精英们如果受不了“牛鬼蛇神的待遇”的话，自杀是唯一的出路。这些人不是一个，而是一批。 当时最好的散文家之一，杨朔，一九一三年生，山东蓬莱人。文革开始后，杨朔被中国作协的造反派列为重点批斗对象。一九六八年七月底，不堪忍受之下，上书毛泽东和找单位领导谈话，遭到拒绝。杨朔绝望了，吞服安眠药自杀。 最好的翻译家之一，学贯中西，精通文学、美术、音乐、外语的傅雷，曾经被划为右派，文革之后，被连续抄家四天三夜，与此同时，傅雷夫妇被揪到大门口站在长凳上戴上高帽子批斗。不堪侮辱之下，夫妻双双绝望，上吊自杀。 最好的历史散文学家之一，翦伯赞，文革中对前途绝望，夫妇两人割腕自杀。民国时代，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周瘦鹃跳井自杀。 旧时代电影演员上官云珠跳楼自杀 著名学者储安平投河自杀。 在一连串形形色色的自杀事件中，最有代表性的无疑是老舍的死。老舍也是不堪侮辱自杀的， 方式是投湖自杀，尸体在北京西北的太平湖漂了起来。 老舍，生于一八九九年，满族正红旗人。职业，作家。 性格，敏感。 绰号，人民艺术家。 老舍的父亲是一位军人，曾和攻入北京的八国联军打巷战，战死。老舍诞生在一个多灾多难的年代，同时也是一个风云际会的年代。灾难和战争，通常会促使两类人登上历史舞台，军人和文人。 它让军人战死或成为英雄，同时刺激文人的灵感。 二十世纪前半个世纪的中国，军人在舞台上表演，文人在纸页上表演，有成功者也有失败者。 老舍就是文人之中的成功者，甚至可以说是几个最为成功的人物之一。通过几十年的辛苦劳作，老舍把他的人生和心血倾注在《茶馆》、《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龙须沟》等经典著作中。以独特的叙事方式，把风俗文化、市民形象、人生步履与作者本人的主观情愫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奇妙的世界，取得了非常高的成就。后人读到这些作品时，就会知道有一个叫做老舍的男人在世上存在过。从事业的角度上讲，老舍的一生是成功的一生。 感情上讲，老舍也值得称道。通常情况下，成功的文人的另一面常常是感情混乱。老舍不同， 老舍的夫人也是满族人。老舍给她写的“情书”中列出这么三条：第一，要能受苦，能吃窝头，如果天天想坐汽车就别找我。第二，要能刻苦，学一门专长；第三，不许吵架，夫妻和和睦睦过日子。读起来一点也不像出自大文豪的手笔，反而像乡下人讨老婆。然而生活就那么回事，二杆子文人是看不透的。从这事上可以看出，老舍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一生忠于艺术，又拿艺术服务大众生活， 人民艺术家，当之无愧。 尽管老舍如此低调，尽管老舍离人民如此之近，依然受到批判。从一九六二年开始，老舍的文艺作品便遭到批判。可以想象，这个结果也是必然的。因为老舍是一个真正的创作者，所有他那个级别的人物的创造工作都有内在的规律，不可能符合政治规范。如果按照政治规范来，那么所有真正的创作者都将完蛋。这正是文革不受待见之处。 一九六五年，老舍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回国后，他将旅日见闻写成长篇散文《致日本作家的公开信》，但未获准发表，老舍由此被迫停笔。 文革开始，江青记挂起了老舍，但老舍也没啥可抓的。江青的理由很简单：“老舍每天早上要吃一个鸡蛋，是一个资产阶级作家。”同时康生捎话给老舍，让老舍去红卫兵那里参加运动，感受一下政治斗争的气氛，老舍只有遵从。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号那天，老舍身穿一件浅色衬衣，外面一件中山装到文联，那里还有萧军等二十几个等待批判的作家。他们都曾名动一时，都有过自己的事业，现在等待年轻人的判决。 红卫兵把他们押到文庙批斗。在文庙的时间里，老舍被挂上“反革命分子的牌子”，听着“反革命分子的呼声”，然后接受教育、遭受殴打。一直殴斗到深夜，老舍已经遍体鳞伤。尽管如此，他依然被要求第二天继续参加批斗会。 第二天，也就是八月二十四号，老舍并没有去参加批斗会。那是老舍生命的最后一天，没有人知道他干了什么。又过了一天，二十五号凌晨，老舍的尸体在太平湖被发现。比较靠谱的推测是， 二十四号上午，老舍应该去太平湖了。整整一天，他应该在太平湖某个地方思考，然后投水自杀。 为什么？老舍以及老舍之前或之后的那些文化界精英，他们代表不同流派，不同的思维方式， 为什么选择各种各样的方式自杀？回答这个问题颇为不易。回答之前，先把目光往前推，推到两千年之前，那个象征中国人风骨的楚国人，三闾大夫屈原。 当年屈原抱着石头沉入汨罗江。屈原为啥投江呢，原因无外乎：一，因为谗言遭受驱逐，个人遭到羞辱；二，他所效忠的楚怀王遭难。归根结底，就是前途漫漫，才华无处施展。可以在屈辱中苟活，但屈原最终还是选择离开。二十四号在太平湖畔的老舍在想什么呢，一定想到了屈原。 实事求是地讲，老舍虽然遭受打骂和羞辱，和当时其他人比起来，如干部比起来，实在不值一提。包括文化界的其他精英人士，承受的批判力度远不如党政干部，但是他们都选择了自杀。这是一个很值得一说的现象。也就是说他们忍一忍，或许能过，但是他们均选择不忍。 为啥就不能忍一忍呢，是不是太玻璃心了？这个先要从事业的角度说一说。当官的，需要机敏、 忍耐，只要有一丝机会，也要慢慢等待，要不然就没法在政坛上混，忍受过了崎岖坎坷就是光明大道，继续当官。搞创造的恰好是另外一个样子，需要独立自主的思考，而非埋头忍耐。可以像李白那般在旅途中思考，也可以像曹雪芹那般在穷困潦倒下思考，唯独不能在镣铐下思考。文革恰恰要把他们置于镣铐之下。 太平湖畔的老舍是绝望的。不仅仅是因为个人遭受到侮辱，不仅仅是身处枷锁之下，更致命的一点，是那些批斗者的身份。那些红卫兵都是什么人？如果是国家机器内部的人也就罢了，也许还有忍耐的理由。年轻时代的老舍，面对汹涌而来的敌人，他选择抛妻舍子，提只皮箱赴国难，不可谓不勇猛。怎么到老了，被一群年轻人批判了一天就去寻死？似乎不可理解。仔细想想，那群年轻人就是他寻死的理由。 老舍一辈子辛苦勤劳，号称人民艺术家，为人民工作。如果说人民是国家的现在，那么人民的孩子就是国家的将来。而批判他、殴打他、侮辱他的那些人恰恰就是红卫兵，也就是孩子们。如果是一个年轻人，那也就算了，就当被狗咬驴踢了，如果是一群，也可以忍一忍，就当遇到黑社会了。整个社会的年轻人都这么干，那只能说明，国家出了问题。他只能理解为他为之创造的人民，以及年轻人抛弃了他。就创作者而言，这才是最大的绝望。正如两千年前被抛弃的屈原——被毕生服务的群体抛弃了。 所以在太平湖畔的老舍和汨罗江畔的屈原的心思是相通的。老舍的悲剧犹如当年屈原的悲剧。 老舍的悲剧，恰好诠释了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即割断了创作者从事创造的梦想。隔断了创作者不说， 毕竟老舍的一生已经走完大半。参与文革闹事的那些人，也没有出现真正的创作者，这恰好是文革之后这些年，文化界创造力荒漠的注解。这个结果，或许是老舍自杀时就想到的吧。 一九六八年，老舍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在五个提名者之中，老舍的得票最高。按常规，诺贝尔文学奖就是老舍的了。然而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潮，瑞典驻华大使多方寻觅老舍无果，认为老舍已死，奖章改颁日本的川端康成。有趣的是，获奖之后的第四年，也就是一九七二年，川端康成也自杀了，吞煤气自杀。自杀的原因也是绝望，就世界范围内，文学大师的自杀也是有历史传统的，比方说海明威，比方说茨威格，均对社会绝望而自杀。 （六）失败的种子 古人云，福兮，祸之所倚。 祸福成败，皆有因果。个人或者集体，灾难低谷时，暗藏重生的希望。上升阶段，灾难就来了。比方说长征，中共最为低谷的时刻，结束之后便时来运转。 中央文革则是另一种情况，在一九六七年，满世界找事、闹事、夺权、掌权，急速上升时，灾难的种子便埋下。所谓灾难，不外两种原因——外因和内因。 所谓外因，无非是折腾过程中树敌很多。当然咯，想要夺权，就难免树敌。权力是一根魔力棒， 无论谁拿到，都不会轻易放弃。想要去夺，必然是以敌对的姿态出现。但是树敌也有不同，数量和质量总有不同。敌人的数量和质量完全取决于自身，也就是所谓的内因。 一个组织在上升阶段就埋下失败的伏笔，必然是内因。中央文革的失败伏笔，集中表现在陶铸身上。 陶铸，湖南人，生于一九零八年，死于一九六九年。信仰，共产主义。 性格，讲原则。 从第一代领导人的身世来看，陶铸还是不错的。他的爸爸是个知识分子，参加过伟大的辛亥起义，之后还伙同别人一起开过煤矿，集知识分子、革命家、企业家于一身。陶铸出身在这样的家庭， 教育自然不差。十六岁便去了师范学校。相比之下，刘少奇十六岁时还是个小学生呢。 一九二六年，十八岁的陶铸结束了文化课程的学习，进入黄埔军校，成了群英荟萃的大黄埔中的一员，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国共合作，很利于年轻人闹革命。然而一年之后风向变了。国共分裂，陶铸选择了共产党，积极投身于武斗事业，参与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这层身份算是元老级人物之一了。 作为元老级人物的陶铸，战争年代的名头并不是特别响亮。不是他无能，而是因为他运气很差。 广州起义之后，陶铸没能跟着队伍去井冈山，留在了白区。留在白区就算了，还不幸被捕，坐了好几年牢狱，错过了军史上最为艰难也是最为黄金的时节。 但陶铸还是在战争年代留下脚印的，参加过一系列的战斗，干过一系列的实事。比方说在抗战时期，陶铸曾担任军委秘书长。比方说辽沈战役之后，陶铸成为沈阳市长。能在大战之后成为一个大城市市长的人都不简单，比方说陈毅成为上海市长，比方说聂荣臻成为北京市长，刘伯承成为南京市长。在平津战役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和傅作义谈判。陶铸就是平津前线全权代表，不仅负责和傅作义谈判，而且负责收编傅作义的军队。 四野南下时，陶铸已经成了政治部主任，四野中的第三号人物。解放之初，代理广西省委书记， 负责剿灭西南大山里的土匪。剿匪是件很辛苦的事，高光程度不及指挥战争，力气一点也不少出。 特别是西南土匪，那是有历史渊源的，基本上就没有断过，唐朝剿不完宋朝剿，宋朝剿不完明朝剿， 明朝剿不玩清朝剿，蒋介石去剿，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后依然非常猖獗。历史记载，西南剿匪是一场和攘外的抗美援朝并行的安内战争，非常艰苦，非常重要。 从这些履历来看，陶铸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能文能武，文韬武略都没得说。随后陶铸的角色一直是封疆大吏。直到一九六五，文革将要兴起之际方才进京，成为国务院副总理。 一九六六年，权力重组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取代了刘少奇的位置，排在毛泽东之后的第二名，林彪之后是周恩来，周恩来之后就是陶铸，也就是说陶铸成了当时中共中共的第四号领导人。 与此同时，陶铸的身份还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按照文化大革命的布局，中央文革将是新的权力机构。把陶铸放入中央文革，实际是把他放入权力核心。 陶铸的上位，是毛泽东的精心安排。 文化大革命将要打到一大堆实权派人物，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在当时的情 况下，说他们修正主义也好、说他们叛徒也罢、说他们官僚主义也没所谓，但是有一点无法否认， 那就是他们做了很多实际工作，干了很多活——当干部本身就是干活的。 干部不干活，国将不国。 打倒的那些老干部，官僚作风是有的，活也是有干的。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红卫兵冲击一个个老人家，感觉很爽很革命很有成就感；中央文革那些人，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夺权，感觉很爽很革命很有成就感。但是那种成就感是建立在干活人被打趴下的基础上的。年轻冲动的红卫兵可以不管这些，中央文革的理论家们可以不管这些，但是作为最高领袖的毛泽东不能不管这些。原因很简单， 把一帮人打倒了，还得有人干活吧？ 看看中央文革那些人，用笔写文章可以，用舌头鼓动宣传也可以，但是笔和舌头的功能是有限的，也就是给人家戴高帽子，也就是鼓动红卫兵。至于维持国家运转，靠的还是脚踏实地干活、认认真真地干活、无怨无悔地干活。 毛泽东把文武双全兼具实干精神的陶铸放入中央文革，放到权力核心中，就是希望他能在刘少奇和邓小平靠边之后，多干点活。除了干活之外，陶铸还有两个功能：一，陶铸比较年轻，比林彪还年轻一岁，当时五十八岁，年富力强；二，他是老干部，对老干部起到一种安慰作用；三，陶铸是四野出身，林彪对陶铸比较欣赏，也不会遭到林彪的人的反对，干起活来阻力会小一点。可以说这是一招妙棋。 就是实际工作和理论吹嘘是两回事。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工作中或许失误不少，但能力摆在那里， 换个人也不见得能干得更好。任何一个想干实事的人都要按规则办事。 陶铸进入中央之后，和江青、陈伯达的关系就不怎么样。特别是关于刘邓的问题上，陶铸是另外一个调子。江青想让陶铸带头去批判邓小平，陶铸说刚到中央不了解实情。非但拒绝批判，而且连“炮弹”都不提供。不提供炮弹也就罢了，当别人去批斗时，陶铸还去泼冷水。比方说组织部组织人马去中南海高喊打倒刘少奇，陶铸则说，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是同志，不能喊打倒。 对待造反派上，陶铸跟之前的刘邓也是一个调子。最为显著的就是对待安亭事件，张春桥做出赌博性的选择之后，陈丕显打电话去北京，陈伯达推卸责任，陶铸明确告诉陈丕显：“张春桥签署 ‘五项要求’是错误的！” 陶铸支持上海市委，从事实的角度上看，没有任何错误。一群工人搞革命闹事也就罢了，往北京去闹也就罢了，卧轨拦火车，造成交通堵塞，即使是恐怖分子也不至于这么干吧？陶铸这态度是负责，为他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负责，却没有为另一层身份——中央文革小组顾问—— 负责。 所以江青给了陶铸一个评价：“陶铸同志到中央工作以来，就积极支持刘邓路线，并参与了刘邓路线的制定，陶铸的说法，是直接同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唱对台戏。”这个评价很准确，但不够精确。精确地讲，陶铸是干实事的。 陶铸的这个态度，是江青不能容忍的，恰恰是毛泽东需要的。刘邓那么干，毛泽东不能容忍， 是因为他们树大根深，拉着整个行政系统去修改毛泽东的经济政策。在毛泽东那里就是修正主义， 是不能容忍的。陶铸没有那么大的能量，同时又可以安抚老干部，一举两得。但是江青无法理解这一层，以为陶铸唱对台戏，要打掉。 实事求是地讲，江青是个出色的女人，比传统思想下那些只懂得持家生孩子的女人出色很多。但是作为政治家来讲，虽然远有武则天近有慈禧为榜样，她还不够格。从各种回忆录就能看出，比方说红卫兵造反派的蒯大富，比方说工人造反派的潘国平，比方说同为女人的聂元梓，他们对同为四人帮的张春桥的评价就比江青高。在这些回忆里，江青最大的弱点就是过于情绪化，打着毛泽东的招牌惹事。最要命的是，她把自己当成毛泽东的代表，反对她就是反对毛泽东。现在陶铸反对她， 她要打掉陶铸。打掉陶铸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通过毛泽东。只要毛泽东点点头，陶铸也就要休息了。 然而毛泽东选择保陶铸。 然而江青实在无法容忍陶铸。陶铸不仅不像其他人那样对她低头哈腰装孙子，而且常常和他吵架，让她下不了台。某次开会，江青以居高临下的口吻质问陶铸：“你为什么迟迟不去宣布支持革命左派？”陶铸说：“有的革命左派确是有问题的，他的材料你已看过，我怎么能去支持这样一个人呢？”江青很蛮很自信：“只要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就必须承认他是革命左派，就必须支持他们。至于什么历史问题，那有什么了不起！”这些之后江青又傲慢地问陶铸：“你不也是国民党吗？”陶铸火了，反唇相讥：“你知道我是什么时侯的国民党党员？我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员，是在国民党军队集体参加国民党的。那时毛主席也是国民党，周总理也是国民党，而这个革命左派是什么性质的国民党？他的国民党能够与我们的国民党混为一谈吗？”这些话让江青非常受伤。因为从来没有人敢这么跟她说话。当年彭真顶撞过她，已经成为反革命了。没想到现在又来个陶铸， 真是岂有此理！ 对于玩政治的而言，愤怒不怕，怕就怕怒火损伤了理智。愤怒之下，江青竟然命令陶铸去支持左派。当时的江青只是文革副组长，陶铸是整个国家第四号人物。她有什么资格命令陶铸，骄傲？ 蛮横？这些都不是理由。忍无可忍之下，陶铸选择不再忍。陶铸站起来，直视江青，厉声说：“你干涉的太多了！管得太宽了！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事已至此，从政治角度上讲，江青败给了陶铸。但是江青还有一层身份，女人。江青选择用女人的方式对付陶铸——大哭大闹。哭闹着啰嗦， 陶铸欺负她啊镇压她什么的。说撒娇也可以，说撒泼也可以。然而她不明白：她之所以有机会在政 治舞台上“撒”，只因为身后那个巨大的身影还在；等到那个身影消失了，她连“撒”的机会都没有了。 陶铸和江青的尖锐对立，使得中央文革的其他人认为必须除掉陶铸。大家齐心协力，通过编制谎言、断章取义、收购材料等一系列方式，终于把陶铸打成中国的第三号走资派，位列刘少奇和邓小平之后，成了刘邓最大的保皇派。 陶铸倒下了，规格更高：百万人批斗大会！节目还是老一套，拳打脚踢什么的。陶铸脑袋上常常长出大号疙瘩。中央文革的人很开心，架起摄像工具，拍下现场留念。然而此时陶铸已经撑不住了，生病了，没人理会，拖了几个月之后，直到非常严重时，医生才开点止疼片。直到一九六八年三月份，陶铸的腹部长出一个大大的疙瘩，才得以进医院，犯了囊癌，需要动手术。医院也是很有特色，四周窗子钉死，投不进一丝阳光。手术之后癌细胞扩散，疼痛难忍，鉴于没有更好的医疗措施，只能忍着。其中滋味，非局外人能描述。六九年，由于战争压力，老干部要疏散。陶铸被疏散到合肥，享受特级护理：在小黑屋里，医务人员不得和病人说话，一天二十四小时有人监视。四十三天后，也就是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十号，陶铸死去，年仅六十一岁。 打倒陶铸和打倒刘邓不一样。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那是毛泽东的布局，是自上而下的。打倒陶铸这事上，完全是中央文革小组煽动的结果，是自下而上的。等到把陶铸那些“罪名”抛出之后， 陶铸立刻就被洪流给冲垮了，连毛泽东也保不住他。正如刘少奇在最后时刻对王光美说的，运动发动起来之后，主席也没法控制。这话是对的。刘少奇本人就是精于运动的政治家，对政治运动可谓一针见血：只能引导，无法控制。 倒掉陶铸，加上轰轰烈烈的夺权运动，相当于宣布，把整个老干部全部打倒。那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之所以说不可能完成，倒不是因为老干部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有领袖在，老干部会退让，问题是在另外一面，放在后面说。 由于运动过于猛烈，造成的长期伤害（中断生产和抹杀文化创造）还没有显示出来，但是体系内外大批精英死去还是过于震撼，毛泽东也考虑要给运动降降温。文化大革命，说白了也就是社教运动的升级，旗号还是所谓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把人给整死了，偌大一个国家，谁来干活？然而中央文革那帮人可不管这些，他们要干的就是扯着嗓子、挥动笔杆，煽动红卫兵一起往前冲。他们认为，冲得越猛，打倒的人越多，战果越大。 一系列的打砸抢运动，一系列的自杀事件，让毛泽东认为运动搞得过头了，他决定在大方向不变的情况下，适当引导一下运动方向，也就是给运动降降温。为了给运动降温，毛泽东采取了两手准备：对中央文革新晋升的首长们，毛泽东采取的办法是批评教育一下；对造反派，毛泽东的办法是，以支左的名义让军人消一消年轻人的火气。这两个手段是一个信号，既毛泽东要对文革初期的 狂热运动调整一下。 然而遗憾的是，这两手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导致了两个著名的事件：发生在北京的二月逆流和发送在武汉的七二零事件，它们也是文化大革命的标志性事件。 八、二月逆流 （一）大闹怀仁堂 文革初期有两条线，一条是在社会上内闹，一条在军内闹，前面说的那么多都是社会上闹的。 其实同一时期，军内闹得也很凶，名曰揪斗军内一小撮。社会上闹文革，得利者为江青为首的文革小组。军内闹文革，就很乱。彭德怀、黄克诚就不必说了；贺龙成了大土匪；还要批判陈毅、叶剑英、聂荣臻。红卫兵天天喊来喊去，喊个没完，惹得几位老帅烦得不行。 如果仅仅批判他们几个人也就算了，都是高层，一边凉快一会也不要紧。下面那些非四野系的将领也遭到批判。东海舰队司令陶勇不明不白地死去就是例证。最有趣的是许世友。许世友是毛泽东的心腹将领，也被逼得东躲西藏。 上海夺权的风波很快波及到南京。一夜之间，南京掀起打倒许世友的浪潮，满大街都是大字报， 曰，打倒许大马棒。又有人曰，许世友在延安要杀毛主席，打过毛主席，现在又是华东六省一市的头头，不千刀万剐不足以平民愤。造反派抄许世友的家，满世界去抓许世友，当然是抓不着的。因为许世友已经带人躲到大别山里了，那是许世友造反闹革命起家的的地方。许世友什么人啊，毛泽东最信任的将军。这还不算，许世友并不是善茬，绝不是那种乐于被欺负的主。许将军放话，别来大别山惹老子，不然开枪。 毛泽东南巡到上海，明确表态保许世友，并让张春桥乘飞机去南京找许世友去上海，意思是让许世友支持文革。此时许世友恨透了张春桥，怕张春桥害他。但是不见又不行，就和张春桥在房间里单独谈了十多分钟，然后大家一起去吃饭。 吃饭之际，许世友借机溜到隔壁，关紧门窗，压低声音对安徽省军区司令员、政委说：“我对主席忠心耿耿，而对这个‘四只眼’，我太不放心。万一半路被杀，你们帮我办两件事，一是我死后，请照顾我的几个孩子，上学、当兵都行；二是十天内没有我的消息，赶快派人到上海收尸，把我运回老家新县埋了。记住，千万不能送火葬场。” 当然许世友多虑了，张春桥还没胆杀许世友。他很快见到毛泽东，一见面，毛泽东说：世友啊， 你还好吗？许世友二话不说，扑通跪倒在地，磕了很响的一个头，放声大哭。 虽有毛泽东的表态，造反派依然不打算放过许世友，一直把许世友追到北京。许世友躲进京西宾馆，和他一起躲在那里的还有韩先楚上将、皮定均中将等二十个人。当时北京造反派正在批斗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等人，甚为风光。南京来的几百号人也不甘寂寞，决心要把许世友抓回去批斗。他们围住京西宾馆，警卫不让进，他们就不走。 许世友知道，落到那帮小崽子手中，不死也得脱层皮，他决定反抗。他把子弹上膛，大喊曰： 我可不客气了，谁敢冲，来一个枪毙一个。当时他们二十几个将军，身上只有两把手枪。许世友一支，韩先楚一支。大家表示听许世友的指挥。许世友也不客气，立刻进入战斗状态，把皮定均、韩先楚等将军和工作人员组织起来，发扬野战的本领，就地取材，把宾馆的热水瓶灌满开水，集中在两个楼梯口，同时关闭电梯，静待造反派。 这是粗的一面，还有细的一面。许世友打电话报告周恩来和中央军委，并请他们转告毛主席， 说：今天造反派来抓我，我革命大半生，战场上枪林弹雨我不怕，抓我更不怕。谁敢抓我，我就开枪！周恩来深知许世友的脾气，怕出事，立刻派傅崇碧和徐向前到京西宾馆。徐向前是许世友的老领导，他的话许世友得听。傅崇碧当时管北京警卫，可以处理安全问题。毛泽东也指示中央文革做造反派的工作，让他们撤回南京。事情才算了结。 这并不是一个许世友的问题。许世友作为坐镇一方的大员，竟然被造反派追赶上千里，表示军队也开始乱了。别的地方可以乱，不要紧。但军队是国家支柱，一旦混乱，后果堪忧。与此同时， 军内还在大搞特搞。 一月十九号，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扩大碰头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参加了。为啥请中央文革的人参加呢，就是要和他们协调一下文革应该怎么搞。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坚持军队必须保持稳定，不能像地方那样搞文革。而中央文革的人则不同意：“军队不能搞特殊，要和地方一样开展‘四大’”。不搞军队，怎么夺权呢？他们决定搞突然袭击，攻击萧华。江青打头阵：“部队执行中央文革(小组)指示不彻底，是萧华打马虎眼。”陈伯达跟进曰：“萧华不像战士，像绅士。”叶群帮腔：“萧华反对林副主席，破坏文化大革命。”江青还指着萧华的鼻子质问：“今晚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你敢不敢去?” 萧华敢去吗？当然不敢去。 萧华，江西人，生于一九一六年。军衔：上将。 萧华是标准的第一代将领，出生贫寒。一九二九年，年仅十三岁的萧华加入了毛泽东开办的干部补习班，十四岁入党。历任红四军军委青年委员，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委员， 红军总政治部青年部长，少共国际师政治委员。随后参与反围剿和长征。 抗日战争开始任一一五师政治部副主任（当时的主任是罗荣桓元帅），参加名震中外的平型关战役。一九三八年，年仅二十二岁的肖华任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率领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渡过汾河，穿过同蒲路，横跨太行山，越过津浦线，深入敌后的冀鲁平原，创建了冀鲁 边抗日根据地。整个抗战期间，萧华最为解气之处并非打日本人，而是消灭了汉奸石友三。 石友三，江湖号称倒戈将军。石友三原本是冯玉祥的人，冯玉祥和阎锡山打仗，石友三头靠了阎锡山；阎锡山和蒋介石打仗，石友三头靠了蒋介石；蒋介石和李宗仁打仗，石友三又投靠李宗仁。 又经过一系列的折腾，石友三再次成为冯玉祥的手下，随后中原大战，石友三再次投靠蒋介石。随后日本人来了，石友三投靠日本人。共产党和日本人打仗，又投靠共产党。蒋介石秘密反共，石友三再次投靠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弱，中国军人弱，皆因石友三这样的人在。如此军人，不如妓女。 不仅没有节操，而且罪大恶极。在河南期间，纵火毁坏河南登封少林寺，千年古刹，毁于一旦。 萧华消灭了石友三的主力部队，实在是大快人心。损失惨重的石友三想再次投靠日本人当汉奸。 连结义兄弟兼部下高树勋都看不下去了，把石友三骗到濮阳，活埋在黄河岸边。高树勋这事手法之残忍、态度之绝情让人难以认同，但用在石友三身上正合适。天理昭昭，报应永存。做人是不能没有底线的。 解放战争，萧华任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特种兵司令员，是特种部队最早的领导人之一。辽沈战役之后出任四野十三兵团政委。文革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总政和总参一样，是军委下面三个最重要的机构之一。萧华的地位和总参谋长一样高。总参谋长罗瑞卿已经因为不合作被打倒了，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依然是不合作，前景依然是不容乐观呵。 军委散会之后叶剑英立即报告周恩来，说江青等要批斗萧华。周恩来马上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说：“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报告？赶快制止，总政治部主任是能乱批的吗？！”毛泽东为啥这个态度呢？因为萧华也是毛泽东一手培养的，不论任何时候都会跟着毛泽东走。 周恩来电告叶剑英，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并说：“告诉他们，没有我的命令，萧华不能去大会作检查。”又打电话给江青、陈伯达，传达毛泽东的意见，萧华不能批。但是问题和陶铸一样，中央文革的人煽动造反派去搞萧华。当天夜里，造反派去萧华家抓人、抄家。萧华比较机灵，听到动静从后门跑了，到叶剑英家避难。 第二天，也就是一月二十号，军委继续在京西宾馆开会。见萧华迟迟未到，江青挑衅曰：“总政治部主任失踪，到哪里去了？恐怕来不了啦！”既得意又失望。得意的是，军委没有保住萧华；失望的是造反派没有抓住萧华。军委的元帅们则非常愤怒。 大家也不说话。一会之后，萧华到了会场。徐向前见萧华来了，问他昨晚跑哪去了？萧华如实回答。徐向前气愤地说：“你是胆小鬼！你怕什么？他们能把你吃掉了吗？”徐向前说话时愤怒地拍了桌子，把茶杯盖子和碟子都震掉了。徐向前生气是有理由的，因为当时他是军委文革小组长。 他觉得萧华应该敢于直面造反派，有军委罩着嘛，怕啥。 陈伯达阴阳怪气地对萧华说：“看来一定有人保护你，是谁呀？” 这时叶剑英忍不住了曰：“他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藏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他火气上涌，愤怒地猛拍桌子，茶杯和碟子都被震落地上。由于用力过猛，致使右手掌骨震开了一条裂缝。 元帅的盛怒镇住了江青、陈伯达等人，不再纠缠萧华了。其实徐帅、叶帅都是老人，已经很久没动火气了，江青和陈伯达能让他们来火也不容易了，这事在历史上叫“大闹京西宾馆”。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萧华还要继续挨批，杨勇莫名其妙地完蛋了。老帅们认为这么下去不行， 打电话找管事的林彪，林彪不见。一月二十四号，徐向前直接去了毛家湾，见到林彪曰：“军队要稳定，这样乱下去不行，要搞几条规定，如不能成立战斗组织，不能随意揪斗领导干部，不能夺权。” 林彪连连点头答应：“是的，军队不能乱，我同意军委发一个文件。”当即由他口述，秘书记录，整理了七条。接下来又请聂荣臻和叶剑英商量了一番，大家都赞成。七条如下： 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 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 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四、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六、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凡非文化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和抢劫。有关文化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 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月二十八号下午，林彪和徐向前把文稿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又加上一条：高干要管好自己的子女。一共八条。前七条保证了军队的稳定。毛泽东加上的第八条也是非同寻常，所谓管好高干子女，即剥夺了老红卫兵的造反资格，也就是否决了老红卫兵的功能。红卫兵四大派系之一、造反派先锋、骨干型人物就此推出历史舞台。 军委八条下达的过程中，林彪扮演了关键角色。起初不愿意见老帅，是因为他们不想趟浑水， 最后没办法了必须表态。从林彪的角度讲，他希望文革，乱一乱可以的，可以烧掉更多对手，扫除障碍，特别是其它有威望的元帅，比方说贺龙就掉了。但他不希望军队下面乱，因为军队是他管的。 军队乱了，他也没好处，最后还交不了差。他的人，比方说李作鹏、吴法宪都被批斗过，没办法， 控制不了。萧华也可以看成是林彪的人，林彪未必想批他。 破坏过猛，军队出乱子，毛泽东决定敲打一下中央文革那帮理论家。 军委八条下达一周之后，二月六号，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吹风曰：你们文化革命小组， 毫无政治经验，毫无军事经验。老干部统统打倒，你们掌权掌得起来？陈伯达对我是不接触、不谈心，就是送一点文件来。江青眼睛向天，天下没有几个她看得起的人。对干部要宽大一点。犯了错误就打倒，就要打到自己头上来了。你们就不犯错误？陶铸是犯了错误，可是一下子就捅出去，不同我打招呼，也没有同林彪同志、总理打招呼，上脱离，下没有同干部群众商量。对干部，不要不许革命。徐向前，我保，住到我这里来。 四天之后，继续开会。毛泽东对陈伯达说：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指打倒陶铸）！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之间投机。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不牵涉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说完陈伯达说江青：你这个江青，志大才疏，眼高手低！你眼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的事！ 从审定军委八条到敲打陈伯达和江青，短短十来天，毛泽东连续出手，极为不常见。毛泽东本意是恨铁不成钢，是安慰一下老同志，却给老干部们造成一种幻觉。老干部就想了，领袖是不是对中央文革不满了？是不是放风要结束文化大革命？往好的一面想，好像是。那年代，毛泽东说谁有事不商量时，基本上意味着那人完蛋了。大家想必还记得，毛泽东打倒邓小平之前，说你邓小平有事从不找我商量，然后邓小平就成了党内第二大走资派。 老干部决定反击，理由如下：如果继续文革，很多人将继续遭殃，还有很多人将开始遭殃，迟早会烧到自己身上；如果领袖决定结束文革，那正好大家用力，把中央文革那帮讨厌的家伙给一锅端了。豁出去了，干！ 大闹怀仁堂就此拉开序幕。 怀仁堂位于丰泽园东北，原为仪銮殿旧址。光绪年间建仪銮殿，用时三年。建成后慈禧老佛爷入住并在此殿召见大臣处理政务。戊戌政变之后，慈禧老佛爷亲自在此训政。仪銮殿取代紫禁城成为实际意义上的政治中心。后来仪銮殿被大火焚毁，重建的宫殿名为佛照楼。袁世凯更名为怀仁堂， 用于办公。 建国之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这里举行过若干重大会议。五四年中央政治局在怀仁堂处理高岗；一年之后，十大元帅和十大将军在怀仁堂加冕而载入历史；五八年反教条，刘伯承在怀仁堂挨批。这些都是比较有名的故事。 时间到公元一九六七年二月，怀仁堂再次发生一件大事，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大闹怀仁堂事件。 此次事件之重大，超过建国之后任何一次政治较量。 在这次较量之前，中央政治局还是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这次较量之后，中央文革取代中央政治局成为最高权力机构。这次较量之前，周恩来召开政治碰头会，中央文革跑过来参加；这次较量之后，周恩来必须去参加中央文革召开的碰头会。 战斗开始之前，先介绍一下双方阵容。按照正统的说法分了两派：正义一方和非正义一方。正义一方：谭震林和陈毅冲锋，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等人协助。 非正义一方：张春桥和江青打主力，陈伯达、谢富治、王力等人在旁协助。 （二）愤怒的谭老板 谭震林，湖南人，生于一九零二年，卒于一九八三年。性格：坚强。 个性：爱放炮。 绰号：谭大炮，谭老板。早期领导人中，绰号千奇百怪。周恩来早年蓄有漂亮的络腮胡子，得美髯公称号；朱德的胡子也颇茂盛，将士称其为胡子军长；罗瑞卿个子高，年轻时消瘦修长，曰罗长子；李作鹏眼睛不好，戴了墨镜，人们喊他“李瞎子”。 外号喊起来亲昵，大家喊谭震林为老板，其实谭震林一点也不像老板。谭老板身高一米六，面黑，特别是没有老板的大肚皮，怎么看都像干活的。但是大家偏偏喊他老板，从毛泽东到普通战士， 都这么喊。至于大家为啥这么喊，大概因为谭震林是店员出身吧，后来在新四军中冒充过一次老板。 谭老板虽然不像老板，但脾气很大，和彭德怀有几分相似。陈毅对谭震林的脾气有过经典的评价：“谭老板朝你发脾气，你可能受不了。可是一转身呢，他又在说你的好处了。”谭老板批评人时， 叫你下不了台、无地自容、难以忍受。但过后他不记账，从不背后给人小鞋穿。建国后，谭老板当了官，官至副总理。 政治上的金科玉律是——沉默是金，如果不得不说，那就和稀泥，不行就当墙头草。谭老板倒好，得了一个雅号“谭大炮”。只要他认为是错误的东西，就要开炮。 曾经有段时间，有关部门为了首长的安全，作出规定，外出开会，不得随便乱喝水。警卫人员、秘书应该给首长带个暖壶，喝自带的水。一天，谭老板到西苑旅社去讲话。司机拎了个暖壶放到车上。他问：“带暖壶干什么用？” 司机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他。他火了，说：“这是什么人的规定？” “保卫部门。” “乱扯淡！”谭老板说，“这简直是国民党！”顺便说一下，那时候共产党称国民党为匪。谭老板就这么一路放炮，一直放到怀仁堂。在那里他遇到了人生的终极考验。 八年前的彭大将军孤身一人在庐山做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应该做的事，现在谭老板在怀仁堂就干了一个老牌共产党员应该干的事。 文革一开始，谭老板就对很多事看不惯，鉴于大革命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领导的，很多事也就忍了。等到忍无可忍之时，那就无须再忍了。 二月十六号，六十五岁的谭老板进了怀仁堂。他是参加政治局碰头会的，周恩来主持会议，谭老板原本要和周恩来、李先念等人研究“抓革命、促生产”。在大饥荒时代，谭老板管农业，最后出了天大问题。虽然是集体灾难，但无论如何谭震林难逃责难。他的左倾蛮干，也是推动因素。对此谭老板非常内疚，决心好好工作，弥补自己曾经犯下的过失。然而他没想到，以谭老板的身份进入中南海之后，却变身为谭大炮，放出一辈子最大的一颗炸弹。 因为在这次碰头会上，谭老板恰好碰上了张春桥。 本来谭老板和张春桥是老熟人。当年谭震林在上海工作时，张春桥是《解放日报》的总编辑， 属于后生。他们不仅打过交道，谭还曾经批评过这位后生。那时谭老板还没有感受到张春桥这位后生的可畏之处。 文革开始，张春桥凭借其书生气和深厚的理论功底被毛泽东看中，从此平步青云，步步得宠。 但在谭老板那里，张春桥还是后生，并不怎么可畏。当张春桥迈着四方步进入会议室时，谭老板拦住了他，冷不丁问：“春桥同志，陈丕显同志为什么不让来北京？”这是明知故问，因为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已经在之前的一月风暴中被打倒了，现在正在群众哪里交代“罪行”呢。老干部对此极 为不满。谭震林的言外之意，就是小张啊，你要好好说说。 张春桥看了一下谭老板，还是当年那样子。但现在的张春桥，已经不是几年前的张春桥了，就不冷不热地回答：“群众不答应啊！”言外之意：不要摆谱了，老家伙。 一听“群众”，谭老板就来火。文革初，很多惨案都是借“群众”之名搞的。现在又把“群众”抬出来，真是气死老夫了。张春桥啊张春桥，老子解放群众时你还不知道在那儿呢！一想到此，忍不住开炮了：“什么群众！群众！老是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这话当然是说给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听的。 文革小组虽然是理论高手，还是被这突如其来的吼声镇住了。在他们的印象中，这些老干部都是绵羊，只要亮出毛泽东的旗号，他们就会任其宰割，这个谭老板怎么就变成饿狼了呢？非常意外， 想不通，一时愣住了。 见张春桥不说话，谭老板继续开火，指着张春桥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又把目光转向在座的老战友，沉痛地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这些话揭穿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目的，同时引起了老干部们的共鸣。说这些话的过程中，还有一系列的肢体动作，比如拍桌子啥的，非常有感染力。 当然这些都不致命。张春桥等人虽然红得发紫，终究还是小字辈。在讲究资历的年代，谭震林就是指鼻子骂他一顿也没有啥大不了的。问题是，谭老板把炮筒对准了江青，说：“去年十二月，我让农林部发一个通知，渔汛期间集中力量捕鱼，渔轮可暂不回港参加运动。这事，江青、陈伯达就要把我整成反革命，连着逼我检查四次，说我镇压群众运动，破坏‘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你江青可以查查嘛，我从井冈山到现在，哪一天反对过毛主席？！” 这倒是实话。谭震林一九二六年入党，在朱德上井冈山之前就已经跟着毛泽东干了，可以说是最老牌的井冈山之一。随后一直在红四军和红一方面军干活。长征之后，谭震林和陈毅一样留在南方打游击。随后一直在新四军干，是新四军的元老之一。最为辉煌的时刻，跻身淮海战役五大前委之一。 “江青同志、中央文革小组还是保过你的。”谢富治说。 “我用不着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谭大炮大声回应。到此还没事，但是他忽视了中央文革中有康生这样阴险的暗器高手。 “捕鱼问题是主席点了头的，希望谭震林同志正确对待。”康生阴险的说。 但谭老板已经愤怒了，犯了一个致命错误：“我跟主席四十多年了，从来没反对过他。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不跟了！”把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说什么：“我一不该参加革命，二不该加入共产党，三不该跟着毛主席干革命。让你们这些人跟着他干去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我也要斗争到底！”说什么“我就是和你们斗，我还有三千御林军。” 谭老板已经气昏了估计，说这些授人以柄的话。这样“自杀式”的言论，逞一时口舌之快后， 恰好落入中央文革的陷阱，整理成记录交给毛泽东，会有谭老板好果子吃？ 当然了，开弓没有回头箭。冷静下来的谭老板看到自己的一方力量有限，几个老帅没有军权， 几个副总理没有实权，就算把周恩来拉进来依然没有胜算。于是他想到一个人，那个人有力量有权力，如果他愿意，胜算应该大一点。那个人就是林彪，谭老板给林彪写信： 林彪同志： 昨天的碰头会上，是我的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前天在电话中，第二次是昨天一早写了一封信。 我之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他们不听主席的指示，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 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倒下去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 斗下去，碰下去。请你放心，我不会自杀。 此致敬礼！ 震林 2 月 17 日 谭震林这又是一招臭棋。他以为林彪也是老革命，会对中央文革不顺眼。林彪确实是老革命， 确实看中央文革不顺眼。在那种情况下，手握军权的林彪如果敢按照谭震林那样子折腾，估计下场比谭震林还要难看。 林彪做了当时唯一能做的事，把谭震林的信转给毛泽东，还做了批示：“主席，谭震林最近的 思想意识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现将他的信送上，请阅。”这个批示的言外之意就是，虽然谭震林拉我，但我和他没有关系、也不想有关系。 谭老板也足够硬气，两天之后，在毛泽东面前重复了他的三不该：不该入党四十年，不该跟你干革命，不该活到六十五岁，把毛泽东气得愤然离场。 毛泽东自然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在说严重后果之前，看看谭老板亲密战友，陈毅元帅的表现。 （三）陈毅的表现 谭老板发泄完心中的愤怒，正要转身离开，以示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不屑。一个声音叫住他：“不要走，要留在里边斗争！”那人便是陈毅。 大家或许有些纳闷，这个大闹怀仁堂，为啥陈毅和谭震林搞冲锋，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何没有冲到最前方？当然他们也拍了桌子，也大声呵斥了几句，但是比起谭老板那些自杀式的言论， 比起陈毅那种不要命的演说，只能是和风细雨。 回答这些之前，要先理清一些关系。 谭老板参加革命很早，二七年武斗刚开始那会就跟着毛泽东在井冈山工作了，属于毛泽东的老部下。但是谭老板那时的级别不高，无法跟毛泽东一起搞。反围剿失败之后，谭老板被迫留在南方打游击，成为新四军的铁杆，后来成为第三野战军一员。反围剿失败之后，陈毅也留在了南方打游击。皖南事变之后，陈毅一直是新四军和三野的形象代言个人。 也就是说，陈毅元帅一直是谭震林的直系老领导。而周恩来是陈毅的老领导，南昌起义就是， 建国之后还是。周恩来和陈毅，一直就乘坐同一辆战车。 中央文革那帮人崛起之后，想要上位就必须搬掉一批人。当年最大的障碍当然是国家主席刘少奇，刘已经被打倒了。还有一个障碍，即周恩来。一九六七年二月之前，政治局的日常工作就落到周恩来身上。只要拿下周恩来，政治局就会落到中央文革手上。然而要打倒周恩来并不容易。周恩来的势力不见得比刘少奇小，和刘少奇不一样，周恩来没站在毛泽东的对立面。但是这不妨碍那个戏子（江青）以及她的理论家们的雄心。 打倒刘少奇之前，首先清扫刘少奇的外围，就是扫掉彭真、安子文、薄一波、以及罗瑞卿等人。按照这个经验，打倒周恩来，也要先清扫外围，就是清扫陈毅、谭震林这些人。 陈毅当时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谭震林是国务院副总理，和周恩来牢牢地绑定在一起。 于公于私都要奋起抗争。在中共高层中，包括倒和没倒的加在一起，唯有周恩来和陈毅在历史上曾 经让毛泽东下台（以后会分析这些事情），这场运动无论怎么看，周恩来和陈毅都不能幸免。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起争一争。 徐向前和叶剑英还在军方，当时不掌实权，军方有了八条命令之后已经没那么迫切，所以才有陈毅和谭震林冲锋在前头。 谭老板已经当了一回大炮，火力覆盖了整个中央文革，而且波及到毛泽东。那么陈毅呢？也开了一通大炮，而且火力同样不差：“这些家伙上台，他们就是要搞修正主义！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是谁反对毛主席的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权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了修正主义吗？” 这一通火力犯了天大的忌讳。 战场之外，如果说有某位同志给毛泽东的震撼最大，既不是老对手蒋介石，也不是党内对手刘少奇等人，而是远在万里之外的赫鲁晓夫同志。赫鲁晓夫之所以能极大地震动毛泽东，并非他有多大功劳，也不是他的能力，而是其政客之阴险。阴险地在斯大林面前谄媚，阴险地利用朱可夫登上最高领导人的地位，随后又阴险地解除了朱可夫的一切职务。 然而在斯大林的问题上，赫鲁晓夫做到了极限，通过他的秘密报告，把已死的斯大林攻击得体无完肤。在赫鲁晓夫的政治报告中，斯大林变成了一只魔鬼，希特勒第二，相当于鞭尸。客观说， 斯大林确实是那个年代的独裁者，但是作为斯大林的继承者的赫鲁晓夫显然缺少政治家的智慧和气度——他期望通过鞭笞斯大林的方式树立自己的威信。所以到最后，捏日博列夫用同样的办法赶走赫鲁晓夫之后，没人同情他。终其一生，赫鲁晓夫不过是个政客，眼高手低，而且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毛泽东同样担心自己死后的事，担心中国出现赫鲁晓夫，所以每一次运动都在寻找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彭德怀啊、贺龙啊、刘少奇啊、林彪啊都成了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 但是毛泽东自己可以讲，陈毅不可以讲。但现在陈毅豁出去了，偏偏就讲了。不但讲了，还讲得很多，一直唠叨到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整风整过很多人，周恩来、陈毅都是被整的对象。通过延安整风上去的那一批人，刘少奇、邓小平、高岗、安子文这些人已经被毛泽东亲手除掉了，原因各种各样。这无疑是毛泽东的伤疤。 当年毛泽东亲手给了刘少奇、高岗等人机会，结果倒好。高岗不听话搞串联、刘少奇和邓小平更是明目张胆地跟毛泽东对着干。 说了这些之后，陈大元帅还嫌不过瘾。因为延安时代的整人专家，康生同志今天仍然坐在这里， 以中央文革的身份继续整人。所以陈毅很生气，把矛头指向了康生：“在延安，过去有人整老干部 整得很凶。延安抢救运动搞错了许多人，到现在还有意见。这个历史教训，不能忘记！”当然咯，这些话说得很重，换成一般人估计就架不住了，但对康生同志是不起作用的。因为康生同志在数十年如一日的整人事业中，那是久经考验，啥场面没见过？ 这还没玩，当晚九点左右，陈毅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接见归国留学生代表团，再次拉开大炮， 用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慷慨陈词，一口气讲了好几个小时。 陈毅说：“现在有些人，作风不正派！你要上去，你就上去嘛，不要踩着别人嘛，不要拿别人的鲜血去染红自己的顶子。中央的事，现在动不动就捅出来，弄一些不懂事的娃娃在前面冲。” 陈毅说：“现在把刘少奇的一百条罪状贴在王府井，这是泄密！八大的政治报告是政治局通过的嘛，怎么叫他一个人负责呀？” 陈毅说：“朱老总今年八十一岁了，历史上就是‘朱毛’、‘朱毛’，现在说朱老总是军阀，要打倒，人家不骂共产党过河拆桥呀？！” 陈毅说：“贺龙是元帅、副总理，怎么一下成了大土匪？！这不是给毛主席脸上抹黑吗？” 陈毅说：“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是干净的，承蒙你们宽大，加上我们五位副总理。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就只有这十一个是干净的?！如果只有这十一个是干净的，我陈毅不要这个干净！把我揪出去示众好了!一个共产党员，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敢站出来讲话，一个铜板也不值！” 陈毅说：“我不是乱放炮，我是经过认真思考的。要我看，路线斗争要消除后果要很长时间。现在的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十年、二十年不治！” 陈毅说：“我们已经老了，是要交班的。但是，绝不交给野心家、两面派！不能眼睁睁看着千百万烈士用自己宝贵生命换来的革命成果付之东流！” 这么一番话，连现在很多网络喷子都说不出来。当时陈毅以国务院副总理、共和国元帅、外交部长的身份说出来了，冲击力之大可以想象。 说这么多，激情发泄了，愤恨说出来了。后来人把谭老板和陈大元帅的这些话当成正义之声加以转载。正义归正义，很多时候正义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陈毅这一番慷慨激昂的讲话算捅了马蜂窝。 没有解决任何实际性的问题，相反连中央政治局都断送了。 为啥呢？中央文革这种人，书呆子也好，政客也好，理论家思想家也罢，说到底只有一张嘴。 他们的那些嘴加在一起既不能掀起文革，也不能结束文革。不管是江帮主还是其他人，能做的就是高谈阔论、浑水摸鱼，借机打倒一批人而自己上位或者演戏而已。让江青、康生、张春桥他们去搞 文革那是抬举他们，离开了毛泽东他们啥都不是。 没有毛泽东，江青只能从事自己的老本行——演戏事业，什么共产主义战士，瞎扯。 没有毛泽东，康生估计能在文化市场上投机倒把一番，就像现在某些良心泯灭的所谓的“大师”，丧尽天良，坏事做尽。 没有毛泽东，张春桥估计可以成为一个不错的思想家，姚文元要乖乖地当文人墨客。 既然根子在毛泽东那里，此时的谭老板和陈大元帅还没有见到毛泽东，就在这里乱放炮。等待他们的只有毛泽东的雷霆之怒。 谭震林的讲话和写给林彪的信已经超出了毛泽东的容忍度，陈毅再来这么一篇演讲，再加上聂荣臻和叶剑英等人从旁协助，快构成一个小集团了。中央文革的人一看就乐了，他们还记得十年之前的高岗和饶漱石，并没有如此团结；庐山之上的彭德怀等人也没有如此团结，但依然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彼时的高岗和彭德怀还没有任何反对毛泽东的苗头。现在好了，谭震林和陈毅竟然不知死活朝领袖叫嚷，太好了，太好了，另一个反革命集团诞生了，你们死定了。正愁没办法整你们呢， 这下倒好，你们自己送上门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管你老帅还是副总理，只要是反党集团，就得完蛋。 接下来文革小组要做的就是把他们说的话记录下来，添油加醋向毛泽东汇报，再想办法把那群人打成反革命集团，然后开批斗会，开飞机，殴打，批斗，打翻在地，让他们跟彭德怀、贺龙做伴。最后大获全胜，唯我独尊，哈哈哈。他们很得意——当然他们有得意的理由。特别是江青同志，本来就是主修表演的，现在有了这么大的一个舞台，当然要好好表演一番。 当然咯，站在毛泽东的角度上看，一定要好好教育教育这些老战友、老部下，特别是陈毅同志。 想不到四十年过去了，这个陈毅再一次站到对立面，一定要敲打敲打。 （四）毛泽东和陈毅 陈毅，生于一九零一年，卒于一九七二年，和朱德、邓小平一样，是四川人。性格：豪迈，刚毅。 兴趣：领兵打仗，舞文弄墨。个性：善于放炮。 军衔：元帅，十大元帅中排名第六位。 陈家原为地主，在清朝前期有很多土地，等到近代，便和清帝国一起衰落。但陈毅接受很好的教育，早早识字，念私塾，新校，后来又去留学。和所有元帅一样，陈毅的血液里流淌着不安的因子，不甘于现状，不甘于被压迫，渴望成就一番事业。辛亥革命开始之际，年仅十岁的陈毅就剪掉辫子，以示和传统决裂。 评价陈毅的一生有很多种方法，可以借用官方的评价：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可以像郭沫若那样，说元帅本质上是诗人；或者说些光明磊落、豁达大度等形容词等等，这些都是大实话， 陈毅都当之无愧。 本文的评价只有两个字：坎坷。 陈毅本是风流豪迈之人，却生活在乱世之中，曾经加入“文学研究会”，和茅盾、周作人、朱自清等人一路，差点成为文豪。加上陈毅的面相还可以，肯定是感情丰富——的确陈毅的感情经历丰富而感人。法国留学被遣返之后，在重庆靠文字讨生活。不想无意间就成为那个报刊的主笔，有美女读到陈毅的诗文，无限向往。 陈毅的第一位知音叫胡桂兰，号称乱世佳人，和陈毅同龄，国民党女少将，明朝开国重臣胡大海的后代。军军阀杨森垂涎胡桂兰的姿色，欲讨之为妾，被拒绝。大文豪茅盾听了此事后，写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虹》，女主角的原型就是胡桂兰。胡桂兰因爱慕陈毅的诗文与他相识，两人成为密友，亲密到啥程度，只有传说。后来胡桂兰嫁给了军官，夫妻二人掩护陈毅在国民党军队中做革命工作。南昌起义前夕，陈毅辞别胡桂兰，一别十年。二九年，胡桂兰被蒋介石点名驱逐，后留学欧洲，加入德共，和德国共产党领袖谈过恋爱，随后坐过监狱，出国后写了本书叫《在德国女牢中》，名扬天下。此后又去苏联，深得高尔基的喜爱，赞曰，她是一个真正的人。高尔基去世，斯大林亲自抬棺，胡桂兰则被斯大林钦定为高尔基灵柩的执绋人之一。但是胡桂兰和王明不和，在苏联受到监视，遂回国，任何香凝的秘书。 国共再次合作，胡桂兰又和陈毅相见。两人倾述衷肠，约定终身，并得到陈毅父母的同意。眼看有情人终成眷属，命运再次开了个玩笑。项英亲自找胡桂兰谈话，说他们倘若结婚，胡桂兰的党员身份就暴露了，你这个国民党的将军，还是留在国民党的部队里，对革命更有贡献。为了革命， 为了组织，两人只好痛哭分别，并相约：假如我们三年内不能结合，就各人自由，互不干涉。三年后，陈毅自由再婚，胡桂兰还在默默地从事地下事业，从此再没和陈毅相见。 一九三零年，胡桂兰出国之后，二十九岁的陈毅结婚了，娶了当地一位才貌出众的女学生，叫萧菊英。第二年陈毅去开肃反会，回来途中遇到土匪袭击，马死了，他步行绕路回去。然而萧菊英认为陈毅已死，跳井殉情了。陈毅闻讯悲痛异常，写诗曰：“泉山渺渺汝何之？检点遗篇几首诗。芳影如生随处在，依稀门角见冰姿。”后陈毅冒险亲自化装去岳父家报信。 萧菊英去世后第二年，三十一岁的陈毅和十八岁的女红军赖月明结婚。当时陈毅指挥六个师和所有的地方武装，居然没钱摆酒席，还是赖月明借了二十块钱应付。结婚之后，聚少离多。长征后， 陈毅重伤，依然让赖月明疏散回乡打游击。担任石城县妇女部长的赖月明照料陈毅的腿伤。陈毅却动员她带头疏散，回乡打游击，从此生离死别。抗战之后，陈毅去寻找赖月明，得知赖月明被捕后为抗拒逼嫁，跳崖自尽了。陈毅再一次写诗抒悲痛：“兴城旅夜倍凄清，破纸窗前透月明。战斗艰难还剩我，阿蒙愧负故人情。”其实赖月明并没有死，她在战斗中失去组织联系后，流浪乞讨，被老爹抓回卖给一个鞋匠，鞋匠死了，她找到一位负伤掉队的红军结婚，生下一女二男。一九七二年， 赖月明从生产大队的喇叭里听到陈毅的死讯——而陈毅一直不知道赖月明还活着。 一九四零年，和胡桂兰的三年之约到期之后，三十九岁的陈毅和十八岁的张茜结婚，感情才算风平浪静。十大元帅之中，陈毅最有文采，感情最为坎坷。 不仅是感情，事业上同样坎坷。当然，那一代人都很坎坷，然而在这一群坎坷者之中，陈毅是坎坷派中的代表。其他人的坎坷仅仅来自于敌人，陈毅的坎坷除了敌人还有老领导毛泽东。 五四运动之前的陈毅就干两件事：一件是念书；另一件和那一代人一样，对社会现实不满。五四之后，成为马克思的粉丝。因为是马克思的粉丝，留法期间被遣返回国。 二七年投入武斗之前，陈毅当过编辑，和学生一起搞过运动，和工人一起搞过运动，当然成绩和刘少奇、项英等人是没法比的。此时陈毅的本质是个文人，不安分的文人，左派分子。 文人永远都是不安分的。不安分也有两种，一是风骚；二是有理想。究竟是风骚还是有理想那是需要考验的。当然如今这年头难得有考验的机会，但陈毅那年头绝对不缺机会。蒋介石的屠刀就是最好的考验。当蒋介石举起屠刀的时候，风骚的文人就安分了，有理想的文人选择了另一种方式 ——投笔从戎。 陈毅赶去参加南昌起义，但是没赶上正式起义，却迎上来败退的队伍。然而陈毅是幸运的，因为他遇到了朱德重整部队，随即跟着朱德一起去了井冈山，成了正统派之一。 陈毅在井冈山上见了毛泽东。 毛泽东和陈毅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答曰，说不清的关系。按照宣传，毛泽东和陈毅既是上下级关系，又是战友兼诗友，非常特殊，非常美好迷人。但是在美好迷人的外衣下面，也有结。分析两人之间的关系，绕开那些心结是不可能的。 一九六七年，毛泽东面对侃侃而谈的陈毅时，一定会想起一九二九年的陈毅。一九二九年的陈毅同样侃侃而谈，结果让毛泽东栽了一个难堪的跟头。 毛泽东在苏区被人家“夺了几次权”，第一次，就是一九二九年那次，就是被陈毅给轰下台的， 是最为窝囊的一次。窝囊在哪里呢，后来也有被轰下台的经历，比如在宁都会议上，但那是被中央架空，说得过去。陈毅是谁啊，跟着朱德一起上井冈山的，是下属。 被下属轰下台，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非常丢面子的事，何况还是自尊心极强的毛泽东。 朱毛会师于二八年，会师之后，毛泽东任党代表，朱德任军长，陈毅当政治部主任。当年毛代表对陈主任的印象很不错。因为这个陈主任和自己差不多，是个文人。虽说文人多半相轻吧，在数量较少的情况下会物以类聚的。当年井冈山能遇到文人相当不容易，毛泽东的寂寞可想而知，眼前这个陈主任非但能诗善文，字写得也不错，而且说话风趣幽默，知音啊！ 两人相见，可谓相见恨晚，相慰平生。 非但志趣相投，陈主任也很够意思，处处支持毛代表。 当年朱毛会师之后，可不像现在宣传的那样家和万事兴，矛盾摩擦是不可避免的。最主要的矛盾体现在了关于前委的权力分配问题上。 在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建立赣南、闽西根据地之后，为了指挥的方便，红四军决定军委停止办公，将权力集中到前委。当时毛泽东是前委书记，但是建立根据地有很多事要干，什么柴米油盐的，一大堆。这时刘安恭来到红四军工作，任军委书记，并接替毛泽东的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刘安恭同志认为：前委只管好行军打仗就行了，其他杂七杂八的的事还是让军委管吧。这种做法有一定道理。朱德表示赞同，但毛泽东坚决反对。因为这个刘安恭等于给前委书记毛泽东的行动上加了一层约束。 所以朱毛就有了矛盾。 既然两位领导有了矛盾，下属们都要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自己应该支持谁。毛泽东最坚定的支持者有两个，一个是林彪同志，另一个就是知音陈主任。林彪和陈毅都是跟着朱军长上井冈山的， 现在他们选择支持毛代表。在毛泽东将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的位置让给刘安恭时，只有林彪和陈毅表示坚决反对。而在朱德和刘安恭倡议成立临时军委时，也是只有林彪和陈毅明确表示反对，连秋收起义时就追随毛泽东的罗荣桓都没有如此明了的表态。 有了矛盾就应该解决。于是开了一个会议，会议表决以三十六票赞成、五票反对的压倒多数， 决定撤销军委。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而是进一步激化。于是大家决定再一次开会，看看事情该如何解决。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二号，福建龙岩城，苏区开会，大会主持人：陈毅。 因为陈毅和林彪已经两次明确表示支持过自己，所以毛泽东认为这次陈代表也会和林彪一样， 坚决地支持他。 会议之前毛代表特意找到知音陈主任，请他出面肯定一下自己在红四军中的历史地位和功绩。 毛泽东没想到提前打招呼不仅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与最初设想的相反：陈主任严厉地指责了毛代表。 看看陈主任说了啥。陈主任说毛代表：“毛泽东同志是家长式管理，搞的是一言堂，谁说的都不对，只有他说的对，他说马克思主义要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联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低估和信任不够，是认识模糊。为什么调查研究之后便有了发言权呢？因为他的所谓调查研究就是背后收集你的材料，党员放个屁也是香的，群众的意见就是右倾？说毛好的就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 陈主任说朱军长：“朱德是旧军队里面出来的，江湖义气浓厚，什么都是一帮一伙的，搞的是家天下，不得人心。从来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总以为自己就可以包打天下，那么，还要党干什么？” 此外陈毅还把刘安恭给骂了，简直是一棍子横扫一大片，把所有的人都骂了干净。其实不是陈毅喜欢骂人，他就是这风格，以为把问题说出来就可以解决——而且他说的也是事实。 最后说到朱毛的矛盾，陈毅又说：“你们朱毛吵架，一个晋国，一个楚国，我是郑国，是小国，夹在中间进退两难，我是进出之间为难，两大之间为小。我跟着谁走？站在哪一边？我就是怕红军分裂，所以，请你们高抬贵手，尽快和解为上（听众大笑）。” 大会还总结了毛代表的几条问题：什么英雄主义啦、固执己见、过分自信啦、什么虚荣性重啦、 在党内用手段排除异己啦、小资产阶级色彩浓厚啦等等，从工作到生活一应俱全。 会后朱德表态：“陈毅同志对我个人的批评从公不从私，我现在不辨。如果是对的，对我有好处的，我会考虑，如果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是不正确的。”毛泽东异常恼火，不停地吸烟， 一言不发。当然他是有理由的嘛，诗歌、文章、知己这一切都不重要了，毛泽东的脑子里估计只有一个词——背叛。 最后大家投票选举前委书记。结果晋国（毛泽东）和楚国（朱德）都落选了，而小小的郑国（陈毅）当选了。这就是慷慨陈词的力量啊。 据当事人回忆，投票的最后关头，毛泽东只是差陈毅的一票就能当选，结果陈毅把这一票投给了他人，毛泽东落选。毛泽东气愤难平，离开红四军到蛟洋去养病。离开亲手创建的红四军，离开他赖以生存的枪杆子。 毛泽东一生最恨以下犯上，这是他的一生中唯一一次败在下属的手中。 在毛泽东的记忆里：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被知音兼下属的陈毅 采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夺权。此事后来经过毛泽东的口中说出很多次，可见刺激之大。最后由陈毅亲自登门道歉，才将毛泽东请回来。 延安整风时期，陈毅这么辩解：“我总觉得，既然是开会解决问题，就应该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而不是事先定了调子，等候大家的补充，而且，我当时认为，红四军是党的军队，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军队，毛泽东同志的缺点和错误在四军中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公开的讨论，于是，也就采取了一些激进的手段。”前面说过，延安整风时，陈毅没少郁闷，竟然被后生饶漱石给折腾得很惨。 这事成了陈毅历史上反对毛主席的最大罪状，也是陈毅的最大的历史包袱。每一次整风，陈毅就要检讨。每一次毛泽东旧事重提，陈毅就要检讨。每一次毛泽东的御用理论家们提起这事，陈毅还是要检讨。不停地检讨，检讨个没完。陈毅能在不停的检讨中成为共和国元帅，能够在文革中批而不倒，非常不容易。 当然二九年之后，陈毅再没反对过毛泽东。此后的峥嵘岁月中，两大体上合作愉快。陈毅和毛泽东的关系大体上符合官方宣传的轨道——下级、战友、诗友。陈毅无条件地服从毛泽东领导，在残酷的战争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把新四军搞得有声有色。 打仗之余，两人时不时搞点诗歌来往。 文革前夜，陈毅还写诗《西行》请毛泽东修改： 万里西行急，乘风御太空。 不因鹏翼展，哪得鸟途通。海酿千钟酒，山栽万仞葱。风雷驱大地，是处有亲朋。 以诗歌形式描述了出国感受，写得相当不错。当然不仅是诗歌探讨这般简单，主要是保持感情上的交流和沟通。 然而三十八年之后，到了一九六七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陈毅再次反对。不仅反对，还把延安整风的陈芝麻、烂西瓜给抖出来。延安整风对毛泽东意味着什么？是毛泽东奠定领袖地位的时候啊！陈毅一番炮轰，毛泽东当然忍不住回忆往事。 （五）毛泽东的反击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文化大革命是他晚年最重要的事业，第二次革命。在原则性问题上，毛泽 东是寸步不让的，所以他不能容忍任何人反对文化大革命。他本来想批评一下中央文革的过火举动， 聚拢一下人心，没想到遭来这么大的反对声。 为了阻挡这股逆流，毛泽东必须坚决反击。如果不击溃这些人，文革势必难以展开。如果在战争期间，毛泽东想同时反击这些人相当困难。现在不一样了，他有足够的筹码。 大闹怀仁堂的第三天，即二月十八号，毛主席开了一个会，两派人都请了：周恩来、李富春、 康生、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叶群等人到会，而谭震林没有请（注：谭震林的信十七号写给刘彪，林彪十九号才给毛泽东）。 这个会既不是政治局常委会也不是文革小组碰头会，就是毛泽东请人开会。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亮出了全部的筹码——这些筹码是夹杂着雷霆怒火抛出去的。 毛泽东愤怒了：“我听说二月十六日下午有人在怀仁堂闹事，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是反对我，反对我们这个党嘛！这半年多来，中央文革做了大量工作，伯达、江青、康生等同志都做了大量工作，你们看见了没有？” ——第一步，首先亮出态度。 “谭震林、徐向前、陈毅向党发难，满口放屁。” ——指出打击对象，这是第二步。 “中央文革小组坚决执行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成绩是第一位的，是主要的。如果打分的话， 我看可以打九十七分。你们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想否定文化大革命，我告诉你们：这绝对办不到！” ——第三步呢，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言外之意，并非我强人所难、无理取闹，是你们这帮人言而无信在先，说过的话不算数，逼我如此这般的。告诉你们，政治玩笑是不能开的。 “你们都想闹事，那就闹嘛！无非是文化大革命失败，我马上走，林彪同志也走，我们重上井冈山，重新闹革命。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把文革小组改组，让谭震林当组长，陈毅、徐向前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再不行，把王明、张国焘都请回来。力量还不够，那就请美国、苏联一块来。你们把江青、陈伯达枪毙，康生充军，其他人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下总行了吧！这下就达到你们的目的了吧！” 第四步，再一次亮出态度，分析其中的厉害。前面是悬崖，你们再往前一步就会粉身碎骨。军队在林彪手上，你们有实力吗？苦海无边，还是回头是岸吧，老同志们。 “谭震林算什么老革命，还有我呢！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答应么？谭震林、陈毅都 是老党员，为什么要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说话呢！” 再一次点名要打击对象：做错了事就要惩罚。特别是陈毅同志，历史上反对我也就罢了，现在又反对起我的历史来了，这还了得？一定要惩罚。下一步当然是惩罚的方式。 “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解决！” 在毛泽东这样愤怒的声音里，可以听到两点信息：这些跟了自己几十年的老同要否定文化大革命；预见到他们翻案复辟的严重后果：改组、抓捕革命者（后来四人帮的命运）。 在毛泽东的号令下，从二月二十五日开始，先后召开七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谭震林、徐向前、陈毅等人大闹怀仁堂的错误。 这时候，周恩来的态度就很重要。因为周恩来是他们的核心，如果此时周恩来振臂一呼，那么这些人将团结在他周围，成为一个巨大的“右派”，最后就算失败，结果必然天崩地裂。然而周恩来没有那么做，和之前很多次一样，周恩来再一次顾全大局，选择服从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三番五次地发表讲话，讲“现在有一股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 这样毛泽东再一次获得胜利。 批判会上，流程还是老一套：认错，认认真真、反反复复作检查，发誓再也不敢坚持自己的错误做法；最后大家一致表示，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听从毛主席的教导，努力紧跟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云云。 三月十八日会议一结束，林彪就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宣布：中央文革小组代替政治局，军委办事组取代军委常委。从此江青可以得意洋洋地对周恩来说：“以后你要来我们这边参加碰头会。”周恩来也很配合：“以后给你们做决定。” 这一次轮到中央文革乐了。特别是善于表演的江帮主，当然少不了表演一番。其他人等自然也跟着庆祝胜利。然而他们庆祝得还是太早了。正如大闹怀仁堂之前，“老右派们”以为自己可能取得胜利一般，“左派”犯了同样一个错误。 毛泽东并没有真正想要打倒“老右派”。毕竟风雨同舟几十年，剩下的也不多了，而且大家的态度良好，也没有彻底打倒的必要。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人在毛泽东面前虽然俯首贴耳，但是在其它地方都是巨人，就算不掌权，在军方或政界也有巨大影响。如果全部打倒，军队将全部落到林彪一个人手上。最为重要的是，这些人久经考验，干活能力超强。将来文革搞定之后重新搞建设，还指望这些人干活呢。 毛泽东雷霆之怒第三天，发生在青海的血案提醒毛泽东，靠江青那帮人是不行的。毛泽东需要“老右派”稳定局势。 一个月之后，毛泽东觉得批得差不多了，就请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谭震林、李先念等请到自己家里，开了一个团结会，并批准这些同志在“五一”节上天安门城楼上看焰火。翻译成通俗用语就是，你们不要闹了，大家都不容易，加把劲把革命工作搞好吧。 “九大”时，除谭震林外，其他六位老同志都当选中央委员，表现良好的叶剑英、李先念还进入中央政治局。但此时的中央政治局已经名存实亡，成了空架子。 这就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批判你，给你留点希望，转换成军事术语就是——围师必阙（给敌人留下一个逃命的缺口，溃散了再打）；批判少数，拉拢多数，军事上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对高岗如此，对彭德怀如此，如今还是如此。很多人会说军事和政治相通，政治上能做到毛泽东这般游刃有余者，古往今来又有几人？ 真正的胜利者只有一个，那就是毛泽东。通过这番折腾，毛泽东成功地摆脱了中央政治局，以中央文革取而代之，此后便可以放手干他的人生的第二件大事——文化大革命。遗憾的是，局势的进展和毛泽东的期望相反。 对二月逆流的处理的本质是毛泽东变相解除几个老干部最后的一点决策权。 一千年之前，宋太祖在退朝后留下功臣宿将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锋、赵彦徽、罗彦环等人喝酒作乐。酒至半酣，宋太祖遣散左右对部下掏心窝子：“我若没有诸位，也当不了皇帝。虽然我身为天子，还不如做节度使快乐。当了皇帝之后，我从来没有好好睡过。”众人一听大惊失色：“陛下为什么这么说，现在天命已确定，谁敢再有异心？”宋太祖曰：“谁不想要富贵？有一天，你部下一样对你黄袍加身，拥戴你当皇帝。纵使你不想造反，还由得着你们吗？”众人惊慌，痛哭曰：“臣等愚昧，不能了解此事该怎么处理，还请陛下可怜我们，指示一条生路。”宋太祖借机建议： “人生苦短，犹如白驹过隙，不如多累积一些金钱，买一些房地产，传给后代子孙，家中多置歌妓舞伶，日夜饮酒相欢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没有猜疑，上下相安，这样不是很好吗？”众人答谢说： “陛下能想到我们这事，对我们有起死回生的恩惠啊！”第二天，功臣宿将们称病辞职。宋太祖说， 好。 这就是历史上的杯酒释兵权。毛泽东不喝酒，但他一打一拉，起到了和宋太祖一样的效果，可谓新时代的杯酒释兵权。方式不同，目的相同，达到目的的方式同样很艺术。从此之后，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列车全速前进，直到坠入深渊。 评：二月逆流，中央文革的威势到了顶峰，也是下坡的开始。 九、武斗 （一）从青海流血事件说起 凡事都有因果。 毛泽东引导文革的方式是两手：批评中央文革和军队支左。 批评中央文革闹出了二月逆流，军队支左则引出了七二零事件。二月逆流把中央文革送上权力的巅峰，七二零事件则是中央文革完蛋的开始。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军委、中央文革联名签发支左文件： （一）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违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废。 （二）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凡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他们，军队都应当派出部队积极支持他们。 （三）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 （四）重申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防空洞的指示。 （五）在全军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教育。 这一指示要原原本本地传达到每个解放军战士。我军全体指战员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 所谓军队支左，名义上是用军队的力量支援左派，支援有两层含义：增加力量和降低造反派的狂热性。文革初期的主力军，是由狂热的笔杆子挑动狂热的年轻人搞的，不论如何美化，一通狂热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笔杆子文字犀利，注定缺少实干的本领。热血青年能冲敢干但过于幼稚。军人的风格是坚定且高效。用军人弥补工人、学生和理论家的不足，看似一步好棋，最后却落入劫难中。 红卫兵的成分原本就很复杂。运动是由老红卫兵搞起来的，但他们有着天然的缺陷，就是高干子弟的身份。在运动的过程中，老红卫兵赖以存在的优势——长辈——均受到冲击，《军委八条》中的最后一条，相当于把老红卫兵送入历史。红卫兵中的极左派一直没有成为气候。整个红卫兵只 剩下两派：造反派和保守派。 前面说过，造反派是那种意志比较坚定、干事比较果敢、行动比较坚决的人，敢于把理想当面包，为了把理想变成面包，敢于上天摘星星的那种，代表人物就是五大领袖。保守派没有那么坚定， 比较重视现实世界的面包，能吃到嘴的面包，依赖于基层权力机构。 两派亮出的旗号都是坚决捍卫伟大领袖、捍卫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万岁等等。大家的旗帜是一样的，口号是一样的，行为方式都很像，但结果却是不一样的。下面要批斗一个人，造反派从道德角度出发，要批；保守派从现实角度出发，要保。即使军队涉入又怎样？ 一群军人来到社会上，面对同样的旗号，同样的口号，而背后却有不同的目的，两派看起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帮助谁？谁是左派？那只有自己判断了。 判断之后，则是左派遭殃，原因有几点。 第一，关系问题。军人也不是生活在真空的世界里，来到社会中难逃社会关系网的影响。行政系统内部的干部，多半都是军人出身，革命时代缺人手，都扛过枪上过战场，是战友。现在造反派去批斗行政系统官员，军人从感情上就难以接受，因为他们曾经是战友，还可能是搭档。比方说阎红彦自杀时，昆明军区司令秦基伟就很愤怒，因为他们是搭档。 第二，原则问题。造反派造反时，那是无所顾忌，倒处横冲直撞，从国防部到地方军区大院， 都被他们烦得不行。军人最讲究原则，原则之一就是以牙还牙。你敢扇老子巴掌，老子就要拿拳头砸你。即使军人比较听话，既往不咎。军委八条之后，仍然有造反派去冲击军人的地盘，那军人就无须再忍了。 第三条，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条，就是造反派的数量。真正铁了心、不计成本投身造反事业的革命小将其实很少。能在国防科委门前静坐二十八天的，也就韩爱晶一个；带人到地质部横冲直撞的， 也就一个王大宾；清华大学那么多造反派，也就蒯大富最有种，后面的都是等而下之。造反派打掉一个就少一个，并无后续兵源——因为学校停止招生了。 因为这几条，军人支左之后不但没有减少纷乱，反而添乱。军队支左之前，纷乱多半是打砸抢闹得太过火。军队支左之后，加剧了红卫兵内部的分裂，分裂的结果是造反派力量减弱。因为保守派不会去挑衅军人，也没有勇气跟军人对着干——只有真正的造反派才会和军人对着干。这样就闹出了武斗事件。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号，毛泽东还在批判教育老战友时，青海就闹出了恶劣的二二三事件。 军人向“八一八”造反派开火，死伤几百人。 过程是这样的，大饥荒之后，原青海省委书记高峰因为左倾蛮干下岗了，王昭是后来调去的， 任青海省委书记。王昭在青海干得很不错，有些老百姓称之为王青天。但王昭原来是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的副手，去青海前彭真亲自谈了话的。文革中彭真、罗瑞卿都被打倒了，造反派认为王昭是罗瑞卿和彭真的死党，要打倒。 这事本来跟军人没有关系，但军人支左之后，青海省军区内部对是否打倒王昭的分歧甚大。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在党内积极揭发王昭和彭真、罗瑞卿的关系，认为应该打倒王昭，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等与刘贤权素来不和，赵永夫认为“王昭有错误，如果和彭、罗没有关系，是批判的问题， 不是打倒的问题。” 这样就形成了对决：刘贤权 vs 赵永夫。 上海一月风暴吹向全国，西宁的八一八造反派也开始夺《青海日报》的权。刘贤权表态支持， 造反派更神气了。但是在省军区内部，赵永夫的追随者占多数。赵永夫对造反派不爽，加上和刘贤权不和，决定动手。他利用支左文件含糊不清的空间，仿效“八一八”造反派，组织一个与之对立的组织，号称指挥部。指挥部宣称，省军区之前支持“八一八”的决定是无效的，并且把刘贤权给软禁在家。赵永夫掌控了整个青海的武装力量，同时以顾问的身份对指挥部进行实际领导。 “八一八”造反派不买赵永夫的账，在军区楼前张贴大字报，曰“当指挥员叛变革命时，革命战士不仅不应该听他的指挥，而应该掉转枪口对准他。”并拉出巨幅标语——“打倒军区一小撮混蛋！”、“坚决揪出青海军区内一小撮混蛋！”等。 赵永夫的人马以彼之道对之曰：“八一八”队伍不纯洁。“八一八”队伍是造反派，基本上都是学生和工人，造反可以，政治头脑和手段基本上没有。采取应对措施是自己整风，把八一八战斗队几个成员定位为反革命分子交给公安局，要求严惩。 赵永夫控制下的部队立刻采取行动，把“八一八”交出来的几个人戴上“八一八”的袖章和写着“八一八”的高帽，游街示众，藉以向“八一八”示威，这使双方对立局面更加激化。他们认为军队内部存在“小贺龙”、“小罗瑞卿”，一定要揪出来，矛头指向赵永夫。当时青海省委已经瘫痪， 只有造反派控制的《青海日报》还在出版，继续攻击赵永夫。赵永夫很生气，决定对《青海日报》 社实行军管。 二月十四号，就是大闹怀仁堂之前，军管小组到报社，遭到造反派的抵制。“八一八”成员组织划分地段守卫报社。报社原本只有二百人，增援到两千人守卫报社。一个小小的报社当然容不下这么多人，十一月份的西宁已经相当冷了。但是大家相当有革命精神，很多人就睡在临时搭的帐篷里坚守岗位。 面对这种情况，赵永夫也没有蛮干，调动军队封锁通向报社的主要道路和大桥。军队许可人员 出入，不许运送物资进去。赵永夫是想让造反派知难而退。毕竟人都不是铁打的，不可能在饥寒交迫的情况坚持很久。但是赵永夫还是算错了一招，就是中国人的坚韧。想当年赵永夫自己也是在革命道路上爬出来的，应该理解中国人被理想和信念武装之后的强悍。造反派寸步不让，许多家属趟过刺骨的河水，给守报社的人送去棉衣。由于煤炭送不过去，守卫在报社的人只能喝带着冰渣的河水，就着冻硬了的馒头充饥。强悍程度堪比当年在斯大林格勒巷战的市民。 这件事闹出来之后，肯定是纸包不住火的，青海军区的上级兰州军区领导给赵永夫指示，让部队撤。赵永夫当然知道撤退意味着什么。撤退之后，那就意味着无休止的批斗会，甚至还可能反党反革命，可能是生不如死。赵永夫一边继续封锁报社，一边派人到兰州军区抗议，要求收回命令。 “八一八”的人知道兰州军区的命令后，更加坚定了保卫报社的决心。又经过一系列的折腾， 赵永夫决定走绝路，即武力占领报社。二月二十三号之前，青海军区给中央发了好几封电报，均无回应。因为当时正在大闹中南海怀仁堂：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人正在跟中央文革斗法，毛泽东正在反击他们，林彪不表态，周恩来看毛泽东的脸色行事，赵永夫对兰州军区的命令又不服，所以悲剧发生了。 三月二十三号，西宁军区实施全城戒严，通告要求取缔“八一八”，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赵永夫动员部队：“部队开进时，八一八动刀，我们也动刀（指刺刀）；八一八动枪，我们也动枪；若遇阻拦，就强行开进；乘车的部队如遇阻拦，可以压死人。” 悲剧发生在下午两点。枪声响起，部队从报社前面以及后面临河的桥头同时向报社院内密集射击。 守卫报社前的三个人首先倒下，其中一位当场身亡。报社西北角是湟水河大桥，守在桥头的是汽车三场、五场、六场的工人。他们手挽着手，高声朗读毛泽东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第一排的同志倒下去了，第二排的同志巍然不动，仍然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第二排又倒在血泊中了，第三排仍然坚持，结果又壮烈牺牲。 结果：平民死一百六十九人，伤一百七十八人；军人死四人，伤四十六人。四个军人系误伤。 怎么说呢，首先这是一场屠杀，全副武装的军人从四周对手无寸铁的贫民开枪，不管什么理由，都是屠杀。文革中首次出现的屠杀。 更让人悲痛的是：中国军队屠杀了中国平民。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干过很多不可容忍的事， 搞了很多破坏，但是这些并不是他们应该被屠杀的理由。 其实不难理解赵永夫的决定，就是想自保。在刘贤权支持造反派，而他本人反对造反派的情况下，如果退让，那就意味着落入造反派手中，不死也得脱几层皮。所以他才软禁上司刘贤权，硬顶 上级兰州军区的命令，找中央政策漏洞。不管什么理由，赵永夫必须负责，必须付出代价。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不允许军人屠杀人民，哪怕人民正在闹事。可以关，可以处理，可以追究责任， 但不可以屠杀，这是底线。赵永夫越过了底线，希望险中求胜。 然而诡异的是，赵永夫没有立刻付出代价，还当了一个月的英雄。 二月二十三号当天，赵永夫就打电话给叶剑英，按照他自己的调子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占据报社的人开枪寻衅，军队根据《军委八条》精神反击，胜利地平定了“反革命暴乱”云云。叶剑英说： “你们打得对，打得好。”当时叶剑英是中央副主席兼军委秘书长，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有了叶剑英的支持相当于有了中央军委的撑腰，赵永夫非常高兴，决定再接再厉，在青海继续评定叛乱： 仅逮捕、拘留、看管和软禁的即达一万零一百五十七人，其中逮捕四千一百三十一人，拘留二千五百二十二人，看管和软禁三千五百零四人，造成监狱严重超载。青海本来就没几个城市，没多少人。 赵永夫这么搞，相当于把造反派一网打尽。如果事情到此结束，青海省的文化大革命也就结束了， 好事。 三月八号，叶剑英特地把赵永夫等人叫到北京，让他们谈谈“平定反革命暴乱”的经验。当然赵永夫成了英雄，开会时免不了吹嘘一番。他的冒险计划似乎成功了。 赵永夫吹牛吹了三天。三月十一号的时候，北京的天色变了。虽然有叶剑英的支持，但是叶剑英并不是最后的决策者，因为在叶剑英之上还有毛泽东。毛泽东的意志不是叶剑英能对抗的。 一开始毛泽东并没打算处理赵永夫，因为他刚刚签发《军委八条》，刚刚同意军队支左，并不想把火烧到军队身上。然而赵永夫在青海一番蛮干抓人，相当于把青海省的文化大革命的火弄熄了， 好啊，赵永夫，你太过分了。毛泽东动气，后果很严重。三月十一号，张春桥要求重新检查三二三事件，毛泽东轻轻写下一行批示：“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 三月二十号，林彪表态曰：“带枪的刘、邓路线比不带枪的刘、邓路线更危险”。毛泽东赞同林彪的讲话，具体过程由周恩来处理。赵永夫的冒险行动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他曾经担心的劫难还是降临了，一点都没少。借着赵永夫的问题，顺便烧一烧叶剑英元帅。二月逆流中，陈毅等人已经请假检讨了，还有叶剑英和徐向前在工作。现在他们都支持赵永夫，好了，可以跟随陈毅的步伐，请假检讨了。 不少人认为，赵永夫之所以倒霉，主要因为毛泽东意识到二月逆流的老干部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障碍，想要借这事修理徐向前和叶剑英。澄清一下，有这个原因，但只是细节末梢。当时毛泽东要挪动徐向前和叶剑英那是举手之劳，没必要把火引向军队。 赵永夫倒霉的真正原因不是三月二十三号那场屠杀，而是之后在整个青海抓人。当赵永夫把青海的造反派全部投入监狱的时候，意味着他在彻底反对文化大革命，意味着他走向毛泽东的对立面。 他在毛泽东面前算啥？连走到毛泽东面前的资格都没有。 如果仅仅是那场屠杀，事情也许真的就过了。赵永夫不知道其中的利害么？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赵永夫在那场屠杀之后，相当于和造反派为敌，如果不把造反派全部镇压，造反派会不停地造他的反，直到他彻底完蛋。他想要冒险取胜，就必须继续镇压造反派。继续镇压造反派，就要走到毛泽东的对立面——那是一个死循环。 赵永夫想侥幸过关，侥幸没有得逞，却落下屠夫的恶名。 ——世间事，因果相连，冥冥之中自有定数。无数像赵永夫那样的军官在文革中都面临着同样的遭遇而死去。他们共同的死亡构成了整个文革的死局。 处理赵永夫，后果是非常严重的，相当于把文革之火再一次烧到军队，再一次在军队中打开一个缺口。这点毛泽东非常清楚。当中央文革要杀赵永夫时，毛泽东把赵永夫给保了下来。因为类似的事件并非一类，杀了一个赵永夫，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 尽管如此，四个月之后，那个缺口最终在武汉导致更为严重的七二零事件。 （二）军委十条 之前的《军委八条》是为了防止造反派对军队过度冲击。毕竟嘛，军队是国家的柱石。没了军队也就没有整个国家机器。毛泽东之所以能发动起文化大革命，也就是牢牢控制了军队。要不然怎么能轮到红卫兵无法无天？ 然而之前《军委八条》中的第五条给军人留下一点点缝隙：第五条——“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这条的原则是防止造反派再次冲击军事机构。之前的规定是，军人面对造反派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军人的处境确实不好，像许世友那样的毛泽东的铁杆嫡系都被造反派从南京追到北京，别人更不用说了。现在相当于把军人脑袋上的紧箍咒给松一松，说现在被打可以还手了。不仅可以还手，军队还可以拉进来支左。军人强大的理论和无比的执行力闹出了青海事件。 通过青海事件，毛泽东看到《军委八条》和军人支左给造反派带来的伤害。因为双方理论完全不对等。造反派冲击军队一百次，军队还是军队。军队反击一次，就可以把造反派连根拔起。为了防止军队把造反派连根拔起，四月六号，中央军委签发了一个《十条》： 一、对群众组织，无论是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 只能进行政治工作。 二、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对于确实查明的反革命分子要逮捕。但必须证据确凿， 经过批准手续。 三、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 对于犯有某些错误的群众组织，要积极进行帮助教育。对于确实查明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群众组织要作分化争取工作，孤立其最坏的头头，争取被蒙蔽的群众。必须公开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的， 要经过中央批准。 四、对于过去冲击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只对业已查明特别坏的右派头头，要追究。但应尽量缩小打击面，不能仅仅根据是否冲击军事机关这一点来划分左、中、右。 五、对待较大的群众组织采取什么态度，应就地深入调查研究，进行阶级分析；采取重大行动前，应向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请示报告。 六、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 七、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结合两条路线的斗争。广泛搜集节录反动路线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各种具体材料，印发到连队进行教育，使广大指战员了解他们的反动本质， 进行彻底批判，肃清其恶劣影响。 八、对派到地方去或主持支左的干部，要详细交代政策。要防止赵永夫式的的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原系青海军区副司令员、是一个混进党内军内的反革命分子、他玩弄阴谋手段、篡夺军权、对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或思想很右的人主持支左工作。 九、在支左工作中，要学会做群众工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有事同群众商量，善于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而不应采取简单粗暴和命令方式。 十、对业已违反了上述诸条件作法的，都要立即改正，积极进行善后处理。今后，坚决按以上各条办事。 这个命令，要在我军所有机关，连队内部用电报电话迅速传达，广泛张贴。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 为啥要搞出来这样一个《十条》？很简单嘛，防止再次出现赵永夫之类的事。每个省出现一个赵永夫，文化大革命就结束了。然而即便如此，悲剧依然要发生。因为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万能的规则。只要军队那个庞然大物依然在文革的剧本中，伤害将不可避免。 故事是这样的，文革冲击军队导致了《军委八条》，导致了青海事件，导致了军委十条，导致了武汉七二零事件。 （三）武汉七二零事件 武汉位于长江中游，华中地区的心脏，在整个中国地图上，也处于中央南北冲要地带。由于地理位置重要，交通方便，经济活跃，自古以来就是经济文化活跃之地。在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智力大爆发之际，楚国人围绕这烟波浩渺的洞庭湖创造了绮丽多姿的楚文化。 楚文化的特点之一便是神秘而绚丽的变动。在楚文化千年以来的熏陶下，那一带的人血液里流淌着不安定的因子。经济上的优势，文化里面不安定飞因素，加上地处冲要地带，造成武汉历来是个多事之地。整个历史上都是多事地带，近代更是如此。 孙中山先生一辈子革命，奔走呼喊，募捐很多钱、起义很多次之后，清政府终于垮台了。然而最后导致清政府垮台的那一下，和孙中山没有关系。一九一一年，辛亥年，武昌新军哗变，清政府完蛋，史称辛亥革命。 武汉，那是有斗争传统的。 随后军阀群起，天下大乱，武汉成了北洋军阀和革命家争夺的最前线。北伐军占领武汉之后， 国民政府离开南方，从鸡裤裆（广州）迁到鸡心（武汉）。武汉工人也是有闹事传统的，靠工运起家的刘少奇，就曾在武汉大显身手。随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武汉一带也是大打特打，没完没了。 有了如此“光辉”的传统，如此特别的经济文化地理优势，文革之中，武汉当然不会消停下来。不仅不消停，而且闹出很大动静，大到影响了文革的走势。 中共将帅之中，湖北将星闪耀，林彪就是其中的光辉代表。当然林彪是唯一的，在林彪的下属中，王树声和徐海东大将也是大名鼎鼎的。这里要说的就是一个湖北将军的故事。 陈再道，湖北麻城人，生于一九零九年，一九二八年入党。 和第一代将领一样，陈再道出身贫寒，别人念书时他给别人放牛。放牛途中常常跑到私塾外面的窗子下面偷听一阵子，然后斗大的字认识了一箩筐。最底层的人，总是备受磨难，陈再道选择抗 争。一九二七年，年仅十八岁的小娃娃陈再道参加黄麻起义，侥幸不死升为班长，又侥幸不死荣升排长，后来一直升为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长，一路侥幸下去，破刀换大刀，大刀换破枪， 破枪换好枪，最后成为高级将领。陈再道打过百团大战、淮海战争，解放后搞定大别山的土匪。 性格：强悍，机智。 陈再道是大别山资格最老的老战士之一，在他升为营长的时候，带领全营向敌人冲锋，左臂被子弹打中，鲜血直流。他让通讯员用刀把子弹从伤口里挖出来。通讯员面对自己的首长不忍心下手。 在这种情况下，陈再道干了一件比兰博还兰博的事：自己咬紧牙关，用手指把子弹从伤口里给挤出来了。反身再次冲上了战场。身经百战而不死，足够强悍。 当时生活艰苦，全军经费只有几百银元。那时候保护军费是个大问题。林彪就曾在这事上栽过跟头。军长吴把保护银元的任务交给陈再道。一旦行军打仗，陈再道就要背着一袋银元屁颠屁颠跑。 某日吃了败仗，被敌人追赶。别人腿脚麻利都溜了。陈再道感受到银元的压力，眼看就要连人带钱落入敌手。陈再道发挥了放牛娃的机灵，跑到一个水塘边故意摔一跤，顺便把银元丢到水塘里。然后爬起来脚底抹油，一溜烟不见了。晚上又和战友一起回来打捞银元。银元又解决了同志们的生活问题，机灵啊。 陈再道就是凭借自身的机灵和强悍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在一九五五年赢得一个至高荣誉：解放军上将。他有一个绰号，叫陈大麻子。也可以多少体现一点他的性格。据说风靡一时的《亮剑》 男主角的原型之一就是陈再道。 从资历上看，陈再道出身红四方面军，随后跟着刘伯承统帅的第二野战军。在军方山头之中， 不管是之前的红四方面军还是后来的第二野战军，都不是嫡系。不是嫡系的上将，不是嫡系的武汉军区司令员，在文化大革命中，注定要接受考验。 文化大革命初期，陈再道躲过了第一波冲击。并不是陈再道多么神通广大，而是第一波冲击主要发生在京沪地带。华中地区其实也冲击到了，主要在行政系统内部。华中地区的头头，王任重， 就被冲击了。第一波冲击中，海军和空军冲击较大。陆军过于庞大了，不可能辐射到下面每一个地方。 心惊胆颤的陈再道终于等来《军委八条》，刚刚松了一口气，结果在青海就发生了屠杀事件。中央处理了赵永夫，陈再道的心再次提到嗓子眼，因为西宁的情况，武汉也有。武汉虽然没有屠杀事件，造反派依然分成对立的两派，各派势力和火爆程度比青海可能更厉害。而且更为要命的是， 军委又弄一个《军委十条》出来，日子越来越难过了啊。 《军委十条》都是堵漏洞的。可是不行啊，军队已经陷进去了，潘多拉魔盒已经开启。陈再道 同志在心中慢慢祈祷：马克思保佑，千万不要在武汉出事啊。可以说怕鬼就有鬼。 武汉出现了大规模武斗，斗得很凶。武汉本是造反派闹得最凶的地方之一，惹得很多人不爽。 毛泽东军队支左，作为武汉军区的负责人，陈再道执行指示，搞出来一个大规模的组织，叫百万雄师。两边都扛着拥护毛泽东的大旗，行为对立，称自己为左派，视对方为右派。 武汉本就是火炉子，两派对立起来，相当于在火炉子上面放一个炸药包，随时都有引爆的可能。 一旦引爆，威力绝对胜过青海惨剧。 两派一时间闹得不可开交。鉴于之前青海发生的惨剧，毛泽东决定解决问题。原本是要让陈再道去北京的，后来毛泽东决定亲自去武汉，解决一下武汉的矛盾，顺便再游长江，有机会的话写点诗，放松放松。青海惨剧中，最主要的部分表明，必须对军队加以约束。不然的话，军队会很快摆平周围的造反派（如赵永夫把青海造反派投入监狱），让文化大革命偃旗息鼓。所以毛泽东的决策是，把军方支持的百万雄师定位保守派，争取他们，但在操作上要讲究策略。在毛泽东看来，凭借自己的威望和实力，只要略施手段即可。 七月十三号，周恩来让公安部长谢富治去武汉执行紧急任务。谢富治也不知道去武汉干啥，估计是和文革有关，就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给拉上了。一行人身穿军装，手持毛主席语录上路了。 十四号早晨，周恩来到了武汉，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东湖宾馆给换一批服务员。因为东湖宾馆是军方背景的百万雄师的人警卫的。既然按照决策，把百万雄师定位保守派，毛泽东要住东湖宾馆，让百万雄师的人搞警卫工作显然不合适。周恩来把警卫工作交给空军去搞。毛泽东在十四号晚到武汉， 入住东湖宾馆。这时谢富治才知道他的紧急任务是参与保卫毛泽东的安全。让谢富治来，并非因为他是公安部长。公安部长在军队中是没有多少分量的。因为谢富治也是出身红四方面军，也是成长在第二野战军，陈谢兵团曾经在那一带纵横驰骋。武汉军区的人主要是当年红四方面军和后来第二野战军的人员。谢富治曾经指挥过驻守武汉的军队，比较熟。而且之前谢富治是干政委的，善于搞人际关系。 第二天，也就是七月十五号，周恩来召集武汉军区的负责人开会，传达中央决策，虽然说得比较婉转，意思还是明确的，即定位军人支持的百万雄师为保守派。现场的陈再道一听就来火了，当场顶撞周恩来曰：“周大胡子你了解武汉的情况吗？”周恩来在井冈山留有浓密的胡子，大家称他为周大胡子。建国之后就很少有人称他为周大胡子了。陈再道是个急性子，着急之下就喊出来了， 那一声周大胡子，蕴含着不满和愤怒。 陈再道为啥不满呢，周恩来传达的决定，意味着军人继续退让。造反派本来就已经很猖狂了， 到处瞎折腾。还让军人退让，往哪退？难不成退回文革初期那种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旮旯里？要 知道军人都是有血性的汉子，不是基督徒。现在军人已经参与了，如果退回去，那么岂不是要面临无休止的冲击、甚至侮辱？不是陈再道不尊重周恩来，实在是这个决策让人难以接受。然而难以接受也得接受。 又过两天，十七号，王力找到陈再道，陈再道屈服了。不是王力比周恩来牛叉，而是王力背后那个人。王力告诉陈再道，指示是毛泽东的意思，而且毛泽东本人就在武汉解决问题。陈再道一听毛泽东亲自制定的方针，表示立刻接受中央的意见，并表示军区将做深刻检讨。像陈再道这种关键时刻只服从毛泽东一个人的人，在军队一大把，像许世友，像陈锡联，像韩先楚。这也是毛泽东面临一波波挑战，依然稳坐钓鱼台的原因之所在。十八号毛泽东召集大家开会，把方针宣布一下，大家表示同意，随后军区做了检讨。 剧本到这里还是一帆风顺的：伟大领袖再一次展示魅力和意志，把所有不同派系都搞定了。周恩来也离开武汉回北京了。接下来如果没啥事，毛泽东估计要去长江游泳了。然而事情到此发生了逆转，以一种谁也想不到的方式。 周恩来特意交代过王力和谢富治，局势复杂，不要抛头露面，以免惹了不必要的麻烦。然而这两位大爷可没有周恩来的政治敏感性，以为政策执行了，一切就完事了。 两人闲着无聊到街上去看大字报，结果被认出了。那个年代，政治氛围比较狂热，中央的人到地方上通常会享有两种待遇：要么被骂挨批，如同过街老鼠；要么人人追捧，如同超级明星。当时谢富治是公安部长，王力是中央文革小组里的首长，都是红级一时的人物，自然受到热捧。 一种罕见的局面出现了：严重对立的两派共同拉着条幅，欢迎中央的人到来，欢迎伟大领袖毛泽东的使者。那场景简直要把王力和谢富治当成钦差大人出巡。王力也有了钦差的感觉，忘记危急关头保存自身的必杀技：和稀泥才是王道。 于是王力和谢富治去了一个造反派的据点，水运学院，发表了一通把他自己推向茅坑的谈话。 在介绍王力的谈话之前，先看看王力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王力，一九二一年生于江苏淮安。早早入党，早早干革命。别人扛枪干革命，王力是属于笔杆子战线的。战争年代还有时间写小说，据说还不错，现在估计是卖不出去了。于是后来江湖人称大笔杆子。在中苏论战那会，王大笔杆子是出了不少力的。 在中央文革内部，王力虽然出门号称首长，实际角色还是书生、笔杆子、理论家。他熟悉的世界就是以毛泽东或江青的意图写文章，然后给大家讨论，然后以中央的名义下发，然后大家学习， 享受那种幕后参与的快感。至于决策，或者台前执行，从来就不是他的强项。他以为顶着中央的名头就可以在下面大杀四方。所谓书生误事，就这意思。 王力以钦差大臣的派头对三钢造反派代表表态：“钢工总的案是要翻的，这是党中央、中央文革的意见，也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点过头的。”在王力看来，自己不过是把中央决策给说出来，没啥大不了的。按照之前的经验，只要把是中央决策，大家只有接受。在王力的意识中，连元帅们都不敢对中央决策对着干，下面这群丘八又能如何？他不明白：政策是死的但人是活的，政策可以有很多种解读方式；他虽然传达中央决策但不是中央决策者，一言九鼎还轮不到他王力；中央决策是要传达但传达方式有很多种，有的方式可以成事，有的方式只能坏事，哪种能成事，哪种会坏事他是不知道的。 此时此刻的王钦差已经忘记了周恩来的交代。在他看来，他的表态没有超过中央决策的范围， 说出来也无妨。但是作为理论家、书生、兼笔杆子的王力同志不明白，政治本身没啥秘密，关键在于它是一种谋略运作。同一个决策，让军方领导，层层下达，慢慢消化，就能执行。在军区还没有下达命令之前，作为中央大员直接支持一派、贬低一派，后果是很严重的。 后果是啥呢？后果就是：造反派欣喜若狂，当天即用仅剩下的七八个广播台同时向武汉三镇广播：“中央文革坚决支持我们，‘百万雄师’的末日就要到了！” 这下彻底惹恼了百万雄师：好哇你这个王大胖子，这不是打我们的脸么？你也掂量掂量自己。要是毛主席或林副主席如此说也就罢了，你王力哪根葱？打过仗吗？被批斗过吗？知道我们实际情况么？竟然企图骑在老子的脖子上拉屎！在你骑到我们的脖子上拉屎之前，我们要把你踩在脚下！ 百万雄师发力了，他们利用自己控制的大小几百个广播台同时播送战斗进行曲和军乐，喊出“炮打谢富治、打倒王力！”、“王力是反革命的两面派”等口号。右派广播才停下，左派广播台又高呼： “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中央文革！”你来我往，好不热闹。 晚上王力和谢富治乘车进入军区大院。全副武装的警卫营战士持枪肃立，枪刺寒光闪闪。团级以上军官都到了，大家要开会。直到此时王力还以为这些人都是来听自己的教诲的，带大家读毛主席语录之后，重提给左派翻案，还说军队这个不好那个不对，全然不知道自己已经置身狼穴。 司令陈再道咬牙低声对身边的钟汉华政委道：“好一个混蛋，要是在战争年代，老子非宰了你不可。你王力算什么东西，也配到我们军区指手划脚，乱放臭屁。”钟汉华小声回应：“这小子太不知好歹，来武汉不先找军区党委开会商量，反先去找什么造反派，心目中哪有解放军！得给这黑秀才一点厉害尝尝！” 这时有位牛师长高举起手要求发言。王钦差傲然地挥挥手：“我是在代表中央、中央文革小组作指示，不准别人打岔，更不准你们讨价还价。”然后再次强调道歉之类的玩意，就像中学生打架一样，一点不懂得变通。当然王钦差如此强悍，不是因为他本人强悍，而是他代表强悍的毛主席、 林副主席。 牛师长也是有备而来，一抬手掀翻桌椅，带头退出会场，副师长、政委等人也愤愤离席。可以想象，王钦差很生气，但后果一点都不严重。因为他能做的只是大喝一声：“站住，给我把名字留下来！” 同为将军出身的谢富治理解军人，上前和稀泥。人家根本就不领情，还大叫：“老子就是不服气！告诉你们，这样闹下去，你们一个也逃不出武汉，老子也只有一条命！”一般情况下，地方军官敢在中央大员面前如此叫嚣，就表示要豁出去了。谢富治已经感觉到危险的来临，脸色变了。王力仍然浑然不觉。 等到王力气派十足地回到招待所时，发现住所已经被层层封锁，到处站着端冲锋枪和半自动步枪的陆军士兵。他们都是“百万雄师”的人！ 直到此时王钦差才明白咋回事。此时钦差大人才显露并不强悍的本质。气派没有了，活脱脱换了个人，哭丧着脸说：“怎么办？这是反革命行动，我们跑吧，总不能让这伙暴徒捉住吧。”想跑，已经太晚了。 谢富治还想和稀泥（硬顶只能送命）。军人们和造反派冲进会客室，逼他们走出去，谢富治手握小红宝书，笑眯眯说：“你们都知道我是谢富治，我是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委派来武汉协助王力同志工作的，希望你们头脑冷静，不要发生误会。我们都是湖北老乡么，我也是解放军军人嘛！”谢富治军衔是上将，公安部长，和陈再道一个级别。没想到人家根本就不买账。“你他娘的是解放军中的败类！”一名军人冲上前推他一下，差点把他推倒。 要知道谢富治可是解放军上将，跟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是同一个级别。当年陈谢兵团纵横四海时， 那也是响当当的名号。如今即使转业到公安系统，也是公安部长，江青都得给三分面子。下级军官敢如此对他，表示已经豁出去了。 众人愤怒地高呼口号，声震楼宇，楼下军人、“百万雄师”的群众也跟着呼应。 王钦差瘫坐在椅上！他的警卫拔出手枪警告：“不准胡来，再动一动，我们立即开火！” 一名团级军官大步向前：“你们几个人敢开枪，我们就叫你们粉身碎骨，扔进大江喂鱼虾！”又对钦差大人说：“快走，识相点，跟我们上军区礼堂辩论！” 面对众人的怒吼，王力胆战心惊，赶紧抓住救命稻草——红色的毛泽东语录，慌忙间又不知读哪一条语录最合适、最具威慑性。 陈再道司令员和钟汉华政委进入会客室，大家都静下来。陈再道两眼通红，满面怒容，挥挥手： “大家有意见可以向中央首长提，他们走不了的，谁也不准动武，谁违抗我的命令，我就干掉他！”又威严地指指警卫：“你们还不放下枪？嗯！” 陈再道许下安全保证之后。在牛师长的示意下，军人一拥而上把王力架出门，拖上小汽车。 第二天，军区大院临时召开对钦差大人的辩论大会。这场辩论大会很有趣：王钦差被七手八脚地架上二楼一个阳台。台下黑压压站着几百名军人和造反派骨干，一名青年军官冲上前，一把抓住王力的衣襟，扯下他军帽上的五角星：“你这臭秀才也配当军人？你算什么玩艺儿呀，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坏蛋，挑动群众反对解放军，挑动造反派之间打血战，你亮亮相吧！” 台下一片鼓掌喝彩叫骂声：“打倒王力，王力不能代表党中央！” 钦差大人当然没有啥好说的。他虽然搞理论有一手，代表中央时也是滔滔不绝，似乎能言善辩。 但是他面对的是军人，才终于晓得老祖宗留下的那句话：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接下来的辩论就很俗套了，就像中央文革的手段一样，王力同志享受了一番在北京多次强加于别人的待遇。一群“造反派”上阳台，给钦差大人一顿强劲的拳脚；阳台下的人群则在一旁愤怒地配音：“绞死王力，油炸王大胖子！”等等。 王钦差鼻子流血了，眼睛青肿了，头发被揪掉了；他能做的也就是杀猪般叫：“哎呀，不能打我呀，要文斗，不要搞武斗，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王力同志，此刻你感受到那些曾经被你批判的人的痛苦了吗？如果把中央文革那帮人都这么批斗几场，或许可以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自己的行为。 这些人干得很解气，却害苦了陈再道。作为一个军区司令，中央大员在他的地盘被批斗、被暴打，与暴乱何异？在留守北京的那些人眼中，这就是兵变。当然王力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因为毛泽东在武汉。一旦真的兵变，那将是西安事变的重演。演员由蒋介石和张学良，换成毛泽东和陈再道。 一九三六年，张学良在西汉扣押蒋介石，南京乱作一团。一九六七年，事件爆发时，毛泽东深陷武汉，局势不明，北京同样乱作一团。 中南海紫光阁。 风云人物们正在紧急开会，连向来怕见光、见风、怕声音的林彪都参加了。 会上，那位眼高于顶的江女士放下了一贯的骄傲，眼含泪花，说：“这可怎么是好？陈大麻子当真翻脸搞反革命政变了，向我们反扑了！他扣押住富治、王力事小，倘若他煽动军队扣住主席不放，那可不得了。”怎么办？江女士当然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她知道怎么办，就不会最后落到自杀的结局。就像所有的妇人一样，失去主心骨（毛泽东）时扮演一个手足无措的女人。从这点上看， 她还不如宋美龄。西安事变期间，宋美龄好歹懂得坚持和谈，好歹敢于去西安犯险。 江青手忙脚乱，那么她的助手呢？张春桥跟着毛泽东，陈伯达手摇折扇，摇头叹息道：“是呀，我早就预感到七月的中国处于反革命全面复辟的前夜，非常非常非常之危险！我早就向主席说过。 我在前几天还接见蒯大富、王大宾、牛辉林、韩爱晶等小将，向他们指出：由于带枪的刘邓路线分子已公开行动，中国已处于大决战的历史关口，弄得不好，文化大革命有失败危险。青海出了个赵永夫，内蒙古出了个王良太，如今武汉又冒出个陈再道。”啰啰嗦嗦讲半天，就是拿不出解决问题的方案。难怪林彪说，陈伯达是一书生。何止陈伯达是书生，那帮人都是书生，事到临头除了啰嗦还是啰嗦。 至于天才的林副主席，反应一点都不天才，提出“立即派陆海空三军包围武汉三镇，做好镇压准备，同时对武汉军区发动政治攻势，争取广大指战员反戈一击、幡然悔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这个提议比何应钦当年提出处理西安事的方案高明一点点。当年何应钦是决定蛮干，直接轰炸西安。现在林彪的方案是武力压迫，政治攻心。但中央文革小组多数成员表示支持，也拿不出更好的办法，只是担心如果出兵镇压，特别是出动空军镇反，会危及伟大领袖的人身安全。 最后还是没有失去主心骨的叶群建议：请周总理去武汉给主席解围，而后再采取一切能采取的行动平定“武汉地区反革命暴乱”，众人均表同意。当然咯，如果发生意外，最好连周恩来一起陷进去，那样大局就在林副主席的控制下了。叶群这一招，牛！ 七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再次到武汉，先见毛泽东，两人作了长谈。周恩来亲自安排车辆，护送毛泽东一行乘车去武汉空军二号机场，一路上车帘封严，遇陆军士兵和百万雄师的人员盘问，都是周恩来亲自露面调节，一路通行无阻。陈再道、钟汉华闻知周恩来随一车队去了二号机场，并不知他是护送毛泽东安全离开，忙轻车简从赶到机场，欲向总理申诉，却受到担任机场警卫任务的空军部队官兵们的阻挡。周恩来目送那架军用专机在八架歼击机护航下消失在天边，终于长出一口气。 自从五八年之后，毛泽东就不再坐飞机了，这一次破例坐飞机离开，可见形势之紧迫。 毛泽东离开武汉之后，周恩来着手处理七二零事件。经过一系列的谈判、分析、忽悠、利益转化之后，陈再道同志效法当年的张学良将军，和周恩来一起回到北京，享受一系列的批评教育，直到林彪事件之后再次上岗，九三年离世。 陈再道将军虽然没有行张学良之实，还不如张学良。张学良被软禁，好歹有吃有喝有女人陪着。 在中央文革的宣传中，陈再道同志从来都是挥金如土、花天酒地、调戏良家妇女无数……总之是打着灯笼找不到亮点。因为这些特点，陈再道同志得以享受和彭德怀在一起接受批斗的高等待遇！ 当然，这事中最搞笑的就是王力了。深陷粗暴大兵蹂躏之中的王秀才体验一番中下层军民文革斗争的滋味，原本心灰意冷，回到北京之后再次热起来，展现在他眼前的是另一个场景——一个盛大的欢迎大会。在机场，王力同志见到了革命战友兼靠山江青女士。她穿着军服，一手握住小红书， 一手搀扶王力的手臂，热泪盈眶，泣不成声：“同志们，战友们，你们终于回来啦，这归功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呀。王力同志，我得知你们被杀人成性的大刽子手陈再道关押后，急得两天不能吃东西，夜夜失眠。”此刻的江青真是一个很好的演员，演她自己，演得不错，只是离一流政治家的境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武汉是王钦差，京城当王英雄。王力同志抚摸自己青肿的脸，发现挨了那些拳脚还是值得的， 毕竟自己成了“大英雄”！一时之间人气指数直线上升啊。得意之下，不停挥动小红书给江青同志壮势。当然他有得意的理由——人生高潮嘛！ 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新华社电讯：“中央派往武汉处理当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代表谢富治、王力同志光荣回到北京”！文章还配有王力光荣受伤的大幅照片。两天之后，天安门广场人头攒动，红旗招展，口号震天。京城百万群众隆重集会，欢迎王力、谢富治“胜利归来”。在京城主要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来了，甚至连怕光、怕水、怕声音的林副主席也冒着酷暑，亲自出席这场声势浩大的欢迎大会。 王大英雄拖着伤腿上了天安门城楼，坐在一把小椅子上，凭栏雄视万众欢腾的场面，这是故意安排，和武汉军区大院那个小阳台形成鲜明对照。真是受宠若惊啊！这一刻，王秀才达到了人生光辉的顶点。天安门的欢呼让王秀才忘了武汉阳台下面战士的咆哮。 （四）火烧外交部 古人云，水满则溢，月圆则亏。人生也是一样，顶点之后就是下坡。四个月之前，赵永夫在青海屠杀了两百人之后，跑到北京去当了三天的英雄。三天之后沦为阶下囚。王力比赵永夫走运一点， 多当了几天的英雄。 英雄如同一杯兴奋剂，喝下之后增加当英雄的冲动。赵永夫如是，王力亦如是。成为英雄的王力，只能在英雄的道路上开足马力往前冲，直到撞到南墙。 秀才遇到兵当然是有理说不清，但是秀才成了英雄，那就更无厘头了。王力同志成了英雄之后， 脑袋逐渐发烫，烫到整个世界都是红色的。国内已经容纳不了他了，要折腾到国际去——要去管外交。外交是周恩来的地盘，把外交拿下来，就可以送周恩来和陈毅喝西北风了。在中央文革集体智慧的指挥下，王力趁自己人气正高，充分利用自己的煽动能力，鼓动红卫兵去外交部夺权。外交部经常被冲击。外交部长陈毅已经摇摇欲坠了，再加把劲，揣一脚或许就倒了。所以造反派很高兴， 后果很严重：火烧了英国代办处，造成重大外交事件。 所谓文化大革命，说到底还是内政，跟外人没有关系。 给英国办事处来把火，相当于外事，外事无小事。 王力长期在中央高层工作，不会连这点常识都没有。他为啥要这么干？或者说，王力鼓动红卫兵冲击外交部，也绝不会鼓动大家去英国办事处放火。火是意外么？可以理解为意外。因为造反派搞起来，啥意外都可能出现。如果不是意外会怎么样呢？两种可能，一种有人故意搞破坏；另一种还是有人故意搞破坏。搞破坏的人要趁乱搞点事，那是易如反掌。他们是谁呢，可以理解为敌对势力，比方说敌国特工。如果不是敌对势力，那就是自己人搞的。那么谁会搞这么大的事，动机何在呢？回答这问题需要一点波折。 北京的中央文革则陷入狂欢之中，在江青、张春桥等人眼中看到的全是胜利。特别是江青同志， 她认为自己的演出很成功，成绩很大。因为她看到的，是上海夺权成功，是全国夺权成功，是成功取代中央政治局。高层所有的反对力量，要么已经被打倒，如刘、邓、陶；要么正在被打倒，如徐向前、叶剑英、陈毅。至于地方上的反对力量，赵永夫和陈再道已经在北京开喷气式飞机了，不是么？所以在中央文革看来，形势一片大好，非常的好——当然还没有达到最好。 最好的结果是啥呢？那就是反对者最好全部趴下。虽然很多人都倒了，还有一个人挺立着。只要那个人还挺立着，就谈不上最后的胜利。那人就是周恩来。 从表面上看，周恩来对中央文革好像没有威胁，他全心全意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对中央文革的行动相当配合，从不和江青甚至中央文革的人争风头。在中央文革的人到处煽风点火，去抓革命， 周恩来只是默默地搞生产，不动声色。尽管他小心翼翼，周旋于“抓革命”和“促生产”之间，在那个狭小的政治舞台上，他依然是个庞然大物。 站在政治舞台之外看周恩来也就是一个干活的，每天加班加点地干，没有加班工资。辛辛苦苦不算，还要对各路人马笑脸相迎。中央文革那帮人呢，到处煽风点火，咋咋呼呼，吸引眼球，聚敛人气，实际情况却是另外一个情况。所谓政治舞台，所谓各种表演，说到底都是在推动国家机器运转。国家机器运转的基础，归根结底也就两个字，干活。 假如身在社会底层，可能白费力气，累死累活，功劳都是别人的。然而在政治舞台的最中央， 干活多，意味着权力大。周恩来恰好就在政治舞台的正中央。各级政府，各个部委，所有关于生产运作的事，都由周恩来说了算，也就意味着整个国家机器的基础都在他手里。 中央文革那帮人到处煽风点火，闹夺权、闹革命，说到底也就是想上位。他们煽动红卫兵去打去闹去夺去抢，以革命的名义夺权。打倒各个组织的人，从各个地方夺权。 然而夺到权力之后发现一个巨大的悖论：夺权之后，如果稳定下来搞生产建设，那么权力将汇入国家机器，从各级政府开始，一步步向上，最后又汇到周恩来手中。如果继续折腾，那么相当于 自己折腾自己，啥时候是个头？看不到尽头。不论怎么搞革命，终究有个尽头。如果革命尽头之后， 权力还在周恩来手中，那么相当于为他人作嫁衣裳，白干了。 如果不想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夺权）被人摘去，只有一个办法：除去周恩来。 要想除去周恩来很难。因为周恩来的角色是合作者。和刘少奇、邓小平要修正毛泽东路线不同， 周恩来从来不会违背毛泽东的意图，对中央文革的人也是笑脸相迎。中央文革四处煽动造反派冲击政府部门，基本上把国务院管辖下的各个部委，上上下下都冲击得七零八落。换成一般人当总理， 早就干不下去了。想一下嘛，今天外交部长跑来找你诉苦，明天煤炭部长过来找你理论，后天农业部长说我没法干了，如果你是总理能架得住么？把那个位置上换上江青，估计每天要哭好几遍（详情参照被陶铸说几句就大哭大闹）。 中央文革曾经以为这样就能把周恩来整垮，可是他们太低估周恩来了。在王明时代周恩来就在中央干活了，那时候江青还叫李云鹤，那时候张春桥还希望国民党带来光明，那时候中央文革的其他人还穿开裆裤。周恩来历经党内所有领导人的更换，历尽所有的艰难残酷的日子，走的路比中央文革那帮人过的桥还多，韬略和涵养远非那群理论家能比。在中央文革看起来搞不定的事，周恩来轻而易举地化解掉。中央文革不是要冲击各级政府部门么，让你去冲击。周恩来还配合中央文革， 去搞游说工作，让大家跟着毛泽东走，听党组织的话等等。如此一番之后，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 那些被冲击的人，倒了，就躲在周恩来的周围，周恩来尽量去保护；没倒的，依然在周恩来周围， 因为周恩来在抓生产，搞建设啊。 就是这样，任凭中央文革风吹浪打，周恩来在风浪上闲庭信步，左推右挡，前摇后晃，就是不倒。后人因此说周恩来是政坛不倒翁，说他精明滑头，就说好了。说这些话之前要想一想这些话的前提：周恩来参与过各个时代的中央，党内各个时期的人才基本上都在他的领导下工作；第一代将帅中，所有人都跟周恩来的关系不赖；各级政府之中的官吏，被打倒的只有周恩来能提供保护伞， 想干活的，只有周恩来能提供干活的机会；另外，周恩来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容易吗？敢问如此不倒翁，有几个人能胜任？不信可以试一试，有几个人能让十大元帅中的任何一个改变主意？ 但是对中央文革的人而言，无论如何都要把周恩来给推倒。周恩来不倒，实权就落不到他们手中。他们干革命就是为了夺权，没有权力相当于白干。为了不白干，就要去推周恩来。如何去推周恩来呢，党内干革命、冲击政府的办法是行不通了。要不制造点外交事件试试？你周恩来能摆平党内所有人，不见得能搞定全世界吧，看你如何向英国人解释！ 一九六七年八月份，江青和康生找到红得发紫的王大英雄，让他出面搞一搞外交部。他们认为， 周恩来直接领导、陈毅任部长的外交部是“老保”。在中央文革的策划下，组织上千人的“揪陈大军”，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要揪斗陈毅。八月七号，王力会见造反派的代表们，发表了一通鼓 动演说。 王力说：“外交部吓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外交部就这么难？我看处理红卫兵的内部问题比这复杂多了。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 王力说：“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王力说：“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有掌握，有点权才威风。” 王力这些话是对外交部内部的造反派说的。这些人平时在外交部底层，负责端茶倒水拍马屁等工作。趁文革的东风，决定夺权翻身当老大，享受别人端茶来，享受别人来拍马屁。现在王力告诉他们，你们的理想是远大的，前途是光明的，手段是合理的，干吧。 对本来信心不是很足的造反派而言，王力同志本身就是榜样。革命时期没有战功，凭借文革青云直上，成为中央首长。到武汉捅出一个大篓子，回到北京却成了英雄，人气指数还在直线上升中， 还有啥好犹豫呢，干吧。 一直闹腾到八月二十二号，外事口的造反派和北京的一些红卫兵冲击并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引起了英国的抗议，造成极坏的国际影响。 中央文革的目的达到了。在他们看来，冲击外交部，事情闹大之后，至少可以达到两个目的： 一，给周恩来出难题；二，冲垮摇摇欲坠、正在家里写检讨的陈毅。陈毅、周恩来的屏障，就好像彭真是刘少奇的屏障。彭真垮掉之后，就可以利用彭真的事直接冲击刘少奇。陈毅垮掉之后，可以利用陈毅的事冲击周恩来。第二点比第一点更重要。 中央文革的人知道，陈毅历史上反对过毛泽东。文革开始之后，陈毅就受到冲击，是周恩来和陈毅机智，利用毛泽东说的话——”陈毅是个好同志“——给挡了。二月份，陈毅那番高谈论阔彻底激怒了毛泽东，陈毅被迫检讨。中央文革决定抓住这样一个机会。机会选择得是不错，结果闹大了。 之所以说办事处失火案，如果不是意外，如果不是敌人搞破坏的话，一定是中央文革中的某个人下的手。放火不见得是王力交代的，但王力鼓励造反派冲击外交部是事实。如果闹出严重后果， 一定得有人负责。王力就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 中央文革给周恩来出了难题。但是他们忘了，这样的难题是难不倒周恩来的。因为在敏感时期， 重要问题上，周恩来向来是听从毛泽东的指示，而非自己拿主意。周恩来对眼前的局势，中央文革的良苦用心可谓一清二楚。换成一般人估计要去领导毛泽东那里反映，中央文革的人处处跟我作对， 这活没法干了云云。周恩来的反击非常艺术：找到杨成武将军，让他去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汇报材料两条：王力的讲话，和冲击外交部的事实，以及当时因为陈再道再次引发的批斗“军队一小撮”； 二，周恩来的个人观点：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八月二十五号，杨成武去了上海，把材料交给毛泽东。 （五）另一条线 看看周恩来的两个观点，好像是老生常谈，实则不然。 一个中央的领导不动摇，就没人能代替他的位置，中央文革也就折腾不出来啥花样来。唯一能让中央动摇的前提就是军队动摇。只有军队动摇，政府才会动摇，所以才重复说军队的威望不能动摇。谁都知道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但当时的情况是，解放军的威信有动摇的危险，甚至可以说正在动摇。 文革开始，军方受到冲击，批判军内一小撮，和地方上没有两样，很多中高层军官叫苦连天， 连毛泽东最铁的铁杆粉丝许世友都被冲进大别山了。后来为了稳住军队，搞出《军委八条》，算是在军区大院前面竖一堵墙。接下来又搞军队支左。支左在青海除了乱子，又出台《军委十条》，把军区大院门前的那堵墙打一个窟窿，结果惹出武汉的事。 陈再道到北京之后，毫无悬念地享受到批判。林彪发话，全国大军区就北京军区、武汉军区、 成都军区不听话，然后掀起一阵批判热潮，名曰，批判带刀的刘邓路线。周恩来是想把情况稳定下来，然而搞笑的是，批判陈再道的理由是“顶撞总理”。没办法，兵变材料没有找到，只找到陈再道在武汉顶撞周恩来的证据。 文革初期的大批判中，受益者有两帮。一帮是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他们几个人从没有公务员编制到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另一帮以林彪为首。林彪本人就不说了，已经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四大金刚军衔都不高，竟然都在短时间内成了三军大红人。吴法宪成了空军总司令。黄永胜当了总参谋长。这一切都建立在，打倒一堆元帅、大将、上将、中将的基础上的。打倒的那些人多半都是四野之外（比如军委的贺龙元帅，比如装甲兵司令许光达大将，比如地方上的陈再道上将），要么是四野出身却不怎么听话的（如罗瑞卿大将）。打倒这些人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造成军内动乱。 周恩来提出解放军威信不能动，实际上也是要一个政府领导不能动，都是一个意思。两条都是从大局出发。从大局出发，也就意味着给中央文革降火。 这一列过程中，中央文革的关锋比较活跃。 关锋，山东人，生于一九一九年。一九三三年，十四岁的关锋成为党员，可以算天生的革命者。四年之后，十八岁的关锋成为县委书记。和王力一样，关锋是靠笔战斗的，属于革命书生、笔杆子、理论家。如果说他有啥不同，那就是和老乡康生认识得比较早，并且得到康生的赏识。那个时代， 关锋那种人最好的位置是中央研究室。 中央研究室是中共中央下面的智囊机构，和大人物们关系亲密，是笔杆子们镀金的好地方。毛泽东的几个有名的秘书均在那里干过。大名鼎鼎的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等人都曾在那里工作过， 并由此走向人生的巅峰或低谷。在康生的推荐下，关锋也进入那么一个前途光明、暗礁密布、随时可能升入天堂或跌入地狱的机构里。当年反右派斗争，作为红色笔杆子，关锋就非常活跃，逐渐进入毛泽东的视野。他的大作一次又一次得到毛泽东的赏识。比方说文革宣言《五一六通知》，关锋就是起草人之一。正因如此，关锋才有机会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首长”。 在关锋的大作中，战斗力最强的便是那个——揪斗军内一小撮——的战斗口号。一九六七年一月份，上海风暴刚刚刮起来，全国范围内都在搞夺权。林彪为了表示紧跟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合作，让关锋在军内喉舌刊物《解放军报》上亮出那个响亮的口号，揪斗军内一小撮。由于那个口号过于响亮，关锋作为发明者，也将永载史册。那个口号杀伤力极大，把光荣的军队搞得鸡飞狗跳， 办到了蒋介石和美国大兵都没能完成的任务。关锋不仅仅发明了那个口号，还将其推广。 七二零事件之后，江青和林彪以为领袖这一次肯定要大发雷霆，加大批判力度了，就以陈再道为突破口，批判带刀枪的刘邓路线。为了配合老大的行动，红色笔杆子、书生、理论家的关锋自然要有所表示。怎么表示呢，很简单嘛，再写一篇大作，再次吹出——批斗军内一小撮——嘹亮的号角。文章在八月一号发表的，是建军节，离八一南昌起义刚好四十周年。在那样一个重大日子弄出那么一篇东西，结果可想而知。各路造反派人马闻风而动，南下北上，到处串联，冲击军事机构， 抢夺弹药，去揪斗军内一小撮。军区大院再次鸡飞狗跳，比方说南京的许世友，又被赶入大别山了。 然而这一次，江青和林彪都没有弄明白毛泽东的意图。离开武汉之后的毛泽东直接去了上海， 没有回北京。江青和林彪在北京折腾老半天，还没有见到毛泽东的身影，更不可能知道毛泽东的真实意图，只能凭经验和感觉去臆测毛泽东的意图，结果南辕北辙，弄反了。其实也不能怪江青和林彪，他们在北京城里，对武汉发生的一切不是很清楚。江青不用说了，让她在旁边也不会明白七二零事件到底意味着啥。至于林彪，每天只是听半个小时的“报告精选”，也不会明白究竟是咋回事， 或者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周恩来让杨成武去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时，关锋的新出炉的大作也带上了。 八月二十五号，杨成武到上海见到毛泽东，干完了自己该干的事。毛泽东对杨成武说：“成武啊，你也累了，休息休息吧，让我好好想想。想好了告诉你。” （六）毛泽东再次选择 七月二十一号，事变开始的第二天，周恩来再次到武汉见到毛泽东。两人在谈话期间，基本上各种情况都做了预测，最坏的情况就是兵变。正是考虑到这种可能，毛泽东才速速离开，留下周恩来处理问题。 毛泽东直接从武汉去了上海，到了上海之后有了被愚弄的感觉。如果说真的搞兵变，自己没有理由这样出来啊？陈再道等人实在不行扣押个总理也不错嘛。这种事不但没有发生，陈再道还跟着周恩来一起去了北京，听候中央发落。而在接下来的证据取证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陈再道搞兵变。 这样一来就留下一个悬案：为什么会发生那事？ 自从延安整风，毛泽东成为共产党的核心之后，在任何时候，他的意志都会得到执行。他要干的事，没有干不成的，从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都取得预期的效果。建国之后的历次运动，毛泽东想要哪个完蛋哪个就得完蛋。即使文化大革命，在老干部一片反对声的情况下，依然展开了。可是这次武汉两帮人闹事，多大的事嘛，按惯例一行批示就搞定了，没想到亲自坐镇，加上周恩来布局， 弄出一个震惊中外的事故来。 ——这是毛泽东的意志第一次遇到真正的障碍，第一次没有得到预期效果的情况下狼狈而归。 之前大跃进也撞得头破血流，但那是败给了自然规律。这次不一样。 要知道毛泽东和周恩来是什么人，什么大风大浪没经历过？从他们联手开始，所有敢于挡路的人通通靠边站了。 如果真的是陈再道搞兵变，那倒是好事，直接镇压也就完了。一个小小的陈再道带着武汉军区能玩出多大花样？让他出不了武汉三镇。也就是说整个事件就是一场群众闹事，明知道王力代表中央的情况下还要抓过去痛殴，如果不是积怨太深，断不至于如此粗暴。 很明显，从西宁到武汉，以及其它地方发生的类似的事都表明一个事实：军队支左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甚至是起了反作用。故事陷入了极端：放任军队不管，会扑灭文革的火种；对军队管太多， 又会造成军队本身的混乱。七二零事件，就是军队本身出了乱子。 北京的喧嚣没能影响远在上海的毛泽东。他陷入了沉思，思考文化大革命这盘大棋接下来该如何落子。思考有两点核心思想：一，文革要继续；二，军队不能乱。 北京的事，军内再次揪人，外交部夺权，毛泽东都知道了。看见杨成武之后，他还是想了一个晚上。思考的结果，就是在关锋搞的社论旁边留下醒目的批语曰：“大，大毒草！”又曰：“还我长城！” 要知道之前吴晗那篇闹得满城风雨的文章也才得到——大毒草——的待遇而已，还少一个“大” 字。至于“还我长城”就更为悲壮了，好像之前只有悲愤不已的岳武穆手书过的“还我河山”可与 之相比。有了这样一个批注，关锋的美好生活是到头了。 八月二十六号，毛泽东派人把杨成武喊过来，对杨成武说：“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杨成武准备好笔和纸后，毛泽东说：“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毛泽东说完，把杨成武的记录拿过来过目后，说：“就这样，你回去请总理马上办。”当杨成武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他叫回去，说： “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 从此号称中央文革的“车”、“马”、“炮”的三大笔杆子、理论家、兼书生的王力、关锋、戚本禹拍拍身上的灰尘，抖擞疲惫的精神，眼泪汪汪地走向监狱的大门，直到十几年之后才得以重返自由世界享受普通人的生活。 关于中央文革的精神和出牌套路，毛泽东看得很明白，他知道中央文革的人想攻下周恩来。但是他也知道，周恩来不能倒。周恩来倒了，就没人干活了。聚集在周恩来周围想干活的老干部，在失去周恩来的安慰之后，必然出乱子，而且军队会继续乱下去。那样的话，文革就将变成彻底的武革。 （七）周恩来火了一把 毛泽东这么做的目的，很简单：警告中央文革，安抚一下动乱的军队。中央文革的核心还在， 但是手臂断了。陈伯达、康生等人都是老滑头，才不会去冲锋陷阵哩——真正煽风点火的工作，都是王力、关锋、戚本禹在干。江青虽然战斗力十足，但文化水平有限，写文章不是她的强项。张春桥非常有能力又肯干，毕竟精力有限。还剩下一个姚文元，还得兼顾上海那样一个烂摊子，斗呀斗呀的。这样一来，中央文革的功能保住了，制造纷乱的力量减小了。毛泽东如此选择虽然有无奈的成分，也不失为引导文化大革命的一招好棋。 然而任何一个决定都会引起不可预知的后果。 八月二十六号下午，杨成武把毛泽东的意见带回北京，周恩来开始行动了。周恩来办事可不像中央文革那班人，折腾半天也没有所以然。周恩来表示立刻喊人开会，召开一个小型中央碰头会。 开会的目的就是解决王力和关锋。 为了达到目的，周恩来做了如下部署： 第一步，开会之前，先跟陈伯达打招呼，放点风。因为陈伯达虽然名义上是中央文革小组长， 生了一场病治好，大权却落到江青的手中。陈伯达受不了江青，就倒向了林彪。周恩来选择和陈伯达通气，是免得闹起来形成一个人面对整个中央文革喷口水的局面。虽然中央文革的那帮口水天王 不太敢怀疑毛泽东的指示，万事还是有个准备好。削弱中央文革，对林彪那帮人也有好处，加上此次周恩来奉毛泽东之命行事，争取陈伯达并不难。 第二步，安排警卫守在会场门口，一声令下进去抓人就是了。 中央文革的人一听要开会，纷纷把口水制成弹药，准备在会议上继续给周恩来出难题，比方说陈毅的问题怎么处理啊，比方说徐向前是不是七二零事件的黑后台啊，比方说那个外交事件究竟是咋回事啊、伤害了外国友人的感情怎么办啊等等。他们似乎看到了周恩来难以收场的样子，心里正在暗爽。 然而向来隐忍不发的周恩来这次没有给他们机会。会议开始，周恩来就说，今天要宣布一个最高指示，依然是他那不紧不慢的绍兴腔调把杨成武的记录读一遍，做出结论：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让他们“请假检讨”。 其实就是隔离审查，怎么变成请假检讨了呢？只因为周恩来向来善于搞人际关系，说法委婉一点而已。效果都是一样的，就是把两位大神踢出局。 当然，王力、关锋的心情立刻从夏日青葱的呼伦贝尔草原急转到秋天的沙哈拉大沙漠，被卫兵带走之后还没反应过来。江青和康生的脸色也从盛夏进入寒冬，心里盘算的是如何推卸责任，和那几位仁兄划清界线。陈伯达也是脊背上冷飕飕的，庆幸被带走的不是自己。他们看着眼前的周恩来， 顿觉世界不同了。 周恩来还是那个周恩来，还是那么一团和气，还是那么讲究分寸，还是那么给朋友和对手留足面子。然而这样一个周恩来，之前在中央文革的口水战大师眼中，是那样的软弱善良，如同羔羊一般。此刻的口水战大师们深刻感觉到，那善良的羊皮之下比狮子还要勇猛。 这是周恩来的高光时刻，在整个文革期间，这样的时刻非常的少，但总算有过。尽管有过这样的高光，周恩来的日子并不好过，还有很多烂摊子等着他。当然，王力和关锋被带走之后，这个世界清静了许多。当两人再次自由地享受到风吹日晒，那是很多年之后的事了——那时候国人已经慢慢从政治狂热中解脱出来，想办法发财了。 （八）从戚大帅的行为看文革 中央文革的车、马、炮同时失去，损失不小。号称大笔杆子的王力是车，革命急先锋关锋是马， 戚本禹就是炮。炮，威力大，火药味浓。戚本禹，脾气大。 戚本禹，一九三一年生在山东，在上海长大，是积极分子。十八年之后解放军进入上海，积极的戚本禹加入中国共产党。 性格：耿直。 特点：脾气大。绰号：戚大帅。 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中，戚本禹的人生应该是最为顺利的。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均有过饿肚子的经历。江青也经历过上海的是是非非，甚至被捕过。低一级的王力也经历过战场的考验。 关锋虽然比戚本禹还年轻两岁，人家入党时，战争还在继续。唯有戚本禹，入党时全国正好解放。 而别人打仗时，戚本禹在学文化，十八岁那年已经到了高中文化水平。当然十八岁的高中文化水平放现在不算啥，当时已经非常稀有了，直接去了中南海搞机要工作。这样的就业机会，简直和天上掉下的馅饼差不多，而且是很多年才会掉下一个的那种。 中央机要处的戚本禹具备一系列的优点：学习刻苦，工作认真，常常受到领导表扬。而戚本禹本人也是个人才，写字模仿毛泽东，写文章模仿鲁迅。毛泽东和鲁迅，是那个年代最有力的两个符号。如果一个人能用类似毛泽东的字体写出类似鲁迅的文章，即使山寨版也罢，想不走红都难，所以戚本禹走红了。 吴晗的《海瑞罢官》引起一连串的风波之后，戚本禹也写了一篇文章，写李秀成的。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的支柱，力战之后，兵败被俘，写下自供状依然被杀。当时大家对李秀成的行为褒贬不一，褒的一方认为，李秀成已经为革命尽力了；贬的一方则曰，叛徒，不解释。戚本禹写文章曰， 李秀成是叛徒，并且在大作中证明了一番。这事也没啥大不了，言论自由嘛，然而在那个文艺界即将整风的年代，就特别耀眼了。当然和所有时代一样，一篇有影响的文章会引来一大串板砖和口水。戚本禹面对四面而来的板砖毫无惧色，卷起袖子力战群雄，直到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战斗力之强悍， 连号称大理论家的陈伯达也要让其三分，连康生也对其另眼相看，风头丝毫不让后来的姚文元同志。 正因如此，在中央文革中，虽然职务最低、资历最浅，但是，戚本禹却是相当活跃。田家英自杀之后，戚本禹填补了空白，掌握了中央办公厅的重要权力。与此同时，戚本禹还是江青的秘书。 在那个年头，身兼毛泽东和江青两个人的秘书意味着什么？大家（各地党政干部）都明白，所以大家闲着没事都主动和戚本禹同志沟通。 戚本禹同志没有经过真正的革命考验，十八岁便跻身中南海，然后是名扬天下，受到领袖及其粉丝们的夸奖，根本不知道含蓄谦让为何物。所以看起来派头很足、脾气很大。 由于派头大，脾气足，江湖人称：戚大帅。戚大帅开会时昂首阔步，气宇轩昂。对那些地方大员，也是趾高气扬。连江青都说：“戚本禹眼睛长在额头上，朝上看。” 戚大帅当然会充分发扬自身的战斗力，除了干好写文章、扣帽子、喷口水这些基本工作之外， 还干了两件附加工作：煽动红卫兵造反和保护文物。从理论上讲，这两件事不冲突，然而那年代， 这是两项完全矛盾的工作。 一九六七年一月分，是全国大夺权的开始，也是运动的最高潮阶段，此时身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戚本禹本应非常忙碌。然而他在百忙之中干了一件很多人看不懂却应该鼓掌欢迎的事。一月二十七号下午，戚本禹在政协礼堂召集北京文博界和造纸厂等十二个单位造反派代表开座谈会，谈论红卫兵抄家抄出的古旧书处理问题。 当时的情况是，许多红卫兵抄家之后就把人家的资料文献啥的放把火。许多书籍非常珍贵，然后就灰飞湮灭了。戚本禹决定改变这个情况。 中国书店代表反映：“有些学校认为古旧书没有用了。建筑科学院满楼都是书，我们拉回了几车。住户有烧字画的。” 新华书店代表说：“旧书现在停售了，内部同志也有这个意见。地方上反映，县里烧书较多，八月份破四旧时烧了不少。” 北京造纸总厂代表说：“古旧书现在收了一部分，有些已经造了纸。大部分还没造纸。但这些古旧书都当成原料了。” 戚本禹问：“为什么？”答曰：“怕。” ——好一个“怕”字啊！怕啥呢？怕自己和那些玩意沾上关系？ 戚本禹说：“秦始皇焚书是有道理的，商鞅也焚过书，他代表新生产力么！他是为了统一思想。他们当时不懂得批判。我们无产阶级不能这么办。要批判才能解决问题。” 戚本禹说：“一个青年读这些古书干什么？广大群众不看那些古东西是个大解放。但少部分人要看这些东西。研究历史可以看。这是为了批判，为了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科学，不是为了吹捧这些东西。过去经史子集是每个知识分子都读，这是套在我们头上的枷锁。现在不读这些东西是大解放。搞理工的读它干什么。” 戚本禹说：“线装书不要烧，你们看怎么办？有的书可以低价收购，低价售出。搞文科的要看这些书。将来可以内部发行。少数人要搞这些东西。不论哪个阶级起来造反，都要拿这些东西在制造舆论。” 这些理由听起来极为不舒服。但在当时，在中央文革中，已经是非常理性的声音了。最重要的是结果。戚本禹给参加座谈的造反派代表们做出指示。给中国书店的指示是：“有些古书一部几百册，今后大批印不可能，还是要收下来。收书没有地方放，我给解决。图书馆送给你你就要。”给 北京图书馆的指示是：“北京图书馆的书是国家财产，任何人不许动，这是群众的财产嘛！”给北京造纸总厂等单位的指示是：“你们造纸单位可联合开个会，历史研究所、文物局、北京图书馆、中国书店、科学院图书馆出人帮助搞。”如此等等。 最后来一个总指示：古物、古书画有的集中起来。我是不赞成烧的，真的烧了就烧了，没什么了不起，要想开一点，以后要保护。红卫兵抄了多少，放在哪里调查一下，写个报告。古书画、古物先集中保管起来，这是全国性的。这些东西将来归故宫，归历史博物馆保管。地方上的东西不少， 要送文物局选，抄家的文物要管起来。有的可交文物商店。东西不要落入个人手中。一切交回国家。 文物局、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共同搞。这些事明天就组织搞。不管是哪一派都要管。第一、图书鉴别；第二、文物保管；第三、不要烧。 根据戚本禹的指示，十九天后，这十二个单位的造反派联合向全国红卫兵和造反派发出《关于保护古旧书刊、字画的倡议书》。弄出了几条紧急倡议：第一、全国红卫兵和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大破四旧，大立四新，彻底批判古旧书刊、字画所传播的流毒； 第二、红卫兵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立即行动起来，加强对古旧书刊、字画、文献史料的保护工作；第三、全国大中城市原古旧书刊的收购部门，应该恢复收购，限制流通；全国各地图书馆、文化馆以及机关、团体、学校等单位所存古旧书刊、字画、文献史料，在未鉴别前，暂行封存，不得随意处理；各造纸厂收到的古旧书刊、字画、文献史料，要暂行封存，妥善保管，与当地有关部门革命造反派共同鉴别处理；第四、个人所藏古旧书刊、字画、文献史料亦不得随意销毁。个人交售、捐献的古旧书刊、字画、文献史料，各有关部门应该欢迎、收购。 评：那个座谈会才是戚本禹一生的闪光点。 戚本禹虽然保护了一批文物，但他的本质工作还是鼓动红卫兵闹事。起草《五一六通知》有他。 鼓动红卫兵围攻中南海有他。 鼓动中南海的造反派揪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有他。鼓动造反派冲击朱德的住宅也有他。 如此等等，那是相当活跃，光辉业绩一串串的。不禁纳闷，戚本禹同志，就不能安分一下吗？ 当然不能。如果能安分，他就不是戚本禹，就不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就不是毛泽东的秘书，就不是江青的秘书了，因为世事均有因果。戚本禹同志能够成为“中央首长”，不安分就是他的因。 一边是保护文物，一边煽动造反派造反，这个完全不符合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印象，至少不符合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印象。那是一个人干的吗？当然是一个人。 首先戚本禹作为一个文化人，尽管文化程度不高，因为地位重要，对文化至少了解不少。知道秦始皇焚书不稀奇，知道商鞅焚书的就不多，知道秦始皇和商鞅焚书是缺乏批判精神，已经可以算有头脑了。作为一个有头脑的文化人，戚本禹当然知道烧书是不对的，要改变这个问题。另一方面， 戚本禹又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年纪轻轻进入中央，接触到的都是革命意识，认识到的全是革命行为。在他们那一代人之中，脑袋里都有这样一个信念：旧文化导致了中国近代落后（基本上是这样），革命带来了国家浴火重生（基本上是这样），所以要继续革命，要扬弃旧文化。当他说出秦始皇和商鞅焚书是缺乏批判精神时，也应该看到，他的首长同志们做得更加过分。 然而把这个理论放入实践中时，造成的结果是那样的触目惊心，已经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所以戚本禹的行为才那么怪异。评价戚本禹这个人，可以称之为有文化的革命者。一个有文化的革命者的行为看起来如此奇怪，就表示文化大革命本身出了问题。 正因如此，毛泽东对待戚本禹的问题上犹豫了一下。 （九）从车、马、炮的结局看文革 最高指示下达之后，王力和关锋的世界当时就步入了黑夜。一开始两人只是被软禁在钓鱼台二号楼，还是在中南海内部。吃好、喝好、睡好，生活待遇啥的，还是和先前一样。只是不能随便出去带领大家喊口号，不能煽动人家去造反，不能卖帽子了。 每天都有专人给他们打扫卫生，还有医生定期来给他们检查身体。他们并没有劳动任务，只有一项任务：写检讨。日子清闲得让人发狂，但比起街头武斗的广大炮灰要好多了。有一天，他们等来了领导陈伯达同志和张春桥。领导人当然还是那样的春风得意，还是那样的笑容可掬，只是不再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了。陈伯达和张春桥告诉昔日部下曰，要好好地写检讨，深刻地写检讨，从骨头里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希望改过自新重新做人。那天是十月十六号。 十六号之后，专人打扫卫生的生活没有了，定期检查身体的医生没有了，因为两人离开了中南海钓鱼台，被关押在北京西山，每人一栋别墅。在那里，日子更无聊了，待遇也不一样了。然而比起那些被他们煽动起来的红卫兵残酷斗争的老革命，他们还是在天堂一样的舒服。他们的任务还是老一套，写检讨，加深检讨。 检讨啥呢？他们自己也说不清，但是必须得写。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写得好的话就可以继续出去吃香喝辣，继续当中央首长，继续煽动红卫兵去批斗人家。写得不好，就要完蛋，还可能成为狂热的红卫兵批判对象，要开喷气式，要戴铁帽子（如张霖之），那是生不如死啊。所以要好好写，可是又写不好，那个惆怅啊，那个郁闷啊，那个心有不甘啊，那个无可奈何啊，就不说了。这样写了两个月，终于不用写了，因为他们去了秦城监狱。 此后的十几年，他们住的房间只是两个木凳架上的一块木板，吃的也很差。没有了服务人员的百般照顾，他们依然活得好好的，既没有生病死掉，也没有上吊撞墙出意外。大家甚至忘了他们的存在。不管他们曾经多么风光，多么不可一世，在秦城监狱的夹板上，他们和墙缝里的被遗忘的蟑螂没啥区别。尽管如此，这个待遇也比被打断肋骨的彭德怀，比被截断腿的罗瑞卿好多了。 其实王力和关锋被忽悠了，在他们住进秦城监狱之前，他们只是供昔日战友们泼脏水的粪坑而已。所谓写检讨，也就是让自己承认错误，替中央文革背黑锅。当然，他们干得很好，把所有的错误自己扛下了，光荣留给了战友们。 戚本禹是另外一个行情。在王力和关锋倒下时，戚本禹还没有彻底倒下。在警卫员把王力和关锋带走时，戚本禹还发言了。当然戚本禹也不想倒下，他也不太相信自己会倒下。他知道毛泽东对他手下留情之后，抱有一丝侥幸心理，以为毛泽东过去很赏识他，会对他继续手下留情，放他一马。 于是他做了一个错误选择：猛烈地批判王力和关锋了。 戚本禹直接写材料揭发王力和关锋，所有脏水往昔日战友身上泼。与此同时，陈伯达、康生、 江青也在往王力和关锋身上泼脏水。不同的是，那几位战友兼领导不仅把脏水泼向王力和关锋，同时泼向没有倒下的戚本禹，说戚本禹和王力、关锋是一路货色、坏人披了一张好人皮、挂羊头卖狗肉、扮演好人害好人，欺骗俺们这些无产阶级老实人。 一开始，毛泽东对戚本禹是有感情的，是保的，是欣赏的，所以才让周恩来争取一下戚本禹。 然而戚本禹表现太差了，出了问题首先是推卸责任、是向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泼脏水。这种人如何能重用？成大事者，没有不出错的。出了错而不敢承担，还能干啥？如此一个不敢承担的人，保下来何用？看看周恩来等老一辈，有了错，先自己扛下，然后再寻找要因。那才是老一代领导人的处事风格，也是他们干革命成功的原因。 所以戚本禹很简单，即没有在中南海钓鱼台过渡，也没有在北京西郊别墅被软禁，而是直接投入秦城监狱了。他的待遇和曾经的战友王力、关锋一样：住的房间只是两个木凳架上的一块木板， 吃的也很差。毛泽东不仅对王力、关锋、戚本禹很失望，同时对江青、康生、陈伯达也很失望，一看就没有一个可以独当一面的人。但是不用他们又能用谁呢？能独当一面的都到了资本主义阵营去了，死的死（如刘少奇、贺龙、陶铸——正在死去），贬的贬（如邓小平、陈云），伤的伤（如彭德怀），残的残（如罗瑞卿）。 然而，尽管王力、关锋、戚本禹几个人在后人看来没少惹事，本质上也就是书生而已，写写文章，煽动一下而已，不是决策者。说他们在文化大革命起多大作用，那是鬼也不信。但是站在文革的立场来看，他们又是最积极的参与者。他们参与的程度远胜过绝大多数人。写文章最起劲，搞煽动冲在前，可以说是执行文化大革命理论最为坚决的知识分子。最后的结果竟然是在一九六八年的 时候，各自在秦城监狱挣得一个单人房间。一九六八年，文化大革命还在高峰。在文化大革命的高峰期间，执行文化大革命最为坚定的知识分子却跌入谷底，说明了什么呢？很简单，中央文革名义上为指导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玩不下去了。 促使王力、关锋、戚本禹走向秦城的因素，不仅是毛泽东对中央文革的失望，还有另外一件事， 即武斗。 （十）最后一个选择 武汉闹事之后，毛泽东到了上海，在那里他意识到两件事：不能任凭中央文革无限制地闹了， 要泼点冷水，于是就有了文革干将王力、关锋、戚本禹从中南海辛勤劳动到秦城吃免费皇粮的故事； 第二，就是军队支左是个错误。如何错的，参照前文。 在中央文革战斗力下降、军队支左不成功，而文化大革命必须继续的情况下，接下来该怎么做呢？只有一条路可走了，那就是继续挖掘红卫兵的战斗力。原本军队支左，目的也是增加红卫兵战斗力的，没想到起了反作用。那么如何挖掘红卫兵的战斗力呢？自文革开始以来，在强大的宣传力度下，基本上所有在校的年轻人都发动了。红卫兵也是非常卖力，能冲击的都冲击了，该打倒的都打倒了，战斗力基本上到了极限，还如何增加呢？ 只有一个办法，给他们武器。 武汉事件之后，红卫兵有了枪支弹药，一部分是发放的，一部分是抢的。没想到武器一到手， 不仅没有增加红卫兵的能量，更是起到反作用，造成彼此自己的更大规模武斗。伟大领袖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这么一个结果，赶快在九月五号号召大家把武器上缴。然而正如红卫兵运动本身一样，潘多拉魔盒被打开之后就不是那么容易关上的。造反双方都有武器，谁愿意上缴？谁能保证自己缴枪之后对方也缴枪？谁能保证对方不私藏？所以很大一部分武器流落在红卫兵手中，武斗一直持续着，一直持续到红卫兵进入历史。 不论从正面还是反面看，文化大革命都是一个惨烈的故事，故事本身浓缩着深深的悲痛。所有被牵涉进去的人都付出了自己的代价，所有人付出的代价加在一起促使文革走到尽头。 前面说过，因为文化大革命，许多党政要员付出了代价，社会精英付出了代价，军方统帅付出看代价，中央文革小组本身也付出看代价，最后连江青和张春桥付出了代价，走向监狱；毛泽东也付出了代价，如今被非议。 在这一连串的代价之中，现在说一说造反派和保守派红卫兵付出的代价。 关于文化大革命，很多人的印象中都是红卫兵去干人家，拉着高干开喷气式飞机，去社会精英 家里去抄家，去挖墓、砸文物。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文化大革命之中，付出代价最大的群体，对之后的社会影响最大的群体，恰恰是红卫兵。 社会影响暂且不谈，谈谈付出的代价吧。代价就是大武斗。 （十一）大武斗 从红卫兵诞生的那天起，不合的种子就已经种下了。在大饥荒的篇章里，描述了一个走向大饥荒的农民张三。现在描述一个走向大武斗的红卫兵，叫红小鬼。 文化大革命开始那会，红小鬼在上学，不管是中学、高中、还是大学，身份是一样的，都是建国之后，在豪迈、阳刚的红色思想下教育出来的第一代年轻人。 要理解红卫兵的所作所为，离不开那个时代的大背景。红小鬼的童年或少年，正是新中国的第一个十年，即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九年，那十个年头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在那个十年之前的一百年，中国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战争，从英国鬼子到俄国长毛、到八国联军、到日本鬼子，遭受过各种各样的的磨砺；出现过各种各样的垃圾人物，北洋军阀前后各种各样的垃圾军阀，如热衷于盗墓的孙殿英，如火焚少林寺的石友三；中国人遭受过各种各样的耻辱，比方说各种租界内的歧视。 中国人和其它国家不一样，中国人没有统一的信仰。耶稣基督、释迦摩尼、安拉、太上老君、 玉皇大帝、财神土地，中国人都相信，但没有一样东西能让多数中国人相信。唯一能把所有中国人联系在一起的那个东西叫政治。 其它地方常常为宗教打仗，你死我活，看看《圣经》，基本上就是宗教战争史。中国人只会为政治打仗。 在中国分分和和的历史上，凡是和的时代，是以一个政治家为首的时代；分的时代，就是那种有一大串政治家的时代。远的不说，看看国民党和共产党。国民党失败，就因为他们大大小小的政治家各自盘踞一方。共产党胜利，只因为大大小小的政治家唯毛泽东马首是瞻。百年积弱之后，再一次重新聚拢在一起，在同一种思想下，以一个人为首，骄傲地挺起胸膛。特别是抗美援朝之后， 民族意志和热情空前高涨，豪迈的英雄主义笼罩华夏大地。 在这种情况下成长起来红小鬼，他爸有权也好、有钱也好、修地球也好，受到的教育统统是一样的：你们是红色社会主义的接班人。 建国第一个十年之后，也就是五九年之后，社会出了大问题，各种矛盾激化。在今天，一点小事可以引来一大堆口水，一个项目就能引来群众事件（如什坊事件），那个时代可是全国性的饥荒。 今天的人，在吃饱喝足之后，有麻将可以玩，有比赛可以看，有各种风花雪月的场所可以去，有各种奇闻八卦可以唠嗑，依然会为了一个项目走上街头，而这个行为还是遭到政府反对的。当时那些人，啥消遣都没有，整天关心政治，谈论英雄，幻想有一天成为英雄，吃不饱饭饿肚子，要不要去闹？当然要去闹。而且他们还有最高领袖的支持。支持他们的那个领袖，还是中国历史上数千年以来排得上号的政治强人。 有了这个背景，红小鬼自然而然、甚至可以说是必然地走上街头去闹事。闹事的前半年，当然是很爽的。把那些看似高高在上的大人老爷们拉到某个地方批评教训，那一瞬间还真有当英雄的幻觉，真有成为革命接班人的幻觉，真有拯救天下的幻觉。然后在那强悍且稚嫩的心里就会有这样一种错觉——小爷是代表革命的，是保卫毛主席的，凡是阻挡小爷脚步者，就是反革命的，反对毛主席的。 在咱们中国，凡事都不是孤立的，除了高端科研（很少）和创造（稀有），任何一个有利可图的行业，都会有一大堆抄袭的、模仿的、跟风的，闹革命也是一样。红小鬼很快就发现，周围出现了很多同样的组织，但是却在干不同的事。红小鬼及其同伴们要打倒的人，其它组织却在保，在对着干。他们也和红小鬼一样有错觉——小爷是代表革命的，是保卫毛主席的，凡是阻挡小爷脚步者， 就是反革命的，反对毛主席的。 这样一些人碰到一起，就好比火焰和炉子同出一个房间，迟早要擦出火花的。 一开始大家自诩为革命接班人，还是讲点文明的。首先是贴大字报辩论，不过瘾，就约架，搞辩论，搞文斗。换成现在就是，在网络上辩论谩骂，谩骂不过瘾，通过网路相约，出来搞辩论。辩论不成就动手。只不过现代人相对文弱，缺乏血性，即使冲突了，也就是踹几脚，然后回到网路上继续骂。那时候的人比较强悍，动起手来是成群结队，菜刀、钢钎、枪炮应有尽有，而且没有警察抓人。如果当年有新浪、天涯什么的，口水战肯定相当壮观。 军队支左之前，红卫兵也有内斗，但还是以竞争为主。大家高喊诸如“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 之类的口号投入打砸抢事业中。因为夺权刚刚开始，观点不同不要紧，各干各的嘛，一方去冲击外交部，另一方可以冲击农业部，共同建功立业，积攒吹牛资本。国家机器说大也大，说小也小。机关部门虽多，却也禁不起造反派连续不停的冲击。一段时间之后，能冲击的地方都冲得差不多了， 能夺的权力也夺了，大家又见面了。 红小鬼及其同伴们又看见讨厌的敌人。怎么办呢，文斗辩论都搞了，唾沫也吐得差不多了，谁也没办法说服谁，好吧，那就武力见高低吧。其实红小鬼讨厌的那些人看红小鬼也是一样，讨厌着呢。然后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场景。 场景之一：红小鬼和某个讨厌的敌人相约于某时某地辩论搞文斗，去了一看，对方带了一群人， 大爷的，是个陷阱。红小鬼一看，要么拔腿就跑装孬种，要么硬着头皮当好汉，结果可能被揍得头青眼肿。事情当然不能就这么算了。红小鬼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属于某一个战斗集体，他的脸面不仅仅代表他个人，还代表整个战斗集体。面子被人家泼了屎尿，怎么办呢，自然要捞回来。于是红小鬼和一帮战友，在某个角落抓住一个或几个敌人。其实那根本不是敌人，还可能是同学或者老乡，因为站在不同的战斗集体里而成了敌人。对待敌人是要残酷的。个别敌人就要丧命了：有人不堪侮辱，会从楼上跳下去，寻找生机，在落地摔成肉饼之前高喊口号，如战斗到底！毛主席万岁！ 当然也可能不是跳楼，或者跳悬崖。当然也可能不是跳，是被扔下去的。当然跳下去或者被扔下去摔成肉饼的不是别人，正是红小鬼。但是为了借用红小鬼的绰号，假设他没死，死的是别人。如果是敌人死了，那是最好。如果是战友死了，那就举行一个哀悼会，化悲伤为战斗力，继续战斗。 场景之二：凡是立场坚定的红卫兵必然卷入武斗。红小鬼也一样，要和战友们一起于敌人相约比武，时间是某时某地。原先说好是六对六，或者十对十，而对方不守（也可能是己方）诺言，战场四周设下埋伏。 结果就相当于一群人包围一队人。这个时候，一群人心里充满喜悦，好像要抓住老鼠的猫；一队人心中自然是恐惧，如同看见陷入猫的包围圈之中的老鼠。然而喜悦也好，悲伤也罢，都是前戏， 都是铺垫。喜悦者是否能喜悦到最后还要经过残酷的考验。战斗一开始，就没有喜悦或悲伤，只有生和死。在生死之间，人就会变成凶猛的野兽。不管是周围的人，还是被包围的人，都会在生存本能的驱使下，像野兽一样战斗。 战斗中的野兽是凶猛的，残忍的，没有情义的。尽管他们都是同一个国家的同胞，尽管他们之间没有深仇大恨，尽管他们可能有着同样的身世同样的梦想，但是在生存本能的驱使下，手中的菜刀或者钢钎会毫不犹豫地招呼对方。如果有炸弹，也会毫不犹豫地拉开导火索。 在这样的情况下，红小鬼可能拿刀砍死别人，也可能被别人砍死。为了红小鬼这个绰号，现在假设死的是别人，红小鬼依然毫发无损。如果是敌人死了，那是最好。如果是战友死了，那就举行一个哀悼会，化悲伤为战斗力，继续战斗。 场景之三：最为残酷的斗争方式当然是枪战。用刀砍棍打的方式固然热闹，杀伤力毕竟有限。 就算一伙人围住一个，也不见得非得把对方打死，毕竟人心都是肉长的嘛。枪就不一样了。一旦打起来，子弹不长眼睛，打中要害铁定完蛋，即使打不中要害，医疗跟不上，流血也会死掉的。 枪战一开，必然是大规模的，是一派对另一派。两派人马可能占据一个学校当战场，再看看如何解决对方。也可能从城市混战到郊区。交战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很多场面，比方说可能有人不小心单枪匹马误入敌阵，然后就会小命不保。 枪战一开，就再也没有朋友之情，再也没有同窗之谊，只有枪支弹药、准星、目标、敌人，只有生和死。不是你死便是我亡。如果是敌人死了，那是最好。如果是战友死了，那就举行一个哀悼会，化悲伤为战斗力，继续战斗。 场景之四：武斗过程中，战友的死亡是一个必须面对的过程，哀悼战友也是一个特殊的仪式。 死人盖着红布，爹娘亲朋都成了过去式，活人戴着黑纱，还要继续战斗；死人平躺，旁边放在陪伴他去另一个世界的红宝书，活人直立，手中拿着这个世界的宝贝——红宝书。然后在墓碑上写着： “唯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或者“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吐嘉华”、“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某某某烈士，在血火交炽的八月天，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用生命的光辉照亮了后来人奋进的道路”；或者“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绝不丢，你们铿锵的誓言啊，已汇成千军万马、万马千军惊天动地的呼吼；或者，你们英雄的身躯，犹如那苍松翠柏， 巍然屹立红岩岭上，歌乐山巅”。 这个仪式的功用很简单，一边为死去的战友哀伤，一边聚集怒气继续战斗，去杀伤，去制造更多的死亡。大家都是血肉之躯，都是爹疼娘生天地养，就这样死了，却不去反思死亡，而是追求更多的争斗，可以说是疯了。 如果有俘虏，还会虐待俘虏。俘虏全部光着上身五花大绑跪在一旁。俘虏全身有可能被涂抹已成嘿嘿的锅灰，鲜红的血液从伤口中流出，处于一种不死不活，要死要活，不红不黑，又红又黑恐怖状态。如果仅仅是一个追悼仪式，可能会散布一种恐怖因子。俘虏起到一种鼓励作用，伤痛的刺激加上虐待俘虏的鼓励，会释放出更为强大的战斗力。 如果经历这一系列遭遇之后，红小鬼没还活着，那么好吧，到今天已经是个老人，终于可以回忆反思过去。 要想全景式描述红卫兵的武斗是一项难以完成的任务，太复杂，太乱了。下面通过两个具体战例讲一讲武斗对红卫兵运动的走势和结局的影响。 （十二）战例之一：重庆战例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五号，毛泽东在北京首次接见红卫兵的三天之前，地处遥远的大西南的重庆成立了一个新的红卫兵组织，成员包括学生、工人、干部等人，他们组织了各种战斗团体。后来为了方便宣传，全部称为“八一五”派。 这个派别一看就知道先天不足。男女老少一大堆，大杂烩，意见不合在所难免。特别是面对大家共同的事业——“打砸抢”方面的看法不同。偏偏那是一个非黑即白的年代，意见不同怎么办？ 分裂。最后分裂出一个超强的战斗集体，叫“反到底”派。这个名字就传递出两个信息：一，很唬人，战斗力肯定不弱；二，没前途，何时才能反到底？ 等武斗来临时，就形成这样一个局面：八一五 VS 反到底。 双方成员的组成大致相当，都是学生和工人混编。所以武斗地点主要集中在各大专院校和各个企业，根据业余的军事常识对战。比方说占领战场的制高点，就是抢先占领战场上的厂房，学校宿舍大楼什么的。进攻或者反制，就是争夺厂房、宿舍楼什么的。 重庆武斗的特点是斗争程度激烈、持续时间长、伤亡大。很大原因是，当时中苏关系紧张，重庆地处西南腹地，为了应付突然而来的战争，很多军工企业迁移到大西南。当时全国有四分之一的军工企业在重庆。比方说现在建设的摩托生产基地，当时就是军工企业，有一个连的军队守卫。大量的军工企业自造大量武器，大量生产军火的工人卷入武斗。加上中央在武汉事件后允许持枪，大量的武器流落到武斗战场上。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号，武汉七二零事件爆发后的第五天，重庆武斗开始了。夜里，“八一五”偷偷占领了建设机床厂旁边山顶的两栋小楼（占领制高点）。建设机床厂属于“反到底”的势力范围。旁边山顶小楼却被对手“八一五”占领，“反到底”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容忍的，他们决定夺回那个制高点。上午八点，“反到底”集结人马进攻山顶小楼。一番喊话、谈判、警告、威胁无效之后，进攻！“反到底”手持钢钎、大刀、燃烧瓶，身穿劳保服，头戴藤帽，围着小楼，投掷燃烧瓶。 “八一五”的人则凭险据守。双方就这样展开攻防拉据战，均有伤亡。两个小时之后，“反到底”的人渐渐失去了耐心，决定来点真格的，于是就出动了他们的攻坚力量，一个叫红大刀的战斗小组。红大刀的成员以建厂年轻工人为骨干，各个身强力壮、狂热冲动、牛劲十足。他们的常规武器全部自己手工生产：钢管焊上本厂生产的三棱刺刀，人手一柄，长约丈许。如果不动用枪支弹药等热兵器，在常规冲突中，那玩意在对战中的杀伤力即使比不上关二哥的青龙偃月刀或张三哥的丈八蛇矛，对付肉体凡胎也是绰绰有余了。他们找来梯子，手持武器，在燃烧瓶的掩护下开始攀爬攻坚，上演真人版战争电影。 与此同时，驻守大本营的“八一五”发现昨夜拿下的堡垒冒起了滚滚浓烟，开始派出增援队伍 ——八一兵团。这个兵团也是战斗力超强强。在武斗之前，他们在空压厂制造了两栖坦克车。现在他们离开空压厂，手提砍刀、钢钎，一路喊着口号冲向战场。 援兵赶到，内外夹攻，“反到底”支持不住了，承认暂时失败，开始撤退。“八一五”则乘胜追击。一个“八一五”的人看见一个“反到底”的红卫兵退在后面，就提着钢钎从红砖楼边冲过来。 那里有一个长年堆积如山的垃圾山，大约有一幢楼那么高。红卫兵同志潜力迸发，硬是从垃圾山跳 将下去，追赶者把手中的钢钎当标枪，奋力朝那个红卫兵掷去！幸好那个红卫兵是体育健将，差点入选空军飞行员，凭借矫健的身手躲过一劫，后来还是死在武斗中。另外一个叫宋正言的红卫兵小将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宋正言是一个高中生，跟随本方人马在撤退过程中，很不行落单，陷入包围圈中。“八一五” 的人一看抓住一个活的，便好好发泄了一把被武斗激发出来的兽性，他们用钢钎招待宋正言，捅了又戳，戳了又捅。一群如狼似虎的兽性大发的人把宋正言弄得全身都是窟窿，喷泉一样地冒血。宋正言不过十几岁，小草一样的年华。 宋正言倒地的地方是一个鸡笼，人血溅到鸡笼的木栅上，凝成厚厚的一层。 战斗结束之后，双方撤离战场，宋正言被战友们抬了下来，全身二十多个伤口，于下午一点钟死掉。宋正言是这次武斗中的第一个牺牲者，成为烈士。他的死彻底激怒了“反到底”派。他们愤怒了，回到大本营立即布置战场：在重庆两杨公路上拉起了一条钢索，钢索上全是钢钉。交通中断了，一场大战即将拉开序幕。 在大幕拉开之前，武斗还是冷兵器，杀伤力不大。四天之后，七月二十九号，终于发生了枪战。武斗立即开始升级，从步枪发展到机枪，从机枪发展到动枪动炮、坦克、军舰。除了原子弹和飞机， 中国军工厂生产的兵器被搬到中国大地上进行演示。 属于“反到底”势力范围内部的建设厂，主要以生产轻型武器，如枪炮为主。宋言正的死亡加上枪战的发生，使得他们立刻做出反应，准备释放大招：立即发枪！七月三十号，也就是枪战发生的第二天，“红大刀”在建设厂灯光球场举行了隆重的发枪仪式，发誓一定要为宋正言烈士报仇！崭新的半自动步枪举向空中示威；再拉开枪机，刺刀撬开一箱箱的子弹，分发下去。各路人马开始汇集，人人摩拳擦掌，发誓要“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另一方的情形也差不多，都要“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意图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 八月一号，建军节，建军四十周年。那一天，中央文革的关锋在报刊上重提批斗军内一小撮。 差不多同一时刻，全副武装“反到底”向“八一五”发动进攻。他们用自己生产的武器开道，用炸药爆破。一时间“八一五”占踞的地盘火光冲天。 在冲锋与反冲锋的拉锯中，喊杀声不绝于耳，夹杂着惨叫声、呻吟声，构成一曲恐怖的乐章。 在那恐怖的乐章下面，是在绝望中挣扎的人们，是兽性大发的人们，是伤痕累累的人们。 狂野的枪炮声昼夜不熄，惨烈的战斗持续两天两夜。八月三号早晨，“八一五”支持不住了，全线溃逃——带着战友们的尸体。“反到底”的人马则在后面追击。一路上枪战连连，打死打伤不少人。这个回合，“反到底”胜。 八月五号，“八一五”的人马为了占领建设厂夺取武器，不惜一切代价向建设厂清水池制高点发起攻击。“反到底”的人抬肩扛，将两台大口径四枪管的重机枪推到半山腰架上。“八一五”的人携带轻武器仰攻冲锋。在重机枪的扫射下，“八一五”死伤惨重，死伤者漫山遍野。八月天，尸体很快腐烂，白骨森森，惨不忍睹。他们都有父母，很多人还没有娶妻生子。如果不死，他们可能成为各个行业里的精英。 这些只是武斗的一角。武斗中死掉的一部分“八一五”成员埋葬在重庆沙坪公园小溪亭阁不远的地方，称“八一五”公墓，依山傍水，鸟鸣清幽，曾是解放军烈士墓。那些生前热血满怀的冲动派，终于在幽静的环境中长眠了。他们曾经有最热的血浇灌纯粹的理想，最终从后人那里得到的只是质疑的目光。现在的人看见红卫兵墓，感情总是复杂的；对待红卫兵当年的行为，也是困惑的。 一方公墓留下一个巨大的课题。 重庆乃至全国的武斗，一直持续到一九六八年夏。武斗最严重的一段时间是一九六七年七月下旬到九月上旬。那段时间，中央给了造反派武器，允许武斗，因此斗争极为凶狠，完全超出了预期。九月五号，中央下命令鼓励大家把武器上交。一部分上交，另一部分没有上交。比方说“八一五” 和“反到底”就没有缴枪，或者说缴枪也没用，人家自己生产枪支弹药的。要么文化大革命结束， 要么另外一种强有力的政策介入。 双方你来我往，明争暗斗，一直斗到一九六八年建军节，来一次决战。在这次决战中，“八一五”依靠人多势众，精心布置，打散了“反到底”。 这一战之后，双方尘归尘、土归土，死的死了，没死的拍拍屁股上的灰尘，擦干身上的血迹， 下乡接受再教育去了。 在乡下，他们荒废了人生的黄金岁月。 从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号武汉事件开始，文革之火基本上失去了控制。特别是双方大武斗，直接导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直接导致中央文革小组成为空架子，直接导致文革在基层的运动的破产。 之后的文化大革命，更多表现在概念和象征意义上。 压垮基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是另一个故事。 （十三）案例之二：清华百日大武斗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一九六八年的时候，该干的事都干得差不多了：该打倒的人打倒了（如刘、 邓、贺、彭、罗），该夺的权也夺了，该裁员的裁员（如王力、关锋、戚本禹）了，军队也出动了，武器发放了，武斗也斗了大半年了，改出的招数也都出得差不多了。接下来怎么办呢，大家都在思 考。 高层正在考虑召开九大，对两年来的文化大革命进行一次回顾总结，展望一下未来。在普通人的身上，回顾过去或展望未来，也就是给自己鼓鼓劲之类的。中央不一样，需要权力的重新组合分配。被打倒的那些人形成一个个真空，需要有人填补。在基层，骚乱还在继续，武斗的枪声时不时从不同的地方传来。 在骚乱的过程中，许多红卫兵组织分裂了，其中最为著名的当数井冈山兵团。井冈山兵团，红卫兵最著名的领袖蒯大富亲手创立的、亲自领导的、一手指挥的，依然没有躲过命运的侵袭，走进不可挽回的结局——分裂。 井冈山兵团从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在蒯大富的领导下，从骗斗王光美的一鸣惊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活动，时不时把中央大员（如彭真、罗瑞卿等人）拉过来批斗一番。 关于夺权，蒯大富认为：“不夺权，就是百分之百的右倾；不夺权，就是百分之百的修正主义；不夺权，就是对人民的极大犯罪。夺权，就是捍卫党的领导，就是捍卫无产阶级。夺权，是无产阶级派的当务之急。此时不夺，更待何时！” 蒯大富认为：“真正的革命派，应该满脑子里想的是夺权，眼里看的是夺权，双手干的是夺权。有人笑我们满脑子权权权，是一个念念不忘夺权的野心家。对！我们就是满脑子权权权，就是念念不忘夺权的野心家。在政权问题上，我们就是毫不含糊，当仁不让！我们宁可做野心家，也不愿当糊涂虫、马大哈。” 由于战绩过于辉煌，北京已经容不下他们，他们称霸清华园，不够；名扬北京城，不够，还要继续，把手伸向全国。在夺权的黄金岁月里，井冈山兵团以联络站、记者组的方式向全国各地派遣近千号人马，直接干预当地的文革斗争，武斗文斗都有，全方位服务。 蒯大富带着他的井冈山兵团把手伸向军方，甚至把军委文革小组长徐向前的家给抄了，还想绑架徐向前，好在没有得逞，不然又多一冤案。揪斗军中一小撮有他们，武汉七二零事件的背后有他们。他们派出许多军事动态小组，分赴各大军事单位或战略要地，收集有关部队番号、军队动向及军事首长状况等极密情报，绘制有关图表，力图使军队乱一点。 然而一切辉煌和风光都是表面的，兵团从诞生那一天起就蕴含着很多不确定的成分。 当年清华内部大大小小的派系一大堆。为了寻找存在感，各派都有自己的观点。都是书生嘛， 观点、话题自然不难找。在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倒下之后，有人渴望继续建功立业，结果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有人贴康生和江青的大字报，还有人想挠一挠毛泽东和林彪的虎威，自然都是不了了之。 因为造反工作要靠中央文革的支持。没了中央文革，他们就是秋后蚂蚱——没啥可蹦跶的。 井冈山兵团是靠大棒和帽子起家的。大棒和帽子不仅在高干和社会精英中推销，还在造反派中推销。井冈山兵团要当老大，成为一哥，对其它红卫兵组织只能分化瓦解，招数如下：一，兵团内部，以联合、团结为由，指责那些意见向左的人为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山头主义和极端民主化， 再通过各种帽子压住；二，对自己的嫡系倍加关照，即使他们犯了“错误”，也内外有别；三，下令解散非井冈山红卫兵纵队，强化自己的集权。归结起来就一条：听话是战友，不听话是对手。 这一系列折腾之下，不满的人和团体越来越大，分歧越来越大。大家同样是造反，凭啥一切都是你蒯大富和你蒯大富的井冈山兵团说了算？凭什么你们就是真理？真理是你们表叔二大爷不 成？！既然权威算不了什么，既然夺权就是一切。那么你蒯大富可以去打倒权威，可以通过打倒权威而成为权威，可以通过夺权而掌权，那么我们也可以打倒你蒯权威不是？ 终于在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四号那天，井冈山兵团分裂了，分为井冈山兵团总部（简称团派）和四一四总部（简称四派）。团派归蒯大富领导指挥，四派是他的敌人。 四派发表文章质疑蒯大富的团派：“为什么清华团总部在全国各地无一例外地到处反军区、反革委会，而且是在各地揪军内一小撮的急先锋？打倒许世友、韩先楚、陈锡联、李再含、刘格平等第一炮几乎都是清华团派打响的，这是为什么？”翻译过来就是，为啥老是我们清华当出头鸟，是不是被人家利用了？是不是蒯大富同学利用咱们清华的热血去追求自己的个人梦想，比方说进中央 （当时有传言）？ 为什么，夺权呗，运动呗。大家都是一个样，只是主张不一样而已。四派要求给老干部平反， 说团派干部也有缺点，总之是要另起炉灶和团派对着干。如此这般的结果只能是没结果：在唾沫星为常规兵器的战场上永远不会有胜负。 双方开始用嘴辩论，你来我往，不亦乐乎，谁也没办法说服谁。弄到最后，两派人完全对立起来，一派说应该往西，另一派也不管对不对，本着为反对而反对的思路，一定说往东；一派说咱们红卫兵今天应该出门打狗了，另一派则说应该去捉鸡。 团派认为：文革前十七年的清华是黑线专政，几乎无可取之处。清华的干部，尤其是五○年代培养并相继任职的，是资反路线的第二、第三套班子。这些干部作为“新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起旧社会出来的知识分子更加反动与危险。 四派则针锋相对：这是从根本上否定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中共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并且给团派那套理论贴上标签，美其名曰“大翻个理论”，即反动理论。 原来战斗力强大的井冈山兵团，就这样陷入无休止的内讧中，严重影响了造反的宏图大业。一开始开会只是喷口水，升级到会场拳头。紧接着会场拳头升级为会场暴力。解释一下会场拳头和会 场暴力的不同：会场拳头，是指与会者双方看对方不爽，亲自上阵挥动手臂、扔破鞋、青菜、臭鸡蛋，详情参照台湾两党开会。会场暴力则是外界力量的干扰。比方说团派开会时，四派人马去冲击会场，扔破鞋、青菜、臭鸡蛋之余，还会加上配音：团派龟孙子王八蛋等无休止的口号。 这样一来形势发生了转变：继续造反之前，要摆平内部的斗争。 既然如此，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办了：既然唾沫星无法消灭对手的反对精神，那就用武力消灭对手的身体。双方在清华园内部拉开战场，好吧，你们占领图书馆，俺们占领科技楼，对战！开火！ 从一九六八年四月中旬到七月二十七号，前后大约一百天的时间里，清华大学的莘莘学子们用拳头代替舌头战斗、用屁股代替脑袋思考，双方你来我往，交锋无数个回合，依然没有分出胜负。 斗争方式主要有以下两种。 第一种方式，绑架：这是黑社会流氓团求财的手段么，不错。黑社会绑架勒索，那都是小儿科， 和当年的红卫兵比起来，他们只是一根冒险。当年的红卫兵，那可是连大元帅和中央大员都敢绑架 （参照彭德怀和彭真待遇），绑架了部长给批斗死的案例（张霖之）都有。团派和四派的内斗也不会放弃这么有效的手段。具体操作，就是通过侦查、追踪、引诱、突袭等方式把对方的重要人物控制起来。这是连锁效应，团派绑架四派的人。四派的人也不甘落后，会报复，反过来绑架团派的人。那种绑架和黑社会不一样。黑社会绑架一个人，只为点钱财。红卫兵则不同，为了所谓的理念。绑架一个人，目的是策划对方反水，从敌对阵营投入我方，弃暗投明。如何让对方弃暗投明呢，首先像唐僧一样唠叨，诸如我们代表真理和正义啊等等。当然唐僧咒不管用时，他们会挥动孙悟空的金箍棒，砸丫的，具体就是对待社会精英的那一套，如喷气式。总之是不惜代价让反水，正如黑社会不惜代价要钱。 第二种方式，群殴：每个人想必都见识过群殴场面，某一天放学路上，某个城市角落，都可能会有群殴事件发生：一帮人叽叽喳喳，跟唱戏一样叫个不停。然而大学群殴有几人看见过？休说群殴，斗殴都不多。毕竟大家也都是成年人了，墨水也喝了不少，自尊心、自主意识、是非观基本上都形成了，懂得用脑子解决问题。要说全国第一流的清华大学，还是顶尖的学生群殴，那事也只能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了。没办法，大家都要革命，脑袋瓜子都不错，嘴皮子也不错，谁也不服谁却要说服对方，要啥办法呢，只有动拳头了。当然不是赤手空拳，大刀、长矛、弓箭、钢钎啥的应有尽有，古人云，百无一用是书生，就是形容书生战斗力差的。然而逼急了，战斗力差也得去战斗。 而且只要去战斗，就会打死打伤打残。 如果有人不幸被绑票或被俘，将遭受如下待遇：捆绑，用电线或细绳五花大绑，结果是关节肿胀；被关押在几个一百瓦的灯泡房间里，四周门窗全部钉死，日夜不熄等，墙壁或者房顶上有一个小孔，充当摄像头，有人监视（监视者也辛苦啊）；皮鞭、棍棒、拳头是不可避免的，某些时候还 能品尝到别样花招，如罚站，一直站在那里不动，直到腿脚肿胀、汗流浃背、头昏眼花。当时七八月天，空调电风扇啥的就不要想了，蚊香蚊帐也没有，光蚊虫就够喝一壶的。 第三种方式，武力威慑：眼看前面的方式都解决不了问题，只能进一步升级，威慑。威慑不等于威胁。个人角度上讲，老子要拿刀砍你，那叫威胁；在人家家门口加上枪炮，叫威慑。从国家角度上讲，不要再占领俺们领土，不然俺们开炮了，那叫威胁；把原子弹放好，那叫威慑。按道理说清华园的高材生们都有发达的脑袋，不会搞武斗的。既然要搞武斗，那也是非常有特色。别的地方武斗，那是真刀真枪的实干。清华园的武斗不同，他们是有清华特色的武斗。他们手中也有枪支弹药，但是他们很少摆开战场大干一番，而是在清华园内修筑工事，拉铁丝网等等，建造一个易守难攻的据点威慑对手。四派不敢轻易进攻团派的同时，团派也不敢轻易进攻四派，达到一种武力上的平衡。相当于一个山寨版的冷战格局。各自躲在自己的据点里侮辱攻击对方，也有对战，但基本上不是生死肉搏。 这就是双方在清华大学大战一百天，仅仅只有十一人死亡（被长矛刺死、被毒打致死、跳楼摔死等等，只有四个学生中弹而死），三十余人残废，伤亡率颇低。大家都是知识分子，有头脑的不是？所以嘛，把枪弹当成核弹来用，搞武力威慑嘛，挺好。要是像重庆那个搞法，估计双方都别想离开清华园了。 那场武斗除了时间持续长，规模并不大（放在当时的背景看），残酷程度上讲也不算啥。因为是众人瞩目的清华园，因为是大名鼎鼎的清华井冈山，所以影响很坏。 不仅是社会影响，还影响到高层的决策，即毛泽东的决策。闹到最后，四派撑不住了，开始求援。 十、无奈的结局 （一）工宣队进清华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以巨人手腕搞出来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民运动。巨人的两只手，便是中央文革小组和红卫兵组织。武汉七二零事件导致了王力、关锋、戚本禹下岗吃皇粮，导致了中央文革煽风点火的能量大幅度下降。除了老滑头康生之外，仅仅剩下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 其中张春桥和姚文元还有上海一个烂摊子要管。中央文革基本上走到了尽头。 武斗事件造成红卫兵的内斗，再也没有力量去管社会上的是是非非。早期那种强悍的冲击力消失在内斗之中。可以说红卫兵武斗，就是中国内斗传统的山寨版。 其实毛泽东对清华园，乃至全国的武斗非常清楚。七二零事件之后，也正是他同意给造反派发枪才导致武斗升级的。一年之后，武斗如同文化大革命本身一样，进入了一种宿命般的循环，看不见结束的希望。 毛泽东意识到：应该让红卫兵走入历史了。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号清晨。北京市数十家单位的三万多工人打着另一个旗号进入清华园， 即“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即大名鼎鼎的的工宣队。这三万人干嘛呢，维和的，调节武斗双方的，通俗点说也就是劝架的。 当时清华园里对战双方加在一起不到一千人，维和部队一下子来了三万人，斗争的双方都傻眼了。尤其是蒯大富同学，一心想消灭四派，眼看把四派逼到墙角了，一看黑压压的几万人（讹传为十万人），那个小心脏扑通扑通乱跳，心房差点硬化为玻璃了。 冷静下来一想，部队啊，该打倒的都打倒了，中央还有什么人有如此大的能量呢？如果是中央整出来的，以自己和中央文革的关系，那一定会得到通知的，事实上啥消息也没有。蒯大富同学再一次迷茫了。迷茫之中的蒯大富灵光一现：一定有黑手，对，是黑手。蒯大富跑到北京文革委转了一圈，讨说话，结果啥也没有捞到。这是蒯大富第二次迷茫了，第一次迷茫是两年之前刘少奇和邓小平派工作组进清华，把蒯大富同学关进黑屋子。 是否有黑手，那是后话。当务之急是保证自己的阵地不当孬种，等待中央救援。于是团派组织人马抵抗，打伤了一部分工人。但是双方差别是在是太大了，人员对比大概五十比一。而且工人天天干活，全身肌肉肯定比满脑子理论的学生发达。毕竟满脑子的马恩列斯毛或者牛顿伽利略不能转化为拳头。拿五十个肌肉发达的工人对付一个穷酸书生，一点悬念也没有。而且工宣队的领导人还有一些是中央警卫部队的军代表，非常善于战斗。在他们的带领下，工宣队逐步推进，稳扎稳打， 拿着大喇叭喊话，你们要听毛主席的话、放下武器、不要反抗等等；行动上一点也不慢，迅速完成分割包围，把一群要肌肉没肌肉、要战斗力没战斗力的学生给团团围住，集中起来宣传教育。实际上和扣押差不多。清华大学那帮秀才，平时也都是喷口水教育别人的主，自以为理论造诣颇高，现在只能老老实实接受老实巴交的工人教育，那个憋屈啊，莫提了。但是没办法啊，形势比人强。所谓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至理名言啊。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团派英勇抵抗过，还打死了几个工人。还是在当天晚上八点钟接受了无奈的局面：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上缴武器，撤出武斗据点。 达成协议之前，蒯大富和他们的战友们开会，分析了当前局势的危险性：“我今天跑出去以后，到市革委会见到吴德，其他人没有见到。吴德同工人站在一起。吴德告诉我，说我们打死了工人， 打伤的工人特别多，北京大医院已经住不下了。我们今天已经闯了大祸。不打死人还好办，一打死人，我们向中央没法交待。现在，工人对我们恨极了，要和我们拼命。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留在清华继续和工人打，另一条是退出清华。” 然而那些高智商的才子们似乎打红了眼，多数人选择留在清华继续打。这个时候，能折腾的蒯大富却展示了难得的冷静，继续分析：“如果我们留下来，也有两条路：一条路是明天我们用我们的全部武器、弹药再和工人打一次，那工人的死伤就更不得了；另一条是我们打输了，我们就可能被几万工人打得全军覆没，和‘上柴联司’（被王洪文带着工人消灭的）的下场一样，这两条路都是死路。惟一的活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蒯大富分析：“我们在北京，在毛主席身边，这么大的事件，中央马上就知道。只要中央知道了，一切就好办了，中央会救我们。请大家相信，有人在，就有清华井冈山在。我们跑出去，我们就是弱者，这样，在中央面前，我们就好说话。”不得不说，蒯大富同学如果早生四十年，说不定是打游击的好手。 随后，蒯大富和一帮人从清华撤到北航，寻找机会反击。暂时脱困的蒯大富发电报给毛泽东、 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军委： 7 月 27 日在黑手昼夜的策划下，假借宣传七三布告，挑动十一万不明真相的工人，携带凶器，突然包围、洗劫清华园。我井冈山战士全部撤出清华，衣食无着，生命安全无保证，清华井冈山生命垂危，形势万分危急。向中央呼救，寻求中央马上接见。 这封电报明显夸赞，把三万人夸大为十一万，还说幕后有黑手。也许不是蒯大富的真实感受。 知识分子嘛，常常被感觉欺骗，对有利或不利的事夸大。蒯大富刚发完电报，就接到通知，说中央领导人要接见，他不敢去，担心遭“黑手”暗算，后来由聂元梓亲自通话，才敢去人民大会堂。去了人民大会堂，蒯大富准备告一状的，然而他再也没有机会了。因为等他找到工宣队的“幕后黑手” 时，只有在那人面前嚎啕大哭的份，因为那个人就是毛泽东。如果不是毛泽东，蒯大富或许早在文革之前和工作组对抗时就挂掉了。如果不是毛泽东，蒯大富也没有人生中两年多的风光和之后十几年的牢狱之灾。毛泽东不仅是蒯大富的救命恩人，还是他的精神支柱、以及红卫兵存在还是消失的决定性因素。 武斗第二天，也就是七月二十八号凌晨两点，毛泽东刚刚上床休息，周恩来打电话过来了，说工宣队进入清华过程中流血（有人死亡），毛泽东非常来火，冲口而出：“造反派，反了？！”毛泽东很少发火，发火意味着雷霆之怒，庐山批判彭德怀时来过火。清华大学这点事怎么会让见过大风大浪的毛泽东来火呢？ 原因有二：一个是刚刚睡下，被吵了，烦。毛泽东的一生，习惯在晚上思考、工作，而且他很难睡着。所以他很不喜欢有人吵醒他，人之常情。 另一个原因才是主要的：恨铁没成钢。 毛泽东搞文革，红卫兵是急先锋。他希望用年轻人的热血和勇气去冲击逐渐固化的官僚制度。 为了鼓励年轻人的革命热情，他允许他们造反，允许他们去抄家、开批斗会、去修理高干们。那些高干都是他当年的战友。他对他们抱有很高的希望，希望他们把革命传统继承下去，去冲击千年以来的官僚积习，给社会注入新的元素。然而两年过去了，他失望地发现，红卫兵不仅啥都没干成（除了破坏），而且陷入内斗无法自拔。 把毛泽东看成铁匠，把文革看成铁炉。铁匠希望用铁炉把生铁锻炼成钢，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之后发现，铁还是铁，终究没有成钢。 后来有人回忆说，毛泽东从决定派遣工宣队到下达任务前后仅十几个小时，好像工宣队的事情非常仓促。实际是瞎扯。毛泽东啥时候在重大事情上仓促过？ 毛泽东一辈子，要干的事基本上都能成功。但是唯一在红卫兵这事上看不见成功的希望，正如当年的大跃进。事实上他已经意识到红卫兵不能成事，因此在一九六七年九月五号，枪支发放两个月后，就要求缴枪。那个时候他已经意识到，放手去造反是一个错误，但是他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败，所以一直在拖着，一直拖到清华大学的百日大武斗，终于压断了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清华园的井冈山兵团是所有红卫兵组织中最为核心的组织之一，如果连蒯大富的人都陷入内斗无法继续干事，那么也就意味着红卫兵的使命结束了。如果放任不管，让清华园的武斗继续下去。 最终的最终，蒯大富或许可以指挥团派消灭四派，只是不知道是啥时候。到时候清华园或许不存在了。又或者，只剩下团派的一帮人。那时候团派还会继续分裂。然后继续一派消灭另一派。在斗争哲学的指导下，继续分裂。如此循环，无穷无尽，最后剩下的那个人会是谁呢，是蒯大富么，或许 是，或许不是。是，或者不是，都不重要，因为都得完蛋了。 （二）决定红卫兵命运的那个晚上 那是一个死局，一个任何人都无法解开的死局。只有一种办法，用强力把死局推倒打散，彻底送入历史胡同。 毛泽东意识到，应该解决红卫兵问题了。所以在七月二十八号早晨，蒯大富还在想办法挽回局势时，毛泽东召集红卫兵五大领袖开会。那是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毛泽东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召集五大领袖开会。那场会议在文化大革命中非常重要，它决定了红卫兵——整个一代年轻知识分子——的命运。 凌晨三点半，周恩来给的电话叫醒毛泽东之后两个小时，除了蒯大富之外，聂元梓、谭厚兰、 王大宾、韩爱晶几个人到了中南海。对普通人而言，那个时间段是睡觉的黄金时间。风光无限的红卫兵领袖却因为武斗的事焦头烂额。尽管他们习惯了黑夜工作或者战斗，依然对那一次深更半夜的会议惊讶不已。当然他们渴望中央的指示，如同干裂的大地渴望降雨。 然而他们依然没有想到，他们将面对当时最为强大的权力阵容：伟大领袖毛泽东，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兼接班人林彪，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文革小组顾问康生，还有中央警卫团的老大汪东兴、公安部长谢富治、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等人。 ——当年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际负责人。 看看如此强大的阵容，深更半夜就为了召见几个毛头小年轻是不是太隆重了？几个人只有聂元梓稍微年长一点，四十四岁，相对召见者也是非常年轻。谭厚兰梳着两条小辫子，加上个头瘦小， 像小姑娘。韩爱晶更老土，穿着土布衣服，裤腿卷到膝盖之上，到乡下放牛都不用打扮。而故事的主角蒯大富还没到。然而历史证明，那天的事非常重要。 据韩爱晶回忆，那日凌晨，毛泽东脸上的皮肤映着红褐色的光泽，微黑，如同古柏，显出超人的神圣。神圣的毛泽东已经完全平静下来，不见了之前接到周恩来的电话时的火气。他将在弹指之间决定千百万红卫兵的命运——他已经习惯了弹指之间决定千百万人的命运。 毛泽东问：“蒯大富没有来？是出来不了，还是不愿来？”谢富治回答：“恐怕是不肯来。” 韩爱晶替蒯大富解释说：“不会的，这个时候他要是知道中央领导接见不会不来，他要是见不 着毛主席，他会哭的，肯定是出不来”。 毛泽东说：“蒯大富要抓黑手，这么多工人去‘镇压’红卫兵，黑手到现在还没有抓出来，这黑手不是别人，就是我嘛！他又不来抓，抓我好了！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就是我派去的，你们就给吹。我问他们怎么对待校园的武斗，我说你们去做做工作看看。结果去了三万人，其实他们恨北大不恨清华。” 首先亮出态度：并非和清华过不去，实在是清华那帮家伙闹得不像话了，逼得我老人家动一动手指头。谈话就这么开始的。 谈话的目的：动员红卫兵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过程：极为温和的，或者说是家庭式的。蒯大富是最后一个到的，他进去时就嚎啕大哭。韩爱晶回忆，当时的蒯大富如同一个在外面挨打的孩子回家告状。毛泽东看见蒯大富起身迎上两步，在座的也都跟着站了起来，站在主席周围。蒯大富握住毛泽东的双手，脑袋靠在毛主席胸前，边哭边啰嗦：“主席救我，主席救我！杨余傅黑后台调几万工人突然把清华包围。我们跟工人讲理，他们也不讲。我们学生一出去，他们就把学生抓到卡车上拉走。我们打不过工人等等等等等” 毛主席转过身把手伸出来说：“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 一边韩爱晶流着眼泪劝蒯大富讲：“不要胡说！工人、解放军是毛主席派去的。” 蒯大富傻眼了说：“不可能！主席每次派解放军制止武斗，都是不带枪、不打人、不骂人，把人隔开。这次怎么抓我们的人！”毛泽东一听，立马让谢富治和温玉成放人。 韩爱晶如此回忆现场情形：“蒯大富如在梦中，无知的悲痛感染着气氛，蒯大富嗯嗯地哭。他还完全认为自己是无辜遭劫，其言、其声、其情、其态，悲恸至极点，见到毛主席如同在外面挨打的小孩回到家里一样，只顾告状。整个气氛被蒯大富的情绪所影响，毛主席是极重感情的人。毛主席流着眼泪，江青也哭了。江青重复说：‘蒯大富，安静点，不要激动。蒯大富，你不要激动。你坐下来。’蒯大富，晕头转向，不知怎么回事。” 过程就是这样，富有感情味。这么说或者会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那么残酷的年代，怎么能说现场有感情味呢，应该是铁血冷酷的命令才对。其实这个不难理解。首先毛泽东的政策都在谈笑间落实的。其次毛泽东当年是全民偶像，粉丝对偶像当然是柔情的。最后，毛泽东对几个年轻人也挺喜欢的，仿佛看见年轻的自己。 谈话从凌晨三点半持续到早上八点半，主要是毛泽东在讲，其他人一旁帮腔。一共讲述如下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现状。 现状是什么样的呢。现状就是红卫兵运动出现了问题，违背了文化大革命的初衷。 毛泽东说：“你们在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对于你们毫无办法，你们打下去没有出路，要消灭四一四也不行。我还是倾向你们这派，因为四一四那个思想，我不能接受。但是对四一四要争取群众，领袖也要争取些。周泉缨的文章，我已经看了，主要口号，打江山的不能坐江山，说蒯大富只能夺权交给四一四。我们叫人去作宣传，你们拒绝。布告明明宣传好多天了。你们清楚地知道他们会做怎么样的宣传，工人是没有武装的，所以毫无办法，你们打到哪一年去？你们应该欢迎嘛！工人又徒手。你们反对工人，还打枪，打死五个工人，打伤工人。” 毛泽东说：“蒯大富，你真蠢哪，我们搭梯子让你下来，你不下来。你们这样和中央的政策对抗，黄作珍讲话不听，谢富治讲话不听，市委开会不算数，中央才出来，伸出‘黑手’，调动革命，制止武斗，宣传多大，敲锣打鼓，你们又不理，你们脱离群众，脱离工农兵，脱离绝大部分学生， 甚至脱离自己领导下的部分群众，你领导下的学生，说你的坏话的不少。” 林彪则说：“打走资派和文艺界的牛鬼蛇神，现在不是，相反学生打学生、群众打群众，都是工农子弟，被坏人利用。有的是反革命，有的人主观上是想革命的，但是客观上、行动上是相反的； 有一小撮人，主观、客观上都是反革命、是双料反革命；有的开始是革命的，后来革命性差了；有的是走向反面，革命精神消失了。这个发展下去就会走向反面，你们脱离群众。” 这些话从正副统帅口中说出来，分量可见一斑。红卫兵运动完全超出了他们的预期：建设一面， 即文斗方面没有达到预期，反而陷入内乱；破坏一面，即武力打砸抢过头了。这一正一反之间就让文化大革命陷入深渊。不仅如此，派工宣队解救，蒯大富同学反而被战斗欲望冲昏了头脑，和工人开战，白白让另一路人马捡了便宜。想想都是郁闷啊。 但是政治家不能讲郁闷。政治上的事，可以有现实手段，不讲精神感觉。所有的负面情绪，只因为手段失误而已。从武斗这一块来讲，彻底暴露了一个事实，就是红卫兵不足以继续支持文革了， 而五大领袖也不是成事的主。也搞了一两年了，连自己手底下那帮人都搞不定还不如去乡下种地呢。 除了韩爱晶的北航稍微好点，其他地方乱得不成样子。 既然如此，如何解决问题呢。解决问题有两个。一个是临时方案，即眼前方案。另一个是长远方案。 关于临时方案。毛泽东说：“你们看大学武斗怎么办？一个办法是统统撤出去，学生也不要管，谁想打就打，过去北京市委、卫戍区对武斗的态度是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还是对的。另一个方法是帮助一下，这个问题深得工人的赞成，深得农民的赞成，深受学生大多数欢迎。大专院校五十九个，打得凶的大概五、六个，试试你们能力，至于如何解决呢？你们提出意见。我看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就必合。你们北京大学要那么大干啥？如果解决不了，不一定住在一个城市， 一个住在南方，一个住在北方，都叫新北大，在一个城市打一个括弧‘井’，在一个城市打一个括弧‘公社’。就像苏联共产党打一个括弧‘布’，另一个苏联共产党打个括弧‘孟’。” 毛泽东说：“如果你们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第三个办法，那么军管。请林彪同志挂帅，还有黄永胜，问题总能解决。你们搞了两年了，一是斗，二是批，三是改。斗是斗，你们是搞武斗，也不斗也不批，也不改，现在是少数学校搞武斗，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 部队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的那一派也有人不高兴，就这样一统天下！你新北大老佛爷，你是多数，是哲学家。新北大公社、校文革里就没有反对你的人哪？我才不信呢！当面不说，背后还是说怪话。” 这是临时性办法，即解决武斗的办法。但是解决武斗只是暂时的。武斗之所以是武斗，除了文革初期的政策鼓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事干，闲着无聊。该毕业的没地方工作，比如王大宾同学，本来应该去搞野外勘探去了，结果没单位接收，就干革命了。很多人本来应该在学校念书的，但是停课了。那些领导啊、教授啊什么的，都拉出去游街了、搞喷气式了、扫大街去了， 精神被摧残成为乞丐了。没有成为乞丐的就自杀了。而且他们的家被抄了，读书馆被砸了，公共资源被封了，自然就没得教。最为重要的，是文化大革命还要继续。 怎么办呢，那么多年轻人留在城市里，青春热血，都是不安定的主。本来管还不好管呢，看看校园黑社会，看看那些聚众斗殴的少爷小姐们。没有工作去消耗血管里滚烫的热血，没有学习任务去中和不确定的因子，终日无所事事，即使没有鸡鱼肉蛋，窝窝头和咸菜那点能量就足够他们惹是生非了。只要文革继续，年轻人就没法安排。 那就去农村吧，那里有着广袤的大地，有几亿农民，他们是国家的支柱，都需要帮助。年轻人， 去农村吧，那里不仅能解决就业问题，还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这些老人家当初都是从那里冲出来的，现在你们将重复我们走过的路。 建国之后，改革开放之前，一共出现过两次人口大范围转移。第一次是大跃进时代，千百万农民涌入城市去炼钢。刘少奇调整经济时，城市人口直接砍掉千万回农村。第二次，便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第一次可以理解为农民返乡。第二次则是知识青年穿越回原始世界。 七月二十六号凌晨，讲到了下乡问题。讲下乡问题之前，谈到教育问题。 毛泽东说：“你们这张大字报分成了两家，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会料到会打起来呢？原来打算停课半年，登了报，后来不行，延长一年，又不行二年，我说三年就三年嘛！ 我说不行要多少时候就给多少时候，反正人是在长的，你一年级现在就是三年级了。再搞二年，四年，八年，你还不是在那里过一天长大一天。斗、批、走也是一个办法，谭厚兰不就是想走了吗？ 走光，扫地出门，大学还要不要办呢？要不要招新生呢？不招新生也不行。我那个讲话是留有余地 的，这个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我看现在高中比大学的课程还多，上六年、十年顶多了。搞不出名堂就拉倒。我看高中、高小、初中基础课跟大学差不多，这专业课先生都不大懂专业，哲学家讲不出哲学。你聂元梓不是哲学家吗？” ——这段话透漏出教育在毛泽东心中的样子，应该说对教育界看得还是很到位的。教育实际上也就是这个样子，今天也还是：教育时间太长，灌输理论太多，而实践不够，各个阶段的基础课程差不多。但是不搞又不行，，不搞的话，那些年轻人就没地去，没法和社会接轨。 聂元梓说：“我不是哲学家。”江青打趣说：“她是老佛爷。” 毛主席说：“这个哲学有什么学头呢？这个哲学是能够在大学里学来的吗？没有做过工人，农民就去学哲学，那个哲学叫什么哲学。” 林彪说：“越学越窄，是窄学。” 毛主席说：“如何学文学呢？就不要搞文学史，但要写小说，每周给我写篇稿，写不出来就到工厂当学徒，当学徒就写当学徒的过程，现在学文学的写不出小说、诗歌。上海的胡万春原来还是写了很多东西，以后就没有看见什么了！” 周恩来说：“还有高玉宝都进了大学，后来头脑都僵化了。 毛主席说：“我跟你们讲讲马、恩、列、斯，除了马克思，列宁大学读完了。其他人都没读完，列宁读法律读了一年，恩格斯只上了半年，中学还没有读完，父亲叫他到工厂当会计，后来工厂搬到英国，在工厂里接触了工人。恩格斯的自然科学是怎么学的呢？是在伦敦图书馆里学的，在那里呆了八年，根本没有进大学。斯大林没有进过大学，他是教会中学毕业的。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 比江青还差，江青是高小毕业，读了六年，高尔基只读了两年。” ——这就是上山下乡的理论基础，即现在教育不好，无法和社会接轨。要想搞好教育，必须搞好实践。古人的教育制度是不行的，因为按照那个模式培养出来的精英差一点把中国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建国之后的教育也是铺张浪费多。既然如此，那就打散重新来过。 ——应该说毛泽东对待教育的思考方式和对待官场是一样的，搞不好就打散重新搞，搞不好再打散，直到搞好为止（如果寿命足够长的话）。 人，尤其是成功的人，做事找不到模板可循时，就会从过往的经历中寻找经验。关于教育问题， 毛泽东找不到出路时，就想到他们那一代人的经历，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取得了成功。因此要教育 下一代，也可以把他们送到农村去。因此才有这么一番对话。 毛泽东说：“学问才不是靠在学校里学来的，以前我在学校里很不规矩的，我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考试嘛！好几门学科我都不搞的，再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有时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了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嘛！因为一笔交卷最快。” 林彪帮腔：“我读中学，读四年，没毕业就走了，自动退学，又没有中学文凭，去当小学教员，喜欢自学。” 毛主席说：“现在办军事学校害死人，黄埔军校你们知道多长，三个月，六个月。”林彪证实：“一、二、三期只有三个月，到了四期加长了。” 毛主席说：“就是训练一下，改变一下观点，至于有什么学问呢？不太多；，实际学一些军事，教练。” 林彪说：“有一点，学了就忘了，学几个礼拜的东西，到军队里几天一目了然，读书结合不起来，百闻不如一见。” 谈话过程中，韩爱晶向毛泽东提个人前途：“主席，文化革命搞完以后让我当兵去吧。” 毛泽东回答道：“当半年兵就够了。当那么长时间兵干什么？当半年兵一切就范，再当一年农民，两年工人，那才是真正的大学校啊！真正的大学是工厂，农村，你说林彪同志不算个知识分子， 上过中学。黄永胜、温玉成还不是丘八！” 毛泽东问黄永胜：“黄永胜，你念过几年书 ？” 黄永胜马上站起来，把军帽放在茶几上，毕恭毕敬答道：“一年半。”毛泽东又问：“你家什么成份呢？” 黄永胜回答：“下中农。” 毛泽东又转向温玉成：“温玉成，你念过几年书呢？” 黄永胜坐下去了，温玉成又毕恭毕敬地站起来回答说：“三年。”毛泽东问：“你家什么成份呢？” 温玉成说：“贫农。” 毛泽东说：“都是土包子，就这么点学问，黄永胜就学这么点，他当总参谋长，你信不信。黄永胜这个人我原来也不认识，到北京来谈了两次就认识了。” （三）最痛 红卫兵们去上山下乡了，离开了历史的舞台。经过两年多的折腾，他们可以说是史上最为暴力一群知识分子。他们拥有的自由度超过任何时代任何一个知识分子群体。历史上，知识分子始终都是最活跃的群体。从春秋时代设计社会制度，到之后的两千年修补社会制度，再到近代冲击社会制度，他们一直用自己的智慧或愚蠢在历史上留下足迹。 站在现代的角度上看，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应该是春秋，那是一个发扬智慧和热心的时代，五四运动之后的知识分子也不错，不少人也有轰轰烈烈的一生。不论如何，他们拥有的自由度都是有限的。太远的就不说了，也就是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混口饭吃。即使放眼今天的世界，知识分子们拥有的自由度也还是不错的，闲着没事可以骂骂政府，对某项政策不满可以喷喷口水，如果人品不怎么样，还可以搞点谣言什么的。如果生活在欧美，为了表达自己的个性，可以往领导扔点鸡蛋或者高跟鞋什么的，也不错。 但也仅此而已。就算知识分子看某位领导再不爽，也没有机会把他抓过来捶一顿。就算对某项政策不满，更改决策的机会也不大。 除了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前两年，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可以像红卫兵一样肆无忌惮地冲击高干，可以对创建国家的功臣宿将们抄家、辱骂、开喷气式、体罚、侮辱。即使被尊为伟大的五四运动，也就是一帮年轻人砸了几个老官僚的家，如此而已。但是在文革之中，身为知识分子的红卫兵们的自由度趋向于无限。除了一小部分人不能批斗，一小部分人的家不能抄，一小部分机关单位不能冲击，那是爱咋折腾就咋折腾，想去搞谁就去搞谁。 正是这种趋向于无限的自由度带来了无穷的灾难。那些仅仅念过几年书，没有任何实践经验的愣头青们，以自身那点狭隘的观点去解构现实社会，挥舞道德大棒去解决所谓的社会矛盾，杀伤一大片，血流成河，惹得天怒人怨。他们把老一辈将帅名流搞得差不多之后，又掉头对准自己的战友们，拉出枪炮，战斗不息。 之前已经描述过不少红卫兵的破坏活动。比方说社会搞乱了，很多人搞死了，很多人死得很冤很可惜。整个社会都为此付出了代价。付出代价最大的恰好是红卫兵本身。 下面这一段也可能让很多人看了不舒服，这是从大一点的角度讲的。 这么说吧，每一代人或者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都有自己的人生需要追求，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如愿。因为有很多原因阻碍大家实现自己的梦想。那些拥有恒心和勇气、讲立场有原则的人更有机会成为成功者。 每一个成功者都是特殊的。不管是创作者还是革命者，他们都能干一些一般人干不了的事，在某些指标上超出一般人。文革就摧毁了那样子的一帮人，分成两类：即已经证明自己是精英和没有证明的。 被红卫兵打倒的那些人，那些政治家啊（如刘少奇、彭真、陶铸）、军人啊（如彭德怀、贺龙）、老一代知识分子（如老舍），这些都是为后人熟知的。文化大革命之后，反思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他们进行的。要说文化大革命的不好，好像只需要把他们的遭遇摆出来就行了。确实，他们都是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但是从社会的角度看，他们并不是文革最主要的牺牲品。为什么呢，还有其他牺牲者比刘少奇的地位更高、比彭德怀、贺龙的战功更大、比老舍在社会上更有名气么？当然不是。 他们的悲哀、痛苦后人基本可以理解。理解的前提是基于他们的生命能量已经得到充分释放，人生使命已经完成。 以刘少奇为例，文革时，已经六十八岁，生命已经接近终点。他的理论，他的斗争，他的治国策略都得到了展示。后人已经知道刘少奇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彭德怀、贺龙也是一样，他们的绚丽人生在战场上已经充分展示。同理也适用于老舍等人，思想感情已经融入了作品中。如果他们在二十岁遭受创伤，没有人知道他们将会有多少能量。 红卫兵恰好是一群人生没来得及展示的年轻人。他们的未来怎么样没有人知道，然后他们就遭难了。而且他们不是一两个人遭难，而是整整一代人都遭难了。在每一个动乱的年代，年轻人骚动不安，会流很多血。不管如何动乱，不管流多少血，只是一部分人，总有另一部分人通过信念与能力去奋斗，在奋斗过程中成功展示自己，成为英雄。革命先烈都是这么过来的。然而红卫兵不一样， 他们之中最优秀的人物，一部分死于武斗，一部分困死在北大荒。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武斗之中，冲在最前面的死亡概率最大，叽叽喳喳卖弄嘴皮的懦弱之辈落在后面。是他们不知道危险么？当然不是。他们恰好是思想最坚定、最血性的人，为了某一个认定的目标不惜一切代价往前冲，看起来好像一根筋。换一个思考的角度想想：如果他们在其它行业， 例如跑业务怎么样，肯定不会磨磨唧唧，唧唧歪歪找一大堆借口说不行的人；如果是创业，他们可能也是工作狂人级别的，会不辞劳苦地工作；如果是科研，会坚定地呆在实验室。一句话，在其它行业，他们会成为那种埋头苦干或者拼命硬干的那类人。然而他们没有去跑业务，也没有去创业， 更没有呆在实验室里，而是全部跑到大街上武斗。 上山下乡也是一样。那些年头，最困惑的是谁？还是那些精英。他们在穷乡僻壤对着蓝天白云想啊想，怎么也想不清楚一切是咋回事：怎么革命变成了劳动呢？笨重的体力劳动真的能够磨练心智？工农兵再教育究竟得到了什么？他们想不到答案。不仅想不到答案，连谈恋爱的机会都没有了。 为了娶妻生子、传宗接代这些人类最基本的行为需要，要么就苦等海枯石烂、黄瓜变烂菜，要么就 随便找一个凑合一下。 那种郁闷、无奈、失落、愤恨实非文字能形容。当然他们有理由郁闷、无奈、失落、愤恨。他们本来应该进入各行各业想各种技术问题的，衣冠楚楚地以光鲜的形象出现在各个场合，而非蓬头垢面地浪费时光。而且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年两年，而是好几年，而且是人生最黄金的岁月，是知识积累、是思想成熟的最佳时候，就在郁结之中度过了。若干年之后，即使钢铁意志也被消磨了， 当初的血性稀释为淡淡的冷水。生命虽然还在，生命中最珍贵的部分，诸如信念、理想、血性等等都没有了，或者说很淡薄了。 如果不是发生文化大革命，像聂元梓那般讲原则的工作作风，像韩爱晶静坐的恒心，像王大宾数次勇闯地质部的勇气，像蒯大富那股不服输的折腾劲，都会有一番作为，而不是在监狱或者穷乡僻壤里浪费时间。他们本来应该成为那一代人中的豪杰，也具备成为豪杰的条件，然后就不明不白地掉入历史的深渊，还得背上骂名。 等到文革结束，剩下的那部分人从农村出来、从山上下来，再分配工作，再稳定下来，已经人到中年了。从事科研的话，已经错过了人生中最黄金的时代（三十岁左右）。搞艺术创作，也错过了原始的积累。正因如此，后来无论是在科研还是在艺术创造领域，顶尖人物都极为匮乏。而且他们的内心和头脑都深深地烙下政治的烙印，干什么都政治挂帅。即使是经商，也是政治先行。 不是那一代人不行，而是那一代人浪费了太多的青春，接受了那个年龄段不应该接受的东西。 若干年之后，他们又因为自身的遭遇而影响下一代人。因为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了他们生命中难以磨灭的印记，影响了他们的思考方式和行事风格。等到他们接过担子，掌控社会资源时，将不可避免地把某些不利因素惨杂进来。 所以说，文化大革命虽然结束，但文革造成的影响没有结束。 所以说，文化大革命，从国家的角度上看，红卫兵的遭遇才是最痛。 所以说，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远远不够，也不可能反思透彻。因为谁也说不清楚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会怎么样。 如果说当年毛泽东强行推广三面红旗是他一生最大的错，第二件错事则是拿红卫兵去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个举措相当于压上国家的未来。就伟大的政治家而言，这是一件极为不智的举动。毛泽东之所以会这么干，是因为文革超出了他的预期吧——正如当年大跃进超出了他的预期一样。 （四）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九大 从延安整风之后，中央领导层基本稳定下来。建国之后，也就是高岗闹事之后，才把高岗和饶 漱石踢出局。又过五年，庐山事件，彭德怀和张闻天离开了中央政治局。在文革之前，虽然政治运动一浪接一浪，领导层还是稳固的。文革开始，领导层则出现天崩地裂一样的转变。转变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始，到九大结束。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号到十二号，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是在文革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召开的。在大会上刘少奇做了报告，对之前自己的报告归纳总结，并且对高校派遣工作组一事承担了责任。 在大会期间，会场之外则是另外一个景象。八月二号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三天之后，也就是八月五号，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 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 1962 年的右倾和 1964 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看到那张大字报，所有人都明白了毛泽东的决心。所有人都明白，毛泽东已经划出一条线，线 的另一边是敌人。除了刘少奇和邓小平必须站在线的另一边之外，其他人可以暂时选择站在哪一边。 半个世纪的实践反复证明了一件事：做毛泽东的敌人从来都不会有好下场。这个选择很容易做，所有人都做了当时看似正确的选择，日后后悔不已的事。 于是两天之后，也就是八月七号，政治局成员集中揭发批判刘少奇。刘少奇的根基从此动摇， 一步一步走向最后的深渊。 批判刘少奇的第二天，也就是八月八号，大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 《十六条》。有了这个决定，文化大革命就变成了合理合法的中央行动。正是有了这个法理依据， 此后所有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都要接受教育。 大会最后一天，根据毛泽东提议，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任主席，林彪任副主席，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政治局常委；补选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政治局委员，李雪峰、谢富治、宋任穷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补选谢富治、刘宁一为书记处书记；递补杨得志、韦国清、罗贵波、张经武、 谢觉哉、叶飞为候补中央委员；撤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杨尚昆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 这个名单最大的变化就是刘少奇从原来的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林彪则从原来的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从此之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布局完成。 会议结束之后的第六天，毛泽东开始接见红卫兵，从此天下大乱。一九六六年下半年，刘少奇、邓小平、贺龙倒下。 二月逆流之中，徐向前、聂荣臻、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受到冲击。朱德、陈云、董必武时不时挨批，已经靠边站；本来就靠边站的刘伯承病休。 政治局委员只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三人，成了文化大革命的铁三角。毛泽东负责决策，林彪一边紧跟一边扩充实力，周恩来则是一边落实毛泽东的决策一边降低决策的损失。如果把文化大革命比喻成一堆火，那么毛泽东负责火怎么烧，林彪则是靠着火堆取暖。周恩来呢，是一边给火堆加柴一边浇水。其他人等，要么努力煽风（中央文革小组），要么被火烧得不行。 二月逆流之后，中央政治局基本上没人了，出来一个中央文革碰头会。是哪些人召开碰头会呢？ 分别是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清一色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加周恩来。咋一看，是中央文革控制了实权，其实不然，这些人只是在党政部门折腾，还有另一个组成部分叫做军。军方的人马以林彪为首，但是林彪不参加，由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列席，级别大致相当于之前的中央候补委员。一看这这格局就知道此后的政策走向了。 在那个格局中，周恩来虽然孤身一人，却是老干部的总代表。所有被批倒的、即将被批倒的、 不会被批倒的老干部都站在周恩来的周围。此时的江青已经羽翼渐丰，中央文革就是她的翅膀，陈伯达和康生之外都是她的羽毛。陈伯达原本是中央文革小组长，而在江青同志面前却只是空架子。 康生是个精于投机的老狐狸。江青嚣张的时候，他会想办法帮助江青嚣张。如果形势有所转变，他会毫不犹豫地背叛江青。 列席人物之中，有两个人比较特殊，就是谢富治和汪东兴，一个公安部长，一个中南海警卫老大。从严格意义上讲，谢富治和汪东兴并不是林彪的人。当然他们见了林彪要恭恭敬敬的，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之类的应承话。实际上他们是毛泽东的耳目，是林彪和江青也得给三分面子的人物。 这些人之所以能以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方式取代中央政治局，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是红卫兵造反。当红卫兵解散，成为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文革的社会行动已经破产。没了红卫兵造反，中央文革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中央文革碰头会也就成了一出无聊的 戏。接下来怎么办？不可能再回到从前了，因为之前那个政府机构被打散了，负责政府机构的老干部也是死的死、伤的伤。未来怎么样也未可知。不管怎么样，首先要把已经混乱的局势稳一稳，把打乱的权利重新组合一下。 好吧，那就祭出老法宝，开会。 中共九大，是一场迟来的会议。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早在两年前就应该召开了。文革打乱了一切，一直推迟到一九六九年，推迟到造反的基本力量——红卫兵——进入历史之后。 中共九大一共有两个主题：一，肯定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正确的文化大革命还要继续进行下去，至于如何进行下去，后面再说。二，权力重新分配。重新分配的权力之中，毛泽东还是毛泽东， 还是至高无上的，还是一言九鼎的，还是没有什么约束的。 林彪作为伟大领袖的接班人写入了党章。其实林彪的地位也是相当于没变。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林彪成为二把手，九大之后还是二把手。接班人的地位没有写入党章之前是二把手，写入党章之后还是二把手。林副主席还是林副主席，并没有把副字去掉。一字之差，天壤之别。仿佛看见了天堂，事实上咫尺和天涯之间有一条永恒的鸿沟。 关键是其他人。中央文革小组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正如延安整风时期的学习小组一样，是怪物。为了达到某个目的，存在一段时间是可以的，但不能长期存在。从长久之计打算，要想恢复平静，还是要重新回归中央政治局。于是重新有了中央政治局。 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 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周恩来，康生。 比起两年前的那份常委名单，精简了很多，刘少奇、朱德、邓小平、李富春、陈云不见了。这大概是建国之后中政治局精简程度最严重的一次。 政治局委员，林彪的粉丝（如四大金刚）和江青的粉丝（张春桥、姚文元）统统加入，如同梁山好汉排座次一样，各归各位。 然而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中共九大的两大主题是彼此矛盾的。也就是说权力的重新分配和文革的继续进行是不兼容的。 江青及其粉丝看来，权力重新分配之后，还要继续革命的。林彪及其粉丝则另有看法。在毛泽东看来，文化大革命必须继续进行。 所以权力重新分配之日，也就是林彪及其粉丝和江青及其粉丝死磕之时。不是林彪想要和江青斗，或者江青想和林彪斗，是游戏规则决定的。江青和林彪置身其中，必须遵循游戏规则，要不然 只有死路一条。 （五）死角 要想描述文化大革命的死角，还是先要从红卫兵武斗说起。 红卫兵为啥要武斗呢。前面已经描述了不少，但还有一个问题一直没有提出来，那就是红卫兵夺权的过程中也夺了不少权力，为啥不去好好利用夺到手的权柄？ 按照现代人的思维看，很多事是不可思议的。从大规模夺权（一月上旬）开始到大规模武斗（七月下旬），中间至少有半年时间。那段时间是红卫兵夺权的黄金时期。只要是个红卫兵组织，都可以冲击政府机关，打砸抢搞批判之后宣布夺权成功。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红卫兵组织在半年的时间里都夺得不少权力。 那些权力足够把造反派安顿下来。牛叉一点的造反派头头可以当省部级领导，身边的战友可以组成领导班子。次一级的造反派头头可以成为市委领导，然后组建市委领导班子。以此类推，他们可以去接管大学、工厂、医院、报社等等一大堆机构。小喽罗可以跑到街上当巡警啥的，保证牛鬼蛇神不敢出头。这也正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期望的，为什么就没有实现呢？为什么造反派没有停止， 反而变本加厉，导致大规模的武斗呢？ 武斗恰好暴露了文化大革命的死穴。 在很多人眼中，有权力是很风光的一件事。大印拿在手，嗓子吼一吼，好事自己上，坏事下面上，想要干嘛就干嘛。当年红卫兵差不多就是这个路子。通过这个路子，把前辈老人家打倒在地， 自己拿到了各种公章。 把红卫兵在夺权过程中夺的公章摆在一起，应该有一车吧？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国家的运转， 就是依靠掌权者对公章的使用。公章使用得好，就能办好事。反之，亦反之。红卫兵夺得那些公章之后却没有利用。于是，公章就成了一堆废物，就好比摆在博物馆里面的那些古代皇帝的玉玺。如此太浪费了，不是么？浪费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能力不行；另一个是胆量不够。 权力那玩意是需要经营的。啥意思呢？很简单，你是一个厂长，就要保证工厂的正确运转；同理，市长、省长、部长也是一样，需要保证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运转正常。所谓正常，也就是正常生产、销售、收支平衡、账目清晰啥的一大堆，都是实实在在的事。这些事看起来不风光，干起来可不容易，得了解很多人，要了解哪些人适合搞技术生产，还要了解哪些人适合做销售耍嘴皮子，还要了解哪些人适合搞财政，这些都需要有知人之明。这些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都是后天实践的， 需要足够多的生活经验和社会阅历才能慢慢积累。 夺权的学生或者工人虽然热情不缺，也许能力也不差，但实践经验就跟不上了。因为红卫兵虽然受过教育，有知识，但太年轻，担子挑不起来。工人的年龄够大，主要从事体力劳动，对于脑力劳动不在行。他们恰好是夺权的主力，权力夺到手之后傻眼了，不知道如何去经营。于是那一枚枚象征权力的公章就成了破烂废铁。 能力只是夺权者没有经营权力的一个原因。没有能力可以培养嘛，就算从零开始学习也成啊。 文化大革命搞了差不多十年，红卫兵也折腾了两三年，社会怎么就没有回归正常呢？参照新中国建立的第一个十年，也是一帮没有掌权经验的人去掌权，从零开始，也搞得不错嘛。怎么在文革十年就不行了？ 第二个原因：不敢。也就是说那些夺权者不敢尝试着去经营权力。这么说是不是很搞笑？造反夺权都敢，怎么就不敢去经营权力？答案很简单：他们夺取的权力，就是从当初权力经营者手中夺来的，如果他们转头经营权力的话，立刻就会成为被夺权的对象。红卫兵内斗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夺得权力的使用问题上各有一张嘴。 既然无法经营权力，如果继续夺权的话，何时是个头，那是遥遥无期啊！ 红卫兵之所以退出历史舞台，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冲击力不够，也不是因为夺权成果不够，而是因为进入了——权力经营——的死角。那个死角不仅困住了红卫兵，也把文化大革命拉入了困局， 看不见结束的希望。 正因如此，才会导致第三次庐山会议上江青的粉丝和林彪的粉丝的对决大戏，才会有是否设国家主席之争，才会有林彪事件。 （六）劲敌 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但是需要进入另一个章节了，因为事情进行到这里，必须要说林彪了。 林彪的命运超出了文化大革命的范畴，所以必须另辟一篇。 在说林彪之前，再回顾一下中央文革小组的战绩。中央文革小组从一九六六年八月份的十届三中全会正式诞生，到一九六九年四月份的九大完成使命，战绩相当可观。 在中央文革存在的那段时间里，政府系统内部：第一代领导人中三大政治家之一的刘少奇坠入深渊，刘少奇的合作者邓小平跟着刘少奇坠入深渊，刘少奇的主要助手彭真、簿一波、陆定一等人坠入深渊，另有地方上调中央的陶铸等人坠入深渊，其它省部级高干还有一串长长的名单。军方系统内：共和国元帅贺龙坠入深渊，共和国大将罗瑞卿、许光达坠入深渊，上将中将还有一串长长的名单。 这些名单中，有些是中央文革的人干的，有的不是。但是打倒这些人之后，中央文革获利多多。 中央文革小组一度取代了中央政治局成为共和国主要的权力机构。九大之后，中央文革小组虽然解散了，但中央文革小组那些人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经过一番折腾，原本没有职位的第一夫人江青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原本只是柯庆施的秘书的张春桥也进入中央政治局。 一九六九年，新中国建国仅仅二十年，绝大多数在战争年代独挡一面的人物还在。比方说十大元帅，只有罗荣桓去世了。比方说十大将军，只有陈赓去世了。除此之外，邓小平、彭真、陈云、 薄一波等人还是政治智慧完全成熟的时候。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管是江青、张春桥还是叶群以及林彪的四大金刚在资历或能力上都显得难以服人。 尽管中央文革小组不在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核心成员还在，而且还在新的权力机构——中央政治局——中继续干老本行，也就是继续进行伟大的文化大革命事业。为了伟大的文革事业，他们即将结成四人帮继续战斗。 要继续文化大革命，就需要继续革命的对象。对象是谁呢？ 九大之后，老干部基本上被打倒得差不多了。虽然还有朱德、刘伯承、叶剑英等人在政治局， 但生病的生病、该靠边的靠边、要检讨的检讨。他们已经离开了权力的核心。一个是失去了打倒的意义，第二个是毛泽东也不允许再去动他们。 自从延安整风之后，政坛已经形成一个稳定的铁三角，一个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三个人形成的铁三角。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林彪取代了刘少奇。在江青等人看来，矛头当然要指向周恩来。然而他们已经努力了好几年，依然没能动得了周恩来。 当然他们不会明目张胆地去和林彪干。但是如果要继续战斗，那只能和权力新贵们作战。权力新贵们基本上都是林彪的粉丝，都是趁文化大革命之际爬上来的，比如四大金刚。 林彪的粉丝主要集中在军方，按道理说双方是井水和河水的关系。井水也好，河水也罢，都是党的地盘，都是党的水。涉及到诸如国家主席这样的重要职位时，斗争将不可避免。 在文革之中，林彪是一个怎样的角色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设想一下这样的场景。某位同学在现实中不爽，觉得领导没有给自己足够的冰淇淋吃，就带了一批人去找领导算账。正常情况下，门前的保安会阻拦。就算保安的实力不够，可以叫人民警察。 人民警察是谢富治管的，支持那位同学找领导讨要冰激凌。谢富治是公安部长，负责全国的公共安全。但是还有比谢富治更牛叉的人，那就是军方。军方的代言人恰好就是林彪。林彪代言的军队保持了沉默，任凭同学们找各位领导要冰淇淋吃。有时候见同学们比较累了，还让军方鼓励鼓励大家不要泄气。 要知道领导的家可能就在中南海，也可能在军区大院，没有军方点头，再多的同学们也不可能见到领导的。那么林彪怎么就那么牛，可以代言军方呢。平时生活中，代言一个广告都不容易啊， 需要经纪人等一系列人物的配合运作。代言整个军方需要多少资源？需要成为多牛的人？好吧，就看看林彪凭什么这么牛，凭什么代言军方。 卷七 第七篇 林彪篇（上） ——战争舞台上的林彪一、林彪是谁 （一）晚年的林彪 那时的林彪是个啥样？其实就是一个干瘪的小老头，个不高，瘦瘦的，弱不禁风的样子。外出时总是手持小红本，很少吭气，但开口不离毛主席。那个形象很难和赫赫有名的一代统帅联系在一起。 然而事实就是这么一个瘦小的身体支撑着林副统帅的大名。那个瘦小的老人，就是威震天下的林将军。走进这个神秘瘦小的老人世界，会发现一系列怪异的现象。 林彪的生活并不复杂。 房间陈设简单：卧室一张棕床，一个床头柜，一把椅子，一个屏风。西面墙上挂着亲自写的几个大字：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客厅是散步的地方，身体好时，也在走廊散步，那里有一个茶几、 两把椅子。 吃的东西也很简单：主食麦片粥、玉米粥、馒头；副食常常是用开水烫过的大白菜叶，不加油盐。有时吃点蒸肉饼和鱼。平时不喝水，不吃水果。对生活的要求也就是老农民水平，比清教徒强不了多少。 看到这些你不能不感叹，大名鼎鼎的林副统帅的生活竟然如此简单，简单到让人怀疑人生是否有乐趣，简单到让人觉得很怪异。怪异的生活习惯也有。 卧室的屏风上贴了很多小字条，纸条上写着吃啥东西哪里会出汗什么的，比如“吃鱿鱼膀胱出汗”、“吃青豆脚底发凉”。 林彪对衣服、被褥的要求甚高：每件衣服都要有个度数。这个度数并不是指根据天气温度增减衣服。林彪把每件衣服设定一个温度，如薄的一度，厚的二度，在衣服上注明，然后根据气温增减。他从不穿毛衣、棉衣，只是把单衣一层层地套上去。毛巾、被子、床单等也有度数。在睡觉之前， 让内勤先将被褥预热，然后入睡。 很怪异是吧？这只是个开始呢。 林彪一怕光，卧房及走廊的窗户的外面，都要挂上两幅遮光窗帘，而每幅遮光窗帘由两层遮光 布组成，两层遮光布之间另有一层黑色羽绒内胆，这样，再加上窗内还有一道白纱窗帘，加起来共有七层。这些窗帘不但能挡住光，还可以挡住风——林彪也怕风。 三怕声，凡是林彪呆的地方都需要安静安静再安静，为使身边的工作人员走路的声响减到最低， 地上要铺上一层特制的地毯。房间里连水龙头都不许有，因为水龙头的声音会刺激林彪那弱不禁风的神经。没有水怎么办呢？正常人正常洗脸都需要水的，没了水可怎么活嘛？林彪不用，因为他怕水。听到水声就要拉稀，连卫生间都不用水龙头。平时不洗手，不洗脸，不洗澡。吃东西时，把手在沙发上擦擦了事。至于洗澡嘛，更没谱了，定期让人擦擦身体。 第五怕是怕冷。这里的冷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寒冷。林彪的房间里放满了温度计，一年四季维持在二十一度。高低相差半摄氏度都不行，低了嫌冷，高了怕出汗。林彪每到一个地方，搞接待工作的都是相当的小心，不是怕林副统帅对伙食是否满意，而是担心温度能否达标。在无法安装中央空调的地方，就要用锅炉进行加热。 那么林副统帅有啥爱好么？当然也有，很少。比方说玩火柴，他会一个人不停地擦火柴，然后将熄灭的火柴梗放到鼻子前闻那硫黄味，然后是几个小时的沉思默想。没有人知道他想啥——当然也可能啥也没想。他还喜欢看药书，自己给自己开药方。他不信西医，说西医骗人。他的药方很怪， 都是他自己研究出来的。 这么看来，林彪是个怪人。 林彪确实是个怪人，不仅在生活中，战场上的林彪更加怪异，所有和他交过手的敌人都领教过他的怪异。文化大革命好比是一盘棋局，众人皆不能破。唯有林彪，用他怪异的方式而破之，当然代价是超乎寻常的大——这么大的代价也只有林彪能付得起。 林彪一生，就一个字，怪。但是反过来看，林彪并不是怪，而是简单。这个世界太复杂了，所以一切从简的林彪才显得很怪。 （二）怪人林彪 把林彪跟其他元帅对比一下：论宽厚，林彪不如朱老总；论刚毅，林彪不如彭老总；论理论修养，林彪不如刘伯承；论豪情和血性，林彪不如贺龙；论谈经论道，林彪不如陈毅；论政治能力， 林彪和聂荣臻、罗荣桓、叶剑英没法比。但是林彪有林彪自己的特点：他是一位深思型的将军；他的个性低调而敏感，喜静不喜动，喜思不喜说。就这种性格而言，他和徐向前元帅比较接近。区别在于，徐向前元帅不论跟随张国焘还是毛泽东均未获得绝对的信任，才华没有得到充分的施展。林彪元帅正是在毛泽东的绝对信任下走向巅峰的。然而凡事都有两面性，未获毛泽东绝对信任的徐向前元帅安然度过晚年；获得毛泽东信任的林彪却在晚年随着文化大革命坠入深渊。所谓祸福相依， 一切仿佛冥冥中自有定数。 在这个世界，最顶尖的人才往往都是深思者。他们会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构思着自己的故事。 他们会在某个行业里长袖善舞，离开那个行业之后则是沉默寡言。身为军人的林彪本身为战争而生， 是战场上的沉睡者。 身为统帅的林彪，从他的面部表情中看不见朱德那样温和的笑容，从他口中听不到彭德怀那种慑人的吼声，从他的笔下读不到刘伯承那种系统的论述，只能看见他那种对着地图静静的思考，永无止境的思考。他会思考战场上的每一个高地，每一条路，每一个拐角，每一个炮弹或者机枪对战场态势的影响，每一支队伍打破平衡的可能性。 林彪就是战场上的神器——只有极个别人物才懂得使用的神器。当我们讨论林彪在战场上的表现时，首先要注意他的性格。 公元一九零七年十二月五号，林彪出生。这时十大元帅中的其他九人都已经出生了，年龄最大的朱德已经二十一岁。十大将军也全部出生了，和他年龄最接近的是粟裕将军，大他几个月。林彪出生在湖北黄州中部一个叫回龙山的地方。一听回龙山几个字，就知道风水很好。回龙山，地处大别山之南，由鄂东泰山之称的大崎山从主峰龙王顶南下，蜿蜒起伏百余里，至此呈游龙回首之状， 故名回龙。 回龙山下有回龙镇，名字虽然很架势，却没出过顶天立地的人物，直到一九零七年林彪的出生。 林彪出生在回龙镇旁边一个叫林家大（很怪的名字）的村子里。全村的人都姓林，是一个林氏家族。 林彪老爹是最牛叉的人物——全村的族长，拥有几百亩良田，几百亩山林，几十间房屋，一个纺织厂，外加全村的话语权——放现在那也是了不得。 据林彪的妈妈向村里的粉丝们介绍，生林彪之前做过一个梦：“梦见一只大白虎，盘脚架腿，坐在堂屋上，醒来就生下了这孩子。”按照传统说书先生的逻辑，那叫白虎星下凡，将才诞生的标志。甭管现在有没有人信，反正当时有人信。很多人都相信那是一个好兆头，孩子将非同凡响。而且林彪的父母也很有心，给儿子取名育蓉，加一个号，彪。彪，会意字，有小老虎的意思。后来林育蓉这个名字很少有人记住，而林彪这个名字反而流传天下了。林彪本人似乎也对小老虎情有独钟， 他的儿子林立果也有小老虎之称。 然而小林彪虽然和老虎联系在一起，可是林彪硬是眉清目秀、娇里娇气的，还时不时生个病， 更像一个林黛玉版的男孩子，怎么看都不像生猛的老虎。在这个世界上，像不像老虎不要紧，只要能像猛虎一样行事就是真老虎。 林彪的家庭条件不错，教育也不错，很早进了私塾。而且他很走运，遇到一个很不错的老师。 那个老师名叫李卓侯，跟孙中山一起干过革命，虽然不太有名，但他有一个鼎鼎大名的儿子——中国地质学之父李四光同志。能够养育出李四光的人，必定不是等闲之辈。李卓侯虽然是私塾老师， 却胸襟开阔、境界高远。李卓侯除了养育李四光之外，另一件值得骄傲的事就是教育过“林氏三兄弟”。有子如李四光，有学生如林氏兄弟，李卓侯的一生是非常成功的一生。 李卓侯曾经评价过自己的得意门生：“育南秉性聪慧，育英勤奋刻苦，育蓉既聪明又刻苦，日后都会大有出息。只是育蓉性子阴柔，不好把握，是龙是虫，一切全靠他自己。”可谓一语中的， 入木三分。 年轻时代的林彪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因为家庭条件和年龄的关系，让很多革命者冲动莫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基本上没有影响到林彪。在那个国家贫弱却风云际会的年代，年少的林彪不用为衣食住行发愁，可以自由自在地孤独或者玩乐。如果换成一个安乐的年代，作为地主家小少爷的林彪，完全可能是另一个样子，很可能在吃香喝辣之余，多余的精力无处发泄之下而成为浪荡子或者文艺创作者，从性格来看，后者的可能性大一点。然而时代是不和平的。在他出生时，天下还是大清帝国的天下，懂事时天下已经是军阀割据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也就是所谓的青春期。那是人生中最不稳定的时期，极容易被影响，最容易被思想和异性所影响。影响林彪思想的人就是他的两个堂兄弟——林育南和林育英。这两位都是最老牌的革命者，都是深受近代革命思想影响的人物，是资格最老的共产党员， 都是那种思想敏锐、头脑冷静、能说会写的人物。两人在黄冈办新学校宣传新思想，第一个就把堂弟林彪拉进去。当时林彪十三四岁，处于初中生的年龄。正是在堂兄的引导下，林彪在十六岁时就加入了共青团。 学校里有一个叫陆若冰的姑娘，影响了林彪的心灵。陆若冰年长林彪一岁，亭亭玉立，清水出芙蓉。对于青春期的林彪而言，林姑娘绝对是碧落仙子。更为要命的是，林姑娘对林彪还很照顾， 生活上、学习上嘘寒问暖。林彪更是无可救药地恋上她。然而林姑娘对小小的林彪并不感冒，钟情的是男子汉气概十足兼文思口才俱佳的林育南。因为钟情林育南，所以对林育南的小堂弟比较照顾。 林育南对陆若冰也很有好感，但有情人终于没成眷属——因为林育英的反对。林育南不想因为儿女私情伤害兄弟感情。后来林育英把陆若冰介绍去安庆女子师范学校，和林育南分开。时间是一九二四年，林彪十七岁，已经暗恋陆若冰几个年头了。 当时林彪还年轻，还不太懂成年男女之间的事，就是暗恋陆若冰而已。陆若冰离开之后，林彪鼓足勇气给陆若冰写信求爱。陆若冰写信回绝。当时的林彪只是一个小屁孩，天才没有得到展示之前，性格是古怪的；另外一点，尚无发育健全的相貌也不怎么样。和年长十岁的堂哥比起来，生瓜蛋子一个，得不到陆若冰的芳心也正常。 但这事大大刺激了林彪。凡是天才总有独立的世界，他是那个独立世界的构思者。在那个世界里，他是主宰。因此用世俗的眼睛去看，天才总是与众不同，甚至是孤傲的。毫无疑问，林彪也是孤傲的。青春期的林彪把全部情感倾注在一个美丽的姑娘身上却遭到拒绝时，就好像一柄利剑刺穿了他自己构建的世界。 林彪愤怒了，变得更为敏感，更为沉默了，因为他要干出一番事业，证明自己是对的。通常情况下，这是雄性尊严受到伤害之后的自然反应。反应的结果就是成绩更好了。两个堂兄看着日渐成熟起来的堂弟，颔首而笑，表示欣慰。 一九二五年，陆若冰离开一年之后，林彪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底，中共中央号召共产党员去广州投考第四期黄埔军校。黄埔第四期预招新生三千人，湖北省有一百五十五个名额。决心干一番事业的林彪决定效法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前辈——投笔从戎。 林育南拉着堂弟的手意味深长地说：“你这个考虑很对，每个人的一生都有很关键的一两步，这个步子如迈对了，可说受用无穷；如迈错了，就会跌入深谷。武力没有正义是暴政，正义没有武力是无能。中国的革命，最终要靠军事解决问题，共产主义事业将来需要大批军事人才。我和你二哥(育英)搞党务、工运，你搞军事，我们林家三兄弟就各有所长。”林育南这些话都是经验之谈， 他和林育英搞了好几年革命，弃儿女私情不顾，笔头磨秃了一大把，口水喷出一大堆，也没有解决实际问题，还常常被权贵们鄙视，郁闷不行。若干年之后，林育南死在屠刀之下，成为华龙烈士之一。林育英也是在监狱中备受摧残，最后英年早逝。 （三）林彪和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中国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军校。黄埔军校，将军的摇篮。 黄埔师生，国共争取的对象。 蒋介石先生就是靠黄埔军校起家的。黄埔军校之前，国民党员蒋介石的地位不是特别高，之后的故事大家都了解了。蒋校长三个字便是蒋介石一生最享受的称号。 黄埔军校在大陆一共招生二十二届，和国民党统治大陆的时间一样长，培养军事人才二十多万， 分布于国共两军中，特别是国民党，黄埔将军更是其中的骨干。陈诚啊、胡中南啊、傅作义啊、杜垏明啊、张灵甫啊、胡琏啊等等，都毕业于黄埔军校。 中共方面也不差，虽然毛泽东和朱德跟黄埔军校扯不上关系，周恩来、聂荣臻、叶剑英都是黄埔的教官。周恩来成为共产党在黄埔军校的代言人。聂荣臻和叶剑英更是黄埔有名的教官，加上一 期的林彪和四期的徐向前，占十大元帅将近一半的名额。十大将军之中，有陈赓、王树声、许光达三人是黄埔军校的学生。 这还不算早逝的黄公略、段德昌、刘志丹、曾中生、左权、蒋先云、彭雪枫等人，各个鼎鼎大名，如雷贯耳，一等的人才。中共官方评定的三十六位军事家中，将近一半的人和黄埔军校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这些人后来走向战场，决定了中国的命运。中国内战，很大程度上是黄埔军校的内战。这些将领中，林彪是最为耀眼的一位。然而林彪在黄埔军校中的表现并不出色。 林彪投军时心怀凌云之志，然而他的性格腼腆孤傲，表演的欲望不强。对比一下号称黄埔三杰的三位师兄，各个能说会道，长袖善舞。对比一下后来被蒋介石重用的胡宗南和陈诚，要么时机对头，要么是老乡关系。另外林彪在黄埔军校的时间很短，也没有时间给他表演。 现在大家在大学通常呆上几年，学几十门功课，考试上百场，然后还有时间谈恋爱、打牌、打游戏、睡大觉，入学时青春年少，出来时白头发都有了。黄埔军校当年不一样，作为已经载入史册的名校，非常讲效率。人才最多的几期，也就几个月的时间。前三期只有三个月，第四期开始是半年。而且学校的硬件设施非常简陋，但不影响它人才辈出。因为它占据了天时（乱世，是将军的舞台）、地利（广州，革命故乡）、人和（伴随国共两党的崛起）。 在半年的时间里，要学习军人的基本礼仪，如立正、稍息、各种转动；要进行各种残酷的体能训练，比方说每天早晨在天微微亮时就绕小岛跑一周，十五公里；另外还要学习各种知识、分析战争等等。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干这么多事，起码需要好几年。然而当时就半年，没办法，天下大乱， 时不我待。 在如此残酷的环境里，林彪的体质又差，时不时在体能训练中出洋相。从各方面来说，他都没有多余的精力在黄埔军校中表现。这也和当时的教官，聂荣臻的回忆类似。黄埔军校对林彪来说非常重要，首先是身体练出来了，虽然没有变成肌肉男，但也摆脱了林黛玉版本的男人模样，能应付战场上的突击、转移、奔跑了。更为关键的是，他学到了基本的军事知识。那些知识虽然不见得多么丰富高深，但是在当时简陋的中国战场上已经够用了，比起各路军阀中那些简陋的军人，已经算是有才能有文化的军人了。 最为关键的是，林彪通过黄埔军校找到了一种方式，一种影响现实世界的方式。这个怎么解释呢？沉思、多疑、敏感、积极上进的人，内心世界都是异常的丰富，他们都有一个自己的世界。在此后的人生中，如果能找到一种方式，比方说写作、绘画之类的，和现实世界联系起来，把内心世界中的那些能量释放出来，就会成为某个行业中的精英。如果找不到一种方式表达自己，那么可能就是一个疯子。所以才有人说，天才和疯子仅一线之隔。那一线就是能不能找到一种方式来表达自 己。 毫无疑问，沉思、多疑、敏感、积极上进的林彪在那个时代中找到了自己的方式，那就是战争。通过黄埔军校的所学，把内心那丰富斑斓的色彩释放在战场上，如梦如幻。 林彪，只爱战争，只爱和战争有关的事，因为那就是他的内心世界。当战争需要，他可以忍受饥寒交迫、可以忍受痛苦疲倦、可以几天几夜不睡觉，对着地图，沉思默想，如同艺术家在创造。 对别人而言，那是痴狂。对林彪而言，那是享受。他不是在搞战争，而是在搞艺术，用战争的方式表达艺术——他做得很棒。 这样一个人，就是战场上的巨大筹码。只要给他自主权，他还将变成决定性的筹码。谁拥有他， 谁将得到天下的几率就增大一分。放眼天下，军阀虽多，有资格拥有他的人只有两个，一个还没有出现，一个已经出现在他面前。 （四）林彪和蒋介石 黄埔军校是蒋介石腾空的秘密，是蒋介石的枪杆子。如果没有黄埔军校，继承孙中山衣钵的可能是汪精卫或者胡汉民，或者廖仲恺（黄埔军校不成功，廖仲恺可能不会被杀），甚至是邓演达(黄埔军校不成功，蒋介石杀不到邓演达)。蒋介石正是紧握了枪杆子，才干翻了他们。对蒋介石而言， 枪杆子就是腰杆子。因此蒋介石对黄埔军校可谓倾尽全力。只要有机会，他都会在熄灯之后去宿舍转转。在那里，他发现了陈诚。只要有机会，他会早起在校园里跑步，然后发现了胡宗南。对哪位同学感兴趣，捎个话，到校长室来谈谈人生。黄埔毕业生，蒋介石要亲自审核。 蒋介石很推崇曾国藩，行为举止上处处模仿。曾国藩对传统的面相有研究。蒋介石也从他那里偷师了那一招。蒋介石讨厌那种其貌不扬，没有气场，不爱说话的人。一个旅长被蒋介石召见，竟然吓得浑身发抖，蒋介石问的话一句也答不上，蒋介石很奇怪地问：“你是不是穿得太少啊？”那人竟然号啕大哭，蒋介石很尴尬，拂袖而去。一位师长在被提升之前，被蒋召见，谈完话后，那人在下台阶时摔了，蒋介石认为此人不稳重不沉着，准备要下发的委任状被扣了下来。正因如此，蒋介石错过了相貌一般、口齿不清、不爱说话的黄埔一期的一代天骄徐向前。 林彪和徐向前比起来，性格上差不多，相貌上也好不到哪里去。和徐向前一样，也是沉默是金， 不肯多说一个字。和徐向前直接遭到蒋介石的漠视不同，林彪得到了一个机会，一个跟随蒋介石名扬天下的机会。 蒋介石的立命之战，是东征陈炯明。在最后一战中，蒋介石亲自指挥进攻陈炯明的老巢，惠州攻坚战，胜了，给了陈炯明致命一击。蒋介石的心情很爽。为了培养黄埔学生，就把战例放到黄埔四期的课堂上，让黄埔四期学员分析胜利的原因。当然这样的原因很好讲的，什么蒋校长英明神武 啊、料事如神啊、指挥有方啊，总之是蒋校长很牛。当然黄埔军校中不缺英才，战术分析头头是道。蒋校长也是听得津津有味，一边享受粉丝们的吹捧，一边看着他们成长，同时幻想着带领他们一统天下的模样。 轮到林彪上台，只见他一脸怯生生的模样，也不多言语，就开始在黑板上画起惠州地形图。他画得很仔细、很投入，山川、河流、高地、据点一一标清楚。至此蒋介石已不用往下看了，无声胜有声，他断定眼前这个羞怯的年轻人已经把这一仗吃到肚子里了，透彻到如同了解自己的掌纹。其实林彪并没做特别的功课，思维本就如此周密而已。这种人非常可怕，特别是在战场上，精于计算， 算无遗策，冷酷无情，活脱脱一个名将胚子。 林彪凭着对战争精髓的理解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悄悄地走出教室再次使出法宝：吩咐随行的人，下课后让林彪去校长室见他。这次十分有趣的谈话，十多年后蒋介石仍记得每一个细节。当年林彪虽然只是一个学生，看起来纤弱羞怯，却城府森严，惜语如金。 在以往与人的谈话中，大家争取在蒋校长面前表现，蒋校长一向是多问少答，始终掌握主动。 但林彪不同，因为林彪从不多答一个字，每一句话都经过深谋熟虑，说话又极中听。若干年之后， 走上政治舞台的林彪对待毛泽东也是这样。 蒋介石认为年轻人应该血气方刚，眼前林彪少年老成，暗藏心机。蒋介石意识到了林彪的与众不同，却没有意识到另外一个问题：如何安置这般与众不同的人。在蒋介石的黄埔校长生涯中，已经网罗了不少人才，多半都是那种听话好用的。 蒋先生啊，名将都是深藏不露的，你已经错过了一期的徐向前，如今又错过林彪，惋惜啊！没有徐向前，也许就没有红四方面军。没有林彪，解放战争的战局一定是另外的模样。 就在两人亲密交谈时，校长办公室秘书陈立夫敲门而入，报告说有要事。“娘希匹!”蒋介石嘴里愤愤地骂了一句就离开了，把林彪冷在那里。林彪当时还是无名之辈，但自尊心极强，觉得校长没有真正看重自己。两个人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就这样结束了。 数月后，黄埔四期的同学要毕业了。蒋介石又找个别师生交流，其中包括林彪。蒋介石向林彪许诺，就业问题我帮你解决：毕业后让他来总司令部上班吧。林彪听到这个承诺还是很激动，赶忙简短回答道：“感谢校长的信任和栽培。” 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政治家的话不要当真。蒋介石许下承诺之后就北伐去了，出两湖,战江西，抢夺长三角，赫赫威名。赢得半壁江山之时，意气风发的蒋校长唯独忘了林彪的就业问题。林彪等了好几个月，就业问题依然没能解决。要知道黄埔军校的时光也就几个月，马上五期都毕业了， 就业压力更大啊。换成一般人，也许会继续等。但林彪是敏感的，自尊心极强。林彪觉得自己被戏 弄了。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最后经聂荣臻之手去了叶挺独立团。在那里，他将迈出惊天动地的一生的第一步。在那里，和他共同迈出这一步的，还有未来的名将粟裕。在日后的若干年里，他们让蒋委员长光辉的形象上出现累累伤痕。 蒋介石和林彪之间的姻缘就这么错过了。实际上当时林彪已经是共产党员，两个堂兄更是铁杆的共产党员。如果蒋介石给予他足够的关照，他会死心塌地跟着蒋介石干么？应该说有可能。按照当年的局势看，国民党显然比共产党更有前途。东征北伐，蒋介石扬威天下。反观共产党这一边， 重要人物都有双重党籍，即是共产党也是国民党。和军事接触较多的共产党高层，也就是周恩来， 蒋介石的助手，没有军权。跟共产党人走得比较近的将领也就叶挺，一个独立团而已。 蒋介石策划清党，举起屠刀之际，共产党损失了大部分党员。瞿秋白、向忠发、萧楚女、蔡和森、向警予，包括林彪的堂哥林育南都做了烈士，大半共产党员灰飞烟灭。那时候的共产党前途不明朗。林彪始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大一点说是个民族主义者，并非理想主义者。他不是年逾不惑已经深思熟虑的朱德，也不是从小饱受欺压从不低头的彭德怀，也不是血性豪迈的贺龙。 当时的林彪只有十八岁，虽然性格内向，却心思缜密。战场上的一支枪一门炮都计算得清清楚楚。如果蒋介石没有再次出征，他极有可能跟着国民党走。当时共产党内跟着国民党走的大有人在。 比方说中共元老，参加过一大的周佛海，就跟着国民党去了。即使长征胜利，张国焘也跟着国民党去了。 假设林彪跟了蒋介石，会有后来的风光么？答案是肯定不会。林彪那种战场上的艺术家，需要足够多的自主权。在蒋介石的领导下，恰好没有将领能享受到自主权。不管是在正面抗日战场还是解放战争，蒋介石均过多参与战术指挥，让高级将领成为摆设。国军打得最好的缅甸远征军，除了美国人的装备好，恰好是蒋介石战术参与最少的一支队伍。孙立人在境外和鬼子作战时那是何等英雄，回到中国境内就荒废了。战场上的林彪如果失去了战术设计的权利，即使天纵英才也将无用武之地。 蒋介石出征，和林彪失之交臂，是林彪之幸、共产党之幸、毛泽东之幸，是国民党之伤、蒋介石之伤。从此之后，那个不爱说话却暗藏心机的人时不时出现在蒋介石的脑海中。林彪站在蒋介石的面前，蒋介石更感觉到他的与众不同。等他出现在战场上，更为与众不同了。他那暗藏的心机转化为飘忽不定的行踪和诡异的用兵方式。 很多次吃亏之后，蒋介石终于知道应该如何评价林彪了：当代韩信。 等蒋介石从中原大战抽开身，开始围剿共产党时，林彪的形象渐渐高大起来。 第一次围剿红军，张辉瓒在龙岗之战中全军覆没。张辉瓒并非蒋介石嫡系，死了相当于丢了一 个潜在的保护。林彪在龙岗之战表现出色。蒋介石打趣曰：“黄埔四期的捣蛋鬼最多！”捣蛋鬼之一便是林彪同志。此时的蒋介石还没把红军放在眼里。 经过第二、第三次围剿，红军反而越剿越多。在红军发展的过程中，林彪也是大踏步高升，成为军长、军团长。当时也就二十四五岁而已。蒋介石部署第四次围剿时说出这样的话：“我要特别提醒在座的诸位，要重视那个林彪，不要以为他在黄埔不显山，不露水的。此人胸有丘壑，是当代韩信，这几年交战，更让我有这样的感觉。”当然，这话可以理解为出师之前的激将，但也可以看出，林彪映射在蒋介石眼中的影子愈来愈大。 第五次围剿基本上成功了，红军被迫长征。此时的蒋介石在庐山召开胜利总结报告时则说：“林匪狡诈无比，爱迂回，善穿插，不作正面硬拼，静如处子，动如脱免。诸位与其作战，切记要多动脑筋。”没能置林彪于死地，可见蒋介石的遗憾。——战场上，敌人的痛恨，便是对自己的认可， 便是最好的勋章。 西安事变之后，国共合作抗日。共产党归国民党领导。林彪也在名义上成了蒋委员长座下的一个师长。林彪带着一一五师在平型关打了一个胜仗，是抗日战争以来的第一个胜仗。作为中国战区的最高领导，坐镇南京的蒋介石却在军事会议上酸溜溜地说：“从抗战至今，我军连战皆北，丢师失地，许多人都批评我们无能。我刚刚得到消息，说是在平型关中国军队终于尝到了胜绩，而且是我们黄埔出来的将领指挥的，可惜的是，这位将领不是在座诸位，而是林彪，是共产党，是四期生中的小字辈，凭着落后的武器，战胜了强敌。娘希匹，我一直弄不清楚一件事，许多人都说，黄埔最杰出的人才都跑到共产党那边去了，我这里留下的都是无能之辈，难道此言不虚？”由此可见， 蒋介石对林彪身在共产党那边是相当介意。 林彪从战场归来，被晋军误伤。蒋委员长则感叹曰：“可惜，国家正值用人之际，却折了一员大将。”这话可谓是五味陈杂。既有对死敌共产党失去战将的庆幸，也有为抗日失去大将而惋惜。正如政治舞台上的是是非非，如何能撇得清呵。 林彪的伤势很重，去苏联疗养，四年之后回国，途径西安转延安。对林彪相知甚深的蒋介石亲自指示心腹干将胡宗南和戴笠：“接待林彪总以热情体贴为妥，务必使其感到亲切随和，宾至如归。”在蒋介石看来，这是一个机会，千载难逢的机会，一个千载难逢的拉拢林彪的机会。当时国共在联合抗日，但是联合抗日并不能改变双方为死敌的信念。蒋介石借机拉拢林彪，是壮大国民党削弱共产党的好办法。 戴笠和林彪究竟说了啥？ 为啥是胡宗南和戴笠呢？当时胡宗南位居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的朱德平级，管西北，号称西北王，是黄埔精英中混得比较好的。林彪的级别就比胡宗南低。蒋介石派胡宗 南去见林彪，就是要告诉林彪：小子好好瞧瞧，黄埔精英跟着我蒋某人比那毛某人有前途。身为军人的林彪对身居高位鼎鼎大名的的师兄也比较钦佩。戴笠则是特务头子，任何秘密休想瞒得过他。 胡宗南在感情上离林彪近，容易唠嗑；有了戴笠，又可以防止胡宗南和林彪搞黑幕交易。胡宗南在明，戴笠在暗。一明一暗既可以掩人耳目又能相互制约。戴笠和胡宗南两人的关系也很铁。当年戴笠还在流浪的时候，已经结识胡宗南。后来两人均成为蒋介石的心腹，关系铁到不分彼此，相互在蒋介石面前吹捧对方。戴笠搞情报，胡宗南带兵在外。戴笠给远离京城的胡宗南提供上层信息。 胡宗南在戴笠外出收集情报时提供物质帮助。在拉拢林彪这事上，两人虽有相互制约之实，却不会构成伤害。 蒋介石用人，也是高啊。单政治手腕而论，蒋介石比得上他的对手毛泽东。 胡宗南亲自安排，把林彪接到七贤庄。胡宗南和林彪，师兄、师弟，又是军人，且战功赫赫， 又是风云际会之际，是军人大展身手的好时机，自然会英雄相惜。在那种情况下，平时少言寡语的他也变得健谈起来。双方觥筹交错，你来我往，好像忘了之前的你死我活的杀伐（比方说最近阶段的皖南事变），忘记了楚汉之间泾渭分明的界限。 之后戴笠出场了。戴笠和林彪的那次会晤极为严密。胡宗南亲自开车把戴笠拉到西安七贤庄， 戴笠下车，胡宗南离开。两人谈了很久。戴笠是早晨离开的，回去之后整理了和林彪的谈话。林彪和戴笠的谈话一直是个迷。这个迷是可以分析的。中午时分，胡宗南去找戴笠，发现戴笠还在整理。 看戴笠那打了鸡血的兴奋劲，肯定有所收获。 胡宗南感觉很不爽：都是老头子（蒋介石）的心腹，你戴笠还是俺推荐给老头子的，竟然想独食！凭啥这事让戴笠一个人揽下？胡宗南很想八卦一下戴笠那小子和林彪究竟说了啥，但是封疆大吏的自尊心促使他没有那么做。同时他也不着急。如果事情有进展，经过老头子点头之后，还是得由他胡宗南和林彪联系。戴笠只能生活在黑暗中。然而让胡宗南想不通的是，老头子任何指示都没有。在胡宗南看来，自己和林彪相谈甚欢。看戴笠那一股子高兴劲，肯定有所收获，不可能没有行动啊。难道让别人干了？不对呀，还有谁比俺胡宗南更有资格呢。 蒋介石为啥没有给胡宗南进一步接触林彪的指示呢？那是因为戴笠同志没有把实际情况告诉蒋介石。不是戴笠想隐瞒什么，而是戴笠好大喜功，想要给老头子一个大大的惊喜。戴笠虽然掌控特务机关，深得老头子信任。但老头子的心腹很多，比如黄埔出身的胡宗南、陈诚，得宠程度都不低于他戴笠，还有一大把裙带关系，都是心腹。没办法，心腹太多竞争激烈嘛。 所以戴笠回到南京之后只是敷衍了蒋介石一番。蒋介石以为林彪和朱德、彭德怀、贺龙等人一样，已经被共产党洗脑为茅坑里的臭石头，叹息一声也就罢了。又过几年，抗战胜利了。不巧的是戴笠摔死了。戴笠和林彪之间的谈话也就随风而去。 又过几十年，蒋介石已经在台湾布局蒋经国接班，林彪已经魂归大漠。蒋经国又从某个旮旯里头翻出当年戴笠和林彪的谈话档案。蒋介石戴着花镜仔细地看完这份记录后，气得面色发青，双手颤抖，悲声曰：“雨农（戴笠字）误我大事啊！”按照当时的情形，戴笠如果在旁边的话，蒋介石估计要赏给戴笠一顿返老还童脚。当然那一脚可以留下来，过几年到另外一个世界再赏。 那么戴笠和林彪究竟说了啥？ 鉴于当事人都已经不在了，档案也是戴笠整理过的，且咱们也看不到，但分析一下是可以的。 在那个漫漫长夜里，林彪和戴笠之间的谈话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定会说的，可能会说的，不可能说的。 一定会说的有那些呢？戴笠肯定会说，校长一直记挂你，为你的伤势操碎了心，你是难得一见的人才云云。林彪则会说，感谢校长的牵挂，无时不忘当年校长的教诲等等。戴笠还会说，看看陈诚、胡宗南，多么风光啊。你的才华不在他们之下，如果当初没有离开，成绩也当不在他们之下。 然后再叹息两声做惋惜状。林彪则会说，既然选择当无悔意。为了谈话气氛，适当流露一定的伤感也是可能的。听起来都像是废话，没有内容，却是谈话的基础。要不然的话还说个屁啊，直接散了得。 一定不会说的有那些呢？肯定也是一些废话。戴笠肯定不会对林彪说，共产党不行，你叛逃吧， 跟着国民党混等等。林彪肯定不会说，好吧，回去怎么怎么样。这些话是最有可能被一般人猜测的， 但也是最不可能说的。因为他们都不是一般人，眼界很高。 可能说那些话呢？ 这一切要从当时的大背景说起。林彪回国是一九四一年冬天。当时国民党正面抗战的步伐已经放缓。当时共产党在敌后发展壮大实力。当时太平洋战争已经开始，美国的参战大大缓解了中国战场的压力。虽然抗战依然艰苦，但是亡国的风险已经没有了。当时皖南事变刚刚过去一年多，国共再次互相提防。 尽管有了皖南事变，私下里双方摩擦不断，但是在官方文件里，双方还是合作的，还是兄弟党， 还是大哥国民党带着小弟共产党打鬼子，日后在解放战争中撕破脸皮的事还很遥远。就两党决策者毛泽东和蒋介石而言，均视对方为心腹之患。只不过鉴于实力因素，蒋介石谋划的是如何把共产党干净彻底地消灭掉，毛泽东谋划的则是如何在后来的新政府中挣得一席之地。作为林彪这个层次的人物而言，他只是个军人，只关心战争。至于日后两党继续打内战，也许他想过，但不会多想。从军人的角度讲，他关心的只是在战场上建功立业。 蒋介石想要拉拢林彪，并不需要林彪放弃共产党而投奔国民党，也不会初次见面就急匆匆派戴 笠去劝林彪回去当卧底，那情形好像把相亲解读成开房一样荒谬。 蒋介石想要拉拢林彪，只需要让林彪相信国民党中央的那些官样文章是有诚意的就可以了。这话听起来是不是太过迂腐？怎么理解呢？按照官样文章，抗战是国民党领导下的全面抗战。共产党边区是国民党中央政府的一个下属机构，要服从国民党中央的政策。按照官样文章，国民党中央对下属的十八集团军是关怀的、爱护的、支持的、配合的。至于之前以皖南事变为代表的摩擦，那些都是误会，都是误会造成的恶果。戴笠可能跟林彪说，蒋委员长对此非常痛心，苦于没有值得信任的人等等。林彪可能跟戴笠表示同感。 戴笠可能跟林彪说，当前方向是打鬼子。为了更好地打鬼子，国共双方应该消除误会，建立消除误会的沟通机制。要建立互信的合作关系，首先需要信得过的人。而林彪本就出身黄埔的大家庭， 可以充当此项重任。 如果仅仅是这么着，蒋介石的布局是不是太浅薄了？表面上看确实是这样。官样文章嘛，大家都搞。但有更深层的原因。假如直接和林彪来这么一手，情况就不一样了，结果有三个好处：一， 将大大削减共军对国军的敌意；二，了解共军；三，共军将增加出击的规模和力度。 共军对国军，那是血海深仇。共产党员被国民党杀了无数。毛泽东的兄弟、老婆死在国民党手上，朱德的挚友死在国民党手上，贺龙的族人死在国民党手上，彭德怀的祖坟被国民党挖过好几次， 太多了。红军将士多半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吃不饱饭才干革命的。而红军长征之后，江西革命根据地被屠杀了很多人，他们都是到达陕北的那些士兵的亲人。可以说从领袖到大兵，均和国民党有仇。 要不是小日本进逼太甚，双方才不会合作哩。从某种意义上讲，共产党就是靠理想和仇恨支撑着。 所以共军和国军打仗相当玩命，往死里打。如果能建立维持一个信任机制，削减共军对国军的敌意， 那么相当于削减共军的气势，削减共军的战斗力。 至于第二点，了解共军，相当于知己知彼，将来兵戎相见，胜算也大。不是蒋委员长不想派人去共军内部，只是共军的生活过于艰苦，特务会严重水土不服。而且共产党内天天开会，隔三差五地整风，连自己人都整得死去活来，敌人更难以生存了。所以说这个布局应该非常老辣，甚至比让林彪投靠国民党带兵打共产党还要凶狠。而如此凶狠的计划竟然隐藏在冠冕堂皇的理由之下，可见手段之高明。 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林彪可能表示对此很感兴趣。因为这么一来确实有理由上战场杀敌。国民党是中央军，有同盟国的物质援助，顺便争取一点，对自己应该有很大帮助。林彪选择如此的举动， 是建立在国共不打内战的前提下。既然不打内战，那就要搞好团结合作的关系。或许他看到了背后的杀机，也就是想摸摸戴笠的底。 共军增加出击的规模和力度，对国民党而言那是百利而无一害。参照百团大战，结果直接导致 鬼子加紧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力度。鬼子加紧扫荡有几个好处：可以压缩共军的发展空间；适当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共产党把军力露出来，还可以增加国民党内对共军的仇视。蒋介石发迹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就是清党。清除共产党，恰好是蒋介石的旗帜。国共合作之后，国民党内部一些将领淡化了敌视共产党的情绪，这是蒋介石不愿看到的。如果跟林彪建立合作关系，按照蒋介石及其粉丝的估计，林彪回到延安之后很可能立刻统兵一方，他完全可以独立发起大规模的对日作战。 他人大家看到那份记录，估计也就这几个方面。 如果事情真是如此这般，那么戴笠接下来怎么没有行动呢？原因很简单，林彪回到延安之后并没有回到军队里，一切也就没了可能。毛泽东一直把他放在那里，等待一个关键的时候把他放在关键的地方。等到林彪再次回到军队，戴笠已经翘辫子了——事情就这么诡异。即使戴笠不死也不会有进展，因为那事不是戴笠能搞定的，林彪也不是戴笠能搞定的。所以说，好大喜功者误事。蒋介石身边的好大喜功者不仅戴笠一个，比如管财政的宋子文大舅子，因为他的好高骛远，把在哈佛学的那一套经营国家的经济伦理照搬到中国，加速了国统区的经济崩溃，那可是比淮海战役更大的损失啊。 一年之后，蒋介石在重庆见到林彪，竟然不知林彪的心理动态。几十年后，年迈的蒋介石感叹戴笠误他大事时，很可能就是指戴笠因为好大喜功，隐瞒信息而耽误了蒋介石在重庆玩弄手腕的机会。 （五）重庆相见 林彪回到延安之后，毛泽东亲自出门迎接，但林彪没有立刻去军队上岗，为啥呢？皖南事变之后，共军在敌后生存艰难，一边应付鬼子扫荡，一边要防着蒋委员长，另外还要发展自己的力量。 林彪是个打仗的料，需要决战时再用吧。 皖南事变之后的蒋介石也比较头疼。一方面正面抗战没力气再打了，双方陷入僵局。另一方面， 又看不得共产党在敌后搞得有声有色。虽然敌后的共产党遭受的压力正在增大，力量始终是发展的。 他搞不明白，为啥自己落在敌后的部队要么沦为伪军，要么打游击不成气候，散了为寇呢？难道说共产党有三头六臂？为了搞清楚啥情况，他就找到在重庆的周恩来，说那个周主任啊，能不能请毛先生来重庆共商大计。时间是一九四二年十月份。 不管蒋委员长的心里怎么打算，从共产党来看，怎么都像鸿门宴。前不久把人家新四军给搞了， 还说是叛军，明里暗里还在搞小把戏，不得不防啊。但是蒋委员长还是名义上的最高领袖，不能不理，也可以借机摸摸蒋介石的底牌。中共中央一番研究之后，决定派林彪代替毛泽东去重庆会见蒋介石。一方面林彪闲着没事，毛泽东给他找点事做，显示对他的器重。另一方面林彪是抗日名将， 又是黄埔出身，跟蒋校长比较熟络。如果是鸿门宴，那也只会为毛泽东而设。林彪去就不会是鸿门宴。理由嘛，很老套：毛泽东生病了，由林彪代劳。 林彪到重庆之后，自然受到很好的接待。在那段时间里，蒋介石和林彪一共三次会面。十月十三号，蒋介石办公室，第一次见面，意识形态之争。周恩来和张治中陪同。 林彪看见蒋介石，向前表达尊重：“校长，你好！” 蒋介石握住林彪的手，摆谱说：“林彪，你是我的学生，我欢迎你到重庆来。” 双方落座，林彪对蒋介石说：“毛泽东先生本拟亲自来见校长，因身体有病，行动不便，无法前来，待恢复了健康后，再来重庆与你会晤。” 蒋介石则说：“你这次来渝，润之先生有何意见转告我？” 林彪说：“我们接到校长的电报后，毛先生即提到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专门讨论，还约我商谈数次。毛先生托我转给委员长的意见主要有三点：抗战建国、国内统一团结及对校长的期望。” 谈话氛围如同拉家常，家常的背后则是连绵炮火、血肉横飞。说的也都是表面文章，但把表面文章揭开之后，就不简单了，那可是地盘的争割，不到迫不得已，是寸步不让的。 关于国共团结，林彪说：“毛先生要我转告校长，为了赢得抗战的胜利，国共两党应彼此接近，彼此相容，彼此打成一片。这三个彼此，已成为我党的普遍共识，也写进了公开发表的宣言，并已成为全党所一致遵从的、不可动摇的行动准则。这一原则，不但现在不能动摇、违背，将来也是如此。我们对校长个人也是如此，不但现在拥护，将来也必拥护。” 蒋介石对这段话很感兴趣。他问林彪：“是真拥护，还是假拥护？”林彪：“当然是真拥护。” 为了证明林彪的话，周恩来插话：“委员长领导全国抗战，我们是坚决拥护的。对此点，我们今天当面对委员长这样讲，在我党的会议及广大人民群众中，也是这样讲的。” 蒋介石笑曰：“那好！” 这话很中听，蒋介石很受用。说白了也就是糖衣炮弹、马屁文章，只不过拍得比较高明而已。 所以搞人际关系的人物会说，马屁永远不会多。林彪这番话实际上是替毛泽东说的。毛泽东这么做的意图很简单，咱们现在还是和睦相处吧。 因为和睦相处对双方都有利，可以抗日。比较而言，对共产党更为有利一点。因为共产党可以在敌后生存，而国民党不能。国民党在敌后抢地盘。那些地盘原本是国民党的。国民党扛不住，被 日本人抢去了。日本人的胃口很大，继续抢国民党的地盘，共产党就在敌后给抢回来一部分。如此恩怨，一团乱麻。 如何把乱麻解开呢？ 林彪认为——其实是毛泽东认为：“国共两党的分歧问题，外传主要有两点：一是主义，二是党的问题。实际上，这两点皆可趋于一致，因为共产主义、三民主义均具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我认为，只要国共两党不采取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而能认识救国之需要，趋于救国之目的，自然能达到一致。” 这个涉及到意识形态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最终理想虽然相似，但实践方式上绝对不同。 国民党要求从上而下，依靠精英搞革命。共产党恰好相反，从下而上，依靠最基础的工人、农民搞革命。这里林彪，或者说是毛泽东，强调结果而忽略方式，是在和稀泥，是在求同存异，是在找共同的需求。这些也是日后新中国的外交原则。不是林彪还是毛泽东喜欢和稀泥，没办法，生存压力大啊。鬼子扫荡已经难以应付了，还要防蒋委员长，日子很不好过。 蒋介石就没有这个压力。虽然正面战场打得稀里哗啦，但战局趋向平衡，加入美国的介入，鬼子已经没有力量疯狂进攻了，而且也不用担心共产党的进攻。所以他不同意，拦住林彪的话：“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它与三民主义完全是两码事，怎么能趋于一致呢？”蒋介石不需要真正的和解，他只需要对共产党限制。 林彪说：“我们共产党人是这样认为的。”蒋介石皱着眉头说：“你们看法不对。” 换成一般人，见最高领导人这般不耐烦会考虑适可而止。林彪是个比较认真的人，也比较倔强。 一旦形成某个观念，一定会全力以赴去干，把该办的事给办了，该说的话说完。所以林彪没有因为蒋介石皱眉头而闭嘴：“我们党的名称虽为共产党，实际上是个救国救民的政党。过去我们党制定的十大纲领，其核心就是外求民族独立，内求民权平等和自由民主。这一步实现了，我们党在现阶段的目的就达到了。至于将来的社会条件如何，是否需要社会革命，那是将来的问题，也许我们这一代人看不到。” 蒋介石说：“你们共产党人提倡和信仰的共产主义，不切合中国的实际，是幻想。” 林彪反驳说：“不是幻想。我认为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如果国共两党真正做到彼此接近，彼此相容，彼此打成一片，也许将来两党可以合二为一。” 蒋介石说：“你们共产党喜欢搞阶级斗争，国民党怎么能与你们合二为一呢？” 对蒋介石的这句话，林彪反驳说：“共产党是代表广大工农群众利益的政党，对违背工农阶级利益，歧视、压迫工农阶级的任何人，任何团体，共产党均坚决反对。其实，共产党强调的阶级斗争，是维护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反对极少数特权阶层谋取不正当的利益。在目前，共产党就是团结一切爱国政党、团体和广大人民，反对、打击日本帝国主义。” 林彪的这些话，让蒋校长很不爽。蒋校长碍于自己的身份又不好发作。林彪则继续：“我们希望今后国共能长期真诚合作。但是，我们也要指出的是：有些人对共产党看不惯，总想挑起内战， 消灭异己。中国的现实又不允许发生内战。哪个党派挑起内战，必会遭到全国人民的共同反对。人民一反对，挑起内战者就必然失败。” 林彪越说，蒋介石越不爽，不停地看手表，连坐在一边的周恩来都看出来了。林彪依然继续说： “我们党虽然反对国共打内战，但话又说回来，我们不怕内战。中国地域辽阔，多山，多森林，又多湖泊，如内战实在难以避免，我们可以利用辽阔的地域和空间与之周旋。此处不能固守，他处可以防御;平原不能抵抗，山地可以持久。我们在任何环境、条件下，均能自给自足，也能织布、产粮食，就是在山地，也有南瓜、包谷可吃。任何困难，都难不倒我们共产党人；任何力量，都摧不垮我们的人民军队。我讲这些，目的是使校长知道，对于政党分歧及党派问题，不是用军事手段所能解决的，而要通过相互信任、协商、谈判的办法。总之，无论就中国的社会、地理、经济、军事务方面论等等等。” 蒋介石实在听不下去了，摆摆手让林彪走人了，不欢而散。这些话说得蒋介石冷飕飕的。如果这些话是从毛泽东或者周恩来那样的政治家嘴里说出来，那是没有问题的。林彪是一个军人，一个军人能说出来这些话是非常罕见的。蒋介石手下也有不少出色的军人，但他们只有两种，听话或不听话。所以蒋介石对林彪的印象更深。 这些话有多少是毛泽东让林彪说的，有多少是林彪自己认可的，已经难以考证。但是可以肯定， 应该有很大一部分是林彪认可的。而这些观点正是林彪在一年前在西安和戴笠谈话的基础。也就是说，他认为国共两党的最终目的一样，抗日立场一样，具备合作的基础，所以才和戴笠谈。谈话内容也超不出这个框架。只是戴笠一直是搞特务的，对于政治和军事算不上真正内行，所以非常兴奋。 林彪在重庆一共呆了半年多，和蒋介石见面三次，三次都是不欢而散。第一次见面一个月之后， 十二月十六号，第二次见面，谈了一系列的问题，当然还是没有结果。特别是在新四军的问题上， 双方分歧严重。皖南事变之后，蒋介石坚持认为：“新四军一不抗日，二系叛军，我已下令取消了番号，还谈它干什么？” 林彪说：“新四军是真正的抗日军队，皖南事变是政府的一个错误。此事一日不明，日久终要明。我党为了壮大抗日队伍，增强中国的抗战实力，已于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号宣布了重建新四军 的命令，并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其部队也有好几个师。新四军既要抗日，就必须有合法的名分。因此，请委员长允许恢复新四军的番号。” 蒋介石余怒了：“你们既然一再表示拥护政府和我，现在又来提被取消了番号的新四军。我明白地告诉你：新四军与药品不同，承认新四军，等于不承认政府；要恢复新四军，就不是真正拥护我。今天再不要提新四军！” 谈判还是没有结果。共产党方面是要枪支弹药、要粮食、要药品；蒋介石则坚持共产党裁军。 双方根本就是驴头不对马嘴。周恩来和林彪没办法了，只能把皮球踢给毛泽东，让他去裁决。 毛泽东给他们定下四条作为谈判依据：一、在蒋承认中共合法的条件下，可同意国民党到边区及敌后办党；二、军队编为 4 个军 12 个师，包括新四军在内；三、边区改行政区，人员、地境不动；四、黄河以南部队北移，目前只做准备，不能实行移动。此乃完全为事实所限制，绝对无法移动。 为了避免浪费口水，周恩来和林彪先和蒋介石的代表张治中谈判，谈判的结果还是没有结果。 其实这个要求并不过分。抗战初期，共产党虽然只有三个师，其实都是超员的。经过几年的敌后战争，共产党开辟根据地若干，军队扩大也是事实。与此同时，国民党也把八路军的档次提高到十八集团军，编制扩大也是正常的。当时国民党中央显然不想这么干。因为编制扩大意味着弹药给养要增加。鬼子已经占领半壁江山的情况下，自家军队的装备还没着落呢。 谈不成怎么办呢，就拖着呗。一直拖到四三年三月二十八号，又有了一次谈判的机会。这一次蒋介石的谈判代表由张治中换成参谋部长何应钦。这一次的谈判更搞笑。何部长滔滔不绝说个不停。 说啥呢，说国共摩擦，责任都在共产党一方。也就是说何部长唠叨老半天，谈判的事没说，完全在指责共产党没有诚意。 何应钦的态度，就是蒋介石的态度。换句话说，不要谈了，不动拳头已经很不错了，知难而退吧。什么编制、武器弹药不要奢望了，自己回去想办法得了。 事已至此，根本就不会有结果了，但还需要画上一个句号。一九四三年六月七号，蒋介石再一次会见周恩来和林彪，叹息曰：“其实，政府是真心实意地想与你们合作以争取抗战的胜利，但有些事情又不能如愿。这次我们的意见未统一，下次再谈吧。” 事实上那本来就是不可能成功的谈判。共产党想要通过谈判扩大编制，那是不可能的。国民党希望通过谈判打压共产党，也是不可能的。既然不可能，干吗还要谈呢？有时候谈判不需要有结果。 这个世界很奇怪的，可以为了科学而科学，为了艺术而艺术，为了骂人而骂人，为了愤怒而愤怒， 当然，也有为了谈判而谈判。谈判，就是表示咱们是合作的，是一家人，一起站在鬼子的对立面。 这就够了。 然而林彪并不明白谈判桌上的道道，所以很不甘心，依然对蒋介石说：“我来重庆这段时间，感觉我们两党的分歧其实并不大，如果双方真有诚意，是能达成一个协议的。问题是国民党方面缺乏诚意，不能坐下来对条款进行认真的讨论。直到今天，我们还未见到国民党方面的任何方案，只是在口头上提出要我们放弃军队、边区，致使谈判难以顺利进行。我们的意见是，下次谈判时，双方应有诚意，否则，就不好谈了。” 蒋介石最烦听这样的话。也不接茬，只是说：“回去后，代我向润之先生问好。” 在这半年的时间里，蒋介石有充足的时间和林彪接触，事实上他也是那么干的。只不过他选的人不对。他派去的人，还是以戴笠为主，以黄埔军校出身的特务为辅。那些人把林彪当成政客对待， 天才军人的世界，特务是搞不懂的 林彪离开之后蒋介石非常惋惜曰：林彪是个军事奇才，国民党阵营的黄埔弟子，没有这样的将才。其实不是这样，不是国民党阵营的黄埔子弟不够优秀，而是使用他们的蒋校长水平不够。看看留在国民党军中的那些精英，有哪一个有过真正大展拳脚的机会？是辽沈战役中的孙立人、廖耀湘， 还是淮海战役中的杜律明？林彪去了蒋介石又能怎么样？林彪本有机会跟着蒋介石走的，是他自己错过了。最好的东西，错过了，就不会回来。 （六）惋惜 统战失败了，周恩来和林彪回到延安。当时整风之火正在燃烧，把周恩来给烧了一顿。蒋介石则饶有趣味地看着延安的一切，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同盟国已经躲过了军事上的寒冬。蒋介石的事业在慢慢上升，虽然正面战场没有起色，远征军给他加分不少。两年过后的抗战胜利，蒋介石迎来人生的最巅峰。再然后，蒋介石又开始惋惜他的好学生林彪同志。 国共争霸，首争东北。毛泽东认为使用林彪的时机到了，于是林彪去了东北。蒋介石得知消息后忧心曰：“从此东北无宁日矣！”林彪一开始在东北没站住，一路败北，蒋介石开心了一阵子——也就一阵子而已。 林彪在松花江以北休整完毕，剿匪完毕，土改完毕，蒋介石的日子过完了。一连串的组合拳， 打得留在国民党一边的黄埔精英颜面无存。最后大决战的日子来了，辽沈战役之前，蒋介石在沈阳召开师长、厅长以上的军政会议时这样感慨曰：“还有一个人未到，花名册里是没有这个人的，但这些年来却又分明同大家在一起。这个人就是林彪。我要表扬他，他是黄埔最优秀的将军，因为他把他的学长和教官都打败了。我这个校长失职啊，在黄埔对他关心不够，以致他投奔了共产党。我对在座诸位很关心，但是却让我非常失望，我很痛心。” 蒋介石败退到台湾，一颗心还留在大陆，一双眼睛时刻关注着大陆。当庐山会议之后，林彪在大陆大红大紫，台湾的蒋介石却说：“我不相信林彪这个人会忠于毛泽东。”林彪魂归大漠之后，两个人掉了眼泪，一个是大陆的周恩来，另一个是台湾的蒋介石。 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后面再慢慢分析吧。下面先看看林彪是如何成为天才统帅，以及天才统帅表现出来的能量。 二、为战争而生 （一）炼狱之路 每一个行业的精英都有一个成长周期，军事天才也是一样。身为军事天才的林彪，也有成长周期。只不过那个周期短了一些。共军高级将领中，林彪和粟裕最相似。两人同龄，从军时间差不多。从身材相貌，到思想行为方式，都差不多。但是在成长周期上，林彪比粟裕要快。粟裕到抗日战争后期，六次负伤之后，才渐渐站稳脚跟，才展露出逼人的光芒。而林彪要早熟很多，早熟十年。当然中间，有林彪在黄埔军校接受过训练，而粟裕一个人摸索；林彪很早就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支持。 但是也不得不说，在中共第一代将领中，年龄最小的林彪成熟得相当快。尽管如此，他仍然有一个成熟周期，仍然要经历炼狱之路。 在那条路上，他要经历挫折和屈辱。 林彪从黄埔军校毕业之后，等了蒋介石几个月未果，在教官聂荣臻的帮助下，去了叶挺的独立团就业。蒋介石安身立命的北伐战争中，独立团作为第四军前锋，为第四军赢得铁军称号。那个团里，上至团长叶挺，下到基层官兵，都是积极的革命分子。正因如此，那支队伍才会成为后来南昌起义时的主力，成为共军的源头。因为林彪是共产党员，两个哥哥是共产党中的骨干，政治成分可靠。所以林彪在独立团里混到了连长。南昌起义时，林彪以连长的身份参加。当然在整个南昌起义的过程中，作为小连长的林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但是在南昌起义之后，林彪变了。 然而那段时间对林彪本人来讲，绝对必不可少，因为那是林彪的炼狱之路。所谓炼狱，就是要脱一层皮。对一般人而言，脱一层皮，那是一生难以忘却的痛楚。对非凡人物而言，脱一层皮，仍然是一生难以忘却的痛楚。对一般人而言，痛楚就是痛楚。对非凡人物而言，痛楚是腾飞的前奏。 说起林彪，大家更愿意说林彪如何神奇，仿佛林彪天生就很神奇。其实这些观点本身就很神奇， 神奇得难以置信，因为没有人天生就是神奇的，所有那些关于天生就很神奇的言语都是忽悠人的， 但是后天可以变得很神奇。从不神奇到神奇，有人需要几十年，有人只需要几十天，这就是差别， 一般人和天才的差别。 起义队伍撤出南昌城南下之时，在绝大多数人眼中是没有前途的。天气炎热，四周都是敌人， 缺乏补给，队伍没有具体的目的。好人生病，病人掉队，队伍减员。等到九月二十四号占领潮汕， 分兵，然后潮汕被攻占。这个时候，就连策划起义的大人物们都没有信心继续打下去了，所以他们都转移了。在那个时候，整个南昌起义队伍，只剩下朱德指挥的一部分人马留在三河坝，那是周士弟残留下的二十五师。他们原本打狙击的，结果主力部队散了，他们成了孤军。林彪也在那支孤军里面，为七十三团一营三连连长。年轻的林彪十分迷茫，他看见领导们都在转移，看见中上层军官 离队，就是看不见前途。在那种情况下，所有的宏图大志都没了，只希望找个地方歇歇，找点东西吃。 三河坝狙击打得非常残酷，除了残酷的战争场面，还有同门相残。双方很多是黄埔军校同名师兄弟。近距离射击、面对面拼刺刀时还喊着对方的名字。 “陈赓，林彪，你们快过来吧，校长会原谅你们的。你们不要造反哪!” “我们不是造反，是革命。你们为什么要当蒋介石的走狗?”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战斗非常惨烈。林彪的七连定在最中间，对方枪炮刀枪之下，损失异常惨重。没有办法，谁让你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呢。平时顶着光环，关键时候就要顶上去，当英雄还是炮灰就看个人造化了。 再打下去，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眼看自己慢慢成为光杆连长，林彪有了好汉不吃眼前亏的想法，慢慢撤出这该死的地方。站在七连的角度看，没有问题。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林彪日后独当一面，行踪飘忽，诡异不定，不到情非得已，绝不打攻坚战，怕是也和此次经历有关。然而三河坝上的林彪只是一个小连长，根本没有话语权。如果他从中间撤退的话，整个部队就会被敌人从中间锲入，后果不堪设想。 应该说此时的林彪并没显示高人一等的地方，相反还是旧军队小军官的派头，为了自己不顾大局。林彪后撤时遇到了师兄陈赓。陈赓当时是营长，有伤在身。陈赓看见七连后撤就喊“林连长”。 林彪跑过来报告。 陈赓说：“七连是怎么回事?” 林彪说：“我们连牺牲太大，有生力量仅存三分之一，撤吧?” 陈赓说：“不行！没有总部的命令不许撤退，你给我往上冲，填补阵地缺口。”林彪说：“陈营长，不行，我们的人太少!” 陈赓发狠说：“你再说我枪毙你!”没办法，战场之上，官大一级压死人。林彪看了看脸红脖子粗的陈赓，和滚滚硝烟，再次明白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做个光棍连长也比死了强啊。林彪操起枪，拉起喉咙吼了一声，“冲啊!”又率七连投入了战斗最激烈的中央阵地。 当然这番对话是有背景音乐和镜像的。音乐嘛，就是枪炮声。镜像嘛，就是炮弹掀起的烟雾和血淋淋的尸体。后来有人用这个插曲证明陈赓优于林彪，实际上是不公平的。因为陈赓在黄埔一期毕业之后，跟随蒋介石东征，还救过蒋介石的命，经历过战场的考验。林彪还是个刚上战场的生瓜蛋子。而且从后来共军战法成熟之后来看，显然不应该硬拼。就连陈赓自己带领的太岳兵团，也是 惜兵如命。但这并不是说林彪当时做得就对。 部队打了一天还是撤了，开入了赣南山区，要吃的没吃的，要住的地方没住的地方，伤员没得医治，日子更加没法过了，所以有人开小差。对七连连长林彪而言，更是屋漏偏逢连夜雨，遭受军人生涯中最大的一次考验，因为他把全连的军饷给丢了。当时的军饷本来就不多，而且全部是银元， 是整个队伍的生命线。林彪也很重视，就找一个信得过的人——他表弟——保管军饷。林氏一家的男人，各个都是好汉。估计林彪也以林家男人的标准衡量他表弟。然而他错了，他表弟不是林家的男人，背着银元脚底抹油——溜了。 这下可苦了林彪，当时兵荒马乱，朝不保夕，整个连的人都饿得嗷嗷乱叫呢。如果他们知道银元没了，一生气请连长吃子弹也是有可能的。向来冷静的林彪脑门上也出了冷汗。如此危急时刻出了这么大事，被就地正法都是有可能的。 果然，群情激愤。七十三团团长黄浩声闻讯大怒：“林彪，你这是给革命犯下了大罪呀，你要死个明白。你表弟携款逃跑，你是他的长官，又是他的兄长，该当何罪？治军不严，纵弟逃跑，罪大恶极。来人，把林彪捆起来!” 林彪吓得脸色苍白，不知所措。眼看未来的大元帅就要陨落，朱德和陈毅赶到了。了解前因后果之后，考虑到用人之际，朱德决定原谅林彪：“三军未动，粮草先行。丢了军饷，就等于丢了部队的粮草，弄得不好，士兵们是要造反的。你今后一定要吸取教训，重要文件、军饷细软一定要亲自收藏，不要随便交给别人。记住了没有？” 林彪表示感激朱军长的救命之恩，并发誓今后若是碰上表弟，一定亲手干掉他。后来行军，林连长要亲自背着银元赶路。困难时期，领导不好当啊。劫难虽然躲过了，前途并不光明。不光明的前途中，林彪又遭遇军人生涯中最大的污点：当逃兵而未果。 队伍的处境继续恶化。敌人、环境、伤病环伺在队伍左右。队伍继续减员，理由五花八门：有人投敌叛变了，有人上山当土匪收过路费了，有人回家种田养老婆了。到了江西南段的大庾县时， 只剩下几百人了。 林彪和一些黄埔军校毕业的中下级军官找到陈毅，表示要离开部队，劝陈毅也和他们一起走。 林彪对陈毅说：“你是一个知识分子，没有打过仗，没有搞过队伍。我们是搞过队伍的，现在部队不行了，碰不得，一碰就垮。与其当俘虏，不如穿便衣走。” 陈毅则一贯地豪放坚定：“我不走。现在我拿着枪，可以杀土豪劣绅。我一离开队伍，土豪劣绅就要杀我。”他严肃地对林彪等人说，“你们要走你们走，把枪留下，我们继续干革命。队伍能存在，我们也能存在。拖枪逃跑最可耻。” 林彪要走可以理解，绝望嘛，看不见希望嘛，为啥要拖陈毅走。这点很有趣。这个应该理解为一种“补偿心理”。和林彪一同去见陈毅的，都是一些黄埔出身的下级军官。他们一起走的结果， 既不会回家种地，也不会落草为寇，可能会组团回到校长身边。从感情的角度看，没有任何问题。 从军人角度看，反正要干革命，跟着共产党干革命不成，回去跟着校长继续干。从事业的角度看， 与其跟着一支看不见光明的孤军，还不如回去跟着校长有前途。黄埔毕业生，大多数都跟着校长了嘛。他们也明白，这么一走，肯定被视为逃兵，如果真的回到校长那里，肯定被共产党视为叛徒。 把陈毅也拉走，可以增加逃走的合理性。而且陈毅能说会道，能写文章，可以帮他们代言。就算不回校长那里，他日再跟着共产党重新干，也好说啊。 然而他们没想到陈毅如此坚定，走人的计划暂时搁浅。 大庾县整顿，朱德宣布这支部队今后由他和陈毅领导，并大义凛然地说：“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不愿再干的可以回家，来去两便，绝不勉强。” 陈毅也是慷慨陈词：“南昌起义是失败了，但南昌起义的失败并不等于中国革命的失败。我们大伙要经得起失败局面的考验。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就是要做失败时的英雄。” 从此朱德和陈毅成为队伍的领导。朱德和陈毅的话鼓舞了不少人，但是没能鼓舞林彪。林彪是个军人，从军事角度看，就看不到队伍的前途所在。走还是不走，是个问题。若走，可能被视为懦夫和叛徒。若不走，可能丢了性命。走，选择生存。 当部队离开大庾县城的时候，林彪和几个动摇者找到一个机会，朝梅关方向跑去。正如陈毅预料的一样，他们遭到地主组成的反动民团的搜捕追杀，一番折腾下来，林彪成了孤家寡人。在那危机四伏的环境中，一个人不管有天大的能耐，要生存都很难。路上有山民告诉他，梅关一带的关口被把守得水泄不通，只要碰到可疑份子或操外地口音的人，轻则搜去财物痛打一顿，重则砍头杀身。 林彪明白，好汉是当不得的。好吧，走投无路只能原路返回了。就这样，林彪又成了那队伍中的一员。虽然看不见前途，好歹能保命，比什么都重要。他还是比较走运的，那大概是共军历史上唯一可以来去自由的时期。当然，那也是林彪一生中，唯一对军事前途失去信心的时期。 短短的时间里，林彪把军人生涯中能经历的耻辱和磨难都尝了一遍。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林彪是战无不胜的。如此功勋赫赫的人，不应该临阵怯弱，不应该丢过军饷，不应该当过逃兵。这些是英雄情结么？可以理解。 但是那些赫赫有名的人物，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他们的人生干了那些事。比方说邓稼先， 大家都知道他很牛。但是牛人如邓稼先，在每一次敲定核武器实验的签名时，他的手是颤抖的。不是因为他没有自信，而是责任重大，意外是有可能发生的。一九七九年那次意外，间接导致了邓稼 先丧命。再比方说斯大林，够铁血的一个人吧，在苏德战争初期，苏联全面溃败的情况下，也是恐惧的。因为战争的方式和战争的结果超过了斯大林的预料范围。 刚刚走上战场的林彪，对战争并不熟悉，磨难是必经的历程。对高傲而敏感的林彪而言，中间的酸甜苦辣更胜常人。在那个过程中，林彪参与了战争、了解了战争，体验了战场的残酷和人世的艰辛，那些都是衣食无忧的环境下长大的人必须经历的。他明白了乱世生存的意义：逃避和退让是没有用的。 他那丰富的内心世界开始和现实接轨，方式则是战争。他那浓浓的眉毛下的眼睛开始闪现犀利逼人的光芒。 当时林彪只有二十岁，不到一年时间，已经完成了成长周期。 （二）锋芒 共军的源头追溯到南昌起义。可是从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之后，到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二号湘南起义，前后一百多天的时间里，人员减少十之八九。而且最高指挥官如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人，在斗争的路上转移了，中层如周士第，也转移了。下层军官大多数逃散，就连林彪也是逃散未成。也就是说，那段时间，大概是共军减员最严重的一段时间，比长征还严重。那一系列的减员之后，领导班子只剩下朱德、陈毅、王尔琢三人。朱德，并不是南昌起义初期的主要领导人；陈毅，当时还是书生。 朱德和陈毅带领的那点人，就成了日后共军的火种。日后朱德和陈毅也都成了共和国的元帅。 王尔琢如果不死，至少也是大将。 一九二八年来了，队伍辗转到湖南南部，处境依然困难。朱德意识到不能这么下去了，必须再搞一次起义，弄点吃的，然后去井冈山。于是有了湘南起义，攻克资兴、永兴、耒阳等县城。二月二十九号，林彪带领一个连护卫后勤辎重从永兴去耒阳，走到耒阳东南一个叫小水铺地方时，已经是深夜。四周一片漆黑，又下起了小雨，崎岖的山间小路是又黑又滑，正是一个见鬼的好环境。 然后鬼就来了：突然间，枪声大作，数百名民团团丁从暗处杀出，将后勤部队分割包围。若干年之后，林彪在平型关也搞了这一手，加强版的。林彪命令部队收缩，拼死抵抗，将敌人击退，但运送的军用物资被抢劫一空。 耒阳城的朱德看见两手空空的林彪，气不打一处来：“你护送的物资呢？你带的部队呢？你在黄埔军校学的本领呢？” 林彪本来话就不多，打了败仗更无话可说。朱德说了一阵不得不面对现实：“你打算怎样善后？” 朱德发现林彪并不沮丧，因为林彪并没有推脱责任，也没有灰心丧气，他已经想好了复仇计划。林彪告诉朱德：“我已查明袭击我部的是耒阳县民团谭孜生部，我要他血债血偿。”林彪把自己的计划如此这般说了一遍。朱德眼睛亮了。 谭孜生袭击了林彪之后依然驻扎在小水铺三公庙，正洋洋得意，准备去政府那领奖状。四天之后，林彪带人化装成十九路军前来剿匪。 谭孜生很高兴，立即率队出迎。他还洋洋得意地汇报如何剿杀起义军后勤部队的功劳。林彪眯着眼听完汇报，大加赞扬：“谭团总足智多谋，为党国立下奇功，一定报李宜煊师长嘉奖。这样吧，下午就先开一个庆功宴会，我要代师长先行犒赏，务必请那天参加战斗的有功人员参加。” 下午，三公庙里里外外摆了几十桌酒宴，谭孜生带着众兄弟，进入庙内宴饮。一番客套之后， 谭孜生请国军长官致词。林彪不动声色走到大厅中央。他没说话，手中的酒杯落地了，然后端坐在大厅的二十余名“国军”军官掏出腰中的驳壳枪，把谭孜生和他的兄弟打成血筛。没有怜悯，没有人道主义，没有罗嗦，只有死亡，一击毙命，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谭孜生临死时才发现自己也玩了一把鸿门宴，庙外喝得半醉的团丁们听见枪声，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惊慌中成了俘虏。林彪不仅夺回了被抢的全部辎重，还俘虏了数百名团丁。 又过六天，三月九号，一个叫李宜煊的国民党老将带着一个师的人马把朱德驱逐出耒阳。晚上， 军部讨论对策。多数人主张避敌锋芒，最高领导朱德没有表态。这时传来了敲门声，小连长林彪前来请战：愿立军令状，只需一个连，即可击溃李师，收复耒阳。 军部领导诧异地看着林彪，看看那小子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朱德也觉得意外：“好一个林彪，语不惊人死不休。这不是写诗，是打仗。你有什么法宝？” 林彪说：“现在敌人不明我军虚实，误以为我军已被击溃。耒阳城内，敌人多半是在领功请赏，戒备必定松懈，他们绝对想不到，我军会连夜逆袭。我军应该趁敌不备，大举反攻。” 大家冷静思忖，觉得有道理，决定让他试一试，反正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朱德亲自指挥林彪的第七连和第六连两个排潜至耒阳西门外，出其不意攻发起攻击，突入城内，大获全胜。林彪更是冲锋在前，建立头功。李宜煊被打蒙了，带领残部逃走。 此战不但夺回了耒阳，还缴获了李宜煊丢下的五百条枪。大家很开心。但林彪没有随大家一起开心，而是找到最高领导人朱德，提出我军应一鼓作气，风卷残云，将耒阳境内敌军全部歼灭。朱德再次采纳了林彪的建议，又取得了喜人战果。 经过这一系列的表演，朱德发现沉默寡言的林彪非同一般。这个曾经丢掉军饷，曾经打过败仗， 曾经开过小差的年轻人有着过人的才华：聪明绝顶，临危不惧，遇乱不慌；而且机警、敏锐，善于 思考，常有出人意料之举。总之，是个干大事的好材料。 于是在三月十二号，朱德决定奖赏林彪：提拔林彪为营长。 和所有的剧本一样，每一次重大的人事调动总会惹很多人不满。军中比林彪经验多、资历深的干部有的是，军中冷言冷语满天飞。和所有剧本一样，所有闲言碎语都将在战绩面前消失无踪。所有传言只存在了四天。 四天之后，李宜煊的师长李力率领两个团向耒阳杀来。当时朱德、陈毅等人正在小水铺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革命军主力分散到全县各个乡镇配合地方工作，耒阳城区只有林彪统领的三个连，人员不满，一共不到三百人。朱德派人传信给林彪：立即前往敖山庙设伏，尽量迟滞敌军， 为主力集结争取时间。 军情紧急，林彪却非常兴奋：终于得到了独当一面的机会。在军队上岗以来，都是以虾兵蟹将的身份服从命令听指挥，这一次终于可以号令别人了。机会难得，林彪决心打个漂亮仗。任务越重， 对手越强，斗志越旺，这正是名将的特点。这个特点林彪保持了一生。 营部讨论战法时，多数人建议固守待援，林营长则豪气冲天：“任何时间都不要依赖别人，要立足于自己的力量。” 营部参谋说：“我们自己的力量只有不到三百人，而敌人是两个团三千余人，怎么依靠自己的力量?” 林彪说：“我们不是有农军吗？” 介绍一下，朱德带的人都是南昌起义的正规军。湘南起义之后，组织了农民军，用锄头协助正规军作战。正规军战斗力强，但数量有限。农民军弱，但人数多，有八千多人。所谓强和弱是相对的，要看在谁的手中，怎么用。带领农民军的那个头头也不简单，就是大名鼎鼎的李天佑。李天佑的人，日后成了平型关战斗的主力，在日后成为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再日后成为王牌军三十八军。 李天佑也成为四野战将的楷模，林彪的心腹战将。 林彪指挥三百正规军在八千农民军的协助下，通过引诱、设伏、冲锋等一系列战术把李力的三千正规军打倒喇叭花流鼻涕。此战过后，再也没有关于林彪的流言蜚语。 朱德的眼光非常准，可以说他是林彪的第一个伯乐。林彪对朱德的知遇之恩也有感激之情，只不过那种感情没有持续很久。因为不久的将来，林彪遇到另外一个人，毛泽东。朱德不能满足林彪的，毛泽东可以满足。朱德回答不了的问题，毛泽东可以回答。林彪的困惑，将由毛泽东来解答。 林彪的人生，将因为毛泽东而改变。因为毛泽东走上巅峰，又因为毛泽东跌入低谷。 （三）毛泽东的作用 井冈山之前的林彪大概就是这样，经历一系列的折磨，正走向成熟。在队伍最惨淡的日子里动摇过，但最终活了下来。在队伍减员占绝大多数的情况下，能活下来就是最大的本事。林彪不仅活下来，还表现了自己，因为表现自己又升了官，因为升官而得到了更大的舞台。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营长，但是至少有自己的三分地了。他也在那里展示了自己，但是那些是不够的，他需要更广阔的天空。谁能提供那样一个天空呢？ 在自古以来的战场上，统帅能获得多少成绩，要看最上边的那个领导。比方说长平之战，廉颇和白起对阵于长平。廉颇本来想把白起的锐气耗尽。结果后方领导不同意，觉得廉颇太窝囊，用赵括代之，以攻代守，结果赵军精锐丢光。安史之乱，高仙芝原本坚守潼关，安绿山没办法。结果后方领导不满意，杀掉高仙芝，用哥舒翰代之，然后以攻代守，结果长安陷落。是廉颇、高仙芝不行么？不，是后面领导不太对路。 天才统帅要展示天赋，需要一个前提条件：背后有一个伟大的领袖。当时的中国，风头最旺的就是蒋介石了。对很多人而言，蒋介石是一个理想的靠山。但是林彪已经离开了蒋介石。还能找到更好的靠山？当然，答案已经揭晓。战争年代，如果有一个人的谋略和手腕在蒋介石之上，那就是毛泽东。 林彪很幸运，到了毛泽东的身边，所以他的天赋得以充分释放。 上世纪的中国是乱哄哄的，毛泽东是基点，其他人围绕着基点转。毛泽东的无穷无尽的斗争中， 有很多朋友，很多敌人，很多人从朋友变成敌人，也有人从敌人变成朋友。毛泽东好比营盘，立在那里；其他人是士兵，换了一批又一批——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在众多朋友和敌人彼此转化的过程中，林彪是一个极其特殊的人物。 毛泽东和林彪是啥关系呢？毛泽东对林彪已经超出了一般的同志关系，超出了上下级的关系。 要用一个词描述两人之间的关系，那就是父子关系——至少在一九六九年之前是那样的。 在毛泽东的几个孩子中，寄予毛岸英的希望最大。为了培养毛岸英，毛泽东让他在工农兵转了一遍，然而不幸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然而毛泽东在毛岸英身上花费的时间和心血远不及林彪。林彪也有自己的父亲，自从走上战场，就很少见面。早期林彪对父亲的依赖和信任远不及毛泽东。 毛泽东把最好的机会留给林彪，林彪则给予毛泽东最大的回报。林彪有错，毛泽东为他百般解围。毛泽东需要帮助，林彪从不含糊。从一九二八年两人初次相见，到一九七零年第三次庐山会议， 前后一共四十三年，四十三年如一日。不容易啊！ 根据斯诺的记载：毛泽东可以当着林彪的面脱下衣服，光着膀子捉衣服夹缝里的虱子，而林彪却感觉有些尴尬。林彪的军人作风，从不在别人面前脱下衣服，总是将扣子扣好，领口从来不在众人面前解开，睡觉时候将袜子压在枕头底下，只为起床时候能有条不紊。从个性上看，两个人相差十万八千里。就这样两个个性相异的人，像磁石一样走到一起。 前面说过，在中共第一代将帅之中，黄埔出身的徐向前和林彪性格有些类似。真正和林彪比较相似的人还是大将粟裕。林彪和粟裕，不仅性格相似，外形也差不多。但是在战场上，林彪比粟裕早熟。粟裕成熟于解放战争，比同龄的林彪整整晚了十几年。林彪早熟，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林彪的黄埔军校经历，另一个则是毛泽东。 二八年四月二十八号，朱毛两只大手在井冈山相握，从此天下变色。握手之后就要分工干活啊。 朱德是军长，毛泽东为党代表，陈毅为政治部主任。至于林彪嘛，还是干他的小营长，中层干部， 不上不下，可能一次战斗就挂了，也可能一次一次战斗之后升为高干。在那其乐融融的氛围中，林彪是没有机会发表观点的。 六天之后，也就是五月四号，在砻溪河西的沙滩上召开会师庆祝大会。就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见到了林彪。其实早在一九二五年，黄埔第四期招生时，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和毛泽东就号召共产党人去投靠黄埔。林彪正是应召而去的人物之一。蒋介石后来说，黄埔四期的捣蛋鬼最多，那是因为四期中共产党人最多而已。但当时林彪和毛泽东还没有交集。 那是很平凡的一天，那天林彪穿了一件干净的半旧军装，得知毛泽东要来的消息后马上召集部队集合对大家说：“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刚才团部派人来说，毛委员马上要来看我们，又说“毛委员是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我们红军的重要领导。我们马上要见到毛委员了，请大家把武器擦一擦，衣服整一整，使毛委员对我们部队有个好印象。” 这就是林彪和毛泽东的初次亲密接触。 这是那个沉默寡言、城府极深的林彪吗？不太像耶！要知道林彪面对蒋介石时都是惜墨如金的。 蒋介石比林彪年长二十岁，从年龄上看可以做林彪的父辈。蒋校长问一句，林彪答一句，绝不多说一个字，搞得蒋校长自己都感觉不舒服。 作为部下，林彪和朱德的交流也不多——朱德是慈祥和宽厚的。怎么见到毛泽东就来劲了呢？ 除了毛泽东是共产党的创建者，另一个原因大概是毛泽东创立了井冈山，给了他们一个落脚点。毛泽东秋收起义的队伍，实力远远不如南昌起义的队伍，虽然也损耗不小，但是找到井冈山那样一个支点。这点就比打了败仗的朱德、陈毅领着军队到处跑强很多。 军人总是对强者心存好感。 林彪又说：“毛委员曾说过，我们这支队伍，虽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队伍，但不管是这个军阀，还是那个土匪，只要有枪，就有地盘，就有一块地盘，就有一块天下，我们红军也有枪，也能坐天下。”这种气魄，林彪从未在别人那里见识过。 说到这儿，毛泽东与朱德、陈毅来了，恰好听到林彪的话尾巴，立刻就来了情绪，就问：“那个娃娃是谁呀？”陈毅说：“他就是在敖山庙、来阳城打了胜仗的林彪。” 毛泽东最爱能打仗的人，当时最缺能打仗的人。毛泽东拉着林彪的手说：“你的话讲得很好啊！”林彪听到毛委员夸奖，立马行个军礼：“报告毛委员，我叫林彪。”两人对对方的初次印象极佳，毛泽东充分发挥自己语言上的才华，狠狠地夸奖了林彪，狠狠地夸奖了林彪的部队。那淡定的气势和犀利的言辞给林彪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还不算，毛泽东又与林彪单独谈话，询问他的家庭背景什么的，搞一点人文关怀。不问不知道，一问不得了。原来林彪名叫林育蓉，是林育英、林育南的堂弟。那时候林育英、林育南两人已经是毛泽东的老朋友了。有了这层关系更觉十分有缘。 这层关系给林彪带来无穷的好处。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之后就遇到磨合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肯定会牵扯到用人。朱德带去的人，是职业军人。毛泽东的人，多半是临时招募的，包括改编的袁文才和王佐的人马。比战斗力，毛泽东的人肯定比不上朱德的人。但是根据地是毛泽东开创的，武装割据思想也是毛泽东创造发明的。把井冈山比喻成一个人，相当于是朱德的身体加上毛泽东的思想。以后的人事升迁提拔，同等情况下究竟是提拔毛泽东的老井冈山还是朱德的人，这样就可能造成不愉快。林彪的出现提供了这样一种选择：林彪是跟着朱德上井冈山的，可以看成是朱德的人；林彪跟毛泽东也有关系，给毛泽东的印象良好，也可以算毛泽东的人。一旦有机会，把林彪升上去，两边都可以接受。那是林彪的幸运。 机会来自两个月之后，毛泽东和林彪的关系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当时红军攻打郴州。由红二十九团打先锋，没有攻下。接下来王尔琢又率领二十八团再次强攻，由林彪率领的第一营首先破城。 红二十八团是叶挺独立团的老底子，号称钢铁团，从南昌起义开始就是革命的最强力量。井冈山会师之后，依然战斗力最强。团长王尔琢毕业于黄埔一期，军事素质过硬，深受广大官兵尊重。朱德在大庾县整顿时，朱德任军长，陈毅担任党代表，王尔琢则是参谋长，是第三号人物。上井冈山之后，王尔琢也是排在陈毅之后，位居第四把交椅。林彪对这位顶头上司兼学者也没话说。如果王尔琢一直在，林彪的人生轨迹怎么走还真不好说。 历史老人写剧本时，为了突出林彪，牺牲了王尔琢。 二十八团攻下郴州，大家又可以进城打土豪劣绅，吃大米白面，所以很高兴。高兴没有问题， 问题是在战场上高兴过头是要掉脑袋的。当时负责全城警戒任务的是二十八团二营，营长叫袁崇全， 就高兴过了头，放松警卫。敌人组织反击，红军猝不及防，失败撤退。 袁崇全担心领导追究责任，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率部叛逃。如果是袁崇全一个人私下跑了也就罢了，他还引诱四个连的人跟他一起跑。红军本来就缺人手，再把精锐的二十八团带走几个连，日子还怎么过嘛？最高领导朱德当机立断，派林彪带着一营去追，无论如何要把四个连的人给带回来。 袁崇全叛逃，直系领导王尔琢也没面子，单枪匹马追赶袁崇全。 林彪带着人马很快追上了袁崇全，把他们包围了。袁崇全也不是省油灯，命令部下反包围。双方一场血战即将上演。这时王尔琢也赶到了。王团长充分发挥领导作用，高声喊话，劝士兵们不要受袁崇全蒙蔽，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红军不打红军等等。领导的力量是强大的，一番攻心战搞定了士兵。士兵纷纷放下武器，表示听领导的话。此时袁崇全见事已败露，恼羞成怒，举枪对准王尔琢就是一梭子，然后跑了。王尔琢当场牺牲。整个故事就相当于王尔琢用自己的命换回四个连的士兵。 王尔琢死了，红四军中一片痛哭之声。亲自率部前来接应的毛泽东悲痛异常，连夜赶写了一副挽联曰： 一哭同胞，再哭同胞，同胞今已矣，留却工作谁承受? 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念如何，得到平等便甘心。王尔琢一路走好。 英雄死了，英雄的位置还在，继任者必须也是个英雄。用谁呢，毛泽东和朱德考虑了老半天， 决定内部提人顶上，顶上的人正是林彪。几个月之前，他还是一个不坚定的小军官，一转眼就成了红军的顶梁柱。人事变迁之快，也只有在那个时代才有了。 王尔琢之死，不仅造就了林彪的升迁，对林彪的性格影响也是难以形容的。二十八团是当时红军的中坚。团长王尔琢更是军中的顶梁柱。从朱德对南昌起义队伍整编开始，王尔琢就是朱德、陈毅之后的第三把手。即使到了井冈山，也是排在毛泽东、朱德、陈毅之后的前几号人物（当时彭德怀和黄公略还没有到井冈山）。然而王尔琢就那样死了，死在叛徒手中。接替王尔琢的岗位之后， 林彪并没有升迁的喜悦，而是异乎寻常的谨慎。原本沉默寡言的林彪，更为沉默了。原本犀利的眼神更为犀利了。顺便说一句，王尔琢死在叛徒手中，也是井冈山整风、抓 AB 团的原因之一。 一九二八年，林彪二十一岁，毛泽东三十五岁。一个锋芒初露，已经投身乱世，准备寻找依靠； 一个准备创业，需要人才。两人都准备打出一片大大的江山。从此毛泽东几经起落，终于深深地刻进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林彪也以赫赫战功载入史册。 历史只记得毛泽东提拔了林彪。实际上没有朱德的点头，林彪不可能上升得如此迅速。二十八 团团长，红四军军长，红一军团长，都必须得到朱德的点头。因为当时的井冈山，朱德的威望和实力不次于毛泽东。在用人上，朱德也有过大手笔。上井冈山之前，队伍整顿，陈毅帮朱德干不少事。朱德直接宣布队伍是他和陈毅领导的。当时的陈毅只不过是个书生而已。朱德让陈毅当党代表，是需要很大魄力的。朱毛会师之后，就很少听见朱德的大手笔提拔谁谁谁了。一方面，在谋略的运筹帷幄上，毛泽东确实雄才大略。另一方面，也跟后来的宣传有关系。在林彪这事上，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虽然朱德和毛泽东共同提拔了林彪，但林彪本人却彻底倒向了毛泽东。 此后的几十年，不管是风雨还是彩虹，林彪都坚定不移地站在毛泽东的身后。毛泽东和朱德发生争论，林彪支持毛泽东。毛泽东被排挤了，林彪仍然支持毛泽东。毛泽东要解决彭德怀，林彪支持。毛泽东要解决刘少奇，林彪支持。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林彪全力配合。同理，毛泽东对林彪也是无尽的耐心，从红四军开始，到红色军团长，到一一五师师长，到第四野战军司令，到接班人。能给的，毛泽东都给了。这一切却造成了九一三那个死结。那是后话。 先谈谈另外一个问题。林彪为啥舍弃朱德而追随毛泽东。 从客观角度上看，朱德对林彪不错。林彪丢了军饷，小命不保，朱德解救了他。林彪开小差， 转了一圈回来，朱德收留了他，没有追究。林彪刚刚展露军事才华，朱德冒着别人的闲言冷语提拔了他。这些事中的任何一件都足以使林彪感恩。然而林彪很快倒向毛泽东。毛泽东和林彪有啥关系呢？唯一的关系也就是林彪的堂哥和毛泽东有点交情。就算林彪高升为二十八团长，也是毛泽东和朱德两个人共同决定的。那么林彪为何要紧跟毛泽东呢？为什么？ 解释之一：林彪在炼狱之路上的那些龌龊事，朱德都知道。小辫子攥在朱德手里，抬不起头， 所以要抛弃朱德跟随毛泽东，另寻出路。——这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靠谱。朱德可以原谅他的那些事，换成别人就不一定。如果是为了那些事，稳妥选择应该继续跟着朱德。因为未来还可能犯错误。犯错之后，在朱德那里得到原谅的机会更大。 解释之二：毛泽东挖朱德墙角。同样不靠谱。林彪当时的分量并不大。而毛泽东给予林彪的恩惠不如朱德多。即使毛泽东想要挖墙脚，也得给他更多的好处才行。实际上不久之后，朱德和毛泽东就前委书记的问题发生了争吵，多数人站在朱德一边，沉默寡言的林彪却坚定地站在毛泽东那一边。 那么究竟是为啥呢？这个要从林彪的性格说起。 前面说过，林彪是那种沉思型的人物，是那种多想多做、敢想敢做的人。那种人都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如果找到一种方式把内心世界释放出来，不管在任何行业内都是天才级别的。生逢乱世的林彪走上了战场。他能找到的唯一释放内心世界的方式就是战争。但是天才之所以是天才，必须有一个平台给他们提供在现实世界中编制梦想的机会。有了平台，他们就能创造很多很多。 那个平台并不需要多少人马，多么强大的武器装备，而是一种自主权，也就是说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三国时代的诸葛孔明，隐居南阳，刘备三顾茅庐之后方才出山，为啥那样做？争取主动权而已。比资源，刘备不如曹操和孙权。诸葛亮愿意跟着刘备，是因为跟着刘备有主动权，可以按照自己的设想行事。深思型的人物，多半是人中精英，需要的不是多少资源，而是没有羁绊。所以诸葛亮选择刘备，因为刘备给他的条条框框最少。跟着曹操，最多就是一个谋士，搞不好脑袋都掉了。跟孙权，还是谋士。只有跟刘备，才是诸葛亮，才能筹谋三分天下。 诸葛亮是政治家。一个天才的政治家需要一个相对温和软弱的主，如刘备；如张居正时代的小皇帝。而军人则不同。天才的军人，背后需要一个雄才大略的领导。没有一个雄才大略的领导，军人难以发挥其特长。 在林彪的时代，军阀割据，天下混乱，军人不愁没人要，但是军阀们也就是拿军人当棋子而已。 当时最有夺取天下之气象的是蒋介石。在蒋介石眼中，林彪虽然独特，也就是黄埔精英中的一员而已，所以蒋介石出征时让林彪在家等着。如果蒋介石真的在意林彪，何不在出征之前喊林彪去上班？ 也就一句话的事嘛。 朱德也是一个英雄豪杰。在蒋介石举刀清党时，朱德参与南昌起义。在南昌起义失败之后，队伍即将溃散之际，朱德挺身而出。然而纵观天下之势，朱德也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他才带着残部在福建、江西、湖南到处转悠，春去冬来，转悠了一年，队伍数次濒临险境，最后还是到井冈山才得以落脚。 毛泽东不同，一介书生，参与创建共产党。共产党没办法时，又站出来搞武装割据。为文滔滔不绝，为武翻云覆雨，不论局势多么险恶，他总有办法出牌，总能临危不乱，总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毛泽东对他林彪好像有无条件的信任。出于军人的直觉，林彪从毛泽东那里看到、体验到与众不同的气质，高于蒋介石，高于朱德的气质。 那是什么呢，那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一个梦想。林彪从毛泽东那里看到编制自己梦想的可能性。 所以林彪是属于毛泽东的。 尽管从蒋介石和朱德的身边经过，但是普天之下，能使用他林彪的人只有毛泽东。 自古以来，名将和雄主都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如韩信和刘邦，如李静和李世民，如徐达和朱元璋。林彪和毛泽东也是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就像恋爱一样，就是彼此了。 （四）杀气 在林彪那并不漫长、却相当辉煌的一生中，对共和国而言，那些赫赫战功集中在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一九二八年的湘南暴动到一九三七年的平型关大捷，前后大约八年；第二个时期则是在解放战争中，从东北惨败到横扫半个中国，大约三年多一点。两个阶段加在一起，大约十二年左右。十二年的战争，林彪从一个无名之辈成长为名闻天下的天才统帅。 那十二年，集中了林彪的生命精华。那十二年，身材瘦弱的林彪杀气逼人。当林彪还是连长的时候，他就在三公庙之战中展示出过人之处。 当林彪还是营长的时候，耒阳前后的表现，已经展现出名将的潜质，进攻郴州，又立下头功。 袁崇全叛乱，是林彪带人追回了那群人马。那么升为团长之后，有了更强大的队伍、有了更强的战斗力、有了更大的军事指挥权，他又该如何表现呢？当然要表现得更好！ 一般来说，新领导上台，特别是同级晋升，要有一段时间的适应期，拉关系、增进感情，最好在一起喝两杯、彼此了解一番。这些林彪都没干，他不擅长搞关系，当时也没时间留给他学习搞关系的技巧，更何况在井冈山也没有那个物质基础。林彪整合部队的方式很一般，就是战争。通过他最擅长的业务赢得部下的认可。龙岩一战，虽然磕磕绊绊，不是特别出彩，但是战略战术目的都达到了，而且让原来的平级、乃至稍高一级的同志都认可了林彪的领导。 然而此战之后，井冈山高层出现了严重的分化。 在苏联学过军事的刘安恭去了井冈山，在井冈山那残缺不全的队伍中推广苏联的军队的制度， 导致朱德和毛泽东发生了争执。双方争论了很久，也没有结果，最后一直争论到龙岩开会解决。大会上，陈毅的一番慷慨陈词导致毛泽东第一次下岗。毛泽东下岗之后各项工作都没法开展，大家只好再请毛泽东上岗。毛泽东上岗之后，红军扩编，原来的红四军扩编为红一军团。毛泽东和朱德还是最高领导人。此次争论中，林彪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在毛泽东的推荐下，林彪升为红四军军长，时间是一九三零年，林彪二十三岁。 红四军，是毛泽东和朱德的家底。在军长的位置上，林彪开始书写自己的神话。 与此同时，曾经把林彪同学晾在一边的蒋校长的人生达到顶峰——赢得中原大战。中原大战之后，三十年的军阀混战告一段落，再也没有军阀敢和蒋介石拍桌子。蒋介石的视线终于从党内战友们的身上移开，锁定党外对手——红军——身上，开始了反反复复的围剿。刚刚赢得中原大战的蒋介石踌躇满志，不把那点红军放在眼里，就让小弟何应钦去办事。何应钦也是大爷做派，命令江西省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总司令，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让他们踏平江西革命根据地，去把红军灭了。 张辉瓒，湖南人，湖南讲武堂和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国军内部算是高学历。军事实践方面，张辉瓒反对过袁世凯，参加过护法战争，是个老革命党，北伐时已经是师长。张辉瓒生于一八八五年， 一九三零年带着十八师去围剿红军时，四十五岁，正是军人的黄金年龄。由于他不是嫡系部队，所以摊到一个前锋的活。 按照张辉瓒的资历，如果是嫡系的话，至少也应该是军长了。 一九三零年十二月二十九号，张辉瓒率领十八师师部及两个旅进军龙岗。他本来是打猎的，却一头扎入猎物的包围圈。被包围了不可怕，可怕的是被包围了还不知道对手的情况。包围他的人正是林彪，红军战斗力最强的力量。 第二天，红军全线猛攻。张辉瓒的人马很快扛不住了，全线溃败。张辉瓒见大势已去，脱下身上的貂皮大衣，换一套下级军官制服，躲进了万功山东坡的茅草丛中。不是张辉瓒太烂，实在是对手太过优秀，指挥冲锋的那些人都是精英中的精英。尤其是林彪之后的红四军，埋伏诱惑、穿插、 分割、包围、歼灭一条龙全套服务，而且是强制性的，不接受不行。 林彪下令围住万功山，搜山。红四军一战士走运，抢先发现了狐皮大衣，很珍贵，心中一喜， 难道中奖了？加紧搜山，在一个山洞前又发现有人影，鸣枪警告。所以说在战场上还是低调一点好， 不要穿得过于张扬。那人从洞中钻了出来，高声曰：“不要开枪，我是前敌总指挥张辉瓒，我要找你们的黄公略军长。”黄公略也参加过北伐，估计跟张辉瓒认识。 战士说：“我们是红四军的，军长是林彪。” 张辉瓒大叫道：“我不见林彪，我要见毛泽东先生。” 张辉瓒后来供认：“他不见林彪的原因是怕林彪太年轻、容易冲动，把他枪毙了。” 张辉瓒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承诺不杀他，国民党也在多方营救。但是后来的事还是超出了所有人的意料，张辉瓒怎么也想不到他的生命定格在四十五岁。 不管怎么说，是林彪的人捉住了张辉瓒，也就是林彪捉住了张辉瓒。张辉瓒当时的军衔是中将师长，是整个反围剿之中活捉的最大的一条鱼。张辉瓒被活捉，国共第一回合以共产党胜利而告终。 这是林彪的军人生涯中第一笔重要战功。捉住一个张辉瓒在林彪生涯中或许不算啥，但是要明白， 那是红军最羸弱的时代。 第二次反围剿出风头的是黄公略，林彪没有特别出彩。经过前两次失败，蒋介石愤怒了，加大了力度。何应钦也没有办法继续当大爷了，亲自出马担任前敌指挥，蒋介石的嫡系也出动了，陈诚、 卫立煌等人带领三十万，杀奔江西。 当时红军主力仅三万人马，装备落后。硬打的话，不用脑子想也知道没有胜算。于是红军开始大范围迂回穿插。迂回过程中，林彪指挥红四军跟着部队前后躲闪的过程中，三战三捷，对得起毛泽东的栽培，对得起红军主力的称号。 正是前三次反围剿中的优异表现，一九三二年三月份，年仅二十五岁的林彪再次升职，成为红一军团总指挥，也就是鼎鼎大名的红一军团长，级别上追上了独自起家的彭德怀。在整个苏区时代， 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就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两个支架。林彪和彭德怀，号称红军之鹰和红军之狮。 鹰，迅捷。狮，彪悍。 级别越高责任越大。对于一个天才军事家而言，责任越大，越能展现出非凡的价值。天才的林彪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展示了自己。一九三二年六月份，也就是林彪成为军团长之后，蒋介石再次调兵遣将。围剿红军已经两年，这个时间中原大战都打完了，损兵折将不说，红军越来越大，蒋校长的脸实在是挂不住，于是亲自挂帅，担任总司令，调集八十一个师，六十多万人，分成若干路杀来。此时毛泽东正经历人生的第二次起落——下岗。负责军事指挥的是朱德和周恩来。具体指挥， 还是军团长。 悄无声息之际，林彪带着一军团主力隐蔽集中于黄陂以北，准备中途伏击五十二师和五十九师。 林彪不仅仅布置好口袋，亲率战斗力最强的红十一师据守一道山沟，防止敌人逃跑。战斗结果正如剧本写好的：敌五十二师进入共军的伏击圈时，红军冲下去，将敌人分割包围，三小时激战，全歼五十二师，师长李明被击毙；随后，敌五十九师也被共军右翼部队包围，结果还是被全歼。只是写剧本的不是历史老人，而是林彪。 高潮来自陈诚的十一师。国军内部派系林立。有一派叫土木系，土木系的老大就是陈诚。在国军将领中，陈诚是比较有能力的一个人，军政双栖，而且为人相对公正，至少贪污腐败的事情没怎么干，而且试图有一番作为。陈诚起于中原大战，是蒋介石五虎上将之外的新王牌。陈诚的王牌就是十一师。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陈诚的王牌十一师像兔子一样溜到了东坡的草台岗，想要吃几口嫩草，却不知嫩草旁边有猎狗。林彪早已带人在草岗等着了。 林彪指挥红军，以逸待劳，向十一师猛烈冲击。十一师凭借优势装备拼死抵抗。双方战斗异常激烈。在国军增援部队赶上之前，林彪孤注一掷，把预备队给投入战场。十一师师长肖乾在混战中受伤，群龙无首，很快全师被打残。 这是一个标志，即国军精锐部队，在国民党内战中表现威猛的精锐部队，放在国共战争中，竟然被啃得只剩下骨头。此战之后，陈诚心有余悸，感觉无颜面对蒋校长，最后还是新婚妻子（宋美龄的干女儿）涡旋下，才算和蒋介石和解，共同部署第五次围剿。 此战是林彪从军以来打的第一场硬仗，也是整个第四次反围剿的转折点。此战过后，陈诚无心 恋战。蒋介石的整个战场布局被冲垮。林彪的大名从此飘荡在红军上空，成为善打运动战的代名词。 蒋介在给陈诚的手谕中写道：“惟次挫失，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中央苏区的地域扩大到广东、福建、湖南、江西四个省，整个红一方面军发展到十万人左右，赤卫队发展到二十万人。此时中央苏区进入全盛时期，兵强马壮，吃穿不愁。 林彪也成了红一方面军最为闪亮的星星。 这一切说出来或许很容易。还原一下当年的场景：在对手数量、装备占优势的正规军面前，以当地农民武装起来的农民军应战，枪支弹药都要通过缴获，要在适当的地方组织起局部优势力量谈何容易啊！中共历史上有很多次农民闹革命的例子。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会闹得你死我活。但是那是建立在武器对等的基础之上，都是冷兵器嘛。陈胜吴广、黄巢、李自成们，最差的情况也就是用锄头对抗大刀，差距远没有土枪和坦克大。而且农民军对官兵时，多数时候是农民群殴官兵。 井冈山反围剿那种情况绝对是个例外。从装备上看：国军虽然跟当时军事强国没法比，但是每个师，特别是进入井冈山围剿的每个师，从杂牌的张辉瓒到王牌陈诚，装备还是齐全的，重武器也有一些；反观共军，基本上要啥没啥，武器来源，一个是土方法，自己搞，另一个就是私下里贩卖， 从军阀手里买。等到蒋介石实施封锁，贩卖就很困难。 参战人员说到：朱毛会师之时，也没有几个人，即使在井冈山发展的顶峰，能战之兵也就十来万人。井冈山那个地方，山沟里，也养不了多少兵。 实践经验：这一栏最有疑惑性质。国军的每一次围剿失败，给大家的印象是国军的战斗力不行， 总是被伏击，总是被消灭，看起来很蠢的样子；共军很聪明很狡猾，国军进入井冈山的那些队伍， 能征善战。然后很容易得出结论，共军的作战经验远胜国军。实际上刚好相反，国军的战斗经验远胜共军。共军进入井冈山的那些人，作战经验最丰富的就是朱德带去的那些老兵。南昌起义的那些人，特别是叶挺的人，北伐第四军，前锋独立团，那是威名赫赫的。然而在南昌起义之后，死的死， 散的散，到达井冈山时已经没有多少人了。彭德怀和黄公略带去的人也是正规军，是没有多少实践经验的正规军，而且数量不多。不论是朱毛的红一军团，还是彭德怀创建的红三军团，基本上都是从山沟里增添的农民。二十多年之后，那些农民中的一部分，成了新中国的中层军官。 一九五五年第一次授衔，到一九六五年文革前夕取消军衔，从元帅到少将，一共出过一千六百一十四位将军，江西省最多，一共三百二十五人。也就是说在第一代将帅之中，差不多五个人就有一个是江西人。但是三百二十五个将军中，军衔最高的也就是上将，一共三人，以肖华为代表；中将三十八位，以梁兴初为代表；其余二百八十四位全部是少将，以丁盛为代表。这个事实可以清楚表明共军形成的过程。也从侧面反映出，井冈山时代，共军的作战经验并不丰富，基本上是跟着老兵（后来的元帅、大将、上将）有样学样，现学现卖。反观同一时期的国军，北伐结束之后，又是 蒋桂战争，又是蒋冯战争，又是中原大战，一直在打仗，一直在实践。时间之长，规模之大，规格之高，远胜共军。 在人数、装备、实践经验处于劣势的共军为何可以一次又一次胜利呢？其中的原因到毛泽东篇章里再仔细说。但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前线指挥者彭德怀、林彪、黄公略等人非常了不起， 可惜了黄公略英年早逝。 尤其是林彪，平时不说话，也不和同事搞关系，总是神神秘秘的。但是只要给他战场指挥权， 他总是可以在总体的劣势中找到局部的优势。再把一个个局部的优势累积成大的胜利。他的秘诀在哪里？答案是在他脑袋里。能拷贝出来么？拷贝出来的就是那一次次胜仗。除了胜仗之外，还有一个个预备方案，一个个设想，由于没有实施，后人已经无法知晓了。但是在那些备案和设想中，肯定有不少天才的杰作，都永远地消失了，任凭后人幻想臆断。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思维方式。那些实施之后的战例也罢，未能实施的备案也罢， 都是根据现实世界产生的，产生于山山水水间，产生于繁杂的地图上，产生于日夜不停的思索。林彪不爱说话，不搞同事关系；但是他没有浪费时间，吃喝玩乐的事情跟他没关系，甚至连洗澡的时间都没有。环境紧张的时候，他甚至没时间去捉身上的虱子。他干嘛了？他就是在那些山水中实地考察，在对着地图思索军队的调度或武器的摆放。相比去臆断林彪的天才，去猜测那些没有实施的方案，搞清楚他的行为和思维方式更为重要。因为所谓天才啥的都是不现实的，行为和思维是现实的。 当我们考察林彪的行为和思维时，不禁又想起那个已经被重复很多次的话，天才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加百分之一的灵感。当然咯，可以像天才一样，付出那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但是即使付出那些汗水，也不见得能成为天才，因为那百分之一的灵感同样重要。但是如果没有付出那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最多只能扮演方仲永。但是如果付出了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而最终没能成为天才， 也不至于挨饿，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充实的人生而不会因为浪费时光而后悔。 就林彪而言，他付出了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也具备那百分之一的灵感，所以他是个天才，写下了伟大的故事。 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与众不同，能别人所不能。 经过蒋委员长的反复准备、精心策划，加上井冈山内部一系列的因素加在一起，第五次围剿终于成功了。中国共产党经历战略性的失败，开始了战略性转移，也就是长征。在整个长征途中，就整个共产党而言，是巨大的损失，就林彪个人而言，则继续着军事上的辉煌。血战湘江，林彪带着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左右配合，把中央从虎口中捞出来。湘江一战损伤很大，但那不是林彪的错， 换成别人，损伤也不会减小。 湘江之后在行军路上，更是一路充当前锋。 在林彪的第一阶段的军事实践中，最后一幕的演出是闪亮的，那就是赫赫有名的平型关大捷。平型关战斗的规模并不大（属于忻口战役的一部分），干掉的鬼子也不多（千余人），为何会有 那么重要的影响？这个答案并不难，很多人都会脱口而出，因为政治。平型关战斗的规模虽然不大， 杀掉的鬼子虽然不多，但是因为是抗战以来的第一场胜利，打破了鬼子不可战胜的神话，所以需要宣传。国共两党都需要宣传。国共分裂之后，双方都想宣传自己的抗战功劳，共军赢得了天下，所以更要宣传平型关战斗。这些都是政治因素，也是事实。 但是在政治因素之外，还有军事因素。除了那句笼统的打破鬼子不可战胜的神话之外，各位神奇的专家学者们竟然没有进一步挖掘，咄咄怪事。现代人站在作战电脑旁边一拍脑袋就能想明白的事，当时在战场上混了那么久的国军就想不到？权谋大师蒋介石就想不到？ 在解释这个问题之前，首先回顾一下国民党的内战。蒋介石在东征、北伐、中原大战这一系列战争中，无往而不利。可以说是靠自己杰出的谋略消灭了陈炯明、吴佩孚、孙传芳，打败了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收服了张学良。那些军阀都是一时之人杰，也都在战场上摸爬滚打了半辈子。他们手中也有一些装备精良、训练到位、战斗力极强的王牌（如冯玉祥的十三太保之一的孙连仲在台儿庄的表现），但是蒋介石搞定了他们。但是蒋介石搞不定鬼子。以至于抗战初期，台儿庄战役之前，国军在正面战场憋足了劲，亮出全部家底，也没能赢得一个战役性质的胜利，这些原因会在蒋介石篇章里讨论。就算鬼子在装备和战斗力上占优势，国军完全有能力赢得一些局部胜利的。归根结底，是战略、战术上都有失误。 而林彪带着一一五师第一次上战场就能打赢，遇到的麻烦也不会少。那就看看林彪遇到的麻烦， 还有他的应对吧。 （五）断其一指 西安事变之后，国共又经过一系列的讨价还价，终于暂时把恩怨放在一边，实现了第二次合作。 国民党对共产党说，好吧，现在不围剿你们了。共产党对国民党说，行吧，打土豪分田地先停下来， 尊你们为老大。 抗日政策制定之后，共产党自己在洛川开了一个会议，讨论一下之后怎么办。会议讨论了两件事：团结的一件和不团结的一件。团结的一件事：一个稳定的中央军委成立了。之前在井冈山，朱德和毛泽东关于军委问题争吵过，导致了毛泽东第一次下岗，闹得毛泽东心中老不痛快。毛泽东当军委主席，朱德和周恩来为副主席，其它人等是委员。 军委虽然稳定下来，观点却发生了分歧。当时红军刚刚改名为八路军，正要开赴前线，大家讨 论八路军开到前线之后怎么办。军委主席毛泽东发言：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不能低估他，轻看他。 同日本人作战，不能局限于同国民党作战那套老办法，硬打硬拼是不行的。我们的子弹和武器供应都很困难，打了这一仗，打不了下一仗。因此，我们采用的策略应该是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 毛泽东说：我们要充分发动群众，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特别是武装力量，因为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以后，我们还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意思很明显，八路军就那么点人，硬拼可能连老本都没了，也起不了作用。军队开出去之后要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发展实力，实力强大了再去打鬼子，要量力而行。 这个想法固然是好，但是遭到高级将领的反对，主要是彭德怀和林彪的反对。这两位也是跟国民党打仗最有心得，八路军中最有威望的指挥官。他们从军人的视角上看，抗战么，就要打鬼子。 打了胜仗，就能提升八路军的威望，就能更好地发展实力。 彭德怀建议：用我军擅长的运动战打几场歼灭战。彭德怀认为：八路军只要有二十万军队，有国民党嫡系部队那样的装备，再加若干炮兵，凭险防守，机动出击，日本人是攻不进山西的。 红军时代，林彪和彭德怀是竞争关系。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张国焘想要吃掉毛泽东。彭德怀坚决支持毛泽东。林彪的态度很暧昧。长征结束之后，彭德怀成了林彪的领导，级别高过林彪了。对于日本人，两人的看法非常相似，沉默寡言的林彪甚至表现得更为激进。林彪表示： “内战时期我们可以整师整师地歼灭国民党军队，日本人有什么了不起？可以考虑以运动战为主， 搞大兵团作战。” 很明显，以八路军的实力，彭德怀和林彪的观点都不太现实。除非小日本的战斗力和国军一样。 但他们都是军人，从军事的角度看问题，不能把政治家那些套路往他们身上套。这个就是洛川会议不团结的一面。 会议开了好几天，因为彭德怀和林彪的坚持，毛泽东把八路军的作战方针规定为：基本的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也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什么是有利条件呢？就看彭德怀、林彪等人的表现了。如果他们能力够强，抓住战机，那就是有利条件。这是毛泽东对高级将领搞妥协。不是毛泽东喜欢妥协，没办法，彭德怀是八路军副总指挥，一直呆在前线。林彪的一一五师更是占据八路军的一半力量。如果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毛泽东还有如此胸怀，在原则性问题上适当让步，中国情况应该好很多。从这点可以看出，后来林彪搞出平型关战斗，彭德怀发起百团大战，都是有原因的。 鬼子针对中国的策略就是蒙古人和满清征服中国的结合，第一步搞定东北，然后向华北推进， 然后由北向南。卢沟桥枪声响起之后，鬼子正飞机掩护、坦克开道、钢盔钢甲洋洋得意且杀气腾腾地奔山西而来。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属于中国的中心，战略地位重要，既可以北上也可以南下。国民党也知道山西的重要性，决定来一个太原会战。太原会战的核心则是忻口战役。忻口是太原的大门。忻口以北有两个重要关隘，雁门关和平型关。 为了配合国军正面作战，贺龙的一二零师开往雁门关，林彪的一一五师开往平型关。他们的任务是骚扰敌后，破坏敌人交通线。包括一二九师奔袭明阳堡机场在内，最有代表性的一次行动便是平型关战斗。 林彪还是那个林彪，除了开会，就是整天看地图。在延安看地图，在洛川开会看地图，在山西见国军时还是看地图。一直看地图，谁也搞不清他心里想什么。终于在山西阎锡山的招待所里，他那金锁眉头下犀利的目光停留在平型关。 是的，他做了一个伟大的决定，在平型关和鬼子干一场。那个决定让他一生的光彩增加不少。 林彪带着他的先头部队三四三旅开往平型关。三四三旅，旅长为陈光。陈光生于一九零五年， 年长林彪两岁，参加过北伐，湘南暴动时入队，地位高于林彪，曾救过林彪的命。陈光代理过红一军团长，林彪受伤之后，陈光代理过一一五师师长。在东北时和林彪闹了矛盾，解放后和叶剑英也有了矛盾，解放后自杀，死于高岗之前，英年早逝，多活两年至少是大将军衔。平型关战斗的主力就是三四三旅。 林彪做那样一个决定不容易，主要困难有两条。第一条，负责正面战场的国军情况很不乐观。 第二条八路军上战场的过程中，迎来很多往回跑的士兵。他们是一群奇怪的人，说他们是军人吧，他们并不是上战场，而是从战场上往回跑。说他们是败军吧，还没有真正接触到鬼子，往回跑时还背着很多包裹、老母鸡之类的玩意。上战场是不需要带着包裹或老母鸡的，那些玩意都是抢来的。从哪里抢的？反正不是从鬼子那里抢的，也不是从长官那里抢的，只能从百姓那里抢的。他们不仅自己往回跑，还竭力劝上战场的八路军不要去送死。 第三条严格意义上说，这些人也不能称为国军。真正的国军精英也是打鬼子的好汉。他们的真实身份有一个传统的称呼——兵油子。在中共历史上，兵油子也是一种职业，一种把当兵当成混饭吃的职业。他们存在于乱世之中，却如同官僚一样狡猾，精通各种后退逃跑之诀窍。只要想跑，理由那是现成的。 八路军和兵油子的对话如下。 八路军：“你们为什么退下来？” 兵油子：“日本人有飞机坦克，炮弹比我们机关枪的子弹还多，不退下来咋办呢?”八路军：“当兵还怕死？” 兵油子：“别吹牛皮，上去试试。” 八路军：“你们究竟打死了多少日本鬼子兵？”兵油子：“我们还没见过鬼子兵的面哩。” 八路军：“为什么不和敌人拼一拼？” 兵油子：“找不到长官，没有人指挥，打不了哇！” 确切地说，兵油子不能算士兵，只是军阀混战的副产物、衍生品。在抗日统一民族战线之下都成了国军。日后国土陷落，他们都成了伪军。这种兵油子如果在和平时代，可胜任各种职业骗子、 牛皮大王、赌鬼、皮条客等各种灰暗的职业。 林彪看到这种情况肯定很受伤。如果是自己人，直接拉去枪毙算了，偏偏兵油子的身份是“友军”，让人哭笑不得。俗话说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只怕猪一样的队友，和这种老兵油子并肩作战，呵呵，估计九条命都不够用。为了避开这些大爷传播的负面瘟疫，林彪只好让那个三四三旅择路而走。 第二个困难是领导那关不好过。站在毛泽东的角度来看，拿共产党那点人去和鬼子拼命，实在伤不起，非常不智。所以毛泽东给林彪的指示：不宜打平型关战役。这是从战略的原则出发的。但是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并不了解前线情况。前线的林彪从战术角度出发，给出了五条打的理由： 1、敌人在前进中、运动中、作战中，为我进行运动战提供了良好机会。友军目前尚有抗击敌人之力量，为能得到友军作战职良好机会，现在地域为山地，乃求三战役之良好机会，倘过此时机， 敌已击破友军通过城市，即较难求运动战、山地战及友军配合之作战。 2、目前军民正指望我军直接参战，如我参战兵力过少，则有失众望。 3、则不能以绝对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一部。 4、目前打胜仗、捉俘虏，提高军民抗战信心、提高党与红军的威信，打了胜仗更容易动员群众于扩大红军。 5、目前如集中一个师以上的兵力于窄陵区域求战，担任是不妥的，但以一个师以下兵力则是需要的，用得开的。目前第一仗应该集中一个师兵力为好，待今后客观情况上失去一个师兵力运动作战之可能时，再分散做群众工作和游击。 这些理由很充分的。总之一句话，要打。 打就打呗。打仗可不是游戏，就算是游戏也是最刺激的游戏：输了，可能命都没了；赢了，对手命没了。上了战场，总有人丢掉性命，只有想办法让对手丢掉性命。 要打胜仗不容易，要打一场意义非凡的胜仗更不容易了，要和一个幻想中国几百年、经营中国几十年、入侵中国若干年而未尝败绩的对手作战更更不容易了。从更大的角度上讲，战争胜负取决于三个因素：战争性质，也就是所谓的精气神，通俗点叫士气；战斗力；指挥官对战争的计算。 从战争性质上讲，八路军也有优势，在自家国土上，大义是卫国，小义是保家。战胜固然光荣， 战死亦伟大。 然而战场拼的不光是正义，还有战斗力。就当时双方的战力对比，鬼子在训练上优于八路军； 装备上优于八路军；加上那种见鬼的武士道精神，精神上也不弱于八路军。可以说是八路军和林彪遇见过的最强大的敌人。 林彪知道，这是一场不能失败的战役。大道理就不说了，此战打胜，将开创抗战以来战胜日军之先例，那是无上的荣耀；若失败，之前战争中的英明也都是昨日黄花。但是林彪就是林彪，敌人越强，战意越浓。没走上战场，林彪已经把精神意志提升到顶点。 作为前敌指挥官，林彪的任务是：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在天时地利人和等所有有利因素都在自己这一方时，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以雄鹰般的迅捷撕下猎物，然后迅速隐蔽。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超出常人的冷静，精益求精的算计，残酷无情的部署。面对同样的生命，不能有任何怜悯之心， 可以有仇恨，决不能被仇恨蒙蔽了眼睛。 天时：不利也有利。 八路军是九月二十四好晚开赴预定战场埋伏的，为了隐蔽，选择了小路走。天黑，小路肯定不好走。偏偏下起了大雨，更不好走了。一九三七年和现在不一样。那时候的晋西北，到阳历九月下旬已经很冷了，物质跟不上，冷雨夜行军，肯定是艰难的。 李天佑回忆：每个人只得拽着前面同志的衣角，高一脚低一脚地往前赶，一不小心，就会捧倒。 行军速度慢下来了。我们希望鸣打雷闪，好趁着霎那亮光放开步子往前跑。最糟糕的是山洪暴发了， 而我们却要沿着一条山溪绕过来趟过去。浪涛咆哮，水深齐胸。有几个战士急于趟过去，被水冲走了。战士们把枪和子弹吊在脖子上，手拉着手结成一条坚固的链索，向对岸趟去。九月末，这里已经降霜了，河水寒冷透骨。战士们不声不响地同山洪搏斗，趟过去趟过来，不下二十多次！许多人的牙齿碰得咯咯响，我也感到两条腿麻木了。经过大半宿的艰难行进，我们快赶到目的地时，天亮了，雨也停了。这时我才看清忍受了一夜寒冷和风雨的战士，一个个唇青嘴乌，有的因为摔跤过多， 滚得象个泥人。队伍在公路南的山沟里隐蔽下来，天还是阴沉沉的，冷风腮咫，又不许生火，战士们只有咬牙忍受。 大雨给前去打埋伏的八路军造成困难。对日军肯定也有困难。因为日军的汽车啥的多一点，在雨后的山路上行动起来也不方便。战斗一旦开打，对八路军更为有利。当时这场雨应该不在林彪的计算范围内，他不是三国演义中的诸葛孔明，没有夜观天象的本领。 地利：山地，主战场是一条十公里的山沟，对八路军有利。 八路军就是在山沟里锻炼出来的，啥环境没见过？鬼子主要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离开城市依托和先进装备就玩完。八路军占据高地，俯冲而下。鬼子只能在躲在汽车周围，伺机夺路逃命。 人和：对八路军有利。 这是中国的地盘，八路军在主场作战。想知道主场作战的优势么？李天佑回忆：一路上（行军途中），有多少事情使人激动不已啊！我们每到一地，那些拄着拐杖的老大爷、老大娘，怀抱婴儿的母亲，热血沸腾的青年男女，就悲喜交集地围拢来，询问我们是不是上前线打日本的队伍。我们回答说：“我们是八路军，是上前线打日本侵略者的。”他们便转悲为喜，脸上立刻露出希望的微笑，接着便把大量的食品、香烟塞到我们手里。尤其使人感动的是那些东北流亡学生，他们一群群，一队队，冒着风雨挤在月台上，彻日彻夜地唱着悲愤的歌曲，欢送我们上前线。每逢火车进站，不等车停稳，他们便拥上车厢，拉住战士的手，哭诉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这些远离家乡、到处流浪的青年人，生活本已濒于饥寒交迫，但是他们还要把自己仅有的一件大衣、一条围巾或一副手套送给战士。有的搜尽腰包，尽其所有，买了馒头、烧饼送来，表示自己对抗日战士的一片热忱。目睹国家受辱、同胞流离失所，谁不义愤填膺啊！战士们挥舞着拳头高呼：“头可断，血可流，宁死不做亡国奴” 他们是一群热血之人，也是一群理智之人。并非只会空喊口号。比喊口号，那些兵油子比谁喊的都响。他们在高喊之余，还可以在冷雨夜走向预定战场，还能穿着一身湿衣服趴在凉风习习的高地上，一动不动等着猎物进入陷阱，然后再扑上去咬着不放。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注定在战斗中死去，依然毫无怨言。他们是当之无愧的英雄，是一个英雄的群体。 八路军经历了艰难行军，惹了一肚子火气，正准备干死鬼子，以逸待劳，出其不意。在全面抗战的氛围下，只要走上战场，就是影响。打胜了，还可以继续当英雄，当然是豁出去往死里打。战场上就是这样，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勇敢的军队存活下来的概率更高。 鬼子远道而来，没有意识到已经有人在山沟里等着，依然叽里呱啦，洋洋得意。历史上，日本长时间对中国是充满敬意的，长期跟在中国的屁股后面学东西，学很多东西，从制度设计、到文化 传承、到衣食住行。在鬼子的生活中，从文字书写到穿衣服，处处是中国人的痕迹。然而中国没落之后，鬼子想到的不是知恩图报，而是想把中国征服，去继承伟大东方文化创造者的地位。 从清末抗日援朝失败以来，日本人开始牛气哄哄。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开始看不起中国。侵占东北的成功，日本把中国设定为征服对象，然后侵蚀华北。七七卢沟桥事变以来，日本疯狂进攻中国，很快占领平津，出河北，穿过河南，直逼中国的心脏地带，书写了日本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刻。这个过程中，他们没有失败过。他们也不相信失败就在眼前。 进攻平型关的鬼子，属于板垣第五师团二十一旅，一共四千余人。板垣是个中国通，基本上参与过鬼子在中国干过的、再干的、将要干的所有坏事。早在战争爆发之前，他就徒步勘察过进军路线。知道平型关一带重要，但防守薄弱。所以想要快速抢占平型关，直插太原腹背。正是因为板恒战前勘察过地形，心里有底，才会搞出来几千人的冒进。板恒以为他的对手只是晋军，他没有计算到林彪已经在极端恶劣的情况下迂回到平型关等着他。 在武器装备极端劣势的情况下，必须克服艰难条件下（冷月夜）行军，并且让部队趴在寒冷的山地整天不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做到这些比战斗本身更困难。 类似的战术，后来国共内战时，共军发挥到极致。之后又在抗美援朝中接受检验。 按照国共双方事前扯皮，平型关一战为国共联合作战。林彪带着一一五师，以陈光的三四三旅担任主攻，以徐海东的三四四旅辅助。国军方面第七十一师、新编第二师、第八独立旅一部协同作战。现在大家的印象是平型关之战是一一五师伏击鬼子的一个运输大队，实际上不是那样的。按战略计划是，国共双方约三个师伏击板恒第五师团二十一旅的那四千人（三个大队），只是后来出现了偏差。 战斗从共军阵地上打响的。 鬼子的运输大队进入那条山谷中，鬼子们还在哇哇乱叫，完全没有意识到四周阴冷的山坡上有一群潜伏了一天的中国人。所以当枪弹倾泻而下，鬼子洋洋自得的表情僵硬在脸上。原来他们并非不可战胜，并非牛气哄哄，只是没有打到要害而已。只要把他们打痛，他们也会像所有遭受打击的可怜虫一样，哇哇乱叫，仓促应战，在混乱中求生存。 板恒师团的鬼子已经习惯了中国军队的溃散。然后他们接受地盘，抢劫、强奸、放火、偷盗展现鬼子的本质。他们想不到竟然有人敢于主动伏击他们。 鬼子更想不到，给他们这盘大餐的设计者，是林彪将军。这是现在写在史书上的设计，查一查史料就能得到的。平型关之战，原本还有另外一种设计，把附近四千鬼子全部干掉。 林彪整日整夜看地图、看地图、看地图。看地图有啥妙用？还是用林彪自己的话作为解答吧。 林彪说：指挥员必须熟悉地图，要经常读地图。熟读地图可以产生见解，产生智慧，产生办法，产生决心和信心。在熟读地图的基础上，要亲自进行实地勘察，核正地图，把战场地形和敌我双方的部署都装到脑子里，做到闭上眼睛，面前就有一幅鲜明的战场图景，离开地图也能指挥作战。 据他的警卫员回忆：看地形回来，人累得不行，一躺下就睡着了。半夜醒来，发现师长还没有睡，他的眼睛紧盯着地图，锁着眉头在沉思。那一刻，我觉得师长的影子是那么巨大。 是啊，巨人之所以是巨人，不是因为高大的躯体，而是强大的精神意志。 战争开打以来，由于长时间的高度紧张，林彪睡得很少，精神衰弱，需要健脑器辅佐。林彪当时才三十岁，正值壮年，还没有受伤，精力鼎盛之时，可见压力之大。 天才，百分之九十九是汗水，这话没错。 不仅是林彪高度紧张，中间的李天佑，也是猛人。之前湘南暴动就跟着林彪，之后决战东北仍然跟着林彪。平型关前夜，依然紧张难免。他去看望林彪之前。林彪刚刚设想好战术的最后一招： 用四挺重机枪封锁鬼子的退路。林彪把整个战局思考了好几遍，觉得没啥遗失部分了，才放松了一下，在炕上睡着了，健脑器都没来得及从脑袋上摘下。尽管他不喜欢睡北方的火炕。 李天佑看见领导睡着了，不打算惊动林彪。其实战术都布置差不多了。但他的脚步声还是惊醒了林彪。其实李天佑并无见林彪的必要，战术已经布置停当，无变化。但他就是心绪不宁，想见一见林彪。 林彪醒来，也没有要说的，只是说：“按照原定计划来，有变化我一定会通知你们。”李天佑觉得心里踏实了，还回。 大战之前压力在所难免。能扛住压力的才是真英雄，被压力压垮的是狗熊。多当几次狗熊就变成了兵油子。从这个角度上看，那些兵油子并非天生就是兵油子，而是被他们的领导、那些平庸无能的军阀给领导成了兵油子。所以说三军易得一将难求，名将更难求了，因此毛泽东才会在林彪身上花费那么多心血。 李天佑走后，林彪没能入睡，又看起了地图。 不错，林彪正对着地图给鬼子烹饪大餐。他像一个烹饪大师那般把大餐当成艺术搞。只不过他的原材料不是柴米油盐，而是战场位置、战斗力、武器配备、进攻时机的选择。烹饪是一门艺术， 战争是一门更高的艺术。 在战争这门艺术中，追求永无止境。林彪把平型关一战搞得很好了，战斗的大致过程和设想的基本一致，但是并不完美：有两点林彪没有想到。一个是鬼子的战斗力。鬼子虽然乱，虽然被包围 分割，成为板上鱼肉，却并没有任人宰割。如果说这个是因为对鬼子的了解不多，另外一个疏漏就显得很扎眼了。 战斗打响之后，形势对八路军非常有利。李天佑正在谷地里指挥自己的部队向鬼子进攻，突然有个参谋招呼他，说首长让你去见他。李天佑一口气从谷地跑到后方的山坡师指挥部里见到林彪。 林彪看着气喘吁吁的李天佑说：“沉着些。敌人比较多，比较强，战斗不会马上结束的。”很显然，林彪把李天佑从战场召回并不是只说这些。 此时鬼子已经度过最初的惊慌，正利用汽车在公路上的有利位置顽抗，并组织兵力抢占有利地形。林彪接着说：“你们一定要冲下公路，把敌人切成几段，并以一个营抢占老爷庙。拿下了这个制高点，我们就可以居高临下，把敌人消灭在沟里。” 至于切割敌人，是事先预定好的，正在进行中。林彪是要让李天佑派一个人占领对面的老爷庙高地。为啥呢，很简单，林彪漏算了对面那个高地。因为鬼子如果抢占了对面的老爷庙高地，最坏的结果，他们也可以退守到那里，固守待援。如果战局发展到那个形势，缺乏重武器的八路军想攻下高地是非常困难的。平型关战斗必然成为一场遭遇战，说好听点是击溃一部分敌人，仅此而已。 李天佑顺着林彪的方向说：“看，有几个鬼子正在往老爷庙爬呢！”林彪说：“是啊！你们动作要快，慢了是不行的！” 李天佑说：“明白了！” 林彪说：“好，去吧，耍狠狠地打！” 高手一点就明。李天佑立马派三营冲向老爷庙。幸好鬼子不太懂山地战争，没有立马拼死去占领老爷庙高地。老爷庙落到八路军手里。等到鬼子反应过来，全力进攻老爷庙时，八路军已经在高地上架好了机枪。 整个战术布局，老爷庙是个遗漏，算是一个小小的遗憾。但是平型关还有更大的遗憾，就是国军没有出战。如果另一侧的国军出战，鬼子三个大队四千人估计走不掉几个。那样的话就变成国共联合消灭鬼子。那样就可以增加双方的相互信任。可惜的是国军没有出击。另外，如果两军足够信任，林彪完全可以改变战术设计，用一一五师歼灭那四千鬼子。 可惜，双方杀伐十年，信任只在口头上和字面上，心里没有。正因为国共双方的不信任，平型关之战才变成如今的样子，一一五师两个旅伏击并歼灭鬼子的一个运输大队，那是彼时彼刻能取得的最小战果。 ——可惜！可惜啊！ 甲午战争之后，鬼子之所以敢一步步挺近中国腹地，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四分五裂，内战不断，不能凝成一股绳。抗战爆发之后，名义上只有一个中央政府了，依然不能凝成一股绳。不仅国共两党戒心难消，即使国民党内部也叽叽喳喳、争吵不休。不仅国民党内部，连国民党中央军都无法统一步伐。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黄埔学生汤恩伯在黄河一边和板恒师团血战，黄河南岸的黄埔教官蒋鼎文竟然视而不见，等到鬼子绕过来，蒋老师一夜之间逃跑几百里。 如果中国能够真正做到万众一心，所谓抗战，何须八年？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遗憾，战斗还是胜利了。国军没有出兵，胜利完全属于共军。平型关之战， 也成了抗战的一次经典战役。 整个平型关战斗，规模并不大，歼敌千余人，不算多；自身损失也不小，七百余人。但是结果相当积极。因为此次战斗把一个运输大队的鬼子消灭干净，是一场漂亮的歼灭战。如果说在遭遇战中打掉一千鬼子，也许算不了啥，算是伤其十指。但是把一部分鬼子给歼灭是另一回事了，属于断其一指。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或许感觉有点遗憾，但是那就是林彪的风格，稳中求胜。赌徒可以选择一时痛苦，战场统帅要为战士的生命负责。他没有拿整个一一五师去冒险。那是无数次生死之中磨练出来的谨慎。 此战的最大意义就是：告诉当时所有中国人，鬼子也他娘的肉体凡胎，可以被歼灭！ 正因如此，林彪的大名一夜之间传遍华夏大地。各种恭维，各种慰问信，各种荣耀都来了。然而林彪没有因此而喜悦。他依然不去搞人际关系，依然紧皱眉头，依然在沉思。因为他体会到鬼子的战斗力，预感到接下来战争的艰难性。 ——他干什么呢？写总结报告。 那份总结报告写了不少，什么提高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威望啊什么的，都是虚的，没啥实际价值。 国军将领每一次战争之后也会如此写。不同的地方在于最后个人感悟的那部分。 林彪写到：在这次初步与日寇交锋的战斗中，我们更获得了不少抗战的经验。这不但值得第八路军全体指战员与战斗员学习，我也愿意把它贡献于全国的抗战的“友军”与一切抗日的民众，作为对今后抗战的认识。据我个人在这次战斗中所感觉到的是： 一、一到山地战，敌人的战斗力与特长均要大大降低，甚至于没有。步兵穿着皮鞋爬山，简直不行，虽然他们已爬到半山，我们还在山脚，但结果我们还是先抢上去，给他一阵猛烈的手榴弹， 他们只好像滚罗卜一样地滚下去了，炮兵则难于运动与找阵地。坦克车呢，有些地方简直使它英雄无用武之地。飞机的作用也不大。 二、敌人轻视中国军队，成了习惯，便由骄矜而疏忽，不注意侦察警戒，不爱做工事，打起仗 来，先让飞机和大炮显神通，等到猛攻时，他们的步兵连阵地也不爱占领，只荫蔽在沟内休息。这样的敌人，当然便利我们袭击，所以我们这次一切布置得妥妥当当，向他们开枪了，冲锋了，他们才知道。 三、敌人不仅是弹药要靠后方输送，连粮食都要靠日本送来。他们的后方线已扯长有千里多， 在这样的情况下，把他们后方线一切断，他们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可以弄得他们进退维谷。所以发展游击战在敌人后方活动是非常重要的。此次平型关战斗，我们正是派了一部分人在敌后路上阻滞其增援部队及粮食供给，最近又占了浑源、广灵等县。 四、利用敌人攻击友军阵地时，袭击敌人侧后方，这是最好的战法，比在其中和刚到阵地而未站住脚时去袭击还要好些。这次就是利用敌以全副兵力注意对付友军时，突然在他们的后方大打起来。 五、为了避免他们的炮兵和飞机，战斗开始后要迅速接近敌人，投入肉搏，连续冲锋，使敌人的炮不好放，要放就连自己的队伍也遭了殃。 六、友军在战斗中的配合，实在太差了。他们自定的出击计划，他们自己却未能遵守。你打， 他旁观，他们时常吹牛说要决战，但却决而不战；或向敌人打而又不坚决打，他们的部队本来既不充实，在一个突击中，却以区区的八个团兵力分成三大路，还留了总预备队，而每路又相隔十多里或二十多里，这样不仅缺乏出击力，而且连被我们打败了而退下的敌人他们碰着了，竟不但不能消灭之，反而被这些突围的敌人冲坍了，他们的指挥真笨极了，特别不能真正了解与运用在战役上与决战的地点与时机集中绝对优于敌人的步兵、炮兵、飞机以猛攻敌人。 七、敌人实在有许多弱点可为我乘，但敌人确是有战斗力的。也可以说，我们过去从北伐到苏维埃战斗中还不曾碰到过这样强的敌人。我说的强，是说他们的步兵也有战斗力，能各自为战，虽打败负伤了，亦有不肯缴枪的。战后只见战场上敌人尸体遍野，却捉不着活的。敌人射击的准确， 运动的荫蔽，部队的掌握，都颇见长。对此种敌人做战，如稍存轻敌观念，做浮躁行动必易受损失。我们的部队仍不善做疏散队形之做战，特别是把敌人打坍后，大家拢在一团，喧嚷“老乡！缴枪呀！” ——其实对日本人喊“老乡缴枪”，不但他们不懂，而且他们也不是老乡——这种时候，伤亡往往很多。在“抗大”的军事教育中，特别要教育干部了解正规战斗中的战斗队形之运用。 八、日兵至死不肯缴械，一来因日本之武士道教育，法西斯教育，同时也因他们对中国军民太残暴，恐怕中国人报复，但最主要的，是过去“华北军队”对日军俘虏政策之不正确，采用野蛮的活埋、火烧、剖肚等办法。故我们今后须加紧对日本士兵的日文日语的政策宣传与优待俘虏。 九、夜袭是战胜日寇的重要作战手段。敌怕夜袭，他们的技术威力一到夜间有的竟至全无作用。 我们要努力，非常努力地去学习夜战，以此为特长以战胜日寇。 十、我八路军在目前兵力与技术条件下，基本上应以在敌后袭击其后路为主。断敌后方是我们阻敌前进争取持久的最好方法。如经常集中大的兵力与敌作运动战，是不适宜的。 十一、“中央军队”如果还是守着挨打战术，便真糟糕透了。他们对主要点应坚工固守，而不应到处守，应行决战防御与运动战，应集中优势兵力、飞机、大炮于决战点。至于他们军官的调动， 政治工作的建立和对群众关系的改善，都是他们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的军事技术，特别是战斗员与班排连长的技术与战术教育，实在还须大大的努力。过去大半年，部队虽然得到了休息整顿的机会，在风纪、礼节与正规化上进步很多，但对战术训练还很差。 今后应努力加强这方面的教育。 （六）一颗子弹引起的突变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五号之后，林彪名满天下，那时离他三十岁的生日还差好几天。按照当时的势头，林彪本应该在战场上大显身手。民族危机当前，林彪也想尽平生所学，多打点鬼子。然而搞笑的是，此后八年，林彪却离开了战场，再没能打鬼子。直到国共内战兴起，林彪才重新听到那熟悉的枪炮声。 林彪为啥要离开战场呢？只能说是一个误会——误会来自友军的子弹。 事情的经过大致如下：二月中旬开始，鬼子第二十师团由祁县向晋西南进攻，先后侵占介休、 孝义等地，国军退向晋南和黄河西岸，吕梁部分地区成为敌后。林彪带人到灵石、孝义以西地区作战，阻止鬼子西进，并动手创建敌后根据地。二月二十六号，鬼子第二十师团一部南下占领隰县。 次日，鬼子的一零九师团西进，威胁陕甘宁黄河河防，陕北、风陵渡、潼关危急。二月二十八号， 毛泽东紧急指示林彪：“你率陈旅全部应即改变作战计划，迅速以一部控制大麦郊、水头、川口、石口地区，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巩固战略枢纽。主力转入隰县、午城、大宁地区，寻机作战，相机消灭该敌。” 根据这一指示，一一五师迅速向晋西南挺进。当时是春天，晋西南山区早晚多雾，云烟笼罩。 当地流传民谣曰：吕梁春多雾，闻声不辨物；只听耳边响，不见眼前过。 三月二号清晨，大雾来袭。林彪率部驻扎在附近，事先已与驻扎该地的阎锡山的第十九军警戒部队取得联络。诡异的是，阎锡山部第十九军没有及时通知后面的阵地哨。战争时期，军队效率如此之低也太扯淡了。 俗话说得好：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对高手而言，强大的对手可以激发强大的战斗力；窝囊废的队友只能让你吐血。林彪对鬼子还可以应付，但他万万没想到，打鬼子的梦想会葬送在大雾中，葬送在友军手里。 当时共军的条件非常艰难，战略物资基本上靠缴获。平型关一战，共军缴获不少。部分人穿着缴获来的鬼子的军大衣，林彪也是其中一个。大雾之中，阎军哨兵隐隐约约看到一支穿着鬼子黄呢军大衣的队伍赶过来，便误以为鬼子来了。愤恨之下，直接开枪。然而他们没有想到，打中的竟然不是鬼子，而是打鬼子的英雄，林彪。 林彪骑马走在最前面，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中弹落下马来。子弹从右肋进，由左侧背穿出，伤及肺部和脊梁骨，幸未中要害。 林彪受伤的消息惊动了延安的毛泽东，他让陈光代理一一五师师长，让罗荣桓担任政委，让林彪赶紧回延安治病。蒋介石也写了亲笔慰问信，情真意切，把林彪感动一把。阎锡山是老脸丢完， 队伍打鬼子不力不说，行动效率如此低下，可悲空叹。 最有趣的是卫立煌。卫立煌当时是第二战区司令兼前敌总指挥，跟共军合作，名义上还是林彪的上司。卫立煌专门去慰问林彪。行至半途，他突然下车，对部下说：“快搜搜荷包，看有没有钱？我今天忘记准备犒金了。”国军盛行有犒赏和送礼的风气。比方说打胜仗要有奖金。按当时不成文的规定，一个师长受伤，礼金通常要高至数千元。众随从把口袋搜遍，也只有六百元钱。钱太少， 丢面子。后来还是秘书出主意：看望林彪时探询他需要什么。卫立煌见到林彪之后，嘘寒问暖。林彪表示他本身没有什么需要，就是部队缺弹药。卫立煌也够意思，第二天回到西安，下令拨给八路军步枪子弹一百万发，手榴弹二十五万枚。那些都是八路军紧缺的。那大概是林彪受伤给八路军带来的唯一好处了。 延安的医疗条件不怎么样，中共决定让林彪到苏联疗养。那个伤到神经，到苏联也没能痊愈。 林彪在苏联相当于虚度光阴。苏联的林彪干啥呢，除了关于军事上那些不切实际的传说（如斯大林要用几个师换林彪），唯一真实的东西便是感情上的挫折。就是和张梅的感情结束，追求孙维世不成功。 等到再次回到中国，等待林彪的不是战场。当时国民党在正面消极抗战；共产党也没有力量走上正面。没有力量走向正面战场的共产党在延安搞整风运动。不管是消极抗战的国民党还是积极整风的共产党，都在保存实力，为之后做准备。 所以林彪没有机会走上战场，只能跟胡宗南谈谈，跟戴笠谈谈，代表毛泽东去延安和蒋介石谈谈。都是谈话，无聊，扯皮，毫无意义，浪费时间。这些前面都说过了。林彪就那样无所事事。也不能算无所事事，他可以去抗大罗嗦一通。当然他又重新找到一个老婆，那就是叶群，一个志大才疏、心比天高的女人。 谈判也好，罗嗦也罢，感情生活也好，对绝大多数人而言都是很美好的。对林彪也是美好的， 但是林彪可以有更美好的事去做，那就是上战场。终于林彪再次走上战场，开始军人生涯的第二次 光辉耀眼的实践。只不过这次实践的对象不再是鬼子，而是之前的上司卫立煌，是黄埔师兄杜聿明， 是师弟廖耀湘，是校长蒋介石。 三、决战东北 （一）历史背景 在中国历史上，东北是一块宝地，满清统治中国之后，称之为龙兴之地。 东北的传统意义，不仅只有东三省，还包括蒙古东部的呼伦贝尔草原，有辽东、满洲、关外等多个别称。呼伦贝尔草原上的牧民、黑土地上的农民、深山里的猎户都给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上增添了丰富的笔墨。 ——那是一个英雄的舞台，许多堪称人中之龙的英雄人物在那舞台上翩翩起舞。他们的舞姿就是抄起马刀往南冲，冲击南方的农耕文明。 远古时代就很多花花故事，什么匈奴、柔然、鲜卑族那些好汉们，骑着马、拿着刀敲一敲醉生梦死的中原皇帝的家门。伟大的大唐帝国之后，塞外的人杰们愈来愈强悍。 第一个惹得中央帝国惊惶不安的同志叫耶律阿保机。耶律阿保机和他英雄的子孙们走出东北苦寒之地，挺进到黄河流域，建立显赫一时的辽帝国，用自身的蛮勇冲击日益精确完整却渐渐失去活力的中华文化。随后的完颜阿骨打和他的子孙建立了大金帝国，重复了辽帝国的老路，只是更为强悍，消灭了北宋，锋芒逼近长江流域。 唐帝国之后，文官制度日益稳固，中原农耕地带尚武精神日渐式微。来自塞外的那些人，如耶律阿保机和完颜阿骨打的家人，不管他们是在黑土地上耕地，还是在深山里打猎，还是在呼伦贝尔草原放牧，生活条件都极为艰苦。冬天零下几十度，喝口水都困难。还要跟各种野兽作战，弄不好都被吃了。锅碗瓢盆等生活用品极度匮乏，吃口饭还要手抓。骑着马往南去多方便啊，南方气候温和，物质丰富。而且南方的军队战斗力不强，比草原狼群深山里的猛兽温柔多了。打仗比出差还悠哉。所以中国历史的大统一，总体上都是由北向南。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进入广袤的呼伦贝尔草原之前，也不是那么强大。呼伦贝尔的水草养肥了蒙古的战马之后，成吉思汗和他的粉丝们进入无敌开挂模式，终于搞定了农耕文明。明帝国好不容易再次恢复农耕帝国文明。之前建立金帝国的女真人中，有一个叫努尔哈赤的同志再次重复了祖先的故事，骑着马，挥舞马刀，向南去。他和他的子孙们比前辈更为英勇，首先搞定了东北，趁机入关， 一统天下。 冷兵器时代大概就是这样。东北总是战争的最前线，大部分的不安定因素都是从那里起来的。 在冷兵器之后，日本人崛起了。他们的崛起并不是因为自身创造了文明，而是更换了老师。跟着黄皮肤的中国老师学习了上千年之后，换成了白皮肤的欧洲老师，从那里学到了现代工业。学成之后 开始一统东亚。想要一统东亚，首先要征服中国，于是日本人变身为鬼子，来中国烧杀抢掠。蒙古和满清成了鬼子学习的榜样。鬼子首先学习满清，第一步搞定东北。通过搞死好汉张智霖，糊弄张学良之后，终于得手。接下来鬼子学习蒙古征服中国的路线而没成功，最终退回到那狭窄的岛上了。 鬼子滚蛋之后，东北成为一个黄灿灿的、香味四溢的大蜜桃，国共两党都想去摘。在此之前， 不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势力都没有延伸到东北。张学良东北易帜之后，东北名义上归国民党，但实际控制者还是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张学良在东北失败之后，东北彻底落入日本人的手中。随后一连串的战役，东北军基本瓦解了。蒋介石从来没有控制过东北，远在西北的毛泽东也盯着东北。 毛泽东明白，只有搞定东北，共产党才可以真正站稳脚跟。关内的根据地虽多，但都在国民党的包围之中。而且在关内也不好跟国民党争抢，因为关内那些地方，在鬼子进来之前都是国民党实际控制的。鬼子走了，又把它们交给国民党。只有东北，是真空，而且在那里有明里不偏不倚，暗地里偏向共产党的苏联红军。 于是毛泽东使出了他的杀手锏：把林彪重新放上战场。 一九四五年十月，林彪去了东北，去到那个耶律阿保机、完颜阿骨打、努尔哈赤等人兴起的地方。但是林彪和他们完全不一样，他们是在本地闹革命，林彪则是名将出关。历史上，名将出关的故事很多：卫青、霍去病出塞外击匈奴；李静出边关击溃突厥；蓝玉出辽东击溃北元；孙承宗、袁崇焕外出守辽东。林彪和他们还是不一样，林彪出关是闹革命。 （二）国际背景 北京就是美国和苏联，通过二战基因突变的北美野牛和北极熊。 鬼子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但是整个世界并没有因此而清净，因为中国没有清净。因为中国历史上，强势的时候，都是一个政权，一个领导，所谓天无二日。鬼子投降后的中国，有两个党派，国民党和共产党；有两个领袖，蒋介石和毛泽东，他们是有机会照耀中国的两个太阳。 不管中国人多么渴望和平，不管美苏如何斡旋，都是没有用的。那是中国数千年的文化沉淀决定的。所谓民主共存，并无多少根基和市场。想要真正的民主，必须强势之后。贫苦落后的民主， 更像是自我安慰。如果中国想要重新强势，势必有一场血拼。 当时在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蒋介石更为耀眼一点，所以蒋介石认为他就是中国未来的太阳， 他要带领国民党压倒毛泽东带领的共产党。 鬼子投降之后，内战已经定了。但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把责任推给对方，国共两党还是上演了和谈的双簧戏。蒋委员长三番几次发电报给老对头毛泽东，说什么兄台啊过来谈一谈吧，看看这天下 究竟应该怎么办。这个场景对历史比较短暂的国家，比方说美国人，看起来比较欣喜。因为和谈成功，国共两党搞竞争，中国成为一个山寨版的美国，对美国显然非常有利，所以马歇尔先生不辞劳苦跑到中国来当和事佬。如果搞成功，将来中国大选，两党争相讨好美国，对美国太好了。 然而美国人不知道，在中国历史上，这一幕早在两千年前就上演过了。当年项羽邀请刘邦去喝酒，就是这么一出。 蒋介石在重庆没有上演项庄舞剑那一出，是有原因的。当年的项羽有主宰天下之势头，彼时的蒋介石也有主宰天下之势头。当年项羽的势头完全靠自己挣得；蒋介石的势头则需要看别人的脸色 ——就是北极熊苏联和北美野牛美国。 一切谈判的目的都是利益，攫取利益的基础是实力。蒋介石之所以把毛泽东叫到重庆去谈判而不是毛泽东叫蒋介石去延安，不是因为蒋介石这个人比毛泽东牛，而是因为他占据了全中国的大部分地盘，他的军队比毛泽东多，他的军队的装备比毛泽东的军队好，他想通过谈判吃掉毛泽东和共产党。 蒋介石之所以有如此优势，是因为他是中国抗战的最高领导。然而打鬼子并非中国人在搞，还有北极熊和北美野牛。要先说一说蒋介石和两头野兽的关系。 国共合作，抗战开始。当时二战还没有全面爆发。苏联第一个给中国支持，前两年就给中国大约两亿美元贷款，在当时是很大一笔钱。那些钱都给了国民党，而非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共产党。 而且派了军人帮助中国，一部分人死在中国。老奸巨猾的斯大林同志当然不是对蒋介石有啥特殊的好感，形势使然。 当时正是世界法西斯势力的鼎盛时期。希特勒在欧洲虎视眈眈，正准备东砍西杀，最终必然会扑向苏联。日本侵占东北后，一直策划进攻苏联。如果德国和日本东西两面进攻苏联，那么苏联的处境将相当不妙。战略利益考虑，苏联需要有个比较强大的中国，在远东抗衡日本。在中国境内谁能做到这一点呢？斯大林看好的是蒋介石和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当时共产党未成气候，而且不是以工人为基础。斯大林看不见中共的前途。 同一时期的美国人在干吗呢？在发大财。中国八年抗战的前四年，美国人和日本人搞军火交易， 不断增强对日输出废铁、汽油、棉花、橡胶等战略物资，在中国军民的鲜血和白骨上发大财。美国人的这个做法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想把日本的侵略引向北方去搞苏联。日本一开始也想去搞苏联，结果碰壁了，开始南下，搞到美国头上。美国人也开始帮助蒋介石，给钱给枪给装备。 因为在欧洲战事结束之前，美国计划在日本登陆，估计会有巨大伤亡，就想借助苏联的力量搞日本。在雅尔塔会议上，北极熊和北美野牛搞了一个秘密交易，暗地里把当年沙皇在东北的特殊权 益移交给苏联，换取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苏联人也是那么干的，彻底摧毁了日本关东军。 蒋介石看见雅尔塔秘密协议之后，心里对北极熊和北美野牛分别骂了好几句娘希匹，脸上还要对两只野兽笑脸相迎。因为他希望北极熊能睡一会，希望从野牛那里多要点钱和装备。 这一幕重演了一战之后，作为战胜国的中国，被德国把在山东的特权移交给日本那耻辱的一幕。 但是蒋介石也没有办法，他还是得从北美野牛和北极熊中间选择一个当大哥。他选择了北美野牛。 因为蒋介石要统一中国，北美野牛希望出现一个亲美的中国政府，愿意帮助蒋介石；北极熊不希望看见一个统一的中国，从抗战时期支持蒋介石转而战后支持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支持国民党，可以拖住日本。现在支持中共，可以防止中国独立统一。 在斯大林看来，一个独立统一的中国对苏联非常不利。 在斯大林看来，中共没有机会统一中国，所以他选择支持中共，耍了蒋介石。斯大林支持中共， 只想中国一直处于分裂状态。一个分裂的中国对苏联是有利的。但是斯大林支持中共也是暗地里的， 因为他拿了蒋介石的好处。 蒋介石看见雅尔塔秘密协定，骂了娘希匹，然后就冷静下来。冷静下来的蒋介石派他的外交部长王世杰去莫斯科交换文件，在那些以雅尔塔协定为蓝本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关于外蒙古问题之换文》上，逐一签了字——从此外蒙古完了。 蒋介石不想这么干，然而有心无力。正如当年袁世凯不想要二十一条一样。没有力，也就没有理。 蒋介石这么干的目的：中共即便不和苏联闹僵，苏联也受到掣肘，他尽可以放手打内战，消灭共产党之后再干别的。倘若苏联不守规矩，老大哥美国自然不会袖手旁观。蒋介石看来，美国就是保障。然而蒋介石又错了，苏联从来不想和美国闹僵，也从来没想过和他蒋某人决裂。他们只打算暗地里偷偷地帮助中共而已。他们那样做，美国也没辙。因为美国人和苏联人都是一路货色，都是那种可以为了利益不擦屁股的货色。 当时在中国影响力最大的是美国。它在东亚掌控着话语权，是国民党和蒋介石的老大哥，美元和装备源源不断地送给小兄弟。 美国扶植国民党，却不希望蒋介石继续搞独裁。因为从抗战的时候来看，蒋介石并不是那么听话。那时候蒋介石的对面还有强大的敌人，美国人手中有蒋介石需要的战略物资。如果蒋介石一旦独裁成功，而又在失去敌人的情况下，控制起来不容易。所以他们希望国共谈判，把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留下来，作为一个棋子，一个牵制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工具。 但是共产党毕竟是倾向于苏联的，意识形态上是和苏联一路的，所以不能让共产党强大。如果共产党强大，势必也要影响美国对中国的控制。正因如此，抗战末期，美国人在华北四处设置防火墙阻击共产党的势力，比方说马克阿瑟下令鬼子只能向国民党投降。要不然的话，以当时的局势看， 整个华北都会落到共产党的手里。 因为美国人担心，共产党强大会刺激蒋介石，难免会逆反，和苏联走近什么的。所以美国人要玩一种高难度的平衡，把共产党保留下来，又限制其力量。最理想的方式是共产党在国民党领导的政府下制造杂音。 正是出于这样一个目的，所以才出现这样一个局面：威望崇高的马歇尔将军一边跑来中国呼吁和平；一边游说美国总统派船把国民党远在大西南最精锐的大兵运到东北，派飞机把国民党远在大西南最优秀的指挥官运到东北。那些人恰好是中国最精锐的部队——缅甸远征军。 既然美国人不希望蒋介石打内战消灭共产党，蒋介石怎么敢一意孤行呢？原因很简单：在中国蒋介石实力最大，美国想要一个亲美政府，除了蒋介石别无选择。这叫物以稀为贵。 但是满船满船的国民党大兵只能在秦皇岛登陆。摊开地图看看，往东北运兵的最佳落脚点是营口。从营口登陆，直接切入东北腹地，很快就能开到沈阳。其次是大连，从大连上岸要多走点路。 如果营口和大连没法走，第三个选择是葫芦岛。葫芦岛已经在关内外的咽喉之地锦州以南了。要从葫芦岛切入东北腹地，必须经过锦州。秦皇岛还在葫芦岛南边，已经在关内了。可以说是最烂的一条道。从秦皇岛出发，要经过葫芦岛，过了锦州，才算进入东北大地。难道美国和国民党那些人才看不出来？当然不是。因为当时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是一群惹不起的人——苏联红军，他们刚刚歼灭了日本关东军，杀红了眼，战斗欲望还没消退，战斗力还在顶峰。 蒋介石部署好了之后，派遣以熊式辉为首的同志去接收东北地盘，结果地盘没接到，只接收到墙壁，碰得满鼻子灰。 外交部驻东北特派员蒋经国，向苏军总部交涉，要求协助接收中共在东北各地建立的政权。按道理说大家已经是盟国了，雅尔塔秘密条款咱也忍辱接受了，这点忙应该帮吧。苏军玩起了高尚曰： 这些政权是中国人民自己建立的，行政接收是中国内政，苏军不便于预。蒋经国提出派人到吉林、 沈阳、哈尔滨视察，请苏军协助。苏军说去吉林可以，去沈阳和哈尔滨无法保证安全。 然而蒋经国他们很快就离开了，因为发现，给他们站岗的警察，竟是万毅的“东北挺进纵队” 的八路军！惊骇之下赶紧脚底抹油。 蒋经国同志如此，军人杜律明又如何呢？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八号，《双十协定》两周之后， 杜聿明飞抵长春，会见苏军老大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洽谈接收东北事宜。双方在友好的气氛下回顾 了战争情义，客套一番之后干正事。 马琳诺夫斯基的蓝眼睛里笑语盈盈，说的比唱的好听：“我们苏联始终要同中国人民友好的，苏中友好关系，我深信是永久的，因为我们早就有了杰出的孙中山和列宁他们两人的友谊。杜将军带领中国军队接收东北的领土主权，苏军很欢迎，你们从海路、陆路来，我们都欢迎。” 杜聿明趁机提出，请苏军在营口（东北最佳登陆点）掩护国军登陆。马林诺夫斯基表示完全同意，不仅如此，还画了一幅苏军位置图，写明苏军营口警备司令及掩护国军登陆要旨，送给杜聿明。 临别时分，马琳诺夫斯基一再表示，欢迎杜将军早日再来长春，苏中共同携手合作，两国人民过和平生活。氛围好到不能再好。 作为国家高级将领，杜律明常常和美军打交道，美军将领的骄横跛扈深有体会，没想到这位苏联元帅如此和蔼可亲，简直是原版的山姆大叔啊。 杜律明感慨良多，愤愤然为苏军抱不平曰：都说对苏外交棘手，扯谈！ 然而六天之后，杜聿明带着马林诺夫斯基的“联络图”，乘坐老大哥美军战舰“脱罗尔号”驶进营口港后，却发现苏军已不知去向，中共已经接管营口，正在进入阵地，准备用枪炮欢迎他，杜律明发现被耍了，咬牙切齿曰：这个姓马的俄国佬！呵呵，杜律明先生，马琳诺夫斯基并不姓马。 营口不行还有大连。国军曾试图经大连进入东北。苏军说大连是商港，允许军队登陆就违反了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国军企图在葫芦岛登陆，也同样受阻，而共军就可以从那里进入东北。最后可怜的国军去东北，营口不能走，葫芦岛不能走，大连不能走，只能走通往关东最远的一条路， 秦皇岛。秦皇岛向北，一路向北，枪炮开道。那个郁闷啊，莫提了。 还有更郁闷的呢！军队还没有运完。南京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喊口号曰：“苏军必须立即撤出东北”；拉条幅越：“苏联等于德国加日本”。国民党认为苏联人一定想方设法赖在东北不走，本想借此给苏联施加压力，以便顺利接收东北。哪知道斯大林老奸巨猾，顺势突然下令苏军撤退，把国民党闪了个倒憋气。八路军则一口气填补苏军留下的真空。蒋介石又被斯大林闪了一下腰，早饭差点喷出来，只好再骂娘希匹。 杜律明和国军将领们想不到的是，苏联人捣鬼反而成就了他们在战争初期的风光。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们指挥精锐部队从秦皇岛出发，一路北上，把林彪逼到墙角。 东北争夺战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 在国民党和蒋介石看来：占领东北就可以从关外进来，南北夹击山东、华北的共产党，然后把他们压缩到西北，聚而歼之。 在共产党和毛泽东看来：占领东北就可以从关外进来，上演由北向南统一中国的传统节目。林彪就在双方的节点上。 （三）林彪的班底 鬼子投降之后，国共开始谈判。上面谈判，下面小动作不断。 虽然经过两千年的演变，虽然没有项庄舞剑，虽然没有一系列的刀光剑影，虽然签订了《双十协议》，但中国人没有变。桌子上在谈判，下面打得不可开交。国民党进攻八路军的根据地自然不消说。共产党也没有闲着，也开始紧急部署。 一九四五年八月份开始，中共中央军委接连发布七道命令，命令晋察冀、冀热辽解放区的八路军部队向内蒙和关外进军；命令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率部迅速向辽宁进军；命令东北地区的吕正操、张学思、万毅等人各率所部进军东北城市。此外，中共中央还决定派万毅率足够组建一百个团的干部先行奔赴东北开辟地方工作。短短的十个月内，中共中央派往东北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多达二十人，大名单：彭真、罗荣桓、陈云、高岗、李富春、李立三、张闻天、蔡畅、林枫、 黄克诚、王首道、谭政、程子华、陈郁、云泽(乌兰夫)、肖劲光、万毅、吕正操、古大存。 看看这些人，个个文武全才，搞根据地建设，搞群众运动，搞经济建设，都是好手。 彭真，白区工作的标志性人物，善于和各种力量沟通，正因如此，东北局第一任一把手就是他。 只因战争需要，才换成林彪。 罗荣桓，军内政工标志性人物，有他在，军内思想工作不愁搞不好。陈云，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标志性人物，后勤工作的好手。 高岗，西北根据地建设的标志性人物，全才，能人。 李立三和张闻天，党的早期领袖，能力和威望都没得说。特别是张闻天，本是国际派的人物， 有他在，和苏联沟通没有问题。 黄克诚和谭政，也是军内大名鼎鼎。黄克诚在红军时代就是红三军团的标志之一，抗日战争期间在苏北搞得也不错，全力抵制延安整风。谭政和罗荣桓的功能一样。 刘亚楼，战争能量没得说。 其他人也是能力过硬，风头正劲。这些人物出马，那意味着要大干一场。正因如此，新四军的标志性人物——陈毅对毛泽东表示愿意去东北。如果说陈毅是因为延安整风运动搞得有点情绪低落，那看看许世友吧。 许世友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海运总指挥，山东那边的八路军和战略物质都是通过许世友的手从海上运往辽西葫芦岛的。几万部队运完了，许世友本人未接到出发的命令，急得乱转。最后实在憋不住了，找到即将北上的肖华：“现在往东北运兵，看样子东北要打大仗，我求你让我跟你们一起到东北去。”肖华笑说：“你一个大司令，怎么能说走就走?”许世友立马瞪眼睛说：“那有什么！你随便给个官当当，官大官小无所谓，只要有仗打就行。”肖华劝道：“你别乱弹琴了，几万部队渡海，没有你许司令，船从哪里来？棉衣从哪里来?”许世友粗中有细，已经作了准备：“船和棉衣都安排妥当了，没有我，别人一样指挥。实话告诉你，我已经给自己准备了一套黑棉衣。”肖华见他犯了倔劲，安慰道：“我也是刚接到开赴东北的命令，没准你那套棉衣还能派上用途。”话说到这份上，许世友只好心有不甘地嘱咐道：“那好，我就耐心地等吧。”一直等到东北解放，许世友也没接到去东北的命令。 许世友没有去成，很多人去成了。比方说肖劲光、邓华、李天佑、丁盛、钟伟、黄永胜、李作鹏等四野赫赫有名的战将。那些中央委员，加上这些战将。如果在和平年代，这些人可以构建一个政府了。可惜那是战争年代，他们只能组成一个戏台，等待主角登场。 主角，自然就是自己人眼中的战争天才、敌人眼中的战争魔鬼，离开战场七年的林彪同志。抗战八年，林彪休息了七年。七年了，终于再次闻到战场的味道，终于再次听到枪炮声，那是最为动人的乐章呵。 林彪就是一个为战争而生的人。历史上有很多为战争而生的名将。当他们统兵在外独当一面之时，除了排兵布阵，都要操心很多事，粮草啊，后勤啊什么的。林彪是个例外，他只需要对着地图思索排兵布阵，其它事一概不管。因为有人替他管。 （四）一张流血的谈判桌 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非常有意思，双方领导人一边坐在一起，彼此表达尊重，互赠敬意，笑容可掬，为众人羡慕之对象。举手投足间风度翩翩，谈笑之间决定无数人的生死，乃至一个民族的命运。他们为和平坐在一起，然而在另外的地方，他们最忠实的追随者却在用最残酷的方式互相厮杀。 一个地方是不流血的战争，另一个地方则是流血的政治。在重庆没谈拢的事在东北谈。在重庆没能流的血，在四平流了。四平，国共争霸之中第一块流血之地。 最初的东北真的很乱。乱，不只是战场上那种枪炮编制的乐章，而是最庸俗的那种，乱哄哄的， 说不清楚。国民党理论上从苏联人手中接管大城市，共产党人则在苏联的帮助下占领许多地方。很多地方，名义上是国民党的，实际上是共产党的。就为这事，国共双方扯不清楚。即使是《双十协 定》之后，仍然扯不清楚。既然用口水无法解决，只能用拳头咯。 蒋介石让杜聿明指挥国军从秦皇岛一路往北，去争夺地盘。毛泽东的代言人林彪自然不同意， 要好好谈谈。因为他们动身去东北比较早，道路更近，而且有苏联人暗中递送方便。实际上地盘大部分落在共军手上了。 谈判的最好地方应该在三海关和锦州一代，那里是东北的大门。共军要想独占东北，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国军挡在大门之外。共军也想那么干，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共军虽然比国军早那么一点点，但主要是靠十一路公交车开过去的，跑到东北两条小腿子已经发酸了。而且去东北的人虽多， 还没有沟通好，配合不默契。而且最高统帅林彪已经离开战场好几年了。初来乍到，兵不知将，将不识兵。林彪想和杜聿明谈谈，也没辙。因为没资本。谈判是需要将资本的。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战场，把弱肉强食推向极致。其实林彪也努力了，比方说在秀水河子和沙岭，也谈了，不成功。 杜聿明一路北上，从锦州开往沈阳，再从沈阳北上，路过铁岭，再向北，到四平。 四平位于东北平原腹地，沈阳、长春之间，位于东、西、南、北满的十字路口，咽喉要地。作为东北平原的核心地带，，又是著名的粮食集散地。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要打仗先要填饱肚子，要填饱肚子就要有粮食。东北平原就是填饱肚子的保障。要控制东北，必须控制东北平原，首先必须控制四平。 四平本来被国军接收了，但不是正规军，是一些地方部队和伪军。共军去东北自然不买账。于是勇猛强悍的钟伟同志一天便拿下了。由于守敌太弱，此战并不具备参考价值。共军拿下四平之后， 相当于拿下一个谈判桌，觉得可以好好谈谈了。党中央和毛泽东三令五申告诉林彪：要在四平好好谈谈。 共产党本来要独霸东北，有了东北相当于有了一块永久的根据地。现在国军推进到四平，东北差不多丢了一半。如果再把四平丢了，休说独霸东北，就是在东北立足都将成为一场空。所以在四平要好好谈谈。如果谈判成功，还能保住北满，然后再图发展。谈判不成功，那只能重新开始从头再来了。 四平很重要，重要得要命，要了很多人的命。 从南昌起义开始，共军就在山沟里转悠，红军时代在山沟里转悠，八路军还是在山沟里转悠， 绝大部分的光辉战例都是借助山地搞的，布口袋阵，藏头露尾，迂回、伏击啥的，基本上不玩正面攻防。不是不想玩，而是没装备、没人、没技术，玩不起。然而四平，在平原上，既没有山体密林做掩护，也没有迂回穿插的余地。只能挖战壕、修碉堡，面对面地搞，仿佛之间又回到李德的时代。 那一次也是这么搞法，结果搞得很惨，险些把身家性命都搞丢了。这一次会怎么样呢？ 城市攻防，拼的不再是机动灵活和智慧，而是武器装备和技术。这些恰好是共军的弱项。国军早已轻车熟路。他们在大西南，在缅甸，靠着那些美国货把鬼子给玩得哇哇乱叫。 林彪也不想在四平和学长杜聿明谈判，还发过那封著名的电报：毛主席：敌人和谈是个阴谋。 蒋介石企图利用和谈，在关内停战，调集精锐到关外大打，先解决东北，再像磨盘那样南北夹击我们。恐怕还是得立足于打，立足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这是我对和战的根本性意见，请主席头脑清醒考虑之。 林彪和毛泽东风风雨雨几十年之中，出现过多次不和，有且仅有这么一次——请主席头脑清醒考虑之。 但是没办法啊，战略问题不是他说了算。打四平是战略问题，战略问题由中央和毛泽东说了算。 正如第五次反围剿时，林彪也不想那么干，同样说了不算。 一九四六年四月六号，毛泽东给林彪发电： （一）集中六个旅在四平地区歼灭敌人，非常正确，党内如有动摇情绪，那怕是微小的，均须坚决克服。希望你们在四平方面，能以多日反复肉搏战斗，歼敌北进部分的全部或大部，我军即使有数千伤亡，亦所不惜。去年邯郸战役，刘伯承、邓小平所部历时十日，伤亡八千，率获大胜，可为借鉴。 （二）本溪方面亦望集中兵力，歼灭进攻之敌一个师。 （三）上述两战如能打胜，东北局面即可好转，国民党军现有之七个军，包括九十四军及姜鹏飞伪军在内，此两部或则不全，且包括云南龙云部及其他次等部队，大有文章可做。如我能在三个月至半年内，组织多次得力战斗，歼灭进攻之敌六至九个师，即可锻炼自己，挫折敌人，开辟光明前途。为达此目的，必须准备数万人伤亡，要有决心付出此代价，才能打得出新局面。而在当前数日内，争取四平、本溪两个胜仗，则是关键。 （四）各军区后方剿匪与发动群众斗争，一刻不能松懈，望同时严督实行。 这封电报就是战略，要搞一场流血的谈判。十二天之后，也就是四月十八号，谈判开始，一直谈到五月十八号。如果林彪坚持不谈，毛泽东也没办法。四平之所以谈了那么久，流了那么多血， 是因为，在四月十八号那天，林彪的东北联军有了大的收获，攻占了长春。 长春是北满一个标志性城市。拿下长春意味着很多，意味着北满的主动权，意味着牺牲是值得的，意味着拿下大城市也是可以的。所以在四月十八号那天，林彪给中央发电报： （一）长春攻占意义甚大。 （二）敌新一军三个师，七十一军两个师正向四平进攻，现一个师已被我大部歼灭，另一个师被我歼灭两个营，我方伤甚大（开原起义约四千人）。敌昨日已直接开始攻四平，我守军决战至最后一人。 （三）望令攻长春之杨国夫部、曹里怀部及第八旅等有战斗力的部队星夜南下，至四平急进， 决不可以攻长春伤亡与疲劳而有所影响，否则对大局极不利。 （四）长春只留少数部队保卫城市。 一句话，请中央放心，这场谈判我林彪接下了。 尽管如此，谈了几天之后，林彪有发现不对路。因为谈判对手太强大了。 对手是谁呢，主要就是鼎鼎大名的新一军和新六军。如果按照战力排的话，在国民党内部，新一军和新六军绝对前五，而且很可能排进前三。这两支军队就是中国远征军的基础，在缅甸和鬼子谈判时也是不落下风，后期反攻，更是把鬼子踢得屁滚尿流。另外还有七十一军，虽然名气不如新一军和新六军那么大，绝不是善茬，特别是军长陈明仁，简直就是林彪的克星。一年之后，林彪休整完毕进攻四平，在陈明仁手下吃足苦头，这是后话。 谈判开始时，国军先出招，出动新一军和七十一军主攻四平，新六军和五十二军攻打本溪。本溪是另外一个战场，在沈阳东偏南一点。但共军主守四平，本溪是次要战场。本溪的作用是，一旦战争打响，如果国军全力攻击四平，共军可以出本溪而威胁沈阳，是四平的策应点。在阵地攻防情况下，保留一个策应点，也算是留点机动灵活的余地。 然而国军出两个拳头，一个拳头砸向本溪，而且效率惊人。由于四平共军实力较强，又有林彪亲自坐镇指挥，防守没有问题。本溪则不同。一开始面对熊式辉那位政治将军还能撑住，真正的将军杜聿明上任之后就不行了。本溪陷落，四平也就失去了策应点。剩下的就是实力说话了。 与此同时，四平也谈开了，新一军和七十一军火力更为猛烈。首先是飞机轰炸，然后是炮轰， 机枪手榴弹啥的，跟老美是一种装备、一个模式。至于效果嘛。由于共军极为顽强，暂时还没啥进展。 但是林彪的日子极不好过。因为大家没有见过那种阵势。当年鬼子也没有那种阵势。而且作为土八路的过来人，也没有任何对付那种阵势的经验，连修碉堡都是按照记忆中鬼子的模样修建的。 之前土八路和鬼子干，主要是在华北平原。鬼子为了搞封锁，就把碉堡修得高一点，视野好一点， 也不用担心被袭击。因为土八路既没有飞机也没有炮。现在土八路变成东北民主联军，修的碉堡也是高高的，没有考虑到对方的炮火。 事实无数次证明：模仿别人是要付出代价的。新一军和七十一军火力全开，炮弹是一打一个准， 很少落空。 林彪一看不对劲，又给中央建议，意思是说敌人很强大，这里谈判对咱们不利，要不咱们不谈了。另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我们做东，才约杜聿明好好谈谈。 四月二十七号，毛泽东致电林彪：林彪同志：一、四平守军甚为英勇，望传令奖励；二、请考虑增加一部分守军（例如一至二个团）化四平为马德里。 马德里是啥地方？看过中学历史的都明白，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耗时最长、战况最为惨烈的城市保卫战之一。从三六年到三九年，差不多持续三年，死人车载，流血斗量。 林彪接到电报之后压力可想而知，电报翻译过来就是：林彪同志啊，谈得不错，我们在精神上支持你，谈还是要继续谈，不谈不行。 没有办法，林彪必须使出浑身解数谈下去。林彪的指挥所就在四平附近一个中学教师家：内外观看与周围民房一致。屋子里最显眼是墙上挂在一副地图，那是以四平为中心的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地图上挤挤匝匝的红绿色小旗象征着林彪的思维运转。他可以看地图，也可以观察战场情况。 林彪把毕生所学拿出来，制定了如下计划：用主力部队在四平跟郑洞国（孙立人当时不在，郑洞国率领新一军）和陈明仁死磕；派三纵去布口袋阵，去狙击新六军和五十二军。如果林彪能占优势的话，这个战术就是围点打援。现在被动挨打，只能说是不得已而为之了。至于是否凑效，那只能祈求上天保佑了。 在四平，国军可以用飞机大炮把共军轰个稀烂。但是轮到国军冲锋时，共军又从废墟里钻出来枪战或者肉搏。这一幕简直就是未来朝鲜战场的前期彩排。 战争打成这样，双方都很诧异。 共军：国军啥时候这么猛了？不解！ 国军：共军不是喜欢跑着打捉迷藏吗？怎么这一次如此不要命？不解！ 不解归不解，谈判还是要继续的。大家在谈判上发挥智慧。啥智慧呢，就是挖战壕。而且双方都在挖战壕。国军挖战壕，是为了迫近共军阵地，减少冲锋距离。共军挖战壕是为了阻挡国军的坦克来回晃悠。对共军来说，挖了战壕，上面盖上铁板，相当于地堡，还能阻挡国军炮火。国军虽有坦克却没法集团冲锋。 这样来来回回的拉锯中，双方尸横遍野，血流成河。都是同胞的尸体，都是同胞的血啊！在自己的土地上，自己的同胞流血，何苦来哉？然而没办法，那是中国的传统节目。 归根结底，还是四平太重要了，大家都伤不起啊！共军想依靠四平守住满北，进而在和蒋介石的谈判桌上多争取利益，进而组建联合政府。国军想在四平摧毁共军，进而在和共产党的谈判上占据更大的主动，让共产党放弃军队。 更为伤不起的还是共军。因为国军从沈阳伸出两个拳头，四平只是一个，另一个在本溪。廖耀湘的新六军砸碎了本溪之后，杀奔锦州而来。途中需要闯过两关。 如果说第一流的统帅有啥不同，那就是局势不管有利还是不利，都不忘计算。作为共军统帅的林彪，左半脑用于在四平死磕，右半脑则在计算新六军。他本来派一个纵队去打狙击的。但是狙击却是与众不同的：在新六军前来的路上布置两个口袋阵。确切说应该是个迷魂阵。打狙击的是三纵队，指挥官为韩先楚，为林彪手下王牌。不久的将来，韩先楚的三纵将成为赫赫有名的旋风部队， 横行天下，罕逢敌手。 林彪让三纵去部署两个口袋阵，实际上非常清楚，单凭一个纵队无法搞定新六军。只能延迟新六军的推进。并且在新六军推进的过程中给予打击。如果有足够的实力，一个口袋就能吃掉新六军。 没有那个实力，就是想新六军突破第一个口袋时会掉以轻心，趁机咬它一口，最好把它咬疼，疼到不敢往四平推进。然而他错了，错得很严重。 在国军队伍中，新六军不但火力超强，兵源素质也是非常高。当年远征军组建时，就有很多大中学生报名参战，后来朝鲜战争也是如此。新六军的成员文化在高中以上。要知道那个年代遍地是文盲，斗大字能认一箩筐就算秀才了。一个军都是高中文化水平，那是相当不容易的。而头头更是一头狮子，廖耀湘，后面再介绍他。 五月十四号，新六军的六十五团进入林彪的口袋。战斗开始了，试探性冲锋之后。团长李定一开始指挥用优势炮火配合国军冲锋。那群高素质的国军相当勇敢。在炮火的掩护下，端着冲向前方， 前面的士兵被共军打倒了，后面的踩着尸体继续冲，冲不上去时，就伏在战友的尸体后面射击，消灭对方后，再冲。 如此一通之后，六十五团打破了口袋阵。后经过审讯俘虏，廖耀湘发现六十五团击败了林彪的三纵，自然非常得意。然而作为一个杰出的军人马上联想到：按照共军的习惯，林彪在这么有利的地形上只放一个纵队，表示手上拿不出更多的兵。既然一个纵队挡不住一个团，既然拿不出更多的兵，那就表示通往四平的大门敞开了。于是廖耀湘传令全军，向四平全速前进。 五月十八号，新六军攻下四平共军防线右翼的要地——塔子山。 此时林彪明白，继续在四平谈判，除了增加流血之外不会有别的结果。谈久了，把自己的一世英名都葬送了。因为这种谈判方式是孙立人、廖耀湘、陈明仁等人擅长的，不是林彪擅长的。林彪 擅长另外的谈判方式，在野外，而非坚城之下。 此时林彪明白，要扭转不利局势，必须改变这个事态。具体方式还是先行撤退，再另选一个时间地点，邀请国军的同志们来谈。 ——撤！ 撤退之后，林彪给中央发电报，说不要再坚持了。毛泽东终于改变了策略。 四平谈判了一个月，共军付出了惨重代价：黄克诚之三师七旅，原为井岗山时期的老红军部队， 四平撤退时只剩下三千人，失去战斗力；万毅之三师，原一万三千人，只剩四五千人，失去战斗力； 一师梁兴初部，还剩五千人，保持战斗力；邓华保一旅伤亡相当严重，失去战斗力；二师罗华生部伤亡较大尚保持战斗力；还有三师、八旅、十旅、杨国夫部队等，都打得疲惫不堪和受到较大损失。而且，损失的绝大多数是参加抗日战争在无数次战斗中幸存的共军骨干，是共军基层官兵的精华！ 加上同时期进行的本溪保卫战，损失应该在一万以上。 这些是看得见的数字。这些数字又带来一连串连锁反应。那些反应恰好决定了未来的东北局势。 （五）对手 林彪在四平失败，实际上只是一系列失败的一部分。从四平撤退之后，一路向北，一直退到松花江以北。实际上共军比国军先到东北，并且得到苏军的暗中相助。国军从秦皇岛登陆之后，一路向北，一直到松花江。也就是说东北决战一开始，国军前进，共军撤退。在整个解放战争中，那都是最大规模的撤退。 撤退的原因是双方面的，一方面是共产党到东北时间短，还没有站住脚；另一方面，当时国军气势很足。他们刚在西南和鬼子较量完毕，把鬼子狠揍一顿，气势高昂。而且军队的指挥官非常牛。 具体说呢，就是杜聿明、孙立人、陈明仁、廖耀湘、郑洞国，他们几个是国军少壮派，抗战和内战的中坚力量。作为战争的另一方，也应该介绍一下。 说起林彪在战场上的对手，首推杜聿明。因为东北国军最高指挥官就是杜聿明。国军最初在东北的辉煌就是在杜聿明手中取得的，从秦皇岛到锦州、到四平、到沈阳、再到松花江。那段时间， 杜聿明都是最高指挥官。 前面在淮海战争中介绍过杜聿明，这里再补充一点。 毫无疑问，杜聿明也是精英，黄埔军校的代表人物。跟着蒋介石混的大部分黄埔学生中，就数胡宗南和杜聿明混得最好。杜聿明和林彪有很多相似之处：两个人都是比较纯粹的军人，都是为战争而生；都是沉默寡言，不怎么说话，而且相当斯文，堪称儒将。 和林彪一样，杜聿明也很瘦弱，一米七的个头，放到现在怎么说也得一百二十斤吧。身为国军高级将领的杜聿明才还不到一百斤。肯定不是营养缺乏的问题，而是操劳过度。和林彪一样，身体不好，进东北时就是带病之身，咬着牙挺到秀水河子，等战斗结束，就撑不住了。二月十八号，乘专机飞北平，割去左肾，未等彻底痊愈，就又匆匆飞临东北战事前线。 当时的情况是，国军在四平和本溪两个方向攻坚均不利。特别是政治将军熊式辉，亲自指挥国军攻打本溪，在优势情况下丢人现眼，赔了夫人又折兵。但熊式辉是东北老大，杜聿明也不敢对他说不行，只好劝大当家回沈阳大营休息休息。 杜聿明拖着病体到前线，听到枪炮声编织的交响乐，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对普通人而言，那是死神催眠曲，对将军而言，那是天籁之音。枪一响，上战场，啥病都不是病。 杜聿明怎么不去四平和林彪对战一场呢。原因很简单，不需要。本溪的共军实力较弱，击溃本溪共军，不仅能解除沈阳的威胁，还能抽出一个军（新六军）去增援四平，那时候四平将不战而胜。事实也确实如此。 对杜聿明而言，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搞定那一战之后，可以向熊式辉证明自己，让熊式辉自知之明一点，少管点军事，让他大展身手。毕竟杜聿明才是老头子主打东北的王牌，熊式辉只是老头子政治上的亲信而已。 然而对于一个统领一方的将帅而言，一城一地之得失并非是衡量其成功的标准，攻城略地那是将官的功劳。比方说攻占本溪，廖耀湘功不可没，攻占四平则是郑洞国、孙立人、陈明仁等人的功劳。对统帅杜聿明而言，关键要看战略谋划。 四平战役将近尾声，蒋介石派白崇禧去东北视察。白崇禧传达了蒋介石的意思：和平压力大， 不要搞太猛。杜聿明从前方军人的视角上给出自己的看法：第一，攻击四平的目地，就是为了击败共军主力，一举收复长春、永吉（即吉林省）。如果不乘胜追击前进，必将前功尽弃。第二，停战后，我军整补，共军也会整补。而共军扩充非常迅速，我军却不能尽量扩充。鉴于从去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到锦后奉命停止前进，到今年三月底为止，这四个月之间，共军兵力增加了一倍多，我军当时以两个军可以顺利打到锦州，而现在有七个多军却到处被共军牵制，尚不能顺利打下本溪、四平， 说明停战是对共军有利而对我军不利。第三，现在命令已经下达了。大军作战收回成命不是那么简单的，中途变更部署也是很困难的，反而引起部队的疑虑混乱，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第四， 长春为东北首府，永吉小丰满水电站为东北的动力资源，一举收复，在政治上影响很大。在军事上， 可与共军隔江（松花江）对峙，形成天堑，对我军有利。在经济上，可以依靠小丰满的电力，供给长春、沈阳、鞍山等处用电，发展工业。否则，小丰满电站被共军控制，东北用电都成问题。 应该说这样一番言辞非常有见地。而且杜聿明基本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把共军赶到松花江以北， 隔江对峙。那是杜聿明一生最为得意的时候。他那面黄肌瘦的脸上泛起了红晕，如同陷入恋爱中的修道院女生。对军人而言，战场就是最好的恋人，胜利就是最优美的情书。 可是几个月之后局势就变了。杜聿明在松花江以南布防守土。林彪在江北休整之后终于亮出闪亮亮的战刀，下江南、保临平把杜聿明折腾得狼狈不堪。 此后杜律明再次病了，那个自以为得到爱神青睐的幸运儿悲催地发现，原来那只是一个短暂的媚眼而已。从临平再往回赶，如同去时那样，只是主客移位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陈诚的插手。 因为陈诚插手，松动了国军的战略部署，林彪抓住缝隙，一连串漂亮的组合拳，打得国军满地找牙。 从此之后，战神就抛弃了杜聿明，所到之处看到的都是失败。东北失败了，又去整淮海战役，结果把自己整成了战俘。 杜聿明的才华是有的，要不然也不会得到蒋介石的青睐。相比之下，同一届的陈明仁成名更早， 却没有杜聿明爬得快。为啥呢。说白了，很简单，杜聿明对蒋介石的意见是毫无保留的接受，不管是对还是错。 作为黄埔一期的精英，杜聿明注定在蒋介石的目光中。抗日战争中，从淞沪会战开始，杜聿明表现很不错，官阶一路上升。巅峰时期就升到新到第五军军长，第五军是当时国军中第一个机械化军。杜聿明带着那个军赢得了昆仑关大捷，名动天下。 蒋介石为了开辟国际补给线，派遣中国远征军。杜聿明的第五军就是主力。第五军里面，最著名的是戴安澜统帅的二零零师和廖耀湘的二十二师。后来由于多种原因，远征军第一期溃败。杜聿明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带着第五军往回赶，结果在野人山中白白损失数万人，包括民族英雄戴安澜。 杜聿明的伤病，估计也是在野人山中落下的病根。 杜聿明带着第五军残部回国之后向蒋介石检讨说：“这次作战失败是学生指挥无能，未能完成任务，为国争光，请校长处分。”换成一般人估计大为光火。要知道第五军是当时唯一的机械化师， 蒋介石的命根子，杜聿明带着残部回来相当于从老头子身上割肉。盛怒之下把杜聿明给劈了都有可能。 然而蒋介石展现了超人的政治智慧：不仅没有处分杜聿明，反而擢升他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总司令之职。在这事上可以看出蒋介石用人之手腕，和当年毛泽东安慰西征惨败的徐向前是同一个路子。这么一手之后，杜聿明对蒋介石更加死心塌地，感激涕零。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蒋介石心理的盘算竟然是：解决龙云。杜聿明真正获得蒋介石的赏识是解决云南王龙云问题上表现的忠心。抗战即将结束时，蒋介石准备通过内战方式消灭共产党。 鉴于之前围剿红军时，各派军阀在旁边出工不出力，蒋介石决定先把那些可能在后方捣乱的军 阀给解决了。其实鬼子侵略，帮助蒋介石解决了很多军阀，比方说韩复榘、石友三等等。抗战结束那会，龙云盘踞酝酿很久，外界尊称他为云南王，甚为碍眼，要除掉。 蒋介石就把昆明军区司令杜聿明秘密招到重庆，如此这般部署一番。杜聿明回去之后周密部署了几个月，然后解除龙云武装，一举控制云南。龙云乖乖地到重庆听蒋介石训话了。其实杜聿明和龙云的私人关系很不错。但为了报答蒋介石，也只有对龙云下手了。好在杜聿明比较靠谱，没有下毒手，保全了龙云一命。 龙云问题解决之后，蒋介石又把杜聿明招到重庆，把杜聿明好好安抚一番，然后亮出自己的意图。蒋介石对杜聿明说：“你解决龙云对国家立了功，可是得罪了龙云。你应该为国家背过，任劳任怨。我表面上先公布将你撤职查办的命令，以后再任你别的职务。”意思就是在龙云事件中，让杜聿明背黑锅。 杜聿明是聪明人，知道老头子会亏待他，慷慨曰：“只要于国家有利，个人不计较任何名利地位。”蒋介石非常高兴，随后发布命令：“杜聿明在云南处理失当，着即撤职查办。调任关麟征为云南警备总司令。”时间是一九四五年十月十六号。 两天之后，也就是十月十八号，杜聿明从第五集团军和昆明军区司令职位上离开，任东北九省二市保安军司令！这事搞的也太明显了，靠，这种处罚是多多益善啊！ 其他人眼睛都红了，辛苦打仗那么多年，还不如帮老头子解决一个对头，泪奔啊！ 杜聿明在东北，主力军是新一军和新六军。新六军好说，就是原来第五军二十二师扩编，师长廖耀湘是自己老部下。新一军就不好折腾了。新一军军长是孙立人。杜聿明和孙立人之间不怎么来电。 孙立人在国军之中相当特别：在美国念的军校，和马歇尔是校友，在国民党一大堆派系之中， 留美派只有孙立人一个。孙立人跟蒋介石私下关系一般，甚至连国民党都没有加入。当时国民党中将之中，孙立人大概是唯一一个无党派人士。孙立人能爬到新一军的位置上，主要是因为个人才华和战功。 新一军前身是六十六军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远征军开始之后，六十六军散了，只剩下孙立人的三十八师。远征军溃败，杜聿明从野人山回国时，曾让孙立人一并撤退。一系列的因素使得孙立人的三十八师和廖耀湘的二十二师西撤到印度。后来孙立人和廖耀湘两人在印度得到美国人的装备和训练，之后的演出相当华丽。 特别是孙立人，因为解救了七千英国人，获得英美同行的追捧，赢得东方隆美尔的美誉。隆美尔是谁，不用介绍了吧。关于远征军的故事，先放一放，放在蒋介石篇章里讲，这里先讲一下东北 的事。 尽管孙立人出尽风头，最后也就是从师长升为军长而已，回到国内的杜聿明升得更快。等到新一军开往东北。孙立人是军长，杜聿明已经是东北总司令了。 孙立人是林彪的对手中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孙立人是个传奇人物，在国际上大大有名。和林彪一样，孙立人也是一个纯粹的军人。很多人认为他的才华不亚于林彪。但才华那玩意是无法直观对比的，特别是孙立人和林彪。孙立人固然优秀，战场上的他，统兵也就是一个新一军。林彪可是指挥过上百万人马。 新一军开进东北时，孙立人在伦敦，正从英国女皇手中接过皇家“自由”勋章。很少有外人能从英国赢得那枚勋章。孙立人之所以赢得，除了个人才华之外，还有就是用中国人的鲜血和生命换回来的。如果不是英国佬过于自私，第一次远征军就不会失败，就不会有数万中国子弟死无葬身之地。孙立人授勋完毕，又应史迪威邀请，到美国转一圈。 大战在即，孙将军怎么会有如此闲情逸致？其实不然，蒋介石对洋墨水中泡出来的孙立人不是很信任。新一军有郑洞国指挥。郑洞国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军人，黄埔精英，淳朴、大气，和中国军人能搞得来，和英国佬以及美国同行也能搞得来，在新一军中和孙立人配合得很好。但是新一军将士比较认同孙立人，因为新一军是美式装备、美式训练、美式打法，郑洞国毕竟是中式军人。孙立人虽然也是中国人，却是在美国洋墨水里泡出来的。 四平攻坚开始，郑洞国指挥新一军攻了老半天没有攻下，名扬天下的新一军变成黑土地上的乌龟。蒋介石很着急，五月十号那天，蒋介石无法淡定了，一连数封电报给孙立人：你小子赶紧给我回来干活。 五月十三号赶往南京跟蒋介石打个招呼，十五号赶到新一军前线军部。此时四平攻坚战已经打了二十七天，还有三天就将结束。应该说孙立人回来的运气比较好，因为此时廖耀湘的新六军已经杀奔四平而来。但是孙立人的到来还是鼓舞了士气。 十六号，新 50 师从正面攻击，攻克四平东南 258 高地，第二天攻克五顶山，开始向四平制高 点——塔子山——进攻，林彪指挥部队连续反击，始终无法夺回。五月十八号，新 38 师突破四平 东北防线，新 30 师突破城南防线，晚上九点，林彪弃守四平。十九号，孙立人开着坦克车驶入四平。 如果说陈诚和杜聿明不和削弱了国军的战斗力，那么杜聿明和孙立人不和同样削弱国军的战斗力。新一军攻入四平，杜聿明却在报纸上说是新六军攻下四平。 （六）最沮丧的一战 四平保卫战失败，林彪从四平败走时并不是特别沮丧。因为当时的共军没有实力和国军硬拼。 最重要的是，共军虽然比国军先到东北，但是共军没有时间展示独门绝艺，更没有落地生根。没有落地生根的共军，如同浮萍，战斗力是要大打折扣的。没有落地生根的共军和国军硬拼，那是拼武器装备。对面的国军更是是缅甸战场下来的远征军，标准的美式装备、丰富的战场经验。在缅甸战场上，他们把鬼子揍得哇哇叫。从战术上讲，国军一直在正面打正规战。共军从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义之后，都是游击战和运动战，基本上没有攻坚战。所以猛然间去固守四平，将士从脑袋和身体上都转不过弯来，失败也在情理之中，所以林彪并不沮丧。 并不沮丧的林彪一路向北，一直撤退到松花江以北。他在那里重整旗鼓。一年之后，也就是一九四七年，林彪沮丧了，地点还是四平。 一九四六年，林彪从四平败走，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客观因素，但是还是败了，而且败得很惨很彻底。从湘南暴动之后，林彪展露才华，跟着红军、八路军、解放军一路走来，从当初的小连长到红一军团长到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基本上是常胜将军，该打赢的战争都赢了，不该赢的也创造条件赢了。中间也有过一些失败，比方说湘江之战，损失也是非常大，但那一战保卫了中央，所以也是有意义的。但是四平保卫战算怎么说嘛，保卫一座城市，尽管战略地位重要，最终却没有保住，人员却损失惨重，变成了“保地失人，人地皆失。” 林彪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如此惨痛的失败，他当然要想办法捞回来。一年之后，经过一系列组合拳，攻防态势变了。原本主动出击的国军经过一系列战略战术失误之后，变成了被动防守。 原本摆动挨打，丢盔卸甲的共军则亮出了（新长出）硕大的胸大肌。一年之前，国军攻坚四平，共军防守。现在共军攻坚，国军防守。 林彪一路向南，再一次推进到四平，时间是一九四七年六月。兵力由李天佑纵队，邓华纵队， 第六纵队的十七师，还有五个独立的炮兵营，总兵力大约十万人组成四路攻城部队，由李天佑（司令）和万毅（政委）统一指挥。防守四平的国军只有陈明仁的七十一军，还是刚刚撤回来的。 从客观形式上看，对共军非常有利。林彪决定利用这个有利的时机一雪前耻。然而他万万没想到，看上去志在必得的一战，结果却是非常出乎意料。陈明仁以出人意料的坚韧和勇气顶住林彪十七天。十七天之后，林彪沮丧地撤退了。 林彪和陈明仁有两种不同的人生，而又有很多相似之处。 陈明仁，湖南人，生于一九零三年四月三号，念过私塾和新学，中学毕业后当教师混饭吃。当然乱世之中，混饭吃不容易，陈明仁最后选择投笔从戎，去广州念军校，成为黄埔一期毕业生。这 段是不是很眼熟？林彪也是这般嘛。有趣的林彪投军之前差点也把教师当成饭碗。在黄埔军校，陈明仁有一个同样当过教师的同学，叫徐向前。遗憾的是，两人没来得及在战场上过招。 陈明仁去黄埔军校是一九二四年。林彪去黄埔稍微晚一点。当林彪还在黄埔军校锻炼身体时， 陈明仁已经崭露头角了。当时在东征中，惠州攻坚战胜利了，蒋介石让黄埔四期的学子们讲述胜利的意义。腼腆的林彪跑到黑板上画了惠州地图，给蒋介石留下深刻的印象。惠州攻坚战的英雄恰好是陈明仁。 惠州城三面环水，城高墙厚，易守难攻，有天险之势。陈炯明依其为巢穴，经营多年，更像一条钢骨头。出于多方面的考虑，蒋介石决定舍弃炮火而攻坚。国民革命军向惠州城发起了决死冲击， 遭到城内叛军的疯狂反击，爬城的战士成批成批地倒下。眼见前方将士伤亡惨重，连第四团团长刘尧宸都中弹阵亡，坐镇在后的蒋介石和周恩来忧心如焚。 说时迟那时快，透过战火硝烟，忽见城下一人，背插青天白日旗，一手持驳壳枪，一手攀云梯， 凶猛如虎，迅捷如猿，冒着枪林弹雨，第一个攀上城头，击毙数名守敌，将青天白日旗插到了惠州城上！后面的奋勇队员迅速跟进，很快控制住局面。 蒋介石从望远镜里看到那英勇的身姿，兴奋地询问：“手持大旗第一个登上城头的是谁？”身边的何应钦回答，“校长，此人是四团三连连长陈明仁！”战后表彰大会，蒋介石亲自发布口令：全体信号枪手鸣枪三响，全体司号员吹号三通，向陈明仁致敬。之后，蒋介石率三军将士带头高呼口号：“向陈明仁看齐！”呼完口号，蒋介石当场宣布晋升陈明仁为三营少校营长。刚刚毕业就成了英雄，陈明仁感觉很好。打了胜仗又发现了英雄，蒋介石感觉也很好。按这个势头，陈明仁本应辉煌腾达，然而没有。 为啥呢？陈明仁虽然很勇猛，但陈明仁只是一个勇猛的军人而已。像胡宗南、何应钦、汤恩伯等人和蒋介石套近乎的方式，陈明仁不会，也不想，他只是一个军人，只想成为一个军人。当时陈明仁可谓天子门生，勇冠三军，而且仪表堂堂。惠州之役后，已经跟随在蒋介石身边的宋美龄非常看好陈明仁，决定当一把媒人，把廖仲恺文静、美貌、贤淑的女儿许配给陈明仁。陈明仁直言相告， 自己在老家已经娶有妻子谢氏，在家侍奉老母，不敢停妻另娶，做不孝不义之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拉关系的机会。在当时的社会，男人换女人就像赶集一般容易，文人武将换女人太正常了。当时的国军高层将帅中，只有何应钦等少数几个人从一而终，连陈诚都休掉了糟糠之妻。如果陈明仁也学陈诚，没有人会说啥。但是陈明仁拒绝了。感情上看，陈明仁是一个淳朴的人。 陈明仁不仅不领宋美龄的好意，还敢和蒋介石对着干。一九四一年的时候，陈明仁已经是中将， 率部队驻防云南昆明。当时抗战吃紧，华东华北沦陷，国民党税收断水，靠盟军从滇缅公路输血。 蒋介石去昆明西山风景区游览，正碰上一些衣衫褴褛的士兵修筑工事。蒋介石见状勃然大怒，问道： “这是谁带的兵？破破烂烂像什么话！”当然那是陈明仁的兵。蒋介石将陈明仁叫过去，劈头训斥陈明仁没有带好兵。陈明仁竟然当面顶撞蒋介石，并扯下自己的中将军衔，扔到蒋介石的办公桌上， 大喊不服，还要解甲归田，气得蒋介石几乎将他军法治罪。幸好云南王龙云出面，才算平息风波。 蒋介石没有责怪陈明仁，但陈明仁前途也没有了。一九四一年是中将，等到一九四九年还是中将。 或许说陈明仁的顶撞让蒋介石不爽，比起林彪屡次顶撞毛泽东，也不算啥吧。 两年之后，也就是一九四三年，鬼子渡过怒江，进攻滇西。陈明仁以副军长名义指挥七十一军， 主攻龙陵，惨烈无比，经过大小几十次激烈战斗，陈明仁用比攻坚惠州更英勇无畏的气概歼灭龙陵守敌，打出了远征军战记上荡气回肠的一仗。又过两年，一九四五年，陈明仁率部主攻回龙山，用智慧和出其不意的迂回，歼灭鬼子。远在延安的毛泽东了解了回龙山战役之后，非常欣赏。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多次致电东北战场的指挥官林彪，对陈明仁不可轻敌，应多研究回龙山战例。龙陵和回龙山，一次强攻一次智取，两战显示了陈明仁作为一位将军的勇气和智慧。 在远征军辉煌的历史上，陈明仁写下浓浓一笔，对鬼子的作战成绩不亚于任何共军将帅。 看到了吧，这就是陈明仁，从单枪匹马冲上惠州城头，到抗战，到远征军，任何时候，陈明仁的风格都是一贯的。他的这个风格和林彪的飘忽不定、虚虚实实刚好相反。当林彪把野战和运动战那一套用到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地，如果还有啥风格能克制，就是陈明仁的这种风格，不变应万变，硬碰硬。 都是中国人，很残忍，很不应该。 然而天无二日，国共争霸，注定是国共双方宿命般的对决。陈明仁和林彪，这对师出黄埔的师兄弟，纯粹的军人，注定迎来宿命般的对抗。该来的总归会来。 四平对决之前，学长陈明仁和学弟林彪都是战功赫赫，长期战争中历练出来的两种截然相反风格的军人碰面了。陈明仁经历蒋介石领导的国军各个时代的战争。林彪经历毛泽东领导的共军各个时代的战争，同是战场上的天之骄子。 六月十六号，两人对决开始，肉搏。 经过一系列计算部署之后，林彪调兵遣将完毕，把陈明仁的七十一军指挥部围住，前哨阵地距离陈明仁的核心工事只有五百米左右。从国共双方交战历史记录以及战场形势来看，陈明仁和他的七十一军已经是瓮中之鳖。 和所有时候一样，林彪部署得很好，他从四平南面迂回而来，不仅七十一军后路被切断，还设计了打援战术。东北战争史上，当年努尔哈赤和他的子孙们就用围点打援让明军苦不堪言。三天之后林彪对陈明仁发起总攻。林彪计算了一切，唯独没有计算到绝境之下的陈明仁身上那股不同于国 军将领的狠劲，也就是勇气。 残酷的巷战开始了，包围圈内的陈明仁很不好过，面临覆灭的危险。陈明仁下令用吉普车堵死房门，用粮食袋当沙袋做工事，同时严令手持冲锋枪的督战队，凡有后退者格杀勿论。他坐在核心的地下室里，浓眉下的一双眼睛布满血丝，像一头被困的猛兽。此时外围的林彪也在对着地图紧锁眉头，浓眉下的眼睛放着精光。 军部四周，到处埋着地雷，周围有一百多个明暗地堡。尽管如此，仍然不能抵挡林彪的冲击。 傍晚时分，民主联军迫近军部地堡，陈明仁被卫士们半推半架转移到路东的预备指挥所。留下陈明仁的兄弟——特务团长陈明信坚守。一番苦战，军部陷落，陈明信被俘。 但是陈明仁还在，战斗还在，四平还在。陈明仁顾不上兄弟的死活，却还能顾上战斗。四平城铁路线以西全部被林彪的人占领，陈明仁把残余部队收缩到路东继续顽抗，凭屋死守，拼死一搏。 此时的四平城内正上演一幕血与火的真人版大片：音乐是无处不在的枪炮声，画面是到处的白刃肉搏，背景则是被打废掉的坦克和遍地尸体，进程则是尸体越来越多。 七十一军的直属部队陷进去了，陈明仁压上最后的本钱，把身边的卫队全部派上去，孤注一掷。 他自己也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在后面督战。干这事之前，他给长官杜聿明发电报：“以身殉国，壮志成仁。”以示决死之心。同时他也做了决死的打算，在衣兜里揣着一支上了子弹的二号勃郎宁手枪，准备随时自戕。 然而故事就是这样，生死较量的战场上，上天总是眷顾勇士。就在陈明仁准备随时开枪自杀时， 大片结束了：枪炮声稀疏了下来，慢慢地，阵地恢复了平静——林彪撤了！ 林彪之所以选择撤退，是因为两支援军到了，战斗力超强的郑洞国的五十三军和孙立人的新一军赶来支援。林彪担心拿不下四平，使全军陷于腹背受敌的被动局面，于是主动撤围而去。林彪手中还有筹码，林彪也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但还是撤了。从六月二十号，到三十号，林彪围住陈明仁整整十天，竟然没有拿下陈明仁，信心动摇了。 如果说前一次四平保卫战是因为客观原因和战略失误造成的，此战已经没有借口。因为至始至终林彪都以优势力量占据主动地位。也可以说是没有攻坚战经验。但是国民党在城市中，攻坚战是省不掉的。 评：四平攻坚战是林彪生涯中最糟糕的一战。此战的影响非常大。此战之后，原本就谨慎的林彪在攻坚战中表现得更为谨慎了，辽沈战役中，在沈阳和锦州之间徘徊不定就是如此。不是林彪犹豫，而是对大城市攻坚战有顾虑。若干年之后，朝鲜战争爆发，林彪反对出兵，就是对美军猛烈的炮火有所顾忌。 战后，林彪没有责备任何一个人，而是把责任全部拦下来，检讨曰：“这次四平没有打下来，不要你们负责任，完全由我负责。主要是我情况了解得不够，决心下得太快，不马上攻城，以围城打援为最好。先消灭敌人的援军再攻城，就肯定能攻下来。另外，这次攻城还暴露了我们攻坚的战术差，这也主要是我平时研究得不够。”要知道林彪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平时跟部下说话很少，能一下子检讨这么多，已经非常不容易。不得不承认的是，林彪的检讨非常英明，把低落的士气给扭转过来，不愧为名将。 此刻林彪如果推卸责任，责问李天佑和万毅，那么东北野战军一定是另外一翻模样。林彪写给李天佑的信，可以窥视到他当初的心境。 天佑同志: 总部 2 日关于夏季攻势经验教训总结电，盼切勿草率看过，而应深切具体地研究，使今后思想有个标准:要把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决定于条件的原则(这个原则我同你谈过)，革命的效果主义的原则，实践是正确与否的标准的原则，加以很好的认识。你是有长处的，有前途的，但思想不够实际。夏季攻势中，特别是四平战斗直至现在，从你们的电报和你们的实际行动的结果上看，表现缺乏思想，缺乏见识。为了今后战胜敌人，盼多研究经验和学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凡一切主观主义的东西，无论他是美名勇敢或美名慎重，其结果都要造成损失，而得不到胜利的。正确的思想的标准，是包括实践在内的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在军事上要发挥战斗的积极性，而同时必须从能否胜利的条件出发。凡能胜利的仗，则须很艺术地组织，坚决地打；凡不能胜的仗，则断然不打， 不装好汉。如不能胜的仗也打，或能胜的仗如不很好地讲究战术，则必然把部队越搞越垮，对革命是损失。以上原则，有益于进步，望深刻体会之。这些原则同时也是我正在努力加深认识的东西。 林彪 既然说到这里，就多谈谈陈明仁的遭遇。陈明仁的遭遇是诡异的。 陈明仁的成功给低迷的国军来了一针强心剂。蒋介石亲自在南京总统府召见陈明仁夫妇，第一句话就是：“有功之将，殊堪嘉奖，不愧为黄埔楷模。”并对手下感慨到：“四平大捷，陈司令创造了人间奇迹，不愧为难得将才！”还请陈明仁夫妇游玄武湖。此时的陈明仁估计又想起当年惠州城下，蒋介石亲自高呼——向陈明仁看齐——的情形。惠州之后，陈明仁得到的嘉奖和升迁。然而这一次，却是心碎了无痕，为陈明仁后来转投共产党埋下伏笔。 陈明仁成功之后，国军将领把陈明仁捧得神乎其神。国家中还弄出了一个名词，叫陈明仁防线。 陈明仁能在四平坚守到最后，不仅是勇气，还有许多战术细节。最为著名的一个细节就是传说中的“撒豆成兵”。 怎么回事呢？就是东北盛产大豆，籽粒饱满，个个滚圆。眼见林彪兵临城下，陈明仁心生一计， 准备了很多麻袋大豆，待林彪的人攻城，他命令士兵把大豆倒在街道上，让冲锋的民主联军战士踩在大豆上滑倒，从而遭受到重大伤亡。 说书先生可以这么说，现实中不要太当回事。战火之下的街道坑坑洼洼，撒再多黄豆也没用。 而且两军巷战，双方粘在一起，即使滑倒也是一起滑倒，效果不大。但是在特定的局部却是真的很有用。 林彪指挥的民主联军向四平市中心水塔发起进攻。水塔是城里的制高点，陈明仁派精兵把守。 民主联军也动用了一个主力团的兵力。攻占水塔，必须经过过街天桥。在天桥上，守军预先堆放了两大麻袋黄豆，拴麻袋口的绳子由水塔里的人控制着，随时可以拉开。 一开始民主联军并没有把这两麻袋黄豆当事，太常见了嘛，在四平的街垒中到处都是。冲锋的途中，接近过街天桥的时候，水塔内的守军突然拉开拴麻袋的绳子，数百斤黄豆从麻袋奔涌而出， 顺着桥面立刻铺满了街道，冲锋的战士踩在上面，站不住，一个个都猝不及防地摔了下去，手中的武器也摔得老远。此时守军突然开火，冲锋者立刻倒下一大片，街道上的黄豆被鲜血浸泡，民主联军的攻势受挫。在双方旗鼓相当的情况下，便是细节决定成败。水塔争夺战，便是细节决定成败的典型。 陈诚后来部署防线时，就参照陈明仁。然而陈明仁的遭遇也是神乎其神。战后，陈诚组织参观团到四平阵地视察，参观团的美国顾问（也是愤青）看到阵地上不少工事是用美国的面粉、大米垒成，提出抗议。从南京来的一些国民党要员，都是那种介于愤青和政客之间的人物，没本事上战场， 却惯于吃香喝辣，靠满嘴喷粪辅助消化之人。那些脑满肥肠的人一看美国愤青顾问发飙了，又看到这么好的黄豆被用来修工事，也跟着发飙。不仅发飙，还运用中国文人颠倒黑白的本事往陈明仁身上泼脏水。一句话，就是见不得别人好。 那些见不得别人好的人中，有一位是国民党辽北省主席、陈诚的江浙同乡刘翰东，乘机告发陈明仁“纵兵抢粮”。陈诚与陈明仁不和，逮住机会请求蒋介石查办陈明仁。蒋介石被一帮嘴皮子闹得没办法，之后把陈明仁免职。那帮嘴皮子们从来不肯用长在屁股上的脑袋想一想：四平被围的情况下，物质不拿去修战壕，难道直接送给林彪？ 一年之后，林彪终于拿下四平，消灭七十一军。但是恶气并没有出来。七十一军的俘虏非常不服气，假设曰，如果陈军长还在的话……。彼时的陈明仁正在南京赋闲，凉透了心。林彪拿下了四平，消灭了七十一军，但并没有战胜陈明仁。 林彪拿下四平，陈明仁再次出山，去了武汉，在白崇禧的手下上班。此时的陈明仁已经决心离开国民党。一九四八年八月一号，共军诞生的二十一年生日，陈明仁拟定了起义文稿，三天之后通 电起义，湖南和平解放。后来的政协会议上，陈明仁谈起自己的选择说出这么一番话：“我记得我在黄埔的时候，蒋介石经常对我们说：‘我是革命的，实行三民主义的，我什么时候不革命，你们应该打倒我。’我现在发现蒋介石不仅是不革命，简直是反革命，简直是人民公敌，我当然要打倒他。并且不但我要打倒他，就是凡是黄埔同学乃至全国人民都要起来打倒他的。他是我们校长，现在我便给他一个大义灭亲，我想蒋介石用不着怨恨我，应该去怨恨他自己。”蒋介石听到陈明仁的这番讲话脑袋大了一圈，连忙去找降压药。 （七）秘密 一九四六年林彪在四平溃败，一溃千里；仅仅过了一年之后，林彪就带着大队人马越过松花江向南，把国军压得喘不过气。四平的陈明仁固然英勇，而整个东北国军则是大厦将倾。一年的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九四六年的国军，刚刚从西南开往东北，是国军在二战中表现最好的远征军。他们的指挥官， 也是国军将领中的佼佼者。杜聿明是黄埔精英，抗日名将。下面的孙立人、廖耀湘、陈明仁、郑洞国，可以说每个都是英雄，在抗日战争中久经考验。一年之后，国军名将还是国军名将，国军精锐还是国军精锐，战斗力还在。但是一年之前摧枯拉朽的锋锐不见了，剩下的只是被动和狼狈。之所以如此，不是国军变弱了，而是共军变强了。 一九四六年国共在四平第一次流血时，双方军力相当。共军在武器装备上落后太多，用蛮力死扛。一年之后，共军虽然没能拿下四平，林彪虽然郁闷地检讨，但是一个最为明显的变化就是，共军从十万人变成四十万人！而且战斗素养大幅度提升。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做到的？难道说是魔法？ 看起来确实像魔法，但不是，都是有迹可循的。因为搞定这一切的，是以林彪为首的那个团队， 没有人会变魔术。罗荣桓、刘亚楼、李天佑这些泥腿子将军不会魔术，陈云、高岗、彭真、李立三等政经高手也不会魔术，在他们之上的林彪更不会魔术。他们不会变魔术，但都是实干家。他们用实际行动完成了这一切。 这一切其实没有啥秘密，说出来很简单，两个主要部分：剿匪和分地。 自古以来，中国有两个地方的土匪最猖狂，东北和西南。在中国对角线上，两个地方，两个模式。西南土匪在历史上是有名的。新中国建立之后，抗美援朝都开打了，还在剿匪。西南土匪虽然猖狂，但是从来没有成大气候。东北则是另一个情形。 史书上很少提及东北的土匪，那是因为东北的土匪太厉害。耶律阿保机、完颜阿骨打、努尔哈赤那些人，一开始都是土匪，只不过他们成长过于迅速，长得过于强壮，看起来比一般土匪威武雄壮，成了巨匪而已。史书上，大家只对小角色称为土匪。等土匪发育为巨匪之后，就不叫土匪了。 这些就不去纠缠了。抛开这些不谈，谈谈清末和民国时代，东北也是土匪横行，而且迎来高潮，张作霖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特别是北满，更是土匪的天下。清朝没办法剿灭，张作霖也没办法剿灭，日本鬼子更没办法剿灭，国军没去，去了估计也够呛。国军不过松花江，也有把共军交给土匪的意思。 当时的土匪称为“胡子”，一群占山为王，遵循丛林法则的人。 土匪究竟是干啥的？这个问题不用回答。发挥想像吧，你想到的土匪会干，想不到的土匪也会干。这里介绍一下土匪的组织问题。大家或许很好奇，一群无法无天的家伙，究竟是靠怎样的一种方式组织在一起的呢？其实和正常的社会组织一样，土匪的头头叫“大柜”，联络官叫“尚贤员”，作战部长名曰“总炮头”，执法官被尊为“总稽查”，看管、审训人质的叫“秧子房”，通风报信的情报官则是“传号”，出谋划策的军师叫“搬舵的”，一般小喽罗叫“小兄弟”。看到了吗，也就是一个组织，只不过分工的名称不一样。如果说有啥特色，那就是正常的社会组织讲究权利和义务。 比方说政府组织，向老百姓收税，要承担基本的社会责任。土匪组织不一样，只讲究巧取豪夺，绝不讲义务和权利。正因如此，乱世才是土匪的沃土。北满，则是乱世之中的乱世，天高政府远，土匪的世外桃源。 每个土匪组织都有一个固定的地盘（巢穴），叫“溜子”。每个“溜子”土豪都有字号，字号非常有趣，大概可以分为好几个类型：思想型（地名为主题）：“老山东”，“宝山”之类；壮胆（以威猛霸道为主题）型：“飞虎”，“猛龙”等等；想女人（调侃）型：“大闺女”，“绿林女子”，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还有居然叫“八路军”，“中央胡子”的，让人捧腹。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有奶便是娘。但是有些土匪非常牛叉，装备野战重炮，相当拉风。 那些土匪不是正规军队，到处流窜。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行动极其隐蔽。因为他们多半都是东北人，对地形极为熟悉，比所有军队对当地的地形都熟悉。正因如此，官兵去围剿他们，基本都是得不偿失。因为代价太大，成本太高，而且效率低下。 土匪很多，而且成分极为复杂。有一部分是正宗的，原汁原味的土匪，但是另有一部分则是投降鬼子的伪军、宪兵，他们害怕被清算，拉一帮人藏匿于土匪中。此外还有小部分遗留的鬼子，满洲复国遗老等等。没办法，世界就是如此复杂，就连土匪都是鱼龙混杂。 当时鬼子在的时候，对付土匪的招数是收买。虽然招数下三烂，但是很有效，大多数土匪都卖身了。鬼子投降之后，国民政府是中央政府，当然不能玩收买这招，要换个花样。 国民政府的办法很古老，招安。比方说让“宋美人”的大柜当某县大队长，招安令颁布了，人家是否上任则是自由。有的愿意接受诏安，有的留恋绿林快活。但是不管是否接受招安，在政府无 法控制大局的情况下，土匪还是土匪，该抢劫还是抢劫。不接受招安，为了继续抢劫。接受招安， 只因为抢劫更方便。国民政府呢，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只管颁发招安令，反正一纸公文盖一枚印章， 成本非常低廉。招安过来，至少比在那里强。 当时东北县城，有三分之二被土匪占据。他们每个人手中都有招安令。挂着中央的招牌招摇过市，而且相互指责对方是土匪，要替天行道，代表中央剿灭对方。他们当然不会关心国民党中央怎么样，只是打着中央的名号去抢劫而已。 共军退到松花江以北之后，最大的威胁就是土匪。派出去的工作人员常常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并不是被野兽吃了，而是被土匪“剿灭”了。在土匪眼中，外来的共军就是土匪，应该“剿灭”。国军为了折腾共军，自己不过松花江，却支持松花江北岸的土匪闹腾。比方说一九四六年十月份， 土匪袭击依兰县城和萝北县城。他们不仅把县城内的大小商铺洗劫一空，而且血洗县委县政府。在萝北县，包括县长在内的二十日，被土匪集体枪杀。依兰县委书记的妻子，被羞辱之后上吊自杀。 共军需要建立根据地，需要自己的地盘，需要扩大地盘。唯有如此，才能东山再起。但是基本上每块地盘里都有土匪出没。 之前，共军都是被国军当成土匪围剿，现在开始要自己剿匪了。共军对土匪并不陌生，当初在延安，就常常和西北土匪打交道，有时候也吃大亏。比方说徐向前率领的西征军，就在和西北的马家军作战中吃了大亏。马家军就是西北一股巨匪。 共军决心消灭土匪，搞一个安全的根据地。一开始用大部队剿匪。但是土匪熟悉地形，又非常精明，到处都有眼线。大部队没到，土匪一溜烟溜了。部队离开，他们又回来了。这是什么情况？ 难道抄袭了共军的游击战术？这可把贺晋年给急坏了。 贺晋年，生于一九一零年十月一号，山西人，农民，十四岁才念高小，十八岁加入共产党。一九三二年，二十二岁的贺晋年参与暴动，从此走上军人生涯，然后就一直在陕北打游击。等到红军抵达延安，贺晋年已经是陕北根据地的青年军官了。当时西北土匪也很猖狂，周恩来外出搞统战， 半道上遭遇土匪袭击，险些遇险。当时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很生气，就从前线召回一个年轻的军官去对付土匪。那军官带人和土匪兜老半天圈子之后，紧追不放，穷追不舍，终于把那帮土匪一网打尽。那军官就是贺晋年。 就是说贺晋年本来就是剿匪专家。 贺晋年是陕西人，对西北地形比较熟悉。到了东北，完全是一个陌生的环境。环境虽然变了， 贺晋年没变。他剿匪的招数就是穷追不舍，咬住不放。贺晋年看着东北土匪的嚣张模样，灵感迸发， 改进战术。他不再使用大部队，而是组建精干的小分队，如同特种部队（游击战中练出来的特种兵） 一样，找到土匪的行踪之后就咬住不放，如同猎狗追兔子，不管追到深山还是沼泽，一定要把土匪头子给灭了。灭了土匪头子，一群土匪就散了。再把散了的土匪编入军队，提高战斗力。 中华大地上，最可恶的一群人是谁？搞排名的话，军阀很可恶，可以上榜，但是军阀多少是承担责任的；流氓、混混也很可恶，但是他们只是小打小闹，即使上海滩巨型流氓杜月笙，也很在乎自己的形象；墨客文痞也很可恶，他们常常把狗屎描述成大饼，如此等等。但是那些人和土匪比起来，都是可爱的人。论可恶，没有人比得上土匪。 不分春夏秋冬，小分队穿梭在满北，带着大饼和咸菜，也不生火烧饭。因为生火会打草惊蛇。 贺晋年的策略是有效的。把各路土匪追得哇哇乱叫。为了把土匪赶尽杀绝，贺晋年非常有觉悟，自己带头搞模范。他的坐骑是一匹纯白色的日本战。他骑着那匹马追土匪。马累趴下，死了。他又换一匹烈性的枣红马，继续追土匪。后来那匹马滚下悬崖摔死了。贺晋年生病了，也不休养，依然在深山老林里带着大饼咸菜追击土匪。为啥这么卖命呢？贺晋年认为，像他这种铁打的汉子都撑不住了，那么土匪肯定也撑不住。双方就差一口气，就看谁能顶得住。 很多党员和战士死在黑土地上，甚至没有人记得他们是谁，但他们都是英雄。他们死在和土匪的战斗中，死在沼泽地里，还有葬身野兽肚子里的。他们都应该被铭记。当然，也有人成了英雄， 比方说杨子荣同志。 杨子荣，生于一九一七年，典型的山东大汉，高大、健壮、魁梧。因为在乱世之中，随着父母追随祖先的足迹闯关东。杨子荣加入共军的时间是一九四五年，已经二十八岁，担任炊事员。那时候，二十八岁在共军基层已经是老家伙了，比连长的年纪都大。但是杨子荣无所谓。因为干炊事员有饭吃。但是杨子荣真正的特唱却是搞侦查。倒不是杨子荣接受过侦查训练，而是在闯关东的过程中积累的人生经验，对东北的风俗人情和土匪都相当熟悉。 杨子荣高大敏捷，臂力过人，腿脚飞快，翻山越岭，潜水认路，而且粗中有细，对刚进东北的共军而言，可以说是天然的侦察兵。在杨子荣的侦查下，共军搞定了很多土匪头子。最传奇的一件事是，杨子荣一个人劝降四百个土匪，比特种部队还管用。然而在一九四七年追击土匪时，杨子荣战死了，只有三十岁。也就是杨子荣当兵仅仅两年，从炊事员成了“侦查英雄”、“战斗模范”，完成生命绚丽的绽放。他的“智取威虎山”那是相当经典。经典到引起江青的注意。江青把那故事搞成样板戏，又在文革中引起一系列风波。成名的英雄需要铭记，那些无名英雄更要铭记。 如果说内战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是国家民族的伤痛，那么剿匪，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在为民除害。 但是也得认清这样一个情况：土匪固然可恶，但是大量的土匪中间，除了凶狠残暴的鬼子，心怀叵测的满族复国主义者，多数土匪的前身还是老百姓。 老百姓当土匪，原因固然有乱世之中人性丑恶的迸发，多半还是被逼的。要么和某人（主要是 权贵）有深仇大恨，要么被饥饿威胁。这正是土匪剿而不灭的根源。有一点必须承认：不管土匪多么可恶，但是土匪中的一部分人，非常勇猛彪悍，甚至可以成为英雄，非常有魅力。正常情况下， 那些人如果不当土匪而参军的话，战场上也是一条好汉。比方说谢文东和李华堂，原本是东北抗联第八军军长和第九军军长，响当当的汉子。后来投靠鬼子当了伪军。鬼子走后当了土匪。 要剿灭鬼子，必须首先解决老百姓的生存危机。军阀时代，张作霖本来就是土匪出身，对土匪应该有足够的认知。但是张作霖的脑袋里，想的都是如何弄点武器去关内发展，至于关外土匪，不好意思，顾不上。鬼子控制东北时，原本有力量剿匪，但是他们不去剿。因为土匪的存在可以在中国人中间自造内部矛盾，所以他们选择收买土匪。国民政府一直没有真正深入东北，也就谈不上剿匪。即使国军深入东北，也不见得可以剿匪。因为他们不搞共军那一套，剿匪？难！ 贺晋年剿匪固然勇猛，但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那么根本之道是啥呢？两个字，土地。 这是共产党成功的秘诀，也是林彪在东北大翻身的秘诀。 其实老百姓的要求非常简单，就是生存。生存的狭义上的含义很简单：衣食住行有着落，生子养老。在这个简单的生活基础上，如果有可能，再追求品味、情调、境界啥的。然而很遗憾，中国的老百姓，很少能够安心生存。其实中国有世界上肥沃的土地，有美丽的山川河流，有辽阔的草原， 足够中国人生存。但是中国人的生存环境不好，归根到底，是社会资源分配的问题。 当时的中国和现在不一样，各种工厂都没有，啥东西都不能生产。对穷人而言，想吃顿饺子都得等过年。即使是富人家的小姐，搞点化妆品啥的都得从国外买（那玩意放在今天说不好都是劣等的）。那么中国有啥可以分呢？看起来没啥可以分的。但是中国人能在这片土地上生存数千年，靠的不是别的，就是土地本身。 农民就像野草，落地就能生根，就能生存繁衍。农民可以在土地上种五谷杂粮，那是从神农时代传下来的生存法宝。只要五谷在，中国人就在。只要每个中国人手上有土地，那么中国人就是不可战胜的。这么简单的道理之前怎么就没人明白呢？原因很多，在后面的篇章再追述吧。 当时东北是啥情况呢？按照中国传统，少数地主拥有多数土地，说得更直接点，就是少数人占有了大多数的财富。这个和现在的中国一样，也是少数人拥有多数财富。区别只在于，现在仅仅占有少数财富的多数人还有馒头、大米可以吃，之前占有少数财富的多数人只能饿肚子而已。所以今天有馒头和大米可以吃的多数人只要求改革，减少贫富差距。那个只能饿肚子的时代，多数老百姓想要改革减少贫富差距，只能把土地抢过来分掉。 东北的情况更为复杂。原本地主就占据多数土地，鬼子占领东北之后大肆移民，建立所谓的东北开拓团。实际上就是抢中国人的土地，把中国人赶走，正如当年欧洲人在美洲新大陆抢印第安人的土地一样。鬼子在东北搞了那么久，客观上讲，给东北留下了相当的工业基础。农民可以进城打 工，也可以去农场当雇工，当然前提是以低等人的身份被压榨。 这样一来，东北农民成了一个什么样的群体呢？在城市和鬼子的农场，被当作低等人看待，是牛马；在地主老爷那里，被当成下等人看待，是牛马；在土匪眼中，则是羔羊。他们是沉默的，是冷漠的，但是他们是大多数，他们那沉默而冷漠的外表下是怒火和坚韧，因为人类天生的尊严被践踏的怒火，因为求得生存而忍辱负重的坚韧。一旦有组织唤醒他们的精神意志，那么他们将成为不可阻挡的力量。 国民党以中央政府的身份开进东北之后干啥呢？基本上啥也没干。有很多军人和乡绅富人结亲，有很多吃饭拉关系。一开始阶段，多数官兵也算尽职尽责。但是这一切的前提是，都没有触及到那个庞大的群体，那个冷漠而沉默的人群。当然，以熊式辉（东北第一任老大）为首的国民党大员也说了很多好听的话，什么政府关心大家，什么政府要改善大家的生存环境，什么政府永远和老百姓一条心，如此等等，很甜很蜜，也就仅此而已。这样的甜言蜜语大家已经听够了，之前的张作霖就说了很多甜言蜜语，结果使东北越搞越乱。鬼子西来，口号也更动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结果建立了鬼子的共荣圈和中国人的地狱圈。即使无恶不作的土匪，旗号也是“劫富济贫，保境安民”，结果老百姓被他们越劫越贫，越劫越乱。 正是因为这类口号太多，老百姓听得麻木了，沉默了。 共产党呢，共产党也说很多甜言蜜语。但是共产党说甜言蜜语的时候不是衣冠楚楚的贴告示， 而是和老百姓一样甩开膀子，说了就干。不管是中央大员彭真、陈云、高岗、李立三，还是下面的小兵，都是穿着土布衣服，走街串巷。他们用简单的方式丈量土地，再用简单的方式分给那些沉默的人群。于是人群沸腾了。 大家有了土地，土匪也没了藏身之地，剿匪也就事半功倍。所以横行多年的东北土匪，历经清朝末年、张作霖时代、鬼子时代而不灭的土匪彻底成了无水之鱼。 共产党就是通过土地政策赢得了农民。农民占据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无论何时何地任何组织， 只要能赢得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就能赢得胜利。道理就是如此简单。 鬼子撤退以后，共产党光着脚往东北跑，实际上就是想要抢先一步实行土地政策。有了土地政策，就有了东北。有了东北，就有了共产党的立身之地。然而国军也不慢，一路北上。毛泽东让林彪不惜一切代价死守四平，实际上是退而求其次，希望在四平以北得到喘息的世界，实行土地政策， 一方面和国民政府谈判，另一方面还是想在东北生根。林彪主动放弃四平一路向北跑，跑得新一军和新六军的机械化部队都追不上，实际上也就是跑到北方，落地生根，然后再南下。毛泽东和林彪， 纵然在选择上有差别，但本质上是一致的，就是要落地生根。只不过毛泽东远在千里之外的延安， 对着地图遥控指挥，不了解当时的情况，所以想“化四平为马德里”；林彪在前线，知道要在东北 生根，不见得非要守住四平。 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现象：国共争夺天下从争夺东北开始，林彪成了争夺东北的最大筹码。林彪在东北的成功是从满北土改开始。土改成功，土匪没有了，他们成了战士。老百姓活了，有了源源不断的兵员。 但是土改中也出现一系列的过火行为，比方说出现了斩草除根的现象。出现那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不少人思想左倾，宁左勿右，认为越做越革命；公报私仇。当时的阶级矛盾非常尖锐， 所谓富人地主，基本上都有欺负穷人的。如果在革命中间，那些人落到当初被欺负的人手上，结果可想而知。但这些都是局部问题，大局走向对共产党非常有利。 农民有了土地，共产党就有了根。共产党带着从精神到身体都武装起来的农民开始反攻了。 所以一九四六年的林彪从四平一路往北跑，带着前所未有的狼狈。仅仅一年之后，林彪则雄心壮志地往南进，带着数十万人马。尽管攻坚四平不理想，但是没有关系。东北的天平已经倾斜，林彪继续壮大，不久之后，他将成为百万雄兵的统帅。 东北大地上的那些大老爷们，原本饱受军阀、鬼子、地主的欺压，共产党来了，一把火，大家有了土地。很多人根本就不敢相信自己会拥有土地，半夜醒来都会亲身到自家分到的几亩田里走一走，确定一下是不是在做梦。当确信那一切都是真的之后，他们愿意付出一切代价去守住那些土地。 因为土地就是命，有了土地就有了命根。 守住土地的唯一的、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参军，拿起武器把那个不愿意把土地分给老百姓的国民政府打垮。每个村子抽点年轻小伙子，累加起来就是一支庞大的军队。反观此时的国军， 还在到处收编伪军、土匪、拉壮丁。抛开信仰不谈，抛开政府组织能力不谈，抛开统帅战术水平不谈，仅仅从兵员上看，国民党已经完败。 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收编伪军和土匪是浪费粮食和编制。共军剿匪过程也收编一部分土匪，但那是打散之后安插到各个队伍中。国军则不同，他们把收编的那些杂乱的队伍编制成杂牌军，让他们当炮灰。 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保卫乡土的农民是最可靠的士兵。以戚继光为例。当初戚继光到东南剿倭时，拿出全部本事去练兵。练了很久之后，觉得差不多了，上战场和倭寇交战， 结果那些大爷们还没交战就往后跑，差点让戚继光成为烈士。不是戚继光无能，而是因为那些人本身就是兵油子，和国军收编的那些人一个德行。后来的戚家军很牛叉，并不是戚继光一夜之间懂得了神奇的魔法，而是找到兵员，义乌的农民。当时义乌的农民也是被逼得不行了，拿起锄头啥的对抗恶棍。戚继光用同样的训练方法，把他们练成戚家军。 再看另一个例子，李成梁训练的辽东铁骑，实际上也是辽东农民。李成梁就是利用他们保护乡土的心思训练了那个时代堪称战斗力最强的骑兵，即使面对满清八旗也不落下风。 由此可见，当农民翻身有了土地，再组建为军队，是多么强悍。若干年后，在鸭绿江的另一边， 也就是那帮有了土地的农民，顶住了世界上最为猛烈的炮火。 土地问题解决了，对林彪而言，考验才刚刚开始。在林彪的第一阶段的军事实践中，也算辉煌。 但是指挥人马有限。即使在红军鼎盛时代，红一军团也就几万人马。也就是说去东北之前，林彪从来没有掌控过十万人以上的队伍。两千年前韩信和刘邦的那番对话还在耳边。考验一个统帅，最基本的就是统兵能力。有些人只能带十万人，给他二十万，就会乱。 （八）大练兵 林彪拿出平生本领，大练兵。 短短时间内，军队一下子多出来那么多士兵，搞不好会出乱子的。这些没有难倒林彪，他完成得非常漂亮，比任何一场战役都漂亮。所谓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说得更直白一点，应该是一流统帅将兵多多益善。大家很少理解这话的意思，就是如何多多益善，“善”字何解？ 说白了也就是如何把那些士兵组织起来。历史上每一只战斗力超强的队伍，都有自己的组织。 比方说岳家军，比方说戚家军。把视野开阔一点，看一看古希腊时代的马其顿方阵和罗马时代的罗马军团。那些队伍都有基本的组织单位。 在国共内战时代，林彪训练出来的东北野战军，战斗力非常强悍。但是东北野战军和历史上著名的战斗军团不一样。比方说戚家军或者辽东铁骑，或者马其顿方阵和罗马军团，在各种时代在武器装备方面都是领先对手的。林彪训练的东北野战军不一样，从武器装备上看，和从缅甸归国的远征军的美式装备没得比。那么林彪通过什么方式，确保以数量上的优势压倒对方呢？ 所谓练兵，也就是以某种方式把士兵们组织起来，再在组织框架内教授士兵们作战技能。林彪能以文弱之身赢得对手的畏惧，赢得同事的尊重，赢得下层将帅的拥护，靠的不是口号，而是那些组织手段。林彪平时很少说话，也很少和别人来往，但是涉及到战术问题，则有一个响亮的绰号， 婆婆嘴。这个绰号不需要介绍了吧。那么一向惜墨如金的林彪，为何会化身为婆婆嘴呢？下面介绍一下婆婆嘴里吐出来的内容： 三三制：这个是最基本的组织形式。一般人印象中，队伍最小单位是班。实际上大多数队伍， 确实是以班为作战单位的。但是还可以更细，在班内分得更细，就是三三制。把一个班划分为三个 （也有四个）小组，每个小组三个（或四个）人，再挑选素养高的担任小组长。小组长作为战斗核心。作战时，可以根据形势需要散开或集中，但是要以班长为核心，不得不超过班长口令指挥范围 以外。这样分工更为细致，比班长一个人指挥全班分工更为合理。在行军或作战时更为灵活。所以共军作战时，漫山遍野往前冲，看似乱得杂草一样，但是战斗力却一点也不损失。门外汉以为那是人海战术，但是同样很多人，国军在战场上就玩不转，归结起来就是最基本的战术问题。三三制保证了共军无论如何冲锋，甚至是败退逃走，可以保证形散而神聚，就像是一片高明的散文。 一点两面：这个用林彪的原话讲，就是：所谓一点，就是说要集中优势兵力於主要的攻击点上， 反对在各点上平分兵力的办法。所谓两面，就是说必须采取勇敢包围办法，防止敌人突围逃走：两面是指至少两面，兵力多时也可以是三面四面。一点的精神在於保证一定打垮敌人，整个的精神在於使打垮的敌人不致跑棹。大意就是如此，是针对我们干部不肯彻底集中兵力和不敢追行勇敢迂回的毛病而规定的。 这个是啥意思呢，分析起来就是重点突破，围歼破敌。进攻的根本要领在于突破，冷兵器时代， 最优秀的骑兵将领总是精于寻找突破口。拿破仑使用炮兵，也有一个原则，就是集中火力打破突破口，再从突破口把对手击溃。现代战争中的装甲洪流，实际上也就是钢铁骑兵，主要功能也是打开突破口。纳粹闪电战，就是依赖于钢铁装甲快速切开对手的阵地突破口。这些共同点，都是突破。 唯有突破才能给对手杀伤。林彪的一点，就是突破。这是所有一流统帅的共同点。所谓两面，就是在突破之后发挥数量上的优势，尽可能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如果人手足够，也可以一点 N 面。 “三三制”和“一点两面”是最基本的。其中前者属于基本组织，后者是战术进攻，最关键的是那“一点”的突破。突破不了，两面、三面还是十面都没用。那么如何实现重点突破就至关重要。要突破，需要军人的勇气。共军里面，是翻了身拿到土地的农民，他们想保护自己得到的土地，是不缺乏勇气的。如何展现勇气则是另一套战术，三猛战术。 三猛战术：猛打，猛冲，猛追。 所谓猛打，就是把各种武器装备适当配置，在合适的时间向合适的地方猛烈开火。至于啥时候是合适的时间，哪里是合适的地方，那是名将的工作。 所谓猛冲，就是一阵猛打之后，趁敌人魂不守舍之际，突然发起进攻。表现在共军那里，就是拿着手榴弹往上扔，抄起大刀去砍，或者挥舞拳头砸他丫的。 所谓猛追，按照字面意思理解即可。 但是只有勇气的队伍是莽夫，战斗力强悍的队伍都是有勇有谋的。三猛战术诠释了队伍的勇气， 那么如何才能有勇有谋呢，请看下面。 三种情况三种打法：两军对阵，一阵猛打猛冲之，大致会出现三种情况：如果敌人退了，那就猛追，没啥好说的。第二种情况是，敌人想要退却没有退，即有退却的迹象，准备好了再打，敌人 会跑掉，不准备就打，又会被碰下来，这时应先将敌人围起来，围而不攻，或围而小攻，用一部分和他们打，抓住他，使他走不脱，然后准备好再打。敌人继续坚守，没有被打垮，这种情况下就要重新组织进攻力量，调动火力继续，让他们动摇。 三种情况三种打法是强调一点两面的突破进攻的。那么战斗前后应该怎么行动呢？有另外一套战术，曰，四快一慢。 寻找目标，接近目标，一快。 追上敌人，勘察地形，部署战斗，二快。扩大战果，三快。 敌人溃逃，拼老命追击，四快。 一慢是啥呢？就是沉住气，准备好了再打仗，选择时机不莽撞。概括起来，就是四快一慢。 那么在部队运转时，该如何相互支援呢，还有最后一套战术，四组一队。 四组：火力组，突击组，爆破组，支援组。行动时，四组相互支援，故曰一队。这一套是刘亚楼总结出来的，算是对林彪的补充。 这些条令生动活波，形象具体，农民都听得懂，掌握起来容易。如果换成苏军或美军的作战条令，同样的意思，能罗嗦出一大堆抽象的言语。 这些简单明了的战斗言语，构成了林彪的军事系统。 按照一般守则，写某位统帅的军事系统非常复杂，一条，两条，一百条，罗列出来一本书都说不完。林彪在中国战争史上的地位足够高，如果罗列一百条，也可以，也可以专门写一本书，那样就不再是林彪，也不见得能如此有效率。 当林彪沉默的时候，军事方面的东西肯定想很多。因为他就是为战争而生，基本上不考虑俗世， 不考虑人际关系，甚至对部下都很少说话。对部下做的最过分的事，也无非就是在撤退时心里不爽， 掀了黄永胜喝酒的桌子。平常情况下，林彪一直在沉思默想，如同苦行僧一样。当他集中心思思考时，即使有虱子爬过额头，他也不愿意动手抓下来的。他想了很多，多半都是跟军事有关的。 但是说出来的东西并不多，就那么简单的几条。虽然反复重复，但是就那么一点点。这就是林彪了不起的地方。他可以通过深思熟虑，把一系列的战斗思想化繁为简，简化为每一个士兵都能轻易掌握。 人们常说，战争是一门深奥的艺术。在那门艺术里，能够精通一些窍门就可以打仗了。能掌握一个大概，把该做的事情做好，那是统帅需要干的事。 至于林彪的境界，即化繁为简，让所有士兵能够充分掌握战场技巧，那是超一流的境界。在那个境界上，可以套用那句古话，林彪用兵，多多益善。 不论多少士兵，都可以按照三三制去编排，可以按照一点两面去战斗，可以用三猛战术去进攻， 可以四快一慢去运作。在那些简单的规则下，人数越多，战斗力越强。 正因如此，一九四六年，林彪带着一帮残部向北逃窜，转眼一年，就可以大兵南下。又过两年， 当年的残部发展为百万大军，横扫千军如卷席。根源在于，土改赢得了兵员，林彪的大练兵，把那些吃苦耐劳的农民训练成战无不胜的军人。 （九）对手的配合 林彪可以在东北走向人生之巅，除了中共土地政策和林彪本人的军事才华，还有另一个原因同样重要，就是对手的配合。 国军的最高领导在东北一共三任四个人，第一任为熊式辉和杜聿明，第二任为陈诚，第三任为卫立煌。最为辉煌的时代是由熊式辉和杜聿明创造的，他们抓住共军早期的失误，狠狠踢了林彪的屁股。陈诚上台之后基本上是吃瘪的。卫立煌呢，就是送死的。陈诚的吃瘪和卫立煌送死又不一样。陈诚吃瘪是自找的。卫立煌有能耐，但已经是大厦将倾之中的独木，除了被折断已经没有其它选择。 四个人中间，杜聿明和卫立煌是将军，熊式辉和陈诚也是将军，但是，是政治将军。表面上看起来，政治将军是搞政工的，和共军内部的政委差不多，实则相差十万八千里。政治将军的标志是从军人转行玩政治：用军人的身份去忽悠政客，转过身又用政客的伎俩忽悠职业军人。熊式辉和陈诚就是这类人中的代表。从东北战场的表现来看，熊式辉和陈诚不像林彪的对手，更像林彪的帮手。 正是这两人高超的政治手腕加速了国军在东北战场的失败。 熊式辉，江西人，学历比较高，在中国念完军校之后又到日本陆军大学镀金，一呆就是三年。 而且还有个笔名，叫雪松主人。堂堂一个军人搞出这样一个笔名，托物言志还是要当军旅作家？这个答案后面将揭晓。 熊式辉仪表堂堂，玉树临风，英俊潇洒，换成现在，或许会成为偶像型的人物。 作为一个海归军人，熊式辉干得不错，有点成绩，升官很快，一九二八年成为淞沪警备司令， 一个肥到流油的职位，爽翻天。此时的熊将军展示了玩政治的潜能，和蒋介石的关系搞得不错。回想起当将军的辛苦，玩政治的爽，决定转行玩政治，成了一个跨行业多功能人才。在中国，顶尖的 天才经常在领导的制约下郁闷不行，能忽悠的人常常风生水起，吃香喝辣。原因很简单，他们不会威胁到领导。一九三零年，熊式辉任江浙皖三省“剿匪”总指挥，当然不咋样，一年之后成为江西省政府主席，彻底成为一方大员。 井冈山就在江西，熊式辉境内，越玩越大。但熊式辉的日子过得很爽，一边提倡“清廉政治”，要求下属“简单朴素”，而他自己呢，却在庐山搞了一栋超级豪华别墅。豪华到啥程度呢，让前去做客的宋美龄羡慕不已！蒋介石在庐山开重要会议，都借熊式辉的家当会场。 尽管红军在熊式辉的地盘越闹越凶，丝毫没有影响到熊式辉的前途。熊式辉继续经营江西达十年之久。非但如此，蒋介石还派蒋经国去江西和熊式辉学习从政经验。不得不佩服，熊式辉转行相当成功啊。 日本投降后，当时外界很大一部分声音要求张学良复出接管东北。蒋介石当然不可能放张学良， 想去东北的大有人在，比方说同样转行的陈诚，怎么轮到熊式辉呢？原来熊式辉以和蒋介石的亲密关系率先进言：以九省二市加外交策略进行接收的建议。 一九四五年九月一号，国民政府：辽宁省、安东省、辽北省、吉林省、松江省、合江省、黑龙江省、嫩江省、兴安省，另设哈尔滨、大连两市，并任命熊式辉为军事委员会东北行营主任，辅以杜聿明为军事长官。这个架构和中共初期以彭真为东北局书记、林彪为东北联军司令是一样的。 从政治角度上看，蒋介石和毛泽东的手腕旗鼓相当。这点在淮海战役的班子构建上再一次显示出来。然而随着战争的深入，毛泽东把林彪扶正，蒋介石就没有那么多勇气了。所以杜聿明在东北搞的是虎头蛇尾。林彪和彭真不和时把彭真冷在一边。杜聿明一直受到熊式辉的牵制。随后的淮海战役，又受到刘峙的牵制。毛泽东为了让粟裕放手去干而挪动陈毅时，杜聿明还要跟刘峙商量战斗问题。 那么九省二市的总老大在东北干了啥呢？确切地说，很难说清楚干了啥。一开始带着蒋经国去接收，吓得跑回来。这也没啥。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呢，在于他是蒋介石的资深幕僚的身份，在于最高级别的那个头衔，那层身份恰好把他放在杜律明和蒋介石之间。从政治角度上看，领袖把一个还算合格的政客放在将军的身边，除了可以监视、牵制将军不会瞎搞之外，还能起到沟通和协调的作用。因为作为一个比较纯粹的将军，在人事沟通方面可能有所欠缺，不可能像政客那般面面俱到。 一开始，国共双方没有撕破脸皮，用一个玩政治的当一把手忽悠国人可以理解。这个可以参照共产党这一方。 共产党当初为了和谈，选择彭真当一把手，林彪在东北局说不上话。加上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失误，造成共产党一路后撤，一直撤退到松花江边，不仅丢光了大部分抢到的地盘，而且关内的骨干力量损失惨重。撕破脸皮之后，林彪立马顶上，彭真干他的本行，搞后方建设去了。 如果在和平年代，用政客挟持将军不失为好棋。战争年代，呵呵，只能自食其果。熊式辉最大的伤害不是他的所作所为，而是他的存在。他的存在就损害了杜聿明的功能。 此时的蒋介石还沉浸在熊式辉和杜聿明搭档的甜头中。要知道作为军人的杜聿明，大的战略问题要跟熊式辉协商请示，熊式辉本身并不是一个出色的军人，又不愿意承担责任，只能汇报蒋介石， 再请示。蒋介石就算比熊式辉高明，却不在前线，如何能做出最有利的判断？这样一来二去，战机就耽误了。 熊式辉的另一个功能是贯彻蒋介石的决策。要知道后方的蒋介石并不是所有策略都对。但是玩政治的熊式辉可不管这些，他要和老领导蒋介石保持一致。损害了杜聿明的意愿，不过是损害了一个杰出的将军的战略效果。损害了蒋介石的意愿那是跟自己的前途过不去，那个是老婆的首饰，孩子的前途，自己的老脸。 战争中的铁律：战争期间，就算领袖没有把权力完全放给统帅，也不能在中间安插一个玩政治的。历史的反面事例太多了，著名的例子有，宋高宗把他和岳飞之间放一个秦桧，明熹宗把他和孙承宗之间放一个魏忠贤。 第一次四平攻坚，熊式辉几次三番让杜聿明去他身边商量大事。幸好杜聿明坚持下来，成功了。 熊式辉倒不是想怎么样，他担心杜聿明出了差错，少几根毫毛，自己到老头子那里不好交代，因为杜聿明也是老头子的心腹。 国军初到东北出现一个奇观：沈阳、长春这些大城市的人想找靠山，争相把女儿嫁给军人。特别是号称天下第一军的新一军，官兵成了抢手货。军官可以找到小老婆，大兵可以找到小媳妇。在敌人没有清除的情况下，如此行为肯定要损失战斗力。作为东北总老大的熊式辉没能很好处理这个问题，能逃得了干系？ 如果说熊式辉还没怎么过分，还见证了国军在东北的辉煌。那么陈诚完全是帮倒忙了。国军内部有很多派系，杂牌军就不说了，强大的派系就有李宗仁、阎锡山等人。在中央军内部，也是派系林立，陈诚就是中央军内一个大派，号称土木派，以原来的十一（土）师和三十八（木）军为基础建立的。 那么陈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能人，也是一个悲剧。 比起熊式辉，陈诚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全面超越。在国民党内部，陈诚都是一个少有的能人，工作能力出色，生活作风也不错（相比他的国民党同僚）。熊式辉有的，比如蒋介石的信任，比方说资历，比方说政治资源，陈诚都有。熊式辉没有的，陈诚也有，比方说在军方的资源。熊式辉要经营东北，得靠杜聿明打仗，陈诚代替熊式辉，顺便把杜聿明也給代替了。 陈诚，生于相当热门的年头，一九九八年，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均生于那一年。生日不能给他带来什么，但出生地的优势就明显了，浙江人，是蒋介石的老乡。国民党的内部派系中每个老大都有老乡情节。比方说孔祥熙，就喜欢用陕西老乡搞财政。蒋介石也喜欢用他的老乡。 陈诚的学历也不错，因为老爸是前清秀才的关系，重视教育，虽然家庭条件不是很好，也念到师范毕业，又念过军校，很不赖。军校毕业，陈诚跟着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去广东搞革命，时间是一九二三年。一年之后，黄埔军校成立，陈诚成了一个小官佐，和聂荣臻等人成为同事。但是被何应钦为首的士官系压制。但是陈诚命硬，经过北伐和东征，陈诚有所升迁，任十一师长和三十八军军长，兼娶了蒋介石的干女儿之后，事业一帆风顺。 陈诚和的蒋介石结缘很有戏剧性。当初蒋介石雄心勃勃，一心想干一番事业，但他能指望的一亩三分地也就是黄埔军校。所以蒋介石即使没时间照顾老婆孩子，也得好好照顾黄埔军校。天蒙蒙亮就到操场跑步。休息时间过后还要去宿舍查寝，看看有没有捣蛋鬼不按时休息。某日，陈诚访友归来，没有睡意，深夜找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研读。蒋介石查寝至此，本来很生气，一看是在读《三民主义》，欣慰异常，当下拷问陈诚。陈诚对答如流。临别时，蒋介石：诗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你努力吧。”两人心理喜滋滋的。蒋介石心想，发现一个人才。陈诚则念叨，前途有望了。所谓缘分就是如此吧。缘分不仅是男女之间，男人和男人之间有时候更为效果非凡。当年毛泽东无意之中发现林彪念叨武装割据，也可理解为缘分使然。 陈诚很快脱颖而出，国共决裂时，陈诚已经是师长。陈诚真正发迹于中原大战。一九三零年那场内耗惨重的中原大战中，陈诚任讨逆军第二军副军长，率十一师进攻济南，立下战功。此后陈诚升任十八军上将军长，成为蒋介石嫡系部队的王牌军。日后的土木系骨干多来自十八军。 陈诚能得到蒋介石的青睐，除了机缘巧合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就是陈诚的为人。陈诚虽然出身不怎么样，辉煌腾达之后，并没像其他人那般吃蜜蘸白糖（如熊式辉）、享受腐化生活（如刘峙），而是保持着清廉简朴的作风。在那个精于出入朱门喝酒吃肉的国民党高层圈圈里，陈诚简直是一朵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是那么地耀眼和招人喜爱，连美国人都对他赞赏有加。由此可见，陈诚是一个有追求的人，一个想干一番事业的人。 陈诚和蒋介石的缘分还不仅仅是老乡、不仅仅是偶遇、不仅仅是追求一致，还有一层很铁很铁的关系：一起坐过牢。西安事变，陈诚和蒋介石一起被扣押。从此之后，陈诚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成为蒋介石团队的核心成员，常常和蒋介石共商军国大计。 抗战之前，陈诚竟然有机会提出战略性的构想：牵制日军主力，使敌自东而西，不使其由北而南的战略。这个层次就高于黄埔出身的其他人。淞沪会战之际，陈诚被任命为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第十五集团军司令，死守昆山一线，表现不俗。此后抗战中，陈诚常常有所进言，并无大的战功。 很显然，陈诚是有才的，然而陈诚的才华既不是冲锋陷阵的将才，如孙立人、陈明仁、张灵甫， 也不是帅才，如白崇禧、卫立煌、杜律明，他最好的职位应该是高级参谋，如同叶剑英在共军的角色。他可以提出一些战略构想，但需要其他人把战略构想付诸实践。实际上国共开战之初，白崇禧是国防部长，总参谋长就是陈诚。 然而陈诚没有足够的觉悟。他不但没能安安分分干好高级参谋那份有前途的职业，反而脚踏两只船，既要在军界出风头，还要去政界表演一番。抗战之后，和共产党这边一样，国民党那边也是很多眼睛盯着东北那块肥肉——其中的一双眼睛就是陈诚。 陈诚和共军作战，那是有传统的，如同一个倒霉的赌徒，只见输不见赢，一直输，从井冈山围剿红军时就输，进攻陕北还是输，在东北还是输，输到台湾。好歹不错，凭借和蒋介石的关系，最后还是干出一番业绩。 一个人身居高位，有权有势，却能做到相对清廉，他想干啥？只有一个目的：建立一番功勋。 当时整个关内，共产党虽然有根据地，看起来还没有大气象。倒是关外，国民党中央，或者说蒋介石，从来没有真正掌控过。即使张学良改旗易帜的年代，蒋介石也管不了。如果能把东北拿下来， 那么将是一个大大的功勋。熊式辉捷足先登之后，陈诚在等待机会。 陈诚和熊式辉本来就不和，在围剿红军时就不和。等到一九四七年，熊式辉和杜聿明的组合经过一系列的辉煌之后，已经渐渐力不从心。战略上由攻变守。蒋介石认为，一个政客（熊式辉）带着一个将军（杜聿明）是玩不转了，应该改变一下了。 经过一番口水游说、利益替换之后，陈诚成功去了东北，成为新一任老大。就能力上讲，陈诚在军事和政治上都强于熊式辉。 如果仅仅用陈诚代替熊式辉，局势应该有好转。然而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国民党在东北的基石是杜聿明。杜聿明和陈诚本来没有啥过节。但是杜聿明跟着熊式辉在东北搭档，就和熊式辉绑在一条战车上。陈诚要代替熊式辉。熊式辉当然要反击，却不会一个人反击， 而是拉同一辆战车上的杜聿明一起反击。这样杜聿明就成了陈诚的对头。在中央军中，陈诚有自己的派系。杜聿明虽然地位没有陈诚高，却也有一个小派系。陈诚上任，自然要用自己派系的人。这样杜聿明就得靠边站。 杜聿明靠边站，国军在东北的基础就动摇。所以说陈诚虽然比熊式辉更有才，但是他去东北之后，国军力量不升反降。 陈诚本来是个优秀的参谋，出谋划策还是不错的，在参谋总长的位置上可以干得不错。然而现在这个参谋总长变成了一方统帅，奈何！想一想，如果拿叶剑英取代林彪，东北肯定不会那么顺利。 陈诚去东北，志向是远大的，扬言半年恢复东北局势。也许陈诚不知道，大约四百年前，袁崇焕去东北，扬言五年解决东北问题，结果身败名裂。他会比袁崇焕干得更好吗？要知道袁崇焕的对手只是努尔哈赤的后人，努尔哈赤本人死在袁崇焕手中。陈诚面对的对手是一个远比游牧民族的组织精密的敌人，有自己的信仰，能发动最基层的农民。而且更为要命的是他是那个交战二十年，陈诚基本上没有赢过的对手。 陈诚凭啥相信能够半年解决问题？没有人知道。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不应该去东北， 因为他不是一个合格的统帅，特别是对手是林彪的时候，他没有赢的希望。但是陈诚还是去了东北， 成了国民党新一任黑土地之王。 新官上任三把火，陈诚的三把火分别是：正军，治吏，调整战略。整军：整顿军纪，将正规军扩充到十四个军。 治吏：就是大力整顿贪官污吏。 所谓整军治吏都是快刀斩乱麻，那些贪官污吏撤的撤，抓的抓，一时间人心振奋。大家觉得陈诚有决心，党国有希望。 站在参谋总长的角度上看，这么做是对的，而且从理论上可以严肃军纪，增加凝聚力，提升战斗力；而且还可以通过整风整人的方式更换人事，安插自己人。然而那只是理论上，只是自以为。 要知道凡是都要有个度。本来就在打仗，乱哄哄的，那些条例根本就没用，谁该整谁不该整？那个度在哪里？恰恰是那个度，把陈诚推向深渊。 具体事例就是陈明仁。陈明仁在四平辛辛苦苦打了一个胜仗，给师弟林彪上了人生中最为惨痛的一课。结果怎么样？成了陈诚整风的牺牲品！而加在陈明仁身上的那些理由根本就不是理由。当然陈诚整风迎来了一片喝彩。 然而陈诚不明白，所谓整风啥的只是政治仗。政治仗打得再好，再多的喝彩声都不能帮助他抵挡林彪，而陈明仁可以。因为林彪玩的是军事，陈明仁也是玩军事的，而且玩得好。这就是参谋总长和统帅的区别。当年同是在辽东，孙承宗拼尽全力把犯了大错的袁崇焕保下，最后得到丰厚回报。 如果陈诚是一个合格的统帅，就应该把陈明仁给保下，何况陈明仁本没大错。如果喝彩声可以解决问题，蒋委员长可以开动全国的宣传机器去喝彩，也不会要他陈诚出马。陈明仁的离职，使得其他将领等着看陈诚的笑话。 陈诚的第三把火是调整战略。如果还是参谋总长，他要进攻，对杜聿明的保守策略不满，但是也就是说说，没有实际权力。现在他成了统帅，说干就干。怎么办呢，彻底整顿杜聿明的防守部署， 然后提出一个战略计划：“确保北宁路，打通锦承路，维护中长路和保护海口。”说得很好听，话还 没有转变成实际行动，林彪来了，一番砍杀，杀得国军人仰马翻。 当然陈诚可以指责林彪乘人之危，没有等自己摆开架势就开战。林彪当然会不屑一顾，他的眼睛盯着陈诚，等着陈诚的破绽。你给了缝隙，人家见缝插针，何错之有？ 林彪的一通砍杀，把陈诚的精锐部队新五军给剁成肉泥，连军长都给活捉了。此战之中，陈诚的老脸可谓丢尽。连蒋介石都坐不住了，从南京赶过去，把一干大员召集起来，首先骂一句娘希匹， 然后再问嘛回事。 蒋介石责问廖耀湘和李涛为啥见死不救。廖耀湘和李涛则是站得笔直，话也说得笔直：没接到救援的命令。这下可闪到了陈诚的腰。没有办法，自己的失误要自己扛。于是陈诚也站得笔直：新五军被歼是我指挥无方，请总裁按党纪国法惩办我。 东北局势接连恶化，那些和陈诚关系不怎么样的人（很多，比方说白崇禧）高喊：杀陈诚以谢天下。 不久，陈诚就干不下去了，只能生病了。 其实这些地方可以看出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用人差别。 共产党当初为啥选择彭真当一把手，无非也是考虑到和平谈判。当时毛泽东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临走之前把彭真补进中央政治局。刘少奇在延安代理一把手的工作，选择彭真去东北。彭真是白区出身，有很多优点，比方说口才好啊，精明啊，善于沟通接洽啊啥的。但也有两个很大的缺点： 一，没有独当一面搞根据地的经验；二，军事不怎么在行。因为根据地建设和红军发展的黄金时期， 彭真在监狱里坚持读书学习呢。派彭真去东北当老大，显然不是让他指挥千军万马，而是让他和平谈判的。当时共产党希望和国民党讲和，在联合政府里分一杯羹。而且彭真和当时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很容易沟通。 彭真和林彪的配置，跟熊式辉和杜聿明的配置一样，都是一文一武，文为老大，武为第二。由此可以看成，开始阶段国共两党思路相当，政治手腕也差不多。 不仅如此，熊式辉担心杜聿明惹麻烦，看似双方不和。共产党这边更严重。 彭真和林彪不和。一开始林彪甚至不是东北局的成员。东北局开会，民主联军总司令只能列席旁听。彭真试图抓住一部分人，比方说陈光，排挤林彪。最要命的是，当时林彪根本就不认为有和平可言，主张去中小城市搞根据地建设。当时中央政策（以刘少奇为主，彭真为执行者）还是争取和平。即使和平不成功，也要有武力占据一部分土地（参照毛泽东“化四平为马德里”的战略）。也就是说当时林彪的主张不仅跟彭真不和，跟整个中央都不和。这么分析下来，很明显就能看出， 共产党这边的麻烦和裂痕比国民党多。 但是当局势转变，双方都进行了调整。共产党这边选择扶正林彪，让林彪成为党政军一把手。 国民党那边呢，基本上没动。一年之后，国军形势恶化，国军调整的方式，是让陈诚代替熊式辉和杜聿明。林彪成为一把手，在东北横扫千军如卷席。陈诚去东北，相当于临阵换帅。陈诚根本就没起作用，甚至是起了负作用。 有趣的是，国军，国民党，蒋介石并没有因此吸取教训。同样的一幕发生在淮海战役。淮海战役中，蒋介石让刘峙为最高指挥官。毛泽东让邓小平为最高指挥官。国军内部，刘峙并不是最好的统帅，但是蒋介石信任的人。共军内部，邓小平不是最好的统帅，但是毛泽东信任的人。也就是说政治安排上，国民党和共产党，或者说蒋介石和毛泽东基本上一个路子，旗鼓相当。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就不一样了。毛泽东让粟裕放手去干，邓小平决不去干扰粟裕。蒋介石却让杜聿明（又是他） 束手束脚。刘峙帮助蒋介石对杜聿明进行束手束脚。 国军，国民党，或者说蒋介石，输，就输在用人上。 （十）进攻 处于行文需要，很多地方要简略一点。现在简述一下林彪在东北的军事行动。林彪撤退松花江之后，喘口气，开始进攻了，一系列的组合拳。 第一拳是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当时的杜聿明正在战争的顶峰，他根据蒋介石的意思停在了松花江以南，想要先搞定南满境内的共军，然后再过江向北，所谓先南后北战略。林彪跑到江北之后喘口气，决定在临江和杜聿明过招。结果就是林彪立马伸出巴掌，啪啪几下子，消灭了国军几万人， 前后也就几个月的时间。那几巴掌虽然扇得很漂亮，总体上还是防守反击，共产党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搞根据地建设上。 那三个月时间，算是东北战局攻防移势的时候，从国攻共守到双方战略对峙。 也就是在那三个月之后，国共东北对峙局面宣告结束。林彪开始了所谓的夏季攻势，一路向南推进，把国军赶到四平，便有了第二次四平血战。黄埔一期的学长在四平让四期的学弟林彪郁闷半个月。 四平血战之后，陈诚成为东北行政长官，打算收拾东北民心。在对东北队伍无法绝对掌控的情况下调整杜聿明的防线，而且下决心把打了胜仗的陈明仁罢官调走，结果导致了一个致命的后果： 民心未收，军心却丢，相当于把一个巨大的破绽摆在林彪面前。 林彪是那种在战场上明察秋毫，一丝细微缝隙都不会放过，没有缝隙也会制造缝隙的人。面对天赐良机，林彪一扫四平攻坚不利之郁闷，立马抓住机会，发动秋季攻势。此战前后七周，共损耗 国军将近七万人，积累了战争经验，林彪的战术得到充分发挥。重要的是共产党这边解放区又扩大了将近四万平方公里，又多了很多资源。那些资源中，最重要的是两百多万老百姓。不用多久，两百多万老百姓中，又可以练出很多精兵。 那一拨攻势之中，身为第八纵队司令员的黄永胜（东北民主联军改为东北野战军，黄永胜为第六纵队司令员）作战勇敢，在辽西三战三捷，给陈诚当头一棒。此前陈诚还迷恋于政治治军，收拾民心，对黄永胜还不太了解。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黄永胜在共军之中崭露头角，日渐受到林彪的重视。正是那个时候，黄永胜和林彪的关系逐渐巩固，为日后的四大金刚地位奠定基石。 此消彼长的情况下，国军伤及筋骨，从此被孤立，困守于锦州、沈阳、四平、长春、吉林等二十多座城市，被迫战略防御。陈诚改变战略计划，把兵力集中布置在沈阳和锦州铁路段两侧，在沈阳和铁岭集结重兵，另配置了几个师的机动部队应急。 然而别的不说，那几十万张嘴巴每天吃多少粮食？就算林彪不动，国军也要坐吃山空。当时的国民政府并不富裕，国军正在全面开战，消耗巨大。正因为消耗巨大，才导致国统区经济失衡，最后崩溃。然而林彪并没有闲着，直接发起新一波进攻，冬季攻势。 一九三七年底，林彪全线出击，集中兵力进攻国军侧翼。十二月十五号，第二纵队与第十纵队包围法库。林彪包围法库的同时，让第一、三、六纵队分别向新民、法库、铁岭、沈阳间前进，准备阻击由沈阳出援的国民党军，第四纵队逼近沈阳。林彪这一手让陈诚相当吃惊。法库离沈阳不到两百里，急行军的话，一天就到。拿下法库，就能威胁沈阳。但是林彪的目的并不是拿下法库，而是包围法库，打击援军，就是共军所谓的经典战术——围点打援。这个战术也是东北黑土地上的经典战术，当年努尔哈赤和大明帝国作战时，就经常用这一招，很管用。陈诚没办法，就让新六军的二十二师去法库解围。 新六军战斗力相当强悍，国军王牌，和新一军一样，一度让林彪没办法。但是战场形势变了， 林彪抓住机会消灭二十二师一个团，顺带消灭一帮其他相干人等（如四十九军的七十九师）。与此同时，第四纵队逼近皇姑屯去引诱国军。但不是很成功，因为国军不动弹。因为共军优势在野战， 国军优势在武器。如果国军不动，当时共军还没有攻坚水平。几个月之前的的四平攻坚战还历历在目。没办法，只好隐蔽主力，用小股部队穿插奔袭，诱惑国军。国军以为共军主力分散，抽调十五个师出击，时间是是四八年元旦。刚出来就发现上当了，原来光溜溜的地面上隐蔽了大量共军。很快，新编第五军就被共军包围。共军一发狠，歼灭国军两万多人。 共军围困法库，国军沈阳主力被牵制。共军主力趁机向南推进。经过一系列激战，又歼灭国军一部分，策反收编国军一部分，而且打下两个地方：四平和营口。 四平——国共双方的光荣和耻辱，浸透鲜血和汗水的地方。 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三号，当四平再次落到共军手中，对经营四平将近两年的国军而言，相当于一记重拳打在心窝上。尽管并不致命，但眼前也黑了几秒钟。更为致命的则是营口。营口是东北最佳登陆港，国军的后防补给可以从上海水运到营口。营口陷落，意味着国军的后防补给难度大增。 国军的生存空间再一次被压缩。事已至此，陈诚在东北彻底失败。没办法，只好生病了。接替他的卫立煌相当于进入一片死地。 冬季攻势结束之后，共产党已经控制了东北绝大多数的土地和人口。东北的几十万国军被压缩在锦州、沈阳、长春几个大城市，而且是彼此孤立的。战略态势上看，国军败局已定，只是在做困兽之斗。但是从共军方面看，一切没有那么容易。 站在马后炮的立场上看，共军英勇无比，用蚂蚁啃大象的方式把国军啃得干干净净。实际情况是，在辽沈决战开打之前，共军人数虽然有野战部队七十多万，别的各种武装力量加在一起可能接近百万。但是共军还没有攻坚经验。 共军从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开始，经过短暂的正规接触，实际上就转为游击战了。朱毛没有会师之前，朱德已经带着人马在山沟里转悠了很长时间，对怎么打怎么跑都运用得很熟练了。井冈山会师之后，更是把游击战列为主打。日后在博古的支持下，李德指挥共军打过一段时间的正规战， 结果很明显，就是第五次反围剿惨败，被迫长征。 即使在抗日战争中，指导思想也是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在适当的时候结合正规战，比方说百团大战。但那种时候很少。国共争霸开始，第一场正规战应该是四平保卫战，结果前面已经说了，林彪吃了大亏。接下来的四平攻坚战，在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依然没能拿下。相对而言，四平只是小城市，长春、锦州、沈阳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坚固很多，守军力量都要强大很多，火力也要凶猛许多。 林彪作为共军老牌将领，经过共军各个时期的战争，从最初的小排长上升为红一军团长，日后担任一一五师师长，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东北野战军，他很清楚眼前的困难。 共军的优势在于野战，在野战中消灭对手。因为共军在战术上机动灵活，战术纪律和执行能力胜过国军，可以随心所欲地大范围穿插、分割、转移。如果陷入阵地攻坚，那么就要拼炮火装备， 这方面是国军的强项。国军在东北虽然只有五十多万人了，而且被压缩，但都是精锐部队，战斗力是久经考验的。之前在四平两次交手，共军就是吃了这方面的亏。濒临绝境的野兽往往是最凶猛的。 所以兵法上说，围师必阙，就是要给被困者留点念想，不至于下定破釜沉舟的信念。 所以林彪看着东北大地上那几座城市，如鲠在喉，脊梁上冷汗直流。他还是犹豫徘徊，思想不定。不是林彪优柔寡断，而是他明白面临的困境。因为他经历过一切，分析过一切，思考过一切， 所以难以决定。 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则是非常干脆，把目光锁定在锦州。从地理位置上看，锦州犹如一条打扁担， 一头是关外，一条是关内。可以说锦州是关内和关外的咽喉。锦州的重要性并不是现在才有的，早在明朝末年，努尔哈赤及其子孙们就在那里和大明帝国反复纠缠。但是努尔哈赤及其子孙们的实践也证明了锦州是难啃的骨头，因为知道他们入主中原都没能从正面攻破锦州关隘。 熟读历史，且深具战略眼光的毛泽东当然明白锦州的重要性，所以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锦州， 林彪则在犹豫。后来很多人写东西，以此证明毛泽东的雄才大略和林彪优柔寡断。实际上都是事后诸葛亮。毛泽东在战略方面的果断，那是对的。作为统帅，战略方面含含糊糊的，只会葬送大好前景——那正是蒋介石的缺点。 林彪作为前敌指挥官，必须仔细思考各个方面。想得多了，总比后面准备不足要好。而且就算统帅的战略眼光是对的，也不见得就一定能实现。当年红军西征，战略目标就没有实现，保卫四平， 战略也没有实现。是西征军统帅徐向前无能么？四平保卫战的林彪很无能么？当然不是。那是因为战略目标难以落实，甚至不切实际。 所以林彪看起来很犹豫，想打长春下不来决心，去锦州的路上又想回去打长春。尽管事后看起来却是犹豫多了一点，但那就是林彪的风格，必要的风格。正是那种风格保证了林彪的成功。林彪的犹豫和毛泽东的果断造成了一大奇观：电报战争。 林彪意见：我军和打铁岭或抚顺本溪或新民，敌均能立即组织三个师以上的兵力守，而集中十个师以上的兵力增援。敌增援距离甚近，又因辽河、太子河的妨碍，我军攻城打援皆不便。本溪与铁岭两点，如我军主力向该方向前追时，敌甚至可能暂时撤退，让我军扑空；如我军主力向义县前进，义县之敌必然自动撤至锦州；如我军攻锦州，则所遇敌人比长春强大；如我军等候敌人打通锦沈辽，则不知要等到何时，且即令敌人出来打通，但我主力一向锦沈线前进时，而敌必自动收缩， 使我军扑空；如我军向锦州，唐山之线或东或平绥前进时，在敌目前采取放弃次要据点，其中兵力固守大城市的方针下，则必到处扑空，或遇四五个师兵力守备的城市。且大军进到那些小地区，衣服弹药军费皆无法解决。同时，东北战士入关，经长途跋涉，士气必降，逃跑必发生，在我主力南下情况，长春之敌必能乘虚撤至沈阳，打通沈锦线。如我军以很多兵力(如三个纵队)入关，沿途仍不易求小仗打，遇大的战斗(又攻占又打援)则又吃不消。而留在东北的部队，既不能打仗，又无小仗可打，陷于无用之池。故目前只有打长春的办法为好。 毛泽东意见：此次如攻长春，我们拟以新老八个纵队直接投入攻城，以两个纵队阻援。我攻域兵力与守域兵力对比，不到三与一之比，但即三与一之比，打援兵力则绝对是悬殊，故要攻城则不能同时打援。如敌不增援，我军在攻域中逐个争夺，消耗必大。能否维持消耗到底，而获得解决战斗的结局，尚无把握。有可能消耗到战斗末期，连队人数大少，无力续攻，使战斗出现僵持局面。 届时敌增援，则可能与守敌会合。打掉长春，就会打掉蒋介石的一个包袱，为他打出退向关内的决心，从而保住一个比较完整的战略集团。这对共产党的通盘棋局是不利的。 从冬季攻势结束，到辽沈战役开打，中间大约半年的时间。半年时间里，毛泽东给林彪发了七十多封电报，大意就是打吧，把锦州打下，在东北关门打狗。林彪也给毛泽东恢复了大致相当的电报，大意就是有困难，还有别的办法。 双方就这样你来我往，大战了一百多天。而整个辽沈战役也才打了五十来天。经过一系列扯皮口水之后，总算决定开打了。 决战，开始了。决战前的对峙死一般宁静。共军： 在东北有 12 个步兵纵队、1 个炮兵纵队、1 个铁道纵队、15 个独立师、3 个骑兵师，共 54 个师 70 万人。 司令部成员： 司令员林彪（代号 101），日后元帅； 政治委员罗荣桓（代号 102），日后元帅参谋长刘亚楼（代号 103），日后上将； 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谭政，日后大将； 政治部副主任，陶铸，后来转行政了； 作战处处长，苏静，日后中将第一兵团领导成员： 司令，肖劲光，日后大将 副司令员，陈伯钧，日后上将政委，肖华，日后上将 政治部主任，唐天际，日后中将参谋长，解方，日后少将 副参谋长，潘朔，日后少将 第二兵团领导成员 司令，程子华（无军衔） 政委， 黄克诚，日后大将各纵队领导成员 第 1 纵队（后改 38 军）司令李天佑，，日后上将，政委，梁必业，日后中将； 第 2 纵队（39 军）司令，刘震，日后上将，政委，吴法宪中将，参谋长，吴信泉，日后中将； 第 3 纵队（40 军）司令，韩先楚，日后上将，政委，罗舜初，日后中将； 第 4 纵队（41 军）司令，吴克华，日后中将，政委，莫文骅，日后中将，副司令，胡奇才， 日后中将； 第 5 纵队（42 军）司令，万毅，日后中将，副司令，吴瑞林，日后中将，政委，刘兴元，日后中将； 第 6 纵队（43 军）司令，黄永胜，日后上将，副司令员，杨国夫，日后中将，李作鹏，日后中将，政委，赖传珠，日后上将，参谋长，，日后黄一平少将； 第 7 纵队（44 军）司令，邓华，日后上将，政委，吴富善，日后中将； 第 8 纵队（45 军）司令，段苏权，日后少将，政委，邱会作，日后中将； 第 9 纵队（46 军）司令，詹才芳，日后中将，政委，李中权，日后少将； 第 10 纵队（47 军）司令，梁兴初，日后中将，政委，周赤萍，日后中将； 第 11 纵队（48 军）司令，贺晋年，日后少将，政委，陈仁麒，日后中将； 第 12 纵队（49 军）司令，钟伟，日后少将，副司令员，熊伯涛，日后少将，政委，袁升平， 日后中将； 炮兵纵队司令朱瑞（第一任，义县战斗中触雷牺牲），苏进，日后少将（第二任）。以上各纵队均有 3 个师，另外还有 17 个独立师。 国军： 国民党于此地部队仅有 55 万人，卫立煌正规军仅 48 万人。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国民党二级上将） 所属部队： 第一兵团 司令：郑洞国，辖新编第 7 军和第 60 军。 新编第 7 军：军长李鸿 ——该军辖新编第 38 师、253 师和 290 师，后放下武器，投诚。 第 60 军：军长曾泽生 ——该军辖 182 师、265 师和 286 师，后起义。第八兵团 司令周福成：辖第 53 军和第 6 军。 第 53 军：军长周福成 ——该军辖 116 师、130 师和 270 师 第 6 军：军长罗又伦，后由赵家骧接任 ——该军辖第 207 师、195 师（后该师改隶第 49 军） 第九兵团 司令廖耀湘，辖新编第 1 军、新编第 3 军、新编第 6 军、第 49 军、第 71 军和第 52 军以及骑兵司令部。 新编第 1 军：军长潘裕昆 ——该军辖新编第 30 师、50 师和 287 师 新编第 3 军：军长龙天武 ——该军辖第 14 师、54 师和 292 师 新编第 6 军：军长李涛 ——该军辖新编第 22 师、169 师和 296 师（后改隶第 52 军） 第 49 军：军长郑庭笈 ——该军辖第 79 师和 105 师 第 71 军：军长向凤武 ——该军辖第 87 师和 91 师 第 52 军，军长刘玉章 ——该军辖第 2 师和 25 师骑兵司令部：司令徐梁 ——辖骑兵第 1、2、3 旅 锦州指挥所（驻锦州）：司令范汉杰，辖 第六兵团、新编第 5 军和新编第 8 军，第 54 军一度归其指挥。 第六兵团 司令卢浚泉：辖第 93 军和第 184 师。 第 93 军：军长盛家兴 ——该军辖第 263 师、264 师和 266 师 新编第 5 军：军长刘云瀚 ——该军辖第 26 师、293 师和 284 师 新编第 8 军：军长沈向奎 ——该军辖第 288 师、289 师和 88 师 第 54 军：军长阙汉鶱 ——该军辖第 8 师、36 师和 198 师 （十一）林彪的部署 当犹豫的林彪下定决心，那便是雷霆万钧之势。 所有的大战基本上都要分为几个步骤，第一，前期战略部署；第二，要害之地战略攻坚，撕开裂口；第三步及其之后，吃肉。如果走了七八步、乃至十步开外，不好意思，这仗就算没有搞砸锅， 也打成了持久战，没啥好说的了。新军阀内战时巅峰之作——中原大战如此，稍后一点的淮海决战也是如此，辽沈战役也一样。 林彪的第一步是这么部署的，留下部分主力继续围困长春的郑洞国。 郑洞国，湖南石门人，生于一九零三年，比林彪年长四岁。郑洞国出身农家，但家境不错，受教育也不错，五四运动时便是积极分子。 他相貌憨厚，性格耿直且善于机变。黄埔军校开办，郑洞国顶替别人入学，并且加入国民党， 开启了军事生涯。国军之中关系复杂、党派林立，要想出人头地需要特殊的机缘，如陈诚、汤恩伯、胡宗南等。但也有另类，凭借战功，一步一个脚印成为高级将领，陈明仁算一个，郑洞国也算一个。 郑洞国并不起眼，但是不起眼的郑洞国参与了蒋介石起家的历次战争，东征结束后升为营长。 然后北伐，结束后升为团长。然后又通过中原大战和各种平叛升为旅长，随即又升为第二师师长。 这段时间，郑洞国提升并不慢。在黄埔学生里，也算是佼佼者。但是郑洞国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派系，主要原因是，他是一个比较纯粹的军人。在国军的中央军里面，郑国栋是最早和鬼子交手的将领，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后，郑洞国就带着第二师在古老的长城上和鬼子血战八昼夜，相当强悍。抗战爆发，郑洞国参加保定保卫战，并且在徐州会战中，成功地缓解了台儿庄战役的压力，为后来的台儿庄大捷赢得战机。尽管郑洞国的仗打得很漂亮，但是在第二师长的位置上一干好几年，没得升迁。这期间，陈诚、汤恩伯等人已经升为集团军的头头了。郑洞国算是被蒋介石冷落了，因为西安事变时郑洞国听了何应钦的话，何应钦要武力讨伐西安，陷蒋介石于不利境地。 郑洞国虽然升迁慢，却并不影响他的战斗力。郑洞国参与昆仑关大捷，参与第二次长沙会战， 打得都很不错。因为打得不错，得到机会加入远征军。在远征军中，郑洞国最高光的时刻则是指挥远征军攻占密支那，赢得赫赫荣耀。那一战是远征军的标志性一战。那一战奠定了他的抗日名将的地位。限于篇幅，就不多说了。 评，抗日战场上，郑洞国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民族英雄。不论发生了什么，他的人生价值已经实现，仰不愧天。 抗战胜利后，郑洞国去了东北。当杜聿明生病回后方时，郑洞国成为东北保安军代司令。 郑洞国在东北经历整个全部战争，国军的荣辱他都参与过。一九三八年初，林彪的冬季攻势结束，郑洞国被压缩在长春。郑洞国建议国军放弃长春。如果那样的话，相当于放弃整个东北退守锦州。蒋介石觉得党国丢不起那脸面。国民党之前丢过一次东北，把蒋介石逼得下野，再丢一次，后方肯定是口水满天飞。新任主帅卫立煌，想要全盘经营东北，也不同意郑洞国的计划。郑洞国在长春的话，林彪就有顾忌，不能全部力量攻打沈阳或锦州。没办法郑洞国只能死守孤城。林彪也不客气，把长春死死地围起来。 辽沈战役开始时郑洞国为东北副司令，兼第一兵团总司令，下辖第一军和第六十军。林彪虽然围了长春，却一直围而不攻。因为林彪是了解这位学长的，知道这家伙和陈明仁一样不是省油的灯。 陈明仁在四平让林彪印象深刻，所以林彪一直犹豫不决。林彪和毛泽东的那一番电报战争，主要也 是因为郑洞国。林彪想打郑洞国，下不了决心，南下打锦州，又觉得郑洞国会从后边上来。犹豫之中的林彪把郑洞国围在长春，主力南下，进攻锦州。其中六个纵队和三个独立师奔袭锦州；四个纵队在部署在锦州以北监视沈阳卫立煌本部；然后一个纵队和六个独立师围困长春。 这一切部署好之后，林彪用了一个障眼法，继续高喊：练好兵，打长春！因为从大练兵时代就开始喊那口号了，就一直喊下去，结果最后成了一个迷惑对手的口号。 按照一般发展，如此大规模调动军队，应该没有任何秘密可言。但是共军不同于其它队伍，他们极为灵活，而且精于隐蔽。日后在朝鲜战场上，美军也吃了这方面的亏。其实国军的飞机还是侦察到共军的动向，情报汇集到国军沈阳总部，说共军向南调动大部队了。总部侦查机构成员一瞪眼， 拿出自己的证据：共军电台都在原地未动，你们为啥不相信科学？ 第一步，林彪很快走完，从九月十二号到二十四号，十多天时间里，几十万大军隐蔽在战场上，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对手完全找不到点。很漂亮。在说第二步之前，先说说林彪的对手，卫立煌将军。 （十二）卫立煌将军 国军之中，卫立煌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 首先是籍贯问题。卫立煌是安徽人。国军之中，皖系人物几乎没有，能排得上号的没几个。实际上在近代战争中，安徽出过很多军人。比方说鼎鼎大名的淮军，李鸿章和刘铭传都是优秀代表。 比方说北洋军阀中，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也曾风光一时。正是因为李鸿章和段祺瑞的英雄，皖系旧军人很多，国军之中则很少。卫立煌可以说是国军之中唯一的高级皖系将领。当然戴安澜也很不错，只是英年早逝。 再看卫立煌的年龄，生于一八九七年，比蒋介石的五虎上将都年轻。但是在国军内部，卫立煌却是一个老牌军人，资格比何应钦都老。 第三点特殊之处在于，蒋介石掌控大局之后，重用黄埔系，对老派军人不给好脸色，甚至把许崇智（蒋介石的义兄）都给驱逐了。但是卫立煌却神奇地存活下来。不仅存活，而且越活越重要。 所有这些都证明一点，卫立煌很强悍。有多强悍呢？一九一二年，李烈钧讨伐袁世凯，江西独立之后，安徽也宣布独立。此时的卫立煌才十五岁小屁孩，瘦弱，个头不高，而且身患疥疮，看起来自身难保。但是他跟着大哥一起去当兵。军队不要他，他就在军中给别人代班站岗。直到军事失败之后才回老家。两年之后，卫立煌去武汉投亲，碰见湖南军队在武汉招学兵，立刻报名参加，学得军事知识，为日后腾飞奠定基石。随后年轻的卫立煌南下广东，在粤军中混日子。作为一个外人， 卫立煌竟然在粤军中混到旅长，而且不到二十岁。为了装老成，他特意留胡须唬人。 当然这一切要感谢吴忠信。吴忠信是蒋介石的义兄，又和孙中山的关系不错。因为吴忠信，卫立煌和蒋介石很早就认识。孙中山回到广东搞护法运动，吴忠信又把他推荐给孙中山当警卫。孙中山失败后，卫立煌跟着许崇智（也是蒋介石的义兄）混。然后又经历一系列战争。日后蒋介石建立黄埔军校，组建领导班子，却没有找卫立煌。因为卫立煌没有学历，而且在粤军中混得不错，不可能完全听命蒋介石。然后第一次东征陈炯明，卫立煌作战勇敢，孙中山表示很欣慰，还给予奖励— —赠送照片一张。孙中山死后，卫立煌成了何应钦的手下。没办法，当时蒋介石是老大，他只信任黄埔系统的人。 接下来的北伐战争中，刘峙、顾祝同都升为军长了，老资格且战功赫赫的卫立煌才是副军长。 把卫立煌气得直接旷工，跑上海修养去了。国军将领都是这样，只要心里不爽，就会旷工去上海修养，何应钦、白崇禧都精于此招。卫立煌最后还是得到了蒋介石的信任，虽然不是心腹嫡系那种信任，却也强于一般杂牌军。原因是卫立煌在十年内战中表现非常强悍。 中原大战之后，得意洋洋的蒋介石拿红军没办法，心腹将领如陈诚、汤恩伯被揍得鼻青眼肿。 而卫立煌呢，却在围剿红四方面军时立下战功。当时蒋介石调集大队人马进攻鄂豫皖根据地行政中心金家寨。各路将领畏缩不前，彼此观望，希望别人当替死鬼。蒋介石急得大骂娘希匹。此时不算嫡系、不被信任的卫立煌却精心策划，带着一个师抄小路翻山过去，直扑金家寨。此时红军主力不在，卫立煌一通砍杀，让金家寨血流成河。 蒋介石一看卫立煌如此勇猛，立下如此奇功，杀掉如此多同胞，大喜过望，亲自探望慰问卫立煌，而且送去大笔奖金。更牛的是，为了奖励卫立煌激励士气，把安徽西部的六安、霍山、霍的和河南的固始、商城五县的部分地区专门划出来，以金家寨为中心建立一个新的县城，命名为“立煌县”。要知道在此之前，国民党以人物命名的地名只有一个，叫“中山县”，纪念孙中山的。这个“立煌县”，面积比“中山县”还大。尽管这个“立煌县”是同胞，主要是老百姓的血肉，建成的。但也可以看出卫立煌的强悍。要知道之前不久，汤恩伯兴高采烈地去围剿鄂豫皖，被一战击溃。 卫立煌的表现征服了蒋介石。 随后李济深和蔡廷锴以十九路军为基础，在福建组建反对蒋介石的新政府，卫立煌就被任命为第五路军总指挥，指挥包括宋希濂、汤恩伯在内的蒋介石嫡系。正是在卫立煌的强悍的指挥下，十九路军被包围在福建泉州。十九路军也是一只王牌队伍，之前在上海和鬼子打得那叫一个惨烈。如果一味蛮干，毫无疑问，两军血拼之后将是两败俱伤。卫立煌包围了第十九路军之后停了下来，派人去谈判。谈判结果非常之好：十九路军接受中央改编。 这一手让后方的蒋介石非常满意。卫立煌再次得到提升，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并加封为陆军上将。从原本不被蒋介石信任，短短几年内赢得蒋介石的青睐，卫立煌的一切都是他自己一手挣 来的，没有靠任何关系。尽管他学历不高，也不是黄埔出身，但是他以自身的强悍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 随后西安事变中，卫立煌和蒋介石一起被张学良扣押在西安，无疑又加重了他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分量。即使不及陈诚、胡宗南等人受宠，但是至少是一个可靠的人，一个可靠的军人。在蒋介石心中，可靠的军人并不多。嫡系将领之外，也就卫立煌、薛岳等寥寥几个。 卫立煌的强悍不仅表现在对内，更表现在对外。内战之中的卫立煌固然足够强悍，但是真正奠基其地位的则是抗日战场。抗日战场上的卫立煌，表现堪称国军的脊梁骨。 卢沟桥事变之后，鬼子全面进攻。正面国军因为种种原因节节败退。因为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一的刘峙同志从内战时代的常胜将军蜕变为抗战中的飞毛腿，十天之内溃退千里，保定、石家庄等地迅速陷落，鬼子很快从北平南下推进到中国腹地，突破河北，兵锋指向山西。 土皇帝阎锡山在山西经营几十年，蒋介石费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曾让他挪窝，这一次真的急了。 面对鬼子逼近自家老巢，急得哇哇乱叫，天天催促死敌蒋介石来救命。蒋介石就把卫立煌派去山西， 任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 卫立煌也没辜负信任，组织并指挥了忻口战役。忻口战役虽然不如台儿庄战役那般耀眼，却也打出了中国军人的风骨。卫立煌在此次会战中体现出一位优秀统帅的素质。因为他指挥的人马不仅是国民党中央军，还有晋军。晋军虽然也是国军，却是一个独立的体系，而且经常跟着阎锡山造中央的反，之前中原大战，晋军让中央军吃过苦头。而且此前，从来没有中央军将领指挥过晋军作战。 现在鬼子进村，国家危难，大家求同存异，但是指挥起来终究不顺手。不仅是晋军，更难搞的是八路军。国共协同抗战，共产党虽然归尊国民党为大哥，但是共军有独立的指挥权，只是协同国军作战，并不接受国军指挥。 卫立煌初次上任，就必须指挥三支几乎完全独立、且长时间敌对、缺乏信任基础的队伍作战， 简直是指挥联合国队伍，难度可想而知。但是卫立煌干得很好，他很好地和阎锡山沟通合作，和共军总司令朱德开诚布公。阎锡山虽然老奸巨猾，但是鬼子进攻太原相当于抄他老家，没有选择余地。 朱德当时是共军总司令，当时在共产党内威望并不输毛泽东，也是一个顾大局讲大意的人。在整个忻口战役中，共军虽然不受国军节制，表现并不差，林彪带着一一五师一部在平型关伏击鬼子成功， 表现不错。刘伯承的一二九师一部，在陈锡联带领下夜袭鬼子明阳堡机场，也完成任务。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忻口战役打得相当激烈。双方血战几十天，最后虽然没有保住太原，中国军人已经尽力，阎锡山、卫立煌、朱德、傅作义、林彪、刘伯承等人也已经尽力，每一个大兵都已经尽力。如果大家一直那么合作，那么打，抗战肯定是另一种局面。 忻口会战之后，卫立煌在河南呆了一段时间。那段时间里，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没有太多值得说的。但是鉴于河南那个地方比较特殊，还是要说一说。在卫立煌之前，刘峙在河南呆了一阵子，把河南搞得民怨很大。卫立煌之后，汤恩伯把河南搞得民怨更大。唯独夹在刘峙和汤恩伯之间的卫立煌，倒没有太多扰民，在河南呆几年，即没有像刘峙那样拉一帮父老乡亲去河南当官捞钱，也没有像汤恩伯那般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纵兵抢老百姓。尽管他既没有刘峙的保定军校毕业证， 也没有汤恩伯的士官学校毕业证。 那么卫立煌接下来干啥去了呢？离开了中国。虽然离开中国，却没有离开战场，也没有离开鬼子。卫立煌去了缅甸，职位是远征军统帅，那是整个抗战史上最光荣的一支军队。 整个二战，中国人表现很英勇，承受了很大牺牲，但是从军事角度上看，做得并不够好。比方说正面的国军完全可以表现得更好，不是说他们不够勇敢，仅仅一点，撤退时完全可以做得更好， 节省更多的兵员。比方说淞沪会战后撤，很多嫡系队伍在撤退过程中成了散兵游勇，非常可惜且不智。但是在整个国军系列中，有一只队伍堪称闪亮，那就是中国远征军。 历史上的中国，长时间都是超级大国，小弟众多，常常派兵出国门为小弟打理事务。直到近代被外国鬼佬欺负，依然维持那个传统。直到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前夜，中国依然往朝鲜派兵。随着甲午战争的惨败，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再也没有向国门之外派兵，直到抗日战争的开始。 鉴于过去将近一百年中国军队的表现都不给力，全世界都不拿中国军人当回事。特别是英美人， 面对中国军队更是一副高贵冷艳的样子。然而随着英国被德日两国折腾得喘不过气，美国被日本偷袭珍珠港，他们才意识到这么多年来，中国抵抗日本的不容易，放下身段要求中国蒋委员长出兵相救。尽管自己处境很不妙，蒋介石还是派出了一支军队，就是中国远征军。 中国远征军一共两期，第一期十万人，以杜聿明的第五军前行，戴安澜的二零零师为先导。时间是一九四二年二月十六号。二十天之后，戴安澜带领二零零师抵达同古。又过九天，也就是三月十七号，和鬼子交手。这是四十八年之前，叶志超从平壤败退之后，中日两军首次在中国以外的地方交手。四十八年之前，叶志超一夜飞奔五百里时，象征着大清帝国的衰败。四十八过去了，中日两国的军人再一次在境外交手。这一次是戴安澜。 戴安澜，安徽无为人，生于一九零四年。无为离合肥不远，那是叶志超的老家。一切仿佛是冥冥之中的定数，以两个老乡身上显示一个民族的悲哀和荣耀。 戴安澜身材高大，作风勇猛，行动迅捷，黄埔精英中的精英。虽然走出国门，也不客气。鬼子来轰炸，戴安澜也不怯场，指挥自己的队伍施展平生所学，和鬼子一招一式较量。血战十天之后， 二零零师弹尽粮绝，无救兵支援。在鬼子行将包围同古之际，戴安澜并不烦乱，带领二零零师弟兄从容突围，从容撤退，留给鬼子一个空城。 此战史称同古保卫战中。二零零师虽然损失两千好汉，却消灭鬼子五千，把鬼子第五十五师团打到吐血。可惜天妒英才，在日后的撤退中，戴安澜将军负伤没得医治，和五万中华男儿长眠于野人山，年仅三十八岁。戴安澜不死，不会比孙立人和廖耀湘差。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也正是因为他的早逝，避免了日后内战中的尴尬。 只可惜倭寇未尽身先死。他的遗憾将由同志们来完成，他的骁勇将由另外的战友发扬。孙立人， 戴安澜的另一个老乡，共同的战友，亮出了同样耀眼的成绩单。在仁安羌大捷中，孙立人带人成功解救了高贵冷艳的七千英国人，一时间名扬天下。 第一期远征军本应取得更大的成就，因为英国军队对中国军队的不信任，中国领导人长期的恐日情绪，导致杜聿明带着大队人马从野人山后撤，结果五万英雄葬身在原始森林里。那可是最精锐的五万人马，五万男子汉。 第一任远征军司令原本是卫立煌。卫立煌没能到任，杜聿明代理指挥。杜聿明的指挥能力也不差，但是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绝对服从蒋介石。蒋介石让杜聿明带人穿过原始森林。杜聿明明知道危险重重，依然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反倒是孙立人抗拒命令，带着三十八师向西撤向印度， 度过了危机，为日后反击积蓄力量，然后才有名动天下的新一军。 如果当时远征军统帅卫立煌在任，他敢抗拒蒋介石命令带着人马向西撤退么？从之前和之后的事情上，他干得出来。如果卫立煌把那五万人撤到西边，那么他们将会让好好招待鬼子的。然而这只是如果。卫立煌最后还是坐到远征军司令位置上，但那已经是第二期了。 第一期远征军结束之后，孙立人的三十八师西撤到印度，后组建为新一军，军长郑洞国。新一军还有另外一部分人马，就是廖耀湘的二十二师。二十二师原是杜聿明的第五军。杜聿明带着他们从野人山被撤，结果七千人马折损一半，四个团长都死了。随后廖耀湘带着三千残部去了印度。兵败野人山，是远征军最大的耻辱。洗涮耻辱的方式，就是让敌人流血。在第二期远征军途中，他们做到了。 现在谈起中日战争，都是鬼子如何行，国人如何不行。因为这个观点，汉奸遍地丛生。因为在汉奸眼中，国人不行，鬼子行。汪精卫、陈公博之流就是他们中间的杰出代表。确实，从甲午战争以来，凡是中日交战，基本上都是鬼子胜，国军败。九一八前后，鬼子小部分兵力搞定东北。即使当时的最高领袖蒋介石，对鬼子能忍则忍。济南时就忍，九一八事变又忍，华北还是在忍。直到忍不住了，才开打。即使在正面，国军在淞沪会战，在徐州会战，在武汉会战，打得相当英勇，最后还是失败了。 因为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人在战场上没能战胜鬼子。中国人战胜鬼子最近的历史，也是三百年前，李如松的抗日援朝。那时候中国还在明朝时期，那个记忆太遥远了。所以很多人都认为国人 不行，鬼子行。事实上是一个误区。 不是国人不行，鬼子行。而是鬼子的装备、训练、战术行，国人的装备、训练、战术不行。训练不行，直接导致战力不行。装备和战术，中国是从冷兵器时代刚刚过来，就算有一部分军队装备还行，但是没有经过实践。如果说国人也有相当水平的训练、装备、战术，那么也可以把鬼子揍得哇哇乱叫。 第一期远征军一部分在印度训练。他们得到完整的训练。史迪威将军按照美英军队训练方式训练中国军队。这样一来，国军就弥补了训练上的差距。装备也由美国人提供，美式装备，武器上也不再吃亏，而且有了空中炮火支援，战术上也得到弥补。 训练结束后的中国国军，加上日后又有三十个师空运到印度接受训练。这样，第二期远征军人数上占优势，训练、装备、战术上也不再落后，那么战争的结果已经注定了。他们开始反攻，再次进入野人山，占领胡康河谷、于帮、下孟关等等，一系列荣耀扑面而来。 他们强渡怒江。他们血战腾冲。他们攻克猛拉。他们围剿松山。他们…… 鬼子嚣张的气焰不见了，哇啦哇啦地乱叫，龟缩在要塞了，等待死神的来临。他们很可怜、很无辜、很无奈，但是活该，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群畜生。用人性去怜悯畜生，那是对人性的污蔑。 如果抗战结束之际，蒋介石和他的国民政府能够对罪恶的鬼子进行大规模的清洗，那么他可能还可以坚持到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往往是人性泛滥，常常是菩萨心肠而忘却霹雳手段。 其实中国远征军的最大意义并不在于消灭了多少鬼子。而是在消灭鬼子的过程中证明了：不是“鬼子行，国人不行”。在装备对等，战术训练得当的情况下，鬼子在国人面前讨不到便宜。这样的时候我们可以回顾历史。回顾戚继光抗倭，回顾李如松抗日援朝。甚至可以把思维延伸，回到唐帝国时代。那时候，国人和鬼子的装备是对等的，战术和训练也不落后。正是在那些时候，鬼子不仅不敢嚣张，也没有自称先进人，而是客客气气的，看看能不能过来抄袭一点先进的东东。 抚今追昔，在当今和平年代，就要好好练兵，好好生产武器装备，好好专研战术。在训练、装备、战术对等的情况下，没有人能拿中国人怎么样，何况日本人？ 跑题呢，言归正传。对于那支远征军队伍，蒋介石当然是相当重视。所以他想让陈诚当总司令。 但是很不巧，陈诚生病了，卫立煌顶上。顶替陈诚的卫立煌赢得了人生巨大的荣耀。 胜利来临时刻，卫立煌说：“今天是我们会师东京的开始。”他“食言”了，因为鬼子搞无条件投降。所以国人没能会师东京，只能以参加东京审判代替。 四年之后，陈诚在东北，再次生病了，卫立煌再次顶替陈诚。陈诚和卫立煌的关系就这么有趣。 然而时局已经变了。国军在东北已经陷入了死地。陈诚被林彪折腾得头疼。说实话，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中，陈诚算是比较出色了，军政两栖，都干得不错。比为官清廉指数，陈诚远胜刘峙和顾祝同。比对蒋介石的忠诚，陈诚又胜过何应钦和白崇禧。比政治头脑，陈诚胜过胡宗南和汤恩伯。不仅如此，陈诚还和蒋介石有亲戚关系。陈诚的老婆喊宋美龄为干妈。那么宋美龄也可以算陈诚的干妈。 那么蒋介石也可以算是陈诚的干爹。所以不管何时何地，陈诚总能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当陈诚在东北干不下去了，她老婆就去找干妈，干妈就去找干爹。干爹就想，不能让忠心耿耿且有才华的陈诚毁掉东北。 遗憾的是，找不到代替者。资历够的五虎上将（何应钦还在美国）在能力上已经破产。胡宗南在西北，抽不开身。杜聿明吧，刚刚被挤走。找来找去，只能是不是心腹，但能力可靠的卫立煌了。 卫立煌也不是傻瓜，知道东北局势不容乐观。但还是去了，原因有三个：一，各路大员游说， 这条可以忽略，因为他们没法逼迫卫立煌；二，老蒋亲自发话，这点很重要。老蒋是老大，大家都靠他混饭吃。但决定性的原因是第三条：卫立煌自己。 卫立煌是一个杰出的统帅。而他的一切成就都是靠自己争取来的，从早年从军，到担任孙中山侍卫，从国军基层一步步爬上来，没有落下任何一级。从一开始不被蒋介石信任，数年得不到升迁， 到军事行动之中征服蒋介石。特别是攻下鄂豫皖根据地的核心金家寨，大出风头。再通过抗战中的种种表现，他的地位和能力都得到证明。 一个一流统帅，总是想要在战场上再立新功。如果和蒋老大的关系好，当然可以优先考虑。比方说，在东北情形还好的时候，杜聿明先上。因为杜聿明是蒋校长最忠实的学生。忠实地执行校长的命令从野人山撤退，又忠实地帮助校长除掉龙云。所以得到去东北建功立业的机会。当然，杜聿明干得不错。当东北情况不是太好时，是陈诚军政一把抓。只有情况实在恶化了，嫡系不愿意去， 才能轮到卫立煌那种人。 军人么，本来就是火中取栗。所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卫立煌是强悍的。强悍的人物内心总是骄傲的。卫立煌愿意去东北，是因为他认为东北还有所为。他的依据主要是，东北那几十万人，是国军精英，他们都是久经考验的精锐部队。卫立煌亲自指挥过那些部队，明白他们的战斗力。 另一个依据是国际援助。卫立煌指挥远征军时，和美国人的关系不错，纯粹的军人，彼此敬重。卫立煌在美国同行那里口碑也不错。 卫立煌认为，如果有足够的援助，凭借东北国军的素质，有一番做为也说不定。所以卫立煌跟蒋介石说，要我去可以，给我权柄。蒋介石给了。 那么卫立煌有何策略呢？其实很简单，守。 应该说，这个思想虽然简单，却是击中要害的。当年努尔哈赤崛起之后，明军在野战中全然不是对手。后来孙承宗走马上任，没有像之前的明军统帅那样去进攻，而是依托坚城利炮主防。失去野战优势的努尔哈赤没有办法，彪悍的八旗军也是干瞪眼。后来袁崇焕继承了这个思路，八旗军也没办法。直到清军入关，都没能从锦州突破。 国共在东北的态势和当年的明清有点类似。当时明军占据大部分领土，但是内忧外患。外有清， 内有饥饿的老百姓。国民政府虽然占据了大部分地盘。但是关内也是各路共军。尤其是粟裕指挥的队伍，破坏力度堪比李自成当年。只不过当年明的内忧外患是一家，国民政府的全部威胁都来自共产党而已。 经过杜聿明的北进和陈诚的战略调整之后，国军全面被动，已经没有力量进攻了。因为共军在野战中的战术已经出神入化，惟一的弱点就是装备还不如国军，攻坚战上还没啥经验。所以卫立煌决定依托锦州、沈阳、长春坚守，拼装备和炮火，正如陈明仁在四平做的那样。 （十三）小九九 卫立煌的策略，只能成为绝望中的坚持。为何说是绝望呢，因为他的对手是林彪。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林彪已经决定行动。从林彪的部署看，林彪在最北方的长春包围了郑洞国。同时部署兵力监视沈阳的卫立煌。当卫立煌在沈阳思考如何对付林彪时，真实的林彪已经游弋到锦州去咬住他的喉咙。 在卫立煌的部署中，最弱的一环原本是长春。因为长春地处最北端，四面都是共军。共军甚至不需要攻城，直接把长春围起来，等到郑洞国弹尽粮绝时自然玩完。但是毛泽东直接把目光钉在锦州。 在卫立煌的防守环节中，沈阳固然是核心，但锦州并不薄弱。因为沈阳离锦州并不遥远，沈阳大规模的队伍在必要时可以支援锦州。而且锦州是关内外的咽喉要道。所谓咽喉，就是可以直通嘴巴，也可以直达胃。关外的沈阳可以支援锦州，关内同样可以支援锦州。关内的傅作义集团坐镇华北，几十万人马。对于傅作义那帮人，华北的聂荣臻都没有办法，啃不动。如果卫立煌和傅作义齐心协力保卫锦州的话，东野想要拿下锦州也没有那么容易。不仅如此，国军还可以通过海空优势进行补给增援。如果打锦州失败，那么共军无论往哪个方向撤退，都将遭受围追堵截，重演刚到东北那一幕。 正因如此，林彪原本没有打锦州的决心。毛泽东逼着林彪下决心。 相比之下，卫立煌就没有林彪幸运。卫立煌和后台老板蒋介石发生了冲突。蒋介石在东北的战略，就是没战略，或者说是犹豫不定的战略。 国军刚到东北，形势大好时犹豫不定，坐失进攻良机，导致共军翻身做大。 在共军反过来进攻时，国军本应战略放手。蒋介石却又让陈诚去东北军政一把抓，调整防守为进攻，结果输到只剩裤衩。 等到东北基本上没救了，又让卫立煌去救命。 其实找卫立煌时，蒋介石或许已经意识到东北没救了。但是国民政府、国民政府的领袖蒋介石， 都没办法承担再次失去东北三省的责任。 当初九一八事变之前，蒋介石刚刚赢得中原大战，基本上搞定了党内新军阀，把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逼到走投无路。日本人搞出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不仅没能解决掉新军阀，反而把自己逼下野了。当时在蒋介石前面还有一个巨大的挡箭牌，就是张学良。当时张学良是国军海陆空副司令， 理论上是国军的二号人物。有二号人物挡在前面，蒋介石还是被迫下野。这一次，张学良已经没有了，能挡在前面的只有卫立煌。 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三省丢失，责任肯定是张学良和蒋介石的。但是张学良当时比较信任蒋介石，顺着蒋介石的意思（也有张学良自己的意思）撤退到关内。这一次呢，蒋介石想要再次把当初的事情重演一遍，让卫立煌撤向关内。 从战略上看，东北已经守不住了。撤向关内，把关外那几十万精锐和傅作义联合在一起，守住锦州到山海关一线，共军还真不好打。虽然东北丢了，但国军力量还在。到时候把“作战不力”的责任推给卫立煌，就算国民政府内部口水滔天，只要把卫立煌撤职了事即可。 但问题是——卫立煌不愿意做张学良第二，不愿意替蒋介石背黑锅。蒋介石和卫立煌的关系， 并不是心腹或嫡系，而是基于军事能力上的合作。蒋介石用卫立煌，那是信任卫立煌的军事能力。 卫立煌跟着蒋介石，是想要建功立业。 所以说懂得战争是政治的延续的人是个天才。所谓战略思想的背后，常常隐藏着个人利益。 卫立煌绝对不会无条件服从蒋介石。当年蒋介石第五次“围剿”中央红军，任命卫立煌为第一纵队指挥官。卫立煌就不满意，直接撂挑子跑了。幸好卫立煌的老婆多方周旋，让卫立煌去医院呆几天（生病请假，不是故意旷工），才化险为夷。抗战期间，蒋介石的心腹将领（如顾祝同）都和 共军划清界限，唯独卫立煌和共军开诚合作。 林彪对毛泽东不满，也只是在战略中拖延。卫立煌比林彪强悍、直接多了，直接给蒋介石顶回去。蒋介石让他从长春和沈阳南撤，然后回到关内背黑锅。卫立煌偏不撤退。 蒋介石飞到锦州召集大家开会：“形势的发展，实在出乎吾人所料。锦州是东北我军的咽喉，势在必保，我此次来沈，是来救你们出去的，过去你们要找共匪主力找不到，现在已其中在辽西走廊，正是你们为党国立功的好机会，只要大家以革命精神下定决心，坚决服从命令，我想一定可以成功。今日惟有死中求生，如此战失败，则与各位再无相见之期矣！以往的失败，就在于不听我的话哟！” 蒋介石又说：“我已经六十多岁了，死了没什么，可你们还年轻，再不听我的话，一个个都让共产党把你们抓了去！”苦口婆心如此，还能说什么呢。 应该说在这事上，蒋介石很有先见之明，许多人确实被共产党抓了去。 但卫立煌就是不撤。好听点说，认为东北还有可为。难听点，就是不想背黑锅嘛。 蒋介石也明白这一点，所以才让绝对听话的杜聿明先来东北，再让绝对听话的陈诚再次来东北。 让卫立煌去东北，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卫立煌不愿意背黑锅，只能绝望地坚守。当然卫立煌也不是完全绝望，他认为美国人反苏反共，不会坐视共军拿下东北，甚至整个中国。 看到卫立煌如此不上路，蒋介石当然要骂娘希匹。林彪不想进攻锦州，毛泽东可以强压他去进攻。卫立煌不想撤退，蒋介石却没法压他撤退。这些许差别，造就了国共两军，甚至国共两党的命运。蒋介石还想要临阵换将，已经晚了。因为林彪已经咬住了锦州。 就在蒋介石和卫立煌的矛盾相持不下时，锦州的范汉杰可是坐不住了。范汉杰，生于一八九六年，广东人，黄埔一期。 但是范汉杰和其它黄埔学生不一样，他是理科出身，在广东陆军大学进修过，而且去过德国陆军大学。那个时候，德军在世界上的威望强于日军，所以范汉杰绝对算高学历人才。不仅如此，范汉杰的军事实践也是相当了得，在粤军中也是风生水起，逐级上升。所以当范汉杰加入黄埔军校时， 黄埔一期之中唯一有将军衔的学员。甚至可以说已经是成品军官，实践经验远胜很多教官（如钱大钧、蒋鼎文）。文凭比刘峙、顾祝同还高。 范汉杰之所以没成为黄埔教官，不是不够格，而是他的粤军背景。众所周知，蒋介石和粤军不对路。之前好不容易把粤军老大许崇智赶走，随后又和李济深等人闹得鸡犬不宁。但范汉杰表现很不错，成为黄埔学员中第一个达到营长的人，第一个达到团长的人，第一个达到师长的人，之后就 被胡宗南超越了。原因还是粤军。范汉杰毕业之后，回到粤军系统上班。当初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新政府对抗蒋介石，范汉杰就深陷其中。 等到十九路军被卫立煌收编，范汉杰原本光辉的前景就没了。不仅胡宗南超过了他，杜聿明也超过了他，还有不少学弟也超过了他。既然如此，锦州如此重要的任务怎么会落到范汉杰头上呢？ 那是因为在福建事变之后，范汉杰领悟到了中央军将领的绝学：凡事只听蒋介石一个人的话，凡事只向蒋介石一个人负责。 但是坐镇锦州的范汉杰很明白，自己坐在火炉子上面，眼前就是一个火坑，屁股已经被烤焦了， 搞不好真的如蒋校长所说的：被共产党抓了去…… 不行，一定要逃离火坑。 范汉杰首先找蒋介石辞职，不准。 范汉杰再找老长官顾祝同辞职，不准。 范汉杰又找到卫立煌，想要撂挑子，还是不准。没办法，只能坐在火炉子上面烤了。 （十四）咽喉 国共开战，关键在于东北。 国军胜，将可以从东北出发，把共军从华北和山东压缩到西北。共军胜，首先可以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可以从东北出发，上演由北向南的历史连续剧。 东北的关键在于锦州。锦州是山海关前面的战略要地。锦州在，山海关在。锦州失，山海关也将不保。 毛泽东用了半年的功夫，让林彪下定决心攻打锦州。如果打下锦州，共军将切断国军关内外的连线。东北国军将成为孤军。国军的优势是装备，对后勤补给依赖性很高。如果成了孤军，失去后勤补给，成了瓮中之鳖，基本上就完蛋了。东北也就完蛋了。如果共军打不下锦州，那么还是山东一块，华北一块，东北一块，西北一块，零零碎碎，谈不上战略主动。指望华北的聂荣臻消灭傅作义从关内打通山海关，那是不现实的。 战场摆开之后，就是林彪对范汉杰，还是黄埔四期学弟对阵黄埔一期师兄。 东北战场上，杜聿明、陈明仁、范汉杰，都是黄埔一期，都是林彪的学长，都拿学弟没办法。 其中原因有很多，比方说林彪为战争而生啊，民心向背啊，什么的。杜聿明被林彪折腾走了，陈明 仁被折腾走了，现在轮到范汉杰。 范汉杰手上有十几万人。林彪呢，可用人手更多，二十多万。但是在装备上，范汉杰占优势， 那也是国军优势。林彪的优势也就是共军的优势，机动灵活，纪律性极强，进攻时看似一盘散沙， 实际上极有章法。战略态势上看，还是范汉杰占优势。 锦州之所以被称为咽喉要地，只因为地理位置独特。锦州位于辽西走廊最东边，南邻渤海湾， 北依松岭山脉。以共军当时的装备情况，绝对不可能从水面进攻的（有那水平，台湾早解放了）。国军可以利用有利地势修建防御工事依托，和共军拼消耗。而那正是共军的弱项（相对）。因为共军的攻坚实力不足。林彪正是在长春进攻郑洞国未果，才南下去锦州的。而且国军还有两个优势， 就是沈阳的卫立煌和华北的傅作义都可以支援，还有桂永清的海军和王书明的空军。从账面上看， 国军还是占优势的。 林彪虽然部署了军队监视沈阳的卫立煌。如果卫立煌真的下定决心南进，林彪还真不好办。因为共军虽然实战能力优于国军，但是都是集中兵力形成局部优势。不到万不得已情况下，绝对不会陷于劣势从而两面战争。那是傻瓜才干的事。林彪不是傻瓜，所以不会干。如果傅作义真的要下定决心从华北向锦州挺近，共军同样陷入两面作战。卫立煌之所以不愿意南进，他的道理是锦州的事应该交给关内。傅作义一开始也不怎么上心，他的道理是锦州的事应该交给关外。 大家也许搞不明白，既然都是国军，打着同样的旗号（青天白日旗），遵循同一个精神导师（孙中山），听一个领袖的号令（蒋介石），怎么能彼此推诿呢？这个说来话长，就长话短说。卫立煌虽然不是蒋介石的心腹，但是他指挥的那些队伍都是蒋介石的嫡系。傅作义是晋军出身，阎锡山那一派系的。 阎锡山和蒋介石是一对老冤家，斗了一辈子。阎锡山表面上尊蒋介石老大，实际上对蒋介石非常警惕。蒋介石也一样，恨不得把阎锡山一口吃了。那种情况下，傅作义当然希望卫立煌去摆平锦州。因为那是要死人的。死了卫立煌的人，相当于削弱了蒋介石。如果傅作义全力救援，死人是一回事。如果救援不成功，还要被蒋介石抓住小辫子，搞点舆论说傅作义出工不出力，那是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双方这般推诿扯皮时，林彪可没功夫等他们。 林彪首先指挥人马迅速歼灭北宁路国军，逼近锦州。北宁路是南北交通大动脉。其次，林彪要干两件事，也就是他的绝学，围点和打援。当时围点是清楚的，就是锦州，打援还不甚明了，究竟是打北边来的卫立煌还是西边来的傅作义不是特别明朗，所以他做了两手准备。尽管他没有必胜的把握，但是准备工作一定要周全。只有准备周全，才能增加取胜的概率。 那是一场恶战。恶战中的恶战则是塔山狙击战。 国共关键在东北。东北关键在锦州。锦州关键在塔山。 （十五）血与肉 塔山并不是山，只是一个小农庄而已，一百多户人家，世代打渔。村子周边地势低洼平坦。东临锦州弯，西边和白台山（两百来米，唯一制高点）相接。山与海之间最狭窄的一段，十二公里宽， 依次东低西高。每当潮水来了，东北只有一个土包在上面，老百姓在那土包上打鱼，称为钓鱼岛。 如果不是那场鲜血淋淋的战争，没有人会在意那样一个村子。但是它的地理位置相当重要，在锦州和锦西之间，距离锦州大约三十公里，离锦西十五公里。当国军发现共军打锦州的意图之后决定增援。增援部队从锦西到锦州，必须经过塔山。 共军的战术，还是那个经典战术，围住一个点，另一帮人打狙击。战术中心究竟是中心那个消灭那“点”还是外围增援之敌，那要视情况而定。比方说前面围住法库，就是围点打援，引诱对手出来，在野战中消灭。由于共军打援太过强悍，以至于国军每次出动总是战战兢兢的。但是共军有时候也会突然把那个“点”坚决消灭，比方说粟裕在山东消灭张灵甫，就是虎口拔牙的典范。这一次林彪也来这一手，要拔掉锦州。拔掉锦州，就要坚决打阻击。 塔山，那个原本平凡的小村庄，注定要经过血与火的洗礼。 林彪把塔山阻击战的任务交给第四纵队。第四纵队的基础是罗荣桓从山东带到东北的人马，底子过硬。和所有纵队一样，第四纵队经历了早期失败，然后一步步走向成熟。在最初的四平保卫战中，四纵狙击本溪方向的新六军未果，丢了一把人，导致领导层变动，胡奇才出任纵队司令员。胡奇才，生于一九一四年，湖北人，出身于红四方面军，抗战后去了山东，随后跟着罗荣桓去了东北。他的名字叫奇才，他本人也是奇才，战场上的奇才，十五岁参加红军，身经百战，逐级上升。 接手四纵之后，胡奇才带领四纵在四保临江中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荣誉。特别是新开岭一战， 全歼号称美式装备的二十五师，开创一次作战歼敌整师的记录，扭转了共军在东北的颓势。此战消灭国军八千，俘虏国军六千。不仅如此，胡奇才还带着六千俘虏一路作战，堪称奇观。塔山狙击战开打之时，胡奇才三十四岁，正奔向中年，精神和身体处于巅峰。东野总部命令胡奇才亲临塔山指挥。 但是塔山狙击战并不好打，因为他们将面临猛烈的炮火。当初四纵阻击新六军失败，就是挡不住炮火的袭击。此次的塔山，甚至无险可守。面对猛烈的炮火，在无险可守的情况下，门外汉都知道任务是何等艰巨。但是上了战场就没有回头路，要么是胜，要么是败。如果败了，不仅死亡概率大，而且会牵一发动全身。 胡奇才多次观察之后改变部署：一开始的部署仅仅防御旁边的那个两百来米的白塔山。胡奇才 认为那样不行，又在村落中构筑防御体系，坚守村庄，并且控制村边通道。事实证明他的改变是有效果的。只是可怜那村子里的百姓遭受战火洗礼，家园毁于一旦。 一九四八年十月十号凌晨，塔山之战打响，蒋介石在葫芦岛说，要在十四号之前拿下塔山。而且是对国军海陆空三军说的。因为蒋介石明白，共军就要向锦州发起进攻了。他绝对不想让张灵甫在山东的悲剧重演。何况锦州远比张灵甫那个队伍重要。 话说得虽然好听，实际行动起来却大打折扣。国军进攻之前，对炮火的准备和共军的部署并不是特别清楚。所以他们的火力虽猛，杀伤力并不理想。以至于他们集结冲锋时，共军阵地上还有大量的地堡和铁丝网。共军可以依托防御工事反击。 就在十月十号当天，国军分别向白台山阵地进行了七次冲锋，向塔山阵地进行了九次冲锋，没有丝毫进展。每一次冲锋都是血肉横飞，都要血流满地。一次次冲锋，不仅仅是大兵们肉体的损失， 还有精神上的折磨。因为在战场上，士气非常重要。每一次失败，对士气都是打击。 国军战史中，从孙中山首次闹革命算起，已经半个世纪了。从武昌起义算起，也有将近四十年。从蒋介石黄埔建军算起，也有二十四年。那些年中，国军经历过各种情况，各种危机和荣耀，也算是见多识广。但是在那些年中，国军很少经历攻坚战。早期那些就不说了，政治价值大于军事价值。从蒋介石北伐开始，国军气势很少攻坚，不管是西路的武汉和南昌，还是东北的上海与南京，都没有经历攻坚战。国军打得最惨烈的是抗日战场。正面抗战中，国军基本上在防守，很少战略进攻。 也就是说，在攻坚这一块，共军不擅长，国军也不擅长。但是国军有远征军。在抗战末期的战略反攻中，远征军还是打出了攻坚水平。正因如此，国共在东北初次交手时，国军展现出更高水平的攻坚。特别是两次四平战役。第一次国军攻坚，攻下了。第二次共军攻坚，没攻下。但是在那一系列攻坚中，战略意义没有一次可以和此次相比。塔山拿不下，锦州就要完蛋。锦州完蛋，整个东北国军就要完蛋。整个东北完蛋，东北共军入关，华北就很难守住。 正因为如此重要，所以蒋介石老毛病又犯了，亲自插手。国军打得最漂亮的远征军的战史上， 蒋介石是没有插手的。蒋介石直接插手的战役中，通常都是悲壮一番之后撤退。此次能例外么？ 进攻第二天，国军仍然没有太大变动，还是老一套，只是加强了炮火力量。在关键时刻，国军拿出了罕见的血性。国军利用夜袭夺取高地。而且四五一团的正副团长带头冲锋上阵，并且战死在阵前。从早晨打到天黑，除了伤亡之外，没有任何进展。如此这般冲锋，已经是国军的极限了。即使在抗日战场上，正副团长带头冲锋并战死的状况也是非常少见的。 连续两天的冲锋，导致国军的五十四军和六十二军损失惨重。 此时坚守在塔山的共军也是咬紧牙关。共军虽然在思想纪律方面强于国军，吃苦耐劳方面也强 于国军，长时间以来和国军作战中处于优势地位，但终究也还是血肉之躯。国军那炮火可是实打实的。而且共军阵地也无险可守。当国军不要命冲锋时，共军也很吃力，伤亡逐渐增加。 一连两天，国共双方的将士们在塔山那不起眼的地方，想尽一切办法置对方于死地。他们都是中国人，指挥官中很多人师出同门（黄埔军校），大兵之中很多人甚至是老乡。同胞之义在战火中被践踏。虽然说上了战场就要遵守战场的规矩，但是看见国人流血，心中总不是滋味。 第三天双方休整。大家喘口气，都在为未来的恶战做准备。 高峰在第四天到来。按照蒋介石的命令，要在十四号之前拿下塔山。再晚的话，拿下塔山也就没有意义了。根据后来共军作战的时刻表，从十四号开始全力进攻锦州。所以整个塔山之战，十月十三号是最为血腥的一天——正如黎明前最为黑暗。 战斗照例在拂晓打响。凌晨四点半，炮声想起。国军用最猛烈的炮火轰炸共军阵地。共军借助堡垒抵抗。此战血腥程度，给予共军空前的洗礼。在抗美援朝之前，对共军而言，塔山狙击战绝对是炮火最为猛烈的时刻之一。但是共军生存了下来。他们必须生存下来。如果他们没有生存下来， 就不会有日后的种种。 十二号休战时，共军没有停下，而是忙碌修筑防御工事。这就是共军最大的优势，他们似乎永远不需要休息，总是比对手更大的耐心。那大概就是中国农民最大的特长吧。要知道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为坚韧的群体，吃苦耐劳精神无与伦比。他们可是在君主专制的体制下生存了数千年。 国军炮火之后又开始冲锋，而且是密集冲锋。如果说战场上存在人海战术，那么密集冲锋就是典型的人海战术。国军常常埋怨共军使用人海战术。绝命时刻也管不了那么多了。能用的招数都使用了，时间不等人，那就赶鸭子上架吧。打到你死我活的阶段，便是本能冲撞了。各种武器，只要能杀伤对手的招数统统用上。大家都明白，塔山关系锦州安危，锦州关系东北安危，东北关系全国安危。 但是国军玩人海战术显然不行。因为他们和共军不一样，他们的队伍和战争结果没有直接利益关系。共军打胜仗，大家都有土地分，因此共军可以赢得广大老百姓的支持。国军呢，死了就是死了。就算冲锋时有奖金，但是命冲没了，啥也没了。大兵如此，那么将呢，国军将领也不错，但是总是在各种派系中争斗。关键的统帅部分，卫立煌也不错，问题是他刚刚上任不久，而且和领袖蒋介石不和。共军统帅林彪已经站稳了脚跟，赢得官兵绝对支持，还有领袖毛泽东的绝对信任。 林彪有各种战术，可以把看似一盘散沙的战场凝聚起来，形散而神聚。国军不行，散就是散。 如果把战场比喻成文章，林彪那叫散文。国军那叫杂记。因此国家搞密集冲锋时，直接是人潮往上冲，而前面是机枪。可以想象那个血肉翻滚的情景。太阳照在坚硬的大地上，反光都是红的。 那些死者都有自己的家庭，都是儿子、丈夫、父亲。但是就死了，没有人记得他们的姓名。有的人口袋里还有大把的钱财，那是冲锋之前发放的奖金。当然每个生命都要死去，但最合理的死法应该是自然死亡，而不是死在同胞的枪口下。 残忍的冲锋持续了将近三天，在十五号的时候国军消停了。不是他们愿意消停，而是没有继续的意义了。因为共军从十四号十点开始，共军全力进攻锦州。在炮火掩护下，共军很快突破城防， 后续梯队涌入。共军第二纵队和第七纵队通过十八小时的激战攻下锦州指挥所和第六兵团司令部， 俘虏包括范汉杰在内的官军九万人。看看这个数字就知道国军气数已尽。锦州一共才十多万人，结果九万多人投降，相当于不战而降。这仗还打啥？ 锦州沦陷，整个东北也将完蛋了。蒋介石向北方看一眼，黯然离开。在他主导中国局势之后， 再一次失去整个东北，而且是以最残忍的方式。耻辱萦绕在他的心头，但是他没有心思去想那些， 因为前面还有更大的困难等着他。粟裕在中原地带神出鬼没、横冲直撞，已经成了他心窝里的尖刀。 彭德怀在西北已经狠狠地扇了他好几个耳光。原本相对稳定的华北，现在因为东北的沦陷也变得岌岌可危。情形比抗战时代还要危险。蒋介石很惆怅。但是他的困局都是自找的。 看看塔山之战，东进兵团的指挥官为侯镜如。侯镜如是黄埔一期，但也是共产党，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的，最后和组织失去联系而脱党的。有趣的是，侯镜如原本不愿意去指挥，还是被蒋介石赶鸭子上架的。虽然在塔山之战中，没有发现侯镜如和共产党怎么样，事后看起来却非常诡异。实际指挥官阙汉骞倒是一个猛将，但级别太低，指挥不动其他人。比方说海军的桂永清，抗战之前可是御林军老大，装备很牛的。可惜抗战之中赔光了了老本。尽管他不懂海军，但是当了海军老大， 也不会拿师弟阙汉骞（黄埔四期）当盘菜。 所谓海陆空三军作战，根本就是一个笑话。 反观共军这一方，罗荣桓主动让参谋长苏静前去协助指挥作战。苏静坐在那里，反复重复总部的意思：死守塔山，叫敌人尸骨成山，血流成河，不能前进一步。比起范汉杰带着九万人投降，这样的战争意志，差别…… （十六）伤痛 共军拿下锦州之后，东北基本上就结束了，国军成了代罪羔羊，接下来也没啥好说的。但是到此结束又是不负责任的。因为对任何国家任何民族来说，战争都是一种巨大的伤痛。政治能体现伤痛的，不是双方领袖，不是双方统帅，甚至不是战场上的大兵，而是老百姓。 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民族的任何伤害，受伤的总是老百姓。 决战东北也是一样，受到伤害的也是老百姓，典型便是长春围城，惨痛而残酷。 长春位于东北腹地，松辽平原中央，是东北铁路交通枢纽，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很早就有人类生存繁衍，汗时为国，唐时为府。在辽、金、后金时代，长春都是重镇。可以说在整个东北历史上， 长春都是相当重要。 特别是鬼子进中国之后，更是苦心经营长春。九一八事变后，满洲国建都于长春。 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五年，鬼子前后经营十四年。在这十四年的时间里，长春取代沈阳成为东北核心。鬼子是把长春当成永久性基地建设的。不仅有大量的日本拓荒团，关东军本部也迁往长春。关东军在长春大规模修筑永久防御工事，意图长治久安。 在鬼子的苦心经营下，长春人口从沦陷前大约十五万人膨胀到七十万。鬼子投降之后，一部分日本人返回东瀛，长春人口大概五十多万。国军开进长春，又加强了工事。 当国共开战之际，长春有数量众多的永久性碉堡和地堡，就连市中心建筑和街道都有地下坑道相接，构成核心守备。与此同时，外围设有宽三米深两米的外壕，有纵射火力及铁丝网、地雷、绊索、鹿砦、陷阱等工事。那时的长春已是一坚固防御之大城，其坚固程度在全国都是数得着的。 国军在东北几年由盛到衰。共军恰好相反，由衰到胜。共军衰的时候，国军乘胜夺取长春，并以此为依托和共军作战。但是经过早期的国军战略失误，中期陈诚的一番折腾之后，形势逆转。共军渐渐壮大，占据优势。当卫立煌到达东北，国军已经岌岌可危，但是长春依然坚固。林彪一直想打下长春。因为打下长春，就可以把整个中北部全部拿下。所以林彪在大练兵时就高喊：练好兵， 打长春。 但是他在长春城下徘徊很久，直到最后也没能“打”下长春。 林彪虽然没能打下长春，并不是说他没有任何作为。林彪指挥千军万马，一番横冲直撞之后， 让长春成了一座孤城。打不下，那就不打。即使不打，也有折磨对手的办法。 长春的郑洞国原本就是一个狠角色，再加上坚固的防御体系，硬攻绝对不是好办法。林彪就把长春给围起来。时间是一九四八年三月份，冬季攻势结束之后。 也就是说辽沈战役开打之前，长春围城就开始了。两个月之后，共军逼近长春，切断城内外来往。现代城市看似功能强大，实际上相当脆弱，一旦被围困，那就啥也没有了。 当初国共开战之际，老百姓也分成两帮。城市人，有钱有势有地位的人，基本上跟着国军了， 跟国军结亲啊、拉关系啊之类的，希望能保住富贵。因为国军负责保卫他们的财产。但他们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广大农民跟了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有土地政策，可以赢得安身立命的根本。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一部分人，那就是广大市民。其实市民很现实，反正都是上班，谁来了都一样。当年鬼子在，给鬼子上班。国民党来了，给国民党上班。共产党如果能来，也可以给共产党上班。 问题是共产党要来，国民党不让来。国民党不让共产党进城，共产党就围城，把城市围得水泄不通。城内的国军也不退让。虽然共军围城，但国军自己有战略储备，一时片刻不见得挨饿。这下就苦了那些市民。城市虽然高档，终究没办法生产五谷杂粮，瓜果蔬菜啥的，需要城外广大土地的支持，也就是接地气。隔离之后，就啥也没了。 困守长春的国军为郑洞国指挥的第一兵团，主力是新七军和六十军，大约六万人。其中新七军为蒋介石嫡系，全美式装备。六十军为滇军，战斗力次之。此外还有大约四万地方部队，加在一起十万人。按照当时的局势，那些人在野战中不够林彪吃的，但是在长春城内，林彪难奈他们何。 等到六月底，共军部署完毕，长春城内对外的一切就完全断绝了。共军部署了一个圆形，以长春为核心，以周围四十五公里为半径，全面封锁。共军不仅封锁了长春城，还占领了机场。国军赖以生存的空军资源也就没有了。十万大军只能靠空投补给。但是飞机在进入长春上空之后，正好成为共军的靶子，不敢离太近。大多数物质仍不到城里面，白白送给共军。共军心里表示感谢下，手头的枪弹照打不误。 共军为了瓦解国军，决定攻心，对着阵地喊话，发传单，说父老乡亲们，咱们都是自家人。自家人不打自家人，过来吧。共军这边有很多“投诚”人士。他们为了立功，就使劲往里面喊话，兄弟们过来吧，这边风景很好。另外共军的地下党工作效率也非常高，特别是针对六十军。他们本来就是旁系杂牌，按照国军的光辉传统，一旦战争开打，杂牌军的功能就是在前面当炮灰。 国军那边呢，后勤补给困难之后，开始实行粮食管制。为了保证军需，他们制定了一个红头文件，给市民只留下三个月的粮食。而且仅仅是市民，长春城内还有很多难民，他们都没人管，没有粮食，自生自灭。即使是市民，理论上有三个月粮食，执行起来是要打折扣的。仅仅是粮食，蔬菜、水果啥的都没有。 所以从围城开始，城内注定不安全。因为难民不可能等着饿死，挨饿的时候就要去偷去抢，人类本能之需求嘛。而且守军也会在城内抢夺粮食。他们抢夺粮食干嘛呢，说出来很搞笑，有人想要投机倒把，囤积奇货，大赚一笔；有人可以用粮食去换取生理必须品，比如女人。这一幕和淮海战役末期非常相似，都大难临头了，还想着放纵，还想着最后的疯狂。 最后导致什么情况呢，就是市民有粮食也不敢做饭，担心遭来横祸。城内物价飞涨，原有的钞票已经不够买粮食了。国民党中央银行长春分行适应市场需求，印发大面额钱币，几十万一张，几千万一张，几亿一张，几十亿一张，几百亿一张，直追上坟焚烧的冥币。如果那些玩意现在还在， 估计能让很多冥币工厂都要破产。 一段时间之后，难民变成饥民，市民也变成饥民。整个城市变成饥饿之城。饥民饿得不行了去抢军队粮食，结果可想而知。 原本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放饥民出城。共军一开始也有放饥民出城。但是很不幸，有一帮龌龊的军人。什么叫龌龊的军人呢。军人上战场，就应该遵循战场的规则，要么使出全部的智慧和武力去和对手干，战死或者当英雄，都是军人的本分；或者干脆装孙子投降。但是有一部分人不是，既不愿意跟着国军当英雄，也不愿意投降共军当孙子，而是混在难民中间，企图混出去。共军遇到这种情况，就不再放人。国军呢，也不愿意饥民再回到城市。 于是一大批饥民，老百姓，国人，国军和共军的共同同胞，困在国军和共军的关卡中间的缓冲地带，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对他们来说，前后左右都是同胞，自己却生活在地狱中，由同胞自造的地狱中。他们饿死，一批一批地饿死，成堆的尸体。 对两边的军人而言，或许他们也心痛，但是他们表示无能为力。因为对国共双方的军人而言， 到了生死时刻，考验意志的时候。从大的角度上看，他们坚持人间正道。共军想要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国军则要捍卫三民主义。小的方面来讲，关系自身的生死存亡。夹在中间的饥民则啥都不算。 对共军而言，如果国军混在饥民中逃走，功亏一篑。对于国军而言，饥民回到城里只会制造事端。 所谓人间正道是沧桑，大概也就是这意思吧。 彼时彼刻还能说什么呢。乱世，人命不如狗。别说是狗，连尘埃都不如。 （十七）最后的决战 国共开战三年，局势天翻地覆。很多人死了，很多人成了俘虏，很多人葬送了一世英名。作为主角，林彪好像没啥变化。他还是那个精瘦的样子，看起来弱不禁风。他还是很少说话，很少搞关系，整天看着地图。形势不利的时候，他那样。形势有利，还是那样。 拿下锦州，活捉范汉杰，其他人（如刘亚楼）高兴得跳起来，林彪只是点点头，嗯了一声。锦州围困，郑洞国支持不住了，投降，林彪仍然只是点点头，嗯一声。 如此巨大的胜利，怎么也得表示一下啊。不然怎么能对得起观众？是他在耍酷么，当然不是， 风格。他的风格就是这样。红军开始，林彪就是沉默寡言，很少说话。除了看地图和沉思之外，他的唯一爱好就是看随身携带的那个小本子。那里记录着他的战功。是他自己记录的。平型关大捷之后，举国欢庆，林彪没有露出任何笑容，开始写军事总结。那个总结可以说是抗日战争最好的手记之一。 所以大家都习惯了，习惯于他的独特，习惯于他的与众不同。尽管他看起来文弱，说起话来也不严厉，但是没有人敢犯他的威严。 点完头，嗯完之后，林彪又陷入了沉思。他在想什么，在想那一座座血城？再想连天的炮火？ 还是在想那些在战火中受难的老百姓？都不是！他在想一个人，一个绝对不能忘记的人，就是一代名将廖耀湘。 廖耀湘何德何能让林彪如此记挂？不是廖耀湘怎么样，而是廖耀湘带领的那支军队，就是新一军和新六军，那是国军王牌中的王牌，久经考验的。如果不趁势歼灭掉，他日别处相遇，那两支军队绝对可以给共军造成致命的杀伤。 林彪在东北最初的屈辱，多半来自新一军和新六军。当初四平惨败，一路北逃，狼狈不堪。孙立人和廖耀湘更是如影随形。随后孙立人和主帅杜聿明不和被调走，新一军便由廖耀湘指挥。 廖耀湘，湖南人，生于一九零六年，比林彪年长一岁。其家境也和林彪差不多，有点薄产。因此受到的教育也和林彪相当，念过传统的私塾和不传统的现代教育。更为有趣的是，两人都去了黄埔军校。林彪十七岁去黄埔。廖耀湘十九岁才去。因此，廖耀湘虽然年长林彪一岁，在黄埔军校却低两届。早期黄埔军校一届半年。林彪第四期，廖耀湘为第六期。东北战场上，廖耀湘估计是林彪碰到的唯一的黄埔学弟。 黄埔精英，主要集中在前四期。因为蒋介石人生腾飞于一九二四年。东征和北伐，是蒋介石成功的基础。东征学生军就是黄埔一期的学生。毕业生在日后国共双方均非常显要，国军方面如胡宗南和杜聿明，共军方面如徐向前和陈赓。一九二六年蒋介石北伐时，黄埔四期也毕业了，赶上了蒋介石腾飞的最后一班车。等到蒋介石北伐结束，军内系统已经饱和，重要位置被占完了。林彪就是因为没有赶上北伐的蒋介石，才由聂荣臻安排，加入共军的。 黄埔四期之后，最有名的大概是戴笠，也是六期的。但是戴笠的名头不是在战场上取得的。真正在战场上取得荣耀的，是廖耀湘。像廖耀湘那种资历很浅（没赶上东征，没参加北伐，在中原大战中没有建功）能爬上兵团司令的位置相当罕见。同时也证明，廖耀湘非常有才。 廖耀湘毕业时，蒋介石已经完成了北伐（第六期学时变长了），想要打造一支现代化的陆军，派遣军官出国进修。一千个年轻军官参加考试，录取四十人。考试成绩，廖耀湘名列第三。但是名列第三的廖耀湘却没有得到留学资格，理由很搞笑，廖耀湘个头不高，长相不帅，而且脸上还有伤疤，担心影响国人形象。廖耀湘很来火，直接去找蒋介石，质问究竟是选拔军官还是选女婿（够胆）。 蒋介石一看这情况，非但没有发火，而且表示很欣慰。因为蒋介石当年要去保定军校，因为年龄差几个月被拒绝，也是通过大闹一场才去的。蒋介石看见初生牛犊，仿佛看见了自己，就特批廖耀湘前往法国，理由：该生系难得军事干才，学成归国后委以重任。蒋介石就是不简单，开后门都如此艺术。 廖耀湘则成了那批人中最有出息的。 廖耀湘在法国一直呆到一九三六年，已经三十岁，还没有怎么接触过战场，回国就面临鬼子进村的问题。与此同时，他未来的对手林彪在战场上已经磨练了将近十年，已经是红一军团长，号称红军之鹰。那么作为军人的廖耀湘是什么样的呢？标准的军人：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既不逢迎上级，也不搞人际关系。家中来客人，六菜一汤（国军中很节约了），吃饭时每人斟酒一杯，就一杯。 按道理说，这样一个人在国军中是很难爬上去的。但当时是乱世，鬼子来势凶猛，是考验大家成色的时候，而非比赛拉关系的手段。廖耀湘回国之后，也算是高学历的海归人才，又有黄埔背景， 所以谋到第一份工作，少校连长。抗战开始升为中校营长。他参加的第一次战役，则是耻辱的南京保卫战。 那一战是国军的耻辱。原因不是因为丢了首都，而是战略举棋不定，战术上犹豫不决，导致没有进攻也没有防守。数万国军将士成为鬼子的俘虏，惨死于屠刀之下。身为下级军官的廖耀湘被困在城内。他的主要责任并不是要消灭敌人，而是保住小命。廖耀湘脱掉军装，混入难民营，最后在一个老和尚的帮助下逃脱虎口。十九岁进入军校，学习军事十年，第一战就如此窝囊，廖耀湘感觉很受伤，同时也得到洗礼。 向西撤退的国军痛定思痛，决定逐渐机械化部队，就是国军的第一支机械化队伍，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机械化队伍，新编二零零师。由此可见中国军队和列强的差距，列强已经是钢铁洪流了。 廖耀湘因为在法国主修机械化骑兵，所以加入了。随后二零零师扩编为第五军，杜聿明为老大，邱清泉为二二师长，廖耀湘为副师长。昆仑山一战，第五军立功，邱清泉升为第五军副军长，廖耀湘为二二师长。 廖耀湘真正绽放光芒是在缅甸战场。第一次远征军，因为各方面失误，兵败野人山，戴安澜殉国。廖耀湘带着残部撤向印度。在印度，二十二师经过整编休整，加入了第二期军事行动。在反攻缅甸的过程中，廖耀湘的二十二师和孙立人的三十八师密切配合，赢得一系列荣耀。抗战后期，三十八师和二十二师分别成为新一军和新六军的基石。 经过残酷的战火洗礼之后，新一军和新六军成了国军训练最好、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几个队伍之一。内战开始之前，他们又同时开往东北战场。东北的廖耀湘是第一次踏入内战战场。国共第一期对决十年，廖耀湘还在学习呢。初上内战的廖耀湘表现不俗，在第一次四平战斗中，他指挥的新六军在解决本溪之后，从本溪方向杀奔四平，中间击溃了攻击第四纵队的狙击，使得林彪决心放弃四平，一路北撤。 然后孙立人和杜聿明闹别扭被调走，新一军也落到廖耀湘手上。孙立人在国军中是个异数。而廖耀湘是杜聿明的铁杆（第五军系统）。所以杜聿明把新一军交给廖耀湘很放心。廖耀湘升为第九 兵团司令。除了新一军和新六军，还有新三军、新七十一军、新十四九军，大约十万人。整个国军中间，第九兵团也算是战斗力最强的兵团。这样一个兵团却在辽沈战役中死得不明不白，基本上没有发挥任何作用。除了林彪很牛，当时的东北野战军很强大，还有运气也占很大成分。 锦州之战开打之际，第九军团在沈阳附近。蒋介石和卫立煌不和。国军又犯老毛病，战略上举棋不定，战术上犹豫不决。蒋介石让大家撤吧。卫立煌让大家继续守。蒋介石是领袖，黄埔校长， 廖耀湘尊重他。另外一个是杜聿明，廖耀湘老上司。最后一个就是卫立煌，也是上司。廖耀湘也在蒋介石和卫立煌之间左右摇摆。国军之中，廖耀湘最信任三个人。廖耀湘的思想斗争还没有结束， 锦州的范汉杰被生擒了，然后长春的郑洞国又投降了。此时廖耀湘意识到真正的危机来了。 不仅是他自己，整个第九兵团的危机都来了。那么如何来摆脱即将到来的危机呢？蒋介石和卫立煌都开出了药方，但廖耀湘认为，都没有用。 蒋介石给出的药方：夺回锦州。 廖耀湘有所行动，但是在黑山和大虎山，他遇到了猛人梁兴初。梁兴初带着第十纵队挡住了廖耀湘。梁兴初何许人也，就不用多说了吧。两年之后，梁兴初带着三十八军（第一纵队改编）向美国佬证明了中华民族的钢筋铁骨。此次狙击廖耀湘的美式装备的人马，全当提前练练手，累积经验。廖耀湘被梁兴初狙击，不丢人。廖耀湘一看对面那位如此凶猛，知道领袖蒋介石的药方是不能用了。 其实廖耀湘不认同蒋介石的药方。虽然蒋介石比廖耀湘年纪大，过的桥比廖耀湘走路多。虽然蒋介石比廖耀湘威望高，足以载入史册，廖耀湘只是个军人。虽然两人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但是抛开一切政治、资历、威望因素，仅仅讨论战场情况的话，身为将军的蒋介石并不比身为将军的廖耀湘强。身为将军的廖耀湘已经看到夺回锦州不现实。很多身份的蒋介石却幻想着把不现实变成现实。所以廖耀湘不认同。 卫立煌的药方：让廖耀湘退回沈阳，静待变化。 廖耀湘虽然客客气气地应付了卫立煌，心中却在骂这位曾经尊重无比的老上司。卫立煌的药方对不起他的名头。按照卫立煌的药方，退缩沈阳的话，下场无非是长春第二。郑洞国的悲剧就在眼前，还想让老子送死，不干。 如果说一代名将卫立煌在进入东北之际，还想在东北有一番作为，不当张学良第二，还想依赖大城市防守，等待时局转变，比方说国共再次谈判，或者美国老大哥介入。在锦州沦陷，东北大门关闭，在长春不堪围困而投降之后，还幻想着那一套，显然是不现实。比蒋介石幻想夺回锦州还不现实。那么从小就泡在战场上，给孙中山当过卫队长，参与过国军各个时期的战争，在国军各个级别上都干过，全凭战功赢得蒋介石信任的卫立煌连那点战略眼光都没有？别扯了。 只能说卫立煌已经动摇了。当时摆在卫立煌面前有两条路，带着残兵败将逃走。那样的话，回到国统区也将遭受审判。前面的陈诚，仅仅吃到几场败仗，就被调回后方，被一帮人骂了好一段时间。要不是蒋介石撑着，结果会很惨。但是陈诚是蒋介石的心腹，老蒋一手发现、提拔、培养的， 又是老蒋的干女婿。蒋介石当然是力保。那么卫立煌呢，本来就不是蒋介石嫡系，用他，是想要他的战争能力。如今打了败仗，丢了东北，正好是背黑锅的好材料。日后国共争霸，不论胜败，卫立煌都不会有好结果。如果国军失败了，他将作为祸首，迎接满天脏水。即使国军胜利，他也将成为反面教材。所以卫立煌宁愿呆在东北，多呆一天算一天。何况在他面前还有另外一条路，共产党那边。 卫立煌和共产党也有很大的仇恨。国共第一期内战，卫立煌可是在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痛下杀手的，直接杀出了一个“立煌县”。正因如此，蒋介石才敢把不算心腹嫡系的卫立煌放在东北。但是对共产党而言，是另外一个情形。卫立煌杀共产党越多，共产党越是要争取他。争取到卫立煌，并且善待卫立煌，是政治宣传的好材料。看看，卫立煌如此大仇，我都能容纳。国军同胞们，不要跟着虚伪冷酷的蒋介石了，投入我们伟大领袖温暖的怀抱来吧。 所以卫立煌在犹豫。虽然他的信仰和共产党不一样，但都是想拯救中国呗。如果在国民党那里全部是黑暗，在共产党这边则有一丝光明。所以犹豫之中的卫立煌动摇了。他想把廖耀湘忽悠到沈阳，增加自己的筹码。究竟怎么做，他并没有犹豫很久。 廖耀湘呢，此刻还是纯粹的军人，还想想办法带着弟兄们逃生。因为那支队伍就是他的生命线， 是他军人的荣耀。没了队伍的将军，好比是没了躯体的游魂，孤魂野鬼一般。既然从军事的角度上看，领袖的药方和统帅的药方都不能用，那就相信自己好了。 廖耀湘自己的药方是出营口。既然领袖的判断不再正确，统帅的心思不再纯正，为了十万弟兄， 只能相信自己了。 十月二十五号晚，廖耀湘往营口方向撤退。那也是毛泽东和林彪最担心的事。如果廖耀湘带着他的人马从营口逃脱，那无疑是东北战场一大败笔。但此时的廖耀湘军团已经是惊弓之鸟，完全没有了往日的自信。 廖耀湘撤退到台安附近，离营口仅仅一百多公里，正常行军的话，两天时间。偏偏是没有那两天了。廖耀湘遭到独立第二师的狙击。如果他坚持往前走，第二师是没有办法挡住他的。但是廖耀湘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他错误地判断那是共军主力，又调头向东，打算按照卫立煌的药方吃药。 然而东边才是天罗地网！ 于是就出现这样一个景观，国军五大主力：新一军，第五军，新六军，第十八军，新编七十四师（编制一个军），战斗力都是极为强悍，在抗日战场中，堪称精华中的精华。国共内战，这五大 主力都被共军消灭了。但是灭亡的方式各不相同。 最先被灭的是新编七十四师。在孟良崮绝地，外援不给力，缺水断粮，重武器不能施展的情况下，面对数倍于己的对手（不含打援部队）依然坚守三天三夜，在那种情况下已经是部队的极限。 败于谋略，而非败于战力。 第十八军是陈诚系的骨干，胡琏也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官。淮海战役开始，由黄维指挥。十八军被困在双堆集，让刘邓的第二野战军啃了十几天，依然没啃动。最后还是三野支援了炮火才拿下。 虽不是绝地，孤军支持那么久，也到了极限。 第五军是杜聿明的家底，中国军事史上第一支机械化部队。淮海战役的最后阶段，被困在陈官庄四十天，绝境之下灰飞烟灭，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唯有廖耀湘指挥的新一军和新六军，失败到稀里糊涂，战斗力完全没有展开。论才华和学历， 廖耀湘比张灵甫、邱清泉、黄维都不差。论战绩，新一军和新六军也不比第五军、十八军、新编七十四师差。论装备，大家都是半斤八两。 但是廖耀湘兵团真的很窝囊。窝囊的原因是因为一个人，韩先楚。 韩先楚，生于一九一三年，湖北人，贫民，当过放牛娃，编过竹篮子，活不下去了，参与黄麻起义，成长于红四方面军，和猛将陈锡联、陈再道、许世友等人是战友。但是和那些勇猛的战友们不一样的是，韩先楚长征之后被编入原红一方面军，后一直在一一五师发展，在徐海东的领导下工作。解放后去了东北。 东北的韩先楚一开始担任第四纵队副司令，经历过开始的失败和中期的转折，并且参与指挥过新开岭战役。韩先楚的才华得到真正释放，是在走上第三纵队司令员岗位之后。共军的特色就是机动灵活性，行动起来速度很快，常常在对手意料不到的地方出现，达到攻其不备的效果。而这种风格被韩先楚发挥到极致，因此赢得旋风司令的美称。 辽沈战役不仅把共军推向高潮，也把共军将领韩先楚推向人生的巅峰。 巅峰就是冲击廖耀湘。韩先楚和廖耀湘作为国共双方的高级将领，虽然都是出身社会底层，但是经历却是天壤之别。廖耀湘从一九二六年进入黄埔军校，到一九三六年从法国进修完毕回国，整整十年都在军校学习。即使整个国军之中，如此长时间的军事学习经历都是相当罕见。韩先楚恰好是另外一种人。 韩先楚基本上没有念过书，更没念过正规军校，他的一切都是在实践中得来的，都是经验积累， 量变到质变。当廖耀湘在黄埔军校时，韩先楚正在大别山区东躲西藏，打游击。当廖耀湘在法国进修装甲知识时，韩先楚正在长征。不同的经历，造就了他们对战场的不同理解。 廖耀湘的长处就是国军的长处，拉开阵势，一招一式的正规战。这种招数在装备齐全、训练到位、后勤有保障的情况下非常有效，比方说缅甸反攻。韩先楚的长处就是共军的长处，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最有利的方式打击对手，不管处于什么样的情况，都可以应对。 如果把两个人的位置对调一下，结果估计非常有趣：韩先楚可能对着油光发亮的坦克茫然，廖耀湘可能对着装备简陋的共军摇头。 辽沈战役的最后阶段，两位分别代表国共特色的将领交手了。从态势上共军已经完全占优势。 所以韩先楚更加肆无忌惮，充分发挥旋风司令的本色，指挥第三纵队横冲直撞。结果战争刚刚开打三个小时，韩先楚的队伍就打掉了廖耀湘的兵团指挥部和新一军、新六军、新三军的军部。那是韩先楚人生中最为光辉的时刻，尽管有点运气成分。 廖耀湘兵团群龙无首，一下子全乱了，变成一窝失去巢穴的马蜂到处乱撞。林彪当然不会错过机会，他下了一道命令，以乱对乱。国军是玩正规战的，乱了之后就啥也没了。共军乱了，只是队形散了而已，战斗力还在。日后在朝鲜战场，美国人也会体验到那种感觉。 很快，廖耀湘兵团被消灭干净，廖耀湘本人被活捉。辽沈战役结束了，林彪的军人生涯也接近了尾声。林彪的形象却高大起来，成为共军的代言人。 （十八）奇怪的战场 林彪带着百万大军入关，他那瘦小的身影看起来是那么高大粗壮。当四野虎狼之师闯过山海关， 震撼指数堪比三百年前多尔衮带着八旗雄兵来袭。 国共双方的天平已经倾斜了。 东北丢失，华北危急。而华北的傅作义并不是蒋介石的死忠，绝不会为了蒋介石拼命。当然， 就算傅作义不是蒋介石的死忠，不会为了蒋介石拼命，也不意味着他会放弃。 实际上蒋介石并不是想要傅作义去打，而是让傅作义撤。因为淮海战役已经开打。比起丢失关外的辽沈战役，淮海战役才是致命的。因为淮海战役实际上是一场中原战役。不仅因为战场覆盖中原地带，更因为一旦淮海战役战败，整个长江以北的半壁江山统统完蛋。不仅如此，国军精锐都在江北，一旦江北陷落，江南也守不住。所以说淮海战役是一战定天下。 蒋介石想让傅作义撤离华北，把军队投入到淮海战场。如果打赢淮海战役，那么将扭转局势， 再和已经入关的林彪在华北大打一仗。但是傅作义可不是那么想的。傅作义要为老领导阎锡山负责， 也要为自己负责。对阎锡山而言，华北丢了，山西老家注定不保，只能当流浪汉去了。对傅作义而言，如果能保住华北，那么他就是一方大员。如果放弃，除了虚位之外，将一无所有。国军再一次 像辽沈战役那般，左右徘徊，犹豫不定。所以就有了平津战役。 平津战役是一场非常奇怪的战役，看起来不像决战，而是一场谈判。 傅作义想打，但是站在他面前的是刚刚入关的东北雄兵，而且有华北聂荣臻部。傅作义身后， 国军在徐州原本有一个大规模的军事集团，可以做傅作义强有力的后盾。但是淮海战役开打，他们自顾不暇。即使傅作义愿意打，也是有心无力。 傅作义，生于一八九五年，山西人，家庭情况还行，受过全面教育。阎锡山在山西崛起之后， 全面启用老乡。傅作义因为是保定军校（当时中国最有名的军校）毕业，从此跟着阎锡山混，级别为排长。但是傅作义性格谨慎，治军严格，为人锐意进取。有了这么多优点，想不升迁都难，从排长升为连长、升为营长，一路上升。 阎锡山是个老滑头，周旋于那个时代的老滑头之间。傅作义呢，就跟着阎锡山，在各种战争中展示自己。比方说直奉战争，比方说阎冯战争，比方说中原大战，傅作义都表现良好，当然又是一系列升迁。 升迁的最后，就是傅作义成为华北老大，手握五十万重兵。 晋军的作战风格就是乌龟战术，善守而不善攻。傅作义就是晋军的杰出代表，把晋军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但是这一次能行吗？ 按道理说，四野善攻，傅作义善守，应该说有一番较量。实际情况则是另外一番模样，只见进攻，不见防守。只见共军传递假情报欺骗国军（蒋介石说林彪至少在三个月后才能入关），只见共军迅速推进，把傅作义分隔，只见共军包围了张家口、天津、北平，只见共军打下了张家口。只见共军二十九小时拿下天津（林彪让刘亚楼三天拿下，刘亚楼笑笑说，只要三十小时），只见共军……。 国军在干嘛？仿佛啥都没干，一直在观望，在犹豫，在徘徊，在等待，在谈判。终于等到天津沦陷， 终于等到淮海战役惨败，终于……投降了。 当然不是投降，是投诚——一个意思。 整个平津战役，虽然耗时五十多天，真正的战役只有进攻天津一次，共军伤亡不到四万人。国军五十万雄兵，二十多万人成了俘虏，二十多万人接受改编，伤亡极少。 但必须高度赞扬傅作义将军，他的举动保住了北平，使得千年古都免遭战火。对于中国人而言， 一个完整的北京城远比国共双方一场战役的胜负重要。遗憾的是，战火中保存下来的北京城在建国后却遭到部分破坏。 还要赞扬傅作义将军，建国后能远离军事政治的漩涡，在相对干实事的水电部门呆了二十多年， 多少干点实事。 作为平津战役的最高指挥官，林彪的形象更加高大。所以国共谈判，林彪为军人代表。 （十九）最后一笔账 其实平津战役结束之后，林彪的军人使命基本上结束了。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蒋介石中央军嫡系已经被消灭干净，共军占据了压倒性优势。如果说东北是因为林彪的战略大撤退扭转了战局， 又因为林彪的大练兵拉开攻势，因为林彪创造性的战术水平赢得决定性胜利，那么在关内，有没有林彪都一样了。结局已经注定，胜利就在眼前。 但是在林彪看来，他的使命还没有完成，还有一个人带着一大帮人在一个地方。白崇禧，带着桂系精锐，坐镇华中。 按战斗力而论，国军之中至少有两拨人马比得上蒋介石的心腹嫡系，分别是原冯玉祥的西北军和桂军。西北军因为冯玉祥缺乏政治手腕已经烟消云散。桂系则在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周旋下保存下来。近代以来，桂军的战斗力都是有目共睹的。远的不说，就李宗仁和白崇禧带的人马，从北方开始就战功赫赫的。 蒋介石对桂系一直是恨得牙痒，却又必须笑脸相迎。蒋介石一辈子三次下岗，却有两次和桂系有关系。特别是第一次下岗，简直就是被李宗仁和白崇禧踢下去的。第三次稍微好一点，不是被踢下去，而是被挤掉。 淮海战争打得轰轰烈烈的时候，桂系跳出来和谈。蒋介石明明很不高兴下岗，但是也没办法。 因为东北已经完蛋，华北并不在他掌控之下。他的嫡系都压在淮海战场。白崇禧带着一坨人在武汉。 如果蒋介石不下岗，他担心白崇禧单独和共军和谈。白崇禧绝对干得出来。因为白崇禧之前就干过类似的事。一九二七年，宁汉双方都打得你死我活，蒋介石眼见占据上风，拿下汪精卫，李宗仁和白崇禧却要和谈，直接把蒋介石踢开了。 淮海战争开打时，白崇禧就带着桂系嫡系人马呆在武汉，两耳不闻淮海事。蒋介石虽然在肚子里大骂娘希匹，动作时还要乖乖地把总统宝座让出来。因为此时国军的支柱就是桂系了。 其实林彪和白崇禧也没有啥仇恨。两人既不是老乡，也不是同学，更没有同事关系。白崇禧名扬天下的时候，林彪还默默无闻。从性格上讲，两人也没有太多共性，林彪沉默、低调、自尊心很强，白崇禧倨傲、自负。 两个人真正相识之处就是军事智慧。战场上的林彪诡异多变，战场上的白崇禧也是狡猾凶猛。 但是作为军人，他们又不是同一类人。林彪是通吃型的人物，连长排长可以干，百万大军也可以打理得井井有条。白崇禧虽然名声在外，但是他很少统帅大军，统帅大军时也没有赢得辉煌战果。作为统帅的白崇禧甚至不如作为统帅的李宗仁出色。北伐时李宗仁带着第七军那是威风凛凛，白崇禧在蒋介石身边当参谋。抗战时李宗仁指挥徐州会战，那叫不动如山。相反蒋桂战争时期，白崇禧带着十万兵马，被蒋介石玩得那叫一个惨。更像一个智将，出谋划策是第一流的。所以他的绰号为“小诸葛”、“智多星”、“当代张良”。我猜白崇禧肯定不喜欢这些绰号，他应该更想当“当代韩信”。但“当代韩信”更像是林彪的桂冠。 其实白崇禧和林彪还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对手。 白崇禧一辈子的主要对手是蒋介石。在白崇禧和蒋介石明争暗斗二十年的时候，林彪一直在共军一方指挥战争，也是打蒋介石。从某种意义上讲，白崇禧和林彪甚至有某种默契，就是都想对付蒋介石。区别在于，白崇禧想要自己的同事（李宗仁）取代蒋介石，林彪要把蒋介石彻底打翻在地。 正是这点小小的区别造就了两人战场相见。因为林彪不仅要打翻蒋介石，还要打翻所有和蒋介石有关系的人。白崇禧也是在蒋介石的相关人等之列。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还在，白崇禧躲一边。 现在蒋介石嫡系打光了，国军要完蛋了，身为国军的白崇禧也到了生死存亡之际。 林彪管不了那么多，他需要战争，需要上档次的对手。而且他和白崇禧之间还有一笔账要清。 身为军人的林彪看中了白崇禧那帮人马，吞了几大口口水之后，还是没忍住，决定吃掉它。纵观当时的国共战场，能挑起林彪胃口的也只有白崇禧了。胡宗南注定被西北的彭德怀吃掉。东北的汤恩伯已经成了粟裕的菜。 其实林彪和白崇禧也不是没有过接触。 早在四平保卫战，他们已经有过亲密接触。 当时蒋介石为了安抚桂系，让白崇禧当国防部长。国防部长理论上是负责军事的，但是实权掌握在陈诚手里。陈诚是蒋介石的化身，处处跟白崇禧过不去。白崇禧有点郁闷。 蒋介石为了安慰一下白崇禧郁闷的心，同时也为了防止内讧消耗过多，就让白崇禧去东北督战。 在蒋介石的手下，白崇禧的身份一直都是督战。当初北伐，蒋介石就把白崇禧拉在身边督战。抗日战争时期，李宗仁指挥徐州会战。最后时刻，白崇禧又是去督战。反正白崇禧就是督战。这个可以有两点理解。蒋介石知人善用，或者说不愿放权给白崇禧。淮海战役那是实在没办法了，才让白崇禧去武汉。 去东北的白崇禧没有实际权力。因为东北那帮人跟白崇禧一毛钱关系都没有，都是的蒋介石嫡系。白崇禧的督战，也就是有名无实。但是白崇禧运气很不错，恰好赶上国军最红火的一段时间， 从四平推进到长春。面临要不要过江的问题。 白崇禧从军事角度看，应该一鼓作气，把林彪能赶多远就赶多远。白崇禧的计划：乘胜追击， 直取哈尔滨，乘林彪部队溃不成军失去战斗力之际，穷追猛打，一举拿下齐齐哈尔、佳木斯及满洲里北满诸重要城市。再进一步组织民众，编三百万民团，保卫地方，肃清共党势力。白崇禧还建议待东北情势稳定后，抽调五个美械装备师回关内至华北助北平行营剿共，打聂荣臻部。白崇禧自告奋勇愿意留在东北，继续督战，负责将肃清东北共军计划付诸实施。——白崇禧如此积极，是想抓住机会大干一番。 当时也在沈阳督战的蒋介石则另有看法。蒋介石对白崇禧说：“六月一日国防部成立，你回去接事。你的意思，我交代杜聿明去做。”蒋介石即使这么干，也不会把扬名立万的机会留给白崇禧， 那样相当于助长桂系声望。何况他还不想这么干。 白崇禧据理力争：“委座在此，我也在此！” 蒋介石说出不想干的理由：马歇尔在调停，如果东北继续打，担心美国人不爽。 白崇禧再次争辩，依然没用。没办法，只好回南京了。站在马后炮的角度看，不过松花江大概是国军在东北最大的战略失误。若干年之后，白崇禧的儿子把这段写成书。后人便在书中看到白崇禧如何神奇。 事实上林彪在东北溃败，并非因为白崇禧。尽管如此，两个人总算多了一点交集。 平津战役结束，李宗仁上台，白崇禧成了国军台柱子，双方谈判，林彪再次出现了。他的身份是共产党第三号人物（位列周恩来和林伯渠之后），军方代表。林彪的态度如下： “我觉得全中国人民今天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和平的问题，而是真和平与假和平的问题以及以什么方式取得和平的问题。国民党反动派今天所玩弄的“和平”，是在他们所发动的反革命的万恶的内战已几乎全军覆没的情况下提出的。国民党反动派向无诚意，尽人皆知。两年零八个月以前，国民党不顾中共与全国人民的和平愿望，不顾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毛主席亲访重庆，不顾双十协定、停战协定与政协决议，不顾中国共产党的再三警告，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了这场战争。但是，战争的结果，国民党在全国各战场已丧师约五百万，国民党在长江以北已全线溃败， 在长江以南也已不可能组织什么战略性的战场，他们已没有大的力量进行大的战争了。 “全国人民所要求的和平，是人民的和平，不是南北朝式的和平。就是说，必须全部实现毛主席八项条件，必须彻底摧毁反动势力，必须交出政权，必须改编所有反动军队。这样的和平，才是对中国人民有利的。我们中国共产党与人民解放军，在与全国人民密切联系的条件下，有完全足够的军事力量，在短期内扫平全国一切反动派，全部实现毛主席的八项条件。但是，为了减少战争的 破坏，尽量保存人民的人力物力，我们正在采取和平解决的方法。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就是这一方法的成功榜样。我们热烈欢迎北平式的和平，对于不肯接受北平方式实现和平的任何反动势力， 我们只好用天津方式来解决！” 总之一句话，不投降就消灭！——霸气外漏。南方的白崇禧则是后背直冒冷汗，准备决战。然而白崇禧忽然发现，失去了那个他曾经恨之入骨的蒋介石嫡系，他已经没了决战的本钱。 林彪带着四野从华北南下取华中。华中原本是白崇禧守的。白崇禧根本没有打算守。因为蒋军不听他的话，桂系嫡系步兵装备不好，甚至还不如四野。白崇禧的打算是，能打就打，不能打就退， 退到大西南，桂系的起家地方再说。 所以发生在湖北的宜沙战役，白崇禧溜了，宋希濂的人马反而被消灭了一部分。白崇禧从湖北退到江西、湖南一带，停下来试试运气，于是有了湘赣战役。结果不如意，白崇禧又溜了。这个情形恰好和当初在东北的情形相反。当初白崇禧当督军，林彪一路向北跑，把大片土地丢给国军，一直跑到松花江以北。这一次呢，白崇禧当主帅，一路向南跑，把大片土地丢给共军。 当初共军跑，国军追，白崇禧不满足。此时也是一样，林彪的胃口比当初国军还大，要赶尽杀绝。一方跑，另一方追。白崇禧跑到湖南南部，发现不能再跑了，再跑就到老家广西了。他耐心地寻找战机。于是在青树坪那个地方，白崇禧发现一个机会，就是好战分子钟伟的四十九军跑太快了。 特别是四十九军中的一四六师，已经形成孤军深入之势。 孤军深入历来为兵家之大忌，当初张灵甫如此强悍都完蛋了。白崇禧历来就是耍心机的。于是白崇禧决定消灭一四六师。他调集了两个军，布置好之后，再把高级货四架飞机和二十门大炮拉出来耍。当时一四六师还以为抓住大鱼，全然没有意识到危险来临。双方在青树坪展开血战。后方虽然看见一四六师的处境危险，发电报无数，无奈师部电台出了问题，联系不上。对白崇禧而言天赐良机。白崇禧指挥人马对一四六师狂攻两天，送给了四野南下之后一场耻辱仗。如果不是国军野战不行，估计一四六师也就歇菜了。 青树坪成了白崇禧光辉一生的最后一缕残阳。等到他退到广西时，发现再也无路可退。白崇禧撤退的过程中，林彪也改变了战术，在毛泽东的提醒下，从近距离迂回改为远距离包抄。等到白崇禧退到广西，林彪的作战部署已经完毕，把白崇禧逼入绝境。 然后就有了衡宝战役，桂系精华遭到重创。身为军人的白崇禧的魂魄也在广西老家消散。纵横天下几十年的白崇禧起于广西，最终又败于广西，正可谓因果轮回，仿佛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白崇禧随后去了台湾，再也没能逃出蒋介石的手心。 其实退到广西的白崇禧还有一条生路，那就是从西南退入缅甸。 以白崇禧的能力，以桂系的战斗力，控制缅甸没有问题，然后弄个国王、总统什么的玩玩，也不会有日后的缅甸军政府啥的。现在缅甸和台湾一样，讨论下和大陆的合作问题。那样的话，白崇禧不仅摆脱了蒋介石的控制，而且在世界史上留下一笔，任国共双方如何看他不爽，也拿他没办法， 也不能无视他。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消灭白崇禧之后，林彪也完了。 共军之中有两个为战争而生的人，一个是粟裕，另一个就是林彪。战争平息了，为战争而生的林彪也就无用了。从此之后的林彪进入了人生中一个比较怪异的时期，闲着无聊。 林彪的第一期军事实践结束，也休息了好几年，但那是意外，被迫的。第二期休息，便是永久性休息，如同宝剑埋在泥土之中。 建国之后的第十个年头是黄金般的十年。十大元帅中都在干事。朱德从国家副主席转变成人大委员长，彭德怀从朝鲜回国之后就主持中央军委，刘伯承在办学校，贺龙搞体育，陈毅当市长，聂荣臻进入军工行业，罗荣桓在军队还是和以前一样，叶剑英去广东干得热火朝天。唯有林彪闲了， 不干具体的事，夏天去北戴河住几天，冬天到苏杭一带溜达，或者在北京闲住。但是林彪不可能一直闲着的。 既然军事没了，那就政治好了。不是说军事是政治的延续么？不是说军事是流血的政治么？既然如此，一个天才统帅，一个为战争而生的军人进入政治舞台又将如何呢？ 卷八 第七篇 林彪篇（中） ——政治舞台上的林彪四、林彪走上政治舞台 （一）林彪与叶群 要说政治上的林彪，必然首先说叶群。叶群之于林彪，怎么说呢，还真是难说。 叶群，生于一九一七年，福建福州人。叶群的爸爸叫叶琦，跟着国民党混的，级别不低，少将； 名气不大，没啥作为。由于国民党腐败得比较早，所以跟着国民党混的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基本需求供大于求。籍籍无名的叶少将也娶了三个老婆。叶群的妈妈为三姨太，很受叶少将的宠爱。叶群从小就聪明可人，自然是父母的心头肉。所以叶群受到很好的教育，去了北师大附中念书，毕业时已经十八岁，是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 彼时的叶群的所有的梦想也就是找一份好工作、找一个好男人，以后过小资生活。于是她凭借自身的努力（外加一点点关系）进入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当播音员。那可是铁饭碗哦。当然年轻的叶群是不甘寂寞的，时不时和国军军官搞点暧昧，甚至还和中统扯上点关系。如果局势一直这么发展下去，那么叶群的一辈子也就那么交代了。 然而抗战来临，原本精明的叶群成了爱国青年，和同学薛明一起，历经千辛万苦到延安。在延安，薛明成了贺龙的夫人，叶群则遇到了林彪。后来两人还因为叶群和中统那点关系闹得不愉快。 林彪遇见叶群之前，也经历过几段不算感情的感情。林彪老家有一段父母包办的婚姻，叫汪静宜。确切说没有结婚。但是汪静宜把自己视为林彪的人，为林彪守身一辈子。解放后林彪知道汪静宜生活艰难，想要接济。无奈叶群的胸襟不够。林彪只好悄悄托人给汪静宜捎点钱。汪静宜分毫没用，一直存起来。汪静宜之于林彪，就好像朱安为鲁迅。那个时代的女人啊！说什么好呢。 林彪在去黄埔军校之前暗恋过陆若冰。奈何落花有意流水无情。陆若冰喜欢的是林彪的哥哥， 林育南。这事前面已经说过。林彪第一个女人是张梅，号称陕北一枝花。陆若冰给林彪的打击还是很大的。林彪的本性多疑敏感，话不多，但感情浓烈。被陆若冰拒绝之后，将近十年的时间，林彪的感情都是空白的。从黄埔军校，到长征至陕北，十年时间里，没有人知道林彪的感情世界。如果他想，如果他愿意，以井冈山上红军高级将领的身份，讨一个老婆还是可以的。但是林彪的生命和感情仿佛全部献给了战争。正因如此，聂荣臻后来回忆说，井冈山的林彪只对身上那个密密麻麻的小本子有兴趣。 长征结束后的林彪，随着共军一起摆脱了命运的危机，同时感情上也走了出来。所以他和张梅结婚了。然而很不幸，两人性格不合。原本战争年代，是没有机会考虑性格问题的。但是林彪在平型关大捷之后受伤了，去苏联治病，张梅也去了。张梅是外向型的女孩子，大大咧咧的那种，林彪的世界她不懂。当然，林彪的世界或许没有女人可以懂。但是林彪需要的，一个男人在女人身上需要的起码关怀还是必须的。为战争而生的林彪却因伤离开战场，心中充满灰暗。张梅也很有个性， 对林彪不怎么妥协。于是两人吵架，闹矛盾。 就在那个时候，林彪在苏联遇见孙维世，随后展开追逐。其中的恩恩怨怨，在文革案例中已经讲过。林彪原本许下承诺要等孙维世，结果回国之后就和叶群结婚了。其实不是林彪拿感情当儿戏， 而是他实在等不起了。因为他已经是三十大几的人了，需要一个稳定的家庭。而且他是一个军人， 为战争而生的军人。要命的是战争（抗战）即将结束。国共双方怎么走还是未知数。至少共产党一方还不想决战。所以林彪想赶上抗战末班车，实在没心思在感情上天荒地老了。所以林彪和叶群结婚了，没有所谓的恋爱期，没有适应过程，结婚了。当时他和张梅还存在着名义上的夫妻关系，他们还有个女儿叫林晓霖。放现在，标准的重婚罪。 但是不得不说，叶群是最适合林彪的女人。林彪的世界，叶群也不懂。但是叶群愿意围着林彪转，这是她胜过张梅的地方，也是让林彪决定不再等孙维世的原因。 林彪和叶群。生活上，叶群是林彪的另一半，两个孩子的妈妈，照顾林彪的生活起居。军事上， 多余。 政治上，则是林彪的耳目。某种意义上讲，叶群充当林彪的耳目，不仅没能让他耳聪目明，而是损伤他的神经。当然这不是把林彪的悲剧推给叶群，但叶群在林彪的悲剧中起到负面作用。 性格上看，叶群并不是特别的强悍。她也没有表现出坚定的信念和坚忍不拔的意志。或许是生活相对顺利的缘故，她的个性展示并不充分。和江青比起来，有相当大的差距。江青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政治主见是明确的。即使晚年种种不利，也没有妥协。叶群更像一个普通女人，一个依附强大男人而存在的普通女人。如果说她有啥特点，那就是精明。那种精明适合生活，但不适合生活在政治舞台上。 遗憾的是，走上政治舞台的林彪因为身体和性格的原因，使得不适合在政治舞台上耍的叶群成了他的主要助手。 从现在留下的资料看，叶群在林彪的政治生活中很少起正面作用。叶群一直没少给林彪败人品。 林彪和贺龙之间最初的不愉快，很大程度上就是叶群惹起来的。这些前面说过了。因为叶群，林彪和罗荣桓还搞出了不爽。 林彪性格孤僻，基本上不和别人往来。但是在平津战役结束之后，突然去看望老搭档聂荣臻。 两人客气一番之后进入正题：林彪想让聂荣臻去四野当政委。当时的聂荣臻已经加入军委，并且兼任平津卫戍司令，根本抽不开身。当然更让聂荣臻诧异的还是林彪为啥会有这样一个主意。因为四野原本就是以毛泽东的嫡系为班底的。司令员林彪是毛泽东一手栽培起来的。在整个共军高层将领中，毛泽东和林彪的关系独特又亲密。后来的十大元帅中，论和毛泽东的亲密程度，林彪可以排第二位。排第一的，恰好就是罗荣桓。罗荣桓从秋收起义就跟着老领导毛泽东干了。几十年如一日， 默默干实事，从不出风头。 罗荣桓担任四野政委，不论是人际关系还是个人能力乃至工作态度都是上佳人选。而且罗荣桓对林彪从来没有不敬。林彪竟然看罗荣桓不爽，让聂荣臻搞不懂。最终的原因竟然是叶群在枕头边吹风。 罗荣桓让叶群不爽，有两件事。一件是房子问题。东北战争期间，罗荣桓夫人林月琴去办一个学校，帮助孩子们上学，找不到校舍。罗荣桓就把之前苏军元帅马林诺夫斯基住过的花园洋房腾出来当校舍。那房子原本是分给林彪的。但是林彪住在前线，叶群也不住。当时的条件困难，罗荣桓就把它拿出来公用了。叶群很不爽，向林彪告状，说：“育蓉，罗政委带头搬家，是将我的军，搞得我没房子住，只有挪到一间小阁楼里。”林彪听了之后也很不爽。但这事并不是叶群不爽罗荣桓的理由。真正的原因是第二个，孙维世。 林彪在苏联猛追孙维世，回国后又和叶群结婚。孙维世从苏联回国时已经是四八年，途经东北。 孙维世还是那个孙维世，还是那个才貌双全的女人。叶群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自然没法比。 因此叶群如临大敌，担心自己遭到张梅的命运。特别是有人提议让孙维世留在东北工作，叶群更是心惊胆战。向来谨小慎微的叶群为了把危机消灭于萌芽状态，决定大胆包天一把：不经任何领导同意擅自用罗荣桓的名义向中央发报，提出将孙维世调走。 罗荣桓当然很生气，让高岗找叶群谈话。叶群得知罗荣桓要追究此事，吓得向高岗跪地求饶。 因为孙维世最终没有留在东北。如果林彪知道是叶群在背后捣鬼，肯定不会给她好脸色看。但叶群由此迁怒罗荣桓，开始对林彪吹枕头风曰，林罗不是一条心，林罗早晚得分手，要提防罗荣桓。 加上辽沈战役时，林彪和罗荣桓在对待锦州问题上不一致，所以林彪对罗荣桓开始不爽。但是叶群的作用还不止这些。十大元帅中，罗荣桓最早去世。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叶群竟然想办法敲打林月琴。典型的公报私仇。罗荣桓都不在了，还欺负人家林月琴，那不是给林彪败人品么？高层哪个不知道罗荣桓在军队的地位，哪个不知道罗荣桓和毛泽东的关系？ 叶群真正把林彪推入深渊的是罗瑞卿事件。 在前面的章节已经说过，罗瑞卿倒霉，叶群并不是主角。但是叶群呢，只是一阵风，一阵不好 的风。林彪和贺龙之间，战争年代，贺龙资格比林彪老，级别从来不比林彪低。叶群的不良因素只是个人隐私。林彪和罗荣桓之间，罗荣桓资历也不比林彪低，就算初期没有林彪的上升速度快，等林彪从苏联回来时，两人已经平级。叶群就去吹风。罗瑞卿就不同了，虽然年龄比林彪大，但他的资历不如林彪老，级别从来没有林彪高，甚至入党时间都没有林彪早，一直都是林彪的部下。叶群更不会客气了。 解放之后，叶群好像从来不拿罗瑞卿当外人。所以当她有所需要，就会让罗瑞卿办。比方说当初她想评军衔。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是大校军衔。林月琴是红四军老革命，领大校军衔当之无愧。 叶群也想去挣，去找罗瑞卿。罗瑞卿没有满足她。叶群最后得中校军衔，感觉很无趣。叶群是一个精明而不适合生活在政治舞台上的人。因为她会把那种生活中的精明带到政治中。当她有什么需要， 就会想办法找人解决。如果是林彪的四大金刚，迎着林彪鼻孔出气，那无所谓。但是罗瑞卿不同， 罗瑞卿忠于领袖毛泽东，而不是领导林彪。在叶群的意识中，罗瑞卿仅仅比四大金刚的级别高那么一点点而已。罗瑞卿对她当然看不惯。 有件事很有趣。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五号，中央开了一次作战会议。当时罗瑞卿作为总参谋长发表了讲话，林彪对罗瑞卿的某些讲话不赞同，就以领导的身份给罗瑞卿指示。罗瑞卿回到家看见林彪的指示，然后又接到叶群电话：“总长，今天下午我有事去总后，就出了这个事。一○一(林彪代号)发了大脾气，把两个孩子都吓坏了。现在，他已经睡了，我又不能出去，请你到我这儿来谈谈。” 等到罗瑞卿到到毛家湾见到叶群，时间已经不早了。叶群把两个孩子带在身边，解释说：“深更半夜，我们两人谈话不方便，只好把他们两个也叫来。”那姿态仿佛在说男女授受不亲，实在没办法才如此这般。然后她又罗嗦一大堆本来不该由她说的话。虽然当时林彪和罗瑞卿的关系已经走向破裂，但叶群这唱的是哪一出？如果她以林彪夫人的身份说话，那么军委工作跟她就没有关系。 如果她以林彪代言人的身份讲话，却又把两个孩子带在身边避嫌，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罗瑞卿自然是气不打一处来，老子已经忙碌一天了，深更半夜还要听你这婆娘罗嗦。如果是林彪也就算了。你只是林彪的婆娘而已，不要狐假虎威。但是罗瑞卿又不能发作，毕竟她只是一个婆娘，一个林彪的婆娘。罗瑞卿回家之后便对郝治平说：“一个国防部长、一个总参谋长，她叶群夹在中间算是怎么回事！”确实不像话。很多事情就是叶群这么搞糟糕的。 最不应该出现的一幕还是在最后时刻出现了。拿下罗瑞卿原本是毛泽东和林彪发动文革的战略布局。但是导火索却是叶群拿着材料跑到杭州毛泽东那里揭发告密。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十号早晨五点，毛泽东工作一夜，还没有睡觉。叶群跑去了，秘书告诉她有两个小时时间。结果叶群一口气讲了四五小时。结果很明显，毛泽东相信了她。 叶群当然可以揭发罗瑞卿，但是得有料才行。假如罗瑞卿叛国了，通敌了，干损害国家利益的事，当然没有问题。但是揭发的那些是啥呢，要么就是罗瑞卿对林彪不敬等鸡毛蒜皮的消息，要么就是罗瑞卿和毛泽东思想不合拍等空洞玩意。那些事情原本可大可小，可有可无。当时不论如何定论，日后历史总会做出客观评价。如果是别人揭发，日后可以说是搞错了。叶群亲自跑去，只能说那是有预谋的。叶群肯定想不到这些。因为她的精明适合生活。如果她足够精明，这种事就应该闪一边。 不仅如此，上海开会倒罗时，叶群又跑去作报告。讲啥呢，无法是把告密的那些话重复一遍。 罗瑞卿事件是文革的标志性事件。日后否定文革，叶群的这些举动就是铁证。叶群的铁证也就是林彪的铁证。九一三事件之后，林彪的罪名就是利用文化大革命施行反革命。叶群就是提供证据的那个人。 （二）背景 大饥荒之前，毛泽东的臂膀有两个，以林彪为代表的军人，以刘少奇为首的文人。建国之前， 战场上的林彪更为耀眼，刘少奇埋头于党务。建国之后，刘少奇走上前台，林彪身体不好，基本在养病。两条手臂原本交集不多，运转得很好。但是之后出现了变化。 抗美援朝结束之后，剿匪完毕之后，国家开始全面建设。特别是一九五四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后，各项职能都在健全。当时毛泽东打算把国家主席让出来。继承者要么是朱德，要么是刘少奇。后来朱德谦让了，国家主席便成了刘少奇。时间是一九五八年。 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军内出现了反教条运动。刘少奇和粟裕错误地被批（参见第二篇）。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林彪身体好转，准备出山，并且增补为政治局常委。林彪和粟裕，两位共军之中才华横溢、性格相似的天才统帅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里走向了两个方向。 如果国家按照预期的方向发展，政策充分执行，那么刘少奇将成为中国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也就没有日后的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话，新中国的历史将更为辉煌灿烂。 应该说在那样一个时间，作为领袖的毛泽东也做了两手准备：好的一手和不好的一手。 好的一手就是一切都好，具体表现就是粟裕。让粟裕靠边站，有两个目的：一，斩断刘少奇和军方的联系，二，为刘少奇日后留下一个掌控军事大局的人。因为刘少奇在军内威望并不高，和元帅的关系并不亲密。粟裕和刘少奇的关系不错。当初刘少奇整顿新四军，就发现粟裕的军事才华。 而且粟裕比较年轻，身体也不像林彪那般虚弱。 不好的一手就是以防万一，具体表现就是林彪。建国之后，林彪的工作就是问题。林彪身体不 好，又不喜欢和别人来往，不懂政治。由于彭德怀从朝鲜回来，威望如日中天，也轮不到林彪掌控日常军事。而他的地位又很特殊，工作比较难。所以林彪就一直闲着，这地修养，那地疗养，闲了将近十年。 当刘少奇走向前台，准备大干一番。毛泽东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假如刘少奇背离了自己定的政策怎么办？虽然刘少奇和自己合作了几十年，虽然了解党和国家的一切，但是也要以防万一。 不为别的，只因为伟大的政治家布局时总要考虑到方方面面。而当时正是大跃进的高峰时期，各项数字指标似乎非常顺利，一切好像顺利过了头。 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林彪出山了，进入政治局，地位高于主持日常军委的彭德怀，而且在反教条中间表现很努力。尽管很努力，仍然不像政治家，答案很简单，不是搞政治的料。 然后意外就来了，大饥荒。 一九五八年还在丰收，到五九年开始饿死人。一切转变得太快了，让人难以接受。正是让人难以接受，所以大跃进并没有停下来的迹象。就在饿死人和大跃进的背景下发生了彭德怀庐山罢官的那一幕。 庐山之上的林彪表现依然很努力，依然不像政治家，答案很简单，不是搞政治的料。庐山下来， 林彪取代彭德怀，掌控军事话语权。从那个时候开始，为日后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伏笔，只等那一天的到来。 林彪和彭德怀有啥区别呢？战争年代，林彪和彭德怀是共军的支柱性人物，是毛泽东最信得过的人。但是两人还是有很多不同。从为人处事，到指挥风格，到精神面貌，完全不一样。但是最大的不同还是对毛泽东的态度上。 彭德怀对毛泽东是尊敬的，信服的，但那得建立在事实基础上。说得更直白一点，彭德怀首先尊重事实，然后才是领袖毛泽东。战争年代的毛泽东，领导水平出神入化，彭德怀信服。所以危难之际，彭德怀总是挺身而出。庐山之上，建国之后，毛泽东出现了失误，彭德怀依然选择尊重事实。所以才有庐山罢官那一幕。 林彪对毛泽东则是另外一个样子。 （三）毛泽东使用林彪 要说林彪对毛泽东的态度，必须首先弄明白毛泽东如何使用林彪。 没有毛泽东的精心栽培，就不会有后来的林彪。毛泽东第一次见到林彪就认准他了。千里马与众不同，伯乐同样与众不同。 为了给林彪搭建平台，毛泽东可谓费尽心思。所谓平台，也就是搭档问题。毛泽东以常人无法察觉的眼光看到林彪的潜力。他要做的就是把那种潜力最大化，就是选择搭档问题。当初王尔琢意外死在自己人手中，林彪接任红二十八团长。当时的红四军党代表叫何挺颖。 何挺颖，陕西人，一九零五年出生，一代英杰。何挺颖大学毕业，而且是学数学的，日后又学习社会学，相当于文理双学士。作为热血青年，他参加过五卅运动，然后加入共青团，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参加过北伐战争，担任团指导员（国军中的政委），如果在国军中混，也有不错的前途。但是他为了信仰抛弃了前途，站到当时衰弱不堪的共产党那边。 共军来源主要是南昌起义，一部分是秋收起义。何挺颖就是来自秋收起义，一直跟着毛泽东干革命，资历堪比罗荣桓。正因如此，毛泽东才把他放在党代表（政委）的位置上。但是团长的林彪和何挺颖不来电。林彪是天才型人物，阴沉沉的，恃才傲物。按照聂荣臻的话讲，就是“专断独行”，排挤同级的政工干部，当连长时看不起营长，当营长时又反对团长，有非常浓厚的个人主义。何挺颖也是才华横溢。两个人搞不到一起，就会出乱子。后来何挺颖在战争中受伤。队伍转移时，军长林彪对受伤的党代表何挺颖不予理睬，导致何挺颖被杀。当然当时都很乱，谁也顾不了谁，这事不见得能怨林彪。但是如果要转移党代表还是可以的。 何挺颖之后，毛泽东又给林彪安排搭档，谢唯俊。井冈山上，毛泽东下岗失业时，连同下岗的还有四个人，毛、邓、古、谢四个人，被尊为毛泽东的小集团。毛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邓是邓小平，谢就是谢唯俊。毛泽东就把谢唯俊给林彪。 林彪和谢唯俊依然搞不到一起。林彪左看右看，看谢唯俊不顺眼，经常跑毛泽东那里倒苦水， 说谢唯俊妨碍工作之类的。毛泽东也很伤脑筋，怎么办呢，看了身边低调踏实的罗荣桓一眼，你去吧。 罗荣桓去了，林彪不再抱怨。罗荣桓和前两任不一样，是多干事、少说话、凡事对林彪比较尊重的那种人。战争年代，林罗合作那么多年，除了在东北叶群叨叨出一点裂痕，基本和谐相处。是前面两个不行么，也不至于。这事应该牵扯到政策问题。 共军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党指挥枪。有时候政委可以把首长顶得很死。比方说新四军中，政委项英就把军长叶挺架空。比方说后来的政委饶漱石就把军长陈毅挤走很长一段时间。林彪的前两任， 说白了比较较真，属于不让步的那种。罗荣桓呢，只是默默工作，把一把手的位置让给林彪。所以合作愉快。林彪是天才，天才都不喜欢被束缚。毛泽东要做的，就是把林彪的束缚除掉。也就是说在林彪身边，党指挥枪的那一条功能被减弱。后来共军统帅中，只有林彪和彭德怀身边的政委相对弱势。因为那两位太特殊了。 毛泽东用林彪，就是充分使用。为此宁愿削弱政委的一部分职能。这也是毛泽东用人了不起的 地方。看看对面的蒋介石，总是给军事天才旁边放一个拖后腿的。战争时代如此，和平年代也是如此。 第一次庐山会议之后，林彪取代彭德怀，掌握日常军委。毛泽东再一次给林彪搭建了平台。这一次他的搭档是罗瑞卿。建国之后，罗瑞卿一直在公安部长的位置上。庐山会议之后做到总参谋长， 负责日常军委工作。 按照历史渊源看，罗瑞卿和林彪也是关系久远且紧密。罗瑞卿长时间在林彪的领导下工作，对林彪也是比较尊重。如果不是后来文革过于严重，两人不会走向决裂。 那么林彪对毛泽东是怎样一个心态呢？应该一分为二，军事上和政治上，两个方面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相似，却又完全不同。 军事上，林彪对毛泽东表现出了独特的个性。比方说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复出掌军权，四渡赤水河之际，林彪说那是浪费时间、领导不行，导致毛泽东很生气，把林彪臭骂一顿。又比如说初到陕北之际，林彪又觉得不行，想去陕南打游击，又被毛泽东臭骂一顿。比方说东征时，林彪对兄弟部队支持不太给力，又被毛泽东罗嗦一顿。 尽管如此，这些并不能影响林彪和毛泽东的关系。他们是开诚相见的。东北战场，从四平保卫战到辽沈战役，林彪和毛泽东都有冲突，但那是积极有力的，起正面作用，前面已经说了，这里不再多说。 这些都是军事上的关系，真正有趣的是政治方面。 当时井冈山根据地草创，穷乡僻壤，吃喝拉撒都是问题，还要面对国军永无止息的围剿。林彪很纳闷，咱们有前途么？很多人都很纳闷。林彪和毛泽东的关系近，就给尊敬的毛委员写信表达自己的困惑，新的内容归纳为：红旗还能打多久。 林彪出事之后，有人拿着这封信做文章，证明林彪心里早埋下反革命的种子。实际上完全不是那回事。当时很多人都很困惑。因为大家信仰的共产主义和中国的差距很大。特别是苏联，人家在城市折腾一段时间就成功了。中国在城市里折腾不动。所谓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当时还不明晰。 毛泽东根据那个情况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在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上， 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他们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 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就会明白： 一，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战一天激烈一 天，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终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 二，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因之，也就会明白农村起义何以有现在这样的全国规模的发展。三，工农民主政权这个口号的正确。 四，相应于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 五，也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六，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 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 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信的内容点明了农村包围城市的路子、武装割据啥的，概括起来就是现在大家都熟悉的：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封信解决了林彪的疑虑，也解决了很多人的疑虑。 但是最能体现政治上林彪和毛泽东关系的还是另外一件事，关于张国焘。 毛泽东的党内对手中，张国焘是一个狠角色。战争年代，毛泽东被取代过好几次，好几次下岗， 跟陈毅、周恩来闹过矛盾，被博古、项英等人打压过。但是真正的危险则是来自张国焘。张国焘和其他人不一样，博古等人不过是书生。陈毅和周恩来行事光明磊落。而张国焘是个强权人物，他需要的是强权。毛泽东也是一个强势人物。 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 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中的整风运动，杀掉上千红军干部。甚至连徐向前的老婆都杀掉了。曾希圣的哥哥，黄埔军校毕业的，创建了红四方面军的电台破译技术，也被张国焘杀掉了。红一方面和红四方面军会师时，从级别上讲，中共中央在红一方面军，自然是主。而张国焘带的是红四方面军， 张国焘只是政治局委员，自然是次。 但是红四方面军实力远比红一方面军强大，有八万人马。红一方面军因为各种失误和斗争，只有不到两万人，而且衣着五颜六色，看上去像丐帮，物质奇缺。两军会师，相当于红四方面军接济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的李先念请红一方面军的杨尚昆吃顿饭，多弄了几个菜，把杨尚昆吃得很开心。 张国焘是个实用主义者，讲究实力的。一看这情况，立马联想到，中央这水平还不如俺老张干得好呢。俺老张把红四方面军调理得兵强马壮，中央军就那么一点人，不行，以后的事情得由俺老张做主。张国焘的办法有两手，政治和军事双管齐下。 涉及到林彪的部分是军事的。张国焘知道，红一方面军的支柱是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确切说是林彪和彭德怀两人。如果把两个人拉到自己怀抱，毛泽东差不多就成了光杆司令，凭什么和张国焘斗？所有张国焘就对两人表示亲切关怀。张国焘让人对彭德怀说，给人（补充兵员）给钱（现大洋）给物质。彭德怀不吃那一套，把张国焘的一切和毛泽东说了。 林彪则是另一番表现，不表态。在那种情况下，不表态意味着很多。以至于当时的政委聂荣臻都感觉到林彪似乎与张国焘达成了某种协议或默契。比方说某次开会，张国焘的心腹陈昌浩把聂荣臻留下来搞拉拢工作，让林彪先走。这怎么解释？红一军团内部，林彪的作用远胜聂荣臻。为何做聂荣臻思想工作而不是林彪？ 为此，聂荣臻还和林彪吵了一架。聂荣臻说：“你要注意，张国焘要把我们‘吃掉’。”林彪则不以为然：“不见得吧?”聂荣臻说：“不见得？我告诉你吧，张国焘有一个方案，要把我调到三十一军当政委，把你调到另一个军当军长。把我们调离原作战部队，这意图不是很明显吗？”林彪回应：“你这是宗派主义!”聂荣臻说：“这怎么是宗派主义呢？张国焘和中央的思想不一致，从会师以来到现在一直是这样。我们应该想一想，保持警惕，这是个路线问题。”林彪说：“既然是路线问题，那么你的意思是说张国焘的路线错了?”聂荣臻说：“我看张国焘的路线是错的。”林彪则反问： “你说他的路线不对，那他们怎么还有那么多人?我们才几个人哪？”聂荣臻也不客气，拍桌子站起来说：“人多就对，那蒋介石的人更多，难道能说蒋介石是正确的吗？” ——这段对白恰好反映了林彪当时的心境。为啥张国焘还有那么多人？统帅也是实用主义者。 他的思想还留在会理会议时代。在那里他挨了批评，就是因为军事主张和毛泽东不一致。此时对张国焘的心理是复杂的。因为从当时的情况看，张国焘的实力无疑是非常强大的。 这么说有证据么？证据就是当时毛泽东的选择。毛泽东决定北上时做了如下安排：让林彪带着红一军团向北挺近，自己连同中央则随着红三军团走在后面。然后两个军团通过密码联络。按照当时的态势，红一军团人数更多，而林彪又是毛泽东一手提拔和培养的。毛泽东和中央理应跟着林彪 才对。 但是林彪并没有在政治上背离毛泽东。这个特性一直持续到建国之后，林彪走上政治舞台。战争年代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和平年代就来了。 （四）林彪的选择 林彪一直都在选择，他面对的情况都是二选一。当初毛泽东和朱德争吵，林彪做了选择题，毛泽东。毛泽东和李德，林彪又做了选择题，毛泽东。毛泽东和张国焘，林彪还是选择题，毛泽东。 尽管原因各不相同，但结果是一样的。结果也证明，他的选择无比正确。其他人都没法给他提供他需要的平台。 建国之后的第一个十年，林彪不需要选择。因为只有一个选项，那就是毛泽东。从第一次庐山会议开始，毛泽东再一次面对选择题，毛泽东和刘少奇。 如果没有那三年饥荒，第一代领导集团就不会出现明显分裂。没有分裂，就不需要选择。没有人想分裂，没有人想选择。但是在巨大的历史问题前面，所有的个人意愿都是微不足道的。前面已经说过，三年大饥荒主要是政策失误。 那个政策是毛泽东为首的领导团体制定出来的。刘少奇原本是那个团体中的一个。当饥荒到来时，刘少奇试图调整那个政策，取得相当的成功。但是毛泽东不同意刘少奇那种更改。因为刘少奇的更改，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就是一种修正。 而毛泽东对修正路线是无法容忍的。不能一边骂苏联人搞修正，一边在自己家搞修正，很是说不过去呵。 但是刘少奇的修正确实起到了效果，以至于整个行政界都表示刘主席的办法不错。在七千人大会上，大家基本上站在刘少奇那一边。当时的毛泽东是孤立的。 孤立之中的毛泽东发现身后还有一个强大的支持者，就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 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林彪。林彪的讲话是在一月二十九号。他的讲话已经在刘少奇篇章里讲了一些，这里再大致说一下。两天之前，也就是一月二十七号，刘少奇讲了他那著名的“虎头蛇尾” 的报告。 林彪首先讲了军事问题，老一套，就是可能来自北方（苏联）和南方的危机。然后话题转移到当前问题上：“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 林彪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我 们应该采取这条路线，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是需要多、需要快、需要好、需要省的，是能够多、能够快、能够好、能够省的。我们需要鼓足干劲，能够鼓足干劲；需要力争上游， 能够力争上游。我们不能有相反的做法，不鼓足干劲的做法，不争上游的做法，少慢差费的做法。 我们工作中产生的一些缺点，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间的毛病。” 林彪说：“关于大跃进，事实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可以大跃进、应当大跃进的。所谓大跃进，是从比较来说的。我们不能以一种主观的过高的指标来衡量我们是不是大跃进，而是要根据现实的可能，同我国的历史状况来比，同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来比。从这种实事求是的观点来看， 即使目前这几年的指标低一点，作为整个历史阶段来看，我们还是大跃进，这一条是无疑的。大跃进是正确的。” 林彪说：“人民公社，具有很多优越性。在开始阶段，我们还没有完整的经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人民公社这种制度，把过去初级化、高级化的优点都集中起来了，同时又增加了新的特点， 毫无疑问，这种组织，在今后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它将随着实践的经验更加证明是正确的， 是能够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快、更好地发展的。” ——总之，三面红旗是对的，总路线是对的，大跃进是对的，人民公社是对的。怎么评价林彪这个表态呢，三个字，想当然。 因为林彪半辈子沉迷于战场上，纵横天下，但是政治他真的不在行。虽然大家都说政治和军事是相通的，但是完全是两个操作系统，两套技术手段。军事上，管你用什么办法，只要把对手的肉体消灭就行。政治上，管你用啥办法，得把大家的嘴堵上。 林彪的专业技术是消灭对手的肉体，堵嘴是不可以的。而且林彪一直在养病，养病的地方就是东北、北京、北戴河、苏州、杭州几个地方。那些地方也有饥荒，但灾情并不严重。所以也可以说林彪对实际情况根本就不懂。 但是既然走上政治舞台，就要想办法把大家嘴堵上。面对灾情，林彪如何解释呢？ 林彪说：“两三年以来，我们国家在某些方面发生了一些困难。这种困难，是多方面造成的。特大的自然灾害，连续的自然灾害，有些地方遭受到毁灭性的自然灾害，这给了我们不可逃避的困难。我们工作上也有一些错误。可是这只是工作上的错误，而不是路线上的错误。” 林彪说：“我们在物质方面，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方面，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们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的收入。我们有失的一方面，也有得的一方面。这种失的方面的作用，暂时还看不清楚，我们应该相信，我们所得到的经验，将要发挥很大很大的作用。就像小学生付学费一样，学出来以后作用就很大了。一个小孩子，从上小学起，一直到上大学毕业，十七八年的时间，他什么也 没有生产出来，相反的，尽吃、尽穿。但是他学了以后，就会起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付出那一点物质和时间，不让他学那么一下，他就不行。” ——还是想当然。因为他并不了解灾情。 这样解释听起来是有道理的，忽悠不知情者也可以。但是七千人大会上那些人，哪一个都是千锤百炼，都是从地方跑上来的，大饥荒每一个人都有份。如果不是灾情严重，按照他们的行为作风， 下面自己解决了，没必要跑到中央检讨，多丢人啊。 林彪这么解释，也算客观上为大家开脱。但是说服力显然不够。原因很简单，漏洞太大了，已经难以糊弄。烂摊子怎么收拾？怎么对得起父老乡亲？如何面对自己的信仰？林彪显然没办法解释。但是林彪终究是林彪，他又想到一个办法。 林彪说：“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 林彪说：“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这就是林彪的想法，不是毛泽东思想错了，而是大家把毛泽东思想执行错了。 当时当然可以这么解释，现在也可以这么解释，但仅限于理论上。但问题在于，三面红旗也是毛泽东的思想结晶，也是政策。但是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马龙山、路宪文、吴芝圃、李井泉等人都绝对不想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重新来过。 林彪想当然地以为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怎么样，正如他想当然地夸大天灾是一样的。毛泽东思想在原则上是行得通，具体政策上可能是错的。正如孔子思想总体上行得通，但是具体到君君臣臣政策上就可能是错的。正如基督思想总体上行得通，但是具体到教会教条上可能是错误的。但是林彪不懂这一切。因为他的专业是军事上。当然，也可以认为，他懂，但是没有说，或者不能说。 总之，他把思想和政策混为一谈，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这个错误远比战场决策失误严重很多。 这一篇讲话概括起来就是，大家有错误，自己找，领袖是没错的，大家要继续跟着他。反正我是跟着他的，谁敢反对他，我就不答应。不信可以试试看。就这样，洗洗睡吧。 从林彪的生活习惯和行为看，他并不了解当时的世界。即使了解，也是通过各种资料。即使详尽的资料也不如实地考察。而当时的中央领导人，都有外出实地考察的。毛泽东自己坐车外出巡游， 秘书回到各自的家乡调查。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全部亲自外出实地考察。 这样就引出一个问题，林彪为何对不了解的世界长篇大论发言呢？换句话说，身处高层，不管想与不想，一举一动都代表着很多立场和目的。对于一个沉默寡言的人而言，那么大张旗鼓地支持一个人，总会有自己的目的。那么林彪的目的是什么？ 林彪的笔记里有过这样一段话：“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仿恩（格斯）之于马（克思），斯（大林）之于列（宁），蒋（介石）之于孙（中山），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要亦步亦趋，得一人而得天下。”这段话现在被用来证明林彪是个野心家。林彪是不是野心家暂且不论，但这段话里透漏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即法统。 恩格斯在马克思死后继承了他的工作，把《资本论》补全，干得很漂亮，成为马克思之后共产主义世界的领袖。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事业，带着苏联完成了工业化。蒋介石无时无刻都在宣传自己是孙中山的继承人。他们之间，都有一种联系，就是法统。 所谓法统，也就是继承人的地位。 林彪从他的角度出发，在他的知识范畴和思维方式中得出如此结论，就是要继承老领导毛泽东的事业，为毛林。但是林彪的处境远比恩格斯、斯大林、蒋介石糟糕。 恩格斯续写《资本论》时，马克思已经过世，留下第一国际的烂摊子，总得有人收拾。而恩格斯恰好是收摊子的人，而且收拾得很不错，不仅补全了，还完善了马克思主义。事情必须有人完成。 恩格斯完成了那些事，所以有了继承权。 列宁的苏联也是一样，内忧外患，敌人一波接一波，问题一波接一波，危机一波接一波，看起来摇摇欲坠。列宁死后，留下一个巨大的真空，说白了也是一个烂摊子。斯大林通过谋略上位，通过铁腕扫除一切。在斯大林的铁腕下，苏联迅速完成工业化，然后才有苏德战争赢得胜利，威望达到顶峰。 孙中山就不用说了，去世时的全部地盘也只有广东一偶，还受陈炯明的威胁，也是一个烂摊子。 蒋介石带着一帮人南征北战，东拉西忽悠，基本上统一了中国，赢得继承权。并且在八年抗日战争中成为中国的最高领袖。 看看这几个人，需要如下条件：一，在前一个人身边扮演重要角色，恩格斯在马克思身边扮演重要角色，斯大林在列宁身边扮演过中原角色，蒋介石在孙中山身边扮演重要角色。这个条件林彪合符。林彪一直在毛泽东身边扮演重要角色。 第二个条件，前面那人不在了。恩格斯当老大是在马克思去世之后。斯大林重整苏联是在列宁去世之后。蒋介石修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也是在孙中山去世之后。这个条件林彪不符合。当时毛泽东才六十多岁，身体健康，精神很好，思维敏捷，看问题尖锐，正准备大干一番。反观林彪身体倒是弱不禁风，给人摇摇欲坠之感。 第三个条件，烂摊子。马克思、列宁、孙中山都留下一个烂摊子等人收拾。中国当时也可以说是烂摊子，经济建设走向死胡同，大饥荒导致那么多人挨饿。政策继续调整。应该是另一个大人物出现的时候。林彪选择了在那个时候表演，应该说眼光还是很准确的。但是结果已经很严重，那个人，如果说有那个人的话，也是强调政策调整的刘少奇，而不是林彪。 从这几个条件来看，林彪想要成为“毛林”，情形不容乐观。因为他只能躲在毛泽东身后，所有的政策都是毛泽东制定，所有的荣耀归毛泽东，所有的过失也归毛泽东。尽管林彪足够出色，足够威武，干过很多事，但是跟他想要成为的“那个人”差别依然很大。 林彪决定好好努力，加油干活，缩小差距。条件不成熟那就创造条件。他创造了什么呢？两个字，政治。 （五）大比武 七千人会议之后两年，毛泽东搞小四清运动，然后刘少奇又把小四清升级为大四清。政治运动如火如荼。差不多在相同的时间里，军队也发生了一个标志性事件，练兵比武。 当时军委要改革训练方式。李德生少将在部队视察，苦思冥想新方式的内容。李德生，河南新乡人，生于一九一六年，起于红四方面军，从小兵干起，一步步上升。长征中由于张国焘反复，草地过了三次，雪山爬了两次。抗战中参与过奔袭明阳堡日军机场，参加过百团大战，解放战争中又直接参与淮海战争，随后加入志愿军，在最残忍的上甘岭战役中接受考验，可以说是身经百战。这样一个人，经历过共军历次战斗的老将，作战经验上无可指责。这样一个人想要寻找新的训练方式， 一定不容易。因为之前的共军经历过各种残酷而残忍的考验，能生存并胜利，可以说方法是有用的。 但也正是条件艰苦，战争一波接一波，基本上都是在实战中磨练，系统训练很少。现在要改革训练， 怎么改变？ 李德生也学着政治运动的办法，到各个部队去蹲点。蹲过很多地方，都很失望。失望过多次之后，迎来巨大的希望。一次蹲点中，他找到一种让他满意的训练方式。李德生认为，问题解决了。 于是他找到那个指挥训练的副连长，郭兴福。 那种让李德生心动的训练方式是郭兴福亲自创造的。 李德生把郭兴福塑造为典型。这个典型和四清运动中塑造的典型完全不是一回事。政治运动中的典型，多半都是斗争的产物。而军训典型，是骡子是马都要遛的。而且郭兴福能否成为典型，不是李德生说了算，上面还有很多大人物的。大人物看，行。 一九六三年底，叶剑英给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发一封信：“罗总长并报军委：我于十二月二十三日到南京，二十四日到镇江参加总参军训部召集的郭兴福教学方法现场表演会，看了郭兴福以及南京军区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以后所涌现出的许多优秀教练员和先进分队的八个课目的表演(总共有 十九个课目)。看了以后，大开脑筋，大开眼界。充分说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 ——在全军推广一种方法提高军人素质，名曰郭兴福教学法。 郭兴福何许人也？能让叶剑英如此看重？就是典型的共军：贫农家庭，幼年丧父，生活困苦， 没念过几天书。因为吃饭问题跟了共产党，然后又信仰共产主义。但是郭兴福算是战争年代最后一批共军。一九四八年，十八岁的郭兴福加入共军，是典型的后进生。但是来得晚没少干活，淮海、 渡江、淞沪、漳厦等战役。打完仗后，到军校“进修”过一段时间。大饥荒时代在南京军区当副连长。 但是英雄不怕出身低，英雄不怕地位低，英雄不怕文化低，一切可以在实践中得到。 虽然全国大饥荒，但是郭兴福没有闲着。作为基层军官，他干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创立了一种新的练兵方法，即郭兴福教学法的原创作者。主要特点：第一，善于在教学中抓思想，充分调动战士练兵的积极性，并能够发扬教学民主，集中群众的智慧，实行官兵互教，评教评学；第二， 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 合在一起，把兵练得思想红、作风硬、技术精、战术活，而且身强力壮，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第三，采取由简到繁，由分到合，情况诱导，正误对比的方法，逐步加深认识，掌握要领；第四，把言教与身教，苦练与巧练结合起来，使战士听不厌， 百练不倦；第五，严格要求，一丝不苟，谆谆善诱，耐心说服。 反正理论就这么多，要做全军推广，必然是大动作。当时大家都在搞政治运动，还折腾啥大比武呢。 中国军队打完抗美援朝已经七八年了，没怎么动过。虽然在六二年时敲打了印度，也只是小规模。当时中苏关系紧张，双方大规模陈兵，战云密布，随时有擦枪走火的可能，数千公里的国境线上，远比今天的钓鱼岛地区压抑烦闷。而南方也不平静，越南那边一直在闹腾呢。虽然七八年不用兵，士兵却随时都可能上战场，正是在那种情况下，军委搞出来了一个比武练兵。 罗瑞卿收到叶剑英的电报后，立即送给毛泽东和林彪。毛泽东仔细审读了一遍，把“把兵练得 思想红、作风硬、技术精、战术活，而且身强力壮，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下面划了一道杠，说： “这一条我最感兴趣。”同时指示，郭兴福教学法对传统的练兵方法不仅是继承，而且有发展。而且让主官一把手亲自抓。 事情就这么定了。一九六四年一月三号，中央军委关于全军学校郭兴福教学方法的指示： 各军区，各军兵种，各院校，各总部： 现将叶剑英同志参观郭兴福教学方法现场表演后给军委的报告转发给你们。军委同意叶剑英同志的报告。全军应当立即行动起来，掀起一个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运动。在一定意义上说，宣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规模，大体上要像宣传学雷锋、学好八连一样，要反复宣传，使它深入人心，引起全军广泛的密切的注意。 郭兴福教学方法，不单是包括一个军事训练问题，还包括政治思想工作问题，还包括作风问题， 也还包括群众路线问题。这是我军传统练兵方法的继承和发扬。我们应当抓住这个典型在全军推广， 以使军委和林总关于军事训练的方针、原则、方法进一步落到实处，使我们的军事训练工作练出更能过硬的真本事来，做出更大更扎实的成绩来。 军委相信，只要全军共同努力，掀起一个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广泛深入的群众运动，全军就一定会出现更多更好的新的“郭兴福”；一定会出现一批各军区、各军兵种、各院校，各行各业自己的“郭兴福”；一定能够把我军的训练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附去叶剑英同志的报告，请一并加以研究，认真贯彻执行。 调子定下来之后，剩下的就是推广了。罗瑞卿亲自去抓。随后的时间里，罗瑞卿到处宣传推广那个方法，搞得很多人不以为然。毕竟嘛，大家都是老家伙，见过世面的，后生小辈郭兴福能有多少能耐？ 一月二十五号，罗瑞卿找到机会，搞一场现场表演。观看者有陆、海、空军军以上单位的首长、高等军事院校首长、各总部业务部门的负责干部一百多人，都是牛人。罗瑞卿也不说废话，直接让郭兴福上场表演。大家一看这不是演戏，要来真的，都集中精神，看看到底有啥门道。 一年之中，一月份最冷。郭兴福很不走运，碰上阴雨绵绵的天气。那种环境下，即使穿上羽绒服也能冻得牙齿打架。当然郭兴福和他的战友们是没有羽绒服的，只能刺骨的寒风和绵绵的阴雨中现场表演。表演的舞台就是训练场，而且很泥泞。不是遭罪受么这不？但是没办法，这不是别的， 是要上战场的。战场之下狠一点，战场上成活的概率就高一点。如果搞室内表演，就郭兴福他们那相貌是吸引不了那些牛人的。人家看文工团岂不是更好？ 郭兴福一点也不含糊，指挥战友们就在泥泞中施展，很快变成一个个泥人。但是他们没有停下 来，一连串演出几个小时。要知道那种天气下，全身泥人，搞不好就送命了。但是从头到尾都是生龙活虎。各位将军们也不含糊，冒雨观看不说，而且越看越起劲，丝毫没有看文工团提不起精神、 开会打盹的现象发生。大家仿佛又回到了烽火连天岁月，想起爬雪山、过草地的时刻，想起了寒冷的朝鲜战场。 他们真心地为郭兴福鼓掌、喝彩。 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称赞：郭兴福真把兵练活了。在小组会上，他忍不住第一个发言：“过去我们也当过基层干部，也教过战士，但是没有郭兴福搞得好，他教得严、教得细、教得活。战士稍有一点差错，他能及时发现，耐心纠正。他训练出来的战士，脑子反映很快，能在紧张、复杂的情况下，作出正确的处置和动作。我们的部队如果都能训练成这样，那就什么敌人都不怕。” 军事学院院长张震说：“今后打过仗的老干部越来越少，缺乏实战经验的干部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怎样做才能使新干部把我军优良的战斗传统和丰富的实战经验传下去呢？现在郭兴福的实际行动告诉我们，采用多流汗，多用脑的办法，就一定能够把我军多年用鲜血凝结起来的宝贵经验传下去，并且大大发扬起来。” 副总参谋长张爱萍说：“从红军起到现在，没有看过一个班的防御搞得这么好。”在表演中，特别引起大家注意的是有两位政治工作干部，一位是随侦察兵进行攀登作业的指导员侯书信，另一位是随通信兵进行架线作业的副指导员商顺富、侯书信已 30 多岁，但同战士们一样全副武装爬上峭壁。商顺富同战士们一样爬高竿、上房檐。大家看了都说：“这是郭兴福教学方法在政治工作干部身上开出的鲜艳花朵。” ——看这口才，刚刚滴。 大比武规模空前，而且赢得了很不错的口碑，应该说圆满成功。 罗瑞卿总结发言：“过去主要靠打仗来训练，现在主要靠训练学会打仗。搞好军事训练，乃是最重要、最具体的战备。” 罗瑞卿指出：“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我军军事训练的方针和原则，是编写条令教材的指针。我们已经有了正确的训练方针和原则，还必须有正确的训练方法。而郭兴福教学法就是一个比较完整、 比较成熟的教学方法。” 罗瑞卿指出：“郭兴福的教学方法的特点是红、活、硬、细、实。红指的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是政治上好；活就是教得活、学得活，练得活、用得活；硬就是战术过硬、技术过硬；细就是教得细致具体；实就是实实在在、扎扎实实，从实际出发，从实战需要出发。他指出：郭兴福教学方法着重在一个‘练’字。只有下苦功夫练，才能真正练出硬功夫。”当然最后还是老一套：号召 学习郭兴福，赶上郭兴福、超过郭兴福，掀起军事训练的热潮，把我军训练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此刻的罗瑞卿是得意的。身为总参谋长兼军委秘书长，他是此次大比武的实际策划人和执行者。 大比武如此成功就意味着个人干出了成绩。特别是和平年代，军事长官想干出点成绩不容易的。因此他有得意的理由。 罗瑞卿的特长也是搞军政，但是他显然没有意识到当时的局势非同寻常。或者说正是意识到局势非同寻常，才要搞出点成绩，增加自己的筹码。当时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方兴未艾，从小四清到大四清，高层分歧越来越大。军方虽然相对封闭，但大家都是共产党，一家人不是，政治中的分裂必然波及到党内，再从党内延续到军内。 南京大比武掀起了一股热浪，向四面扩展。然后是天津大比武，济南大比武，随即又掀起一系列军事演习。一连串的动作中出现很多问题，主要是钱的问题和人的问题。 先看钱的问题：比武也好，演习也罢，归根到底都得用钱，用很多钱。虽然大家都是老干部出身，能节俭就节俭，能将就也行。但依然要花钱。那个时代的中国刚刚从大饥荒中走出来，老百姓贫苦，国家也穷。一点资源都是心头肉。而且全国范围内查账啥的。此时通过大比武和演习花那些钱，虽然是国家形势不妙，该花的钱还是要花，但是必然有很多人眼睛在盯着。 再看人的问题。 人的问题，就是风气问题。中国人有一个特征（或许外国人也有）（好坏先不说），就是喜欢跟风。一种新的东西出现，受大家追捧，马上必然有很多类似的玩意潮水般涌来。比方说一个电影票房好了，马上就有无数类似的电影，直到让观众胃口道完。这个特征不是现在才有的，而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 一个郭兴福在大比武中红了，就会有很多类似的人物出现，他们是李兴福、王兴福，他们是典型。郭兴福人家虽然红了，但是人家有真才实学，确实有能耐，值得推广。知道几十年之后，文革结束，郭兴福死去，郭兴福教学法还在影响军队训练。但是跟风者就不一样了，就是跟风而已。原因很简单，军事训练，每一种训练方法都是千锤百炼。可不像商品，把手机换块电池就是另一个牌子，把药物中的某种成分增加或减少一点就是新药，那是忽悠人却有利可图。军事最怕忽悠。 典型的背后都有人在支持。每个典型都是钱堆出来的，需要包装、策划、宣传，都需要钱。国家根本就没多少钱。给军队的经费也是有限。有限的经费用来浪费，那是让人难以接受的。特别是周边危机四伏的情况下。 那种情况下，罗瑞卿在到处推广郭兴福时又多一个任务，到处灭火：典型不需要太多。但是私下忽悠不可怕，上升到政治问题就大了。 那么这一切和林彪啥关系呢，关系很大。 （六）突出政治 和平年代，军队搞大规模动作，实际是一笔政治资本。这笔资本中，荣耀归于罗瑞卿。因为他是实际负责人。罗瑞卿一人去负责大比武，实际上有点大包大揽的嫌疑。比方说，当时叶剑英元帅主管军事训练。大比武也是叶剑英写信给军委提出的。当大比武开始时，竟然没有叶剑英什么事。 只有罗瑞卿在搞。按道理说，叶剑英级别比罗瑞卿高，干革命资历比罗瑞卿早，军方根基也不差， 又是主管那方面的工作，没理由被晾在一边的。 后来在批判罗瑞卿时，虽然主要罪名很扯，但是有部分还是对的，就是有点嚣张跋扈、刚愎自用。仅仅怠慢叶剑英一人，那也好说。还有一个人是罗瑞卿玩玩不应该怠慢的，就是老领导兼顶头上司林彪。 正常情况下，那么干也是没问题的。因为罗瑞卿是毛泽东的忠实粉丝。和林彪一样，罗瑞卿也是毛泽东一手培养的。想当初罗瑞卿大难不死，孤身一人从武汉跑到井冈山，找到组织，一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工作。无论什么情况下，罗瑞卿对毛泽东的态度不会变。从建国第一个十年，让罗瑞卿当公安部长就能看出来。从庐山会议之后，让罗瑞卿当军委秘书长就能看出来。战争年代看，罗瑞卿和罗荣桓一样，是林彪的好帮手。庐山会议之后，林彪成为军方招牌，他的搭档就是罗瑞卿。 军委日常工作也是由罗瑞卿主持。 但那时不正常情况，因为建设出了问题，大家都在搞政治运动。同在一党的屋檐下，都免不了。 罗瑞卿和林彪，名义上是军方，实际上政府内部也有职位。而且扯不清。 就军委内部说，罗瑞卿和贺龙关系很亲密。贺龙和林彪关系一直不怎么样。贺龙是前辈，林彪是后起之秀，加上薛明和叶群那扯不清的关系，庐山会议之后又存在竞争。贺龙和彭真的关系很好。 贺龙和薛明搞恋爱，彭真就是媒人。到北京之后，彭真更是经常拜访贺老总。而彭真正是刘少奇最重要的助手，而且和林彪关系很不好。当初在东北，两人矛盾一大堆。而罗瑞卿本人和彭真关系也很铁，从延安时代就不错。比方说建国之后，北京市长彭真和公安部长常常展示一下革命同志之间的亲密友谊。 由于罗瑞卿当时的地位很重要，刘少奇对罗瑞卿也很客气。而此时刘少奇已经站在毛泽东的对立面。七千人大会上，除了林彪之外，罗瑞卿并没有明确坚定地表态支持毛泽东。相反，彭真还在大会上火了一把，说毛主席也该检讨。 这些关系实在太复杂了。正是这些复杂的政治关系把大比武提升到政治层面，把它推向政治层面的，恰好是林彪。 后来林彪责怪罗瑞卿不通气，根源就是从大比武时代开始的。因为那事确实没有对林彪表示足够的尊重。毕竟林彪是军队代言人嘛。虽然小事不怎么管，全军比武那样的大事，不可能放任的。 邱会作后来回忆，林彪听了汇报后说：“空军的建设有成就，对空军应当宣传一下。”为啥要学空军呢，空军司令刘亚楼是林彪的铁杆。罗瑞卿原本也是铁杆，现在生锈了。林彪让罗瑞卿学习空军，实际上是传递信息：不要跑太远了。 按照邱会作回忆：林彪知道刘亚楼和罗瑞卿混得过密，经过反复考虑提出向空军学习，从而拆散罗瑞卿和刘亚楼之间的不健康的关系。罗瑞卿对林彪的这一举动感到突然，他说：“我们真跟不上林总的思想，学空军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他在表面上采取了拥护的态度，却又在办公会议上说： “学空军是有政治目的的”。 不错，一切都是政治目的。问题是那个目的该如何解释呢？ 罗瑞卿的大比武，作为罗瑞卿的上级，林彪要突出政治。 突出政治，日后成了林彪的罪状。 根据这个罪状：政治斗争是不好的，林彪在政治斗争之中突出政治，加速了政治斗争，使得很多人受到伤害。所以林彪是坏人，很坏的那种人，是那种为了达到目的，吹牛拍马屁、不顾他人死活的那种坏人。仿佛日后的种种不良现象，都是因为林彪的不良目的，即以“马恩”“列斯”“孙蒋”为目的，继承毛泽东的地位。 实际情况如何呢，过度的政治斗争确实不好，林彪确实在政治斗争中突出政治，但并不能就此认定林彪是很坏的那种人。 首先看突出政治，这并不是一条很大的罪状。因为突出政治是党的传统，即使在军内，当指挥抢也是一条铁律，谁敢触碰谁就会死得很难看。身为军界的招牌人物，如果林彪敢对政治视而不见， 那才是见鬼了，结局将会可以预见，彭德怀的例子就在前面嘛。 林彪突出政治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对毛泽东有交代，伟大领袖，俺是忠于你的，以前是，现在还是。所谓突出政治，还是重复那些老话题。老话题就是遵循当的领导，毛泽东是党内一把手。 那是战争以来形成的传统和政策。在那个政策之中，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是无法撼动的。这个思想和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思路一脉相承的。 那次大会上，林彪对毛泽东表达了言语上的支持，还表达了团结的重要性：“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我想，事情千千万万，项目多得很，而最大的、首要的，是党的团结。 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当时林彪是抓住“团结”做文章。因为历次困难面前，共产党的法宝都是团 结一致。 没有人想要破坏团结，但是巨大的灾难面前分裂已经不可避免。所谓分裂，也就是以刘少奇和邓小平为首的人要“调整”之前的政策，走“修正主义路线”。林彪强调团结，就是要威慑他们。 如果说那次大会还是言语上支持。此后的时间里，言语表了行动上的支持，即以军方招牌人物的身份表态，突出政治，加强团结。如此，相当于代表军方表达对毛泽东的支持。当时的政界，正是刘少奇全力拔高四清运动，把小四清推向大四清的时期。 另一个目，是对下。 大比武基本上是罗瑞卿一个人在搞，连主管军训的叶剑英元帅都没有多少镜头。作为罗瑞卿老上级的林彪，自然也很不爽。特别是联系到罗瑞卿与彭真、贺龙、刘少奇的关系时，更为不爽了。 至少林彪明白，罗瑞卿已经不再是之前的那个罗瑞卿，至少不再对他林彪言听计从了。 林彪在那个时候强调政治，正如强调他对毛泽东的支持一样，同时也在敲打罗瑞卿，不要走太远，最好还是支持你的老领导。 但罗瑞卿显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有自己的打算（参照前文），但还是低估了一点，即林彪在军中的巨大影响力。共军之中，像彭德怀、林彪那种级别的人，除了毛泽东亲自出马，是谁也难以撼动、难以取代的。 从当时的局势和林彪的身份、处境看，选择那个“突出政治”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看问题要看本质，本质就是，虽然“突出政治”可以理解，却是务虚不务实。 务虚，说白了就是不干实事。 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作为技术手段，片刻的务虚是可以理解的。不论为了达到什么目的，长时间的务虚是不可以理解的。那是一个巨大的陷阱，不论是谁，掉进那个陷阱里都将付出巨大的代价。 毛泽东也好，林彪也罢，或者说甲乙丙丁等草根。 （七）务虚与务实 政治舞台上，看看史书上赞扬的那些人，基本上都是务实主义者，在政治和军事上取得成就的人；那些被批判的人，基本上都是务虚。 务实之人，看看秦国的商鞅、齐国的管仲，都是通过自身远见和卓越的政治才华赢得了一系列赞誉。再看看宋朝的王安石，明朝的张居正，也是一样。干了实事，让国家和百姓得到利益，总会被记住的。 务虚之人，看看党派之中的那些阴谋家和书呆子，满口仁义道德，但仅仅停留在嘴上。比方说唐代的朋党之争，比方说明代的阉党和东林党。都是满嘴大道理，却不能把哪怕一点点的道理落实下来的主。用一副对联给他们画皮：墙头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看见务虚和务实两个字，不要想当然地认为务实是干活，务虚就是不干活。不是那样，很多人务虚，同样也是忙得噼里啪啦，开会、作报告、走场宛如一台工作机器。 对高层而言，务虚和务实的区别在于：说出去的话、制定好的政策能否贯彻实行。林彪想做那种人？当然不想，问题是他在干那种事。 对林彪来说，他的前半生毫无疑问是务实的，因为战绩摆在那里。之所以说是务实的，之所以能赢得那么大的战绩，皆因我班子稳固，军令如山，言出必行。后半生则是务虚的，因为陷入政治斗争中无法自拔。而政治斗争中那些口号是没办法落实执行的。 庐山会议之后，林彪接替彭德怀。但他只是一块牌子，因为他没有彭德怀那般的精力和身子骨， 啥事都能自己动手。林彪更多的时候是待在恒温的房子里苦思冥想。军委日常工作本来应该是他的份内事，却落到贺龙和罗瑞卿身上。贺龙从来就不是给林彪打下手的。至于罗瑞卿，本来对林总客客气气的，时间长了，活都是自己干的，渐渐有了自己的想法。 如果军委日常工作是林彪亲自抓的，大比武是林彪亲自搞的，那么在开会时“突出政治”就是实实在在的。现在干实事的人跟他不在一条船上，他就变成了务虚主义的代言人。 但从林彪的性格上讲，他从来就不是务虚的人。他甚至懒得因为要搞人际关系而讲废话。他制定的那些战术也是实用的。如今转战政治舞台，虽然布景、道具都变了，林彪还是那个林彪，依然不是务虚的人。但是他一直在干务虚的事，吧唧吧唧讲，讲了半天还是空话，因为干事的不是自己的人。 前面说过，处在他的位置上，必须“突出政治”，操持日常军委事务的两个大人物他无法驾驭。 为了突破那个尴尬，为了“突出政治”变得言之有物，唯一的办法就是换人。把各个重要部门换成听话的自己人，让整个军委像当年野战军司令部那般有效。 但是贺龙和罗瑞卿都是鼎鼎大名的人物。特别是贺龙，共军中非常独特的一个人。想动他们并不容易，而且不可能一步达到目的。在达到目的之前，必须进一步制造麻烦，等待局势变迁之后重新洗牌。如何制作麻烦呢，继续务虚，继续讲政治。 军方本来就不是一个务虚的地方，因为政治运动风波波及进来，才搞得风浪很大。但不管风浪多大，军内同志们基本上都是实干家。对于说话、讲理论那一套，有领袖去干就可以了。其他人最好还是个干个事。道理是很明白的，一个队伍内部，有一个诸葛亮那是好事，有助于提高办事效率。 大家都是诸葛亮，那就要乱套了。 要讲诉林彪当时的处境，只需要看看他和罗荣桓的关系变化就知道了。战争年代，林罗铁板一块，为共军最经典的搭档之一。就是那样一个铁杆搭档，却在和平年代出现了裂痕，而且他们之间没有利益冲突。 五、罗荣桓倒下 （一）罗荣桓元帅 十大元帅中，罗荣桓是特别的一个。因为他是政治元帅，他的存在体现共军特色。湖南走出的共军三大元帅中，各个都特点鲜明。彭德怀和贺龙就不用说了，罗荣桓的特点就是低调，低调到让人以为没有特点。 十大元帅中，罗荣桓和毛泽东的关系最为亲密。毛泽东如此重视林彪，林彪和毛泽东的关系一直没能跨过罗荣桓。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号，罗荣桓去世。当时毛泽东正在中南海颐年堂开会，负责国防工业的聂荣臻元帅正在汇报十年科学技术规划。当时正是中苏关系破裂，也是中国原子弹和导弹攻关的关键时期。毛泽东听到消息之后，让大家起立默哀。 默哀完毕，毛泽东说：“罗荣桓同志是一九零二年生的。这个同志有一个优点，很有原则性，对敌人狠，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地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则性强，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那天夜里，毛泽东的心思都在罗荣桓那里。夜深了，不能入睡。吃了安眠药，还是久久不能入睡。躺下又起来，写了首诗——《吊罗荣桓》：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斥鸢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毛泽东一辈子写诗不少，大多都是豪迈豁达之作。真正怀念故友的只有两首，除了《吊罗荣桓》， 另一首为《蝶恋花.答李淑一》。那首《蝶恋花》也是浪漫豪放之作。唯有这个《吊罗荣桓》情真意切，真情藏于安宁。毛泽东和罗荣桓的关系，就是这首诗里的关系，低沉。低沉到两人共事几十年没有留下一张照片。 十大元帅中，只有罗荣桓是跟着毛泽东从秋收起义中走出来的。但是那并不是他和毛泽东关系亲密的理由。特殊的罗荣桓元帅首先是一个特殊的人。 罗荣桓，原名慎镇，字雅怀，一九零二年生于湖南省衡山县一个乡绅之家。因为家境还可以， 受到不错的教育，先是念私塾，然后念新式小学，再读中学，最后进入青岛大学。那时候恰逢五四运动爆发，那时代火一样的热情击中了罗荣桓的心。随后又去武昌中山大学念书。两所大学中，罗荣桓选的都是理科。 他的最初志向是一名建筑师，想走实业救国的路子。但是他很快就发现，在当时那年头，一个建筑师能否找到工作机会先不说。即使找到工作机会，毕生的心血，也不够一场战争破坏的。太黑 了，世界太黑了。想救国，当务之急不是实业，也不是建筑师，而是首先终结掉那恐怖的黑暗，让有志之士和有才之人有一个平台。那就只能干革命了。 所以出身乡绅之家——不愁吃穿、大学毕业——应该也能找个职位混饭吃的罗荣桓投身革命事业。在日后的岁月里，罗荣桓单衣草鞋遮体，小米饭、南瓜汤果腹，穿梭于枪林弹雨之中。但是他不后悔。路是自己选的，信念是自己的，那就不用回头。 不仅自己不后悔，还用自己的知识帮助他人，解决同志们的困惑，也就是所谓的政治工作。他从最基层的连队干起，与贫苦农民出身的广大战士同甘共苦，而且身先士卒，一步一个脚印往上走。 榜样的作用与革命理论相结合，效果非常的好。 罗荣桓参加井冈山起义，然后队伍转移。队伍转移过程中，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减员、逃兵、思想悲观，一系列问题。为了解决那些问题，毛泽东在三湾那个地方搞了一次改编。三湾改编在共军历史上非常重要。多重要呢？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创造性提出了富有共军特色的“党指挥枪” 的原则。 正是那次举世闻名的改编中，罗荣桓开始了党代表的职业生涯。他带着一副近视镜在一群大老粗中看起来是那么的另类——而他的工作却是那么的有效。 罗荣桓的工作是啥呢，就是搞政治工作。现在提起政治工作，很多人会想到，那就是磨嘴皮子， 责任心强点的就多搞点人际关系，责任心不强的照本宣科念文件了事，很容易嘛，没啥大不了的。 但是在罗荣桓那个时代完全不一样。 罗荣桓那个时代，政治工作最难搞。因为队伍是新的——自己招兵；要灌输新思想——什么党指挥抢啊、官兵一律平等啊；没有军饷——就是自己解决吃饭问题；这些问题要落实非常困难。每一条要落实下去都很困难。怎么落实呢？当然是讲道理。一天讲不完两天讲，然后天天讲，月月讲。 讲道理是需要水平的，光能言善辩还不够，还要有耐心。一天把道理说完，让大家遵守，第二天自己跑去睡大觉了，那是不行的，还要当模范，就是所谓吃苦在前、享乐在后。 在队伍建立之初，大家对“党代表制度”没啥概念的。特别是那些从旧军队出来的兵油子，对党代表的态度，完全是看人，跟制度没关系。如果党代表能打仗，他们就伸出大拇指，赞叹“兄弟佩服”，尊重之余还会端茶递水；如果没有那打仗本领，一边玩去，不要跟大爷推销那套“狗皮膏药”，大爷健康着呢，没病。 对很多人来说，所谓闹革命就是打仗，现在农村吃苦受累，就是为了打进城里去，去吃喝嫖赌享受一番，传统嘛，要党代表干嘛？当然那些大爷们也比较有能耐，比方说赌博，有几个赌鬼赌钱时，派人在门口放哨。他们在自己的腿上拴上绳子，绳头交给放哨的，政委一来，放哨的一拉绳子， 里面就赶紧收摊子。 这就是罗荣桓要面对的工作。怎么办呢，罗荣桓的办法当然是批评教育、再批评再教育，自己力量不够，就让大家一起批评教育，就不相信搞不定一帮兵油子。连那帮兵油子都搞不定，怎么打天下、怎么解放全人类？嗯？呵呵。 俗话说，一粒老鼠屎坏一锅粥。对于那些老鼠屎，倒还容易办，能批评教育就批评教育，实在不行剔除队伍算了。真正的困难在于那锅粥。 林彪当上红四军军长时，政委一直是个问题。后来罗荣桓去了才解决问题。当时红四军的第三纵队（和后来的纵队不是一个概念）刚刚组建，问题一大堆。罗荣桓亲自入驻，解决问题。他发现那里天天吵架，也没大事。就是队长是湖南老乡，爱吃辣椒。政委是广东人，偏偏不爱吃辣椒。买菜的时候，队长经常嘱咐司务长买辣椒，要挑那种又红又尖的，越辣越好。队长这种爱好得到了同样喜欢吃辣椒的江西籍的战士支持，可却遭到不爱吃辣椒的政委和福建籍战士的反对。队长旧军队出身，有点野蛮，嘴里骂娘家常便饭，而政委也不肯忍让。而且言语习惯上差别很大。吵架就不可避免了，常常吵到脸红脖子粗。 看起来芝麻大小的一点破事，换成一般领导估计会说，不要吵了，给我安静听话，不然给你们记大过，再不行踢屁股、关禁闭。罗荣桓不是那样的，他是润物细无声的那种。 罗荣桓把大家叫到一起，开一个关于“辣椒该怎么吃”的会议：“我们这个大队有江西人，也有福建人，还有广东人、湖南人，来自四面八方。要不是革命，大家谁也不认识谁。革命使我们成了阶级弟兄，我们一定要团结，不团结，工作搞不好，仗也不能打好。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在团结方面起模范作用。我们湖南有这样一首民歌：‘一根竹竿容易弯，三扎麻绳扯断难，众人拾柴火焰高，齐心团结金不换。’这说明了团结的重要。团结，这是一个出发点，有了这个出发点，一些具体问题，象吃辣椒的问题就好解决了。太家应当互相谅解、互相照顾。今后可以少买点辣椒，单炒，爱吃辣椒的湖南人、江西人的需要就可以满足了。但是，不要放到菜里头，这样也照顾到了福建人的不同的口味。” ——现代人看来，这一连串的罗嗦，听起来像唐僧念经一样惹人烦。如果设想一下当时的情绪， 大家从不同地方走到一起干革命，随时可能牺牲。在那种环境下，心情必然存在负面情绪，需要的不是压制，而是安慰。罗荣桓很好地安慰了大家，把大家团结起来，那就是最大的成功。 罗荣桓不仅安慰大家，还促使大家自我批评，目的很简单，就是把大家融合在一起。不论干啥， 作为一个队伍，必须融合团结起来，才能发挥能力。那便是罗荣桓的风格。而他的风格在严谨中不失幽默，比方说他建议大家都学“国语”，也就是说普通话。广东人、福建人、江西人虽然都是中国人，在普通话没有普及的年代，都是方言，就变成了半个外国人。 更难的还是打土豪的问题。要知道平时大家都很辛苦，在大山里转悠，想改善一下伙食还得自己去山里打野鸡、抓鱼啥的。队伍纪律又严格，不能随便走动。唯一的好时候就是打土豪的时候。 因为土豪家有猪有羊有鱼有肉，不仅可以大餐一顿，还能带点干货存起来。 某日打土豪完毕，罗荣桓提了灯笼去视察，还没到现场就听见美妙的吆喝：“猪肝归我，猪肝归我。”这种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在老百姓眼中，那个和旧军队有啥区别？ 这种积习要改，怎么改，那是罗荣桓的工作。最难的工作还是收缴财物问题。根据地很贫穷， 长期在敌人的枪口下搬家，没地方可以收税。所以实行财物公有制，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分配，才能功能最大化。 人性嘛，总归有自私的一面。打土豪时，有人就顺手牵羊，搞点私房钱。那样是不允许的，怎么办？那是罗荣桓的工作。 当然，罗荣桓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还有很多其他政治工作人员，比方说黄克诚，比方说谭政， 比方说罗瑞卿，那是一个巨大的集体——罗荣桓是其中的佼佼者。 看了罗荣桓的这些工作，再结合他的出身就能明白，罗荣桓是一个特殊的人。他是乡绅之家， 理工科毕业，在队伍中干那些看似“鸡毛蒜皮的小事”。在很多人都没有看到那些“小事”的重要性的时候，罗荣桓已经在干了。 很多人嘲笑过罗荣桓。毛泽东对此表示：斥鸢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 罗荣桓的工作不仅是把思想和人际关系搞好，还要负责军校啥的。队伍的训练也是有声有色。 当初在井冈山上，毛泽东看见罗荣桓训练的人行动迅捷，赞叹曰，草上飞。这就是毛泽东《吊罗荣桓》开篇部分：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 ——这就是罗荣桓和毛泽东的关系，一种天然契合。 毛泽东和林彪亲密，是因为毛泽东给林彪提供最好的工作平台，林彪给毛泽东最大限度的回报。 毛泽东和罗荣桓的关系，就是罗荣桓落实的那些政策，干的那些事，完全都是毛泽东的主张。 毛泽东那一套马列主义中国化，那一套新颖的建军政策，那些全新而有效的政策，不为国际派容忍时，不被其他同志理解时，罗荣桓已经在执行了。罗荣桓之所以执行，不是因为他是毛泽东的老乡，也不是因为他跟着毛泽东走，而是因为他看到那些策略是对的，所以他执行。正如他原本不愁吃饭问题，但是他认为唯有革命才有出路时，便毫不犹豫地选择革命。这种人不论何时何地都是被人尊敬和敬佩的。 罗荣桓更加让人敬佩的一点在于，不管对毛泽东还是其他人，他总是能坚持正确意见。比方说 井冈山整风，打 AB 团，罗荣桓就没有跟风。没有跟风的罗荣桓让不少人避免了伤害，甚至搭救了同志的命。 因为没有跟风，他在红四军政委的位置上掉下来，落到总政治部。但是并没有一直往下掉，因为大家很快明白那玩意是不对的，罗荣桓并没有因为地位降低而改变自己。 同样的事情又发生在延安整风时代。 （二）整风与整人 当年延安整风运动是共产党一次大规模的战略整合。在那次整合中，出现了不少失误。尤其是康生抢救失足者，搞得一堆人被冤枉，怨气很大。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问题。唯有罗荣桓的山东和黄克诚的苏北进行了积极的抵制。 罗荣桓一直都是干政工的。其实当时根据地是军事化的，军政一体。当林彪在时，军事都是林彪管。而平型关大捷之后，林彪去苏联了。一开始陈光管过一段时间军事。陈光指挥作战还行，但是个典型的军人，脾气很大，性情急躁，和同事关系搞得很僵。陈光和朱瑞在山东闹得不可开交。 后来罗荣桓去了山东，一切才正常起来。 山东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远的不说，当初国军中原大战，鬼子进中国，国共争霸，山东那一带大打特打。鬼子进中国之后，惨烈的徐州会战结束，控制山东全境。山东可以说是抗战爆发后第一批落入鬼子手中的省份。 当初八路军搞敌后抗战，就是想华北和山东那边开。在那里既可以开辟根据地，又可以避开蒋委员长的目光，可谓一举两得。等到抗战结束之后，山东的发展程度远胜华北，成为中共最大的一块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中，调往东北的那批骨干，基本上都是从山东去的。那批人在东北成了领导干部，三年之后变成赫赫有名的解放军第四野战军。 山东根据地同样得到蒋介石的认可。当蒋介石搞重点进攻，两个拳头伸出来，一个伸到共产党大本营延安，另一个就是往山东伸。可见山东搞得多么成功。山东根据地的成功，罗荣桓当领第一功。单凭这一点，足以为他赢得元帅地位。 那么罗荣桓在山东干啥呢，看看他的几个孩子名字就知道了。罗荣桓的早夭的长子，叫罗北屯， 是当时红军屯兵陕北时出生的。第二个儿子叫罗东进，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山东时诞生的。罗东进的妹妹叫罗南下，弟弟叫罗北捷，都象征着罗荣桓在山东的行动。 罗荣桓在山东干啥呢，老本行：政治工作和军事训练。 罗荣桓强调：“政治工作是革命战争革命军队的生命线，政治工作最基本的任务，就是巩固与 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保证战争胜利。” 罗荣桓强调：“战斗力不但取决于军事技术的高低，而且主要是取决于政治工作的强弱。没有政治工作，就没有战斗力，也不可能保证战争的胜利。我军之所以能百战百胜，无坚不摧，成为革命战争中最优秀的铁军，就是因为有党的保证以及整个政治工作的保证。” ——这话听起来有点别扭，仔细想一想就明白了。当初朱瑞和陈光闹得不开心。不是军事实力问题，而是大家没有搞到一起。搞不到一起，也就是政治工作搞得不好。共产党之所以比其它党派的战斗力更强，主要原因就在于，团结。 团结就是力量。 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十指握拳力千斤，鲜花需要绿叶扶，英雄也需正气助。政治搞好了，也就有了向心力和凝聚力，战斗力也就有了。 那么政治和军事是怎样一种关系呢？ 罗荣桓强调：“党对各部门工作的领导，是以党的组织政治工作去保证，但另外一方面，不可缺的一方面，要以行政工作的决定与实施，去完全适合党的总方针，并以行政系统的指导工作，把党的政治工作与全部行政组织工作结合起来。政治工作落于空洞，不实际，甚至与行政工作失去协调，这就必然妨碍党总的方针在某些部门中具体的实现。” 罗荣桓强调：“在军事管理方面，是有些带强制性的，以弥补政治自觉之不够，巩固高度的集中行动，保证战斗任务之完成。而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就要有所不同，必须更艰苦耐烦地说服教育与发扬较多之民主，来启发战士的情绪，达到同一的目标，完成战斗与工作任务。这种不同的方式， 不能解释为连长权大，政治指导员权小，更不能由此引起关系的隔阂。相反地应该发扬互助精神， 求得工作步调的一致。如在队前执行纪律时，这是军事指挥员的职责，政治工作人员便不能随便去代替。要经政治工作去保证军事纪律的执行，并提高指挥员的威信，任何对立与推诿责任的现象都是不许可的。” ——这些话大家都会说，关键是怎么去干的。听其言，观其行。 罗荣桓的方法很简单。他告诉大家，俺们这些搞政治工作的，说到天花乱坠都没有用。说话要有威信才行。有威信才有人听。有人听，话才有用。那么威信从哪里来呢？没有窍门，也没有捷径， 唯一的办法要靠自己：靠自己模范的行动，模范的工作去取得。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根本。其实当一个共产党员就这么简单。 然而这个世界上的事，越是简单，反而越不容易办。牛顿定律看起来是如此简单，可是在牛顿之前没有人能发现。爱因斯坦方程也是非常简洁，直到现在还是绝大多数人搞不懂。共产党员的准则也是一样，当模范，可是看看今天那么多共产党员，正面模范反而变少，反面模范倒是数量上升。 所以说越是简单的事情越是不容易干。 罗荣桓常常给大家讲长征时代的故事：行军的时候，长官经常骑着马在队伍前面，党代表走在后边，替士兵背枪，和士兵同甘共苦，士兵对党代表很拥护。如果下个命令，没有党代表的署名， 士兵对这个命令就怀疑，这没有什么制度规定，完全是士兵自愿地尊重党代表。 罗荣桓自己就是从长征时代过来的，并且把表率作用一直延续下来。他虽然级别很高，但从来不端架子，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同志们都把他当作贴心人，都愿意和他说心里话。正面意见他听， 反面意见也听。他有一个很好的优点：从不打断别人的讲话。在他面前，讲错了也没有关系，他从来都是正确引导，耐心启发，从不扣大帽子，使人在不知不觉之中受到教育。 罗荣桓告诉大家：政治机关要联系群众，深入实际，面向连队，对部队来的指战员要热情、和蔼，及时解决下面提出的问题，不能马上解决的也要把道理讲清楚。真正做到使政治机关成为干部之家，使干部感到很温暖，有什么问题都愿意来反映，千万不能把政治机关办成阎王爷开的店，连个鬼也不敢上门。——对应现在某些机关单位，真是先见之明啊。 ——看看这种工作风格。如果不太了解，那就进书店看看，看看成堆的人际关系学。里面内容都是千篇一律，讲怎么样成功，怎么样讨人喜欢。精华部分就是罗荣桓那一套的现代文表达方式。 但罗荣桓是用行动表达的。 罗荣桓不仅自己用行动表达思想，还教其他政工干部如何用行动表达思想。原因很简单，中央给政工干部权力是要他们发挥作用的，不是让他们拿着鸡毛当令箭的。如何才能办到这一点呢，那就是老一套，理论联系实际。罗荣桓强调政治干部不仅要懂政治，而且要懂军事、懂业务，了解战争，熟悉部队。 他自己则是一贯作风：每天都到司令部作战室去阅读和研究军事情况的报告，还时常督促师政治部的部长们，到司令部看军事文电，及时掌握各部队作战情况。 派政治机关的干部下部队任职，到前线锻炼，同时又从部队抽调干部到政治机关工作，把军政完全有机结合在一起。这样不仅提升了业务能力，而且增加了彼此的了解和信任。 他经常对大家说：“虽然现在是战争环境，但是我们必须从紧迫的时间里再挤出些时间来，多读点书，多学习些东西，以适应未来革命的发展。” 罗荣桓用行动告诉大家：所谓政治，并不是嘴皮子和笔杆子，而是切实有效的了解、合作，进 而提高效率。 学习，干活，效率，在共产党的名义下。 ——这点急需现代某些机关单位的大爷们学学，多学点当大爷的本钱。当大爷不可怕，可怕的是当了大爷不干活或者没有干活的本钱，相当于站着茅坑不拉屎。那样的话那些当不成大爷、够不上大爷的老百姓就惨了。 老百姓惨了，问题就严重了。 罗荣桓就靠着自己的工作方式把山东——鬼子重点控制的省份，发展成为最大的抗日根据地。 日后解放战争，大批的干部从山东走出去，跟着林彪去了东北，跟着刘伯承去了中原，还有一部分去了西北，留在山东的那批构成了日后三野的半壁江山。 其实罗荣桓的方式如上，也没啥神秘的，就是把大家团结起来，凝成一股绳，在鬼子的大网中往返穿梭游动，时不时还定而击之，战绩辉煌。 那么罗荣桓如何做到的呢，前面说过政治，在说说军事。 大家常说罗荣桓是政工元帅，往往把心思放在政工两个字上面。要知道按照修辞，政工只是修饰词、定语，元帅才是主题。罗荣桓虽然主抓政工，但是出于级别上的考虑，他参与所有的军事决策。以辽沈战役为例，林彪犹豫不决之际，是罗荣桓化身为唐三藏一五一十的罗嗦，帮助林彪坚定了信念。 罗荣桓没去山东之前，那里吵吵嚷嚷，一盘散沙。罗荣桓去了，就搞好了。但是千万不要把那个转变完全归咎于政治，毕竟那是靠军事混饭吃的年代。所谓枪杆子出政权，罗荣桓首先在山东南部，他要干的事绝对不止“疏通同志们的思想”那么简单。除了同志们各种“想不通”，他还要面对很多情况，如鬼子。除了鬼子之外，还有各种伪军，还有各种恶霸，还有各种血性男儿——火种。 罗荣桓要干的事，首先要团结可以团结的那些人，究竟哪些人可以团结、团结到什么程度都是高难度的技术活，需要准确的情报和对人性的了解。 当地有个叫万春圃的大乡绅，组织民团保境安民，江湖人称“万三爷”，很有实力。尽管万春圃的大儿子加入了共产党。但是按照共产党的传统，地主乡绅属于“革命对象”。罗荣桓决定团结万大乡绅。 罗荣桓初到万家做客时，万家按照时下流行的“高官”标准招待他，万夫人拿出绝活，特意做了鲁南风味的全羊席，从羊头到羊尾巴做了十几个菜，外加羊肉馅的锅贴。对罗荣桓、陈光他们， 那是人间美味哦。万家的人也是小心翼翼，小声地说话，轻轻地走路。罗荣桓很快打消了他们的疑 虑：主动地接近他们，和他们拉家常，搞好关系。 万春圃邀请罗荣桓在自己家住一段时间，罗荣桓答应了。万乡绅每天总要到罗荣桓屋里坐坐。 罗荣桓就给他讲国内外形势和八路军的历史和传统。万春圃也是见过世面的人。他邀请罗荣桓在家住，除了拉关系之外，也是想近距离观察这位共产党人，看看他们是不是只会耍嘴皮子，肚子里有几分货，毕竟那年头江湖郎中太多了。他很快就大吃一惊：他看见罗荣桓教勤务员认字、写字。他看到罗荣桓和战士一样穿的是几乎褪成白色的军衣。他看见罗荣桓盖的是打了补钉的被子。他看见罗荣桓吃的是高粱煎饼就咸菜。他听说，罗荣桓对马夫、炊事员亲如兄弟。他听说马病了，罗荣桓亲自动手和马夫一起给马灌药。 耳闻目睹之下，这位性情豪爽的山东乡绅服气了，感叹：“俺活了五十多岁了，还没见过这样的官长、这样的军队。真正是仁义之师、王者之师啊！国家就有希望。”此后万春圃归了共产党， 在抗战最艰辛的日子里。建国之后，万春圃任政协委员。 在鬼子占领区里，有万春圃那样的汉子，也有很多汉奸。鬼子占领中国，基本上靠汉奸控制地方。对于那些和鬼子勾结的日杂，只有霹雳手段方能显示菩萨心肠，很简单，抄起看家本领，打土豪，分田地。抱犊崮与天宝山区的中间有个地方叫白彦，是南北交通枢纽，战略要地。那里有一个叫孙鹤龄的大地主。他的儿子孙益庚是白彦的乡长。罗荣桓曾经想争取他们一起抗日。孙家当然不同意，人家甘心当鬼子和伪军的下酒菜。在他们眼中，八路军是穷矮挫兼土肥圆，哪有皇家高帅富看着顺眼。所以拒绝。 不论孙地主怎么想，战略要地是要拿下的。结果很简单，罗荣桓让人拆毁了孙鹤龄经营了几十年的碉堡寨墙，开仓放粮。那些把附近的树皮都剥光了的饥民，手捧着刚分到的救命粮，眼睛里都闪烁着感激的泪花。很快根据地也搞起来了，组织建立起来了，兵员富足起来。 这样一手抓，一手打，根据地就出来了。 山东南部站稳脚跟之后，罗荣桓开了一个会议，变身为唐三藏，罗嗦老半天，给大家提出了行为要求： 一、认真执行党的政策，不折不扣地完成党所给予的任务； 二、普遍深入地建立与群众血肉相联的关系，要成为爱护根据地与民主政权的模范； 三、实现高度的政治团结，建立无产阶级的友谊，自觉地遵守纪律，不断地求进步； 四、灵活、机动、果敢、坚决，发扬我军英勇善战的光荣传统； 五、坚持严肃、紧张、精细的工作作风，坚定不屈不挠的革命立场。 这些听起来都是罗嗦，但是在彼时彼刻的那个团队中，只有理解这种罗嗦的人才能生存下去， 才有希望。因为罗荣桓这番罗嗦之后，要扩大根据地，向北发展。 按照地势，山东南部和苏北多山，有利于搞根据地。西北部则是鬼子的重点控制地区。越往北搞，危险系数越高。然而搞革命的，都是刀头舔血过日子。那些都是中国人的土地，终究是要拿回来的，所以危险也要去。 向北，往沂蒙区渗透。 向东，一直挺近到滨海。 鬼子当然不会坐视不理，拿出鬼子的看家本领——大扫荡。鬼子不说扫荡，而是“强化地方治安”，所谓强化，就是三光。鬼子调动三个师团、四个旅团为主力，加上一部分伪军，围剿根据地，重复当年蒋委员长的故事。鬼子多路、多梯队的“铁壁合围”，然后采取分区“清剿”和“辗转抉剔”的战法，想要彻底摧毁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 那是鬼子最大规模一次扫荡。生死存亡之际，向来搞政工的罗荣桓主持军事工作。他告诉大家： 在敌人大“扫荡”时，要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小部队要树立独立自主作战的精神，不要在遭受敌人第一次合击后陷于被动，应当适时跳出合击圈。在情况未查明前，先以敌为轴心转动，不宜跳得过远，免遭新的合击。要切实掩护群众，不使敌人杀害群众和抓走壮丁。连排干部要熟悉地形， 做到六十里以内行动不请向导。 在罗荣桓亲自组织下，八路军安全有效地跳出鬼子在沂蒙山区的包围圈。跳出包围圈没啥大不了，毕竟在井冈山开始就练习那种技术，到如今已经二十年了，早已炉火纯青。 罗荣桓带着大家跳出包围圈之后，又回来了，回到沂蒙山区反扫荡。 既然回来，为何还要走呢？原因很简单。如果不走，按照土八路那种草根屌丝级别的装备就会成了鬼子的下酒菜，正好上了鬼子的当。明知上当的事，只有傻瓜才去干。罗荣桓不是傻瓜，朱瑞、陈光、肖华等人也不是傻瓜。 一出一进，没别的，战术。鬼子发现八路军主力跑了，正要对付老百姓。罗荣桓和陈光把特务营副营长黄国忠叫来交代任务：“敌人在留田扑空后，正在摸我们的去向。我们要将计就计，暴露一下自己，把敌人从中心根据地调出来。敌人抢劫了很多牲口、物资，要运到费县，必经石岚。你带上两个连在石岚附近打埋伏。要打得狠，声势大，动作快，打了就撤。敌人正想寻我主力决战， 其侧后受到威胁，他们的兵力一定会从我中心区调出来。” 罗荣桓亲自给黄国忠选择好伏击地点：东西两面高山耸立，中间一条大道伴着一条沙河，自北而南，纵贯而过。战士们占领了两侧的高山，把住南北山口，布置好口袋阵，等鬼子。参与伏击的 很多人都是一一五师骨干，参加过平型关伏击战。此战仿佛又回到当年。他们忍受着寒冷细雨，在岩石后面苦等一天，终于把鬼子等来了。鬼子正带着抢来的东西高兴得哇哇乱叫，全然不知道死神已经守候在前方。然后又是一场哇哇乱叫，只不过先前是笑，然后是哭。同样是哇哇乱叫，那效果和画面很不一样。 罗荣桓的计策凑效，鬼子果然离开根据地中心。罗荣桓又回来了，但他的心情非常沉重。走的时候是生机勃勃，回来时已经满目疮痍。他看见被杀的同胞尸体，他看见青年男子被拉走当壮丁， 他看见被凌辱的妇女，他看见荒芜的家园。这就是战争，丑陋的战争。战争本就是丑陋的，但是因为鬼子的存在，更加丑陋了。 一切丑陋的结果，都是老百姓遭殃。老百姓没有办法避开丑陋的战争，只能选择支持一方结束丑陋。他们的支持是决定性的，因为他们才是这片大地的主宰。那是不论遭受多少痛苦、不论世界如何转变都不能改变的事实。 双方就如此这般捉迷藏。罗荣桓带着大家游走在刀刃上，其指挥艺术也得到发挥。他沉着、果断、极致的性格一次又一次解决难题。比方说有一次转移，一条河挡住了去路。河上只有一座只容一人通过的独木桥，队伍也只能改为一路纵队，后面有敌人来追，形式相当危险。罗荣桓向参谋侯向之说：“这样过不行，要动一动脑筋。你沿着桥从河里趟过去，看看水有多深。” 侯向之从冰冷刺骨的河水中趟到彼岸。罗荣桓马上命令大家过河。部队过河之后，罗荣桓并没有急着走，而是让大家用树枝把河两岸的脚印统统扫掉，消除徒涉的痕迹。因为他要保留那座独木桥，让敌人慢慢去走。 罗荣桓也不是一直跑在前面让鬼子追。他还常常带人跟在鬼子身后，和他们保持适当的距离。 某些时候，鬼子刚刚离开，罗荣桓就来了，简直是在玩捉迷藏，胆子之大让人咋舌。之所以如此大胆，是因为罗荣桓的侦查工作很到位。 侦查技术不如鬼子，却能在捉迷藏中胜出。原因很简单，土八路赢得老百姓的支持。老百姓决定在那场丑陋的战争中支持土八路。 当然，在捉迷藏游戏中，不少人牺牲了。罗荣桓本人也经常身处险境。比方说，某次罗荣桓和部队失去联系，身边只有警卫员和二三十个战士。那点人，别说遇到鬼子，就是民团不见得能对付得了。遗憾的是偏偏就撞鬼了，遇到鬼子。危机时刻，罗荣桓果断带着大家往相反的方向转移，那边有很多鬼子的据点，幸好他们穿着缴获的日本军大衣。一路上遇到盘查据点，畅通无阻。那些人显然不知道，那几十个身穿皇军大衣的人正是自己最大的苦主。 如此反复周旋五十天，流过很多血、吃过很多苦、受过很多累之后，终于赢了，赢得了反扫荡 战争。鬼子的计划落空了，土八路再一次险中求胜，站稳脚跟。但是罗荣桓却没有胜利的喜悦，因为他的身体和精神都备受折磨。 在山东，罗荣桓的身体垮了。他本来就有痔疮，经常大便出血，医疗条件差，没得治，连歇一会都很困难。痔疮那玩意比较常见，他也不怎么放在心上，直到小便也出血，才知道问题大了。他是山东老大，自然要好好调养，调养的待遇是吃一种消炎药。鬼知道那药有没有用，反正已经是最好的药了。当然还有一个办法，辣椒不吃了。 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罗荣桓给中央写信，要求请假半年修养，但是没有得到批准。一方面山东确实离不开他，另一方面在最高领导人眼里，山东队伍就是原来的一一五师，再往前追溯，那是井冈山的老底子，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是毛泽东的本钱。那支队伍只能放在最值得信赖的人手里才能放心。队伍原本是林彪的菜。林彪走了，只能是罗荣桓。因为对毛泽东而言，要么是林彪，要么是罗荣桓，别人就没有那么踏实。所以毛泽东和朱德给罗荣桓回信：你的病如果还不是很严重， 暂时很难休息。 不仅不让休息，中央还决定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成立新的山东军区，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一一五师政治委员兼代师长。也就是说，山东都归罗荣桓一个人了，工作量加大。 罗荣桓没办法，只能强撑。好在新四军那里有一个外国医生，医术不错，罗荣桓去那里治疗一下，勉强工作。从那之后，罗荣桓一直抱病工作，直到最后，累死。身上的劳累固然难受，比起精神上的折磨还要好一点。那便是整风运动。 （三）折磨 世事总有很多面，好的一面，坏的一面，好坏分不清的一面。伴随着共产党事业的整风运动就是那样一个很多面的事。整风运动是否必要，答案是很必要。因为共产党兴起的时候啥都没有，除了各类敌人。过一段时间，组织就要来一次自我净化。 自我净化，就是整风。 但是每一次整风，都会整一大批人，冤枉很多人。 那些被冤屈者，一部分是程序出现偏差，另有一部分被公报私仇，反正都是被冤枉了。所以说整风那些事，现在看起来不可思议，但是在战争年代可以理解。不可理解的是某些人在整风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疯狂欲望。 比方说夏曦当初在红二方面军那种整风，简直是杀人狂魔。延安整风运动，同样冤枉了一大批 人，这些前面都说过。延安整风运动是战争年代最大一次整风运动，其经验和技术手段直接影响到建国之后的各种运动。 当延安整风运动疯狂开展时，下面各个根据地也不能幸免。山东作为最大的一块根据地，尤其不能免。作为最大抗日根据地的一把手，罗荣桓应该怎么应对呢？ 其实罗荣桓对整风运动印象深刻，他基本上经历过中央内部历次整风运动。对于整风中的各种弊端也是了如指掌。建国之后大跃进中刮起的浮夸风，早在整风运动中就存在了。之前的整风运动中，他甚至亲手救下了梁兴初的命。没有罗荣桓，后来赫赫有名的四野虎将、朝鲜战场上的“万岁军长”就要英年早逝了。 在之前的整风运动中，罗荣桓只是中央内部的一个干部，尽管级别不低，也跟领导的关系很铁， 但终归说不上话。他能做的，也就是解救个别的“梁兴初”。这一次不同，他已经独挡一面，是最大根据地的一把手。他的态度将决定很多人的命运、前途、甚至生死。 当延安搞抢救运动时，也在推广自己的经验。中央搞了一个特派员去山东推广经验，那人就是舒同，后来大饥荒中的山东一把手，新五虎上将之一。舒同到了山东就说，这里是抗日前线，很重要，要整风和审干。 如果他跟着“大势”走，一番猛打，拉出来一大帮特务、内奸啥的，即使搞得人心惶惶，也没有人会指责他什么。大家都那么干嘛。共产党讲团结嘛，服从命令听指挥嘛。比方说新四军内部， 饶漱石甚至连陈毅一起排挤了。大多数时候，随大流都是最保险的方案。 罗荣桓想一想，那样不行。他的心思飞到一九三九年，一一五师刚到山东不久，西湖地区就搞过整风，即肃托，相当残酷。那次整风中，使用了很多刑法，如毒打，如坐老虎凳，如灌辣椒水， 如过电（用手摇电话机），如点香烧，如用子弹刮肋骨，残酷程度堪比满清十大酷刑。而且处决数百人，是一起大冤案。发起者只是湖西区军政委员会主席王凤鸣、湖边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和苏鲁豫边区党委书记白子明而已。正是罗荣桓亲自赶到，才结束那场毫无意义的屠杀。 现在又来那一套，那还了得？不行，绝对不行。 但是中央精神又不能不执行，康生的大作——抢救失足者——已经寄到山东，舒同特使已经来了。按照延安那一套，接下来就应该“引蛇出洞”了。 引蛇出洞，又称钓鱼，技术含量相当之高。 本来大家好好工作干革命，既然一部分人要去整另一部分人，那就要有把柄。把柄怎么来，那便是钓鱼。 怎么办呢，中央命令又不能违抗。罗荣桓一拍脑门，好吧，这么着：既然整风无法避免，上有政策，我就来个下有对策，来一场富有山东特色的整风运动。 所谓山东特色的整风运动，就是搞几个定点试验，看看效果，然后推广。这个看起来没啥，联系到历史看，就意义非凡。因为历次整风运动，都是一阵风，结果都是损失惨重。后来建国后的历次运动，也都是一阵风，全国范围，损失更严重。直到后来改革开放，有了苏联前车之鉴，才先搞试点再慢慢推广，经济上的定点试验。现在所谓一国两制，实际上也是定点试验，政治体制改革的定点试验。 当年罗荣桓在山东就搞那样一套定点试验，实际上是一套相当独特的创新。罗荣桓当时可没有想那么多，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给舒同搞几个试点，让整风运动的弊端暴露出来而已，应付一下上头。 罗荣桓以山东一把手的身份告诉大家，康先生的大作暂时不要全面下发，大家有想法先到 ABCD 几个地方去，去整风，去钓鱼，也就是引蛇出洞，也就是抢救失足者，一环扣一环，环环相扣。 根据理论，所谓整风运动，也就是假设团队中有恶人，要把恶人给整出来。但是恶人不会自己出来，那就要想办法让他们自己暴露出来。 根据理论，恶人之所以为恶人，只因为他们要攻击革命队伍。要想让恶人跳出来攻击，那就给他们制造机会，让他们自己现身。 根据理论，什么样的机会呢，就是民主。以民主名义下暴露出破绽。根据民主的名义，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把想说的话说出来，把内心的想法暴露出来。就像某些镜头下，你有权保持沉默， 但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将成为呈堂证供。秋后算账时，会一笔一笔算清楚的。 于是民主大会开始了，鼓励大家，各个学校、政府机关、各条战线的同志们提意见：“继续整风的第一阶段，必须极大地提倡民主，公开号召参加整风的一切同志大胆说话，互相批评，提倡各学习单位出墙报，写文章，批评领导，批评工作，而一般地（特殊情况例外）绝不加以抑制。” 美其名曰：通过发扬民主，使下情上达，帮助和促进领导改进缺点——党的秘密策略，对外则秘而不宣，又美其名曰：对于特务世界性与群众性的认识不足，片面地强调山东的特殊性，如说山东外来干部少，国特不易打入，军队没有问题，我们的干部大都经过锄奸斗争与长期考验等等。所以山东也要认真搞。 大家一听，好事啊，本来就应该发扬民主精神嘛。大家争相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个那个一系列缺点，吧啦吧啦说个没完，说啥的都有。比如《大众日报》社长陈沂因喜欢吃辣椒，赢得一定帽子“生活特殊化”。光说还不过瘾，还有人用漫画连载形式，说领导同志怎么不行。由于纸张比较匮 乏，有人直接把图画涂抹在墙壁上，相当有喜感。 这也正是整风主持者想要的。他们如同阴险的猎人一样，把同志们当成需要猎捕的野兽，全心全意的收集猎物的蛛丝马迹，在寻找破绽，伺机发动致命一击。 其中最有名的是王若望事件了。 王若望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个相当特殊的人，相当特殊。应该说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典型的“清流”，是那种眼中容不得半点沙子的书生或者说幻想家，如果需要形容词的话，前面加个“硬骨头”。 王若望年轻的时候是左翼作家，加入中共。后来被国民党抓住了，判刑十年。国共合作之后， 被释放，去了延安。用笔杆子辛辛苦苦地为共产党干事。文革时是右派。改革开放之后，又变成彻底鼓吹自由化的旗手，被邓小平亲自点名开除党籍。晚年又流亡海外，成为一个彻底的叛国者。可是他在美国组织民运，又被那帮后生小辈出卖、利用，但依然痴心不改，坚持反对共产党的心思不动摇，最后义无反顾的客死他乡。 看看王若望的一辈子，就干了一件事，反对——为了反对而反对，谁是最有权势的那一个，他就批判谁，反对谁。当年蒋介石是老大，他就批判蒋介石和国民党，说种种不行，即使冒着坐牢掉脑袋的危险，依然坚持。建国之后，毛泽东成为最大的那一个，他依然拿起批判的笔，即使戴上右派的帽子也在所不惜。邓小平搞改革开放，他又反对，说邓小平搞得不彻底，没有像苏联那般一次性解决问题。等到自己去组织民运吧，又搞不定组织。最后白发苍苍，一事无成，只留下曾经的批判。 这样一个人物应该怎样评价他呢？首先必须承认他的骨气和勇气，敢言常人之不敢言，为常人之不敢为。比起那些愤青和墙角阴暗的一群人，他至少敢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哪怕是坐牢，哪怕是流落他乡也在所不惜。 如果给他一顶高帽子，可称他为知识分子的良心。实际一点，他终究还是一个靠嘴皮子吃饭的人。通俗一点说，就是：言语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现实世界需要他那样的人，但是不需要太多。因为任何政府都是不完美的，需要批判。太多的批判则妨碍干事情。但是他晚年的极端表现， 认可者甚少。 这样一个人在当初的整风运动中，注定是很活跃的。因为他有很多话要说。平时没有机会都要忍不住唠叨两句，有了民主大会那还了得。 当时王若望还很年轻，对共产主义事业信心满满，但是也对很多现实现象不满意。他对罗荣桓还是信服的，因为罗荣桓看上去就像是共产主义人士的模版。但是对其他人，王若望就不怎么看得 上眼了。比方说山东分局常委黎玉，就看起来很不爽，官僚主义严重。王若望以清流文人特有的苛刻，给黎玉总结出了“八大盲目性”，走的方针路线都是错的。 主持者一看王若望自己跳出来，眼睛直放光，业绩有希望了。因为罗荣桓的软磨硬顶，整风审干的收成不怎么样。又搬不动罗荣桓，只有抓其他人向中央交差了。他们通过专业技能，经过一系列的牵强附会、移花接木，把王若望塑造成一个反面典型，套上一个响亮的名头——山东王实味。 王实味同志是中央搞出来的典型。并且添油加醋说，王若望有自己的一套思想体系，煽动其他人来反党。舒同把王若望定位特务，上报中央。中央来点，准。 眼看王若望就要遭殃，罗荣桓顶风站出来。罗荣桓告诉大家：王若望是思想作风问题，不是特务和敌人。罗荣桓这么干是冒很大风险的，但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还是干了。 罗荣桓还专门约王若望谈话，说你这家伙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过于唯我独尊、目空一切。 罗荣桓拯救了王若望。既然拯救了王若望，也就拯救了所有人。因为王若望是特使钦定的，中央批准的典型。 罗荣桓的观点非常鲜明：放一把火，把领导同志烧一烧有好处。这么做可以烧一烧那些狂妄自大的人，比方说王若望同志（此君太特殊了）。他不相信身边有所谓的特务：山东形势特殊，处在对敌斗争的复杂环境里，敌人已为我们审查好了干部，如果某同志是特务，他早就自己跑了，根本用不着以发扬民主的方式来暴露敌人。 ——这话说得相当朴实却又相当霸气。 这才是罗荣桓的真实想法，利用中央的整风运动，给某些好高骛远之人泼一泼冷水，让他们冷静下来好好干活！ 罗荣桓敢于这么干，不是因为胆大妄为，而是有事实根据的。 胶东区是一个试点。中央特使具体领导了区党校的审干，动用十八般武艺，诸如疲劳战、车轮战啥的全部用上，成功将一批干部打成特务。最后收获颇丰：“特务”们供出的枪支比整个军分区拥有的枪支还多！ ——还有天理么？还有法律么？简直是笑话，天大的笑话。 那笑话恰好证明了罗荣桓的判断。所以他也不客气，要求停止那种毫无意义的钓鱼大会，大家好好干活。当然鬼子也很配合，出来扫荡，八路军再次反扫荡。在反扫荡的过程中，那些所谓的特务居然没有一个通敌投敌的，岂不怪哉？ 这么一番折腾下来，结果固然很好，但是很多问题还得反思。先看看结果：罗荣桓能让山东在 整风运动中全身而退需要很多原因的。 首先是罗荣桓本人。罗荣桓本身是一个可敬的人，一个接近理想意义上的共产党员（人嘛，都有缺点），他的风格就是大公无私。 更主要的原因在于罗荣桓在毛泽东眼中的位置。 罗荣桓说话有人听，一方面是他在山东的地位高，另一方面有中央支持。正是因为中央让罗荣桓作为正确路线的代表，所以罗荣桓说话的胆气才能很壮。要不然像陈毅在新四军中那般摇摇晃晃， 他在山东的日子绝对不会好过。正是因为罗荣桓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整风特使舒同才没法拿他怎么样。 罗荣桓之所以能成为正确路线的代表，是由他的地位决定的。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他和毛泽东的关系更为紧密。看看陈毅，被饶漱石折腾得脑袋巨大。没办法，当时陈毅没法得到毛泽东的绝对信任，因为两人在井冈山时代就有疙瘩。开始长征之后，两人也没办法沟通。所以饶漱石折腾陈毅时，毛泽东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搞得陈毅在新四军部呆不下去。 罗荣桓不一样，十大元帅中，罗荣桓唯一从开始就跟着毛泽东干，而且从来都是默默地干活。 默默干活没啥，但是罗荣桓干的活和毛泽东的主张基本吻合，也就是说毛泽东和罗荣桓有一种天然的默契。那种默契并不是来自共产主义理论，不是来自莫斯科那些乱七八糟的关系，而是共同对中国现状的探索。 所以毛泽东起伏的时候，罗荣桓也跟着起伏，因为他们对中国现状的看法类似。所以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凡是我倒霉的时候，罗荣桓和邓小平跟着倒霉——说的是事实，罗荣桓和邓小平，是毛泽东走上最高领导岗位之前的少数的铁杆粉丝。 所以毛泽东在《吊罗荣桓》中写道：今君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绝不是虚言。 而且在毛泽东眼中，罗荣桓不仅能干活，而且没有权力欲和野心。所以林彪去苏联养病之后， 毛泽东才把自己的家底，一一五师放心地交到罗荣桓手上。罗荣桓也没有辜负毛泽东的信任，把山东搞成最大的抗日根据地，空前强壮。山东强大，意味着毛泽东的嫡系力量强大，意味着说话有底气。所谓整风运动，就是要整合全党。所谓整合全党，就是要把那些“异己分子”，如国际派修理一番。 罗荣桓原本就是搞政工的，平时就把风气抓得很严。看看之前罗荣桓在山东的那些手段就能发现，所谓整风，罗荣桓一直在搞，只是没有整人而已。把中央整风文件，除了康生的拯救失足者， 和罗荣桓在山东的行为对照一下，基本上是一致的。 如果把山东也那么搞一通，相当于自己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延安在鬼子的范围之外，整一部分 人不会造成太大损失。如果山东也那么搞法，估计鬼子很快进村。所以毛泽东让罗荣桓成为山东路线的正确代表，所以山东可以在整风运动中全身而退。 理清了这一层关系之后，就能清晰地看到，早期的革命活动中，人治色彩非常浓厚，人际关系非常重要。如果把罗荣桓换成另外一个人，比方说陈毅，后果可能会很严重。当然在战争年代，实效是第一位的，没条件搞什么法制那一套。因为敌人根本就不给你时间走那些程序。有时候人治更为有效一点，原本无可非议。但是这一点显然被忽略了，那就是把战争年代那一套行之有效的经验带到建国之后的国家建设中，所以才会造成那么大漏洞。 对比一下战争年代的整风运动和建国之后的政治运动，非常神似。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领导人才回过神来，慢慢搞法制建设。这些都是后话。 因为罗荣桓在山东表现出色，毛泽东在全党推行“山东经验”。 正是因为罗荣桓的成功，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才有大批的军政干部从山东走向全国。罗荣桓也去了东北，在那里他再次和林彪搭档，全程参与林彪的第二次军事实践。虽然战场之上的林彪威风凛凛，罗荣桓基本上参与了全部决策，搞好了战场之外的各种关系，是第四野战军名副其实的第二号人物。 （四）林彪与罗荣桓 林彪和罗荣桓的合作基本上是愉快的，也就是叶群在中间惹出一点小小风波，以及锦州决战问题上出现一点偏差。 罗荣桓和林彪在东北总体上非常顺利，除了叶群折腾出一点小动作，基本上没啥。林彪的任务是决策军事运作。那是东北最重要的事。林彪干得很棒，对得起东北一号的称号。作为东北二号人物，罗荣桓的主要任务是帮助林彪决策，也就是说罗荣桓参与了决策过程。战争决策中，还是林彪为主，罗荣桓只是辅助作用。罗荣桓真正的作用在战争之外。 要知道战争的军事运作之外还有很多事，比方说政治沟通——那是罗荣桓的强项。更为关键的是，从山东去东北的那些人，很多都是罗荣桓一手培养的。林彪离开中国之前的一一五师只有几万人而已。罗荣桓培养的人，罗荣桓说话就有用。罗荣桓知道林彪是个天才，就全力帮助他完成战场之外的事——这正是两个人合作的基础。 但是在战略上讲，作为政委，罗荣桓是有发言权的。以打锦州为例，林彪从实际情况出发有些犹豫，和毛泽东的战略有分歧。毛泽东那个人，用人足够有气魄，但是在战略原则问题上，他是绝对不会让步的。所以毛泽东的态度也很坚决。关键时刻，罗荣桓选择站在毛泽东那边，倒不是想拍 毛泽东马屁。如果想拍马屁，第一次四平大撤退就不会站在林彪那边了；也不能说罗荣桓改变了林彪——因为林彪不是罗荣桓可以改变的，但是罗荣桓起到了林彪和毛泽东之间的润滑作用。 然而罗荣桓和林彪还是闹了不愉快，倒不是在战略决策上，而是在写战后报告上。辽沈大战， 充分显示了林彪的英明神武。但是把锦州决战之前的犹豫写进去的话，就显得林彪不是那么英明神武了。罗荣桓作为政委，如实把一切写进去。林彪看了就很来火。在林彪看来，如此军事杰作怎么能留下瑕疵呢？分明是罗荣桓故意找茬嘛。再加上叶群适时的枕边风：林罗不一条心。使得两人紧密的关系里有了阴影。还好战争结束了，两个病号分开了。 日后罗荣桓抱病上班，林彪养病一阵子。没想到两人再次在工作中相遇，冲突竟然无可避免。一别数年，罗荣桓还是那个罗荣桓，林彪已经不再是那个林彪。 之前的那个林彪，是一个军事天才。他愿意为军事付出所有，他已经为军事付出所有。但是那个林彪已经不见了，因为作为军事天才的林彪的生存环境不见了。在当初林彪横行天下的那个时代， 是炮火连天的时代，林彪得以发挥天赋。朝鲜战争结束，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作为军事天才的林彪只能在政治上展示自己了。 在那个时代，毛泽东是一座绕不过去的大山，所有的辉煌和挫折都和毛泽东紧紧联系在一起。 之前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如今还是毛泽东，还是毛泽东思想。他们之前因为毛泽东思想而团结，如今因为毛泽东思想而分裂。之前他们因为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一致而团结，如今因为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不一致而分裂。 因为之前是军事，如今是政治。军事上的林彪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林彪，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 政治上的林彪，选择站在毛泽东的阴影里。 任何一项选择都是一种高难度的技术手段。因为毛泽东绝非一般人，要紧紧跟随他，必须能揣摩出他的心思。即使是一般人，要完全揣摩他的心思也不容易。因为人心是世界上最善变、最说不清的东西。 所以要紧跟一个人，又不想犯错，是很难的。 所以要降低难度，减少犯错概率，就要多动嘴皮子少动手。说得更为直接一点，就是多说空话， 少干实事，就是务虚不务实。原因很简单，人不是十全十美的，干事也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 只要干事，就可能犯错，就可能惹那人不高兴。 按照叶群的笔记：面带三分笑。至于干事要遵循三项法则：要响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应该说精明的叶群通过小女人的那种小聪明看透了拍马屁的要诀。身为林彪的办公室主任，人际关系 上面，她的行为就代表着林彪。 真实的林彪又如何呢？也在奉行那一套，只不过更为高明一点。 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决心启用林彪，代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那不是简单的一次换人，而是军方的人事大变动。那么大的事，自然要征询罗荣桓的意见。因为毛泽东信任罗荣桓，因为罗荣桓是政工的象征。 毛泽东让彭真和罗荣桓去问话。按道理说罗荣桓和林彪是铁杆，是毛泽东的左右手，没有理由反对林彪出山。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罗荣桓反对。之所以反对，并不是他看林彪不爽，也不是替彭德怀抱不平。他的理由很简单：“国防部长的外事任务重，林彪身体不好，似乎不宜担任这一职务。我建议，由贺龙任国防部长。”罗荣桓基本上没有和贺龙一起共事过，也不存在私人理由。他挺贺龙，只因为贺龙看起来更合适。 当时国防部长不太可能落到贺龙头上。原因很多，这里不再啰嗦了。其实毛泽东已经想好了， 重新启用林罗那对经典搭档控制军方，不仅让林彪出任国防部长，还让罗荣桓担任政治部主任。至于军委日常工作，交给贺龙和罗瑞卿。这样一来，就完成了军方权力的架构。在这个架构里，林彪、罗荣桓、罗瑞卿都是毛泽东的铁杆，谁也无法撼动。虽然贺龙的资格足够老，但是从解放战争开始基本上离开指挥一线。按照毛泽东的构想，无论将来发生什么，军方都会站在自己的身后。但是很遗憾，后来发生了变故，导致文革从清扫罗瑞卿等人开始。 林彪和罗荣桓虽然再一次成为搭档，但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在战争年代，两人之所以可以成为经典搭档，在于分工明确。林彪管军事，罗荣桓管政治。现在没有战争，林彪在政治斗争中上台， 要插手政治。那本来应该是罗荣桓的工作。林彪和罗荣桓在战争后期已经有些不爽，才有林彪请聂荣臻取代罗荣桓的一幕。重新上台的林彪，知道罗荣桓原本推荐贺龙当国防部长，心里更不爽了。 而且在新的领导架构中，林彪虽然成了军方代言人，因为身体原因，并不管事。从林彪的角度看， 如果军委日常主持者贺龙和政治部主任罗荣桓走在一起，自己将成为一个花架子。两位虽然战功不如自己显赫，但大家都是元帅，是平级的同事关系。贺龙资格老，罗荣桓搞政治工作，而且和最高领袖的关系非同一般。 林彪上任之后，开始以天才军事家的身份搞政治了。而且身手不凡，刚上任就搞出一个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新捷径：“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怎样学呢？我向同志们提议，主要是学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学习毛泽东的著作，这是捷径。这并不是捧场，不是吹毛主席。这是告诉你们一个学习的简便窍门。” ——这话基本上是对的。因为之前的陈独秀、王明等人已经证明了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没办法搞定中国的事实。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后才发生实际作用。林彪是毛泽东忠实的追随者，自 然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铁杆粉丝，更是一个实际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对林彪而言，那个早已死去的欧洲老头太遥远了，而且没啥用处，跟官僚眼中的孔老二差不多，只有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毛泽东思想才是硬道理。 学习毛泽东思想只是一个基调，接下来是如何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林彪拿出总结战术的本事，搞出一个新名词，叫：三八作风。 那个玩意是怎么来的呢？来自于遥远的一九三九年。毛泽东给抗日军政大学题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些口号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这些口号成了林彪对毛泽东思想活学活用的典范。成为典范也没有问题，问题是在中国这地方，一旦某事成为典范，就会有一系列后续的典范出现。林彪一个人成了典范，就会有很多人模仿那个典范。一个人吹捧另一个人不可怕。可怕的是很多人跟着那个人去吹捧。如果这一切只有一次，一阵风吹过也就算了。 林彪成了一个大功率的吹风机。吹了一阵又一阵。三八作风刚刚过去，又来了四个第一。 林彪说：“什么事都要搞个数目字。”数目就来了。 所谓四个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这个听起来像空话。那么好吧，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看看林彪这些做法，是不是很眼熟？想想东北的林彪，三猛战术，三三制啥的战术思想，是不是非常类似？当然。只不过当时是军事，现在是政治。对象不同，差别巨大。军事上的战略战术， 摧毁了国军精锐部队。政治上那一套，则带来巨大的分裂。 林彪这是干嘛？接过刘少奇的旗帜，继续神话毛泽东。 当初的延安整风运动，正是刘少奇为首的一帮人开始概括总结毛泽东思想，结果过了头，成为神话毛泽东的源头——好在刘少奇干得并不是太过分。不管怎么样，刘少奇总结出了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相当有道理的，而且延安整风运动的正面效果非常显著，把原本略显松散的共产党搞得铁板一块，在日后的解放战争中效率奇高。 尽管如此，毛泽东的威望依然太高了，高到有点影响共产党的初衷——集体领导。历史早已证明很多次，即使是巨人，也不可能解决所有事。正因如此，当刘少奇等人想要修改经济政策时，分裂了。 接下来要做的，应该像七千人大会那般，大家坐下来好好讨论，哪怕是争吵一番也无所谓，只要能解决问题。很遗憾，问题不是在争吵中解决，而是在争吵中扩大。详情参照前面的各种政治运动。 林彪的那些做法相当于继续拔高毛泽东的威望，神化毛泽东。刘少奇在延安整风运动的表现， 那是正面作用多于负面作用。如今林彪的做法，负面作用多于正面作用。因为当初之所以经济建设遭到失败，主要原因就是三面红旗推广得过于严厉和凌乱。之所以严厉，是没得商量。之所以凌乱， 是在没得商量的条件下失控。 三面红旗推广到那个程度，是整个领导集体的责任。但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领袖毛泽东的威望过高。因为毛泽东威望高，一切才能搞得下去。林彪复出之后，继续拔高毛泽东的威望， 而且是以军人的手法，看起来不仅怪异，而且明显不可行。 更怪异的还在后面，带着问题学习毛泽东思想。 这个啥意思呢？可以说毫无意义。但是作为曾经出现过的重大历史事件中的浪花，又必须找出其中的意义。按照最直观的理解：往好的一方面想，就是以毛泽东思想指导实际工作；往不好的一方面想，就是遇到问题要从毛泽东思想中寻找答案。 一听不错啊，毛泽东思想就是共产党和共和国的指导思想嘛，但是把目光放远点就能发现其中的问题所在。按照邓小平的解释，毛泽东思想只有四个字：实事求是。 事实上毛泽东思想是原则性和纲领性的，指导政治行为是有效的，具体到某些实际领域中，不见得有用。历史已经证明过了：看看中国的传统历史，儒家那些纲领性思想听起来也不错，仁啊、 义啊听起来多好。等到整个社会的思想都局限在儒家思想的内部时，却是越来越僵化，越来越落后， 然后是近代无尽的耻辱。基督那种救世思想听起来也不错，可是整个西方世界陷入到教会中时，迎来的却是黑暗的中世纪。 世界就是这样，当一种思想独霸一切、统治一切时，最终总会是负面影响。因为这个世界是奥妙无穷的,没有一种思想可以决定一切。有人想要用一种思想确定一切，最终只会带来更为不利的结局。林彪继续神话毛泽东，就是走在这样一条路上。 这条路上的林彪也许是清醒的，也许是糊涂的，但必将是坎坷的。他的第一道障碍来自党内同志，昔日的战友们。 首先是罗荣桓。 原因很简单，罗荣桓做了一辈子的工作，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套搞法。要说对毛泽东思想的领悟，十大元帅里，罗荣桓自认第二没人敢认第一。前面已经说过，从罗荣桓的人生经历和选择看， 他和毛泽东有着天然的默契。毛泽东思想也是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罗荣桓参与了全部过程。所以林彪按照搞军事那一套照搬到政治时，罗荣桓不同意。 于是就有了所谓的交锋。 一九六一年四月三十号军委开会，林彪、贺龙、罗荣桓、叶剑英、罗瑞卿等人围坐一圈，讨论闲杂人等接触不到的军事问题。那年头政治压力大，即使是共和国的开国将帅开会，也要讨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一开始大家很和谐，当他们讨论到一个文件，叫《合成部队战斗条例概则》时， 开始不和谐了。 林彪是一个善于创造的人，战场上善于创造，处理公事也有许多创造。一般的公文，在他那里不看，只用耳朵听，即由秘书先看，然后摘要读给他听。比起现在某些大爷们，能听一听公文摘要已经很不错了。对那个条例，林彪睁开睡眼首先表态：“这个条例好。大家有什么意见？” 正常情况下，林彪为军委级别最高的那一个，他先说好，其他人也不好再说啥。但是这一次不同，罗荣桓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带着问题学毛选’，这句话要考虑。” 这是交锋么，看起来不像。但这只是开始，大家都是几十年的老同志，太了解了，要说啥只要动动指头就可以了。因为“带着问题学毛选”正是林彪的“精华”所在。但是林彪却不打算正式接招。因为他知道那位老搭档的政治功底，所以虚晃一枪，问：“这句话在哪里呀？” 林彪的反应非常有趣。一般情况下说一句名言警句，大家也只是说说，要问具体出自哪里，恐怕很多人都说不出来。如果罗荣桓回答不上来，接下来就会成为一个笑话，问题也就过了。但是罗荣桓对林彪也太熟悉了，而且早有准备。罗荣桓让总政副主任梁必业把有关段落读一遍：“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大家都知道这话是林彪发明的经典语录。林彪一看这情况，分明是准备好了来砸场的，很生气很愤怒。我一个搞军事的跑到政治舞台上来，好不容易弄到的一点劳动成果，我容易么我！你还来挑刺！ 但大家都是老人家了，又是几十年的老朋友老同志老搭档，真动气也不太好。林彪强压怒火， 盯着罗荣桓反问：“那你说应该怎么学呀？” 这句话刚说完估计林彪就后悔了，因为那是罗荣桓的强项。这样一个问题在罗荣桓那里简直就是小儿科。所以罗荣桓很轻松地给出了答案：“应当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这句‘带着问题学’改掉为好。” 接下来出现一段时间的冷场，大家谁也不说话，集体沉默。沉默到连一向沉默寡言的林彪都觉得不对劲。其实他很明白，沉默就意味着大家赞同罗荣桓的话。所以他勉强应付一下：“不好，不 好就改掉嘛。” 罗荣桓以为林彪听了自己的话，很开心，开始发挥一贯的作风：“改掉就对了。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定要从根本上学，融会贯通。要学习立场、观点、方法等等等”唐三藏一般，把林彪说得脑袋大。 林彪本是一个性格敏感、好强、且已经证明自己很强大的人。不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要创造一点属于自己的东西。但是政治真的不是他的强项。他在政治舞台上搞出的那一点花样，也是呕心沥血、熬死很多脑细胞的。罗荣桓倒好，一番啰嗦不仅否定了林彪那点劳动成果，还蹂躏了他那可怜的“政治自尊心”（找不到更准确的词汇）。 林彪终于按捺不住，粗暴地打断了罗荣桓的发言：“好了。啰嗦什么？散会！”起身拂袖而去，留下众人目瞪口呆。罗荣桓更是气得浑身发抖。一连几天，罗荣桓陷入沉思之中。妻子林月琴偶尔听他咕噜一句：“讨论问题嘛，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还不是天才放错了地方。让乔布斯去管理大家吃喝拉撒同样很不爽。 林彪根本没有接受罗荣桓，甚至没法接受罗荣桓，接受了罗荣桓的话，就意味着放下自己手中的政治旗帜。那旗帜是不能放下的，因为他还要效法恩格斯接班马克思，斯大林接班列宁，蒋介石接班孙中山，自己接班毛泽东呢。所以两人吵了一架，什么问题也没解决，林彪继续宣传“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罗荣桓当然也不会放弃自己的主张，就打电话给总书记邓小平，报告他与林彪的分歧。邓小平感到问题严重，于是拿到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讨论，讨论的结果依然是大多数人赞同罗荣桓的意见。 在邓小平的支持下，罗荣桓与林彪在公开争论中占到了上风。实在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一个司令和两个政委争论政治问题，获胜的概率能有多少嘛。一时间搞得林彪压力很大，某日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现在不知从哪里来的一股风，说我有什么问题。其实我也没有什么事嘛！我还受表扬嘛！我不会有什么事，就是有什么事，我也绝不牵连你们，我的妻子儿女也不牵连。” 如此一来，林彪看罗荣桓更不爽了，以至于以病号之身抱怨罗荣桓病号。林彪听见罗荣桓到处宣传他理解的毛泽东思想，而不是林彪那一套。林彪一看那情况，抱怨曰：“他一个老病号，不注意休息，还到处跑什么？”因为罗荣桓的病情比林彪严重。 当林彪得知罗荣桓的讲话内容：“一九六一年全年的工作中心是四抓一调查。四抓是抓思想、抓训练、抓作风、抓生活，一调查就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更为不爽了，动火曰：“什么四抓一调查！这种话哪年讲都不犯错误，但是什么问题都不能解决。”当时罗瑞卿在场，对林彪的反应很吃惊。罗瑞卿老半天才搞明白，林彪恼火，是因为罗荣桓和他不一路。 林彪和罗荣桓的关系就是这样，是志同道合之人，也是铁杆搭档，最后出现了裂痕。之所以志同道合，是因为他们都是民族主义者，在民族危机之际以身许国。之所以是铁杆，是因为他们都是民族之精英，为了共同的目标各自分工不同，最终又建立赫赫功业。之所以出现裂痕，是因为再一次困难之际（国家建设出现问题）选择不同，道不同，不相为谋。 两个人的裂痕没有进一步加深，原因很简单：罗荣桓早逝。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号，罗荣桓逝世，终年六十一岁，十大元帅第一位离开人世。 如何评价罗荣桓的一生呢？答案很简单：共产党人的楷模。如果共产党人都能像罗荣桓那般， 现在的中国已经站在世界之巅。 罗荣桓的死折射出林彪心中的矛盾。罗荣桓病重期间，林彪没有探望过。这个可以理解，毕竟林彪是出了名的不搞关系。 在罗荣桓的公祭大会上，几乎所有重要人物都参加了，惟独林彪缺席。并非林彪铁石心肠，而是心理矛盾复杂。 罗瑞卿回忆：公祭大会开始之前，叶群给罗瑞卿打电话，问林彪要不要去参加追悼会。罗瑞卿回答说，由他们自己定。叶群说林彪身体不好。罗瑞卿说，身体不好就不一定要参加了。逝世的已经不在了，在世的还是要保重身体。过了一会儿，叶群又打来电话说，林彪说他还是要参加。罗瑞卿向叶群交待了参加时间和行车路线，然后向负责主祭的刘少奇汇报。又过了一会儿，还是叶群的电话，又说林彪身体不好，还是不去了。罗瑞卿又连忙向刘少奇报告。公祭大会即将举行时，又传来叶群的电话：林彪说他还是要参加。罗瑞卿又布置行车路线，通知会场主持人，说林彪马上出发。 刚忙完，叶群再次通知说林彪不参加了。 ——如此反复复杂，只有林彪了。 罗荣桓虽然去了，但故事依然没完。林彪依然走在自己的路上。 ——坚持继续神话毛泽东，在务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那是一条死胡同，没有出路的。 林彪想要脱困的唯一办法就是真的接班成功，迅速转回来——然而那个可能性不大。毛泽东本人的身体相当的好，游长江或者北戴河都没有问题。更重要的是，毛泽东身边有一大群反对者，他们是跟着刘少奇走的。 大家虽然都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但是刘少奇是铁了心要调整经济的。林彪呢，唯一能做出的选择就是扛起“传统”大旗。那面旗帜就是维护之前毛泽东的既定政策，如三面红旗。那个位置原本 是刘少奇的。刘少奇在那个位置上呆了将近二十年，直到大饥荒来了，呆不下去了，另起炉灶。林彪要去坐那把刘少奇坐过的椅子，结果必然不容乐观。 因此，即使毛泽东当时的身体不好，真的要退下来，林彪也不见得能接班。——除非使用武力。 那是不可容忍的。所以林彪只能在那条死胡同里继续摸索。那是林彪想不到、不愿意、却没有任何办法的事情。 胡同虽然是死胡同，却并不平静，风暴一直在刮。什么风暴呢，看看郭兴福的遭遇就知道了。 因为大比武，郭兴福出名了。按照个人成绩，郭兴福应该出名。因为他的方法是有效的，出名当之无愧。 出名之后的郭兴福换了工作，不再是带着一帮人到处表演，而是去了南京军区高级步兵学校当教员，成为一个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新岗位比野战军当排长要舒服多了，但是他却因此遭殃，因为文化大革命来了。如果郭兴福还是在野战军中当一个小排长，估计就躲过去了。因为当时北有苏联威胁，南边有美国威胁，野战军的任务很明确，就是跟平常一样，不搞啥文化大革命。但是军校就不一样了，属于文革之风必吹之地。 郭兴福虽然是李德生发现的，但郭兴福教学法是罗瑞卿推广的。相当于说，罗瑞卿成就了郭兴福的大名。文革恰好是从批斗罗瑞卿开始的，郭兴福毫无悬念地成为罗瑞卿的“狗腿子”，惨遭批斗。 一般来说，文革初期那段时间特别猛烈，对郭兴福那种典型人物更为猛烈了，所以她的高帽子比别人更高。批斗郭兴福，实际上是为了让他揭发罗瑞卿。但是郭兴福是真正的军人，血性男儿， 绝不冤枉别人。罗瑞卿对他有知遇之恩，更不会往罗瑞卿身上泼脏水了。所以他成了死硬分子，遭受更多折磨 南京位于长江下游，在夏天最热的时候高达四十度，郭兴福被逼嘴里叼着一根稻草在水泥地上爬行，爬一步磕一个头，嘴里还要大声说我有罪。对一个真正的军人而言，这是致命的羞辱。更为致命的是，那羞辱不是来自敌人，而是自己人，是曾经的战友，曾经的上下级，自己的同胞。所以郭兴福绝望了。 绝望中的郭兴福除了坚守自己做人的底线，坚决不揭发罗瑞卿之外，唯一能做的就是去死。不仅自己去死，全家一起去死。他原本是这片土地上朴实无华的男人，有着朴实无华无法的的希望。 但是看见大地上如此狂乱，那就最彻底地与之决绝。 他和她夫人商量好，先把孩子掐死（免得在那绝望的世界里被摧残），然后全家通电自杀。事情原本是有序实施的，但是邻居发现了，撞门救下了已经过电昏死的郭兴福。郭兴福醒来之后，依 然寻死，用菜刀狂砍自己，血流满地，依然没有死掉。三个孩子死了，他和他夫人却在命运的戏弄之下存活，面对更为残酷的命运。 虽然他自己没死成，却被“判”死刑。后来经过许世友和李德生多方面做工作，才从死刑改为二十年有期徒刑。然而此时的郭兴福虽在人间却已经是鬼魂。每当探监的时候，就是郭兴福最受折磨的时候。他不想听那悲惨的哭泣声，那声音勾起他的噩梦。他更不敢看孩子的眼睛，因为他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而自己还苟且偷生。他只能静静地蜷缩在角落里，等待可怕的时间过去。 文革之后，郭兴福再一次重见天日。天还是那天，地还是那地，但是昔日那个生龙活虎的汉子已经不在了，从身体到精神都死在那疯狂骚动的岁月里。 一九八五年，郭兴福死于车祸，年仅五十五岁。 六、接班人林彪 （一）接班人的尴尬 在那场史无前例的风暴中，林彪的命运如何呢？ 形容那场风暴的特点，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暴烈，那么猛烈，以至于没有人能抵挡，即使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等人也不能抵挡；另一个特点则是无孔不入，除了野战军等少数角落，大街小巷一扫而过，居委会大妈都没能躲过。 两个特点相互依存，没有人能置身事外，即使是毛泽东本人。 林彪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上。那个位置特殊在：地位高，权力模糊，行为尴尬。 地位高：副统帅、接班人、最高领袖的亲密战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实实在在的，一点也不含糊，比刘少奇的含金量还要高一点。 权力模糊：林彪是从军队走出来的，他的根系在军方。文革大风吹遍大江南北，只有野战军没有吹到。也就是说当行政系统被摧毁之后，林彪的根系一点没动。而且林彪的势力超出军方，延伸到政坛上。但是林彪行使权力并不能随心所欲，因为那个人把他压得不能动。林彪的根系都是毛泽东的忠实粉丝。如果林彪要对付其他人，那些力量非常强大。强大到几乎足以打倒所有人。但是林彪一旦和毛泽东发生分歧，那些力量立刻就土崩瓦解。原因无他，林彪的力量都是毛泽东的力量。 队伍是毛泽东拉起来的，思想是毛泽东的思想，连林彪本人都是毛泽东刻意栽培的。所以日后九一三事件中，林彪基本上是重复了当年张国焘的老路，孤身出逃。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调动的权力基本上在毛泽东手中。没有毛泽东的命令，不管是国家主席刘少奇，还是军委副主席林彪或贺龙，很难私下里调动部队。所以林彪的权力相当模糊。 前面两点都容易理解，关键是第三点，行为上。 林彪在接班人的位置上已经难以行使权力，个人行为更是尴尬了。 不管文革大风怎么刮，大家心里都明白，搞那一系列整人整风是一个得罪人的活。不管在哪里混都要为人处事。不管哪里为人处事，最基本的原则都是不要轻易得罪人。文化大革命基本上把所有人都批斗一遍，换句话说就是都得罪一遍。那样的事情是不划算的。 如果说最高领袖可以扮演好人，说我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后来弄坏了，其他人就不好说了。 大家既然选择毛泽东为领袖，那就相当于给予他扮演好人的权力。大家愿意相信领袖出发点是好的， 是下边搞乱了 林彪做了领袖最重要的助手——接班人，就尴尬了。因为他一方面要好好干活，把文化大革命搞得红红火火，显示自己对领袖的忠心。另一方面呢，他也想着接班问题。不管怎讲，自己是二号人物了。如果一号人物不在，自己就是这个国家的老大。那正是他的梦想所在。要当老大，也必须扮演好自己的角色，那就是当好人。 国家老大搞不好人际关系，真是太搞笑了。 所以林彪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两边都不能得罪。左思右想之后，再一次用他的脑袋搞创造， 就是除了吹捧毛泽东之外，在具体的问题上不表态。凡是跟着毛泽东走，毛泽东画圈他跟着画。一方面显示自己无意出头，另一方面也不想得罪人。说文雅一点，就是继续务虚不务实。通俗一点说， 尽量躲在毛泽东那巨大的身影里，不得罪人。 但是林彪并不是全部无动于衷。他的全部选择都是要增加权势和影响力，以便将来可以成为最高领导。那是他的最高战略。一切都是为了最高战略服务。如果务虚有利于那个战略，那就务虚。 如果需要出击，那也是毫不犹豫。 说白了，一切还是那两个字——利益。 林彪在走向最高领导的岗位之前，他要做的就是保住自己接班人的位置，打击那些可能威胁到他的位置的人——也就是所谓的接班人问题。 接班人的位置原来是刘少奇坐着的。刘少奇接班不成功，如今换成了林彪。在林彪眼中，至少还有一个潜在的威胁，就是邓小平。 邓小平和林彪之间是一种相当奇妙的关系。 从年龄上看，邓小平年长林彪三岁。两人早期接受的教育相当，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些改变。邓小平在十六岁时去了法国勤工俭学；林彪十七岁去了黄埔军校。邓小平在法国认识了比自己年长几岁的周恩来，逐渐接近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整个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共产党的文斗时代，两人基本上都没啥表现。林彪在爱情和军事中打发时间。邓小平呢，去苏联学习了一段时间。直到此时，两人基本上没啥接触，把他们弄到一块的，还是蒋介石。 蒋介石在一九二七年挥舞屠刀，成了所有共产党人的考验。假的共产党人，基本上都脱党了。 真的共产党人，要么死了，要么活了。死的就死了，活下来的，都是经过烈火考验的真金。邓小平和林彪都是那样的人，而且殊途同归，最后去了井冈山。 井冈山上，应该是两人首次相见，时间应该是一九三一年之后。 因为邓小平回国之后，常常游走在中央和地方之间。他的地位在周恩来之下，做事风格又有很大不同。这个后面再说。 大革命之后，邓小平没有直接加入武斗行列，而是赶紧改一个名字，随着中央从武汉迁往上海， 担任中央秘书处长，级别不高，但很重要。后来中央在上海越来越难混了，邓小平从中央去地方， 也搞革命根据地，发动白色起义，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并且搞出了红七军和红八军。那块地方搞得并不特殊，比起井冈山和鄂豫皖那样的庞然大物，实在不算啥。那个地方出来的人物，除了邓小平，后来级别最高的是张云逸大将。 确切说，邓小平和周恩来的关系非常亲密，长时间以来都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但是那段关系并没有影响到邓小平，而是刚上井冈山就表示支持毛泽东。毛泽东当时正在倒霉，邓小平也跟着倒霉。从此之后，邓小平就成了毛泽东的铁杆粉丝，著名的“毛派”人物之一。当时的林彪也被视为毛泽东的人，因为大家都知道林彪是毛泽东一手提拔培养的。 虽然都是毛泽东的粉丝，但是人生境遇并不一样。邓小平因为强于政治，所以那段时间经常跟着毛泽东倒霉。林彪虽然也是毛泽东的支持者，但是做人比较低调，手握重兵，最重要的是专业能力强，所有并没有受到多大冲击。不管国际派那帮人怎么折腾毛泽东，对林彪还是以拉拢为主。毕竟嘛，不管开会如何炮火连天，在战场上还是需要天才。 井冈山上的邓小平和林彪没有可比性。因为那时候的共产党还比较弱小，还在国军的围追堵截之中过日子。邓小平的地位也不高，还没有发挥特长的机会。林彪呢，自从朱毛会师，在井冈山站稳脚跟之后，一直都是军队的核心人物。而且林彪本人不喜欢搞关系，对谁都爱理不理。哪怕是老领导毛泽东和朱德，不高兴也不怎么说话。至于邓小平那样不起眼的角色，林彪更不会放在眼里了。 邓小平的特长也是搞政治，人缘很不错。比方说后来的十大元帅，邓小平和其中的九个关系都还行，只有林彪例外。那九个人中间，包括宽厚的朱德，包括豪迈的陈毅，包括刚烈的彭德怀，也包括和林彪同样沉默寡言、师出同门的军事天才徐向前。唯独和林彪关系不怎么样，好像预示着未来的不平静。 然后两位一起长征，然后抗日。林彪受伤去了苏联，邓小平一直在国内，但在战场上也没啥表现。中间也就是跟在彭德怀在百团大战中参与一把。 整个解放战争期间，两人基本上也没有交集。林彪去了东北，在那里扭转乾坤。邓小平则和刘伯承一起驰骋于中原大地。 战场上的邓小平和林彪是没法比的。不是邓小平不行，而是林彪太行。毕竟能在战场上和林彪比的人，共产党内部，也就是寥寥数人。 离开了战场呢？ 天下大势已定，各路地方大员进中央，就是所谓的五马进京。进京五马（高岗、邓小平、饶漱石、邓子恢、习仲勋）之中，一马当先的是高岗。论人气指数，邓小平和高岗是没法比的。从年龄上讲，邓小平比高岗年长一岁。入党资历上，邓小平比高岗早几年。革命时代，两人相当。红军时代，两人都不错，但都谈不上杰出。八路军时代，两人差不多。解放战争时代，邓小平级别更高， 是二野政委。高岗在四野一开始既不是司令也不是政委。但是四野比二野的摊子大很多。所以高岗工作也没少干。而且在抗美援朝的过程中，高岗坐镇东北，负责志愿军的总后勤工作，其贡献丝毫不比其他大军区政委差。所以就整个战争年代，干工作方面，高岗不输于邓小平。所以才有高岗红红火火的进京。 当时进京的五个人中，高岗和邓子恢都是四野出身，邓小平是二野代表，饶漱石来自三野，习仲勋则是一野的。四野的总代表则是林彪。林彪当时虽然因为身体原因处于半隐退状态，但是地位摆在那里。高岗盛气凌人之前，首先要得到林彪的认可。 至少从建国之初看，邓小平的地位已然和林彪没法比。 高岗自杀之后，邓小平的地位逐渐升高，升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名义上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之外的第四号人物（把朱德也算上是第五）。实际上主持军委的彭德怀，和处于半隐退状态中的林彪都比他能量大。即使其他元帅们，声威也不比他弱。 尽管如此，邓小平依然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和毛泽东一样，凡是他认准的事，就会去干， 坚定的去干。比方说初到井冈山，毛泽东和国际派的斗争中处于劣势，邓小平认为毛泽东是对的， 毫不犹豫的去挺毛泽东，不管结果如何。等到经济建设出现问题。邓小平又认定刘少奇是对的，决定跟着刘少奇干，不管结果如何。 当年挺毛泽东的结果，邓小平成为“毛派”小集团中的一员。挺刘少奇的结果更厉害，沦为全国第二号走资派人物。 当毛泽东“炮打敌人司令部”时，邓小平很悲催地发现，站在他前面的只有刘少奇一个人。当毛泽东把刘少奇和邓小平一干人等打翻在地，新上任的林彪则走在原来的老路上。 老路，即继续务虚，吹捧毛泽东。老路，即维护、巩固自己的位置。 要在那条路上走下去，就必须让邓小平跌入深渊。 从林彪的角度看，毛泽东身边那些人，没有人能取代他的位置。不论战功还是资历，毛泽东身 边的人都没有资格或者能力取代他。最有可能取代他的人是谁呢？很可能在被打倒的那些人中间。 因为在文革风暴之中，绝大多数实力派都成了“走资派”、“造反派”等等各个新门派中的人物。 假如，从林彪的位置上假设，政治风暴突然转向的话，怎么办？答案很明显，对他很不利。即使不能把他怎么样，至少接班人的位置肯定是没有了。 即使风暴不转向，那么风暴弱了怎么办？ 风暴弱了，那些实力派的人物必然复出干活。原因无它，他们很能干活。他们的历史地位都是干活干出来的。这个世界的权力，基本上都是干活干出来的。要说天上会掉下权力，绝对是瞎扯。 天上连馅饼这种实物都掉不下来，怎么能掉下权力那样抽象的东东呢，呵呵。 而且情形更为不乐观的是，即使风暴没有减弱，也出现了一些很不正常的苗头。 比方说吧，在那样异常的风暴中，刘少奇被批斗臭掉，彭德怀、贺龙、陶铸、罗瑞卿等人遭到严酷的折磨，这些都是“正常”的。但是贵为“第二号走资派”的邓小平并没有受到如此待遇，就是“不正常”的。 比方说八届十一中全会，时间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一号到十二号，那是一次极为不寻常的会议。 上一次开中央全会，还是一九六二年初。按照党章规定，中央全会每年都要开的。中间四年在干嘛呢，很简单，在政治运动。 那大概是建国以来，政治压力最大的会议之一。在那次会议上，刘少奇开始检讨关于派遣工作小组去校园的问题。会议随即批判刘少奇。会议的第四天，也就是八月五号，毛泽东写出了那张大字报。会议之后，红卫兵开始大规模地接见红卫兵。 正是那场会议，通过了文革纲领性文件。 主要的议程是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实际上那场会议是在毛泽东一手操控之下的，是文革的序幕。目的就是拿下一批人，换上另一批人。拿下的人物的核心就是刘少奇。换人的核心正是林彪。 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当时正红得发紫）回忆，有三件事令他感到吃惊：第一，公报初稿送审名单上没有刘少奇；第二，送审传阅名单上，毛主席后边即是林彪；第三，初稿上，引述了刘少奇的一段话，在送审中被毛泽东勾掉了。 正是在那场会议上，林彪成了毛泽东之后的第二号人物。原因很简单，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必然得罪很多人，需要强有力的支持。林彪已经是军方代言人。 奇怪的是，在那样一场风暴巨大的会议上，投票结果，毛泽东毫无悬念的第一，林彪上升到第 二，周恩来一贯第三；之后的第四号人物竟然是邓小平。 而且在整个会议过程中，除了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之外，没有人批评邓小平，林彪就感到不对头。为啥出现这个情况呢，根据王力回忆：“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号，毛主席对我说，如果林彪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邓小平出来，至少是常委。” 按照王力的回忆，那个时间应该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的半个月。也就是说那时候，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都准备停当，部署就绪。也就是说从一开始，毛泽东就想把邓小平留下来，留作一种备用，留一手后路。 这些是符合毛泽东的做事原则的。斗政敌，狠斗最大的那一个，之前的张国焘就是例子。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最终的目的并非斗人，这些后面再谈。对刘少奇肯定是不会手软，如同当年对待张国焘。对邓小平是可以留下来。因为邓小平本人就是毛的铁杆，而且很能干。 但是在林彪看来，那样一种后路就是一种巨大的威胁 毛泽东看到那个情况，为了安抚林彪，就让邓小平去和林彪谈谈。话虽然没说明，也是很明显的，就是适当表示一下跟着林副主席。跟着林副主席就是跟着毛主席嘛。按邓小平自己回忆：“文革开始的时候，主席找我谈话，让我和林彪搞好关系，我答应了，但与林彪谈了一次就谈崩了。 谈崩是必然的。因为大家都是毛泽东铁杆粉丝，原本都是平等的，凭啥要跟着你啊。跟着你也没有问题。问题是你的那一套不行啊。邓小平就是因为之前那一套不行了才选择跟着刘少奇干的。 如果这么容易服软，那么当初就不会选择跟着刘少奇了。 同样的故事还发生在贺龙身上，而且情节更为生动。详情参见前面。既然谈不拢，那就不客气咯。 林彪亲自上去批判邓小平，其实也没有更好的理由。因为毛泽东暗保邓小平，不可能向刘少奇那般，因为一点莫须有的材料就能整出那么多高帽子。 林彪批判邓小平的理由只有两条：一条是二野和四野争功。依据倒是很明显，毛选上有一条是四野的功劳，邓小平硬说是二野的。那个时代，毛选就是“最客观”的一种存在，至高无上的依据。拿这个来指责邓小平，谁也不能说啥。问题这是小事，并不致命。争一点又怎么了？谁能没有点小错误？ 致命的是第二点：红七军临阵脱逃。红七军是邓小平在左右江搞出来的队伍。如果说红七军临阵脱逃，那邓小平问题就大了，不死也得脱层皮。刘少奇因为个人一点小原因就完蛋了。如果说毛泽东要是下决心修理邓小平。这个罪名或许足够邓小平去见马克思了。然而毛泽东说邓小平没有历 史问题。 林彪下决心去办的事，竟然没有办到，正好折射出他的无奈。 （二）林彪的心 说到这里，说了那么多之后，需要澄清一个问题，林彪是如何看待文革的。我们看到林彪支持毛泽东，看见林彪吹捧毛泽东，看见林彪想要接班。 我们又看见林彪因为那些动作从一个务实的军队统帅变成一个务虚的玩政治的政客。我们还看见因为林彪的支持，毛泽东才得以牢牢控制军队，放心发动文化大革命。 在所有这一切过程中，林彪的内心如何，他是如何认识的？这些问题其他人没法回答，甚至不好猜测。因为林彪本就不是一个多话的人，他不愿意说，更愿意想。晚年的林彪常常一个人静坐， 坐在那里默想，就好像战争年代对着地图默想一样。他也有自己的习惯，比方说划火柴。划着了， 再灭掉，再划，再灭。啥意思呢？也许没有任何意义，也许是借着火柴燃烧时的那一点点火光和火药味回忆一下当年战场的清醒。 林彪更不是一个容易猜测的人。他一辈子面对过很多对手，很多都是杰出之士，依然没有被猜透。如今的我们，几十年后的今天，生存环境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如何去猜？ 如果要寻找蛛丝马迹，只能从当年他自己的言行中寻找。怎么寻找呢，很幸运。林彪自己留下过那样一篇讲话。林彪有过不少讲话。唯有那篇讲话透露的信息最多。那篇讲话里透露出来的信息比任何人能猜测的东西都多。 那篇讲话发生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号。两天之前，也就是五月十六号，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下发。那时候，文革标志性案件，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案正在定案。 林彪的那篇讲话和《五一六通知》一样，被认为是文革的宣言。不仅是文革宣言，也是林彪个人内心的一种宣泄。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林彪讲话： 本来是常委其他同志先讲好。常委同志们让我先讲，现在我讲一点。我没有写出稿子来，凭口来讲，有些材料念一念。 这次是政治局扩大会。上次毛主席召集的常委扩大会，集中解决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这一次继续解决这个问题。罗瑞卿的问题，原来已经解决了。陆定一 、杨尚昆的问题，是查地下活动 揭出来的，酝酿了很久，现在一起来解决。四个人的问题，是有联系的，有共同点。主要是彭真， 其次是罗瑞卿、陆定一 、杨尚昆。他们几个人的问题的揭发、解决，是全党的大事，是保证革命继续发展的大事，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的大事，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的大事。这是使中国前进的重大措施，是毛主席英明果断的决策。 这里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防止“苦迭打”。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生产关系固然是基础，但是靠夺取政权来改变，靠夺取政治来巩固，靠夺取政权来发展。 否则，是经济主义，是叫化子主义，是乞求恩赐。无产阶级拿到了政权，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一下子就可以打倒，无产阶级就有了一切。所以，无论怎样千头万绪的事，不要忘记方向， 失掉中心，永远不要忘记了政权。要念念不忘政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 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意识形态、宗教、艺术、法律、政权，最中心的是政权。政权是甚么？ 孙中山说是管理“众人之事”。但他不理解，政权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 反革命是这样，革命也是这样。我想用自己的习惯语言，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当然，政权的职能不仅是镇压。无产阶级的政权，还要改造农民，改造小私有者，搞经济建设，抵御外部侵略，职能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是镇压。社会上的反动派，混进党内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都要镇压。有的杀头，有的关起来，有的管制劳动，有的开除党籍，有的撤职。不然，我们就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权的根本观点，我们就要丧失政权，就是糊涂人。 毛主席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提出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党内党外、各个战线、各个地区、上层下层都可能出。 我所了解，主要是指领导机关。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错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 。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 ，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 ——接下来林彪谈论政变问题。 这是我看到的，关于政变最强悍的论证。我很怀疑稿子是林彪亲自写的。因为只有他那种做事绝对认真，且思维与众不同的人才会弄出这样的东西。 下面这部分是追溯政变历史的： 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改变政权，大概是这样，一种是人民革命，从底下闹起来，造反，如陈胜吴广、太平天国、我们共产党，都是这样。一种是反革命政变。反革命政变， 大多数是宫廷政变，内部搞起来的，有的是上下相结合，有的和外国敌人颠覆活动或者武装进犯相结合，有的和天灾相结合，大轰大闹大乱。历史上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 世界上政变的事，远的不说，1960 年以来，据不完全的统计，仅在亚非拉地区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先后发生 61 次政变，搞成了的 56 次。把首脑人物杀掉的 8 次，留当傀儡的 7 次，废黜 的 11 次。这个统计是在加纳、印尼、叙利亚政变之前。6 年中间，每年平均 11 次。 马克思主义者唯物主义者，在任何时候都是重视现实的。我们不能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别的事情搞得热热闹闹，忘了这件事，看不见本质问题，就是糊涂虫。不警惕，要出大乱子。我们过去几十年来，解放以前，想的做的就是夺取政权。 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已经夺取了政权，许多同志就不大注意政权本身的问题，只是搞建设，搞教育，对付蒋介石，对付美国，没有想到夺取了政权还可能丧失政权，无产阶级专政还可以变成资产阶级专政。在这个消极方面，我们，至少是我，没有去多想这个问题，更多想到的是打仗、发生战争的问题。从大量的事实看，是要防止内部颠覆，防止发生反革命政变。道理很简单，很多事情要靠大量事实才能加深印象，才能认识。人的认识规律就是从感性到理性。 从我国历史上来看，历代开国后，10 年、20 年、30 年、50 年，很短时间就发生政变，丢掉政权的例子很多。周朝建立以后，不久就发生了叛乱，到春秋战国就大乱了。“春秋无义战”，各国互相颠覆，内部互相残杀。楚成王的儿子商臣，以卫兵包围王宫，逼成王自杀。成王好吃熊掌，要求让他吃了熊掌再死，企图拖延时间，以待外援。商臣不许，说“熊掌难熟”，成王被迫立即自杀。吴国公子光派专诸刺杀了王僚，夺取了政权。晋献公、齐桓公、齐懿公当政前后，多次发生政变杀人。春秋战国这类事太多了，我就不说了。除了相砍相杀夺取政权外，还有用其它阴谋诡计掌握实权的。例如，吕不韦送怀孕的赵姬给秦庄襄王，生了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秦始皇统治的初期， 实际上政权落到吕不韦的手里。 秦朝三代共统治了 15 年。秦始皇只有 12 年就死了，以后赵高捧出秦二世当皇帝，秦二世把他 的兄弟姐妹杀了 26 人。汉高祖在位 12 年，后来吕后专政，夺取了刘家的政权。周勃、陈平勾结起 来，又把吕家搞掉了。晋朝司马炎统治了 25 年，以后爆发了八王之乱，出现了相互残杀的局面。 南北朝的时候，为争夺政权，互相残杀的事就更多了。隋文帝在位 24 年，就被隋炀帝杀了，儿子 杀老子。有一出戏叫《御河桥》，就是杨广杀父，还杀了他的哥哥杨勇。唐朝李世民兄弟相杀，争夺皇位。李世民杀了他的哥哥建成、弟弟元吉，即玄武门之变。宋朝赵匡胤，在位 17 年，被他的弟弟赵光义杀了。“烛影斧声，千古之谜”。有一出京戏叫《贺后骂殿》，讲了这件事。元朝忽必烈， 统治中国 16 年，他的儿子铁木耳在位 13 年，皇族争位。大乱，两宫相争，一个是皇孙，一个是皇后，也是夺权杀人。 明朝朱元璋在位 31 年，他的四子燕王棣，带兵打朱元璋的孙子建文帝，相杀 3 年，南京的王宫被烧，建文帝是烧死了还是跑了，弄不清楚，后来还派人到外国去找。清朝统治中国不久，到康熙晚年，他的儿子们为了争夺政权，互相残杀。传说康熙病时遗诏“传位十四子”。雍正改为“传位于四子”据说康熙是喝了雍正送去的“人参汤”死掉的。雍正夺取了政权后，还把他的好多弟兄都杀死了。 辛亥革命，孙中山当了大总统，三个月就被袁世凯夺去了政权。四年后，袁世凯做了皇帝，又被人推翻。此后，军阀混战十几年，两次直奉战争，一次直皖战争。蒋介石，正是靠篡夺军权、党权、政权，发动反革命政变上台的，对革命人民进行了大屠杀。 这些历史上的反动政变，应该引起我们惊心动魄，高度警惕。我们取得政权已经 16 年了，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权会不会被颠覆，被篡夺？不注意，就会丧失。苏联被赫鲁晓夫颠覆了。南斯拉夫早就变了。匈牙利出了个纳吉，搞了十多天大灾难，也是颠覆。这样的事情多得很。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难道没有事情，无缘无故这样搞？不是，有很多迹象，“山雨欲来风满楼”。《古文观止》里的《辩奸论》有这样的话：“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 ——看看这些，可谓通俗明白，老少皆宜，搞不清楚的还以为是在搞研究的呢。应该说比大多数搞研究的写的文章更具有可读性，更耐读。而这只是陈述，陈述历史。 对林彪而言，他可不会闲着无聊去陈述历史，而是要从历史事件中论证现实的必要性。所以再次来一个转折。转折到显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案子上来。 坏事事先是有征兆的。任何本质的东西，都由现象表现出来。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这一套搞掉。有很多现象，很多材料，我们这里不去详细说了。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一点味道，火药的味道。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混到我们党内，混到党的领导机关，成为当权派，掌握了国家机器，掌握了政权，掌握了军权，掌握了思想战线的司令部。他们联合起来搞颠覆，闹大乱子。 罗瑞卿是掌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去了很多权。罗长子的手长，彭真的手更长。文化战 线、思想战线的一个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联络的是杨尚昆。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个是宣传机关，报纸、广播电台、文学、电影、出版，这些是做思想工作的。资产阶级搞颠覆活动，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搞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相配合，抓舆论， 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要投票有人，要打仗有军队，不论是会场上的政变，战场上的政变，他们都有可能搞得起来。大大小小的邓拓、吴晗、廖沫沙，大大小小的“三家村”，不少哩！毛主席说，十六年来，思想战线我们没有去占领。这样下去，人家就会不投我们的票，不投毛主席的票，而投他们的票。打起仗来，人家就会跟他们走，拿起枪来打我们。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所以很值得我们注意，思想上不能麻痹，行动上要采取具体措施，才能防患于未然。要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定时炸弹、地雷，事先发现，挖掉。不然，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发生反革命政变，或者遇到天灾，或者发生战争，或者毛主席百年之后，这种政治危机就会来了，七亿人口的大国，就会乱起来。这是很大的问题。 当然，还是两个前途。他们的阴谋，不一定能得逞，不一定能胜利，不一定能实现。因为我们的党是毛主席领导下几十年革命的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不是幼稚的党，是成熟的党。我们的党，紧紧地掌握着枪杆子，始终没有离开过枪杆子，没有搞过甚么议会活动，和欧洲的党是不同的。我们的党，是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血肉相联的，是有长期的革命传统的，是有丰富的革命经验的。 整个形势是大好形势，世界是大好形势，中国也是大好形势。他们想得逞，是不很容易的。他们可能得逞，也可能失败。如果我们不注意，大家都是马大哈，他们就会得逞。如果我们警惕，他们就不能得逞。他们想杀我们的脑袋，靠不住！假使他们要动手，搞反革命政变，我们就杀他们的脑袋。 任何时候，不管形势多么好，总有阴暗的一面。形势好的时候，要看到坏的一面。如果没有坏的一面，好就不成其为好。好之所以为好，是有坏。坏之所以为坏，是有好。 现在毛主席健在，我们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毛主席已经 70 多岁了，身体很健康，可以活到 100 岁。正因为形势好，我们不能麻痹，要采取措施，防止发生事变。有人可能搞鬼，他们现在已经在搞鬼。野心家，大有人在。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想推翻我们无产阶级政权，不能让他们得逞。 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机而动。 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他们是假革命，他们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假毛泽东思想，他们是背叛分子。毛主席还健在，他们就背叛，他们阳奉阴违，他们是野心家，他们搞鬼，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的老婆就是一个。他说他不知道他老婆的事！怎么能不知道？罗瑞卿就是一个。彭真手段比他们更隐蔽更狡猾，使人家不容易看出来。 他冒充拥护毛主席，他在晋察冀是百分之百的王明路线，比王明路线还王明路线，超王明路线 ——这段论证党内斗争的必要性。 1938 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路线，他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他还把蒋介石说成是“最有政治眼光的人”，“要竭诚的拥护蒋委员长。”他说，“抗战最坚固的中心是蒋委员长。”他还说， “国共两党之间，要互助互爱互让，反对利用困难，与共产党为难。”他在延安装着反对王明路线， 到东北又搞王明路线。彭真在东北拒不执行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指示。在炮火连天的时候，他幻想和平，幻想和国民党蒋介石谈判，没有战争打算，幻想在谈判桌上取得胜利。他没有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味道，不搞阶级斗争。他不把重点放在农村，不把干部和主力派到农村建立根据地，恋恋不舍大城市，不愿意离开大城市。撤出沈阳，还赖在郊区不走。搬到本溪，搬到抚顺， 又搬到梅河口，不肯在农村安家，不准备打，只准备和。在东北，他想把主力孤注一掷，和敌人硬拼，以军事上的冒险主义掩盖他政治上的投降主义。他借口照顾山头，实际上是培植他个人的实力。 他不注意补充主力，只是从散兵游勇中收编和建立一些地方部队，后来这些部队都叛变了，成了“座山雕”。他说反山头，就是他在搞山头，招降纳叛，搞他自己的军队，搞小圈子，搞“桃园三结义”。北京市水都泼不进去，针也插不进去，党内搞党，党内搞派。毛主席、周总理和其他同志都有感觉， 我也有感觉。 ——讲到这里在来一个转折，转回到共产党历史。共产党历史就是一部斗争史。共产党就是在斗争中壮大的。和军阀斗，和国民党斗，和蒋介石斗，和鬼子斗，和联合国军斗。 但是另外一方面，党内斗争不断。早期的陈独秀，中期的王明、张国焘，都是斗得天翻地覆。 文化大革命，更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党内斗争。谭震林在放大炮时就说得很明白：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斗争，我准备牺牲。 林彪对这一切同样明白，所以他对党内斗争有所回顾。只不过是为未来即将拉开的斗争大幕造势而已。他就是要告诉大家，斗争一直存在的，虽然共产党赢得了政权，党内斗争一直存在，而且在所难免，所以他接着说： 不少人挂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毛泽东思想的招牌，实际上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 他们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实际上是反共分子。这次揭露是党的伟大胜利，不揭非常危险。再让他们搞下去，就可能不是党揭露他们，而是他们要“审判”党。 我们的社会还是建立在阶级对立的基础上。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一切剥削阶级是打倒了，但是没有完全消灭。我们没收了他们的物质，但是不能没收他们的反动思想，把他们关起来也没法没收他们脑袋。他们是想复辟的。他们在整个人口比例上占很少数，但是他们政治上的能量很大，他们的反抗力量比他们的人口比例大得多。城乡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不断地生长新的资产阶级分 子。工人当中，也掺杂一些复杂成份。党和国家机关有些人腐化。加上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包围和颠覆活动。这些，使我国产生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这种危险是综合的，各种反动力量互相联合的。 国内国外，国内是主要的。党内党外，党内是主要的。上层下层，上层是主要的，危险就是出在上层。苏联出了赫鲁晓夫，全国就变了颜色。 现在，我们把剥削阶级打倒才 16 年，他们的人还在，心不死。地主把他的地契还秘密保存起来。被推翻的地主和资产阶级，随时都在梦想恢复他们的天堂。他们的枪杆子被缴械了，他们的印把子被夺过来了。但是，他们在思想文化阵地上还占有相当的优势。他们拼命利用这种优势到处放毒，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准备。当前正在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资产阶级阴谋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它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和将来面貌的头等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头等大事。 我们一定要严重注意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重要问题，不要忘掉这个问题，而要念念不忘。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然的话，就是糊涂虫。不要在千头万绪、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丧失警惕性，否则，一个晚上他们就要杀人，很多人头要落地，国家制度要改变，政权要变颜色，生产关系就会改变，由前进变成倒退。 说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矛盾，这是错误的，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是不合辩证法的。哪里会没有矛盾呢？一千年、一万年、一亿年后仍然有矛盾。地球毁灭了，太阳熄灭了，宇宙还是有矛盾。不久前，邢台地区发生了地震，自然界也在斗争着，我们总理亲自去处理。太阳黑子增加到一定程度， 无线电就发不出去。任何事物都处在矛盾中间，斗争中间，变化中间，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看法。 从沙粒到太阳，大到银河系，小到基本粒子，大到宏观世界，小到微观世界，都充满矛盾。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它的基本点是要批判，要斗争，要革命。无产阶级，只有经过批判、斗争和革命，才能夺取政权，保持政权，推动我们的事业前进。 因此，要提高警惕，要斗争，不能存有和平幻想。斗争就是生活，你不斗他，他斗你嘛！你不打他，他要打你，你不杀他，他要杀你。丧失这种警惕性，不团结起来斗争，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全党越团结得好，越要斗争，越有战斗力。但是，绝不同反党分子讲团结，而是批判他们，揭露他们，一直到开除他们出党。不是绝对的团结，而是相对的团结，是批判反党分子、揭露反党分子的团结。 总之，要斗。这次我们斗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他的老婆，还有杨尚昆，是马克思主义的行为，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行为，是重大的政治措施，是防止反革命颠覆的措施。不然，我们得了天下，要丧失天下，创了业不能守业，我国人民一百多年来、几十年来为革命前仆后继，无数先烈所 流的血，统统付之东流，我们就成为历史的罪人，成为机会主义者。 ——既然要斗争，总得有依据。依据是啥呢，就是毛泽东。 从以往经验来看。共产党是在确立毛泽东为核心地位之后才迅速壮大，无往而不利的。所以才有了毛泽东思想。 从林彪本人来说，他的成功固然和他的天才与勤奋分不开，但是没有毛泽东作为那颗大树，他也不可能如此成功。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徐向前。两人师出同门，同样是天才，同样身体不好。身体不好的徐向前一直在养病，身体不好的林彪则一直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所以既然要斗争，林彪再一次选择站在毛泽东身边，而且把毛泽东放到独一无二的位置上。凡是反对毛泽东的，都是叛徒， 所以林彪继续说。 ——林彪如此吹捧毛泽东不觉得脸红么？当然不觉得。毛泽东固然是独一无二的，但是拔高到那种程度就太危险了。 按照林彪的那个吹捧法，全世界只有三个人曾经得到过那样的吹捧，他们不是任何一个国王， 任何一个皇帝，而是西方的耶稣基督，是伊斯兰世界的先知，是东方王朝时代的孔子。他们几个最终还是分别从那个位置上掉下来了。因为大家都是人，纵然一些人比另外一些人站得高、看得远、 成就更大，但还是人。 如此吹捧，就算为了说服自己也要拿出足够的一句来。林彪有他自己的依据。依据如下： 毛主席所经历的事情，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多得多。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伟大的人物。马克思活了 64 岁，恩格斯活了 75 岁。他们有很高的预见，他们继承了人类先进的思想， 预见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可是他们没有亲身领导过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像毛主席那样，亲临前线指挥那么多的重大的政治战役，特别是军事战役。列宁只活了 54 岁，十月革命胜利以后 6 年就去世了。他也没有经历过像毛主席那样长期、那样复杂、那样激烈、那样多方面的斗争。 中国人口比德国多十倍，比俄国多三倍，革命经验之丰富，没有那一个能超过。毛主席在全国、 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天才。恩格斯说，十八世纪的天才是黑格尔、圣西门，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他说，马克思比我们一切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他是天才。列宁也承认天才，他说要有十几个天才的领袖，才能领导俄国取得革命的胜利。毛主席是天才。我们同毛主席那一点不同？一起搞斗争，有些人年龄比他老，我们没有他老，但经历的事也不少。书我们也读，但我们读不懂，或者不很懂，毛主席读懂了。看到很多人读书圈圈点点，把书都圈满了，证明他没有读懂，不知什么是中心，甚么是主次。 辩证法的核心，毛主席在几十年前就懂了，我们没有懂。 他不但懂了，而且还会熟练地运用。从懂到用，有很大的距离，懂了未必会用。打乒乓球，你懂得了规则，你也打不过庄则栋、徐寅生。打仗也一样，你懂一点书本上的军事知识，打的时候不一定能打胜仗。毛泽东思想全部贯串着唯物辩证法。毛主席广泛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 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19 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20 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要不服气，不行就不行。 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晓得把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舵手选为我们的领袖。人和一般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是能够制造工具的动物。人在劳动过程中，逐步发展自己的头脑，能够去思想。思想是人的最大特点之一。思想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我们应该重视先进思想的作用，重视**时代先进思想的作用，重视毛泽东思想的作用。不重视思想的作用， 是庸俗的唯物论，机械的唯物论。在**时代，在财产公有的条件下，忽视先进思想的作用，搞物质刺激，是不行的，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同修正主义不同，我们不能象他们那样靠物质刺激。资产阶级的物质刺激这条路，我们是决不能走的。我们必须用毛泽东思想，用伟大的正义的事业，来激发人民的热情，放开眼界看未来，坚定不移向前进，摆脱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传统和习惯势力的影响，从这种狭隘的影响下解放出来，表现出强大的力量，发生强大的作用。 文化、思想战线被坏家伙控制了。彭真、陆定一控制的中宣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宣传部。他们控制的文化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文化部。他们仇恨毛泽东思想，他们阻碍毛泽东思想的传播。 毛泽东思想一定要最广泛地同人民群众见面。不同人民群众见面，我们国家的面貌就不能改变。我们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毛泽东思想和人民一结合，无论那一方面，就会发生很快的变化。 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思想的集中表现，是同私有制思想，剥削阶级思想根本对立的。我们反对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私有制和私有观念是产生修正主义的重大因素。这种因素非常广泛。农村有自留地，有集体的地。一筐粪，是先送自留地，还是先送集体的地，都是有斗争的。这是两个阶级的心理，是两个阶级的思想，是两条道路的表现，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我们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去战斗，资产阶级思想就会占领阵地，引起蜕化变质，出乱子。匈牙利不就有裴多菲俱乐部这批学阀吗？在他们的煽动下，２０万人围着国会，要纳吉当政。我们党内这些坏家伙，就是纳吉。一旦有事，他们振臂一呼，就会有些人跟着跑。幸亏过去几年各个击破，打掉了一批纳吉， 打掉了高岗、彭德怀、张闻天。 这次又打掉了一批纳吉，一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分子。这次斗争以后，不要存太平观念。有些人，私有观念、剥削阶级观念根深蒂固，渗透到每一个细胞。他们随时都要搞鬼，还得提高警惕。 人的脑子是存在的反映，是有矛盾的，是有阶级性的。我们**社会也不例外。就拿革命队伍里的人来说，脑子里也有正确思想同错误思想的矛盾，有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有集体主义、**主义同个人主义的矛盾，有真马克思主义同假马克思主义的矛盾，有走群众路线同反对群众路线的矛盾，等等。这一系列的矛盾，不断在脑子里发生斗争，不是这个克服那个，就是那个克服这个。 还有一些人的脑子里，甚至有革命思想同反革命思想的矛盾。要随时开展斗争，两军对战，消灭隐蔽的反革思想。要看到地球在运动，万物在发展的现象，要看清历史发展的规律，不要做违反历史前进的事。做这种事，害人害已，身败名裂。毛主席提出保持无产阶级晚节，就是这个问题。 老同志也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严格要求自己，认真改造自己。 不看清楚这个大形势，打个人小算盘，必然会犯大错误，甚至会参加卑鄙无耻的阴谋反党集团。 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毛泽东思想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高度同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国人民最好的教科书和必修课，是全国劳动人民团结和革命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全国人民行动的指南。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最锐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毛泽东思想能够改变人的思想面貌，能够改变祖国的面貌，能够使中国人民在全世界面前站起来，永远站起来，能够使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站起来，永远站起来。毛主席活到那一天，90 岁、100 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普遍真理，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指南，是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财富， 是永放光辉的。解放军把毛主席著作做为全军干部战士的课本，不是我高明，而是必须这样做。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军、全党，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对毛主席的著作，我领会得很不够，今后还要好好学习。我们一定要抓住政治不放，抓住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放。这是革命的需要，是形势的需要，是对敌斗争的需要，是备战的需要，是彻底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需要，是防止和反对修正主义的需要，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那些坏家伙攻击我们是实用主义。这绝不是实用主义，是行之有效、符合实际的客观真理。什么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论。在他们看来，对资产阶级有利的就是真理， 对资产阶级不利的就不是真理。我们抓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真理，是符合自然界发展规律的真理，是符合无产阶级革命需要的真理。如果不根据革命的需要去指导我们的行动，就必然犯大错误，必然要失败。 ——以上这些就是林彪的那篇讲话，也是林彪对待文化大革命的真实表露，至少很接近。会不会是违心的？那样也太小看林彪了。 从井冈山开始，林彪就敢质疑红旗还能打多久。到达陕北之后敢提出去陕南打游击。 在东北敢让毛泽东脑袋清醒一下。建国之后，敢不去朝鲜。 也就是说林彪吹捧毛泽东是“真心”的，基于他过往的经验，经过仔细思考之后的结果。正因如此，文化大革命的风才能吹得那么猛烈。因为不仅仅是毛泽东一个人发动，还有很多追随者。不能说他们的出发点怎么样，至少在当时环境下有那样的土壤。林彪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而已。 通过前面的讲述已经知道了当时林彪的若干特点： 第一，他想要接班，想要掌权，把一切控制在自己手中。 第二，为了接班，他卖力地吹嘘毛泽东。为了吹嘘毛泽东，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拔高，拔高到一个危险的高度。在那个高度上，毛泽东思想将进入死胡同。更为重要的是，他也不完全是刻意吹捧，至少有一部分是出于他自己对世界的认知。 第三，因为吹嘘毛泽东，林彪本人陷入一种务虚的境地无法自拔。因为他没有办法去干实事。 在那种风暴下，所有干事实的人都可能授人以柄。因为干实事就会有缺点，就可能被抓去做缺点， 就可能遭受攻击。林彪作为接班人，必须是光鲜亮丽的，而且必须站在毛泽东身后。所以在那个风暴下，他必须继续务虚，直到最后时刻的来临。 第四，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切，林彪是认可，并且全力支持的。而且林彪支持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完全为了掌权和接班，而是根据过去的经验和世界观的一种认可。 正是基于这些特点，毛泽东才会放心大胆地让林彪成为自己的亲密战友。三个月之后的党中央全会上，刘少奇挨批，地位下降，林彪反而上升。 与此同时，凡是没有林彪这种特点和觉悟的人成了文化大革命冲击的对象。刘少奇、彭德怀就不说了，必须遭受冲击的人物。还有贺龙也遭受冲击，甚至四野出身的陶铸、罗瑞卿也不能幸免。 事实上，林彪本人为了自身地位，必须隐藏在幕后。除了批判邓小平时露一面之外，很少出面， 很少讲话。他的目标主要靠另外一帮人，中央文革小组，也就是江青那帮人完成。中央文革小组的魂魄是张春桥，领导则是江青。江青能够跻身高层，无非靠着她的特殊身份。如果没有她那巨人丈夫，她还是一个唱戏的。 其实林彪和江青是绝配。 林彪是党章里面的法定接班人，地位特殊。而且在朱德全面隐退、在彭德怀和贺龙挨批斗、在刘伯承、陈毅靠边站、在聂荣臻转行、在徐向前和叶剑英没有实权的情况下，林彪身为十大元帅， 掌控军权，地位更为特殊了，实力悬殊。其实即使十大元帅都在，也没几个人能和林彪一较高低。 江青是领袖的夫人，身份特殊。所到之处谁敢不买账？即使心里不爽也不能说出来。凡是不买账的，都没有好果子吃。比方说彭真，不买江青账，最后就不用买了。 地位特殊的林彪和身份特殊的江青合作起来，那个能量是巨大的。因为身份特殊的江青可以指挥中央文革那帮书呆子到处煽风点火，她的身份让她畅行无阻。地位兼实力都很特殊的林彪可以成为他坚强的后盾。 这个怎么说呢？平时那些高干们都是威风凛凛的，不要说去批斗他们，就是见一面也不见得能如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都被保护起来。大门前有保安，小门前有警卫，想见不见得能见着。 林彪代表的军方，再加上一个公安部长谢富治，控制着国家机器。大门前的保安，小门前的警卫不但不去保卫他们，还可能站在批斗的行列中，把红卫兵或工宣队的人带进去，大家一起批斗。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比方说刘少奇就经历过。 文革初期的风暴之所以能刮得那么大，很大程度上就是两人密切配合的结果。只不过，江青上串下跳在明处，林彪控制着国家机器在暗处，但本质上还是一种合作关系。 （三）林彪的肢体 文化大革命的暴走，灵魂人物当属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江青是毛泽东的左膀右臂，他们分别又有自己的力量和团队。江青的团队是文革小组里的那些秀才，周恩来身边围绕着一大群老人家。 林彪也有自己的班底。在那个暗地里，林彪就是灵魂人物。 林彪的耳目是叶群。除了叶群之外就是所谓的四大金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几个人。这几个人共同的特点如下： 一，四野出身，林彪铁杆。 四野是四大野战军中规模最大，人员最多，装备最好的。四野出身的高级将领比比皆是。五五年评军衔，只有四野有两位元帅，林彪和罗荣桓，占十大元帅的五分之一。大将有三位，黄克诚、 肖劲光、谭政，占十大将军将近三分之一。 上将十九位，占五十七位开国上将三分之一。中将五十七位，占开国中将一百七十七位的三分之一。这还没算早死的陈光，还没算转业的那些人，如陶铸。其中很多是跟林副主席在战斗中成长起来的，四大金刚也一样。 二，级别不高，资格不老。 在那些人中，四大金刚处于哪个位置呢？级别最高的是黄永胜，上将；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几个人也就是中将。即使上将里面，论资格老，肖华当仁不让；论战斗力，李天佑、韩先楚那些人都没得说。也就是说上将里面黄永胜并不是最优秀的。 三，他们家庭条件都不好，都需要闹革命生存。 四个人中间，只有黄永胜是湖北人，跟着罗荣桓参加秋收起义。其他三人都是江西人，朱毛井冈山会师之后扩充的。有趣的是，四个人年龄相当，年纪最大的黄永胜一九一零年出生，最年轻的吴法宪是一九一五年，另外两个都是一九一四年的人。林彪已经够年轻了，他们比林彪更年轻。他们参加革命时，都是十六七岁的年纪。 还有另外一个共同点，都没有经历过抗美援朝的考验。 论战功，黄永胜当排第一，他参加革命很早，从井冈山到长征到陕北到东北，他一直都是高级将领，后来第四野战军成立，黄永胜为四十五军军长，政委恰好是邱会作。邱会作一直坐政委的位置。和黄永胜合作之前，他和猛人钟伟也合作过。他能干很多事，包括搞墙报，写标语，编快板， 演活报剧，唱歌，每一样他都能组织得起来，而且自己带头干。当初在陕北，邱会作因为善办事， 能周旋，会说话，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均呼之“红小鬼”。 吴法宪和邱会作一样，也是干政委出身。只是他多一个特点，打仗不要命。比方说第五次反围剿，红军整体被动的情况下红一军团打了几个漂亮仗。吴法宪所在的二团伤亡很重，但他始终冲锋在前，而且没死。后来每当作战艰苦时，林彪总是让二团顶上去，二团总是能完成任务。林彪对二团自然是青睐有加，视吴法宪为虎将。另一个例子是飞夺泸定桥。吴法宪和全团一起强行军按照既定时间抵达。战斗中吴法宪率先冲锋，手指被弹片切掉两根，简单包扎后，继续冲锋。吴法宪表明， 政委也可以很勇猛。 李作鹏读过几年书，加入红军之后，勤于思考，善于归纳总结，向领导提意见，算是重点培养对象。他的级别一直是什么处长、什么科长、参谋长之类的，算是在军队机关单位工作的文职人员。 后来红军到达陕北，李作鹏因而成为抗日军政大学的一个教官，在那里结识到校长林彪。林彪认为李教官有能力，李作鹏认为林校长有前途，双方有了良好印象。在整个抗战期间，李作鹏练兵。到解放战争中，李教官成功从文职人员转变为统兵大员。 四大金刚地位原本都不高，之所以日后能成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都是被风吹上去的， 那股风就是把其他很多人吹到人生谷底的文化大革命。 黄永胜一辈子有三大特点：打仗、玩女人、整人。 打仗就不用说了，从秋收起义开始，到井冈山历次反围剿，到长征，抗日，解放战争，甚至抗美援朝，基本上都有过表现，他的开国上将的军衔完全是打仗打出来的。而且战场上的黄永胜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单兵作战能力非常强悍。当然，那年头能在战争中生存下来的将军都强悍。不强悍也走不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啊。但黄永胜是悍将中的悍将，他可以手持双枪打天上飞鸟，所谓百步穿杨不过如此，近身搏斗能单挑好几个。广州军区司令员那会，还在一次部队训练中表演过五十米开外飞刀削树叶的绝学。如果不是政治上出了问题，说不定日后会和许世友一样成为“传奇”。 玩女人应该是黄永胜一辈子的污点。不管战争环境多么困难，生活多么艰苦，都改变不了黄永胜找女人的习惯。抗战的关键时刻，黄永胜还有时间和精神与一个地主的女儿打得火热。聂荣臻看不下去了，把他好好教育一番。解放战争开始，共军挺近东北。当时的黄永胜已经是热辽纵队司令员，高级将领了，还是狗改不了吃屎，继续找女人，搞出丑闻。老上级罗荣桓特意把黄永胜拉过去大骂一顿：这么大年纪，这么高职务，还是不改，还是不要脸了？据说那是罗荣桓在东北最大一次动肝火，可见黄永胜的能耐：玩女人和打仗一样在行。咋一看还以为是跟高岗混的，其实他是清教徒林彪的跟班。也许是精力太过旺盛吧，其实可以学学人家许世友嘛，多喝点酒，少造点孽。 黄永胜是四野猛将，但是四野猛将并不是黄永胜一个。能和他匹敌的还有好几个，像刘亚楼、 李天佑、韩先楚、邓华等人都不在他之下。他之所以能成为林彪的四大金刚之一，关键还是在第三点，政治能力，或者说整人。 共军里面很多将军相当有趣。许多政委出身的人打仗一点都不含糊，粟裕将军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而有些司令出身的人，搞政治则是高人一筹，黄永胜就是。 黄永胜起于第一次庐山会议。当时彭德怀有一个“司令部”，大家都对司令员彭德怀群起攻之。 黄永胜意识到眼前的机会，在同为四野出身的钟伟将军不顾压力替彭德怀和黄克诚辩解疑难时，黄永胜意识到机会来了，主动出击。除了攻击彭德怀之外，还把火力集中在“司令部”成员之一，老同事邓华身上。黄永胜主持一个小组开会，搞邓华的关于“反党反毛主席”和“军事俱乐部”的问题。 第一次开会时，大家是老同事，黄永胜还留点余地：“你现在还不是反党，把问题讲清楚就行了。”可是搞出的材料没能让领导满意。据说是林彪看了《会议简报》上对邓华问题的提法表示不满。黄永胜立马意识到自己该怎么做了：主持第二次批斗会时，声色俱厉地说道：“你已经走上了反党反毛主席道路，老实交代你的反党反毛主席罪行。” 给人家扣帽子当然要有证据。邓华本来就是冤枉的，随便安点其它“罪名”，邓华也可以接受， 但是让他去“反党反毛主席”，打死也不干。邓华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忠实捍卫者，也是毛泽东的铁杆粉丝。 黄永胜也懂那个道理，他很快亮出自己的逻辑：“高（岗）、彭就是个反党联盟么，彭、黄也是个反党联盟么，高、彭联盟中你是个成员，彭、黄反党集团中你是个重要成员。你的错误性质就是反党反中央的。” 其他人马上附和：“实质上是这样，不承认不行。” 这个逻辑本来就很混蛋。邓华有口难辩，流下了伤心的英雄泪。朝鲜战场上铁打的汉子，竟然在会场上流眼泪，可见斗争之残酷，可见黄永胜整人扣帽子的水平之高超。黄永胜当然不会在乎邓华的眼泪，他完成了任务，赢得领导赏识，为日后升迁、整更多人奠定基础。 黄永胜除了上面那些特长，还有一个在政治舞台上必备的素质——会做人。所谓会做人，实际上就是站队问题。文革开始之际，黄永胜是广东军区司令员，自然也少不了被批。在“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狂潮中，广州“红色造反者”一派的造反派猛批黄永胜反对中央文革，还写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文件：敦促黄永胜向毛主席革命路线投降书。 黄永胜当然很生气，向来都是他去修理别人，没有被别人修理的经验。斗争经验丰富的他没有向其他人一样低头，而是自己主动出击：黄永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大声向江青喊：希望中央文革多听毛主席的话，特别是江青同志要多听毛主席的话！ 他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当然没有。为啥要“江青和中央文革听毛主席的话”呢，原因很简单： 毛泽东让林彪做接班人。江青和中央文革虽然对林彪很尊重，绝不是没有自己的打算。那也是日后第三次庐山会议的导火索。黄永胜那么一搞，信息很明显，间接向林彪表达忠心呗——而且如此彻底且不漏痕迹。 不久之后，黄永胜达到人生的巅峰，成为解放军总参谋长——那可是解放军的核心位置。看看之前的各位前任，徐向前，聂荣臻，粟裕，黄克诚，罗瑞卿，级别分别是元帅和大将。罗瑞卿之后， 杨成武代了几天，之后就是黄永胜。也就是说除了没能转正的杨成武，黄永胜是第一个上将级别的总参谋长。当时，十大元帅九个还在世（罗荣桓去世），十大将军九个在世（陈赓去世）。 黄永胜能当总参谋长，是因为林彪。林彪看上黄永胜，是因为黄永胜站队精明。黄永胜的精明之处就在于和江青划清界线——他那是火中取栗。取得荣耀，也将带来灾难。至少从当时看，他是成功的。而在当时那种风气之下，他也不可能想太多。因为一步走错，甚至走慢一点，都可能被造反派搞得很难受，许世友就是一个例子。还是毛泽东心腹呢，依然被一群小年轻从南京追赶到北京。 黄永胜要不是依靠自身的精明博得林彪的信任，处境会比许世友更好？当然黄永胜也是毛泽东的干将，他的名字就是毛泽东改的，他跟毛泽东的时间比林彪还要长很多。正因如此，林彪九一三出逃时，黄永胜也基本上不知内情。 黄永胜有多成功呢？看看那个“李必达事件”就知道了。 刚建国那会，人才奇缺。刚毕业的大学生可不像现在这般臭大街，都是香饽饽。广州军区政委陶铸磨破嘴皮子才要了一百多个大学生，分配到机关单位，其中就有李必达。李必达是个文艺青年， 擅长诗书绘画。黄永胜虽然是半个大老粗，就只有半吊子大老粗的习惯，喜欢附庸风雅，看上李必达，有意提携。李必达虽然是文艺青年，却也是那个时代特有的特点，狂热崇拜毛泽东。黄永胜和江青划清界线之后，私下里常常议论一番江青。 李必达在旁边，常常听到那些议论。李必达觉得黄永胜如此这般议论伟大领袖的夫人似乎不妥， 就写信揭发黄永胜。李必达写了两封信，其中一封信交给了当时的北京卫戍区司令的温玉成。温玉成把信转交给了林彪。然后，李必达就光荣地进了广州军区监狱。 ——那就是黄永胜当年的实力。李必达的行为固然不怎么样，但是一封检举信能把自己送进监狱，可见黄永胜走红到何种程度。原因很简单，林彪需要忠心耿耿的黄永胜作为他在总参的代言人。 正如毛泽东需要林彪在军方代言一样。 李必达还算比较走运的。仅仅在监狱一直呆到九一三事变之后，而且李必达成了反对林彪集团的“英雄”。只是他那英雄比较尴尬，因为他揭发黄永胜议论江青的那些事，事后看起来都是事实， 所以李必达的英雄也比较尴尬——世事往往就是这样尴尬。 那么走上人生巅峰的黄永胜又在干嘛呢？具体说，也没干啥。如果是林彪站在毛泽东巨大的阴影里。那么黄永胜则是站在林彪的阴影中。和他一起站在那里的，还有其他几个人。 吴法宪是一个能打仗的政委。从一开始就跟着林彪干，是林彪的死党。林彪很看好他，虽然四野之中他并不拔尖，但一直得到林彪的信任。 因为林彪的信任，吴法宪才能进入空军系统，最后成为空军司令员。 陆海空三军，空军是最后成立的。空军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有的。共军方面，直到一九四九年之前基本上都没有空军。共军闹革命、打江山，主要靠两条腿。所以说共军两条腿能打赢国军绝对是一个奇迹。共军在战争年代没有空军不代表不重视空军，战争一结束立马筹建空军。 早在开国大典之前，毛泽东就写信给周恩来，要建空军，周恩来立刻动手去搞。结果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肖华为政委。两位都是四野系统的，都在林彪的领导下攻城略地，铁杆。 看看司令和政委的组合就知道空军是四野的菜。四野原本就是井冈山的老底子，又在四大野战军中实力最强，算是精锐中的精锐。空军虽然是一个新组建的兵种，战争中却有着无与伦比的优势， 激动灵活，反应速度快，效率高。 应该说从那时候开始，毛泽东就有意扶植林彪。只不过后来朝鲜战争打断了那一切。那个路子直到第一次庐山会议之后再接上。 林彪把吴法宪推入空军，有两个理由：一个是吴法宪一直以来都很可靠，很听林彪的话，政治上没有问题；二，脾气好。 吴法宪在空军的职位是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空军干部部长。后来肖华去了总政，吴法宪就成了空军政委。刘亚楼是典型的军人，作风强势，在空军一言九鼎；脾气比较暴躁，爱骂人。吴法宪脾气很好，而且一直是刘亚楼的下级，对刘亚楼比较尊重，刘亚楼也享受那种尊重，所以两人关系挺好，简直是天生一对。空军干部被骂了就来找吴政委，政委就劝说一下。对司令不满意的，政委帮忙转达。 如果就这么合作下去，还是不错的。一九六五年，刘亚楼病逝，吴法宪随即升级为空军司令员。毫无疑问，也是林彪的力量。因为林彪要把空军抓在手里，没有比吴法宪更为可靠且听话的人选了。 林彪对吴法宪说：“空军司令员这个位置，许多人想干，我推荐你干，先不要出去讲。”林彪不对吴法宪说这些话，吴法宪也知道他当空军司令员是林彪的作用，所以吴法宪对林彪有感恩之心。 他曾经对自己的老婆说：“我这个空军司令员是林副主席叫我当的，真正的空军司令员是林副主席。他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吴法宪对林彪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那是绝对的尊重。因为吴法宪本质上还是军人，军人都崇敬战场上的强者。林彪就是那样一种人。吴法宪清楚地记得，井冈山后期，还有长征时代，多少次陷入死地，都是依靠林彪走出绝境。所以吴法宪对林彪的崇拜那是如同滔滔江水啊。正是因为他对林彪的崇拜，才导致对林彪的盲目跟随。 林彪让吴法宪干啥，吴法宪就干啥。比方说在罗瑞卿的问题上。叶群去告状。那些玩意很大一部分是无中生有。但是叶群说，吴法宪可以作证。吴法宪就去作证，不仅作证，还绘声绘色地说， 罗瑞卿曾要刘亚楼转告叶群的四条意见，大体意思是林彪身体不好，早晚要退下来，要放手让罗总长管军队。刘亚楼都死了，还把刘亚楼拉出来搞一个死无对证。 吴法宪这一套让人所不齿。 不仅在罗瑞卿的问题上，还有很多事情，吴法宪都是甘愿冲锋在前。 因为吴法宪的功能，空军成了林彪的私家花园。在那个花园里，有一个小主人叫林立果。吴法宪那一套，很难说是帮林彪还是坑林彪。事后很多事实表明，如果不是林立果那个毛头小子瞎折腾， 林彪或许是另外一种结局。 林彪的四大金刚很多相同点，却又各不相同。黄永胜原本是将军，日后是在政治斗争中卖力而 巧妙的政治表演而成为林彪的心腹，进而走上总参谋长的位置上。吴法宪可以说一直以来就是林彪的心肝宝贝。同样是林彪心肝宝贝的，还有李作鹏。 所以林彪把吴法宪安排到空军时，把李作鹏安排到海军上班。 李作鹏的经历不像共产党，更像国民党出身的军人。共产党的将军基本上都是在前线摸爬滚打， 一边打仗一边摸索经验，很少像李作鹏那般搞教育出身。 前面说过，李作鹏在井冈山加入共军时有一定文化，属于稀缺货，重点培养对象。李作鹏本人也勤于学习，热心干事。经过井冈山和长征考验之后，李作鹏更加成熟，成为一个人才。所以到了延安就被调到抗大上班，去培养更多的人才，而且当上了基层干部，级别相当于班主任的小队长。 要知道能进抗大学习的都是战场上的高人。李作鹏能当一帮战场高人的小队长，个人素质当然也不会差。当时林彪是抗大校长，对李作鹏印象不错。日后林彪出任一一五师师长，就把李作鹏带在身边，让他当侦查科长。 后来林彪受伤出国，李作鹏跟着部队一起去了山东，一直搞文职工作。但是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被鬼子用毒气毒瞎了一只眼睛。所以此后李作鹏一直带着黑墨镜，不是耍酷，而是需要保护那只眼睛。 解放战争爆发之前，李作鹏跟着罗荣桓去了东北。在那里他又碰见林彪。在林彪手下，他有了领兵打仗的机会，出任第六纵队副司令员兼第十六师师长。随后队伍扩大，李作鹏变成六纵队司令员。不是因为战功，而是因为练兵能力。因为六纵队大部分是新兵，需要训练。 李作鹏在东北也有不错的战功。但是当时猛人太多了，他并不起眼。但是并不起眼的李作鹏还是进入林彪的视野，在海南岛。李作鹏带领第四野战军王牌四十三军抵达雷州半岛，接下来和韩先楚联手，解放海南岛。 当时国军处优势，共军处弱势，因为中间有大海，共军没有军舰，只有木船，而国军有军舰掩护。在那种情况下，共军实施海南岛登陆作战，实在是兵行险着。但是在那种情况下，共军成功了， 而且消灭了大部分国军，迅速解放海南岛，打得非常漂亮，创造了战争史上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 李作鹏作为主要指挥官之一，得到林彪的另眼相看。 日后战争结束，林彪让李作鹏干起了老本行，担任中南军政大学副校长，后来又担任了一系列的校长。转来转去都是文职，都是搞教育，情况到一九六二年发生了变化。 第一次庐山会议之后，林彪取代彭德怀主持军方，需要有可靠的人在各个部门。当时海陆空三军中，海军和空军都是新军种，建国之后组建的。第一任空军司令刘亚楼只是上将，海军稍微好一点，第一任司令员肖劲光为大将。在当时的情况下，海军和空军都比较薄弱，但是也需要人。吴法 宪已经在空军中落地生根。那么海军呢，林彪想到李作鹏。 一九六二年，林彪推荐李作鹏担任海军副司令。李作鹏在海军的功能和吴法宪在空军一样。凡事听林彪的指示。只要林彪有需要，无条件满足。没有条件，创造条件满足。比方说同样是罗瑞卿的问题，叶群让空军的吴法宪作证，吴法宪作证了。同时叶群也打电话给吴法宪，让他从“海军的角度”写点材料证明叶群的论点：罗瑞卿有野心，想当国防部长，正在组织新班子。李作鹏也和吴法宪一样，选择了顺从，向叶群表示：我决不会做对不起林彪的事情。 文革初期，批斗军内一小撮时，李作鹏受到冲击，林彪得知情况后说：我活着不准反对李作鹏， 我死了也不准反对李作鹏。这个诺言只完成了一半，他活着是没人再批判李作鹏了，但是他死后， 李作鹏还是挨批了。 正是林彪的担保，李作鹏跟随林彪更紧密了，晋级到四大金刚之行列。对林彪和李作鹏而言， 遗憾的是始终没能把李作鹏当上海军司令。肖劲光在海军司令位置上摇摇晃晃，就是没有倒下来。 李作鹏用尽全身力气也没用。原因很简单，毛泽东依然信任肖劲光。 四大金刚中，最为曲折的还是邱会作。 邱会作原本和林彪没啥关系。加入革命队伍之后，因为为人机灵，进入中央领导的视野，号称红小鬼。正因如此，邱会作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去前线，而是留在后勤工作，一直在后勤工作。那样的身份不可能和“军事苦行僧”林彪有关系。 直到解放战争，邱会作去东北野战军，由文职转入五行，成为黄永胜的搭档，任东北野战军八纵政委，才有了和林彪见面的机会。邱会作参加了东北战场上的历次重大战役，在战场上的表现堪称出色。特别是阻击廖耀湘兵团时，邱会作呆在指挥所前线的一条大雨冲刷出来的沟里，炮弹倾泻而来，身边不时有人伤亡，邱会作冒着炮火，坚持在第一线指挥战斗。表现堪称英勇。 黄永胜和邱会作一直是搭档，第八纵队是搭档，后来四十五军也是搭档，再后来十五兵团还是搭档。与黄永胜不同的是，邱会作与林彪的历史渊源要浅得多。直到辽沈战役开打之后，邱会作才在四野指挥部首次见到林彪，第一次谈话，话不多，而且都是工作范畴之内。 甚至可以说，整个战争年代和林彪都没啥关系。 但是邱会作是那种为人机敏，善于随机应变、眼灵脑快的人，早期的放牛娃出身，参加革命却可以混到首长眼中的“红小鬼”。多年从事军队的后勤工作，练就了精于盘算的本领。对于时局和人事的揣摩已经有很深的造诣。 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需要在各个部门安插人手。他手下能打仗的人很多，精于搞后勤的却没多少。于是就让关系不是很深的邱会作担任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虽然和林彪关系不是很深，但是 红军时代和其他大领导的关系都不错。所以让邱会作上，符合各方面的心声。同时林彪那一招，就如同推荐吴法宪和李作鹏一样，也算笼络邱会作。 邱会作也是精明之人，自然知道谁提拔了他，对林彪也有感激之情。真正使得邱会作铁心追随林彪的，正是文化大革命。 邱会作和黄永胜的性格不太一样，他们属于互补，至少有一点是相似的，就是好色。那个时代， 社会风气对那一套还不能容忍。文革之风刮起之后，邱会作自然就惨了。 当时邱会作被造反派抓住，享受经典的疲劳战、车轮战，直接把他在总后的礼堂里批斗到昏厥过去。当时林彪批示：没有我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的命令，邱会作不许下西山。 但是林彪依然没能保住邱会作。三个月之后，邱会作接到中央文革小组的命令，被迫从西山回到总后机关，迎接更为残忍的批斗。过程：罚跪、坐喷气式都是基本的，肋骨被打断一根肋骨，肩胛骨骨膜、两片肌肉断裂。 邱会作的老婆胡敏几次电话向叶群求救。叶群也觉得邱会作挨批是应该的：“邱会作小姘头一大串，现在人家都起来揭他，叫我们怎么说！”主要情况还是，邱会作当时还不是林彪的心腹。比他更好色的黄永胜也没有怎么样嘛。 最后邱会作实在没办法了，给林彪写呼救信：“向林总求救！今后仍同过去一样，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坚决跟着林副主席走！”据说信写好之后夹在裤子里，最后找到机会送出去的。林彪接信后，立刻与陈伯达共同签署一道手令：“立即将邱会作放出来，不得自由拘留。” 几天之后，叶群拿着林彪的手令到总后大院，将邱会作救出。 后来邱会作在日记中写道：“1967 年 1 月 25 日零点 40 分，是我新生的时刻，是我一辈子、是我妻子儿女一辈子不能忘记的时刻。我听到‘林副主席办公室派人叫我去’，我就知道得救了。抑制不住的感动从内心里像炸弹一样爆发出来。”又写道：“为我事林总亲自挺身而出，并派夫人来接，以我所知全军还是头一份。写到这里，我又不能不感动，不能不流下温暖的热泪。” 从此之后邱会作将全部政治赌注押到林彪身上。 邱会作那事引起了轩然大波，事后林彪和江青大吵一架。其他几个老帅更为愤怒，直接去大闹怀仁堂了。正因如此，大闹怀仁堂的谭震林给林彪写了那封“准备牺牲”的信，希望林彪出面和中央文革斗（详情参照文化大革命篇）。 由此可以看出。四大金刚之中，黄永胜虽然能征惯战，实在是因为自身的政治选择投靠林彪； 吴法宪和李作鹏是出于对林彪的知遇之恩；邱会作是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感激林彪伸出的温暖的手 掌。四个人相当于林彪的四肢，分别延伸到陆海空三军的内部。四个人把林彪侍候得妥妥的。 有黄永胜坐在总参谋长的位置上，相当于掌控军队的神经中枢。 海军当时不是很强大，空军是最为机动性的力量，林彪的后花园。吴法宪是那花园里的园丁， 负责除草啥的。吴法宪除掉的最典型的一株草，叫刘震。 刘震，生于一九一五年，湖北人，十六岁参加革命，起于红二十五军。就是说他是红四方面军的人，在张国焘、徐向前的带领下参加长征的。但是到陕北之后，刘震被编入一一五师，在林彪的手下干活。刘震很能打仗，平型关大捷之后就当团长了，整个抗战中表现都不错。 解放战争开始，刘震被任命为中共吉江省委书记，并兼吉江军区司令员。然后和吴法宪一起组建第二纵队，两人开始了长时间的搭档生涯。刘震主管军事，吴法宪主管政治，配合还算可以。刘震是一员猛将，打仗很有一套，经历共军各个阶段的考验，在部队中威信非常高。吴法宪虽然是政委，也能打仗。两人英雄相惜，合作愉快。 两个人见证了共军在东北的初期低谷和后期的全部荣耀。两人搭档从第二纵队一直搭档到三十九军，合作都很愉快。三十九军在锦州之战中战功赫赫。随后东野入关，三十九军也是一马当先。 即使在歼灭白崇禧主力的衡宝战役中，三十九军依然表现出色。 朝鲜战争开打，三十九军成为志愿军的核心队伍，但是那个时候刘震和吴法宪都不在那里，他们都在空军。 空军组建之时，刘震和吴法宪一起去了共军。刘震是担任副司令。朝鲜战争爆发，刘震还是加入了志愿军，职位是志愿军空军司令。战争开始之前，空军非常柔弱。战争结束，空军已经具备了雏形，也就是说抗美援朝加速了空军的成长。 一九五五年，刘震，上将。 第一次庐山会议决定了很多人的命运。黄永胜因为抓住了机会成为林彪的心腹，成了后来的总参谋长。刘震恰好相反，因为不理解政治形势，替当时的总参谋长黄克诚说了几句话，走了背运， 成了彭德怀、黄克诚死党，“贯彻彭黄打烂仗的思想”。 随着刘震的倒霉，吴法宪和刘震的搭档关系也走到头了。吴法宪恰到好处地和刘震撇清关系。 文革开始，刘震成了“在空军搞罢官夺权”的人物。 后经国防部长林彪批准，吴法宪令刘震停职反省。接下来，吴法宪把持的空军党委常委会对刘震“罢官夺权”设立专案组。此后批斗成了刘震的家常便饭，刘震常常在批斗会上被打得鼻青眼肿。 某次批斗会上，肋骨被打断两根，并造成终身残疾。由此可见当时文革风暴的残酷性。 通过打倒刘震，吴法宪在空军的地位巩固加强，所有反对者都沉默了。空军成了吴法宪的一言堂，吴法宪成了林彪的走卒。正因如此，林立果才能在空军内为所欲为，最后走向一条以他的能力绝对不该走的路。 不过要说整人之狠，四大金刚中，邱会作当属第一。原因很简单，邱会作成为林彪的心腹最晚， 而且被人整的最惨。既然成了林彪的心腹，那就应该通过不停的整人表示自己的忠心，同时也为自己报仇雪恨。一箭双雕，何乐不为呢？ 邱会作为了表达对林彪的忠诚和感激之情，无所不用其极。比方说在他得救一周年纪念日，邱会作亲自选定了一个象牙底座的台屏晋献给林彪，并给叶群写信：海枯石烂不变心！ 邱会作说到做到，利用总后的便利，对林彪一家的衣、食、住、行全力保证。给林彪、叶群提供特制睡衣、高级毛衣和保温拖鞋这些生活用品还不过瘾，还敢动用外汇为叶群进口两辆高级轿车。 那年头可不像现在，外汇很紧张的。 如果说给林彪一家衣食住行算是分内事，因为他们一家本就是特供的。如果说给叶群买进口轿车也算特供的范畴，那么好吧，看看另外一件事。当年林立果长大成人，要找对象。其实以林立果的条件找对象轻而易举，想找哪个阶层都行。当时的林家正处于社会最顶层，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已经写进党章。如果林彪接班成功，成为新任领袖，那林立果就是领袖唯一的儿子，是“太子”。那个本来是好事。 但是叶群那个傻女人把好事变成了坏事，满世界替林立果“找老婆”，那阵势和帝国时代给太子选妃差不多。何况林彪还没有接班，就是接班成功，那么搞也太招摇了吧。即使是毛泽东的儿子， 毛岸英结婚之后也是非常低调的。毛泽东仅仅借开会的机会摆两桌饭，告诉大家儿子结婚了，两桌饭也是家常饭。林彪当时也不知道在干嘛，任叶群胡闹。从这事上也可以看出，林彪的政治头脑离第一流政治家的差距。 实际上林家满世界找媳妇并不是叶群亲自下去挑选，而是邱会作的老婆胡敏挂帅，跑了十几个省市挑选好姑娘。说真的，那绝对是得不偿失。别的不说，林家怎么能相信胡敏就能找到最好的姑娘？要知道看人也是一门学问。但从邱会作的角度看，能不能找到姑娘不重要，重要的是借找姑娘那事向林彪表示忠心才是重点。 当时的邱部长看起来更像林家的后勤部长。 如果仅仅给林家当后勤部长也就算了，毕竟林彪对他有再造之恩，就算拍马屁拍得有点肉麻也可以理解。邱会作真正的问题在于他的暴行。四大金刚中，论打仗，邱会作比不上黄永胜；论搞政 治，吴法宪不在他之下；论教育，李作鹏最牛；论暴行，邱会作排第一。 或许是文革初期被折磨得太狠了，所以邱会作的心理有点不正常，得到机会之后变本加厉折磨别人。在邱会作看来：光说理是不够的，必须向敌人专政。对那些拒不交代的人就没办法吗？应当是有办法的。邱会作在总后规定了总的办案方针，三狠方针。听这名字就够唬人的。哪三狠呢？分别是：狠斗，狠审，狠专。 狠斗：坚决打击他的反革命态度。狠审：可以连续多天进行审讯。 狠专：敌人拒不交代就整他。 在三狠方针下，总后进行了很多种审讯创造，仅摧残人身的刑法就达 50 多种。比方说车轮战： 日夜连续审讯，不让休息。比方说打反骨：用棍棒打后颈骨。比方说吃元宵：集体拳打。还有坐高低凳、打嘴巴、烟斗烧踝骨、头顶大碗、烟头烫嘴、限制喝水、逼喝脏水、电击等等。其惨绝人性之程度，令人触目惊心。 原总后军械部副部长梁冰因反对邱会作而遭到关押。在关押期间，梁部长遭受了二十多种刑罚。 在车轮战中，最长的一次连续审讯达十七昼夜（超出人类极限）。残酷折磨下，致使梁冰身体致残， 半身不遂。 邱会作亲自在总后专案会上指示：“心要狠，对敌人要残酷，斗争手段是专政的手段；对敌人要连续审讯，几天几夜地干；必要时手铐脚镣都戴上”邱会作指示：“我看四斗、五斗、六斗都可以，要死的，不斗他也死；不死的，斗他也不死，十六条并没规定要赔命嘛！” 在邱会作的操控下，总后私设监狱，刑讯逼供，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一年，直接制造十七个反革命集团（仅仅总后哦），迫害干部群众四百多人。其中八人被迫害致死，如汤平。日后在法庭上，邱会作亲自向汤平夫人下跪认错。很多人落下残疾，如梁冰。 邱会作迫害的人之中，最特殊的一个是傅连璋。 傅连璋并不是特别重要，但绝对是相当特殊，因为他是毛泽东的人。即使如此，邱会作也敢动手。不是他吃了雄心豹子胆，而是因为傅连璋涉及到一段很隐秘的事，就是关于林彪是否有吸毒的问题 傅连璋生于一八九四年，福建人，家庭条件不怎么样，很小的时候跟着父母到汀州城谋生，从小随父母加入了基督教会，因此有机会加入教会学校读书学手艺。 鸦片战争之后，英国用科技摧毁了清帝国的尊严，然后教士们蜂拥而入，跑过来代表上帝向东 方传递福音。他们取得很大成功，因为清帝国被摧毁之后，政府组织被破坏，基本上政府不管百姓， 百姓不管政府。但是人嘛，总需要精神寄托。当传统的华夏文化跌入低谷，大家都争相寻求新的精神依托。 基督教适时而来，从上到下都取得巨大的成功。教会确实给予贫困之人某种精神慰藉，所以吸引了很多下层人。与此同时，上层人士为了跟欧美套近乎，也改信基督教。比方说冯玉祥号称基督将军。比方说赫赫有名的宋氏家族，实际上就是基督家族。因为宋家的影响，蒋介石也改信基督教。 这样反过来推动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当然也有例外。比方说洪秀全，接触基督教之后，就来一个基督教中国化，搞出拜上帝教，自称基督为大哥，闹得天翻地覆，搞得老外哭笑不得。 傅连璋一家入基督教，就是以下层人的身份在基督世界寻找某种慰藉。傅连璋还能在教会读书识字，实在是不容易。一九一一年，读书识字结束，十五岁的傅连璋又借助基督教的关系学手艺， 加入亚盛顿医馆，那是英国伦敦基督教会教徒亚盛顿捐款兴办的。一开始由英国医学博士赖察理任院长，设有内、外、妇产科、化验室、急救室、手术室等，药品和器械均由英国进口，是一所设备较为齐全的综合性医院。傅连璋在那里学了四年（相当于念大学了，呵呵），毕业之后开始当医生。 傅连璋本身是穷人出身，对底层贫穷感同身受，在教会里又接受基督思想。不管基督教会如何有缺点，但基督思想的核心是一种普世的爱，就是告诉大家，神爱世人，世人互爱。真正的基督徒应该非常有爱心，那种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傅连璋自然不会成为一个庸俗市侩的人。而且他的职业又是医生，以救死扶伤为己任。这样一些原因加在一起造就一个结果：傅连璋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 也许他并不是热血澎湃的革命者，但对普通人看来比较宽泛的字眼“爱”和“正义”有坚定的信念 所以他看见外国鬼佬欺负中国就不爽，他看见权贵欺负百姓就不爽，他看见为富不仁者就不爽， 看见世人冷漠也不爽，所以就造成那样一个局面：当第一次国共合作搞革命，当共产党轰轰烈烈的领导工人搞文斗，当文斗中出现外国鬼佬屠杀中国工人的“五卅惨案”之后，教会背景出身的傅连璋签名通电：反对英日帝国主义。 随着第一次大革命闹起来，福建那一带不再平静。外国医生相继回国，医院由傅连璋主持，摆脱了英国教会的束缚。傅连璋成为革命者，其实他不参加革命也可以好好生活，用他的职业谋生。 真正的考验来自国共分裂。傅连璋当时虽然是一个积极革命者，但是并不属于任何一方。他跟着国民党走，也有一个不错的前途。经过一番思考选择之后，他还是偏向了共产党。因为那个时代，国民党右转，共产党还在左边。 国民党四处捕杀共产党。而傅连璋则暗地里救助红军战士。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傅连璋奇迹般保住了陈赓将军的腿。 原因无他，在傅连璋眼中，共产党红军那些人都不该死。不管是从普通大众的视角，还是从基 督教义的视角，还是从医生的视角，所以他要救他们。傅连璋利用自己的身份，救助了三百多人。 从傅连璋那里可以看到一个问题的答案：为啥国共第一次分裂，国民党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始终拿共产党没办法。共产党反而越来越强，逐渐壮大。不是共产党人多么厉害，有三头六臂，而是因为有一帮支持者。 一九二九年，红四军拿下汀州后，傅连暲开始和共产党合作，成为共产党最早一批高级技术人才。四年之后，医院迁往江西瑞金，创办中央红色医院。然后长征。直到一九三八年，国共第二次合作之后，傅连璋才加入共产党。 傅连璋加入共产党后，就成了红色根据地的王牌，得过一个绰号，叫活扁鹊。 毛泽东是傅连璋的长期病人，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儿子毛毛，就是傅连暲亲自接生的。长征前夕， 毛泽东在江西患了恶性疟疾，高烧不退。傅连暲骑着骡子从瑞金梅坑走了三百多里去给毛泽东治病， 三天之内手到病除。毛泽东非常高兴，对工作人员说：“我们现代也有华佗，傅医生就是华佗。”那场抢救成功，保证了毛泽东的长征。想象一下，如果毛泽东像陈毅一样，因为伤病留在南方，历史会怎么样？ 长征途中，周恩来病得不行了，傅连璋负责救治。过草地时，他又帮助朱德料理身体。三人组中的王稼祥负伤，也是傅连璋治疗。其他人更不用说了。傅连璋挽救了一大批高级干部。正因如此， 他成为红色世界的权威。要是比人脉关系，很少有人能比得了他。因为他可以见到所有的高层领导， 毛泽东对他一直信赖有加。尽管如此，他依然没能躲过那场政治风暴。不是因为毛泽东不信任他了， 而是因为林彪的关系。 傅连璋和林彪之前有过关系。林彪在平型关战役之后受伤，傅连璋应该给他查看过，但是之后两人接触不多。因为林彪去了苏联，回来后又去了东北。那场厉害冲突来自朝鲜战争。朝鲜战争原本让粟裕出场，粟裕伤退。粟裕之后，毛泽东想到林彪。林彪的理由也是身体不好，而且列出一大堆病症。 毛泽东为了表示关注林彪身体，就叫傅连璋去检查林彪的身体。傅连璋是毛泽东信得过的人， 而且久经考验。检查过程还有一系列勾心斗角的细节，这里就不说了。据说检查出来的结果是，林彪吸食吗啡，也就是吸毒。 问题来了，林彪有没有吸毒的可能性？ 这一切只能是推测。因为九一三之前，林彪的形象是光辉的，任何缺陷，哪怕是人之常情的缺点也会被隐藏起来。九一三之后的林彪是可鄙的。任何缺陷，哪怕是人之常情的缺点也会被无限放大到丑陋的地步。比方说在解放战争后期，因为配合问题和陈庚出现了一点小小的摩擦，就有人借 题发挥，说林彪打仗不如陈庚，甚至还有人厚颜无耻地说林彪不会打仗。 根据现在的资料。第一阶段军事实践中的林彪，虽然行为有点怪异，但生活很正常，不存在吸毒可能性，但是第二段军事实践中的林彪就很难说了。林彪那个伤本来就很诡异，当时看并不严重， 过一段时间还是不严重，可是总是无法痊愈。即使到苏联去疗养，依然没有痊愈。说那个是伤到了神经。因为伤到神经，又引起种种副作用，比方说怕这个怕那个。 战场压力又是巨大的，常常几个昼夜不睡觉。平型关战役开打之时，林彪就因为长时间超负荷运转支撑不住，需要戴健脑器了。当时的林彪才三十岁，身体处于顶峰。 林彪去东北之后，将近四十岁了，身体肯定在走下坡路。伤一直没好，精神肯定大不如前。而且在东北最初一段时间又不顺利，搞战略大撤退，压力之大可以想象。精神和身体都不如前的情况下，还要承受那么大的压力。在某些时候，借助吗啡提神是可能的。 吗啡也许伤害身体，但是比起战败的伤害，微不足道。对一个统帅千军万马的人，一举一动都关系着成千上万人的生死存亡之时，那种压力绝对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对于很多人而言，修说吗啡提神，就是砍下手臂都愿意。 如果事情真是那样，即林彪吸毒的话，对整个共军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丑闻，所以绝对不能扩散开来。毒品同样对林彪那本来就不强壮的身体造成伤害，因为他神经本来就没有治愈，再加上毒品侵袭，肯定更为严重。而林彪后来那些病症，表现形式和吸毒者有几分类似。 这个证据从傅连璋后来的遭遇中得到佐证。 文革开始时，林彪的权威还在军队里。很遗憾，傅连璋也是军人，就在林彪打压范围之内。傅连璋的遭遇很凄惨，殴打、游斗、抄家。其中最为积极的就是邱会作。 邱会作在总后勤部党委常委会上对大家说：“傅连璋是条毒蛇，这个人的党籍是长征时捡来的，卫生部不烧傅连璋就是没有党性。” 那话估计连邱会作本人都不相信。如果傅连璋是毒蛇，那么高层估计会被毒死一半。实际上一个也没有毒死。但是邱会作就是敢说，昧良心、带黑心去说。不仅去说，还要去做，用对付毒蛇的办法对付傅连璋。 傅连璋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了，垂垂老矣。即使是毒蛇，也不可能有啥毒性了。被斗得实在没办法了，傅连璋写信给老领导毛泽东，希望他能替自己说句话。几十年来，毛泽东对傅连璋感情是很深的。接到傅连璋的信，毛泽东特意写了一个批示：此人非当权派，又无大罪，似应予保护。 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只见周恩来到处灭火救人，毛泽东很少写批示保某人。按道理说，以毛泽 东当时的地位还有啥办不到的么？有！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也就是一张大字报的事。举手投足间可以决定无数人的前途和命运。亲自写批示，那力量不下于之前的皇帝的圣旨。内容不过是挽救一个自己信得过的老医生而已，但结果偏偏就没有救得了傅连璋。 邱会作决定来一个欺骗：不让傅连璋本人知道毛泽东的批示，同时对一般干部群众保密，并继续组织对傅连璋的批斗。傅连璋的肋骨被打断，头也被打破。 他们那么做究竟是为了啥，就是为了把傅连璋整死，并且钉在耻辱柱上。在邱会作的主持下， 成立了“傅连璋专案组”。文革中间，只要成立某人专案组，就表示那人前景堪忧。比方说刘少奇专案组、彭德怀专案组、贺龙专案组，都是没结案之前人就挂了。当然也有人熬过来了，比方说罗瑞卿，却也落下残疾。通常情况下，有资格享受专案组待遇的都是大人物。傅连璋只是个医生，手中没有实权，怎么会享受哪个？很诡异。 专案组成立之后，一系列的“罪行材料”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邱会作总结发言：以我看主要批他三点：一，三反言行；二，黑线关；三，斗志衰退。 接下来在康生、江青（注意这两个人）的插手下，傅连璋又有新的罪行：特务。 然后抄家、逮捕、投入秦城监狱。时间是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四号，傅连璋七十四岁。 在秦城监狱，他只有一个身份，六八四七囚犯。当时进入秦城监狱的高级干部都是数字代号。 专案组让他交代罪行，他当然没啥交代，就说：“我的情况毛主席了解，你们去问他。”他们当然不敢去问，但是又想收集罪证，只能折磨他的身体。 所谓继续折磨，就是继续疲劳审问，继续打。傅连璋的肋骨一共被打断三根，没有医疗。虽然他自己是医生，对自己的伤也无能为力。他七十多岁了，胃不好。监狱只给他吃凉窝窝头和萝卜白菜。即使是健康的人，那种伙食也能吃出胃病。何况原本就有胃病、七十多岁的衰弱身体、肋骨被打断几根的老人家。他要求喝点稀饭，监狱不给。 四天之后，眼看没有希望之火，傅连璋失望了，他觉得自己的老骨头可能要埋在这里了。开始吃不下饭，最后干脆绝食，拒绝吃药。三月二十八号，入狱两周之后，傅连璋痛苦地呻吟着、难以入睡，也没人管他。第二天一大早，打开牢门时，傅连璋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一动不动，浑身冰冷， 已经冤死去多时。然后是火化，仍然只有一个代号。 这事名义上都是邱会作干的，实际上邱会作应该没有那么大的胆子。在毛泽东发话担保的情况下，邱会作没有理由一意孤行。即使邱会作想要去干，也不见得能拉动江青和康生。要知道那两位可是毛泽东铁杆中的铁杆。他们愿意暗地里去搞傅连璋只能说明一点，会得到很大利益。能给江青和康生利益的，放眼天下，除了毛泽东之外，也只有林彪了。因为林彪当时是军方代言人，又是法 定接班人。能操纵邱会作的，也只能是林彪。 傅连璋只是一个医生，一辈子行医医人，很少得罪人，更不太可能得罪林彪。两人地位悬殊， 很少接触嘛。在没有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唯一的解释就是，傅连璋掌握了林彪某些见不得光的东西。 那见不得光的东西，就是吸食吗啡了。也就是说，从现在流传出来的资料分析，林彪有吸食毒品历史的可能性偏真。 七、许光达倒下 （一）许光达的故事 说道文革的遗患，无非是法制被践踏，人权没有得到尊重。具体表现，社会生产遭到巨大破坏， 很多人遭受不应有的残酷对待。这样的案例前面已经说了不少，但主要都是社会上的。这个案例涉及到军方，文革之风对军方的破坏。 文革风暴起来之后，野战军内部比较平静，基本上是个避风港。但是在其它地方就不一样了。 结合许光达将军的遭遇讲述一下。 许光达，原名许德华，生于一九零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开国将帅之中最年轻的一位。 许光达，湖南人。十大将军中有六位是湖南人，分别是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 许光达。如果再加上湖北的徐海东和王树声，八位来自两湖。只有四川的罗瑞卿和海南的张云逸是例外。当然，那是有传统的。 在共军的高级将帅之中，许光达算是典型的沉默一族：信仰坚定，目标明确，默默干活，百折不回。而且在战争结束之后成功转型，成为中国装甲车的领军人物，在军史上留下重重一笔。正因如此，他在文革中的遭遇才让人更为叹息。 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许光达出身贫寒，七岁本来应该去读书了，他却要给人家放牛， 补贴家用。沦为放牛娃的许光达非常羡慕那些能念书的孩子，时不时跑到学堂窗外偷听老师讲课。 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许光达在偷听过程中晕倒了。老师了解他的情况之后，做一个感人的决定： “莫难过，你要读书，就来喽，我不收你钱！”这样年幼的许光达有了学习的机会。那位老师就是许光达人生之中的第一盏明灯——邹希鲁先生。 邹希鲁是清末举人，但并不保守，干了一辈子的教育工作，教过很多大牌学生，其中最大牌的那个就是毛泽东。正是他的无心插柳，改变了许光达的人生轨迹。许光达在邹希鲁那里免费读书到十三岁。许光达也没有辜负恩师的期望，勤学好问，品学兼优，各方面都出类拔萃。邹希鲁很欣慰， 他知道中国有句老话，叫：自古寒门出奇才。他把许光达看是寒门奇才。 许光达十三岁那年考上长沙师范，那所学校是毛泽东的老师、近代教育家徐特立创办的。邹希鲁和徐特立是同窗好友，后来也在那里任教。许光达依然非常出色。邹希鲁非常高兴，决定把女儿邹靖华嫁给穷小子许光达。当时许光达十四岁，邹靖华只有九岁，算是定下娃娃亲。娃娃亲之后， 邹靖华跟着老爹去长沙女子职业学校。许光达在在长沙师范毕业之后去了黄埔军校，毕业之后和邹靖华结婚。两人几经磨难离别，风风雨雨一辈子，不离不弃，成就一段佳话。用现在的话说，算是 先结婚后恋爱的典型。 许光达和邹靖华结婚时是个秘密共产党员、国民党政府的通缉犯，邹靖华依然毫不犹豫地嫁给他。结婚十天之后，许光达因为战争需要和妻子分别。分别两年之后，许光达逐渐成长为贺龙身边的干将。贺龙见许光达总是光棍一人，好意对许光达说：“我给你介绍一个湖南妹子吧，不能总是光棍一条呀!” 许光达没有同意，邹靖华这边也在苦等许光达。一九三零年，李立三冒险路线，让红三军团攻打长沙，彭德怀找到一个机会攻入长沙。邹靖华冒着风险去找丈夫。结果当然没有找到，失望而归， 许光达正跟着贺龙干。 与此同时贺龙也带着红二军团去攻打大城市，一九三零年底攻克天津市，与对手展开巷战。当时许光达担任红二军团十七师师长。突然，他发现一间民房旁站着个姑娘，在硝烟中东张西望，匆忙中吩咐参谋过去叫她赶快进屋躲避炮火。许光达没有想到，这姑娘就是邹靖华。邹靖华趁机向参谋打听许德华。参谋自然不知道许德华就是现在的师长许光达。一对乱世鸳鸯就这般失之交臂。那是他们十年分别中距离最近的一次。——如果拍电影，将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镜头。中国的电影人啊， 打着艺术创作的头衔，创作出来的东东还不如历史上发生的精彩，谁的悲哀？ 国军知道许光达跟了共产党之后，隔三差五到许家要人。他们找不到许光达，就去折磨邹靖华。 他们把她抓起来，在她脖子上挂“共匪婆”的牌子游街示众。邹靖华的表现堪比杨开慧，坚贞不屈。长沙警备司令部的人拿着一份事先写好的与许光达的“离婚声明”，让邹靖华签字，声称她签了字就可以获得自由。邹靖华的表现堪比杨开慧，坚贞不屈，把那张纸撕得粉碎。好在邹靖华比杨开慧幸运。因为许光达不如毛泽东那般耀眼，所以她活下来了。 此后若干年，他们偶尔有音信往来。所谓音信，就是许光达用别人的名字往家里写一些含糊其辞的信。邹靖华认识许光达的笔迹，在那云里雾里的言语中猜测许光达的处境。随后许光达受伤去了苏联，音信中断。抗日战争开打，许光达回国。一九三八年，许光达回到延安，在抗大担任教育长。当时许光达只有三十岁，身材高大，一肚子洋墨水，行为举止都与众不同。所以他的婚事就成了女学生议论的焦点。后来林彪从苏联回来都没有那般受欢迎，可能是许光达更帅气吧。抗大的女学生不多，择偶标准很高。但是许光达的条件超出了他们的期望。有人决定先下手为强，但许光达婉拒了所有人的好意，告诉他们自己有老婆了。 实际上他们已经音信中断了很多年，按照当时那个环境，永不相见的概率非常大。就有同志开导许光达：婚姻是典型的旧式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产物；而且生死不定，再娶也说得过去。看看彭老总，苦等那么多年，等来的消息是老婆已经嫁人了。 许光达回答非常感人：“不，我要等。万一她没有死，我另娶她人，岂不伤透了她的心？这些 年来，战争的烽火紧紧地追赶着我们，她为我做出了那么大的牺牲，盼望与我团圆，我怎能辜负她！ 假使她真的死了，我也要见到她的坟，哭一阵，添上一抔土。”共军高层将帅对待感情方面，许光达和彭德怀非常类似。 追求者们也纳闷，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知道高大帅气的教育长如此苦等。他们很快有了答案。 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很多积极分子从全国各地到延安抗大学习，邹靖华和妹妹拿着徐特立开的介绍信去了延安，全然没想到朝思暮想的丈夫在那里等她。姐妹两人刚到延安旅社，刚想痛痛快快地睡一觉，就有一个小战士跑过来大声问：“哪位是邹靖华？” 邹靖华很纳闷，自己没啥名气啊，延安应该不会有人认识自己，不解地问：“是谁找我？”“我们教育长。”“你们教育长是谁？”“许光达!” 话刚落音，邹靖华还没有来得及喜悦，许光达出现了。结婚十天，一别十年的丈夫出现了。 一切仿佛在梦中。管他呢，即使是梦又怎样？她扑进丈夫宽大的怀里，痛哭一场。 十年的苦等，相见的喜悦，化为一场眼泪。不是梦，是现实。从此之后，重新开始。天地有情， 有情人终成眷属。 大家都是干革命的人，讲过太多的悲欢离合。之前彭德怀苦守十年的感情是一枚苦果，许光达的苦守则成了佳话。为此毛泽东特意把许光达夫妻请过去吃顿饭道喜。 但也有人不服气，特别是许光达的粉丝们。因为在她们眼中，经过生活磨难的邹靖华早已芳华不再，就是一个平凡的妇女，完全配不上帅气威武的教育长。那也是事实。但是人和人之间的爱情， 不仅仅是外在匹配，还有一种东西叫生死与共。 能理解那一层关系的人不多，必须有足够的人生阅历，经历生死，方能看破。古人说，糟糠之妻不下堂。古往今来能实践者有多少？许光达就做到了。 当一切表象散去、繁华落尽，惟愿与君共生死。古人说，金风玉露一相逢，更胜却人间无数。 我说，今生今世，有君一人，足矣。 此后数十年，夫妻二人相敬如宾，为夫妻之典范。哪怕是风吹雨打，终究生死相随。 长沙师范的许光达变成一个热血青年，读过很多书，对共产主义感兴趣。不仅如此，还参加了学生运动。其中一个领导就是长沙师范学长毛泽东。一九二五年加入共青团，随后转入共产党。当时许光达只有十七岁。在共产党的历史上，一九二五年入党还算老资格，比很多元帅资格都老。一 九二六年，十八岁的许光达被组织选送到黄埔军校，第五期，学炮兵。并且在一九二六年底前往武汉黄埔分校。 黄埔精英基本上都出自前四期，不是因为后来者不行，而是先前那些人抢占了先机。前四期有机会参与蒋介石崛起时的一系列战争。第五期的许光达就处在比较尴尬的位置上。而且他又是共产党，毕业时正好面临国共分裂。当时许光达有国共双重党员身份。可以跟国民党，也可以跟共产党。 按照当时的形势看，跟着国民党走更有利一点。他选择跟共产党走。 当时的一幕非常有趣，廖昂拿一张表格，让许光达表明政治身份。许光达填写共产党。廖昂对许光达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承认自己是共产党！真是不识实务！”接下来又劝导说，“国民党是孙总理三民主义的继承者，统一天下非她莫属，我们年轻人要想实现宏大的理想，就必须要加入国民党才行。” 许光达不理他。廖昂讨了个没趣说：“哼！死顽固，走着瞧！试看今日域中，竟是谁人之天下？”许光达大笑回敬：“廖昂，我许某奉陪到底！”二十年后西北战场相遇，已经成为国民党中将师长的廖昂成为老同学、西北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许光达的俘虏。 许光达毕业后在第二十五师直属炮兵营任见习排长。 南昌起义开打之后，许光达带着六个年轻军官，偷偷溜出武汉，前往参加那场革命，把张发奎气得直跺脚。其实他们也就是运气好才赶上南昌起义，也有运气不好的，比方说罗瑞卿，同样是从武汉溜出来的，结果就没有赶上起义队伍，差一点命丧黄泉。 许光达虽然赶上了南昌起义，遭受的磨难一点不比罗瑞卿少。许光达随南昌暴动和起义军南下潮汕一带。起义并不顺利，一路南下之际，减员严重，很多人离队了。关键时刻朱德挺身而出拯救了队伍。但是三河坝激战中，许光达身负重伤，安排在农家修养。 但是许光达干革命心切，伤未痊愈，就急着去寻找部队、寻找党组织。一路辗转终于在安徽寿县与党组织接上关系，担任了学兵团的教育副官，想要策划组织武装暴动。很不幸，被国军察觉了行踪。幸好他们足够机警，虎口逃生。随后他们又奉命打入西北军，去冯玉祥部队开展工作。前往西北途中，许光达请假回家看看。也正是那次回家，和皱靖华结婚。但是很不幸，他的行踪又被发现了，匆匆逃亡，又和组织失去联系。 逃亡过程中，许光达改了姓名，去投奔河北省清河县当县长的岳父邹希鲁。邹希鲁当时还不知道许光达加入共产党，就让自己的得意门生兼女婿在自己的县里当警察局长。许光达一看，这情况也不错啊。好吧，就一边当警察局长，一边联系组织吧，顺便再发展一批武装力量，一举多得，呵呵。 然而国军那边也不是吃素的。长沙警备司令部顺藤摸瓜，查到许光达的下落，许光达只好再次潜逃。可怜的清末举人邹希鲁遂，好不容易熬到县长的职位，却因为高徒兼宝贝女婿给搅和了，被革职回乡。 逃亡中的许光达找不到组织，四处漂泊、无依无靠。他想去北京找组织，一无所获。最后生活没着落，只好到煤矿上当矿工糊口。挖了一阵子煤，然后又辗转漂泊到上海，终于找到了组织。 组织推荐他去一个军事训练班学习，那个军事训练班是周恩来主办的，目的就是培养干部的。 许光达结业之后去了湘鄂西，在那里见到了贺龙。从此以后，许光达成了第二方面军一员战将，跟着贺龙南征北战。日后评军衔。贺龙是红二方面军的元帅代表，许光达是红二方面军的大将代表（同时代表第一野战军）。正因如此，文化大革命中，许光达不可避免地遭殃。因为贺龙和彭德怀都遭殃了。 许光达的军事生涯和林彪有点类似，前后两段，中间受伤。但是林彪受伤是倒霉，错过了整个抗战；许光达的受伤很有点幸运。 许光达跟着贺龙打过不少仗，也算是经验丰富。一九三一年，李立三冒险主义搞起来，红军主动出击，打城市攻坚战。许光达身受重伤，国内医疗水平有限，子弹在体内一直没法取出来。最后没办法，去苏联疗养。 苏联一行改变了许光达的人生轨迹。 第一，他恰到好处地避开杀人狂魔夏曦。夏曦把洪湖根据地的红军来回杀了好几遍，红军骨干基本上被杀得差不多了。当时比许光达更有前途的段德昌将军都被夏曦杀掉了。按照夏曦当时的杀人状态，许光达要是留在那里，很可能凶多吉少。 第二，许光达在苏联不仅是养病。因为许光达是个爱学习的人。小时候放牛娃都知道跑到人家的教室外面偷听。好不容易来到苏联，那还不多学点啊。伤愈之后，许光达先后入读国际列宁学院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一看这两所学校的名字就知道，培养革命人才的地方，其中的高材生更可能成为政治家。然而许光达不同，他是个实实在在的人，对实实在在的事情感兴趣。啥呢？坦克技术。 共军高层将帅里面，刘伯承也在苏联念过军校，而且是纯军事的伏龙之学院。日后刘伯承为共军现代化做了很大贡献。但是刘伯承在苏联的学习时间比较短，而且三零年就回国了。许光达不同， 一直在苏联呆到一九三七年。那年头欧洲各国都在备战，都在搞装甲师。热兵器时代的坦克车在战场上的作用巨大。许光达出于军人的敏感，对装甲车产生浓厚兴趣。回国之后也不能忘怀，时不时写点论证装甲车的文章。 那个时代的共军还是土八路，别说装甲车，自行车也找不到几辆。许光达那些文章，看起来更像“学术论文”，空中楼阁，可望不可即。但许光达坚持自己的兴趣爱好。他知道，终究一天会用到。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装甲车是钢铁洪流的代称。苏德战争爆发之前，欧洲上空阴云密布。大家都明白战争爆发是迟早的事，许光达在延安的报刊上写一篇文章，叫《闪电战的历史命运》，准确地预测了战争走势：即战争开始德国抢占先机，最后的胜利者会是苏联。那篇文章的基本观点并不是许光达独创，而是来自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回国之后的许光达再次跟了老领导贺龙，任独立旅旅长，跟着贺龙领导的一二零师战斗。还是默默地干着大家都在干的事，反扫荡啊、开辟根据地啊、扩大队伍啊，没有特别出彩（如平型关战斗和百团大战）。有一点必须注意，就是许光达志向在坦克啊，在正规战啊，在装甲师啊，怎么能安心打游击战呢？当然，许光达就是游击战出身的。但是一个心想装甲车的人，却能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用游击战和对手周旋，至少证明一点，许光达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他不需要出风头，只需要做事。 不喜欢出风头的许光达最后还是要出风头，在解放战争中。 国军全面进攻之后搞重点进攻，其中一个攻击点就是延安。蒋介石的得意门生胡宗南向延安突进的过程中，西北野战军成立。许光达的第三纵队编入西北野战军，许光达的领导从贺龙变成彭德怀。 中央离开延安之后，处境并不乐观。最危险的时候，毛泽东带的中央机关被挤在三县交界的一个狭小地带，背后是沙漠，西侧是榆林河、无定河，东面是黄河，南北均有敌军压来。而当时毛泽东身边的警卫部队只有一百多人，处境危险。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六日夜，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彭德怀，派一个得力的将领过来帮忙。彭德怀告诉周恩来，已经让许光达去了。 许光达带人冒雨赶到指定地域乌龙铺，把指挥所设在离中央机关仅隔一条雨裂沟的地方，对大家说：“哪怕是敌人的炮弹落在身上，也不许后退一步。”他指着对面的山梁让大家看：只见一支队伍正在转移，那正是中央机关。 从八月十八号开始上午到十九号早晨，许光达带着第三纵队（相当于一个军）硬顶了一天一夜。 对手则是一个军和三个旅。当时共军还没有展开战略反攻，基本上还是和抗日战争差不多，游击战、 运动战为主，很少正面出击。即使正面出击也是集中局部优势兵力啃下国军一块肉。不到万不得已， 共军不会以少数兵力和国军死扛。共军高层统帅中，也只有彭德怀敢如此刚猛。正面硬碰硬，说明情形必然相当严重。西北边战场上，延安都放弃了，还有啥更重要的，明显是中央嘛。所以说国军的反应太慢了。 胡宗南进入延安之后，基本上就寻不到共军主力。许光达带的第三纵队，就是西北野战军精锐， 出现了，国军又吃不下。许光达聚集玩乌龙铺南方的国军，又指挥人们狙击乌龙铺和沙家店之间的国军。那是刘戡的二十九军主力。 刘戡，湖南人，生于一九零六年，黄埔一期毕业生，徐向前的同学。刘戡毕业后一直跟着卫立煌，打仗一根筋，围剿红军过程中，眼睛被打瞎一只。抗日战争时代，刘戡担任第十七军八十三师长，全师为德军装备，战斗力颇强，参与过忻口保卫战。解放战争期间，刘戡跟着胡宗南在西边作战。决定国军命运的宜川战役，刘戡因为胡宗南的失误而战死。 此时决战还没有开始，刘戡带领精锐的二十九军向许光达压过来。许光达毫无退路，只得背水一战。战争的结果是刘戡无法前进一步。许光达反冲锋中，甚至一度冲到刘戡军部，俘虏了一部分警卫连士兵。许光达是西北野战军主力，刘戡是西北国军主力。决战尚未开始，国共双方的军队素质高下立判。 许光达那一仗仗打得非常漂亮，不仅保卫中央脱险，而且试探出国军主力水平。许光达在西北打得最漂亮的一仗是清涧大捷，歼灭胡宗南的王牌七十六师。该师师长正是许光达老同学廖昂。当初国共分裂，廖昂跟着国民党走，嘲笑跟着共产党走的许光达没眼光。其实廖昂在国军中混得也不错，中将师长，又是王牌师，号称常胜将军。然而冥冥之中自有定数。两位选择不同的老同学终于在战场相见了。 廖昂是骄傲的，带着他的王牌部队坚守清涧。清涧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廖昂认为他足以阻挡许光达。两军相逢，谁也不会客气。激战经过三天三夜之后，许光达扫清了清涧镇外围。但此时胡宗南援军也要到了。许光达亲自给廖昂写信，让那位骄傲的老同学放下武器投降。如果是别人，廖昂或许是投降了。偏偏是许光达，投降的话，老脸往哪搁？不投降。许光达指挥人马通过爆破手段炸开东门，干净利落地全歼守军。只有廖昂同志，不投降的结果只能当战俘了。 决定命运的宜川之战，负责围攻宜川城的就是许光达。因为宜川是关中屏障，打下它，就能摧毁胡宗南在西北的大本营，西安。既然是战略要地，就少不得增援。共军的拿手好戏就是围点打援。 林彪在东北硬是把国军围点打援打到不敢动，许光达也精于那一招。许光达一开始猛打宜川城，逼得守军向胡宗南求援。援军出动，被打，刘戡战死。许光达发起总攻，拿下宜川。胡宗南再也呆不住了。宜川大捷，是共军转入战略反攻的标志性一战。许光达是此战的主要指挥官之一。日后西北野战军横扫西北的过程中，许光达带着精锐的第三纵队一路推进到兰州，纵横千里。西北野战军改编为第一野战军，许光达为第三军长，三个月后，升级为第二兵团司令员。 解放后终于回归本质工作，担任装甲兵司令。一九五五年评为大将，为红二方面军和第一野战军在大将中的代表。 开国将帅之中，许光达并不以战功显著（能打仗的太多了）。以至于后来有声音认为许光达不应该获大将军衔。上将之中有人比许光达资格更老，比方说肖克；有人比许光达更富有传奇色彩， 比方说许世友。我想说，当初评定军衔的那些人比后来局外人更清楚许光达的贡献和价值。 还有一种声音说，许光达之所以能评上大将，是因为他是装甲兵司令。因为当时中国的装甲兵一穷二白，需要苏联接济。在和苏联方面接洽的过程中，需要军衔平级对等。这个观点可以参照刘亚楼。刘亚楼也在苏联学习过。建国之后就是空军司令。空军也需要和苏联接洽。如果按照那个原则，也应该评大将。事实上刘亚楼只是上将。 当时评军衔非常有意思。仿照苏联编制，毛泽东应该对应斯大林，称为大元帅。天津一家总后军工厂给他的大元帅制服都搞好了，毛泽东不穿。他的理由：不舒服。 其实毛泽东是不是大元帅无所谓。因为他是毛泽东，有没有那身制服，他还是毛泽东。但是毛泽东不评元帅，无疑省事很多。因为如果按照那个模式搞的话，要评元帅的还有好几个。比方说周恩来，肯定要占一个元帅名额。邓小平，资历和级别各方面都不比罗荣桓差，估计也要评一个元帅。李先念，谭震林，张鼎丞那些人，都是大将级别。另外还有刘少奇，如果评军衔，也不可能低了。 按照那个搞法，十大元帅和十大将军二十个名额还真不好平衡。这方面也能看到毛泽东的平衡艺术。他自己不评，还问问周边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你们的军衔还要不要？几个人都很识相，摆手表示不要了。 军衔的事现在说得比较多的是粟裕。按照战功排列，粟裕可以当元帅。因为种种原因，粟裕只是大将（参照第二篇）。据说评军衔时，许世友找到周恩来说要当大将。周恩来告诉他说，粟裕也只是大将。许世友就不说话了。 许光达听说自己评上大将之后，写信给毛泽东，要求辞掉大将头衔，内容如下。军委毛主席，各位副主席： 授我以大将衔的消息，我已获悉。这些天，此事小槌似地不停地敲我心鼓。我感谢主席和军委领导对我的高度器重。高兴之余，惶愧难安。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佩戴四星，心安神静吗？此次，按照新民主义革命时期的功勋授衔。回顾自身历史，1925 年参加革命，战绩平平。1932--1937 年在苏联疗伤学习，对中国革命毫无建树。而这一时期是中国革命最艰难困苦的时期： 蒋匪数次血腥的大围剿，三个方面军被迫做战略转移。战友们在敌军层层包围下，艰苦奋战，吃树皮草根，献出鲜血，生命。我坐在窗明几净的房间里喝牛奶，吃面包。自苏联返国后，有几年是在后方。在中国革命的事业中，我究竟为党为人民做了些什么呢？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的说， 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说同大将比，心中有愧。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和我长期共 事的王震同志功勋卓著：湘鄂赣竖旗，南泥湾垦荒；南下北返，威震敌胆；进军新疆战果辉煌。为了心安，为了公正，我曾向贺副主席面请降衔。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许光达 1955 年 9 月 10 日 拿着这份申请书，毛泽东在中央军委会议上激动地对朱德、彭德怀等人说：“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毛主席、中央军委没有批准许光达的申请，而是依据他的贡献，仍然授予了他大将军衔。 十年之后，一九六五年，军衔制取消了一段时间，一律实行行政分级。元帅行政三级，大将行政四级。身为装甲兵司令的许光达再次向中央提出降级，把自己降为行政五级。这次中央同意了。 这样许光达成了大将之中唯一为行政五级的人，也就说领上将工资。顺便说一下，张云逸将军因为自身的特殊条件，成为为唯一行政三级的大将，领元帅工资。这些都是趣闻。 真正的问题是，为何要取消军衔？这个问题一直很重要，其实也很简单。 说重要，军队在和平时代，平白无故地把军衔全部取消了，毫无理由啊。但是看看当时的时间就明白了。一九六五年，文革爆发前夜。当时身为十大元帅第二位的彭德怀正蒙受不白之冤。说不清，道不明，看不到结果那种。大将黄克诚也一样。大将罗瑞卿也倒下了。贺龙元帅即将倒下。还有许光达大将即将倒下。还有许多人即将挨批斗，靠边站，如二月逆流中的那些人。如果他们都是这样那样罪名下的混蛋，那么共军颜面是不是……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文革注定要冲击很多人。而文革的基础是军队，军队必须控制局势。所以必须把需要冲击的那些人和军队分开，一律转入行政级别，淡化他们和军队的关系。军衔制取消之后，军队相当于又回到了战争年代，谁死了，谁伤了，谁成为敌人了，都不稀奇。 正是在那种情况下，许光达遭殃了。 顺便说一下，邓小平上台后的一九八零年，再一次考虑搞军衔制。经过八年的准备之后，到一九八八年，军衔制再次推广。那已经是二十三年之后的事了。邓小平告诉大家：和平时期的军衔等级要设得简单一点，最高设到上将。就现在这样子。 （二）巅峰 尽管许光达的军事生涯足够辉煌，取得很多荣耀，担任很多职位，但是他的人生是在建国之后才达到顶点。也就是说，建国之后的许光达事业依然处于上升期。从这方面来讲，只有领导军工建 设的聂荣臻元帅有类似经历。 军人的人生顶点都在战场上，这是历史常识，和平不是军人的年代。许光达能够继续上升的事业，主要原因就是装甲兵司令的角色。 在中国军事史上，从来都是陆军为主。主要是骑兵、步兵，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花样繁多的阵型和战术。这些都是冷兵器的作战方式。进入热兵器之后，一切都需要改变。共军能够在残酷的条件下生存下来，并且夺取天下，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等各种因素。某种意义上讲，拥有不可复制的机缘。 夺取天下之后，要想保证成功，甚至取得优势，就要建设。不仅要建设国家，还要建设军队。 军队其实一直都在搞。比方说刘伯承的理论教育，彭德怀从朝鲜回来之后主持军衔正规化，都是军队建设的尝试。为此各方面还搞出不少矛盾，比方说军队反教条，彭德怀和刘伯承就搞出不少矛盾。 但是一切始终绕不过一个坎，那就是坦克。 二次世界大战，装甲部队已经成为尖刀。很多时候，坦克车就是战场上的决定性力量。德国能够横扫欧洲，基础就是无与伦比的装甲部队，后来失败，除了西伯利亚寒流，还有苏联工业机器生产出来的钢铁洪流。隆美尔在非洲战场所向无敌，靠的就是那些坦克车，后来失败，就是坦克车的后勤保障跟不上了。日本人本来有北进计划，想要和德国东西夹击苏联。但是在诺门坎被朱可夫指挥的装甲部队打疼了，才选择南下。 国军在正面战场屡战屡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法抵挡日军的坦克车。国军后来自己也组建坦克车，但是一直都不怎么样。直到抗日战争后期，缅甸远征军在印度集训之后才像样子。具体就是孙立人的新一军和廖耀湘的新六军。在反攻中，就可以和日本陆军匹敌了。 国共内战，国军所谓的王牌部队，只是几支装甲部队。国军开战之初在东北的胜利，就是仰仗缅甸下来的那几个军。张灵甫覆灭，除了共军强悍和粟裕出神入化的指挥能力，最关键的是张灵甫把装甲部队开到了山区，失去了钢铁洪流的优势，成了没有爪牙的老虎。新一军和新六军的覆灭， 也是断了后勤和指挥官（廖耀湘司令部被韩先楚一阵风吹走了）。淮海战场新五军，也是在内外绝境之下从自我崩溃开始的。即使是英勇异常的志愿军，胜利依托于山地作战，可以从容分割打狙击 （前三次），或者依托航道（上甘岭）死扛。真在平原上大规模集团军作战，最后还是拼钢铁洪流。钢铁洪流的基础就是坦克车。 共产党夺得天下之后就要为天下负责。天下不仅包括山地，还有大量的平原地带。山地虽然占据了大多数，但是平原才是一个国家的根基。千百年来，国家靠平原存活。 专家部队，必须有装甲部队。只有强大的装甲部队才能守护国家的命脉。 建国之初，许光达几乎是共军高层中唯一对坦克和装甲车认识较多的。人家本来就勤学好问嘛。 可以说许光达在建国之后干的那些事，相当于古德里安在德军中干得那些事。所以许光达成为装甲兵司令，而且兼政委，完全集权于一人，在共军之中是非常罕见的现象，特别是和平年代，都是几个职位相互制约。由此可见国家搞装甲兵的决心。 成为装甲司令的许光达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同时也明白，挑起那重担意味着青史留名。所以在他接到任命的那一刻起就对身边的同志们说：“我们要树立终生为装甲兵建设服务的思想，把我们的聪明才智献给装甲兵事业。” 事情说起来容易干起来难。当时中国有哪些家底呢？也有一些坦克车，都是在战场上从国军那里夺来的。有的能开，有的不能开。不能开的那些东东都是需要维修。共军没法维修，因为那些东西也不是国军生产的，都是买美国人的，收缴日本人的，售后服务没保障的。转手之后更没有保障了。怎么办？ 可以把国军那些玩意拆掉装上，仅此而已，并不能保证已经损坏的坦克变好，也无法保障优质的坦克变坏。零件没有，生产零件的工厂没有，技术人员也没有。 怎么办呢，其实很简单。所有人都知道该怎么办：一，从头做起，没有工厂建设工厂，没有零件就生产零件，没有人才就培养人才。第二，找老大哥帮忙。 建国之后，中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全面倒向苏联，依此换取苏联人的工业援助。虽然沙俄从中国割走了大片土地至今没还（也看不见还的希望），但是苏联帮助中国不少，其中有两次非常重要。第一次帮助孙中山建军，正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孙中山才搞成了黄埔军校，在广东立足。蒋介石就是靠黄埔军校完成东征北伐，一举奠定在中国的地位。第二次就是建国之后帮助新中国搞工业。 那时候赫鲁晓夫刚刚上台，需要中国在共产主义阵营中的支持。中苏进入真正的蜜月期。 苏联各种专家来到中国，帮助中国搞建设，装甲部队是其中的核心项目之一。但是专家也就是动动嘴，高兴的时候就画点图纸啥的。其他大事小事一大堆，懂行的人又少，都得许光达一个人干。 要在各大军区把装甲兵的领导班子搞起来，还要搞坦克师、独立坦克团、独立坦克营等等，还要选择基地，还要建立修理厂。 还要办学校培养各种人才。问题是缺乏老师，很多时候许光达得亲自动手。看看这些事，我们看起来都觉得很烦，许光达得样样去干。这种人从来不显山露水，从来不会作秀博眼球，不会说一些无聊的话，但是会干事，干实事，实实在在地干实事。这种人从来都是国家的脊梁，民族的精魂。 其它地方可以搞政治，可以搞各种花样，但是在装甲车部队不需要那些。许光达告诉大家：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技术建设在装甲部队建设中占着头等重要地位。 正是在许光达的亲自操劳下，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中苏交恶的那一年，一九五九年，苏联撤走专家那一年，中国第一辆自主生产的坦克，五九坦克，正式诞生。 许光达的人生到达巅峰。 几十年之后的今天，中国装甲部队已经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大规模的装甲部队。这一切都是从一九五九年开始的。五九坦克诞生，对中国意义非凡。它意味着中国依靠外国钢铁装备的日子结束了。 设想一下，如果在抗日战争时期，西南大后方能够源源不断地生产坦克车，日军还敢嚣张？苏德战场上，苏军在最初的惨败之后能缓过神，靠的啥，就是后方可以源源不断地制造钢铁洪流。 随后是三年大饥荒。当然，不论怎样的饥荒都饿不到许光达那个级别的人。在局外人看来，许光达的装甲部队相当于一个独立部门。许光达是装甲部队的王国，享有很多特权。确实，许光达有特权。但是有人拿特权为自己，有人不是。 大饥荒开始之后，很多人从四处到北京探亲，实际上就是吃饭。当时装甲兵大院住满工作人员的亲属，正常工作难以开展。装甲兵党委规定，凡是探亲来的，只能住三天。许光达的四哥和六弟从湖南老家到北京找当了大官的兄弟吃饭。许光达招待了他们，只有一盘盐水黄豆和一盘青菜，搞得两个兄弟很不理解。三天之后，两兄弟又回湖南。六弟在河南安阳时病倒了，再回到北京，就死了。死因，饿的。 许光达并不是一个无情无义之人，只是当时情况，除了一声叹息又能怎么样呢。 （三）漩涡 六弟的死让许光达非常伤心，但那只是他的个人问题，真正的问题还是当时的政治风暴。五九年庐山会议是一道分水岭。不少人跟着彭德怀遭殃了（如邓华、钟伟），又有不少人因为彭德怀遭殃爬上去了（如黄永胜）。许光达身为西北野战军，后来第一野战军的高级将领，处境非常微妙。 因为在政治斗争年代，打倒其他人，自己就可以飞黄腾达。打倒一个彭德怀，就很多人爬上去了。如果打到一个和彭德怀有关的有分量的人物，那自然也能得到机会。看看黄永胜同志，仅仅狠狠修理老同事邓华，就赢得林彪的信任。如果是许光达呢？ 许光达的地位比邓华高，和彭德怀的联系比邓华密切。在那种情况下，许光达简直是一块肥肉， 让人两眼放光。但是要打倒许光达并不容易，需要证据。怎么收集证据呢？自然要采取迂回之策。 在那样的情况下，丁铁石成了牺牲者。丁铁石，生于一九一五年，辽宁本溪人。家境原本非常殷实。九一八事变之后，他逃难到北京。抗战之前加入共军。参加过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参与过开国大典。由于之前成分复杂，在建国后三反五反的过程中遭殃，行政降级，留党察看。但是后来 又变好了，因为他去了朝鲜。 丁铁石人生的最大价值是建立中国第一所坦克学校。 庐山会议开始，丁铁石在哈尔滨军工学校进修。当时军委装甲兵派人在哈军工搞了一个快速成材进修班。进修一班三十多名学员，数他年纪最大、级别最高，其他不少人都是他担任解放军第一个坦克团团长时的老部下。丁铁石的每门功课都是优秀。 然而丁铁石莫名其妙地成了彭黄分子。根据：军工学院政委谢有法传达了庐山会议的文件之后， 要各个班组讨论时，学院派了一名干事到进修一班做记录。他回去向学院领导反映说：“丁铁石说：彭老总有什么错？彭老总这一生至少也有三分功吧!” 大小批斗会不断。由于装甲部门都是干事情的，忙着坦克生产和训练，没多少时间和心情搞政治批斗，所以批斗会一直不温不火。而且丁铁石毕竟分量不够，把丁铁石打成彭黄分子和右派，也无法带来更多好处。他们的目标是装甲兵司令许光达。 进修班全体开会，由军事工程学院少将院长刘居英（北大肄业生，一二九运动时北大学生中的积极分子）亲自主持。他要大家踊跃揭发批判丁铁石的“反党言行”。会场冷冷清清，没有人发言。 刘居英少将再一次动员：“开批判会，应该人人发言，谁也不能坐球场上光吹哨儿的!”依然应者寥寥，而且所说也都是丁铁石的好：学习成绩优秀，带动全班通过了劳卫制，掏大粪都走在前，不靠老资格、高级别吃饭等等。 会议开不下去，但是目标一定要实现。 学院党委组织部长王坚为组长的学院“反右倾”斗争五人领导小组，专门找丁铁石谈话。他们漫无目的地东扯西拉了一阵之后，王坚突然问丁铁石：庐山会议前，(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与向仲华副政委、贺晋年和张文舟副司令员来我们学院，你和他们谈了些什么? 丁铁石明白许光达和彭德怀的关系，变得警惕起来。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要从丁铁石口中弄点关于许光达的材料，把许光达和彭德怀联系起来。那样就立下“大功”了。 王坚见丁铁石好像顾虑重重，就在一旁吹风加油鼓劲：“说吧，说吧!你说了，你自己不但不会有什么事，说不定也会给你的肩章上添颗金豆儿，嘿嘿嘿。”意思很明显，如果丁铁石昧着良心诬陷许光达，就有可能加官进爵。 但是丁铁石是响当当的汉子，当初就是不满鬼子才从东北到北平的，才加入共产党的。如果连那点脊梁骨都没有，是小人的话，当初直接留在东北当汉奸了。那是对他人格的侮辱，也是对一个党员党性的侮辱，所以他反问：“你说，你到底要我说些啥?” 王坚的目的没达到，很恼火：“你顽固到底，绝没有好下场!一切后果由你负责!” 丁铁石也火了：“随你们的便!你们自己心怀鬼胎，还想拉上别人和你们一起为虎作伥？你们这种人，才绝对没有好下场!”好样的，丁铁石。（注：丁铁石文革被批斗，熬过文革，平反，九六年去世。评价，战争年代是战士，和平年献身装甲兵事业） 许光达之所以能安然度过残酷的庐山风波，原因有两个。日后在文革中惨遭迫害，还是那两个原因。同样的故事，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因果。 第一个原因，许光达是搞技术的，参与政治运动的程度不深。建国之后的十年，基本上沉浸在装甲兵建设上。装甲部队是新兵种，没有太多人事关系纠纷，而且主要是把坦克车搞出来，主要搞技术。 而且许光达搞出了成绩，当苏联专家撤走时，中国搞出了五九坦克。五九年国庆阅兵，许光达亲自陪同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由国产坦克组成的坦克车队。当坦克车队隆隆驶过天安门广场，毛泽东紧握着许光达的手，向许光达表示热烈祝贺。当年那个时候，五一和十一登上天安门城楼，和毛泽东的距离远近意味着一个人的地位高低。 当时中苏关系紧张。有了坦克车意味着很多很多。 在那种情况下，任何人想动装甲部队的创始人都不容易，都要掂量一下自己的分量。第二个原因，贺龙。 许光达虽然跟着彭德怀一起纵横西北，但是他的根基还是在红二方面军。他是第一野战军在大将中的代表，同时也是红二方面军在大将中的代表。彭德怀虽然挨批了，贺龙还在。彭德怀下去了， 贺龙可以保他。 庐山会议上，军方批判彭德怀的主要人物就是林彪和贺龙。原因前面都说过了，都是跟随毛泽东。彭德怀被打倒之后，林彪上升为军委第一副主席，贺龙为第二副主席。林彪身体不怎么样，具体事不怎么管，日常军委由贺龙主持。 贺龙是许光达的老领导，对他非常信任，自然不会找他麻烦。甚至可以说，许光达的装甲兵可以看成是原来红二方面军力量，是贺龙在军委的后盾。 许光达本人也在刻意避免麻烦。不管是庐山会议，还是庐山会议之后的各种运动。许光达都在避免参与。他把精力放在那个装甲兵王国里，一心筹划着自己的、也是新生共和国的全新兵种。 但是许光达本人身为中央委员，又是十大将军中最年轻的大将，又是装甲兵司令。位高权重不说，对政治方向是非常了解的。随着政治风暴越来越猛，在任何一个高级的、中级的、甚至低级别 的党政军干部都难以置身事外的情况下，不同的人采取了不同的步奏。有人选择去争，有人选择让。 比方说罗瑞卿将军，就选择去争。因为他已经处在那个位置，只能进不能退，所以选择去争， 在争的过程中走到林彪的对立面。虽然他依然忠于毛泽东，当他走到林彪对立面时，两人相比，毛泽东还是选择林彪。 许光达将军是另外一种选择，让。 他不想参与。从庐山风波时就小心翼翼地避开。之后在各种运动中还是小心翼翼地避开。等到文化大革命，取消军衔制时，他还是避开。所以行政划分时，他坚决把行政级别从第四级的大将级别坚决推辞到第五级的上将级别。 现在我们说许光达将军请辞大将军衔，请求行政降级，只是从人品上说许将军很棒。实际上许光达的人品确实无可挑剔，从对待患难与共的妻子，到和领导同志打交道，到干事业，都非常棒。 堪称伟男子。 但是也该认识到，在他那个位置，那个级别，那个环境之下，重大决定不可能仅从人品出发。 如果说许光达当初请辞大将，是人品和党性的优点，是一种谦让的话。那么后来请求行政降级，除了谦让之外，应该还有一层含义，避让。避让即将到来的政治风暴。他看到那种风暴的猛烈，想要后退一步，把心思用在装甲兵上。因为那个年代装甲兵往往决定着兵团决战的制胜因素。特别是北方的苏联，钢铁洪流从北方冲过来的话，其杀伤性和破坏性将比历史上任何一次草原骑兵南下都要严重。 往前争的罗瑞卿落到悲惨的结局。往后避的许光达又将如何呢。实际上是避无可避，原因还是上面两个。 如果说庐山会议之后的历次运动，许光达因为专注装甲兵能躲得过。那么风暴再猛烈一点的时候，这个原因恰好促使他跌落深渊。文化大革命所以能发动成功，关键在军方。军方的关键代言人是林彪。为了保证文化大革命的成功，凡是在林彪面前不太听话的人统统要靠边站。正因如此，罗瑞卿遭殃了。 许光达也无法避开。因为许光达的装甲兵虽然是个新兵种，但在陆军的地位举足轻重。林彪要想在军方树立绝对威望，不可能对装甲兵视而不见。看看建国之后成立的几个新军种。空军落入吴法宪手中。吴法宪是林彪一手提拔栽培的，林彪的铁杆粉丝。空军因为吴法宪而成为林彪的后花园。 日后林立果嚣张的后台就是空军。林彪把李作鹏一手提拔、推荐到海军。李作鹏到海军之后把海军司令肖劲光大将折腾不轻。 但是许光达和林彪基本上没关系。看看两人的简历。虽然都是黄埔军校毕业。林彪四期，在广东。许光达五期，后来搬迁到武汉，两人基本上没有交集。两人虽然都参与南昌起义，但都是低级别军官。林彪出身于叶挺独立团，许光达在周士第的二十五师，两支队伍之前基本上互不相关。等到三河坝战斗之后，才有朱德合编在一起。而那时候许光达又受伤了，离开了队伍。此后林彪和朱德在湘南转了大半年之后最后去了井冈山，成为红一方面军的骨干人物。许光达一番辗转去了湘西， 成为红二方面军的一员战将。日后许光达在战争中受伤，去了苏联养病，错过了长征，再回国已经是国共第二次合作。许光达回到延安时，林彪领兵在外。接下来林彪也受伤了，去了苏联养病。解放战争中，林彪去了东北，许光达在西北。 当然许光达的军事成就不能和林彪比。但从军事实践中看出，两人没有交集，也就谈不上关系。 建国之后林彪基本上在养病，许光达埋头搞技术。还是没有交集。如果没有严酷的政治斗争把所有人都强行卷进去，以两人的性格和处事方式，估计直到最后许光达和林彪都不会有什么来往。 但是政治斗争把两人拉到一起。因为林彪要全面掌控军方，就不可能忽视装甲兵，不可能忽视许光达。许光达从来就不是林彪的人，也不可能是林彪的人。许光达不仅不是林彪的人，还是贺龙红二方面军出来的。 贺龙正是林彪掌控军权必须搬掉的石头。 文革开始时，十大元帅中，排名第一的朱德淡去了，排名第二的彭德怀被斗臭了，刘伯承靠边站，陈毅、聂荣臻转行，徐向前、叶剑英说不上话，罗荣桓去世了。真正还在军方有话语权的只有林彪和贺龙两个人。林彪不太管事，军委实际日常事务由贺龙主持。 当林彪搞掉大将罗瑞卿，换上上将黄永胜；当海军司令肖劲光大将靠边站，中将李作鹏兴风作浪；当吴法宪把空军摆弄成林家军，贺龙当然很不爽。换成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爽，不可能视而不见，除非他是林彪的铁杆。贺龙不可能成为林彪的铁杆。 所以关于海军问题，贺龙针对李作鹏在海军内部拉帮结伙曾如此表态：“要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明辨是非，敢于起来斗争。要把正气扶起来，把邪气压下去。有的人‘老虎屁股摸不得’，一‘摸’ 就不高兴。我是主张‘摸’的。”贺龙还说：“大姑娘的屁股摸不得，有的人的屁股凭什么摸不得？党章有权利嘛。” 但这话传出去之后就变成“林彪的屁股有什么摸不得”。林彪就说：“贺龙在海军的讲话只能代表他个人，不能代表军委，也不能代表毛主席。” 吴法宪在空军内部搞反党集团，贺龙在军委常委会研究空军的问题时指出：“空军内部派性比较大，思想政治工作薄弱，只会报喜不会报忧，有些事情就是一面之词，有些成绩经过了解以后发 现是假的。” 凡此种种都证明，贺龙不可能屈服于林彪。毛泽东让贺龙找林彪谈谈，结果两个人话不投机半句多。林彪绝对对付贺龙。林彪说：“贺龙‘有野心’，‘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同时提醒吴法宪注意贺龙，“你要警惕他夺你的权。” 林彪从来就不是一个光说不做的人，他做的永远比说的多。要打到贺龙，必须“剪其羽翼”。所谓羽翼，不见得就是真的羽翼，看起来像的，也要拿下。 贺龙的羽翼有哪些人呢？——罗瑞卿。罗瑞卿原本是红一方面军的，当总参谋长也是林彪推荐的。但是后来罗瑞卿和贺龙走近了，所以罗瑞卿被打倒了。还有杨勇，也是长时间跟着林彪干革命的，也跟贺龙走得近，也被打倒了。 林彪打仗时别具一格，搞斗争同样是别具一格。他总结罗瑞卿、贺龙的诀窍，第一段是十六字诀：“大将点火、元帅升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第二段：“大将、元帅不能一勺烩。”除了林彪， 估计再没有第个二人能够用这么简练的文字来表达政治斗争了。 另一种人就是原红二方面军出身的，例如廖汉生和王尚荣，也被打倒了。 那些人被打倒之后，贺龙也就倒了。打倒贺龙那个级别的人物并不容易，常用的大帽子只能有两个：里通国外，或兵变。 当初高岗和彭德怀都戴了里通国外的帽子。同样的款式不能太泛滥了，那就换一款，兵变吧。 于是有了二月兵变。前面说过，所谓二月兵变，实际上是一种“被兵变”。在二月兵变中，贺龙和彭真是总策划，廖汉生、王尚荣等人都是成员。当然根据剧情需要，任何一场兵变都需要一个参谋长。跟贺龙扯上关系、有分量、能服众、需要拔去的高级将军是谁呢？只有许光达了。该来的总是要来，躲是躲不掉的。 文革开始那会，许光达正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去欧洲访问。回国时是九月份，正是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文革风暴突起之时。许光达下了飞机就听见刺耳的高音喇叭：“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 “打倒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他看见潮水般的人群，看见年轻的红卫兵手里都拿着小红皮书，奔走呼喊。几个红卫兵拦住了几个年轻女人，剪短了她们的头发，毁掉她们的高跟鞋。因为那是资本主义的象征。 许光达很困惑：他搞不懂运动究竟要搞到啥时候，搞不懂为啥。但是他必须支持，至少不能反对。没有人敢反对。许光达也不敢。他回到家中也不得清净。依然听见刺耳的高音喇叭：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砸烂资产阶级司令部！不革命的滚蛋！ 许光达很无奈，他看看生死与共的妻子，她也很无奈。但他们也许想不到，那场风暴将要把他们吞噬。 邹靖华拿出几张红卫兵的报纸给许光达看，内容是二月兵变的事。写作风格跟当今网络上那些造谣大师同一个水平：某时某刻贺龙调动军队，调动军队干什么？是不是有不为人知的秘密？对， 一定有密码！某时某刻彭真在北京造房子。彭真造房子干什么？是不是干某些勾当？然后又挖掘出一些秘闻：彭真和贺龙关系很好，从来就很好。再以此为基础展开联想：彭真的行动和贺龙的行动是一致的。他们能干啥呢，肯定有一个惊天阴谋——兵变。兵变目的：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 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策划在北大、人大等每个学校驻扎一支军队。再加一些知情人透露：贺龙私自调动军队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 大概就是这样子。把瞎掰、胡扯、意淫说得有板有眼。在那种情况下，真相怎么样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如何宣传，如何造势。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许光达看到之后怒了。因为那事的前前后后许光达都很清楚。那事在宋朝发生过，发生在岳飞身上，那叫莫须有。在明朝也发生过，发生在于谦身上，也是莫须有。 如果许光达知道在不久之后，他自己成了政变的总参谋长，估计更愤怒了。 当时的许光达还是中央委员，却很少能看到中央文件，也很少参加中央的会议。他的情报从哪里来呢？就是红卫兵的大字报。这种情况在任何时候都是奇闻，偏偏就发生了。 许光达意识到，风暴一定会吹到装甲兵的内部的，啥时候来不知道，但一定回来。红卫兵到处贴大字报，到处辩论，甚至大打出手，装甲兵大院自然也不能幸免。终于在十一月二十八号，工程兵学院的红卫兵来到装甲兵机关大院。 一群涉世未深的年轻人跑过来找装甲兵司令许光达，庄严提出要借装甲兵大院用一用，办重要的事。干嘛呢？开批斗大会。他们批斗当时的装甲兵政委黄志勇。黄志勇是老红军，参加过长征， 抗战，解放战争，授衔中将。黄志勇是文革开始之前被调到装甲兵大院的，之前在工程部学院上班。 红卫兵说，黄政委之前的生活作风不检点，还有三反言行，过去没有人敢惹，现在机会来了，要清算。 按照当时的社会空气，许光达没办法阻止，只得同意说：“会可以开，有意见可以提嘛，注意大的问题，至于生活作风，我们党委会可以开会处理。”而且双方（许光达和红卫兵）达成如下协议：当晚在装甲兵机关大院的礼堂开大会，由工程兵学院的红卫兵发言，许光达和装甲兵领导都到会参加观摩。相当于说，红卫兵用装甲兵的地方、批判装甲兵的人，而且还要装甲兵的领导们在旁 边观看。——活脱脱霸王条款。 但是没办法，当年的红卫兵就是牛。牛到啥程度呢？可以不遵守诺言。原本许光达同意他们的要求，也就是应付一下时局和年轻人：大家最好都文明一点，不要搞人身攻击啥的。但到了开会现场就不一样了：红卫兵觉得，批判会就应该是批判会的样子，太文明了还叫批判大会么？就应该挂牌子，就应该戴高帽子。红卫兵也不管那么多，直接拿出纸糊的高帽子往黄志勇头上戴。 许光达一看红卫兵食言赖账，上去制止。牛气冲天的红卫兵直接把共和国大将一把推开，并且牛气哄哄地高声斥责：“这不关你的事，走开！”堪称天下奇闻。 那是许光达第一次领受到红卫兵的蛮不讲理。愤怒之下，心脏病发作，倒在会场，进了医院。 进入医院的许光达依然没能摆脱红卫兵的纠缠。 红卫兵代表到医院找许光达，要求老将军接见，说向老将军表达歉意。医院护士出于为病人的健康考虑，把红卫兵代表挡住了。红卫兵代表真的来道歉么？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工程兵学院的学生对装甲兵司令还是有尊敬的成分在。毕竟他们毕业之后，一部分人的就业目标就是装甲兵。 他们失手让老将军住院，总有点过意不去。说不是，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 ——他们是跑过来讲道理的，也就是解释自己的行为。 因为医院阻止，所以道理没有讲成。但是他们不甘心，千方百计想把要说的话说清楚。既然医院去不得，那就去许光达的家。许光达离开医院还没进家门就看到红卫兵的解释。红卫兵们发挥了他们的才智，把要说的千言万语浓缩成一副对联贴在许光达家的大门口。 上联：小将造反有理下联：老将理应支持横批：造反有理 能用一副对联把意思表达得如此清楚，逻辑健全的同时，不乏诙谐幽默，不容易啊。如果当时那代人的才华用在干实事上，说不定中国现在已经完成了工业化进程。 但是对许光达而言，危机才刚刚开始。二月兵变的阴影徘徊在京城上空，如同一只盘旋的幽灵， 可能附体在每一位将军身上。 那副对联一直贴在许光达家的大门上，代替了许光达家的过年春联。一九六七年春，夺权开始了。从伤害开始，蔓延到全国各地。许光达终于没能挨过那场风暴。 一月十六日灾难来了。那天晚上，许光达一家人在一起吃饭。由于整体局势不好，许光达心情也不好。共患难几十年的邹靖华一如既往地安慰他。许光达身体不好，正准备回医院修养，同时可 以清净一下。医院相对好一点，避开无孔不入的红卫兵，但有些事是避不开的。一群红卫兵钻进来了，而且态度很嚣张。 许光达的地位是很高的，特别是建国之后，位列共和国大将，装甲兵司令，中央委员，标准的高干。大家平时对他都是相当尊敬、相当客气，特别是装甲兵单位内部，特别是年轻人，见了许光达都是礼貌加微笑的。大家都想给老将军留下一个好印象，饭碗和前途都和他联系一起呢！ 然而那天晚上，一切都变了。礼貌没有了，笑容没有了，只有煞气。原本和善的年轻人换了另一副脸孔，如同绵羊变身饿狼。 红卫兵叫嚷道：“许光达，走，到办公室回答问题去。”仿佛司令员召集下属。邹靖华对他们说：“司令员有病，正在住院。病好后再回答你们的问题。” 红卫兵回答：“不行！必须今晚回答。”态度极为强硬。 许光达风风雨雨一辈子，枪林弹雨都爬出来了，当然不会在意这些场面，平静地配合红卫兵。 但他们的真实目的并不是叫许光达去回答问题，而是另有所图。许光达和红卫兵离开之后，另一伙人进来了。带头的不是别人，正是许光达的生活秘书陈志文。 原来陈志文已经变身为造反派。但是他和一般的造反派不同，不是造反的，而是收集证据的， 进门就直奔主题——许光达书房的保险柜而去，把保险柜反复翻了好几遍之后也没有找到想要的证据，又气呼呼地跑出来。为了消气，把邹靖华卧室里的一石膏仕女像给砸碎了，说是砸“四旧”。 砸完之后，陈志文牛气哄哄地对邹靖华说：“把黑名单交出来！”邹靖华不解：“什么黑名单？” 陈志文说：“‘二月兵变’的名单。” 邹靖华说：“你是秘书，你都知道，还用问别人？” 陈志文无言以对。事情不会就这么罢休的。大家继续翻箱倒柜呗，继续搜呗，继续砸呗，全然不顾及什么法律程序，不顾及对方是中央委员的身份。是不是很奇怪？ 如果这些还不算啥，那么看看陈志文的表现。他原本是许光达的生活秘书，怎么会跑来造反呢？ 只有一个理由，他被策反了。谁有那么大的能力让堂堂装甲兵司令员的秘书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相信装甲兵司令员参加兵变呢？说不清是谁。因为整个大局就在那里。所有人都那么疯狂，不是一个两个。 正是在那种大局下，才能把所谓“二月兵变”编造得活灵活现，是有了二月兵变才能扯上许光 达。在一般人眼中，既然地位崇高如贺龙都可以发动兵变，其它还有啥不可以的？在陈志文和那帮翻箱倒柜的造反派看来，自己并不是什么不良分子，恰好相反，自己是在保家卫国，是在为人民服务呢！是不是很讽刺？ 一群家伙把许光达家翻底朝天，搜了好几遍，累得满身大汗、气喘吁吁，也没有找到所谓的黑名单。唯一的收获就是一面日本旗。好的，总算没有白跑一趟。 那面旗是许光达在抗战中缴获的战利品，一转眼成了叛国投敌的证据。其实不用脑子也能想明白。当时日本被美国人牢牢抓在手心里，三军完全被阉割。许光达即使叛国投敌，也得投靠苏联、 美国那样的有实力的国家。去投降日本？说真的，太掉价。 但是不管怎么说，许光达已经被定为“二月兵变”的一员，而且身居“参谋长”高位。接下来所有的事情都围绕着这个“定性”进行。 既然大家认定二月兵变，认定许光达是贺龙的参谋长，那么黑名单就一定存在。在许光达那里一定有黑名单。既然家里没有，一定在别的地方。哪儿呢？自然是医院咯！因为许光达要么住家里， 要么住医院里。但是当时的解放军总医院实行军管，不搞“四大”，造反派没辙。 陈志文从邹靖华那里没能得到收获，但要完成任务交差，并借机辉煌腾达，于是找到另外一个人，曾正魁。曾正魁是许光达之子许延滨的未婚妻子。她爸爸曾诚富是解放军总医院的心血管病专家，是高干楼的副主任，也是中央首长的保健医生。所以陈志文认为黑名单一定是通过曾正魁转移到解放军总医院去了。 陈志文说：“你是许光达的‘黑联络员’，能瞒别人，还能瞒住我吗？” 人家一个未婚姑娘被陈志文说成是黑联络员，当然很生气。但也没办法，只能声明：“你们可以派人到总医院去搜我家，你们刚才已经搜过，我身上没有黑名单，那好，我现在就回学校去，在问题没搞清楚以前，我不回家，这总可以吧？但是，你们必经把问题搞清楚，对你说的话负责。” 曾正魁告别许延滨和邹靖华，回到北京钢铁学院去了。 就在陈志文灰心丧气之际，一个红卫兵有重大发现：许光达的写字台上有一张照片，是许光达访问阿尔巴尼亚时和恩维尔·霍查的一张合影。他如获至宝，说：“陈秘书，你看，许光达到现在还保留着同苏联人的合影，这就证明他与苏联勾结，充当苏联的特务。” ——明明是定性搞兵变的，这么一来变成通敌叛国了，有趣。 一帮人翻箱倒柜一晚上，所有的收获就是一面日本军旗和一张照片。 那场景之滑稽，堪比莫里哀的经典喜剧，但好戏才开始上演。既然在许光达的家里找不到搞兵 变的证据，那只能从许光达本人那里找了。 许光达被带到装甲兵机关大院，许多人已经在那里等候。人群之中，既有原本视许光达为偶像的来自装甲兵所属各院校的红卫兵代表，还有三总部的群众代表，还有其他人。虽然剧情很滑稽， 但现场庄严肃穆，仿佛大家都在见证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一排红卫兵小将坐在主席台上，手中拿着他们的《圣经》：红宝书。一个个稚嫩的脸上写着不合时宜的庄严。仿佛他们是法官，仿佛他们是法律，仿佛他们是他人命运的主宰。处于受审位置的那老人，却是为国为民几十年，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英雄。 过程跟审理案件差不多。红卫兵气势汹汹地说：“许光达，你知道我们要你回答的问题吗？”就像电影里的县太爷：“某某某，知罪吗？”如果嫌疑人不说话，按照程序，接下来就应该是拍惊堂木，大声斥责：“某某某，你犯了什么罪，快从实招来！” 红卫兵没有惊堂木，只能摇一摇红宝书，说：“一、你要交代‘二月兵变’的阴谋、篡夺总参谋长位置的罪行；二、你鼓吹‘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兵’，是反对突出政治，是资产阶级的军事观点；三、听说你有三个老婆，除了北京的一个，老家还有两个。这是犯重婚罪。” 按照一般人的理解，要打倒一个高级将军，只要按上政变或通敌的罪名就可以了，干吗搞那么多花花绕呢？只要交代落实兵变，许光达就完了，还扯生活问题干吗？实际上三个罪名是精心编制， 有内在逻辑的。 许光达一看这情形，滔天脏水扑面而来，觉得有必要辩护一下。他平静地扫视了全场，说：“好吧，我现在来回答第一个问题。” 怎么辩护呢？就是把自己的一生回忆一遍呗。彭德怀被冤枉，八万言书，就是一篇自己的回忆录和奋斗史。许光达也一样，把自己一辈子干的事，跟年轻人大概说一说。 有啥好辩护呢？只要了解许光达的都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问题已经被定性了。既然被定性，怎么辩护都没用。彭德怀和贺龙的问题也有辩护，但有用么？ 许光达辩护说：“你们说的‘二月兵变’，我不清楚。” 既然问题已经被定性了，那就用别的办法。会场立马有人高喊：“打倒许光达！”又有人高喊： “许光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红卫兵有时候很可笑，有时候又很幼稚。看看那情况，说理说不过， 构陷缺少证据，就泼皮耍赖。跟孩子吃不到奶就大哭是一个德性。 许光达平静地告诉大家：“谁都知道，如果搞‘兵变’，那是要掉脑袋的，我跟贺龙搞‘兵变’，我把脑袋挂在裤带上去抢个总参谋长当，而我现在就是国防部副部长、大将，这个买卖太不划算， 亏本的买卖我不干。” 是啊，就这么简单的问题，谁能不明白呢？就有人不明白，很多人不明白。所以许光达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人生进入了黑夜。 许光达被关押之后，最着急的人是邹靖华。她想不到，夫妇二人风风雨雨一辈子了，到最后还要分离。她知道许光达的年纪大了，身体有不少毛病，特别是心脏问题，最让她担忧。她担心他们侮辱他，担心他们动粗。 接下来，红卫兵当然也没闲着。他们的辛勤劳动终于有了收获，继日本军旗和照片之后又找到一个新证据：许光达之前写给邹靖华的信，情书。 好吧，生活腐化的证据。有机会攻破第三条，三个老婆，重婚。 一帮刚刚到做春梦的年纪的男男女女把邹靖华拉过去进行思想教育：“你保留这份‘情书’就是思想糜烂、精神颓废。革命者应该心里只装着革命，不能有任何杂念。” 邹靖华表示很无语，但还得应付：“年轻人，你们无法理解一对老夫妻在战争年代用鲜血和眼泪凝成的爱情，它无碍于革命，却鼓舞我们献身革命！” “住口！”，一个估计还没有和男人牵过手的女红卫兵打断了邹靖华的话，“许光达历史上一贯反对毛主席，你为什么美化他？”。仿佛邹靖华的话触犯了她的某个敏感的神经末梢。 邹靖华对她说：“姑娘，你今年才多大年纪？许光达当纵队司令员的时候，你还没来到人世间哩！你怎么知道他历史上一贯反对毛主席？” 那女红卫兵不知如何应对，只能强词夺理：“不管怎么说，你必须同许光达划清界线，揭发他的罪行，争取宽大处理。” “他有什么罪行？战争年代，枪林弹雨，用自己的生命为革命出生入死；建设时期，不顾自己的身体健康，不分白天黑夜地忘我工作。这些都是他的罪行吗？”邹靖华平静了一下她的情绪，接着说：“我们结婚都快四十年了。彼此的心都凝在一起了，界线能划清吗？”对邹靖华而言，那是一种极大的侮辱。 原本想从邹靖华那里打开缺口，找到许光达“三个老婆”下落的红卫兵生气了，说啥道理嘛， 拉出去游街。大伙一合计把邹靖华拉出去游街示众了，跟唱大戏差不多。 大家不仅纳闷，写个情书有啥了不起？再说还是人家夫妻之间。其实问题很大。给许光达列出的三条罪证中，第一条才是致命的。第二条和第三条都是可大可小，并不致命。但是三条罪证之间彼此关联。 第一条搞兵变。既然搞兵变，必须有征兆呗，必须对现实不满呗。怎么表现出来呢，那就是反对毛主席呗。那年头谁都不会说反对毛主席。毛主席是政治领袖呗。林彪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拥护毛主席。把许光达说过的话，如“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兵”断章取义，就是反对政治，就是反对毛主席。那么如何解释风马牛不相及的第三条呢？谁都知道许光达的婚姻是共产党人的典范，干嘛要瞎编乱造呢？那是为了给第二条设的伏线。人家许光达是开国元勋，又是高干，为啥要反对政治、反对毛主席呢？那是因为毛主席代表光明正义一面，而许光达受不了欲望的诱惑滑入欲望的陷阱，找了好几个老婆，贪得无厌，罪该万死。 看看这三条，从人性，到逻辑，可以说面面俱到。实际上这三条是政治运动年代的万能公式， 要想打倒某人，必须和那个万能公式拉上关系，比牛顿定律在自然界的运用范围还广泛。 由于许光达的分量很重，所以三条都要扯上。 让邹靖华揭发许光达不成功，造反派再次把突破口放在许光达未过门的儿媳妇曾正魁身上。他们让曾正魁和许家划清界线，揭发许光达。曾正魁是个好姑娘，顶住政治风暴和许延滨结婚，无怨无悔地成了许家的人，骨气很有几分邹靖华当年的风骨。 接下来发生一件诡异的事：一月份被莫名其妙关押的许光达，三月底被莫名其妙的放出来。两个多月，许光达还算好，没有遭到武斗。出来之后，将近五个月的时间，许光达在家写检讨，写了十几万字。到八月中旬，许光达再次被莫名其妙的关押，遭遇最残酷的对待，悲惨地死去。这一切背后究竟是怎么回事？ 事情牵扯到另外一个人，开国少将程世清。 程世清生于一八一八年，河南人，十一岁参加红军，十五岁入党，起于红四方面军，长征之后在陕南干革命。仅仅念过一年私塾，却能吹笛、吹箫，拉二胡、拉手风琴等，亦能快板书，演活报剧。登台作报告，声音洪亮，铿锵有力，富鼓动性，而且不用稿子。天生搞政治的好材料。后历任营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师政委、军政治部主任等职。解放战争中跟着林彪在东北干。 程世清吃过苦、立过功，但人生中最重要的两件事却是揭发。最有名的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前， 被毛泽东点化之后，揭发林彪可能叛逃。在揭发林彪之前，程世清一直都是林彪的铁杆粉丝。在当林彪的铁杆粉丝的过程中，写过一篇马屁文章《在林彪副主席家作客》，证明他和林彪关系非同一般。 在那段时光里，他给林彪写过最有名的一封揭发许光达的告密信。 程世清原本和许光达没有关系，但是在装甲兵干过一段时间的政治部主任。搞政治的人嗅觉都 比较敏锐。文革开始，许光达因为和贺龙、彭德怀关系密切，就成了很多人眼中的肥羊。前面说的刘居英少将就是其中一员，只是没有成功。显然刘居英神功不如程世清。刘居英虽然也想踩着许光达的尸体辉煌腾达，但手段还算正常，仅仅想借助丁铁石找证据，在那年头还是可以理解的。程世清则是毫无节操，直接给林彪写一封长信。 程世清在信中发挥了全部的才华和阴险，说：许光达对林副统帅“最不满、最仇恨”。为啥是那个样子呢，因为林副统帅是光明的，而许光达“与苏修有勾搭，有联系，有里通外国之嫌疑”。在那个莫须有的嫌疑下，得出结论：时机一成熟他就会出来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缔造的人民江山变成修正主义的江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那封信是一个关键。原本贺龙和彭真组合在一起的二月兵变只是一个假设。程世清的那封建立在假设基础上的信给兵变提供了“证据”。由于检举有功，程世清少将很快升迁江西省委第一书记， 福州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江西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九大时当选为中央委员。在程世清飞黄腾达之时，许光达和贺龙正一步步走向地狱。 拿到证据的林彪很高兴，在中央军委常委会上点了许光达的名，说“贺龙准备利用许光达控制总参”，林彪的这个点名给以后审讯许光达定了总调子。那也是许光达成为“二月兵变”总参谋长的根源。时间是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那天贺龙专案组成立。当然林彪想不到，几年之后，程世清揭发的矛头指向他。 此后就出现了红卫兵去许光达那里抄家的情况。这里还要涉及另外一个人，就是黄志勇。前面已经出现过，被红卫兵批斗过，许光达救过他。 但是那年头风向转得很快。许多人一开始被批斗，转眼就红了。比方说邱会作，被人家批斗得哭爹喊娘，投靠林彪之后，更为狠毒地去批斗别人。黄志勇也是一样，一开始被造反派批斗，一看风向不对，立马调转矛头，在装甲兵内部成立“斗许光达、张文舟（装甲兵副司令员兼装甲兵学院院长）专案组”。一九六七年一月份到三月份，关押许光达的就是黄志勇，所以说人心易变，所以说需要明晰的制度减少人性变恶的可能性。 文革之所以最后失败，现在遭非议，根源就在于，它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人性变恶的可能性。 不仅文革，所有政治运动，除非在某些极端的条件下，都不应该出现，所以才要求法制。 黄志勇还有一层身份，整人专家。徐向前一直是个比较温和的人，但是在他的回忆录中，却把黄志勇狠狠骂一顿。黄志勇搞逼供有很多办法：比如即席坦白，比如示范坦白，比如集体劝说，比如五分钟劝说，比如个别谈话，比如大会报告，比如抓水萝卜。那些招数已经很难说清楚，最特殊的一种是照相：开大会时，把人一批一批地叫到台上站立，让大家给他们“照相”。如果面不改色， 便证明没有问题，否则即是嫌疑分子、审查对象。 许光达落到这样的人手中，日子怎么可能好过？ 那么中间又为啥把许光达放出来一段时间呢？原因很明显，还是贺龙。 其实第一阶段关押许光达两个月，目的就是要敲打许光达：识相点，站队。因为兵变的主角是贺龙，而非许光达。如果许光达能站出来揭发贺龙。那么贺龙就是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至于许光达本人，还可能因此高升。毕竟帽子是他们给的，也可以收回去。 所以他们只是给许光达施加压力，而没有残酷的武斗。 但是许光达本人只是写了十几万字的自我剖析，剖析自己在战争年代和建国后的工作中出现的失误，根本就没提贺龙的事。在如此背景下，只能把许光达拉进去了。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几个彪形大汉冲进许光达的家，不由分说，撕去他的领章帽徽，把他逮捕关押，没有任何征兆和理由。 邹靖华大声地斥责：“你们要干什么？他是中央委员、大将，要逮捕他必须有中央和军委的命令，至少要有军事检察院的逮捕证，你们随便抓人，是非法的。”但无济于事。 许光达自己相当清醒，平静地对妻子说：“现在看来，很明显，他们不是要我检查，而是要我的命，你要准备再过十年那样的生活。”那样的生活，就是国共第一次内战时期，许光达和邹靖华结婚之后分别十年。只是那时候大家年纪轻轻，对未来的事业坚定不移。如今已经鬓发斑白，还有那精力、那信念耗过十年么？ 许光达又对儿子和儿媳说：“好好学习，努力工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爸爸的一生交给了党，你们也应该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那一刻他心中应该有点歉疚，因为他对儿子一直保持一种淡淡的隔膜。 许光达还是被关押在装甲兵大院。 为了对付许光达，造反派特意找两个人高马大的大个子（许光达个头大）进行武斗。一顿武斗下来，打得六十多岁的老将军几次休克。一边打一边骂：“许光达，今天就让你知道革命小将的厉害！” 大家已经把他定义为二月兵变的总参谋长，同时戴着三反分子的帽子。他很担心自己的妻子。邹靖华再次受牵连，被关进有色金属设计院的“牛棚”，勒令她与许光达划清界线，揭露他的罪行。 二十三天之后的九月八日，“许光达专案组”挂牌成立。这个是正规的，比黄志勇在装甲兵内部搞的那个正式多了。 许光达一开始还据理力争，接下来索性不开口，看见嘴脸特别丑恶的就骂人。 那样又耗了三个月，直到十二月份，正牌专案组开始批斗许光达，火力全开。许光达要经常被罚站立、弯腰，也就是车轮战，最长一次车轮战持续三天三夜。但是依然没有达到让许光达“坦白交待”的目的。 既然车轮战不太有用，那就更换招数，降低伙食标准，试着用饥饿来摧垮他的意志。大约相同的时间，傅连璋就是那样死的，但是依然没能让许光达屈服。 专案组成员们感到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伤害，感到自己的整人技术手段没有得到认可。不行，一定要发大招。 当时的空军政委余立金中将是贺龙专案组组长，就是日后的“杨、余、傅事件”中的那个“余”。 文革中有人由黑变红，又有人由红变黑，余立金属于后者。而且他由红变黑的原因也很有趣，罪名也有一条，宣传突出技术，跟许光达一样。但此时的余立金很恼火，斥责许光达专案组办案不力， 让黄志勇从装甲兵那里抽调一些得力骨干来对付许光达。黄志勇找来与许光达有怨恨的人如都曼林、党志壁进来。 与此同时，吴法宪对许光达一案的批示是：“要连续作战，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对于许光达要敢于刺刀见红。” 海军政委李作鹏的批示：“打下许光达，向九大献厚礼。” 总后部长邱会作的批示：“不怕许光达死，就怕完不成无产阶级司令部交给的任务。” 余立金、黄志勇、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那些人的级别都是中将或少将，却决定大将许光达的命运，太诡异了。而且打下许光达则是为了搞掉元帅贺龙。元帅和大将搞兵变真的会落到一群中将、少将手上，让他们审判？ 疯了，都疯了。 在“刺刀见红”和“不怕许光达死”的批示下，专案组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血洗许光达”。之前干革命时都没有提出过血洗某人某地的口号，如今对自己人倒是亮出来了。怎么血洗呢？技术手段是现成的，比方说邱会作就归纳总结了很多种超级残忍的方法。前面都介绍过，这里不再累述。 究竟有哪些刑罚用在了许光达身上不得而知。据《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记载：专案组的打手们，故意将面条倒在楼梯上，逼迫许光达趴下去舔吃，并放肆地呵斥说：“你中央委员有什么了不起？你大将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想什么时候斗你就什么时候斗你！” 专案组组长薛振先是装甲兵保卫部副部长，对许光达不爽。犹如李忠奇对彭德怀不爽。为了解恨，审讯时薛振先率先动武，带头朝许光达当胸一拳，起模范作用。打手们见领导动手，便纷纷赤 膊上阵，把许光达打得昏死过去。当医生将昏死的许光达弄醒，打手们接着再打，直打得他内伤累累，却不见出血。他们是经过职业训练的。打手们把许光达打得站不住了，就把他按在藤椅上继续打。一个粗壮的打手飞起一脚，将许光达连人带椅踢翻，然后又把他揪起来推倒在椅子上，鲜血终被打了出来，浸透了他的白衬衣和军装。 同时他们还创造性发挥审判战术，把原本精神疲劳的车轮战改编为武力车轮战。审判中身高马大的党志壁和都曼林，一左一右地反拧许光达的胳膊，将他的腰摁弯了九十度，主审人硬要他承认是“贺龙兵变总参谋长”，许光达据理力辩，坚决不承认。都曼林便一拳又一拳地猛击许光达的腹部，边打边狂叫：“我干脆给你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算了!”原装甲兵保卫部工作人员党志壁，因许光达说过他是“小贝利亚”，便怀恨在心，乘机对许光达大打出手，致使许光达口吐鲜血。 因为暴打许光达有功，都曼林被提拔为兰州部队十九军副军长。此人一直活到二十一世纪。黄志勇也活到二十一世纪，活了九十八岁。 原本都是小人物，如果不是暴打许光达谁还记得他们？他们的一生是连正常人的一生都不算。 因为他们靠为恶而扬名，充其量就是可怜卑微的一生。所有靠为恶而扬名的人都是卑微的，可怜的。 在有宗教信仰的国度，那是要下地狱的。在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度，也将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不管是身居高位还是碌碌无为。 许光达身体本来就不好，连续不断地被批斗殴打，致使他咳嗽吐血，心脏病经常发作。专案组决定趁机逼他交待“罪行”，未果。他们就在材料上写道：“许光达是个老奸巨滑的家伙，每当斗争的关键时刻，他就装病。”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眼看许光达不行了，材料没搞全，不能让他死了，就把他送进医院，加紧逼供。此后两个月的时间，共审讯七十九次，逼写材料二十五次。出院后二十一天，审讯八次，写材料七次。实在挖不出啥东西，专案组的徐长浩、姜永兴通知许延滨夫妇说：“许光达很顽固，我们和他谈话，他都骂人，你们去做工作，要他赶紧认罪。” ——认毛线罪啊，本来就是莫须有。搞得一本正经，究竟是傻还是天真啊？ 但他们没能完成“打掉许光达，给九大献礼”的任务。 一九六九年四月份中共九大召开，权力重组完毕。那些身陷囹圄的人也就没有活下去的必要了， 比方说刘少奇，比方说贺龙，还有许光达。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三日，许光达再次病危，专案组仍加紧审讯。一周之后，病危的许光达已卧床不起，竟被专案组残忍地拖下床去向毛主席像请罪！此时离许光达的死还有三天。 许光达知道自己大限将至，借许延滨探望之际，小声说：“请设法转告周总理，我有话要和他 说。”时间是六月一日。许延滨连夜写了一封信，信上道：请总理派人来同许光达谈一次话。许延滨按照组织原则，要求专案组、装甲兵党委把这封信转呈总理。 六月二日，专案组的人员正式通知许延滨：“信已转走。” 六月三日晚，专案组把许延滨叫到办公室，说许光达病重，让许延滨去看，但又不放许延滨走。 两个小时之后，有人进来通知：“许光达在八点半去世了。” 许光达惨死在病房厕所的马桶上，死因至今不明，终年六十一岁。 但是有一个细节可以佐证：九一三事变之后，听说要给许光达平反时，当时负责现场看管许光达的警卫连连长罗治芬，惶惶不可终日；一九七五年六月三号，罗治芬在受到恐吓的当晚，便在家中上吊自杀。 许光达死后，专案组在没有家属参加的情况下，强行将遗体火化。好在死后还算仁慈一点，没有像刘少奇、彭德怀那般把骨灰编个号码放在某个角落里。周恩来看到许光达死亡的报告，又上报给毛泽东。毛发出指示：“许光达同志的骨灰盒，应该放在他应该放的地方。”于是，许光达的骨灰盒进了八宝山革命公墓。 许光达死后第六天，即六月九日，贺龙惨死。 二月兵变的统帅和大将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以类似的方式死去，是不是太诡异了？ 在许光达的遗物中，还有一本《毛泽东选集》。扉页上，已经陈旧的墨印却发出耀眼的光芒： 身经百战驱虎豹，万苦艰辛胆未寒；只为人民谋解放，粉身碎骨也心甘。那是许光达连续被审讯三天三夜，心脏病发作又抢救过来后写下的，是其一生的绝笔。 许光达的一生，是光明利落的一生，实实在在的一生，早期标准的共产党员的一生。 人生天地间，一时得失或许看不清，但时间终究会还原一切。正如许光达和许延滨在最后一次见面时所说的：“你告诉你妈妈，好好休息，保重身体！我想，总有一天，历史将会公正地评价我们这些老家伙的。” 许光达死后，邹靖华熬过了那段风暴，离开牛棚，又孤独地活了三十多年。二零零四年五月十九日，邹靖华去世，享年九十三岁。她最后的遗嘱是：“我走了不要搞什么仪式，那样会麻烦，打扰很多人。老人来了，他们会伤感，那会影响他们的身体。搞仪式，公家要花很多钱，那些花圈都很贵，花的是公家的钱，人民的钱。你们要清清白白地做人，要为人民做事。我留下两万多块钱， 一万块钱交党费，剩下的钱在老许诞辰百周年的时候给他出书。” 祝愿：你们化为比翼鸟，双飞在天际！ 八、林彪和江青 （一）蜜月期 林彪和江青之间原本没有关系。战争年代，江青的职责只是侍候毛泽东的生活，地位、角色可以忽略不计。文革开始，文革小组诞生之后，江青才有了和林彪对话的资格。 江青能够和林彪对话，不为别的，只因他是毛泽东的夫人。因为他是毛泽东的夫人，所以才能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操控中央文革小组，逼得原本的组长陈伯达投入林彪的怀抱。 两人的真正合作是在文革初期那段时间。江青以文化大革命旗手的身份到处点火。林彪以毛泽东继承人的身份掌控军队，确保文化大革命的火焰不会被浇灭。因为林彪的存在，江青无论想放火烧谁都不会有阻力。因为江青的存在，林彪可以把自己不喜欢的一部分人清理掉。所以两人关系是互补的。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前，特别是九大之前，合作得相当愉快。 气候有较大的变化，相互请安问好。一方身体感到不舒服，相互请安问好。逢年过节，相互请安问好。中央召开重要会议的前后，相互请安问好。如此这般，相当融洽。 据江青的秘书回忆：“一次，林彪从外地回到北京，没回毛家湾，就风尘仆仆地来到钓鱼台看望江青。这一次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看样子林彪有很久没有理发、刮胡须了。秃顶下边一圈的头发长长的，乱糟糟的，胡须白白的，足有半寸长。我从未见过他那副狼狈相。就是那样一个脏老头，一向讲究干净的江青，一见到林彪就高兴得眉飞色舞起来，亲热得几乎要去拥抱，四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久久舍不得撒开，江青歪着头，向林彪热情地问安。”呵呵，别说脏老头，就是满身泥巴，江青也不会介意的。 江青是个眼高于顶的人。在当时的情况下，除了“神”一样存在的毛泽东，只有林彪和康生能让江青感到有点敬畏了。 江青是级别原本不高，只是行政九级，在中南海算非常低了。后来林彪亲自批示，把江青的行政级别从九级一下子提高到五级。叶群亲自给江青解释说：“林彪同志说，给江青同志提级是政治斗争的需要，不给江青同志提高级别，能斗过杨成武他们一伙吗?”（杨成武一伙是九大之前最后一次上档次的整人，这事后面再讲）。江青当然很高兴，虽然她不缺那点工资，但是行政九级在中南海是小鱼小虾级别，行政五级是上将级别，好看多了。 江青也会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林彪的仰慕。她知道林彪怕风、怕冷、好感冒，一年四季从室内到室外脑袋包得严严实实的，就请人给林彪特做了一个貂皮围脖，亲自送到毛家湾给林彪围上。林彪高兴得拉着江青的手连连说：“江青同志政治上考虑得周到；生活上想得也很细致。”林彪指着叶 群说：“江青同志在这方面比你强得多。”叶群赶紧回应：“那是，那是，不但在这方面，在许多方面我都得向江青同志学习。” 来而不往非礼也。林彪怕江青大风天气不能到室外晒太阳，就叫后勤部在江青住处一个房间安上特大玻璃，让江青可以晒紫外线。 林彪怕江青出楼门、下汽车被风吹着，伤风感冒，叫叶群带上“林家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和建筑设计师到江青的住地钓鱼台十号楼，给江青修建一个直接通往楼房的汽车库。从选址到设计， 到请江青审查，在邱会作亲自指挥、亲自监工的情况下，五天时间搞定，可谓神速啊！整个施工过程，邱会作全程跟踪。 林彪和叶群两个人之间的桥梁是叶群。叶群是林彪的办公室主任，管事很多。同时叶群还自称是江青的学生，就和林彪自称为毛泽东的学生一样。叶群是江青的常客，常常去江青那里走动一番， 互通信息。信息包括，红卫兵又去哪里抄家，抄到多少宝贝；穿什么样的衣服好看；要私下对付某人，如消灭孙维世等等。 这种和谐一直持续到九大。在那次大会上，不管是林彪一帮人也好，江青一帮人也好，权力瓜分完毕。要想继续掌控更大的权力，必须彼此开火了。 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 林 彪 陈伯达 周恩来 康 生中央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 林 彪 叶 群 叶剑英 刘伯承 江 青 朱 德 许世友 陈伯达 陈锡联 李先念李作鹏 吴法宪 张春桥 邱会作 周恩来 姚文元 康 生 黄永胜 董必武 谢富治 （二）第一夫人和第二夫人 叶群的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优点是小聪明，能看到眼前利益；缺点是仅仅有点小聪明，仅仅能看到眼前利益，缺乏智慧。 叶群看见江青的地位崇高，能量极大，就想办法跟上去。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那是光芒万丈，红极一时。红卫兵兴起那会，毛泽东因为接见红卫兵时穿了军装，全国上下纷纷效仿，从上到下，都穿军装。当时刘少奇刚刚倒台，林彪被确认为接班人。林彪刚上台，叶群就以林彪的名义给江青送一套军装。不仅如此，还给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都送了军装。有人说那是林彪授意的， 事实是，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并没有接到同样的东西。 当时林彪对江青还看不顺眼，但叶群却很识时务，她曾跟秘书们说：“反正我认准了一条:首长 要紧跟主席，我要紧跟江青！今后她走到哪，我跟到哪，她不去的地方我也不去！” 事实上她说到做到。江青所到之处必然说：“我代表毛主席来看望大家！”或者“毛主席让我来看望大家！”叶群则一模一样：“我代表林副主席来看望大家！”或着“林副主席让我来看望大家！”完了之后，叶群经常带头喊两嗓子：“向江青同志学习！” 如果江青不在场，叶群绝对不去出风头，绝对不抢江青的风头。一九六七年的国庆节，周恩来带着大家去首都机场迎接阿尔巴尼亚代表来访团。叶群早去了，江青没去。来宾都到了，叶群要退出。叶群说：“江青来，我们两个都是妇女，我才不感到孤单；她不来，就我一个女性，多么孤单哪！”周恩来不让退，说：“这成什么理由？你既然来了，不能走！”叶群可不管那么多，趁周恩来不注意，悄悄溜了。她的理由：“总理说我走不得，他考虑的是外交，但我考虑的是政治。总理对江不出场并不在意，但我抛开江青而独自在那里出现，这对她不是一种不尊重吗？” ——看看，这就是叶群的小聪明。她还自我感觉良好，以为对江青很够意思。当然，在那个时代，也就是江青能让她“很够意思”而已。实际上她没有搞明白，她之所以可以和江青混到一起， 不是因为她很够意思，而是因为她是林彪夫人，仅此而已。 在江青的眼里，叶群是什么样子呢？据秘书回忆：“像请安问好之类的事，叶群打电话的时候，大多是直接打给江青的秘书，请秘书转告。她很少直接打给江青，怕电话铃声打扰江青的休息或办公。江青打电话给林彪是通过秘书打给叶群。”为什么呢？是因为在江青看来，叶群的档次级别不够。如果类似的电话由她直接打叶群，有失体统。而且江青打给叶群的电话要秘书记录。江青认为： 叶群鬼点子多，需要多几个心眼，免得将来出事不清楚。 这样就造成这样一个画面：江青需要给林彪打电话时，先把要说的话交代秘书写下来。江青审查之后同意。秘书再依照记录好的内容打回去。 ——这就是政治，所谓“朋友”之间都是如此小心翼翼的。 涉及到自身的利益问题时，江青更是不给叶群面子。九大结束之后，叶群和江青两个原本没能力进入中央政治局的人都进入了。但是名单出来之后，江青大跌眼球。名单是按照姓氏笔法排列的。 “江”比“叶”多一画，叶群的名字排到江青的前面。江青愤怒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单这样排列是有问题的，我看这是别有用心的人故意这样搞的，是为了制造矛盾，在党内造成思想混乱。 叶群的名字列在我的名字前面，是很不正常的，她的历史贡献和影响力怎么能和我相比？没法比嘛！ 不行，我得跟林副主席去谈谈。” 林彪当时住在人民大会堂的浙江厅。江青带着文件急匆匆地去找林彪。浙江厅门前，叶群笑脸相迎，手伸到老长准备和江青握手。江青一点面子也不给，阴沉着脸，手连抬一点都没有抬，昂着 头直接进去找林彪——那一刻，叶群在江青的眼中就是尘埃。 在江青看来，她自己和林彪是一个档次的，叶群只是陪衬。此后的政治局委员的全部名单，在排列顺序上，江青的名字总是排在叶群的前面。叶群和江青之间怎么样并不是问题，问题是江青和林彪之间的冲突已经不可避免。 （三）裂痕 林彪和江青之间的裂痕一开始就有。江青跟林彪比，原来就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文革之前的江青基本上没地位，也就是以第一夫人身份到处瞎嚷嚷。林彪虽然不怎么喜欢说话，但内心是比较骄傲自负的。一般人根本不放在眼里，而且他也懒得去搞人际关系。江青那种叽叽喳喳到处瞎折腾的人，让林彪去亲近她，绝对是瞎扯。 江青带着文革小组到处点火，林彪可以装作看不见，也不想去看。如果那火烧到林彪身上会怎么样呢？ 江青当然不想把火烧到林彪那里，因为当时的江青还没有力量跟林彪叫板。但江青是个演员， 在人生舞台上一直很卖力地演出，不知不觉就演到林彪那里。 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二个年头，从上海掀起的夺权风暴蔓延到全国，军队自然也不能例外。江青趁机洋洋得意地指挥人马到处放火，烧向军委。大笔杆子关锋和王力在江青的授意下，熬死了很多脑细胞之后拼凑出一篇大作《关于宣传方针问题的建议》，内容是“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他们想从总政治部主任肖华那里打开缺口。于是江青、陈伯达、叶群攻击肖华，惹起了还在管事的元帅的不满，认为肖华在总政把军队文革搞得不好。 当时徐向前是军委文革小组长，他的功能就是灭火：“军队里不能搞任何战斗组织，军队要绝对保证我党的领导。都搞战斗组织，三个人一组，五个人一组，好几派搞起来，军队这个指挥就瘫痪了。军队是拿枪的，不同于学校、工厂、农村，飞机每天几百架起飞，搞起来就乱了。军队里面不能和一般单位一样搞大民主。我看军队里面现在乱得很。我经常头痛，身体不好，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搞法，这是一个难题。我已经六十七岁了，长征老干部最小的也快六十岁的人了，都身体不好。这个揪，那个揪，都斗争，无休止地斗争，这样斗下去，不斗死也斗垮了。过不了多久，老干部都会垮下去。老骨干还是要的。” 但是新成立一个全军“文革小组”，不再隶属于总政治部，由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领导。那样徐向前就变成一个空壳，那样他们就可以批斗肖华。但是肖华是总政治部主任，批斗他相当于 打乱军委。 陈伯达说：“肖华是个‘资产阶级政客’，他把部队的政治工作引导到了资产阶级的轨道上去了。军队的‘文化革命’搞得冷冷清清。军队已经走上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我一路过‘三座门’（军委所在地）就有气，那里的官僚主义严重，政客风气难闻，是个阎王殿。我们都不敢进这个‘三座门’。” 江青说：“肖华是总政主任，发文件，把总政和军委并列，是什么意思？”并且为了攻击在场的老帅，把军队顺带上，“解放军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一旁的叶群当然不会让江青一个人战斗，立马从口袋里掏出之前写好的稿子，按照之前设定好的场景对着肖华念：“你为什么反对江青同志？你算什么总政主任？你就是总是专革命政的主任！你今天晚上要向全军院校的师生检讨你的严重错误！”如同和尚做道场。 贺龙倒台之后，叶剑英上去主持日常军委工作。叶剑英一看叶群那婆娘如此捣乱，很来火，就问叶群：“请问叶群同志，是不是林副主席有了什么新指示呢？” 叶群当然不买叶剑英的账，说：“谁反对江青同志，我就反对谁，首长（林彪）也是坚决支持江青同志的。”为了增加感染力，掩饰内心的心虚，她站起来高喊：“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真把现场的老人当成红卫兵了。 随后江青让肖华晚上到工人体育场受审、挨批斗。但肖华没去，躲到了叶剑英那里。第二天就发生了大闹京西宾馆的事。这个前面已经说过，不再累述。 发生这么大的事，军方招牌人物——林彪不在场，他的意见是怎么样的呢，是被叶群代表了？ 当然不是。林彪刚开始根本就不知道，王力和关锋的大作，林彪是签名画圈了，那是按照“自古以来”的策略。林彪那么干，是为了把自己隐蔽起来，不得罪人，任凭别人斗得热火朝天，他自己闷头增加实力。但是他不会轻易允许有人挑战他的权威，除非能得到更大的利益。 之后叶剑英向林彪汇报了情况。据吴法宪的回忆，在叶剑英汇报完之后，林彪要秘书打电话， 叫江青专门来一趟。林彪一见江青就怒火冲天，责问江青：“你们说解放军已经走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已经被我们带到了资产阶级轨道上去了，有什么根据？说三座门是阎王殿，你们一见三座门就有气，你们太放肆。这完全是对军队和军委领导的污蔑。” 林彪把毛泽东搬出来吓唬江青：“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是毛主席指挥的，军队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何解释，你们这样仇视军队，仇视军委领导，我干不了，不干了！我辞职总可以吧？我要报告毛主席，你们不同我商量，大骂肖华，鼓动抄家，抢挡案，这是为什么？你们不通过军委，就直接插手军队的工作，想搞掉总政，这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吗？我要找毛主席，请求毛主席免去我的一切职务。” 江青完全没有往日的嚣张，解释说：“林副主席，你请息怒，我说几句行吗？军队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我并没有参加会议，陈伯达是组长，我是副组长，我没有权力制止他的发言。” ——吴法宪这段回忆，有其有道理的一面，也有没道理的一面。 从这段表现看，林彪完全没有了昔日的冷静。林彪平时很少说话的，除了对毛泽东偶尔会多说点，对其他人很少说话，很少长篇大论。再看林彪的性格，只有在严重的挫败感时才会焦虑不安。 比方说长征时代的湘江之战，红军损失很大，情绪很低落。又比如说在第一次四平保卫战失败之后， 千里大撤退时表现焦虑不安。那么文革初期，林彪需要焦虑么？ 初看林彪升为党内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国家二号。那些副主席都是空的，唯有军权是实的。作为军事统帅，看起来很风光。风光是需要前提的，就是秩序。没了秩序的统帅是很危险的。 秩序，是军队的基石。混乱，只会把军队变成一种危险的存在。 有谁希望当乱军统帅？所有林彪焦虑的时刻，都是手下队伍比较混乱的时候。如果军队乱了， 林彪也不会有好结果。 无端打击肖华，扰乱军委，就是在扰乱军方的秩序。扰乱秩序时，连已经靠边站很久的徐向前都不能忍受，连领导军工生产的聂荣臻都不能忍受，连当了外交部长的陈毅都不能忍受，全军统帅林彪能忍么？很显然，也不能。这是有道理的一面。 所以林彪不理江青的狡辩，穷追猛打：“中央文革是你说了算嘛！实际上是你把持着嘛！陈伯达出席军委会议你不知道？他要讲什么你也不知道？不经过你的同意他敢随便讲？” 江青继续狡辩：“他讲了什么我确实不知道，这句话不是我要陈伯达讲的，陈伯达对总政、对肖华有批评是可能的，中央军委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清规戒律多一点也是真的。” ——这里不禁又纳闷。江青向来眼高于顶，很少对别人看得顺眼。从年轻时代当演员时就很骄傲，时不时干点大家想不到的事。现在看到的资料都是她如何嚣张跋扈，她会在林彪面前认怂么？ 答案是可能的。 也许后期不太可能，文革初期是必须的。 江青嚣张的基础有几个人。除了毛泽东之外，还有一个林彪和一个康生。没有康生背后出主意， 江青很可能像泼妇一般到处吵闹。没有林彪操控国家机器，江青嚣张不起来。 到这里吴法宪的回忆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接下来就出现漏洞 江青的话彻底惹火了林彪。如果说批判肖华，林彪还能勉强忍受的话，那么“清规戒律多”，彻底触怒了林彪。按照吴法宪的回忆：林彪掀翻了茶几，气匆匆地去抽屉里找枪要毙了江青，多亏身边的人及时劝阻才勉强压住了怒火。 ——这些虽然有夸张的成分在，但也能理解。军队没有那些严肃的军规，还叫军队么？没有军规，哪来战斗力？要打碎那些“清规戒律”，相当于挖林彪的心。 但是接下来就出现了不合理的地方，甚至是明显漏洞。 林彪说：“什么叫清规戒律，八条命令是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你们一定要把军队搞乱才罢手吗？搞乱了军队，究竟对谁有利？毛主席批准的八条，你们也要推翻吗？” 林彪连声高叫警卫：“我们两个人马上去见毛主席，把事情说清楚。是我的问题，我辞职，我不干了！”叶群走进了林彪的办公室，林彪一见又大叫：“叶群你来得好，我同江青闹翻了。我现在马上去见毛主席，提出辞职，我不干了！” 叶群赶紧拦在他们两人中间，一面哭，一面苦苦哀求两人不要吵。叶群事后告诉我（吴法宪），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即使见到了毛泽东，也不会冷静下来，可能会闹出大乱子来。没有办法，叶群只得在林彪面前跪下来，抱住林彪的腿不让他往外走。她向林彪劝说道：“你和江青同志是老朋友，都肩负着重担，在这个困难的时期不要闹意见，有话好好说。你们应当相互谅解，这么闹出去影响太大，对你们两人都不利，你们这么闹怎么得了？” 接着她又劝江青：“请江青同志不要见怪，林总脾气不大好，现在正在火头上。等他冷静下来，再好好商量，把问题讲清楚，现在不要急于解决问题，更不能到毛主席那里去，影响主席的休息， 分散他老人家的精力。” 江青接着向林彪道歉说：“你是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我有错误，你可以批评我。你批评我、斥责我，甚至骂我，我都可以接受，何必一定要到主席那里去呢？那些话的确不是我说的。骂肖华、抓肖华、抄家，都是不对的，绝对不是我支持的，你可以检查。这件事我已经报告了毛主席， 是我错了，我检讨。” 江青说完以后，叶群又劝林彪说：“江青同志已经接受了批评，向你表态了，就不要再闹了吧。”江青这一软下来，林彪也不吭声了，坐到了沙发上。叶群拉着江青的手也坐了下来。叶群又向江青说了许多好话，然后，又陪着江青坐车回到了钓鱼台。 ——这段叙述有明显的漏洞，就是时间对不上。 江青攻击肖华是一月十九号，第二天是大闹京西宾馆。叶剑英甚至手掌拍桌子受了伤。当时吴法宪在场，按照吴法宪的回忆，叶剑英是在二十号下午三点向林彪汇报了情况。 四天之后，即一月二十四号，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去找林彪，要搞几条保证军队的稳定。 后来就搞了七条。毛泽东又加上一条，一共八条，时间是一月二十六号。周恩来又和大家一起商量修改，又在二十八号给毛泽东审阅定稿，签发。 也就是说林彪不可能在一月二十号就对江青发火，说《军委八条》的事。也就是说吴法宪这段回忆有水分。可能是时间长了，记不清楚了，这是最简单的原因。 但也有可能是其它原因，即吴法宪故意掺水。因为吴法宪的回忆录是在文革之后写的，那时候文化大革命的责任已经落到林彪和江青的身上，但是文化大革命是以逮捕四人帮结束的。吴法宪在回忆录中，想划一条线，造出一种林彪一直反对江青的假象。其实完全不必如此，因为林彪从来不需要反对江青，不需要——江青的级别不够。林彪只是想要他认为自己应该得到的东西，江青试图去抢。 林彪和江青闹崩，并不是因为江青搞乱军委。而是一个人，陈伯达。 （四）陈伯达的命运 陈伯达，生于一九零四年，福建人，破落秀才之家走出来的孩子。 陈家原是书香门第，他的曾祖父是进士，清朝刑部云南司主事，正六品官，祖父也是乡进士、 惠安县文峰书院院长，到他父亲那一代，只是秀才，家庭破落了。 因为生于书香之家，陈伯达有机会读书写字，并且在十五岁那年，考上了一所私立师范学校。 那学校是华侨富商陈嘉庚创办的。陈伯达开始以教师为职业，谋得一个饭碗。他成功了，又失败了。 说成功了，是因为他在十七岁时确实找到了一个教师职位；说失败了，是因为在那年头，教师并没有保障。比方说徐向前之前也是教师，也没法活。特别是偏远山区，那是相当没前途。如果在大城市，按照陈伯达的年龄应该会接受五四运动的洗礼。 年轻时代的陈伯达，偶像是郭沫若，希望有朝一日像郭沫若那般成为一个万众瞩目的诗人。然而陈伯达并不是一个写诗的料，只能混社会了。他在厦门当过编辑，锻炼了笔杆子。在混社会过程中，偶然的机会，他同后来叛变革命的陈文总和大批发商林绍平结拜为义兄弟。按年龄，以“松、 竹、梅”为序，他排老三。 那是国共合作的时代，革命党人都很能混的。在厦门混的陈伯达接触到共产党。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陈伯达的人生迎来新的转变，有机会去上海大学学习。在那里，除了学习一肚子的马列主义理论之外，他还认识一个将来要共事很久的同学，康生。 然后再次回到厦门，并且写了人生中唯一一部名叫《寒天》的小说。 然后他又经过一系列国共复杂斗争，在两党之间摇摆不定。当时陈伯达甚至认为共产党没有前途。而他当时还给福建土军阀张贞当秘书，还在何应钦的下面当过政治教官。但是蒋介石发动政变， 使得陈伯达成了共产党，因为陈伯达成了通缉犯。当时陈伯达还不是共产党员，开始了人生流亡生涯，在流亡途中，加入共产党。 蒋介石在上海杀人太狠，所以陈伯达去了武汉。不久，汪精卫在武汉也干起了杀人营生，在组织的安排下，陈伯达去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那个学校差不多算是共产党人的早期培训班，刘少奇就在那里学习过，陈伯达的同学之中就有王明。尽管是同龄人，陈伯达和王明关系显然不怎么样， 要不然王明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应该有他。估计是王明看不上陈伯达吧，毕竟当时陈伯达刚刚入党，刚刚到苏联。 学成归来，本来应该大展拳脚之时，却被捕了。时间是一九三一年，被关在北平的草岚子监狱， 被判刑两年。应该说他比较走运，北平是张学良的地盘。张学良虽然改旗易帜，对共产党人远不如蒋介石和汪精卫凶狠。如果在南方被捕，估计不死也得脱层皮。 陈伯达向张贞的亲属、军需员张达卿写信求救。张贞也很够意思，没有忘记之前的秘书，拿出一笔钱，让人去北平活动。在那个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年代，陈伯达很快出狱。随后去了吉鸿昌那里转了一圈。吉鸿昌被杀后，他再次去了北平。在那里撞上了一二九学生运动。陈伯达发挥笔杆子的实力，搞宣传工作。他的同事中，有当时另一个笔杆子，柯庆施。 刘少奇到北平担任北方局书记那会，陈伯达是他的宣传部长。应该说，陈伯达和刘少奇的关系还算不错。日军南下，大家都回到了延安。在那里，陈伯达遇到决定他一生命运的那个人——毛泽东。 陈伯达一开始不被重视，因为他的身份是留过洋的。当时的国际派知识分子，大多善于高谈论阔，但是陈伯达与众不同，他闲着没事写了一本书，叫《三民主义概论》，并且托王明把它带到重庆出版。书中以编辑的方式对北伐之前的蒋介石吹捧了一番。当时虽然国共再次合作，虽然蒋介石是抗战领袖，但是国共两党的隔阂很深。毛泽东就告诉陈伯达，书不是那样写的。 陈伯达接触到毛泽东之后，立马和毛泽东神侃起中国古代哲学。因为陈伯达之前在北平以哲学老师的身份打过掩护。毛泽东认识到陈伯达和苏联那帮理论家不同。一九三九年春，陈伯达调到毛泽东办公室，成为毛泽东的秘书。在那里，他终于实现了人生的腾飞。那一年，他三十三岁。 从陈伯达的前期简历上看，他是个书生、理论家。毛泽东的秘书不是那么容易当的，战争时期的毛泽东要注意全国局势，他的秘书都是要干实事的，陈伯达一下子怎么能转变过来？那是因为毛泽东给他拟定了研究课题，即抗战中的军事、政治、经济、教育等等。陈伯达负责收集资料，再把他们理论化。抗战中，陈伯达干过最有名的事，就是批判蒋介石。 当时蒋介石为了确立中国领袖的身份，找枪手代写了一本《中国之命运》。陈伯达就负责批判蒋介石那本书，把那本书和蒋介石说得一文不值。骂蒋介石的同时，自己也大大出了一把风头。 几年之后，抗战末期的中共“七大”上，陈伯达已经跻身为中央候补委员一职。当时的陈伯达， 已经尝到成功的滋味。再过四年，解放战争结束前，陈伯达已经进身为中央委员。尽管如此，他仍然只是个文人。在武人纵横天下的战场上，陈伯达并不突出。但是在和平年代，他开始崭露头角。 一九五六年，毛泽东给五大秘书分配任务。其中陈伯达和胡乔木为政治秘书，叶子龙为机要秘书，田家英为日常秘书，江青为生活秘书。十年之后，沧海桑田，五大秘书的结局各不相同。胡乔木挨批，叶子龙在“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中受到牵连，田家英更是自杀，除了江青身份特殊之外，只有陈伯达辉煌腾达，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文革小组组长。 但陈伯达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好几次险些翻车。 比方说三面红旗卷席一切的时代，身为党内理论家的陈伯达决定表现一把。他给毛泽东提了一个书面建议。他认为那个建议会得到毛泽东的重视，结果在一九五八年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非常重视地提到了陈伯达的建议：“陈伯达同志提出了一个书面建议，他的建议是什么内容呢？他建议我国消灭商品生产、取消商业、否定货币的作用。取消货币，这是否定价值法则嘛。”毛泽东说话时板着脸，搞得陈伯达碰了一鼻子灰。 郑州会议的经历导致了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他一开始赞同彭德怀“反左”，遭到批判后，迅速转变路线，跟随大部队批判彭德怀：参加革命“是来入股的”，说他“有军阀习气”，有“反骨”。 如果是这些还不是特别严重，那关于刘少奇和王光美的事情就不好说了。当初刘少奇写那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时人气正火。陈伯达为了赢得刘少奇的好感，主动提出帮助刘少奇修改，但是刘少奇那本书后来成为毒草。再比方说王光美在大四清中的“桃园经验”，曾被陈伯达大力推广。但王光美在文革时也成了反面角色。 那么陈伯达是如何化解那些危机的呢？他看准时机，去找老同学（上海大学）康生，和老同事江青，一番掏心窝，证明他们是一条船上的，结盟。接下来陈伯达充分发挥笔杆子的威力，呕心沥血之下，与康生一道拿出大作一篇——《五一六通知》，文革纲领性文件。 此文一出，奠定了陈伯达在文革中的地位，加上毛泽东多年来的信任，陈伯达成为显赫一时的中央文革小组长。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陈伯达的人生达到顶峰，同时地位也变得尴尬起来，因为他虽然是中央文革小组长，但并不是核心人物。 谁都知道，文革小组的核心和灵魂人物是江青。江青鉴于身份太刺眼和资历太浅薄，不好挂帅， 才把陈伯达拉出来当旗帜。实际上凭陈伯达，没有可能扛大旗，也不可能扛大旗。如果让陈伯达真正指挥中央文革小组干那些事，他也干不了。 在陈伯达巅峰的日子里，他一句话可以使得很多人挨批，丢饭碗，甚至没命。事实上他并不是一个胆大包天之人，相反，他有点胆小怕事，总需要一个主心骨才踏实。他和江青的关系，实际上非常微妙。在文革小组内部，陈伯达地位很尴尬。 既然是文化大革命，那么理论家还是很有用武之地的。当时大家都在编写《毛主席语录》，毛泽东召集秀才们开会。陈伯达看见了《语录》，觉得很奇怪。“这是在给我编《论语》！”毛泽东指着语录本对陈伯达打趣说。陈伯达是中宣部副部长，回去之后，立马组织人员编写。凭借几十年的经验，陈伯达意识到，谁编《毛主席语录》，那就意味着谁把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大旗抓在手。陈伯达是理论家，当然不能把这面大旗拱手让人。但是陈伯达的心思很快被另外一件事吸引了——那就是姚文元那篇大作。 由于刘少奇和彭真等人对那篇文章不认可，北京各大媒体都没有转载。原本没有陈伯达啥事， 但是陈伯达意识到危险。因为文章是在上海发布的，他身为北京的“首席”理论家，居然一点都不知道！那意味着他有被抛弃的危险。 陈伯达马上采取行动，在他主编的《红旗》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戚本禹的大作《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与之呼应。 当时毛泽东在杭州，再次召集秀才们开会。那时候正要炮轰罗瑞卿，毛泽东在开会时趁兴说：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 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陈伯达正想和江青联络，就抓住机会，飞快地把毛泽东的话转告江青。江青非常高兴，她明白， 自己多了一位盟友。当时陈伯达的身份是中宣部副部长，喉舌。 此后陈伯达又给江青写了一系列的马屁文章，树立江青的文革旗手的地位。两人有过一段时间的亲密关系。两人以调查“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为名，多次去北大、北师大等校，组织批判会， 撤销工作组，号召学生“甩掉保姆，自己解放自己，踢开党委闹革命”。反正就是干些添油加醋、唯恐天下不乱的勾当。 但是很快，陈伯达就成了多余的人。在江青眼里，她自己才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陈伯达当组长，简直是碍手碍脚。因为陈伯达虽然能写很多马屁文章，能发明很多理论，但他本质上是一根墙头草，没啥主见，关键时刻帮不上忙。 一九六六年底，中央开会，讨论文化大革命中的打砸抢烧等问题。江青闯进去搅合：“我有意见，他们总不让我民主，不让我说话。”江青当时的地位还不高，没资格参加中央会议。大家看见江青来了，知道又有好戏看了。江青也没让大家失望，大声尖叫：“为什么不把贺龙揪出来？”毛泽东皱眉头说现在不讨论此事。 当时江青担心大家把发动起来的学生管起来，那样文化大革命这出大戏也就唱不下去了，江青也就失去了表演的舞台。虽然她的担心是多余的，但仍然很担心。于是，她大声冲着毛泽东说道： “毛主席，你不让群众起来，我就要造你的反了！”毛泽东不理她。 一旁的谭震林看不下去了，呵斥江青：“你这是干什么？毛主席是我们全党的主席，全国人民的主席，今天是中央会议的主席。在这讨论国家大事的庄严会议上，你有什么权利胡闹？！”余怒未消的谭震林还加上一句：“什么东西？！” 会再也开不下去了，毛泽东宣布散会。江青大哭大闹，大家赶紧逃离是非之地。 直到此时，还没有陈伯达什么事。他跑到江青跟前，故作高深地说：“太悲伤是要伤身的。制怒，制怒。”这还不算，他还在江青面前来回踱着步子，拖着腔调说：“今天你也太过分了一点，我都替你感到难堪。这是会议，不是家里呀……”等等啰嗦一大堆。 江青本来就被谭震林抢白了一阵，难受得不行，已经很没面子了。作为自己的亲密战友，陈伯达不但不敢跟谭震林干，还来自己面前唠唠叨叨装唐三藏！要如此战友何用？何用？！ 于是，江青爆发了，也不管在大庭广众之下，一把揪住陈伯达的衣领子，用力一拽，把陈伯达的领章也揪了下来。陈伯达感到非常意外，想不到一个“第一夫人”敢来这么一手，老脸丢完。 不仅如此，江青还高声告诉陈伯达：“你这个窝囊废，我瞧不起你！”揪完，骂完，转身就走。等陈伯达回过神来，会场只有他一个人了。为了挽回面子，陈伯达大声喊道：“你又算老几？母乌鸦！” 此事之后，陈伯达开始明白，江青是靠不住的。万一哪天翻脸，他岂不是死得很难看？毛泽东当时已经接近七十岁了，搞不好哪天就去见马克思了，他需要新的靠山。谁呢？党章里不是写着林彪是接班人吗？当时的情况是，毛泽东之后就是林彪了，他决定和林彪搭上关系。 说干就干，陈伯达给林办打电话，接电话的正是林办主任叶群。 陈伯达是搞关系的能手，政治敏感性也还可以。在毛泽东身边，相当于在权力中心的枢纽，所以陈伯达和很多人的关系都不错，例如和周恩来、刘少奇的关系。唯独和林彪扯不上关系，主要是林彪太特殊了，在战争年代他谁也不鸟；现在林彪的级别上来了，身边又被一群军人包围着，陈伯达想和他搞关系，也没机会啊。 不过陈伯达和叶群很熟，两人早在延安就认识。当时叶群是有名的大美女，很多人追求，陈伯达偶尔也去找叶群神侃两句。叶群一听是陈伯达，以为又要听到某个政敌被打倒了。 陈伯达抓住机会，说要打倒陆定一。当时陆定一的地位已经风雨飘摇，但还是宣传部长——陈伯达的上司。陈伯达之所以说要打倒陆定一，是因为他知道叶群和林彪对陆定一一家都没有好感。 打倒陆定一，至少能让叶群开心，尤其是严慰冰时常发神经写匿名信，让叶群相当不爽。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陈伯达又和叶群一起商量整治陆定一的办法。陈伯达的一系列行为， 使叶群颇为开心。得知江青和陈伯达有矛盾之后，叶群就想挖墙角。 陈伯达需要林彪，是因为林彪的大腿很粗；林彪同样需要陈伯达，因为林彪身边所谓的四大金刚，说白了都是大老粗，整人还是需要笔杆子写文章，折腾来折腾去还是没超出军队之外。而陈伯达不一样，他是党内的王牌笔杆子，被广泛认可，而且又是文革组长，掌控着理论大旗。只要文化大革命还在，陈伯达的作用大大滴。 经过一番接触、沟通之后，陈伯达向叶群表决心说：“今后，我一定在林副主席的指示下工作，步步紧跟林副主席的战略部署前进，为捍卫林副主席贡献自己的一切！” 就这样，陈伯达投靠了林彪，当然是暗地里的。为了避免嫌疑，陈伯达很少去林彪那里。直到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前，陈伯达还没有明显的追随林彪的迹象。陈伯达和林彪之间，主要是靠叶群的热线联络。 尽管叶群表面上是江青的学生，处处跟随江青，到处跟着吆喝，但是该挖墙脚时一点都不客气， 而且是暗地里的。所以说她们之间的友谊？呵呵，是可以用利益来交换的！ 由于陈伯达和江青之间的关系逐渐冷淡，他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老资格的康生只是顾问，隐居在幕后出谋划策，也得到江青的尊重；王、关、戚等人是小字辈，惟江青是从。只有陈伯达，资格老，地位在江青之上，干得好，会威胁到江青的利益；干不好，又会成为江青的眼中钉，真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啊。 为了表示自己的不满，陈伯达不再召集文革小组开会，只参加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 周恩来不在钓鱼台开会时，陈伯达就不去，免得碰到江青。 江青一旦看见陈伯达，就来火，总会无缘无故地把他臭骂一顿。她骂他的一个常见理由就是： 为啥不开文革碰头会？然后借机臭骂一顿。其实江青也不在乎陈伯达是否召开小组会议，只是借机会发火而已，因为陈伯达还是组长，但在那个位置上碍手碍脚的，简直是占着茅坑不拉屎啊！ 同样是文革小组的成员，其他人都在钓鱼台，开会随叫随到，唯独陈伯达躲得远远的点。为了避免江青的怀疑，陈伯达甚至两年时间没有见毛泽东。 更为要命的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日渐深入，开始出现很多问题，越来越多人对文化大革命不满。这些不满就要发泄到中央文革小组身上，陈伯达身为小组长，自然也是发泄对象，所以陈伯达开始意识到他的处境越来越不妙。 第三次庐山会议的分裂，导火索正是陈伯达。那么陈伯达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很难给他定位。 仔细观察一下陈伯达，就会发觉，他非常有趣。他相当有才华，知识面相当广阔，懂很多理论，但没有一套理论是属于他自己的。不，应该说他有很多理论，现实需要哪一套理论，他就拿哪一套理论出来。 也就是说他的特点是橡皮泥，随便捏，随便使用。究竟捏成哪种样子，根据他的嗅觉和判断。 他的嗅觉很敏锐，因为他混迹在最高层，和所有人都很熟，对内部情况相当了解。平时无所谓，关键时候，他总是可以脱险。 正是因为他的理论可以随便捏成任何样子，所以他任何时候都在捏造理论，所以他就不可避免地陷入这样一个情况：和每一个时期的每一个当红人物都有这样那样的关系，但这些当红人物倒台， 他又会留下这样那样的把柄。 比方说大跃进，陈伯达为了显示与众不同，表现过于激进，挨批。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上，陈伯达原本是赞同彭德怀的意见的，由于毛泽东的反击出人意料，陈伯达的嗅觉没有足够灵敏，犯了错， 再次挨批。 陈伯达和刘少奇的关系从来都很好。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来势汹汹，陈伯达心理也没谱。他甚至有过一个耐人寻味的举动：当初毛泽东在杭州召集秀才们开会，实际上已经在部署文化大革命了。 陈伯达当然很明白，他还在那段时间里投奔了江青，而且顺便报复了他不怎么看顺眼的田家英。 而与此同时，刘少奇和邓小平正向各大高校派遣工作组。刘少奇回到北京后，陈伯达写了个条子给刘少奇，上面只有一句话：“不要搞工作组。”那句话搞得刘少奇莫名其妙，要知道之前刘少奇搞大四清的时候也派遣了很多工作组，那时候陈伯达跟着刘少奇后面可是兴高采烈的。 刘少奇皱起了眉头，把条子递给邓小平。邓小平看了之后也很不满，不知道陈伯达在搞什么鬼。 邓小平不仅当众念了陈伯达的条子，而且反问道：“陈伯达同志，你说不要搞工作组，可是你别忘了你自己现在正是进驻《人民日报》的工作组组长！” 陈伯达哑口无言。邓小平接着还把陈伯达批评了一顿，陈伯达很郁闷。那么陈伯达为啥做出这个反常的举动呢？实际上当时陈伯达是想“拉刘少奇一把”。 早在起草大作《五一六通知》时，他看见了毛泽东在草稿上加了“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就睡在我们的身旁”非常吃惊。当时陈伯达向江青“请教”天机，江青对陈伯达说：“老夫子， 你简直成了老糊涂！你还不知道中国的赫鲁晓夫指谁？你帮他推荐、修改、发表那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哼，什么《修养》，全是唯心主义的一套！你给他吹吹拍拍，你得小心点儿！”江青的话让陈伯达茅塞顿开。同时也惊出一身冷汗。 回北京之前，陈伯达又从江青那里得到信息，毛泽东不赞同派遣工作组，所以陈伯达才写条子给刘少奇。那么陈伯达为啥那么干呢？原因很简单嘛，因为过去几十年陈伯达和刘少奇走得太近了。 刘少奇的每一个动作的后面都有陈伯达的举手赞成。如果刘少奇遭殃，搞清算的话，他自己也可能遭殃，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陈伯达清楚地记得，之前的庐山会议，他仅仅因为给彭德怀说了几句话，就被批得眼泪、鼻涕一大把。 所以陈伯达好心提醒刘少奇，让他少犯点错。 江青火了，陈伯达又想方设法投靠江青。在江青那篇自我吹嘘的《纪要》中，就有陈伯达很大的功劳。可以很肯定地说，陈伯达如果不是因为跟着林彪栽跟头，若干年之后，也必然会跟着江青栽跟头。所谓长在江湖走，必然要湿鞋。 这就是陈伯达，用他那神奇的钻营能力在各个时期搞关系。从延安时期的不得志，到毛泽东的秘书，到中央委员，等到九大时，已经是政治局常委，而且紧跟毛泽东和林彪之后，排在第三位， 在周恩来之前，分量已经很足。陈伯达做梦都没想到，自己有一天能排在周恩来之前；同时他也没有意识到，那绝对不是个好兆头。之前他的分量不是很足的时候，说错了话，跟错了人，还有回旋的余地。当他成为巨头之后，却狠狠地摔了下来。 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前，陈伯达和林彪之间的关系是隐藏的，大多数人都不知道陈伯达已经搭上林彪。搭上林彪之后，陈伯达暗自喘了口气。毕竟，照那情形发展下去，林彪接班，衣食住行、荣华富贵还是有保障的。可以说他胆小懦弱（江青观点），但必须承认他善于钻营，但同时也暴露了他的思想缺陷——他的思想很多，却没有自己的。虽然他脚踏两只船，看似双保险，实际上还是一条船——文化大革命的船。他好像没有想过，如果文化大革命的船翻了怎么办? 当然咯，比起那些想上而没有上文化大革命之船的，陈伯达还算幸运。 当然咯，以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他离开了文化大革命肯定完蛋。看看他干的那些事，写的那些文章，整的那些人，就能很自然地得出结论：蹲监狱都是轻的。 或许大家有兴趣，这样一个人在文革中的心境如何？难以揣摩！不过他的一段回忆录可以提供一点提示。陈伯达回忆：天津问题的由来，是我听说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同志自杀。万晓塘同志我是很熟的，在文化大革命前我到天津去，差不多都是他出面招待，文化大革命后听到他自杀，我很苦闷，有一回，还作了调查，没有调查出什么眉目。 因为我不想当那“中央文革小组” 组长，也实在当不下去，天津出了此事，我就在中央会议上提出我到天津工作，毛主席表示同意。 虽则我没有提出辞去“组长”名义，但意在不言中了。但是，过了些天，毛主席又说，天津情况也很复杂，你也难工作，让解学恭去接任天津市委书记。 ——自己不想干了，又不能不干。 回忆录可能又有掺水的成分，但也不会全是水分，毕竟大家都是人嘛，看见自己熟悉的人在运动中惨遭横祸而产生厌倦情绪，是人之常情。陈伯达并不是一个强悍的人，何况还受到压抑和排挤， 但陈伯达也没有勇气辞职。因为他明白在那种情况，辞职意味着绝望，意味着下船，所以他依然是他的小组长，依然整人，比方说闫红艳之死，就和他关系很大。 陈伯达和林彪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表面上“好”得不行，比方说陈伯达经常和叶群通电话。 某次陈伯达在电话里闲聊时说了几句想吃海螃蟹。叶群非常精明，马上以“林办”的名义打电话， 让空军用飞机送螃蟹到到陈伯达那里，陈伯达自然受宠若惊。 但陈伯达毕竟不是林彪的心腹，虽然他极力想拉近和林彪的关系，但毕竟他曾经是毛泽东的秘书，林彪的机密他是无法参与的。据林办秘书张云山回忆，陈伯达打电话过来，叶群常常也留一手， 让秘书做记录。张云山一次记录如下：“——啊！你想来毛家湾，还有点怕。你怕什么呢？——啊，你说不是怕林彪同志（叶群故意重复对方的话），你对林彪同志还是完全信任的。啊——你说你怕的是你周围的环境——你的心情一直很不舒畅，甚至一个人在暗地里哭过——怎么搞的？那几个小的（王、关、戚）过去对你不好，不是都已经处理了吗？——啊，你说问题不是那样简单——嗯， 你说主席对你是好的，林彪同志对你是好的，可是还有人对你不好。谁呢？——总理吗？——那又是谁呢？——你不好说——江不是对你很好吗？——嗯，江不像过去了——她批评你政治上不成材 ——你说心里难过，总想哭——你想到毛家湾来，又不敢来——你暂时不来也好。你放心，林彪同志是关心你的，支持你的——对，一组那里对你的看法也还好，你别伤心，你要注意保重——你放心，我不会对任何人讲。再见！” 这段通话记录反映了陈伯达当时的心理状态，同时也能反映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前林彪和江青两派人马的大致状况，甚至可以反映出第三次庐山会议的背景。 为什么是陈伯达开第一炮？因为必须是陈伯达开第一炮。在林彪的集团之中，只有陈伯达最合适。如果不开那一炮，就无法表达他对林彪的忠心，就瞎忙活了。 卷九 第七篇 林彪篇（下） ——绝境中的林彪 九、第三次庐山会议 （一）前奏 一九七零年八月二十三日到九月六日，中共第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一百五十五人、候补中央委员一百人。这次会议在历史上最主要的一个标志就是导致了林彪的坠落。此次庐山会议之前，有过两次庐山会议。第一次，彭德怀落马；第二次，刘少奇决定调整经济。这次算第三次，三次庐山会议，都成为标志性事件。 一九七零，文化大革命最凶狠的时间已经过去，该打倒的都打倒了，连红卫兵都已经拍拍身上的灰尘，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该上台的都上台了，特别是江青和林彪的人马，在九大已经瓜分权力完毕。两派中的任何一派，如果想继续扩大势力，只有攻击对方了。 尽管如此，上层的政治生活方式一点都没变，大家还是文革斗争那一套。所以这一次庐山会议， 斗争的气氛反而是空前的激烈。 大会主题有两个，对内是：“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以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伟大号召下，在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的指引下，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贯彻执行了‘九大’提出的各项任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全国人民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继续深入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 改运动，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和经验。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的运动，正在深入进行。群众性的革命大批判，猛烈地扫除着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大大提高了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觉悟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激发了广大劳动人民的革命积级性和创造性，有力地推动了革命和生产。 对外：“毛泽东主席在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发表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庄严声明，是我国人民同全世界革命人民一道进行反帝斗争的伟大纲领。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一系列的旧话重提，而且还没来得及说，剩下的就是斗争了。 八月二十三日下午四点，大会开幕，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周恩来宣布全会议程：讨论修改宪法； 讨论国民经济计划；讨论战备问题。 按照这个论调，接下来应该首先讨论宪法修改的事。接下来的程序，关于“宪法修改”的报告应该由康生作。然而康生未登台，林彪却上台了。注意这样一个极不寻常的举动，这个动作和林彪的一贯形象很不相符。 林彪讲话前后半个小时，观点不多，翻来覆去地讲。他已经准备好了，人生走势如何，在此一搏。开场白部分吹捧：“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开场白之后，渐渐切入正题：“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毛主席的天才，他的学问，他的实际经验，不断地发展出新的东西来。” 主题部分，林彪说：“这次宪法修改草案，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无产阶级专政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用宪法的形式把这些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 所谓国家元首，就是指国家主席。 所谓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就是坚持设国家主席。 ——这些观点也没啥新鲜，也还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那老一套。 林彪讲完后，康生紧接着讲话，表示“完全同意，完全拥护”。康生表示：在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如果是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的时候，那么主席这一章就不设了。” 是否设国家主席——便是庐山会议动乱的根源。这一切究竟是咋回事呢？ （二）关于国家主席 新中国成立以后，一共有过两位国家主席——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大跃进的时候，毛泽东从国家主席的位置上退下来，刘少奇上去。在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被打倒，但是刘少奇到死的时候都是国家主席。中共九大召开时，刘少奇还没死。现在刘少奇死了，国家主席的位子空了。 一九七零年三月八日，毛泽东正式提议召开四届人大，修改宪法。同时毛泽东提议，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不设国家主席。三月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 泽东的意见，开始准备修改宪法。当时林彪在苏州，让叶群给北京的黄永胜、吴法宪说：“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 因为林彪和毛泽东的意见不一致，陈伯达、张春桥这两位大理论家在起草宪法修改方案时吵了起来：陈伯达主张应当放入有关国家主席的条文，而张春桥则主张删去原有的有关国家主席的条文。 当然最后的结果是谁也不服谁，就写了《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送呈毛泽东。 毛泽东没有理睬林彪。林彪自己出面，让秘书给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泽东没有答复，让秘书回电苏州：“问候林彪同志好！” 林彪见毛泽东没有反应，人在苏州就让秘书于运深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挂电话，时间是四月十一日，当时于运深记下的林彪原话全文如下： 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 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此条言不由衷。 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 ——可有可无。 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可能是真的，因为他受够了各种各样的副主席。 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给毛泽东写了请示报告。毛泽东批示：“我不再作此事，此议不妥。”这是毛泽东第二次表态不设国家主席。 四月下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借用《三国演义》中的典故告诫林彪：“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毛泽东第三次表明了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 以毛泽东当时的地位和威望，凡事也就是蜻蜓点水一下。同一件事，强调三次，不说绝无仅有， 至少非常罕见。林彪对毛泽东向来都是跟着画圈，试图站在毛泽东的背影里。在国家主席的问题上， 却一反常态。毛泽东三次表态之后，林彪依然故我。 吴法宪后来回忆说：一九七零年四月中旬和下旬，主席两次告诫林彪不要再提国家主席之后， 五月中旬，有一次我见林彪时，我问他对宪法修改有什么意见，他说：他主张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要我和李作鹏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写上国 家主席一章。 毛泽东以为，自己三令五申强调不要设国家主席，事情应该摆平了，哪想到庐山会议刚开始， 林彪就半路杀出来，提议设国家主席，所以毛泽东日后说，他们想要搞突然袭击。实际上就是突然袭击——林彪精心设计的突然袭击。 ——那么他想要干什么？ （三）林彪的念想和资本 其实很简单，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据吴法宪回忆，一九七零年七月，叶群曾向他当面说过：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吴法宪回忆，一九七零年八月，庐山会议前夕，林彪的意见还是要坚持设国家主席：你们应在宪法工作小组提议写上这一章。 刘少奇死后，有资格担任国家主席的只有两个人——毛泽东和林彪。两个人之间的纷争开始了， 而且表现形式很独特。 毛泽东不可能再担任国家主席，因为之前他已经从国家主席的位置上退了下来，如今都七十七岁了，老胳膊老腿，也不好上了；再说，上去的话，那样等同于说，文革就是夺权。林彪很了解毛泽东的性格，所以他主张设国家主席，再三“提议”：国家主席请毛泽东“兼任”。 如果设立国家主席，毛泽东又不担任，那么只能是林彪了。林彪很想成为国家主席，虽然他的名字写在党章上，是毛泽东的战友和接班人。但是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有点尴尬：党内一把手是毛泽东，军委主席是毛泽东，这两个头衔，只要毛泽东还在，林彪想都不要想。国务院总理的权力很大， 但那是周恩来的菜；林彪也吃不下，因为周恩来干的活太多了，林彪的身板干不了那么多活，而且干活太多会得罪人。想来想去，只能是国家主席了。 虽然中国的国家主席并不是实际意义上的国家元首，好歹也是正职，不像挂着一堆副职，给人感觉千年老二的样子。而且他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了，身体也不好，天知道最后能不能接班？如果还以一系列副主席的头衔挂了，太不值了，所以他要争取成为国家主席。 以上是从个人角度分析。政治人物要说全部为公废私，那不现实；要说全部为自己的一己之私， 同样不现实。为私还是为公，任由后人评说了，后人的立场不一样，所得结果也就不一样。所以林彪要当国家主席也不能说全为了自己，从集体角度看，国家确实需要元首。 但是毛泽东坚持不设国家主席，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他不想当国家主席；另一个他不想让林彪当国家主席。原因后面再分析。 这样就造成了上面的局面：毛泽东不同意林彪当国家主席，并不直接说出来，而是说建议不设国家主席，并表示他自己不愿意当国家主席；林彪要当国家主席，也不直接说出来，而是说国家主席还是要设，请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双方都有冠冕堂皇的理由，情形非常有趣。背后透出两点信息： 一是毛泽东和林彪有了裂痕——很严重的裂痕；二是林彪的政治水平有所长进，玩起来也像模像样了。 林彪虽然想当国家主席，却也不至于傻到要和毛泽东对着干。他之所以敢在庐山会议上搞突然袭击，是因为他私下估算过成功率。当时设国家主席的呼声非常高，无论怎样，一个正常的国家应该有国家元首。即使没有国家主席，也得有类似的头衔作为国家的代表。五大常委的意见也很一致 ——要设国家主席。 周恩来的意见：设国家主席，今后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可以由国家主席授权。 ——周恩来是干实事的，他的意见代表一大堆老同志的意见。 康生表态：设国家主席，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在起草宪法修改草案时也这么希望， 但又不敢违反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处在这一矛盾中，我们感到压力很大。陈伯达说，如果这次毛主席再担任国家主席，将对全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振奋和鼓舞。 ——康生是文革灵魂人物之一，他的意见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文革新贵的想法。加上陈伯达和林彪，五个常委里有四个赞同设国家主席。 毛泽东在原则问题上是不让步的：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 林彪搞突然袭击，实际上就是想给毛泽东来个措手不及，生米煮成熟饭。达到自己目的的同时， 又能抬高自己的威望，为日后正式接班造势。然而林彪的政治手腕虽然有所进步，但还是有很多弯弯绕他没弄明白，等他明白过来时已经晚了。 既然战线已经铺开，剩下的就是战斗了。 （四）所谓天才论 林彪的讲话达到了预期效果：接下来是康生讲话，他表示对林副主席的讲话“完全同意，完全拥护”，并进一步完善，说：“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如果是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的时候，那么主席这一章就不设了。” 看见康生的表态，林彪感到一丝喜悦，而毛泽东则波澜不惊。 当时表示同意、拥护的还有陈毅。以前开会是陈毅总是被分在“华东组”，当上海帮的理论家们的口水打靶用，很是心烦，这一次分到“华北组”则轻松许多。其实陈毅早已远离政治中心，不了解毛泽东多次明确表示过不设国家主席，而对江青和林彪两帮人马的大体情况有点了解。陈毅对江青那帮人不买账，对林彪的印象也不怎么好，但相比较而言，还是林彪靠谱些，所以他选择支持林彪。 接下来，林彪的忠实粉丝——空军司令吴法宪跳出来建议：明天全会各小组听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录音，学习讨论林彪的讲话。他的建议获得通过。 接下来是陈伯达的表演，表演题目叫“天才论”，时间是八月二十四日下午。 陈伯达的讲话还是老一套：首先把毛泽东和林彪狠狠地歌颂一番，尽管他的福建口音很多人都听不懂，但也能知道他的意思。接下来他对林彪的讲话搞一个概括总结：“林副主席的讲话非常好、非常重要。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既然毛泽东已经三令五申表态了，陈伯达唱的是哪一出呢？其实也没啥，为了给林彪造势而已， 充分发挥“捏橡皮泥的绝活”，用林彪的话证明林彪的观点。 陈伯达引用林彪的话，说：“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天才”。 ——反正就是说毛泽东是天才，把文化大革命中由林彪吹起来的泡沫继续吹下去，只要那泡沫还不破裂就没有问题。 既然要竭力证明毛泽东是天才，那么其它观点就要批判了。陈伯达说：“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 ——其实那些评价已经很高了，而且很中肯，干嘛非要无休止地吹嘘呢？ 陈伯达对此心知肚明，但他还是要继续批判：“有人想利用毛主席的伟大和谦虚，妄图贬低毛主席、贬低毛泽东思想。”换句话说，也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理论家都要证据的，说人家居心不良，必须有证据。陈伯达的证据也很简单：“有的反革命分子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喜欢得跳起来了。” ——穷图匕现：凡是不支持设国家主席的就是反毛主席、反革命！看看这顶大帽子，即使在当时那帽子满天飞的年头也显得太不可思议了。 而且看看陈伯达的论证过程，整个都是不确定的，有人，有人，有人。但是在场的人很明白：“有人”，具体指的是张春桥。 咋回事呢？号称理论家的张春桥当然不敢对毛泽东不敬，他这么做是有原因的。而能让张春桥这么做的只有一个人，就是毛泽东本人——连江青都不能。 陈伯达当时是中央政治局五个常委之一，又是党内有名的理论家，还是中央文革小组长，看起来相当拉风。文革开始以来，虽然干过很多混蛋事，得罪过不少人，但他始终是“正确路线的代表”。 大家看他斯斯文文的，一脸正经，没几个人知道他已经委身林彪。 而且很多人对张春桥看不惯，特别是一些老同志，看见江青那矫揉造作的样子就来火，因为陈伯达和林彪的观点一致，所以就支持陈伯达。 比方说陈毅，他说：“完全同意伯达同志的发言。否认毛主席是伟大的天才，说这种话的人是反革命。他们是什么居心？用心何在？不能不引起我的义愤。我犯过三次大错误，是犯错误的人， 我愿站在林副主席这一方面参加战斗。说这种话的人，就是完全否认革命的历史，只有帝、修、反的走狗才能讲出这样的话。这种人应该开除党籍，交群众批判。在文化大革命四年之后发表这样的言论，是一种罪恶，不管他是公开的，还是背后讲的。这种人利用了毛主席对犯错误的人的宽大， 是不能容忍的。” 陈毅这一席话，现在听起来很过火，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属于正常言论，没有问题的。问题是他的话和陈伯达一个调子，变成了是对陈伯达发言的补充。华北组的第二号简报在全会印发，内容大致是：大家拥护林副主席的讲话，认为对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党内有人否定毛泽东是天才；并且注明，陈毅也发了言。 陈毅的讲话就此成为希望林彪担任国家主席的证据。此后陈毅一次又一次的检讨，特别是九一三事变之后，陈毅的大心脏也跳得更快了。 （五）冲锋 陈伯达以其特殊的身份打头阵，如战役中的先锋，干得很好，效果不错。但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既然是一场闪电战，光有先锋是不够的，后续部队还得跟上。后续部队就是四大金刚，实际上他们已经准备好了。 二十四号早晨，陈伯达发言之前，叶群就交代大家：“今天下午要分组讨论，你们要在各组发 言。如果你们不发言，林副主席的讲话就没有根据了。”根据形势需要，大家统一步伐，按照以下方式行事： 第一，要表态拥护林副主席的讲话，坚持天才观点。——那是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招牌，基本点，一定要坚持。 第二，要坚持设国家主席。——目的嘛，即使迂回一点，也要达到。 第三，林副主席在讲话中没有点名，你们在发言中也不要点名。——攻击江青派的人，虽然不点名，也知道在说陈伯达。 第四，集中火力攻“陆定一”式的人物，不要讲康生反对“四个伟大”的提法，打击面宽了， 主席那里通不过，虽然张春桥的后台就是江青，但在发言中半个字也不能涉及江青，否则就要碰壁， 问题暴露了，什么也搞不成。 第五，你们在发言时，要用眼泪表达自己的感情。——这要看个人的表演水平了。 当陈伯达按照既定的战略在华北组表演时，中南组也很劲爆，因为叶群和李作鹏都在那里。他们主要攻击两个人：点名攻击张春桥和不点名攻击周恩来。 攻击张春桥：上海是“反复旧”的根子，张春桥批评湖北省委领导人是错的，湖北的造反派就是按上海《文汇报》的调子反对省委负责同志的。 李作鹏说：“本来林副主席一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有伟大功绩的，党章也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有的想往下吹，有人连‘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他都反对，说不符合历史。” ——“有人”，指张春桥。 不点名攻击周恩来：有的人吃“洋面包”出身，不懂做工，不懂种地，不会打仗，是常败将军， 在中央苏区执行王明路线，打败仗。——虽然没有挑明，但大家都知道。因为在几个常委中，康生吃过“洋面包”，但没有到过中央苏区，没有指挥过打仗；陈伯达吃过“洋面包”，也没有到过中央苏区，也没有打过仗；张春桥、江青，他们没有吃过“洋面包”，也没有到过中央苏区，也没有指挥过打仗。其他人都已经靠边站，不值得他们浪费口水。 ——为啥要攻击周恩来？后面再分析。 西南组的表演也是有声有色——因为吴法宪在那里。他是政委出身的，搞政治是轻而易举，他说：在这次讨论宪法修改草案中，有人说毛主席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这样，就是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就是推翻林副主席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西北组有李作鹏在，他说：“对毛主席思想的态度问题，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天才，思想……’这次说仍然坚持这样的观点，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胜利、九届二中全会上还讲这问题，一定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人说天才……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 一天忙碌下来，基本完成任务，而且效果不错。虽然忙碌，却很充实，大家看见了胜利的希望 ——那可不是一般的希望，而是接近最高权力的曙光。 二十四号晚上，其他人都在积蓄力量时，陈伯达又拿出他的平生绝学来干一件事，把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根据录音整理出来，精心修改之后下发。 八月二十五号是决定性的一天。那天早晨，陈伯达所在的华北组二号简报下发。简报首先拍马屁说：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非常重要”、“非常好”、“语重心长”，代表了全党的心愿，代表了全军的心愿，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愿。 接下来提出强烈要求：毛泽东同志当国家主席，林彪同志当国家副主席。 简报再次对陈伯达在讲话中提到的“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的人表示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表态说把那种人“揪出来”、“斗倒斗臭”、“千刀万剐”！ 这样一份简报，实际上是一枚炸弹，威力堪比第一次庐山会议时彭德怀的“万言书”，意味着新的斗争开始。 林彪听了陈伯达的简报后表示很满意，说：“听了那么多简报，数这份有分量，讲到了实质问题。比较起来，陈伯达讲得更好些。” 吴法宪一听，心想完了，首功被陈大理论家抢去了。不行，要亡羊补牢！吴法宪赶紧让西南组也出简报。为了表示自己的积极性，吴法宪把所有能想到的最尖锐刺耳的词语都加在自己的发言中， 什么“篡党夺权的野心家、阴谋家”，什么“定时炸弹”，什么“罪该万死”，什么“全国共讨之，全党共诛之”等等。 李作鹏对邱会作说：“你看人家都登出来了，你们西北组温度不够。”邱会作：“要加温！要加温！” 一看那情况，江青的人马架不住了。张春桥还好，能沉住气。江青本来就是演戏的，别人不说话，让她上蹿下跳可以，指望真刀真枪地干，她没那个决心和韧性。至于姚文元，本来就是一个落魄文人，因为特殊机缘才辉煌腾达的，让他和那帮大嗓门的军人对吼，呵呵，即使有那才能也没那 胆量。 所以简报刚刚下发不久，江青就带着张春桥和姚文元去找毛泽东告状了，那才是她的真实形象。 没有毛泽东，她或许是一个相对出色、兼具个性的女人，但是绝对没有实力站在政坛的最高舞台上。 据说江青一看见毛泽东就尖叫：“主席，不得了哇！他们要揪人！” 那么毛泽东的态度如何呢？虽然他没有参加小组讨论，但他对形势的走势了如指掌。江青没有去告状之前，毛泽东就把许世友喊过去，把自己的手放在许世友的手上说：“你摸摸我的手是凉的。我只能当导演，不能当演员。你回去做做工作，不要选我做国家主席！”那是毛泽东释放出去的第一个信号。许世友回去一放风，那些不是林彪死党的军人，都会谨慎行事。 二十五号下午，小组继续讨论。毛泽东临时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开会之前，毛泽东分别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单独谈话，要他们正视这一最新事态发展。 随后毛泽东主持召开有各组组长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正式宣布：刚才他和几位常委商量，认为现在全会各组讨论了不该讨论的问题，这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 毛泽东给出三项指示：第一，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第二，收回华北组二号简报；第三，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是违背“九大” 方针的。 毛泽东把目光投向陈伯达，说：“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 陈伯达那脆弱的心脏立即加速乱跳起来。他隐隐感觉到一出悲剧正在上演，他的命运也将随之改变。昨天，不，今天早晨，一起看起来还是那么的美好！ 毛泽东又对林彪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去当！”庐山的政治风向就此转向。 林彪沉默地回到住所，脸色苍白。他知道自己精心准备的战术被毛泽东瓦解了。他在思考着自己的命运，想下一步该如何落子。 叶群赶紧招呼秘书：“要降温了！我的书面发言不要整理了，你把草稿给我。”造成今日之被动局面，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她上蹿下跳造成的。 林立果：“翻车了，倒大霉了！”他的不淡定，引发了一系列的严重后果。林彪有了这样的活宝老婆和宝贝儿子，也是命数。 吴法宪后来回忆，说：“我听了之后，情绪一落千丈，心情十分紧张，心冷了半截，后悔莫及了，知道犯了错误了！”——总之是败了，一败涂地。 接下来两天，他们也处于这种惊慌之中。因为周恩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休会两天，换换空气。”说是换换空气，其实一点也不轻松。在那两天的时间里，毛泽东天天召集常委和各大组长开会，把政治局委员排除在外。这样，林彪那帮人（吴法宪等人）就沉默了。康生（老妖怪，见风使舵，反应迅速）、张春桥和姚文元都活跃起来，到处做工作拉人。 毛泽东批评了陈伯达，说他自以为懂得理论，鼓吹“天才论”，在华北组起哄。 和第一次庐山会议一样，又有一个“军事俱乐部”。毛泽东让陈伯达去和康生、江青那里谈谈。 结果康生和江青把陈伯达骂了一个狗血淋头。他们说陈伯达是叛徒，是叛变中央文革，出卖江青、 康生、张春桥；说他投靠军委办事组，把林副主席绑在战车上，勾结军队想杀害他们等等。陈伯达知道自己完了。他本来胆子就不大，毛泽东一批评，江青等人一骂，更是变得神经兮兮的。 八月二十七日，陈伯达打电话喊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告诉他们：“这次找你们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你们几个今后不要再同我来往了，不要互相打电话，也不要写信了。”话说得非常凄凉，搞得几个军人为他愤愤不平。 就在陈伯达被骂得狗血淋头时，周恩来和康生找到吴法宪了解情况。康生对吴法宪说：“这次庐山会议的主犯有三个，一是陈伯达，二是吴法宪，三是汪东兴，是吴法宪造谣，汪东兴点火，陈伯达起哄，还有陈毅跳出来。” 吴法宪当然不买账。康生来对吴法宪说：“你们要交待，这个‘军事俱乐部’是怎样形成的？你们长时间串通一气，还有陈毅这个反革命分子。” ——看看康生那反应速度。当初林彪的观点他又是赞同又是拥护，跟吴法宪有何区别？其实康生在给吴法宪设陷阱。因为二十四号分组讨论时，陈毅在华北组讲话，吴法宪在西南组讲话。如果没有交流，是不会相互知道的。康生向吴法宪询问陈毅的情况，就等于说它们是串通的，所以说康生是老奸巨猾。 幸好吴法宪也混了很久政界，对政治斗争很了解，马上反应过来，说：“康老，你是中央常委，陈毅是中央委员，他什么时候成了‘反革命分子’，你说话太随便了吧？说陈毅和我们串通一气，你康老有什么根据吗？他在华北组发言说了什么，我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成了我们‘军事俱乐部’ 的人呢？再说我们是军委办事组，这都是公开的，没有什么‘军事俱乐部’，八月十四日讨论宪法的会议你康老也是在场的嘛！这个争论你是当事人，怎么是我造谣呢？”一席话说得康生的老脸没地放。 但是吴法宪依然被要求写检讨——周恩来让他写检讨。周恩来的意思让吴法宪写点检讨了事， 给“林副统帅”承担点责任。但是林彪很不同意，因为林彪明白，检讨起来就会没完没了。彭德怀现在还在写检讨呢！所以林彪对吴法宪说：“要检讨你检讨，你的检讨我也不看，用你的名义上送。” 此时的林彪已经领悟到了某些东西。之前他讲话时，所有人都表示拥护。现在风气刚刚转变， 那些所谓的拥护者摇身一变都成了批判者。所以林彪感叹说：“我们这些人，行武出身，打仗懂一点，搞武的行，搞文的不行，搞文的搞不过他们。这次不该讲话。”——此时的他已经逐渐理解十二年前那次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处境。 当林彪感叹人心易变时，毛泽东也陷入了沉思——怎么办？ 对陈伯达的深浅，毛泽东太清楚了：此人一辈子虽然还算顺畅，建国后长期身居高位，但靠的是在高层之间的钻营，并无主见。这一次跳那么高，肯定是下决心了。陈伯达的决心就是林彪的决心——但是在当时还不能处理林彪。 林彪和毛泽东是一体的，他是副统帅，是接班人，这已经是写入党章的，大家转不过来弯。但是在毛泽东的设想里，不能让林彪当国家主席——那就必须处理陈伯达。 处理陈伯达，最关键的是可以敲打林彪的整个军人团体。那么如何处理陈伯达呢？那是一个艺术活。直接一巴掌拍下去，很容易。以陈伯达的分量，不够毛泽东一巴掌。但是那么做太粗鲁了， 而且没有技术含量。 也可以发动别人批陈伯达。比方说毛泽东让陈伯达去找江青和康生，让他们用狗血给陈伯达洗洗头，那样就比较有技术了。因为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长嘛，政治局委员嘛，理论界地位高嘛。 让他们骂一骂陈伯达，杀杀陈伯达的锐气，再让其他人一顿乱拳，陈伯达基本上就玩完了。 如果把技术再上升一个层次，那便是艺术。 最艺术的办法是让林彪的人去处理陈伯达。让林彪同意处理陈伯达，那样他将永世不得翻身。 第一步是要稳住林彪。吴法宪回忆：八月二十九日晚上，林彪专门又告诉我：“毛主席和我谈了话，说对张春桥这个人还要看两年，如果不行，拿掉，到时候我交班给你。” 毛泽东找林彪掏心窝子，实际上是想换取林彪的支持。林彪不支持不行，但是林彪可以不配合。 后来林彪还是配合了，让叶群他们去找江青，把所有脏水都泼到陈伯达头上。这表明毛泽东对林彪的掏心窝子是成功的。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进入十二年前的程序。大家或许很纳闷，在林彪设计的闪击战里，各位粉丝纷纷亮相，但是不是少了一个，黄永胜怎么没有登台亮相呢？因为黄永胜不在台下，他留守北京。他是总参谋长——军方的神经中枢。 黄永胜虽然在北京，对庐山的事却很清楚。吴法宪一直向他汇报。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也经常跟他保持联系。因为黄永胜是军委办事组组长，吴法宪是副组长。 吴法宪回忆：林彪的讲话内容，我打电话告诉他，当时黄永胜很高兴，并要我和李作鹏、邱会作一起，交代军委办事组的秘书宋诚代写一个书面发言稿，表示完全拥护林彪的讲话。写好以后， 由宋诚直接用电话念给他听，并由他作了若干的修改。改好后，他就让发出去，我说最好再等一等。 果然到了二十五日情况大变。到了二十七日的晚上，黄永胜来电话催我，要我尽快把他的书面发言发出去。 ——虽然不在台上，也不愿少了戏份。由黄永胜急切的心情来看，如果他在庐山，嗓音也不会小。 十二年前那次庐山会议，总参谋长黄克诚按照原定计划，也是留守北京的，后来也是出现不正常的情况才上山的。十二年前的转折点是毛泽东的表态，如今也是一样。 十二年前，为了批彭德怀，让当时的总参谋长黄克诚上山。黄克诚和彭德怀的关系很铁，是军委里的合作伙伴。由黄克诚批彭德怀，既能体现军方的态度，也比较有说服力。只是黄克诚铮铮铁骨，不为所动，把自己变成“军事俱乐部”一员。 十二年后，为了批陈伯达，让现任总参谋长黄永胜上山。黄永胜是林彪的人，又是总参谋长， 由黄永胜出面批陈伯达，也体现军方的态度，也比较有说服力。不需要他亲自说话，只要表态一下就行了。 二十九日下午，黄永胜飞到庐山。在这之前，吴法宪他们还能和黄永胜保持联系。二十九号之后就不一样了，一切由周恩来安排。 吴法宪回忆：黄永胜一上山，连林彪都没有见到面，就被拉到毛主席那里去了。得知这个消息， 我和李作鹏、邱会作在商量完我的检讨以后，就三个人一起到黄永胜住的地方去等他。我们猜想， 这个谈话很可能与我们关系重大，因此我们都很想早一点知道毛泽东找黄永胜谈话的内容。当时我就想，这下好了，冷落我们，拉黄永胜了！我们几个都到黄永胜住处一直等到下半夜，他才从毛主席那里回来。可他一回来，又先到林彪那里去了。我们只好继续耐心地等，一直等到了八月三十日的凌晨四点钟，才等到黄永胜回来。看到黄永胜，我们都很着急地想知道毛泽东跟他谈的情况。结果还好，因为他不在山上，毛泽东没有批评黄永胜本人。但他对我们说，毛泽东说：“你一个组长不在，你的副组长和副总长就在这里起哄！”毛泽东还说：“一方面军的干部不如四方面军的干部好，四方面军的干部比较谨慎，一方面军的人骄傲自大。”看得出来，有些话黄永胜没有对我们讲，可能是怕我们听了思想上有顾虑，我们也不便多问。 吴法宪回忆：过了一会儿，叶群也来了。我们又一起商量了几条原则：一是各自检讨，互不涉及；二是山上、山下没有联系，检讨不牵涉林彪、黄永胜；三是不揭发陈伯达和汪东兴，以便保护他们。我说：“现在周总理要我做检讨。我是副组长，由我来做检讨，承担责任，以保护林副主席。”大家一致同意了我的意见。 八月三十日上午，吴法宪把这个检讨亲自交给周恩来。周恩来看后，表示：“这样就行了。主要是对林副主席的讲话在理解上有错误，这个提法好！” 毛泽东和黄永胜究竟说了啥，已经难以探究。大意就是，毛泽东说陈伯达那个家伙不安好心， 让吴法宪几个大老粗上当了，黄永胜表示认同。经过那一番谈话之后，很明显黄永胜表态要听从毛泽东的指示。他可不想也不愿意当黄克诚第二，因为他不是黄克诚，虽然战场上是响当当的好汉， 但就沾花惹草的那档子破事，人品方面就和黄克诚没法比。当然咯，陈伯达也不是彭德怀，也不值得黄永胜拼命。如果当时要批判林彪，黄永胜倒是有可能称为黄克诚第二。陈伯达，他不配。 把黄永胜的思想搞通，再让周恩来去做吴法宪那几个人的工作。吴法宪写了检讨，那么他们之前的那些事就这样过了。接下来还需要做两点：第一，毛泽东表态。第二，让林彪批判陈伯达。 我的一点意见 这个材料（陈伯达所编的《恩克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 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克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拿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 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 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的广大而己。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 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 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的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有站在马列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不要上了号称“懂得马克思，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己经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说陈伯达的理论不是马列主义可以说得通。要说陈伯达有多大能量，太高估他了，必然是牛刀杀鸡，必有后招。 （六）有趣的一幕 毛泽东的表态算是判了陈伯达政治生命的死刑，但是谁来执行“死刑”比较合适呢？周恩来可以，但是周恩来身边的人都已经靠边站了；江青和康生也可以，但是难以服众；只能是林彪了。 毛泽东又把林彪叫过去，让他出面。林彪没办法，他出面有利也有弊。利是，可以暂时撇清他和陈伯达的关系，暂时把所有责任推给陈伯达，暂时保住他在军方的力量和地位；弊也是很明显的： 陈伯达是林彪身边唯一的笔杆子，批判陈伯达，相当于自断一臂，而且有了陈伯达这个先例，日后和文人政客就不好搞了。归结起来是利大于弊，但是林彪没有选择。 所以林彪在他的住处召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汪东兴开会。林彪说：“下午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指示，陈伯达在全党、全国的威信太高了，这次庐山会议要把他拿下来，要我和你们先打招呼，和陈伯达划清界限。毛主席说，要我先找你们开一个会议批判、揭发陈伯达。” 时间是三十一号下午三点钟。 三点半，陈伯达出场。会议场面上的各人表现是乖乖的，因为几天之前，大家还在同一条船上， 雄心勃勃地准备大干一场，一转眼就把口水喷向对方，兵戎相见了，虽然各位都是久经风浪，神经足够粗大，一时还是转不过弯来，不知道该说什么。 最后还是陈伯达比较识趣，自己批判自己：“我犯了错误，连累了你们，不该给你们搞‘语录’，搞‘语录’是欺骗了你们。”吴法宪很不好意思，说：“‘语录’是我向你要的。我们看马列的书少，所以要你来帮忙。”陈伯达则悲戚的说：“你们今后不要再同我来往了。”吴法宪他们则说：“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经常的嘛。” ——哪里是批判大会嘛，分明是惜别。大家同坐一条船，意见都是一致的，所有谋划都是一起搞的。而且陈伯达还比较能干，前两天还惹得吴法宪和邱会作一阵嫉妒。这事至少说明，林彪的军人班子还是比较够意思的，比起文革小组的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要真实一些。当时在“七二零” 事件之后，毛泽东刚刚表态，康生、江青等人那是一转眼就把屎盆子全部浇上去了，眼睛都没有眨一下。 但是没有关系，只需要一个名头就可以了。只要让大家知道林彪主持了陈伯达的批斗大会就行了，接下来的事情就由下面的人去办。 当天晚上，政治局扩大会议，还是林彪主持。庐山上的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各大组组长和各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都参加了，会议主题还是批判陈伯达。这一次就没有那么客气了，让一贯批判别人的陈伯达充分享受到被批判的滋味。 首先是康生，绝对不会放过陈伯达。因为陈伯达之前那番言论不仅对着张春桥，也连带到康生。 如果陈伯达得逞，那么此刻享受批判的，估计也有康生了，所以康生很来火。因为从来都是他打击别人，没有被别人打击过。对于陈伯达他是从来看不上眼的，经常在中央文革小组内修理他。但是陈伯达偏偏爬得比他高，政治家常委排名比他靠前，让康生很生气。虽然之前他已经把陈伯达骂过好几遍了，但依然难消心中之恨；而且他很享受把别人打翻在地的滋味，所以康生的火力很猛。 康生说陈伯达是假马克思主义，自封理论家，实际上是政治骗子。 康生说陈伯达善于搞分裂活动，想要在此次会议上跳出来分裂党中央、搞宗派活动。 康生说陈伯达参加“军事俱乐部”，欺骗工农干部。——这一点最为致命，谁都知道陈伯达是文人，如今竟然搞军事俱乐部，而且把吴法宪等人也“引诱”了。 这就是康生的毒辣之处：名义上批判陈伯达，暗地里把吴法宪等人拉下水，就可以趁机把手伸到林彪那里。他仿佛看见另一场天崩地裂的好戏将要上演。 而且康生还有一个帮手，他夫人曹轶欧也是一个激进者。她直接对吴法宪说：“怪不得你吴法宪身为政治局委员，在会议上讲那样的话。造谣欺骗大家，你不以为可耻吗？”吴法宪一看那女人， 眼皮一耷拉，不鸟。 好不容易熬到会议结束，吴法宪赶紧给叶群打电话，说：“现在西南组不是批判陈伯达，而是批判吴法宪了。”叶群也没办法，只能安慰吴法宪说：“你沉住气，我报告周总理。” 周恩来觉得闹下去也不是办法，下午亲自去了西南组，对大家说：“你们这样批判就不对头了，我们讲要批判陈伯达，没有讲要批判吴法宪。‘语录’是从陈伯达那里来的，还是要批判陈伯达。” 但是陈伯达就那么点料，也不够批判的。所以毛泽东就提议大家不要再搞了，讨论一点其他问题，然后散会下山。讨论了宪法修改问题、召开人大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早就应该讨论的。大家忙着搞斗争，忘了，现在拾起来补上。 九月六日大会闭幕，毛泽东发表讲话：“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照着吹呀！你没有读过就会上那些‘黑秀才’（指陈伯达）的当。当然，也有些是‘红秀才’（张春桥）哟。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几本什么哲学史、欧洲史。人家是哪一本、第几个版本都说了， 自己没有看过就上当。” 毛泽东说：“有人想炸平庐山。我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总而言之，无非是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 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就是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毛泽东概括总结，道：“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同志的同意。总是团结好一些，人多一点好嘛！我们党内一些同志，历来历史上闹别扭，现在还要闹，你有啥办法？我说还可以允许，此种人不可少。一定要搞得那么干净，就舒服了？睡得着觉了？我看也不一定，到那时候又是一分为二，还是有要闹的。总之，党内党外都要团结大多数，事情才好办。” 庐山会议结束了，但是政治斗争没有结束。正是从庐山会议开始，林彪从光辉的副统帅沦为一头困兽。 （七）林彪的失误 八月二十七日，毛泽东表态之后，林彪对吴法宪说：“我们这些人搞不过他们，我们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这句话后来被认定为林彪搞政变的依据，其实很扯。当时林彪还是副统帅，毛泽东还告诉他要他上台呢。当时毛泽东只是批了陈伯达一个，其他人一个都没有涉及到。要说林彪会为了陈伯达搞政变，鬼都不信。批判陈伯达，也就是堵住林彪的国家主席愿望而已。 拿下陈伯达也就是敲山震虎，震慑林彪身边那些有跟陈伯达同样想法的人。毕竟陈伯达和毛泽东的历史关系非同一般，从延安相见开始，两人的关系就开始了。几十年走过来，当年的政治秘书成为政治局常委。这几十年，正是共产党由弱变强，兴旺发达的时候。尽管陈伯达只是毛泽东身上的一根羽毛，却也相当耀眼。说句不好听的话，养宠物几十年还有感情呢！如果连陈伯达都可以毫不犹豫地扔掉，其他人也就不用心存幻想。 林彪团队里的成员对此惊诧不已。据陈伯达回忆，陈伯达从一九三九年就开始给毛泽东当秘书， 三十多年来一直在毛泽东的身边工作。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帮毛泽东写文章，为此他在延安就当了中央委员。解放后，在毛泽东“四大秘书”的班子里，陈伯达是头一个。毛主席自己也忘了， 他两次出访苏联都是陈伯达陪同的。在毛主席和刘少奇的斗争中，毛主席也是几次借助于陈伯达， “四清”的《二十三条》、“文革”的《五一六通知》等，都是毛主席委托陈伯达搞的。毛主席还亲自点名陈伯达任中央文革组长，而正是这个中央文革后来在党内代替了中央常委办公会。是毛主席把权力交给了陈伯达，陈伯达也是为毛主席立了“大功”的。但现在，一有了不同的意见，一有了“错误”，就说人家“三十年没有很好地合作”。既然是这样，那为什么要把陈伯达一直留在身边，而且一直提到中央常委，成为党内第四号人物呢？这是怎么共事的呢？一有了意见，就算总帐，算老帐，一得罪就得罪到底，把人打入十八层地狱。对彭德怀、刘少奇都是如此。真是伴君如伴虎， 让人心寒哪。 ——愤愤不平之意跃然纸上，还是二十年之后写的回忆录。 庐山会议之后，林彪非常被动。尽管有很多理由要当那个国家主席，但他始终是一个谨慎的人。 按照林彪的行事风格，至少有几分把握才去干。当林彪设计那场漂亮的闪击战，主要依据就是支持率比较高。 在当时那个形势下，大家基本上都赞同林彪的意见。看看康生和周恩来的发言，都表达拥护林彪的意见。然而林彪不明白的是，政治和军事虽然是一个连体怪胎，但是毕竟不一样。军事上，造势成功之后，指挥得当、一番冲杀后，就是胜利。政治上的造势难得多，因为政治家都是善变的。 不管是朋友还是敌人，可能瞬间就会转变。 当林彪以为他赢得大多数人支持的时候，其实就掉入了一个陷阱。 以康生为例。直到毛泽东表态之前，他都是坚定支持林副主席的。对林彪身边那些大老粗也是相当客气。然而一转眼变成什么样子？死死抓住吴法宪不放。康生难道不知道吴法宪是林彪的人么？当然知道！就是知道才那么干的。如果吴法宪背后没有林彪，康生恐怕都懒得理他。冲着吴法宪去，就是冲着林彪去。之前在林副主席面前点头哈腰，一转眼怎么就变了呢？康生本人敢对林彪如此放肆么？当然不敢。康生之所以这么做，是出于他对毛泽东的理解，知道事情没完。 康生也好，其他人也罢，他们可以支持林彪，甚至说一些肉麻的话，前提是林彪和毛泽东站在一起。林彪以为凭他那点实力就可以在政治舞台上左右毛泽东，太不自量力了。想想之前的刘少奇， 人脉比他强多了，最后怎么样？所以说林彪步入政坛十几年，政治水平依然没有赶上军事水平。 当初刘少奇可是赢得整个行政系统的支持的，依然无法和毛泽东对抗。当年的康生等人和刘少奇关系也是刚刚的，至少比和林彪强多了，最后还是选择跟随毛泽东。林彪选择在庐山会议上发动一场闪击战，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他不了解政治舞台上那些人的心思。也许是没有能力，也许是不愿 意，反正就是没有摸透。 为啥会这样？说林彪笨，那是不现实的；说林彪不善谋略，也是不现实的。毕竟林彪也是白手起家，从军数十年，身经百战，关键时刻从没有掉链子。虽然就性格方面而言，某些时候他会忧郁、犹豫，但意志的坚韧，思维的缜密，是不容置疑的。最终原因还是习惯造成的。从大的方面说，军事和政治虽然是一体的，但细节上还是有很多不同。 军事上，讲究言出必行，开弓没有回头箭。政治上，很多时候玩的就是心眼，讲究的就是见风使舵。林彪一辈子，人生的高峰阶段都耗在战场上了，为党为国立下赫赫战功。至于政治，他一开始并不热衷，后来又不擅长。虽然从五九年之后复出，在政坛上也摸索了几十年，总算捣鼓出一点心得，玩得还算可以。但是他身边的那些人，呵呵，已经在政坛上纵横驰骋了几十年。即使放在整个历史上看，都是一流高手。 林彪的班子里那几个人也差不多，都是战场上出来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几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之前都是小角色，直接拿上来用，说不好听的，摆不上台面。让他们在各自的一亩三分地里修理一下低级别的人（如吴法宪在空军内部整人，邱会作在总后整人）还可以，拿到最高舞台上来搞竞争，和那些靠吐口水谋生的人打口水战，说真的，有点强人所难。看看康生同志， 整人一辈子，举重若轻，大师级别。如果在战场上，“四大金刚”可以秒杀中央文革那帮人。但是开会时，不好意思，有劲使不出来。 至于林彪那位福建老婆，情商还是可以的，收拢那些军人够用；但是智商，至少和她的位置以及她周围的人不匹配。 林彪的人马中，能玩政治的笔杆子只有陈伯达一个。陈伯达能在最上层的圈子里混几十年，自有一套钻营之术。而且刷笔杆子、派高帽子的本领都是刚刚的。但是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直接出手拿掉了陈伯达，看似没有伤及林彪团队的筋骨，实则非常要命，相当于打蛇打到七寸。下手之犀利、 之老辣，古往今来，少有人能及。 接下来的事情就看怎么收场了。 按照林彪的设想，败了就是败了，把责任推给陈伯达了事，相当于舍弃个把卒子。战场上为了稳固核心阵地，牺牲一部分外围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在政治舞台上，却不是那样，任何一个卒子都可能引起溃败。 当吴法宪作检讨时，林彪就不同意，让林立果去告诉吴法宪：“爸爸的意见，不要你作检讨。他的意思是，有问题要检讨，也要由他来检讨，你没有责任。”后来吴法宪还是做了检讨。果然， 批判陈伯达的大会还没有结束，康生就把矛头指向吴法宪了。 因为林彪很明白吴法宪的重要性：吴法宪是林彪的核心成员，一旦吴法宪挨批，火力必然涉及到其他人，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那些人，连萝卜带泥，都会一起带出来。如果他们都被批了， 那么林彪那病怏怏的身躯也就失去了保护，所以他可以抛出陈伯达，但是不想让吴法宪做检讨。 但是吴法宪还是检讨了，而且没完没了。那帮文人则欢天喜地地期待着再来一场狂欢。 （八）没完没了 会议结束之后，林彪和叶群一起去看望了江青。当时的会面非常有意思，两派人基本上算关系破裂了，却还要去看望对方。 林彪打心里看不起江青，因为在庐山上失败了，还是要去江青那里看望她。江青嫉妒林彪的威望和势力，却还是被迫虚与委蛇。双方都觉得吃力不讨好，却又必须这么吃力不讨好地应付。 林彪回去之后，又让叶群带着黄永胜几个人去江青那里。这一次江青就没有那么客气了，见面就说：“你们不听我的话，所以犯了错误。”几个人立马瞪大了眼睛，说真的，他们几个人是否犯错和江青关系不大。如果不是毛泽东在后面，那话基本上可以反过来说。当然咯，失败者是没有话语权的，所以只能听。 江青越说越得意：“你们不听老娘的话，吃亏了吧？！要是早听我的话，就不会犯错误了。”这些话惹得几个军人差点就忍不住了。最后江青总结道：“你们今后要接受教训。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你们也许还要检讨。今后要多同我联系，怎么样？”这话相当莫名其妙，因为黄永胜他们几个都是军委的人，完全不在江青的控制范围之内，凭啥要多联系她？即使在中央政治局，她也不是常委。但那个时代有很多好笑的事，又能说啥呢？ 但是这一切只是开始而已。根据路线斗争的经验，这一次又是一场残酷的斗争。每一次斗争， 都会有一个重量级的人物落马，从早期的陈独秀、张国焘，到后来的彭德怀、刘少奇，无不如此， 现在轮到谁了呢？陈伯达么？他的地位是高，但分量太小。还能有谁呢？ 真正的斗争是从庐山会议之后开始的。周恩来和康生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去找黄永胜几个人谈话，追查庐山会议的事。黄永胜和吴法宪他们也不是笨蛋，早已统一口径，步调一致。任凭周恩来循循善诱，任凭康生横眉竖眼，还是没谈出啥子东西。 周恩来说：“毛主席批评了你们，说你们军委办事组搞宗派，你们一统天下。你们要好好想一想，要交代你们之间的活动，在庐山会议前有什么活动，会上有什么活动，会下有什么活动。”几个人当然不承认。如果承认了，军事俱乐部的罪名就做实了。 其实具体情况，周恩来和康生都知道。他们都在政治舞台上沉浮那么多年了，可谓久经风浪， 对于政治斗争那些小伎俩早就司空见惯、了然于胸。之所以还要问一问，不过是走一下程序，为下一步做准备而已。 康生想把问题扯到黄永胜身上，因为在这几个人当中，黄永胜的地位最高——总参谋长。把他扯进来，相信会有更大收获的，特别是想到他背后的那个人，康生就兴奋，因为康生这辈子就是不断打击别人的。从上海开始，就开始整人，一直整到延安整风，整人的水平越来越高，手段越来越毒辣，功夫越来越炉火纯青。建国之后更了不得，每一次斗争都有他忙碌的身影。如果不去打击别人，那么他活着就少了很多滋味；而且他已经打击一辈子人了，一般人物他还看不上，在文化大革命中，即使是陈伯达，他也仅仅持续了几天的热情而已。他一口气咬住几个人不放，目的很明显， 就是他们背后的那个人——林彪。 康生对黄永胜说：“我就不信你没有参加。”语气相当不客气。黄永胜同样也很不客气，说：“那就请你们追查嘛！”此时的康生，还不能拿黄永胜怎么样；只要林彪还在，他就不能拿黄永胜怎么样，所以谈话不会有任何结果。 如果连康生和周恩来都谈不出结果，那么只能有如下结果：一，不了了之，放这几个人一马； 二，毛泽东亲自出马。 毛泽东选择第二种方式，因为大家都明白，庐山会议上那些事，绝对不是几个人的自发行为， 也不是头脑发热的结果。 十、毛泽东的选择 （一）敲打四大金刚 庐山上的那场政治风波，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参与，不用林彪说话，庐山之上的其他人都会吃掉中央文革小组。 所有的军人都站在林彪这边，不仅包括许世友那样的领兵大将，还包括陈毅那样靠边站的老资格。原因很简单：军人对理论家横竖看不上眼，因为他们得罪的人太多。整个文化大革命，他们一张嘴到处啰嗦不停。比方说许世友，对张春桥从来不给好脸色看，时不时对他指指点点。对王洪文还可以，可以在一起喝点酒，但也是看不上。陈毅等老帅，被那帮人批斗到已经很不耐烦了。 按照会议开始的那个形势发展，张春桥很快就会被批斗，然后是姚文元，甚至连康生都可能被拔出来。那样的话，历史必然是另一个走势——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话。 毛泽东为啥要选择对林彪紧追不舍？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毛泽东为啥要帮助中央文革小组？ 从阴暗的角度看，可以说是私情，这个说法有两个含义。 第一，江青是毛泽东老婆，关系近。这种说法是很不靠谱的，因为毛泽东的权威根本不需要江青去干啥。以当时毛泽东的地位，基本上不需要动手。 第二，中央文革小组那群理论家永远不会威胁到毛泽东，军方实权派则可以从根本上威胁到毛泽东。这个说法也不太靠谱，原因很简单：毛泽东已经至高无上了，而且有周恩来在，林彪就不可能掌控行政系统，也很难掌控情报系统。个人威望上，林彪更没有办法威胁到毛泽东。 还有其它原因么？还有。 回顾一下建国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第一次拿下高岗，原因在高岗的自己身上。第二次军内反教条，是彭德怀和邓小平搞错了。真正的第一次斗争，是在第一次庐山会议，彭德怀落马。 前面的篇章里已经说过，彭德怀写那封信，矛头是指向刘少奇去的。但是毛泽东却趁机解决了彭德怀。毛泽东和彭德怀之间，固然恩恩怨怨一大堆，但是在庐山会议那个当口，并不是解决个人问题的最佳时期。毛泽东选择在那个时候解决彭德怀，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维护三面红旗的基本经济政策。 三面红旗的设计师是毛泽东——虽然执行者是刘少奇，所以当彭德怀想要有所表示，可能会危及“三面红旗”政策时，毛泽东毫不犹豫地拿下他。 建国之后，因为大家没有经验，一切都在摸索。遗憾的是，经济建设吃了大亏，导致了大饥荒。 大饥荒又引起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政治运动的最高峰就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过于强劲，把整个行政系统全部都打碎了。 打碎了之后怎么办？接下来怎么走非常关键。第三次庐山会议开始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经过去，剩下的只是善后工作。那个时候林彪那帮人和江青那帮人就对上了。 情形和第一次庐山会议差不多。当时彭德怀写信的矛头指向刘少奇，而且赢得不少人的支持。这一次林彪设计的闪击战，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吴法宪等人的发言更是直指核心人物张春桥。 第一次庐山会议上，如果毛泽东不表态，那么以彭德怀为首的军人可能会让以刘少奇为首的行政系统难看。因为刘少奇在第一线主持经济工作，当时左倾得厉害，作为国家主席，无论如何难逃干系——尽管政策的设计师不是他。 第三次庐山会议，如果毛泽东不表态，那么以林彪为首的军人可以轻轻松松地干掉中央文革那几位口水大师。但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文化大革命的总设计师也是毛泽东。毛泽东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挑战他的设计，不论是谁。谁上，谁遭殃。 正如第一次庐山会议，毛泽东拿下彭德怀是为了维护三面红旗；这一次也是一样，为了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必须对林彪动手。当时拉倒彭德怀是毛泽东亲自出马，而且就在庐山之上。这一次不一样了，故事发生在下山之后，因为林彪和毛泽东正坐着同一辆战车，很难对他动手；要动手也只能从其他人那里找突破口。谁呢？空军司令吴法宪。 在庐山上，在林彪的团队中，除了已经打成了死老虎的陈伯达，就只有吴法宪要写检讨了。既然写检讨，那就是要承认自己有错误；既然承认自己有错误，那就要追问；只要努力追问，就能问出更多。康生已经很努力了，无奈分量不够，抓不住吴法宪，那么只有毛泽东亲自来抓了。 一九七零年国庆节之前，林彪对吴法宪说：“过去在庐山我不赞成你作检讨，但是我现在赞成你到毛主席那里去说一下，作点自我批评，主要是把当时和张春桥发生争论的情况再向毛主席谈一谈。今后空军的情况，要直接向毛主席汇报、请示，不要只是向我说，应该让毛主席了解你的工作。你不来，我是不会怪你的。” 林彪怎么又转变看法了呢？是因为毛泽东找林彪谈话，对林彪表达了对空军的不满。吴法宪很听话，想去找毛泽东做检讨，结果三次都没有找到机会，为此吴法宪的心里还有点不舒服，日后回忆说：“当时我还是一个政治局委员，副总参谋长，空军司令。过去在空军有什么事情请示毛主席，总有一个答复。” 吴法宪同志，你也太把自己当盘菜了。你的那些身份在别人面前可以显摆，在毛泽东那里一文不值。如果他愿意，他可以生产、批发那些头衔。 吴法宪没办法，继续写检讨。这一次他是彻底用心了，不用秘书，亲自去写。吴法宪回忆：“我回到军委办事组，同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说起此事。我说：‘我准备再写一个检讨。他们三个都不同意我写。’黄永胜说：‘你不要写。你犯了错误，我们大家都不怪你，我们都要负责任。你不要那么紧张，检讨什么？’邱会作也说：‘我是不写检讨。’李作鹏说得更直爽：‘再检讨也还是没个完。在庐山已经检讨了两次，你再写一次，将来就还有十次，够你检讨的。’我说：‘不是我愿意检讨，看来没有办法。’” ——看看这一段，说他们搞宗派是绝对错不了的，说他们搞“军事俱乐部”也成，至少比第一次庐山会议上彭德怀那个“军事俱乐部”多了一些实质内容。 这一次，吴法宪等到了回音，而且是毛泽东亲笔回的。主要四条：第一，“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光明正大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中央委员，有党以来从来没有过。” ——这是一顶大帽子。 第二，“军委办事组各同志，（除了李德生以外）忘了九大通过的党章，又是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把帽子送给林彪的团队。李德生将军是红四方面军的，不是林彪的人，因此除外。 第三，“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的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会议上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吴法宪说过“毛主席伟大谦虚”。 第四，“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让其他人出来检讨。 吴法宪看到这些，心都凉了；其他人也感到情况不妙，没想到领袖如此穷追不舍。说实话，毛泽东这些批语是很到位的，虽然他不知道他们几个人在庐山上的具体细节，但是从这些批语上可以看出，他对林彪团队的动向了如指掌。 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毛泽东神通广大，情报工作干得好？更可能的是，他根本就不需要情报， 从那些简报上就猜出个七七八八。毕竟毛泽东年轻时就在国民党那里工作，日后在政治舞台上玩了几十年，啥情况没见过？一帮军人想在他面前耍政治手腕，那是关公面前耍大刀、班门弄斧而已。 这样，火就烧到了叶群的身上。叶群被迫写一个检讨，但是叶群布置得很精明，找一个不知道内幕的秘书帮他写，那样就可以避免“机密外泄”。 毛泽东给叶群的批示说叶群“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九大胜利，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 抛开政治斗争不谈，这些确实是叶群的毛病。后面那个“请其他同志研究一下”，请哪些人呢？ 毫无疑问就是军委办事组那几位，就是一直哼哼哈哈拖着的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这几个人。如果把他们几个一起拉出来，再加上已经检讨的叶群，相当于把林彪的团队翻了一个底朝天。再接下来就是林彪本人了。 双方都知道问题的严重性，所以毛泽东三番四次让那几位检讨，林彪一直不同意，就拖着；所以叶群写检讨时，找一个不知道内幕的秘书代笔。如果仅仅是吴法宪一个人检讨，将来出事了，也就一个人扛着，但毛泽东铁了心要把他们全部挖出来。 既然这几个人不肯出来检讨，那就出面敲打。 在林彪的团队中，核心中的核心是黄永胜。他是总参谋长，军方核心人物。庐山开会之际，就让黄永胜上山，表示批判陈伯达的。黄永胜刚下飞机就被毛泽东拉去彻夜长谈。很显然，黄永胜的表现没有达到预期，毛泽东要敲打一下黄永胜。一九七零年十一月十三日，黄永胜陪同外宾去见毛泽东。接见完毕，毛泽东让外宾先走，把黄永胜留下，说：“庐山会议发难，你黄永胜是个头。你们办事组一统天下，我要打破你们的一统天下。我现在要谢富治、纪登奎参加你们的办事组。” 这么说黄永胜也不冤枉他。因为庐山那场闪击战，黄永胜虽然不在现场，身为林彪团队和新成员，对事情的进展了如指掌，就在毛泽东表态之后，黄永胜还在电话里让吴法宪帮助他表态呢。对此黄永胜也无话可说。 其实黄永胜当时也挺为难。一边是林彪，直系领导，甚至可以说伯乐。当年黄永胜因为管不住自己的拉链，狼狈去了东北的情形仍历历在目。是林彪给机会他发挥了他的才华，让他的人生迎来了绽放的机会，可以说林彪对黄永胜有知遇之恩。抛开战争不谈，单说文化大革命，如果没有林彪的保护伞，以黄永胜的生活作风问题，落到红卫兵的手里，不死也得脱层皮。 同时黄永胜对毛泽东也是剪不断的关系。因为黄永胜本来就是秋收起义出来的，可以说一开始就跟着毛泽东。后来的红一军团和红一方面军，最高领导人还是毛泽东。建国之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如同神明一般存在，黄永胜等人对他可谓敬畏有加。真让他和毛泽东对着干，他也不见得有那份心思和胆略。但也不要指望黄永胜跟着中央文革小组那帮人的后面，不可能！军人即使走上政治舞台，本质上还是军人，对一般的嘴皮子还是看不上的。 敲打过黄永胜之后，毛泽东决定采取实际行动了，具体说就是三板斧：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三板斧打完，林彪葬身大漠。 （二）甩石头 甩石头，顾名思义，杀伤力很大。对林彪那样力量在军队的人而言，要形成杀伤力，必须能震 慑军队。那么石头该扔到哪里呢？真不好扔。远了，没效果，也涉及不到林彪。近了，不好找理由。因为文化大革命乱的只是表面，整人整风整得再乱，国家机器还在。军队一直在毛泽东的手上，要调兵，必须有毛泽东的同意。 惆怅之际，一支队伍自己出现了，就是三十八军。三十八军是共军最为赫赫有名的队伍，骨干和前身就是井冈山红军。由毛泽东一手调教，林彪一手指挥，红一军团和红一方面军的骨干，在各个阶段的战争中都有出色的表现。抗美援朝中，更被彭德怀称为“万岁军”。 回国之后，三十八军一直在山海关和北京一带游弋，神秘莫测。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支左， 武斗。军队武斗的时候，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秀才们表演的时候。比方说王力到武汉一番表演，惹出了七二零事件，不仅他自己完蛋了，把关锋和戚本禹也一起连累了。在那样一种情况下，陈伯达当然也不会闲着，到处发表演讲，其中恰好有一次讲话引起了三十八军战士的不满。庐山会议之后， 大家努力批判陈伯达，大家都要发言，三十八军党委就把陈伯达之前的讲话写进去上报，并说陈伯达在煽风点火的过程中扩大自己的威信。 本来也就是走一个批判流程，但毛泽东一看，很高兴，因为他看到了石头。三十八军是王牌， 有分量有威力，需要立马把石头扔出去，于是批示：“北京军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说、乱跑。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为了增加分量，毛泽东把林彪扯出来，说：“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军委是林彪直接负责的，把负责人拉出来，就不一样了。然后下结论：要北京军区“批陈整风”，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 ——北京军区也正是林彪的重点所在。把军区各个级别的人都拉出来批判陈伯达，可以想象， 那石头的分量和威力。威力增加火力，中央文革小组剩下的那几个人全体出动，负责在大会上大喊大叫，军委办事组的人却回避。 大会名义上是批判陈伯达，实际上是批判李雪峰和郑维山。当时李雪峰是北京军区政委和华北局书记，郑维山是北京军区司令员。 李雪峰白区出身，一开始是搞文政工作的，抗日战争之后潜入敌后搞武装斗争，转变为武行。 后来跟随了刘邓大军，和林彪没有亲密接触。 郑维山起于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的人，后来也跟随了刘邓大军。在历次战争中，从红军到志愿军，郑维山均有所表现，而且很猛。因为很猛，赢得中将军衔。 从战争的角度看，李雪峰和郑维山与林彪都没有亲密关系。批判他们的原因是：当初陈伯达到处打嘴炮时，两位全程陪同，亲切接待。罪名：放任陈伯达乱跑乱说。实际上很冤枉，当初陈伯达 是中央文革小组长，红得发紫，站在革命潮流的前沿，相当于文革的代言人，谁敢怠慢？如果当初不接待陈伯达，李雪峰和郑维山估计前几年就参加批斗会了。 但是真正让两人遭难的是在庐山会议上：他们和陈伯达同在华北组，李雪峰还是华北组组长。 陈伯达那份简报，就是通过李雪峰之手传出来的。 李雪峰是白区出身，对政治斗争经验丰富，而且是华北局书记，也算是玩政治的了。长期活跃于政治舞台上，要说他看不到陈伯达那份简报里的含义，那绝对是低估他的智商和情商。也就是说李雪峰和郑维山两人虽然在战争年代和林彪没有关系，但在和平年代有了关系。 但妙就妙在，两人不是林彪的嫡系。批判他们两个，可以敲打林彪的团队，同时不至于惹起过激的反应。用一句俗话讲，叫温水煮青蛙。 也就是说，毛泽东扔出的那个石头，分量足够大，但是落点很妙，既不会暴露自身的终极目的， 也不给下一步的行动铺好路。 对此，林彪有所警觉，但毫无办法。 （三）掺沙子 甩一块石头出去，制造问题，敲山震虎的同时，却没有打草惊蛇。 接下来，就可以沿着那个路子走下去，怎么样呢？就是改组军委办事组。 军委办事组是一个特殊的机构，甚至可以说是军队的文革小组。文化大革命进入最高峰的标志有两个，第一，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中央政治局。第二，中央军委办事组代替中央军委处理军委日常工作。只不过军委办事组没有中央文革小组那么显眼，没有干那么多荒谬的事情而已。毕竟都是军人，异想天开的事情少些，相对靠谱。 一九五四年，抗美援朝结束之后，一切转向正规。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即九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军委，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 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十二人组成，就是未来的十大元帅加上毛泽东和邓小平。两天之后，军委设立了秘书长，由黄克诚担任。 第一次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黄克诚等人挨批，军委改组。新军委扩充为二十一人，军委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为林彪、贺龙、聂荣臻；罗瑞卿大将为军委秘书长，苏振华上将、肖向荣中将为副秘书长。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由林彪（兼国防部长）主持。当时国防部的十位副部长，除了南京军区司令的许世友上将和廖汉生中将之外，其他八位都是中央军委委员。 随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基本上没有冲击到军委，军委只有小的调整。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 军委发生最大的事，就是谭政大将被错误批判。文化大革命打响之前，作为第一炮，罗瑞卿被彻底拿下。罗瑞卿当时除了是总参谋长，还是国防部副部长、军委秘书长。罗被拿下相当于军委的一次地震。 地震之后，军委再次调整，增补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时间是一九六六年一月。五月二十三号，中共中央决定叶剑英兼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日后叶剑英也在二月逆流中被批判。 文革闹起来之后，毛泽东主张不再设立军委秘书长，理由是：“秘书长是个怪物。秘书带个长，放屁真是响！黄克诚、罗瑞卿都没有干好，以后，军委不要设（秘书长）了，国务院留一个。”军委秘书长原本是要处理日常事务的，也就是干活的。没有那个职位不要紧，活总得有人干吧？ 作为军委负责人的林彪就换一个名字，叫军委办事组，代替原来的军委秘书处。但是那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替代。因为当时在搞文化大革命，军委那些老帅们挨批斗的挨批斗，在家写检讨的写检讨，没有时间、精神和条件执行权力和履行义务，大权基本上被军委办事组拿走了。 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定，军委办事组由吴法宪（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叶群（林彪办公室主任）、邱会作（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张秀川（海军副政委）组成，吴法宪负责领导。时间是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号。 一个月之后，经周恩来提议，中央文革决定，由代总长杨成武兼任组长，吴法宪任副组长；成员又增加了李作鹏，和其它几位人员（相当于群众演员）。按照当时的游戏规则，军委办事组还是军委的下属分支，接受军委的领导。军委上面的那些老帅日子相当不好过。杨成武按规矩办事，该请示的去请示，该汇报的去汇报，然后没多久，杨成武被打倒，中间涉及到“杨、余、傅事件”，这个在周恩来篇章里说。 当时讨论继任者时，毛泽东比较倾向于皮定均。林彪没有接话，沉默许久之后提议黄永胜出任总参谋长。毛泽东也没有反对，还说了一句：永胜、永胜，永远胜利。最后说：那就让黄永胜干吧。林彪表示：让黄永胜代理一段。毛泽东说：“你觉得行，就不用代理，直接干吧。”于是，黄永胜出任总长，同时兼任军委办事组组长。 这样军委办事组就成了林彪团队的天下。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八号，毛泽东和林彪接见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时说：军委就是办事组。 四月一号，吴法宪宣布：军队重要文电，今后不再抄送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刘伯承等军委常委。五天之后，黄永胜在谈话中说：“今后打电报找办事组和林副主席，军委常委不执行权 力，办事组代替军委常委。” 从此之后，办事组彻底架空了中央军委，正如中央文革小组在这之前架空了中央政治局，而且办事组的几个新兵还写了一篇大作，叫《“二月逆流”反党集团在军内活动大事记》，作为整人的教科书，去搞臭军委常委。 由于黄永胜总是管不住自己的拉链，以至于很多人对他有意见，其中意见最大的就是他老婆项辉芳，她曾经给林彪和叶群写信揭发过黄永胜。黄永胜当时任参谋长和军委办事组长之后，那些花边新闻传播得更广了，甚至传到毛泽东那里。某次开会，毛泽东突然对林彪、周恩来、康生说：“听说黄永胜的生活作风不太好。” 林彪听了吓一跳，赶紧为黄永胜辩解说：“用这种东西搞臭人是流氓的做法！我看是詹才芳搞的鬼，要不就是韩先楚。”——韩先楚和黄永胜不对路。 军委办事组成立之后，一共干过两件事：第一，整人，这个前面说过了；第二，准备战争。但两者的作用是一致的：整人是为了抓权，战争也是为了抓权。 当时中苏关系紧张，边境常常擦枪走火，还发生了珍宝岛战争。当时中央军委内部有两种意见， 一种是军委办事组的意见，认为苏联发动大规模入侵的可能性极大，战争危险迫在眉睫。 另外还有一个小组，陈毅牵头，有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参加的国际形势研究小组。几位老帅虽然挨批、写检讨，但本性不改，依然关心战争和国家前途。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珍宝岛事件的发生，并不意味着对方马上就要开始向中国大举进攻。因为当时世界的主旋律是苏美争霸，争夺的焦点在欧洲。苏联不可能拿出全力进攻中国。中国应该一方面要做好战争准备，用谈判方式进行斗争，用外交解决问题。几年之后，中美建交。 但最后还是军委办事组的意见占了上风，因为人家有实权嘛。军委办事组落实林彪的要求：“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那个结果是很严重的，因为按照那个要求，就要大规模扩大军工生产，军费比例大幅度增加。中国那个时候都在搞文化大革命，没有心思、没有钱去搞那些。但是搞军工生产，就可以增加人事调动，就可以在调动中增加新的人手，扩展自己的势力。 那些老帅们分别被疏散到各个地方。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号，九届一中全会通过的军委办事组成员名单是：组长——黄永胜；副组长——吴法宪；成员（按姓氏笔画为序）——叶群、刘贤权、李天佑、李作鹏、李德生、邱会作、温玉成、谢富治。 看看吧，这张名单一共十个人。四大野战军中，第一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出身的没有一个。第二野战军的有两个，李德生和谢富治。其中谢富治是当时的公安部长，国家机器的重要一员，参与 其中理所当然。其余八个人基本上都是林彪的人。其中，李天佑将军去世比较早（一九七零年），温玉成将军又被打倒了。刘贤权不是中央政治局成员，且长期在外任职。 等到第三次庐山会议时，军委办事组基本上就是叶群和四大金刚。 如果改组军委办事组，那么对林彪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虽然谈不上致命。要知道林彪就是靠军委办事组来掌控军方的，被掺入沙子后，林彪的实力将被大幅度削弱。 其实军委办事组里面已经有一颗沙子了，就是李德生。 李德生将军生于一九一六年，河南人，起于鄂豫皖根据地，身经历次战争，从小兵一步步升为将军。左胸曾被子弹打穿，侥幸逃得一命；左手在战场上受伤，留下残疾。抗战时在刘伯承的一二九师，表现很不错；解放战争中是刘邓大军一员；后参加过抗美援朝，接受过上甘岭的考验；回国后升任军长，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在此后的建设和政治运动中，李德生基本上没有遇到波折。大比武时代的“郭兴福教学法”就是他发现、总结、推广的。罗瑞卿因为大比武惹了林彪，罗瑞卿本人，和郭兴福都遭殃，而李德生却没事；不仅没事，在文革中还上升了。一九六八年担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安徽省第一书记。当军委办事组逐渐沦为林彪的团队时，毛泽东想在里面放一粒沙子。 放谁呢？元帅们肯定是不行的。他们都是军委的，还在写检讨。办事组虽有实权，名义上还是一个下面的机构。而且元帅作为目标太大，容易被攻击。大将也不行，理由差不多。老的老，挨批的挨批。必须找一个和林彪没有关系，又不显眼的人放在那里。最后的人选是李德生。 毛泽东召见了李德生，那是李德生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让李德生不要紧张，好好干。最后毛泽东问李德生有没有看过《红楼梦》，并且告诉李德生：“要读《红楼梦》。我看了５遍才解开。 《天演论》和《通鉴纪事本末》也要看。”毛泽东的意思是让李德生博古通今。这样，李德生就成了办事组的一员。 尽管他是南京军区副司令，尽管他是安徽省委书记，尽管他还是总政治部主任，但是他也是孤立的。他起于红四方面军，但徐向前元帅已经靠边站很久了；他跟随刘邓大军，但刘伯承元帅也靠边站十年了，邓小平也被打倒。他是孤立的，是沙子。 在军委办事组，没人和他交流。开会时，他没啥存在感；表决什么问题，事先不征求他的意见， 事后不跟他交换看法，横竖都是要通过的。有人对他客气一点，拿他当外人；有人对他不太客气， 拿他当敌人，总想办法整他。但是没有人能拿他怎么样，因为他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安排进来的。沙子不好当啊！但是很快，李德生就不再是孤立的沙子。 庐山会议之后，为了瓦解林彪团队，毛泽东选择继续掺沙子，这次掺进去的是李先念和纪登奎。 纪登奎一直是搞行政工作的，安排到军委办事组，作用相当于稀释了军方力量，也就是稀释了林彪团队。 李德生和纪登奎还只是中层，而李先念则是元老级别。 李先念，生于一九零九年，湖北人，念过书，打过工，参加过运动，是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和湖北老乡，大将王树声的资历相当，贡献也差不多。 日后三大主力会师陕北，徐向前带领红四军西征，因为种种原因遭到失败，只有李先念带领一部分人到了新疆，保存了相当一部分骨干。 抗日战争年代，李先念重回鄂豫皖，在那里搞出了一个中原纵队，相当于自己拉出来一支武装队伍，非常厉害。解放战争开打之前，共军为了和谈（也为了缓解国军压力），撤出鄂豫皖。后期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相当于再一次回到鄂豫皖。 建国之后，李先念是由军转政的典型。如果没有转，按照资历的话，李先念、谭震林都应该是大将级别。在建国之后的建设中，李先念虽然不像最前面的刘、邓那般显山露水，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在各个时期都发挥过重要作用，一九五四年就已经身兼副总理和财政部长，协助周恩来和陈云干活，而且在日后的反冒进中挨了批。 刘少奇在前台工作那会，李先念和刘少奇合作的不错。正因如此，文化大革命初期逃不掉挨批， 而且是“二月逆流”的成员之一。尽管如此，李先念依然是批而不倒，依然有活干，依然帮助周恩来干活。 把这样一个人安排到军委办事组，已经不是“掺沙子”这个词能形容的，而是彻底打破了办事组的结构。因为按照军人的资历，李先念压过林彪的四大金刚。四个人级别最高的黄永胜也只是上将。李先念可是自己拉过队伍的。按照行政工作经验，李先念在周恩来身边干的事比他们所有人加在一起都多。说白了，林彪的军人团队根本就没有行政经验。现在李先念加入，开始彻底瓦解了那个原来铁板一块的军委办事组。 （四）挖墙脚 其实三板斧是一套组合拳，一招三式而已。 借着陈伯达的问题甩石头时，就是用郑维山和李雪峰两个不是林彪嫡系的将军开刀，找一个突破口，为最后一步挖墙脚做准备的。 掺沙子，相当于瓦解了军委办事组，瓦解了林彪的团队。 接下来呢，再让沙子成为尖兵——就是让李德生成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让纪登奎当政委。李雪峰和郑维山虽然不是林彪团队的核心成员，但跟林彪团队的关系也不错，不然的话也不能在北京军区的位置上呆着。但是李德生就不同一样了，不仅和林彪没有直接关系，而且一直就是周恩来和毛泽东放在军委办事组的一枚棋子，在军委办事组一直被冷落，所以无论如何也不会和林彪扯上关系。 这里说说纪登奎。纪登奎应该是中共后起之秀，即在抗战前后加入中共的精英人物，从一个小八路干起。在那批人中，能混到高层将帅的基本没有。因为抗战开始的时候，共军已经从红军成为八路军，历经十年战火的洗礼，已经成熟。后来之人很难再有机会冒出尖来，独当一面。所以那批人中干得好的，还是文职。纪登奎就是这样，一直搞文职工作。 建国之后，纪登奎一路往上走。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初，已经是封疆大吏（省级领导人）级别的了。文革是一场风暴，很多人被那场风暴吹趴下了，但是也有一部分人的命运非常奇特。纪登奎就是命运奇特的那种人。 由于纪登奎是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不可避免的地和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关系走得比较近。当毛泽东批评刘少奇派遣工作组时，纪登奎并不认可。但是奇怪的是，纪登奎没有立刻被打倒。而纪登奎也和文革初期的所有高干一样，是支持文化大革命的。而且他自己还是河南省“省委文革”副组长， 负责领导全省的文化大革命。 尽管如此，纪登奎依然没有躲过那次风暴。在最狂暴的一月夺权那段时间，纪登奎还是被打倒了，被隔离，“直升飞机”就坐了一百多次，差点丢了老命。在那个时代，凡是被打倒的，没有好几年基本上别想起来。但是纪登奎仅仅半年就复出了。至于原因，也说不清楚，反正就是复出了。 不仅复出了，而且还得到重用，从中央文革小组到地方造反派都承认纪登奎是“革命干部”。就那样，纪登奎在河南一边搞生产，一边搞革命。中共九大召开时，纪登奎成了中央候补委员，还做了发言。 从这些经历来看，纪登奎完全是行政系统的干部，跟军方很少关系，跟林彪更扯不上关系了。 正因如此，毛泽东要把他当沙子来掺入军委办事组，而且让他当了北京军区的政委，由沙子变成石头。毛泽东就是用李德生和纪登奎重组北京军区，相当于挖了林彪的墙角——尽管之前郑维山和李雪峰也不是林彪嫡系。 北京军区可不是一般的地方，那是要护卫首都的。而且那时候世道很不平静，当时中苏关系紧张，双方在边境大规模陈兵。一旦战争爆发，可以毫不客气地说，纪登奎肯定无法胜任。不仅纪登奎，连李德生都未必能胜任。因为李德生在朝鲜战争中也就是指挥师级别的战争，没有大规模军团作战的经验。 一看那情况，瞎胡闹嘛！怎么可以让政治斗争损害国家的安危？其实不用担心。纪登奎也知道 他自己不能打仗，所以他就对毛泽东说，要找一个能打仗的过来。谁呢？就是已经靠边站十来年的粟裕将军。如果一旦发生大规模战争，统帅必然是林彪或粟裕，二者必选其一。现在要推倒林彪， 自然要让粟裕出来干活。于是粟裕带着几个参谋，开着吉普车到边境上转悠了好几个月，拿出一个防御计划来，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然后继续搞斗争。 不管是李德生也好，纪登奎也罢，实际上都是斗争的需要，因为他们两个人的背景不可能和林彪的团队有关系。 三板斧之后，还有后续的招数——那才是毛泽东真正的谋略所在。 （五）大招 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这些招数的杀伤力已经很大了。真正的大招在后面——南巡。 毛泽东一辈子南巡了很多次。这些南巡有一个规律，就是在每一次做重要的决定之前都会南巡。 高岗闹事那会，毛泽东南巡去了；南巡回来之后，高岗已经身陷囹圄。第一次庐山会议，事出突然， 下山之后，彭德怀已经臭了，无需再做决定。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南巡后做了最后的决定。打击林彪，需要另一次南巡。 文化大革命，如果抛开深层次的东西不谈，可以简化为两次政治斗争。第一次是毛泽东借助军方力量战胜了行政系统的刘少奇；第二次，则是毛泽东借助行政系统的力量战胜了军方的林彪。两次都是伤筋动骨；第一次因为打倒刘少奇，把政界打碎重来。九一三事变之后，整个军方系统清洗重来。 当初为了打倒刘少奇的政界力量，从军方的罗瑞卿入手。因为罗瑞卿是刘少奇在军方潜在的依靠。拿下罗瑞卿，基本上斩断了刘少奇和军方的联系。 这一次为了打击林彪的军方力量，从政界的陈伯达入手，因为陈伯达相当于林彪在政界唯一的依靠。打倒陈伯达，基本上斩断了林彪和政界的联系。 当初为了打倒刘少奇，和罗瑞卿同时打倒的还有彭真、陆定一等人，因为他们都是刘少奇的左膀右臂。此次为了打倒林彪，和陈伯达同时受批斗的还有吴法宪等人，因为他们是林彪的左膀右臂。 当初刘少奇的优势在政治局。文革一段时间之后，中央政治局名存实亡。政治局委员，要么靠边站，要么写检讨。此次林彪的优势在军委办事组。三板斧之后，军委办事组土崩瓦解，四大金刚的日子都不好过。在几乎相同的时候，毛泽东决定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新华总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社、中央编译局，仿佛 是另一个中央文革小组。 中央组织宣传组以康生为组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为组员。但是康生是个老狐狸，他不想步当年陈伯达的后尘（陈伯达身为中央文革小组长，却夹在江青那里受气），所以康生就一直在生病，权力就在江青和张春桥的手上。几年之后，康生翘辫子，临死之前去周恩来那里告状，说江青和张春桥有历史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心中不满。 但是这些还是不够的。 对比刘少奇在政界几十年，林彪在军方的实力毫不逊色。从红二十八团长开始，到红一军军长， 到红一军团长，再到日后的第四野战军，林彪在任何一阶段都是实打实地干出来的，才华是卓著的， 战绩是优异的，声望是坚实的，再加上在副统帅的位子上被宣传了好几年。说真的，要不是毛泽东神话般的存在，没人能动林彪分毫。如果不是毛泽东神话般的存在，任何人想上台都必须看林彪的脸色。 和刘少奇的政界力量不同，军人的作风还是相当靠谱的。政治舞台上的那些人，基本看风行事， 一场政治风吹过，该转向的都转向了。军人不一样，军人认理，不会轻易变更，所以在文革初期砸碎行政系统，一帮红卫兵就可以了。但是要动林彪，三板斧过去了，还是没有底。毛泽东决定亲自南巡吹风。 其实在文革开始的时候，毛泽东也南巡。只不过当时是为了冷静思考，是为了下定最后的决心。 此次南巡恰好相反，是决心下定之后去吹风。说白了，就是游说那些地方大员们。 真的要动手了。 （六）南巡 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四日，七十八岁的毛泽东南巡。毛泽东以往搞了很多次南巡，但是这一次跟以往不同。他带领中央警卫团一百多人，每人带手枪、自动步枪，全团还配置轻机枪，可以冲锋、可以狙击、可以近身肉搏。工作人员很少，一切由汪东兴负责。保密规格极高：每一次南巡，行程都是保密的，这一次的保密工作尤其严格。在北京的各个大人物，只有周恩来一个人知道具体情况。林彪那些人，尤其是空军司令吴法宪，周恩来让他陪江青去青岛“视察”。因为在以往的历次行动， 需要传送文件啥的，都需要空军，是瞒不了吴法宪的。这一次，啥都省了，可以说是全面封锁消息。 第二天，也就是八月十五日，列车到达武昌。毛泽东立刻召见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原国民党军人，后转为共产党，一直跟着刘伯承干革命，跟林彪没有干系）谈话。 毛泽东告诉刘丰：“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 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中国也怪，中国的党没有分裂，已经经过五十年没有分裂过。苏联的党分裂过，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中国没有。有人要分裂我们的党是困难的。” 毛泽东对刘丰说：“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曾经多次要分裂党，都没有得逞。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分裂党，也没有得逞。他还在武汉当教授吗？他是浏阳人，我的老乡。他用的名字很多，也叫罗敖阶。瞿秋白、李立三不算分裂党，是犯了路线错误。” ——说这些啥意思呢？平白无故的不会提这些事。提到的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是一次重大的党内斗争的主角。之所以说这些人，是因为毛要在他们的后面再加上一个名字。 毛泽东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能是心里有鬼。”毛泽东把刘丰他们和庐山会议上的那些人撇开：“你们就是太急了，问题不在你们。你们是属于上当受骗的，问题在北京。就是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他们都跟着起哄，犯了错误，进行了检查，允许改正错误，还是可以工作。这次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 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这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穷图匕现。 并且强调：“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并且拿出信心：“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 事实上，他说中了林彪的死穴——就是：林彪虽然是军方代言人，但是军方并不会跟着林彪走， 因为林彪上面还有毛泽东的存在。 武汉是毛泽东的第一站。他的主要目的，就是把武汉军区的那些人和庐山会议的区别对待。因为在庐山会议上，地方军区的一大批人，包括南京的许世友在内，一开始都是支持林彪的那个观点的。 为了消除那些人的顾虑，毛泽东举了汪东兴的例子：“汪东兴同志，分别几次在七千多人的面前，讲他自己的错误，他接触最广的就是中央办公厅、中央警卫团，七千多人的单位，这怕什么呢？ 他不怕。”那意思，你们也不要怕。 为了说服大家相信林彪的动机不纯，说：“不要把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秘书。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 接下来毛泽东批判了林彪的观点：“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 中国历史上还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呢！这不符合实际。” 如此这般一番，就完成了对武汉军区的说服教育工作，因为那些人都是毛泽东的忠实粉丝。毛泽东的话，比任何东西都有用。刘丰等人主动找毛泽东检讨，并且表示坚决跟随主席的脚步。毛泽东带着他们唱了一遍《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至此，部署完毕。 后来林彪之所以没有去广州，就因为毛泽东的南巡。毛泽东一路南下，去了中原，去了两湖， 去了江浙，但都不是他的真正的目的地，他的目标是广州。 毛泽东要做的事情，就是瓦解林彪在广州军区中的势力，武汉只是一个开始。 毛泽东在武汉一直待到二十七号。前后十多天时间，都在给武汉军区的高级将领们吹风。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武汉军区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控制着长江流域。在近代史，从洪秀全进入武汉开始，那一带就非常热闹。控制了武汉，基本上就控制了长江中上游。另一个原因是，武汉军区的骨干基本上都是原红四方面军和第二野战军的人马，在文革中吃了不少苦头。毛泽东在武汉军区做文章，可以威慑林彪。 毛泽东在武汉的文章中，最重要的一章是接班人问题。 毛泽东谈到接班人问题时说：“关于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我说我们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六十岁以下的、三十岁以上的人。”林彪当时已经六十四岁，身体还不好，显然不在培养接班人之列。那种话都说出来了，相当于和林彪对上了。 毛泽东不仅说，而且有行动。他把华国锋叫过来和大家见面。华国锋也是候选人之一，和王洪文处于同一个位置。在接班人的问题上，华国锋出现比较晚。比起王洪文，华国锋办事非常踏实， 所以才有日后毛泽东的那句经典评价：你办事，我放心。 更致命的一招是，毛泽东让华国锋担任广州军区的政委，实际上相当于第二次的致命打击。对于林彪而言，他的力量原本应该在北京军区。但是军委办事组改组，毛泽东一套组合拳之后，瓦解了北京军区的力量。这样他的另一个势力点应该在广州军区。广州军区一直是黄永胜的地盘，黄永胜又是林彪的心腹。把华国锋放在广州军区，相当于在林彪的心脏边上放一颗钉子。实际上毛泽东整个南巡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把华国锋锲入广州军区。 （七）丁盛 这个工作在武汉没有完成，到长沙继续。 八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去长沙。在长沙呆的时间并不长，前后只有五天时间，但是非常重要。 在那里，他找了很多人谈话，两广的人，两湖的人，很多人。那些人都是中南地区的精英人物，负责那一带的权力和安稳。其实那些人多数都是烟雾弹。 主角只有两个，丁盛和刘兴元。 毛泽东和那些人谈了很多话，大致内容和武汉差不多，让大家注意阶级斗争，然后把那一系列的阶级斗争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暗示或轻轻点到一切没完。 那些话都是说给丁盛和刘兴元听的。华国锋去广州军区之前，广州军区司令员是丁盛，政委是刘兴元，他们两个人共同负责广州军区。 两个人都是中央苏区出来的，都有四野的背景。丁盛是典型的猛将，刘兴元则是典型的政委。 丁盛是少将，刘兴元是中将。但是在战场上，丁盛的强悍也是非常明显的。 共军为啥能打败国军？最经典的解释是民心所向。还有别的解释，就是高层将帅特别厉害。实际上和高层将帅同样重要的，是中层指挥官，比方说少将级别的。 在开国少将里，很多人打仗非常有名。比方说钟伟将军，也是少将，性如烈火，打仗如其人。 比方说肖全夫将军，有一个称号叫老虎。辽沈战役之中开打之处，奔袭北宁线，当时共军指挥官就是东北野战军肖全夫。珍宝岛战役，指挥者还是肖全夫。丁盛将军也是那样一个人，战场上特别能折腾。 丁盛是个老红军，参加过井冈山的反击战。丁盛的特点就是勇猛。一九三一年，在一次战斗中， 团长英勇牺牲，作为旗手的丁盛依然高举旗帜冲锋陷阵，坚持到最后。战斗结束，大家说他胆子真大，于是就有了“丁大胆”的绰号。遵义会议之后，丁盛担任连指导员，在攻打娄山关的战斗中， 表现突出，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在抗日战争中，丁盛的表现并不突出，所以在解放战争，他的起点只是师长。丁盛在东北参加过从四平保卫战到辽沈战役等所有重大战役。接下来随四野入关参加平津战役。随后南下，追击白崇禧到天涯海角。在衡宝一战中，丁盛痛击了白崇禧桂系第七军。 一九五三年，丁盛担任五十四军军长，入朝作战，参加金城战役，战绩不错。 丁盛回国后还在打仗。一九五八年镇压过甘肃回民骚乱。一九五九年，丁盛平定西藏叛乱。一九六二年的中印战争，丁盛亲自指挥一三 0 师击败印军主力第四军——那是印军王牌，号称在二战中击败过隆美尔的军队（天知道咋回事）。结果印度人如今只记得丁盛和他的五十四军，可以说丁盛一战击溃了印度人那膨胀的自信心，对共军惊恐到如今。如果不是因为四人帮倒台，丁盛估计还要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那样就参与了建国之后的所有战争，成为一个传奇。 丁盛的级别不高，一开始够不着林彪，但是他和黄永胜的关系不错。 两人在延安时代有没有关系不得而知。可以确定的是，从一九四四年开始，黄永胜成了丁盛的直系领导，丁盛的军事生涯也就从解放战争开始大放光彩，所以说丁盛和黄永胜的关系很好。中印战争之后，丁盛离开五十四军，罗瑞卿安排他到新疆军区当副司令。丁盛一百个不愿意，没办法。 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丁盛才得到机会，机会来自黄永胜和林彪。 一九六七年春节，丁盛回北京汇报工作，恰好碰见黄永胜的妻子在说军区同志给林彪拜年，丁盛也跟着去了。丁盛的心思黄永胜是知道的，黄永胜自己要调离广州军区，要选择自己人，就在林彪面前替丁盛说话。春节之后，丁盛由新疆军区副司令员的位置调到广州军区担任副司令员。黄永胜调到北京之后，丁盛成了广州军区的司令员。 从这层关系看，丁盛和黄永胜之间的关系非同寻常，所以毛泽东把丁盛叫到长沙去，特意说， 黄永胜倒了，你们怎么办？ 丁盛当时啥反应并不重要，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就是林彪倒台之后，军方大洗牌，身为广州军区司令员的丁盛却安然无恙。 毛泽东到达湖南长沙的第二天，也就是八月二十四日，召见了丁盛和刘兴元。毛泽东一开始跟他们拉家常，让他们放松，然后切入正题。 正题还是党内的历次路线斗争。 毛泽东说：“你们了解党的历次路线斗争吗？我们这个党有五十年的历史。中国这么大，山头又这么多，可是没有搞成分裂。你们说怪不怪呀？从五十年的路线斗争算起，一共有十次。”强调斗争的残酷性。 然后再把党内斗争和现实联系起来：“这次会议搞出来的那些东西，我看他们是搞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这就是他们的纲领，他们是有组织的，瞒着人去搞的。中央五个常委瞒着三个， 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 这是在告诉他们，斗争还在继续，要睁大眼睛，看清楚、想好了才站队。因为提起党内斗争， 谁也没有毛泽东丰富。他败过，被别人批斗过，沉浮过。但是最终，他打败了所有对手。林彪和他比起来，根本就没法比。 毛泽东继续说：“近一个时期以来，我的方针有三条：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起来，不要搞山头主义；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办法也有三条，就像程咬金的三板斧。一个办法是甩石头。第二个办法是掺沙子。第三个办法是挖墙脚。” 但是要让丁盛和刘兴元转过脑筋来，光指出纲领是不对的还不够，还要批判那个纲领，也就是所谓的“天才论”。毛泽东说：“（丁盛和刘兴元）犯了错误，就做检讨。你们犯的错误，不就是拥护我这个天才，要我当主席。我怎么能是天才呢？我读过六年孔夫子的书、七年资本主义的书，1918 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管理员，可不简单呢！一个月的薪水八块大洋。不过宿舍很小，冬天很冷， 没有煤炭烧炕。我们八个人挤在一个炕上，不能平着身子睡，只能侧着身子睡，面积不够。那七个人都是要出国留学的，到法国搞勤工俭学的。那时图书馆里有暖气，我晚上就到那里去睡觉，又取暖又看书，开始看马列主义的书。我就在这个时候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 毛泽东这段话透露很多信息。虽然跟庐山会议的关系不大，但对于研究他的早期生活经历而言， 是一种有益的补充，比任何传记作家写的都可靠。 毛泽东问丁盛：“你打过些什么仗？”丁盛说：“打过锦州。” 毛泽东说：“打锦州时，有一个部队把蒋介石的增援部队挡住了，打得好。” 毛泽东当然不是要和丁盛回顾战争史的，他的目的是要教育丁盛，所以毛泽东对丁盛说：“我听说打锦州的时候，部队住在苹果园里面，不摘苹果吃。我就说，我们的部队有希望。”他接着说： 到了北京时，就有人提出要给部队增加军饷，说资本家吃大米、馒头，我们的部队吃酸菜，生活太苦了。增加军饷才能和资本家比。我说我们的军队只吃酸菜，又能打仗，这就很有希望。为什么要增加军饷呢？提这个意见的人，是代表吃酸菜阶级的人说话的。毛主席接着强调：军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要犯错误。我很久没有抓军队工作了，现在要抓军队工作。抓军队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要讲团结这些事情。进城以后，管军队工作开始时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他是打了胜仗的人嘛，再以后就是林彪。他管不了那么多，实际上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以后是杨成武，再以后是黄永胜当总长，又是军委办事组的组长。办事组里面有一些人，在庐山会议上搞出那些事来。我看黄永胜这个人在政治上不怎么样强。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上也要谨慎。军队要谨慎，首先不要搞山头主义。庐山会议上他们搞的那些语录，李德生同志就有意见。我说李德生这个人好蠢，你不是那个山头的人，别人的山头可以给你呀？好的宝贝怎么会给你呢？ ——绕了一圈，又回到当前的问题上来。但是一圈是不够的，还是要继续绕。 再绕回“天才论”。毛泽东告诉他们：“《国际歌》里面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全部的立场、观点。你们看，那里面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件 （即《我的一点意见》——作者注），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你 们都讨论了吗？《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 没有讲分裂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个歌，你们要注意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 用意很明显，就是要告诉丁盛和刘兴元，要注意大局，大局，不要瞎折腾。 丁盛讲述自己的战斗史时，毛泽东提醒他：“你可不能摆老资格，不要搞宗派！”也不忘旁边的刘兴元：“你也要注意。”就是说不要昏了头。 这是思想教育，接下来是具体例子：“我们的干部，大多是好的，不好的总是极少数。不好的要给予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不能过分。不能捧得太高，比如有人说‘超天才’，对二十几岁的人（林立果）就捧得这样高，这没有什么好处，实际上是害了他。” 话说到这里，大家都能品出来其中的味道。但是对毛泽东而言，他对丁盛和刘兴元的教育工作还没有结束，他还需要做一个结论。八月三十号，毛泽东离开长沙去南昌之前，再次找了几个人谈话，主要还是针对丁盛和刘兴元。 毛泽东说：“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大家也都认为陈伯达做得不对，搞了一个称‘天才’的语录。什么论‘天才’，二中全会做了相当的结论，《我的一点意见》就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能靠一个人吗？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嘛。” 毛泽东说：“有些人一总结就说什么英明、伟大呀！英明领导啊！其实我算什么英明领导，一说英明领导，我就不寒而栗。我并不是什么英明领导，我不过是在下面的报告上批上几个字，写上几句话，下面供给材料给我的脑子进行加工。” 毛泽东说这话并不是唠家常，他是要敲打、提醒丁盛他们：“你们都说过英明领导吧？当然，没有领导不行。没有一个英明领导，那你那个广东省怎么能管得起来呢？广州军区三个省有一亿多人口，你们管得起来吗？” 接下来再一次谈到党内斗争，再一次把斗争的历史和现实联系起来，再一次绕圈，再一次强调团结问题：“全党人多，我们党有二千多万人，坏人不过是百分之一。这百分之一呢，叫做‘吐故纳新’。还要挂起来一点，不过不多了，清理和挂起来的，就算百分之三。党内还有落后的分子， 或者比较而言的。这些问题几年之后，或者十几年之后才能做结论。” 事情做得差不多了，毛泽东向丁盛他们亮出半张底牌：“庐山这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我看他呀，那些人帮了他的倒忙。那些人也不和我通气。你们经常和我通一通气，也可以嘛。” 这些话可以说是烟雾弹，也可以看成是麻醉剂。 此次南巡，虽然保密系数很高，但是到处找人谈话，而且军方原本就关系复杂，想要完全保密根本就不可能的。实际上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就把毛泽东的行踪泄露了——或许正是毛泽东想要的结果。 毛泽东就是知道他的谈话会泄露出去，会传到林彪的耳朵里，所以他才说这次的斗争和前九次不同，要保护林彪。究竟有几分真假，随着林彪葬身大漠，永远不会有答案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毛泽东这个策略非常成功：成功地令林彪放弃了南下广州的计划。因为林彪太了解毛泽东做思想工作的魔力了。在那个年代，没有人能抵挡毛泽东的那种魔力，所以林彪对广州产生了怀疑。 （八）答案在程世清身上 为什么林彪知道毛泽东召见丁盛和刘兴元的事后就对广州军区产生了怀疑？是林彪胆小怕事没有信心？不，恰好是林彪太明白了。那个问题本身没有答案，但是答案在另外一个人身上显现了出来，那个人就是程世清。 教育完丁盛和刘兴元之后，还需要做一些善后工作，具体说，就是在南昌召见许世友、韩先楚、 程世清几个人，再来一次教育。 程世清，河南人，生于一九一八年，起于红四方面军，长征后被编入一一五师，此后在林彪的领导下工作，参加过四野的历次战斗。一九五五年，被评为少将。从这层履历来看，程世清不像红一方面军的那些人，没有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战斗过。 由于工作关系，程世清对林彪比较“景仰”，可以看做是林彪的人。正因如此，在文化大革命中，程世清担任福州军区（负责解放台湾的，后来并入南京军区）副政委兼江西省军区第一政委、 江西省委书记、江西省革委会主任。 在武斗时代，程世清亲自带着坦克去解决双方的“纠纷”，很暴力，但也很有效，所以南昌没有乱起来。当然咯，程世清之所以可以这么干，是因为他和林彪的关系密切，中央文革小组的那些人不去找他麻烦。武汉的陈再道不是林彪的人，就没那么幸运。 文革之前，毛泽东重回井冈山。军队武斗那会，林彪也重回井冈山。一九六九年九月二日，林彪到访黄洋界，陪伴者就是程世清。那本身没啥，关键是林彪到达之前，程世清让人炸掉了“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碑”，因为碑文是朱德手书。黄洋界的“界石”上，“黄洋界”三个字也是朱德的笔迹，程世清也让人搬走。 建国之后，朱德逐渐淡去；文革开始之后，朱德被敲打，被疏散，开始很多历史被串改。比方 说朱德的扁担变成林彪的扁担。一部分善于拍马屁之辈，串改井冈山会师史，改为林彪和毛泽东会师。程世清干啥呢？躬请林彪为“黄洋界”题字。如果拍马屁到此，也不算太过分。程世清又请叶群题词。叶群就是一个有点小聪明的福建婆娘，让她舞文弄墨，绝对是难为人的。叶群没办法，直接抄了毛泽东的《西江月--井冈山》半阙：“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逍遁。”此后，“界石”，一面刻着林彪题的“黄洋界”三个字，另一面把叶群抄的半阙词刻上。 可以说，程世清这一手很不地道。同时也看出，程世清和林彪的关系不错，甚至可以说程世清是林彪的心腹。 庐山开会时，作为江西的地方大员，程世清负责接待工作。他做了如下安排：“政治局常委上下山时，一般要提前两个小时戒严，并在四十五分钟前派出一辆检查车，巡逻检查哨位，实行单线行车。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上下山时分段戒严，实行半单线行车。毛泽东上山时，从九江火车站到威家一线全长二十多公里，定了三百五十个哨位，布上四百零六名战士。由威家到隧道口，又定一百个哨位，两百名战士。” 为加强上山车辆和人员的控制，程世清安排：“上山汽车一律由交通组发放统一通行证。山下人员确因工作需要或其他特殊原因，一律到九江南湖宾馆由九江地区保卫部开具证明，方可到车站购票上山。由南昌运往大会的物资，指定运到威家，然后由物资组派生活专用车到威家转运上山。 凡家庭、社会关系和个人历史复杂的人员，统统举家迁往山下安置，牯岭东谷机关单位和居民全部搬迁到西谷，定点、定时、定人设立哨卡，确保大会绝对安全。” 那是程世清亲自设计的一张网。但是在庐山会议前几天，汪东兴到庐山视察时却发现一个巨大的漏洞。汪东兴看到毛泽东的住房上面，正轰隆隆地炸石头。汪东兴当即问程世清咋回事。程世清回答说，在修飞机场。汪东兴纳闷：你们在这里修机场，经过哪里批准的？程世清说，是军委批准的。汪东兴紧追不舍：什么时候接到的命令？程世清：前天收到的命令。汪东兴到杭州把修机场的事报告了暂住在此的毛泽东。毛泽东追问：谁下的命令呀？汪东兴说不知道。毛泽东让汪东兴打电话给周恩来，周恩来也说不知道。 汪东兴说：如果连你都不知道，就有意思了。 周恩来虽然不知道，但他知道有人肯定知道，就给黄永胜打电话。黄永胜说有些老同志要上庐山，坐汽车、走盘山路，身体受不了，坐飞机又快又安全，空军就准备了几架直升机。周恩来问， 你这么决定，报告中央了吗？黄回答，报告了林副主席。周恩来给汪东兴回电话，是林副主席批准的。汪东兴当即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也没说什么，只是点了一下头。 会议上，陈伯达把矛头指向张春桥时，程世清非常活跃。等到毛泽东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 局势逆转。当时空军第五军政委陈励耘（吴法宪的人）批判张春桥很来劲，被迫作检讨。结果检讨还没有念完，张春桥就指着陈励耘的鼻子说：“你整我，我根本不在乎！”江青帮腔，说：“你不听主席的话，就听陈伯达的！”搞得陈励耘相当狼狈。 在那火药味十足的地方，程世清竟然勇敢地站起来替陈励耘辩护：“这个会议是党的会议。党员有意见，应该在党的会议上讲。如果有话不能在党的会议上讲，不让他在党的会议上把话讲完， 以后谁还敢在党的会议上讲话，应该让人家把话讲完。”当然，这番话把江青和张春桥得罪得干净彻底。 程世清对林彪奉承、拍马屁，要说得罪人的本事，程世清也是绝对第一流的。作为林彪身边的人，得罪江青和张春桥可以理解，但是程世清同时得罪了邓小平和陈云。当时为了备战，邓小平和陈云被疏散到江西，实际上就是在程世清的看管之下。程世清对两位大人物不太热心，日后邓小平和陈云主宰了国家政坛，程世清的日子就不好过。 既然程世清和林彪的关系如此密切，那么毛泽东南巡自然不能忘了他。毛泽东在谈话，程世清、 韩先楚、许世友所有人在接受教育。毛泽东再次把武汉和长沙说的那些观点重复一遍：一，回顾党内历次斗争，总结经验教训；二，把斗争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又数落一番林彪的身边人的不是， 暗示根子在林彪身上；三，讲团结。 在谈话时，毛泽东问程世清：“去年的庐山会议，吴法宪向华东空军系统的王维国、陈励耘、韦祖珍这几个人打了招呼，有没有你程世清呀？”程世清心里一震，赶忙表态：“我有错误，吴法宪对我有影响。主要的错误是我的思想没有改造好。” 但是毛泽东对他的表态充耳不闻，程世清的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据他自己回忆：当晚彻夜难眠，联系种种情况，反复思考，决心讲清自己的问题。 所谓讲清自己的问题，无非就是表态自己干革命做工作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事业，为了党和国家，为了伟大领袖，而非为了林彪个人。说白了就是要和林彪划清界限。 就在那个时候，程世清突然有了一个念头：林彪可能要逃跑。 当时是八月三十一号，那个时候的林彪看起来还在浑浑噩噩的状态当中，好像没有任何动作。 就连林立果也还没有下决心铤而走险。也许那个时候的林彪，还有某种期盼和某种等待，还在期望一线生机。 也就是说，程世清大概是第一个想到林彪可能逃跑的人。因为在当时那个时候，林彪还是接班人。庐山会议之后批了陈伯达，吴法宪和叶群也写了检讨，但是离林彪还很远。毛泽东也只是暗示一下林彪有问题。周恩来见了林彪还是林副主席怎么样怎么样，江青、康生等人也不敢在林彪面前 嚣张。 程世清是如何想到这一点的？难以用常理推断，或许是灵感的爆发？ 听起来有点像小说的情节，但事实却是是真的，比小说更真实。因为第二天程世清决定冒死向毛泽东报告了自己的想法。他首先见到了汪东兴，说：“我有些很重要的问题，要亲自报告主席，但怕主席没有时间，是否先同你谈谈，而由你转告主席。” 汪东兴的位置和作用是很重要的，一般问题由他向毛泽东转达就可以了，但是当汪东兴听了程世清的话之后，再也不敢代为转达。他明白，那种事最好还是不知道为妙；就算知道，最好也不要掺合，因为那意味着很多出生入死几十年的人的命运将由此改变。如果参与过多，前途丢了不要紧， 搞不好连老命都保不住。所以汪东兴对程世清说：“你说的这些，应当亲自去向主席讲，我不替你转达。我刚从主席那里来，他还没有休息，你现在就可以去。” 程世清见了毛泽东之后，摆出了如下情况： 一、在庐山会议期间，吴法宪打电话叫我到他住处，要我跟他去见叶群，谈了华东组讨论的情况。我觉得叶群对黄、吴、李、邱四员“大将”搞得很紧，好像抓住了他们什么把柄。因此，要解决四员“大将”的问题，还得从叶群着手。 二、一九七零年，林彪曾派专机将一辆苏制水陆两用坦克运到南昌，要我们仿制一辆，说是为林彪、叶群到北戴河游泳所用。制成后，又来专机把原车和仿制车都接走了。 三、一九七一年七月，周宇驰亲自驾驶法制云雀直升机到南昌。当时，我们省委正在梅岭开会， 周要见我，由空八军(驻南昌)副政委李登云带他到梅岭，我在午睡前和李登云一起见了他，只是相互寒暄了一番，约半小时，他就走了。后来听李登云讲，周驾机离开南昌后，到了庐山和井冈山， 再飞往广东。我觉得周宇驰独自驾机到处飞，很不正常，不知要干什么。 四、林豆豆曾两次来南昌采访，到过我家里，她跟我爱人交谈时，流露过对叶群的不满，并说她家里的情况很复杂，请程世清政委不要涉及她家的事，弄不好会杀头的。林豆豆为什么把她家里的事情看得这么严重，难以理解。 最后程世清对毛泽东说出了他的结论：我怀疑林彪可能要逃跑，可能从北戴河坐水陆两用坦克往南朝鲜跑，也可能坐飞机往香港跑。 程世清讲完后，毛泽东不动声色，嘱咐他：“程世清呀，你说的这些只能跟总理讲，其他任何人都不能讲。” 其实毛泽东的内心已经波澜起伏。程世清离开之后，毛泽东“生病”一天，不见任何人。可以 肯定，毛泽东绝对不是生病了，应该是程世清一语惊醒梦中人。每逢需要决策重大问题时，毛泽东总要一个人静一静。解放战争要不要打，毛泽东独自思考了很久。朝鲜战争要不要打，毛泽东思考了很久。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发动起来，毛泽东依然思考了很久。 对于林彪的问题，他同样思考了很久，但是在这之前他所有的谋划和部署都是要瓦解林彪的团队：甩石头啊、掺沙子啊、挖墙脚啊，搞垮林彪的领导班子；南巡拉拢地方大员，防止林彪搞分裂。在毛泽东看来，这两手完成之后，林彪将成为温水里的青蛙，除了坐以待毙之外别无他途。然而林彪不是刘少奇，林彪本人就是一个军事奇才，一辈子什么样的情况没见过？如果不是毛泽东神一般的存在，可以肯定地说，不论何人上台，都要敬畏他五分，再给他五分薄面。 程世清的话，惊醒了毛泽东，因为在他之前的设计中，并没有考虑到林彪铤而走险的可能。 毛泽东“病休”一天之后，匆匆接见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然后突然北返。看看毛泽东的南巡，在武汉的时间最长，长篇大论，喋喋不休。在长沙，为了教育丁盛和刘兴元，也浪费了很多唾沫和口水。唯独在南昌，启程非常突然。九月三号午饭过后，工作人员刚刚躺下睡午觉，毛泽东突然决定走人，此后行踪飘渺不定。 应该说在整个九一三事件中，程世清那个突然迸发的灵感非常关键。按道理说，此后程世清的命运应该往上升。很遗憾，程世清的命运是往下走。答案很简单，他的嘴得罪的人太多了，尤其是江青和张春桥绝对不会让他好过。 文化大革命之后，程世清的命运依然没有改变。答案还是一样，得罪人太多了。其实也不能怪程世清。在那个时代的环境中，让程世清在江西“巴结”邓小平和陈云也不现实，正如让丁盛在广东“巴结”叶剑英不现实一样，因为“巴结”的结果只有一个——自身不保。 日后程世清在秦城监狱里写材料时回忆“当时我觉得压在我心里将近一年之久的大石头，终于掉下来了，我感到非常的轻松和快活。1971 年 8 月 31 日夜晚，我喝了三大两贵州茅台，真是心喜酒也甜。当夜我睡得非常好。一个共产党员总算是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责任。” 如果说以程世清对林彪的那种奉承和依附程度，都能在毛泽东的教育之下和林彪划清界限，那么林彪也有理由对任何人、任何事产生怀疑，所以林彪的选择只剩下一条路，那就是铤而走险，正如当年的张国焘。 （九）另外两人 毛泽东在南昌实际上要见三个人，除了程世清之外，另外两个分别是韩先楚和许世友。在毛泽东之前的设想中，许世友和韩先楚比程世清重要。 两个人都是硬骨头。一九七六年，邓小平再次下台之际，江青号召大家批判邓小平，时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的韩先楚就是不动。江青气得不行，但也没办法，只能咬牙说，军中有两霸，一是韩先楚，二是许世友。 毛泽东刚到湖南长沙时计划就安排好了，让许世友和韩先楚在南昌觐见。毛泽东南巡，主要就是防止林彪带着地方大员闹，所以他先到武汉打个招呼，把该说的话说出来；到南昌敲打广州军区的丁盛和刘兴元。在江西南昌，主要目标其实是许世友和韩先楚。 当时韩先楚是福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是南京军区司令员。 这两个军区非常重要。南京就不用说了，长江流域的核心，南中国的心脏，在整个近代史上相当热闹，地位仅次于北京。所以建国之后，军区变来变去，唯有南京军区永远不变，原因无他，太重要了。所以在一九五五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刚刚散会不久，军衔刚刚评定，毛泽东就把许世友放在南京，一直放在那里，放了将近二十年。 因为许世友勇敢；战场上作风过硬；更因为许世友的“忠心”。自从被毛泽东收服之后，基本上只听毛泽东一个人的话。所以许世友在南京，毛泽东放心。毛泽东南巡之所以找许世友吹风，并不是因为林彪的问题，而是要他继续支持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以后再谈。 真正重要的是韩先楚。 一九五七年，韩先楚担任福州军区司令员，并且落地生根。其实在中国地图上，福州的战略地位并不是一直都十分突出。清朝末年，在福州那里搞了一支舰队（在中法战争中覆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福建和台湾毗邻。之所以有个福州军区，只为照顾海峡对岸的蒋介石。因为国共之间内部的成见太深了，深到一代人都无法解决，所以福州军区就因为台湾而存在。 日后中国搞改革开放，从原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向欧美那边靠拢。台湾那边蒋经国上台，两边关系缓和，福州军区便进入历史。 福州军区第一任司令员是叶飞将军。叶飞一生极为传奇，以后有机会说说他。但是叶飞传奇的军事生涯的最后一笔却非常糟糕——就是在金门惨遭失败。那一场败仗大概是解放战争以来共军最为刻骨铭心的一场失败。朝鲜战争之后，台海再次出现危机时，叶飞在福州军区司令员的位置上就呆不下去了。 换人，换谁呢？韩先楚。当时开国将帅都在，能征惯战的人很多，为啥是韩先楚呢？因为韩先楚虽然不是唯一的选项，却是最佳的选项。从当时上将的履历来看，代替叶飞出任福州军区司令员的只能是韩先楚。 （十）韩先楚 在共军史上，韩先楚是一个模范，打仗那是没得说。韩先楚只是上将，当年评军衔如果纯粹是按军事能力评的话，韩先楚应该是大将，正如如果按照纯粹的军事能力，粟裕将军应该是元帅一样， 甚至可以说，韩先楚是上将里面的粟裕。 韩先楚和大多数共军的开国将帅一样，没上过军校，是战场上泡出来的。 韩先楚和许世友等人一样，也是起于红四方面军，出身于放牛娃，从小兵、班长、连长一路上去的，作战甚为勇敢。韩先楚当了团长仍带头冲锋陷阵，刘伯承赞曰：“韩先楚好样的，这个部队行！” 鄂豫皖那些事就不说了，韩先楚在徐向前手下从小兵变成一名战将。长征途中，韩先楚的队伍就是负责突击中锋的，甚至救过徐海东于危难之中。建国之后徐海东笑着对韩先楚说，你为鄂豫皖老区保住了一个大将名额。 中央红军长征时，负责突击冲锋的是林彪和彭德怀；红四方面军就是韩先楚。当然红四方面军面对的压力不如中央红军大，但是红四方面军主力的损失也小得多。换句话说，如果当时中央在红四方面军，那么韩先楚的地位必然更高。 抗日战争之后，红四方面军的人马基本上编成一二九师，但是有部分划归林彪的一一五师。这样，韩先楚就成了林彪的一员战将。在抗日战争中，韩先楚的表现尚可，参加过平型关战役，没有特别出彩；东北时的韩先楚迎来了一生的巅峰。当时林彪带着大队人马一路向北撤退到松花江以北， 扭转战局的一战就是韩先楚指挥四纵打的。后来韩先楚带领三纵，更是把它打造成赫赫有名的旋风部队。 杜聿明在指挥东北夏季攻势后黯然离职，感叹道：“最难对付的是韩先楚的‘旋风部队’。” 代替杜聿明的是陈诚，对韩先楚的评价是：“韩先楚是很难对付的‘旋风司令’，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他的部队。” 陈诚干不下去了，卫立煌在绝境中上任，对韩先楚的评价是：“韩先楚是个虎将，动作之快，如同旋风般。” 在东北战场上，国军最后的精英新一军和新六军在廖耀湘手上。在辽沈战役决战之际，韩先楚一番快打，阴差阳错之际，端了廖耀湘的司令部，廖耀湘成为俘虏。日后廖耀湘表达了对韩先楚的敬意：“韩先生，我很钦佩你的指挥！我来东北后，多次告诫我的部下，一定要小心你的‘旋风部队’。” 在朝鲜战场上，韩先楚指挥几个军一路冲杀到汉城。 这些是韩先楚光荣的履历。为什么说接任叶飞将军的人非韩先楚莫属呢？归根结底来自一场魔术——那便是解放海南。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大吼一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当时解放军还在秋风扫落叶般向南推进。第三野战军占领福建之后，没啥准备就直接进攻金门。当时金门离厦门也没多远，因为后勤没有跟上，结果共军全军覆没。 半年之后，第四野战军消灭桂系主力之后推进到海口。他们面临一个问题，是否向海南岛挺近， 林彪一时难以下决心。在整个解放战争中，表现最好的是三野和四野，林彪和粟裕是共军在解放战争中表现最耀眼的统帅。粟裕指挥的三野在金门吃亏，林彪是看在眼里。 海南岛离大陆的距离比金门岛离大陆更远，岛上的国军最高指挥官是薛岳将军。薛岳是国军名将，是抗战中表现最出色的国军统帅之一。他的作战特点就是防守，在长沙保卫战中展现出来的军事素养让鬼子头痛不已。 所以登陆海南岛的难度不小，至少不会比金门小。但是海南岛作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海南岛很大，有利于共军施展陆军作战的优势。金门岛太小，基本上无处闪躲穿插，国军海空军一通扫射， 基本上就玩完了。 从指挥风格上看，林彪比粟裕更为谨慎，所以难以下决心。但是时间不等人，因为雨季很快就要来了，共军那些小帆船很难在雨季渡海作战。 此时，韩先楚意识到机会就在眼前，同时也明白危机就在眼前。如果海南岛登陆作战再一次战败，那么对共军气势的影响是很严重的。反过来说，如果成功，荣耀也是很大的。对于一个战争将要结束的将军而言，那种诱惑是致命的。 所以在林彪一时难以下决心的情况下，十二兵团副司令兼四十军军长的韩先楚却执意要在雨季来临之前强攻，而且直接把自己的意见捅到中央。中央当然也想拿下海南岛，就让邓华前来核实韩先楚的作战计划，准。 此时只有五天的时间了。如果五天内解决不了问题，那么韩先楚极有可能重演叶飞在金门的那一幕。那么韩先楚的一世英名也将归于尘土。韩先楚向中央立下军令状：如果兄弟部队四十三军没有准备好，我愿亲率四十军主力单独渡海作战。 一九五零年四月十六号傍晚，韩先楚亲率四十军和四十三军渡海作战。没有空军掩护，没有海军支援，只有帆船。第二天凌晨，先头部队抢滩成功。韩先楚随部队一起上，强悍程度非同一般。 当时薛岳已经在海南岛经营了一年多，但是三天之后，薛岳就撑不住了，主要不是薛岳无能， 而是国军的战力和士气和共军相差甚远。 攻下海南岛之后，韩先楚一个人面对大海静坐一夜。当然他不是修行静坐，而是他需要思考。 至于思考的内容，只有他自己知道了。韩先楚冒险打下海南岛的意义是啥呢？看看接下来发生的事。 两个多月之后，金日成入侵韩国。又过将近两个月，联合国军入朝。又过两个月，志愿军入朝。然后美军封锁南海。 如果不是韩先楚在那么几天内攻下海南，那么海南岛很可能成为台湾第二。一个台湾已经够折腾了，再加上一个，那就更难了。 所以等到金门炮战之际，叶飞离开福州军区，接任者必然是韩先楚。在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 韩先楚和黄永胜的关系不怎么样，两人彼此不爽。黄永胜得到林彪的青睐，韩先楚和林彪的关系不怎么样。有人到毛泽东那里说黄永胜的生活作风有问题，林彪就说是韩先楚在搞鬼。从韩先楚冒险把强攻海南的作战计划直接捅到中央时，林彪就有点不快。 福州军区因为台湾而存在。当台湾问题不是很严重时，那么福州军区对广州军区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牵制。 毛泽东教育丁盛和刘兴元之后，就找韩先楚谈话，同时也是对丁盛的一种威慑。所以一切就那么巧合；就是那么巧，在那一切的巧合的背后，则是毛泽东的精心安排和设计。 毛泽东对韩先楚说：“汪东兴向你们传达了武汉、长沙谈话的内容，讲了庐山会议的问题。缔造人民解放军、领导我们军队的人，能缔造、能领导，就不能指挥吗？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呀？另外，我们这个军队是不是哪一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或者是哪几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我看不是，人多着呢。朱德、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这么多人发动的南昌起义， 他们就不能指挥了吗？毛主席接着指出：南昌起义后，由于在指挥上、路线上有错误，起义军南下广东潮、汕地区与敌人作战，结果损失很大，最后余部又被迫返回到江西、湖南一带。毛主席又说南昌起义以后，指挥上、路线上有错误，想依靠外国人。” 还是重复之前的话，但是又有了新意：“军队的缔造者、领导者就不能指挥，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我们党内还有很多同志是领导兵暴的、领导军队的。” 这是在南巡之中，明显表达对林彪的不满。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又把张国焘拉出来：“张国焘在长征路上搞政变，他也是缔造者、指挥者。但是，他指挥军队搞分裂，拿军队作为本钱来搞分裂，那就不好了。”直接把张国焘相提并论 了。 就是那次会面后，程世清把自己的感想告诉了毛泽东。 （十一）恩与怨 一九二八年井冈山会师，三十五岁的毛泽东遇见二十一岁的林彪，犹如刘邦遇见韩信，李世民遇见李靖，朱元璋遇见徐达。仿佛命中注定的一样，他们的相遇预示他们注定要在这古老的大地上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在日后将近半个世纪的时光里，林彪是毛泽东手里最锋利的武器，毛泽东是林彪最大的靠山。 如果时间在一九七零年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前停止，那么两人的关系无疑是史上佳话。 想当年，林彪从一个底层军官，在毛泽东的提拔、栽培下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定位，最后成为一名出色的红军将领。 想当年，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政治地位飘摇不定时，林彪义无反顾地站在毛泽东的身边，哪怕和老领导朱德和陈毅争吵也在所不惜。 想当年，林彪对前途感到困惑时，毛泽东耐心地给予解释开导。林彪抱怨毛泽东在四渡赤水走弯路时，毛泽东予以包容。林彪觉得陕北没前途，想去陕南山区打游击，毛泽东也只是把他冷落一点点。 想当年在长征路上，林彪带着红一军团在前方突击，遇山开路、遇水搭桥。湘江之畔，红军将士损失惨重，硬是林彪的坚守保住了中央的安全。大渡河边，泸定桥上，林彪用神奇的速度打乱了蒋介石的计划。 想当年，抗战爆发，毛泽东把红一方面军的家底交给林彪，另外又拨红四方面军的精兵强将（如韩先楚）增加他的实力。林彪不负重托，在平型关打出共军名片。遗憾的是，林彪意外受伤，错过了抗日战争的大部分。 想当年，解放战争刚刚开始，林彪已经远离战场很久，可以说是久疏战阵，毛泽东依然把他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东北战场。经过短暂的失败之后，林彪还是那个林彪，还是那个天才统帅， 并且把战争技术推向极限，一路由北向南，推进到天涯海角。 想当年，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为了解决彭德怀问题，让林彪上山。林彪就算心有不甘， 却依然完成了任务。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际，两人的合作关系达到巅峰。毛泽东成功地利用军方势力砸碎了刘少奇的 行政系统。林彪也分得红利，晋升为林副统帅，变成写入党章的接班人。然而很遗憾，该来的还是要来。 既然两人有将近半个世纪的深厚交情，既然两人携手干了那么多轰轰烈烈的大事，为何还要走上对立面？从个人感情上说，他们是没有理由争斗的。但是不管是毛泽东也好，林彪也罢，看起来高高在上，实际上都是身不由己。 毛泽东本身代表一种政策，一种由上而下、轰轰烈烈地推翻一切，打倒一切，埋葬一切的政策。 那个政策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政策。虽然名为文化大革命，其实她的激烈程度不下于流血的大革命。那个政策是毛泽东经过长时间构思，精心策划，亲自推动实施的。不论任何情况、任何人， 都休想阻挡他。 林彪上位，可以看成是那个政策的受益者。如果没有林彪稳住军方势力，那么即使强如毛泽东也不见得能如此迅速地砸烂那个他自己一手建立的行政系统。林彪的付出，得到了回报，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接班人。 但是林彪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和林彪一起上去的还有很多人，他们形成一个新的利益集团。 按照资历、声望、功绩，他们都不应该坐在那个位置上，比方说黄永胜只是一个上将，却坐在总参谋长的位置上。 总参谋长是共军最重要的位置之一，处于神经中枢上的一个位置。抛开黄永胜那糟糕的私生活不说，就功绩而言，虽然在战场上表现还不错，但差距还是明显的。当时共和国十大元帅，九个人还在世。战场上能决胜千里的人物也不是没有，如刘伯承，如徐向前，他们不论是临敌经验，还是人品，还是指挥水平，乃至人生境界，均远胜黄永胜。当时的十大将军，九个还在人世。其中赫赫有名的粟裕将军在各方面都远胜黄永胜很多吧？当时共和国正面临北方苏联的巨大压力，战争随时可能爆发。如果中苏大战爆发，总参谋长这个位置，怎么看都不应该由黄永胜来坐。不是说黄永胜没有能力，而是比他能力强的人大有人在。他们不是在写检讨，就是靠边站，所以情况相当诡异。 再比方说李作鹏，只是中将军衔，在海军中却可以把肖劲光大将批得东倒西歪；再比方说邱会作，也只是中将，竟然能在总后呼风唤雨，整人不眨眼。 所谓四大金刚只是几个典型而已。那些通过文化大革命上去的人，都是既得利益者，他们通过打倒别人上位。上位之后自然不希望自己被打倒，于是那些人躲藏在林彪的身后，林彪已经是他们的保护伞和代言人。 然而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一种攻击性极强的政策。它需要不同的目标，宣泄那种被政治鼓动起来的旺盛精力。 一九四九年建国，到一九六九年召开九大，前后二十年的时间，经历过高岗事件、反教条、第一次庐山事件、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牵扯到的人物如下：陕北根据地标志性人物高岗选择自杀， 第二野战军代表人物刘伯承靠边站，第三野战军的粟裕靠边站，红三军团兼第一野战军的代言人彭德怀被打倒，红四方面军代表人物徐向前靠边站，红二方面军的贺龙被打倒，新四军的象征陈毅靠边站，永远的总司令朱德淡去。这些还都是发生文化大革命之前。 文化大革命之后，以刘少奇为首的白区出身的干部多半投身到行政系统的建设，大多被打倒， 代表人物包括彭真、陆定一、薄一波。以邓小平为首的根据地出身的那帮人也被打倒了，如陶铸等人。 二十年之后，如果那个政策继续，还需要继续打倒一帮人。很不幸，林彪成为那个政策打击的对象。 也许毛泽东无心对林彪动手，但是他的政策需要继续执行；也许林彪根本不想伤害毛泽东，但是他背后的那个利益集团不会无动于衷。在那个集团里，有林彪的老婆和儿子的身影。 正是利益集团的诉求，林彪才在第三次庐山会议上精心设计了一场闪击战；正是政策需要执行， 毛泽东抓住林彪不放，一招一式，招招致命。 在那种情况下，别说两人半个世纪五十年的交情，就算是五百年的交情，也要走向对立。因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基本规律就是：政策和利益集团的诉求不一致时，社会必然出现大动荡——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根本不存在妥协。究竟谁压倒谁，就看操盘者的水平了。 其实从毛泽东紧抓林彪不放开始，双方的矛盾就开始浮出水面了。当然除了几个高层人物心照不宣外，其它人是看不出来的。正因为如此，九一三事变之后，整个国家才会变得如此惊恐。其实两人的关系早在一九七一年五月一号的时候就已经有征兆了。 在那个强调劳动光荣的年代，五一劳动节是最重要的节日之一。每逢重要节日，国家领导人都要登上天安门亮相。根据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形成的不成文规矩，毛泽东身边总会有林彪，照例是毛泽东走在前面，林彪落后一个身位表示尊重，如果这样表示一切还正常。按照惯例，晚上要有盛会，领导人会在一起表示团结，那是非常重要的时刻。 在那样重要的时刻，会出现很多重要的人物。一九七一年五月一号那天也不例外，也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陈毅。当时陈毅的身体不好，刚刚动完手术，依然大大咧咧地出现了。 按照陈毅的级别和资历，出现在那种场合很正常，问题是当时局势很不正常。在过往的历场运动中，陈毅的日子都不太好过。当初的延安整风运动，陈毅就被冷了一段时间。文化大革命更是不得了，特别是“二月逆流”之后，陈毅批斗会没少参加，检讨没少写，而且一直处于被批斗写检讨 的状态。 但是到了第三次庐山会议时，陈毅又出现了，发言了，那本身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事。其实所谓的“二月逆流”，原本就是新版本的“杯酒释兵权”，就是要把那些老帅、老同志们敲打一番，让他们靠边站，然后让新兴势力放手搞文革。所谓新兴势力，就是林彪那帮军人和江青那帮文人。陈毅他们原本是作为障碍被放在一边的。 更奇怪的事发生在庐山会议上。陈毅是个直脾气，爱放炮，所以在庐山会议上他继续发扬热爱放炮的优良传统，发言表态支持林彪。然后有趣的事情出现了：陈伯达表态支持林彪，被批斗了； 吴法宪他们表态，也必须不断写检讨；陈毅当然也被批了，但是火力很小，基本上就是触碰一下而已。这种情况很不正常，而且还在重大节日中出现，跟在周恩来后面相当拉风，然后和毛泽东又是握手，又是亲切交谈，仿佛从未发生过什么不愉快。 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只有一个解释：陈毅的出现是一个信号，要给林彪制造麻烦。 解释这个信号要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况。十大元帅之中，林彪因为军功排名第三位；朱德年事已高，已经淡去；彭德怀已经处于万劫不复的状态。除了他们两个，已经没有人可以和林彪比影响力。 加上林彪当时的地位，军内已经无人可以牵制他。 四大野战军中，二野的刘伯承也隐退了。邓小平是第二号走资派，即使他在，论资历，论战功， 也无法和林彪对抗。三野的粟裕有战功没有资历。陈毅虽然战功并不大，但是陈毅是老资格。当年以书生的身份参加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在队伍转战湘南的过程中，朱德是第一号领导人， 陈毅就是第二号领导人，也就是说陈毅是林彪的老领导。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陈毅被划为对立派。 陈毅的复出，会对林彪产生心理压力。如果贺龙当时还在，应该更为合适。换句话说，陈毅的复出， 是毛泽东为林彪安排的一场心理战。 当时陪在毛泽东身边的是西哈努克亲王。林彪迟迟不见出场，属于他的座位一直空着。应该说毛泽东的那个心理战很见效。 当时周恩来非常着急，不停地看表，不停地让秘书打听林彪的下落。三番几次之后，林彪终于缓缓出现。对于近在咫尺的毛泽东既没有握手，也没有说话。 然后，然后就是不辞而别。再然后，就是毛泽东南巡。毛泽东南巡的时候，林彪也在静静地思考着对策。 十一、林彪最后的武器 （一）上阵父子兵 林彪一辈子遇到过很多情况，南昌起义之后到井冈山之前，他是一个最基层的小军官，指挥的人马甚至不足以保全自己的性命；而且部队一直在溃败，在颠沛流离，时刻在危险之中，但是他生存了下来。 在井冈山上，虽然他的地位逐渐升高，但是总体上红军仍然处于弱势，只能打游击，对敌人游而击之，他的人生也就随之不稳定、不强壮。虽然在行军穿插中成长，他的人生依然孱弱。而且在长征途中，他的红一军团主力丧失殆尽；在抗日战争中，他的部队依然弱小，但是已经可以主动出击。而在解放战争中，他和他的部队开始龙飞九天，翱翔天下。 在那个过程中，林彪从弱变强，从小到大，一步步迈入名将行列，载入史册。他的对手也是当时国军中的人杰。不论在有利还是不利的情况下，林彪总是能生存，总能发展壮大，总能走出困境， 反败为胜。等到一九七一年的时候，林彪在理论上掌握着一生中最为丰富的资源，最后却输得一无所有。原因无他，只因为他的对手是毛泽东。 按照林彪的想法，上位的最好办法是正常途径，也就是从党内的正规渠道上升。也许他本人不想和毛泽东对着干，但是他身后的那个巨大的利益集团推着他向前走，走到毛泽东的对立面。正因如此，他才在第三次庐山会议上策划了那一出闪击战。 从旁观者的角度看，那一幕设计得很漂亮，不愧是林彪的手笔。但是毛泽东的威望还是太高了， 当毛泽东表示不同的观点时，那些曾经给林彪喝彩、表示支持林副主席的人要么默不作声，要么转向对立面。 从此以后，林彪的正常升迁之路被堵死了。接下来，就是传说的另立中央。因为林彪没有行动， 现在就成了一个传说。但是毛泽东一路南巡说出的那个观点提供了佐证。 最终的最终，林彪发现，带兵几十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贵为副统帅，手中只有一张王牌值得信赖，那就是他的儿子林立果。虽然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但如果只有父子兵可以上阵， 那本身就是一种悲哀。 林立果生于一九四五年。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年头。那一年，那个跟在中国后面学习了两千年、 脱欧入亚、自称香蕉民族的东瀛岛国，骑在中国头上半个世纪之后，终于再一次回到原来的位置上。 那一年，也是决定中国未来走势的一年。国共之间是合作还是战争，将直接影响中国未来。 最终蒋介石先生选择了战争，林彪成了战争的筹码。但是对林彪而言，战争中一系列胜利的喜 悦比不上林立果的诞生。林彪说，林立果是他的眼珠子。 在林立果出生时，林彪已经赫赫有名。从记事起，他就记得他是他那了不起的老爹唯一的儿子， 被众人捧在手心里。他念最好的学校，可以干别人想干而无法干成的事情。等到他成年，又是林彪得势的时候。他二十一岁那年进入北大物理系，第二年就在空军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王国。 在他短短的一生当中，几乎没有遇到过挫折，不，应该说只有一次挫折，然而那让他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地。 林立果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其实很容易概括，就是一个二代——最牛的二代，什么官二代、 富二代、权二代之流的，在林立果的面前都是浮云。 建国之后，林立果大概是最牛的二代，实在想不到有谁能和他比，但也正是那些让他牛气的资本让他选择走上绝路。 林立果有多牛，从他找老婆的事情上可以看出来——充满许多曲折和无奈。林立果那种人，要找老婆，绝对有姑娘排队送上门。空军内部就有许世友的女儿对林立果感觉不错。但事情就是这样， 往往越容易办的事情上会闹出很多不可思议的结果来。林立果找老婆，原本只是人生中很正常的一件事情，结果变成了沸沸扬扬的“选妃”，搞得满城风雨。 其实林彪本人对孩子找对象没有特殊的要求，主张“儿女的事由孩子们自由恋爱”；林立果本人也没有非要怎么样，但是到了叶群那个有小聪明、爱折腾的女人那里，一切都不一样了。叶群想要选择“最好的”，就告诉林彪，以孩子害羞为由，请老朋友们帮忙物色一下。林彪一想也对，表示同意。叶群很高兴，决定大干一番。 叶群就把林彪的粉丝的老婆们召集起来，请大家帮忙，给儿子找一个最好的老婆。他们虽然都是女人，但是她们的男人分别坐镇陆海空三军要害部门。一张网下去，基本上可以覆盖大半个中国， 力度堪比古代的皇帝选老婆。 既然如此大力度，选老婆有啥标准呢？当然，第一关必须是美貌。美貌对不同的人标准又不一样。大家各自发动选美女，分别把照片和资料送到叶群和林立果那里，先让他们过眼、看得上才行。 第二个标准则是健康。按照一般人的看法，应该是名门闺秀就行，但林立果不是。林家当时已经是中国排名第二的权势家族了，不论和谁联姻都不可能得到更多的好处。而且林家的一切都是自己亲手挣回来的，完全没有联姻获利那个必要，所以他们选择健康——也就是要进行严格的身体检查，凡是身体有问题的，一律淘汰。 根据游戏规则，各位妇人自然要好好表现一番。因为按照正常情况，林彪日后成为一把手，林家媳妇的媒人的身份就很重要。所以邱会作的老婆胡敏从老家西安市找到一位干部的女儿，号称“杨 贵妃第二”。听那绰号，就没啥希望的。纵观中国历史，也只有唐朝以丰腴为美。而这个姑娘到北京之后，胃口很好，很短时间内，从丰腴升级为肥胖。叶群对她不满意，把她淘汰了。吴法宪的老婆陈绥祺从军队艺术学院找了一个扬州姑娘，号称“西施现世”。能配得上西施二字的，自然不错。 但是很遗憾，依然没能进入林立果的法眼。 当然天下美女之多，只要用心挑选，总能找到合适的。胡敏的“杨贵妃第二”被淘汰之后，充分发扬不畏艰苦的作风，亲自去南京挑选。经过一番磨难之后，她终于找到一个钟意的女孩子，就是张宁。好吧，就是她了。 从现在的照片来看，张宁属于那种文化程度不高，但堪称美人的人，美而健康。她的照片让叶群满意，她的人让林立果和林彪也都满意。但是她自己不是很满意，因为她当初有心上人。当然， 在那个年代，她的个人意愿不算啥，她的那个心上人更是微不足道。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因为林立果对张宁满意，叶群又从满意变成不满意。原因是叶群的处境就像太后给皇太子选妃子，可以通过妃子控制皇太子，慈禧在同治和光绪的皇帝身上都用过这招。叶群担心小两口太过甜蜜，会削弱她在林家的地位。但叶群终究不是慈禧太后，因为林彪还在。林立果通过林彪的表态解决了问题。 从这件事情上看，好像完全是叶群搞起来的，看似和林彪没有关系，然而那才是问题的所在。 前面说过，叶群只是一个有小聪明而没有大智慧的女人，她的理想归属应该是中产阶级的家庭主妇。 她之所以可以兴风作浪，无非是因为她那个怕风、怕水、怕光的丈夫而已。她的一番折腾，风浪波及大半个中国，可见势头之盛。 至于林立果本人，和林彪的个性一样，很少说话，但是折腾事的本领远胜叶群。从后来的事情来看，九一三悲剧发生的原因之一，就是叶群和林立果太能折腾了。叶群折腾，不过是女人小家小闹的折腾，风声大，并不致命，真正致命的是林立果的折腾。 （二）致命的林立果 一九六六年，二十一岁的林立果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系。第二年，应该还是大学二年级就开始工作了——空军党委办公室秘书。 空军虽然成立的时间较晚，但是因为它的机动性，受到很多领导人的重视。按照吴法宪的说法： “根据汪东兴的意见，实际上是毛泽东的意见，我把他（毛新远）安排在空军一个新组建的地空导弹部队当了干部。”毛新远是毛泽东的侄子。除此之外，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彭真、刘伯承、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杨成武、许世友、韩先楚等人都有亲属在空军上岗就业，但是他们也就是上岗就业，而林立果却是走得太远。 林立果去北大时，文化大革命已经拉开大幕。以林彪的战略战术头脑，自然不会把独生子放在红卫兵中瞎胡闹，于是就把他放在机动性最强的空军。空军司令吴法宪又是林彪的铁杆粉丝，自然想办法把林立果放在一个合适的地方，也就是党委办公室。吴法宪当时觉得给林家办了件事很正常， 若干年后才感叹：“我万万想不到，当时的这一决定，竟会在以后发生那麽严重的后果！” 当时的吴法宪只想给林立果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首先他找一个年轻人帮助他，那人就是周宇驰。周宇驰生于一九三五年，比林立果年长十岁，为人机敏，曾经担任过空军司令刘亚楼的秘书，有次因为没有把参考消息送到刘亚楼手上，惹了刘亚楼恼火，被下放地方一年。吴法宪上任后， 见周宇驰的写作功底不错，又把他喊了回来。 林立果当秘书，自然要写作的。林立果的写作水平怎么样我们不清楚，但是吴法宪为了让林立果的秘书工作干得不太孤单，就把能写作的周宇驰拨给林立果。没想到两人一见如故，如胶似漆， 形影不离，密不可分。其实林立果当时才二十二岁，离开林家大院，没啥朋友。周宇驰虽然也只有三十岁出头，却是从最基层爬上来的，久经世故，搞人际关系那是一流的。而且见到林立果，他仿佛看见了一个希望，他的人生变得一切皆有可能。从那以后，周宇驰就成了林立果的狗头军师，联合舰队的核心成员之一，尽管他干得很失败。 吴法宪对林立果的照顾是多方面的，比方说介绍林立果入党。这些事当然都是讨领导开心的马屁文章，但是很成功。比方说叶群就喜滋滋地对吴法宪说：“空军是可以信得过的，把林立果放在你们那里是正确的。”又说：“立果在空军，对你们也会有帮助，他可以支持你的工作，可以直接向林总汇报。”叶群这些话，可以理解为，林立果是林彪放在空军里的一颗钉子。所以吴法宪有时候也觉得很烦：“对林立果的事情，叶群不仅经常过问，而且不时地要我们为他做这做那，有时候还通过林立果直接插手空军的事情，让我们很难办。”尽管他是空军司令，但并不能控制空军的一切， 尤其是林立果。 林立果在空军办公室当了两年的秘书。一般秘书的生活应该就是写点文件啥的，林立果显然不一般。进入空军第二年，他就通过王飞和周宇驰向吴法宪提出要求——外出调研。吴法宪自然不反对，特意让王飞和周宇驰、林立果组成“调研小组”。那个小组究竟干了啥，吴法宪不知道，也没有过问。几年之后，“调研小组”的成员成了“联合舰队”的成员，搞得吴法宪的肠子都悔青了。 林立果当秘书那两年，林彪的位置渐渐上升，一九六九年九大上升到顶点。九大之后，叶群向吴法宪转达林彪的意图：为了加强空军战备和科研，建议林立果“兼任作战方面的一些工作”。九大召开，林彪和江青两组人马把权力的蛋糕分割完毕，接下来慢慢从合作变成对立。那个时候，林彪让林立果“兼任作战方面的一些工作”，究竟出于什么样的一个动机不好猜测，毕竟那时候林彪和毛泽东还是亲密战友。除了毛泽东之外，任何人对林彪都要敬让三分的。 但不论如何，从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号开始，九大半年之后，林立果成了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里，王飞被任命为空军副参谋长兼空司办公室主任。当时空军党委办公室已经改编成空军司令部办公室，成员主要有林立果、周宇驰、王飞、刘世英。他们形成一个小团体，吴法宪都无法掌控。 这个可以说成是林彪的布局么？可以说不是。因为当时林彪的地位稳如泰山，而吴法宪又是他的忠实粉丝，对林家鞍前马后，照顾得无微不至。林立果升职不久，吴法宪当着王飞和周宇驰的面对林立果说：“今后你可以放手工作了，凡是有关空军建设、科研技术、航空工业，你都可以直接向林副主席汇报，你在空军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这就是传说中的两个一切：指挥一切和调动一切。 后来这个成了吴法宪的罪证，老实说有点冤枉。因为以当时林彪的地位，谁能想到后来的事情。 吴法宪当时那么说，无非就是想通过领导的儿子拍领导的马屁而已。如果不是林彪，以林立果的那个资历，想见吴司令一面估计都要排队好几天。后来吴法宪回忆：“这句话一出口，我感到有一点冒失了，但是已经无法收回了。我当时说这些话的意思，是因为他可以直接向林彪汇报，可以直接接受林彪的指示，所以就不假思索地冲口而出来了这‘两个一切’”。 ——但不可否认，就是因为吴法宪的纵容，林立果才能在空军中搞那么多花样。 但是也可以说是林彪在布局。因为林彪一辈子都在搞斗争，武斗和文斗——建国之前武斗，建国之后文斗，他的副统帅地位就是通过斗争得到的。如果没有刘少奇的倒台，就没有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斗倒刘少奇的那个政策还在，可能以后这个政策也会把他拉倒，因此他自己也不见得百分之百的安全，所以他要一个百分之百忠于自己的力量也可以理解。 吴法宪不是很忠于他么？吴法宪是很忠于他，但有个前提，就是林彪忠于毛泽东。林彪之所以能成为副统帅，是因为他选择站在毛泽东的身后。但是对于革命战争年代走出来的人而言，他不能保证任何人百分百忠于林彪他自己。第一次庐山会议就是一个例子，红一军团兼红一方面军出身， 一直跟着林彪干的邓华为彭德怀辩护，成了彭德怀军事俱乐部的一员。钟伟将军也是林彪看好的人， 当众为彭德怀鸣冤——那还是在彭德怀被批斗的情况下。 但是后来吴法宪又回忆说：“关于任命林立果的问题，我原来一直以为叶群传达的是林彪的意见。一直到一九八九年四月我见到林立衡，她对我说起，林彪当时根本不知道林立果当作战部副部长的事情，这件事情是叶群和林立果背着林彪一手策划的。经她这一说，我这才想起来，林彪确实从没有直接对我提起过林立果当作战部副部长，或表示出他知道此事。这件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 内情我就不知道了。” 吴法宪这是把脏水泼到叶群身上。原因是，叶群只是一个有小聪明的女人，能想那么多么？不 过以叶群爱折腾的本性，肯定能干得出来。罗嗦了这么多，结论是林立果在空军搞独立王国究竟是不是林彪的布局，依然还是个迷。 林立果虽然沉默寡言，但是并不代表他低调。其实他很高调，至少在干事情上很高调。一九七零年七月三十一号，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前的二十三天，空军司令部、政治部二级部长以上干部开会， 干啥呢？听报告，听林立果的报告。 林立果虽然是林彪的儿子，但是要功劳没功劳，要资历没资历，年纪轻轻就去给空军司令部的人讲报告，绝对是非同寻常的。更为非同寻常的是报告的内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报告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学习毛泽东著作；第二部分是“抓革命、促生产”；第三部分是中国要强盛的问题。每讲一段，就要来一个实例增加说服力。那些例子非常有意思。比方说讲到政治问题，那就是毛泽东正确，刘少奇不对。举例说：“群众掌握了主席思想，真是不得了。某工厂有个生产发电机垫圈的车间，过去是车床加工，既浪费材料，生产效率又低，现在改用冲床加工，二小时就完成了一年的任务。”看看这内容，还以为大跃进还在继续呢。 讲到毛泽东思想的神奇的部分，林立果举了一个例子：空军某医院最近三年治好了六十名精神病人。医院治病救人没错，问题是救人的方式。因为六十名精神病人“没打针，没吃药，就恢复了健康。病人高兴地说：‘毛泽东思想是打开精神病枷锁的金钥匙！’”并且引用这所医院的医生的原话：“精神病是精神因素引起的，因此要靠毛泽东思想这个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来摧毁。”仿佛毛泽东思想比巫术还有用。 ——看看那时代，何其荒谬！那些话林立果会相信么？当然不信。如果他相信，就不会有后来的事。下面鼓掌的那些人相信么？当然不信。谁信谁傻蛋——傻蛋是没有资格在那里鼓掌的。 林立果又说了中国必然强盛的部分：文明从东方开始，转到西方，再转到北美，必将“螺旋式” 以更高级的形式转回亚洲社会主义中国。号召大家“为建设强大的空军，添一块砖，添一块瓦，添不了砖，添不了瓦，就添一段电线，添一点土。反正尽我自己的最大努力，和大家一起干！”并表态说：“我来空军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我对空军怀有深厚的感情，我在空军干定了！”——说真的，文明强大与否，中国强盛与否，离林立果有点远。那些都不是他应该考虑的问题，也不是他有能力考虑的问题。 看那标题，看那内容，还以为是林彪在作报告呢。实际上那本来就应该是林彪干的活，结果被林彪的儿子干了。在政治上，林彪和林彪的儿子的差别是很大的。 诡异的是，林立果不仅作了那报告，而且大张旗鼓地宣传。许多人带头鼓掌，说林立果讲得好。 身为空军司令的吴法宪虽然没有在现场听报告，却也对叶群说，林立果讲得好，相当于放了一颗“政 治卫星”。 自从大跃进之后，卫星这两个字就特别敏感。当然，还是可以把吴法宪的行为理解为阿谀奉承、 拍马屁。但是吴法宪想不到的是，林立果和他身边那几个货要来真的。 接下来，在几位死党的策划下，林立果的讲话迅速在空军迅速传播。林立果也从“人才”变成“天才”，再变成“超天才”。如果没有第三次庐山会议，天知道会不会变成“咸蛋超人”。当年他爹在他那个年龄就已经统帅千军万马，也没有那么多名头；而林立果当时啥都没干过，就敢如此嚣张狂妄，以至于毛泽东在南巡时对林立果念念不忘，说：二十几岁的孩子就捧那么高，是害了他。 很难想象那一切究竟是林立果身边的那几个脑残的精心策划，还是有其他幕后推手。因为当时林彪还没有上位，如果林彪已经接班，宣传一下，看看能不能子承父业还可以理解；而当时正是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前，林彪已经策划了那场政治闪击战。在那种的时候，应该是避免嫌疑，而非到处张扬，因为那样给人的感觉好像不是林彪要上位，而是林立果要接班。 吴法宪看到了其中的风险，试图挽回，但是没有作用，因为那颗卫星不久就飞出空军，飞向全军，飞向全国。吴法宪不准空军印刷林立果的报告，但是下有对策。当时文化大革命嘛，手抄的东西很流行，那颗卫星越放越高，然后就爆炸了。 因为那股宣传风一直吹到庐山。在庐山会议上，在毛泽东已经表态的情况下，在陈伯达已经完蛋的情况下，在吴法宪被牵扯到的情况下，那股风还在吹。 连周恩来都看不下去了，找到吴法宪说：“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是好，但是这样吹嘘不行。”周恩来是出名的和气，不是很过分，他绝对不会点林立果的名的。这样搞得吴法宪也很委屈，因为吴法宪也没有办法。如果是周恩来说话还不算什么的话，那么毛泽东办公室的人也跟吴法宪说：“空军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吹得太厉害了，这样宣传不好吧。”似乎不能置之不理吧？ 吴法宪的压力很大，就找叶群说：“对立果的宣传过火了，我担心这样是为林副主席帮倒忙。我准备采取措施，全部收回立果的讲用报告，不准再这样宣传立果。我这样做是维护林副主席的声誉，保护立果。你是不是跟林总和立果讲一下。” 叶群倒也不糊涂，说：“不用讲，就这样办！不准他们再帮倒忙。” 庐山会议之后，吴法宪把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全部收回烧掉，磁带也全部收回洗掉，并作了几个规定：一、不准传播；二、不准印发；三、已经传出去的要全部上交。 但是效果不大。直到一九七零年底，在空军三十四师当飞行员的许世友女儿许华山，还对吴法宪说，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三十四师还在出黑板报，而且调子很高，把林立果宣传为“天才、全才、超天才和光辉榜样”。 后来吴法宪回忆：“关于收回林立果的报告，我报告了叶群，也当面向林立果和周宇驰说过，他们都满口同意，表示坚决执行。但是，他们以后却在空军内部开始所谓‘路线交底’的活动，组织了空军机关的一些人，到下面的部队去打招呼，说我在九届二中全会犯了错误，现在又反对林副部长，反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甚至还说在空军中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等等。这真是从何说起！他们搞的这些活动，我当时完全不知道，被蒙在了鼓里。我想，当时空军的那些人，如果没有林立果的撑腰，而林立果没有叶群的撑腰，他们敢这样做吗？” 吴法宪这些话，有帮他和林彪洗白的嫌疑。同时也透露出一个信息：就是吴法宪无法完全控制空军，至少控制不了林立果那帮人。至少自庐山会议之后，林立果在空军内部完全独立，也许连林彪都不知道他干了啥。 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在庐山会议之后，林立果去了广东。叶群对吴法宪说：“立果这个孩子，要想在空军干下去，就得好好学习点业务，从技术上去发展。这次他在庐山上看到了一些情况，就再也不愿意从事政治了。他愿意到广空的飞行部队去蹲点，搞一点调查研究，研究一下飞行部队的训练和有关安全的问题。” 这话是很有问题的。在庐山会议之后的那种大环境下，林立果还有心思搞调研？连吴法宪都不相信：“为什么要到广州去？广州那么远，不好照顾怎么办？” 叶群说：“是他自己要去的。”吴法宪只好表示同意。为什么要去广州？如果说庐山会议之前，林彪还想通过党内正常途径转正的话，那么在庐山会议之后，那条路已经不存在了。庐山会议之前林彪心里有想法，也许不会实施；庐山会议之后，在那场闪击战失败的情况下，他必须为自己考虑后路了。前面说过，广州军区原本是黄永胜的地盘，下面的主要领导人也都是林彪的粉丝。如果有想法，在广州军区更容易实现。 林立果去了广州军区之后干了两件事，第一，开飞机。林立果和周宇驰要练习开飞机。吴法宪坚决不同意：“林立果不是飞行员，学习什么驾驶直升飞机？万一发生事故，我怎么对得起林副主席！了解一点飞行规律，懂得一点飞行技术就可以了，不要自己去学习开飞机。”叶群也同意吴法宪的意见。 在吴法宪的坚决反对下，林立果没有学开飞机，但是周宇驰偷偷学了。周宇驰学会开飞机之后， 就驾驶飞机到处晃悠，一直晃悠到南昌。程世清恰好从周宇驰的到处晃悠中，突然灵感爆发，联想到“林彪可能逃跑”。正是程世清的灵感，导致毛泽东南巡时突然改变计划。 这一切是是非非，谁又能完全理清楚呢？ 林立果干的第二件事——玩失踪。 自从庐山会议之后，周恩来给吴法宪安排了新工作——陪江青。江青到处转悠，总有吴法宪等人陪伴。他们几个虽然看江青横竖不顺眼，却也没辙。一九七零年十一月，吴法宪陪江青转悠到广州，想到林立果那个小少爷也在那里，决定去看看他。按照吴法宪得到的信息，林立果应该在空军第九师蹲点调查。但是他不在那里，身为空军司令的吴法宪却不知道他住在那里，一番周折之后， 通过空军副参谋长才在某个地方找到他——那是林立果在广州的私人据点。让吴法宪想不到的是， 林立果还有很多据点，他都不知道。等他知道的时候，已经是九一三之后了。 也就是说，至少在庐山会议之后的林立果，完全是自由自主的。 （三）林立果在干嘛 吴法宪虽然找到林立果，但是却不知道林立果在干嘛。日后吴法宪以此为依据，试图把他自己和林彪置身事外。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空军司令员管不了空军里的一个小卒子，只因为这个小卒子他爹是司令员的偶像。那么事情闹出来以后，小卒子他爹和司令员又如何能逃脱关系? 应该说林立果的做派林彪是知道的，至少知道一部分。 送林立果去空军，虽然是叶群出面，但必须经过林彪同意。林立果当作战部副部长，也是林彪的意思。吴法宪到处给林立果开绿灯，不是因为他看林立果多么顺眼，而是要拍林彪的马屁。但是在庐山会议之后，林彪已经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说他没有做任何准备，他就不是林彪了。林彪从出道开始，从不干没把握的事。 那么林立果神神秘秘地干了啥呢？干了一件很大的事。具体说，就是和他的那几个心腹写一份文件，就是《五七一工程纪要》。那份文件大概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最重要的一份文件。放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也只有初期的《五一六通知》等少数文件才能与之相比——它对时局产生的影响非常深远。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文件呢？一份经典，一份非毛的经典之作。现在各大论坛中看到的非议毛泽东的言论中，没有任何一篇文章能赶得上那份文件的一半。 文章是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几个人捣鼓出来的。这里提前说一说，九一三之后， 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几个人都死了，只有李伟信还活着。很多证据来自李伟信，有些地方则存疑，即使《五七一工程纪要》本身也存在疑点。这里先说说文件本身。 文件一共分成八个部分。第一部分讲的是当前的局势和背景：九届二中全会（第三次庐山会议） 之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右派势力抬头，军队受压，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 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政局不稳导致以下结果： 一，一场政治危机正在蕴「酝」酿。——总纲，因为不稳定产生危机。二，夺权正在进行。——因为危机导致权力重新分配，也就是夺权。 三，对方的目标是改变接班人。——说白了，就是夺林彪的权。 四，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逐渐地和平演变式的政变。——夺权方式：和平演变。五，这种政变形式是他们的惯用手法。 六，他们“故计（伎）重演”。 七，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的方向发展。 ——和平演变的后果。而他们都属于枪杆子，处于不利的地位。 八，因此，我们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反之，如果我们不用“五七一”工程阻止和平演变，一旦他们得逞，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中国革命不知要推迟多少年。—— 所以要反抗。而且给反抗找了光明正大的理由：防止很多人头落地，还是拯救中国，反正自己代表正义的一方。 九，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我方力量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的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 在全国，只有我们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气勃勃。革命的领导权落在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革命的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的头上。 ——为未来干的事做一番展望。 和国外的“五七一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地理回旋的余地大，空军机动能力强。比较起来， 空军搞五七一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自我打气一番，准备开工。 这份文件开始部分写得还是像模像样，很有总纲的意思。概括起来就是，我们处境很不好，我们要反抗，我们是被逼的，同时我们有反抗的资本。 一句话：反抗利益极大，不反抗危害极大。 夺权本身就是一种高风险作业，要干，就要充分考虑各种可能性。当然，最好的可能性就是： 一，夺取全国政权。这是一个假设，最为理想的假设。没有人能保证达到最理想的状态，必须考虑 另一种可能性。二，割据。就是只夺得部分权力之后的选择。至于第三种可能性——失败了怎么办？ 文件里没提，但是他们应该心中有数的。参照之前的历史，只有两个结果：一，死；二，跑。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风险，但还是要去做。文件接下来论证行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B—52（毛泽东）的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对我们不放心。与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在政治上后发制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受到严重威胁，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纂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的私利服务。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当然，我们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 我们革命者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但是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道义在我们这边，占领道德上的制高点而已。 所有搞政治的，不管是阴谋还是阳谋，都要占领道德上的制高点，要强占话语权，不然的话， 就站不住脚。林立果他们虽然没经历过真正的革命斗争，但长时间泡在权力中枢里，对这一切还是懂的。这一段甚至可以看成“讨毛泽东檄文”，甚至可以称作是最犀利的檄文。 优点摆完之后，自然要摆困难了。 困难第一条：目前我们的力量准备还不足 。 ——这是致命的一条，准备不足。凡事就怕准备不足。准备不足，是要害死人的。但是真正致命的一点恐怕他们还没有说出来，就是无法准备充足。 准备不足不是最可怕，最可怕的是难以准备充足。因为林彪虽然贵为二号人物，但是一号对军队的影响力实在太大了，以至于林彪必须小心翼翼地动作避免引起他的注意。所以在庐山会议之后， 林彪一直在北戴河疗养，基本上没动。不仅如此，林彪甚至连身边的小团队都不敢绝对信任。事后证明，所谓的四大金刚，均没有参加九月十三号的具体行动。这说明林彪也不敢百分之百地信任他们，因为他们忠于林副主席的同时，也忠于毛主席。 既然林彪都要小心翼翼地，不敢动，他都没有十足把握去行动，那么林立果凭什么能“准备充分”呢？他之所以有能量活动，是因为他是林彪的儿子。如果他准备过于“充分”，那他也就暴露 了。于新野开直升机到处转悠一圈，就激发了程世清的“灵感”。在那种情况下如何准备充分？ 所以困难的第二条才是致命的：群众对 B-52 的个人迷信很深 。 ——这个就不用说了，当时毛泽东的地位已经接近“神”了。在那种情况下，任何对毛泽东的不敬，甚至不满，都将粉身碎骨。 毛泽东有那么高的地位，很大一部分是拜林彪所赐。如果不是林彪接过刘少奇造神运动的大旗， 长时间坚持不懈地挥舞，毛泽东也不会那么神的。如果毛泽东仅仅是一尊神像也就罢了，关键是他有超一流的手腕，和坚定不移的决心。当毛泽东决心要干一件事时，唯一能让他罢手的就是他自己。 当毛泽东施展他的手腕时，唯一能战胜他的人还是他自己。对此林立果没有多少感触，林彪却应该有切身体会。 所以第三条难点是：由于 B-52 分而治之，军队内的矛盾相当复杂，很难形成被我们掌握的统一的力量。 ——这条本来就是多余的。如果能统一掌控军方的力量，也就掌握全部权力了，何必去夺权？ 而在毛泽东还在的情况下，任何人想掌控军方全部力量都是痴心妄想。 其实真正夺权，就是要从毛泽东的手上夺权。要夺权，必须能触及毛泽东本人。问题是林立果他们无法触及到毛泽东本人。 所以第四点困难：B-52 身（深）居简出，行动神秘鬼（诡）窄（诈），戒备森严，给我们的行动带来一定困难 。 说了这么多，就是行动很困难。所以需要等待时机，等待一个对己方有利的时机，而且不会等待太久的。文件指出：“敌我双方骑虎难下：目前表面上的暂时平衡维持不久，矛盾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 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只要他们上台，我们就要下台，进监狱。卫戍区。或者我们把他们吃掉，或者他们把我们吃掉。” ——在这种情况下，平衡随时可能被打破。 平衡打破之日，就是时机到来之时。时机到来的时候，无法有两种可能： 可能之一：我们准备好了，能吃掉他们。 ——说真的，这种可能性不大，详情如上。 可能之二：发现敌人张开嘴巴要把我们吃掉的时候，我们受到严重危险的时候；这时不管有没有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 ——此后局势验证了第二种可能。因为双方虽然站在同一个擂台上，但根本不是同一个重量级的选手。 接下来应该考虑行动的技术手段了——要实现战略目的必须有足够的技术手段。 技术手段之一：B-52 在我手中，敌主力舰均掌握在我手心之中，属于自投罗网式。可选择方法之一：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 可现在方法之二：先斩局部爪牙，先造成既成事实，逼迫 B-52 就范。 ——这两个手段都是非常乐观的幻想。 想要掌控毛泽东，需要突破以上罗列的种种困难。林立果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突破那些困难。 除非是碰到异常走运的情况，但那是用两块钱博五百万的概率。那样子的馅饼，不是什么时候都会有的。 就算走了大运，掌控了毛泽东，也休想把上层一网打尽。因为即使掌控毛泽东，也不敢公布出来。没有毛泽东的首肯，想调动军队很难。别的不说，就吴法宪和黄永胜都未必同意。至于斩局部爪牙的方法就更可笑了。毛泽东的局部爪牙是哪些人？江青和中央文革那几个人。其他人如各方领兵大员，如许世友、韩先楚、陈锡联。斩掉几个喷口水的，于大局无补。至于要斩许世友他们，呵呵，林立果也得好好掂量一下自己的分量。反过来被斩的可能性倒很大。 所以说这个可能性，基本上不具备可操作性，属于心理上的自我安慰。那么就转向技术手段之二：逼宫。 在历史上，类似的节目都是用武力威胁最高领袖。林立果他们也是有模有样。《五七一工程纪要》写着：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543、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来达到目的。 ——说白了也就是不对称战争，俗称恐怖袭击。 只不过林立果他们隐藏得更深。因为他是副统帅的儿子，可以调动很多资源。谁也想不到他会对伟大领袖动手，那是他们的一个优势。如果放手去干，成功的机会还是有的。只是那几位大爷都是没有经历过考验的货，有机会也未必能抓住。 具体下来可以借助哪些力量呢？纪要给出了答案，分为基本力量和可借用力量： 基本力量：联合舰队和各分舰队（上海、北京、广州） 王、陈、江四、五军骨干力量 九师、十八师二十一坦克团民航 三十四师 ——这些是联合舰队可以使用的力量。但是真正可以为他们所用的，也就是江腾蛟他们那些空军力量。实际上也未必可靠。因为在中国，凡是牵扯到反对毛泽东的，任何军人都不能保证是可靠的。这也是他们最后失败的原因之一。 当然，他们可以借助其他力量，纪要中分别罗列出来：二十军 ，三十八军，黄军委办事处， 国防科委，广州、成都、武汉、江西、济南、新江、西安，社会力量、农民、红卫兵青年学生、机关干部、工人。 这些基本上都是不靠谱的。就算里面有部分林彪的人马，也不可能听林立果的指挥。特别是毛泽东南巡之后，他们反而是林立果的羁绊。话说回来，林立果也正是天真地以为那些力量会为他所用，才敢在开头部分写出，夺取全国政权或部分武装割据。 当然，任何时候搞政变都不能忽略外国因素。在那个时代，真正能影响到中国内部决策的两个超级大国是苏联和美国。所以纪要记载：要和苏联秘密谈判，利用中苏矛盾。 其实中国当时跟苏联搞得很僵，正在跟美国接触。 要借助苏联的力量并不容易。 所以单看这些对内的口号，就能明白，林立果的“联合舰队”是靠不住的——最后的结局也证实了这一点。 对外口号虽然也有荒谬的部分，但还是有点弦外之音的。先看荒谬的部分： 全世界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空洞口号，不提。力度还不如天安门上毛泽东手书的“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呢。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承认现有的与各国的外交关系，保护使馆人员的安全。 ——这点也挺搞笑，前面还要利用集会把高层一网打尽。这些外交工作原本是周恩来和陈毅在搞。难道说要把周恩来和陈毅留下来搞外交吗？能如愿么？周恩来在，林彪能稳么？ 有弦外之音的是下面这几条： 用民富国强代替他（毛泽东）的国富民穷 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得到真正解放 。 ——如何办到，林立果等人应该也不清楚。但是接下来透露了部分信息： 用真正的马列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 B-52 的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封建主义。 全国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各行各业要坚守岗位，努力生产，保护国家财富和档案，遵守和维护社会秩序。 因此，各地区、各单位、各部门之间，不准串联。 全国武装力量要服从统率部的集中统一指挥，坚决严厉镇压反革命叛乱和一切反革命破坏活动！ ——如果这几条能够实现，那么很明显的一个结局就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了。 前面说的一切都是计划、设想、评估，充满“大概、可能、也许、差不多”这些表示不确定的词语。要把不确定变成确定，必须付诸行动。没有行动的计划都是幻想。所谓计划，也就是把前面说的那些浓缩一下。他们把行动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准备阶段。这个阶段又分成若干部分。 1，计划设计。——参照上文，不同时候，有不同的准备方式。 2，力量准备。——这个最难，也最重要。难，是因为保密性不好做，可靠的人不好找，而且还要有人指挥。他们建立的指挥班子一共有三个人：江腾蛟，陈励耘，王伟国。 江腾蛟生于一九一九年，湖北黄安人，一九三零年参加革命，担任儿童团大队长，但是没有参加长征，留在南方。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新四军干革命。解放战争期间去了东北。一九四九年的级别为三十八军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一九五五年评为少将。文革之前，担任空军第四军政委。江腾蛟很会来事，通过吴法宪赢得叶群的好感，叶群认为江腾蛟“政治突出”；同时江腾蛟和林立果的关系也很不错。 林立果初入空军时，江腾蛟常常带着林立果参加各种会议，结识长三角一带空军部队的负责人。 付出就有回报，不久，江腾蛟升任南京军区空军政委。可以说，江腾蛟是林立果在空军的内部心腹之一。 陈励耘是四川人，生于一九一九年，地下党，一九三八年去了延安。整个战争年代，陈励耘都在华东野战军里干活，跟林彪没有交集。不仅战争年代没有交集，建国之后，陈励耘和林彪私下也只见过一次面，前后不到一分钟。当时陈励耘担任空军第五军政委，和江腾蛟的关系不错。一九六九年被提名为中央候补委员。九大之后，因为一个空军工程建设问题去北京向林彪汇报。当时他看见沙发上的林彪，敬了一个军礼，问好：“问林副主席好”。林彪只回答了三个字：“好，好，好”。然后叶群就说：“让首长休息吧。”就领着陈励耘到她自己的办公室看电影去了。严格意义上讲，陈励耘甚至不是林彪的人。 林立果之所以把陈励耘列入指挥班子，只是因为陈励耘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非常积极。据陈励耘自己回忆，庐山会议之前，江腾蛟带口信给他：“二中全会要召开了，林副主席可能有个重要讲话，请陈政委注意一下。张春桥是反副主席的。这次可能要点这个事情。”上庐山之后，会议开幕的前一天，林立果又用打电话给他：“你在山上同那个姓张的接触过没有？” 陈励耘说：“没有。”林立果又说：“你不要接触了，这个人有问题。明天上午林副主席在大会上有个讲话，你注意听吧。” 林彪讲话之后的第二天，陈励耘就在华东组开火了：“林副主席的讲话是有所指的。现在有人反对林副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就是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是毛主席亲自指定的接班人。有些人还反对军队干部，整我们军队干部”等等，说了一大堆，慷慨激昂，自以为得计，没想到后来就遭了秧。因为表现过于拉风，林立果就把他划到指挥班子里去了。 至于王伟国，生于一九一九年，河北人，一九三八年入党，整个战争年代处于半文半武的状态中。当时的王伟国很神秘，担任七四三一部队政委。 接下来就是基本力量：警卫处。公开的力量，李松亭。 李松亭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参军的，参加过抗美援朝；然后进入空军，在王维国的手下担任警卫处长。他担任过毛泽东的警卫，曾经阻拦过王洪文；也担任过林立果的警卫。王维国指示李松亭， 林立果来上海，要拿出最大热情，给予最周到的招待。李松亭表示领命。林立果喜欢吃螃蟹，上海螃蟹不好吃，李松亭就想办法去苏北搞螃蟹。这本是拍马屁的行为，没想到林公子吃了很开心，觉得李警卫人不错，能干、可靠，于是当成自己人。可见拍马屁也害人吶！ 秘密力量，上海小组。 再有其它一些杂七杂八的力量，属于补充、辅助性质。 3，物质准备，分成两个部分：武器装备和通讯器材。 对林立果他们而言，要获取武器并不是难事。以他们所处的地位，有很多办法拿到武器，具体就不说了。唯一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改装了一批武器。通讯器材，有一个传说中的 01 工程，是林立果自己主持设计的。 4，情报系统。 这一点最重要，也是最危险。只有充分的情报系统，才能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收集情报的可靠性非常重要。要实现情报的高可靠性，必须有可靠的人。可靠的人，恰恰是他们的短板。因为在那个年代里，绝大多数人都是崇拜毛泽东的。想要在那样的环境里收集情报而不暴露，难度不下于以前的敌后工作。 接下来就进入第二个阶段——实施。在《纪要》中写着：奇袭。 关于这一点，前面已经说过了，具体方式也罗列了，就是一种类似恐怖袭击的不对称战争，只不过恐怖分子袭击之后要表态承担责任云云。如果林立果他们成功了，会把责任转嫁到别人身上， 然后自己充当正义之师，为“伟大领袖报仇”，就好比清朝入关那会，打出的旗号是“为大明皇帝报仇”。 这里他们又根据之前的分析，归纳总结出下面三种办法： 第一个是先联后斩：上面串联好，然后奇袭。——基本算是幻想。以毛泽东当时的威望，想在上层联络大家反对毛泽东，基本上不可能。上面能串联好，庐山会议上林彪已经上岗就业了，不至于沦落到现在由林立果来筹划这些玩意。 第二个是先斩后联。——可行性不高，关键是后面的“联”，难度很大。第三个是上下同时进行。——介于前两者之间。 一定要把张（春桥）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的叛徒罪行。 ——用张春桥当替罪羊倒是一个很不错的主意。 在中央文革的那帮人中，灵魂人物就是张春桥。张春桥能思考，办事有原则。江青只是地位独特，有自己的立场，并无多少实际的才华。康生有才华，但是老滑头一个，没有立场。姚文元只是一个文人，跑到中央文革纯粹是一个误会。只有张春桥既有立场又有才华。 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那场闪击战，矛头就是对着张春桥去的。当时有那么多人赞同林彪，其实 也就是因为大家对文化大革命不满而已。彻底批判张春桥，也就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所以林立果虽然鲁莽，头脑还算清晰。 而且在《纪要》里明确指出：奇袭一旦进行开始，就要坚持到底。 所谓坚持到底，就是第三阶段：巩固阵地，扩大战果，夺取全部政权。——要做到这点，必须军事和政治双管齐下。 1、军事上首先固守阵地 尽力坚守上海：占领电台、电信局、交通，把上海与外地的联系卡断。——看来大家都钟爱上海呵，文化大革命是从上海搞起来的，林立果也看中了上海。 力争南京方面中立，但做好防御 。——担心许世友。 许世友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听林立果的话的，因为只要毛泽东还在，许世友就只听毛泽东一个人的话。 固守浙江、江西。——把程世清看作自己人。却不知半年之后，毛泽东仅仅在南昌见程世清两次面，程世清就把一切都交代了。不仅把所见所闻交代了，还把自己的“灵感”也交代了。把如此重要的战略机密泄露给别人，林立果的行为，无疑是飞蛾扑火。 掌握空降、空运 2、政治上采取进攻 上面摊牌——也就是上层串联，参照前面。 掌握舆论工具，开展政治攻势。——如果军事接管成功，这个可以有。但如果仅仅是占领一小部分，这一招未必灵。 3、组织上扩大 迅速扩军，四方串联 ——这招就是由点到面，迅速扩大组织，壮大力量，达到全面夺权的目的。 最后一块要做的就是善后工作的政策和策略。打江山容易（夺权）坐江山难（守成）。用什么样的方式处理夺权之后的事情，和夺权一样重要。对此林立果他们在《纪要》里写到： 打着 B-52 的旗号打击 B-52 的力量。——每当看到这一点时，都有点怪怪的。可以肯定，这个主意绝对不是林立果他们几个的原创。以林立果他们几个那点人生资历，创造出如此有效的政治策略，说真的，有点难。 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就说到：“今年 4 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 友们那样提法（林彪谈政变）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 5 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 借助钟馗。我就在 20 世纪 60 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所谓“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和“打着 B-52 旗号打击 B-52 力量”是异曲同工。而文革时代发生的武斗，两派都打着毛泽东的旗帜。林立果把那招写下来，并且作为第一条策略，表示他对这种做法很熟悉、很认可。接下来又抄袭了一系列口号： 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缓和群众的舆论 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解放大多数 ——这些都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集中打击 B-52 及其一小撮独裁者我们的政策 解放一大片（大多数） 保护（团结）一大片 打击独裁者及其身边的一小撮 ——看看这些口号，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说白了还是文化大革命中奉行的那一套。 为此，林立果他们还特意写了一段文字为自己的这种抄袭行为辩护：“他们所谓的‘打击一小撮保护一大片’不过是每次集中火力打击一批，各个击破。他们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他们这样做，无非利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他们制造矛盾，制造分裂，以达到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巩固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的目的。” 接下来又说道：“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那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今天在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今天甜言密（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的阶下囚；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不被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有哪一股政治 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压（押）的关压（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的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身儿子也被他逼疯。他是一个怀疑狂、疟（虐） 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相当于“讨毛檄文”第二部分。 那么同样是“打击一小撮”，自己又有啥不同呢，《纪要》写到：“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象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过去，对 B-52 宣传，有的是出于历史需要；有的顾全民族统一、团结大局；有的出于抵御外来侵敌；有的出于他的法西斯的压力之下；对广大群众来说，主要是有的是不了解他的内情。对于这些同志，我们都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予以谅解和保护。对过去 B-52 以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给于（予）政治上的解放。” 《五七一工程纪要》初看起来，写得头头是道，仔细看一看，矛盾众多，可行性不高，基本上是一篇中看不中用的东西，只是揭示了当时很多社会问题，如此而已。 这篇文章是于新野执笔的。但是李伟信也好，周宇驰也罢，也不论是否于新野，真正的核心人物还是林立果。没有林立果就不会有这篇文章。而文章本身就有很多疑点。 首先的一个疑点就是，这个文章是不是伪造的？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号，除了林彪一家外逃之外，还有一架飞机起飞。飞机上有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他们几个都是林立果的心腹死党。后因逃跑失败，三人相约自杀。周宇驰和于新野自杀，李伟信则放了空炮，随后被捕。所有关于《纪要》的证据均来自李伟信的供述——孤证。孤证总是让人难以信服。 李伟信生于一九三四年，上海人，十六岁参军，擅长美术。估计连同自己都没想到，美术功底把他送上人生的高峰又把他推向深渊。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出于对伟大领袖的热爱，李伟信在空军大院到处画毛泽东的巨幅像。林立果去上海收集“毛泽东像章”，李伟信帮忙。此后两个人走到一起，形影不离。李伟信成了林立果的生活秘书，小舰队成员之一。 于新野执笔起草《五七一工程纪要》时，“生活秘书”李伟信在端茶倒水。李伟信被捕之后，供出了关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一切。九月十三号那天，李伟信负责烧文件，而且是最后一个离开空军学院的。李伟信烧掉很多东西，据说连避孕套都烧了，怎么会遗漏了这个如此重要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要知道烧掉的那些文章加在一起也不见得比得上这个文件犀利给力。因此有人怀疑它是伪造的。 那个东西确实很值得怀疑。既然要烧文件为啥把最重要的东西留下来？其实答案可以说很简单也可以说很复杂，就是因为大家怀疑它是伪造的，纠缠不清。这里面有很多问号，所有问号无外乎 两个字，真或假。 根据主流意见，是真的。因为它的当事人还在，经过法院确认，供认不讳。所以有人怀疑，除了只有李伟信孤证之外，还有其他政治因素。因为九一三疑点重重，很多谜题难以解开，所以中间让人想象的东西太多了。怀疑者的依据之一就是，李伟信可能受到政治压力。从周宇驰和于新野都自杀了，而李伟信放空枪的事实看，他是想活命的。在那个年代，活命的唯一办法就是配合。因为那个年代有很多东西是不可信的。比方说刘少奇的叛徒材料，比方说周恩来身上所谓的“伍豪事件”。 还有一大堆冤假错案。不怀疑，才不正常了。 其实那个东西的真假，和之前那个问题是一致的，为什么李伟信没有把它烧掉？要回答这个问题，有一种很简单的动机，反过来问，李伟信为什么要把它烧掉？ 九一三爆发时，意味着一切都完蛋了。按照搞阴谋的流程规范，应该把文件啥的全部清理掉， 也就是掩埋证据。最好把蛛丝马迹一扫而光。但是这样一个流程规范有一个前提——掩护自己不要暴露。当时他们都已经走了，也就没有掩护的必要。但是他们依然要把能烧掉的东西全烧了。目的也很简单，走后肯定要被人家泼脏水。见不得阳光的证据少点，就少点泼脏水的机会。 但是《五七一工程纪要》不同。它有双重性质：一方面是阴谋，包含各种计划；另一方面也是一篇檄文。这篇檄文就是揭露当时社会的不足，并且是攻击毛泽东的。留下来，让别人看，也是一种宣传作用。即使去了苏联，还要继续斗嘛。留下来，是对自己行为的一种辩护和宣传。 另一方面，计划暴露了，那么他们的同志如江腾蛟岂不是也暴露了？干吗要把自己的战友暴露出来？答案，恨。 因为江腾蛟他们没有完成任务，所以才政变失败。要说林立果他们不恨才怪，应该恨得牙痒。 而且林立果甚至怀疑，有人是内奸，所以他们要借刀杀人，把内奸除掉。 所以从这个方面看，留下《五七一工程纪要》完全合情合理，甚至是小舰队刻意为之。当然这一切只是猜测。李伟信没有说。就算事实真是这样，李伟信也不会说。原因很简单。说出来对他很不利。 上面解释了《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存在与否的可能性之后，再说说另一个谜题：林彪是否知道这份纪要。这个问题很难说清楚，但是必须要说。说这个问题之前，必须说林立果。 一九七一年，林立果只有二十六岁。这个年龄如果放到现在，也就是刚刚走上社会品尝酸甜苦辣，开始慢慢成熟的时候。按照正常情况推算，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不论是内心还是头脑都没有达到人生的巅峰。实际上从林立果进入空军算起，他进入社会也才四年的时间。而他将要面对的那些人，却是纵横天下四十年以上的精英，在整个历史上都排得上号的精英。一个没有达到人生巅 峰的年轻人去承担了他所不能承担的重量。 按照正常情况推算，人只有经历过足够的挫折之后才会真正成长。即使是林彪，也是经历过很多挫折之后才成长为一代名将的。林立果经历过什么挫折？他小时候可以有最好的玩具，因为他是林彪的儿子。所有人把他捧在手心，没有人敢欺负他，因为他是林彪的儿子。他可以去最好的学校， 因为他是林彪的儿子。他可以去他想去的单位，因为他是林彪的儿子。他可以在单位里干任何他想干的事，因为他是林彪的儿子。在九一三事件之前，他经历过最复杂的事情，就是选老婆。甚至可以毫不客气地讲，他的肩膀还是稚嫩的，不足以和他面对的任何一个人对抗。 但是他自己却不那么认为，在他的人生中，一切都太顺了，还没有挫折的概念。那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心态。从好处讲，敢干，初生牛犊不怕虎；从不好处讲，鲁莽。 从性格上讲，他并不是特别张扬。从很多回忆录都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相对低调的人，甚至沉默寡言，很像林彪的个性，但也仅仅是很像而已。个人经验上，人生境界上差太远了。二十六岁的林彪已经身经百战，踏上名将的征途了。 当然，林家处于权力的核心，林立果接触到的事情不能用普通人的标准来看待。他很小就接触权力斗争，对上层发生的那些事了如指掌，都已经习惯了。但是林立果搞的那些事，林彪是否得知？ 长时间以来一直争论不休。争论结果，无法就两个，知道或不知道。 知道的可能性：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后情形急转直下，林彪看似没有任何动作，但不代表他不明白自己的处境。毛泽东三板斧打出来之后，即使是政治盲人也能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了。林彪自己看似没有动作，那是因为他自己不能动。他的身份太惹眼了，任何一个举动都会引起注意。而且他身体也不好，动不了。让他来一次类似毛泽东的南巡，会要了他的命。 但是不代表他不想动。他自己不动，可以找人代替他自己行动。找谁呢？那就是问题的关键。 因为他的核心团队成员也很惹眼，而且正在挨批写检讨。另外林彪也无法保证那些跟随自己的将军就能因为忠于自己而背叛毛泽东。他唯一能信任的就是林立果。 不知道的可能性：连谋略超人、手腕出神入化的毛泽东都无法掌控每一件事，各方面都逊一筹， 而且身体状态非常不好，甚至行动不便的林彪能掌控每一件事也是不可能的。比方说叶群的一言一行，林彪就掌控不了。林立果在外面干啥，林彪也可能掌控不了。 林立果毕竟是少壮派，初生牛犊不怕虎，顺风顺水不知道挫折为何物。那种人应该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在那种人的世界观里，不干点与众不同的事情不足以显示自身的价值。所以他私下里搞那份《纪要》也是有可能的。至少吴法宪等人就认为林彪是无辜的。 从正反两方面来看，林彪对林立果的行为知道一个大概。如若不然，林立果也无法在空军里搞 出一个独立的王国。吴法宪纵容林立果，虽然有拍马屁的嫌疑，但是同时也要指出一点，拍马屁也需要水平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能揣摩对方的心思。如果吴法宪揣摩不到林彪的心思，也就不会纵容林立果。 但是林立果的行动细节，林彪是否知道，知道得早还是晚，这些先放一放，后面再讲，再回到林立果的事情上。因为林立果同志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干，就是把《纪要》从理论变成现实，从唯一的一条巷子里走到天黑。 （四）一次诡异的会议 《五七一工程纪要》写成之后就要落实。林立果组织《纪要》指挥班子开会，号称“三国四方会议”，也是一次极为诡异的会议，时间是三月三十一日。 三国四方，是林立果使用的一个隐藏的暗语。当时越南、柬埔寨、老挝三个国家要开会解决问题，地点在中国。当时越南分为南北两方。三个国家，变成四个代表，故称三国四方会议。三国四方会议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个热门话题，跟现在关于朝鲜半岛的“六方会谈”差不多。林立果使用那个词，不至于引起怀疑，这是他精明的一面。 林立果口中的“三国”代指上海、南京、杭州，长三角地区三个最重要的城市。其中王维国代表上海，陈砺耘代表杭州，周建平代表南京，再加上北京的江腾蛟，一共“四方”。 从九一三事件之前的走势来看，这个会议是落实《五七一工程纪要》的一个关键性步骤。但是它的诡异性就在于，《纪要》里明确记载的指挥班子成员，王维国、周建平、陈励耘，甚至包括江腾蛟在内，都不知道林立果的真实目的。 前面介绍过江腾蛟和陈励耘，这里再简单介绍一下王维国和周建平。 王维国生于一九一九年，河北人，家庭条件还行，高中文化，后来受共产党影响，二十一岁那年加入八路军。解放战争时期跟着中原野战军干，解放战争结束之前升到团长，长时间在秦基伟的领导下工作。建国后加入空军，一九六九年接替江腾蛟担任空四军政委。当然空军是林彪的后花园， 吴法宪是园丁。任何空军高层干部，都与林彪和吴法宪有扯不清的关系。但是真正把王维国推向林彪的还是中央文革那帮文人。空四军在上海，上海是文革策源地，也是四人帮的龙兴之地。他们和林彪的军方力量是对立的。而王维国作为军方人物，不可避免地要站到林彪那边。按照王维国自己的辩护，他是“把林副主席看做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 周建平也是生于一九一九年，一九三八年入党，一直在新四军干革命。建国之前也混到团长的级别。建国之后进入空军。周建平和江腾蛟是搭档。江腾蛟在空四军当政委时，周建平是军长。一 九六九年，江腾蛟升任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时，周建平升任副司令。按道理说，两个人关系应该不错才是，其实不然，复杂着呢。 在中国，有人的地方就有各种关系，有关系的地方就有江湖。江湖总是复杂的。林立果在《纪要》里构建的指挥班子，成员之间存在大大小小的矛盾。 江腾蛟原来在空四军当政委，因为善于拍马屁搞关系，对林家表现很好，比方说之前叶群买东西啥的，都是空四军出钱，因此赢得好感和信任，升了官。继任者王维国则是另一个风格，上任之后，就卡了一部分。江腾蛟很不爽，有机会就为难一下王维国。日后周建平到了南京军区当空军副司令，江腾蛟对周建平也有意见。 陈励耘和王维国原本八竿子都打不着，竟然也产生了矛盾。原因是陈励耘在杭州生病，请上海的专家会诊，需要十支白蛋白。那玩意当时是贵重药物，由王维国掌握。王维国说谁叫你答应的？ 说这不是小问题，是路线问题。陈励耘和王维国的矛盾就这样产生了。 最主要的矛盾还是江腾蛟和周建平的矛盾。因为文化大革命中间，江腾蛟属于比较激进的一派， 要造许世友的反，搞得许世友很烦，又是躲到大别山，又是往北京跑。周建平则比较平和。因此江腾蛟告诉空四军和空五军，不要让周建平插手。同时调人写材料，说周建平是假左派真右派，搞得周建平很烦。 三月十九号，也就是《纪要》起草前夕，林立果让江腾蛟去上海联络关系，化解一下各方面的矛盾。林立果让江腾蛟谈一谈对王维国、陈励耘和周建平的看法。江腾蛟给王维国投了信任票：王维国性格单纯、直爽，他除了你们，没有别的后台，这样的人最可靠。江腾蛟给周建平投不信任票： 周建平的组织能力比王维国强，但思想有些右倾，在关键时刻容易摇摆。关于陈励耘，江腾蛟说： 他和我的私人关系不错，也有能力，但本质不如王维国好，在政治上与王维国也不一样，既可以坐你这条船，也可以坐别人的船。 从这番话来看，江腾蛟很会做人。不回避私交和矛盾，也不忘夹带私货。 林立果对江腾蛟的回答很满意。江腾蛟去上海做王维国的工作。林立果打电话给周建平。 江腾蛟到上海之后和王维国拉扯一番关系，做通了王维国的思想工作。起草完《纪要》之后， 林立果让于新野代表自己去杭州找陈励耘，让他去上海。时间是三月二十八日。当时陈励耘正在医院疗养。于新野说：“江政委（腾蛟）在上海，想请你到上海去玩玩。”陈励耘当然不想去，因为他不想看见王维国。于新野又说：“林副部长也在，都希望你去。好久不见了，大家谈谈。” 陈励耘嗯啊一阵子，一直拖了三天，到了三月三十一日。于新野再次出现：“政委该走了吧。他们都在等你。”这样陈励耘才去了上海。当然他没有觉得难受，因为王维国笑脸相迎。就是那天夜里，开了 那场诡异的会议，时间是晚上十一点。 据陈励耘回忆说，大家一开始东拉西扯，讲到陈励耘帮助林彪建别墅的问题和武器改装的问题。 然后大家又是一番吹牛，王维国说空四军多么厉害，陈励耘说空五军备战了得等等。 扯了一阵子之后，扯到了二中全会。 陈励耘在大会上放了炮，挨了批，表示：我压力很大，日子不好过。 林立果接下去说：现在军队的日子都不好过，黄总长（黄永胜）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陈励耘说：我无非讲了张春桥几句，现在跑不掉了。 林立果说：现在的斗争是争夺接班人的斗争。 陈励耘接过林立果的话：现在主席还健在，江青、张春桥要想这样搞也不敢。 这正是林立果想要的效果，他接过话：将来主席百年之后，就是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来接班。林立果的话刺激了在场的将军们。因为他们都是战场上出来的，都是军方的人，看那些笔杆子 不顺眼。让他们骑在自己的脖子上撒野，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江腾蛟直接拍大腿说：就是夺权也轮不到他们，还有林副主席呢！ 林立果则说：夺权有两种形式，一是武装形式，一是和平形式，我们采取的是和平形式。 按照陈励耘的回忆，林立果冒出来这样的话让在场的将军们暗自吃惊不小，不敢再往下接。此时已经凌晨一点多，正常情况大家应该洗洗睡了。江腾蛟忽然提出：是不是把周建平找来？ 正是因为江腾蛟论断周建平政治上靠不住，所以才没能参加会议。此时又突然提出让周建平前来开会，究竟是何用意？ 按照周建平自己的回忆。因为路线问题，他和江腾蛟与王维国都不怎么对路，离开空四军后“人走茶凉”，经常挨点批斗啥的。三月二十六日，周建平去上海有两个目的，一是做手术；二是把家搬到南京。三月二十日晚上，于新野去看望他说：过去大家对你有不少意见，（林立果）副部长知道了，他正在做工作。本来想先来看看你，但是不方便。准备同你谈谈，谈的时候希望你不要把大家对你的意见都端出来，事情过去了，就不谈了。周建平判断：林立果来上海是解决团结问题的。 三月二十八日，王维国拉周建平去看林立果，老对头江腾蛟也在。林立果说，“有人向中央告状，材料很多，要把江政委等人打成五一六分子。当然要打倒江政委也不容易，但你们思想上要做好准备，假如江政委被打倒，南空的状况就要大翻个儿，可能出现杨余傅事件以后那样的反复，甚至更加困难。”江腾蛟则说：“我打成五一六，你周建平也不好过。”总之一句话，要团结。 三月三十一日的会议，周建平赶到时已经是凌晨三点多。又是一番东拉西扯，几个小时过去， 已经是六点多，大家吃早饭，各回各家。临走之前，林立果告诉大家，周副司令（周建平）负责南京，王政委（王维国）负责上海，陈政委（陈励耘）就负责杭州，中间的协调工作找老政委（江腾蛟）。江腾蛟则谦虚一下说，他只能当参谋。 林立果的意思，那是要这几个人执行《纪要》，指挥作战的。从九一三事件的审查结果来看， 几个将军根本就不知道《纪要》的存在，甚至连江腾蛟都不知道。他们把林立果的话理解为对付那帮以张春桥为首的秀才们。 这就是那个会议的诡异的表现。确切说，都不能算是会议，更像大家在一起侃大山。但是又的确是一场会议，而且在九一三事件的发酵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如果没有这次会议（尽管并不成功），那么《纪要》将是一个空中楼阁，林立果接下来的各种举动将变得毫无意义。 此次会议透漏如下几条信息： 信息之一，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几个人，真的想大干一番。 信息之二，林立果之所以没有对几个将军交心，根本原因在于，他认为他们几个并非绝对忠诚。尽管如此，他还是必须把它们拉进来，因为他们几个已经是他能想到的最可靠的人了。比方说周建平就和许世友搞得不错，为此惹了江腾蛟不满。只要毛泽东还在，许世友绝对不可能为林家所用。 由此可见林彪的位置非常微妙。以林彪当时的地位，如果对手是毛泽东以外的人，他振臂一呼就会应者云集。偏偏对手就是毛泽东，所有可靠的人都变得不可靠。所以林彪的四大金刚都不知道林彪最终的决策，林彪唯一能信任的人是林立果。林立果能信任的人也就周宇驰和于新野，他们指望的几个将军都不可靠。 正因如此，日后毛泽东突然北返，大出林立果的意料之外。林立果的反应之一，估计就是出内奸了。那也是《纪要》出现的原因之一。 林立果在无人可用的情况下，只好先把几个勉强能用的人拉上自己的战车，至于日后怎么样， 只能边走边看了。很遗憾，这招的效果并不理想。从那时看，九一三的结局就注定了。 （五）手令 林立果炮制《纪要》，召开三国四方会议有大背景——毛泽东在打“三板斧”。区别仅仅在于， 毛泽东是明争，林彪借助林立果进行暗斗。原因也很简单，毛泽东处于自高无上的位置，明争最为有利。林彪位置尴尬，只能暗斗。 从第三次庐山会议到林立果炮制《纪要》，前后五个月时间。在那五个月的时间里，恰好是毛 泽东对林彪步步紧逼的时候。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把林彪逼入死角，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不容易，二是不能。 说不容易，是因为林彪是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已经写入了党章国法。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林彪都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毛泽东是一体的，要割开不容易。之前的刘少奇也是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为了拿下刘少奇和他背后的行政集团，毛泽东不惜发动文化大革命，可以说费了很大的功夫。 说不能，是因为林彪和刘少奇不一样。刘少奇的支持者是行政系统，而林彪的力量来自军方。 可以通过文化大革命打碎行政系统，却不能用那一套来对付军队。如果军队乱了，国家也乱了。而且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林立果在《纪要》里写的那些东西，毛泽东想得更明白。可以说毛泽东不担心政治上的林彪。在政治局上，甚至不用毛泽东出面，林彪都未必能取得胜利，因为他不是喷口水的料。 毛泽东担心的是军事上的林彪。林彪的军事天才并非只有他战场上的那些对手才明白，发现、 提拔、塑造了林彪的毛泽东比任何人都了解林彪。如果毛泽东真把林彪逼急了，结果是很严重的。 所以把林彪逼入墙角之前，必须消除林彪的威胁。 所以毛泽东选择南巡，南巡的路线也是精心选定的，先去武汉，然后南下长沙，转而去南昌， 最后沿江东下进入长三角。 在这些地方中，武汉军区负责人多半出自原红四方面军和第二野战军。毛泽东给他们吹吹风， 提醒他们不要站错队伍。同时武汉军区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是中国腹地，控制着中原。自古以来中原安，则天下安。近代中国混乱的源头就在武汉。疏通了武汉军区，相当于保障了中国北方的安全。 毛泽东在长沙的主要目的就是瓦解、挖出林彪在广东军区的根系。主要手段是安插华国锋担任广州军区政委——华国锋是绝对忠于毛泽东的。同时毛泽东给广东军区的主要领导丁盛和刘兴元上了一堂思想政治教育课。这一手看起来很不错，但是并不能保证掌控广州军区，因为黄永胜在那里经营了多年。 所以毛泽东在南昌时召见南京军区的许世友和福建军区的韩先楚——这两个人毛泽东完全放心。如果林彪真的决定在广州孤注一掷，那么必然要开启战火。韩先楚和许世友两个人将是处于最前沿的位置上。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如此部署，基本上斩断了林彪动武的可能。而林立果在《纪要》里的那些构思，基本上化为泡影。所以这就是差距：林立果只是畅想一下，组建指挥班子都不敢说明；毛泽东已经把他的路全部堵死了。 毛泽东部署的时候，一边行动诡秘——只有周恩来一个人知道行踪；一边又不断地向大家吹风 放空气，实际上就是把消息传播出去，传到林彪的耳朵里。当时的林彪正在北戴河度假。据记载， 那时候的林彪喜欢擦火柴，燃烧了，闻一闻硫磺味，然后就坐在那里默想。毛泽东释放出来的信息， 就是他下一步的默想的依据。 两个相识、相交、相知数十年的男人就通过这种常人难以理解的方式隔空过招。 如果没有程世清那个灵感的爆发，毛泽东应该在南昌多住几天，一切部署完毕才东去。 九月五日，丁盛、刘兴元从长沙回到广州，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再召开广州军区师以上干部大会，传达毛泽东讲话的主要内容。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和刘丰上当，把毛泽东的谈话内容传给周宇驰和于新野。周宇驰和于新野把内容传给林立果。刘丰把内容告诉了李作鹏，李作鹏告诉了黄永胜，黄永胜告诉了叶群。 这样林彪就从两个渠道得知了毛泽东的举动言行。与此同时，毛泽东又给林彪准备了第三个信息通道——更为隐蔽、更有杀伤性。 当林彪得到毛泽东的讲话内容而思考对策时，毛泽东已经在两天前到了杭州。在杭州，毛泽东找了三个人：浙江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南萍，军区司令员熊应堂任省，另一个就是被林立果写进《纪要》的陈励耘。当时的浙江，这三个人就是老大。除空五军政委之外，陈励耘还是杭州警备司令，直接负责毛泽东的警卫工作。如果他铁心追随林立果，决心鱼死网破的话，毛泽东还真的有危险。 当时驻防杭州的是二十军，原华野一纵王牌，司令熊应堂，政委南萍。熊应堂是红四方面军出身，后来在第三野战军战斗，五五年封为少将；南萍是政工干部出身。杭州本来就是是非之地，各派混杂其中。南萍和熊应堂也挺能折腾，在文革期间风头很足，对南京军区的许世友不感冒。许世友看他们也不爽，双方闹得很僵。毛泽东在中间调节了很多次，效果不大。 毛泽东的南巡讲话有一个模式：先讲党内历次斗争，再联系到现实问题，再讲团结。 在杭州则完全改变了这个模式，单刀直入：“庐山会议你们有什么错，听说吴法宪找你们谈了，他搞的那一套，说不是有八个人嘛？”问得那几个将军心惊肉跳，特别是陈励耘，在庐山会议上放了炮，正后悔不已。 毛泽东盯着陈励耘问：“其中有你一个，还有上海的那个王什么（王维国），还有福建的那个叫什么？是不是就是那几个人。你们空军就八个中央委员嘛？” 正常情况下，领袖都是和蔼可亲的，亲自追究某件事时，表示事情已经很严重了。按照陈励耘的资历能量，原本是不够资格领袖亲自过问的，问题是庐山上那一炮太响了。陈励耘顿时很紧张， 赶紧辩解：“在庐山，吴法宪找我布置空中警戒时，阴一句，阳一句。这个人说话不算数。”然后又 补充说：“上山前都不知道他们这些事。” 已经很自觉地划清界限了。如果林立果看到这一幕，估计会气得脸色铁青吧。不过陈励耘把所有事都往领导吴法宪身上推，干得有点不地道。毛泽东也不满意：“噢，上山前你不知道。空军有，海军有没有？他们是不是内部有通知呀？” 陈励耘回答不了，看着毛泽东发怔。 随后毛泽东的谈话才进入正常轨道，什么党内斗争啊，庐山问题不简单啊，要团结大多数啊， 还是之前的老一套。只不过力度更大一点。毛泽东说：“那份简报（六号简报）影响最大，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我也搞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这样搞？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我看他们是恐惧。” ——反革命都出来了，实际上接近摊牌了。因为到杭州时，南巡基本结束，部署基本完毕，剩下的就是扫尾工作。这应该是毛泽东改变谈话方式的原因之一吧。 毛主席又批判林的讲话：“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这话直接指向林彪，“林彪同志那个讲话（庐山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同时又有意把林彪区别出来，“林彪两次打电话、写信都被他们阻止了（庐山会议之前，林彪有两次想要打电话、写信给毛泽东，被叶群和黄永胜阻止了）。 毛泽东再次告诉陈励耘：“要搞唯物论，不要搞唯心论。”这就有意思了，毛泽东为何抓着陈励耘不放？原因有三个：第一，他知道空军是吴法宪经营多年的地方，空军的主要领导都是林彪带出来的。在空军，林彪的威望和力量相当强大。林立果捣鼓出来的《纪要》，也是以空军为主。指挥班子成员全部来自空军。 第二，毛泽东知道陈励耘和林彪那帮人的关系，他需要借助陈励耘给林彪传递信息。告诉林彪， 一切没完。陈励耘会传递消息么？现在没有直接证据。林立果、于新野他们都挂了，已经难以对证。 但是有一点很明确，就是在杭州时，毛泽东的行踪已经不再是秘密，召见哪些人也不是秘密。 据陈励耘自己的回忆：“毛主席巡视南方，到了杭州，在专列上找我和南萍、熊应堂谈话。讲了掺沙子、挖墙脚等等。其中有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林副主席要保。听了这句话，我才清楚 —些，林副主席犯了错误，没犯错误，何必保？” 陈励耘这话并不全对。身为林立果信任的人之一，庐山会议参与者，中央委员之一，经过那么多事之后要是连毛泽东和林彪之间的矛盾都看不出来，这个也太愚钝了吧。如果这种愚钝是真的， 那么他就不会对林立果等人设防。如果他的愚钝是假的，在那种情况下，林立果应该有办法从陈励 耘那里得到想要的答案。因为他应该明白，不管愿意与否，他和林立果都站在同一条船上。事实上， 陈励耘在八号晚上把毛泽东的讲话告诉了于新野。 ——不论哪一种情况，林彪都可以从陈励耘那里得到信息。这样他就从三个方面得到了毛泽东要动手的信息，都是对他自己不利的信息。 至于毛泽东抓住陈励耘的第三个原因则隐蔽一些。毛泽东九月三号到杭州，九月八号转移到绍兴，九月十号才去上海，中间在杭州附近整整呆了一个星期。在那段时间里，毛泽东三号和几个将军谈话，四号、五号两天让汪东兴找了几个人，要他们整理毛泽东的谈话记录，又传达了毛泽东在南巡时的讲话精神。接下来的四天，毛泽东好像啥都没干。汪东兴一直伴随在毛泽东左右。他的回忆录详细记载了毛泽东的行动。而七月六号到十号中间，毛泽东仿佛在等待着什么。 说实话，南萍和熊应堂也就是地方军区级别的，根本不够资格让领袖如此关心。正常情况下， 也就是到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那里走走。杭州也不是什么战略要地，跟武汉、南京根本没法比。 毛泽东在等待什么呢？ 日后陈励耘回忆：“汪东兴好像受命启发我揭发林彪的意思。可是我实在糊里糊涂，根本没有想到要揭发林彪，也想不出自己有什么东西可以揭发的。我只是老老实实向毛主席检讨：我在二中全会华东大组上的讲话是错误的。主席讲得根清楚：林副主席要保嘛。” 毛泽东想从陈励耘那里得到啥呢？可以参照南昌的程世清。毛泽东给了一番教育之后，程世清把知道的所有事情都倒出来了，而且加上自己的假设和猜想，毛泽东对陈励耘应该寄予同样的希望。 如果陈励耘把一切倒出来，那么日后的政治斗争，就多了很多证据。然而陈励耘没有那样的觉悟， 或者说他根本就不敢。 陈励耘的想法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想把事情糊弄过去。 毛泽东在杭州度过一周，结果却是一无所获。而在相同的时间里，各种消息汇集起来之后，林彪终于有了反应。 于是在九月八号，林彪写了那张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9 月 8 日。” ——那是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后，林彪唯一的反应，留下的唯一的活动证据。 就这么短短一行字，而且中间没有标点符号。它成了九一三事件中另一个幽灵。这个手令又引起了一系列疑问，因为它有好几个版本。 九一三那天，周宇驰和于新野驾驶飞机逃走未遂，自杀之前把林彪的手令撕成碎片。抓捕人员把那些碎片拼接起来，就是日后法庭上出现的那份，为林彪的“反革命”和“谋害伟大领袖毛泽东” 的直接证据——但是那份手令是“竖”着排列的。 于运深是林办秘书，也是第一个看到手令的人，他看到的是“竖”体。王飞等人看到的也是这个版本。如果仅仅如此，也就罢了。 日后江腾蛟在法庭上公开表示，他见到的手令写得很整齐，与拼接起来的那份（有些潦草）不一样。另外的当事人，如林办老秘书关光烈从林立果那里看到的则是“横”体。专机师副参谋长胡萍是另外一个看到手令的人，是林立果拿出来的手令，也是“横”体。胡萍后来从公开发行的刊物上知道那个“竖”体版本，觉得很奇怪。但是“横”体那个，在林立果手上，跟随林立果一起完蛋了。 更直白地说吧，林立果手上那份是“横”体，周宇驰手上那份是“竖”体。 这就很奇怪，林彪即使写手令，也不至于写出横竖两个版本吧？以林彪的性格，能精简的绝不会繁复。也就是说，两个手令中，至少有一个是假的，或者两个都是假的；也就是说有人冒充林彪的签名。关于这个，当事人提供两个证据。 证据之一，胡萍见识过于新野专门模仿林彪的签名。当时他还很奇怪，心想这小子模仿首长签名干嘛？ 证据之二，叶群在毛家湾让秘书模仿林彪的签名。林办秘书张云山回忆，林彪当时拿笔就会着凉出汗（衰弱得可以）。叶群让秘书练习代笔，首先找到张云生。他觉得事关重大，假装练习很久练不成，同时和其他几个秘书串通，也假装练不成。最后叶群找到年轻、有点文化的保密员李根清。李老实、能干活，没有那么多心眼，就练习了。李根清是个实在人，把每一次代批的文件都做了记录。那个著名的“向无产阶级革命家江青同志学习、致敬！”就是叶群让李根清模仿林彪字迹写的。 据张云生回忆，叶群和林立果也模仿过林彪的字。 那么问题就来了，手令是不是被模仿的呢？是与否，牵扯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手令不是林彪写的，那么又回到问题的原点上，林彪对林立果的行为是否知晓？ 这个问题其实有两个方面的意思。周宇驰撕碎了，后面再被粘结好的，然后在法庭上公布的那份手令，应该是真的。笔迹的问题即使能难倒后世的观众，绝对难不倒毛泽东和周恩来。他们对林彪的熟悉程度远在林彪团队的成员之上。别忘了，还有康大专家，虽然为人狠毒，鉴别水平可是大师级的，想要模仿几天就瞒过他们，很难。 此外还有一个疑点，就是手令的内容：盼，希望的意思，舒缓的祈使句；手令内容本身是一项命令，需要执行的，也就是句式和内容之间有矛盾。因此有分析人士指出：“手令”的书写者并非权威，更像出自一个中间人的手笔，进而怀疑，手令有造假的可能。 这点基本也可以排除。周宇驰拿的“手令”是林彪的笔迹，那也就不存在内容上造假的可能性。 而句式和内容之间的那点小小的矛盾是可以解释的。客观上说，那种小小的矛盾，可以舒缓双方的距离感。毛泽东签发的电令中，就有很多类似的情况，林彪也一样。另一个原因是，那个矛盾恰好反映了当时的林彪的处境。如果林立果拿着林彪的绝对命令到处招摇，那么很显然，绝对会引起很多人的警惕。如果那样的话，消息就会很快传播到毛泽东和周恩来那里，反而失去隐蔽性，大大不利于己。 尽管如此谨小慎微，杭州的毛泽东还是探测到了细微的波动。 （六）警觉 从毛泽东对陈励耘的态度上就能看出，毛泽东已经知道了点什么。九月八号晚上，林彪有所反应不久，毛泽东探测到两条信息。 信息之一：空五军军长白崇善给毛泽东暗示：杭州有人在装备飞机。——实际上就是在说陈励耘。陈励耘改装过一批飞机和武器，尽管事后证实他并不是林立果的忠实追随者，但在当时那个情况下，是相当敏感的。 信息之二：有人指责毛泽东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走路。 “这种事之前从来没有过。”汪东兴回忆说，“一些多次接待过毛主席的工作人员，在看望他老人家时也反映了一些可疑的情况。” 毛泽东找到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主席根据前后所了解和掌握的一系列情况，感到要防止林彪一伙人的不测行为，于是他当机立断，及时采取措施，对付林彪一伙的阴谋。他首先把我找去， 提出要把专列转移。我问毛主席，专列是向后转移，还是向前转移？向后是转到金华，向前是转到上海。我还建议，也可以转向绍兴，即转向杭州到宁波的一条支线上，观察动静。毛主席同意转向绍兴。” 于是专列转移到绍兴，那恰好是在林彪写了手令之后，难道仅仅只是巧合？如果仅仅只是巧合的话，那么真正引起毛泽东警觉的正是陈励耘本人。改装飞机和武器啥的，作为一个中级指挥官， 根据现实需要改点装备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毛泽东要移动列车时竟然找不到陈励耘本人。要知道陈励耘可是负责杭州的警备工作的，直接负责领袖的人身安全。一般情况下，对领导应该是鞍前马后，而现在呢，跟领袖玩失踪？而且是在那种非常微妙的情景下。 当时陈励耘在干吗？和于新野聊天。于新野和陈励耘的关系不错，但他们可不是唠家常的。林彪的“手令”传递出来之后，于新野到杭州给陈励耘布置任务。直到那时，于新野向陈励耘亮出底 牌，即行刺毛泽东。于新野对陈励耘说：“林副部长考虑，可以用改装的伊尔-10 飞机轰炸。” 陈励耘之前大概能隐隐约约地猜到林立果的疯狂，但是没想到疯狂到如此地步。就算陈励耘认同林立果的疯狂，他也绝对不会自己去执行。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明白，刺杀最高领袖毛泽东，成功或失败，结局只有一个——死。 荆轲刺秦王，失败，死。专诸刺王僚，成功了，也是死。 当时毛泽东的威望无边无际，任何对他不敬的言论都可能遭殃，何况是动手？如果不能一击得手，再也没有机会了。而且毛泽东身边的警卫力量相当强大，一般武装力量难以突破。陈励耘贸然出击，即使侥幸成功，结果也只有一个——被格杀。即使不是被军队格杀，也会被林立果格杀，而且可能性更大，因为那样就死无对证，林立果就可以做文章。 去干，必死。不干，可活。陈励耘只要不傻，就不会听于新野的鬼话。所以陈励耘对于新野说： “这里没有可靠的飞行员，干这件事不能随便抓一个人就行动。”于新野早有准备：“这个你不要发愁，准备给你派个人来。”准备派谁呢？鲁珉。鲁珉在朝鲜战场上打掉五架美军 F-86 战斗机，立特等功，一级战斗英雄，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当时是空军司令部的作战部部长。陈励耘嘴上说：“那就好！那就干！”心里估计在想，去你大爷的，老子才不去当炮灰呢。 陈励耘看着于新野，如同看着催命阎王。好在于新野的重点并不在杭州的陈励耘，而是上海的王维国。据说他的房间里有一张毛泽东的画像，陈励耘看见画像就发愁。 毛泽东在绍兴又呆了一天半的时间，等陈励耘的回应，结果还是一场空，已经意识到危机将要来临。十号中午，毛泽东把汪东兴喊过去，吩咐：“走啊！不要通知陈励耘他们。”汪东兴说：“主席，不通知他们不行。您不是一般人。来的时候，都通知了；走的时候，不通知不好，路上的安全， 还是要靠地方。”毛泽东说：“那就不让陈励耘上车来见，不要他送。”汪东兴说：“那也不行，会打草惊蛇。” 根据一系列的分析判断，毛泽东已经不再信任陈励耘。但是陈励耘是杭州警备司令，又不能绕过他。如果绕过他，万一发生什么意外，岂不是正好给了他推脱责任的口实？如果单独接见，可能给陈励耘提供了图谋不轨的机会。于是毛泽东和汪东兴又想到“掺沙子”的计谋：让南萍、熊应堂和陈励耘一同前来。因为空军和陆军并非铁板一块，如果搞阴谋，也不可能跨界搞。而毛泽东特意交代：空五军的军长白崇善，这个人也请来。” 毛泽东南巡，原本的目的就是要瓦解林彪在地方军区的势力。程世清在南昌的猜想改变了毛泽东的行程；在杭州，白崇善则起了另一个作用。正是白崇善提供的信息引起了毛泽东对陈励耘的警 觉。 九一三事件之后，原来的空五军领导班子只剩下两个人，军长白崇善和副军长王海。白崇善是飞行员出身，原本应该去空四军的，当时江腾蛟死活不愿意，后来去了空五军。虽然是军长，地位和陈励耘没法比。从九月八号的表现来看，他应该是可靠的，所以毛泽东要白崇善也过来。那样即使陈励耘要搞花样也不容易。毛泽东见到白崇善时，亲切地握住他的手说：“（九月三号那天）你为什么不来看我！”白崇善自己没说话，陈励耘赶快解释：“他那天在值班。”领袖问军长的问题，政委却在一旁辩解，答案很明显，陈励耘在说谎。在陈政委的脑海里，根本就没有白军长这个人。 临别的时候，毛泽东告诉几位将军：“不要带了几个兵就翘尾巴，就不得了啦。打掉一条军舰就翘尾巴，我不赞成，有什么了不起。三国关云长这个将军，既看不起孙权，也看不起诸葛亮，直到走麦城失败。” （七）转折 九月八号晚，林彪的手令下达之后，北京西郊机场附近的秘密据点，林立果、王飞、周宇驰、 江腾蛟四人在一起研究行动方案。四个人在一起捣鼓出三个办法：一，用火焰喷射器或四零火箭筒打毛泽东的专车；二，用一零零高射炮平射毛泽东的专车；三，趁毛泽东接见时，王维国带上手枪在车上动手。 看看这些行动方案，只能用一个字形容——乱。在相同的时间里，毛泽东把列车从杭州转移到绍兴。如果这个原因不是几位冒险家能控制的，那么看看于新野去杭州找陈励耘说的那些话，林立果的统一行动方案还没拿出来，那样做太冒险，万一陈励耘不靠谱，反水怎么办？ 于新野告别陈励耘之后去上海找王维国。王维国是关键的一环。之前林立果让江腾蛟说说对陈励耘等人的看法时，江腾蛟就说，王维国唯一的靠山就是你们。实际上在林立果的计划中，押宝于上海。 当初江腾蛟让王维国好好照顾林立果，王维国超额完成任务。他在十月九号从空四军抽调一百零六名战士，建立了一支教导队，训练得非常好。这支队伍相当于一支快速反应部队，使用得当可以干很多事。正如江腾蛟所说的，王维国的靠山只有林家。八月七号，毛泽东南巡前夕，林立果让李伟信去见王维国，送了灵芝草。林立果仿佛很喜欢给人家送灵芝草。江腾蛟去上海时，林立果也给了一棵灵芝。其实用意很明显：好自为之。王维国表达自己的忠心：部队形势不错，请副部长放心，将要进行骨干整风。 于新野离开杭州之后去了上海，见到王维国。他们的主要希望就在王维国身上。于新野在后唐招待所和王维国密谈。于新野告诉王维国，陈励耘已经决定在杭州大干一场，同时也指出：不管陈 励耘在杭州干得怎么样，首长的意思，还是准备以你这里为主来搞。上海是毛泽东回北京的必经之路。 之前王维国还不知道林立果的计划。王维国建立教导队的目的绝不是单纯地为了保卫林立果， 而是准备在关键的时候解决笔杆子。因为当时上海的局势非常复杂，既有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文革派大佬，也有林彪的军方嫡系——两派尖锐对立。 但是林立果却想用这支队伍来执行暗杀计划。 王维国的反应和陈励耘差不多。大家都不是傻瓜，都不愿意当炮灰。毕竟在“必死”和“可不死”之间，并不难选择。 所以王维国的脸色乌云密布，说：“这事难办啊！” 于新野给王维国打气：“只要有决心，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上海这边有飞机、有高射机枪连、有‘教导队’，条件比杭州好。” 反正鼓励别人去送死，成了之后自己的好处多多，“你用飞机将专列一扫，先打车头，再用高射机枪把停车的地点包围起来吧啦、吧啦一大堆。” 王维国是不会轻易上当的，开始摆出实际困难，“要是主席不在专列上，而是住在宾馆，四周都是上海警卫营的人该怎么办？” 于新野已经准备好了说辞：“那就在路上搞。”于新野说。 王维国继续摆困难：“主席坐的是保险车吧？”相当于说路上也不容易搞。 于新野沉默片刻，支招，“‘教导队’事先隐蔽在西郊公园。布置好高射机枪，到时一阵扫射， ‘教导队’冲击，可大功告成！”看看这水平，赶上街头说评书了。 凭什么确定毛泽东会在西郊公园逗留？机枪能搞定保险车么？教导队能解决毛泽东身边的警卫力量？于新野没能确定任何一条。王维国是明白的，所以他没有吭声，用沉默表达不赞同。 最后于新野发狠说：“不干也是死，只能拼了，还能拼出点生的希望。” 王维国看出了于新野的外强中干，心想，“傻瓜，对你不拼等死，对我拼了才是死。”毛泽东在上海期间，王维国并没有任何行动。 于是九一三事变之后，王维国出现两张脸孔，这个后面再说。 与此同时，毛泽东已经到达上海，林立果还在北京西郊研究行动方案。 八号晚上研究的那三条并不能保证成功。一击不中的话，后果相当严重，所以要继续研究补全。 周宇驰又想到新的一招：炸铁路。一番讨论之后，否决。周宇驰又提出炸油库。江腾蛟表示可以考 虑。因为油库爆炸之后，会有大火，制造混乱，就有机会。于是江腾蛟搞出来一个地图，捣鼓一番， 也没有定论，很有书生造反的味道。 如果说这些还不够搞笑，那么看另外一点。九月九号下午开会时，又新增加一个人——关光烈。 他在东北参加革命，随四野南下。第一次庐山会议之后林彪出山，他担任林彪的秘书。然后下部队， 为一二八师政委。九一三事变之前，他即将升职。 林班秘书中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观点：叶群毁了林彪，关光烈就是典型。据他说，林彪喜怒不行于色，叶群爱出风头。叶群虽然表面上顺从林彪，但因为地位独特，对付林彪很有办法。因为林彪身体很差，林办的具体事务都由叶群打理。关光烈给林彪当秘书期间，见过林彪两次推辞国防部长。一次是在第一次庐山会议期间，林彪让关光烈打电话给周恩来，说身体差，不宜当国防部长。 叶群当时没说话，跟着关光烈出去，让他暂时不要打电话，她去商量一下。商量的结果是，电话没打。第二次是一九六二年三月份（七千人大会之后），林彪让关光烈代他写信给毛泽东，辞去国防部长，结果信被叶群压下。如果林彪当年真的辞去国防部长，结局肯定是另外一个情况——也许可以避开文化大革命的漩涡。 关光烈下部队之后还算顺利，回林家的次数也不多，但是偏偏被林立果惦记上了。林立果把关光烈喊过来，给他看了林彪的“手令”，提出两个要求，一，让关光烈把火焰喷射器送到上海；二，调一个营的人去北京。 ——也就是要武器和要人。行动都开始了，才要武器、要人。饭桌摆开之后，才想起柴还没有劈，米还没淘，菜还没有洗。不禁要问，林大少爷，你这是哪一出？如果你爹当年就这水平，估计都已经死了很多次了。 折腾了好几天，总算准备得差不多了，林立果宣布：“就在上海搞：一，如果‘B-52’住在机场，用四零火箭筒配合火焰喷射器干掉他；二，住在市里，就找几个人用手枪干掉他；三，不出车站，就在车站里干掉他。”——比于新野的水平稍微高点，但也没高多少。如果在场的人有反对的， 估计林立果也会硬着头皮说出和于新野差不多的话。 在场人中间，真正经历过战场的考验，具有指挥能力的，只有江腾蛟少将。江腾蛟原则上同意林立果的方案，但是到具体设计时，江腾蛟只同意在机场和市里两个方案，否决了第三个方案。具体原因不详，无非是行动困难。如果在车站强攻毛泽东列车，“教导队”那帮人未必能拿下毛泽东身边的警卫。最关键的是，那相当于光明正大地动手，时间拖长了，必输无疑，而且无处隐藏。 诡异的是，毛泽东在上海，恰恰是没有下列车。当林立果意识到行动失败时，肯定会想到江腾蛟否决了那个方案——恨他入骨。 九月十一号的时候，林立果还在研究行动方案。这一次拿出一个相对可行的方案，制造另一场“皇姑屯事件”，然后宣称有人搞破坏。一旦成功，林彪就可以以副统帅的名义接管所有的事情。不会像强攻列车，或者在市里动手那样惹出巨大风波。 行动的关键在于选择适当的地点：一，容易安放炸药；二，相对偏僻，不会留下蛛丝马迹。经过一番勘察之后，林立果把地点选择在上海和无锡之间的“硕放铁路桥”。从地形上来看，非常理想。林立果的嘴角露出得意的笑容。 但那笑容还没来得及绽开就僵化了，因为一个电话传来，毛泽东已经改变行程，离开上海北返， 所有的计划全部泡汤。林立果的眼前一阵漆黑，仿佛看见末日的来临。 在一贯的印象中，林立果初生牛犊不怕虎，敢想敢干。可是从九一三事变之前那几天的反应来看，他办事拖拖拉拉，前后不搭调。毛泽东已经回北京了，他的行动方案才最后定稿，根本就没有执行的机会。为什么会这样呢？答案是误判。林立果判断，毛泽东至少在九月二十五号之前不会回北京，他有足够的时间准备。 从九月八号把专列转移到绍兴开始，毛泽东仿佛进入了最高戒备状态。列车刚到上海，汪东兴就把上海当地的警卫部队全部撤到外围，周围全换上中央警卫团的人，以防不测。离列车一百五十米的地方是虹桥机场的油库。按照林立果的策划，可以炸掉油库，趁乱实行计划。汪东兴看到了那个油库的潜在威胁，特地派人在那里守卫。 毛泽东在上海的目的已经不再是巡视，而是玩了一招金蝉脱壳。这招分解成如下几步。第一步，放空气球：由汪东兴通知王洪文，并且让王洪文把许世友叫到上海来。 众所周知，王洪文是文革派，毛泽东的文革的标志性的人物之一。许世友是毛泽东最忠实的铁杆。但王洪文和许世友不是一路人，他常常找许世友的麻烦。许世友呢，看不起王洪文那种直升机往上窜的家伙。毛泽东让王洪文去喊许世友，相当于放出一个空气球：要好好教育自己的文武两派， 搞好团结关系。 毛泽东的列车停靠在靠近虹桥机场的支线上（上海虹桥车站和虹桥机场相距很近），却没有下车。按照林立果的策划，属于可行动（在机场）和不可行动（没下车，不容易搞）之间。没有行动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毛泽东那个空气球放的好；另一个原因则是，王维国一直在犹豫（不想当炮灰）。 这步棋走得很妙，但是也出了一点意外。就是王洪文准时到了，而许世友却没有出现。王洪文往南京打电话喊许世友，南京方面说许世友下乡去了。 毛泽东没法，让汪东兴去喊许世友，自己只好在列车上等待。 尽管心里很急，但毛泽东必须等许世友。因为许世友是当时整个长三角最重要的人，又是毛泽东的心腹。如果空气球放出去了，没见许世友就离开，可能会适得其反。 许世友下乡是很微妙的一幕。要知道许世友对毛泽东的忠诚堪比李逵对宋江，无需任何怀疑。 晓得伟大领袖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南京军区管辖范围）内巡视，许世友没有理由跑到乡下视察。 一月份的大地光秃秃的，有啥好看？ 许世友这么做有三个原因：一，许世友看不上王洪文，不想鸟他，即使闲着无聊在打鸟，也故意说不在；二，许世友不想再听伟大领袖唠叨什么和上海帮的笔杆子团结之类的，听得比较烦。最重要的是第三个原因，许世友根本就不是下乡调查，而是在部署。如果说毛泽东窥视到林彪的动向， 在长三角一带，最能信赖的人还是许世友。从十一号各路人马的反应来看，许世友和王洪文应该都知道点内情的，要不然也不可能配合得如此默契。 十一号上午十点，许世友才到毛泽东的列车上。毛泽东十号下午四点到上海，九点钟见到王洪文，然后一直等许世友，等了将近十五个小时。能让毛泽东等十五个小时，绝对非比寻常。接下来， 毛泽东实施金蝉脱壳的第二步，虚晃一枪。 许世友见了毛泽东之后，说自己去看农场了。毛泽东半真半假地批评了许世友：“一天到晚，你这个司令员随便离开工作岗位，怎么行呀？向谁请了假呀？要是万一发生问题，你怎么办呀？连南京军区都找不着你！将来这样的情况你要注意！”许世友赶紧承认错误。然后又说庄稼长得很好， 要大丰收之类的。 ——满嘴跑火车。一月份的小麦才刚刚出土，其它农作物还没有下地，哪来丰收？是许大老粗故意忽悠领袖？应该不是。 实际上是接着第一步来的。接下来，毛泽东又谈到团结问题，又说了许世友犯的错，没啥新意。 如果有人把这些消息传递出去，传到林立果的耳朵里。林家大少爷估计会微微一笑，认为一切尽在掌握之中，自己的计划天衣无缝，伟大梦想即将实现。 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次谈话很少，时间也很短暂，而且一部分谈话内容永远消失了。在场的汪东兴虽然写了回忆录，但是汪东兴不可能把所见所闻全部记下来。他不敢，也没有必要。从接下来的进展来看，毛泽东和许世友之间，必然有不为人知的联系渠道。 接下来就是金蝉脱壳第三步，逃出生天。 临别之际，毛泽东交代王洪文，让他请许世友到锦江饭店喝几杯。许世友要求汪东兴一起去， 汪东兴推掉了。和他们一起吃饭的还有周建平、王维国、郑长应等人。 毛泽东得知他们离开之后，决定立刻离开。汪东兴问是否通知去锦江饭店的那群吃货。毛泽东 说得很明确：“不通知，谁都不通知。” 一点二十分，毛泽东从上海动身。从许世友在上海现身到毛泽东离开，前后只有两个小时。而此前毛泽东为了等许世友，十五个小时都没吭声。如此诡异、异常的举动，太出人意料了。此时的林公子还在北京调整暗杀方案，还在确定火焰喷射器的问题，还在思索如何对付中南海那些人。他还没有明白，虽然他已经二十六岁，但不论是头脑还是脚步都跟不上擂台对面的那位七十八岁的老人。 王洪文最先得到毛泽东离开的消息，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在酒桌上通过咬耳朵的方式把消息告诉了许世友。要知道王洪文和许世友是政敌。如果没有某种默契，王洪文不会把自己的独家消息和许世友分享。九一三之后，上海一批人落到王洪文的手里，许世友想要，王洪文死活不给。 毛泽东对王洪文是信得过的。许世友出现之前，毛泽东和王洪文有充足的时间讨论那些七七八八的事。王洪文并不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日后四人帮垮台，就王洪文的反应最大。如果王洪文不知道一些信息，不会表现得那么淡定，应该是毛泽东把一部分信息告诉了王洪文。 许世友吃了晚饭立即坐飞机回南京，在南京车站等毛泽东。但是毛泽东的列车在南京站仅仅停了十五分钟，毛泽东也没有再次接见许世友，时间是六点三十五。三个小时之后到蚌埠，停车五分钟；再过三个小时到徐州，停车十五分钟；十二号凌晨五点到济南，一点十分到北京丰台车站，停车布置。 听到毛泽东返回北京的消息，林立果心里估计把陈励耘、江腾蛟、王维国咒骂了好几遍。杭州的陈励耘不靠谱，江腾蛟敲定的政策也不靠谱，关键的关键是，王维国竟然也不靠谱。如果王维国不靠谱，那么就没有靠谱的人了。 林立果出逃的时候，焚烧了大量文件，唯有《纪要》原封不动地放在桌子上，他的用意除了想揭示那个时代的种种问题之外，还想把指挥班子那几个人暴露出来。为啥要暴露他们，因为他们没有完成任务，辜负了林立果的期望，导致整个林家的覆灭。 那种恨，可比天高，可比海深。 按照林立果的计划，要在上海搞，关键人物之一就是王维国。按照汪东兴日后的总结，林立果策划了八种办法暗杀毛泽东，好几种行动方案里都提到了王维国，其中第五种办法是专门为王维国设计的：利用接见的机会，开枪刺杀毛泽东。 其实十号下午，毛泽东接见王洪文的时候，也接见了王维国。如果王维国要动手，那是最好的机会。有人以此推断，王维国几个人不知道林立果的事；有人又进一步推断，甚至林彪也不知道林立果的事，所有的事都是林立果一个人捣鼓出来的。从后来的结果看，王维国和陈励耘“很可能” 不知道林立果的谋划——也仅仅是“很可能”而已。 更大的可能性在于，一开始也许不知道，最后时刻知晓了。那时候，他们已经站在林立果的船上，很难再下船去。关于这一点，关光烈的看法很有代表性。 在林立果的策划中，原本没有关光烈什么事。最后时刻林立果想起了关光烈，让他送武器才把他卷入的。日后有人问关光烈：“当时知道林立果在干坏事，为啥不去中南海举报？” 关光烈回答：“现在回头看，事情很清楚。但当时太突然，弄不清楚。当时上面的关系太复杂，弄不好捅了大篓子。而我本身也不自由，被他们监视。所以想，干脆算了，听天由命吧！”关光烈当时离开林家已经好几年，尚且如此纠结，陈励耘和王维国一直跟着林立果混饭吃，想下船更难。 既然无法下船，干吗不豁出去干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本身：干吗豁出去干了？ 王维国和陈励耘的理由是一样的：干，必死；不干，可不死。死与不死之间，并不难选择。话说回来，就算王维国想要去干，那也要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再干。从毛泽东放出的空气球来看，没有理由着急下手的。接下来就没有机会了，不仅是王维国，很多人都没有想到毛泽东的动作如此之快。 何况王维国不愿意去当炮灰，原因如下：王洪文跟许世友咬耳朵之后，饭后许世友大张旗鼓地飞回南京见毛泽东，相当于公开了毛泽东的行踪。如果连王洪文都知道咬耳朵，那么枪林弹雨中滚出来的许世友更有理由警惕了。 许世友之所以如此选择，倒并不是因为许世友是大老粗。许世友人粗，但是粗中有细，要不然无法在战场上生存。许世友的举动恰好证明，他和毛泽东之间有某种联系：之前那些套路都是策划好的。 王洪文和许世友咬耳朵，那是毛泽东刚刚离开。许世友大张旗鼓地回南京，毛泽东已经离开两小时，已经出了上海，差不多到达无锡了。 与此同时，王维国的选择值得玩味。他没有选择向林立果汇报毛泽东的动向，而是回家大睡一觉，一口气睡到十点才给北京打电话，说毛泽东走了——那时毛泽东已经快到徐州了。王维国这个举动引起后人的争议，有人据此认定王维国不知道林立果的阴谋。这么解释可以说得通，但是并不能构成定论。 更靠谱的解释是，王维国不想当炮灰，只想和稀泥。按照林立果的策划，要在上海动手，不论结果如何，王维国的处境都不妙。所以只要毛泽东在上海，他就会心神不宁。毛泽东突然离开上海， 对王维国来说是最好的结果，既躲掉了当炮灰的命运，又不得罪林立果。所以等十个小时，就是给毛泽东离开的时间。到了南京，那就是周建平的事了。 只是让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毛泽东根本没有在南京停留，快马加鞭回北京了。王维国虽然留下不少疑点，但他的种种反应都是可以解释的。 真正的疑惑在毛泽东本人。九月八号是一个节点，林彪在那天写了“手令”。也正是从那一天起，毛泽东仿佛姜子牙附体，处处棋高一着、领先一步。 一个人真的可以神奇到如此地步吗？还是有人给他传递信息——也就是传说中埋伏在林家的间谍？好吧，先看看间谍问题。 （八）谁是间谍 要说对立之时，双方都没有刺探信息的间谍，那是谁也不相信。文化大革命，本来就是各种刺探、各种报告。在毛泽东身边，至少有两个人是绝对可靠的，就是周恩来和康生。那两位在收集情报上那是大师级别的。对于这点，国共两党都是公认的。如果不是周恩来的情报工作出色，当年共产党的家底很可能就被顾顺章卖了。国民党那边，各位大佬更是对此刻骨铭心。康生虽然不如周恩来那样显赫，但是主管党内审查工作几十年，大小事别想瞒过他。第三次庐山会议上，林彪的人把矛头对准张春桥，却没有连带康生。 尽管周恩来和康生的情报工作出神入化，也不是说无所不能。比方说在孙维世案件中，周恩来使出全身招数也无能为力。毕竟林彪在战场上纵横天下二十年，没有一身金钟罩铁布衫（自我保护能力）的功夫，早就挂了。 汪东兴在回忆录中也说：“现在想来那时的形势是极其危险的，但毛主席并没有把他知道的危急情况全部告诉我。他老人家没有作声，他沉着地待机而动。” 也许是某个神秘人物给毛泽东收集情报，他的名字正躲藏在档案馆里，等待资料解禁的那天； 也许根本就没有所谓的间谍。但是如果非要把间谍拿出来说事，那么现在能追查到蛛丝马迹的人只有三个：程洪珍、李伟信，还有李文普。按照当初的剧情，这三位都应该死去的，偏偏都因为各个神奇的原因活了下来，而且提供了其他人无法提供的证据。 程洪珍，一九四四年出生，山东人，比林立果年长一岁，他的工作是替林立果保管文件和负责对外联络。两人关系很不错。林立果心情不爽时就会骂程洪珍，骂到神清气爽为止。对于高层人物而言，若非信得过的人，否则是不会暴露情绪的。林立果对程洪珍真的很不错，亲自给程洪珍介绍对象，仅仅在上海就介绍了十二个。程洪珍倒好，竟然一个也没有看上，不仅没有丝毫不好意思， 而且振振有词：“我是‘康曼德’林立果身边的人，找对象不好，不是给林立果丢脸么。”也只有关系密切的人才会如此吧？最后林立果没办法了，把选美所得的“种子”选手之一介绍给程洪珍，才 让他满意地恋爱了。 九月十三号凌晨，身为林立果的心腹之一，程洪珍的任务是在山海关机场守电话机。然后按照原定计划，程洪珍将带着两个女兵和林家一起出走。因为北京方面行动迅速，打乱了原来的计划。 林彪一家到机场时已经乱糟糟的。当时程洪珍联系不上林立果，打电话给周宇驰。周宇驰告诉他大事不妙，让他赶紧跟着林立果跑。程洪珍从调度室出来，正好看见林彪、叶群、林立果上飞机。按照常理，程洪珍也应该跑过去跟上。 然而就在那一刻，程洪珍犹豫了一下，鬼使神差般停了下来，为啥呢？害怕。他可不是有了不祥预感啥的，而是害怕林立果骂他。这就有点狗血：在生死攸关的时候，还在担心是否挨骂的事， 极为不正常。如果说那一刻想起了漂亮的对象，舍不得她还说得过去。 后来有人根据程洪珍的不正常反应推断他是毛泽东安插在林立果身边的间谍。 就在那一念之间，程洪珍摆脱了死亡的威胁。虽然活了下来，日子也不好过。首先要进监狱， 面对无休止的审查。好不容易出狱，精神却失常了。回老家后住在哥哥的家中，给人家看大门维持生活。一九九六年喝农药自杀，五十二岁，未婚。 比起程洪珍，李伟信知道更多。李伟信见证了《五七一工程纪要》，是最后一个负责烧材料的人，和周宇驰、于新野一起逃跑，没跑掉，一同陷入绝境。三人相约自杀，李伟信放了空枪（急中生智，太有才了）。不仅如此，还主动坦白交代了一切。 那两人死了，李伟信却活了下来，而且活得很好。出狱之后虽然和夫人离婚了，但跟着改革开放的大潮，投身于建筑事业，干得相当不错。后人怀疑李伟信是间谍有两个原因：一，他是林立果骨干成员中唯一活下来的；二，他提供了很多信息。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就是，九月十三号那天晚上，李伟信就主动向京卫戍司令吴忠交代《五七一工程纪要》。吴忠生于一九二一年，起于红四方面军，最年轻的的开国少将，战场上走出来的大老粗一枚。当时就发扬大老粗精神，拍桌子骂李伟信：“你他妈的瞎胡说，什么工程不工程的。”幸好吴忠跟林彪扯不上关系，又是毛泽东信任的人，要不然遭殃了。 李伟信被捕时，还有另外一个版本：高喊要见汪东兴。汪东兴是毛泽东身边的大红人，也是当时最神秘的人物之一。很多人忍不住猜想：是不是两人之间存在秘密？ 李伟信提供的消息成了九一三事件的呈堂证供。由于程洪珍精神失常，李伟信的证据支撑起林立果活动的骨架。按照阴谋论者的观点，李伟信比程洪珍更有条件当间谍，毕竟间谍混到程洪珍那个样子，实在有损间谍的光辉形象。 按照阴谋论者的观点，还有一个人有资格成为间谍，就是陈士印，在陈修文身边。按照周宇驰 的暴怒程度，陈士印应该也是难以逃脱的。但是他很精明，装死，躲过一劫。因为陈修文干事特别有力，以至于很多人把陈士印忘掉了。其实陈士印冷静、低调、不漏声色，非常有当间谍的条件。 只是他的资料不好找，不了了之。但是同时也证明，如果他是间谍，也就应该如此。 另外还有一个人也是极为可疑的，就是江腾蛟。 按照参与程度，江腾蛟比李伟信知道的还要多。当林家葬身大漠，周宇驰和于新野开枪自杀。 留下的人物之中，也就是江腾蛟责任最大。按照当时那个政治环境，江腾蛟竟然神奇的存活下来， 而且一直活到二十一世纪。 比起李文普，他们几个惹出的风波不算啥。 在林彪丰富多彩的一生中，有过很多特别的人物，有领导、有同事、有对手，各个都是人中豪杰。李文普是比较特殊的一个：以微不足道之身，引起巨大争议。 李文普是黑龙江人，大字不识几个，解放战争末期加入四野警卫团。他算是大老粗一个，却又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大老粗，沉默寡言，办事沉稳，粗中有细。因此在一九五四年到林彪身边当警卫， 调进调出好几次。最后林彪在生活上依赖李文普，离不开。 所有权势家庭都是是非之地，林家也一样，各种复杂。李文普却进进出出，应付得很好。除了粗中有细之外，就是不去参与各种是非，辛辛苦苦地干活，不管其它，因此林彪非常欣赏他。即使叶群对他不满，想让他走人，林彪保他；即使李文普去了中央警卫局上班，林彪也把他要回来：“李文普不来我不睡觉。” 林彪对生活要求不多，对奢华那一套不感兴趣；但是很苛刻，风声、水声都听不得，睡觉需要恒温；没法洗澡，只能用毛巾擦身体等等，这些事都由李文普来干。此外他还要负责林彪的安全警卫，可以说一个人干了很多活。 可以说李文普和林彪接触的时间比叶群或林立果还多，一个如此重要的人物自然会成为各方面的焦点。正因如此，日后很多人把目光集中在他身上，把他当成“林家大总管”去描述；更有甚者， 认为他可以“监控林办和林立果的所有电话”；有人再进一步，认为他是中央警卫团安插在林彪身边的卧底。从已有的资料来看，这些描述夸大了李文普的能量。林家大总管永远是叶群，李文普的功能充其量只是林彪的副官。至于监控，呵呵，如果林彪轻易被人监控，他就不是林彪了。 但世间的事就是这样，总有它的根源。原本低调的李文普突然出现在风浪尖上，只因为他在九月十三号那天成了关键人物。 李文普原本只是低调地干活，不涉及林家是非。然而很遗憾，是非还是找上他。找上李文普的， 是林立衡。 九月十二号下午，林立衡找到李文普说：“林立果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还要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你不能让首长上飞机走。”李文普表示很惊讶，那可是一个天大的阴谋。 但是李文普也就是惊讶而已，因为林彪让他收拾行李准备去大连，并没有去别处。李文普问林立衡要证据，林立衡没有证据，于是李文普认为林家兄妹之间又发生矛盾了。 九月十二号晚上十点多，李文普在值班，林立衡把他叫到小厕所里说了同样的事。李文普的反应还是一样：“没有证据，我怎好不让首长上飞机？”林立衡没有再说什么，之后就去了八四三一部队报告。 李文普虽然没有认同林立衡的话，但心中也起了波澜。十一点多，叶群带着李文普去林彪的卧室。按照往常的习惯，林彪应该在睡觉。此时李文普发现，林彪已经穿戴好了，并且说：“今晚反正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现在就走（去大连）。”李文普说：“等要了飞机再走。”叶群则说会有吴法宪的飞机过来。按照李文普自己的说法，他起了疑心。因为他对林彪的生活习惯非常了解，正常情况下，林彪不愿意被打扰，会半夜三更爬起来去大连？ 随后叶群让李文普赶紧调车：“快点吧，有人要来抓首长，再不走就走不了啦！”又经过一番周折之后，调来一辆大红旗防弹车。车子一共三排，林彪和叶群坐在后排，林立果和刘沛丰坐在前排， 李文普坐在副驾驶座位上。时间是深夜。 直到此刻还没有李文普的戏份。接下来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车子经过五十六号楼时，李文普听到林彪问林立果一句话：“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林立果回答:“不远，很快就到。” ——这个跟李文普也没有关系，但是经过接下来一系列惊魂动魄的场面之后，其它人都死了， 只有李文普活了下来。在李文普的供词中，林家父子的一问一答成了呈堂证供。 这些也没啥，关键的是这个问答之中，看起来有弱智的成分在里面。 伊尔库茨克地处西伯利亚的心脏地带，南邻贝尔加湖，是苏俄远东地区的第二大城市（第一为海参崴），是苏俄远东的中转站。中苏友好时代，领导人互访，货物互换都要经过伊尔库茨克。当初毛泽东访问苏联，那里举行过隆重的欢迎仪式。中苏对峙时代，苏联远东司令部就在伊尔库茨克。 问题就出现在这里。 林彪担任国防部长之后，正是中苏关系破裂之时，双方在边境线陈兵百万，小规模冲突不断， 随时有擦枪走火的可能。林彪本人就是天才统帅，特征之一：地图痴。林彪带兵几十年，身经百战， 空余时间就用来看地图；上台十年都在注视苏军动向，随时准备和苏联战争，会不知道苏军远东统帅部所在的位置？这玩笑也太狗血了。而且林彪当年去苏联，也是在伊尔库茨克中转的。 当然这个疑点也可以有很多种解释，比方说林彪此次外出坐的是三叉戟喷气式飞机，和之前的 螺旋桨飞机不一样，所以询问一下。也可以解释为，就是出门时随口一说。林彪的一切还是由他的行为判定。如果他没有出走，随便问什么地方多远，都没人拿他怎么样。关键是李文普转述的那句话成了林彪出逃的证据，而那句话听起来疑点是如此之多，所以就把原本人微言轻的李文普推到舞台中央。 按照李文普和林彪的特殊关系，原本的结局应该是和林彪一起出逃，再随那架飞机坠落。然而李文普干了比林家父子的对话更为不可思议的事：听到那莫名其妙的对白之后，他竟然判断林彪要叛国逃跑！ 根据李文普的回忆：“那一瞬间，我思想上产生了激烈的斗争。跟着跑，这不是当叛徒了吗？自己的老婆、孩子不成了叛徒的家属了吗？便决心下车。我本能地大喊了一声‘停车！’杨振刚（驾驶员）把车停下来，我立即开门下车。叶群气冲冲地说：‘李文普！你想干什么？’我说：‘你们究竟要到哪里去？当叛徒我不去！’我转身朝五十八号楼喊了一声：‘来人哪！’与此同时，我听到了车门响声和枪栓声，林立果就向我开枪。” ——这段异常在哪里呢？ 这么说吧，后人评价林彪的功过是非，是以林彪的行为为依据。当时林彪是二号人物，虽然和一号人物之间发生了矛盾，但较量过程李文普并不明白。一个小小的警卫凭什么根据一组对白就判定二号人物要叛国投敌？这个太匪夷所思了。 当然，前面有那么多铺垫，比方说林立衡的表现，还有其他一些反常现象。但是这些都超出了一个警卫的职责，甚至思维范畴。要解释李文普那种现象，只能用灵感爆发来形容，就像程世清根据一些细节推断出林彪要逃跑一样。但是人家程世清好歹推断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才去向领袖汇报的。而李文普的判断，基本上就在电火石花之间形成。从五十六号楼听见林家父子对话，到五十八号楼下车挨抢，用分钟计算都太少了。 因此有人怀疑李文普知道一点其他内情，甚至怀疑他是毛泽东的间谍，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的表现就很反常嘛。 退一步说，李文普是毛泽东的人，他也很难接触到核心部分。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变，林彪基本上没有动。所有的动作就是那个手令，还有给黄永胜写了一个纸条，其它的事情都是林立果在外面折腾。李文普没办法接触到林立果，也无法钻进林彪的脑子里知道他想什么。 换句话说，李文普即使是间谍，作用也有限。毛泽东那出神入化的动作，绝对不可能来自李文普的信息。那么毛泽东又是根据什么做判断的呢？ （九）机变 如果把八号到十二号那几天单独拿出来看，确实匪夷所思。如果把整个事情连起来看，就自然而然。 有人用一个杠杆就能撬动地球，有人手捧金饭碗还会饿死。 什么级别的人干什么级别的事。要判断一个人的行动，首先要评估一个人的能力。毛泽东的能力是多方面的。就谋略那一块讲，放在整个历史长河来看，也是名列前茅。 毛泽东本是一介书生，曾经年少轻狂，读书不少，说过很多看似愤世嫉俗的言辞，看起来有点像打嘴炮的。但是和“嘴炮们”又不同：手中还能写很多不甚成熟却闪耀着思想火花的文章，同时提出一些还算实际的策略。 青年时代赶上历史转折时期，加入一个无法独立自主的组织，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事业开始并不顺利，遭遇一连串的挫折打击。在那种逆境中，共产党领袖如陈独秀、瞿秋白、王明等人陷入思维的泥沼而无法自拔时，湖南的毛泽东却敏锐地看到中国的主体阶层——农民—— 的需求，于是他做出了改变，自己拉队伍。 井冈山上的毛泽东的日子并不好过，外部生存环境恶劣，被各种各样的国军反复围剿，只能依靠连续不断的游击战求生存。然而在那样艰难的环境中，他和战友们的队伍不仅没有消亡，相反却在不断壮大。在队伍壮大的过程中，内部斗争又兴起了。他又遭受排挤，大权旁落。 在长征时期，他在绝境之中复出，一举占据了党内领袖的位置，在以后的半个世纪里，经历诸多是是非非，但无人可以撼动他。而且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从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转变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政党，实现本土化，一举夺得统治权。 看看这个过程：一介书生，白手起家到成为国家领袖，纵然有时代大潮所趋，和这样那样的巧合与机缘，就个人而言，必须有超一流的思想境界和谋略为基础，才能成就这番伟业。 建国之后的毛泽东从领袖的位置再进一步迈上神坛，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是非对错姑且不论，但都通过谋略战胜了所有的对手。从庐山会议开始，毛泽东已经把矛头指向林彪，目的很明确， 就是要拿下林彪，让他靠边站。 毛泽东的策略是，首先拿下陈伯达，斩断林彪和政界的联系，然后三板斧，瓦解林彪的团队。 这一系列的决策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动作是南巡。南巡的目标很简单，就是斩断林彪和地方上的联系，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了。整个一系列组合拳，可谓算无遗策。 正是在那个背景下，林彪才把林立果放出来折腾。 从南巡开始，毛泽东就处于高度戒备中，警卫部队的人员和装备，行踪极为隐秘，谈话内容精心选择。如何放风，如何调控，尽在掌握之中。换句话说，所有的局势走向都在毛泽东的操控之中。毛泽东操控局势的能力如何，之前半个世纪的历程已经充分证明。 战争年代的高瞻远瞩，政治运动时的无处不在，这些早已无需多说。 一九七一年，恰好是林彪站在毛泽东的对立面。相对于建国之前的张国焘、王明等党内政敌， 林彪的身份是毛泽东的战友、学生、接班人；相对于建国之后彭德怀、刘少奇等曾经的战友，林彪好像掌握的资源更多。彭德怀一直就在军内，甚至连军内二号人物都算不上。刘少奇虽然也是接班人，但没有军方背景。而当时的实力派都有军方背景。文化大革命之后，行政体系基本上被砸碎， 剩下的就是军方力量和一帮理论家。林彪是党和军内二把手，名副其实的国家二号人物。 但是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历次斗争中，林彪的处境最为狼狈。建国之前的王明、张国焘， 都曾公开和毛泽东较量，并且一度让毛泽东难堪；彭德怀也大声说出了自己要说的话；刘少奇也在四清运动中大显身手。唯独看似掌控很多资源的林彪，好像还没有动手就一败涂地。 当年的张国焘，看刚上台的毛泽东不爽，就拉着自己人南下，因为他有那个资本。王明也通过代理人的方式，把毛泽东折腾得不行。他们可以那么干，是因为他们当时和毛泽东平级，甚至是毛泽东的上级。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只能是跟着毛泽东走。所以林彪的处境极为尴尬，有劲也使不出来。 刘少奇在进入毛泽东的视野之前，白区工作干得就很不错，是共产党文斗时代的标志性人物之一。刘少奇虽然依靠毛泽东成长为党内的参天大树，但是在大饥荒之后，还是表现出独立的个性， 在调整经济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林彪在文革期间，同样造成很大灾害的时候，没有做任何事，只有在第三次庐山会议涉及到自己的利益时才想起抗争。当他抗争的时候才发现，自己一直生活在毛泽东的阴影中，连当初的彭德怀都不如。 彭德怀从来都是毛泽东的下级，但彭德怀自己起家，自己拉队伍，所以在必要的时候，他可以说出自己的观点，因为彭德怀就是彭德怀。林彪战功也很大，但是和彭德怀不一样。林彪的成功和毛泽东的刻意栽培、提拔分不开。井冈山上，是毛泽东和朱德让林彪接替王尔琢。当林彪担任红一军团长和彭德怀双峰并峙的时候，林彪的红一军团是毛泽东和朱德创建的，而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主要自己拉回来的。在解放战争期间，林彪去东北之前，已经好几年没上过战场了。而东北的共军是最强大的，因为班子已经搭建好。给他搭建班子的人，就是毛泽东。不仅如此，林彪日后成为二号人物，班子也是毛泽东一手搭建的。 所以林彪不能动，因为他和领袖是一体的。他动一动，就会给领袖制造口实。庐山会议之后， 林彪很少在北京，他唯一能干的事，就是让林立果去折腾。 从个人素质上说，放在整个二代群体来看中，林立果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把他推到毛泽东的对立面，让他跟毛泽东玩谋略，只能说命运太残忍了。双方差距太大了，除了年轻力壮之外，林立果在其它方面根本不具有任何可比性。 当毛泽东集中全力操控时势的时候，宛如雄鹰盘旋在天空。林立果同志的级别，也就是荒草里的一只山鸡而已。毛泽东一生的对手中，党内党外，林立果大概是吨位最差的一个，完全就是牛刀杀鸡。 南巡本来就是冲着林彪去的。程世清在南昌的一席话，足够引起毛泽东的警觉。九月八号，白崇善的提示和陈励耘的反常，对毛泽东而言已经足够了。因为从毛泽东的部署来看，林彪也好，林立果也好，选择的余地极为有限。那有限的余地中，最有杀伤力的一条，就是铤而走险。阳谋（正常途径上位）玩不过，阴谋（政治闪击战）也玩不过，那就没法玩对称战争。铤而走险，也就是不对称战争，是最后一条路。 已经走上神坛的毛泽东会对灾难丧失警觉么？当然不会。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一九六一年， 蒙哥马利第二次来到中国，见到毛泽东，相谈甚欢。 然后谈到死亡的问题，毛泽东侃侃而谈曰：五种死法： 一是被敌人开枪打死； 二是坐飞机摔死； 三是坐火车翻车而死； 四是游泳时被水淹死； 五是生病被细菌杀死。 毛泽东说，“这五条，我都已经准备了。” 看看日后林立果的那些暗杀技术手段，基本上也没有超过这个范围。 所以综合这些来看，毛泽东处处占据先机也就容易理解了。两点：一，毛泽东在操控大局，他是文化大革命的总设计师和推动者嘛；二，毛泽东洞若观火，因为拥有那个实力。离开了这两个大前提，其它都是扯。 单凭几个小小的间谍就能让一号人物对二号人物动手，那样的情况只能发生在小说里。所以说， 在毛泽东的行动中，特别是九月八号之后，间谍的作用基本上可以忽略。 间谍很可能是存在的，可能是上面分析的那几个人，也可能是别人，甚至可能是林立果看中的 江腾蛟。但是主题还是毛泽东本人，因为一切都是他设计的。当他回到北京的消息传开，不仅林家鸡飞狗跳，连周恩来都有些惊讶：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在整个行动中，周恩来是了解毛泽东踪迹的。而上海启程之后，毛泽东的行动超过了周恩来的预想。毛泽东在丰台车站的一番部署，周恩来也没有任何参与。 （十）布置 毛泽东没有急着回中南海，专列停在了丰台车站，因为他需要在那里安定大局。所谓安定大局， 就是要保证任何人都玩不出花样。具体办法就是快刀斩乱麻，强力压住一切可能出现的动荡不安。 所谓快刀，就是军队。所谓强力，也是军队。 毛泽东在天津车站让张耀祠打电话喊人到丰台车站听候指示。他们是谁呢？既不是唯一知道毛泽东行踪的周恩来，也不是他信得过的张春桥等人，更不是林彪的人。他们分别是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上将，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中将，北京军区第三政委纪登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少将， 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兼北京卫戍区政委吴德（日后在解决四人帮问题时，他也发挥了作用）。 换句话说，他们几位控制着北京的命脉。李德生和吴忠是战火里滚出来的将军，陈先瑞、纪登奎和吴德则是文官。李德生就不用说了，本来就和林彪扯不上关系，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放入军委办事组的棋子，是毛泽东耍“三板斧”时把他放进去的。 吴忠是接替温玉成上任的。陈先瑞一直在北京军区，政治一贯正确。相比李德生，吴忠的上位更为复杂。因为温玉成原本是林彪的人，但是得罪了江青，也没有讨得林彪和叶群的欢心，结果在庐山会议之前就降级去了成都军区。 毛泽东找他们几个做一番交代。对几个政委，还是老师对学生，上思想教育课，和之前的谈话内容差不多：第一，“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一万句吧，那也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都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第二，“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就是树他们自己。”；第三，“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缔造的人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但是这次谈话却有些不同，毛泽东明确指出：“黑手不止陈伯达一个，黑手后面还有黑手。” 吴德回忆：我意识到了陈伯达后边还有人，不仅是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军委办事组的人，而且是地位更高的人。我想到了林彪。 ——毛泽东这是干什么？如果他掌控了切实情报，就应该快马加鞭，立刻去抓人，搞得大家以 为他要为后面的三中全会做准备。事实上，毛泽东对政委也就是吹吹风，因为他不仅要引蛇出洞， 还要让蛇动起来。 毛泽东和几个政委的谈话，其实还是烟雾弹：问题没完，接着算账。 玩政治嘛，需要证据。实际上就是逼迫林彪有动作。有动作，才有破绽。 毛泽东最后的筹码并不在那些政委们那里，而是在外围。谈完之后，毛泽东单独交代李德生： 调三十八军一个师到南口待命。南口是北京的西北屏障，向北是张家口，可以抵挡北方的力量；同时可以直接威慑北京城，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每当北京有大事发生，三十八军就会悄然出现在北京外围。三十八军布置到位，相当于一柄利剑悬在京城上空，任何人休想再有大的动作。 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和林彪一个很重要的部署，就是调三十八军入关，然后对北京各大部门军事接管，刘少奇束手无策。几年过去了，威慑对象从刘少奇变成林彪。刘少奇搞党务出身，军方力量有限，也就罢了。林彪的根基就在军方啊，怎么会被威慑呢？答案很简单：当时的军队调动权集中在军委主席毛泽东那里；林彪虽然是军委副主席，没有毛泽东批准，一个排也调不动。 这就是所谓九一三事变中的另一个谜团：毛泽东认为北京不安全。实际上称不上谜团，根据之前的反应，如此部署，在正常不过了。 部署好一切之后，大局已定，毛泽东才进入中南海。此时林家已经知道毛泽东返回北京的消息， 慌乱一团。 然而事情没有结束，还需要解决一些细节问题。 所谓细节问题，就是可能引起的某些极端行为。九月十二号晚上，汪东兴指示中南海钓鱼台： 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什么意思呢？就是把部队拉出来，增加岗哨是最基本的；设置路障、挖工事是升级版的；中央警卫团成立机炮大队，是加强版的。 如果说京城外围部署军队是防止林彪乱动，那么中南海进入一级戒备，就是给林立果准备的， 防止他狗急跳墙。 自庐山会议之后，林立果勇敢地变身为设计师。首先设计出《纪要》，接着根据它的精神设计行动方案。捣鼓出一大堆方案，却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最后好不容易要制造一场“皇姑屯”，却错过了机会——毛泽东已经回北京了。应该说林立果是一个勤奋的设计师，却不是一个合格的执行者。因为他还没有明白，方案不在多，贵在精。他的小团队本来就不是很融洽，再搞那么多方案出来，只会造成彼此推诿。 陈励耘在杭州不肯动，王维国在上海也不肯动。王维国回家一觉睡了十个小时之后才打电话给林立果，说毛泽东离开了上海。林立果并不着急，因为他判断，毛泽东会在国庆节之前回北京。判断的依据：以往惯例都是那般。 仿佛自己的计划极为高明，毛泽东会对此一无所知。自信？自负？愚蠢？都不是，而是双方根本就不在一个级别上。看见林家少爷如此反应，不禁让人觉得一切索然无味——差距太大了。 好比一场体育比赛。年近八十的毛泽东把所有动作都做完了，二十多岁的林立果还在热身。然而林立果的梦很快就被惊醒了：听到毛泽东回到北京的消息。 当时林立果、周宇驰几个人在一起开会，场面相当有特色。之前每次开会，都是信心满满、雄心勃勃，仿佛天下已入我手。这一次则是凄凄惨惨戚戚。 骄傲的林立果流下了眼泪：“全完了，没完成首长(林彪)交给的重托，首长把生命交给了我，我拿什么去见首长？” 一句话戳到了大家的心窝子。 一阵尴尬的沉默之后，狂妄的周宇驰抓起酒瓶摔掉，发狠说：“还有一个办法，到国庆节那天，首长托病不去，老子驾直升机去撞天安门！” ——如果不是半个世纪之后出了一个拉登拿飞机去撞五角大楼，估计后人会对这些话一笑置之。然而半个世纪之前，可行性怎么样呢？很难说。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离国庆节还有将近二十天的时间，不论可行性如何，周宇驰都没有机会了。以毛泽东他们在战争年代的效率，二十天的时间都能组织一场中等规模的战役了。 从中南海警卫布置看，仿佛毛泽东再次得到内幕，仿佛又有间谍的可能。那么猜测也可以，其实根本没有猜测的必要，局面已经很清楚，在毛泽东掌控大局的情况下，所有的行动只能是非对称的局部战争。说得光辉一点，特种战争；老土一点说，城市游击战。毛泽东就是那种战术的宗师级人物。除毛泽东外，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老同志都很了解那一套。不用毛泽东动手指，汪东兴都知道应该怎么办。 与其费心思猜测或有或没的间谍，还不如看一看毛泽东是如何操控全局的。 （十一）阴谋与阳谋 现在绝大多数的史料都在描述林彪如何有野心、想上位，如何放任儿子谋害伟大领袖毛泽东， 仿佛是毛泽东在无奈之下，被动反击。——那是一种“烂好人”的观点，一种误导。 “烂好人”的历史观，也是一种害人的历史观。因为它不仅低估了观众的智商，也同时向毛泽东和林彪泼了脏水。稍微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毛泽东的一生是主动出击的一生，即使在最艰难的环境中，也不会被动等待。他可以接受某个时刻的失败，也会观望等待，但绝对不会“被动”。如果他是一个甘于“被动”之人，就不会上井冈山，就不会抗美援朝，就不会发动文革，也不会在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后抓住林彪不放。 实际情况恰好相反，一直都是毛泽东在主动掌控大局，林彪被动应对。如果说之前那些有很多偶然，那就看另外一个问题：林家如何知道毛泽东回了北京？ 毛泽东在杭州无法躲过林立果的眼睛，因为陈励耘是杭州警备司令。上海也一样，王维国参与负责警卫工作。南京就不一样了，按照“三国四方会议”精神，林立果让周建平负责南京，然而南京是许世友的地盘。在那里，谁也别想和许司令掰手腕。事实上，周建平和许世友的关系不错。在文化大革命中，江腾蛟拼命折腾，把许世友折腾得到处跑，依然不能拿许世友怎么样。周建平却相对平和，因此江腾蛟对周建平相当不满，甚至搞材料准备修理周建平。在上海开会时，江腾蛟还当着林立果的面警告周建平：大家站在同一条船上，我倒了你也别想好过，一起完蛋。 也就是说毛泽东到了南京之后，完全可以封锁消息，隐蔽起来。所以林立果接到王维国的电话时很淡定的样子，他以为毛泽东在南京某个地方跟许世友吹风呢，甚至还可能想：周建平那家伙啊， 还是不怎么可靠啊。 然而存在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毛泽东原本可以秘密潜回北京，可以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搞定一切：控制局势，抓捕所有嫌疑人。然而他没有这么做，而是在丰台车站停下来，大摇大摆地接待一批人，再大摇大摆地进北京。按照惯例，毛泽东很少白天回北京。 毛泽东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我回来了，好戏开场。——为啥？ 按照林豆豆的回忆：“毛泽东回到北京，让汪东兴告诉叶群。”也就是说那些还觉得不够，还要特意通报。 其实这个问题不难理解。要理解这个问题之前，需要解释一个问题。社会主义体制自诞生那刻起，就注定与众不同，其中有两个很大的缺陷。 一个缺陷：生存艰难。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成功之后，苏联当时很虚弱，被迫签订了一系列类似晚清的那些“卖国条约”。如果当时的中国情况稍微好点，完全可以趁机把外东北收回来。那个基本事实导致了一个缺陷，就是干部终身制。要么死在战场，要么一直干下去。 然而任何组织都需要正常的新陈代谢：领导人变更。 领导变更需要自己人，如何知道谁是不同政见者呢？第二个致命缺陷出现了——大清洗。当时 斯大林为了自己的权威进行血腥的大清洗，基本上把苏联从上到下屠杀了一遍。中共诞生之初，也有类似的现象，比方说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就用那一套。 建国之后就不能再用那一套了，那毕竟是阴谋，适用于特殊时刻，无法推广。毛泽东根据当时的情况，搞起了政治运动，把阴谋变成阳谋。 毛泽东要解决林彪和林彪背后的那帮人，直接暗中把他们抓起来审判，那是历史倒退。如果那种做法可行，之前被打倒的那些老干部早就不在了，所以必须是阳谋。 所谓阳谋，也就是搞证据呗。 搞证据的最好办法，就是让对手动起来。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后，林彪一直不动，就是不给领袖机会，没办法了，才让林立果去搞。而林立果是蜜坛里成长的孩子，没有经历过任何磨练，取胜的概率微乎其微。 毛泽东的三板斧、南巡都是逼迫林彪有所动作。他成功了，因为林立果本人行动了。接下来毛泽东再一反常态，高调回京。把阴谋玩成阳谋，林彪想不动都不行了。得知毛泽东返回北京之后， 林立果叫喊一通，乘飞机返回北戴河。叶群的反应：“一○一（林彪），不好了，老虎那里落空了（老虎是林立果的小名），人家早就过了上海，把我们蒙在鼓里，我们受骗了。” ——事实远比想象中的猛烈。九月十三号，大概是共和国诞生之后最特殊的一天。 ——证据不仅是全部爆发出来，而且多到无法想象，甚至超出了伟大领袖的承受能力。 ——毛泽东大病了一场，原本硬朗的身子骨一下子衰老下去。 十二、林彪出走 （一）林立衡的爱情 平型关战役之后，林彪名扬天下。原本是应该在战场上再创佳绩的好机会，不想被阎锡山的晋军误伤。因为伤及神经，当时国内的医疗条件跟不上，毛泽东让林彪去苏联治病。同去的还有第一任妻子张梅。张梅当时已经怀孕，他们最终因为性格不合而分开。林彪在苏联恋上孙维世，无果。 回国后和叶群结婚。一九四四年，林立衡出生。 因为林彪非常喜欢嚼黄豆，所以起名为林豆豆。 林立衡是个早产儿，母女两人仿佛天生关系就不好。叶群对林立衡不怎么样，想打就打，想骂就骂。文革之前，林家常常收到陆定一夫人写的攻击叶群的信，搞得林立衡怀疑自己是不是叶群亲生的。查出证明之后，林立衡仍然和叶群搞不好关系。 要说叶群不爱孩子，那也是瞎扯。天下不爱孩子的父母也有，只是极少数和变态的。但是父母的爱能否被孩子接受则是一个未知数。叶群和林立衡生长的环境从家庭到社会都是两个概念。叶群生于旧时代，母亲是姨太太，男尊女卑，养成了她的小聪明，有点自卑，控制欲望极强。林立衡恰好生长在建国之后，崇拜英雄，追求自由，是朝气勃发的一代。母女两人相当于两个世界的人，不对路是必然的。 其实叶群当年念女子学校，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奔赴延安，也算是敢想敢干了。然而成为母亲之后，她性格中的缺陷就暴露了出来，具体表现是控制儿女和别人。控制的集中表现：包办婚姻。 林立果和林立衡都是追求自由恋爱的，林彪对此也很赞同，但是叶群不行。她要控制，不仅要控制她那弱不禁风的丈夫，还要控制家庭和孩子。 控制孩子的关键是控制孩子的婚姻，控制孩子的婚姻是家天下时代的大家族的核心法规之一。 当时林立果选美，叶群就很纠结。林立果看中的，叶群看不中；叶群看中的，林立果不愿意要。选中张宁还是林彪最后拍板的。 林立衡的问题就更复杂了。林立衡自己谈过对象，当时叶群得知后先是把林立衡大骂一顿，然后让吴法宪下令把林立衡的恋人叫过来一番审查、写保证书、然后远调新疆。可怜的同志，呵呵。 叶群原来想与黄永胜攀亲，想林立衡嫁给黄永胜的大儿子黄春光。黄春光表态：本人不愿意， 如果你们（爹妈）要这么做，我服从。理由：我在自家娇生惯养，进了林家就不一样了。黄永声说， 这样他们不会幸福的，算了。 黄永胜的老婆项辉方不敢得罪叶群，就使劲给林立衡介绍对象，先是介绍了一个搞美术的，人 挺不错，叶群满意，也见了林彪。然而很遗憾，美术搞得可以，人却太过老实。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中意，叶群亲自指导那青年给林立衡写情书。林立衡发现真相之后，果断与之断交：“主任”不是给我找对象，是给她自己找对象。 项辉方再次忙碌起来，又介绍了几个，依然没成。 叶群决定两个孩子的婚姻一起解决。“选妃”的同时，也在选“驸马”。要求男方条件：基本条件，政治过关（不能和“黑五类”扯上关系）；身体硬件，身高一米七二至一米七八，年龄二十六岁至三十岁；软件，英俊有气质；学历，大学或专科文化程度。 和林立果一样，林立衡不买账。林立果还好，最后还选了几个。林立衡就是看不中，而且要自由恋爱。叶群宠爱林立果，对他的挑剔还能忍；本来看林立衡就不爽，现在自然毫不客气，把她狠揍了一顿。 到什么程度呢？如果仅仅是拳打脚踢，那还可以理解为一个母亲的一时愤怒。愤怒的叶群把林立衡的头发一缕一缕地揪下来，发根还带着血丝。这个已经是狂怒了。狂怒之后，又把她关在黑屋子里，关了三天，而且不给吃的。——对待犯人也不过如此吧？所以林立衡无法忍受了，愤而自杀， 幸好被及时发现。 由此可见母女两人关系的恶劣，林立衡怀疑自己是否是叶群亲生的也完全可以理解了。林立衡对叶群的行为不满，就去林彪那里打小报告。叶群察觉之后，又是拳头和脚侍候，并且限制她和林彪见面。林立衡不喊叶群叫妈妈，而是“主任”；叶群更有个性，叫林立衡“豆老爷”。 就在叶群对林立衡很无奈之际，项辉方再一次出手，介绍了张清林。 张清林生于一九四二年，年长林立衡两岁。他的老爸是铁匠（政治过关），相貌也不错，医学院毕业之后去了广东野战医院担任外科大夫，各方面的条件都不错。林立衡呢，在爱情拉锯战中感到疲惫了，也就同意了。如此一来，终于各方面达成妥协。 一九七一年八月七号，在叶群的亲自主持，吴法宪等人的见证下，两人确立了恋爱关系。如果这个故事仅仅如此，仅仅是儿女情长，也没啥好说的，然而很遗憾，牵扯到政治。林立衡和张清林两个人经历了一系列风波之后，以后一直患难与共，也算是一段佳话。他们两个人之间没有政治， 但是他们两个人一起卷入了这场政治风波，很不幸地成了那段迷雾般的政治风暴中的点缀。 在九一三之前的那场较量中，毛泽东可以肆无忌惮地玩阳谋，林彪只能通过林立果搞阴谋。玩阳谋的毛泽东可以遍地设局，占尽主动，而玩阴谋的林彪只能处处掩饰：看似消极无为，没有任何动静。掩饰的巅峰就是林立衡的订婚仪式。 九月六号，林彪写下“手令”的两天之前，叶群打电话让林立衡和张清林去北戴河。林立衡本 来就对叶群不爽，于是说自己身体不好，不想去。叶群拿出绝招，说：你爸快要病死了。 林立衡和叶群之间是剪不断理还乱的仇恨，对林彪则绝对只有尊重、敬爱。一听到林彪生病， 立马拉着张清林去北戴河了，时间是九月七号，也就是林彪写下“手令”的前一天。其实林彪还是之前的那个样子，“病情”既没有好转也没有严重。把林立衡叫去北戴河，实际是整个林家的决定。九月六号，林彪通过两个渠道得知了毛泽东的南巡谈话。他已经明白，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要么甘心沦为刀俎上的鱼肉，要么果断出击。既然出击，决不能把宝贝女儿放在外面。 林立衡到了北戴河之后，林立果拉着她做思想工作：“首长（林彪）身体那么弱，关在监狱里能活几天？”并表示，“情况很紧，主任昨晚（九月六号）提出要到国外。”林立衡表态哪儿也不去。她还给张清林说，如果他回不来，就去报告。但叶群却在办公室里面哭着对张清林说：“豆豆过去受了很大的刺激，经常精神不正常，你在她身边你多关心她。” 在接下来的几天，林立果去了北京西郊那个秘密根据地，前后搞出来好几个方案，还没来得及实施，毛泽东就回北京收网了。与此同时，林立衡和张清林一起研究对策。 当林家得知毛泽东回了北京之后，最后时刻来了。留下来，绝对没有好果子吃。走，往哪儿走， 也是个问题，那个问题直到最后时刻才能决定。但是不管去哪里，都需要把核心人物召集在一起， 且不被关注。以林家的显赫，要做到那一点并不容易，所以必须有一颗漂亮的烟雾弹。不管是战场还是谈判桌，烟雾弹都是必备的把戏。林家的烟雾弹就是林立衡的订婚仪式。那是一个很好的理由， 因为林立衡订婚，林立果可以名正言顺地参加妹妹的订婚仪式。 尽管林立衡本人不同意，但把整个事件联起来看，那个订婚仪式应该是之前就谋划好的，就是一颗准备在关键时刻使用的烟雾弹。但是林家却没有想到，那颗烟雾弹里装的是真火药，没有迷惑到对手，反而炸到了自己。谈那颗炸弹之前，先说说叶群和林彪的密谋。 （二）密室之中 密室，是悬案频发的地方。千年之前，雄才大略的赵氏兄弟在密室之中上演了一场千古悬案， “烛光斧影”之谜一直困扰着今天的观众。九一三前夜，林家密室的一席谈话，也成了二十世纪最有吸引力的谜团之一。 一九四三年，林彪从苏联回国后，忘记了等待孙维世的承诺，和叶群结为夫妻。第二年有了林立衡。又过一年，有了林立果。四口之家，看起来很不错。此后二十八年，夫妻两人大问题没有， 小问题不断，像平常人家的夫妻关系一样。 尽管如此，两人的性格差别很大。林彪喜欢安静，绝对不愿意多事；叶群的性格则是喜欢出风 头，这点她和林彪前妻张梅很像，不同的是，她比张梅更细腻一点。所以林彪能和怀孕中的张梅分手，和叶群则磨合下去。 日后随着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林彪对叶群的依赖越来越强，大事小事都要叶群办。到啥程度呢？ 张宁有过回忆：林彪见到未来儿媳妇，本来很愉快。然而叶群跑去捣乱，她把脑袋趴到林彪的怀里， 拍拍他的胸口，说什么睡觉好不好啊、吃得好不好啊、感觉怎么样啊，吧啦吧啦一阵子，把林彪那点可怜的好心情全部破坏了。张宁就觉得很奇怪。 还有更奇怪的：通常情况下一颗花生有两个仁，四瓣。林彪自己不能动手去剥，只能吃别人剥开的。吃了四瓣之后，还想吃。叶群就跑过来说，喜欢吃嘛，喜欢吃就少吃点，吃多了要拉肚子， 吧啦吧啦一阵子，又让人把花生米端走，搞得林彪就像一个无助的孩子，看见自己心爱的点心被拿走也没有办法。张宁很同情林彪，心想如此纵横天下一辈子的人物，竟然连吃花生米的权力都没有， 就顺手剥了四瓣放在林彪的手中。林彪很开心，吃了，笑了，叶群则狠狠瞪了张宁一眼。 从这些事情看，在日常生活中，林彪完全掌控在叶群的手里。日后在所有关于林家的回忆录里， 有很多同情林彪的内容，但基本上没有同情叶群的内容。是大家向叶群泼脏水？有这个嫌疑，但不能以此为结论。因为在回忆录中，还有人同情江青的。按照泼脏水的原则，往江青那儿泼脏水似乎更容易。毛泽东不爽江青，可以独自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不让江青知道或看见。林彪不行，他无法摆脱叶群。即使不爽，最多就是交代警卫处长，不让江青进入他的房间，但是时间有限，因为他的生活离不开叶群，而林彪的悲剧就在这里。 正因如此，九一三之后的几十年，林立衡一直致力于为林彪翻案。 在二十八年的时间里，他们有过无数次的闲谈，有过无数次的筹划，从来没有哪一次如同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号晚上那般致命。晚饭之前，林彪和叶群为林立衡和张清林举办订婚礼。叶群牵着两个年轻人的手对林彪说：“张清林求婚，豆豆同意了，今天晚上就举办一个‘订婚仪式’。”林彪说：“很好嘛！祝贺你们订婚啦！”叶群又把李文普叫到客厅去，给四个人照一张全家福（林立果当时还没有回到北戴河）。然后又让林立衡和张清林接吻，拍照，和工作人员一起拍照。然后吃饭， 放电影，其乐融融的样子。 事情到了那个地步，还整那些干嘛？答案是，那都是整个烟雾弹的核心部分。俗话说，像不像三分样。毛泽东能制造烟雾弹，林彪也能搞。毛泽东在上海那招“金蝉脱壳”就玩得很漂亮嘛，林彪当然也可以使出那个招式。订婚的过程越是顺利，成功的概率就越大。 因为会有人把这些事传递到中央的。间谍么？八四三一警卫部队就可以代劳。 八点钟以后，叶群把林彪的内勤人员叫出去看电影，自己和林彪密谈。九点左右，林立衡到达 北戴河，进入林彪的卧室。 那天，叶群、林立果和林彪说了啥？具体内容永远无法知晓了。但是世间的事情就是这样，越是重要的时刻，越是没有秘密。因为那样的时刻，不用亲身经历都可以猜个八九不离十。那天晚上， 叶群肯定不会和林彪唠家常，那些琐事是无法让林彪牺牲睡眠时间的，当然她也许会顺带关心一下林彪的身体，接下来就是要抛出这样一个问题：怎么办？ 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三层意思——不同时刻，不同的含义。 第一层意思可以延伸到中共九大，那时候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刚刚被写入党章，下一步就是想办法如何上位。一直到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前，他都在想办法依靠正常的途径上位，一直到庐山会议上使出漂亮的闪击战。但从批判陈伯达开始，这条途径就走不下去了。 按照《纪要》的精神，正常途径不行，那就选择风险比较大的政变，争取夺取全国政权，或者武装割据。林立果折腾了半年时间，到九月十二号，毛泽东低调离开南方，高调返回北京城而宣告失败。这是第二层含义。 九月六号，当丁盛在广州召开两千人大会时，就意味着《纪要》里说的一切都落空。那么接下来就只剩下一个问题，就是生存问题，它是林家三人组谈话的主题。 剥开这世界的纷繁面纱，繁华落尽，所有的问题到最后都是生存问题。 毛泽东南巡，跑了大半个中国，到处讲党内历次阶级斗争，意涵由暗变明，指向林彪。走向毛泽东对立面的林彪想法也是一样，也是阶级斗争。 毛泽东讲阶级斗争，那是要把林彪挪位，让林彪靠边。林彪也谈阶级斗争，但是讲生存。 毛泽东讲，王明、张国焘不安好心，又讲彭德怀、刘少奇路线走错了，这次说林彪犯了错误， 准备让他步各位先行者的后尘。 在林彪看来却是另外一个样子，既然已经斗争失败，那就要承担结局。结局有两种：像王明和张国焘那样的失败者，去了国外；或像彭德怀、刘少奇那样的失败者，留在国内。 一九七一年的王明还在莫斯科不遗余力地攻击毛泽东和共产党；一九七一年的张国焘正在加拿大写书。两个人日子过得都不怎么样，紧巴巴的，至少还活着。一九七一年的刘少奇已经秘密地死去，骨灰盒上面是另外一个名字；一九七一年的彭德怀虽然还活着，却已经生不如死。 所以从生存的角度讲，并不难选择。正如杭州的陈励耘和上海的王维国不愿意行动一样，都是生存问题。很简单，人性嘛，都是一个样子。 所以在九月十二号晚上，林家三口在林彪卧室里讨论的问题很简单，就是走出去，先求生；或 者留下来承受无休止的批判。以林彪当时那种小身板，别说参加批斗大会，拉到外面嗮半天太阳基本上就歇菜了。 从活命的角度上讲，既然政治斗争失败，为了保住性命出走，可以理解，但是他的目的地却是如此地致命。因为他的目的不仅仅为了性命，还要报复那个人——那个给他人生机会，让他叱咤风云又让他一无所有的人，那个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物。 （三）选择是如此残酷 既然要走，总该有个目的地。 当时是两级世界，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各自霸占一大片地方斗牛：苏联的华约集团控制着欧亚大陆；美国的北约集团控制北美西欧和东亚。地处东亚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两家巨头的关系都很僵，国际生存环境极为糟糕，除了朝鲜和巴基斯坦之外，周围整个一圈都是敌人。 只要走出中国大陆，都会有人接纳林副统帅。东亚的日本和韩国，南亚一大堆小国家，都是美国的势力范围，北方则是苏联的利益所在，印度则是苏美共同的扶持对象。要走，要么去苏联的势力范围，要么去美国的势力范围。 很显然林彪放弃了美国。从当时的世界大格局来看，中苏对抗无法挽回，中美正在和解。 一九六九年，尼克斯担任美国总统，为了化解苏联的巨大压力，决心和中国和解。那时候中共召开九大，林彪成为接班人。 一九七零年十月份，第三次庐山会议刚刚结束，国内正在批判陈伯达，尼克松让即将访问中国的巴基斯坦总统带信：美国准备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中国做出回应：公开发表的毛泽东在天安门检阅的照片上多了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身影——斯诺；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七号，中国通过巴基斯坦给美国一个照会：“中国政府重申它愿意在北京公开接待美国总统本人，以便直接进行会晤和讨论。”四月二十八号，尼克松交给基辛格去中国秘密访问的任务。七月八号，基辛格通过巴基斯坦抵达北京，中美关系开始解冻。一个月之后，毛泽东南巡。 那种情况下，林彪不可能往美国的势力范围去——没有任何好处。当然，美国的势力范围内还有一个地方愿意接纳林彪，就是台湾。台湾有风烛残年的蒋介石。 一九四九年之后，台湾就变成了一个神奇的地方。国共双方还在对峙，有点和解的念头，但只要毛泽东和蒋介石还在，和解可能性不大。台湾的蒋介石和大陆的毛泽东都要代表中国。虽然毛泽东赢得了大陆，蒋介石并不服气，想尽一切办法赢得筹码，他还在为了很多黄埔学生在战场上投降 共产党耿耿于怀。如果林彪去台湾，蒋介石必然精神一震，会敞开怀抱欢迎的，长出一口气：总算赢了毛泽东一把。 海峡两岸虽然敌视，却很难打起来。大陆这边，文化大革命搞得轰轰烈烈，除了没有办法渡过台湾海峡，也没有心思打过去。韩先楚在福州军区当了十几年的司令，也没有得到机会打台湾。台湾想反攻大陆，没有那个实力。美国正寻求和大陆和解，更不会支持台湾了。 如果林彪去台湾，对大陆的伤害并不大。但是林彪根本没有考虑过台湾，原因有两个：一，基辛格访华，重点讨论台湾问题。周恩来和基辛格东拉西扯两天之后达成共识：台湾属于中国，美国不再和中国为敌，并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所谓人往高处走，那种情况下去台湾，相当于往低处走。 第二个原因是潜在的，或许更为重要的，就是林彪对蒋校长的追随者在战场上的表现过于深刻了吧。往那里去，相当于曾经战场上的胜利者寻求失败者的庇护。普通人都难以拉下面子，何况孤傲的林彪。如果那一幕真的发生。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如杜聿明等人在大陆这边，毛泽东曾经最信赖的统帅却跑到对面的蒋介石那边，也太喜庆了。 尽管如此，林彪依然可以去美国的势力范围。只是在中美和解的大势之下，他的身份地位无法发挥作用。如果林彪仅仅为了活下去，到美国势力范围的地方隐居下去，倒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然而林彪总归是林彪，即使外表沉默寡言，内心依然孤傲；即使身体已经很差，内心依然有决绝的意志。原因无他，那是一个纵横天下几十年的英豪应有的品质。 在林彪的一生中，毛泽东曾经扮演过多种角色：领导、父兄、知音。 领导的一面：毛泽东对林彪刻意提拔、重点培养，给林彪创造最好的工作环境，让林彪的天赋得以充分发挥。 父兄的一面：毛泽东年长林彪十几岁，对林彪曾经像儿子一样关怀和包容。毛泽东在林彪身上付出的心血，多于任何一个孩子。在林彪提出不同意见时，又可以如兄长一般循循善诱。即使在会理会议上，林彪建议刚刚出山的毛泽东放弃枪杆子，毛泽东也只是说，你个娃娃懂啥哟。 知音的一面：毛泽东对林彪的心思是最为了解的，因此可以让他的军事天赋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走上政治舞台的林彪，那些策略根本无法逃过毛泽东的法眼。正因如此，文革之前，毛泽东对林彪的政治意图有了一个大致的判断，写给江青的信中就流露出那样的心思。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看明白了林彪的意图，所以不惜一切代价对林彪穷追猛打。 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的立场发生了变化，从当初的伙伴、盟友、战友转变为政敌。毛泽东想要继续文化大革命，继续扫除所谓的既得利益阶层，而林彪必须为新兴利益集团牟利，双方矛盾已经 不可调和。 既然是敌人，那就要你死我活。你逼我上绝路，我也绝不会让你好过。就这样两个曾经在绝路上徘徊无数次的男人开始决斗，只能有一方胜利，没有任何后退的余地。 同样的戏码之前已经上演过好几次了，彭德怀和刘少奇都是失败的一方，这一次轮到林彪再一次进入绝地。绝地反击的机会在北方，也就是苏联那边。 中苏之间的恩怨情仇，足够拍摄一部长长的连续剧。早在苏联诞生之前，大清帝国和沙俄帝国就纠缠不清。苏联原本是共产国际的所在地，领导世界所有的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原本是共产国际的分支。苏共就是共产国际实际意义上的老大。中共跟在苏共后面混，得过不少帮助，也受过不少委屈。毛泽东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之后，中共慢开始慢独立。建国之后，出于共同的意识形态，苏联给过中国很多帮助。特别是建国前十年，苏联在支持中国建设方面的力度是罕见的。然而那种蜜月期是短暂的，接下来就是无休止的论战和对抗，大有不死不休之势。 中苏对峙的那段时间，双方在边境以及外蒙古周围大规模驻兵，中间的小规模摩擦从未间断， 大战随时可能爆发。 如果那种级别的战争爆发，将是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的结合体：规模上类似抗日战争，强度上和抗美援朝一个当量。 如果那种情况发生，将是亚欧大陆上最为惨烈的战争之一，必然打到尸骨如山、血流成河，必然是黑云压日。而且当时双方都有原子弹。很可能爆发核战。 如果那种情况发生，国家和民族将会面临生死考验。谁都不想那样的战争，但是那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好在历史老人是慈祥的，没有让那种不幸的情况发生。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这边的统帅就是林彪。如果战争爆发，统帅只能是林彪。抗美援朝的时候还有不少选择。九一三之前，军队基本上都是林彪的人。那种情况换成别人（如粟裕）恐怕也不好办。 林彪担任副统帅期间，虽然军队调动权在毛泽东手上，但坐在二把手的位置上，中国军队和中国的一切对林彪来说都没有秘密。如果林彪去了苏联，那么原本在中苏对抗之中就处于相对弱势的中国军队将进一步变成毫无秘密和抵抗力而言的一张白纸。 很显然，如果林彪要伤害曾经的亲密战友毛泽东以及毛泽东代表的共和国，去苏联是最好的选择。只有去苏联，才能使他的能量和利益最大化。 林彪和当时隐居在苏联的王明不一样。王明是一介书生，从来就是打嘴炮的。中苏论战或许还 能用得上，其他实际用途不大。林彪则不同，战场上出来的，可以有很大的作用。 三十多年前，林彪还很年轻的时候，当时苏德战争还没有爆发。酒会上，斯大林询问他的高级将领们，让他们判断德军的前途。苏军高层判断：德军会在马其诺防线之前被拖住。——那是一个符合常理的判断。因为法军当时号称世界第一，经营马其诺防线多年，看起来很靠谱。不仅苏军， 英法主流的看法也是如此。 当时林彪也在场，斯大林请林彪发表看法。林彪按照中国人的特色谦虚一番，表示不清楚希特勒的真实想法。斯大林决定进一步试探：“如果你是德军统帅，你会怎么办？”林彪回答：“前面几位元帅的判断很高明。但我劝同志们不要过于看重马其诺防线。物是死的，人是活的。只有正面攻击，马其诺防线才会起作用。但是不能不提防希特勒会绕开防线，从侧翼作大规模迂回。” 当时苏军同行对林彪的看法不以为然。几个月之后，德军的装甲部队从比利时绕过马其诺防线， 插入法国的腹地，法国很快完蛋。斯大林和苏军统帅对林彪印象深刻。 如果林彪去苏联，就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位置。苏联为了摸清中国这边的底细，必然给他高规格的待遇，至少要比王明强。他可以选择和苏联人合作，也可以选择模棱两可的态度来糊弄，如当年李凌在匈奴。不论如何，进可攻，退可守，可以威慑中国那位伟大的战友。 （四）小人物的选择 历史往往就是这个样子，不重要的人物有时候也可以影响局势的走向。比方说九月十二号晚上的林立衡，就做了一个影响历史走势的选择。如果没有她的通风报信，或许林彪可以更从容一些， 比方说等飞机加满油再走，历史必然是另外一个样子。那么林立衡为啥去报信呢？凭什么就认定叶群和林立果劫持林彪呢？ 由于林家内部的关系错综复杂，造就了复杂的林立衡。林立衡对叶群感情冷漠，对林彪却感情极深，而且很复杂。 叶群虐待林立衡，而林彪拿她当宝贝。林立衡怀疑是否为叶群亲生，对林彪却从无半点怨言。 林彪死后几十年，林立衡不辞劳苦，一直试图给他恢复名誉。 叶群想控制林立衡，控制她的婚姻。而林彪从不那样做，并且主张孩子们的婚姻自己做主，不要去影响他们。林彪曾说过，两个孩子犹如他的眼珠子。对林立衡他是关爱的，一段时间见不到， 就会询问一下情况。有句话，女儿是父亲的软肋。 林立衡除了一般女孩对父亲的感情之外，对林彪至少还有更复杂的感情。 第一，对英雄的崇拜。这点毋庸置疑：林彪是个英雄。从井冈山开始，到抗战，到解放战争， 林彪的形象都是高大光辉的，赫赫功绩摆在那里。当年在苏联，一帮留学生对林彪的好感就来自于英雄的传说。加上后期的宣传，更是了不得。林立衡生于解放前，成长于解放后，正是林彪声望日隆的年代，对英雄的父亲崇拜有加是自然而然的。 第二，母性情节。女人的天性中就有伟大善良的部分，那就是照顾父母和养育子女。照顾父母， 回报养育之恩。照顾子女，对生命延续的期望。当父母生活不能自理，照顾下去是天经地义的，但是林立衡和林彪在这方面的感情又更复杂了。 林彪的日常生活有困难，林立衡却没法照顾他。因为林彪的日常生活控制在叶群的手里。偏偏林立衡和叶群之间长时间处于一种敌对的状态。特别是九一三之前的一段时间，叶群剥夺了林立衡看望林彪的权力。而偏偏，林立衡特别崇拜英雄的父亲。 在林立衡的心中就造成这样一个观念：英雄的父亲落在恶魔的母亲手中，无力挣扎，无力逃脱。 恶魔一样的母亲正因为自己的胡作非为而将要毁掉英雄的父亲，所以她自己无论如何也得阻止这场正在上演的悲剧。 那么林立衡为啥不相信林彪是清醒的呢？答案可从理智和感情两方面来给出。 理智方面：建国后教育出来的那一代人，爱国主义精神极浓厚。不论是谁，只要牵扯到“里通外国”这顶帽子，立马臭狗屎，哪怕那个人是志愿军统帅彭德怀。原因很简单，新中国建立相当不容易。 感情方面：林彪是自己的父亲，有谁会相信自己的父亲逃到外国去呢？特别是父亲又是个大英雄，身居高位的时候。普通人叛国，可以解释为卑微的灵魂受到诱惑，英雄是千锤百炼出来的，无论如何不能接受。 而且林立衡和林立果不一样，终究是个女孩子，幻想的更多一点，对于政治的残酷性理解更少。 而林立果的计划和林彪的手令，林立衡根本就不知道。所以事发突然，林立衡只想阻止悲剧发生而已。 从后来事情的发展来看，林立衡的反应未免过于“天真”。林立衡虽然没有参与事情的核心活动，却感到五十六号楼（林家在北戴河的住所）的反常。下面是两个当事人——李文普和张宁提供的两个版本。 从后来事情进程上看，林立衡的反应未免过于“天真”。林立衡虽然没有参与事情的核心机会， 却感到五十六号楼（林家北戴河住所）反常。下面是两个当事人：李文普和张宁提供的两个版本。 李文普版本： 九月十二号下午，林立衡在阳台上找到警卫李文普说：“林立果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还要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你不能让首长上飞机走。”李文普很惊诧，但也惊诧而已， 因为事情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职责范畴。他知道林家内部关系错综复杂，不可能听信林立衡一面之词。他要证据，但林立衡没有证据。 李文普认为，只要林立衡向林彪说明情况，林彪一句话，一切都是浮云。 晚上就是订婚仪式，放电影。林彪和叶群在卧室里密谈。林立衡跑去偷听，结果当然是很严重。 当时李文普在值班室值班，林立衡把他叫到小厕所里，再次讲了同样的话。李文普还是同样的反应： 有什么证据，没有证据，我怎好不让首长上飞机？ 之后林立衡带着杨森去八四三一部队报告，然后消息传到周恩来那里。 张宁版本： 林立衡在九月十二号下午找林办的主要工作人员秘密开会：保护林彪。人员包括林彪的马列秘书老李，值班秘书老宋，内勤警卫处长老李（李文普），还有外勤警卫处长老刘。大家疑惑地看着林立衡，又望望李处长，好像要找出谁是说谎者。 林立衡当时向这四个人具体交代任务，尤其叮嘱李处长：首长的安全你负主要责任，你要把住关。主任和立果要带首长走，你一定不能上车，你不上车，首长就不会上车，你一定不能让他们带走首长。如果首长出了事，唯你是问。众人齐声附和林立衡的意见，认为李处长这一关卡住，林彪就不会出问题。 两个版本有差别，但都是细节上的差别，而整体上一致：就是林立衡向八四三一部队报告。张耀祠回忆：林立衡同志是林彪的女儿，但在那天晚上她从住地偷偷逃出来，向八四三一部队报告： 叶群、林立果要挟持林彪逃跑，他们要暗害毛主席，派飞机轰炸中南海，要张耀祠保卫好毛主席。 下面出现一个问题：林立衡为什么没有向林彪报告她的疑虑，而是要亲自“拯救”林彪？这是非常有趣的一幕，因为如果林彪发话无疑是最有效的。如果林彪的话没用，那么林立衡的话肯定也没用。从这件事情上，林立衡尽显一个年轻女人的“天真”。 如何解释这个问题呢？大致可以分析如下：她不能让林彪离开。因为一旦走出那一步，英雄的父亲立马就会被妖魔化为恶魔，所以无论如何都要阻止悲剧的发生。她不去向林彪汇报，或许她不敢面对林彪，因为她担心林彪知道一切，认同一切，那么她心中的父亲英雄的形象将会完全破碎。 因为在林立衡心中，林彪不仅是父亲，还是英雄。她不想失去父亲，也不想失去那个在她的精神世界里存活了很多年的英雄。她要保卫她的父亲，也要保卫她的英雄。至于林彪和毛泽东走向对立的过程，她或许明白，或许不明白，或许不愿明白。 本身就只是一个小人物影响了历史走势的故事。 （五）电话 林立衡报告的时间是九点五十分。 十点二十分，警卫团副团长张宏给张耀祠打电话，重复了林立衡的话。张耀祠交代：“要派专人监视林彪住所的动静。”同时把情况反映给汪东兴。同时张耀祠又给张宏交待了四条：一、派专人严密监视林彪住所的动静；二、要组织好部队；三、要准备好汽车；四、一有情况及时报告。 汪东兴立刻把情况反映给周恩来。周总理当时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主持讨论将在四届全国人大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事。周恩来问问汪东兴：“报告可靠吗？”汪东兴说：“可靠。”周恩来说：“你马上打电话通知张宏，如果有新的情况，立即报告。”接下来张宏报告：“林立衡还报告，她听接林立果的汽车司机讲，林立果是乘专机从北京来的，这架专机现在就停在山海关机场。” 周恩来听到情况之后，仿佛意识到什么，立刻安排其他人继续开会，自己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的一间小房子专门处理此事。周恩来首先打电话给吴法宪：“是不是调了飞机到山海关机场？”吴法宪：“没有。”周恩来追问：“究竟有没有？”吴法宪：“绝对没有。” 根据情报，林立果去了山海关，空军司令吴法宪竟然不知道。对吴法宪的回答，周恩来当然不满意，但也没有挑明，交代吴法宪：“再查查。”当时周恩来也不能确定吴法宪是否参与其中，因为吴法宪本身就是林彪的死党，说太多可能打草惊蛇。 吴法宪自然从周恩来的电话里听到了反常，立刻打电话核实，得到的答案：“胡萍副参谋长调三叉戟专机去了山海关。”吴法宪觉得事情不对劲，打电话找胡萍。胡萍告诉他：“是飞机改装以后的试飞，所以没有报告。”这个解释平时估计能过关，当时绝对忽悠不了吴法宪。如果仅仅是一次改装试飞，根本不会惊动周恩来，所以吴法宪追问：“为什么要飞到山海关，而不去别的地方？”胡萍没有回答。吴法宪命令：“飞机立马返回北京。” 五分钟之后，胡萍打电话给吴法宪：“飞机在维修。” ——很显然，胡萍在撒谎。 胡萍，生于一九二三年，山东人。他家是民国时期的暴发户，生活条件很不错，受过不错的教育。后来鬼子进村，家道中落，全家转而支持革命党，成为革命据点。 空军建立之后，从陆军中挑选飞行员，二十七岁的胡萍加入空军。胡萍头脑活跃，行动能力强， 很快出人头地，成为首长专机飞行员。一九五五年，周恩来去参加万隆会议，飞行员就是胡萍。他的资历和信誉相当的好。一九五七年，胡萍成为毛泽东的专机飞行员。毛泽东基本不坐飞机，那架 飞机就成了二号人物林彪的专机。第三次庐山会议时，已经是副参谋长。但是那个级别还是太小了， 够不着接触高层内幕。 他又如何敢对空军司令吴法宪撒谎呢？——因为林立果。林立果进入空军时，吴法宪拍马屁放炮说林立果可以自由行动。 庐山会议之后，吴法宪挨批。空军内部分成两派：反对派和支持派。林立果则让周宇驰在空军内部散播消息，说吴法宪表现不怎么样，有鬼。当时一边是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林彪的儿子林立果， 一边是正在写检讨，可能“有鬼”的吴法宪。胡萍当然毫不犹豫地选择林立果。 九月十二号下午，林立果拿着林彪的“手令”找胡萍要林副主席的专机，没有任何障碍。林立果一定想不到，一家人最后葬送在这专机上。 当胡萍撒谎时，吴法宪并不了解情况，只说飞机修好了飞回北京。吴法宪把情况回馈给周恩来。 周恩来指示：飞机返回的时候不准带任何人到北京。 当时的周恩已经不相信吴法宪的话，他直接打电话给叶群。周恩来和叶群究竟说了啥，已经是个谜。要揭开那个谜团已经很难，这里先从侧面描述一下。 根据当时另一个重要人物汪东兴的回忆如下： 晚上十一点二十二分，周总理问叶群说：“林副主席好不好呀？”叶群说：“林副主席很好。” 周总理问叶群知不知道北戴河有专机，叶群说她不知道。叶群稍微顿了一下后，又改口对周总理说：“有，有一架专机，是我儿子坐着来的。是他父亲说，如果明天天气好的话，他要上天转一转。” ——看似平常的对话，其实一点都不正常。论地位，当时林彪的地位比周恩来高，国家的二把手，做事自然无需向周恩来汇报。论工作关系，林彪是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长，主持军队工作；周恩来是国务院总理，主要管政府的。军内的林彪调用专机无需周恩来过问。既然过问了，那就意味着问题很严重了。 周总理在电话里又问叶群：“是不是要去别的地方？”叶群回：“原来想去大连，这里的天气有些冷了。” 周总理说：“晚上飞行不安全。” ——是在暗示什么吗？ 叶群说：“我们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气好了，再飞。”周总理又说：“别飞了，不安全。” ——这应该是暗示了吧。 接下来周总理又说：“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 叶群劝周总理不要到北戴河来，对周总理说：“你到北戴河来，林彪就紧张，林彪会更不安。总之，总理不要来。” 注：这些对话并不是汪东兴亲耳听见的，是周恩来后来告诉汪东兴的。周恩来该告诉汪东兴， 他确实打算去北戴河，已经让杨德中准备飞机了。按照汪东兴的结论：叶群听说周恩来要去北戴河， 慌了，因为周恩来去北戴河，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的阴谋也就搞不成了，所以连夜出走。 ——但这个结论是汪东兴的个人观点，并非定论。 林彪是否南下广东跟周恩来是否去北戴河关系不大。周恩来又不是超人，单枪匹马搞定所有事。 事实上在政治上，输赢不在于你是谁，而在于如何造势。林彪没有南下广东，关键还在于毛泽东南巡把广东军区基本上重新洗牌了一遍。如果广东军区百分百支持林彪，那周恩来孤身去北戴河能起什么作用？当初武汉五二零事件，毛泽东还在呢，还是闹起来了嘛。 在吴法宪的回忆里则是另外一个模样。 吴法宪把胡萍的话转告周恩来之后，周恩来打电话给叶群，接下来又打电话给吴法宪：“叶群给我打来电话，说副帅要到大连去转一转。我问她有没有调飞机去，叶群说‘还没有调飞机，等一会儿，我给吴胖子打电话，要吴胖子调飞机过来’。可能她很快就会给你打电话，先不要答应她， 你就说要请示我。” ——看到没有，说电话是叶群打来的。 那么究竟是周恩来打电话给叶群，还是叶群打电话给周恩来？这个问题现在不难回答。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叶群没有理由打电话给周恩来找事。当时林家放出的空气球是女儿办事。叶群怎么会半夜三更给周恩来打电话？现在关于《周恩来传》和《周恩来年谱》都记载的是周恩来给叶群打电话。那么吴法宪的回忆究竟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吴法宪记错了？这种可能性有，不大。因为吴法宪写回忆录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他自己和林彪辩解，那么重要的事，出错的概率不大。 那就是第二个可能性，周恩来出错了。出错的可能性有两个，一个是随口说说，口误；另一个可能就是故意的。 如果是故意的，那又是为了啥呢？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稳住吴法宪。 九月十二号那天晚上，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林彪的各种行为和可能性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认知。 吴法宪和林彪的关系更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的。当林彪可能选择铤而走险时，没有谁能保证吴法宪就没有涉及到。 面对突发情况，周恩来唯一能做的就是最大努力稳住局面。之前关于飞机的对话中，吴法宪的说法和周恩来了解到的情况不一样。在那种情况下，周恩来更不可能相信吴法宪。为了稳住吴法宪。 周恩来最好的办法就是装作一无所知的样子。如果他说主动给叶群打电话，那么必然引起吴法宪的疑心。因为林家当晚在给女儿办喜事，周恩来要祝贺也是之前的事，没有理由深更半夜打电话。 在整个九一三事件前后，周恩来的作用远不止打电话这么简单，他几乎和毛泽东同样重要。这是后话，我们会在《周恩来篇》慢慢分析。 周恩来打了电话之后，吴法宪接到叶群的电话。叶群说“林总要到大连去，让胡萍来一下，如果你能来也好。”吴法宪说：“胡萍因病正在住院，再说他的飞行技术也不好，还是让时念堂去吧？”叶群不同意：“时念堂不熟悉，还是让胡萍来吧，他又不是什么大病。”吴法宪告诉叶群：“调动飞机的事情，我不能决定，要请示总理。” 完毕，吴法宪立刻把通话的内容报告周恩来。 ——此时的吴法宪已经完全倒向周恩来。 林彪的顾虑是对的：能信任的人只有林立果一个。 （六）离别伤 九月十二号十一点四十分，大红旗轿车匆忙驶出五十六号楼，车上没有林立衡和张清林。按照计划，是要带着他们一起出走的，但是林立衡打完报告之后不敢回去。周恩来的电话打乱了叶群的计划。 车子刚开不久，李文普找借口下车退场。随后车子孤零零地驶向三海关。北戴河，别了。 建国之后，北戴河就是林彪经常疗养度假的地方之一，前前后后也有二十多年的时光，曾经多次住过的小楼，还有那些花花草草，应该有感情了吧？ 但是此刻他没有时间伤感，因为李文普在那一瞬间改变了主意，大叫一声“停车”，司机并没有停车。李文普（坐在副驾驶上）趁车子放慢的一瞬间跳车而下。刚刚出发就遭遇“背叛”，不祥之兆啊！ 对林彪而言，李文普非常重要。很多年了，林彪杂七杂八的事都由李文普来处理，感情自不必多言。当他想着“叛逃”的出走带给毛泽东的影响时，首先体验到了“叛逃”的滋味。车上的林彪会不会也在叹息：由他去吧。 八四三一警卫团副团长张宏看见李文普跳车而出，决定跟上去。但是林彪的大红旗轿车性能极佳，一溜烟奔向三海关机场。 北戴河离秦皇岛市将近二十公里。穿过秦皇岛到山海关机场，三十公里左右。一共五十公里的路程，按照现在的路况，正常情况下开车半小时。当时路况差很多，考虑到林彪等人赶路心切，估计也就半个小时的样子。 九月十四号凌时二十二分，大红旗轿车进入山海关机场，直奔二五六号专机而去。 山海关，万里长城的起点，号称天下第一关。帝国时代，在牧民和农民南北千年对抗的时候， 山海关以南归农民，北面任由马背上的牧民纵马奔腾。 林彪对山海关也有独特的回忆。想当年偷偷出关黑土地修炼，数年后磨剑归来，带着四野百万雄师入关，进华北，过华中，压中南，止步于天涯海角，气吞万里如虎。林帅威名由白山黑水之间传到海南热带雨林。 三十年之后，弹指一挥间，竟然孤身携全家（其实不全）仓皇出逃，没有辞别家乡父老，没有和朋友告别，茫茫前路，天涯孤旅。曾经统帅千军万马，离开时是带病之身。 然而他仍然没心思体会那一切。他身边那个自作聪明的婆娘已经跳下车，正高声嚷嚷：“有人要害林副主席，我们要走了！”他那曾经被他视为掌上明珠的儿子仿佛也失去了分寸，挥舞手枪高喊：“快！快！飞机快起飞！” ——一个自作聪明的婆娘，一个鲁莽不知天高地厚的儿子，一个天真冲动的女儿，神奇的一家人啊，毁掉了一个天才的统帅。 林彪跟在叶群身后爬上飞机，匆匆而去，甚至没来得及站在旋梯上回望故土一眼。 九月十三号凌晨三十二分，飞机在一片漆黑中强行起飞。机组上的副驾驶员、领航员、报务员和服务员都没有来得及上飞机。 飞机上一共九个人，除了林彪、叶群、林立果之外，还有当时的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刘沛丰、机长兼驾驶员潘景寅、专职司机杨振刚、机组空勤特设师邰起良、机组空勤机械师张延奎、机组空勤主管机械师李平。 飞机开始向西飞一段，然后转弯向北，经过东北黑土地的上空，往中蒙边境飞去。曾几何时， 那里是马背民族的发源地，无数草原雄豪角力的地方。南方农民每一次深入到哪里，都牵扯到巨大的历史变更。那里曾经被称为龙兴之地，不仅是对当年的蒙古帝国和大清帝国而言，对共产党也一样。中共拿下东北，才真正有了争霸天下的资本。林彪就是那些东北的诸多将士中关键的一位，那里也是林彪的“龙兴之地”。 当年在东北黑土地，他有过惨痛的失败，有过苦涩的记忆，都挺了过去。然后他让黑土地成了国军将帅们集体的“滑铁卢”。杜聿明、陈诚、卫立煌他们都有各自的辉煌和历史定位，但是都栽在了东北。还有廖耀湘、范汉杰他们，也是一时之雄杰，也栽了。好吧，还漏掉两个，孙立人与陈明仁，他们因为国军的派系斗争而躲过了在东北跌倒的命运。 想到这些，他的嘴角浮现出一丝微笑。有什么办法呢，历史早就告诉我们，一将功成万骨枯。 那枯掉的万骨之中，不仅包括“主义”和“理念”不同的国军同胞，还有数以万计的共军同志。他们当年为了胜利而葬身在黑土地上，特别是四平附近，很多情同手足的兄弟们埋在了这里。 嘴角之外的其它地方，在那一丝隐隐笑意的别处，则是无尽的悲凉。那战死的同胞还能魂归故乡。失败者如杜聿明、陈诚、卫立煌，不论如何尚能在故国生存，而作为胜利者的自己却要从此亡命天涯，再也无法在祖先生存繁衍的土地上呼吸。 为什么会这样？他自己也不太明白。 他的思维再次往前延伸到，延伸到平型关，对付日本人，在那里他看到鬼子的顽强。 再往前，那是长征之中惨痛的记忆。长征在共产党历史上是一次凤凰涅槃，但是在林彪的记忆中却灰暗很多。一开始的磨磨唧唧。湘江岸边，血流成河。尽管在大渡河畔赢得胜利，终于逃出包围圈，但是到陕北时，他的红一军团损失殆尽。那些同志，那些手足，那些兄弟因为不同的“主义” 和“理念”而死在国军同胞之手。在他那沉默的内心中，常常为此叹息，但现在释然了。他们不管活着还是死了，尚能在故国，而他自己却要远走他乡。 这是生我养我的土地。我的祖先曾经在这里生存，我曾在这里浴血奋战，付出所有。我曾经负伤，曾经流血，但没有退缩，因为我热爱这片土地。 我看着兄弟们倒下，血流在大地之上，我没有畏惧，因为我热爱这片土地。我让对手身败名裂，甚至献出生命，我没有后悔，因为我热爱这片土地。 我以为凭借我的努力可以让土地上的人活得更好，最后，我自己却被迫离开。我不会流眼泪， 因为我看过太多的鲜血和白骨。我知道眼泪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但是我很悲伤，因为我要离开，离开故土，从此亡命天涯。 别了，昔日的一幕幕。纵然千般不舍，也要撒手而去，因为他是林彪，因为林彪的性格和行为方式。 （七）行为和性格 在那一幕幕中，总有一个挥之不去的身影，那人就是毛泽东，曾经的领导、知音、导师、父兄一样的人，如今如同一座大山一般横在前方，逼迫他离开故土故国。 想到毛泽东，林彪五味陈杂。 往日的一切都因为他：上井冈山，因为他在那里；被迫长征，因为他不在；绝处逢生，因为他又出现了。和他曾经是战友，如今又成了对手。 孙悟空耍了一个跟斗云，狂飞十万八千里，看尽天上地下的颜色，走到路的尽头，发现仍然在如来的手掌中转圈圈。虽然最后被压在五行山下，但输在如来的手中，不丢人，因为如来从来都没败过。 在毛泽东的时代，毛泽东如同如来一样的存在，他战胜了所有的对手。特别是建国之后，所有失败者或者未曾失败的人都在他的掌控之中。文如刘少奇，武如彭德怀，没有人能幸免。只有两个人超出了他的预料之外，一个是自杀的高岗，另一个就是出走的林彪。 高岗自杀，是建国之后的第一次政治斗争，误以为没了出路，一死了之。林彪自杀，是看了太多政治斗争之后，看不见苟活（他不愿意）的希望，选择破土而出。 纵观林彪的行为和性格，其实出走也不意外。性格上看，林彪倔强、谨慎、敏感、多疑。 林彪沉默寡言，但性格中最基本的成分还是倔强。从军几十年，光荣的时刻很多，但灰暗的时刻同样多。比方说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憋屈，再比方说初到东北的惨败。那样的时候，压力是巨大的。林彪有犹豫过，但从没动摇过。虽然上面有领导，解决问题却要靠他自己。 林彪非常谨慎，战场上，除非万不得已，不然不去冒险出击。政治上也是选择最稳妥的方式， 紧跟在毛泽东身后，攫取最大的利益。 很少有人注意到林彪的敏感。沉默寡言之人，多半内心世界丰富多彩，多半是敏感的，林彪也一样。其实他很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比方说当年叶群生孩子，让林彪去弄点奶粉，林彪就是不去弄，不想拉关系。 最后一点是，多疑。正是这一点害了他。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后，林彪的消极抵抗的策略是对的。 因为他已经和毛泽东紧紧连在一起，如果他就那样不声不响地呆着，毛泽东很难拿他怎么样。毛泽东批判了陈伯达，断了他正常升迁的道路。毛泽东改组了军委办事组和南巡，瓦解了他在军方的势力。然后怎么办？很难怎么办。因为毛泽东如果继续文革，军方招牌还需要用林彪。 性格决定行为：林彪的那些性格特点加在一起决定了林彪与众不同的行为方式。 回顾一下林彪的一生，从黄埔军校对蒋介石开始，蒋介石让他等一等。林彪没有等，直接去共军那里了。 战场上，更没有一个对手能摸到林彪的套路。不仅对手不能。甚至连领袖都不能。比方说平型关战役，林彪并不是按毛泽东的意图办事。至于四平撤退，更是先斩后奏。那些时候，林彪面对的仅仅是困境而已。 九一三事变之前，因为林立果太嫩，林彪实际上已经陷入绝境。困境中的林彪尚且做出惊人之举，绝境中的林彪会束手待毙么？当然不会。所以他用一种毛泽东也想不到的方式给予回击。 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里通外国的帽子卖了一大堆，高岗、彭德怀等人都是买主。大家都明白， 都是莫须有，没有谁会闲着没事往苏联那边跑。建国之后那么久，有个别人“跑”去台湾，但是从没有人跑到苏联去。 苏联那边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吃喝拉撒睡完全不对路，还要身败名裂，顶着叛国者的头衔遗臭万年，谁愿意啊。毛泽东完全没想到林彪会跑，更没想到会往北方跑。 评，林彪的一生，就是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一生。 既然林彪往北面跑，那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如何看待这一切？ 几十年以来，历史教科书上已经给出了标准答案：叛国和反革命。 （八）一笔帐：叛国还是逃亡 现在来看，革命已经是一个很遥远的名词，听起来有点扯。但是长期以来，反革命，一直是一项重罪，直到一九九七年才予以废除。 要说革命战争年代，正与反事关生死，反革命重罪，可以理解。在建国之后的一段时间，为了政权稳固，反革命罪也可以延伸一段时间。 到文化大革命那时候，反革命就不适用了。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头顶反革命罪帽子的人太多了，一大批老干部被错误地打成反革命，最后都被平反了。关于林彪，战争年代的赫赫战功是不容置疑的。建国后的十年基本上处于闲置状态，也就是从五九年开始走向前台。要说错，主要的错也 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紧紧追随毛泽东而已，最后又和毛泽东决裂了。 反革命，反谁的革命？要说和毛泽东决裂就是反革命，那么文化大革命本身就被否定了。如果说之前跟随毛泽东走就是反革命，也说不过去，因为在那个时代毛泽东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存在，所有人的旗帜都是毛泽东。 所以现在能讲得通的，也就是叛国。 从法理上讲，某人叛国，他（她）的行为对祖国不忠，协助外国政府推翻或严重侵害祖国，或怂恿外国对祖国宣战。从行为上讲，应该有损害祖国的行为举止。 古往今来，没有一个组织或国家可以容忍叛徒。当今标榜人权至上的美国，叛国，也是少有的可以坐上电椅的几种行为之一。 但是理论归理论，在不同时期不一样的。在不同时期完全不一样：在家天下的时代，比叛国罪更严重的是行刺最高领导人。在新中国建国之后，虽然名义上进入“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只是意识觉醒，国人的素质还有待提高，所以才会搞出严重的个人崇拜，才会有“毛主席万岁”漫天响的事。在那种情况下，林立果行刺毛泽东未遂，行为并不比叛国轻。 这里看看林彪的行为。林彪是中国的军队统帅，知道全部军事秘密。苏联是敌国，他的举动自然有损国家利益。但是因为在温都尔汗坠机，后来的事情没法判断。 如果没有坠机事件，那么很简单，看他之后的选择是否有损国家利益就行了。如果他干了有损国家利益的事情，毫无疑问，就是叛国者。如果他没有干有损国家利益的事，那么鉴于当时严酷的政治形势，可略去叛国者，而用逃亡者代替。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前车之鉴。 第一个大叛徒是周佛海。此人生于一八八七年，和蒋介石同龄，湖南人，曾国藩的“私塾弟子”，早年留学日本，非常积极，一九二零年参加陈独秀的共产主义小组。一九二一年中共一大召开时， 周佛海为代理书记，地位相当之高。这样一位中共元老，最后竟然觉得共产党没希望，叛党，跟着国民党混了。如果仅仅是叛党，也就算了，日后竟然跟着汪精卫去当汉奸，标准的叛国者。 第二个就是张国焘。带着红四方面军南下，犯了战略性错误之后，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由于看不见胜利的希望，一咬牙跟着国民党去了。张国焘虽然日子过得不如意，但是比起周佛海，他终究只是个叛党者，和叛国者还有一道鸿沟。 第三个应该算王明。王明也是政治斗争的失败者。一九五六年去了苏联之后，不再回来。因为按照王明的历史，如果回到国内，在日后的阶级斗争中会死得很难看。王明留在莫斯科，用笔给毛 泽东和新中国添乱。但是后人对王明并无太多责难，因为他只是个逃亡者。 以林彪的地位而言，如果他到了苏联，既可以像周佛海那样，为敌国积极谋划，干损害祖国的事，甘当一个下贱的叛国者，也可以如王明那般，做一个逃亡者。王明之所以是一个逃亡者，那是因为他没有能耐为苏联提供实质性的帮助。而林彪不同，他了解全部军事机密。那么林彪会如何选择呢？因为温都尔汗事件，成为一个千古谜案。 因为是迷案，也只能从外围寻找蛛丝马迹了。 （九）温都尔汗 关于温都尔汗事件，把所有说法归纳起来可以写一本书，但没必要一一罗列，其中最耸人听闻的两个版本可以介绍一下。 版本之一：其实温都尔汗那九具尸体根本没有林彪的。林彪在哪里呢？已经被秘密杀掉了。其中有本书专门写这个的，而且写得有板有眼。但是除了那本书自说自话外，没有其它证据证明这个说法。那本书仅在海外流传，漏洞一大堆，但因为内容过于离奇，还是能吸引一帮猎奇者的。 版本之二：其实温都尔汗那九具尸体根本没有林彪的。林彪在哪里呢？并没有被杀掉，而是被关起来了，或者说退隐了，反正就是神秘消失了。不过没有死掉而已。至于那架飞机，本身就是一个局。这种说法可以让一部分人从感情上接受，在现实世界中，还是有一部分人对林彪很有感情的。 飞机越过边境之后就从中方的雷达上消失了，就没了消息。再有消息时已经是在温都尔汗坠毁。 这样就给人这样的错觉：离开边境一直往前，燃料不足，坠毁——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关于实际情况，共军专家组有一份相对详细的报告。我认为报告有两个特点：第一，接近真实； 第二，里面蕴含着很多信息。 报告的结论否决了两种可能性：空中起火和被击落。 “首先，地面有飞机滑行的痕迹。其次，飞机残骸散布面呈狭长带状，比较集中；如果飞机在空中爆炸，残骸散布面就会呈宽、长、散的状况。根据过去的经验，有的飞机空中起火爆炸，碎片散布面有十多公里。第三，若空中起火，飞机的燃料会很快在空中燃烧散掉，不致形成地面的大面积焚烧。” ——排除空中起火的可能性。 “从现场照片和残骸分布的情况看，该机开始接地是完整地进行了野外降落的动作，但野外降落不成功，在地面上破碎燃烧，因此，不可能是被击落的。机翼上那个大洞，是油箱从里面燃烧爆 炸形成的。” ——排除了被击落的可能性。报告论证如下： “‘三叉戟’飞机是有操纵地进行野外降落(迫降)没有成功，造成破碎烧毁的。依据是，第一，降落场地是经过选择的。现场全貌照片表明，着陆场正前方是山丘地带，着陆方向的左侧是山区， 而着陆场是一片草地，降落条件比较好；着陆方向由北而南，而其逃窜的飞行方向是由东南向西北， 说明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对着陆地点和着陆方向进行了选择。第二，飞行员做了野外降落的动作， 从机翼残骸照片上清楚看出打开了前开缝翼(按：在机翼前缘呈长条形，可向前推开)，这是着陆前必须进行的动作；‘三叉戟’飞机的前开缝翼，是靠机械螺杆传动的，只有人工操纵才能打开，摔打撞碰都不能造成这种情况。第三，起落架轮毂完整，没有撞击和磨损的破坏痕迹，轮胎良好，仍有气压，说明没有放起落架，这是野外有操纵地降落的一个特点。第四，飞机是在有操纵的情况下， 尾部先接地的，现场地面滑痕是飞机尾部接地时的痕迹（在视察飞机坠毁现场时，双方都认为那是飞机肚皮擦地的滑痕，滑痕右边的浅沟，是右翼撞地造成的；后来，我仔细检查了残骸照片发现， 带有“中国”二字的右翼尖并无卷曲，而机尾右水平舵尖有明显卷曲）；机上先掉下的部件，是安装在尾部的中发动机底包皮和喷口等，也说明尾部先着地。地面仅有滑痕无深沟，说明飞机不是大角度撞地而是有操纵地着陆。” “为什么降落没有成功？首先，降落的动作不确切，没有做全，造成着陆速度过大。减速板（在机翼表面后缘横排两块，飞机减速时，底下有支架将板面从后向前撑起）没打开，减小速度的反推力装置（在发动机内腔）也没有使用，造成飞机的接地速度过大。打开减速板和使用反推力装置， 在正常情况下降落，应是副驾驶员做的，而这架飞机上没有副驾驶员。其次，从照片和现场步测示意图上看，飞机残骸散布面积为 750 米×80 米的狭长形状，飞机破坏严重。据此分析，飞机是以较大速度先尾部接地，形成跳跃，然后两翼先后折断，机身呈圆筒状带惯性前冲破碎解体，机上人员被甩出。在此过程中，油箱破裂，造成大面积燃烧。再次，‘三叉戟’是下单翼飞机，不利于野外降落。由于两翼安装在机身下部，机翼和机身腹部都有较大的油箱，因而在不放起落架着陆时， 形成机腹和机翼同时接地，极易造成机翼折断，油箱破裂，引起燃烧。从残骸照片和示意图看，左翼尖和中发动机喷口摔在一起，距飞机着地处仅二百米，就是说整个左翼是在落地后一百八十米范围内就已折断。降落场地虽是草原，地面仍然是不平坦的，这也是造成飞机撞击，跳跃破碎的原因之一。” “飞机为什么要野外降落？一是油料不够，难以继续飞行，不得已降落的可能性极大。从山海关起飞时，油箱存油十二点五吨。从山海关至坠毁地点，共飞行约一百一十八分钟，飞行高度从二 千五百米到六千五百米，航程约一千零八十公里。根据飞行实践经验，在三千至四千米高度飞行， 每小时耗油量为五吨左右。从‘三叉戟’的飞行高度和全航程估算，耗油量要九点五吨至十吨。因此，飞机到坠毁地点时，存油量只有二点五吨左右，而这时油箱有一部分油，因为油泵抽不上来， 还不能使用。所以，这架飞机要在低空继续飞行，最多只能飞二十多分钟。这可能是急于野外着陆的主要原因。二是飞行员在空中没有掌握飞机的精确位置。由于机上没有领航员，地面没有导航， 又是夜间飞行，飞行员很难判明当时飞机的精确位置。该机坠毁地点，位于温都尔汗东北仅六十公里（空中直线距离），而温都尔汗有一机场，如果驾驶员知道自己的位置，去该机场降落的油是够的。因此，不明自己的精确位置，可能也是促使其急于带油进行野外降落的原因之一。” ——关于温都尔汗事件的基本信息都在里面了。 ——根据各方面的信息，林彪确实在飞机上。温都尔汗事件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各方面相对靠谱一点的材料都证明了这一点。 正是这份报告告诉了很多一般让人难以察觉的事实。看看最后一段：飞机之所以野外冒险迫降， 是因为油料不够。 根据报告，飞机坠毁时油箱了的油还可以飞二十分钟。飞机坠毁处直线距离向北六十公里处， 就是温都尔汗机场。 当时飞机的速度大约每小时六百公里。六十公里，也就六分钟左右的时间。 如果说林彪逃亡，和苏联有联络的话，理应有接应。因为蒙古是苏联的附庸国，中苏冲突之际， 蒙古完全在苏军的笼罩范围之内。如果苏联接应，断不会坠机。 不要以为低空飞行就能逃过苏军的耳目（雷达）。要知道飞机从中国境内消失时，雷达都有显示——而且苏联当时比中国先进许多。 这样又出现一个谜团：既然飞机逃不过苏联的监视，如果没有接触，那么苏蒙怎么会任它转悠？ 如果有接触，怎么会任它坠毁？ 好吧，实际情况是，苏联人看见了它，既没有发现它的威胁，也不知道它的目的性。根据现在的资料来看：苏联人不知道林彪出走的事。 不仅如此，苏联官员还提供了以下证词：“飞机先向西飞，后来改向北飞，在飞到苏蒙边境时，又折回来向南飞。” ——向西和向北都是正常的，唯独向南很诡异。这样就产生了另外一种颇有市场的说法：林彪是被叶群和林立果劫持的——林立衡就是这么认为的。 林立衡认为，林彪是被林立果和叶群绑架的。由于那个说法漏洞太多，劫持论者发展了林立衡的说法：骗。 此话怎讲呢？具体就是说，林立果和叶群告诉林彪要去广州或香港。飞到半路上，林彪发现不对路，命令飞机调头南返，结果在温都尔汗坠落。 实际上这个说法也不靠谱。因为对叶群和林立果来说，能跑掉就是万事大吉。至于往哪里跑并不重要，苏联那个天寒地冻的地方也没啥吸引力。 当然，还有人指出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林彪北上之后后悔了，想南返中国，想当苏武（终于归汉）而不愿当李凌（在匈奴郁郁而终）。——至于林彪怎么想，已经无从知晓。 不论哪一种情况似乎都隐藏一个事实：林彪和苏联人事前并无串通。 ——林彪出走苏联，并非提前谋划，而是一种仓皇之间的选择。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 没有这个选项。九一三事变之前，林彪也没有类似的动作。 能够证明这个结论的，不是别人，正是四大金刚的行为。按照当时的中苏局势，林彪要想联络苏联，可不像林立果搞小舰队那么简单，必须有军方高层的助力。能给林彪提供助力的，四大金刚是很好的选择。根据后来的调查，那几天，叶群确实频频和四大金刚通话。 那么四大金刚那两天都在干吗呢？ （十）四大金刚的表现 九月十二号那天是星期天，高层人士会选择在那天放松一下。 四大金刚中，邱会作攀上林彪的时间最晚，整人最积极，实际上最不重要。除非林彪成功，否则很难用上邱会作。九月十二号那天，邱家在庆祝孙女出生十天，所以很热闹。邱会作本人原想趁下午开会之际约吴法宪见个面的，因为毛泽东南巡的消息大家都知道了，唯独没跟吴胖子通气。好歹大家都在坐在同一条船上，不能因为怕人家嘴大就无视吧。但后来因为事多，就没见着。 晚上邱会作多喝了点酒，又吃了安眠药，睡了。他完全没有想到敬爱的林副主席会在那个时候飞向北方的敌国。因为他记得非常清楚，就在他睡前，那聪明的林夫人还打电话给他，祝贺邱家有了孙女，称赞他给孙女起的名字很好听，还说林豆豆订婚了，要邱夫人打个电话给豆豆表示祝贺。 所以脑袋昏昏沉沉的邱会作比其他人更为震惊。 李作鹏是一个比较沉稳的人，考虑比较周全，看问题比较远。当初庐山会议，让吴法宪检讨， 李作鹏就看到结局：以后会没完没了。当他自己必须检讨时，就预测以后要被打倒。正是李作鹏向 林彪汇报了毛泽东南巡的消息。但是他同样没想到那天晚上会出事。九月十二号那天，李作鹏干嘛呢？在种地。在海军大院的自留地上消磨了一天的时光。 然而四大金刚中，唯有李作鹏想“帮助”林彪。 九月十二号夜晚，飞机起飞的两个小时前，周恩来打电话通知李作鹏：林彪的飞机要起飞必须通过周恩来、黄永胜（总参谋长）、吴法宪（空军司令）和李作鹏（副参谋长和海军第一政委）的同意。但是李作鹏改了周恩来的命令：四人中一个下命令就能起飞。 林彪强行起飞时，李作鹏没有做任何阻止。李作鹏当时是山海关海军航空基地的负责人。 如果严格执行周恩来的命令，那么林彪的飞机就不可能起飞。是因为李作鹏知道林彪的最后举动么？当然不是，如果李作鹏知道林彪会跑，断不至于那般。因为林彪跑了，李作鹏留在国内，必然没有好果子吃。李作鹏为啥要篡改周恩来的命令呢？动机很简单，就是紧跟林彪。当时林彪的地位比周恩来高。李作鹏是林彪的人。在不知道林彪最后逃亡敌国的情况下，他当然不会听周恩来的指示对付林彪，没有那道理，也没有那必要。 周恩来给李作鹏的理由是天黑飞行不安全。经验和知识告诉李作鹏，天黑飞行很安全。李作鹏就没想到最坏的结果么？按照李作鹏的说法：北戴河的中央警卫团有足够力量阻止林彪。如果必须阻止，应该是中央警卫团的事。 真正能给林彪实质性帮助的应该是吴法宪。因为吴法宪是空军司令，理论上手里掌握很多权力， 可以带给他很多方便。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吴法宪最早倒向周恩来。 以林彪当时那个地位，没有逃出国境线之前，即使林立衡举报，也不能证明啥。毕竟林彪是全国的第二号人物，坐专机在国内晃悠两圈，没必要向所有人解释和报告——即便是周恩来。 当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要飞机时，吴法宪拒绝了，给出的理由是——他要请示周恩来。当飞机飞到赤峰附近时，吴法宪请示周恩来：要不要拦截？ 所谓拦截，就是在必要的时候打下来。 实际上从九月十二号晚上开始，吴法宪就在配合周恩来的工作。要不是吴法宪的级别太高，要不是吴法宪之前跟随林彪太紧，要不是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后检讨太多，要不是日后关的时间长，很可能有人会怀疑吴法宪是“间谍”。九月十二号那天晚上的表现，吴法宪怎么看都像周恩来的人， 跟林彪上演对手戏似的。有一个猜测，如果林彪不走，将来开批斗会的话，四大金刚中，最有可能批斗林彪的就是吴法宪。 在林彪的团队中，最重要的那个人是黄永胜。黄永胜的级别最高，战功最大，地位很重要。总 参谋长是共军的神经中枢，黄总长也是林彪团队的神经中枢，陆军象征之所在。 黄永胜对林彪的忠心自不必说。如果说林彪是毛泽东一手打造培养出来的，那黄永胜也是林彪一手打造培养出来的。黄永胜爬得如此之快、爬得如此之高，皆因林彪的栽培。 林彪在还没能看见自己登顶的希望之前就对毛泽东忠心不二，同样，还处于“修炼”阶段的黄永胜，自然也紧跟林彪。在贺龙、罗瑞卿、许光达的案件中，黄永胜都非常配合，出了很大力气。 他的配合赢得了回报，九大时晋升为中央委员。 黄永胜跟林家的关系很好，是林家的心腹。叶群也拼命拉拢黄永胜，甚至要和黄永胜结为儿女亲家。以至于日后有传言，叶群和黄永胜的关系不正常。九一三之后，叶群的卡片盒中留下了黄大老粗的打油诗一首：“缠绵五个月，亲手折几枝；虽是寒冬月，黄叶热恋时。” 当时中苏关系紧张，黄总长自然要备战。但是军人出身的黄永胜抓备战的宗旨是：不管国家经济力量如何，必须全面为军事服务，军事第一，一切为军事工作让路。在中央有关部门的头头一起研究战备工作时，黄永胜就说：“什么计划不计划、平衡不平衡，一切为了打仗，打仗第一，打仗就不管平衡。” 按照那一套搞法，就不用搞建设了。这个不是关键，关键是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黄永胜搞出来一个“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日后这个命令成了林彪要搞政变的阴谋和预演，因为毛泽东根本不知道有这个指示。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调动一个排都需要经毛泽东的批准。全军紧急指示布置完毕，林彪才以电话记录的形式报告给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听他的秘书汇报之后，只说了两个字： “烧掉!” 在毛泽东和林彪玩对手戏时，毛的一只眼睛就盯着黄永胜。因为林彪的意图必然要通过黄永胜来实施。所以在庐山会议上，后来上山的黄永胜立刻被毛泽东拉去谈话，就希望他能够反戈一击— —然而黄永胜装傻。庐山会议之后的黄永胜，毛泽东一直让他检讨，他敷衍了事。毛泽东南巡，教育丁盛和刘兴元时就说：“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那怎么得了呀？”林彪离开中南之后，基本把整个南方交给黄永胜。 在临近最后决战的时候，毛泽东已经在丰台车站接见李德生他们，部署三十八军到位的时候， 就在那次会面中，毛泽东点名批评了不在场的黄永胜：“我不相信解放军会跟着你黄永胜走！什么总参谋长？打起仗来，我就是参谋总长。解放军跟你黄永胜走，我就到井冈山找红军去！”那时候， 大家意识到要对林彪动手了。大家记得，毛泽东在过去只有五九年批判彭德怀的时候才说这种分量的话。 按照《五七一工程纪要》，如果搞割据，必然是在南方。 九月八号，林彪写下那张“手令”时，同时写了另外一封信，给黄永胜的：“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敬礼，林彪” 王飞，生于一九二二年，山东人，抗战初期加入八路军。战火中活了下来，并取得一点小小的成绩，解放战争末期加入空军。按照他的资历，原本是没有机会和林家攀上关系的。一九六五年大四清运动时，王光美凭借桃园经验大出风头。叶群不甘寂寞，也跑出去蹲点，王飞就是工作组的一员。王飞机警、反应敏捷，能干事，是个人才；说起话滔滔不绝，口才好；最关键的一点——听话、会做人。叶群觉得王飞行，于是网罗之。 也就是说王飞取得林家信任的时间比周宇驰早。当初林立果前往空军办公室当秘书，主任就是王飞。此后林立果在空军内部就通过王飞和周宇驰活动。按照林立果的设计，王飞是“北线总指挥”，在必要的时候，负责把毛泽东“保护”起来。 顺便说一下，九一三事变之后，王飞被定为林彪事件的主犯。他知道林立果的全部活动轨迹， 远比李伟信和程洪珍知道得多。但是很遗憾，也很奇怪，他患了精神病，没法继续受审。于是就把江腾蛟拉出来代替他，但是江腾蛟的角色远不如王飞重要。如果是王飞受审，那么许多谜团就会有答案。 林彪那封信并没有直接交给黄永胜，而是让王飞交给黄永胜（结果没有送到）。为何这样呢？ 按照日后研究这件事的专家的解释——林彪故意突显了王飞的作用。既然林彪如此看重黄永胜，那么黄永胜究竟卷入到何种地步呢？ 其实和其他几个人一样。 ——通过王飞送信这件事，就能从侧面证明黄永胜没有参与林立果的活动。要不然，以黄永胜的级别，林彪断然不会让他和王飞联络。 有一个关键的证人叫费四金，他是黄永胜的贴身警卫。 九一三事件之后，黄永胜被隔离审查。根据一贯的作风，要搞材料。 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弄清楚黄永胜和林立果的关系。如果黄永胜在九月十二号那天见过林立果， 那么黄永胜跳到黄河洗不清了。关键证人就是费四金。如果费四金想要污蔑黄永胜，只需要点点头即可。当时林立果已死，死无对证。费四金说个谎就可以得到很多好处。那是极其关键的抉择，考验人品和良知的时刻。 人品、良知这些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对很多人而言，一辈子都没有证明人品和良知的机会。 很多大人物在不知不觉间就把它们出卖了，而在很多小人物身上却完美地存留了下来。所谓“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费四金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利益和良知面前，他选择了良知。 面对咄咄逼人的专案组，费四金表示：我是党员，是军人，我要对中央负责，对黄永胜负责， 也对我自己负责，黄永胜没有接见林立果。那么黄永胜干啥了呢？去了理发店，然后和儿子一起散步，又去看了孙子。 其实按照那时代专案组的一贯作风，各种证据都做好了。记录（京西宾馆的值班日志）、人证 （部分软骨头的人）都有了，哪怕费四金不表态都行。费四金当时指出：值班日记跨度好几个月， 不仅钢笔水颜色一样，就是字迹也一样，是一个人抄的。 尽管黄永胜有这样那样的过错，但费四金的行为让人钦佩。他是小人物，也是英雄，是顶天立地的真汉子。 说了这么多，只能证明林彪是匆忙逃走，逃走之前和苏联那边并无具体的沟通联系。那么他究竟算叛国还是逃亡呢？ 这个问题已经纠缠不清，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林彪必须是叛国。因为那事不是林彪的个人事件，不是林家一家人的事，而是关系到文化大革命的定位和走向。 要说清楚其中的来龙去脉，还需要介绍周恩来。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有两只手。一只手是林彪，另一只手是周恩来，两人缺一不可。至于江青，呵呵，看起来更像一个长舌妇。 介绍周恩来之前，先介绍一下众人对九一三事件的反应。 （十一）反响 当周恩来向各政治局委员宣布林彪出走的消息之后，张春桥意味深长地对旁边的李作鹏和邱会作说：“你们愁眉不展作什么？这是你们甩了一个包袱，你们解放了！”那是政治上的胜利者对失败者的一种嘲笑和戏弄。 姚文元更是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马上让工作人员拿茅台酒出来庆祝。叶剑英看不下去了，斥责说：“国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这是一种耻辱，你们还有心庆祝？”姚文元悻悻作罢。江青的表现更逗，和张春桥一起拉着吴法宪和李作鹏要去玩扑克。 那么毛泽东呢？ 得知林彪的飞机上天之后，周恩来在电话中对汪东兴说：“毛主席还不知道这件事，您从人民大会堂到毛主席那里，我也从中南海南楼到主席那里，我们在主席那里碰头。”然后两人到了毛泽东那里。很显然，这件事超出了周恩来拍板的范围。 很显然，毛泽东也没有料到林彪会决然出走，而且往苏联跑。 四十三年之前，两人在井冈山相遇。那时候，毛泽东的人生正迈向中年阶段，林彪还是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毛泽东从林彪身上看到了与众不同的东西，从此对林彪信任有加。即使在林彪犹豫的时候，毛泽东也总是开导他。毛泽东作风严厉、性格霸道，对林彪却相当纵容，甚至溺爱。 三十六年之前，毛泽东把林彪放在东北。那个时候，林彪正迈向中年阶段，而他的人生终于在东北达到了巅峰，如同出鞘的倚天剑，刺得蒋介石阵阵寒意。 十二年之前，毛泽东让林彪出山，主持军委。 六年之前，毛泽东让林彪成为亲密战友，站在同一辆战车里，一起发动文化大革命。 一年之前，林彪在庐山发动一场政治闪击战，失败。毛泽东穷追猛打。直到一周之前，毛泽东经过二十九天的南巡，彻底消除了林彪想在国内有所动作的可能性。 毛泽东了解林彪，了解他的优点和缺点，如同父亲了解儿子。但是他始终没有想到，最终的最终，林彪会来这么一手。当程世清在江西陈述那个大胆的猜想时，毛泽东似乎也意识到那种可能性。 但是临了，还是难以解释。 毛泽东在心中念叨：数十年的情谊，就这么分手么，你就忍心离我而去么？ 林彪在飞机上默想：数十年的情谊，我不想离你而去，只因情非得已。 彼时彼刻，坐在中南海里的沙发上的毛泽东和三叉戟上的林彪心境太相似吧？ 飞机即将离开边境，吴法宪打来电话询问要不要在赤峰拦截林彪的飞机，周恩来请示毛泽东该怎么办。毛泽东坐在沙发上，头向后靠在椅背上，沉思片刻。 如果用霹雳手段还来得及，但是向来果断的毛泽东犹豫了：“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要是把副统帅打下来，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呀？” 其实毛泽东的犹豫正好体现了文化大革命的死结：宣传太好，现实太烂。林彪和毛泽东连成一体，毛泽东想动林彪也不容易。这事从日后逮捕四人帮之后，叶剑英的一席话中可以得到佐证。叶剑英当时说，其实很多人老早就对江青他们不满，只因为毛泽东在，投鼠忌器。 一个林彪（党的副主席）尚且让毛泽东如此纠结。毛泽东推动文化大革命时，那就更没有其他人能反对了。 “不要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都是没有法子的事，由他去吧！” ——多少感情，多少理性，谁有说得清呢？ 好吧，既然你要走，请便。 （十二）转折 事实上，温都尔汗事件不仅是林彪生命的终点，也是毛泽东的一个人生转折点。从生理上看， 他仿佛一夜苍老了很多，身体快垮掉了。 之所以身体快要垮掉，是因为精神倍受打击。 之所以精神倍受打击，是因为思想上遇到巨大难题而不得解。 林彪的出走，意味着文化大革命在实践上的失败，正如大饥荒意味着经济建设的失败一样。人嘛，一旦思想上遇到难题，就会影响到精神，就会波及到身体。如果思想遇到绕不过去的坎，那么问题就严重了。 当初彭德怀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上提意见，涉及到经济建设问题时，毛泽东绕过去了。刘少奇把四清运动升级的时候，毛泽东也绕过去了。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失败，毛泽东再也没有办法绕过去了。 说起林彪的影响，就要说一下彭德怀。 从三线回北京之后，彭德怀遭到了残酷的批判，但是彭德怀是硬气之人。刘少奇、贺龙、陶铸、许光达等人都没能熬过去，彭德怀依然活着。其实他活着不如死了，让人心酸。他不是怕死，而是不想死得不明不白。他想死前把自己的问题搞清楚，还自己清白之身。 其实他还是不明白，有些事不必弄清楚，自己也是弄不清楚的，时间会还原一切。正如岳飞死时不明不白，于谦死时不明不白，袁崇焕死时也是不明不白，但现在这一切都很明白。 其实林彪出走四个月之后，监禁中的彭德怀就听到了林彪反党的消息。按照当时彭德怀的处境， 如果不想让他知道，他是绝不可能知道的，陈伯达就是出狱之后才知道这个消息。其实是专案组让彭德怀写材料揭发林彪。彭德怀想不通，表示不理解，不写。 彭德怀已经与世隔绝了好几年。在他的记忆中，不相信林彪会叛逃，正如他自己不可能“里通外国”一样。如果发生林彪叛逃事件，那意味着国家发生了巨大变故，所以他变得焦虑不安。 据北京卫戍区监护日志记载：一九七一年八月八号，彭德怀在桌子上哭了起来，哭了没有两分钟，睁大眼睛思考着，一会儿眼泪又涌了出来，过了一会儿又哭了起来。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二号，彭德怀躺在床上哭了一个小时。彭德怀不是一个爱哭的人。之所以哭，无非是生命快到尽头， 而小的方面讲，他的冤屈无法洗刷；大的方面讲，国家处于不正常的状态中。 当时要批判林彪，需要有分量的人写出有分量的东西。毫无疑问，彭德怀有足够的分量，而且也有写材料的理由。毕竟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上，林彪是批判彭德怀的主要人物之一嘛。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三号，专案组向彭德怀传达《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然后让他写揭发材料。 但是彭德怀就是彭德怀，那根硬骨头永远不会软化。在他的脑袋里，他认定林彪不会反革命， 那就坚决不会因为听别人的话而改变这个看法。所以他对看管人员说：“打电话给周总理，我相信他是革命的。这样把林彪杀了我有意见，他死我不同意。叫周恩来总理来亲自参加这个审查。请打电话给周恩来总理、董副主席（董必武），叫他们来亲自审我，我不活了。” 如果批判给力，那么彭德怀的人生或许还有一丝转机，原因可以参考邓小平的遭遇。江西的邓小平比彭德怀早些得到消息，他的表态是：“林彪不死，天理不容。”接下来，邓小平抨击、揭发林彪，并向毛泽东写信承认错误，表达复出工作的意愿。彭德怀就没有那种政治觉悟，或许只有那样才是彭德怀吧。 还有一个人的反应也很有趣，就是远在台湾岛上的蒋介石。他得知林彪死后，特地喊蒋纬国一起吃晚饭，感叹说：“毛泽东去一臂矣！林彪死了。”蒋纬国第二天在报告上写到：“共产巨人已经断了一条手臂了，让我们等着看他如何失去他的另一条手臂。”据蒋介石的私人秘书透露，蒋介石还落下了伤心的泪水。 蒋介石为啥掉眼泪？是在为林彪悲伤？蒋介石对林彪虽然有理论上的师生之谊，并无深厚感情。相反，林彪给蒋介石造成的伤害则很大。或许蒋介石在后悔吧，后悔当年为啥要失去林彪那种人才？追究这个原因仿佛是不可能的。其实毛泽东晚年也落泪。 有趣的是蒋介石的话：林彪死，毛泽东去掉一臂膀；那么另外一个臂膀是谁？像江青、张春桥这些人连提鞋都不配。 答案很简单，只能是这个人——周恩来。 文革两只手，一只是林彪，另一只是周恩来。 反应最奇特的一个人是周恩来。九一三前后的事情，基本上是周恩来在处理。事情处理完毕后， 一切恢复往日的平静，其他人都已经如释重负地离开。纪登奎和李先念两位副总理去看望周恩来， 见周恩来坐在临时办公室里发呆，心事重重。两人不知道向来积极乐观的周恩来为啥闷闷不乐，便好言劝慰，周恩来沉默不语。 当纪登奎说：“林彪一伙已经摔死，现在应该高兴才是，今后可以好好抓一下国家的经济建设了。”周恩来开始默默地流泪，渐渐哭出声来，继而嚎啕大哭。 在两人的记忆中，周恩来永远是乐观的，镇定的，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周恩来并非圣人，也有七情六欲，也哭。当初父亲过世时，他在重庆大哭一场。叶挺等人的飞机失事，周恩来哭过。国共谈判破裂，周恩来哭过。 但两人也不知道周恩来为啥哭，在旁边陪着。周恩来平静下来之后才说：“你们不懂，你们不懂。事情还没完，还没完。” 周恩来的眼泪代表什么？ 林彪虽然选择不明，但必须是叛国，又是为什么？ 答案很简单，也可以很复杂。说简单，是因为九一三事件是一个转折点。说复杂，是因为解释这个问题之前，必须首先解释清楚周恩来。 周恩来的一生是精彩的一生。要了解他，需要不少篇幅。 林彪的故事还没有真正结束，还差一个问题没有解决：为什么林彪的罪名必须是叛国。但是在解释这个问题之前，必须解释周恩来。 所以故事要转入周恩来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