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序
第一章　此朝无钱胜有钱（周朝）
恩惠能换来忠诚吗
谁毁掉了西周
管仲的刀
三千越钱可吞吴
小结：国家的金融精神
第二章　秦始皇统一了货币吗（秦朝）
商鞅功罪
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
大秦无货币
小结：血族的衰亡
第三章　犯我货币者，虽强必诛（汉高祖—汉武帝）
汉初大通胀
盛世铸私钱
汉武之梦
抢劫无极限
第四章　迷失的货币（汉昭帝—新莽）
轮台罪己诏
盐铁之辩
通货紧缩是好事吗
王莽古钱的奥秘
小结：财富的循环
第五章　国家与土匪（东汉）
无官的世界
钱断桃花源
铜臭的由来
无字的小钱
小结：盛衰小农—钱间
第六章　铜钱三国志（三国）
曹操“隆中对”
曹操土改
悠悠我心，不负五铢
祭坛上的蜀汉
货币战争之三国演义
小结：礼崩乐坏的时代
第七章　两晋衣冠（两晋）
炫富的下场
司马炎的绝招
一钱杀二士
钱，国之重器，不可轻废
小结：胡马过阴山
第八章　南朝金粉（南朝）
生而不平
钱财断手足
全民高利贷
萧齐祸福
小结：逝去的贵族
第九章　大隋悲歌（隋朝）
壮哉盛隋
隋五铢的奇迹
隋炀帝的国际贸易
尽道隋亡为此河
白钱的故事
小结：隋之殇
第十章　今有大唐初长成（唐高祖—唐玄宗初年）
另类贞观
无字碑上的轮回
金简除罪
官无事，民自富
钱上美人痕
第十一章　开元全盛日（开元四年—天宝十四年）
钱味甘，大热有毒
开元限购令
增发货币的两种方法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李娃传》中的金融故事
第十二章　国在铜钱破（唐肃宗—唐宪宗）
货币战争之安史之乱
盐铁专营的轮回
向富人征税
唐末钱荒
小人物的救赎
小结：魔道相争胜者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是部金融史／陈雨露，杨忠恕著．—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3
　ISBN 978-7-5502-1252-7
　Ⅰ．①中…　Ⅱ．①陈…②杨…　Ⅲ．①金融－经济史－中国－通俗读物　Ⅳ．①F832.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95927号
中国是部金融史
作　　者：陈雨露　杨忠恕
选题策划：北京时代光华图书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徐秀琴
封面设计：水玉银文化
责任校对：金成学
* *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100088）
北京力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316千字　　889毫米×1194毫米　　1/16　　16.75印张
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
ISBN 978-7-5502-1252-7
定价：39.5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010-82894445
毋庸置疑，当代金融学教学科研的根基是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特征是“科学化”，西方经济学者希望通过计量工具检验经济数据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而推导出一种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理论”。当金融界醉心于那些繁复的金融工程理论的时候，不知可曾想过，金融学“科学化”可能正在把世界引入歧途：最先进的人工智能甚至不能模仿最简单的人类感情，数学模型又怎么可能阅尽人世繁华？果然，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中，华尔街金融巨鳄们把贪心隐藏在貌似繁复的金融模型之中，自己赚到盆满钵满，却把风险搭售给了全世界的投资者。
凯恩斯经济学之所以能流行至今，是因为在1929年的大危机中美国政府想花钱刺激经济、全世界的政府都想对经济运行有发言权；新古典经济学等一系列倡导自由主义的经济学流派之所以在20世纪末成为主流经济学，是因为美国政府必须为“新经济”中的信息产业再造一个自由竞争的环境，各国要模仿这种产业，也就必然要缔造相同的经济环境。说到底，所谓经济学流派，其观点一旦落地，必定是一国政府信奉的经济政策，而不是那些字面上的经济学论文。是美国政客在《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中为自己寻找论据，而不是《美国经济评论》可以左右经济政策。
很遗憾，西方文明引领世界至今不足三百年时间，他们的祖先没有机会反复验证这些经济理论。煌煌华夏数千年往事，有过辉煌的文景之治、开元盛世，也有过五胡乱华、五代十国的纷纷乱世，尘封的故纸堆早就把“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演绎得淋漓尽致。在这些不可重复的社会试验中，古人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金融学文库，也演绎了所有经济学流派的政策建议：《史记》看懂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盐铁论》通篇都在呐喊“除秽锄豪，然后百姓均平”；《钱神论》则戏谑货币为“亲之如兄，字曰孔方”……
无论多么复杂的金融学理论，都应该能以先贤这种平实的语言说明，毕竟金融演绎的是普通人的一颦一笑。出于这种考虑，我们在2007年开始试图将这种想法付诸实践，试图从历史的视角追寻金融的脉络，并形成了《金钱统治》《世界是部金融史》两部书稿。《金钱统治》的创作时间颇显仓促，仅描述了货币制形演进，很多关联的史实和金融学道理尚未交代清楚。这部《中国是部金融史》最初的基础便是《金钱统治》，有幸在现在这部书稿中对此进行了重新梳理，希望能再次为大家交代孔方乾坤中的货币天道。
书稿从最初构思至今已五年有余，这期间我虽然经历数次工作变动，但即使最忙的时候也不曾中断书稿的写作。然则人事牵缠，直至今日本书的第一册方与读者再见面。其间，我和杨忠恕博士都经历了无数不眠之夜，主要的讨论集中在午夜的电话里，搜集史料、考证史实、凝练语言，其中苦寒不足为外人道也。书稿写作经常要熬到午夜两三点，周公、汉文帝、曹操、晋武帝、唐玄宗……一干历史人物都先后走入过我的梦境，得缘神交古人也算是我最大的收获之一吧。
陈雨露
2013年1月
第一章
此朝无钱胜有钱（周朝）
虽然王室衰落，但是诸侯仍旧秉承“夏禹、商汤、周公”三代缔造的社会梦想：无论是君对民，还是霸主对诸侯，都要有信义。这时候，天还是蓝的，水还是清的，骗子是不可以当卿客的，无德无能的君主也是会被干掉的……
对权力没有任何制约的西周，“王德”是封建统治者最后的底线。这种“王德”对天命的畏惧延续了周王朝近千年的生命，此后，无论春秋五霸如何强盛，都只能挟天子以令诸侯，再强的诸侯都必须获得王室认可。
在历史的长焦镜头中，金钱永远可以代表利益，所谓“民心”不过是给大部分人一个公平赚钱的机会，这才是一个社会最大的“道德”；在绚丽多姿的历史长卷中，金钱又永远不可能成为主角，它只是财富的一个符号，对与错，只在用钱的人。
好了，从西周说起吧。
西周是一个混沌世界，不要说金银，就是青铜产量也不大。没有金银的世界，什么才是钱呢？
既见君子，赐我百朋。
——《诗经》
其中的“朋”指代贝壳，与很多国家和民族一样，贝壳是中国的第一代货币，后来，用青铜铸成的贝壳也被用作货币。对统治者来说，贝壳远远担负不起驾驭天下的责任，那么西周王朝要以什么方式统治国家呢？
贝壳货币
大部分人对西周的了解来自《封神榜》，也就是武王伐纣。实际上，周武王姬发统治的时间很短（既克商，两年，王崩），他根本来不及建立统治国家的框架。姬发死后，其弟姬旦，也就是周公即位（篡位）。这位孔子常常于梦里神交的先贤才是西周制度真正的奠基者，他解决了如何统治天下的问题。
姬旦选择了当时最有效、最简单的统治方式——封建：为确保对国家的统治，姬旦共封七十一国，其中姬姓五十三国，封国在地方替周王管理属国。
封建封建，封而建之。周王给下属或者子弟封地，让这些人永远效忠王室。在没钱的时代这也是一种交易，我们姑且将之称为“恩惠换忠诚”。
在封建制下，无数实力相近的封臣，任何一个都没有动力背叛周王，更无法单独对抗整个部族。这种情形颇类似于经济学中的完全竞争假设：无数同质的生产者（邦国太小，而且很多），在一个信息充分的市场（封建君主都是亲戚，知根知底）上出售同一种产品（简单的军事和经济支持），于是，价格可以在瞬时达到均衡（稳定的统治）。
这种恩惠能换来封臣对君王的忠诚吗？
答案是：不能。
同样可以用现代经济学的观点进行解释，王室对封臣的恩惠存在边际递减效应：王室封赏得越多，封臣对忠于王室会越来越不感兴趣。
西周王室真正控制封臣的，是其缔造的精神统治，即“王德”——这才是整个西周封建统治的根基。武王伐纣，在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自己的“王德”和商纣的“无德”。一有一无，才使得牧野决战中殷商军队倒戈相向。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人不会被统治，一个没有统治者的世界才真的可怕。重要的是，作为统治者的“王”，有着什么样的“德”。
西周初年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清楚地告诉了我们周武王、周公信奉的“王德”：敬天、保民。
在这里，“王”只是一个凡人，“王”之上还有“天”，所有凡人都必须有所敬畏。在天命面前统治者必须修明德行，如果失德，即使已有天命，亦会被上天抛弃。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此前、此中、此后，无论多么辉煌的文化、多么骁勇的铁骑，一旦统治者失德，帝国最终都将沦丧。
王之贵，贵在有尊严、责任、勇气和自律，历代周王农耕稼穑必须亲力亲为；战场上一马当先的也不是命运悲惨的奴隶，而是头顶桂冠的王，数代周王都在对异族犬戎的征战中喋血沙场。
王者必须去竞争，不争何以为王？
竞争又必须有风度，宁可承担养虎为患的后果也不能失去品行。与后世“斩草要除根”的理念不一致，周武王灭商之后，纣的儿子武庚被封在商朝国都朝歌为王，国号“邶”。即使是商纣王这个亡国之君，明知周文王可能是商朝的最大祸根，照样要依约放虎归山。武王灭商与后来的秦灭六国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逻辑：秦灭六国，杀尽王子王孙；牧野之战，纣王眼见兵败，身着白玉衣，走向了鹿台自焚。在很大程度上，殷商军事、经济实力都还在，纣王自尽，只是以一种体面的方式承认了自己的失败。
现在，看着满大街广告，不管是什么都敢自吹“帝王奢华、至尊享受”，我真感觉可笑、可悲、可怜。
这些无知、无良广告所谓的“王”如果单纯指豪宅、香车、美女……那么我只能说：这只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臆想，与真正的“王”毫不沾边，字里行间流露的只有肤浅、粗糙、低劣和恶俗。
封建王朝的每一个皇帝都可以自我标榜有“王德”，但是，我坚信只有西周统治者才真正相信天命悠悠！因为，在那个刚刚逃离蒙昧的时代，所有人都坚信自己的命运被上天掌握，王朝的命运同样如此。
对权力没有任何制约的西周，“王德”是封建统治者最后的底线。这种“王德”对天命的畏惧延续了周王朝近千年的生命，此后，无论春秋五霸如何强盛，都只能挟天子以令诸侯，再强的诸侯都必须获得王室认可。这一点，颇类似于西欧或者日本王位千年一系，绝不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强盗逻辑。
很遗憾，“王德”对人的约束不能用经济学理论解释，这一点颇类似于今天的行为经济学一明明知道捐赠对自己不利，还是有人心系天下。“王德”为一个社会提供了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如果每一个人都从心底信服“王德”，那么，就不会有人想去打破这个规则，每一个人的生存也就有了最后的底线。
凡是试图打破这条底线的举动，都是全社会所不允许的。
周公之后，西周终于到达了“成康之治”的巅峰，四十余年没有案件审理，人们生活在一片和睦之中（刑错四十余年不用，……民和睦，颂声兴）。
丕显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
——《诗经·周颂·执竞》
周厉王推行“专利”，就是任用荣夷公从封王手里收缴山川林泽，或者让占用山川林泽的封王定期向王室纳税。“专利”不过是周厉王为挽救日渐衰亡的王室而从诸侯的碗中分一杯羹，如果王室真的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王权，最后被赶出京畿的就不是周厉王了。
西周王朝灭亡之后的两千多年里，人们不断思索：若诚如孔子所言，西周是一个政治清明、道德高尚、制度合理的王朝，为何这样的王朝也会在历史长河中湮灭？
答：如果没有外敌，那么西周王室很有可能成为千年一系的中华帝王家族，中华的历史可能会被完全改写。遗憾的是，历史不容假设，周王朝的西部有一个强大的异族——犬戎，这个民族的存在使得西周依靠“王德”维持统治的愿望注定要落空。
西周与犬戎的边界在今天“常武一彬县”一线，距离西周王畿镐京只有一百二十公里，而西周王室军事主力东八师（成周八师）却驻扎在东都洛邑，用来防止商人反叛。更可怕的是，犬戎一次能派出数百辆战车与周人作战，文明水平、经济实力与西周根本不相上下。
了解西周灭亡的原因又绝非易事，西周的大部分原始史料来自出土青铜器的铭文，青铜器的作用是祭祀祖先，让古人在祭祀的时候刻上自己的糗事，可能性是很小的。至于《史记》，甚至更晚的一些二手资料，只要稍加分析就知道太不靠谱了。
《史记》首先将西周灭亡归咎于周厉王。在《史记》的描述中，周厉王是一个贪婪的人，他骄奢淫逸，还不准别人说他坏话。人们在路上都不敢说话，只能互相对视以表达自己对周厉王的不满（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真的是这样吗？
成康之治后，依次有昭、穆、共、懿、孝、夷、厉七代周王，西周衰败自昭王始。成康之治时，周朝面对犬戎还处于攻势，但到周昭王时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周昭王本人死于征伐犬戎的路途上，王畿镐京的主力军队西六师也丧失殆尽。周穆王时期，犬戎已经从被动防守转为主动进攻。
一旦西周对犬戎从攻势变为守势，王室也就难以维持在诸侯中的权威。
为防止犬戎西犯，周穆王开始不断违背原则加强对西部诸侯的封赏。“恩惠换忠诚”本来就没有确定标准，赐予西部诸侯的土地又只能从王室渭河流域的土地中分割，赏赐的土地越多，后续赏赐的可能性就越小，王室自身经济基础也就越弱。从青铜铭文来看，周穆王为取悦西部诸侯所采取的行为已经超乎西周初年的想象：册封之礼，祭祀所用牛羊大约是西周初年的十至十五倍；西部诸侯的王妃也远远超出了应有的数量。
我们同样无法通过青铜铭文估计王室这种行为到底造成了多少恶果，不过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比较。周公或成康时代，王室的赏赐都是成片的土地，这时赏赐被称为“土”；到了周穆王时期，青铜铭文中只记载王室赏赐小片土地，被称为“田”。现存出土文物中有一件“大克鼎”，大克鼎记载了厉王前期的一次赏赐，赏赐给诸侯七块“田”，而且都在边缘地带。
可能是，周穆王时代王室已经一蹶不振，王室已经拿不出像样的封土了，周穆王只能提高对西部诸侯的特殊礼遇。在重礼的西周，这既是对其他封臣的不公平，也是王室自己在败坏“王德”。
于是《诗经》记录下另一个恶果：既然王室带头打破规矩，其他人还有什么不能做的呢？君臣无义（乱之又生，君子信谗）、父子不亲（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夫妻无情（将安将乐，弃予如遗）、兄弟无序（终鲜兄弟，维予与女）、朋友无信（朋友已谮，不胥以穀）……
父子、夫妻、兄弟、朋友，都是人最应该珍视的关系，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兄弟、朋友，甚至父母、伴侣都不放在眼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每个人都如此，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如果一个社会里人们只信金钱，如何能指望君王、诸侯甚至普通人可以“明德”、可以“保民”？
司马迁之所以大骂周厉王，原因还在于周厉王推行了“专利”制度。其实，西周铭文甚至后世典籍始终都没说清楚究竟周厉王的“专利”是个什么东西，只是说他“专山林川泽之利”。周厉王很可能把诸侯的山林川泽收归国有（自己所有），凡是在山上砍柴的、打猎的都要向王室纳税。看起来，周厉王敛财是确定无疑的，所以，司马迁认为此人是一个暴君。
不是周厉王贪婪，而是王室实在太穷了。
周厉王前期，封臣的势力已经超越了王室，多次有封臣击溃犬戎的记录，而王室军事主力成周八师却在战场上屡屡溃败。现存西周文物中著名的“多友鼎”，反复提到一位叫“武公”的诸侯力挽狂澜，派出自己的战车解救被围困的王师。周厉王的命令只能下达给武公，武公再指挥部将作战；胜利后，周厉王的赏赐也只能给武公。也就是说，周厉王自己不可能指挥军队击溃犬戎。
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
所以，周厉王要推行“专利”。在大骂周厉王之前让我们先看看“专利”究竟盘剥了谁，究竟是谁在山林川泽里砍柴、打猎。
据《礼制·王制》记载，西周山川林泽本来是公共土地，任何人都可以在其中砍柴、打猎，后来，随着封王势力增强，他们封死了普通人进山的道路，把山川林泽视为自己的禁脔。周厉王推行“专利”，就是任用荣夷公从封王手里收缴山川林泽，或者让占用山川林泽的封王定期向王室纳税。“专利”不过是周厉王为挽救日渐衰亡的王室而从诸侯的碗中分一杯羹，如果王室真的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王权，最后被赶出京畿的就不是周厉王了。
在异族入侵压力的威逼下，西周王室被迫培育了强势诸侯，一旦诸侯之间力量失去平衡，“王德”便失去了自身的魅力。
西周王室失去了财富、失去了王德，也很快会失去江山。
司马迁提到的第二个西周亡国之君是周幽王，附带给周幽王编派了一个“烽火戏诸侯”的罪名。
《史记》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周幽王经常无故点燃烽火，诸侯闻讯而来的时候，却没有发现王朝面临军事威胁。原来，周幽王有一个妃子叫褒姒，每当褒姒见到城下疲于奔命的诸侯，就会笑得很开心。后来，犬戎真的对周朝发动进攻，周幽王点燃烽火的时候，再也没有诸侯赶来勤王。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大概由于破绽太多，以至于今天的正史研究将这个故事直接列为传说）。
《史记》之前的《国语》和《吕氏春秋》对褒姒的故事都有记载，最初的原型则是《诗经》里几句无关紧要的诗词。
《国语》的版本最不可信：褒姒是邪神转世，与商纣王的妲己一样，她来到世间就是为了惩罚西周王朝失德，她在人间的帮手叫作“虢石父”，两人狼狈为奸，败坏西周政务。至于《吕氏春秋》，情节与《国语》类似，只是故事更为简单，而且提到一句：周幽王为了取悦褒姒，经常亲自为她击鼓（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数击鼓）。
太史公司马迁真牛，愣是把《吕氏春秋》里的“击鼓”改为“烽火”。
这样做，不是太史公粗心，而是古代史学家们必须为西周找到一个灭亡的理由。否则，西周又怎么可能成为顶礼膜拜的典范？
只有展示出“妖女祸国”这样一个古老的传说，西周王朝在历史上的声望与其耻辱的结局才能调和，史学家才能继续把西周供奉在神坛之上。周幽王不是灭亡西周的终极杀手，一个绵延数百年的王朝，不会因为某一个人振兴，更不可能因为某一个人衰败。指责“妖女误国”，不过是历代史家标榜自己学说的一种障眼法。
《竹书纪年》《国语》和西周末年的青铜铭文确实提到了很多女人，一群漂亮的女人，她们或依附于权贵，或围绕在诸侯周围，也许其中有一个人就叫褒姒。对世界来说，年轻漂亮的女人也是一种稀缺资源，如果这种稀缺资源围绕在封建统治者周围，那么，对一个社会来说就绝非幸事。她们叫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漂亮女人以年轻貌美作为资本跻身统治阶层，而身居高位者从她们那里获得了愉悦。
这是怎样的一种愉悦？
放弃了祖先，放弃了“王德”，甚至放弃了天下，一旦这种风气成为时尚，乱世之相必生（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
现在，我为大家还原这段历史。
周幽王的王后叫“申后”，来自西部另一个强势诸侯——申国。按西周宗法制度，申后的儿子——宜臼是嫡长子，也是法定的王位继承人。《竹书纪年》还记载了周幽王的一个王妃，也许就是传说中的褒姒，她的儿子叫“伯服”，按宗法制度，伯服没有可能成为周王。
我的判断是，一旦宜臼成为周王，周王室就可能完全落入西部诸侯的控制。周幽王不糊涂，他知道这件事的后果。
周幽王时代的铭文还记载了一位权倾天下的诸侯，这个人在周宣王时代就被册封为“皇父”，周幽王时代被加封为“太师尹氏”，当权四十多年，能号令诸侯。周幽王五年（公元前777年），犬戎再度入侵西周王畿镐京，正是这位皇父率领诸侯击溃了犬戎。
此时，周幽王却已经穷得叮当响，再没有可能用“恩惠”来换皇父的“忠诚”。
既然赏无可赏，干脆就罚吧。
公元前777年，皇父被周幽王赶出王畿镐京。之后，周幽王获得了暂时的胜利，废黜了来自西部诸侯国的王后，并立褒姒之子伯服为王位继承人。
这是一个短暂的胜利，却是西周灭亡的开始。
周幽王之所以能驱逐皇父，不是因为实力，而是因为周王的位置，这个位置代表着道德制高点。一旦整个社会不再信奉道德，那么道德制高点的号召力便降为零，剩余的就要靠实力说话。
失去“王德”的社会，人们只会臣服于强人，只有利益才是真正的信仰。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西周几乎是一种丛林社会，只有赤裸裸的暴力才能制约这些诸侯了。对诸侯来说，周幽王不过就是一个名号，没一起喝过酒、没一起拼过命，凭什么要听你的命令？
无疑，周幽王也看到了这一点。
将皇父赶出镐京的同年，周幽王在太室山与东部诸侯结盟，希望依靠东部诸侯对抗西部诸侯。东部诸侯以殷商移民为主，曾经是西周王室防范的主要敌人。此时，周王室很可能已经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周幽王只好放下周王的架子，把自己与东部诸侯摆在了同一起跑线上。
实力做主的时代，皇父、申后也不会忍受失败，次年，申后的父亲与皇父同时起兵讨伐周幽王，要求立宜臼为王位继承人，更可恨的是，这两位诸侯请来了宿敌——犬戎作为帮衬，进攻周京畿。
周幽王根本没有真正的实力，重建的成周八师在皇父、犬戎联军面前一触即溃，只稍作抵抗镐京便沦陷，东部诸侯并未出兵相救。
公元前771年，周幽王在镐京附近的骊宫被杀，西周亡。
管仲告诉我们，强国、弱国最大的区别是强国的钱都在黎民百姓手里，弱国的钱却在国王的钱箱子里。这一点，颇类似于穷国和富国的区别，穷国只想抢老百姓的钱，富国却在想着如何让老百姓赚钱。
周幽王死后，周平王为了躲避犬戎，东迁至东都洛邑，中国开始了春秋时代。但无论春秋诸侯多么强盛，都要举起周王室大旗，所以，春秋在中国历史上也被称为“东周”。
真正的强国，震慑敌国的不只是万乘之师，还有无法超越的经济实力。强国经济之强，必然源自国内公平的经济环境，能为国民提供一个自由创造的空间。即使弱国拒绝承认强国的地位，甚至试图与强国平起平坐，也永远无法拒绝强国对本土的经济渗透。
真正的强国，其货币体系同样无法被超越。
无论弱国多么不情愿，强国货币都一定会流进他的地盘。在古代，一种曾经广泛流通的货币必然有大量文物存世，春秋货币则主要包括布币、刀币和蚁鼻钱三个体系。在中国史籍中经常提到“春秋五霸”，不过“春秋五霸”有很多种版本。顺着本书的逻辑，我们可以断定，真正的春秋强国是齐国（刀币）、晋国（布币）和越国（蚁鼻钱），分别对应着齐桓公、晋文公和越王勾践。
从时间顺序来讲，齐桓公是第一代春秋霸主。不过，从齐桓公的所作所为，我实在看不出这是一位中兴之主，说他是一个花花公子倒是更可信。齐桓公这辈子就做对了一件事，任命管仲为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管仲出身贫寒，史籍给出的记载是“城阴之狗盗也”。关于管仲年轻时的事迹，我只知道他做过小买卖、当过兵，还做过几次小吏。管仲似乎又是真正的“狗盗”，做生意的时候是黑心商贩、从军的时候当逃兵、当小吏的时候被罢免……这个“狗盗”又与别的“狗盗”不同，当小贩的时候，他认识了鲍叔牙、隰朋等一批志向高远的朋友（实际上也是小商贩），也深刻领会到一个普通百姓谋生的艰难。
管仲得到的第一个机会是辅佐公子纠——一位被质押在鲁国的齐国公子；而他的朋友鲍叔牙则辅佐另一位齐国公子小白，也就是后来的齐桓公。齐襄公死后，公子小白在齐国境内，是主场；公子纠却居住于齐国，是客场。
于是，公子小白变为齐国国君。
公子纠当然气不过，就向鲁国借兵跟公子小白打了一仗。鲁国看到公子小白已经即位，就杀了公子纠，并把管仲交给了齐国。此后，便是那些著名的故事：鲍叔牙举荐管仲替代自己为相，齐桓公与管仲君臣相伴，缔造了第一代春秋霸主。
真实的世界，远比故事残酷。没有国君知臣子的佳话，只有一个超级强势的宰相和一个白痴国君。
齐桓公在与管仲第一次对话时，就尽显二百五本色。
齐桓公：要怎样做，才能保住我现在滋润的小日子呢（社稷可定乎）？
管仲：纷纷乱世，必须成为诸侯霸主才能保住自己（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
齐桓公：我没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只求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吾不敢至于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
面对这样的回答，管仲的反应很强烈，居然以死相逼：我没有为公子纠殉节，是为了辅佐一代英主成就霸业，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宁愿赴死（臣之不死纠也，为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禄齐国之政而不死纠也，臣不敢）。
说完，管仲就甩手而去，快走到门口的时候才获得了齐桓公的挽留（乃走出，至门，公召管仲）。不过，齐桓公的答复依旧很勉强：你不要这样，先干着看看（勿已，其勉霸乎）。
接下来的对话，才是齐桓公最关心的内容。
齐桓公：我有三个坏毛病，还能执掌国政吗？
第一个坏毛病，狩猎成瘾，无论白天黑夜，想去的时候就去，只要去了就一定要得到很多猎物才肯回来。结果：耽误公务（为了娱乐，不顾身体，也不顾国事）。
第二个坏毛病，酗酒，不分白天黑夜地喝酒、连续喝，而且，一定要喝醉。结果：耽误公务（别说国君，就是一个乡镇干部天天烂醉如泥，也一定不称职）。
第三个坏毛病，喜欢美女，只要这个女人漂亮，不分长辈、晚辈，远近亲疏，我都要拿来娱乐。结果：耽误公务（他还真有脸说）。
齐桓公很诚实，后来他的所作所为也证明了这一切的真实性。仅女人一项，就弄了七百多名，天天在后宫娱乐。
管仲的回答很有自信：只要你今天任命了我，你自管取乐，我来替你治理天下！
管仲拜相，面对的却不是一个清平世界。
齐桓公在高、国两姓贵族的支持下登上国君之位，这两姓是齐国的世袭贵族，也是周王室的上卿。两姓贵族对国政的掣肘可想而知。不过，管仲最后还是统一了政令，一步步将齐桓公送上春秋霸主的位置。
回顾管仲的治国策略，可以将之缩略为三步。
第一步，向国内贵族妥协，取得至高无上的权威，独秉乾坤。
如同当年的周王室，齐桓公主要靠贵族供奉，包括供养王室生活、军需等。尽管地位很高，高、国两姓也有自己的痛苦，要参与朝政就得为王室掏钱，很心痛。
管仲上台后的第一个策略就是免除了高、国两家对王室的供奉，王室支出源自全体国民。
从古至今，很多史籍、很多人把高、国两姓贵族作为反动势力代表加以抨击，认为管仲的改革不彻底，没有打倒旧贵族，是这位伟人事业的一大败笔。
反动势力之所以被称为反动势力，不是因为反动，而是因为有势力。既然有势力，又怎么可能被你革掉？打倒旧势力，想兵不血刃，那是不可能的。改革的真谛就在于对立双方的妥协，妥协不是投降，而是在损失最小的情况下寻找前进的路径。
只有支付给旧势力一部分利益，双方才有可能互相让步。在管仲倡导的改革中，一方面，高、国两姓确实得到了实惠，另一方面，也失去了公室支撑者的政治地位。
多年的底层生活，管仲在庙堂之高亦知江湖之苦，他要做的是“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因为，“天下之所生，生于用力；用力之所生，生于劳身”。这句话，可以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来解释：劳动力才是价值的最终创造者！
所以，管仲告诉我们，强国、弱国最大的区别是强国的钱都在黎民百姓手里，弱国的钱却在国王的钱箱子里（王者藏于民，霸者藏于大夫，残国亡家藏于箧）。
“富民”其实很简单，只要不滥用权力，创造一个轻徭薄役的环境，让人民自己去创造财富就足够了。
齐国自耕农的主要负担是徭役，征发劳力耕种公室农田。管仲免除了自耕农的徭役，并将公田分给自耕农，这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均田”的性质。其他废除的还有关税、商品税、人头税等。十年后，齐国“冠带衣履天下”。
管仲断了贵族供奉，又轻徭薄役，还要维持齐桓公奢华的生活、称霸诸侯，哪里来的钱？答案见第二步。
第二步，铸币，垄断，调度天下财富。
齐国的铸币叫作“齐刀”，原型是齐国的捕鱼工具，齐桓公之前就有刀币流通。管仲所造的刀币叫作“造邦刀”，比当时民间刀币重五分之一，故民间刀币也称“小刀”。造邦刀刀缘圆润、文字整齐，是中国乃至世界货币史上的第一个标杆，它向世人昭示：官方货币代表着国家信誉，精美的足值货币不仅是国家蒸蒸日上的象征，也是人民生活的基本保障，故曰“造邦”。
齐国造邦刀
造邦刀替代市场上流通的小刀，颇有调控市场的意思。为保证齐国农民不至于流向其他诸侯辖地，管仲在春荒、夏荒的时候向农民低价出售粮食，并规定可以用旧的小刀购买；至于造邦刀发放，则是在每年秋收的时候以高价购买农民手中的粮食。
管仲铸币还是没捞到什么油水，齐桓公就财源之事询问管仲。
齐桓公：是否可以提高房地产税？
管仲：如此，等于拆人家房子。
之后，齐桓公又列举了山林税、牲畜税、人头税等，管仲的回答都是“不行”。只要是增加税收就一定会带来副作用，而且解决收入的办法根本就不能是增加税收。
齐桓公：那么，我靠什么发财呢？
管仲：官山海。
“官山海”就是管仲捞钱的办法，也是“盐铁专卖”的雏形，说白了，就是由王室垄断盐铁之利。管仲选择了利润最大的山（铁矿）和海（食盐）。当时，普通人要生存下去，除粮食外，盐、铁都是必不可少的物品，齐国靠海多山，盐铁自然是主要产业。经管仲测算，如果垄断食盐销售，每斤食盐价格增加一钱，就相当于人头税提高一倍。
这事以前周厉王也干过，他不过让个把上山砍树的贵族缴税就搞得鸡飞狗跳，最后连自己也被赶出王畿镐京。
能行吗？
行不行，看谁来办，也要看怎么办。
管仲手腕很高明，做法也比较温和，没有和民众直接对抗。官府只是垄断食盐和铁器销售，生产环节仍旧留给原有的盐商和铁商，没有彻底断掉这些人的财路。这种“官办民营”的方式并未过多侵蚀私商利益，官府获得的收入也远高于税收。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封建统治者给予人们利益的时候，一定要显示出来；夺取人民利益的时候，千万不能暴露，所谓“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
第三步，管仲亮出了锋利的齐刀。
管仲的刀，砍向了诸侯国的粮食生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三十六计中的“衡山之谋”。所谓“衡山之谋”，是指春秋时期齐国征服衡山国的货币战争。
衡山国盛产兵器，衡山利剑，天下无双。管仲早就在谋划征服衡山国，不过，要想以武力攻打衡山国，肯定要费一番工夫。
替代性做法是，管仲在起兵前一年就派人到衡山国高价收购兵器；十个月后，燕、代、秦等国都跟着到衡山国收购兵器，可谓天下争购。看到这种情况，衡山国国君告诉宰相：“天下各国都争购我国兵器，可使价钱提高二十倍以上。”于是衡山国百姓纷纷放弃农业转而打铁。
一年后，齐国派人到赵国购运粮食，赵国粮价每石十五钱，齐国却按每石五十钱收购。包括衡山国在内的诸国都运粮卖给齐国，就在各国为发财欢呼的时候，齐国突然封闭关卡、停止收购粮食和衡山国兵器。
在夏收前，齐国向衡山国出兵。
此时，衡山国已经无粮可用，兵器也差不多卖光了，又不能在别国买到粮食，在经济和军事两个战场上败得精光，只得奉国降齐。
“衡山之谋”说穿了其实很简单，以高价诱使敌方放弃本业，追求某种产业的畸形利润，最终造成敌人经济瘫痪。
在任何时代，一种商品价格暴涨都会带来巨额利润。这种利润高得让人炫目，除非这种利润来自垄断性技术，否则是一定会出事的。高利润会吸引相当一批人冲进去，这批人往往还是能率先看到商机的精英。等到一个国家几乎全民干一件事情的时候，暴利就要终结了。
道理很简单，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赚钱。
借着锋利的齐刀，管仲最终击溃了所有的对手。五年中，管仲先后用这种方法收拾了鲁、代、吕等诸侯，屡试不爽。不是诸侯太愚蠢，而是在利润驱使下，国家的每一个人都已经疯狂，国君就算看清楚了齐国的阴谋，又怎么对抗得了？
齐桓公十五年（公元前671年），齐、鲁、宋、陈、郑“同盟于幽”，周惠王“赐齐侯命”，齐国春秋霸主地位正式确立。
然而，管仲的悲剧从上任第一天起就已经注定。
管仲是一个有远见、有能力的政治家，他主宰下的齐国是典型的强人政治。强人政治，需要强人有政局操控能力、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敏锐的洞察力，能以一人之力协调邦国运转。强人确实可以改变一个邦国的命运，但缺点也很明显：一旦失去这个强人，国家立刻就会陷入窘境。
强人一般会为自己寻找一个合适的继承人，问题是，管仲不是国君。
管仲为齐国鞠躬尽瘁的时候，齐桓公在享受他的爱好。除了七百多个女人，顺便还宠幸了一个著名的厨师——易牙。易牙是一个优秀的厨师，鲁菜的创始人，据说味觉系统相当发达，能品尝出淄水和渑水的区别。
这位优秀的厨师还有着很高尚的理想，他想取代管仲成为相国。中国古代并不缺乏厨师、宦官、轿夫把持朝政的事例，一般来说，这些人都是奸臣的代表，比如易牙、魏忠贤、和珅。不是这些职业的问题，而是这些人不该选择政治。他们接近最高权力核心，也看到了权力的巨大利益，却丝毫不懂权力的危害。毕竟，危害是对百姓的，利益却是自己的。这位厨师易牙最著名的事迹就是：为了让齐桓公品尝人肉滋味，把自己的儿子杀掉做了下酒菜。
病榻之上，齐桓公询问管仲谁能继承相位。管仲却没有推荐任何人，只是答道：知臣莫若君。
管仲死后三年，易牙伙派修筑围墙将齐桓公困死（饿死）于宫阙。此后，齐桓公的六个儿子互相攻击，先后都成为齐国国君，又被后来者击溃。
在日复一日的争斗中，齐国最终一蹶不振，再没能复霸。
范蠡借助大量的蚁鼻钱搞活了对外贸易，生意范围那是相当广，业务项目更是几乎囊括了一切赚钱的生意。唯独对吴国，只做一种生意——以蚁鼻钱高价收购粮食。
齐国之后的霸主是晋国，唯一有实力挑战晋国的是楚国。晋、楚经历了近百年的争霸，两国也各自发生了很多内乱。公元前579年，晋、楚约定彼此不再兵戎相见，而是要“同心怜诸侯”。这就是春秋史上著名的“弭兵之约”，此后四十多年，晋、楚间再无战争。
尽管如此，晋国却没有停止小动作，暗中大力扶持楚的属国吴国，送给吴国兵器和战车（教吴乘车，教之战陈），最重要的是唆使吴国背叛楚国（教之叛楚）。公元前514年，吴国公子光派刺客刺杀了吴王僚，成为吴国封君，这位公子光还有一个名字——吴王阖闾。
据史书记载，阖闾是东周“王道”的光辉代表，他吃饭从不超过两个菜，车马没有任何修饰，宫殿看起来颇像贫苦人家的茅厕……
阖闾生平有一次非常重要的谈话，主题是讨论晋国六卿究竟谁能取代晋国宗族。《封神演义》里确实有一句“天命有常，惟有德者居之”，不过，这是后世作者不自觉流露出的龌龊想法，与真实的东周毫无关系。当时，诸卿客取代宗族是一件根本不可能为世人所接受的事情，也是极端有悖“王德”的事情。
阖闾确实非常节俭，他的目标却不是体恤万民，而是要万民经历比这更残酷的人生。在《三国演义》里经常有“发倾国之兵”之说，意恩就是动员全国所有的兵力、物力去打一场战争（赢不赢不知道）。阖闾发动的却是“全国之民”，吴国之内，只要是个男人，十四岁以上、五十岁以下者要全部从军，更狠的是，作战不力要罪及家属。一个小小的吴国，国人不过数十万，居然有数万军队，动辄“万人以为方阵”、“为带甲三万”……
相信大家都知道，阖闾有一位著名的大将叫孙武，他有一个著名的治军理念叫“赏善始战”，从字面来看是说给前方勇士重赏。实际上，这只是后世兵家的阐释，阖闾和孙武从来都没这么想，他们跟金庸《侠客行》里的“赏善罚恶使”一样，向来只有“罚恶”，从来没有“赏善”。
据说，孙武把后宫三百位佳丽分为两个纵队，由阖闾的两位宠姬领头，娇媚的宫女穿上铠甲，拿起利剑和盾牌（被甲兜鍪、操剑盾而立）。然后，孙武要求两拨宫女以刀剑互殴。
宫女的主要职责是侍奉国王起居，偶尔搞搞军训确实也能愉悦身心。果然，这些宫女在训练场上嬉笑不止，把这当成了一场游戏——这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孙武很生气，要处斩两位宫女头领——阖闾的宠姬。尽管阖闾也想阻止孙武这种无聊的做法，孙武却说“治军的决定权在将军，即使国王的命令也可以不听”（将法在军，君虽有令，臣不受之），还是把两个妃子处斩了。果然，广大吴国人民在严格的军事训练（恐吓）下，后宫弱女也可以成为“赴水火犹无豫”的战士。
能把后宫弱女训练成恐怖分子，这是一种怎样的残酷？
严峻的刑罚对吴国人有着极强的威慑力，一旦没有战功，甚至作战不勇猛都会累及家人。那么，不需要任何奖励，所有人都被绑架到阖闾的战车上，只能前进，不敢后退。
在充满恐惧与虚伪的吴国，阖闾死后，其子夫差成为国王，在打败了盟国——越国后，夫差提出一条非常离谱的和谈条件：若越国想保持诸侯封位，勾践必须以国王之尊来吴国当奴隶——典型无知而又无耻的暴发户！
为保家国不灭，越王勾践还就真的来到吴国当奴隶。而且，他身边始终陪伴着一个人——范蠡：白天，范蠡替勾践做较重的活；夜晚，二人共宿石屋，商量如何见机行事。
在范蠡的开导下，三年来无论夫差如何作践勾践，这位曾经的越王都毫无脾气（三年无愠怒，面无恨色）。最著名的事例，就是范蠡教勾践在夫差生病期间去品尝粪便——夫差的粪便。“勾践品溲”的壮举终于感动了吴王，夫差认为勾践非常忠信。
于是，勾践、范蠡终于得归故国。
归国后，范蠡毫无争议地成为越国第一谋臣。吴国的经历让范蠡明白了一个道理：让广大越国人民饿着肚子去跟吴国交战是不可能的，要想富国强民，必须“左道右术，去末取实”。道与术，就是规律，富国强兵只能按规律一步一步来，认识规律、服从规律，绝不可急于求成（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然后乃可以成功）；所谓实，确实很实在，就是粮食；所谓末，确实很虚无，就是勾践个人的享乐。
勾践回国后每天早晨起来都质问自己一句：你难道忘记在吴国的耻辱了吗（汝忘会稽之耻邪）？然后，携夫人及全体贵族下田耕作，所有百姓不吃肉、不穿彩衣，与黎庶同劳动、共甘苦（“百姓”与“群黎”相对，是王室贵族的统称，所以，普通人千万不要误以为自己是“百姓”）。
关于这段历史，很多人说越王勾践励精图治，最后，三千越甲可吞吴！
这事儿，不对。
越王勾践回国之后，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铸钱，后世把这种钱称为“蚁鼻钱”。蚁鼻钱呈椭圆形，也被称为“鬼脸钱”，从考古证据来看，蚁鼻钱以晋国布币为基准（当忻布），一枚布币比十枚蚁鼻钱稍微轻一些。
蚁鼻钱
范蠡借助大量的蚁鼻钱搞活了对外贸易，生意范围那是相当广（南则楚，西则晋，北则齐），业务项目更是几乎囊括了一切赚钱的生意。唯独对吴国，只做一种生意——以蚁鼻钱高价收购粮食。
公元前472年，吴国正好赶上旱灾，最后国人连稻田里的野生大闸蟹都吃光了。这时候，越国仍旧表现出了“信诚守道”的精神——为吴国提供军需粮食。
勾践对此非常反感，对范蠡说：“我和你一起谋划反击吴国，你总说时机不成熟。现在，又反过来资助吴国粮食，究竟什么时候才可以出兵呢？”
范蠡答：“天灾与人事必须相配合，我们的粮食并不能维持吴国的战斗力，倒是吴国自身的力量至今仍未消耗干净，他们如果作垂死挣扎，我们未必能胜。”
上天没有让范蠡久等，就在为吴国提供粮食的当年九月，夫差再次不顾国内饥荒率兵奔赴黄池与楚国决战。当时，吴国军队的粮食供应几乎全靠越国。
没有粮食、防备空虚，如何能抵抗越国三千兵马？其实，真正进攻吴国的并不是三千越国勇士，而是范蠡前期如流水般花掉的蚁鼻钱。
这一次，范蠡率兵攻入吴国都城姑苏，并在海上断掉了夫差后路，夫差兵败自刎。
最后，说一下范蠡的结局。
人们经常鄙夷“共患难，不可共富贵”。现在，我告诉大家，共患难是因为穷哥们之间根本就没有利益，也就谈不上叛变；不可共富贵，实在是因为没有什么人不会选择背叛，暂时没有背叛是因为筹码还不够大。
这一点，范蠡和勾践都心知肚明。
灭吴当年，范蠡向勾践递上了自己的辞呈：臣子只要见到君王受辱就是死罪，能在吴国陪伴您受辱，是想能有机会为您报仇，今大仇已报，恳请勾践杀了自己。
后来成为财神的范蠡
勾践的回应似乎很够意思：你必须和我一起共坐江山，否则我就杀了你（孤将与子分国而有之，不然，将加诛于子）！
一问一答，其实范蠡只有一个命运：被处死。
范蠡当然不希望自己被处死，在命令下达之前就从海上跑路了（乘舟浮海以行，终不反），顺便还总结了一下逃跑的原因：高鸟已散，良弓将藏；狡兔已尽，良犬就烹……更不幸的是，后世有很多人看不开，这句名言也就无数次得到了验证。
出逃后的范蠡却有了另一番天地，他干起了自己的老本行——经商，也赚了很多钱。司马迁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这样记述了范蠡的结局：他成为家产数以十万计的富翁（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最后老死于陶地。范蠡死后，被奉为“治生之祖”，并成为道教里的财神（关羽是山寨版的财神）。据说，十六两秤的发明者就是范蠡，称杆上有“福”、“寿”、“禄”三星，缺一两损“福”，缺二两损“禄”，缺三两就损“寿”了。
对缺乏商业道德的人来说，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诅咒。
真正的盛世，必然也是文化极盛的时期。中国传承数千年的“六书”全部出自西周，此后，历朝历代只能在西周的残迹里寻找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思索。与后世丰富多彩的金融货币现象相比，西周的金融表现形式确实非常简单，但最适宜诠释金融的本质：诚信。
问：周王室重要吗？
答：重要，相当、特别以及极其重要。
金庸先生在小说中安排了“华山论剑”，统领武林的少林、武当均与这场武林盛会无缘。我猜想，金庸先生之所以这样选择，是因为“中华”之“华”就是“华山”之“华”。华山之所以能有如此的江湖地位，完全是因为周朝的地理位置：西都在镐京，东都在洛邑，西都、东都之间的中心点就是华山，“华山”之“华”也就成为后世千万中国人的代名词。
周王室最重要的历史时期是西周，只有二百七十四年，辉煌与荣耀似乎转瞬即逝，这一“瞬间”却始终照耀着整个中华民族。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
——姜子牙《六韬》
天下既为人人所共有，天下之利权亦当为人人所共有。分封诸侯，血亲是一种自然的标准，是人类懵懂时最直接的标准，也是当时最公平的标志。秉承这种最为原始的公平，不但周王室的天下分封给了诸侯，诸侯的天下也分封给了宗族。这是一种维系人性与理性的统治模式，即使在周王室衰微后，任何背叛王室的行为也都被认为人神共愤。
当然，我必须告诉大家，这种方式有着致命的弱点：王室一旦孱弱，必然会有诸侯挑战王室权威，周史已经明确证明了这一点。
应该说，秦帝国是周王朝疆域的直接继承者，嬴政也看到了周王室统治方式的弱点。秦帝国似乎汲取了周朝的教训，用封建官僚替代了宗族分封。
大秦帝国最大的弱点就在于违背了周王朝的“王德”精神：试图追求权力永久的统一，天下变成帝王一人之天下。在秦嬴政缔造的这个刚性权力链条中，一旦源头崩裂，就再无任何人能帮助帝国走出险境，因为，除了利益已没有任何理由让任何人再把自己和封建统治者联系在一起了。
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嬴政、商鞅等人将帝国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到了咸阳，中心被毁灭之后，整个帝国体系便随之坍塌。仅仅十五年，秦帝国就在一场内战中瞬间坍塌，发动这场战争的既非外族也非官僚，而是被统治的对象——农民。
嬴政统一封建权力的做法失败了，但巨大的利益又激励了后来的封建统治者。此后，历朝历代都试图寻求一种有效的统治方式、一种灵活的折中方案：既要形成严格、有效率的封建集权，又要实现封建统治者对子民的道德统治。
坦率地讲，这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只要追求封建集权，人性统治就必然是一个谎言。
当然，有人可以反驳：周王朝只是奴隶社会，一个奴隶制社会怎么可能超越整个中国古代文明？周王朝生产力确实相当低下，但经济只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相对指标，以封建王朝的生产力评判几千年前的西周简直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但凡真正的盛世，必然也是文化极盛的时期。中国传承数千年的“六书”全部出自西周，此后，历朝历代只能在西周的残迹里寻找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思索。与后世丰富多彩的金融货币现象相比，西周的金融表现形式确实非常简单，但最适宜诠释金融的本质：诚信。
虽然王室衰落，但诸侯仍旧秉承“夏禹、商汤、周公”三代缔造的社会梦想：无论是君对民，还是霸主对诸侯，都要有信义。这时候，天还是蓝的，水还是清的，骗子是不可以当卿客的，无德无能的君主也是会被干掉的……
此后，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封建王朝覆灭，还是今天西方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都是因为远离了“诚信”。
毋庸置疑，孔子是整个周文明的集大成者。这位后世的“万世师表”为我们完整阐释了那个时代的财富精神：获取财富的途径必须是道德，义利并重才是财富的结晶，更是金融乃至任何一个时代经济秩序的根基。
我记得看过一本书，其中简要回顾了孔子的一生。
孔子早年游历齐国，后在自己故乡鲁国成为相国，有感于国君鲁定公好色荒政，公元前497年愤然离开鲁国，开始了周游列国的传奇人生。十四年后，孔子终于结束了艰辛的游说生涯，拖着六十八岁的孱弱之躯回到了桑梓之地。漫长的流窜过程中，孔子有过成为王师的荣耀，也有过饥寒交迫的困顿，甚至有过拘禁受困的耻辱、险些被杀掉的风险。
我之所以记得这本书，不是因为它记述了孔子生平，而是因为它对孔子大加挞伐，骂孔子鄙视财富，要求人们安贫乐道。这本书的谩骂曾经让我对孔子着实很有意见，按照这本书的逻辑，似乎就是孔子搞得我们穷了好几千年，只要没有孔子，我们在战国时代就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了。
孔子曾大声疾呼“罕言利”，所谓“罕言利”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是对缺德世人的指责。所谓“安贫乐道”是“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是奉劝世人尊重规律，绝不能急功近利。
今天，除了孔子，我们还可以瞻仰那个时代的商人，子贡、范蠡、弦高……哪一个不是“富而好仁”，又有哪一个不是“见利思义”？他们对财富、金钱、名利，何尝有暴发户式的浅薄？
道德价值当然高于物质利益，一个社会，如果失去了道德价值，眼中只剩金钱，那就是一个赤裸裸的丛林社会，所有的掠夺都会没有底线。这个时候，没有人能摆脱利益的诱惑，因为整个社会除了钱，已经没有其他任何东西有价值了。
孔子临终慨叹：“天下无道久矣！”此中真味，今天，我们真的懂吗？
第二章
秦始皇统一了货币吗（秦朝）
士兵砍一颗人头可以换取五十亩土地；反之，如果一个五人小队没有砍掉一颗敌人的脑袋，队长就得交出自己的脑袋。《史记》《资治通鉴》记载了很多这样的故事，秦兵为争夺一个砍下来的脑袋自相残杀——那可是五十亩耕地。
以土地作为激励，商鞅把全体秦国人都绑架到了战车上。每户能分到多少土地，是蜗居还是住别墅，完全看砍了多少脑袋。至于文化，那是一定要废黜的。商鞅变法，就是有人偶敢提及《诗》《书》，杀无赦；有人敢以《诗》《书》里的道理讥讽国政，灭族！
经过春秋诸霸数百年纷争，战国时代，中原大地仅剩下七家强势诸侯：齐、楚、燕、韩、赵、魏、秦。这七家诸侯都是见过大世面的，大家都在积攒人品，拼命招揽居民。
战国时代什么最重要？
答：人才！
土地有的是，有人就能在土地上耕种，就能产出粮食。
积攒人品、招揽居民的方法，就是变法。魏国的李悝、赵国的公仲连、楚国的吴起、韩国的申不害、齐国的邹忌……七家诸侯都使出浑身解数鼓励别国的国民迁徙到自己的土地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产出更多粮食，才能在战争的时候保证有兵源。
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现在我们叫他商鞅。
商鞅（约公元前390～前338年），原名卫鞅，生于卫国，所以姓“卫”，又称公孙鞅。后来，卫鞅在秦国被封于商地，才称商鞅。
商鞅像
年轻时，卫鞅托身于魏国大臣公叔痤幕下，公叔痤知道其身负大才，当然，也知道他是一个无耻之徒。
公叔痤临终前，魏惠王来探望他。
公叔痤在病榻上对魏惠王说：“卫鞅虽然年轻，但此人身负奇才，恳请大王拜卫鞅为相，魏国霸业必成。”对魏惠王来说，虽然也认识卫鞅，但还是很陌生。而且，在魏惠王眼里，卫鞅实在太年轻了，怎么看都不像一个相才。
于是，魏惠王只是吭了一声（嘿然），并未作答。
见此，公叔痤又说：“如果大王您不肯重用卫鞅，那么，臣恳请大王一定要杀掉他，这个人绝不能为他国所用。”
魏惠王走后，公叔痤念及多年追随之情，突然良心发现，他把卫鞅叫到床前，告诉卫鞅自己与魏惠王的谈话。最后，公叔痤摆摆手，让卫鞅赶紧逃走。
此时，卫鞅表现出了自己的智慧：“魏惠王既然没有起用我，他也就不知道我的才华；不知道我的才华，又怎么可能真的杀掉我呢？”
公叔痤看着面前的卫鞅，留下了自己最后的遗言：“如果有一天你带兵打进魏国，希望你能念及我对你的收留之情，为魏国宗庙留下后嗣。”
送别阖然而逝的公叔痤，卫鞅踏上了自己的旅程：天下知我者绝非公叔痤一人，我注定是一个枭雄，我一定能成就一番霸业。
卫鞅选择的目标是秦国。在这里，卫鞅变成了商鞅。时值秦孝公当政，商鞅通过朋友先后三见秦孝公，论述了三个不同命题。
第一次见到秦孝公，商鞅大谈应如何仿效尧、舜、禹，建立一个人间天堂，即所谓“帝道”，结果秦孝公睡着了。
第二次见到秦孝公，商鞅大谈如何仿效春秋霸主辅佐周王室，即所谓“王道”，结果秦孝公虽然不悦，但仍旧认为可以跟商鞅继续谈下去。
第三次见到秦孝公，商鞅独辟蹊径开始谈论如何在战国独自称霸，就是所谓“霸道”，结果秦孝公不知不觉坐到了商鞅面前。
此后，便是秦孝公重用商鞅，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商鞅变法”，有人将之总结为四个字——“重农抑商”。
武侠小说里有一种功夫，武林高手在决战中会耗尽全身气血，向对手发出致命一击，代价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一般来说，这种武功都是邪派武功。鉴于这种武功实在是损人不利己，所以即使是邪派教主也不敢轻易使用。
商鞅变法，就是这种邪派武功。
一般贪官也就是贪污很多钱，一般贪婪的皇帝也就是把赋税提高到国人无法忍受的地步，而商鞅和秦孝公要的是天下之利，天下之利只能归秦孝公一人所有。此后，秦国爆发所有力量，不但消灭了六国，也耗尽了自己的钱财、锦帛、粮食，宗庙社稷终至不保……
我们先解释“抑商”。
战国时期，国人已经分为士、农、工、商四类。“商人”的本事在于身上有钱财，喜欢四处流窜、最不听话。所以，必须抑商，所谓抑商也就三条。
第一，秦国不能出现粮食贸易。粮食是战国时代最重要的物资，禁绝了粮食贸易也就基本禁绝了商业。这么做当然是有深意的，因为，如果秦人买不到粮食就只能自己去种地，种地的人最实在。
第二，加重商税，重到任何贸易品种都无利可图。
第三，降低商人地位。战国七雄，只有在秦国，商人才与赘婿并列为最低等的国人。一旦有徭役、战争，商人总是最先被征发。秦国军规明文规定，不必怜惜商人及其子孙的生命，无论什么脏活、累活、危险活都要派商人去干。比如，攻城的时候去城墙上拆砖头。商鞅之前，秦国的都城是全国性商业中心，北通犬戎，东连三晋（北却戎狄，东通三晋），与中原大梁、洛阳、淮阳、定陶等地齐名；商鞅之后，秦地几无贸易。
没有贸易，当然也就没有货币。
货币是一枚一枚的铜钱，分散在国人手中，秦孝公如何能贪天下之利？只有禁绝货币，才能把所有利益都归于国君，国君才能更有势力（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否则，如果有一个人跟国王分钱，那国王就只能得到一半财富；如果有十个人来跟国君分钱，那国君干脆不要混了（利出二孔者，国半利；利出十孔者，其国不守）。
然后，再来看“重农”。
这是一件相当不靠谱的事情，商鞅从来没有“重农”。他真实的想法是：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所以，要想做最有权势的国君，就必须让天下人穷困（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农、工、士、商四类人中，“农人”必须依附于田宅，最缺乏流动性，手里也最没钱，是最容易管理的对象，也是最好的“弱民”。
所以，如果让我解释商鞅的“重农”，就是“重视管理农人”，而不是“重视农业”。
据说，商鞅“重农”的功绩在于给全国农人分配土地；据说，商鞅治下，每个男丁可以分配到一百亩土地。“百亩之田、五亩之宅”是战国时代孟子的理想，最早出于《周礼》，到了《汉书》中居然成为商鞅的土地分配标准。
就为这，商鞅被歌颂了几千年。
这事儿是相当不靠谱的，要知道，商鞅活着的时代孟子还没有出世。而且，关于商鞅均田，我也找到了另外一种答案——“富贵之家，必出于军功。”
什么才是军功？
商鞅所谓的军功，就是数一数敌人的脑袋——被砍下来的脑袋。也就是说，能从商鞅手中拿到土地的人，必须在战场上拼过命、流过血、砍死过人。士兵砍一颗人头可以换取五十亩土地；反之，如果一个五人小队没有砍掉一颗敌人的脑袋，队长就得交出自己的脑袋。《史记》《资治通鉴》记载了很多同样的故事，秦兵为争夺一个砍下来的脑袋自相残杀——那可是五十亩耕地。
战国时代，其他诸侯都信奉“社稷为重，民为本，君为轻”，国人听到战争避犹不及，唯有秦人，听到战鼓就拊掌相庆。父亲送儿上战场、兄弟送哥哥上战场、妻子送丈夫上战场，最重要要嘱咐一句：不砍敌人的脑袋，就别回来（父遗其子、兄遗其弟、妻遗其夫，皆曰：不得，无返）。
秦国崇水德，水尚黑色。两千多年前，黑云蔽日般的秦军曾号叫着冲向山东六国，士兵腰上别着刚砍下来的人头，滴着鲜血……
问题是，即使你抱着发财的梦想走向战场，即使你真的肯拿起刀枪，也未必能取得别人的脑袋，更不一定能换来土地。敌人不是稻草人，拼命的时候，秦人同样也可能被敌人砍掉脑袋。
这是一种逆淘汰机制，只有刀头舔血的暴徒才可能获得军功。体弱者、有道德者虽然也被赶上了战场，但是，他们不但没有得到军功，反而被敌人砍了脑袋。最后，汉朝董仲舒准确描述了商鞅分配土地的结果：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就算陕北汉子真的很实在，侬也不能当秦人是痴线啊！秦人当然对这种灭绝人性的“耕战”政策不满。何况，秦人也长了双手双脚，按照以往经验，大不了跑路到其他诸侯那里。
但那是不可能的，如果你敢跑路，商鞅有九种方法弄死你！
第一种方法，叫“户籍”。
以前，诸侯通过宗族控制国人；现在，商鞅设立了郡县统治农户。县郡长官由秦王亲自任免，县内民户、土地由县令掌握。
国人从商鞅手里拿到的是自己原来宗族的土地：拿到了土地，废黜了宗族。从此，中国农人第一次以“户”为单位直接面对统治者。顺便说一句，商鞅的税收也按农户收取。首先，根据对农户进行的详尽调查，计算出每亩土地的粮谷产量；然后，按一定税率征收田税。至于税率，高到了相当离谱的地步，一年田税要足够秦王十年用度。
商鞅之所以敢如此放心大胆地盘剥，是因为控制单一的农户比控制强大的宗族容易许多。毕竟宗族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抗王室，而被拆分为一个个家庭，就没有任何能力对抗封建集权。
至于农人，毫无血缘关系的五家被编成一“伍”。谁敢反抗，五个农户全体受罚，一般情况下会全被诛杀。即使有人跑出了家乡，只要在秦国境内，没有良民证的人也难免被抓获。没有良民证的结果就是被杀掉。
第二种方法，灭绝文化。
商鞅认为，笨的人好管理（民愚则易治也）。《诗经》《尚书》是周朝文化的代表，如果国人以《诗》《书》中的道理去蛊惑人心，有一个人，就能让上千人不再以耕战求富贵；如果信奉《诗》《书》的人当了县官，就会有一个县的人不再尊敬国君；如果天下人都信奉《诗》《书》的道理，势必有人结党于下、议论政令，秦孝公的国将不再是秦孝公的国……
国人只需要懂得在战争中多杀几个人、多分几亩土地就行了，至于文化，那是一定要废黜的。商鞅变法，就是有人偶敢提及《诗》《书》，杀无赦；有人敢以《诗》《书》里的道理讥讽国政，灭族！
什么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统统都是垃圾，都应该被扔进垃圾堆……
第三种方法，罚，不是罚钱，是罚命。
禁绝了《诗》《书》，商鞅拿出了自己的一套办法，就是所谓的“法家”。首先，请注意，是“法家”绝不是“法治”。商鞅是这样解释“法”的：君王嘴里说出来的话就是法律，目的就是管住所有人（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
至于如何管住大家，商鞅提出了更不要脸的方法——任力不任德。所谓“任力”，说白了就是重罚，罚款单位是一条人命。看一看商鞅制定的刑罚就知道有多变态：凌迟、汤镬、剥皮、腰斩、五马分尸……顺便说一句，“诛九族”这个罪名就是商鞅发明的。
商鞅治下，不是错误的错误也会遭重刑，比如，拉着草木灰撒在地上的人都会被割掉鼻子（大家可以理解为乱扔垃圾，因为商鞅认为这种行为可能会引起路人不满，进而双方打架斗殴，后面我们会介绍为何秦人如此剽悍）。
我看，法家不叫“法家”，应该改名叫“罚家”。
三皇五帝夏商周，混到商鞅这里，彻底抛弃了“民惟邦本”的治国思想，撕下了所有伪善的面纱，开始用赤裸裸的非道德手段达到功利性目的。
只有这样，才能威吓秦人；只有这样，秦君才能贪天下之利！
“重农”、“抑商”、“户籍”、“愚民”、“罚家”……商鞅确实在统治期间禁绝了货币。遗憾的是，提升了军队战斗力、弱化了国人才智，商鞅却没有挡住粮价一飞千里。因为精壮的劳动力都跑到战场上砍脑袋去了，当然，也有若干精壮的和不精壮的劳动力被人家砍了脑袋。
无论是砍人脑袋还是脑袋被砍，都会最大程度减少国内劳动力，都会使粮食产量下降。本来商人还可以贩运点粮食，现在，没有商人，何来粮食？
断绝了内外两种途径，秦国就断绝了粮食来源，也就难怪粮价最终上涨了。秦孝公死前，秦国的粮价已经飞涨到一千六百钱一石，如果按秦半两标准重量和魏国布币的重量比例计算，秦国粮价已经高出魏国几乎六十倍。
这样的粮价下，秦国不出事才怪。
为平息民愤，秦孝公的继任者秦惠公找到了一个完美的替罪羊——商鞅，秦惠公上台后亲自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下令逮捕商鞅。
商鞅逃出了秦朝都城，回到了自己的封地——商，这也是秦国最后一块没有实行郡县制的土地。在这里，商鞅起兵对抗秦惠公，最终，兵败被处以车裂之刑。
吕不韦显然意识到，在农耕时代振兴服务业是不靠谱的。他看中的产业是农业——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即“重农兼末”，所有非农业都要为农人服务！
如果由着商鞅的性子折腾，估计等不到统一中原，秦国就得把自己折腾到亡国了。还好，秦国很快有了吕不韦。
吕不韦生于卫国一个商人世家，本来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这位很有前途的商人通过一笔生意华丽地转身为政治明星，为秦国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基础（秦灭六国，成于吕不韦）。吕不韦不仅告诉我们世界上哪种生意最赚钱，还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高收益、高风险”的真谛，因为，这笔最赚钱的生意最终断送了吕不韦的性命。
关于吕不韦，我们从这笔生意说起。
战国时代诸侯经常结盟，不过，这种盟友关系相当不靠谱。所以，为了让盟友变得靠谱，盟国之间要互派王子在对方国家居住，算是质押给对方一个人质。
秦国的王子——子楚，就是被质押在赵国的人质，不过，秦国似乎不太在乎子楚的性命，经常派兵问候赵国的城池。鉴于秦国经常动武，还在长平坑杀过四十万名赵国士兵，赵国对子楚当然不太恭敬，子楚混得也很不成样，直到有一天遇到了吕不韦……
多年行商生涯给了吕不韦敏锐的眼光，遇到子楚后，吕不韦很兴奋，回家后跟父亲商议，主题是探讨如何赚钱。
吕不韦：投资农业利润如何？
吕父：十倍吧。
吕不韦：那投资珠宝呢？
吕父：一百倍。
吕不韦：如果培养一个王子登上王位，能赚多少倍？
吕父：无数。
吕氏父子的对答出色地回答了“什么生意最赚钱”这个问题，答案是：投资封建权力才是最赚钱的生意。货畅其流，但利润总有定数。权力就不一样了，有了权力，封建官僚就可以披着合法的外衣去抢劫。
但显然，投资现任权力的成本很高，国王富有天下，不会在乎你的投资；而且，如果他觉得你太有钱，没准直接把你抢个精光。
结论：投资封建权力，就要投资潜力股，要从娃娃抓起。
吕不韦选中的潜力股，就是子楚。
对吕不韦来说，这确实也是一笔生意，从一开始吕不韦就将子楚看作“奇货”，并称子楚为“异人”。
通过一系列艰难的运作，吕不韦买通了现任秦王的正室华阳夫人，成功地让子楚拜华阳夫人为嫡母；在子楚逃离赵国的时候，吕不韦还附送子楚一位貌美如花的姬妾。最后，子楚成为秦庄襄王，吕不韦拜秦相、封文信侯，就连那位美姬也生下一个名字叫“嬴政”的男婴。
吕不韦是幸运的，他在这桩生意上获得了极大收益。秦庄襄王（子楚）即位的时候已经六十岁了，只在王位上待了三年就死掉了，继任者嬴政只有十一岁，秦国真正的主人是吕不韦。
吕不韦又很不幸，秦庄襄王给他留下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的秦国。商鞅穷兵黩武，山东六国已经铁了心要摆平这个心腹大患，六国数次合纵攻秦；秦国之内，四年内连丧三王（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又发生了罕见的蝗灾（蝗虫从东方来，蔽天）。
能否扛过这一关就看吕不韦了！
吕不韦是商人，商人要收拾秦国这个烂摊子就需要钱，需要很多钱。
吕不韦拿出来的赚钱法子是“卖官”：能为国家捐粮食一千石的人，赏爵位一级。为此，后世不断有人攻击吕不韦“买官卖官”，司马迁所说“不韦钓奇”也充满了讽刺和不屑。
“买官卖官”确实很可耻，但事情还是要分开来看。
在封建时代，封建统治者倡导的生活方式都非常重要。在此之前，秦国“富贵之家，必出军功”，也就是说，所有的官职、土地、财富都是靠砍人脑袋换来的。说白了，“以斩首为勇”是赤裸裸的抢劫，如果所有的财富都要依靠暴力获得，整个社会的规则自然也就变为暴力。不管刑罚有多么严峻，在财富的唆使下，暴力始终是处理所有事情的最终准则。
买卖爵位总比砍人脑袋文明很多（请注意，吕不韦是用钱换爵位，不是官可以换钱），这无疑打破了“军功富贵”的惯例，从根本上改变了秦人发财致富的途径。吕不韦终于以一个商人的智慧把秦国的发展轨迹扳回到正常途径，挽救了濒于灭亡的秦国。
吕不韦通过“卖官”解了燃眉之急，摆平了国内蝗灾。此后，吕不韦开始实践自己的伟大理想——在经济上建设一个强大的秦国，强大到足以统一六国。吕不韦显然意识到，在农耕时代振兴服务业是不靠谱的，他看中的产业是农业——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即“重农兼末”，所有非农业都要为农人服务！
第一个为农民服务的“末业”是金融。
商鞅禁绝了秦半两（秦国原来的货币），因此吕不韦发行了自己的货币，这种货币叫“文信钱”。更为重要的是，吕不韦不仅自己铸币，也允许民间铸造货币，只不过重量要比照“文信钱”。
文信钱
吕不韦有了钱，就去三晋地区购买粮食，并设立了“太平仓”。简单地说，“太平仓”就是现在的“财政部＋中央银行＋农业部”：“太平仓”负责官方铸币，也监督民间铸币质量；在丰收之年，小农可以将自己的粮食卖给“太平仓”，价格那是相当厚道；在歉收之年，小农又可以在“太平仓”借到粮食，利息那是相当低。
第二个为农民服务的“末业”是商业。
吕不韦自己就是商人，他知道，贸易是人们互通有无、维持生活的正常手段，禁绝粮食贸易、对贸易抽重税是非常愚蠢的行为。虽然吕不韦仍旧把商业列为末业，但是，“本末”并不矛盾，士、农、工、商各有所长，不能偏废。
在秦国，商人总算过上了好日子，没有税收（请注意，不是低税收，是压根就没有税收），没有劳役，赚钱后还可以用钱买爵位……
第三个为农民服务的“末业”是文化业。
《吕氏春秋》讲，粗鄙的国民是国君的耻辱（败莫大于愚）。
吕不韦认为：愚民不用脑子思考，既然能盲从于国君，当然也很容易被征服。统一中国，除了有发达的经济，还要有发达的文化；要想文化产业发达，第一要务就是废弃本身就特别愚蠢的愚民政策。
振兴文化，也要统一思想，毕竟诸子百家有优劣之分。与后世杀人放火的焚书坑儒不一样，吕不韦统一思想的方法是集百家之长，诸子百家可以在秦国都城咸阳公开辩论，他自己也经常与门人辩论。最后，吕不韦成为“杂家”的集大成者，通过“假人之长”来“补己之短”。“杂家”继承了儒家天下为公的思想，强调“民”的独立性，“民”绝不是“王”的“群氓”，治国必先“德政”、“仁义”、“爱民”；“杂家”又有黄老道家的清净，有道君王必须“虚静以待”，不能以个人的喜好左右臣下，更不能以个人标准断定忠奸。
一句话：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
——《吕氏春秋》抄袭自姜子牙《六韬》
第四个为农民服务的“末业”是“公务员”。
吕不韦提出了与商鞅截然不同的理论，官府不能与农人对立，农人不是也永远不可能成为任统治者奴役的牛马。大家不是吓大的，商鞅那些“车裂”、“诛九族”的劳什子，总有一天会反噬国君（亡国之主，多以多威使其民矣）。秦庄襄王即位后第一年，秦国就大赦天下，放掉了前朝因乱扔垃圾等小罪抓来的很多“罪人”。
吕不韦还下令编纂了中国农学史上的四篇开篇之作——《上农》《任地》《辩土》和《审时》，还完善了一部新历法《月历》，记载了每个月农民应该完成的农活。各郡县官长最主要的职责，就是向农人宣讲耕田经验，根据每个月气候变化和农作物生长情况，提醒农民安排农业生产。
顺便说一句，中国第一代大型农田水利工程——都江堰、郑国渠，都是吕不韦主持修建的。都江堰将蜀地岷江分为内江、外江两渠，内江之水用来灌溉，外江用来泄洪。内江之水惠及三百多万亩农田，自此，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不再有水旱灾之惧，直到今天我们仍在使用吕不韦的这些水利工程。
举国郡县官僚成为农人的“服务员”，在秦国，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有了金融、商业、文化和为农民服务的“公务员”，吕不韦开始了对六国的征伐。
与商鞅强盗般硬抢不一样，开战之前吕不韦总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忽悠国人，让大家认为自己的战争是正义的。吕不韦告诉国人，六国国君任意妄为、荼毒天下，所以，秦国要救六国于水火之中。秦国之兵是“义兵”，诛暴君、抚慰苦难中的六国，这感觉就不一样了。这样，敌国国人见了秦国的“义兵”，就像孝子见亲爹。秦兵所至之地，不虐五谷、不掘坟墓、不伐树木、不焚房屋……据说这样的军纪能取信于敌国之人。
——公元前249年，东周王室合纵山东六国灭秦，吕不韦率兵攻灭东周，建立秦国的“东郡”。延续八百年的周王室“天下共主”灭于秦人之手。
——公元前248年，信陵君合纵韩、楚、赵、燕、魏五国攻秦。在吕不韦主持下，魏王中秦国反间计，信陵君被迫隐退，破五国合纵。
——公元前242年，韩、魏、赵、卫、楚五国合纵攻秦，吕不韦率兵出函谷关，灭卫国、迫楚国迁都。自此，山东诸国中有实力对抗秦国之兵的只剩下最远处的齐国，齐国恰恰又中了秦国的远交近攻之计，统一六国只是时间问题。
吕不韦信奉的思想，不允许他擅自篡位称王；否则，在子楚去世、嬴政又未成年的时候，吕不韦有无数次机会废黜这位未来的秦始皇。
嬴政终究会长大，而且，嬴政与子楚不一样。子楚，一辈子大部分时间都在赵国坐冷板凳，既无治国谋略，也无称霸宇内的雄心；嬴政是一个年仅弱冠的国王，一旦手里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凡人就会立刻变成神。
按秦国的风俗，男子二十二岁要行成人礼，即“加冠”。如果成人男子是国王，“加冠”之后就要成为真正的统治者。现在，在嬴政通向封建集权的路上，秦国的权相、自己的仲父——吕不韦，成了最大的绊脚石……
吕不韦意识到这一切，但在生死存亡的时候，他出了两个昏招。
第一个昏招，为加强对王室的控制，吕不韦把“大阴人”嫪毐献给了嬴政的母亲。赵姬这位当年吕不韦送给子楚的美女，一定属于无脑型选手，不但与嫪毐私通生下两个儿子，居然还想让他们的私生子取代嬴政成为秦王。
第二个昏招，在嬴政二十一岁那一年，也就是亲政前一年，吕不韦抛出了《吕氏春秋》，并在城门悬赏，说能改动一字者，赏千金。结果，没人能改动《吕氏春秋》一个字。从内容和文字角度讲，《吕氏春秋》远没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无人能增损一字，显然是慑于吕不韦的权势。
吕不韦悬赏千金求一字，当然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学术成就。吕不韦想借机告诉嬴政，自己的治国政策无可更改。
此情此景，嬴政怎能不知道，又焉能不下定决心除掉吕不韦？
吕不韦以自己的权势向秦王嬴政的权势宣战，他的敌人却是天下权力欲最旺盛的人。这是一场注定的失败，倡导仁义、分封、无为的杂家，怎么可能在权势上战胜封建集权的法家？
更不靠谱的事终于发生了。
嬴政亲政后第一年，那位“大阴人”嫪毐就不自量力发动叛乱，带着几千门客就去诛杀嬴政。叛乱当天就被剿灭，嫪毐被诛三族。
追究起来，嫪毐是吕不韦献给太后的。
结果，吕不韦罢相。
吕不韦罢相后，建议吕不韦复出的人络绎不绝，去看望吕不韦的高官、贵戚、士人络绎不绝，据说在吕府附近造成了严重的堵车（马车）。
嫪毐只有几千门客就敢拉杆子造反，吕不韦可是为相十三年，无论军队还是各个衙门都人熟、地熟，更何况吕不韦在洛阳还有十余万户的封地。造起反来，声势显然要比嫪毐强很多。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放逐吕不韦后一年，嬴政赐书吕不韦：你对秦国有什么功劳，居然能在河南有十万户封地？你跟我有什么亲戚关系吗，居然当了我的干爹？还是把你发配去蜀地吧。（君何功于秦，而封卢十万？君何亲于秦，而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居蜀郡。）
在流放的路上，吕不韦饮鸩自杀。吕不韦，挥金而起、饮鸩而亡，终于死在倒卖权力这门最赚钱的生意上。
即使大秦帝国的普通人承认布币是一种货币，人们也没有机会把这些布币带回家奉养妻儿老母，因为绝大多数劳力都死在了工地上。传说中有一个孟姜女，现实中又何止千万个万喜良……
吕不韦为秦国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统一六国的条件，公元前230～前221年，嬴政以百万秦国虎狼之师对六国发动了灭国之战。
当然，这一定是邪派武功，秦兵又开始数人头了。
公元前230年，秦将内史腾攻韩，俘韩王安；
公元前228年，秦将王翦破赵，俘赵王迁；
公元前226年，秦军伐燕，燕王喜率残部远遁辽东；
公元前225年，秦军攻魏，决黄河之水灌魏国都城大梁，城中百姓尽成鱼鳖，是年三月城破，魏王豹被杀；
公元前223年，秦发倾国之兵六十万攻楚，楚王昌平君被杀；
公元前221年，秦军多走了两倍路程，绕过了齐军防线直抵齐国国都临淄，齐王建以举国之兵、完甲之师不战而降。
嬴政终于统一了中国。自此，中国真正成为一个封建集权国家，此后，无论割据还是异族入侵，总会有一个强人将中国扳回这种轨道。
这个结果，据说是拜我们的母亲河——黄河所赐。战国时代，黄河的含沙量超过40％，唯有降服这条巨龙，我们的祖先才可能过上平安的日子。然而，这又是一条穿越列国的河流，无论实力多么强大的诸侯都对“她”束手无策。
秦国统一六国图
要根治黄河，就必须有一个统一的国家！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在“葵丘之盟”上就倡导诸侯在治理黄河的时候放弃国界之争，在霸主领导下统一行动。只是春秋霸主经常易位，统一治理黄河也就始终是一个梦想。此后，战国七雄互相征伐，平民替代贵族在战场上冲杀。四百多年混战，人心思治，就更盼望统一。
统一，是好事；由嬴政统一，实在很难评价其中功过。
过去，六国的最高统治者叫作“王”，既然嬴政可以灭掉六国，“王”当然不能显出嬴政的尊荣。于是，嬴政给自己改名叫“帝”，他的手下又加了一个字“皇”，合起来就是“皇帝”。
“皇”、“帝”两个字并不是嬴政的发明，这两个字自远古时代就存在，意思是上天的最高统治者。包括国王在内的凡人是不能自称为“帝”的，因为“帝”不是人。嬴政不但自称“皇帝”，还认为自己是“始皇帝”，甚至希望自己的统治能“一世”、“二世”，直至“万世”……
对嬴政来说，现在已富有天下，要如何实现自己的统治呢？
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常提到一个词——“国除为郡”，也就是说，嬴政并未将征服的土地封赏给子孙或臣下，而是将被征服的诸侯国划分为多个郡，再直接派遣封建官僚前去管理。
灭六国后，嬴政共设立三十六郡，郡守都由他一个人任命。
这件事，今天看来很正常，当时却实在是彻头彻尾的奇谈怪论。商周两朝传承两千年，都是君主将土地分封给子孙或下属，由子孙或下属代国王统治广大国土，也就是我们曾经提到的“恩惠换忠诚”。
公元前213年的一天，秦国王宫正在为嬴政祝贺生日。酒过三巡，一名叫周青臣的大臣奉承嬴政说：“陛下统一六国，日月照耀的地方无不宾服，消弭了战争之患，从三皇五帝算起，没有人能比得上您的功劳。”
这番阿谀之辞却引来另一位大臣的攻击，攻击者叫淳于越：“周青臣只知阿谀皇帝，这只能让皇帝无法改正自己的错误。现在，诛灭六国已经很长时间了，但是皇帝仍旧没有将国土分封给子孙和有功之臣。将来一旦出现晋国六卿篡位的事情，又有谁能拯救国家呢？”
前车之覆，确实殷殷可鉴。
最后，淳于越提醒这位踌躇满志的始皇帝：“现在您废弃了传承千年的封建体制，这是一件根本不应该发生的事情，请陛下三思。”分封制确实是存在了千年的制度，只是，一旦有分封，就必然造就诸多独立的诸侯，也就是一个个不必仰皇帝鼻息、独立的人。这样，现任皇帝手中又能剩下什么呢？
不过，嬴政还是下令讨论淳于越的建议，结果，群臣都认为这个建议有道理。只有丞相李斯极力反对，他直斥淳于越为腐儒，“师古是非常愚蠢的想法，应该顺应今天的郡县制，诸侯混战对天下无一利”。
秦始皇像
这位秦始皇如果知道自己二十多个子女（还包括女儿）后来的下场，说不定会后悔到把棺材啃穿。因为，他二十多个儿女全家都在没有任何过错的情况下，被非法继任者嬴胡亥拉到咸阳的大街上砍了脑袋。唯一一个死得比较舒服的，是主动要求自杀殉葬嬴政的小儿子，以自己一死保全了全家性命。
只是，当时李斯在嬴政的支持下占了上风。针对淳于越的建议，李斯代表秦嬴政展开了反击。
——李斯上“焚书议”：凡非博士之职藏诸子百家著作者，杀无赦，大臣不得议论皇帝是非，子女不得议论父亲之过……
焚书令的目标，并不是只打击儒家，而是要复活商鞅的愚民政策，消灭诸子百家。焚书令致使大量典籍失传，后来，项羽又在秦宫一把火烧掉了官藏典籍，害得后世研究先秦历史只能靠刨死人棺材里的竹简。
——第二年，有方士告诉嬴政，他刚愎自用、专任狱吏、刑杀为威，总之，他倒行逆施，已经惹怒了神仙，得不到长生不老药。几十年如一日追求长生不老的秦始皇，花了无数钱，费了无数心血，最终这些方士不是拿钱出海跑路，就是回来痛骂自己得不到神仙赏识。嬴政突然意识到自己被忽悠了，一怒之下坑杀了四百多个江湖骗子。在秦代，观星占卜的骗子都是识文断字的“专家”，其中就包括一批儒生。
谁也没有想到周青臣与淳于越的辩论，居然惹出来一个“焚书坑儒”，嬴政借机最终确定了帝国体制：统一了六国，建立了绝对服从一人的封建官僚制度，毁了天下诗书，坑杀了方士，杜绝了所有言论。更重要的是，嬴政从此不再相信长生不老，来世纯净的彼岸就此变成今生肮脏的此岸。既然没有来世，今生就要抓紧享乐。一旦作恶没了底线，嬴政就开始幻想主宰尘世的一切，当然也包括货币。
统一六国后，嬴政宣布，只有黄金、秦半两（秦国货币）才是货币，敢用六国货币者，罚戍边。所谓戍边，大多是去长城背砖头，几乎等同于死罪。
秦半两
货币统一本来是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但是，如果把封建帝王的意志强加于其上，就未必能取得好的效果。嬴政知道，只有统一货币才能形成强势中央集权，否则，像吕不韦那样，大家都能铸币，堂堂始皇帝如何能拥有天下财富？
嬴政宣布了两种货币：黄金和铜。
货币的取材在货币理论中被称为“本位”，随着经济总量增加，货币本位价值会由低到高，正常顺序是：铜、银、金。两种币材同时流通也不是没有的事，但应该是贵金属为主币、贱金属为辅币。
金、铜并行，金属于贵金属，铜则属于贱金属，黄金应该是主币，铜币则是辅币，理论上应该是“金本位”。
要知道，秦朝生产力绝无可能演进到金本位的地步，此时金、铜并行本身就是很不正常的事情。而且，汉代之后，黄金马上就退出流通领域，无论汉代货币如何演变，货币本位始终只是铜钱。
暂时放下铜钱，先来看一看，究竟谁在用黄金？
秦朝官方黄金单位是饼，分为大小两种饼，大的二百五十克，小的也有十六克，纯度那是相当的高。就是一块小金饼的价值，放到今天也能将就着过年了，如果换算到秦朝时的购买力，绝对是价值连城。
既然是官定货币，就一定有发行途径，秦朝金饼最主要的发行途径是嬴政对臣下的赏赐。对待自己的下属，嬴政相当大方，所赏赐黄金动辄以车计算。
对皇帝来说，赏赐臣下黄金比分封更为合理。毕竟封臣土地每增长一分，君主土地就会减少一分，最终皇帝只能靠“王德”维系“封君—封臣”平衡，绝不可能为所欲为。
赏赐臣下黄金，却完全是另外一种逻辑。
封建官僚不再是封臣，而是由皇帝任命的郡县长官，或者帮助皇帝处理政务的三公九卿。封建官僚的财富来源于俸禄、赏赐或者贿赂，只要不是独立的封地，他的一切就都在帝王掌握之中，财富也就不会再培养独立的人格。
权力只对来源负责，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
嬴政追求的是绝对封建集权，也就容不得任何人有反对意见，无论他的决定多么离谱、多么荒唐、要耗费多少别人的生命和金钱。只有完全屈服于嬴政的人，才可能得到嬴政的信任，才可能成为封建官僚，才可能得到这些黄金。
这明显是一个逆淘汰机制，所有试图保留独立人格的人，都得不到黄金，被排除在这个体制之外。
——秦国第一大猛将王翦，自知秦王嬴政绝不会容人掌握兵权，便在统一六国后归隐。当门客问起的时候，王翦只能悲哀地告诉他们，这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
——秦国第一谋士尉缭，早就看出嬴政“长目、豹声、少恩而虎狼心”。嬴政确立了统一的局势后，尉缭就悄悄消失在茫茫人海……
拿到这些金饼的，又是谁呢？
秦相李斯——著名的“仓中老鼠”，就是获得金饼最多的人之一。李斯年轻的时候看到两种老鼠，厕所里的老鼠浑身肮脏还吃不饱，粮仓里的老鼠吃得脑满肠肥还不用住粪坑。于是，李斯感叹，每个人的命运不同，完全是因为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
于是，李斯找到了秦相国这个能拿到嬴政赏赐黄金的好位置。
秦朝三公九卿、三十六郡，又有哪一个不是围绕在嬴政身畔的仓中老鼠？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是谁在用铜钱？
答：说秦始皇统一货币，只是梦呓。当代考古结论证明，秦半两的出土区域只限于秦地，其他诸侯国从没有过出土记录。令人惊讶的是，即使在秦地，出土的秦半两也几乎每一枚都与其他的钱不一样。嬴政明明颁布了秦半两的统一标准：重十二铢（合八至十克）。彭信威先生在传世之作《中国货币史》中对此有点睛之笔：“现存的秦半两，按重量来说，超过标准量的有，没达到标准量的也有，也不能断定这些铢钱是官炉铸造的。实际上，秦王朝还没有完全掌握铸造货币的大权。”
没有秦半两，大秦帝国又以何为货币呢？
答：布币。
所谓“布币”不是三晋的空首布，而是布做的“货币”，就一块小小的破布，不知哪天遇水就发臭了。
这种破布是怎么到每一个普通人手中的呢？
答：统一六国之前，所有的秦人都被拉去战场上砍人头了，而统一六国后大秦帝国全国人民都在啃砖头。
布币，就是秦人啃砖头得到的薪酬。
——嬴政的宫殿，不但空前，而且绝后。秦宫绝非今天北京紫禁城可比，也不止一个宫殿，仅都城咸阳附近嬴政就修了两百七十座皇宫，这还不包括“矗不知几千万落”的阿房宫。嬴政不仅注重容貌，更注重素质，他把诸侯妻女全部拉进自己的皇宫，煞费苦心地将她们妆扮成“幼妙宠丽”，自己则“纵酒后宫”。清晨美人的梳妆镜，如同天上莹莹的明星；渭水上的片片油渍，是从美人们脸上洗下来的脂粉；空中弥漫的香雾，是美人们在衣服上熏兰椒（明星荧荧，开妆镜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烟斜雾横，焚椒兰也）……
——嬴政的皇陵，不但空前，而且绝后。以冢土推算，至少要动用五十万人力，才能在嬴政死前把整个秦始皇陵修完。更可恨的是，嬴政死后，将所有工匠，连同没有子嗣的美人全部坑杀，无数条生命都成了他的殉葬品。据说地下以水银为江海，以夜明珠为星辰，以流沙围住整个陵墓，内置弓弩，但凡敢偷窥这位始皇帝陵墓者，死无葬身之地。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皇帝，很多帝王的陵墓都被盗墓贼挖空了，唯独这个名震江湖的秦始皇陵，无人敢拂其缨……
——嬴政的万里长城，不但空前，而且绝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甘肃曾经爬过一次野长城，从天水出发开车，两个小时，然后徒步两个小时，终于到达目的地。在没有任何机械的时代，要在荒山野岭修补一道绵延几千里的高墙，这得是多大的工程？
秦长城图
嬴政在位期间，每年服劳役的人都在两百万以上，有数年的劳役征发超过了三百万人。新中国史学泰斗范文澜先生曾经作过估计，秦统一后中国有两千万人口，除去50％的女性，再除去十八岁以下、五十岁以上的男性和士兵，基本上每个适龄男性都被嬴政弄去啃砖头了，连个外贸尾单都没剩下……
何况老弱妇孺也未能幸免，这么多工程，虽然劳力是免费的、材料是抢来的（强征），但嬴政手下那帮封建官僚要吃喝拉撒，劳力也要吃饭的——这绝不是一个小数字。秦朝农人的田赋、人头税约是战国时代六国的二十倍，徭役约为战国时代六国的三十倍；六国贵族则更惨，被嬴政悉数迁徙到都城咸阳附近，天下富户亡尽……
于是，我们在史籍中看到了如下词语：僵尸千里、流血倾亩、百姓力竭、百姓靡蔽、孤寡老幼不能相养、道死者相望……
六国时代，国人尚可逃亡，只要爱劳动，到哪里一样有饭吃。现在，天下一统，逃离土地就是死罪。让你走，你不走，或者走得慢了点，也是死罪：被征发服劳役的人如果迟到一天，就会被处死。
嬴政处死你的法子很多——腰斩、枭首、弃市、戮尸、车裂、坑、石桀、戮死、凿颠、抽肋、釜烹，死刑就有十二种……
嬴政喜欢奢华，天下人也都顾念自己的家庭。天下之财，奈何取的时候连地摊上的税收也不放过，用的时候又像泥沙一样不知珍惜。结果却是，宫殿里的柱子多于田里的农夫，宫殿里的木梁多于织布机旁的女工，天下之人敢怒而不敢言。（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
有钱的秦朝，只有秦始皇才有幸福：荼毒天下之肝脑、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
战国之前，人们的社会关系是“封君—封臣”，大家一起耕种土地、一起娱乐、一起生活……除了成为奴隶的战俘，世界上并没有剥削。
战国之前，我们祖先最主要的农具仍然是木棍和石器，耕牛也是在春秋战国交接时才成为农业畜力。当然，春秋时代也有青铜，只不过青铜农具的作用是放在祭坛上供人顶礼膜拜，而不是真正用于田地里耕作。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春秋时代，无论齐国的刀币、晋国的布币还是楚国的蚁鼻钱，币材都是青铜。要知道，几十钱就可以买到一石粮食，您这儿种粮食还想拿着青铜家伙？
今天，有人见农民拿黄金做锄头的吗？
木质和石质工具无法支撑一个家庭对抗自然，这种情况下以家族为单位生存是必然的选择。在集体生存模式下，家族得以延续才是最幸福的事情，所以，在海外学者的先秦史研究中，西周、春秋也被称作“血族时代”。
血族时代，一宗、一姓、一族连生存都困难，包括国王在内，大家都不可能有过多特殊待遇。王对百姓，要讲“王德”、讲“仁义”；百姓对国王，要讲“信义”、讲“忠恕”。
无钱的西周，“信”、“忠”才是血族时代的幸福观。所谓“信”是对普通人而言，人们不能食言而肥，不能互相欺诈，如果一个人可以欺骗他的同类，当然也可以欺骗上天。基于对上天惩罚的恐惧，“信”才成为最基本的行为准则，这种不为今人所理解的“一言九鼎”其实是当时的常态。至于“忠”，不是大家要向谁效忠，而是家族之长要忠于家族、国家之君要忠于国人（上思利民，忠也）。
所以，周王室虽然孱弱、虽然经常被诸侯戏弄、虽然根本就没有金钱，但除了粗鄙的野蛮人——秦人，没有哪个诸侯敢对王室动武。
战国是一个高山为谷、深谷为陵的时代，魏国率先发明了鼓风炉，铁器成为制造农具的主要材料。铁器的出现，使得人们以家庭为单位生存。正是这个原因才有各诸侯变法——变家族生产为家庭生产。战国末期，中国终于出现了土地私有制，《史记》记载，长平之战的主角赵括的父亲赵奢曾去自己的农地上视察耕种，此后，便是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把公田分给敢于砍别人脑袋的人。
本来，人类生产单位从家族走向家庭是一个进步，离开家族的束缚，单一的人才能有更多作为，嬴政的做法却让事情完全变了味道。
统一六国后，嬴政只活了十年（公元前220～前210年），十年五次出巡，平均每次出巡时间为一年。高兴的时候，就赏赐沿途百姓一点“布币”；不高兴的时候，就杀人全家。巡幸到赵国故都邯郸的时候，嬴政将幼年时代难为过他的人全部坑杀。每次出巡，嬴政必立石刻昭彰自己的功绩，现所有石刻均已被毁，唯有三十二篇文本存于《史记》，无一不昭示这个独夫民贼妄图唯我独尊。
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东到大海，西涉流沙。南及北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莫不臣服。秦德昭昭，秦威烈烈。恩德所至，泽及牛马。
——琅琊石刻（秦相李斯）
司马迁对这些奉承到让人肉麻的石刻给出了一个简练而中肯的评价：鸣得意！
无论哪个时代，都有人活得很光彩，有人活得很艰难。我相信，没有人想生活得艰难，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所以，大家才拼命赚钱。
“想赚钱”这个理想很正常，这在西方经济学中被称为“理性人”。西方经济学最大的特征就是有一堆非常不靠谱的假设，“理性人”就是最基本的公理性假设之一，意思是说，每个人都能精准地判断自己的得失，然后根据能否赚钱作决定。
西方经济学只是把“理性人”作为一种假设，这并不是现实。我们不是计算机，不可能每件事都斤斤计较，比如扶起跌倒老人之前不可能预见到自己被讹诈……这位嬴政，愣是把两千年后西方经济学的假设变成了秦朝的现实。
嬴政缔造的秦朝，最幸福的是嬴政，其次是他手底下那帮封建官僚；皇帝最光彩，大官有大光彩，小官有小光彩；国人，不光彩。
嬴政的光彩又是怎么得来的呢？
答：只求有利，不求有德。
结果：广大秦朝人民都成了“理性人”。
从商鞅开始，秦人就彻底抛弃了“王德”，凡事只要能获得利益，就算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去做。大家可能还记得，前文提过公叔痤临终前曾求过商鞅；为秦相后，商鞅以“故国之情”为由邀请魏国公子冇赴宴，结果在宴会上俘虏了公子冇。此后，秦国干的事情根本就拿不上台面：以王后之尊色诱犬戎酋长，后诈杀之；嬴政囚禁生母……
只要能取胜，什么法子都用，诸侯名将能以金钱收买的就收买，收买不到的就离间，实在离间不了就派人暗杀……好歹吕不韦讨伐六国还找个理由，嬴政统一中国的道路上却充满了肮脏，不讲丝毫道义，有的只是功利。
卑劣的手段，怎么可能得到高尚的结果？
六国统一后，秦人“告奸”成风，有时甚至会编造邻里罪名，为赏金不惜让邻居全家送命。据《汉书》记载，按照秦朝的法令，儿子成人后必须与父母分家，否则全家受罚；于是，贫穷的父母会让身体强壮的儿子先成家，让体弱的儿子入赘寡妇之家，或者逼迫他们去行商。要知道，入赘、行商，在秦朝是要先被征发服劳役的，那都是送命的活儿……
最终，贫穷的父母不认儿子，所有人都以有富贵亲戚为荣（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太史公司马迁慨叹，秦人除了追求“人生在世，势位富贵”，大概再也没有别的想法了。
前人成功的路径，人们往往会模仿；同样，成功者的心态人们也会模仿，毕竟成功是每个人都期望的事情。
最成功的人，是嬴政；秦朝人无论多么恨嬴政，他们始终对嬴政的这种生活有着些许艳羡：嬴政唯我独尊，于是，每一个秦人也都这么希望。
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天天在长城上搬砖、游离于生死之间，却始终幻想自己有一天也能奴役芸芸众生。所以，秦人显现出一种山东六国无法理解的暴戾，可以用一年甚至多年积攒的粮食向封建官僚行贿，却无法容忍陌生人在路上挤一下。为别人车上落下草木灰，他们也能聚众斗殴。
现在大家可以理解为何秦人法令对乱丢垃圾者要割鼻了。
整个大秦帝国，人人不知自爱，更不知爱人，所有人都只为利益而奔波。一旦所有秦人都按功利作决策，都以奴役他人作为自己的幸福观，那么，优秀者就会迅速被虚伪凶残卑劣者驱逐。事实上，秦人已不可能允许高尚和坦诚存在。
卑鄙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高尚才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此时，秦帝国也就去日无多，因为，秦帝国中已经没有优秀的人，更没有优秀的人能挽救秦帝国衰亡的命运。
本来，嬴政指定的继承者扶苏（秦始皇长子）是一个宅心仁厚的人，如果扶苏即位，或许能延秦朝之命。毕竟嬴政在位仅十年，扶苏也许回天有力，能力挽狂澜。
而嬴政身边的人，都是李斯一类的“仓中鼠”，又岂能让扶苏之流存在？
想拥立秦二世嬴胡亥的宦官赵高只用了一句话就让秦相李斯矫诏杀掉了公子扶苏：定太子之位就在我和君侯，扶苏必用蒙恬为相，君侯终不怀通侯之印于乡里。
篡位的嬴胡亥全盘继承发扬了嬴政的幸福观，刚刚即位就向赵高宣示了自己的帝王信条：人生如白驹过隙，我做皇帝，就可以穷尽心智去享乐一生了……
在位三年，嬴胡亥一直为自己的幸福奋斗。为保住帝位，嬴胡亥杀掉了自己的十九个兄弟和十个姐妹（杀全家）；就连帮他登上帝位的李斯也遭受了具五刑，先割破脸部、削掉鼻子、剁去脚趾，抽打至死，最后拦腰斩为两截；至于出巡、修陵墓乃至重修阿房宫，嬴胡亥一样都没少干。
还有一件事嬴胡亥也没忘：即位后，胡亥先后两次要求山东六国必须使用秦半两，即“复行钱”。
当然，嬴胡亥也没能统一货币，嬴政没有做成的事嬴胡亥照样做不成。兵戈可以消灭人的生命，却永远无法消灭生生不息的货币，只要人类还存在，经济进程就不可能由权力决定。
秦朝，一面是足值的高纯度黄金，一面是残破不全的布币；一面是嬴政一人占尽天下之利，一面是无数农人尸骨相枕……
嬴胡亥即位当年，有着“鸿鹄之志”的陈胜揭竿而起，引爆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虽然后人给了陈胜莫大的荣誉，刘邦以诸侯之礼祭祀陈胜，司马迁甚至以王侯之礼为陈胜立传，但这位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农民领袖，最终不过是在嬴政的幸福观激励下想做另一个嬴政而已。
此后，农民起义再没停止。
公元前207年，秦军主力在巨鹿向项羽投降，嬴胡亥在赵高威逼下自杀，以平民礼被葬于咸阳；公元前206年，刘邦率兵攻入咸阳，继任者嬴子婴向刘邦投降；一个月后，项羽入咸阳，杀子婴，阿房宫也被付诸一炬。
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唐·杜牧《阿房宫赋》
从嬴政灭六国算起，统一的秦朝只存在了十四年，嬴政所有子孙均被灭族。
第三章
犯我货币者，虽强必诛（汉高祖—汉武帝）
帝国最有势力的人群是封建官僚，民间精英一定会找到渠道结交帝国高官，成本则是最底层小农的生命与鲜血。最初的豪强多来源于当年被官府挤出的富豪，既然不能以合法的方式牟利，那么他们也就必然同流合污……
刘邦大概没有想到，他的土地政策奠定了此后两千年的社会结构：皇帝是社会最高层，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皇帝之下是三公九卿等封建官僚，拿皇帝的钱，逐级管理小农；最底层是万千小农，他们对帝国纳税，用自己的血汗钱养活帝王与封建官僚。
年轻时刘邦混得相当不怎么样，经常去酒馆赊账，留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期的不良信用记录。至于后来这位皇帝有没有还钱，史书却没有记载。史书只告诉我们：在陈胜吴广的激励下，这位曾经赊酒账的“亭长”从事了一份很有前途的职业——造反。
造反的成绩很卓著，“楚汉之争”以刘邦的胜利而告终。
胜利后的刘邦一定很郁闷，战乱极大地损耗了社会财富，史籍有记载的战争死亡人数就在百万以上，项羽在攻入咸阳的时候又一把火烧掉了阿房宫。刘邦登基的时候，堂堂皇帝居然连区区四匹白马都没凑齐，丞相、大将都要坐牛车上朝，社会经济之凋敝可见一斑。
环顾汉帝国的版图，皇帝突然发现自己说话并不算数。
当时全国四十五郡，有三十个郡在齐王韩信、淮南王英布、韩王彭越等十七个异姓王手中。表面上这些异姓王对刘邦也算尊敬，每年都向他缴纳供奉，只不过把铜钱的重量缩水90％。古人给这种钱起了个很形象的名字——“荚钱”，“荚”是一种豆科植物，与浮萍意思相近。
荚钱
看着国库里这些破烂的荚钱，刘邦或许意识到自己距离至高无上的皇权还很远，只要有异姓王存在，刘邦就不可能实现“大丈夫当如此”的理想。
异姓王都是刀头舔血的暴徒，断然剪除必天下大乱，于是，刘邦想到了一个法子：重申秦帝国的铸币标准，要求帝国臣民使用重十二铢的秦半两。更重要的是，异姓王的三十个郡也必须向朝廷缴纳这种足值的秦半两。
刘邦所铸秦半两很快就被诸侯回炉，再次铸成了荚钱，人们一旦拿到足值的秦半两也会藏在箱子底。这就是著名的“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如果良币和劣币同时流通，良币会逐步减少，市面上流通的将都是劣币。
诸侯依旧向刘邦缴荚钱，货币流通还是一团糟，至于粮食价格，则一飞冲天。汉初，每石粮食从五千钱暴涨到一万五千钱，至于当时的奢侈品——马匹，则上涨到每匹百金以上。
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实在撑不住了，宣布官方货币减重为三铢，实际上承认了荚钱的合法地位。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详细记载的大通胀，为争夺财富，皇帝和诸侯竞相对货币减重，谁的钱最破，谁在市场上就最有竞争力。
货币减重无疑会危及帝国经济，但是重建货币信誉的基础是帝国有良好的实体经济。为重建帝国经济，在实行货币减重的同时，刘邦推出了自己的土地政策。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刘邦将秦朝王室公田、官田、池林分给自己的士兵：普通士兵每人大约能获得一百亩土地。
自从铁器成为普通农具，中国人始终未曾真正有过自己的土地。战国七雄征战不休，嬴政把劳动力都弄去啃砖头，跟着就是楚汉争霸，是个男人都被拉出去当兵了。士兵是一柄双刃剑，既然可以与项羽作战，当然也可以吞噬刚刚建立的汉帝国。
其实，没有谁天生就是暴力机器，只要有稳定的生活，谁也不愿意靠舞刀弄枪吃饭。绝大部分士兵都是普通人，他们只想平静地度过一生。这也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平静的一生需要稳定的收入；在农耕社会，稳定的收入需要一定数量的土地，即使刘邦这样的流氓也向往田园生活。
赐予士兵土地，士兵也就实现了这个梦想——“百亩之田、五亩之宅”，这是皇帝颁给帝国士兵的最高奖赏。一旦获得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士兵就成为汉帝国最忠心的捍卫者：谁想打破我的铁饭碗，我是一定会和他拼命的。虽然刘邦弄出来一个大通胀，但荚钱毕竟是计重货币，到底值多少钱，大家可以用秤砣衡量货币，对农人的影响不是很大。
刘邦大概没有想到，他的土地政策奠定了此后两千年的社会结构：皇帝是社会最高层，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皇帝之下是三公九卿等封建官僚，拿皇帝的钱，逐级管理小农；最底层是万千小农，他们对帝国纳税，用自己的血汗钱养活帝王与封建官僚。此后，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始终没有摆脱“皇权—封建官僚—小农”这个三位一体的窠臼。
刘邦经营数年，在自己的十五个郡，国人再无战争之苦、秦朝酷刑，小农归于稼穑，俨然已经是四海升平。
刘邦有了底气，高祖八年（公元前199年）颁《盗铸钱令》，明文禁止诸侯再以荚钱忽悠他。所谓《盗铸钱令》，其实就一条：由皇帝统一全国铸币权，诸侯不得自行铸币。
遗憾的是，诸侯并未执行刘邦的命令。
在封国之内，诸侯拥有自己的军队、税收权和官吏任免权，毫无悬念，刘邦的《盗铸钱令》流产了，荚钱依旧风行各地，诸侯也照样拿荚钱忽悠他。
世界原来远未清静。
所有人都有可能觊觎帝位，尤其是手握重兵的异姓王。异姓王有独立的封国、独立的经济来源，不用拿薪水，当然也就不用听皇帝的话。楚汉争霸的时候，韩信就要挟刘邦封他为齐王，现在诸王又拿荚钱忽悠刘邦。
一定要消灭异姓王！
皇权之下没有任何竞争，也绝不允许有人挑战皇权，所有的规则只有一条：服从。达到这个目标的途径可能是经济掠夺，也可能是肉体征服。
既然经济手段不能让你交出财富，那就从肉体上消灭你！
战争永远是经济斗争的继续，韩信的命运把这个法则体现得淋漓尽致。
楚汉争霸之时，谋士蒯通向韩信献计：“以您的贤能和手中的兵力，又拥有燕、齐两国的土地，而楚汉争霸消耗了刘邦、项羽各自的实力，您才是真正的天下之主。您要知道，天予弗取，反受其纠。”
然而，韩信没有造反。果然，反受其纠。
在刘邦的默许下，韩信在汉高祖十年（公元前197年）被吕雉（汉皇后）和萧何（汉丞相）谋杀。汉室史官为我们留下了审讯蒯通的记录，对蒯通劝韩信造反的建议，韩信的回答却是——“大丈夫怎么能因利益而放弃信义！”
韩信死后，刘邦又击杀了英布、彭越等异姓王，到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除长沙王吴臣外，异姓王被全部消灭。
刘邦，这个出身流氓的皇帝，终于完成了中央集权的梦想。
既然消灭了异姓王，正常思维应该是仿效秦始皇强化郡县制，但是这位平民皇帝选择了一条谁也想不到的道路，他分封自己的兄弟子侄为王，并与诸王约定，此后非我子孙称王，天下人都可以杀了他（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刘邦亲眼目睹了秦帝国的分崩离析，危急时刻无人愿意支撑起破败的帝国。毕竟，官僚靠薪水吃饭，就算贪污的本事很大，也没有理由维护别人的一姓天下。
如果没有血浓于水的同姓诸侯王，汉帝国将来同样无法应对真正的危机。事实证明，分封刘氏诸王是对的，如果没有刘邦留下来的同姓诸侯，恐怕汉朝早就得跟着皇后吕雉姓“吕”了。
无论对与不对，一切都与刘邦无缘了。公元前195年，刘邦在平定南诏国叛乱的过程中死去，把这个烂摊子留给了自己的皇后吕雉。
人们习惯于将刘邦的皇后吕雉称呼为“吕后”，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位临朝称制的太后，另外两位要等到盛唐和晚清才能在本书中出镜，三位女强人都是中国货币史上浓墨重彩的人物。
刘邦刚刚死去，吕雉就收到北部邻居匈奴的一封国书。在国书中，匈奴的单于冒顿轻佻地向吕后求婚：“我虽然是生长在牛马群中的粗人，也曾数次游历（抢劫）中国。听说你们的皇帝刚刚死去，你现在成了寡妇，恰好我也是单身，不如我们互通有无吧（嫁给我吧）。”
面对这封带有羞辱意味的国书，吕雉这位汉帝国的实际统治者只能忍气吞声。她知道，帝国经济根本不能支撑对匈奴的战争。然而，从吕雉开始，仅仅不到一个世纪，破败的汉帝国就一跃变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直接把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匈奴骑兵赶到了西欧，让罗马帝国受尽了欺凌。吕后末年，西汉单个农业劳动力的原粮产量已经突破了三千四百斤，这不但是西欧一千五百年后的劳动生产率，也远高于1978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二千二百四十斤）。应该说，中西文明争霸就是从汉帝国驱赶匈奴开始的，在第一轮交锋中，西欧完败。
西汉帝国究竟是如何一举由弱变强的呢？
究竟是什么原因赋予了汉帝国击溃匈奴的能力？
是什么原因让这片原本破败的土地创造了当时世界第一的劳动生产率？
遗憾的是，我们的史书记述的是帝王将相，至于经济成因，尘封的故纸堆没有告诉我们答案。所幸，除了这些随着时间停滞的古文字，我们还有现代考古学。
1983年12月，湖北省荆州市出土了一份汉代竹简《二年律令》，意思是吕后称制二年（公元前186年）颁布的法律。这些带着腐土气息的竹简穿越了两千多年的时空，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史书中从未记载的吕雉。
吕雉继承发展了刘邦的土地政策，帝国中央政府把授田范围扩大到全体臣民。各级政府先统计刘邦时代得到田地的退役士兵，对未得到土地的人登记造册，长期没有土地的人排名在前。最后，县令根据名册给无地之人授予土地。
全体国人被划分为六等，最高一级的“侯”可获得田地九十顷，最低级的“庶人”可以获得田地一顷，就连犯有轻罪的犯人也能在释放后获得半顷田。
“侯”与“庶人”，90∶1，看起来贫富差距还是蛮大的。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侯”是战争时代的功臣，整个汉帝国只有一百一十三个“侯”，其他五等中最高级的“大夫”（正部级）也只能获得二十五顷田。此后，任何一个王朝“大夫”级官员与普通人的贫富差距都远远超过了25∶1。
连接官员与庶民的纽带，便是税收。
吕雉坚决执行了一项前无古人（后有来者）的税收政策——“十五而税一”，换算一下，吕雉时代庶人个人收入所得税税率为6.6％，而且，没有累进税率。
《二年律令》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秦人以军功授田，刘邦以服兵役为代价授田，只有到了吕雉才真正实现了全国范围的“均田”。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明确了土地私有制度，每一个最普通的庶人都获得了土地，整个社会实现了孟子的“百亩之田、五亩之宅”理想。这是无数先贤追求的大同世界梦想——“耕者有其田”，请注意，我没有说这是“耕者有其田”的雏形，而是实实在在的“耕者有其田”。
后世，无数帝王都想模仿吕雉“均田”，却无一不铩羽而归。不是吕后比别人更聪明，更不是吕后有多么灵活的手腕，而是因为，汉初之时，从六国贵族到刘邦分封的异姓王都被剪除，旧有的既得利益者已经被消灭殆尽。刚刚建立起来的官僚体系还不成熟，任何官僚都不知道如果不按《二年律令》分配土地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
对包括吕雉在内的所有人来说，未来都是一片模糊，所以大家只能按照相对公平的方法平均田地。这种混沌初开的情况在经济学上被称为“模糊面纱”，在“模糊面纱”条件下，利益集团不可能剥夺普通人的财富，一旦打破平衡，任何利益集团都可能被称为剥夺者。
看到辖内的庶人，吕雉知道人民安居乐业才是大权一统的根本；但是每次看到刘邦留下来的同姓王，就如同刘邦看到当年的异姓王一样，这些人让吕雉距离至高无上的皇权同样很遥远。
授田政策执行了十年后，帝国的财富开始增长，吕雉一定觉得自己可以下手了。和刘邦一样，她最初对付同姓王的法子也是改变币制。
吕后二年①，吕雉下令禁止民间铸荚钱，由朝廷统一铸“八铢钱”，八铢钱模仿秦半两，在货币史上被称为“本秦钱”。吕后规定，荚钱此后在帝国境内不得流通，最要紧的是，诸侯向朝廷纳贡时要缴纳八铢钱。政策的目标是禁止诸侯用荚钱忽悠自己，这样朝廷的收益比较实惠。
想法是好的，结果是差的。
废荚钱、缴八铢钱，这是一笔很大的支出，诸侯自然很不情愿。吕雉VS同姓王＝八铢钱VS荚钱。
但是很遗憾，关键时刻，匈奴再次拜访汉帝国边境。平时，匈奴只是隔三差五出来抢劫，吕后三年（公元前185年）却“零售改批发”，直接派兵占领了汉帝国的阿阳城。
吕后可以隐忍匈奴单于对自己的侮辱，却不能坐视帝国领土被侵蚀。因为一旦获得一个稳固的根据地，匈奴骑兵便会一步步纵深进入中原腹地。是年，汉帝国出兵云中，后攻阿阳，一打就是一年，吕雉完全没有精力推行她的货币新政。
拒匈奴于国门之外，必须有强盛的经济；建设强盛的经济，必须不能有大的战事，让国人能够休养生息。对吕雉来说，这完全是一个悖论。与我们在这里纸上谈兵不同，吕雉必须用实践解决这个悖论。
吕雉给出的答案是：战争经费全部来源于货币减重。
吕后三年末，官方铸币从“八铢”改为“五分”。所谓“五分”是“二铢四系”，相当于八铢钱的四分之一多一点，货币贬值接近75％。
吕后五年（公元前183年），匈奴主力终于退回了大漠。吕雉喘了一口气，第二次动手收拾同姓王，是年，再次下令禁止“铸伪钱”。
吕雉实在是一个很不幸的女主。
吕后五年，帝国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南部边境的象、桂林、南海三郡拥立一个叫赵佗的地方官为“南越武帝”。可怜北部边境尚未肃清，又要远征南越，那可是一个瘴气满山、气候暑湿的地方，比对付匈奴一点都不少花钱。
吕后只好拿出老办法，继续让货币减重。据史书记载，吕后五年，吕雉将铜、锡合铸的“五分钱”改为铜、铅、铁合铸。铅和铁要比锡重很多，铸币含铜量急剧下滑。这个时期出土的文物则证明，实际情况比史书记载还要差很多，铸币的重量已经从“三铢钱”变为“一铢钱”，为官方铸币标准八铢钱的三十分之一。
三年内货币贬值三十倍，如此铸币减重，钱还是钱吗？但是，汉帝国经济没有因为通胀而崩溃。
因为，吕雉坚守住了自己的底线：边疆战事最紧张的时候，仍旧维持对小农“十五税一”的政策。所以，这位女强人才穷到不得不实行货币通胀。
对民生来说，“高税收”、“高通胀”是两难选择，帝国出现危机的时候只能择其一。农耕时代，最主要的财富生产手段是种地，普通人对货币的需求量远低于诸侯和封建官僚。大通胀给帝国经济带来的伤害，更多是对工商业和封建统治阶级，对农人而言，如此低的税收才是最重要的。
尽管中国第一位女主与民生息、轻徭薄赋，然而历史并没有给这位女强人以良机，甚至没有给她足够的时间。刚刚得到土地的农民还未能生产足够的财富，建立一个强盛的帝国仍需要时间……
皇帝在自己地盘上大搞各种“减税、劝农”运动，连刘恒自己都亲自跑到地里种庄稼，诸侯如果先落了下风，那皇帝干脆也不用“削藩”了。出于“削藩”的危机感，更出于获得优势经济的动机，诸侯对振兴封国经济的渴盼远甚于皇帝刘恒，很多成绩也是汉郡所无。
公元前180年，吕雉薨，南诏国随即自去帝号。也是这一年，刘恒登基称帝，是为汉文帝。自此，中国开始了长达五十年的“文景之治”。
现在，很多人如是说：汉文帝、汉景帝代表了封建中央集权，是地主阶级先进生产力的象征；同姓王搞独立王国，是落后生产力的代表，是腐朽落后势力；“文景之治”中，先进的汉景帝打倒了落后的同姓王吴王刘濞，是先进力量战胜落后势力，具有历史必然性。
没有这种必然性。
历史上，从来没有绝对的“先进”，也没有绝对的“落后”，所有的“先进”、“落后”都是从今人口中折射出来的。如果刘恒不是当了皇帝，那么他也是诸侯之一，怎么可能因为当了皇帝就突然变得“先进”？
封建中央和地方封国也不是天然对立的，历代帝王之所以要消灭封国，只有一个原因：只有裂土封王的诸侯才有能力对抗封建帝王，其他，无论是地方封建官僚还是富甲一方的豪门巨室都没有这个能力。
如果用经济学语言解释会更为明晰：任何一个市场，一旦缺乏竞争就必然缺乏效率；在市场中，无论买方还是卖方，一旦形成垄断，日子就会过得非常舒服。帝王与诸侯，就是垄断与竞争的关系，帝王要想“千秋万代、一统江湖”，就必须消灭所有竞争势力。
皇帝一定要消灭诸侯，无论是同姓王还是异姓王。
刘恒成为皇帝时，情况更不乐观，全国改设五十七个郡，四十二个郡在诸侯手中。和自己的父亲刘邦一样，他只有十五个郡；不同的是，刘恒这十五个郡的面积更小。
要想让诸侯听从命令，必须先有强势的经济，有了强势的经济才有可能征服诸侯。结果，在经济建设上，汉文帝遇到了诸侯的强势挑战。
刘恒登基后两年（公元前178年），帝国小农的租税从刘邦、吕后时代的“十五税一”降低到“三十税一”，即个人所得税降低为3.33％；十年之后，刘恒下令帝国十年之内免征“农业税”，“口赋”（人头税）也从一百二十钱降低到四十钱。有人估算，这个时代全体国人的整体税负降低到2％以下。在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这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低税收环境。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同姓王的诸侯国。
很多人以为，“王爷”可以在自己地盘上收税、无偿征发劳役、训练军队，这些“王爷”肯定是为所欲为、欺男霸女、鱼肉乡里、无恶不作……
世界永远是有规则的，上述“王爷”的形象不过是某些人自己的臆想世界，纯属妄自臆测，跟汉代真实的同姓王没有一毛关系。皇帝就差在脸上写上“削藩”二字了，同姓王稍有不慎就会被治罪，要想对抗皇权，要想自己子孙继续封王，必须有对抗皇权的经济实力。
况且，皇帝在自己地盘上大搞各种“减税、劝农”运动，连刘恒都亲自跑到地里种庄稼，诸侯如果落了下风，那皇帝干脆也不用“削藩”了，过几年，诸侯自己投诚得了。
出于“削藩”的危机感，更出于获得优势经济的动机，诸侯对振兴封国经济的渴盼远甚于皇帝刘恒，很多成绩也是汉郡所无。
《汉书》这样记载诸侯国当时的风气：刘恒登基后，诸侯国信奉治国之道在于清净无为，认为农人不被打扰自然就能安心耕作，很多诸侯都不再对农人收取钱粮，以博得国人支持。以吴国的刘濞为例，由于吴国境内没有农业税收，吴王刘濞才不得不靠煮盐、铸钱过活。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刘恒是在诸侯压力下才取消了汉郡内的农业税，此前，齐国、吴国、楚国均已无农业税。
皇帝和诸侯都不对农人收税，帝国财政靠什么运转，又靠什么维持自身统治？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惑，也有很多人这样解释：文景时期汉帝国机构高度精简，一个县衙往往只有三至五个官吏，其余大家平时在电视上见到的衙役都是临时从富户子弟家里拉来凑数的。加之刘恒确实是一个比较节俭的皇帝，在位期间皇室没有任何大型工程，他甚至舍不得花一百金修一个露台，因为这是十户小农的所有家产。
这是对的，在中国历史上，比刘恒更节俭的帝王大概只有马上就要出场的王莽和此后的崇祯帝；但这又不完全对，因为钱绝对不是省出来的。刘恒时期，汉帝国的财政税收一点也不少，只不过进项不一样罢了。
为改变对诸侯国的经济劣势，刘恒想到了一个新的办法：放开帝国的铜矿开采、冶铁业、山林采伐、工商贸易、煮盐业、畜牧业……民间可以进入一切可以进入的行业，只要你能赚钱！
就连人主之权的象征——铸币权，刘恒也完全放开，包括普通农人在内，人人都可以自由铸币，只要你造的钱能花出去。
从嬴政开始，每一代帝王都深刻意识到铸币应该是皇帝独有的权威，刘邦、吕后甚至想以垄断铸币权打击诸侯经济。也是从嬴政开始，中国的货币混乱不堪，汉初更是荚钱盛行，通胀不断。刘恒治下的帝国政府，只给出了一个铸币标准：货币重量应达到四铢，货币形制应该是方孔圆钱；至于造成什么样子，那是铸币者自己的事情。
汉代钱模子
用今天的货币数量论来解释刘恒的货币制度一定会遇到难题，因为恶钱（质料低劣的钱币）增多是物价昂贵的原因，只有停止铸造恶钱才能恢复币值稳定。现在，刘恒放开私铸，怎么可能禁止恶钱流通？让普通农人私铸货币，物价还不飞上天？
经济运行有自身的规律，货币只是经济的表象，一旦有其他行当比货币减重赚钱更多，没有人会干这种受累不讨好的活。
在绝大部分人还要辛苦农耕的时代，冶铁、畜牧、贸易、手工都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换句经济学的话讲，这些行业都是创新行业，想象一下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台VCD能卖几千元，大家就明白为何无人再私铸荚钱了。
铸币赚钱很是麻烦，有这么多赚钱的行当，费这事干啥？
有了山川林泽的税收，刘恒再也没有兴趣关心吴王刘濞是不是私自铸币。无论民间铸币还是官方铸币，造出来的都是钱，民间铸币不但节约了官府费用，还能有一笔税收，何乐而不为？
刚刚萌动的汉帝国，绝大多数人的目标已经是“耕作三年，剩余足供一年用度”，这个所谓“耕三余一”的目标只在汉唐两代盛世曾经实现，除此之外皆为虚幻。《汉书》为我们这样记述这个时代：农闲的时候每一个村落边上都有成群的人在赛马，人们纷纷把自己的马匹牵出来向大家炫耀……
吕雉死的时候，汉文帝刘恒并非帝王的最佳人选。他是刘邦的儿子，跟汉惠帝平辈，理论上不能继承大统，但是，皇室贵胄不愿扶助一个强势诸侯登上帝位。于是，这个在代国韬光养晦的“代王”刘恒被送上帝位。
从治理帝国经验上看，刘恒绝对是见过大世面的。登位之初，刘恒诛杀吕后子弟，摆平汉初功臣残余势力，就连扶助他登位的周勃等人都被弄回老家去种地了。多年的沉浮告诉刘恒，裁撤诸侯一定会给帝国带来莫大的伤害，所以，他才把不断忽悠削藩的贾谊放逐到长沙，把号称“才华横溢”的晁错弄去研究《尚书》……
这位信奉黄老“无为而治”的皇帝，采用了一种比较温和的手段对付同姓诸侯。他提出：诸侯死后不能由一个王子继承，国土要平分给所有儿子；没有子嗣的诸侯，在诸侯死后皇帝将收回封国。按照这个政策，对每一代诸侯来说，把土地平分给儿子并未直接减少土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可以接受的。刘恒虽然看不到皇权统一，但是几代人下来，诸侯一定会像温水煮青蛙般被吃掉。
胜利就在前方的时候，刘恒死掉了。
刘恒的继任者是汉景帝刘启，父子俩完全不是一回事。“文景之治”，文帝、景帝并列，可是无论史籍对刘启如何溢美，我始终觉得刘启是一个愣头青。
当太子的时候，刘启就因为一辆马车不给他让路而杀掉了对方，被杀的人正好是吴王刘濞的王位继承人。
刘启成为汉景帝后，第一件事就是起用刘恒时期的废臣——晁错（时贾谊已死）。晁错的治国思路，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活脱脱就是一个商鞅的再版。保甲连坐、重农抑商，甚至把几十万名农人发配到北部边境戍边……
帝王追求绝对权力，是因为绝对权力有着绝对收益：消除了诸侯竞争，才能贪天下之利。帝王一个人并不能管理天下，所以，帝王抛弃了诸侯而选择了封建官僚。而与诸侯相比，封建官僚是一个更可怕的利益群体。
皇帝与诸侯之间是一种“压力双向传导机制”，如果皇帝政令对封国不利，诸侯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驳回命令，压力传导到最末端的小农就会逐步衰减。封建官僚是一种“压力单向传导机制”，压力只能逐级向下传导，封建官僚不但不会分散压力，而且会为了自身利益扩大这种压力。这样，压力传导到最后的小农便会呈几何级数扩张。无论是诸侯还是帝王，说到底对国家财富都是具有所有权的，一家一姓的地盘，民不聊生对他们也没有好处。封建官僚却完全不同，只要达到目的，管你大浪滔天，反正又不是我的天下。
诸侯确实会危害帝王权力，广设封建官僚却会危及全体臣民，社会上下层之间会彻底丧失沟通机制。剪除韩信、英布等异姓王，皇帝手下的大臣都是急先锋。对消灭吴王刘濞的任务来说，也是如此。
吕后死的那一年，朝廷动乱，周勃、陈平等人废掉了少帝，刘姓诸王与吕姓诸王斗得天昏地暗。如果刘濞真的处心积虑想造反，这个时候不造反，反而选择二十年后国泰民安的时候起事，除非是脑袋坏掉了。
晁错是不会考虑这一点的，他只看到刘濞十多年不来朝拜皇帝，只看到刘濞的封国富甲天下，而富甲天下又没有他晁错的份儿。他没有想想，正是帝位上的刘启杀掉了刘濞最钟爱的太子。
面对帝国的财富，晁错只会眼红。虽然他从政多年，却一直被刘恒放在冷板凳上，根本没有处理复杂政治斗争的经验。晁错认为，所有权力都源自皇帝，只要他一声令下，诸侯就该臣服，就该老老实实交出封地。
所以，晁错选择了一个毫无新意的方法对付诸侯：不准铸币。
在晁错眼里，铜钱之所以能成为货币，完全是因为诸侯私自铸币。至于货币，压根就是没用的东西，之所以货币能代表财富，完全是因为诸侯拿走了帝王的东西。除了帝王（当然，还有晁错自己），包括诸侯在内的汉帝国的臣民都应该去田里种地，至于粮食值多少钱，只需要皇帝一纸敕令。
晁错不准刘濞铸币，把吴国国富民强的结果说成谋反的证据，摆明了是想抢劫刘濞多年积攒的财富，让他彻底丧失与皇室谈判的筹码。
即使这样，刘濞也什么都没有做，一直在忍。
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晁错再出昏招，直接削去吴国的两个郡、楚国的一个郡、赵国的六个县。因为，他认为封国只是帝国的脚趾头，脚趾绝不能比腰粗，无论自己是否削去他的封地，刘濞这帮人都会造反，与其如此，不如先发制人。
谁告诉你诸侯就不能比皇帝富裕了？我什么都没做，你就说我造反，不就因为我有钱，又不让你管吗？
此令一出，诸侯哗然，既然你认定我要造反，那我就反了吧。吴王刘濞挑头，纠集六个诸侯起兵，要求“清君侧，诛晁错”，史称“七国之乱”。
这里不想记述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过程。我只想告诉大家，“七国之乱”的结局特别无厘头：为平定“七国之乱”，刘启派人暗杀了晁错；晁错死后刘濞造反也就失去了合法性，此后刘濞被汉将周亚夫剿灭；至于周亚夫，最后也因“谋反”被杀，理由是：周亚夫平叛的目标是要追随刘濞去阴间造反……
从争夺铸币权到兵戎相见，目的只有一个：统一手中的权力，不再有人对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产生竞争，这样，皇帝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平定“七国之乱”后，汉帝国同姓王不再拥有税收权，也丧失了封国内的官吏任命权，留下的只是一个封号。当权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货币之上，皇权便开始主宰中国经济的进程。刚刚统一的汉帝国，在帝王一个人的旨意下又将走向何方？
为挽救濒于崩溃的汉帝国的财政，汉帝国又一次推出了货币改革。在诏书中，刘彻毫不掩饰地说明了本次货币改革的目的：弥补日益浩繁的战争开支，借推行新币禁商人之利。
从吕后到“文景之治”，四代统治者与民生息，汉家天下有了半个世纪的太平时光。刘启的继任者是汉武帝刘彻。《汉书》记载，刘彻称帝的时候天下一派太平气象：农人家中粮食充盈，几辈子也吃不完；郡县府库的粮食全是满的，很多已经腐烂不能吃了；国库中存了几百亿个铜钱，很多穿钱的绳子都已经腐朽了，官员却没有时间清理……
没有人知道，汉家盛世潜伏着莫大的危机，根源就是这位诞生于盛世的帝王——刘彻。
危机的开始，是汉匈之战。
嬴政时代，匈奴曾经败于秦将蒙恬，秦末汉初中原大乱，匈奴却在冒顿单于的治理下破东胡、走月氏、臣服诸羌，国力空前强盛。对刚刚建立的汉帝国，匈奴自然不放在眼里，经常骚扰帝国北部边境，杀边民、烧房舍、掠财物，刘邦险些被匈奴俘虏、吕后不停被冒顿羞辱，即使如此，刘邦、吕后、文景二帝也不得不以和亲的方式安抚匈奴。
要知道，匈奴是一个游牧民族，常年在水草肥美的地方流浪，隔三差五出来“打牙祭”；汉帝国却是一个农业国家，居民常年定居在一个地方，根本经不起折腾。和亲政策只能维持表面的和平，一劳永逸地解决匈奴只能靠武力。
充盈的国库给了刘彻解决帝国外部危机的能力，一定要解决匈奴！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窦太后刚刚过世，现在刘彻说话算数了，他马上就发动了对匈奴的第一波攻击。
战争归战争，对这位富有天下的帝王来说，“不花钱、办大事”也是最好的选择。于是，刘彻构思了一盘大棋：马邑之谋。他想以边贸为名把匈奴单于骗到马邑一举生擒，然后让事先埋伏在马邑周围的20万汉军击溃匈奴主力。
遗憾的是，单于看破了刘彻的计谋，并未上钩。既然撕破了脸皮，双方就从小打小闹改为大打出手。
对汉帝国来说，战争的代价也是极其惨重的。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卫青收复朔方，费金数千万，山东男丁悉被征发。
——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卫青连年征战，仅给将士的赏金就超过了二十万金，要知道当年汉文帝花一百金修个露台都没舍得。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匈奴浑邪王率四万人归降，刘彻想派三万辆车马去迎接。但此时，堂堂汉帝国已经连三万车马（民用）都凑不出来了。长安令向刘彻求情，希望能为长安郡留下马种，刘彻却觉得长安令让他丢了面子，一怒之下斩杀长安令，顺带杀了长安市集上五百多个不肯掏钱买马捐赠朝廷的商人。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匈决战。是年，汉帝国共出动十万骑兵，配合作战的步兵、辎重兵有几十万人，此外，还有边境协同出战的十万边民。霍去病、卫青从两个方向出击匈奴，共斩杀匈奴兵九万人。
在经历了长达十一年的战争后，汉帝国终于迫使匈奴流窜到西欧去欺负罗马帝国了。不过，仅此一战，汉帝国也损失了四万多名战士、十一万匹战马。尽管霍去病、卫青是获得了五十万金的赏金，但是，出征的士兵没有领到薪水，原来国库里粮食和铜钱堆积如山，现在早就变得空荡荡……
货币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废除了原来民间流通的四铢钱，推出三种新的货币——皮币、白金币和三铢钱。所谓皮币，就是弄了块鹿皮，告诉全国人民，这块皮值四十万钱；白金币则分为龙币、马币和龟币，分别可以兑换三千钱、五百钱和三百钱。至于三铢钱，望文生义，就是重为三铢的钱。
三铢
皮币、白金币都是虚值货币，根本就不值钱。白金币是银、锡合金，算是一种金属货币，但也不会达到三千钱、五百钱或三百钱；至于皮币，说好听点是白鹿皮，说难听点就是一块擦桌布，这样的东西居然值四十万钱。
为保证三种货币能够流通，刘彻规定凡朝廷的供奉、租税都必须以皮币、白金币缴纳，他不收零钱（三铢钱）。
——皮币面额实在是太高，普通人根本用不起，刘彻要求王公巨室必须以黄金向他兑换；
——白金币针对殷实的小康家庭，必须用足值的四铢钱换取白金币；
——三铢钱针对小农，小农要以“一比一”的比例用四铢钱兑换三铢钱……
除了向刘彻交钱，谁也不会真在日常交易中用皮币或白金币，这两种钱代表的价值太高。至于三铢钱，从“文景之治”算起，四铢钱已经流通了五十年，谁也不愿再用这种小钱。
一张上好的鹿皮最多也就两千钱，一块皮币却值四十万钱，利润何止300％。至于白金币，同样是利润超过300％的生意，如果不盗铸，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一年间，为惩罚盗铸货币，朝廷处死了几十万人，民间因为盗铸自相残杀的人更不可胜数。就这样，仍然是“犯法者众，吏不能尽诛”。
这不是币制改革，而是彻头彻尾的抢劫！不得已，一年后，皮币、白金币、三铢钱就被废除。
有人说，废除皮币、白金币后刘彻开始推行五铢钱。至此，天下风行官铸五铢钱，刘彻第一次在中国货币史上统一了货币。刘彻确实废除了皮币、白金币，此后，汉帝国也确实流行五铢钱，只不过首推者不是刘彻。
五铢钱制形
此时，民间开始按照交易的标准自行铸造五铢钱。这批五铢钱被称为“郡国五铢”，因为流通的地域集中在诸侯郡国（毕竟，在郡国之中皇室的权威会稍稍得到抑制）。有了民间自铸五铢钱，三铢钱几乎没有任何市场，就算皇室去市集上买东西也要先兑换成五铢钱。
而且，我还要告诉大家，刘彻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马上顺应形势，开始自己铸造五铢钱。官铸五铢钱币材为紫铜，钱纹、形制都非常精美，绝对是货币收藏中的极品。由于民间没有掌握紫铜铸造技术，因此不能盗铸。
所以，说刘彻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统一了货币，也是没有错的。
刘彻的五铢钱被称为“赤仄五铢”，一枚赤仄五铢可以抵五枚郡国五铢，赋税、官府供奉必须用赤仄五铢。但紫铜的质量再好，也不可能以一当五，即使刘彻杀掉了几个以郡国五铢作为赋税的郡守，赤仄五铢也仍旧不能在市面上流通。
两年后，赤仄五铢就支撑不下去了。
在货币流通规律面前，不可一世的汉武帝低下了高昂的头颅。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刘彻下令官府上收铸币权，开始铸造发行现在人们所说的“三官钱”，即我们今天见到的五铢钱。
马克思对此作了最为精准的评价：“君主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兵器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是政治的立法还是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
在“不告缗令”的引导下，有钱人很自然就发现了一个低风险、高收益的渠道——土地！随着商人手中大量的货币迅速转向土地，汉帝国第一波土地兼并运动开始了。结果不言而喻，儒学大师董仲舒给出了那句最精准的评价：“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战争期间，很多事情一定给刘彻留下了很深的记忆，从骨子里，刘彻痛恨有钱人……
——元狩二年，匈奴浑邪王归降，他没钱摆谱的时候，长安的商人没有给他钱。
——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卫青、霍去病即将征伐匈奴，国库却不足以支撑这次大战。刘彻再次要求天下富人捐出自己的财富，每家富人要捐出自己财产的3％～5％，这在历史上被叫作“算缗令”。然而，一年来只有一个叫“朴适”的牧羊人愿意捐出二十万钱。
刘彻收缴了这二十万钱，封朴适为中郎，赐给他徭役四百人，将朴适的事迹宣谕天下，希望天下富人能以此为榜样。然而，直到元狩四年决战结束，刘彻也只收到这一笔捐款。天下富人争先恐后地隐匿财产，唯恐露富。
汉匈之战刘彻胜利了，虽然帝国国库空虚，但刘彻花钱也丝毫没有收敛：
——在宫内修昆明池、柏梁台，建章宫更是“度为千门万户，辇道相属焉”；
——为羽化登仙，做了一个铜质盛露水的盘子，居然高达二十丈、直径七丈……
——征伐南越，设十五郡，征伐西北，设两郡；
——最离谱的是，刘彻喜欢大宛宝马，发二十万士兵征大宛，得汗血宝马数匹……
这些，都需要钱，需要很多钱。就是贵为汉武大帝，赚钱也很不容易。既然不能靠货币减重赚钱，那么就撕下所有伪装，直接去抢吧。
公元前120年，刘彻想到了一个在今人看来简直匪夷所思的办法，为推行“算缗令”出台“告缗令”：告发隐匿财产的人就可以获得对方财产的一半，另一半则由帝国没收。此令一出，帝国所有人都为之疯狂，也彻底改变了财富获得的轨迹——如果能靠欺诈获得财富，谁又肯去创造财富呢？
“告缗令”确实让帝国“得民财以亿计”，帝国的掠夺之手遍及每一个角落，富裕的人家几乎被一扫而空。
偶然剩下几个富户，是因为在“告缗令”之外还有一个“不告缗令”：只要向边关捐赠一定数量马匹，或者一定数量粮食，就可以不被“告缗令”追究，不被“告缗令”追究的前提是这家人没有现钱，所有的财富都集中于土地。
从古至今，很多人批评“告缗令”是赤裸裸的抢劫、败坏社会风气，却很少有人提及“不告缗令”。
在我看来，两者相比，“不告缗令”更为恶劣。
战争时期非比寻常，朝廷迫不得已出台“告缗令”情有可原。总有个把富户通过种种渠道逃脱“告缗令”，而且，将来总还会有富人出现。问题是，“不告缗令”把所有的货币都引到了一个方向——土地。只有在捐赠后购买土地，才有机会躲过帝国的“告缗令”，才有机会从帝国得到低利率贷款。于是，大家宁可去购买土地，也不愿意捐款给刘彻。
既然你还是不愿意给，那我就直接抢吧。
在推行“三官钱”的同一年（公元前113年），朝廷宣布：官方上收铸币权，民间不准铸币；收缴全国所有铜矿，上收煮盐、铁矿、货物运输权……
这在历史上被称为“盐铁官营，均输平准”。
文景之时没有农业税，煮盐、铸铁、铜矿、运输为帝国财政提供了所有经费，这些产业都是帝国的支柱。对帝国来说，这些产业不仅意味着税收，还创造了很多富豪、很多财富，最重要的是，这些产业吸纳了帝国的顽疾——流民。
每个人都要生存下去，西汉最常见的谋生方式就是种地，失去了土地的人，就是中国历史上一群特有的人——流民。流民没有土地、没有固定的收入、没有户籍，属于“三无”人员。
但是，流民也要活下去，他们必然要寻找一种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帝国没有垄断所有营利行业的时候，他们可以去煮盐、冶铁、采矿，还可以搞运输。《盐铁论》记载，当时的大盐商雇佣人数在千人以上，一个劳动者的收入足以买到一个六口之家的粮食。
——现在，帝国垄断了赚钱的行业，从事煮盐、冶铁、铸钱的普通人变得无所事事。刘彻为了省钱，让垄断行业的劳动力都来自徭役和犯罪分子，也就是说现在这些行当不再允许“三无”人员在此生存。
——现在，帝国垄断了赚钱的行业，从事煮盐、冶铁、铸钱的有钱人同样无事可做。有钱人不用四处流浪，他们手中的金钱却要寻找一个去处：货币的本性就是要寻找低风险、高收入的回报。
对汉帝国来说，土地不仅仅是一种商品，还是维持万千小农生存的基础。从刘邦到“文景之治”，汉帝国维持了五十年的兴盛，一部分原因是工商业发达，更重要的、基础的则是每个小农都有土地，能给工商业者提供稳定的市场和社会环境。
现在，帝国的土地集中到有钱人手里，小农也就失去了谋生之路。
不过，这里要说，这不是最坏的结果，毕竟商人买了土地也要请失去土地的农民来耕种，人民还不至于变成流民。
可怕的是，让商人无事可做的人，不是市场竞争者，而是“官商”。这些人，是商也是官，故称“官商”，官在前，商在后。为了垄断盐铁、运输、酒业，刘彻增设了很多机构，汉帝国的官僚机构空前膨胀。他们垄断了各种赚钱的买卖，对胆敢入侵其领域的普通人处以极刑。
商人要生产、要经营、要赢利；官，不需要生产、不需要经营，赢利很辛苦，过程也很漫长，抢劫才是发家致富的捷径。官商已经完全具备了抢劫的能力，无论什么破烂东西，我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这不是抢劫莫非是慈善？
史书记载，官营铺造出来的镰刀，据说割草都嫌钝；现存文物中有一种大铁犁，特点是个头特别大，大概有一米多高，因为，这样的东西价格可以卖很高。
这哪里还是农具，简直就是一堆废铁。这样的破烂一样要卖给国人，反正独此一家，别无分号。
在没有任何竞争的情况下，官商迅速染上了帝国官场习气。自此，官与商一体、权与利结合，所谓“成贪鄙之化”。当然，这些官商都能迅速各自把持一块地盘，完全把民间经济消灭干净（诸官各自市，相与争）。
更可怕的是，垄断地位赋予了官商大量的金钱，这些人同样冲入那个致命的市场——土地。《汉书》记载了各种各样的帝国官僚购买土地的情形：下至水衡、少府、大农、太仆，上至三公九卿，无不“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
据《汉书》记载，红阳侯王立是皇帝的舅舅，他强占了南阳几百顷土地，接着又将这些土地卖给了官衙，此投机倒把行为让王立赚了一亿个铜钱。有人曾经作过测算，一枚铜钱在当时可以买到一升小米，这笔生意的纯利折合成今天的人民币至少是二亿六千万元。如果考虑到汉代粮食的稀缺性，这笔生意的利润又远远高于二亿六千万元。就算是二亿六千万元，放在今天是一个什么概念？盘剥如此暴利，又有多少人会无家可归？
汉武帝打击了商人和工商业者，却培植出一批比商人更为可怕的人。单纯的商人、地主或者有钱人，很快被官商挤出去。
现在，丞相、王侯、大夫才是帝国真正的有钱人。此后，历朝历代都没有摆脱官商的窠臼，工商业永远成了附属于封建官僚集团的牟利之道。自此，富人必须先是官僚，然后才能集官僚、商人、地主身份于一身。
与普通商人、地主不同，官商对金钱的渴求根本没有止境。毕竟单一的商人、地主或者官僚都有自己的规矩，就算欺行霸市，商人的价格也不能贵到离谱；就算地租再高，也不能不让小农生存。
“商人＋地主＋官吏”就完全不一样了，此时整个社会的财富规律已经转变，人们不再热衷于生产财富，而是想着如何去抢劫财富。
《汉书》这样记载当时的汉帝国：亡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行虽犬貔，家势富足，列田畜者弥郡国……
最可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断绝了人们正常的求利空间，一定会有另一种非正常的牟利方式出现。在西汉历史上，这批通过非正常手段致富的人也有一个专属名词——“豪强”。
帝国最有势力的人群是封建官僚，民间精英一定会找到渠道结交帝国高官，成本则是最底层小农的生命与鲜血。最初的豪强多来源于当年被官府挤出的富豪，这些人是帝国的精英，也是创造财富的先驱，既然不能以合法的方式牟利，那么他们也就必然同流合污：勾结官府欺压小农、强买强卖土地、使用暴力抢夺小农身上的最后一枚铜钱……
所谓“豪强”，说白了就是中国第一代黑势力，他们剪断了维系小农生命的最后一根游丝。
公元前106年，四十万流民突然涌入了汉帝国的首都长安，全国无家可归的人则超过了百万。毕竟长安是帝都，这里人多、事多、钱也多，或许帝国的皇帝和官僚不能把手伸到这里的每一个角落，或许这里还有一点空间能养活自己……
注释
①　吕后二年为汉惠帝去世后的第二年。
第四章
迷失的货币（汉昭帝—新莽）
皇权一旦使所有社会资源都匍匐在自己脚下，封建官僚就会在瞬间吸干帝国的经济血液，无论皇帝、黑势力还是黎民百姓都没有力量遏制这头怪兽。武、昭、宣三朝，皇权同样以各种残酷的手段镇压官僚集团，但是，皇权始终只能依靠一批官僚去镇压另一批官僚。
酷吏作为封建官僚中的后起之秀，当然也希望掌握帝国财富，此时，民间已经没有多少油水可捞，他们就把屠刀转向了豪强和强势官僚，最后，他们自己变成了官僚，也变成了豪强。从此，豪强有了一个新的专有称谓“官家豪强”。
汉武帝连年对外征战，流民如同蝗虫一样席卷了整个西汉帝国，一半以上的人口在这片土地上彻底消失了。面对铺天盖地的流民，刘彻迅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位铁腕帝王试图以更野蛮的方法制止豪强掠夺小农——杀戮。
晚年，刘彻任用了一批酷吏对付地方豪强。这些酷吏由刘彻亲自从最底层提拔，很多本身就是流民。当然，这些人只对刘彻一个人负责。他们可以搏击王侯、砍杀豪强、刑讯富商、屠戮贪官，因为，这批酷吏本身就是流民出身，没有任何可以珍惜的东西，他们可以为了一时的欢愉毁掉整个世界。
汉代死刑的核准权在最高统治者汉武帝手里，由于交通不便，死刑犯经常拖一两年也不能被处死。唯独这批酷吏审判的死刑，有专用的公文渠道，保证能在最短时间内将判决文件（竹简）送到汉武帝面前，迅速把人杀掉。
史籍为我们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宁成是南阳地区的大豪强，此人勾结官府的方法很别致：专门搜集全国高官的黑材料，然后以此要挟官员。
宁成强抢土地，则与金融欺诈有关。他经常借钱给濒临破产的小农，很长一段时间不去追讨本息，甚至小农想还钱都找不到地方。一段时间后，宁成及其爪牙会突然出现在债务人家中，要求连本带利收回贷款，结果必然是抢占债务人的土地。通过这种方式，宁成在南阳地区抢占了几千顷良田，他每次出行都要带上几百个护卫，据说当地人宁可见到最凶猛的老虎，也不敢惹宁成（宁见乳虎，无直宁成之怒）。
这样一个不可一世的土匪，碰到了同行出身的太守——义纵。
义纵本是抢劫犯出身，只是那张委任状是刘彻亲自签发的。面对来势汹汹的义纵，宁成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义纵到来很久后，宁成也没出面去看望这位地方官，只是在过节的时候派人送了一顶轿子。
此后，义纵要求宁成缴纳剿匪费用；宁成缴纳了剿匪费用，暗地里却想借剿匪之机杀掉新任太守义纵。
获知消息后，义纵拿出了更狠的手段，没有经过任何司法手续，甚至连调查取证都没有，义纵就给宁成扣了一顶大帽子——宁成的房子是一块“有王气”的土地，借这个罪名，杀掉了宁成全家及其团伙骨干，只有宁成孤身一人逃走。
在这个故事里，宁成死没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宁成的钱归了汉武帝，义纵自己成为当地豪强。另外补充一句，之所以用义纵作为例子，是因为义纵后来负责禁绝私铸货币，为此，他杀掉了成千上万的人。
杀戮豪强再次给刘彻带来一笔财富，然而，这些钱根本不足以安抚数以百万计的流民。何况，诛杀豪强也是有成本的，这批酷吏本就是流民中最聪明的人，不但自己借机成为豪强，同时还要清除朝堂之上的异己。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汉帝国爆发“巫蛊之祸”，刘彻相信了酷吏的诬告：太子和举国官员正通过巫术将他置于死地。太子被迫起兵反抗，最后，包括太子和皇后在内的一批皇族被诛杀。
“巫蛊之祸”背后的逻辑是：酷吏作为封建官僚中的后起之秀，当然也希望掌握帝国财富，此时，民间已经没有多少油水可捞，他们就把屠刀转向了豪强和强势官僚，最后，他们自己变成了官僚，也变成了豪强。
从此，豪强有了一个新的专有称谓“官家豪强”。
豪强一旦变成封建官吏，黑势力也就转成白势力，其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又远远大于土生土长的豪强黑势力。面对风雨飘摇的政局，亡秦之迹昭昭在目，刘彻明白自己深深伤害了帝国经济，帝国统治行将崩溃。
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刘彻写下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轮台罪己诏》，忏悔自己一生所为，立意停止对外征伐，希望帝国政策能重新回到轻徭薄役、与民生息的正常轨道。在诏书中，刘彻检讨了自己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国库空虚，他要求朝廷罢黜那些伤害百姓、靡费天下的政令，希望军马能回到土地、农人能安心耕作……
一生醉心于权力的刘彻终于从皇权的黑洞中走了出来，盛世场景却已是昨日落花。这位时日无多的老人只得赤膊上阵，力图再凭一己之力扭转乾坤，实现“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只是，历史没有再给这位强人机会，《轮台罪己诏》颁布后两年（公元前87年）刘彻撒手西去，把问题留给了继任者汉昭帝和他的顾命大臣霍光、桑弘羊（汉昭帝刘弗陵即位时刚刚八岁）。
而霍光和桑弘羊水火不容。
霍光是大将霍去病的弟弟、首辅宰相（相当于内阁总理），他希望坚持汉武帝晚年的《轮台罪己诏》，放开官营、轻徭薄役；桑弘羊出身于富豪之家，任大司农（相当于财政部部长兼央行行长），他坚持盐铁专卖、平准均输。
昭、宣两朝，霍光才是帝国真正的统治者①，他甚至废掉了汉昭帝的继承者，从平民之中把汉宣帝刘询直接扶上皇位。桑弘羊本是盐商出身，盐铁官营后成为全国最大的官商，一旦放开盐铁专卖，他就会失去所有权柄。
如何让西汉帝国走出亡秦之迹，霍光一定有过一番缜密的思考。
汉家天下虽然破败，却与吕雉时代有着完全不同的逻辑。吕雉时代，包括三公九卿在内的汉家人都很穷，外有匈奴，内有诸侯，内忧外患之下封建官僚不可能成为强势分利集团，所以，吕雉能够顺利推行“耕者有其田”。
现在，封建官僚势力已成，要想废黜这些苛政，必须在舆论上作好准备，同时，霍光也必须找到新的同盟军。
霍光用来对抗桑弘羊的人，在历史上被称为“贤良文学”。贤良文学也就是在野的儒生，他们没有官职，却是各地推举出来的道德楷模。在霍光的支持下，贤良文学与桑弘羊展开了一场为期半年的大辩论——盐铁论战。
↑桑弘羊像
↑霍光像
在盐铁暴利的诱使下，全国官商无不“因权势以求利”，官家是官吏自己的官家，官吏无一不以权力来满足一己私欲。最终，百姓愁苦怨恨，官场更是恶习辈出。
这场震烁古今的盐铁论战，正方第一辩手桑弘羊是从讨论行政级别开始的。
贤文学良是纯粹的民间儒生，没有任何官职。面对这些曾在自己脚下匍匐的草民，桑弘羊显得很有自信，他气势恢弘地说：官职级别不够高的人不可以言政，住着蜗居、没有粮食、穿衣破烂的人怎么知道国家政治，怎么知道县官要做什么？并且，桑弘羊在辩论中一点礼貌都没有，给对手起了一个侮辱性的绰号“鄙儒”。
跟众多辩论一样，双方辩题从剖析社会时弊开始：究竟什么原因导致流民众多？
对此，桑弘羊给出的答案是：人天生就是不一样的，一个人的贫富完全取决于个人的智力水平，聪明的人能够拥有一百个人的财富，愚蠢的人连自己都养不活。天子圣明，盐铁官营的利润可以周济穷人。流民众多怎么可能是盐铁专营的过错？先帝（刘彻）怜百姓之愁苦，各地县官就像百姓的亲爹（县官之于百姓，若慈父之于子也），水旱灾害时给他们衣食，为他们修水渠、劝农桑。
正方结论：流民都是因为自己太懒惰，不耕耘就播种，不播种就想收获，总之，活该（堕民不务田作，饥寒及己，固其理也。其不耕而欲播，不种而欲获）！
桑弘羊虽然承认了流民众多的现实，却又不肯承认朝廷施政存在失误。这种说法当然激怒了贤良文学，“鄙儒”用一个例证驳斥了桑弘羊：最聪明的人，能靠自己的能力在短短几年之内富比王侯吗？现在，富人一年内赚取的财富超过了普通人数代数百年的积累，世界上怎么可能有这样的聪明人？
跟着，“鄙儒”把矛头指向了盐铁专营。所谓“盐铁官营”，根本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经营盐铁生意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位居高位，原有的盐铁商人迅速地销声匿迹，为这些高官留下了广阔的赢利空间。此后，盐铁商人亦官亦商，又利用手中的金钱为权力铺平了道路。这些人的府邸能占好几条闾巷：幽暗之处曲径通幽、开阔之地驰骋骏马、亭台之上素女抚琴……如此富有、位居庙堂之高，却与市井之人争利！
百姓何尝愿意流离失所，先帝只是征伐四边，封建官僚却借机征收苛捐杂税，无休止征发徭役、工商不得发展、农人不得安宁，百姓为了躲避人头税甚至会杀死自己刚出世的孩子。随着官商势力成长，百姓在高压之下不断陷于贫困、破产、失业，最终成为流民。
反方结论：朝廷垄断盐铁，创造了一批富比王侯的官商，官商穷奢极侈导致流民四起。
双方从现象入手找原因，盐铁专营既然已经进入了视线，第二个辩题顺理成章就是：盐铁专营该不该废黜。
在桑弘羊眼中，盐铁专营自然是不能废黜的。桑弘羊为盐铁专卖找到了第一个非常好的辩护理由：匈奴是汉帝国的心腹大患，必须随时保持对匈奴的武备，一旦武备松弛，匈奴随时有可能卷土重来。盐铁专营确实很赚钱，但是，这些钱的用途是为帝国筹措军费，用来征伐匈奴。鉴于此，罢黜盐铁官营，国家就会没有军费，等到匈奴真的杀入帝国心脏，纵然披坚执锐的勇士有与匈奴决战的信心，也无力回天。
《盐铁论》书影
桑弘羊给出的第二个理由是：盐铁专卖赚取的利润用来调剂物资、保证物价平稳，尤其是粮价不能暴涨暴跌。西周之时天下承平，但是，国有沃野而百姓食不果腹，有山海矿产人们却没有铁器，是先帝建立了官营铁匠铺，人们才有铁器使用。国家统一生产盐铁，产品质量有保证，有专门的技术指导，可以杜绝商贾趁机抬价。
桑弘羊给出的第三个理由是：盐铁专营可以削弱豪强势力，进而减少流民。民间富豪没一个好东西，国家穷困的时候不肯捐钱（就连唯一捐款者朴适后来也被汉武帝发配边疆）。盐铁之利留在民间，一定会助长豪强势力，这些破坏分子靠着盐铁之利“赈赡穷乏”，以小恩小惠招揽亡命之徒。有了经济实力，豪强就会依靠暴力推进土地兼并，农人就会变成流民。
正方结论：帝国必须垄断盐铁专营之利，才能保证百姓安居乐业（夫理国之道，除秽锄豪，然后百姓均平）。
面对论述滔滔不绝的桑弘羊，贤良文学指责桑弘羊在论证一个伪命题：你说广大西周人民没有铁器，没有铁，哪里来的铁器？（这就像今天指责明朝没有发展信息产业）现在有了铁器，官府生产的铁器根本不能用，却要求各家按人口数量购买铁器，本来规定生产铁器只能征发囚徒，官府却让普通百姓为盐铁生产服徭役……
接着，“鄙儒”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桑弘羊本人。
盐铁官营目的是为帝国聚敛财富，各级官吏却无不借口帝国之利敛财，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您桑公弘羊。桑公处公卿之位，执掌天下财政十多年，最大的功劳就是自己先富起来，现在您已经是“家累万金”。在您的带领下、在盐铁暴利的诱使下，全国官商无不“因权势以求利”，官家是官吏自己的官家，官吏无一不以权力来满足一己私欲。最终，百姓愁苦怨恨，官场更是恶习辈出（吏不奉法以存抚，倍公任私，各以其权充其嗜欲，人愁苦而怨思，上不恤理，则恶政行而邪气作）。
文帝时期，没有盐铁专营而天下富足，桑公推行了几十年的盐铁官营，天下人没有见到盐铁的利益，却看到了很多害处。现在，我们来告诉你这究竟是为什么：天下之利都是一点一点生产出来的，没有人能凭空创造财富，官家获得利润一分，民间就会损失百倍。靠盐铁专营聚敛财富，好比一个蠢材反穿裘皮大衣去背柴薪，爱惜裘皮的毛发，却全然不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反方结论：一切的罪恶之源，都是盐铁官营。
既然盐铁之利搞得国破民穷，那么下一个辩题就是讨论应否重视盐铁等非农产业，即是否应该“重农抑商”。所谓“重农抑商”，“重农”是双方的共识，关键是“抑商”。与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样，在这个问题上，桑弘羊主张放开商业，恰恰是贤良文学力主抑商。
桑弘羊指出，没有手工业则缺乏农具，没有商业则物品不流通，缺乏农具、物品不流通，农业也不会兴旺。何况，有了官营盐铁，富国何必非要靠农业，人民富饶又何须依靠田地？所以，官营盐铁、运输、冶铁，一定要大力提倡。
古籍中所描绘的制盐与炼铁场景
这个道理听起来是不错的，不过桑弘羊提倡的并非民间工商业，他尤其看不惯那些富比王侯的大商人，谁让你无权无势却过上比我更为骄奢的生活？
正方结论：要重农，也要有区别地重商。
在汉朝之前倡导“重农抑商”的是法家，现在，儒家却开始提倡打击商人。贤良文学是儒家代表，所以，后世无数人指摘就是儒家这个“重农抑商”的思想让中国落后了两千年，似乎儒家是中国经济落后的罪魁祸首。
此一商人，非彼一商人。
原始自由经济下的商业属于创新行业，与封建官僚体制下的官商根本不是同一个概念。“鄙儒”极力攻击的是所谓官商，辩论一开始，他们就提出：盐铁、酒榷、均输不是所谓商业，官商与民争利，所赚取的钱不但不能回到百姓手中，甚至根本不可能进入朝廷国库。官商会找到种种借口把钱搂入自己腰包，最终国困民穷，唯独官商是帝国最富有的人，他们藏钱满室、享尽天下富贵，前院足以放置钟鼓、后院金屋藏娇、家中声色犬马……
在贤良文学眼中，这些官商穷奢极侈，全国淳朴厚重的小农都会模仿他们，百姓相互争耀，为博得一时欢愉甚至会做出卖儿卖女的极端行为。一旦社会形成骄奢淫逸的风气，无论有钱没钱都会一切向钱看，纵然朝廷掌握了山海之利，又如何能够拯救黎民于水火之中？
反方结论：崇本抑末才能求得国家富庶、政治稳定，要重农，更要抑官商！
第四个辩题就显得颇有深度了：既然盐铁官营是与民争利，那么，国家富强的基础究竟是国富才能民强，还是民强才能国富？
在这个辩题上，桑弘羊首先把命题深引到“人性本恶”上来讨论。桑弘羊认为，人性充满了丑恶，每个人出生的时候，父母都尽心尽力加以抚养，而儿女长大以后对父母的奉养何其之薄？既然人性本恶，就一定不能让百姓先富起来。因为，百姓卖力种田是为了地主的钱财、为国家做工是害怕遭到国家责罚，何曾看到民众有一丝道德？
为了论证自己的命题，桑弘羊抬出了法家的祖先——商鞅：有了商鞅的“弱民强国”之策，秦国才可以斥地千里，最终蒙恬一举击溃犬戎。商鞅主张“利出一孔”，国家财富应该集中于皇帝手中，财富分散于民间就会干弱枝强。再者，国家积蓄了足够的粮食，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如果百姓比国家还富裕，功名利禄就无法打动百姓；如果百姓过于强大，国家刑法就难以制约。但凡能赚大钱的行业，比如铸币冶铁，都在深山之中，不是豪强难以获得这些利润，当年的吴王刘濞就是靠着盐铁铸币之利对抗朝廷。如果将铸币、盐铁之利收于朝廷，无论价格贵贱，百姓都不会产生疑虑，只有这样，一个五尺童子行走在街市之上也没有人敢欺瞒，这才是真正的大同社会。
正方结论：国富与民强，国富必须优于民强。民富就会产生豪强，人的贪心是无止境的，他们聚众闹事，最后社会上就会奸邪之徒众多（今放民于权利，罢盐铁以资暴强，遂其贪心，众邪群聚，私门成党，则强御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奸形成也）。
谁是国家？
谁又是百姓？
当然是大司农桑弘羊代表国家，贤良文学代表百姓，桑弘羊不让贤良文学“先富起来”，这些人当然不会答应。
贤良文学提出了四个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问题。
“鄙儒”一问桑公：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商鞅峭法长利，秦人民不聊生，于国于民有何益处？
“鄙儒”二问桑公：盐铁、均输、平准确实为国家积蓄了大量钱财，你可知上府下求之县，县又求之乡，乡安取哉？
“鄙儒”三问桑公：汉文帝在位，国家何曾看重这些浮利，又何曾私藏畜牧，不过有了富裕的居民才有了富强的汉帝国；今天帝国有了盐铁之利，何曾看到一丝国富民强的迹象？
“鄙儒”四问桑公：田地还是那些田地，矿产还是那些矿产，百姓还是那些百姓，怎么可能矿产、土地归朝廷官吏就能多生产百倍之利？
普通人不过是在自己家垒个墙头藏住自己的财富，天下就是皇帝藏住财富的院落，民富则国必强！
最后，“鄙儒”继续对桑弘羊展开人身攻击：桑公终日夸夸其谈，就是你这些歪理在逼迫底层官吏，就是你搞得百姓家中毫无余财、役力老母日夜哭泣、怨女终日叹息……
反方结论：民富国才强，皇帝不能以猜忌、怀疑甚至嫉妒的态度对待自己国民的财富。
盐铁论战的最后，贤良文学把矛头指向了辩论发起者、自己的后台——霍光。“鄙儒”认为霍光只推举自己的关系当官：老爹一旦当了官，儿子就横行街市；老公一旦当了官，所有人都痛恨他老婆飞扬跋扈。这些“鄙儒”给了霍光一个相当到位的总结：无周公之德而有其富，无管仲之功而有其侈。
贤良文学的激烈言辞引起了霍光的注意（大将军常仇之），盐铁论战被叫停。
盐铁论战发生在汉武帝颁布《轮台罪己诏》之后八年，为了确定帝国施政方针，御史大夫和贤良文学展开了这场为期半年的“盐铁论战”。为记录这场论战，桓宽写下《盐铁论》，全书共六十篇，思想之深邃丝毫不逊于当代货币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足以批判当代西方经济学奠基之作《就业、货币与利息通论》。
桓宽没有就任何一个辩题作出判断或者评价，也许他想说的内容都融汇在辩论中了；也许他相信，悠悠千载，洗尽铅华，当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也有人说，盐铁论战不可能有如此详细的记录，全书都是作者杜撰，《盐铁论》更类似一本小说。
无论是史实还是小说，《盐铁论》都是中国封建王朝经济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中滋味，读者当自有公论。
官家垄断了煮盐、采矿、冶铁、运输、酿酒等几乎所有创新行业，投资土地就是最安全、最保值、最有效的渠道。相对而言，最简单的产业创新都需要一点一滴地积累，吸纳货币也就需要相对较长的时间；土地是高价值资产，吸纳货币的速度、能力都远高于创新产业。
尽管贤良文学已经把桑弘羊驳斥得体无完肤，但是这些在野人士根本没有可能撼动官家豪强。现在，具备掌控官僚集团能力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帝国的实际统治者——皇帝。面对如此沉疴，西汉末年的历代皇帝也一定试图挽救危亡，毕竟，帝国是一家一姓之天下，鱼死网破对大家都没有好处。
汉武帝死后，汉昭帝、汉宣帝一直都在努力。
人们往往认为，封建皇权最黑暗、剥削最残酷的时候，就会激化社会矛盾，引发反抗，最后，这个黑暗的封建王朝就会灭亡。我想告诉大家：封建皇权的灭亡，不可能从最坏开始，更不可能在最坏的时候发生。
恰恰相反，一个王朝的覆灭，往往是从试图逐渐变好开始。
最坏的封建统治者只能播撒仇恨的种子，相对宽松的统治环境才能让种子发芽、开花、结果。比如，在汉武帝刘彻鼎盛时期，别说造反，就算封疆大吏想成为富人也绝无可能。此后，汉武帝末年以及昭、宣两朝，又恰恰是统治者试图变好的时期。尤其是汉宣帝刘询，他甚至宣布自己不再修建陵墓，只在汉武帝陵墓边上选择了一个宫人的陵寝作为墓地。
登基之前，刘询只是一个被废黜的皇族，在这位平民皇帝眼中，豪强因为有钱才能强抢农人土地，农人才变成流民。直觉告诉他，没有货币，就不会有土地兼并。汉宣帝刘询于是想到了一个新的方法：帝国将不再铸造新的货币，任由原有货币在流通中逐渐消亡。
所以，刘询的货币政策非常离谱。
汉宣帝在位二十五年，史书没有一次铸币记录，在他对奏疏的批注中，却不止一次出现类似的话：国家没有货币，豪强也就失去了兼并土地的手段，天下自然太平。国家不铸钱、民间不准私铸，二十五年间铸币没有丝毫增加。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国家完全停止了货币供应。结果是必然的：物价暴跌，一跌就是二十几年，这就是传说中的通货紧缩。
宣帝元康年间，关东平原的粮价降至“谷石五钱”、每亩土地价格不足三十钱；边远地区的粮价也不过是八钱一石，土地更是降到了二十钱一亩。这是整个西汉历史上最低的粮价和地价，甚至低于辉煌的“文景之治”。
正是基于这些原因，有人将汉宣帝刘询在位时期称为“宣帝中兴”——一个没有金钱的世界，将是一个清平的天下。
我要说，汉宣帝这种认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对的。只是，治疗这个病症，实在不应该使用通货紧缩的药方。货币的作用不仅仅代表生产剩余，也代表其他资产。例如，在没有创新的时代，货币也可以代表土地价值。
或者也可以这样说：官家垄断了煮盐、采矿、冶铁、运输、酿酒等几乎所有创新行业，投资土地就是最安全、最保值、最有效的渠道。相对而言，最简单的产业创新都需要一点一滴地积累，吸纳货币也就需要相对较长的时间；土地是高价值资产，吸纳货币的速度、能力都远高于创新产业。如果货币不能流向高利润的创新产业，只有依靠土地才能转换为财富（也许是泡沫），就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货币投资于土地→土地成为吸纳货币的重要渠道→刺激货币进一步流向土地→土地兼并→货币再投资于土地……
无疑，在这个循环中谁拥有更多的货币，谁就可以拥有更多的土地。
通货紧缩使得每一个人手中的货币都升值，货币越值钱，农人的境遇就越悲惨。通货紧缩也进一步强化了官家豪强的货币优势，这些人又非普通货币持有者，他们会连骗带抢地剥夺百姓土地。要知道，土地本不是普通商品，在农耕时代是绝大多数人维持生计的唯一本钱。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本就会产生大规模流民，所以，无论汉宣帝多么节俭，也无论他多么努力，汉宣帝年间都是汉朝流民最多的时期之一。
当然，通货紧缩还带来了另外一个后果，就是小农的赋税负担陡然加重。
皇权的经济基础从来就不是也不可能是封建官僚集团，只有小农才能为皇帝提供赖以生存的税赋资源。所以，从刘邦、吕后开始，汉家皇帝从来不承认超过秩级的官僚可以超量占有土地。
不承认官家豪强抢占土地的另一层意思是：郡县户籍是给定的，税收不可能减少；豪强抢占土地，法律却不承认事实，豪强当然也就不用为这些土地缴纳赋税。
问：这些赋税从哪里出？
答：残存的自耕农要替流亡的农人纳税，包括逃亡人口的徭役。
宣帝年间，官府强令小农以货币缴纳赋税，而且只收足值的五铢钱。于是五铢钱经常被凿出几个缺口以盗铸货币，两枚破钱往往才能换得一枚完好的五铢钱。按《盐铁论》的估算，汉昭帝末年农人的赋税就已经高达50％，如果加上宣帝年间的通货紧缩，黎民百姓的赋税应该占所有收入的70％以上。
结果：辛苦劳作，不能保住性命；相反，只要把土地送给豪强，也就逃掉了国家的赋税和徭役。
货币确实越来越少，反而加速了小农破产。面对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和流民四起，汉宣帝刘询开始以更为残暴的方法剥夺豪强土地，即“迁徙豪强”。
汉宣帝地节元年（公元前69年），迁七十万人入平陵，其中就包括两个宰相之家、一个博士之家、一个太守之家；
汉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再迁三十万人进入平陵，这一次包括当朝丞相、将军、列侯和一批两千石的官吏。
“迁徙豪强”的原意是官家豪强只能带走动产，留下来的土地可以重新分配给小农。可是，官家豪强本就亦官亦商，他们既是政策的执行者又是政策的剥夺对象，怎么可能自己剥夺自己？本来，流民流窜到人烟稀少的地方还有一丝活路，豪强的到来让边穷地区也出现了极为严重的土地兼并，流民终于无处可以流窜。
当然，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此时豪强已经与官吏完全合二为一了。尽管汉宣帝非常努力，可是，官家豪强势力不断壮大，皇权和农民却同时衰微。
1978年，河南省唐河县一座西汉末年的古墓重现人间，这座古墓的主人是“大尹冯君孺”。当时，“大尹”不过是一个和郡守平级的官员，年俸在两千石左右。然而，这座墓葬的豪华却让所有考古学家吃了一惊：墓形制仿照诸侯，实际面积又远远超过了文景时期的同姓王，当地人把这个汉墓群叫作“九冢十八塔”。
墓地如此“超标”，在西汉可是灭族之罪，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个“冯君孺”受到了惩罚。此时，封疆大吏已经控制了属地的方方面面，他们甚至开始在自己属地境内修筑城池、修缮甲兵，理由很充分：防范流民作乱。
汉宣帝之后，《汉书》再无迁徙豪强的记录，可能皇室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官僚蛀空了帝国财富，也剥夺了皇帝权柄。
汉哀帝年间，御史大夫鲍宣曾经为末世王朝作了一个精辟的总结：民有“七死七亡”。“七亡”如下：
——水旱灾害，百姓破亡；
——毫无顾忌的赋税（以货币缴纳），百姓破亡；
——所有公务都成为中饱私囊的工具，百姓破亡；
——各级官吏贪得无厌，百姓破亡；
——徭役使农桑失时，百姓破亡；
——最底层的流民也经常把村民赶去干活，百姓破亡；
——盗贼劫掠，百姓破亡……
“七亡”之外还有“七死”：酷吏殴打死、徭役劳累死、冤狱恶搞死、盗贼杀死、互相斗殴死、饿死、瘟疫死。鲍宣感叹，百姓有十四种死法，却没有一条生路，国富民强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
汉宣帝之后，元、成、哀、平四朝仅五十三年间，《汉书》记载了十六次流民大爆发，动辄“百万”的流民游荡于广袤富饶的关东平原，却得不到维持自己生命的一点财富。
——汉元帝年间，丞相匡衡一人占有良田达三十五万亩之多；汉成帝年间，河南地区发生水灾，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剧；
——汉哀帝年间，朝廷抄没大司马董贤家产，现金竟高达四十三亿个铜钱，折合今天的人民币大约一百一十亿元，而这位董贤入朝当值仅仅两年。
结果就是：汉平帝年间，愤怒的长安市民烧掉了汉武帝刘彻的坟墓，火光照亮了未央宫。
此时，官僚集团的势力超越了皇权，皇帝转而要仰官家豪强鼻息。这种现象在秦汉之前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发生过，帝国的崩溃，已经只是时间问题……
最终，王莽未能培养出足以抗衡官家豪强的力量，抢劫政策的推行者仍旧是官家豪强。土地仍在官家豪强手中，封建官僚是地方豪强，地方豪强就是封建官僚，怎么可能依靠他们剥夺自己的土地？
在风雨飘摇的乱世，一位儒生以高尚的道德显得卓尔不群，他感动了帝国全体臣民。这个人，就是今天京剧中的大白脸——王莽。
——在官家豪强把炫耀财富视为人生乐事的西汉末年，王莽身为大司马，妻子却只穿布衣；后来，王莽被封安汉公，依然坐在一辆瘦马驾驭的破车之中，从来没有纳妾。
——在官家豪强当道的西汉末年，王莽退还了朝廷封赏的两万五千六百顷土地；女儿成为汉平帝皇后，皇室送给王莽两万斤黄金、两亿个铜钱作为聘礼，而王莽仅仅拿了四千万个铜钱，其余都送给了灾区的黎民百姓；因为，王莽认为自己是功臣之后，只有百姓丰衣足食，自己才有资格接受封田和财富。
——在官家豪强当道的西汉末年，王莽却责令自己的亲生儿子自杀，只是因为他杀死了一个奴婢，当时奴婢的一条命不值一头耕牛；王莽的侄子也在杀人后被逼自杀，而这个侄子的母亲——王莽的嫂子，曾经一手把王莽抚养成人。
无论后世如何评论王莽的上述事迹，《资治通鉴·汉纪》已经为我们记录下这样一组数字：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朝廷一共收到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份上书，无论王侯、列侯、宗室、庶民，大家都要求汉帝国禅让皇位给这位当世道德楷模。考虑到当时识字以及有能力刻竹简的人数，这个数字应该几乎囊括了所有的文化人。
举国拥戴之下，汉帝国初始元年（公元8年），王莽废黜西汉末代皇帝孺子婴，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新”。
王朝更替没有祸害百姓，甚至没有人流血。
现在，道德楷模成为皇帝。官家豪强之所以强横，不就是因为有钱吗？王莽想到了一个绝妙的法子，试图以货币改革剥夺豪强的所有财富。
汉帝国居摄二年（公元7年），王莽在摄政的时候就推出了第一次货币改革：在五铢钱之外，增发“大泉”和“错刀”两种货币。每枚大泉重十二铢，可兑换五十枚五铢钱；两枚错刀可以兑换一斤黄金，为期一年，过期不候，所有黄金届时不再流通，一律没收。
王莽的算盘打得很精明，百姓手里只有五铢钱，官家豪强手里才有黄金。新的货币制度，既保证了普通百姓不至于受盘剥，又能掠夺豪强。名义上，还以错刀的形式保留了豪强手中的财富，反抗不会过于强烈。
一年后，王莽弄到了七十万斤黄金，官家豪强手中的财富变成一堆无用的刀币。而且，王莽还有后招。
从武帝元狩五年到汉平帝即位（公元前118～公元1年），约一百二十年间官府累计共铸造了二百八十亿枚五铢钱。如果按照大司马董贤的搂钱速度计算，绝大部分五铢钱应该也留在了豪强手中。百姓都成为奴婢、流民了，手里又怎么可能有余财？
王莽接着推出了第二次货币改革，新朝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王莽再次下令更改帝国币制。
大泉五十铜范
在诏书中，王莽坦言当时的社会状况：天地之性以人为贵，现在，豪强有千万顷良田，百姓无立锥之地，贫者父子终年劳作却不足以保住头颅，生活在牛马栏中的百姓经常卖妻卖子，这种“悖人伦、逆天心”的情况已经让人忍无可忍！
所以，王莽也毫不隐瞒自己的意图：“刘”字的繁体（劉）拆开看就是“金、卯、刀”三个字，刘姓王朝代表着贪婪；现在，汉朝已亡，新朝已立，货币改革就是为了剥夺刘氏皇族的财富。
王莽下令，废黜所有流通中的错刀和五铢钱，改为发行“大泉”、“小泉”作为货币，一枚五铢钱可以兑换一枚小泉。同时，王莽宣布，天下缴纳赋税都要以小泉计算。
我是天下最有钱的人，我就可以指点江山！
有了钱，王莽有了充足的信心，第二次币改当年，王莽在中国封建社会第一次推出土地公有制：废黜土地私有制，所有土地全部属于国家，一律更名为“王田”；因此，任何人不得买卖“王田”；不满八口的家庭占田不得超过百亩，其余田地要分配给邻里乡亲；至于无田无地的流民，朝廷将按汉初吕雉时代的制度每家授田百亩。
这就是王莽新朝最著名的“王田制”。
——往好处说，“王田制”是为了遏制土地兼并。确如王莽所见，贱买、强买是官家豪强兼并土地最常见的方式，根治土地兼并，不仅要弄走官家豪强手中所有的钱，还要从根本上彻底废除土地私有制。
——往坏处说，“王田制”和汉武帝刘彻的“算缗令”一样，是赤裸裸的抢劫。“算缗令”只是剥夺百姓，“王田制”却是抢劫官家豪强；“算缗令”只是要求天下百姓捐出财富的一部分，“王田制”却是在抢钱之后又抢土地，要钱又要命。
王莽确实已经削弱了官家豪强的经济实力，也建立了自己的货币储备，胜利似乎唾手可得。但是，王莽没有看清楚谁是自己的敌人，更没有找到自己的朋友。
王莽要推行他的改革政策，不可能依靠农人对土地的渴望，他甚至不太可能依靠这些人。最重要的是，他需要有忠于自己的干部队伍。王莽的“粉丝”可以是黎民，干部队伍却绝不能是这些人，黎民要是有能力抗衡官家豪强，也不至于混成流民。王莽的干部队伍，必须同样是一批有治世之才的封建官僚，只有他们才有实力对抗同样有能力的官家豪强。
然而，王莽抓干部建设的能力让人实在难以恭维。
这位儒生皇帝把大多数官吏的名称换了一下，绝大多数官僚只是“新瓶装旧酒”。最离谱的是，王莽正式授予郡级最高行政长官（牧）军事指挥权，等于承认了官家豪强可以拥有军队。王莽确实也亲自提拔了一批人，比如孔光、刘歆、哀章。这批人原本都是提笔写字的儒生，毫无从政经验，秉政十多年最大的成绩就是编纂了诸多儒家典籍。焚书坑儒后多数儒家经典都是在王莽时代恢复的。
或许是王莽改革之心过切，或许是王莽太迷恋儒家学说，或许是王莽开始迷信皇权的威力，以为自己无所不能……
最终，王莽未能培养出足以抗衡官家豪强的力量，抢劫政策的推行者仍旧是官家豪强。土地仍在官家豪强手中，封建官僚是地方豪强，地方豪强就是封建官僚，跟迁徙豪强一样，怎么可能依靠他们剥夺自己的土地？
在官家豪强眼中，王莽根本不是帝国体制的支撑者，当官只是借助帝国权力掠夺财富罢了。现在，王莽的朝廷诏令却是剥夺他们自己的财富，这样的命令当然要互相推诿，新朝行政立刻陷入瘫痪。
按汉朝典制，每逢新皇登基、改年号这样的大事，都要释放犯人，新莽朝的官吏却根本不告诉囚犯大赦消息，无罪之人也经常在监狱里一关就是几年。因为人命关天，这些权力都可以替代货币向黎民百姓讹诈土地……
看到改革政策难以实行，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王莽推出了第三次货币改革——“宝货制”，试图彻底摧毁官家豪强的经济基础。
“宝货制”是世界货币史上绝无仅有的货币制度，包含一种金币、两种银币、四种龟壳、五种贝壳、六种铜钱、十种布币，总计二十八种货币。在兑换比例上，一枚龟壳最高可以兑换两千一百六十枚铜钱、一枚贝壳最多可以兑换两百一十六枚铜钱。王莽的本意，可能是托古代西周货币制度，以龟壳、贝壳这些不值钱的东西再次打击官家豪强。
货币的职能是价值尺度、财富贮藏和支付手段等。不用说二十八种货币同时流通，单百姓手中日常使用的布币就有十种之多，其中，幺布和小布重量比例实际为16∶15，名义价值却是2∶1。
这样的货币制度，不用说抢夺别人的财富，在实际中根本就不可能得到执行。
所有人都想赚钱，而以龟壳、贝壳换钱实在是一本万利的生意，严峻的刑罚也没有挡住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新莽朝出现了严重的“伪造货币”问题——如果龟壳、贝壳能称为货币的话。
更糟糕的是，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也就是王莽第三次币改的第三年，汹涌的黄河在魏郡溃决，泛滥清河郡以东数郡；同年，黄河沿岸各郡发生了严重的蝗灾。在物资本就极度匮乏的新朝，再次爆发了极其严重的通货膨胀，以黑市五铢钱计算，关中平原的谷物价格已经上涨到万钱一石，是汉宣帝年间的一百倍。
《汉书》这样描述当时的年景：富贵之家还可以坐卖田宅应对灾荒，黎民只能坐在街道上哭泣，被饥饿和贫穷折磨，饿死者十之八九，再次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剧……
任何时代，货币制度都是统治者权威的象征，币值稳定则统治稳定，反之则社会动荡不安。“宝货制”巨大的缺陷给天下黎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王田制”又不能让百姓真正得到土地，人们在一点一滴中渐渐丧失了对新朝的信心，没有人知道，这位儒生皇帝要把帝国带向何方。
抢占官家豪强的财富，王莽彻底得罪了官僚；“王田制”未能让天下苍生真正得到土地，王莽更是得罪了天下黎民。从此，改革再无朋友，只剩下敌人，民间开始流传“黄牛白腹，五铢当复”的民谣……
——“宝货制”实行一年后，王莽终于承认了自己的失败，宣布允许买卖“王田”，再次承认了土地私有；
——天凤元年（公元14年），废除“宝货制”，罢金、银、龟、贝四种货币，朝廷只发行货布和货泉，货布重二十五铢，货泉重五铢，等于恢复了原来的汉朝五铢钱。
如果到此为止，新朝或许还能像后来的东汉一样苟延残喘。可是，王莽真的是很不幸……
王莽新政时期的古币
从始建国三年黄河闹水灾开始，一直到王莽灭亡，黄河就再也没有消停，有文字记载的大水灾就有十三次之多。最后，黄河改变了河道，入海口由天津改为山东半岛。
于是，我们才看到了今天的黄河。
这是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最凶猛的水灾，大家可以想象，黄河平地搬家是一种什么样的灾难。洪水遍及今天河南、山西、山东、河北、天津等省份，其中，山东夹在新旧两条河道中间，受灾最为严重。在水利工程匮乏、道路并不畅通的古代，无论官家豪强还是平民百姓，基本都断绝了生路。
一次偶然事件点燃了仇恨之火。
王莽废除“宝货制”当年，琅琊海曲（今山东日照）县令诛杀了一个因小罪获刑的吕氏豪强。此后，吕氏家族纠集几千人杀掉了县令，又集合源源不断的流民，农民起义爆发了。后来，这些流民在自己前额抹上红色，以区别同样穿着破烂的官军，他们就是“赤眉军”。
疲敝的新莽帝国已根本无力应对如此大规模的战争，何况赤眉军与王莽军在昆阳决战的时候，王莽的精锐部队正在北部与南匈奴苦战……
与大家想的不一样，最后攻破未央宫的并不是赤眉军，而是长安城内的一批地痞流氓。“城中少年”（《汉书》给无业游民的雅称）朱弟、张鱼等人在狂欢式的抢劫中引发了长安城骚乱，人群冲向了未央宫。
最后的时刻，王莽身着朝服在未央宫中平静地等待死亡，他的身边还有同样盛装的一千多名公卿大臣。请注意，陪王莽一起等死的不是普通士兵，而是朝臣。如此多的朝臣心甘情愿为一位末代王朝的皇帝殉葬，过去从来没有，之后也再未发生。
最后，骚乱者以斧头劈开了未央宫宫门，王莽被愤怒的人群乱刃分尸。王莽死后，这片土地陷入史无前例的混战之中……
东汉年间，在班固所著的《汉书·王莽传》中，王莽被贬成一个篡位者、野心家、暴君。然而，英国《剑桥中国通史》却给王莽以最高荣誉，认为他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帝王；民国时期，胡适更是将王莽评价为“中国古代空想社会主义者”。我们不想在这里争论王莽身后的是是非非，只是以马克思的话为王莽作出结论：“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
皇权只有借助封建官僚才能统治整个帝国，但是封建官僚自身就是一个强势分利集团，他们会借助手中的权力疯狂掠夺帝国财富。皇权根本就无法彻底遏制这种掠夺，毕竟联系皇权和封建官僚的纽带恰恰就是掠夺财富的权力。
现在，让我们来回顾西汉帝国由弱变强，再由盛转衰的循环，一条清晰的财富生产、转移轨迹呈现在我们面前。
刘邦消灭了强势的异姓王，同时分封了弱势的同姓王，实现了帝国管理制度创新。在吕雉和同姓王的竞争中，双方都信奉清静无为的黄老之术，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农耕经济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放开经济管制，一批冶炼、商业、运输、畜牧、渔业等新兴行业崛起，帝国经济前景充满活力。
此时的汉帝国既有产业创新，又有制度创新，无论国家还是普通民众，焉能不富？
“文景之治”时期，汉帝国的工商业迅速发展。正是凭借从商税中获得的实力，汉景帝攫夺了同姓王的权力，彻底消灭了其对皇权的威胁。
汉武大帝迅速花光了四代君王的积蓄，便想通过铸币聚敛天下财富，超级通胀使得敛财手段失效，于是把手直接伸向了所有产业。管理天下产业需要一批人，一旦官商成为一种势力，帝国政府就会凭借几何级数式扩张的实力不断蚕食社会财富、挤压小农的生存空间。
然后，失去了正常发财手段的帝国精英成为豪强，也挤压掉了小农身上残存的最后一口气息。
无论汉武大帝多么贪心，也无论他多么有权势，在某一个时点上社会财富的总量必然是有限的，必须留出让全社会人继续生存的财富，也就是马克思所谓的“必要劳动时间”：社会最底层必须能维持自身和家庭的生存。
然而，参与掠夺的绝非汉武大帝一个人，封建官商不但不靠生产就能获得财富，而且还占有了帝国绝大部分财富，此后所有赚钱的途径都必须依附于这个强势集团。强势分利集团完全不遵守财富规则，最终，掠夺超出了帝国居民承受的极限，人们失去了土地、失去了工作、没有能力组建家庭，最终成为流民。
整个循环的逻辑是：帝国抢占富人产业→富人把小农从土地上挤走→封建官商又从土地上挤出了富人→富人中的强者成为黑势力→小农成为流民……
最终结果：国弱、民贫，唯独官富。
皇权一旦使所有社会资源都匍匐在自己脚下，封建官僚就会在瞬间吸干帝国的经济血液，无论皇帝、黑势力还是黎民百姓，都没有力量遏制这头怪兽。武、昭、宣三朝，皇权同样以各种残酷的手段镇压官僚集团，但是，皇权始终只能依靠一批官僚去镇压另一批官僚。汉宣帝错误地执行了通货紧缩政策，为官家豪强兼并土地提供了一把货币铸造的利刃。最终，皇权丧失了与官家豪强博弈的能力，元、成、哀、平四朝，封建官僚像病毒一样吞噬了帝国整个机体。
正是看到问题的症结所在，王莽才终其一生锐意改革，晚年更是“常御灯火至明”。他试图以货币改革掠夺豪强财富，以皇权作为强大的后盾再次将帝国扳回“耕者有其田”的轨道。只是，王莽不能也不可能化解官僚利益与“天下大同”理想之间的矛盾，他所有的努力都无法挽狂澜之既倒、扶大厦于将倾。
西汉帝国缔造了一个“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体系，这个社会体系成功地取代了西周以来的“封君—封臣”体系。与“封君—封臣”体系一样，这个统治框架也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皇权只有借助封建官僚才能统治整个帝国，但是封建官僚自身就是一个强势分利集团，他们会借助手中的权力疯狂掠夺帝国财富。皇权根本就无法彻底遏制这种掠夺，毕竟联系皇权和封建官僚的纽带恰恰就是掠夺财富的权力。最终，封建官僚对财富的掠夺将成为帝国难以治愈的沉疴。
西汉帝国完整演绎了上述流程，流程的开始是“均田制”，流程的结束是普通人变成流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西汉历代帝王甚至使用了迁徙、杀戮等极端的方式打击封建官僚，然而，所有的措施最终又都为封建官僚所利用，成为他们抢劫财富的利器。这是一个加诸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封印，无论多么伟大的王朝都在这个封印之下灰飞烟灭！
①　西汉昭帝、宣帝两朝，帝国实际的统治者是大将军霍光。汉昭帝时期，霍光不准汉昭帝结婚，汉昭帝也就没有留下子嗣。其后，继任者刘贺仅六个月就被霍光废黜，霍光从刘彻废掉的太子子嗣中选择了汉宣帝刘询。
第五章
国家与土匪（东汉）
从汉灵帝开始，朝廷中枢再次铸造四出五铢应对日益浩繁的军事开支和地震救灾。四出五铢属于足值货币，不可能在短期内获得巨量财富，无奈之下，汉灵帝开始卖官搂钱，不仅为自己留下了干古骂名，也让军阀统治权变得名正言顺。
东汉建武年间，刘秀裁撤了全国90％的官僚，全国三分之一的县根本没有县令。至于盐铁官营、平准均输、冶铁铸币，刘秀确实没有明确废黜，这些衙门却根本无人办公。
赤眉军在中原大地四处游荡的时候，官家豪强也在欢呼雀跃，谁能在纷纷乱世组织一支强有力的军队，谁就是帝国未来的主人。赤眉军流窜到南阳地区，当地官家豪强立刻表示热烈欢迎，并为流民提供了最需要的物品——粮食（吃不饱，只能凑合活下去）。当然，官家豪强也毫无悬念地取得了起义军领导权，自此，他们在史籍上有了一个新名字——“豪强军阀”。
优雅的中国古文这样描述类似的场景：“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直白的翻译只需要四个字：天下大乱。
豪强军阀就是传说中的土匪，从王莽被杀到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中原大地先后出现了十一个皇帝。很难分清这些人哪个是真的皇帝，哪个是真的土匪，或者，皇帝本就是土匪，土匪当大了就成了皇帝。
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斯曾经比较过国家与土匪。他认为，国家和土匪本质上是一样的，大家都以暴力为基础进行抢劫，土匪抢钱，有去无回；国家抢钱，有去有回。土匪也可变成国家，只要能保护黎民百姓不让别的土匪抢劫……
要成为最牛的土匪，就得有最多的钱，有钱才能招兵买马、铸造刀枪、打败其他土匪。
所以，各路土匪都想让自己更有钱。
如果没有钱，也可以自己造。
王莽死后，南阳的刘伯升和蜀地的公孙述领导着最大的两伙土匪，他们几乎同时推出了自己的货币制度——“铁钱”，这也是中国货币史上第一次出现铁质货币。
铁钱，顾名思义就是用铁铸造的钱。
在金属货币时代，货币实际价值必须与面值相当，否则不但会引起物价暴涨，甚至有可能让经济退回到实物交换时代。
铁钱，就起到了最坏的作用。
铁钱根本就不是钱，铁也根本不值钱。刘伯升、公孙述在自己的领地上以铁钱向百姓换取各种战略物资，不接受铁钱的人将被处死。一般黎民拿到铁钱之后并不能用于交换，南阳和蜀地偌大的地盘，能用铁钱的只有他们两个人。铸造铁钱，是典型的“有借无还”的土匪行为，鬼知道你什么时候被打跑，留下来的这些铁钱能不能继续使用。
刘伯升、公孙述都是有去无回的土匪，只拿钱，不办事。东汉的创立者刘秀不一样，他是那种“有去有回”的土匪，也没有铸造铁钱。
至于刘秀没有铸造铁钱的原因，很搞笑，不是不想铸钱，实在是没有足够的实力逼迫人们用铁钱。
刘秀的地盘实在是太小，只局限于洛阳一隅，如果强行推行铁钱，恐怕连这块地方都守不住。刘伯升推出铁钱之后，刘秀也想铸造铁质货币，手下谋臣邓禹曾劝谏刘秀：“将军想图一时之利，还是图万世之利？铸造铁钱只能图一时之利，您不能以一时之利坏了万世之利。”
不能铸造铁钱，又造不起铜钱，刘秀只能放任民间私铸货币。”
尽管私铸货币重量可能轻些，但与土匪的铁钱相比，还是私铸更靠谱。因为，民间交易向来不承认铁钱，要想让钱花出去，起码得是铜币。在刘秀管辖的地方，谁有足够的财富，谁就可以私铸货币，绝对无人追究。
相对优秀的货币制度之下，洛阳一带成为西汉末年商品和粮食集散地，刘秀也把辖地逐步扩充到了河北、山东。这里要说，刘秀控制河北、山东，不是因为自己实力增强，而是因为这两个地方受灾最重、流民最多，谁也不想沾手。
洪水不辨穷富，也分不清黎民百姓和官家豪强，滔天巨浪让所有财富都化为乌有。当洪水退去，官家豪强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留下了大片无主土地，也留下了“重连”、“铁胫”、“大枪”、“上江”、“青犊”等五十多支赤眉军。
这些队伍的名字听起来还蛮威武，其实，他们只是无家可归的流民。或者说，真实的赤眉军根本不是军队，大多数情况下是全家扶老携幼一起出动，官军只需要几百人就能打跑上千、上万甚至是十几万的赤眉军。王莽的军队之所以败给赤眉军，是因为赤眉军的流窜目标不是作战，而是吃饱肚子。
黎民就是赤眉，赤眉就是黎民，王莽既然不可能杀尽天下黎民，当然也就消灭不了赤眉军。
刘秀对付赤眉军的方法颇有空手套白狼的感觉，他向这些流民队伍宣布：自己将把山东、河北的无主土地分配给赤眉军战士，每家可以得到土地七十亩。对纯粹的流民而言，刘秀的实力还是比较强大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抗衡其他土匪。
有了土地，谁也不愿意四处流窜作案。结果，刘秀不但获得了一个稳固的根据地，还从流民中选拔强壮男丁充实了自己的军队。
随着实力不断提升，公元25年刘秀称帝，改元“建武”。
刘秀本人就是官家豪强，自然知道官府盘剥小农的种种伎俩。正是因为看到封建官僚体系对西汉帝国的危害，刘秀才推出了史无前例的封建官僚制度——既然封建官僚危及统治，就干脆尽量不要官僚好了。
西汉地位最高的官僚是“三公”——司徒、司马和御史大夫，刘秀虽然也设置了“三公”，给“三公”年俸万石的待遇，但是，东汉“三公”没有任何实权，所有实权都交给皇宫内朝的“尚书台”。如果硬套级别，“尚书台”最高领导大概相当于正处级，年俸不过六百石。建武年间，“云台二十八将”①之一的李挺担任司徒，由于没有事情做，李挺愤然请假一年。对此，刘秀非常高兴，马上准假，并赐给李挺黄金，让他在家安心养病。
这种“高位虚权”、“实权低位”的制度让所有官僚都非常难受，高位之官员没有实权，实权官员品级又实在太低，大家捞钱的难度都大大提高。
国家税收方面，称帝之前刘秀在自己的地盘上执行“什一之税”，称帝之后则恢复了“文景之治”的“三十税一”。对刘秀来说，他没有多少官僚需要养活，士兵都回老家种地了，他自己也厉行节俭，确实不需要多少钱。
弥留之际，刘秀留下了这样的遗诏：我活着对天下百姓毫无益处，所做的一切也不过是模仿汉文帝刘恒，我死之后一切务必从简，正部级以下官员不得守丧（按以往惯例，通常是全国守丧），不得将我的死讯传达至郡县。
《后汉书》用了一个精准的词描述了刘秀的政策——“息民”。
事实证明，一旦摆脱了封建官僚的束缚，中华民族的创新能力就是惊人的。建武年间，东汉以极快的速度恢复了生产，创造了令世人惊叹的“光武中兴”。
《后汉书》这样记述这个时代：天下再无征战，朝廷也恢复了对西域的管辖；人们再无徭役，乡间没有盗贼，村落里晚上也不用闭门；粮食连年丰收，家家殷富，牛马在田野里四处游荡，也不用担心被人牵走。据《齐民要术》记载，东汉时代农作物种子与原粮产出比为60～80∶1，远高于西欧中世纪的4～5∶1。
遗憾的是，尘封的故纸堆没有为“光武中兴”提供更多的证据。
非常幸运，今天，我们有了现代考古学。
与“文景之治”相比，东汉初年的墓葬数量更丰富，墓葬的主人也从大官僚变为民间富豪甚至普通黎民。今天，古墓重见天日，为我们揭开了那段尘封两千年的历史。
汉光武帝年间，人民生活逐步丰富起来。1973年，浙江海宁出土了一个东汉墓葬群，墓室中的壁画为我们描绘了墓主人车马出行、宴饮、炊厨和舞乐百戏的盛况。
汉光武帝年间，畜牧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1955年，湖南长沙3号东汉古墓出土了一个养鸡坊模型：这是一个狭长的鸡舍模型，鸡舍中又有几十只鸡陶俑，有的鸡站在室内，有的鸡则把头伸出窗外。这是养殖理论中典型的“圈养”，家禽很少能自由行动，所以育肥速度更快。
汉光武帝年间，会稽、江陵等长江沿岸城市成为举世闻名的造船中心。建武九年（公元33年），刘秀讨伐蜀地公孙述，《后汉书》记载，刘秀派出了数千艘几层楼高的战舰，可见东汉初年造船业之发达。长沙203号东汉墓的陪葬品中有一个长达一百五十米的木船模型，船舵装有宽大的舵叶，船舵也可以自动提起进入船身，模型本身就是一艘庞大的舰船。
东汉墓葬古钱
汉光武帝年间，陶瓷业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当代，江苏、湖南、江西、湖北、广西、贵州都曾有大量的东汉瓷器出土，这些瓷器胎质白嫩、细腻致密，质量远高于元、明两代。现代科技已经证明，只有在一千三百摄氏度以上的高温中才能烧制出这种瓷器，至于当时东汉陶瓷业究竟使用什么技术达到如此高温，现在已经不得而知。
令人无比困惑的是，东汉如此发达的商品生产，却极少有官方铸币记录；刘秀一生仅在建武四年（公元28年）铸过一次五铢钱；此后，东汉十二帝前后一百九十六年，只记载了两代帝王五次铸币，其中，四次是汉灵帝，另一次是董卓铸小钱。
官方铸币如此稀少，东汉又绝无铜钱匮乏之虞。
——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南阳郡发生地震，在这场惨烈的自然灾害中很多家庭断门绝烟。地震之后，东汉朝廷出面为无人送葬的罹难者办理了丧事，并为每个普通人提供了三千枚铜钱作为殉葬品。
——1976年，浙江绍兴南钱清公社在一个东汉墓葬中出土了三十三万枚铜钱，总重为一吨。如此数量之货币作为随葬品，在任何一代盛世都极为罕见，而南钱清汉墓绝非唯一以巨量货币作为随葬品的东汉墓葬。
一般来说，随葬品是人们日常生活用品，希望死者能在另一个世界继续使用这些物品。既然货币成为日常随葬品，那么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就一定经常使用货币。
官方没有铸造货币，这些铜钱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答：民间私铸。据彭信威先生考证，东汉一朝民间私铸货币总量应在三百亿枚左右。
出土的东汉货币证实了我们的观点。东汉初年的铜钱，形制虽然仍是“五铢钱”，重量也在四克左右，但是，制造技术却比“赤仄五铢”和“上林三官五铢”差了很多，铜材也不再是紫铜，明显不是官家铸造。
汉光武帝、汉明帝、汉章帝三代，前后六十四年，物价稳定，每石粮食的价格只有二十钱，已经低于西汉“文景之治”的水平。然而，货币最好的投向却不再是土地，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人们有了更为赚钱的陶瓷业、造船业、畜牧业……
此时，铸币权已经重回民间。我们有了创新产业、有了遨游黄河的舰船、有了自由铸造的货币，只要我们再向前走一步，可能就会率先走进海洋、走向世界。
然而，历史有时候让人感到无比困惑……
为一劳永逸地解决西羌问题，汉安帝刘祜举全国之力对西羌发动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与汉武帝直接派兵征伐匈奴不同，汉安帝无论是征发士兵，还是屯兵边境，都要依靠富可敌国的坞堡。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人们以血亲为联系建立城堡，以宗族的力量对抗流民、官僚甚至皇权。人们生活在城堡之中，耕地围绕着城堡，一旦有事可以迅速回城堡组织防御。这种城堡叫作“坞堡”，是东汉最基础的社会细胞单元。
某种意义上，正是有了宗族对人民的管理，东汉政府才不需要这么多官僚。当代中国乡村就起源于这个时代，现在绝大多数汉族村落仍旧以姓氏命名，比如，陈庄、杨庄，原型就是东汉时期的坞堡。
《后汉书》记载，西汉末年有一个叫田畴的书生，他在同姓中有着很高的威望。看到中原遍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人烟”，田畴带领族人在徐武山找到一块盆地，披荆斩棘、凿井筑屋，自此，田姓人家在这块盆地中过起了与世无争的农耕生活。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想到东晋陶渊明一篇著名的散文，那也是千百年来中国人的理想——《桃花源记》。坞堡就是《桃花源记》的原型，只不过“桃花源”远非与世无争的人间仙境……
“坞堡经济”是一种典型的私有经济，竞争和剥削的残酷性丝毫不亚于西方世界原始自由竞争时代。
为了理解这个时代，我们首先介绍当代经济学的一条公理性假设：资源稀缺。强调一下，这个不是假设，而是血淋淋的事实。所谓资源稀缺，直白的解释是：生存在这个世界上，钱不好赚。
东汉时代赚钱就更不容易，当时人类开发资源的手段极为有限，为了生存下去，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宗族乃至每个民族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就有纷争。与小农家庭相比，坞堡无论在生产、分工还是对抗官府的能力方面，都比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高很多。
正因为能力强，竞争也更为残酷。
光武、明、章三朝，在残酷的竞争中，一些坞堡衰败了，也有一些则更加强盛。东汉帝国社会财富总量已经远远高出西汉时期，坞堡的经济实力也远远超过了西汉的官家豪强。西汉中期拥有超过万顷土地的大豪强已经非常罕见，东汉中期坞堡却往往占据一两个郡，其财富总额足以令人咋舌。
《居延汉简》这样记载当时的大坞堡主：他们的房屋连接成片，肥沃的田地遍及郡县，仓库已经装不下他们的奇珍异宝，山谷已经装不下他们的牛羊……
既然是竞争，就一定会有失败者。换句话说，竞争一定会产生贫富差异。一旦胜负已分，接下来的竞争中将贫者愈贫、富者愈富，最后产生极度贫富分化。
汉章帝以后，坞堡之间的竞争已经经历了一百多年，桃源不再是同姓聚居，而多出了许多新人——“部曲”。这些人可能是外姓流民，也可能是竞争中离散的其他坞堡居民。部曲的生活如此悲惨，以至于后世经济史家认为东汉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奴隶制。
《东观汉记》记述了一个叫“倪萌”的部曲，倪萌的哥哥在一次灾害中死去，倪萌收养了哥哥的儿子；岁末的时候，为供养兄长的遗孤，倪萌自己的儿子反而被饿死了。
本来，政府的重要作用之一是合法地“杀富济贫”，通过剥夺富人调节社会财富分配。东汉朝廷却是这样一个政府——京兆、太尉这样的高级官僚同样要“食麦蔬”。所谓“食麦蔬”，说白了就是粮食和野菜掺和着吃——不是为了健康，也不是因为饭局太多怕患高血脂，而是因为真的吃不饱饭。
封建官僚自己都吃不饱，如何会有能力管理强大的坞堡？
帝国不能管理自己版图上的坞堡，又如何能对抗异族入侵？
如果封建官僚势力过弱，就无法抑制自由竞争产生的贫富分化，更无法有效集中资源。如果帝国无法建立有效的统治，一旦面临强大的异族挑战，国家同样会生灵涂炭，甚至被灭族。
东汉中期，在并不遥远的西部，异族对中原财富觊觎已久……
汉代，青海地区生活着另一个古老的民族——西羌。与匈奴一样，西羌也是一个游牧民族，自己只能饲养牛羊、马匹，粮食、布匹都要靠汉朝供应。对西羌人来说，能换到粮食、布匹当然好，如果换不到，纵马抢劫更省事。
西汉年间，汉武帝曾经收服诸羌，并在羌地设置了郡县；汉宣帝、汉元帝先后对西羌发动过三次大的战争，诸羌从此一蹶不振。西汉末年，天下大乱，帝国无暇西顾，西羌由此获得了广阔的生存空间。
东汉中期，西羌人口数量已经与匈奴鼎盛时期相近。
东汉举国上下却对此毫无警觉，醉心于发财的坞堡主当然不会关心军事；西汉时期的军马饲养基地也变成了“科研机构”，流传后世的《相马术》就是其代表性成果；甚至皇帝直接统辖的禁军（常备军）也不足万人。更可笑的是，帝国末年禁军居然有很大一部分由宦官兼职组成。
弱势的政府、弱势的军力、强大的经济，最容易引来外贼窥视。
汉安帝永初年间，西羌多次侵扰冀县、平襄（今甘肃甘谷、通渭），经常一次就屠杀上万名汉人；多名高官先后罹难，汉中太守郑勤阵亡、凉州刺史皮扬阵亡、征西将军司马钧兵败自杀；最后，西羌甚至一度围攻故都长安。
战乱之中，人们追求财富的梦想被打破了。甘肃、陕西地区的汉人开始大规模内迁，人们放弃了自己的家园，再一次走上了流浪的道路。
流民，再一次出现在帝国的版图之上……
在汉安帝的号召下，吃尽了西羌苦头的坞堡也只能心甘情愿地有人出人、有钱出钱。只不过，坞堡军队没有统一的领导，在战争中当然不会分工合作，更多的情况是，一支坞堡军队遇到敌人，友军龟缩不出，坐看友军失败。加之东汉坞堡派出的士兵都是原来扛锄头的农夫，这些人临时拼凑起来组成军队，单兵作战能力确实远低于西羌，十个步兵也未必能打赢一个西羌骑兵，因此，东汉军队逐渐被各个击破。
这场战争持续了十四年，东汉帝国全体臣民一共花掉了二百四十亿枚铜钱，差不多相当于西汉帝国二百年间铸造的货币总和。然而旷日持久的战争并未能击溃西羌，也没有保护好内地黎民百姓，反而培养了一批强大的军阀：张焕、皇甫规、段颎等，还包括后来祸乱汉家天下的董卓。
汉羌战争消耗的社会财富越多，东汉帝国解决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小。汉安帝死后，东汉帝国再没有能力主动对西羌发起攻击，在战争中几乎完全处于守势，西羌之祸愈演愈烈。汉桓帝在位二十一年，西羌四十五次入侵，朝廷甚至未能组织一次有效反击。战火蔓延到朔方、云中、雁门、代郡、琢郡、渔阳、辽东等内地诸郡，西羌士兵一度进攻都城洛阳。
连年征战使得东汉人民无心稼穑，帝国政府既然解决不了西羌入侵，其他社会问题也就随之激化。
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全国近三分之一的郡县遭受蝗灾，帝国版图内再次出现了数以百万计的流民。这些人光着身子、吃着草根（裸行草食），在饥饿和病痛的折磨下流浪于帝国阡陌之间……
或许汉灵帝认为，帝国已经出现了“三空”（田野空、府库空、朝廷空），既然封建官吏没有实权，卖掉又有何妨？卖官不用盘剥百姓，又能增加国库收入，这才是敛财的最佳手段。何乐而不为？
江山风雨飘摇之际，一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昏君”——汉灵帝刘宏——登上了舞台。
汉灵帝之所以臭名昭著，据说是因为卖官。后世史家认为，他在帝国统治行将崩溃之际仍旧卖官敛财，最终导致东汉帝国灭亡。今天的电视剧中也经常有这样的镜头，每当皇帝醉心于享乐的时候，总有忠臣站出来大骂皇帝（一般会义正词严、声色俱厉，甚至声泪俱下）：你难道想学汉灵帝刘宏吗？
其实，卖官不是汉灵帝首创，更不是后无来者，卖官者也不乏所谓“明君”，前有秦国的秦穆公、西汉的汉武帝，后有唐朝的唐玄宗、宋朝的宋神宗，卖官的皇帝数不胜数。只不过，公卿大僚之位居然被拿到市场上叫卖，终究不是什么光彩事。皇帝卖官就像鬼子进村，悄悄买、悄悄卖，声张的不要。
中国两千年封建王朝，公开颁行诏书卖官的皇帝只有汉灵帝一人而已。非但如此，汉灵帝卖官还大鸣大放，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为官职规定了种种价格折扣，上至公卿，下至县令，几乎无一不卖。
如此明目张胆地卖官，不仅仅是皇帝丢脸，连官僚的脸也被丢光了。所以，无论史学家还是平民百姓，都认为汉灵帝是一个昏君。汉灵帝，几乎成了灰太狼和懒羊羊的合体。
东汉本就是最穷的封建王朝，除去西羌入侵，汉灵帝当政二十二年，全国居然发生了三十一次大地震。
刘宏，真是穷到了极点。
按照一般思维，为挽救风雨飘摇的帝国，统治者一定会铸大钱敛财。
汉灵帝的情况，属于二般。
汉灵帝确实选择了铸币敛财，只不过，他没有选择铸大钱，反而铸造了足值的五铢钱。中平初年，刘宏重铸五铢钱，汉灵帝五铢背面有四道斜纹，所以汉灵帝五铢也被称为“四出五铢”。从出土文物来看，四出五铢重3.5克，仅比赤仄五铢轻0.5克。灵帝一朝，先后三次铸币，都是这种四出五铢，始终没有发行虚值货币。
汉灵帝初年（公元168年），帝国已经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每石粮食价格为万钱，一匹马的价格约为两百万钱，这个数字已经和西汉末年战乱时代不相上下。四出五铢并非虚值货币，在超级通胀中，这点钱对巩固东汉统治根本就是杯水车薪。四出五铢刚刚面世，坊间就开始流传，铜钱背后的四道斜纹代表四方邪气冲天，四方必将大乱……
第一次读这段历史，我非常奇怪，汉灵帝这么做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后来，我明白了，汉灵帝敛财的方法就是卖官。
光和元年（公元178年），汉灵帝颁布诏书，公开买卖官职，上至公卿，下至县令，所有官职无不需要以钱交换。现任官僚也需要补缴费用，官声卓著者可以打五折、三折。比如，刘宏就曾打五折，以五百万钱把司徒的位置卖给了“晋州望族”（晋州坞堡主）崔烈。
在崔烈的受封典礼上，刘宏突然有点后悔，说：“司徒五百万钱卖给你实在是便宜你了，这应该是一千万钱的价格（悔不千万）。”
事后，崔烈问儿子（崔钧），自己现在位列“三公”，可曾听到外界对此有何议论。
儿子答：“父亲曾经历任卿、太守之职，无论资历还是官声，您都应该得到三公之位。今天，您却通过买官获得司徒的位置，实在让天下人失望。因为，您这个司徒的位置，铜臭味道实在是太重……”
这句“悔不千万”为刘宏留下了千古骂名，也给封建官爵留下了一个响亮的名字——铜臭。
汉灵帝没有想到的是，虚值货币，皇帝不发，有人替他发！
买官者本就是坞堡中的军阀，现在，他们终于获得了合法的官职。他们到任之后，第一件事往往就是私铸货币——“铅券”。
顾名思义，“铅券”就是铅质的货币。遗憾的是，我没有找到铅券的出生地，史籍对此语焉不详，可能是有一个地方官铸造铅券，之后大家纷纷模仿。在这里，我只能为大家总结一下铅券的特点：但凡流传下来的铅券，货币单位不是可以抵多少铜钱，而是可以在某地兑换多少土地，也可以按照土地价值交换其他财富。
乱世之中，大概大家都觉得铜钱也不靠谱了。
铅只是一种比铁还重的金属，虽然单位价值高于铁，却比黄金便宜很多。而土地可是农耕时代最大的财富，以铅券换土地，这何止是抢劫！
可以说，铅券是中国历史上最恶劣的虚值货币。
经历了羌人之乱，所谓官员面对的根本不是黎民百姓，而是跟他一样强势的军事坞堡。大家都是军阀，凭什么让我挨你的刀子？既然你只是名义上的官府、实际上的强盗，那么，也只有比一比谁的刀更快了。
结果：坞堡VS坞堡，也就是传说中的军阀混战。
本就已经羸弱不堪的底层黎民再也不能承受军阀混战的压力，在灾害、异族战争的多重压力下，史籍再次出现了“人相食”的记录：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流民再次成为一股无法遏抑的洪流……
当连活下去都成为奢望，一个道教的分支便开始在民间广为流传，在信徒奉为神灵之语的《太平经》中，人们开始发泄对帝国无能的愤恨：皇帝不是隐士，天下间的事情、天下间的道理，作为皇帝却一无所知，这才是皇帝最大的错误（天地所欲言，人君不得知之，大咎在此）。
这个道教分支的首领叫“张角”，他自封“大贤良师”。毫无生的希望，人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给了虚无，不再相信自己的理性——理性并不能延续人们的性命。这些信徒认为，所有人都应该臣服于这位“大贤良师”，之所以有人没有得救，是因为对“大贤良师”还不够忠诚。
灵帝光和七年（公元184年），这些无比忠诚的道教徒在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同时起义。无以为生的流民在头上围起了黄巾，高喊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中原大地再一次陷入混战之中……
董卓之错，在于他明明是土匪，却偏偏以国家名义发行无字小钱。与其说无字小钱打破了人们对货币的信任，毋宁说自此封建帝国的信誉完全崩溃。封建帝国已经完全成为强盗，再也没有一个土匪能取得黎民百姓的信任。
有时候，历史充满了诡异。
西汉帝国曾那么强势，却无法遏制汹涌的流民——官军终究不会为剿灭流民尽到最后一分力量；东汉帝国朝廷中枢没有直接控制军队，却以极高的效率消灭了农民起义——坞堡对防范流民不遗余力，流民经常无处可以流窜。在不足半年的时间里，各路军阀把黄巾军消灭得干干净净。董卓，就是镇压黄巾军的军阀之一。
一个人做一件坏事并不难，难的是做一辈子坏事。做坏事被人骂并不难，难的是被人一骂就是两千年。西汉末年的王莽、唐朝的李林甫、宋朝的秦桧……中华上下五千年出了很多坏人，绝大多数顶级的“坏人”都毁誉参半，不会一边倒骂声一片。唯独这位董卓，这么多年、这么多史书，无论正史野史，我从来都没见任何人说过他一句好话。
据《三国志》记载，董卓年轻时勇武有力，经常身带双鞭，在马上可以左右开弓。西羌祸乱中原的时候，董卓凭着一身好武艺找到了一份工作——郡守派他率领乡民抗击西羌，大概相当于今天的民兵连长。
董卓非常热爱这份工作，为抗击西羌付出了巨大努力。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同羌人头领喝酒，酒酣耳热之际也常常纵声放歌，据说这样可以联络感情。当然，喝酒唱歌之际董卓顺带挑拨离间，挑动羌人内斗。
挑拨离间工作取得了卓越的成绩，董卓居然成为西羌几个部族的首领，时而抢劫汉家，时而打击羌人其他部族。
靠着这些家底，董卓参与了镇压黄巾军的战争，势力逐渐强大起来。
这里要说，汉灵帝是一位眼光敏锐的帝王，他意识到董卓的存在对帝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公元189年，汉灵帝在弥留之际发出最后一道诏书，在没有收钱的情况下免费任命董卓为并州刺史，希望以此稳住董卓，让他不要来京城惹是生非。
汉灵帝死后，东汉帝国失去了最后一位有能力统辖全局的帝王，朝廷由此变得一团糟。在宦官、外戚、朝臣的无数次斗争中，董卓找到了一个机会率兵进入洛阳，成为主宰东汉王朝的人。
说起来很可笑，董卓进京，带了多少人马呢？
答：三千人。
没错，是三千名士兵，这已经是董卓的全部家底。三千军队就让朝廷束手就擒。董卓当朝后甚至鸩杀了新皇刘辩，再立刘协为汉献帝。堂堂帝国中枢，不能抵抗三千士兵，朝廷弱势到何种地步，大家可想而知。
接着，董卓自封太尉，领前将军，兼节传、斧钺、虎贲……了不起，真了不起，如此多的官职，听起来真是位高权重。
但官职的权力并非来自一纸任命状，而是来自官职背后的掠夺实力。朝廷中枢有权任命官员，基础是国家是最大、最强的土匪，如果无法震慑其他土匪，国家也就无法创造、管理甚至抢劫财富。
大家甘心奉汉室为皇帝，是因为汉室是几百年来的正统皇室，竖起来，这起码是一面旗帜。
听你董卓号令？说笑话呢！
董卓这些官职，其实只能自己骗自己，颇类似于小孩的“过家家”。连正宗皇帝汉灵帝都得靠卖官搂钱，何况董卓你这个冒牌货？就算董卓把所有的官职都戴在自己头上，仍然不能拿到一枚铜钱！董卓终于明白，这个所谓朝廷，对他来说根本不是一笔财富，而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最为尖锐和现实的问题是：在洛阳这块人生地不熟的地盘上，董卓如何养活自己的军队？
军阀混战的年代，要军队听从指挥，从来就不能靠什么“士兵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没有钱，谁又会真的服从你呢？
董卓的军队也很愤怒，这些人十之八九本是西羌盗匪，出来当兵，就图钱财。以前凉州是穷乡僻壤，也经常有酒喝、有肉吃；现在到了洛阳这样的大城市，却混得连酒肉都没有了。
弄不到钱，谁肯为董卓卖命？
国家虽然有土匪的性质，但国家“讲文明、讲礼貌”。此前，汉武帝的“算缗令”、王莽的“宝货制”、汉灵帝的“卖官”都是抢劫，可谁也不会直接拔刀出鞘。
土匪虽然也有国家的性质，但土匪不讲“文明礼貌”，最大的规矩就是“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土匪抢钱之前也有宣传，一般是炫耀武力、杀人立威。国家一旦变成土匪，就会比土匪更可怕。所谓“匪来如梳、官来如篦、兵来如剃”，剃刀，用那玩意儿剃头会一毛不剩。
董卓本是土匪，但又挟持着汉献帝，就是国家变成土匪。
董卓根本不能指望郡县缴纳赋税，洛阳满城财富也只属于私商。既然无人肯上缴，董卓就发明了他自己的抢劫方式——“搜牢”：放纵士兵抢劫洛阳城，以此换来羌族士兵的效忠。洛阳可是东汉帝国经营两百年的国都，董卓却以朝廷之名行土匪之实，借机在洛阳给民间财富剃头！
据《后汉书》记载，董卓的士兵冲进洛阳人家，见钱抢钱、没钱抢粮、没粮杀人，然后烧毁房屋、劫掠妇女。董卓自己尽取皇宫财宝，每天晚上潜入宫中奸淫女性，上至公主，下至宫女，照单全收。凡有人提出异议，往往都会被虐杀，朝廷百官也不能幸免。洛阳之外，抢劫更为惨烈，董卓的士兵曾经冲入一个叫“阳城”的小镇，人们正行走于街道之上，快马而来的士兵逢人便杀，他们把财物、妇女装在车上，车辕上挂满了人头，然后高唱凯歌回到洛阳城。
这哪里还是国家，已经是人间地狱。
无论黎民百姓还是其他土匪，没有人希望搞到这步田地。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进京不足一年，后将军袁绍、冀州太守韩馥、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包括当时无权无势的曹操，大家共推袁绍为盟主，一定要拿下这个祸国殃民的董卓！
董卓的应对之术，无论如何我也接受不了。
董卓自知不敌，他居然把洛阳附近公卿以上的坟墓尽数掘开，也包括东汉数代帝王陵寝，拿走殉葬珍宝。然后，一把火烧尽了洛阳的宫殿、王府、衙门、民宅、商店、街道……自己率军逃向长安。
讨伐董卓的联军未到洛阳，洛阳方圆两百里之内已成为一片焦土。东汉两百年财富、两百年人才、两百年积蓄，毁于一旦！
当年六月，董卓占据了故都长安。毕竟这里距离凉州较近，董卓在这里的势力较强，于是，董卓推出了中国历史上一次史无前例（后有来者）的货币制，妄图借此尽掠长安财富。
长安是秦朝曾经的帝都，秦始皇曾收天下金铁铸十二铜人，每个铜人重二十四万斤。此外，未央宫中还有数不尽的铜台、铜缸……董卓毁掉九个铜人和无数铜器，以此为基础开始铸行“无字小钱”。
——晋代陈寿的《三国志》这样描写无字小钱：钱面没有文字，钱内方孔也没有明显的轮廓。
——唐代房玄龄的《晋书》这样描写无字小钱：这种钱没有轮廓，钱缘太小，以至于无法刻字。
——从出土文物来看，无字小钱没有钱文，重量也不统一。我见过最重的无字小钱重0.8克，最轻的重0.3克，一般情况下重0.3～0.5克，约为西汉五铢钱的十分之一。
无字小钱
在这里，我想打一个形象的比方：无字小钱如同大家玩过的呼啦圈。因为，无字小钱也属于方孔圆钱，只不过钱缘跟方孔的比例跟呼啦圈差不多。
这哪里还是货币！
为确保无字小钱流通、让别人屈服，董卓表现出无与伦比的残忍。据说董卓经常在宴会上杀人助兴，有一次在酒席中屠杀了数百人，先断舌头，再斩手足、凿穿眼睛，最后扔进开水里烹煮。席间吃饭的众人吓得浑身哆嗦，筷子掉在地上，唯独董卓谈笑自若，饮食如常。
如此货币制度下，长安城立即爆发了超级通胀，《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同时提到，董卓推行无字小钱后，长安城内一斛粮食的价格已经暴涨到百万钱（东汉末年一斛约等于今天的三十斤）。
很多人说，一百万枚无字小钱少说也要有数千斤铜材，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上跟一斛粮食根本不对等。所以，大家得出结论，一斛粮食价值百万钱的记录只是史书中一种夸张的写法。
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衡量物价，那是在和平年代。
有了董卓这样的超级土匪，长安附近根本没有人安心生产，也没有人敢到这里贩卖粮食。我找到了当时长安城的一首民谣：“你虽有千金，不如我一斗粮食，一斗粮食可延我性命，黄金万两又有何用？”我还找到了同时代幽州的粮价，不过仍旧是百钱一斛。
如果“三十斤粮食百万钱”的记录为真，那么，无字小钱就是中国古代最高通胀纪录，此前此后，无论多么离谱的统治者均未突破这个极限。
单纯从货币价值来说，董卓的小钱好歹还是铜币，不比东汉初年刘伯升的铁钱、东汉中期军阀的铅券更恶劣。董卓之错，在于他明明是土匪，却偏偏以国家名义发行无字小钱。与其说无字小钱打破了人们对货币的信任，毋宁说自此封建帝国的信誉完全崩溃。封建帝国已经完全成为强盗，再也没有一个土匪能取得黎民百姓的信任。
此后三百多年，汉家天下成为一个弱肉强食的霍布斯丛林。在这个残局中，注定不会有人胜出，最强大的土匪都会葬身其中，只有彻底毁灭所有财富才能让一切重新回到起跑线上。
当掠夺超过被掠夺者的极限，掠夺者就会成为所有人的敌人，包括他最忠诚的同伙。何况在纷纷乱世之中，董卓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强者，他不过是挟持了汉献帝才在史籍中显得如此刺目。很快董卓开始以无字小钱支付军款，他的军队调转了刀口，董卓最后被他的义子吕布所杀，吕布戏貂蝉的故事就是从这段历史中演绎出来的。
最无厘头的是，汉献帝居然在东汉王朝最大的敌人——黄巾军残部的保护下逃回洛阳。黄巾残部被曹操收编，汉献帝也落入曹操手中，自此中国开始了一个叫作“三国”的时代。
在西羌常年累月的劫掠中，东汉帝国消耗掉了二百四十亿枚铜钱，损失一点不亚于汉武帝刘彻征伐匈奴时。更恶劣的结果是，不但未能消灭西羌，坞堡还借机掌控了军事力量，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军阀。
西汉末年，刘秀不过是众多举兵的豪强之一。由于力量太弱，刘秀不能像其他军阀一样铸造铁钱，只能尊重货币规律任由民间私铸。在优秀的货币制度下，刘秀最终成为军阀中的佼佼者。正是看到西汉帝国灭亡的原因，刘秀才故意保持了一个弱势官僚集团，东汉帝国也始终依靠民间私铸货币。
摆脱了封建官僚的羁绊，人们对金钱的渴望再次迸发，社会生产力的发达程度更甚于西汉鼎盛时期，社会财富也再次呈几何级增长。
“文景之治”的基础是“耕者有其田”，“耕者有其田”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小农经济”。“光武中兴”虽然缔造了华夏第一代创新产业——陶瓷业、造船业，但是，这些创新的社会组织的基础是坞堡，坞堡依靠宗族纽带而存在，只不过是“小农经济”的2.0版。
西方经济学认为，小农家庭会精准地计算利润，在“边际投入”大于“边际产出”的时候停止投入，进而实现利润最大化。
不是这样的。
农业生产也可能遵循利润最大化模式，这可以用来描述现代化生产的农场，但不适用于中国的小农和坞堡。中国的小农抵抗风险的能力极差，人们就像站在齐颈深的河水之中，一排细浪就可以将之淹没。
直白地说，在封建社会，能够生存下去就是绝大多数中国小农的理想。
所以，为了获取生存资源，为了能够抵抗未来的风险，小农会对土地无限度投入劳动，直到土地的边际产量为零！这样的社会组织结构基础缺少契约精神，人们也不可能去冒太多风险，当然无论产业创新、管理创新还是组织创新就都变得步履维艰。
只要家庭是抵抗风险的最终社会单位，那么，绝大多数人对财富的渴望就都会达到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劳动就会丝毫不知疲倦，甚至以损害自身健康乃至生命为代价。所以，小农家庭衡量剥削残酷与否的标准根本不是被拿走多少，而是还剩余多少。
东汉坞堡竞争的残酷程度远胜于单一小农家庭，毫无节制的私有经济竞争同样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东汉中期，一小撮富比王侯的大坞堡主、大批无依无靠的部曲同时出现在帝国的版图之上。更加严重的是，面对强势坞堡，帝国朝廷政令不能行，朝廷的统治能力已经被弱化甚至被完全忽略不计了。
恰恰在这个时候，西羌继匈奴之后成为汉帝国又一个心腹大患。
面对西羌的劫掠，弱势朝廷根本无法集中资源保护黎民百姓乃至整个帝国，一盘散沙的坞堡军队也无力抗衡倏忽而来的马上民族。
在对抗异族的战争中，东汉帝国一败涂地。
并非坞堡不努力，而是坞堡必须保证自己的部曲不被齐颈深的水淹没，所以，每次战争都不会毕其功于一役。在西羌常年累月的劫掠中，东汉帝国消耗掉了二百四十亿枚铜钱，损失一点不亚于汉武帝刘彻征伐匈奴时。更恶劣的结果是，不但未能消灭西羌，坞堡还借机掌控了军事力量，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军阀。
从汉灵帝开始，朝廷中枢再次铸造四出五铢应对日益浩繁的军事开支和地震救灾。四出五铢属于足值货币，不可能在短期内获得巨量财富，无奈之下，汉灵帝开始卖官搂钱，不仅为自己留下了千古骂名，也让军阀统治权变得名正言顺。
董卓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控制朝廷中枢的军阀，国家由此变为土匪。
土匪对财富的掠夺比国家更为贪婪和残忍，他们眼中只有金钱，没有道德，没有规矩，甚至没有人性。董卓发行的无字小钱已经完全违反了货币规律，使包括他自己的手下在内的人都卷入反对他的斗争中。
董卓死后，中原大地陷入军阀混战。
这是中华历史上另一个无奈的悖论：经济发展需要摆脱封建官僚的羁绊，也需要自由竞争激发活力，但是，弱势封建官僚没有能力解决自由竞争中产生的社会问题，帝国也无法建立一支强势军队。“先安定，后发展”是经济增长中优先级的条件，在冷兵器时代，农耕民族如果无法有效集中资源，外族入侵和军阀混战也许就是难以摆脱的宿命。
东汉帝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显然，这个时代没能给出答案。不要说史家口中昏聩的汉灵帝，后世即便英明如唐宗宋祖也未能将其中的玄机识破……
①　刘秀打天下的过程中，麾下有二十八位最著名的将领，刘秀称帝后，人们称他们为“云台二十八将”，比如《东汉演义》中的马武、岑鹏。
第六章
铜钱三国志（三国）
当每一个普通人都失去了阶层流动的正常途径，人们也就失去了生活的希望。如果无论怎么努力，明天依旧都是灰暗的，自己乃至子孙后代都无所期盼，生活焉能不充满灰色？
聪明人不止曹操一个，所有军阀都想空手套白狼，都在招募流民。只不过，店大欺客，多数军阀并不在乎流民的生命，甚至不在乎生产多少粮食，他们只在乎自己占有多少土地。在他们眼里，流民是部曲、是任人蹂躏的奴隶，不要说分成，流民经常连自己都养不活。
2009年12月27日，河南安阳发掘了一座古墓，据说是“曹操墓”。关于墓葬真假的辩论在国内媒体掀起轩然大波，向来无人问津的考古学课题硬是被媒体炒作成了一个尽人皆知的娱乐话题，实在让人大跌眼镜。
既然是娱乐话题，对与错、善与恶、美与丑，就都可以颠倒；因为，娱乐可以虚构、可以美化，甚至可以胡说八道。
历史可不行。
历史曾经真实地存在，因为真实，所以残酷。真实的曹操，犹如今天安阳这座曹操墓，早就淹没在毫无边际的想象当中，扑朔迷离、真假难辨……
曹操像
曹操出身于宦官集团（宦官义子），却愤然反叛了自己的阵营，汉灵帝死后曹操协助袁绍尽诛宦官；董卓入朝后，曹操羞于为官，在第一时间化装成百姓逃离了洛阳。在开封军阀卫兹的支持下，曹操散尽家财，聚众五千人起兵讨伐董卓。
此后，曹操苦心孤诣、十年经营，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迎汉献帝于洛阳，后定都于许都（今许昌）。十年生死茫茫，中原大地失去了皇权，最后的结果是：处处无主孤坟，满眼凄凉。
——据《三国志》记载，董卓死时，每郡人口仍在几十万户以上。十年征战，90％以上的人口在这片土地上彻底消失了，故都长安甚至成了无人居住的“鬼城”。流民人数再次达到百万的量级，人们带着耕牛、农具举家流亡，且耕且战，经常以野谷、野菜、树皮为生，没有人知道到底多少人倒在了流亡路上……
——据《三国志》记载，汉献帝回到洛阳后，人们像看猴戏一样参观这位末代皇帝，皇室威严荡然无存。朝臣只能栖身在破壁残垣中，正部级以下官员要靠采摘野谷充饥，很多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在田野中……
纷纷乱世，货币早就在战乱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粮食才是最金贵的物品。即使手里有货币，又怎么会有人肯把赖以为生的粮食卖给你？
一个没有货币的世界，天下英雄又当如何自处？
据说诸葛亮出山之前曾与刘备纵论天下大事，也就是所谓的“隆中对”。据说这场“隆中对”最初的来源是《三国志》中的一段描述，今天学界已经证明这段所谓诸葛亮的“隆中对”是后人比照《三国演义》添加，并非《三国志》所写，《三国志》只为我们记载了曹操和谋士毛玠的“隆中对”。
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在曹操和谋士毛玠的一次会谈中，二人深刻剖析了国内形势，精确判断了敌我优劣，也确定了曹操此后的立国方针。当时，最强大的军阀首推北方的袁绍和南方的刘表。毛玠认为，袁绍为人多疑而少断（我始终认为，《三国演义》把袁绍的性格嫁接到曹操身上），根本没有紧抓经济建设，他的军队甚至靠野果充饥；刘表为人小富即安，只要不冒犯他的利益，他就不会主动进攻别人。
结论：袁绍、刘表都不可怕，曹操要想成就“霸王之业”，只须“守位以财”。这句话也是当代国际关系中永恒的真谛：要想成为世界霸主，必须有最强势的经济！曹操“守位以财”的方法，在历史上叫作“屯田”。
所谓“屯田”，就是招募流民开垦无主荒地，是典型的空手套白狼：曹操之所以能招募流民，是因为流民相信他能保护自己安心生产；曹操之所以能保护流民，是因为他身后有众多流民。
“鸡生蛋，蛋生鸡”的道理大家都知道，关键是第一只蛋——第一笔招募流民的钱究竟要从哪里来？
乱世之中，无论增加税收（财政政策）还是铸造大钱（货币政策）都不好使。大家都快饿死了，增加税收肯定捞不到油水；至于铸大钱，就算有人肯要，也没有粮食可卖。
既然征税和铸大钱都骗不到财富，那就无须遮遮掩掩，直接明火执仗地抢劫好了！
定都许都之后，曹操收编的第一批黄巾军是青州流民，大约有一百万人。为了安抚这批流民，曹操挑选了其中的精壮者，号“青州兵”。然后，曹操亲自带着青州兵劫掠了从汝南、颍川来的黄巾军，夺得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靠着这些资财，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颁布《置屯田令》。流民每五十人为一屯，春夏耕种、冬秋操练。屯民如果使用官家耕牛（也是抢来的），收成与官家四六分成；屯民如果自备耕牛，则收成与官家五五分成。
实践证明，这是一个好方法。仅仅一年，曹操就分到了一百万斛粮食。成绩的背后是悲惨的屯民，他们要向曹操缴纳50％甚至60％的收成。
这样的税率，很高吗？
高不高，要看跟谁比。跟“文景之治”的三十税一比，50％当然很高；跟其他军阀比，已经相当低了。
按照“国家和土匪”的逻辑，这些军阀是典型的小土匪。要想彻底解决流民问题，必须有一个大土匪，也就是国家来制止小土匪的过火行为。东汉末年，但凡有点模样的军阀都要靠手下众多坞堡支持，谁也不敢禁止军阀圈禁流民，包括实力最强大的袁绍和刘表。毕竟大家要靠小军阀支撑台面，禁止抢占流民和土地，见面怎么好意思再跟人家打招呼？
曹操，是唯一禁止圈禁流民的大军阀。曹操本出身寒门，跟坞堡没有多少利益瓜葛，所以，他能下得去手。
50％的开价确实黑了点，但比起要钱又要命的其他军阀还是宽松了很多。何况，50％～60％的税率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只执行了一年。官渡之战后，立即改为“每亩每年四升谷，每户每年两匹绢、两斤丝绵”；遇灾年，官府赈济灾民；遇丰年，税率不再提高；屯民可以自由选择，留下屯田或者离开。四升谷、两匹绢、两斤丝绵已经是屯民的所有负担，此外，任何人不得向屯民摊派杂税、徭役、兵役。
把曹操跟王莽并列在一起，还是相当有道理的。曹操的《置屯田令》《抑兼并令》跟王莽的“王田制”根本就是一回事：国家对小农发放土地，小农直接向国家缴纳地租。推行“耕者有其田”当然会得罪那帮封建官僚，而且这些人掌握着后世史笔。
看着曹操挟持汉献帝，看着曹操的一百万斛粮食，看着流民不停投奔曹操，袁绍马上意识到不能由着曹操折腾下去了，否则，很快就轮到自己四处流窜了。建安四年（公元199年），仅在曹操开始屯田后的第三年，袁绍提兵十万进犯许都，试图一举消灭曹操，并劫夺汉献帝。
对这场战争，袁绍满怀信心。
袁绍是征讨董卓的主力，手下将士身经百战，光铠甲就有一万多领。曹操的青州兵总数只有三四万人，其实就是一群吃不饱、穿不暖的流民，连铠甲也只有十几领。双方真在战场上硬碰硬，不用一个回合青州兵就得溃败。
袁绍确实猜到了故事的开头，却没有猜对故事的结尾。
僵持一年后，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双方决战于官渡，袁绍堂堂十万大军只落得八百轻骑逃奔北方的结局，官渡之战以袁绍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我们无法为您解析战争中排兵布阵的问题，不过，我们可以为您解析战争背后的经济玄机。
决战之前，袁绍的监军沮授曾建议不要急于决战，曹操只有一州之地，屯田也才刚刚开始，只要派兵驻扎在兖州境外，在春耕夏收之际不断派兵骚扰，不出三年兖州就会大乱；如果同时“外结英雄”，让刘表、刘备等人同时骚扰兖州，不出两年，曹操将不战自溃；如果非要一战解决曹操不可，万一失败，后果不堪设想。
玩过《帝国时代》的人一定知道，在从“黑暗时代”升级到“帝国时代”的过程中，只要不断派兵骚扰对方生产，就一定会降低对方军事实力。真实的战争也是如此，如果想在战争中事半功倍，就一定要先摧毁对方经济。1990年，在美国“沙漠风暴”行动开始之前，伊拉克已经被“禁运”、“制裁”搞得奄奄一息。
袁绍谋士的点子相当中肯也相当阴损，可惜，袁绍果然是一个多疑少断之人。他不但没有采用沮授的建议，反而集中了冀、幽、并、青四州的全部存粮，希望毕其功于一役。出兵之前，袁绍满怀信心地向战士宣布，军粮足够支撑一年以上，希望战士们安心作战，一年内保证大家能吃上饱饭！
约一万多车粮食，浩浩荡荡运往官渡前线——那可是曹操的地盘！
正是看到了袁绍的强大，曹操才坚定不移地执行了逃跑计划，他一路从黄河以北的官渡逃到黄河以南的阳武、滑县，每次都是闻风而逃，绝不损失一兵一卒。从建安四年九月开始，整整一年时间，袁绍从来就没有接触过曹操主力。因为，曹军最主要的工作不是打仗，而是摸黑打闷棍之类的小贼行为——偷袭敌军粮道。官渡决战之前，曹军的最高战绩是一次就烧掉了敌军几千车粮食。
袁绍要在兖州地盘上找到曹操主力，就如同东汉军队当年在大漠上找西羌骑兵——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东汉经济如此强大，尚且被西羌拖累到天下大乱，何况不富裕的袁绍。
出兵作战不是公费旅游，十万适龄男子，一年多时间光吃饭不干活，粮草又不断被袭击，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日复一日的游荡中，袁军的锐气早就被消耗得一干二净。建安五年八月，曹操终于找到了袁绍最大的屯粮之地——乌巢，并一把火将之烧了个干净。消息传来，袁绍十万大军在前线向曹操投降，自此袁绍失去了争霸天下的实力。
袁绍在北部四州卯足了劲刮地皮的时候，曹操在兖州干什么呢？
答：斗地主、减租减息、分田分地真红火。
官渡决战当年（建安五年），曹操宣布缓征屯田户所有份粮，颁《抑兼并令》。明确禁止各地坞堡收容流民、抢占无主土地，坞堡不能再奴役流民，举凡收容流民，都要直接成为曹操（国家）的屯民。无论是天皇贵胄的皇亲国戚，还是位极人臣的宰相，都必须遵守这道《抑兼并令》。
例如，曹操的堂弟曹洪。
董卓之乱的时候，曹操被董卓军队袭击，曹操的战马不幸死亡。危急时刻，曹洪把自己的战马让给曹操，说：“天下可以没有曹洪，但天下不能没有曹操（天下可无洪，不可无公）。”战乱之中，让出战马，相当于让出自己的生命啊！当时，曹氏兄弟抱头而泣，曹操发誓定不辜负曹洪。
胜利了，曹洪既是曹操的亲戚，又有如此资历，自然要把家业做大做强。
面对曹操的《抑兼并令》，曹洪倒也不敢公开抗命，只是让手下豪奴在长社县私自招揽流民，隐匿土地不缴税款。结果，长社县令杨沛一点面子也没给曹洪留，亲自跑到曹洪家里把人抓走，不但当街把豪奴的腿打折了，还终日把人放在大街上作为反面教材展览……
曹洪是一个厚道人，看到仆人替自己受过，就跑到京城找曹操，希望能把人先捞出来。不用说曹操、曹洪是堂兄弟，就凭当年让出战马的情分，曹操也应该给曹洪几分面子。让人没有想到的是，曹操不但没下令放人，反而将那个替曹洪背黑锅的仆人拉到大街上，“咔嚓”一刀给砍了。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也就算了，曹洪只是损失了长社县的土地和一个仆人。
让人更没有想到的是，事后，曹操居然派那个“抓人、打人、杀人”的县令杨沛到曹洪的老巢邺城当县令。
杨沛临行前，曹操当着曹洪的面问杨沛：你想如何治理邺城？
杨沛答：臣当竭尽心力，依您的法度办事。
曹洪终于明白，曹丞相的誓言是相当不靠谱的。曹操的言下之意是，你如果再不老实，连你一起砍。自此，曹洪只得收起买田置地的心思，亲自督导邺城的奴才们关门歇业。
其实，历史有时候很可笑。
曹操确实是一个土匪，一个很大的土匪。正因为曹操是大土匪，所以，他在一定程度上能代表“国家”。曹操禁止其他军阀圈禁流民和土地，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当时的流民问题。正是因为他解决了这个问题，才损害了坞堡集团的利益，在史书中留下了顶级骂名。
曹操跟王莽既是京剧里两个最具代表性的大白脸，也是中国历史上两个最大的奸臣。无论古代的演义小说还是今天的影视剧，总有一些满脸正气的忠臣痛斥一个奸臣为“操莽”，之后，这个忠臣往往被杀。可见，“操莽”是一个相当有力度的骂人词语。
把曹操跟王莽并列在一起，还是相当有道理的。曹操的《置屯田令》《抑兼并令》跟王莽的“王田制”根本就是一回事：国家对小农发放土地，小农直接向国家缴纳地租。推行“耕者有其田”当然会得罪那帮子封建官僚，那些人掌握着后世史笔，愤怒之余也就把曹操和王莽画成了大白脸。
只不过，王莽推行“王田制”的阻力实在是太大，最后以失败而告终，社会无法从大乱恢复到大治；曹操当政时天下无主、土地数不胜数，把这些土地分给流民，在全社会绝大多数人都获益的情况下，个把军阀只能保留意见，社会由大乱转向大治。
曹操的士兵虽然少，但大家抱有同一个信念：如果要过好日子，必须击溃袁绍。何况，作战任务并不困难——只是在自己的地盘上找到别人的粮食，能带走的就带走、带不走的烧掉。袁绍的士兵虽多，也不过是来军队混饭吃的农民，就算能取得偶然的胜利，回去以后还不是要挨饿？
官渡之战，其胜、其败，早已一目了然。
曹操把铸造货币的权力留给了民间，铸造货币的人也许是商人，也许是坞堡，甚至可能是小军阀。无论铸造者是谁，只要所铸货币能在流通中得到认可，就得到官方允许。
按照中国历史的逻辑，一代枭雄如果获得了经济实力，就会马上征讨四方，最后统一中国。在三国历史中，事实正好相反。有能力统一中国的曹操始终隐忍不发，更加笃定地坚信毛玠提出的信条——“守位以财”，坚信只有再现“文景之治”才可能真正统一中国。没有能力的蜀汉却搞了一个“六出祁山”，搞得蜀地国将不国。
赤壁之战后十年，面对刘备、诸葛亮的不停骚扰，曹操甚至放弃了汉中，专心经营中国北方。至此，中国北方终于建立了较为安定的社会秩序，流民也终于为自己找到了一片栖息之地。
十年，曹操最主要的工作不是征战，而是带着流民修运河——反正流民流窜的目标是吃饱饭、活下去，有了这份公差自然也就结束了流窜。从建安七年（公元202年）到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共主持修成淮阳渠、白沟、平虏渠、泉州渠、新河和利漕渠等六条运河。《三国演义》中大家所熟知的夏侯惇，最主要的功绩不是对抗蜀国，而是在少为人知的史实中，主持修建了太寿渠和淮阳渠。
曹操修建的运河是京杭大运河的雏形，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此后，中原大地形成了以洛阳为中心，贯穿黄河、淮河的扇形运河网，对后世政治、经济乃至华北平原水系的变迁，产生了几乎决定性的影响。
大家想象一下，隋炀帝只是把这些运河贯穿成一条京杭大运河，就搞得全国鸡飞狗跳。在纷纷乱世，曹操启动了这么大的治水工程，史籍中对曹操修运河却无腹诽之词，这需要多么强盛的经济！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罢黜汉代三公，自称“丞相”。此时，距离许都屯田已经整整十二年。《晋书》这样记载当时的社会场景：曹操称丞相之时，各州郡府库粮食已经充盈，有的州郡粮食寄存甚至达到了数千万斛；黎民百姓可以安心务农，不用再四处流浪，运河中再次出现贩运粮食、布匹的船只，造船业再次开始兴盛。
由于民间评话的影响，北宋以后史籍对曹操颇有微词。现在，我们已经很难想象曹操时代的经济到底有多发达。我们只是知道，有了能养活人的粮食，有了再次兴盛的造船业，有了贯通关中平原的航道，货币也再次出现在这块土地上。
关于曹操时代的钱币，史书实在没有为我们提供多少有用的资料，我找到的唯一线索是《晋书·食货志》上的一句“至魏武为相，于是罢之，还用五铢”。至于曹魏五铢钱的版式、形制、前后的背景，根本没有提及。
对《晋书》中的这句话，历代钱币收藏家展开了丰富的想象，最为著名的是清代刘体智在《小校经阁金文》中给出的一幅“曹魏五铢铜范”。1997年，钱币学界根据这些零散的资料认定曹魏五铢钱最主要的特点是：径二十三毫米、穿十一毫米、重三克，钱文为“五”、“金”二字，所以，曹魏五铢钱也被称为“压金五铢”或“侵边五铢”①。
刘体智生活在清代，距三国时期早已时代久远，这枚凭空蹦出来的铜范拓片究竟从何而来，我实在没有把握。
所以，我们只能确定地告诉您两件事：
第一件事，曹操称丞相后，货币经济已经初具规模。曹操时期的洛阳墓葬，每每都有货币出土，只是钱币数量较“光武中兴”时代大为减少，大的墓葬几百枚或者上千枚。您千万不要将之理解为，曹操时代货币经济的发达程度远不如东汉初年。曹操是一个极度节俭的人，他在自己的《遗令》中写道：天下尚未安定，我不得厚葬，我死之后，就穿平时的衣服入殓，不得有随葬珍宝，墓葬要选择在不能种庄稼的贫瘠之地。要知道，曹操活着的时候一件衣服可是要穿十几年的，自己儿媳穿件绣花的衣服就被斩首。
连曹操自身都不得厚葬，其他人的墓葬里能挖出几百枚铜钱，足以证明当时货币流通已经有了相当规模。
第二件事，曹操时代没有官铸货币，流通中的货币主要是东汉时期遗留下来的五铢钱，或者是商人私铸新钱。
1997年江苏苏州市一中工地出土了一批三国时期的铜钱窖藏，其中70％为完整无缺的普通东汉五铢，20％为剪凿过的东汉五铢，另外10％是“钱体轻小”、“轮压钱文”、“制造粗劣”的“五金五铢”。1987年出土的陕西兴平县三国货币窖藏、1989年山东微山县出土的三国货币窖藏均有类似的比例。
曹魏五铢
凭着这些文物，现在，让我们来还原《晋书》中那句话代表的史实。
曹操消灭了袁绍、吕布等北方军阀，统一了中国北方，也为经济发展奠定了较为良好的基础。随着小农经济逐步恢复，曹操有能力在辖内修建运河。发达的水系为中国北方带来了沃野良田和运输便利，商业、手工业、制造业随着农业再度繁荣，货币经济也开始再度兴盛。
经历了董卓乱世，社会上流行的仍旧是无字小钱，曹操下令禁止无字小钱流通，也就是所谓的“罢之”，以国家强制力再度恢复了五铢钱的铸币标准。
其后，曹操把铸造货币的权力留给了民间，铸造货币的人也许是商人，也许是坞堡，甚至可能是小军阀。无论铸造者是谁，只要所铸货币能在流通中得到认可，就得到官方允许。今天，曹魏五铢往往和东汉五铢钱同时出土，史学界对曹魏五铢钱的断代也就倍加着迷。
如同曹魏五铢，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知道三国钱币窖藏中究竟哪一枚出自曹操时代。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曾经流通过的铜币就埋藏在三国年间的墓葬之中。真实的曹操，就像他所推行的五铢钱，或许将永远淹没在虚幻的烟尘之中。隐约中，我听到陈寿在为曹操呐喊：非常之人，超世之杰！
刘备铸造的货币叫作“直百五铢”，最初重十克左右，约是原蜀地五铢的三倍，却要当一百枚蜀地五铢用。这说白了就是铸造大钱，以三四十分之一的成本去抢劫蜀地的粮食、布匹乃至所有财富。
《三国演义》用了一百二十分力气美化刘备，把蜀汉尊为汉室的正统。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看出，刘备是一个流氓气十足的人：
——早年先后投奔公孙瓒、袁绍、曹操、吕布……皆反；
——最后一任主子是刘表，刘表死后他就篡夺军队领导权；
——蜀地刘璋请他帮忙镇压张鲁农民起义，刘备居然率军攻破成都，逼走刘璋。
——中国史书上吃人的案例并不鲜见，刘备就是其中之一。逃难中的刘备逃到了一个樵夫家，据说樵夫知道刘备是“贤人”，就把自己妻子杀掉给刘备炖了一锅肉。
蜀地与中原有群山相隔，根本没受到中原战争影响。刘备入蜀之前，史籍这样描写蜀地经济：水渠散布在田野之中，良田好像绸缎般靓丽，黍稷油油，粳稻漠漠，村落中楼宇相望、桑梓相连，好一派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
刘备入蜀四十年后，史籍这样描述蜀地：男子都被拉去打仗，女子都被拉去搞后勤运输，耕地荒芜殆尽；无论君子、小人都对蜀汉心怀怨恨，黎民百姓由于害怕惩罚而不敢逃离。
堂堂天府之国居然饿殍遍野，刘皇叔等一干人到底在这里做了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其实相当困难。
魏、蜀、吴三国之中，唯独蜀国没有史官，根本没有留下治史的第一手资料。大概是因为蜀汉经济已经破败到了极点，无法再多拿出一份俸禄供养史官。现在，我只能从《三国志》《晋书》中找到只言片语，希望能为您展示一个真实的蜀汉。
让我们从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说起，这一年，四处流窜的刘备时来运转。
张鲁在益州（今四川）搞了个“五斗米教”，顺便起义。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刘璋感觉自己无力控制事态发展，只得向刘备求援，希望他派兵剿灭张鲁。当时，有人劝告刘璋：“刘备虽然素有仁义之名，但其实是一个比曹操还坏的枭雄。刘备如果进入益州，您能给他什么职位？如果让他做益州牧，主公您将何以自处？”
刘璋没有听从这个建议，坚持借兵对付张鲁。结果，刘备刚进益州，就跟张鲁眉来眼去，联手恶搞刘璋，两人约定事成之后奉张鲁为“汉宁王”。张鲁当然没有当上汉宁王，却被刘备忽悠到打击刘璋的第一线。
刘备进入蜀地的时候已经穷到家了，普通士兵连饭都吃不饱，至于军饷是想都不用想的。那么，刘备以什么激励自己的将士作战呢？
答：抢劫！
兵临成都的时候，为了给将士一点盼头，刘备承诺攻下成都之后城内财富自己分文不取，宝物尽归将士（与士众约：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预焉；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
好一个“孤无预焉”，好一个“竞取宝物”，说白了，就是纵兵抢劫。此情此景，与董卓何异？
至于成都城内的刘璋，尚有三万军队，城内粮草也足以支撑一年。生死存亡之际，刘璋却认为“我统治益州二十多年，没有给百姓带来丝毫恩惠；刘备入蜀三年，生灵涂炭，黎民百姓的尸体横卧于田野之中。继续战争只能带来更多死亡，我愿以一身赎百姓于水火”。
当时，蜀地仍以汉代五铢钱作为货币，可以说，益州是乱世中唯一保留汉风的州郡。刘备入主益州之后，立刻拿出了自己的抢劫方案——货币改革，这是三国时代最离谱的一次货币改革。
直百五铢
刘备的抢劫已经达到近乎疯狂的地步，不但把府库里所有的铜钱都改铸直百五铢，还强行收兑民间铜材，甚至连挂蚊帐的铜钩都被搜刮去铸造这种虚值货币了。
不接受直百五铢者，杀无赦。
直百五铢为刘备带来了巨额财富，《三国志》这样描写当时的情况：“数月之间，府库充实。”大家可以想一想，一拨连饭都吃不饱的流寇，数月之间居然兵强马壮，这会是多么惨烈的抢劫！
至于那位还在做着“汉宁王”梦的张鲁，眼巴巴地看着刘备出兵抢占成都，只得将自己经营三十多年的汉中献给曹操，以完甲之师不战降曹。汉中是益州的门户，无汉中则无益州，司马懿等人向曹操建议：我们已经拿下汉中，刘备入蜀不足一年，此时发兵益州，蜀地传檄可定，否则后患无穷。
刚才我们说过，赤壁之战后曹操不想再被拖入战争泥潭，对他来说，汉中也就成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于是，他反问司马懿：“人的欲望有止境吗？今天我们已经取得了陇右之地，怎么能还奢望蜀地，不能得陇望蜀（人苦无足，既得陇右，复欲得蜀）。”
曹操没有主动进攻，相反，刘备却对汉中发起了攻击。汉中是蜀地门户，据说，张鲁投降曹操后，刘备很长一段时间一夜数惊，那是拼了命也要抢过去的。
当然，起兵之前刘备又铸造了一批新的直百五铢。
与第一批比，这批直百五铢可以用“破、小、薄”三个字来形容，每枚八克左右，钱文也很不清晰。
对刘备的攻击，曹操没有接招，他只是把汉中黎民尽数迁往长安、三辅、洛阳、邺城，然后就退出了汉中。
如果说刘备与曹操争夺汉中是生存需要，那还说得过去，毕竟汉中关系到蜀汉生死存亡，值得放手一搏。
刘备死后，辅政大臣诸葛亮丞相的所作所为就实在显得太不靠谱了。
古代，人口数量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直接的体现。全国十三州，魏国独占九州，人口五百七十万，还包括洛阳和长安东西两个最大的经济中心；孙权有三州，人口二百三十万，曹丕称帝后，孙权在名义上接受了魏国“吴王”的封号；蜀国只有益州一地，人口九十万，是名副其实的弹丸之地。
也就是说，蜀汉和曹魏的军事实力是6∶1，在经济实力上蜀汉只能更差。如果按规矩出牌，蜀汉应该避免主动出击，凭借蜀道天险被动防守。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诸葛亮居然敢先动手打人。
诸葛亮也知道“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但他还是将蜀汉全体人民绑架在这辆毫无希望的战车之上。《三国志》记载，诸葛亮率十万蜀中将士先后三次北伐，另外蜀国还有官吏四万人（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十万将士绝非蜀国全部军事力量，每十个士兵至少需要三至四个人做后勤。蜀国只有九十四万人口（全蜀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平均九人要负担一个战士，七家要负担一个官吏，还不计算后勤保障，这就是真实的蜀汉、真实的诸葛亮。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今天的动车、高铁也不能穿越蜀地的崇山峻岭，诸葛亮北伐基本靠走——十万军队要走出巴蜀古栈道，诸葛丞相如何支撑？
答：继续铸钱。
1980年4月，成都市房管所重建办公楼。人们惊奇地发现，原来自己办公楼的下面还埋藏着一批古代钱币窖藏和一件铜钱母范。这批铜钱就是“太平百钱”，一枚太平百钱等于一百枚五铢钱。由于史籍对太平百钱语焉不详，20世纪80年代，人们曾猜测太平百钱也许为汉中张鲁、蜀地刘璋所铸。
——三国货币史中，曹魏推行五铢钱，孙吴则以“五百”和“千”作为进位单位，唯独蜀国以百为进位单位。
——三国墓葬中，太平百钱往往伴随直百五铢，地点集中在今四川成都附近。
——现代科技已经证明，最早一批太平百钱铸造于公元221～227年之间，即刘备死后至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之间，此时，蜀地能铸钱的唯诸葛亮一人而已。
结论：太平百钱为诸葛亮所铸。
太平百钱是一种极其离谱的货币，离谱到根本就不能称其为钱。这种钱重0.1～1克，不但低于西汉末年的荚钱，甚至低于董卓的无字小钱，是中国历史上质量最差的铜钱之一。也就是说，在“六出祁山”之前，诸葛丞相曾以1∶100的比例抢劫民间财富，惨烈程度就连董卓都望尘莫及。
非但如此，太平百钱和直百五铢属于并用货币，只不过直百五铢发给官吏，而收购小民财富一律用太平百钱。后来，蜀地经济凋敝，据《三国志》记载，蜀建兴十二年、十三年（公元234、235年）蜀国再次铸币，直百五铢重量也降到两克，跟太平百钱一样成了地摊货。
对这段历史，彭信威先生在那部传世的《中国货币史》中给出了一段非常搞笑的评语，思之让人忍俊不禁：“那时诸葛亮也许还没有死，他也许不赞成这种改制，但假若是在他死之前，那就是在他为北定中原鞠躬尽瘁的时候，自然把这次改制放在建兴十三年更为恰当。”
也许彭信威先生不愿意相信，一个中国历史上几乎被传为神的人会在货币上大做文章，敛财程度居然与董卓不相上下。还是陈寿在《三国志》中的评价中肯：诸葛亮身处孤绝之地，本应偏安一隅；却连年空劳师旅，实在是一个志大才疏之人，最多只适合做太平宰相。
建安七年那场货币战争，孙吴就是因为试图在曹魏地盘上推行自己的虚值货币才输得一干二净。现在，蜀汉已经露出了明显的败迹，陆逊居然又出此昏招。
西汉末年，江南还是蛮荒之地。赤眉军祸乱天下的时候，累世为官的世家大族纷纷带领自己的族人、部曲渡江南逃，希望在这里找到一片没有战乱的土地。《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扬州陆姓的祖先是春秋齐国大夫陆发，西汉末年迁入江南；一把火烧掉刘备八百里连营的陆逊就是扬州陆氏子孙；南北朝之后，陆氏子孙在唐朝还曾数次出任宰相。
这些江南豪族各有私人武装，军队控制权父子相承、兄终弟及，根本不受孙权控制。陆逊在夷陵击溃了刘备，断然拒绝了孙权进军蜀汉的命令。对陆逊来说，他只要保住江南一隅即可，根本没有雄心壮志统一全国。陆逊死后，其子陆抗继承了兵权；陆抗死后，其子陆玄、陆景继承了兵权。
对付江南豪族，无论孙策、孙坚还是孙权，历代孙吴统治者都一点办法也没有。孙权没有能力跟江南世家争锋，只能把矛头转向江南最原始的土著居民——山越，最后，孙吴官家势力几乎消灭了江南所有的土著村落。
即便如此，孙吴经济主体仍以江南豪门为主，本地流通的主要货币是江南豪门私铸的五铢钱。至于孙权铸造的官方货币，大多流向了蜀汉和曹魏。孙吴朝廷先后三次铸钱，是名副其实的三次“货币战争”。
第一次铸币是在建安七年，赤壁之战之前，这些钱被运往了曹魏。
赤壁之战前，周瑜提醒孙权：“江南铜矿富甲天下，铸钱数量不知比曹操多多少倍，我们为何要怕曹操？”
既然我们有铜矿、有铜钱，那么就从铜钱入手击溃曹操的货币体系。于是，孙权开铸“大泉五十”，大泉五十重四克，规定一枚大泉五十抵五十枚五铢钱。
大泉五十
孙权的这些大泉五十不是用来交换江南豪门的财富，甚至不是为了抢劫自己手下的山越。大泉五十最主要的用途是被化装成商人的士兵拉到曹操的地盘换取粮食和其他物资，试图以五十倍的力度抢劫敌人财富。
孙权想得实在太简单了，一枚大泉五十根本就值不了五十枚五铢钱，您又不是北方之主，怎么可能有人听您的？
结果1：大泉五十在曹魏的地盘上与五铢钱的兑换比例约为1∶1。
结果2：曹魏的百姓拿到大泉五十后反而经常到孙吴地盘上来花——一枚大泉五十要抵五十枚五铢钱，这可是孙权您自己的规定。
结果3：大泉五十铸行不足一年就被迫停铸，孙权不得不下令官府一旦收到大泉五十，必须回炉重铸。
孙权不但没弄到财富，反而损害了自己。
问：孙权为何不禁止粮食等物资出境？
答：这确实是货币战争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或许孙权也想这样做，但禁止物资出境的第一个后果就会损害孙吴与北方的贸易往来。这些贸易控制在江南豪门手中，他们不可能允许孙权这样胡作非为。
第一次货币战争，孙吴完败。
第二次铸币是在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吴蜀之战后，这些钱被运往了蜀汉。
中国有句俗语，叫作“刘备借荆州——有去无回”。实际情况则是，吕蒙刚刚消灭了盘踞在荆州的关羽，孙权就给他运来了一亿枚直百五铢，让他弄到蜀地去交换物资。此时，蜀汉的直百五铢已经减重到六至八克，孙权这批铜钱却完全按照蜀汉初年的十克标准铸造。两者相比，这批铜钱很快就成了成都的主要交易货币，给蜀汉统治造成了致命打击。
理论上，一亿枚直百五铢能换得一百亿枚蜀地五铢钱，汉代两朝官私总共才铸造了五百亿枚五铢钱，显然，一亿枚直百五铢已经足以取代蜀汉货币体系。这段时间，诸葛亮只得下令不准民间再以铜钱作为交换媒介，蜀汉交易退回到物物交换时代，所谓“钱既太贵，徒有虚名”。
结果：蜀汉在丢掉荆州之后，又几乎丢掉了所有财富。
第二次货币战争，孙吴完胜。
第三次铸币是在孙吴赤乌九年（公元246年），这些钱被运往蜀汉。
诸葛亮死后，蜀汉大权落在蒋琬手中，蜀国获得休养生息的机会。蒋琬执掌蜀国十二年，十二年间，蒋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去孙吴骗吃骗喝。
当时，孙吴与蜀汉结成军事同盟共同对付曹操。蜀汉延熙元年（公元238年）开始，蒋琬不断派士兵化装成商人进入孙吴境内，这些人以直百五铢在孙吴境内购买粮食等物资。一枚直百五铢重量约合两枚五铢钱，由于蜀地朝廷高压，一枚直百五铢要当一百枚五铢钱花，蜀国的国家信誉也为直百五铢谋到了一些市场，一枚直百五铢在吴国大约能当十枚左右的五铢钱用，蒋琬确实捞了点实惠。
结果1：得到直百五铢后，江南豪门、坞堡乃至小农，都纷纷带着赚来的直百五铢流窜到蜀汉去购买粮食。
最后，蜀汉士兵居然也加入了这种投机倒把的生意。
至此，这场货币战争的结果已经是毫无悬念了，在千百万人追求财富的梦想中，蜀汉将完败，孙吴将完胜。
此时，曾火烧连营八百里的陆逊站了出来，在陆逊的主导下，孙吴对蜀汉货币战争发动了反击。
你不是一枚铜钱当一百枚五铢钱吗？我就当一千枚、二千枚甚至五千枚五铢钱！嘉禾七年，孙吴开始铸造“大泉五千”、“大泉两千”、“大泉当千”几种货币。以最值钱的大泉当千为例，为八至九克，比蜀汉直百五铢减重一至二克，这些钱全部用来运输到蜀地换取物资！
陆逊的想法是好的，陆逊的做法是坏的。
不长记性啊！
孙吴与蜀汉比，蜀汉有着天然的优势：蜀汉可以封锁边境，因为国内没有士族高门和大商人掣肘；孙吴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大家从来都是把孙吴皇帝的命令当废纸的。
结果2：这些大泉五千、大泉两千几乎全部回流到孙吴国内——这可是孙吴的国家法定货币，最后蒋琬居然试图以这些钱购买江南豪族铁矿。
陆逊的货币制度在江南豪族间引起了强烈不满，孙吴赤乌九年（公元246年），陆逊只得下令取缔大泉两千和大泉五千，已经铸行的大泉五千全部回炉重铸成“大泉一千”。
在豪门大族一致反对下，陆逊也于赤乌九年被罢相，直到孙吴灭亡，官方再未推行任何铸币。
第三次货币战争，孙吴完败。
在这里，我还想告诉大家，由于绝大多数大泉五千都被回炉重铸了，大泉五千成为今天极为罕见的一种铜钱。直到清代金石家刘喜海著《泉苑蔷华》，人们才见到了大泉五千的拓片，至于原钱，早就不知去向。民国年间曾出土了两枚大泉五千，江湖传闻袁克文（袁世凯的儿子）曾花巨资购买到一枚，后来，袁克文在贫病交加中死去，原钱也就流失了（一说流到海外）。
至于另一枚民国出土的大泉五千，我确实见过，在现在的中国历史博物馆。
寒门素族被完全排斥在社会主流之外，表现出一种从未有过的暴戾与残忍：有人在街道上因小磕碰将陌生人投入烟火中烧死；有人在母丧中听闻起兵造反，立即脱掉孝服抄家伙就去投奔；有百工卑姓为接近士族高门尽献妻女……
曹操任由民间私铸五铢钱，刘备拼命造直百五铢、太平百钱，孙权造出了更离谱的大泉五千。单纯从币制来看，三国应统一于曹魏，然而，曹魏终亡于西晋司马氏。
这是偶然吗？
董卓之后，最大的两个军阀是北方的袁绍和南方的刘表，这两人已经先后被曹操攻破。曹操当时是唯一有实力统一全国的军阀，赤壁溃败却阻挡了曹军前进的步伐。此后，曹操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防御上，他认为蜀汉和孙吴是“蕞尔小国”，经过其田野，农民每每面带菜色，这样的土匪当不攻自破。
关于赤壁之战，史学界还有另一种观点：曹操到达赤壁的军队不足万人，而且在长江遇到了瘟疫，曹操心痛士兵伤亡，于是一把火烧掉了荆州水军。无论这种观点是否正确，我只是想提醒大家：二十万军队肯定是曹操的所有老本，如果在赤壁之战中被击溃，刘备根本就不用去借荆州，孙吴早就挥军“为汉家天下去污秽”了。
无论赤壁之战胜败如何，我可以确信的是：此后曹操在北方锐意改革，坚持不懈地推行“耕者有其田”。
所以，赵翼才在《廿二史劄记校证》中这样评价：人才莫盛于三国！
曹操的屯民不用承担兵役，小农也可以自由离去。曹魏的武力支撑同样来自北方的世家大族，跟江南世家大族一样，这也是一批成长于西汉的官商、发迹于东汉的军阀。曹操本是宦官家庭出身，世家大族又怎么肯在这个“赘阉遗丑”治下称臣？何况，曹操要做的不仅仅是当皇帝，还要以土地国有彻底断掉世家大族的命脉。
也许，曹操不愿意在建立强盛的封建集权之前看到世家武装进一步壮大，或许这才是他一生不愿轻起边衅（边境争端）的真正原因；也许，曹操出身低贱，知道辗转呼号于生死边缘的苦楚，所以，他不愿意看到百姓再受战乱之苦；也许，曹操确实也想统一中国，只不过心有余而力不足罢了……
历史给我们开了一个玩笑，曹操一念之差，中国统一的进程戛然而止，也为后世埋下了更大的祸根。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一月二十三日，曹操薨。
曹操尸骨未寒，陇西大姓陈留就上书魏王曹丕，要求确立“九品中正制”，此后，选官要看“世、状、品”。也就是说，但凡有人做官都要看其家世、族谱、世家大族的评判。自此，豪门大族在历史上又多了一个专有名词——士族。
曹丕为了获得士族支持，同意在魏国实施“九品中正制”，也终于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只是，曹丕一旦向士族妥协，就必须借助他们的力量才能统一全国。如此，不但刚刚萌发的小农经济将消弭于无形，士族门阀势力还将历久弥坚。
“九品中正制”名义上是官分九品，说白了就是将社会阶层流动固化在既得利益者阶层，寒门素族再无寸尺晋身之路。当每一个普通人都失去了阶层流动的正常途径，人们也就失去了生活的希望。如果无论怎么努力，明天依旧都是灰暗的，自己乃至子孙后代都无所期盼，生活焉能不充满灰色？
何况，他们还看到“士族子弟有错误也不承认，官府对士族恶行不闻不问，封建官僚居然在亭台水榭中处理政务，看到普通人的善行却不称颂他们的德行，评判他们的功劳根本不据实奏报，胡说八道的人反而取得了莫大荣誉”（见非不举，闻恶不察，观政于亭传，责成于期月，言善不称德，论功不据实，虚诞者获誉）……
当绝大部分人辗转于江湖之间，却找不到正常的上升途径，封建社会将就此堕落，而极少数聪明绝顶的人则会另谋出路。
这将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寒门素族在高门士族面前丧失了良知、尊严、希望，一切的一切都在高门士族权势的压榨下荡然无存。《三国演义》中有一段诸葛亮骂死王朗的故事：两军阵前，诸葛亮痛斥魏国“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朝，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据说，七十多岁的魏国司马王朗听后，被当场气死。
罗贯中显然对这段故事作了美化，如果一国司马（宰相）能有如此血性，魏国何至于此？最可怕的是，三公九卿对蝇营狗苟之事见惯不怪，甚至习以为常，那才是真正的哀莫大于心死！
我还想告诉大家，在真实的历史中，王朗并不是被诸葛亮骂死的。
王朗进仕于汉灵帝光和六年（公元183年），是一代儒学宗师，曹丕对他的评价是“乃一代之伟人也，后世殆难继矣”！王朗历经汉灵帝、曹操、曹丕数朝，完整目睹了曹魏由弱变强，再由盛转衰的全部历程。
王朗晚年，皇帝在民间选上千美人入宫，建“总章观”高十几丈，其上又建铜凤，宫女们甚至可以在铜凤上起舞。面对亡秦之迹，这位三朝元老在弥留之际上奏皇帝：天理循环，绝无一人饱享奢靡、一人难保首领之理，希望皇帝能减免无益的费用，将财富留给饱受饥寒的天下黎民……
魏国皇帝当然没有听从王朗的劝谏。在“九品中正制”下，士族高官把持朝政，魏国始终未能建立强势封建集权，此后，司马氏代魏，魏、蜀、吴三家归晋。
①　如果钱文笔画与钱币边缘相连，称之为“连轮”；如果钱文笔画不与钱币边缘相连且相距较远，称之为“隔轮”；如果钱文笔画已经进入钱币边缘，称之为“侵轮”。
第七章
两晋衣冠（两晋）
分权必然伴随着封建统治者的衰落，既然封建统治者无法干预经济，经济也就获得了成长空间。只不过，封建集权衰败的同时，一定会为游牧民族入侵留出空间，中原大地可能陷入长久的战乱之中。
石崇不过是五品散骑常侍，只是一个低级士族，他的财富甚至不是来自祖辈积累，而是来自在自己的地盘上（荆州）私建收费站，对过往行人收取过路费。最后，石崇被斩杀于洛阳东市，临死的时候石崇感叹：这些人杀我，还不是为了我的钱？
对中国货币史来说，晋代是一个难以琢磨的时代，《晋书》中根本就没有哪怕一次官府铸币的记载，历代钱币学家也对西晋货币语焉不详，甚至连出土文物都杂乱无章，没有一种主要货币。有人据此得出结论，两晋之时货币经济极度衰落，有竹林七贤等神仙般的隐逸之士，却无打动凡夫俗子的尘世金钱，晋代已经退化到奴隶社会。
公元265年，司马懿之子司马炎逼迫曹操的曾孙曹奂退位，建立了仅有五十三年寿命的西晋王朝。
司马氏本就是士族高门，所以司马炎自称“本诸生家，传礼来久”。司马炎一旦成为皇帝，士族高门也就立刻成为他最大的敌人——士族不但有强大的经济基础，甚至还掌握着铸币权乃至军权。
皇权的本质必然是封建专制，司马炎连魏国皇帝都已经灭掉，难道不想消灭士族？
要想消灭士族，就必须比士族更有钱。
为了赚钱，司马炎一直在努力，比如，卖官。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一般来说开国皇帝都会励精图治、奋发图强，唯独这位晋武帝司马炎，从开国之日起就卖官卖爵位，甚至包括死刑在内的所有刑罚都可以拿钱抵消。
家里有事，不怕，只要你有钱，又肯出钱，皇帝就亲自出面为你摆平！
有一天，司马炎问国子监祭酒刘毅：“你觉得汉朝哪个皇帝能跟我比？”也许，司马炎满心希望刘毅回答汉高祖、汉文帝、汉景帝。
结果，刘毅的回答是：汉桓帝、汉灵帝。
汉桓帝、汉灵帝可是东汉的亡国之君，说皇帝是“桓灵”等于骂人是乌龟王八蛋。可刘毅似乎还不过瘾，接着说：“桓、灵卖官，收入归国库；司马炎卖官，收入归自己。我看你还不如桓灵二帝。”
面对如此羞辱，司马炎只好自嘲道：“桓灵之时，无人敢如此对皇帝讲话，你敢这么对我说话，足见我比桓灵二帝强多了。”
卖官这件事，刘毅还真是冤枉司马炎了。
大家可能想不到，在提拔干部这件事上，堂堂皇帝司马炎说了根本不算。收点钱不过是走走形式，提醒大家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职位叫皇帝的人。
据《文献通考》记载，西晋的选官方式分为“公府征辟”、“州郡察举”、“曹椽提升”和“任子四条”。无论多大的官，无论通过哪条途径当官，都要通过集体推荐，推荐者有一个统一的名称——郡姓。
所谓“郡姓”，就是当时占地最多、祖先官位最高、最有钱的士族大家，按级别分为公认的“国家级”士族二十六家（柳芳二十六姓），其下又有存在争议的“省部级”士族二十余家。无论谁当官，都得经过这四十余家集体讨论后批准。至于皇帝，只是个橡皮图章，实在是有损封建专制的威名。
士族高门组织的集体推荐，考察标准只有一个——家室，即考生的父亲、爷爷、曾祖、曾曾祖究竟当过什么官。考试的过程比较特殊，由考生拿着自己的家谱到“有关部门”（史称“有司”）核实家世真伪。如果老爸不是官员、爷爷不是高官、祖先中没有宰辅，寒门素族想在这些考官手底下混个一官半职，无异于痴人说梦。
当时有位吏部尚书感叹：“魏国设立‘九品中正’是迫不得已，而且为寒门素族留下了乡里荐官的途径。今天，所有官职选人都要靠出身，非士族高门已毫无晋身之阶了。”
既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既然选来选去都是你们士族高门，既然选官皇帝说了不算数，再不从中捞点钱，司马炎就是痴线！
中原士族，不是有钱吗？
中原士族，不是要跟皇帝叫板吗？
那么，就先把钱拿出来买官吧！
何况，这些士族高门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没事就出来炫富。一个小小的“地市级”士族也比皇帝富裕！
——荆州士族石崇的家里有个厕所，墙上挂着曼妙的轻纱，纱笼之下站立着身挂香囊的美女。客人起身如厕，还以为进了内宅女眷的房间……
——石崇曾与琅琊王氏斗富，琅琊王恺用麦芽糖刷锅，石崇就用蜡烛做饭；王恺用花椒面泥房子，石崇就用赤石脂作涂料；王恺府邸门口的一条路，四十里外仍有绸缎作帷幕，石崇就把自家门口五十里的道路围成了锦绣长廊……
——王恺请人吃饭，每每都有素女伴笛，笛声稍微跑调，王恺就把女侍杀掉；石崇请人吃饭，就让美人劝酒，有人恶作剧连续三次没有喝酒，石崇就连续杀掉了三个美人，没喝酒的人还自我解嘲“彼杀自家人，关我何事”……
石崇不过是五品散骑常侍，只是一个低级士族，他的财富甚至不是来自祖辈积累，而是来自在自己的地盘上（荆州）私建收费站，对过往行人收取过路费。最后，石崇被斩杀于洛阳东市，临死的时候石崇感叹：这些人杀我，还不是为了我的钱（奴辈利吾家财）？
行刑者反问石崇：既然知道钱财的害处，为何不早早散去（知财致害，何不早散之）？
对于炫富这个问题，我只想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希望初窥财富真谛。
19世纪初期，俄国有一位名垂千古的作家叫列夫·托尔斯泰，他的血管里流淌着俄国贵族的血液，属于那种富得有点离谱的“高富帅”。这位“高富帅”的日常起居却与农奴一样，头戴草帽、穿着树皮鞋和农奴一起在田野里耕作。晚年，托尔斯泰把庄园分送农奴，并宣布放弃所有作品的版权，人们可以自由出版他的著作，他自己则孤身出走。
1910年11月6日凌晨5点，流浪到阿斯塔波瓦小镇的列夫·托尔斯泰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人们闻讯而来，有沙皇特使、省长、高级军官，也有很多贫民，面对所有人，托尔斯泰最后的遗言是：世界上有这么多受苦的人，为何你们只想到我？
托尔斯泰长眠的地方环绕着古老的橡树，墓上没有任何文字。童年时，托尔斯泰常常随大哥尼古拉来这里玩，此地曾经有一个传说：这片土地之下埋藏着一根神奇的魔杖，谁能找到它，就可以知道人类怎样得到幸福。
现在，这根魔杖就埋藏在无字墓碑之下。
列夫·托尔斯泰是一个真正的富者，他就是那根魔杖，历史会永远铭记他；对历史的看客，石崇炫富不过是一场闹剧；而今天的炫富者，他们很快就会被浮躁的媒体遗忘。也许，在炫富者眼中所谓“富”就代表着名表、名车、豪宅，代表着挥金如土、花天酒地，代表着对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这不是“富”，而是暴发户的浅薄与无知，只有极度自卑的人才会试图获取那些更加无知人群的艳羡。其实，财富从来都没有罪恶。这个世界上若没有富人，又怎么会有创造财富的动力？西晋社会最恶劣的逻辑是：在晋代士族高门的把持下，绝大部分人不但没有财富，甚至无论如何辛勤劳动都不能获得财富，所以，炫富才会显得如此刺目。
石崇的故事证明：在任何时代炫富都不会有好下场，无论古今。如果有人想继续炫富或正在炫富，请参考石崇的遗言。
江南兴起的小农经济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市场。相反，如果财富仅仅集中于士族高门，购买力也就必然集中于一小撮人，这样的社会结构除了能造就奢侈品市场，普通行业能兴盛才真的奇怪。
晋灭孙吴的时候，曹魏“屯田制”已经在中原大地上消失了几十年，财富日益集中于士族高门，屯田客再次沦为部曲。绝大部分人没有购买力，曹操时代刚刚复苏的造船业、手工业、商业也就失去了市场。失去产业创新的时代，土地是最佳的投资渠道，西汉末年土地兼并的故事，马上就要重演……
很幸运，司马炎看到了问题的所在。
很不幸，司马炎虽然贵为皇帝，却束手无策。
在刚刚建立的晋朝，士族官位都来自门阀，他们从来不买皇帝的面子：他们有自己的封地、自己的奴婢，甚至有自己的军队，还经常骂皇帝是“桓灵”。
面对这样一群不靠谱的人，司马炎肯定也认真思考过如何遏制士族，又如何保住锦绣江山。卖官远远消耗不掉士族的财富，只有彻底断掉士族财富的根源——土地，皇帝才能真正君临天下、乾纲独断。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司马炎终于使出了自己的绝招——“占田制”。
“占田制”规定：如果有部曲愿意脱离士族高门，每个部曲可以在皇帝那里得到七十亩土地，士族不得阻拦；另外，士族高门要逐步把土地还给皇帝，官居一品的士族最高只能占田五十顷，占田数量按品秩依次递减。为吸引部曲离开士族，司马炎恢复了三十税一的税收制度。作为代价，占田的农民要为国家承担兵役。
三十税一的低税率保证了足够的农民从士族高门流向皇族，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全国民户只有二百四十五万户，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已达到三百七十七万户。
复苏的小农经济也再次展现了中华民族创造财富的能力，据干宝的《晋纪》记载：晋武帝时期，每个村落里都是牛羊遍野，有吃不完的粮食在田野中晾晒，出远门的人们可以在存粮的草棚中吃住。
今天，也有人把司马炎初政时期称为“太康之治”。
干宝的《晋纪》或许有所夸大，《晋书》的人口记录却应该真实反映了太康年间农民的流向——大家无疑都是冲着土地、冲着三十税一来的。当兵怕什么，只有皇帝掌握了兵权才能真正保卫自己的土地！
用赞美的话说，“占田制”是一把好算盘：以低税率刺激农民流向国家，士族失去了农民，皇帝取悦了小农，同时，士族也失去了兵源，皇帝却获得了强大的兵源。
好一个一石二鸟之计！
“占田制”其实毫无新意，不过和王莽的“王田制”、曹操的“屯田制”一样，本质也是在国家土地所有权制度下再现“耕者有其田”。
如果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来解释，这个制度还远远不够尽善尽美。土地私有制必然优于土地国有制。理想的土地制度，不但应该承认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还应该允许土地自由流转，而不是将土地所有权控制在帝王手中。也就是西方经济学所谓：只有“资源自由流动”才能实现社会收益最大化。
在一个纯净的经济学世界里，没有交易成本、没有信息成本、所有交易者的身份都是平等的，没有人能逼迫你买卖土地，当然所有交易就都有效率。
真实的世界永远不会如此纯净，在一个所谓“自由”的市场里，士族亦官亦商，他们会以种种手段掠夺农民的土地，可能是强买强卖，可能是巧取豪夺，可能是暴力抢占，唯一不可能的就是经济赎买。如果以公平的经济赎买来交换农民的土地，这个官当着还有什么意思？
在士族高门把持朝政的西晋，除了强大的皇权，再无任何力量可以保障农民真正获得土地。西晋农民的土地如果真的可以自由流转，那才真是一场灾难。
皇族VS士族，斗争终于在司马炎帝位继承人的问题上爆发了：如果皇帝的继任者继续推行“占田制”，士族高门就可能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权柄尽失；如果培养一个白痴登上帝位，那么，士族也许还可以继续一小撮人的辉煌。
士族推举的皇位继承人司马衷由此闪亮登场。此人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顶级的白痴，面对百姓挨饿的问题，居然提出“何不食肉糜”的建议，并因这句名言被中华历史臭骂了两千年。
司马炎当然知道不能把万里江山交给这个超级白痴，他中意的继承人是另一个儿子司马攸。推行“占田制”时，冲在第一线的恰恰就是这个司马攸，为了把士族抢占的荒地分给投奔皇帝的部曲，司马攸不知得罪了多少士族高门。
士族高门但凡还有点脑子，就不可能让司马攸登上皇位。
所谓皇族并非铁板一块，司马炎的皇后杨氏也依托于士族高门，是司马炎为了争取士族高门支持才娶回家的。杨氏的远近亲戚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国家级”士族（柳芳二十六姓），杨氏之所以能成为皇后完全是因为这些远近亲戚。
也就是说，杨氏确实是皇后，可皇后的位置来自士族门第，士族一旦地位衰微，她也就失去了利用价值。士族要保住利益，杨皇后要保住位置，扶持司马衷称帝是最佳答案。
为了达到目的，杨氏给司马衷娶了一个更狠的老婆——贾氏。这位贾氏出自平阳贾姓，家中累世为官、能人辈出，尤其是贾氏的父亲贾充。魏主曹髦早知司马家族有篡位之心，曾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结果堂堂皇帝居然被贾充一刀给咔嚓了；司马昭临死的时候就想直接立司马攸为帝，在贾充坚持下才立司马炎为帝。
司马衷获得这样一位老丈人，就好比身后长起了一棵参天大树，谁想废掉司马衷，就等于直接跟贾充叫板——这可是一个有能力直接挑战皇帝的人。司马炎只好收起立司马攸的心思，把他远远打发到齐地做齐王。
司马攸临行前，常山、常广两位公主在司马炎面前放声痛哭，就连司马衷的老师也借酒装醉向司马炎谏言，他抚摸着皇帝宝座说：“唉，可惜了这么好的椅子啊……”
可怜司马攸，心胸还是太狭窄，在去齐地的路上忧愤而死。对这段历史，明清交替之际的王夫之曾经感叹：司马攸死，晋朝并无必亡之理；唯士族不除，晋朝根本就没有继续存在的可能。
司马炎又何尝不知道这个道理，只是，历史没有留给他足够的时间。汉代，刘邦、吕后用了十年时间以武力讨伐异姓王，而且刘邦还是马上皇帝；文、景二帝又用了七十年时间才渐渐消灭了同姓王；司马炎却只有十年时间推行“占田制”，寒门素族的势力远未成气候。
司马炎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孙子司马遹（不是司马衷的儿子）身上，据说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司马遹五岁的时候皇宫曾经起火，司马遹拉着司马炎的衣角说：“黑夜之间防备不周，皇帝不应该站在火光照到的地方。”此后，司马炎钦点这个孙子为皇太孙，并经常向大臣宣示，司马遹才是帝国未来真正的主人。
如果关于司马遹的记载是真的，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他确实是一个聪明的孩子——聪明而又胆小的孩子，只有这样的孩子才能意识到危险。聪明加胆小当然不可能成为司马遹当选皇太孙的理由。真正的原因，是司马遹只是一个宫女所生，而且，这个宫女曾侍奉司马炎多年，绝不会和士族高门有任何联系。
为了司马遹能够顺利称帝，司马炎这个当爷爷的可谓费尽心机：先是极力反对贾后成为司马衷的太子妃，结果被士族高门否决；分封庶出的司马柬、司马玮、司马允分镇秦地、楚地和淮南，希望能以皇族整体的力量抗衡士族，结果几位王爷先后做了刀下之鬼；临终前又命汝南王司马亮入朝辅政，结果皇后杨氏篡改司马炎遗诏，改为由其父杨俊辅政。
白痴司马衷登上了帝位，世界变得一团糟。
士族不但掌握了财富，还掌握了晋惠帝司马衷。失去了皇权的制约，掠夺也就失去了任何底线：“占田制”马上就被废弃；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先后被诛杀，就连那位聪慧的皇孙司马遹也被“丑而短黑”的贾后诬以谋反罪处死……
《晋书》这样记载这个年代：朝政均出于士族高门，朝纲法纪荡然无存，官场贿赂公行，举国上下已经见不到一个忠臣和贤能的人，天下事都可以做交易，成了一个骗子的市场（及居大位，政出群下，纲纪大坏，贿赂公行，忠贤路绝，天下谓之互市）。
不知这些士族是否想过，一小撮人尽占天下之利，包括皇族在内的其他人又将何以为生？连司马炎定下来的皇位继承人都可以杀掉，普通人岂不更是任人宰割？皇族又不是手无寸铁的寒门素族，他们手里也有兵、有权、有土地，看着自己的实力一天天被蚕食，焉能不反抗？
永康元年（公元300年），赵王司马伦率先举起了反抗的旗帜，终于引爆了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
寒门素族、奸邪小吏本来就一无所有，明天也没有任何希望，在一场动乱中打破现有秩序是唯一的出路。皇族与寒门素族第一次找到了利益结合点，司马伦手下的孙秀、司马冏手下的李含……无一不是来自田野之间的奸邪小吏。
灰暗的人生，连活着都不怕，还怕死吗？
血与火的战争中，“牛马遍野”、“天下无穷人”、“家给人足”纯属昙花一现，“太康之治”须臾间化为乌有，自曹魏开始惨淡经营一百多年的洛阳城再次成为一片焦土。更可怕的是，士族和皇族是中原大地上最强盛的两股势力，他们之间火并的结果是中原失去了所有的强者，再无力量对抗异族入侵。
八王之乱中，南匈奴、羯、鲜卑、西羌、氏等游牧民族纷纷涌进中原，在此后短短一百三十多年内建立了十六个国家，史称“五胡十六国”。这才是真正的天下大乱！无论皇族、士族还是百姓，汉族、羌族还是羯族，所有人都生活得痛苦不堪，所有人都时刻面临生命威胁。
——南匈奴大单于刘渊自称是王昭君的后代，国号“汉”，并俘晋怀帝、杀晋愍帝、杀西晋四十八王……
——这个时代中国北方汉族起义军自称“乞活军”——乞求活命的军队，这是多么悲惨的名字。
在五胡十六国及乞活军时期也有一些货币存在，如后赵曾铸“丰货钱”等。但是，我们实在不愿意记述这个“中原草木皆光，蔽野尽是白骨”的凄惨时代。
我只能告诉大家，从晋惠帝永兴二年（公元305年）到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在几乎整整三个世纪里中国北方都处于大动乱、大破坏、大分裂之中。中原大地几乎无月不战，可怜北方苍苍烝民，在异族统治下被列为“汉狗”、“汉贼”，或者“头钱价汉”，一条汉人生命不如一头牛羊！晋惠帝死后，丧乱已经六十余年，北国人口“百不遗一”，河洛一带尽成废墟，洛阳城中常有豺狼出没……
东晋初年，官府特准铸币权就是那个桃子，江南豪门则是争抢桃子的勇士。最后，江南豪门势力在铸币权争夺战中全部衰败。
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成为游牧民族最好的战场，西晋根本无法抵挡倏忽而来的骑兵。然而，面对浩浩长江，游牧民族没有强大的水师，不可能旦夕之间攻过天堑。公元317年，出镇江南的司马睿在扬州称帝，史称“东晋”，首尾一百零四年。
江南尚有半壁江山，“鹄立南望”的西晋遗民纷纷前往投奔，不仅包括皇族、士族，还包括每一个普通人：东晋初年，约九十万户汉人迁徙到江南六郡，占北方战乱地区人口总数的50％，这是汉族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迁徙，自此中国经济重心南迁。
西晋灭亡前，江南绝大部分地区只有火耕水耨的原始农业；晋室南迁后，江南一地在百年间一跃成为中国经济和文明的继承者，最后，居然能以区区数万人马大破前秦百万雄兵。
东晋又是如何从衰亡走向繁荣，直至足以对抗游牧民族入侵的呢？
《晏子春秋》记载过一个“二桃杀三士”的故事。春秋年间，齐国有三位著名的武将：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这三位武将都曾经为齐国立下赫赫战功，而且三人意气相投，结为异姓兄弟。为遏制三位武将的声势，齐景公赐给三位勇士两个桃子，并让他们评判自己的功劳，功劳最大的两位才能吃到桃子。结果，三位勇士为了争抢两个桃子互殴，最后全部死掉了。
二桃杀三士壁画
本来江南豪门各家都自己铸行货币，只要铸造的货币能用出去就行。司马睿来了，江南就不一样了。
为了稳固自己在江南的统治，司马睿选中了吴兴沈氏作为自己的代言人，并且宣布：只有吴兴沈氏才拥有合法的铸币权，其他人铸造的货币都不合法。为了让这个理念深入人心，东晋朝廷不遗余力地在江南宣传（没有强制能力，也就只能靠宣传）：雇佣写手编写民谣，然后在民间（乞丐之间）传唱；组织盛大的宣讲会（实际上就是乞丐在唱莲花落），让所有人都认识到官方货币的重要性……
吴兴沈氏最大的敌人是义兴周氏，本来周氏家族并未把官府特准铸币权放在眼里：就是私铸货币，皇帝又能把我如何？
义兴周氏没有想到的是，朝廷的宣传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
货币说到底不过是一种交换媒介，能否用于交换，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有多少人承认。在普通百姓心目中毕竟皇帝还是至高无上的，官方货币也有着更高的信誉，若币材一样、重量相类、形制相似，人们还是会首选官方货币的。
结果吴兴沈氏所铸行的货币在江南一地取得了统治地位，即“沈郎钱”①。在义兴自己的地盘上，周氏家族的铸币也不太好使了。于是，我们有了“榆荚相催不知数，沈郎青钱夹城路”的诗句。
沈郎钱
义兴周氏的领头人周札不得不放下架子，低头来找司马睿要求朝廷也承认周氏家族的铸币权。周札得到的答复是，鉴于已经授予沈氏家族特许权，周氏家族应就此与沈氏家族进行亲切友好的磋商。当然，沈氏家族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任何时代金融牌照都是最值钱的东西，金融牌照虽然不能创造财富，通过它却可以获得财富的使用权。所以，要想持有金融牌照，就一定要付出代价。沈氏、周氏争夺铸币特许权的结果，就是双方在皇帝的挑拨下大打出手。
可怜这个“一门五侯”的周氏家族，领头人周札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吝啬鬼，兵临城下的时候，周札居然不肯把仓库里精良的刀枪分给农人，而是让大家以木棍应对沈充手下士兵的刀枪。
在这场斗争中，周札兵败被杀，江南最大的豪门之一周氏从此一蹶不振。鼓动吴兴沈氏灭义兴周氏之后，吴兴沈氏也被剿灭。义兴周氏和吴兴沈氏是江南土著中最强大的势力，随着周札和沈充败亡，江南豪门逐渐成为历史的陈迹。
吴兴沈氏与义兴周氏的战争，为司马睿赢得了极为短暂的宝贵时光。江南豪门内耗的时候，东晋皇族又在做什么呢？
答：开山泽之禁、土断，即培养江南的小农经济。
司马睿渡江的时候，大约有一千多家北方士族跟随。
纷纷乱世，无论士族还是部曲，说白了都是流民，单独迁徙根本不可能在江南有一席之地。于是，最大的流民头子——东晋皇帝司马睿，命令手下较大的流民头子——北方士族，率领普通流民在长江下游建立了很多“侨郡”，即南琅琊郡、南徐州郡、南兖州郡（侨郡建立的地方一般是江南豪门势力较弱的地方，原有土著居民被北方流民赶到了今广东、贵州一带）。
在侨郡之中，北方士族依靠原有习惯和名望维持了对部曲和流民的统治，当然，他们的部曲可以不向朝廷纳税，朝廷有事也要临时召集士族才能起兵。西晋就是这样亡国的，殷鉴不远，岂能重蹈覆辙？况且，东晋初年，北方士族势力远较西晋衰微，司马睿也看出了这个便宜。
司马睿第一个打击士族的方法，叫“开山泽之禁”。
江南本是鱼米之乡，普通人靠捞鱼也能维持一下生计。刚刚到达江南的时候，北方士族就抢占了山川林泽，升斗小民不得下水，敢擅自捞鱼者一定会被往死里罚。
公元320年，司马睿颁布诏书：凡强占山林、霸占湖泽的人，收入达到一匹布的价值，杀无赦！那一年是农历壬辰年，这封诏书也称“壬辰之诏”，目的是保证民间对自然资源的开采权，后世无数封建帝王都曾模仿，刘宋元嘉十七年（公元440年）、元嘉三十年（公元453年）、大明七年（公元463年）都曾屡屡下令禁封山泽。
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天下之利岂能由一两个人独占？
司马睿第二个打击士族的方法，叫“土断”。
土断，按字面意思理解就是：按照土地断定户籍，通过清查土地逼迫士族高门承认部曲对土地的所有权。朝廷宣布：无论你是谁，你流窜到哪里就是哪里人，立马给你户口，纳税不满五年也直接赐予土地，反正这些土地是大家一起从“山越”手里抢来的！
土断并不是司马睿的点子，早在西晋初年就有人向司马炎建议以土断替代九品中正制，彻底剥夺士族的治民权，废除士族高门对官位的垄断。只不过，当时司马皇族只是个绣花枕头，不敢这样做而已。
现在，既然北方士族成了高级流民，司马睿也就有了机会。晋元帝大兴四年（公元321年），司马睿下诏在南兖州禁止士族高门收容流民。
诏书首先总结了汉文、景二帝以来的均田制经验，回顾了西汉、东汉两代的辉煌历史；接着，诏书又给出西晋亡国的官方托词：士族高门占有众多土地和农民，却刻意逃避朝廷赋税，焉有不亡国之理？
最后，诏书提出了解决办法：为避免江南再现中州之难，必须再次推行“耕者有其田”！诏书规定，所有士族高门都要如实禀报部曲数量，此后，一品大员占田不得超过二百八十亩，奴婢不得超过三人，其余土地要分给原来的部曲。
为了吸引流民自动归于朝廷，东晋政府不断提高对小农的优惠条件，赐其田宅，先免租税三年，后免租税五年。优惠到期，小农每亩只需要向朝廷缴纳三升粮食，当然，士族所占土地也同样要向朝廷缴纳三升粮食。这种按土地面积征税的方式在历史上被称为“度田收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士族将抢占土地的税收强加给自耕农。
史籍为我们精准地总结了东晋初年的治民政策——“镇之以静，群情自安”。也就是说，东晋中央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官吏的职能，恢复了西汉初年的无为而治。毕竟官吏都是士族大家，让这些人捞到钱，对皇族没有一点好处。有了自耕农的支持，东晋两代帝王司马睿（晋元帝）、司马绍（晋明帝）终于重新建立了封建中央集权。
——江南水系丰富，原比北方农耕条件优越，北方移民带来了耕牛和铁质农具，加之充足的劳动力保证了精耕细作，江南稻田亩产量从孙吴时代的五六斛增长到三十斛，产量增长了五至六倍，麦田甚至出现了一年三熟的耕作条件。
——冶铁技术冠绝天下，号称“中国绝手”的铸剑师谢平创造了“横法钢”，用这种钢练成的刀剑弹吹之间可以断十五根头发。
——所产瓷器胎质坚硬、形制美观、釉色青翠，有的甚至与宋代官窑所差无几，唐人这样夸赞东晋瓷器，“九秋风露越窟开，夺得千峰翠色来”。
——造纸术真正得到应用，东晋人能根据不同用途把纸加工成青、赤、缥、绿、桃红等颜色，就是这些纸张成就了一代书圣王羲之……
《南齐书》这样记载这个时代：太武年间，江南百余年未有兵锋之灾，家家都经常设宴款待客人，到处都是沃野良田，人们不辞辛劳地从事农耕，只要一郡粮食丰收，数郡就无饥饿之虞。荆城是南楚最富有的城市，扬州则是吴地最富裕的地方，两个城市的纺织业足以衣被天下！
朝廷连铸币权都没有，要废弃货币谈何容易？何况这本就是一个馊主意，货币制度承载了几近千年的经济运行，岂能因一道诏书自动消失？王莽只是想以龟贝替代货币就搞得天下大乱，更不要说东晋皇权远不如西汉。在举朝反对之下，废弃货币的建议最终未能推行。
中国史书好比今天的影视剧，历史人物都具有鲜明的脸谱，好人长相威武，坏人长相猥琐，单凭长相就能判断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桓温在晋明帝年间登上历史舞台，《晋书》对这位中兴名臣却毫无尊敬之意，把他描写为“长着一双三角眼，胡须像刺猬一样”，一副典型的奸臣模样，也许是因为东晋终为桓温的儿子桓玄所灭吧。
桓温（公元312～373年），属于中下层士族，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司马睿的孙女婿，南康公主的丈夫，也就是传说中的驸马爷。从明帝开始，桓温历经五代帝王，官拜大司马，统率内外诸军，是东晋中期第一代有能力统领全局的人物。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东晋桓温是第一个有能力建立“大一统”的皇权的人（篡位），是曹操、王莽一类的人物，所以，他才成为京剧中又一个大白脸。
在中国货币史上，桓温曾经提出了一个很离谱的设想——废弃钱币，改用谷帛作为交易媒介。
针对桓温提的这个极其离谱的建议，当时的祠部尚书孔琳之就以无可辩驳的雄论驳斥了桓温的建议：古代圣王把没用的东西用来交换有用的东西，这样有用的东西既不会损毁，又可以省去物物交换运输的麻烦。现在的铜钱正好起到古代龟贝的作用，历代使用的铜钱今天绝不能废弃（制无用之货，以通有用之财，既无毁败之费，又省难运之苦。此钱所以嗣功龟贝，历代不废者也）。
从古至今，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桓温的货币知识为零，还是孔琳之识大体、顾大局，认识到了货币运行规律的真谛。钱币是国之重器，当然不可轻易废黜。
孔琳之当时还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在有意无意间被很多人忽略了：贫穷的人要仰望富人，天下才能安宁；如果骤然废弃货币，那么士族高门就会丧失所有财富。孔琳之属于士族高门，他知道桓温废弃货币的真正用意：数十年土断只是剥夺了北方士族的土地，以皇权的强制力遏制了土地兼并，但是士族高门手里还是照旧留有大量货币，要消灭士族势力，最重要的就是剥夺他们手中的所有财富，直接废弃货币当然就是最好的选择。
剥夺士族高门财富、彻底斩断他们侵占土地的能力，这才是桓温力主废弃货币的真实意图。
况且，桓温被逼出此狠招，是因为士族高门不厚道在先。
东晋朝廷没有铸币权，流通货币全靠私铸（也就是沈郎钱）和前朝留下来的古钱（也就是一部分五铢钱），两者重量差异实在是太大，相当一部分五铢钱被人减凿。
所谓“减凿”，就是把完好的古钱去掉一块，再染上铜锈，这样的钱被称为“剪边五铢”。当然，被凿下来的铜材或铜屑会被重新铸造成沈郎钱，重新进入流通渠道。最狠的做法是，把完好五铢古钱用利刃圆凿切割，将之一分为二，成为一大一小两枚钱币，大钱大环被称为“艇环钱”，小钱小环被称为“鸡目钱”。
由于东晋一朝货币奇缺，被减凿后的剪边五铢购买力降低得非常有限。这样减凿货币的人既得到了一部分铜材，又保持了原来货币的购买力，实在是一笔稳赚不赔的好生意。
理论上，无论货币如何减凿，只要能承担货币职能就可以了，总比废弃不用的好。如果减凿集中于某一个阶层，就一定会引起财富重新分配。
但凡减凿古钱获利者，手里必定有相当数量的五铢古钱；仅仅减凿一枚五铢钱，估计废品收购站都不会要那点铜渣；偶有刚富裕起来的寒门素族，只能开山冶矿、铸造新币。手里有巨额五铢古钱的人，恰恰就是桓温最讨厌的一个群体——士族高门。士族高门的购买力越来越强，黎民百姓乃至皇族可控制的资源就会越来越少，最后一定会打破原本脆弱的权力平衡……
桓温看到了问题的所在，却没有给对药方。
朝廷连铸币权都没有，要废弃货币谈何容易？何况，这本就是一个馊主意，货币制度承载了几近千年的经济运行，岂能因一道诏书自动消失？王莽只是想以龟贝替代货币就搞得天下大乱，更不要说东晋时代皇族权柄远不如西汉。在举朝反对之下，桓温废弃货币的建议最终未能推行（朝议多同琳之，故玄议不行）。
在士族高门货币优势的冲击下，晋穆帝年间前期土断成果几乎丧失殆尽，朝廷直接控制的人口数量急剧下降。
现在，我们给出两个案例以说明当时的情况。
案例1：晋帝室彭城王司马玄隐匿流民，查实后被桓温送进了监狱。
案例2：会稽王氏隐匿民户，查实后，被隐匿的流民尽得土地，从此归朝廷统辖。
这是两个史书上最常见的例子，现在，我们稍微丰富一下这两个案例的数据。彭城王司马玄一共隐藏了五户民户，结果这位皇族王爷被抓进了监狱；会稽王氏隐匿了三万户口，仅仅是喝个酒、道个歉，别说监狱，就连城管的面都没见。
结论：这个时候士族高门的势力很可能已经超越了皇族，长此以往，皇族又将沦落为舞台的配角。和平年代土地兼并最多引发流民潮，此时，前秦已经吞并了鲜卑燕国，就等挥军饮马长江了……
尽管桓温不是一个合格的货币理论家，却实在是一个铁腕政治家，既然温和的货币改革行不通，桓温就迅速拿出了更狠的方法——东晋最著名的“庚戌土断”。与晋元帝、晋明帝年间的土断不同，庚戌土断不但要斩断士族高门与南迁流民的联系，而且要清理士族高门隐匿的所有民户。
庚戌土断是东晋历史上最彻底的一次土地改革，脱离士族的农民从此要向朝廷服兵役。桓温征召寒门子弟，在自己出镇的兖州、徐州、扬州建立了一支所向披靡的军队，这支军队后续的发展对中国历史的走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我研究的领域是金融，我的职业却是教育。所以，在这里我必须强调桓温的一份奏疏——《七项事宜疏》。在这封奏疏中，桓温坦陈了当时官场的七大弊病，并提出了一些改革方案，最核心的一条是：让东晋寒门素族接受教育，给他们晋身之阶。在这篇传世的奏疏中，桓温以雄浑的文笔论证一个道理：士族高门把持教育会弊端丛生，要想富国强兵、光复中华，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兴办教育，实现社会阶层流动。
当代，西方列强的历史也证明，要想成为第一流的世界强国，首先要发展的一定是教育，其次才是制度和科技。正如同一个社会的表象是财富，生产财富的是科技，刺激科技创新的是制度，决定制度的是文明，能改变文明的力量则只有教育。
形象表述就是：教育→文明→制度→科技→财富。
如果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就是“财富→科技→制度→文明→教育……”
这一切，就如同《天龙八部》里的鸠摩智，先练少林七十二绝技，再练内功《易筋经》，少林寺藏经阁无名老僧对此的评价是：次序颠倒，大难便在旦夕之间。
——在这个颠倒的顺序中，科技一定不是原创的，只能是模仿的。先进科技确实可以模仿，但这些科技创造的利润却只归属于原有强势阶层，甚至成为劫掠社会财富的工具。
——在这个颠倒的顺序中，制度一定不是内生的，而是舶来嫁接的，确实也可以原封不动依样画葫芦建立所有的行政框架、法律制度。但如果全社会的人都没有受到这样的教育，又怎么可能从内心里尊重这些制度？无人尊重，这些制度又怎么可能真的得以实施呢？
——在这个颠倒的顺序中，缺失了教育，文明底蕴不会有丝毫改变。一旦教育开始演绎腐朽，就会蛀空整个社会的脊梁。
要想摆脱历史的宿命，必须有一个条件，让教育普惠于国民。只有教育，才能使下一代人比我们过得更好，才能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阶层流动渠道。在这种不停的流动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会更加富强。
当然，桓温远没有如此伟大的理想，他不过是想打破士族垄断，给寒门素族一个希望。借助这些机会，东晋寒门素族涌现出大量杰出人物。
只有靠自身才学晋身的寒门素族才是皇帝最忠诚的支持者，他们一旦离开皇权就会变得一无所有。中国古典读物《三字经》里有一句“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其中借萤火读书的人就是被桓温重用的素族车胤，最后，车胤也为皇室尽忠而亡。桓温有了寒门的军队、寒门的官僚，终于把事业推上了巅峰：灭西蜀成汉、三次北伐，一度甚至光复故都洛阳。
桓温的改革也使东晋获得了重生，桓温死后五年，正是寒门素族组成的北府兵，以八万人击溃了前秦一百万南侵大军，汉族在江南一地延续了民族血脉，晋祚得保。
刘宋王朝的开国皇帝刘裕曾对桓温有一句中肯的评价：“大司马桓温当政之前，黎民百姓已经没有土地，国家败亡之象已现；庚戌土断之后，农人得以归于土地，此后东晋能够财阜国丰，完全是桓温的功劳（乃至大司马桓温，以民无定本，伤治为深，庚戌土断，以一其业，于时财阜国丰，实由于此）。”
集权必然导致强势封建集权，也就一定能集中全国资源对抗游牧民族，强势帝王又怎么可能容忍游牧民族在自己的地盘上闲庭信步？只不过，强势的封建集权一定要靠封建官僚才能实现，借此，封建官僚壮大，小农经济在短暂辉煌之后又会陷入长久的沉寂。
游牧民族习惯于迁徙，他们必须找到水草肥美的地方，即使是寒冷的冬季。游牧民族向北是寒冷的西伯利亚，向南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只要头脑还清醒，任何一个游牧民族都会选择向南。
向南本没有任何错误，只不过，南部是我们的中国。
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本身就建立在民众与畜牧的流动之上，一般情况下，为争夺草场，各个部落之间也是征战不休，很难对外形成合力。即使如此，也已经让北方的汉族相当难受。这些人倏忽而来，官军唯一有效的抵抗方式就是投入数十倍于敌方的军力坚守每一个据点。
只有极端强盛的经济，才能保证坚守每一个据点，一般王朝根本做不到这一点。所以，汉武帝才不得不举全国之力驱赶匈奴。为了动员全国的力量，汉代建立并完善了史无前例的统治框架——以三公九卿为代表的封建官僚体系，但也是这个封建官僚体系彻底毁掉了强盛的西汉帝国。
汉光武帝吸取了西汉亡国的教训，裁撤了近90％的官僚机构，放任民间经济发展，终于出现了“光武中兴”。遗憾的是，东汉帝国失去了封建官僚，也失去了对国家的统治能力。一旦帝国失去了集中资源的能力，也就无法遏制边境游牧民族。西羌，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民族开始不断进入东汉帝国版图，甚至数度威胁都城长安。可怜堂堂东汉帝国，几乎浪费掉全国的财富也未能克制西羌。
统一北方后，曹操的实力也无法对抗游牧民族，只不过他想出来一个相当阴损的点子。当时，最为强盛的游牧民族是乌桓，曹操就在鲜卑等游牧民族的地盘上做生意——专门收购乌桓人头。乌桓势力有所衰微的时候，曹操采用游牧民族的战术，以一支汉族轻骑兵远途奔袭，重创乌桓主力，为汉族赢得了半个世纪的和平时间。
最不地道的是蜀汉的刘备和诸葛亮，他们不断引游牧民族入关分散曹操兵力。七擒孟获的故事相信大家都知道，藤甲兵的真实用途是对付自己的同族曹操。就连祸患东汉的西羌，蜀汉也欢迎之至，蜀汉大将马超、姜维都是因为与西羌联系密切才得到重用。罗贯中居然能把引异族打击汉族的事迹列为诸葛亮的功绩之一，颇有以文乱义、混淆是非之嫌。
从此，胡人入关一发不可收拾。
西晋年间，士族当政又给了游牧民族以机会，既然无法建立天下一统的皇权，自然也就不可能集中全国力量抗击胡人入侵。西晋统治者对付外敌的办法颇有曹操风范——不断派杀手暗杀游牧部落首领，游牧民族各部落为争夺首领位置内耗不断，也算是以最小的成本为中原争取了和平。
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给了游牧民族以发展的时间，远遁大漠的南匈奴单于刘渊第一次在中原腹地建立了游牧民族政权——后汉。刘渊幼年时曾在西晋当人质，当政期间汉化程度很高。
按照游牧民族的传统，部族首领要负责全部族人的福利，要定期给大家发粮、发钱、发奢侈品（瓷器和茶叶）。刘渊既然要仿效汉人建立封建中央集权制，也就必然要抛弃原始的氏族制。最终，刘渊丧失了对南匈奴部落的统治能力。
游牧民族统治者没有统治定居人民的经验，他们可以很容易地实现征服，却无法建立有效的统治；要想统治中原臣民就必须模仿汉制，汉制又无法控制本族这个强大的军事集合体。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只有清朝曾经解决了统治结构“二元化”的问题，把曾经骁勇的八旗铁骑变成了提笼架鸟的八旗子弟……
现在，让我们来检视中原大地与游牧民族较量的全过程：
……强权的秦帝国→封建中央集权→蒙恬北拒匈奴……
……西汉初年“无为而治”→和亲、被匈奴勒索→放任民间私铸货币、小农经济兴盛、“文景之治”……
……汉武帝巩固封建中央集权→盐铁官营、统一铸币、经济衰败→匈奴分裂、霍去病祭贝加尔湖……
……东汉初年裁撤绝大部分官僚→坞堡兴起、中央集权衰败、私铸盛行、工商业兴盛→西羌侵扰内地→坞堡无法抵抗→天下大乱……
……曹操屯田→小农经济兴盛→收服乌桓……
……西晋士族兴盛→士族皇族内耗、八王之乱→五胡乱华……
在这些循环中，我看到了一条无比清晰的运动轨迹：封建集权→货币官铸→击溃异族→经济衰退。集权必然导致强势封建集权，也就一定能集中全国资源对抗游牧民族，强势帝王又怎么可能容忍游牧民族在自己的地盘上闲庭信步？只不过，强势的封建集权一定要靠封建官僚才能实现，借此，封建官僚壮大，小农经济在短暂辉煌之后又会陷入长久的沉寂。
吃此一堑，帝国又必然转向另一种统治模式：封建分权→货币私铸→经济兴盛→异族入侵→丧失半壁江山！分权必然伴随着封建统治者的衰落，既然封建统治者无法干预经济，经济也就获得了成长空间。只不过，封建集权衰败的同时，一定会为游牧民族入侵留出空间，中原大地可能陷入长久的战乱之中。
不必惊讶于历史的相似，这也不是中国历史独有的怪圈，而是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只不过，东方游牧民族的形象是倏忽而来的骏马，西方海盗的形象是船桅杆上的骷髅旗。上古时代，发达的爱琴文明是典型的分权社会，结果，希腊城邦制国家为罗马铁骑所毁灭；古罗马也建立了原始民主制度，结果，罗马帝国被日耳曼雇佣兵击溃；法兰克王国几乎所有国王都为四处流窜的北欧海盗感到烦恼。从此，欧洲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
我们的模式是“集权—分权—集权”，汉祚得以延续几千年；西欧的模式则是“分权—集权—分权”，西欧不断变更着主导民族，雅典人、罗马人早就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曾经煊赫一时的日耳曼人则在城堡里龟缩了几个世纪不敢出头。
集权、经济衰败、民族延续，分权、经济兴盛、亡国亡族，根本无法判断历史逻辑的对错。
得失之间，我只见到了历史老人狡黠的笑容。
①　东晋有大、中、小三种货币，大的叫“比轮”，中的叫“四文”，小的叫“沈郎钱”。所谓“比轮”，名字很是形象，就是说钱如同车轮一般大小，实际上就是孙吴的大泉当千。由于广州一带铜价偏高，东晋时代，绝大部分比轮都卖到南方去了。至于“四文”，历代从来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究竟是何种钱币。小货币则指沈郎钱。遗憾的是，历代钱币大师也没有告诉我们沈郎钱的形制，现代考古学对此也存在争论。相传，沈郎钱最初为吴兴大族沈氏代表人物沈充所铸，但没有确切证据。东晋墓葬中确实有一种重0.1～0.9克的“五铢”，如果这种五铢就是所谓的沈郎钱，那么，沈郎钱应该是一种减重货币。
第八章
南朝金粉（南朝）
很遗憾，至高无上的皇权和封建官僚取代了士族高门，西汉年间“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框架终于在南朝定型。于是，我们也看到了一群比士族高门更加寡廉鲜耻、聚敛无度的强盗。
现在，刘裕已经是皇帝，他不能容忍士族高门如此放肆。在皇权眼里，没有朋友，也不会有敌人，只有“被统治的人”和“不被统治的人”。士族高门之所以高高在上，不就是因为有钱就不想被皇权统治吗？
平等永远是相对的，不平等才是绝对的。
自古以来，人类都靠祖先的积累传承利益：日耳曼氏族首领逐步演化为骑士，中国士族的官位也来源于祖荫。无论士族还是骑士，这些人都有自己的封地，有独立的利益，不可能对皇帝（国王）唯命是从，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分权博弈，成为制约皇权最强大的力量。
要想打破这种源自祖先的财富传承，只有依靠绝对皇权的力量。绝对皇权一旦出现，世界的财富规则就会改变。
桓温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推行“庚戌土断”，但桓温死后“庚戌土断”还是无疾而终。东晋谢安继续起用寒门素族，打赢了淝水之战，刘牢之、刘裕等一批出身贫寒的将领获得了北府兵军权，最终成为东晋王朝的掘墓人；桓温之子桓玄靠北府兵篡夺了东晋帝位，大将刘裕又消灭了桓玄。公元420年，北府兵将领刘裕称帝，起自草莽的刘宋王朝诞生了。
刘裕既不是皇族，又不是士族，只是一个不太认字、以卖草席为生、喜欢赌博、从来就被人看不起的流氓（仅识文字，以卖履为业，好樗蒲，为乡闾所贱）。北府名将也无不是二百五出身，当兵之前从来没有光辉的事迹可以炫耀（并起自竖夫，出于皂隶刍牧之下）。这些人在刀剑锋镝中摸爬滚打，永远不会对弱者妥协，一旦出镇一方，无不掘地三尺（贪纵过甚），甚至直接从国库里拿钱。刘宋立国数年，依旧是府库空虚（府库为之空虚）。
这样粗鄙的统治集团，士族高门当然无法接受。在他们眼里，刘裕等人不仅是彻头彻尾的乡巴佬（言音甚楚，举止施为，多诸鄙拙），也永远是一群刀头舔血的暴徒。
士族虽然被剥夺了军权，却依然对北府集团表现出最大的不屑。太后的胞兄去琅琊王氏家中拜访，主人面对客人一言不发，反而问自己的仆人：“这个人跟你什么关系？”然后，当面把太后胞兄坐过的椅子烧掉。
你不把你的钱给我，就让你彻底没钱！
历史没有留给刘裕足够的时间，刘宋王朝刚刚建立两年（公元422年），刘裕就死掉了，抢钱的任务落到太子刘义符身上。
刘义符主要靠兴办金融业搂钱，即放贷。
大家也许不会想到，在世界范围内，旅馆是最早经营银行业务的行业之一，中国当然也包括在内。因为，旅馆的作用不仅仅是为客人提供住宿，还为客人寄存财物，一般情况下旅馆会留存一个货币余额，也就可以用这个余额对外放款——高利贷。
刘义符在位仅六个月，这期间最大的施政亮点就是宣布京城所有的邸店（旅馆）都归他所有。要知道，那时候经营邸店可是一个下九流的职业。现在皇帝居然亲自操刀上阵，实在是因为太赚钱了，据说资本回报率达到1000％，绝对是一个最拉风的暴利行业。
京城皇家邸店有着固定的目标客户——士族高门，放贷的目标不是获得利息收入，而是直接瞄准了贷款人的抵押物——土地。皇帝会以各种手法逼迫士族高门借款，士族高门借款又必须以土地抵押。
又有哪个士族高门真的敢来还皇帝钱呢？
鉴于这实在太离谱，跟直接抢钱基本没什么区别，很快刘义符就被自己的兄弟刘义隆干掉了。
刘义隆便是刘宋历史上的宋文帝，之所以被称为“文帝”，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刘义隆抢钱的手段比较文明——用钱来剥夺别人的钱。宋文帝之“文”少了很多暴力，却更为残酷，按照他的做法，士族高门的财富在瞬间全部贬值。
以钱抢钱的方法，说穿了就是货币改革。
刘宋元嘉七年（公元430年），宋文帝设立钱署开炉铸币。对中国货币史来说，这次铸币有着特殊的意义，此时，官铸货币在中国已经消失了三四百年，数百年来货币来源始终靠旧钱和民间私铸。刘义隆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官铸货币再次出现在中国大地上。
南朝货币
宋文帝推出的货币在历史上被称为“四铢钱”，形制与汉代五铢钱相似，重量也在3.5克左右。四铢钱与五铢钱最大的不同是，一枚四铢钱可以当两枚五铢钱，又可抵大致八枚沈郎钱。反正包括刘义隆在内的皇族和封建官僚都没多少钱，只有士族高门才有五铢钱和沈郎钱。
对拥有五铢钱和沈郎钱的士族高门来说，这绝对是一笔赔钱的买卖。与晋王朝相比，刘宋王朝更倾向于以暴力解决问题。今夕不同往日，士族高门对此几乎无法反抗。货币改革后，皇权和士族高门的财富优劣态势立刻扭转。
这里要说的是，刘义隆推行的四铢钱还不是刘宋朝最恶劣的货币制度。
四铢钱与西汉五铢钱重量相当，是一种“大钱”。文帝之后的几代帝王不停执行货币减重，宋明帝刘彧年间居然推出了一种“永光四铢”，虽然钱币上还铸有“四铢”二字，但实际重量不足一克。就是这种永光四铢钱，居然要和四铢钱一样换两枚五铢钱或者八枚沈郎钱！
民间私铸者无论如何也不能强迫所有人接受他的货币，也就没有人能靠铸币抢劫别人的财富。封建官府铸币的基础却是皇权，是具有暴力性质的国家机器，无论如何减重都是法定的货币，也就成为最犀利的抢劫武器。
光怪陆离的末世王朝，当帝国统治者已经丧失了其他掠夺手段时，虚幻的货币财富也就成了救命稻草。超级货币减重又无异于饮鸩止渴，如果封建帝国已经丧失了统治能力，谁会承认虚值货币，谁又会真的把财富让渡给帝国统治者呢？
据《宋书》记载，当时的封建官僚那是相当有钱：宁州刺史萧惠开家财数亿钱，益州刺史刘郡以黄金铸造浴盆。《南史》中绝大部分刘宋官僚都有这样的绰号：刺史一级的经常被人称为“孙亿万”、“刘千万”，县令一级的则被人称为“王新车”、“庾大宅”……
最显而易见的赚钱方式是创新，只有全新的技术、全新的产品、全新的运作模式才容易形成垄断，才可以由经营者定价，才能赚大钱。对中古时代的农耕民族来说，任何一种异地商品都是显而易见的“创新”，商业也是利润最丰厚的行业之一。
魏晋年间，江南扬州、建康、益州、荆州水路通畅，本来是天下货物的集散地，也是天下最富庶的地区。刘宋年间，江南民间商业几乎绝迹，能做生意的人只有一种，那就是封建官僚。其他人想经商也可以，只要上缴足够多的税收——足以让任何一家富商破产的税收：刘宋时代商路关卡林立，每个关卡都要缴1％的关津税，另外还要在贩卖地和采购地缴4％的商税。
蜀马耐走长路，天府织锦更是冠绝天下，益州典签刘道济正好经营蜀马和蜀锦。典签不过是一个七品官衔，却握有很大权力，因为典签是皇帝派来监视刺史的。就是这个刘道济，居然以官府名义出台这样一个政策：在苛杂的税收之外，普通商人贩运丝、锦，加在一起每次不得超过五十斤；除他本人之外，只要川马出境，无论良莠，价格都不准低于两万钱——这是一个不可能交易的价格，当时一头耕牛的价格不过三千钱。通过垄断川马和丝锦贸易，刘道济短短数年间赚到了三亿个铜钱，可以买到十万头耕牛。
任何一个时代，小康之家都有一个公认的非货币标准，比如今天的“有房有车”。刘宋年间小康之家的标准则是有一头耕牛，也就是说，刘道济一个人的财富至少抵得上十万个小康之家。以今天耕牛的价格核算，十万头耕牛大概需要三亿元，如果认为一头耕牛就是今天成都的一套房产，那么刘道济的身家已经是千亿量级。
千亿，一个多么恐怖的财富单位！
财富积累自有规律，除非改变世界的创新，比如机械、电能、互联网，否则，如此暴利的唯一来源就只能是存量财富的再分配。这种利益分割甚至是通过市场的名义进行的，一类名为商品的货物只掌握在封建官僚手中，即使通过市场进行买卖，本质也只是以市场为手段重新分割财富存量，实现财富向一小撮人手中转移。
刘宋王朝是封建官僚最幸福的时代之一，据《宋书》记载，当时的封建官僚那是相当有钱：宁州刺史萧惠开家财数亿钱，益州刺史刘郡以黄金铸造浴盆。《南史》中绝大部分刘宋官僚都有这样的绰号：刺史一级的经常被人称为“孙亿万”、“刘千万”，县令一级的则被人称为“王新车”、“庚大宅”……
如此规则之下，最赚钱的行业是“当官”，最能搂钱的“官”是皇帝。
而刘宋皇帝中最能搂钱的当数宋孝武帝。
宋孝武帝抢劫的第一个对象，当然就是这些“有钱的官”，手段则是赌博。与今天的金融赌局相比，刘宋孝武帝时代领导与下属的赌博规矩要残酷许多：封疆大吏是一定要跟皇帝赌博的，赌博是必须输钱的，输钱是必须输到倾家荡产的。这就是宋孝武帝发明的别出心裁的搂钱方式——赌博，专门对付有钱的封建官僚。
宋孝武帝末年，凡两千石以上的官僚罢任返京，皇帝都要亲自跟他玩几把骰子，结果自然是皇帝有赢无输，一直要把对方家产赢干净才肯罢休（孝武末年贪欲，刺史二千石罢任还都，必限使献奉，又以蒲戏取之，要令罄尽乃止）。
对付没钱的黎民百姓，宋孝武帝也有自己的方法。
黎民百姓不是封疆大吏，皇帝不会为了几个小钱亲自动手，况且收税的皂隶（差役）还不知要搂多少中饱私囊。宋孝武帝很聪明，他想到了另一个很好的方法——囤积居奇，只不过手法远比一般奸商高明。
两晋以来，江南就有“衣被天下”之称，历代君王对江南纺织业始终轻徭薄赋，养蚕户纳绢不过三匹，而且只限于长江下游一带。为了抢夺黎民百姓的钱，宋孝武帝以江南绢丝为题布下了一局大棋……
第一步，布局。
大明四年（公元460年），宋孝武帝开始在全国高价收购绢丝（请注意，是高价收购，不是强行征收）。结果，一年间，江南所有绢丝全部断货。
第二步，中盘。
大明五年（公元461年），宋孝武帝突然宣布：养蚕税税基扩大到全国所有黎民百姓，每户百姓要纳绢四匹。这对黎民百姓而言是一个悖论：百姓根本不可能上缴如此多的绢丝，新产绢丝存量不足，原有的绢丝又早就被皇帝买走了；百姓又必须缴纳绢丝，否则，对抗皇粮国税是要坐牢的。
结论：手里没有绢丝的人也可以去市场上买，比如，皇家的直营店。全国绢丝价格立即暴涨，当年，一匹绢居然涨到两千至三千钱，这可是当时一头耕牛的价格，相当于今天让每家一年内缴纳一套房子作为税款！
第三步，收官。
就在这个时候，宋孝武帝不失时机抛售了一批绢丝，虽然绢丝价格最后控制在一千钱左右，但是百姓仅有的一点土地、仅存的一点铜钱也都流入了皇帝的腰包。
即使一千钱的价格，绝大多数人仍旧是缴纳不起，那一年，不知多少人倾家荡产，“贫者卖妻子，甚者或自缢死”。宋孝武帝当政最后一年（公元464年），富庶的浙东数郡发生旱灾，朝廷不但无力赈灾，反而照旧收租。结果，灾害程度不及古代一半，饿死者却是古代的数倍（病未半古，死已倍之），富庶的京师也是饿殍遍野……
西汉年间，皇权缔造了“皇帝—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框架：这是一个倒“丁”字形的社会结构，封建官僚掌控了绝大部分社会财富，其余的人都处在低端，顶层和低端之间没有任何缓冲带。如果顶端的人选择了掠夺，那么所有人同样会选择虚伪和卑劣，因为这才是获得财富最有效的渠道。这样的社会框架不会也不可能提供创新空间，重大创新必须依靠帝国全体臣民在点滴试错中积累。
刘宋时代，“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结构再次出现在江南。士族高门的势力被迅速清洗，寒门素族以军功起家，十几年间占据了所有朝廷要津，并迅速把触角伸及社会每一个角落。从货币、土地到税收，皇权推行的所有政策都被异化为抢劫的工具。
不同于西汉的是，刘宋本就是一个偏安江南的王朝，国家时刻面临来自北方异族的挑战，却根本没有前世的财富积累。皇权对财富的获取即由掠夺变为抢劫——不仅仅是对社会底层的抢劫，也包括皇族和封建官僚集团之间的互相抢劫。刘宋皇室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命运最为悲惨的皇室，开国皇帝刘裕共有男性后代一百五十八人，这一百五十八人中有一百一十四人死于非命：子杀父者一人、臣杀君者四人、兄弟相残者一百零三人、为外人所杀者六人。皇室成员如此大规模地自相残杀，此前从未有过，此后也再未发生。
在皇权的逻辑里，权力才是真正的手足，只要有钱就会满街都是兄弟。一旦皇权开始抢劫自己的支持者乃至宗室，帝国就基本丧失了统治能力。强者在皇权之下都会沦丧财富，何况苍苍烝民？
衣服破犹可补，手足断不可续！
刘宋、萧齐是封建官僚长成的时代，萧齐一如刘宋王朝，封建官僚新贵几乎垄断了所有创新行业，所有真正赚钱的投资渠道都被封建官僚堵死，上古时代又没有资产泡沫可以制造，剩余货币也就只能投资高利贷了。
刚刚建立的刘宋王朝必须依靠封建官僚，又不能让封建官僚过分掠夺百姓。刘宋末年，宋明帝为了搞平衡、平民愤，经常对封建官僚施以残酷的刑罚，不但将财富洗劫一空，还经常搞满门抄斩、虐杀之类的娱乐活动。显然，这不是平衡跷跷板的方法，如此，封建官僚和天下黎民都被搞得血本无归、家破人亡。
无论是谁，要想彻底逃出这个循环，只有一个选择——自己成为皇帝。
刘宋右军将军萧道成曾为刘宋王朝出生入死，仍不见容于宋明帝，于是，萧道成选择了拉杆子造反。十年经营，公元479年，萧道成终于废黜了刘宋末代皇帝刘凖，创立了又一个新王朝——萧齐。
萧道成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曾经发下宏愿——“使我治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土同价”。但萧齐同样是一个短命的王朝，只存在了二十几年，其兴也忽焉，其亡也浡焉。
关于萧齐王朝，我们同样从货币说起。
成功的货币制度都是相似的，一定会顺应经济发展需要；恶劣的货币制度却各有各的卑劣，无论大钱、小钱，通胀、通缩，货币改革的同一个梦想都是抢劫财富。
萧齐王朝仅有一次铸币记录，即永明初年所铸的“南齐五铢”。从出土文物推断，南齐五铢重量与刘宋四铢钱相仿，重量在3.5克左右。
同样重量的货币到了不同皇帝手里，却能发挥不同的作用：刘宋王朝的四铢钱是类似于大钱的虚值货币，造成了通货膨胀；南齐五铢同样是一种大钱，却制造了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的通货紧缩。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萧齐王朝只有一次铸币记录，南齐五铢铸造量相当小，所以，也就出奇地值钱。萧齐官价规定，一枚南齐五铢可以换三十枚左右完好的五铢钱，实际流通中，南齐五铢的抢劫能力又远远高出1∶30的兑换比例。如果以南齐五铢计价，永明年间，一石米的价格仅为几十钱，一匹绢的价格也仅为三百钱，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萧道成“黄金与土同价”的愿望。
物价下跌虽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萧齐王朝维持了刘宋年间的货币税率。刘宋年间一亩地要缴五百钱作为税款，萧齐年间仍旧要缴纳五百钱。此五百钱非彼五百钱，物价下跌一倍，税款就多出一倍。刘宋永初年间一匹布的市价是六百钱，永明年间一匹布的价格却只有一百钱，凭空多出了五倍税款。
何况，萧齐官府只收未经减凿的钱币，税收又何止增加了五倍？
萧齐王朝一直在有意维持通货紧缩的局面，如果想打破通货紧缩，官府随时可以铸造大钱。因为，真正拥有南齐五铢的人是皇族和封建官僚，通货紧缩越严重，他们手中的财富就越值钱，靠货币掠夺财富的能力就越强。
黎民百姓确实没钱，税款缴不上怎么办？
答：高利贷。
在南朝墓葬中经常可以看到借贷契约，令人惊讶的是，除了王公贵族的大墓，相当一部分小康之家的墓葬中也可以见到借贷契约。这些契约记载了借贷事由、时限、利率，借债者多是自耕农，一般数额不会超过三十文，以半年为限，年化利率平均为200％，是货真价实的高利贷。
如果债务人到期无力偿还贷款，还可以延长归还期限（就是今天所说的“展期”）。如果延期几次之后仍无力偿还，作为抵押的田宅就会被债务人收走——那应该是家中仅有的田宅。最后的结果是，债务人以自身作为抵押再次举债，自己沦为奴婢或者部曲。很遗憾，墓葬中的契约无一例外在债主生前都没有得到偿还，也许这些债务已经永远不可能被偿还。之所以这些借据被放入坟墓，是因为债务人在债权人入殓之前要继续签字画押，人们相信在另一个世界里，已经死掉的人仍旧可以向阳世索债。
按货币经济发展程度推断，南朝货币总量当远逊于汉代；按商品化程度推断，南朝商品化程度又远不如后来的宋代。汉代、宋代当然也有高利贷存在，只不过，汉代高利贷者“子钱家”仅限于大商人，借钱的人一般也是王侯甚至皇帝；至于普通人，你就是想借高利贷，人家还嫌麻烦。宋朝小农高利贷最为普遍，但放高利贷者是官府。
唯独乱世偏安的南朝，高利贷规模居然如此之广，实在令今天的经济学家瞠目结舌。《南史》这样记载当时的情况，高利贷“子息滋长，督责无穷”，虽然“财物布在人间”，却“为患遍天下”。当然，通常情况下高利贷会以土地作为抵押，一旦债务到期不能归还，债主就会夺其田宅，债务人则沦为佃农（期讫，便驱券主，夺其宅，都下东土百姓，失业非一）。
这里要说明的，不是高利贷利率有多恶劣，也不是失去田宅、沦为奴婢部曲的百姓有多么悲惨，而是全民高利贷的背后一个更为可怕的逻辑。
货币的本质就是寻找高收益、高回报，获得收益的渠道有很多种，为何大家都选择“以钱生钱”的高利贷？
刘宋、萧齐是封建官僚长成的时代，萧齐一如刘宋王朝，封建官僚新贵几乎垄断了所有创新行业，所有真正赚钱的投资渠道都被封建官僚堵死，中古时代又没有资产泡沫可以制造，剩余货币也就只能投资高利贷了。
这是怎样一种残酷的逻辑？
——只要有了货币先发优势，抢先一步比别人占有更多的金钱，就一定可以把别人踩在脚下。拥有货币先发优势的人，一般来说是有进取心的人，所以，他们抢先适应了那个时代的规则，获得了财富。一旦这些人把获取财富的轨迹定位为放高利贷，也就不会有人再从实体领域谋求财富了。
——贫穷的人只能被货币役使，死去的人不可能有人埋葬，鳏居的人不愿意再娶，生了孩子只能偷偷杀死（贫者但供吏，死者弗望埋，鳏居有不愿娶，生子每不敢举）……无怪乎有人惊叹：“是杀人之日有数途，生人之岁无一理，不知复百年间，将尽以草木为世邪。”
货币只是财富的一种符号，并不是真正的财富，高利贷所有的作用只是转移财富，而不是创造财富。如果所有人都不去创造财富，萧齐王朝的前途又在哪里呢？
西汉末年的流民魔咒很快应验，可怕的流民再次出现在江南水乡：一县之中经常有数千流民，上万人的流民队伍又开始在阡陌间游荡。问题是，南朝一共才有多少臣民？这些人聚集于深山，以天险对抗官军，平日则以抢劫为己任。可怜江南鱼米之乡、三吴之地，居然成为“仓廪既虚”、“草窃充斥”、“饥寒尤甚”、“流冗者多”……
萧齐永明三年（公元485年），就是在王朝开始铸币的当年，富阳人唐氏聚集数万名流民，一路攻破桐庐（今江西桐庐西）、钱塘、盐官、诸暨，最后在钱塘称帝，国号“吴”。尽管萧齐王朝派出的“台军”（皇宫禁卫军）最后攻破了这支流民军队，但是，台军所到之处抢劫之风更甚于流民。
萧齐立国二十几年，几乎年年都有流民暴动，连年通缩加上全民高利贷，刚刚建立的萧齐王朝，仅历一帝就变得风雨飘摇……
在这里，我们还要提及另外一种高利贷债主——寺庙。寺庙也是世界范围内最早从事信贷活动的主体之一，希腊神殿就经常把人们送来的供奉借给自由民中的赤贫者，然后将之变为自己的奴隶。
中国佛教最早见于断代史《后汉书》，其实，所有宗教的教义都是导人向善的，佛教莲花的寓意也是此岸淤泥中的纯净，象征着人类可以站在莲花上走向彼岸。萧齐时代，在册寺庙共有二千五百座，僧尼八万二千人。在生产剩余本就十分稀少的中古时代，供养如此庞大数量的僧尼，绝对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现象。
我没听说这些南朝僧侣有孙悟空的法力，我却知道他们有着比齐天大圣更为幸福的生活，在尘世此岸就已经到达了彼岸的天堂——物质的天堂。
南北朝时期佛像
南朝寺庙发明了一种新的业务——僧邸粟，寺庙还有经营僧邸粟的常设机构——长生库。因为，《大藏经》曾说过：“以佛塔物出息，佛言，听之。”
僧邸粟，说白了也是高利贷。其市场定位颇合佛祖普度众生的教义，上至王侯，下至百姓，大家都可以来寺庙借钱度日，主要区别是贷款本金及期限，有长期也有短期。
——长期贷款本金通常是货币，一般以十年为期，利息“不呰倍徙”，即高于官府给定的年利率100％。如此高的利率，如此长的借贷时限，又在一个通货紧缩时代，借钱的人也就只能是封建官僚。只有封建官僚才可能还得起这笔利息，也只有这些人能确保在十年内连续获得100％以上的年收益。
——短期借贷以粮食、杂物为本金，一般以一季为限，是“咱南朝老百姓自己的银行”。就是利率实在高得离谱，以“一日一夜”计算，隔夜拆借利率高达三分七厘（3.7％），贷款逾期罚款则利上生利，迟还两天就要做牛马偿还（按通行价格，做耕牛一天偿还八文钱，做马一天偿还七文钱）。一般情况下，僧邸粟利滚利会让债务人当一辈子牛马了。寺院还往往借助佛祖的威力恫吓债务人，欠债潜逃来生就会真的变牛变马，只有死亡才能逃脱这种厄运。所以，债务人只有两个结果，要么“奴为比丘，婢为比丘尼”，要么“自缢而亡”。
高利贷业务为寺庙赢得了丰厚的利润，高级僧尼不但有役徒、婢女，而且“出则必车”、“归则必浴”、“居必方城”，京城三分之一的地产居然都是寺庙的庙产，绝对比今天任何一家公司的CEO都拉风。
在神性面前，人性永远只能求得宽恕，萧齐僧徒却向神求官、求财、求子、求平安……总之，尘世所有得不到的东西都向神求。作为报答，人们建大佛像、建大寺庙，似乎只有这样，佛祖才会施恩于信徒。当人们顶礼膜拜这些偶像的时候，不知有否想过，如果金钱才是通往神性的康庄大道，神性和人性又有什么分别？
人性的罪孽，岂可用金钱偿还？
用钱可以买通的神，真的是神吗？
梁武帝丝毫不知控制封建官僚的力量，封建官僚中迟早会生出擎天巨孽。不是这些民贼贪婪、狡诈、阴险，而是黎民百姓已经羸弱不堪，根本不足以支撑一个王朝了。很快，萧梁王朝的惩罚者就出现了——侯景。
萧齐之后是萧梁，萧梁享国五十五年，开国皇帝梁武帝萧衍一人独占四十七年，这也是一个让历代史家头疼的皇帝：
——萧衍自幼好学，耄耋之年仍手不释卷；
——萧衍称帝之前就已经文名满天下，称帝后崇儒重道、信仰佛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融汇儒、道、佛三教的皇帝；
——萧衍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之一……
以上种种，都无关紧要。对中国历史而言，萧衍最重要的身份永远是皇帝——梁武帝，他所缔造的萧梁是又一代起自寒门素族的封建王朝。
与萧齐对货币的谨慎态度相反，萧梁王朝自立朝之初就开始铸造货币，而且没有禁止民间私铸。萧梁之前，中国铸造技术还不能实现在一枚铜钱的两面都锻造出花纹，所以钱币都只有一面有钱纹；萧梁时，官府掌握了双面压制技术，只有官铸货币才是双面压制，民间私铸只有单面钱纹。虽然官铸和私铸货币同时流通，但普通人一眼就可以判断出哪枚是民间私铸，哪枚是官铸。
这是最好的防伪标识，靠着这项技术，萧梁王朝也发明了一种恶劣的掠夺制度。
——萧梁官铸的铜钱叫作“天监五铢”，这种钱今已无流传。按《隋书》记载，天监五铢有内外两个轮廓，应该是一种精美的足值货币。
——萧梁还有另一种铜钱叫作“公式女钱”，为民间私铸。女钱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一种又轻又薄的小钱，其重量与太平百钱、女钱相仿，大约为一克。
萧梁朝廷规定，一枚天监五铢可以换十枚公式女钱。事情的结果却是，天监五铢和公式女钱同时流通时间不到一年，梁武帝却发现自己的钱越来越少，似乎所有的天监五铢都人间蒸发了，官衙却不得不耗费铜材铸造新的天监五铢……
为了对抗“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梁武帝想到了一种新的方法，让自己铸的货币成为劣币，民间又不能模仿……
梁武帝像
一年后，梁武帝又铸造了一批双面带花纹的货币，这些货币又大又圆：大富五铢、大吉五铢、大通五铢……名字都很好听，其实不过是一堆铁钱。此前，只有末世王朝穷凶极恶的封建军阀才铸行铁钱。西汉铸铁钱、蜀汉铸铁钱，广大人民无畏严峻刑罚积极私铸，当权者也就无法真的依靠铁钱聚敛财富；萧梁铸铁钱，既然可以在铜钱上实现双面压制，也就可以在铁钱上双面压制，民间确实无此技术，也就无法模仿官铸铁钱。
梁武帝并不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人，他也有理想，希望帝祚永延。所以，梁武帝捞到钱后，便开始以铁钱赎买士族高门的土地，并把这些土地分给游荡于阡陌之间的流民。
在“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框架中，封建官僚不但会放大皇权对小农的压力，而且也会屏蔽皇权巩固统治根基的政策。安置流民本是一项巩固萧梁王朝根基的政策，但广大萧梁封建官僚还是很快就从中找到了发财机会。毕竟黎民百姓距离皇权最为遥远，只能“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
我曾经说过，皇权处理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在“培养封建官僚”与“打击封建官僚”之间找平衡。刘宋王朝末年对官僚的打击十分残酷，最终导致丧失了统治基础；萧梁王朝却把这个逻辑翻转过来，对封建官僚过于仁慈。
面对封建官僚疯狂的掠夺，梁武帝不但无动于衷，还经常以佛教教义教训子孙，对人要宽容、对人要仁慈、对人要有善心。梁武帝所谓的“人”仅包含封建官僚，他对封建官僚最仁慈……
梁武帝的六弟叫萧宏，官居南兖州、北兖州、北徐、青、冀、豫、司、霍八州“北讨诸军事”，是一个权倾朝野的人物。此人曾率军北征，大军夜遇风雨，萧宏对敌情保持着十二分的警惕，那真叫“风声、雨声，声声入耳”——他居然以为风雨声是敌军来袭，于是只身逃窜，萧梁数十万大军不战自溃……
这样一根废柴，家中居然有无数房间常年锁闭不开。
关于萧宏家中紧锁的房间，梁武帝也得到了线报，他得到的消息是：那些都是秘密仓库，藏满了兵器，就等着皇帝打盹的时候起兵篡位了。
寒夜，萧宏在家独坐，一群不速之客突然造访，为首的是梁武帝。饮酒半醉之后，梁武帝突然提出要查看萧宏的库房，然后不等萧宏答应就命令卫兵砸开了后院的三十多间仓库……
没有见到兵器，却见到满库金银珠宝和铜钱——天监五铢。
看起来，萧宏这根废柴对货币还是有一定判断力的，知道铁钱不值钱，要存就存天监五铢。仓库里很有秩序，每十万钱装一个箱子，每百万钱放到一起再贴上一道黄纸，每千万钱再放到一起贴上一道紫色的缎子……除了天监五铢，还有很多库房堆满了绢、丝、棉、朱砂、蜡烛、漆器……
面对目瞪口呆的皇帝，萧宏心中一凉，觉得末日到了。
看到满室财宝后，梁武帝心中也很轻松。钱币财宝又不是刀枪兵器，有这么多钱财，说明这位手握兵权的弟弟并无意染指皇权。最后，皇帝只是说了一句：“阿六，还是你会打点生活。”
兄弟二人继续喝酒，是夜，尽欢而散。
在历代文学作品和今天的影视剧中，皇帝打击贪官无疑是一个永恒的看点。皇帝真在乎手下这帮封建官僚贪污吗？
分析这个问题，我们要借用西方经济学里的两个基本假设条件：经济理性和交换对等。封建官僚是理性的，所以他们要赚钱。赚钱，就是皇帝给封建官僚的交换条件，价格起码要高于一个普通人的财富总额。
开创盛世的条件是在封建官僚和黎民苍生之间合理分割社会剩余财富，既保证黎民苍生不被齐颈深的水淹没，又要保证封建官僚有维持王朝统治的积极性。刘宋王朝皇室对封建官僚进行了超量掠夺，结果，萧道成反叛；萧梁王朝则对封建官僚过于仁慈，梁武帝当政四十七年，对封建官僚百般容忍，对黎民百姓又极尽剥削，“罔恤民之不存，而忧士之不禄”。
在实实在在的利益面前，纵有一两个“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治世能臣，一两点烛光又怎能照亮黑夜？
皇权对封建官僚有多少容忍，对黎民百姓就有多少罪恶。
——一方面，国家的池苑、王公的宅邸、僧尼的宝塔布满了帝国，在位官僚妻妾满室、仆从数千、不耕不织而锦衣玉食。这些财富，不耕不织，不夺百姓，从何得之（梁自近岁以来，权悻用事，割剥齐民，以供嗜欲。如曰不然，公等试观：今日国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妾百室，仆从数千，不耕不织，锦衣玉食，不夺百姓，从何得之）！
——另一方面，萧梁王朝对百姓又如此残酷，萧梁编户不过五百万人口，每年判处两年以上徒刑的却有五千人之多。萧梁王朝从第一天起就始终面临流民的威胁：天监四年（公元505年）、天监十年（公元511年）益州地区爆发十万人的流民起义，中大通元年（公元529年）北兖州流民起义，中大通二年（公元530年）会稽流民起义、中大通五年（公元533年）益州流民居然攻破成都……
梁武帝丝毫不知控制封建官僚的力量，封建官僚中迟早会生出擎天巨擘。不是这些民贼贪婪、狡诈、阴险，而是黎民百姓已经羸弱不堪，根本不足以支撑一个王朝了。很快，萧梁王朝的惩罚者就出现了——侯景。
在这场史称“侯景之乱”的闹剧中，封建官僚演绎了最为丑陋的一幕。太清二年（公元548年），东魏降将侯景以萧宏（前面所谓的“阿六”）之子萧正德为内应，起兵反叛梁武帝。大名鼎鼎的侯景，其实只有马匹数百，士兵更是不足万人，以这样的军力居然在数十日内势如破竹，直逼京城建康。
萧梁又有多少军队呢？
不计算台城军队，仅集结在建康附近的勤王之师就达二十多万。危亡之际，梁武帝一直引为柱石的封建官僚居然作壁上观：邵陵王萧纶、东扬州刺史萧大连、南兖州刺史萧会理、司州刺史柳仲礼、西豫州刺史裴之高、高州刺史李迁仕等，这些人不但不出兵，反而在城外大发战争财。
侯景总计包围建康一百三十多天，当地百姓早被屠戮殆尽，叛军在无法获得给养的情况下，居然靠勤王之师接济粮草！
勤王之师对侯景开出了天价：一斛粮食要几十万钱，据说当时交易已经不再数钱，而是数一数有多少装钱的车（交易者以车载钱，不复计数）。至于建康城内，被围时间既长，城中粮食耗尽，人们吃光了城里的麻雀和老鼠，一斛粮食价格高达八十万钱，一条狗也要二十万钱。
侯景本是一个顽劣不堪的乡里流氓，军事上的成功丝毫不能掩饰其品行的下流和卑劣。建康城破，这群暴徒不但焚烧了文德殿珍藏的历代典籍，还想到许多变态的方法屠杀士族：驱赶高门子弟服劳役，死掉的人被直接埋入城墙；破城后把士族子弟下半身埋在土中，以军马践踏上半身，死者两千余人；将士族高门妻女发配给奴隶为妻，或尽入军营……逃出建康城的士族“填委沟壑，不可胜纪”；没有逃出来的人，只能关上家门、穿好衣服、兜里揣着珍宝金钱，听天由命（衣罗绮、怀金玉，交相枕藉，待命听终）。
经此一难，江南士族几乎被屠戮殆尽：谢安是曾经指挥淝水之战的人物，子孙谢贞死在乞讨的路上；吴兴沈氏曾经“沈郎青钱满鹿城”，侯景之乱后，一名男婴要靠父辈所有人供养才得以延续香火……数百年长盛不衰的江南士族终于彻底走向了衰亡。
大宝二年（公元551年），侯景兵败被杀，荆州刺史萧绎在江陵称帝，即梁元帝。称帝当年，梁元帝就开炉铸造新币，史称“当十大钱”，一枚大钱可以当十枚铁钱用，等于公开承认货币贬值十倍。
大通胀再现江南，萧梁王朝终于走到了尽头。
鉴于自己已经有权、有势、有财，有权、有势、有财又不用靠皇帝，士族高门能自觉地将文化价值的理性孕育于治国活动，社会也由此获得了稳定的根基。权力制衡的本质就在于各种竞争势力之间形成妥协，不让一个人独占天下之利。
东汉至刘宋，中原大地四百年间再无官方铸币记载，这并不奇怪。四百年间，士族高门大鸣大放地私铸货币，搞出了一批又一批伪劣残次品：沈郎钱、女钱、青钱……尽管这些私铸货币又轻又破，但这是战国之后中国货币制度的又一次内生演进。士族高门之间的竞争保证了货币多元化，根本就没有人能靠铸币聚敛天下财富。所以，董卓的无字小钱被人痛骂了几千年，却从无人指摘士族私铸。
皇帝并非不想禁止士族高门私铸，只是士族高门在地方上有自己的地盘，在朝堂之上靠祖荫为官，甚至有自己的军队，根本就不会仰皇权鼻息。
在历代史籍中，士族高门看起来又是一群非常不靠谱的人：喜欢酒后裸奔的刘伶、想念鲈鱼美味就挂冠而去的陆生、连公文都不认识却官至极品的啸父……故纸堆之外，我还想再跟大家提提另外一些湮灭已久的士族高门，也许他们才代表士族高门真正的精神。
——西晋末年，五胡乱华，如果仅从经济角度考虑，投降、保存经济实力并与异族政权合作无疑是最优选择。但除了南渡的士族，更多士族高门选择了坚守坞堡，当繁华已成焦土，这些人孤军抗敌，希望能靠一己之力在“长安一洛阳”一线延续汉族血脉，最后，身陷虏廷却杖节不屈。
——东晋有一批对中华文明作出卓越贡献的人，封建权力无法泯灭他们的功勋，画家顾恺之，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这些人都是第一流的士族高门。很遗憾，历代史籍在有意无意间忽略了这个背景。
也许，尘封的故纸堆从来就没有士族高门的容身之处，因为他们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可以称为贵族（aristocrat）的人。贵族代表的精神，恰恰是皇权最为讨厌的东西——超越经济利益，追求独立、责任和文明。
真实的士族高门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要解决另一个问题：什么才是士族高门？
在中国史籍中，士族高门曾有很多名字：世族、豪族、势族、冠族、大族、右族、旧族、甲族、望族、茂族、华族、高门、著姓、华阀、阀阅、门阀……这些名字只传递了两个信息——“权”和“钱”。
有权又有钱，就一定是士族高门吗？
“当官的有钱人”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另有一个专有称谓，叫“士族”。“士族”之“士”传承于东周，是列国贵族门下的客卿，战国则专指知识分子，也是上大夫的代称。秦灭六国后，贵族从未风流云散，十几年后他们重出江湖成为抗秦战争的中坚，比如西楚霸王项羽。西汉年间，这群人是为数不多掌握文字的人，理所当然成为帝国的官僚，毕竟在中国古代，读书和做官从来就是不可分的。这批人既不同于西汉帝国创建时期的军功地主，又不同于汉武帝之后在民间横行霸道的地方豪强。
所谓“士族”，必自战国起就累世为官，以儒术传承家室。唐朝曾修《宰相世袭表》追溯士族世系，只有其中的“柳芳二十六姓”才能称得上“士族高门”。当然，以“九品中正制”为基础的士族体制断绝了社会阶层流动，令士族占据了绝大多数社会财富，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寄生性群体。
士族，就一定是坏人吗？
不同时代、不同情况，关于一个事物、一个现象、一个群体的判断标准也是不同的。“士庶天隔”确实非常反动，但它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曾经真正制约皇权的群体。鉴于自己已经有权、有势、有财，有权、有势、有财又不用靠皇帝，士族高门能自觉地将文化价值的理性孕育于治国活动，社会由此也获得了稳定的根基。权力制衡的本质就在于各种竞争势力之间形成妥协，不让一个人独占天下之利。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士族高门之间的斗争比较理性，不会出现社会财富大规模毁灭，东汉、三国、魏晋历代亡国之君也都得以保命。东晋更是历代王朝中幼主最多、皇权最为孱弱的时代，却又是皇位最稳定的王朝之一。东晋从来不缺乏可以主宰皇帝命运的士族高门，沈充、周札、王导、庚亮、邢鉴、谢安、谢玄乃至桓温这些人虽然都手握重兵，却没有一个可能取而代之成为新的皇帝。因为，所有士族高门都不希望出现一个威胁群体利益的强势皇权。同是琅琊王氏，王敦造反却不可能得到王导的支持。
历史选择的方向有时令人无比困惑。
上述道理也可以反过来说，皇帝对士族高门都无能为力，士族高门自己就更不可能形成绝对权威，一旦面对骁勇的游牧民族就会束手无策。
东汉年间西羌搞得天下大乱，晋代却要同时面对匈奴、鲜卑、羯、羌、氐五胡。西晋耍阴谋、搞暗杀那一套只能遏制异族一时，最后还是被赶到了江南；东晋不是没有能征善战的骁将，桓温在前面北伐，士族高门却在后方断其粮草，正如前燕谋臣申胤说：“桓温看似声势浩大，却必定无功而返，东晋的朝臣根本没有人希望他得胜。这些人一定会在后方掣肘，让他功败垂成（以温今日声势，似能有为，然在吾观之，必无成功。何则？晋之朝臣未必皆与之同心，故温之得志，众所不愿也，必将乖阻，以败其事）。”
既然士族高门无法整合力量对抗外敌，在危亡之际选择一个强势人物统一权力就具备了相当的合理性。前凉、前秦等不过几群土匪，就已经把东晋折腾得鸡飞狗跳；东晋末年，北魏则已经统一了北方，汲汲然全面汉化，俨然以华夏正统自居，更绝非一般杀人放火的土匪可比。
面对如此强大的外敌，桓温被迫起用由流民组成的北府兵。对付外敌之余，北府兵也要当个官、发点财，这是很正常的想法。
就是这个看似正常的想法拉开了士族高门衰亡的序幕：
——刘宋开国皇帝刘裕就是靠北府兵崛起的“匹夫”；
——萧齐开国皇帝依靠三齐流民才得以称帝；
——萧梁开国皇帝萧衍则以秦雍流民为根基起兵灭齐；
——陈朝开国皇帝陈霸先本人就是地地道道的土匪出身。
草莽英雄确实有可能在军事上消灭所有对手，不过，要想成为真正的皇帝还必须建立控制帝国的制度。只靠武力不靠制度的人不是皇帝，是土匪，宋、齐、梁、陈四代皇帝确实只是土匪，不是皇帝。
在他们眼里，士族高门不但不让出财富，还经常与皇帝叫板，致使东晋“王纲弛紊，朝权国命，递归台辅，君道虽存，主威久谢”。既然如此，就要选出一批新人——同样出身于草莽的寒门素族，也就是封建官僚。
寒门素族，就一定是好人吗？
虽然大家都有钱、有权，封建官僚却有着与士族高门截然不同的财富获取逻辑。坞堡历经数百年风霜，士族高门虽然没有直接创造财富，但确保门阀的历程同样要面对强者的竞争，必须不停创造、积累；流民依靠武力起家，需要迅速获得财富，当然不会选择创造，既然有这么多社会财富存量，抢来就是了。刘宋一朝，无论官家铸币还是信贷，都是皇族和封建官僚掠夺财富的利器，官商更是垄断了南朝所有赚钱的行业，民间经济遭到一次空前洗劫。
封建官僚必须彻底打破现有社会财富分配格局才能达到目的，他们不需要妥协，对毁灭社会财富也毫无顾忌。靠当官发财的本质从来都是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存量，只要抢劫财富的成本低于创造财富，封建官僚就一定会选择抢劫。
《廿二史札记》这样评价南朝皇帝：“至宋、齐、梁、陈诸君，则无论贤否，皆威福自己，不肯假权于大臣。”疑天下而欲专天下之心，昭然若揭！结果，刘宋皇帝抢红了眼，连自己的父亲、叔父、兄弟、子侄都一并杀掉，顺带抢劫了所有的封疆大吏。在封建官僚洗劫了民间财富之后，皇族再次洗劫整个统治集团。
宗室和封建官僚本是皇权的根基，南朝皇帝不按规矩出牌，也就失去了统治的根基。于是，刘宋、萧齐、萧梁、陈朝交替命短。
魏晋南北朝，中国曾在封建集权和封建分权之间犹疑。
很遗憾，至高无上的皇权和封建官僚取代了士族高门，西汉年间“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框架终于在南朝定型。
究竟应该怎样评判这种变化，很遗憾，我无法回答。
第九章
大隋悲歌（隋朝）
大隋帝国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帝国之一：科举制缔造了相对清明的封建官僚制度；在全境范围内再次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国家的统一也创造了巨大的市场，隋文帝、隋炀帝坚持执行重商政策。除了最后几年，隋代国家富强、民众富裕，之前任何一个朝代都不能与之比肩……
各郡均有如此多的粮食，开皇四年（公元584年）关中大旱，隋文帝宫殿中的粮食居然不够吃，只得率领文武百官一起逃奔洛阳（一说出关中就食），后世也有人将隋文帝讥讽为“逐粮天子”。
侯景之乱后，江南士族高门衰微，北方士族的中坚——关陇士族元气仍在。从血统上讲，关陇士族并非累世为官，也不以儒术传家，他们属于起自西汉末年的豪强，五胡乱华后依附北方异族。公元581年，关陇士族出身的杨坚废黜了北周皇帝，自立为帝，国号“隋”；公元589年，隋帝国攻破南陈王朝京城建康，生俘南陈皇帝陈叔宝及满朝文武。
东晋以降，中国经历了两百六十多年分裂，在隋文帝手中再次统一，仅此一项，隋文帝在中国历史上的功绩就毫不逊于唐宗宋祖。不仅如此，隋文帝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超人”，中国历史如果缺少了隋文帝，后来的路径或许会完全改变。
西汉帝国用了整整一百年时间才实现“文景之治”，晋代还经历了祸乱天下的“八王之乱”。隋朝立国前，北方“户口租调，十亡六七”，江南也是“千里无烟，人迹罕至”；隋朝立国时，北方突厥已经兴起，这是一个毫不逊于匈奴的游牧民族，后来曾逼得唐太宗献举国之宝求和。隋朝立国后，短短十几年就从大乱转向大治，不但平定突厥，社会财富也开始呈几何级数增加，所谓“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
唐朝著《隋书》，对隋朝极尽攻击之事。即使如此，《隋书》仍然这样记载隋朝开皇年间的景象：人们喜欢节俭的生活，民间徭役并不是很重，官府和百姓的仓库里都堆满了粮食，朝廷法令得到执行，富裕人家享受着自在的生活，小康之家也各安其业，见不到强者凌辱弱者，很少有暴力犯罪，天下一派承平景象（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
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奇迹中的奇迹。
从秦朝到宋、齐、梁、陈，历代王朝已经把财富生产和毁灭的轨迹表露得很清楚：天下人生产财富的动力是获得财富，一个成功的财富生产分配制度，必须平衡所有集团利益，必须遏制掠夺之手，不能让一个人、一小撮人独占天下之利，更不能让人们劳而无获。
这个道理说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却几乎是不可能的。
群雄逐鹿，江山谁主，自然是英雄人物最为关心的话题。“打江山、坐江山”说到底不过是为了掌握、分配天下财富，不为天下之利谁又会颠沛流离半生？封建官僚又怎么可能不热火朝天地去搞土地兼并呢？
然而，隋文帝坚定地选择了对封建官僚说不！
与此前的所有王朝不同，隋文帝建立了“科举”制度，给封建官僚用上了紧箍咒。隋朝以降，以科举为基础的文官制度始终是中国封建社会赖以为生的根基，直到清末袁世凯仿效西欧推行“新官制”才被打破。只是从近代“戊戌变法”开始，废科举的呼声才不绝于耳，似乎就是这个制度牢笼了中国人才。在痛骂科举之前我们还是应该想想，如果科举制真的一无是处，怎么可能流传千年？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要明白什么是“科举”。简单点说，科举就是“高考（秀才）＋考研（举人）＋考博（进士）＋公务员考试（中央国家机关）＋领导职位公开竞聘（副处级以上领导职务）”，只有一路过关斩将的人才能进入帝国中枢。从隋朝开始，历朝历代科举舞弊都是一个难度和风险极高的活儿，偶有作弊者并不影响制度本身的公平性。这是最接近现代国家“考试权”的一种制度，把选官机制建立在社会阶层流动之上，因此一定会得到全社会支持。既得利益者无法对抗整个社会，何况，科举制从关陇士族自身开始。
公共经济学认为，权力只对来源负责；简单点说，谁给你官当，当官的就对谁负责。只有到了隋朝，哪怕是九品芝麻官也要由皇帝任命，无论谁要想当官都得走科举这套程序。所有封建官员都必须从心底里听命于皇帝，皇帝不希望封建官僚拼命搂钱，封建官僚在必要的时候必须有所收敛。
科举考试图
我从事教学工作多年，不得不承认人的学习能力确实存在差异，依此类推，商业敏感性、吃苦耐劳精神、风险承受能力自然也存在差异。任何时代试图打破、能够打破现行利益格局的人都是最有能力的人，这些人既然能搞得天翻地覆，就一定能从科举遴选途径中胜出。
科举为皇帝选拔了天下最聪明的人，隋文帝还设计了一个在当时看来近乎完美的权力制衡制度，极大地提高了封建官僚的搂钱难度。
——中央设内史省、门下省、尚书省“三省”，分别负责决策、监察和执行，三省独立对皇帝负责。文官制度是一种类似于立法、司法、行政的权力制衡机制，在这个体系内，任何位高权重的人都不可能肆无忌惮地靠权力捞钱。此后每到王朝末世，文官制度被破坏殆尽，神奸巨蠹才会登上历史舞台。
——北周末年“民少官多，十羊九牧”，已经遍地都是公务员。隋文帝提出了一条简单易行的办法——裁撤，州、郡、县被裁撤为郡、县两级，一半以上官员失业——反正这些人是前朝官僚，隋文帝没有任何心理负担。
——隋文帝还主持制定了《开皇律》，这是中国封建时代一部极其奇怪的法律，五百条开皇律令，绝大多数是冲着封建官僚来的。皇帝对官员一年一小考，考核不合格，罢免；“父老”若公认地方官不合格，罢免；即使连续三年合格，也必须轮换岗位。
——最阴损的在下面，门下省经常雇佣百姓向本地官员行贿，甚至雇佣小吏向封疆大吏送礼。一旦官员收受礼物钱财并被查证为事实，结果就是很不幸的——死罪，无论收礼多少。
隋文帝的大儿子秦王杨俊因为生活奢侈、生活作风有点问题被幽闭（归第）。事后，很多大臣为杨俊求情：秦王不过犯了点小事，不应遭此严惩，希望陛下再行斟酌（秦王之过，不应至此，愿陛下详之）。
隋文帝的回答是：“我是五个儿子的父亲，难道不是天下子民的父亲？如果按照你们的意思，何不单独制定一部“皇帝儿子的法律”？我历尽艰辛才创立隋帝国，自己尚且努力成为臣民的道德榜样，他是我的儿子，却来败坏我的江山，断不容赦（我是五儿之父，非兆人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别制天子儿律！我戮力关塞，创兹大业，作训垂范，庶臣下守之而不失。汝为吾子，而欲败之，不知何以责汝）！”
…………
干部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有了驯服的干部队伍，隋文帝才得以真正推行“耕者有其田”，他创立的办法叫“输籍法”。“输籍法”其实毫无新意，还是按照“百亩之田”的规则，授予大隋帝国每一个成年男丁一百亩土地。
在这里，我们忽略过程，直接给出结果。
开皇初年（公元581年），全国仅有纳税农户四百一十万（士族无需纳税）；到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全国纳税农户在不到二十年内增加至八百九十万户，共开垦五千五百八十五万顷农田，在中州大地再现了吕后年间的“耕者有其田”！
大唐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监察御史马周对唐太宗李世民说：“隋朝洛阳义仓的粮食，瓦岗军李密用了很多；扬州义仓的丝绸，王世充用了很多；长安义仓的粮食、布匹、丝绢，都是我们在用，虽然你送给了突厥人很多，不过，现在还没用完（隋家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京积布帛，王世充据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也就是说，大唐帝国在中国版图上存在了几十年后，仍然在使用隋朝积攒下来的财富。
中国史籍如果赞美一个朝代，经常会夸大其词，大家对“如山”、“万万”之类的形容词大可一笑置之，这些内容大部分都是著史者梦呓般的意淫。《贞观政要》里这段话却不太可能是传说，唐朝没有必要为隋朝皇帝表功。
更为重要的是，出土文物证明了这一切。
隋朝是第一个于民间大规模设立储备粮仓（义仓）的朝代，据史籍记载，当时每郡义仓存粮都在百万石以上。遗憾的是，很长一段时间大隋帝国的这种繁荣只能停留在尘封的史籍中。
1969年，洛阳市郊发掘了一座隋朝粮仓——含嘉仓，这座粮仓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真实而又伟大的大隋帝国。1969～1972年，人们用了整整四年时间才完成这座古粮仓的发掘，结果震惊了当世考古学家，粮仓建筑面积四十五万平方米，有二百五十九个粮窖，窖口一般为十至十六米（最大直径为十八米）、深七至九米。如此规模，在世界考古界也是最为辉煌的古粮仓之一。人们甚至惊异地发现，其中一个粮窖中居然还留存着五十万斤已经炭化的谷子，颗粒仍旧清晰可辨。
如此盛世，隋文帝的生活却非常惨淡。
隋朝国都面积为八十二平方公里（明清之际的北京也只有六十平方公里），最破的地方就是大兴宫——皇帝的房子。在这所破房子里，有一次隋文帝染上了风寒，配药需要一两胡椒粉，居然没有找到。最离谱的是，各郡均有如此多的粮食，开皇四年关中大旱，隋文帝宫殿中的粮食居然不够吃，只得率领文武百官一起逃奔洛阳（一说出关中就食），后世也有人将隋文帝讥讽为“逐粮天子”。
明末清初王夫之说：“隋之富，汉唐之盛未之逮也。”
观张威所作所为，充其量也就是个奸商。这件事情被门下省的御史上奏给隋文帝，经门下省合议，判定张威有罪，愣是因此将张威一个堂堂“省部级干部”削职为民。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货币的人是隋文帝杨坚。
——秦始皇试图以秦半两统一六国货币，但短命的秦王朝根本没有能力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
——西汉年间，汉武帝以铁腕统治整个帝国，以杀头威吓不准私铸货币，仍然无法统一全国货币发行。白金币、皮币改革期间，盗铸更是成风。
——东汉、魏晋南北朝，皇权孱弱，历代皇帝根本不曾想过要统一货币。
——隋文帝也要同时面对南陈五铢、六铢、鹅眼钱，北朝常平五铢、永通万国、五行大布……但平定南陈后数年，中国流通中的货币就仅剩下隋朝官铸货币——“隋五铢”。
隋五铢
杨坚统一货币的方式非常特别，隋朝货币没有统一的重量甚至形制，但是，所有货币基本都出自官府。
开皇元年（公元581年），隋帝国消灭了南陈王朝，隋文帝并没有立即下令禁止私铸货币，只是要求各地统一按照西汉五铢钱样式铸造新币，毕竟在大多数人心中西汉五铢是传承千年的货币，象征着帝国的统一和富强。
一年之后，隋文帝很生气。
没有人按照五铢钱的样式铸造，历代的旧钱也依旧在市场上流通。隋文帝把五铢钱标本挂在全国各地的市集之上，并拿出了杀手锏——罚没。敢用旧钱或者不合格货币者“尽没于官”，忠于皇帝的各级官僚派出差役在路口截、在市场罚，甚至跑到商人家里搜查，无所不用其极……
两年之后，隋文帝更生气了。
旧钱确实在市场上销声匿迹了，但民间私铸的鹅眼钱又开始盛行。私铸鹅眼钱的重量远小于五铢钱，只要有利益就会有人铸小钱。谁又会真的用那么多铜材铸造与鹅眼钱面值相等的五铢钱呢？
此后，隋朝的货币制度就显得颇离经叛道了。
开皇三年（公元583年），隋文帝推出了自己的货币改革，宣布禁止民间私铸货币，并同时推出了官方铸币——“隋五铢”。隋五铢是一种中国历史上最奇怪、最有意义的货币，并非朝廷统一铸造，而是要求各郡县官府自行铸币，至于铸币标准，由各县“父老”自行议定。结果让所有人瞠目结舌，隋朝一千二百五十五个县，所有的郡县无一例外选择了同一个货币标准——2.42克。
我一直认为，中国古代经济自然演进中最合理的单一货币重量既不是西汉官定的五铢钱，也不是民间私铸的鹅眼钱，而是隋五铢。这个标准的确立有赖于隋文帝放开了市场，废黜了盐铁专营，对民间放开了所有工商业渠道。天下只有一种人不能做生意，那就是封建官僚。
大将张威在平定北周贵族叛乱时曾经孤身破连营三十里，是大隋帝国的英雄。隋文帝称帝后，张威官拜青州总管，业余时间做了点生意——买卖芦菔（萝卜）。关于芦菔，《后汉书》曾记载汉朝宫女无聊时喜欢“幽庭掘芦菔”，后世也有诗词夸赞“食指忽然动，篱落见芦菔”……
芦菔还有一个很通俗的名字——大萝卜，张威所在的青州就盛产大萝卜。
张威本是关陇士族，家中财力雄厚。到任第一年，张威在青州哄抬萝卜收购价，忽悠全郡百姓都开始种萝卜；第二年，青州萝卜大丰收，张威却不再在市场上收购萝卜，直到把萝卜价格压到跳楼价才肯出手。
张威这局棋布了两年，终于以极低的价格在本郡收购了萝卜，又在外郡卖了个好价钱，确实捞了一票。
观张威所作所为，充其量也就是个奸商。
这件事情被门下省的御史上奏给隋文帝，经门下省合议，判定张威有罪，愣是因此将张威一个堂堂“省部级干部”削职为民。隋文帝在诏书中责备张威：“我将一州之地交付给你，等于跟你赤心相见，你却不珍惜名声，不检视自己的行为，只会唯利是图。你是执笏大臣，官人怎可争百姓之利？官家多一分利，百姓失一家血，如此，天下人当如何看我？”
倒卖萝卜，还为此丢官，让倒卖马匹、丝绸的前辈情何以堪啊！
对官员来说，自己不能做生意，家人也不能做生意，更不能铸造伪劣货币，门下省盯得实在太紧。何况，每个郡县都面对其他郡县的挑战，一旦铸行小钱，就等于葬送了百姓发财的机会。当务之急是要找到一种合适的货币重量成为价值尺度，让大家都能从中赚钱。
2.42克的隋五铢应运而生！
对关陇士族，隋文帝也授予其货币特许铸造权，这种货币叫“阔边直笔五铢钱”。“阔边”顾名思义就是钱廓非常宽，钱廓是古代铜钱中最厚的一部分，结果就是这种钱非常重。隋文帝时代，阔边直笔五铢钱只有一个用途——关陇士族向皇帝缴纳供奉。遗憾的是，隋文帝拿到阔边直笔五铢钱后便会将之回炉重铸，这种钱目前已经没有实物存世，我们无法一睹其真容。
在这种有损大隋帝国经济利益的国际贸易中，获得贸易特许权的西域诸国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隋朝的好处。既然已经获得了好处，这些部落也就必然切断了和西突厥、吐谷浑的往来。游牧民族化整为零，也就失去了挑战大隋帝国的实力。
隋文帝杨坚在位二十四年，缔造了一个富饶而强大的帝国。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统一的隋帝国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太平时日，国库中积累的财富已经足供五六十年所用（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国势达到了巅峰，大量精美的隋五铢在市面上交易，江都城内各家的粮食堆满了院落（天下承平日久，士马全盛；赤仄之泉，流溢于都内；红腐之粟，委积于塞下）；边境最大的威胁——突厥也被杨坚折腾得奄奄一息……
在新时代来临之前，大隋帝国出了一位偏心眼的皇帝——隋炀帝。
但凡谥号为“炀”的皇帝，基本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据说，隋炀帝就是一个“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的昏君。这种论断最初来自《隋书》，在《隋炀帝本纪》里，杨广被描写成一个弑父淫母的昏君，他滥用民力开凿大运河、修建东都洛阳、三征高丽、经略西域，甚至让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当纤夫拉着龙舟前进。
以上故事，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我也相信，很少有人知道绝大部分隋朝第一手的史料都在隋末农民战争中被毁掉，而《隋书》的作者是魏徵等唐朝官僚，写作素材基本来自这帮人丰富的想象力。《隋炀帝本纪》读起来丝丝入扣，更像是一篇惊悚小说。我始终很奇怪，作者怎么可能连晋王杨广与隋文帝侍妾陈夫人幽会、通奸都言之凿凿，莫非他们亲眼所见？
隋炀帝杨广在位的十四年，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杨广在称帝之前就已经展示了自己的文治武功：荡平南陈王朝，攻克建康后却秋毫无犯；在江都做了十七年晋王，学江南话、娶江南人为妻、重用江南学子，最终南人归心于隋。即使唐太宗也不得不佩服杨广的文治武功，称他“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着声绩”。
公元605年，杨广成为大隋帝国第二任皇帝。
这位年仅三十五岁的年轻皇帝亲自起草了自己的即位诏书。这是中国历史上极其罕见的一篇政论文，在短短几千字之内说明了帝国的政体、施政纲领等重大问题，也留下了诸多名言警句。
首先，这篇诏书开宗明义地阐明了“君权神授”的根基，“君权神授”的基础是皇帝要承担天下的责任，不是为所欲为。皇帝是上天在人间的代表（天生烝民，为之置君），皇帝的使命是治理和养育天下，不是盘剥天下，皇帝必须“每以子民为念，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正是因为君权神授，皇帝的职责才在于以天下为己任，有利益要分给天下人，有黑锅要自己一个人背（万方有罪，责在朕躬），皇帝一定要每天反省自己、警惕自己，权力绝不可乱用（所以寤寐增叹，而夕惕载怀者也）。
然后，隋炀帝说明，自己要大力发展工商业，尤其是商业。只有商业才能甄别人才优劣，实现人尽其才。只有每一个最普通的人都赚到应赚的每一枚铜钱，天下才能真正富足（争朝夕之利，游手为事，竞锥力之末）。
很遗憾，尘封的故纸堆只知暴戾的隋炀帝，却极少为后人提及文采飞扬的文人杨广。
这封诏书之外，我确实也不能再告诉大家隋炀帝究竟做了什么。因为，大业初年，隋炀帝其实什么都没做。
在即位诏书中隋炀帝已经言明，帝国经济大厦应该建立在每一个普通人追求财富的基础上，封建统治者与其惶惶奔命管理经济，还不如放任自流。因为，衙门怎么可能比每一个人更了解自己，又如何会看重“锥力之末”？
朝廷无论做什么都是错的，一个官人会扼杀一批人发财的梦想，一个衙门会卡住一个行业。无数次市场交易就是无数次买卖双方博弈，市场一定会选择出质优价廉的商品，而创新则在其中点滴积累，最后形成质的突破。
——“无为而治”的情况下，隋帝国的科技水平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巅峰。隋朝三十八年间，共出版了八百六十九部自然科技图书，是唐朝三百年出版的所有科技图书数量的一倍！修建于大业年间的赵州桥是世界上第一座敞肩拱桥，一千四百年来历经无数次灾难却依然耸立，美国土木工程学会称其为“国际土木工程历史上的里程碑”。此外，还有铁镬、瓷器、水转浑天仪、水漏器、活动城市与防御体系……
——吴郡、会稽、余杭、东扬等郡“珍异所聚”、“商贾并凑”；洛阳四百余家店，“重楼延阁，互相临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积”；蜀郡“水陆所凑，货殖所萃，盖一都会”；丹阳“人物本盛”、“市崖列肆，跨于二京”；南郡、襄阳“皆为重镇，四方凑会”、“人物殷阜”、“实一都会”……
非常遗憾，隋炀帝也要面对来自游牧民族的边患。
隋朝的时候，边患已经从北部转移到西域。所谓“西域”，就是青海以西，生活在这里的游牧民族面对广阔的大草原，强项是放牧骑马，提高生活水平全靠外出抢劫。隋文帝平定了东突厥，此后一直对西域采取守势。
隋炀帝登基时，西突厥已经统一了“龟兹、铁勒、伊吾及西域诸胡”，吐谷浑则兼并了氐、羌诸族，并“分领羌胡之国”。大业初年，西突厥和吐谷浑俨然已经具备了与帝国分庭抗礼的实力。
西汉以来，中原与游牧民族已经混战了几个世纪，战争是双方最常见的交流方式，谁的力量更强，谁就能捞到便宜。除了个把头脑清醒的皇帝，中原皇室对待游牧民族的态度一律是：你是野蛮人，堂堂上国之邦绝不会和你合作！游牧民族的态度则更坚决：既然换不到粮食和锦帛，我就派人去抢！
隋炀帝属于为数不多头脑清醒的皇帝，他想到了一个非常别致的方法对付西突厥和吐谷浑。游牧民族远非铁板一块，只要能离间各个部落，使之不能形成统一的力量，游牧民族就无法祸乱中原。
隋炀帝的具体措施就是国际贸易。
在国际贸易理论中，有一个基本概念叫“比较优势”。意思是各国在生产不同产品时有不同优势，各国可以只生产自己的优势产品，然后以自己的优势产品交换别人的优势产品。如此，所有国家都能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全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都会因此提高。
这个道理听起来是没错的，实际上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比如，某大国认为，发展中国家有劳动力优势，适合卖苦力；它有科技优势，适合制造计算机芯片。然后，这个超级大国就忽悠落后国家对它放开了市场，却对落后国家封锁所有先进科技。
这不是“比较优势”，是换了马甲的土匪。
在当时的国际贸易中，大隋帝国就是那个换了马甲的土匪。
按照当代国际贸易理论，大隋帝国的比较优势在于生产瓷器、漆器、丝绸和粮食；游牧民族似乎没有什么优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养了几头牛、几匹马、几只羊，不远万里送到中原，却发现换回的粮食还是不够吃。
游牧民族很生气，于是想到了自己另一种比较优势——抢劫。隋炀帝要游牧民族放弃这种具有暴力性质的比较优势，也就只能别出心裁。为分化西突厥和吐谷浑，隋炀帝有选择地对西域二十一国放开贸易。
如果单靠市场，任何一个西域部落都不可能在这种国际贸易中捞到实惠，大隋帝国只能对来做贸易的胡商给予补贴，甚至以低于成本价的价格对这些客商出售商品。大家也可以将之理解为，游牧民族来中原做生意的时候，享受了大隋帝国的超国民待遇。比如，西域客商来到都城长安的时候，无论在哪个客栈、酒肆都不需要花钱，也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在官府拿到货物。
在这种有损大隋帝国经济利益的国际贸易中，获得贸易特许权的西域诸国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隋朝的好处。既然已经获得了好处，这些部落也就必然切断了和西突厥、吐谷浑的往来。游牧民族化整为零，也就失去了挑战大隋帝国的实力，正如当时朝廷重臣裴矩所言：“诸蕃既从，浑、厥可灭。”
大业五年（公元609年）秋，隋军攻破吐谷浑，生俘王公贵族两百余人，建立河源四郡。
问题是，隋炀帝经略西域贸易的方式已经违反了市场规则，大隋帝国同时存在一个市场化的国内生产体系和官僚控制的国际贸易体系，这就为败亡埋下了严重的隐患。
从当时的进口商品来讲，西域的商品集中于香料、珠宝、犀角等奢侈品，对普通人的福利毫无效用；从出口产品来看，又集中于粮食、丝绸、布匹等日用品，封建官僚自己不从事生产，货源当然是没本钱的买卖——税收，结果不仅不能刺激民间生产，反而会破坏国内市场秩序，加重黎民百姓的负担。
最离谱的是，一旦封建官僚被允许经商，在利益驱使下这些人便会迅速把手伸向社会的每一个产业，甚至自行创造赢利机会挤压民间商业。在利益驱使下，封建官僚同样也会拿出自己的“聪明才智”，不断创新赚钱方法，这批人可是科举考试中被选拔出来的人中之龙！
——据《隋书·食货志》记载，隋炀帝有时别出心裁，要用某些特殊的商品向西域展示中华富足，比如野鸡尾巴上的毛。接到这个命令，各郡不但没有公布隋炀帝的命令，封建官僚反而借机悄悄收购彩色鸟羽，市场上的鸟毛早就被买空了。在限定时限仅剩一个月的时候，各郡几乎同时突然宣布这道征收鸟毛的命令，几乎全国的百姓都被逼去抓野鸡、抓白鹭（自己动手，这样比较省钱）……
——《贞观政要》记载，隋帝国在西京长安征集向西域河源郡运输粮食的驴子，封建官僚用同样的手段愣是把五百钱一头的驴子炒到一万钱一头……
江南商人从这条运河上获益更多。一条让江南获益更为巨大的运河，隋炀帝却选择完全在江北沿岸征调民夫和粮食，也就是说，这条河的成本基本上全部压在江北黎民身上了……
如果说封建官僚仅仅是业余时间炒作一下鸟毛和毛驴，大隋帝国并无必亡之理。错就错在大隋是一个强盛的帝国，隋炀帝有动机、有能力，更有财力干一些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比如，贯通京杭大运河。
京杭大运河，是我国历史上最具影响的巨型水利建设工程，是一条连通中国经济血脉的河流，为中国古代经济发展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以上种种，仅对后世而言。实际上，京杭大运河“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却“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
在手挖肩扛的时代，贯通京杭大运河这样的工程不但需要很多民工，还需要相当数量的封建官僚从事管理工作。一旦封建官僚的势力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帝国蒸蒸日上的经济进程也就戛然而止。
各种历史资料告诉我们，为修建京杭大运河，隋炀帝毫无节制地征发劳役，最终引爆了流民暴动，把大隋帝国引向了不归路。据《隋书》记载，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开凿永济渠，沿线七郡七十九县，隋炀帝一共征调了三百六十万名民夫，加上后勤补给共计五百四十余万人，共有二百五十七万三千人永远消失在河道之中。
京杭大运河
这事儿，没有。
永济渠总计长三百里，从今天京杭大运河的规模推算，应该只有一亿五千万土方，用三百六十万名民夫来挖，平均每人不过四十土方！这样的工程量居然用了一年时间，莫非三百六十万名民夫天天在开茶话会？
实际上，京杭大运河并非隋炀帝一人修造，他只不过在现有运河和自然河流之间修建了三条小运河，即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开凿的通济渠、大业四年开凿的永济渠、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开凿的江南河。这三条新运河全长八百里，贯穿了中国南北水系，为唐宋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八百里河道的工程量，以隋朝的富强，断不至于为此亡国。大隋亡国，又确实与京杭大运河有关，只不过另有一种逻辑。
修建运河并不必然导致国家败亡，也可以激发财富创造力。一千二百年后，美国第一条运河伊利运河通航，当时联邦政府穷得要命，根本拿不出修运河的钱。于是，美国政府成立了运河公司，向公众放开了投资渠道，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购买运河公司的股票。结果，不但没有闹出任何乱子，还激发了美国历史上新一轮股票市场狂潮。
不同的是，隋王朝选择了由帝国政府修筑运河。
由谁来修建京杭大运河好，商人还是帝国政府？无论谁来修建京杭大运河都要挖出同样的土方，都要使用同样的人力，都要花费同样的钱财，这两者有区别吗？
答：有。
借鉴西方经济学的伎俩，我们来作一个假设。假设京杭大运河纯粹由商人修建，帝国授予一定时限的特许权，在特许期限内商人可以收过路费，过期后则改为免费。请不要担心商人不能筹集到足够的钱，只要有足够的利润，投资从来就没有不足的时候。如果民间确实无法积聚足够的资本，那答案要么是投资利润太小，要么是早就知道有人会在建成后跑来抢钱。
走水路的客商会因此节约一些时间，创造一些利润，当然，也会为此掏上一笔过路费。过路客商会将运费加价到商品上，等商品运到地方，只要愿意买、有钱买，最后修建运河的费用就都由众多消费者承担。运河修造成本就按照社会成员各自的需求分配，至于劳役，修建运河的民工自然会按照市场规则得到回报，不会引起任何不公，也不会引起任何暴乱。所有参与修建运河的人都会因此赚钱，也都会很欢乐。
现在回到现实，由帝国政府亲自操刀上阵修筑运河，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支撑这些工程的是大隋帝国皇权，劳役是无偿的，税收是无偿的，最弱势的群体将承担绝大部分成本，不但会降低社会生产效率，社会财富总额在特定的时点上也会下降。
况且，隋炀帝在修建京杭大运河的事情上确实非常不地道。
隋文帝起自关陇士族，统治重心原本是“长安一洛阳”一线，北方汉人历来视江南为“蛮夷之地”，看不起江南这些“亡国之民”。偏偏隋炀帝起自江南，十年中主要在看江南烟雨，很少与关陇士族一起喝酒，也没怎么跟这些人联络感情。在争夺储君位置的岁月中，杨广甚至曾作了割据梁陈旧地的准备，江南才是他的龙兴之地、是他的根基、是他的老巢。
隋朝统一全国的时候，中国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江南，江南商人要想在江北开辟更大的市场，必须修通这条大运河。大运河通航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种判断，“自是天下利于转输，其交、广、荆、益、扬、越等州，运潜商旅，来往不绝”。仅上述地名就可以看出，江南商人从这条运河上获益更多。
一条让江南获益更为巨大的运河，隋炀帝却选择完全在江北沿岸征调民夫和粮食，也就是说，这条河的成本基本上全部压在江北黎民身上了。
江北商人势力弱于江南，封建官僚势力却颇为强大。按道理来说，如此损害地域利益的决定，一定会遭到反对。如此巨大的工程要征发众多民夫、收缴更多粮食，要牵动各方的利益，甚至要拆毁村寨、挖毁坟墓……
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开河记》是成书于唐末的一部小说，讲述了大业四年隋炀帝开凿永济渠的故事，其中有个叫“麻叔谋”的人任开河都护（总监工）。运河河道要经过宁陵县人陶榔儿的祖坟，陶榔儿听说麻叔谋喜欢吃嫩羔羊肉，就送给麻叔谋一碗肉。麻叔谋吃完，觉得这碗肉特别鲜美，十分满意。
吃人家嘴软，麻叔谋就下令让河道绕开陶家坟地。
看起来，麻叔谋还是一个靠谱的人，一碗肉就可以买通，也不是拿了好处不办事的人。其实，这碗肉是用三岁男孩的肉做出来的人肉羹，称得上颇为稀有！其他人听说陶榔儿的所作所为，不但没有愤慨，反而纷纷仿效。宁陵县接连丢失了数百名三四岁的儿童，到处可以听见母亲的哭声。
故事的结局是麻叔谋被人告发，隋炀帝派大将来护儿把他逮捕，以“食人之子、受人之金、遣贼盗宝、擅易河道”等罪名将其腰斩。
故事的情节可能有些夸张，有人利用封建权力搜刮民脂民膏却是一定的。为了接近有权力的封建官僚并从这些人身上得利，有人非但可能道德沦丧，甚至牺牲他人生命也在所不惜——所谓“食人之子”，也许不是一种夸张的写法。
随着工程推进，大批流民再次出现在江北诸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封建官僚终于再次过上了“香涂粉壁，玉砌金阶，梁柱以明镜”的好日子。
对隋王朝来说，北方经济不如南国，这本不是一个问题，经济不好，慢慢建设就是了。封建官僚虽然聚敛无度，却是支持帝国统治北方的中坚，失去了关陇士族的支持，大隋帝国的气数也就尽了。
在《隋书》以及历代评话中，隋炀帝被丑化为一个暴君，似乎他这辈子就没干过一件好事。在真实的世界，隋炀帝年间曾经出现过一种货币，叫“白钱”。白钱是中国货币史上最精美的货币之一，按彭信威先生在《中国货币史》中的说法就是“这种钱异常精好，而且只略有厚薄轻重，大小一样，绝不是乱世所铸”。
——随着大运河渐次通航，江南一地需要一种价值较高的货币执行价值尺度，江都周边郡县公议，开十炉开始铸造白钱。白钱以铜、锡、铁合金铸成，是一种货币信用极高的货币，因为在当时，锡可是一种比黄金还要贵重的金属。很快，白钱就扩散到全国，成为一种流通量很大的货币（隋五铢仍然是最主要的货币）。
白钱
——江南出现白钱的时候，北方部分郡县隋五铢已经减重50％～60％。也就是说，在北方诸郡，很多隋五铢已经变成重约一克的荚钱了。
如果隋炀帝只是一个守成之主，有前朝积累下来的巨额财富，江南一地蒸蒸日上，断不至于弄到国破家亡。很遗憾，隋炀帝是一个有为之主，他深知，如果由着封建官僚折腾，不但北方经济会很快凋敝，关陇士族势力也会逐步坐大。
隋文帝时代，各地货币并无兑换比例，毕竟重量都差不多，基本为1∶1。白钱的出现打破了这个平衡，江南白钱在北国获得了极高的购买力，与正常隋五铢的兑换比例为1∶5，又可以换到七八枚减重后的隋五铢。
隋炀帝看出了其中便宜，推出了一次貌似公平的改革：全国统一以白钱缴纳赋税，不再征收隋五铢，至于数量，原来缴纳多少隋五铢现在就缴多少白钱。问题是，江南一带向来都是以货币补偿税款，江北却从来都是缴纳实物。这个要求放到隋文帝时期也许并不过分，当年阔边直笔五铢钱也是这么做的。
现在，不一样了。
——隋文帝起自关陇士族，是关陇士族领袖，在剥夺他们财富的同时给这些人留下了科举考试的出路，属于“交钱不杀”的政策。
——隋炀帝起自江南，历来“培植南人”，不但虞世基、裴蕴等南陈前朝高官开始主持朝廷中枢，陈宣帝（陈叔宝）的女儿宣华夫人也独占帝宠，南人甚至开始渗入军方势力，江南将领来护儿、麦铁杖成为朝廷禁军最高领导。这摆明了是想撇开关陇士族单练，属于“要钱又要命”。
况且，隋炀帝同时还推出了一个类似西汉“告缗令”的诏令。西汉“告缗令”要求百姓告发富人所匿藏财富，而隋炀帝要求江北乡民揭发长官的恶劣行径，“有能纠告者，没贼家产业，以赏纠人”。收到告状信后，隋炀帝又往往不加深究就将被告者“皆斩”或“籍没其家”——本来就想摆你一道，这只不过是个借口。
结果，告密者往往是无赖之徒，后来这条政策本身甚至成为北方官人剪灭异己的重要手段，“大抵被陷者甚众”。
隋炀帝要对付的不是手无寸铁的富人，而是武装到牙齿的封建官僚。隋朝虽然建立了科举制，却仍然是一个典型的分权社会，每个郡县都有“铸钱炉”，朝廷粮仓分散于各地，地方官甚至有权调动军队。因为，隋文帝为了节约钱财根本就没有维持常备军，士兵来自临时征召的农民（“寓兵于农”的府兵制），地方官一声令下就可以集结农民作战。
恰恰在此时，炀帝遇到了另一件必须决断的事情。
大业九年（公元613年），隋炀帝北巡突厥的时候，居然亲自在突厥营帐中发现了高丽国派来的使者。用脚趾头都能猜到，这些人不可能是特意赶来朝拜他大隋朝皇帝的，而是要跟突厥共谋对付大隋帝国。
此后，便是隋炀帝三征高丽了。
在修筑京杭大运河的时候，隋炀帝就已经让广大江北人民作出了重大牺牲，这一次，征讨高丽也主要在江北调集兵力，说白了又是“损北补南”。北方封建官僚再次放大了这种压力，征发民夫却不给任何补偿。士兵本来就是农人，隋朝北方经济以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为主，一个家庭失去了劳动力，也就失去了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至于三征高丽，隋炀帝实在不应该下一道极为愚蠢的命令：为展示我大隋帝国道德风范，但凡投降的高丽将领和士兵，一律不需要缴械，仍让其维持原有编制。结果，高丽兵将一到打败的时候就投降，隋朝军队主力刚一离开就接着开战。
一来二去，高丽战局渐成胶着之势，长年累月的战争也耗尽了北方财富。人们既然活不下去，杀心自起，起义再次爆发了。
说好听点，流民起义是大家仗着人多一起去官府讨个说法，答复不满意就砸烂官衙。说难听点，这种拖家带口的队伍根本就不可能投入战场作战，几万人的起义军经常被几百个官兵追着打。
这次不一样，造反的人除了流民，还有北方关陇士族。
隋炀帝以北方民力建设各项伟大的工程，虽然给了封建官僚捞钱的机会，但也给这些人造成了极高的机会成本，很多官僚因此被灭门。
与其每时每刻生活在恐惧之中，不如干脆反了吧！
大业九年，隋炀帝亲征高丽，家中两代宰辅的杨玄感起兵谋反，这是隋朝第一次大规模内战。起兵的时候杨玄感的职责是河都运粮使，他利用手中的粮食在山东招买流民，首先发难。
朝廷迅速扑灭了叛军，杨玄感的首级也被传递到各郡警示诸官。单纯从这次战争看，隋炀帝是有能力控制局势的。
很遗憾，隋炀帝并未从中吸取教训，大业十年（公元614年），再次起兵征伐高丽，照样尽发北国之兵（成年男子）。对大隋帝国来说，大业十年又是一个非常不幸的年景：山东诸郡遭遇旱灾，郡县府库中的粮食虽然堆积如山，但官吏就是不肯开仓放粮。更有甚者，诸如负责赈济灾民的于仲文等官僚，居然将赈灾用的粮食拿到集市上卖了一个好价钱！
流民开始还能剥树皮为食，然后开始吃树叶，等到皮叶皆尽就只能吃观音土，最后就是“人相食”（是时百姓废业，屯集城堡，无以自给。然所在仓库犹充，吏莫肯拯救，由是益困。初皆剥树皮以食之，渐及于叶，皮叶皆尽，乃煮土或捣篙为末而食之。其后人乃相食）……
天下大乱，不可遏止地发生了。
隋炀帝三征高丽的同时，李渊、刘武周、罗艺、薛举、李轨、梁师所统治的州郡，也是在修筑大运河和三征高丽中受损最多的郡县，纷纷在自己官长的带领下起兵反隋。
关陇士族利用流民的仇恨点燃了农民战争之火，拥兵自重的封建官僚则成为主导，隋末农民大起义也出现了一种从来没有、也再未产生的特征：叛军全部集中在长江以北，他们各自为战，不同的领袖却有统一的名称——“豪帅”，这些人原本是地方官吏，甚至是郡一级的刺史或封疆大吏。
生死存亡之际，隋炀帝又出了一招昏棋。
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隋炀帝第三次北征高丽兵败。从雁门突围后，隋炀帝再也不愿意回到关陇士族的老巢——长安，而是选择了自己的龙兴之地江都。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在兵败辽东、身围雁门、烽烟遍地的情况下，隋炀帝不可能寄希望于没有势力基础、自己在位时仅有过数月盘桓的西京长安。无论是狐死首丘，还是图东山再起，心理上、政治上的因素都会促使他选择江都。
很遗憾，现在看来，这是错的。
隋炀帝是大隋帝国的正统，起兵反隋的人不是关陇士族的骨干，叛军领袖绝大多数只不过是低级官僚。即使隋炀帝失败很多次，他也始终是正统皇帝；叛军只需要一次失败，就可能出现全局性崩溃。更重要的是，江南虽然商人势力发达，却不可能为隋炀帝提供强有力的军事力量支撑帝国平叛，隋炀帝手下最强势的“骁果军”本是为讨伐高丽建立的军队，无论士兵还是将领都来自长江以北。
隋炀帝的本意可能是南渡丹阳，仿效东晋保留江南半壁江山，以图东山再起。来自北方的将领和士兵可不这么想：江南虽然花好月圆，士兵的愿望却是回故乡与老母妻儿团聚，将领的理想则是杀回长安为自己拼得功名。
为笼络这些来自北国的士兵和将领，隋炀帝的谋臣为他出了一个馊主意：括江都人女寡妇以配从兵。也就是说，强令军中某个级别以上的军官娶江南女人为妻，这摆明了是想割据江南，永不再回长安。
江北士兵“久客羁旅，见帝无西意，谋欲叛归”也就在所难免了。公元618年，左屯卫将军宇文化及对“骁果军”造谣：皇帝听说你们想叛乱或者逃回江北，已经给你们准备了毒酒，鸩杀大家后，陛下将与江南人共享此地。随后，隋炀帝被叛军绞杀，南人大臣虞世基、袁充、来护儿、许善心尽皆罹难。中原大地再次陷入混战之中……
隋炀帝推出了一系列相当不公平的区域政策，无论修建京杭大运河还是征伐高丽，都使江南获益而江北受损。江南商人是关陇士族最不能接受的一种势力，他们拥有土地、技术、金钱，不但人数众多而且靠创新吃饭，不可能任人宰割，也不可能被人奴役。
隋朝只存在了短短三十多年，在五千年中国历史中不过沧海一粟。不知大家是否思考过这么一个问题：一个三十多年的短命王朝，为何与三百年盛唐并称为“隋唐”？
因为，大隋帝国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帝国之一，科举制缔造了相对清明的封建官僚制度，帝国在全境范围内再次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国家的统一也创造了巨大的市场，隋文帝、隋炀帝坚持执行了重商政策；除了最后几年，隋代国家富强、民众富裕，之前任何一个朝代都不能与之比肩。
隋炀帝这个成长于江南的才子，试图在江南培育商人势力，以此对抗盘踞在“长安—洛阳”一带的关陇士族。由此，隋炀帝推出了一系列相当不公平的区域政策，无论修建京杭大运河还是征伐高丽，都使江南获益而江北受损。江南商人是关陇士族最不能接受的一种势力，他们拥有土地、技术、金钱，不但人数众多而且靠创新吃饭，不可能任人宰割，也不可能被人奴役。
掠夺江北利益补贴江南之时，隋炀帝却又必须依靠江北的关陇士族，隋文帝辛苦压制的封建官僚势力再次渗透到社会每一个角落。关陇士族放大了隋炀帝政策的负面影响，三征高丽之后，“长安—洛阳”一带的江北百姓出现赤贫化。
隋炀帝对这种情况颇为警觉，试图以白钱破坏关陇士族的财富基础，进而开始使用“告缗令”一类的极端政策打击关陇士族。关陇士族本是隋朝统治的基础，隋炀帝把整个北方都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大隋帝国的瓤子终于烂尽了。
对黎民百姓来说，苦难是具体的，父子携手共入江湖，艰辛历历在目；对黎民百姓来说，仇恨又是抽象的，他们甚至不知道其实关陇士族才是罪恶之手。关陇士族利用仇恨而不是正义点燃了隋末农民战争之火。当贫穷变成毋庸置疑的道德，普通人便会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暴戾。
帝国危亡之际，隋炀帝错误地退守江南一地，希望能在自己成长的土地上东山再起。他不知道，在创造财富和掠夺财富之间，往往是掠夺财富更有效率，他根本就不具备击溃关陇士族的基础。
中国历史上经济最强盛的王朝——大隋帝国，立国三十八年而亡。
第十章
今有大唐初长成（唐高祖—唐玄宗初年）
自皇帝以下所有官员，千万不要自以为是，没事就发布什么指示，朝廷六部不得单就某事对地方官行文，但凡涉及五个州以上的公文，但凡涉及税收的公文，都必须经过皇帝御批，否则谁也不准对州县行文！
在篡改历史方面，中国历史上无人能跟唐太宗李世民媲美。后来的明成祖朱棣虽然也对老爹的实录大改特改，但是，他造假造得实在太没技术含量，以至于根本就没人相信他改的是真的。
唐朝是中国人最引以为豪的一段历史，也是中国最为辉煌的时代之一。盛唐开元年间，人均劳动力原粮产量已经高达四千五百二十四斤，后世所谓“康乾盛世”也不过只有二千二百六十二斤。
唐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伟大盛世，巅峰是唐玄宗的“开元之治”。唐朝的开端是“贞观之治”，之所以历代史籍将贞观朝奉为盛世，在很大程度上是拜开元年间的史官吴兢所赐。吴兢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叫作《贞观政要》，这是历代史家研究唐史的一部重要著作。开元初年，史官吴兢因与宰相姚崇意见不合愤然辞职，回到老家后就把自己的理想社会编纂成了一部故事书—《贞观政要》。《贞观政要》基本以开元初年帝国的施政措施为基础，也提出了一些自己对皇帝品德的幻想，并把这些品德、言行统统都放到唐太宗头上，希望借祖先的伟大形象影响玄宗。与其说《贞观政要》是后世乌托邦式的范本，毋宁说这册书是开元初年唐玄宗点点滴滴的为政记录。
记述贞观朝，首先要告诉大家一件事：唐朝是第一个编纂帝王实录的朝代，也是第一个公开篡改历史的朝代。
春秋时代，史官记载的史料都是公开的；后来，史官为了不受皇权威胁，记录皇帝日常言行的“起居注”只有史官一人知道，皇帝死后才能公之于世。对至高无上的皇权来说，史官之笔是一种巨大的威慑，千载之下洗尽铅华，史书当自有公论。这是一种所有人都认可的规矩，在唐太宗以前，暴戾如秦始皇、聪明如晋武帝，所有皇帝对史官都只能恐吓、贿赂，就是不能篡改原始史料……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公开叫板史官、要求看自己“起居注”的皇帝就是唐太宗李世民（朕之为心，异于前世帝王。欲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公可撰次以闻）。他不但看到了其父的《高祖实录》，还看到了自己的《今上实录》，然后，史料就变成了港台影视剧——按照他的意思重新写作的版本（上不从，玄龄乃与给事中许敬宗删高祖）。在篡改历史方面，中国历史上无人能跟唐太宗李世民媲美。后来的明成祖朱棣虽然也对老爹的实录大改特改，但是，他造假造得实在太没技术含量，以至于根本就没人相信他改的是真的。
无论如何更改历史，出土的货币却从来不会欺骗我们。从这里也许可以看到贞观朝的另一面。
唐朝最著名的货币当然非“开元通宝”莫属，为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唐高祖李渊所铸。对中国货币史来说，开元通宝具有划时代意义，这倒不是说开元通宝有多别致，而是从此中国货币不再以重量命名，皇帝将个人的意志加于货币名称之上。
开元通宝
最初的时候，开元通宝并不叫“开元通宝”。高祖年间，文书的读法是先上下，后左右，所以，这种货币最初的名称应该是“开通元宝”。唐太宗李世民下令将这种货币改名为“开元通宝”，开元、开元，开创新的纪元，借用彭信威先生对此的解释就是：“李世民要人民相信，以前的都不算，或都是坏的，只有这一朝代才是好的。”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起点呢？
——《旧唐书》这样记载贞观初年（公元627年），唐太宗即位之初，旱灾、霜灾遍布全国，饿殍遍野，米价昂贵，一匹绢只能换一斗米（即位之初，霜早为灾，米谷踊贵，是时自京师至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一匹绢得一斗米）。
——《旧唐书》这样记载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大唐帝国商旅遍布各地，天下已经没有盗贼，监狱基本是空的，牛马遍布山野，人们夜不闭户，一斗米才仅卖三四钱（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不闭户，斗米三四钱）。
西汉年间，从吕后到文景二帝，汉帝国用了近百年的时间才实现了天下大治；隋文帝也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才实现天下大治；唐太宗真是神人，刚当上皇帝短短两年时间就缔造了一个歌舞升平的天下！
《旧唐书》关于贞观三年的这段历史记载，与《汉书》的“文景之治”非常类似，如果检测“抄袭”的软件能够意译，那么两段文字的雷同度肯定相当高。如果说史书对“文景之治”的记载确有溢美之词，那么，唐初“贞观之治”的记载简直就是不可思议了。
第一，终唐太宗一朝，所有官员的朝廷俸禄居然全部为粮食，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武则天时代。任何时代，商品流通都是衡量社会经济是否发达的标志。唐朝初年，封建官僚是最有权势的社会集团，这些人居然连钱都没有，商品经济之凋敝可见一斑。
第二，贞观年间，物价记录根本不可信。按照《旧唐书》的记载，贞观年间一斗米的价格平均在五钱左右，远低于五代萧齐大通缩时期——即使今天的转基因玉米也不会这么便宜。我们仍旧借用彭信威先生的解释：“唐初的米价记录，大概都是个别地区大丰收时的记载。”
第三，贞观年间，民户总数远低于隋朝。在中国古代，民户数量是衡量一个帝国是否强盛的最有效的标志。民户数量多，证明人们有能力生儿育女并抚养儿女成人，也为帝国增加了剥削对象。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隋书》记载的民户数为八百万，贞观初年民户数仅为三百万，而直到唐高宗李治登基，唐朝民户数不过也就三百八十万。
第四，按贞观年间奏本，大唐帝国的天灾几乎连年不断。唐太宗即位后，黄河连续三年发大水，贞观四年（公元630年）高昌王鞠文泰朝见唐太宗，这样描写沿路的景象：洛阳之东，诸州郡俱为沼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根本就没有道路可行（今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雀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肖条，进退艰阻）。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吴楚巴蜀之地二十八州饥，人相食”，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谷、襄、豫、荆、徐、梓、忠、绵、宋、亳、易十一州大水，庐、潦、巴、普、郴五州疾疫”……
第五，按敕令记载，贞观鼎盛时期，堂堂大唐帝国居然有很多人“挥刀自宫”。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七月，唐太宗发布敕令，禁止国人自断手足。当时，自断手足的行为被称为“福手”、“福足”，因为，按照隋末旧制，肢体不全的人可以免服徭役，很多人想借老办法逃避徭役。唐太宗李世民用事实告诉大家“挥刀自宫，未必成功”——就是自断手足，也要继续服役（今有自伤残者，据法加罪，仍从赋役）！
这就是传说中的“贞观之治”？
李世民当政二十三年，究竟干了些什么？
第一件事：试图仿效吕后、文景二帝分配土地，不过，分配的主要对象是封建官僚。
土地代表着财富，在农耕时代就更是如此，“均田制”意味着打破现有利益格局，会得罪所有既得利益者。只有雄才伟略的帝王才有魄力推行土地改革，也只有前朝末年强势阶层在社会动荡中损失殆尽，新的统治者才有可能对天下财富重新洗牌。
隋末战争中，大唐帝国的缔造者李渊本就是关陇士族，他和他的继任者都无法也不可能剥夺自己依靠的对象。所以，西汉、南朝、隋朝授田都是“每丁百亩”，唯独到了唐太宗这里，改为按官职授田：从五品至正一品依官衔分别分配五顷至六十顷土地，六品以下按爵位可占有五顷至一百顷。至于庶民，二十一岁以上“壮男”授田一百亩；至于寡妇、中男、老男、笃疾和废疾，对不起，不在授田之列。
更为重要的是，但凡接受授田的庶民，都要从“狭乡”迁往“宽乡”。所谓“宽乡”，就是富庶地区，是长安京城一环以内，是城里；“狭乡”就是土地贫瘠、无人耕种的地方，迁往“狭乡”的人还要把户籍迁出京城长安！即使在“宽乡”，朝廷对“壮男”授田实际上也只是每户六十亩，较隋朝及前朝各代公认的标准少了40％。
“狭乡”几亩土地本来就可以在“宽乡”换到几十亩土地，这哪里还是“授田”，说是抢劫都不为过！
第二件事：帝国是要有点规矩的，最大的规矩就是服从皇帝，包括所谓“敢于直言犯谏”的魏徵！
为了确立皇族的统治地位，唐太宗命高士廉修订《氏族志》，名义上是为魏晋以来的士族高门确定门阀。高士廉是一个很懂事理的人，他在收集全国士族家谱、考证世系的基础上弄出来一份《氏族志》。在最初的《氏族志》中，天下士族高门被分为九等，李姓皇族位列第三。
这已经是高抬李姓皇族了，在士族高门中，关陇士族根本就排不上号，不过是一些汉代“豪强”而已，何况李唐皇室在关陇士族中也不应该名列第一。
对于这个很炫的马屁，李世民还是非常气愤。
看完初稿后，他指责高士廉：世俗相沿，江南崔、卢、王、谢是源自山东的一等大姓（看来李世民也知道自己门第不够）。现在，你必须知道，是我李家平定四海，难道你看不起我赏赐的官爵（赤裸裸的威胁）？所以，绝不得以前世祖先功业论士族高低，修订《氏族志》，皇族李姓必须排第一！
有这样的《氏族志》，连老爹都坑、亲兄弟都杀、历史都敢篡改的贞观朝，怎么可能真的存在直言敢谏的大臣？
让我们来看看魏徵。
——魏徵本是瓦岗军李密的谋士，瓦岗军败亡后魏徵降唐，居然自告奋勇去招降瓦岗寨残部；劝降未果，魏徵再为窦建德所俘，结果——投降；
——窦建德在武牢为李建成所破，魏徵为李建成所俘，结果——投降；
——李建成为李世民所杀，魏徵被俘，结果——投降（李世民如果败亡，估计魏徵一样能找到一个新主子）。
魏徵根本也不是什么宰相（仆射），贞观朝共任用二十三名宰相，二十三人之中马周、张亮、褚遂良、许敬宗都是魏徵的晚辈，轮了多少圈，就是没有轮到这个号称直犯龙颜的魏徵。
所谓魏徵直言敢谏，除了不许唐太宗喝酒吃肉玩女人，就是一些求饶的哀鸣：李世民你如果敢杀我，你就是历史上的昏君（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所以，李世民才说：“你们都觉得魏徵说话难听，我倒是觉得很中听，很好听（人言魏徵举动疏慢，我但觉妩媚，适为此耳）！”
最离谱的是，魏徵每次冒犯唐太宗后，居然都要记录下自己的言行，并编写了一本“魏徵语录”，专门收集他所谓的“直言”。魏徵死后，褚遂良把“魏徵语录”献给了李世民，李世民一怒之下毁掉了魏徵的墓志铭。
可有这样的直臣？
说白了，魏徵不过是换了个花样拍马屁而已。
第三件事：铸行开元通宝，用于放高利贷——官府放高利贷。唐太宗铸行的开元通宝确实成色很好，一千钱成本在九百钱左右。只不过，贞观朝开元通宝最主要的用途是用这种钱放贷款，即臭名昭著的“公廨钱”。
所谓“公廨钱”，就是官营高利贷，官府将钱借给黎民百姓，然后收取本息。公廨钱始于隋文帝杨坚，杨坚对公廨钱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只能用于为贫困的农人购买种子和度过荒年。
唐朝的公廨钱，就算承贷者死亡、逃亡，本息也要由子孙偿还；如果没有子孙，就要由亲族旁系代偿；如果旁系亲属死亡殆尽，就由支族偿还；如果族人也没有，一定要当地的人代偿。用彭信威先生的评价，公廨钱就是“一人借债，全体人民有责”。
反正最后要还钱！百姓之利，以权夺之，形同猛火；以商夺之，摧之无形！
非但如此，李世民及其手下还对公廨钱进行了金融创新，官府不但可以对黎民百姓放款，大官也可以对小官放款——摆明了就是直接索贿！
李世民亲自修订了《今上实录》，《旧唐书》、《新唐书》当然不会对公廨钱造成的惨状过多描述。没有关系，北宋年间这个悲剧会重演，到时候我们再详细说。
第四件事：三征高丽。
贞观年间，一小撮高丽好战分子越来越猖狂，不但扣住新罗、百济对唐朝的纳贡，不允许唐太宗收葬隋朝将士尸骨，还窝里反杀掉了亲唐的建武帝（高丽王）。
以隋朝经济之鼎盛，隋炀帝三征高丽尚且无功而返，何况疲敝的唐朝初年。果然，唐太宗三征高丽，结果：全败！唐军所失，千条万条，其实就一条，粮食不够（辽东仓储无几，士族寒冬，乃诏班师）。
唐太宗三征高丽，前后耗费了十几年时间，也耗尽了大唐帝国血脉。贞观末年，开元通宝已经在市面上消失了。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这位在史书上最伟大的帝王最后一次颁行讨伐高丽诏书，未及出师就溘然长逝。
真实的武则天，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先简要回顾汉武帝年间的盛衰循环，因为武则天当政期间的政策，完全是汉武帝政策的2.0版。
贞观末年，皇九子李治在争夺储位的斗争中成为唐高宗，太子李承乾被判充军，皇四子李泰被圈禁，皇三子李恪被处死。能在如此残酷的搏杀中胜出的人，绝不可能如史家所言“仁弱”，这同样是一位工于心计的帝王，他创造性地把货币改革与削弱关陇士族结合在一起。
高宗即位之初，全国范围内恶钱盛行，物价更是一飞冲天。当然，铸造恶钱的人不可能是无权无势的黎民百姓，而是那些把持着朝廷要害的关陇士族。对皇权来说，关陇士族已经不再是朋友，而是阻挡皇帝唯我独尊的绊脚石。
高宗登基六年，办了两件大事：货币改革、废黜出身关陇士族的王皇后。废黜王皇后与推行货币改革在同一年发生，并非偶然。
先说第一件事，货币改革。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唐高宗下令皇室重新铸行开元通宝，各地官府必须以开元通宝收缴旧钱，比例为1∶5。开元通宝的重量实际上与隋五铢钱相仿，为三克；唐初恶钱在一克左右。这样的兑换比例，关陇士族会吃大亏的，不过是皇权以货币改革之名掠夺财富的伎俩。
再说第二件事，废黜王皇后，扶持武瞾登上后位。武瞾即武则天，与她卑贱的出身相比，皇后王氏家族可是自高祖起就与李唐皇室联姻的士族高门。所以，徐敬业才在《讨武氏檄文》中说“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
是不是武则天在幕后策划废黜王皇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旦王皇后被废，关陇士族在中枢朝堂上就岌岌可危了——连皇后这样根深蒂固的位置都保不住，何况长孙无忌、褚遂良、上官仪这些出身关陇士族的臣子？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没收财富只能削弱关陇士族的实力，只有将他们彻底赶出朝堂中枢，才能彻底斩断关陇士族掠夺财富之手。
遗憾的是，历史并没有给唐高宗展露才华的机会，推行货币改革当年，他经常头晕目眩、目不能视，后来终于发展到不能亲自处理朝政，大权落入武则天手中。
关于武则天，几代史学家对她的评价大相径庭：20世纪50年代岑仲勉先生著《隋唐史》言称武氏当政二十年，毫无建树；60年代，郭沫若编撰历史剧《武则天》，断言“武后当政时代是唐朝的极盛时代”；70年代末，关于武则天的评价又完全翻转过来，说她“一贯用两面派手法搞阴谋”；从80年代冯宝宝版《武则天》到今天的《一代女皇》、《无字碑歌》……人们对武则天的艺术描写更多出于一种对女性的尊敬，毕竟她是中国历史上数三数四的女皇（武则天不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仅武则天本人的密友陈硕真就于永徽四年在扬州起事，并于同年称帝）。
真实的武则天，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简要回顾汉武帝年间的盛衰循环，因为武则天当政期间的政策，完全是汉武帝政策的2.0版。
汉武帝的做法是：第一步，为筹集征伐匈奴的费用，先铸造虚值货币白金币；第二步，货币改革失败后要求全国富人捐献财富，结果没有人肯捐献；第三步，盛怒之下，汉武大帝颁行“告缗令”，要求百姓告发匿藏财富的人；第四步，“告缗令”断掉了小农最后一丝生路，流民第一次出现在西汉帝国版图之上；第五步，为控制局势，汉武帝迅速使出铁腕，任用酷吏镇压豪强；最后，不可一世的汉武帝下《轮台罪己诏》，忏悔一生所为。
汉武帝2.0版的历程是这样的……
第一步，货币改革，类似于汉武帝年间的白金币。
乾封元年（公元666年），也就是武则天成为皇后当年，她下令铸行“乾封通宝”。乾封通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年号命名的货币，这种货币重仅7克，武则天却下令要求当10枚开元通宝使用。
至于乾封通宝的用途，是专门用来兑换关陇士族手中的恶钱，持有恶钱者限期到朝廷指定地点兑换。乾封通宝本是典型的虚值货币，即使皇权再强大，又怎么可能强迫每一个人自动捐献自己的所有财物？乾封通宝铸行一年后，市面上只留下最轻、最破的恶钱，物价在一年间暴涨10余倍。这一措施的最大成绩就是“商贾不通”，到了上元年间（公元674～676年），六部官员甚至经常半年领不到任何粮食，也就是说，此时大唐帝国已经无力支付朝廷官员的俸禄了。
这位女强人得到了这样的奏章：数年以来，农人年年歉收，青州、徐州、兖州，山东山西、河南河北，要么遭受着饥荒，要么遭到水旱灾害即将进入饥荒，要么已经在瘟疫折磨下死亡，要么家人流散，饿殍遍野，天下莫不失望……
第二步，既然不能通过货币改革掠夺财富，那就干脆明抢，类似于汉武帝年间的“告缗令”。
垂拱元年（公元685年），武则天下诏令李唐皇室贵胄、封建官僚向朝廷捐献财物（规定动作），地方官也可以将当年辖区产量的一半上缴朝廷（自选动作）。
堂堂大唐帝国，倾全国之官仅得钱三千，更是无官愿意使劲为女皇刮地皮。想当年，汉武帝要求全国富人捐献财富，也仅有一个朴适捐出了二十万钱。
封建官僚如何富有，武则天何尝不知？武则天下令，任何人都可以向皇帝本人告发李唐皇族和当地官僚的“不法”行为。但凡有告密者，各地官署不但不能过问，还要为告密者提供马匹，沿途驿站按五品官招待标准供应。即使是农夫、樵夫，她也亲自召见。如果告密者所言不属实，告密者无罪。
诏令还有最重要的一句，“实者，部曲、资财、田宅，并没官”。当年，汉武帝也是这样颁发了“告缗令”。
据说，当时有十几个人在长安坊间聚会，有一人借酒吹嘘自己如何有权势、如何富有，其中一人一言未发突然离席而去；酒席未散，禁军飞奔而来，那个胡说八道的人被没收家产并处斩，其余人皆因为未告密被绞杀……
后来，大概告密的人实在太多了，武则天不得不下令告密者不必亲自赴京，各地官署之前置一大缸，专门收集各地告密者的信函。
告密行为极大地伤害了李唐官僚的感情，当然，也极大地伤害了李唐官僚的财富。李唐皇族和地方官不会引颈就戮，他们只能先下手为强，让自己的对头或者地痞流氓闭嘴。至于真正的平民百姓，只能选择背井离乡，再次走上逃亡之路。
流民，可怕的流民，再一次出现在大唐帝国的疆域之内！
这种要钱又要命的法子谁也受不了，天授年间（公元690～692年）已经是“天下户口，几亡其半”。继徐敬业之后，在恢复李唐王朝的号召下，一批流民先后在岭南、山东、河北举事……
第三步，武则天使出了铁腕对付李唐宗亲和官僚，与汉武帝一样，任用了一批类似于义纵的酷吏。
来俊臣本是长安城内的一个泼皮无赖，犯事后逃窜到和州，并在和州被捕，论罪当斩。恰在此时，武则天下诏要求天下臣民告密，来俊臣也听说了这件事情。临刑之前，来俊臣在狱中高呼：“我有密事要启奏皇上。”和州刺史东平王李续（李唐皇室）怕这事成为把柄，给武则天以诛杀他的口实，就允许来俊臣返回长安。
武则天自己也知道所谓“告密”大多都是无稽之谈，重要的是被告发的人是谁，只有牵涉到李唐皇室的告密者才能得到重视。临行之前，东平王李续忧心忡忡地告诉来俊臣“公勿言和州事”，来俊臣也信誓旦旦地保证，自己将揭发长安一件谋逆案，与和州无关。
应该说，来俊臣是一个聪明人。临行前李续的恐惧表情告诉他，李续一定害怕他提起和州，来俊臣也猜到这位女皇可能喜欢胡乱给李唐皇室加一些罪名。
来俊臣对押解他的差役和召见他的使臣说，自己将揭发长安一起谋逆案，必须皇帝亲自审问；加之他是死囚告密，武则天便亲自接见了来俊臣。
为求得活命，来俊臣对武则天“揭发”的，恰恰就是和州东平王李续私藏兵器、蓄养死士、图谋不轨……结果，原来是王爷的东平王李续被处斩，本是死囚的来俊臣居然得到了一个司刑评事（相当于皇家监狱典狱长）的职位。
来俊臣的成功激励了无数地痞、流氓以及二混子，大家纷纷投书告发李唐宗室和封建官僚（受封于李唐王室的官僚）谋逆。借着这些机会，这批身处社会最底层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封建官僚在帝国的位置。除了来俊臣，较为著名的还有索元礼、万国俊、周兴……
这批酷吏本是一群流氓（皆不事学问，唯求财贿，是以选人冗冗，甚于羊群，吏部喧喧，多于蚁聚），也只有这样的人才无畏，无畏才无所不用其极，至于《唐律疏议》、审判、公正，统统可以不要。天授年间，武则天称帝后两年就杀掉了八位宰辅、流放了四位宰辅，其后在位十五年，居然任用了二百二十八位宰相，堪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迹。
对这些酷吏来说，此前，他们的生命从未被人尊重；此后，他们当然也不会尊重任何人的生命，什么礼义廉耻、仁义道德全都可以不顾。既然当年没有人照顾自己一丝一毫私利，现在，我不但要毁掉富人的财富，还要毁掉富人的生命！
来俊臣最大的嗜好就是抢占人家妻妾，自任宰相开始，他列了一张官员名单，实际目标则是这些人的妻妾。
这帮酷吏发明了闻所未闻的刑罚方式，“定百脉”、“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目的只有一个，无论是谁，只要落到这帮酷吏手里，就再也别想重见天日了（人是狱者，非死不出）。满朝文武和长安百姓，没有人知道灾难什么时候会降临到自己头上。据说当时的官员上朝都要先拜别家人，没有人知道自己能不能活着回来……
封建官僚本是社会中调动资源能力最强的一个群体，面对这群无知、无畏、无耻的人，就连封建官僚都不能保住自己的性命和财富，何况普通庶民？
李唐宗室、关陇士族、封建官僚败亡后，他们的财富和佃户确实有了新的主人。不过，这些人并不懂得如何运用财富、生产财富，他们对财富所有的理解只停留在纸醉金迷的层面。剥夺从此变得毫无规矩，人们完全不知道这些人会在什么时候进门打秋风，又以什么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禁屠捕而杀人如刈草菅，何以人而不如物乎）。
很快，武周王朝失去了所有的社会规范，武则天称帝后数年，大唐帝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证圣到神功年间（公元695～697年），天下富人几乎全都破亡，不知有多少普通人不堪忍受虐待，走上了流亡的道路。
——关东、蜀地、江淮地区本是自南朝以来最富庶的地区，此时全部变为饥馑之地；山东之地，阡陌之间已经遍地是流民，良田已经数年不再有产出；河西之地，变为赤地，大地上遍地杂草丛生，父兄转徙、妻子流离。
——蓬、渠、果、合、遂等州，人们凭借山川之险，如果官府稍有懈怠，这些人就以火光为号攻击州县；如果官府派兵攻打，这些人又穴居于山中。
——剑南道爆发人数以十万计的农民起义。
——西域的碎叶、庭州及辽西十二州已被突厥和契丹贵族占领，全国统一的局面被破坏，陇右及河北人民惨遭掠夺和屠杀。
载初二年，陈子昂上书武则天：百姓逃亡实因官吏贪暴，普通人就像湖里的鱼儿一样任人捕捞；人们失去谋生之路，自然也就成为盗贼；亡隋之迹已经斑斑在目，如果酷政继续下去，不出两年，天下将无可用之人、天下将无可用之粮、天下将再无财可敛……
这里要说明的不是武则天如何授田，即使我们找到更多资料，也不过是证明她在步吕后的后尘。武则天最大的功绩并不在农业，而在振兴商业。她的父亲本是一个倒卖木材的商人，也是在这种家庭中，武则天了解了商人最怕的一件事——关津。
在帝国即将分崩离析的时候，汉武帝曾经下《轮台罪己诏》。现在，武则天也走到了这一步，庆幸的是，历史留给了武则天一定的时间。
1982年5月，河南登封唐庄乡农民在乱石堆里发现了一块非铜非铁的金属板，上面刻着奇怪的字。这些人并不知道，他们手中这块金属就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份以黄金铸造的“罪己诏”。诏书的发布者是唐代女皇武则天，诏书的执行者是“三官九府”诸位神仙，这位不可一世的女皇命令诸位神仙免去她对天下犯下的罪过，让帝国恢复昔日强隋的强盛与繁荣。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武瞾除罪金简”，武则天以一种隐晦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忏悔，希望余生能力挽狂澜，让百姓休养生息，让帝国财富生产回到正常轨道。武则天可能是羞于情面未公开颁行这份“罪己诏”，而是让自己的贴身宦官悄悄跑到嵩山之巅，扔下这块金简。
武则天除罪金简
此后，武则天的施政方向悄然改变。
大乱之后，往往会有大治。
只有翻天覆地的乱世才能彻底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使得天下财富重新洗牌，大部分人也能获得一个相对公平的起点，这也是历代初年容易出现所谓“盛世”的最主要原因。当然，这种重新分配过程是以绝大多数财富毁灭为代价的，武则天手下的酷吏彻底摧毁了关陇士族的统治基础，而酷吏最后又为皇权所消灭。
乱世之中，所有财富、所有规则、所有人才都毁于一旦，而社会进步最终必须以财富积累为基础，“乱世—盛世”循环只能在大乱之后满足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要。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乱世是盛世之源。
圣历元年（公元698年）开始，来俊臣、周兴、索元礼等酷吏先后被武则天诛杀。来俊臣被斩首后，人们纷纷冲上去“食其肉”，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人顷刻间变为齑粉。圣历二年（公元699年），武则天大赦自己临朝以来所有的“得罪者”，与李唐皇室关系较为疏远的一批官僚被释放并重新重用，其中就包括近几年来活跃在影视屏幕上的狄仁杰。
在圣历元年的诏书中，武则天开始强调“建国之本，必在于农”：三公九卿有了一个新的使命——各自认领洛阳附近的州县，督促地方官兴修水利、收容流民在洛阳附近就地安家，自愿安家的赐给土地、免除三年徭役。
我确实没有找到武则天“均田”的记录，历代武则天的反对者也借此说所谓武则天晚年“重农”不过是一个谎言。
在来俊臣等一批酷吏的审判案卷中，我找到了答案。
这批酷吏在残酷打击李唐皇室势力的同时，也为自己置办了丰厚的家业。来俊臣被抄家的时候，仅在册的土地就有三万余顷，而这些土地只有一个去处——罚没入官，部曲、奴婢按百亩各安其业！
也许，开革（开除）了这些酷吏，女皇已经毋需大规模授田了。
长安元年（公元701年），全国民户从高宗年间的三百八十万户增加到六百多万户，很多田地被开垦，人们家中开始有了余粮（田畴垦辟，家有余粮）。
关津，就是商税。
汉隋相传商税为“三十税一”，贩运货物的商人在一地缴纳商税之后，在全国各地的其他关津可以不再缴纳商税。自隋炀帝开始，全国共设六十六座关津，到武则天时为一百零六座。虽然隋炀帝也下诏执行“三十税一”的政策，但是，从那个时候起，各地封建官僚并不服从这个诏令，基本各自为政，关津都要雁过拔毛。例如，从江南贩卖来洛阳的粮食税率在总价的20％左右。
武则天下诏，明确提出关津最大的作用是为官府养了很多懒人，不致力于劝课农桑（氓俗浇弊，浮惰者多），所以，必须禁绝关津税，让大雁翱翔时不再被迫停留，小鸟在自己的蜗居里不再被侵扰（解其襟带，欲使雁行靡拾，鹑居不扰）。
长安三年（公元703年），武则天批准了凤阁舍人崔融的《请不税关市疏》，废掉了内地关津税，仅留下了潼关等对外关津，关津基本定位为征收对外贸易关税。
在这篇辞藻华丽的奏疏中，崔融首先说明了商业的用处：商业让人们去追求最后一分之利，所以，市场上才会有琳琅满目的商品。
其次，崔融列举了关津之弊：关津原为收缴商税，现在很多却已开始对过路的行人征收买路钱（不限工商，行人尽税），这是自古就有的路，是天下人的路，焉能为官家所独占（往古之时，淳朴未散，公田籍而不税，关防讥而不征）？
然后，崔融对武则天提出了警告。自古以来，所谓“关”是抵御外敌所用，绝不是抢劫国人的利器！关津只是雁过拔毛、羁押行商船只（纳税则检覆，检覆则迟留），我悠悠天朝，居然沦落敛财至此，悠悠千载，后人读史论事，我们还有何颜面（今若不论商人，通取诸色，……济济盛朝，自取嗤笑）？如果继续任由关津常年收取商税，那就是因为小利而放弃“无为而治”的圣王之道，最终必然因小失大（况浇风久扇，变法为难，徒欲禁末游、规小利，岂知失玄默、乱大伦）。市场本是天下人的牟利之地，只有不征税才能给无业游民以牟利之机，对市场征税会令人无处觅财，人们无处牟利必将引致天下大乱（市为聚人之地，税市则人散，税关则暴兴，暴兴则起异图，人散则怀不轨）！
崔融是对的，没有了关税、市税，黎民百姓开始为自己寻找每一枚铜钱。武周长安年间，洛阳、长安两市出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富人，他们从事着一些非常奇怪的产业，比如，掏粪。
罗会本来是京城一个无业游民，后来开始为有钱人家掏厕所。罗会用自身行动证明，只要勤劳，掏粪工人也能致富发家！长安三年武则天免除所有商品关税，所有物品都可以买卖，当然也包括大粪（此前，大粪是不能买卖的）！
自此，罗会得以贩运大粪出城，将之卖给周边的农人。数年后，罗会从个人掏粪发展到几乎垄断了京城的所有公私厕所！
朋友问他：“你现在已经如此富有，何必再干这恶臭之事？”
罗会笑着回答：“我只懂得掏粪，也只懂得如何储藏、运送大粪才不至于散发恶臭，所以，人们才让我掏粪。如果我不去掏粪，再过一两年，我又将沦为穷人，那我不是更臭？”
连大粪都可以自由贩卖，武周末年终于又有了这样的记载：关津本是天下商品流散之地，现在所有关津聚集的商船遮天蔽日，日夜川流不息（天下诸津，舟航所聚，弘炯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
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正月，已经八十二岁的武则天溘然长逝，临终前她自去帝号，承认自己的身份仅是李唐王朝的儿媳妇（皇后）。武则天死后，这位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的女皇为后人留下了历代皇陵中唯一的无字碑……
是非功过留与后人评说！
在唐史中，裁撤官营手工业是继武后减税后的又一决定性举措，为大唐强盛的手工业缔造了坚实的基础。此后两三年，大唐帝国手工业、商业的发展进入了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巅峰时期。
从武则天死后到景云二年（公元711年），六年时间，李唐王朝出现了七次政变、四位皇帝，朝堂之上甚至没有一个人能真正统御局势。唐中宗、唐睿宗、韦皇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武三思、武承嗣……除了笑柄，这些人没在史书上留下任何功勋。愚蠢的封建统治者使用了最为直接的敛财方式——卖官，韦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都曾经公开卖官敛财，无论是谁，只要肯出钱就有官当，这些官员在唐史中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封斜官”。
可笑的是，“封斜官”只是一个名号，根本没有实际权力。六年间最高统治者变化得实在太快，根本没有机会任命高级官僚，“科举帮”出身的官员都已经无处容身，何况这些名不正、言不顺的“封斜官”。也正是由于这些统治者无能，大唐帝国才延续了“无为而治”的政策，韦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但凡有点能力，就不会像走马灯一样被人干掉了。
先天元年（公元712年），李隆基成为大唐帝国新的主人——唐玄宗。与历代帝王一样，这位年仅二十八岁的皇帝必须作出一个选择：国富、民强，哪一个优先？
对这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李隆基在一系列诏书中进行了回答：当然是民强优先！
所有善政，必须让天下黎民先实现温饱；国家富强，必须让所有人都有赚钱的机会；治国之道，先要满足庶民的需求！高明的封建统治者，一定会先培养民间财富，然后再享受。培养财富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只要培育富裕的黎民，只要让黎民百姓有谋生之道，圣人在不干涸的泉水中饮水，圣王治国必须紧紧闭上嘴巴，什么都不做就算是积德了（古之善政，贵于足食；将欲富国，必先利人；为国之道，莫不家给人足；圣人积不涸之泉，王者用无穷之府；清净之政，同归清净，共守玄默）。
帝王无为、无事、好静、无欲，庶民自然、自化、自富、自正、自朴，我无事而民自富。治国之术必须遵循财富之道，财富之道贵在清净，封建官员清净则不会打扰黎民，黎民才能真正安心生产，黎民安心生产才会没人闹事，如此，太平盛世自现（曹参相齐，贵于清净。清净则不扰，不扰则和平，和平则不争，不争则知耻）！
天下财富都属于帝王，皇帝又何必贪恋手臂范围内能触及的钱财？
自皇帝以下所有官员，千万不要自以为是，没事就发布什么指示，朝廷六部不得单就某事对地方官行文，但凡涉及五个州以上的公文，但凡涉及税收的公文，都必须经过皇帝御批，否则谁也不准对州县行文！非公务地方官一律不得接待六部官员，有六部官员胆敢没事就溜达到地方连吃带拿，一经查实，立即撤差！
根据上述理论，皇帝不再发布最高指示，官员自然也就无事可做。既然官员无事可做，那就都撤了吧！
第一批倒霉的是中宗、睿宗年间的“封斜官”，开元二年（公元714年）一万多名“封斜官”中至少有八千多被取消了候选资格——你的钱给韦后、安乐公主了，跟当今皇帝没有一枚铜钱的关系。
中国封建社会，一个朝堂中枢官员代表一片地方势力，一个地方封疆大吏又牵涉到朝堂中枢某部某官，一个政策从制定到执行还不知要牵扯到多少人的利益，朝廷的富民政策往往就在这些人的利益博弈中走样。所以，虽然历代史籍往往对李隆基裁撤官僚的举动大书特书，认为这是他励精图治的表现，但实际上，李隆基最狠的杀手锏并不是搞掉这些无职、无权、无实力的土财主，而是裁撤了大部分负责中枢朝廷工程的司、监、署等机构，一千多名实权位置上的同正、试、摄、检、校、判、知被裁撤了（大革奸滥，十去其九）。这些人原来的职责是负责内廷、皇室和官家供奉，也就是说，唐玄宗裁撤了皇家直属企业。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如果一个企业可以获得财政的无偿拨款，那么这个企业就不会关心生产，从堂官到胥吏，大家只关心自己如何捞钱。久而久之，这样的企业必将损害社会利益。
公共选择理论还认为，如果一个企业依靠政府的强制力排除任何人染指自己的行业，那么，这个企业就会把掠夺的触角伸向社会每一个角落——这个企业不但会损害社会财富增量，还会侵蚀社会财富存量。如果一个企业存在的基础是强制性公权力，那么这个企业就是公权力伸向社会财富的触角。
唐玄宗裁撤的这些皇家直属企业就属于公共选择理论极端敌视的企业——官营手工业。
唐朝初年，唐太宗建立了史无前例的官营手工业体系。不但长安、洛阳朝廷有大量这样的官家作坊，就连各级府县也各自建立了自己的手工业工场——官营手工业。一是普通手工业，为皇室宗族和地方官制造日用品；二是冶铁业，负责制造兵器和铸钱；三是建筑业，负责皇室和地方府县工程。
反正，只要有赚钱的机会，这些封建官僚就绝不放过。
问题是，官营手工业以赋税的方式征集民间财富作为原材料，又以徭役的方式征调民间艺人进行生产。不但如此，官营手工业一旦出现就会垄断某个行业，民间匠人再进行生产就是犯法，就要砍头，比如，冶铁、陶瓷、煮盐、山川水泽之利……
正常情况下，如果一个行业有利润，就会有无数人涌入其中，大家可以靠一门手艺谋生，手艺创新也可以独占一方之利。在市场的互相拼杀中，弱者会被淘汰，最后行业技术会逐步更新，生产财富的能力会越来越强。
现在，只有官营手工业可以经营这种产品，无论定价如何离谱，无论质量多么差，庶民买也得买、不买也得买。说白了，官营手工业作坊更类似于一个无赖，自己不作任何努力，全靠硬抢！
这种财富剥夺方式确实不像税收那么刺目，却同样会断掉很多人的生路。民间一个作坊就能养活数名甚至数十、数百名工匠，这些工匠又能养活多少家人？
唐玄宗明白，少府、军器监、将作监这些人从来不干正经事，却一个个搂钱搂得脑满肠肥。皇室每得到一批物品，就有一批人发家致富，当然，有更多的人失去了谋生手段。武周年间宰相狄仁杰曾就此评论：财富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最后都要加在靠手艺吃饭的匠人身上，他们本是贫困之人，皇家生产的一钉一锤还不知让多少人家吃不上饭（物不天来，终须地出，不损百姓，将何以求）！
睿宗年间，太平公主亲自负责内廷供奉，抓着官营手工业的少府、将作等机构。太平公主被赐死后，《旧唐书》这样描述抄家的场景：太平公主的财货和宝物连皇帝的御府也不能相比，仅仅清点马牧、羊牧、田园、质库的名册居然就花费了数年时间！
与太平公主相比，西汉年间董贤两年搂一亿枚铜钱又能算什么？
既然如此，留你何用？
开元二年，唐玄宗宣布皇家放弃所有的山川林泽独占之权，放开盐、铁、茶、酒专营，解散了绝大部分特供皇室的官营手工业作坊。留存的内廷珠玉、锦绣等“服玩”，一律当着百官之面在朝堂上焚毁，乘舆服饰、金银器玩由兵部作价在市场上出售，得钱留作军用。此后，内廷里谁敢再采购象征富贵与地位的织锦等奢侈品，廷杖一百——基本等于死刑（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织锦绣等物，违者杖一百）……
——《太平广记》卷二百四十三《何明远》记载，名义上，何明远只是驿站的一个小吏，其实，此人还是当地一个巨富，他家中居然有绫织机五百台，按照童书业先生的考证，这是南宋鼎盛时期绫锦院的规模。
——长安柳氏是一个天性聪慧的女子，她发明了丝绸彩染技术。此后数年，多色织锦成为丝绸之路上最抢手的货物，柳家也借此成为巨富之家。今天，在甘肃、新疆一带的唐朝墓葬中，经常可以出土鸳鸯花束纹纱，就是柳氏家族的代表作。
——蜀地盛产一种叫做“轻容”的织纱，李贺曾在诗中描述“蜀烟飞重锦，峡雨侧轻容”，可见当时蜀地纺织业之盛。
大家可能注意到，在开元初年的记述中，我们暂时没有提到其他行业，单纯强调了纺织业。并不是我不去寻找其他行业的资料，而是开元初年最鼎盛的行业确实只有纺织业。
这不是偶然。
在人类社会前进的过程中，只有巨大的市场才能刺激重大创新，也只有重大创新才能在人类本就低下的生产能力中创造市场。“温饱”只是一个词，却包含两层意思——吃饱、穿暖，这是人类最基本的两项生存需求。吃饱饭要靠农业，穿暖衣就一定要靠纺织业——这是人类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最大契机。一千多年后，英国工业革命恰恰就是发轫于纺织业；开元初年，中国纺织业已现此中端倪。
开元初年，大唐帝国的商业繁荣几追盛隋。最明显的例证是朝廷废除了实物俸禄，从此，当官的不必在朝廷领取俸米，而是直接领薪水了。
关于开元通宝的月文，最具有传奇色彩的说法是，钱范蜡样刚刚做好的时候，唐玄宗将之带回后宫，皇后不小心在蜡样上用指甲掐了一下，也就在月文开元上留下了“U”的痕迹。杨贵妃受宠期间也获此殊荣，但是贵妃并非皇后，为与皇后有所区别，就将“U”变为“︵”。
唐玄宗废除了官营手工业，顺便把负责铸币的少府也给废除了，只留下了几个铸钱的官炉。皇室再一次对天下人正式开放货币铸造——只要你铸造的钱能花出去！放开私铸提供了大量货币，极大刺激了当时的商业，开元初年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来自民间充足的货币供给。当然，放任货币私铸也有弊端，那就是恶钱泛滥、物价暴涨。
当时，民间私铸货币只有鹅眼钱、铁钱、钱环等，钱币重量约为开元通宝的三分之一。同样是斗米的价格，以恶钱衡量当然比用官钱衡量要贵很多——官钱本来就比恶钱重。所以，大家大可不必为玄宗初年的通胀感到惊讶。
鹅眼钱
玄宗的第一任宰相叫姚崇，这位“救时宰相”采取了务实的货币政策，对恶钱的态度也很宽容。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姚崇下令规定重二铢以上的私铸货币才准许流通，低于二铢的恶钱，官府按实际重量在长安、洛阳市面上以官钱收兑。这些措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开元五年（公元717年）之前，民间所铸之钱形制也相当工整，绝不是乱世官家抢劫财富用的小钱。民间交易往往是官铸、私铸混杂，比例约为3∶7。
既然对天下人开放，私铸货币就不是谁的独家买卖，没有人能强迫交易者使用自己的私铸货币。大家又不是很熟，都是西方经济学所谓的“理性人”，谁也不会自愿当“傻帽”。
实际情况是，交易者在接受恶钱的时候，会在价格上打上一个折扣。一般情况下，一千文恶钱如果能重达六斤以上，就可以当三百文官铸开元通宝（百姓情愿出恶钱一千文，计杆满六斤，即官以好钱三百文博取）。开元年间恶钱一直存在，也基本是这个兑换比例。
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姚崇去世，继任者是一位嫉恶如仇的宰相——宋璟。
——中宗年间，权倾天下的武三思让宋璟巡视并州，督促收取租赋。巡视过程中，宋璟看到并州遭遇水灾，于是当面顶撞武三思，然后拒不执行命令。结果，从吏部侍郎变成了并州长史。
——睿宗年间，宋璟当面讥讽太平公主干政，那可是一个连皇帝都敢杀的女人。结果，宋璟从吏部尚书混成了楚州刺史。
由此，《旧唐书》这样评价这位宰相，“耿介有大节”。这句话，我来翻译一下：宋璟为人，凡事非黑即白，善就是善，恶就是恶，所以，他做事丝毫不留余地。
说白了，这人就是一个有正义感的愣头青。
开元初年，谏议大夫杨虚受就上疏要求“罢恶钱”，他指出，市井所用之钱质量实在太差，铸造者在钱里加铁铅，这有损朝廷威名，京城尚且如此，外省如何就可想而知了。但是，这道奏疏被姚崇搁置不报。
对宋璟这个愣头青来说，私铸就是铸造恶钱，恶钱就会造成“物价翔踊”。这种情况根本就是无需再忍的，废了私铸货币就是。
在宋璟主持下，朝廷开始对私铸恶钱进行强力收缴。
开元六年，宋璟下令禁止私铸货币，现存恶钱一律上缴；再有铸造恶钱者，斩首；如果继续持有恶钱，甚至以恶钱交易，立即逮捕。最狠的是，但凡因持有恶钱被逮捕的人，官府一律不得接受当事人的诉状与上访，直到家人交出所有恶钱才予以释放！
萧隐之是宋璟手下的一个御史，开元六年被派往江淮地区查办私铸的商人、包庇私铸的官僚。关于萧隐之，《旧唐书》、《新唐书》的记载很少，他最大的事迹就是在淮河流域采取暴力手段没收商人手中的私铸货币，每到一地都先统计当地富户、商人，然后派人直接冲入其家中搜查、没收。最可恨的是，抢钱之后这位萧御史还要把人抓起来，强迫犯人举报私铸恶钱、藏匿恶钱的地点。当然，搞一些刑讯逼供、“撞墙死”、“喝水死”之类的把戏可能也是存在的。
萧御史的成果是很突出的，江淮之地立竿见影地陷入了萧条。《册府元龟》记载，无论官民都对这位朝廷特派员骂不绝口，萧御史所到之处，官员纷纷挂冠而去，普通人纷纷举家逃亡，当地物价一飞冲天，所有商人都停止了交易，监狱里更是人满为患……
开元七年、开元八年（公元719年、720年），大唐帝国北方再次遇到了大旱灾。由于缺少私商贩运粮食，长安和东都洛阳同时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李隆基即使想学隋文帝东迁“逐粮”也已经不可能了，因为，所有商人都因为缺乏货币而罢工了。
中国古代但凡遇到旱灾，民间和皇宫都会举行“打旱魃”的仪式，向上天祈求降下甘霖。所谓“旱魃”，据说就是旱灾中作怪的妖精，一般来说是从地狱里偷偷跑出来的冤魂。人们在仪式上把旱魃的扮演者赶走，祈求上天降下甘霖。
开元八年的某一天，唐玄宗在皇宫中看戏，正剧间歇中两个演员走上舞台，一个扮演神仙，一个扮演旱魃。这只是一个很普通的祈福仪式，通常情况下，神仙会义正词严地斥责旱魃，然后命令马仔把旱魃重新打入地狱。其实，这种演出就为讨个彩头，让皇帝看着高兴。可是这一次，两位演员的演出有点离谱了。
神仙问：你为什么要从地狱里跑出来害人？
旱魃答：是宋相公让我出来的。
神仙问：胡说，宋相公怎么会让你出来祸害人间？
旱魃答：现在人间的监狱已经人满为患，却都是冤屈的人，宋相公不让这些被冤枉的人上访，也不让人向官府申诉冤屈，连地狱里都已经冤气冲天。所以，我必须出来警示世人、警示皇帝。
这个“宋相公”指的就是宋璟，宋璟和萧隐之等一干人在各地“禁恶钱”，搞得鸡飞狗跳，“抓人、不准官府接诉状”的诏令还是他亲手下发的。现在，恶钱没能禁止，却搞得北方大旱、旱魃横行……
当年，宋璟罢相（唐玄宗为宋璟保留了最高品秩）。
包括《资治通鉴》在内的很多史书都确信，开元初年恶钱泛滥，宰相宋璟以大无畏的精神收缴恶钱。结果，刚直不阿的宰相得罪了当朝权贵——那些铸造私钱的人，在某些权奸安排下，开元八年的这次旱魃表演让唐玄宗下决心罢免宋璟，这位士林领袖终为奸人所害，此生再也没能回到相位。
恶钱，说白了就是假币，现在就是在市场最自由发达的英、美也不可能由着人们甩开膀子印刷美元。这样看起来，禁绝恶钱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
所谓货币，也就是一种价值的符号。在交换过程中，人们最初觉得贝壳、金、银、铜这些玩意价值高、易于分割，这些东西也就成为货币。所谓“货币天生是金银”，是因为金银矿产储藏量小、价值高，在没有电解铝技术的时代，西方世界一样把铝作为更贵重的一种货币。
可以说，货币的出现，完全是商业自然演进的结果，从来就没有什么官府意志。
国家出现以后，货币铸造成为一种权力的象征，也成为敛财的工具。在西方，罗马帝国经常铸行不足值货币，克劳狄、安敦尼王朝都曾因此灭亡。罗马帝国衰亡后，脱离贵族庄园的商人开始在城镇中铸造银条——这是西欧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金属货币，完全属于私铸。在中国，自春秋时期起，刀币、贝币、布币也是由商人自己铸造，只有不可一世的秦始皇、汉武帝才号称要统一全国货币，实际上这个目标也从未实现。
至于当时的大唐帝国，从武德四年铸行开元通宝开始计算，到玄宗统治的三十年，就算每年都能铸行十五万贯新钱，官府铸币也早就不能适应帝国庞大的商业需要了。
据统计，开元年间私铸货币已经占到货币流通量的70％。现在，宋璟要禁绝私铸，禁绝私铸就等于断绝货币供给，断绝货币供给就等于天下都没钱了。
天下都没钱了，咱这买卖还干不干了？
所以，禁绝私铸货币的想法基本等于异想天开。禁止私铸这事，就是秦始皇当年都没办成，何况你宋璟。
宋璟之后，开元、天宝年间，玄宗及历任宰相始终对私铸采取宽容态度，并极力增加官铸。大约从开元十年（公元722年）起，唐玄宗新设了七十多个官家铸钱炉，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恢复少府并设置“铸钱使”。
由此，开元通宝的铸造就分为两个时期，宋璟罢相是划分这两个时期的标志。
在此之前，开元通宝的特征是背面光滑，也被称为“光背开元”。光背开元厚薄不一，甚至相当一部分光背开元不达隋五铢的标准。
在此之后，开元通宝背面出现了一轮仰月“U”形痕迹，也有的是俯月形痕迹“︵”，被称为“月文开元”。官铸货币制造精良与否是衡量一个朝代经济是否发达最直接的标志，无论史书如何吹嘘，只有朝廷财力雄厚才能铸造精良的货币。安史之乱前的月文开元精整厚重，是最为典型的盛世货币。
关于开元通宝的月文，最具有传奇色彩的说法是，钱范蜡样刚刚做好的时候，唐玄宗将之带回后宫，皇后不小心在蜡样上用指甲掐了一下，也就在月文开元上留下了“U”的痕迹。此后，唐玄宗当政期间每次铸行新钱都要请皇后掐上甲痕。杨贵妃受宠期间也获此殊荣，但是贵妃并非皇后，为与皇后有所区别，就将“U”变为“︵”。所以，也有人说开元钱月痕从皇后掐出来的上弦月“U”变为杨贵妃掐出来的下弦月“︵”，昭示着开元盛世从极盛走向衰败。
“钱上美人痕”的说法当然只是一则茶余饭后的谈资，新月却是古希腊货币中常见的一种标志，人类最早的银币之一“斯塔托银币”上就有新月纹；此外，罗马帝国银币也有“新月孕星”的说法。与大唐帝国同时存在的阿拉伯世界，自然就更是“星月”的国度。自贞观年间起，大唐帝国与西域恢复了商业往来。开元初年，大唐帝国与波斯、大食、突厥的贸易往来更加频繁，波斯、大食货币大量流入中土。新疆乌恰县曾经出土一批波斯帝国柯斯鲁王朝的货币，月痕宛如开元新月。因此，更为可信的说法是，月文痕迹是受外国货币影响。新月在中国以外的世界里具有特殊的含义，仰月将一天天走向明亮，代表着进步与成功。
第十一章
开元全盛日（开元四年—天宝十四年）
从常识来看，锦帛有无水渍、粮食是否陈腐，只要不是白痴，肯定一眼就能看出来。杨慎矜之所以深得玄宗赏识，是因为履行了自己的本职，不允许各道、府、县以次充好，随便忽悠皇帝，所以他在任期间，太府每年能多出几百万缗钱的收入。
开元初年，在以张说为首的封建官僚轮番炒作之下，大唐帝国的土地价格开始了一轮螺旋式飙升，即使贫瘠土地的价格也是武后年间沃壤价格的数倍。一批封建官僚却获得了“多田翁”、“地癖”一类的绰号……
宋璟罢相之后，唐玄宗任用张说为相。张说，出身卑微，由科举进入仕途，为玄宗帝师，是当时文坛的领袖人物。
在中国货币学说史中，能完美结合金融学、伦理学与政治学的文章当属南朝《钱神论》，但《钱神论》的作者存在争议，很多人认为这篇文章是几代人集体智慧的结晶。能与《钱神论》相媲美的古文金融学论著只有《钱本草》，而《钱本草》的作者毫无争议，是张说。
在这篇同样传神的《钱本草》中，张说这样描写金钱：钱的味道甘甜，性热，有毒，既能有利于邦国，也能让贤达堕落；如果天下人钱财平均则为太平盛世，如果天下人钱财不均则是乱世之源（钱，味甘，大热，有毒；能利邦国，亏贤达，畏清廉；以均平为良；如不均平，则冷热相激，令人霍乱）。
估计张说写这篇文章的原意是警示世人，结果，他自己“以身试法”成了警示后人的生动案例。
名义上，张说提拔干部的标准是文采，但凡有文采的官员，即使恶行昭著（向他行贿）也不深究。实际上，有文采只是必要条件，更重要的标准是，谁是他一手提拔的嫡系弟子（这样一起干坏事更方便）。如果不具备这个条件，就是文采盖世，也一律不予考虑。
张说绝对是体面人，体面人抢夺财富不一定靠暴力，甚至不一定是贪污受贿。除了这些，还有市场……
开元四年（公元716年），一个名叫卢从愿的寒门子弟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这位青年才俊拜张说为师后，几年间就官至工部侍郎（副部级）。有了这样的关键位置，卢从愿经常借河工之名授意下官征调农人去服徭役，因为农人手中有卢从愿看中的土地。我们说过，封建时代的农人本就“站在齐颈深的水中，一阵细小的波浪就能将其淹没”，当时的徭役一去就是几年，又没有任何报酬。在这几年间，一旦有农人遇到“一阵细小的波浪”，卢从愿便会从天而降，要求购买破落农人的土地，帮助农人渡过劫难。于是，卢从愿这位青年才俊很快就有了一个可以望文生义的绰号——“多田翁”。
大家应该还记得，大唐帝国立国之初，太宗李世民曾经按官职分配土地。在这个制度下，封建官僚本来就较普通人占有更多土地，现在土地价格飙升，有能力购买土地的人只剩下强势阶层，普通人已经买不起土地。这段话的另外一个意思是，随着土地价格飙升，普通人多少年、多少代辛苦积攒的财富瞬间化为乌有，终年辛苦劳作却始终不能得到安定，眼睁睁看着财富与自己无缘，最后只得或举家逃亡，或沦为部曲……
所谓西方经济学如此解释这个过程：在市场中，价格判定优劣，没有能力购买的人自然会被淘汰。
这种说法，看起来似乎是合理的。因为，西方经济学告诉我们，市场是最有效率的制度，只有放开价格，才能实现资源最优配置，才能让最有能力的人得到土地，才能真正增加社会财富……
所以，地价飙升是合理的，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这种解释其实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吊丝”买不起房子只能怨自己没本事，只有有本事的人才能成为“高富帅”！
现在，我告诉大家：不是所有的竞争都一定提高生产效率，不是所有的竞争都一定会提高社会公众福利，更不是所有市场选择的结果都一定是好的！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竞争”（compete）还有“竞次”（race to the bottom），“竞争”是比谁更优秀，“竞次”是比谁更下贱、谁脸皮更厚、谁心更黑！
“竞争”和“竞次”也是有相同点的，那就是，两者都把市场作为工具，都通过市场实现利益分配和再分配。所有社会都存在市场，市场也都有“竞次”特征，只不过封建社会时的表现更为突出。马克思在描述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提出，资本家对劳动力的剥削是有底线的：维持劳动力再生产，工人工资要足以维持自身和家庭生存。封建社会不存在这条底线，失去土地的流民只能压低自身劳动力的价格，甚至被迫损害生命，结果还是不能获得维持自身和家庭生存的资源。
人们竞相出卖自己，微薄的收入最后一定会突破马克思所谓的“剥削底线”，不要说购买土地，就连自己和家人的生存都难以为继。最后，人们只能卖身为奴，让自己从封建社会直接倒退回奴隶社会。所以，我们才在史籍中一次次见到“父子携手，共入江湖”的描写。
故曰“竞次”！
自汉武帝起，“竞次”就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无为而治”放开市场，强者就会掠夺弱者的生存资源。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太康之治、元嘉之治无不是“无为而治”，也无不遇到了这个死结。财富一旦集中于极少数人手中，绝大多数农人也就只能成为流民。一旦流民聚而不散，便是乱世之源……
现在轮到唐玄宗，土地价格飙升——强势群体的财富呈几何级数增长，弱势群体彻底丧失积累财富的能力。朝堂之上玄宗自己坦言：现在封建官僚疯狂掠夺土地，天下贫人层出不穷，流民年复一年增加（猾吏侵渔，权豪并夺，故贫窭日遭，通逃岁增），如果不能解决土地兼并问题，流民将再次冲击中原大地，开元盛世的局面将不复存在。
《剑桥中国隋唐史》这样评价这段历史：“大地产的数量大量增加，其中许多为出身较低的官员所有，他们需要地产以稳定他们的经济地位。”
这项土地限购政策在唐史中被称为“检田括户”，是一剂完全违反玄宗“无为而治”治国精神的猛药，唐玄宗希望以皇权铁腕确保帝国在“耕者有其田”的轨道上运行。如此生猛的限购政策，是一定会往死里得罪封建官僚的。
关键时刻，终于有人对张说放任土地兼并说不。
说起来可笑，这个看不惯当朝宰相作为的人居然只是一个正八品的监察御史，也就是说，这个人只是一个主任科员。他就是被《旧唐书》列入奸臣行列的“开元第一聚敛之臣”——宇文融。
开元九年（公元721年）正月，面对天下黎民“既穷乃诈，犯禁相仍”的危局，宇文融上书玄宗要求改革。这封奏疏上奏之后，在玄宗的支持下，宇文融力排众议，开始推行史上最为严厉、最为彻底的限购令：自此之后，禁止一切土地买卖，无论有无户籍均不得再买卖土地！
——对已经“顶风作案”买了农人土地的，无论什么价格，只要占田超出朝廷标准（太宗按官授田的标准），立即无条件没收！
——与限购令配合，宇文融宣布赦免天下农人逃亡之罪。允许逃亡人口就地入籍，按唐初“均田令”重新向当地官衙领取土地，每丁授田五十亩、宅田五亩。逃亡的农人只要主动向官府自首，以六年为限免除所有税收、徭役。
——至于分配土地的来源，则是从封建官僚、大地主手中抠出来的“籍外占田”。自此，封建官员不得占用任何“官职田”外的土地。
这项土地限购政策在唐史中被称为“检田括户”，是一剂完全违反玄宗“无为而治”治国精神的猛药，唐玄宗希望以皇权铁腕确保帝国在“耕者有其田”的轨道上运行。
如此生猛的限购政策，是一定会往死里得罪封建官僚的。
不过，这里要说的是，宇文融确实是一个很圆融的人，在这场规模宏大的土地改革之初，他找到了自己坚定的同盟军：皇族、关陇士族和农民。
——皇族和世家大族原有土地不在改革范围之内，皇族和关陇士族没有理由会反对这场名正言顺的改革。
——宇文融撇开了朝廷六部和地方府县的封建官僚，自行拉起了一个“劝农使”的队伍。宇文融出身北周皇室贵胄，他手下的“劝农使”也清一色出自皇族和世家大族，这些人世代富贵，是科举新贵的死敌。
——获得土地的农人，既是改革最直接的受益者，也是改革最坚定的支持者。原本飙升的地价使生活完全变成灰色，辛劳一生也无望获得一小片赖以养家糊口的土地，终其一生始终都是居无定所。现在，宇文融重新授予了他们土地，生活终于可以继续下去了。《册府元龟》记载，宇文融所到之处必定召集父老宣布皇上的敕令，人们非常感动，有人甚至称宇文融为再生父母（融之所至，必招集老幼宣上恩命，百姓感其心，至有流泪称父母者）。
有了皇族、关陇士族和农人的支持，封建官僚的反抗便显得相当软弱无力了。开元十年（公元722年），御史台（宇文融编制所在部门）给了宇文融“上下”的年终考核结果，“上下”说白了也就是优秀中的下等。那一年，吏部正好是“多田翁”卢从愿主持年终考核，宇文融这个“上下”的考核结果遭到了吏部坚决反对，卢从愿以堂堂朝廷二品大员之尊居然亲自粉墨登场为难一个主任科员，愣是扣住“上下”的评语不肯下发（抑不与之）。
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检田括户”基本结束，大唐帝国在四年间重新授予了八十多万户流民以土地，也为朝廷增收“百万缗”。对这场历时四年“检田括户”的改革来说，宇文融得不到一个“上下”的考评结果又能怎样？
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盛世达到了前期的巅峰，唐玄宗登泰山举行“封禅”大典，这是中国古代太平盛世最具标志意义的大典。
最后，说一下宰相张说和宇文融的结局。
对张说这样的封建官僚来说，失去了土地兼并，封禅大典居然成为绝好的捞钱机会。在开元十三年那场流芳千古的封禅大典中，张说任命了数以千计的新官员——也就必然得罪了数以万计未被任命的官员。封禅大典后，宇文融利用封建官僚集团对张说的愤恨，指使自己的学生李林甫攻击张说受贿、滥用职权以及靠邪术谋求官位。
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张说罢相。
同是开元十四年，宇文融试图对皇族推行“检田括户”，结果，宇文融立刻就在唐太宗曾孙李祎的攻击下被外放为汝州刺史。
虽然离开了玄宗身边、朝廷中枢，但对一个主任科员来说，汝州刺史的位置也算是给了个级别、安排了。
宇文融离京后，玄宗试图再次推行“检田括户”，满朝官员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出头。在一次朝会上，玄宗无限感慨地说：“你们非常讨厌字文融，现在我已经把他打发走了，但是，国家财政又有谁能为我分忧呢？”（公等暴融恶，朕既罪之矣，国用不足，将奈何？）言下之意，唐玄宗想让宇文融复出。
这句话引起了皇族和封建官僚的高度警惕，一旦宇文融复出，他们又将沦入万劫不复之地。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宇文融被流放岭南，病死在发配途中。
此时，宇文融的学生李林甫已因门荫入仕，张说的学生张九龄也已经进入朝堂中枢，斗争远没有结束……
张九龄这四条理由条条站得住脚，也确实符合现代货币流通理论。但是，反对张九龄只需要一条理由：张九龄将增发货币集中于强势阶层。所谓“禁止官铸，放开私铸”，就是只有皇族和封建官僚才有能力私铸货币，一旦这些人手中的货币增加……
唐玄宗在位四十五年，先后任命了二十六位宰相，其中，李林甫一人就在相位上待了十九年。这十九年是大唐帝国的全盛时期，杜甫在一首《忆昔》的诗中有这样的描述：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开元初年，大唐帝国已经进入全盛时期。然而，就是这位盛世宰相李林甫，居然跟他的老师宇文融一样，被治史者看成一个奸臣。
《资治通鉴》对李林甫有这样的描述：他善于迎合皇帝，也能很好地与宦官、宫女相处；他嫉贤妒能、闭塞言路，他屡兴大狱、逮捕亲贵，甚至连太子都敢诬陷（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嫉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
总之，李林甫是一个坏得掉渣儿的坏人，张九龄、杨慎矜等一批廉洁的官员在李林甫的陷害下一个个丢掉了相位，最后，李林甫培植出了一个叛徒安禄山，养痈为患，毁掉了“开元盛世”……
开元限购令实实在在减缓了封建官僚蚕食农人土地的速度，十年来随着社会财富增加，“钱重物轻”的问题出现了。“钱重物轻”还有一个学名，叫“通货紧缩”。“检田括户”之后，大唐帝国物价持续下跌，到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一斗米的价格仅为十三个铜钱（所以，我们才说“贞观之治”所谓“斗米三钱”绝不可信），一匹绢的价格也仅为二百钱。
通俗地讲，通货膨胀、通货紧缩都是财富再分配的手段。通货膨胀，富人手里的债务会越来越不值钱，穷人手里的钱只能买到更少的东西。
所以，通货膨胀对富人有利。
看到这些，大家千万不要以为通货紧缩就一定对穷人有利，穷人手中的货币确实增值了，实际上，富人控制的货币更多。而且，通货紧缩会提高所有人的赚钱难度，直接降低所有人的生产积极性，毕竟现在赚钱少了——虽然只是名义上的。
所以，无论通胀、通缩，都有利于富人，不利于穷人——规则永远是强者的规则。
关于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以后我们会详细谈，现在先说通货紧缩。
现代财政学有个名词叫作“转移支付”，就是国家把征收上来的税款重新分配给社会各个阶层，是现代国家调节贫富差距的重要手段。增发货币也是一种调节贫富差距的方法，力度远比“转移支付”狠：“转移支付”还得先收税，然后才能转移，增发货币却可以直接改变一个阶层的贫富状态。
现代增发货币的方法很多，有“央行再贷款”、“发行央行专项票据”、“降低存款准备金”、“放松信贷”、“降息”……跟封建社会比，这些名称虽然令人眼花缭乱，其实本质从来没有变——增加流通中的货币。
所有的货币手段都是中性的，关键是，增加的货币究竟给谁？
第一个方法，把新增货币集中发放给强势阶层，也就是封建官僚。无论是把新铸造的铜钱直接拨给封建官僚，还是以朝廷的名义借钱给这些人，其实结果都是一样的。很遗憾，对这些人增发货币并不能刺激经济，反而会造成经济停滞、物价上涨。原因很简单，货币不掌握在创造财富的人手里。
第二个方法，把新增货币集中发放给弱势阶层，就是原本穷困的黎民百姓。也许没有理由直接给现钱，也许编造一个名头然后再给钱，也许拿钱随便买点穷人的什么东西……只有这样的货币增发才能真正刺激内需，启动经济复苏之源。因为，普通人需要购买的东西太多了！
所谓货币增发，其实万变不离其宗。
面对“钱重物轻”的局面，一品大员、宰相张九龄提出了一个听起来非常好的方法——废除官铸货币，彻底放开私铸。
张九龄像
张九龄，一代文坛领袖，被史籍誉为“匡国济民”、“忠贞廉洁”、“犯颜直谏”……
现在，我来揭一下张九龄的老底，此人是张说的嫡传弟子，小吏之家出身，是标准的“科举帮”，在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的“检田括户”中曾因占田超秩被罢官。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张九龄因文采出众、长相俊美被玄宗任命为宰相。半年来，这位新任宰相对关陇士族出身的官僚极尽攻击之能事，李林甫、张守珪、牛仙客等人都因张九龄的攻击推迟入相。
就是这样一位宰相，在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向唐玄宗上书，要求彻底废除官铸货币。
在本书中，我们一直对官铸货币颇有微词，毕竟官铸货币是把封建统治者的意志强加于货币之上，只有民间私铸货币才是货币的自然演进历程，才能从根本上促进商品流通。但是，张九龄提出的私铸货币建议，无论如何我都不能接受。
张九龄上疏禁绝官铸后，唐玄宗让朝廷大臣对这个建议进行公开辩论，这就是中国货币学说史上著名的《敕议放私铸钱》。
关于这个命题，张九龄提出：废止官铸，仅存私铸，货币铸造量就一定会增加。为此，张九龄还提出了四点理由：一是古往今来，货币都是天然形成的，不是某一个帝王赐子天下臣民的，所以应该彻底放弃官铸货币（古之为钱，将以通货，币盖人所作，非夫实生）；二是官铸货币耗费铜材，没有多少收入，所以应该彻底放弃官铸货币（顷虽官铸，所入无几）；三是钱币本是用铜磨出来的物品，实际没有任何用处，却要以此来交换耕织品，所以官家应该彻底放弃铸币（磨铸之物，却以少而致贵）；四是如果不放开货币私铸，就不能充分供给货币，所以应该彻底放开私铸（公私之间，给用不赡）。
平心而论，张九龄这四条理由条条站得住脚，也确实符合现代货币流通理论。但是，反对张九龄只需要一条理由：张九龄采用了上述第一个法子，将增发货币集中于强势阶层。所谓“禁止官铸，放开私铸”，其实只有皇族和封建官僚才有能力私铸货币，一旦这些人手中的货币增加……
对《敕议放私铸钱》，最坚定的反对者就是当时的御史中丞李林甫。李林甫没有给他老师宇文融丢人，当时他只是正五品，一个司局级干部却敢于公开对抗当朝宰相。这位在“检田括户”中摸爬滚打出来的皇族后裔对利益分配有着极其敏锐的嗅觉，他知道，一旦废弃官方铸币，把铸币权完全交到封建官僚手中，事情只会变得更糟。
朝堂之上李林甫毫不客气地指出：铸币是国之权柄，历代以来禁绝私铸是为了确立货币信誉；现在一旦放开私铸、废弃官铸，就等于为“小人”打开了逐利之门，滥钱恶钱便会充斥门庭，到时欲禁不能，会更损害农人利益（钱者通货，有国之权，是以历代禁之，以绝奸滥。今若一启此门，但恐小人弃农逐利，而滥恶更甚，于事不便）。
解决“钱重物轻”当然必须增发货币，为此，李林甫建议官炉增加铸币，货币发放途径主要有三条。这三条路径，条条都能把钱直接交到黎民百姓手中。也就是说，李林甫选择了第二种方法，定向对社会底层增发货币。
第一条途径，和籴。朝廷每年以高于市价的价格收购农人手中的粮食，当然，会按农户土地面积给农户一个比例——占地越少的农户得到的和籴份额越高。说白了，这是对贫困农户的直接补贴。《陈宣公集》卷十八记载：这道敕令极大取悦了农人，农人竞相向官家出售粮食以谋取厚利，而不怕生产运输途中的劳苦（此令初行，人皆悦慕，争趋厚利，不惮作劳）。
第二条途径，和雇，也就是废除徭役。按唐朝税制，男丁每年要为朝廷服二十天的徭役，包括河工、官粮运输等，当然，这些徭役是免费的。现在，李林甫提出废除相当一部分徭役项目，此后，河工、官粮运输等都要按市价付农人工资。
第三条途径最为重要，废除“府兵制”，改行“募兵制”。这一条对玄宗年间的政局产生了深刻影响，后世史官也是为此对李林甫极尽攻击之能事。
天宝之前，大唐帝国没有常备军，所有农人均有“放下锄头拿起刀枪”的义务，但是，服兵役是没有任何报酬的，这种寓兵于农的方法被称为“府兵制”。
“募兵制”之下同样还是穷人当兵，只不过当兵就有钱赚。所谓“募兵制”，就是军队职业化，给军队士兵定期发粮、发铜，成本确实较“府兵制”高很多，而当兵的却都是穷人，不是穷人谁会去当兵？
这里要说的是，大唐帝国实在是一个很幸运的王朝，立朝百年来边境最强大的游牧民族始终是突厥。突厥没有明确的汗位继承制度，一任可汗死后，不但他的子孙后代，就连他的兄弟都要参与汗位角逐。如此一来，突厥不但不能对大唐帝国形成威胁，民族人口数量也在日复一日的内耗中急剧下降。“府兵制”下的农民兵战斗力虽然不强，但对付这些窝里斗的突厥分子还算绰绰有余。
天宝之后，回纥、契丹、吐蕃等民族已经逐渐兴起，甚至“其地万余里”的大食也经常陈兵边境。“府兵制”在对付回纥、契丹这些新兴游牧民族的时候屡战屡败，因为，等集结完军队，人家早就抢完分光、溜之大吉了。只有职业军人才有可能抵抗这些强悍的游牧民族。“募兵制”确实在节度使兵权方面造成了隐患，但如果没有“募兵制”，大唐帝国可能早就不复存在了。“募兵制”推行后，内地州郡有了一个安定的局面，人们不再有征发兵役之苦，不必担心自己要放下锄头拿起刀枪到边境拼命了（人赖其利，中外获安。是后，州郡之间永无征发之役矣）。
为配合“募兵制”，在李林甫的主持下，大唐帝国对封建官僚开始了一项更为激进的改革——《长行旨》。
开元年间，大唐帝国是典型的封建中央集权制，中枢朝廷也对各地支配的钱财进行了严格控制。每年户部都要重新估算各地花费，细化到劳役、工程、征兵等各个细项——只有如此，出身寒门的各位封建官僚才能“倍儿有面子”……
这种财政方式对地方州县尤其边境产生了极大的干扰，坐在长安宫殿里的一帮刀笔吏怎么可能预见一年后的边事？而且，这项工作本身就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仅纸张一项户部度支司每年就要用掉五十万张，何况各道、府、县来长安沟通、运作让朝堂胥吏们“倍儿有面子”的成本。
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在李林甫的主持下，大唐帝国颁布了著名的《长行旨》。自此，每年帝国中枢朝廷只对道、府、县核定一个税收总数、上缴总数，具体征税方法和地方留存的使用细节，中央朝廷不再过问。用《剑桥中国隋唐史》的评价：“这是一个巨大的创新，因为政府悄悄地放弃了要求税率和劳役以及财政管理实施细则全国统一的总原则。”
除了稳定货币，我们还要提到李林甫的一项不朽功勋，那就是整理、制定了完备的大唐法令。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李林甫终于入主中枢为相，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是着手整理、增补大唐帝国的法律——把封建官僚的权力关进笼子。三年后，李林甫共增补了七千零二十六条法律，修订了二千一百八十条法律，删除了一千三百二十四条法律。这是中国辛亥革命前最重要的一次法律修订（请注意，没有之一），主要法律条文一直沿用到清末，《大明律》、《大清律》都直接抄袭了本次修订的法律条文。
其中，最重要的一部法律是长达三十卷的《唐六典》。所谓“六典”，专门针对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也就是说，《唐六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行政管理法”。李林甫想让封建官僚知道，办事情是要有点规矩的。
《唐六典》书影
问题是，封建官僚办事，从来是不讲规矩的。
张九龄反对李林甫，更反对这些所谓的“法律”，双方的矛盾终于在“杨万顷谋杀案”上爆发了，张九龄借此对李林甫发起了总攻。
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杨万顷谋杀案”的案情。
杨万顷是李林甫手下的一个监察御史，这是一个铁腕检察官，在他的主持下，嶲州都督张审素因贪污被处斩。这个案子其实是个铁案，张审素不但贪污腐败，事发后还雇佣黑社会威胁杨万顷，确实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
案子的结果却颇为离奇，张审素被处斩后，张审素的两个儿子又把杨万顷给杀了，还扬言自己是为父报仇。
现在，已经无法考证张九龄和张审素的关系，我们只知道，张九龄为力保张审素两个儿子不死，曾经在唐玄宗面前咆哮。他提出了一条匪夷所思的理由：根据儒家“孝”的定义，张审素的儿子杀掉杨万顷是为父尽孝，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这两个孩子无罪。
一起再平常不过的反贪污案，由此成为张九龄和李林甫角力的爆发点——都按《唐六典》来办事，哪还来的“倍儿有面子”？对这个案件，唐玄宗亲自作出了判决：国家设立法律的本意是制止杀戮，孝子之情诚然可敬，但无故杀人绝不可赦。最后，在唐玄宗亲自督办下，河南府才对杀人犯行杖杀之刑，张九龄的相位开始岌岌可危。
《唐六典》成书当年，也就是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张九龄的学生严挺之贪污案发，把自己的恩师也牵连其中，张九龄很不光彩地丢掉了相位。
《通鉴》记载，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大唐帝国共有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户农人，其中三百五十六万五千五百户已经丧失了土地，沦为“庄客”，也就是说，全国40％以上的人已经彻底失去了自己的土地。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篇，就是写于天宝十四年。
圣历元年（公元698年），伟大的女皇武则天在泰山之巅悄悄扔下除罪金简。自此，大唐帝国有了一个甲子的太平岁月，数代人积累终于缔造了“开元盛世”。公元742年，唐玄宗改元“天宝”，取“绿波清浪，物华天宝，驾重洛阳”之义。“天宝”年号共计使用了十四年，十四年间大唐帝国从大治转向大乱。
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在边境起兵，“开元盛世”毁于一旦。
乱不生于乱，而常生于治之时；危不起于危，而常起于安之日。“开元盛世”当然不是毁于安史之乱的兵灾，一个强盛的帝国根本就不可能被一个异族野心家突发奇想式的叛乱毁灭。
《唐鉴》不太精确地总结了天宝年间唐玄宗的所作所为：好谀、好兵、好色，无所不至！之所以说不太精确，是因为所谓“好兵”、“好谀”、“好色”都不过是催化剂，玄宗登基以来，宇文融从来不曾触碰皇权，李林甫编纂的那些《唐六典》也是给封建官僚看的。中国封建社会，相权只是枝叶，皇权才是根本，既然树根已经朽坏了，纵然枝叶茂盛，树倒枝存，又有何用？
天宝之祸，最大的祸根在于唐玄宗自己丧失了道德操守，再也无力维持“开元限购令”。天宝年间，土地兼并的规模甚至已经超过了汉成帝、汉哀帝年间，亡秦之迹已然昭昭在目！
我们还是从《唐鉴》的总结说起。
先说好谀。天宝年间，唐玄宗下令，把自己的生日改为大唐帝国的“千秋节”。每年这一天，全国臣民都要尽情庆祝。为了彰显自己的千秋功业，为了让自己有别于包括他的祖宗在内的所有皇帝，唐玄宗先后六次给自己加官进爵，最牛的一次居然自封为“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证道孝德皇帝”。
再说好兵。玄宗早就不把自己当人了，他认为自己是神，所以要“明皇蔽于吞灭四夷，欲求一切之功”！天宝年间，玄宗一改汉族挨打受气的局面，不停对游牧民族用兵，为赢得胜利甚至更改了“边镇不久任”的规矩，这为安史之乱埋下了祸根。为取悦这位志得意满的皇帝，边镇将领往往是损失万人却只报一人，斩敌一人却报万人（将欲荡灭奚、契丹，剪除蛮、吐蕃，丧师者失万而言一，胜我者获一而言万）！
最后，好色，《唐鉴》所谓“好色”，当指杨玉环。天宝四年（公元745年），唐玄宗即纳自己的儿媳妇杨玉环为妃，自此，三千宠爱在一身，也演绎了大唐帝国的一幕幕丑剧。据说，玄宗与贵妃每次进餐都有多达数千盘菜肴，一盘能值十数中等人家家产；杨贵妃去华清池洗浴，随从以金、玉、翡翠装饰座车，装饰品价值不下数十万钱，车上的黄金如此之重，以至于牛已经拉不动了……
说白了，所谓“好谀、好兵、好色”，都是好钱。“开元盛世”之所以被铭记史册，是因为这是一个“财富在民”的时代，所以，对玄宗来说，要安享晚年、要有钱享受、要有钱炫耀边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搞钱”。
第一个为唐玄宗敛财的人，叫杨慎矜。
杨慎矜，隋炀帝的三世嫡孙，家族累世为官。开元末年，杨慎矜任太府寺卿，也就是为朝廷验收各地上缴的税收。唐玄宗觉得，杨慎矜似乎在理财方面有着特殊的才能，自从此人开始为帝国掌管财富，玄宗的手头似乎宽裕了很多。
——开元、天宝年间的赋税还是“租、庸”制。所谓“租”，就是要老百姓向朝廷纳粮；所谓“庸”，就是老百姓要向朝廷缴纳一些锦帛。据说各道、府、县上缴的“租、庸”，杨慎矜大人只要看一眼就能大概估出粮食成色、锦帛是否有水渍伤破等。但凡敢以伪劣残次来充数的，杨慎矜一律退回，或者要求以官铸货币补足差额。
——天宝年间，杨慎矜转任诸道铸钱使，管理天下铸钱炉。为满足当时玄宗日益浩繁的边用和宫廷用度，杨慎矜下令各道在铸币中掺入更多的铅，这样既可以增加官铸货币的数量，也可将多出来的铸币单独列出一部分作为皇帝用度。
据《旧唐书》解释，杨慎矜正是因为这两项本领才深得玄宗的赏识与厚爱。
从常识来看，锦帛有无水渍、粮食是否陈腐，只要验货的人稍微用心，肯定一眼就能看出来。杨慎矜之所以深得玄宗赏识，是因为履行了自己的本职，不允许各道、府、县以次充好，随便忽悠皇帝，所以他在任期间，太府每年能多出几百万缗钱的收入。在封建社会，当履行职责成为功绩，当最基本的道德成为美德，当所有人都失去了正确的价值判断，这个社会距离崩溃也就不远了。
至于官铸货币掺铅这种行为，在铸币史上并不少见。何况，当时官私货币混杂，官铸货币所含铜材远高于私铸货币，杨慎矜铸币掺铅不但没有引发通胀，反而使得官铸货币更易流行——人们不再以官铸货币作为财富窖藏。
然而，杨慎矜的发迹却引发了李林甫的嫉恨。天宝朝的权力结构已经与开元年间迥然相异，以张说、张九龄为首的文官集团虽然自己经常贪污受贿，却自以为掌握着道德制高点，对玄宗经常指手画脚，所以，玄宗并不能为所欲为。张九龄罢相后，牛仙客为右相（在李林甫之下）。牛仙客虽然目不识丁，却至死身兼陇右、河西两镇节度使之职，始终掌握着帝国久历沙场的军队，总量在帝国总军力的60％。
牛仙客死后，相权再不可能对玄宗构成任何威胁，李林甫完全沦为唐玄宗的附庸。《唐鉴》上说“上之所好者，下之所兢也”，一旦玄宗“好谀、好兵、好色”，“荒念政事，穷天下之欲不足为其乐”，所谓宰辅之才的李林甫，要想保住自己的位置，就不但要去适应皇帝，还必须消灭一切自己的竞争者。
在皇帝面前，杨慎矜就是李林甫最大的竞争者。
天宝六年（公元747年），李林甫密告杨慎矜与术士往来，图谋恢复隋朝帝业（慎矜乃隋炀帝之玄孙也，与凶人往来，家有谶书，谋复祖业）。最后，杨慎矜在牢狱中死于酷刑，杨氏家族被灭族。
接替杨慎矜的人叫王鉷，是李林甫一手栽培起来的副相，他成为第二个为唐玄宗敛财的人。
杨慎矜治下，虽然也能为玄宗提供一些钱，但皇帝的用度终究要从太府（国库）支取，也要履行相应手续，唐玄宗绝无可能由着性子乱花钱，更不可能任意给杨贵妃及其家族赏赐。
当然，唐玄宗认为这样很麻烦。
新任理财专家王鉷很是明白事理，办事也很干脆。他直接从各地上缴的税收中截留了一部分，建立了“大盈库”——专供唐玄宗挥霍之用。每当唐玄宗追问“大盈库”钱财来源时，王鉷都对玄宗说：“请陛下放心使用，这些都不是来自国家赋税！”
“大盈库”收入确实没有减少太府收入，太府收入早就另有进项。太府就是国库，王鉷扣住了国库收入，当然要对国库有所交代。从此，李林甫一手创立的“和籴”、“和雇”就变成害民于水火的恶政，也成为后世攻击李林甫的靶子。
——“和籴”原本是帝国政府以高于市价的价格收购黎民百姓的粮食，王鉷居然将收购价格压到低于市价的三分之一，强行收购农户存粮。
——至于“和雇”就更是离谱，本来“和雇”制度废除了徭役，但凡为朝廷修建工程的人都能得到一份工资。天宝年间，朝廷开始向普通农人征收“脚钱”，用途是确保支付“和雇”的银子，等于从贫苦人手中拿钱再分给贫苦人。至于这笔钱是不是真的能回到穷人手中，就只有天知道了。
——不仅如此，还要求各地补偿运输过程中因受潮等原因遭到损坏的粮食和锦帛，由当地官衙向属地百姓征收。
——“大盈库”还有一些非正常敛财渠道，比如罚没。当时，帝国首都所在地是长安县和万年县，两县县尉（贾季邻和薛荣光）都是王鉷任用的人。在王鉷指使下，两位县尉最重要的日常工作是替富裕商人清点财产，有钱的商人会被扣上“谋反”的罪名，最后实施抄家——罚没所得全部归属“大盈库”。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逃离长安，逃跑之前杨国忠曾建议毁掉“大盈库”中的数百亿铜钱，“大盈库”之丰可见一斑。
王鉷的下场倒是跟他的前任杨慎矜一样。在李林甫与杨国忠的斗争中，杨国忠成功地把王鉷牵入一场“谋逆”案，王氏家族同样被灭族。有关部门（“有司”）在抄查家产的时候，发现这位“聚敛之臣”在全国广置田宅，仅清点土地名册就用去了几天时间；在王鉷家中有一口金玉砌成的水井，只要有人声传来，连通水井的喷泉就会自动喷出雨雾。
跟杨慎矜相比，王鉷的敛财手段已经拿不上台面，几乎相当于大白天当街抢劫。不过，跟他的后任相比，这些敛财手段实在还是在理性范围之内……
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李林甫这位“朝野侧目”二十年的宰相病死，大唐帝国也失去了最后一位能总揽全局的铁腕人物。杨国忠成为第三个为唐玄宗敛财的人，此后的局面便彻底失控。
杨国忠，自幼不学无术，但是相貌俊美，杨贵妃进宫后，其与杨玉环二姐通奸，由此攀龙附凤。不过，此人也有一手绝技，就是计算钱财能丝毫不出错，据说在“大盈库”盘点中能按市价以“枚”为单位报出每个库房存货的折价。李林甫死后，杨国忠成为宰相，并兼领度支郎中等四十余个差事。
这位寒门宰相很有抱负：我出身寒微，只不过因为攀上了女人的关系才飞黄腾达，毕竟不是有功于帝国的名臣宿将，所以，我有生之年不会去求取一个好名声，只求富贵、奢华，只要及时行乐（看起来，杨国忠还有几分自知之明）！
如此“日暮途远，故倒行而逆施之”的宰相，根本没有统摄百官的强霸气度，专以聚敛为己任。杨国忠利用手中的权力，把手伸向了帝国每一个角落，甚至对外贸易（安禄山就是这么被逼反的，后文详述）。杨玉环入宫后两年，杨国忠自称家产三千万匹锦缎。
杨国忠作为一个封建官僚的后起之秀，要维持现有地位、扩充自己的财富，放开土地买卖是一种最符合个人理性的选择。在杨国忠主持下，天宝十一年，也就是李林甫刚刚去世那年，大唐帝国就下发了一道诏令——《禁官夺百姓口分永业田诏》。这道诏书的本质是承认土地私有买卖，即放弃“开元限购令”。
在这封诏书中朝廷首先承认，天宝以来“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即使在限购政策下仍旧千方百计兼并土地、违法买卖百姓赖以为生的口分田，目前的状况已经是百姓“无处安置”。其后，诏令笔锋一转，提出了解决措施：贫富分化情有可原，所有已经完成的土地买卖，只要是用现钱来购买土地就是市场化行为，就应该是公平的、公正的。所以，以现钱购买的土地可以不遵守“开元限购令”，不需要罚没入官，只需要“更从宽典，务使弘通”；至于不是用现钱买来的土地，如果有人来索要，官家为其赎回“永业田”，如果没有人来索要就算了……
说到底，封建王朝所有的财富聚敛手段都是为了与黎民百姓争夺财富控制权。通常情况下，封建当权者抢劫财富有增加税收、铜钱减重等若干手段。
如果让我来评价，那么，增加税收是最蠢的政策，谁都知道自己兜里的钱少了，最多也就是个“手中有招，心中无招”的境界；增发货币虽然是狠招，大家一时不会觉得钱少，但时间一长也就很难再糊弄人，不过也就是“手中无招，心中有招”的境界。唯独杨国忠这个不学无术的无赖，一手搞出来的《禁官夺百姓口分永业田诏》达到了抢劫的最高境界——土地兼并，颇有“手中无招，心中也无招”的风范。
在农耕社会，土地是每一个人赖以为生的生产资料，而这种生产资料价格暴涨，会迅速扫尽社会底层几代人的财富积累。显然，玄宗在开元初年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开元限购令”才否认所有土地买卖的合法性，以极其强硬的方式稳定了小农从政府手中获得的土地。
现在，财富分配规则变了，一切也就都变了。流民，可怕的流民，再一次出现在大唐帝国的疆域之内。
有赖于“开元盛世”的基础，天宝年间流民没有立即沦落到家破人亡的境地，人们往往会选择给皇族、封建官僚或大地主做“庄客”（佃农和雇农）。《太平广记》中有大量这样的记载，某人为某官“庄客”，不过，“庄客”是一群没有固定财产的人。《通鉴》记载，天宝十四年，大唐帝国共有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户农人，其中三百五十六万五千五百户已经丧失了土地，沦为“庄客”。也就是说，全国40％以上的人已经彻底失去了自己的土地。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篇，就是写于天宝十四年。
天宝十四年，一次社会大动乱的一切条件都已经齐备了，我似乎看见一场悲剧正在上演……
《李娃传》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揭示了一个盛世必备的重要特征：贫贱者可因奋斗而富贵，富贵者亦可因浪荡而贫贱，整个社会阶层上下之间是可以自由流动的。
每个时代的文学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写照，也只有小说才会详细描述普通人的衣食住行，我也只能借助小说描写为您还原当时普通人的金融生活。唐代有一部传奇小说叫《李娃传》，作者白行简，是白居易的弟弟。这部书取材于民间词话“一枝花话”，记述了玄宗年间一对男女的爱情故事。
《李娃传》的女主人公李娃是一位沦落风尘的妓女，男主人公则是出身刺史之家的书生郑元和。故事的大意是郑公子在进京赶考途中巧遇妓女李娃，终于为李娃的美色所惑，放弃了曾经热衷的科举事业。此后，郑公子搬进了李娃的住所长达一年，千金散尽之后郑公子流落街头。
这位贵公子的麻烦从此开始，他不得不开始典当自己的随身贵重之物，最后身染重病，被放置于凶肆等死。所谓“凶肆”，是专为人办丧事的地方，郑公子在凶肆之中得到了很好的照顾，病情逐渐好转起来。于是，郑公子开始为凶肆里的人写葬礼上的哀歌。这里要说，参加科举练出来的本领真是非比寻常，当年的长安城哀歌大赛上，这位官宦之后凭一曲独唱让所有对手动容，最后所有选手都自动放弃比赛，郑公子一举成为长安城（京都）最著名的哀歌写手，也获得了大笔钱财。
郑公子的名声惊动了长安城的人，也惊动了他的父亲常州刺史。当时，这位父亲正在京城公干，目睹自己儿子高唱哀歌之后气愤之极，把郑公子打成重伤后扬长而去。就在郑公子即将伤重不治的时刻，李娃再次出现在郑公子面前，她自己向鸨母赎身，以自身存款奉养郑公子。数年后郑公子重回科场，并金榜题名。故事的结局是郑公子与父亲和解，并娶李娃为妻，李娃也被封为“汧国夫人”，并生了四个子女。
借助这个开元年间的故事，我为您梳理与普通人有关的金融业务。
第一，玄宗年间，大唐帝国已经有了当铺。《李娃传》中的郑公子落难的时候就以自身携带物品在当铺里典当，求得赖以生存的铜钱。
第二，玄宗年间，大唐帝国已经有了第一代存款机构——柜坊，也就是旅店。郑公子进京赶考，父亲为他准备了足供两年的钱财，以大车运进京城，这些财物均保存在柜坊之内。唐朝以前，商人做生意必然带着现钱，通常这些现钱会锁在客栈房间或者寄存于亲友家。不过，在客栈中或者亲友家，总有丢钱的时候。最初，可能是柜坊向商人提供柜子，商人自备锁头。逐渐地，商人把钱直接放在柜坊，柜坊出具书贴，取款也不用本人到场，凭书贴即可。
第三，玄宗年间，大唐帝国已经有了中国第一代汇兑业务——便换，也就是后来的“飞钱”。来自各道的商人在京城赚钱之后，就把钱交给本道在京的“进奏院”（驻京办），进奏院会给商人一张凭证，商人拿着这张凭证就可以回到本道支取现金。之所以“便换”后来更名为“飞钱”，是因为在唐宪宗年间朝廷下令户部经营“便换”，并将之定名为“飞钱”。郑公子的父亲进京公干，也许就带着这种“便换”。
第四，玄宗年间，大唐帝国有人在使用黄金。至于用途，从金银在史籍中出现的次数来看，从多到少依次应该是贿赂、纳税、赌博和悬赏。加腾繁所著《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中，礼品馈赠也被列为第一主要用途。至于金银用来购买日常生活用品，则全部出现在战乱年代，比如唐末扬州战乱中曾有记录，一斤金子只能换得五升米。
最后，我来解释一下《李娃传》不朽的真正原因。所谓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才子佳人”，千篇一律是一位饱读诗书的青年男子落难，为一位富家小姐所救，两人一见钟情；然而，爱情总是有波折的，关键时刻富家小姐的父亲总会挺身而出、棒打鸳鸯；青年男子愤然赴京赶考，状元及第，回来迎娶（或者抛弃）那位富家小姐……
现在，我来告诉大家，所有的“才子佳人”小说均属腐儒的梦呓。中国自唐朝科举开始“点状元”以来，一千三百多年中只产生了五百零四名状元，很多状元是年过花甲的老人，正做青春梦的富家小姐无论如何不可能对这种人一见钟情。更重要的是，这五百零四名状元绝大部分出身于巨富之家，富家小姐根本不可能有机会“美救英雄”。
《李娃传》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揭示了一个盛世必备的重要特征：贫贱者可因奋斗而富贵，富贵者亦可因浪荡而贫贱，整个社会阶层上下之间是可以自由流动的。《李娃传》不过只是记述了一个“高富帅”因品德沦丧变成“吊丝”，“吊丝”又因个人奋斗变回“高富帅”，一个“女吊丝”因品行卓尔不群也变成“白富美”的故事，意思就是——只要努力，社会终究会承认你！
郑公子第一次落难就是因为流连灯红酒绿之地一年，最终为鸨母所害，从一个“高富帅”变成“吊丝”。贫病交加中的郑公子，却因为一手写哀歌的本领在凶肆中拿到“钱两万”的年薪——这绝对是当时顶级的年薪，再度变回“高富帅”！
郑公子第二次落难之后为李娃所救，当时他已经与自己的父亲断绝了关系，却仍然能凭着苦读诗书成为“成部府参军”，甚至“三公以下都是他的朋友”（三世以降皆其友也），再次完成了从“吊丝”到“高富帅”的嬗变。
至于女主人公李娃，只是一个妓女，正牌“女吊丝”。故事中，李娃却因为甘心奉养落难的郑公子，其义举和德行感动了郑公子那位食古不化的刺史老爹，他亲自挽留自己这位儿媳，并“命媒氏通两姓之好，备六礼以迎之”。最后，李娃的事迹被唐玄宗耳闻，加封她为“汧国夫人”，正牌“女吊丝”从此变为正牌“白富美”。
也许，《李娃传》将永远是一个传奇，正因为是传奇，所以“开元盛世”才将永远不朽。
第十二章
国在铜钱破（唐肃宗—唐宪宗）
唐朝建立了高度集权的封建社会，帝国调动资源的能力是之前其他朝代无可比拟的。正是利用这种调度资源的能力，封建官僚才获得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支配权。在这种权力之下，天下无不可为之事，无不可夺之财。
财富的力量是无穷的——即使只是名义上的财富，持有这种货币的人也会在瞬间觉得自己成了富人，这在经济学上叫作“货币幻觉”。虽然幻觉终究是要破灭的，但在幻觉没破灭之前，感觉还是很好的。
历代史籍对安禄山极尽辱骂之事，说此人不过是一个肥胖、矮小、目不识丁的野蛮人（胡人），通过小丑伎俩取得了杨贵妃的信任，又通过杨贵妃迷惑了唐玄宗，然后掌握军权。结果，野心勃勃的安禄山骗过了无能的杨国忠，于天宝十四年谋反，一举击溃了大唐帝国……
以上说法，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史籍杜撰！
安禄山确实肥胖，却能以极快的速度跳出优美的舞姿，据说当时整个长安城在安禄山的影响下人人都在跳“胡舞”，谓之“胡潮”（类似于今天的“韩流”）；安禄山确实矮小，却能准确把握唐玄宗、杨贵妃、李林甫等人的心思，据说玄宗、李林甫在最闷闷不乐的时候只要见安禄山一面就能笑逐颜开；安禄山确实目不识丁，却能以地道的口音说出波斯、突厥、大食、吐蕃、回纥、汉语（陕北话）六种语言……
安禄山从来就没压制过杨国忠，相反，他曾经像侍奉唐玄宗、李林甫一样侍奉杨国忠，无论春夏秋冬，但凡行贿都以上百车计算，那是相当殷勤。
杨国忠的底子实在不够光彩，既无治国才能，又无过人的资历，甚至没有“科举帮”口头上的道德力量，他所有的本事都是来自“拉人一起分赃”，根本没有驾驭群臣的能力，更无控制边镇的本事。
杨国忠要继续享受这种生活，唯一的选择就是打击所有有能力超越他的人。满朝文武，安禄山是第一号有资格“出将入相”的人，也是杨国忠最大的敌人。所以，无论安禄山如何行贿，都是不好使的。
李林甫活着的时候，杨国忠不能为所欲为；李林甫死后，杨国忠无能而又贪婪的本性暴露无遗，他不断采用愚蠢之极的方式刺激安禄山，试图以此堵死安禄山“出将入相”的路子。
——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安禄山推荐自己的群牧副使吉温来京担任兵部侍郎，在杨国忠的栽赃陷害下，吉温被成功卷入一起贪污案。尽管安禄山百般斡旋，甚至亲自向唐玄宗求情，杨国忠还是将吉温处死。
——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杨国忠为了取得所谓安禄山“谋反”的证据，强迫京兆尹出兵袭击安禄山在长安的府邸，然后对捕获人员严刑逼供，获得证词之后又将他们立即处死。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安禄山仍然抱着一线希望来到长安给唐玄宗拜年，当然，目的是为自己洗刷嫌疑。之前，杨国忠信誓旦旦地说安禄山反迹已露，绝不会再入长安朝见唐玄宗。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杨国忠又以贪污罪处死了安禄山在朝为官的儿子。
对大唐帝国来说，天宝十四年真是一个不幸的年份。
那一年，安禄山在范阳镇起兵造反，率三十万铁骑南下；
那一年，唐玄宗仓皇逃出长安，京师文武百官星散；
那一年，追随唐玄宗的军队在马嵬坡哗变，处死了万死不辞其咎的杨国忠和集三千宠爱于一身的杨玉环；
那一年，留守关中的太子李亨未经李隆基批准，就擅自做主尊唐玄宗为太上皇，在关中自称皇帝，史称唐肃宗；
那一年，大唐帝国在唐肃宗带领下开始了艰难的平叛历程……
平叛是要钱的！
在开战的一瞬，只有财富才能换来强盛的军力！
以开元、天宝年间强盛的国力，大唐帝国并非没有能力对抗安禄山。只不过，浑蛋透顶的杨国忠，在长安即将陷落的时候还派人去太原筹集粮铜，既不肯使用也不转移长安、洛阳两京钱物，结果“两京陷落，民物耗弊，天下萧然”。
唐肃宗登基称帝的时候，大唐帝国已经丢掉了长安、洛阳以及河北、山东各地的粮仓和府库，这个曾经辉煌的帝国已经穷到一文不名的地步了。安史之乱初年，关辅、朔方、河陇等四十余郡的勤王之师约有百万之众，很快，唐肃宗能控制的钱粮告罄，到了“无轻货人散矣”的地步。
危亡之际，一个胥吏出身的官员挺身而出，为唐肃宗谋划钱粮，这个人有个很奇怪的名字叫“第五琦”。第五琦，后官拜御史中丞，是又一个被《新唐书》列入奸臣行列的“聚敛之臣”。
第五琦拿出的第一个方法，是铸行“大钱”，即封建统治者惯用的货币伎俩——货币减重。
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七月，在第五琦主持下，大唐帝国开始铸造了一批“乾元重宝”，乾元重宝与开元通宝形制类似，重量也类似，只不过一枚乾元重宝要当十枚开元通宝来用；次年三月，第五琦又铸造了一批新的“重轮乾元重宝”，即这种铜钱有两道钱轮，故称“重轮”，也称“重棱钱”，只不过重轮钱要当五十枚开元通宝来用。
↑乾元重宝
财富的力量是无穷的——即使只是名义上的财富，持有这种货币的人也会在瞬间觉得自己成了富人，这在经济学上叫作“货币幻觉”。虽然幻觉终究是要破灭的，但在幻觉没破灭之前，感觉还是很好的。据说，大唐将士们得到了乾元重宝、重棱钱后非常高兴，经常有什么“斩首叛军十万级”、“横尸三十里”的记录。
拿不值钱的钱来骗人，还骗得我大败而归，安禄山、史思明非常愤怒，愤怒之下就开始动歪脑筋。
你不是以一当十、以一当五十吗？我就以一当百、以一当三百！
看谁狠！
为应对唐肃宗的货币减重，安禄山开始在东都洛阳发行一种更狠的虚值货币“得一元宝”：在安禄山的辖区，一枚得一元宝可以当一百枚当年的开元通宝、三枚乾元重宝、二枚重棱钱。
↑得一元宝
史籍没有记载这场货币战争的胜负，却明确记载了这场货币战争的结果：物价暴涨、恶钱盛行。
自武后年间起，大唐帝国就始终对私铸货币持开放态度，官铸开元通宝和私铸货币始终同时存在。之所以没出大乱子，是因为开元通宝始终没有减重，官铸货币和私铸货币的比价始终由民间交易自发形成——既然是在无数次博弈中形成的价格，当然剥削就无从谈起。
乾元重宝、重棱钱和得一元宝却不是这个样子，这三种钱的重量都与开元通宝类似，却要当十枚、五十枚、一百枚开元通宝用，是典型的虚值货币，也是典型的抢劫。无论叛军还是大唐帝国，这三种货币最初的获得者和使用者都是职业军人，三种货币都有着异常的强制执行力。
更离谱的是，大唐帝国长期以来已经有了私铸货币的传统。既然铸行虚值货币有几十、上百倍的利润，私铸者当然不甘示弱，三种货币刚刚铸行，假币就充斥了全国各地。人们纷纷毁开元钱改铸大钱，甚至连寺庙中的铜像、钟磐等也被熔毁铸钱。
至于物价，当然是一飞冲天，诗人杜甫气愤地写下了“岂闻一绢直万钱”的诗句！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南阳被围的时候米价也只是斗米四五百钱，到了乾元二年（公元759年）邺城被围的时候，斗米七千钱。通胀最严重的时刻，一位叫田神功的朝臣一宴就花掉了一亿铜钱，当然是以重棱钱计价的。
后来，这种货币实在流通不下去，唐肃宗只得承认开元通宝与乾元重宝等值，重棱钱可当十枚开元通宝（乾元重宝）；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四月，又下诏重棱钱改为一当三；后元载为相，各种大小钱等价流通。
至此，双方铸币敛财术全部完败。
“盐铁专卖”是一种非正常的敛财途径，会刺痛所有人的眼睛，这些人也包括无法无天的歹徒。朝廷能推行盐铁专营，说到底是靠国家机器的暴力。既然封建官僚的暴力可以牟利，歹徒的暴力一样可以，刀头舔血的暴徒还不都是为了钱？
第五琦敛财的第二个方法，是重行盐铁专卖。
《新唐书·第五琦传》记载，第五琦在拜见唐肃宗时阐述了一个真理：兵事强弱、战场胜负，其实只在钱多钱少。对此，第五琦也提出了解决方法：只要给臣一个职务，洛阳、长安指日可定，我能让粮铜即刻飞往战场（若假臣一职，……飞饷函、洛）；而且，这是一种百利而无一害的税收，不用盘剥百姓也能国富民强（人不益税而国用以饶）。
这个职位，叫“盐铁使”。
至于具体方法，不过是把桑弘羊的盐铁专卖重新拿了出来，彻底结束了大唐帝国对盐铁“皇家不赋百三十载”的美好生活。
应该说，第五琦还是看到了盐铁官营的弊端，也尽最大努力想消除这些弊端。在第五琦的盐铁改革中，最大限度地保存了私人盐铁的生产体系，只是将收购、运输、销售收归中央朝廷所有。也就是说，盐铁由私人生产，但收购、出售价格完全由官府制定，其中的利差就是官府的利润。
仅仅一个购销差价，麻烦已经很多了。
因为，这个购销差价实在是太离谱了，天宝、至德年间盐每斗十钱，实行盐铁专卖之后，每斗为三百七十钱（斗为钱三百七十）。如果考虑当时通货膨胀的因素，以下记载则更符合实际：“以谷一斗易盐一升。”
食盐、铁器不是什么奢侈品，是每一个家庭乃至每一个人生活的必需品——朝廷直接控制社会的生活必需品，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恶化了广大唐朝人民的物质生活。既然是必需品，那么，所有人就都不得不任由封建朝廷剥削，不得不交出自己的财富，结果是“百姓贫家，食盐至少，或有淡食，动经旬月”。
对朝廷封建官僚而言，终于找到了一个发财的好机会。历朝历代，所谓“官营盐铁”，朝廷得利不过十之其一，更多的利还是为执行朝廷敕令的官商所得。
第五琦开始推行盐法时，为减少封建官吏中饱私囊和舞弊的现象发生，管理朝廷盐政的衙门叫“置巡院”，只是户部下面一个处级单位。后来，第五琦被贬官，“置巡院”被分设并升格为两个副部级单位，并在所有州、道、府、县都设置了朝廷直属的垂直管理机构，这些机构垄断了盐铁生产、销售的所有环节。
只要能混进“置巡院”，即使是一个胥吏，一年也能“资累巨万”，也可以买豪宅、开名车，过上王侯一般的生活（且凡为度支胥吏，不一岁，资累巨万，僮马第宅越于王公）。盐铁专卖是个很有前途的职业，从业者有的是钱赚，可以穿金戴银，可以锦衣玉食，可以珠环翠绕……大把的铜钱、迷人的珠宝、花不完的金银，多么幸福美好的生活！美女香车，不仅封建官僚喜欢，普通百姓乃至犯罪分子也都很喜欢。
自此，贩卖私盐成了晚唐年间一道无法抹去的伤痕。私盐贩子或放火烧盐仓，或抢劫运盐商队，然后借助壕沟、篱笆、山林、黑暗（壕篱外面，山林掩映，村栅相次）对抗官军，再把抢劫来的私盐贩卖到全国各地。在利益驱使下，私盐贩卖者不但抢劫官府盐队，甚至对普通百姓下手，有店铺或普通人因惧怕而不敢买私盐的时候，也会被屠杀、灭门（是时江、吴郡盗，以所剽物易茶盐，不受者焚其室庐）。
私盐买卖是一种“暴力”与“暴利”相结合的犯罪活动，对帝国正常秩序的破坏性远高于普通流民。无形的利润之手无处不在，每一个苦难的黎民百姓都会成为潜在的反叛者，一旦有星星之火，必成燎原之势，最终发动唐末农民大起义的首领黄巢就是靠贩卖私盐起家的……
唐肃宗终其一生也未能目睹山河一统，继位的唐代宗更是已经丧失了禁军的指挥权，只得依靠一批节度使打倒另一批节度使。当然，只要节度使军队离开自己境内，帝国政府就必须为之支付“出境钱”。此时，帝国已经不能直接控制土地，当然也就无法直接控制百姓，第五琦所创盐税成为帝国最大的进项，占到帝国收入的80％以上。
然而，盐税的弊端实在是太大，天下府县布满了朝廷的直属机构“盐铁使”，没有人知道这些人究竟在干什么，也没有人知道这些人究竟把多少钱搂进了自己的腰包。
就在“民物耗弊，天下用度不足”之际，大唐帝国终于又出现了一位治世能臣——刘晏。
刘晏官拜度支郎中兼领租庸事，是玄、肃、代、德四朝老臣，先后执掌大唐帝国财政二十多年，是唐史中唯一可以和宇文融比肩的“聚敛之臣”。
刘晏的刀，砍向了盐税，这是一次有限的市场化改革。
其实，改革措施并不复杂，只是对民间放开了盐铁的运输和二级销售渠道，把盐铁专卖的范围缩小到当初第五琦的设计。也就是说，官家除了在批发环节以定价确保帝国税收以外，裁撤了盐铁的运输和销售衙门，把这些就业、赚钱机会让渡给了真正的商人。
官府给定一个批发价，至于批发之后卖多少钱，商人自己看着办。而且，刘晏并未提高盐铁批发价，以盐价为例，刘晏官定为每斗一百一十钱，远低于改革之前。
在这里，我们给出一个数字，足以让人惊讶这项改革成果之丰：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刘晏刚刚上任时太府每年收入不过四十万缗；广德三年（公元765年），朝廷盐税收入居然高达八百多万缗。
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刘晏主持财政十五年后，朝廷的岁入从四十万缗上升到一千二百万缗。然而，一千二百万缗钱对朝廷而言是远远不够的，为讨伐“父业子承”的节度使，大历十四年朝廷的用度已经上升到三千万缗……
整个大唐帝国，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富人，才是真正的土地拥有者。他们只知盘剥不懂付出，更不知社会责任为何物；恰恰又是这些守财奴负责着整个帝国的税收，他们怎么可能有动力维护社会公平，又怎么可能向自己征税？
西汉以来历代帝王都不遗余力地推行“均田制”，安史之乱后，经过以杨国忠为首的封建官僚的疯狂掠夺，天下土地已尽在其彀中，难怪乎杜甫仰天长叹“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在“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框架中，皇权需要向千千万万小农收税才能生存。现在，土地不再属于每一个黎民百姓，而是属于大大小小的封建官僚……
唐代宗大历十四年，就在中枢朝廷捉襟见肘之际，又有一个人挺身而出，力图挽救危亡，这个人就是杨炎。
杨炎，生于“开元盛世”，完整经历了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历程。虽然杨炎早年的仕途并不顺利，但他的文采却早就享誉整个朝堂。弥留之际，唐代宗任命杨炎为银青光禄大夫、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希望这位帝国的才子能力挽狂澜。
大历十四年八月，刚刚上任的杨炎就上疏病入膏肓的唐代宗，以一封极为简单的奏疏阐明了自己的改革思路：既然“耕者有其田”已经绝无可能，那么就应当彻底免除所有穷人的一切税收、徭役（租庸调），帝国税收就该“唯以资产为宗”、“按财计税”——谁拥有更多土地，就向谁收取更多税！由于杨炎安排在每年六月、十一月向土地所有者收税，这次改革也被称为“两税法”。
两税法所谓“唯以资产为宗”、“按财计税”，说白了就是向富人收税。
从当代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富人有能力承担更多社会运行成本，“向富人征税”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只有向富人征收重税，才有可能实现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使贫者不丧失公平的起点。毕竟，只有富人的世界是不存在的，穷人实在太穷了，富人的游戏也是玩不下去的。
所以，我们当代有社会责任的富豪才能从内心深处发出这样的呐喊：请向我征税！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大唐帝国向富人收税都已经迫在眉睫了：帝国政府要想继续存在，就必须有固定的进项；封建官僚要想继续盘剥百姓，也总要先有帝国的统治框架；百姓要想结束这种军阀混战的日子，也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朝廷……
所有这些，都是要钱的！
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正月，刚刚即位的唐德宗批准了两税法：无论你的土地来自朝廷授田、开垦荒地还是贪污受贿，也无论户籍是否在耕地所在地，只要占有土地，就要按占有数量向朝廷纳税（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除了土地税，朝廷中枢和地方官对民户“概不再取”。
“向富人征税”本是一件好事，但是，这件好事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财富来路必须光明正大，富人要通过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赚钱。换句话说或许更明白，财富不能来自封建官僚垄断的盐铁行业，更不能来自封建官僚的权位。否则，封建官僚本就不靠市场获得财富，他们才不会管自己是否太富、极端的贫富差异是否破坏帝国的统治根基。
很不幸，杨炎面对的恰恰就是这样一帮富人、这样一帮封建官僚。整个大唐帝国，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富人，才是真正的土地拥有者。他们只知盘剥不懂付出，更不知社会责任为何物；恰恰又是这些守财奴负责整个帝国的税收，他们怎么可能有动力维护社会公平，又怎么可能向自己征税？
两税法刚刚实施，宰相陆贽就上疏唐德宗，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其中弊端：天下之大，真正的有钱人必定是坐在府县衙门里的人，他们的钱财来路不明，也就会把钱藏在自己的怀里、箱囊之中，虽然非常有钱，但外人根本不可能知晓；资产和土地是一件很难说清楚的事情，从土地名册根本不可能看出端倪，没有人知道封建官僚究竟有多少土地，又把土地放在了谁的名下；乡间勤劳者靠数代积蓄添置几顷地，就被县官说成是有钱人，就急急去索要租税，只能使得民间财货一空，使得贫困的人更加贫困、小康之家也没有了余粮。
在成书于德宗年间的笔记小说中，我们找到了一个故事，完整诠释了宰相陆贽的判断，这样的故事在当时应该不是个案。
长安有一个叫索相女的商人，酒后不慎让马匹脱缰而去，撞死了一个朋友，论罪当斩（酒后驾车自古贻害无穷）。索家的人以十几顷地买通了京兆尹手下的一个胥吏，在这个胥吏的斡旋下，索相女被判流放五年。
五年后，索相女回到了故乡长安，发现衙门居然年年派人到家中为这十几顷地索要税收。因为，在这宗行贿案中，根本就没有人知道受贿人收受了他的土地，也没有到衙门办理“过户手续”。
索相女是一个商人，在他眼里，也许行贿买命根本就是一单生意：我用十几顷土地换回自己的性命，此后钱货两清、概不赊欠。现在，我已经把土地送给了你，你怎么能让我承担这十几顷地的税收？
于是，索相女向京兆尹衙门递交诉状，要求衙门为他办理“过户手续”，承认这十几顷土地已经不姓“索”了。当然，这出卖了那个曾经救他一命的胥吏，索相女也因此再次获罪，后被流放。
尽管笔记小说没有记载那个胥吏的下场，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那十几顷地依然在索相女名下，官府不可能公开承认这种灰色交易。
索相女不过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更多则是封建官僚把税收直接加在境内自耕农、佃农甚至部曲身上。最后，所有的税钱都是来自普通人日常的生活用度，而广具庐舍的封建官僚，虽然手中地价以亿钱计算，却丝毫不用承担国家用度（有流通蕃息之货，数虽寡而计日收赢；有庐舍器用之资，价虽高而终岁无利）。
岂能指望这样一批封建官僚真的为朝廷尽心尽力？
这样的两税法又岂能真的为朝廷增加财富？
本来，两税法规定，除了正税，任何人不得再征收其他杂税。仅到建中三年（公元782年），淮南道节度使就奏请在本道两税之外，每千钱加收两百钱，朝廷不但批准，还命其他各道照此办理；此后，剑南道观察使再请加征20％，朝廷照准。至于州县小吏，也都粉墨登场，税收花样不断翻新：新竹木茶漆要交“什一税”、买卖成交要交“除陌钱”、住房要交“间架税”，甚至连出门走路、人口死亡、瓜果成熟都要交税……
最后，提一下杨炎的下场。
两税法改革的目的是增加税收，方法则是剥夺封建官僚阶层部分财富，所谓“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这么干，杨炎无疑把所有封建官僚都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包括那位治世能臣刘晏。
为打击反对势力，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杨炎亲自在德宗面前做假证，将刘晏牵涉进一桩谋逆案，指责刘晏“摇动社稷，凶谋果矣”，最终刘晏被流放忠州，不久被唐德宗赐死、籍没家产、家属流放岭南。
杨炎是一个很好的文人，政治素质却明显不过硬。刘晏被处死后，天下人都认为这是一桩冤案，为给自己开脱，杨炎居然把责任推卸给唐德宗，逢人便说：“刘晏今天的下场，是因为皇帝早就讨厌他了，不是我的过错。”
很快，杨炎的话就传到了德宗耳朵里，德宗愤怒地说：“杨炎这是把杀刘晏的责任推给我，一定要找机会诛杀这个奸臣。”
刘晏死后仅一年多，杨炎自不量力跟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泾原节度使段秀实叫板，他们和刘晏可不同——刘晏不过是一个刀笔吏，李希烈、段秀实可是真正手握重兵的地方实力派。
李希烈、段秀实开始搜罗杨炎的罪状——那实在怨不得别人，杨炎的底子太不干净了：开元年间，杨炎刚在江南为官，就强占了一块很好的风水宝地；建元年间，杨炎又以宰相之威，强令京兆尹购买了他家的土地，当然，价格那是高得实在离谱（抑吏市私第，贵取其值）。
在李希烈、段秀实等人的指使下，另一位宰相卢杞以这两条罪状弹劾杨炎。最终，杨炎被贬崖州，不出京城百里即被赐死。唐德宗在赐死的诏书中历数了杨炎之罪：不思为国尽忠，但知朋党为奸，败坏法度、罔上行私、纵恣诈欺、贪污受贿……
贷款买官的封建官僚，到任之后所得到的利益又岂只是几千、几万缗铜钱？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兵败后，所积铜钱都达到数百万缗，相当于国家十几年的铸币量！
两税法对大唐帝国货币的演进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两税法规定，此后收税不收礼（粮食、锦帛），只收现金。此后，从唐德宗贞元年间（公元785～804年）开始，大唐帝国经历了一场足以与萧齐年间媲美的大通缩，前后时间在七十年左右，一直延续到唐武宗年间。当时的人就将这场通货紧缩称为“钱荒”（公私上下，并苦乏钱，百货不通，人情窘迫，谓之钱荒）。史籍记载，数十年间每匹绢从四千文跌到了八百文，粮食则从两百文跌到了二十文，最后甚至跌到了几文。
两税法实施后，这场通货紧缩接踵而至，所以，很多人认为贞元大通缩最直接的成因就是杨炎推行的两税法：两税法实施以后，帝国政府税收只收货币，这极大减少了流通中的铸币数量，于是中晚唐出现了这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钱荒。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贞元钱荒发生的历史背景。就在钱荒发生前一年，大唐帝国发生了一件不啻于“安史之乱”的叛变——“泾原兵变”。
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反叛，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五千士兵勤王，结果，士兵到达长安的时候唐德宗居然不给士兵吃饱饭。士兵当然很愤怒，大家扬言：“我们即将战死沙场，现在仍旧不能吃饱饭，怎么能以这样的羸弱之躯抗拒叛将白刃？皇帝的大盈库财宝堆积如山，既然皇帝不给，不如我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吧！”
兵变在即，唐德宗也确实得到了线报。只是应急预案却非常愚蠢：赏赐中层以上将领每人两匹粗布，让姚令言率领这些将领，空口白牙去游说士兵不要造反！
士兵造反就是为了钱，这些中层将领也一样，人家在地方上随便捞点怕也比两匹粗布多吧？
结果，唯一真心劝说士兵的泾原节度使姚令言无法约束手下，径原勤王之师在长安兵变，杀朝廷抚慰使，士兵首领朱泚率军攻入长安并自立为帝。次年，仓皇出逃的唐德宗下罪己诏，即《奉天罪己诏》，唐德宗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位公开颁布罪己诏的皇帝。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如果一个领袖能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并改过自新，不但不会贬损自己的声誉，反而会增加领袖魅力。例证就是中国汉武大帝的《轮台罪己诏》，尽管刘彻一生出过很多昏招，但晚年所作所为力挽狂澜，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仍不失大节。
与《轮台罪己诏》一样，唐德宗在《奉天罪己诏》中承认现在社会秩序已经完全崩溃（万品失序，九庙震惊），自己上对不起列祖列宗，下有负天下黎庶（上辱于祖宗，下负于黎庶），由于自己的错误激起了兵变。所以，叛乱者只要放下刀枪就可得到赦免，只要重得天下太平，皇帝将“从我做起”，停用高级车马，停建奢华的宫殿，不再无故靡费臣民财力（自非供宗庙军国之用，一切并停）……
与韦伯的预见一样，《奉天罪己诏》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叛军见到诏书后，“虽武夫悍卒，无不挥涕感激”，大部分将领自去伪号，首领朱泚逃亡吐蕃后被杀。
唐德宗以最小的成本平定了“径原兵变”，但是，重新进入长安的唐德宗却未能像《奉天罪己诏》中说的那样励精图治，所作所为也没有真正惠及天下黎民百姓。所以，才有了中晚唐这场史无前例的“钱荒”。
所谓“贞元钱荒”，并不是所有人手里都没钱，而是绝大多数人手里没钱，一小部分人手中的货币又多得不可胜数。
中晚唐年间，长安、洛阳各地大商人、高利贷者比比皆是，甚至有人专门为大官僚放债，这种新业务有个专有名词叫“京债”。这些人专门对在京新选任的官吏放贷，作为朝廷新贵买官的运作费用，待他们到任后再还钱。
齐州有一个叫刘十郎的人，他获得了全州醋的专卖权（德宗年间，醋、糖也均被列为专营的榷品），不过数年，刘十郎家财就已经积攒到十万缗——相当于当时帝国一年的铸币量。以此为基础，刘十郎在京专门贷款给即将当选节度使的人，待他们上任后再归还贷款。
——放高利贷给人运作方镇节度使，无论本金还是利息，所涉及的金钱数岂能是小数字（皆以倍息贷于富室，动辄亿万，然后得之）？在某一个固定的时点，货币总量必然是一定的，有人积蓄多达帝国一年的铸币量，就必然有更多的人为一文钱游离于生死之间。
——贷款买官的封建官僚到任之后，所得到的利益又岂仅是几千、几万缗铜钱？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兵败后，所积铜钱都达到数百万缗，相当于国家十几年的铸币量！甚至有人“铸铜为瓦，涂金于上”来装饰自己的府邸，在这座府邸辉耀山谷的背后，究竟毁掉了多少枚铜钱呢？
“二王八司马”的势力范围只在长安附近，地方节度使是否买他们的账，完全要看各方力量相互博弈的最后结果。遗憾的是，这几位理想主义的书生，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就轻易对军权下手了。
柳宗元有篇寓言叫《黔之驴》，意思是黔地（贵州）从来没有驴，有无聊的人把一头驴运到了黔地；开始，驴只要一叫唤，当地的老虎就很害怕，以为驴要吃自己；后来，老虎发现，驴只会用蹄子踢几下；最后，老虎很高兴，认为驴“技止此耳”，就把驴吃掉了。这篇寓言《黔之驴》流传了上千年，还出现了一个“黔驴技穷”的成语，意思是貌似强大的东西并不可怕，只要坚持斗争，假以时日必定会不攻自破。
其实，驴倔强而又无畏，并不一定是贬义词，美国民主党的党徽就是一头驴。在这里讲《黔之驴》的故事，不是为表明寓言之后究竟还有什么高深的暗示，只是希望能借作者柳宗元的生平为大家解读当时的金融财经故事。
或许我们能看到，柳宗元和他的战友才是那头倔强的黔之驴。
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志大才疏的唐德宗病死，太子李诵即位，是为唐顺宗。
唐顺宗的能力如何，还真无法评价；唐顺宗身体如何，我却知道一点，此人刚刚登基就中风了，此后一直躺在病床上，从来就没有真正处理过国事。比较奇怪，接替唐顺宗处理朝政的不是太后、皇后、宦官，而是陪他读书的两个书童：王伓、王叔文。
王伓、王叔文均是寒门出身，既无科举功名，也非豪门大族，在唐顺宗登基之前二人甚至没有过多机会接触政务。唐德宗是一个猜忌心很强的人，在李诵朝不保夕的太子岁月中，王伓、王叔文与这位未来的皇帝结下了良好的情谊。唐顺宗即位后，马上身患重病，不能接见百官，所有奏疏由王伓、王叔文代为传递，实际上也是由二人作出决断，二人甚至一度掌握了任免宰相的权力。
关于王伓、王叔文秉政，史籍上赋予一个专有名词——“二王八司马”。“二王”当然指代王伓、王叔文，“八司马”则是文官集团中与“二王”走得最近的八位高官，其中一位就是写出《黔之驴》的柳宗元（其他七位分别是刘禹锡、韩哗、韩泰、陈谏、凌准、程异和韦执谊）。
在“二王八司马”领导下，大唐帝国进行了一次治标不治本的革新，史称“永贞革新”。“永贞革新”虽然只有八个月，却是晚唐昏暗政局中最为靓丽的一笔。
此前“二王”只是太子的书童，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两个小人物成为帝国中枢的决策者。如此人生际遇，对“没吃过、没见过”的人来说，更有可能的是在骤然出现的利益面前丧失自我，在众多封建官僚的吹捧下得意忘形，最终成为遗臭万年的奸佞之臣，例如此前唐朝杨国忠、此后明朝王振。然而，“二王”却没有这么做，他们试图以自己的道德良心撑起这个破败的帝国，虽然这已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如果“二王八司马”是黔之驴的话，他们的第一声嘶鸣是拿皇室开刀——反正皇帝已经病入膏肓，不能享受了。
唐德宗当了二十五年皇帝，皇帝的小金库——大盈库，早就经不起毫无节制的靡费了，于是唐德宗发明了很多小儿科式的搂钱新方法。
第一种方法，宫市。白居易曾经写过一首叙事诗《卖炭翁》，故事大意是两个宦官（黄衣使者白衫儿）拿着皇帝的敕令，强行以半匹红绫（半匹红绡一丈绫）换走了卖炭翁的一车炭。
写《卖炭翁》的白居易
《卖炭翁》的故事，记述的就是典型的宫市。
为了满足日益浩繁的宫中用度，经常有宫里的内侍拿着一些不值钱的东西在京城市场上跟商人强行做交易，有时拿走数千钱的东西却只给人几百钱。开始的时候，每隔一段时间皇宫就会发布一份采购物品名单，要求商人参与宫市，并规定宫市价格必须足以偿付商人的本钱。后来，皇宫的采购名单不见了，偿付本金也成为不可能的事情。至于那些所谓的“敕令”是不是真的，那就只有老天才知道。
白居易的《卖炭翁》中那些“黄衣使者白衫儿”已经很仁慈了，起码是给了卖炭翁一点补偿，也没直接把卖炭翁的牛牵走。而在现实中，“黄衣使者白衫儿”更加野蛮。
我们以当时一个著名的治安案件说明。
这是一起以少胜多的群殴，打人者是一个与卖炭翁类似的卖柴翁，被打者是一群“黄衣使者白衫儿”。卖柴翁遇到了心黑手毒的“黄衣使者白衫儿”，不但没给他那可怜的“半匹红绡一丈绫”，反而要把卖柴翁的驴车也拉走（需得尔驴）。
卖柴翁对“黄衣使者白衫儿”哭诉：“我有父母妻儿，一大家子人都靠着这头驴吃饭。现在我已经把自己辛苦砍来的柴薪白白送给你，你还执意要断我生路，那我只有以死相拼了。”
拼命的人一定是有力气的，拼了命的卖柴翁居然一个人打好几十个，把来抢钱的宦官都给打了。事后，负责治安的小吏（街吏）不但擅自放掉了这位卖柴翁，还从内侍身上搜出十几匹绢赏赐给了这位卖柴翁。
这件事引起轩然大波，朝廷对卖柴翁和街吏的处理意见一直很不统一。最后，这起治安案件居然闹到了唐德宗面前。不能说唐德宗不知道宫市的坏处，因为他最终没有惩罚卖柴翁，也没有责罚那个小吏，反而贬黜了那几个宦官——毕竟为小喽啰犯众怒是不划算的。
处理结果是各方都能接受的，但是，天下又有几个卖柴翁能得到德宗特别对待？终德宗一朝，宫市都没有被废除，结果，开元年间辉煌的长安市场现今门可罗雀，人们只要听说有“黄衣使者白衫儿”，就连卖鸡蛋灌饼的都赶紧收摊走人（每敕使出，虽沽浆、卖饼者皆撤业闭门）。
第二种方法，五坊小儿。所谓“五坊”，就是给唐德宗养宠物的地方，雕坊、鹊坊、鹤坊、鹰坊、狗坊，这些地方的小官小吏自然没有真正的权力可言，但是绝对不能低估皂隶的无耻与创造力。
有权力，我们要用权力去抢夺；没有权力，我们就创造权力去抢夺！对大唐帝国来说，如果一个微末小吏都把手中的权力运用到无所不至的话，那老百姓真的会没法活了。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
——这些人经常把一张大网罩在人家门口，不允许人出入，因为我这张网是为皇帝捕鸟用的，你敢惊吓皇帝的鸟吗？
——这些人在村落的水井上罩上一张大网，不让全村人来汲水，因为，这张网也是为皇帝捕鸟用的，你敢惊吓皇帝的鸟吗？
——这些人在酒肆吃喝之后不给钱，临走时还给人放下一个鸡蛋，说这是一个“皇帝的鸟蛋”，现在必须在酒肆里孵化。酒肆主人只得任由这批人在这里白吃白喝，皇帝的鸟蛋可是不能随便碰的……
德宗年间，宫市、五坊小儿，诸如此类的事情还很多。“二王八司马”秉政后，以最快的速度废除了宫市、五坊小儿，遣散大批宫女。当然，在“二王八司马”第一声嘶哑的“驴鸣”中受损的只是封建官僚集团中的最底层。只有这些没有权的皂隶才会把掠夺之手伸向赤贫的农人。
“二王八司马”“踢之”的对象则是封建官制。结果，暴露了黔之驴的本来面目，“二王”败亡，“八司马”均被流放。
封建官僚之所以能为所欲为，说白了不过是靠封建帝国掌握着的财政资源，能以此豢养一批为自己卖命的人。王叔文没白在太子面前混了十多年，唐顺宗刚刚登基，他就把盐铁、度支使换成了自己的人，并亲自兼任户部侍郎，盐铁、度支副使（起点实在是太低，没法任正职、实职）。
公平地说，“二王八司马”确实找到了正确的切入点，他们动手的第一个对象是京兆尹李实。当时，京兆尹（相当于今日首都市长）是最没势力的地方大员——总不能在皇帝眼皮子底下训练军队。而且，李实是一个罪恶罄竹难书的人。
——德宗年间，李实任盐铁转运使，居然将告发他贪污受贿的江南盐商崔善贞活埋！
——任京兆尹期间，为了讨好唐德宗，李实在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的大旱灾中依然要所有农人纳税，不少小户人家为此拆房子卖地，当然，李实在这一年以极便宜的价格弄到了不少田地。
——长安有个叫成辅端的说书先生，他编了几个段子讥讽李实巧取豪夺，说：“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贱田园？一顷麦苗硕伍米，三间堂屋二千钱。”事后，李实把成辅端抓了起来乱棍打杀。实际上，唐德宗对这件事的批示是：这人不过是以调侃的口吻说了点建议，算了吧（言者以为托诙谐讽谏，不可加罪）。
收拾这样一个既没真正实力又人神共愤的京兆尹，“二王八司马”当然不会有太大阻力。在“二王八司马”弹劾下，李实被贬为通州（四川达县）长吏，京师内外“人人相贺”。
此后的事情，“二王八司马”却露出了“黔之驴”的本性。
放逐京兆尹李实后，“二王八司马”任用老将范希朝总领神策军。神策军早就成为高级宦官的禁脔，各人在神策军中都有不同的势力范围，大家都在神策军中派驻低级宦官充任“中尉”，直接统领神策军。“二王”此举等于把所有高级宦官和整个神策军都推到对立面。于是，高级宦官指示神策军中的“中尉”不听范希朝调度。
范希朝本是退休的边镇将领，个人影响力完全在边陲，至于神策军，没一起喝过酒、没给士兵发过钱、没给将领提过官，怎么可能有人听从这位老将军指挥？
恰在此时，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也看出了“二王八司马”的窘境，便派亲信刘闢与王叔文相商，希望王叔文支持他吞并剑南三川。
刚见面，刘闢就开门见山地说：“皇上身体不好，若有一天驾崩，您危矣；不过，若您能提出让我家主人当上三川节度使，一旦朝中有事，剑南三川当以死相助；如果您不愿意，那么韦皋自当也有所‘报答’（太尉使闢致微诚于公，若与某三川，当以死相助；若不与，亦当有以相酬）。”
这是赤裸裸的威胁！
韦皋图谋剑南三川已经很长时间了，他需要的其实只是一个来自朝廷的借口。无论王叔文是否答应，韦皋怕是都要总领剑南三川。现在，不过是让王叔文为韦皋来背这个骂名，王叔文却可能因此换得外藩强援。
按照西方经济学所谓的“经济理性”，这确实是一票划算的交易！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经济理性，我巍巍大唐还有气节，要知道很多事是不能用来做交易的。王叔文很有骨气，他当面斥责韦皋的使者刘闢：“韦皋手握强藩，本就有图谋不轨之迹，我王叔文岂能以江山社稷与这样的人做交易！”
当然，这把西川节度使韦皋得罪到家了。韦皋很快就给“二王八司马”送来了回报：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八月，韦皋逼唐顺宗退位称太上皇，拥太子李淳称帝，是为唐宪宗。
唐宪宗称帝当年，王伓被贬为开州司马，很快就病死了；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户，次年被赐死；柳宗元、刘禹锡等八司马先后被贬，开始了“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的流放生涯。
“永贞革新”虽然仅历时“十四旬有六日”，却给寒冬中的大唐帝国带来一丝回春之意。此后十五年，唐宪宗为宦官毒杀，帝国中枢彻底失去了合法性，帝国的崩溃只是迟早的事情。
从汉代的吕雉到唐朝的李隆基，历代帝王的梦想都是实现“耕者有其田”，然而，巍巍而立的大唐帝国终究还是未能破解西汉帝国留下的魔咒，东篱南山的田园梦想在封建官僚毫无节制的掠夺下不断幻灭。
与西汉帝国一样，大唐帝国也采用了“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组织框架。在这个框架中，皇权是小农最后的庇护，也是“耕者有其田”最坚定的推动者，只有出现万千“耕织结合”的小农家庭，帝国才能拥有最坚实的统治基础。
问题就在于“皇权”与“小农”的中间环节。西汉以来的所有王朝都证明了一个道理：一旦皇权放松对封建官僚的控制，封建官僚便会寻找一切机会兼并土地，瞬间吸干帝国财富。
盗亦有道，封建官僚抢钱必然有一定之规。除了胡人入主中原的元朝，最有权势的封建官僚都不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无故抢夺别人的财富。要想抢夺财富，封建官僚就必须找到一种合法的方式。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澄清一个认知上的误区：人们往往认为，“小农经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生产状态，老死不相往来，“你耕田来我织布，你挑水来我浇园”的生产生活，能缔造一个鲁滨逊式的世外桃源吗？
答：绝无可能。
衡量一个经济体能否自给自足最关键的标志，是经济体内生产和消费的产品数量是否一致。只要经济体内有货币存在，就绝无可能出现真正自我封闭的经济循环，真正的小农经济体根本无法孕育如此丰富的货币制度，更不要说西汉的“子钱家”、唐朝的高利贷。中原大地自古就是一块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土地，甚至远比中世纪的西欧要发达。
然而，市场有很多种，有“好的市场”，也有“坏的市场”。
——在“好的市场”中，所有市场参与者都受到统一规则的制约，因而人们对市场交易结果有稳定的预期，市场运行没有什么隐性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参与者不再依靠个人声誉进行交易（impersonal transaction），经济运行中的最强势者（通常是国家）为所有交易提供了最后的执行保障，买卖双方甚至不一定认识对方。比如，今天你把一大笔钱存入银行，可能转眼间就会忘记刚才银行员工的长相，这在农耕社会是根本不可想象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诺斯和奥尔森都把英国崛起的成因归结于此。英法战争之前，光荣革命使得英国王室逐渐退出商业领域，在金融市场上建立了良好的声誉，同时代的法国王室却没有做到这点。在后来的英法战争中，英法王室通过发行国债征集大量军费，投资者却根本不相信法国王室，因为它的权力无远弗界，可以忽视一切许诺。
——在“坏的市场”中，必然存在一个强势群体，这个群体有可能掌握绝大多数社会资源，也有可能具备调动绝大多数社会资源的潜能，正因为如此，强势群体可以忽略一切必要的规则，也可以在交易中不遵守任何承诺。既然其他社会成员无法避免与强势群体交易（资源大多在强势群体手中），就一定会在交易中被剥夺，从而整个市场变得缺乏效率。比如，19世纪托拉斯掌握了美国社会的绝大部分资源，12％的人拥有全美财富的90％，当时的一本畅销书《城市之羞》为我们记述了这样一个时代：一面是辉煌的大工厂，一面是肮脏的贫民窟；一面是光鲜的托拉斯总裁，一面是妓女和童工；此外，种族歧视、妇女歧视、对工人残酷的压榨、肆无忌惮地在药品中作假……据《城市之羞》的作者斯蒂芬斯自己说，书中内容都是经过亲自实地考察且“往往是历经生命危险”才写成。
当然，中国封建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也具备“坏的市场”的特征。与周朝、晋朝、三国、南北朝相比，西汉、唐朝都建立了高度集权的封建社会，帝国调动资源的能力是之前其他朝代无可比拟的。正是利用这种调度资源的能力，封建官僚才获得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支配权。在这种权力之下，天下无不可为之事，无不可夺之财。
在农耕社会，土地无疑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也是最有效的财富象征。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唐玄宗才颁布了史上最为严厉的土地买卖禁令——“开元限购令”：无论何种原因，任何人都不准买卖天下土地！只有禁绝了土地交易，才能彻底斩断封建官僚蚕食农人财富的根基。
这道土地买卖禁令奠定了帝国未来几十年的繁荣基础，在强势皇权面前，封建官僚即使再有势力，也无法明目张胆地通过土地兼并蚕食民间财富。然而，在“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框架下，监督之制是一条单行线，皇帝一人又怎么可能看住天下封建官僚？
晚年，天纵英才的唐玄宗陶醉于自己缔造的盛世，也逐渐放松了对封建官僚的警惕。秉政二十多年的铁腕宰相李林甫更是给了唐玄宗一种幻觉，实际上，并不是每一位宰相都能像李林甫一样出身于贵族世家，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像李林甫一样能在所有政治势力之间纵横捭阖。
李林甫死后，杨国忠这个寒门出身的宰相终于找到了机会，他毫不犹豫地放开了“开元限购令”，在土地市场上重新拿到了财富分配的利刃。从放开“开元限购令”的那一刻开始，情况便失控了：在不足十年的时间里，全帝国境内40％以上的人都变成了毫无土地的流民。
数代大唐帝王的积累毁于一旦！
杨国忠聚敛了财富，却无法收敛自己的贪婪之心，为了保住自己的相位，他不断以弱智的手法打击、挑衅、诬陷边镇节度使，尤其是安禄山。最终，安禄山率领帝国最精锐的部队反叛，说到底，安史之乱不过是封建官僚间的财富之争变成兵戎相见。
安史之乱使唐帝国彻底丧失了权威，“均田制”的皇权基础也就随之崩溃了。
为挽救帝国于危亡之际，杨炎开始推行两税法，试图向大土地所有者收税，进而实现均贫富的梦想。然而，大土地所有者本身就是封建官僚，他们的财富本就不是来自公平竞争的市场，又怎么可能依靠这些人自己剥夺自己的财富？杨炎的改革根本就不具备最基本的社会条件。
封建官僚的疯狂掠夺最终使唐朝社会失去了最基本的秩序。唐僖宗乾符二年（公元875年），王仙芝、黄巢发动了唐末农民大起义，公元904年唐昭宗为宣武节度使朱温所杀，907年唐哀帝禅位给朱全忠（朱温后被赐名“全忠”，真是一个天大的讽刺）。大唐帝国，一个历时三百年的王朝崩溃了。
大唐帝国撤销了羁绊商旅的“关津”，通过“检田括户”对土地兼并进行了严苛的限制，终于缔造了“开元之治”，巍巍而立。然而，唐朝官府对铸币缺乏必要的经济激励、也未能有效管理私铸货币，货币流通始终受到“钱荒”困扰，唐朝一代经济运行始终未能走出东篱南山的小农田园，难以达到华夏历史的巅峰。
从汉代的吕雉到唐朝的李隆基，历代帝王的梦想都是实现“耕者有其田”，然而，巍巍而立的大唐帝国终究还是未能破解西汉帝国留下的魔咒，东篱南山的田园梦想在封建官僚毫无节制的掠夺下幻灭。为了破解这个缠绕千年的魔咒，大宋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废弃了“均田制”，中国古代经济终于也在宋代达到了巅峰。
新的盛衰嬗变中，得失几何？我巍巍中华又会遇到怎样的挑战呢？敬请期待《中国是部金融史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