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部金融史2：天下之财

第1章 楔子
第2章 东京梦华(1)
第3章 东京梦华(2)
第4章 东京梦华(3)
第5章 宣战，以货币之名(1)
第6章 宣战，以货币之名(2)
第7章 宣战，以货币之名(3)
第8章 变法风云(1)
第9章 变法风云(2)
第10章 变法风云(3)
第11章 变法风云(4)
第12章 书画君臣(1)
第13章 书画君臣(2)
第14章 书画君臣(3)
第15章 书画君臣(4)
第16章 错位的忠诚(1)
第17章 错位的忠诚(2)
第18章 错位的忠诚(3)
第19章 金钱恨，何时灭(1)
第20章 金钱恨，何时灭(2)
第21章 金钱恨，何时灭(3)
第22章 忽必烈和他的理财师们(1)
第23章 忽必烈和他的理财师们(2)
第24章 忽必烈和他的理财师们(3)
第25章 开河变钞祸根源(1)
第26章 开河变钞祸根源(2)
第27章 朱重八的家庭经济学(1)
第28章 朱重八的家庭经济学(2)
第29章 朱重八的家庭经济学(3)
第30章 大明宝钞的玄机(1)
第31章 大明宝钞的玄机(2)
第32章 大明宝钞的玄机(3)
第33章 出局的大国(1)
第34章 出局的大国(2)
第35章 出局的大国(3)
第36章 白银帝国(1)
第37章 白银帝国(2)
第38章 白银帝国(3)
第39章 白银帝国(4)
第40章 白银帝国(5)
第41章 后记
第42章 主要参考书目
　　公元前206年，再无人能阻挡刘邦入主咸阳秦皇宫，天下终归于汉。刘邦也许不会想到，大汉帝国建立的财富循环模式将在此后数千年王朝中不断往复重现，无论多么伟大的帝国都未能逃出这个宿命中的循环。
　　秦末群雄逐鹿，战乱极大损耗了社会财富，刘邦登基的时候，连四匹白马都没凑齐，丞相、大将都要坐牛车上朝。然而，仅仅不到一个世纪之后，破败的大汉帝国就一跃变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五十年后的文景之治，中国单一农业劳动力原粮产量已经突破了三千四百市斤，这是西欧一千七百年后的劳动生产率。《汉书》这样为我们记述了当时的景象：农人家中粮食充盈，几辈子也吃不完；郡县府库的粮食全是满满的，很多已经腐朽不能吃了；国库中存了几百亿个铜钱，很多穿钱的绳子都已经腐朽了，官员却没有时间清理。
　　复兴大汉雄风是我们每一个人乃至民族的梦想，人们不断在故纸堆中寻找，究竟是什么原因令满目疮痍的大汉帝国在不足百年的时间里由弱变强，又是什么原因创造了当时世界第一的劳动生产率？
　　1983年12月，湖北省荆州市出土了一份汉代竹简《二年律令》，意为吕后称制二年颁布的法律。按《二年律令》记载，当年帝国对全国没有土地的人登记造册，所有人都可以在大汉王朝治下得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最低等级的庶人可以获得一顷田。《二年律令》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明确了土地所有权，此前中国土地所有权属于皇帝或诸侯，这是无数后来者追求的大同世界——“耕者有其田”。接下来的汉文帝信奉“无为而治”，他放开了帝国对所有产业的管理权，冶铁、煮盐、畜牧、渔业、贸易、手工业，就连铸币权也完全放开，包括普通农人在内的天下人都可以自由铸币。其后便有了中国第一代盛世——文景之治，《汉书》这样记载当时的景象：城郭之间风行养马，休息的时候每个村落边上都有成群的人以赛马为乐，人们纷纷把自己的马匹牵出来向大家炫耀，养母马的人只好躲在家里……
　　面对繁荣的盛世，太史公司马迁一语便道破了财富天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只要每一个普通人都有机会追求财富，盛世便一定会如影随形。
　　身处盛世的人也许并不知道，《二月律令》缔造了“耕者有其田”，也为帝国埋下了莫大危机。《二月律令》塑造了这样一个社会框架——“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皇帝属于金字塔尖，皇帝之下是三公九卿等封建官僚，居于金字塔底的则是庶民百姓。在这个社会框架中，皇权只有借助封建官僚才能统治广袤的帝国，也就必须赋予封建官僚获得超额财富的权力，否则，又有谁会效忠于一家一姓呢？然而，掌握权力的封建官僚自身却是一个强势分利集团，当掠夺财富的成本比创造财富更低，封建官僚必然会选择掠夺。这是一个压力单向传导机制，封建官僚不但不会分散来自皇权的财富掠夺压力，而且会为了自身利益将之无限扩大，当压力传导到最末端的小农，普通人甚至连生存都会成为奢望。
　　文景之治之后四十年，汉武帝刘彻发动了对匈奴的战争。元狩四年（前119年）大汉帝国与匈奴决战，斩杀匈奴兵九万人，终于迫使匈奴把劫掠之手转向了西方的罗马帝国。不过，大汉帝国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四万多名战士、十一万匹战马再也没有回到故乡，曾经钱粮堆积如山的国库早就空空如也。
　　为了确保对匈奴的优势，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依靠货币改革聚敛财富的皇帝，他废黜了民间流通的四铢钱，同时推出三种新的货币：“皮币”、“白金币”和“三铢钱”。帝国臣民必须限时将手中的四铢钱换为这三种货币：“皮币”只是一块鹿皮，可兑换四十万钱；白金币最高可兑换三百钱；至于“三铢钱”，与四铢钱一比一兑换。即使刘彻贵为皇帝，谁又会以真实财富换取这些根本无法流通的虚值货币呢？民间开始按自行铸造“五铢钱”，即“郡国五铢”，虽然汉武帝刘彻为禁止私铸杀掉了几十万人，仍然是“犯法者众，吏不能尽诛”。
　　接下来，汉武帝推出了一系列令人匪夷所思的财经政策，“算缗令”、“告缗令”、“盐铁官营”……这些政策使大汉帝国“得民财以亿计”，但是，中产以上的人家也被一扫而空。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个群体却因为自身的职业而幸免于难，他们就是封建官僚。非但如此，封建官僚利用这些机会掌控了帝国所有赚钱产业，从此市场中的主体变为“官商”。以官商为主体的市场，必然不可能促进分工、诱发创新，更不可能具备大量吸纳货币资本的能力。如此，帝国所有财富也就只剩下一个去向，人类最基本、最古典的生活生产资料——土地。《汉书》为我们记载了当时的景象：帝国的官员，下至少府、大农、太仆，上至王侯三公，无不“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董仲舒对此作出了精准的评价：“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然而，无论封建皇帝多么有权势、封建官僚多么贪心，在某一个时点上社会财富的总量必然是有限的，必须留出让全体臣民维持基本生存的财富。一旦封建官僚的劫掠超出了底层黎庶的承受极限，社会动乱便会如影随形。公元前106年，四十万“流民”突然冲入了大汉帝国首都长安，曾经强盛的大汉帝国陷入风雨飘摇之中。
　　无疑，此后的汉宣帝刘询看清了问题所在：封建官僚借助手中的货币优势兼并土地，失去土地的小农也将成为帝国最大的敌人。为了让农人安心耕种、让军马回到土地，汉宣帝即位之初就宣布：帝国将不再铸造新的货币，任由原有货币在流通中逐渐消亡。汉宣帝在位二十五年，史书没有一次有关铸币的记录。国家完全停止货币供应，结果必然是物价暴跌，当时关东平原的粮价降至“谷石五钱”、每亩土地不足三十钱——一个没有金钱的世界，将是一个清平的天下。
　　汉武帝通货膨胀，劫掠了天下之财；汉宣帝通货紧缩，万方黎庶就能获益了吗？
　　在“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框架里，谁拥有更多的货币，谁就可以拥有更多的土地。从占有货币比例来计算，通货紧缩使得强势分利集团的财富成倍增加，在接下来的土地兼并中当然就拥有更强大的力量。所以，无论汉宣帝多么节俭、也无论他多么努力，宣帝年间都是汉朝流民最多的时期之一。汉宣帝之后的四十年间，《汉书》记载了十六次流民大爆发，动辄“百万”的流民游荡于广袤富饶的关东平原，却得不到维持自己生命的一点财富。汉平帝年间，愤怒的长安市民甚至烧掉了汉武帝刘彻的陵墓，火光照亮了未央宫……
　　现在，让我们回顾大汉帝国的盛衰循环，一条财富增长、转移、毁灭的轨迹便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面对残破的帝国，吕雉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汉文帝又放开了帝国所有产业，在“三十税一”的超低税收环境下，冶炼、商业、运输、畜牧、渔业等一批新兴行业崛起，终于创造了辉煌的文景盛世。凭借雄厚的财富，汉武帝一举荡平数百年为祸北方的匈奴，不过，他也迅速花光了四代君王的积蓄。由此，汉武帝便想通过铸币聚敛天下财富，当超级通胀使得增发货币失效，汉武帝便把手直接伸向了所有产业。然而，参与掠夺的绝非汉武大帝一人，封建官僚作为强势分利集团完全不遵守财富规则，掠夺超出了帝国居民承受的极限，人们失去了土地、失去了工作、没有能力组建家庭，最终成为流民。
　　整个财富循环的逻辑是：“耕者有其田”、放开经济管制→经济井喷式发展→封建官僚崛起→“官商”兼并土地→小农成为流民→帝国崩溃，最终的结果：国弱、民贫，唯独官富。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大汉帝国是这个循环的肇始者，却并非循环的终结者，此后历朝历代无一不陷入如是的怪圈之中。
　　公元265年，司马炎建立了西晋。立国伊始，晋武帝司马炎就开始推行“占田制”：每丁可以从帝国得到七十亩土地。为了遏制士族高门对小农的掠夺，司马炎直接废弃了官方铸币，西晋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没有官方货币的朝代。然而，司马炎创建“太康之治”十年后，士族高门还是渗入朝廷各个角落，把天下土地尽收彀中。《晋书》这样记载这个年代：朝政均出于士族高门，朝纲法纪荡然无存，官场贿赂公行，举国上下已经见不到一个忠臣和贤能的人，天下事都可以做交易，成了一个骗子的市场。西晋的结局是非常悲惨的，在士族高门把持之下，帝国甚至失去了必要的行政能力，根本无法对抗北方游牧民族。从晋惠帝永平元年（公元291年）起，到隋文帝开皇元年（公元581年），在几乎整整三个世纪里中国北方都处于一种大动乱、大破坏、大分裂之中。可怜苍苍烝民，丧乱三百余年，中原人口“百不遗一”，河洛一代尽成废墟。
　　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再次统一了中原，此后，杨坚推行“输籍法”：每位男丁至少可以从帝国政府手中领到一百亩土地；同时，杨坚废黜了盐铁专营、对民间放开了所有工商业管制，天下只有一种人不能做生意，那就是封建官僚。在辉煌的“开皇之治”中，中州大地再现“耕者有其田”，全国农户数也从开皇元年的四百一十万增长到隋炀帝大业元年的八百九十万。也是在“开皇盛世”中，中国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生演出统一的货币标准——2.42克的隋五铢。
　　大隋王朝曾经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帝国，大唐帝国的创始者李渊在一场动乱中全盘继承了这些财富。大唐帝国又是幸运的，连续出现了武则天、李隆基等数位信奉“无为而治”的帝王，武周年间，大唐帝国以“除罪金简”等方式再次确立了每户小农对土地的所有权、废除了全国商税（关津）、解散了绝大部分官手工业。事实证明，这个民族创造财富的能力是惊人的，在大唐帝国的巅峰“开元之治”中，中国农业劳动力人均原粮产量已经高达4524市斤，所谓“康乾盛世”仅为这一数字的一半。
　　倏忽而来的财富引起了封建官僚的觊觎，开元初年，宰相张说著《钱本草》隐喻了帝国的危机：钱，味甘，大热，有毒；能利邦国，亏贤达，畏清廉；以均平为良；如不均平，则冷热相激，令人霍乱。为杜绝封建官僚借助货币优势兼并土地，开元九年（721年）正月唐玄宗发布了史无前例的“开元限购令”，试图以皇权铁腕牢牢把帝国限定在“耕者有其田”的轨道。这道命令在唐史中被称为“检田括户”：自此之后，帝国禁止一切土地买卖，任何土地交易都将被帝国政府视为非法！
　　开元十三年（725年），中国古代盛世达到了第一个巅峰，唐玄宗登泰山举行“封禅”，这是中国古代太平盛世最具标志意义的大典。
　　然而，巍巍而立的大唐帝国终究还是未能逃脱那个曾经的财富循环。三十年后，奸相杨国忠放开了“开元限购令”，在天宝十一年（752年）一道名为《禁官夺百姓口分永业田诏》的诏书中，杨国忠提出贫富分化情有可原，此后，帝国将承认以现金完成的所有土地交易。三年后的天宝十四年（755年），大唐帝国共有891.47万户农人，其中356.55万户已经沦为“庄客”（丧失了土地）；那一年，杜甫写下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篇；那一年，一次社会大动乱的一切条件都已经齐备……
　　天宝十五年（756年），大唐盛世毁于安史之乱。
　　汉、晋、隋、唐千年往事，中州帝国的盛衰轮回如此相似：流程的开始是“均田制”、流程的结束是普通人变成“流民”，最终，无论官民、无论贵贱、无论生命还是财富，一切都在乱世中毁于一旦。这是一个缠绕中华民族上千年的魔咒，为了破解这个魔咒，雄才伟略的晋武帝、唐玄宗等人甚至使用了废弃货币、废弃土地交易等极端手段，然而，所有的方法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在公元后的第一个千年里，无论多么伟大的帝国都在这个魔咒之下灰飞烟灭。
　　令人惊讶的是，自宋代开始，这个封印千年的魔咒似乎消失了，赵匡胤、忽必烈和朱元璋都放弃了“均田制”，宋、元、明三代也未大规模授田。即使如此，宋代国势仍然超越了大唐开元之治的巅峰，货币从铜钱演进为纸币，随后的大明帝国以白银为货币，整个帝国甚至曾经拥有世界上三分之一以上的白银。在第二个千年中，我们可敬的先人究竟是如何做到这些？我们的货币又将经历什么样的兴衰轮回？我们能逃脱中原王朝的千年宿命吗？请看《中国是部金融史》续集——《天下之财》。
　　大宋王朝要想不覆亡唐之迹，在剥夺武将军权之后必须改变唯金钱是图的恶劣社会信仰，否则下一个反叛者迟早会出现。或者说，只有所有人都鄙薄暴力，认同劳动才是创造财富的唯一手段，才能避免玉石俱焚的社会大骚乱。
　　杯酒能释兵权吗？
　　好了，就让我们从一个故事开始吧。
　　后周显德七年（960年）正月初四，殿前都点检（相当于京城最高军事长官）赵匡胤在石守信、王审琦等“义社十兄弟”拥立下黄袍加身，这就是大宋王朝的开始——陈桥兵变。
　　赵匡胤摸爬滚打于刀剑锋镝之中，自己就是造反起家，当然明白那句民谣的含义——“天子者，兵强马壮者为之，宁有种乎”。前朝往事昭昭在目，他一定认真思考过如何稳固自己的大宋王朝，毕竟母亲杜太后在陈桥兵变之时就曾经提醒他：皇帝是一条不归路，一旦失败，即使想回头做普通百姓亦不可得！
　　立国之后，宰相赵普在一次闲谈中对赵匡胤说：五代十国灭亡也没有别的原因，就是方镇节度使权力太重了，干弱枝强。接着，这位极不厚道的宰相又提醒皇帝，大宋王朝要想避免亡国之祸，就必须剥夺将领的权力、禁止他们在地方收取钱粮、上收他们的兵权（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只有这样才能杜绝一切后患，才能让天下安定。
　　后面的事情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就是所谓“杯酒释兵权”，故事梗概如下。
　　某天，赵匡胤请义社兄弟吃饭，耳酣面热之际新任皇帝突然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你们手下贪图富贵，再把黄袍披到你们身上，你们怎么办呢？
　　皇帝的话不言自明，于是，当年的兄弟、今天的臣下纷纷匍匐在地：臣等愚钝，我们不知道怎么办，还望陛下放我们一条生路。
　　面对一群可怜虫，赵匡胤大度地说：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谓富贵不过是手里钱多点、子孙没有贫困的忧虑，你们何不交出兵权，我再赏给你们良田美宅，从此以后，做一个富家翁岂不是更好？
　　义社十兄弟再次纷纷拜倒，表示还是皇帝聪明，愿意服从命令，立即交出兵权，回家做富家翁。
　　很多人都因此佩服宋太祖，这真是一个好办法，一顿酒席就上收了兵权，没有屠戮开国功臣，君臣之义也得以保全。
　　简要回顾完这个故事，这里首先要问一个问题：五代十国六十年，中原大地走马灯一样换了八姓十四君，除了赵匡胤，还有哪个皇帝能靠喝酒降服骄兵悍将？按照这个逻辑，如果汉献帝把曹操、孙权、刘备叫到一起吃顿饭，“三国演义”岂不就没有了？
　　如果你对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那么，恭喜你，你已经开始沿着理性的道路分析历史了。
　　这个故事的雏形出自宋真宗年间丁谓所撰《谈录》。据《谈录》记载，大宋王朝刚建立的时候赵匡胤仍然经常和义社十兄弟一起喝酒，请注意，《谈录》只是记载这些人一起喝酒，谈话的内容根本就没有。宋徽宗年间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开始出现上述君臣对答，不过《长编》作者李焘在自注中已经说明这段对话的真实性存在疑问，因为，这些内容在起居注、实录、会要、国史中均无记载。清朝有乱改历史的坏习惯，在清人毕沅编撰的《续资治通鉴》中，上述内容开始变得活灵活现，仿佛一千年前那顿酒席他也去敬了赵匡胤一杯酒。
　　在这个故事里，赵匡胤和义社兄弟的对答简直一副流氓无赖模样，所有人物的台词就注释了一句话：当官就是为钱。既然是为了钱，省却中间贪污腐败的风险，直接拿到钱岂不是更好？
　　如果义社十兄弟只认识钱，焉能成为肱股之臣？如果赵匡胤只有钱眼里的胸怀，又焉能缔造一代盛世？“杯酒释兵权”不过是后世腐儒对“权势”二字的蹩脚揣测，是史籍写手不负责任的杜撰。
　　唐末以来，各地节度使的方镇就是一个独立王国，除了过年过节的时候给皇帝送上一笔供奉（学名“余羡”），其他事情根本不用听命于皇帝，他们自己收税、任命官员、训练军队。这些人绝大多数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土匪：有人用泥土做成货币，有人因杨柳吐絮而征税，有人甚至把稻草当做茶叶强行卖给天下黎庶。
　　大宋王朝刚刚建立的时候，这些节度使丝毫不见收敛，长此以往，五代十国的命运也许马上就要在新朝重演。令人惊讶的是，赵匡胤确实很快就做到了“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让这些刀头舔血的暴徒放下屠刀。
　　如果没有杯酒释兵权，赵匡胤又是怎么做到这些的呢？
　　符彦卿原是后周骁将，当年辽国入寇中原的时候，他曾把万贯家财散给乡人，号召大家奋起抗击辽国入侵；后来，符彦卿累功出镇天雄节度使；赵匡胤称帝后，符彦卿照样当他的节度使，而且位列大宋王朝三公，是地位最高的节度使之一。
　　《宋朝事实》记载，大宋王朝建立后，符彦卿经常亲自过问、清点税收情况，想用多少钱，就从民间征多少税，最后甚至发展到连宋太祖的余羡都克扣。至于辖内的政务，是不要指望这位节度使的，对他来说，只要有钱就可以赎罪，没有钱，用犬、马、鹰、豹也可以（符彦卿喜欢名犬、名马）。
　　对付这样一个贪婪的节度使，赵匡胤居然丝毫没有加罪。
　　乾德元年（963年）正月，符彦卿入朝拜见皇帝，赵匡胤赐袭衣、玉带、美人和名马，又按唐赐功臣字之制赐“崇、仁、昭、德、宣、忠、保、正”八字。
　　在符彦卿看来，新任皇帝还是很靠谱的，自己不过是换了个皇帝送“余羡”而已，日子不会有太多变化。赵匡胤不但没有谋求自己地盘的意思，还不断给自己拨款兴修水利，条件是现在大宋已经宣布废黜了徭役，所有工程不得自民间征调民夫，要由自己手下的厢军完成。
　　就在符彦卿为境内工程做准备的时候，皇帝又下了一道命令，要求方镇派厢军中的精壮者，史称“精兵”，去外地从事建筑工作——全国都在兴修水利，一些大的工程确实需要各节度使派兵协作完成。
　　听起来厢军是一种军队，实际上，厢军是从民户中抽出来的壮丁，大部分士兵拖家带口，就为混口饭吃。厢军中战斗力最强的士兵是一些体格健壮、没有家室的“城中少年”、“乡间少年”，恰恰就是这些人，不但经常在军队里闹事，还经常搞一些抢劫之类的娱乐活动，是城里、乡里一害。
　　这一次很巧，体格健壮、没有家室都是朝廷遴选“精兵”的标准。
　　对体格健壮、没有家室的人来说，离开故乡去京城工作并无多大害处，反正到哪里都从事抢劫；对符彦卿来说，这也不是什么离谱的事情，反正这段时间自己不用支付军饷跟粮草，乐得耳根子清净。
　　接下来的事情，符彦卿却感觉不太靠谱了。
　　乾德元年二月，刚刚从赵匡胤那里领赏回来，这位皇帝就下诏斥责他执行力太差，不但自己是不法之徒，治下郡县也未能大治（专恣不法，属邑不治）。
　　鉴于符彦卿治理地方的能力太差，皇帝亲自给符彦卿派来一批知县。离谱的是，皇帝派来的这批知县并不是七品芝麻官，而是一批朝堂上的实权派：右赞大夫（政府口秘书长级）、大理正（司法口副部级）、屯田员外郎（工程口正局级）、监察御史（虽为从八品，却有权参劾宰相）……可怜符彦卿，以前见皇帝的时候就得对这些人点头哈腰，现在一下子出现在自己地盘上。
　　几位高官下车伊始就开始指手画脚，还从京城调来一批同样级别很高的“场务监官”负责本县税收，从此收上来的钱就与他节度使无缘了。
　　右赞善大夫周谓（皇帝的秘书长）奉命出知永济县，符彦卿身为节度使也不得不出郊相迎，周谓在马上见了符彦卿，只是作了个揖，连马都没下（略不降屈）。这位周谓秘书长刚一到任就开始重审当地案件，连个招呼都没打就把当年给符彦卿送钱、送名马、送名犬的人都给咔嚓了。
　　在古代，司法、税收权本是区域治权的象征，现在，堂堂天雄节度使、管内观察使、大名尹、领大名府事的符彦卿，居然被几个知县给架空了。尽管名义上他们是自己手下的知县，但这些人是皇帝钦点，跟天雄节度使可没什么关系。
　　符彦卿忽然发现自己被赵匡胤忽悠了——此时，他的厢军已经被调去修河堤了，精锐也送被皇帝拉去背砖头了，他根本没有反抗的实力了！
　　没有了钱、没有了权、没有了军队，看你怎么跟我斗！
　　开宝二年（969年），有人检举符彦卿谋反，符彦卿被贬为凤翔节度使。宋太祖马上又以“彦卿患疾”为名要求他不必到凤翔就任，来洛阳居住就可以了。可怜符彦卿，曾经拥雄师十万，从此也只得忘情山水，不再过问政务。
　　符彦卿这样的军阀尚且坐以待毙，其他节度使只能任由赵匡胤“收其精兵”、“稍夺其权”。此后，大宋王朝军权统一于中央禁军，地方厢军成为纯粹的工程兵；方镇节度使不能擅自任命县尉，州县治权也再次回到中枢朝堂。
　　对赵匡胤来说，解决个把符彦卿等只是细枝末节的技术性问题，没有符彦卿可能还会有石守信，没有石守信可能还会有王审琦。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单纯靠武力、权谋、欺骗肯定是不行的。
　　五代以来“兵骄而逐帅，帅强而叛上”，中原帝国变成了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人类已经退回到生存竞争的动物层次。如果所有人认同的服从方式不是妥协而只有暴力，这样社会根本就不会有道德底线，既然劫掠是每一个人都认同的致富手段，金钱必然是社会惟一的信仰。
　　大宋王朝要想不覆亡唐之迹，在剥夺武将军权之后必须改变这种恶劣的社会信仰，否则下一个反叛者迟早都会出现。或者说，只有所有人都鄙薄暴力，认同劳动才是创造财富的惟一手段，才能避免玉石俱焚的社会大骚乱。
　　显然，赵匡胤认识到了这一点。
　　暴力虽然卑鄙血腥，在聚敛财富、消灭异己方面确实有短平快的效果，如何才能让天下人鄙薄暴力呢？
　　皇帝是一国之君，一言一行在帝国臣民眼中都是榜样，如果为政者始终倡导并以身作则，无疑就能在天下形成这种风气，久而久之也就会形成一种社会习惯。为了做到这一点，哪怕小题大做、哪怕借题发挥。
　　赵匡胤发挥的“小题”之一就是货币。
　　先交代一下事件的历史背景。宋初铸币量不足，市场上的货币仍旧以五代货币为主，很多钱文上有旧时的年号。登基之初，赵匡胤曾谆谆叮嘱宰相赵普，一定不能以前朝年号为新朝年号。
　　乾德年间的某一天，赵匡胤突然发现了一枚旧时铜钱（1）上面印着“乾德”的字样。这不是大宋王朝的年号吗？
　　查证之下，原来自己的“乾德”年号曾是后蜀年号之一。赵匡胤非常生气，据说为此还把宫廷里一个房间砸了个稀巴烂，又把宰相赵普叫来一顿臭骂，最后告诉赵普：你是一个不称职的宰相，宰相当用读书人，天下只有读书人方能治之！
　　自此，赵匡胤开始推行彻底的以文治武政策，武将出身的人，即使在军队里也不得做一把手，必须在文官出身的官僚管理之下。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武将也很快失去了昔日的风采，有将领甚至慨叹：即使我能击溃契丹、收回燕云十六州，也不若状元鼎甲之荣！
　　如果暴力不为所有社会层面所接受，当然也就不会有人靠暴力抢夺天下！
　　赵匡胤发挥的“大做”，是身体力行和对子孙的约束。
　　陈桥兵变后大宋王朝善待后周遗孤，不仅宋太祖赵匡胤本人，也包括整个北宋的九位皇帝，没有人对后周遗孤动手。我相信很少有人知道赵匡胤完成此事的方式，这种妇人之仁不符合某些治史者心目中的帝王雄才伟略，自然不可能像“杯酒释兵权”一样被广而告之。赵匡胤曾以恶毒诅咒来约束自己的子孙——太祖勒石，这块誓碑锁在太庙之中，新任皇帝登基后才有资格入内跪拜，特摘录内容如下：
　　第一，保全后周皇室子孙，纵然犯下谋逆之罪也只能令其自尽，不得拉到大街上去砍头，更不得连坐家属。
　　第二，不得杀读书人，也不得杀劝谏皇帝之人。
　　第三，大宋王朝，不得增加农田之赋，此为永制。
　　凡我子孙，有违此誓，天诛地灭。
　　这就是赵匡胤为大宋王朝历代君王树立的治国理念——容忍敌人、容忍异端。只有一个容忍异端的世界，才可能为创新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士农工商才可能获得更多财富。如果社会风气非此即彼、如果每个人都要无敌于天下、如果每个人都要消灭一切反对者（竞争），焉能为创新留下一丝一毫空间？
　　“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不一定全靠阴损的权谋。只要天下人都鄙薄暴力，事情就算办成了！
　　可以用恩格斯的一句话总结这段历史：“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1）
　　争利者于市
　　两千多年前那场震铄古今的盐铁论战中，西汉贤良文学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普通人把财富藏在自己的院子里，而皇帝的院落是整个天下，只有民富才会有真正的国强！皇帝要让自己院落里的钱生出更多的钱，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让国民变得富足起来。
　　这个道理说起来很简单，却是世界上最难办的事情：在某一个确定的时点，天下财富的总量必然是一定的，国民富足了、皇帝必然就穷困了。很多皇帝就是耐不住财富的诱惑，最后把自己的天下搞丢了。
　　让自己院子里的钱先多起来，宋太祖做到了。
　　宋代是中国古代经济最为辉煌的时期，请注意，这里没有之一。唐朝在三百年间产出了五百九十亿斤粮食，宋代首尾三百年共生产粮食一千二百八十亿斤，比大唐帝国的一倍还多。另外，我想提醒大家，大宋王朝的面积即使在鼎盛时期也不足唐朝一半。
　　《宋史》这样记载太祖、太宗年间当时的情况：天下之人都涌向京城，汴京的百姓比盛唐时富足十倍，即使有水旱灾害的年景，水利设施也足以保证丰收；水路之上，舳舻蔽日，天下已经没有财货匮乏之虞（悉集七亡国之士民于辇下，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甸服时有水旱不至艰歉者，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脉分，咸会天邑，舳舻相接，赡给公私，所以无匮乏）。
　　北宋有一幅画叫《清明上河图》描述了当时的富足景象，这幅长达五米的画卷穿越了千年时空，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画中汴梁。明代诗人吴宽曾这样形容《清明上河图》：刚刚打开画卷，就恍然感觉自己置身汴京，在游龙般穿梭的汴河之上，又绝无尘土扑面之感。
　　仅仅是文字和图画就已经让人心驰神往，如果我们能置身于繁华的东京汴梁，又能一窥到什么样的景色呢？从五代十国的天下大乱到如此盛世，赵匡胤是怎么做到的呢？
　　要明晰一个朝代的财富源流，就必须明白财富的根基，毕竟货币只是财富的代表而非本质。宋代之前，中国最值钱也是最保值的东西是土地，然而，土地又是官家豪强的囊中之物，只有成为最大的官僚才能成为最大的地主，然后才是最大的商人。包括汉灵帝、唐僖宗在内的亡国之君都不遗余力地禁止土地兼并，然而，所有禁止土地兼并的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一代代强盛的帝国都走向了衰亡。
　　北宋是第一个不抑制土地兼并的朝代，赵匡胤也是第一个不实行“均田制”的开国之君。结果，北宋王朝不但逃脱了西汉、大唐帝国留下的魔咒，还开创了一代前所未有的盛世经济巅峰！
　　为什么？
　　如果土地是最值钱的东西，就一定要抑制兼并，因为，兼并土地就等于抢劫财富，抑制兼并就等于抑制官家豪强抢夺财富。这个问题也可以反过来说，如果土地不是值钱的东西，也就没有必要抑制土地兼并。
　　土地不值钱，那什么最值钱？
　　创新，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行业，这才是最值钱的！
　　北宋年间，财富的根基是每一个人的才能，“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这才是一种正常的社会阶层流动机制，只有一个具备创新能力的社会，才可能产生这种大规模的财富流动。靠抢劫致富其实是弱势群体才干的活儿，这些人或者孔武有力、或者权倾一方，但是，他们始终不敢与真正的强者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说穿了，你就是没本事！
　　关于这段历史，让我们首先回顾一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论述。在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里，资本主义产生的必要条件是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力要成为商品必须具备两个先决条件：第一，劳动者必须有人身自由；第二，货币资本高度集中。现在，我来用当代经济学语言复述这两个条件，这样久不熟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看起来会比较顺眼：第一，社会生产体系中不存在一个强制性主体，所有人力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第二，生产资料自由流动，向最有效率的生产者手中集中。
　　五代十国的时候，为地主耕种的人并不是自耕农，而是流离失所的农人，他们被称为“部曲”，在地主家吃饭、穿衣，主人将之视为牲畜；这些人的婚姻也由主人指定，随主人姓氏、没有户籍（自幼无归，投身衣饭，其主义奴畜之，及其成长，因娶妻，此等之人，随主属贯又别无户籍。若此之类，名为部曲）。
　　这不是封建制，这是奴隶制！
　　北宋初年中原大地的劳动力不是奴隶制，也不是封建制，而是马克思经济学中所谓的“自由劳动力”。全国民户分为“主户”、“客户”，所谓“主户”就是有土地的人，“客户”就是没有土地的佃户。无论主户还是客户都是“齐民”，大家身份平等（主户之于客户皆齐民乎），客户只是主户雇佣的劳动者。客户另有发财的路子可以“起移”（辞职），不需要取得土地所有者发给“凭由”（介绍信），每年收获之后就可以告诉地主去留意向，地主不得故意“冲勒”（卡住档案就是不放）。
　　以前不敢走，是因为走了就没饭吃。土地兼并使天下人丧失了财富，“竞次”变得极其惨烈，人们只有留在土地上当奴隶才能苟延残喘。
　　现在不愿留，是因为有的是发财的路子。北宋王朝几乎放开了所有行业的准入资格，只要你愿意，想干什么干什么，终北宋一朝都没听说所谓“抑商”，尤其是对小摊小贩，朝廷才没工夫去收那点子可怜的税（其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算）。
　　我还想告诉大家，要看清楚一个经济体是否有活力，不是去看这个经济体有多少大企业、大公司，更不是看有多少世界五百强。一百年前，今天的世界五百强绝大多数还没有生出来，英特尔、微软、思科可都是一两个人起家的小作坊！
　　要看清一个经济体是否强盛，最精准的数据是有多少中小企业在竞争中成长、胜出直至成为全球性的跨国公司！也正是这个道理，今天我们才反复强调“支持中小企业”、“支持小微企业”，他们创造了近一半的就业、八成税收和几乎所有创新。只要对小企业放开所有的行业准入、留下足够的创新空间，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寻找机会、赚取金钱，在无数次试错中，优秀者一定脱颖而出，也一定能撑起明天！
　　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一部叫做《金瓶梅》的小说，故事就发生于北宋年间，其主角西门庆恰恰就是一个小商小贩。借助这群市井人群的成长，我们为大家解析北宋王朝的财富逻辑——只有每一个市井之人有了发财的机会，才有可能最终国富民强！在此之前，想先说句题外话，大概很少有人愿意相信，西门庆这样的下流胚子居然还有一个非常艺术的化身——贾宝玉（1）。
　　金瓶故事的开始，西门庆跟武大郎一样是个地摊商贩。与武大郎从始至终只卖烧饼不同，摆地摊的西门庆很快就找到了新的发财途径——贩盐，并拿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五百两白银。
　　首先，请注意第一个问题，我说西门庆开始贩盐，不是说他贩卖私盐。
　　西汉以降，历代王朝总是控制盐、铁、茶、烟、酒、香药等多种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唐末朝廷收入的90%都来自于这些专卖行业。北宋王朝虽然同样也把触角伸及盐、铁等很多行业，但是，大部分时间并没有真正控制这些专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最严厉的时候也只是向生产者发放“折中”（类似于今天的配额），生产和销售两极始终控制在私商手里。宋太祖一朝，京城、江南和河北路一带甚至完全放开了盐、铁、酒、茶，帝国只是将其作为普通商品征税。
　　西门庆拿着自己的第一桶金，转手在湖州、松江和河北路之间做起了绸缎贸易。古语相传“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除了贸易极盛的汉文帝、隋文帝等几个时代，通常情况下我们的祖先很少从事千里以外的长途贩运。盛唐时期贸易不可谓不发达，但京城长安与山东、江南一带的粮食贩运主要是官府漕运，民间商人极少涉及。
　　宋太祖登基当年，即建隆元年（960年），赵匡胤马上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税法——《商税则例》。
　　《商税则例》规定，对任何客商只一次性征收千分之二十的商税，此后不得再有所留难。在当时，粮食、锦帛两种货物是数量最大、利润最高的贸易品种，税收额也将最大。但是，《商税则例》不但明确规定粮食、锦帛等大宗物资免征商税，而且要求各地不得将任何行政费用加在这两个品种的贸易之上。
　　然后，请注意第二个问题，西门庆手中用的是白银，不是铜钱。
　　在下一章我们会提到，北宋王朝建立在五代十国的废墟之上，立朝的时候全国货币五花八门，又被分为不同的几个大区，不同区域有不同货币。各地货币并不统一，如此长途贩运，哪种货币才被认可呢？
　　随着全国范围贸易兴盛，商人自己必然追求货币统一，能在全国得到认可的货币当然只有黄金和白银，其中最主要的是白银。开宝四年（971年）朝廷下诏严惩伪造金银之罪（并不是禁止金银交易），可见当时金银交易之盛。
　　宋太祖年间，白银第一次成为民间交易的媒介之一，成为中国货币家族成员。在这个意义上，北宋货币最终价值必须要以白银衡量，也正是这个原因，讨论北宋货币是否官铸、重量是否足值实际是没有意义的——白银是所有货币的最终本位。
　　金瓶故事的结局，西门庆成为当地富户，也许大多数人并没有注意到，西门庆的产业涉及医药（中药铺）、纺织（绸缎庄）、餐饮（酒馆）等多个行业，惟独缺少一个领域的描写——土地，这也是金瓶故事中所有富人不曾涉及的行业。1987年，卢兴基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撰文，以“金瓶故事”为题慨叹西门庆，认为北宋年间人们已经开始用新的商业思想价值考虑问题，这预示着一个“天崩地裂”的新时代即将到来。
　　最后，让我们用《宋史》中的一句话作为这一节的结尾：各地的财富，大部分都分散在各家各户，并不在官（一邑之财十五六入于私家）。
　　争名者于朝
　　在前朝演绎的财富流转中，封建官僚是经济肌体中一种无可遏抑的病毒，他们的财富来源于小农，却又会反噬小农。由于他们的存在，会在第一时间把所有社会压力以级数扩大到社会最底层，又屏蔽住皇权所有的惠民政策，所有社会财富向上流动，成本却向下挤压。北宋王朝和西汉帝国、大隋帝国、大唐帝国一样，都采用了“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框架，宋太祖赵匡胤又是如何幸免于难的呢？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讨论一个史学界的说法，自北宋以来，人们都认为北宋王朝“积贫积弱”。
　　问：北宋王朝经济不是极端强盛吗，怎么又变成了贫穷、弱小，怎么又变成了“积贫积弱”呢？
　　答：与前朝有权倾朝野的大臣不同，终北宋一朝，封建官僚的势力都非常弱小；与前朝富可敌国的封建官僚相比，终北宋一朝，封建官僚也都非常贫穷。弱与贫，皆为封建官僚，这就是所谓的“积贫积弱”！
　　赵匡胤为了降低武将身份、防止武将反叛，弄出来一个“兵不知将、将不识兵”的军事体制，武将手中多没有实权。其实，北宋备受尊敬的文官同样没什么权力，只能在朝廷领一份干饷。
　　只有个待遇，根本不给实权！
　　北宋年间，惟一有事可做的中央机构是二府和三司，二府是掌管全国行政的中书省（政府）、掌管全国军事的枢密院（枢府），三司是掌管全国财政的度支、盐铁、户部。即使二府三司的第一行政长官也都是临时指派的。其余衙门还有三省六部二十四司，但是，这些衙门的人日常事务其实只有一件事——领薪水，其他职责（学名“差遣”）都是被临时指派，与自己的官职毫无关系。
　　总之，务必让所有官员都找不到北，都不知道自己是否有权、到底有什么权！
　　在古代，一个封建官员的成长不仅意味着职务的升迁，重要的是有多少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调和真金白银的冲突，就必然有真金白银的诱惑，这要求官员洞悉人性的弱点，才能平衡各种利益，最终解决矛盾。一旦有了这种历练，封建官僚往往就把才能用到捞钱的路子上去了——这些人吃过见过，无论好人、坏人、能人、庸人都能摆平，最后把手中的权力运用到无所不用其极，所谓监督之制根本就是一句空话。
　　所以，封建官员的成长一定是一把双刃剑，既为封建帝王管理了天下，又蛀空了帝国的财富根基。
　　在赵匡胤看来，这根本就不是问题，既然我不能告诉你干什么，干脆我就告诉你什么不能干：有一件事当官的绝对不能去做，即，经商（含手工业）。
　　在北宋律令中有一条非常奇怪的罪名叫做“经商罪”，大宋王朝所有官员不得经商盈利，也不得让别人替代自己倒买倒卖（臣僚自今不得因乘传出入，齐轻货，邀厚利，并不得令人于诸处回图）。
　　总之，俸禄之外的钱，都是不该拿的！
　　对大宋王朝来说，赵普有定江山社稷之功，是北宋王朝第一位宰相，不仅是“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首倡者，也曾经半部《论语》治天下。另外，赵匡胤与赵普私交非常好，即使在称帝后还经常独自去赵普家，这位皇帝称呼赵普的妻子为“嫂嫂”，喜欢吃嫂嫂亲手做出来的烤羊肉。
　　君臣际遇、圣眷之隆，莫过于此！
　　开宝六年（973年）的某一天，北宋王朝有一位贬官非常郁闷，他就是右监门卫将军赵玭。唐宋相传，京城有十六卫军，是帝国最精锐的部队，右监门卫就是十六卫的一卫，右监门卫将军是第三把手。
　　就是这位赵玭，他儿子居然在汴京大街上开了个副食店，卖个瓜子、猪头肉、小吃什么的。以前朝的眼光看，如此高官的儿子居然混到在大街上开门脸，此情此景已经把封建官僚的脸给丢光了。
　　丢人，并不是问题。
　　问题是，赵匡胤知道了这一切，然后把赵玭一撸到底，让他在家好好反省反省。对此，赵玭很是不服气，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某一天清晨，在上朝的时候他“偶遇”了宰相赵普。
　　赵玭只是一个被罢官干部，遇到当朝宰相的时候却没有丝毫避让。不但如此，居然还拦住了马车，毫无惧色地把宰相拖下车。
　　好戏就此开锣。在百官上朝的路上赵玭开始大声痛斥这位宰相，揭开了他一些不干净的老底儿。
　　赵玭：我听说（请注意“听说”二字）你身为宰相，却去做木材生意？
　　赵普：……（无语）
　　赵玭：你从秦州（甘肃天水）、陇州（陕西陇县）运来高大的木材在京城贩卖，有这事吗？
　　赵普：……（继续无语）
　　在赵玭的喝骂声中，赵普慌忙登上马车，跑了。
　　这个故事的时间是早朝之前，地点是上朝的路上，人物是赵玭、当朝宰相和众多朝官——摆明了是告宰相赵普黑状，让皇帝知道，不止我一个人做生意，你的首辅之臣在做更大的生意。
　　赵玭的行为果然取到了效果，还没等群臣在朝堂上商议政事，事情就传到了皇帝赵匡胤的耳朵里。作为故交，赵匡胤当然知道赵普的秉性——他确实手脚不太干净，曾收受别人十几瓶金瓜子，还被临时跑到他家吃烤羊肉的赵匡胤逮个正着。
　　这一次，赵匡胤准备再给自己的手下上一课——以宰相赵普作为生动的例子。
　　朝会开始的时候，人们发现，宫殿里突然站满了閤门卫士（宫廷卫兵），赵匡胤没等大臣们开口就直接下令卫士把赵普赶出朝堂。卫士就要冲向赵普的时候，太子太傅王溥站出来向皇帝求情：臣不求陛下宽恕赵普，但因为小吏一句话就开革宰相未免不合法度，臣请彻查此事再据实定罪。
　　结果，这件事由王溥负责查办，他给出的答案是：赵普前段时间买了块地，现在正在盖房子，在这个过程中，当朝宰相没有倒卖木材，只是在秦州、陇州买了点建材，然后做了很多大木筏，用木筏把建材运到京城。所谓倒卖木材，是赵普的建材到京后把无用的木筏拆了，然后卖木头。
　　最后的处理结果是：赵玭为发泄心中不满，恶意中伤朝中重臣，发配汝州；至于赵普，无罪。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是王溥救了赵普，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鉴于皇帝当时的表现有点过激，王溥断定赵匡胤又在借题发挥、小题大做，想借此给满朝重臣一个警示。然而，为几根木头就罢免一个宰相，怎么着也是不可能的事情，要想真的让赵普不能翻身，得找一个更狠的理由。
　　于是，王溥在案卷中又对赵普的房子进行了一下说明：盖房子的地皮不是赵普的，而是一个皇家的菜园子，赵普居然用远郊的一块空地糊弄到了这块好地皮；不仅如此，赵普还在这块地段上盖了一个旅店——邸店，也就是北宋的高利贷交易场所。
　　这就足够了！
　　赵玭被发配之后，堂堂大宋开国宰相赵普被交御史台问罪，最终因经营邸店被罢相、贬去河阳（今河南商孟）。
　　宋太祖一朝，赵普是因经商被贬斥的级别最高的干部，其余因经商被杀的高官共二十九人。每逢大赦，经商之官遇赦不赦——让你再跟黎庶抢钱！
　　当官不能做事，又不能贪污，那么这些人靠什么吃饭呢？
　　俸禄，非常丰厚的俸禄。
　　北宋的官俸体系非常复杂，真说明白估计又得是一篇博士论文。所以，这里只能告诉大家，这是一笔非常丰厚的收入，不干活的时候有工资，干活的时候另给奖金，另外还有服装费、午餐费、仆人费等等各种福利。以正七品俸禄为例，月薪三十两白银，按宋代米价折合到今天约为十万人民币。
　　县令都年薪百万！干活就被皇帝猜忌，又有如此丰厚的俸禄，堂堂大宋王朝，上至中书令、侍中、尚书，下至给事、郡县小吏，大家不问朝政、一起怠工，都以被闲置为乐事，一碰到事情就说自己不能胜任，一口气上六楼愣说自己要吃“高钙片”（筋力完壮，少亏谓病不任事）。
　　这么多官、拿这么多钱，不为黎庶干活，他们在干什么呢？
　　科举可不是今天的高考，不但数年一次，每次全国也就一百多个进士名额，但凡能做到金榜题名一定都是绝顶聪明之人。在北宋，这些绝顶聪明之人有了新的事业，且非常具有挑战性和创新性——文化产业。既然不能在朝堂之上建功立业，那就追求文名传世吧！
　　——欧阳修（生于1007年）、李覯（生于1009年）、邵雍（生于1015年）、周敦颐（生于1017年）、司马光（生于1019年）、张载（生于1020年）、王安石（生于1021年）、沈括（生于1031年）、程颢（生于1032年）、程颐（生于1033年）……以上人物排名不分先后，而且没有列全。这些巨匠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家，几百年都未必能出一个，然而，在不足三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就列出了这样一个名单。
　　——北宋王朝是世界古代科学技术的巅峰，请注意，是世界巅峰、不是中国巅峰。除造纸术外，四大发明其他三项均诞生于北宋；历法方面，北宋统天历与今天的格里哥利历完全一致；数学方面，秦九韶等一批数学家定义了高次多元联立方程，就连《射雕英雄传》（故事背景是宋朝）里的东邪等武林高手都经常以数学题考校对手……
　　——在西欧尚处于黑暗中世纪的时候，宋初便有了四大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石鼓书院、应天府书院……
　　这是继西周之后的又一代中华文化盛世！
　　随着文化业兴盛的还有印刷业，北宋大规模的印坊已有十万左右的印板，这也同样得益于赵匡胤放开了私印图书限制。
　　乱世之源，表为流民、实为官吏。这些人本是最聪明的一群人，只要封建官僚能不与民争利，自然也就“官无事，民自富”。在那幅传承已过千年的《清明上河图》中，所有一切都出现了不可遏止的商品化，人们终于找到了真正的财富，那根本就不再是土地。
　　——纺织业：东京开封丝绸业集中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四百多张织机、一千多工匠的工场只是中等规模；
　　——造船业：北宋初年所造海船长达十余丈，载重量达二百吨以上，所贮粮食可供水手一年，甚至还可酿酒、养猪，现代分舱隔水工艺就是源自于此；
　　——餐饮业：当时汴京有正店七十二家，相当于今天的星级酒店，大批茶坊和食店则散布于街头巷尾；
　　——娱乐业：瓦肆勾栏是当时的剧院、小剧场，大的剧场可以容纳上千人，说书、小唱、杂剧、讲史、小说、舞蹈以及杂技等等，令人“终日居此，不觉抵暮”。
　　马克思曾经说过：城市工业本身，一旦和农业分离，它的产品一开始就是商品”（1）。这不是资本主义萌芽，而是资本主义兴起！所以，陈寅恪先生才说：华夏民族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宋太宗—宋仁宗）
　　强者可以印刷货币掠夺弱者财富，这个逻辑却不可能反过来：货币争霸的基础是产业创新，强国根本不用理会弱国的货币，大不了不跟你做生意；弱者却必须购买强国商品——你自己造不出来。既然如此，弱国货币在对外贸易上根本就不好有发言权。
　　蜀地铁钱
　　北宋货币是中国古代货币的巅峰之作，钱文、制作工艺都称得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是，北宋货币又极为特殊，西汉帝国、大隋帝国、大唐帝国，每一代鼎盛封建王朝都出现了统一的货币，可是，北宋王朝却从来就没统一货币。
　　北宋年间，全国货币分为典型的几个区域，开封府、两浙路、广南东西两路等经济富庶的地方用铜钱，成都府等地用铁钱，陕府西路则铜铁兼用，不但如此，最后还搞出来一个交子——即人类第一代纸币。
　　交子的起源在于蜀地，这个地方原来用铁钱。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蜀地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正是因为蜀道之难才使其免遭战乱。五代十国一甲子乱世中，中原大族和大批百姓入蜀定居，天府蜀地得保独善其身，始终是一派承平气象。
　　十国之一的后蜀末代君主孟昶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诗词歌赋、文墨工笔，样样精通，喜欢打球（蹴鞠）、马术，还是对联的发明者。
　　对普通人来说，“才华横溢”绝对是溢美之词，但用在一个帝王身上就未必是一件好事了。因为，所谓“才华横溢”可能是根本不知人间冷暖。他们的艺术才华只能把繁琐的世务变得更加迷离，比如，这位“才华横溢”的孟昶就任命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大臣：宰相欧阳炯擅长吹笛、知枢密使事（最高军事长官）王昭远擅长填词……
　　承平时节，这些人或许可以用来装点门面；多事之秋，这些人窃据朝堂是一定会捅娄子的！
　　后蜀广政十八年（后周显德二年，955年），蜀地世外桃源式的生活结束了，当年，后周攻取了后蜀的秦、凤等州。面对强大的周世宗，孟昶上表请和，但是，最后的署名却是“大蜀皇帝”。
　　《宋史》这样告诉我们，孟昶这个自称皇帝的署名激怒了周世宗柴荣，他一怒之下没有给孟昶回信，于是孟昶非常害怕，开始在剑门、白帝积极屯兵备战。
　　惟天有设险，剑门天下壮；一夫怒临关，百万未可傍。不过，以蜀道作为防守屏障是有前提条件的——有钱。
　　防守方不能出蜀，必须把战场引到蜀道之上，剑门（四川剑阁县北）、白帝（重庆奉节县东）就是这样的地方。把军队、物资运到这些地方，跟进攻这些地方没什么区别，后蜀同样要翻越猿猴难攀的崇山峻岭——那得耗费多少资财！
　　你不是防守吗？只需做出猛虎在山之势就能把你拖到筋疲力尽，等把你耗费的差不多了，再慢慢收拾你！
　　周世宗好心计！从那个时候起，为了供养兵需，后蜀就已经开始铸行铁钱了。
　　周世宗虽然没有攻取蜀地，却为赵匡胤扫平后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乾德二年（964年），宋太祖赵匡胤派兵攻取后蜀，整个战事只用了六十六天。然后，孟昶就被弄到汴梁成了秦国公，专心致志去写诗词了。这个时候，诗人皇帝才想到一个问题：以丰衣美食养兵三十年，为何无一人为我向东发一箭？
　　孟昶投降了，蜀地却重陷战争。
　　降宋之前，蜀地富庶程度直追江南，也正因为蜀地富庶，伐蜀主将王全斌才放纵部下抢夺财货。至于王全斌本人，除了经常随意克扣降兵降将的军饷，连后蜀士兵原有的随身财物也不放过，甚至数以万计的杀降。
　　王全斌的所作所为终于激起了众怒，乾德三年（965年）二月，原后蜀文州刺史全师雄率领数万后蜀降兵反叛，一度围攻成都。《宋史》这样记载当时的情形：王全斌专杀降兵，擅自取走官库里的钱财，夺人妻女，搞得怨声载道，最终激起了兵变。
　　蜀人为这场叛乱付出了十余万条生命，叛乱也在宋人和蜀人之间种下了仇恨的种子，从此，蜀人不再信任宋朝官员、宋朝官员也一直把蜀人看为叛乱之源。
　　怎样才能让蜀人不继续造反呢？
　　让蜀人的钱花不出去，没钱就不造反了！
　　赵匡胤统一全国后，不惜耗费国库中的铜材收兑南唐等地原来的恶钱和铁钱，惟独在蜀地，大规模发行铁钱、极小规模发行铜钱，运铜钱入境者死罪。
　　蜀地谁在用铜钱？
　　大宋王朝派来的高级官员，除了这些人，所有铜材一律只能出、不能进。
　　谁在用铁钱？
　　除了这些高级官员以外的所有人都必须用铁钱。缴税则一律用锦帛、粮食、白银或者实物，衙门才不收铁钱！
　　宋军入蜀前，这里本来是铜、铁并行，由于货币私铸，铜钱、铁钱并无多大区别，铜、铁钱兑换比率约为4∶10。宋军入蜀后，没有官铸铜钱，官府又坚决禁止铜钱私铸和流入，铜钱数量急速下降，最直接的结果就是铜铁比价飙升，二者实际兑换价格超过了1∶100（铁虽百无得一铜）。
　　以铜钱计价，铜钱在宋廷统治者手中，铁钱在蜀地原居民手中，蜀人名义财富立刻贬值百倍。不过，宋廷只获得了名义上的财富，只有限制铜钱流入才能维持现有的铜铁比价，一旦以铜钱购买当地物资，铜铁比价自然会随之下降。如此比价之下，宋廷根本拿不到真实的财富。
　　开宝九年（976年），赵匡胤在“烛影斧声”的传说中驾崩，新任皇帝赵光义又想到一个更好的法子。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赵光义提出，全国货币终究还是要统一的，比如益州的铁钱。当然，这是一个重大的政策，要先试点、后推开，不搞一刀切。以十年为限，逐年增加蜀地铜钱流通比例，蜀地每年10%货币改为发行铜钱，直至十年后完全取代当地铁钱。
　　听起来，这个政策还是蛮不错的，为货币统一指明了方向；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赵光义统一货币的惟一手段（请注意“惟一”二字）只是要求蜀地开始以铜钱缴纳税收，按铜钱投放量每年递增10%计算，每年税收中也要递增10%的铜钱。
　　蜀地税收确实每年递增了10%，至于投放10%的铜钱，根本就没那么回事，依旧是私运铜钱入境者死、蜀地铜钱一律出蜀，蜀人无法依靠正常途径获得铜钱。铜铁比价本就已经高达1∶100，现在每个人的赋税都要收10%的铜钱，还要年年递增。
　　黎庶只能以更贱的价格向朝廷出售自己的财富，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蜀地铜、铁比价居然达到了1∶400，蜀地财富遭到一次真正的空前大洗劫。在这盘赵光义精心布下的大棋中，蜀地百姓完全处于被动挨打地位，连还手的机会都没给。
　　蜀地物价腾贵，人们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即使偷偷融化佛像、毁掉古铜器甚至去盗掘古墓，也只能交到40%—50%的税赋，很多人因此获刑入狱。
　　还用十年？
　　三年就把蜀地的财富抢差不多了。
　　宋真宗淳化四年（993年），青城县茶商王小波、李顺聚众百余人起事，义军横扫了整个川蜀，北宋王朝被迫放弃了这种“剃头式”的抢劫。
　　交子纸币初长成
　　英格兰银行是世界第一代金融帝国，在这座历时三百年的城堡式建筑中种植了一株桑树。因为，世界上第一张纸币“交子”的原材料就取材于桑树（后改为楮树，所以交子后来也称“楮币”），这张交子就源自北宋蜀地。
　　首先要告诉大家，史籍中并未确切记载交子产生于何时，只是《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九中提到过一句“自李顺作乱遂罢铸。民间钱益少，私以交子为市。奸弊百出，狱讼滋多”。
　　面对这句话，历代学者和货币收藏者对交子起源展开了丰富的想象。
　　——最有想象力的说法。交子的创始人是王小波、李顺起义军。持这种观点的人大概是想把第一张纸币的荣誉归于农民起义军，实际上，如果交子真是王小波、李顺创立，那么交子就应该随着义军覆亡。然而，实际情况却是，交子最盛行的时代恰恰是王小波、李顺覆亡之后。所以，不是这样的。
　　——流传最广泛的说法。铁钱实在是太沉了，给蜀人交易带来了很多不便，于是，人们集思广益发明了交子，即纸币。持这种观点的人不乏加藤繁（日）、范文澜一类的大师级人物，这些人无一例外举出了一个例子——匹绢要两万铁钱，实在是太沉了。与铁钱相比，纸币轻便易于携带，在不允许铜钱流通的条件下以纸币取代铁钱，这种说法听起来还是蛮有道理的。
　　东汉初年公孙述据蜀、三国蜀汉、五代孟蜀时期，蜀地都曾出现过铁钱，但是，都没有产生交子；仅就北宋而言，铁钱流通的地区也不止蜀地，河东、陕西及广南、江南和福建等地也是铜、铁兼用，这些地方都没有产生交子。
　　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三代帝王先后在蜀地发行过四种铁钱，即平蜀钱、大铁钱、景德大铁钱、祥符大铁钱。其中，流通范围最广的是平蜀钱，每文仅重一钱，其余几种大铁钱虽然重约两钱，却是每枚当十枚乃至百枚平蜀钱使用。以祥符大铁钱与平蜀钱的兑换比例，按照“匹绢两万钱”的价值计算，仅重二十余斤。
　　一匹绢（加上包装）有多重并不太清楚，想来比二十斤少不了多少，铁钱计量重量在古代交易中并不是一个大数。所以，蜀地产生交子，主要原因并不在于铁钱沉重。
　　那么，交子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凭着一些零星史料和我们对金融学的理解，现在可以为大家来还原这段历史。
　　“金银天生非货币，货币天生是金银”，不仅因为金、银、铜等贵金属易于分割，而且因为这些重金属生产起来确实非常费力，可以代表财富。纸币取代金属货币需要一个最重要的条件，那就是所有人都信任发行纸币的人，相信他有能力兑付所有持币人的财富。
　　那么，什么人才有能力让所有人都信任他呢？
　　有钱人、特别有钱的人、特别有钱而又有信誉的人——只会练嘴皮子的封建官府是绝对没有这种信誉的。汉武大帝如此武功，推行皮币尚且无疾而终，何况“积弱积贫”的北宋。
　　太祖、太宗、真宗三代帝王不遗余力地削弱蜀地经济基础，但蜀地始终是北宋最富裕的地区之一，所谓“扬一益二”。
　　更关键的是，这里最富裕的人不是官，而是民。
　　《宋会要》记载，整个中国历史上富裕的城市都是郡县所在地，即城市既为统治者的行政中心，也是非独立的经济中心。惟独北宋年间的蜀地，“州不如县、县不如镇”，最富有的地方都是各县自发形成的市镇——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成千上万艘船只航行在各条河流之上，桅杆连绵千里不绝（建帆高挂则动越万艘，连樯直进则倏逾千里）……
　　西方第一代货币也出现于封建城堡之外的市镇，随着封建城堡外交易逐步发展，各城镇开始自己铸造银条。后来，信誉卓著的商人凭借自己的存银开创了汇票，这些汇票逐步演变为银行券。
　　蜀地交子应该也是这样一个过程（交子之法，出于民之所自为）。先说前半句“民间钱益少，私以交子为市”。
　　第一步，存单。最初的交子并非纸币，而是类似于唐朝邸店开出的一些存款凭证，存钱的邸店逐步发展为“交子铺户”，而且，存款者要给交子铺3%的手续费。交子面额完全按存款人存入的现款数目临时填写（书填贯，不限多少）。因为不能用做支付手段，这种初期的交子实际是存款凭据，与纸币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第二步，支付媒介。按照我们对现代银行业务的理解，对存单收取3%的提现手续费是一种又昂贵、又不靠谱的银行中间业务，应该属于被整顿之列。一取、一存就要花掉本金的6%，还不若直接把交子交给对方。拿到交子后，收款方可以直接以交子去交子铺兑现，这样就省下了3%的汇兑费用。于是，交子铺开出的交子在当地就成为了交易媒介（无远近行用），完成了交子从存单向纸币的关键演变。
　　第三步，货币创造。对一家现代银行来说，存款者不可能在某一时刻全部来提现，否则就是金融危机了。所以，银行只要留出维持日常营运的现金（学名“备付金”）就可以把其余的钱用来放贷款了；贷款者拿到现金，会将这些钱再存到银行，然后，银行再用这些钱放贷款；一来二去，本来一块钱的存款可能产生十块钱的现金，这就是所谓货币创造。
　　存款能自己再创造存款，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交子铺当然也会意识到这一点。于是，一部分精明的交子经营者意识到，挪用别人的现钱放贷，放贷后还可以再增加存款，从而使自己手上的钱成级数增加；另一部分愚蠢者则用留存的现金买房子、买店铺、买宝物（收买畜积，广置邸店屋宇，田园宝货），用今天的话来说叫做“侵蚀存款者利益”。
　　从事农村金融的人一定知道，养殖、种植业每年都有一个用钱的高峰期，那就是每年收获的季节。养鱼户在出渔的时候要拼命向水塘撒饲料、养猪户要在出栏的时候拼命催肥、农产品收购者也要在这个时候集中资金组织收购。北宋时，蜀地以蚕桑、种植为主，在每年麦子将熟、新丝上市的时候（每岁丝茧米麦将熟），交子铺就在没有存款的情况下提前印行一批交子（又印交子一两番，捷如铸钱），借助自身信誉创造货币用于放贷款，着实赚上一笔。
　　到了这个时候，交子才是完整意义上的银行券，成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最后，我们来解释《长编》中那句话的后半段“奸弊百出，狱讼滋多”。
　　首先跟大家交代一下，《续资治通鉴长编》虽然是一部私人编纂的史书，却带有鲜明的官方背景。作者李焘累任累迁州县官﹑实录院检讨官等，其所谓“奸弊百出，狱讼滋多”是一句带有严重感情色彩的话，指代刚才提到侵蚀存款人利益的交子铺。
　　在某一个时点，交子铺印刷的交子面值确实已经大于铁钱准备，如果个把人煽风点火搞一下挤兑，交子必然不能全额兑付现金。
　　当时的情况应该就是这样。坊间传闻交子铺用大家的钱买房子买地、增印很多交子用来收购新丝，结果，存款者集体冲向了交子铺，搞出了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金融危机——一批交子铺因此倒闭，史称“争闹”。所谓“争闹”史籍仅是一带而过，想来规模不会很大。
　　在人类第一次金融危机中，纸币（交子）持有人损失了多少钱呢？
　　答：20%—30%，一贯钱（一千钱）的交子最后只能拿到七八百钱。
　　先别急着痛斥北宋蜀地交子铺，当代经营最稳健的银行杠杆率比这也要高出不知多少倍。2011年中国人民银行把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20%，银行界就叫苦连天。实际上，即使20%存款准备金、银行再留出5%的备付金、加上营运现金，银行备付金率也不会超过30%。也就是说，在存款准备金率最高的时代，如果所有人都拿着存单在同一个时点去银行提款，任何一家银行最多只能支付30%的存款。相比之下，交子铺能兑换70%—80%的存款，备付金率已经很高了。
　　金融的本质是信用，有信用的时候是金融，没信用的时候也被称为骗术（学名庞氏骗局）（1）。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只要经济还在运行，融资就将永远存在，有融资就必然有信用，有信用就必然有人会失信，这根本就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情。信用与骗术、金融与庞氏骗局，其实只有一线之隔，其中的差别在于骗术和庞氏骗局不能真正创造财富，金融却把钱送到最能创造钱的地方。个把富商“奸弊百出”并不是多大的问题，经济运行会自动淘汰信用卑劣者，最优秀者、最有实力者、最有信用者，最终将在竞争中胜出。
　　当年，成都富商公议：市面实力最雄厚的十六家富商出面整顿交子，此后，只有这十六家富商可以发行交子，交子面式统一，持票人可以到十六家富商中任意一家兑付铁钱。
　　官民交子之争
　　大宋王朝西北居住着一个游牧民族——党项族，多在鄂尔多斯、甘肃走廊一带活动。这是一个典型的游牧民族，他们用自己的马匹、牛羊换取北宋的粮食、纺织品、瓷器，首领仅在名义上接受北宋王朝册封（定难军节度使）。
　　然而，北宋王朝并不能真正统治骁勇善战的党项人。
　　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宋太宗接到一份大礼。那一年宋太宗很高兴，西夏国因争夺王位内乱，新任首领李继捧为获得强大的外援，主动提出把自己的夏、绥、银、肴、静五州献给宋廷、党项贵族所有宗族子弟内迁至东京汴梁。
　　对这份厚礼，宋太宗当然不会客气，立即下令所有党项贵族内迁，并以极高的效率任命了夏、绥、银、肴、静五州地方官。
　　对党项族人来说，这绝对是一个馊主意，相当于把所有后代都抵押给宋朝了。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李继捧的反对者李继迁公开反叛，李继迁、李继捧大打出手。双方争夺的焦点在陕北横山一带，李继捧的支持者是北宋王朝，李继迁最重要的支持者则是生活在横山一带的南山党项。
　　按照党项族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本来是连铁器都造不出来的，以精铁铸造兵器就更不可能，按常理推测李继迁战胜的希望并不大。
　　唐朝以来，蜀地与党项之间的贸易已经有数百年历史，史载，北宋初年商路上扬起烟尘就如同天上的乌云。北宋在横山地区没有建立有效的统治，只有在这里蜀地铁钱才能换成铜钱，于是，蜀人对党项贸易趋之若鹜。偏偏南山党项就是蜀人最主要的交易伙伴，他们的汉化程度已经相当高。双方开战之后，铁钱对南山党项有了新的意义，据《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记述，南山党项所获得铁钱基本都被重铸成兵器。
　　要防止南山党项继续铸造兵器，就必须防止他们获得铁钱！
　　要防止南山党项获得铁钱，就必须禁绝与他们贸易！
　　要禁绝与南山党项贸易，禁绝不了……
　　问题的症结在于南山党项也有自己的比较优势，除了牛羊、马匹，南山党项还有一个重要的资源——乌池、白池。乌池、白池出产一种特殊的商品——青盐、白盐，青、白盐的质量远高于北宋土产的解盐，价格却只是宋朝的五分之一。
　　正是因为青、白盐的存在，即使宋廷关闭了横山一带的官方贸易场地（榷场），还是有一批自发的民间小市场（和市），蜀地铁钱还是源源不断变成党项战士手中的利剑。
　　既然禁绝不了宋夏贸易，就得禁绝蜀地铁钱！
　　就在这时（真宗朝，998—1022年）蜀地出现了交子，而且出现了人类第一代金融危机——“争闹”。问题终于有了答案：用交子取代铁钱，既遏制了蜀地，也能防止南山党项继续获得铁钱！
　　当然，如果能由官府自己发行交子就更靠谱了。
　　只要原来的发行者丧失信誉，更有信誉的发行者自然就可以取而代之，十六富商取代原来星罗棋布的交子铺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如果十六富商不主动丧失信誉，还可以有很多种方法让他们被动丧失信誉……
　　第一位关键人物，益州知府张咏就此出场。
　　张咏，进士及第，诗文俱佳，是真宗、仁宗两朝重臣，官至礼部尚书，死谥“忠定”，号称“治蜀名臣”，甚至有人将其与赵普、寇准并列为北宋三相……
　　现在，我告诉大家另一种解释：与西汉义纵、武周索元礼一样，张咏是一个什么都敢干的家伙，他心黑手毒、心思缜密；年轻的时候，此人曾身怀万钱出游，夜投邸店，就因为店家说了一句“今夜有生意了”，张咏就杀了人家全家，事后还纵火灭迹。
　　不过，张咏又与西汉、初唐的酷吏不同，他为官后嫉恶如仇、忠于职守，还曾经把大部分精力用在对付蜀地富人身上……
　　张咏刚到成都的时候（真宗咸平六年，1003年），蜀地第一波金融危机刚刚结束，十六富商正联名发行新交子。
　　新任知府张咏很有经济学头脑，他认为：交子铸币权的背景是十六富商卓著的市场声誉，如果官府再为十六富商明确交子发行权，就更是一件锦上添花的事情；张咏同时还认识到，铸币权有着特殊的价值，交子发行权其实是一种特殊的收入（铸币税）。
　　既然是一种收入，十六富商就要为此付出代价。
　　张咏会晤了十六富商的头面人物王昌懿，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王昌懿表示要全力支持新任知府搞好工作，张咏强调益州府衙高度重视交子发行工作，将以府衙的名义为十六富商确认发行交子的特准权；张咏还指出，为了体现官民一家亲，十六富商要为益州知府承担成都一部分公共费用，比如，无偿为衙门修建河堤、建粮仓、赈济老弱孤寡……
　　这个主意听起来不错，对十六富商来说，获得官府特准相当于最终确认了交子合法性，十六家私商成了中央银行。
　　为中央银行牌照出点血，很值！
　　此后，每当知府衙门有事（或者没事），十六富商就会定期、不定期向衙门支付一笔交子。张咏拿到这些交子，也不怎么提现，十六富商手中的铁钱储备并未因此显著下降，双方相安无事多年，交子也就这么流通下来了。
　　张咏到任后第四年的某一天，十六富商之首的王昌懿家中突然出现了一批不速之客，这些人手里拿着刀枪，还带着大批交子，要求当场兑付铁钱——他们是知州张咏派来兑换现金的。王昌懿是十六家富户中的首富，如果他倒下，十六富商将无一幸免，当天，十六家富户硬咬着牙兑付了这些铁钱。
　　如果说知府大人有急事，集中兑换一批铁钱，事情也说得过去。不过，接下来的事情就不太寻常了。
　　成都市面上出现种种传闻（似乎也不完全是传闻）：有人说，知府带着士兵去了王昌懿的交子铺，这哥们是不是犯事了；有人说，知府张咏带人去王昌懿家取钱，但并未取到，一怒之下知府查封了王昌懿家；有人说，十六富商跟以前的交子铺没什么区别，他们把大家的钱都拿去买宅子买地、甚至放高利贷了，现在，连官府都取不到现钱……
　　所有传闻都归结到一个结论：大家一起去十六家富户兑付现金吧！
　　这次比较幸运，与之前交子铺不同，十六富商发行交子不足数年，交子多集中在成都少数富户手中。这些人人数较少却占了交子数量的大头，他们知道内情，也知道交子挤兑的危险性：如果这十六家富户最终真的不能兑付现金，所有人的财产都会在瞬间化为乌有。最后，成都富商公议，富人都不参与挤兑，但要求十六家富户承诺分期兑换现金，兑换现金后是否再次转存由存款者自定。
　　这一次张咏没能挤垮十六家富户，别着急，咱还有后招。
　　《宋史·食货志》记载，“张咏镇蜀，一交一绪，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张咏定下的这个所谓“三年为一界”的章程，得益于上一次挤兑事件中成都富商与十六富商所签的协定，既然十六家富商与富商签订了现金兑换协议，为了公平起见，那么也要跟所有人签订兑换协议：每三年为一限，到期十六富商要向所有持币人兑换一次现金。
　　至于时机，就选择新丝上市的时节。十六富商与成都富商之间确实有协议，不过兑现的时机自定，断然不会选择同一时点，更不会选择新丝上市的季节。现在，三年后所有交子持币人都要来兑换现金……
　　实在太损了，原本十六富商可以借交子实现自己的信用扩张，现在，不但不能扩张货币，还要定期把所有现金都兑换给持币人。
　　咱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可谓交子之幸的是，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1年），就在第一界兑换即将到期的时候，张咏被调走了。尽管《宋史》对张咏赞颂有加，但在我看来，还是时人的一句评价更为中肯：幸好张咏生在太平盛世，若是生在乱世，那真不堪设想了……
　　让十六富商丧失信誉，做到这件事的第二位关键人物，是益州转运使薛田。
　　薛田，进士及第，历任知县、御史中丞、三司度支判官等职。其中，三司度支判官是管钱粮的活儿，相当于四川财政厅长兼央行成都分行行长。也就是说，薛田金融从业经验多年，熟悉货币运行规律。所以，与诚心想搞垮十六富商的张咏不同，薛田不但想保住交子，而且想将之收归朝廷所有。
　　薛田到蜀地任职的时候，北宋和党项已经打了很多年，蜀地距离前线很近，负责为陕北前线提供粮食、布匹、生铁等战争物资，收上来的钱经常不够花。
　　如果衙门掌握了交子发行权，那就不一样了！
　　张咏走后成都市面已经有了公议：为保证交子发行，交子仍以三年为界，到期可以兑换为现钱，也可以将旧交子换成新交子；在实际运行中，绝大部分人都选择将旧交子换为新交子。
　　现在，薛田来了。
　　大中祥符末年（1015年），薛田刚刚到任就上书宋真宗，要求官府上收交子发行权。《宋朝事实》记载了薛田奏折的内容：
　　第一，货币代表着钱财，成都十六富商就如同汉代七王之乱中的刘濞，一旦有了铸币权就会有很多想法，何况蜀地本身就是一个多事之地。
　　第二，与党项人战争久拖不决，关键之一就是党项人从蜀地弄走了很多铁钱。如果官府发行交子，就可以杜绝铁钱出境。
　　第三，如果官府有了交子发行权，就可以无需敛财而保证军需。当然，官府也不能白白为民间印刷交子，可以效仿最初的交子铺收取3%工本费！
　　结论：所以，既然不能废弃交子，那么就应该禁止民间私印交子，改成官办（废交子不复用，则贸易非便，但请官为置务，禁民私造）。
　　在薛田鼓动下，益州知州寇瑊下令十六富商交出交子铺，并直接查封了印刷场、库房、印鉴（令收闭交子铺，封印卓、更不书放）。
　　对于这个极其离谱的命令，十六家富商公议停发、停兑现钱。
　　存款者要兑换现钱？
　　十六富商：冤有头、债有主，前面左转找知府！
　　估计十六富商的原意是：一旦自己罢工，交子不能流通、街市再无人群、市面陷入萧条……要知道，蜀地可是要靠私商为前线供应粮食等后勤物资的……
　　薛田：罢工？这生意干脆你就不要干了。
　　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薛田出任益州知州，立即下令在蜀地设立“交子务”，即官方纸币发行机构。自此，交子务归朝廷直属，由朝廷派人任“监官”，此前的交子被称为“民交子”，而此后的交子则被称为“官交子”，民交子可以等额兑换为官交子。
　　官交子面值一至十贯，共十种，上盖“益州”铜印及敕字、大料例、年限、背印、青面红团等六枚大印；每两年一界，界满不兑现钱，仅以旧交子换新交子，兑换时要缴3%的“纸墨费”。当年，发行交子1256340贯，以36万贯铁钱作兑换本金，占纸币发行额的23%。
　　在薛田简单而粗暴的干涉下，民交子就这样败亡了。
　　承平年代官府的信誉最高，只要“交子务”不乱发交子，以官交子替代民交子也不是不可行。问题在于，宋夏战争中北宋王朝把交子作为一种御敌的武器，而且在尝到甜头后有点上瘾，最终导致官交子信誉崩溃。
　　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党项首领李元昊建立西夏帝国，自称“兀卒”，意思是“青天子”，并称北宋皇帝为“黄天子”。为惩罚李元昊胆敢与北宋王朝平起平坐的行为，宋夏双方零售改批发，在两千多里的战线上大打出手。
　　双方开战之后，北宋第一个动作不是调兵遣将，而是下令益州交子务立即增发三十万贯交子。三十万贯交子全部带有暗记，以区别于内地交子，这种交子不准在北宋蜀地交易，更不准兑换铁钱，只能运往秦、延、渭、环、庆诸州支付军饷及粮商货款，通常情况下这些人会把手中的货币拿到西夏地盘上去采购物资。
　　这些特殊的交子不能变现，流通区域仅限于宋夏边境，说白了就是一批废纸！但是，党项人对此并不知情。
　　宋仁宗还同时下令宋夏边界的榷场、和市，对出口西夏的贸易一律视为走私，要坚决打击，却并未下令禁止进口西夏商品。毕竟想禁绝青白盐是不可能的事情，现在不用货物去交换，用纸币去骗也不错……
　　西夏文字典《文海》里这样解释“金钱”：“钱也，买卖种种价值用是也”，宋夏开战之前，榷场、和市已经存在了数百年，蜀地交子也是他们的主要货币。
　　三十万贯交子凭空流入西夏，摆明了就是想做没本钱的买卖——抢劫。可怜西夏地盘本来就不大，境内立刻出现了这样的文字记载：“尺布至钱数百”、“一绢之直八九千钱”，甚至高达“五十余千”……
　　此后，北宋王朝不断对陕北用兵，也就不断用增发货币的损招，最后甚至创出了一种“陕北交子”，专用于在西北战场支付军需。
　　货币战争永远是一把双刃剑，重创敌人的同时也会伤害自己。
　　之前，党项人接受交子并不是由于北宋朝廷的强制力，更不是由于北宋军队很强大，而是因为交子交易媒介的有效性，持币者可以在蜀地换回自己想要的东西。
　　现在，陕北交子只是“虚行印刷”、不能兑换铁钱，也不能拿到蜀地交易货物，于是，西夏人很快放弃了对交子的幻想，转而依靠另一种贸易方式——“打掳”。所谓“打掳”即暴力抢劫，给宋人留下了非常惨痛的记忆：每次双方交战，西夏军队都会在战后纵兵抢劫，边境六七百里之内“焚荡庐舍，屠掠居民而去”……
　　最后告诉大家的是，交子暂时衰败并不意味着北宋经济崩溃。交子只是一种地方性货币，大规模印发交子的初衷也不是劫掠民间财富，而是为了劫掠西夏。后来，这批交子逐步回流到国内，北宋王朝借助强大的经济实力以蜀地官交子兑换了这批陕北交子。
　　陕北交子的事情解决了，这场北宋王朝与西夏之间的货币战争却一定给双方都留下了惨痛的记忆。
　　没关系，北宋货币战争，咱还有下一场。
　　澶渊之盟
　　历代游牧民族中，契丹是最特殊的一个：这是惟一曾经与中原王朝和平共处长达百年的游牧民族。他们不是最骁勇的民族，却是最长命的少数民族帝国，除汉、唐以外，辽帝国甚至比宋之前任何一个中原王朝都要长命。
　　大唐帝国行将崩溃的时候，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趁机于公元907年称帝，建立了辽帝国。当时，契丹贵族已经完全汉化，辽帝国完整借用了唐帝国的官制、礼制、宫廷制度，是汉族帝国自己的影子。
　　后晋天福三年（938年），石敬瑭以割献燕云十六州为代价换得契丹支持，自此，中原王朝门户大开，丧失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天然屏障。后周以来，历代帝王无不梦想收复燕云十六州，当然也包括雄才伟略的赵匡胤。
　　这又绝非一件容易的事，陈桥兵变的时候辽帝国立国已逾半个世纪，三十万军队以骑兵为主；当时的北宋不过就二十万军队，还是以步兵为主。
　　于是，赵匡胤想到了另外一种方式对付契丹：金钱！
　　赵匡胤每年都要省吃俭用存下一笔钱，即“封桩库”。“封桩库”是用来收回燕云十六州的专项资金，方案一：等积蓄了足够的金钱，就向辽国赎买燕云十六州；方案二：如果辽国不肯出售燕云十六州，那么，“封桩库”就是武力夺回燕云十六州的本钱。
　　赵匡胤算了一笔账，如果用二十匹绢买一个契丹骑兵的人头，二百万匹绢就可以买到十万个契丹骑兵，那么，辽国将精锐尽失……上天没有给赵匡胤这个机会，封桩库的钱还没存够，赵匡胤就“未富先死”。
　　宋太宗统一北汉后，北宋有一百多万军队，辽帝国仅有三十多万军队。仅仅比较士兵数字是没有用处的，北宋一百万军队中，能作战的不足三十万，其余都是不能打仗的工程兵——为防止流民闹事，北宋王朝把军队作为收容流民的大本营，失地黎庶可以在这里领到维持生存的薪水。
　　此后，北宋王朝对契丹屡战屡败，太宗朝高粱河之战北宋兵溃，宋太宗赵光义不知从哪里抢到一头毛驴才逃脱被俘的命运。按照以往的经验，游牧民族一旦取得军事优势，往往会迅速推进，甚至占领整个北方。然而，尽管北宋王朝在战场上屡战屡败，两国仍旧在这片土地上共同存在了一百五十四年。
　　不靠军队，宋太宗又是用什么方法阻挡了契丹骁勇的铁骑呢？
　　答：货币。
　　宋太宗在高粱河一役被打成重伤，回来一怒之下关闭了宋辽之间的所有榷场，下令停止对辽所有贸易：宋人敢偷运一升粮食过界、辽人敢来北宋买粮食，一律处斩！
　　这比动员一百多万军队都好使。
　　辽帝国经济繁华区域仅限于南京、上京、东京、西京和中京，其余地方还过着半农半牧的生活，五京地区所产粮食、手工业品根本无法满足整个帝国需要。既然北宋王朝不允许公开贸易，那就只有靠走私了。
　　要把北宋商品走私到辽帝国，首先要在北宋地盘上买到东西；
　　要让宋人冒着生命危险把粮食卖给契丹人，价格肯定要远高出北宋市场上原本的粮价；
　　要出得起这么多钱，辽人得先有宋朝的钱……
　　虽然辽人冶炼技术丝毫不逊于北宋，但是辽帝国没有铜矿，也就造不出铜钱。造不出铜钱，还可以铸造铁钱：北宋地界铜、铁钱兼行，既然北宋王朝铜铁钱官方兑换比例为1：4，我用1：10甚至更高的比例交换铜钱，总该可以了吧？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当时宋辽之间的产业差异就是这个情况。
　　北宋几乎掌握着所有产业制高点，陶瓷、造纸、织锦、造船、茶叶……本来，辽帝国畜牧业还有点比较优势，可以对大宋王朝出口马匹。但是，宋人来辽国“搞”马的方式却从来都不是买，而是偷（杀）。宋太宗想出一个相当阴损的点子：凡我宋人，能到契丹地盘上偷回一匹马的，赏锦帛二十匹，当时杀一个契丹士兵的赏格才是五千钱，比二十匹锦帛低一半。
　　以上产业差异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后果，大宋王朝可以不买辽国的东西，辽国却必须来北宋购买商品。虽然拿十枚铁钱确实可以在北宋换到一枚铜钱，但是，辽国铁钱不可能全都弄到北宋来换成铜钱，更多的铁钱还是要在辽国境内自己消化。
　　买不到北宋的物资，辽帝国开始以铁钱大量购买民间物资，自行消化这部分货币。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五京等经济繁华区域立即爆发超级通胀，即使帝国集中所有人力物力确保供应的上京也是“斗粟值数缣”。很快，契丹人不再信任自己的任何货币，转而信任实物——羊、锦帛和粮食。
　　通胀之后，辽帝国南部经济发达区域继而爆发了罕见的饥荒，辽圣宗统和初年“山前诸路大饥”，不知有多少人死在去北宋贩卖粮食的路上，一部分人干脆直接跑到北宋官府，要求容纳自己为子民……
　　既然经济上没有比较优势，辽帝国拿出了自己最后的比较优势——刀剑出鞘！
　　宋真宗景德元年（辽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辽圣宗亲帅二十万军队入寇北宋，挥兵直奔汴京，十一月，双方未经一次大战就打到了澶州（今河南濮阳）。
　　我们同样还是忽略战争经过，直接给出结果：开战当年，宋辽双方在澶州议和，自此，北宋每年向辽帝国无偿提供“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后改为三十万），这就是宋史中著名的“澶渊之盟”。
　　关于澶渊之盟，除宋朝之外的中国历史上，无数人、无数次对此喷过口水，认为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更有人说，辽帝国根本就是一次讹诈，入侵之初辽帝国就已经派降臣王继忠来北宋索要“岁币”。
　　真的是这样吗？
　　澶渊之盟全文摘要如下：第一，辽主尊宋帝为兄，宋帝尊辽萧太后为叔母；第二，双方精诚合作，共同治理黄河、缉捕盗贼；第三，双方撤出边境所有军队，官方机构只留下榷场。
　　真宗朝主导澶渊之盟的是名相寇准，事后他经常以此居功自傲，他的继任者王旦则对此做了最好的总结：澶渊之盟以来，天下生灵得以安享太平，虽然每年给了辽国一些岁币，但不足用兵费用的百分之一。
　　有人说，即使如此，北宋也不应该送给辽帝国“岁币”，这开了一个“金钱换和平”的恶例。
　　对北宋来说，主要收入来自商税，一旦宋辽开战，生意是肯定做不成了，蓬断草枯、凛若霜晨，“丁壮毙于锋刃、老弱委于沟壑”肯定是所有人都不愿意见到的结果；对辽帝国来说，积雪没胫、坚冰在须，师老于坚城之下，再打下去是什么结果谁也说不清（敌顿澶渊，去境北千里许，人马罢乏）！不用金钱换和平，难道虚耗天下千万黎庶的生命去换得帝王一时虚荣？
　　澶渊之盟后，宋辽两国百年桴鼓不鸣，不但成为中国历史上中原汉族与游牧民族融合的典范，辽国也成为北宋抵挡高丽、女真、党项等其他民族的第一道防线，虽无燕云十六州之地，却收十倍之功。
　　澶渊之盟后宋辽关系发展迅速，北宋出口商品涉及粮食、香药、犀象、茶、苏木以及各种手工业品，甚至包括硫磺、硝石一类的战争物资也可以出口。但是，有一种物品绝对不能在贸易场上出境，即，货币。
　　据彭信威先生考证，不考虑交子，北宋官民铸币数量约为一千多亿贯，是唐朝的一百多倍。然而，这是一个商品经济特别发达的朝代，终北宋一朝始终存在“钱荒”问题，所以，才有交子、铁钱出现。
　　自己的铜钱都不够用，怎么能流到辽国？
　　真宗规定，宋人在榷场只能以货易货，严禁以铜钱购买，但是，辽人可以用铜钱、白银、锦帛购买北宋货物——送到辽国的岁币，最后全部回流到北宋地界。北宋朝廷还对这项政策给出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宋辽边市的目的是互通有无，宋钱购买力太高，不能让少数民族兄弟吃亏！
　　最后说一个插曲，除了货币，北宋还坚决禁止另外一种东西流入辽境——图书。
　　澶渊之盟时，辽帝国就曾提出一条建议（北宋没有答应）：双方共修唐史。契丹人同样以大唐正统继承者自居，现在的情况不过是又一个南北朝。这个建议一定给北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至辽帝国亡国，北宋始终严禁“九经”以外的任何图书进入辽国，处罚措施之严甚至超过了走私铜钱。
　　澶渊之盟签订后的第二年，北宋诗人魏野著行《草堂集》。一年后，辽国给北宋送来一封国书：《草堂集》有大唐遗风，可惜我们辽国现在只“弄”到半部书稿，恳请皇兄赐予另外半部。
　　为求一部新书，皇帝甚至以国书的方式向北宋王朝索要！如此文化，其经济、其货币焉能不盛？
　　北宋国势也在澶渊之盟后的仁宗朝达到了巅峰：《宋史》记载，庆历年间北宋商税收入已经突破了两千万贯，民户为一千九百万户，如果考虑疆域范围，仁宗朝的税收、民户数都已远远超过了大唐盛世的巅峰开元之治。
　　然而，封建官僚永远都是不甘寂寞的，让这些人有位无权、有钱无势，显然是一件非常有难度的事情。
　　一旦封建官僚试图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北宋王朝行将多事。
　　（宋仁宗—宋神宗）
　　即使以最高尚的名义，封建官府一旦以合法的身份渗透进商业，所有赚钱的行业必然垄断在官府之手。庆历新政之后，北宋禁军开始全面渗入商业、银钱拆借……北宋王朝当然需要一个强势集权对抗外敌，但是，庆历新政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就变成官僚新秀的一场盛宴，这恐怕是皇帝未能料及的。
　　庆历新政
　　民间经济鼎盛、封建官僚“积贫积弱”的北宋是一个清平世界，第一个下大力气改变这种情况的人叫做范仲淹。范仲淹，仁宗庆历年间官拜参知政事，死谥文正，所著《岳阳楼记》更是以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名垂千古。
　　不知您是否想过，洋洋洒洒一篇《岳阳楼记》为何没有一句话提到岳阳楼，而是一直在描写洞庭湖？
　　答：仁宗年间的“岳阳楼”其实是一家名满江湖的青楼，《岳阳楼记》则是送给岳州知府兼这家青楼老板滕子京的马屁文章。范仲淹大概也觉得在自己的文章里称赞一家青楼不是太合适，于是就顾左右而言他。
　　我还要告诉大家，滕知府虽然因为贪污发配岳州，重修岳阳楼确实既没贪污也没挪用公款，而是用了一招金融魔术——“资产置换”，即，低价收购民间沉欠多年的不良贷款，然后再派兵连本带利一块要回来——看谁敢欠知府大人钱！
　　范仲淹居然称岳州“政通人和，百废俱兴”，还要与这等开青楼的知州“微斯人，吾谁与归”！
　　仁宗朝的事情，就让我们从范仲淹说起。
　　庆历三年（1043年）六月，范仲淹从西夏前线调入朝廷中枢，这位出将入相的人物立刻提出了自己的十条施政方针：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这就是庆历新政的开端《答手诏条陈十事》。
　　有人高度评价这份《答手诏条陈十事》，毕竟这十条合理化建议看起来条条站得住脚。实际上，这份著名的奏折其实就说了两件事：抓权和搂钱。
　　当然，要先抓权才能再搂钱。
　　先说第一条，抓权。
　　北宋疆域远不若汉唐辽阔，却是一个花团锦簇的盛世。王安石曾经这样评价仁宗庆历新政之前的朝局（当然，这句话放到王安石的上下文里并非褒义）：中原安逸，多年不曾大兴劳役，不曾杀掉一名罪犯，朝廷宁可耗费钱财送给契丹、党项，也不愿意妄动刀兵。
　　不大兴工程、不妄动刀兵、不发号施令，封建官僚哪有权力、哪有威风、哪能捞钱？
　　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范仲淹引经据典说明了朝廷大兴工程的重要性：春秋五霸争雄之时，诸侯国宁可向邻国借贷也要大兴水利工程；江南有圩田、浙西有河渠、苏州也有营田军专管河堤，现在，淮南歉收商人就把粮食贩运到淮南，浙右歉收商人又把粮食贩运到浙右，从中要盘剥多少利润！
　　只要有一批干吏能臣，这个问题就由我范仲淹解决！
　　一是一定要给封建官僚以实权，尤其是下级官吏任免权。至此，宋太祖赵匡胤有名无实的官僚制衡体系被彻底废弃，官员此后要打起精神，以兴弊除利为己任、置民于水火之中（兴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
　　二是一定要让当官的人先富起来，最重要的措施就是给他们分配土地。除了朝廷俸禄，每任地方官都可以在任职之地获得一批土地，数量按官职高低分配。除此之外，还要定时发补贴，婚嫁丧葬都要给钱。
　　三是范仲淹本人一定得是全国最有实权的官员。各路转运使可任命知州，至于各路转运使的任命，就由我范仲淹说了算。
　　朱熹在《五朝名臣言行录》为我们留下了一段精彩的对话：范仲淹在挑选各路监司的时候，经常对着官员名册看，看到不顺眼的名字（所谓“不才者”，很多是不肯阿附范仲淹的人）就一笔勾掉。
　　看到这种情况，新政重要的支持者枢密副使富弼提醒他：您这一笔不知有多少人会为此哭泣。
　　范仲淹显然对此不以为然：一家哭，总比一路哭好！
　　那么，范仲淹究竟用了什么人呢？
　　答：谁能搂钱，就任命谁当官。
　　王夫之对此曾有深刻的评价：一批急功近利的人借机向范仲淹兜售自己敛财之术，范公“先天下之忧而忧”之时，便是荡涤天下钱财殆尽之日。
　　再说第二条，抓了权就能搂钱。范仲淹为搂钱想出了很多办法，条条都跟金融有关。
　　第一，货币贬值。结果，无效。铸造大钱搂钱简单易行，实在是谋财害命的不二法门。庆历三年（1043年）起，北宋朝廷开始铸造“庆历重宝”，钱重7.5克，却要当十枚市面上的铜钱。不过，当时是典型的自由经济，市场根本就不买账，庆历重宝自发行之日起就只能当二至三枚铜钱，与实际重量相仿。
　　第二，重农抑商。结果，催生了北宋另一种纸币——“钱引”。范仲淹给商人起了一个带有侮辱性的绰号叫“游人”，只有让“游人”都回家种地天下才会太平，否则，“游人”终日浪荡在城市之间，惟一的作用就是败坏伦常纲纪。
　　要想管住“游人”，最有效的法子就是设立盐、铁、茶等产业的管理机构。在延州做知州的时候，范仲淹就在自己地盘上成立了官营盐、铁、酒、茶的专营机构，禁止民间私营这些产业。
　　现在，得入朝堂，范仲淹立刻把这条经验推广到全国，他成立了“督盐院”等一批机构，对商人发放“盐钞”、“铁钞”、“茶钞”——统称“钱引”，即配额。从今往后，你生产多少盐、生产多少铁，能卖多少茶叶，都要有相应的“钱引”。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钱引直接催生了北宋真正通行全国的纸币——“盐钞”。
　　与官交子相比，盐钞以足额食盐作为准备，获得盐钞的人可以在全国兑换食盐。商人很快发现，盐钞不仅可以兑换食盐，还可以作为市场上的交换凭证；同时，官交子的流通范围仅限于益州、西北诸路，盐钞却可以在北宋王朝通行无阻。
　　此后，盐钞逐步取代了交子的地位，成为通行北宋王朝的一种新纸币。
　　尽管熙丰变法期间盐钞发行量曾一度突破三司产食盐总量，但是，朝廷还要靠食盐专营牟利，历代帝王对盐钞发行限制颇多，皮公弼甚至蔡京都对盐钞发行进行多次整顿。整个宋代，盐钞的信用都好于官交子，一直到南宋灭亡。
　　第三，建立官营信贷机构，即“回易”。“回易”产生于隋代，通俗地说就是官府出面做买卖，不过仅限于与游牧民族“马匹—粮食”交易。
　　范仲淹有很强的金融创新意识，他所谓的“回易”是以军费对外放贷。在一封名为《奏乞许陕西四路经略司回易钱帛》的奏折中，范仲淹明确提出了回易的目标：增息财利，使天下之财再无流通之虞！同时，范仲淹还洋洋得意地叙说了功绩：我挪用军费放贷，一年就赚了四十二万贯钱。四十二万贯，已经是澶渊之盟岁币的40%，这些钱全部来自陕西路一地！
　　宋太祖曾经下诏“官吏不得经商”，此为永制，范仲淹是在明目张胆地违反太祖遗命！还自鸣得意！
　　即使以最高尚的名义，封建官府一旦以合法的身份渗透进商业，所有赚钱的行业必然垄断在官府之手。庆历新政之后，北宋禁军开始全面渗入商业、银钱拆借，那位重修岳阳楼的滕子京，被发配之前他手下的军兵一半以上都被派去贩卖茶叶，结果当然是“回易私茶，破坏茶法”。
　　后代史学家徐梦莘这样评价“回易”政策：这些人靠着官府的威风，与市井之人争利，既损害朝廷、又害苦了庶民，真是一件有损国体的事情（挟朝廷之势，以争利于市井，伤公害私，亏损国体）……
　　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清静无为的治国方略下，民间产业创新才是创造财富的最佳途径，北宋也成为第一个不对土地兼并设置门槛的朝代。封建官商靠权力牟利，才不会有时间和脑子考虑创新，但是，他们的财富又有着相当统一的去处——土地。《宋史》记载，庆历三年后，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封建官僚开始广置田园，府邸如乌云般覆盖了整个城市……
　　在北宋王朝第一波大规模土地兼并中，我们看到了庆历新政另一项显著的效果——流民（军队）兵变：庆历新政刚刚实施，解州、邓州厢军就为反抗地方官分地兵变、京东路士兵杀死当地巡检使；庆历四年（1044年）八月，仁宗年间规模最大的兵变爆发了，保州云翼军（禁军）四千多人兵变，军队冲出军营自谋生路，成为流寇……
　　面对乱世之源，朝堂之上甚至产生了恢复王莽“王田制”的奏议。有人这样评论时政：只有天下大乱、兵锋再起，让大多数人死掉，才可平均土地（此必生乱，如乘大乱之后，土旷而人稀，可以一举而就）。
　　北宋王朝当然需要一个强势集权对抗外敌，但是，庆历新政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就变成官僚新秀的一场盛宴，这恐怕是皇帝未能料及的。要逃脱乱世魔咒，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立即停止新政。
　　庆历四年六月，宋仁宗下了一个干脆的决定：范仲淹出任陕西、河东两路宣抚使。范仲淹有生之年再也没有回到朝堂之上。
　　最后，我要告诉大家，替范仲淹收拾烂摊子的人叫做包拯，即民间评话中的“包青天”。在京剧戏文中，包拯用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铡了很多皇亲国戚、贪官和地痞流氓。在正史中，包拯最大的功绩是在全国丈量土地，设立了一道类似“开元限购令”的“仁宗限田令”：所有官员购买田地一律不得超过三十顷，多出来的土地必须充公。
　　关于“仁宗限田令”就不多讲了，跟前朝的故事差不多。盛唐开元年间，宇文融为了限制土地兼并曾经颁发过一道史上最严的土地政策：任何人不得购买土地，不承认帝国一切土地买卖。后来，杨国忠放开了“开元限购令”，十年之后，大唐帝国40%的人都变成了流民。
　　北宋年间也有一个人毫无顾忌地放开了“仁宗限田令”，这个人是包拯的一个手下，名字叫王安石。
　　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
　　终于轮到王安石出场了。
　　关于如何评价王安石，清末之前其实并没有多少争论，历代史家一直用“聚敛之臣”来形容此人，王夫之认为：王安石是北宋亡国的第一罪人，靖康之耻的肇始者正是王安石！清末伊始，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试图推翻这段公案，王安石摇身一变成为一位法家继承人，司马光则被冠以“保守派”、“卖国贼”、“投降派”等诸多绰号。
　　悠悠千载、铅华洗尽，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废黜庆历新政后，北宋王朝回到了清静无为的轨道，中国古代原始自由经济也在仁宗末年到达了巅峰，就连王安石自己也认为北宋仁宗年间是千载难逢的盛世。
　　——据《宋史》记载，东京汴梁人口已达百万以上，仅商行就有一百六十多行，洛阳、颍昌、齐州、大名、成都、扬州、苏州、广州，一批近代化的大城市已经在中原大地崛起，而当时西欧最大的城市不过也就十万人。
　　——中国古代科技达到了巅峰，指南针、火药就是在这个时代真正投入使用，神臂弓、床子弩、斗子箭等极其强悍的古代远程武器也都出现在这个时代。后来这些兵器的制造工艺逐渐失传，据说床子弩“一枪三剑箭”，在四百五十米内可以有效洞穿敌人铠甲——CS游戏中著名土匪武器AK47的有效射程不过只有四百米！
　　经济学是一门很玄妙的科学，如此强盛的民间经济，北宋王朝的国势却始终萎靡不振。当时北宋王朝最大的问题在于“三冗”：为给竞争失败者一口饭吃，军营收容了数以百万的流民；为让权力欲望熏心的聪明人不危害经济，朝廷又养活了数十万终日无所事事的官吏，所谓冗费、冗官、冗兵的“三冗”，岁入的70%都给这些人发工资了。
　　没有钱，中枢朝堂在任何事情上都很难有作为。
　　“庆历新政”失败后，宋仁宗一直试图改变这种局面，富弼、欧阳修、韩琦、苏轼、苏辙这些亲历庆历新政的人也都在尽力延续盛世的辉煌——起码要对契丹、西夏有足够的威慑，变法图强已经成为当时君臣的共识。
　　王安石入仕，恰恰就是在这个时期。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赴汴京参加科举考试，刚刚出道就锋芒毕露。他在考卷中引用了《尚书》“孺子其朋”的典故，意思是说自己将像周公辅政一样辅佐当朝皇帝！
　　宋仁宗是一个心智健全的皇帝，他不需要周公辅佐。结果，仁宗亲自把王安石从第一名降为第四——让这个自诩为周公的人永远与状元、榜眼、探花无缘。
　　王安石是一个很有性格的人，可能是为了表达自己的不满，在京候选期间长时间不洗脸、不漱口、不洗澡、不换洗衣服，继而拒绝在京为官（京官是爬升捷径）。由于书法、文学、哲学上的造诣，王安石当时已经名声鹊起，加上数次辞官不就，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隐士。
　　不过，也有人对王安石的做派有看法，苏洵甚至为痛骂王安石写了一篇《辨奸论》：读书人尊圣贤之道，率性而为根本不可能到达常人无法理解的地步，王安石一类的极端行为类似于易牙、开方，绝对属于大奸大恶之辈，只不过奸行被文采掩盖而已。最后，苏洵断言，一旦此人为相必将为祸天下，自己也将因为揭露他而名垂青史。
　　很不幸，王安石的命运被苏洵言中。
　　鉴于王安石的才名，嘉祐三年（1058年）宋仁宗亲自召他再入朝堂。从皇帝这一举动来看，很可能有意重用王安石。
　　嘉祐三年的某天，仁宗邀请了一批朝臣来宫苑钓鱼，王安石也在被邀之列。就在大家兴高采烈钓鱼的时候，王安石不声不响地把面前的一盘鱼饵吃掉了。最后的结果是，除了王安石，大家都钓到了一些鱼。
　　钓鱼结束后，仁宗下令把钓上来的鱼做成饭菜，赐宴。谁也没有想到，王安石就在这时当众向仁宗陈奏：自己已经吃了一盘鱼饵，吃饱了，不需要参加宴会了。
　　一瞬间，仁宗可能想到了此人曾在科举考卷中写过“孺子其朋”的狂言，也想到了苏洵的《辨奸论》：一个人确实有可能在不经意间吃一块鱼饵，但根本不可能吃一盘鱼饵；换一个角度，如果眼前这个人真对思考如此痴迷，他一定不知道自己所吃的是鱼饵，即使知道也不会屑于说出来。
　　在仁宗眼里，王安石自鸣得意、自命不凡、自以为是。于是，他把王安石晾了起来，既不说是否重用、也不说是否放逐，就让你这么挂着——你不是自诩文名盖世吗，那就当一个花瓶摆着吧。
　　坐冷板凳没几天，向来以隐居著称的王安石居然耐不住寂寞，向皇帝递交了一份万言书——《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据说，这封奏折针砭时弊、有很多极有见地的观点。
　　看完这封奏折，我丝毫没有这种感觉。万言书每段以问句开头，然后以不容置疑的口吻给问题下定论，最后告诉皇帝应该如何、必须如何，否则就会如何！果然是一副周公的口吻，这哪里还是奏折，完全是老子训儿子！
　　至于万言的内容，两个字就可以全部概括：搂钱！
　　经历了庆历新政的风浪，仁宗已经领会了“无为”的道理，他亲手剥夺了王安石的状元，又把王安石从实权上调任虚职，当然更不会理会这封所谓的“万言书”。
　　此后，接替仁宗赵祯的是英宗赵曙，英宗对积弊奉行“以渐厘改”的方略，对号称能“敛财”的王安石依旧是不理不睬。
　　治平四年（1067年），英宗驾崩。
　　这个时候，王安石早就在京城混不下去了，正在江宁当教书先生。长此下去，王安石可能就这样无声无息消失了，不会在历史长河中泛起一点涟漪。然而，王安石的命运终究还是出现了转机，这个苏洵口中的奸人将在历史长河中掀起滔天巨浪。
　　熙宁元年（1068年），宋神宗成为皇帝后的第二年，北宋的财政收入为六千八百万缗，这个数字已经是庆历四年的两倍。在这个时点上，众所周知的契丹岁币只有五十万匹绢，不足朝廷年收入的1%。对这样一份丰厚的财政收入，宋神宗却非常不满，因为，“冗官、冗兵、冗费”依然存在，六千八百万缗收入倒有五千万缗给流民（禁军、厢军）发工资了，王朝依旧“积贫积弱”。
　　从当时的情况看，北宋封建官僚系统缺乏必要的行政能力，虽然不能对民间经济形成危害，同样也不能承担起抵御外敌的责任。司马光、王安石、富弼、韩琦……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北宋王朝走到今天并非全凭“无为而治”，也有赖于契丹、西夏孱弱，一旦强势游牧民族入寇中原，后果将不堪设想。
　　宋神宗是一个年仅弱冠的帝王，虽然一定不能再活五百年，活个十年八年大概不成问题。十年八年里，他不但想消除党项、契丹等外患，更要重振汉唐帝国雄风——恢复汉唐帝国的疆域。
　　这点钱当然不够用！
　　神宗即位之初，宰相是庆历年间的副相，也是庆历新政最坚定的推动者——富弼。神宗亲自垂询这位当年叱咤风云的改革者，问句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与希望：我当以何治天下？
　　富弼答：陛下刚刚即位，理应广布恩德，愿您二十年内口不言兵（陛下执政不久，当布德行惠，希望二十年口不言兵）！
　　神宗满心希望富弼能“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没想到却碰了一个软钉子。于是，他把目光转向了那位号称自己能搂钱的人——王安石。
　　很难相信，王安石完成从江宁教书匠到宰相的华丽转身，起因居然是一个无名小卒。这个人叫韩维，淮阳郡王府的记室参军（类似于淮阳郡王的师爷）。韩维有两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一个是王安石，另一个就是淮阳郡王赵顼——后来的宋神宗。
　　在郡王府的时候，韩维经常向赵顼讲述一些治国之道，每次讲完都会附带一句：这是我的好友王安石讲的。韩维也许不会想到，在王安石拜相不足半年的时间里，他就因反对推行新法与这位故交反目成仇，被迫出知襄阳，直到神宗驾崩才回到朝堂之上。
　　通过韩维，王安石能“敛财”的印象已经深刻印在宋神宗脑子里，在富弼那里碰壁后，宋神宗立刻诏令王安石进京。这一次王安石丝毫没有摆隐士架子，未做须臾停顿，立刻进京面圣。也许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时间无多，不能再装下去了。
　　第一次正式召见王安石，神宗就直截了当地问：当以何治理天下？
　　王安石回答：必须有恰当的治国之术。（这句话的原文是“择术为先”，所以，也可以翻译为“得有点敛财伎俩”。）治国之道在于简单明快，容易推行的国政才是最好的国政（至简而不繁、至易而不难）。
　　《宋史》并未记载王安石如何解释“至简而不繁”、“至易而不难”，大概在仁宗朝钓鱼的时候他就一直关注池塘里的王八犊子，怎么看都觉得自己不是这种池中之物：治国嘛，很简单，搂到钱就可以了！
　　王安石进一步把神宗深奥的问题简单化：只要陛下把不贤的人都杀掉，能臣自然就会出现；能臣是否能够出现，就看您是否诚心让贤人辅佐了，与当朝贤臣比，魏征、诸葛亮又算得了什么？
　　王安石这条“杀人变法”的建议，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一千年后他的推崇者康有为第一次面见皇帝也提出了同样建议：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
　　靠杀几个高官就能变法，中国几千年封建王朝又何至纠缠如许？
　　现在，我来为大家解释王安石这句话的潜台词：天下只有我才是贤臣，无论位有多高、权有多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只要我有天下至高无上的权力，就一定能将天下治理好。
　　王安石，真是一个绝对权力的畅想者！
　　王安石宏伟的论断打动了宋神宗，可惜，没轮到他大展拳脚，黄河就给宋神宗上了生动的一课。
　　熙宁元年（1068年），黄河在河朔一带溃决，洪灾泛滥数郡。这个时刻，皇帝却在为是否赈灾犹豫，因为他正筹备一个盛大的祭天仪式，向天下臣民昭示自己已经继承大统并将有所作为。
　　赈灾要花很多钱，祭天也要花很多钱。
　　钱就这么多，先赈灾，还是先祭天？
　　对此，枢密使曾公亮奏陈：现在河朔一带灾荒，国家费用不足，恳请陛下今年不再祭天，不再赐予臣下金钱、锦帛，全力赈灾。
　　曾公亮的反对者是王安石，支持者是从小就敢砸缸救人的司马光，在神宗朝，他将成为王安石最大的对手。
　　司马光：臣赞同曾大人的提议，应该为救灾省下每一枚铜钱，臣请罢此无用的靡费之举，全力赈灾。
　　王安石：唐朝宰相常衮每天不吃皇帝赐予的午饭，言称自己这是为朝廷节约金钱，还不是被后世耻笑。曾公、司马公尚不如常衮，你们真为国家着想，就该首先辞职以削减朝廷俸禄，为何要削减别人俸禄？何况，“国用不足”根本就不是当前最重要问题，我们大宋的天下并不是没有钱，根本原因是没有搂到钱。我相信，只要能找到善于理财的人，不用增加赋税也可以国家足用！
　　司马光：常衮哪怕是只为朝廷节约了一枚铜钱，也为朝廷积攒了一钱之利，好过那些毫无作为的人。王公你所谓的“善于理财”，不过是用大扫把扫尽天下财富，把天下钱财都搂到朝廷口袋里，如此，黎庶过度穷困就会沦为盗匪，不是社稷之福。
　　王安石：你说的不对，善于理财的人，能够不给民间增加赋税，却同样能让国库丰腴。
　　司马光愤怒了，在朝堂之上说出了本应光耀千古的一段话，可惜，这段话并不为人们所知：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天道有常，所谓不加赋税而丰腴国库，不过是换了别的法子搜刮民脂民膏而已，赋税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所谓“理财”却毫无规矩，不知要损害多少生灵！就如同当年桑弘羊糊弄汉武帝，必定让皇帝在史书中留下骂名！
　　王安石：……
　　宋神宗：我同意司马光的意见。
　　——以上对话内容摘自《神宗实录》
　　少读宋史，我似乎看到一场悲剧在上演……
　　青苗法I：众生即浮云
　　熙宁二年（1069年），为今人所熟知的北宋名人大都已经登场：赵普、寇准、范仲淹、欧阳修、三苏、二程、包拯……也许，只有盛世情怀才能造就如此灿烂的文化，那一年，星汉灿烂的北宋即将走上一条不归路——熙丰变法。
　　熙宁二年，王安石成为王朝的参知政事（副相），大宋高官中开始流行三句话：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好一个振聋发聩的三不足，有气势、有魄力、有思想！
　　赵匡胤创立宋朝的时候曾经立下太祖誓碑，以祖宗家法约束子孙后代不得擅自加赋，此为永制。现在，宋神宗、王安石尽变祖宗之法，“三不足”不过是为违背太祖誓言造势，其潜台词是：要敛财，就要无所畏惧，不必畏惧悠悠天命、不必畏惧所有规则、更不必畏惧人言汹汹，拿到钱才是硬道理！
　　或许用王安石自己的诗词解释“三不足”最为贴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峰。”在他的逻辑里，所有人的财富都是“浮云”，只有自己拿到真金白银才是“最高峰”！
　　“三不足”立即遭到举朝反对，韩琦、富弼、司马光、程颢、韩维、苏轼、苏辙……朝臣纷纷上书反对。首辅富弼曾经是庆历新政的主导者，此时他却在朝堂之上据理力争：无论皇帝、宰相、大臣还是黎庶，所有人都必须有所畏惧；一个人真的对什么都无所畏惧，做起恶来就会没有任何底线，朝廷的罪恶就会弗远无界！
　　富弼骂人骂得很痛快，顺带连皇帝也一起骂了，结果：被迫“称病”辞职！
　　熙宁二年三月，北宋王朝开始全面推行新法，内容几乎囊括了北宋社会、经济、军事的方方面面。新法有很多，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为了敛财，惟独有一条没有变——“冗官”。新法之中，清末以来（请注意这个词，仅限于“清末以来”，之前没有争议，就连明代权奸刘瑾都知道王安石是聚敛之臣）争议最大的当属“青苗法”，恰好，青苗法的表象是金融，我们就从“青苗法”说起。
　　所谓“青苗法”，其实用一句话就能解释清楚：县官每年二、六月份要向自己辖区的农户发放为期半年的贷款，然后，按40%的年化利率向农户收取利息，利随本清。
　　黎庶向国家贷款以求度过荒年、封建王朝以贷款支持百姓，这件事，听起来有点像当代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无法获得商业贷款的弱势群体可以从获得政策性金融那里获得支持。我也见过很多论文这么评述“青苗法”，我记得我的学生杨忠恕的博士论文里也曾这么说。
　　这只是一家之言。
　　以现代经济学语言解释，金融的本质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以白话来翻译：金融业只做锦上添花、从来不能雪中送炭，一定要把钱放到最能赚钱的人手里，让比你有钱的人，用你的钱来赚更多的钱！
　　违反这个规律，金融机构不但有可能赚不到钱，还有可能把本金都赔掉。试想一下，谁又愿意把钱借给没有钱的人呢？所以，开办政策性金融不但要下定赔钱的决心、还要有很强的赔钱能力。当代，只有国家才有能力干这事儿，全球范围内的政策性金融都要由国家为亏损兜底。
　　王安石是一个“聚敛之臣”，怎么能亏空朝廷府库扶持辗转呼号的天下黎庶？青苗法之意根本就不在扶贫，而在乎于孔方之间！
　　当代，即使最推崇王安石的几位学者也承认，为了敛财、为了完成任务、为了取悦王安石，部分地区青苗法的实际年化利率已经高达300%，100%的年化利率则是一种常态。
　　利率100%—300%，这是名副其实的高利贷！
　　用当代经济学语言描述，也可以这样直白地解释青苗法：官府强行要求天下人向朝廷借高利贷，还本付息都由朝廷靠暴力执行——无论穷富，反正朝廷的钱必须还！至于大家是不是真的需要这笔贷款、是不是有能力还本付息，那不是王安石考虑的事情。
　　城郭之间高利贷就已经搞得鸡飞狗跳墙，官府放高利贷、每个人都得借，您还不如直接去抢！青苗法还在酝酿的时候就已经逼走了韩琦、富弼等一批庆历老臣，实施时就更是举朝反对。
　　无论如何损害民生，只要有人能从中获得利益，千难万险也会有人去干。结果，只要说青苗法好，无论资历、能力、品德，王安石都本着“人言不足恤”的原则火箭式提拔（更新天下之务，而宿望旧人议论不协，荆公遂选用新进）——不但没有解决冗官问题，反而任命了一批新人。
　　——吕惠卿是变法运动中的二号人物，此人在王安石推荐下成为参知政事，进入朝堂中枢之后只做一件事：以种种理由打击、排挤王安石本人，是王安石两次被罢相的直接始作俑者。
　　——邓绾本是宁州通判，熙宁三年（1070年）上书大颂新法，王安石随即将之提拔为集贤院校理。由于这条当官的路子实在令人不齿，邓绾经常成为同年、同乡的笑料，邓绾真有唾面自干的定力，面对耻笑他只留下一句遗臭万年的名言：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这样一来，封建官僚可就不止是“冗官”那么简单了。
　　在中国古代，王安石这种提拔干部的方法有个专有名词：幸进，意思是说某人凭着某一件事、一句话、一篇文章骤然升迁高位。
　　幸进之人是人，是人就会有贪、嗔、痴，是人就会是经济学上的“理性人”，儒学造诣并不能抹掉他们身上的贪财底色。现在，幸进之人不仅是“理性人”，还是“皇权—封建官僚—小农”框架中的封建官僚，对理性的封建官僚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充实朝廷府库，而是扩大自己的土地、充实自己的钱包，因为这些人原本就没有土地、没有金钱。
　　王安石纵有万千治国情怀，又怎能挡住天下熙熙攘攘的利来利往？西汉年间的“皇权—封建官僚—小农”框架中的千年魔咒再现北宋：国家需要集中资源对抗外敌，一旦封建官僚形成势力，又会在瞬间吸干生民膏血。
　　据《宋会要》记载，青苗法实行初期五户、十户联保，如果有人不还钱，保户连坐。问题是，青苗法针对所有人，乡村无赖、地痞、流氓也在户籍上。这些人是从来不用还钱的——向这种人收钱很费事，搞不好会他们会对封建官僚打闷棍、撒石灰、背后捅刀子……
　　如果这笔钱转嫁到正常人头上，危险系数就小多了！如果能利用这些地痞无赖实施青苗法，效果一定会更好！
　　熙宁三年，朝廷开始推行“保甲法”，各地县衙开始把青苗钱分给保长、甲正，由这些人自主决定把钱发给谁、收多少利息。所谓“保长”、“甲正”恰恰就是那些赖账不还、让别人顶缸的地痞、流氓以及无赖——不是无赖谁又能当得了这个差？
　　衙门搂钱总要犹抱琵琶半遮面，毕竟端朝廷饭碗的人都是体面人，不能为了几文钱赤膊上阵。
　　保长、甲正却可以什么脸都不要、就要钱！衙门直接分配青苗钱，起码还是能看到本金的。青苗钱到了保长、甲正手里，人们突然发现，所谓青苗钱不过只是每年向这些地痞流氓缴两次利息钱，本金是想都不要想的——他们彻底撕下了王安石的遮羞布，把青苗法变成赤裸裸的利益之争！
　　什么，没有钱？
　　没钱也可以，把土地拿来！
　　要想逃避青苗法、要想不借钱，只有一个方法：散尽家财、把土地典押给官僚和地痞流氓，自己则沦为客户（或直接逃亡）。
　　西汉年间汉武帝尽敛天下之财，不知杀掉了多少大员，对地方豪强更是采用了“迁涉”的极端办法。现在，王安石不但培养封建官僚，甚至借助豪强势力，放任封建官僚与地方豪强合而为一。
　　在中国古代史中，对黎民百姓最有伤害力的不是皇帝、不是封建官僚、不是豪强，而是官、商、豪强合一的“官家豪强”——他们有暴力手段、他们丝毫不讲规矩、他们贪婪毫无止境。汉武帝之后，西汉帝国经历了平、成、顺、哀四代帝王才形成了“官家豪强”；王安石治下，这一历程仅仅用了几十年。
　　《水浒传》描写的是徽宗年间的故事，徽宗年间的社会结构形成于熙宁年间。水泊梁山便是典型的官家豪强：封建官僚+土匪，又以封建官僚为主。梁山一百单八将都是些什么人，大家只要数一数就知道了：除了做人肉馅包子的黑店老板娘、下蒙汗药的阮小二，大部分人都是有朝廷官职的，县衙押司（宋江）、兵马指挥使（呼延灼）、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县衙都头（武松）、提辖（鲁智深）、知寨（花荣），最牛的是柴进，居然是后周皇室之后，家里还有太祖颁发的免死丹书铁契。
　　“封建官府+地痞流氓”就能替天行道了？
　　施耐庵脑壳坏掉了，还是封建王朝的天道本就如此？
　　施耐庵的脑壳当然没有坏掉，《水浒传》也远比书中的打打杀杀更耐人寻味，宋江不是及时雨吗，下雨很及时，却都送到了江里；吴用不是智多星吗，足智多谋却没有任何用处……
　　最有趣的，对水泊梁山威胁最大的既不是禁军、也不是厢军，而是跟他们一样的官家豪强，祝家庄、王家庄、李家庄。水泊梁山是一群中枢朝堂都无能为力的土匪，一群财主却能组织人马与之对抗——这绝不再是简单的土匪或者豪强，而是更有势力的“官家豪强”。
　　短短数年间，北宋王朝不仅出现了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官家豪强更是四处开花，“仁宗限田令”几十年的成果在数年之间就毁于一旦！
　　熙宁三年，青苗法颁布后仅一年，《宋会要》就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两幕景象。
　　——一小撮封建官僚的宅邸田园广连阡陌、食品穷尽天下珍馐；他们又喜新厌旧，衣食住行月异而岁殊；如果钱不够花了，就假托为朝廷敛财之名，尽取民间膏血（株株寸寸而聚之）……
　　——绝大部分人被夺走土地、田宅，为凑齐青苗钱，人们最后只得贱卖赖以为生的粟米，就连娇儿妻女在市场上也已经不值一缗钱；乡村已经成断壁残垣，无赖仍旧假借青苗钱之名横行乡里，即使亲若父兄也不放过……
　　王安石并非不知道这些事情，对此，他的评价是：天有阴晴，升斗小民几句抱怨，岂能撼我新法（岂足顾也）？土地兼并是自古皆然的道理，秦嬴政能兼并六国，尚不能遏制土地兼并，况我朝积贫积弱？封建官僚虽富连阡陌，但是，他们同样也是北宋子民，焉能无故禁其土？
　　司马光也知道这些事情，对此，他的评价只是重复了自己的那句话：天地之产有常，有人极其奢华、就必然有人极其贫困；秦皇汉武竭天下之力以奉一身，青苗法却竭天下之财供一批封建官僚，后者的结局只能是更糟！
　　青苗法II：皇帝的新装
　　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王安石的并不是司马光，而是当年写《辨奸论》的苏洵。
　　熙宁二年（1069年）九月，青苗法实施当月，苏洵就上书指名道姓反对王安石和青苗法：青苗法是一种变相税收，钱财“在官何若在民”；城郭财富分配不均确实会导致土地兼并，只要官府不插手，人间贫富总有变数，一个人、一个家族的才能不可能永远冠绝于世。倘若官家插手，财富就只有一个流向——封建官僚，而且过程不可逆！
　　最后，苏洵还预言了靖康之耻：天下有事，当何以处之？
　　结果：奏折被王安石“留中”（扣住不给皇帝）。
　　与苏洵相比，司马光反对王安石的方式其实相当温和。
　　王安石与司马光曾经是同事，二人也曾因文学造诣而惺惺相惜，司马光希望能私下劝阻王安石。于是，他给王安石写了三封信，提醒这位昔日的同事：所谓青苗法根本就是变相敛财苛政，宰辅之臣千万不能把目光凝聚在搂钱上（大讲财利），介甫（王安石字介甫）若亲见父子离散之惨状，当知亡秦之迹已现！
　　书信向来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只是朋友之间的正常沟通，司马光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规劝王安石。
　　对这种善意的提醒，王安石不但不买账，反而当众大骂司马光的书信是以文邀名，后来发展到逢人就骂。随着铁腕宰相的骂声，司马光的来信内容被公诸于众，成为茶楼酒肆的话题：青苗法使得“贫者既尽，富者亦贫”，十年之后，天下将再无富人，到时候朝廷又去哪里收取租赋呢？
　　在明朝那部分我们会提到，宦官王振、魏忠贤曾经一度把持了朝政，这几个文盲、人渣采用简单而粗暴的手段控制朝臣，设立了臭名昭著的“东厂”、“西厂”，罗织罪名陷害大臣、逮捕任何敢当众非议他们的人。我想告诉大家，干出如此坏事的不一定只有那些死太监，还有对皇帝自诩周公的王安石！
　　王安石认为，要想推行变法大计，朝堂之上就一定不能有异声！
　　秀州判官李定是王安石的学生，所谓判官，就是州级衙门里一个有职无权的文员，职级是从六品。不知找了一个什么理由，李定来京拜见老师，他对王安石说：有人提醒我不要在朝堂上言论新法得失，以免惹祸上身，我只知道据实而言，不知道谈论新法好处对我有害。这句话深得王安石赏识，一纸令下，李定立刻升迁为谏台御史中丞——从二品。
　　谏台御史中丞的作用是控制言路，此前大宋王朝从未有宰相直接任命言官首领的先例。吏部对这道命令的回应是：不起草任命文件，因为，言路一旦被宰相控制，就无人再可制约相权。
　　王安石的回应是，罢黜吏部一切敢于反对李定任命的人、罢黜一切在台谏不与李定合作的人！
　　李定果然没有让王安石失望，到任后，立即搜集韩琦、吕公著、欧阳修等新法反对者的黑材料，手段更是无所不用其极——甚至诬陷欧阳修与儿媳有染！
　　数月之间，台谏旧人去之一空。
　　韩琦在离开台谏之前对神宗说：反对新法的人都曾经是庆历新政的推动者，也是仁宗朝的柱石之臣，现在大家在一夜之间都变成了奸邪之人，天下岂有这个道理？自古圣王治国，收税也必须为百姓留足衣食住行，即使苛政敛财也不过是靠盐、茶、酒专卖，从来没听说过有皇帝靠高利贷就能富国强兵。
　　控制了高官，还有百姓，坊间也不能随意讨论新法的坏处。
　　王安石对百姓的手段就简单多了，也粗暴多了。为控制街头巷议，王安石直接下令开封府尹派出差役乔装成平民，让他们去街头游荡——不是为了维护治安，而是要逮捕一切敢于公开谈论新法的平民——道路以目、天下人敢怒而不敢言！
　　桩桩件件、历历在目，平生之迹犹应可循，有了一件皇帝新装，就能改变聚敛天下之财的事实吗？
　　吹鼓手可以吹嘘皇帝新装多漂亮，却不能富足天下黎庶：一面对地痞无赖屡颁赦令，一面丝毫不怜恤转死沟壑的贫民；一面以所谓“新学”标榜新法好处，一面从不考虑民生愁苦；一面在朝堂寻找旧党点滴过错，一面从不诛锄奸暴……
　　莫非新法就是让“九土之民，如在汤火”？如此，司马光才在朝堂之上咆哮：举国皆贫民、国家反而富强，岂不是亘古未有的奇闻！
　　司马光是鸿篇巨著《资治通鉴》的作者，不要说当时的北宋，就是后世千年中国的社会经济运行规律也已尽在其中，至今无出其右！司马光从一开始就不遗余力地反对王安石，智慧正是源自对历史脉搏的精确把握，他这样对宋神宗评价新法：治理天下如同修补一间宫殿，要拆梁换柱就必须有巧匠和良材，现在既没有巧匠、也没有适合的材料，反倒有一批人要拿走宫殿的材料，那么，这间宫殿很快就连普通风雨都不能庇护了。
　　司马光知道，北宋王朝最大的危机并不在于契丹、西夏，而在于那批拆走宫殿的封建官僚。这些人可以为一己之道废弃惠及天下人的善政、为一己之财遮挡天下人的财路、为一己之名罔顾天下人的生命，结果，天下之道不免于蔽、天下之财不免于亡、天下之名不免于辱！天下本没有绿林、黄巾、黑山之徒，他们都曾经是疲于奔命的小民！封建官僚一面高喊“重农抑商”、一面成为获利最大的“官商”，断绝天下人财，天下人又焉能不揭竿而起？
　　流民图
　　也许是听了司马光的话有所悟，也许是为了调和新党与旧党的矛盾，也许是为制衡王安石的权力，神宗下令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要求司马光协助王安石修订新法条款。
　　司马光的回应是：一日不罢黜新法、一日不在朝为官，冰炭岂能同炉？宋神宗慨叹：无论别人如何辱骂司马光，能坚辞副枢密使的，仅此一人而已！
　　神宗可以慨叹司马光高风亮节，王安石却不这么想：不是说冰炭不能同炉吗？那么，我是风儿你是沙，我来送你去天涯！
　　在王安石授意下，司马光被外放陕西永兴——让一个书生上了西夏前线。幸亏当时北宋和西夏没有大规模开战，否则，我们极有可能见不到今天的《资治通鉴》。熙宁四年（1071年）四月，远在永兴的司马光挂冠而去，声称自己从此“绝口不论时事”，回到西京洛阳专心撰写《资治通鉴》。
　　王安石终于搬开了一块最大的绊脚石，新法真的为朝廷搂了很多钱。熙宁四年北宋王朝的岁入比熙宁元年翻了一倍，此后年年创新高，到熙宁六年（1073年）前后约为熙宁元年的五倍，仅青苗钱一项就足抵熙宁元年的所有岁入。
　　神宗用这笔钱干什么了呢？
　　答：重建“封桩库”。
　　封桩库始建于宋太祖年间，朝廷每年拨出一笔钱专用于赎买燕云十六州。随着宋辽两国订立澶渊之盟，封桩库早就名存实亡了。
　　熙宁六年开始，神宗重建封桩库，此后每年青苗钱的一半要储存在封桩库，后在丰宁元年又要求新法中“市易法”收入一半收归封桩、青苗钱全部收归封桩。南宋年间的史学家洪迈曾这样形容封桩库：神宗愤恨狄夷，共建五十二库以平之，皆存满金钱，有了这些钱，即使二十年不收赋税，亦足天下所需。
　　正税之外，仅封桩库一项就聚敛二十年朝堂之需，这得是多少生民之血！
　　对此，就连王安石也数次上书要求罢黜封桩库，神宗的答复却是：敛财的目标就是积攒财富，不积攒起来就违反了“理财”的本意。
　　神宗积攒财富的目标是什么呢？
　　答：对西夏用兵。
　　仁宗庆历年间北宋与西夏议和，此后数十年间虽然双方冲突不断，却都是西夏土匪与北宋豪强之间的乡间械斗，再未升级为两国战争。现在，神宗重建封桩库，要彻底制服这个已经与北宋王朝称兄道弟数十年的异族帝国——西夏。
　　熙宁六年，宋神宗开始对西夏用兵。开始的时候确实是北宋占有绝对优势，后来沈括（《梦溪笔谈》的作者）等人指挥失当，北宋二十万军队在永乐新城（司马光曾经是这里的地方官）全军覆灭。
　　自此，双方进入相持阶段，常年征战又劳而无功，北宋为战争花费的钱财无法计算，全国范围开始出现大规模的流民暴动：从熙宁六年到神宗驾崩，北宋一共发生了二十五次兵变，河北、京东、淮南、福建等路不断有流民起事，王朝真的陷入一片风雨飘摇之中……
　　除了宋神宗和那些试图在社会动荡中得利的所谓新党，无论皇族、旧党还是老百姓都对攻打西夏没什么兴趣。熙宁七年（1074年），皇族纠集旧党开始了新一轮的斗争，旧党之中有一个人，名字叫做郑侠。
　　郑侠，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进士，曾与王安石同在地方任职，是王安石当年的莫逆之交。王安石入主中枢以来，数次劝说这位当年的好友入朝为官，但是，郑侠非常不识相，根本就不买宰相的账。不仅从一开始就反对新法，还不断上书要求罢黜自己当年这位知交。
　　由于不断要求罢免当朝宰相，直到熙宁七年，郑侠仍旧只是一个监安上门（京城的看门大爷头儿）。
　　熙宁七年二月，郑侠终于完成了北宋美术史上的一项伟大作品——《流民图》。然后，郑侠把这份长达两轴的《流民图》（附送一份奏折《论新法进流民图疏》）上陈枢密院。
　　结果，《流民图》和奏折被王安石留中扣住。
　　在王安石族亲王安上（叔伯兄弟、新法反对者）的支持和直接帮助下，郑侠拿回了图画和奏折，以机密军事为由再次上书。
　　熙宁七年三月二十六日，这份图画和奏疏终于落到神宗手中。
　　《流民图》原画早已在尘封的历史中湮灭，今人只能在宋代刻板中一窥当年那场惨剧。据南宋年间成书的《南游记旧》中给出的图形，《流民图》共描绘了近百人，有行乞的老者、有卧在路边的饿殍、有挖草根的儿童、有背着孩子流浪的妇人，还有一个官吏在用鞭子抽打一个衣不蔽体的少女。
　　这些人或三五人、或三五十人，皆无法纳齐青苗钱，不得不卖房拆屋，所剩家财不过一只破锅、一只破碗，带着这些残存的家当成为流民……从画工来看，这张画还远称不上技艺精湛，只不过，茅棚侧老树半枯、天幕下哀鸿遍野，景象实在令人触目惊心。
　　《神宗实录》记载，神宗拿起《流民图》的时候已经过了午夜，神宗以为是边镇战报，连忙打开观看，启封后见“饥民累累然莫测，继知为谏疏”。一个晚上，神宗都在反反复复看这幅画、不停长吁短叹、一夜无眠（长吁数四，袖以入。是夕，寝不能寐）。
　　第二天，在太后、皇后的规劝下，神宗登上皇城外墙，发现汴京已经从《清明上河图》真的变成了《流民图》！再数天后，神宗向群臣展示了郑侠的《流民图》，不可一世的王安石终于俯拜在地，罢相后出知江宁。
　　宋神宗：王安石相位可罢，新法不可停！
　　王安石罢相后三天，神宗下诏：我对先王的法令做了更改，时人受益、泽被后世，尽管很多小吏在推行新法过程中使新法走样，但是，天下大政的决断权在我，新法断不可废！郑侠也因为揭开皇帝的新装而获罪，被以“擅发马递，欺蒙皇上”的罪名发配岭南之地。
　　文过饰非，自己穿着皇帝新装，宋神宗，你自己真的不知道吗？
　　王安石罢相后，变法派的二号人物吕惠卿如愿以偿成为宰相——此人的能力还不如王安石。吕惠卿认为：既然青苗法搂钱费时、费力、费神，还造成这么大麻烦，直接制造货币岂不是更省事？
　　我们在前几节中提到过“盐钞”，熙宁年间“盐钞”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成为一种比交子更重要的纸币。吕惠卿拿出来的敛财方法就是直接增印盐钞，即所谓“空券”。熙宁七年末，陕西路军队开始收到这些毫无实物准备的“空券”，用于军队购买军粮、支付军饷。
　　加印钞票敛财，这个方法其实很好。
　　问题是，吕惠卿也是一个穿着皇帝新装的人：既要敛财，又要名标青史。为了显示自己的大公无私，吕惠卿居然给“空券”单独造了一个刻板。
　　如果空券跟盐钞一个刻板，起码钞票外表看起来还是一样的，无人能分辨出朝廷到底有多少亏空、究竟多印了多少盐钞、手中的盐钞是不是没有食盐做准备。现在，“空券”的名字就告诉所有人：这是没有准备的盐钞，极有可能兑付不到食盐。
　　还敢单独做一个刻板，还敢起名就叫“空券”，想骗人还把自己老底露出来？如此一来，等于明白无误地提醒所有人，空券是丝毫没有准备的纸币，有可能一文不值。
　　就这还想1∶1兑换盐钞？
　　空券上市之日即贬值90%，陕西路前线的军队根本无法以“空券”买到足够的军需物资。仅历数月，永兴军转运司就上陈：空券在当地已无法使用，贬值幅度已高达1：17，为今之计只有先向附近州县商借三十万缗硬通货以应军需。
　　我没有查到“空券”的发行数量，只能告诉大家，为维持盐钞信誉，神宗、吕惠卿最终全额兑付了这些“空券”，看起来“空券”的发行量应该不是很大。
　　吕惠卿，您搂钱的能力不行啊！
　　熙宁八年（1075年）十一月，王安石复相。
　　当年向小农搂钱，失败了；经过认真总结经验，王安石改变了搂钱的方向，搂钱的对象从小农改为大商人，变法的重点从“青苗法”改为“市易法”。
　　所谓“市易法”跟“青苗法”的本质一样，还是放贷款，说起来也简单：在大城市，商人可以用货物抵押向府衙贷款；鉴于青苗法的悲剧，官府这一次只收取年息二分，而且明令禁止强行向商人配给市易钱。与青苗法相比，市易法听来靠谱多了：利息确实很低、没有强行分配……
　　北宋商人似乎也看出其中玄机，于是，他们经常把滞销商品抵给衙门，官府手里的东西压根就不足以抵偿“市易钱”本金。
　　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市易法最后的执行结果是，这些滞销商品最后不但卖出去了，还都卖了高价。既然由朝廷来卖，为了确保这些东西能卖出去，从此私商就不准再做这种买卖，这些东西官府一天卖不出去，商人就一天不能做生意，至于官府卖到什么价格，那就不是私商能干涉的事情了——只有高价卖出这些不良资产，才能保证“国用饶”！
　　也许您已经想到——市易法就是官营垄断性商业、手工业！市易法一出，天下人将再无利可循！
　　最后，就连新法的支持者曾布也面陈神宗：市易司（市易法执行机构）是一个亦官、亦商、亦盗的机构，一批吃官俸的人怎么可能包罗世间万象？如此恶政即使秦汉末世也闻所未闻，堂堂官府居然去跟贩夫走卒争利，后人论史论事，我们岂不贻笑大方？
　　连曾布都看不过去的事情，其实正是王安石的本意：但凡手工业者必定以奇技淫巧诱骗天下之人，商人则以利诱天下黔首舍本逐末，这样的人怎么能在我大宋王朝立足？只要让手工业、商业无利可图，让商人、手工业者受到重罚，他们自然会回到土地上（趋田亩）。
　　此时，人们真的还能“趋田亩”吗？
　　熙丰变法六年来，各地官僚已经获得了实权，也拥有了剥夺财富的能力。与历代一样，一旦社会被“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框架控制，封建官僚就会肆无忌惮进行土地兼并，瞬间就能吸干整个帝国的财富，土地早就尽在彀中了。据《宋会要》记载，熙宁八年，封建官僚私人控制的土地已经占全国土地的70%，剩下的30%还有相当一部分控制在寺庙手中，结果：一小撮人田产连郡邑，天下人再无片瓦栖身。
　　熙宁八年，变法派二号人物吕惠卿的丑闻被公诸于世：这位以变法为己任的人在华亭县向富人乱集资，聚敛五百万钱用于购买当地富人土地；事情暴露后，吕惠卿又指使华亭县令逮捕当地富人入狱，企图隐瞒真相。最终，吕惠卿获罪出知陈州，变法派内部出现了大分裂，神宗也不再信任王安石。
　　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复相不足一年就被再次罢黜，此后赋闲于金陵，生前再未回到朝堂中枢。
　　1077年，宋神宗改元元丰，依然我行我素推行新法，所以，我们通常所说的“王安石变法”在历代史书中被称为“熙丰变法”。熙丰变法持续了十八年，司马光后来这样评价变法的结果：王朝中产以上的富户已经全部是封建官僚，天下之财被涤荡殆尽，流民中的羸弱者辗转死于沟壑，强壮者则啸聚山林成为盗匪……
　　元丰七年（1084年），神宗在弥留之际指定司马光为太子老师，实际上承认了熙丰变法的失败。他把希望寄托在太子身上，希望自己的继承人能在司马光辅佐下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
　　（宋哲宗—宋徽宗）
　　经历了熙丰变法、元祐更化、绍述之争，北宋王朝官家豪强势力早已长成，对资源的控制能力已经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宋徽宗和蔡京所谓的“丰亨豫大”是在完全缺乏契约、产权、法律约束的前提下推行投资、消费政策，投资的是皇室、花钱的是封建官僚，而赚钱的只有官商。
　　青苗已死
　　元丰八年（1085年），年仅三十八岁的宋神宗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宋神宗的一生是短暂的一生、折腾的一生，可以概括为如下四个关键词：兴党争、搂钱财、吃败仗、争皇储。结果倒是很直接，“新党”成为不折不扣的官家豪强，北宋王朝再次出现大规模土地兼并，无数裸行草食的流民在广袤的中原大地上游荡。
　　宋神宗死后，八岁的太子赵煦登基，是为宋哲宗，并由祖母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历代史籍将之誉为“女中尧舜”，临朝后立即罢黜了新党宰相蔡确、拜风烛残年的司马光为相，开始了历时八年的“元祐更化”。
　　熙丰变法持续了十八年，十八年间新党已遍及朝堂各个要津，官家豪强更是积累了数不尽的财富。
　　那么，纠正十八年来的偏差又需要多少时间？
　　答：只争朝夕。
　　也许司马光自知去日无多，也许隐忍了近二十年的司马光已经失去了耐心，也许司马光求治之心过切……
　　复相后的司马光再也没有展现出昔日的宽容与大度，立即对新法打出一连串致命的组合拳——《乞去新法之病民伤国者疏》，请高太后罢黜“保甲法”、罢黜“免役法”、罢黜“市易法”、罢黜“将官法”……
　　几乎罢黜了所有新法，惟独没有罢黜青苗法！
　　司马光太老了，把青苗法给忘记了……
　　关于这个极不靠谱的答案，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是我在这里痴人说梦。因为，这不仅是官方给出的标准答案，一度也曾在坊间相当流行，它出自元朝所修《宋史》、明末清初王夫之的《宋论》。也许历代史家不愿相信，反对王安石的旗手司马光居然也推行青苗法，也变成了一个聚敛之臣！
　　司马光的政治睿智当然是无与伦比的，他明白，要想尽废新法，只能拉住一大片、打击一小撮，不能全盘打击所有新党。
　　建立同盟者，封赏官职是最好的办法！
　　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为相数月后，北宋朝堂之上的三品以上大员居然达到二千八百余人，七品以上官员更是多达一万三千余人，远远超过了元丰年间。
　　其实，糟糕之处并不在于朝廷增加了这么多官员。
　　无论新党、旧党，如果具体到每一个人，不一定就是见钱眼开的主儿；他们久历枢廷，远比普通人对时局有着更精准的判断；在四书五经熏陶下，他们甚至真的怀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情怀，也恨不得“玉宇澄清万里埃”！
　　封建官僚之所以可怕，并不是因为搂钱财、抢土地、搞女人……而是因为他们手中有权力，有权力支配相当一部分社会资源，有权力按照自己意志支配相当一部分社会资源。即使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无论多么美好的初衷，封建官僚主导经济的本质永远只有一个：以封建官僚的个人意志替代真正的市场，尽最大可能花最多的钱、办最大的事——那些钱本来应该由每一个黎庶决定如何花、如何用，又如何赚！
　　有了这么多官，当然就要花这么多的钱！
　　司马光上台不足一年，元祐元年三月，户部侍郎苏轼就这样评价当时的财政状况：户部正在编纂近年来的往来账目，今年朝廷每年收到的钱谷、锦帛根本不足以支撑今年的支出，现在不足半年，国库所见之处均已空空如也！
　　怎么办？
　　答：青苗法！
　　元祐元年（1086年）元月，向来以反对青苗法著称的司马光居然亲自签署了一份文件，要求各州、道、府、县高度重视青苗法工作，务求在春耕之前及时下拨“义仓”（青苗钱的变种）给升斗小民，利息仍为二分。对此，司马光还亲自向高太后解释：神宗朝青苗法的本意是利民，只是青苗法为奸邪小吏所用；现在，朝廷已经知晓其中弊端，此后青苗法不再强行配给，官府只向自愿借款的人放贷。
　　复行青苗法当月，熙丰变法的主导者王安石病逝于江宁，年六十六岁。
　　王安石生前最大的“功绩”并不在于颁布了多少“新法”，而在于抛开“科举帮”，自行任用了一批起自草莽的“奸邪小吏”，就连王安石本人都将之痛斥为“不才、苟简、贪鄙之人”。这些人丝毫不懂道义，干坏事的时候连“星宿老仙扬威中原颂”也懒得唱，据宋代笔记小说记载，他们根本不讲法令、不事诉讼，早晨起来就开始讨论青苗钱的本息，日上三竿还在核对借款合同，日影西斜又在盘算今天究竟赚到了多少钱，鸡鸣五更还在整理账簿。
　　王安石虽死，这些人犹生！
　　这是一个极具寄生性、腐朽性、暴力性的封建统治集团，亦官、亦商、亦匪。有什么样的封建官僚，就会有什么样的王朝经济，治国之道，民为重、君为轻，但是，官为本！
　　——五月，户部侍郎苏轼上《乞不给散青苗钱解状》，生动地再现了当时黎庶为青苗钱所害的惨状：农人只有在某一天才能在县衙领取到青苗钱，但是，县令在县衙门口大摆宴席，农人刚出县衙就被拖到酒席上吃酒——吃酒是要钱的！农人吃完酒席，发现自己的青苗钱刚刚够付酒钱……此臣亲眼所见！
　　——强迫高消费还是好的，好歹农人也算是吃了一顿酒席。元祐年间的笔记小说记载县令如此创新青苗法：县令约定某一个时点让农人领取青苗钱，同时在县衙门口摆了一个戏台，衙役就站在农人出门的必经之路上，见到出门的农人就强行拉到戏台下面听戏——听戏也是要钱的！
　　时人这样评价当时的青苗法：熙宁、元丰年间“青苗”害民，但起码要到秋收以后才被迫变卖田宅妻女，丰收年景很多人家或能得以幸存；今天，农人自领到青苗钱之后就两手空空，要么投河、要么上吊，所谓“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
　　史称，司马光见到苏轼等人的奏折后“始大悟”，立即上奏自劾。元祐元年八月，青苗法被正式废黜。
　　次月，司马光病逝于汴京，年六十八岁。
　　大家一定知道，在十字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只要有一个人闯红灯，就会有很多人跟着闯红灯；而习惯于闯红灯的人如果看到其他人都在等待，也会遵守交通规则。这并不是某人道德素质突然增高或降低，这种现象在金融学上叫“从众利己”，人们总以为大多数人都在做的一定是对的，也就会按照大多数人的方式投资——结果必然赔钱——赚钱的永远是少数人。
　　过去，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所限，旧党士大夫不会也不屑于借手中权力肆无忌惮地掠夺财富；现在，有了新党“奸邪小吏”做榜样，为什么他们能干，我们就不能干？
　　何况，搂到钱确实能过很好的生活，多赚点钱总是好的，挺现实的一个目标。司马光死后，旧党开始和“奸邪小吏”一样不遗余力地攫取权力，新旧之争完全沦为权力之争的工具，封建官僚如探囊取物般攫夺着天下权力，天下之财成为任人瓜分的盛宴，手段更是无所不用其极！
　　——文彦博曾是仁、英、神、哲四朝老臣，熙丰年间也是司马光最坚定的支持者。元祐朝八年间，年迈的文彦博四处奔走为儿孙谋求官位：几个儿子先后成为同州知州、光禄少卿、右司员外郎；几个孙子先后做到候寺监丞、少府监丞的位置；就连几个女婿、孙女婿也都安插到管工程的部门都水监丞、管钱财的部门监商税院。
　　——为打击新党，旧党炮制了“车盖亭诗案”。这是宋史中最著名的文字狱，新党领袖蔡确在发配路上写下了“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的诗句。诗中所提到的“郝甑山”是唐高宗上元年间的一位大臣，曾上书唐高宗反对武则天。旧党借题发挥，说蔡确含沙射影说当朝高太后是武则天。最终，蔡确因言获罪，被改为发配岭南，不久死在那里。
　　——旧党居然列出了一个榜单，将王安石、吕惠卿、蔡确等九十人列为奸党，并张榜在朝堂公布。对此，旧党领袖范纯仁（范仲淹之子）担忧地说：新旧两党已经争斗数十年，开此先河，我辈恐均不能幸免。
　　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去世，范纯仁的预言不幸成为现实。刚刚亲政的宋哲宗立即改元“绍圣”，意为尊宋神宗变法为“圣”，此后，宋哲宗尽黜旧党、启用新党。大宋王朝，本来就被旧党由着性子折腾了八年，新党上台之后立即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打击报复之上，至于青苗法，根本无人顾及。
　　——正牌“旧党”司马光被追夺一切勋爵，所有著作一律焚毁，如果不是皇后出面干预，几乎被暴骨鞭尸。宋神宗曾亲为《资治通鉴》做序，面对前来焚毁刻板的新党，旧党指着刻版上的宋神宗序言质问，你们难道连先帝的手迹也要毁掉吗？如果不是这样，我们今天很有可能看不到《资治通鉴》。
　　——冒牌“旧党”苏轼被弄去岭南常年吃荔枝，而这位所谓的旧党，曾在元祐年间为保留雇役法当面大骂司马光为司马牛！无奈之下，苏轼安心去岭南吃荔枝去了，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新党居然也如法炮制了一份“元祐党人”名单，并将这份名单刻在石碑上，称之为“元祐党人碑”。
　　新党干了这么多“大事”，惟独没人有兴趣恢复青苗法。因为，他们很快就有了一个新的领军人物，与这位新人相比，王安石的“青苗法”根本上不了台面。
　　这个人的名字叫蔡京。
　　《易经》里的凯恩斯主义
　　一个人的生命基本不会超过一百年，去掉天真烂漫的孩提时代、耳聋眼花的耄耋之年，能建功立业的时间不过四五十年。短短四五十年的生命，无论名垂青史或者遗臭万年，任何人想在史书上留下一笔都是一件难度极大的事情，皇帝也不例外。
　　无疑，宋徽宗赵佶实现了这个目标。
　　赵佶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有名，不仅仅是因为他和李师师的风流艳史，甚至不仅是因为他冠绝古今的瘦金体，更是由于徽宗朝经济金融政策的起伏跌宕。宋徽宗长于书法，却不擅于经济金融，徽宗朝所有经济政策的背后都有另一位书画天才的影子，就是北宋末年“六贼”之首的蔡京。
　　蔡京，王安石门生（王安石的门生、朋友基本都被《宋史》列入奸臣传），熙宁三年进士。神宗、哲宗两朝，蔡京在新旧两党之间游刃有余，无论新党、旧党都认可他的能力，对他的人品也没什么恶感。蔡京是王安石的学生，王安石曾在神宗面前推荐他为自己的继承人；如此新党，司马光对他的评价是：如人人都能像蔡京一样尽心尽力，何愁天下不治？
　　崇宁元年（1102年）蔡京拜相可谓是众望所归，人们认为蔡京一旦登上相位，所作所为将让天下人拭目，就连宋徽宗自己也这么想（庶几成一代之业，以诏万世）。
　　徽宗朝，这位政治智慧与艺术天赋齐飞的人先后四度为相，二十年间所作所为足以名标史册（恶名）。王安石、蔡京师徒相承，只是蔡京结局比王安石更为凄惨，不仅父子、兄弟反目成仇，自己也身败名裂、客死街头。《宋史》对他的评价是“卒致宗社之祸，虽谴死道路，天下犹以不正典刑为恨”。
　　杀了你，都不解恨！
　　如果让我评价蔡京，可以这样说：此人是一个天才，不仅是书画天才，也是一个经济学天才、一个错位的经济学天才！当代，人们将凯恩斯誉为“当代经济学之父”。在中国，这套东西古已有之，其缔造者和实践者之一就是这位臭名昭著的蔡京，据蔡京本人说，他的经济学思想渊源来自《易经》。
　　《易经》中有这样的卦辞：“丰亨，王假之；豫大有得，志大行也。”人们这样解释“丰、亨、豫、大”：王者在最盛之时，应当一切都崇尚盛大，不必过分忧虑财货不丰，应当顺天理而动，王德自然如日行中天般地普照天下。
　　根据“丰、亨、豫、大”卦辞，蔡京独创出一套前无古人、后有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大家只有尽量花钱，才能迅速生产财富，天下如果有一个人舍不得花钱，就会有很多人没钱赚，如果所有人都舍不得花钱，天下人就都没钱赚。一千年后，凯恩斯重复了蔡京的理论：经济萧条的时候，政府要扩大财政赤字，以国家的力量扩建工程、完善公共设施，让人们赚到钱，这样就能刺激经济尽快繁荣！否则，没人消费，生产者就赚不到钱；赚不到钱，生产者就会压缩生产；压缩生产，就会产生更多失业；更多人失业，就会进一步压缩消费，然后就是经济危机。
　　根据“丰、亨、豫、大”理论，蔡京提出了自己的施政纲领，看起来跟后来凯恩斯的财政扩张政策也差不多：作为皇帝，宋徽宗要第一个带头舍得花钱，皇室和各级官衙要修造官衙、水渠、宫室、园囿，流民有钱赚就不会是流氓、流民有饭吃也不会去无事生非，天下承府库就会越来越充盈，此所谓“丰、亨”；皇帝宫室、百官官衙、百姓住房才会越来越宽阔，所谓“豫、大”！
　　如此，天下可定！
　　蔡京这套理论听起来还是挺靠谱的，跟凯恩斯一样，两者都在阐述一个逻辑：刺激消费、拉动经济。
　　然而，史实告诉我们，在“丰、亨、豫、大”指导下，北宋最终走上了亡国之路。
　　蔡京错在哪儿了呢？
　　西方经济学告诉我们，在没有达到潜在的增长速度之前，政府可以加大投资、刺激消费，以促进经济增长；西方经济学没告诉我们，所谓“凯恩斯主义”是有前提的：以投资刺激经济，所有市场参与者必须身处规范的市场，有明确的交易规范、有效的法律制度，并且不能存在一个垄断一切资源的强势主体。
　　一句话：投资和消费都是对的，关键要看谁投资、谁消费，在什么时候投资、又在什么时候消费。
　　我们说过，经历了熙丰变法、元祐更化、绍述之争，北宋王朝官家豪强势力早已长成，对资源的控制能力已经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所谓“丰亨豫大”是在完全缺乏契约、产权、法律约束的前提下推行投资、消费政策，从经济理性角度考虑，封建官僚将按照权力大小分配资源：投资的是皇室、花钱的是封建官僚，而赚钱的只有官商。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位纵情山水、画工、书法、妓馆的皇帝，还有《水浒传》里的生辰纲、花石纲！
　　在《中国古代汉语词典》中，“纲”指代成批运送的货物，所谓“生辰纲”就是各地封建官吏借皇帝生日之际成批向宋徽宗行贿；这位艺术天才还喜欢奇石，于是又有了“花石纲”。
　　太湖之上曾有一块奇石，长四百余丈、宽两丈，石材玲珑剔透、宛若天成，中唐年间白居易曾亲手在石上栽下一棵树苗。四百年后，树苗已成参天巨木，地方官居然忽发奇想，要将巨石连同大树一起献给宋徽宗！巨石运抵京城汴梁的时候，总计花费了八千万缗钱，相当于一户中产之家二百年的收入！
　　这只是一块石头，一户中产之家二百年收入也断送不了北宋王朝。可怕的是那些出主意的封建官僚。
　　从广大北宋人民住房情况来看，富裕人家一般会住独门独院，院子里偶尔也会有些石头、假山……只要这家人稍微富裕点，封建官吏就会在人家的树上、石头上、房梁甚至大门贴上皇家标记，表示要取走这个物件送给皇帝。
　　这些物件不一定很值钱，但是，封建官僚会让主人掏出来很多钱；我看上了，就等于皇帝看上了；主人不但要贡献出这些物件，还要负担运往汴京的费用；更离谱的，主人要早晚向物件磕头，像对待皇帝一样对待这些物件，否则，就是对皇帝不敬——“大不敬”，这可是要杀头的罪名！
　　谁又能天天对着自家大门或者家里一块破石头磕头呢？有门路的托关系，拆墙破屋把这些物件恭恭敬敬请走；没门路的，为此“破家者不可胜数”。
　　这才是“丰、亨、豫、大”错误所在：天下者，人人之天下，非一二人之天下，极少数封建官僚的挥霍无度，又焉能真的通过这种投资和消费刺激经济增长？难怪脱脱在著《宋史》时曾掷笔慨叹：宋徽宗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一般不爱，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尔！
　　一个社会，如果作恶者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反而可以心安理得享受抢夺来的财富，那么，社会马上就会丧失财富创造机制——既然创造不能拥有财富，又有谁肯去辛苦创造呢？一旦人们以毫无节制的消费为荣，社会风气立刻就会变坏，《宋史》这样描述徽宗朝的社会风气：钱是所有人都喜欢的东西，骨肉至亲可以因为钱离散，公卿大夫可以为钱殒命，市井之人可以为钱斗殴致死……
　　当然，宋徽宗是感受不到这些问题的，他只是知道自己的钱越来越不够花。神、哲两位虽然搂了很多钱，大部分都被这两位志大才疏的帝王在西夏边事上用光了，靠没收几块破石头是远远实现不了“丰、亨、豫、大”的。
　　那么，钱从哪里来呢？
　　答：想要钱，找蔡京！
　　蔡京的货币改革
　　崇宁元年，蔡京刚刚为相，就拿出了第一个敛财手段——币制改革！
　　神宗朝、哲宗朝是北宋铸币最多的年代，新党捞钱无论如何骁勇都没对货币下手，也没有禁绝私铸，市面上流行货币被称为“小平钱”，重量在三克左右，与隋五铢类似。
　　崇宁元年，蔡京刚刚拜相就在陕西路铸行“当五大钱”，意指这枚铜钱可以当做五枚小平钱用。
　　从当时情况来看，推行“当五大钱”确实有情可原。陕西路历来是与西夏交兵的战场，在这里做生意的基本都是西夏人和北宋官府。“当五大钱”发行区域就是宋夏边境，主要目标是去西夏收购物资。对党项人，用点货币手段无可厚非，况且，“当五大钱”发行量很小，偶有流通进内地即被收藏起来，并没有出现贬值。
　　崇宁二年（1103年），事情就不靠谱了。
　　十一月，蔡京下令，仿“当五大钱”在全国范围内铸行“当十大钱”，并在官铸小平钱重中加入锡（这个时代的小平钱也被称为“加锡钱”）；同时，下令全国范围内禁止私铸货币，一年之内废黜此前所有非官方货币。
　　靠铸大钱敛财的朝代并不鲜见，蔡京“当十大钱”的奇特之处在于，同样一种货币，在不同地区却规定了不同的标准：陕西路、河北路、河东路等朝廷控制力最强的五路，“当十大钱”当十枚小平钱使用；淮南、荆湖路等四路当五枚小平钱使用；在两浙路等商人势力较强的地区则只能“当三”，实际上恢复了“当十大钱”的本来价值。全国还有一个地方不允许流通当十大钱，那就是蔡京的老家！看起来，蔡京还挺照顾老乡。
　　这种极其离谱的货币制度立刻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货币混乱，所有人都不敢再卖东西，所有人都急着买东西，因为手里的货币随时可能成为一堆废铜烂铁。当时的笔记小说有这样的描写：有钱人家纷纷修葺房屋，并提前买好所有材料，没想到工人却要求按日结算工钱，任何人都生怕钱砸在手里；很多买卖人直接关闭了店铺，生怕赚到钱（留下货物还可以接着卖，钱就不行了），大白天来到市镇上，却买不到一束柴薪、一斗白米……
　　两年后，蔡京非常郁闷，因为，“当十大钱”并没有带来多少收益，无论皇帝、官家豪强还是升斗小民，对蔡京的币值改革都极为不满。更让蔡京郁闷的是，崇宁五年（1106年）二月天空中有一颗彗星，说什么也赶不走。
　　民怨沸腾，天现异象，是一定要有人出来背黑锅的！
　　当月，监察御史沈畴以“当十大钱”为由上疏弹劾蔡京：朝廷铸造当十大钱已经几年了，不但国库未能因此充盈，反而导致物价腾贵；靠“当十大钱”发财的只有官家豪强，这些人盗铸，贩运有数倍之益，赚到钱后就疯狂兼并土地，现在已经是盗贼烽起，万民嗷然；结论：必须罢免蔡京！
　　崇宁五年四月，蔡京第一次被罢相。
　　别灰心，蔡京，你还有机会！
　　一年另十个月后，大观元年（1107年）正月，蔡京在宋徽宗支持下再次复相。此时的蔡京终于明白：别看平时客客气气，又请客，又送礼，官家豪强其实没有一个好东西，他们有钱、有权、有势，只有他们才能在背后私铸、贩运“当十大钱”，最终导致自己被罢相。
　　一定要杀鸡儆猴！
　　蔡京找到的这只“鸡”叫章綎，由此兴起了崇宁、大观年间的一场惊天大案——“苏州钱狱”。
　　章綎的父亲是神宗、哲宗两朝的一员骁将，在西夏战场上战功赫赫，年老后退养苏州。章氏家族是当地望族，代代有人在朝堂为官，在苏州更是占有大片土地，呼吸之间可以撼动苏州地方官场。但是，章氏家族不是蔡京一党，章綎本人更是从崇宁二年开始就公开抨击蔡京，说“当十大钱”将使江淮一带的富人变为流丐。
　　说归说，做归做，该骂人骂人，该赚钱赚钱，章綎骂完了蔡京，回过头来就开始盗铸、贩运“当十大钱”。
　　崇宁三年到崇宁四年，章綎最主要的生意就是私自铸造“当十大钱”，然后在江南、京畿、陕西路之间贩运，赚取差价。盗铸大钱毕竟是伪造货币，一般来说都像鬼子进村，藏在深山里悄悄地干、声张的不要，惟独这位章綎，在苏州城里开了几个作坊，然后就大鸣大放干了起来。
　　崇宁四年（1105），章綎的航船在京杭大运河上被截获，按当时船上运载的大钱当十数量，已经足以杀头了。但是，地方官根本没有胆量逮捕章綎，章綎在被截获后仍旧大大方方起航——他的船队全部是漕运官船。
　　大观元年（1107年），蔡京复相，立即下令抓捕章綎，希望杀掉章綎这只鸡，教育那些猴子。为此，蔡京派出了开封知府李孝寿，江湖人送绰号“李阎罗”。按说，以李孝寿的级别对付一个商人，应该绰绰有余。
　　到了这个时候，蔡京才突然发现，章綎压根就不是一只“鸡”，而是一只比“猴子”还威猛的老虎！
　　第一次审理章綎案，结果令所有人大跌眼镜。李阎罗在平江抓捕了上千人，却始终没碰章綎一根汗毛，一千多人在监狱里哭号的时候，章綎本人天天就在平江地面上晃悠。更可笑的是，李孝寿抓来的一千多人，连章綎的远亲近邻都算不上，而是苏州地方官员、苏州籍朝廷官员。
　　蔡京虽然身为宰相，章綎却有两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一个叫曾布、一个叫刘逵。曾布是神宗朝老臣，也是徽宗朝第一任宰相，资历比蔡京还要老很多；刘逵在蔡京罢相期间也坐在宰相的位置上！
　　蔡京VS章綎=蔡京VS章綎+曾布+刘逵，曾布、刘逵，哪一个对宋徽宗的影响力都丝毫不亚于蔡京。
　　这样两位老宰相还不是章綎的绝招。类似于《水浒》中的祝家庄、扈家庄，想想这些传说中的大户都有军队，何况现实中的章綎！李孝寿不过是个知府，《水浒传》里的宋徽宗连一百零八个毛贼都搞不定，一个开封知府又如何能去苏州章家抓人？
　　李孝寿来苏州两个月，不但没抓住章綎，自己反而被召回开封。同时，为安抚章綎，宋徽宗亲自出面，指定沈畸（监察御史）前往苏州查案。
　　沈畸虽然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御史，却有很大的胆子，不但多次上疏大骂蔡京，还公开指责“当十大钱”是“聚敛之法”。此人一到苏州，不去查办章綎盗铸证据，反而当天就放掉了李孝寿辛苦抓来的一千多名证人。
　　宋徽宗此举摆明了是要放章綎一马，第二次审理章綎案的结果也就在预料之中了：章綎无罪（从没进牢房，不需要释放），愤怒的蔡京只得把办案者沈畸流配信州。
　　冤枉啊！
　　蔡京终于明白，要想消灭章綎这只老虎，靠这些有职无权的小鱼小虾是办不到的，必须找到一只比章綎更凶狠的老虎——孙杰。
　　简单介绍一下，孙杰的正式职业是朝廷官员，时任两浙路查访。很多历史文献认为，蔡京选择孙杰，是因为孙杰跟章綎的靠山曾布是死敌。
　　不是这样的！
　　孙杰敢于向章綎叫板的底气并非来自朝堂之上，也不是由于他看哪位宰相不顺眼。蔡京之所以看中孙杰，是因为孙杰是北方巨富，也在盗铸“当十大钱”。当时，北宋王朝有“南章北孙”之说，孙杰是章綎最大的竞争对手，也只有孙杰这样的人才有真正的实力对抗章綎。
　　这一次，章綎遇到了真正的难题。
　　当然，章綎早就得到消息，他把盗铸钱的装备装上一艘大船，并在太湖之上凿沉，所铸私钱、铸钱炉一并沉入太湖。
　　孙杰：把船和钱都沉入水中了，我就给你捞出来！孙杰下令，但凡能在太湖中捞到钱的，一律可以在衙门换成官府认可的“当十大钱”（其实，很可能就是他自己铸造的私钱）。
　　在利益制约之下，人们一般能做出相对理智的决定，不会凭个人好恶干出玉石俱焚的事情。章綎只是章氏家族的头领，不是章氏家族的全部，商人家族最大的爱好是赚钱，不是杀人放火。最终，章氏家族没有选择与孙杰武力对抗——那样的话，章氏家族就不止损失一个首领了。经过孙杰与章綎并不友好的沟通，章綎认怂，孙杰成功抓住了章綎，并将他刺配沙门岛（山东蓬莱岛海域向西）。
　　从当时条件来看，章綎应该无法再活着回到苏州了。
　　宣判章綎发配沙门岛，并不意味着真的能让章綎去沙门岛待一辈子。等风头过了，再把人捞出来就行。
　　蔡京，咱们走着瞧！
　　打垮了章綎、内有皇帝撑腰、外有爪牙气势汹汹，蔡京自觉自己已经无敌于天下，开始大肆铸造“当十大钱”！
　　理论上，“当十大钱”的重量是小平钱的十倍，大观年间的物价涨幅却远超过了十倍。因为，物价一旦连续上涨就会建立一种自我强化机制——如果每个人都认为明天物价依然会上涨，那么，即使不再增发货币，物价也会上涨。
　　大观二年，北宋王朝开始了新一轮“物贵钱贱”，即超级通货膨胀。
　　大观三年六月，蔡京再次因推行“当十大钱”不利被罢相，而被发配沙门岛的章綎也很快被特赦，回到了苏州。
　　在不可更迭的货币规律面前，这位北宋第一权奸低下了头。
　　没关系，蔡京，还有机会，这一次绝不会再输！
　　市场之魂
　　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五月，蔡京第三次出任北宋参知政事，这一次，他在相位上足足待了八年。八年间，蔡京推行了很多在当时看来匪夷所思的财经政策，终于把北宋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可以用一个不太精准的词汇概括蔡京的第二招敛财政策——市场化，手段则是北宋另一种纸币，钱引。
　　从汉武帝起，盐铁专营就是皇家捞钱的不二法门，只要垄断了生产生活的必需品，天下人都得乖乖把钱交出来。熙宁年间以来，新旧之争几经反复，不知多少人为青苗法废立打破头，惟独没人对盐铁酒茶专营说三道四！
　　蔡京为相的时候，北宋已经形成了相当完备的盐、铁、酒、茶专营制度，即“禁榷”。在古文中，“禁榷”是一个很形象的词汇，“禁”为禁止、“榷”的本意则是独木桥，《史记》这样解释禁榷：“禁他家，独王家得为之。”
　　当然，从西汉《盐铁论》开始，贤良文学就开始不遗余力地攻击盐铁专营，认为盐铁专营的本质是搜刮天下黎庶钱财。不仅如此，盐铁专营在各个方面都非常缺乏效率，创新自是不用提及。这些人是官商，官商、官商，官在前、商在后，借替朝廷敛财之机把更多钱装进自己的腰包，除了他们自己先富起来，天下再没有别人能后富起来。
　　熙丰年间的情况有点特殊，北宋朝廷为了调动各地的敛财积极性，禁榷收入大头归各路、府，朝廷只是不定期按一定比例征调各地禁榷收入。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所有州、道、府、县都相当认真地对外地盐铁酒茶等各种专营产品进行了查禁——也相当不负责任地放任、甚至鼓励本地专营产品流入其他地区！
　　尽管禁榷制度非常严格，但由于不同地区之间存在极强的竞争，盐铁专营执行下来也就大打折扣，北宋王朝所谓“盐铁之利”主要还是靠商税。
　　在蔡京看来，这实在是太愚蠢了。
　　蔡京能从《易经》中悟到凯恩斯主义，当然也能在盐铁专营实践中进行前无古人的创新：政和二年，刚刚回到相位的蔡京就开始“大变盐法”、“大变茶法”……所谓“大变”，核心只有一个，那就是放开盐、铁、酒、茶专营，将生产、运输、销售环节全都留给民间！即，市场化！
　　对，您没看错，就是位居北宋“六贼”之首的蔡京放弃了盐铁专营，就是《水浒传》中臭名昭著的蔡京在努力推行市场化。
　　政和二年，蔡京下令废黜所有官营手工业工场、盐场、茶场、酒场，所有禁榷制度下的产品，其生产、运输、销售都可由民间自定，只需在中枢朝堂领取特种行业营业许可证——钱引。
　　蔡京恢复了范仲淹的“钱引”制度。
　　“钱引”为宋仁宗年间范仲淹首创，虽然也是一种垄断式的配额制度，相比王安石的官府垄断盐铁经营毕竟还是好了很多。多少年来，钱引作为官方特许凭证一直有着良好的信誉，私商获得钱引之后就可以自行组织生产、运输、销售专营商品，后期钱引甚至已经成为帝国通行的纸币。
　　所谓“以钱请钞，以钞请盐”。
　　当代，有人这样评价蔡京废黜禁榷，说他“转变了官府在专卖领域的职能”、“恢复了市场定价职能”、“通过向商人征收专卖引钱实现了税收公平”。
　　仅以表面形式而论，以上这三条，条条站得住脚。买到钱引后，如何生产、如何运输、又如何定价，商人自己说了算；专卖之利被隐藏在钱引里。所以，有人对蔡京“大变盐法”的定论是：中国古代专卖制度的根本性演变，通过市场实现了交易公平。
　　在论述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澄清一个问题，所谓“市场经济”并不是今天独有，更不是几个发达国家的专利。人类刚走出洪荒的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开始了物物交换，这就是最初的市场。自汉代起，我们的货币经济就已经高度发展，此后历朝历代都有大量货币存在，没有市场、没有商品经济，要货币干嘛？
　　有人的地方就一定会有交易，有交易就有市场，人就是市场，市场永远不可能被废黜。
　　不过，市场有很多种，不是每一个市场都能有效配置资源，更不是每一个市场都能建立公平的财富分配机制。正如我们今天的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奉行市场经济，可是，一百多个国家中，能真正通过市场促进经济的不过也就是西方老牌发达国家、金砖四国这么几个。
　　市场经济的关键，不是市镇里有多少地摊、多少门店，也不是价格管制、实物配给，谁来生产、谁来交换、谁来定价，那些都只是市场的表象！市场之魂是建立一个人人都能遵守的规则，包括最为强势的托拉斯，也包括市场最后的仲裁者——帝国朝堂，大家都必须臣服在市场规则之下。
　　市场规则其实也很简单：等价交换，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描述，就是交换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一定要相等！
　　理论上，这个规则非常简单，简单到是一种人所共知的常理；实际上，这个规则执行起来又几乎不可能。只要有交易者不具备同样的起点，那么，就一定会有人利用自己的优势破坏游戏规则，使得交换不再等价。比如，在地摊上讨价还价，是因为买者不知道商品的真实信息，所以，卖东西的小贩试图利用信息优势卖一个高价。
　　与街边小贩相比，市场上的强者更有可能借助自身实力不断违反规则，反而忽悠别人遵守规则，把利益让渡给他们。国家永远是市场中的最强者，也是市场最后的保护神，面对市场自身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国家会通过种种手段限制强者，使得市场回归本源。
　　如果国家反其道而行之、率先违反规则，那么，市场就会蜕变为最犀利的财富掠夺武器，所谓“规则”也就只是强者掠夺弱者的规则。
　　天下之财，以商夺之，摧之无形！
　　在废黜官营专卖、推行市场化的同时，蔡京又想到了一个馊主意，跟《易经》里悟出的凯恩斯主义一样，这个馊主意也非常有当代经济学韵味：合同场法。私商在获得钱引的同时必须按合同场法跟官府签订合同，核心只有一点：承认钱引流通时限根本不确定，没人知道何时上一期“钱引”作废，也不能以旧换新。
　　过期作废、费用自理！
　　自此，天下富人好像变成了童话中的灰姑娘，都穿着传说中的水晶鞋，别看舞会上衣着光鲜，一过午夜十二点就现出原形：很多人早晨起来还是富翁，晚上睡觉时却发现自己变成了流丐，因为自己手中的钱引作废了。
　　蔡京终于创造了世界货币史上的一个奇迹：在不减少货币储备（盐铁酒茶）的情况下，通过擅自更迭纸币敛财！
　　过去，老师王安石虽然搞的鸡飞狗跳，好歹还培养了一大批官商、天下还有一大批富人（先姑且不论这些人的钱是否合法）；现在，学生蔡京专捡有钱有势的下手（没钱没势当不了盐铁商），州道府县的盐铁专营之利也大部分被朝廷拿走，财富开始急剧向最强势的封建官僚集中。
　　这不是市场，这是一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天下人都随时有可能被剥夺财富乃至生命。
　　中国古代史中，私人土地接连州县的时代只有两个，一个是东汉末年的坞堡时代，另一个就是宋徽宗时代。同时，《宋书》也这样为我们记载了蔡京的功绩：朝廷再无钱财匮乏之虞，无论是宋徽宗私库、国库还是户部，钱财都多得数不胜数，不知多少钱财被流水般花了出去。
　　天下尽为天子私财、四方之钱尽入中都，上溢下漏，而民重困！
　　——宣和四年（1122年）四月，童贯（与蔡京齐名的北宋六贼之一）率军北征，在今河北高阳征调厢军，由于没钱，地方州府早就不练兵了，“军须之用，百无一有”、“城戍守御之物，悉皆无备”……此时，距女真入侵仅剩三年。
　　——政和七年（1117年），宋徽宗开始建私家园林——“艮岳”，十年后，艮岳建成，方圆十里，山高林深，飞禽走兽更是应有尽有。《水浒传》中所谓的“花石纲”就是为了建艮岳在江南搜集奇花异石，不知多少人为此倾家荡产。
　　——政和七年，汹涌的黄河在河北路决口（今河北沧州一带），这个地区一半以上的人口被洪水吞没；次年，江淮一带大旱，水乡变为人间鬼蜮。方腊这样号召麾下流民：天下之财乃人人之财，现在，官家把贫人仅有的一点粟帛都拿走挥霍了，花石纲更是让富人都无所归依；诸君与其眼睁睁看着妻子儿女被饿死，不若随我仗义而起，旬日间江南可定！
　　靖康元年，蔡京死于发配路上，遵从本人遗嘱，门人在他的墓碑上只刻了这样一句话：“开元之末，姚宋何罪”（1）。
　　蔡京，你真的以为自己无罪吗？
　　金国的诡计
　　金钱是人类追求财富的动力，但是，如果所有人只为金钱而存在，文明肌体就染上了致命的病毒，粗鄙、野蛮的原始人就随时有可能入侵直至毁灭先进文明。在西方，优雅的雅典文明为罗马“野人”所灭、气势恢宏的罗马文明又为日耳曼人“蛮族”所灭。无独有偶，在东方，儒雅富足的北宋文明也亡于“夷狄中至贱者”（元代名相脱脱在《宋史》中给女真人的评价）——女真。
　　马克思对此的评价是：“邻人的财富刺激了他们的贪欲，获取财富已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他们是野蛮人：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2）
　　北宋政和四年、辽天庆四年（1114年），女真人在领袖完颜阿骨打率领下起兵叛辽；辽天庆五年，女真人在会宁建国，国号“金”；辽天庆六年，金人侵占辽帝国东京。
　　就在金人欢庆胜利的时候，有人似乎也看到了便宜。北宋政和八年（1118年），一个叫做李良嗣的妄人向宋廷献策：只要联金伐辽，燕云十六州指日可复——这可是宋太祖赵匡胤都未完成的梦想！
　　无疑，这件不世奇功打动了宋徽宗。
　　宣和二年（1120年），宋徽宗以买马为名派使者见到了女真领袖完颜阿骨打，双方达成如下协议：北宋出兵攻取辽国燕京、金人出兵攻取辽国中京大定府，事成之后，北宋将契丹岁币转送金国，“燕云旧地”则尽归北宋。
　　这就是宋史中的“海上之盟”，可惜，这个所谓的“盟约”不是光复燕云十六州的曙光，而是敲响北宋亡国的丧钟。
　　金融市场中风险无处不在，为了追求利益就一定要冒风险。当利益足够大的时候，金融交易者也许会迷失本性，只看到利益而忘记风险，于是，我们看到了一次次的金融危机。在宋徽宗眼里，收回燕云十六州确实有极大的利益，可是，他没有衡量自己手中的筹码，更没有看到战争之后的风险。
　　接下来，宋徽宗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一系列奇迹：宣和四年，十五万宋军伐辽，在燕京城下为数百辽军击溃，一直退败到真定以西，史载“死尸枕藉，不可胜计”；宣和五年，五十万宋军在燕京城下被契丹一通战鼓吓跑，一路上尽弃辎重，史载“竭国力经营北事者，所备悉为虏得”！
　　在金人眼里，北宋王朝原本是一头猛虎，签订海上之盟的时候，金人将领完颜粘罕曾说“南朝四面被边，若无兵力，安能立国强大如此”。现在，金人已攻占了辽国中京、东京，宋军无能怯战却在金人面前展现得一览无余。
　　猛虎变成了黔之驴，金人自此“有南牧之意矣”。
　　宣和五年，宋金双方应该按“海上之盟”交割燕云旧地，金人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北宋必须用一百万缗钱赎买燕京每一寸土地、每一个建筑物，关键是，不要现金，按金人给出的价格（极低）把一百万缗钱折合成实物。据《宋史》记载，仅此一项，北宋王朝至少付出了六千二百万缗钱。
　　六千二百万缗钱，并不是宋朝付出的最大代价，因为，这一次金人玩阴的了。
　　一般情况下，金人战胜之后会把战俘和当地所有人民变成奴隶，当时女真人正处于奴隶社会，奴隶也是一种财产。
　　这一次的情况不同于一般，金人掠夺走了燕京城所有粮食、农具、工匠、优伶（算是知识分子），惟独留下了人口，包括官员在内，无论男女都没有带走。这当然不是看在同是游牧民族的面子上给广大契丹人民一条生路，而是有着更为阴损的目的。
　　战争中可以凭借武力向对手索要金钱，只不过，无论讹诈多少钱，总有一个定额，削弱对手能力有限。还有一种方式，可以无限削弱对手的经济——给对方制造灾荒、瘟疫，绝望的人们会摧毁一切，那时候，所花费的可就不仅是金钱了！
　　在金人交给北宋的燕京城中，除了城池建筑物，还有几十万契丹流民：这是一群没有任何粮食、没有任何生产工具的流民，想生产自救都已经不可能。这样一来，北宋王朝为接收燕京城花费的就不仅仅是六千二百万缗现金了。
　　宋金交割燕京的时候正值四月，本来就是春荒时节，几十万流民像潮水一般涌入北宋境内。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这些流民在北宋北部诸县四处乞讨，有人甚至穿着辽国的官服、在牌子上写上旧日官职跑到北宋县衙、府衙乞求看在曾经是同行的份上施舍一碗饭，北宋边境生产生活秩序完全崩溃。
　　宣和七年十一月，金国将领完颜粘罕、完颜宗弼（汉语名字兀术，即《说岳全传》里的金兀术）率六万军队悍然南侵！
　　从双方实力对比来看，女真人没有一丝一毫胜利的希望：金人控制的总人口（加上已经被征服的辽国）不会超过五百万，而北宋人口为一个亿，双方实力对比为1：20；就军队数量而言，金人即使动员了全部族人男子，也不会超过二十万人，而北宋可以动员的军队在百万以上，双方实力对比为1：5；就军事装备而言，金人只有骑兵、马刀，北宋却已经装备了神臂弓等远程武器，防护的铠甲也为金人所无，双方实力对比为1：∞；就经济实力而言，金人连最基本的税收体系都没有，战争给养完全靠抢一天算一天，而北宋王朝每年的财政收入早在神宗年间就超过了四千万缗钱，双方实力对比为0：∞。
　　历史跟我们开了一个极大的玩笑，如此经济军事实力对比，北宋不但输了，而且输得很惨、输掉了老本。
　　战争背后的逻辑是经济，这个道理是没错的。但是，要加上一个前提，人要有最基本的羞耻感、最基本的道德、最基本的正义精神，如果所有人为金钱都可以无所不用其极，那么，这个社会就等于毫无契约。既然所有人都毫无保障，那么，所有人就都可以随时背叛这个社会、背叛这个帝国。
　　一个月内，金人连下朔、武、代、忻四州，北宋雄兵百万，居然无法组织一次有效抵抗，金兵北渡黄河的时候，十万宋兵把守渡口，在金兵敲了一夜战鼓后居然又跑得一个不剩！渡河之后，完颜粘罕仰天长叹：宋兵只需有数百人把守渡口，我安能度过此劫！
　　再一个月，宣和八年正月初六，金人就已经兵临宋京汴梁城！后人慨叹北宋无能：以堂堂上国之邦，禁军、厢军数十万，居然没有人向北放一支箭、抓住一个俘虏，眼睁睁看着金人兵临边境、坐以待毙（以堂堂大邦，中外之兵数十万，曾不能北向发一矢、获一胡，端坐都城，束手就毙）！
　　苍天造就这个“夷狄中至贱者”仿佛就是为了惩罚中原人口的毫不知耻。一个只为利益存在的社会，所有人考量的必定也是利益，如此，帝国怎么会有能力面对真正的危机！所以，孟子才说：上下交相逐利，国亡！
　　古人诚不欺我也！
　　金钱不雪靖康耻
　　金人兵临城下，宋徽宗只得把儿子拉出来顶缸，强行禅位给太子赵桓。
　　赵桓，即宋钦宗，这位北宋末代皇帝的登基大典堪称中国历史上的奇迹：面对万人垂涎的帝位，宋徽宗以杀头威胁赵桓，赵桓躺在地上打滚，就是不肯当皇帝；无奈之下，宋徽宗只得派宦官将其打晕，才给赵桓披上黄袍，完成登基大典。
　　也难怪赵桓不肯当皇帝，刚刚完成登基大典，宋钦宗还没从昏迷中苏醒，太上皇宋徽宗就抽调京城最精锐的常捷军保护他连夜逃窜了——有这种只顾自己逃命的皇帝，又怎能指望其他人为江山社稷流血，哪怕是万里江山的继承者、是他的儿子！
　　不过，我们还是要说，汴梁保卫战是北宋王朝第一次有组织的抵抗，也是击溃金人的最佳时机。当时，汴京内有李纲、外有种师道，勤王之兵约计二十万人；金人一路南侵，没有建立任何根据地，完全是一支流寇。
　　天寒地冻、师老于坚城之下，一旦断其退路，胜负不战可知！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宋钦宗不顾李纲等人反对，居然再次对金人提出了“金钱换和平”的倡议。
　　金人当然很欢迎这种倡议，而且，提出了极为无耻的开价：要想让金国退兵，宋廷必须缴纳黄金五百万两、白银五千万两，牛马驴骡一万匹、丝绢百万匹。与宋钦宗相比，金人的脑子还是清醒的，没有被唾手可得的财富迷昏了头脑，攻城战被李纲打退之后，金人担心全军覆灭，就一溜烟撤退了。
　　上天并非没有给北宋王朝机会，从金人撤兵到第二次包围汴梁中间有八个月时间，从后来北宋王朝赔款的财力来看，足以完成所有战备，甚至完全有可能训练一支精锐的军队。
　　八个月中，北宋王朝又在干什么呢？
　　答：党争。不仅是原来的新旧之争，还增添了钦宗、徽宗之间的斗争。双方从宋神宗年间翻起，把上百年来新旧党争的所有老底子倒是翻了个干干净净。
　　——宋徽宗南逃至东南沿海后，居然堂而皇之地以“太上皇帝圣旨”颁行命令，扣住东南地区运往东京汴梁的战略物资，禁止东南各路派兵勤王。
　　——宋钦宗则针锋相对、亲自上阵，指责蔡京一党“以继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即位之初就把蔡京出贬衡州，蔡京则死于贬官途中。蔡京虽然混蛋，却曾数度为相，是当时惟一能总揽全局的人，也是他力主救辽抗金、启用李纲。随着蔡京一党被罢免，就连第一次汴京保卫战的组织者李纲也被安上“专主战议，丧师费财”的罪名，被发配到扬州去了——既然是蔡京提拔了李纲，那就一定是蔡京一党。
　　就在宋钦宗、宋徽宗斗争如火如荼的时候，“狄夷至贱者”女真再次悍然南寇。这一次，就没这么便宜了。
　　靖康元年八月，金人兴兵进犯。面对毫无抵抗意志的北宋王朝，金人再次长驱直入，仅仅过了三个月金人就二度兵临汴梁，开创了游牧民族进攻中原的奇迹。在这次入侵过程中，金人罪行累累滔天，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金人“杀人如刈麻，臭闻万余里，淮泗之间亦荡然矣”！
　　折腾了八个月，徽宗朝大臣星散，李纲被罢、“六贼”已死（六贼中的童贯虽然是个宦官，却半生戎马、久历战阵，是当时实战经验最丰富的将领之一），宋钦宗所倚重的太学却根本就是一帮只知道喊口号的书生！
　　没办法，只能再次拿出北宋王朝的绝招了：金钱换和平！
　　游牧民族野蛮粗鄙，发财的方式一般来说就是纵兵劫掠，比如，匈奴、西羌、突厥、吐谷浑，等等。这种劫掠虽然残暴，却也不见得多无耻，毕竟上古时代最残酷的竞争就是部族之间的武力杀戮，愿赌服输而已。
　　这一次，金人所作所为着实让人开了一次眼界，难怪脱脱将之视为“夷狄中至贱者”！纵兵劫掠，宋人总有办法匿藏财富；如果把劫掠财富的任务留给大宋皇帝，那事情就好办多了。
　　金人的做法是：让宋钦宗作为马前卒替他们掠夺财富，自己坐享其成！
　　汴京外城攻破后，金人首领完颜粘罕写信给宋钦宗，说自己并无染指开封之意，只要宋廷送给他一千万锭金子、两千万锭银子、一千万匹锦帛、一千五百名美女。
　　所谓“锭”到底是一个什么价码呢？
　　答：除美女以千名为单位外，金银要以千万为单位，即五千万两黄金、五万万两白银。八百年后，清政府在甲午海战中战败，日本强盗在《马关条约》中的要价不足金人五分之一！
　　对这个极其离谱的开价，宋钦宗居然答应了，不但答应，还替代金人在汴京城进行了最为惨烈的抢劫：不肯交出财物者，杀无赦；官吏征收财物不利者，杀无赦；邻人、奴婢可以举报富人匿藏财富，知情不举，一律杀无赦！
　　无论皇族、权贵、富户还是黎庶，所有财富在汉人帝王手中遭到了一次空前洗劫，丧尽天良的爪牙居然为抢劫一匹绢在皇后娘家杀人立威！宋钦宗前后两次征调民间财物，加上国库所有财物、车马、宗庙祭祀用具，等等，在汴梁一城共为金人凑了五百万两黄金、一千二百万两白银、一百万匹绸缎！要知道，西汉末年，王莽历经数年，不过才在全国搜刮到七十万两黄金！
　　大宋王朝，焉能再有幸理！
　　其实，金人不过是漫天要价，做梦都没见过如许的财富，宋钦宗送来的这些财富就早已远远超出了金人对财富的认知。
　　既然能拿出这么多，就证明你有更多！
　　宋钦宗供奉了汴京城的所有财富，金人反而被黄金白银映红眼睛，开始直接纵兵劫掠汴京城，甚至直接杀入皇宫拿走了所有祭祀用具，就连优伶唱戏的衣服也没放过！
　　按说劫掠至此，金人应该满意了。谁也没想到，这个“夷狄中至贱者”居然还有后招。
　　汴京已经被围两月有余，城中早就断粮，树叶、猫犬都已吃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金人拿出一部分粮食，到汴京外城高价售卖——当然不是为了救荒，买者必须以黄金换取。对城中居民来说，赖以维持生命的粮食要远比黄金珍贵，于是，金人又搜刮到几万两黄金。
　　这一次，金人终于相信自己在汴京再也捞不到一寸金银了，于是，凶相毕露的金人告诉宋钦宗，鬼才会跟你议和！
　　靖康二年三月二十九日，金人以议和为名诱捕了宋钦宗，之后冲进皇宫抓走了宋徽宗、太子、皇后、众嫔妃、众皇子、众公主，下令废徽、钦二帝为庶人、立太宰张邦昌为帝，改“宋”国号为“楚”，即昙花一现的“伪楚”。
　　宗庙社稷生死存亡之际，一位年轻的御史中丞挺身而出，坚决不肯对这道命令署印，并在皇宫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大骂张邦昌蠹国乱政、终致社稷倾危。这位年轻人就是政和三年殿试的头名状元、南宋金融的主角——秦桧！
　　仿佛上天为了证明北宋灭亡是愚弄人类，靖康二年四月一日，宋钦宗、宋徽宗、十万汴京工匠以及那位杖节不屈的秦桧，在金人押解下向北而行。
　　那一天，世界文明巅峰被化为焦土，百万人口的汴梁城仅剩不足万人；
　　那一天，东京梦华二百年积蓄、清明上河二百年人才就此毁于一旦；
　　那一天，历史跟人类开了一个极大的玩笑，史称“靖康之难”。
　　（宋高宗—宋孝宗）
　　战火只能毁灭财富存量，却无法彻底毁灭创造财富的人。靖康之难后的宋金对峙就是这个样子。宋钦宗虽然送给金人巨量财富，没有给宋高宗留下一枚铜钱，但宋高宗得到的最大财富是积攒了数百年的人力资本。宋室南迁后，北方汉人再次大规模南迁，江南一地生产不但很快恢复，还迅速达到了新的巅峰！
　　武将不怕死，爱钱
　　靖康之难中，赵构是惟一逃脱金人毒手的徽宗嫡子。说起来很可笑，赵构是第一批被送到金营做人质的皇子。谁都没有想到，金人却认为赵构弓马娴熟、处惊不变，养尊处优的宋室皇子表现不可能如此优秀，此人一定是一个“西贝货”。
　　送上门来的南宋开国之君，愣是被金人遣返回汴梁！
　　建炎元年（1127年），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称帝，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叫做“南宋”的时代。南宋首尾一百四十七年，始终无法摆脱外寇入侵的阴影，有人将南宋讥讽为“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在经济领域，南宋瓷器、造船、纺织等均达到了中国古代巅峰，今天现代工艺仍就无法超越宋瓷工艺；广州、泉州、临安等二十多个城市成为第一批国际性港口，南宋商船所到之处，涵盖东南亚、波斯湾、地中海和东非沿岸五十多个国家。
　　——在科教文卫领域，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将南宋誉为“东方文艺复兴时代”：南宋共有私立书院三百一十座，为历代之最；发明了焦煤炼铁术、冶银吹灰法，还第一次在医学领域区分了妇科、内科、儿科和外科。
　　——在社会领域，临安等十几个城市成为世界上第一代人口超百万人的特大城市，产生了一批富裕的中产阶级（富民）、市民阶层（城郭户），他们对国家决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力。
　　——中国历史上皇室最为节俭的朝代无疑是南宋。皇宫历来都是各朝最气势恢宏的建筑，又有多少人听说过风景如画的杭州哪个景点叫做“南宋皇宫”？不过，南宋皇宫还是有的，据《武林旧事》记载，南宋皇宫在今天的凤凰山附近，有房数十间：正朝殿两座、视事殿两座、居殿五座、堂二十三座、斋四座、楼六座……
　　暖风熏得游人醉，汉文帝在世也未必有如此文治！
　　——每当末代王朝，逃亡的皇帝不乏其人，南宋之末有宋端宗、元代之末有北元、明代之末有南明，这些小朝廷无不迅速被崛起的新王朝剿灭。相比之下，南宋仅以半壁江山抵挡了金人一个多世纪，令这个雄悍丝毫不逊于匈奴的游牧民族只能望江而叹。
　　——蒙元帝国横扫欧亚大陆只用了二十年时间，灭亡南宋却用了四十五年，如果不是南宋拖住了蒙元帝国进军欧洲的脚步，世界历史可能都将为之改写。
　　直把杭州做汴州，汉武帝再世也未必有如此武功！
　　短短几十年，南宋王朝就从战争的废墟中站立起来，进而缔造了一个极盛之世，中华上下五千年，有如此本领的皇帝仅赵构一人而已。正是因为这是一个奇迹，这种变化也就让今天的经济学人分外着迷。
　　如此文治武功，南宋王朝究竟是怎样做到的呢？
　　建炎二年（1128年），金人水军在沈家门被宋朝水军击败，完颜粘罕从临安撤兵，自此，南宋与金国陷入了长达百年的战和之争。
　　所谓“战”、“和”，并不是迥然相异的异面直线，两者都是手段而非目标。建炎元年，宋高宗赵构连向金国元帅完颜粘罕行文都不敢自称皇帝，而是“宋康王赵构谨致书元帅阁下”。金人根本就不理这一套，直接把赵构从临安赶到了海上。那个时候赵构倒是真的想议和，可惜，没人跟你议！
　　与南宋一样，金国同样也有“战”、“和”之争：是彻底消灭南宋，还是与南宋和谈？完颜兀术的一席话说出了其中真谛：我恨不得尽取江南土地，没有这样做并不是想给谁留下人情，而是力量不足罢了；自白沟以南都是宋人祖先故土，宋人焉能没有恢复之心？现在仍未恢复，不过是实力不足罢了。
　　所以，无论“战”还是“和”其实只是手段根本不是目的，是“战”是“和”也根本不取决于一两个人的主观意愿。
　　这个道理说起来很简单，但南宋初年是“战”是“和”这段历史争议非常大。异族入侵，无论付出多大牺牲都要反抗，这是永远无可更改的民族信念！基于这种道德判断，无数人忽略当时的实际情况，从评书连播的角度对宋金战和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焦点集中在一个叫岳飞的将领身上。
　　岳飞，字鹏举，南宋中兴四将之一。岳飞其人其事在中国历史上的知名度大概只有关羽能与其相提并论，源头则来自岳飞孙子岳珂整理的《鄂王行实编年》，遗憾的是，岳珂在从事这份工作的时候带有极强的个人感情色彩，这部编年史的主要依据不是史料、书信、奏章，而是民间传说和个人想象。此年谱内容漏洞百出，历代史家早已将之归为稗官野史，当代宋史学者邓广铭甚至认为全书均为岳珂杜撰，整部书实属无稽之谈。
　　比较离谱的是，元朝为了达到宣扬正统的目标极力贬低金国，脱脱在著《宋史·岳飞传》的时候居然以《鄂王行实编年》为素材，《鄂王行实编年》中的故事就这样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官修正史。
　　于是，我们有了《说岳全传》中那个壮怀激烈的岳飞！
　　故事可以虚构，所谓正史也可以杜撰，但是，经济、金融、货币却从来不能作假，关于岳飞我们就从“钱”说起。
　　建炎元年，年轻的岳飞已经从军，在金人攻克建康的战斗中，这位被后世奉为神明的将军一样被打散，后收集残部转战鄱阳（今江西一带）。
　　问题一：皇帝赵构每天在海上流窜，岳飞的军队显然没有在朝廷拿到正规编制，这些军队又是哪里来的呢？
　　答：南宋初年的将领都出身于民间抗金义军，岳飞就出自“八字军”，他们手下的兵将大多也是这帮人，即“四方亡命，乐纵、嗜杀之徒”！中兴四将中的其他三位，张浚、刘光世、韩世忠，资历大多如此，“皆群盗之降者也”。
　　问题二：既然这些军队不是朝廷正规军，岳飞靠什么为军队提供补给？
　　答：不知道，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回答过。
　　关于这段历史，无论正史野史都讳莫如深，根本没有记载。我只能告诉大家，八字军是民间自行组织的抗金力量，花钱基本靠抢——抢金人，也抢汉人。不过，我也找到了个别案例，据《中兴遗传》记载：岳飞部将韩顺夫在征讨伪齐过程中刚刚扎营就去劫掠妇女（辄扎营解甲，以所掳妇人佐酒）；就在大家喝酒的时候，大本营为伪齐攻破，岳飞在大怒之下斩杀了韩顺夫的亲兵！
　　建炎四年（1130年），金兵第一次遇到了真正的对手——韩世忠夫妇。韩世忠充分发扬了“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驻我扰、敌疲我打”的优良战术，靠八千子弟兵愣是把十万金兵糊弄进黄天荡，梁红玉（韩世忠夫人之一）一通战鼓让金人“尽占中原之土”的美好理想彻底灰飞烟灭。
　　韩世忠在一线挡住了金人进攻，岳飞才有机会建立岳家军班底——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岳飞终于从伪齐手中收复了襄阳府、唐州、邓州、随州、信阳等六郡，地理范围为今天湖北、江西、河南一带。数年来饱受兵锋洗劫的襄阳一带，能活下来的都得有两把刷子，于是，剿灭、收编农民起义军更是为岳飞带来了充足的兵源。比如，岳飞剿灭了试图勾结伪齐强渡长江天堑的杨幺，然后收编了杨幺的队伍。
　　经过数年努力，岳飞终于有了两万步兵、五百骑兵。
　　问题三：两万步兵、五百骑兵，真的能以少胜多，击溃驰骋中原数十年的女真人？
　　答：岳飞无疑是中兴四将中最弱小的一支武装，但也因此成为宋高宗赵构极力拉拢的一支武装（拉拢其他三将更费事）。绍兴四年（1134年），宋高宗亲自为岳飞手书了一面军旗——“精忠岳飞”（岳母从来没有在岳飞背上纹身“精忠报国”）。
　　从这个时候起，正史、野史几乎不约而同记载了岳飞近乎苛刻的军纪：据说，岳家军将士宁可露宿街头也不敢住到老乡家里；据说，一名岳家军将校去买柴薪，小贩出于对岳家军的敬爱自己报低了价格，这名军需采购员却指责摊贩：您想让我为两个钱丢掉脑袋吗？
　　问题四：岳家军为何突然变得秋毫无犯？
　　答：岳飞曾经亲口对高宗说，文臣不爱钱，武将不怕死，大宋天下太平！其实，这句话背后的潜台词是：武将可以不怕死，但是，武将必须有钱，有钱财能供养军队！
　　岳家军能秋毫无犯，就是因为岳飞相当有钱。
　　岳飞曾自叹：襄阳六郡，地为险要，恢复中原，此为根本。襄阳六郡当然是岳飞的根本，因为他的钱就来自于襄阳六郡！
　　第一，刚刚攻占襄阳六郡，岳飞就开始效法曹操军屯、民屯。所谓军屯，就是让士兵去耕种无主荒地，寓兵于农；所谓民屯，就是废黜当地所有战前公私债务、地契，再把土地分给流民，当然，得到土地的人必须向岳家军缴纳租赋，实际上岳飞才是最后的土地所有者，以上两项合计，岳家军每年可得粮食十八万石。
　　第二，岳飞在当地推行了严厉的禁榷制度，垄断了所有盐、铁、酒、茶之利，每年可得利一百七十万缗钱。
　　十八万石粮食、一百七十万缗钱远远不够岳飞的军费开支。按《鸡肋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岳家军每月耗费军粮在七万石左右，军饷支出在五十六万贯左右，这些财富仅能支撑岳家军三个月。
　　其余的钱怎么办？
　　答：伸手向皇帝宋高宗要。
　　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建炎初年，南宋小朝廷直接控制的区域不足北宋五分之一，岁入只有二百万缗钱。在仅有的二百万缗钱中，八十至一百万是维持朝廷运转的基本费用，无论如何是省不下来的，剩余一百多万缗钱被岳家军拿走了。
　　岳家军之所以秋毫无犯，完全是因为赵构要钱给钱、要粮给粮。换一种说法更好理解：岳飞是中兴四将中惟一的中央军，是在赵构的直接扶持下成长起来的嫡系。这些内容与《说岳全传》里昏君赵构的形象完全不符，但是，这才是真实的历史。
　　关于其他三将的军需补给，我给出的答案倒是颇为简单，还是当年的老本行——抢劫。
　　建炎初年，江浙一带富庶地区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情况：所有富户都争相低价典卖土地，却根本找不到人购买土地——谁有土地军队就向谁要钱！只有一种人敢从富人手中低价购买土地——中兴四将！
　　——在绍兴七年户部例行检查中，岳飞被查实冒领空饷就万缗钱（一说为十五万缗钱）！岳飞被冤杀后，留下的财产清单为：绢三千余匹、粟麦五千余斛、钱十万缗、土地二千三百亩、襄阳一带房产四百九十八处——这个身价在中兴四将中是最清廉的。
　　——建炎年间，张浚每年收到的地租有粮食六十万斛，朝廷岁入粮食不过也就百万斛。这位抗金名将还将白银铸成巨大的银球，任何人也无法从家中将银子偷走，所以，这种银球的名字也被称为“无奈何”。有一次，一个术士号称能看清文武官员是哪位星宿转世，张浚曾经在酒席上兴致勃勃地请他看一下，这位术士跟他开了一个玩笑：看不到星宿，只看到一个钱眼里的将军。
　　——韩世忠的三位夫人，包括黄天荡击鼓的梁红玉均出身青楼。韩世忠曾与部下呼延通争夺一个名叫韩婉的妓女，事后竟强迫呼延通自杀。韩世忠退隐后交出了自己的财富：粟米九十万石，几乎相当于建炎初年南宋一年的岁入。
　　——《宋史》也为我们记载了建炎初年的民生：道路为空、编户死于兵火、田庐变为丘墟、复业之民无几……
　　如此有钱的将领，带出来的军队战斗力如何呢？
　　《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张浚的军队每月士兵大约可得钱一百、米二升半，磨砺刀剑、配备弓弦、弓箭都要从这一百钱扣除。所以，江湖传闻，健儿混的不如乞儿！于是，建炎、绍兴年间我们时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奇景：南宋军队经常成建制的投降伪齐，最多的一次居然有四万将士集体投降，要知道南宋军力在最巅峰时期也不过就三十五万人！
　　一个叫做吴伸的官员曾这样上奏宋高宗：现在将帅搂钱已经无所不用其极，只求自己先富起来，这样的军队真能救君国之难吗？
　　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一月，宋金双方订立“绍兴和议”：南宋向金称臣，双方以淮河为界，南宋每年向金人纳贡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是年十二月，赵构惟一的嫡系将领、主战派领袖之一岳飞被害于风波亭，时年三十九岁，成就了中华一代传奇。
　　战矣哉，暴骨沙砾；是战？
　　降矣哉，终身夷狄；是和？
　　复兴之路
　　任何一条复兴之路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宋高宗面对的不仅仅是凶悍的女真人，还有桀骜不驯的军阀、民军以及一个极其混乱的市场。
　　北宋神宗年间，王安石振臂疾呼“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原本被皇权以各种方式压制的封建官僚终于再次获得了权力，封建官僚一旦闻到金钱的血腥，就会如同鳄鱼般撕咬天下之财，即使最富庶的王朝也无法承受这种痛楚。
　　新党主张千条不好万条不好，却真的能给封建官僚带来财富，也能给趋炎附势的人以利益。所以，新党很容易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当帝国所有臣民都开始信奉“取天下之财供天下之用”的实用主义哲学时，人们便会真的以为有了钱就能拥有一切，市场就会仅仅留下邪恶的一面——只要能赚到钱，什么事情都敢做！
　　建炎之初，南宋外有金人，内有骄兵悍将，还是一个失去礼义廉耻的社会，所有人依旧为金钱而疯狂。什么契约、诚信、市场、交易……谁拥有更强的暴力，谁就拥有更多财富、更多土地！所以，韩世忠、张浚、刘光世、岳飞才有这么多土地，所以“江南之地，十有八九尽入官家”！
　　面对贪婪的封建官僚、面对动荡的社会，宋高宗开出了一个相当不合时宜的药方：静以镇之，清净为国！
　　在一次与宰相吕颐浩的谈话中，宋高宗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治国理念：治理天下应该清净为本，最怕朝官对天下之民指手画脚，只有封建官僚相安无事，天下之人才能各安本分；国事已然如此，黎庶就像虚弱已久的病人，断不能再受伤害，否则元气尽丧。
　　靖康之难，社会秩序完全被金兵破坏，农耕生产更是无所谈起。面对“百姓弃业辟难”的艰难时局，宋高宗颁行了很多利民政策：南逃汉人（归正人）可以在朝廷领到耕地，再贷款买到耕牛，本金八年还清，前三年免除租税；一无所有的流民（被虏之家）则可以在朝廷贷款，去买种子、买农具、安家置业，绍兴三十年前免除一切租赋，就是说，终高宗一朝三十四年，始终未对这些流民收取租赋。
　　以上内容就是绍兴十二年（1142年）宋高宗推行的“经界法”，即，再次以皇权作为后盾、以贷款作为手段重新推行“耕者有其田”。
　　与历代由帝国主导授田不同，经界法授田的方式非常务实：所有人自行上报占有土地面积。本来南宋朝廷就没几个人，也不想管这事，让封建官僚去分配土地，还不定把多少钱搂进自己的腰包！具体给谁授田、授多少田，由保甲公议，反正每个保甲分配的土地总量一定，有人多占就必然有人少占，黎庶自己会把自己的利益分得很清楚——让小农自己去治理小农，大部分人都能获得公平。
　　就这样，宋高宗在一年内的全国范围中轻易完成了授田，土地占有人自行出具“砧基簿”（地契），标明面积、四至，一经保甲公议即具备法律效力，经官府复核、确认后，“砧基簿”便成为土地私有权文书。
　　如果宋高宗只是推行“经界法”，充其量不过是吕后“耕者有其田”的翻版，拾人牙慧、意义有限。
　　宋高宗高明的是，在短短数年间扭转当时“为钱是举”的社会风气，让所有人看到金钱的同时也看到了罪恶，利欲熏心的眼睛会断送所有繁荣！
　　对此，宋高宗拿出了一个简单易行的方法：罚，不仅罚钱，而且罚命！既然不知礼义廉耻，就必须知道疼！
　　有效的市场，不仅需要商人的商品，更需要商人的道德！严厉的惩罚在短时间内就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无论如何利欲熏心、如何道德沦丧，首先也要保证自己的生命不被剥夺。随着商业道德逐步恢复，南宋商业开始再次复兴，当然，这同时也得益于宋高宗“静以镇之，清净为国”的国策，除了盐、铁、茶之外，南宋朝廷和地方不再推行禁榷，让黎庶放手去做，无论赔赚，愿赌服输！
　　至于税收，全国范围内贩运粮食、农具、耕牛等大宗者免税，长途贩运（跨州）者不再征收关津——这在相当程度上免除了商人税赋。只要有锥末之利，市场就能创造出无数崭新的行业——只要朝廷真的能做到清静无为！
　　——南宋瓷器烧制技术是中国历史上公认的巅峰，余杭窑、哥窑、龙泉窑，即使民窑瓷器也极其精莹，无瑕如美玉！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些宋瓷现在的市场价格，一个小小的南宋鸳鸯水滴拍价居然达到一千万元以上，足以在今天的一线城市购买一套“大平米”！
　　——南宋是中国古代图书业的巅峰时期，各地因纸质、印色不同又分为“越州本”、“台州本”、“严州本”等等。南宋版图书“墨香纸润，秀雅古劲”，今天，一套宋版图书的价格也足以在一线城市买上一套豪宅，真可谓“书中自有黄金屋”！
　　——第一代世界海上贸易的缔造者不是荷兰人，而是南宋。建炎之后，金人控制了淮河、黄河，中原和西域的陆路交通几乎完全断绝。没关系，只要有钱赚，走海路也可以！广州、泉州、明州和临安是南宋四个最大的海上港口，与五十多个国家进行海上贸易，南宋的丝织品、腊茶、书籍、文具源源不断贩运到海外……
　　成书于南宋绍兴年间的《梦粱录》记载，临安不再有宵禁，茶坊、酒肆、面店、果子、彩帛、绒线、香烛、油酱、食米、鱼肉等摊贩应有尽有，“柜坊”也脱离了客栈的原始形态，成为专营信贷的金融机构——“质库”，汇款、放贷动辄以“千万钱”计！十年经营，临安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不夜城！
　　极盛之世终于再次来临我华夏！
　　货币战争之宋金之战
　　“二战”后，美国开始拥有世界第一的创新能力、生产能力，独占了全世界五分之四的黄金，美元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货币。一个国家修炼到这个境界，无论如何都可以称为“东西方不败”了。
　　如此武功，美元居然在不足十年内就陷入极为尴尬的境地，全世界都在闹“美元荒”。美国要想保持世界货币的地位就必须向全世界输送美元，即美国必须大量进口其他国家产品；同时，美元如果想维持世界货币的币信，就必须维持出超，维持黄金储备，又必须严厉控制美元出境。
　　不准美元出境、必须让美元出境……
　　这显然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就是特里芬魔咒——只要一个国家的货币成为世界货币就一定会陷入这种两难境地。特里芬魔咒并非自美元始，当年的南宋同样遇到了这个问题。
　　我们还是从“二战”说起，当时的南宋跟今天的美国类比性比较强。“二战”之后，不仅仅是中国百废待兴，德国、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同样也惨遭战火蹂躏，民生凋敝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瘟疫、饥荒、骚乱同样蔓延全国。
　　战后数十年间，这些垂而不死的帝国主义国家无一不再振雄风，焕发出勃勃生机。是所谓市场机制创造了战后辉煌吗？
　　答：不是。
　　无论计划还是市场，都只是资源分配的一种方式，当时奉行市场经济的国家绝非仅有这几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第三世界中的绝大多数也在推行市场经济，也没见哪个成为新的世界霸主。
　　战火只能毁灭财富存量，却无法彻底毁灭创造财富的人，优秀的人力资本才是一个国家最大的财富，所以，这些国家得以在战后迅速崛起！
　　靖康之难后的宋金对峙就是这个样子。宋钦宗虽然送给金人巨量财富，却没有给宋高宗留下一枚铜钱。宋高宗得到的最大财富是积攒了数百年的人力资本，宋室南迁后，北方汉人再次大规模南迁，江南一地生产不但很快恢复，还迅速达到了新的巅峰！
　　从当时的国际生产格局来看，南宋有丝织品、瓷器、漆器、宝船、铁铜、粮食、硫磺……周边国家有马匹、牛羊、腊肉、便宜的食盐……也就是说，南宋掌握着几乎所有产业的制高点、掌握了所有创新，无论您是皇族、贵族还是平民，要想过上好的生活，就必须拿您的初级产品来换南宋的高级产品。
　　尽管金国、西夏、吐蕃、大理、高丽、日本等国家的皇族、封建官僚、贵族很少，但是，这些人却占有国内绝大多数财富。这一小撮有钱人，让南宋获得了一个极好的国际贸易市场——要想与南宋进行贸易，就必须使用南宋的铜钱！
　　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南宋年间，所有进入南宋贩运货物的外国人都必须使用铜钱——这是南宋的交易习惯！今天，出土文物显示，南宋铜钱已经遍及当时人们所见的全部世界，成为当之无愧的第一代世界货币：福建所铸铜钱在南洋诸国成为当地货币；两浙所铸之钱成为日本、朝鲜诸国货币；广东所铸铜钱在印度、北非等国也有使用。即便存在很多以货易货的贸易，海外商人也主动要求南宋商人搭配给一些铜钱。
　　周边国家基本没有独立的货币体系，大宗交易全靠南宋铜钱作为交换媒介，当然，铜钱在海外的购买力远高于南宋境内，只要能把南宋铜钱运出国境，那就发财了！
　　南宋铜钱成为世界货币，这是经济鼎盛的最佳证明。
　　就在南宋铜钱辉煌的时刻，特里芬魔咒不期而遇：要想维持国际贸易，南宋就必须大量进口外国商品、输出铜钱；要想保证国内铜钱流通量，就必须禁绝边境贸易。
　　“二战”后的美国面临原苏联的威慑，当时南宋北面也有一位整天张牙舞爪的邻居——金国。
　　战争时期金人是不需要和宋人做贸易的，需要什么抢来就是，不用交换，也用不着货币。这种抢劫模式在绍兴和议之后就行不通了，金人必须以自己的产出与南宋交换。金人脱胎于原始社会，靖康之难中虽然也掠夺了一些中原工匠，却始终不能形成冶铁铸币产业，货币全靠从宋朝输入。
　　由此，双方在南宋立国一百多年中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铜钱争夺战。
　　绍兴十二年五月，南宋迫于金国压力在盱眙县开设榷场，随后又在淮北、淮南一线开设了一批官办榷场。在很大程度上，南宋官方根本不希望和金人做交易，何况金人在贸易中换走了本就紧缺的铜钱。
　　——为防止铜钱流入金国，南宋王朝对宋金贸易做了近乎苛刻的规定：进入榷场的商品种类、时间、地点都有非常严格的限制，只允许双方以货易货，南宋商人进入榷场之前不知要经过多少次检查，携带铜钱者没收充官，按携带铜钱多少判处流配。
　　——不知用什么方法，终于把铜钱带进去了，还是不行。在南宋榷场，金国商人根本无法见到南宋商人，只能通过榷场官员与南宋交换商品。
　　——在南宋开出的禁运商品名单中，排名第一的不是兵器、铁器或者铜钱，而是图书！无论后世如何指责宋高宗卖国，宋高宗都始终极其痛恨金人，更痛恨金人试图模仿华夏文明。于是，图书被列为最严厉的禁售品，敢私运图书进入金国境内者——杀无赦！
　　南宋错了！
　　数千年来市场生生不息，就是因为它能为无数商人带来利益。在市场面前，即使当权者制定了最为严厉的管理措施，也难抵天下之人对利益的向往。更何况，除了南宋榷场，还有金国榷场，那里可是不受南宋小朝廷管辖的地方。
　　绍兴和议刚刚订立（金皇统元年），金国就在凤翔（今陕西）、寿州（今安徽寿县）一线广设榷场——相对南宋而言，这是一种完全自由的市场。
　　——北宋相袭，八十钱为一陌，由于铜钱匮乏，到南宋一陌经常有只有十多枚铜钱，被称之为“短陌”，所谓“长陌”不过也就五六十枚铜钱。南宋“长陌”、“短陌”购买力当然不一样，没关系，一旦到了金国榷场，就算是“短陌”都可以当做“长陌”使用。如此计算，铜钱在金国榷场购买力高出南宋境内3—4倍。
　　——金人在双方边境广设客栈，一旦南宋商人进入金人客栈，金人就可以替南宋商人运送铜钱和商品，南宋差役又怎么敢无故去挑衅女真军队？
　　——除了盐铁，南宋朝廷几乎放开了所有手工业；除了煮盐，金国官府几乎垄断了所有手工业。这当然不是女真统治者良心发现，让国内人民吃上便宜的食盐，而是为了以此交换南宋铜钱——南宋官盐价格是金人私盐的数倍，加上长短陌折扣，双方差价又何止数十倍？
　　——与南宋禁止私运图书一样，金国也有禁运商品，那就是马匹。无论何种马匹，敢贩卖马匹出境者，斩立决！
　　南宋，严厉的管制、官营的榷场；金国，开放的市场、自由的榷场；结果，大量铜钱通过熙熙攘攘的求利人群流向了金国。
　　在这场货币战争中，如果南宋缉私力度大一些，边境守军严格执行朝廷命令的话，南宋或许还有点希望。然而，一种新兴商人的出现彻底断送了南宋最后的希望——南宋自己的军队。
　　南宋初年的军队由各地勤王之师（民军）拼凑而成，除了宋高宗的嫡系岳飞，其他军队都不吃皇粮。
　　只要有钱赚，无论金人的钱、宋人的钱，都得去赚！
　　高宗年间，南宋军队大范围卷入了宋金边境走私，最初集中于食盐，后来居然连军械、火药都开始贩运，所谓官办榷场很多也成为军队走私集散地。最后，南宋朝廷不得不下令府县衙门不再对此类案件进行审理和判决（府县衙门根本管不了），将之转交给朝廷三司军法监察部门。在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的一次查禁中，三司查获了一支南宋军方舰队，所有兵船居然都被改为走私商船。
　　面对南宋军队的走私行为，金国方面表示出最大限度的诚意，由布防在淮河一线的军队出面为南宋运输食盐，也承接南宋军队方面贩运来的铜钱、粮食、军械。
　　嘴里全是“靖康耻，犹未雪”，背地里却全是“铜钱恨，何时灭”，还能指望这样的将领直捣黄龙？难怪在此后一百多年的宋金战史中双方经常互相投降，双方征战虽多，却极难见到大规模战争。
　　商场就是战场，宋金双方早就在商场中结下了金钱的友谊！
　　会子退金兵
　　铜钱大量流向金国，钱荒之甚，岂容阑出如此！为应对钱荒局势，宋高宗很快想到一个很好的方法——纸币，即，南宋会子。
　　建炎初年，中兴四将就在各自的地盘发行过纸币，随着岳飞在中兴四将中一枝独秀，宋高宗在绍兴六年取缔了各地纸币发行权，并开始自己发行纸币——会子。与北宋年间的交子、钱引不同，会子是一种毫无准备的纸币，虽然会子以铜钱数量标明面值，但是，绝大部分人、绝大部分地区无法以会子直接兑换铜钱。
　　应当说，宋高宗在位期间对会子发行相当克制，年发行量不过一百五十万贯，主要用于支付军需，流通范围也仅限在两淮、巴蜀等与金国交界一线。反正只有这些人、这些地区才有宋金贸易，既然无法控制走私，那就把这些纸币运到女真的地盘上去骗物资吧！
　　在宋金货币战争中，绝大部分会子都流入了金国，并成为金国主要交易媒介。当然，这些纸币也激发了女真人的模仿性创新，女真人也开始自己印发纸币，只不过女真的印刷技术实在太差，国内纸币伪钞盛行，南宋会子在金国的法偿能力远高于本国纸币。
　　如果这样继续下去，会子不可能大幅贬值，甚至不太可能成为一种通行全国的货币。然而，不靠谱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南宋绍兴十九年（金皇统九年，1149年），女真贵族完颜亮篡夺帝位成为金国皇帝，这是金史中一位著名的愤青皇帝。一生只做了两件事：第一，为南侵攻宋聚敛钱财；第二，南侵失败。
　　在位期间，完颜亮征召全国二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男子全部入伍，亲老丁多的家庭也不能留下一个儿子。另外，完颜亮还尽征民间马匹，总计在民间搜刮了五十六万匹马，国力疲敝之至，已经拿不出五十六万匹马的草料，完颜亮居然下令马匹以田里的青苗为食……
　　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国愤青皇帝自以为完成了战争准备，擅自对金国所有人提前征收了五年税赋，带着一百万倾国之兵扑向南宋。
　　中国历史中有一种传统，但凡开疆拓土的皇帝都能获得美名，无论在位期间民生如何，比如，汉武帝；一旦对异族妥协，就一定被指责为昏君、是投降派，是历史的罪人，比如，宋高宗。
　　在此之前，南宋主和派认为，空谈复国没有任何意义，所谓“复国”之议不过吹嘘北方义军如何鼎盛、百姓如何盼望王师。在主和派眼中，北方义军本就是“广”（吴广）、“胜”（陈胜）之徒，他们才是乱世之源，焉能依靠他们就挥兵北伐。
　　开战？
　　笑话，那还不得耗尽天下之财！
　　宋高宗无疑是主和派首领，在他压制下主战派一蹶不振。不过，宋高宗不是天生的投降派，对他来说，主战、主和都是相对的，是战、是和，全凭当时局势而定，当和则和、当战则战。
　　金国愤青皇帝完颜亮实在缺乏保密意识，不但把一幅杭州地图挂在寝宫里，还曾写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的诗句。听到这样的消息，宋高宗就算有心投降，也该明白北面这位愤青皇帝到底想干什么了。
　　不就是拔刀出鞘吗，忍无可忍就毋须再忍！
　　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后，时秦桧已死，宋高宗罢黜了一系列主和派官员。然而，主战派的慷慨激昂不能变成军粮、军需，要想打赢这场战争，南宋朝廷首先得有钱、有很多钱。
　　答：增发纸币，即，增发会子。
　　绍兴三十年，完颜亮南侵前一年，宋高宗下令巴蜀一地会子多行一百七十万缗。次年，朝廷成立部级单位主管会子发行——会子务，新印发的会子在全国范围内成为官府指定货币（旧会子主要是用于去金国骗取物资，当然不能认账）。此后，无论朝廷支付军需、黎庶缴纳税赋，都可以用会子支付。
　　然后，宋高宗下令御驾亲征！
　　即使在战时，宋高宗对发行会子也表现出一种相当克制的态度：官府所有开支，支付货币中会子不得超过总价一半；民间缴纳税赋，却可以六成以会子支付。毕竟这些会子是凭空创造出来的货币，稍有不慎就会造成天价通胀，而这样的比例，则可保证战后数年之内回收大部分会子。
　　在短短两个月内，愤青皇帝完颜亮亲自率领的水军就在采石全军覆灭；陆战再败于大散关、凤翔、樊城一带；绍兴三十二年（金大定元年，1162年），完颜雍在东京（今辽阳）称帝，废黜完颜亮为海陵庶人，随后，完颜亮被属下杀死。
　　完颜亮南侵，南宋完胜！
　　突如其来的胜利有时候会冲昏人的头脑，比如，赵构。
　　完颜亮的失败意味着“金兵不败”的神话彻底破产，赵构的头脑也热了起来，毕竟光复中原、直捣黄龙是一代人的梦想，又有谁真的愿意奴颜婢膝呢。
　　面对主和派的冒死劝谏，赵构一反常态力主出兵北伐。隆兴元年（1163年）正月，尘封已久的岳飞案平反、岳飞被追封为鄂王（看起来，一旦需要人造英雄形象的时候，赵构还是先想到了曾经重用的岳飞），同月，宋将李显忠、邵宏渊出兵北伐。
　　轰轰烈烈的隆兴北伐开始了！
　　前面我们说过，宋高宗奉行无为而治，没有了封建官僚，千百万人得以追逐锥末之利，南宋王朝经济得以奇迹般迅速恢复。但这种行为是有代价的，无为、无为，无所作为，不仅仅是皇帝无所作为，封建官僚也被逼无所作为，既然没本事对付黎民百姓，当然也很难对付骁勇的女真。
　　高宗一朝，南宋封建官僚始终处于弱势，加之宋高宗有意推行北宋“以文制武”的国策，南宋朝廷已经没有中兴四将这样的将才，朝廷直接指挥的军事力量也仅有二十万人左右，能出战者不过六万。
　　这样的军事实力，朝廷动用发行会子一类的非常手段才得以退敌，何况出境主动击敌？
　　隆兴北伐比完颜亮南侵的战绩稍微好一点点，完颜亮支持了两个月，隆兴北伐支持了半年。南宋正月出兵，七月即在宿州遭遇大败，辎重尽失；八月，主和派汤思退再次拜相，南宋由攻势转为守势。
　　隆兴二年，宋金双方再次签订“隆兴和议”。与“绍兴和议”相比，总算挽回了一点名声、换回了一点利益，和议约定南宋不再向金称臣，双方皇帝以叔侄相称，南宋岁币减少十万。
　　王夫之对此有过精准的评论：隆兴年初，在“以文治武”的理念下，将军都开始冒充书生，自矜有君子之风的士大夫则在汤火之急的兵事面前做出一副恍若无事之状，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如是，焉能成就北伐霸业？
　　隆兴和议后，宋金双方再次进入相对和平的时期，南宋则在赵构主持下恢复了无为而治的国策。
　　赵构早年颠沛流离，却绝对有一个幸福的晚年，也是一个长寿的皇帝，他活了八十一岁，死亡时已是淳熙十四年（1187年）。
　　早在绍兴三十一年，完颜亮南侵那年，宋高宗就把皇位禅让给了自己的远房亲戚——赵昚，即宋孝宗。赵昚并非宋高宗嫡嗣，也非子侄，而是出自宋太祖赵匡胤一脉，从血缘关系上讲，在遥远的八九代之前二人曾有直系血亲关系。
　　当时坊间传闻，宋太祖在天之灵不满宋太宗篡位（宋史中有“烛影斧声”之说，意指宋太宗谋杀了宋太祖），所以才让太宗子孙经历了靖康之难。为应验民间偈语“百年之后，太祖当再有天下”，宋高宗在宋太祖子嗣中选择了赵昚为帝。看来，宋高宗虽然贵为皇帝，终究还是对天命之说有所畏惧。
　　当然，虽然赵构退位称太上皇，他还是真正意义上的一把手。每当宋孝宗力陈恢复大计的时候，太上皇赵构总是说：等我百年之后，你再想这事吧……
　　宋孝宗赵昚当政二十七年，二十五年头上还有一个太上皇赵构。
　　——孝宗淳熙年间，南宋王朝修“淳熙条法事类”，对封建官僚一举一动进行了严格规范，严禁封建官僚本人、家人和奴婢涉足任何商业、手工业。荆南府知州、建炎名将李道手下的一个豪奴挪用公款放高利贷，事发后李道被判处被流配黔地——相当于死刑（北宋相袭，朝廷不杀读书人），朝野为之噤舌！
　　——孝宗淳熙年间，南宋王朝开始轮流赦免全国农户租赋，仅淳熙八年就在两浙、江东西、湖北、淮西等地免除了一百七十万石粮食、二十六万缗钱——放到建炎初年，这可是南宋王朝的全部收入。
　　淳熙十六年，仅亲政两年的宋孝宗病逝，南宋经济也终于达到了中国古代的巅峰，当年全国总户数达到一千二百万户，远远超过了盛唐玄宗之治（如果考虑疆域大小，南宋经济应该更是盛况空前）；封桩库铜钱高达四千七百万缗，穿铜钱的绳子已经腐朽了，以至于无法完成清点……
　　站在宋高宗的肩膀上，孝宗年间被史籍称为“孝宗之治”，《宋史》对宋孝宗给出的评语是“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孝宗之治”就真的是宋孝宗的功绩吗？还是宋高宗被治史者在有意无意间忽略？
　　（宋度宗—宋恭帝）
　　如此丰厚的国库，韩侂胄认为远远不够，有什么方法能在短时间内聚敛更多财富呢？货币增发！自绍兴三十一年至开禧元年，朝廷一共发行了十一界会子，据《朝野杂记》记载，开禧二年的会子发行是1.4亿缗。这背后是残酷的经济现实：短短两年间超量发行纸币引发了国内大通涨，开禧二年初临安米价在短短两个月内上涨三倍左右。
　　王霸义利之辩
　　经过宋高宗、宋孝宗的无为而治，南宋王朝已经完全具备了北伐金国的实力，何时北伐已经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宋孝宗仅亲政两年就退位，当太上皇的时候又跟宋光宗一直闹意见，终其一生都没有机会实现北伐金国的宏伟志向。这个任务落在了新的继任者宋宁宗身上，一个甲子的平静即将被打破。
　　在普通人眼里，皇帝一呼百应，天下无不可为之事。其实，仅仅一个皇帝的称号并不能让一个人真的君临天下，个人履历同样会决定皇帝是否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宋宁宗的履历实在不怎么光彩。
　　绍熙五年，太上皇宋孝宗薨，作为皇帝的宋光宗却拒绝参加先皇葬礼，可见宋孝宗、宋光宗父子矛盾之深。为平息朝野汹汹之议，韩侂胄与赵汝愚联手发动政变拥立宋宁宗，逼宋光宗退位。如此履历，宋宁宗自然在这两位大臣面前直不起腰杆——毕竟是人家提拔的你，这个道理跟普通人其实没什么区别。
　　宋宁宗赵扩登基，韩侂胄、赵汝愚拥策定之奇功，如果用童话中的语言应该这样描写，从此，宋光宗、赵汝愚、韩侂胄手拉手过起了幸福的生活……
　　历史不是童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合作只是暂时的，斗争才是永远的！何况，韩侂胄与赵汝愚之间的矛盾是路线之争，关系到南宋帝国打什么旗、走什么路，不是两个人坐下来喝杯酒、碰个杯就可以解决的。
　　——赵汝愚向来以富弼、司马光为偶像，他信奉的是儒家“义利之道”。这是一种类似于少林七十二绝艺的正派武功，要威震江湖首先要苦行修炼内力，练个三五十年才是个起步价，没有人能在短时间让所有人都富裕起来。所以，赵汝愚认为，要北伐、要报君父之仇，就必须依靠内修政事去外攘狄夷！所以，他大力提倡朱程理学。所谓“存天理、去人欲”，是帝师朱熹对皇帝提出的要求，希望几乎无所不能的皇帝最终能有所敬畏。
　　——韩侂胄的榜样是王安石，他信奉的是商鞅的“王霸之道”。这是一种地地道道的邪派武功，所谓修炼不过是“武林称雄，挥刀自宫”，不需要艰苦的修炼、也不需要苦行，只要在一瞬间爆发全部力量就能制敌于死地——只求一时之利、不求万世之功。所以，韩侂胄认为，既然“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就必须只争朝夕、毕其功于一役！何况，我大宋朝并非无钱，只要尽取天下之财，必定能做一番经天纬地的事业！所谓“君道”只是无用的“迂腐之论”，只有“执赏罚才能以驱天下”，这才是“霸者之术”！
　　在宋史中，韩、赵之争也被称为“王霸义利之辩”。这一刻，韩侂胄继承了新党的光荣传统；这一刻，王安石、吕惠卿、蔡京灵魂附体，充分发挥了新党“要钱不要命”的优秀传统；这一刻，韩侂胄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代表了一批封建官僚！
　　王霸义利之辨，新旧之争，在南宋王朝重燃！也许，封建王朝只要还存在一个对社会资源具备强控制力的政府，所谓新旧之争就会永远如影随形。这也是一个永远无法停止争论的命题：盛世之道，是先国富，还是先民强？
　　再次讨论这个问题，让我们换一个角度，不要把国富民强放到多高的高度，而是以一个普通人的思维来考虑。武侠小说告诉我们，一般来说，正派武功不如邪派武功见效快，现实中王霸之道也要比义利快很多。
　　——缔造一代盛世，必须有几代人、十几代人的积累。等到天下黎庶都富裕了，国家焉能不强盛？只不过，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漫长到让封建统治者无法等待，漫长到让所有人都能失去耐心。从心理学角度讲，任何人、做任何事都希望立刻见到效果，所谓立竿见影。
　　——民虽强，天下之财却在普通人的箱笼之中，皇帝是看不到的，国库充盈才是皇帝能见到的真金白银。现在，他们要做的是经天纬地的事业，一定要有惊天之财：只要集中天下财富，就一定可以与北方的金寇一争雄长！
　　如果是你，你会如何选择？
　　庆元二年（1196年），韩侂胄兴起“庆元党禁”，赵汝愚因自己的言行被扣上了一顶“投降派”的大帽子，并被时人斥为“秦桧第二”。接着，赵汝愚在流放之地自尽，一批理学名臣被罢黜，朱熹等五十六位当世大儒被列为“伪学逆党”，六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成为“世之大禁”。
　　存了朱程理学中的“天理”，又怎么能满足韩侂胄的“人欲”？
　　这里要说，庆元年间南宋王朝的国运还不是最坏的，金国的运气实在更差：宋光宗绍熙二年（金明昌二年，1192年）、绍熙三年，西夏接连入侵金国，新兴的蒙元帝国也开始蚕食金人土地；绍熙五年，大通节度使完颜辩据五城叛变；同年，今山东一带发生大饥荒，流民蜂拥而起，史称“红袄军”……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这都是南宋出兵北伐的好机会。南宋宁宗嘉泰四年（1204年）起，南宋开始用一系列动作试探金国虚实。
　　——追封岳飞为鄂王、改谥秦桧为“缪丑”，为兴兵伐金造声势。之所以选择岳飞而非黄天荡大战的指挥者韩世忠，我相信还有一个原因，这位后世敬仰的岳飞，其祖先曾是韩侂胄祖先的家奴。由此，岳飞的孙子岳珂也终于得到机会，综合个人臆想和各种民间故事创造了那部编年体小说《鄂王编年纪实》。
　　——宋金之争向来是宋人忍让、金人跋扈。嘉泰年间，南宋军队一改往日作风，不停在两淮、川陕越境作战（主要是骚扰百姓、杀人越货）；面对宋军的挑衅，金章宗只是以公文的方式知会南宋，有强盗越境，之后就再无声息了。
　　——故意透露消息给金国使者完颜阿鲁，让他看到宋朝不停在边境购买金国马匹。完颜阿鲁归国后奏报朝廷，金章宗的第一反应却是在金殿之上将完颜阿鲁痛打了一顿板子，然后贬官、流放。
　　此时此地，再不北伐，韩侂胄就是“痴线”！开禧二年（1206年）五月，韩侂胄领平章国军事，出兵伐金，史称“开禧北伐”。
　　在这里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开禧北伐中欢呼雀跃的不是封建官僚、不是职业军人、甚至不是群氓百姓，而是南宋文坛！
　　开禧北伐是南宋文坛一大盛事，军中既有“醉里挑灯看剑”的辛弃疾，也有“铁马冰河入梦来”的陆游！讨金檄文更是与骆宾王的《代李敬业讨武兆檄》并列为中国古代四大檄文，以一句“天道好还，盖中国有必伸之理，人心助顺，虽匹夫无不报之仇”名垂千古！
　　在南宋万千文坛才子直接参与下，千呼万唤的开禧北伐在不足三个月内就全线溃退。我觉得，辛弃疾、陆游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他们的诗词已经明确告诉读者，自己只适合在喝多了、睡着了的情况下参与军事行动。
　　这是一个双方谁也没有想到的结果。开战之前，金宣宗已经做好了全线溃退的准备，第一道防线居然设在西起今石家庄、东至今天津一线。也就是说，韩侂胄根本还没遇到金国主力，就溃不成军了。
　　曾经有无数人、用无数种方式解读过开禧北伐失败的原因，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四川宣抚使吴曦叛变：北伐前夕，金人许诺让吴曦称王、永镇巴蜀之地，吴曦为了一姓荣华富贵在背后摆了韩侂胄一道。
　　仅仅从军事角度，这肯定是重要成因之一；如果把货币、金融、经济都纳入我们的视野，这个结论还成立吗？
　　吴曦拒不出兵，确实导致韩侂胄三路同时北伐的方略落空，但这远不足以给北伐大业造成致命打击，偶然的用人失误更不可能导致全局性崩溃。实际上，吴曦称王只有四十一天，其后就被卫兵矫诏刺杀，如果韩侂胄真有统辖全局的胸襟和能力，他有足够的时间重整巴蜀军事力量。
　　开禧北伐失败是命中注定的结果，吴曦叛变不过是一支催化剂。
　　韩侂胄讨厌士大夫，更讨厌人类无法忽视的经济规律，在他眼里，“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过是儒生无用的诡辩。当政十年间，韩侂胄启用了一批胥吏：但凡能为朝廷聚敛到财富的人，无论出身如何都是“粗才”；但凡能为朝廷征召徭役的人，无论采取何种手段都是“俗才”，而韩侂胄考核“粗才”、“俗才”的惟一标准就是为朝廷聚敛了多少财富、征召了多少无偿劳动力。
　　这是一种怎样的剥夺。王安石变法期间北宋财力达到了巅峰，熙宁年间国库收入不过也就六千万缗钱；庆元年间，朝廷总岁入超过八千万贯，国库仅黄金就八十多万两、白银接近两百万两。要知道，南宋能控制地盘不足北宋的三分之二。
　　如此丰厚的国库，韩侂胄仍然认为是远远不够的，有什么方法能在短时间内为韩侂胄聚敛更多财富呢？
　　答：绝招——货币增发。
　　自绍兴三十一年至开禧元年，朝廷一共发行了十一界会子，每界会子流通时间平均在五至十年不等，新发行的会子可以1：1兑换旧会子。
　　开禧元年，韩侂胄在没有收兑第十一界会子的同时就发行了第十二界会子，开禧二年又发行第十三界会子，南宋货币史中第一次出现了三界会子并行。据《朝野杂记》记载，开禧二年的会子发行是1.4亿缗，而乾道四年（1168年）这个数字只是四千万缗。
　　这组数据的背后是残酷的经济现实：短短两年间超量发行纸币引发了国内大通涨，开禧二年初临安米价在短短两个月内上涨三倍左右。
　　——楮币将天下之钱驱赶到府库和富人家中，物价翔腾，农人面对着干涸的土地无从借贷，农病矣！
　　——都邑白昼商铺关门，商病矣！
　　——读书人食不果腹，每天想的都是如何拿到铜钱、白银，士病矣！
　　——百工空有一身本领，造出来的东西却不敢出售，也不能养活自己，工病矣！
　　天下四民俱病，军队奄奄一息……韩侂胄即使占尽天下之财，又怎能不“赢得仓皇北顾”？
　　开禧三年，韩侂胄为另一奸相史弥远谋杀，开禧北伐以“嘉定和议”而告终。那一年，另一个更凶狠的强盗——铁木真在斡难河畔竖起白旗（这一点跟中国传统完全相悖），蒙元帝国铁骑即将践踏中原河山。
　　错时的救赎
　　嘉定和议后的第三年（1211年），蒙金战争爆发，蒙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攻破金国北疆防线。
　　此时，金国的统治者金宣宗做出了一个极为错误的决定，他没有联宋抗蒙，甚至没有集中全国之力对抗蒙元帝国入侵，反而想出了一个“南扩立国”的馊主意：效仿北宋南逃，在江南重新建立金国。
　　江南是南宋的地盘，金宣宗岂能想来就来？
　　由此，宋金再次展开了一场长达十几年的战争，两国在巴蜀、两淮、荆襄三地同时开战。在这场战争中，宋金两国都顶着亡国的压力，战争极其残酷。遗憾的是，宋金双方都找错了对手，虽然宋金之争还是没有分出胜负，两国却都为筹措军费发行了大量纸币，货币体系同时崩溃。
　　——金国的纸币叫“交钞”，最初印行交钞的主要目的是弥补铜钱的不足。金宣宗年间，为了支付南北战事费用，连印四界交钞，国内终于发生了超级通货膨胀。这样的纸币当然不能在市面上流通，一百贯的交钞居然连一枚铜钱都换不到——纸币贬值99%以上。南宋宰相吴潜在评价金国之亡时说：金人亡国，表面是鞑子入侵，实际上则是楮币超量增发所致，无论一张纸币面值三缗、五缗还是百缗，这终究是一张纸，百姓始终不认为这是钱，楮币贬值耗尽了金国最后一点血脉，其国毙矣！
　　——南宋也再次大量发行会子，宋理宗绍定年间，南宋会子再次出现三界并行（十四、十五、十六）的局面，流通中的会子达到3.2亿缗，是开禧北伐前的三倍，一贯会子在市面上已经难以换到100枚铜钱，纸币贬值达到90%。
　　南宋端平元年（金天兴三年，1234年），金哀帝兵败自尽，金亡。
　　宿敌金朝亡国惊醒了南宋君臣，上至皇帝、下至黎庶，大家都明白取代金国的蒙元帝国是一个更为凶狠的歹徒。要想对付蒙元帝国，南宋王朝必须有所作为，宋理宗于史弥远死后第二年改元“端平”，开始了一个叫“端平更化”的时代。
　　要想重振经济，必须整顿货币。但凡整顿货币，一定要实现两个目标：减少流通中的纸币、建立良好的币信。
　　两个目标相比，减少流通中的货币其实很容易，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废止这种货币流通，以新币收兑旧币，比如，后世中华民国就曾以金圆券替代法币、又以银圆券替代金圆券。这种方法简单而粗暴，虽然能在短时间内减少纸币，却不一定重建币信，持有货币的人无法相信货币发行者不再超量发行货币，也无法判断自己手中的新币是否会继续贬值。
　　所谓“币信”就是货币信誉，你得让人相信这种纸币真的值这些钱，惟一方法就是以真金白银兑换流通中的现有货币，重树发行者的形象。端平年间，宋理宗正是以真金白银来整理会子的，史称会子“提称”。
　　——为收回流通中的会子，宋理宗共从国库中拿出了九万一千八百三十两黄金、二百零一万六千九百两白银，按旧会子面值2：1的比例兑换黄金或白银（后改为5：1）。当时市场上的实际兑换比例为10：1，朝廷给出的兑换比价已经高出市场数倍。这实在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只有朝廷吃了大亏，才能真正重建币信。
　　——为减轻国库压力，宋理宗也提出了很多辅助措施：会子的持有者可以用旧会子换取爵位、僧道度牒；会子持有者可以用之纳税、免除徭役，盐商也可以用部分盐钞和会子搭配换取官盐（不能全部以会子取代钱引，否则，钱引就丧失了币信）。
　　提称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端平二年，会子与铜钱的兑换比例终于下降到约5：1——这是“提称”中官方最终给出的会子价格，自然会成为市场上公认的交易价格。
　　从货币发行的角度来讲，“提称”无疑是成功的。
　　不成功的是，宋理宗刚刚花了血本整理会子，端平二年，蒙元大军就开始分三路入侵南宋。顺便提一句，蒙元铁骑入侵南宋的时候，铁木真已经死掉九年了，当时的蒙元帝国已经横跨欧亚大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这个自称“成吉思汗”的战争狂人跟南宋有多少瓜葛！
　　外敌入侵，国库金银、铜钱却早就拿去“提称”会子了。
　　没有办法，只能再发会子！
　　端平二年之后，南宋朝廷连续发行十七、十八界会子，虽然只是两界会子同时流通，发行量总量却超过前期任何一个时代的总和！
　　更离谱的是，蒙元西路大军将巴蜀地区变为战场。这里是楮树的主要产地，楮树则是制造纸币最主要的原料，所以会子也称为“楮币”。现在，巴蜀地区成为战场，制造纸币的楮树是不要指望了，只能在江南就地取材。将楮木化为纸浆的难度很大，所以，楮币也难以仿造；普通树木、竹子化为纸浆，一个南宋书商就能做到——既然官府可以滥发纸币，军队将领、地方豪强也可以自行印刷会子。
　　结果：南宋境内伪币泛滥，端平元年的提称效果不足一年就荡然无存！
　　时人王迈如此评论：朝廷本意是维持会子信誉，现在，不但朝廷大量发行会子，市坊之间也伪币泛滥，收兑会子的机会都没有了，会子又焉能不一贬再贬？
　　应当说，南宋还是幸运的，在端平年间的战事中，蒙元大汗蒙哥在钓鱼城为南宋石炮所伤，最终不治而亡。蒙哥死后，忽必烈等人回兵大漠争夺汗位，为南宋赢得了十年的备战时机。
　　十年并不是一段很短的时间，虽然蒙元肯定还会南侵，如果备战措施得当，宋蒙之战可能会胶着更长时间。随着蒙元内政时局逐步变化，宋蒙战局也许就会出现转机，也许宋室能保住中原王朝血脉。
　　《宋史》告诉我们，南宋王朝没有抓住这宝贵的十年，宋理宗死后，在一位新的奸相贾似道左右下，南宋终于走向了不归路。
　　贾似道，南宋名将贾涉之子，嘉熙二年进士，即南宋末年著名的“蟋蟀宰相”。据说此人以斗蟋蟀为己任，还为后人留下一本斗蟋蟀的专著《蟋蟀经》；斗蟋蟀之外，此人还喜欢拨弄是非、排斥异己，悍然杀死抗蒙名将向世璧，逼走将领马光祖，迫使大将刘整叛国，最终使得南宋柱石皆空，亡国之日在即。因此，贾似道与秦桧、韩侂胄、史弥远并列为南宋四大奸相，被《宋史》列入奸臣传。
　　首先，我要告诉大家《宋史》的著者为元末宰相脱脱。贾似道曾经是蒙元帝国最大的敌人，蒙哥侵宋的时候，所选择的战略突破口并不是后来的襄阳，而是鄂州。主攻鄂州的将领是后来的元世祖忽必烈；南宋一方的守将，恰好就是贾似道。
　　蒙哥死后，忽必烈最初并不想退兵，而是发出了“吾奉命南来，岂可无功遽还”的狂言，希望携克鄂州坚城之功再回大漠争夺汗位。
　　贾似道一介书生，在朝廷不发一兵、不赐一粮的情况下独守鄂州一百多天，迫使忽必烈无功而返。忽必烈称帝后曾多次怒斥部下：你们总说书生无用，当年为何你们拿不下一个书生镇守的鄂州城？
　　景定元年忽必烈退兵，贾似道击溃了蒙元帝国最为精锐的部队，皇帝诏书称其对宋室有“再造之功”。
　　贾似道拜相后，确实剪除了向世璧、马光祖、刘整以及很多军方将领，这些人也确实都是百死余生的骁将。面对这些事实，我还是想先问几个问题：为何贾似道和宋理宗要不遗余力剪除这些抗蒙骁将？十多年兵灾之后，南宋又是一幅怎样的河山？
　　鄂州战后，宋蒙战争已经持续了十三年，一切正常的社会秩序早已被打破，正常的经济运行早就不存在了。这段时间内，强势集团忽视一切社会道德、规则，疯狂从事兼并土地。
　　——当世大儒刘克庄（贾似道的密友）上奏宋理宗：现在，土地兼并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朝廷官员吞并千家膏腴之地，他们的土地绵亘数千里、岁入粮食达到上百万石，自开辟鸿蒙未见此景。
　　——御史台的奏折则这样描述：权贵夺民田，少则数千亩，多则连绵千里，弱者肉、强者食，兼并寖盛，黎庶已经无以了此残生了！
　　——北宋以来，佃户租赁土地始终是来去自由，租佃关系根本不对佃户形成人身束缚。宋理宗端平年间开始，佃户完全被固着在土地之上，沦为农奴。《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地主杀死佃户判流配本州，佃户不得告发地主——只要有钱，人可以随便杀（富人敢于专杀）！
　　当绝大部分人的生命都被弃如敝屣，又怎么可能守住自己的财富！
　　短短十三年，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趋势呈爆发式上升，强势集团已经占尽天下之财。不要说曾经富甲天下的南宋王朝，任何一个末世王朝土地兼并都从未如此惨烈。
　　战后淳佑年间，会子已经无法流通，土地都集中在官家豪强手中，皇帝又能靠什么吃饭呢？
　　答：和籴。
　　“和籴”发明者为唐朝李林甫，本意为高价购买农人手中的粮食，是一种财政转移支付。王安石既然要“理天下之财”，当然不能做这种亏本的生意，“和籴”由此变为一种害民恶政：在正税之外，朝廷低价强买农人粮食。宋理宗为应对宋蒙战事，和籴变得更为离谱——以会子支付农人售粮价款，后来干脆连会子都省了——基本等于白拿！
　　所谓“国用边饷，皆仰和籴”！
　　光怪陆离的末世王朝，强势利益集团会毫无顾忌地把压力全部转移到弱势方。官家豪强有这么多土地、手握这么多军队、这么大的权势，谁又会把“和籴”加到自己头上呢？结果：官家豪强不服从“和籴”，黎庶又已经没有了土地，很快，南宋就连“和籴”这样的恶政也维持不下去了。
　　面对当时的危局，贾似道拿出了自己的应对之策——公田法。
　　景定四年（1263年），临安知府刘良贵在贾似道指使下奏报：为今之计，必须控制官员超秩占田，朝廷可以效仿“和籴”，用赎买的方式拿走他们手中的土地，将之分给无地农户；这样每年全国可以增加六七百万石粮食收入，从此不再仰仗“和籴”、不再发行会子、物价不再翔涌、军需不再难以为继！
　　如此，贫富可均！
　　为了挽救弥留之际的南宋王朝，贾似道希冀再次以强大的皇权作为后盾在南宋平均地权，将帝国经济扳回到正常发展的轨道。当朝宰相、军国平章贾似道更是带头捐出自己在两浙路的一万亩良田，并将其分给无地农户。
　　有了皇帝的圣旨、有了宰相捐地的榜样，普通人就真的能从官家豪强手中得到土地了吗？
　　宋理宗不是马上皇帝，贾似道面对的也不仅仅是封建官僚，他们的对手是在对蒙作战中日益强大起来的“官家豪强”。这些人不但身居高位，手里还掌握着地方武装，是官、也是匪，该是官的时候是官、该是匪的时候就是匪。
　　面对这样一群聚敛无度的封建官僚、穷凶极恶的土匪，仅仅凭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一个书生宰相贾似道，全国无钱、无地、无势力的农户又岂能真的团结在一起，在“官家豪强”手中拿到土地？
　　——“公田法”刚刚推行的时候，主要目标是占田超秩的官员、富人，所有人必须无条件出卖三分之一以上的土地。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公田法”的剥夺对象居然成为占田仅为二百亩的小康之家，后来又扩大到占田一百亩的普通自耕农，推行范围也缩小至两浙路，即宰相贾似道的老家。
　　——按“公田法”规定，朝廷买回官田后应给无地农夫发放无息贷款，以购买耕牛、农具、种子，结果，所谓无息贷款居然变成发放会子、收回铜钱或者白银——这跟抢劫也差不多！
　　——官家买回公田，同时在每乡镇设立“官庄”负责授田，同时管理租赋。结果，官庄管理权无一例外被封建官僚攫夺，他们看好谁的土地就直接强令其并入官庄。
　　宋理宗和贾似道并非没有努力，为了配合“公田法”，他们推行了“打算法”。“打算法”也被后人称为南宋亡国之源，因为，贾似道正是在推行打算法的过程中诛杀了向世璧、赶走了马祖光、逼刘整投降。
　　“打算”的字面含义在南宋年间是审计、内审、监察的意思，所谓“打算法”就是由封建朝廷出面对官员、军队进行审计监察。
　　战争期间，官家豪强捞了这么多土地；现在，朝廷追究起来，怎么办？
　　对起自草莽的“官家豪强”来说，他们没有“存天理”的威慑，只有没去干净的“人欲”。这些人根本就不在乎朝廷律令，保住财富就保住了自己的势力，谁能替我保住财富就效忠于谁！至于主子是谁，无所谓！
　　景定年间，“打算法”查办了一小撮边境将领，一大批将领则为逃避“打算法”投降蒙元，这其中就包括后来为忽必烈策划襄阳之战的金国降将刘整。
　　南宋王朝，大命将倾！
　　货币阳谋：关子困襄阳
　　景定五年，在南宋灭亡前一刻，饱经风霜的宋理宗撒手人寰，把这个烂摊子留给了自己的侄子宋度宗。
　　我们似乎不应过多责备宋度宗，据《宋史》记载，宋度宗的智力可能有点问题，真正烦恼的是平章军国、宰相贾似道。宋度宗称贾似道为“师臣”，下朝时必起立目送贾似道离去。实际上，贾似道才是南宋王朝真正的统治者、南宋君臣的精神领袖——一位曾经击溃蒙元皇帝的战神！
　　宋度宗可以停留在幻想的世界里，贾似道却必须面对真实的世界。
　　为应对蒙元帝国人接连不断的边境骚扰，为抚慰自己的将士，也为用会子去骗人们手中残存的土地，贾似道再次拿出发行纸币的老办法。宋理宗死后，十七、十八两界会子同时流通，发行量已经突破6.5亿缗，曾出现每日发行十五万缗的记录，是整个宋朝纸币最疯狂的时代。
　　我们说过，当一种纸币成为废纸，就必须整理货币，整理货币有两种手法：以新代旧、整理币信。
　　贾似道已经没有能力以真金白银兑换人们手中的会子，也就只能发行新币、取代旧币。景定五年，贾似道宣布发行新的纸币——金银关子，此后，十七界会子不再具有购买力，十八界会子按3：1的比例兑换关子。
　　“关子行，物价翔踊”，金银关子发行当年，临安立即发生了大饥荒，米价涨到斗米千钱，蚕丝价格也上涨了约十倍左右。人们这样评价时局：楮币蚀其心腹，大敌剥其四肢，危亡之祸，近在旦夕！
　　对贾似道来说，金国亡国之鉴不远，他本人也是端平年间整理会子的倡导者和直接执行者，不可能不知道滥发关子的害处。无论增发纸币有多大害处，这确实是迅速聚敛财富的绝招，现在，蒙元铁骑已经打到家门口了，饮鸩止渴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南宋咸淳四年（1268年），忽必烈再次挥军南下。这一次蒙元帝国放弃了三路并进的战略，集中所有力量猛攻襄阳！这里才是南宋真正的命脉所在：南宋据守东南，以吴越为家，最要害的地方却在荆襄，只要攻取襄阳，顺水而下，扬州、庐州就会不攻自破！
　　宋蒙之战中耗时最长、最为惨烈的攻坚战——襄阳之战开始了。
　　贾似道虽然与秦桧并列为南宋四大奸相，却与秦桧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生观，秦桧是典型的投降派、贾似道却是一个坚决的主战派。
　　中国古代史学研究中存在着所谓“胜者王侯败者寇”的倾向，这种不分是非的逻辑令人非常不安：危急时刻挽救了宋朝王室的赵构被斥为卖国贼、投降派，因为，他没有在刚刚立稳脚跟之后就挥兵北伐；坚决的主战派贾似道同样被视为奸臣、乱臣贼子，因为，他打了败仗，最终南宋亡国。
　　对当时的南宋人民来说，并不觉得蒙元帝国有多么可怕，更不认为亡国在即。他们有朝廷柱石、皇帝的“师臣”贾似道，大汗蒙哥亲帅三路大军入寇，照样被打的狼狈而回，现在的蒙元大汗忽必烈正是当年贾似道的手下败将。
　　忽必烈，有什么了不起的？
　　为对抗蒙元帝国入侵，贾似道派出了自己的嫡系大将——吕文德。在铁血交织的襄阳之战中，这位文盲将军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成为决定南宋王朝走向的关键人物。
　　金庸先生所著《神雕侠侣》大结局即以襄阳大战作为故事背景，虽然主要历史人物被张冠李戴，小说还是给吕文德安排了一个跑龙套的角色。《神雕侠侣》中曾有这样的描写：郭靖、杨过等在浴血奋战的时候，这位将军居然躲在桌子底下念佛！
　　实在是对不住吕文德啊，现实中的襄阳大战，吕文德才是主角。遗憾的是，直至今日人们对吕文德的研究都不够深入，甚至连吕文德早年的经历都不清楚。人们只知道，他年轻的时候只是一个樵夫，后来为了生计所迫从军。其后，吕文德显示出了高超的军事才华，第三次宋蒙战争的时候，贾似道在鄂州对抗忽必烈，吕文德则在钓鱼城力敌大汗蒙哥，确切地说，大汗蒙哥正是死在吕文德手中。
　　贾似道拜相后，吕文德深得信任，总领湖广，淮东、淮西、鄂州、四川计六十四州，官封“总领湖广江西京西财赋、湖北京西军马钱粮，专一报发于御前军马文字”。
　　字面意思来看，总领六十四州，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官了！
　　真实的情况却惨痛的令人心碎，贾似道实在是太穷了，除了一堆毫无用处的关子，他根本无法为吕文德提供军需后防，只能让吕文德自行在六十四州刮地皮。
　　吕文德不识字，搞战时经济（请注意，不是经济建设）却是一把好手！他统治的地区兵祸连年，人们失去了土地、房子、财产……
　　都没关系，只要你的命还在，您就可以来吕将军手下混口饭吃！
　　流民可以当兵、也可以种地，反正六十四州只有他一人才是“官家豪强”。残酷的劫掠为吕文德积累了大量财富，襄阳几乎集中了六十四州的所有财富，城内军需可供数年所用。忽必烈，有本事就来吧，让你看看大宋男儿的好身手（郭靖语录）！
　　要攻克襄阳，首先要包围这座城池，断绝城池与外界一切的物资、人员往来，然后，日复一日强攻，总有一天能攻破城池。
　　要包围襄阳，包围不了……
　　襄阳城三面环水、一面靠山，这样的城池根本无法形成包围圈，也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补给不停运往襄阳。何况，蒙元骑兵的优势并不体现在攻坚战上，蒙哥以大汗之尊尚且死在钓鱼城。
　　这一次，在南宋降将刘整的指导下，蒙元帝国学聪明了。
　　蒙元帝国包围襄阳城，整整用了六年时间。所用的不仅仅是士兵、战马、回回炮，还有蒙元帝国在全世界劫掠来的财富。蒙元大臣的奏折这样描述当时的襄樊军费：我军围困襄樊六年，铠甲兵器耗费若干、钱粮耗费若干、饷银耗费若干、物资牛马耗费若干……
　　这个“若干”是多少呢？
　　答：帝国每年的岁入一半以上都要用于襄樊军用！
　　蒙元帝国用这么多钱来干什么了呢？
　　答：送给吕文德，而且不是行贿。
　　襄阳的蒙元士兵就地转业成为商人，他们私自建立榷场，从蒙元帝国已经占领的地盘上贩运来大量粮食、酒、盐等专营物品，更重要的是，在这些市场可以用会子、关子交换商品。
　　蒙元帝国用这些钱贩运来物资，跟吕文德做生意——这是降将刘整的建议：不能力敌、便当智取，方法就是通过做生意给吕文德运送物资……
　　手中毫无用处的关子变成了真金白银，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情啊！贾似道送来的关子终于派上了用处！
　　您看到的没错，襄阳城外的宋蒙贸易，完全就是白白给吕文德运输物资。而且，吕文德丝毫不领人情！蒙元帝国花了如此高昂的代价，当然不是为了提高南宋军民福利水平，而是为了得到更大的利益——襄阳城！
　　襄阳难以攻克是因为难以形成包围圈，难以形成包围圈是因为没有这么大的财力、人力去在三道河流沿岸、一座高山之上长时间布满士兵。
　　既然不能布满士兵，那么，我就布满商人。
　　蒙元帝国布下这局棋，生死劫在于从市场中获益的人不仅吕文德，千百万南宋将士和当地人也得到了很多实惠——这可是蒙元帝国的倾国之财啊！
　　做生意赚了很多钱，吕文德很高兴；吕文德不高兴的是，广大南宋军民经常通过另一种方式与蒙元帝国沟通——抢劫，只不过抢劫者变成了南宋汉人、被抢者是蒙元商人！显然，这种抢劫行径干扰了正常交易，严重影响了吕文德将军的收入。
　　不久，蒙元商人向吕文德交涉：汉人太不讲信义了（您都打到家门口了，谁跟你讲信义），蒙元帝国的货物经常被汉人劫掠；为了保护双方商人利益，蒙元商人要求修筑临时性建筑——土墙，以供双方商人居住、储存货物、交易；否则，这样下去襄阳城外的榷场将无以为继。为了促使吕文德同意这个建议，所谓蒙元商人甚至带来了行贿礼品——一条价值连城的玉带。
　　最初，吕文德拒绝了这个建议，但是，吕文德太穷了、太需要榷场带来的利益了。蒙元商人几次拜访、行贿后，吕文德在自己下属的忽悠下（或谓文德曰：榷场成，我之利也）居然同意了这个建议。
　　此后，所谓的蒙元商人终于堂而皇之地在襄阳城外修了两道土墙，一个在鹿门山、一个在白鹤城。要知道，襄阳之险就在无法对城池形成包围圈，别说在城外修筑土墙，就是垒个鸡窝也是属拆除之列的违章建筑！
　　鹿门山和白鹤城的土墙修成，吕文德才发现自己被忽悠了——一旦商人的栖身之处变为蒙元屯兵据点，襄阳城与外界的联系即将被切断。在襄阳城墙上看到两座土城，吕文德顿首大呼“误朝廷者，我也”，然而，凶悍的蒙元帝国已经露出了獠牙，平时和蔼可亲的商人立即变成军队——要想强拆这两座土城，就得靠实力打攻坚战！
　　吕文德的实力仅能自保襄阳城，直到他死前也未能摧毁鹿门山和白鹤城这两个据点。深自愧悔的吕文德因此忧郁成疾，在襄阳围城一年后（咸淳五年，1296年）居然病死。
　　吕文德在襄阳经营十多年，又有击毙大汗蒙哥的战功，只有他这样的人才能震住手下的骄兵悍将。可以这样说，吕文德才是南宋拖住蒙元帝国最大的希望，吕文德病死的消息传到京师，正在吃饭的贾似道吓得筷子掉到了地上。
　　吕文德死后，谁能接任襄阳防线？满朝文武，战功、资历与吕文德类似的人其实只有一个——当朝宰相贾似道。
　　《多情剑客无情剑》是一部流传已久的武侠小说，兵器谱上排名第一的人叫做天机老人。从小说描写来看，天机老人只有过去的辉煌，从来没有人见他跟人再动过手。在与排名第二的龙凤双环的决战中，天下无敌的天机老人失败了——他害怕失败，所以不敢出手。
　　贾似道就是南宋末年的天机老人。
　　他顶着“再造宋室”的光环，在兵器谱中排名第一，但是，他害怕失败。贾似道无数次拒绝朝廷重臣甚至是义弟李庭芝让他亲镇襄阳的建议，随后，襄阳城防由吕文焕（吕文德胞弟）接掌。
　　咸淳九年（1273年）正月二十七日，襄阳城已被蒙元的土城包围了近二十层。襄阳苦苦支撑六年之后粮尽援绝，这一天，吕文焕投降了蒙元。
　　吕将军在守襄阳，
　　襄阳十年铁脊梁；
　　望断援兵无消息，
　　声声骂杀贾平章！
　　宋朝小结：市场的原罪
　　宋代以前的中国历史，流民是乱世之源：封建官僚疯狂掠夺土地，人们失去了土地，也失去了所有财富，只能“父子携手、共入江湖”。当绝大部分人依靠暴力才能得到维持生命的最后一点财富，数百年来积攒的社会财富就会在须臾间化为乌有，一个正常社会存在的基础便会崩溃。所以，历代王朝都倾尽全力推行“耕者有其田”，不惜动用迁徙豪强一类的极端手段打击土地兼并。
　　宋代是中国古代中惟一曾经“不抑兼并”的王朝，不但没有流民，反而创造了前无古人的经济辉煌。
　　——New Times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给出过一组宋代经济数据：北宋仁宗年间中国人均GDP折合2280美元、南宋孝宗年间中国人均GDP为2600美元。即使不考虑80年代至今的通胀因素，这个绝对数字直至2006年才被突破。
　　——1962年，美国Robert Hartwell教授发表《北宋时期中国煤铁工业的革命：960—1126年》，按这篇文章推算，宋代生铁年产量应该在7.5万—15万吨；对这一数字，向来喜欢炫耀祖上曾经阔过的中国学者却偏向保守，认为宋代生铁年产量应该是3.5万—7万吨。即使按最低标准计算，年产3.5万吨生铁也是一个足以令人咋舌的数字了。
　　——只有南宋墓葬有这样的特征：王侯将相之墓与普通富人之墓区别不是很大，两者都既有砖墓也有石墓，建筑都是美轮美奂，陪葬品都从陶器换成了瓷器，连两者的壁画都异常相似。
　　这样一个令人目眩神迷的年代，为何历代史书又将之称为“积贫积弱”？
　　对史学研究来说，《宋史》是令人很头疼的一件事，女真、蒙元帝国都是野蛮人，他们只需要金银财宝，皇室存放的第一手资料大多在战火中付诸阙如。脱脱在著《宋史》时有意选择了一批民间野史，虽然不能把杀人魔王吹成孔圣人，诋毁一下宋代还是可以的。
　　况且，脱脱本人也是封建官僚，在他的眼中，宋朝确实既“贫”且“弱”，贫者官也、弱者亦官也！一群强势封建官僚写出的历史，焉能不认为宋代积贫积弱？
　　大量社会财富引来了封建官僚的觊觎，尽管宋朝朝廷给他们发放了超级高薪，让这群人永远安于现状显然还是不太可能的，迟早会有人打破这种沉寂。
　　打破沉寂的人，就是王安石。
　　王安石高呼“今日之事，可谓急矣”——看着别人发家致富，能不着急吗？所谓“青苗法”、“雇役法”、“保甲法”，其实就一个目标——搂钱，只要能把天下之财都搂进自己腰包，无不可为之事！
　　此后，新旧两党开始了一场无休止的争斗，当司马光、富弼等一批老臣死去，“旧党”很快也被“唯财是举”的实用主义哲学污染，新旧之争变成了蝇蝇苟且的权力内耗。此后，新旧两党的命运随着帝王心术起起伏伏，在云波诡异的新旧之争中帝国的正气被一丝一丝耗尽。
　　当每一个人都只为了钱而存在，社会延续所必需的道德基础也就随之崩溃。靖康之难中，极其富庶的北宋王朝居然没有一支军队可以抵抗外敌，李纲组织汴梁保卫战也只能依靠临时拼凑成的民兵。
　　高宗南渡之后，以杀戮武将一类的铁腕遏制了毫无节制的土地兼并、扭转了糟糕的社会风气，南宋王朝终于回归到无为而治的道路上。一个甲子的太平岁月给了江南休养生息的机会，南宋王朝再次缔造了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巅峰。
　　在这里，我想说明的并不是宋仁宗、宋高宗如何放开市场，如何遏抑封建官僚。毕竟文景之治、开元之治都曾秉承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早就演绎了原始自由经济的高潮。然而，原始自由经济又有着市场无法克服的原罪，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市场原罪毁了这些盛世：市场本身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地方，只有优秀者才能胜出，这就是竞争、这才是市场！
　　一旦原始自由经济得以高度发展，竞争造成的恶性后果就会如影随形：缺乏创新的社会，土地是最可靠的财富，也是所有财富的最后归宿。所有人都会将自己的财富投向土地，所谓“以末致富、以本守之”，不仅封建官僚如此，每一个普通人也如此。无论谁成为强势利益集团，从理性人的角度，都会动用一切手段掠夺土地，也肯定会将土地价格炒上天，唯有如此才能使自己的财富存量在短时期内成级数扩大。
　　这几乎是一种无可逃脱的宿命，文景之治、开元之治……无论多么伟大的盛世无不亡于土地兼并！
　　对这个问题，宋朝给出的答案是：既然原始自由经济必然淘汰一部分人，那么朝廷就应该站出来维持弱势群体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有了生存保证，竞争中的失败者便不会成为流民，土地也就不再显得那么必要了。
　　——宋朝军队曾有一百万之多，这么多军队，其实只是流民收容所，在这里他们变成了工程兵，修水利、修城池、修宫殿……只要给流民一口饭吃，他们就不会铤而走险、揭竿而起！由此，宋朝的军队才如此不禁打，这些人本来就是来混饭吃的。
　　——宋朝的大城市设有“店宅”、“居养院”，即当年的保障性住房。刚刚进入大城市的手艺人可以选择店宅，汴梁每套“店宅”月租为一百七十文，折2013年人民币大约为一百二十元左右；如果不幸变为“鳏寡孤独贫乏不得自存者”，可以在“居养院”养老。
　　——进城务工者，如果因病返贫、因病无法工作，您可以选择“安济坊”，在这里可以得到最基本的医疗救治和生活资料。
　　——如果不幸客死他乡且无人认领，也可以葬在“漏泽园”，朝廷出资给地八尺、棺材一口、墓室一个、墓碑一块，让这些悲惨的人入土为安。
　　良好的社会救济制度基本杜绝了流民，只要能生存下去，又有谁真的愿意铤而走险呢？终大宋王朝一代极少有流民起事（靖康之难后的民军是被金人逼出来的，不能完全算在宋朝头上），水泊梁山一百零八将，有几个人是因为活不下去才被逼上梁山？
　　自由的市场+无所作为的封建官僚+良好的社会救济制度+崇尚文化的社会风气=繁荣的宋代社会。
　　繁荣的经济更容易引来外敌觊觎，终宋朝一代始终边患不已：契丹、党项、女真、蒙古。有时候，仇恨可以迷住理智的眼睛：女真是灭亡北宋的宿敌，也是南宋对抗蒙元帝国惟一可以联合的力量，宋人却始终相信“君父之仇、不共戴天”，从帝王到普通百姓都对这个“狄夷至贱者”恨之入骨。更离谱的是，女真人的脑子也坏掉了，在蒙元帝国铁骑即将踏遍中原王朝的时候，金宣宗居然想占领南宋重新立国。自此，宋金两国再次陷入十多年苦战，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宋金两国均以增发货币为手段筹集军费，两国经济同时崩溃。
　　如何在经济建设和抵抗外敌之间做好选择，是宋代所有帝王必须参加的考试。
　　在这场决定中原王朝命运的考试中，宋真宗答对了第一题，以澶渊之盟维持了宋辽两国近百年的和平。宋理宗却做错了后面的压卷题：蒙元帝国灭金后，选择了错误的时机整理货币，在宋蒙决战之前就耗尽了国力；击毙大汗蒙哥之后的十余年里，贾似道又选择了错误的时机平均地权，为保住自己的财富，一批能征惯战的骁将投降蒙元帝国，最终，降将刘整为忽必烈勾勒出了攻克襄阳的经济战略。
　　襄阳丢失后，南宋王朝已断无生理。
　　景炎元年（1276年），“天机老人”贾似道亲征兵败，随后死于流放途中。扬州、常州、檀州被蒙元铁骑屠城，史籍描述积尸之惨莫可名状。祥兴二年（1279年），南宋十万军队与蒙元决战崖山，兵败后，宰相陆秀夫身背幼帝跳入茫茫大海，十万将士见复国无望，随即与杨太后一起跳海自尽。
　　公元1279年，华夏文明第一次真正亡于异族之手，宋朝，人类最辉煌的古代文明至此而终。
　　（忽必烈—铁穆尔）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二月，忽必烈把桑哥投入大牢，旋即处死。忽必烈的三位理财师——阿合马、卢世荣、桑哥，虽然出身不一、才能各异，至此，却全部得到了一样的下场——“不得好死”。四年后，忽必烈病亡，蒙元帝国的国势也随着这位政治强人的消失急转直下。
　　元初大通缩
　　蒙哥在位是蒙元帝国的全盛时期，蒙哥死后，蒙元帝国被一分为四，忽必烈只是其中的四分之一。1271年，忽必烈定都大都，国号“元”，取意《易经》中的“大哉乾元”。
　　元朝是中华正统的论断一直被人质疑，《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对此的评价虽然是“中国人将元朝说成是他们自己历史上的一个时期，他们总是忽视元朝中国是一个更大的世界帝国的附属部分这一事实；他们忘记了蒙古历史是独立于中国历史进程而具有自身的整体性的，即使是像元朝这样一个有两种历史在很大程度上相互交错的时期也是如此”，可是剑桥编纂《剑桥中国史》系列时本身就把忽必烈的蒙元帝国列入其中。
　　也许是因为公元1271—1368年中原大地确实曾经在蒙元帝国统治之下，九十八年的事实已经存在，蒙元帝国是否是正统已经不重要了吧。
　　关于这段历史，还是让我们从货币说起。
　　铁木真、窝阔台、蒙哥都曾在自己地盘上发行纸币，他们甚至允许地方官僚自行发行纸币。《元史》上说，耶律楚材曾向窝阔台建议，金国亡于大量发行纸币，因此，窝阔台不敢过分加印交钞，帝国早年纸币流通也没有出现问题。建立蒙元帝国后忽必烈发行中统钞，统一了全国纸币，并且为中统钞建立了充足的贵金属准备。也是这个原因，史学界对忽必烈大加赞赏，认为他是蒙元帝国残暴统治的终结者，即《元史》所谓“思大有为于天下”的一代英主。
　　建立蒙元帝国之前的1260年忽必烈就建元“中统”，同时推出自己的纸币：中统钞。后世，有人说中统钞以丝绢为钞本、有人说中统钞以白银为钞本。
　　那么，究竟什么是中统钞本位？
　　其实，以丝为本、以银为本，这两种说法都没错，中统钞是既以丝为本、也以银为本，本身就是一个极其混乱的货币制度。
　　说两种说法都没错，是因为1260年忽必烈其实同时发行了三种货币：七月行“中统元宝交钞”，以丝为本，也称“丝钞”，面值二两相当于白银一两；十月行“中统元宝”，以白银为本，面值两贯相当于白银一两；十月又行“中统银货”，以黄金为本，面值与黄金等值。其中，“中统元宝”、“中统银货”统称为“元宝钞”，中国历史上“金元宝”、“银元宝”的大抵来源于此。
　　三种货币同为中统钞，至于中统钞究竟以丝为本、以银为本还是以金为本，彭信威先生的解释是“也许应当说是两种不同的价值符号，可是两者同时对白银作价，并以白银来兑现”。
　　三种中统钞，元宝钞、中统银货当时的发行量非常小，今天的存世数量也极少。所以，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我们只说“中统元宝交钞”，即“中统交钞”。
　　中统钞刚刚发行的时候，蒙元帝国还与南宋划江而治（1260—1275年），忽必烈对发行纸币确实非常慎重，1260年中统钞发行量为七万锭，直至1275年南宋灭亡之前也仅为一百六十万锭。这个时期，每一贯中统钞都有相应的白银做准备，持有中统钞的人可以在帝国所有疆域立即兑换为白银。
　　《元史》和很多历史资料都这样记载了忽必烈的指示：对待交钞兑换工作，就要像一个捧着瓷器行走的人，时时刻刻唯恐摔碎，任何人兑换都不得稍有迟疑，以免万民恐慌，朝廷下拨的白银储备必须全额用于交钞兑换，不得挪用分文！
　　当代很多人对此大加赞赏：蒙元帝国早在13世纪就建立了完善的银本位纸币制度，这绝对又是领先于全球的一项创举。甚至有人认为如此成功的纸币制度，在世界货币发展史上无疑是一件大事。
　　持这种观点的人，不知是否想过：大宋王朝与蒙元帝国，两者经济实力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连宋代都没有能力推行银本位，以元代残破的经济怎么可能演进到银本位？难道您不知道，蒙元帝国统治时期（除了极个别的年份）是绝对禁止民间金银甚至铜钱流通的？既然金银不能自由流通，还谈什么银本位？
　　中统钞发行量最初确实非常保守、中统钞确实有足额白银作为准备、中统钞确实能随时兑换白银，只不过，这种纸钞最重要的用途是蒙古大汗对王公贵族进行赏赐、王公贵族之间互相馈赠。
　　当然，中统钞对汉人、南人也发挥了另一项极其重要的作用——抢劫。
　　发行中统钞后，蒙元帝国禁止金银交易，中统钞发行量又极少。这项政策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通货紧缩。
　　一般来说，货币发行量减少的时候物价就会下降，此时还要加上“直线”二字，即物价直线下降。1260年大都米价为每石六百文，1264年为每石四百文，到了1268年居然降到每石百文。
　　通货膨胀的标准是印刷更大面值的票子，通货紧缩到了一定程度，就必须印制面值更小的票子。很不幸，忽必烈统治初年就出现了这种现象，本来中统钞基本面值为两贯，后来下降到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五十文、三十文、二十文、十文，最终，居然出现了五厘、三厘面值的中统钞，如此细小面值的纸币在中国货币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当时，中统钞发行总量不过数十万锭，所以，普通人手中的货币才被细分到“厘”——没有办法，货币实在是太少了。
　　在大通缩背景下，忽必烈一改蒙元帝国征收实物税赋的传统，自中统四年开始强令行省将税赋的一半改为以中统钞缴纳，随后又改为全部按中统钞或现银。只不过，跟前几年比税收额没有丝毫变化，帝国早就核定好了税额，为了避免重复工作，仍按中统钞刚发行时的物价计算。
　　更可恨的是，忽必烈颁布了一条命令，任何人在结婚之前都必须向朝廷缴纳一笔中统钞，否则，不得成婚。这道命令对蒙古人、色目人还好，毕竟他们是上等人（1），手里还是有点钱的。汉人、南人本就被极其惨烈地抢劫过，如何能支付起这笔费用？这项政策所以阴毒，并不是因为蒙元帝国靠此聚敛了多少钱财、造就了多少剩男、剩女（男女怨旷失时），而是蒙元帝国试图通过货币压制汉人、南人生育，长此以往，我大汉民族将无以为继！
　　这又是一场多么惨烈的抢劫？
　　忽必烈，真可谓做到了“取之尽锱铢”！
　　如果忽必烈不是《元史》中所谓的有为之主，那么，蒙元帝国初年的真实情况又是一副什么样子呢？
　　答：抢劫，惨烈的抢劫、极其惨烈的抢劫，连天下黎庶的生命都不在意，财产当然也就更不提了！
　　蒙古原本是游牧民族，对农耕没有什么兴致，在窝阔台时期就颁布了这样一条命令：汉人对国家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把他们的土地变成牧场好了！实际上，这道命令正是这样执行的：土地变为草场，至于原来生活在土地上的人，部分还是有用的，强壮者可以变为奴隶、无用者杀掉，无分男女、老幼、贵贱。1213—1215年，蒙元帝国军队累计攻破金国城邑八百六十二处，黄河以北广大地区被蒙元帝国军队毁灭，今河北、河南、山东一带基本变成了牧场。当地居民北迁大漠，绝大多数人就这样无声无息死在路上。即使到达大漠的幸运者，也像牛羊一样被关入牲口圈，十之八九被严寒冻死。
　　忽必烈统治的地区是原来的金国，到忽必烈登位时，八百多万户只剩下一百多万户，就这一百万户还被就地变性，一半以上在当地被变为“驱口”——以区别那些不会说话的“牲口”。至于“驱口”的土地，几万顷、几十万顷地被大片变为草场，“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孽畜”。忽必烈也意识到，“驱口”毕竟不是牲口，逼急了也会反叛，于是，汉人、南人，二十户以上才能拥有一把菜刀！
　　如此，蒙元帝国是一代强国吗？
　　阿合马：从奴隶到宰相
　　在蒙元帝国的世界中，忽必烈大汗的宝座其实是自封的。按他们的规矩，全族大汗一定要经过全体贵族选举产生，1260年忽必烈在大部分选举人不到场的情况下就炮制了一场选举，然后自封帝国大汗。
　　如此不按套路出牌，广大蒙古人民是不会答应的。
　　忽必烈刚刚称汗，其弟阿里布哥就联合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在帝国首都和林起兵，一打就是四年。
　　更离谱的是，忽必烈在前面对付阿里布哥，1262年汉人李檀在山东叛变。李檀的父亲是宋朝将领，1227年投降蒙元帝国，蒙哥特许其世代镇守山东。三十年后，李檀趁火打劫、诛杀当地蒙元帝国驻军、对南宋献出三个城池，改旗易帜后又转投南宋。
　　在忽必烈看来，李檀位高权重，儿女亲家王文统也是中书省平章政事，这样的汉人都能反叛！这无疑在忽必烈心目中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他自此不再信任汉人，《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对此的评价是：从这个时刻开始，他自然地对仅仅依赖他的汉人助手统治中国产生怀疑，作为替代他从非汉人幕僚中寻求协助。
　　其实，忽必烈冤枉汉人了，李檀历来为在朝儒士攻击——“所学不正，必祸天下”。也正是在蒙元儒士集团“金莲川幕府”的坚持下，忽必烈才断然回兵剪除了李檀。忽必烈消灭了汉人反叛者，却疏远了“金莲川幕府”。
　　疏远了“金莲川幕府”，谁又能为他统治汉人天下呢？
　　找自己的蒙古亲戚显然不太靠谱，这些家伙只会杀人放火，至于如何治理国家，大家都不太明白。
　　除了汉人和蒙古人，忽必烈麾下还有很多色目人。
　　色目人很早就依附蒙元帝国，不但经济实力雄厚，而且擅长经商理财。更关键的是，他们来自中亚、西亚，中原不是他们的故土，千里做官、只为吃穿。李檀败亡后，色目大臣纷纷向忽必烈哭诉：色目人虽然贪财，却绝不会像汉人一样造反！对统治者来说，造反的危害显然远大于贪污受贿。治国是一件非常很简单的事，只要能把大汗的钱袋子装满就行，就可以不拘一格用人才！
　　忽必烈的第一位理财师就这样登上了历史舞台，他就是《元史·奸臣传》中的阿合马，《元史》对此人盖棺定论式的评价是“擅财赋权，蠹国害民”。
　　据《元史》记载，阿合马，回纥人，不知其所由进。也就是说，阿合马是一个无档案、无户籍、无履历的“三无”人员。另据波斯《史集》记载，阿合马生于亚费纳喀忒（今乌兹别克），是察必皇后的奴仆，后来被当做嫁妆送入皇宫。大概借着这层关系，阿合马有机会接触到儿童时代的忽必烈，说白了，阿合马跟忽必烈是发小儿。1262年（中统三年）平定李檀的时候，阿合马已经官至“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实际上就是蒙元帝国的财政大臣。
　　阿合马能于《元史·奸臣传》排名第一，当然有所擅长。《元史》中大骂不已的“榷民铁”、“课盐税”，其发明者就是阿合马。
　　先说“榷民铁”。
　　1262年，阿合马在钧（今开封）、徐（今徐州）等地没收了一批铁矿（没收对象主要是蒙古人和色目人），又从当地蒙元贵族手里罚没了三千户“驱口”。靠着这些本钱，阿合马做起了皇家铁矿生意，在不给工钱、动辄以杀人威胁“驱口”的情况下，阿合马的皇家铁矿生产战线当年就取得了辉煌战绩：一年之内就产铁一百多万斤，并铸农具二十多万件。
　　一般来说，封建王朝垄断冶铁只是在生产环节、销售渠道搞特殊，绝对不会有人对消费者动歪脑筋。在这一点上，阿合马盐铁专营2.0版进行了创新，不但要建立盐铁生产、销售系统，还要强迫消费者购买，全国所有农人都要来我这里更换新农具，至于旧农具，一律当做废铁卖给阿合马。
　　自此之后，但凡不使用官家农具者，治重罪！
　　阿合马卖铁器，不收中统钞，一律以粮食交换！一年内，阿合马就向忽必烈上缴了四万石粮食！当时，禁榷仅在钧、徐两地推行，两州之地搜刮了四万石粮食，如果算上各级封建官僚的运转费用，数量更远高于四万石，这又是多少人赖以为生的口粮啊！
　　再看“课盐税”。
　　蒙元帝国自窝阔台时期就已经开始食盐专营，只不过禁榷工作为色目人把持，这些人看到钱就好说话，帝国对食盐专卖的监控历来不怎么严格，汉人、南人中的盐商日子混得也不错。
　　阿合马来了，一切变样了！
　　食盐不是农具，阿合马没有办法让所有人把家中留存的食盐都交出来，更没法在食盐上打上官营Logo。
　　这点小事能难倒阿合马吗？
　　1264年（至元元年），在得到忽必烈准许后，阿合马开始了自己的榷盐改革：各行省按朝廷给定的数额领取官盐，无论能否卖出去、也无论是否已经禁绝私盐，最后都要按阿合马计算好的利润向朝廷交钱。至于阿合马核定的利润，则是根据行省人口数量计算出来的，无论口重、口淡都是一个标准，我才不管你去哪里卖盐！
　　钱，阿合马是一定要拿到的！
　　盐税改革取得了更为辉煌的成绩，中统年间（1260—1263年），蒙元帝国官盐产量仅是三十万斤左右，只能课银七千五百两（相当于一千五百锭）；至元元年产量就增加到了近五十万斤，课银达到了一万两千五百两，到至元十年（1273年）时，盐产量达到了两百多万斤，课银一万多锭。
　　忽必烈拿到了无穷无尽的战争经费，当然对阿合马大加赞赏，将之誉为“明天道，察地理，尽人事”。
　　何谓“天道”？满足大汗永无止境的欲望就是天道；
　　何谓“地理”？能清楚计算各个地方能捞多少银子就是地理；
　　何谓“人事”？知道从那些人身上能捞多少钱就是“人事”。
　　阿合马自鸣得意地将自己的成绩称为“民力不屈，而国用充”：看我搂了这么多钱，天下人不是还没有死绝吗？
　　封建皇权之下，百姓兜里的钱就像海绵里挤水——只要你肯用力挤，总是有的。
　　盐铁专卖2.0版狠毒吗？跟阿合马推行的货币政策相比，盐铁专卖2.0版就不显得那么狠毒了。
　　1275年（至元十二年），蒙元帝国征服了整个南宋——这可是一个花花世界，金银、粮食、锦帛……各种财富应有尽有！然而，铁骑只能把南宋皇室拉下皇位，却不可能在瞬间掠走南宋所有财富。
　　没关系，阿合马自然有办法尽占天下之利：货币改革！
　　南宋谢太后向忽必烈奉传国玉玺的时候，忽必烈曾经下旨：骤然废黜江南会子，必然使小民失去财富，市场贸易也会很不方便，因此，可以保留江南会子。
　　阿合马对这道诏书相当不以为然，命令发布之后，阿合马仍三番五次向忽必烈进言要求废黜江南会子：现在江南刚刚平定，我们无法立即展开户籍调查，赋税核定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您不可能立即对江南富庶之地收税；只要您同意以中统钞兑换江南会子，我们可以马上尽占江南之财！
　　听说有钱赚，忽必烈动心了：那你就放手去做吧。
　　平心而论，南宋政权曾经超量发行会子、关子，币信早就荡然无存。与之相比，多年来忽必烈对中统钞发行一直相当克制，每一贯中统钞都有等值的黄金白银做准备。两者相比，中统钞就像二战时期美国的美元，会子、关子就像中华民国的法币，以中统钞兑换会子、关子其实是一件好事。
　　果真如此，估计阿合马也不会被列入《元史·奸臣传》。
　　至元十二年，阿合马开始收兑江南会子，江南会子和中统钞兑换比例为50：1计算。南宋降臣对此并没有过多意见，这比江南会子、中统钞的实际兑换比例还高了很多，江南汉人并不吃亏。
　　谁也没有想到，江南忙着兑换货币的时候，阿合马还悄悄忙了其他几项重要工作。
　　第一项工作，收回各个行省兑换中统钞的所有贵金属储备。这个活儿干的非常地道，没下圣旨、没大鸣大放，鬼子进村咱悄悄地干，各行省还以为只上收了自己的储备。
　　第二项工作，废黜“中统银货”、“元宝钞”，仅留中统钞。中统银货、元宝钞的持有者限期到指定地点兑换黄金白银（请注意，是兑换真金白银，不是兑换中统钞），过期不候。毕竟这两种纸钞的持有者是蒙元贵族最高层，也包括阿合马本人，阿合马还没有胆量把所有人全得罪光。
　　第三项工作最为出色，拿出国库中所有中统钞到江南大批采购物资，价格公道、童叟无欺，如果商人库存物资不足，没关系，也可以先收钱、后发货。
　　对南宋商人来说，中统钞代表帝国国家信誉，当然乐于接受，相当一批物资就这样被阿合马预订走了。
　　以上三项工作完成，阿合马的印钞机开工：此后，中统钞印刷数量不再以平准库白银为限，只要忽必烈给个数，阿合马照着印刷就是！至元十二年十一、十二两个月间，蒙元帝国中统钞年发行量翻了十倍，达到一百九十万锭，此后更是猛增至六百八十万锭！
　　现在中统钞储备都到了阿合马手里，持币者根本无法兑换白银，货币增发多少、纸币贬值速度就有多快！虽然南宋商人手里的中统钞变成了一堆废纸，阿合马的订单却是一定要完成的！
　　人们常说“寸金难买寸光阴”，在当代金融市场中，“寸光阴”却真的就是“寸金”，大到国家行业政策、利率变动、税收变动，小到并购、企业技术革新乃至上市公司高管个人保险信息，早一天得到这些信息，就能早一天判断股价、早一天做出投资决策。所以，这些消息也被称为“内幕信息”，持有“内幕信息”的人是禁止上市交易的。
　　蒙元帝国也有这种“内幕信息”，中统钞即将贬值就是一个可以带来真金白银的内幕消息。阿合马一个人不可能完成这些工作，必须假手他人，于是，中统钞即将贬值的消息就这样不胫而走。
　　获知这些消息的人绝大多数是阿合马的心腹，也只有他们才有这样的机会。于是，阿合马在前线抢劫江南财富，他的手下就在北方忽悠蒙元贵族和色目人，几乎就在同时，阿合马的兄弟、子嗣、手下甚至奴才也以中统钞向蒙元贵族、色目商人购买了大量物资。
　　当然，任何时候利用内幕消息获利都是非法的，都必须受到惩罚。只不过，这一次受罚的人只有一个——阿合马。
　　中统钞贬值，阿合马派系的人把中统钞提前换成了真金白银，绝大多数蒙元贵族、色目人却都被狠狠坑了一把，此举把整个强势分利集团都推到了对立面。至元十九年三月，阿合马被益州千户王著以铜锤暗杀。阿合马死后四十天，忽必烈下令将其开棺戮尸，子侄处死，抄没所得的其家族及党羽财富足抵蒙元帝国九年国用！
　　阿合马出身奴隶，为相二十年不择手段为蒙元帝国敛财，排除异己、任用私人、夺人妻女、霸占田产、贪赃枉法……如果阿合马是这个时代最大的罪人，那么，忽必烈又在什么位置呢？
　　卢世荣：汉人的悲剧
　　阿合马死了，忽必烈的抢劫生涯必须继续。
　　——至元十八年（1281年），忽必烈第二次东征日本惨败，随后对占城、缅甸、安南、爪哇开战；
　　——忽必烈对蒙元贵族的赏赐也越来越离谱，就连特赐（随意恩赏）都动辄成千上万两白银，何况还有更生猛的岁赐（每年例赐）、朝赐、宗亲大赐——难怪阿合马早就坚持把赏赐改为中统钞！
　　——忽必烈信奉藏传佛教，仅修皇家藏经阁就用去赤金三千二百两，寺庙祭祀每天都有，动辄要杀掉上万头牛羊！
　　哪一样不需要大笔金钱？
　　阿合马被开棺戮尸，无论蒙人、色目人、汉人还是南人，很长一段时间没人有胆子再去“为国理财”了。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忽必烈的第二任理财师隆重登场，卢世荣，也是忽必烈理财师中惟一的汉人。
　　卢世荣，因贿赂阿合马入仕，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在处置阿合马党羽时进入忽必烈视野，官拜中书省右丞。在《元史·奸臣传》中，卢世荣仅次于阿合马，排名第二。这又是一个怎样的奸邪之徒呢？
　　还没上台，卢世荣就对忽必烈夸下海口：阿合马不过每年拿到百万锭银税收，我当权一年，岁入必过三百万锭！
　　牛吹完了，卢世荣就该干活了，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通货膨胀。
　　阿合马当权，中统钞发行过量，数年间，全国物价涨幅不低于五六倍。要想让大汗满意，不仅要收上钱来，还要能拿到实实在在的财富。
　　否则，中统钞谁都会印，何必用你卢世荣！
　　中统钞之所以崩溃，说到底是阿合马印刷的票子太多了；要想恢复中统钞信誉，就必然要以真金白银重建中统钞货币储备、收回增发的钞票；要让卢世荣找来真金白银，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没关系，没有金银，卢世荣一样可以整顿货币！
　　卢世荣上台后立即宣布：自此，金、银、铜都可以作为货币在市面流通。汉唐相循，铜钱就是人们常用的货币之一，蒙元帝国也要铸“至元通宝”。只要金银和铜钱开始流通，中统钞将自然消亡，也就没有必要去整顿中统钞了。
　　在宣布金银、铜钱流通的同时，卢世荣宣布朝廷再发新钞——绫券，绫券必须有充足准备。按照卢世荣的思路，同时推出金银、铜钱、绫券，有金属货币作为比较，绫券也不可能贬值太多。据说，精美的绫券样币送到忽必烈面前的时候，忽必烈高兴得从桌子后面跳出来，然后拍着卢世荣肩膀说：这是一件“便宜”之事，立即执行吧！
　　不得不佩服卢世荣的货币实践天才，在推出货币改革同时他又推出了配套财政措施：减少赤字，实实在在扩大朝廷财政收入！汉人、南人已经被折磨的奄奄一息，身上没几两油水可刮，卢世荣就直接把敛财之手伸向了第一、第二等人，即蒙元贵族和色目人。
　　对蒙元贵族，畜牧收归帝国专营！蒙元帝国敛财，仅有盐铁专营是不够的，蒙元帝国以放牧起家，还要对畜牧业实行专营。自此，牛羊崽必须由帝国统一培育，然后分配给全国蒙元贵族，至于收成，帝国收其八、私人只留其二！如此，既充实了帝国府库，又能让蒙元贵族“欣然”！
　　对色目人，海外贸易由帝国专营，国内贸易征收重税！蒙元帝国的海外贸易一向由色目人垄断，色目人从中赚取了大笔利润。卢世荣宣布，国际贸易方面，在泉、杭二州设立“舶都转运司”，全国海船都归帝国掌管并统一调配，被称为“官本船”。原来的色目倒爷只能成为帝国“转运司”的打工仔，至于利润，帝国与色目打工仔按“官七商三”分配。这是中国古代帝国政府第一次大规模涉足海上国际贸易，并将之与盐铁并列。国内贸易方面，全国州郡都市一律设立“市易司”，雇佣了一批牙侩，每一个关卡按“四十税一”征收商税，如果您要长途贸易，税率最后核算下来经常会超过100%。
　　对汉人和南人，放贷款、免税收。
　　汉人、南人早就被变成了“驱口”，现在日常交易又恢复了金银、铜钱，怎么办？
　　答：平准周急库。即，官营小农信贷，混不下去的小农可以向平准周急库申请贷款，购买农具、种子、耕牛或者借粮度过春荒。平准周急库还没来得及实施卢世荣就被杀掉了，否则，以蒙元帝国官府的做派，平准周急库难保不变成第二个“青苗法”。
　　除平准周急库外，卢世荣奏请免除了一些恶政和租赋，例如，允许渔人捕鱼（此前，捕鱼是蒙元贵族特权）、废黜驿站驿户供应之责、免民间包银、收容流民，等等。
　　以上几项政策，真的能让蒙元贵族“欣然”吗？又真的能让汉人、南人在惨烈的抢劫中喘口气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卢世荣的目标是为朝廷增加三百万锭银子税收，完成这个目标只能靠剥夺强势利益集团，他们是帝国最有钱的人，也是惟一可能的财富来源。但是，这些人才是帝国真正的控制者，阿合马为相二十年，一旦得罪权贵尚且身败名裂，何况毫无根基的卢世荣？
　　卢世荣惟独没有得罪的是南人、汉人，可是，在赤裸裸的利益博弈面前，这些人真的能从帝国得到财富吗？如果这些人得不到财富，又如何能力挺自己的汉人宰相？
　　卢世荣不是没看到这种危险，他曾经对忽必烈表示：臣之行事，多为人所怨，必然有人会在背后诋毁我，这一点必定要事先言明。
　　对此，忽必烈回答：善奔跑的猎犬当然为狐狸所厌恶，但主人却一定喜欢，只要我喜欢你，就足够了！
　　忽必烈真的喜欢卢世荣吗？
　　答：忽必烈只喜欢钱罢了。卢世荣还没弄来钱，就得罪了帝国所有的人，自然也就失去了利用的价值。
　　狡兔未死，走狗已烹。
　　三个月后，在另一位汉人御史陈天祥参奏下，卢世荣被罢官，理由居然是：第一，卢世荣自称能控制物价，现在，三个月了物价还没有控制下来；第二，卢世荣自称能增加三百万锭岁入，现在，依然没有拿到这些钱；这样的人不如早早去除，否则，就会“蠢虽除而木已病”！
　　三个月控制物价？三个月拿到三百万锭税收？你以为卢世荣是神仙啊！
　　这样一位具有超前货币思想的理财师，为政不足四个月就被忽必烈处死，身上的肉则被喂了水獭。不但如此，元人还义正辞严地给了他一句这样的评价：财非天降，恐生民膏血，竭于此也！
　　蒙元贵族的财富是“生民膏血”，汉人南人就活该被剥夺吗？
　　桑哥：钱岂尔家物
　　卢世荣死了，忽必烈还得找一条新的走狗，这个任务毫无悬念地落在了桑哥身上。
　　桑哥（汉语“狮子”的意思），色目人，《元史·奸臣传》中排名第三，《元史》对他的评价是：为人狡黠豪横，好言财利事。
　　阿合马、卢世荣都未得善终，桑哥曾经是卢世荣的上级，说起来卢世荣还是桑哥推荐给忽必烈的。卢世荣、桑哥二人理财思想一脉相承，拿出来的理财方法也就必然相近，桑哥又凭什么相信自己比卢世荣强呢？
　　跟阿合马、卢世荣相比，桑哥还是有底气的。
　　阿合马是奴隶出身、卢世荣是靠行贿入仕的汉人，桑哥的根子可就硬多了。桑哥是帝国国师八思巴的亲传弟子，曾率兵平叛吐蕃，入主中书省是真正的出将入相。他本人也绝对是一个才子，通诸国语言，曾经长期在忽必烈身边从事翻译工作，深得忽必烈欢心。
　　带着这样一份光辉的履历，桑哥开始了为忽必烈理财的伟大事业。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桑哥出任平章政事，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也是通货膨胀、比卢世荣时代更糟的通货膨胀。
　　桑哥刚上台的至元二十四年，中统钞印刷数量再次爆棚，最高纪录两月印发了五十万锭。此时的中统钞已经乱成一团糟、绫绢没有正式发行、黄金白银在市场上根本就见不到……大都、上都等主要城市都已经退回到物物交换的时代。
　　经过卢世荣的实践，桑哥认识到：放开金银、铜钱流通是好的，然而，这是不可能的。纷纷乱世，又有谁肯掏出自己的金银到市场上去交易呢？
　　看到了这一点，桑哥刚刚上任就推出了自己的钞法：至元宝钞，至元钞共分十一等，以“贯”为单位、以金银为本位，至元钞一贯值中统钞五贯、二贯当白银一两或赤金一钱。朝廷对中统钞不做统一兑换要求，但是，每年盐铁酒茶税收一半以上要以中统钞缴纳，字迹模糊、破角磨边的中统钞（昏钞）要到指定地点进行兑换，如此，中统钞将在流通中自然消亡，至元钞与中统钞将实现自然过渡。
　　现在看来，桑哥的原意是以贵金属为至元钞重建钞本，重树至元钞货币信誉，直至至元钞完全取代中统钞。不过，桑哥面临与卢世荣一样的问题：必须为至元钞找到充足的金银准备，至元钞也不能滥发。
　　卢世荣解决不了的问题，桑哥一样也解决不了。
　　至元钞发行当年，忽必烈突然想到安南曾经不听命令，于是下令征伐安南。虽然蒙元军队前期一度在这场战争获胜，中后期却被困在丛林和水网地带。不久，南疆八百媳妇、金齿、猫老等地也开始兴兵进犯蒙元帝国，到处都是军事、到处都要用钱粮。
　　答：加印至元钞！
　　至元二十六年安南战争结束前，蒙元帝国共发行了一百九十万锭至元钞。大都物价应声而起，据彭信威先生估计，仅至元二十六年一年大都金银价格涨幅又提高了六至七倍。
　　阿合马、卢世荣之所以在理财大臣的位置上跌下来，就是因为“物价翔踊”。现在，为了遏制至元钞增发，桑哥拿出了自己的勇气，他对蒙元贵族下了杀手！
　　蒙元帝国统治集团出身游牧民族，上层贵族始终保留着一些原始社会传统：帝国就是所有兄弟姐妹的共同财产，大汗有的东西我们一定也要有。忽必烈也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天下是祖宗拼了老命才抢来的，有钱大家一起花嘛！每次亲戚朋友来向忽必烈索要赏赐，忽必烈就会大笔一挥，赏中统钞若干！
　　若干是多少呢？
　　在中统钞尚未贬值的时代，赏赐用真金白银的，就连曾经与忽必烈争夺皇位的阿里布哥的遗孤也能得到一百块银锭（每锭重两公斤）。到了中统钞、至元钞泛滥的时代，赏赐也就更没了边际，最高纪录是一天赏赐面值数百万锭的中统钞！
　　在桑哥看来，蒙元贵族向大汗索要财富完全是一种无赖行为：你与国何功，凭什么来索要财富？
　　无法劝谏忽必烈对外兴兵，还收拾不了国内一干蒙元贵族？
　　在一次朝议中，桑哥向忽必烈进言：蒙元贵族早就各有封地，但是这些人仍旧不断向朝廷索要赏赐；财富循环自有其理，任何一分财富都非天坠地出，皆取于民，帝王一丝不慎，还不知有多少百姓要流离失所。
　　结论：毫无节制的赏赐必须废弃。
　　大概忽必烈对蒙元贵族毫无节制的索要也厌烦了，他这样回应桑哥的建议：这样吧，你列出一个名单，但凡在这个名单上的人，我以后就不再赏赐了。这个事情桑哥还就当真了，真给忽必烈拉了一个黑名单出来，榜上有名的人不但不能在皇室得到赏赐，还要按封地数量照单纳税，即“验亩征租”。
　　对白吃、白拿惯了的蒙元贵族来说，桑哥这种行为几乎等于逆天！天下是咱们老祖宗提着脑袋打下来的，凭什么不给我赏赐？不给赏赐也就罢了，还要打着“验亩征租”的名义收税？
　　一批蒙元贵族终日上门找桑哥理论，不但砸了中书省官衙和桑哥的府邸，还理直气壮地喝骂桑哥：钱岂尔家物？我自取自家物，干尔何事？
　　历代封建王朝不乏贪官污吏，但是，如此理直气壮、还敢砸了中书省和宰相的府邸，中国历史上恐怕也只有这一次。
　　面对这群无耻又无知的强盗，桑哥使出了绝招：你不是要钱吗，我就要你的命！
　　至元二十四年起，桑哥对朝廷各部、各地行省派出稽核人员，清查国库、贪污，号召全体臣民检举揭发自己的长官。最终，包括中书省平章政事忽都铁木儿、兵部尚书忽都答儿、潜运司达鲁花赤怯来在内的一批高级蒙元官僚被处死，真定宣慰使速哥、南京宣慰使答失蛮等一批蒙元贵族因“不职”、“无心任事”被罢官……
　　至元二十六年，桑哥主持修建的大都会通河竣工，桑哥的地位、权势、声誉达到了巅峰，大都官民为其修成《王公辅政之碑》，为防止阿合马被暗杀的悲剧重演，忽必烈还特许百人卫队跟随桑哥。
　　然而，喜剧的末尾往往是悲剧的前奏。
　　蒙元帝国以骑射立国，宗族的稳定始终是第一位的事情，毕竟绝大部分蒙古人不可能背叛自己的帝国。随着桑哥杀人越来越多，他辉煌的履历会越来越淡漠，终有一天局势失控，他自己也会被恐怖统治反噬。
　　至元二十八年新年刚过，忽必烈在大都东南柳林狩猎，一批“怯薛”（保卫大汗的亲兵）趁机向忽必烈进言：桑哥蒙蔽皇帝、擅杀大臣、蒙蔽言路、祸乱朝纲、贪污受贿……总之，桑哥当政就没干一件好事。
　　“怯薛”只是忽必烈的贴身卫士，以“怯薛”的身份敢在大汗面前这么诋毁丞相，这当然不可饶恕！于是，第一个进言的人（名字叫彻里）被忽必烈打得“血涌口鼻、委顿地上”。
　　“怯薛”敢在大汗面前诋毁丞相，也是有底气的。他们虽然只是警卫员，却均出自贵戚子弟，也就是说这些人跟忽必烈都沾亲带故（否则也不用打了，直接就杀了）。看到彻里流出的鲜血，这群“怯薛”反而更加不顾一切向忽必烈进言，坚持说桑哥不是东西——就是因为桑哥，就连今年的压岁钱都没有拿到！
　　“怯薛”的进言一定给忽必烈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就在这个时候，桑哥干了一件极其卑鄙阴损的事情，还让忽必烈背了一口特别重的黑锅。
　　桑哥曾经重用过一个人叫做杨琏真迦（党项人），这个人底子很不干净，原来是盗墓贼。为了取悦桑哥，杨琏真迦重操旧业，在临安附近挖开了一百多座南宋王公大臣的坟墓，其中就包括南宋六帝的皇陵。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行，杨琏真迦事后上奏说，此举是为了破坏南宋龙脉，他甚至把南宋六帝的遗骸与牛骨、马骨混合在一起埋了，并在上面盖了一个所谓“镇本塔”（1359年元末大起义的时候，“镇本塔”被江南义军领袖张士诚毁掉）。
　　忽必烈知道南宋皇陵被掘，不过，他没收到一件珍宝！更关键的是，南人把这笔烂账全部算在了他的头上，镇本塔建成之后江南义军立刻如火如荼。要消除朝野汹汹之议，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一个替罪羊，桑哥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至元二十八年二月，忽必烈把桑哥投入大牢，旋即处死。
　　忽必烈的三位理财师虽然出身不一、才能各异，至此，却全部得到了一样的下场。四年后，忽必烈病亡，蒙元帝国的国势也随着这位政治强人的消失急转直下。
　　从海盗到官商
　　可能是忽必烈搂钱搂得实在太狠了，从第二代大汗开始蒙元帝国就进入了中晚期，帝国衰败迹象已经历历在目。
　　忽必烈的继承者叫做铁穆尔，是忽必烈之孙。登上汗位之后的铁穆尔很烦，和祖父一样，他必须面对前来索要赏赐的蒙元贵族。
　　面对这些很富裕、很富裕还来要钱的亲戚，铁穆尔想了一个新办法：以后就不给大家发赏钱了，不过，可以给大家一条出路——当官。铁穆尔为政初年，帝国突然凭空多了很多蒙古族官员，仅大都吃官饭的人就有一万多，而忽必烈时代仅为两千六百人。
　　向大汗索要赏赐，是大汗一个人烦恼；让这些人当官，就是天下人不胜其烦了。
　　事实证明，只说到搂钱，蒙元贵族的脑子不比汉人官僚差多少。更何况，蒙元贵族不可能被形而上的儒学理念约束，他们很实在，多赚点钱总是好的，挺现实的一个目标。目标在那里了，手段还重要吗？
　　起码蒙元贵族认为不重要。
　　蒙元帝国征服金国、西夏之后，大片土地被改为牧场，粮食就成了北国最贵重的商品，南粮北运自然也就成了最赚钱的生意。铁穆尔朝，蒙元贵族马上发现了这种赚钱的生意，而且很快找到了自己的同盟者——南人。这个时候，他们终于忘掉南人卑贱的身份，开始跟南人称兄道弟、大秤分金了。
　　朱清和张宣是生活在南宋的一对结义兄弟，《元史》称二人出身为“乡间无赖”、“亡命集党”，后来二人开始从事一份很有“前途”的职业——海盗，聚众数千人在松江一带劫掠过往商船。
　　一般来说，黑社会即使再有钱也是过街老鼠，不可能体体面面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所以，黑社会总有愿望将黑钱洗白，换一个白面孔体体面面混世界。我猜想，华丽转身为“官家豪强”就是朱清、张宣的理想，所以，他们最终选择了投靠蒙元帝国，因为贿赂金额比较高，蒙元帝国主将伯颜宣布不再追究他们的海盗罪行。至元十二年（1725年）冬，这对结义兄弟接受了招安，成为当时鼎鼎大名的汉奸，也成为击溃宋朝海军的决定性力量。
　　平定南宋后，蒙元帝国实行种姓制度，两位汉奸虽然立了大功却还是地位最为卑贱的南人，只混了个千户之职，职责是从海路为蒙元帝国运送劫掠来的江南财富。无奈蒙元帝国实在是不争气，征服南宋之后，京杭大运河因年久失修停止使用。于是，两位海盗出身的南人找到了新的发财路径：通过海运，在南北之间贩运粮食。
　　按照蒙元帝国的规矩，生意是色目人的专营业务，南人不可以涉足。朱清、张宣自有他们的办法，二人由伯颜招安，伯颜也就成为二人在朝廷中最大的靠山，在伯颜斡旋下，朱清、张宣居然拿到了朝廷漕运的特准权。
　　任何时代都有非常赚钱的行业，如果经营这个行业需要官方特准，那么，官家豪强就会把这个行业变为天下最赚钱的行业，也会断掉无数人活下去的希望！
　　朱清、张宣的“南粮北运”就是这样的行业。当时，建造一艘运力一千担的海船需要耗银一百锭，而从临安运输一千担粮食到大都的利润却有一百七十锭白银之多，来回一趟就足以收回投资成本，可见利润之丰！
　　蒙元帝国绝对禁止粮食出口，犯者杀无赦。就是这对结义兄弟，很快就开始涉足粮食海外走私，日本、朝鲜、东南亚诸国都有涉及，买卖做得相当之大。朱清、张宣敢冒这种风险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很有江湖义气：赚到钱，大家一起分。朝中重臣，无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无论级别高低，但凡能跟生意沾边的，出手那是一个大方。《元史》记载，二人败亡后，被揪出来的大臣、内侍、皇族有一万八千人，除伯颜外，还有宰相完泽、中书平章梁德珪这样的猛人。即使一万八千人的涉案规模，《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仍旧认为：这显然是一个压低了的上报数字。
　　朱清和张宣赚到了钱，封建官僚分到了赃，二人就这么在忽必烈眼皮子底下晃荡了二十多年。
　　与忽必烈相比，铁穆尔实在是一个倒霉的大汗。大德七年（1303年），太原、平阳地震，毁掉了几十万幢官民房屋，死者二十余万；同年，陕西、河东、燕南、河北、河南诸路爆发蝗灾，可怕的流民在蒙元帝国第一次大规模爆发！
　　就在这样时刻，朱清、张宣照旧干着自己的粮食走私生意，不但如此，居然把大汗救灾用的漕粮倒卖到日本和朝鲜去了！
　　在这个世界上，人类可能永远都无法杜绝黑势力。但是，盗亦有道，有的钱可以赚、有的钱绝对不能赚，倘若搞的天怒人怨，即使已经富可敌国也难逃天理昭彰，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大道无情”。
　　在铁穆尔亲自过问下，朱清、张宣倒卖漕粮的事情暴露，两位异姓兄弟被扣上了一顶“谋反”的大帽子，其后，朱清自杀、张宣被处斩，包括伯颜、完泽在内的八千多人因受贿被免职。事后，朝廷派了六支队伍在全国各地清点二人的财产，总计用了六年时间才清点完毕。
　　二人死后，蒙元帝国将海运收归官有，下令由平江路接管海上漕运，蒙元帝国最大的官商败亡。
　　（海山—妥欢帖木儿）
　　黄河泛滥、生灵涂炭，帝国立意根治水患，听起来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问题是，一件好事，经过万千封建官僚之手也未必再是好事！自古以来朝廷的工程都是赚钱的大买卖，修河要征调物资、要征发劳役，这里面有着无数捞钱机会……可是，脱脱不这么想，只要有足够的钱，这些事都能摆平！
　　流血的汗位
　　铁穆尔号称要给蒙元贵族官儿当，又不遗余力地反对官商，就连伯颜这样征服南宋的主将也被罢官，朱清、张宣这样的猛人也被斩首示众。既然当官赚不到钱，那么，大汗还是继续给我们赏赐吧。
　　什么时候没钱了，向大汗要就是——本来他就是咱们的强盗头儿！
　　大汗确实是强盗头儿，又有哪个封建帝王不是强盗头儿呢？只不过最大的强盗头儿也是大汗，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是万方生灵的主宰。最大的强盗头儿不像较小的强盗头儿，他要追求长治久安，为子孙后代混一张长期饭票。
　　这是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之后必须解决的问题：要维持帝国军事力量的效忠，就必须不惜代价赏赐贵族；要想长治久安，又必须打破原有利益格局。在大汗与蒙元贵族不断升级的冲突中，蒙元贵族终于对自己的大汗亮出了屠刀，从此帝国也无可挽回地滑入深渊……
　　第一位为赏赐烦恼的大汗是孛儿只斤·海山。孛儿只斤·海山是铁穆尔的继承者，治史者通常称其为“海山”。
　　海山是一个不靠谱的大汗，刚刚即位就恢复了对蒙元贵族的赏赐，较忽必烈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样做，海山也是没有办法！
　　铁穆尔没有指定继承人，海山只不过是惟一没有卷入武力斗争的候选人，也是各方力量都能接受的人选。登基后，为取得蒙古诸王支持，海山想到的办法就是以金钱邀买人心——赏赐。
　　除了老贵族，海山还一口气封了十四个“一字王”，其中十二个根本就没有黄金家族血统！至于赏赐数量，海山则按忽必烈时代的标准进行了翻倍：该赏五十两黄金的改二百五十两，该赏五十两白银的赏五百两！
　　只要有人开口，大汗一定不让你失望！
　　海山即位仅四个月，中书省就向他递交了一份报告：蒙元帝国岁入四百万锭白银，其中，维持中央政府正常运转每年至少需要二百八十万锭；四个月中，您花掉了四百二十万锭白银，另外，还许诺出去一百万锭的应付账款。
　　估计中书省的意思是提醒海山注意点，结果，海山仍然丝毫不知收敛，也许是根本无法收敛吧。年底一算账，在不足一年时间里海山居然花掉了一千万锭白银、三百万石粮食，“两都所储已虚”、“向之所储，散之殆尽”。开始的时候挪用中统钞、至元钞钞本，后来就提前预收盐税……
　　一年之内，所有方法全部失效。至大元年（1308年）年末，上都、大都所有储备加到一起已经不足一百七十万锭银钞。没有钱，咱这年还过不过了？
　　答：货币改革。至元二年九月，海山主导的货币改革出台——至大银钞！
　　按诏书的原意，“至大银钞”以白银为货币本位，纸钞面额从一厘到二两总计十三种；每两银钞折合至元钞五贯或白银一两。同时，海山再次宣布重铸铜钱——至大通宝、大元通宝，一枚至大通宝折合银钞一厘，大元通宝则用蒙文，每枚大元通宝折合十枚至大通宝；前朝旧钱也可以流通。
　　纸币和铜钱同时流通，本来是希望铜钱制约纸币贬值。这一招早在卢世荣时代就已经不灵了，只要至大银钞没有真实的白银储备，马上就会被人们抛弃。卢世荣、桑哥败亡的时间并不久远，海山和他的手下不可能不知道这个道理。偏要这么干，只能是一种解释，至大银钞纯粹就是为了忽悠——忽悠蒙元贵族。
　　你不是要赏赐吗？反正钱我是给你了，至于能不能花出去，那不是我的问题。
　　实际情况证明了我们的猜测。
　　一般来说，发行新币之后，旧币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所以，新旧货币交替一定会收回旧的货币，这样才能保证新货币流通。至大银钞发行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新钞是发行了，旧钞依旧在流通。
　　至大二年九月，海山下令颁行至大银钞，同时宣布，在九个月之内中统钞、至正钞持有者应向朝廷兑换新币。在这九个月内，中统钞、至正钞钞版仍在，也就是说，这几个月中没有停止印刷旧钞。
　　也是在这九个月中，至大银钞的发行量高达一百四十五万锭。如此发行量的货币一旦进入流通会迅速贬值，根本就无法承载货币的职能，谁又会把手中的货币换成一堆废纸呢？
　　按官方兑换比例，本来是一贯至大银钞兑换五贯中统钞，实际上却是一贯中统钞兑换数贯至大银钞！至大三年，理论上中统钞已经停止流通，实际上停止流通的却是至大银钞。至于至大通宝、大元通宝，试铸阶段就已经夭折，根本没有进入流通，也正是这个原因这两种铜币成为了今天货币收藏中的极品。
　　海山在位仅仅四年，至大四年，至大银钞已经在交易中彻底消失了……
　　第二位为赏赐而烦恼的大汗是爱育黎拔力八达。
　　海山之后的大汗是爱育黎拔力八达，也是海山的弟弟，在他手中帝国总算是有了回归正途的表现。
　　爱育黎拔力八达在海山即位过程中曾起过决定性作用，汗位兄终弟及也就顺理成章，这也是蒙元帝国汗位极少的和平更迭之一。从二人的关系推测，爱育黎拔力八达应该继续兄长的治国政策，朝政不会有太大变化。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后仅三天就对海山的势力进行了彻底清洗，并开始推行一系列汉化政策：恢复科举、翻译汉学、编撰法典……
　　惟一没有改变的是海山的滥赏政策：海山去世当月，爱育黎拔力八达就赏赐蒙元贵族黄金三万九千两、白银一百八十四万两、中统钞二十二万锭、锦帛四十七万匹……蒙元帝国的国力早就禁不起如此折腾，于是，蒙元帝国的第四位理财师登场——铁木迭儿。
　　铁木迭儿，《元史·奸臣传》中排名第四，仅次于阿合马、卢世荣、桑哥。
　　任何一个政府最大的合法收入肯定是税收，汉唐相传，历代王朝都以耕地为征税的标准，地多多纳税、地少少纳税。经过铁木迭儿认真研究，突然惊奇地发现，忽必烈、铁穆尔、海山三位大汗虽然想尽各种办法抢劫财富，惟独没有动过脑筋的就是田亩税。
　　终于找到搂钱的方法了，这才是搂钱的正途！
　　铁木迭儿比较实在，也没搞丈量土地之类的花样，延祐元年（1314年），铁木迭儿一个人对照地图就估计出了一个全国耕地数字，然后，下令江南诸行省在四十天内向朝廷报送耕地数量。最关键的一条，上报数字是硬性任务，不得低于铁木迭儿的估算数字——如果完不成任务，地方官撤职！
　　这就是元史中一项著名的苛政——经理江南。
　　公平地说，铁木迭儿给出的指标并不是很离谱，甚至低于江南耕地实际面积。实事求是地说，这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
　　土地既然是纳税的标准，那结果自然十分清楚，谁多上报土地谁就要缴纳更多税收。谁又愿意多纳税呢，尤其是那些刚刚富起来的蒙元贵族！
　　蒙元贵族历来喜欢向大汗索要赏赐，但是，他们也不反对江南兼并土地。入主江南以来，蒙元贵族、色目人迅速卷入了江南土地兼并，这也是忽必烈、铁穆尔、海山三朝没有认真核定江南田亩的原因。
　　面对铁木迭儿，蒙元贵族也不是毫无办法，比如，让平头百姓来承担大土地所有者的所有田赋。
　　这种方法也不稀奇，无非是看看谁好欺负，然后就给谁多报上几亩土地，或者在自己地盘上直接提高自耕农税率，让弱势阶层替封建官僚和大土地所有者纳粮完税。历代以来，强势阶层一直就是通过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把赋税转嫁到自耕农头上，无数农人就是这么被玩残的。
　　对铁木迭儿说，他在某种程度上代表强盗头儿、代表最高统治者，他并不希望强势阶层把赋税完全转嫁到自耕农头上——如果帝国失去了自耕农，也就失去了最根本的财富来源。于是，铁木迭儿向各行省加派了很多特派员——章闾（也称“张驴”），去监督行省的耕地上报工作：每一户土地必须查实，不得瞒报、也不得多报。
　　这些章闾给朝廷惹下了大麻烦。
　　事实证明，这群章闾没有熊一样的力量，却一定有着猪一样的脑子：为防止铁木迭儿派人复查，这些人居然想到了一个法子真实增加了自耕农的土地：没有耕地没关系，把你家里的房子拆了、祖坟挖了，不就有耕地了吗？
　　《元史》记载，赣州的拆屋、挖坟行动最为惨烈，仅一县之内就有数千间民宅被毁、坟墓更是不计其数……
　　凭空增加税赋会惹得小民反抗，但是，这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不被逼到家破人亡的地步，谁也不会铤而走险。现在，赋税还没增加，先把人家房子拆了、祖坟扒了，也就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无论活人、死人，大家都混不下去了！
　　延祐二年，赣州宁都人蔡五举兵起事，自号“蔡王”。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自此，蒙元帝国的武装反叛就再没有停止过。
　　这就是《元史》中所谓的“延祐儒治”。
　　与海山一样，爱育黎拔力八达是一个短命的大汗，四年后死去。
　　第三位为赏赐而烦恼的大汗是硕德八剌，为此他还丢掉了性命。
　　在一片血雨腥风中，硕德八剌登上了大汗的位置，这是第一位能真正写汉字的蒙元帝国大汗，也是第一位全盘汉化的大汗——如果蒙元帝国想长久存在下去，这就是无可更改的必经之路。
　　对硕德八剌来说，蒙元贵族的要求非常奇怪，你没对帝国做出什么贡献，凭什么要给你这么多赏赐？
　　海山好歹还用假币忽悠一下蒙元贵族，硕德八剌却连忽悠都省了。铁木迭儿死后，硕德八剌借着整治铁木迭儿党羽的机会直接削减、叫停了蒙元贵族的例行赏赐。从今往后，不是不赏赐蒙元贵族，而是根据你对帝国的贡献进行赏赐！
　　这种简单而又粗暴的行为，蒙元贵族当然不会满意。于是，他们拿出了更为暴力的对策——暗杀！
　　可怜硕德八剌登基不足三年，就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被蒙元贵族冲入帐篷给砍了，史称“南坡之变”！一般来说，宫廷喋血中冲在第一线的应该是士兵甲、士兵乙这样无足轻重的角色，以免主角出师未捷身先死。谋杀硕德八剌的南坡之变，冲在第一线的全部都是朝廷大员，冲入行营大帐杀死硕德八剌的人包括正一品官员八名、蒙古亲王五名，亲手杀死大汗的人叫铁失，还是硕德八剌称汗之前的心腹。
　　大家千万不要低估了封建官僚的无耻，他们从来不会效忠于某个皇帝，甚至不会效忠于自己的族长——大汗，他们只效忠于自己的钱财。如果自己不能在帝国财富中分一杯羹，要你这种大汗何用？
　　硕德八剌，成为第一个为削减赏赐而牺牲的蒙元大汗。
　　天下办事有几人
　　根深蒂固的原始社会意识毁掉了蒙元帝国汉化契机，延祐儒治和硕德八剌汉化不过是昙花一现，帝国最终走向了一条不归路。
　　接下来的事情，就更不靠谱了。
　　为了帝国大汗的位置，铁木真的子孙居然对自己人举起了屠刀，黄金家族不知有多少人死在自己亲人的手上。三十九年间蒙元帝国出现了八位大汗，平均在位不足五年，最短的不足两个月。而在这三十九年间，大规模农民起义累计发生了四百多次。
　　既然继任者汗位的来路都不是很正，再也无人敢对蒙元贵族动手，朝廷滥赏依旧。近四十年来，朝廷岁入每年不过六十万锭白银，支出却高达三百万锭左右，每年赤字高达二百四十万锭。元统元年（1333年），妥欢帖木尔被抓回上都的时候（1），蒙元帝国就是这样一个烂摊子。妥欢帖木尔，蒙元帝国最后一位大汗，也是统治时期最长的一位大汗。
　　蒙元帝国立国之初，一位名叫巴林·伯颜的将领征服了南宋，末代帝王妥欢帖木尔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位蔑儿乞·伯颜。
　　两人同为伯颜，为政之道却截然相反。
　　元初伯颜虽然是武将，却也知珍惜江南山水，南宋谢太后投降后伯颜下令“九衢之市不移，一代繁荣如故”；还师后仍不停呼吁：南北既为一家，希望大汗忽必烈毋疑南人！元末伯颜虽为文臣，却是一副地道的穷人乍富做派，头上的官衔居然有二百四十六个字之多，恐怕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官儿！此人自海山朝就已入仕，历经八代大汗夺位的血雨腥风，却始终屹立不倒，绝对称得上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神奸巨蠹！
　　蒙元帝国成于此伯颜，亦亡于彼伯颜。
　　彼一伯颜，《元史》称其“弘毅深沉，明达果断”，意思是指此人阴险狡诈、城府深、办事心狠手辣！
　　元朝历史上曾有几道臭名昭著的命令，创始者就是这位元末伯颜：要求实行种族屠杀，杀尽“张、王、刘、赵、李”五姓汉人，由于实在太离谱，没有被执行；除了没有执行的，还有一些执行的政策，诸如禁止汉人婚配、上收所有铁质农具，等等。
　　伯颜又是一个极其守旧的蒙元贵族，他曾对妥欢帖木儿说，“陛下有太子，休教读汉儿人书，汉儿人读书，好生欺负人”！
　　自己粗鄙，就说汉人的书是“欺负人”？
　　秉承这种理念，伯颜罢黜了所有汉人、南人官员，从大到小、一个不留，而且，汉人、南人不得学习蒙古文、不得起蒙古名字、更不得与蒙人婚配（有些汉人、南人为了仕途上进步，就改名换姓，给自己起了个蒙古名字，或者与蒙人婚配）。此后，省、台、院及翰林、集贤者被换成了清一色的蒙古人、色目人。
　　一般来说，强盗一旦做了皇帝就会标榜自己是正义化身，对封建官僚聚敛钱财那套把戏表面上都会有所限制。惟独这位伯颜公开承认自己是强盗，不但不去遏制蒙元贵族毫无节制的贪欲，反而变本加厉地告诉这些人：去抢吧，想抢多少就抢多少，只要你能抢到。
　　在这种理念下，整个帝国官场只为了钱而存在：拜见上官要“拜见钱”、上官视察要“人情钱”、节庆上官要“追节钱”、上官生日要“生日钱”、办理正常公务要“常例钱”、抓捕凶犯跟受害者要“赍发钱”、审判官司向原告和被告要“公事钱”，就算没什么事也白要“撒花钱”……
　　时人曾这样评价伯颜当政以后的岁月：数十年来，世间风俗坏得不能再坏，只要当官就习惯于贪污，只要有钱就习惯于玩弄女人，自己不以为耻、别人也不以为怪，世间能有良好操守的人千百而无一焉！
　　河南行省官衙大堂之上居然有这样的题字：人皆谓我不办事，天下办事有几人！真是恬不知耻到了极点！
　　别看百姓的事情不办，自己的事情还是很认真的。本着对金钱的渴望，伯颜和他的爪牙更是把江南土地兼并推向了极致。
　　至元二年（1336年），伯颜取得了帝国土地兼并中的最高成绩：一次性在江南捞了十六万顷土地。他甚至把屠刀伸向了自己的族人：为抢夺另一位蒙古宗王彻彻秃在苏州的二百亩土地，污蔑彻彻秃谋反，在妥欢帖木儿坚决反对下，伯颜依然捏造圣旨处死了彻彻秃。因为，伯颜的祖先曾是彻彻秃祖先的奴隶，理论上伯颜一族应世代奉彻彻秃家族为主人。此后，伯颜又在大汗反对下接连贬斥了宣让王、顺威王等诸多蒙元宗王……
　　与其闭口而死，何若苟延岁月以逃？
　　人们只能再次走上流亡的道路，背乡井、弃世业、掷百器、远离亲姻、再无定所，辗转流浪、寄食异乡异域，走上一条不归路！流民、可怕的流民不可遏抑地再次出现在中原大地。
　　至元六年（1340年）二月，天道有常，即使光怪陆离的末世王朝，焉能允许这样丧心病狂、毫无底线的人存在？
　　伯颜的侄子（也是伯颜的养子）脱脱担心伯颜倒行逆施会反噬整个家族，在他主导下，妥欢帖木儿将伯颜贬至岭南安置，这位不可一世的权相终于死在发配的路上。
　　虎视南人如草芥，天教遗臭在南荒！
　　丞相造假钞
　　脱脱，自幼受教于当世大儒吴直方，能力挽强弓，可谓文武双全、一位不世出的奇相！可惜，他生在了元末，虽非亡国之相，却有亡国之实！
　　《元史》对脱脱有这样一段评价：脱脱是一个看淡货财、女色和金钱的人，有着宏伟的志向和长远的眼光，也能够好贤礼士，但是，这个人办事性情太急躁，正因为这个原因经常为群小所惑。《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和《中国通史》（范文澜版）则对脱脱给出了一个同样的评语：急功近利。
　　脱脱，究竟犯了什么错误呢？
　　拜自己的叔父所赐，脱脱登上相位的时候，蒙元帝国经济已经完全崩溃，至元六年（1340年）大都物价比至元元年上涨了至少六七十倍。
　　次年，蒙元帝国改元“至正”，脱脱出任右丞相，“欲大有为，以震耀于天下”。从此，脱脱开始了一段长达十五年的独舞，这段备受称颂的历史今天被称为“至正更化”，也正是这个所谓的“更化”彻底毁掉了蒙元帝国。
　　十年惨淡经营，脱脱恢复了科举、经筵，控制蒙元贵族赏赐，减免田赋和徭役，对胆敢制造伪钞者杀无赦，对盘剥草民的奸邪小吏杀无赦……十年后，蒙元帝国终于有了一丝生气，脱脱也终于看到了一线曙光，他相信自己能够力挽狂澜！
　　脱脱不知道，他看到的其实不是曙光，而是回光返照。
　　有时候历史的相似是惊人的。西汉末年黄河曾经改道，锐意求治的王莽政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被黄河水患吞噬掉了。脱脱为相后的第四个年头，至正四年（1344年），华北地区连续二十多天暴雨，汹涌的黄河在今山东曹县冲决白茅堤，黄河再次改道，顺便毁了京杭大运河河道。《元史》记载，当时平地水深六米有余，今河南、山东、安徽、江苏的千里沃野变为一片泽国，此后，三天一小灾、五日一大灾，再也没有消停过。
　　元人赵天麟曾著《太平金镜策》，其中总结了天下黎庶有“五死”，被天灾害死、被官吏逼死、被军兵杀死、被债务逼死、被自己懒死（一曰天、二曰官、三曰军、四曰钱、五曰愚，最后一条不足采信），五死之中天灾排名第一，比蒙元贵族还要狠毒。
　　对帝国统治者来说，把人淹死了倒还清净，要是淹不死，居民就会变成流民，那才真正麻烦！
　　元顺帝至正十年（1350年），刚刚整顿完朝政的脱脱认为，现在时机终于成熟了：一定要根治黄河！
　　黄河泛滥、生灵涂炭，帝国立意根治水患，听起来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朝廷上却有无数人反对脱脱。
　　历史有的时候其实很诡异，反对治理黄河的人未必是坏人，赞成治理黄河的人也未必是好人。这就涉及中国封建王朝的辩证法，一件坏事，如果上有明君、下有贤相也未必真是坏事；一件好事，经过万千封建官僚之手也未必再是好事！自古以来朝廷的工程都是赚钱的大买卖，修河要征调物资、要征发劳役，有着无数的捞钱机会……
　　早就等这一天了！
　　以吕思诚为首的一批汉臣立刻站出来表示强烈反对，他们的理由是：帝国官场并未脱胎换骨，奸邪小吏仍旧充斥于各个岗位，治理黄河要拨无数钱粮，无异为贪渎之徒抓钱大开方便之门，此谓“不念隐忧”！修河必定动用无数人力，无论在哪个时节都会耽误河工本有的农耕，况且，一旦河工聚而不散，便是天下大乱之源，此谓“不恤民力”！
　　所以，坚决不能修河！
　　真的不能修吗？
　　真的不能。
　　数千年往事早就把国人政治智慧演绎殆尽，最可怕的不是水患，而是人祸——流民。十几万河工要吃、要喝、要福利，在老家有父母、有妻子、有子女，有着诸多束缚，这些人或许还能安分守己，一旦在一起聚而不散，远比洪水可怕的多！
　　可是，脱脱不这么想，只要有足够的钱，这些事情都能摆平！因为，他已经想到了一条绝妙的办法筹措修河费用——货币改革！
　　至正十年（1350年），蒙元帝国的通货膨胀刚刚得到控制，脱脱便拿出了前辈的绝招——变更钞法，即“至正钞改”。
　　为筹措修河资金，脱脱同时发行“至正交钞”和“至正通宝钱”。至正交钞为纸币，基准单位仍为“贯”，每贯交钞代表铜钱一千文、兑换旧钞两贯。至正通宝钱是铜钱，又分为“地支纪年钱”、“纪值钱”和“权钞钱”三种。前两种铜钱为虚值铜币，有折二、折三，等等。关键是第三种铜钱“权钱钞”，“权钱钞”顾名思义是衡量纸币“至正交钞”的范本，分为五分、一钱、一钱五分、二钱五分和五钱，分别对应至元钞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一百文。
　　脱脱公开宣布，权钱钞是衡量纸币的基准价值，只要有权钱钞存在，至正通宝就不可能随意贬值，否则，人们会将纸钞兑换成铜钱。
　　这还是卢世荣、桑哥、海山玩剩下的，说穿了还是那个障眼法，以帝国的名义把新钞命名为财富符号，仍然不是真实的财富。只不过，当年忽必烈、海山用这些玩意儿来忽悠蒙元贵族，今天脱脱用这些玩意来忽悠自己。
　　纸币是法定货币，背后是帝国信用，无论货币制度多滥，增发货币多少都会给人一点财富幻觉。由于过分迷信自己的能力，这一次产生货币幻觉的是丞相脱脱，新币更迭，脱脱认为自己终于有钱了，要去追求自己宏伟的理想！
　　至正十一年（1351年）四月初四，蒙元帝国诏令中外，任命贾鲁为工部尚书领总治河防使，秩二品、授银印。跟着，贾鲁以中枢朝堂名义征发汴梁、大名等十三路民夫共十五万人治理黄河，另配翼十八戍军两万人。
　　不得不说，脱脱没有看错人，贾鲁治理黄河的成绩是显著的。四月兴土，十一月就把二百八十里黄河逼回了旧河道！十一月，贾鲁向顺帝上《河平图》，妥欢帖木儿也对脱脱、贾鲁等大行封赏，撰《河平碑》以彰旌表。
　　一片歌功颂德的背后，没有人意识到脱脱已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和当年的隋炀帝一样，他完全从京杭大运河两岸征调民夫；唐宋相传，修河一般选在农闲时节，脱脱选择的时机却是从四月到十一月，十五万河工在河堤上忙活——这可是一年的农忙时节，意味着一年家里没有人耕种土地！
　　以往修河的时候，一般情况下会补偿河工一些粮食；不发粮食，给点现金也行——只要能换到赖以为生的粮食就行。
　　面对这个问题，脱脱的回答是，给钱可以，只给至正交钞！
　　这件事如果放在宋代，就算给河工只发交子可能也不是什么大事情。不可能所有人在同一时间把手中的纸钞拿到市场上去，绝大部分钞票会暂时留在河工手里，不会造成通货膨胀，更不会搞得天下大乱。
　　问题是，蒙元帝国从来就是一个不遵守货币纪律的国度，在人们记忆中纸币就等于毫无准备的废纸！所以，脱脱的行为导致了另外一种结局：所有人都在第一时间把至正交钞拿到市场上去换粮食，结果，增发货币喷涌而出、物价飞涨、纸币贬值。
　　平整黄河的庆功酒还没有喝完，当年十二月，京城大都就“物价腾踊”，十锭交钞买不到一斗粮食，按彭信威先生估算，当时的盐价较一年前上涨了十倍、较蒙元帝国征服江南时上涨了一千多倍！很快，货币在包括大都在内的北部帝国彻底消失了，帝国再次退回到以物易物的原始社会。
　　以货易货，意味着十五万河工修了半年河堤，家里的土地没有收成，接下来的冬荒、春荒如何渡过？
　　既然活不下去，索性就反了吧！时人编出了这样的歌谣：“丞相造假钞，舍人做强盗。贾鲁要开河，搅得天下闹”！
　　至正十一年（1351年），刘福通在颍上率众举事，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红巾军起义”爆发了。红巾军通告海内：蒙元帝国立国以来穷兵黩武，数次征伐日本无功，我汉人聚集的江南已经彻底沦为贫苦之地、塞北却富比江南，凡我汉家义士随我直捣黄幽燕之地，龙飞九五，我大宋之天终有重开之时！
　　战端一开，至正交钞的印刷便再也无法遏制。
　　至正十二年，为弥补军需，至正交钞发行量到达二百万锭（折中统钞两千四百万锭），是蒙元帝国存在以来纸币发行量最大的一年。由此，至正交钞发行不足两年就彻底崩溃。堂堂大元，奸佞擅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制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
　　至正十五年前后，人们已经意识到至正交钞“将绝于用”，便把纸钞称为“观音钞”，意思是说纸钞印刷质量实在太差，描不成、画不就，就像半空中的观音一样。为了挽救濒于奄奄一息的王朝，蒙元帝国开始效仿曹操“屯田”，朝廷给屯田者每日折合白银二两五钱的至正交钞。这个价格可是盛唐开元年间一品大员的官俸！彭信威先生对此的评价是：“这自然不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是钞票不值钱了。”
　　至正十七年（1357年），上都、大都同时设“便民钞库”，人们可以在“便民钞库”兑换破损的至正交钞，但是，“便民钞库”无人光顾。也是这一年，河北、河南流民涌入大都，仅官府收葬的饿殍就有二十万之多，蒙元帝国，再无延续之理！
　　1364年，朱元璋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是年，朱元璋以徐达为元帅、常遇春为先锋出兵伐元。
　　元朝小结：变异的铁骑
　　辽国、金国都是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但是，这些王朝无一不是选择了汉制，辽国、金国都以中华正统自居，认为自己和宋朝不过是南北朝罢了。这种理念在契丹、女真人的心目中牢不可破，以至于辽国和金国在与大宋开战的时候，宋朝独修唐史成为一条发动战争的理由。
　　在传承数千年的华夏历史中，只有蒙元帝国没有采纳汉制，蒙元贵族固执地认为，只有骁勇的蒙古铁骑才是立国之本，帝国臣民也就因此被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而居于最下等的南人却占帝国人口的90%以上。
　　这也是蒙元帝国的悲剧所在。蒙元贵族可以拒绝汉制，却无法拒绝中原之地财富的巨大诱惑。对这群刚刚走出洪荒的人来说，江南山水有着无限诱惑，既然少了许多士大夫的理性束缚，也就把历代封建官僚的无耻演绎到淋漓尽致。
　　增发纸币的招数失败以后，蒙元贵族选择了最简单粗暴的抢劫方式：喜欢，直接抢过来就是了！这种劫掠已经超出了人们日常的认知范围，最后，他们不但抢劫汉人、南人，连蒙古人、色目人都一道抢了，就连帝国最有权势的大汗也未能幸免。
　　谁有权，谁才有财富！
　　于是，黄金家族成为最为悲惨的帝王世系：为了谋得汗位，暗杀、下毒、设计陷害，甚至明火执仗砍死自己的大汗，至于后一任大汗不承认前一任大汗、把前任大汗牌位扔出太庙的举动更是比比皆是。
　　这些离谱行为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可怕的逻辑：如果强势集团对财富的渴望没有丝毫底线，屠刀就不仅仅会砍向普通民众，强势集团自身也难于幸免。在这个逻辑中，小农不幸福，商人不幸福，官不幸福，民就更不幸福，没有人能独善其身，也没有人能够幸存，哪怕你是帝国最有势力的大汗。
　　社会财富毕竟不是一块无限大的蛋糕，一旦掠夺超过限度，就会造成流民、社会动乱，最终玉石俱焚。元顺帝初年，帝国五分之一的人口就已经沦为流民，所谓“流民如云”并不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当人们“逃离奔窜，皇皇然无定居”的时刻，又怎么可能有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再骁勇的铁骑又怎么能遏制天下人求生的欲望？
　　在“摧富益贫”口号的引导下，起义军（史称“贼者”、“无赖者”）为了获得维持生存的一口粮食不得不举事造反，他们冲入官衙府库、冲入富人的府邸、也冲入穷人的茅屋。在他们身后，社会秩序完全失控，赤地千里、城廓破碎、田园荒芜，杀人吮血争锱铢！面对遍及天下的流民起义，在主要军事力量尚存的情况下，妥欢帖木儿不但没有坚守大都，反而把自己的军队扔在中原，孤身一人逃窜回了大漠——似乎是来中原打酱油的。
　　财富循环有着不可违背的天道法则，它不会因为谁有权势就偏爱谁、也不会因为谁贫贱就抛弃谁。一个人、一群封建官僚、一个强势分利集团，无论你多么有权力，也不可能毫无止境地对天下人索取财富，一旦突破了底线，骁勇如蒙元帝国也一样会烟消云散！
　　（明太祖）
　　朱元璋是穷人出身，在他眼里，除了他自己，天下人都应该过苦日子，尤其是那些封建官僚！登基之后，朱元璋规定：大明朝正一品官员月俸米87石、正二品61石……递减下来，到了正七品就只有7.5石了。有人争辩：按7.5石计算，每月就是900斤大米，放在当时的年代，这个数字不少了！真是这样吗？
　　货币战争之朱重八传奇
　　在开始讲述明朝之前我们必须交代一个背景，秦、汉、晋、南朝、隋、唐、宋、明……所有汉家王朝中，只有明朝开国皇帝朱重八完完全全起自草根。民国学者孟森指出：中国自“三代”以来，最正统的朝代当属汉代和明代，因为，刘邦、朱元璋都是匹夫起事，没有窥伺前朝神器。刘邦好歹还是一个亭长，按照这个逻辑，得国最正的当属朱元璋。
　　我始终不明白孟森先生的逻辑：凭什么匹夫起事就是得国最正，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我只是看到，正是这个原因，大明帝国有很多事情让人费解，尤其是开国皇帝朱元璋！
　　朱元璋，原名朱重八，因为在元朝汉人是没有资格取名字的，只能是姓氏+父母年龄之和（或出生日期），可见身为汉人或者南人是多么的可悲！
　　望神州、百姓苦，千里沃土皆荒芜！
　　1351年刘福通率三千人在颍州举起义旗，人们在头上裹起红巾以示对汉家山河的怀念，从赤眉军、红袄军到红巾军，历尽千载红色始终是我们的图腾！
　　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方罢手！
　　这里不想讨论元末农民战争的是是非非，我想解释的第一个问题是：元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朱元璋既不是起义军中的正统（韩林儿的大宋）、也不是兵马最强壮的（陈友谅的大汉）、甚至不是最富有的（张士诚的大周），为什么偏偏他能够胜出呢？
　　解释这段历史其实很不容易，因为《明太祖实录》早就被朱元璋本人和后来的朱棣改得面目全非了，很难找到一点靠谱的史料。
　　所以，我们还是以货币作答，让那些带着腐土气息的铜钱带领我们穿越时空，回到那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先说红巾军正统——韩林儿的大宋。当然，韩林儿只是这支军队名义上的皇帝，刘福通才是真正的领导者。
　　刘福通起自贾鲁开河。堂堂大元朝开河不给工钱，河工拿到的纸钞毫无用处，刘福通这才率领他们走向亡命之路，如果刘福通继续给手下河工发纸币，估计没有人会给刘福通卖命。所以，大宋国的货币是铜钱，被称为“龙凤通宝”。
　　龙凤通宝分为小平、折二、折三三种，折二、折三钱顾名思义就是可以当两枚、三枚小平钱用。就品相而言，这三种龙凤通宝都是铜赤如金、钱体浑朴、文字遒美；就重量而言，以小平钱为例，直径2.5厘米，重约3.3克，和汉代五铢钱大小相仿。彭信威先生曾有这样的评论：一般来说，乱世基本不可能出现这样品相的货币。即使在当代钱币收藏中，龙凤通宝绝对也是一种极品，普通的小平钱现价大概每枚在一万元左右。因为，龙凤通宝存世极少，存量稀少、高品质造就了龙凤通宝今天的价格。
　　为什么龙凤通宝存世极少？是因为刘福通的大宋王朝只存在了四年吗？
　　不是。
　　龙凤通宝当初的发行范围就很窄，最大用途是刘福通用来奖赏自己的将士：功劳大的发折三、折二，功劳小的发小平钱，用途则是将领之间相互馈赠（行贿）。至于刘福通系辖区的老百姓，是见不到龙凤通宝流通的，红巾军不会用龙凤通宝购买物资，补给基本靠抢：“天遣魔军杀不平，不平人杀不平人，不平人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主要将领李二、毛贵、白不信、大刀敖无不都是杀人魔王，杀元朝官府，也杀富户，只有杀人才能获得军资！
　　当时有一首童谣，怎么听都不像在歌颂红巾军：满城都是火，官府四散躲；城里无一人，红军府上坐。
　　满城都是火，人都去哪里了？
　　红巾军鼎盛时期曾经三路北伐，惟一不靠抢劫完成军事补给的将领是东路军毛贵，毛贵也肩负着主攻大都的任务。当代很多文献都曾提到这样一个事实，毛贵曾经在济南设立三百六十屯，每屯相距三十里，并造大车百辆运输粮食。凭借着这些军资，毛贵曾经攻打到距离大都二十里地的地方，可惜，最终功败垂成！
　　当代文献提到这条史料，一般都是褒义，称赞毛贵治军有方、补给充足。我却只奇怪一个问题，如果真有济南三百六十屯、每屯三十里，上千平方公里的耕地都属于红巾军。那么，这土地原来的主人去哪里了？
　　1359年（元至正十九年），刘福通兵败后不知所终，韩林儿则为朱元璋救走。至此，刘福通系北方红巾军宣告失败，龙凤通宝也就停止铸造。
　　再说天完系红巾军，即徐寿辉与陈友谅。
　　在明史中，徐寿辉被认为是配角，很多人认为，他只是人长得比较帅，所以才被拥立为天完之主。这种说法大抵来源于明代叶子奇的《草木子》，而叶子奇是典型的御用文人，跟刘基、宋濂都是铁哥们，估计他要不这么写，早被朱元璋咔嚓一刀砍了。
　　乱世枭雄争霸可不是选美大赛，选美大赛可以颠倒美丑，群雄逐鹿的年代，单凭长得帅就能执掌天完政权十几年？
　　笑话！
　　在我看来，如果不是徐寿辉后来被陈友谅杀掉，鹿死谁手还尚未可知！
　　徐寿辉的历史我们不提，只说天完政权的货币——“天启通宝”（非明朝天启通宝，二者在钱文上区别很大）、“天定通宝”。天启通宝、天定通宝中，较为著名的是天定通宝，也分为小平、折二、折三三种，三种钱均光背无文，书法俊秀、制作精整、形制规范，也绝不似乱世所铸。其中，小平钱直径约为2.4厘米，重量约为3.1克。在当代钱币收藏中，天定通宝小平钱市场价格在四千元左右，折二、折三也不过五千至六千元。
　　与龙凤通宝不同，天定通宝曾经真正作为货币在长江中下游一带流通，只是因为后来被陈友谅收回重铸，所以，这种铜钱今天的存世量也不是太大。
　　徐寿辉的天完国区域基本固定，天完系红巾军活动范围始终在今江西、湖北、湖南一带。在这片区域，徐寿辉也采取“摧富益贫”的手段，但矛头仅限“摧富”，倒霉的是元朝统治者，也难怪，汉人、南人本来就没有富人。每攻陷一城，天完系红巾军都会“大掠富民家”，即使这些人逃入山谷也不能躲过搜山，于是，天完军可以“日聚数万”。然后，天完军队再把这些资财散发给当地黎庶，真正穷到吃不上饭的人，即使不加入天完军也一样能拿到粮食。最离谱的记录是，1357年（天完治平七年，元至正十七年）天完军将领明玉珍攻克沔阳城，却发现这里正在闹洪灾，明玉珍二话没说带人就跑出去采购粮食，用以安抚灾民。
　　幸运的是，天完农民军政权鼎盛的时候，元朝正在忙着收拾刘福通、张士诚，天定通宝得到了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加之长江流域本就是通商的干渠，天定通宝得以在局部流通。
　　不幸的是，1360年（至正二十年）徐寿辉有个手下叫陈友谅，他杀掉了徐寿辉，改天完为大汉。
　　陈友谅，也算一号汉家儿郎中的枭雄，在元末农民起义中，几乎所有的农民起义军领袖，包括朱元璋、张士诚都曾接受过元朝封赏的官职，惟独陈友谅坚决不与元朝妥协。可惜朱元璋没有刘邦一样的胸怀，陈友谅项羽一样的光辉被朱元璋完全涂抹掉了，《明史》中只剩下“成王败寇”的庸俗！
　　如果让我加一个比喻，陈友谅是金庸先生《笑傲江湖》中的嵩山派掌门左冷禅，那么朱元璋应该就是“君子剑”岳不群！
　　既然是左冷禅一样的真小人，这位渔民出身的农民军领袖也就把对财富的渴望全部写在脸上！陈友谅日常生活极其奢侈，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所睡之床以及日用器皿居然均为纯金打造。败亡之后，征伐南昌的将领把陈友谅的金床献给了朱元璋，朱元璋拍着床头说：“这样的东西与孟昶的七宝溺器有何区别，毁掉吧！”
　　徐寿辉执掌天完国的时候执行“十而税一”的政策，陈友谅称帝后把税收改为经常性抢劫，其劫掠百姓浮粮的记录在史籍中比比皆是。除了粮食，其军队更是“上下骄矜，法令纵弛”，所到之处赤地千里，就连稍微有点规模的古墓也难以幸免，被称之为“至毒”。
　　当然，陈友谅也铸造了一些货币——大义通宝，较徐寿辉的“天定通宝”略小，也分为小平、折二、折三几种。以小平钱计算，该钱直径为2.3厘米、重2.9克，与天定通宝相似。但是，千万不要以为陈友谅铸造这些货币是供民间交易所用，大义通宝的真实用途是用来收兑天定通宝，不是1：1，而是按1：5的比例（有的地区甚至更高），每枚大义通宝小平钱可以兑换天定通宝小平钱五枚！
　　这又是一场多么惨烈的劫掠？
　　在龙凤通宝、天定通宝、大义通宝这几种货币中，大义通宝的做工是最差的，收藏价值也较低，今天的市价也就是两千元左右。
　　剩下的就是农民军中的富人——张士诚。张士诚，原名张九四，盐枭出身，也是一个出身草莽的元末义军领袖。《明史》记载此人“少有膂力，无赖”，1353年（至正十三年）张士诚靠十八条扁担拉起大旗。次年，自称“诚王”，国号大周，占据高邮、泰州、兴化、盐城一带。张士诚最终虽然没有夺得天下，元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却是张士诚：他不但占据了江浙富庶之地，拿走了元朝岁入的一半，还切断了大都与南方的水路，彻底断掉了元朝的血脉。
　　跟众多农民起义领袖一样，张士诚的第一桶金也来自劫掠官府、富户、寺庙，只不过，后面的道路就与其他农民起义军不同了。
　　张士诚是盐贩子出身，深知商业之利。其他农民起义军或者从事抢劫工作（比如陈友谅）、或者自食其力去屯田（比如朱元璋），张士诚没有干这些体力工作，他在搞活商品经济——由于较好的治安和低税收环境，蚕丝、纺织、造船、冶炼在他的辖区蓬勃兴起，最终张士诚从商税中获得的利益甚至可以让他基本忽略江浙一带农田的租赋。
　　也正是这个原因，张士诚在自己的地盘上开始发行自己的货币——天佑通宝，最初的铜材来自于官府、富户、寺庙手中收缴上来的铜材，后来则来自于他的官营铜矿。天佑通宝在江浙一带大量流通，兵祸蔓延之秋张士诚的大周俨然一片世外桃源……
　　如果不是核心人物张士德的陨落，张士诚完全有可能跟朱元璋一争雄长！
　　1356年（至正十六年），朱元璋的部将徐达攻打常州，张士诚的弟弟张士德战败被俘，后被杀掉（一说是绝食而亡）。张士德是大周政权最有力的支柱、大周所有财经政策的策划者，就是这个张士德临终前密报自己的胞兄：朱元璋绝非善类，宁可与元朝合作剿灭朱元璋，也绝不能向朱元璋称臣！
　　自此，大周政权落在张士诚另一个兄弟张士信的手中，事情由此就变味了。
　　本来，天佑通宝分为小平、折二两种，张士信增发了折三、折五钱，意思是一枚折三可以当三枚、一枚折五可以当五枚小平钱。
　　这些钱用来干什么了呢？
　　答：兼并土地。
　　在张士诚的十八条扁担中，张士信是张士诚最小的弟弟，也是在大周政权中把土地兼并发展到极致的一个人。他自行铸造折五钱“买献之产遍于平江”，所占房产居然大到能把太湖变成了自己家的池塘！其下属也纷纷“大起第宅、饰园池，甲第连青云”，时人做了一首打油诗对其进行讽刺：漫天坠，扑地飞，白占许多田地，冻死吴民都是你，难道是国家祥瑞？
　　更要命的是，张士信既无统兵之能，也没本事理财。他的所作所为完全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横征暴敛！张士信发明了一种骇人听闻的征税方式——铁流星！在一根木棍上钉满铁钉，对敢于抗税的人用铁流星当场暴打——就算打不死你，也会有鲜血淋漓的恐惧感！
　　弄来这么多钱，张士信是在磨砺刀剑、准备进攻朱元璋吗？
　　答：不是，张士信是在享受生活。他甚至在家中排练淫靡之曲《天魔舞》，就连行军打仗也带着这批歌姬舞女。
　　让我们以《铁崖逸编注》中的评价为张士诚结尾：本皆起于寒微，一时得志，遂至于此；张氏亡国，亡于其弟士信！
　　最后，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对手朱重八——最后的胜利者岳不群！
　　朱重八的身世很惨，1344年（至正四年）河南大荒，朱重八的父母、大哥、侄子相继饿死，另外两个哥哥出门逃荒，一家人突然之间就剩下他一个，这一年他只有十六岁。
　　为了活下来，朱元璋选择了在皇觉寺出家当和尚，所以，现在很多人说朱重八出身佛门。其实，朱元璋这个小沙弥只做了五十天，因为皇觉寺的粮食很快也不够吃了，朱元璋只得奉命出门化缘。也就是说，他被赶出皇觉寺，开始靠乞讨为生。
　　乱世之秋大家都活不下去，化缘是不能维持自己生命的，否则，朱重八也不至于家破人亡了。1352年（至正十二年），朱重八投靠大宋红巾军将领郭子兴，改名“元璋”，取意“诛元之玉”，开始了自己的反元大业。
　　元朝乱世并不是制造传奇的年代，相反这是一个普通人生不如死的时期。据《明太祖洪武实录》记载，当时四处都是割据称雄的人，中原大地几乎无一日不战，加上旱灾、蝗灾，天下百姓死者相枕藉，很多地方甚至达到了“人相食”的地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各路英豪还是向民户强征粮食，谓之“寨粮”，中原、荆楚等很多地方十之七八的人口都就此消失了（参见朱重八家人口死亡比例）。
　　1358年（龙凤四年、至正十八年）朱元璋攻克徽州，元朝池州学政朱升前来投靠，并提出了那条著名的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这句话说起来很简单，但是，真正做起来是非常难的：一个一无所有的流民，忽然手下有了几十万人，大家本来就靠抢劫为生，还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明天……对这样一个流民头子，让他放弃眼前的享乐，突然之间一无所有了怎么办？
　　然而，朱元璋接受了这个建议。
　　元末农民战争也是一个财富重新分配的过程，十五六年间，很多富户逃亡或被人杀死，史载“冠履颠倒，以小人而害君子、以奴隶而害主翁者滔滔皆是”。其他各路人马大肆劫掠“寨粮”的同时，朱元璋在自己的地盘上搞起了土地改革：但凡军队所到之处，由朱元璋本人亲自为愿意留在当地的无地户签发土地所有权凭证——户由！户由上写明了这些人在朱元璋手中领到的田产、房宅，反正朱元璋又不花钱。
　　虽然拿着别人的土地送人，朱元璋还是有收获的：从他手中领取土地凭证的人就是他的自耕农，要向他缴纳10%的收成作为税收，所谓“十而税一”。辛辛苦苦奋斗了几代人，今天终于获得了一份“户由”，这样的人怎能不盼着朱元璋成事！又怎能眼睁睁看着朱元璋被其他人打败——自己的“户由”谁来承认？
　　自此，朱元璋才开始显示出王者风范。
　　1361年（龙凤七年，至正二十一年），朱元璋的地盘已经基本恢复了生产生活秩序，这一年朱元璋下令设“宝泉局”，开始铸造“大中通宝”，只不过这种货币实在有点离谱——太重！
　　最初朱元璋只铸造了小平、折二、折三，仅以小平钱而论，居然重达十四克，是龙凤通宝、天佑通宝、天定通宝的数倍！纷纷乱世，铸造如此沉重的铜钱，摆明了是要吃大亏的，可是，朱元璋当年就发行了四百三十一万枚大中通宝。
　　劣币驱逐良币，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朱元璋铸造的大中通宝大多被江南商人弄走重铸了。
　　然而，朱元璋吃亏了吗？
　　以朱元璋的性格，他是绝对不会做赔本生意的。朱元璋正是利用了这个“格雷琴法则”在纷纷乱世树立了自己的威信。辖区以外的人要想得到这种货币，就必须来他的地盘上交易，也就必须带来实实在在的物资——粮食、布匹，等等。张士诚控制着江浙，江浙一带的商人却纷纷来朱元璋地盘上做生意！朱元璋也很好客，商税是真便宜，开始“二十而税一”，后来改为“三十而税一”，几追当年的文景之治！
　　朱元璋可能确实没有很多物资，为了获得大中通宝，不知有多少人给他送来物资。
　　当然，这种离谱的大中通宝没有流行几年，1364年朱元璋在鄱阳湖打败了陈友谅，立刻下令各地改铸折五、折十钱，大中通宝小平钱的铜材已经降到三克左右，这是一个正常值。
　　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改元“洪武”，国号“大明”。朱元璋想告诉天下臣民：乱世之后的新皇朝是一个光明世界，他也将成为“诸佛光明之王”。是年，朱元璋免徐、宿、派、泗、寿、郑、海安、襄阳、安陆等郡县田租三年，并向天下宣示：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天下初定，民财力俱困，要在休养安息。
　　天道悠悠，唯有德者可居天下，这位流民出身的皇帝真的能做到吗？
　　一张纸币引发的血案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中国历史上杀戮开国功臣的事情所见不鲜，朱元璋是其中的极品：胡惟庸案杀一万人、蓝玉案杀三万人、空印案杀三万人、郭桓案六部侍郎以下皆尽……洪武一朝三十一年，大小官吏“善终者十二三耳”。
　　这给他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很多坏名声，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这样评价朱元璋：一人犯法、殃及全宗（请注意，不是全家，是全宗）。犯一人、杀一片，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恶劣的记录。
　　不知大家是否想过，朱元璋为何要杀这么多人？
　　答：因为他不懂金融，更不懂货币！这些刀下亡魂都是大明宝钞的受害者。
　　大家提着脑袋跟着朱元璋去造反，现在终于混出来，从理想状态来说，那以后天天都是好日子！
　　我猜测，开始的时候，朱元璋也是这么想的。
　　自洪武三年起，朱元璋先后赐予功臣大量土地，李善长等国公六人六百五十顷田地、中山侯汤和等十三人各赏赐土地一万亩，蓝玉、徐达等人之女俱为皇妃，李善长、傅友德等人之子俱为驸马……
　　一定要让功臣之后世世相踵，让那些为我拼过命的兄弟们死而无悔！
　　朱元璋没有想到的是，昔日那些一起扛过枪的兄弟也是一群毫无廉耻的地痞无赖。他们对财富的渴望比前朝无耻的蒙元贵族丝毫不逊，当然不会满足于这些赏赐的财富。颍国公傅友德家有良田数千顷，但仍不满足，他向朱元璋伸手要怀远一千亩良田，搞得朱元璋非常不爽，当面斥责傅友德：你的俸禄、田地不少了，为何要再“侵民利”？
　　既然皇帝不能再给咱钱，咱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太祖皇帝颁发过铁券丹书，许诺咱们及子孙“除谋大逆，一切死刑皆免”！据《明史》记载，开国之后，这些功臣欺凌平民、武断乡曲、杀戮无辜、恃功骄恣，“得罪者渐众”，直接激化了朝廷同黎庶之间的矛盾。
　　可能是实在看不下去了，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针对这些元勋贵戚专门颁布了一道法令——《铁榜文》。在此，我们摘录其中三条：公侯之家抢占官民山场、湖泊、茶园、芦荡及金银铜场，三犯即抵消一次免死！公侯之家的佃户、家丁、门房、烧火的及其亲属，胆敢仗势凌人、劫夺民户田产，杀无赦！公侯之家如果庇护，同样折免死一次！公侯之家夺人田产房屋牲畜者，四犯与庶人同罪！
　　从上述内容来看，这些人所犯之罪已令人发指了：不但本人侵占山场、房屋、土地，就连他们的奴仆也敢这么干，还能被主人包庇、还有数次免死！
　　看到这里，还能说朱元璋对待功臣薄情吗？莫非只有元勋贵戚们才是人，被他们逼得走投无路的人就活该倒霉？
　　朱元璋的心肠还是太软了，《铁榜文》并没起多大作用，这些人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即使到了这个时候，朱元璋仍旧没有对他们动手，而是耐心地谆谆教导：大家不要亲自动手劫掠财富，从今往后，由皇帝为大家来发钱！
　　为了满足这些人的饕餮之欲，朱元璋于洪武八年（1375年）下令发行大明宝钞，一定要让这帮兄弟有钱花！大明宝钞以桑皮做钞料，自然是比赭树差得远了，至于尺寸，为了显示我大明富强，大明宝钞长一尺、宽六寸——这只是一百文面值的大明宝钞，面值更大的面积也更大。
　　这样的钞票，到底是钱，还是一张画？
　　答：大明宝钞是朝廷的货币，却还不如一张画。
　　大明宝钞是一种毫无准备的纸钞，连阿合马当年的诈骗手段都懒得用。朱元璋想要多少，宝钞提举司照着印就是了，反正这些钞票最大的用途就是赏赐功臣。有人估算朱元璋的年均赏赐额在六千万至九千五百万贯之间，而当时大明朝一年的岁入不过也就是两千万贯！
　　众所周知，当纸钞流通数量超过准备金数量时就会发生通货膨胀，这种毫无准备的大明宝钞当然不会出现例外。要知道，这些功臣贵戚拿到大明宝钞，是一定要把纸币换成真实财富的——购买土地。
　　洪武九年，大明宝钞流通不足一年，一贯大明宝钞应兑换一千文洪武通宝，实际上已经连三百文都兑换不到了。
　　皇帝发下来的钱不值钱，怎么办？
　　答：咱们就自己去抢，我用大明宝钞买土地，你卖也得卖、不卖也得卖——这次可是合法的，我给了钱的！
　　大明宝钞发行后的一两年内，刚刚建立的大明王朝就面临一场危机：洪武年间，一共爆发了一百五十多次农民起义，其中一百多次就发生在洪武九年、十年。
　　眼见着中原大地烽烟再起，朱元璋终于对功臣宿将亮出了屠刀！
　　先说第一个倒下的胡惟庸。
　　我们先来看看他干了什么吧：此人任宰相八年，对朝臣有生杀予夺的权力，《明史·胡惟庸传》记载，他一旦见到不合意的奏折就一定会扣住不发，最后，天下无耻之徒争相攀附，有人送金银、有人送锦帛、有人送名马、有人送古玩……
　　——作为宰相，此公有一个最大的爱好，哪里有灾情，哪里就有胡惟庸——不是去救灾，而是去兼并土地。为了获得土地，甚至动用军队将当地百姓作为盗匪扑杀——这样会造就很多无主土地。
　　——徐达向朱元璋告发他违法乱纪，他就雇凶刺杀徐达（未成功）；刘基向朱元璋揭发他的劣行，结果被他下毒害死（一说是胡惟庸受命于朱元璋才下毒手，鉴于有刺杀徐达的先例，在此未予采信）。
　　——至于“私役官军”、“影敝差役”，“伐木修建城楼，私营居室”，纵容子侄、庄奴杀人夺田、接受投献，凌暴乡曲，就更是不胜枚举。
　　这样的人不该杀吗？于是，三万人跟着胡惟庸成了刀下之鬼！
　　再说蓝玉。
　　此人是常遇春的内弟，击溃北元的首功之臣，封凉国公。北伐结束后，他又干了些什么事情呢？
　　——蓝玉在东昌侵占了民户一批土地，有御史把这事上奏给朱元璋。结果，这位御史被蓝玉派人抓了去当街暴打一顿！为此，方孝孺疾呼：此人性格暴戾、专横异常，按照此人的威风，上可以蔑视公侯的权威，被他看中的小民之财（土地）必将荡然无存矣！
　　——击溃北元后，蓝玉回来的路上途经喜峰口，已经是深夜，守关者听到大军叫关便立刻去开门；这时，蓝玉却做了一件谁也想不到的事情——他派人把喜峰口的城墙给拆了，事后还为此洋洋自得！
　　——北伐回朝之后，朱元璋封了他一品官职。对着一品封位的煌煌圣谕，蓝玉居然非常不满，当场大呼：我不堪为太师耶！蓝玉毕竟是一个官员，要求进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是，这么做就不是要求进步了，而是找死了！
　　长此以往，有你蓝玉，可还有大明？洪武二十六年，一万五千人跟蓝玉一起做了刀下之鬼。
　　有人说，朱元璋诛杀胡惟庸是为了巩固中央集权，诛杀蓝玉是为了剥夺将领军权。抛开这些诛心之论，让我们看看《明史》盖棺定论的说法：明太祖与功臣有河山之誓、白马之盟，后人论及此事每每都感慨鸟尽弓藏，但是，人主也断不能废法而曲全，剪除这些功臣实在是因为他们做得太过分了，出于不得已，非为私计也！
　　大家以为，这段评论有道理吗？
　　读书你千万莫做官
　　有一出京剧叫《秦香莲》，剧中有句唱词：这里有纹银三百两，拿回家去度饥寒，教子南窗把书念，读书你千万莫做官。
　　做官不好吗？
　　答：在朱元璋手下做官不好，是杀头的买卖。说明一下，是当官的被杀。
　　除了元勋宿将，朱元璋还杀了数不尽的官员，因为他们贪污受贿！甚至有剥皮实草的传说，贪污六十两以上者，除枭首示众外，还要把贪官的皮剥下来装上草，放在后任官员旁边，以示儆醒！
　　自清《廿二史札记》开始，人们对朱元璋对贪官剥皮实草的行为大加赞赏，我查阅了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研究朱元璋惩贪的文献，自民国年间起就是叫好声一片，只有极个别人曾对此提出质疑。
　　我们没学过解剖学，只想提醒一下，完整剥下一张能填充稻草的人皮，需要多高的解剖技术？至于第二道工序“实草”就更是技术活，一张人皮放在那里历经寒暑，还得终年不能腐烂，当时有这种广为普及的防腐技术吗？
　　大概是人们对贪官污吏实在痛恨之极，后来经过种种演绎，人们把这种幻想安在了朱元璋头上！
　　众生无明，只有好恶、没有对错！
　　如果现在您已经对“剥皮实草”产生了怀疑，恭喜您，您已经走向了理性分析历史的道路。现在，让我们沿着这种道路继续分析当时的情况。
　　明初惩罚贪官的方法确实很多：墨面文身、捶足、刖足、挑筋、去指、腐刑、肢解、碎肉、枭首、凌迟、族诛等。在如此强大的威慑之下，为什么这些当官的人要去贪污呢？
　　为了钱？为了钱这么多人就可以不要命了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贪污可能会被皇帝抓到，有可能被杀头；不贪污，可能眼前马上就混不下去了。
　　朱元璋是穷人出身，在他眼里，除了他自己，天下人都应该过苦日子，尤其是那些封建官僚，就是这些人害得他全家死光光！登基之后朱元璋规定：大明朝正一品官员月俸米八十七石、正二品六十一石……递减下来，到了正七品就只有七石半了。有人争辩：按七石半计算，每月就是九百斤大米，放在当时的年代，这个数字不少了！
　　所以，这些贪污腐化分子该杀！
　　今天各级政府都有很多公务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资。当时的情况却不是这样的，为了节省开支，明朝一个县衙只有三个有编制的公务员，即“品官”。这三位“品官”分别是知县、县丞、主簿，他们可以拿到朝廷俸禄；其他人都是“胥吏”，也就是说，那些平时影视剧里威风八面的差役都是临时工，所有收入全靠县太爷那七石半粮食打赏赐！
　　一般来说，一个县里大概要有五十至一百个胥吏，用九百斤大米养活百十来口人，咱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这还不是最悲惨的，洪武八年开始朝廷发行大明宝钞。为了节省粮食，朱元璋就把部分官员的俸禄一律改为大明宝钞——那玩意不值钱，根本花不出去！
　　于是，官员们想到了一个极好的致富方法：倒卖钞票。
　　宋代交子定期换发，称之为“界”，每到了一定的时候大家可以以旧换新。明朝不同，大明宝钞没有界限，用桑树皮做出来的钞票质量自然不能恭维，用不了多少时间钞票就字迹模糊了。当然，崭新的钞票还是比较值钱的，昏钞与新钞的兑换比例一般在5：3左右。于是，官衙收税只收新钞，拿到新钞后这些官员会留住这些新钞，再到市场上去兑换昏钞，最后用昏钞上缴税收。
　　这样一来，官员们算是得到了一些额外收入。不过，一个知县靠倒卖钞票是养活不了手下这百十来条枪的，更不可能发家致富。
　　所以，官员们还有很多不合法的收入，于是我们看到了明史中那些著名的案例：朱元璋的侄儿朱文正，在平定陈友谅时起过决定性作用，因贪残不法被赐死；公主的驸马欧阳伦，这位公主还是马皇后亲生，因倒卖茶叶被赐死；永嘉侯朱亮祖，在平张士诚时立下卓越战功，因包庇地方恶霸被朱元璋亲手鞭死……
　　人们再次拍手称快！好一位太祖皇帝朱元璋，把所有官员吓得噤若寒蝉，早晨上朝时都要与妻子洒泪诀别，如果晚上还能回来就全家一起庆贺——终于多活了一天！
　　理性分析历史是不能这么快意恩仇的。朱元璋确实杀了很多官、很多人，他真的是为了惩贪吗？
　　在这里，我们用两个故事进行比较，这个问题会看得更清楚一些。
　　第一个故事主角的官职比较小，是广东阳春县主簿徐均。主簿虽然只有九品，却是一个很有实权的位置：掌管全县的土地登记和税收征管，如果他给谁少报几亩土地，谁就可以少缴税款。
　　阳春县有个为祸一方的土豪叫莫老大，徐均上任后莫老大口出狂言：如果徐均不去主动拜见他，他就让徐均好看。
　　后来，徐均听说了这件事，跟前来通风报信的胥吏说：“难道这人不是皇帝的臣民吗？他如果敢再为非作歹，我杀了他。”说完，还拔出自己的宝剑擦了擦。此后，徐均真的查到了莫老大的违法证据，于是，就把莫老大抓了起来。
　　莫老大很乖，他断定这是徐均敲诈勒索，于是，他给徐均送来了几颗石榴——塞满了黄金珠宝的石榴！表面看来，徐均只是收了几颗石榴，就算在刑罚严峻的洪武朝，也远远不足六十两白银的罪名。
　　莫老大满心以为自己将被释放，结果徐均把那些石榴直接扔出家门，然后把莫老大捆绑送到知府治罪。
　　下面的事情却让徐均大吃一惊：知府早已被莫老大买通。于是，莫老大很快就被放了回来。
　　被放回来的莫老大依然很乖，开始给徐均送西瓜，西瓜当然比石榴大很多——里面可以装更多的黄金和珠宝。
　　上次一定送少了，所以徐大人很不满意！
　　就在徐均打算再把莫老大抓起来的时候，有人把徐均调到临县阳江去了——有人大概收了更多的瓜果和石榴吧！从史卷记载的资料来看，这个莫老大后来没受到什么惩罚，徐均的上司也平安无事。
　　这个故事并不是稗官野史，而是载于《明史》卷一百四十。但凡能上正史的资料，一定都有相关证据（我们姑且认为这些证据是真的），但是，这个案件中所有人都这样平安无事地活了下来。
　　跟这个小案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明初另外一起大案——郭桓案：郭桓并非元勋贵戚，却因为一件贪污案被杀，还“光荣”地拉了三万多人垫背。
　　郭桓，山东兖州人，洪武四年以贤良荐入仕，授山西按察司佥事。《明太祖实录》明确记载，此人于洪武十七年四月十四日入朝任户部右侍郎，很快就以侍郎衔主持户部工作（官名：试尚书）。
　　之所以这么快得到提拔，是因为郭桓在敛财上还是有两把刷子的。朱元璋流民出身，原本对盐铁专卖不怎么感兴趣，就是这位郭桓在自己的地盘上强力推行盐铁专卖，很是为朝廷搂了一笔。
　　理财有方，郭桓进京了。
　　没想到，走进金陵城九个月后，这位主持工作的侍郎没有经受住糖衣炮弹的进攻，出事了：经御史余敏、丁廷举告发，郭桓与北平布政司赵全德合谋贪污公粮、公款。经查证，朱元璋公布了郭桓严重扰乱金融市场秩序、利用职权之便贪污的罪行：
　　第一，造假币。会同宝钞提举司二十多名官员和五百八十多个工人私自印制大明宝钞，这些大明宝钞没有上缴朝廷，郭桓把这些钞票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第二，倒卖金银。在洪武朝，朱元璋既然发行了大明宝钞，就要严格禁止金银交易，郭桓身为朝廷命官，居然把国库里的金银拿出去倒卖！
　　第三，贪污秋粮。浙西一带官家本来应收秋粮四百五十万石，结果，郭桓只给了朱元璋八十万锭银钞，折合二百万石秋粮，其他二百五十万石都被郭桓搂到自己腰包里去了；应天等五州县数十万石粮食也被郭桓以同样的手腕搂到自己腰包里去了；郭桓不但贪污公粮，还伙同十个布政司倒买倒卖官粮。
　　以上三项合并计算，郭桓共贪污精粮二千四百多万石，折合今天的人民币一百亿元！于是，朱元璋决定数罪并罚，把郭桓凌迟处死，其同伙、党羽一律斩首！
　　如果郭桓真是入朝九个月就搂了一百多亿，那实在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解释这个问题之前，再说一个小插曲。
　　为显示自己的亲民、爱民，朱元璋把田赋定得很低，还动辄免去数州田赋。不过，朱元璋还有另外一套方法计算自己的收入，比如，某地应征两百万石粮食，结果只征到了一百万石，那么，其余的一百万石就算是地方官贪污了，不管是不是自己一时兴起免掉了。在郭桓之前曾经有一位户部尚书叫滕德懋，在清点户部存粮的时候朱元璋认为少了十万石，于是就以贪污军粮为名把滕德懋给杀了。在追赃的时候，人们却发现滕德懋的妻子以纺麻为生，根本拿不出十万石粮食来。
　　朱元璋一怒之下就把滕德懋尸体给剖开了，结果，滕德懋的腹中只有粗粮和草菜。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去贪污十万石粮食？虽然朱元璋最后赐给滕家丧葬费用，却从未承认错误；滕德懋根本没有机会跟朱元璋争辩：皇帝本人曾经亲口免去苏州十万石粮食的田赋！
　　滕德懋原来是兵部尚书，是抓过刀把子的人，尚且被胡乱按了一个罪名杀掉，何况从基层一步步爬起来的郭桓！洪武朝一年的岁入不过也就是两千四百万石粮食，以朱元璋的精打细算，如果少了一年的收入，还不得把天下人都杀光？
　　诚如所述，假设这个郭桓是冤枉的。那么，为什么朱元璋要杀掉郭桓呢？
　　答：钱，为了钱，为了贪天下之财！
　　据朱元璋查证，郭桓其实并不孤单，他的身后还有三万同伙，这些人才是郭桓案的关键！经审讯，郭桓的同谋有：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工部侍郎麦至德（主持工作，试尚书），除了以上几位六部尚书之外，六部侍郎以下全部卷入、各地布政使全部卷入，基本大明朝高官被杀的一个不剩！
　　这三万人更多的并不全都是官员，还有京城、各州县的普通人——富民！当时全国不过一千万左右人口，三万人应该是当时绝大部分富人，就这么一下，都被朱元璋处置了。
　　据《明大诰》记载，一个叫做徐添庆的人曾经向郭桓行贿，郭桓收受了钱财，作为代价徐添庆从此不用再向朝廷缴税了（徐为马户，要向朝廷缴纳草料），却要别人补足徐添庆欠下的数目。
　　我们姑且认为这件事是真的，因为这种事在当时很正常。
　　事情的结果却出乎意料，郭桓被抓后，除了徐添庆被砍头，替代徐添庆多缴纳税收的人也一起被杀了。因为，皇帝看上他们所有的财富，拿走了别人财富的最佳途径是把人杀掉，永绝后患、耳根清净！
　　在郭桓案的卷宗中，“田产入官”是一个使用率非常高的词汇。其实，对朱元璋来说，谁被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天下富民的财富从此要全部归自己了。《明史》虽然没有详细记载郭桓案的整个过程，事情的结果却证明了我们的猜测：此举使得“百姓中产之家大抵皆破”。也就是说，天下富人，无论官民，基本被朱皇帝一网打尽！
　　历朝历代，能让天下富人破产的皇帝并不少见。比如，大名鼎鼎的汉武帝刘彻，告缗令、算缗令、不告缗令，刘彻废了九牛二虎之力，几乎弄死了一半中国人，才算把天下财富弄到自己手里！
　　朱皇帝不过杀了三万多人，就完成了这个使命，效率不可谓不高！
　　这三万人真的就是郭桓的同伙吗？郭桓区区一个主持工作的户部试尚书，莫非他觉得贪污是一件丰功伟业，不但要使劲贪，还要大鸣大放拉三万多人当同伙！嫌自己命长，还是怕朱元璋不知道？
　　朱元璋捞了这么多钱、这么多土地，用来干嘛了？授田，实现耕者有其田？
　　答：不是，宋朝没有授田是因为不需要授田，自两汉之后，魏、晋、隋、唐，只有明朝没有大规模授田。朱皇帝捞到了很多土地，都建成了“官屯”、“军屯”，今天全国各地仍有许多村庄的名字以“官屯”命名，比如“陈官屯”、“杨官屯”，村庄名称就是源于朱元璋时代的官屯。
　　这些官屯、军屯，说白了就是他朱皇帝的私人庄园。杀这么多人，是为了一己之私吧？
　　现在，我们把以上三个案件串联起来，可以揭开朱元璋滥杀官员的谜底了。当然，这个谜底也是我们的一种猜测——把种种确定的历史事件连接起来，按照货币的轨迹进行解释，仅仅是一家之言。
　　洪武八年，朱元璋开始印行大明宝钞，同时废止金银交易。朱元璋的逻辑是：既然我是皇帝，天下之财就当尽归我所有！然而，大明宝钞毕竟是没有任何准备的纸钞，超量增发立刻引发了一场超级通胀。
　　对朱元璋来说，通胀当然是不能接受的。
　　通货膨胀？
　　大明宝钞不值钱了？
　　我是皇帝，我让谁有钱、谁才能有钱，我只允许天下有一个富人——朱元璋。纸钞不好使，就动手杀人，杀封建官僚、更要杀尽天下富人！一个偶然的事件把郭桓推到了风口浪尖，他本人连同三万人成为刀下之鬼！他们的财富则尽归朱皇帝。
　　皇帝抢钱，需要理由吗？
　　真假朱元璋
　　有很多研究朱元璋的文章认为，朱元璋出身农民，有深邃的民本思想，他创立了鱼鳞册（大家可以将之理解为带有财产清查性质的户籍）等一系列重农制度。为了歌颂朱元璋，甚至有人将他统治期间称为“洪武之治”——一个只有当代文献才使用的词汇。
　　朱元璋的洪武一朝，平均下来田租确实只有10%，这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一个很高的税率。如此之低的税率，堂堂大明朝却是历代以来中国劳动生产率最低的几个朝代之一，不要说洪武年间，即使到了“仁宣之治”，人均劳动力原粮产量也不过三千市斤，略高于一千年前的西汉，较唐宋盛世低了整整30%—40%。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这到底是为什么？
　　在朱元璋的意识里，既然自己是皇帝，天下之财就应该都是自己的私财；既然天下都是自己的私财，经济运行就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不允许有丝毫出轨！
　　也只有秉承这样的理念，朱元璋才能干出不设任何准备就随意发行“大明宝钞”的荒唐事来。以至于此后明代任何一位皇帝都不愿意在大明宝钞上署上自己的年号，历代大明宝钞只书“洪武”二字，大概是后来者对整理币信已经丝毫不抱信心，干脆就把老祖宗拉出来丢人吧！
　　同样秉承这种理念，朱元璋最初居然想把首都安到自己的家乡——凤阳，让自己的家乡也跟着风光一把。虽然这个极其离谱的建议被刘基否定了，朱元璋还是为建设家乡狠狠出了一把子力气：为了把凤阳迅速建设成为繁荣的一线大城市，朱元璋在江南迁徙了十几万户富民去凤阳定居！
　　朱元璋要告诉大家，是我让自己祖上阔了！
　　关于这件事，曾经一度有人将之解释为“授田”。这简直是一个天大的玩笑！所谓授田，一定是国家授予土地给无地流民，哪有抢夺了人家沃野良田，再把自己老家几亩薄田租给人家的道理（请注意，这里说的是“租”、不是“授”）？
　　对朱元璋来说，无论是发行毫无准备的大明宝钞还是给自己老家弄来十几万富裕人口都是不值一提的小儿科，他要让整个帝国按照自己的意志运行——只要我和我的子孙能统治这个帝国，我才不管什么经济不经济！
　　元代采用了极其野蛮的“种姓”统治方式，朱元璋的治国之道则跟元代统治者一脉相承。朱元璋也将天下之人主要划分为四类：民户、军户、匠户、灶户：民户人数最多，是种地的农民，顺便提供徭役；军户负责为国家提供兵丁，顺便耕种军屯，也就是朱元璋的私家奴隶；匠户只是工匠；灶户煮盐，在朝廷管制下经营各种专营商品。此外，还有马户养军马，牛户养官牛，蛋户采珠宝、乐户供娱乐……
　　全国人民都在明太祖的管理之下，所有人必须按照设定好的轨迹来！至于商人，在朱元璋的规划里，是没这个职业的！
　　无论做生意、进城打工、串亲戚，只要离开了自己的村落，就都必须先在官府获得“商引”，供沿途巡检司验查。如果碰巧在查验的时候把“商引”给丢了，那么，抓起来、充军！如果为人比较仔细，路条没有丢，夜宿客店也要在“店历”上登记姓名、人数、起程月日以及货物情况以供官府查照；到了目的地，下面的事情更麻烦：必须向当地官府取得“市籍”才能开门做生意，所有店铺必须定期向官府申报行业、资本、营业状况及盈利，官府也经常派员“校勘街市度量衡，稽牙侩物价”。
　　明初确实有过“凡商税，三十而取一”的政策，但很快就在北新关、浒墅关、九江关、两淮关、扬州关、临清关、河西务等几乎所有的交通要道上建立了“关津”，雁过拔毛，总体算下来洪武年间的商税应该在百分之百以上。倘若有人想逃过商税，也好，一旦查实，货物没收、商人充军！
　　至于货物品种就更是少得可怜，秦汉以降，朝廷向来只对盐、铁、茶等大宗商品实行专营，明代扩大了专营商品范围，除了盐铁，禁运商品还包括：金、银、铜、铅、锡、珠、水银、朱砂、青绿、煤炭……另外海外贸易以后就别干了，老老实实在家里过日子。自此，大明帝国“片板不许下海”、令民间“禁用番货番香”，把唐宋元以来的海外贸易连根拔除！
　　既然帝国都是自己的私财，那么，所有帝国臣民也就变成了自己的财产！财产是不能发声的，只能听主人指挥！尤其是读书人，别自以为看了几本古书就想借古讽今，一定要让这些人闭嘴——必须打断读书人的脊梁，天下才能彻底清净！
　　——第一个遭殃的是亚圣孟子，因为孟子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好吧，把孟子给我搬出孔庙！
　　——洪武二年，朱元璋诏令天下建立学校。但是，他亲自为天下学校立了一条规矩：不许生员“炫奇立异”，敢标新立异者，杀无赦！后来，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如此评价：明朝所谓学校者，不过是一批富贵熏心之徒，随着朝廷风向变其本领的群氓罢了。
　　——御史王朴生性耿直，曾多次与朱元璋争辩。某天估计又惹朱皇帝不高兴了，朱元璋就下令让人把他押到刑场上砍头，在参观完其他犯人被砍头的盛况之后，王朴又被押回皇宫，朱元璋得意地问他：汝其改乎？王朴气愤地回答：如果我没有罪，你随便找个借口也可以杀我！有罪，又何必让我活着？今日只愿速死！于是，王朴就这样被再次押赴刑场砍了头，路过国子监的时候王朴大呼：史官要记录啊，某年某月某日，王朴无罪被杀！
　　中华民族的士大夫气节就这样在战战兢兢中被一点点消耗干净！
　　杀文人好歹还有个理由，洪武年间其他草菅人命的案例简直让人啼笑皆非：一个老妇人因戏称皇帝为“老头儿”而牵连附近百姓被满门抄斩；南京上元节因“淮西女人好大脚”一个灯谜，招致周围千百人的杀身之祸；中都凤阳宫殿修造进展不利，朱元璋怀疑有人使用了厌镇之术，于是就将几百个工匠砍了脑袋。
　　这位自称“淮佑布衣”的开国之君，牢牢把所有封建权力把握在自己手中：整个帝国只能有一个脑子，那就是他朱元璋！整个帝国只能由一个人说了算，那就是他朱元璋！整个帝国都应该按照他预订的轨道运行，但凡有试图越轨者，杀无赦！
　　朱元璋不信任封建官僚、不信任文人、不信任天下黎庶，那么，他信任谁呢？
　　答：看管家财当然要用自己家人，朱元璋信任的人不是封建官僚，而是特务。为此朱元璋甚至成立了一个叫“锦衣亲军都指挥使司”的新机构，即令人闻风丧胆的锦衣卫。
　　锦衣卫就是特务，负责惩处违反皇帝意志的大臣。除了皇帝，他们不受任何人管辖，包括刑部和大理寺，任何阻碍他们行动的人都格杀勿论！而在大臣眼中，锦衣卫是一群极其可怕的人，如果哪一天锦衣卫上门来问候了，那么，马上和家人告别吧，这一去极有可能就回不来了。
　　朱元璋忽略了一个事实，这批特务治国是绝对不可能的，干坏事却是一绝。他们连封疆大吏都能屠戮，祸害万方黎民就更不在话下！在锦衣卫的不懈努力下，终于造就了明初四大案：蓝玉案、空印案、胡惟庸案和郭桓案，凭空捏造证据，每一个案件都杀人过万，这得是多么凶残的统治者？《廿二史札记》这样评价明史：明代并非亡于流寇，实是亡于厂、卫。其中的“卫”即指“锦衣卫”，“厂”则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东厂、西厂！
　　大概朱元璋也觉得这群人实在是太苛猛了，如果任由他们存在下去大明王朝的司法和行政制度将荡然无存。洪武二十六年，明太祖下令烧毁锦衣卫所有刑具，并宣布撤销锦衣卫，此后，所有案件必须按正常手续办理。
　　既然开头了，还能结尾吗？
　　让我们以《剑桥中国明代史》的一段话来为朱元璋画上句号：“明代的统治者考虑到发展这些先进的经济部门会扩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反过来会威胁到帝国的政治统一。所以，先进的工商业在那时是不被允许的。”
　　（明惠宗—明宣宗）
　　永乐一朝，朱棣发行了太多大明宝钞，平均下来，每年大明宝钞都要贬值一倍以上。新皇朱高炽明白，再这样下去，不但大明宝钞怕是流通不下去了，大明帝国也将岌岌可危。所以，必须收回一部分纸钞、提高纸钞购买力！
　　货币战争之靖难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临终长叹：少年贫贱兮壮志扬，此生足矣！
　　不过，我想朱元璋还是有遗憾的，太子朱标死在他前面。史载，当时朱元璋曾经当着群臣的面痛哭失声，原来动辄就可以杀掉几万人的魔王也有感情。可能为了弥补这种感情上的遗憾，朱元璋把皇位传给了朱标的儿子朱允炆——这绝对是一招臭棋！
　　朱元璋留给朱允炆的不仅是一片锦绣江山，还有守卫边陲的一员猛将、他的第四个儿子，朱棣。
　　在一次谈话中，他曾跟朱允炆提起：有叔叔们替你守卫北疆，你可以安心在京城做皇帝了。没想到，朱允炆却反问了这样一句话：外敌入侵，叔叔们可以去抵挡；如果叔叔们反叛，又有谁能抵挡他呢？
　　这个问题，朱元璋无法回答，心机算尽，谁知算来算去算自己。后来，正是这位猛将叔叔朱棣把朱允炆拉下皇帝宝座，史称“靖难之役”。
　　提起靖难之役，人们往往认为朱允炆性格过于软弱，失败只是迟早的事情。其实，靖难之役带着很大的偶然性，如果朱元璋之前的安排全部落实，大明皇室也许不会沦落到同室操戈的地步。
　　事情还要从朱元璋说起。为了“藩屏帝室，永膺多福”，洪武三年、十一年朱元璋分两次把二十四个儿子、一个孙子分封为王。鉴于汉代七王之乱，这次分封还是比较谨慎的，藩王不能过问地方行政，护卫不过三千多人。
　　也就是说，除了在王府里吃喝玩乐，这批藩王在地方上并没有更多权力。欺男霸女、横行乡里的事情肯定有很多，不过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还是要靠朝廷拨款！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没钱，怎么跟皇帝斗？
　　很多事情坏就坏在“特殊”二字身上！
　　二十五位藩王中，有三位比较特殊，他们分别是秦王、晋王和燕王，是朱元璋家的老二、老三和老四，封地分别在今天的陕西、山西和北京。这里是与北元战斗的第一线，也是借着这个机会，三位王爷把自己的护卫军扩充到五千人左右，顺便统辖了十余万边防军，就连傅友德、冯胜这样的大将都是他们的下属。
　　洪武二十六年，蓝玉案发，朱元璋把宿将杀了个干净，北方的军权自然完全落到三位王爷手中。
　　即便如此，朱元璋也一定认为三位王爷对新皇帝是没有威胁的，因为，三王中秦王、晋王与太子朱标关系最好。秦王、晋王曾经被朱元璋召回京城受罚，还是朱标求情才能再次出藩（现在分析，应该是有意为之，让秦王、晋王狠狠买太子一个人情）。从三王与太子交情看，秦王、晋王根本不可能反叛，有他们两个在朱棣身边，朱棣就是有反叛之心，也没有这个本事。
　　朱元璋实在是一个不幸的父亲！太子死掉之后，洪武二十八年秦王病死、洪武三十一年晋王也病死了。
　　那些年，除了丧子的心痛，朱元璋一定还很着急，他甚至要把为晋王治病的所有医生都杀掉！因为，秦王、晋王死掉之后，北方边陲已经无人可以制约燕王朱棣，而此时的燕王已经全盘接收北方的军队（请注意，不是护卫）。更离谱的是，晋王死后不足数月，朱元璋本人也病死了，没有时间对可能发生的反叛做任何准备，朱允炆只有独自面对可怕的朱棣！
　　朱允炆在皇帝宝座上只待了四年，《国榷》对他的评价是“宽、仁、厚、慈”，如果不是后来被“猛将叔叔”拉下来，他的表现也许不会太差。朱允炆即位后，立即下令减免江浙一带田赋，每亩收租不得过斗；放开江浙、江西一带读书人入朝为官的限制；为胡惟庸、蓝玉案中的幸存者平反……
　　朱允炆确实废黜了朱元璋很多苛政，也确实以一副“仁政”的面貌君临天下，但是，他惟一没有改变的就是货币制度：继续滥发纸币，以铁腕继续禁止铜钱、金银流通！建文帝统治期间，整个大明帝国承认的官方货币就只有大明宝钞。朱元璋好歹还发行过一点洪武通宝，建文帝却从来没有发行过任何金属货币，哪怕是铁钱。
　　他的爷爷朱元璋如此强悍，对货币经济规律都一筹莫展，何况年仅十六岁的朱允炆？他虽然免除了江浙一带部分田赋，人们却照样因为新钞、昏钞的兑换比例被封建官吏敲骨吸髓（详情请见上章相关内容）。
　　刚刚当上皇帝的朱允炆感觉正好，是不会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何况他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去做——削藩！为了达到目的，朱允炆还创立了一个新罪名——扰乱金融秩序罪，犯罪嫌疑人则是那些不怎么猛的叔叔们。
　　据当时的一部笔记小说《革除逸史》记载，湘王朱柏（朱元璋第十一子）未经朝廷允许擅自印刷了一些货币。其实，这在明太祖、明成祖时代并不是什么大事，各地藩王经常自行印刷纸币，在自己地盘上流通。
　　很快，朱允炆听到了这个消息，只有皇帝才能发行钞票，你一个藩王就敢印刷纸币？朱柏被自己的侄子按上了“扰乱金融秩序”的罪名，并派兵前往湘王府围捕。
　　接下来的事情就比较恐怖了：面对围捕的士兵，朱柏把王府的人集合起来，他自己则身着朝服、骑上了一匹白马——没有造反，而是紧闭宫门，然后一把火烧掉了王府，阖家自杀了；临死前朱柏还说：我是太祖皇帝的儿子，怎么能为求得活路受狱吏的侮辱！
　　朱柏大概忘了，太祖皇帝朱元璋流民出身，少年时代也没少受气，不照样活得龙精虎猛？现在，你连狱吏侮辱都受不了，还敢自称“太祖子孙”？朱柏曾经修道多年，还自号“紫薇子”（紫薇是皇帝上天后的专用住处），难道不知道自杀是一大罪孽，世人不能自我结束生命，这是在逃避上天安排好的因果！
　　大概朱柏之死过于惨烈，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坏的反响，朝臣对此也多有微词。在众多不满的朝臣中有两个人，他们是后来朱允炆对抗朱棣的主要将领——李景隆、耿炳文。这两人手握军权，不仅是发发牢骚，还把这种不满灌输于靖难整个军事行动：李景隆不但在战争期间与朱棣眉来眼去，还在兵临城下的时候打开了应天金川门迎敌；耿炳文则一边打仗、一边公开上疏指责皇帝背弃人伦、悍然对自己叔叔动武，最后耿炳文也投降了朱棣！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看看朱棣。
　　我们说过，朱棣原本只是一个没有地方治权的藩王，就连他居住的北平城也在朱允炆的控制之下——北平防卫最高长官都指挥使均由朝廷直接任命。这些人可不会听朱棣的，所以，听到湘王朱柏自杀的消息，堂堂燕王、后来的明成祖居然使出了装疯之类的把戏。
　　在建文帝一系列昏招之后，朱棣成功从王府里跑出来、杀掉了北平行政长官、聚拢了边疆军队，从此，朱棣走上了造反之路！然而，造反之路注定是坎坷的，且不说朱允炆是帝国公认的皇帝，就是从双方经济实力对比来看，朱棣造反也基本类似于自寻死路。
　　——朱允炆控制着富庶的江浙，有荆襄一带作为战略腹地；朝廷全部岁入都在朱允炆手中，大把大把的税收；论军事力量，朱允炆手中有一百多万军队！
　　——再看看朱棣，谁都知道他是一个造反的王爷，地盘只有今山西东部、河北西部一带，当地文官随时有可能归顺朝廷；即使军事力量，朱棣起兵时也只有十万，其他都是后来胡乱拼凑出来的，还得防着某位将领突然投入建文帝怀抱。
　　朱棣没有地盘、没有士兵，甚至没有庶民为他当炮灰！然而，朱棣有着朱允炆无可比拟的优势——金属货币。
　　北平是元朝故都，这里历来都以铜钱、白银作为主要交易媒介，元顺帝逃跑后鞑靼人还常来做生意，在这里，大家只认识铜钱、白银，不认识不值钱的大明宝钞。好笑的是，朱棣拥有这项优势，并不是因为他背着朝廷铸造了多少铜币、银锭，而是因为当时北平已经算是边疆了，朝廷的重点在防卫，根本无心管束货币流通之类的小事。朱棣取得北平治权后，也根本没有实力发行纸钞，只能对货币流通完全放任自流，并未取缔铜钱和白银。
　　在任何时代，商人都有着无比敏锐的嗅觉，哪里管制松散、哪里能赚到真金白银、哪里就能成为商品集散地！相对宽松的货币流通环境迅速使得北平一带成为全国的商品集散中心，这也实在是没法子，只有在这里才能赚到真实的财富。
　　朱允炆控制着全国大部分地盘，全国的大部分商品却在北平一带流通、全国的商人却都在朱棣地盘上做生意、全国大部分真金白银也就自然集中到了朱棣的地盘。朱棣和他的军队确实曾经缺吃少穿，但是，不知有多少商人日夜川流不息地把物资运输到北方！
　　最后，让我们看看战争的实况，当然，我们不懂军事，只能为您分析一下货币制度给双方带来的影响。
　　刚才说过，朱允炆一方用大明宝钞、朱棣一方用铜钱和白银，战端一起，双方也就自然按照各自货币体系付款给各自的军队。朝廷有百万大军，很多都是军屯中的“军户”，一旦主要劳动力在战争中死掉，全家生计又将如何托付？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军户拿到大明宝钞的感觉：明天也许就要战死了，现在还拿这些纸币来忽悠我？又有哪个士兵心甘情愿为皇帝拼命？
　　所以，大家在靖难中看到占着绝对优势的南军（皇帝一方）经常未接一战就直接拔腿逃跑，从将领到士兵，无一例外！
　　不跑，留在这里送死，家人怎么办？
　　非但如此，朱允炆还忽视了一项重要的工作：间谍与反间谍。由于双方货币政策的区别，朱允炆虽然也付大明宝钞给间谍，但更多还是靠那些虚无缥缈的君臣大义，整个靖难不过也就策反了燕王府长史葛诚等个把人。
　　朱棣一方就完全不一样了，鉴于黄子澄、齐泰、方孝孺这帮书呆子根本就不会被金银收买，他选择了一群毫不起眼的人——宦官！朱元璋曾下令内侍不得干政，这些人在朱允炆手底下混的实在是不怎么样，个个地位极低又极其辛劳，其实内侍虽然身体残缺，却也有自己的亲人，也有自己一摊子事要摆平——那些都需要钱的！
　　就在穷困潦倒的时候，救世主燕王出现了，他不断给这些宫中的“贱役”们送礼，让这些人看到了一线希望。靖难开始后，朱棣不再给这些人送什么礼，反而变本加厉给他们送黄金、白银，让他们的下半生有了真实的依靠！
　　太监为钱而死，哪怕是追随燕王造反！
　　大明宝钞VS.黄金、白银，双方未战，胜负已分！
　　朱棣反用“量化宽松”
　　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经济受到重创。危机过后，为了挽救国内经济美国挑头弄出来一个“量化宽松政策”，此后各国竞相景从，货币也竞相贬值。所谓“量化宽松”，顾名思义就是“按照一个宽松的量发行货币”，即，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以增发货币刺激经济。
　　量化宽松推出之前美联储已经明确声明，这些货币是增发的，并没有对应的商品。既然已经是世人皆知的事情了，增发货币仍然能刺激经济吗？
　　答：能。
　　货币增发会导致通货膨胀，但是，在人们拿到纸币的一瞬间，仍旧从心底里认可自己拿到了财富。这种虚幻的财富在经济学中被称为“财富幻觉”或者“货币幻觉”，这是一个神奇的现象，虚无缥缈的幻觉也能办成大事！
　　多印美元，人们自然也就觉得钱好赚了，就业也就增加了、经济也就好转了，后面的事情、后面再说。躲过这段艰难的日子，也许又能出现重大创新，很快市场有了、消费有了、就业有了、税收也有了，一切又都恢复正规了！
　　所以，增发货币并不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事情，只要能“以时间换空间”，甚至不失为一件救市的利器。
　　少量的吗啡可以镇痛，过量摄入就会染上毒瘾了！“货币幻觉”就是这样一种毒品式的药剂，短时间确实可以刺激经济，如果长时间使用则贻害无穷，“量化宽松”政策决不能无限制持续下去。
　　现在，我们知道：危机之后，货币政策正确的处理方式应该是先松后紧。明白了这个道理，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永乐年间朱棣的所作所为。
　　据《明史》记载，永乐初年“宇内富庶，朝廷府库里的钱多的数不过来，很多州县官仓中的粮食都已经腐烂了”。
　　帝国刚刚经历了靖难之役，天下有这样富庶吗？
　　《明史》修订于清朝，修撰者张廷玉等人的倾向性固不必提，就连《明史》大部分原始资料也不靠谱。《明史》相关记述大多来源于《太祖实录》、《明成祖实录》，而这两部实录是解缙（被朱棣埋在雪中闷死）按明成祖本人意愿修改而成，篡改是一定的！
　　官修正史中，抄袭《史记》描述文景之治的片段颇多，比如李世民的《太宗实录》。《明史》中永乐元年这段描述也是这个样子，仔细推敲一下这段内容你会发现就连遣词造句都与《史记》中的描述相当类似，比如“宇内富庶”、“腐不可食”。
　　有了一卷史书就能掩住天下悠悠之口？
　　——据松江、苏州、常州一带地方志记载，永乐二年，江南富庶之地发生洪灾“大雨，田禾尽没”。水灾的结果非常严重，人们在一片汪洋中踏木而行、眼望天哭；年幼的孩子哭啼着向父母索要食品，也只能以“糠杂菱、荬、藻”而食；壮年者四处行乞，很多人就这样“投于河”。
　　——同年，朱棣的老巢北平一带发生蝗灾，地方志记载，这一年人们比靖难的时候还“困益甚”，就连富裕之家也“家无宿储”。
　　有这样一个开局，正好是“货币幻觉”大显身手的好机会：帝国刚刚经历了四年的战乱，多发一些大明宝钞不一定有害处，只要能解燃眉之急，也许后面朱棣就不打仗了，万方黎庶可以安宁度日，这个时候就可以收缩大明宝钞了！
　　谁也没有想到，这位明成祖的方法，恰恰与正确的做法完全相反。
　　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终于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以前朱允炆削藩、朱棣造反，现在，朱棣是皇帝了，同样也要削藩！
　　至于手段，朱棣本人就是藩王造反起家，自然不好意思对兄弟们再动刀动枪，否则合法性何存？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货币紧缩，先从货币入手，彻底剥夺众位兄弟的财富！
　　藩王有能力造反可不仅是靠几千护卫，更重要的是他们手中有钱，可以随时招募一批亡命之徒！朱棣认为，藩王造反所依仗的无非是金银财宝，只要金银不成为流通中的货币，也就从根本上剥夺了藩王造反的能力。
　　登基之后，朱棣全然忘却正是当年北平的黄金、白银、铜钱才让他取得这么多战略物资。永乐元年，明成祖宣布自己要严格恢复老爹朱元璋的一切命令，其中一条就是严格禁止金银交易。
　　禁绝金银当然会减少流通中的货币供应量，对本就凋敝的经济形成打击。更离谱的是，朱棣还干了另外一件事：以强制力回收大明宝钞、限制大明宝钞发行数量！大明宝钞的发行权在朱棣手里，只有天下人把大明宝钞视为真正的货币，才能从根子上革除藩王手中的金银优势！
　　如何才能让人们把大明宝钞视为真正的货币？
　　答：收回多发的大明宝钞，让流通中的大明宝钞升值！看起来，朱棣不仅是一员猛将，更是在权谋之术中把货币金融手段运用到炉火纯青！
　　永乐元年，朱棣立即停止对藩王赏赐纸钞，并以强制性回收流通中的大明宝钞：全国所有罚款一律以大明宝钞缴纳、部分盐税以大明宝钞缴纳，当年即收回面值4.8亿贯的纸钞。
　　战乱刚刚停止、百废待兴，大家手里有钱才好办事。您不但禁绝了金银，还收缩了大明宝钞！您把所有货币都收走了，大明宝钞购买力是上升了，天下之财的流通也就此停滞了！不过，朱棣是不会考虑这些的，他只看到一个结果：现在我彻底掌握了货币发行权，所有的钱都在我手中。
　　没钱，看你怎么造反！
　　——永乐元年，削去宁王护卫，迁宁王于南昌，之前朱棣曾与宁王立誓“事成与之共分天下”；
　　——永乐四年，削去齐王官署、护卫；齐王当面质问明成祖：你想学建文旧事吗？结果，齐王因为这句话被废为庶人！
　　——永乐六年削去岷王官署、护卫；永乐十年，削辽王官署、护卫；
　　藩王消失了、大明宝钞购买力也恢复了，下面的事情就是谋发展、搞建设了吧！
　　朱棣确实也是这么做的，削藩之后，他搞了很多只符合自己心意的“建设”，至于手段则与立朝之初相反——“量化宽松”货币增发。比如，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工程之一——迁都北京就是这样干出来的！
　　在中国史卷中，历代昏君都有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修建宫殿、花园，比如宋徽宗建“艮岳”。
　　宋徽宗修个园子都能搞得鸡飞狗跳，迁都北京可是重建一个都城！
　　重建北京的工程从永乐四年开始动工，直至永乐二十二年朱棣死去也没完工，每年都要征发徭役百万之众。百万苍苍蒸民终年必须在北京劳动、无法在自己田地里躬耕。除此之外，数十万江西一带农夫被官军赶入大山伐木，还得负责把这些木材运到北京。由于粉刷宫殿所需要太多油漆，当时一斤靛青色染料居然能值一个农夫一年的收入，而一斤靛青色居然连一个柱子都不能刷完！
　　后世史家很多人将迁都北京看成一件大好事，说这是为阻挡北方鞑靼，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值得，所谓“天子守国门”！
　　“天子守国门”的道理或许没错，只针对猛将叔叔朱棣本人。朱棣行伍出身、喜欢在前线亲自砍人，可是，大明帝国后世皇帝还能都是猛将吗？一旦山海关被异族突破，山海关向东可是冀东平原，游牧民族的骑兵就可以一马平川冲进来！
　　何况，永乐年间的北京可不是今天的北京，当时华北地区多为盐碱地，所以《水浒传》才有“林冲发配沧州”一说，沧州距离北京只有二百公里。在荒芜的边疆建设一个新都城，华美的宫殿可以修造，空旷的马路可以修建，可是，居民呢？
　　答：移民，强迫富户进北京。
　　永乐十六年至二十二年，迁应天、松江、苏州、常州十五万富户到北京，应天一半以上的人口被强行迁徙到北京（附带产品是这些富户的土地归了朱棣，因为迁徙的时候土地是带不走的，一律充公）。
　　永乐十八年十一月，太子朱高炽应诏由南京迁往新都北京，《明仁宗实录》记载了他路上的见闻：随时可见辗转于沟壑的流民，人们拿着箩筐在野地里挖野菜，我下马问他们用途的时候，皆跪对说是为了“岁荒以为食”；我顺便走进了这些人的家中，发现无论男女皆“衣百结而不掩体”，就连家中的灶台也早已倒塌！
　　朱棣迁都北京，比桀纣之酒池肉林、秦嬴政之阿房宫如何？莫非，只要不是亡国之君，无论如何消耗民力，都值得被人歌颂吗？在歌功颂德者的眼中，数百万苍苍蒸民的生命就真的那么一文不值吗？
　　朱棣曾吹嘘，造北京城自己“不损民之分毫”！朱棣确实没增加名义上的田赋，却增发了无数大明宝钞、毫无准备的大明宝钞！
　　永乐一朝中后期是大明宝钞滥发最为严重的时代，据彭信威先生估计，永乐四年至二十二年粮价大概上升了三十倍有余，平均每年上涨一倍半。洪熙元年（1425年）的物价已经比洪武朝“率增数十倍”，当时，大明宝钞在市面上几乎已经不能使用。
　　物不天来，终须地出，不损百姓，将何以求？
　　当然，朱棣也铸造了很多铜钱——永乐通宝。
　　一般情况下，历朝历代在铸造铜钱的时候都会铸行几个版本，比如小平钱、折二、折三、折五。朱棣的永乐通宝不一样，永乐朝二十二年只铸造过一种永乐通宝小平钱，就连小平钱的版本都很少：所有永乐通宝都是光背钱、精整划一，无论京师所铸还是行省铸造看起来都差不多。当代也有人自称收藏了永乐折二、折三钱，不过，我们也没有见过实物，无法仅从拓片上辨别真伪。
　　为什么永乐通宝只有一个版本？
　　答：永乐通宝是一种极为特殊的货币，它的用途只是向海外购买商品，国内根本不允许流通。所以才只有小平钱一个版本，就算铸造大钱，估计外国人也不认识，还得一枚一枚数，就别费这事儿了吧？
　　在当代钱币收藏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绝大部分永乐通宝出土于日本、东南亚各国，日本经常有很多出土上万枚永乐通宝的记录；就连南海海底都曾出土过几千枚永乐通宝，发现的时候这些铜钱已经和海底珊瑚礁结在一起（如果您有兴趣，这批铜钱现在正摆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可以去看一看）。至于中国本土，只有郑州、许昌等地有过零星出土。
　　隋、唐、宋、元，周边国家已经理所当然地把中国的铜钱作为国际货币，要去海外购买商品就必须拿铜钱来！出于这个原因，朱棣才下令铸造永乐通宝，所有永乐通宝的用途只有一个——海外贸易，确切地说是他个人用来购买海外商品。加之当时大明王朝生产力确实高出周边国家很多，永乐通宝的购买力在国内远不如国外，所以，也别指望这些铜钱能大批回流到中国。
　　永乐通宝，根本就不可能成为国内货币。
　　每当提到朱棣，很多人都引用《明史·成祖本纪》的开篇，朱棣之雄武不下朱元璋之下。其实《明史·成祖本纪》的结尾是这样的：就算有这么多成绩，又岂能掩盖住那些倒行逆施？
　　郑和下西洋的经济学解释
　　如果麦哲伦的航程早上一百年，他也许会遇到一批比自己大数倍的海船——大明帝国郑和的舰队。“郑和下西洋”无疑是一段值得我们骄傲的历史：比迪亚士发现非洲好望角（1481年）早八十二年、比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1492年）早八十七年、比达·伽马远航印度（1498年）早九十三年、比麦哲伦远航菲律宾（1521年）早一百一十六年……
　　据《明史》记载，郑和所率船队由六十二艘海船组成，海船长一百五十米、宽六十一米，最大的战舰排水量约在三万吨左右——是名副其实的万吨巨轮，直至1949年建国前我们仍没有能力再次建造这样吨位的巨舰！凭着这些万吨巨轮，郑和的船队在大海上乘风破浪，到达了占城（今越南南部）、旧港（今印度尼西亚巨港）、古里（今印度西海岸卡利库特）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甚至一度到达非洲赤道。
　　在开始这段内容之前，我想告诉大家，“郑和下西洋”其实并不是我们最值得骄傲的古代航海记录，甚至不是最远的航程。
　　——赚钱最多的时代当然是宋代，南宋鼎盛时期每年从海外贸易中取得的关税就有一千六百万两白银，约占全年朝廷总收入的10%；元代如此经济如此凋敝，鼎盛时期从海外贸易获得的收入也接近六十万两黄金。
　　——蒙元帝国虽然对汉人、南人盘剥，却从来不禁止蒙古人、回回人去海外做生意——只要有钱赚，蒙元帝国从来不反对任何事情！中国古代最远的航海记录就发生在元代，有一个叫汪大渊的商人曾经两次横穿印度洋，船队到达的最远处是非洲东岸的桑给巴尔岛，并著有《岛夷志略》。而《明史》记载，郑和船队到达的最远处是比刺、孙刺二国，也就是今天的莫桑比克港、索法拉港，还比不上汪大渊。
　　那么，为什么偏偏“郑和下西洋”这么如雷贯耳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梳理大明帝国海外贸易发展史。
　　明太祖朱元璋其实是一个很单纯的人，想法也很简单，帝国即我家，我只要为子孙守住这片国土，子子孙孙都能成为这片土地上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就可以了，至于赚钱不赚钱、经济发达不发达，不是我的职责。海外贸易确实能赚很多钱，但有钱人都不是好东西，有了钱就会有很多想法、有了钱就能做他们自己想做的事情，就算不去造反、起码也不好管理！
　　所以，洪武年间任何人下海都要有朝廷颁发的特许经营牌照——“票号文引”，否则，私自出海贸易与贪污六十两白银以上的贪官同罪——枭首示众、全家充军；即使获得了“票号文引”，也不许使用三桅以上大船，违者同前罪；非但如此，买船、造船卖给外国人也不行，也要枭首示众。
　　明成祖从建文帝手中夺得天下，朱允炆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所以，他要寻找建文帝，哪怕是跑到天涯海角也要抓到他。当时，有传闻建文帝已经“行遁海外”，郑和下西洋目标应该就是寻找建文帝（关于这一点历代史家已经有了很多论证，又以当代吴晗为代表）。
　　建文帝虽然没找到，郑和却做了很多大事、给大明帝国赚足了面子：击溃海上巨寇陈祖义、活捉锡兰王亚烈苦奈儿、以武力平息苏门答腊内乱并生擒苏干刺（本次行动由朱棣本人亲自策划，郑和不过是执行者），还带来三十多个国家的朝贡使臣。
　　对朱棣来说，有了万国来朝的荣耀，能否找到建文帝已经不重要了：我不但在自己地盘上是至高无上的皇帝，还能“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朱棣本人语录）！在一次朝廷的庆功宴上，有大臣现场做了一首打油诗，怎么看都像《天龙八部》里的“星宿老仙扬威中原颂”：四夷率土归王命，都来仰大明；万邦千国皆归正，现帝庭，朝仁圣；天阶班列众公卿，齐声歌太平！
　　当然，为了让全世界都知道有富强的中国，朱棣还颁布了一项“通四夷”的政策。所谓“通四夷”顾名思义应该是与四夷通商，朱棣是要打破太祖成规，让大明帝国那些有胆识、有眼光的人远航海外做生意吗？
　　答：当然不是，“通四夷”是鼓励诸藩来大明帝国赚钱，至于大明帝国能否赚到他们的钱，就不得而知了。
　　——有人对《明史》、《明实录》中郑和在海外做生意的内容进行了统计，在不考虑两者存在重复的情况下，一共找到十一句。就这十一句，所涉物品全部都是皇帝享用的专供产品，即吴晗先生讲到的香料、染料、珠宝、珍禽异兽。
　　——但凡来大明帝国做生意的人必须厚待，为“不使远人有触望之心”，衣食住行全由大明帝国包了，贩卖来的商品也由大明帝国官府全包了，跋山涉水后再也不用去摆地摊！什么，关税？外夷来我大明是冲着我们的名声来的，你却要收人家税，蚊子腿上刮油能有多少，却“亏辱大体万万矣”！
　　——凡我大明子民，一律不准私自去海外做生意，除了皇帝和皇帝的使者，谁也不能下海！朱棣海禁的政策甚至远比朱元璋严酷，除了砍头、枭首一类的威慑性政策，更阴损的是下令把所有民间船只都改为平头，于是，在很多人印象里中国古代舰船的头很宽，这样的船绝对无法穿破海上风浪！
　　——最无厘头的是华侨政策。郑和下西洋的目标可能是寻找建文帝，建文帝没找到，却找到很多华侨。于是明成祖下令：但凡居住在海外的中国人，皇帝给你一次改过的机会，哪怕是元朝时祖先就逃亡海外、也无论出门做生意还是海盗，都必须立即回国（永为良民）！否则，如果被郑和抓回来，那就要杀头（悉行剿戮）！
　　除了朱棣特别值钱的面子，“郑和下西洋”还有其他价值吗？
　　答：有，而且价值不菲。
　　第一，很高的花费。郑和的船队最多时有二万七千人，这样一个规模应该说是一支海军了，维持其运转的费用是一个天文数字。成化年间吏部官员刘大夏估计，为维持郑和船队，当时大约每年要支出上百万银子。
　　第二，维持郑和船队的费用虽然可观，但还是要分跟谁比，跟明成祖对番邦的“赐予”比简直就是一个零头。永乐九年，明成祖赐予满刺加国王金镶玉带一条、仪仗一副、鞍马二匹、黄金百两、白银五百两、钞四十万贯、铜钱二千六百贯、锦绮纱罗三百匹、绢一千匹……请注意，这只是对国王一人、一次朝会的赏赐。
　　第三，外国商人来华，官府要全额收购货物。为了厚待这些海外友人，收购价格大约为市价的三至五倍。最后，就连明成祖本人也承认，所谓朝贡者不过是一群趋利之徒，名为朝贡、实为慕利，“远方之人，求利而已”！
　　第四，引狼入室。所谓番邦使臣，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明宣宗实录》记载了他对这些番邦使臣的回忆：某地使者二百余人大概觉得中国这地方还不错，就在福州驿站住了下来，半年后这些人花掉了“铜钱七十九万六千九百有余”（使用铜钱是番邦使节的专利），地方官不胜其扰，坚决要求把他们遣送回国的奏折数不胜数。
　　以上几项合计，使得大明帝国的臣子们对“下西洋”抱有彻骨的仇恨，人们甚至把郑和下西洋与宋徽宗的艮岳相提并论。朱棣死后第三天，明仁宗朱高炽就在即位诏书中颁布了三十五条大赦令，其中，涉及停止下西洋的赦令占三条：立即把诸国使臣送回去；立即停止制造、维修下西洋宝船；下西洋的费用，立即转拨用于赈济灾民。
　　三十年后的成化九年，为了阻止明宪宗朱见深再次下西洋，户部官员刘大夏藏匿了郑和留下的航海图，面对前来兴师问罪的皇帝，这位颇有骨气的官员理直气壮地反问：马三保（明成祖赐名为“郑和”，也称“三宝太监”）七下西洋，所费钱粮无数，军民死者以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别说你没有找到航海资料，就算找到了我也会派人立即毁掉，以彻底绝了你的念头！你现在还有脸来向我兴师问罪？
　　郑和下西洋无疑是世界性航海事业的先导者，显示了古代中国人民的伟大智慧和无畏的气概，让我们在世界古代航海史上留下了颇为自豪的篇章。很多人扼腕叹息，六百年前，曾经有一次机会，就差那么一点点我们就能率先成长为第一世界性大国！
　　郑和下西洋，是我们最好的机会吗？
　　答：不是。郑和与哥伦布等西方航海家遵循着迥然相异的经济学逻辑，经济学内涵已然如此，注定我们与机会擦肩而过。
　　如果用恩格斯的话来解释，西方人航海的目标“黄金这两个字变成了驱使西班牙人远渡大西洋的符咒”（1）。
　　当然，西方海外贸易（抢劫）历程也绝对不是什么他们鼓吹的“世界文明之源”，人类没有这么野蛮的文明之源。这些所谓的“西方航海家”不过是一群彻头彻尾的海盗，商船里藏着海盗旗，该出手时就出手！大名鼎鼎的哥伦布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在哥伦布的海图里，从葡萄牙到日本只有二千四百海里，整个世界只有1/6是海洋；真实情况是两地的空中直线距离已经超过一万海里；靠这样的海图扬帆，基本上可以肯定，你不会再回来。
　　即使有以上瑕疵，西方航海却有着最为珍贵的动力：钱、赚最多的钱。
　　扬帆远航、发现新航路，是改变世界的创新，必然有着极高的利润，就如同后来的蒸汽机、电能、信息技术！就是这种可以统治世界的利润才激发了无数人去试错、去创新，在千万次试错中，成功就会成为必然。在这种经济理性支持下，会有无数人前仆后继去海洋探险，绝大部分会葬身浩瀚无边的波涛，但是，总会有人能取得最终的成功！
　　反过来看郑和下西洋，这种行为在经济学上也有一个专属名词，叫做“朝贡贸易”。与正常商人做生意不同，朝贡贸易不考虑盈亏，所有贸易来的商品只供一个人消费，只为满足皇帝私欲！普通人绝不能涉足朝贡贸易，哪怕有勇气经历海洋的风暴，到头来也难逃杀头之罪！
　　皇帝需要的贸易，就是把帝国家底赔干净也得干！
　　郑和有整个帝国作为强大的经济后盾，成功的概率比单打独斗的西方航海家不知要强多少倍。
　　可是，这种航海有连续性吗？
　　任何重大的创新都是小概率事件，并非源自某个天才的突发奇想，而是天下所有人在追求利益的进程中的点点积累，既需要财力积累、更需要人力资本的积累！既然这种点滴积累需要全社会所有人都参与其中，也就必然要求一种绵绵不绝的动力——赚钱，那是一种加之于天下人头上的宿命！
　　大明帝国能支持郑和七下西洋，还能支持大明帝国所有具备航海梦想的人去乘风破浪吗？让所有人有动力去追寻这个目标，惟一的方法，就是让创新者赚到钱、赚到比别人更多的钱！
　　在所有人对利益的向往中，改变世界的创新最终一定能够实现！
　　有人会问：“朝贡贸易”不能与“经济理性”兼容，毕竟两者都是出海远航，总会为后来人留下航海技术吧？
　　答：所有科技的最终目标都是转化为利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既然在经济学逻辑上不能兼容，没有利润支撑的技术也注定无法传承。
　　明成祖死后，明仁宗罢黜下西洋，郑和被放在南京混日子。两万多久历风浪的水手则承担了一项新的光荣任务——背砖头，在南京修城墙！至于郑和下西洋的宝船，鉴于维修费用实在太高（每年的维修费用相当于新造一艘的一半），被全部毁掉！数十年人才、数十年积累，可以真正统治世界的秘籍，就这么毁于一旦！
　　很久之前，在对比了中西古代航海史后，一册非常流行的历史教科书这样解释郑和下西洋的结局：我们至少查明了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商路。
　　查明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商路又能如何？由封建权力主导的行为，衡量成败的结果断然不会是利润，而是公共经济学中所谓的“效用”。对封建统治者来说，他们需要的是统治帝国的权力、是号令四夷的威风，这种封建统治者一个人享用的“效用”与创新带来的经济利润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
　　梁启超曾经慨叹：悠悠中华，郑和之后却再无郑和，此岂郑君之罪？
　　宝钞终结者：仁宣之治
　　朱棣一生干了很多大事：靖难之役、五征漠北、四征安南、七下西洋、营建北京……《剑桥中国明代史》估算，永乐年间朱棣每年花销都已经超过帝国正常收入三倍以上，只得以发行大明宝钞来弥补亏空。永乐二十二年，一生醉心于武功的朱棣死掉了，堂堂大明帝国早就是“国之所储、十之九空”，“戎马资储十丧八九”。民国年间，孟森先生尝言：大明王朝，国威最盛者非永乐朝莫属！在这位今人称道的明史学家眼中，莫非只有开疆拓土、四夷宾服才是国威，万方黎庶的生命又放在何方？如此观点居然能推而广之，真让人不寒而栗。
　　朱棣的继承者是自己的儿子朱高炽，朝政在他手里有了些许改变。洪熙元年（1424年），朱高炽在登基诏书中发布了若干命令，第一道命令就是下令停止下西洋，其余，停止远征北元、罢安南之兵、追封建文帝朱允炆为建文君、赦免靖难中罹难大臣的后人……
　　更令人称道的是，朱高炽公开承认了朱棣的一项错误——迁都北京。自唐宋以来中国的经济重心已经南移，以北京为首都，宫廷用度以及大量封建官僚消费不得不从南方运至北京，为了节省这笔开支，朱高炽决定还都南京。可惜，朱高炽只当了九个月皇帝就病死了，这一条命令没有能够得到执行，否则，二百年后大明帝国最后的命运也许会改观。
　　朱高炽的继承者是明宣宗朱瞻基，他统治了大明帝国十年，加上前朝的九个月，这十一年是大明帝国少有的繁荣时期，合称“仁宣之治”。《明史》记载：明代仁宣之治就如同周代的成康之治、汉代的文景之治，可追三代遗风！
　　——有人说，明宣宗朱瞻基有乃父之风，放着皇帝不干却跑到京城东郊（今昌平一带）田间地头去看望农人。他拿起农人用的“耒”（犁）耕了几下地，大概是由于常年缺乏体力劳动的原因，朱瞻基感觉很累并由此感叹：我推犁三次就已经累的不行了，何况每天干这事儿的农人。人们都说“劳苦莫如农”，今天我真信了。临走，朱瞻基还没忘记赏赐这家农人六十锭大明宝钞。
　　——有人说，明宣宗崇尚节俭，经常以汉文帝、汉景帝作为榜样。他这样教训臣下：汉文帝的日用衣服、御帷都无文绣，我也要节俭治国，因此，他自己的皇陵——献陵仅三个月就告竣工。
　　——有人说，明宣宗免掉了很多田赋：宣德四年（1429年）京城大旱，宣宗免畿内税粮十七万石；宣德七年山西旱灾，免税粮二十四万石。
　　——有人说，明宣宗开垦屯田、劝课农桑：宣德元年，规定废除开荒田道税；宣德二年，下诏重申军队必须严格执行屯田法，除边界军队外，其余都被赶去种田；宣德五年，户部尚书要亲自挂帅推进淮北、河南、山东民屯工作……
　　借鉴西方经济学的伎俩，假设以上《明史》记载皆为真！明朝一代，朱元璋的子孙始终把天下最值钱的东西牢牢把持在自己手中——土地，没有“耕者有其田”的大明帝国，仁宣之治真的能与成康、文景相比吗？
　　我们还是以货币为引，透过古朴的钱眼，看穿迷雾般的历史。
　　——永乐二十二年，朱高炽以太子监国期间就已经动手回收大明宝钞了，方法则是对罪犯加罚纸钞，如果不交钱就加倍打板子。
　　——洪熙元年，朱高炽登基后立即对户部尚书夏原吉下令：钞法之所以不能在天下通行，无非是钞票太多了，只要“民间钞少”，也就“将自通矣”！
　　可惜，朱高炽死掉的时候夏原吉还没有拿出货币改革方案，否则，以他的仁厚或许不至于推行如此苛政。
　　洪武以来，商人经历了有史以来最惨淡的日子。朱高炽死后，夏原吉的货币改革方案让商人知道：在大明帝国混商业，只有更惨、没有最惨！
　　宣德四年（1429年），夏原吉告诉大家，从此以后，顺天、应天、苏松等“商贾云集之地”的商人，不但要按原来的数额上缴实物商税（洪武二十二年，朱元璋曾经把全国商税都改为实物），还要上缴大明宝钞，至于数额，看清楚，按官定价格的四十倍征收（市镇店肆门摊税课增四十倍）！
　　就算大明宝钞不值钱，您也不能这么坑人吧？
　　为了争取绝大多数农人的支持，夏原吉还给天下商户安了一个扰乱金融秩序的罪名：天下钞法不行，全都是因为一小撮商户不遵守秩序，不用大明宝钞、恶意压低纸钞价格、爆炒金银。
　　所以，要狠狠向他们收税！
　　此外，为了给一小撮商户一点希望，夏原吉还同时宣布：这项税收只是临时项目，待钞法畅行无阻后自可“悉复旧”。
　　把税收提高四十倍，您当大明帝国的商人是自动提款机啊？最后，就连皇帝朱瞻基都觉得这个数字实在是太离谱了，在朝议的时候亲自将之改为五倍。即使五倍也是一个不小的数额了，此令一出，天下哗然，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想方设法逃税——不是不缴、实在是缴不起啊！
　　今天的税法，税基一般是营业额、利润额，大明帝国没有那么多会计制度，税基计算方法简单易行，看你柜面上有多少存货，就要缴纳多少税收，才不管你能不能卖出去！
　　为了逃避税收，大部分商铺把存货转移到自己家中，而夏原吉也很快发现了这一点。由此，夏原吉想到了一个更好的方法核算税基：商人一般居住在市镇，越有钱的商人营业额越大、住的房子也就越气派；从现在起，除按存货收税，还要清查商户个人住房，一间房每月纳税五百贯！此外，征税范围扩大到菜地、果林、塌坊、库房、店舍、驴骡车辆、船只……只要跟商品有关的地方，都要按时缴纳大明宝钞！
　　夏原吉确实取得了立竿见影的良好“效果”：当年，不但使得整个大明帝国商人都关门歇业（商贾不通），还使得广大商人卖儿卖女（有鬻子女），有人甚至直接把所有产业捐献给朝廷了（产业输官）。
　　比这更重要的是：这项政策使得大明宝钞基本从市面上绝迹了，取而代之的是金银（要买东西只能去黑市，黑市只收金银）。宣德九年，大明帝国黄金产量达到三百三十五刃、白银产量达到三十二万七千六百零八刃，相当于永乐元年的七倍。自此，白银开始登上中国古代货币的历史舞台，直至万历朝推行“一条鞭法”后完全取代秦汉以来的铜钱、北宋以来的纸币，成为最主要的交易货币。
　　也是在朱瞻基的宣德朝，大明帝国停止了大规模发行大明宝钞。但是，千万不要以为大明宝钞从此就没有用处了。此后明代帝王经常会在心血来潮的时候（比如，明太祖、明成祖的生日）宣布当年必须以大明宝钞缴纳一部分税收。于是，也就催生了明代一种特殊的货币生意：有人专门囤积大明宝钞，一旦碰到机会就可以大赚一笔了！
　　最后要说的事儿跟金融关系不大，却不得不提。
　　宦官干政，无论从程度还是结果的恶劣性，大明帝国都是中国历史上当之无愧的第一。这批宦官，就是明宣宗年间登上历史舞台的，他们的出现将在后来的历史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权力欲极其旺盛的朱元璋废黜了宰相制度，把所有权力牢牢把持在自己手中，整个大明帝国就剩下皇帝一个有脑子的人。非法继承者朱棣虽然贵为皇子，朱元璋对他的要求却是抡刀砍人，文化课程几乎是一片空白。看过朱棣批文原件就会发现，不但书法惨不忍睹，连语法也颇为生疏。为了解决文牍处理问题，朱棣特意建立了文渊阁，解缙等一批学士负责为帝王起草或润色诏书。
　　朱高炽即位后，立即把当年太子东宫的三位旧臣提拔为文渊阁大学士，他们分别是：杨士奇、杨荣、杨溥，即明中期大名鼎鼎的“三杨”。自此，明代重新形成了一个类似于宰相的首辅制，文渊阁大学士有“票拟”之权，即在六部、地方送来的奏折上贴上条子、提出初步处理意见，再转由皇帝批阅。
　　被贴了条子的奏折会送到皇帝手中，由皇帝做出最终批复，这道手续叫做“批红”。由于全国每天往来的文牍实在太多，皇帝经常会对此颇感厌烦，于是，某天皇帝心烦的时候就会只看几本奏折意思一下，其他的就交给宫内宦官分批。
　　理论上，这些宦官只能照本宣科写上“依照阁中”字样；实际上，他们经常会把自己当做皇帝，在批示中夹带私货，至于皇帝最后能看到哪本奏折、亲自批阅哪本奏折，几乎完全决定于皇帝身边的宦官。
　　也就是说，自宣宗朝起大明帝国政务最终决策权并不在内阁或首辅手中，甚至不在皇帝手中，而是掌握在一群太监手里。难怪明末黄宗羲这样评价明代的内阁制度：那不过是一个文案记录员罢了，而真正有宰相实权的人不过是一批宫奴，他们有了对天下生杀予夺的权力，阁臣中的贤者不过也就是把自己的文章卖给他们、不贤者就成了他们的帮凶！
　　有了这项权力，明代中后期很多太监才权势熏天，究其根本正是明宣宗朱瞻基定下的“票拟”和“批红”。明宣宗死后仅九年，大明帝国第一位神奸巨蠹、司礼监掌印太监王振即将成为舞台主角，这个太监的出现，将在瞬间就把整个帝国的财富挥霍一空！
　　（明英宗—明世宗）
　　大明帝国“视野最广阔，思想最解放的一部分中国人”被赶尽杀绝，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登陆澳门，垄断了中国对日本的贸易。自此，大明帝国对外政策开始单纯采取守势。就在大英帝国热火朝天造大炮的同时，大明帝国的军人却在啃砖头、垒长城，在第一轮世界强国竞争中，大明帝国被淘汰出局！
　　朝贡贸易续：土木堡之变
　　明仁宗、明宣宗是两个有作为的皇帝，可惜，也是两个短命的皇帝，所谓“仁宣之治”加到一起不过只有十一年。明宣宗给大明帝国留下了一位九岁的继承者——朱祁镇（明英宗），还有一个太监——王振。英宗朝，在大明帝国与瓦剌瓦剌部族的战争中，明英宗成了瓦剌的俘虏，史称“土木堡之变”。
　　历代以来，很多人总结了土木堡的教训，可以概括为一句话：王振对土木堡之变负有直接责任、明英宗负有领导责任。
　　其实，土木堡之变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原因：朝贡贸易。
　　当然，朱祁镇刚刚即位的时候，帝国还是看不到危机的。从最初一段时间王振的表现来看，他似乎也不可能成为帝国的祸患，因为宫内有以公正廉明著称的张太皇太后，朝堂上有大名鼎鼎的“三杨”内阁，就连王振自己也以督促英宗读书为己任。
　　小时候朱祁镇喜欢玩皮球，这好像是所有男孩都喜欢的游戏。当时，王振也看到了朱祁镇玩皮球，然而，他没有教唆这位帝国的继承人继续玩耍，而是在地上长跪不起，恳请朱祁镇回到书房用功读书。诸如此类的把戏赢得了朱祁镇对他的信任，后来，朱祁镇居然不再直呼王振姓名，而是称呼他为“先生”。
　　正统元年（1436年）朱祁镇登基之后，王振同样赢得了太皇太后的信任：让他出面调和“三杨”矛盾，赋予他秉笔“披红”的权力（即替皇帝批阅奏折）。也许，在太皇太后眼中，王振是一个能秉公处事的人。
　　这一切不过是一种假象，一个贪婪太监的伪装，王振耳濡目染了至高权力之威，所有伪装的目标都是获得这种权力，只要熬到太皇太后死去，以他跟皇帝的交情，天下就要跟他姓王了！
　　为了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力，付出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哪怕是暂时隐忍自己贪婪、凶残的本性！
　　王振并不知道、或者知道也不会在乎权力的副作用：权力并不能创造财富，只能毁灭财富，权力每攫取一份财富，不知道有多少财富被毁灭；一旦权力的力量反噬，但求做一富家翁亦不可得！
　　正统七年，张太皇太后去世，“三杨”也先后死去或退出内阁，王振立即变身为大明帝国的煞星，把人性之恶演绎到淋漓尽致……
　　——外放官员来京陛见，都要有一道必修课——去王振那里孝敬。否则，皇帝还没见到就可能先被处置了，重者“下法司论死”、“谪戍于边”，轻者也要“致仕去”。也就是说，好不容易熬了个官，就因为忽视王振，最轻也要被罢官。让你装作不认识我！
　　——王振府邸车水马龙，包括吏部尚书在内的朝官，大家见了王振都要像见了皇帝一样磕头。
　　——只要给王振送足金银，就能得到想要的官职。一时间，靠贿赂王振得官者充斥朝堂，他们也被冠以“金中书”、“银主事”之类的绰号。
　　王振终于扬眉吐气了，悲剧的序幕也这样拉开。
　　在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历史上，朱棣把“朝贡贸易”发展到极致，朝贡者也包括蒙古人的后代之一——瓦剌。这也难怪，当时大明帝国主要的对手是黄金家族后裔，瓦剌部族的存在对靺鞨部族是一个绝大的威胁。
　　为了扶持瓦剌部族，朱棣下令，瓦剌每年可以派遣五十名使者来京朝贡，当然，这笔生意还是要遵循“薄来厚往”的原则。自从进入大明帝国起，使者饮食起居就不用自己操心了，一路上不但可以享受很多美食，还能观看很多教坊司的御用歌舞，大概这种待遇很好，这些使者会在京住上几个月之久；所有使者都可以得到一笔价值不菲的礼物，按最低等级计算大概也够在边陲之地生活个三年五载！
　　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共同的利益，在国际舞台上，所有事情都是发展变化的。在大明帝国扶持下，仁宣年间，瓦剌不但已经彻底遏制了靺鞨部族，还向西降服了哈密、沙州、赤斤等部族，向东攻破兀良哈三卫，进而控制女真、威逼朝鲜，征服了元亡以后最大的疆域。
　　如果按照朱棣“谁强就打谁”的逻辑，瓦剌部族一旦壮大了，就应该成为敌人了。可是，现在当权人并不是眼睛里不揉沙子的皇帝朱棣，而是眼睛里只有钱的太监王振。他不但没有禁止瓦剌入贡，反而扩大了瓦剌的朝贡规模：瓦剌朝贡的队伍从五十人发展到几百人，最后居然发展到数千人。
　　因为，瓦剌部族的首领也先实在是一个聪明伶俐的人，在派来使节的同时，也给王振带来了丰厚的贿赂。
　　在王振看来，也先跟自己一样，不过是贪图财富、多要几个出国名额而已。既然自己已经拿到足够的贿赂，就可以赏赐给瓦剌使者足够的赏赐，又不是自己的钱，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也先跟王振还是不一样的，他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素来以复兴大元帝国为己任。所以，他派来的数千名使节绝不仅为了出国旅游，除了官员、商人，还有很多士兵——在瓦剌地盘上是士兵、到中原就成了强盗，一路上烧杀抢掠，顺便走私铜器、铁器！
　　大明帝国不是没有人看到危机，刘球等一批侍讲学士曾先后多次向朱祁镇当面提及瓦剌朝贡的危害。当时的北京还没有今天的长城，大同、宣府等要塞的烽火台早在永乐末年就熄灭了，放任瓦剌无限制增加朝贡使团，很有可能某一天瓦剌骑兵就会突然出现在帝国的首都。借用《剑桥中国明代史》中的描述：这种情况下，惟一能保卫帝国首都北京的设施居然就是北京城的城墙和九门。
　　刘球：与瓦剌通商，不但空耗国家财力、滋养敌国，西北、华北一带黎民早已不胜其烦，此举误国，断不可再行！
　　王振：你挡我的财路，我就断你的生路！
　　正统十年，刘球被下狱并迫害致死。
　　本着友好的原则，王振居然将杀死刘球的消息通知了瓦剌部族：现在没事了，放心派人来吧——只要你给我足够的贿赂。此后，瓦剌朝贡使团的走私行为更加肆无忌惮，次数也从每年两次变为每年四次。为了招待这些人，京城居民每年要无偿提供牛羊上万只、酒上万坛、鸡鸭瓜果无数……
　　一方面，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搂”乎！另一方面，当时北京城里的人口不过也就几十万，承担几千人食宿并非一件很轻松的事，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军民应用毕日所存无几”。
　　正统十三年，瓦剌一次向大明帝国派出了近三千六百名使者。不过，这一次也先好像忘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贿赂王振。
　　在王振看来，派多少人来其实不是大事，忘记贿赂就是大事了，所以，王振火了！那一年，王振破天荒地下令礼部要认真核查瓦剌使者的资格！最后，经礼部核算，这将近三千六百名瓦剌使者，只有六百多人符合使者资格，其余人员要驱逐出境（食宿费自理）！另外，经过认真核查，瓦剌此次送来的贡马均为伪劣残次品，所以，马价要降低到90%，对瓦剌的赏赐也要降到去年的五分之一。
　　对这种结局，也先也很恼火。
　　不仅是因为砍掉赏赐、马价、不再报销食宿费用，而是因为上一次朝贡使团的人曾经说过，大明帝国已经许诺把公主嫁给他（野史传闻，也先的朝贡使团曾跟几个看大门的聊天，期间可能谈到此事，就当做功绩报给也先了）。
　　现在，也先不但没能迎娶到美丽的公主，朝贡使团反而在大明帝国被一个死太监百般羞辱！
　　正统十四年七月，也先率兵四万，以明朝悔婚、侮辱使臣为由出兵毫无准备的大同府。
　　明朝对此的反应也是非常迅速的，在王振唆使下，明英宗率京师附近二十万军队御驾亲征！
　　动员二十万军队用了多长时间呢？
　　三天！
　　从下达命令到集结出征，一共用了三天时间。其实所谓准备，不过是每个士兵发白银一两（由此可见当时白银已经是主要货币之一）、衣服一身、鞋两双、炒面三斗。《剑桥中国明代史》对此给出了简洁明快的评价：准备不足、供应很差、领导无能。
　　八月二日，已经到达大同的王振听说也先军队非常凶悍，双方未接一战，王振就下令撤兵——对街头混混来说，打不赢就跑也是很常见的。
　　问题就出在撤兵策略上。
　　按原计划，撤退路线是蔚州和紫荆关南面的一条比较隐蔽的路线。王振说，这样撤退是为了避免军队两次经过一条路线，过分骚扰沿途居民。《明史》则给出了另一个答案，蔚州是王振的老家，王振要让大军经过自己的家乡，让乡里乡亲都看看自己的权势：当年我进宫的时候不过是个小小的学官，现在已经统帅二十万大军！
　　王振全然没有想到，二十万大军是人，也是“城中少年”、“乡间少年”聚居之处，何况他们身后还有四万如狼似虎的瓦剌骑兵！临近蔚州的时候，军队已经明显失控，他们不但毁掉了沿途的庄稼，还焚烧村落、打家劫舍。准备衣锦还乡的王振突然意识到，如果二十万大军真的经过自己的家乡，自己在蔚州的田产将受到莫大损失。于是，王振做出了一个毁灭性的决定：大军返回大同，沿着原有出兵路线，从宣府返回北京！
　　王振忽悠皇帝跟他一起出征，当然不只是为了炫耀一下，那是一定要借着皇帝的威名在所经之处狠狠捞一票的。
　　就是为了这一票，彻底毁灭了明朝二十万军队。
　　八月十三日，二十万明朝大军距离怀来城只有二十里，只要进了城，瓦剌骑兵在攻坚战中并不具备绝对优势。就在这个时候，王振突然下令在附近的土木堡扎营、不再进入怀来城，因为，王振一路上捞了一千多车礼物（索贿所得），自己进城了，财物被人私分了怎么办？
　　土木堡是兵家所谓的“死地”——一个没有水源的地方，就在这里，长途跋涉的瓦剌军队看到了刚刚安营扎寨的明军。
　　后面发生的事情就是明史中著名的“土木堡之变”，明军未做任何抵抗即全军溃败，“六军大溃、死伤数十万”；皇帝朱祁镇被俘，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侍郎丁铭、王永和以及内阁成员曹鼎（状元及第）等数百文官全部战死；骡马二十万头及辎重尽为也先所得……
　　王振在乱军中被一位愤怒的明军将领樊忠锤杀，樊忠临终时高呼：吾为天下诛此贼！
　　可惜，太晚了。
　　刘瑾的救赎I：需求理论另解
　　土木堡之变以后，兵荒使口外大片军屯荒芜，明代宗朱祁钰（景泰帝）即位后下诏“近边官豪势要一应人等有力之家尽力开种”。
　　诏书下达之日举国欢庆，皇亲国戚、封建官僚、地痞流氓全都跑去圈占军屯、皇庄，大家都夸朱祁钰是个好同志啊！
　　皇帝的意思原本是开荒，大家现在的意思是：无人耕种的土地要抢、有人耕种的土地也要抢！为此还发明了很多方法逼迫小农放弃自己的土地：包赔屯田籽粒、投献、捐输，等等。虽然名称各异，实质却只有一个：强势分利集团利用手中的权力挤压普通人的生存空间，逼迫他们献出自己控制的土地。大家一起兴高采烈地抢占皇庄、军屯，就这样过去了几十年，大明帝国经历了景泰、天顺、成化、弘治几位帝王，进入了正德朝。
　　正德年间，有一位吏部尚书叫做梁储，他的儿子梁次摅是地方上的“锦衣百户”。梁次摅生活的地方有一个人叫谭观海，家中有一百多顷良田，也算是小康之家；当地还有一个人叫杨端，是一个恶霸。
　　杨端看中了谭观海家的一百多顷田地，在他的操纵下，谭观海因为一件小事被判处了死刑。杨端的如意算盘是，一旦谭观海被处斩，他的一百多顷土地就归在了自己名下。
　　谭观海有一定的财富，所以，还是有一些自我保护能力的。他通过一个朋友，把土地投献给梁次摅。所谓“投献”，即中产之家把土地送给封建官僚、自愿降为佃户，以免除无尽的骚扰或者杀身之祸。
　　“投献”在当时相当普遍，实在不算什么大事，在这笔交易中，谭观海把土地送给了梁次摅、梁次摅则保谭观海平安。当地官府当然不肯去得罪吏部尚书的儿子，也就无人去抓捕谭观海，杨端的诡计眼看就要落空了。
　　后面发生的事情就有点骇人听闻了。
　　梁储虽然贵为吏部尚书，却以廉明著称。老子都这样，儿子就不用说了，所以，杨端不觉得梁次摅有多难惹。于是，杨端直接派人把谭观海原来的佃户从土地上打跑了，在这次冲突中，共有四名谭观海的佃户被殴打致死。
　　看起来，杨端对这类恶事已经驾轻就熟，打死个把人也习以为常。不过，这一次他确实惹事了！梁次摅属于标准的高干子弟，没事的时候尚且要去抢夺别人财富，何况杨端上门来找茬！
　　为了永绝后患，梁次摅联合前吏部尚书的儿子戴仲朋以及另外几家富豪，并且动用了军队，直接杀掉了杨端全家和杨端的所有佃户（尽杀诸杨，以快其忿，且绝后患），一共二百余人成了刀下之鬼！
　　当然，杨端和谭观海所有的土地也被梁次摅、戴仲朋等几人瓜分！
　　朗朗乾坤、光天化日，突然冲进来一群人，不问青红皂白见人就杀。你以为这是日本鬼子进村吗？
　　如此“法当极典”的案件报到了刑部，刑部居然说自己无权过问此事；于是，案件被推到三法司（明代最高审判机构），三法司的结论却是“此案难以常例处之，请皇帝圣裁”，没人肯为二百多条人命得罪吏部尚书！
　　正德皇帝给出的判决结果非常耐人寻味：梁次摅和戴仲朋杀人事出有因，发配边卫五年（五年中照样可以在边境做官），另外，谭观海、杨端的土地全部归梁次摅和戴仲朋，杨端手下那二百个佃户就算白死了！
　　我猜想，为抢夺土地以至于派兵屠村的事情也许确实是极个别事件，却也足以昭示当时土地兼并的惨烈。
　　第一个下决心要改变这种状况的人，正是正德皇帝手下那个祸国殃民的太监——刘瑾！顺便说一句，在中国历史上，正德皇帝以爱玩出名，以此而论整个中国历史上恐怕无人能望其项背（普通人没钱玩不到这个地步，皇帝又无人敢玩出如此花样）。
　　刘瑾，本姓谭，陕西兴平人，六岁入宫，后追随一个刘姓老宦官而改姓刘。刘瑾历经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五朝，终于从一个敲钟的小杂役熬成了朝局之上呼风唤雨的大太监。
　　刘瑾并没有取得王振那样的绝对权力，他只是抓住了正德皇帝的弱点，专门等皇帝玩在兴头上的时候去请示汇报。
　　于是，正在兴头上的皇帝就很生气：我养你们这些人是干什么的，自己不会处理吗？于是，刘瑾才成为所谓“立皇帝”！于是，刘瑾才有了斑斑劣迹。
　　历代史家关于刘瑾的论断比较有意思：首先，大家一致认为刘瑾是一个祸国殃民的死太监，这一点确定无疑；然后，大家对刘瑾的恶行成因产生了争议，有人认为刘瑾是一个坏事做绝的家伙，也有人认为刘瑾干坏事的原因是因为想干好事，只不过他把好事干成了坏事……
　　行为经济学认为，人类行为受五种需求驱策，这五种需求依次为：生存需求、安全需求、归属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五种需求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逐级递升。刘瑾认为，自己是高层次的成功太监，所以自己要从“生存”这样的低层次向“自我实现”这样的高层次跃迁（请注意，是跃迁，不是变迁）！
　　其实，自我实现、尊重，这些高层次的玩意儿不是每一个人都玩得起的，需要大量金钱做支撑，没吃饱饭就去追求自我实现的伟人不是没有，古往今来不过也就那么几个。绝大部分人活着也就是为了生存、安全、归属，普通人如果非要从低层次向高层次迈进，那是一定要付出代价的。
　　刘瑾只是普通人，所以，他为此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
　　最初，出于生存的需求，刘瑾曾经拼命捞钱。王振只是要求地方大员来孝敬，刘瑾却连离京出差的官员也不放过。无论什么差事、也不管你是不是捞到了钱，一旦被派了出京的差事，回京后第一件事就是到刘瑾府上孝敬。如果忘记了或者没钱孝敬，结果必然是很悲惨的，有些朝官甚至因为无钱向刘瑾行贿“畏罪自杀”。
　　开始的时候刘瑾没见过世面，每次也就收几百两白银，后来一个叫刘宇的人一次向他行贿万两白银。
　　刘瑾非常高兴，他问刘宇：先生何厚我？刘宇笑而不答，随即，刘宇便被升为兵部尚书，加太子太傅衔。
　　自此，刘瑾的胃口大了起来，省级官员进京要供奉两万两白银、州府官员要供奉数千两白银（根据各地肥缺而定），县级官员来也要供奉数百两白银……
　　孝敬刘瑾的钱在当时还有个专有称谓，叫做“常例”。据《明史》记载，地方官“常例”的来源基本都是高利贷，谓之“京债”。“京债”的利息率是非常高的，年化利率来应该在300%—600%之间。
　　地方官肯承担如此高昂的利率，并非他们还款能力很强，也并非他们议价能力很差，而是因为高利贷机构本身就是自家产业。一般来说，地方官在自家高利贷机构借出“常例”送给刘公公，回到任上之后再从公库里提取白银运往京城还债，连本带利一起付清（复任之日，取官库所贮倍偿之）。在整个过程中，刘公公只是拿到了京债的一份本金，行贿者却拿到了三到六倍的利息，甚至还要更高！
　　当然，无论本息都会记在刘公公账上，地方官员本人还是合理合法的。
　　吏部尚书张彩是刘瑾的爪牙，也是刘瑾最重要的心腹。张彩毕竟是读书人，看着刘老大的名声一天天臭下去，实在有些于心不忍。正德三年，他跟刘瑾进行了一次意味深长的谈话。
　　张彩：刘公，你以后不要再收常例了，这是一种极其愚蠢的捞钱方法！
　　刘瑾：常例这么快的捞钱方法，为何要放弃？
　　张彩：地方大员都是贪污的老油条了，你虽然只收两万两，这些人回去就会在国库里拿走六万两，还要说这些钱送给刘公你了！
　　刘瑾：……
　　经过张彩点醒之后，刘瑾终于上档次了，不再为了“生存”贪污受贿，而是立刻有了更高的追求——“自我实现”。
　　正德三年，刘瑾发布了一条消息：从今往后朝廷要严厉查处贪污，我也不再收“常例”了！
　　——正德三年，刑部侍郎张鸾等三人从江西出差回来，按常例送给刘瑾二万两白银；结果，刘瑾不但将贿金送官，还将三人治罪，并牵连出江西巡抚以下官员三十一人。
　　——正德三年，刘瑾开始派员核查各地公库，但凡账目与实存不一致者都要治罪。如果不想被治罪，也可以向朝廷捐出赎金以减轻罪名，这在历史上被称为“罚米法”。《明武宗实录》记载，正德三年九月，罚米法仅推行一个月，就有一百五十三人被罚，数量从千石到百石不等，合算下来估计又几万石粮食，这在当时已经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了！也有人认为刘瑾的“罚米法”实际是一种敛财利器、打击异己的手段，但凡不肯依附于他的人往往会因为小罪名被处以数百石乃至数千石的罚款，很多人因此倾家荡产……
　　通过查处贪官，朝廷收到了很多银子。有了钱，然后就可以供给边用、就可以供正德皇帝继续挥霍……
　　然后，刘瑾就找不到北了。
　　刘瑾的救赎II：无解的军屯
　　危及大明帝国统治根本的事情无疑是流民，造成流民的根本原因则是土地兼并。刘瑾身残志坚，看明白了问题的关键，所以，刘瑾很快找到第二条自我实现的路径——不准土地兼并，即，整理军屯。
　　从土木堡之变到正德朝的五、六十年间，强势分利集团最大的胜利就是蚕食了皇庄、军屯，大家“侵占屯田，隐占为业，祖孙相继，盘踞自如”。正德初年，皇庄、军屯已被侵蚀的所剩无几，很多军户也变为无家可归的流民。
　　发现问题后，刘瑾迅速付诸行动，正德四年，刘瑾奏请正德皇帝整理军屯。刘瑾告诉正德皇帝朱厚照，整理军屯可以遏制土地兼并、可以增加国家收入、可以改善军队给养、可以减少流民、可以从强势阶层手中为流民夺回失去的土地、可以保我大明帝国长治久安……
　　有这么多好处，朱厚照连想都没想就把手一挥：很好，你去办吧！
　　整理军屯，确实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但有一个前提：如果能做成的话！
　　这件事说白了就是把封建官僚积累了几代的财富拿回来，可是，封建强势分利集团主导财富分配的情况下，他们允许财富反向流动吗？
　　封建官僚确实需要巴结刘瑾，拍马屁、行贿，所有这些的目标都是为了从刘瑾手里攫取更多利益。现在，刘瑾不但不能给人家更多利益，还要夺人家田产，又何必依附于你？刘瑾在瞬间就把整个强势阶层都推到自己的对立面，诏书颁布之日，败亡便已在旦夕之间了。
　　《明通鉴》记载，刘瑾奏明整理军屯的时候满朝官员全部以沉默对抗，大学士杨廷和本来想出面阻止，却被另一位大学士李东阳拉住。事后杨廷和问李东阳为何阻止自己，李东阳的回答居然是：让他把天下人得罪光了吧，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扳倒这个死太监！
　　杨廷和、李东阳不是死太监，是内阁大学士、明史中的名臣，这样做是权谋之术，还是祸国殃民？
　　刘瑾得到了圣旨，兴冲冲地回到家中，死党张彩随即赶来，怒气冲冲质问刘瑾：这样大的事情，为何事先不跟我商量？
　　刘瑾：这绝对是一件好事，是一件百世流芳的好事，我为什么不能去做？莫非你侵吞了太多的土地怕我去查？
　　张彩：……
　　一场不欢而散的谈话之后，刘瑾得罪了最忠心的手下，也失去了重要的同盟。
　　不过，刘瑾是不怕这些的，以前我做坏事的时候尚且有这么多追随者，这样的大好事，还怕找不到人？
　　你还别说，做好事还就真找不到帮手。
　　刘瑾找到的新帮手是文官集团底层，选人的标准则非常别致：骂过刘瑾（看起来刘瑾倒是不记仇）。在已经上层次的刘瑾看来，凡是敢于得罪自己的人，一定是几根傲骨的，都是清官能臣！
　　刘瑾没有想到，有人骂他真是以天下为己任，有人骂他纯粹就是政治投机，毕竟绝大部分人的需求还停留在“生存”、“安全”层面。
　　事实证明了我们的猜测。
　　周东，成化二十年进士。到了正德朝，周东混了二十多年还没混上一个合适的位置（实在抱歉，我没有查到周东此前的官职）。别看混得不好，周东还是很有骨气的，刘瑾得势以来，他经常发表言论抨击刘瑾，见面的时候对刘瑾也是冷眼相对。
　　正德五年初，刘瑾要整理军屯，他想到了周东，这个人敢骂我，人才啊！随即将周东提拔为大理寺少卿（正四品），并派往宁夏整理军屯。
　　跟刘瑾一样，周东也认为整理军屯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找到原始土地登记簿子，核查一下谁在耕种这些土地，让他交出来就是了！
　　周东也许没有意识到，自己要人交出来的不仅仅是土地，也是别人的身家性命，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啊！何况，周东想要的不仅仅是朝廷的土地，还有贿赂。
　　宁夏驻军都指挥使是何锦义，任职期间确实捞了很多土地，大概有两千五百多顷。在周东到来之前，何锦义就做了充分的准备，把土地挂在亲戚名下。当然，何锦义还是很懂规矩的，自周东进入宁夏地界开始就不停逢迎，伺候的那叫一个周到。
　　开始的时候何锦义还是很开心的，周东很豪爽，逢请必到、逢礼必收，看起来自己应该可以逢凶化吉！一段时间以后，何锦义就有点犯嘀咕了，您酒也喝了、钱也收了，这事儿到底怎么办，倒是给句准话啊。
　　周东没有让何锦义等待太久，半个月之后，周东告诉何锦义：我已经派人查过了你的田产，一共三千五百顷土地，都是你侵占的军屯，交出来吧！
　　满打满算才捞了两千五百顷田地，周东却把自己亲戚的土地全算在自己头上，自己不但倾家荡产，还要倒赔一千顷！
　　原来周东是一个收钱不办事的人！
　　何锦义很生气，不过，转念一想，周东开出这样的筹码，莫非是觉得自己送钱不够多？于是，何锦义加大了送礼力度，再看这位大理寺少卿，还是礼物照收、酒席照喝，就一件事，田产的事免谈！
　　实际上，何锦义还是幸运的，大概是看在何锦义级别比较高的份上，周东只是把何锦义小老婆抓起来痛打了一顿（破相了），也没把他本人抓进监狱。中下级军官乃至小兵就没这么幸运了，经常被周东的手下抓进监狱，然后痛殴人家的妻子儿女、逼迫人家交出土地！更可恨的是，周东在丈量土地的时候把五十亩田计为一顷地（实际为一百亩田一顷地），这样计算下来所有的人都在侵占军屯，即使普通的军户都要退赔土地！
　　整理军屯的人跟抢占军屯的人本就是一丘之貉，靠刘瑾一纸空文真的就能让贫苦的军户得到土地吗？《明史》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周东这样的人望风承旨、敲扑残酷，富贵之家还可以坐卖田宅，普通人只能坐在街道上哭泣……
　　抢占官家豪强土地，刘瑾彻底得罪了整个强势分利集团；“整理军屯”又未能让天下苍生真正得到土地，刘瑾更是得罪了天下黎民百姓。
　　从此，刘瑾再无朋友、只剩下敌人！
　　早就心怀异志的安化王利用了宁夏戍边将士的愤怒，在宁夏举兵造反，同时打出了“诛刘瑾、清君侧”的口号。虽然安化王叛乱只花十八天就被平定了，但是，这件事却成为人们攻击刘瑾的口实。
　　正德五年八月十六日，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刘瑾曾经的战友、跟他同为宫内“八虎”的另一个太监——张勇，突然在宫廷御宴后向正德皇帝呈上了内阁成员李东阳的奏折，状告刘瑾谋反！
　　次日，整个大明帝国的官僚全部行动起来，六部九卿、全国十三布政司同时上书，一致弹劾千古罪人刘瑾！也就是说，文官集团、宦官集团、中央势力、地方势力，无论是谁、也无论官大官小，大家都要对刘瑾踹上一脚！
　　总结一下，大家为刘瑾罗列了十九条罪名，内容小到不讲文明、懂礼貌，大到谋反、贪污受贿、司法腐败，等等。正如整理军屯之初李东阳的预料，刘瑾的命运从那时就已经注定败亡！
　　为了查证刘瑾的罪行，刘瑾被两次抄家，第一次只抄出白银五百万两、珍宝无数；第二次，经有关部门认真核查，终于在一个房间里找到了上千幅铠甲，并在一把扇子中找到一柄匕首。
　　最终，经皇帝裁定，刘瑾谋反罪名成立，凌迟处死，并籍没全部家产。最后，我们借用《剑桥中国明代史》对刘瑾之死的评价：改革王朝制度的惟一具有实质性的尝试完全失败了。刘瑾死了，大明帝国也失去了一次最好的中兴机会，下一次清查土地要等到一个甲子之后，帝国沉疴早已积重难返，张居正虽费尽移山心力也未能延续大明帝国的最后一丝暮光。
　　此后，明武宗朱厚照这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昏君干出了无数极为荒唐的事情：修建豹房、擅自出巡并沿途强抢民女、加封自己为太师……就差没造反篡位了！
　　当人们再没有什么可值得失去的时候，生命本身便成为活下去的惟一赌注——放手一搏或许还能活下去，干脆反了吧！正德年间，大明帝国叛乱和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宣化王、宁王先后叛乱，湖广、江西、四川、河北、陕西等地区农民接连爆发起义：正德五年，刘六、刘七的起义军队伍甚至一度攻入京畿地区……
　　正德朝末年，皇帝在一份《罪己诏》中忏悔了自己的所作所为：自己为政数年来所为狂悖，致使官场奸吏频出，优恤之旨被废格不行；如今，勤劳者未尽甄赏、义烈者未尽褒扬，水旱相继、盗贼充斥，最终使得饥馑遍野、邑井萧条、室庐焚荡，人们不得已委身江湖，然后身丧草野；尽管现在已经怨声载道，大患只在旦夕之间，还是要请天下黎庶原谅自己少不更事……
　　朱厚照，你可以被原谅吗？
　　资本主义萌芽真相
　　正德皇帝的继任者叫做朱厚熜，即嘉靖皇帝。嘉靖皇帝在位四十五年，四十五年间，荷兰、西班牙、英国已经先后成长为第一代世界性大国，米字旗即将在全世界高高飘扬。
　　在经济史学界有一种观点，嘉靖、隆庆、万历三朝以来中国商业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也有人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遗憾的是，这棵小嫩芽被后来的党争、内乱和明末农民战争打断，否则，中国历史进程可能完全改写。也有人这样解释“资本主义萌芽”：如果没有东林党、魏忠贤、李自成……中国自明代起就应该能创造出蒸汽机、电动机，然后就应该领袖世界了。
　　确实有这样的可能性，可我们为什么会跟它再一次失之交臂呢？
　　如果把国家和民族的历史看成是一条时间长河，那么它一定有主干也有支流。某一具体历史事件在何时、何地发生，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这些是支流，再重大的历史事件其实只能改变水位、流量，无法改变河流的走向。决定河流走向的，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千百年来每一个普通人遵从的思维方式、交易方式乃至生活习惯，这些细枝末节的小事才是历史长河的主干。
　　这些看起来毫不起眼的点滴小事形成了一个民族的习惯，在这些习惯主导之下重大事件的偶然一定会变成历史的必然，在新制度经济学中被称为“非制度因素”。与白纸黑字的制度因素相比，“非制度因素”决定制度因素，非经漫长的岁月无法改变每一个人身上潜移默化的基因，这才是一个国家、民族最大的变数。
　　中华历史源远流长，流长到嘉靖朝已经形成了很多牢不可破的非制度因素，没有魏忠贤会有崔承秀、没有东林党会有复社、没有李自成也会有张献忠。何况，所谓“资本主义萌芽”也不具备资本主义属性，甚至根本不是经济自然演进中产生的商业。
　　嘉靖朝这部分内容，让我们从“资本主义萌芽”中所谓的商业说起：皇店与官店。
　　嘉靖皇帝一生都在为长生不老而奋斗，修仙这种工作既需要高超的技术，也需要大量财富支撑。为了让神仙早日在长生报告上签字，嘉靖皇帝几乎耗尽了倾国之财。
　　嘉靖十年开始，嘉靖皇帝为表示玄修的诚笃，不惜动支巨额国帑修建各种道家建筑物。
　　没过几年就撑不住了。
　　嘉靖十九年，工部尚书温仁和上疏痛陈：近年来，内外工程不断，都是殿堂、庙宇、祭坛、碑文，两三年内就花掉了六百三十四万七千两白银（约折合明朝这些年岁入的30%），现在还有三十余处没有竣工，但是，内藏早已耗竭……
　　严格来说，嘉靖皇帝这种追求长生不老的方式并不能算是修道，只能算是行贿，我为您花掉倾国之财修筑庙宇神殿，您该让我长生不老了吧……
　　如果真的能用金钱买动神仙，这样的神仙你敢信吗？
　　嘉靖皇帝是不会考虑这些的，他只是觉得自己的长生报告始终没有批下来，手头的钱却越来越不够花了。于是，在动用国库、内帑之外，嘉靖皇帝又想到了一个新的生财之道——垄断所有赚钱的商业和手工业，即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皇店”！
　　所谓皇店，顾名思义就是皇帝开设的店铺。
　　皇店出现于正德年间，正德皇帝为了玩出花样在京城内先后开了一些店铺，朱厚照以皇帝之尊亲自上阵做起了店小二。这种皇店不过是一种游戏，最多是增加一些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嘉靖皇帝却对皇店做了大规模创新，把地摊摆到了全国各地，不但在北京城内形成了统一的标示、经营网络，还将分店开到了张家湾、河西务、卢沟桥、临清、宣府、大同等处。从朱元璋开始，大明帝国但凡稍微赚点钱的生意早就已经被官家垄断，比如，食盐、冶矿、煮糖、茶叶……现在，皇店又来挤压本就已经很小的私商生存空间！
　　最可恨的，只要皇店经营的东西，其他商人一律不得触碰。为贯彻这一指示，皇店还设有武装，用于检查水陆来往客商，即使走街串巷的小贩亦不能免。有人胆敢和皇帝竞争——资财罚没、人即收监！
　　正德皇帝化装成店小二，好歹算是演绎了一把真实版的“正德微服私访记”，与民无害；嘉靖皇帝却亲自“持簿握筹”，对皇店下达年度经营计划，确定商品售价和盈利，这些内容均见于煌煌圣谕，在历朝历代也算是仅有的孤证。
　　既然皇帝开“皇店”，当官的就可以开“官店”！
　　嘉靖朝中期后，各级封建官僚也纷纷开设了自己的商铺——“官店”。最常见的业务之一是中国第一代金融业——当店。据《严嵩抄没册》记载，严嵩任首辅期间，在南昌、宜春、分宜、扬州等处繁华的黄金地段广置店房，并委派家奴开设当店。
　　当店，即后来的当铺，是中国金融业的鼻祖，看起来金融业官营的传统自古有之。
　　提起当铺，多数人印象里大抵是一个菱形牌子上书一个大大的“當”字。大家对当铺一定不会有什么好感，在影视剧里，当铺专门盘剥濒于绝境的穷人。
　　这是不对的。
　　金融的本质是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只会把钱送到更能赚钱的地方，什么时候会轮到穷人？用今天的语言描述，当店或者当铺的主营业务其实就是抵押贷款，穷人自己都混得无以为生了，还能指望当店给他放贷款？
　　前期的当店、后期的当铺，都只做锦上添花、从不雪中送炭，最初客户几乎全部来自候选或初任官员，当店会事先借给这些人数千两白银，待上任后连本带利还清。当然，当店的风险控制措施还是很有威慑力的，因为，当店后台老板往往可以决定借款人仕途——不怕你不还！
　　到了隆庆朝，当铺才在大明帝国逐步普及，普通生意人遇到资金紧缺也会在当铺抵押融资。从《三言二拍》中的记述来看，抵押品一般是地契、珠宝，价值一般在数百两白银，折合今天的价格约为几十万。
　　这些皇店、官店就是嘉靖朝最为普遍的商业模式，也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西汉武帝年间推行盐铁专营，“官商”在数十年内就能摧毁文景之治民间近百年的积累，何况现在一马当先的是皇帝！
　　强权之下，何利不可求，又有何利不可得？用一句时人的口头禅来描述皇店与官店的后果：嘉靖、嘉靖，家家皆净！
　　残局
　　如果一国经济处于封闭环境下，西汉《盐铁论》就能把官营垄断的害处演绎得淋漓尽致；大国争霸的背景下，封建官营垄断的害处又不仅限于损害经济效率。正是这个原因，大明帝国在世界强国角逐中被红牌罚下。
　　“皇店”、“官店”包含了这样一种可怕的逻辑：财富阶层与官僚阶层合二为一，波谲云诡的官场成为左右财富分配最强有力的风向标，每当一任首辅倒台（1），财富分配就要重新洗牌，“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宦海沉浮本无定标，大明帝国财富循环的流转速度实在太快了，快到根本无法形成正常的资本积累，财富阶层也根本不能独立、长久地维持其经济上的优势地位，所以，依靠上层社会内生演进出产权保护制度便成为泡影。
　　仕途险恶造成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剧了“官商”的掠夺性——人们只看重短期利益，根本无暇顾及长期获益的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即使游离于朝廷之外的私商也很快卷入其中，把目光紧紧盯在了封建权力之上。
　　更大害处则体现在海外争霸的动机：皇店、官店即使产生再大的收益，与帝国行政也没多少关系，封建官僚不可能把自己的灰色收入用于纳税；如果帝国不能从商业等创新行业中获得足够收益，帝国也就没有动力扶持、支撑这些创新行业。
　　据黄仁宇估计，嘉靖年间大明帝国正常商税不足帝国总收入的1%；而同一时代英国海外贸易的税收就已经占英国皇室收入的40%。在强烈的经济激励下，西方王室的最佳选择便是从掠夺国内转向掠夺海外，以荷兰、西班牙、英国为代表的第一代世界强国无一不是选择了这样的路径：以国家名义授予商人海外贸易专营权，以国家武力扩张殖民地、抢劫各种财富、维护不平等贸易。
　　在西方大国的成长逻辑中，私商的财富相对稳定，一个逐渐脱离王权束缚的新兴资产阶级开始壮大，最终积聚了足够的力量，从技术创新延伸出了制度创新，封建王权被彻底抛弃。反观大明帝国，既然帝国无法从商人手中获得足够的利益，加之“薄来厚往”朝贡贸易的思想根深蒂固，由帝国出面支持对外贸易也就失去了最根本动力——帝国未能从中获益！
　　帝国无法从中获益，并非意味着无人染指中国海外贸易利润。既然在正常法律框架下无法从事海外贸易，这块蛋糕就必然被黑社会拿走了——也只有黑社会能突破帝国“片板不得下海”的禁令。
　　当时，从中国贩卖生丝、丝绢、瓷器、漆器乃至脂粉到日本的利润都在十倍以上，由于缺乏必要制度束缚，海外贸易商（走私商）逐步蜕变为真正的海盗。
　　所谓“倭寇”、“倭患”，其实十之八九都是东南沿海的中国人。明代以后倭寇研究逐渐廓清了迷雾，民国史学界甚至将当时的“倭寇”誉为“明代视野最广阔，思想最解放的一部分中国人”、“当时世界最强大的海上商队”！
　　这样的评价虽然有一定道理，可是倭寇毕竟是倭寇，对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样非常巨大。对他们而言“片板下海”已经是杀头之罪，此后犯下再大的罪行也不可能被砍头两次！这些人从海盗、走私发展到登陆劫掠平民，甚至武装攻取帝国州县，威胁帝国存亡。由此，嘉靖皇帝痛下杀手，诱捕并杀害了“倭寇”首领王直、徐海——两个正宗的中国人。
　　大明帝国“视野最广阔，思想最解放的一部分中国人”被赶尽杀绝，嘉靖三十二年，葡萄牙人登陆澳门，垄断了中国对日本的贸易。自此，大明帝国对外政策开始单纯采取守势，著名的万里长城真正的修筑年代正是这个年代（秦代所筑不足今天的三分之一）。就在大英帝国热火朝天造大炮的同时，大明帝国的军人仍就在啃砖头、垒长城，封建官僚主导经济发展的前提下，既然皇权主导下的国防事业未能向近代军事工业转型，城郭之间就更不可能出现划时代的技术创新。
　　在第一轮世界强国的竞争中，大明帝国被淘汰出局！
　　（明世宗—明思宗）
　　海外贸易为大明帝国带来了巨量白银，却没有带来真正的财富，毕竟白银本身不可能提高国民福利，最终所有的财富还是要来源于每一个普通人的生产劳作。而正是这些白银最终成为超量的土地兼并利器，封建官僚再一次彻底洗劫了整个社会的财富，流民再一次充斥了大明帝国。
　　新大陆的白银去哪里了？
　　中国第一代货币是铜钱，盛唐之前中国的主要货币始终是方孔圆钱。经过了宋代原始自由经济大发展，铜币不能适应当时的经济总量，取而代之的是纸币——交子、会子、中统交钞，等等。
　　为什么大明帝国会突然放弃纸币，转而向银本位演进呢？
　　不是大明帝国想放弃纸币，实在是朱家王朝不争气，把自己的牌子砸了。纸币是纸做的，根本就不值钱，值钱的是纸币背后的信用。大明帝国从开国皇帝朱元璋起就乱发纸钞，把纸币背后的国家信用破坏得一干二净，明成祖之后大明宝钞已经基本变成了废纸。正统元年，明英宗发布命令：江南府县必须将四百万石的粮食贡赋改为一百万两白银，变相承认了白银的法偿货币地位。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帝国完全放弃了金银交易禁令，被迫承认白银为帝国的合法货币。《水浒传》成书于明代嘉靖末年，全书绝无使用纸币的描写，甚至用铜钱也罕见，市场交易不论款额大小，几乎专用白银。
　　从币材有效性来讲，白银为币的限制是很多的，皇帝权力再大也不能变出白银来，有多少白银才有多少货币。
　　白银货币体系束缚了封建专制帝国的掠夺之手，帝国再也不能随意动用货币政策这种杀手锏来劫掠民间资财，是好事吗？
　　未必，因为大明帝国没有多少银矿，不适合以白银作为货币。
　　据《天工开物》记载，大明帝国银矿分布于湖广、江西、浙江、云南一带，一半以上的白银产自云南。即使在云南行省，每年产白银不过也就是十万两，全年帝国产银不过也就十八万两。
　　这个数字等于说，整个大明帝国每年所产白银用几辆大卡车就能拉走，即使大明帝国放开一切对新兴产业的束缚，从国内货币供应量来看，原始自由经济也不可能实现经济起飞！无论您想干什么，哪怕是摆个地摊，第一位需要做的就是筹集资本。资本，就是钱；没钱，再有天赋的人也会被埋没！
　　同时代的西欧却是大明帝国一个完整版的反证。1510—1600年，新大陆金银迅速涌入西欧，倏忽而来的金银形成了巨大的购买力，几乎所有商业领域都获得了巨大的市场，然后就是商业兴盛、各行业随之兴盛。在人类刚刚走出洪荒的年代，只有足够的贸易才能刺激出更精细、更有效的专业分工，而这一切，先决条件是必须有足够的货币。今天，人们把西方这场持续了近一百年的黄金白银流入誉为“价格革命”，意思是黄金白银供应量剧增刺激了国内需求，以纺织业为代表的产业相继兴起，这也是后来工业革命最直接的诱因。
　　反观大明帝国，嘉靖年间白银货币化的趋势已经无法阻挡，也是从这个时候起，整个帝国开始遭受“银荒”的困扰。嘉靖四十三年，帝国正式承认白银为货币两年后，户部有了这样的奏报：太仓全年岁入不过二百万两白银，半年不到就已经花掉了一百七十万两，过头税也不能再收了，顺天府正税每年不过十万两白银，额外加征的税银已经到了十一万两，所辖大兴、宛平两县，无论穷富，全村逃亡的不在少数。
　　嘉靖四十五年，一辈子向神仙行贿的朱厚熜还是没有看到长生不老报告获批，终于带着无限遗憾去跟神仙面谈了。
　　隆庆皇帝刚刚登基，就面临这样一种尴尬的局面：大明帝国缺钱，想铸钱没有银矿，想发行纸币又没有人承认。时人慨叹：天下之民最缺的并不是五谷锦帛，而是白银乏（天下之民，惶惶以匮乏为虑者，非布帛五谷不足也，银不足耳）。
　　办法总比困难多！
　　没有银矿没关系，国内没有，国外还没有吗？
　　隆庆元年（1567年），隆庆皇帝下令，放开海禁、承认私商下海合法、进口白银，即《明史》中所谓“隆庆开海”。
　　很多人认为，大航海时代国际贸易集中于西欧与新大陆、非洲、印度，中国没有参加这场世界性的大变革。
　　这种想法是极端错误的。15—16世纪，确实有很多货物（请注意，不是商品）从新大陆、非洲、印度运输到西欧，但这些货物相当一部分不是买来的，而是抢来的，所以不能称其为商品。
　　当时，西欧人做买卖，买的是中国货！
　　西欧人对华贸易多是转口贸易，吕宋、日本、马六甲、台湾岛和澳门是几个最重要的中转站。有三条商路最为著名：一是从美洲、西欧——吕宋——中国，主要贩运中国的生丝、棉织品；二是西班牙、葡萄牙与中国台湾、澳门之间的直接贸易，主要贩运瓷器、香料、丝绸；三是西属美洲殖民地——日本——中国台湾，每年春节之前，早已来到日本的西方商人扬帆起航，借助东北季风载着白银驶向台湾等地，在这里他们可以买到中国白糖、小麦、丝绸、沉香木、樟脑和陶瓷。
　　在运回中国货的同时，所有西方贸易舰船只向中国运输一种东西——白银！据《美洲的船队及海难》记载，即使一条小商船也会载有上千条白银，每条重七十磅！万历年间曾有一艘葡萄牙商船在使往澳门的途中沉没于东南亚海域，1985年这艘沉睡了几百年的航船终于重见天日，打捞者惊讶地发现，这艘船上居然装了整整一万公斤白银！
　　人们都知道，第一代全球霸主西班牙独占了当时世界上三分之一的白银，据说，是当之无愧的全球霸主。仅就白银占有率而言，还有一个比西班牙更牛的霸主——大明帝国，西欧官方数据估计，全世界另外三分之一的白银流向了中国，而美国学者Barrett等人则认为，三分之一仅仅是官方的统计数字，如果加上走私，新大陆43%—57%的白银最终流入了中国！台湾著名经济史学家全汉升先生估计，隆庆到崇祯年间，共有1.5亿两白银从海外流入中国；
　　很多人说“隆庆开海”激发了大明帝国对外贸易，自此，大明帝国商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这也是大明帝国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个证明。
　　隆庆年间大明帝国确实有繁荣的海外贸易，只不过城郭之间的私商同样没有捞到任何便宜。“隆庆开海”并非所有人都可以任意扬帆远航，还是要办很多手续的：首先要在居住地由邻里进行担保；然后才能向当地县、州两级衙门递交申请；最后由朝廷海防机构核准，并发给“船引”，即出海贸易的营业许可证。
　　一个普通商人可能确实去过县里、州里的衙门，去朝廷办“船引”难度就比较大了。因为，一张船引的价格只有三两白银，而一船白银的利润却至少是几十万两白银。行业准入需要审核，如此低廉的入门费、又有如此丰厚的利润，要说没有黑幕鬼都不信，获得“船引”的人又岂能是私商？
　　先不要愤怒。其实，在世界历史中，商人与帝国权力相结合是一种常态。大航海时代，哥伦布、麦哲伦等航海家都是获得了王室资助才得以率队远航，荷兰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也都是在王权庇护下才获得贸易专营权。
　　都是帝国支持下的对外贸易，为什么西欧演进出资本主义，大明帝国却只有资本主义萌芽，最后连资本主义萌芽也跟大明王朝一起被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埋葬？
　　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大明帝国贩运出去的是实实在在的商品——生丝、瓷器、香料、丝绸、纺织品……拿回来的只有一种东西——白银！《剑桥中国明代史》这样描述：中国商人想从大多数外国商人那里得到的是白银，他们只关心自己能得到多少白银而不关心其他西方货物。
　　货物和白银，二者有区别吗？
　　答：有。
　　——西方大航海时代，任何海外商品都是重大的创新——国内从来都没见过，必然有着极其广阔的市场，新的货物带来了新的产业，新的产业带来了新的生产能力，新的生产能力又会带来新的财富。
　　——反观大明帝国，这场财富盛宴的获益者甚至不是帝国统治者，而是原有利益分配链条上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商。中国近现代主要的商人集团基本形成于嘉靖、万历年间，比如，晋商、徽商，万历朝首辅张四维就是晋商首领，后来的东林党也是江浙一带的商人集团。据《明史》记载，时人感叹，当今朝廷岁入不过二百万两白银，一州之地富豪也富可敌国了！
　　海外白银集中在少数官商手中，绝大部分会成为窖藏，没有形成新的购买力、没有创造新的市场、也没有带来任何创新……这并不是最坏的结局，更糟糕的是，大明帝国并不具备一个真正的国内市场，在投资渠道极为有限的农耕社会，土地便成为一种最好的投资渠道。在原本土地兼并就已经非常猖獗的情况下，新涌入的货币资本致使地价倍增。我们查到了一些明朝江浙地区的地契交易记录，隆庆、万历年间的土地价格上涨了十五倍左右；京城的地产价格尤其离谱，据《剑桥中国明代史》估计，一套尚书、侍郎的宅邸价值在七千两白银左右，当时一个技艺精湛的手工业者年收入不过只有十二两。
　　海外贸易为大明帝国带来了巨量白银，却没有带来真正的海外财富，毕竟白银本身不可能提高国民福利，最终所有的财富还是要来源于每一个普通人的生产劳作。这些白银最终成为超量的土地兼并的利器，封建官僚再一次彻底洗劫了整个社会的财富，流民再一次充斥了大明帝国。
　　嘉靖、隆庆年间，大明帝国市面上再次流传一幅新的《流民图》，所绘城市为鱼米之乡苏州，大量居无定所的流民涌入了这座以富庶和繁华著称的城市，人们衣衫褴褛、瘦骨嶙峋，或匍地行乞，或以杂耍为生……
　　大明帝国有了全世界一半以上的白银，真的就国富民强了吗？
　　耀眼的暮光：张居正
　　在中国历史上，真正把白银变为货币的人是张居正。
　　张居正，嘉靖二十六年进士，万历初年（1573年）成为内阁首辅，是一个可以与唐代杨炎、宋代王安石相提并论的人物。与杨炎、王安石一样，张居正也以擅长理财著称：隆庆年间（1568—1573），帝国太仓几乎年年亏空二、三百万两白银之巨；万历十年，张居正死的时候，帝国太仓存银已高达四百万两，粮食可供此后数年之用。
　　《国榷》将当时的情况誉为“海内肃清、四夷慑服”。此前、此后大明帝国都从未有过如此强盛的国势。
　　如此成绩，张居正身后的评价同样毁誉参半，有人将他称为“宰相之杰”、“旷古之奇才”、“救时宰相”，也有人说他“专权搜政”、“自作威福”、“苛察”、“扰民”。自张居正去世，这场争论已经延续了四百多年，世事轮回，直至今日仍然“迄无定评”。
　　张居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相信大多数人知道王安石都是从“王安石变法”这个名词开始，然而，历代史家极少有人以“张居正变法”来描述张居正，张居正虽然做了和王安石一样的事情，却从未标榜自己要“变法”，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悉遵成宪”。
　　王安石打出口号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看似痛快淋漓，其实不过是花哨的武术套路，近身实战根本抵不过凶悍的直拳、勾拳。奸臣当道、山河残破，说穿了是有人拿了不该拿的钱、利用手中的权力分走了太多利益。地摊讨价还价尚能争得面红耳赤，变法者要重新分配天下之财，又是一场多大的斗争？
　　国事唯艰，旧制度一定有不合理的地方，却一定也有很多合理的地方——那是无数前人心血的结晶，制度制定者和执行者都是绝顶聪明的人，所以这些制度才能历经百年不变。在习以为常的旧制度中，突然跑出一个自以为聪明的人，打了这个饭碗、扒了那个官衣，脾气好的写封信劝一劝（比如司马光），脾气不好的没准抄家伙就奔你家去了（比如苏辙）。
　　张居正曾这样评价“变法”二字：今上继承了祖宗的皇位、臣民、江山与舆图，变法、变法，今日岂无法、祖宗之法岂恶法？治新者仍旧是原来的那些人，新法不过是几个新名目，焉能指望旧人依新法？所谓变法，不过是一群宵小自作主张，试图打破现行利益分配框架另谋利益！
　　所以，法绝不可轻变！
　　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最需要的不是变法，而是变人、变心，尤其要变官（惟在于核吏治）！只要“悉遵成宪”就能管住这些不可一世的封建官僚。
　　不变祖宗之法，就收拾不下你们了吗？
　　第一个办法就是要管住当官的，让他们知道自己的职责，即，考成法！
　　“考成法”说白了就是业务考核，今天的金融业员工深受其累，银行有存款任务、券商有经纪任务、保险有保单任务，年底算账没完成任务，得，您就得“听狗叫、看猪脸、任务加重工资减”！大明帝国当官原本也没那么容易，州道府县都有税收指标，朱元璋时代如果完不成任务就会被一刀咔嚓掉——完不成任务就是贪污了！后来皇帝懈怠政务，封建官僚也就失去了制约，随着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当官的不敢、也不会向官家豪强收税，考核也就成了一纸空文。
　　在张居正看来，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为政之初他就宣布：治事并不在那些毫无用处的一纸空文，而难在法之必行、言之必效，如果从来不去考核、不去总结教训、不去追究责任，人人就会都怀着苟且之念，纵使尧舜为君、禹皋为佐，也难有回天之力！所以，要“月有考，岁有稽”，一月一小考、一年一大考！
　　六部及州道府县都要设立三本账簿，把每个月该办的事情都写在上面，自己留一本、监察机构一本、张居正一本。到时候对账，不把活干完，一把手降职！
　　为了明确考核指标，张居正的第二条办法是丈量土地，核查财产，向富人征税。
　　帝国太仓年年亏空，完全是因为有钱人通过各种名目掠夺小民土地（曰飞访、曰影射、曰养号、曰挂虚、曰过都、曰受献……），掠夺土地又隐瞒土地。洪武二十一年天下尚有土田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正德年间朝廷可以征税的土地已经不足四百万顷了，隆庆年间这种情况愈演愈烈，无一亩田者居然要负担七八十亩土地的税收，富者种无粮之地，贫者输无地之粮！
　　如果豪富之家膏腴之地跨连郡邑，编户末民无衣无食却要负担绝大部分田赋，人们焉能不逃亡山林又转为盗贼？
　　“向富人征税”只是遏制土地兼并的手段之一，也并非张居正首创。大唐帝国的杨炎曾经推行“两税法”，试图“唯以资产为宗”向富人征税，然而，大土地所有者本身就是封建官僚，又怎么可能依靠这些人自己剥夺自己的财富？杨炎的改革根本就不具备最基本的社会条件，最终杨炎本人也被唐德宗赐死。
　　跟杨炎相比，张居正还是有底气的，张居正有杨炎等人不可能具备的一个特征：杨炎只是宰相，张居正却拥有绝对权力。
　　皇帝是中国古代理论上的最高统治者，也只停留在理论上，事实上经常有人不把皇帝当干部。在张居正眼中，皇帝就是一个傀儡，有一次张居正让万历皇帝读《论语》，这个十岁的儿童把“色勃如也”读成“色背如也”，结果，张居正怒吼一声：这个字应该读“勃”！万历皇帝居然吓得抖如筛糠，估计就如同当年班主任让我请家长一样。于万历皇帝而言，张居正基本类似于狼外婆之类的狠角色，李太后在教育万历皇帝的时候就经常把张居正挂在嘴边：使张先生闻，奈何？
　　按照张居正自己的说法，吾非相，乃摄也！这句话的意思摆在当时其实足以杀头了，张居正先生早就看不上宰相这个头衔了（虽然他实际上连宰相都不是），而是要当摄政——真正的皇帝！
　　摄政至高无上的位置赋予了张居正绝对权力，所以，他才能清丈土地并剿灭一切反对者！万历五年，大明帝国开始重新丈量土地、清查户口，无论封疆大吏、勋臣贵戚还是皇室王爷，必须交出匿藏的土地；否则，你再牛，总牛不过张摄政，无论官至几品都要把你发去戍边！万历九年，帝国在册土地扩大到七百多万顷，达到了刘瑾整理军屯以来的最高水平。
　　万历九年，做完以上两项，张居正使出绝招——“一条鞭法”！
　　明太祖朱元璋以汉文帝自标，规定帝国田赋不得超过三十分之一。三十税一的税率确实不高，实际操作中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
　　在白银没有成为货币的时代，大明帝国田赋直接收实物，简单点说就是种什么收什么，种蔬菜就缴蔬菜、种桑树就缴蚕丝、种粮食就缴粮食。您把蔬菜运来了，先在门口等两天吧，坏了，再去拉一车来，税率立马上升两倍；您把粮食运来了，太湿，按三折算、再去拉两车来，税率立马上升三倍；您把蚕丝运来了，陈丝，按一折算、再去拉九车来，税率立马上升十倍……
　　实物税赋具体按几折算、税率上升几倍，完全要看苦巴巴的小农向胥吏孝敬多少！看起来没有问题的三十税一，实际执行下来，无数百姓就这么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田赋好歹是有标准的，徭役就一点谱都没有了，帝国每年都要治水、修路、运漕粮……男子十六岁以上就要为国家服役，不到六十不能休息，一般情况下每年一个月。徭役有很多种，有的只是在当地搬砖锄泥修城墙、有的却是长途运输、有的是让你去前线送死……同样的活儿放在不同时候结果也截然不同，比如，农闲时节没人找你，专捡农忙的时候让你去修路……不能及时播种或收获，咱这一年的日子还过不过了？
　　税制越复杂，封建官僚上下其手的机会就越多。为了根除这些弊病，自嘉靖年间就有很多名臣试图把税制化繁为简，根除胥吏捞钱的机会，比如，著名的清官海瑞在任淳安县令时曾经试验，无论正税、赋役一律折价为白银，可惜，这一改革触动当地强豪的利益，海瑞很快被按上了“鱼肉缙绅、沽名乱政”的罪名并被罢官。
　　海瑞的法子其实是一个好办法，万历九年，在全国土地丈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也有人认为根本没有完成），张居正推出了“一条鞭法”。“一条鞭法”又名“一条边法”，即把所有的税收合并到一边，简单点说就一句话：把所有的田赋、徭役都改为白银，具体而言又可分为三个单词：“赋役合并”、“官为签募”、“田赋征银”。
　　——所谓“赋役合并”，就是将各种名目的徭役并入正税，不再征发居民为帝国无偿干活。
　　——所谓“官为签募”，就是不再按人头计算徭役，谁家土地多、谁家就要服更多徭役。什么？不愿意服役、没有时间？您不来也行，交钱，收到银子后官府会雇人替你服役！
　　——所谓“田赋征银”就更简单，除部分军需项目外，田赋一律折银交纳，不再缴纳实物。
　　明人徐希明曾这样评价一条鞭法：这种方法相对公平，便于小民而不便于官府贪墨，便于贫人而不便于豪富之家，便于乡民而不便于造弊之胥吏。
　　“一条鞭法”的原意肯定是增加朝廷收入、减少胥吏盘剥，实际上，“一条鞭法”对历史的最大作用却在于影响了货币运行，这恐怕也是张居正自己没有想到的。
　　在经济自然演进中建立一种货币制度需要很长时间，比如，铜材从进入流通到出现统一的货币标准（五铢钱）耗去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千年，西欧货币从白银转化为黄金也用了将近千年的时间。但是，如果以国家信誉为货币背书，这种货币很快就会成为人们通用的交换媒介，毕竟国家信用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信用，比如，官交子从出现到为大众接受只用了不足百年时间——那可是毫无使用价值的一张废纸。
　　在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中，所有帝国税赋都必须以白银完成，这等于说：不但帝国承认白银是法定货币，同时也以帝国的力量鼓励乃至强迫人们在交易中使用白银——你可以不用白银，赚不到白银如何缴税？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张居正的结局。张居正推动“一条鞭法”，拿走强势分利集团千辛万苦聚敛来的土地。在权力巅峰的时候，数十年宦海沉浮的洞察力就告诉张居正，他极有可能不得善终。在一封与地方督抚的信笺中他这样说：世事变迁，他日高台可平、诏令可毁，我怕是连一寸葬身之地尚不可得，只不过国事维艰，就让我做霍光、宇文护吧！
　　很不幸，一语成谶。
　　张居正之所以能超越杨炎、王安石，最重要的原因是他自己的那句话“吾非相，乃摄也”。不幸的是，张摄政和万历皇帝存在于同一时空之中，总有一天那个十岁的孩童也会长大，那时候的皇帝便不会允许张摄政存在。
　　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去世。张居正死后九个月，万历皇帝宣布张居正犯有谋反、叛逆、奸党三大罪，甚至险些将他剖棺戮尸。自此，大明帝国失去了最后一位有能力总揽全局的人物，帝国则再次陷入一片混乱。
　　三十六年前，一位意气风发的少年进士走入了帝国的心脏；三十六年中，夏言、严嵩、徐阶、高拱一任又一任首辅在他身边倒下；三十六年后，少年已逝，上柱国、张文忠公回到了故乡，江陵山水应无恙吧！
　　六十年后，张居正的儿子张允修已年逾八十高龄，张献忠逼迫他出山做官，张允修悬梁自尽，张氏家族血脉伴着大明帝国一同消失在历史长廊之中。
　　大明帝国，再无张居正！
　　万历矿税
　　万历皇帝朱翊钧特别喜欢钱，他对钱的痴迷已经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史籍对此的评价是“好货成癖”。朱东润先生曾这样解释这个问题：万历的生母李太后本是贫困小农出身，生活压力迫使她曾经锱铢必较，进宫之后，她把这种秉性灌输到万历皇帝的骨子里，所以，朱翊钧嗜利本出自天性。
　　张居正活着的时候，万历皇帝嗜利的种子就已经发芽了。
　　自从白银成为大明帝国的通用货币，帝国政府再也不能无限制增发货币。在朱翊钧看来，弄不到白银、弄点铜钱也是好的——不能增发百元大钞就弄点毛票。
　　万历五年，朱翊钧下旨让户部出银子、工部铸一千万枚“万历通宝”，最后所有的“万历通宝”都要归内廷使用。官价规定千文可以换一两白银，永乐之后朝廷极少铸币，民间私铸盛行，铜钱已经蜕化为荚钱，按照当时的市价，六七千钱才能换到一两银子。官铸铜钱不可能减重，如果按照当时市价，一千万枚“万历通宝”至多也就换两三千两银子。堂堂大明帝国皇帝居然为了两三千两银子跟户部、工部纠缠不清整整一年！最后，还是张居正出面才罢铸钱之议，没有干这笔摆明了赔钱的买卖。
　　张居正死后，那颗嗜利之心开始从幼芽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贪婪吮吸生民之血的参天大树！
　　张居正曾经教导朱翊钧节衣缩食，做一个节俭的好皇帝。万历十年张居正被抄家，朱翊钧惊讶地发现自己这位老师实实在在是一个大贪官，在他家中抄出一万两黄金、十万两白银；就连他的轿子也有五十多个平米，不但卧室、客厅、观景长廊一应俱全，还专门有童仆在轿中伺候，张居正本人就经常坐在这样的轿子里从北京跑到湖北江陵！
　　现实与理想的差距极度刺激了这位周身流着嗜利血液的皇帝，小打小闹铸造铜钱早就不可能满足他的贪欲，自此，朱翊钧疯狂的敛财事业开始起步……
　　——嘉靖年间，朱翊钧的父亲每年要和神仙一起吃掉二十四万两白银。万历十年之后，朱翊钧的胃口超过了神仙，光禄寺（御厨）每年花费居然高达三十万两白银，要知道，大明帝国全年的岁入不过也就是二百万两白银！但凡有人进谏停止内廷供奉，无论是御史、巡抚还是大学士，也不管请停事项是珠玉、织锦还是平时用的扇子，都会得到如下几个结果：斥责、谪戍、罚俸、追赃、廷杖。其中，追赃最为阴损，你不是要体恤民力吗，这些钱就由你来出！
　　——万历十年后，宫廷楼堂馆所建设项目一项接一项，再也没有停止。偏偏这位仁兄对建筑材料要求又非常苛刻，只要南方的金丝楠木。刑部尚书吕坤曾经发牢骚：一丈粗的树木都是百年之物，都生长在人烟绝少、瘟疫瘴气之地，一木砍卧、千夫难移，每走一步都不知耗费多少人命，这样的木头官价虽逾千金，实际上所费何止万金？
　　——万历五年朱翊钧大婚，曾向户部借款二十万两白银。朱翊钧下令把此视为定例，要求户部每年要从太仓中拨款二十万两白银。在几任户部尚书和内阁首辅的连番轰炸下，朱翊钧居然签下了这样的批示：“稍待积剩，自然停止。”要你点钱怎么了，等我有钱了自然不向你要了！
　　即使贵为皇帝，这样花钱也是不行的！
　　万历十年张居正死的时候，太仓积存白银四百万两，五年后的万历十五年，太仓居然只有存银九万两！
　　万历皇帝抢钱，有机会我要抢，没机会创造机会我也要抢！于是，大明帝国上演了中国历史上最荒唐、最无耻的一幕——矿税。
　　万历二十四年，朱翊钧直接从宫内选出一批宦官为他聚敛钱财，这些人被称为“税监”。税监的权力弗远无界，他们直接对皇帝负责，设立独立的衙门，不但不受地方官制约、反而将地方官致于麾下，他们对地方官有生杀予夺的权力，甚至包括封疆大吏！
　　面对无可更改的货币规律，矿税的设计非常简单、极具可操作性：既然无法任意增发白银，就直接掠夺白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凡有银矿的地方就要有税监，所有开采出来白银都要归皇帝所有！
　　所谓“矿税”顾名思义应该只针对银矿，有银矿的地方税监可以掠夺银矿，没有银矿的地方怎么办呢？
　　答：有银矿自然要抢白银，没有银矿也没关系，只要税监认为有银矿，一样也要交出银子来！看起来这批税监不但是敛财能手，还个个都是地质勘探专家。
　　方法1：一块地方确实有银矿，为了完成皇帝的圣旨，马上在全县、全州征发徭役，什么也不说先把所有壮丁全部抓起来！什么？“一条鞭法”规定可以用银子抵徭役？很好，拿钱来！
　　方法2：找到一家富户，经过实地考察勘探，税监及其随从一致认为这家人的宅子下面有丰富的银矿，为了完成皇帝的圣旨，马上要派人开采。开采银矿自然要拆掉人家的房屋，什么？您不让拆？很好，拿钱来！
　　方法3：为做好矿税工作，一定要发动群众，富户家中的银子也算银矿！税监来到一个州县，马上宣布但凡僮仆、佃农告发主人家中有现钱者，告密者赏抄查额的30%。这道“告缗令”让帝国沸腾了，一旦得到举报，税监随即派出一批亡命之徒（请注意，不是差役和胥吏，这些人不会一点顾忌都没有）冲入家中直接抢，人即收监、财即充公！此令一出，“中产之家，破者大半”，堂堂大明帝国的富裕之家再一次被洗劫。
　　方法4：“告缗令”是一种被动行为，税监能否及时掌握当地富人财产情况完全要看别人的良心，实在是很不靠谱。可以变被动为主动，比如，找几个地痞流氓打听一下谁最有钱。然后开始勘探银矿，没有找到银矿，这怎么可能？一定是当地富户盗挖了，胆敢偷盗皇帝的银矿？马上按照富户名单抓人！放人？很简单，拿钱来！这个方法简单易行，可以充分发挥税监的主动性，很快就被推而广之，税监所到之处富人“立破其家，中户以上，无一得免”，硕果仅存的小康之家也被扫荡殆尽。
　　方法5：抢完富户，还有一拨人更有钱——封建官僚，皇帝抢钱，当官的也不能放过！对县令、知州一级的小干部不用客气，有人把县令投入监狱、有人当堂把县令殴打致死、有人把县令当做斗牛士扔入斗牛场……对巡抚一级的地方干部，诬告、谋杀、绑架，有人在背后告巡抚的黑状、有人在巡抚酒中三番两次下毒、还有人绑架巡抚的儿子……对尚书一级大干部也有特殊待遇——诏狱，诏狱的主管单位是锦衣卫，无论官至几品、位有多高，进了诏狱，家人基本就可以准备后事了。万历朝，诏狱又多了一种新业务——“矿税狱”！胆敢对抗矿税的高官一律关进诏狱，这里监房狭小、冬凉夏暖，有吃饭噎死、痢疾拉死、布袋压死等各种《监狱风云》项目，保证有一款适合你！
　　方法6：活人抢完了，死人也不能放过！我大明帝国地大物博，土地中蕴含着无数宝藏，比如，古墓。万历二十七年，兴国州矿监奏请盗挖唐李林甫墓，明神宗准奏。此后，湖广、陕西境内古墓全都遭了殃，史称“尽发历代寝陵，搜摸金玉”。
　　万历矿税，穷人、富人，小官、大官，活人、死人，一个都没放过，劫掠之惨烈可见一斑！山东巡抚杨光训气得拍桌子大骂：所谓税监不过是一群虎狼，白天挽起袖子来硬抢，晚上就去杀人放火，真是罪恶滔天、神人共愤！
　　万历皇帝并非不知矿税之害，为了给自己敛财，他宁可看着帝国一天天被自己的贪欲淹没。
　　万历三十年，大明帝国已经“万民失业，朝野嚣然”，这年二月朱翊钧病得很重，以至于以为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此时，皇帝诏令首辅沈一贯进宫，并对沈一贯说：我享国已久，太子就交给你了，矿税不过是权宜之计，自此再不得有人提及此事，所有税监即日还京。
　　之后，沈一贯立刻将谈话整理成正式圣旨并递入大内（可以理解为文件签批流程，小兵先和领导沟通，然后起草文件，最后让领导签批）。为了应对可能的变化，那个晚上沈一贯没有回家，深夜的时候圣旨送出来了，内容没有丝毫变化，马上停止矿税、税监还京。
　　第二天，就在沈一贯和内阁大臣抚掌相庆的时候，朱翊钧突然觉得自己病情好转，起码不至于马上死掉了。
　　朱笔御旨的煌煌圣谕就这样成了废纸，朱翊钧清晨就下令宫内太监去内阁索回圣旨，一连派了二十多个太监，首辅沈一贯就是不肯退还诏书。最后，皇帝命令司礼监太监田义去索还诏书，田义却趴在地上一直磕头。下一个镜头估计惊呆了在场的所有人，昨天还病得要死的万历皇帝突然来了精神，从床上蹿了下来，还不知从哪里找到一把刀子，对着田义就捅了过去……
　　除了被刀子捅过的田义，其他二十几位品秩最高的太监一起来到沈一贯处，据说场面颇为壮观，二十几位炙手可热的太监一起向首辅磕头，鲜血流了一地。那意思很明显：今天你不给，哥们就得磕死在这里了——连我们都知道矿税不能再征了，可诏书拿不回去一样是个死，宫里那位还不得把我们全捅了？无奈之下，沈一贯只得退还诏书。
　　那么，万历皇帝通过矿税一共搂了多少钱呢？
　　明人所著《定陵注略》按月记载了各地税监进奉矿税的总额，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四年的十年间，这位贪婪的皇帝一共从矿税中搂到了五百七十万两、黄金一万二千两。
　　五百七十万两白银、一万二千两黄金，城郭之间仅仅损失了这些财富吗？
　　当然不是！
　　生产财富和劫掠财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过程，逻辑也截然相反：生产财富会增加财富总额，这个过程很漫长，也很痛苦，一粥一饭当知物力维艰、一丝一缕当思来之不易；劫掠财富的致富速度虽然很快，相伴而生的是更多财富被毁灭。
　　《明史》记载，这些税监聚敛的财富，最多只有三分之一供奉给了皇帝，其余的或者被税监据为己有、或者就直接挥霍掉了。《明史》中1：3的数字并不是很高，如果按当时一些笔记小说的记载，这个比例应该是1：5，甚至是1：10。即使按照最低的数字，当时大明帝国直接损失的财富也达到一千七百万两白银、三万六千万两黄金——几乎是大明帝国十年的岁入。
　　税监及其手下本来就是“郡邑诸偷”、“黥面者”，这些人从未拥有过财富，也就没有任何值得珍惜的东西，作恶根本没有底线。恶劣的人性又在皇宫中耳濡目染了权力之威，这些宦官出京之后的表演可谓荒谬绝伦：有人在饮食起居上模仿皇帝的排场、有人在宅邸门前竖起猎猎黄旗、有人自称“千岁”，居然还有人夺人妻女自立三宫六院！
　　本就一无所有，他们又有什么好怕的呢？山东税监陈增曾口出狂言：出了京城我就没打算把脑袋再带回去，先享受了这好日子再说，否则，岂不白来人世走一圈！
　　让我来说，1：3、1：5、1：10都低估了财富的损失，这个数字远比史籍的记载要大很多，甚至趋向于无穷大。
　　封建官僚贪污腐败、行贿受贿，说白了不过是一个财富分配的妥协过程，行贿者和受贿者就某次利益分配达成均衡价格，这肯定会阻碍财富创造，却没有人去肆意毁灭财富存量。税监的劫掠手法根本就是明火执仗的抢劫，是赤裸裸的杀戮，既然这些毁灭者丝毫没有底线，财富的损失当然也就没有尽头。
　　满城地痞流氓顶着皇帝的名义招摇过市，即使强大若封建官僚也被残害，普通人也就只能在破屋颓墙之中看着儿女啼饥号寒。
　　君门万里，谁复垂怜？
　　万历二十九年五月，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十八万流民突然涌进了京畿之地，堂堂北京居然变成“草茅既尽，剥及树皮，夜窃城区，兼以日窃”，直隶按察上奏辖区灾荒已经超出了“易子而食”的范畴，因为有人“手杀其六岁儿，烹而食之”！
　　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皇帝自己的金银高于泰山北斗、天下百姓再无糠秕之财，天下百姓没有朝夕之计，帝国又怎么可能有万年之计？万历末年，堂堂大明帝国已经变得“四大皆空”：贤人空、太仓空、百姓家中空、边塞守军也空了……
　　《廿二史札记》如此评价万历朝：明之亡，亡于万历。
　　东林党与魏忠贤
　　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以搂钱为毕生志向的万历皇帝终于死了。弥留之际，一生醉心于敛财的朱翊钧留下了一份遗诏忏悔一生所为：自我御宇天下，矿税繁兴、征调四出、民生日蹙、边衅渐开、夙夜思维、不胜追悔……（总之，贬义词用尽）；鉴于上述原因，立即撤回税监、犒劳边军、释放“矿税狱”中关押的所有人员……
　　这份遗诏，内容是真实的、检查是深刻的、态度是诚恳的，结果是相当扯淡的！
　　矿税已经劫掠了天下财富，就连太仓也已经“环视库房，一空如洗”。管理一个帝国需要日理万机，“万机”说白了不外乎三件事：生产财富、分配财富、消费财富。一个庞大的帝国四大皆空，举国皆穷皇帝独富，你还让后人去管理什么？
　　万历皇帝的儿子是朱常洛，也就是泰昌皇帝，即位仅一个月就因“红丸案”一命归西了。泰昌朝有很多大事，比如“移宫案”、“红丸案”，不过，我们的重点是讨论货币财经政策，这些宫帷秘事还是直接省略。
　　接下来的继任者就比较有名了，明熹宗朱由校，年号天启。中国历史上留下名字的木匠，除了鲁班大概就属朱由校了，鲁班是一个职业木匠，朱由校只是业余木匠，职业是这个国家的皇帝。
　　天启初年，朱由校忙于自己的事业——木匠活，他偶尔也把自己做的东西偷偷拿到市场去卖，每件居然都能卖到几十两银子以上，可见手艺之精湛。由于皇帝比较忙，朝政落入一个叫做“东林党”的政治团体手中，据说，东林党人都是正人君子，是有文化、有理想、有纪律、有道德的“四有新人”，史称此时“众正盈朝”。
　　中国正史编纂者有一种倾向，历史人物非黑即白，忠臣一心谋国、披肝沥胆，这些人从来就没有错误；奸臣阴险狡诈、聚敛无度，从来就没干过一件好事。
　　东林党，就是《明史》中的天启朝忠臣。
　　如此忠臣，“众正盈朝”的天启朝最后怎么会搞得国事糜烂，甚至比奸臣遍地跑的嘉靖朝、皇帝甩开膀子搂钱的万历朝还要糟糕？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最初知道“东林党”是因为无锡东林书院的一副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后来知道，东林党并不是一个紧密的团体，只是很多朝官曾在东林书院读书、讲学，是“同学加校友”的几大铁之一。明末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这样描述，东林党这个名字只是“小人者加之名目而已矣”，也就是说，所谓“东林党”是一个绰号。
　　天启朝还有一本书叫《东林点将录》，把《水浒》一百零八将的绰号扣到了东林党人的脑袋上。从《东林点将录》一百零八人的背景来看，这些人确实有很多共同之处：一是籍贯在江浙一带，二是反对矿税，三是出身多为商人。
　　对读书人来说“声声入耳”是对的，对商人来说“事事关心”也没错。对身兼官员、商人、读书人的东林党人来说，这样做显然就不厚道了。
　　天启初年，努尔哈赤在“宁远——锦州”一线跟明朝大打出手，边饷靡费甚重，仅“辽饷”一项就超过五百万两白银。
　　打仗需要钱，怎么办？
　　东林党：犒劳边军、赈济灾民。
　　钱从哪里出？
　　东林党：动用皇帝的私房钱（学名“内帑”），发帑！泰昌元年发内帑一百八十万两白银“劳边”；众正盈朝的天启元年，先后五次发内帑“劳边”，一年内发内帑五百万两白银！
　　今日发内帑、明日发内帑，不足一年时间，东林党花光了万历皇帝几十年搂来的帑藏。然后，大明帝国就真的没钱了。
　　东林党：没有白银，可以造铜钱、造大钱。
　　土木堡之变以来，虽然白银是大明帝国的主要货币，市面上还是有铜钱流通的，类似于今天的辅币。白银不可能任意增发，东林党人认为，不能发行主币，还可以发行辅币，虽然面值小，蚊子腿上也是肉，多发点一样也是钱（当年以聚敛著称的万历皇帝也想这样干）。
　　按照东林党人的计划，天启初年就要铸造天启通宝，计划分为小平钱、当十、当百、当千三种，意在效仿汉武帝的“白金三品”。
　　铜币虽然不值钱，一枚当千大钱也可以当一两白银用了！
　　众所周知，汉武帝的“白金三品”分为龙币、马币和龟币，名义上分别可以兑换三千钱、五百钱和三百钱。这是中国历史上出名的恶政，所谓龙币、马币、龟币都是虚值货币，真实作用是为朝廷抢劫真金白银！白金三品刚刚问世就惹得盗铸者蜂拥而至，汉武帝杀掉几十万人尚且“不能尽诛”。鉴于发行“白金三品”的后果实在是太离谱，人们甚至认为是“龙币”、“马币”和“龟币”中的动物带走了国运，搞得后世两千年再无一个皇帝敢把动物作为货币吉祥物。
　　如今，东林党人居然想效仿“白金三品”，这就不是书生、商人、官员所为了，而是改行当劫匪了！结果，东林党的铸币计划刚刚出炉就遭到举朝反对，最终只铸造了一批当十大钱。
　　当十大钱不能满足需要，怎么办？
　　答：征税，只针对特定群体——小农！
　　天启元年（1621年），帝国收入为六百二十四万两白银，其中四百六十九万两来自自耕农田赋；天启二年，帝国收入降五百六十三万两白银，却仍有四百五十一万两来自自耕农的田赋……
　　为什么专门在农人身上割肉？
　　答：东林党人是商人，也是官商，他们不可能在自己身上割肉。
　　《东林点将录》中的第一男主角是叶向高，因是首辅，仿照《水浒》被称为及时雨（宋江）。叶向高的祖先曾是地方级实权人物，比如，知县。一个知县当然是不足以发财的，所以，叶氏家族还有很多非常赚钱的产业，比如当年的金融业——高利贷；叶向高父亲这一代人（叶常秀）“逐机丝为利，已大饶”；到叶向高这一代成为朝廷首辅，叶氏家族的生意也达到了巅峰。当时，福建巡抚在缉私工作中抓过很多海盗，相当一部分海盗都自称是叶向高家人。
　　其余，《东林点将录》中的玉麒麟（卢俊义）赵南星、入云龙（公孙胜）高攀龙，等等，这些东林党人皆出身于“治生之家”。
　　没错，东林党人其实就是集官、商、地主、黑势力于一身的“官家豪强”、最具备掠夺能力的强势分利群体，本书始终鞭挞的一群人。
　　至于东林党人提出的财经政策，可以概括为两条，“官民两便”、“贫不累富”。所谓“官民两便”，就是说丝织业等非农行业税赋要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帝国边患也不要挡着我发财的路子，要赚钱、找小农。所谓“贫不累富”，就是穷人不能连累了富人，见到快要饿死的人，施舍一碗薄粥即可，就这个还要量力而行（恤穷民而易于累富民，如煮粥、买米，要以量力而派，必不使富者因贫者而倾家）。
　　官民两便、贫不累富，如此下去，东林党人、官商将天天都是好日子。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逆天的人物出现了。此人是明末一部超级畅销书《玉镜新谭》的主人公，据《玉镜新谭》记载，他“形质丰伟”，多才多艺（歌曲、弦索、弹琴、蹴踘事事胜人），为人豪爽（囊无余蓄，恬不挂意），胆大心细外加不要脸（家无儋石而一掷百万）……现在，隆重推出大明帝国第一太监，集道德败坏、阴险狡诈、贪污腐败等各种劣习于一身的人渣，贪官、地痞、恶霸的超级综合体，比万岁只差一千岁的“九千岁”——魏忠贤。
　　万历年间，二十几岁的时候魏忠贤悍然挥刀自宫，当然，他应该没见过《葵花宝典》、更不想武林称雄，而是为了弄到一份有稳定收入的工作好去偿还赌债（这在当时是违法的，皇宫没有那么多宦官编制）。
　　入宫后的几十年中，魏忠贤仍旧是一个渺小得不能再渺小的小人物，最辉煌的履历是朱由校（天启皇帝）的厨师长。这个时候的魏忠贤，最大的快乐就是每年贪污个百八十两银子，然后再到赌场上去被其他太监骗走，所以魏忠贤还有一个绰号叫“魏傻子”。
　　很多人认为“九千岁”之所以被人称为“魏傻子”是因为他扮猪吃老虎。因为，在个别治史者看来，强者的一切都应该是一盘很大的棋，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强者。
　　关于这个结论，说实话，我没看出来。
　　万历皇帝恨不得朱常洛马上死了，好给福王腾出太子位置，所以才有万历朝几十年的“争国本”。父亲朱常洛尚且不受待见，更何况魏忠贤只是儿子朱由校的厨师长？如果朱常洛在“争国本”中失败，魏忠贤根本不可能在史书上留下哪怕一个字。后来那个不可一世的“九千岁”魏忠贤不过是一个偶然得志的小人，如此而已。
　　在《新龙门客栈》等影视剧中，邪恶的太监虽然不能奈何张曼玉、林青霞、梁家辉等武林高手，对文臣武将却颐指气使、趾高气扬、生杀予夺。
　　真实的历史也不是这个样子的，或者说恰恰相反：天启初年，魏忠贤主动接近东林党，甚至亲自向吏部尚书赵南星送礼（行贿）；东林党却对其不屑一顾，赵南星不但把巴巴赶来送礼的“九千岁”从大门口轰走，还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警告魏忠贤老实点。
　　您没看错，在这一幕中东林党人是地主恶霸，魏忠贤才饱受凌辱。
　　真实的历史远比影视剧复杂，从来就没有绝对的善、也没有绝对的恶。魏忠贤的强项是溜须拍马、引导皇帝去干木匠活，他如果真的想控制朝局、想获得更多财富，最佳选择就是依靠东林党。所以，魏忠贤最初的选择是妥协，对东林党妥协。东林党并非从不与宦官合作，泰昌年间的“移宫案”、“红丸案”中，东林党人杨涟、叶向高等人就曾与太监首领王安有过极为默契的合作。
　　天启朝的情势下，魏忠贤的选择是错误的，因为，东林党已经根本无法与魏忠贤合作，即使王安在世也不行。
　　东林党人治国的方略是花掉皇帝的私房钱，不准对“官商”动刀子；要知道，皇帝的内帑就是魏忠贤的钱，他绝不可能容许东林党人毫无限制花自己的钱。另一方面，对魏忠贤这样的幸进之徒来说，聚敛财富的最佳手段是打击最强大的官商集团，而这些人恰恰就是东林党。
　　（东林党）VS.（魏忠贤）=（发内帑+既得利益者）VS.（保住内帑+阉党新贵）
　　双方决裂是必然的事情。
　　之所以做出上述判断，是因为我把天启四年后的财政收支记录及一系列历史事件串联起来，恰好又能解释得通，也就顺着这个逻辑跟大家聊聊吧。
　　随着魏忠贤的势力逐渐强大，大明帝国的税收结构突然从征收田赋转向征收商税，天启四年，商税从前一年的三百二十二万两猛增至五百四十八万两、次年亦为五百四十八万两，同时，主要针对工商业的“杂项银”也从天启三年的六十万两增加到二百二十万两、次年亦为二百二十万两，两年内针对小农的田赋基本没有增加。
　　一年时间多出来将近三百万两白银全部出自工商业，如此税赋比当年万历皇帝的“矿税”有过之无不及，把持工商业的东林党人又怎么可能选择与魏忠贤合作？
　　在一系列斗争中，一大批东林党人被魏忠贤迫害致死，魏忠贤也终于变身为“九千岁”。此后，便是天启五年到天启七年那段极其荒唐的历史：随着东林党人被屠戮殆尽，大明帝国再无任何人可以抗衡阉党势力，“九千岁”的业务范围开始大规模扩张，大到买卖内阁大学士、小到刑狱捞死囚，只要有钱什么都干，就连南京内库的金银珠宝也被矫诏盗取一空。现在，大家应该能理解魏忠贤为什么不许东林党任意调配内帑了吧。
　　阉党成员靠贿赂魏忠贤身居高位，抢劫财富可不像东林党，从来不讲文明、懂礼貌，什么损招都用，除了脸、什么都要。
　　天启五年，山海关外重镇辽阳、广宁失守，辽东经略熊廷弼因此获罪下狱。为了聚敛财富，魏忠贤甚至冤杀了熊廷弼，而熊廷弼是当时对抗后金的最佳将领，开始的时候，魏忠贤向熊廷弼索贿五万两银子；可惜，熊廷弼没有这么多钱；魏忠贤就污蔑熊廷弼贪污十七万两军饷，并用于贿赂东林党；熊廷弼因此被传首九边，东林党“六君子”因受贿（部分属于污蔑）被杀，其姻亲皆被抄家，阖家俱破。《国榷》这样评价这段史实：熊廷弼不死于战事而死于时局，阉党不污蔑熊廷弼又怎能诬陷东林？不杀熊廷弼又如何继续“追赃”？
　　在不足三年之内，堂堂大明帝国居然被更无耻的阉党搞到“搜无可搜、刮无可刮”的地步，帝国的败亡已经只是时间问题。
　　甲申之祭
　　天启七年，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木匠皇帝朱由校英年早逝，年仅二十三岁，且没有留下任何子嗣。按照兄终弟及的传统，朱由校的弟弟朱由检登上了皇位，即大明帝国最后一位皇帝明思宗，年号崇祯。
　　崇祯元年（1627年），崇祯皇帝朱由检在御宇天下数月后断然翦除了魏忠贤阉党，也是这个原因朱由检曾被视为一代中兴之主。
　　其实，除掉魏忠贤并不代表朱由检有多强的能力，魏忠贤所有的权力都来自天启皇帝的信任，一旦天启皇帝死掉，魏忠贤还是那个刚刚进宫的小杂役。另一方面，魏忠贤消失并不代表大明帝国立刻变成清平世界，崇祯皇帝还是要面对无尽的内忧外患。
　　先说外患。
　　崇祯年间皇太极称帝，国号“清”，不但锦州、松山、塔山、清山等关外重镇一个个沦入敌手，皇太极还先后四次绕过山海关、兵临北京城下，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极大消耗了大明帝国的实力。
　　如果单从经济实力对比来看，后金与大明帝国就如同地球人对阵变形金刚，一点胜利的机会都没有。大明帝国人口约为一亿，后金人口满打满算不过二百万人；大明帝国有着广袤的国土，粮食、纺织、造船等各种产业一应俱全，后金只有畜牧业，吃粮食基本靠抢；后金军队全算上不过二十万人，大明帝国的常备军却有一百八十万，另外还有西洋进口的“红衣大炮”、装备有火枪的神机营……
　　对此，皇太极有着清醒的认识，从为数不多的前清资料来看，他从来没想过要取代明朝，而是想方设法在与明朝谈判，效法当年宋辽澶渊之盟。
　　如果没有“内忧”的话，皇太极这种想法是对的。内忧即流寇，有了内忧，皇太极犹如增加百万雄兵，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
　　人们都知道，崇祯二年崇祯皇帝冤杀了抗清名将袁崇焕，这一年还有一件大事，陕西大旱。陕西督抚在奏折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去岁一年无雨，八九月间人们尚能采山间蓬草而食，可延不死；十月蓬草皆尽，就开始剥树皮，也可稍缓其死；冬天的时候树皮也吃光了，人们只有掘观音土为食了，数日后就会腹胀下坠而死；有人不甘心食石而死，始相聚为盗……这些“盗贼”中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李自成。
　　仿佛苍天不再眷顾这个久已失德的国度，此后，大明帝国发生了更为严重的灾荒，崇祯十年到十七年河南地区居然连旱七年。
　　在尘封的故纸堆中，人们经常以“卖儿卖女”、“鬻妻卖子”这样的词汇形容灾荒的悲惨。崇祯十年后人们才明白，骨肉分离、卖儿卖女并不是最悲惨的事情，最悲惨的事情是，卖儿卖女却卖不掉，倒贴钱也卖不掉！
　　旷日持久的灾荒耗尽了黎民百姓的财富，倒卖人口成为赔本生意，开始的时候一个子女价格不足一头猪、后来不足一只鸡，再后来只能白送，最后卖人者反而要倒贴钱！是啊，灾荒之年每一粒粮食都是一丝活命的希望，买走了一个人就多了一份负担，所谓原来的“小康之家”每日也仅得一粥，再买来一个人，咱这日子还过不过了？对此，时人评论：此亦千古所不经见之事！
　　如果绝大部分普通人都到了“夫弃其妻、父弃其子”的地步，社会正常秩序恐怕早已崩溃，只有毁灭一切的天下大乱才能整合现行利益格局，也只有开天辟地的革命才能强迫皇帝放弃手中的财富！
　　凶年不肯就死者，必沦为盗！
　　各路流寇纷纷出世，飞天虎、飞山虎、混天王、王和尚、黑杀神、大红狼、小红狼、一丈青、上天龙、过天星……最终，“迎闯王、不纳粮”的儿歌响遍天下！
　　关外抗清，需要钱！
　　内平流寇，需要钱！
　　救民于水火，就更需要钱！
　　就在这个时候，大明帝国没钱了，整个帝国都没钱了。
　　自隆庆开海，大明帝国的白银主要来自海外贸易，这也算是中国进入经济全球化的第一步吧。我们说过，依靠外贸供应货币存在重大缺陷，这等于把货币命脉交于人手，海外贸易航路有可能衰落、国际贸易商有可能不再与大明帝国做生意、海外白银也有可能枯竭……
　　朱由检很倒霉，这些事情他全碰到了。
　　——隆庆朝开放海禁，对日贸易成为大明帝国重要的白银输入途径。与大明帝国相比，当时的日本是一个更为开放的国度，在外国传教士引导下，本土基督徒曾一度占到很高比例。崇祯十年（1637年）日本出事了，由于无法容忍封建领主的残酷压迫，部分基督徒在正月十五起事，战火席卷了整个九州岛。鉴于部分海外商船在基督徒起义中非常不友好的表现（帮助起义者，对德川幕府军队开炮），德川幕府决定对外部世界永久性关上日本的大门，日本开始长达二百年的“闭关锁国”。以上事件反应到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大明帝国，一则是倭寇彻底消失了，二则是来自日本的白银也不见了。
　　——16世纪末，西方列强全球争霸已经从文斗改为武斗，西班牙对英国动手了。很快，第一代日不落帝国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被新贵英国击溃，西属海外殖民地也同时开始衰落。这个消息对大明帝国绝对是不幸的，因为，大明帝国白银贸易最主要的航道恰恰就掌握在西班牙殖民者手中——西属殖民地吕宋岛（今菲律宾）。西班牙帝国的海外殖民史本来就是一部抢劫史，海外贸易赚钱的时候就当国际倒爷，没钱赚的时候就操起老本行——抢劫。崇祯十二年（1639年）十一月吕宋岛上三万早已定居于此的华人被屠杀，随之吕宋岛对华贸易中断，大明帝国最重要的海外白银输入也被迫停止。
　　——最后一条白银输入途径来自“美洲——马六甲、澳门——大明帝国”，这条航路此前掌握在葡萄牙人手中。崇祯十三年（1640年），荷兰人开始进攻马六甲海峡，次年，马六甲被荷兰人攻破，非但美洲白银不能输入中国，就连澳门的白银贸易也被迫停止了。而在长达一年的战争中，自顾不暇的大明帝国未派一兵一舰，没有保护这条最后的白银生命线。
　　崇祯十三年之前，每年从海外贸易流入大明帝国的白银仍约三百万两，到了崇祯十五年就剩下一百多万两了。
　　货币是经济的血液，失去了白银储备的货币经济最直接的后果是物价飞涨。在中原之地，崇祯十年一石米不足四、五钱白银；崇祯十二年，一石米的价格为白银一两五钱；崇祯十四年，一石米的价格上涨到白银四两。
　　米价四年内十倍涨幅并不算什么，因为，后一个因素会使得物价以级数翻倍——铜银比价。中原素来银铜并行，大宗货物用白银、小生意用铜钱，崇祯十年之前，一两白银大约可以兑换一千二百至一千五百枚铜钱，一年之后，一两白银居然可以兑换三千枚铜钱。一条鞭法推行之后，大明帝国所有的赋税都要缴纳白银，普通百姓手中更多的是铜钱，随着粮价上升和铜银比价狂飙，普通人更加难以活命。
　　大厦将倾、狂澜既倒之时，坐在皇帝宝座上的朱由检拿出了自己的手腕——不是救灾、不是整饬兵备，而是伸手向全国人民要钱：只要有钱，我就能搞定所有的事情；没有货币增量没关系，还有货币存量，只要聚敛天下之财，何愁大事不成？
　　说起崇祯皇帝朱由检，史学界颇有很多同情者：他生活节俭、不近女色，每天批阅奏章都要到深夜，在治史者看来就算是中兴令主也不过如此！在史册上崇祯皇帝也有很多褒义词，焦心求治、旰食宵衣、恭俭辛勤、万几无旷……
　　在我看来，崇祯皇帝最大的特点却是能搂钱、特别能搂钱，就连以聚敛著称的万历皇帝也远远比不上他的孙子。
　　为了平叛、为了平辽，崇祯宣布，在万历末年的基础上（请注意这句）再加征“辽饷”、“剿饷”、“练饷”：崇祯四年开征辽饷，当年辽饷总数就高达一千万两；中原旱魃肆虐，崇祯十年却开征剿饷，当年剿饷高达二百八十万两；海外白银已经枯竭，崇祯十二年依旧开征“练饷”，当年练饷高达七百三十万两！
　　仅以上几项相加就接近两千万两白银！要知道，万历年间海外白银充足，朱翊钧的矿税不过才搂了五百万两白银，就这还被骂了几百年！
　　据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叁》中记载：当时江南富裕地区一亩熟田的产出不过才能卖七八两白银，按照崇祯皇帝的要求，每亩地要缴纳十两白银（民田一亩值银七八两者，纳饷至十两）！马克思在讨论剥削的时候曾经提出，奴隶社会的剥削极其残酷，奴隶主只给奴隶留下维持生命的生存资料。大明帝国应该是封建社会，到了崇祯皇帝这里，封建社会的农民混的都不如奴隶社会的奴隶，别说让自己活下去，就算是把自己卖了也抵不上朝廷的税赋！
　　甭管你有多惨，崇祯皇帝的钱仍旧是一文都不能少！本人死了租赋要由亲戚代缴，亲戚死绝了租赋要由乡邻代缴，乡邻都死绝了就在州县里平摊！
　　总之，皇帝就要钱，无论何种方法，还必须拿到！
　　赋加而民不聊生、民不聊生而益起为盗，盗贼就是黎庶、黎庶就是盗贼！如此，天下人都会变为盗贼，平息流寇就仅剩下一条路——杀尽天下之人！所以，《明史·流寇传序》在开篇中这样说：明之亡亡于流贼，而其致亡之本不在于流贼也。
　　如果大明帝国真的没有一丁点财富，大家都饿死也就算了，根本不会有流民作乱。问题是，帝国还是有财富的，而且财富集中在皇帝和一小撮封建官僚手中。但是，任何时点社会财富的总额都是一定的，如果封建官僚的掠夺超出了人们生存极限，天下人为了继续活下去，光怪陆离的乱世必将如影随形！
　　——现在皇帝都放开手捞了，就别说文官集团不厚道了：科举要花钱、升官要花钱、地方到朝廷办理正常公务也要花钱，就连关外军队动用火炮等重型武器也要贿赂军火库看守，否则给你弄几门坏炮！吏部给事中（人事部门的监察岗）曾这样对朱由检说：今之世局，有哪一个关节不用钱就可以走通呢？今之世人，又有哪一个当官的不是爱钱之人呢？皇帝可知道，文臣不得不爱钱？本来是钱买来的官，怎么可能不以钱来偿还？但凡有高官过境，知县送十几两黄金只是很正常的书仪，如果想“结心知”则至少需要五十两黄金，每年对上的供奉还不知道有多少！此金非天降、非地出，而欲守令廉，可得乎？
　　——文官若此，武将就更糟糕。高级将领欺负中下级军官，中下级军官只能欺压小兵，小兵拿不到军饷就去抢劫百姓！郧阳巡按高斗枢在《守郧纪略》中记载了明末官军所作所为：崇祯十四年他奉命驻守郧阳，数百里农田长满了蓬蒿，只有城池边上的土地还有人耕种；这年六月明军左良玉部进驻郧阳，三万军兵涌入城内，城中没有一家不遭洗劫，大军开拔之后全城居然找不到粮食和蔬菜，所谓“淫污之状不可言”。
　　如此，小民谁能安枕？
　　如此，朱由检焉能不败？
　　如此，大明帝国安有幸理？
　　就在天下岌岌之际，崇祯皇帝又拿出绝招——发行纸币。
　　崇祯十六年，帝国正常秩序已经荡然无存，南北漕运已经断绝、西北粮饷不济，朝廷也失去了在民间聚敛租赋的能力。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帝国，是年十一月，崇祯皇帝下旨印行纸币，此后，无论赏赐、罚款、军饷、赋税都要用纸币，纸币发行之初，士农工商各色人等都要用手中的现银兑换纸币。
　　当年，以太祖皇帝朱元璋的威风，大明宝钞尚且被搁置不用，现在天下大乱已经十几年了，帝国怎么可能还具备发行纸币的信誉？真金白银是绝对无法作假的，无论谁当皇帝，黄金白银照样还是黄金白银。
　　如果以大明宝钞支付大顺帝国的租赋，还不得给打成残疾啊？
　　从这道命令发出直到次年三月，崇祯皇帝费尽心力印刷的纸币根本就没有换到多少白银，“百姓虽愚，谁肯以一金换一纸？”
　　公元1644年3月29日，崇祯十七年甲申，延续了二百六十年的大明帝国终于崩溃了，这一天，李自成率军攻破北京城。城破之后，李自成在皇宫内库发现了三千七百万两白银、数万两黄金，面对如此金碧辉煌的景象，李自成惊叹：以此破敌，又有什么敌人不能被战胜呢？随后，李自成的军队在北京官员、宦官家中又“助捐”出七千万两白银！一面是上亿两白银，一面是遍地饿殍，大明帝国焉有不亡之理？
　　大宋王朝亡国的时候曾有十万将士自杀殉国，李自成进攻北京的时候居然没有遇到一兵一卒抵抗，满朝文武大臣都跑去迎接新皇；崇祯皇帝吊死煤山，只有一名太监陪他走完最后一程。
　　君视民为草芥，则民视君为贼寇！
　　朱由检死后留下一封遗书：十七年来我薄德匪躬，以至于天怒人怨，但是，这跟我没关系，都是群臣的错（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我死之后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可任贼分尸裂首，但勿伤百姓一人。
　　至死不悟的朱由检，这个时候你真的想到百姓吗？
　　明朝小结：历史大分流
　　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了汉族最后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大明帝国。从明太祖朱元璋到明思宗崇祯，大明帝国一共经历了二百七十六年、十六帝。
　　在另一个平行的时空中，这二百七十年间西方经历了大航海时代。乘风破浪的海船沟通了全世界，自此，东西方开始觥筹交错，荷兰、西班牙、英国，第一代世界性强国脱颖而出。西方“封君—封臣”的地域分割体系提供了无数试错空间，骑士精神培养了公平竞争的理念，相对稳定的私商积累了社会财富，就连王室也从海外贸易中获得了不菲的收益，大航海带来的巨量白银促成了“价格革命”，当社会各个阶层都陶醉在这些带血的财富中，天翻地覆的社会巨变即将来临！
　　有了钱、有了这些资本，私商就可以改变整个世界！
　　二百七十年间，我们同样无法逃出经济全球化的宿命，大航海时代同样为大明帝国带来了巨量白银，东篱南山式的小农田园被货币洪流冲破。据华裔美籍学者赵岗估计，嘉靖、万历年间就连最封闭的小农也要把40%以上农产品拿到市场上销售。这本来是大明帝国一个向资本主义演进的机会：我们实现了商品化、我们有全世界三分之一乃至一半以上的白银、无数流民恰好又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先决条件我们一应俱全！
　　很遗憾，我们根本就不可能抓住这个机会。
　　朱元璋原名朱重八，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真正出身贫寒的皇帝，大明帝国也是汉家天下最为专制的一个王朝。当国之后朱元璋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贪婪，他试图把全国的土地都据为己有，垄断了所有非农产业、废黜了丞相、以锦衣卫等特务方式管理朝政。然而，朱元璋错了，无往不胜的帝王并不能战胜货币规律，大明帝国的开国之君滥发纸币，亲手毁掉了帝国的信用，大明宝钞黯然退出了历史舞台。
　　试想，一个无法把握自己货币的帝国，又如何能把握自己的命运？
　　在大明帝国，整个帝国都是皇帝的私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住这份莫大的产业，传之子孙，享受无穷。自朱重八起，大明帝国历代帝王都不可能允许商业发展，更不可能允许天崩地裂式的社会生产方式变革。在这种简单再生产复制过程中，没有自由的商业、没有自由的手工业、更没有产业的创新，土地便成为惟一的财富增值保值手段。朱元璋式的强人政治一旦退席，大明帝国就陷入了土地兼并的恶性循环，就连皇室的土地也未能逃出封建官僚的掠夺之手。
　　皇帝双手再大、再强也不可能掩盖住白银之上的血腥，封建官僚在第一时间嗅到了财富的味道，私商根本没有能力挑战官商，就连骁勇的海盗也迅速被清洗出局。我们依旧面临那个封印中华数千年的魔咒：皇权只有借助封建官僚才能统治整个帝国，但是，封建官僚自身就是一个强势分利集团，他们会利用一切手段劫掠社会财富，土地兼并则是最强大的手段。当人们被迫离开自己的土地成为流民，这种病毒式的财富掠夺就会成为帝国难以治愈的沉疴。
　　随着白银货币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帝国中枢也失去了以货币掠夺财富的能力，于是，大明帝国有了嘉靖皇帝这样嗜财如命的昏君，以赤裸裸的劫掠加诸天下之人。崇祯初年海外白银流入断绝，这样的危亡时刻，崇祯皇帝依然在民间劫掠了数千万两白银，朱由检似乎天真地以为聚敛天下之财便可举天下之事。最终，超量剥夺使得人们失去了生存的希望，也使得社会失去了最基本的秩序。当铺天盖地的流民揭竿而起，帝国的败亡就已成定局，崇祯十七年（1644年），大明帝国，一个历时二百七十六年的王朝崩溃了。明亡后一百多年内，英国国王查理一世人头落地、红白黄三色共和旗在法兰西上空高高飘扬、“人人生而平等”的口号响彻新大陆，我们同时代的满清王朝却依旧在寻找出路。
　　嗟尔明朝，气数已尽！
　　在任何时代，货币、金融制度试错的成本都异常高昂，制度供给成功固然能刺激经济增长，一旦制度设计失败也会使经济社会地动山摇，甚至让一个强大的帝国灰飞烟灭。在尘封的故纸堆中，货币、金融制度试错又无处不在，华夏数千年往事，人们不断寻找着财富天道，我们的先贤在货币金融制度方面进行了许多极其宝贵的社会实验：宋代出现了人类的第一张纸币交子，也为我们展开了一个繁花似锦的古代盛世；元代超量发行至元钞造成了一场社会大灾难，“开河变钞祸根源”，骁勇的蒙古铁骑竟然终毁于一张薄薄的纸币；明代与西方大航海同处于一个平行的时空，巨量海外白银涌入造就了资本主义萌芽，也为帝国埋下了败亡的种子……
　　以史为鉴，可知兴衰。我们相信，那些带着腐土气息的古籍可以穿越时空让我们看清货币之道。原来货币与金融就是活生生的历史人物，可以如此精彩！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们有了一个愿望，希望能跳出纷繁的数理模型，为大家讲述历史大河中光怪陆离的金融世界。2007年，我和忠恕同志开始将这种想法付诸实践，并形成了《世界是部金融史》、《中国是部金融史》两部书稿，这部《天下之财》便是“中国是部金融史系列”的第二册，以货币金融为纲讲述了宋、元、明三代的财经往事。汉唐相传，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大同社会理想，封建统治者会将土地授予全体臣民，即推行“均田制”。然而，即便武功若秦皇汉武，他们的帝国最终仍毁于土地兼并。宋代是第一个没有推行“均田制”的王朝，也正是宋朝的经济达到了古代历史的巅峰，大宋王朝如何做到了这点呢？元朝是一个疆域横跨欧亚大陆的强大帝国，为什么最后毁于一场货币改革？在第一波全球化浪潮中，涌入到大明帝国的白银并不比西欧新贵少，为何明朝没有主导世界变革潮流，反而无法主宰自身货币的命运？在这部书稿中我们为读者梳理了这些问题，希望能再次为大家交代孔方乾坤中的货币之道。
　　我们的日常工作都比较繁忙，所幸，基于共有的志趣和使命感，一直未间断定期深入交流和书稿写作，期间忠恕同志付出了比我更多的劳动，认真考证了大量的史料。今年，《中国是部金融史（2）——天下之财》终于与读者见面了，希望能为您带来一些思考和启迪。
　　陈雨露
　　2014年2月
　　崔瑞德、牟复礼，《剑桥中国明代史》（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
　　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江苏人民出版社。
　　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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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振，《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北京纸币协会，《中国纸币》，北京出版社。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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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濂，《元史》，中华书局。
　　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
　　徐松，《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华书局。
　　毕沅，《续资治通鉴》，中华书局。
　　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华书局。
　　谈迁，《国榷》，中华书局。
　　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华书局。
　　朱长祚，《玉镜新谭》，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