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衣社碎片

丁三
第一章 “复兴社”的碎片
1、
在纷纭、浩荡的变革年月中，在一个人独处的读书日子里，总有数不
清的情绪和旧事，出现在自己的心间。2001 年晚春到来的时候，作者和自
己的未婚妻，开始了与外界相隔绝的生活。3 月，我们终止了那家小小的、
生意一直冷清的公司。结算帐目、清理债务、封存历年遗留的商业文件……
整整忙乱了近半个月。当办公室一片狼籍后，我不无苦涩地对未婚妻说，
我们要过“一对住在城里的乡下人”的日子了。
到这时，我们几乎都毫无积蓄。而“城里人”的日子非常具体，柴米
油盐酱醋茶，样样都要钱。“当乡下人”，对以后的日子，我们只能有这么
简单的、一句话的计划。
4 月，我们开始租住在一套有五个房间的公寓里。这是一处修建于 80
年代初的灰色宅子，已经略显旧败。交付了押金和租金，领到房门钥匙后，
琐碎的日子就开始了。
同时，平静的，读书喝茶下棋聊天的日子也开始了。我们不接待客人，
不写信，不看电视，每个晚上都散步，采购大量的书籍。读书之外，每晚
必定下三盘象棋，然后回到各自的卧室休息。我们还从储藏间里找到了一
套旧茶具，然后沿着一条大街的茶庄，精心地挑选着茶叶。唯一不让人满
意的，就是她每晚都要无数次地赖棋。
虽然是 80 年代的房子，但这里的采光很好。我在灰色阳台上晒着太阳，
同时读书。这些日子，每两天我就能读完一本书。
这是我一生中最悠闲的时光之一。……但这种悠闲很快就结束了。我
们面对的毕竟是几个月没有一点收入的日子。不久后，为节省房租，我们
搬到了一个只有三间小房的小公寓。这里没有空调，社区里也没有书店、
茶馆、朋友，附近没有大学。换而言之，我们所习惯的夏天在这里一点都
看不到。
买书、读书，却仍然坚持着。
我们和纷纭的外界隔绝着。但在我自己心里的情绪和往事，却不断被
激发。读书喝茶之外，我还在讲述。倾听我讲述的只有未婚妻。事实上 2001
年的整个夏天，我都在对她讲述一个小小的村庄。那个村庄就是我的出生
之地。
我生长在福建沿海的那个小渔村边。到 2001 年，那里生活着三千居民。
王姓、阮姓、李姓、林姓是主要的居民构成。其中，几乎七成的居民都姓
林。
村庄依据相对的姓氏、地形，分成了“东头”、“东沃”
、“西沃”这样
一些自然村。以东头林姓为例，它又分成“埕头”、“鳎下”
、“埕里”、“长
房里”等几个宗族聚居地。富有意味的是，每一房的划分一般都以 50 家为
界限。是自然的认可，而不是任何外来的、或行政的区分，让他们这么确
定自己的亲族范围。
由于我的许多位密友都是这个城市最重要的建筑师。我自己也读过海
德格尔的《空间、居所、建筑》，因此，我比较注意讲述村庄的建筑。村里
最重要的建筑有三个，分别是村小所在的祠堂，在后山山腰的土地庙，村
委会所在的一个村民俱乐部。它们分别修建于 1800 年前后、1900 年前后，
和 1954 年。这些破旧的建筑，折射了一个村庄 200 年的变迁。
然后，比较次要的建筑是一片接一片的民居，民居中最重要的是王姓
的“王家大厝”。这是一个三进开间、有一些精致处的大厝，包括正厅、花
厅、厢房、天井。正厅的一副刻在门柱上的对联，上联是“开闽第一家”。
这纪念的是所有福建王姓的先祖。是一个叫王审知的河南人，在公元 885
年带领他的族人、士兵，使福建真正纳入了中国的版图。后来他被封为“闽
王”。
王家大厝和土地庙一样，在 1900 年前后建成。当初修建王家大厝的毫
无疑问是一个乡绅。但在我出生以前很久，在大厝里居住的就都是最普通
的农民，并且每个家庭都只有两三间小屋。生存资源的极度匮乏，使兄弟
的殴斗，妯娌的闲话，在每间小屋都能见到。……
王家大厝最低矮、向北的两间小屋，和蒙昧、热闹的王家大厝隔绝开
来。那里住的是一个村庄里最特殊的居民，他从来不介入别人的是非。他
还是王家大厝原先唯一的主人，但几十年了，他赖以栖身的就是那两间小
屋。
他叫王天容，是村庄里毛笔字写得最好，唯一上过省城大学堂的老人。
同时，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是村庄里唯一的地主，和原来“军统局”
的特务。
讲述到王天容时，一些很模糊破碎的早年印记，在我的脑海里被隐约
唤醒了。许多年来，我一直漠忘了这个人，但事实上，我对他并不陌生。
对一个原来的地主、
“特务”，乡村总有很多“村史野话”，我就在这些闲话
里长大。此外，我在村庄度过自己的幼年时，也每天清晨都看见他佝偻着
身子，走过几步小街到我叔父的豆腐作坊来买豆浆。
他和我祖父年龄相当，出生在 1915 年前后。到我记事时，他已经年近
古稀了。我恍惚记得，他的身体异常瘦小，腰弯得象一只大虾，头发一直
是全白的。这又是一个非常整洁的老人，春秋两季总是穿一身浅色的乡下
休闲服。……我十几岁时，父亲还对我谈起过他。父亲告诉我，他是乌石
山师范学校毕业的，那是福建最早也最著名的近代化学堂之一，几十年间，
全县被该校录取的人数只有 13 人。
王天容在二十三、四岁时，就回到了我们村庄所在的小镇，从此，他
教书、为人写对联、当校长，是受人尊敬的“天容先生”。他还经常搭乘一
条乌蓬船到省城，开会、买书，或者和一些三教九流、形形色色的人等谈
一些“国事”。土改划成分之前，他家的年收田租是 250 担稻谷，这是凋敝
乡村很大的一笔财产。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地主。
但他也是乡间公认的一个“好人”。据说他从不逼交田租，有时还救助
佃农。他的后半生，田土房屋被瓜分一空，却更加安分守己、处处息事宁
人。他犹如一颗乡下的草籽，短暂地被风吹到城里，又被吹回，并终老于
故土。……
这样一个和善的“先生”，会是令人憎恨的特务吗？
他怎么也不能和我心目中的特务形象联系起来。……于是，这天晚上，
我拨通了几个电话，询问一些相关情况。
第一个电话给我的一个堂叔公。他长期是我们的村长，但落选成普通
村民后，对许多事物都很有牢骚。他又是个闲不住的人，从此非常热心地
修续族谱、重修祠堂。他对村庄的各种掌故很熟悉。……他先是奇怪于我
这个电话。因为，那个村上唯一的地主，最早的近代化先生，已经在大约
10 年前去世了。这样的一个每个人都想大发其财的年代，谁会对那样的老
古董感兴趣呢？
可能是高兴于我问候了他的原因，堂叔公耐心地告诉我，文革时他是
民兵连长，曾无数次问讯、批斗过王天容。王天容自己也交代过，他是军
统局的人。他是在 1935 年夏天加入这个特务组织的。因此，对他的“结论”
不会错。
堂叔公说话的口吻还是村长的。我知道他是一个说话负责的人，我不
怀疑他的话。但更大的疑问却在这里产生了。
凭借我不多的民国知识，我仍然知道，军统局是国民党的“武汉陪都”
时期组建的，时间应该是 1938 年左右。那么，王天容怎么可能在 1935 年
加入军统？
这样，第二个电话给了我父亲。他和王天容小有交情，知道更多的根
底。父亲听完我的疑问后，只是意味深长地说，王天容是他比较敬重的一
个长辈，人品、学问都让人挑不出什么毛病。而那个年代，基本上是审问
者要什么结果，被审问者都会回答“是”。因此，所谓的交代，很可能是人
家问：“你是不是 1935 年加入军统的”，而他就回答，是的。
我认同了这个说法。我点燃了一颗烟，打算吸过烟后就去洗澡。……
但父亲的电话一会儿又来了，他语气很不肯定地说：
“想起来了，他当时入
的好象不直接是军统，入的是一个和军统有很深关系的，叫‘光复会’的
组织。”
王天容不可能加入过光复会。这个团体在他出生之前很久就有了。1904
年，后来的北大之父蔡元培在上海，在一个恐怖组织的基础上，组织了这
个人员不到三百的秘密会社。但它从未流传到外地去。而且，辛亥“光复”
后它就不存在了。
我几乎要挂掉电话了。但幸好我随即、随口问了一句，
“会不会是复兴
社”？
父亲却立即地、少见欢畅地回答了一句，
“是的，是！天容先生自己就
对我说过，谁去记得这个呀。是是，就是复兴社。”
2、
复兴社，我就有隐约的印象了。十年前，我在福建省图书馆自学时，
曾经接触过一、两份相关资料。资料的行文都很简短，一般不过三、四页，
但都提到这个组织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前身”。同时，它还是一个“秘密
的特务组织”。
这些字眼潜伏在我的记忆里。后来偶尔阅读的一些史料、传记，乃至
小说，也不断证实复兴社的这个性质。比如一个简明本的《中国共产党历
史大事记》，在“1950 年”一条里，提到人民中国对旧社会、旧人物进行
的“镇反”。1950 年，破旧迎新、百废待举，但无数“封建会道门、土匪、
特务”仍然活跃。为此，在土地改革之外，新中国发起了这个规模巨大的
专政运动，几十万封建余孽、反动分子被绑上刑场。其中许多人的罪名就
是“复兴社、三青团潜伏特务”。
这些资料谈到复兴社时，都只是顺带一笔。但，复兴社和“三青团”
有特殊的历史联系，它是一个“特务组织”等印象，却不断加深了。……
三青团的很大一部分成员，是民国的教书先生、或高中以上毕业生。这样，
王天容先是作为一个省城的大学生，后来作为一个乡村教书先生，他加入
这个三青团的“前身”，就没什么好意外了。
但疑问却在这里继续扩大。既然如此，作为三青团前身的“复兴社”
是怎么一回事？从字面上看，它不是一个党团，而是社团。在蒙昧的民国，
城市是一个个生活的孤岛，但社团却多如牛毛。区区的一个社团，它怎么
能够成为三青团的前身？
王天容是怎么加入复兴社的？复兴社有怎样的秘密活动，以至被认为
是一个特务组织？最后，复兴社和军统局怎么又有关系了？
这些疑问斑驳地缠绕着，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疑团。显然，复兴社是一
个“有来头”的组织，否则它不会和三青团、军统局有什么关系。它又肯
定是一个神秘的组织，对它，教科书、以及书店里几乎所有的历史书籍，
都顶多讳莫如深地提到一笔，以至于一般人都没有注意到它。
2001 年的夏天是闲适的。既然无事可做，读一些书也是好的。当晚，
我没有摆下棋盘，也没有继续讲述，而是换上了轻松的睡衣，非常认真地
泡了一壶茶。然后，我开始阅读一些民国的相关史料。
我的阅读从书架上的几十本《文史资料选辑》开始。这些书都是我从
旧书摊上“淘货”得来的，但总是翻阅过目录后，我就让它躲进书柜的角
落去蒙受灰尘。这些年，各级政协都设立了一个“文史委员会”
，编撰刊物
以发表政协委员们的回忆文字。特别是 80 年代初，拨乱反正，百废待举，
大批原国民党的军政要员重新获得了社会地位，从战犯、历史罪人变成政
协委员。他们在这个时期一般都已步入风烛残年，一生的荣耀、落寞、沉
浮、酸楚，也就化作各个回忆文章的字句。
《文史资料选辑》的大量文字，由于“亲历”、“回忆”的性质，不仅
是可信度很高的史料，更隐藏着一个个昔日大人物的面貌、思考和命运。
它是“历史的影集”。透过它们，一些历史细节，乃至被湮没的重大事实、
“真相”，都得以流传。
它也记载、流传着一个极端秘密，到今天已鲜为人知，但躯体庞大、
曾经权倾一时的组织，复兴社。……这个晚上，翻开第一本《选辑》，我就
读到了一个原复兴社成员的回忆文字。他的名字是龙步云，所撰写的史料，
标题是《中华复兴社内幕》。
龙步云，湖南人，职业军人，正宗黄埔出身。在达官显贵多如牛毛的
南京，他只是区区的一名校官。他在复兴社内的地位也不高，只能算是中
层骨干。但他自称，他长期在“复兴社总社”担任“组织处助理干事”，因
此得以预闻许多“内幕”。
几乎从一开始，这些“内幕”就激发了我巨大的兴趣。他先是言语确
凿、如数家珍地谈到，复兴社成立于 1932 年 3 月初，解体于 1938 年春夏，
历时 6 年有余。它以“民主集权”、“书记负责”为原则，下设七个处。这
七个处中，书记、组织、宣传、总务四处，大多数民间社团也都设立，并
没有什么特异；但令人吃惊的是，它另外的三个处，分别是军事、特务、
训练。
军事处？特务处？训练处？这丝毫不象一个几杯清茶、一群文人、长
袍马褂，谈些问题也谈点主义的“社团”。那么，它到底是个怎样的组织？
很显然，复兴社不是一个简单的民间团体，它可能是一个半军事半特
务组织。……接着，这个前复兴社骨干谈到了自己的一群上级，也就是复
兴社的一些大人物。
谈到复兴社的“大人物”时，龙步云用的字眼都带着很厚重的黑社会
色彩。比如复兴社的四大“台柱”，被他称为“四大金刚”。又比如“十三
太保”指的是它的魁首群体。这不禁让人产生了一丝疑惑：难道复兴社是
一个黑道组织？
在龙蛇混杂的民国，黑社会作为一股力量也时常登堂入室。那么，这
代表着“复兴社”面貌的四大金刚、十三太保，到底是怎样的一些人？
遗憾的是，这份史料只列举了几个很陌生的“台柱”、魁首的名字。
历史的灵魂是人物。大人物的个人命运更贯穿、折射、反映着一个组
织的大致命运。正是这些个体使历史鲜活丰富了起来。……在《中华复兴
社内幕》之后的另一份史料里，我发现了复兴社“四大金刚”中的一个熟
悉的名字。这个名字就是戴笠。
戴笠这个人，在中国现代史上可谓振聋发聩。他参与了民国众多最重
大的事件，直到今天，大量的文艺作品、教科书都还有他的形象和名字。
他权倾民国，并且一生都和“令人闻风丧胆”、“毛骨悚然”这样的描写联
系在一起。
复兴社，它居然包括了戴笠这样的魁首？
戴笠的权力根源是军统局。军统局是如此臭名昭著，以至于成为特务
政治的一个象征、一个缩影。在其短暂的历史里，它曾控制了无数的外围
组织。那么，复兴社是不是军统局的外围组织之一呢？
事实却恰恰相反。一个前军统局要人，在再一份史料的开篇就写到：
“军统局的前身是复兴社特务处。复兴社特务处成立时，在南京鸡鹅巷 53
号办公……。”
也就是说，复兴社不仅是三青团的前身，它下属的一个处，更奠基了
后来无处不在的军统局！
一时之间，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仿佛看到了厚重的历史帷幕下，
被掩盖的数不清的“内幕”与真相。这个简短的句子剧烈地冲击着我的视
野。三青团是民国最大的青年党团，军统局是民国最大的特务组织。但它
们却来自复兴社的“一分为二”！
仅凭这一点，复兴社就肯定深重地、虽然是隐蔽地影响过中国现代史。
那么，为什么不过几十年它就几近湮没，在公开出版物里，在民间口头上，
都仅仅留有雪泥鸿爪呢？
关于王天容的疑惑似乎一下子豁然开朗了。这似乎是在告诉我，在老
家自幼见到的那个“地主”，在其十七、八岁，还是乌石山师范学校的一个
普通学生时，就加入了“中华复兴社”。然后因为军统局替代了复兴社，他
也就成了军统局的基层人员。……但此时比起王天容，更让我感兴趣的，
已经是“复兴社”本身了。
这个叫“复兴社”的神秘组织是怎样形成的？它有怎样的“来头”，以
至于拥有这样的声势？它的“四大金刚”除了戴笠外，其他的三个人又是
谁？……
就这样，因为不可遏制的疑惑与好奇，从一个生活在我老家渔村的、
芥末之微的“老地主”开始，我走进了尘封的民国，尘封的复兴社。
3、
这一个晚上，我阅读了大约四、五十份涉及复兴社的史料。阅读延续
了整整一个通宵。到天色泛白时，我还丝毫没有倦意。
心理学有一个术语，是“体验的颠峰”。当一个人置身于一个完全陌生
的环境时，很容易产生一种“忘我”的近乎梦境的感觉，似乎人物在活动，
时间在行进，自己却身不由己。……这一个晚上，那些零散、陈旧的资料，
就让我有了这样的体验。
这是一个震惊民国、异常庞大的秘密组织。一份权威史料记载：在其
顶峰时期，复兴社象王天容那样具有一定地方影响的成员，保守估计也“在
10 万人到 50 万人之间”。
《文史资料选辑》的一份资料则估计：
“以军官、教师、高中以上学生、
公务员、宪兵、警察等为骨干”，成员约 30 万人，外围组织成员则达四、
五十万人。
一个原蓝衣社的高级官员更补充了一句：加上形形色色的外围组织，
其成员应在 100 万人以上。……
这个组织不仅极为庞大，而且异常复杂。关于它的各种说法形形色色，
相互冲突，甚至连它的名称都有一些争议。比如大陆出版的一本传记小说
谈到复兴社时，特别指出“有资料称‘蓝衣社’，实无此组织。即指复兴社”。
而台湾的一本出版物则说到了“力行社”，并称力行社是复兴社的上级机关。
反过来，用“蓝衣社”来称谓它的也不在少数，特别是一些官方文件。如
签署于 1935 年、著名的丧权辱国条约《何梅协定》，日本方面的核心要求
就包括“取缔蓝衣社、复兴社等……有损两国关系的反日排日秘密组织”。
即使不去区分“复兴社”、
“蓝衣社”、
“力行社”，也还有万花筒一般层
出不穷的组织名称。大部分史料都用“复兴社”来概括这个神秘组织，但，
“忠义救国会由复兴社分子领导”；“童子军励进会的各级组织，都在复兴
社分子的操纵下”；“复兴社还只是一个外围组织，其核心是革命青年同志
会”；
“力行社和中华复兴社组织一般混称为蓝衣社”等记载，也不时可见。
忠义救国会、童子军励进会、复兴社、革命青年同志会、力行社，以
及军统局、
“中国文化学会”、
“别动队”、
“禁烟缉私处”……或潜伏或公开，
名称五花八门，成员形形色色。涉及到这个神秘组织的回忆、记载、文件，
就是这样的复杂而纷乱。它很容易让人进入一种迷惘的状态。究竟哪一个
说法是准确的？
……文字质朴、页面黄旧的各种史料，终于阅读完了。时间却仅仅五
个多小时。五个多小时里，太多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场景乃至自
己的反应，一下子扑面而来。它错综复杂，难以梳理。
经常乘坐火车长途旅行的人，都很熟悉火车行进时那种有节奏、紧张、
沉闷的声响。在午夜的灯光下，我仿佛自己身处在一列老旧的火车、一节
封闭的车厢。我在逼近着一个神秘的组织。也行进于许多非常苍老、甚或
已经死去的人，他们的生活节奏里。
一种惊心动魄感在我心里蔓延开来了。
次日，在草草一觉后，我来到了福建省图书馆。
福建省图书馆在我的生命里，是有着重要痕迹的一个场所。我最暗淡、
最凄寒的青年初期就在那里度过。关于复兴社、三青团的最早印记，也是
在那里产生的。……快 10 年了，图书馆犹如一张过去的相片，慢慢发黄。
而现在，我要回去。
当出租车冒着小雨，把我送到新省图的大门外时，一种恍若隔世的情
绪就自然生长出来。我怀着一种近乎肃穆又略略酸楚的感情，走进新省图。
没多久，在中文阅览室的书架上，我就挑拣出了一摞涉及复兴社、
“蓝衣社”
的书籍。
此后就是长达几个月时间，对数以千计史料的阅读、笔记和分析。渐
渐地，关于复兴社、
“蓝衣社”的旧事，它的酝酿、崛起、变迁、转折、沉
沦，犹如一幅浩大的画卷，铺张在我的眼前了。
这几个月时间，不仅是对我老家乡下一个普通老人的命运，而且对他
曾经隶属过的整个“蓝衣社运动”，我都发生了真实的兴趣。我和一小群富
有意味的民国青年对话。为了实现国家的强大，在破碎、蒙昧的民国图景
上，他们先是忧虑、号哭、绝望……然后因为某些特殊的契机，他们组织
了起来，并领导了中国的青年。
这一小群青年，就是所谓的“四大金刚”、
“十三太保”，一度席卷民国
的“蓝衣社运动”的领导人。因为后来历史的变迁，他们被集体地、鲜明
地钉在耻辱架上，堕入阿鼻地狱，永世不能轮回。……但我也仿佛看到，
其中的三两个青年却有着一双饱含着泪水的眼睛，那眼睛哀伤地注视着自
己参与缔造的中华民国，一步步堕落了下去。那几个月的时间，那些眼睛
一直悬挂在图书馆灰色屋顶外的天际边。
被时光层层湮没的“蓝衣社”、复兴社旧事，是以 1929 年悲惨秋天开
始、一直延续到 1931 年沉闷夏天的民族危机为序幕的，是以万里之外、流
连在东京的一小群普通中国军人，他们的激情、思考、努力为开端的。它
是在大历史背景下的小人物、小团体的命运，又是小人物、小团体人为地
制造的一段大历史。
第二章 聚餐会
日本明治大学是东方最早、也最著名的人文社科院校之一。它是维新
时代的产物，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它就参与缔造着一个以西装、制服、议
院、法官为装点的日本。它诞生后的大部分时间，正是日本社会欣欣向荣、
破旧革新的时期。明治以下，历经三代，日本成功地实现了社会转型。一
个民众蒙昧、血腥气息浓重、军刀价值被极度强调的领主国家，被包围在
一种西方文明的清新里。机械、贸易、现代军队，义务教育，制造出了洋
溢在空气里的自信。
当然，并不是没有问题。20 多年时间，日本人口从 5，000 万激增到 7，
000 万，财富却日渐集中在少数财阀的手里。日本出现了转型期的大量社
会问题。一方面，工厂日夜开工，港口吞吐不已，生产、贸易、繁荣，是
日本人的一般印象；另一方面，农村破产、工人失业、贫富分化日益加剧，
则是日本贫民的活生生日子。一整代日本青年就在这样畸形、冲突的印记
里，打发了自己的迷惘生活。
这些问题与日本社会大量的封建残余一起，将成为日后各种动乱的发
酵池。但在繁荣景象下，这些问题毕竟潜伏着。日本更多的是一种近乎自
大的信心。时任日本驻华公使的重光葵，在《昭和的动乱》一书里概括过
这种信心：
“……日本代表亚洲迅速地成为世界五强，进而为世界三强之一，
在西太平洋处于领导的地位。日本……对于人类的文化负有极为重大的责
任”。
明治大学，正是这么一个日本的见证。
与这一段日本历史相对应，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大致
同时进行，但甲午战争却构成了两国截然相反的历史分野。战后，在官吏
腐败、鸦片泛滥、农村破产、民众愚昧之外，中国更添上了军阀混战这个
要命的毒瘤。“闹华五鬼”会聚齐全了。
清末和民初是中国历史上最败坏恶劣的时期之一。在这个背景下，效
法日本开始成为盛极一时的潮流。一群群扎着辫子、穿着长袍马褂的青年
纷纷坐着快船东渡，而后消失在东京、神户、大阪的街市和学堂里。
几十年里，日本海关的出入境登记册上，先后留下了严复、孙中山、
鲁迅、蒋介石、汪精卫等现代史大人物的名字。东京成为那个混乱时世，
中国各种思潮、主义、动乱、革命、组织、暗杀的总的发酵池和策源地。
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人数既多，政治派系更极为复杂。派系间种种“争
人争地盘”的冲突，时常引起辩论、敌意甚至打斗。这是华人社区的一个
特殊景象。
及至 20 年代，长袍马褂变成了中山装和各种制服，辫子变成了平头，
但这种景象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日益严重。以派别而言，分成了国民党、
共产党、青年党等，属于国民党的，又分“中央派”、西山会议派与汪精卫
的改组派等。
1929 年，东京又先后迎来了三批中国留学生。这些学生都很年轻，但
清一色是现役军人。而且，他们都毕业于中国南方的黄埔军校。
三批学生共有 90 人，有“带兵官”，但绝大多数是政治军官。他们散
布在各“文武学校”内。如早稻田、陆军大学、士官学校，以及户山、炮
兵、工兵、经理等。其中十余人则进入明治大学为他们专门设立的“政治
经济系”。
到东京后，因为同乡、同学、同僚等密如蛛网的私人关系，这些中下
级军官频繁往来。他们按照黄埔传统，有时是三五个人，有时是全体参加，
以“凑份子”的方式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聚餐会”。
日本清酒、生鱼片、
“聚餐会”纽带着他们的私人关系。此外，为抵制
其它党团、派系的“渗透”，他们遵照南京的指示，组建了“黄埔东京同学
会”。
对这些黄埔学生来说，东京生活一开始是平静的。进入他们视野的绝
大多数日本人，军官、教授、平民，乃至酒吧间的涂抹着厚粉的老板娘，
都以惯有的谦卑形貌容纳着他们。但不过几个月以后，一场突如其来的风
潮就席卷了日本，也伏笔着他们的命运转折。
温斯顿-邱吉尔在 20 年后，曾以政治家特有的冷静描述了 1929 年的悲
惨秋天：
“直到第三季度末，到处都呈现日益繁荣的希望和景况。……但在
10 月间，一阵突发的狂烈的风潮横扫华尔街。”
对这股风潮的后果，他以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轻松来阐述：
“不过英语
世界中还没有人饿死。”同时他也谈到，“1929 年到 1931 年的经济风暴，
对日本的冲击绝不亚于对世界任何地方……”（《第二次世界大战》）。
何止是不亚于其它地方？稻米价格一向昂贵、曾经屡次爆发米骚动的
日本，短短几个月后就出现了大量饥民、难民。大萧条、失业、恐慌、破
产……象风暴一般地席卷了日本，风暴一般地使日本经济陷入瘫痪。
它也风暴一般地使尚武精神重新赢得了日本。平和思潮在功利、浅薄
的日本，本来就如此脆弱。经济危机、贸易萎缩，一下子改变了千家万户
的命运。日本所关注的经济资源，此时从机械、制造、人才、外贸，变成
了原料、采掘、人力、土地。在 20 年代的尾声里，日本民众重新关注起了
土地。
这些关注的眼光，聚焦于离东京约三千里的一个“新大陆”------满洲。
甲午战争使日本吞并了台湾、朝鲜，但日俄战争“只取得了满洲方面极不
完全的权益”。重光葵在《昭和的动乱》一书中写到，“日本在满洲权益的
基础，是关东州（旅顺、大连）的租借地”。但由于战后的“三国干涉”，
租借地“从俄国接收过来的时候，公文上只有二十五年的短租期”。也就是
说，日本只能租借该地到 1931 年。
这个事实是日本社会的一个心病。随着“交还关东州”日期的抵近，
它更成为日本的病灶。议员松冈洋右的“满蒙生命线”说，短短几个月就
席卷了日本。
到 1930 年，一些日本教师甚至在课堂上宣扬起了“满蒙生命线”，日
本的学童、青年都为之倾倒。
和平的日本象纸糊的大厦那样坍塌了下来。它更制造出了一个以视死
如归的气概，决心为日本吞并满洲的群体。这个群体就是日本陆军，特别
是军内密谋组织。
1905 年到 1928 年，大批从渔村、小店铺、佃农以及失业工人家庭走
出来的日本子弟，纷纷投身陆军。这些出身贫寒的人，把投军当作是改变
命运的唯一机会。他们是平民的儿子，和优越的海军不同，他们只坚信汗
水、操练、献身精神和个人奋斗。他们的努力在 20 多年的锻造后，表现为
陆军的集体果实。日本帝国陆军在投入很少、军费不给的情况下，一举而
为综合战力全球第四的部队。
这些出身苦寒的军人，他们的大脑连接着日本的灵魂，因此直面着各
个社会肿瘤。要改变这个畸形的日本社会，靠机器还是靠土地？要贸易还
是要特权？乃至，要对内改革还是要对外侵略？……他们朴素而迫切地渴
望改变这个不公正的社会。为此，他们在士官学校、基层营地热烈争论着
这样的问题。
在这样的争论中，一股将席卷日本社会 15 年以上的潮流，悄悄崛起。
这股潮流就是以密谋组织、暗杀、政变等为手段，以“下克上”为习气，
追求对内实施社会变革、对外确立日本太平洋霸权的新型武士思潮。大萧
条前后，军内出现了数以百计的密谋组织，所有校尉军官都可能身属某个
组织。
“天剑党”、
“大行会”、
“国本社”
、
“樱会”等，不过是其中比较著名
的几个。
1930 年 11 月，一小群密谋军官在东京车站，以“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的态度，极其镇静、极其从容地刺杀了首相滨口雄幸，而后投案自首。这
是一个离奇的刺杀，因为在事后的审判里，他们说对滨口首相的刺杀，与
首相的“个人品格”无关。只是对大日本帝国前途的“不同理解”，对满洲
地位、中日关系的不同理解，他们必须刺杀首相。
这些军官的大多数，最终被判处死刑。然而在日本人的心里，他们却
一下子成为这个“太阳帝国”的英雄人物。是把生命奉献给“拓荒八极”
的天皇事业的再一个神话。
1931 年初，“滨口刺杀案”进行审判。整个日本屏声静息。有线广播
所直播的声音略有沙哑，还有一些对话模糊不清。但，举国的青年乃至许
多老人、妇女、儿童，都为被害者即滨口首相，以及凶手即几个陆军军官，
共同地流泪。23 万军人、以及 7，000 万国民，此时认为首相以及凶手的
生命都应该得到回报。
这个回报就是满洲。
普通居民对“滨口案”的反应，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心态、政治潮流的
信号。到这时，那些几乎还是崭新的、在日本视野里才出现几十年的事物，
机械、贸易、市场，都一下子退居于日本生活的次要地位了；相反，那些
古老的、带有血腥和狂暴气质的武士道传统等，又占据了日本意识形态的
主流。日本社会在急剧嬗变中。
而发生于 1931 年夏天的“万宝山事件”，使这个嬗变达到了顶峰。
万宝山位于满洲中部，当时隶属长春县管辖。所谓“万宝山事件”，原
本是一个山野小事。它起源于两群农民的斗殴。一些史料谈到事件的最初
缘由时，只是简单地说：
“李升薰是一个朝鲜的土地掮客。他早年在万宝山
一带当过佃农，认识了这一带有名的富户、和日本公司做过大豆生意的郝
永德。1931 年初，李升薰带领 400 多个朝鲜失业农民到万宝山一带谋
生。……目的是当‘二地主’从中牟利的郝永德，以长春稻田公司的名义，
向三姓堡农民租借荒地 500 垧（5000 亩），转租给这些朝鲜人。……”
从这些文字里，看不出李升薰的“土地掮客”的味道。很可能，和任
何一个东方村社的头领一样，这是一个有些见识、处事得体、为人也比较
公道的人。否则，几百流民不会仅凭他和郝永德的一纸协议，就抛家弃业、
携妻带子地流亡满洲。
4 月初，400 个朝鲜人开始了搭建茅舍、开荒垦地等艰苦工作。到 18
日，他们基本平整完了土地。为引水灌溉，这一天他们顺着当地农民的耕
地边角，开始挖沟，并在伊通河边的一个叫“马家哨口”的地方筑坝。
此举却激怒了当地农民。中方大部分史料称，这是“……蓄意要淹掉
长春县的数千顷农田。”三姓堡富农孙永清等几人，立即向长春县政府请愿，
要求制止日本人（实为朝鲜人）开挖水渠。长春县公安局长田锡谷在得知
孙永清的请愿后，也立即派一群警察前往制止。
孙永清、田锡谷的面貌，今天已无可考察了。他们面容模糊地在历史
里，仅仅留有一个名字。后来有人把田锡谷说成是一个“反日义士”，有人
则暧昧地说到，孙、田两人本是亲戚；日本方面谈到孙永清的请愿时，更
认为一是孙永清盲目排外，再是他和郝永德“有隙”。
从一般村民的处事方式来看，孙、田两人是亲戚，孙永清和郝永德“有
隙”的说法，可能都成立。如果和“衙门”没有个人关系，一个富农是不
会轻易地惊官动府的；而如果不是因为和郝永德有矛盾、想借机报复的话，
他也不需要惊动警察。作为一个当地人，他会以欺生的方式，自行或带同
族人去制止那些朝鲜人。
至于朝鲜流民要“蓄意淹掉农田”的说法，则几乎站不住脚。在中国
警察的警棍和枪口下，这些卑贱的朝鲜流民，立即停止了施工。他们唯一
的应对，是李升熏跑下山去，去找郝永德。
郝永德是那种趋炎附势、心胸狭隘的土豪。并且，
“人争一口气，树活
一张皮”，也是乡间富户的心态。他先是奔走大小衙门，但都被冷淡地回绝。
一直到 6 月初，他才通过和他做大豆生意的日本人介绍，面见了日本驻长
春领事田代重德。他要借助日本人的势力，确立自己在三姓堡、万宝山的
土豪地位。
但郝永德预料不到的是，自田代重德介入此事后，这个日本外交官就
以他不敢想象的强悍方式，来处理这个细微的纠纷。田代以及 7，000 万日
本人，不仅看到了万宝山 400 名朝侨的命运，还看到了整个中国如火如荼
的排日情绪，看到了“彻底解决满洲问题”的一个机会。
1931 年 6 月 3 日，田代重德派出 60 名日本警察，荷枪实弹来到筑坝
地点马家哨口。他们架设起机关枪，和中国警察、乡民进入了对峙状态。
7 月 1 日，日警以黑洞的枪口，威吓那些可怜的朝鲜人继续施工。同
日，大约 500 名三姓堡农民，打出一面写有“迫不得已，实行正当防御手
段”的大白旗，冲到引水渠工地。他们和日本警察进入混殴状态，同时用
铁锹将堤防掘毁，把水路填平。后来日方的一份材料提到：
“……从该事故
的组织性，所用的武器……以及该标语非中国农村民间惯用，可以判定这
是中国方面经过策划的一起蓄意事件。”
在拳头、警棍阻挡不住村民后，日本警察向空开枪射击，以示威吓。
三姓堡村民为示反抗，也在沟中向空中鸣枪，双方对峙鸣枪约半小时。此
时，马家哨口前村一位正在分娩的产妇马氏，受到惊吓，母子双亡。
7 月 2 日，在现场的 60 名日本警察，不顾已因母子两命案、而被彻底
激怒的村民反对，再次命令朝鲜人强行挖渠。此后数日，在马姓族人的牵
头下，三姓堡村民持步枪、刀片、农具、棍棒等，几次袭击日警、朝侨，
造成几名朝侨伤亡。日本军警、领事馆迅速作出反应，命令进行报复。
此时，一个叫金利三的小人物出现了。
金利三是朝鲜人，接受过大学教育。此时，他任《朝鲜日报》和《东
亚日报》驻长春记者。冲突发生后，长春的日本军警、特务和领事馆官员
召见了他，要他赴万宝山实地采访、撰写通讯。
在万宝山，金利三见到了他的许多目光呆滞、激怒而惶恐的同胞。他
先后和日警、郝永德、李升薰以及别的朝鲜人进行了谈访。日本人的压力
和同胞的苦难，使他夸大、渲染了这一事件。
尔后，几份通讯稿发回朝鲜。
7 月上旬，
《朝鲜日报》
《东亚日报》以头版显著位置全文刊发金利三
文。7 月上、中旬，日本的主要报纸《读卖新闻》、《朝日新闻》等，也纷
纷转发，并发几年来满洲政府和中国人排日、迫害朝鲜人的消息总汇。
金利三文象一声惊雷，震醒了整个朝鲜。整个 7 月，朝鲜各地出现了
疯狂冲击在朝华侨的浪潮。日本便衣军警、特务、浪人等混杂在朝鲜失业
青年、学生中，肆意扩大事态。他们杀死、打伤、劫掠、扣押、驱逐华侨，
焚烧华侨的住宅、店铺。到当月底，在朝华侨被打死 109 人，160 余人受
伤。
一股的难民潮形成了。据中国海关统计，逃亡回国的华侨，7 月 9 日，
“抵威海卫者 600 余众，烟台者千余众”；次日，“返回安东者达 2，881
人之多”。
与此同时，一股更大的难民潮也在形成。朝鲜在满洲的流民大约有 200
万，史料记载：“万宝山事件”发生后，满洲居民开始处处袭击“二鬼子”
朝鲜人。在山野、村社，流血事件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大批朝鲜人被迫
回国。短短一个月时间，
“在满洲寸步难行的朝鲜人，锐减到不足 10 万人”
（《剑桥中华民国史》）
。
仍然居住在长春的金利三，此时感到了空前压力。他连起居、出行都
受到长春市民的监视。从朝鲜返华的华侨，更对这个朝鲜事件的始作俑者
有着切齿之痛，他们在报刊上、金利三的住宅前，哭诉、谩骂，将在朝鲜
的家破人亡，归罪于金利三。一些亲属抛骨朝鲜的人，决心血债血偿，商
议筹款买命。
金利三被吓坏了。这个可怜的、违背了新闻公德的小人物，在几经思
衡之后，决心在这种压力前低头。7 月 14 日，他在《吉长日报》上发表忏
悔声明，谈到“有关万宝山事件之真相歪曲，盖因余受日本领馆之愚弄。”
但已经来不及了。这个可能有点小才气、却猥琐怕事的人，次日就被
日本警察署派出的朝鲜巡捕朴昌厦暗杀。
更来不及避免的是，
“万宝山事件”已经通由郝永德、孙永清、李升薰
等烦琐普通的小人物，使满洲的动荡，犹如不断添加柴火的热水那样，达
到了它的沸点。并且还通由田锡谷、田代重德、金利三等形形色色的官僚
与文人，从山野和乡民，进入了在东京的几十名黄埔军人的视野。
从“滨口案”到“万宝山事件”，短短几个月时间，日本在急风暴雨中。
全民族的反华情绪，充斥在东京的大街小巷。90 名黄埔军人犹如风雨中的
小舟，他们的心灵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这些人物、细节、声音、场景所构
成的巨大风潮，是他们所看到的、亲历的，并将用一生时间来思考的。
而更加强烈地震撼了他们的，是此时东京的一个浩大场面。
万宝山事件象一声惊雷，震惊了饥饿的东京。如果说，1929 年以来日
本的生活是忍饥受饿、祈望转机、顶多也只是在广播和报章边喃喃咒骂的
话，那么，到这个沉闷的夏天，一个徘徊、剧烈的日本年代就彻底结束了。
1931 年 7 月下旬，一片比任何时候都要沉重的阴霾，压在日本列岛的
天空上。乌云越来越低，逼近了东京犹如积木玩具的精致建筑。比阴霾还
厚重的，是一大片陆军军人的列队身影。10 万余名分布在本岛、台湾、朝
鲜、满洲的军人，都严严整整地穿着军装，身材直挺挺地面对东京。
10 万余双眼睛，穿越日本海和黄海，向二重桥广场的那一片神秘建筑
祈求着。与此同时，建筑前的草坪上，也有无数日本民间团体、青年组织
的旗号字样浮动。在军人列队身影的衬托下，这里的服色和人群显得五花
八门。军人、学生、议员、工会活动家，工人、小业主、老人、妇女，身
份各异，贫富悬殊，代表了日本的大多数阶层。
黑压压的人群，静默地或坐或跪。他们也在向日本之神乞求。二重桥
广场是日本天皇的住所。可能也只有这么一个场所，才能负载起 7，000
万国民的共同决心，才能负载此后的 14 年历史。日本在表达一种彻底、永
远告别过去 26 年平和日子的决心。
就从这里开始，东京盛大的群众场面、全民族不惜献身的狂热情绪，
后来变得越来越平常。战争扩大、将士出征、战役胜利、又一块土地的获
得，都使日本一再发出狂风暴雨般的喝彩声。满洲、华北、淞沪、武汉、
珍珠港、东南亚、中太平洋……在一次一次的喝彩声里，7，000 万国民达
到了他们做梦都不敢想象的权力顶峰。
这样的场面，到硫磺岛易手、大批轰炸机将东京夷为一片瓦砾，冲天
的火光使整个日本散发尸首烧焦的霉味时，不仅没有过去，反而以更极端
的方式来表现。在塞班岛，日军 2 万 3 千人全部战死后，岛上 2 万 2 千名
日本平民集体自杀。其中 8，000 名妇女儿童，站立在峻峭山崖上，一边平
静凄苦地唱着《君之代》，另一边成批成队地跳海自杀。
1944 年 10 月 25 日，日出后不久，刚刚结婚的关之雄大尉带领 6 架飞
机上天，随即撞向两艘航空母舰和一艘轻巡洋舰；而 1945 年 8 月 15 日黄
昏，当 2，519 名神风特攻队员化做尸骸后，最早发起“神风特攻”战术的
大西海军大将留下遗书：
“……我将以死向这些勇敢的人和他们的家属表示
歉意”。随后剖腹自杀。
从 1931 年 7 月到 1945 年 8 月，整整 14 年另一个月，整个日本都以这
样极致的悲欢、杀身的决心和《君之代》的伤感乐声，来铺垫自己的道路。
这样道路的第一程，当然要从满洲开始。
从满洲开始。陆军军令部长南次郎大将，这一天在日记里写着：
“一个
现实已经被制造出来了。……除了内阁以外，大多数人都了解了日本要满
洲这个现实，都在推动这个现实。即使内阁也出现了松动，安达内相就有
了足够的认识。……”
参谋本部的建川美次少将在拍往满洲的一份密电里称：
“形势的变化让
人喜出望外，这是一个千载难寻的机会。……对满洲的行动可以开始了。”
但南次和建川都不是主角。接到建川电报后，满洲，一个大尉急冲冲
地走进会议室，他大声地说：
“清谈、议论已经没有意义了。现在要紧的是
行动、行动！只要一个中队，一夜之间，奉天和整个满洲，就永远归属大
日本帝国了！……”
时间凝固于这一个大尉的面容上。那么，他是不是石原莞尔呢？
1928 年，经关东军参谋、曾策划炸死张作霖的河本大作介绍，毕业于
日本陆军大学的石原莞尔调任关东军参谋，军衔大尉。这是一个让人带有
一丝恻隐的调任。出身于普通农家的石原已年近四旬。在人才辈出的陆军，
这样的岁数还和“参谋”、“大尉”等字眼相联系，是异常刺眼甚至近乎滑
稽的事情。
但这个调任后来被证明是致命的。在河本大作的眼里，石原是罕见的、
可以引导日本未来道路的天才人物。他带到满洲去的，不仅有他被当作笑
料的大尉军衔，还有一叠薄薄的手稿。
手稿是一批文章和计划，是石原对战争日本的一系列理论和主张。它
后来被概括为“石原构想”。“石原构想”从“文明发展趋势”出发，要点
包括“以日美为中心的两个文明决战”、军国“总体战”等。为实现这一目
的，必须占领满蒙、建立日中“新关系”、改造日本、建立东亚新秩序。这
几乎就是此后十余年的日本历史。
也是在河本大作的帮助下，石原构想首先赢得的，是一个小小的、名
为“满洲青年联盟”的密谋组织。
这个组织的成员，包括了板桓征四郎大佐、土肥原贤二大佐、田中隆
吉武官等后来非常有名的中下级军官。此外，和法西斯理论家大川周明一
直有交情的河本大作，也在此中。它的成员大概没有超过 50 人，但已经够
了。板垣为它提供了和陆军高级军官的联系，土肥原为它提供了对满洲社
会的深刻了解，以及数百名训练有素的特务，大川提供了侵略理论，河本
则通过自己当时任职的南满铁路侏式会社，使它和满洲 23 万日侨休戚与
共，也使它获得在满洲的民间基础。它缺少的只是一个能引领他们道路的
战略家。到 1928 年，这个战略家出现了，这就是石原。
石原不仅是“满洲青年联盟”所急需的战略家，还是使它深深扎根于
满洲土地的组织家。一生的艰厄，使他不仅目光长远，并且作风细致。他
刚刚加入“联盟”时，是不满意这个组织的。因为它人数太少，和满洲社
会、特别是中国人的隔绝也太严重。它几乎只能算是旅华日侨和军官的一
个俱乐部。
石原要求的“联盟”，是一个日占满洲的政府，是一个未来能完全控制
满洲的政党。在他的提议和系列努力下，1928 年年底，一个叫“大雄峰会”
的秘密群众组织诞生了。
“大雄峰会”完全处在“满洲青年联盟”的控制之
下，其各分会、各外围组织的头目，均由联盟成员担任。它是联盟的下属
和石原的要求一模一样，“大雄峰会”的成员，不仅包括关东军士兵、
满洲日侨，还包括了形形色色的满洲居民、
“汉奸”。地方士绅、流氓无赖、
满蒙少数民族居民、乃至旧官僚胥吏，都身在此列。
经过惨淡经营，到 1931 年，“大雄峰会”已有成员数千人。未来日占
满洲的一个政党雏形产生了，关东军占领满洲的时机，也随之成熟了。
“万
宝山事件”爆发前后，为给满洲事变进行舆论造势，一些由石原、河本等
人亲自撰稿的小册子，在日本本土的军营、军校被悄悄散发。同时，以偷
袭为手段、迅速占领奉天、制造中日开战既成事实、并经营日占满洲的绝
密计划，也被制定出来了。
7 月份东京街头的喧嚣场面，不仅掩护了他们的这些秘密行动，更使
和平内阁的国内影响一落千丈。在这个新陈代谢急剧、各种潜伏力量此起
彼伏的权力真空时期，他们终于要出现在历史的前台了。
4、
石原莞尔等人的计划，不仅有军事行动部分，还包括占领满洲后，
“新
满洲”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详尽规划。其计划要点，是形成“满洲
青年联盟”---关东军---“满洲国”的三位一体，制造一个事实上的“独立
王国”。它综称《虎卷》，是仅仅由四、五个人掌握的绝密文件。
《虎卷》刚刚形成，在东京，几十名黄埔军人也以自己的方式，向蓝
衣社的历史迈出了第一步。
1931 年 7 月中旬的一天，
“万宝山事件”所引发的东京风潮还在飙升，
“东京黄埔同学会”又按照惯例，举行了一次聚餐会。与以往不同的是，
这次聚餐，几乎没有联谊、漫谈、私人的成分。一个黄埔五期学生后来回
忆，主要是“讨论此事件之前因后果与日本对华政策。参加的人数很多，
发言也很踊跃”。
可以想象，这是一个小规模的但严肃、有力的会议。他们按照进入黄
埔的期别，先后发言，低沉处泪流满面，慷慨处怒发冲冠。
这些黄埔学生，绝大多数来自长江流域的小城市、集镇、乡村。他们
生长在破碎、蒙昧的晚清和民初，也生长在各种各样乡土传说、人文遗产
里，如《水浒传》、瓦岗寨的故事，曾国藩、左宗棠等近现代名人的事迹。
前者浸染进他们的血液，使他们对“聚义”
、会社，有着天然的亲近。后者
则激励着许多人的志向、抱负。
又不止是这些遍布于山野的乡村传说。他们一般都接受过私塾教育，
熟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随后因为时世的变迁，他们又上了
近代化学堂、进入黄埔，阅历着一个辛酸而热腾的大时代。在断裂、转型、
同时黑沉得看不到前途的社会里，他们渐渐成为一群热血青年。
与大时代的“书生”不同，他们打过仗、流过血，见过死人堆，身上
弥漫着硝烟味道。于是，不清议、不空谈，敢想敢做，迅捷有力。分析了
日本的人心民意、军方异动后，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中日之间，行将爆
发一场不可避免的大战。
在他们看来，这场大战的结果，是山河破碎、大片国土沦陷。那么，
怎么办？
这个会议的具体内容，已经随时间的流逝而永远湮没了。作为一群下
级军官的聚餐会，它没有做会议记录。于是，会议的地点只是简单的“东
京地区”；准确的时间更没有人能够说出。
至于会议所产生的结果，也只是“……这些黄埔毕业生确信日本很快
就要发动一场全力的侵华战争……便选派了腾杰和肖赞育一起，于 7 月下
旬返回中国，就这个迫在眉睫的危险向南京政府提出警告……”（易劳逸，
《蓝衣社的建立》）。
又不止这两个黄埔生。这一路回国的，还有一个叫陈启宇的留日文官。
他和腾杰有一层私人关系，是腾杰未婚妻的胞兄。他是为回国探亲，才与
腾杰、肖赞育做了一路的。
在模糊迷惘的历史尽头，在晨雾笼罩的东京码头，1931 年 7 月中下旬
的那个早晨，腾杰、肖赞育、陈启宇等三人，在一群黄埔学生的挥手送别
下，带着简单的行李，踏上远洋渡轮的甲板。他们的目光中一定没有多少
依依离情，从他们的行李里也能看出，他们以为只要再有一些日子，就能
够再到日本、再到东京。
船渐渐地离开码头了。薄雾渐渐地淡去。不知道这一天的天气，是晴
朗还是阴沉，不过 7 月的日本海，一般说来天气都是不错的。海上有一些
水鸟，渐渐升起的还有太阳。而他们一定会愿意一直地站立在船头，不愿
回到那狭窄沉闷的船舱里去。
东京远了。看不到了。那么他们能够意识到吗？以后的许多年里，他
们将没有机会再来东京。
1931 年 7 月下旬，几天的航行后，终于，南京、中国，都近了。都到
了。
第三章 青年意气
1931 年 7 月底，腾杰一行三人在上海上岸。因为两年多没有回国，他
们先是分成了两路。肖赞育因家事决定先回湖南。腾杰和陈启宇则延京沪
铁路北上，首先到如皋看望他的未婚妻陈启坤。
从肖赞育的“家事”，以及腾杰先到如皋等细节可以看出，虽然他们的
回国是受东京同学会的派遣，但多少也有私人探亲的色彩。此外，这更因
为此时的他们，还不了解政府腐败、国家分裂、民众无力的程度。
在如皋，腾杰和陈启宇短暂逗留了三两天后，一起向南京进发了。他
们并邀陈启坤同去南京。
从如皋到南京不过几个小时的路程。但这一路，出现在三个青年面前
的，是一幅满目疮痍的图景。
1931 年春夏之交起，一场空前的长江、淮河大洪水，席卷了七省 205
县。
《中央日报》曾报道安徽灾情，
“……镇市荡平，田禾淹没，浮尸雷雷”。
而《新京日报》对江苏灾情，有更详细的报道：
“自 7 月 4 日起至 12 日止，
大雨滂沱，酿成十六年来未有之奇灾。……此种生活，诚不啻人间地狱”。
比起安徽、江苏，受灾最烈的却是湖北。仅江汉平原，这一年死于水
患、饥饿、瘟疫的达 200 万人，几乎户户丧事、家家挂白。洪水过后，千
万寡妇、老人、孤儿，又面对着空了的家室、荒了的田野，发芽的种子和
溺水而死的耕牛。一时哀号遍野。
顺长江而下的洪水，使京沪沿线“淹没田亩达百数十万。……庐舍荡
然，村落如海中岛屿”（《新京日报》）。虽然凄凉、破碎的景况不比湖北，
但灾患和死病也一目了然。流离失所的难民和乞丐，沿铁路延伸数百里，
路上更不断有人倒毙。
这些景象，重重地扣击着腾杰的心灵。然后，南京到了。
南京的洪水刚刚退去，满街还都是乞丐、饥民。城内不论哪处街角，
都溢着污水和烂菜叶，苍蝇嗡嗡地飞着。
一个个积善堂、施粥站的前头，都排满了望不到头的长队。队伍艰难
地向前蠕动着，一双双呆滞、灰蒙的眼睛，似乎都不相信自己能够得到那
一勺烂粥。空气里弥漫着一丝丝的尸臭味，不时有野狗去扒垃圾，扒出了
一具具开始腐烂的尸体。
大部分店铺因为担心饥民的哄抢，都紧闭着门板。大街小巷充斥着一
股死亡的气息。但一到晚间，笙歌、酒色的气息，就荡漾在秦淮河边了。
无数大腹便便的人，从地下冒了出来。他们粗野、快活地哈哈大笑，在他
们的笑声中，人力车、汽车穿梭在霓虹灯下。
透过时间的缝隙，可以看到，知了的声音，鸣叫出了一个奄奄一息的
南京。站立在街头的腾杰和陈启坤，他们的心，在一点一点地下沉。
然而，使他们的心事近乎绝望的，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1931 年 7 月，南京政权处在一片混乱、动荡、分裂中。
1927 年，腾杰随着大部队进入南京时，他一路目睹的是民众质朴的笑
脸，青年献身的热情。但这个状况不过维系了一年。就是腾杰被选拔去日
本前后，国民党、南京政权开始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腐败着。
几乎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国民党就是一个带着浓厚的秘密会社色彩、
大杂烩一般的政党。它从来没有过纯洁的组织，严格的纪律。它是一个权
贵、政客、军阀、土豪进行权力交易的俱乐部。所谓“民初”近乎荒诞的
混乱，就是这种国民党组织的产物。“大革命”时代的“新三民主义”、建
军黄埔，为的是根绝、根除这一点，但到 1928 年，它就不能维持它新生的
激情了。
“整理党务”后，大量职位空缺。大批军阀、劣绅、土豪、流氓的入
党，使有了枪的国民党，腐败程度远胜于“民初”。它直接影响着人心向背。
《北华捷报》1930 年 5 月的一篇报道，简略概括了这个过程：“仅仅在 1
年半之前人们还满怀热情，而今天，在所有中国人之间都存在绝望感”。
组织的混乱、腐败、民众的绝望，这些如同发酵池一般，孵化加剧着
国民党的另一权力肿瘤------内部倾轧。
持枪的军阀，在 1927 年以后的一两年内，摇身一变为国民党员；上百
万的兵痞，摇身一变为国民革命军。他们是自私自利的沙，能够肥己处便
肥己；他们又都是妄自尊大的沙，能够称尊处便称尊。“统一”
，不过是南
京自欺欺人的一个说法。
加入国民党后，谋求一个“正统”地位，成为盘踞各省的军阀最大的
如意算盘。他们纷纷和一些不甘寂寞的糟老头党员、
“元老”结合起来，为
自己的割据披上合法外衣。正是腾杰回国前夕，南京政权历史上规模最大、
历时最久的权力倾轧活动，进入了高潮。
在 1931 年乱哄哄的南京戏台上，胡汉民扮演着即将过时、但挣扎地回
光返照的角色。这个搞了一辈子政治的人，居然临到老了，还看不出这个
乱世“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真理。他反对蒋介石效法孙中山、通过一部《临
时约法》的宣布。他喋喋不休、上窜下跳，一副遗老遗少的嘴脸。蒋介石
更干脆，他二话不说，派三五个武装军人就扣押了胡汉民。
蒋介石对此事的解释令人觉得啼笑皆非。这一年的《中国年鉴》记载，
蒋介石不屑一顾地谈到：
“……只有以这种方式，才能使他的光荣历史不受
玷污”。这比打胡汉民的耳光还令人难受，言下之意就是他已老朽不堪。
但是蒋介石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人利用这个遗老来做文章。6 月份，
广东军阀陈济棠纠合了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在广州组成了“非常
议会”，宣布广州是民国的正统政府。这打开了反蒋潮流的闸门。孙科、汪
精卫、西山会议派、刚刚吃了败仗的山西军阀、河南军阀，都纷纷表示支
持这个议会。民国这个派系、权力的大杂烩，此时分裂成了拥蒋和反蒋两
个阵营。
盛夏到来时，事态更加严重，始作俑者陈济棠以为时机业已成熟，一
不做二不休，干脆宣布“独立”。随后，南京和广州开始了比胡汉民还让人
讨厌的饶舌混战。动口过后，打算动手。双方都把军队开到了地界边上，
剑拔弩张，随时可能爆发大战。
腾杰步入南京之际，正是内战随时可能爆发的关头。
“政府完全瘫痪了！”几十年后，腾杰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对南京的第一
印象。高大的国民政府门楼还在有气无力的阴沉天穹下。但广漠的南京天
地，似乎只剩下他们这三个渺小的青年。
1931 年 7 月的南京，国民政府大院前门可罗雀，连哨兵都没有布置。
深得望不到尽头的院子里，也只有寥寥几个公务员，他们或打着纸牌，或
在办公室里翻检着私人物品。一张张象征着权力的褐色办公桌、皮椅，都
蒙着厚厚的灰尘。
过往的那些大人物仿佛一下子消失了。这些裁决南京的人，此时都龟
缩在各自的公馆里，或合纵连横、待机而动，或明哲保身、隔岸观火。没
有人理会腾杰的警告。
接连探视过政府、军委会和党部后，腾杰一无所获。但军人的韧性，
使他不愿死心。他们“立即开展对有关人士的访问”。
这个访问，过程只有短短几天。8 月初，他们“综合访问所得的结果，
极为失望”。结论很快地作出了，即“国内对于即将发生的日本大规模侵华
战争，几乎毫无准备。不仅是腐败落后，并且是四分五裂；特别是民心士
气的消沉，已到了对时局的挽救完全失去信心的程度”。
这些结论，虽然早已经在自己的预计里，但还是令他们“惊讶之至”
（邓元忠，《腾杰访问》）。
几十年后，腾杰用“惊讶”一词描述他当时的心境。但其实，这是一
种五味俱全、心神欲裂的苦涩。
“警告”任务迅速流产，
“访问”也毫无结果。这个夏天，事实上已经
有两个选择出现在腾杰面前了：是回到日本、对东京同学会简单地进行“述
职”，而后由同学会做全盘统筹呢？还是继续地留在南京，再等待一些机会、
人物，或者干脆说是“奇迹”？
腾杰简单地选择了“留下来”。他要在南京等待着肖赞育的到来。不管
怎样，多一个人商量，就多一份抉择的分量和力量。
或者，他也在等待另一个人的回到南京？那个比他年长 20 岁，经验丰
富、让他有依靠感的军人？
这个军人自然是蒋介石。他当时在南昌，指挥着对朱毛红军围剿的战
争，并应对着来自两广、南京的权力挑战。
1931 年 8 月煎熬般的日子里，腾杰和陈启坤就这样滞留在南京的一处
旅社，或南京某个亲友的住宅。不知道什么时候，陈启宇已经和他们分开
了，回到了南京的应酬、清议、谈笑风生里去。而肖赞育的身影也迟迟不
见。他们只有孤零零的两个人。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但就在这无声无息、几近令人窒息的时间流
逝中，所目睹的天灾、人祸、分裂、消沉，……这些景象，连同不久前在
日本大街小巷所目睹的战争叫嚣与气息，都渐渐地压上了腾杰的肩头、心
头。
这是沉重的国难，是一个青年军人对民族复兴的最至诚的渴望。此外，
还有在执行“警告”任务、进行“访问”时的惊讶、失望、震惊、愤怒，
是这些积累的情绪，连同这沉重这渴望，在这颗 26 岁的心灵里急剧膨胀着，
膨胀到使他决定“铤而走险”的地步。
是这些情绪，在短短的几天内，爆发成了一种重大的历史关头来临之
前、个人所必须具备的勇决。史料只是简单地记载：腾杰连同陈启坤，在
南京等待肖赞育的日子里，
“决心从事于建党运动，而不再返回到日本去”。
透过时间的缝隙，可以看到，在其借宿的一个小房间，腾杰先是每天
借酒浇愁、浇怒。陪伴他的只有陈启坤。
而几天后的一个清晨，当陈启坤起床、找到腾杰时，房间已经收拾得
井井有条，腾杰衣裳严整，脸色虽然疲惫但满是严肃。他哑着声音，有力
地说：
“国将亡，读书有何益？……日本必定要发动大仗，但这个国家有过
那么多的先贤显圣，祖先之神必定护佑今日。……”
他继续说到：
“那些贪官污吏、迂腐文人，他们都是中国民国的蛀虫，他们都在挖
中华民国、挖总理基业的墙角。倚赖他们抵抗日本、复兴国家，无异与虎
谋皮！……但今日局势虽险，只要我们青年能够振作起来，整顿吏治、扫
除污秽，为国家尽力，日本就不能侵犯我们，民国就不会亡！……我要找
到同志，建立组织！”
也是这一天，腾杰获得了他的第一个支持者。陈启坤，正是筹备中的
蓝衣社，在腾杰之外的第一个成员。
在这对青年未婚夫妇的对话中，一个民国最森严、最重大、影响也最
广泛的青年运动，它的大门，沉重、声音郁闷地被启动开了。
1931 年 8 月的昏闷日子，在南京角落的一条弄巷里，腾杰开始起草一
份“旨在拯救国家”的计划。
他情绪激动，似乎正面对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马关割地、庚子赔款
的往事历历在目。他简陋的书桌上摊着一本小册子，那里面收录了一些日
本文件，其中包括曾在国内公开发行、引起举国哗然和警惕的《田中备忘
录》。
《田中备忘录》起草于 1927 年 7 月 25 日，据说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
义一曾把它呈交给日本天皇，以此作为日本征服满洲和蒙古计划的纲领，
因此又被称为“田中奏折”。备忘录在“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
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思想下，概述了满洲经济资源的意义，主张实
行“铁与血”的政策。它毫不掩饰地指出：
“……获得在满州和蒙古的实际
权利是为了以此为基础，以贸易和商业为借口，向中国其他地区渗透。获
得这些权利就能保证我们占有全中国的资源，占有全中国的资源，我们就
能进一步征服印度、东南亚群岛，小亚细亚、中亚甚至欧洲，”
这个曾经强烈震撼过黄埔学生们、让腾杰心头发酸的备忘录，现在要
成为事实了！想到不久前日本大街小巷处处可见的狂烈的侵华情绪，腾杰
提笔写道：
“自甲午海战以降，数十年来，日本朝野处心积虑。台湾、青岛、旅
大连陷日本后，我国已无海防可言。海事已毕，陆事又开，思量日本蚕食
计划之周密、经历几代而意志弥坚，令人不寒而栗。……万宝山事发后，
观察日本的军心民情，日本政治，在此后必以亡我中国为首选。中日战事
之不可免，不因日本现内阁是否在朝而变。若规、币原之流，何尝不欲亡
我国？欲作更充分准备矣。……”
他忧心忡忡：日本极其注重军事思想，一战以后，铁路对于迅速调动、
集结军队的意义，已被日本军方所充分重视。南满铁路贯穿吉辽，沿途更
处处屯兵，用意就在这里。而日本陆军的悍然发难，其原由也包括不久前
满洲政府所组织的“交通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吉辽修
建中国自己的战略铁路。腾杰预言：“日本决不待至该铁路修复而始发难。
陆军之策动发难，现迹象处处，几近明了。事变不出今明两年。”
日本注重在发动战争前的舆论工作，往往上至天皇，下至顽童，都被
军队包围在精心制造的战争气氛中，使“上下同欲”。甲午海战前，日本顽
童间的游戏，是击沉纸折船“镇远”、
“定远”，就是明证。现在，对万宝山
事件的战争叫嚣，难道不是舆论造势？
今天的日本，和甲午海战前，何其相似！而与日本形成对照的，是中
国的官吏愚昧、人民麻木。想到这里，腾杰的思索渐入深沉。
是天灾，还是人祸？不仅是长江五省，当年大水，这几年黄河也特别
暴戾。“圣人出、黄河清”，读过私塾的腾杰，觉得这个民谚并不仅仅是迷
信。是啊，何止是这一年？何止是湖广武汉？何止是水患天灾？
干旱、洪水、大风、冰雹，几乎年年有处处有。而战乱、逃离、重税、
苛捐、烟毒、通货紧缩、土地兼并……使大多数地区乌烟瘴气、暮气沉沉。
自然灾害使稻米产区的农村，在三四年里，产量缩减了三分之一，有些地
方颗粒无收。严重的口粮不足，导致了整个村庄整个村庄的集体逃荒，留
下的是满目疮痍。
土地价格狂泻，通货开始紧缩，这使得要用现金交纳地租的南方，特
别是原本富庶的江浙，佃农负担大幅加重。这些的结果，是大规模的土地
兼并，兼并又反过来使地主操纵了地租，许多地区的年地租在七八成以上，
造成农村经济的恶性循环。种地不如逃荒，逃荒不如作贼，作贼不如造反；
卖子卖女、满面菜色、目光呆滞，成了农村的一般景象。
这些景象浮跃在腾杰的脑海里。此外，出生在江苏农村的他，更回味
起几天前在陈启坤家乡如皋的见闻。曾有“天下粮仓”之称的苏常地区，
许多农户在这一年已“家无三日之粮”。他几乎要仰天悲叹：
“……而我国疲民弊。江西赤匪作乱，一剿二剿再剿，不得戡平；原
因是民众对政府彻底之绝望。三四年来，民变年年有省省有，官吏麻木不
仁，早已忘记总理的民生纲要。”
腾杰的计划，由此进入正题。
腾杰认为：造成“国疲民弊”的根源，不是天灾，而是人祸。除却地
主的重租外，军阀的割据，历史遗留的烟患、民众的蒙昧，以及南京当局
的施政措施，是更深重的人祸。
他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人，并不只关心军事。仅仅是报章上的杂碎消
息，就折射出这个年代的社会事实：在帝国时期，行政干涉从来没有进入
县以下级别，而这时，为了方便压榨争夺地盘，百事不做坐刮地皮的官吏
在乡乡镇镇都大量增多。他们摊派附加税和各种杂捐，拉丁派役，进村庄
牵牛砸屋；这是“腐败”。大战频频爆发，无数良田被当作战场，军队频繁
调动，军队过境更是一场灾难，能拿就拿，不能拿就烧，几乎寸草不留；
这是“军阀”。此外还有鸦片、贫困。……那些只要吃上饭就最驯服的老人
说，天给了农村蝗灾、黄患，而人比蝗虫和洪水还狠。
他总结在日本入侵危机前民众漠然的根源：
“民生艰困，而军阀、豪强，遍布国家。底层平民漠然国事，中产人
家惟利是图，至于亡国祸在眉睫，而民心冷漠，无人欲应大变。……民之
罪？乃权贵、豪强倒行逆施而至！……”
权贵、豪强为一己私利，不惜毁灭掉这个国家！想到这里，腾杰的面
容渐渐刚毅起来。他的眼前掠过了黄埔岁月。那是从来不需要想起、但永
远也不会忘记的岁月。那时，前线激战的消息，不时弥漫、笼罩着学校，
每天都有庆祝、动员、集会。对杨希悯、刘震寰部队的决战已经打响，不
断有在校生成队成连地被召往前线，前线也不断传回哪个熟悉的学友阵亡
的消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仍然酷爱读书、关怀时世民生、雄
辩、结社。黄埔的岁月是那么的令人难忘，人一辈子能走多少路？能见多
少人？但是，只有黄埔呵，怎么都是忘记不了的。
黄埔在前四期，有多少才华横溢的风流人物啊！他清楚地记得，在进
入黄埔不久后，贺衷寒、潘佑强等一期学员所组织的“孙文主义学会”，吸
引着他。他们向新学员介绍着总理遗著和戴季陶先生的著作。另一方面，
《共产主义 ABC》、
《唯物辩证法》等著作，也在校内流行着。执着于观点，
是黄埔最重要的风格；终生不渝的忠诚，是黄埔最重要的传统。勤奋、正
直、廉洁、学习、服从长官、恪守纪律，这就是黄埔。
只有黄埔，才能让腾杰看到国家和国民党的希望。贺衷寒经常说的一
句话，此时更如重锤响鼓，震荡在腾杰的耳边：
“革命振兴，需黄埔生开门，而让其他青年亦参加革命工作。”
贺衷寒大哥，潘佑强大哥，邓文仪大哥，还有那一个个的长官、学长、
兄弟，这些在南京的，在全国各地的，在日本及更远的海外的……你们这
些令人难忘的、足以负载起一个时代沉重的国难的，你们知道吗，国要亡
了，你们起来呀！
腾杰的眼睛满含着泪花，他回味着一个个亲切的名字，颤抖着双手，
继续着他的计划。
这份计划的要点，是“在无声无息（极端秘密）的原则下，以黄埔为
骨干，结合全国文武青年之精英，切实把握民主集权制之原则，来建立一
个意志统一、纪律森严、责任分明和行动敏捷”的坚强组织（邓元忠，
《腾
杰访问》）。
这个组织的使命，可概括为“复兴民族”。其核心任务，是对外抵抗日
本侵略，对内根绝“闹华五鬼”。
8 月中旬的一天，腾杰的眼睛已满是血丝，人也瘦了一圈，然而计划
的起草，总算是完成了。望着字迹潦草的稿纸，和正忙着以漂亮的楷书誊
写计划的陈启坤，他罕见地点起了一颗香烟，心想，明天，就去物色人事
吧。
“物色人事”的曲折艰难，大大地超乎了腾杰和陈启坤的想象。和一
般小人物的行为方式一样，他们打算从自己的亲友着手，渐渐建立组织。
他们所寻求的第一个支持，就是和腾杰一路回国的那个人，陈启坤的哥哥
陈启宇。
但陈启宇迅速让腾杰失望了。陈启宇的拒绝极为简单，他虽认为“腾
杰的计划写得很好”，但“不赞成这个计划由他自己去推动实行”。反过来，
陈启宇建议他，“把计划提供有关当局参考”。
这番四平八稳、滴水不漏的“认为”和建议，反映了一个圆熟官场习
性、扎实平庸也不失可爱处的青年官僚的形象。“写的很好”，是一个中性
而廉价的褒扬，是接下去的“不赞成”态度的铺垫；“提供有关当局”，则
一面确保不违背任何法令、军纪和官场习性，使这个行为无风无浪，另一
面寄望于这个计划能博得上司的赏识与青睐，进一步铺垫自己官场上升的
道路。
对此，腾杰的失望溢于言表。他对陈启宇礼貌而固执地表示，
“如此做，
会使这个计划归于落空”。随后另行活动。
当天，他就坐火车前往与南京一水之隔的镇江，去寻找他的同窗好友、
时任江苏省政府视察员的胡轨。
胡轨，腾杰同乡、同学，也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他与陈启宇不尽
相同。如果说陈启宇的拒绝，更多的是庸人的圆滑的话，那么，此时的胡
轨，更多的是经历过大时代风暴、希望一再落空后的怀疑和失意。这是当
年年轻的国民党员的又一普遍心态。一方面，他们怀念过去的热血辰光，
但这股怀旧的情绪下，流露更多的，是对自己参与的事业的深深质疑。另
一方面，在日子、官场、时世的巨大同化力量中，他们随波逐流，亦步亦
趋，偶尔也花天酒地，也争斗倾轧。他们渐渐地变成一个在伤痛的清醒和
机械的麻木中，去坐地分赃的官僚。
胡轨的态度比陈启宇更加消极，他“根本怀疑这一计划实现的可能性”。
他认为在这个悲观的时世里，“大家对组织理论已失去了信心”。因此他建
议腾杰，“应先有行动，然后再谈理论”。
“先有行动”，什么“行动”？胡轨没有明说。很可能，胡轨寄望的仍
然是那些裁决南京命运的大人物的行动。于是，腾杰的失望进一步加深了，
他只得再回南京设法。
两度失望后，腾杰渐渐把眼光地对准了黄埔学生中的一些“大人物”，
特别是原“孙文主义学会”的首脑们。
“孙文主义学会”最富影响的首脑，当数它的创始人、
“黄埔政治领袖”
贺衷寒。他也是留日学生之一，腾杰与他极为熟悉。明治大学期间，两人
同屋而住达一年多时间，彼此友谊很深。一直到 1931 年的春节前夕，南京
军委会组建“政治训练与宣传处”时，贺衷寒才奉命回国，出任处长要职。
两人从此音讯隔绝。
但贺衷寒“因公务，常不在南京”。此时，他正屯住、工作在湖南湖北
一带的前线。
另一个“孙文主义学会”的大首脑邓文仪，正随同蒋介石游走、巡视
于各个战场，主要是在南昌。他在协助蒋处理各地公文之外，还负责着一
个根据他的建议、粗率组建起来的军内特务组织：调查科。
这样，在南京，当腾杰进行再一次的组织尝试时，这些著名的黄埔人
物都不在他串联的视线里。因为没能找到他们，腾杰继续遭逢着各种各样
的困难。
黄埔一到六期，大约毕业了 6，000 名学员。在离开黄埔四、五年以后，
黄埔学生在激荡的时世里，作为一个新生、单纯的力量，不可避免产生了
富有历史意味的分化。经历黄埔时代、北伐时代和清党阶段，层出不穷的
学生党争、社争、观点和社会思想之争，黄埔一系不断分裂。此时，在蒋
介石嫡系部队或政府里服役、并继续忠诚于蒋的，大约一半多一些；其余
的分别在共产党部队、桂系部队、其它地方部队，还有的干脆不知下落。
依靠黄埔一系起家的蒋介石痛心着这个事实，于是在清党后下令，
“……禁
止黄埔毕业生私自参与政治活动。违令者枪毙！”
腾杰并不是不知道这个禁令，但狂热的情绪支配着他，使他无暇去理
会。而别的毕业生却不是这样。
进入南京后，继续在南京军队和政府里服役的黄埔生，又分化成几个
形态。一批和蒋介石个人关系良好、比较单纯的军人，因为效忠和英勇，
受到重用，在外带兵；他们对社会问题、政治比较不关心，是那种典型的
军人。另一些人则在黄埔岁月以后，迅速回到了庸常的轨道。他们在军事
机关、基层部队任职，安分地领一份薪饷，等待着苦熬资历、慢慢升级。
最后还有一群人，在清党中被指认为和共产党有各种各样的联系，虽然立
即脱离共产党，并因为蒋对黄埔学生的另眼相看，也先后回到部队或政府，
但他们开始的是小心翼翼、企望消除“上峰”疑虑的生活。
这三拨人，占了黄埔学生很大的一个比例。要说服他们参与这个计划，
显然非常困难。要找到支持者，只能等待和不断碰运气。
接连几天，腾杰奔忙在位于丁家桥的国民党党部、位于三元巷的三军
总部和位于复成桥的中央党务学校等地，遍访熟识的同学、同乡。他请人
吃饭、喝茶，在各个俱乐部活动，试探对方的口风，然后小心地提出主张。
但是，收获实在太微小了。他从那么多人的脸上，看到的都是还不成熟的
世故、客套和瞻前顾后患得患失。
那都是那么年轻的脸庞呵！他们因为命运的安排，进入黄埔，年纪轻
轻地就处在头角峥嵘的地位上，而他们的同龄人，此时已经一生被注定地
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他们只能企盼没有战乱，
“老婆孩子热炕头”地、尽量
略略富足一点地把无穷无尽的日子给打发下去。……但偏偏就是这些有力
量的、有可能的，也立马被卷进官派作风、按部就班的日子。
难道，黄埔岁月，以及被称为“黄埔精神”的那种黄埔人的特质，再
也找不回来了？难道黄埔真的只是没有真正成年的人，他们聚集时幼稚的
产物，而一旦步入社会、参与谋生以后，它就不可避免地被这喧嚣、离散
的时世所湮没？难道这就是人生社会的本质？……有时，在完成串联后，
腾杰一身疲惫地走在深夜的、灯火萧条的南京街头。他这样艰涩失望、略
有深沉味道地想着。
十余天过去了。
5、
“两个人，还是只有我们两个人”。一直到 8 月底，在南京角落的一条
弄巷里，腾杰和陈启坤依旧孤独地对坐、对话着。他们是浩淼民国的一条
小船，离东京远了，与南京隔绝着，甚至连一路回来的肖赞育，此时也毫
无音讯。
孤单与消沉笼罩在他们的小屋里。腾杰后来这样回忆着自己当时的感
触：“我们好象是在用竹篮子打水。我不禁也开始怀疑计划的可能性了”。
在这无边无际的孤单和消沉中，南京越来越暗淡了。但也在这片模糊
混沌的背景中，腾杰绝望的面容，和他仍闪烁着微茫希望的眼睛，却显得
越来越清晰。
民国所有的目光，此时都“于无声处”地聚焦在他的身上。腾杰，这
个隐藏在历史深处的小人物，正是后来震动民国的蓝衣社的“开山鼻祖”。
30 年代中后期，蓝衣社一度非常有名，但由于它的“无声无息”、极
端秘密，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人了解它的创始，更没有人注
意到腾杰。至于这样的一些问题，他何以萌发“建党”的设想？他何以在
如此绝望的境况下，仍然没有放弃“建党活动”？乃至他的早年生活是怎
样的？他是个怎样的人？……更长久地被湮没了。但这些问题又是如此重
要，因为，如果腾杰不具有一些特殊的天性、品质和阅历的话，那么，后
来被称为“蓝衣社”的那个神秘组织，是注定不会出现的。
一直到 40 多年以后，腾杰才开始以“蓝衣社最早的倡导人”的身份，
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他的身世与风格，才渐渐引起一些研究者的关注。
1972 年 7 月 4 日的晚上，时任台湾“中央信托局”董事长的腾杰，在自己
位于台北乐利路的公馆接受一个晚辈的访问。在这次访问里，他第一次谈
到了自己的身世。
当时已 67 岁的腾杰，被认为“记忆力惊人”。他所叙述的内容，
“不仅
句句清楚利落，而且深具组织系统”。在讲述里，他不断唏嘘，仿佛回到了
自己的风华年月。
腾杰，1905 年 1 月生，江苏阜宁县阔港庄人。他出身于一个耕读并立
的家庭，父亲是庄内的三户地主之一。从 7 岁到 12 岁，他在家延读古书，
由三户共请的一位私塾先生教导。
这是长江流域大多数富户子弟共有的童年阅历。到民国早期，阜宁不
仅有私塾，而且出现了一批近代化学堂。少年腾杰后来到县城念小学一年，
高小两年。到 15 岁，身躯单薄、残留稚气的他，又乘一条木船沿大运河而
下，前往“文风很盛”的南通。
几十里水路在咿呀咿呀的桨橹声中走完了。这一年，他进入了美国基
督教会所办的“英化职业学校”读书。在这里，他的一些天赋开始渐渐显
露。
少年腾杰是刻苦而聪明的。“此校为四年制”，但腾杰“在三年内即将
其课程念完”。弹指间他已经 18 岁了。从 15 岁到 18 岁，在这个生动、活
泼、略略感伤、人生初觉醒的年龄，腾杰也开始被大时代的风潮吸引着。
他“在南通……即研读三民主义，向往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但又
和普通的激进学生不同，苏北人克己容人的天性，以及他与生俱来的“深
具条理”，使他激情但不盲目，热烈而不冲动。他谦卑地面对师长、学长，
温厚地对待同学、朋友，并以此为基本，渐渐展现组织才能。
最能说明他个性和组织风格的，是这一年的罢课风潮。1923 年，“反
军阀、反列强”运动刚刚开始，一小群上海的学运活动家来到南通。他们
把教会学校一律看作是“英美文化侵略”的象征，于是游说腾杰领导英化
职校同学罢课。起初，腾杰“认学校并无不是之处而拒之”。
在风起云涌的时代，对任何学运的积极参与，都不能排除赶时髦、媚
俗心态的可能。因而腾杰的这个“拒之”弥足珍贵。他“后被说动”。而一
被说动后，他就表现出超乎普通学运的气概。他决定“解散该校”。
当时，100 多位同学已大多还乡，腾杰以“自治会长”的名义，用一
台油印机连夜印刷信函，邀请分散在苏北城镇、乡村的学生回校开会，
“竟
无人缺席”。
在全体学生的集会上，腾杰进一步展示了他厚积薄发的组织风格。他
要求百多名同学“全体退学”，另谋出路；同时，他也当场表示，他自己将
留在南通，“待分配同学入其它学校”后再谋求出路。
全体一致的表决立即做出了。100 多人集体退学，并三五成群前往上
海、苏州、南京。有的甚至直接回乡，开始继承祖上的田产、铺面。当年
夏秋，因为学生走光了，职校果真只得解散。
腾杰前往了上海，他进入上海大学，主修社会学系。不久，因为黄埔
军校在沪秘密招生，他又考入黄埔，编入第四期步科第七连。从此，这个
一夜之间解散了一所学校的组织天才，开始溶入一个更广阔的天地。
在广阔的黄埔，腾杰并不是什么“江苏才子”、组织干将，他只是一条
游进大海的小鱼。但此后几年，却有一系列事迹，继续凸显他的风格。
作为“国共合作”的产物，黄埔在建校后不久，出现了形形色色、无
止无休、火药味十足的组织与意识形态冲突。冲突的起点，是“孙文主义
学会”与“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争人争地盘”闹剧；冲突的顶峰，是历
史悬案“中山舰事件”与随后的“整理党务案”。这几乎就是四期生从入校
到毕业的时间。腾杰与他的好友胡轨“并未加入任何一会”，但他们却“暗
中协助孙文主义学会”。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相当正统的人。在他看来，军人更多地是政治家
的工具，即使非要在政治立场上表态，他追逐的也是主流。他并不叛逆。
他渐渐地“向右转”了。在“向右转”的过程里，他被发现“善于辞
令”，且有“主持会议的才能”，于是得到孙文主义学会的几个首脑、乃至
蒋介石的信任与赏识。1927 年 4 月的血腥屠杀后，他出任“蒋介石侍从室
第四组组长”。两年后，作为一个前途无限的政治军官，他又被委派到日本
留学。
日本的生活集大成着他的面貌，并伏笔着日后的蓝衣社。
进入明治大学后，由于政治经济系只有寥寥几名学生，它的读书方式
很自由，选择课程听讲，找专人指导，或者在图书馆、校内“自由研究”，
都可以。但腾杰却依旧刻苦。每天清晨他都早早步行出校，到上野图书馆
（藏书 30 万册）读书。他早去晚回，连午餐也在图书馆的地下室吃。
他的花销是充裕的，然而也节省。作为嫡系军官，他每月可以领到 120
元的政府津贴，收入相当于国内普通公务员的三四倍；而稳重、有条理的
性格所辅助的另一面，必定是节制，他每月只需用 40 元。因尚未成家，没
有家小的牵累，也没有积蓄的观念，“剩下的钱便买大量的书籍”。他几乎
天天都在读书。
刻苦、节俭，乃至克己容人、厚积薄发，最后，是对组织的天然兴趣，
使他在东京的一些细节和琐事，成为蓝衣社出现的命运式伏笔。
第一个伏笔是他所读的书。在上野图书馆的漫长两年里，他开始表现
出对政党建设的浓重兴趣。他借阅了一本《政党学》。细读《政党学》后，
他对这本书的内容感到很不满意，于是又陆续借阅一些相关图书。
大量的阅读，使腾杰得出一个结论，
“一般对政党的讨论，只着重在制
度与结构上，而鲜有对政党精神的建设，对其成长的推动力作深刻探讨者”。
于是他开始系统研究这些问题，
“分了三个题目开始收集资料。此三题为主
义建设、组织建设、活动建设（策略部分）”。
这个研究一直延续到他离开日本的前夕。自然，作为一名军人，他还
谈不上有自己的什么政党思想。并且，他所注重的还是以“精神建设”贯
穿于政党活动的方法，有深重的黄埔以政治训练建军、建校的痕迹。但一
个作者评价到，他“在日本对政党学研究的成就，与他以后建议并组织筹
划力行社（蓝衣社）有直接关系”。
第二个伏笔是东京期间，
“满洲青年联盟”等右翼密谋组织曾在许多学
校散发宣传小册子。这些文件有的就到了腾杰的手里，正研究政党学的他，
自然也注意到了这些组织的“极端秘密”、
“军人核心”等性质。这使他开
阔了视野，认识到秘密团体不仅可以领导起一个急剧嬗变的社会，而且，
对一个积贫积弱、蒙昧涣散的社会，也可能是一剂强心针。
最后，他身为黄埔军人，一直处在“东京同学会”的严密组织中。而
冥冥之中，命运却把这样一个有组织天赋的人，这样一个深入研究了政党
学的人，这样一个注意到了“军人核心”、
“极端秘密”的组织的人，推进
了满洲动荡的大风圈，推进了南京那哀号的四野、亡国的危机里。在偶然
的伏笔，个人的因素，以及时代的背景都具备的前提下，他在这个夏天的
密谋筹备蓝衣社，又有什么好意外的呢？
蓝衣社的酝酿，就这样从偶然、个人变成了一种必然。但在那个动荡
的时世里，在一处处街头、巷角、密室，可能每天都有青年谋划着这样的
或那样的组织。这些谋划有的昙花一现，更多的却仅仅是一个胎死腹中的
念头。在 1931 年 8 月的昏沉日子，腾杰所构想的这个组织，事实上也遭逢
着这样的局面。
是他早年所形成的种种个性，以及军人特定的坚韧，使他于无声处继
续支撑着他的构想。此外，晚年腾杰曾谈到，如果没有他的未婚妻，那个
叫陈启坤的姑娘的话，那么，蓝衣社会不会出现？仍然是一个无法解答的
历史疑问。
6、
比起隐藏在民国史深处的腾杰，陈启坤的面貌更显单薄。对于她，唯
一可以猜测的，就是她早年也就学或毕业于南通“英化职校”，因此得以结
识腾杰。此外，从她与兄长陈启宇都有的较高学历来看，她应当出生于一
个中产以上的人家，早年是受到父母珍视、兄长宠爱的。
这是当年知识女性的普遍背景。在那个年月，许多女性都短暂参与了
时代风潮，但也以更快的速度，开始相夫教子、担任贤妻良母的生活。如
果不因为陈启坤是蓝衣社创始人腾杰的未婚妻，甚至，如果不因为她是蓝
衣社的“赞助第一人”的话，那么，她将是一个早早被时光湮没的普通女
性。何况，她华年早逝、未留子息，当坟头青草初初长出的时候，在这个
广漠的世界上，除却腾杰，已经没有什么人再念想着她了。
但陈启坤却永远纯洁、年轻地在蓝衣社的历史里。她能够让人无端地
猜测：这是一个“时时微笑着的”、沉静然而大方坚决的女性。是一个能够
让人超越蓝衣社的毁誉是非、去单独地看待她的女性。
陈启坤不仅是“赞助蓝衣社之第一人”，而且，她还是蓝衣社构想的“监
护人”。在 1931 年 8 月的蒙昧南京，十余天的失意艰涩、处处碰壁，已经
使腾杰打消了“建党”念头，打算回日本“述职”去。但此时，陈启坤却
还坚守着这个计划，她让腾杰“再试试”。
她与生俱来的纯洁和激情，使她执着地，没有反顾地，要以自己年轻
的身躯、生命与热枕，去扣启蓝衣社的森严大门。
然后，这个姑娘的祈望落实了，转折出现了。
第四章 黄埔众生
曾扩情，1894 年 12 月生，四川威远人。在土地兼并极为严重的四川，
他出身于一个异常贫寒的佃农家庭。这样，艰难的求学之路，伴随了他的
青年时代。他一度入学北京朝阳大学，一年后肄业。回到家乡后，因通晓
文墨，他担任了一个偏远乡镇的民团教练，但仍然一贫如洗。半生艰难坎
坷，直到 30 岁，曾扩情才从黄埔一期毕业。
在聚集大批毛头小伙的黄埔，已成家立业的曾扩情，显得多少有些刺
眼。但其为人温厚敦和，爱护同学，素有长兄之风，因此颇得黄埔学生的
爱重，被尊称为“扩大哥”。他并由此开始了自己不动声色的发迹。1926
年，作为第一个学生代表，曾扩情出席了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兵进南京后，因人缘和品质，曾扩情的官场轨迹更加圆熟顺当。为团
结因清党、政争而分裂的黄埔学生，他被任命为中央党部秘书、党部军人
部主任秘书，负责军内“清党”工作。他并兼任黄埔同学会主任秘书，实
际主持了黄埔同学会。
正是这个貌似轻描淡写的“兼职”，使曾扩情不仅是亲切温和的“扩大
哥”，他还成为早期黄埔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几十年后，他曾这样概括黄
埔同学会的权限：“无论毕业与未毕业的同学，均须在同学会的监督指挥
下。……同学会不仅对同学有任命罢免之权，而且有生杀予夺之权。”
从投军黄埔开始，不过六七年时间，那个昔日四川乡下的穷汉，不仅
置办了公馆、汽车，还娶了几房妻妾，生了一群儿女。他案牍奔波、大腹
便便，外表上和寻常的官僚已经没什么两样。他似乎已湮灭进南京昏聩的
官僚众生图里。
但在骨子里，和他“扩大哥”的称谓一样，这是一个亲切随和、缺少
锋芒、顾全大局的人。虽然三、四个月以后，他就再上台阶，成为黄埔学
生中第一个国民党中央委员，但他从四川乡下带出来的、那恍若泥土的个
性和气质，却一直没有被消磨掉。他野心不大，才能不显，善于倾听，乐
于助人，容易谅解，让人放心。这样的人，注定不会是一个群体的领袖，
但往往又会在重大的历史关头发生作用。
这是一个在群体崛起时必不可少的人物。这样的人，往往倚赖自己的
品质，以及长期经营而来的别人的信任，为一个群体搭好舞台，然后相对
沉闷地退到舞台的边角，去继续纽带、润滑这个群体，扮演不太重要但又
缺其不可的角色。
在蓝衣社崛起之初，曾扩情扮演的就是这么一个“搭台”的角色。
8 月下旬的一个天色阴沉的早晨，已经走投无路的腾杰，终于走进曾
扩情在南京中山路的办公室。虽说是“同学”，但黄埔学生人数众多，他们
仅仅见过几面而已，谈不上熟悉。何况，一个江苏人，一个四川人，一个
四期生，一个一期毕业，又一直没有共事过，哪里攀得上什么交情？
来这里，腾杰抱的是“碰运气”的心理。这一天，南京暗淡瘫痪的气
息，也笼罩在这间办公室里。但，刚刚进门的腾杰，看到四面墙上悬挂的
一张张黄埔合影时，他的心头却蓦然产生了一种坚实的感觉。
然后，他看到了笑吟吟的、心宽体胖的曾扩情。
因为负责同学会的工作关系，加上个人风格，这一天，曾扩情热情接
待了腾杰。寒暄过后，两人从“黄埔东京同学会”谈起，渐而到东京的黄
埔同学，一些南京人物，最后还提到了旧年黄埔的风物人情。叙谈过程里，
不断有电话、访客打断了他们；在人多嘴杂的办公室，腾杰也没有直接进
入话题。但他显然给曾扩情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黄埔是他们持久的纽带，
而他的年幼十一岁，他显而易见的激情和聪明，更让曾扩情喜欢。
这样，当腾杰邀请曾扩情中午一起吃饭时，曾扩情立即答应了，只是
说，
“晚上吧，时间多些，可以多谈。还有，请客的理应是我，哪有学弟请
学兄的道理？况且又是从日本那么远回来，算是为你洗尘！”
这个晚饭，是在曾扩情常去的蜀峡饭店吃的。两个人都穿着便装，氛
围显得很轻松。要了一个单间、上过重庆大壶茶后，跑堂的退出去了。两
个人开始随意聊一些话题。
上过菜，酒过两轮，腾杰进入了话题。他试探地问：
“扩大哥一直在南
京，处于枢纽要职，不比小弟久在外国，身居学院，消息闭塞。不知对中
日邦交有何见解？又不知对前些日子的万宝山事件作何感想？”
曾扩情沉吟良久，叹到：“此事不善啊！日本对我国的野心，自 60 年
前提出大陆政策以来，已是司马昭之心。前 30 年窥视朝鲜、列岛，后 30
年窥视我国满蒙。60 年来，日本越来越强，野心自然也越来越大，中日邦
交断没有好转的道理，这是不消说的。……但我国久贫积弱，从民国 13
年创办我黄埔算起，国军至今尚未完成国家统一的事业，内战连连，对此
只能消极反应。……”
腾杰直言快语：
“我在日本，和在日本的所有黄埔兄弟，都看得出大战
就在近年的！请问扩大哥，以你高见，倘若战事开启，政府可用之人有多
少？”
问到内政，曾扩情更加谨慎，又良久才含糊开口：
“虽说我国千年文明，
地大物博，兵员数百万，但近百年来，一直落后于欧美日本，割地赔款，
精华被列强掠夺，国力人气、国民自信，也被摧毁一尽。日军之强，举世
皆知，我国实在不是对手。……南京部门冗肿，虽说党务有陈氏，财税有
孔宋，行政方面，也有一些饱学宿儒专业精英，一眼看过去都是人才，奈
何人事不齐啊！”
曾扩情不善批评人事，说话也只是点到为止。腾杰毕竟年轻，态度要
激烈得多，何况一个多月来，他处处碰壁、失望、郁闷。这时见逮着说话
时机，毫不避讳：
“何止是人事不齐？扩大哥，你这是为长者讳、为尊者讳，这是美
德。……日本入侵固然是心腹大患，但在我国，从来是胡虏没有百年运。
外敌不可怕，可怕的是位居高层的人，变成国家社会的敌人！今天的事实
是何官不贪、何人不浊，政府之无能之腐败，早已超过以前的历朝历代！
总理说革命未成，同志努力，今天又何止是不再努力？已经是惟恐别人努
力、惟恐天下不乱了！这样才能继续贪赃枉法！……”
看着曾扩情略略诧异的眼光，腾杰继续说道：
“如果仅仅是不努力，也倒罢了。但国家的风气、根基，几年时间已
被败坏一净！……你看那南京的孔家，上海的宋家，新贵上台，腐败之象
已现。再干净的青年，一旦步入这个社会，也立即愚昧不堪。中华民国现
在是一个大染缸！……长此以往，不用日本入侵，亡党亡国的日子，也不
用几天了。”
曾扩情为这番话悚然心惊。在道貌岸然、满是官场套话的南京，他是
听不到这样的耸听危言的。虽然一些现象，有时也朦朦胧胧地引发他的一
些想法，但他从来就没有往深处去想。或者，是不敢？
他是军人，军人有军人的任务，军人不应不满于自己的国家、自己的
政府。这是军人的本色。……但这个四期的小老弟，看得出是真心实意地
为国家作想的！他的一些话虽然过了，基本上也没有太离谱。
在温厚、容易谅解环境的性格之外，曾扩情也有血性，也有理想。黄
埔灌输的为国为民的教育，融合在很多人的血液里。对这番话，他是有共
鸣的。
这个晚上，他们叙谈到非常晚。8 月的南京素有“火炉”之称，但这
一天稍稍凉快些。从饭店出来，他们又散步在暗淡的街头，曾扩情坚持地
把多喝了两杯的腾杰送到住处，然后一个人步行回家。
回家的路上，曾扩情继续咀嚼、深思着腾杰的话。非危语不能耸听，
联想在南京几年的见闻，自己在黄埔时代所要反叛的、所激烈抨击的、所
决心改造的，难道不就在自己所效忠的这个政权里面么？难道这个政权真
会象腾杰预言的那样短寿？
他几乎一夜未眠。
这一夜，在曾扩情公馆十里开外的一个普通弄巷里，腾杰与陈启坤也
几乎一夜未眠。夜越来越深了，打更人的嘶哑声音，从弄巷口一阵阵地传
扬进他们的房间，给他们带来了一些诡异的意境和回忆。
洪水造成的各种破坏仍然遗留着。这一个夏天，南京城内的无数普通
人家、小旅社，灯光都或明或灭。站立在每一个街角，都可以看到一个个
或晚睡、或早起的人家，那零零星星的蜡烛和煤油灯。就在这样暗淡的灯
光下，腾杰与陈启坤谈了一夜的话。他们有时亢奋，有时消沉，不过话题
都扣紧了“游说”曾扩情的各种可能。一直到天麻麻亮，他们才一个卧在
床上，一个伏在桌面上，草草地睡了一觉。
他们一夜商议的结果，就是腾杰再次造访曾扩情办公室。他要以回请
的名义，邀请曾扩情吃饭，并说明计划、“寻求赞助”。
这是腾杰拿自己的前途、乃至身家性命进行的一次赌博。他和陈启坤
断定，于公于私，曾扩情都会应邀的。但应邀的结果是什么呢？谁都不敢
断言。时世艰险、人心叵测，他和曾扩情只是初会，谁说得清在那“扩大
哥”的声名、满面的笑容下，隐藏的是怎样的心机和风格呢？
可以肯定的只是，一旦腾杰说出计划，曾扩情绝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
眼。他要么参与，要么就得立马调查、逮捕腾杰。这当中没有丝毫妥协的
余地。因为他所负责的黄埔同学会，其最重大的任务就是监视、镇压这样
的“政治活动”。
也因此，这一去的结果，要么化蛹为蝶，要么飞蛾投火。……这天中
午，层层阴霾依旧覆盖着南京的街市。连日的奔波和少眠，使腾杰的脸色
显得异常疲惫。他换上了一身笔挺、严严实实的军装，而后大步地走出弄
巷。
在弄巷口，腾杰招呼了一辆黄包车。黄包车不紧不慢地走着，一路上
处处可见的，仍然是泥泞、饥民。雷声远远地轰鸣着，随时会有一场暴雨。
而路途不断地缩短，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不出他所料，对这个邀请，曾扩情又痛快地答应了。
这一天，也就是公元 1931 年、民国 20 年 8 月下旬的某一天，同样是
在蜀陕菜馆的一个单间里，腾杰对曾扩情全盘叙说了他的计划。他单刀直
入、语气铿锵，行将介绍完计划时才话锋一转：
“今日南京时世异常，非我
黄埔旧人，不能负载此重责大任。扩大哥身为黄埔旧人首领，非鼎力襄助
不可了！……”
曾扩情似乎并不意外。他神色淡淡地从腾杰手上拿过计划草稿，很快
地读了一遍，接着又从头细致浏览下来。
历史仿佛在这里凝固。据说，曾扩情在再次阅读完草稿后，没有正视
腾杰，而是闭上了眼睛，似乎开始冥思。许久，他才缓缓地开口说：
“这个事情很艰险。一个是校长不会支持，何况已有明令。再者说，
我们是军人，军人不懂政治，不应参政，参政以后，生杀荣辱都由不得自
己了，这和上战场还不一样，校长的性情……但乱世用重典，非常时世要
用非常之法，腾老弟所提议的，正是一个非常之法。或者会大见其效？……”
他斟酌着话语：
“不是为介入党争，不是为一己的升官发财，腾老弟的忠心可见天日！
我虽愚钝，也是知道的。……腾老弟，承蒙你看得起我这个不中用的学长，
其实我身无长技，从黄埔到南京，至今一事无成，比起众多学友，除愚长
几岁外，胆识才学均不足道。……腾老弟，我今天允诺你了，我干，我们
一起干了！谁叫我们身处在这样一个世道里，谁叫我们懂得那些天下匹夫
的道理！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即便校长、朋辈乃至后世对
此均有非议，也顾不得了！……我想，黄埔同窗，也必多和我们一样的想
头！”
两个见过死人堆的军人，都不争气地流下了眼泪。
腾杰与曾扩情的这次会面，事实上正是蓝衣社的起源。由于年代久远、
人物故去，对这次会面的具体情景，后来有一些不同的回忆和记录。比如
台湾的一本出版物就写到：曾扩情“阅计划后，大为赞赏。他满面笑容，
拍着胸脯对腾杰说‘实获我心’”。
场景被湮没，最终无可辨别。但在蜀陕饭店的那个单间里，蓝衣社如
同种子一般，终于执拗地发芽了。对话之后，两人立即商讨了“如何推行
的办法”。这个商讨很顺利。其结果是由曾扩情出面，尽量邀约此时活动在
南京的黄埔同学，也以“聚餐会”的形式增加发起人的人数。
在蓝衣社的酝酿、形成阶段，“聚餐会”始终是一个富有意味的纽带。
在各种有效的权力手段都瘫痪、破碎的情况下，人物、组织和事件，都通
过私人的聚餐会得以汇集。在东京如此，在南京更如此。
大约是 8 月底、9 月初的时候，由曾扩情邀约的第一次聚餐会，在南
京蜀陕菜馆或浣花菜馆进行着。原定邀约“十余人”，但最终到会 9 人。这
九个人除腾、曾之外，还有丰悌、邓文仪、周复、娄绍恺、李秉中、蔡劲
军和张本清。清一色的黄埔学生，大多毕业于黄埔前三期。此时，除曾扩
情、邓文仪军衔少将外，他们大多是校尉军官。
也就是说，这是南京的一群次要人物。此外，当时“带兵官”有枪有
饷，手握实权，他们却大多是政治军官。以其中地位较高的丰悌为例，早
在 1927 年，也就是他 24 岁时，他就出任第一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是黄
埔一期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此时，他却担任中央军校政治部副主任，
算是军事教育系统的一员大将。
黄埔三期生周复也如此，他是 1931 年 2 月和贺衷寒等从明治大学归国
的 20 余人中的一个，此时担任中央军校政治部秘书，并兼《东亚新闻报》
主编。
“军校派”之外，李秉中和蔡劲军两人从事军事情报工作，是“特务
派”；娄绍恺和张本清是旅长，属“带兵派”。最后，邓文仪既是蒋介石侍
从秘书，又是特务组织“调查科”科长，身跨“侍从”、“特务”两派。
这九个人，不仅身份地位悬殊，性情也各异。如后来身中十余弹、死
在抗战第一线的周复，被认为“克己奉公、温文尔雅”；而下场大相径庭的
丰悌，则目中无人、桀骜不驯。这是一个很难融合的人群。
但此时，南京山雨欲来的政治压力，已被这一小群军人感受到。随着
广州“蒋下野”的叫嚣日渐升腾，蒋介石地位已在风雨飘摇中。于是，和
蒋介石前途最为息息相关的黄埔一系，也面临空前危机。这危机几乎路人
皆知，它使这些读过《资治通鉴》、众多古典旧籍的黄埔学生，感到杀机四
伏。
“沧海横流、方显本色”，何况他们一贯自诩为南京政权的中流砥柱？
他们地位次要，但与杂牌军官不同，他们有黄埔同学会这个主心骨。于是
这一天，在曾扩情混杂着权力与温情的面貌下，聚餐的气氛显得极为热烈
融洽。对腾杰的组社计划，他们更一拍即合。
晚年腾杰曾谈到：这一天，到酒酣脸热处，
“首由曾扩情说明聚餐意义，
然后由腾杰报告他对时局的观感，并传阅他的计划，征求大家对计划的意
见”。
“来日大难”的阴霾，曾扩情的地位，以及人多胆壮的氛围……使这
一天的组织发起之顺利，超出了腾杰的估计。在席间，九个人你一言我一
语，不仅“一致赞成”，年轻者如周复，更当场击节而起、泪流满面。
蓝衣社的车轮，就这样在黄埔同学会庞大而复杂的躯体上，艰难地、
但一发不可收拾地启动了。
后来的历史表明，这一个区区九人的聚会，足以载入史册。这九个人
里，不仅有四个人挤身于后来沸沸扬扬、令人谈虎色变的“十三太保”，其
中更有三人先后成为蓝衣社书记。
这一次聚餐会，使久远的、旧日黄花般的黄埔气息，通过那叠薄薄的
计划手稿在南京复活了。当天聚餐的尾声，腾杰趁热打铁地提出：采取“每
人再邀约一人与会”的做法，几天后再次举行聚餐会。
这样，第二次聚餐的到会人数，将达近 20 人。
在两次聚餐会期间，或积极邀约人事、或被邀约、或孤立地活动在南
京的，有一些当时还很年轻的名字。比如邓文仪。作为蒋介石的侍从秘书，
邓文仪少年得志，他决定着大部分军官的推荐、任用，是南京人人巴结的
“天子近臣”。
但这寥寥十余人中，后来面目最模糊、说法最纷纭的，却是一个黄埔
六期都没有毕业的中尉。在 1931 年夏天的苦寒日子里，这个人的形象是谨
慎、含蓄、机变。并且，因为读书最少、职位最低，在一大群人聚会时，
他总是沉静地坐在一边，很少说话。
只有他眼中偶然闪射出的冷光，才能让人感觉到，在他卑微的地位和
态度下，是他坎坷的阅历和深不可测的城府。
他是由参加了第一次聚餐会的蔡劲军邀约的。在这个人群里，一开始
他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但他的命运转折，后来的崛起与发迹，却和这
个酝酿中的秘密组织最为息息相关。他就是后来权倾民国的戴笠。
戴笠，原名戴春风，1898 年出生于浙江江山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和
许多黄埔学生不同，戴笠自幼不喜读书，没有黄埔众生所常见的酷爱学习、
关心时局的风格。因为流气、浪费等习性，他少年时期极不得志，在宁波、
杭州、上海等地流荡了近 10 年，仍一事无成。后性格大改，到 28 岁，决
心寻求出路，从而投考黄埔，编入六期。
成为黄埔学生后，在“清党”的风潮中，戴笠渐渐展示特工天才。他
所在的学兵连共有 20 余名共产党人，经他观察、举报，一一落网。正是这
一特长，不久后再次流离失学的他，被蔡劲军收留，进入蒋介石侍从室，
开始了自己职业特务的生涯。
此时的戴笠，在自幼立志、才情纵横的黄埔学生群中，辈分既小，职
务又低，名声不好，才能不显。许多人如同他的出身一样，视他为破落子
弟。连成为这个秘密组织的发起人，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蔡劲军的面子。
但间杂在他苦寒阅历里的少数片断，却神秘地、启示般地表明：他的命运
和民国不可分割。
在游荡杭州期间，穷得连换洗衣服都没有的戴笠，就偶然结识了还是
小学教员的胡宗南。从此，两人开始了一生的、肝胆相照的友谊。而游荡
上海期间，他更先后认识了杜月笙、陈果夫，以及当时还是交易所经纪人
的蒋介石。这三个人，一个是他的好友和南京政权的最早赞助者，一个是
他主要的政敌，另一个，则是他一生效忠的师长。
现在，他要借重这个群体，开始他一生的显赫事业。
在蓝衣社的发起过程中，第一个赞助腾杰的是曾扩情；而接下去比较
重要的赞助者是邓文仪。
与曾扩情一样，邓文仪对蓝衣社的第一个重大赞助，也是人事。虽然
私自组社“违反军令”、可能被处决，这使物色人事继续遭逢着种种困难。
但这个“天子近臣”的特殊身份，却为蓝衣社的发起打开了种种森严的门
户。
第一次聚餐会的次日，邓文仪就给腾杰带来了一个湖南口音很重、但
神采飞扬的人。这个人，几乎谁都认识他，并都对他分外亲热。腾杰和曾
扩情更是大喜。
他就是黄埔政治领袖、原孙文主义学会创始人贺衷寒。
“游说”贺衷寒进行得并不顺利。与贺衷寒情如兄弟的腾杰，开门见
山要求贺衷寒“赞助”这个秘密组织。但作为一个有思想、有己见的军人，
贺衷寒表现得相当本分、谨慎。他以“校长有令”、“好自为之”的说法，
正色地拒绝参与。
与此同时，贺衷寒许诺，对这个违纪活动他“不阻止”、
“不告发”。也
就是说，他将置身事外、静观其变。
这个态度让腾杰极为失望。它还带动了一个第一次聚餐会的参与者
------张本清。几天后，张本清也许诺了“不阻止”、
“不告发”，从此消失在
种种的密谋串联活动里了。
但这两个人的拒绝参与，只是初初卷起的蓝衣社狂潮中的一两朵小浪
花。当南京的日光不再焦灼逼人时，越来越多自感威胁的黄埔学生，挣脱
了那个官僚南京、势利南京，毫不犹豫地投身于这个筹备中的秘密组织。
面见贺衷寒不久后，邓文仪又捕捉到了与贺衷寒齐名的另一个黄埔一
期学生，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胡宗南回京述职的消息。
胡宗南，浙江孝丰人，1900 年出生。19 岁，胡宗南以第一名的成绩毕
业于吴兴中学，毕业后受聘县立高等小学任教。因与人争夺校长一职未果，
1924 年，胡宗南赴广州投考黄埔军校，途中结识贺衷寒，两人一见如故，
结为好友。
抵达广州后，因误过考期，两人逐面见廖仲恺，阐述平生志向，大受
赏识，准许补考。是以进入黄埔。在黄埔，胡宗南以其质朴、认真的军人
气度，和浙江籍的出身，受到蒋介石的重视。同时，他在军事上颇有天分，
善于举一反三，不久就与贺衷寒齐名，称为“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
东征北伐、定都南京，胡宗南连连擢升，是黄埔学生中官运最亨通者
之一。不仅如此。胡宗南在南京的形象，是为人诚挚、谦逊、喜好朋友。
他和曾扩情一样，和黄埔旧人有着广泛的联系，受到许多人的信任。又和
曾扩情不同，他与黄埔的许多杰出人物，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深交。
和胡宗南本就熟识、正积极邀约人事的邓文仪，得知他到达南京的消
息后，异常振奋，迅速地安排了见面。果然，和胡宗南的对话非常顺利。
这一次，邓文仪、腾杰、曾扩情等没有绕弯子，直接说明了来意。而胡宗
南也立即热心地答应支持、参与。他笑声爽朗，三言两语地表明了态度。
“文贺武胡”的影响，邓文仪的地位，加上曾扩情与同学会，黄埔的
四个头领人物，事实上都不反对组社。这样，黄埔一系的大门，开始向腾
杰打开了。从广州到南京的血脉，开始延连成一个秘密组织的雏形。
随着胡宗南、戴笠等人的介入，蜀陕菜馆第二次聚餐会的人数，超过
了原计划的 18 人，达到 20 余人。在这次聚餐会上，曾扩情略有愤懑、但
极其酸楚地说着：
“……我们只要去想一想我们早几年的日子，我们就能知道发生了什
么事。在黄埔时，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那时，国民革命的前
途一片黯淡，各处军阀都在反对着总理和校长，我们随时要上战场，随时
都可能送命。……那时我们是为了升官发财吗？不是！那时我们把营私舞
弊的人，都当作了自己的敌人！……”
这些语言，回顾了那个“青年黄埔”。它激发起在座大多数人的旧日热
情。而接下去的讲话，不仅有“过往”、温情，还有“血”，还有权力：
“前些天，同学会已经得到消息，校长很可能要再次下野。我们这些
同学，要为校长着想，要为民国着想，也要为我们黄埔一系着想。……东
征北伐，我们死了多少人，活着的人，又有几个人的身上没有伤疤？校长
一旦下野，统治我们、当我们长官的，就是那时要我们的命的那些人！……
他们反对三民主义，反对总理和校长，有奶便是娘。难道我们这些黄埔军
人，就是为了给这些人作嫁衣裳吗？身为军人，我以和他们共事为耻！……
我们如果不行动起来，国家要亡，我们这些人，也要让后人永世耻笑！……”
听者无不悚然动容。
这番鼓动有理、有情，激昂而节制。它和腾杰的计划一起，击中了众
多对自己地位不满意的黄埔学生的心。这些黄埔生，以前三期人物为主，
投效黄埔时，他们都怀抱着救国护民的热情，在孙中山、蒋介石的旗帜下
吃过苦，打过血仗。但不过一两年后，南京满街的长官，满街的腐败，早
让他们的原本青年的心变得冷酷绝望。
国家危机、腐败蔓延之外，
“校长”的危机、黄埔一系的危机也焦灼着
他们。为什么不自己行动起来，内反官僚新贵、确立“校长”地位；外抗
日本俄国，以争大国地位呢？
许多青年军官纷纷起立，有的甚至用立正的方式，表示赞同，而后，
他们用酒或者茶水，来表示对这个团体的热情。
也在这次聚餐会上，腾杰提出：再以“一人邀约一人”的方式，在 9
月下旬组织第三次聚餐会。而正是 20 余名青年在南京隐蔽活动的期间，一
个震动南京、中国、东亚的事变，大大加快了他们的步伐。这就是日本官
史所称的“奉天事变”、“满洲事变”，和中国官史所称的“九一八事变”。
黄埔学生第一次聚餐会前后，东京出现了奇异的、短暂的平静。大小
报章关于“万宝山事件”、满洲的报道，从头版转移到了角落；大规模的群
众集会在警察的疏导下渐渐平息。一夜之间，东京象是沸腾的开水被浇入
了一瓢凉水，喧嚣的气泡消失了。
制造这样一个平静东京的，是日本文官内阁。
当时执政日本的，是比较温和的若规内阁。这个内阁，包括了一些资
深的政治家，如若规礼次郎首相、币原喜重郎外相等。他们是所谓“平和
年代”的日本产物。在漫长的参政、执政生涯里，他们以粗暴的日本传统，
融合日本第一次睁眼看世界的清新，引领着日本的道路。到 1931 年，他们
仍然控制着日本官僚机器的核心。
他们所拥有的视野，使他们对中国持有复杂心态。一方面，作为中产
阶级和制造业主的代表，他们沉湎于港口吞吐的黄金般的记忆，愿意把中
国当作是一个不能破坏的大市场；另一方面，他们又生长在由甲午战争、
日俄战争、山东交涉等贯穿起来的扩张记忆里，热衷于建立在特权上的中
国利益。
这样，
“万宝山事件”和大大小小的无数反日浪潮一样，被他们以自己
娴熟的、殖民色彩浓重的方式，演化为日本扩大市场准入的再一个筹码。
他们并再次显示了自己控制内政的经验，在短短几天内消除了东京的战争
氛围。
这确实是一班老练的政客。但也和整个“平和日本”的特征毫无区别，
短视、低效、无能为力，盛行的文牍主义和官僚主义，习惯不顾原则的妥
协和市侩式的讨价还价，是这个内阁的实质。文官政府的所有弊病，几乎
都在这个内阁里暴露出来。
这个暴露，最致命和最无可救药的，是他们对民间心态和舆论疏导的
忽视。
“滨口刺杀案”就是他们为自己的这个顽疾付出的代价之一。该案不
仅他们失去了一个滨口雄幸，更释放出了全社会的一种蔑视文官秩序、强
调军刀价值的特殊情绪。这种情绪在 1931 年，已经无可挽回地弥漫于日本
的城镇和渔村。
这种情绪在陆军军营里自然更加显著。
“滨口案”和“三月政变”发生
后，1931 年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阁不遗余力地清洗了一个又一个这样的
团体。但军部、军人们却抵制着这些命令，大多数的调查、判决，都被以
日本式的敷衍给抵消了。反过来，恰是这一期间，又有雨后春笋、数以百
计的密谋团体产生着。热衷阴谋、反叛、牺牲，已成为一时的陆军风尚。
文官内阁另一个无可救药的毛病，就是他们忽视了自己面对的，是陆
军这样一个出身苦寒、极端狂热的可怕对手。他们太高傲、太绅士，以至
于把陆军看成是任由他们宰割的土头土脑的村夫。
他们虽然清洗了那么多的军内密谋组织，但他们忽视了满洲驻屯军。
他们忽视了“满洲青年联盟”。
早在 7 月份，万宝山事件刚刚爆发时，满洲青年联盟的两个主要党魁，
石原和板垣即在关东军内部扬言：
“……9 月下旬，将在柳条沟（湖）开始
战斗行动，而后迅速占领奉天军械要地北大营、东大营”。他们预见到，执
行该计划的主要障碍，正是比他们强大得多的内阁。于是，
“……制造东京
所不可控制事件”，就成为该计划的出发点。
及至 9 月，他们已动员了两、三千人马，准备随时夜袭奉天。反过来，
外交派势力的漫不经心，此时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一直到 14 日，日本
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才对眼皮底下本国军队的大规模策动有所察觉，
他当即给外相币原喜重郎发密电：“……关东军集结军队，携出物资弹药，
最近有采取军事行动之势。”
当日，币原在内阁会议上向陆相提出质询，企图通过行政手段来消弭
满洲危机。但消息也同时到达了满洲青年联盟。建川美次迅速拍密电给板
垣，要其“……提前行动”。密电连拍三份，以示“万分火急”。
16 日凌晨 2 时，一次充满犹豫、猜测和腾腾烟雾的冗长会议终于结束
了，石原对日本内阁极端蔑视的态度，最后左右了他的同僚、主导了会议。
他们决定“务必要在……锐气未减之际动手。”具体方案是在 68 个小时以
后的 18 日晚 10 时，以代理关东军司令官、先遣参谋的伪造名义，策动奉
天事变使两国进入战争状态。
板垣充满了杀身成仁的悲壮色彩：
“伪造军令是死罪。在座诸君届时可
以表示不知道此事，把责任往我身上推好了。……”
18 日晚 10 时，河本末守中尉在柳条湖引爆炸药。晚 10 时 25 分，日
军设在营区内的两门榴弹大炮，发炮同时轰击北大营、东大营和兵工厂，
炮声震动全城。奉天事变开幕。
当夜，北大营之役中国方面死伤军官 19 人，士兵 335 人，失踪 483
人。而日军仅伤亡 2 人。
19 日凌晨 2 时，被副官从床上摇醒的关东军本庄繁司令，在睡眼惺忪
中就对板垣的发动战事表示赞许。在给东京发战报时，他自动替板垣承揽
了战争责任。他同时发布 8 项电令，主旨是扩大战争范围、力度。这些命
令的根据是：
“以长春军力为例……如果支那军队先发制人，则我军必将处
于不利地位，满洲附属地的 20 余万名日本人的生命，和 20 余年来日本人
奋斗成果必将毁于一旦。”
上午 9 时，在南满铁路沿线，从抚顺、辽阳、铁岭、本溪、鞍山、海
城、四平街、旅顺、公主岭等地调集来的日军，和奉天一带部队在奉天城
内会师。奉天沦陷。随后，日军洗劫奉天，仅从张学良的“大帅府”里就
掠走硬通货黄金 256 万两。
当日，营口、凤凰城、安东、长春等地沦陷。南满沦陷。整个南满战
事，由于奉军事实上没有进行抵抗，日军损失极为微小，其中长春南岭大
营战事，日军死 42 人、伤 56 人，是伤亡最大的一场战斗。
日本朝野欣喜若狂。相当于本土两倍的土地、相当于日本国 2 年财政
收入的财富、最丰富的战略资源、可以装备 25 万军人的中国最好的轻武器，
几乎只有 1 天时间，就归属于大日本帝国了。这几乎不是战争，是日本成
功的战争讹诈呵！……这是比日清战争更诱惑人的成就呵！
于是，和满洲的倒下一样，在对关东军、日本陆军狂烈的支持声中，
一夜之间，币原政策也倒下了。胜利的，是那些“……重新认识到军刀的
价值的军人，决心用自己的双手坚决实行昭和维新的军人，为在中国发生
的以万宝山事件为代表的大大小小无数反日事件所激怒的军人，由于中国
的反日或者说为了加强日本的国防而主张必须占领满洲进而占领中国的军
人。”
他们胜利了。不久后，关东军进行了大规模扩编，增兵至 7 万余人，
几乎达当时日本军队总数的 1/3。“满洲青年联盟”则演变成伪满洲国的执
政党------协和党。一个如同石原所构想的不受内阁节制、半独立、
“满洲青
年联盟---关东军---伪满洲国”三位一体的权力系统，终于被制造出来了。
此后的 14 年里，它操纵着满洲 4 千万居民的生杀予夺，并在满洲全境推行
惨无人道的“集团部落制”，使 500 万满洲居民直接或间接地致死。
在此后的 14 年时间里，他们还将一步步削弱日本文官的影响，一步步
拥有军国的日本，一步步把日本人带领向太平洋西岸的权力颠峰，最后，
又将日本带入被占领的地狱。
满洲事变后的一两天，已经完成最早组织准备的黄埔学生，几近震惊。
腾杰所预言的战争，这么快，不过十几天，就变成了事实！满洲那样的军
力兵备，居然几近一枪不发就撤退关内！四省沦陷指日可见！接下去，怕
不是华北山东？难道举国沦陷不可避免？难道三千年文明就此终结？
腾杰的计划，一下子拥有了巨大的现实基础。第三次“聚餐会”因此
迅速进行了。在事变的背景下，此次聚餐人数之多，场面之悲壮，再次超
乎了腾杰的预料。
事变也震醒了许多重视“军令限制”、或以为“军人不应过问政治”的
人们。参加聚餐会的人数达到 40 余人，“黄埔政治领袖”贺衷寒也成为发
起者之一。
9 月 20 日前后，以腾杰、贺衷寒、曾扩情三人名义，出面设邀第三次
聚餐会。结果不到中午，人就陆续地来了，而且一个个脸色沉重，看不到
以往的寒暄亲热。
为保密起见，他们买断了餐厅这一天的生意。按照事先的安排，曾扩
情站起身来，手握一杯酒，缓缓说道：
“诸位同学，从广州到南京，一眨眼已经几年了。这几年里，我们分
散各处，或者前线，或者南京，也有的在海外、在地方上，各自为国家效
力。……都多见了世面，也算是当官带兵的，不比黄埔时候了。……我们
难得有机会一聚。本来 20 来岁的人，现在大多也都成家立业、娶妻生子。
古人看到离都几年，树木长成，会说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我们虽然不是
星零离散，却也差不多了。”
这番话一语数关，情真意切，非常符合此时的情境。曾扩情略一停顿，
环顾数桌，看到几十人都在凝神细听，他继续说道：
“兄弟身为同学会干事，今天和腾同学、贺同学邀请大家来这里吃饭，
原本应该叙叙旧、说一些家常才是。但时值国家大变，身为军人，我们不
能象老百姓那样，再婆婆妈妈。现在我们这里，虽说学生游行、社会骚乱，
但店铺照样营业，工厂照样开工，生产、吃饭、睡觉，还有安乐日子好过。
只可怜我满洲千万百姓！从南往北看，可怜无数山哪！”
胡宗南挺身而起，插话道：
“扩情兄的意思，是再明白不过的了。这两天，学生游行，社会不安，
连部队里都有很多说法，说是政府卖国，校长卖国。学生们不懂大势，底
下当兵的更不用说了，但咱们心里得有数！……校长有校长的难处，给他
难处的，正是那些军阀、官僚。政府里，党部里，部队里，现在都是奸臣
当道！……本来，身为粗鲁军人，兄弟不该说这话，但看到国土丧失，心
里总不是滋味。腾杰兄的计议，兄弟知道，在这里要谢谢他啊，我们这些
一期二期的学长，觉得惭愧哪。……按我的想法，除依照这个意思，和举
国青年与民众一同奋发图强之外，我们别无出路！”
这话已经切入了议题，并且强调了“反贪官、拥校长”的基调，对照
时局、物议，它深得人心。许多军官早已被计划的预见性、惊人的事实搞
得五内俱沸，见胡宗南如此直白、有力，都顺着他的话题，纷纷发言。
10 余人发言后，曾扩情见群情激昂，说道：“这个提议自腾杰始，具
体的计划，是不是请腾杰兄再谈谈？”
腾杰神情肃然。他历数了日本的数十年野心，从明治天皇《御笔信》
所定的“大陆政策”，1921 年 5 月原敬内阁通过的《对满蒙的政策》案，
一直到近期的万宝山事件、满洲事变。他专门研读过这些文件，因此言语
掷地有声；他又历数了南京四年以来，文嘻武废、贪污横行、分崩离析的
事实，渐渐动容，眼中泪花点点。最后，他手持计划手稿，话锋一转：
“……
计议为同学认同，此心即已快慰。但兄弟文不修、武不治，计划也就是说
了一个意思。具体的组织事宜，我建议我们听听贺衷寒同志的想法。对衷
寒兄，在座诸位可能比兄弟更加熟悉……”
贺衷寒徐徐起身，开始宣读他的具体组织计划。
这一天，根据贺衷寒的意见，该组织定名为“三民主义力行社”。
有关这一个会议的更详细情况，也如同东京黄埔同学会派遣腾杰、肖
赞育回国的那个聚餐会一样，已经被时间永远地湮没了。参加过这个会议
的人，都已经不在人世。此外，由于海峡两岸后来的长期隔绝，由于大陆
地区后来政治气候的变迁，也由于在台湾省，一直到 70 年代，它仍然涉及
着当事人“私自建社”、“违反军纪”的问题……由于这种种原因，流传在
两岸的许多当事人的《回忆录》、
《谈访录》
，谈到蓝衣社第一个组织“力行
社”的形成时，都语言含糊、相互矛盾。甚至于绝大多数的说法，都否认
在得到蒋介石的同意之前，他们就自行结社。
比如一个当时的与会者、后来的战犯，在《自述》里就这样谈着参加、
组织蓝衣社的过程：
“1931 年 10 月至 11 月间，蒋介石约贺衷寒、腾杰……戴笠和我等 10
余人谈话，……他讲完之后，贺衷寒站起来并含着眼泪说：
‘……我们很难
过，但，我们相信是有办法的。只要拿出正大的主张，并严密的组织起来。’”
在大约三、四十年的时间里，蓝衣社由“蒋介石发起、黄埔生组织”，
几乎成为大陆史学界的一个定论。至于台湾方面，则普遍认为它由一个叫
“刘健群”的年轻文人最早倡导。在得到蒋介石的支持后，以黄埔学生为
主体开始活动。
在漫长的时光里，
“蒋介石说”和“刘健群说”分别主宰着大陆和台湾
的史学界与民间，没有人把它和腾杰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联系起
来。一直到很久以后，这个会议的参加者，已是垂垂老者的腾杰、邓文仪、
干国勋等 20 余位老先生，才在台湾披露说：在中山路励志社总部由蒋介石
主持、宣布“力行社”成立之前，蓝衣社就存在了接近半年。蓝衣社“最
早的倡导人”，不是蒋介石，也不是刘健群，而是腾杰。
这些披露资料，经过另一个会议的参加者邓文仪、他的儿子邓元忠先
生在《三民主义力行社史》一书里，予以系统的对照和整理，所得出的结
论，最接近于事实的原本。
亲历者终于还真相给历史。
会议对建社、组织、纪律、任务等，都进行了一系列粗线条的、然而
意义深远的勾勒。首先决定的是人事，力行社由腾杰担任书记。腾杰的未
婚妻陈启坤担任助理书记。两人总揽社务。
会议决定设立力行社组织的联络处（另一说为“筹备处”）。“联络处”
的处址，安排在南京二郎庙一带的一幢属于“康济医院”的二层木屋。木
屋二楼的三个房间，用作“集会和办公的处所”，一楼的三个房间，则作为
晚间聚会后、不便回家的成员的临时宿舍。
力行社面临着两个重大任务：其一，是以秘密手段，积极反对形形色
色的势力，如日本人、共产党、各地军阀、南京反对派等，以确立黄埔一
系对国家的主宰地位；这是所谓的“活动建设（策略部分）”。为此，会议
决定：即日向北平、西安、福州等地派驻代表，以联络在各地的黄埔校友。
这些代表的任务，是在所有可能的党部、政府、军队、警察等机构内，建
立秘密的基层组织；并伺机在学校建立基层组织；以秘密对秘密，摧毁一
切共产党、汉奸、和反对势力的地下组织。
其二，是借助黄埔同学会的公开身份，大力发展成员，以形成一个献
身“复兴民族”使命、庞大、严密、正规的组织；这就是所谓的“精神建
设”和“组织建设”。
“精神建设”方面，首先是决定筹办社刊《司令塔》，以阐明组织宗旨、
统一成员的思想和活动。《司令塔》是一个 64 开本的小册子，每期都只有
薄薄的七、八页纸，但命令的下达、情报的汇编都收录其中，此后近七年，
它一直是组织最重要的绝密刊物。
接着，是“组织建设”。
“组织建设”是此时力行社最大的课题。它一分为二，首先是“草拟
任务纲领，以及有关组织与策略的各种计划”，即在腾杰早期计划的基础上，
进行细化、明确和提高。另一是队伍建设。在“准备各省市的组织与领导
人适当人选”之外，腾杰把 1931 年到 1933 年确立为“干部年”，这期间发
展人员，求精不求多，以组建一个抗日、廉洁、自律，能够动员全国青年
力量的团队。
此时的力行社，还只是一个很小的、隐蔽的、近乎“俱乐部”的组织。
它只有区区 40 个人，“领地”就是那栋木屋的 6 个房间。就规模而言，它
与一般的民间社团毫无区别。但它志向之深、自觉的使命之大，而威胁之
紧迫，使腾杰、贺衷寒等人都感到了急剧发展的需要。于是，经费来源就
成为再一个重大问题。
早期活动经费的一大部分由邓文仪筹借。邓文仪在担任蒋介石的侍从
秘书之外，还主持了一个黄埔的主要新闻出版机构------拔提书店。拔提是
英文“PARTY”的汉译，它在武汉、南昌、贵阳等多个城市都有分号，是
蒋介石各种著作、讲话稿的主要出版商。邓文仪向拔提书店借出 300 银圆，
作为前期的筹办经费。此外，许多人的当月薪水，也都成为蓝衣社的第一
批“社费”。
不仅如此，在这个会议上，
“如何使经费能够跟上组织与工作的发展需
要，也是一项重要的设计”。
这些筹划，是由腾杰揽总的。他并和贺衷寒、邓文仪、曾扩情等人，
经过数个昼夜的细致讨论，对逐条进行审议，最终得以成形。
力行社还回避了“私自组社、违背军纪”的问题。它宣称：这个组织
以蒋介石为领导，但“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不忍增加校长负担”，因此，
暂时对蒋介石保密。
第五章 二郎庙
后来成为蓝衣社领袖的那些人，一般都出身于中产以上的人家，这样，
他们才比许多人有条件上学、阅历世面，从而主导一个动荡不已的年代。
但是，也有例外。康泽就是例外之一。
10 多年以后，黄埔最著名的才子之一康泽在襄阳前线被俘。由于他作
恶太大，人民中国把他送进了战犯营。在战犯营的日子，他断续地写出了
几十万字的《康泽自述》。其中“参加复兴社始末”一章，是至今发现的最
重要的蓝衣社史料之一。而另有一些文字，则描述了一个破产、赤贫的农
民家庭：
“你忘记了是穷人的孩子了么？我不应忘记。我的父亲东张西罗借得
五元钱交给我，在上学以后，他贫病交加就一病不起了。我的母亲带着我
们苦爬苦撑，白天做活夜间纺棉。在正、二、三月，两黄不接时，拿青菜
干萝卜叶当饭，没油没盐，我的小兄弟吃了清口水一摊一摊的吐。还有，
有些债主那种凶狠的面目，与弟弟妹妹围绕在母亲的纺车周围，望着人家
过年的光景。……”
“……我的父亲在我进中学第一年的下半年，就得病去世了，家里只
有一个母亲，一个小的妹妹和弟弟，一年只有几斗谷子的收入，全靠我母
亲自己种几块土地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我之所以能在中学免于辍学，是
我学校的先生看到我父亲去世后的困难情形，答应代我筹集学食费，……
我奋力学习，每个学期都考第一……我的中学是这样读完的。”
如此辛酸、朴拙的文字，写的其实是四川乡下的大多数人家的日子。
毫无疑问，康泽是那种聪明过人、令人怜惜的孩子。中学毕业后，因无力
到自费学校求学，他由先生和同学资助，赴广州应考黄埔军校。是为黄埔
三期学生。
此后几年，康泽先后留学俄国、从事党务、任职侍从室。1929 年，他
调任第 2 师政训处主任，进驻武汉。在该师，他效仿《曾胡治兵语录》进
行官兵的政治训练，并对士兵进行识字、职业等教育。当年的“成绩评定”，
2 师名列全军第一。
2 师政训模式在全军推广。康泽再次调任，任三军总部宣传大队长。
他亲赴徐州前线，负责战灾区的民间救赈工作。在这个被腐朽官场认为是
“第一肥缺”的岗位上，他身体力行、杜绝贪污，被称调查得“仔细周到”、
办理得“迅速确实”、效果上“惠而不费”，而记功一次。
到黄埔学生组建蓝衣社的时候，康泽年仅 28 岁，却已不仅是南京的“能
吏”、
“干员”，还是一个“廉吏”，被认为“重信然诺”。这一年，在满洲事
变后，他奉命回到南京。
他要在南京，目睹自 1919 年以后中国最大的一次学潮和社会骚乱的场
面。而冥冥之中，这将使他人生的轨迹发生转折。
9 月 19、20 两日，南京天色阴霾。
一直延续到第二年的民众运动，就在两天里，在南京各大高校酝酿着。
19 日清晨，报刊和有线广播刚刚报道了满洲消息，大学的草坪、空地上，
就三五成群地聚集着学生。当日中午，数以百计的学堂，就都是肃穆的脸，
激愤的脸。
标语、旗帜、海报……渐渐在学堂里铺张开来。学生自治会的负责人
则忙于各校的串联。在中央大学的饭堂里，一个头扎白布带的学生踏上餐
桌，声泪俱下地吼叫着《五四运动总宣言》的字句：
“……中国的土地可以被征服但不能被葬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被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学们起来啊！……”
20 日清晨，第一支游行队伍从中央大学走上街头。同日，南京火车站
人声鼎沸，火车刚刚靠在站台，尚未停稳，就有大群乘客涌下火车。布衣、
制服、眼镜，一块块用墨汁标着“北京大学决死团”、“女子师范大学请愿
团”的木牌，竖在无数人头的上方，引领着人流走出站台。
几天时间，从北平、上海、汉口等地涌入南京的大中学生，达到 7 万
多人。他们和南京学生一处，聚集在丁家桥党部、外交部大楼的路口和门
口，隔绝了交通。人墙、人潮一次次冲击着这些象征政体、权力的门楼。
每个小时都有学生、警察受伤的事件发生。
南京成为一个不夜的城市。暮色厚重的时候，无穷无尽的蜡烛点了起
来，在南京的主要街区连成了一片。惨淡的、象征绝望的烛光中，一群群
学生咬破了手指，在一块大白布上，一笔一划、触目惊心地写下了几个乌
红的大字：
“这不是墨写的，是人血，满洲的血！”
夜渐渐地深了。一片哀绝的歌声却渐渐响了起来，不久后，这片歌声
有了一个鲜明的主题：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起……
每个深夜的尽头，在南京有同乡或者熟人的学生，就到亲友处投宿，
更多人则铺盖一摊，在街头露宿。南京清晨的露水很重，这些在睡梦中的
年轻面容，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偶然发出梦呓的声音。中华民国的威仪，
在这横七竖八、一眼看不到头的学生夜宿里，消失殆尽。
南京在长江大水后，再一次旷日持久地变得面目全非。而几天后，
“珍
珠桥惨案”的爆发，使全国性学潮再次升级。
珍珠桥是 CC 系控制下的《中央日报》社所在地。9 月下旬，《中央日
报》连篇累牍地刊登社论，企图左右舆论。其中一份社论谈到“……政府
早在 1928 年就宣布停止一切民众运动”，认为学生运动非法。这激怒了已
经失去控制的学生。
经过一小群学运专家的严密组织，9 月底的一天，数以千计的学生开
始冲击中央日报社大楼。学生纠察队迅速制服了警察和卫兵，随后大批学
生冲进大楼，他们捣毁了日报社的印刷厂和报馆，并计划盘踞大楼。
当日，宪兵二团开到珍珠桥，在和学生短暂对峙后，他们进行了战术
集结，并使用了枪械。在密集的排弹扫射下，珍珠桥血流成河，数百名学
生死伤。
“珍珠桥惨案”使学潮演变为暴力骚乱。惨案次日，万余名北平学生
沿平浦线南下，涌入南京。比起涣散、平和的各地学生，他们更加激进、
更富组织。在他们的策动下，“王宠惠事件”揭开了全国性暴力对抗浪潮。
当日，万余学生把外交部大楼包围得水泄不通，并一次次冲击着卫兵
的人墙。要求立即对日宣战、出兵满洲的口号此起彼伏。此时，外交部长
王宠惠博士见到场面很难收拾，走出有卫兵把守的大楼，试图说服学生。
但他刚刚张口，还来不及说话，学生已冲破人墙一涌而上，他们重复了“五
四”火烧、打人的一幕，乱拳齐下。
王宠惠被当场打成重伤。如果不是卫兵、警察立即对天放枪，用警棍
将他抢下的话，有可能一命呜呼。
迫于学潮压力，王宠惠辞职，在知识界颇有威望的顾维钧接任外长。
但这丝毫不能安抚学生，南京局势就此失去了控制。
从“王宠惠事件”开始，各地学生纷纷以袭击官员、捣毁党部的方式，
来表达自己的愤懑。此后，蔡元培、陈铭枢相继被殴打；浙江省党部被捣
毁；中央党部被捣毁；
“中国共产党万岁”口号出现；上海学生占领市政府，
组织民众法庭，并对一批官员进行审判……全国性的骚乱形成了。
这次骚乱愈演愈烈，一浪高过一浪，新的焦点、热潮不断地出现。蒋
介石的一段心情黯淡的话，可以说明当时的骚乱情况：
“现在日本压迫我们
这样厉害……我们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被请愿学生包围，有的地方党部，
也被学生捣毁，党已经根本没有作用了，我们的革命一定要失败。”
冬天到来时，又有 12，000 名外地学生到达南京。他们包围了蒋介石
在中山路的官邸，并要求“见蒋介石，其它任何人一概不管用”。这时，
“第
三次围剿”徒劳无功、已回到南京的蒋介石，终于露面了。
当时天气很冷，蒋介石走到一个阳台上，向学生发表了长篇讲话。他
说，学生们对政府的要求是有害的，也是无理的，他们应该回到学校去，
而政府，“会在适当的时候对付日本人”。
就在这片混乱的风潮背景中，康泽犹如一颗卑贱的草籽，被大风一路
地卷着。他迅速作出了两个对自己有一生意义的决定：办报、加入力行社。
首先决定的是办报。抵达南京后，面对南京学潮的声势，康泽对自己
长期从事的反共宣传事业，开始了怀疑。他不禁回想起在长沙所见到的群
众抗议情形，
“我当时曾有若干感觉，反共的宣传和口号喊不响了”
（《康泽
自述》）。
于是，办一份报纸的决心渐渐坚定。对于理由，他说，
“几年来一时政
训处，一时宣传大队，成立不久，又马上结束，都是一些短命的工作，感
到无聊和厌烦。……反日运动风起云涌，将来会怎样演变发展，我应该多
有了解。……于是我决心办报”（《康泽自述》）。
决心一下，康泽立即以惯有的雷厉风行的手笔，进行筹备。在和几个
黄埔同窗叙旧时，他了解到中央军校的《建业日报》亏损已很严重，到了
不能维持的地步。于是决定负责理清报社的欠款 2，000 余元，改《建业日
报》为他自己的《中国日报》。
事情有了眉目后，康泽面见行将下野的蒋介石，陈述了自己的办报计
划。蒋介石大手一挥，拨给他 3，000 元资金作为开办经费。同时，报纸的
人事也迅速确定：老同盟会员、有名的笔杆子张容公为报纸主笔，报人徐
琅亭为总编，而康泽自任社长。
在《中国日报》创刊前，发生了一个有意义的小插曲：康泽的黄埔校
友贺衷寒、曾扩情、丰悌等，联名为他向黄埔同学募捐，赞助办报。几天
后，尚未成家的他，更搬进了二郎庙的那栋木屋，住在楼下的三个房间里，
以作力行社联络处的“掩护”。
史料记载：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救亡组织的出现，正如雨后春笋”。
史料记载：这数以百计的聚集在南京的救亡组织，虽然主张草率、行
动幼稚，但如“国民救国敢死队”、“自愿决死队”、“青年舍身团”、“跪哭
团”等，仅仅名称，就透露着一种以生命为代价的救亡决心。正如当时的
一个报人所评论，“其悲悯壮烈，在千载之下，将余音尚存”。
史料记载：从 1931 年 9 月底到 1932 年年初，南京先后发生几起青年
以自杀、甚至自焚方式哀求政府抵抗日本的事件。这些事件经《申报》、
《大
公报》等主要独立报刊的详细报道，震动了全社会。
在这样沉悲壮烈的气息中，10 月间，南京出现了一份叫《救国日报》
的报纸，“极力主张抗日锄奸”，在南京轰动一时。令人不安的是，报纸似
乎是在某个“秘密团体”的操纵之下。
它引起了力行社联络处的极大关注。于是他们布置便衣，对报馆进行
“日夜监控”。两天后密探报告：经常在报馆活动的，是一小群“黄埔留日
归国学生”。
这个线索更使二郎庙感到事态严重。次日，曾扩情以黄埔同学会的名
义，对报馆进行公开调查。但调查的结果，却令腾杰喜出望外：这份报纸
的“幕后团体”，是一个叫“留日学生抗日救国会”的组织。其“总干事”
则是一个消失已久的名字，和腾杰一路从东京回到南京的肖赞育。
1931 年 7、8 月间，在长江大水的浑浊泽国中，肖赞育被滞留在湖南
一月有余。等到洪水退去、他辗转来到南京的时候，与腾杰约定会面的日
期早已过去。此时，腾杰已开始行走在南京、镇江之间，居无定所。肖赞
育没能找到他。
他不肯死心，也独自一人在南京活动了几天，以谦卑的态度拜访了一
些“前辈”，但同样一无所获。随着江浙大水的退去，明治大学的开学日期
越来越近了，他只得怏怏不乐地购买船票，回到东京。
抵达东京不过几天，一路风尘尚未褪尽，满洲事变的消息就通过有线
广播、报纸与东京市井的欢呼声，进入了他的视野。往昔平静的明治大学，
已容纳不下他的书桌。他迅速约见了两个黄埔四期的四川籍学生，叶维和
任觉五。
在缺少了贺衷寒、腾杰的东京，肖赞育与这两个人是黄埔的“刘关张”。
经过匆促商议，三人决定发动黄埔学生、旅日华侨进行游行示威，抗议满
洲事变。当年九月下旬，在一个声嘶力竭的聚餐会后，上百名黄埔学生、
留日文人从东京成府一带出发，向二重桥广场进发示威。
但日本侦探早就在关注这几个人的活动。示威队伍刚刚出发不久，就
被日本警察、宪兵驱散。而且，因为任觉五早就被秘密警察视为“危险分
子”，当学生们四散逃离的时候，一群便衣一拥而上，扣押了任觉五。
被释放后，因为“经常有警察、宪兵来访问，故已不能再留下来读书”。
当年 11 月上旬，任觉五作为东京黄埔学生中的再一人，从东京回国，住进
了南京的四川会馆。随后，他和紧接着回国的肖赞育、叶维等人一起，一
面是等待军委会对他们的“工作分配”，另一面，在南京学潮的声势中，以
肖赞育为首，他们静悄悄地开始酝酿一个旨在抵抗日本、光复满洲的青年
这就是有 20 余名成员的“留日学生抗日救国会”。与力行社一样，它
是一个秘密团体，但它有一个“掩护和运用机关”，那就是《救国日报》。
晚年肖赞育曾谈到：自从与力行社“联络处”接上头后，《救国日报》
也成为力行社的掩护机关，
“很多筹备的人都用该报记者、或编辑名义去从
事活动，得到……给予掩护的便利。”
又何止“掩护”这么简单？1931 年 11 月底，二郎庙举行了一个简短
的仪式。肖赞育、任觉五、叶维等 20 余人的“救国会”，并入力行社。力
行社组织由此扩张到 60 余人。
从学潮、骚乱开始，南京进入了它最森严的寒冬。
1931 年 11 月 7 日，也就是苏俄“十月革命”14 年的纪念日，在闽赣
大山深处的一个县城集镇------瑞金，几声礼炮、一些乡间的庆典方式中，
几千“赤色群众”拥簇着几百名知识分子、工人农民代表，沿着青石板街
道步入一处简陋的礼堂。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了。几天后，大会宣布，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政府成立。因为国民党政权不愿光复满洲，已沦落为“卖国政
府”，从此，瑞金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
中国开始分裂成三个对峙的政权，南京、广州和瑞金了。与此同时，
瑞金摧枯拉朽，彭德怀部攻陷会昌，随即攻陷赣州，南昌、杭州大震。贺
龙部逼近江汉，汉阳、长沙大震。
这就是后来毛泽东诗词写到的“直捣湘鄂赣”。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南京统治下的大部分区域的不堪一击、死气
沉沉。
零星的几场小雪后，1931 年 12 月，漫天的雪花终于覆盖了大半个中
国。这一年冬天的南昌，雪下得特别早、特别大。凄厉寒风中，每天都可
以看到败兵、伤兵潮水般地溃退进城，满街的小业主、摊贩、学生、饥民、
乞丐，灰仆仆的脸都一片呆滞。
几百里外的枪声，似乎也若隐若现地传扬进了这个孤城。比大雪和北
风，乃至战争都更让人心头发冷的，却是悲观的境况。一整个冬天，从南
昌到淞沪，到处是奸商囤积、物价横飞、卖儿救穷、生路断绝。在惨淡的
市井，终日惶惶、朝不保夕的末世恐慌，象瘟疫一样传播开去。
不仅民间，而且军队。自大水退去后，屯驻在南昌城内外的十万饥兵，
已经整整 3 个月没有领到薪饷了，伙食出现了严重困难。各个营地流言四
起，成排成连的士兵，踏上了“开小差”的流亡路。即使是一个已见多了
中国的苦难、并对南京政权极有耐心的西方记者，也认为这是“最没有希
望”的一个季度，他认为这个国家已濒临绝境，而“……全面的社会变革
已经成为（中国）唯一的生路。……再也经不起内战了，贪污、腐败必须
根绝，教育必须改革，对农民的苛捐杂税必须减轻”（《纽约时报》，1932
年 3 月 17 日）。
但这“唯一的生路”谈何容易？12 月 14 日，“宁都兵变”爆发，1 万
7 千余名官兵宣布易帜。
“宁都又红了”的消息，给南昌、南京以致命一击。
12 月 15 日，在重申自己是“孙逸仙信徒”、并呼吁“国民党的统一”
后，蒋介石黯然宣布下野。随后，他在中山陵下又徘徊了一周，12 月 23
日，他带着一群侍从幕僚，包括其私人秘书邓文仪，回到故乡奉化溪口镇，
开始“寄情于山水间”。
12 月底，一群群趾高气扬的军阀、政客涌入南京。在接二连三无休无
止的坐地分赃、妥协平衡、口是心非后，一个注定短命的新政府出现了。
“西山派”元老林森任主席，“太子”孙科负责组阁，汪精卫则接管党务。
孙科内阁在 1932 年惨淡的元旦钟声里开张了。但这是一个无人寄予希
望的内阁。宁粤分裂、七省大水、满洲沦陷、空前学潮、瑞金独立、宁都
哗变……短短半年时间，如此巨创沉疴，它使中华民国奄奄一息。
在这惨淡的背景中，南京，1932 年元旦，康泽的《中国日报》创刊。
康泽事事认真。他拟定了几条持论方针，如“发扬民族精神、代表真正舆
论”，“有主张有立场、不人云亦云”等。发刊后，报纸有力地落实了这几
个特色。“加上新闻……多为独有新闻，故该报在很短时间内，誉满南京”
（刘征鸿，《康泽办中国日报的一段经纬》）
《康泽自述》也谈到：创刊当月，
《中国日报》就成为在南京“有地位
的一份报纸”。
一千里外的武昌，在建国路的一个叫干国勋的力行社成员的寓所里，
力行社武汉小组成立了。
一千里外的上海，叶维受命潜入法租界。他领受的任务是“控制学运”。
在赵主教路的中国公学，他开始经营力行社上海小组。
最后，在五千里外北中国的一角，枪声也零零星星地响着。满洲的冻
原上，由北海道渔民组成的日本扎幌师团急速推进，意欲席卷北满，满洲
军阀马占山部逐次抵抗，已经撤退到林海雪原的边缘。
这一天傍晚，马占山正下令“杀马为食”，卫士急冲冲地来到他的帐篷
外，交给他一张两指宽的电文：“……特令桂永清往你部劳师。蒋中正。”
一张英挺军人的脸，浮现在林海雪原的背景里。
桂永清，江西贵溪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时年 32 岁。经历龙潭、
惠州等以艰苦著称的战役，他积军功年年递升，先后任教导团连长、第一
军特务营长、编练团长等职。后作为第一批留德学生，被派赴柏林，学习
装甲兵战技战术。
这是一个“实干家”。在德国，他曾以自己的吃苦耐劳、谦逊诚实，博
得教官、同窗一片赞誉。他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掌握了以精深著称的
德语；作为缺少理工知识训练的人，他更时常在深夜钻研课程。前后两年
的拼死努力，终于获得回报，他最终以当期学员前三甲的优异成绩毕业。
毕业后，桂永清留在德国使馆担任武官职务。他的严谨习气、刻苦态
度，也渐渐闻达于南京军界高层。不久后，军令部长何应钦以侄女配其为
妻。
但，最能够表现桂永清形象的，却是隐藏在图书馆深处的一些陈旧文
字。当年的一些独立报纸记载：1935 年，蒋介石举行中国童子军大检阅仪
式，是时桂永清任评阅长。当他巡视到满洲代表队时，他看到的只有稀稀
拉拉的几十个人。此时，桂永清一下子想起了满洲沦陷的土地。他不顾军
人的威严，顿时泪流满面。如果不是还有评阅任务的话，他肯定会放声大
哭。
一直到报告蒋介石时，桂永清仍然哽咽。
这是万余名童子军代表共同目睹的一幕，会场因此寂然无声。从满洲
流亡到淞沪的几十个孩子，也终于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放声大哭，哭声
连成一片。素来注重军仪的蒋介石，眼角也略略湿润了，他亲自走到孩子
们的面前，温言勉励。
从此，桂永清被认为是“黄埔军人之楷模”（蒋介石语）。
时光重新流回 1931 年的初冬。满洲事变爆发后，在德国的桂永清，接
到蒋介石的密令，迅速从德国出发。他“一去万余里”，一路经由中东铁路，
走过漫无边际的西伯利亚，跨过乌苏里江，最后到达满洲的林海雪原。
找到马占山部的营地时，满洲的第一场雪已经下过了。在高耸深黑的
原始丛林的掩映下，马占山部队已经人疲马惫，但士气却仍然高昂着。桂
永清决心为满洲保留下这个最大的抵抗力量。他与普通士兵握手，与伙夫
寒暄。他的诚挚和热烈，博得了阅人无数的马占山的信任。史料记载：从
此，马占山感到“应为中央分忧”，而决心在黑龙江的冻野上“抵抗到底”。
临别马占山部时，桂永清向南京发密电，指出该部“经济困难”
，怕难
以持久。然后，他由马占山部护送，秘密潜入蒙古东部地区。
他也迅速地和众多蒙古的王公、首领成为朋友，赢得了这些成吉思汗
后代的尊重。在马头琴的弹奏、烈酒的浇灌和草原的漫漫视野中，他的满
蒙活动“不辱使命”。
这一年冬天，已经去国有年的桂永清，以牲口、步行、汽车、铁路等
方式，艰难辗转地回到南京。但几乎还没有安顿下来，他的旧日同窗贺衷
寒、腾杰等，就邀约他到拔提书店聚会。
短短的一席交谈后，桂永清成为了力行社的一个新成员。一个黄埔五
期学生后来谈到：他“不仅很有军人本色，对政治见解和历史亦具相当眼
光。……加入力行社后，他经常到筹备处工作”（干国勋，《回忆录》）。
雪花无声地覆盖着二郎庙，覆盖着那栋两层、六间的木屋。而几百里
外的溪口小镇，此时却是晴天。
蒋介石漫步在溪口小镇的山野间。在淡淡的冬日阳光下，远处的牛、
田野，敬畏地驻足的乡民，以及更远处的南京，都在他的视野之内。
此时，在这个熟悉的田土上，心境渐渐平和的蒋介石，是不是意识到
了“下野”对他的好处？政治上，有时退一步海阔天空。半个月前，当他
迫于压力、宣布“引退”，回到溪口小镇时，他恰恰避开了民众的反对、广
州的明枪、南京的暗箭、满洲的风潮等让他焦头烂额的声音，跳出了大风
圈外。他的这次下野只有短短的 47 天，自这次短暂下野，以后的 10 多年
时间，不会再有哪个国民党力量能够对他形成挑战了。
同时，在宁静的溪口，不时有乡亲，提着一只土鸡或者从河里刚刚捞
上的鲜鱼，送到他的厨房。他是老家人的骄傲，自从他开始带兵，老家就
流传着小镇出贵人的风水说法。他的升迁浮沉、一举一动，都牵引着老家
人的心。何况，有那么多的乡亲子弟，都在他的队伍里任职。
面对老家人温厚、浓重的人情，蒋介石难得清闲。他开始在镐丰房总
结统治、驾驭国家的经验。
他要寻找到一条道路，“……一种能唤醒国家新生的形式”。
侍从秘书邓文仪跟随他住在溪口。象往常一样，他每天为蒋介石呈递
公文、通报动态，偶然也把拔提书店新出版的书籍介绍给他。
这一天，拔提书店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墨索里尼传记》，送到了蒋介石
的案头。蒋介石极为细致地通读了该书。
他指令邓文仪：该书要“……扩大发行、增加影响”。
那个时代象后来惯常的形容，是“风起云涌”的；也象一般的说法，
它“鱼龙混杂”、
“泥石俱下”。在这个大社会里，现代传媒、白话文、通商
口岸、租界、产业工人、投机商、公务员、买办、律师、记者、作家、教
师……这些沿海中国特有的舶来品，让历史产生了新气象。
现代生活的专业分工，虽然仅限于部分城市，但是，这种新的气息，
让几个城市一下子变成了社会的重心。同时，意识形态、思潮等的传播演
化，席卷着城市的中产人家、知识分子。人的“视野大大拓宽了。……武
士道的军国主义理想……民粹派对于平民的关心……佛教的复兴，妇女高
等教育运动……随之而来的是价值观和道德感的变幻不定，自我形象的模
糊不清。”（《剑桥中国史》第 12 卷、第一章）
这些，毫无例外地来自西方。在价值观变幻的情况下，对儒学仍有兴
趣的，只剩下一些非常不合时宜、蜗居在大学和乡村的老年学者。更多没
有出路的青年则苦闷、迷惘。
自《申报》在租界出现后，三、四十年里，报刊业大大地发展了。大
学群也在同一个时期，在北平、南京、上海、汉口等地纷纷出现。它为民
国带来了约 30 万名大学毕业生。这个鲜活、肆无忌惮的人群，从诞生的第
一天起，就贪婪地吸收着西方思潮。报刊和大学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它带
来苏俄革命、墨索里尼运动、昭和维新等动态，随后又将介绍这些思想的
小册子，送上书店的书架。
在枪决定人、军队决定权力的年代，民主国家的影响，仅限于生活的
表层，时尚和“摩登”、新诗运动和交际花。决心以自己的学识、党员、军
队、铁腕等领导社会的人们，醉心的却是 1917 年的革命、黑衫党“进军罗
马”等狂潮式的变革。他们痴迷于那种社会井然严肃、人民随时动员、意
志高度集中的组织图象。因为，
“一盘散沙”的历史，实在太让人刻骨铭心
了！
共产党早就选择了苏俄模式，而南京，要选择罗马。
这一年冬天，来自溪口的密令不断到达二郎庙人物的手上。桂永清之
后是曾扩情。他受命前往长江的尽头，“游说四川”。
《曾扩情入川始末》记载：
“游说四川”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效，1932
年年初，四川宣布“服从南京”，长江流域貌合神离的“统一大业”完成了。
“游说四川”是貌似远离南京的蒋介石，为自己“复出”所做的铺垫
之一。与此同时，另一个铺垫也悄悄进行着。此时南京的“小不点”戴笠
接到蒋介石密令：组织特务“十人团”，监视南京各派系活动。
但最惊心动魄的一个举措，却是“于无声处”促成的。一个寒冷的冬
夜，在溪口镐丰房的邓文仪，他床头的电话急促响起了。在电话另一头的，
是二郎庙的腾杰。
在静夜里，腾杰的声音显得疲惫而沙哑。他简洁指令邓文仪：
“……速
将全部详情，报告校长！”
几十年后，腾杰曾以深思的口吻，谈到促发他这个决定的“李一民事
件”：“……李一民自东京返国，听说有筹组力行社之事，认为这有违蒋校
长不让同学建立小组织的意旨，乃扬言要即向校长报告。……乃急电在奉
化之侍从秘书邓文仪，就近提前报告。”
而邓文仪则回忆：报告后，蒋一言不发，“不置可否”。
在历史的潜流之下，这个“不置可否”的态度，是蒋介石一贯的“欲
擒故纵”权术手法呢，还是为了让自己下决定获得缓冲？甚或，是他在自
己的嫡系面前，也要表现一把“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姿态？……一切
都隐藏在久远时光、隐蔽心态、乃至蒋介石复杂性格的深处。唯一能确定
的只是，从这个深夜开始，力行社这匹自由鲜活的野马，也要被套上辔头，
被牵系上南京大杂烩般陈朽腐烂的权力躯体了。从此，他们的悲欢沉浮，
乃至崛起和沉沦，都要取决于那个身影庞大的军人------蒋介石。
1932 年元旦被推入大风圈内的孙科政府，一片风雨飘零。
巨大的财政赤字，拖垮了这个内阁。当年的公债发行，受到上海财团
的顽强抵制。上海财团固执地相信，支持孙科，就可能导致蒋介石复职以
后的报复，而蒋的复职，在他们看来是三五日的事。1 月 13 日，就职仅两
周的财政部长辞职。
刚被释放的胡汉民，改不了他的脾性；CC 系装聋作哑，党务似乎一
下子瘫痪了；军队更不用说，连一个勤务兵都指挥不动；更要命的是，民
众运动迅速把矛头对准孙科，孙科成为众矢之的……孙科无人可用，无钱
可使。
几天后，更为惊人的消息传来：日侨焚烧上海三友实业社、日本驻华
公使重光葵公馆发生“纵火案”、村井总领事的“48 小时最后通牒”发出……
同时，日本在上海的驻屯军、日本本部、关东军均有异动，大量迹象表明，
日本将对上海动武。
蒋的复职，真的只是三、五天的事了。
1 月下旬，在溪口老家养好身子、想明白了一些问题的蒋介石，优哉
游哉地带着一大群侍从、警卫，由老家的艄公、脚夫护送，从水路出发，
沿途过宁波、经杭州，一点都不着急地向南京进发。乡亲知道他行将复职，
人人兴高采烈地欢送，鞭炮声响彻了溪口小镇。一坛一坛的米酒被乡里人
抬回，溪口比过年还热闹。连极其骄傲、看不上乡间人的宋美龄，也感动
于这种浓浓的乡情。
年轻力壮的子弟，艳羡地看着那些又要随同去南京当大官、享大福的
邻居。蒋介石站在船头，他频频挥手，向乡亲们道别。他目光迷朦，似乎
在远望南京，远望中国。船越行越远，奉化水乡的景物渐渐模糊了，渐渐
看不到了，这时，邓文仪才小心地奉上大衣，提醒他“船头风大，请校长
进船舱休息”。
但，并不总是那么闲适。多少次，他经历失意时，总是在那个小镇，
积蓄力量、思考总结、遥控南京，在宁静的氛围里，进行着各种惊心动魄
的计划。此时，蒋介石更象任何一个面对新挑战的大人物一样，用平静来
掩饰自己心里的澎湃情感，自己的王霸雄图。
“老家多好，老家人多好……”
蒋介石喃喃自语。
但更好的是权力。就在他离开老家的这几天，他在杭州紧急召见了腾
杰、贺衷寒、康泽三人。这三人是力行社“筹办最力者”，他们在前往杭州
的路上，就议定见面时称谓蒋介石为“领袖”，而不是原本的“校长”。
这个称谓结合蒋介石对那个法西斯意大利“领袖”的兴趣，是此后几
年历史精确到极点的一个预言，一个伏笔。然后，在杭州迷人的西子湖畔，
夕阳斜斜照射着雷峰塔的时候，一场关乎民国命运的对话开始了。
关于蒋介石密召三人时的对话，资料非常简略。一些历史学家也只是
含糊地谈到，
“他开始的态度并不明朗……他同他的学生一样，对政府内部
存在的士气低落、追求个人私利、腐败等现象也表示了忧虑。此外最重要
的是，他了解到这些军官对他个人的忠诚”（《蓝衣社的建立》）。
然后，他先是宣称自己支持他们。
“但是，
”他话锋一转，
“你们年纪很
轻，经验不足，怕做不好，让我来指导你们吧。”
片语释兵权后，他又表示了他对力行社组织状况的“不满意”。他说，
他需要一个更“正规一点”的组织。于是他指令三人立即制定《章程》和
《纪律条令》，并且，要多注意借鉴“复兴的德国和意大利运动。或日本的
武士道精神”。
密谈一个多小时后，腾杰等三人起身告退。这时，一个颇为戏剧化的
细节又发生了，蒋介石告诫到：
“你们是我的学生，领袖，别人叫我可以接
受，你们还是要叫我校长。”但颇谙蒋介石风格三味的康泽，从这片语里立
即知道，从此以后，“领袖”称谓将弥漫在二郎庙乃至南京了。
三人赶回南京后，在拔提书店和焦急等待的胡宗南等人碰面。三言两
语，二郎庙的几十号人心里的石头都落了地，继而大喜。他们打电话的打
电话，备车的备车，相拥着到蜀陕饭店，喝酒庆贺连同“安排业务”。
等着酒菜上桌的时间，胡宗南一下子就把“业务”给安排完了。他是
个雷厉风行的军人，最不习惯官样文章的扯皮。他说：
“既然校长表态了，那我们立马干他的！……老是漫谈，猴年马月才
有结果。再说人多嘴杂的，你一句我一句，反而误了正事。我建议推选腾
杰、贺衷寒、周复、康泽、桂永清五位同志筹备，有什么看不过去的、不
满意的，那时再提再议！”
这番快语比较符合军人们的脾气。酒宴后，五个人在腾杰的召集下开
了一个会。他们对宗旨、原则、形式、纪律、名称、口号等进行初步讨论
后，安排了分工。腾杰、贺衷寒、周复负责起草《章程》，康泽、桂永清负
责起草《纪律条例》。
得到蒋介石的支持后，这群年轻的军官，开始展现出惊人的才华。他
们抱负远大、忠诚团结、行动迅速，仅仅这一点，在那个离散时代，在“一
盘散沙”的权力构架中，就决定了他们的作为。何况他们的背后，是一个
当时中国最有力量的军人；何况，在他们这里，集结了这么多的背景、阅
历、思考方式和特长。
他们注定要崛起。
在接受了蒋介石支持的那些人里，包括着各种各样或清晰或模糊的面
目。这里有温厚而公允的曾扩情，野心勃勃的丰悌，光明坦荡的肖赞育，
后来的“中国希姆莱”戴笠，戴笠的“黄金搭档”郑介民，组织臂膀梁干
乔，胆大狠辣的任觉五，学运“专家”叶维，标准的军人胡宗南桂永清，
掌握机要的邓文仪邱开基，特训专才杜心如，单纯激进的周复，线条鲜明
的潘佑强，阴险奸诈的葛武綮……最后，在这里裁定蓝衣社未来道路的，
则是被称为早期蓝衣社“三驾马车”的三个人，掌组织的腾杰，擅理论的
贺衷寒，以及“长策略（活动）”的康泽。
这一群人，平均年龄 30 岁，大多毕业于黄埔前四期，一般都出洋留学
过。此时担任着指挥、政训、政宣、机要、外勤特务、秘书、侍从、报人、
社团负责人等等五花八门的军内军外职务，但地位大多还都处在中、下级
别。在组建力行社以前，他们的前途、才能都表现得参差不齐，有的还似
乎一直是不得志的可怜虫，比如戴笠。
但自从组成力行社后，他们以一个群体的面貌出现，渐渐领导起后来
席卷全国、包含内容同样五花八门的蓝衣社运动。在 3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
里，他们成了中国青年的领导人。虽然分化开始了，有的发迹，有的沉沦，
有的权可倾国，有的身败名裂……但事实上，蓝衣社给这群野心家提供了
前所未有的舞台。
在 3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用千奇百怪、层出不穷的方式，执导
着短暂的中华民国三次复兴运动中的一次。这三次运动，都由青年发起，
但只有它承前启后：它是前一次黄埔初潮的继承，又为后一次，就是 15
年后蒋经国领导的币制改革、社会改革工程，提供了自己的遗产------三民
主义青年团。
三次复兴中，它持续时间最长、声势最为浩大。
这也是最不光彩的一次。虽然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众多的观察者都只
能对它进行某个片段、或某个具体事件的阐述，但所看到的，哪怕是那些
较次要的活动，其蓄谋、策划、组织、手段，也无不令人毛骨悚然。至于
它所组织的暗杀自由主义学者、迫害民主人士的最臭名昭著的活动，更让
后人不愿看到它再出现，并渴望产生它的土壤，也永远过去。
仅仅从康泽所起草的简洁的《纪律条例》，就可以看出这个组织的阴森
面目。连写着《条例》的纸张上，都飘泛着恐怖组织的残暴气息：
“(1)不得违背主义和领袖；
(2)不得违抗命令；
(3)不得泄露机密；
违犯以上各条之一者，处以死刑
(4)不得有小组织活动；
(5)不得偷生怕死；
(6)不得贪赃枉法；
(7)不得吸食鸦片；
(8)不得娶妾；
违犯以上各条之一者，处有期徒刑至无期徒刑。”
他们用自己拟订的条例，来替代法律！而且条例制定得如此宽泛，可
以让组织内有权势的人随意裁决，生杀予夺，随心所欲。这是一群无法无
天的人。
更可怕的是，他们不仅仅对自己残酷、凶狠，他们还要以这样的规则，
来引导整个的中华民国，来买断青年的未来，并试图永远地禁锢住人的思
考，禁锢住作为子孙的我们。在其鼎盛时期，他们在部队、警察、大中学、
民间社团、童子军组织、工厂、商店、乡村等几乎所有青年人聚集的地方，
设立了无数组织，控制内、外围人员在 50 万到 100 万人之间，并把数以千
万计的青年，拉入他们所控制的社会活动。
他们的影响还延续到了 1938 年蓝衣社解体以后，并一直到了 1949 年。
仅仅 1944 年他们所号召的“十万青年十万军”知识青年投军运动，就把
10 几万青年训练成党化教育最彻底、战斗力最强的部队，然后送上内战战
场。在同室操戈的战争中，10 余万人大多阵亡、负伤。
所幸，民众并不总是愚蠢的。
康泽之外，腾杰在《章程》里，也勾勒了层次鲜明、金字塔状的组织
图形。
力行社是业已存在的，它由黄埔学生和少数优秀人物组成，其选拔、
入社，均需有两名成员推荐，蒋介石亲自批准。它是蓝衣社组织的领袖层，
指导着整个蓝衣社的未来，并操纵着所有下级“团体”成员的前途和生死。
它规定，除非组织解体，其成员终生不许退社，违背者处决。这是蓝衣社
的第一条铁律，叫做“生的进来、死的出去”。
这时，力行社的成员就是在二郎庙的 60 多人；直到蓝衣社解体时，它
也只发展了 300 名成员，顶多也就是后来土肥原机关所说的“528 人”。那
时，进入力行社已经变成一种殊荣，它不仅可以为自己带来特殊的擢升机
会、结识高层的便利，如果“组织上”不追究的话，经常还可以躲避法律
的制裁。因为力行社的态度，一般来说要比法律管用得多。
“生的进来、死的出去”的铁律，同样适用于蓝衣社还不存在的下级
组织。腾杰计划在力行社的底下，设立“革命青年同志会”和“革命军人
同志会”两个二级组织。军人会面向军官，它将以力行社成员一开始就控
制了的黄埔同学会为“掩护和利用机关”，各地的黄埔学生，年年一拨甚至
几拨的中央军校毕业生，都将被纳入它的轨道。
革青会则面向军界以外的“精英”，党员、文人、警察、学生领袖、新
闻记者、中产人士等，都在它的目标之列。与军人会的首脑一样，它的首
脑清一色地由力行社成员担任。只有这样，
“以黄埔学生为领导、结合全国
文武精英”才能落到实处。
这就是 1932 年初腾杰所规划的蓝衣社。用晚年腾杰的话来说，它将成
为涣散的民国社会，一个隐蔽的“核心组织”，并领导起一个“精英”的而
非群众性的社会运动。
现在，万事具备，蓝衣社兼有正剧、悲剧、闹剧等多种意味的历史，
似乎可以正式开幕了。2 月下旬，已出任军委会委员长、当时正忙于上海
防卫的蒋介石，再次召集腾杰等人密谈。
这个见面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在南京 2 月的阴冷夜晚，28 名军官奉
命赶往远离市区的中山陵园附近的一处平房。或者，蒋介石是想借助中山
陵崇高威严的神秘感，以完全接管力行社的权力？在所有著名的建筑中，
中山陵罕见地以台阶为建筑主体，在拜谒的人们一步步迈进在山川、翠柏、
台阶时，一种自己的渺小、对孙中山事业的仰视感就会产生。蒋介石在历
次失意、静居溪口镇以前，也都要到中山陵来追思、交流、漫步。他熟悉
那种肃穆感。
干国勋在《回忆录》里曾详细描述了前往中山陵的路途：
“先一日由腾杰亲往每一人处，用口头通知，以示郑重，……场外没
有设置岗哨卫兵，仅由戴笠一人负责联络、警卫之责。……没有议程，也
不拘形式。蒋先生坐在靠西北面墙壁的一端，上悬总理遗像遗嘱，前置写
字台，邓文仪坐在他右侧，面前置长方形茶几做记录。……”
这种外松内驰的氛围，影响了黄埔学生。他们无声地挺直了身板，象
是开一个军事会议。但它事实上是重组中国社会的会议。要求来这么多人，
也因为蒋介石老练的政治眼光，他要杜绝办事的人成为寡头。
蒋介石已伤心于黄埔学生中的党争。据说，在接见贺衷寒等三人时，
他曾经集激将、留余地、先拒后予等为一身，说了几句话：
“你们组织不起
来的。今天组织起来，明天就闹意见。……不过，也可以给你们试一试”。
但从他在如此危急的军务中仍然抽身召会，就可以断定，不是“试一试”
这么简单。
按照蒋介石的示意，军官们依据从黄埔毕业的时间前后，开始发言，
陈述他们对国家的忧虑和希望。第一个发言的是声望最高的贺衷寒。他挺
身直立，满是情绪，慷慨陈辞，说到激动处眼含泪水，一下子抓住了蒋介
石的心。此后，蒋介石一直屏声静听，没有发言。除非是口音极重的一两
句话，在没能听清楚的情况下才要求复述。
贺衷寒整整讲了接近一个小时，才敬礼、坐下。此后是胡宗南、桂永
清等人。黄埔热腾的生活，训练出了军官的忠诚意志，也训练出一个个军
官的好口才。他们的讲话一直延续到深夜 11 点，而这时只有 7 个人发言。
蒋介石是个生活规律非常严谨的人，见到夜已经深了，他打算回市区
去。但是一席对话，已让他感慨万千。他被感动了。于是他宣布：
“……明
晚此时此地，继续开会。明天的时间不够，那就后天，一直到你们谈完为
止。”
就是次日，同样是在这一处苍茫的平房里，一个后来被史学界认为是
“有意义的插曲”出现了。
次日晚上，在一个黄埔二期学生发言后，戏剧性的情节发生了。已经
谈过想法、表达过忠诚的桂永清又突然站了起来，要求允许他再次发言。
蒋介石示意他开口后，桂永清言语铿锵，说他“……希望能够为校长
推荐一个对护党救国有‘具体计划’的杰出人才”。这个人正担任他的叔丈
何应钦的机要秘书，名字是刘健群，是个文人。
《蓝衣社的建立》一文写到：
“由于没有人反对这一推荐，蒋介石表示
同意，并让桂永清通知刘健群明天上午 8 点到他的办公室一谈”。
在第二天的会谈中，这个叫刘健群的非黄埔出身的文人，不仅给蒋介
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他还为蒋介石带来了一份《贡献一点整理党
的意见》上书。
是这个上书，使“力行社”演进而为“蓝衣社”。它也使这个叫刘健群
的文人，不仅成为“十三太保”最后的，也最复杂、最有争议的一个成员，
而且，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他都被盛传为蓝衣社“最早的倡导人”。
第六章 蓝衣社之春
刘健群，1902 年生，贵州遵义人。他的一个幼年朋友后来写到，他“老
家住在新城石门坎。从他家屋侧的巷子进去就是陈公祠。父亲早年在本街
开帽子铺。……”
从这些文字可以看出，刘健群的父亲应该是一个面目和蔼的县城小掌
柜，会算帐，但没有太多文化，随时会说出“恭喜发财”一类的话语。在
遵义，这是一个既不贫寒也不算太宽裕的人家。
他早年的日子是平和的。但辛亥革命后，贵州兵匪不分，谁能拥有大
量的枪支，谁就能当县长甚至督军。在兵匪统治下素本贫穷的贵州，此时
“人民生活的困苦，几乎没有语言可以描述”。这浸润了刘健群的心灵。后
来他写到“……这一幅血泪图，我从小便感受最深，长大成人活到几十岁
之后，思之犹有余悸！”（刘健群，《艰困少年行》）
这形成了他关注大社会、大民生的性情。17 岁那年，作为县城弄巷的
一个出色子弟，他考入了贵州省立法政学校。就是这一年，
“五四”风潮席
卷全国，也波及到贵州。刘健群因缘际会，以学生身份加入了初初成立的
“少年贵州会”。
“少年贵州会”受五四气息的影响，汇集了贵州最优秀、最具现代气
息的一批青年。其领导人包括后来名重一时的何应钦，以及“现代宪兵之
父”谷正伦等民国要人。不久，刘健群即出任《少年贵州报》主笔。
对法理、制度的熟悉，加上撰稿磨砺，使刘健群历练出了一副好口才。
他的一个朋友曾谈到：
“刘谈吐风趣，以擅长雄辩、演说驰名。……事后听
人说，中国的演讲，第一数孙中山先生，其次是汪精卫、黄郛，第四就要
算刘健群了。”
这副口才连同何应钦的发迹，使刘健群平步青云。1930 年中原混战结
束后，一批批部队被调集到江西围剿红军，何应钦出任南昌行营主任。在
这样的背景下，刘健群被任命为何应钦机要秘书，兼南昌行营办公厅主任，
军衔少将。
他主要的工作，是负责组建“江西地方整理委员会”。“少有大志、饱
读经史”是他的过去；文人气质很重、很有头脑，是他的形象。随着几次
围剿的先后失利，在繁忙的军务中，他开始细心了解江西民众的心理，思
考朱毛等人在江西得势的原因。
在 1931 年的黯淡辰光里，目不识丁的汉子们一拨一拨地加入朱毛军
队，使这个缺少给养、弹药、军饷的队伍连连壮大。相反，装备精良、人
多势众的国军，总是一触即溃。刘健群为此几近痛楚：是民众愚昧，还是
国民党真的沉沦了？
这一年刘健群 29 岁，在乱世中长大的人，自然深知“官逼民反”的道
理。对江西社会略作了解以后，他很快发现，朱毛以区区几千华里贫瘠之
地，养兵数万，征敛自然也重，就正赋而言，甚至重于政府。但一是注重
剥夺富户，二是宣传得力，再是负担平均，四是并无杂税苛捐。显而易见，
朱毛财政的特点是取法公平。对山民来说，负担虽然也重，但公平这一点
使他们更容易接受朱毛。
江西围剿屡屡不能见效，和这有没有关系呢？刘健群清楚，军事后面
是社会、财税、政工和基层政权的建设。这样，对朱毛的研究，就渐渐地、
然而更有意义地，让位于对国民党的研究了。
他很快得出了国民党“贪污成风、腐败横行、作威作福、低效无能”
的结论。为此他苦恼、愤郁，然而他毕竟年轻，不象真正的官僚那样世故
老练。他又极富表达的欲望，没有什么“对人只说三分话”的处世方式。
他开始积极寻找谈话对象。
这一年，在南昌的街巷、茶馆、住所里，他和他的朋友宣介溪以及南
昌行营的四个青年同僚，交谈起了这些思考。几个有头脑的青年谈话丝毫
没有禁忌。宣介溪一次苦笑地谈到，他和很多普通百姓交往时，
“不敢承认
自己是一个国民党员。”
刘健群被这一句话搞得心头发冷。有一次，他神态激愤地对他的朋友
们说：“日本气焰嚣张，剿匪屡屡失败，这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承认，
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毫无建树，源之于党的失败！”
日记里的记载更加直截了当：
“……我们的党现在似乎对于群众的愿望变得毫无兴趣，党不仅变得
远离群众，而且在许多地方，国民党简直被群众所痛恨！”
就在这样的对话和感触里，六个青年形成了一个小小的谈话圈。他们
定期或不定期地聚会，交谈农村、社会、政治、党务等范围广泛的问题。
这一年夏天的宁粤分裂，使刘健群的声调更加沉重：
“这决不是几个人的问
题。我们只要好好算一算党曾经分裂过多少次，我们就能知道为什么不能
扑灭赤祸。……党的混乱、党的软弱无能、党的颓废，已经到了非根本整
治不可的地步！”
半年的思考、谈论后，刘健群的思路渐渐明晰。他认为，党已经到了
生死关头，而挽救党的唯一路子，就是取得领袖的支持，在国民党陈朽、
腐败的机体上，注入一股名为“蓝衣社”的清新力量，以彻底“改组”国
民党。
在宁粤分裂的沉闷夏天，一个只有区区 6 人的布衣团在南昌组成了。
它被视为“蓝衣社”的预备组织。即使几十年以后，蓝衣社并非从布衣团
脱胎的真相已被披露，史学界仍然认为，蓝衣社“承袭了布衣团的主要构
想”。
“杜绝腐败，重组国民党，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这也是布衣团
的主张。……布衣团最主要的特色，是限制团体成员的个人财产。”1969
年，在接受来自美国的易劳逸教授采访蓝衣社旧事时，已年近古稀、重病
缠身的刘健群，面貌里似乎一下子有了神采。他迷离的目光，似乎在注视
着在南昌的那个 29 岁的自己。
那是他多么富有活力的岁月呵。世俗的一切得失、取舍，追逐金钱的
本能，在救党救国的旗号下似乎都微不足道。
“一个反腐败、有活力的团体，
首先要保证自己不腐败。因此我们规定，每个加入布衣团的成员，一个月
的最高收入不能超过 200 元，多余部分必须上缴给团体。反过来，月入不
到 20 元的也能从团体里获得津贴。成员或其家属有灾病，老人的赡养、子
女的就学出现困难时，也能得到救助。……”
这是一个相当温馨的组织图景。但作为一个严谨的历史学家，深知民
国社会风气的易劳逸，当即对它的可行性表示怀疑。
从布衣团的这个“主要特色”里，可以看到乌托邦、互助公社的深重
痕迹。在 20 年代，公社理想曾经席卷数以十万计的青年。一度，北平、上
海等城市先后出现了几十个公社，但没有一个公社的延续时间能超过一年。
“公社---刘健群”，这是否蓝衣社最终灰飞湮灭的根源之一？易劳逸深
邃的蓝色眼睛扑闪着，他询问似地，想从病体离支的刘健群身上得到答案。
但这不是根源。刘健群以及后来的蓝衣社，对公社理想都不感兴趣。
只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实在的组织作用，就是使“成员的收入易于监控，
可以在根本上杜绝内部腐败”；而且它可以解决成员的“失业”、
“涣散”问
题，增加组织的凝聚力。仅仅是因为这些作用，蓝衣社才一度在全社执行
了这个规定。
对话渐渐深入，刘健群不断地说，也不断咳嗽。他是癌症晚期，自知
已不久于人世。而且自来台湾后，他就每况愈下，最终潦倒蜗居在台北乡
下的两间小屋里，处境很是凄凉。对已经无人问津的他来说，这，将是最
后一次对外界说话的机会了。
一口浓痰噎住了他的喉咙，太太关切地看着他。“少年夫妻老来伴”，
这是他的二婚夫人，和他在一起近 30 年了。在短暂的繁华后，跟着他，她
吃的都是苦，承担的却是误解和骂名。或者，此时他对夫人，多少产生了
恻隐之心？当时他是那么的自信，以为能够封妻荫子、追逐王霸功业。
他继续讲述着。从布衣团到蓝衣社，从出任蓝衣社书记长到当选立法
院副院长。一生的光彩都在那十几年里。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是蓝衣
社，使当年如日中天的他最终沦落为台北街头的一个普通老人，连去医院
看病都要挤公共汽车。
于是，这个对话就充满了人生无常的感慨，充满了一个不得志者步入
暮年时的叹息。对于生长在简单民主社会的易劳逸来说，这使他很快进入
了一种东方式的感动。
照射着这两间屋子的太阳，渐渐西斜了。易劳逸的笔记本上，已经满
满记录了大半个蓝衣社的演变历程，他却感到，自己的速记进度太慢。这
是一个多么睿智、深刻的老人呵！他的身上，有多少中国人命运的象征呵！
刘健群惊人的记忆力和一针见血的评述，使他对这个老人产生了几分
同情、几分敬重。对话结束后，他真诚地对刘健群和夫人表示了谢意，而
后告辞了。
这是易劳逸最后一次见到刘健群。短短几个月后，在大洋彼岸的易劳
逸就听到了刘健群去世的消息。此时，他已开始《中国国民党的法西斯------
蓝衣社》一文的写作。这篇文章的资料来源，除了他对刘健群的谈访记录
外，还有刘健群送给他的一个小册子，《贡献一点整理党的意见》。
这个小册子起草于刘健群的江西时期。它不仅是布衣团的纲领性文献，
而且，刘健群本人的发迹，布衣团的并入力行社，以及力行社演变为“蓝
衣社”的历史轨迹，都和这个小册子息息相关。
在《贡献一点整理党的意见》的开篇，刘健群即写到：党已经完全堕
落了，现在它仅仅是“军阀和官僚政客，争权夺利和贿赂成果的一个竞技
场”：
“……我们现在所看见的是党的领袖和党员之间的互相利用和互相冷
漠。……有些党员利用领袖以达到个人升官发财的目标。假若这些党员对
领袖的口号表示支持，那么他们就被视为忠实的和真正的同志。即使这些
党员危害了社会，领袖们也毫不介意。……”
和宣介溪在过去半年的许多对话，经过整理也写进了手稿。比如“被
群众所痛恨”、“源于党的失败”、“看不到党的工作”等。这是国民党的一
个真实图景，也是国民党的最大忌讳。刘健群丝毫没有考虑这可能使他有
杀身之祸，泼辣辣地挥洒情绪。
列举了党的面貌后，更重要的是“开出药方”。刘健群认为，“党的混
乱、党的软弱无能、党的颓废”，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方法不好、制度不
完善、内容不充实”。因此，当务之急是全面地改组党。
但要全面改组国民党，又谈何容易！于是，以布衣团、蓝衣社来“修
正”国民党组织，就成为刘健群的设想。他希望在维系现状的基础上，产
生一个完全崭新的组织。也就是说，可以容忍旧的国民党的存在，但必须
剥掉它的权力实体。
“……我们赞成保留党的原有的结构，但是此外在党内应组织一个献
身于民族和普遍民众的队伍，它将给党注入活力并培育出党的精神。”
这个“队伍”是怎样的呢？它信仰怎样的“主义”？它推行怎样的政
治主张？最后，它将给党“培育”出怎样的精神？这是更为关键的一个问
题。刘健群以“中国国民党蓝衣社”为标题，开始了《意见》的第二部分。
同样是在这部分的开篇，刘健群明确写到，布衣团将以“墨索里尼的
黑衫党人和希特勒的褐裳党为效仿”，力行独裁，使中华民国法西斯化。正
因此，布衣团的后身才将定名为“蓝衣社”。
1969 年，刘健群曾经感慨万端地说过，“法西斯主义现在看来是很落
后的了，但在当时它似乎是一种复兴国家的非常进步的手段”
（易劳逸，
《刘
健群采访记》）。这个“当时”，指的正是 30 年代上半期，力行社、布衣团
先后成立的时候。
1929 年左右，一本名为《法西斯蒂真相》的小册子，它的第一个中文
译本在上海问世。这本书的作者，是意大利著名的自由主义领袖马泰奥蒂。
在墨索里尼的暴力小组横行于整个意大利，并操纵 1924 年 4 月选举的日子，
马泰奥蒂通过对暴力小组、黑衫党的深入调查，写出了该书。
刘健群读到这个册子的时候，法西斯主义在两个主要欧洲国家------意
大利与德国，都已确立或行将胜利，而且使经济腾飞、国家复兴。在欧洲
中心的年代，它的影响迅速辐射世界。特别是一些古老、落后的东方大国。
它也辐射进刘健群的心灵。
这本小册子使刘健群成了中国最早、也最狂热的法西斯主义者之一。
不久后，法西斯的组织方式连同公社生活，被他混合在了一起。刘健群坚
信，法西斯的组织方式，结合公社式的组织生活，是民族复兴的唯一途径。
这个看法通过刘健群的如簧之舌，也渗透着布衣团，使这个只有区区
六人的小组织，出现了一种荒诞的清新，奇特的活力。但它还不够。在《意
见书》的第二部分，《中国国民党蓝衣社》，刘健群更充分地表现着他的蓝
衣社设想。
法西斯主义的第一个特点当然是领袖独裁，
“假如领袖好，那么他领导
的革命事业将迅速发展”。他认为：虽然中国还没有产生一个领袖，能够象
印度的甘地、或者墨索里尼那样，用超凡的精神素质来凝聚全党，但是，
“这样的领袖，一定会产生”。
这样的领袖，一定会产生！刘健群似乎看到了中国专制统治的漫长传
统，他相信这些是中国法西斯化运动的根基，
“超人会出现，并且领导起革
命运动”。
在这样一个领袖的基础上，所有蓝衣社成员都必须过“苦行僧一般的
生活”，蓝衣社的干部必须“等同于普通民众”。其收入、生活、行为都必
须处在严密的监视下，大到娶姨太太、吸鸦片，小到穿西装、跳舞，都在
取缔之列。任何贪污、“腐化”、违纪行为都必须得到严惩。
只有这样，蓝衣社才能“领导全民”，它的每一个小组才能成为“辖区
内民众的无形核心”。反过来，在蓝衣社管辖下的民众，必须把“财产、生
命和后代的命运”，全部托付给国家和领袖。他们要以日常生活来表示这种
“托付”。
在蓝衣社统治下的中国民众，要尽的责任极其烦琐，从服兵役、绝对
服从命令、随时准备“牺牲”开始，到爱戴领袖、包括见到领袖画像或闲
谈至领袖时都必须肃立，最后，还有监视邻居、整洁居所、准时起居等细
节。
那么，怎么培养民众的这些“精神”呢？这就需要把每个人的一生切
割为若干时期。幼年时必须加入蓝衣社的儿童组织，少年时必须加入蓝衣
社的预备组织，或处在预备组织的监视下。如果考核合格的话，那么，一
个人步入青年时，他就可以加入蓝衣社组织了。这样，中华民国将演变成
一个领袖------蓝衣社组织------普通民众的三级层次组织，实现社会的彻底
军事化。
这就是 30 年代初，一个年轻政客为所有中国人设计的命运。
命运有意地让刘健群、腾杰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几乎同时想建立一个
挽救国家的秘密组织。而且，这个巧合如此完整：一个来自外侮，一个来
自内患；一个突出组织，一个强调理论；一个致力基层秘密，一个致力领
袖权威；一个用缜密的思考，一个不乏狂人的激情……他们把民国奇形怪
状、混沌原始的各种习性，一同运用、体现出来，
“蓝衣社”集大成着民国
党团活动的特征。
把两份文件叠合在一起，后人可以看到，那就是蓝衣社全部的历史轨
迹。在军党政警学的基层秘密组织、军队政训的控制、“新生活运动”、法
西斯化宣传、对传媒的冰冷封锁、对蒋介石独裁地位的支持、大量的暗杀、
对日本态度的坚定，以及三民主义青年团、令人生畏的军统局……一直到
最后的兵败台湾、灰飞湮灭。
后来席卷全国的蓝衣社运动，在这两个从未谋面的人身上，完成了主
要的理论储备。它让人叹息于历史惊人的戏剧性。
长达 87 页的《贡献一点整理党的意见》手稿，在几经修改后于 1932
年年初最终定稿。随后，当春节临近、稀疏的鞭炮声断续响起时，刘健群
决定以戏台故事里常见的“上书”方式，去游说、征服蒋介石。
1932 年 1 月，刘健群和宣介溪买舟向东南方。在这一路的船头，他的
心头既有鼓荡感，又充满了忐忑。那个一生以三民主义、孙中山信徒自居
的人，那个处世为人都以宋明心学为标榜的人，会采纳他的这个源于欧洲
的“意见”吗？
他当时并不知道，在他离南京越来越近之际，在溪口镇，那个读过私
塾，口气里都是“勇毅”、“诚信”等儒学信条，受过日本军国教育，入过
地下青帮，开过交易所，信仰过三民主义，同时为了娶到一个女人、还非
常滑稽地接受过基督教的人，那个中国历史上最古怪、最莫名其妙的大人
物，也已对法西斯主义产生了兴趣。
史料记载：刘健群到南京时，他并没有找到陈立夫，但他也没有就此
回南昌，而是继续在南京活动。到 2 月下旬，布衣团的活动中心从南昌转
移到了南京，并从原来的 6 人发展为 18 人（易劳逸，《蓝衣社的建立》）。
在南京活动期间，刘健群频繁出入在何应钦府邸。在这里，他很快就
结识了何应钦的侄女婿桂永清。一席交谈后，他以自己的口才和《贡献一
点整理党的意见》，博得了桂永清的极度欣赏。
于是，接下去的令人眩目的发迹，就变得顺理成章。经桂永清推荐面
见蒋介石后，蒋介石对刘健群极为重视。此后一个月内，他连续召见刘健
群 10 多次，并“一月两迁”，先是任命刘为中央军校政训处长，继而调任
新设立的军委会总政训处长要职，衔至中将。一时之间，南京政界把刘健
群笑谑为蒋介石的“螟蛉子”（《康泽自述》
）。
刘健群横空出世，跃居南京官场的高层。但，对这个“螟蛉子”提出
的将布衣团扩展为蓝衣社的设想，蒋介石却迟迟没有作答。
他的目光已经投向了他官邸附近的一片巍峨的建筑。那就是励志社。
励志社旧址，位于今天的南京中山东路 307 号。现在它只是江苏省会
议中心。而在过去的 50 多年，它还先后是过学校、招待所、宾馆等普通场
所。历史已经剥夺了一个时代给予这三栋宫殿式古朴建筑的特殊荣光。作
为富有悲剧意味的一个时代象征物，人们只能看见，励志社，那不尽的尘
封的面容与真相。
1929 年元旦，励志社效仿日本“偕行社”而建，原址在黄埔路的中央
陆军大学校内，是一个军内文化服务组织。1931 年，由著名建筑师关颂声、
越深设计，由陆根记营造局施工的中山东路励志社建成后，励志社开始了
它兼为一个著名的服务组织、一个后来变得非常有名气的建筑的历史。不
久后，作为社团，它的分支机构遍布了许多城市。
励志社事实上是那时的国家俱乐部。在励志社的历史上，还有这样的
一笔：1932 年 3 月 1 日，蓝衣社组织在此正式形成。
励志社大会的一个参加者干国勋，晚年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曾写到
大会的进行情况：
“（3 月 1 日）早晨 8 时前，大家都根据筹备处的通知到励志社集
合。……会场中的座位布置成马蹄形，对着马蹄口所设的桌椅，即为蒋氏
主持会议的席位。……”
但这个会议因淞沪战争，而显得不大圆满，二郎庙的人物“因公不在
南京”而缺席了 10 余人，其中更包括三个重要人物：康泽率关注战争的首
都记者考察团到前线考察，胡宗南则匆忙赶回前线，充实防御。最后，曾
扩情也还留在成都“游说四川”。这样，只有 40 余人参加会议。
蒋介石到场后，如同桂永清推荐刘健群那样，这个绝密会议又有了一
个小插曲。
不知道是哪个二郎庙人物多话，一个叫冷欣的黄埔一期学生，听说了
励志社大会后，也闯进了会场。自然，他是希望在这个时刻、能凑上蓝衣
社发起人的资历。但蒋介石没有给他这个面子。他一本正经地问冷欣：
“你来这里做什么？”
冷欣吓得不敢回答。然后蒋介石更加严肃地说：
“你走吧。今天这里没
有你的事。”
赶走冷欣的场面，让在场的人印象都非常深刻。它使这个会议显得异
常庄重，会场静得只能听到细细的呼吸声。
一生有过无数兼职的蒋介石，自然是蓝衣社的真命社长。他开始致辞。
这个讲话也一如他惯有的枯燥、烦琐。他显得非常振奋，满口“力行”、
“复
兴”。他的身后，挂着他自己拟订的，大致是照抄清末国学大师章太炎的手
书，“驱逐倭寇、复兴民族、平均地权、完成革命”。
讲话过后，依照“民主集权”原则进行人事评议和投票选举。得票多
少，将是干事、常务干事、力行社书记，以及力行社监察委员人选的主要
依据。
邓文仪因任蒋介石秘书，没有成为被选举人。腾杰、贺衷寒、康泽、
邓悌、桂永清、周复、肖赞育、郑介民、邱开基九人被选为干事。力行社
第一个赞助者曾扩情落选，在许多人的评议里，这个当年的“扩大哥”既
娶了姨太太，偶然还吸鸦片，他“能力全无、经验略有、但近来官僚不堪”。
得票较多的胡宗南被蒋介石亲笔圈出了干事人选。蒋介石的理由是军
队“带兵官”不要多参合政治事务，以免影响打仗。此外，怎么都不能占
据地位的戴笠，被蒋介石圈成了三个候补干事的最后一个。这可能和干事
会里几乎没有浙江人有关系，同时也说明蒋介石完全操纵了会场。
常务干事是“三驾马车”，腾杰、贺衷寒和康泽。其中腾杰代表黄埔四
期，贺衷寒代表一期，康泽代表三期；以便蓝衣社的统制全部黄埔力量。
顺理成章地，腾杰继续出任力行社书记。按照“书记负责制”原则，
他要推荐下属各处、以及监察会人员名单，但这些人选的确定，要经过社
长蒋介石的同意。
力行社设立六处，即书记、组织、宣传、军事、特务、总务。书记处
是腾杰的助理机关，由力行社的几个“小字辈”组成。常务干事康泽兼任
宣传处长，这和他正在办报的关系非常大，否则，他更合适的是周复的组
织处长职务。他的《中国日报》也“顺便地”成为力行社的机关报。
军事处长是除了不在场的胡宗南之外，唯一象模象样的“带兵官”桂
永清。总务处长是毕业于日本经理学校，曾扬言向蒋介石告发、此时却也
被带到励志社的李一民。最后，为使力行社拥有一个比黄埔同学会更正式
的“掩护和运用机关”（《康泽自述》），蒋介石决定设立一个新机构------中
央各军校毕业生调查处，由肖赞育出任处长。
这个“调查处”不仅继承了黄埔同学会的全部权力，而且权力版图扩
展到此时南京大小几十所的各类军校。此外，从它设立的那一天起，它就
兼有特务机关的意味。
在会议临近结束前，蒋介石与 40 多名与会者沿励志社宽大的大厅，手
拉着手站成一个大圆圈。他继续以他那呆板、毫无特色的语言进行鼓动：
“三民主义力行社从此正式成立了，不达目的决不终止……”
从晚清开始盛行的秘密组织时代，从这里步入了它的最高潮。
这一天，随着 40 余人走出励志社、涌向八宝街的一个园子，一个悬念
也留给了大部分的与会者。那就是尚未确定的特务处处长人选。
不过，按照一般的估计，二期学生、广东海南人郑介民是腾杰的推荐
人之一，出任该职务的可能性很大。
励志社成立大会使“三民主义力行社”半公开了。当时，没有人觉察
到一个影响历史的事件正在发生。没有任何报刊披露这个消息，至于麻木
的人民，更不会想到这个小小的“社团”，日后会一度决定自己的命运。
在 3 月仍未转暖的南京，八宝街一带的几个院子却异常热烈。励志社
大会前后，由陈启坤出面，力行社在八宝街的一个“大园子”内，租下了
两栋二层楼的房子以作总社办公地。肖赞育曾谈到，“因系秘密”，它不设
岗哨、没有招牌，只有几个便衣警察守卫。
靠内的一栋楼房，一层是军事处和宣传处，二层是书记处和组织处。
另一栋，则是肖赞育和另一个书记处人员的住所，“以作掩护”
。同时，腾
杰、康泽等人也纷纷在附近租赁房屋，以方便办公。
一开始，只有区区 60 余人的力行社，让这个园子显得很寻常。附近的
居民都以为这是普通的人家。但没几天，它就一下子鼎沸、神秘起来了。
3 月是蓝衣社 6 年多的历程中，魁首们聚会最频繁、相处最默契的一
个月份。按照蒋介石对力行社的要求，力行社不另设机构，
“只有小组和社
员”
（《康泽自述》
），全部 60 余人被分为六个小组。小组每周会议一次，组
长也每周要向蒋介石汇报一次工作。这带来了力行社此时紧张、严密、热
烈的氛围。
蒋介石在当年 6 月 7 日前往武汉主持“三省剿匪总部”以前，主持了
力行社全部的 13 次会议，
“并且每日会议都长达 3 小时以上”。一个成员更
回忆到，
“在第一年的上半年，三位常务干事经常与蒋氏围着一张小圆桌四
方坐下，讨论国家大事与社务”（邓元忠，
《林培琛访问》）。他过问着力行
社每一个计划，敦促着每一步动作。
在他无比庞大的军人身影下，这个春天，蓝衣社的第一轮发展狂飙卷
起了。
一个力行社成员 1932 年春天的日记曾写到，
“得到总司令的同意”后，
蓝衣社“气势一日千丈”（《唐纵日记》
）。这种震动南京的气势，首先因为
它接管了首都的防务，成为蒋介石的“御林军”。
这年春天涌入八宝街的人流里，有五个“皇亲国戚”。他们是蒋介石原
配毛福梅的亲侄子、“天下第一侍从”毛邦初，首都卫戍部队 88 师师长俞
济时，警卫团团长宣铁吾和蒋介石的两个侄孙，宪兵三团团长蒋孝先和空
军首脑蒋坚忍。在古代，这些亲族子弟、近卫部队往往身着锦衣，一时之
间，蓝衣社被笑称为蒋介石的“锦衣卫”。
批上锦衣后，蓝衣社还被笑称“黄袍加身”
。在“皇亲国戚”的后头涌
入八宝街的，是遍布各地的一百余名黄埔将官。这个长长的名单，包括了
关麟征、黄杰、王敬久……等后来声名最显赫的黄埔毕业生，是当时几乎
全部的“学生将军”。
将官之后是校官。在连年混战、军饷不给的背景下，南京街头处处可
见“失业”、开小差的黄埔军人，不止南京，“各种大城市到处发现这类游
手好闲的人物，他们招摇撞骗、为非作歹，社会混乱，莫此为甚”（《康泽
这些良莠不齐的失业军人，却是蓝衣社的一块肥肉。几乎是励志社大
会刚刚开过，蓝衣社就开始了以开办培训班、
“分配工作”来网罗党羽的活
动。3 月，“自新训育班”开班，蓝衣社一举通吃了全部的 270 名校官；4
月，
“团警班”开班，第一期就招揽了 500 余人，此后又连办三期，共汇流
2，000 余人。
这个春天，在办公室里，腾杰的眼睛不断投向一张硕大的地图。他似
乎看到了一个个粗壮的军人身影，而他目光所及的区域也，一天比一天广
漠。2，000 多名团警班成员，先是在淞沪、江苏、浙江等地，成为雨后春
笋般冒出来的禁烟、税务、交通、铁路等警察部队的头目。不久后，那些
身影又进入中南、西南、西北和华北，负责起保安部队。
这些地方武装，毫无例外地成为日后蓝衣社各种阴谋、策反、颠覆、
串联活动的主力。在蓝衣社剪除军阀的“削藩”中，在席卷全国的“新生
活运动”中、在华北的抵制“自治”中……在接下去几年，处处可以见到
这些人的身影。
这个春天快过去时，腾杰的地图已覆盖了大半个中国的团警势力。上
百个保安团、几百个警察局，从中心城市到县城不断在地图上被标列、添
加……
夏天到来时，力行社已拥有成员约 200 人，大多数人都是将军。此外，
军人会也在各地控制了 200 多个小组，并且“小组常有多至 15 人者”。
蓝衣社一举成为南京的三大派系之一，民国新的权力格局出现了。几
十年以后，易劳逸教授写到：“（国民党）党内派系泛滥。……其中最大、
最具影响的派系是 CC 系、政学系以及黄埔系。……在 1932 年到 1938 年
间，黄埔系有效运作的核心，是一个纪律严格的秘密组织，闻名的蓝衣社。”
这番论述，被收入了《剑桥中华民国史》。
又何止是“黄埔系”？这个春天，腾杰的目光似乎穿透了烟雨迷蒙的
南京，他还有一张更加隐蔽、不断细密的蛛网形地图。
3 月，革青会兼并了 18 人的布衣团。革青会南京小组成立。从这里开
始，一个庞大而细密的革青会网络，在一个个城市、街区、住宅舒展开来。
任觉五担任南京支社书记后，干国勋执掌武汉支社，叶维负责上海支社，
贾毅主持北平支社。接着，十余个支社、上百个区社、几百个小组，开始
密布在工会、报馆、学校、社团。
革青会的使命是成为辖区内“每一民众团体……无形的领导核心”。许
许多多的市民，就在这个春天风闻到了蓝衣社的存在。
这个春天，八宝街还发生了一个影响深远的事件：迟迟没有任命的特
务处处长，终于下达任命了。担任处长的，不是控制着颇具规模特务势力
的邓文仪，不是早早显示了特工才能的郑介民，而是流离沪浙十年、一事
无成、曾经偷鸡摸狗，在家乡几次诈骗、屡受殴打、名声极差的那个从前
的流氓，后来变得勤奋含蓄的戴笠。
这个希奇古怪的决定一公布，戴笠兴奋得眼珠子要从眼眶里蹦出来。
当日，他在南京大宴宾客，次日，他正式受命在徐府巷草创特务处本部。
为了给他压根还不存在的手下以神秘感，戴笠特地把自己的私人办公处，
安置在和他私交极好的胡宗南、在南京鸡鹅巷 53 号的驻京办。
戴笠向自新训育班要走了 30 个人，开始在南京三道高井的一所普通住
宅，依照自己的方式，训练他们。
这张声势日渐惊人的“地图”，就是腾杰的“组织建设”。组织建设之
外，是“精神建设”。随着革青会的兼并布衣团，这个春天，《贡献一点整
理党的意见》也被接纳为蓝衣社的主要文件。布衣团“限制成员个人财产”
的特色，经过腾杰整理，变成了对早期蓝衣社有深远意义的《生活限制条
例》。
《生活限制条例》后来被称为是“修身进德之举”。和刘健群的设想一
样，这是一个琐碎、细致、严厉得近乎苛刻的条例。它要求成员勤奋、
“力
行”、清廉、简朴；限制奢侈浪费，如外出不得坐客轮的头等舱，尽量减少
用车等；限制腐化堕落，如不准赌博、不得娶姨太太等。一句话，它也要
求大小成员，“生活等同于普通民众”。
首先限制的是收入。民国奉行“高薪养廉”制度，高级公务员的收入
一般为民间十倍以上。如一个上校团长，法定月薪为 240 元，足以养活一
个七八口人的大家庭。此外，腐败弥漫于社会的各个角落，各种贪污、受
贿、灰色收入，使官员的收入往往能达到法定薪水的几倍以上。
与这样的高薪相比，军人会的一群上校，由于薪金由蓝衣社列支，每
月仅 80 元。助理书记陈启坤的月薪同样是 80 元。即使是总社书记腾杰，
其月薪也不过 120 元。在这样微薄的薪金中，他们还要上缴 5%的“社费”，
还要无穷无尽地“乐捐”。
八宝街如此，其他人也不能避免。按照《贡献一点整理党的意见》的
建议，《生活限制条例》规定，薪水不由蓝衣社列支的成员，必须将超出
200 元的收入，上缴给刚刚组建的“厚生合作社”。这个合作社是力行社的
福利机构，一个小型的“公社”经济组织，其主要职责是收取高薪会员的
上缴，发放失业人员救济，负责为失业人员介绍工作等。一句话，它要使
入社人员“生活和工作都永远有保障”。
当时任侍从秘书的邓文仪，月入为 400 元，每月上缴 200 元。桂永清
等人的每月上缴亦有此数。一个成员谈到，由于蓝衣社内高薪人员非常多，
一开始上缴也非常自觉，失业人员每月 30 元的救济，从 1932 年到 1934
年是得到保障的。
“介绍工作”也较有成效，军人会曾请马培基、杨政和及
张淳等三人帮忙编著《演习操典》一书，著书期间，三人加入军人会。该
书“完成后即告失业，乃由肖赞育、易德明介绍到航校任区队长”。
限制高薪，反过来，社内办事人员的薪水却相当平均。
“刚从大学毕业
的助理员也是社内最低薪水人员，每月就有 60 元”，和高干的差别极小。
随着《生活限制条例》的推出，及各个后来或重要、或昙花一现的人
物的介入，八宝街的生活，开始显露一种民国罕见的清新。
这种清新首先因为成员的年轻。1932 年夏天，拥有数千名成员的蓝衣
社，平均年龄约 27 岁。年龄最大的曾扩情不过 37 岁；大多数人是 20 多岁；
而最年轻的成员林培琛，则只有 17 岁。
林培琛是整个蓝衣社历史上，最年轻的力行社社员。他的加入力行社，
多少有些幸运色彩。他原本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因为热心时事，关注国
家前途，成为匆促组建的“童子军筹备会”成员。不久后，在一个偶然的
集会中，他被力行社的一些首脑看中，立即退学到力行社书记处任助理员。
加入力行社，使林培琛年轻的生命，焕发出新的光彩，新的追求。他
的工作是负责内部联络，安排会议，保管、誊写、整理各类文档，事务并
不重大却非常繁忙。同时，出于保密的需要，他后来回忆，在整整 5 年多
的时间里，他吃睡都在办公室，“一月只出来理发一次”，此外足不出户，
没有任何娱乐、休闲和私人生活。
一道灰色的院墙、无数往来的亲切“同志”
，就是林培琛青年生活的全
部。在作为力行社成员的 6 年多时间里，除了一批简短的家书外，他和自
己的家庭没有任何关系，他连腊月春节都没有回自己的广西老家。对他的
父母来说，这个儿子是中华民国的、蓝衣社的，不是他们自己的。
林培琛的顶头上司，是与腾杰一同创办力行社的陈启坤。这个年轻的
姑娘，也和林培琛一样，把自己的私人生活、爱情与婚姻，都纳入了八宝
街的生活。这一年 3、4 月间，她和腾杰在八宝街一带的一所普通民房里，
匆忙地结婚了。几乎没有举办仪式，不过是几个同窗、同事一起吃了一顿
饭。
轻易地度过人生这个最难忘、最甜蜜的关口后，她继续自己在蓝衣社
的文档、内务、联络等方面的工作。她几乎比林培琛还要忙，以至不久后
就患了伤寒。在不知觉中，要命的病菌，在侵蚀着她年轻的躯体和生命。
林培琛、陈启坤，一个是蓝衣社的灵童，一个是蓝衣社的圣女，他们
带给了早期蓝衣社以特殊的纯洁。不止他们，一个叫严泽元的成员在几十
年后回忆，“当时在社内办公的人，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一个叫梁干乔
的成员则更加发奋，他几乎每天都是凌晨 3、4 点钟才上床休息，第二天又
早早起床，准时上班。
这样繁重的工作，以至于“有一次全体办公的人员健康检查时，发现
很多人患有神经衰弱症”。
繁忙的工作，平均的收入之外，是一种融洽、亲密的生活氛围。梁干
乔在其《遗作集》里回忆到，那时他和腾杰、康泽等人一样，也刚刚结婚；
一结婚，他在大院附近临时安下的家，就变成了许多青年的“大家”。腾杰、
陈启坤、林培琛以及许许多多的青年，都在这个家庭里进出自如毫无拘束。
许多人有他们房间的钥匙，有时他们夫妻不在家，
“青年同志”也可以随便
出入，甚至从窗子爬进去。
家里如果有食物，他们可以“任意取食”，最多是留一张条子，而后在
条子上写“谢谢阿梁”！29 岁的梁干乔和他的新婚妻子也从不介意，甚至
非常欢迎这样的不速之客。
这样的生活情境，烘托、深入进了每一个年轻的心。许多年以后，一
个已年近古稀的原成员易德明，在面对采访者时，依旧无比的激动、缅怀。
他一件事一件事地讲述，在讲述的过程中，不时地泪流满面。
清新气息之外，是严格的纪律执行和生活的自律。
禁止打麻将、赌博，是《生活限制条例》的律条之一。韦碧辉是蓝衣
社在陈启坤之后，所吸收的再一个女社员。刚刚入社，她就接受指令，以
拉家常、串门子的方式，来探听、监督成员的该方面违纪。
不仅是她，许多人都自觉、自发地进行纠察。胡靖安时任蒋介石侍从，
常在节假日邀朋唤友，麻将一打数圈。他的邻居，却是以正直、严谨著称
的桂永清。桂永清对胡靖安先是屡次规劝，胡靖安也屡屡保证，但仍不时
犯这个毛病。几天后，桂永清即在干事会中提出这个问题，干事会决定“照
章惩罚”。负责惩罚的，是胡靖安过去的下属、候补干事戴笠。
戴笠多少给胡靖安留了点面子，让他先返家。
“胡乃告家人将出行一星
期，实际是被禁闭一星期”（邓元忠，《肖赞育访问》），从此戒麻将达数年
之久。此外，另一成员罗纲也因为打麻将被禁闭一星期，并被罚“写小楷
五千字”。
两个违纪打牌事件后，全社肃然。节俭、严谨、甚至苦行僧一般的生
活风气，弥漫于八宝街。有人记得，年龄最长、最早赞助力行社的成员曾
扩情，甚至只因入社前娶妾，数年内每有升迁、另调事宜，一概遭受多数
年轻成员抵制。
与此同时，蓝衣社也一改民国“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官场习气，
对于社内高干的违纪乃至失误，都严厉追究。
以“长策略”著称的康泽，本身是个极重纪律的人。他时常在清晨 5
点钟召集革青会紧急会议，并严禁坐车、严禁迟到，迟到者不论地位，一
律罚站。于是这一年春天，临近的居民常看到，天未破晓时，一行人就一
溜小跑、穿街过巷，而后消失在那个神秘的园子里。但他却意外地成了这
种苛酷纪律的牺牲品。
一次，康泽“误将”易德明的办公电话，告诉了蓝衣社的另一成员。
在戒律森严的蓝衣社内，这也违反了条律。
“易德明发现后，将此事告知郑
介民”，由郑介民在干事会上提出，其结果是“康泽被弹劾”
（
《易德明访问》）。
在此之外，1932 年春夏的八宝街，一种破家报国的既悲壮又多少有些
荒诞的气息，升腾起来了。
送返外国妻子即是一个例子。蓝衣社规定，为保密起见，其成员不准
许与外籍男女通婚。已经通婚的一律限时送返。任觉五曾娶日本妻子，另
一成员李忍涛曾娶德国妻子，均迅速办理离婚手续并送返回国。几十年后，
一些成员对此态度也颇有保留，认为这“制造了拆散家庭的悲剧”。
清新气息的烘托、严格纪律的管制，使蓝衣社的成员一开始没有奢侈
浪费，没有懒惰腐化，“大家都廉洁清寒地生活”（邓元忠，《腾杰访问》）。
蓝衣社另外规定，“凡贪污 500 元以上者处以死刑”，在最早的两年里，至
少在南京，“无人犯过”。
这样的生活气息、严格纪律，使几十年后，数十名蓝衣社首脑仍然感
慨于早期的清新热腾，唏嘘于后来的土崩瓦解。
“组织建设”、
“精神建设”之后，轮到了“活动建设”。1932 年 6 月，
正是八宝街兵强马壮、声势惊人之际，前线的枪声似乎传扬到了这里。中
共党史称为“第四、五次围剿”的连续作战开始了。战争在三个战场同时
进行：长江以北的大别山即“鄂豫皖三省苏区”，贺龙的洪湖苏区，和长江
以南的朱毛江西、福建苏区。
三个战场中，大别山是当年“围剿”的重点。6 月 7 日，蒋介石亲任
“三省剿总”总司令。他先是驻足庐山，而后前往武汉。这一次，仅仅是
他的亲随中，就有 15 名力行社成员。一个成员后来写到：“……除了经常
性的办公机关外，主力都集中到汉口、前线或苏区。……被称为‘有声有
色’、‘气焰极高’。……”
几十年后，邓文仪更称这是蓝衣社的“第一次集体行动”。蓝衣社通过
“铁与血”的手腕、来铲除“五鬼”并实现独裁社会的道路，就从这里开
始。
第七章 廉政风暴
1932 年 6 月下旬，在大批文武官员、秘书警卫的拥簇下，蒋介石从九
江踏上一艘炮艇，前往武汉。28 日，十余万武汉民众在“武昌首义遗址”
附近，以浩大的声势欢迎来自南京的数百名高官显贵。
当日，蒋介石略显沙哑、口音浓重的演讲，不仅在现场，而且通过有
线广播传扬进许多中产人家的耳朵。对“官话”素来陌生的武汉，很少有
人听清他到底讲了些什么，但反复出现的一句话，仍然被捕捉到了：
五分军事，五分政治”。
次日，武汉最主要的报纸之一，贺衷寒兼社长的《扫荡报》，全文刊登
了蒋介石的演讲。这份报纸的几千家订户，当时也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一些
触目惊心的词汇：
“编保编甲、五家互保”；
“一人通共、五家同罪”；
“没收
敌产、处决壮丁”……
这就是将在大别山推行的“五分政治”。如果说，对这些中世纪的词汇，
武汉人还觉得陌生的话，那么这个夏天《扫荡报》连篇累牍的消息，将折
射出一个人间地狱。
在这个演讲后几天，7 月的流火中，30 多个精锐师从三面夹击大别山。
其中包括 5 个力行社成员，即胡宗南、俞济时、关麟征、黄杰和蒋伏生任
师长的部队。在他们的身后，是贺衷寒任处长的“三省剿总”政训处几百
名军官。
这几百名军官，大多是刚刚结业的“自新训育班”学员。他们在另一
力行社员、湖北保安处长阮齐的几个保安团，以及地方土豪武装“三枪会”
的拥簇下，沿山野、田舍缓缓推进。每到一个村庄，他们就留下一个小组、
一小股士兵。接着，几十上百人的集体活埋、整个村庄整个村庄的熊熊火
光、污水横溢的临时集中营……渐渐连成一片了。
也是在这个演讲后几天，7 月 5 日，《扫荡报》在不为人觉察的边角，
又刊登了一则简短的消息。它也象一颗掉进水面的小石子那样，无声无息
地过去了：
“委员长手谕，令侍从秘书邓文仪另组全国对匪斗争机构，兼办
‘党内国内贪污腐败的清查任务’。……”
几个月后，当时住在武汉的一名《纽约时报》记者，从旧报堆里找到
了这则消息。他一下子恍然大悟：这就是对已名震武汉的“第三科”的最
早报道，是令许许多多西方观察家感兴趣的武汉“廉政风暴”的先声。
这个“廉政风暴”在当时的影响，足以和 1948 年蒋经国主导的上海“打
老虎”风暴相提并论。富有意味的是，主导这个“廉政风暴”的，是后来
被许多人、乃至蒋介石质疑为“墨吏”、“贪污犯”的邓文仪。
在“四大金刚”中，邓文仪的面貌最为清晰。1972 年，他曾简短地谈
到自己的身世。他出生于一个破产的小业主家庭，
“父在乡间做小买卖，家
道中衰”。
又不是“小业主”、“小买卖”这样简单。邓文仪的父亲，是一个粗通
文墨、熟悉乡村掌故，然而毕生不得志的流民。他多少缺乏单纯农夫的忍
辱负重、克己尽责。从 12 岁起，邓文仪就要“做工助家，念书时亦要自筹
大部分学费”。
窘迫的早年，一个未成年人“自筹学费”时艰辛与温暖，这样的“苦
寒行”影响了邓文仪的一生。
“自筹学费”使邓文仪一生极重友谊，特别是
资助过他的同学与亲友；同时也使他早早摆脱小家小户的藩篱，放眼社会
大天地。“中学快毕业时，家人促邓氏结婚，以毕业在即，觅职可望”，但
他无法让自己进入普通、卑琐的家庭生活，于是断然拒绝，并离家出走至
黄埔。
在黄埔平等、淹没了出身差别的广阔天地里，邓文仪广交朋友。此后
几年，他仕途之坦顺，擢升之迅速，甚至超过了自己的预期。到力行社成
立前后，他已经是蒋介石的头号“宠臣”了。林培琛曾谈到，“（民国）二
十一年到二十三年初，……邓氏每日皆在蒋中正身侧。……任用师长和军
与师的参谋长，皆由邓文仪审核推荐”。不久，甚至“军长的任命亦由邓氏
审核推荐”。
从进入黄埔开始，不过 8 年时间，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就执掌了如此
重权，确实令人眩目。但也在此时，贯穿他一生官场沉浮的线索，开始浮
现出来了。
在南京官场，邓文仪有一个外号，“蔫辣椒”。身为侍从秘书，他作风
严谨、口风极密，这是“蔫”。同时，对自己效忠、信任之人，他真诚友善，
甚至可以忍辱负重；但他“排外性”极强，对与自己话不投机的官僚政客，
经常不留情面，而丝毫没有客套敷衍、应酬往来，这是“辣椒”。
性格即命运。在纷纭的大时代，在世故的官场，如此“蔫辣椒”风格，
自然不能持久。他后来的宦海沉浮，乃至他身后的争议纷纭，毁多于誉，
其实都因为这个性格。……但此时，正值蓝衣社“政通人和”之际，他 27
岁的年龄，他“蔫辣椒”的本能，那带些莽撞、有点粗鲁的方刚血气，以
及初露端倪的“乱世能吏”形貌，使他在“廉政风暴”中一举成为全国性
的新闻人物。
“当时汉口有‘三多’之称，即‘多嫖’、多‘赌’、多‘吹’
。多‘吹’
（吸鸦片烟）。……腐化的风气直接影响了士气、税收、军事保密。”40 年
后的一个夜晚，在台北的一处公馆，经过“三起三落”、已经从政工局长位
置上退休的邓文仪，开始娓娓讲述当年自己主导的“廉政风暴”
。他似乎一
下子回到了那个在烈日和污浊中的闷热武汉。
又哪里是“三多”这么简单？在 30 年代初的末世里，武汉这个伟大的
城市，民国纪元的象征，这个聚居着 400 万人口的“九省通衢”中心，最
大的水陆码头，已经深深陷进了腐败堕落的沼泽地。腐败不仅限于官场，
更弥漫于整个武汉社会。它是一个“小中国”，它把“闹华五鬼”的各种弊
病，集大成式地汇合在自己的身上，使一个荣光的城市，变成了一个遍身
浓疮、污秽不堪、奄奄一息的老年女丐。
作为水陆码头，自晚清以来，上海、武汉分别是“洋务”中国的两个
缩影。一边是“向洋看世界”的开放，另一边是“富国强兵”的改革。在
50 年的开埠之后，上海表现出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虽然有些畸形的繁荣。
一度，上海汇聚了中国 60%的货币资本、50%的外贸、40%的工业制造。
广漠苦难的国土，支撑起了一个可与纽约、伦敦、巴黎媲美的东方都市。
即便在文化上，它也是名副其实、百家争鸣的“上海滩”。
与此同时，以新式陆军、兵工厂、重工业为象征的武汉三镇，却迅速
陷入了蒙昧、野蛮的深渊。
“首义”的枪声刚刚停息，沿长江东下、从大西
南汇聚于此的，是大量的鸦片。
“云土”
“贵土”乃至由印度、缅甸辗转漂
流而来的“洋土”，使这里迅速成为全球最大的毒品交易商埠。
随鸦片而来的，是大批流民。从“首义”到北伐的 10 余年时间，大群
大群的苦力、娼妓、土豪、人口贩子、避祸盗贼、失意军阀，从黄麻地区、
河南川黔，乃至毗邻云南的缅甸纷纷涌入武汉。他们聚居在武汉的“上江”
地区，与“下江”的租界以及旧城区遥遥对峙，构成武汉三镇动荡、混乱
的长久渊蔽。
以流民为社会基础，
“青红帮”等黑社会组织在这里泛滥成灾。一个地
下武汉迅速形成了，他们的势力遍布于码头、铁路、商铺、市场、妓院乃
至学校中。无数卑贱、盲目、好斗的流民的血泪，滋养着三镇黑帮势力，
使地下武汉隐约地开始操纵、主导青天白日旗下的武汉。
20 年代动荡的局势，制造了武汉的权力真空阶段。北伐、收复租界、
宁汉分裂后，外国势力、割据军阀势力迅速没落，而南京的影响不成气候。
三者之间持续不断的权力博奕，都倚赖于黑社会。这极大纵容了黑社会的
成长。20 年代后期，黑社会日渐坐大，最终主宰了武汉。“黑金”武汉极
大地泛滥了。
以贿赂、收买，甚至“招安”的方式，
“青红帮”的大头目迅速成为各
级警察机构的头子。他们藏污纳垢，将原流氓、盗贼、横行市井的粗胚招
进警队，按照各自在帮会中的地位和影响，授予警衔。警察机构完全成为
黑帮的附庸，警匪一家，鹰鼠一窝。几年间，帮会之间的坐地分赃，成为
武汉政治生活的最大事务。帮会的火并结果，成为武汉社会生活的风向标。
武汉在沦陷。
鸦片武汉、地下武汉、黑金武汉。一边是卖儿救穷、砍头示众、污水
横溢，另一边是挥金如土、花天酒地、横行三镇。武汉的人口贩卖市场、
鸦片交易市场，是完全公开的；而作为全国第二大城市的武汉，当时报刊
发行总量，位居各大城市的末座。
这就是 1932 年 6、7 月间，邓文仪连同他的“校长”所目睹的武汉。
“九时半与曹浩森、陈希曾、邓文仪谈话，令邓接收各方报告”
。蒋介
石当年 7 月 5 日的日记，这样简短地记载。曹、曾两人，正是武汉的警备
头脑。一句简单的“令邓接收各方报告”，邓文仪轻易接管了武汉的生活秩
序。
接着，时任武汉警察局长的蔡孟坚，在《回忆录》里也谈到同样的权
力移交：
“某日，委员长……令彼时侍从秘书邓文仪与我……兼办‘党内国内
贪污腐败的清查任务’，但我对此任务艰巨，不敢接受……”
这个蔡孟坚是 CC 系的大将，曾伪装成商人潜入洪湖，并与贺龙会面，
是当时盛传一时的“蔡大胆”。但他在武汉腐败面前却束手无策，于是其倒
霉的日子也就到来了。几天后，
“委员长出席联合纪念周，即席训话，对武
汉市区秩序混乱，社会生活腐败，对警察服务精神，大肆指责……”。
把蔡孟坚骂得面如土色后，邓文仪接受了一项指令：组建负责反腐败
调查、“社会风气整饬”的机构------第三科。第三科以原军委会“调查科”
为班底组成，其基本干部不变，邓文仪为科长，与邓文仪交往极密的邱开
基为副科长。下设五组，共辖军情特工、秘密警察、刑事侦探 1，000 余人。
第三科兼有特务机关、社会局、警察局三大权限。一开始，这是一个
精悍的，然而在武汉面前、多少还貌似单薄的力量。
“第三科成立时，汉口市内已有两个调查机构，但皆与青红帮有关，
实为罪恶之首。……”40 年后，谈到武汉土豪时，邓文仪仍然一脸激愤与
轻蔑。正是渔船停泊港湾的季节，台风一阵阵地刮过街市，卷起他们住所
的窗帘，电灯不时地明暗。不过，一屋子的人都沉湎于尘封的旧事，谁都
没有去注意天气的异常。武汉反腐的另一亲历者邱开基，更是激动不已。
历史在两个老人的讲述中重现。原有的两个“调查机构”，一是绥靖公
署稽查处，其处长为杨庆山。此人十几岁就开始了自己“打码头”、混黑帮
的生涯，因善于拉帮结派，在帮会中地位节节上升。到 30 多岁，杨庆山已
开设了两个堂口，成为“栖霞山和太华山的双龙头”，有数千弟子、打手。
杨庆山重视门徒的“投名状”。其手下大小喽罗，手上无人命者不升为
堂口头目。在堂口他公然以宋江自居，动辄言道：
“武松、李逵这些英雄好
汉，就是打架出来的，杀人杀出来的。读书科举是盛世的路子，这个乱世，
打杀才是正路子。……”
但这又是一个嗅觉灵敏、狡诈多变、深悉“黑金”三味的人物。一方
面，他打家劫舍、无恶不作，另一方面，他却以“慈和、义气、有担当”
为包装，捐资积善堂、施粥灾荒年，并积极参与各个政治派系的倾轧活动，
成为一个活脱脱的“汉口杜月笙”。到 20 年代末，他摇身一变，成为武汉
的上流人物，出任负责禁烟、反走私的稽查处处长要职。
堂口升腾的香烛，与象征社会秩序的稽查处白底黑字招牌的结合，使
杨庆山势力急剧膨胀。不久后，他接受自己堂口的“白纸扇”即狗头军师
的建议，以“远交近攻”为策略，网罗大批码头工人入帮、充当打手，并
以稽查处数千人枪为后盾，大肆进行黑帮火并行动。短短几月时间，
“长江
中游自九江、安庆到重庆皆为其势力范围”，从而成为势力、罪行都极其惊
人的“地下武汉王”。
仅仅初步统计，经杨庆山收购、倒卖、放行、中介的烟土，每月多达
数十万两，可以组成一个小船队。长江这个黄金水道，几乎就是烟土水道、
走私水道。
几千里的长江，任由杨庆山的船队出入。来自西南各省的烟土，在他
的组织和庇护下，流入中南数省，甚至流入上海、满洲。反过来，沿长江
漂流而下的有正经生意的船只，则被紧密束缚在杨庆山打造的黑网中。值
十抽一、雁过拔毛，是稽查处的规矩。不缴纳费税者，轻者以“反走私”
名义扣押货物，重者干脆扣以“贩卖烟土”的帽子就地枪毙。短短几年时
间，被抛入长江喂鱼的正经客商，至少上百人。作为内贸最大中转码头的
汉口，贸易迅速萎缩，市井惊人萧条。
这还是一个手眼通天的政客。以烟土的暴利为支撑，杨庆山贿赂收买
了上至南京、下达武汉的大小官员数百人。其中，湖北省代主席夏斗寅每
月收受杨庆山“茶水费”八万元，杨庆山的顶头上司、湖北绥靖公署主任
何成睿每月收受十余万元；省政府、绥靖公署大半官吏的日常开支，结婚
置业，费用大多由杨庆山供给；湖北之外，四川军阀、安徽政府、江西政
府与杨庆山也均有勾结。
长江沿域的一小半官员都卷进了杨庆山精心勾勒的“黑金图”中。最
富讽刺意味的是，满手血腥的杨庆山，因在前一年的长江大水中捐资五万
修建善堂，施粥拯民，被湖北政界誉为“官场楷模”、慈善长者。其住所、
办公室、乃至堂口，都悬挂满了大小名流歌功颂德的牌坊……
整理完《密报纪要》后，邓文仪和邱开基的心情都极为沉重。即使几
十年后，邱开基仍然以重重一语，来概括自己当时的心情：
“此贼不除、汉
无宁日”！
与此同时，另外一个原“调查机构”，武汉警察局所属的侦缉大队，也
进入了邓文仪和邱开基的视线。
杨庆山的稽查处，管辖的是长江交通动脉；侦缉大队管辖的则是武汉
治安。
“多赌、多嫖、多吹之外，汉口地方之败坏，治安之恶劣，难以言说！”
与老谋深算、势力惊人的杨庆山相比，侦缉队的几个队长，只能算是
一群头脑简单、举事草率、丝毫不会预留余地的“小巫”。他们没有丝毫修
正，把帮会规矩原汁原味搬进了侦缉队，首开了民国令人啼笑皆非、毛骨
悚然的“警员不开支，队长收孝敬”先例，被汉口小儿传唱，成为一时笑
柄。
侦缉队共有三个大队，每个大队又有四个分队。一个分队 100 人，全
队警察共计 1，200 人，是汉口警察局的核心。但除各级队长十五人外，千
余警员一概不开薪水，反过来，各警员每月必须向队长“上供”
，多者数百
元，少者一百元。仅仅该项收入，就使侦缉队长的月入接近于一个中等规
模公司的老板，成为最令人眼热的肥缺。
“时侦缉队长的月薪为八百元，……每人每月的实际收入可达四、五
万元以上”，该收入几乎相当于最大的民族企业之一------申新纱厂的利润。
除却警员“上供”的每月数千元外，这样的一笔巨款，主要来自三个大队
长瓜分了武汉三镇后，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向主要的烟馆、妓院、旅
馆、饭店、码头、船帮、交易市场等场所收取的规费。规费大部落入私人
腰包，每月多达三四万元。
“警员不开支”的根源也在于此。大烟馆大妓院大码头的规费归大队
长，中等场所的规费归分队长，小商铺、小生意人、小集市的规费，则划
归警员所有。一个普通警察在每月上缴“孝敬”后，其收入仍达上千元。
于是，凡是“有门子”、“有路子”的市民，纷纷委托关系，意欲将子弟送
进侦缉队。武汉甚至出现了专门的警员中介机构，“介绍费”、“跑路费”、
“茶水费”等名目五花八门，足以使一个中产人家破产。饶是如此，
“进侦
缉队”仍是武汉市民的最佳投资。
在这些眩目的“肥缺”下，掩盖的是无数商人、普通市民的血泪。
《大公报》、《申报》
《新闻报》等主要报刊的汉口版，几乎每天都刊
登商人破产、自杀的消息。王门杨姓寡妇，守着亡夫留下的澡堂、拉扯孤
儿度日，但在侦缉队一分队长的连续敲诈下，无钱支付，写高利贷欠条。
利加利，利滚利，在还贷期限到达前夜，寡妇先是毒死孤儿，而后悬梁自
尽。一门两命的惨案，丝毫不能激发该队长的天良，反而以欠条为依据，
驱逐王氏亲族，霸占澡堂。
汉正街百年老店“瑞和堂”因生意兴隆，引发三警员的规费争夺，轮
番收费。该店老板一月三付，不久破产。店主靠赁屋度日，但三警员仍不
放过，依旧索要三倍规费，规费高于房租。店主逐吊死于汉口警察局门口，
但凌晨时尸身被投入长江以灭迹。
南洋华侨庄某，携子携资到武汉投资。其子流连妓院，说动一粉头从
良。老鸨勾结警员，先敲诈三千元，继而诬陷庄某为烟土走私贩，扣押其
全部川资。庄某数十年积蓄一夜而光，投诉无门，重新到南洋充当苦力……
一条条人命，一桩桩血泪。这就是青红帮统治下的普通武汉人的生活。
它换得的是警察头子、黑帮头目令人咋舌的收入，粗野放肆的哈哈大
笑。……邓文仪总结，
“仅以此队长之收入一项为例，可推想当时社会风气
之败坏以及其影响力”。
1932 年 7、8 月间，在这种青年官吏特有的悲愤情绪主导下，邓文仪
和他的“第三科”正式启动了武汉的“廉政风暴”。他要实现的，是一个“浊
流根绝、清流上升”的武汉。
“廉政风暴”从彻底整顿警风开始。
一开始，
“彻底整顿警风”似乎拖泥带水，有着民国官场左右逢源的深
重痕迹。邱开基回忆，7 月中下旬，“第三科为了推行业务，作权宜之计。
首先请蒋介石召见杨庆山，叫他退休并赠五万元办慈善堂，手下稽查全部
交出。……”
作为“出山第一刀”，第三科对杨庆山不过是迫其辞职、同时略加惩处。
区区五万元“罚金”不足杨庆山历年敛积的半成，不过九牛一毛。至于“退
休”一说，更会助长贪官墨吏不伤筋骨、全身而退的侥幸心态。它缺少雷
厉风行的气势，杀一儆百的效果。
但这个多少让人失望的“权宜之计”，是一个持重之举，也是接下去一
系列大手笔的关键。
“乱世用重典”是大方针，大路线，但对社会疲惫、羸
弱已极的武汉，一开始就滥用治世猛药，却可能使整个城市陷于混乱崩溃。
此外，还有一些更重大深远的背景。
史料记载：1932 年，随着蒋介石的“二次复出”，实现统一已成为南
京政权、蓝衣社的第一热望，成为国策。当年，蓝衣社干事会制定了“稳
定山东、瓦解两广、安抚华北、联系西南”的削藩十六字方针；
两湖地区是南京与两广、华北、西南的缓冲地带，两湖的稳定，是实
现逐省削藩的前提。是时，两湖军阀与南京方面的关系极为微妙。因此，
不引发军阀激变，不“有碍大局”，成为“廉政风暴”的前提。
史料记载：在三省“剿匪”胜券在握之际，平定江西，并建立新兵种、
引进新武器，已成为国防建设的要务。东南区域财源将竭，开拓两湖、华
中财源，充实国库，已成为重大的政治需要。
杨庆山案覆盖数省、牵连成百上千的官员，这使邓文仪只能以“釜底
抽薪”的方式，推进官场、社会的整饬。反过来，这也能使他手握巨大筹
码，在博奕中为南京政府控制烟土、烟花税、贸易税费等财源。
于是，在溢于言表的愤慨，“不杀此贼、汉无宁日”的说法后，27 岁
的邓文仪和 29 岁的邱开基，以超乎年龄的眼光和手腕，使反腐和“削藩”、
“开源”两大国策紧密相联。
确保国策的同时，第三科“釜底抽薪”。几乎刚刚逼迫杨庆山辞职，第
三科就一举摧毁了杨庆山的湖北堂口。码头、纺织两工会的理事长刘海清
被吸收为革青会成员。人数达四、五千的堂口，被改组为革青会的“掩护
机关”------“忠义救国会”武汉分会，并开始协助禁烟、反走私、情报搜
集等工作。
正担任安庆警备司令的桂永清，同月也率领他装备精良的警卫营，一
举摧毁了杨庆山的安庆势力。由 2，000 余名码头工人组成的安庆“九华山”
堂口，被改组为“忠义救国会”安庆分会。
如果说，“出山第一刀”多少还妥协、隐晦、只是“釜底抽薪”的话，
那么，
“第二刀”则引人注目得多。对于得罪了大半武汉居民、社会公愤极
大的警察局侦缉队，邓文仪、邱开基要以他们的人头，来向 400 万武汉人
表明蓝衣社、南京政府的反腐决心。
逮捕、审判、枪决侦缉队大小队长的动作，几乎一气呵成。摧毁杨庆
山湖北堂口的前夕，汉口警察局令人敬畏的白底黑字的招牌下，忽然多了
一群穿便衣的人。
低低的礼帽，深色的衣裤，干净利索的装束，森严的目光，一切都如
同后来的“特务”印象。但那些苦挣苦扎、赚几块铜板以养家糊口的汉口
芸芸众生，此时却一点都没有觉察到空气里的那种反常味道。人力车、小
摊贩依旧川流不息地从这里经过。
正午的阳光渐渐大了起来，然后开始西斜。在警察局对过的一个茶楼
里，一个黑瘦、矮小的头目模样的青年，正不时看表。他微皱着眉头，似
乎有些不耐烦了。
一个便衣匆匆地走进茶楼，对他耳语了几句。黑瘦青年一下子安定了
下来，他缓缓地站起身。
他走出茶楼，朝散布在四周的便衣一挥手。
阳光射在他的脸上，这个面孔，对于大多数的汉口人来说，还是陌生
的。他就是蓝衣社干事、第三科副科长邱开基。
邱开基，云南人。他出生在与缅甸相邻的景东县，在热带丛林中长大。
几十年后，他简要地自述了身世，
“生于民前八年，父兆南，前清举人，革
命后犹效忠清室，拒不出仕，为县内士绅殷商。……有兄弟七人，排行第
五”。
荒蛮的丛林与富足的家境，使邱开基的血液里流淌着敢作敢当、粗犷
热烈的天性。21 岁，他行将毕业于云南省立中学的前夕，“有毕业学生十
余人，无故遭讲武堂学生集众殴打”，别的学生不是四散而逃，就是呻吟号
叫，但邱开基却独身反抗，结果“几乎丧命”。
斗殴事件使邱开基毕生痛恨军阀、兵痞，乃愤然从军。次年，他考入
黄埔二期，与邓文仪相交为友。
在发起、组建力行社的日子里，邱开基是一个既不显眼、也不落后的
“骨干”式人物。因为掌握特工机要，又是云南人，在“联系西南”成为
削藩国策的组成部分之际，他因缘际会，经蒋介石“钦点”成为蓝衣社的
第九名干事。然后，因为他的个性、职务，他以“先锋官”的角色进入了
“廉政风暴”的大戏。
在汉口警察局的大门口，邱开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再一挥手，一部
顶着墨绿色蓬布的军车，从附近街道的拐角开了过来。隐约间，可以看见
蓬布下面露出来的，是一挺轻机枪的暗蓝色枪口。
他布置四名特工监视门口的岗哨。然后带领二三十名特工，一拥而入
汉口警察局的会议室。
三个侦缉大队长、十余名分队长正在会议室里。他们优哉游哉地吸烟、
闲聊，不时因为一个小小的插科打诨而爆发大笑。空气中充满了一股松弛、
粗鲁的气味。他们是中午时才开着车，搂着多少还有点惺忪的眼睛，先后
来到汉口警察局的。
这一天会聚得这么齐，不过是应警察局长蔡孟坚的“会议”要求。平
时，他们总是三三两两地来点个卯，敷衍地应付一下公务，然后在这个饱
受他们蹂躏的城市随便找一个酒肆歌楼，以打发自己的日子。
汉口的天，汉口的地，他们在汉口的发迹，似乎都是亘古不变的形态。
这一天也不会有什么不同。人世间的秩序似乎就是这样的，为钱生，为钱
死。这个乱世更是简单，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如此而已。
直到邱开基的特务冲进会议室时，他们还在谈“牌局、女人、好酒、
洋荤”。几乎是在毫无预感、稀里糊涂的情况下，他们被下了枪械，然后被
不容分说地押出了警察局。警察局的岗哨，目瞪口呆地看着绝尘而去、用
机关枪押解着十余名头目的军车。
当夜，他们被扣押在一处静谧、偏僻的旅社里。
“一路哭，何如一家哭？”邓文仪、邱开基的临时审讯处，悬挂着这
样一张蒋介石多少有些生硬的手书。无奈大部分的案犯都是胸无点墨的粗
胚，北宋名臣范仲淹简洁八字后面的森然杀气，他们一点都不能领会。
一切醉生梦死、升官发财的日子，就这样在旅社蚊虫的叮咬，看守特
工的呵斥、邓文仪邱开基威严而不屑的声音中，成为黄梁美梦了。但大部
分人却死到临头还没有惊觉。一些人满心瞧不起眼前的两个对手，以为自
己只是“流年不顺、应有此劫”，而虚应事故地敷衍；一些人一边故作谈笑
风生地推委、套近乎、表忠心，心里却暗暗在盼望能够传递一个口信出去；
还有一些阅世日久的老油条，渐渐惊惧起“生瓜蛋子”的不晓世、不畏事
禀性，他们担忧起自己的前途。……
审问几乎是在糊里糊涂、口是心非、答非所问的状态中进行的。
1932 年 7 月底到 8 月初，短短几天时间，审问就结束了。七名罪大恶
极、手上有人命的警察头目被判处“死刑，剥夺公权终身”，并抄没全部财
产；其他人或被判处有期徒刑、抄没大部分财产，或被撤职和处以罚金。
就是架设机关枪的那部军车，将 7 个死囚押赴到武汉郊外的一个秘密
刑场。刚刚升起的夏日朝阳，殷殷的碧草，使清晨武汉透出几分凉意。一
群便衣特工扇形铺开，严密警戒刑场。执行枪决的是一群宪兵。
几声清脆的枪声响起了。一群草丛里的喜鹊、老鸦，被惊得扑簌簌地
飞起。检验尸体的邱开基，发现这些曾经不可一世的人，临刑前一脸土色，
屎尿难禁，刑场里恶臭难当。他掩着鼻子，不屑地踢了一脚尸体，
“……一
帮稀松货！”
那些临死前或丑态百出、或多少开始忏悔的迷蒙目光，铺张出的，却
是一个渐渐清朗的武汉的天空。虽然审判、处死都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
进行的，只有少数几个预闻此事的武汉官员知道。但昔日趾高气扬的警察
头目们的被捕、失踪、撤职，依旧迅速地引发了许多普通警员的关注。一
些人悄悄地收敛了，“公平买卖”的现象出现了。
而后，神秘的“第三科”连同大快人心的“人头落地”，各种小道消息
在市井里不胫而走，越传越远，越传越神秘。
正是众多市民纷纷猜测“下一个落地的人头”究竟是谁时，邓文仪、
邱开基开始了他们造福于大部分武汉市民的“第三刀”。那就是针对普通警
员的重组、整顿。
“各级队长撤职，稽查重加训练”，是针对失去了杨庆山的稽查处；而
“严厉整顿警员，务使习气根绝”，则针对已被震慑住了的侦缉队。1932
年 8 月，一个规模浩大的“警察集训班”在武汉开班了。
学者张义夫、郭寿华，特务王新衡等特训专家，带领第三科的几个工
作小组，开始整训这个头顶流脓、脚底长疮的警察队伍。第三科人员组成
的纠察队，把守在集训班的大门口。冷冰冰的机枪，严厉地对准每一个头
颅、每一个躯体。那些过去的帮会成员、市井地痞，眼睛一下子变得怯生。
课程开设、政治宣讲、军事训练、侦探技能讲授，以及生活起居，一
切都被精心地制造出一种热腾、鲜活、严格、有力的氛围。每周上街一次，
采买日用品、“放风”
、探视家属，但只允许一个小时。到点熄灯，准时起
床，检查听课笔记，鼓励检举揭发。
发现偷偷吸食鸦片者枪毙，发现溜号嫖娼者枪毙，集训期间参与或预
闻走私而不举报者枪毙；
“放风”时间乘机敲诈商铺者判刑，聚众滋事斗殴
者判刑，与原堂口、黑帮牵扯关系者判刑；点名迟到者禁闭，顶撞教官与
纠察队员者禁闭，内务不整者禁闭，浪费粮食者禁闭……
大部分受训人员都战战兢兢，生怕成了倒霉的出头掾子。几天后，几
千名警察被集体剃了光头，穿着严严实实的警服，由教官挥舞警棍，驱赶
着奔跑在武汉盛夏的烈日中。一段时间，这成为武汉市民津津乐道的饭余
话题。而第一次军事集训，素本生活糜烂放荡的警察，中暑、昏厥者就将
近 1/5。
一个多月的封闭式整顿后，稽查处与侦缉处被认为“面貌焕然一新，
组织、内务、技能均为之一变”。一个似乎已经无可救药的藏污纳垢的队伍，
摇身而为一支纪律整肃、行动有力的准军事团队。
但是，还不够。这样的一只野狗，被圈养时驯服，一旦放回街市、执
行任务，过去的阅历、习惯、作风、社会联系，极容易死灰复燃。
邓文仪推出更加有力的第二招：“茶房训练”。
武汉数万家饭馆、酒楼、茶楼、旅馆、澡堂，凡颇具规模者，一概选
派粗识文墨的茶房一人，另行集中训练。集训的目的是举报违纪警察，监
视社会动态，含官员腐败、走私交易、黑帮殴斗、敌情动态等。为顺利推
进茶房训练，第三科将一纸通知沿街散发：凡不派出茶房者，该营业场所
立即吊销执照。凡茶房举报不力者，在营业场所内发案，则茶房连同老板
负有连带责任。
上万名茶房生平第一次进入集训营。这些善于察言观色、八面溜光的
市井包打听，见识了蓝衣社的森严纪律和反腐决心后，他们的第一个反应
就是开始诉苦。警察的敲诈勒索、地痞的白吃白拿、生意的日渐萧条、治
安的持续下降……一幅武汉底层市井的生态图卷，在这些快嘴伙计的语言
下展现。
诉苦之后，是案情观测、举报程序、奖罚细则等简单训练。流水一般
地，一拨一拨的茶房，在通过审核后被放回商铺。随着一个个卑琐身影的
走出集训地，“清流武汉”的耳目，已经遍布于三镇了。
1932 年 8、9 月间，稽查处和侦缉队开始重新“就职”、上岗。上岗前，
集训班进行了最后一次集会。在黑压压的、面貌一新的警察面前，邓文仪
毫不留情地宣布纪律：
“再有挠乱社会、欺压民众、执行任务不力者，视行为，一次禁闭，
二次降职、留用查看或撤职，三次判刑直至枪毙！在公共场所肆言、散布
不满、诽谤长官者，重惩！报复举报茶房者，一经查出，不论情节大小，
卷铺盖，回老家！”
武汉的市井开始清朗，商铺开张的鞭炮声，从此又断续响起了。不仅
如此，几天后，以蓝衣社、第三科为大脑和中心，以几千名受过训练的警
察、万余名茶房为手足和耳目，
“清流武汉”、
“廉政风暴”行动，迅速从“整
顿警风”阶段，到了整饬文武官员的糜烂生活、横扫市民消极习气的阶段。
“整饬社会风气是在汉口太平洋旅馆开始的。……”时隔四十年，邓
文仪仍然能够清晰地回忆起准确的地点，
“当时有些营长以上的带兵官，不
在前线驻阵而到汉口嫖赌，故第三科通过茶房的消息……”
太平洋旅馆是旧汉口最大的旅馆之一，集吃、住、嫖、
“吹”等服务于
一身，是当时著名的销金窟。因为临近水陆码头，日日夜夜，无数富商、
帮会龙头、军官、警察、各色人等都在这里出没。
依据茶房密报，这一天来到旅馆嫖赌的，是夏斗寅部队的一名师长、
一名团长。这两人是太平洋旅馆的常客，声马色犬，无所不为，次次一掷
千金，动辄通宵达旦。
也如邓文仪所回忆的，在“整饬文武官员糜烂生活”的阶段，庞大、
细密的耳目网发挥了作用。不仅是太平洋旅馆的茶房眼线，将几名军官从
前线偷偷溜回汉口找乐子的消息报告了第三科，成千上万茶房，也纷纷将
各自场馆的消息上报、汇总。消息的对象不仅有军官，而且有武汉的文官、
士绅、豪强、恶霸。
当天傍晚，邓文仪下令：第三科组长李叶，率该组人员到太平洋旅馆
严密布控，争取“一拿而中”。与此同时，第三科其他人员、蓝衣社武汉分
社的几百成员也被动员起来。他们的任务是带同数千名已经驯化的警察，
分成上百个小组，各自布控于各旅馆、妓院、烟馆、酒楼，随时待命，同
时行动。
在邓文仪、邱开基等人安排后，这个发轫于整饬军纪的行动，演变成
了一场声势浩大、震动武汉的“清流”风暴。
武汉蓝衣社书记是干国勋。这个幼时的“神童”、贫苦的佃农之子，在
接到邓文仪指令后精神振奋，他布置支社办公人员，用两个小时就串联了
在武汉的全部社员，并以慷慨有力的言辞，召集会议、完成动员。
当时也在武汉的蒋坚忍，参加了武汉蓝衣社的这一次集会。后来，他
以流畅的文笔描述了这一次动员：
“……会虽然开得很短，但大部分的与会
者都激动起来了。随着散会后人群的鱼贯而出，随着我们社员开始在武汉
各处行动，我们都坚信，‘清流政治’不再仅限于口头了。……”
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警察队伍。一个多月的强化训练，在这个傍晚，
使原来的市井野狗，变成了一条条生猛的警犬。密密麻麻的几千名警察，
在数百名第三科特工的带领下，也从汉口警察局、各派出所鱼贯而出。他
们一个个默无声息、表情严肃、精神饱满，而且，事后的记录表明“无一
人泄密、无一人通风报信”。
数千人整装待发。在视察了几个小组后，邓文仪多少有些满意了。随
后，他偕同邱开基，在半夜时分也驱车到太平洋旅馆。这里，将是“清流
风暴”的首发地。
这个阴霾沉重的傍晚，在武汉的数千蓝衣社社员、特工、警察集体行
动。笔挺的军装、警服，以及深蓝色上衣、土黄色裤子，一下子遍布了武
汉的各个主要街道。许许多多武汉市民就是在这一天，听闻和目睹到蓝衣
社的存在的。
行动在凌晨四点钟开始。正是嫖客、赌徒渐入佳境的时分，第三科组
长李叶一马当先，一脚踹开太平洋旅馆的一间客房。赌徒还来不及反应过
来，几个特工已经一涌而入，喝令赌徒到墙角蹲下，然后拍照、没收赌资。
与此同时，茶房也手脚麻利地打开了另外几个客房的房门，没有遭遇
反抗，特工、警察就当场扣押了几名军官和妓女。
“整饬工作由此展开了”，晚年邓文仪多少有些得意地回忆。半个小时
后，太平洋旅馆的一行人，就押解着那些气色败坏的违纪军人，以及“顺
便”抓获的几个文官、公务员，驱车向第三科办公地审理。车行的一路，
几乎在每个路口，都能不时地看见被押解出来的三三两两嫖客、赌徒。
被押解到临时拘留处的犯禁官员、士绅越来越多。临时拘留处变成了
一个人头攒动的菜市场。
汉口、武昌、汉阳，整个武汉三镇往昔不夜的场所，这一夜灯光却在
一处一处地熄灭。旅馆、妓院、酒楼，一家一家地暗淡下去。与此相反，
在汽车上的邓文仪看到，闷热的武汉夏天，原本习惯在路边躺在竹床上过
夜的普通市民，此时大部分被惊醒了。惊醒后，随着他们的一路车行，一
家一家的灯光，持续不断地亮了起来。
灯亮一处，
“清流武汉”的景象就上扬了一分。许许多多的市民静默无
声地站立在街道边，老人、孩童、妇女，都以一种复杂中掺杂着欣慰的表
情，注视着这些来自南京的青年。邓文仪似乎被感动了。40 年后，他谈到
这一夜时，仍然有许多感慨。
但他已经记不清当天的成果了。那年月的文件连同自己的日记，都湮
灭在时间里了。他只记得，“行动”大约是在 6 点钟时结束的。
1949 年后遗留在大陆的另一个“复兴社特务”，却在一份回忆文字里
留下了似乎可信的数字。他谈到，当天他是一个“留守人员”，在留守的两
个小时里，桌面上的电话不时响起，他紧张地作着记录。临近 6 点钟的时
候，
“江汉路在押公务员三百余人”、
“首义路已拘留违令军官、士兵百余”、
“拘留嫖客、老鸨、妓女等共计 400 余人”。
这一夜，近千人被扣押，几千人行动，几百万人不眠。到次日，几乎
所有的武汉市民都风闻了这个行动。它震恐了武汉的官场，震动了民间。
饶是如此，还是没有几个人想到，军官之后，轮到文官、高官了。官
位之高，超出了常人的想象。邓文仪也称它为“整饬期间最为严重的一案”。
这“最为严重”的一案，矛头对准的是湖北省的三个最有权势的人。
头号人物是湖北省代主席夏斗寅。紧接着的两个，分别是湖北绥靖公署主
任何成睿、“三省总部”中路第五纵队总指挥上官云相。
历史使这一案显得异常的烟波诡异。表面上，它起于反腐，最后的效
果也在反腐；但在民国充满勾心斗角、连横吞并的背景中，对如此高官要
采取的行动，通常都有不便明说的“内幕”。
邓文仪在回忆此案时，先是异常含糊地说到，
“侦知三人常到汉口法租
界南宁路 47 号，水电公司总经理刘少岩家中赌博。蒋中正得报后，下令逮
捕。并交邱开基执行……”
正是这番话使真相开始诡异。显然，
“侦知”此案的是第三科的人，而
下令逮捕的就是蒋介石自己。仅仅两个月以前，为一个恶贯满盈、不死不
足以平民愤的黑帮大龙头杨庆山，蒋介石都只能亲自召见，不伤毛发地迫
使辞职了事，那么此时，对杨庆山的原顶头上司何成睿，老牌子军阀夏斗
寅，以及正在重用的上官云相，对这三个重量级人物，为“赌博”这样的
蒜皮小事，他会如此激烈、“下令逮捕”吗？
然后，更含糊、诡异的事件一个接一个来了：
“邱开基……尚不知案情之严重性，先到军法处觅妥一个合适的监狱，
准备当晚捉人。军法处长仇鳌好奇，再三追问拟捉何人，邱开基终以实相
告，仇鳌知情后便劝邱开基做事不可太卤莽。若真的去捉，可能见笑世人，
甚至引起政变，乃劝延迟一日。……”
准备监狱、
“见笑世人”、
“引起政变”……一个惊心动魄的密谋，在这
个名不见经传的军法处长的规劝中隐隐浮现。难道蒋介石预见不到这些
吗？
更令人不敢置信的是，在仇鳌的规劝下，邱开基果真答应“延迟一日”。
并且，
“次日去时，已无人在场矣”。一个“最为严重的一案”，就这样无声
无息，不了了之。
最后，对仇鳌触犯了“泄密”这一蓝衣社极刑纪律、并自作主张答应
“延迟一日”以致案件湮灭的邱开基，并没有受到蒋介石、蓝衣社的任何
惩处。几十年后，他更得意洋洋地谈到，
“此事传出后，武汉官吏之腐败生
活顿然停止，咸认蒋中正整饬风气之决心甚坚，偌大官吏会受惩处，其他
人员更加难免了，故多不敢违背。……”（邓元忠，《邱开基访问》）
也就是说，虽然没有拿湖北三巨头开刀，但“杀鸡儆候”的客观效果
已经产生。一个清流武汉的局面短暂出现了。
这个效果，使这一“最为严重的一案”，更加扑朔迷离。
一个预闻了此事的前蓝衣社成员，认为这是蒋介石、第三科和所谓“湖
北三巨头”合演的一幕双簧。所谓拿三巨头开刀、走漏消息、以至不了了
之的事故，都是事先筹划的一出反腐滑稽戏。
这个说法可以解释邱开基何以“泄密”之后却毛发未伤。但，
“三巨头”
愿意扮演这样声名扫地、威风尽失的角色吗？
那么，它是不是蒋介石授意邱开基出演的一出“捉放曹”把戏呢？一
方面收到反腐效果，另一方面，也顺便警告三巨头，并显示南京已完全控
制武汉的姿态？也有这个可能。
但更大的可能则是，这是一个半途而废的削藩、“政变”密谋。
史料记载：当年 9 月 11 日，蒋介石宣布三省工作转入“政治为主”阶
段。浮现于历史表层的“政治”，是对大别山的“地方整理”，而作为历史
潜流的“政治”，事实上是三省“削藩”。
是时，夏斗寅等三人之主力部队已倾巢而出大别山。卫戍武汉近郊的
是俞济时 88 师；城区的主要武装，则是蒋孝先宪兵三团，及邓文仪的数千
警察，力行社另一成员阮齐的数团保安部队。
史料记载：9 月中旬即“抓赌”闹剧前后，张国焘部久战麻城不下，
一部曾沿聂水河南下，猛扑武汉。
该部态势已疲，于武汉七十里外被围截。但数日之内，武汉全城失色、
草木皆兵。在此关头，倘若城内生变，将使人心涣散、局面不可收拾。
1932 年 9 月底，持续三月的“反腐风暴”已接近尾声。这一天，在江
汉码头大群官员、士绅，以及鞭炮和仪仗的烘托下，行将回到南京的蒋介
石再次发表了长篇演讲。这一次，整个武汉都屏声静息地倾听着他的浙江
官话。镁光灯、有线广播、报纸再次把他的演讲全文送到了每一个武汉家
庭。
他先是公开嘉许了蓝衣社在前线的工作，
“五分军事，五分政治。以三
省工作而言，政治力量确已做到了五分。……下一步，应将之推行于全国。”
说到这里，他略略停顿，眯起了眼睛，随后眺望着长江的深处，似乎
在看着江西大山的那片田土，那群难以征服的对手。
接着，他用“有声有色”、“入木三分”来评价第三科的反腐风暴，并
一一列举了“汉口地方之改善”、“清流社会之复兴”、“警察服务精神之扭
转”的事实。他的讲话不断地被如潮的掌声淹没。
然后，他开始表明自己的几项决心。
第一个决心是根绝流毒百年的鸦片。早在 9 月 1 日，三省总部就颁布
了《党、政、军、学戒烟办法》，要求党员、公务员、军人、学生在两周之
内向“有关单位”填写《戒烟志愿书》。而这个“有关单位”，正是第三科。
禁绝烟患不过刚刚在武汉实行。但这一天，他语气森严地宣布了两个
决定，一是从即日起，《办法》要“通令三省各机关学校一体执行”，二是
自即日起，禁止民间种烟、禁止买卖，私贩烟土者一律处以死刑。
三省烟患延续百年，断然禁绝谈何容易？说到这里，蒋介石的脸上又
露出了一丝笑容，他说，为供应过渡时期瘾君子的需要，实行“少量”鸦
片的政府专卖，专卖收入全部供“剿匪所需”。
听到这里，大小官员都伸长了脖子，想知道烟土专卖这个“肥缺”要
落到谁的手上。但蒋介石的决定貌似无懈可击，专卖“仍由”缉私处负责，
虽然担任缉私处处长的，已经是第三科副科长邱开基了。
鸦片实行专卖之外，是“全国对匪斗争机构”的设立。他历数无数的
学潮、工运、兵变、遍布全国的共产党秘密支部后，斩钉截铁地宣称，建
立这样一个机构，“实为必要”。
“但是”，他话锋一转，慢吞吞地说，由于“事涉机密”，他只能在这
里宣布，这个有力的“对敌”机构已经出现，并且已有出色表现。
在场的几百人都心知肚明，这个机关就是第三科。但没有一个人觉察
到蒋介石用词的变化，即不仅是“对匪”，而且是“对敌”。南京的敌人有
哪些呢？共产党、军阀之外，还有------日本人。
1932 年的整个夏天，武汉日租界始终活跃着一个小型、神秘的恐怖组
织，那就是“锄奸团”
。这个组织先后制造了几起震动租界的爆炸案、刺杀
案。首先是“日货案”。7 月，武汉几百家和日本企业有商务往来的公司、
商号、船帮，都收到“锄奸团”的恐吓信，限三日内停止销售日货，
“届期
不停，炸弹进门”。随即，几家商行果然只剩下了几根焦木、一片瓦砾。此
举震恐了租界，到 9 月，日货在武汉的销量，从每月 600 万元狂跌到 20
万元。
“日货案”之后，是“杨志清、王金波案”
。8 月，日清公司买办杨志
清和武汉警备司令部秘书王金波，分别在汉口、九江被杀，死状残不忍睹。
而且尸体上都覆盖着一张大大的、墨迹方干的宣纸，宣纸斥责杨志清为“日
本汉奸”，历数五大罪状，宣纸的落款，是血红色的“锄奸团”。
经警察局调查，杨、王二人确系日本间谍。但和“日货案”一样，该
案最终不了了之。
此外还有“领港案”、黄飞案等。……而这些，正是第三科的手笔。
“锄
奸团”的头目，是第三科的一个原名杨又生、化名陈有光的特工。他的面
容始终隐蔽在中华民国的历史里，只让人瞥见他阴森的一角。
到蒋介石发表这番讲话的时候，作为“全国性对敌斗争机构”，第三科
已经是民国的两大特务组织之一了，并且它已有了一个新的名称：调查课。
谈到禁烟、设立调查课时，蒋介石都充满着一种故作的从容，貌似的
举重若轻。但，当他的话题转到第三个决心时，他的声音却略显激愤、嘶
哑，他的脸上更有一丝不易觉察的苦涩。
这就是根本杜绝腐败、全面革新国民党。这是南京的一个逾久弥新的
老话题，它牵连着这个政权最脆弱的神经。蒋介石是从三省工作转入这个
话题的。
三省的“五分政治”虽然出色，但这是治本呢，还是治标？蒋介石的
语气似乎很沉痛，他重重地承认，是治标，
“为什么土匪一天一天地多起来？
是因为苛捐杂税一天一天多起来了。……征敛没有止境，匪患也就不会止
息。”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重敛呢？他认为，不在政体，也不在天灾和
内战，在于个人。他又重复了他在 1930 年的一次演讲中曾说过的话：
现在，党员既不为原则也不为民众奋斗，许多官员对党和党的主义首鼠两
端，有不少冒牌军官和投机政客只关心自己的自由和利益，只追求他们自
己升官发财的贪欲得到满足。这样的人为数甚多。”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他认为，这是因为道德的沦丧、人心的不
古。因此，“如欲实现民族复兴，必先实现道德复兴”。
全社会道德复兴的前提，是党员、官员的以身作则。他谈到，社会性
腐败的根治，其唯一出路是奢靡生活的终结、个人的修身齐家。
说了这一大通废话后，蒋介石有意停顿，目光从几百人脸上缓缓扫过，
说不清楚是殷切还是威慑。他最后加重了语气：
“……汉口之整饬工作，亦将推行于全国！”
在漫天的鞭炮声中，蒋介石的座船终于离开了码头。他站在船头，他
的身边，也一直站立着侍从秘书、调查课课长邓文仪。渐渐地，船消失在
长江的薄雾里了。
码头上的官员已大多散去了。但一直到此时，在一个角落里，一双比
“锄奸团”的杨又生、乃至比未来的戴笠都更加阴森的眼睛，还在盯着一
片迷蒙的长江江面。
他也正盯着摧毁了汉口日租界大部分商业利益、间谍组织的“锄奸团”，
以及第三科和整个的蓝衣社。
这双眼睛的主人，就是土肥原。
第八章 元旦公告
1984 年，已经步入耄耋之年的徐向前元帅，在北京的一个四合院里，
开始撰写自己的长篇回忆录《历史的回顾》
。他的回忆从山西五台县的一个
小村庄开始，写过“当店员”、“入黄埔”后，他的笔墨转入了一条遥远苍
茫的山脉------大别山。
50 多年前，他和自己的黄埔同学曾中生、许继慎、蔡申熙等一起，从
数百个人、几十条枪开始，在大别山创建了一个红色的土地。在他们的手
上，大别山变了模样。每一个集镇都有列宁路、列宁小学、平民医院、苏
维埃代表大会。而一首清脆的歌谣，更传遍了山麓，那就是《送郎当红军》。
当他苍老的眼神回顾大别山时，他还记起了一个比他小 10 岁的姑娘。
姑娘是那片水土的女儿，1928 年，这个叫程训宣的姑娘成了他的妻子。但
多少年来，元帅一直回避谈到她。是漠忘呢？还是因为那个历史太沉重？
1931 年年底到次年春夏，在豫南的一个小镇白雀园，程训宣和她的弟
弟，连同元帅的许多黄埔密友，一同在持续三月、惨绝人寰的大“肃反”
中遇难。这就是著名的“白雀园惨案”。大别山的“红色黄埔”势力，就是
在这个惨案后开始没落的。
惨案的导火线如芥末之微。它是一封来自南京的书信。
1931 年深秋，一个叫“钟蜀武”的人潜入大别山。他一身行商装扮，
到达军事重地七里坪镇后，才声称受红 12 师师长许继慎的故人委托，来送
一封信。
“故人”就是许继慎的黄埔一期同学、南京黄埔同学会秘书曾扩情。
许继慎先是感到意外。“道不同、不相为谋”，他和曾扩情以前虽是密
友，但自从两人分道扬镳之后，他们已经四五年没有通音讯了。但这封信
继而又让他感到释然，信很短也很平常，与曾扩情的形象没有丝毫两样，
充满了念旧的色彩。
于是，他收下信后，把钟蜀武打发走了。但一个多月后，钟蜀武再次
来访。这次，他不仅带来了曾扩情的又一封书信，而且还带来蒋介石的亲
笔信。两封信感情色彩都异常浓烈，用字也相当暧昧，甚至有“匍匐归来
之子，父母唯有垂泣加怜”的字样。
许继慎立即警惕起来。
《皖西革命史》记载，他“立即把钟蜀武和曾扩
情的书信送到了军部，并向军长徐向前、政委曾中生做了汇报”。
但这封信不久落入了在大别山主持肃反的张国焘手里。11 月 3 日深夜，
许继慎被秘密勒死在苏区首府新集镇的保卫局牢房里；次日，其妻王望春
也被秘密枪杀于英山上河滩。
许继慎灭门惨案后，大清洗公开化了。短短十天时间，在白雀园镇石
巷、土城门两地，红四军被屠杀团以上军官 96 人，其中黄埔学生数十人连
同妇孺清一色灭门。
11 月中旬，清洗从军官波及到普通士兵和地方干部。程训宣及其亲弟，
以及王树声的妹妹都在此时遇害。
《历史的回顾》写到：官兵总数为 1 万 5
千人的红四军，“被肃掉了 2，500 余人”。
此后，肃反又向地方政权蔓延。六安中心县委除两名炊事员外，从县
委书记到一般干部被屠杀一光；霍丘县连炊事员、马夫、帐房都没有放过，
砍杀殆尽；商南县政府 48 名干部被杀 45 名；英山县政府 11 名干部被杀
10 名；六安独立团一次枪杀 200 余人；红山警卫团八连 100 多人全部活
埋……
屠杀一直持续到 1932 夏天，并波及了街巷、居民，“富农及别的坏成
分，无故被杀在一千五六百人以上。杀人玩起了花样，有点天灯的，也有
剥皮的……”（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整整十年以后，在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一个前蓝衣社成员才洋洋自得
地对徐向前的同事陈毅说到：
“我们不过略施小计，张国焘就杀掉了许继慎。
但我们预料不到的，是张国焘还帮我们杀了那么多人。……”
此时，张国焘早已投靠戴笠、成为一名特务了。
对大别山来说，这个“离间计”的确是“略施小计”。1932 年 7 月初，
从大别山内开出来的大批红军，集结在鄂东北的黄安、河口一线，而后大
部主力攻坚重镇麻城，另一翼则沿聂水南下，试图饮马黄陂、武汉。
但麻城战役进入了僵持阶段，南下部队更无法进抵武汉。此时，在邓
文仪主编的《剿匪战史》里，一个决定性的地名出现了，那就是河口镇。
河口镇位于鄂东北，因聂水河在这里分流而得名。镇很小，只有几百
户居民和弯街边散落的几家染坊、油作坊、山货铺。但它是大别山的门户，
此时张国焘的两股部队更放弃了攻打大城市的计划，试图会师河口，而后
重返大别山。因此，河口虽小，布防、得失却牵动战争全局。
著名的“河口血战”因此爆发了。
1932 年 9 月下旬的一天，胡宗南部猛轰几炮，就全歼了河口区区百余
人的地方武装，而后迅速强占聂水滩头。1 万余名士兵沿聂水的河滩、田
野修筑了简易工事。与此同时，蓝衣社另一首脑俞济时，率其素有“御林
军”之称的 88 师从鄂南开赴河口增援。
几天时间，河口变得警备森严。全副武装的士兵目光森冷，烤蓝的枪
管、暗堡和铁丝网，在月光下都折射出令人胆寒的死亡气息。
10 月 8 日晚，张国焘进攻麻城的主力部队在河口与胡宗南部接触。发
现敌情，士兵声嘶力竭地吼叫起来，并不管不顾地射了几枪。然后，早已
布置好的火力网也一齐开火。机枪疯狂地朝那些已连续作战几月、未进行
任何休整的红军战士扫射着。
对胡宗南来说，这是策划已久的一个血战。但张国焘部自麻城攻坚失
利、决定从河口突围后，已如同无头苍蝇。形势太过急转直下，仅仅在不
到 3 个月以前，他们还声称要“占领麻城、武汉”，此时面临的却是关乎生
存的血战。
河口血战，对张国焘、徐向前部是一个遭遇战。训练有素的老兵在机
枪响起的那一刻都一片混乱，更不用说刚刚从赤卫队转入正规军的新兵了。
但这毕竟是一支作风顽强、经过彻底党化教育的部队。在第一轮攻击
结束后，徐向前立即下令收缩部队，一面对背后追兵严密警戒，另一面，
是组织最精锐的团队向当面之敌进行集团冲锋。试图一举突破河口防线。
在前后夹击下，要生存要活命，张国焘部都只能拼死决战。充当集团
冲锋主力的，是红军一个著名的猛将，曾在少林寺习武，以胆子大、不怕
死著称的团长许世友。他的团队在他的训练下，也有尚武传统，几乎人人
一把大刀。此时他呼喝一声，团队在两翼友军配合下当先而出，直逼防线
核心。
“天下第一师”胡宗南部、和南京“御林军”俞济时部也志在必得。
在集团冲锋抵近阵地、火力网已失效的情况下，胡宗南组织反冲锋。几千
人应声而出。就传统而言，第 1 师是典型的黄埔遗产，排以上的基层骨干
几乎清一色是黄埔毕业生，并在中原大战的冲锋恶战、在胡宗南种种苛酷
的山地训练下，成为南京最精锐、最勇悍的师团。
刺刀闪光、士兵呼号。这样的危急情况，使两军直接对峙的第一仗变
成了决战。阵前，白刃战、肉搏战开始了。
当夜，天上月明星稀，长空如洗，一片恬静气息。但在人间，是千军
万马的号角、连成一片的鲜血、苍劲嘶哑的嗓音、燃烧到天际的火光、山
呼海啸的人流……是最惨淡的景象。这是典型的硬碰硬恶战，无数伤员、
尸体被抬了下来，又有无数人顶了上去。战事空前残酷，一轮一轮的冲锋
和反冲锋交替进行。军人形成的铁流如同海上的惊涛，不断拍打、冲击、
席卷向对方的阵地。
下半夜，付出重大伤亡后，徐向前一改冲锋战术，实施梯队式冲锋。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在一轮冲锋接近尾声时，胡宗南、俞
济时的反冲锋集团声势已竭，而下一轮反冲锋团队尚未进入阵前。此时，
徐向前的第二梯队冲锋已经呼吼地逼近。一部生力军配合前冲锋梯队，迅
速牵制阵前反冲锋团队，另一部直逼河口阵地。
此时，胡宗南脸色铁青，不断呼喝自己的部下死守阵地。他是一个极
其朴素、随和的军人，常年一身旧军装，连皮鞋都只有两双；他常年身先
士卒，能叫出许多普通士兵的名字，极得部属的爱戴。但在阵地呈现不支
之际，他挥舞手枪、目光凶狠，一会扬言要枪毙了谁，一会抓起一挺机枪
要自己冲上去……
是夜，在梯队冲锋的战术冲击下，胡宗南的河口阵地，终于退守数里。
该役打得昏天黑地。该役，由于双方从一开始就对实力不作任何保留，
均伤亡重大。胡、俞两部损失二千余人；张国焘、徐向前部损失约四千人，
一些团队的建制已不复存在。
河口血战整整打了三天三夜。10 月 9 日，2 师黄杰部增援。3 个蓝衣
社将军指挥的 3 万余人部队进行了战术分工。胡宗南、黄杰各一部继续组
织冲锋，其余部队则修筑工事，计划以新建工事为支撑，夺回河口阵地、
阻击敌军，并等待友军从敌后发起攻击。
由徐向前、陈赓、蔡申熙三个同样是黄埔一期毕业生指挥的 3 万余名
红军，在弹药、粮食、状态上均已衰竭。10 月 9 日，红军的战场势态较为
被动，以坚守阵地为主。
下午，惨烈的坚守开始了。胡黄两部一口气进行了七、八次冲锋。冲
锋也采用梯队战术。红军拼死顽抗，绝大多数官兵都杀红了眼睛，阵地前
后，横七竖八地是无数的伤员、病员。许许多多人在这个下午死去。
当日，主要将领蔡申熙受重伤，并于次日阵亡；另一将领甘济时阵亡。
许多充任团营职务的黄埔学生阵亡。在大别山的“肃反”后，“红色黄埔”
势力至此几近消亡殆尽。
在兵势已竭的情况下，9、10 两日，红军损失了接近一半的人马，并
且几乎打光了弹药。撤退到根据地的河口血战目标，至此已全面落空。继
续争夺河口，全军覆没不可避免。
10 月 10 日，源源不断的南京部队陆续开来。同时，在河口镇黄柴畈
村的一间破庙里，那台陈旧的 15 瓦电台再次截获情报：约 10 个师的南京
部队将“合围河口”。
徐向前一面命令各部殊死抵抗，另一面，匆忙要求召开紧急会议。
事实上，这个在中共党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黄柴畈会议”，过程简短
极了。当天，濒临绝境的红军，作出了放弃根据地的决定。10 月 11 日深
夜，张国焘部在丢下 1 万多具尸体后，回避河口强敌，从胡宗南部的侧后
方突围。
胡宗南部死追不舍。他们不给张国焘部任何喘息的机会。红四军寻求
重建根据地的决心，让位给了悲歌、沉重的三千里流亡。这一年秋冬，大
约 2 万名的士兵告别了经营日久的大别山，走上了漫漫逃亡路。这几乎就
是后来长征的预演。出中原、过关中、进陕西……他们一路面对着严寒、
饥饿、逃溃、追兵，一路面对着无数敌军的围堵。名将卫立煌，以及蒋伏
生等部都在追击围堵之列。而最可怕的还是胡宗南部，两军的近距离接触、
频繁交火，整整三千华里。
在露水凄凉、庐舍废墟的中原，在地势险要的秦岭山脉一线，两支部
队越走越荒凉，筹集粮饷越来越困难，天气则越来越冷。两支军队在较量
的已经不是战争技能了，他们是在和残酷的自然，和自己的求生可能作
战。……特别是无后方、无补充、无休息、无支援的红军，景况更加艰难。
士兵的口中，不断地呼出热气，大多数人的脸部、手脚，都长满了冻疮，
许多人把麻袋、蓑衣都顶在身上御寒。不断地有人倒下、冻毙。
1932 年秋冬的西部大地，就这样一前一后地流亡着这两支“叫花子”
部队。
当年底，只剩下几千人的张国焘部队，摇摇晃晃地到了陕南要塞漫川
关下。雄关如铁，决不可能抢关成功；而追兵，只有几步之遥了。
1932 年胡宗南的形象，和 1935 年是否相似？在漫川关下，张国焘部
队又重演了河口的一幕，他们从尾追堵截中找出了一个缺口，连夜南下逃
亡，最终重建了川北根据地。从此，胡宗南经常被政敌笑话为“草包将军”。
但从这一年起，他的部队就势留在了西北。到 1935 年，当杰出的《大
公报》记者范长江深入西北，进行《中国的西北角》长篇通讯的写作时，
胡宗南部正驻扎甘肃。他的第 1 师师部，在陇东甘谷的一个叫“三十里铺”
的小地方。
此时，胡宗南不仅因为几乎击垮了张国焘，而且因为效仿康泽的江西
别动队模式，在陇东南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他一举成为全国性的新闻
人物。在陇东南、在西北，胡宗南都是正直、廉洁的化身。这样，范长江
也自然希望能够采访他。
在预约后，范长江奔波了数百里地，来到三十里铺。
依然是严冬。陇东天寒地冻、北风彻骨，一路的景象依然是无比萧条，
但居民的生计却似乎在恢复。范长江一路地想，莫非这是陇东南改革的结
果？
大约是黄昏时分，范长江才拍打着雪花，由卫兵带领着走进一个小庙。
这就是胡宗南的师部。然后，范长江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的那一
个人，就是推进陇东南改革的青年将军？
小庙门窗不全、破旧不堪，北风呼呼地灌了进来。这还不算什么，范
长江发现，庙里居然没有生火，而眼前的那个身材矮小的军人，居然只穿
一身陈旧的单衣！他似乎只是一个伙夫、列兵，身上所有裸露出来的皮肤，
都裂出一道道口子，长满了无数冻疮。
在阴沉的小庙里，只有他挺立的站姿、平直沉稳的眼光，那种真正的
军人气质，才让人把他和“胡宗南”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
胡宗南热情地和范长江握手。对于这个天津租界里的文弱书生，他素
有好感，以为是一个“铁肩担道义”的人物。宾主开始自由地交谈。有关
陇东南的社会改革，有关第 1 师官兵的日常生活，是他们对话的重点。
天色迅速地暗了下来，这时，胡宗南招呼范长江吃晚饭。已经不再意
外的范长江，看着勤务兵捧上两碗糙米饭和两个家常素菜，菜里的油花很
少。最后，勤务兵又端上了一份木须肉。胡宗南似乎有些过意不去，连声
地道歉。但范长江一下子明白了，那份木须肉还是招待客人时才有的菜。
以独立、公正著称的范长江一下子被感动了。两个人在饭后又挑灯而
谈。这一夜，胡宗南几乎陪他谈了一个通宵。
次日，当范长江提出要拍摄《胡宗南将军和他的天下第一军》等一组
采访相片时，胡宗南披上了一件大衣，然后，笑呵呵地对范长江说，这是
他最好的衣服。
这次采访，使一直反对国民党政权的范长江感到了一丝困惑。这是和
他的民国印象，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的民国。两人从此成为朋友。次年
初，
《大公报》天津版就全文刊登了这个有关胡宗南的采访通讯。而许多年
以后，胡宗南仍然只肯接受《大公报》的采访。他毕生都极为尊重范长江。
这就是 1935 年的、有关胡宗南的一幅素描。但当时的范长江并不知道，
这个形象不仅是这个廉洁却畸形的军人，成为煊赫一时的“西北王”的因
素之一；它也是胡宗南的“校长”蒋介石，在 1933 年初试图为南京官僚集
体描绘的一幅生活画像。
1932 年 12 月 30 日午后，南京。
这一天南京的阳光极为明媚。摊贩、小商人依旧奔波于生计，市井依
旧熙熙攘攘。在丁家桥、三元巷、复成桥等政府重地，面貌严肃、目光警
惕的卫兵和游动哨，仍然指挥着进进出出的黑色小车。
和往常没有什么两样，这一天的南京，依旧貌似刻苦、严谨、古老、
传统。“南京是灰色的，官僚的，它有一股让人窒息的味道……”，一个抵
达南京不久的《纽约时报》年轻记者，在这一天的日记里这样描述他对南
京的印象。但作为一个外国人，他并不知道，这才象是一个农业中国的首
都。它要以自己的威严、威仪，来俯视亿兆众生。
这一天，已计划回溪口小镇过元旦并静养一段日子的蒋介石，授意他
的“文胆”陈布雷，
“致令陈立夫、康泽，明日在首都各报刊登国府的禁赌
令禁嫖令。明示一下，以汉口为榜样，凡大小官员违令者一律重惩。另，
自民国二十二年元旦起，国府将致力革新社会风气、根绝官员腐败。二十
二年将为民国之道德复兴、革新鼎元之年！……”
12 月 31 日，
《中央日报》、
《中国日报》等首都数十份报纸，纷纷在显
著位置以醒目标题刊登了《国府禁令》。《申报》、《新闻报》等淞沪主要报
纸纷纷转载。与此同时，在国府任职的大多数公务员，也都收到了行政院
的这纸公告。
许多外国观察家注意到了这个动态。感觉南京“有一股让人窒息的味
道”的那位年轻记者，在写过南京印象后接着写到：
“……蒋介石将军的‘复出’已经有一年时间了。如果说这一年南京
有什么变化的话，就是他终于牢固地掌握了权力。……但一年后，这个令
我们西方人感到亲切的基督徒，已经向这个政府最重大、最可怕的敌人------
令人吃惊的、将最终吞噬掉这个政府的腐败------发起挑战了。……或者到
明年的今天，我能够对这个政府更有信心。”
这个记录者以年轻人特有的激动来看待这个公告。但另一个 40 多岁的
外国人，在南京已居住了 6 年的《泰晤士报》记者，却显然质疑多于激动：
“今天在许多西方人活动的场所，人们纷纷议论着南京的一个新动作。
他们说这个古老帝国的首都，很可能将在上帝所护佑的一个军人的领导下，
进入它的复兴时代，用中国人的话来说，是‘中兴’。……这个中兴将从禁
绝官员私生活糜烂的方面开始。但问题是这个政府一直说得太多，做得又
太少。我必须说，对它，我已经失去信心了。……至于那个被看作是杰出
人物的军人，我也并不认为他是西方的朋友。在我看来他只是浙江乡下祠
堂里的一个族长，他属于上一个世纪。……”
大部分的西方人，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都以既希望又“姑且观之”
的复杂态度，去看待这个“元旦公告”，去等待所谓的“革新鼎元”。但在
南京的另一些人并不如此。
这一天，已到达溪口小镇的蒋介石，他的两份手谕先后送达了明瓦廊。
第一份手谕使腾杰呆若木鸡，继而到达的另一份，却使他百感交集、五味
俱全。
蓝衣社总社从八宝街迁到明瓦廊已经将近半年了。几个月的时间，以
总政训处、毕业生调查处为“掩护和运用机关”，蓝衣社已建立了十个支社，
其中“3 个设在南京，其余分别在上海、汉口、杭州、北平、洛阳、兰州
和广州等地”。数以千计的小组，无声地监视着一个个街区、建筑。
以南京为例，在南京 3 个支社中，仅“第一支社（就）有成员 1，582
人”，其中军人（含特务）693 人，文人、记者、公务员 533 人，大学生 356
人。此外，全国社员、会员数达到了万余人。它“以秘密对秘密”，1932
年上半年在淞沪就破获了几十个共产党机关，捕获 600 余人，迫使中共中
央迁往瑞金。
腾杰所计划的“发展精英”、1931 年到 1933 年为“干部年”的设想，
已经大大地超过了计划。但自从搬到明瓦廊，一种无形的压力就扼制着他
的作为。
晚年腾杰曾回忆，在八宝街时期，蒋介石“交给力行社办理的公文件
数之多，甚至特别刻有‘交腾杰核办’之木章”。但在此间，他们却有了一
些令人不安的冲突。
冲突几乎从第一天就开始了。如同晚年邓文仪所追忆的，1932 年 3 月
底，“蒋氏曾三次向腾杰婉言推荐戴笠”，但一直到第三次，腾杰才勉强同
意戴笠出任特务处长。这让蒋介石相当不快。
而发生在次月的“葛武綮事件”，更使他们的矛盾公开化。
葛武綮是黄埔二期学生，二郎庙时期的力行社成员之一。他因为过去
的一些工作阅历，和陈立夫建立了诸多联系。4 月份，陈立夫要求他提供
力行社的早期计划。葛武綮当即就整理了一份材料。
仅仅几天后，不知道是阴错阳差还是陈立夫有意的安排，腾杰就“在
陈立夫的办公室里发现了这份材料”。他不动声色，偷偷地将材料带了回来。
随后在八宝街，他以书记身份要求处死葛武綮。
蒋介石却厉声指责了腾杰。原因是作为一个黄埔学生，作为“正人君
子”，不应有偷窃材料的行为。因此，这样得来的证据，他“不予理会”。
这个离奇、反常的态度使“葛武綮事件”显得烟波诡异。几天后，在
腾杰的垂头丧气中，葛武綮仅仅受到了“开除社籍”的轻微惩处。不久，
他脱下军装变为文职，出任宁夏教育厅长，从此逗留在了西北。
从“葛武綮事件”开始，日常社务中，两人冲突不断。
“有时蒋氏的意
见并不被采纳，甚至在开会时当面争执”（邓元忠，《邓文仪访问》）。
“意见”之外，还有作风。蒋介石重“人治”，而腾杰重“制度”。许
许多多西方人都注意到蒋介石“越权控制和不顾正常程序的个人偏好”，腾
杰也深有此感。于是这一年 10 月初，他和肖赞育上书给蒋介石，对这个“校
长”直言批评，说他“喜怒无常”。
据说蒋介石对此哭笑不得，他当场以一句浙江乡下的俗语，
“你们人穷
志大”来轻轻了结此事。
但仅仅是“哭笑不得”这么简单吗？“到二十一年下半年，蒋氏对力
行社的态度显已冷淡而间有申斥”，过去轻车简随、不时出现在八宝街，与
三个常务干事围坐在一张小方桌边交谈国家大事的情形，更一去不复返了。
此后，蒋介石经常越过腾杰，交办事务给康泽、戴笠等人。这造成了
“十三太保”各自邀宠、忽视干事会的心态。毕竟每个人的升迁沉浮、仕
途得失，似乎都取决于蒋介石而不是蓝衣社。……在明瓦廊“一日千丈”
的气势下，让腾杰最为忧虑的，却是“由于各人的性格和观点不同而造成
的很多不协调形态”。他担心这会产生“各自为政的趋势”。
那个军人庞大的身影，已严实地笼罩着明瓦廊。在这个军人的眼里，
蓝衣社不过是一个工具，它不需要有思想，有独立的见解，它只需要服从、
行动。对此，身为军人的腾杰也自无异议。但他却隐隐约约地感到，在“校
长”的复杂内心、神秘性格里，一定是有一些东西，将导致这个政权的崩
溃……
这一天送达明瓦廊的第一份手谕，不过简短的两行字：“……即日起，
停止革命军人同志会发展带兵官入会。”而另一份，是指令明瓦廊“整治嘻
废”、以“杜绝糜烂”
“整治嘻废”即效仿武汉的“清流风暴”，禁赌、禁嫖、整顿南京卫戍
部队的内务。这个傍晚，正是日本陆军一部逼近山海关之际，一部宪兵奉
命“核查部队”，另一部奉命“整理秦淮河的浊流”。任觉五和南京支社几
千名成员，则奉命监视、检查大小官吏的住宅，旨在禁赌和“杜绝糜烂”。
动员工作和武汉一样高效。一个多小时后，蓝衣社的几千人马，就密
布在天色依旧阴霾的南京各主要街区。
1933 年元旦凌晨 2 时许，几千名身着军装，或深蓝色上衣、土黄色裤
子的青年，同时从街巷里冒出。宪兵布控在各个路口，秦淮河边各条暧昧
的游船，被勒令靠岸检查。蓝衣社再一次的“清流风暴”卷起了。似乎，
武汉的一幕又要在南京重演了。
但武汉的一幕并没有重演。仅仅几个小时后，
“清流风暴”就令人啼笑
皆非地夭折了。它是这个政权最终被腐败吞噬的预言和象征：“元旦公告”
在它执行的第一天，就遭受了南京官僚、乃至蒋介石自己的无情嘲弄。它
还产生了一个副产品：蓝衣社书记易人这样的重大事件，就因此发生了。
蓝衣社从“腾杰时代”过渡到了“贺衷寒时代”。
南京的“清流风暴”一开始收效就不大。武汉风暴的威慑，行政院、
各大报纸的事先公告，使这一夜到秦淮河寻欢作乐、聚众赌博的官吏，人
数很少很少。凌晨 3 时许，全城撒网式行动已经进行一个小时了，但统计
的结果依旧让人沮丧。被扣押在洪武路的三、四百人，除了几十个或抱着
侥幸心理，或干脆不知道这个禁令的倒霉的官吏外，大多数是被蓝衣社“顺
手”扣押的寻常嫖客和赌徒。
凌晨 4 时前后，南京的主要街道已经一片清冷了。除了暗淡的路灯，
以及不肯死心的一些蓝衣社成员晃动的手电筒外，几乎连过往的汽车也见
不到。菜贩子三三两两地顶着露水出门，早点铺子三三两两地开门。
在明瓦廊的腾杰多少有些失望。他打算知会各处，终止当日行动。就
在此时，任觉五的电话来了。
作为南京的地头蛇，这一天，一贯好动好事的任觉五抓捕最起劲，失
望也最大。这个腾杰的四期同窗，粗着嗓门、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说道：
“……抓了几百号人，尽是一些小鱼小虾，说出去让人笑脱下巴
咯。……这里有个扎手的货色，动不动他？”
“货色”是首都警察厅长吴思豫。作为南京的“执金吾”，这个人以老
资格著称，也以好酒、好赌、神通广大、目中无人著称，是一根泡进了官
场酱缸的老油条。他对蒋介石指派蓝衣社抓赌扫黄、实施“清流风暴”的
做法极为不满，认为这是变相盘剥首都警察厅的权限。他更把“廉政公告”
当作一纸笑话。于是，在“禁赌令”下达的当天，特意邀约一帮赌棍到自
己家里聚赌，以示轻蔑。
这个赌博可能接连进行了两天两夜。虽然几十上百个蓝衣社党徒游荡
在这个街区，但没有一个人敢触摸吴思豫的虎须。只有任觉五觉得“咽不
下这口气”。
以“温文尔雅、廉洁奉公”著称的腾杰，闻报后却“勃然大怒”。他当
即决定拿吴思豫开刀。“备车！叫上宪兵！带手铐！”他厉声下达命令，而
后率领一队人马来到吴思豫的公馆外。
几十个赌徒刺耳、喧嚣的押宝声从公馆里洋溢出来，几乎半条街都能
听到。公馆外边，还有几个持枪的警察在护卫。这声音在腾杰听来，是对
蓝衣社、乃至整顿吏治的肆无忌惮的挑衅。
“缴他们的械！砸门！冲进去！”
对仍然犹豫的宪兵，腾杰冷冰冰地下达了命令。随后，几十个党徒气
势汹汹地闯进了吴公馆。
这一起人“先拍照，后把所有赌资没收，并带走扣押了几个赌徒”
（康
泽，《复兴社的缘起》）
。腾杰多少给吴思豫留了一点面子，没有把他带走。
否则“警察厅长进拘留所”，将成为南京政权无数笑料中的再一个。
但对于吴思豫，这已经不啻于奇耻大辱了。一个久经宦海的人，在自
己的地盘上被一群 20 来岁的毛头小子折辱。他半是负气，半是要挟，“连
夜写了辞呈”，第二天清晨就把辞呈送到中山陵官邸，委托陈布雷转交给溪
口镇的蒋介石。
陈布雷对此异常重视，当即电告蒋介石。
一个后来被众说纷纭的离奇事件，紧接着发生了。次日，蒋介石用“各
打五十大板”的方式处理了这个事件。
打吴思豫的五十板，是批准他的辞职；打腾杰的五十板，则是康泽在
《复兴社的缘起》一文里言语确凿地写到的：1 月 2 日，蒋介石在溪口镇
紧急召见了腾杰，对他说，“你为什么这么幼稚，让我为难……”
当日，他以社长身份下达手令：免去这个“让他为难”的人蓝衣社书
记的职务，由贺衷寒接任。在贺衷寒从大别山赶回南京赴任前，由肖赞育
代理该职。
蓝衣社“书记易人”这样重大的事件，果真因为腾杰“抓赌”而令人
哭笑不得地引发的吗？许多预闻了此事的人，对此都有自己的理解。
康泽以“就事论事”的态度来看待这个事件。他隐晦地谈到，吴思豫
在南京政权内有相当的地位和“后台”。此人的负气辞职，对南京政权、对
蒋介石的执政地位，都多少有影响。因此，一边的筹码是民国在纷乱 20
年后，权力得之不易的短暂平衡，另一边的筹码，是反糜烂反腐败、
“革新
鼎元”的决心。蒋介石希望在维系平衡的基础上，去温和、渐进地实现“革
新鼎元”。
腾杰动作太大、态度太激烈，他的“抓赌”是典型的政治上的幼稚。
这样，“各打五十大板”就成了最好的处理办法。
被人笑称为“一剂生姜”的肖赞育，心思要比康泽简单一些，但也要
犀利一些。他把腾杰下台的原因归结为蒋介石的借题发挥。在他看来，抓
赌不过是个借口，真正原因是蒋介石和腾杰的作风冲突。
从出任书记起，腾杰事事谈“制度”，甚至上书批评蒋介石“喜怒无常”，
这都是南京政权的异端表现。虽然蒋介石都以一种长者姿态轻轻避让了。
但大事小事，芝麻西瓜，久而久之，信奉理学、讲究等级人际的蒋介石，
对此并不是没有意见。
“你们人穷志大”，这句貌似诙谐的浙江俗语，底下流露的却是蒋介石
对腾杰作风的深不以为然。
“为尊者讳”的品质，使肖赞育没有深入蒋介石
的个性和风格。他只是意味深长地说，一直到 1933 年夏天，蒋介石在一次
社务会上仍再次提起“上书”，再次说“你们人穷志大”。对来自学生、属
下、晚辈的批评，事实上他相当耿耿于怀。
侍从秘书邓文仪则认为主要原因既不在于“抓赌”，或抓赌背后的“制
度”或“幼稚”
，也不在于“作风冲突”。在于蒋介石对蓝衣社的人事限制。
几十年后，他话语隐晦然而意味深长地说，
“二十二年初贺衷寒继腾杰出掌
书记，开力行社书记职一年一任、不可连任之传统……”
也就是说，不管有没有“抓赌”事件，也不管腾杰是否幼稚，对这个
影响日大、势力渐渐惊人的组织，蒋介石是不愿意任何一个学生久握大权、
渐而坐大的。这就是蒋介石的统治之术。
邓文仪的这个看法，他的同乡贺衷寒也相当赞同。一生“三起三落”
的贺衷寒，在十年后的重庆经历第二“落”时，他从蒋介石对蓝衣社的职
权限制谈起，表达了相似的看法。
这样的纷纷猜测、各怀心思的理解，事实上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康泽长策略，因此重举措；肖赞育重性格，因此看作风；贺衷寒、邓文仪
在此后数十年，因为蒋介石的一些独特神秘的性格与作风，宦海沉浮，一
生艰难，对蒋“分而治之”的权术更身有体会，因此看权谋。
但在这么多看法中，始终淡然等闲视之，一语不肯轻发的，是当事人
腾杰自己。几十年后，他在台湾曾谈到，从他出任书记的第一天起，他就
“存心拥戴贺为蒋之下力行社领导人”。姑且不论这番话语的真实性，但，
作为一个“十三太保”中品质最没有争议的人，即使有难过、有失望，他
也不会流露出来。
连陈启坤也忽略了，“抓赌”这一天，正是腾杰 28 岁的生日。
“一剂生姜”代理该职的时间不过 18 天。这 18 天里，腾杰依旧每天
一大早到明瓦廊办公。他整理从“联络处”时期开始的、16 个月来多达几
个橱柜的文件资料；他或者心态平和，或者有苦难言地轮番和干事、社员
交谈，进行权力交接。同时，他也悉心地回顾、反思一年多以来蓝衣社的
历程，等待贺衷寒回到南京。
他没有任何愤怨、一丝不满。……1933 年 1 月 20 日上午，33 岁的贺
衷寒，终于匆匆了结了大别山的一应事务，并沿长江，经武汉、九江、安
庆赶回南京。就是这一天，腾杰邀约他到明瓦廊大街上的一个澡堂洗澡，
进行书记职务的正式交接。
这个午后，两个热气腾腾的身子从大澡池里出来后，进入了一个单间
的休息室。跑堂的泡上一壶热茶后退出去了，这两个蓝衣社最有权势的人
物，仿佛回到东京“同住一处”时的情形。
或者，那样深厚难忘的友谊，正是这个下午他们谈话的背景？在四五
年从相交到相知的过程中，大小场合，腾杰都一力维护、迁就着贺衷寒。
在他任书记期间，不论社务大小，他一概要与贺衷寒商量。以至于许多年
后，还有那么多人认为他“能力不足”、
“比较幼稚”、
“对贺衷寒言听计从”。
但，腾杰也深深悉知着贺衷寒一应的性格弱点。这个下午的对话，围
绕的正是贺衷寒的性格弱点。1973 年 2 月 21 日，当 40 年时间弹指而过后，
腾杰依旧清晰地记得，他“交代任务给贺衷寒时，特提出维系组织的四要
点”。
从后来蓝衣社的历史来看，这些真是不折不扣的“要点”。第一点是“同
志的观念应高于一切其它的观念”。
在南京，贺衷寒“常被人误认为有做领袖的野心”。此外在蓝衣社内，
他又与几个湖南人“过从密切”。“湖南人有小团体”的说法早就弥漫于整
个蓝衣社。对此，腾杰委婉地建议，“不要将湖南人放在身边”，要尽力避
免湖南小团体的做法，以免被人“误认同乡之贵于团体”。
再一点，是“做书记的在外不要兼职”。这个建议切准了蒋介石的行事
风格，和南京官场的人心。
“因蒋中正用人，对某人信任时，喜欢委以多种任务”（邓元忠，《腾
杰访问》）。担任了一年多书记的腾杰，对此可谓深有体会，并了解这“对
社务有极大的影响”。他一针见血地谈到，倘若兼职太大、太重，可能“使
人认为做书记是当官的跳板”。
何止做书记。在明瓦廊，不是有许多人把当干事、做处长都看作是当
官的跳板吗？这种对乱世之中无数青年习惯投机暴发、甚至火中取栗心态
的了解，以及“跳板”心态对蓝衣社志向与组织的破坏，正是腾杰出任书
记一年多以来最弥足可贵的经验。
黄埔时代的热血气质、牺牲精神，为什么那么快就让位于南京官场的
沼泽地？无非是权势动人心。腾杰本人的发起蓝衣社，事实上是再次凝聚
黄埔激情与牺牲的残余，再次以“杀身”、
“救国”的态度来开创后黄埔时
代。但，谁能说这个“后黄埔时代”不会再次陷入南京官场的汪洋大海呢？
针对贺衷寒自负、刚愎自用的性格，腾杰建议，
“团体的政策应以干事
会议决定为主，不要独断”，此外，“负责人应与同志过同样的生活，以作
表率”。后一点是腾杰一年多以来始终恪守、实践着的，这才有了八宝街清
新热腾的生活。而前一点，是他最担心贺衷寒不能做到的。
最后，腾杰谈到了“合作”，其中特别谈到与 CC 系的关系。他认为，
如果说一年多以来组织有“主要失败”的话，那就是“与党部的关系”未
能改善。贺衷寒更“与党部负责人颇有误会，故应特别注意此点”。
“做书记的在外不要兼职”，为的是避免蓝衣社内的倾轧和争权夺利；
改善与“党部”的关系，为的是避免蓝衣社那些冲动盲目的成员，乃至整
个蓝衣社组织陷入与其它派系的权力倾轧。……他娓娓道来，貌似建议贺
衷寒一个人，但一点一滴，都深谋远虑指出了蓝衣社的发展关键。
这就是“惟贤不惟亲”的人事原则、献身“复兴事业”的纲领坚持、
“民主集权制”的组织原则，以及与 CC 系合作的道路。这既是过去一年
多蓝衣社迅速崛起的根本原因，也是此后蓝衣社存在的立足点。
贺衷寒一字一句地倾听着，并不时点头。他那锐利有神的眼睛，也闪
烁着感动的光泽。这个午后，这间小小的澡堂休息室，是他们毕生不会忘
却、不能出走的。……
但不幸的是，和“湖南小团体”的说法一样，不过一个多月后，贺衷
寒就有了负责全国军队政工系统的“兼职”
；不过三四个月后，他刚愎自负
的性情，就笼罩在明瓦廊以及分布着成千上万名蓝衣社成员的土地上；不
过一年多以后，蓝衣社与 CC 系的关系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有了轰动一
时的两个派系“火并”闹剧。
这就是蓝衣社。
腾杰远去了。1933 年 1 月 20 日傍晚，在再一次干事会上，贺衷寒正
式出任了蓝衣社书记一职。此时，贺衷寒军衔少将，主要职务是“三省剿
总”政治训练处处长。
没有任何资料记载了贺衷寒此时的心境。但，这肯定是他一生中最富
激情、最有才能、也最为复杂的日子。因为接下去的蓝衣社历史表明，从
这个春节行将临近的日子开始，一直到第二年 3、4 月份，整整 14 个月时
间，贺衷寒将缔造一个全盛的蓝衣社时代。在这期间，蓝衣社不仅一跃而
为民国三大派系中最有影响、最富权势的力量，而且还完成了中国法西斯
化的理论、组织、策略等诸多方面的准备。
因为这些成就，也因为他的阅历、才华、信念和个人魅力，贺衷寒后
来被认为是“蓝衣社之魂”。但这个“蓝衣社之魂”的说法，究竟有多少赞
许？多少鄙夷？却没有人说得清。他带领蓝衣社步入全盛时期的同时，他
的狭隘、冲动，他种种的缺点，以及他根深蒂固的“湖南性格”
，也从反面
深重地影响了蓝衣社。几乎可以说，如果没有贺衷寒，那么，曾经生机蓬
勃的蓝衣社运动，其结局就不会是那个样子。
贺衷寒的身上，隐藏着一个蓝衣社的其兴也勃、其衰也忽的历史。这
是一个复杂的人。他是晚清、民国那个动荡时世的纯粹产物。这样的一个
人，不管他是尴尬的、不合时宜的还是邪恶的，都值得后人去反复思索。
贺衷寒的青年历程，就是那个大时代的缩影。
贺衷寒，湖南岳阳人，1900 年 1 月 5 日生，原名忠汉。少时，他曾游
览洞庭湖君山岛，听说了秦始皇在这里怒盖“封山印”的故事，慕其威严，
因此为自己取字“君山”。
贺衷寒的父亲是乡间颇有影响的大绅士（另一说其父“务农兼商”、属
小康之家，见《贺君山先生逝世周年特辑》），因此 6 岁便延师读塾。他聪
明好学，《四书》《五经》过目成诵，乡里传为佳话。在岳阳楼下成长的生
活，使他从小习惯于精美、隽永的汉字，以及士大夫“先天下忧”的情结。
考入中学后，他开始展现国文才能，每次作文均由老师批示“传观”。
在中学期间，他阅读了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为“饮冰怀霜”的情
怀打动，思想渐渐激进。1920 年秋，20 岁的贺衷寒由于能说善辩，又有很
强的组织能力，被在校学生选为代表，领导“五四”运动。不久后由于向
往苏俄运动，他被准许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是最早的青年团员之一。
但使他对社会主义产生怀疑的，是 1921 年秋天他在苏联目睹的事实。
这一年他到苏联留学，并和张国焘等一同出席共产国际青年团代表会议，
前后共 7 个月。当火车从西伯利亚铁道沿线车站一路驶过时，他看到许多
俄国男女讨乞食物，得到一针一线也跪地叩谢；而且一路都是乞丐、娼妓、
小偷……他人道主义的思绪被唤醒，悲惨的现实使他认为，中国革命不应
采用苏俄的方式来进行。
1922 年自苏联回国后，贺衷寒创办“平民通讯社”，批评时政。当时，
湖南第一纺纱厂曾因两名工人被杀发生工潮，贺衷寒以极大义愤撰写了《黄
庞案之真相》一文，替死者呜冤，被军阀政府逮捕 3 个多月。在狱中，他
受尽折磨，几乎命丧囹圄。
出狱后，他父亲要他在家乡教书，免得“在外面惹是生非”。但那个年
轻的心灵，活泼泼地，怎么可以呆在见不到大风潮的乡村社会？他又返回
长沙，从事新闻事业，因文笔犀利、不畏强权，在社会上引起敬重。
次年春，贺衷寒欣闻黄埔军校招生的消息，立即与原旅鄂中学同班同
学蒋伏生结伴南下。
他们由汉口到上海，即买当日由上海开往广州的轮船票。不料，当他
们抵达黄浦江码头时，船已起锚开往海中。贺衷寒急雇一小舢板，紧追该
船，幸被轮上一青年伸手援助，得以攀登上轮。上轮后，得知青年名叫胡
宗南，也去广州投考黄埔。两人于是相识，意志相投，后来便情同手足。
他们联名面见主考官廖仲恺、传扬出“文贺武胡”的事迹，已经成为
黄埔佳话并广为流传。但贺衷寒的“文”名，不仅来自文章，更来自他在
校期间所组织的“孙文主义学会”。黄埔时期，为对抗他深深厌倦的共产主
义思潮的威胁，他和一些坚定的共产主义青年形成水火不容之势。当时，
共产党学生已控制了在广州的军人联合会。于是，贺衷寒就另起炉灶，短
短一年内，他将学会发展成拥有几千名成员的大社团，以抗衡共产党人。
他经历过“士大夫”阶段、共产党人阶段、极右翼的国民党员阶段。
他几乎就是那个动荡时代的活化石。而在组织“孙文主义学会”期间，他
也表现出贯穿他一生、后来也贯穿了蓝衣社历史的线索。
那就是他的“湖南性格”。
“湖南性格”在整个近代历史上，都留下了深重烙印。即使是作为中
兴重臣、
“儒学宗师”的曾国藩，身上也集大成着湖南人各种复杂、对立的
面貌。一方面，是求知、热烈、献身、忍耐，另一方面则是自私、狭隘、
尊重强权、固步自封。在蒙昧、好斗的湖南乡土，在素有“普鲁士人”之
称的目光短浅的湖南愚民身上，时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痕迹。
贺衷寒是这个“性格”表现得至为鲜明的人之一。黄埔毕业后，他跟
随大部队一路进入南京。后来的反共、清党，他以铁与血为特点，极力支
持、毫不留情。在那种大时代大动荡里，他没有表现出丝毫同学、同乡、
或者同是青年的包容。
这是悲剧么？仅仅因为观点的不同，那么多原本用同一口锅做饭的优
秀青年，此时却互相残杀。这就是“湖南性格”，这就是贺衷寒悲剧人生的
起点。
还不止于此。1929 年，贺衷寒被选派到日本明治大学留学，他全面研
究日本的军事政治。在日本，他看到了一个军国的、法西斯的日本渐渐崛
起的过程。或者这个留日阶段，是他生命中可以和进入黄埔相比的重要转
折。
到腾杰组建力行社的日子，他从日本回来仅仅半年。通过腾杰，他从
日本所找寻到的一个“复兴国家”的途径，在那时只有区区 40 人的力行社，
获得了干部基础。而接下去，在他自己出任蓝衣社书记后，他还要开始一
种社会组织方式的探求。
这时，那个在洞庭湖边吟风弄月的少年，那个在长沙激扬文字的青年，
他自己曾参与缔造的黄埔精神，以及在二郎庙、八宝街的清新回忆……所
有这些，他生命中重要的、美好的阅历，都渐渐地、然而永远地离去了。
贺衷寒，是那时黄埔、中国最早注意到希特勒和纳粹主义的人之一。他的
手上已经满是大别山的鲜血，同时，他还要为他的中华民国，铸就铁，继
续地索取血。
这就是无情的、悲剧的时代与人生。
无情的、悲剧的时代和人生，又何止表现在贺衷寒一个人身上？这时，
聚集在贺衷寒身边的那些黄埔众生，那些都有过意气风发青春年月的力行
社发起人，即使是个人品质上最不受质疑的腾杰、陈启坤、周复、桂永清……
他们又何尝不都是如此？他们都试图以城市、
“精英”为基础，缔造一个事
实上的农奴社会。他们一面以“复兴”、廉洁为口号，另一面却以中世纪的
编组保甲、五家连坐、监视社会、屠杀壮丁为手段，去巩固他们的政治。
于是，在接下去的一些年头里，他们所参与的，事实上只是播下龙种、
育出跳蚤的历史轮回。而这个轮回，在他们的时代本来是可以结束的。
更深层次地说，黄埔又何尝不是一个历史悲剧？许许多多后来选择了
不同道路的黄埔学生，就其根本上说是同一类人。几乎共有的私塾教育在
心底都形成情结。然后因为命运的安排，他们在大时代里集聚了，一同缔
造出所谓的“黄埔精神”。勤奋、正直、廉洁、学习、服从长官、恪守纪律
等等，是黄埔的一个方面。但这些的根源，却是坚固的、顽强的军人情绪。
当拥有这种情绪的人领导着国家时，国家就立即地军国化了。而它一旦和
另一个方面，即最重要的黄埔传统，那种终生不渝的忠诚结合起来，强人
的独裁的中国就产生了。
黄埔人都是尊重秩序、尊重业已形成的权威的。包括蒋介石的对于孙
中山、周恩来的对于毛泽东。这种教育、情绪、思考、逻辑也强烈地影响
着黄埔学生。黄埔的这个特点，是它在离散时代有力影响了历史的根源，
也是它在强人中国的悲剧所在。
黄埔传统本身就是以传统中国的一般人格做基础的，在仍然传统、但
是渴望现代化的年代，这个悲剧和南京政权、蓝衣社的命运一样，是被注
定的。
贺衷寒的接管“黄埔系运作核心”蓝衣社，因此也是被注定的。他一
生都没有出走过刺刀、独裁的光圈，他的“湖南性格”更形成他重视权力、
拉帮结派、兴风作浪的本能。于是，他注定要把蓝衣社牵引上本来可以避
免、但一切又貌似必然的路。
在他出任蓝衣社书记仅仅十天以后，一个影响世界的事件就在欧洲发
生了。是贺衷寒的“湖南性格”连同这个事件，牵引着蓝衣社走上了它的
不归路。
第九章 复兴狂飙
1933 年 1 月 30 日的阴沉午后，在遥远的欧洲，希特勒宣誓就任德国
总理。从总统府出来后，他回到他的“战友”中间，眼里满是泪水，一句
话都不说。
当天晚上，数以十万计的冲锋队员点着火把、高唱着《德意志高于一
切》的歌曲，整齐地行进在柏林。他们的高统靴在街道上踩出整齐的“拓”、
“拓”声，整个夜晚，柏林都充满了一种纳粹的气息。在一家旅馆的窗户
边，对他狂热的党徒，希特勒一会致以纳粹敬礼，一会擦去脸上的泪。
据说，德国年迈的总统兴登堡元帅，在这一夜也认为“那个下士唤醒
了德国精神”。
“那个下士”唤醒的又何止是德国精神？这一天，蓝衣社首脑之一、
驻柏林的中国使馆武官丰悌也站在一扇窗户边。他的身边站立他以前的教
官赫尔曼-克瑞伯。
克瑞伯中校是前魏玛德国驻南京的军事顾问团团长。他是一个优秀的
战术教官，但还有一个特殊身份，就是狂热的纳粹党人。20 年代希特勒发
动“啤酒馆暴动”时，克瑞伯站在希特勒的身边，并在危急时刻保护过“元
首”。随后，他和希特勒一同被囚禁，并亲耳聆听希特勒口述《我的奋斗》。
早在 1932 年 5 月的南京时期，克瑞伯就给希特勒写过一封信，这封信
谈到了刚刚形成的蓝衣社对纳粹党的向往：
“……蒋介石阁下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已表现出强烈的兴趣，
他希望得到……我们党组织的完整资料。……我们党怎样成功地推行如此
严格的纪律？如何采取严厉手段对付持不同政见者？这一切如何干得如此
成功？他……要有关全党的资料。”
就是因为这个向往，丰悌才被任命为驻德使馆武官。此后，蓝衣社还
每半年派遣几名成员组成“赴德考察团”，以借鉴纳粹党。
这一夜，当浩大的冲锋队从他们眼皮底下通过时，丰悌一脸的羡慕、
热切。他再次敦促这个希特勒的朋友、中国法西斯主义的“教父”，给明瓦
廊以纳粹“全党的资料”。
克瑞伯却调皮地说：
“……全党的资料？你们还需要吗？我们党的全部
秘密都在元首的身上，在戈培尔博士、罗姆先生、希姆莱先生，以及我们
‘北方领袖’施特拉塞的身上。”
这年春天，在给南京的一封信里，丰悌写到了这个对话。不久，它就
成为明瓦廊津津乐道的口头禅。一年多以后，邓文仪还一脸谦虚地说：
我对特工到底是外行，太不行了，要做希姆莱只有雨农（戴笠）才够格，
我是甘拜下风。但戈培尔是我们大家都可以做的……”
被公认的“蓝衣社戈培尔”，却是康泽。
1932 年 5 月，因为误把易德明的“办公电话”告诉给另一个蓝衣社成
员，康泽受到“弹劾”，失去了革青会书记一职。把该职移交给任觉五后，
他专注于宣传处。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由此，他开始了一项新生的、朝阳般的事
业，那就是为明瓦廊构建一个民国最庞大、最无所不在的宣传系统。
“九分宣传，一分武力”是孙中山的名言。蓝衣社的众多“太保”都
从事过宣传工作，也都重视宣传处。在“联络处”、八宝街时期，腾杰和贺
衷寒都多次强调过“宣传工作的压倒性地位”。晚年腾杰曾谈到，“早在力
行社成立之前”，他就“向蒋中正建议，应建立一个新机构，并利用现成的
机构使（之）结合成一全国性的宣传网”。而贺衷寒更构想，蓝衣社的宣传
网，应“多边无定型”，但基调应“一致”。即宣传渠道多样，形式多样，
但论调统一。
这样一个宣传网的建设，落到了康泽的头上。凭借《中国日报》的经
验，宣传网进展之顺利，甚至出乎康泽本人的意料。
早在 1932 年春夏，康泽就统管了黄埔系统的 10 余份报纸。使这些报
纸“多边无定型”但论调“一致”，是康泽的第一个任务。《康泽自述》曾
记载一个辛劳时期：“每月或每季度发一《宣传大纲》，有临时事件发生，
则发临时的《事件宣传纪要》。……”
通过《大纲》、
《纪要》
，康泽严密控制了报纸的论调。那么，如何“利
用现成机构”以缔造“全国性”的宣传网呢？1932 年的 9 个月时间，康泽
先是对宣传处和革青会作了一个异常关键的联系。那就是发展报人入会。
大批报人的入会，使蓝衣社控制了一批报纸。然后，当年夏天到次年
春天，宣传处以狂飙的姿态，介入着中国尚不成熟的新闻事业。到 1933
年春天，康泽的宣传处控制了民国区区数百份报纸中的 100 余份。他们的
声势在短短一年内，就超过了 CC 系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
南京以《中国日报》为核心，形成了包括《中华周报》、《国际周报》、
《国际译报》、
《中国与苏俄》月刊等在内的传媒群；汉口是《扫荡报》、
《新
中华日报》，青岛是《新青岛报》，天津是《现代社会周刊》，西安是《西北
评论》半月刊，长沙是《乐群》月刊，杭州是《人民周报》，南昌是《青年
与战争》周刊，太原是《华闻晚报》，福州是《南方时报》……
手笔最大、声势最猛的，是宣传舆论中心上海。康泽在叶维的支持下，
使上海最终形成了以《前途》杂志为主，另有《社会新闻》月刊、
《新社会》
半月刊、《思想》月刊、《民族文艺》杂志等报刊的传媒群。
最后，当 1933 年春天的北平，四份有地位的报刊《北方日报》、
《老实
话》，以及自诩为“独立报纸”的《实报》和《世界日报》，也被纳入蓝衣
社宣传系统后，宣传舆论机器就全面成形了。在蓝衣社必然地土崩瓦解之
前，他们要利用这个庞大的网络，让形形色色的思潮，来自西方的“不适
合中国”的自由主义、原本式微的“实业救国”思潮，
“封建”的新儒家主
义、乡村民粹派运动等等，都先土崩瓦解掉再说。
康泽之后，渐渐引人注目的，是“希姆莱”戴笠。
成年后性情大改的戴笠，在“四大金刚”中年龄最长，而资历最浅。
可能因此，他不象康泽那样才华外显。但 10 年的浪荡生活，使他锻炼出投
机钻营、冒险进取、察言观色、揣摩迎上、含辛茹苦等性格。这是一个性
格改变命运的范例，在 30 岁前后，他一点一点地挽回自己人生的颓势。
加入蓝衣社之前，他常年“自费”在北方各地搜集军阀的情报，没有
领取到一毛钱的活动经费，连黄包车也坐不起。但他是一个狂热的苦行僧，
为了把情报及时送到蒋介石的案头，他总是连夜整理情报，草草一觉后，
在夜色仍然凄迷的南京步行上几个小时，绕过整个城市到中山陵园官邸。
冰霜、风雨，依然天天如此。
他还经常忍受蒋府佣仆，包括勤务、司机、厨师、娘姨的白眼讽嘲，
经常听闻到“小瘪三又来了”的话语。主高奴大，他总是一言不发，继续
极其坚忍、事事谨慎地卖力，终于博得了后来的蓝衣社同僚、蒋介石妻侄
毛邦初的同情。
他渐渐地、虽然不那么引人注目地改变着地位。1932 年初，蒋介石任
命他为蓝衣社特务处长。这是他这种性格、这些努力的命运回报。
出任处长后，郑介民成了他的主要助手------副处长。他们性格、志趣、
特长的互补性都非常大，以至于几年后，被人称为是“黄金搭档”。此外，
从“自新训育班”要来的 30 个人，成了他第一批的部下。这些人清一色地
是黄埔学生。一开始，特务处也和蓝衣社的众多机构一样，是黄埔系的延
伸。
但戴笠非常实际。在浪荡、穷困的日子里，他见识了各种各样身份的
人，了解到在弄巷、贫民窟、码头也有能干的人。底层上海的头子杜月笙
是他的朋友，此时已是俨然的头面人物，这说明了什么？
这一年 5 月开始，三教九流、形形色色的人物，如青帮大小头目、盗
窃犯、小流氓，以及变节者，无业游民，慢慢进入了特务处。比如王克全。
王克全是原中共江苏省委的一个成员，骨头极软，CC 系特务逮捕他以后，
几乎没废什么力气就让他变节了。他被释放后，怕遭到共产党的报复，整
天躲躲藏藏，生活非常潦草、潦倒。令人忍俊不禁的是，这样的地下生活，
反而历练出特工所需要的老鼠那样窥视，在阴暗角落活动的能耐。这样一
个人被戴笠一眼看中。后来，他在刺杀杨铨的行动中，果然发挥了他的这
些能耐。
又如杜月笙的弟子王兆槐、陈墨，这两个人都是身兼警察头子和黑帮
“恒社”头目的兵匪一家的角色，兵带得、酒喝得、钱要得、人杀得。他
们帮助戴笠在上海建立起散布租界内外、遍及社会的内线网。
洪门大头子向松坡的许多门人弟子，那些胡作非为、鱼肉市井的粗坯，
也神气活现地出入在鸡鹅巷令人莫测高深的弄巷里。
几十名黄埔生和这样的一些老鼠、蟑螂、臭虫、苍蝇，拼凑成了 1932
年的蓝衣社特务处。戴笠后来的“中国希姆莱”的名声，就是从这里开始
的。
“戈培尔”、
“希姆莱”之外，蓝衣社也有自己的“施特拉塞”。这个纳
粹党的“北方领袖”是个滔滔不绝的演说家，但几乎从一开始，他与从南
方起家的元首就有微妙的裂痕。无独有偶，蓝衣社的这个人也是一个有名
的演说家，与明瓦廊也几乎一开始就有隔阂，并且，在 1933 年春天，他也
成为蓝衣社的“北方领袖”。
这个人，就是明瓦廊唯一的非黄埔“太保”刘健群。
1932 年秋天，在明瓦廊，刘健群开始组织蓝衣社在“自新”、“团警”
之后的第三个培训班。这个班以培养民运干部为主。
这个班的名称是“军委会特训班”。它宣布的招生条件，是应届高中毕
业生、大专以上学生和校级军官。原布衣团成员主导了这个班，它有深重
的“刘健群痕迹”。康泽后来回忆，在南京“这个班的社会影响，要远大于
自新训育班或团警班”。
许许多多学生出于“复兴民族”的热情，志愿放弃了高收入。总共录
取五百人，报考人数却超过三千。310 名大学生被录取，另有 190 名军校
学生也在此列，不过绝大多数不是黄埔生。这五百人是 1932 年唯一的非黄
埔力量，也是蓝衣社后来数十万成员中最有理想、文化素养最高的分子。
10 月 7 日“放榜”。10 月 10 日，在国民党建党节这个意味深长的日子，
特训班开学了。特训班学制半年，作为明瓦廊唯一的非黄埔人物，刘健群
精心经营这个“嫡系”
。他迅速博得 500 名部属的钦赖。几十年后，一个叫
李茂永的学员写到了他对刘健群的印象：
“……刘健群确实有其特殊的地方。与人谈话时，他态度谦和，虚心
听取对方的意见；他头脑清晰，反应灵敏，对他人提出的问题，能很快作
出使人比较满意的答复。在大会演讲时，不带讲稿站着讲，所讲的话题迎
合大家的心理。他声音洪亮，一讲就是一个多小时，毫无倦容。”
但也正是这个班，使刘健群与明瓦廊的关系开始微妙。
晚年腾杰曾谈到，军人会和革青会先后介入了这个班，甚至为争夺成
员发生过摩擦。刘健群曾对他“讨论如何阻止康泽介入该班人事的办法”。
而康泽之外，打算排斥他的明瓦廊人物，就是贺衷寒。
1933 年 1 月，为“防止刘健群势力的扩张”，刚刚出任书记的贺衷寒，
把军委会特训班改名为“中央军校研究班”
。这么一来，全部 500 名政训班
学员，那些和黄埔八杠子都打不上关系的文人、大学生们，就从刘健群的
嫡系变成了“黄埔系”。
刘健群变成了异常孤立的明瓦廊“外来户”。还不止于此，1933 年 1
月，似乎是此前在仕途上一帆风顺、春风得意的刘健群，一个无比灰暗倒
霉的月份。500 名嫡系被“釜底抽薪”后，他又“后院起火”。
这就是在南京传为一时笑柄的“《抗争》事件”。
“《抗争》事件”的主角之一是刘健群的妻子胡蕙兰。这是一个有神经
质的女人，自刘健群来到南京后，她不断怀疑刘健群有外遇。这一年春节
前后，她自费出版了一个小册子《抗争》，小册子披露了刘健群的种种隐私，
他们的家庭琐事和婚姻生活。在《抗争》里，刘健群被描述成一个狭隘自
私、卑琐自大的人物。
小册子南京整整散发了一万多份。一时之间，街巷市井几乎人手一份。
不久后，上海的几家小报也惟恐天下不乱，纷纷转载《抗争》。它成为一个
令人啼笑皆非的政坛丑闻。
“尴尬人”遭逢“尴尬事”。刘健群擢升太快，太得蒋介石的宠信，这
使南京官场对他或幸灾乐祸、或落井下石。这一年 2 月初，蒋介石终于下
达了手令：免去刘健群总政训处长的职务，“另有任用”，由贺衷寒“兼任
该职”。
“《抗争》事件”后，明瓦廊召开了蓝衣社 1933 年年会。蒋介石亲自
主持会议，会议的议题是热河危机、华北危机。在这个会议上，刚刚上任
一个多月的贺衷寒，提出成立华北分社，一方面，是对抗近在眼前的“满
洲青年联盟”的威胁；另一方面则是“安抚华北”，使之纳入南京的权力版
图。
邓文仪后来总结，
“十余位力行社社员被派往蒙古华北工作。……是继
武汉后，另一次集体行动”。
冥冥之中，象一颗草籽一般，形影孤独的刘健群被来自满洲的烈风吹
动。他参加了这次“集体行动”，成为蓝衣社的“北方领袖”，并担负起在
华北的重任。
早在 1931 年制定《虎卷》计划时，“满洲青年联盟”所勾画的伪满洲
国版图，就包括一个塞外小省热河，和沿长城延伸的一条“非武装走廊”。
“满洲新秩序”建立后，石原、板垣、土肥原等人立即着手这一新的征服。
1933 年 2 月 23 日，日军 2 万余人分三路进犯热河。10 天时间，热河
全境沦陷。3 月 3 日，日军 6 师团一部 128 骑，占领热河省会承德。该部
在承德大肆劫掠。这个师团意志顽强、作风凶狠，4 年多以后，正是他们
成为“南京大屠杀”的首凶。
“保卫长城”的声音，在这一年 3 月一下子成为华北大地最苍劲悲怆
的声音。风雨飘零中，战争在长城的 300 里隘口间铺开，每个关隘都有恶
战。几十万人马往来冲杀，只有苍天、黄土、长城、夕阳才静默无声。
在这样的恢弘时空里，
“满洲青年联盟”和蓝衣社终于在长城两侧，用
炮火、大刀、思想和身体进行碰撞。两大青年军人集团、两大秘密组织成
为这个战争的主角。
“贺衷寒时代”就在这样危急的背景下开幕了。
在“腾杰时代”，淞沪和大别山是蓝衣社的活动重点。蓝衣社在其它地
区的组织均极为微弱。平津与华北更是其中最脆弱的链条。以北平为例，
它虽然是最早的四大支社之一，但一直到此时它也只有一个人数很少的革
青会分会，和特务处的一个工作站。与其说这是一个组织，不如说这是几
十号人的一个秘密俱乐部。它的书记贾毅一份薪饷、几杯小酒，日子与在
胡同里的大部分人并无不同。
山海关、热河的炮声震动北平后，这里因缘际会，成为蓝衣社再一个
活动重点。2 月，贺衷寒已往北平派遣了一个工作小组。它包括因为武汉
反腐、名气已经很大了的邓文仪，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以及武汉书记干
国勋等。
三个力行社员连同 10 余名特工人员，在东城栖凤楼的一条胡同里租赁
了一所二层带院子的住宅，做长期停留的打算。他们不过是蓝衣社北平活
动的“先锋官”。紧接着，在贺衷寒目光的注视下，前往北平的，是一个浩
浩荡荡的队伍。
2 月底，“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在十余条军列边，铁
石般地挺立着一个将军的身影。他的手一直举在帽檐边，表情严峻，目光
森冷。在他的身边，铁流一般地，望不到尽头的持械军人涌进站台，涌过
他的身边，涌上火车。
这一天是霉雨天气。雨水不断地沿将军的帽檐、肩章上淌下，他的军
装早就湿透了，但仍然一动不动。火车站喧天的锣鼓，无数市民、学生、
记者的注视，似乎一点都不能惊动他。仿佛他的心已经在遥远的华北了。
2 师、25 师官兵的长龙已经到尾巴上了，关麟征、黄杰走过来了。此
时，他的身体微微地、不被人觉察地颤抖了一下，随后，他的目光由森冷
转向热烈，几名卫士为他铺展开了一幅白布。
他咬破手指，用鲜血在白布上写下了一个大大的笔划。随后，是关麟
征、黄杰，随后是百余名出身农家、视野多少有些狭隘的士兵。他们纷纷
咬破手指，你一字、我一句，以拙劣字体续成了一阙《满江红》。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不知道是哪个学堂的学生率先
唱了起来。随即，将军沙哑的嗓音加入了，无数人加入了，歌声撞击着南
京广漠的天空。将军的眼睛里先是蒙上了一层水汽，接着这水汽凝固、扩
大，化作了满眼的泪。
这眼泪感染着站台，这是南京罕见的眼泪。将军没有去拭抹它。
2 师、25 师官兵后面，是一队一队更加威严、潮水一般静默涌过的宪
兵。罕见的钢盔、仪仗，衬托着将军的泪花。此时，人群激动喧闹了起来：
“宪兵三团！大英雄！”“宪四团的兄弟，好好地打鬼子！……”
两个姑娘冲破卫兵的警戒线，给蒋孝先、吉简章这两个宪兵团长，佩
带上了姑娘连夜编织的绒线花。
一个当过私塾教师的老先生，颤巍巍的身躯也灵活地穿过卫兵的警戒
线，把有着“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字样的锦旗，披到了将
军的身上。随后，聚集着数万民众的车站沸腾了，男女老少都试图冲破卫
兵的警戒线。卫兵的脸上热泪纵横，但仍然不肯放行，苦苦地劝说着人群。
这个将军，就是贺衷寒。
这一天，在南京火车站的几万民众，还很少有人知道，贺衷寒，以及
他所送行的关麟征、黄杰、蒋孝先、吉简章四人，都是让市井开始惊恐的
蓝衣社首脑。但即使知道，一个多月后再次出现在南京火车站的一幅令人
肝胆俱裂的图景，也足以使亿兆苍生，依旧把那远征的 2 万余人，那个在
火车站用泪眼送行的将军，当作是自己的兄弟姐妹。
依旧是十余条军列，军列边依旧站立着贺衷寒。然而这一天的贺衷寒，
却没有戴军帽，他的头上刺眼地扎着一条雪白的布带。他眼中泪水所蕴涵
的悲恸，似乎折射着五千年和四万万的痛楚。
在贺衷寒泪水的衬托下，花圈和白幛，挽联和松柏，静默无息地和一
直延伸到火车站广场的几万人，等待着一个个黑色匣子的捧出。飘扬的青
天白日旗，高远的南京天空，迎接着近 2 万个幽灵。然而捧回的不过是一
千多个做象征的骨灰盒。大多数人的躯体，已经融合进长城与黄土了。
就在这一个多月里，在长城，蓝衣社控制的 2 万余名出征军人，损失
了 2/3 的人马。
《关麟征传略》简洁地描述了古北口作战的情形：
“……关麟征奉命率
25 师北上至古北口抗日。是役，他亲率 149 团猛烈反击日军，双方短兵相
接，战斗惨烈，关麟征被炸五处受伤，浑身是血，身边官兵全部战死……”
3 月 12 日下午 3
时，古北口失守。关麟征师伤亡过半。其副手、
“军人会”成员张耀明
接替负伤的关麟征，再次集结部队，在口内南天门一带阻击。此后 20 余日，
“……起初是关麟征 25 师在第一线，被打残了。黄杰第 2 师顶上去，换下
第 25 师。第 2 师被打残了，刘戡的第 83 师又顶上去，换下第 2 师。……”
至 3 月底，3 万军人几乎不成建制。同时歼敌 5 千余人。《时世月报》
第二卷第二期在战后曾刊登中日双方战果，称整个长城抗战期间，中国军
队共伤亡、失踪 6 万 5 千余人，其中关麟征等所属的“徐廷瑶军伤亡 65%”，
达 2 万余人。
日本方面，共伤亡 6 千余人，大部为关麟征等人所歼灭。
近 2 万人死去了，阵亡的 700 名军官，绝大多数是蓝衣社军人会成员。
一个个往昔音貌尚存、生龙活虎的人，先是身体上穿透了密集的枪眼，随
后又化作了一把土、一股烟，再也看不到了。
它也化做了贺衷寒在站台上的声音：
“弟兄们，我们回家了！……我们都回家了！”
随着这个暗哑声音的响起，哭声连成一片，汇成了南京当夜的家家熄
炊、户户招魂。那个私塾老先生，再次颤巍巍地爬上一条高凳。他持着一
条长长的招魂白布，用力地挥舞着手，他带着哭音的嘶哑嗓子喊着：
“孩子
们，到西边去，那里是阳光大道！……”
在漫天的霉雨下，出征、招魂、悲恸、眼泪……是这个春天的南京日
子。长城大战牵连着亿兆苍生的心灵，即使战事已经平息，后方高校、商
界、新闻、卫生等慰问团，仍纷纷从淞沪、武汉涌到华北。南京站的站台
日夜没有停息，贺衷寒几乎天天都出现在这里，为一群一群蓝衣社的人流
送行。
3 月，在潮水一般的人群中，第三批、为数达几百名的蓝衣社成员，
又从这里出发了。这就是刘健群、李秉中、陈春霖、余洒度等率领的“华
北抗日宣传总队”。是蓝衣社派遣的身负“华北中央化”使命的人员。
“华北抗日宣传总队”在 3 月 19 日由贺衷寒下令组建。筹备处设在南
京韩家巷，政府每月拨款 2，800 元。据《申报》报道，它“不到十日”就
完成组建。其主力是政训班的 300 余名文职学员。
在组建“抗日宣传总队”前，贺衷寒作出了一个对蓝衣社有最重大影
响的决策。那就是计划把蓝衣社从原先的“精英组织”，演进为一个席卷民
国的群众性运动。
这就是贺衷寒的“复兴社”构想。复兴社，始终是“贺衷寒时代”的
主旋律。
3 月 27 日，在南京火车站，同样是在贺衷寒的送行下，“抗日宣传总
队”的几个大队长，李秉中、陈春霖、余洒度等先行出发，
“到北平待命”。
送走这个小队伍后，在苍茫的暮色中，贺衷寒回到了明瓦廊。
这一个晚上，在明瓦廊，贺衷寒召集了一个简短的干事会。干事会的
第一个议题是设立蓝衣社华北分社。
南京已决定由何应钦取代张学良，负责平津、华北的军政要务。但何
应钦前往华北，“仅带了秘书与副官二、三人”。贺衷寒提出，在各种势力
盘根错节的华北，蓝衣社应成为抵抗日本的“发动机”。
为此，贺衷寒继而提出，要组成一个“赞襄何氏”处理各重大事务小
组。这是一个“非正式的六人小组……以刘健群为首，除方觉慧外皆为力
行社员”。这些社员“皆是何应钦的亲信、旧属和学生”
（干国勋，
《回忆录》）。
在此基础上，也以刘健群为首，将华北五省二市脆弱的、不过区区数
百人的蓝衣社组织，合并为“华北分社”。原北平支社书记贾毅“他调”，
以便刘健群全权负责。
更重大的议题，是贺衷寒的第二个决定。那就是在华北组建蓝衣社的
第三层组织，“中华复兴社”，一方面，是作为力行社、革青会的“掩护机
关”，另一方面，则“充实华北分社的中下层力量”，以领导全华北的群众
性抗日活动。
贺衷寒言语铿锵地宣布，
“宣传总队”的 300 余人组成复兴社的第一个
支社。宣介溪任支社书记，原布衣团的十几名成员，分别担任助理书记、
组织干事、宣传干事、小组长等职。
又何止是华北和这个支社？这一天，几乎从贺衷寒话音始落的那一刻
起，一个无比浩大、延续四年的群众性“复兴运动”就揭开了序幕。此后
几年，数以千万计的民众，无数的青年、妇女、文人、市民、华侨、儿童
组织，都在贺衷寒目光的注视下，被纳入了蓝衣社的轨道。蓝衣社运动从
精英运动，变成了一个效仿纳粹德国的群众运动了。
也从贺衷寒话音始落的这一刻起，经历力行社的“联络处”阶段、八
宝街阶段，明瓦廊时代，蓝衣社终于行进到了“复兴社”时代。就从这里
开始，此后的 4 年多时间，复兴社吸收了数以十万计的知识青年、公务员、
中产市民，甚至工人、农民，它的触角延伸进所有的社会角落，震动了蒙
昧的民国。它的躯体是如此庞大，以至于后来的大多数中国人，都把这个
基层组织视为蓝衣社的全部。
早在 1932 年 5 月，第一个复兴社小组就在太原出现。随后，8 月份，
上海书记叶维在中国公学，曾组建了一个复兴社“直属小组”，南京书记任
觉五在中央大学成立了第一个区社。当年底，复兴社已发展了三个区社、
四个小组。
这些复兴社的小组织，都以早期的四大支社为依托，同时都以学校的
“教师、大学生为主”
。这些小组织都微不足道，另外，总社也都没有认可
过。
随着贺衷寒一声令下，
“复兴社阶段”开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政训
班学员之一李茂永是最早的复兴社成员，后来，他详细描述了自己在复兴
社的生活。
3 月 28 日的傍晚，太阳已经落山了，春天的气息却静谧地覆盖着韩家
巷。这是行将开赴华北的前夕，几百名特训班学员有的忙于整理行装，有
的在给家人写信。李茂永则闲闲地翻阅着一本外国小说。
但他们在午后就得到了通知，当晚“有任务，不得外出”。于是就有人
不时地看看手表。
一直到入夜时分，特训班的一个区队长才来到李茂永等人的宿舍。集
队后，他带着宿舍的十几个学员“到本部对面的一个院子”。他们先进入一
个小房间，接着，一个陌生的“负责人”分发了一份“调查表”给他们。
领到调查表后，这些人“才晓得是来加入复兴社”。他们详尽地填写了
自己的履历、家世、亲属和所有社会关系，然后把表格交给“负责人”。每
收到一份表格，“负责人”就再给这些人分发“宣誓词”一张。
然后，他们来到另一个大房间。这个房间大约有 40 平米，显得很空荡，
却布置得很庄重。房间的两端都悬挂着蒋介石的半身像，两边墙上贴着很
多标语，其中最显眼的是“一个党------国民党”、
“一个政府------国民政府”、
“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领袖------蒋委员长”。
这样的场面使十余名青年屏声静息。在负责人的指挥下，他们一列地
站在蒋介石的半身像下，左手执着贺衷寒起草的“宣誓词”，右手握拳，而
后由他们的区队长和那个“负责人”监誓，进行宣誓：
“余誓以至诚，复兴中国革命，力行三民主义，效忠领袖，服从组织，
严守机密。为达成使命，甘任劳怨，不辞牺牲。如违誓言，愿受最严厉之
制裁……”
宣誓过后，他们把写有宣誓词的那张纸交给区队长，由区队长当场焚
毁。然后，“负责人”开始了简短的训话。
训话先是许诺“参加之后，工作和生活都永远有保障”。随后，
“负责
人”表情严肃地宣称了复兴社的三大铁律，即“生的进来、死的出去”；
“泄
密者处以极刑”；以及“单线联系、只有纵的关系”。
“纵的关系”就是他们和自己组长的关系。这一夜他们被告知，他们
编为了一个小组，组长就是他们的区队长。
训话结束后，他们无声地退出房间。在院子里，他们见到了一组一组
的同学。全部 310 名学员在这一夜集体加入了复兴社，统共编了 20 多个小
组。而在他们宣誓的同时，附近房间的蓝衣社组织处人员，已把他们的调
查表资料制成一张张小卡片，卡片上不仅有一个号码，还留出了很大一块
空白，以定期填上“考核评语”。
根据“考核评语”，他们“每三个月都有一次提升的机会”。文职的升
入革青会，武职升入军人会。但此时他们还都不知道这两个二级组织的存
在，更不用说是力行社了。
复兴社的《章程》很简单，只有短短六条。但他们却要接受五花八门、
形形色色的训练。训练分为技术训练和“特别训练”。技术训练包括驾驶汽
车、收集情报、射击、爆炸等，这是每个人都要接受的。这个训练使无数
的复兴社成员都具备了特工的基本素养，到次年，明瓦廊更秘密下发了《我
们的训练》一书，以便各组长、书记进行技术训练。
特别训练往往只争对行将升入革青会、军人会的成员，主要训练内容
包括编保编甲、农村工作、学生运动、民兵训练，乃至碉堡构筑、化装侦
察等。每个季度，在几个中心城市的郊外，都总有几十上百人被秘密集中，
进行这些训练。训练完成后，他们往往都被告知已升入革青会和军人会，
然后以他们为组长，他们开始发展自己的复兴社小组。
邱开基的汉口缉私处通过烟土专卖，已经大发其财。一开始每月收入
在六七十万元，到 1933 年春天已暴涨到四百万元。但蒋介石每个月只从这
笔巨款里截留区区 20 万元给明瓦廊当经费，在有着几百上千名工作人员的
明瓦廊，这只够支付工资。于是，
“量出为入、就地筹款”成为复兴社的财
务制度。每个组长都可以根据“发展需要”，收取组员的社费和发动“乐捐”。
于是，不久后的特别训练里，还添上了组长的财务训练。
在最早的一年多，复兴社相当部分的成员都活动在学生团体、学校里。
比如李茂永在抵达华北后，曾深入到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活动在学校的
食堂、各种各样的讲座、甚至学生宿舍里。他也发展了几名学生入社。按
照组长的指令，一开始这些新成员只和他本人“单线联系”，社费的收取、
活动的布置，也都由他经手。一直到“考核”完成后，他才带领新成员参
加小组会。
一开始，复兴社相当纯洁也相当有力。散布在全国各地的成百上千个
小组，每周都定期开会。他们依据明瓦廊的命令，活跃地进行控制民间、
渗透社会的工作。有的“走出去”，以秘密身份加入一些公开的社团，而后
逐步渗透、控制这些社团；有的“请进来”
，许多社团的最活跃、最有才能
的青年，一旦被认定没有亲共嫌疑、是“同志”，就由组长或组员出面发展
入社。
这就是后来复兴社数十万成员都目睹过的入社场面，都经历过的“组
织生活”。因为宣誓现场的那些标语所流露出的独裁性质，事实上，复兴社
也是新的、非孙中山的、属于蒋介石自己政权的开始。许许多多青年就从
这里，踏上了自己日后的一生沉浮。
加入复兴社的这个夜晚，让李茂永终生难忘。而第二天，还有一个他
同样难忘的大会。
3 月 29 日是阴霾重重的一天。一大清早，南京开往北平的列车已停靠
在火车站了。300 余人集结在明瓦廊准备出发。但此时，贺衷寒下达了一
个“紧急通知”。
“紧急通知”要求他们到励志社去，参加“复兴社成立大会”。这样，
这些年轻的学生也生平第一次亲眼见到了那个大人物。
励志社会场的上方，同样悬挂着蒋介石的巨幅半身像，也有那些标语。
半身像下则站立着黑压压的七、八百人，有教师、有学生也有军人。他们
一列一列地笔直挺立。在贺衷寒、刘健群的无声指挥下，特训班学员也站
成了几队。
列队完毕后，贺衷寒出现在主席台上，他言辞简洁地宣布“成立大会”
开始。随后，他退到主席台的一侧，蒋介石出现了。会场爆发出经久不息
的掌声。蒋介石用他奉化口音很重的声调，开始了演讲。
这是一个长长的演讲。在贺衷寒不断的带头和示意下，会场出现了无
数次的掌声和欢呼。人群始终保持着一种严肃基调下的沸腾。
演讲结束后，贺衷寒又出现在主席台，他似乎用尽了他功能强大的肺
部的全部力量，大声宣布，“中华复兴社成立”！
刚刚成立的复兴社下设三个支社，华北支社之外，是南京支社和上海
支社。散会后，李茂永和他 310 名同事、第一个复兴社组织，就踏上前往
华北的路途了。路途沿京浦线延伸着，华北越来越近了。
也是这一天，“满洲青年联盟”在天津秘密控制的一份“汉奸”报纸，
以《大批蓝衣社员到华北活动》为标题，显示这两个秘密组织对抗的升级。
以 3 月 28 日复兴社华北支社，3 月 29 日南京支社和上海支社的形成
为标志，蓝衣社的“复兴狂飙”卷起了。
为“联系西南”，3 月底，贺衷寒批准康泽组织“西南青年社”。与华
北蓝衣社的组建一样，这个组织是蓝衣社“维系省级与中央的中间层机构”。
它最主要的使命是“削藩”。
西南青年社以四个四川籍贯的“太保”，康泽、曾扩情、任觉五、叶维，
以及总社书记贺衷寒为首脑。他们先是在淞沪活动，把西南籍贯的二、三
百名黄埔学生一色纳入；其中包括武汉反腐时期、面目诡异阴森的“锄奸
团”头目杨又生。紧接着，它开始了辐射西南的一系列工作，特别是辐射
他们的家乡------蒙昧的、遍布血泪、与南京严重隔绝的四川。
相对于此时蓝衣社的潜力，以及日后发展成员 50 万人的规模，西南青
年社似乎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组织。它一直到解散的时候，也不过区区 300
余人。但在康泽的运作下，一批批四川籍成员先后被派遣到成都、重庆，
在蒙昧的四川大肆活动。不过一两个月时间，西南社在四川就发展了 10
余个复兴社小组。其中一个组长就是康泽的胞弟康济民。
复兴社如同一棵种子那样，在广漠、古老的四川生根、发芽、茁壮着。
此后只要有一滴水、一片土，它就会成长起来。后来，康泽就是依托这些
力量，结合他入川的别动队一部，使蓝衣社一举控制贵州，对峙四川。
这才有了后来八年抗战的稳固的大后方。
“西南青年社”组成前后，在明瓦廊，那个蓝衣社的“圣女”，一直以
自己纯洁的形象烘托着早期蓝衣社清新气息的人，陈启坤，因为身患伤寒，
不治而死。临死前，她美丽深情的眼睛，一直注视着在床头的腾杰。
或者，她也在注视着蓝衣社这 1 年另 7 个月，狂飙一般崛起的过程？
注视着广漠蒙昧的国土？在明瓦廊这个小小的房间里，她结婚、工作，一
直渴望能怀孕，为腾杰生一个孩子。虽然工作那么繁忙，事务那么多，她
仍旧在闲暇时，以自己女性的细心在这个房间这里放上一些点心，那里插
着一束野花，使一个小房间显得温馨而生机盎然，并多少透出了一些居家
过日子的气息。
她关爱着每一个比她还年轻的同事，比如林培琛、干国勋等。作为亲
切的姐姐，亲爱的同志，她自己是那样忙碌，从不爱惜自己的健康，却不
时地关照这些人的身体。她给他们递上一碗面条、一份零食，只要能换回
一张笑脸一声叫唤，她就觉得心里满足地受用。
在人事复杂的明瓦廊，只有她才不仅博得了林培琛、干国勋等人的信
赖，也博得丰悌、戴笠这样的人的尊重。
在纪律森严的蓝衣社，也只有她才有那明朗、欢畅的笑声。她的笑声，
一直地飘扬在明瓦廊略略古旧、略略破败的园子里。没有她，早期明瓦廊
就不会那样清新、那样动人。
然而，这一切就要结束了吗？她就要死了吗？
下午的阳光斜斜地照射过那朴素的碎花窗帘，照射在她苍白、年轻的
面容上。活着有多好呃，看得到那郊外的花草，田野的牛哞，甚至连带着
一些腥味的微风气息，都能嗅到。活着多好呃，亲人、恩人，乃至仇人，
都在同一个天空下，都能让人以谦卑而感激的心思，去感念这样的人间。
死了，会有一个怎样的世界呢？但即使有天堂，她也不愿意死啊！
她平静地留恋着这个世界。不知道她在临终的回光返照时，对腾杰说
了怎样的悄悄话。当傍晚到来的时候，她的眼睛，终于渐渐地阖上了，手
也渐渐地松垂下去。一缕头发松软地在她宽阔的额头前。……
在腾杰撕心裂肺的叫声中，一个人永远地消失了。
几十年后，腾杰仍然沉痛地谈到，这个打击对他来说是致命的。1933
年的整整几个月时间，他都心神恍惚，一直不愿意相信陈启坤真的已经死
掉了。到这一年秋天，因为他的状态一直不能恢复，蒋介石、贺衷寒都相
当体谅地做出了一个决定，让他前往德国，一面是散心和忘却，另一面则
是“考察”德国的纳粹政权。
事实上，陈启坤的死，腾杰的“下台”，意味的都是蓝衣社清新时代的
终结。
陈启坤患上伤寒、去世的日子里，一连串后来震撼了全世界的事件，
不时地进入贺衷寒的视野。在赢得德国政权后的一个多月，“国会纵火案”
突发了。
“国会纵火案”使希特勒下令取缔共产党。接着是反犹太潮流的席卷，
是国会《授权法案》的通过。
《授权法案》通过的这一天，戈培尔得意忘形
地叫着：
“再也没有选举了！今后一千年的德国生活方式已经被确定了！……”
在这样的声音里，果然，独裁化德国迅速形成了，一个“新德国”的
前景展现了出来。它不仅震撼了欧洲，而且震撼了南京。
在这股席卷世界的风潮中，在明瓦廊，贺衷寒开始撰写、整理他的一
本文集。这个文集点点滴滴地反映着他复杂、丰富、沉重的人生，是他的
人生的一个无比重大的转折。他在湖南乡村的日子，他 13 年前在长沙创办
平民通讯社的生涯，乃至他在苏联的生活、在黄埔的岁月、在日本的见闻
里都始终坚持的一些令人感动的情怀，就因为这个文集的写作，而彻底地
成为了过去。
这个文集有一个简单的命名，《一得集》。
在写作、出版《一得集》以前，贯穿早年贺衷寒面貌的，首先是关注
生民疾苦、誓言“改造社会”的情绪。他一方面渴望建立一个“劳动共和
国”，另一方面，他希望这个“劳动共和国”能保存、延续那亲切的传统文
化。
他早年所具有的就是这样朴素的民粹思想。他渴望的其实是一个温情
脉脉的“公社”。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温情的“公社”被严酷的“复兴
民族”决心所替代。他开始寻求更好的工具来“改造社会”、复兴民族。他
一度曾放眼共产主义，但苏联的游历使他觉察并坚信，那个以红色、锤子、
镰刀为象征的制度，不是什么“劳动共和国”。
或者，他的最终游离共青团，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共产主义对传统文化、
对历史的多少割裂？
黄埔岁月，他沉浸在“民族”、“民主”与“民生”的朴素思想中，民
族主义对应他对传统文化的亲切感，民主主义对应一个青年蔑视权威的本
能，而民生主义、
“平均地权”是他所留恋的“公社”的社会基础。他同时
也沉浸在“新三民主义”强调刺刀价值、宣扬暴力运动的潮流中。这使他
开始发起“孙文主义学会”。于是，一面是传统文化、
“公社”、
“复兴国家”，
另一面是刺刀、暴力、军队、特务。这构成贺衷寒奇异、对立、冲突、悲
剧的面貌。
这种面貌一直延续到他的日本见闻，延续到他的参与蓝衣社。自觉或
不自觉地，他和腾杰一起，把蓝衣社设计成了他所熟悉、所向往的那个样
子。
蓝衣社推崇个人关系，称兄道弟，这当中有多少传统的遗留？蓝衣社
限制生活、平均收入，不就是一个小型的、虽然不那么完整的“公社”么？
在他们清廉勤奋、整饬官场、复兴国家的努力里，又有多少“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以及修身立德的痕迹呢？
五分传统、二分秘密会社、一分特务组织、一分公社，连同一分淡淡
的法西斯主义的痕迹，这就是腾杰时代蓝衣社的面貌。它诡异地可亲，神
秘地清新。它不仅是腾杰的，也是这个“蓝衣社之魂”世界观的反映。然
而，腾杰下台、陈启坤去世、
“新德国”崛起……所有这些事件都冲击、洗
刷、改造着他的思想。在这个春天的短短几个月里，贺衷寒要彻底告别的，
是自己那么久以来的那么多，那么美好的情绪、阅历和思考。
他不再有什么“民粹”倾向。在《一得集》里他写到，
“一部人类的历
史就是领袖的创造史”，和农工、民众的劳动无关。反过来，民众的任务就
是象牛马一样地服从、劳役。他强调“生产化”。
他强调对“领袖”也就是对蒋介石的“神圣化”。在这样的说法下，哪
里还会有什么“民主主义”的地盘？对“民主”他嗤之以鼻。他写到，
“需
要就是真理。民众组织和民众训练是目前国家民族的需要，也就是目前政
治的真理……”；
“人们的衣食住行……（应）实行彻底的军事化”。也就是
说，只要有“需要”，不管要求民众付出什么，都是“真理”。亿兆众生的
生命、财产，只要蒋介石需要都可以随便征集。
他不再谈改善民生。反过来，他打算用以控制民众的，是当年起报章
上频频出现的四个字，“管、教、养、卫”。他力主推行中世纪的“保甲”
制度，以彻底控制民众；他力主推行独裁教育、统制教育，以实现“一个
国家，一种主义”；他力求民众生活简单、“朴素”，节衣缩食以重整军备；
他要把整个中华民国变成一个大兵营……
这些都是他公开发表、出版和鼓吹的。“领袖创造历史”、“一个国家，
一种主义”、生产化、军事化、管教养卫、保甲制度……这，不就是一个中
国式的法西斯社会的图景吗？
他把这个文集的所有文字都看成是个人的、一己的，于是命名为《一
得集》。但蓝衣社组织巨大的、最终的转轨，也隐含在这个文集的字字句句
里。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也不仅是一种鼓吹。就是这一年，管教养卫、保
甲制度，乃至他计划的宣扬的全部社会政策，都在康泽的手上，在大半个
江西实施了。至于法西斯社会的再一个特征------特务政治，更仅仅在三四
个月以后，就要由戴笠对杨铨的暗杀枪声，而悄然开幕。
这不是什么《一得集》，而是蓝衣社成为一个法西斯组织的公然宣扬，
一个无可抵赖的标志。虽然还要几个月，蓝衣社才修改《章程》
，从而使它
完全地堕落为一个法西斯组织。但它已经是一个鲜明的的伏笔了。
后来的历史表明，这个伏笔对残留着大量儒学传统、方兴未艾着自由
主义思潮、并遭受共产主义运动一波又一波冲击的中华民国，对青年迷惘
冲动，但市井、乡村迟钝而麻木的中华民国，是一个重大的、富有意味的
事件。
在《一得集》写作期间，贺衷寒开始重组总政训处。他任命刘咏尧为
副处长，袁守谦为秘书长，并“聘丰悌、潘佑强、肖赞育、桂永清、曾扩
情等为设计委员”，也就是说，政训处变成了蓝衣社特别是“湖南帮”的私
家地盘。随后，他开始组织“四科、十二股”的庞大机构，以便总揽全国
军队的“新政工”。
“所有部队、军事院校、机关之政工均归其直接统辖”，是总政训处的
职权。但还不够，几天后，贺衷寒更颁布了《政工条例》，它进一步规定，
所有军阀部队的政工人员，需由总政训处“统一委派”。从此，大批蓝衣社
活动家连同戴笠的特务，一起出现在广漠、蒙昧的军阀社会里。他们代表
着“新型”、“革命”的军人形象，釜底抽薪地瓦解着大小军阀的各种社会
基础。
就从这里开始，以总政训处为机枢、后来一度膨胀到几万人的民国军
队政工系统，长达几年内都是贺衷寒的“私家地盘”。
然后，轮到了宣传处。
这个春夏之交，贺衷寒的运气好得惊人。5 月份到来时，继摧毁大别
山后，对江西朱毛红军的围剿开始了。两份任命同时到达了明瓦廊，
“贺衷
寒兼任南昌行营政训处处长”之外，是康泽被命令前往南昌，
“组织特别警
察队”，以“安抚地方、推行保甲制度、恢复江西地方”。
任命到达后，贺衷寒以此为借口，免去了康泽宣传处长的职务。宣传
处由二流文人、反共“疯子”邓文仪接管，它迅速被纳入了贺衷寒的轨道。
一个将席卷全国的法西斯化鼓吹风暴，在这一年夏天被酝酿着。
这一年夏天开始，贺衷寒的意志，在蓝衣社遍布淞沪、两湖、华北的
组织网络上传递着。“铁的纪律”、绝对的服从，成为蓝衣社上万党徒的头
顶悬剑。从这里开始，蓝衣社开始步入它的全盛时期。
用个把月时间“整顿”完纪律后，1933 年 5 月，在一次干事会上，贺
衷寒提出了新的组织规划：
“按照‘吸收社会领袖和精英’的组织目标，一年里我们把许多优秀
分子都吸引到团体里面来了。我们具备了动员社会的条件。……现在到了
争取群众的时候了！……”
按照干事会决议，这个南京霉雨纷飞的月份，大批蓝衣社干部被派遣
往浙江、江苏、安徽几省，从中心城市进入了各个小城市、小县份。郑炳
庚去杭州，李守维在江苏，徐中岳抵合肥……据原浙江蓝衣社书记郑炳庚
回忆，一个多月时间，浙江七十二县，“县县都建立了复兴社组织”。
6 月，更多的干部被派遣出去了。梁干乔到开封、贺醒汉在长沙、萧
洒到开封、李安定在福州……复兴社的组织网络，从长江中下游拓展开去，
形成了它淞沪、江浙、两湖、河南、华北、西北的六大板块。此外，另有
大批的保安部队军官、警察头子、县长、士绅，就地成为许多县城、集镇
的复兴社负责人。复兴社组织在十几个省、上百个城市、数百个县份如雨
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后来“四人帮”的师爷张春桥，就在这一轮复兴狂飙中，带同他 20
余人的“华蒂社”，在济南集体加入蓝衣社的。
这一年盛夏到来时，蓝衣社已在全国 24 个省区建立了复兴社组织。它
的势力延伸进新疆、内蒙、西康等边远省区。
东京、伦敦、纽约、柏林、巴黎等海外大城市，也形成了一个个复兴
社小组、区社。同时，秘密援助朝鲜、安南、缅甸、印度等殖民地的“亚
洲被压迫民族大同盟”、
“亚洲文化学会”等纷纷出现。
《中央日报》曾报道：
1933 年春，
“在一宴会中”，贺衷寒曾邀请数十位殖民地代表聚会，南京以
日本之后的再一个亚洲霸主的面貌，试图与殖民主义对抗。
韦碧辉等十余名女社员，也组织起了“远东妇女抗日同盟会”。
在邓文仪控制的庞大传媒系统的推波助澜下，复兴狂飙就这样卷起了。
这一年春夏，无数青年怀着神秘的冲动，加入了蓝衣社。
全社会价值观的离散、满洲的沦陷、华北的危机，以及大量的失业青
年、对政权现状深感不满的党员、急切寻找出路的学生、善于把握机会的
投机者、需要接近高层或形成派系的官员、单纯的军人、破产的商人、控
制地下社会的黑帮头子……民国形形色色的社会阶层，都迷惘于这个混沌
的年代，都有改变现状的要求。而这，正是蓝衣社迅速崛起的社会基础。
当复兴社的网络遍布各地时，仅仅一个多月时间，虽然他们的保密工
作是做到家了，虽然他们在挑选成员方面极其严格，但复兴社的成员，仍
迅猛发展到了四、五万人。
复兴狂飙卷起后，1933 年 7 月，武汉、安庆的由吞并杨庆山堂口而来
的两个“忠义救国会”组织，成为当地复兴社的“掩护机关”。也几乎从这
一天起，“忠义救国会”从长江流域延伸出去了。
先是胡宗南在西北，组织了再一个“忠义救国会”组织，接着，河北
的一个大豪强张荫梧加入了蓝衣社。他打着“忠义救国会”的招牌，几年
时间在河北组织了十万民军。随后，以土豪劣绅、民团头子、会道门人物、
地痞无赖、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人物组成的“忠义救国会”，也在各地先后
出现。它在集镇、乡村都泛滥起来。
此后 5 年，对这样的人渣有着天然兴趣的戴笠，将使邓文仪、胡宗南
都黯然失色。到蓝衣社解体前后，特务处在拥有 4 万余名职业特务之外，
更控制了 5 万余名“忠义救国会”人员。抗战中，这些人被编成 5 个师的
“忠义救国军”，直属戴笠指挥。
这个外围组织在其鼎盛时期，共发展人员二、三十万。到 1933 年 9
月，当“童子军励进会”这个一直在“湖南帮”手里的，蓝衣社的“希特
勒青年团”也被组织起来后，蓝衣社一直延续到 1938 年的组织面貌都浮现
出来了。蓝衣社后来以“法西斯组织”的标记进入史册，就从这些日子开
始的。
贺衷寒有不分寒暑、爱吃狗肉的习惯。1933 年 6、7 月间，贺衷寒的
湖南老乡、
“小兄弟”肖作霖，在一次请贺衷寒吃狗肉时，半是羡慕、半有
醋意地问到：
“贺大哥下一步的计划是……”
贺衷寒似乎很不屑地、但坚决地回答：
“到南昌去！”
第十章 “第二期革命”
1933 年初夏，宁都深山的一所小庙宇，居住着两名显赫的共产党人。
一个是毛泽东，他的邻居是党内有名的笔杆子洛甫。
两人都在这里养病。毛泽东的“打摆子症”，几次险些夺去他的生命，
但只要身体许可，他就出现在寂静清凉的庙宇天井，和洛甫不时交谈一两
句苏区经济、土地改革、农村工作，乃至闲谈到《红楼梦》。
“28 个布尔什维克”严密看管着军人们，不让他们和毛泽东接触。这
一天，两名军官带着一瓶白酒，偷偷地来看望他。一杯下肚，毛泽东深深
叹息：
“现在已经不是井冈山弟兄的天下了。……”
日头一天一天地大了起来，但这流火的气息，分明只让毛泽东感到人
生、天地的无边萧索。旧岁的重阳，他曾以“人生易老天难老”、“寥廓江
天万里霜”的诗句，排遣着自己的愤郁，那么这一季，他又会有怎样的诗
句呢？
儿子毛毛在远处玩泥巴，妻子在屋里为他收拾笔墨纸砚。除了进行农
村调查，甚至组织走私队贩运盐巴外，他已经成了一个完全的闲人。而他
的诗大多写在马背上，只有战地的黄花，才能让他感到“分外香”。
他极目山野，看着轻风和夕阳。他似乎看到了远处的瑞金，看到了更
远处的抚州、庐山、南京。这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呢？
但，在任何处境下，他都是一把匕首，他都要挑战、探索、鉴别、反
抗。经过几个月的深谈，洛甫已经渐渐地倒向了他。他也开始更加关注山
外的局势。
这一个夏天，他几乎不能读到任何党内的机密文件。他的消息都来自
公开的《红星报》。这一期的《红星报》，在“白区动态”里，有一则毫不
起眼的消息：上海法租界，“杨铨刺杀案”
1933 年 1 月 17 日，蔡元培、杨铨联合了宋庆龄、鲁迅等人，在中央
研究院组成“民权保障大同盟”。到 5 月 13 日，纳粹狂飙席卷德国，无数
科学家文艺家被迫流亡，杨铨代表大同盟，把《为德国法西斯压迫民权摧
残文化的抗议书》交递给德国上海领事馆。次日，
《抗议书》在《申报》公
开发表。
几天后，一封冷冰冰的、署名为“华”的恐吓信，到达近百名大同盟
成员的手上。恐吓信嚣张地声称，倘若再有“异动”，将暗杀其开列名单的
56 人。
6 月 18 日清晨，早晨的阳光透过杨铨座车的车窗，洒在他的躯体上。
但这个平静的、有生机的早晨，也是一个血色的早晨。四支枪对准了他的
汽车。蓝衣社党徒以前所未有的疯狂，在租界区执行了它的暗杀。
“杨铨案”震动上海、震动全国。是日，杨铨和他的儿子杨小佛，身
体被来自四面八方的密集子弹穿透。司机重伤后大难不死。
6 月 20 日，无数挽联、花圈、电报、信件，和送行的人群，聚集到了
上海万国公墓。鲁迅也出现在灵堂。
“杨铨被刺，往万国殡仪馆送殓。时有
先生亦将不免之说，或阻其行，先生不顾，出不带门匙，以示决绝”（《鲁
迅先生年谱》，1937 年版）。
几个月后，鲁迅的《南腔北调集》收录的《我的种痘》一文，以充满
讽刺的笔调写到：“……即使载在该杀的黑册子上，也不十分惊心动魄
了。……”
有这样勇气的并不止是鲁迅。7 月 14 日，大同盟发起人之一、作家王
造时在美国人所办的《中国论坛》第二卷 8 期，以《钩命单》为题再次把
蓝衣社的行径公布于世界：
“……记者收到未署名之投稿文件，内容为蓝衣社谋杀中国共产党领
袖、左翼作家以及各反蒋军人政客之秘密通告抄件，共 56 人，名单如
下……”
该“投稿文件”其实就是那封恐吓信。该信发表后，上海哗然，全国
学界乃至外国“友邦人士”一片哗然。蓝衣社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从
此，“蓝衣社”三字成了无数知识分子的噩梦。
刺杀案、
“黑册子”
《钩命单》、
“十三太保”
，
“嫡系中的嫡系”……这
个夏天的口诛笔伐，这些片段的记忆，模糊集约为 30 年代的人们对蓝衣社
的简单印象。
“蓝衣社”三字象瘟疫一般传播开去。关于“蓝衣社”的种种
荒诞不经的传闻，从 1933 年到 1938 年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都流传着。
鲁迅、王造时等关注“杨铨案”的中外人士，以及成千上万的知识分
子，当时都不知道，一气呵成地制造了这些事件的，是蓝衣社的一个“小
人物”戴笠。他们更不知道，这个人最无耻的行径，不是恐吓和暗杀，而
是针对自己手下的特务的。
作为特务处的“出山第一枪”，“杨铨案”拖泥带水、张皇失措，以至
留下了一个心腹大患。那就是叫过德诚的那名特务。
枪声响起后，按照计划，四名杀手即黄埔学生赵理君、原中共叛节者
王克全、原青帮打手李阿大，以及那个倒霉的过德诚，应四散逃窜向四周
小弄巷。但第一次执行暗杀令的过德诚在枪声响起后，反而向几个法国巡
捕跑去。他先是大腿上中了巡捕一枪，而后作为活口被捕获。
过德诚被捕后，没有吐露蓝衣社的任何消息，但也没有根据戴笠的严
令“自杀”。他一直在等待蓝衣社的“营救”。但 6 月下旬，也就是他被捕
后不足十天，几个巡捕要再次提审他时，发现牢房狼籍一片，满地都是饭
碗的碎片、饭粒与几叶青菜。过德诚死不瞑目、直挺挺地倒在牢房里。
《死亡鉴定》得出的结论是“中毒身亡”。显然，有人在过德诚的饭食
里投毒。与此同时，巡捕房也发现，那个负责送饭的牢头失踪了。
送饭的牢头是潜伏的蓝衣社特务范广珍的“眼线”之一。随着他的失
踪，
“杨铨案”无声无息地被遮盖下去了。巡捕房那些经验丰富的侦探，虽
然有一万个理由判定刺杀杨铨、乃至杀过德诚灭口的都是蓝衣社，无奈他
们的手上已经没有任何证据了。
6 年之后，戴笠仍然照料着过德诚的遗属和孩子。这一年，已经权势
熏天的戴笠，以复杂心态把重庆白公馆附近的一条马路，命名为“过德诚
路”，以纪念第一个被“牺牲”掉的这个特务处小人物。
《剑桥中华民国史》后来记载：
“1933 年，自由主义在中国面临危机。
意大利和德国崛起的法西斯主义刺激了中国的效仿者。……杨铨在中央研
究院外被有预谋地暗杀，与 1913 年宋教仁谋杀案不同的是，这一事件从未
经过调查。……”
杨铨被刺杀后，
“蔡元培……自 1933 年起便不大公开露面。”中国自由
知识分子的主要堡垒------上海，从此暗哑无声了。大多数西方媒体更认为，
延续 20 多年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潮，被戴笠一枪就阉割了。
1933 年 5 月，在南昌，一个全权处理赣、粤、闽、鄂、湘五省军政的
“委员长行营”设立了。这个行营的目标是“直下瑞金”。
6 月 8 日至 12 日，在蒋介石的主持下，五省“剿匪会议”召开。根据
纳粹德国的一名贵族将军的建议，蒋介石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的口号，决定对瑞金实施封锁战、持久战、“堡垒主义”三大战略。
为推行“七分政治”，7 月，“中央军校暑期政训班”在庐山开班，大
约 3，400 名政治军官流水般参加了集训。政训班的主任，正是贺衷寒。
庐山的瀑布、石阶、日照，衬托出一个已达到权势顶峰的军人的脸。
这张脸是如此踌躇满志，如果不仔细观察，几乎不能发现他下垂的嘴角，
以及颧骨上的几点泪痣。在古代的堪舆说法里，这是“苦相”。
接任蓝衣社书记半年多以来，他风生水起，原“孙文主义学会”的几
千成员，把持了蓝衣社的各级组织。腾杰的痕迹被他完全消抹掉了，一个
在南京看来极为完整、极为统一的湖南人的“蓝衣社帝国”，在他手上出现
几万成员匍匐在他的脚下，此外还有上万名政治军官、无数外围组织。
一个前蓝衣社成员曾谈到，此时的他，已“成了法西斯政训系统的总头
子。……（他）拥有几万政工人员的力量和宣传影响，被认为是复兴社和
黄埔系的第一位政治代表人物”（肖作霖，
《复兴社述略》）。
于是，他开始和“保定系”首脑何应钦平辈论交。日常往来，不过淡
淡地称谓何应钦为“敬之兄”。对蒋介石干女婿、18 军军长陈诚，他更认
为陈诚入过孙文主义学会，拜过他的门，于是毫不客气地把年长于他的陈
诚当作晚辈，一口一声“辞修”地叫唤。
南京在他熏天的权势、威严的目光下，无比沉默。这个夏天，在庐山，
贺衷寒开始整理他《一得集》第二册。几名蓝衣社书记处的人员几乎成了
他的文员、杂役，他们帮他誊写手稿、处理私事。
但这本要公开出版的文集将定稿时，贺衷寒让一名助理员特地剔除掉
一篇文章。因为，这篇文章提出了复兴大革命精神、实行“第二期革命”
的构想。它的主要计划都已被蒋介石采用，贺衷寒不敢剥夺蒋介石对这个
构想的专利权。
蓝衣社的“贺衷寒时代”，其主要成就，一是复兴社狂潮，第二，就是
提出和实施“第二期革命”。如果说复兴社狂潮只是使蓝衣社步入它的全盛
时期的话，那么，由蓝衣社领衔的“第二期革命”，则使中华民国也步入它
昙花一现、一去不返的“全盛”阶段。
所谓“第二期革命”，是一个湮没于中国现代史的民族复兴构想。它起
始于这个夏天，中断于西安事变。在大约 3 年半的时间里，以蓝衣社为“先
锋官”和主力，南京按照蒋介石的意志，进行了一系列手笔巨大的社会实
验。其结果是 1936 年席卷全国、“百废待兴”的清新气象。
“第二期革命”首先要实现的，是一个山川一般古老的梦想：统一。
北伐后，南京政令不出五省，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政权”。20 年代
中期，政学系的谋士杨永泰曾上书《削藩论》，提出“外交倒张作霖，政治
倒汪精卫、胡汉民，军事倒阎锡山、冯玉祥，经济倒张发奎、李宗仁”的
主张。这是一个内容空洞、目光短浅的计划，其代价是连年内战，满洲沦
陷。
军阀格局进一步演变着。此时，轮到了贺衷寒。他所提出的立足长江
中下游地区，“稳定山东、安抚华北、联系西南、瓦解两广”的削藩主张，
成为南京的国策。
“安抚华北的重责，落在刘健群的肩上”（邓元忠，《邓文仪访问》）。
以 2 师 25 师、宪兵三团为依托，华北聚集着蓝衣社的五大魁首，即刘健群、
郑介民、蒋孝先、关麟征和黄杰。他们安抚军阀、刺杀汉奸、破获机关、
禁绝鸦片，并组织了数以百计的复兴社小组，势力弥漫于平津古老的城墙
内外。当年 6 月 8 日《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指出，
“……南京在北方的威
信，终于坚定地建立起来”。
华北之后是西南。以西南青年社在川、滇、黔的基层秘密组织为依托，
曾扩情在 1931 年年底首次入川、使大军阀刘文辉投向南京后，于 1933 年
4 月、当年年底又两度入川，负责“整理党务”。他以忠厚谦卑的姿态，施
展合纵连横的能耐，使另外两个大军阀刘湘和杨森，也臣服南京。
“联系西南”也大收成效。但，在“瓦解两广”的活动中，蓝衣社却
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
北伐之后，在近 5 年的时间里，两广特别是广西，已建立了庞大的民
团。所谓“三自”即自卫、自治、自给，与“三寓”即寓兵于团、寓将于
学、寓征于募，使两广变成了一个封闭、孤立的军阀社会，组织异常严密。
一直到 1933 年初，贺衷寒才派遣“干员”叶简修等十余人，挺进相对薄弱
的广东，进行地下工作。
两广的工作一是“发展组织”，其次是合纵连横、分化瓦解。党部、军
队和铁路工人是主要的活动对象，在半年的时间里，大约发展了二十余个
小组、三四百人。但 9 月间，广东复兴社在粤汉铁路雇员中发展的一个小
组，违反了原定无声无息、秘密潜伏的工作方针，
“拟破坏铁路，未逞，遭
逮捕”（邓元忠，《腾杰访问》）。
由此引发的是一场对复兴社在广东全境的总戒严、总清查。陈济棠下
令“军警联合，在广州逐屋搜捕”。数千军警连夜出动，短短两天逮捕数百
人，
“被认定判罪者七十四人”。叶简修试图化装混出城门，也被指认逮捕。
几天后，叶简修等贺衷寒所派九人被判处枪决，在广东发展之 65 人判
处监禁。陈济棠得理不饶人，他先是给蒋介石拍发明码电报，
“询问该九人
是否中央所派，若是，则另案办理”。同时，他在香港进行新闻发布，声称
“蓝衣社试图在城内发动暴动，以谋建立法西斯政权”。
9 月 26 日，密切关注蓝衣社活动的《纽约时报》，依据“香港来电”
刊登该消息。舆论再次哗然。在中外压力下，蒋介石焦头烂额。林培琛回
忆，“为顾全大局，蒋氏只能否认之”。
两广组织被一举摧毁了。但绝大多数的复兴社成员，依然潜伏在珠江
两岸。他们有的意志消沉，从此脱离了明瓦廊的视线，更多的人则屏声静
息地窥测、等待。两年后，先是刘健群，而后是更加能干的戴笠，要再次
把他们纽带、凝聚起来。
“削藩”的使命虽然有广东的失利，但在贺衷寒的统领下，这群“上
校”的工作是如此得力，南京的权力版图终于蔓延到了长江上游，渐而又
蔓延到黄河流域。
“削藩”要根绝军阀割据。更重大、更迫在眉睫的威胁却是日本。为
此，南京计划“投入九万万元”的巨资，改造军队，并建设自己的新兵种
新组织。明瓦廊的“留欧派”势力特别是留德人员，垄断了“发展精兵”
的事务。首先是桂永清。
自参加力行社后，这个坚实、大气的军人日渐得到蒋介石的器重。蒋
介石时常在人前人后感慨，桂永清是“真正的革命军人”，是“黄埔楷模”。
这一年，桂永清更奉命住进中央陆军学校，住所就在蒋介石官邸的边上。
和蒋介石做邻居后，这对师生似乎发展出了一种超越上下级关系的友
谊。5 月，桂永清受命组建中央军校“教导总队”。
“教导总队”是真正的精兵。一开始它不过四个大队、二千余人。但
其最普通的队员，也是基层团队、地方部队的营连长。桂永清依照德国军
官团模式，开始对这些军官进行“士兵化训练”。
士兵化训练彻底改造了基层军官。教导总队的一个学员，曾经生动地
写到一则逸事。他在南京郊外汤山参加集训时，桂永清下令，必须在风口
“埋锅造饭”，这样做出来的饭满口泥沙。这个学员嘀咕了一句，却被走过
来的桂永清听到了。桂永清当即抓起一把沙土，放进他的饭碗，而后大声
问：“脏不脏？”他立即挺身，大声回答：“不脏！”接着当着桂永清的面，
大口把饭吃完。
“天不怕，地不怕，打不怕，死不怕，军官就怕士兵化”，成了教导总
队的口头禅。不久，教导总队扩编到 12，000 余人，并对数以万计的基层
军官，进行流水般的轮训。
这才有了后来淞沪抗战中的 40 万精兵，才有了“支那已非昔日之支那”
的感叹。
在教导总队内，中国第一支装甲兵部队也出现了。它的规模很小，一
开始不过是两个营的轻装甲车，但后来“昆仑关大捷”、缅甸远征军的指挥
官，大部都在这个小小的机械化部队里。
桂永清之后，曾经留德，并曾在 1932 年春天依据八宝街的命令，将德
国妻子送返回国的李忍涛，负责化学兵部队。而比装甲兵、化学兵更引人
注目，则是空军。
早在 1932 年 3 月，在力行社的第四次会议上，蒋介石就表达了他建设
一支强大空军的决心。他 3 月 24 日的日记记载：“晚与力行社干部会议，
对于航空及化学兵器之建设问题详加讨论……”
负责空军建设的是一群外戚和浙江人。但孔宋家族只是挂职，真正主
事的是三个力行社员，毛邦初、蒋坚忍与徐培根。
空军的建设首推人才建设。当年，杭州笕桥航空学校开学，蒋介石兼
任校长，毛邦初任副校长，蒋坚忍为航校政训处主任。这一天，在隆重的
成立庆典上，毛邦初把一批飞行员介绍给蒋介石。其中包括“一二八”抗
战中首开击落日机记录的石邦藩。
在这一群飞行员里，后来更加引人注目的，是空军“军神”高志航，
先后击落 11 架日机的刘粹刚，以及驾机撞击敌舰的沈崇海等人。这些未来
的抗战英雄，正是在蓝衣社的打造下，才飞上蓝天，成为永恒。
比起毛邦初等外戚，真正奠基了中国空军的，却是曾与桂永清一同进
入德国陆军大学的徐培根。徐培根，浙江象山人，是著名的“左联五烈士”
殷夫的胞兄。他被称为“有卓越的学历与能力”，而“得到蒋中正的特别赏
识”（邓元忠，《邓文仪访问》）。这一年夏天，他被任命为航空署署长。
在出任航空署长的 11 个月里，徐培根以勃勃的生机、过人的精力，以
及德国式的风格，开始了改革机构、淘汰冗员、建设机场、完善福利的系
列工作。他大刀阔斧，同时筹建杭州、南昌、洛阳、徐州四大空军基地。
首先动工的是南昌机场。他一改南京政权的疲塌之态，
“动用三万民工，日
夜赶筑”，结果机场在当年 10 月即完工。随即，杭州机场、洛阳机场也都
提前完工。
这一年，徐培根更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规划，即“自制飞机”
，建成
中国自有的航空工业体系。
三大新兵种的建设都落到蓝衣社的手里。在“发展精兵”、新兵种建设
外，则是“训练组织”的出现。这一年，已从柏林回国的丰悌，开始筹备
“中国童子军总会”。当年全国即发展童子军“658 团、53340 人”。
童子军一开始就处在复兴社的严密控制下。这一年 9 月，几乎是童子
军组织刚刚起步，一个复兴社的“掩护机关”------“童子军励进会”就出
现在南京阁老巷了。
童子军之外，是“公民训练”。负责“公民训练团”的是“湖南帮”的
一个重要人物潘佑强。当年 7 月，他出任刚刚成立的国民军训处处长，随
即，他召集长江下游五省的军事人员 600 余人，组成“国民军事教官训练
班”。在 50 天的集训后，主要人员被派赴到江西，对江西半省数十万男女
进行军训。
“训练组织”之外，武汉，由邓文仪发展入社的工程师郑家俊，当年
出任汉阳兵工厂厂长。他“全力整修”已一片荒芜的兵工厂，
“并将上海炮
厂的机件一部分迁汉装置”。1933 年 5 月 1 日，兵工厂重新开工，首先生
产制造“中正式”步枪，并开始研制中国自己的重炮和军用卡车。几个月
时间，汉阳兵工厂就一举取代原奉天兵工厂，成为全国最大的兵工生产基
地。
然后，是社会工作。
“削藩”、重整军备是“第二期革命”的核心工作。它新鲜热腾、虎虎
有力地弥漫于全国，并波及海外。首先被重整军备焕发出惊人热情的是华
侨。当年，徐培根刚刚提出“自制飞机”的计划，海外华侨在短短一月时
间，即捐款 170 余万元。
不久后，面向内地、普通公众的“航空爱国奖券”发行了，几年时间，
它一共发行了 30 期，无数市民、学童踊跃认购，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认购
风潮。
“荣誉士兵号”、
“工人号”、
“妇女号”
“学生号”等飞机，一架架被
送到南昌、杭州。仅其中一次的奖券发行，就募集资金 650 万余元。
“第二期革命”的抗日、备战内容，改变了亿兆民众的蒋介石“是一
个军阀”、南京政权“不抗日”的印象。然后，
“第二期革命”就和“统一”、
抗日互为因果，指向了“闹华五鬼”的其它三鬼，鸦片、腐败、贫困。
这一年 3 月，全国禁烟委员会成立了。禁烟委员会的核心是邱开基负
责的武汉缉私处。粗犷、豪野的邱开基以武汉反腐后业已驯服的数千警察
为基础，在沸腾的大武汉大量招募知识青年、下级军官，短短一个月时间，
他组成了 3 个团的禁烟部队。
这是势力庞大、装备精良的一支武装警察部队。它有权对全国任一城
市、集镇，或公开或秘密的毒品交易进行调查和立案。它以甲种师的规格
进行组建，每个团的编制达 3，802 人，是正规团队的 3 倍。
人多、枪快、弹足之外，他们还购置了“安华”、
“安民”等多艘炮艇，
日夜游弋在江汉平原上，严密监视着这个全球最大的毒品市场。一时之间，
武汉再次民心振奋，无数市民、农夫都自觉自愿地充当缉私处的眼线。
最主要的眼线是革青会成员刘海波控制的武汉“忠义救国会”。这个外
围组织以码头工人、纺织工人为主体。几千名码头工人在徐家棚子、江汉
路一带，或隐秘或以公开的工人纠察队名义，建立了细密的眼线网。最早
的一年多时间，鬼祟地试图沿江而下、贩卖鸦片的船只，几乎无一漏网。
以武汉缉私处为依托，禁烟委员会推出了 3 年内全国根绝烟患的计划。
过渡期内，公务员、军人一次吸食鸦片警告，二次吸食鸦片枪毙；对普通
平民则相对温和，吸食鸦片者予以 3 个月期限，过期不戒者送戒毒营 3 月，
再不戒者，处以 3 年至 5 年的拘役。
“重惩官吏，轻理民间”的特点，使禁烟计划具有很大的可行性。它
以告示、张贴等形式颁布于各大城市、县城、集镇，赢得了千万民众的支
持。一时之间，全国各地纷纷出现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姐妹送兄弟
进戒毒营的潮流。
同时，因为良好控制了烟土流通，政府收入大大增加。仅为过渡期戒
毒者提供的“少量鸦片”，1933 年 4 月，武汉缉私处的烟土税入达 200 万
元，一个月后达 400 万元，到 9 月达到了 600 万元。这些税入全部成为南
京政府的军费，占军费支出的 1/3 左右，以至于后来大部分人都笑称这是
一笔“以黑（鸦片）剿赤（红军）”的买卖。
到 1935 年 9 月，总部位于日内瓦的国际联盟，特别提案，赞扬了中国
反毒品行动的巨大成就。次日蒋介石更下令，1936 年元旦为全国禁烟的最
后期限。
百年烟患的根绝似乎近在眼前了。只是由于华北、西北、西南等毒品
大省的未获统一，以及后来的抗战，这一进程才被中断。
鸦片之外，是反贫困特别是“复兴农村”。早在 1931 年夏天，腾杰在
发起力行社的《计划》里，就无比伤痛、震撼人心地谈到“农村濒临破产”。
他曾举两例：曾经负担过天下财税三分有一的苏常地区，大多数农户居然
“家无三日之粮”。地方军阀的竭泽而渔，更使四川一省提前征收田赋到“民
国六十年”。
农村的破产使国家动荡不已、流民成灾。1932 年的“大别山时期”，
由贺衷寒主持，武汉成立了“四省农民银行”。这个银行总资本计 1 千万元，
为破产农民提供小额低息的贷款。银行的经营一开始很失败，摊到每个农
户头上的不过几角银圆；而且，由于银行设在大城市，一时门可罗雀。
但不久后，银行进行了扩资，并且，它的门市开始进入大别山的村村
镇镇。虽然申请贷款的多数是原来的地主、土豪，但一两年后，大别山的
农业，仍被认为“呈现出复兴的势头”。
“复兴农村”的关键是联省公路的兴建。1933 年，“政学系”官员提
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七省公路计划。七省计划在三年内，修建公路二万二
千公里。计划获批后，成千上万吨砂石土灰的运输，万千民工、兵士的征
集，芟夷山野与沟渠的工作，一个浩荡的施工、建设场面……所有具体工
作都落到了蓝衣社的头上。
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江西一省在 1932 年修建公路 720 公里。次年达
2 千余公里。七省共筑路 5 千公里左右，超额完成当年任务。
禁烟、反贫困之后，是反腐败。虽然南京“清流风暴”虎头蛇尾，但
这一年，蒋介石仍然根据在武汉的邱开基、在南京的周复、在江西的康泽
等报告，处决了 7 名高级官员，以作儆尤。到夏天，
“根绝腐败”的念头又
进入了蒋介石的视野。在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江西工作中，至
少有两分是反腐……
这，就是所谓的“第二期革命”。实施“第二期革命”的主力军，正是
仍然潜伏的、但已相当庞大的中华复兴社。1933 年 8 月 27 日的深夜，在
庐山美庐别墅，蒋介石在日记里为复兴社写下了一个《宗旨》：
“革新教育、开发实业、调剂劳资、统制工商、平均地权、扶助耕农、
唤起民众、注重道德、崇尚礼仪、创造武力、矢志劳动、誓服兵役、恢复
领土、还我主权。”
几年后，在陕北的逼人日照下，毛泽东也从几个落网的复兴社特务口
中知道了这篇《宗旨》，据说，对此他相当轻蔑。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还
是曾国藩的那一套。……同治中兴搞了十三年，他的中兴呢？三四年就到
头了”。
但这寥寥的 56 字宗旨，所贯穿的，却是蒋介石全部的社会理想。他要
建立的，是一个貌似朴素的半法西斯半儒教化社会。他决心从江西开始，
把他半生的，从儒教徒、流民、军人到法西斯主义者的复杂阅历和经验，
从个人延伸开去，转化为这么一个社会模型。
这个半法西斯半儒教化社会，也是贺衷寒的理想，是他以全部的心力
和手腕，热切和激情，去百折不回地追求的。到此时，他已成为南京事实
上的第二号人物，不仅权势，而且声望；不仅声望，而且作为和主张。在
不久后的一篇文稿里，他把这个社会实验，称为“新江西模式”
。这是一个
不久后就被整个中华民国熟悉的词汇。
但“新江西模式”的主角，不是他。而是康泽。
1933 年 6 月下旬的一天，南京下着微蒙的细雨，长江码头一片泥泞。
在夫子庙一带，卖零杂玩意的小贩很晚才出来摆摊，油纸伞三三两两，汽
车、人力车零零星星。
几年了，南京不是一片骚动，就是这样的萧条。……这一天，一个面
目贤惠、挺着已经很显眼的肚子的年轻妇人，心里这样感慨着。在码头上，
她送一个身材矮胖的青年军人走进了“要员候船室”。
开往九江的轮船鸣起汽笛了。站立在码头上的妇人，不断地挥舞着手，
站在轮船甲板上的那个军人则一动不动、目光深远，说不清楚他是在看着
妻子，还是在看她背后迷朦的南京。
这是他们结婚一年多以来常见的别离。此后的十余年，还有更多这样
的送行。但几十年了，虽然这样的情景有很多，而且都犹如发黄的相片渐
渐模糊。这一天他大致的面容，却一直在妇人的脑海里。
30 年后，妇人陪伴着儿子住在台北的一处普通民居里。这个失去了男
主人的住所，简陋而寒素。唯一显示它与平民住宅不同的，是一个火苗不
时跃出的壁炉，墙壁上异常显眼的一个蒋介石手书条幅。壁炉和条幅之间，
则悬挂着一张大大的相片。相片上的人，佩带有两颗金星的中将肩章。
正是海峡对峙的肃杀年头。这个冬天，当年在肚子里的那个儿子已经
通过秘密渠道，绕道香港前往北京了。……然而，在海的那一头，他还活
着吗？活着，那他是不是还在神秘的秦城监狱里？儿子这一去能见得到他
妇人一阵一阵地咳嗽起来。她是四川人，原本也熟悉潮湿的气候。但
自从踏上这个小岛后，她就患上了哮喘。每年秋风刮起的季节，她总要这
样的咳嗽。
一会，电话响起了。妇人慌忙拿起了听筒。
果然，电话是儿子从香港打来的。在电话的那一头，儿子的声音似乎
很伤感、并隐隐地有一些哽咽：
“周恩来果然没有失信，我见到他了。母亲，
他，他还活着。……但是生活得很不好，身体也很糟糕，恐怕离世不远了。”
活着，还活着！泪水冲涌上妇人已经略略浑浊的眼睛。儿子又说了些
什么，她一句都没有听到。整整 15 年了啊，整整 15 年两岸分离、死生契
阔的岁月光景。
这个妇人，名字是朱素怀。她是蓝衣社“四大金刚”之一康泽的妻子。
儿子的电话挂断后，妇人静静地坐在壁炉边，心神不宁地遐想着。岁
月，又一下子回到了 1933 年 6 月的那次离别，那张面容。
那就是 30 岁时的康泽。
30 岁康泽的面容，隐隐地浮现在湮灭的历史、过往的时间里。与怀孕
的妻子离别后，轮船经过一天多的航行抵达九江。康泽不顾旅途的劳累，
他出示自己的“要员证”，向九江警备司令部借了一部车后，连夜赶赴南昌。
南昌与南京不同。四五年来，南京一直给人破败、沉重感，但南昌却
是一个大兵站、大兵营。南京有深重的腐败痕迹，但南昌却要不时地经历
敌兵逼近、全城大震的恐慌。一些住在城里的地主因为收不上老家的租子
破产了，一些有钱人远逃了，许多商铺关门了，它处处可见逃难的灾民。
南昌天空灰蒙，空气里似乎都有硫磺火药的气息。
当夜，康泽住在南昌行营的一处客房里。卫士泡上一杯茶后就退出去
了，他却不顾旅途劳累，连夜开始阅读一些江西近年的军情民政资料。
南昌的夜色覆盖了这个矮胖的身躯。但泛白的灯光却照射出他的面容。
这一张有点横肉、略失丑陋的脸，显示了他苦寒的出身。但上扬的眉毛和
森冷的目光，也衬托出他几分军人的英气。是眉目使这张脸生动起来了。
这是一个经历苦寒、个性极其要强的人。早在 12 岁时，作为失去父亲
的孤儿，康泽一边帮助母亲，在租赁来的田土里苦挣苦熬，另一边则负责
起了全部的家务。他时常在严冬腊月到小溪边洗衣服，手被冻出了一个个
口子。但即使在这种境况下，因为先生的卑微资助，他也终于不辍读书。
这一年春节，他甚至在集市上摆了一个地摊，代人写春联卖字，以这
样微薄的收入帮母亲过了一个年。
“康家孩子”的懂事、聪明，因此在四乡
八里流传着。
如果说，邓文仪也有过依靠资助、不辍读书的阅历，那么，与邓文仪
对家庭的多少轻蔑不同，康泽始终是一个“早当家”的孩子。在早年，他
始终以自己单薄的身躯，维护着这个飘零于风雨中的家庭。至于他功成名
就之后，他更因孝敬母亲、爱护弟妹，成为南京盛传的“孝悌”典范。
如果说，在中学毕业前夕，邓文仪曾以出走的方式来抗拒结婚，并终
于走进黄埔天地的话，那么康泽则恰恰相反。他父亲在世时，曾依照晚清
四川广为流行的“娃娃亲”习俗，为他订下了一门亲事，但到他 14 岁，因
家贫遭逢女方解除婚约。寒门贫户，自然无可抗争，但康泽从此“更加发
奋图强”。
婚约的解除，对康泽一生的性格都有着重大影响。后来他无数次提起
此事，一生都以此自我勉励。甚至，在他官居三青团头号首脑、衔至中将
的时候，他的日记里还有这样的字样：
“穷在闹市无人问，一旦失意，别人
就敢轻辱你，过去奉承你的人就会变脸。……官场和乡村，哪里有什么区
分！……”
如同许许多多经历过苦寒的大人物一样，这是一个凡俗、客观、始终
不失市井本色的人。早年的贫寒与“懂事”
，注定了他不会有贺衷寒那样逼
人的理想主义色彩，但他也不会有邓文仪那“蔫辣椒”的性情，不会有丰
悌不合群的特点。他辛勤中夹带着狡黠，汗水里透露着聪明，并以此辅助
自己善于窥测局势、把握机会的权术本能。
是这样的形貌，形成了他令人难忘的才能。但才能之外，他的苦寒、
“懂事”，一定要出人头地的雄心，也使他有着根深蒂固、市井人物般的性
格弱点。几十年后，腾杰谈到他时，一方面不吝言辞地赞誉他“长策略”，
是民国和陈立夫并列的两大“组织天才”之一，另一方面，也不无惋惜说
他“胸襟不够宽宏”……
腾杰的一句“可惜”，概括了康泽在蓝衣社的面貌。他扎实、刻苦、能
干，使革青会、宣传处纪律严明，有声有色；同时，从励志社大会起，他
先后染指特训班人事、组织“西南派”小团体，被认为“颇有破坏力”。
就在这样有誉有毁的形貌里，康泽渐渐崭露头角。如果说，蓝衣社的
“联络处”、八宝街时期属于腾杰，接下去的半年属于在武汉反腐中一举成
名的邓文仪，而 1933 年的前半年属于贺衷寒的话，那么，此后的一年时间，
轮到的就是康泽。
康泽一生的前 40 年有三大成就：蓝衣社庞大宣传系统的缔造；震动民
国的“别动队”和“新江西”模式；对三民主义青年团长达 7 年的控制。
在此中承前启后的，就是他的别动队。1933 年夏天，从组织别动队入手，
康泽步入了自己一生最有成就的这个时期。
正是别动队使他成为蒋介石最器重的学生之一。3 年多以后，宋美龄
在西安事变中，把它列为南京政权的三大成就之一；23 年以后，毛泽东在
《论十大关系》的雄文里，特地把康泽和末代皇帝溥仪当作战犯成功改造
的例子。提起他的别动队时，毛泽东说，康泽“并非没有可杀之罪。……”
第十一章 别动队
后来声震民国的别动队，兼有军、政、警、宪、特五大职能，被康泽
称为是一贴“万应如意膏”。它首先是一个军事组织，在其鼎盛时期，它下
属 5 个纵队，管辖着 2 万 4 千名队员和 3 个师的正规军。它装备精良，战
斗力极强，曾有过以一个中队（连）击退方志敏部队一师的战例。
但它又是大半个江西、鄂东不折不扣的“军政府”。在这些地方，它建
立了严密的保甲编组、“义勇壮丁队”、民兵组织，操纵着近千万居民的生
杀予夺。它的势力后来还弥漫进贵州、四川，操纵了贵州全境、四川大半
的政务。从 1933 年到抗战前夕，它在这广漠的区域内任命村镇保甲长，过
问县政府工作，甚至中队长即可“代行县长职权”。
此外，它还监视民间、整饬军纪、执掌交通。南昌行营明文规定，其
总数约 8 千人的便衣特务，任何人都有权调动当地正规军一个连的兵力，
可以搭乘一切公私车辆，可以进入一切公私场所。这些特权至少在江西，
是得到切实保证的。康泽记得，一次，在南昌的一家剧院，几名别动队特
务看上了陈诚副官的靠前座位，为此大打出手，但事后副官却因“违反纪
律”被撤职。另一次，别动队特务因临时征用一名师长用车，相持不下时，
蒋介石亲自出面干涉，训斥了那个倒霉的师长。
在别动队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南京官场一直流传着它是“御林军”、
“监军”，“见官大一级”的种种传说。即使是抗战爆发、康泽称“别动队
不复存在了”以后，由它改编成的部队仍直接负责重庆卫戍。
对别动队，许多年以来，一些西方学者都有着种种迷惑。一方面，它
推行教育、恢复生产、重建秩序，并且，由于它在贵州的政变，在四川的
渗透，八年抗战才有了一个稳固的大后方；另一方面，在它短暂的 5 年历
史里，它以上饶为中心，建立了数以百计的集中营，它并以砍头、挖心、
活埋、点天灯等中世纪的野蛮手段，屠杀了数以十万计的民众。一直到 1958
年大修水库时，几省民工还在山野间挖出当年的骷髅和白骨，斑驳白骨上
残留着火烧刀砍的痕迹，一个个骷髅的黑洞仍仰视天际。
在别动队短暂的 5 年历史里，它一手是“秩序”、“扶助春耕”、“复兴
农村”，另一手是令人窒息的镇压、漫天的血腥和大量的死亡。它的始作俑
者康泽，也有一褒一贬、截然相反的两个外号，“康青天”和“康屠夫”。
它是如此的面目模糊，以至于不断地有人追问：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组织？
时间又回到了 1933 年夏天的那张面容、那个行程。后来声震民国的别
动队，在康泽最早的构想里，不过是一个区区的“特务警察队”
。它的编制
只有一个大队（营）、500 人。而领受的任务，也不过是简单的“组训民众、
清剿散匪、恢复地方秩序”。是后来或偶然或必然的一些因素，才使渺小得
如同一芥草籽的“特务警察队”，变成庞大严密、权势熏天、耸人听闻的“别
动队”。
1933 年 7 月的一个夜晚，江西抚州已实行宵禁，黑漆一片的青石板街
道上空无一人，但街角遍布着岗哨、军人。在一个古老的书院改成的临时
行营里，蒋介石给风尘仆仆赶到这里的康泽下达了指令，让他编制一份“特
务警察队”计划。
这个计划的要点，是“召集 500 名失业同学，予以短期训练；形成干
部，成立特警队；分布各乡，编组保甲；训练壮丁、构筑碉堡；清剿散匪、
肃清地方”。得到蒋介石“照办”的简洁批示后，康泽电告南京：
调明瓦廊宣传处之傅胜蓝、陆梦衣，宪兵司令部所属之韩文焕，及肖
武郎、马维骥、龚建勋、公秉藩几人，限期到南昌城外 20 里的星子县报到，
负责“特警队”训练班。着中央军校毕业生调查处肖赞育处长，立即在各
省区各部队，召集失业之黄埔生，限期到星子县报到。
这些人或者是西南人，或者是康泽《中国日报》和宣传处的“嫡系”。
邓文仪曾谈到：他们“规格很高”，马维骥曾担任过军长，龚建勋、公秉藩
担任过师长，但这些高级军官在计划的 500 人建制里，只是小小的中队长，
掌握的将只有百十人枪。
一个前力行社成员更谈到，
“仅以早期别动队之干部规格，可见……西
南派势力已日渐显著”。但，当 500 余名“失业同学”赶到星子县、“特训
班”开班后不久，一个值得一提的插曲发生了。这个插曲使“特务警察队”
变成了别动队，而且，它还使康泽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权力，使后来的别动
队有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形象。
自 1932 年起，明瓦廊先后派遣两批、10 名成员考察纳粹德国。这一
年夏天，第一批人回到了南京。其中一个叫杨周熙的黄埔六期学生，不仅
在柏林写出了一本题为《孙文主义与法西斯蒂》的小册子，以修正三民主
义，而且，他还注意到了柏林的一个新事务：希姆莱的党卫队。
与冲锋队这个群众组织相比，党卫队的出现要晚得多，一开始，它更
仅仅是希特勒的私人卫队，只有区区二、三百人。但自从希特勒执政、
“纳
粹新秩序”的口号日渐喧嚣后，它渐渐引人注目。
虽然此时的党卫队，离后来统治大半个欧洲的声势还远得很，它的“新
秩序”针对的不过是手无寸铁的犹太人和几处柏林客厅里的反希特勒密谋，
但杨周熙注意到，它兼有私人卫队、
“党化”雇佣军和特务组织的三重性质。
此外，另有一个因素使这个籍籍无名的小人物，大胆地出现在历史的
前台。
那就是象戏台故事一般荒诞的“上书”奇迹。在蓝衣社，先后有腾杰、
刘健群两人因为一纸计划而横空出世，这些故事此时已被传播得很远，足
以让一些热中权势的青年效仿了。
于是，杨周熙提出，蒋介石应当建立自己的党卫队。为了不招惹上海、
北平那些文人的抗议，这个组织可以定名为“别动队”。它的使命是建立南
京的“新秩序”。
但杨周熙太不了解蒋介石的理想、性格和权术手腕了。他几乎漫无边
际地谈到，别动队将“直属于军委会”，以显示“特别”；蒋介石应在 10
个以上的中心城市组织别动队，以控制社会、左右民间；此外，每支军队
里也应该有别动队人员，以防止军官的“异动”。也就是说，别动队将全盘
使中国法西斯化。
这份计划通过邓文仪，顺利地到达蒋介石的案头。蒋介石细细阅读后，
写了一个长长的批示。这个批示让寝食不安的杨周熙既失望，又多少有些
安慰。同意设立“军委会别动总队”，但别动队只负责“匪占区”的新秩序，
此外，“不另设机构”
，直接将“特务警察队”升级为别动总队，总队长是
康泽，杨周熙担任副总队长。
同日，蒋介石下令：将“豫鄂皖赣四省合作人员训练所”的情报人员
编入康泽“特训班”；将“南昌行营所辖五省党务工作”人员编入该班；勒
令肖赞育“十万火急”招揽一切“失业”同学，到星子县报到。
星子特训班迅速扩张了，它包含七个部分：特务警察队之外，是学员
大队、团干大队、政治队、壮丁军训教官班、交通总队（含公路、无线电、
邮政、航政四系）、留日学生总队。它一举成为“复兴社最重要的训练机关
和发展组织的场所。无论是招考学生或调训的人员，多半都成为复兴社或
其外围组织的分子了”（《康泽自述》）。
别动队一举暴涨到 2，000 余人。
因为别动队的“党卫队”性质，它也一举成为已发动“第二期革命”
的蒋介石，最为关注的一个蓝衣社组织。9 月 21 日，他离开庐山，轻车简
随地抵达星子县。
这一天，在略显简陋的校舍里，面对两千余名特训班成员，蒋介石发
表了《革命的心法---诚》的演讲。邓文仪谈到，这是“专对力行社各级干
部的特别指示”。
出席演讲会的大半人员都是后来的别动队员。另外，
“很多在南昌的力
行社员也专程赶到星子去参加听讲”。
在硕大的孙中山和自己的画像下，一身戎装的蒋介石显得异常真诚、
异常激动。这是一个不同于往昔的蒋介石。20 年后，时任美国副总统的尼
克松曾访问台湾，他说在这一次的访问，以及他与蒋介石前后的几次接触
中，他“从未见蒋介石笑过”。他认为这是一个“僵硬而呆板的人”。
40 年代曾和蒋介石共事的另一个美国人，史迪威将军，更不屑于蒋介
石的装腔作势、枯燥无味，他轻蔑地给蒋介石取了一个外号：这颗“花生
米”。
不仅外国人。在连篇累牍的关于蒋介石的描述中，机械、沉闷，是几
乎所有人对他的共同印象。“时势造英雄”
，然而，在纷纭的大时代，这却
是一个毫无个人魅力的领袖。他只是自己所代表的权力机器的符号，并且
也是它的化身。南京政权一如他的面貌一般，激发不起任何人的好感。
但，1933 年的这个特殊的夏天，面对自己的“党卫队”，这个僵硬呆
板的人却流露出一生罕见的表情。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前景，似乎在他
那空茫的眼前浮现着。邓文仪后来描述到：
“蒋氏在此次演讲中，情绪激昂
感人，全场为之动容”；“蒋氏所流露的激昂态度，是他（邓文仪）追随蒋
氏多年以来，从未见过的”。
他先是阐述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
“伟大的中国第二期革命，现在已经临到我们头上，搁在我们肩上，
绝对的责无旁贷。同时，我们的成功也就在目前！……我们革命的机会已
经十分成熟了，已经到了最大成功的关头。……”
随后他进行动员：
“大家要做继往开来的革命党党员，做第二期革命的先锋……我们每
个人要为团体、为主义、为革命来奋斗，来牺牲！”
再后，他开始了事实上的许诺：
“从今以后，一定要有真诚的革命党出来！当然我做领袖，要首先以
身作则，忠于主义，忠于革命，忠于全体的党员。……自我今天将革命团
体的特殊精神告诉你们以后，大家要真能从此共患难，同生死，如手如足，
亲爱精诚！……”
两三千人鸦雀无声，静静地听完了这个长篇演讲。散会后，许多魁首、
党徒掩饰不住脸上的喜悦与振奋，他们一改往日清廉的自诩，走上街头聚
餐。星子县凋敝街道的酒楼、饭馆，这一天的生意几乎被蓝衣社包圆了。
他们在酒桌上或窃窃私语，或谈笑风生。
几乎所有人都注意到了：在这个演讲中，蒋介石绝口不提业已腐朽的
国民党。他所说的“团体”、
“革命党”、
“革命团体”，指的都是成员已发展
到约 7 万人的蓝衣社。
蓝衣社作为“三大派系”之首的地位，就这样被蒋介石承认了。一直
到 40 年后，面对自己的儿子，邓文仪都特地强调，从此，《革命的心法---
诚》的演讲稿，成为蓝衣社的“基本文件”。成为它权力的依据。
但，出于“为尊者讳”的习惯，邓文仪并没有谈到：作为蒋介石复杂
性格、权术本性的表现，也就是这一天，他下令解散“军人会”。
蓝衣社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吸收了 1 万余名各类军校毕业生，其中
大多数是政治军官、宪警人员、特务头目。两年里，它也多少改变了民国
脆弱、涣散的图景------官场与民间、官员和社会的严重隔绝，改变了基层
官兵得过且过、横行市井的习气。
它更使蒋介石在“二次复出”后，成为了南京无可怀疑的头号人物。
但一直到此时，在蒋介石神秘的内心，南京的第一生存要务仍是维系一种
脆弱的平衡。蓝衣社却破坏了这个平衡。
政学系首要人物、蒋介石的头号幕僚杨永泰，从 1932 年年底起就不断
地以“养虎遗患”的历史经验来告诫蒋介石，已到了遏制蓝衣社发展的时
候。随着几千名“带兵官”的进入力行社和军人会，蓝衣社已控制了南京
部队的一小半。更令人恐惧的是，胡宗南、桂永清、关麟征、黄杰、俞济
时、宣铁吾等十余名魁首，他们所带的兵都是南京最精锐的部队。是这个
政权的基石。
一生最重兵权的蒋介石，对此也早已警惕。或者，对这个浙江乡下宗
祠的“族长”来说，这并不是信任不信任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家不可忽
视的“法度”？1932 年年底，就是“元旦公告”前夕，他指令腾杰，“停
止在带兵官中发展成员”。
“军人会”的扩张在短短 9 个月后就被制止了。但复兴狂飙卷起后，
又有大批校尉级军官加入了复兴社，仅仅南京的一个支社就达到六、七百
人。上万名下级军官和力行社、
“军人会”成员一起，依旧构成民国时期的
一个势力最为惊人的军事组织。
“第二期革命”的构想浮现后，一方面，蒋介石注重蓝衣社惊人的潜
力、民国罕见的清新与廉洁，试图以它为主力，号召社会，推进统一；另
一方面，南京政权新的权力结构，也在他的心里勾勒着。毫无疑问，此时
的南京已经隐约形成了四大派系。CC 系的“党”，“政学系”的“政”，孔
宋此时尚不显眼的金融财政之外，最重要的就是黄埔的“军”。但对最根本、
最关键的军权，他能让蓝衣社一家垄断吗？
他不怕“蒋家天下陈家党”，但他怕“蒋家天下蓝家军”。失去军权，
何来天下？
他近乎本能的权力意识又抬头了。一生不能出走的“分而治之”的权
术手腕，不知不觉又应用出来了。1933 年 7 月，就是贺衷寒在庐山开始训
练他的 3，400 名政治军官的时候，他就指令一个仍然年轻、前途无量的军
官，也在庐山组建了一个“军官训练团”。这个军官训练团以“带兵官”为
对象，受训人员将达 7，500 人。
除了他自己，没有人可以代表“黄埔系”。他要使黄埔几千将军、数万
校尉重新组合，最终出现三个小派系，即何应钦的保定系，贺衷寒的政工
系，和一个新的“武官系”。只有这样，他才能在各个权力组织的空隙间，
顺当地操纵权力的平衡木。
他开始冷落如日中天的贺衷寒。在这个庐山的沉闷秋天，凡是贺衷寒
的上行报告，他一概批示以“退回、重做”，“昏聩，不会做事”等话语。
他开始指责明瓦廊，指桑骂槐地指出“湖南小团体”的存在。甚至在
一些场合，他拐弯抹角地说贺衷寒有“野心”，
“脑后有反骨”。这些批评给
肖赞育、邓文仪等造成很大的压力。至于性格乖张、原来就不大买贺衷寒
帐的丰悌，更立即疏远了他。
“湖南小团体”被他的权威削弱了。到这一年 9 月，贺衷寒《一得集》
第二册出版了。这本被认为是蓝衣社“最重要文献之一”的小册子，不仅
流露着贺衷寒业已成熟的法西斯思想，也充满了他对蒋介石的崇仰情绪。
“一部人类的历史就是领袖的创造史”、“领袖是党的重心，革命的重
心，……就是他（蒋介石）”等语句，是贺衷寒水到渠成的人生观的反映，
绝不简单地是谄媚讨好。但对于这本书，蒋介石却潦草地批注了“不晓大
道”、“狂妄”
、“可见幼稚”等话语。
这个黄埔建校 9 年以来一直的“政治领袖”，这个连政敌都不敢就他的
个人忠诚加以攻击的“忠臣”，此时开始成为蒋介石的“逆子”。
许多老于世故的官僚都“世事洞明”地看到了贺衷寒的失宠。甚至，
连康泽都隐约地觉察到了这一点。但只有贺衷寒自己，虽然也偶然不解、
失意、愤懑，却以容忍、等待的心思，一种“饮冰怀霜”的情结，继续在
庐山上奔忙着。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是贺衷寒前半生的
面貌。但，当蒋介石不为人觉察地酝酿、孵化“武官系”时，他就再也不
被信任了。他一生宦海的“三起三落”，第一落就从此时开始。这一落似乎
声色不动，但却巨大无比，一个“蓝衣社帝国”的主宰者，一个黄埔系的
政治代表，一个南京政权事实上的第二号人物，从此再也不能染指那权力
的峰顶了。
意欲夺之，必先予之。当“武官系”已经初具雏形的时候，蒋介石谙
熟民国政局规律的眼光、手腕，再次表现了出来。他先给了蓝衣社“三大
派系”之首的地位，给了蓝衣社“真正的革命党”的赞誉。而如此慷慨的
手笔，铺垫的都是“军人会”的解散。
他新近任用的那个未来“武官系”的首脑，名字叫做陈诚。
由于军人会早已停止活动，于是，解散工作相当迅速。9 月底，革青
会接收了几千名军官后，易名为“中国革命同志会”。它的会章明确规定，
“以知识分子、学生、公务员为本会发展对象”，不再接受军官的入会申请。
监督这个规定的，一个是周复任书记的蓝衣社“监察委员会”，另一个，
则是正密切关注 19 路军“闽变”异动的戴笠特务处。各地分会违纪者，主
要当事人处死，书记将被追究责任，直至处死。
森严的律令使成千上万的军官，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都被隔绝在
蓝衣社阴森的入口处。直到 1935 年以后，随着内部纪律的慢慢松弛，这条
规定才开始形同虚设。大约 5 万名军官、士兵又先后涌入“革命同志会”、
复兴社。但此时，早期一泻千里、组织严密的蓝衣社早已完结了，对蒋介
石再也构不成潜在威胁了。于是，蒋介石也乐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之
任之了。
还不仅如此。这一天，蒋介石再次下令，把西南人控制下的“革命同
志会”的大约一千名失业军官并入别动队。在陈诚之外，他还要在蓝衣社
内人为制造一个可以和贺衷寒、“湖南派”
、政训势力想抗衡的小组织。这
就是康泽、“西南派”
、别动队。
邓文仪后来谈到，
“……随别动队之坐大，以康泽为首的西南派势力终
于成型”。
和“腾杰时代”一样，蓝衣社的“贺衷寒时代”，在短短 9 个月后就开
始落幕了。
效仿“党卫队”、解散军人会，使康泽不仅控制了别动队这个蓝衣社唯
一的军事组织，还使他通过任觉五、叶维，间接控制了蓝衣社唯一的二级
组织。一个康泽与贺衷寒、西南人与湖南人相对峙的局面出现了。
也是这一天，蒋介石亲自把几千名受训人员带到庐山海会寺，编为由
陈诚任教育长的庐山军官训练团第四营。
编营当天，蒋介石亲到操场，对他们吆喝起了口令，并亲自点名报数。
而后又开始训话。这同样是蒋介石一生中罕见的虽无文采、略显不伦不类、
但激情澎湃的训话之一。
他努力地挥动右手：
“同志们、军人们！……你们受训毕业以后，将要负最重要的责任，
只要你们能耐劳吃苦、冒险犯难，那么，你们的前途，就是我的前途！你
们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你们自己可以完全不要考虑，我替你们完
全负责！……”（《康泽自述》）
此后，陈诚公开评价：“……精神和纪律，均以四营为最好。”
何止是精神和纪律？数以千计的前无产流氓者、在各个城市无事生非
的前“失业”学生，都已经认识到康泽将给他们带来不可限量的前途。此
后几年，别动队不仅是蒋介石的私人“党军”，也是康泽的雇佣军。
在短短两周的庐山集训后，康泽对别动队进行了组织设计。
这首先是一个全盘效仿党卫队的组织。康泽设立了一个庞大的、权力
高度集中的“总队部”
。这个康泽的直属机关，下辖参谋组、指导组、交通
组、总务组、秘书室，组以下设置了“股”级单位，由 200 余名精干的黄
埔学生组成。原《中国日报》总经理顾希平、蓝衣社江西分社书记郭礼伯
等康泽嫡系，更占据了要津。
一个装备精良的警卫队成为康泽的私人卫队。此外，总队以下，以“三
三制”的党卫队编组为模式。即总队辖三大队、各大队辖三支队、各支队
辖三中队、各中队辖三区队，区队下设分队。每个分队 17 人，不足人员到
任务执行地征召。分队配轻机枪一挺，各成员步枪手枪各一支，自成一个
行动单位。
别动队的服装也效仿党卫队，一律灰色军装、灰布绑腿、白衬衫、黑
鞋、黑袜，腰扎横皮带。此外，各中队的第一区队“规定为便衣区队，持
有特务证”（陈少校，
《黑网录》），以方便秘密活动。组织上采用“军装掩
护便衣，便衣领导军装”的原则，从而形成三层结构，即总队---便衣---普
通队员。
大约 1，200 名便衣就地成为特务。最后，康泽对别动队颁布了极其严
格、具有蓝衣社和党卫队双重风格的纪律：别动队成员不许辞职，每个人
都要做到“生的进来、死的出去”；任何私事都要向上报告，得到批准后方
可进行；在江西工作期间不许结婚，不许离开营房，每晚组长都必须组织
查铺；等等。违背这些纪律中的任何一条，康泽都有直接处以死刑的权力。
思想控制则更为严格。康泽规定：除《领袖言行》、《力行哲学》
、《我
的奋斗》等书外，禁绝成员阅读任何别的书籍。
至于成员腐败，康泽更宣布“即使进民宅只取一只鸡、吃一顿饭而不
付钱，指导组也可处死”。为杜绝腐败，他首先以身作则。许多原别动队成
员几十年后都谈到，在江西的一年多时间里，康泽一直“着士兵服装，穿
草鞋”，腰上别着一支匣子枪，这结合他的丑陋长相，一段时间里，许多不
认识他的人都以为他只是一个伙夫。
这就是早期别动队的组织状况。1933 年 10 月初，编组完成后，这群
大部分装扮奇异、兵不兵民不民的人，这个带着枪管理着一半江西的“马
上政府”，就开赴到以抚州为中心的前线和最近的收复区去了。它的总队部
驻扎抚州，各大队沿南城、南丰、崇仁、宜黄、永丰等地散开。最后，各
支队、中队及区、分队，布置满了各要线、要点。
蓝衣社的“别动队时代”开幕了。
别动队首先开始的，是对前线周边 10 余县原和平居民的编保编甲工
作。编保编甲从社会调查、户籍调查开始。
便衣先进乡摸底，对乡村的人口、结构、谁家有人“通敌”、谁家田地
被充公或者瓜分等情况进行调查。这非常类似于后来土改时期工作队的“划
分成分”准备。
然后，就是一个区队或者一个分队的“下乡”。这一带的精壮已经很少
了，共产党的征兵运动在过去两年内声势非常浩大。这样，他们的小股武
装也几乎没有受到反抗。一个支队接管一个甚至两三个县，中队接管集镇，
区队、分队则深入到村庄。小半个江西在一夜之间被他们接管了。
接管地方后，他们在祠堂或原来的苏维埃公所，设立了无数的“临时
衙门”。大堆大堆陈旧的户籍资料被翻检出来，以方便清查户口、划分保甲。
在他们进村进户之前，原来和苏区有联系、或者有子弟在红色部队的
人家几乎跑了个精光。此时，盖有康泽私章的勒令以布告方式，出现在村
村镇镇：及时回村“报到”并登记户口者，视为“及时自新”，别动队不咎
既往。违者“一经察觉，罪及全家”。
这个一手软、一手硬的野蛮政策非常见效。方舟，这个一度负责瑞金
编保组甲的康泽嫡系，后来曾谈到，连朱毛经营日久的红都瑞金，都有一
千几百名“赤色群众”到县政府办理“自新”。
逃亡地主、富农一批批地回来了，他们迅速成为了别动队在当地的民
间基础。保长、联保主任的人选，就在这些人中指定产生。而临时衙门、
保甲长产生后，“标准战略村”、保甲制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和惊人的恐怖被
推行着。
苏区周围的几十里方圆都被辟为环状的“无人区”。康泽目光冷峻，指
挥着别动队员和临时征集的士兵，将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村民驱赶出他们
的乡井、田土，这是这些村民们在乱世赖以生存的唯一依靠。他毫不留情，
而且安置工作非常草率。
标准“战略村”把数以百万计的原住民，都象牲口那样圈禁起来了。
在村民被驱赶进战略村后，非常严厉的“保甲制”就开始了。
这个“保甲制”是现代史上最耸人听闻的制度之一。它规定，任何一
家人要证明自己的“良民”身份，需找到四家作保，保证不“通敌”、不收
留一切嫌疑分子、不供给物质给苏区。五家连保连坐。
“如有敌情”不举报
者，枪毙灭门。一家犯事，该家毁家灭户之外，其余四家也“杀无赦”！
“五户连保”以及“一家出事、其余抵罪”的政令，在熟悉当地的保
甲长支持下，异常顺利地取得威慑效果。方舟《回忆别动队始末》一文写
到：不管是他作为中队长进驻瑞金后，还是在战争结束前的其它地方，因
为对“已‘自新’的农民，联保主任都暗中监视”，这个严密阴森的民间特
务网使地方整肃，“几乎没有人通敌，没有一粒米流进苏区”。
一个多月时间，别动队就控制了近 20 个县的数百万居民。“战略村”、
编保编甲完成后，在别动队员、保甲长带头下，数以十万计的居民被发动
起来。他们手执“刀片、长矛、锄头”等原始武器，走上大小路口，布置
了数以万计的“民众盘查哨”，以盘问、检查过往路人。
“禁运”、封锁交通等措施，就是在强大的民间管制以及“发动群众”
的基础上，形成了对瑞金的钳制。
物质禁运圈沿闽西、赣东、赣北等临近苏区的地界为第一圈，后方各
省依次铺开。各绥靖专署部队、民团，都在别动队的特权下被要求配合禁
运。许多远离苏区的地方也设置关隘，进行由外到内的严密盘查。盘查的
重点是食盐、药品、布匹、煤油等紧缺物质，但日用品、烟草等五花八门
的物品，也都列入了禁运名单。
此外，为“釜底抽薪”、搞垮苏区经济，苏区较为富足的产品，如纸张、
木材、钨砂、樟脑、山货等，更严禁流出，并严禁“奸商”购买。康泽谈
到，过去“屡次禁运不力”，是由于对苏区的“走私暴利”。而稽查部队的
腐败、受贿，更是禁稽无力的根本。因此首先要对“奸商”开刀。
对“奸商”的这一刀，惩治极其残酷。各盘查队伍一旦发现苏区交通
员、二道贩子、走私的马帮驮队，不论有无“私通敌区”嫌疑，一律就地
枪毙。其次，对稽查部队则一手软一手硬：凡勾结私运者一律枪毙；凡查
获物质或举报受贿者，一律予以重赏。重赏是奖励给有功人员“全部抄没”，
并连升“两级薪饷”。
稽查部队无不战战兢兢，格外卖力。后来，蒋介石以“滴水不漏”来
评价别动队的这个工作。
物质极为匮乏的苏区，立即感觉到这个扼制的威胁。史料记载：在从
境外流入物质变得非常困难以后，为反封锁，苏区的一些高级干部开始亲
自领导物质工作。“……在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红军工作部长李
克农、执行部长李一氓两位部长的倡导下，成立了联合消费合作社，总社
设在瑞金。中央苏区一些县的保卫局在总社的推动下，也相继成立了消费
合作社。”
这些小型的“合作社”继续组织着越来越困难的私运，并集中食盐等
物质限量供应。但当组织私运的人一个个被捕获、枪杀后，物质的匮乏乃
至没有尽头的饥饿，仍然象魔鬼一样冷冰冰地使苏区一片绝望。当时身患
“打摆子”症，被病痛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毛泽东，接到何长工送来的特效
药奎宁后，据说“流下了眼泪”。因为仅仅为这一小批药品，就死了一个交
通员。
傅连璋医生回忆：毛泽东由此记住了比他小 10 岁的“康泽”的名字。
几年后，他对埃德加-斯诺谈到了瑞金的毁灭：“……封锁……尤其是极端
缺盐。……整个地区人口锐减，有时是被强行大批迁徙，有时更干脆地被
集体屠杀”（斯诺，《红星照耀中国》）。
20 多年后，他进一步指出，毁灭瑞金的两个主凶，一是蒋介石，再是
康泽。
在数以万计的保甲长的协助下，几万民工被发动起来。一条一条的简
易公路被修建、连接，不断地通往苏区、通往瑞金。
在公路逐渐形成环状包围时，依照德国顾问建议而构筑的“堡垒”接
连出现了。无数的钢筋、水泥、砖瓦、土灰、工兵、民夫延绵数百里，被
调集往前线。四个月之内，江西共修筑了 2，900 余个钢筋水泥堡垒。
《剑桥中国史》记载了这次工作：
“……至少有 2 万人被征来修建 700 英里的公路，目的是提高部队的
机动性。……他们的推进路线排满了碉堡。……碉堡构成了支援网……这
时民团被派驻守这些碉堡，而正规军则转入进攻状态。”
埃德加·斯诺形象地说，它是“一种长城……它逐渐地向里伸”。
1934 年初，事实上，瑞金已在望。
瑞金在望前后，康泽已接管了江西六十余县中的大约一半。别动队已
迅速扩充到五个大队、一万余人。另外，在蒋介石的指令下，江西地方部
队的两个师也划归康泽指挥。
“新江西模式”开始了。
“新江西模式”是一个富有历史意味的社会实验。第一个举措是组织
“壮丁队”和“铲共义勇队”。这个举措有双重目的：争取青年；断绝苏区
兵源。前者比后者更重要。为此，别动队对江西的百万青壮年实行全面、
严格的管制。
刘操是原红四军交通科长、谍报科长，在一次执行外出任务时叛逃到
南昌，后来到别动队驻江西泰和的第四大队部任职。他的一份回忆材料写
到，当时江西农村“凡年满 18 岁、不足 45 岁之壮丁”，一律编入壮丁队。
壮丁起居、外出，受到全面监视，
“每天早晨出操，人人必到……并绝对禁
止壮丁离家远出”。
事实上，这是江西有史以来最大的民兵组织。至少有五十万人被编入
壮丁队。它的“积极分子”则组成“铲共义勇队”。“铲共义勇队”的人数
也达几万人。
这个举动和朱毛的“赤卫队”异常相似，不同的是它更全面、更强硬。
方舟回忆：许多民间的古老警报方式都被利用了起来，
“……遇有红军游击
队突然袭击时，规定以鸣锣放炮作信号，并发放烟火警报，附近部队、壮
丁队、铲共义勇队都得援驰。”
当岗哨、民兵、壮丁组织都纳入别动队的管制后，
“新江西”的面貌展
现了。
“皖豫重团警，江西重教化”是蒋介石制定的方针。教育、反腐败这
两个“百年大计”，正是“新江西”模式的关键。
各村的男女夜校和“民众查哨站”、壮丁队、
“铲共义勇队”，一起出现
在每一个村庄。他们强制要求所有的成年男女都进民众夜校，每个人需要
“认识 500 个以上汉字”。完成扫盲后，则被要求熟记、背诵《剿匪手本》。
至少上千名的别动队员都担任过夜校教员。成人夜校之外，“新江西”
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基础教育。别动队在江西兴建了大约 2，700 所学校，
几乎每两三个村庄就有一个小学。这些学校以“中山小学”、“中正小学”
等命名，一年多以后入学学童即达二、三十万人。结合民众夜校，两三年
后，江西一举成为全国基础教育最成功的省份。
土墙上的标语、各种朗朗的口号声，也迅疾有力地跟了进来。一时之
间，江西的土墙柴门上到处粉刷着“攘外安内”、“剿匪救民”
“消灭共产
党”、“严密保甲组织”等标语。每个清晨和傍晚，那些拿惯锄头的青壮，
也被要求集中在村口朗诵这些口号。
这种潜移默化的“教化”，效果几乎和“打土豪、分田地”一样出色。
邓文仪谈到，别动队针对苏区的宣传，专门设计了一套口号。苏区提出“打
土豪、分田地”，别动队提出“剿灭打家劫舍的赤匪”；苏区提出“士兵不
打士兵，穷人不打穷人”，别动队则提出“士兵不打士兵，只打土匪；穷人
不打穷人，只杀朱毛”……
和夜校、小学同时出现的，是一个个医疗站。从上海调集来的大批药
品，大部分免费分发给头疼脑热的村民。据估计，江西期间，别动队大约
设立了 2，000 个医疗站，受惠居民达 100 万人以上。
别动队反腐败的成就，是民国无可比拟的。比起邓文仪的武汉“清流
风暴”，15 年后蒋经国的“打老虎”，它声势更浩大。它并且把反腐重点直
接指向官员的贪污、索贿、受贿。举报箱悬挂在村村镇镇，使别动队成功
地发动起江西的千万民众，短短一年多时间，它共查处了 1，200 件“腐败
大案”和无数小案，几乎根绝了半个江西的基层腐败。
在这一系列使社会“军事化”、“党化”的措施下，整个江西社会变成
了一个大兵营。这种手笔、气势只是在 30 多年以后才重演了一次。不仅如
此，他们还挨家挨户地访苦问贫，提供贷款、种子，引进农药，赈济灾害……
在前线枪声不绝的时刻，江西半省出现了农业复兴的势头。
到 1934 年年底，正是朱毛部队开始史诗般的长征的时候，在江西的大
部分地区，春耕、买牛、集市、田地交易等又日渐出现。耕牛和田地交易
是村社繁荣的象征，别动队很少征收杂捐、摊派，使民间比过去还富裕了
些。
江西的共产主义思潮被根本地根绝了，几年后，宋美龄在《西安事变
半月记》里，以“江西地方迅速复兴”的字样，来概括别动队的成就。
在江西，别动队也因此达到了它组织的顶峰。半年时间，别动队从三
个大队扩充为七个大队，拥有便衣特务人员 7 千余人，普通成员 1 万 7 千
人，控制正规军 3 万余人，管辖着江西 500 万左右的居民。
但，这并不是“新江西”的全部。
埃德加·斯诺曾引用“国民党自己”承认的数字说：
“在对江西苏区发
动的战争中，大约有 100 万人死于饥荒和战火。”他还引用了周恩来的话说：
“红军伤亡超过 6 万人。”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死者，是和战争无关的平
民。
一些考察战后江西社会的记者和学者，他们婉转、隐约的文字背后，
描述的则是在大约 3 年时间里，别动队累累毫无人道、血迹斑斑的恶行。
在无人区、收复区和“标准战略村”，在每一个村寨乡镇，别动队成为东南
部江西事实上的“军政府”，而且是江西有史以来最卑劣凶狠的政府。对原
苏区，他们所到之处，石头过刀，万户萧条，一个人口不过二、三十万的
小县往往就被屠戮精壮数万人。闽西的连城、江西的兴国等县，短短几年
就变成了没有男人的县份，至于寡妇村、寡妇镇更比比皆是。
《北华捷报》的一名记者言辞晦涩地称：……“恶棍们”对于别动队
甚为恐惧。
宋美龄的说法则要放肆、大胆得多。在一次旨在嘉许别动队的谈话里，
她说：别动队在江西已经“结束了对人民的军事镇压”，而在河南，“应采
取相同的办法”。
最鲜明地折射着别动队本质的，不是江西，而是在大别山。1933 年年
底，因为大别山“匪患”的“死灰复燃”
“别动队一部”约 2，400 人开到
了这里。它不仅象宋美龄所希望的“采取相同的办法”；而且，在蒋伏生，
这个贺衷寒的中学同窗、蓝衣社魁首配合下，恐怖统治的漫漫长夜开始笼
罩在这个自古贫瘠的土地上。它的凶残、彻底、干净利索，足以使历史上
的任何一个征服者都自愧不如。
“匪共为保存田地，始终不悟，应作如下处置：一，匪区壮丁一律处
决；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三，匪粮食分给剿共义勇队，搬出匪区之外，
难运者一律烧毁。需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否则剿灭难期，徒劳布置。”
这是集体屠杀大别山近百万青壮，并使剩下的老幼妇孺无家可归，成
为难民和饥民、最后象野狗一样死去的一个计划。它的下达者，是那个以
基督徒或至少是儒教徒自居的，在南京也颇象个慈善长者的人。它的执行
者，则是那些以正直的军人自居、强调廉洁和献身、立志“复兴国家”的
蓝衣社成员。
金家寨县城，第一个月就“枪杀与活埋了三千五百多人”。县城之外，
“在古碑冲处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园各镇处决的
赤匪、赤匪家属，以及赤匪伤病员至少三千人；上楼房镇一次杀了一千二
百多人；胭脂河坪了杀了一百多人……”
这是编录进邓文仪主编的《剿匪战史》的记录。是蓝衣社、别动队无
可抵赖的法西斯罪行。区区 9 万人口的金家寨，仅仅一个月时间就被别动
队及蒋伏生的 83 师杀了上万人。此外还有上万人被关进了“临时集中营”。
集中营由别动队员、
“三枪会”和地主还乡团把守着。一个外国传教士
在偷偷访问了集中营后，悲愤地写到：
“那似乎是一个原始地带的沼泽，被
关押在那里的人，象苍蝇一样成片成片地死去。……接连几天我都在做噩
梦，每当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那些后悔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可怜的
人。……”
苟延残喘到次年的囚徒，不足千人。但事情还没有完。即使是到蒋介
石下令释放这些人的时候，83 师官兵还对这些人的家属大肆勒索。一摞银
圆、一枚累世传家的戒指，乃至几只生蛋的老母鸡，都能换回一个人去。
以廉洁自居的蓝衣社，短短几个月就沦落到了发战争财、绑票勒索的
地步。但这还不够，没有几天，别动队就无师自通地、为任何一个略有良
知的人所不齿地，发明了军队贩卖人口的勾当。
那个外国传教士亲眼目睹到，沙河流域的金坪树镇一带，
“两三千的妇
女用绳索串成几里长的一排，执枪的士兵象驱赶牲口一样，把这些可怜的
女人一个个明码标价。她们被卖到了外地。这种悲惨的景象使我想起贩奴
运动早期的美洲，而我原本以为这个景象不会再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出
现”。
贩卖这些妇女的所得现款，“一律充当军饷”。但不久后，因为数以万
计的民团无法发放薪饷，别动队又自告奋勇地开始了卖孩子的勾当。几千
名 14 岁以下的儿童，就这样成了武汉、合肥的许多工厂的包身工，乃至士
绅家庭的奴婢和妓院的雏妓。
镇里四处可见还在冒烟的房屋，尸臭从此长年累月地弥漫在大别山的
空气里。而一面面土墙上，还虚应故事地刷着“剿匪济民”的口号。
《皖西革命史》简单地概括：
“昔日墟舍连绵的金家寨，在短短几天内
就成为了一个人间的活地狱。”
不仅别动队、蒋伏生、金家寨，而且整个的蓝衣社和大别山。
“湖北有
四个县，安徽有五个县，河南有三个县几乎全成为废墟。”这是一半的大别
山苏区。杀戮最惨重的是天台山和老君山一线。那里原本有 6 万人口，但
到 1934 年年底，“整个地区只有不到 300 个老人和几个病弱的小孩”。
这当中，有青壮的逃亡，也有妇女儿童的被贩卖，但大多数人还是被
杀掉了。在蓝衣社的恐怖统治下，一年时间，
“苏区人口减少了 60 万！”斯
诺惊叹着。可惜在他游历陕北、以及写作《红星照耀中国》时，臭名昭著
的“南京大屠杀”尚未发生，否则他可以比较一下日本匪徒和蓝衣社匪帮
的武功。
全家被杀了 66 口人的徐海东对此则说道：“蒋介石曾下令一旦占领我
的家乡，姓徐的一个也不能留。……在句容集镇，有一条街上，以前有许
多苏维埃合作社，人们安居乐业。如今一切已化为乌有，只有几个老年人
苟延残喘。他们领我们走到镇外的一条山沟，只见十七具半裸的年轻妇女
尸体在光天化日之下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她们都是遭强奸后被杀害
的。……我们都哭了。……我们无法置信中国人会对中国人犯下如此的罪
行”。
“南京大屠杀”杀了 30 万人，以蓝衣社匪徒为主力的南京部队却杀了
60 万人；“南京大屠杀”持续的时间是 6 个星期，蓝衣社匪徒的屠杀却整
整延续了一年。一直到 1934 年年底，灭绝村镇、焚烧房屋、贩卖人口的勾
当还在进行着，
“我记得……在几个大工业中心，有成百上千这样的人到达
那里，通过中间人从国民党军官那里购买男孩和妇女的大量交易进行着，
一时成为非常有利可图的买卖”（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而且，如果不
是因为美国传教士的压力，如果不是这些勾当使军队纪律已经败坏到无以
复加的地步，蒋介石是不会下令停止屠杀的。
但，也因此，抵抗运动不久后就更加猛烈地开始了。徐海东和他的游
击在大别山的数千残兵，不久后又发展到数万之众，并且因为目睹了这么
多屠杀，徐海东说，“最后一次围剿的 12 个月里，二十五军没有一个人开
小差”。
1963 年，已满 60 岁的康泽，结束了他 15 年的牢狱生涯。在最早的判
决书里，他庞大的、一度权势熏天的别动队，虽然曾“直接或间接屠杀了
近百万革命群众”，但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他终于在秦城监狱的第四次
“战犯特赦大会”上，当场脱下囚服，换上了一身整洁的列宁装。
就是这一刻，一个记者拍摄下他一生中的最后一张相片。
结束牢狱生活后，康泽居住在北海一带的一个普通大杂院里。因为毛
泽东曾说过，
“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头，就要给饭吃，对一切反
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予生活出路”，这样，他被分配到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担
任文史专员。
他开始依靠一份微薄的收入过日子。他深居简出，几乎没有人来探望
他。但，一生就这样过去了么？在深夜的梦魇里，他不时地被惊醒。
他是那样的孤独，院子里的那些居民、共青团员、少先队员，唱着《社
会主义好》，同时把他视为一个古旧时代的残渣余孽。他们疏远、戒备着他，
他从来就不能和邻居有略多的往来。……除了《参加复兴社始末》、《三民
主义青年团的缘起》等手稿之外，他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回忆，是过时的大人物的娱乐。于是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写着回忆文章，
毕竟，这也是他的工作、他的饭碗。……
然后，这一天，在秋风萧瑟的北京，他的那两间平房，终于有了自己
的第一个客人。对这个客人，他曾经满心眼地不放在眼里过，但毕竟沧海
桑田，一个“故人”是多么的难得，毕竟这也是他孤独生活的调剂。
他去买了一瓶北京产的红星牌二锅头，几两猪头肉和一些花生米，热
情地招待着这个客人。一张涂有白漆的旧桌子，一张摊开的《人民日报》
以及两个酒杯，就是他们的餐桌。
三杯酒下肚后，客人说明了来意。他掏出了自己的一份手稿。手稿的
标题是《复兴社述略》，请他过目。
看到“复兴社”、“蓝衣社”、“别动队”
、“新生活运动”等已被新时代
湮没的名词时，康泽的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
当夜，就是他时刻挂念的儿子，带着妻子的眼泪和问候，即将通过秘
密渠道、绕道香港来北京看望他的前夕，他们酩酊大醉。
这可能也是康泽一生中最后的一次喝酒。陪他喝酒的这个客人是肖作
霖。前国民党陆军少将，蓝衣社控制下的“中国文化学会”书记，和程潜
一同在长沙和平起义的湖南人。最后，他还是席卷民国的“新生活运动”
的最早提出者。
第十二章 文化学会
1934 年 1 月 14 日的清晨，阳光刚刚洒满长江入海口，27 岁的肖作霖
沿着和半年前的康泽相反的道路，经九江抵达南京。刚刚上岸，他瘦削的
身体一转，就消失在明瓦廊的灰色院子里了。
与一年前不同，这一次，肖作霖所目睹到的是一个日渐冷清的明瓦廊。
至于他听说过的 1932 年沸腾、清新的日子，更似乎是很遥远的往事，一些
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传说。
院子里的台阶经历两年的雨水，渐渐有了一些青苔的痕迹。此时，
“四
大金刚”中的三个人都长期驻留江西，他们带走了大批人员。尚不显山露
水的戴笠，则“自二十二年起即很少参加干事会”
（邓元忠，
《肖赞育访问》），
身影更绝迹于明瓦廊。另外，
“大太保”如腾杰、刘健群、郑介民、胡宗南、
桂永清等，也分散于柏林、华北等地。
于是，
“留守”明瓦廊的主要首脑，就是那个以不安分、野心勃勃、制
造事端、甚至无事生非著称的人，刚刚考察纳粹德国回到南京的任觉五。
这一天，任觉五接待了肖作霖。
任觉五对戈培尔的宣传狂飙还深有印象。这一天，他一边挠着自己粗
硬的短发，表现出南京地头蛇的傲慢；另一边，仔细听取了肖作霖在淞沪
推进“文化学会”的设想。
作为一名文人、政治军官，此时肖作霖年轻的脸上，多少还有一些儒
雅之气。但这只是外表。他那曾国藩式的三角眼，掩盖不住的是勃勃野心
和这个人的“湖南性格”。
与贺衷寒一样，十几岁时，肖作霖曾是一个对大时代、大革命充满幻
想的人。但国共分裂后的血腥、动荡，彻底地改变了他的道路。在他穿着
列宁装，以一个和平居民的身份作为北京“文革”风潮里的尴尬人物时，
他写过这个改变：
“我自从大革命失败以后，即意志消沉。但是因为反动的阶级本能驱
使，后来又终于投入了反共反人民的阵营。……”
与其说这是什么“阶级本能”，不如说，他很轻易就完成了从一个热血
青年到一个政客的转变。20 岁出头时，他先后担任过参谋、秘书、学员等
卑微的军职，并以聪明、下作、投机的天性，在古老、秩序、陈旧的遗留
与近代、动荡、清新的崛起，这样的时代夹缝中度过了几年。但幸运总是
与他无缘，一次一次的提拔机会都擦身而过。直到加入蓝衣社时，他还只
是一名小小的尉官。
湖南人在早期蓝衣社的当权，为他提供了向上的台阶。他先是投靠贺
衷寒，继而，邓文仪的出任宣传处长也使他有了新的机会。几个月下来，
这两个“大哥”都被他的勤快、巴结以及无处不在的机灵劲儿给征服了，
把他当作“得用”之人。
但他不是“小人”也不是“幸臣”。这是一个颇有眼光的聪明人。他最
早的形象是“管家”式的小人物，却时刻向往自己能成为大幕僚大谋士。
在 5、6 年的积蓄与忍耐后，1933 年 10 月，他抛出了一个“全面的新的文
化运动”计划书，并呈递给宣传处长、有志当戈培尔的邓文仪。
他要以这份计划博得自己的出人头地。对一个生长于大时代的青年来
说，有野心，向往权力是正常不过的事情。乱世毁灭了规则，也为许许多
多有才华、有抱负的青年提供了横空出世的机会，使人不必在令人窒息的
官僚系统中，去唯唯诺诺、步步熬升。一份“上书”，一个计划，都可能使
一个毛头小伙平步青云。腾杰、刘健群、乃至别动队那个次要人物杨周熙，
都是前例。
肖作霖是蓝衣社这个序列中的第四个人，也是最年轻的一个。在最早
的计划书，肖作霖并没有提出什么重大内容，他只是谈到，蓝衣社原先的
那些口号，
“攮外安内”也罢，
“士兵不打士兵，只打土匪；穷人不打穷人，
只杀朱毛”也罢，对流民、士兵、文盲等下层百姓，可能会起一些作用，
但效果只在战争时期突出，是一时的；此外，蓝衣社的各种理论、纲领“对
于黄埔学生以及一般地主阶级、中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也
起了一些蛊惑作用。但对于资产阶级上层知识分子如一些大学教授和博士
硕士者流，这一套理论可就没有什么说服力了……”
于是，他建议宣传处组建一个叫“中国文化学会”的外围组织。
争取知识分子的支持，当时已成为蓝衣社、南京政权的重大任务之一。
在这个背景下，这份计划立即被邓文仪批转给了几个幕僚、
“师爷”进行讨
论。
张彝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1933 年回国觅职。当年，
他面见蒋介石并受到赏识，逐任职于邓文仪的“调查课”，担任海外情报组
组长。他与邓文仪的秘书吴寿彭一样，在蓝衣社内地位较低，只是复兴社
成员。但他们却是蓝衣社所吸收的最早一批学者专家，因此相当见重于蒋
介石、邓文仪。
讨论计划时，这两人对肖作霖提出：
“……应该从范畴更大的，整个民族文化的前途着眼，提出我们反对
什么要求什么，这才能建立起一个巨大文化思潮……”（肖作霖，《复兴社
述略》）。
一翻讨论后，三人报请邓文仪：由旧学功底深厚的吴寿彭起草《中国
文化学会之缘起》文件，公告学界。并筹备中国文化学会，由邓文仪担任
理事长。
1933 年 12 月 24 日，中国文化学会在南昌成立。它是蓝衣社宣传处的
“掩护和利用机关”，其会址，按肖作霖的回忆在“戴家巷 14 号”，按邓文
仪回忆，则是在“中山路 149 号”。它首先接收了原由邓文仪主持的、在几
个大城市都设有分号的拔提书店。
同日，肖作霖被任命为学会书记，成为该学会在邓文仪之下的第二号
人物。旋即他被增补为蓝衣社中央干事。
一步登天，肖作霖兴奋不已。他趁热打铁，开始和张彝鼎、吴寿彭两
人设计一个“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计划。计划完成并递交给邓文仪后，
他受命前往南京，代表“文化学会”去接收康泽的传媒网络，并筹建文化
学会的淞沪机构。
在明瓦廊，肖作霖的话题渐渐深入。面对任觉五，他一直表现出一种
学弟、晚辈、下级、新进贵族的谦卑，声口都是“觉五兄”。这个姿态无疑
很合适。以大胆、好出风头为个性的任觉五得到了相当满足。当天，在接
风酒宴上，他满口亲热的粗话，不时拍打着肖作霖的肩膀。他以一种故作
的宽宏大量，丝毫没有计较肖作霖的年轻、浅资历，以及近期的过于顺当，
一口答应“尽全力襄助”。
次日也就是 1 月 15 日，文化学会南京分会开始筹备，仅仅两周后的 1
月 28 日，分会就成立了。“地头蛇”任觉五任该分会书记。原革青会在南
京的六个文人担任理事。
南京分会成立时“即有 150 余人报名参加”。随后，这个数字象滚雪球
一般地扩大。在任觉五的串联下，
《中国日报》总经理顾希平加入了文化学
会。这份南京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为肖作霖提供了巨大的宣传空间。它
以粗大的黑体字，连续刊载文化学会的各种广告。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
它的两句口号：
“劳动、创造，武力！”
“太阳、空气、水！”
一时之间，文化学会在南京几乎家喻户晓。而南京分会刚刚组建，任
觉五又给了肖作霖第二个礼物。那就是把这个六期出身、还毫不起眼的人
物，引见给一个与他“焦不离孟”、交情深厚的朋友，被称为蓝衣社“学运
专家”的叶维。
在励志社成立大会之前，叶维就被派遣到了上海。不过一年时间，在
这个生活着鲁迅、蔡元培等人的伟大城市，叶维和他的革青会组织，以及
渐渐庞大的传媒系统，就主导了上海几百万下层民众的视野。中国延续了
20 年的自由主义思潮，就是在叶维的工作以及戴笠对杨铨的枪声后，大半
终结的。
但还不够。还要有一个肖作霖，去彻底埋葬自由主义的一点残余。这
一天，任觉五的引见使肖作霖这个昙花一现的人物，能够把他极端幼稚、
极其无力的思想，沸沸扬扬地带到了上海。
1932 年 2 月，叶维被派遣到上海，担任力行社上海代表。他领受的任
务是控制学运。但口无遮拦、好出风头的个性，使他在任职之初就捅出了
一个大漏子。
到上海一两个月以后，叶维毫无进展。但他对八宝街的迅速发展成员
极其眼热。于是，他也找到一群“失业”的黄埔同学，意欲把他们发展进
蓝衣社。但他忽略了背景调查工作。这些人中相当一部分是效忠于李济深、
陈铭枢集团的，其中几个甚至已是秘密筹建的“农工民主党”党员。在获
悉八宝街的活动后，农工民主党的筹建机关“力社”立即在机关报《力报》
上，发表了《十三太保闹中华》的报道。
腾杰回忆，《十三太保闹中华》的许多事例，纯属“捕风捉影”，是一
种政治上的诋毁手段。但在上海，蒋介石要建立军事独裁统治、主要干部
为蓝衣社“十三太保”的说法，一时不翼而飞，舆论哗然。
“十三太保”就
因此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蒋介石极为恼怒，勒令叶维限期解决。但此时的叶维却表现得极为盲
目、幼稚、手足无措。一直到次月戴笠出任特务处长后，他专程来到上海，
以市井流氓的威胁恐吓、无极不用的手段，才最终平息了此事。
邓文仪认为，戴笠后来的被赏识、重用，与此有“很大关系”。
这个事件对叶维的前途形成了很大的威胁。蒋介石不久后甚至在日记
里写下了“学生如此幼稚，不知道何时才能成材”的字样。
但当年 7 月，被蓝衣社视为“极有才干”也“极有野心”的李济深，
他所策动的行刺蒋介石案，却坚定了蒋介石继续任用叶维的决心。在武汉，
叶维曾倾心交谈、试图发展的那几名黄埔学生，受李济深派遣潜入行营，
朝蒋介石连发几枪。是叶维的西南大同乡、当时负责警卫工作的邱开基拼
死救助，蒋介石才大难不死。
行刺事件激发了蒋介石的逆反心理。对他来说，
“幼稚”是次要的，忠
诚才是第一位。而叶维也没有让他失望。此后的半年，他一点一点激发出
自己丰富的学运经验，为蒋介石、蓝衣社最终征服了大上海。
上海的大小学堂当时有“学店”之称。一个学校的设立，无须资金、
教授、固定校舍，只需向当局申请执照即可。这样，上海在拥有当时全国
著名高校的 1/5 之外，也出现了数以百计的野鸡学校。一个个懵懂的学生，
在这些学校见识了高跟鞋、唇膏、电影《摩登时代》，反过来不屑于自己开
杂货铺子的家庭，一力要挤身进上海的中产社会。
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一种铺天盖地、庸俗而浮躁的气息，席卷了 30
年代的海上故里。另一方面，30 年代以来，上海文艺极大地繁荣。拥有全
国性影响的作家从 20 年代的鲁迅一人，变成了由鲁迅、茅盾、巴金、张天
翼、徐志摩、郁达夫等组成的一整个作家群。一群满洲的流亡作家，如萧
军夫妇、端木良蕻等也来到上海。
从 20 年前的“新文化运动”算起，中国学界的主题，已经从“主义”
的论争转向了审美与感受。历史学术让位于文艺。对过去的深刻厌倦，对
民族未来的绝望感，使文艺家们不再醉心于“乌托邦”的社会理想。他们
用大笔描述的，是一个异常压抑的时世和往事。铺天盖地行进在文字、章
节里的，是个人的愤懑。
这也深刻地影响了上海的青年。个人主义成为上海的一时风尚。将这
样一个城市的近十万学生纳入一个政治运动，又何其难？在近两个月的时
间里，叶维仅仅发展了两个人。
第一个是中国公学教授白瑜。他是叶维在东南大学短暂求学时的同窗。
1925 年后，叶维、任觉五走向了黄埔，白瑜却从学生变成一个学者。他虽
然也一度在黄埔任教，但赞同的却是共产主义。
1932 年初白瑜之父被共产党枪杀的事件，一方面使这个年轻的教授
“意志非常消沉”，另一方面，也使他脱离了共产党组织。得知这个情况后，
叶维“特执贺衷寒一函求见”，声称蓝衣社正“找新人加入、让旧人回头”。
白瑜因此成为上海革青会的成员。在他之后加入革青会的，则是中国
公学的另一教授孙伯骞。
孙伯骞是周恩来在南开时期的同学，后来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政
治学硕士学位。他素有政治野心，曾参加过汪精卫的改组派。因不被重视，
旋即退出。
《力报》刊登《十三太保闹中华》的消息后，孙伯骞极其关注，他主
动向熟悉黄埔情况的白瑜“打听组织情形，并表示愿意加入”。白瑜因森严
的保密律条，“佯作不知”。但立即向叶维“提出报告”（邓元忠，
《白瑜访
问》）。
叶维也立即发展孙伯骞入会。1932 年 5 月初，这三个人组成了上海革
青会小组。
上海革青会的第一个重要活动，是创办《民众喉舌周刊》。这是一个政
治刊物，但熟悉上海学界的白瑜，恰到好处地“采取流行题材以广招徕”。
在“人物短评”、“大学教育”等专栏里，隐蔽地包裹着蓝衣社的各种政策
和思想。
白瑜谈到，当时，一般政论刊物都以骂人、
“幕后”新闻、无聊小品为
内容，《民众喉舌》虽然“效仿之”，但它文笔犀利、内容清新，故“每期
发行三千份，一出售即被抢购一空”。
5 月中下旬，《民众喉舌》发行 3 期后，白瑜、孙伯骞招徕了几名中国
公学年轻、热情的学生，兼职为《民众喉舌》处理编辑、通联等事务。不
久后，这些学生也被吸收进革青会。革青会上海分会出现了。
但，对上海革青会的发展最有意义的事件，是这一年夏秋，四个后来
名重一时的宣传专家的入会。
这四个“宣传专家”，分别是《大晚报》副刊“火炬”的编辑崔万秋，
贺衷寒的中学同学兼同乡刘炳黎，以及刘炳黎的朋友陈秋云、张云伏。
崔万秋是一个激进而热情的文人，他的客厅一直源源不断地容纳着从
各地来上海寻求机会的“文艺的冒险家”。他慷慨地为这些或落魄、或狂放、
或拘谨、或激进的青年，提供着食物、房租和零花钱，并引领他们进入上
海的文艺圈。后来叫作“江青”的蓝苹，就是从他的客厅进入演艺界的。
崔万秋把十余位文艺青年引进了蓝衣社。同时，他在上海名重一时的
“火炬”副刊，也成为叶维的宣传阵地之一。无数投稿的青年，阅读“火
炬”的学生，就是从这里把自己幼嫩单薄的躯体，投进蓝衣社的阴沉组织
到 9 月份前后，上海革青会已发展了近 200 名成员。此时，刘炳黎的
入社，伏笔着蓝衣社后来在上海喧嚣一时的“青年运动”。
刘炳黎，35 岁，湖南岳阳人，贺衷寒的主要文友。与白瑜一样，他是
一名教授，就职于暨南大学。又与孙伯骞一样，他是一个激进而有政治野
心的文人。经贺衷寒介绍入社后，他申请创办《前途》杂志。
《前途》一直到贺衷寒出任书记的 1933 年 1 月才得以创刊。它的社址
在临近全国出版中心的五马路棋盘街宝善里 5 号，刘炳黎任社长。此后 5
年，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二流文人，以民国罕见的手笔，经营着这份蓝衣
社未来的机关刊物。
《前途》创办前，刘炳黎就在上海主要报纸《申报》上整整做了一个
星期的广告，声称这是一个严谨的、以研究国家前途为主题的杂志。当时，
叶维、白瑜等人都担心在浮躁、休闲的上海，这样广告会导致该刊读者寥
寥。但刘炳黎却断言，这将会是上海出版史上最成功的一个月刊。
果然，创刊当日，几乎是《前途》刚刚上市几个小时后，散布在各个
街道的书局和零售点，就把一个接一个的电话打进了宝善里 5 号，要求继
续供书。而刘炳黎的电话，也一个接一个地打到印刷所，要求立即供货。
第一版印刷了约 3 千份，两个小时就销售一空；当日第二次印刷 3 千
份，到入夜时也全部卖出。次日，《前途》创刊号又印刷、上市了几千册。
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
《前途》创刊号销售了近 2 万份，创下了民国学
术性杂志的记录。上海各主要高校当时在册人数 2 万余人，几乎人手一份。
在寝室、食堂、图书馆、草坪，整整一个月的时间，该期的 23 篇文章都成
为最大的交谈热点。
到次年也就是 1934 年，《前途》的基本订户近 3 万户，每期零售约 2
万户，不仅成为全国最畅销的杂志，而且，即使《大公报》、《申报》等售
价极低的日报，在上海的销量也略有不如。
当《前途》杂志发行 24 期后，1934 年年初，上海蓝衣社已拥有数十
位力行社成员，一千余名“革命同志会”成员，复兴社成员更达到 4、5
千人，成员几乎全是民国最受人尊重的大学毕业生、知识分子。
蓝衣社主导了迷惘、略显庸俗的上海学界。
这就是 27 岁的肖作霖，在 1934 年 1 月 29 日抵达上海后目睹的景况。
此时离春节还有 16 天，大部分学校都已经放假了。学生三三两两地提着藤
条箱，聚集到火车站，但一些人手上还持着《前途》月刊，打算把这个蓝
衣社的机关刊物带回到自己江苏、浙江乡下的祠堂边去。
出站的肖作霖目睹到《前途》的能量后，决心渐渐下定。虽然他面临
的，将是整整一个月冷清、寂寥的学校，但这一个月，一方面，他要组织
起“中国文化学会”上海分会；另一方面，他将创办两个宗旨更隐秘的杂
志，《中国革命》周刊与《中国文学》月刊。
接受了叶维、刘炳黎等人的接风宴请后，肖作霖回到了自己临时的住
处，外滩一带的一个房间。在缭绕烟雾和明亮台灯下，他写出了《中国文
学》的创刊广告：
“《中国文学》这个月刊，无论形式或内容都会使你感到十分的满
意。……它不标榜什么主义……但，在这民族濒临危亡的时候，它也有它
的悲哀、愤怒和希望，这是一个自然的反映。……”
几十年后，肖作霖在《复兴社述略》一文里，不无得意地谈到了文化
学会上海分会的手笔。
1 月 30 日，就是他抵达上海的第二天，上海分会就在“环龙路 50 号”
开张了。当天出席成立大会的有 55 人，大部分是教授、学者、记者、编辑。
刘炳黎任该会书记，肖作霖以总会书记身份兼任分会干事。
在春节前后的一个月里，这个分会的人数直线上升。2 月上旬达 170
余人；中旬达 700 余人。其中“直属会员”即学界首脑 10 余人，“一般会
员”即专职文人 400 余人，“青年会员”即学生领袖 200 余人。
此时，也就是文化学会总会成立不过 3 个月，最重要的地方机构上海
分会成立不过 20 来天的时候，一股前所未有的巨大风潮，从南昌席卷到了
上海。
得知这个消息后，淞沪地区的几万名蓝衣社党徒一片雀跃，肖作霖更
兴奋得手舞足蹈。在此之前，这个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虽然已因为学会
的进展而沾沾自喜，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由他和张彝鼎、吴寿彭三人提
出的那个“文化复兴运动”计划，不仅将使他短暂的、但风云一时的发迹
再上层楼，而且，它已经演进为一个比别动队、甚至比蓝衣社都更加重大
的政治现象。
这就是曾席卷亿兆苍生的“新生活运动”。
1934 年 2 月 19 日，在南昌街头，5 万民众被有组织地召集起来。这一
天南昌下着绵绵细雨，但按照宪兵、保甲长的警告，他们不允许使用任何
雨具。
当蒋介石踏上了一个临时搭就的演讲台时，5 万人齐齐肃立。在林立
的麦克风前，蒋介石的目光似乎还那样冷漠、那样矜持，但一些人仍然觉
察到了，在他缓缓扫视他统治下的居民、广场、城市和无数的青天白日旗
时，他的眼睛深处有着一种特殊的狂热。
他也站在南昌的雨里，似乎打算一直这样站下去。当一双双眼睛表示
出驯服、恭谨和诚惶诚恐后，他开始发表他生平最重要的演讲之一。
这个演讲的名字是《新生活运动的要义》。在演讲的开头，他就以铿锵
的语调，表达了他“复兴民族道德”的决心。他说，
“礼义廉耻”是中国人
生活的四维，是万世不易的道德核心。他就是为这个“复兴”才降临到这
个世界的。
“第二期革命”只是“目”，
“新生活运动”才是纲。正如曾国藩的“洋
务”只是目，而复兴儒教才是纲那样。二者一为表，一为里，只有这样，
才能形成一个不可阻拦的“民族复兴运动”。
那么，如何实现这“四维”？这就需要每个人在自己的日常生活、言
行举止里，都贯穿“八个原则”。这就是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
确实、勇敢、牺牲。
他整整讲了一个多小时。5 万人象绵羊一般，一动不动地让他训斥着
自己的杂乱、肮脏、奢侈、懦弱。而演讲即将结束时，一个小插曲使演讲
到达了高潮。
这时已经接近中午了。在浩大的群众队伍边上，一个学童懵懂地穿过
街道，他的嘴巴里叼着一颗香烟。蒋介石看到了他，接着，几万人的目光
都在他目光的牵引下，木偶般地转向了学童。
蒋介石仿佛看到了一生最深恶痛绝的景象，他猛地拍着讲台，麦克风
震荡出一阵的“嗡嗡”响。他以一种具有金属般穿透力的声音叫喊到：
“这就是我们民族的耻辱！”
随后，他不再说第二句话，拂袖而去。直到他退场、直到大小官员都
退场后，几万民众才列队退场。
这样的场景在 20 天后又重演了一次。3 月 11 日，在十万民众所代表
的 142 个组织的拥簇下，蒋介石“衣冠整洁地出现在会场”。这次，在“四
维”、
“八原则”之后，他宣布发动一个全国性的“新生活运动”，并宣布了
新生活运动的“95 条准则”。
他说，穿衣要快，站立要直，吃饭时不要说话；他说，
“如果我们想有
一个根植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我们就必须从……不随地吐痰开始”；他还
“如果我们要复兴民族。报仇雪耻，那么我们不需要谈论枪炮，而是首
先必须从……用冷水洗脸谈起”……
也就是说，这将是一场从“我”做起，从走路、吃饭、睡觉做起的群
众运动。而后，他声称：
“我现在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呢？简单说，就
是整个社会、全体人民生活的全面军事化，以便使他们能够磨练勇气和敏
捷，增强对艰巨工作和痛苦的忍受力，特别是养成他们联合行动的习惯和
能力，以便他们将来在任何时候为民族而牺牲。”
然后，他宣布“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成立。他自任会长，六名总干
事分别是蓝衣社的邓文仪、康泽、蒋孝先，政学系的杨永泰、熊式辉，和
CC 系的陈立夫。
一个波及 17 省、分支机构达 1，133 个，涉及了几乎全部中国人的社
会运动，就在这个集会后席卷开了。
“新生活运动”是此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无比浩大的宣传运动。在
所有可以想到的媒介上，都印制着新生活运动的口号。数以千万计的《新
生活运动要义》小册子，被送到各家各户；此外还发行了一组数量达 40
万套的四枚邮票。
在无数“促进会”的干涉和监督下，即使是商店里出售的脸盘、毛巾、
碗碟，也清一色地印上宣传字样。比如搪瓷面盆的周边除印有“新生活运
动”五个大字，盆底还印着八行繁体字：“新生活运动之推行，应以整齐、
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为标准，礼义廉耻为基础。”
宣传之后，是仪式和“生活”。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生活限制、起居监
视风潮，它要求每个人都会唱国歌，并在升旗和言谈到蒋介石时立正。此
外，以这一年的武汉为例，开舞会、穿西装、听音乐都被认为“将腐蚀人
们的意志”。于是，经常有戴着鸭舌帽的人冲进舞厅和戏剧院，他们向一个
个穿着西装的观众泼洒着脏水甚至腐蚀液体。西装一片一片地被销蚀掉了，
最后露出了洞，而那些人则满足地发出尖叫或大笑。
它还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战争动员和演习运动。它宣布，军官可随时在
街头“召集成年男子”
，国家可随时动员，公民则必须随时响应和献身。这
样的场面曾在武汉上演了好几次。在江汉路、恪咖山一带的路口，曾有军
人对平静的人流，煞有其事地吹起了哨子，而后几个人在警察的配合下，
吆喝着从路口经过的人站好队，整理好队列。
蒋介石试图在“复兴儒教”的基础上，缔造一个完全的军事化社会。
但，在“新生活运动”的推导过程里，笑话却一个接着一个。
例如，95 条准则对吃饭也提出了限制，在餐馆里就餐，要的菜不能超
过四菜一汤。但没几天，生意已经被大大影响的大小餐馆就开始用大盘子
盛菜。饭店禁止喝酒，跑堂的就把酒装在茶壶里送来。人们用各种各样的
办法，来欺骗运动的“监督员”童子军。
军阀韩复榘将军做了件很有名的趣事。在济南举行的一次群众大会上，
他发表讲话说：
“我衷心地拥护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很
伤脑筋，如果人人都靠左行走，那么谁走在右边呢？再说，这样一来左边
就未免太挤了！”
几万人哄堂大笑。
上海盛传的一个笑话可以说明租界外的居民，对“新生活运动”的态
度。95 条准则开始推行后，对这个“东方明珠”，蒋介石也要求“不穿高
跟鞋、不烫发”。但最早违背这个准则的就是他的妻子和外戚。笑话就从这
里开始了。
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先施公司楼顶巨大的霓虹灯，始终闪烁跳跃着
“礼义廉耻”四字。不知道是意外还是恶作剧，这一天“耻”字不亮了。
于是，上海长期流行着一个歇后语：“新生活运动，礼义廉------无耻！”
这就是肖作霖等人计划的、曾喧嚣一时的民国“新生活运动”。它延续
了接近 3 年，一直到 1936 年底，蒋介石才以“虎头蛇尾”、“非常失败”、
“异常惭愧”等话语，终结了这个空前闹剧。但民国的历史，毕竟在这里
拐了一个弯。
“民族复兴运动”从“第二期革命”新兵种新武器引进的军事
阶段，“复兴农村”的经济阶段，“削藩”的政治阶段，禁绝鸦片腐败的社
会阶段，进入了它的高潮，即以“新生活运动”为口号的文化阶段。
蓝衣社的历史，也因此异常鲜明地拐了一个弯。
“新生活运动”被发动
前夕，在南昌，在蒋介石的主持下，蓝衣社干事会曾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
会议对蓝衣社的《章程》作了重大修改。其中第一条由“本社定名为三民
主义力行社……以蒋介石先生为领导”，改为“本社定名为中华复兴社。……
以蒋介石为永远之最高领袖”。
从这一条，可以看出蓝衣社的组织核心已从力行社转移到复兴社了。
虽然力行社、革青会的成员还是复兴社的首脑。
接下去的一些修改则更加关键，更加引人注目。第二条宣称“放弃民
主和三民主义，宣传法西斯主义，力求实现独裁”，第九条决定“取消三民
主义的教育，提倡生产教育和普及大众教育”，第十一条则言语确凿地明确，
蓝衣社的使命是“迅速地推动实现一个新的法西斯社会和国家”。
这些，标志着蓝衣社的最终演进为一个纯粹的法西斯组织。此外，蓝
衣社《纪律条令》，对成员的要求也由“绝对信仰三民主义”，改成了“绝
对信仰法西斯主义”。
这股秘密的修正潜流，迅速被“中国文化学会”的那班文人领会到了。
一个国家如此巨大的转轨，将给无数人以权力升腾的空间，那么，他们有
没有可能在此中成为权力的暴发户呢？
文人们为此兴奋不已。几天内，各种来自欧洲的著作就充斥在他们的
床头、案边、话题里。而又几天，在文化学会的操作下，法西斯主义的风
潮，更迅速地吹拂、席卷到现代生活气息最浓厚的上海。
“新生活运动”迅速被蓝衣社控制了。
挑选邓文仪、康泽、蒋孝先三人充当运动的总干事，是一个意味深长
的决定。
“生产化、军事化、艺术化”是新生活运动的口号，邓文仪主宣传，
负责“艺术化”；康泽别动队在农村，执掌“生产化”；蒋孝先代表的宪兵
是社会军训的主力，推进“军事化”。
但还不仅于此。
生活限制和监督完全落入了明瓦廊的手里。民国没有任何一个其它派
系，有蓝衣社如此庞大的基层组织，它始终控制下的十余万童子军，此时
纷纷充任了各城市、各街区的“监督员”。与此同时，无数失业军人、复兴
社员，横冲直撞地进入一个个娱乐场所甚至餐厅。在他们的勒令下，除中
国古典音乐之外的一切乐曲，所有“卡莱巴”
（俱乐部）式餐厅、所有平民
舞会，都被限期取缔了。
最引人注目的，是文化学会的迅速兴起。
1933 年 12 月，文化学会刚刚在南昌设立总会时，资金异常紧缺。政
学系头号人物杨永泰出于和邓文仪的公私恩怨，
“只批准每月由南昌行营拨
经费 300 元”。但这一年春天，在蒋介石的批准下，邱开基富得流油的武汉
缉私处，开始往这里源源不断地汇入资金。
每月多达十余万元的经费，使文化学会成为蓝衣社最富裕的一个机构。
《华中评论》半月刊、《文化信号》旬刊、《汉口商报》……几十份报刊纷
纷创办了起来。
报刊之外，是雨后春笋般的分支机构。21 个分会和直属分会，数以千
计的文人学者，在北平、武汉、兰州、开封，乃至香港、菲律宾、巴黎……
都进行着“新生活运动”的鼓吹。
贺衷寒兼职负责的电影公司，把新生活运动的记录片在福建各地轮回
上映着。在当时极端贫困、落后、以番薯为主要食物的福建，人们被电影
这种新事物激动了。一时之间，它“引起轰动”。
上海分会是“中国文化学会”的重心，它拥有学会近一半的成员。到
5 月，据《申报》统计，该会已出版图书 48 种，平均每 5 天就出版一本书。
结合邓文仪控制下的上百份报刊，文化学会一举主导了新生活运动的
宣传。CC 系的中央宣传部黯然失色了。
截止当年 5 月，短短的几个月时间，文化学会“已备案”的会员即达
2，089 名，其中“一般会员”1，294 人，“青年会员”766 人，直属会员
38 人。
对此，几十年后，易劳逸教授概括到：
“新生活运动……是完全的蓝衣
社运动”。
但它更是一个法西斯化运动。在邓文仪，肖作霖的授意下，1934 年 2
月起，一股公开的法西斯主义鼓吹潮流，渐渐升腾了起来。
笔杆子陈秋云在《社会新闻》杂志上，这么概括着法西斯主义：
“……它是最实际的，最勇敢的，最有力的，是凝聚了国家精神的表
现形式。”
刘炳黎在《前途》月刊的社论里，则以酸楚、悲怆的语气写到：
“法西斯主义是濒临毁灭的国家自救的唯一工具。……再也没有别的
路可走了，只有效仿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残酷斗争的精神了。……”
最令人瞩目的事实是，蒋介石、贺衷寒也频频在《前途》杂志上发表
署名文章，公开鼓吹法西斯主义。
从《前途》、《社会新闻》等开始，蓝衣社由康泽缔造的、多达 100 余
份报刊的传媒机器也高速运转着。南京、武汉、南昌、洛阳、郑州、长沙、
福州……
最引人注目的是浙江。当时，负责浙江“文化学会”的是蒋坚忍，1934
年 6 月 10 日，浙江分会组织了“文化前卫队”，在成立仪式上，肖作霖代
表总会，在几千名学生的睽睽众目下，将标志着生产化和军事化的剑和犁
交递给了蒋坚忍。这在当时轰动一时。
毫无疑问，肖作霖的这个创意来自“以剑征服土地、以犁种植粮食”
的希特勒名言。到此时，蓝衣社对法西斯主义的鼓吹，已没有任何保密、
“掩护”和遮盖了。
就从这里开始，这样的鼓吹和轮回宣传，连篇累牍，喝彩一片，整整
延续了两年有余。这期间，贺衷寒先后出版了四册《一得集》，与《学与干》
一书；邓文仪写出了《青年、战争、革命》；刘健群完成了《复兴中国革命
之路》……这些蓝衣社的经典文献，纷纷摆在上海四马路的图书集市里，
并通过拔提书店，进入一个个青年的房间。
那是一个浮躁、盲目的年代。在朝不保夕、得过且过的生活里，从晚
清开始的文化、道路的迷惘，转化为一种爆发的、近乎绝望的情绪。法西
斯主义象瘟疫一样席卷了沿海知识分子。就象任何一个末世邪教迅速传播
那样，法西斯主义是人间的鸦片。
在这种喧嚣、沸腾的气息中，蓝衣社的法西斯化宣传对中、下层知识
分子，特别是在现状不满的人群中，产生了强大的影响。贺衷寒、刘炳黎
等人的每一篇文章，几乎都引发了热烈讨论。一个法西斯中国似乎呼之欲
出了。
也是在这样宣传狂潮的引领下，宣传处、
“中国文化学会”在短短的半
年时间里，为蓝衣社带来了 3、4 万名大学毕业生成员。蓝衣社的成员总数
已达 10 余万人。
几十年后，生活在台湾的 50 余名蓝衣社魁首，矢口否认蓝衣社是一个
或至少演进为一个法西斯组织过。为此，他们甚至与一些学者进行过几近
十年的论战。而对散落在当时各大报刊的白纸黑字，从 1934 年起喧嚣甚上
的法西斯主义鼓吹，他们却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上这么一句：
“很多力行社员，
包括蒋中正在内，对法西斯制度曾有过浓厚兴趣。……这种兴趣自（民国）
二十四年起已开始减退。蒋中正在那年对有关法西斯资料常批‘不值一看’
字样。……”
这种说法是极为勉强、极为无力的。自 1934 年 2 月修改《纲领》为法
西斯组织后，一直到它灰飞湮灭，它也没有重新强调过“信仰三民主义”。
如果说，此前别动队的副总队长杨周熙所写的《孙文主义与法西斯蒂》一
书，还以调和三民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关系为遮掩的话；那么，腾杰、郑
介民、杜心如等重要“太保”，在这一年出版的《德意志访问记》一书里，
就极力以法西斯主义者自居了。
一直到 1935 年年底，也就是晚年肖赞育等人宣称，“这种兴趣……已
开始减退”的时候，在一次中央干事会上，蒋介石继续宣称，“法西斯主
义……对于一个衰落中的社会，是一帖兴奋剂”。
如果说把法西斯主义视为“兴奋剂”、还多少有着统治工具意味的话。
那么，不久后在一个更大型的集会上，蒋介石更直言不讳地宣称：
“法西斯
主义能不能救中国？我的回答是：能！……”（易劳逸，《流产的革命》）。
这些事实表明，从 1934 年起，一直到抗战爆发，所谓的“第二期革命”
和“新生活运动”时期，正是民国的法西斯化阶段。而蓝衣社正是这个努
力的主力军。
于是，到 1934 年，当《纲领》被修改、当舆论鼓吹抬头的时候，当“新
生活运动”被发动后，腾杰那单纯、挚烈的青年意气，贺衷寒那含泪的、
忧伤的眼睛，
“十三太保”个人的忠诚、正直与廉洁，所有这些令人难忘的，
让人尊重的，所有这些在那个乱世里鲜有的罕见的品质，都在这股飓风般
的思潮风暴中，渐渐地暗淡下去了。……
最早发起蓝衣社的 60 余名青年，在 1931 年那沉痛、悲歌的日子里，
一定不能想到，仅仅用了两年半时间，他们就把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社团，
发展为一个成员 10 余万人、权势熏天的秘密组织。但即使到此时，他们也
不能想到，八宝街、明瓦廊那清新热烈的日子，武汉暴日下的努力，复兴
狂飙的出发和“远征”，乃至所谓的“江西新政”，所有这些多少夹杂着美
好的、寄托着成百上千万生民期盼的进程，在这一股思潮的侵袭前，也都
成为了“种下龙种、养出跳蚤”的历史悲剧。
他们是晚清以来，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而以自己的身躯做
牺牲、去祭奉文化遗失国土沦陷的惨重背景的再一群人。但到这一天，他
们所能完成的，也就是命运式的再一个轮回。
在一个涣散、积贫积弱的国家，法西斯主义似乎是“一种成本最低而
效果最著的社会组织模式”（黄仁宇语）。这个现实，使此前和此后的，洪
秀全也罢，孙中山也罢，毛泽东也罢，他们的革命都多少折射着独裁社会
的痕迹。……但只有他们，这群平均年龄仍然是 30 岁出头的、一生忧患多
于安乐的，有理想、有文化、有良知的青年，因为处在西风再次东渐，并
且风潮就是独裁，就是恐怖，就是刺刀、军队与暗杀等内容的时世里，他
们更直接地以独裁社会的推动者自居，以法西斯主义者自居，他们也就更
直接、更鲜明地被钉在耻辱的十字架上。
这就是无情的、悲剧的时代和人生。
第十三章 朝天宫
霉雨季节到来了。
河湾、港道密布的田野间，遍地流淌着雨水。正是“钟山风雨起苍黄”
的时节，孤零在一大片平原中的几个城市，南京，上海、镇江等，也只是
偶尔晴朗。大多时候都飘零在烟雨里。
人流、车流、雨伞一片熙囊的明瓦廊大街，在这样的背景中，显得更
加隐晦。几十年后，它渐渐变成了一个老人对 1934 年春天的回忆背景。
这个老人，就是原力行社最年轻的成员林培琛。
自陈启昆去世、腾杰远走后，19 岁的林培琛依旧繁忙于文档、联络等
事务。他还“官升一级”，从助理员变成了书记处的助理干事。但比起两年
前，他似乎沉默多了。
在阴雨连绵的一个个午后，林培琛看着渐渐冷清的院落、到处滋长的
青苔，他的心头不时掠过一种怅惘的感觉。似乎，随着他所亲近的腾杰和
陈启坤的消失，原来洋溢在整个院子的清新、热腾、活泼，也就消失了。
但仅仅是因为两个人的离去吗？或者，仅仅是因为许多人的驻留外地，
明瓦廊的渐渐冷清吗？
超过 200 元的月薪开始收不上来了，为失业人员提供的救济也就谈不
上；一度下属有农场、商店的自足机关“厚生合作社”开始出现亏损，再
也无法安置伤残军人了；随着一个个干事职务的上升，出门不得坐头等舱、
减少用车的规定，不知道哪一天起已形同虚设；打麻将、赌博、跳舞，乃
至悄悄地包养姨太太，渐渐弥漫在明瓦廊内。
《生活限制条例》完了。那么，力行社原本规定的每周一次小组会、
每月一次的干事会呢？
“（民国）二十一年起，各干事因公务常不在南京，干事会渐渐废弛”
《林培琛访问》）。如果说这还是一条说得过去的理由的话，那么，
只有区区 300 人的力行社，要根据区域重新编组，继续小组会惯例，本来
是很容易的事。但在无声无息中，一个个小组也已经事实上地瓦解了。
缺少了会议的力行社，靠《司令塔》维系它的运行。但《司令塔》也
开始充斥着种种官场套话，被认为“空洞浅薄”。
力行社对同志会的控制开始松弛。此时，同志会已有成员一万余人，
按规定每季度应进行一次成员考评，并发展优秀会员升入力行社。但 1932
年年底力行社成员就达到了 300 人左右，14 个月以后，它还保留着这个数
字。另外考评也废止了。
组织处除了接受一叠一叠的花名单，事实上已无事可做。总务处除了
下发经费外就是打杂；宣传处是邓文仪的，或者说是文化学会的；军事处
就是教导总队；特务处更是戴笠的私家地盘。最后，书记处这寥寥几个人，
除了为贺衷寒跑腿、起草文件外，已经丝毫不能过问各处各地的工作了。
力行社“渐渐等于零”
）了。而与此同时，它却有了另外
一种气息。
它端起了架子。
这 14 个月以来，最时常进入林培琛视野的，是蓝衣社第二任书记贺衷
寒。对这个冷峻、威严、出口成章、威望极高的魁首，他既感陌生，又打
心眼里敬重。但贺衷寒那不苟言笑的面容，怎么都不能叠合上往日明瓦廊
的近乎亲情的感觉。
陌生造就神秘，神秘奠定权力，这是一切谙熟权力的人都貌似必须选
择的形象。在明瓦廊，贺衷寒总是衣冠笔挺，云麾勋带、中正剑、皮靴以
及耀眼的将军金星，烘托出他总政训处长的身份。但这或者也是此刻明瓦
廊的象征。
原本没有“兼职”的干事、助理干事、助理员，纷纷投门子找路子，
进入了政训处等公开机关，以至于一度出现过办公人员紧缺的问题。留在
明瓦廊的百十号人，也抱怨起了低薪水、少机会、当的是“无名英雄”，一
时牢骚一片。
从“投门子找路子”开始，同学、同乡、各种各样的小圈子“小团体”
出现了。反过来，效率越来越低，官僚气味越来越重，有时为一个临时事
件进行联络，也要一转几手。于是，一边是处在荒废状态，另一边则是层
层的审批、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大量的案牍公文……这就是此时的明瓦廊。
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团体”，它的青年色彩开始消退。它渐渐象征起了
权力，渐渐和黄埔路官邸、丁家桥党部大楼等不再有什么区别。
它开始成为一个“衙门”。而小小的林培琛，只是这个衙门的一个零件，
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于是他那活泼的面容，开始有些僵硬了。在贺衷寒担任书记的 14 个月
里，不知道哪一天起，他开始显得小心翼翼、少年老成。短短的一年多里，
他从一个热情的孩子，变成了一个开始熟识人世、官场的大人。
不仅是他，所有办公人员都如此。那么，这样的从一个“灵童”到一
个纯粹办事人员的转变过程，是人为呢，还是一种必然？
一直到晚年，林培琛都还认为它是“人为”的。在接受一次访问时，
他谨慎地谈到：贺衷寒虽然性格鲜明、博学多才，“观点深入宏大”。但这
也是一个刚愎自用、有着深重而恶劣的湖南习气的人。
贺衷寒担任书记的 14 个月，明瓦廊几乎就是一个湖南人的天下。
作为一个一生毁誉参半、而且毁多于誉的人，明瓦廊里的贺衷寒面貌，
也似乎既模糊又鲜明。就个人气质来说，他坚定的社会理想、执着的个性
特点，几乎就写在他的脸上。但与这样热烈、鲜明、执着的气质成正比的，
却是这个人悲剧、灰色、狭隘的性情。
几乎所有认识贺衷寒的人都说，他文人气息很重，“有浓烈的情感”。
因此，对那些湖南籍首脑如潘佑强、肖赞育、杜心如、刘咏尧等，他极其
亲近照抚。这种同乡之间近乎亲情的交往本来无可厚非，但关键在于，他
动辄以曾国藩自居，以为自己连同黄埔的湖南势力，将是国家的“中兴重
臣”。这自然要引发江浙官僚、乃至蓝衣社外省同僚的侧目。
“湖南小团体”的流言就因此长盛不衰。此外更要命的是，他具有强
烈的领导欲。于是地位高于自己、或他认为不易控制的人等，一概不许进
入明瓦廊。
几乎从他出任书记的第一天起，后来台湾的“国防部长”、蒋介石的远
亲俞大维，就多次表示要加入蓝衣社，但都被他轻蔑地拒绝。这一点使众
多明瓦廊人物纷纷在公开场合表示不满。但不久后，他变本加厉，渐渐疏
远、放逐了蒋介石的妻侄，温厚的、对蓝衣社事务一贯热心的毛邦初。
与隔绝、疏远浙江籍同僚相对应，他大量任用私人。短短一年里，湖
南人接管了蓝衣社政训、宣传、财务、民间军训、童子军组织等要津。翻
开 1934 年蓝衣社的首脑名单，几乎就是一个“湖南小团体”的名册。
如果说这些黄埔一期学生、力行社创始成员的任职，尽管有明显的拉
帮结派的痕迹，但也貌似“合乎情理”，因此只让人猜测、度量的话；那么，
1933 年年底，他的胞兄贺醒汉以一介平民身份，出任蓝衣社湖南书记，则
让人笑话这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老调重弹。……
他因此“得罪了很多人”，并在力行社内，被普遍认为“气量不够”
（邓
元忠，
《林培琛访问》）
。1933 年的大部分时间，他虽然以自己的理论功底、
个性魅力，推进了蓝衣社的“复兴狂飙”和民国的“第二期革命”，使成员
从万余人一跃而为十余万人，但首先是与他“交情甚笃”的腾杰，质疑起
了他的用意。
一直把贺衷寒当作自己亲近兄长的腾杰，在自己丧妻、失意的潦倒时
光里，曾屡次以面谈、书信的方式规劝贺衷寒。当初的澡堂“组织四点”
之外，还有“小组会还是要开的”、“生活还是要限制的”等话语。但贺衷
寒一直当作耳边风。
腾杰渐渐疏远了他。几十年后，腾杰更不无复杂、不无痛心地谈到，
“……当时贺氏的政治地位很高，对外影响力也大。……但因其性情，对
内建设性少而破坏性大”。
还不仅于此。据说，这个疏远和蒋介石有着更直接的关系。
1933 年 10 月，腾杰行将出访德国前夕，蒋介石在南京黄埔路的中央
军校官邸，设家宴为他送行。他们的谈话长达几个小时，而且充满了温馨
的气息。蒋介石首先以一种长辈的态度，对腾杰丧妻进行抚慰，随后，对
腾杰行将开始的德国之行说了很多勉励的话。一直到夜很深的时候，他才
以“恨铁不成钢”的口吻，从点评蓝衣社的工作、人事开始，话题渐渐转
移到了贺衷寒身上。
这一夜，蒋介石评点贺衷寒的话，很多，很琐碎，也很婉转。但腾杰
终于捕捉到了其中最重要的一句：
“他……有代表湖南人，做领袖的野心”。
这个评点，一字千钧。虽然 14 个月里，一直有两个湖南人，肖赞育和
李一民，象“消防队员”那样试图为贺衷寒消解、融合他所“得罪”的人。
但一切都来不及了。当蒋介石，这个在根本上裁决着蓝衣社的军人，屡次
以憎恶的表情斥驳、放逐贺衷寒时，圆滑、世故、习惯“墙倒众人推”的
南京官场，早已对他树起了一道看不见的高墙。
他早已成了南京的一个“孤家寡人”，只留下湖南同乡这一亩三分地。
即使湖南同乡也不见得都那么牢靠，已结束驻柏林武官职务的丰悌，早已
疏远了他。
而这一天，淫雨还漫天飘洒，林培琛略显落寞地在院子里办公。此时，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了。电话的那一头，是一个低沉而威严的声音：
“迅速召集各在京干事。……领袖今夜将主持会议，对团体宣布一项
重大决定！”
这个“重大决定”就是免去贺衷寒的书记职务。但一直到入夜时分，
奉令赶到明瓦廊的几十个党魁，都还没有丝毫预感。
只有忙着准备茶水、收拾会场的林培琛，意外地看到，不知道什么时
候，贺衷寒已经进入会议室了。他呆呆地、若有所思地坐在长方形会议桌
的一角，手指间夹着一根香烟。但烟的一头已经被碾碎了。金黄色的烟丝，
洒落在桌面上。
林培琛不敢惊动他。接着，在风雨声中，一片接一片的寒暄问好声，
在会议室外响着，杂沓的脚步，渐渐连成了一片。但贺衷寒似乎没有知觉，
一动不动。
人群鱼贯而入会议室后，许多人都觉察到了贺衷寒的异常。他们面面
相觑，会议室的声音又一下子暗哑下来。
“领袖到！立正！……”
随着这个声音的响起，几十双眼睛都看到了，在漫天的夜雨里，蒋介
石以一种军人的沉静步伐，走过天井。他的身侧，有一个人努力地用伞替
蒋介石遮挡着雨水，他自己的半个身子却完全湿了。
这个人，是明瓦廊久违了的刘健群。
会议绕了一个大弯子。示意那些蓝衣社党魁坐下后，蒋介石面无表情
地开始了他的长篇讲话。他的声音似乎是从一个幽远的山谷里飘出来的：
“……民国二十一年，你们要‘拿出正大的主张’，要‘严密地组织起
来’。当时，我就说你们今天组织起来，明天就要闹小团体，就要闹矛盾。……
时过两年，现在这个团体，是什么样子的呢？”
这样质问后，他开始历数明瓦廊的幼稚、冒失、文牍习气、官僚做派、
倾轧苗头。他公务繁忙，但明瓦廊丝毫不予体衅，反而动辄上《万言书》。
这些《万言书》下笔千言，实无一物，执笔人却不以为耻，
“而引以自豪”。
他从不自居国家领袖、黄埔师长，更忽略了自己的身兼蓝衣社社长，仅仅
是“我比你们年长 20 岁，经验上要丰富”，因此，他才善意规劝社员，
“但
一再规劝，你们只当耳边风”。
这些规劝是什么呢？他简略地回顾：早在 1932 年 9 月，他就曾严令腾
杰、康泽，
“社会（民间）所荐之人多不称职，也有腐化与欺妄招摇求借等
恶习，……应切实负责考核”（《蒋公日记》
）。但明瓦廊还是贪功求大，盲
目发展人员。
因为没有听从他的规劝，贪污、腐化已经在基层渐渐滋生。何止基层？
何止贪污腐败？力行社几个月前惊爆的“李安定案”，在蒋介石看来，已足
以说明力行社堕落到了何种程度。
李安定是蓝衣社的福建书记。戴笠秘密瓦解“闽变”时，他得到李安
定与广东陈济棠方面有相当勾结的证据。1933 年底，李安定被扣以私贩鸦
片的罪名，在南京处决。
“一个李安定死了，又来了一个余洒度！”蒋介石的声音蓦然抬高，他
当场出示了北平蒋孝先的一份电报：
“余洒度身为前共匪分子，本以为已昭
然自新，并期以华北中央化厚望。塾料贼性难改，在华北走私吗啡，牟取
暴利。已电令蒋孝先将其枪决正法！”
与吃里爬外、走私毒品相比，
“党同伐异”虽然不是什么罪名，但更是
明瓦廊一直的顽疾！说到这里，蒋介石继续加重了语气。他带着一种“恨
铁不成钢”的腔调，回顾了 1933 年他的多次告诫，“不要打小报告”、“不
要闹小组织”。回顾了几个月前，他甚至有些无可奈何地告诫的，“不要党
同伐异，眼光要远，要知晓水涨船高的道理”。
“……但你们幼稚、狂妄、不懂！我的好学生都死光了。剩下的，都
是脑后长反骨的，要自己当领袖的。都是昏聩的，忘记了日本是怎样欺负
我们，赤匪是怎样处心积虑要打垮我们的！……”蒋介石掷地有声地总结，
回音嗡嗡作响，甚至使会议室里的电灯不时明灭。
会议室一片寂静。蒋介石的眼睛，却似乎有些冷漠了。他环顾了一圈
屏声静息，或面如土色、或一脸深思的听众。
这个眼神震慑了会场。于是，他的声音低了下来，缓缓说到：
“几月之内，接连发生两案，君山是不适宜再当这个书记了。新的书
记人选，也不要再是同学了。是同学，就会窝里斗。……我提议由健群来
替君山。……或者，党同伐异的恶习，腐化安逸的恶习，能就此消弭？”
他似乎是自问自答。但他的眼光，已经和会议室里的几十双眼睛，一
起转移到了在角落里的刘健群身上。刘健群略显拘谨、不安，他站了起来。
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刘健群做了简短的就职讲话。这个就职讲话大约
只持续了三五分钟。讲过几句“惶恐”、“精诚团结”等场面话后，他宣布
了几个不大不小的决定。
第一个决定是总社“书记”一职从此改称“书记长”，以有别各分社、
支社、区社书记。力行社书记长也是同志会、复兴社的书记长，以“统制
事权”。
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力行社的名存实亡。接着，他宣布社址从
明瓦廊搬迁至朝天宫，各会、社、处合并办公。
朝天宫是一个恢弘大气、极其著名的明代建筑。600 年前，它是明太
祖的祭天宫殿，后来先后是过江宁学府、孔庙、南京市博物馆。力行社的
上百名工作人员，第二天就开始了搬迁工作。搬迁进行了整整一周，一个
车队被征集，一卡车一卡车地转移着桌椅、橱柜、书籍以及几万份文件档
案。一个排的宪兵被调拨到这里负责警卫。
第三个也是比较实质的一个决定，是曾扩情接替他本人，赴北平出任
华北军分会政训处主任、华北蓝衣社书记。这个决定让多数的与会者既感
到意外、又多少有些不满：娶有姨太太、且私生活有那么多“污点”的曾
扩情，怎么能担此重责呢？
但没有人发言反对，更没有人提醒刘健群这并非社务，刘健群也并不
是总政训处长。
讲话结束后，蒋介石径直起身，戴上军帽，而后头也不回地走出会议
室。刘健群紧随其后，迅速又撑起了雨伞。这两个人消失后，其他人也悄
无声息地，一个接一个从孤零零的贺衷寒身边走出。
不一会，会议室里又只剩下了一个贺衷寒，一个不知道如何劝慰他的
林培琛。
作为“倒贺”会议的参加者之一，易德明走出明瓦廊后，一再地感到
震惊、意外。他隐隐约约意识到，蓝衣社一个特殊的、命运式的时刻要到
来了。至于这个时刻是什么，此时的他却不敢多想。
几十年后，在台北，他以一种冷静、超脱的态度进行总结，说这是“黄
埔毕业生在力行社的争斗所致”。
这句话仍然有“为尊者讳”的古老痕迹。但大体上却是不错的。1934
年春天淫雨连绵，贺衷寒也日渐消瘦、日渐失意。而在他孤零身影后面的，
不仅有一个日渐瘫痪的力行社，还有一个四分五裂之象终于显著的蓝衣社。
“西南派”的半独立早已是路人皆知的事实了。别动队革新江西、威
震民国后，“别动队------西南青年社------淞沪基层”这三轴力量终于成形。
它与“孙文主义学会”的湖南派早已有了分庭抗礼之势。
但令易德明深感震惊的，是康泽的转变。
一直以来，如同四川丰饶而苦寒的土地，康泽一直有着四川人卑微但
执拗的性情。是这个扎实刻苦、然而不显山不露水的风格，使他渐渐获得
在蓝衣社、民国的特殊地位。但随着权位的上升，康泽性情里被压抑了许
久的另一面，终于显露出来了。
此时蒋介石不过 48 岁，但“蒋后接班人”的话题在力行社内早已显得
时髦。被认为有可能成为“接班人”的，最早是“螟蛉子”刘健群，接着
是“政治领袖”贺衷寒，但此时，许多人却把目光对准了康泽。
康泽也有志于成为蒋介石的“接班人”。这个苦寒青年的这种“志气”，
过去是潜伏的，此时却以一种极端狂妄、极端草率的方式来表达。一次，
他对易德明毫不掩饰地宣称，蒋介石的能力“与我们相差不多”。
那么，蒋为什么能始终掌握权力呢？他更进一步地分析，
“……但（蒋）
指导人工作的方法，非常高明；蒋氏用人，一件工作上一定要用两个，因
不放心也”。换而言之，蒋善于“分而治之”。
在康泽看来，这是蒋介石唯一比他强的地方。不如他自己的，却是“蒋
氏的头脑一天到晚都在想事，故时刻‘下条子’。但缺点在下条子后，缺乏
继续跟踪的能力。”就是说，蒋不善“抓落实”。
最让易德明目瞪口呆的还不是这些。这样没有忌惮地评价“领袖”、师
长，在力行社虽然罕见，毕竟也不是绝无仅有。但康泽紧接着公然宣称，
他自己有志于“做中国的斯大林”！
就是这次和康泽对话后，易德明感到，明瓦廊“沸腾高涨之革命精神”，
已经“渐次下降，而私人派别关系渐次发生”。
但离明瓦廊越来越远的，又何止是康泽与他的“西南派”？在易德明
的视线之外，更有另一个“小团体”，此时还相当隐秘的“浙江派”。1933
年的漫长日子，是一个刻苦、廉洁、小个子的“大将军”，人为地、接近恶
意地制造了一个“浙江派”。
“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是黄埔流传 9 年的口头禅。但这个“大
将军”真的象此时蒋介石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单纯、本色的军人吗？
与贺衷寒一样，胡宗南是一个身后褒贬不一、评价纷纭的人物。围绕
他的为人、为事、为功，各种说法泾渭分明。比如，民国或官办或民办的
大小报刊，曾连篇累牍，视他为民国罕见的“清官”、能吏，其廉洁刻苦的
名声，民国无出其右。但同时，民间也悄悄地流传着他“逼父”、“害妻”
的故事，勾勒出来的，是一个天性凉薄、毫无人寰的形象。
他被称“治军严整”，凡事亲历亲行，与士卒同甘苦，有古代名将遗风；
但另一方面，除河口一役，他毕生败绩累累，被称“草包将军”、“败北将
军”。
最后，对其功业，誉者，视他为民国干城、基石，毁者，则视他为乱
国的何进、杨国忠一流……
潜伏在这样纷纭说法底下的，是贯穿胡宗南一生的勃勃野心，他的“王
霸雄图”。
早在 1930 年，胡宗南的第 1 师驻防开封期间，他就与冷欣、萧洒、王
天木等人，秘密组成了一个小小的“三民主义大侠团”。“大侠团”的成员
没有超过 10 人，存在的时间也很短暂，但，它正是后来蓝衣社“浙江派”
的种子。
这颗种子缓慢但执拗地生长着。它并扭结、连带起另一颗卑微的种子，
那就是次年形成的戴笠“十人团”。唐枞、梁干乔等“自新分子”
，连同“大
侠团”成员王天木都身在此列。正是在胡宗南的游说、带动下，这个大约
十五六人的，天性里都夹带着沉默、狡黠、汗水、伺机而动等官场本能的
浙江小集团，集体地投入了蓝衣社。
1932 年在励志社大会上，胡宗南没有入选蓝衣社干事会，这给他带来
了巨大的心理冲击。作为一个深谙官场黑幕的军人，他首先效法韩信、司
马懿等古代名将，扼守秦岭要地，待机而动。天水、陇东南一地，兵法记
载“据险扼远近，上将之道”，但对胡宗南来说，这不仅是军事的“扼远近”，
也是权力的、政治的。他将身影淡出纷乱、危机四伏的南京，但他也需要
在明瓦廊找到一个政治的代言人。
选择贺衷寒还是选择戴笠？一直到 1933 年，戴笠的特务处还仅仅有特
工 100 余人，只是潜伏在淞沪的一个微弱力量。他要把砝码压在哪里呢？
是贺衷寒的“声望”，还是戴笠对人心世事的深刻了解，他本人的天才？
这似乎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但戴笠却极其主动地靠拢着他。“浙江派”
大将之一，曾在戴笠之后任军统局局长的唐枞，他的日记记载了他们的谋
划：
“……晚上与雨农谈话到一点钟。我对他说，第一期争领导的人太多了，
各不相上下，结果力量是不会集中的。……”
就是在这个深夜，唐枞为戴笠勾勒了一个“胡---戴联盟”的蓝图。在
蒋介石的态度表明了“湖南小团体”的大厦将倾后，联盟终于成形了。
几十年后，邓文仪谈到，
“……二十二年，任蒋中正侍从秘书时，……
曾听到胡氏亲向蒋报告说社内有湖南人小组织。……”
“胡---戴联盟”形成后，胡宗南在蓝衣社内，依旧“不负实际责任”，
并且他“从不轻易与人谈到或提及复兴社这个名称，好象他并不热衷于任
何政治活动……”
（肖作霖，
《复兴社述略》
）
。但正是这种貌似的淡泊超脱，
“本色”的军人形象，使几个小团体都不戒备他，反过来拉拢他。他上下
其手，游刃有余，成了“太保中的太保”。
湖南人、“西南派”、“浙江派”之外，还有刘健群的势力。
刘健群及其“嫡系”，一贯被力行社的大部分人都视为“旁支”，但这
是不可小觑的一股力量。
“抗日宣传总队”挺进华北不久，就演变为华北各军的政训主力，所
谓“安抚华北”博得了南京的一片赞誉。与此同时，北平的一个区社书记
李荷曾谈到，刘健群频繁出入在各高校，“一为吸收成员，重质不重量”，
其次是宣传抗日，
“他在北大文学院大礼堂演讲过好几次，开始听讲人数很
少，但愈来愈多，后来拥挤到有人需站在窗沿上听讲”。
这些工作使刘健群在华北的学界、民间获得了极大的名望。此外，刘
健群与张学良的众多幕僚、将领，特别是实力最强的宋哲元，建立了极好
的私交。一些人甚至认为，正因此刘健群才得以出任书记长。
自然，这个“旁支”不能略略染指力行社，于是也就谈不上会成为分
裂的因素。要命的却是，按蒋介石的说法，刘健群出任第三任书记长，是
为了杜绝党同伐异。但他能重新凝聚力行社吗？
那些内部都倾轧不已的黄埔生会听命于这个“外来户”吗？
与一年前相比，重新回到南京的刘健群，似乎老练、超脱了。他变得
非常“识趣”，以淡泊的、“惹不起躲得起”的态度去面对纷乱的朝天宫。
他丝毫没有介入几个小团体的纷争。但这“淡泊”又未免过了头。几十年
后，肖赞育谈到，
“刘氏任书记长时，甚至未告诉干事会他在南京的住处”。
《康泽自述》也写到，刘健群任职期间，频繁“往来于南京、北平之
间，以拉拢宋哲元为己任”。
于是，从明瓦廊到朝天宫，原本是为便利协调的“各会、社、处合并
办公”，一下子形同虚设了。从刘健群出任书记的第一天起，朝天宫就处在
瘫痪、无人主事的状态。
是这种乱纷纷的涣散局面，才使轰动一时的民国“火并”闹剧变得不
可收拾。据说，3、4 月间的一天，就是蓝衣社总社刚刚搬入朝天宫不过几
天后，任觉五就去了一趟上海。在环龙路的一个办公室里，他对自己所赏
识的肖作霖，对十年来和自己一起不断闹事、不断被学校开除、
“焦不离孟”
的叶维，以及白瑜、刘炳黎等文宣学运大将，挑明了一个胆大妄为的算盘：
拿 CC 下手。
他以自己浓重的四川口音，不伦不类地说：
“……我们也要吃饭咯。这伙龟儿子，以为自己是秦始皇，圈一个城
墙就是自家的地盘了。……我们是校长的嫡子，这些杂种不过是私生子，
不说私生子，也是他娘的吃祖宗饭的。南京轮不上他们说话。……管他什
么家、什么党，犯着这里的，就统统要他开路！”
第十四章 “火并”
上海郊外，真如镇。
京沪铁路从这里经过，镇上有一个小小的火车站。在破碎惨淡的 1934
年，这个距离大上海不过 12 华里的小镇，显得异常的荒凉、凋敝。正是江
南霉雨季节，一片接一片灰得发黑的屋顶，几条摆放着舶来的玩意和本地
土产的小街，连同三三两两的黄油纸伞，衬托出一种古老的色调。
又不单纯是古老的、水乡小镇的味道。镇子深处的一片青砖建筑，凸
显着真如浓重的近代化痕迹。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之一------暨南大学当时就
设在真如镇。它共有近 2，000 名学生，大多是华侨子弟。郑振铎、许德珩、
徐志摩、张大千、钱钟书等大文人大学者，先后在此任教。居住在市区霞
飞路的鲁迅，以及同样落足于法租界的蔡元培，也频繁在此讲学。
暨南大学是真如镇的重心。镇上的居民有的在校内做勤杂工，有的破
屋开店，做着学堂的生意，更多的人，靠租赁房屋给教员、学生以贴补家
计。
30 年代，真如本地的菜农为节省几个铜板、一张小票，还习惯于肩挑
手提，他们早上满担而出，午后带一些日杂用品步行回家。大部分日子里，
南京和上海对开的火车停留此站时，下车的都是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学
者或学生。
但这一天，一列南京开来的火车停靠在真如时，在车站内招揽生意的
几个卷烟小贩、食杂摊贩却意外看见，车上涌出的是一群目光阴鸷、五大
三粗的壮汉。
这些人都穿着蓝咔叽制服、土黄色裤子。他们兵不兵、民不民，一些
人的腰上甚至刺眼地别着手枪。他们一言不发，脚步匆忙地走出了嘈杂的
站台。
他们涌到站台外的小街上。这条小街是真如最热闹的地盘，叫卖声此
起彼伏。但和平的市井，往来的人群，似乎一下子被这些外来者惊呆了。
声音一时暗哑下来。这时，一个穿长衫戴眼镜的人迎了上去，和那群汉子
的首脑握了握手。
一些站在街角以谈古论今为乐趣的闲汉，认出了那个人。其中一个悄
悄地说，“……那就是暨南学堂的刘先生，是一个有大身份的大先生”。
那个“刘先生”，正是暨南大学教授、“中国文化学会”上海分会书记
刘炳藜。他在这个小镇已教书、生活了好几年，镇上许多人都熟悉他。但
与他握手的那个壮汉，却是真如镇很感陌生的。
他就是蓝衣社的南京书记任觉五。和刘炳藜寒暄两句后，任觉五一挥
手，几十个汉子就裹杂着他和刘炳藜，一溜烟地消失向暨南大学那一带的
弄巷。
在蓝衣社的首脑中，任觉五算是一个很特殊的“角色”。他不大不小、
不文不武，不显眼也不容忽视。
他位不上“十三太保”，却一直负责革青会与南京支社，算是地方大员、
“封疆大吏”。他先后就学于北洋大学、东南大学等著名学堂，都只是“走
马观花”，但黄埔使他成为了一名职业军人。他热衷于青运、学运，又偏偏，
爱热闹、不安分、蔑视权威、多惹是非是他性格的主要特点。
这个人是朝天宫的一号“顽童”。过去两年多，因为有腾杰森严纪律，
有贺衷寒威望的拘束，他也罕见地卖力着，没有掀起什么波澜。此间把持
“青运”的职权，结合与他“焦不离孟”的叶维在上海的大出风头，他渐
渐成为淞沪文化界、教育界的一个人物。
别动队、文化学会的先后崛起，带给他新的依托、新的空间。无疑，
他卤莽、泼辣的形象，让一向功利实际的康泽很放心，康泽在江西期间，
曾把“西南青年社”的大小事务一应托付给他。由此，他成为“西南派”
数二数三的人物。
至于那些文化学会的秀才、“先生”，如肖作霖、刘炳藜、白瑜等，个
个下笔千言、工于心计。但“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他们更把这个粗鲁而
有手笔的人，当作是发展势力不可或缺的“急先锋”。
朝天宫瘫痪、无人主事后，这个“急先锋”犹如虎脱牢笼。和 10 年他
与北洋军阀教育部、
“旧政学会”作对一样，这一次，他又给自己找到了一
个对头。
这个对头，就是民国密如蛛网的权力关系中，最坚硬的一个结点
------CC 系。
“蒋家天下陈家党”，是民国流传最广的官场口头禅。但到 30 年代初
期，这句话却显得陈旧过时了。党务之外，此时，CC 还以对特务机关、
文宣教育、江苏地方的控制，而震慑民国。
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权力群落。但 30 年代中期，潜伏在这些公开机关
底下，并主宰这些机关的，是 1932 年春天形成的一个秘密社团，
“青白社”
及其二级组织“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
民国深重的秘密会社传统，先是苏联、后是纳粹德国的影响，以及一
盘散沙的社会背景与人心时世……这些散乱、复杂的因素，使“公开结合
秘密”，以公开为正，以秘密为奇，并且“秘密领导公开”的方式，成为
30 年代盛行一时的组织潮流。它也左右着蒋介石的思想。
1930 年，
《纽约时报》曾发表评论，刻薄而公正地认为，
“国民党已经
死去，不过尚未被埋葬。”而比大洋彼岸的这个声音更早、更具体，早在
1930 年，蒋介石就认为党员、官僚的贪污是普遍现象。他公开地说：“大
多数人民把我们当成一个特殊的阶级，群众到处都不欢迎我们……”；“为
什么（革命）还未成功？唯一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的主观条件不够。现在多
数人民称革命是什么呢
? 是虚伪!是假革命！……”
于是，不仅是自发的、军内的蓝衣社，而且是受命的、党内的 CC 系。
1932 年 3、4 月间，就是力行社刚刚在淞沪地区获得蒋介石认可，登台亮
相的时候，
“二陈”也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在南京组织了一个秘密、小型的
“青白社”。它的使命，正是刘健群恋恋不忘的“改组国民党”。
青白社以 20 年代末“中央俱乐部”为基础，一开始就有成员一百七、
八十人，他们大多是汇集南京的党魁，另有一些各省的党务活动家。它的
秘密程度可以和力行社相提并论。但，和中央俱乐部没有任何区别，这是
一个腐朽的派系俱乐部，有深重的大杂烩式、大腹便便的气息。
这一年 4、5 月间，葛武肇用以卖身投靠的力行社文件，却启发了“二
陈”组建二级组织、以“给党注入活力并培育出党的精神”的构想。于是，
以年轻、廉洁、有激情的普通党员为对象，旨在“复兴国民党”的中国国
民党忠实同志会成立了。
忠实同志会以《中央日报》、中央党务学校为依托，面对形形色色的文
人、党员、学员、青年。它也痛陈对日本的愤怒，痛陈对腐败------这个已
吞噬了国民党灵魂的肿瘤------的痛心疾首。救亡和反腐败这两大诉求，使
忠实同志会也渐渐拢聚了一批青年。它成为 CC 旗下秘密团体的核心。
与“复兴狂飙”同时，CC 系在各地的干部纷纷受命发展组织。利用
垄断党务、教育的特权，几个月时间，众多名目不同的外围秘密团体，在
各地建立起来了。
南京是叶秀峰负责的“五友社”；上海是潘公展组建的“上海会社”；
北平，张厉生与刘健群一同进发，支撑起了“诚社”；浙江，朱家骅形成了
“新干部派”；江苏，则是陈果夫亲自出马，他有声有色地发展了“励进
社”……
这些秘密的小团体、小组织，后来被人合称为“CC 团”。
CC 团的各会、社、派规模都很小，成员少则几十人，多则也不过三、
四百人。此外，它们都依托于 CC 干将的公开职权，有深重的行业色彩。
如浙江省主席朱家骅的“新干部派”，以各科处厅长、县长为主力；上海教
育厅长潘公展的“上海会社”，以学者、学生为主要吸收对象。
就是这些小型、行业性的秘密社团，缓慢、执拗、虽然多少有些可笑
地推动着整党事务。它也窥测、关注着蓝衣社的动作。毕竟，蓝衣社发展
太快、声势太惊人，需要他们不时去防范，也不时去借鉴。但“井水不犯
河水”，一个是军宪警特，一个是党政文宣，他们是在不同领域共同推进“第
二期革命”的主力。
在“二陈”看来，这些被蒋介石称为“同学”的人，与 CC 团即使有
摩擦、有倾轧，在根本上却是没有冲突的。特别是腾杰的诚恳、公允，给
陈立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使他抱有一种特殊的好感。于是，1932 年
上半年，当八宝街的贺衷寒、任觉五时时在公开场合，抨击党部的腐败、
无能，甚至发布新闻时，他也只是息事宁人地要求腾杰“希饬所属注意”
（《申报》，1932 年 6 月 24 日）。……
这些抨击、摩擦还有很重的意气成分。但“新生活运动”发起后，一
切都不一样了。
“新生活运动”发起后，文化、宣传、青年等事务，已“于无声处”
成为民国权力的核心之一。CC 团与蓝衣社的宣传处、革命同志会，在这
些方面却有着根本的重叠和冲突。
这种重叠、冲突迅速变得无法妥协。一两个月时间里，两系摩擦不断，
主动挑衅的往往是蓝衣社，“使绊子”、“掺沙子”、挖墙角、丢石头，手段
无极不用。不久后，这股风潮从淞沪蔓延了出去，蔓延到各县党部和各县
复兴社组织间，一时乌烟瘴气。
但使 CC 团感到致命威胁的，却是文化学会。
文化学会上海分会成立后，诸多“海上名流、闻人”，如上海市长吴铁
城，众多大学的校长等都纷纷入会。一时之间，CC 团在上海教育界的影
响几乎荡然无存。为此陈立夫一面严厉训斥了 CC 团在上海的头目潘公展，
另一面，迅速筹备一个叫“文化建设协会”组织。
“协会”成立的仪式刚刚结束，形形色色、笑料百出的勾心斗角就开
始了。肖作霖曾谈到：
“……双方都在大学教授和文化界的名流学者中，展
开了争夺战。吴铁城不得不两面都参加，有些大学校长和教授也是两面都
参加了。……”
暨南大学、中国公学两校是争夺最严重的社区。两校不仅是刘炳藜、
白瑜等人的巢穴，也盘踞着 CC 系的重要人物。如“协会”的首脑之一樊
仲云是暨南大学有影响的教授。而潘公展更身兼中国公学副校长职务。
于是，两校的争夺几乎白热化。短短半个月内，暨南大学近 1/4 的学
生，成为或蓝衣社或 CC 团的“文化特务”。法租界的赵主教路，只有区区
300 余人的中国公学更有近半数卷入纷争。……
江浙人小巧、重心计，但西南人好辣子，喜直接。何况是以胆大妄为
著称的任觉五？几乎是“文化建设协会”在上海出现的那一天，多少有心
模仿卑斯麦的任觉五，就下定决心。他要和 CC 团“以铁与血的方式，一
较高下”。
在 1934 年混乱的淞沪，以“新生活运动”为背景，在前台对峙的，是
文化学会和“文化建设协会”；躲在幕后、显得模糊一些的，是复兴社和
CC 团；而根本上，角斗双方正是蓝衣社、CC 系。
是这样步步为营，但总的来说蓝衣社大占上风的格局，才使暨南大学
这个原本宁静的学府，成为一个权力、政争的是非之地。
暨南大学附近的一条小弄堂里，有一个古老的土地庙。这一天，真如
镇的许多居民都看到从南京来的那些壮汉，在“刘先生”的引领下，拐进
了那条湿漉漉的弄堂。
一进土地庙，三五个壮汉就游荡在门口的台阶上。他们的手枪和粗鲁
目光，吓唬住了附近的居民。许多女人都低声告诫自己的孩子，别出门，
别惹那些人的是非。然后自己悄悄躲在门板后，偷窥或倾听着“那些人”
的动静。弄堂、土地庙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土地庙里，往日摆放香火的案台被挪到屋子中央。20 余人或站或坐，
环绕着案台。一张临时绘制、手工粗劣的大地图摊放着。地图边，四五个
人正小声计议着。
一个个符号、图形随着计议的进行，被标上地图。艰难地透过层层乌
云的一缕阳光，穿过天井折射到了这个案台上。可以看到，地图上方标绘
着四个大字：暨南大学。
傍晚到来了，天色愈加阴沉。几个汉子从庙里出来，走出弄堂。向一
户人家问路后，他们到一个小饭铺买走了几十份饭食。随后又回到土地庙。
然后，掌灯时分到了。
整整一个下午，土地庙一派严肃、繁忙、紧张，它似乎是一个临时的
军事指挥部。而在庙里的 20 来个人，也大多是正宗黄埔毕业的职业军人。
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们用这么多精力“军事编组”、
“制定计划”，用以
对付的不过是百余名教员、普通大学生。具体地说，是 CC 团在暨南大学
的一个小组织。
夜幕笼罩真如镇的时候，“行动”开始了。20 余人一涌而出土地庙。
此时，大约三四百名学生，正既忐忑又兴奋地游荡在路口、校门、饭堂和
宿舍附近。他们正是刘炳藜任书记的复兴社暨南大学区社成员，是这个“行
动”的“士卒”。
在真如镇的夜空下，一阵尖锐的呼哨声响起了。
几百名学生被分成 20 余个小组，黄埔军人担任各组组长。他们人手一
根铁棒、木棒、警棍，迅速封锁了大门、侧门、通往各条道路，然后开始
扫荡宿舍、教室、图书馆。
一个参与了这个“行动”的学生后来回忆到：
“……大概是同心圆的形
状，包围了整个学校。”
暨南大学被包围得水泄不通。校内，横冲直撞的一组组“巡逻队”，几
乎把学校翻了个底朝天。所有过往的、在户外活动的学生都被带到一片空
地上，然后一个个地盘问辨认过去。几个 CC 团的学生来不及跑，当场被
打得头破血流。
这还不过是前奏。当棍棒声、哭吼声，和许多女学生的尖叫声连成一
片的时候，任觉五带领一个小组，大摇大摆地“押解”着几名校工，勒令
他们对宿舍楼断水、断电。
当时是暨南大学校工的一位老人，几十年后仍然余悸犹存地说：
“那些
人逼迫我，很凶，有人带枪，有人推着我。我一个乡间人，守的是纸糊的
饭碗，哪有办法呃？！……学堂通电灯通自来水没多久，都是华侨给的钱。
他们逼我关电闸，关水闸。不一阵，整个学堂就黑糊糊的，就手电，尽是
手电。……作孽哪！都是几辈子当猪猡才把孩子送回来念大书的。那么个
挨打法……”
随着一处处灯光的熄灭，刘炳藜和他的十几个复兴社学生组长，开始
在宿舍楼下，用刺眼的手电筒，放行“清白”学生，封锁“嫌疑”学生。
所谓“清白学生”，是既没有加入复兴社、也没有染指 CC 团的。这包
括了暨南大学的大多数人，对他们，任觉五、刘炳藜早就宣布可以放行、
“疏散”，让他们到已腾空的通电有水的宿舍楼去。条件是他们要写下一纸
“契约”，允诺不参加“上海会社”，不介入“文化建设协会”的任何活动。
每个宿舍楼的大门边都安放着一张桌子。在手电筒的照射下，一个个
被吓坏了的学生，纷纷填写“契约”，按上鲜红的手印。但事情并没完，仍
然心惊胆战的他们几乎刚刚进入有耀眼灯光的宿舍，蓝衣社的“办事人员”
就进来了。
这些“办事人员”有的是他们熟悉的师长、同学，有的却是来自南京
或上海市区的陌生人。他们或笑容满面，或满面凶狠，但不管是什么表情，
都让这些“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生产生了一种战兢感。他们携带着油印
的《入社申请表》、《成员履历表》，一进房间就开门见山地“发展成员”。
两三百名学生连夜填写了表格，以换取一个安稳觉。接着，他们被告
知，第二天有一个入社宣誓仪式。
不是所有的“清白学生”都能轻易过关。在手电筒的逼射下，一些仅
仅因为同乡、同班等关系，而和 CC 团学生行迹密切的人，也被指认为是
“党部的人”。他们或轻或重地都挨打了，有的是一记耳光，有的是一根棍
棒，然后被勒令回到漆黑的被包围的宿舍去。
大约半夜时分，乱糟糟的校园总算短暂地安静下来了。辨别、“隔离”
工作已大致完成，任觉五留下一半的人马继续包围学校、监视宿舍，他则
和另外一二百人，到业已恐慌的真如镇大街上摆酒论功。他们一气摆开了
十余桌酒席，喧闹声传出几条街外。
这一夜，任觉五似乎年轻了许多。他大声说笑，一桌一桌地敬酒，让
一些没有见过世面的学生受宠若惊。他喝得酩酊大醉，后来由副官、几个
学生搀扶着，在镇上最大的旅店开了一个房间，呼呼大睡。
但对被围困的那些人来说，噩梦，才刚刚开始。
第二天是罕见的好天气。在旅店里，一直到太阳晒到屁股上了，任觉
五才起床。他不紧不慢地洗漱，甚至刮了胡子。然后，前呼后拥地开始“巡
视”暨南大学。
经过一夜的鸡犬不宁，暨南大学已经象一潭死水了。校园里空空荡荡，
往来穿梭的，只有几伙刚刚睡醒、来“接班”的复兴社成员。折腾了大半
宿，他们也显得疲惫不堪。任觉五却兴高采烈，他一个宿舍楼一个宿舍楼
地巡视过去，大声说：
“盯紧点，一只苍蝇也别让进出。……先饿这伙党部
的龟儿子两顿！打不醒，饿了就醒！”
阳光渐渐地大起来了，不久又隐藏在云层后。任觉五无所事事地东走
西逛，似乎兴致不减。正午时分，被勒令上街采购的几个校工，推着两板
车猪肉、蔬菜、米面回来，他远远地瞥见后，更粗野地大笑：
“……馋馋这
帮龟儿子！”
此时，副官凑近了他：“吴醒亚、潘公展电话。……”
任觉五一楞，但随即命令：
“不接！……慢着，脑袋灵醒点，再有电话，
就说我和刘炳藜、肖作霖都不在这里，谁都不在！”
“谁都不在”的话音刚落，远处喧闹了起来。一栋宿舍楼里，大约二、
三十个 CC 团学生手持条凳、桌腿、小刀，探头探脑地下了楼梯。在楼梯
拐角处，他们看到复兴社学生的防范很懈怠，个个显得无精打采，于是集
体呼啸而下，打算一鼓作气冲过封锁线。
混殴开始了。任觉五吐了一口唾液，掏出手枪，解气式地骂着：
“来了，
果然来了，这伙龟儿子！……他奶奶的，上，一起上，往死里打！”
楼外，两个小组的复兴社学生也立即来了精神，他们纷纷操起铁棒、
警棍，一涌而上去堵截逃命者。人高马大的一挑一，瘦弱些的就两三个围
打一个。CC 团学生早已饿得个个眼冒金星，又受了一夜惊吓，毫无斗志，
只想夺路而逃。一会就被打倒了两个人。
一个戴眼镜的学生脑袋上受了重重一击，顷刻满脸是血。血糊住了眼
睛，趁此机会，三四个人狠扑过去，棍棒、拳脚象雨点式地落在他身上。
任觉五咧着嘴巴，看得眉飞色舞。仿佛还不够过瘾，他对副官嘟囔着：
“开两枪！吓吓这帮子龟孙。……”
枪声惊得鸟儿扑簌簌地飞起。CC 团学生果然被吓住了，他们不约而
同地转身向宿舍楼跑去。灰色的，没有食物、灯光和水的宿舍楼，至少可
以暂时回避开鲜血、棍棒和手枪。
这场混殴，CC 团学生伤八、九人，无一人逃脱。三两个腿快的虽然
逃离了堵截圈，但很快被“巡逻”的小组、守在门口的小组一一擒获。他
们先是被暴打了一顿，而后，任觉五轻蔑地下令：“找一个黑屋子装他
们。……去几个人看着，他们再跑，打断他们的腿！”
流淌在楼下的几滩刺眼的鲜血，使 CC 团学生近乎绝望地龟缩在宿舍
里，他们一筹莫展、听天由命。与此同时，在不远处的一间阶梯教室里，
一个别开生面的复兴社入社仪式进行着。近三百名学生在蒋介石的半身像
下，一组接一组地轮流进行宣誓。他们成为了复兴社成员，暨南大学的第
二个复兴社区社成立了。
虽然许多人进行宣誓时，都是一脸的苦相或仅仅是勉强地挤出一点笑
容。但毕竟，大约 600 名华侨子弟、这所大学超过 1/3 的学生，都被操纵
在蓝衣社组织里了。任觉五似乎有些心满意足。在“成立大会”上，他以
浓重的四川口音，效仿蒋介石的“领袖”姿态，发表了一个长篇讲话。
一个当时入社的学生，几十年后心情复杂地说到：
“……都是被逼无奈
啊！但是有什么办法？不要说暨南校方、真如的保甲长，就是当地的警察
和保安团，就是市政厅也不敢管啊！……我就是这么加入复兴社的。那时
想，宣誓就宣誓，加入就加入，应付过了这一关就没事了。没想到后来……”。
另一个学生更直截了当地说：“那是一份卖身契！……”
填写卖身契、
“应付”过后，任觉五立即委派任务给这些人。大约五十
名刚刚入社的学生，一部分被指令去宿舍楼下喊话，以游说自己的同学或
同乡“弃暗投明”；另一些人，则“随特别小组行动”！
“劝降”工作很顺利。除了组织过突围的那个宿舍楼，被任觉五明令
“不予受降”外，喊话和棍棒下的“谈判”不到半个小时，几个宿舍楼的
CC 团学生都按照要求，晃动着白衬衫充当投降的“白旗”，陆陆续续地下
楼了。他们在复兴社学生的监视下，耷拉着脑袋，站成了几列。
面对百来个“俘虏”，任觉五满意极了，他笑吟吟地转来转去。半天，
他才下令：“带他们去办理自新手续！……”
所谓“自新手续”，是让这些饥肠辘辘的人都“倒腾出来”。任觉五笑
嘻嘻地说：
“都倒腾出来吧。……倒腾出来了就去吃饭，排骨炒扁豆，大米
饭放开吃！”
于是，他们就在几页的八行纸上，以或拙劣或清秀的字体，写出他们
参加“上海会社”或参与“文化建设协会”的过程，交代了他们的介绍人、
联络人，以及所知道的一鳞半爪的组织“内幕”。再后，签字、画押。
一份份“供词”递上案头，任觉五随手翻检，嘴里痛快地骂着“这帮
龟儿子”一类的话。他似乎意犹未尽，阅览过几份后，他跑到饭堂，对那
些狼吞虎咽的学生慷慨而又不伦不类地叫囔：“放开吃，大厨房里有的
是！……圆了肚，就回去睡觉。睡了这觉后日后就会记得，这天下，是姓
黄的，就是黄埔的。就是我们这起子人！……再不要跟党部的那帮子骗子
跑了，更别跟着那帮师爷跑！……”
所谓师爷，指的是蓝衣社极其轻蔑的、以杨永泰为首的政学系。几十
年后，肖作霖曾谈到，当时“复兴社实际上就是黄埔系。黄埔系一贯自命
为蒋介石的唯一嫡系，以嫡子的身份自居。……他们把政学系当作‘师爷’
或‘管家’之流看待。认为不过是雇佣性质的一伙人，算不得什么。有些
人在背后就称杨永泰为杨师爷，称张群为张总管。……”
公然羞辱了这些政府首脑后，对另一群“师爷”的羞辱开始了。
一小群失业的黄埔学生当头，带领“特别小组”的一大群学生，气势
汹汹地闯进暨南大学的生活区。这里居住着李恩粥、金光媚、蒋建白等几
个 CC 团教授，他们都是“文化建设协会”的“头面人物”。此外还住着十
来个“嫌疑人物”。
接近一天的鸡飞狗跳，早已使大多数人家提心吊胆。这一天，女人们
或不敢外出买菜，或刚刚到达校门，就被门口把守的几个失业军人挡了回
来。缺油少盐的饭菜难以下咽，一点点的风吹草动，就能使几家人紧闭大
门。
听到杂沓的脚步声停在门口，一个老妈子理直气壮地说了一句，
“我家
先生不在”，然后要关门。但几个膀大拳粗的失业军人似乎不在意这个冲撞，
他们嬉皮笑脸，略略地扬脸示意了一下。
几十个学生一涌而上，他们用棍棒敲打着几户人家的大门、窗户。一
片接一片的“咣当”、
“咣当”声响起了，无数玻璃碎片飞溅出来，门窗立
即显得一片黑洞。随后，土块、瓦片、石子、墨水瓶，从没有遮挡的门窗
飞了进去。
屋子内，那些教授、
“先生”或气得嘴唇哆嗦，或惊得脸色苍白。一个
遭受池鱼之殃的老先生，几十年后都还颤巍巍地说：
“真是斯文扫地啊！……
干这事的，偏偏不是那些流氓，是自己过去的学生！……我一辈子，不敢
说桃李满天下，至少桃李满申城。受这样的委屈，一辈子只得两次，另外
一次是文革。……”
这些“先生”不知道，让学生而不是失业军人来砸门窗，正是任觉五
“攻心为上”的一个恶作剧。而这个举动，也是刚刚在柏林研究了纳粹运
动的任觉五，效仿希特勒驱逐犹太人“砸玻璃窗的一周”的产物。
夜幕再次降临了。已经“接管”了暨南大学的任觉五，依旧在乌烟瘴
气的校园里到处乱窜。这时，副官急匆匆地找到了他，压低了声音，在他
耳边说了一句：
“……吴铁城电话！”
“火并”闹剧象瘟疫一样传播开去了，而且声势愈显轰烈。就是暨南
大学“砸玻璃窗”这一天，在遥远、贫瘠的河南，上千名蓝衣社党徒闯进
开封、洛阳、郑州等地的学堂，他们在近万名学生成员的配合下，横扫了
数以百计的学校。肖作霖曾写到：
“在河南的情况也是一样。复兴社与 CC
团在各大专学校和中等学校所进行的争夺活动，也是很普遍、很激烈
的。……”
何止是“一样”？在河南，这股“争人争地盘”的风潮从春天延绵到
了夏天。风潮甚至席卷进了各县、各个集镇的小学。而这是一场实力太过
悬殊的较量。
在书记萧洒的苦心经营下，一年多时间，蓝衣社控制了河南社会的大
半壁江山。军事方面，省保安处以下的绥靖公署各处处长、各保安团团长，
清一色地是蓝衣社党徒；行政方面，洛阳专员王泽民以下，各地区专员、
各县县长的半数以上，以及 2/3 的乡镇长都在“团体内”；至于教育系统，
“复兴社在教育厅的小组数量最多。……全省的中小学校长也几乎半数都
是复兴社社员。”
河南复兴社的根深扎于基层。它有一个人数异常庞大的学生支社，至
少有六、七千人；它间接控制着河南的十万保安军人、地方“民军”。它决
定着河南。
与这样的声势相比，CC 团在河南只有一个空洞洞的省党部，和形同
虚设的各县党部。于是，所谓的争夺，是几万人马对几十号人的以石击卵。
一部部军车呼啸而在街道上，一批批穿着便衣、但刺眼地携带枪支的
人员，大摇大摆地闯进、游荡在校园。从第一天开始，每天总有几十个地
方同时摆开入社宣誓的场面，每天总有几百上千人入社。
一个河南大学的学生后来写到：
“整个河南学界都乱了。……说是针对
CC 团，又不仅仅是针对 CC 团。……他们醉翁之意不仅在酒，那么个耀武
扬威，是逼迫很多根本不关心政治的学生，也不得不加入复兴社。”
这和暨南大学的闹剧还没有什么区别。而另一个经历沧桑的教员，显
然更明白就里，他说：
“……复兴社是拿棒喝团、褐裳党做榜样的。他们很
眼热那种社会动乱、天下大乱的场面。他们是有意效仿什么‘进军罗马’，
什么‘群众是需要吓一吓的’。……乱套了，河南陷入了政治动乱。”
这种效仿在开封的一条大街上，达到了顶峰。在 5 月浓郁的春光里，
大街两头都被戒严、封锁了。街对过是 CC 团控制的河南“新生活运动促
进会”，街这一头，一群满脸伤疤的失业军人，用沙包堆起了几个简易街垒。
黑洞洞的机关枪对准了朱红色大门，他们扬言：倘若太阳落山前，不“交
出”这个会，则“格杀勿论”！
果然交出来了。
河南之后，是安徽、湖北。……卷入争夺、
“武斗”的省份大约有十个，
除陈果夫担任省主席的江苏，保持了“均势”之外，复兴社处处大占上风。
学堂、街道、集镇，一个个院落，小半角的中国，都处在倾轧、动荡中。
一直到几十年以后，还有许多西方学者，百思不得其解地追问，这场
小型社会动乱的根源是什么？它是“新生活运动”带来的吗？是法西斯思
潮的辐射吗？……
当时担任蓝衣社书记长的刘健群，后来在台北却一语道破天机地总结：
“任何斗争都不是因为政策分歧而来。都是在争夺饭碗”（易劳逸，《刘健
群采访》）。
但毕竟，覆盖着纷乱民国的，是蒋介石那巨大的身影。这个习惯勾心
斗角合纵连横的人，这个声口都是“精诚团结”的浙江祠堂里的“族长”，
或者喜欢所属派系的“文攻”------这能使他始终维持权力的平衡------但肯
定不喜欢“武斗”。
“武斗”进行的第三天，在它的发酵之地上海，它就开始被人以
一种民国特殊的、顽强的惯性，引导上它的轨道。
“武斗”进行的第三天，以吴铁城为“调停人”，一场别开生面的谈判
进行着。谈判双方的角色、身份，正浓缩着两大派系的面貌。一方是任觉
五、肖作霖、刘炳藜，平均年龄 31 岁，一个上校、一个少校、一个文人，
代表着几万青年；另一方，是吴醒亚和潘公展，他们的平均年龄约 50 岁，
身份是党阀、“绅士”
，此时的公开职务分别是上海社会局长、教育厅长，
代表着几百人马。
这一天，不仅有妥协，还有鲜血。
“谈判”从 CC 团的三个质问开始。第一个，自然是“当务之急”的
暨南大学的所谓“善后”。
20 余名 CC 团学生还被围困在宿舍楼。两天里他们粒米未进、滴水不
沾，几个在混殴中受伤流血的已经虚脱。潘公展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一
坐下，立即质问任觉五：他“究竟要怎样”？是不是要“出人命才肯罢休”？
吴铁城在座，任觉五心头多少有些发虚，他闭口不答。随即，吴醒亚
沉稳地开始了第二个质问：怎么保证不再有这样的冲突事件？换而言之，
蓝衣社与 CC 团的“势力范围”该怎样划分？
这个质问绵里藏针。是时，陈立夫仍兼任教育部长。而革命同志会不
过是一个秘密的“民间团体”。难道这个“团体”能替代合法政府的一个部，
来行使职权吗？这样的“火并”难道不是非法的吗？再有这样的接管，岂
不是人人自危？
显然，吴醒亚这一番质问还有一个用意，那就是激发身为上海市长的
吴铁城的同感，博取支持。对这个问话，任觉五再度拒绝回答。
第三个质问更为尖锐。吴醒亚调头质询吴铁城：任觉五能不能代表蓝
衣社？肖作霖能不能代表文化学会？如果不能，那在暨南大学的“行动”，
有没有请示过刘健群、邓文仪？有没有获得准许？如果都没有，那是不是
该让刘健群和邓文仪来一趟上海？
这个质问，表现了一个老牌官僚娴熟的“攻心术”。它居高临下，对任
觉五的职权隐含轻蔑；它并暗示了任觉五等人的行动不仅“非法”，也违反
了蓝衣社的森严纪律；其威胁意味相当明显。
吴醒亚的目的，显然是击垮任觉五等人的心理防线。但一直沉默的任
觉五，此时不惊反笑。显然，吴醒亚丝毫不了解朝天宫的近况，丝毫不知
道蓝衣社四分五裂的局面。有枪就是草头王，这个年头谁怕谁？何况，胳
膊肘总是向里拐，在对付 CC 团上，蓝衣社什么时候动用过什么纪律？
于是，他没有拖泥带水，对三个质问，都态度强硬地表了态。这番表
态振振有辞，充满了指鹿为马、信口开河的无赖色彩。发生在暨南大学的
事件，是由 CC 团学生引发的，“曲”在对方。是 CC 团学生先动手打伤了
复兴社学生，他们不过是基于“同志友爱”
，才包围宿舍楼，报复“打人凶
手”并要求赔偿，“而已”！
怎样保证不再有这样的冲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因此，这是
CC 团要先保证的。CC 团如果肯保证，那么，他可以保证自己绝不会碰
CC 团一根寒毛，而在暨南大学，他也根本没有动手。
至于革命同志会能不能替代教育部行使职权，任觉五嗤之以鼻。他说，
同志会和文化学会都不想替代教育部，更没有行使什么职权。但反过来，
“文化建设协会”就代表教育部吗？它就不是一个“民间团体”吗？触犯
“协会”就是触犯教育部吗？这个问题，真是“无稽之谈”！
最后，对第三个质问，任觉五傲慢地宣称：这个事件是“自发行为”。
因此，不需要惊动刘健群、邓文仪这两位“同志”。他们或许不能代表蓝衣
社、文化学会，但“代表自己总可以吧”？反过来，吴醒亚、潘公展能代
表 CC 团吗？“不见得啊，不太见得”，据他所知，能代表它的似乎还是陈
氏兄弟。
这个 10 年来搀和了无数次学运的活动家，此时真是口若悬河。他唾沫
横飞，滔滔不绝，说的都是歪理，但这些歪理确实一时都难以辩驳。吴醒
亚、潘公展几乎气得七窍冒烟。
此时，冷冷地在一旁的吴铁城，打断了任觉五的长篇讲话。他口气很
淡地说了一句：
“这是在我上海的地界上。……觉五，你的人，先撤出暨南
学堂。”
比起吴醒亚咄咄逼人的质问，这句貌似温和的话象是对任觉五当头浇
下的一桶冷水。作为民国元老、黄埔前辈，吴铁城是一个作风稳重、滴水
不漏的角色。显然，原本打算做一个不偏不倚“调停人”的他，是被任觉
五的骄横狂妄激怒了。
如果不遵命、
“撤出”的话，出动上海警备司令部或上海警察厅成千上
万的军警，去搜捕、扣押那几十号失业军人，几百个学生，还不就是他一
句话？那些乌合之众欺负 CC 团学生是足够了的，但他们是训练有素的上
海军警对手吗？
局面登时逆转。任觉五深知“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他略一沉吟，
就故作大度地表示，
“既然吴市长说话了，晚辈还能不照办”？其它的争议
暂时搁置，他这就打电话，通知真如方面撤人、解围。
电话打出去了。紧接着，一块大石头终于从心里落地的潘公展，也知
会 CC 团人员出动救护车、食品车，迅速到暨南大学救护伤员，并抚慰受
了惊吓的教员、学生。
谈判告一段落了。于是，原来剑拔弩张的谈判桌边，又是一派笑语晏
晏、把酒言欢的民国场面。当天，吴铁城做东宴请了这几个人。虽然一方
心怀鬼胎，另一方仍然气愤难平，但场面总算张罗过去了。
当天下午，喝了一肚皮白酒的任觉五，从饭店出来后被冷风一吹，他
终于把戴了小半天的面具卸了下来。他似乎一肚子委屈、火气，当着肖作
霖、刘炳藜的面不时喃喃咒骂。他们又来到暨南大学，然后，在几百号喽
罗的送行里，20 余名失业军人偃旗息鼓、灰不溜秋地踏上回南京的列车。
“上海，这是上海?！……他龟儿子，上海的地界上招呼不起你们。南
京呢？南京能不能？……”
在站台上，任觉五大丢面子地自言自语。同样深感脸面无光的肖作霖、
刘炳藜，以为他是在给自己找台阶下。比起上海，首都南京更是“首善之
地”，任觉五还能在那里掀起什么波澜不成？
然而，这一次他们估计错了任觉五。回南京后的短短一两天，这条四
川的泥鳅，不仅又掀起了波澜。这波澜里，还有鲜血、还有人命。
这就是曾轰动一时的“三党员命案”。
回到南京的当夜，在蜀陕饭店里，二十几个大汉又灌了一通老酒。这
顿酒喝得可谓沉闷之极，两桌子人都象被霜打了的茄子，悄不做声地低头
喝闷酒。但酒酣脸热处，任觉五一掼酒杯，招呼他们继续喝酒，他自己带
了六七个人，分坐三部车出门去了。
汽车一溜烟地驰向在复成桥的中央党务学校。在暗夜里，这所象征着
中国第一个现代党团的学府，显得很阴森、很暧昧。对它，任觉五有着一
种近乎刻骨铭心的熟悉。
早在 1932 年夏天，中央党务学校大学部毕业第一批学生时，革青会即
已打入该校。到该校工作秘密活动的，是后来的广东书记、被陈济棠枪毙
了的“干员”叶简修。腾杰后来曾谈到，叶简修在该校的活动极有成效，
当年即发展成员一百余人，“也因此功劳，叶被派往广东工作”。
任觉五极其重视这个区社。毕竟，这是从 CC 团墙角上挖下来的第一
块大石头。于是叶简修赴广东后，他自己兼任了这个区社的书记。但这个
“顽童”，以“学运专家”自诩的草包，此后的一年里被 CC 团的几员大将，
弄得丢盔弃甲、落荒而逃。
几乎叶简修一离任，CC 团立即发觉了蓝衣社的活动。“千里之堤，毁
于蚁穴”，他们极为重视“该案”，直接调来一个小组的中统特工，对这个
心腹大患开始明察暗访，没几天人头就被弄得水落石出。随后，凡蓝衣社
学生，在毕业“分配”时不是求告无门、一直坐冷板凳，就是被打发到偏
远省份、小县城去当差。
这一手震慑了众多的学生。他们有的已经和蓝衣社勾搭上了，有的正
暗自掂量，是加入蓝衣社划算呢，还是在“党部”级级熬升？但一百多个
失业、发配、
“流放”的先例，使选择变得很简易。没几天，党务学校就被
布置得针插不下，水泼不进。
不仅如此。这一年秋冬，大批失业学生涌到任觉五的办公室，他们或
叫苦连天，或丑态百出，纷纷要求任觉五“妥善安置”。任觉五焦头烂额，
但南京失业军官尚且成堆，他又哪能先安置这些“私生子”？
可怜的那些失业学生！他们都是各自小弄巷里的出色子弟，靠父母亲
的辛劳、自己的勤奋，好不容易才在这所象征着前程、权力的学堂，取得
一席之地。寒暑假回家时，他们赢得的是乡邻的一片赞叹，乃至自己父母
对将要“为官作宰”的子弟的小心翼翼，他们也以为自己能光宗耀祖，出
人头地。但此时，他们面对的却是走投无路的冷漠南京。
当 CC 团把这些可怜的人儿晾了半年后，他们又略略把门缝打开了一
角。几乎不废吹灰之力，几十个人奔走相告，很快又靠上了 CC 团。而且，
经历一个波折来回后，他们对蓝衣社、任觉五明显地敌视起来。
党务学校这个区社，就这样被一举摧毁了。对此，1933 年冬天，贺衷
寒曾厉声斥责任觉五，认为他使“团体遭受成立以来之未有失败”。……
新仇旧恨，使这个晚上的任觉五满腔怨毒。他决心要在那些可怜的学
生身上，挽回面子，一泄愤恨。
借着酒劲，任觉五让他的七八个人分成三个组，四面铺开，监视着党
务学校的过往人群，“弄几个叛徒回去”！
不到半个小时，几组人员就都回到停车的阴暗角落里。他们象老鹰抓
小鸡一样，挟持回了三个抖抖簌簌、面如土色的学生。对这些从前的部属，
任觉五只是不屑地看了一眼，鼻孔间“哼”了一声，然后他下了命令：
“把
他们弄上车”！
三部汽车装着三个“俘虏”和几个“看守”
，朝郊外的一个废弃的仓库
开去。
这一夜在那个仓库里，发生了怎样的凌辱、暴打和血腥行径？那三个
学生在临死前，是否发出了呼天不应求地不灵的惨叫？这是一起蓄意的绑
架谋杀呢，还是任觉五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或者，任觉五是不是只想暴
揍他们一顿，但因为失手打死了一个人，才决定集体“处死”以杀人灭口
的呢？……
所有的这些问题，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物的死去，都已经永久湮灭了。
据说，在把三个学生象绵羊一样地弄死后，他们还集体驱车赶回了蜀陕饭
店。那里酒宴未罢，甚至，因为他们的回来，场面反而热闹了起来。任觉
五开始谈笑风生，满口粗话，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几个打手虽然
心神不宁，但也都强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一直到几天以后，才有仓库附近的居民，发现了那三具已经发臭的尸
体。大批警察和许多小报记者，乃至 CC 团的几个人员都迅速赶到，他们
看到了一个噩梦般的场面。
满地都是血。血已经凝结成了暗黑的色块，无数绿头苍蝇嗡嗡地飞舞。
在杂草丛生的角落里，一个学生死不暝目地睁着死鱼般的眼睛，几只肥白
的蛆虫在他的鼻孔间爬进爬出。他的脑袋上中了致命的一棒，但是凶手还
怕他不死，又对他的腹部开了一枪。这一枪是通透伤，在背后打出了一个
大洞。
另外两个学生更惨不忍睹。他们的头、胸、腹、背，处处都是淤青的
肿块，衣裳破碎，满脸黑血。显然，对这两个人的暴打，进行的时间很长。
致命伤，则一是枪击，从左侧太阳穴进，同样通透，右边出；另一是棒杀。
当天，十余家大小报纸，纷纷在显著地位，刊发消息。舆论一致认为
此案缘由是“派系仇杀”。
几天后，首都警察厅公布消息：凶手用枪，系军用手枪。且下手极为
干净利索。由此推断凶手应为职业军人。
与此同时，有党务学校的几名学生向 CC 团密报，三人失踪当夜，曾
在校区目击几个不明身份的人。虽然有黑夜的掩饰，但他们都记得这些人
的装束，极象是“蓝衣社”。
嫌疑渐渐集中在了任觉五的身上。已胸有成竹的陈立夫，当即召集手
下的文宣大将，布置舆论、组织反击。
接连几天，
《中央日报》
《金陵日报》等主要报刊，连篇累牍地刊登“三
党员命案”的分析和侦破报道。这些分析没有无端猜测，也没有武断认定
该案系蓝衣社所为，而是行文冷静、义正词严。它激发了沪宁地区学界、
市民对该案的持续关注。
与此同时，各种惯于捕风捉影、大肆渲染的小报，也一反常态。它们
以缜密的论据、悲悯的情绪，不断将公众的视野，牵引向一个隐藏在地下
的秘密组织，和其中的一个魁首------蓝衣社和它的任觉五。
舆论步步为营、层层深入。整个舆论造势，整整进行了半月有余。一
时之间，
“三党员命案”成为市井、街头耳熟能详的词汇。甚至年老的黄包
车夫、买菜的小脚老太，一听闻闲汉议论该案，也能插嘴说上两句。
在这股舆论风潮中，案件侦破获得了重大进展。
首都警察厅负责该案的，是一名颇为正直、不问政治的能干侦探。他
先是在现场松软的地面上，发现了汽车的碾驰痕迹，经过勘测，断定凶手
分乘的是三部“道奇”军用吉普。此外，从现场的杂沓脚印上，也推断出
凶手共有七、八个人。
随后，经过党务学校的询问、拥车单位的排察等烦琐过程后，该侦探
终于来到了蜀陕饭店。5、6 月间，他终于从几个伙计的嘴巴里，掏出了案
发当夜，任觉五等人曾离开该饭店两小时有余的口供。
党务学校的目击者，更从该侦探暗拍下的那几张相片上，一眼认出：
案发当夜，这几个人，都在学校出现过！
至此，舆论、侦破工作已事实上地终结了。首都警察厅的几名便衣，
连同中统的若干特务，都已经在朝天宫附近、以及任觉五等人的住处，秘
密监视各疑犯行踪。他们只等待着“上头”一声令下，就可以连锅端掉这
伙凶手了。
但舆论、侦破之后，轮到的是权力、平衡。
一个当时在党务学校的 CC 团学生，几十年后在台湾谈起了曾在宁沪
引起轩然大波的“三党员命案”。他说：“谁都心知肚明，就是蓝衣社，就
是任觉五干的。……但陈先生是一个有涵养的人，他要把这个案子做成铁
案，铁案如山，才翻不了。……抓捕却一直拖，拖到了 7 月份，那时出了
南昌机场大火案，蒋先生开始反感蓝衣社了，才下令抓的。……”
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因为别的事件、背景，任觉五还很可能毛发无伤。
而另一个一直生活在南京的学生谈到：
“任觉五被抓后，我们比过年还高兴，
有人放鞭炮了。……都是蓝衣社和 CC 团争权夺利的牺牲品，但 CC 团温
和，不比蓝衣社。任觉五更是一个危险分子，不抓他，没人能放心，能服
气。……”
还有一个金陵大学的复兴社学生，更是心情复杂地说到：“‘三党员命
案’，好象只是个不大不小的案件。但它对复兴社的影响很大。……一般民
众都开始把复兴社看成是一个专搞暗杀的，
（复兴社）名声一落千丈，被很
大地削弱。……那年暑假我回宜兴老家，我父亲就直接问我是不是复兴社
的人，如果是，赶快脱离，别再有什么牵扯了。……”
但富有意味的是，随着盛夏的到来，任觉五等人已经被关押近一个月
了，此案却一直没有转移到法庭。据说，任觉五在被押期间，一口咬定他
是在“执行纪律”。按照蓝衣社“生的进来、死的出去”的铁律，被杀三人
既然加入过复兴社，那么，对他们执以死刑又有什么错呢？
这个说辞极大地打动了蒋介石。据说，蒋介石看过被害三人的入社表
格后，沉吟了一会，随后说：
“不杀。关一段，磨掉他的野性子再说。……”
这一小群凶手就这样侥幸地逃脱了性命。不过半年后，任觉五又大摇
大摆地出现在朝天宫。不久后，他更被委派为四川蓝衣社书记、四川教育
厅长。
还不仅如此。几十年后，台湾成立了一个叫“任觉五教育基金会”的
机构。至此，任觉五已经是一个教育名流、慈善长者了。
这就是历史。
霉雨季节结束了，宁沪地区一片艳阳高照。但笼罩着朝天宫的霉雨，
不仅还漫天飞扬着，其中更开始夹杂着民国的冰雹、风霜。
随着盛夏的到来，已经声名狼籍的蓝衣社，再次遭受了一个重大危机。
如果说，
“三党员命案”只是使宁沪民众看清了蓝衣社的诡异真相、使它声
名扫地的话，那么，这个危机所导致的后果，却是它组社以来最重大的深
痛巨创。不仅声名，而且人事；不仅人事，而且组织。
这个危机，就是使蒋介石最终决定抓捕任觉五的“南昌机场大火案”。
第十五章 南昌大火
1934 年 6 月的一个深夜，在南昌机场的一片陈旧营房里，一股黑烟冒
了出来，黑烟越来越大，隐约间，可以看到吞吐着的火苗。
火势急剧蔓延。一个哨兵发觉起火后，当即朝天鸣枪。枪声惊醒了营
房一带的空军地勤人员。他们来不及穿衣，纷纷提着水桶过去救火。
但已经来不及了，大火已经燃到了油库、弹药库一带。随后，一声一
声沉闷的爆炸声伴随着冲天的火光，使地面不断颤抖。许多远在市区的南
昌市民，这一夜甚至在十里之外都见到了火势。
火势不可抑制。此时，几千名军人、民工只能远远地站在空旷地带，
看着冲天大火将连片的新旧营房烧成一片瓦砾。接着，停放在附近的一架
飞机，也很快被大火吞没了。
一直到凌晨，火光才渐渐暗淡下来。一片灰烬的旷野上空，偶然飞过
一只老鸦。天底下孤零零地是一架飞机的残骸，残骸边上，是一些行影孤
单、眼中含泪的军人。
此时，一群接一群的通讯社、报刊记者赶到了现场。他们到处拍照、
采访。在焦垣残壁、仍明灭着暗火的炭条间，中央社、
《中央日报》社等主
要传媒的记者，围住了在场的最高官员、前航空署长徐培根。
徐培根已接到调令 20 余日，但新任署长尚未到任，南昌机场仍由他主
事。这个南昌机场的建设者满眼血丝，眼里不时地溢上泪花。面对记者各
式各样的询问，他一言不发，从人群里挤了出去，然后不回头地向远处走
去。
几个小时后，国内主要报刊，纷纷以头版头条刊发“南昌机场大火”
的消息。
是无数华侨的血汗、市民的积蓄、妇女的首饰和学童的早点钱，支撑
起了草创的中国空军。空军是中华民国的希望。由 3 万民工历时九月、艰
难建设的南昌机场，更曾使举国欢腾，它牵连着无数的人心。这样的重重
背景，使机场大火，震动全国。
当日，无数电报朝南昌、南京蜂拥而去，要求调查大火原因。次日，
印尼、新加坡、马来亚、泰国，乃至美国檀香山等各主要华侨报纸，更以
呼天抢地的笔调，转发新闻和黑糊糊的现场相片。一些华人团体也当即派
员赴南昌视探。
大火使蒋介石也“惊诧、悲痛莫名”。他命令邓文仪，带同“调查课”
精干人员组成密查组，弄清大火起因，“对玩忽疏职、导致此重大损失者，
一概枪毙”！
与记者一样，密查组要调查的第一个对象，就是当夜在营房过夜，并
指挥救火的蓝衣社魁首之一徐培根。
此时，该案系“人为纵火”的说法，在南昌、全国乃至海外，都象瘟
疫一样传播开来了。
邓文仪带领密察组整整奔忙了大半个月。几十名特工对上千名军人、
民工，一一盘问调查。此外，一小群消防专家也赶到现场，进行勘探。
他们首先找到了大火的发端处：一处修建于 1902 年的前陆军营房。该
营房系木屋，在南昌机场施工期间，曾充当航空署的办公处。新办公处落
成后，为节省开支计，徐培根的副手陈庆之下令，保留该营房作日后航空
队宿舍。
但此处营房已相当陈旧、潮湿，到处是鼠穴和蟑螂窝。于是，机场刚
刚竣工，一队民工即被派赴于此，重修地板。
大火当夜，地板已全部更换，但刨花、旧地板仍堆积于各个房间的墙
角。大火就从这些刨花旧木料里燃起。
大火发端处找到后，紧接着是找火源和肇事者。经过明察暗访，邓文
仪得出结论：是一个值勤士兵吸烟，烟头未熄灭即抛掷到刨花堆中，由此
引发大火。该案因此被定为“过失事故”。
是时，随着各报刊、各民众团体对“大火案”关注的不断升温，各种
各样谣传的层出不穷，邓文仪身上已有极大压力。他迅速整理《密报纪要》，
并提出三条处理意见：公审并枪毙肇事士兵，追究其官长的连带责任；向
海内外公布该调查结果，“以正视听”；最后，迅速拨款组织施工，以修复
机场、平息不满。
随即，他匆忙赶赴庐山，将该《密报》呈递给蒋介石。
1934 年 7 月的庐山静谧而凉爽。孤独地站在庐山山麓上的蒋介石，以
一种淡泊的神色，来俯视对瑞金层层推进的铁丝网。或者，他也俯视着即
将匍匐在他身影之下的亿兆众生？距离黄埔初创，此时刚好十年，那时的
广州是那样沉闷、激越，而十年后，太阳还是那个太阳，他却终于成为这
片天地里的第一强人。
接到邓文仪的《密报》后，他神色仍然很淡。毕竟，
“机场大火案”不
过是一时的，它丝毫不能冲淡此时他的志满意得。
他努力地掩饰着志满意得。
“二次复出”后的三年里，他开始“第二期
革命”，发动新生活运动，并即将敉平瑞金、大别山和洪湖。这个夏天，酝
酿在他心里的梦，是做一个一洗百年屈辱、复兴民族、去“换了人间”的
伟大人物。
对这样的志向来说，一个小小的机场算得了什么？烧掉了，可以重建，
反正中国有无穷无尽的民夫劳力。……
于是，他在《密报》上批示：如此结案，甚好。
但此时，一个神秘的“告发者”出现了。
《密报》抵达蒋介石案头的第二天，南昌的一家小报即全文刊登该《密
报》，并附长篇评论。该评论尖刻指出：南昌机场火势之大，罪魁祸首岂是
一个烟头？民国官场黑幕之深，始作俑者就是那个士兵？
该评论一口断定，拟枪毙的那个士兵连同打算撤职的几个军官，都不
过是一个替死鬼。而该案系人为纵火所致，
“纵火意在消弭贪污罪证。该员
地位甚高，且和调查主官勾结甚深，官官相护，不仅贪污前案，即此滔天
巨案亦将石沉大海……”。
《密报》和评论引起全城哗然。当日，此报一印再印，一时洛阳纸贵。
南昌街头几乎人手一份。
当日，全国、海外舆论都一片哗然。南京、上海、汉口、西安、广州、
南洋等地的上百家报刊，都纷纷增发“号外”。一些“号外”甚至不象南昌
小报那样还略有遮掩，它把矛头直指徐培根、邓文仪，宣称徐培根系纵火
罪魁，邓文仪是包庇祸首。
此后一周，舆论持续升温，物议沸腾。百万华侨、民众无比愤慨，在
各个城市的街头，他们口诛笔伐。各地电报局天天爆满，甚至一些漠然国
事的学者、团体，也纷纷发电报谴责官场黑幕，要求严惩徐培根、邓文仪。
当时流传于民国朝野，此后几十年仍流传在大陆和台湾地区的一些说
法，就在这一周内传播开了。
这些说法或荒诞不经、或信誓旦旦。其中在大陆流传极广的一个说法
是，这是一起极端恶劣的人为纵火案，其纵火主谋徐培根和许多高官一样，
不仅领着一份薪水，而且很深地介入了证券、期货等投机领域。民国二十
二年到二十三年，这个人在投机场一再失意、一败涂地，不到一年时间，
他先后投入二、三百万元，但都血本无归。
二、三百万元！这几乎够支付一场小规模战争的军费了，这么多钱，
徐培根是哪里来的呢？是贪污，是挪用购买飞机的公款！
到 1934 年 5 月底，一纸调令下来，徐培根不再担任航空署长。此时，
不销毁经费的收支帐目，其贪污必定发案。于是，在新任署长到南昌交接
的前夜，他指使卫兵，在几处营房泼上汽油纵火，制造了大火案。
事情还没完。这个说法接着谈到：邓文仪、密查组接手调查后，迅速
发现了大量的纵火证据。他已经命令特工监视徐培根的行踪，准备随时逮
捕。但这一天徐培根不请自来，刚一落座，他就掏出 8 万元现金的巨款和
一管手枪，然后对邓文仪说，机场确实是他纵火焚毁的。现在，邓文仪要
吗接受他的 8 万元贿赂，把这个案子掩盖过去；要吗，他就一枪打死邓文
仪，然后自杀。
邓文仪在这个流氓手段面前被吓坏了。再说，对 8 万元他也并非无动
于衷。于是就收下了钱，并以“意外事故”为理由试图遮掩此案。
这个说法有很深的民间演义的痕迹，但几十年来一直盛传不衰。它始
终流传的一个关键，是民众、报刊对当时的官场贪污腐败，都持“宁可信
其有，不愿信其无”的心态。
而另外一个说法，在“大火案”爆发那一天即流传于宁沪、江西等地，
至今仍流传在台湾。它不仅可信得多，而且进入了许多严谨的历史著作。
这个说法也谈到，大火是徐培根纵火导致的。其用意也是消弭腐败证
据。不过，徐培根的钱不是来自贪污、挪用，而是来自向美国公司购买飞
机所收取的回扣。他原本只想烧掉那片旧营房，因为购买飞机的开支帐本
存放在那里。但没想到一点火，火势就不可控制，才造成了这把震惊民国
的大火。
收取回扣，会在帐目上留下什么证据？南京贪污成风，许多“铁案”
经过游说、说情，都能不了了之，徐培根又何必用这么极端的方式去销毁
“证据”？这是“收取回扣”说法的两大疑点。但此时舆论已经失控，全
社会都处在一种极端愤怒的情绪下，没有人会去略略地考究这些“疑点”。
更重要的是，那个神秘的“告发者”已将这个说法，报告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对自己领导下的政府、官场也丝毫不信任。对贪污腐败，他也
持“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的态度。他立即先入为主地相信，是徐培
根收取回扣，才有随后的大火案，才有南京政府的颜面扫地。
随着各地抗议声潮的不断汹涌，他更盛怒无比。这一天，他下达手令，
命令把徐培根连同所谓的“肇事士兵”、“责任官长”，统统枪毙。
枪毙手令却被另一个人劝阻住了。这个“劝阻者”和那个神秘的“告
发者”一样，是对蒋介石有重大影响的人物。这一天，这两个人都分别利
用蒋介石的盛怒，在单独相处时，轻轻摇动三寸不烂之舌，让蒋介石迅速
做出了三个决定。
第一个决定是“告发者”建议的。他在提议枪毙徐培根之外，还提出
取缔由邓文仪兼任理事长的中国文化学会，并“顺便”逮捕任觉五。
“告发者”谈到，文化学会在宁沪、河南等地区不断滋事。不仅开了
官场所未见之恶劣霸道风气，更使民众对“新生活运动”的热情一落千丈。
“新生活运动”是国内头等政治要务，岂能因一粒老鼠屎而坏了这锅大粥？
第二、第三个决定则由“劝阻者”建议。他反对枪毙徐培根。他老谋
深算地劝戒蒋介石，不论徐培根贪墨是否属实，一旦执行枪毙，贪污即算
“坐实”。不仅容易被政敌利用，而且将影响华侨的捐赠、航空爱国奖券的
发行。
他提议先软禁徐培根，以观态势，如有需要再杀不迟。反过来，他提
出要撤消邓文仪的一切职务。这个撤消，依据不仅是邓文仪举措失当、使
《密报》泄露出去，严重失职，严重违反特工的“保密”纪律，并引发了
民众对空军建设的信任危机；依据还在于“劝阻者”同时呈递上来的一份
《邓文仪十大罪状》。
该“十大罪状”，包括贪污、营私、结党、包庇等，如果用作依据，每
一条罪状都可以将邓文仪处死。撤消职务已经是额外宽大的“法外施恩”
撤消邓文仪职务之外，则是立即派遣干员，赴美国察访飞机制造商，
察清徐培根在任职期间是否收取回扣，“以正视听，挽回影响”。这个“劝
阻者”还同时建议：要避免有人因一己私愤，对蓝衣社落井下石而不惜扩
大事态，使案件越描越黑，影响大局。因此，该“干员”不能是 CC 团、
中统人物。
在他的建议下，这个“干员”人选，选择了戴笠。
命令下达后，一夜之间，蓝衣社丢掉了一个影响重大的外围组织，事
实上也就丢掉了对“新生活运动”宣传的领导权，丢掉了在学界文化界的
领导权。几千名文化学会成员的一大部分，在学会被取缔后，毫不犹豫地
转头加入了他们曾与之为敌的、CC 系控制下的“文化建设协会”。
一夜之间，蓝衣社还折损了“四大金刚”中的一员。不仅侍从秘书的
职务从此与邓文仪无缘，而且，就连他苦心经营的调查课，也不知道将花
落谁家。此后近一年时间，邓文仪一直赋闲，极为落寞。这个原本的“天
字一号宠臣”，一下子变成了南京街头的一个闲汉，并背上了延续一生的“贪
墨”声名。
蓝衣社损兵折将之际，
“南昌机场大火案”的舆论风潮，继续飙升。但，
在蜂拥的声音里，再一个重大疑点又被无数人都忽略了：那份标明为“绝
密”的《密报》文件，是怎么落入南昌那家小报的手里的？
难道它就如那个“劝阻者”所说的，是因为邓文仪“举措失当、导致
泄密”吗？对如此重要的文件，领导一个庞大特工网已将近 5 年的邓文仪，
会犯什么“一时疏忽”的错误吗？
几十年后，在台湾，晚年邓文仪曾谈到，由于案情重大，该文件是他
亲自起草、直接呈递的，除他自己外，没有一个密查组成员接近过《密报》。
而没有《密报》的泄露事件，“大火案”风潮很可能就不会卷起。
那么，到底是谁用意险恶地把这个《密报》给了那家南昌小报？除了
蒋介石，谁有机会看到《密报》？
还不仅如此。那两个使蓝衣社遭受空前削弱的“告发者”、“劝阻者”，
又分别是谁？
几十年来，曾沸沸扬扬的“南昌机场大火案”，其真相一直隐藏在历史
的深沉黑幕之下，让人无法瞥见它的根本。事实上，大火原本就如邓文仪
所汇报的，是因为那个士兵的过失，它的一波三折、最终导致蓝衣社的空
前挫折，则完全是人为的结果。
事实上，这是 CC、政学两系的官僚，极其高明地利用“无官不贪”、
先入为主的普遍社会心态，既有默契又相互防范，试图一举摧毁蓝衣社的
倾轧杰作。在整个民国的历史里，几乎没有另外一个倾轧案例，可以和它
相提并论。
《密报》的泄露者，就是那个神秘的“告发者”。很久以后，随着一批
蒋介石秘密档案在台湾的公开，人们才知道，这个人就是陈立夫。
随着陈立夫的露出水面，
“机场大火案”的真相也隐约露出了一角。显
然，陈立夫是在利用“机场大火”这样轰动一时的事件，无中生有、兴风
作浪。其动机之一，无非是为了报暨南大学“火并”与“三党员命案”这
两箭之仇，因此提议逮捕任觉五。其次，是了根本摧毁文化学会这个心腹
大患。
此外，他还有更重大的动机，那就是夺取“新生活运动”的领导权。
这是一个老辣至极的“一箭三雕”之计。是“火并”的延伸。
那么，那个同样神秘的“劝阻者”又是谁呢？
隐藏在这个问题底下的，是“机场大火案”的另一角真相。它也是衣
冠顶戴、道貌岸然的民国权力场，一幅百出丑态的图景。晚年邓文仪曾毫
不含糊地谈到，这个人就是政学系的头号人物杨永泰。
早在 1933 年，杨永泰就曾向邓文仪提议，每月支付他银圆 5 万，以换
取调查课的“合作”。这个“合作”是调查课为他提供 CC 团官员腐化、违
法的证据。
是时，三系之间的倾轧关系错综复杂。对于蓝衣社明目张胆、咄咄逼
人的进攻，CC 团大多处在退缩状态，但它对政学系所占据的各政府要职
极为眼红。
“二陈”不断指令中统网罗政学系的腐化罪证，并曾因此对蒋介
石“进谗”，一举剥夺了几名高官的职务。
和中统能够抗衡的特务势力，惟有调查课。此外，蓝衣社对政学系虽
然轻蔑，但对政府权位并无兴趣。杨永泰此举，除了想对 CC 团官员进行
反击外，事实上也是对邓文仪暗送秋波。他想和实力惊人的蓝衣社形成短
暂联盟，联手打击 CC 团。
远交近攻，合纵连横，是政学系的擅长手笔。但此时的邓文仪、蓝衣
社，却表现得既狂妄又极为幼稚。他们试图以自己一系之力，独立摧毁 CC
团。晚年邓文仪曾谈到，他对杨永泰所送的这个秋波，“不予理睬”。
还不仅如此，当年年底，他在破获的江西“生产党”地下组织一案中，
曾一举逮捕 200 余人。该案的被捕人员，大部分是政学系另一大将、江西
省主席熊式辉的部属，其中更包括杨永泰的机要秘书。
该案不仅使杨永泰、熊式辉名声扫地，而且几乎掏空了政学系的江西
班底。与此同时，随着庐山政训班、别动队、文化学会的齐头并进，民国
脆弱的权力平衡被打破了。三系之间，蓝衣社最强，CC 团次之，而政学
系最弱。
这个事实，结合宁沪“火并”的节节升级，使无力行动的杨永泰开始
冷眼旁观，希望能坐收渔翁之利。他以“坐山观虎斗”的姿态，期待蓝衣
社与 CC 团的两败俱伤；他并等待着自己的出击时机。而形势果然迅速急
转直下，仅仅几个月，他就等待到了“机场大火案”这一空前良机。
他熟读史书，世事洞明。他深知着蒋介石的神秘内心和权术手腕，于
是早早就看到了朝天宫四分五裂、小团体林立的格局，看到了蓝衣社种种
的先天不足。在军人会被取缔后不久，他也预料到蓝衣社“功高震主”的
后果。
到 1934 年春节，在与几个政学系同仁的密议中，他就谈到这是一群政
治上的低能儿，其势“不足道也”。
他不希望蓝衣社被迅速瓦解，他要留着这群“毛头小伙”，为他分担来
自 CC 团的咄咄压力。与此同时，他也看中了一个政治上不低能的蓝衣社
人物。他需要这个人，一方面是用他去取代邓文仪，以报邓文仪的“生产
党”案之仇；另一方面，是相互心照不宣、心领神会地让他去制衡 CC 团
那可怕的中统势力。
他看到的这个人，就是曾经一举平息“闽变”的戴笠。这样，才有了
推荐戴笠前赴美国、调查徐培根“回扣”的建议……
然而，还没完。
1934 年夏天起，政学系开始渐渐严密行署、区公署制度。即在几千年
沿袭的省县两级政府之间，增加新一级的政府机构。行署的大量出现，使
缺少基层组织的政学系渐渐得以控制县治，大批原 CC 系的县长纷纷投靠
政学系。此外，区公署介于县与乡镇之间，大批蓝衣社控制下的土豪在两
系之间，开始持摇摆态度。
严密行政制度之外，政学系渐渐接管了保甲制的推行，进而接管许多
保安部队、警察机关、民团。短短一两年以后，民国三大派系的势力对比，
政学系的颓势，就被这个瘦弱的书生加政客给扭转了。
1934 年 7 月底，戴笠风尘仆仆地从美国赶回。他此行相当圆满，不仅
以翔实的证据，证实了徐培根没有收取回扣；而且，在美国的短短几天里，
他面见了许多华侨领袖、华人报刊的记者，“澄清事故”。他从一条一条的
唐人街着手，让众多华侨迅速相信，机场大火是一起“意外事故”。
“意外事故”说抛出后，舆论压力渐渐缓解。同时，
“第五次围剿”即
将成功，瑞金指日可下的消息，开始成为新的舆论焦点。一度耳熟能详的
“南昌大火”词汇，终于在街头巷尾稀薄下去了。……
南昌和南京，又恢复了平静。但大火所遗留下的废墟，作为记忆，毕
竟鲜明、长久地遗留在众多蓝衣社人物的脑海里。大火过后，蓝衣社这个
权力大厦，终于缓慢地、不可挽回地开始倾斜倒塌了。
8 月上旬，几千民工又被调集到南昌机场，机场的修复工程开始了。
沉闷厚重的撞击声，咣咣当当的敲打声，从这里日夜传扬开去。
它似乎也传扬到了宁静的庐山，传进了蒋介石的耳朵。这一天，蒋介
石下达命令，要求在一千里外的南京朝天宫工作人员，筹备一个会议。这
是一个“自行检讨会”
，即便是远在西北的胡宗南，在华北的曾扩情也要出
席。会议的时间定为 8 月 20 日，届时，他将亲自主持会议。
朝天宫匆忙地准备会议，各地魁首也纷纷准备回京。此时，又一道命
令同时到达了朝天宫、鸡鹅巷 53 号。
这道手令使戴笠欣喜若狂：已失去了邓文仪的调查课“原有人事”，除
邓文仪、邱开基外，一概由戴笠负责“接收”，并入特务处。
接到手令的当夜，与出掌特务处时一样，戴笠召集了全部的 145 名特
务，他们大肆庆祝，把酒言欢。在举处欢腾的席间，戴笠颁布严令：各特
务必须对调查课人员一视同仁，倘有先后、门户、小派系之分，一律格杀
勿论！
次日，他就迫不及待地行使起了自己的新权力。按照邓文仪交出的花
名册，他命令调查课全部的 1，628 名人员，即刻到南京受训并改组。同时，
145 名原有人员，由他率领，全部到机场、车站、码头等地隆重迎接，以
示欢迎。
几十年后，邓文仪心情复杂地说：“……军统局即由此成形。”
几家欢乐几家愁。就是胡宗南、曾扩情等人顺陇海线、平浦线，来参
加这个他们毫无兴趣的会议时，蒋介石又下达了第三道命令。这是一个人
事任免手令，更换的是书记长。蒋介石委婉地说到，
“健群同志因健康原因
提请辞职，现予以照准”。
接替刘健群的，是另一个黄埔一期学生丰悌。对这个人事更替，刘健
群本人倒是满不在乎，朝天宫在经历诸多的人事动荡之后，也没有人感到
意外。但，这道手令却仿佛是一个特殊的象征，是一个隐喻。它在许多人
的心中，都激发了一种无比苦涩、甚至大厦将倾的感觉。首先是易德明。
和 5 个月前撤换贺衷寒时一样，易德明再次感到了一个“特殊时刻”
的到来。如果说，那时他还不知道这个时刻是什么，那么，现在他却知道
了。那就是他多少回不敢想、不愿面对的一个前景：蓝衣社的落幕时代，
终于到来了。
有大厦将倾感觉的，并不止易德明。
8 月 19 日的午后，肖赞育一个人徘徊在庐山蒋介石别墅外。他接任邓
文仪、成为侍从秘书已经一个多月了。
“湖南帮”的许多人物，都暗自庆幸
这个机枢要职总算“肥水不外流”，但他自己的心头，却一直无比焦灼、矛
盾、痛苦。
这一天，蒋介石因感风寒，决定不去南京参加第二天的那个“检讨会”。
于是，作为秘书，他也就不能离开庐山。但他的心思却一直萦绕在这个会
议上。回顾蓝衣社 3 年多的道路，他痛苦地想到，开这样的一次会，已“至
为必要”。
但一个会议，能根本解决蓝衣社的种种问题吗？1931 年夏天的创始，
仍然历历在目。那时不过是几十个人，却那样的清新有力，然而仅仅 3 年
以后，有十万成员的蓝衣社，却羸弱之极、犹如沉疴在身。这是为什么？
谁能够给蓝衣社开出良方？这天底下，有这样高明的大夫吗？正如这
渐渐西斜的日光，它必定要一直地落下山去，有谁能挽留住太阳吗？……
他一阵一阵仰天长叹。
他不指望天底下有什么大夫，能开出什么良方。但他认为，蓝衣社还
有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就是从检讨会开始，进行“自救”。
这一天晚上，肖赞育决定写一封信。他要把自己的观感、思索，告诉
行将离职的刘健群。他并要把自己的痛楚情绪，传达给他的那些“同志”。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或者，他的信能警醒一些人，从而让蓝衣社崩溃的
步伐，略略地延缓一些。
在暗夜里的庐山，他显得那样孤单。他先是直截了当地写到：蓝衣社
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上。这个会议，很可能是蓝衣社的最后一次会议。
即使不是最后一次会议，会议也不能根本扭转局面，那么，他也愿意借此
机会，和蓝衣社做一个“永别”：
“健群兄同志，并转到会各同志赐鉴：……此次会议关系团体之存亡，
影响革命前途至巨。……倘不幸而此次会议果为最后一次之会议。则幸得
与诸同志在此严肃之会场中，作最后之别，亦没世难忘之纪念也。……”
他似乎看到了虎视眈眈的陈立夫，老谋深算的杨永泰。但，蓝衣社的
没落是他们制造的吗？看起来是，根本上却不是。
“今日之团体，已处在最
困难之境地。……追究其困难之源，不在外而在内，亦不始于今日而由来
已渐久也。……”
这个“源”，首推那种热烈、清新气质的消退。“……查我团体组合之
初，乃鉴于党的庞杂无力和党内其它组织之无望，而吾人尚自信有一片公
忠纯洁、为党国奋斗之精神，故毅然以复兴民族自任。……与团体最初组
合时之精神相较，是否尚能保持同一之状态？……”
当然不是和当初保持“同一状态”。他不知道蓝衣社的青年气息、献身
精神，是什么时候开始消退的。但他知道，是这个消退，导致了蓝衣社内
的“功独居”、“过推委”的局面。
对这一点，肖赞育谈得较为隐晦。但随后的愤怒指责，自然也不是无
所指：“……非如文过饰非、面谀阴诋者之为可耻可恶也。……”
在肖赞育看来，这些行为导致了内部的日趋分裂。他直言批评了分裂
行为最严重的三个主要首脑，那就是戴笠、康泽，以及新任书记长丰悌。
他并温言劝告他们：
“……加以特务处之工作，别动队之工作，交通研究所
及星子特训班之工作，真正能通统团体化，无丝毫私人产业之观念杂于其
间……”
这三个“私人产业”能实现“团体化”的话，肖赞育认为：蓝衣社的
没落，就是能够避免的。又何止是避免没落？它结合“……团体重心和今
后发展方向，集中于国民军事教育，军队政治训练，保安团队训练……”，
那样，“此种有生机有希望之雄厚势力，谁复能与之比拟”？！
写到这里，肖赞育的眼中，似乎掠过一线奇异的神采。这种神采在黄
埔时期，在蓝衣社最早的日子里，都一直在他的身上，在他的生命里。是
的，正如 1928 年国民党的迅速堕落那样，国民党何尝是被共产党、日本人
打败的？今天的蓝衣社，又哪里是被陈立夫、杨永泰打败的？……
他用自己的心力、真诚、及自咎的情绪，一字一句地写来。天已经麻
麻亮了，林间的鸟儿在鸣叫，新的一天又开始了。这时，在信的末尾，他
呼吁他的同僚“作临难不苟免之勇士，成功千百年后历史上有价值之伟大
志士”。……
这一封《致刘健群、诸同志书》，从 1934 年 8 月 19 日深夜，一直写到
次日凌晨。信写好后，肖赞育特地又誊写了一遍，而后，他心情低沉地把
信交给一名下级军官，派遣他沿长江而下，专程送信到南京朝天宫。
这封信的草稿，在后来几十年里，都一直被肖赞育珍藏于自己的寓所。
它和腾杰的《计划书》
、蒋介石的《革命的心法》演讲稿一样，都是蓝衣社
重大的历史见证。但，如果说腾杰的《计划书》是蓝衣社萌芽、迅速崛起
的见证，
《革命的心法》是蓝衣社极盛时期的重大注脚、主要象征的话，那
么，《致刘健群、诸同志书》，却是蓝衣社趋于没落的一个隐喻，是它必将
崩溃的挽歌。……
信使抵达南京后，所看到的，只是一个烟雾缭绕、言不由衷的朝天宫。
这个聚集了上百人的会议极其拖沓，整整开了一周有余。但几十年后，肖
赞育谈到，检讨会“无任何结果，盖未能解决问题”。
邓文仪的看法更为消极，认为它“是力行社的最后一幕。……以后两
年多力行社只是苟延残存而已”。
虽然如此，毕竟“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经历分裂、瘫痪、火并、
“大
火案”中 CC 和政学两系的沉重打击，毕竟，蓝衣社还脆弱地维持着庞然
大物的形貌。它还要经历一些外来的撞击，一些重大的事变，才会死去，
才会被埋葬。
“检讨会”开过后，即使在担任书记长期间、也频繁往来于南京北平
之间，以“拉拢宋哲元为己任”的刘健群，匆忙与丰悌进行了社务交接。
他似乎一身轻松，当晚，他在南京的一所学校发表了关于华北局势的一个
演讲，随后，他在一个年轻女学生的陪同下，到一家剧院看了一场电影。
第二天，刘健群和蓝衣社的华北书记曾扩情，以及郑介民、蒋孝先一
道，结伴再度前往华北。南京朝天宫的一应创痛，似乎都和这一小群华北
魁首无关。
他们又一同住进了中南海。
1934 年 4 月，瑞金重镇广昌失守，瑞金门户洞开。它也标志着林彪在
“红色堡垒对白色堡垒”的战略下、所提出的“短促突击”这一战术的彻
底失败。这一天，中共中央内部开始了激烈的争吵，但很快，争吵由莫斯
科进行了仲裁，莫斯科同意了进行运动战甚至游击战的策略，并且，毛泽
东，这个已被冷落很久的人物，也短暂地恢复了军职。
7 月，就是南昌机场大火案飙升的时节，方志敏部打出了“北上抗日”
的旗号，挺进浙西。它为的是缓解瑞金的压力，并且也很快瓦解在碉堡和
重炮下。但，这也是后来大溃退演进为史诗般的长征的一出序曲。
8 月，周恩来来到宁都。在这里，他通知毛泽东准备与大部队一起“转
移”。此时，瑞金下辖的，已经只有 6 个县了。
10 月 18 日，毛泽东跨过了宁都的一条河流。这一天，在匆促的出发
里，他的妻子遗忘了他的一个大背包，那背包装着他的笔墨纸砚，他的书，
他的许多手稿，本来是他的“八宝箱”。而这个“八宝箱”又算得了什么？
这一天，他的再一个孩子，也永远地丢在了这个满是红土和番薯的土地上。
漫漫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开始了。
长征开始后，不过三个多月时间，在华北，随着几声枪响，蓝衣社乃
至中华民族的再一个大挫折大溃败，又揭开了序幕。
第十六章 大溃退
1935 年 1 月底的一个夜晚，几名便衣分成两组，潜入天津的日本租界
区。正是春节的气息越来越浓厚的日子，天空还飘着雪花，但已经有人不
时燃放爆竹了。胡同口奔跑着一些孩子，往来着一些行人。
积雪、爆竹、过往的行人，掩盖了这几个人的脚步、行踪和面貌。他
们消失在那灰色的胡同里。
当夜，
“胡、白刺杀案”发生。天津日本租界内的《国权报》和《振报》，
是天津主要的两份以亲满、亲日为论调的报纸。但这一个深夜，其各自的
社长胡思溥和白逾桓，却在寓所被刺杀。胡死于枪击，白的脑袋则被利斧
劈成了两半。
次日，该刺杀案惊动了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大佐。几乎不假
思索，这个雄心勃勃、但此时相当失意的军人即断定：该案系“蓝衣社、
复兴社”所为。
日本华北驻屯军的前身为天津守备队。这是一支历史悠久的部队。1901
年《辛丑条约》签订后，各大国纷纷在天津租界区、塘沽一带驻军。是时，
日本在华的“特殊权益”已被各国公认，守备队也最为庞大，达 1，250
人。
在漫长的 30 多年时光里，作为数万日侨的卫队，它管辖着租界区及塘
沽的狭窄地带，代表帝国在华北的特权。但满洲事变后，它一下子显得黯
淡无光。日本的大街小巷，处处充斥着“关东军一夜就为帝国获得了满洲，
华北军 30 多年还不能赢得山东”的论调。
更大的屈辱则是，就连华北军的扩编也是由关东军带来的。1933 年关
东军发动的长城大战，以《塘沽协定》为终结。其主要条款就是扩大华北
军。
华北军拥有兵员 1 万余人，是本土、朝鲜、台湾、满洲之后的第五个
驻屯军。但“华北利益与满洲利益，都由关东军用铁和血缔造”的声音，
追逐着一个个军人，让万余官兵既自惭形秽，又愤懑不已。
酒井隆大佐就是在这一片轻蔑声中，来到天津的。作为一个狂热的“樱
会”成员，他喜欢剑与樱花，喜欢比剑与樱花还要美艳的鲜血。他厌恶和
平，厌恶市井的宁静。于是，他满意于这个任命，华北与本土不同，是一
片危机四伏、同时大有可为的土地。
在从本土到天津的海路上，回味本土和平居民对华北军的轻蔑，酒井
的心头却洋溢着一种奉天承运、时不我待的感觉。他坚信，在他的引领下，
华北军的历史将被改写。而华北军也将改写他，使他以帝国英雄的形象，
进入史册。
他追寻着这样的道路。他要象关东军、
“满洲青年联盟”那样组织少壮
军人、策动战争，再次制造“内阁所不能控制之事件”，一举吞并华北。
他带到天津的，不仅是华北密谋，还有一股来自东京的狂飙。这就是
被校尉军官普遍接受的“神道”思潮。
1919 年 8 月，在上海的一所简陋公寓里，一个叫北一辉的日本青年，
完成了《日本改造方案》一书的手稿。当时，他年仅 28 岁。
北一辉是一个出身贫寒、以至于中学都没有毕业的人，他所受的教育
相当有限。但如同历史上众多天赋突出的杰出人物，在失学、蜗居、游历
的早期生活里，他形成了恣意汪洋般的行文和口才。他具有特殊的、热烈
的、感染人的天才，因为他的特殊阅历，他对迷惘的日本一代、特别是对
陆军，更具有特殊感召力。
这样，《日本改造方案》完成后不久，它的手抄本就流传于军校学生、
少壮军人中。它的出版则和日本另一个更加狂热、也更加著名的理论家有
关，那就是后来东京大审判的甲级战犯大川周明。
大川是一个早早得到天皇赏识的人。他 32 岁就出任日本大学寮学监，
从此成为理论界、教育界的首要人物。1920 年，他从几个学生手上读到《日
本改造方案》手抄稿后，立即亲身赶往上海，将贫困潦倒的北一辉接回日
本，不久后还介绍他加入在日本有巨大声望的右翼团体，“犹存社”。
北一辉一举成名。
两个大法西斯理论家，在整个 20 年代发展了相当动人的友谊。这源于
他们个性里的一些惊人的相似、以及一些奇妙的互补。东京大审判期间，
一个美国记者描述到：
“大川是个狂热分子、冒险家、典型的恶棍。满脑子
帝国伟大之幻想。……”把这些描述放在北一辉的身上，也基本合适。而
北一辉更认为，他有一个天然的使命或者说是宿命，那就是他来到世间，
就是为了“唤醒日本人民”。
他们齐心协力，打算把日本带上战争、
“拓荒八极”的道路。他们首先
要赢得的，就是陆军。
由于大川的学术界大人物身份，他早早就在陆军高层拥有了巨大影响。
在 30 年代数以百计的密谋团体的基础上，一个被称为“统制派”的高级军
官群体，开始奉大川为教父。但是，狂热得近乎荒诞的北一辉，对此并不
满意。在他看来，这些将官已经沾染了腐朽的官僚气息，作为既得利益集
团，他们反对根本改造日本，也不会真心实意支持一个持续扩大战争、最
终成为太平洋霸主的日本。
这样，他把目光转向了土地、破产农民、流民和低级陆军军官。最让
人啼笑皆非、并充分暴露日本民族这个思想侏儒全部特征的，是北一辉用
以获得广泛支持、并给狂热军人以理论支持的方式。这是一种近乎邪教教
主、至少也是巫师的伎俩。
他对普通的日本人说，在樱花转眼陨落的感受里，你们应该拥有舒缓、
凄美、迅速死灭的人生观点。死亡、毁灭是一种美；
他对自己的追随者则说：在他诞生以前，日本有一个神，神就是天皇；
在他诞生以后，日本还有一个先知，先知就是他；
他说，战争是“皇道”的手段，而太阳旗、太阳神的后裔天皇，是“皇
道”的核心。日本偏安一域的 3，000 年，是人类的“史前”时期，要到太
阳旗通由战争方式、征服世界的时候，真正的文明史才开始。
不仅如此。拥有第一批信徒后，北一辉经常口吐白沫、发作癫痫。他
把这说成是“神灵附体”，而“神灵附体”后，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神
灵的谕旨。
用这样的话语、伎俩，30 年代，北一辉也形成了陆军的“皇道派”。
酒井正是“皇道派”成员之一。1933 年，在他的带动下，一个小小的
“皇道派”密谋团体在天津出现了。这群视荣誉为生命的校尉，忍受着整
个日本对华北军的轻贱，他们开始推进华北密谋。
在他们看来，占领华北几省，不过是几个中队就能完成的工作。满洲
就是一个明证，一个先例。但他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满洲的成功，固然“根
源在于支那人的怯弱”，却也和关东军的几个特定优势有关。
第一个优势，是关东军长期控制着南满唯一的铁路。是这条铁路，使
兵员得以迅速调集、占领迅速完成。
擅自动武，要决就在“快”字，使占领变为既成事实。否则，战事一
旦陷入对峙、僵持，东京很可能就陷入那种“支那式”的懦弱、文牍、息
事宁人、卖好市惠。军人将成为外交需要的牺牲品。
但华北不仅没有日本控制下的铁路，反过来，有的是敌人控制下的铁
路。
第二个优势是大萧条的冲击、日本在满洲的巨大投资，以此为前提，
“万宝山事件”才引发了国内汹涌的反华浪潮。这种浪潮曾经给内阁以巨
大压力，导致了内阁的垮台。但此时大萧条的威胁已经消减，日本对华北
也谈不上有多少投资。
接着的一个优势是“时机”。当时“支那”政局分崩离析、极度虚弱。
但现在蒋介石已经以强人的形象，控制了南京的根本事务了。
地利、天时、人和，满洲事变的三个基础，他们都不具备。这注定了
所谓的“华北事变”，只能是“等待时机”的，也只能是纯粹地人为制造
的。……
他们也注意到满洲事变的第四个优势：它的成功，和“满洲青年联盟”
对当地社会、资源军备的深刻了解有关，和一份标题是《虎卷》的计划有
关。
按照陆军惯例，参谋长负责军情特工。华北几省的情报网，隶属于“酒
井机关”。这样的酒井机关还压根不存在，但，他们将从组织酒井机关开始，
制造一个新的、关于华北的《虎卷》。
1933 年春天的酒井断定不能想到，等待这个小小的“皇道派”团体的，
是处处碰壁、一事无成、不堪回首的两年。
他吞并华北的工作，以“酒井机关”的组建为前提。但这个冠以自己
名字的机关，是怎样地命运多桀！几乎是他刚刚接手工作的时候，支那方
面的“蓝衣社”、“复兴社”组织就遍布了华北。此后近两年时间，如同鬼
魂附体一般，这个秘密组织一个个地、如影随形地破坏着他的机关。
与满洲不同，要制定新的《虎卷》，通过汉奸获得华北情报是最实惠的
办法。因为任凭怎样的“中国通”，只要是日本人，暴露的可能性就大得多。
上任伊始，他买通了前北洋政府官员冯钦三。利用冯钦三，他在北平形成
了一个 20 多人的小组。但 1933 年 4 月 28 日，小组刚刚在北新桥的一个胡
同开始活动，它就被蒋孝先的宪兵三团一网打尽，20 多人或被公开枪决，
或永久“失踪”。
经受这个打击，他毫不气馁，立即又在江擦胡同布置了一个较小的机
关，但没几天，全部的 11 个人又都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他在北平设一个点，被破获一个点，直到此时，在他的地图上，北平
还是一片空白。
他虽然有些沮丧，但仍以帝国军人的勤奋、坚忍继续工作。他开始认
识到，北平是蓝衣社的活动中心，在这里，酒井机关很难生存。于是他的
目光就转向了正太和平汉两铁路交汇的一个城市---石家庄。
他频繁往来于天津、石家庄之间，日夜辛劳，以北平十倍的细致、缜
密，苦心经营着这个机关。象独轮车那样，石家庄的组织，终于吱呀吱呀
地壮大起来了。他拥有了几十名极为精干的支那特工。并沿两条铁路，渐
渐把躯体伸延进两侧的县城、集镇。
依靠这个组织，“华北调查”的工作终于开始了。军备、矿产、市场、
社会，都是调查的范围。这个任务是如此的繁重、艰难，他却没日没夜地
工作。
调查却再次夭折。不久，石家庄组织以“单线联系”的方式，先后发
展了两个青年。其中一个北平人在考察期内即被怀疑为蓝衣社人物，经监
视、刑讯证实了这一点后，他下令秘密处死。
另一个人是石家庄当地人，极能干，于是两三个月后，他成为领取帝
国经费、津贴的职业特工。……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也是蓝衣社埋伏
在他身边的一颗地雷。
结果不言而喻。这个惨淡经营起来的机关，又在一夜之间覆灭了。只
有三两个人逃了出来，象兔子一样躲进他治下的天津租界。
到“胡、白刺杀案”发生这一天，他已经在天津度过两个冬天了。但，
不必说“华北虎卷”的完成，就连他的“酒井机关”也仅仅下属两个小组。
让他自己都觉得啼笑皆非的是，这两个小组的大多数人员，都活动在租界
区内，都在帝国宪兵的保护下。
华北事变似乎变得遥遥无期了。……而随着这两个文人的被刺杀，酒
井机关更几乎灰飞湮灭了。
胡、白二人，公开的身份是报人，其潜在身份，却是酒井机关在天津
的组长。
雪花不断地飘洒着，酒井的屋里生着炉火，整个房间煦暖如春。他的
手边有一杯温热的清酒。
在炉火、温酒的围绕下，他感到的却是一阵一阵的寒意。快两年了，
一方面是自己的毫无斩获，另一方面，他一向蔑视的那些支那人，却布置
了一个森严诡异的大网。这大网底下，有着无数看不见的面貌和身影。
这张网无声地遏制了他和他的团体，遏制了帝国拓荒八极的事业。
想到这里时，他的思绪转向了一千里外的东京。在“统制派”和“皇
道派”之间，此时，关于“日本出路”的争论已经持续几年了，始终占据
上风的，却是“统制派”。
《塘沽协定》签字 6 个月后，关东军支持的广田宏毅，顺理成章地出
任了新首相。刚刚上任，广田即提出他的“三原则”。三原则是中国承认满
洲独立、取缔反日排满活动、密切两国贸易，以三条为“原则”
，中日实现
邦交正常化。
在酒井等“皇道派”军人看来，
“三原则”是一个空中楼阁。它两面不
讨好。一方面，支那人把它看成是公然的凌辱，断然拒绝接受；另一方面，
“皇道派”等无数的帝国军人，把它看成是充满了“支那式”软弱的一个
政策。它苟且、胸无大志、目光短浅。
还不仅如此。
“皇道派”清醒地认识到，与其说这是“广田原则”，不如说这是“石
原原则”的对华部分。是那个三年磨剑、一夜功成的人，石原莞尔，他“北
进”主张在内阁的延伸。
是时，对外扩张才是“帝国的出路”，已成为军人的共识。但如何扩张？
围绕这个问题，“统制派”持“北进”主张，“皇道派”的大多数人则主张
“南进”。北进派以石原莞尔、松岗洋佑等当年的“满蒙生命线”主张者为
主，力主与纳粹德国形成联盟，夹击此时在国际上形影孤单的苏联，并以
洲界为限瓜分苏联欧、亚领土。进而独霸亚洲，再向太平洋地区寻求“日
美两文明中心”的决战机会。
要北进，就既要“稳定满洲”，又要安抚南京，以既获得进攻基地，又
能避免腹背作战。于是，依靠“满洲青年联盟”得以上台的广田，才提出
“三原则”。
最后，北进派还搬出了明治天皇当年的扩张告诫：万不可与两大国同
时作战。他们以此作为自己北进、
“三原则”依据。理由是倘若南进，即消
灭中国后进逼南洋，势必侵犯英美法三大国利益，日本将与整个西方为敌。
石原认为：这是取死之道。
但在酒井等人看来，北进才是取死之道。日本是一个资源极度匮乏的
国家，之所以老天皇告诫“不与两大国同时交战”，根源即在于此。倘若与
德国瓜分苏联，日本劳师万里，得到的只会是贫瘠的远东、不毛之地的西
伯利亚，国力势必掏空。
况且，苏联国力之强、兵备之盛、幅员之广，倾日德两国之力都未必
能胜。反过来，中国、南洋都是资源大国，且防务极为空虚。经略南方，
数月可下，而后实行“以战养战”之策，原料、粮食、武器、弹药，均产
之不尽，何愁不能独霸亚洲，进而“日美决战”？
而南进，第一步就是吞并华北。……
酒井痛苦地知道，此时领导日本的，是那些主张“北进”的人。
他把手边的清酒一饮而尽，以浇心头的愤懑。而后，他孤单地、自己
一个人地，用粗旷沙哑的嗓音唱起了《君之代》。这首歌极其粗鄙，但对日
本人来说，它却是圣歌，每一个日本居民都有义务用自己的劳作、鲜血乃
至生命，去唱这首歌：
“我皇御统传千代，一直传到八千代。直到……”
歌声未绝，门被轻轻地推开了。进来的是他的副官。副官在他的耳边，
极低地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是：
“关东军，土肥原将军抵天津……”
初春的北平有一种特定的悠远和宁静。树芽儿已经在抽条，第一层浅
淡的绿色，已经覆盖了这个故都。在中南海恢弘、大气的建筑群中，40 岁
的曾扩情，正凝神地看着墙上的一幅巨大的华北地图。
这个昔日黄埔的“扩大哥”、蓝衣社年龄最长的魁首，有一种“入乡随
俗”式的生活本能。早年四川乡下时髦“读书入仕”，他不顾自己贫寒的出
身，跑到北平求学；不久全社会都流行“投笔从戎”，他也被这股风潮卷着，
进入了黄埔。
“为官作宰”没几天，他就效仿那些大腹便便的官僚，开始娶
姨太太、讲究享受。当他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长期在四川活动时，他
更接受军阀“赠送”的妓女、鸦片、礼品，几十年后还写到“作为一名四
川军阀的客人，真是‘别有风味’……”。
但这种性格，在野心勃勃、风格激烈的蓝衣社，却是最不受待见的。4
年前的励志社大会上，曾扩情就被认为“学问平常、微有经验，但……腐
化不堪、毫无斗志”，从此长期被排斥在决策层之外，“只听命行事而已”。
对此他“颇为失意”，但这失意很快又过去了，他依旧自得其乐地过日
子。别人抵制他，他不恼怒；蒋介石训斥他，他顶多辩解几句；蓝衣社与
CC 团闹得不可开交，他却仍然是陈立夫的座上宾……他不愿意得罪任何
一个给过他笑脸的人。
“一个佃农之子，都当上将军了，该知足了”，这是曾扩情的口头禅。
或者，正是这种随遇而安的生活本能，使他虽然一生多历患难，却活到了
90 岁的高龄？
如果不是“湖南小团体”的没落，不是在朝天宫同样形影孤单的刘健
群的推荐，他是不可能成为蓝衣社的“一方诸侯”的。但对此，他似乎也
没有特别的激动，几十年后回忆起这个职务时，他也只平淡地说了一句，
“对于北平是有所留恋的，而且住在中南海，很想长此安居下来”。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就是那些有才华、有“斗志”、不“腐化”的人，
把明瓦廊和朝天宫折腾得四分五裂的时候，他负责的华北分社却依旧团结、
有力，成为“控制华北地区的一套机器的发动机”。
1935 年春，华北分社，是蓝衣社的重镇。
许多年后，CC 团大将、当时华北党部的负责人张厉生，还不无感慨
地说道，蒋介石任用曾扩情，真是极有“知人之明”，深谙“用人之道”。
1934 年 4 月，曾扩情接手华北工作时，朝天宫正处在瘫痪、小团体林
立的局面中，而上海、河南等地的“火并”闹剧正愈演愈烈。此时，华北
聚集着蓝衣社的 3 万人马，即刘健群嫡系的几百宣传、政训人员，郑介民、
蒋孝先的几千特务与宪兵，以及关麟征、黄杰的 2 万余人正规军。
这是一个相当难以协调的人群。刘健群自负、孤立；郑介民虽善合作，
但戴笠的身影和风格，却严严实实地笼罩着华北特务；蒋孝先作为皇亲国
戚，极为嚣张狂妄、目中无人；最后，关麟征和黄杰身为单纯军人，对蓝
衣社无休无止的口水仗、小报告、
“小团体”已深感厌恶，正自觉脱离朝天
宫的视线。
又何止是蓝衣社这“五魁首”？在广漠的华北，更有背景、关系错综
复杂的“八匹马”。保定军校出身的何应钦，政学系的黄郛，CC 团的张厉
生，这三个大人物代表南京，分别执掌华北的军、政、党。此外，是张学
良部、宋哲元部、庞炳勋部，以及步步进逼的日本人和蓝衣社自己。
华北人事纷纷，牵一发动全身。这个图景几乎就是中华民国的权力微
缩版本。对曾扩情的任命下达之时，朝天宫的那些“才子”、活动家无不窃
窃发笑，认为蒋介石无谋，刘健群无眼，曾扩情必将使华北工作崩溃。
但出乎他们的意料，这个“腐朽不堪”的人物，就因为把朝天宫所不
屑的人情世故、温厚谦卑发挥到了尽头，短短一年时间，蓝衣社的根系扎
进了华北的沃土。
在中南海，对黄郛，曾扩情以学生之礼对待。他常“请教”黄郛，
“他
（黄郛）亦把我当成学生一样”，时常以长辈口吻指点几句。
对北平市市长袁良，他“表示特别好感……认为不愧为正人君子”，这
一举击中了以道德家自居的袁良，两人往来极密。对张学良，他“不仅表
面尊重”，还以“第二个领袖来看待”，此外和张学良的幕僚黎天才发展了
很深的交谊，黎的幼女曾认曾扩情为义父。至于对宋哲元这个“抗战英雄”，
他更时常盛赞为“国家干城”，使西北军出身、在奉系里一直郁郁不得志的
宋，常有知音之感。
这种辛苦营造的私人交谊，贯穿了华北的权力场。此外，曾扩情极善
于协调矛盾。蒋孝先乖张、骄横，他与挂名的宪兵司令余晋和经常当面争
执。对这个蒋氏亲族，余晋和不敢招惹，但人前人后都愤懑地说，
“这个司
令让他当算了”。此时，曾扩情一面劝告蒋孝先“要分工合作”，另一面请
余“有事可以同我们商量”，从此相安无事。
郑介民因庞炳勋屡屡私贩鸦片，几次意欲逮捕，他告诫郑介民“小不
忍则乱大谋”，随后又口口声声以“老前辈”的态度暗示庞炳勋，劝庞自律，
冲突最终消弭。
四两拨千斤。在他的笑语和坦诚中，华北权力实现了圆满的平衡。最
后，是与“党部”的关系。如同曾扩情在《何梅协定前复兴社在华北的活
动》一文中意味深长地写到的：
“复兴社与 CC 系，因彼此的利益冲突，从
来处于敌对的状态。……（但）在我继任政训处处长任内，与 CC 没有什
么冲突”。
合纵连横、谦卑厚实，华北蓝衣社迅速膨胀。各军阀都慷慨地让蓝衣
社组织涌入各自辖区。以河北为例，拥有数万“民军”的豪强张荫梧，不
久加入蓝衣社，使关麟征的学生军训得以大手笔进行；以山西为例，数以
百计的联庄“红枪会”组织，都被控制在华北“忠义救国会”之下。
是这个遍布集镇和村庄的耳目网、民间警探网，使日本在华北的谍报
网荡然一空。1935 年年初，《纽约时报》继评论“南京在北方的威信，终
于能坚定地建立起来了”之后，又简洁评价，
“蓝衣社（已）成为南京在华
北的权力基础”。
这一年春节，在中南海日子越过越惬意的曾扩情，甚至接来了自己的
妻妾和几个孩子。爆竹声中，他们在积雪、窗花、碳火、四川火锅里一同
举杯，一家人其乐融融。
1935 年春天，中日和解的潮流在东京和宁沪都席卷一时。松本重治的
《上海纪事》一书，记载了这个短暂的平和时期。他声称在繁华的大上海，
他所接触到的无数中国外交官、军人、学者和商人，都表示了中日和解的
强烈愿望。
3 月，通过重光葵公使，东京表示将在“三原则”基础上，与中国建
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南京，外交部长汪精卫也发表讲话，声称中日合作是
“孙中山的主张”。
“石原---广田”政策大大地迈出了一步。当年，按照石原莞尔的建议，
关东军开始以苏联为假想敌，编制作战计划。
但这股汹涌的潮流底下，却有无数的礁石。铺垫历史河床的，是千万
激烈反日的民众；在河床之上的，是还在长征途中的 2 万余名衣裳褴褛的
志士；是一群群南京的军官；是酒井隆等潜伏在阴暗角落的日本军人。
还不仅是无能、失意的酒井。
与绝大多数秘密组织一样，赢得满洲后，
“满洲青年联盟”不可避免地
产生了巨大的分化。权力上，石原控制着“协和党”，并在奉天通过他的思
想和主张，去辐射东京、影响内阁；板垣成为关东军之魂；松冈洋佑先是
控制着满洲经济，随后又进入外交部，极力推进日德联盟。
这些人都是“北进”方针的赞助者，有的还是理论提出者，如石原。
但也有例外。土肥原就是一个例外。
一张肥胖的圆脸，一脸日本式温和恭顺的笑意，一口流利的、比大多
数中国人还标准的汉语……这是一张很容易让人有好感的脸。但在这副令
人放心的面貌下，则是花岗岩般坚硬的意志，大理石般冷静的思维，驰骋
的想象力和魔鬼般的性格。这就是土肥原。
土肥原有一句后来流传一时的名言，“百战百胜不如不战而胜”。这是
他对特工、间谍事业，由术入道的精辟概括。从满洲事变开始，一方面是
他的惊人才能，另一方面则是日本民族的嗜血天性，使他渐渐博得了一土
一洋两个外号，一是“东方劳伦斯”，另一是他名字的谐音，“土匪原”。
土肥原是“南进”主张的激烈赞成者。这一年春天，他潜入天津，出
现在华北军参谋部。与酒井一席交谈后，“土酒合流”。
随后，土肥原以缜密的计划、强悍的作风、有力的手笔，使自己的几
百名特务与酒井的密谋小组结合了起来。他成为华北阴谋的灵魂。
4 月，土肥原派出 151 名特务，从天津出发，开始了“华北调查”。调
查工作进展之顺利，让酒井既目瞪口呆又口服心服。短短的两个月时间，
土肥原就整理出了多达 72 卷、内容极其翔实的《华北调查》。这份调查使
他们“比支那人更了解华北”。
“季孙之忧……在萧墙之内”，熟读儒家典籍、胸有成竹的土肥原，肥
胖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他象一个诲人不倦的汉学教师，对必恭必敬的
酒井侃侃而谈。华北缺少日占铁路、
“大萧条”的消退、蒋介石“第二期革
命”的成就……所有这些，使满洲事变必定不会重演。那么日本如何赢得
华北？
他慢条斯理地讲起了石敬瑭自称“儿皇帝”
、割让幽云十六州的历史典
故。而后重重地一跺脚，
“酒井君，一千多年前的幽云十六州，现在就在我
们的脚下！”
这个春天，土肥原制定了“以华制华”、分裂华北、不战而胜的战略。
它的第一步就是秘密网罗证据，以中国方面违反《塘沽协定》相关条例为
借口，驱逐蓝衣社出华北。
天遂人愿。踏破铁鞋无觅处，却得来全不废功夫。正当土肥原、酒井
匆忙搜集“证据”之时，在遥远的南京，“郑吉康事件”发生了。
郑吉康，蓝衣社组织处的收发员，兼管案卷。
这是被掩盖在历史深处的一个极为琐碎、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即使在
有几百名工作人员的朝天宫，他也是一个相当卑微、丝毫不引人注目的角
色。许多人谈起他时，都只有隐约的印象，仅仅记得他“很好玩”。即使他
的顶头上司，组织处当时的助理干事龙步云，也只记得他“很年轻”，1935
年春天才结婚。
卑微、“好玩”、年轻，这是朝天宫的一粒草芥。但几十上百个分社、
支社所上报的新成员花名册，旧成员的活动、考评，都要先经过他的手，
而后才到达组织处，最后才进入由便衣日夜守卫、戒备森严的档案库。就
是这个“近水楼台”的职责连同他的结婚，给蓝衣社捅出了一个空前的大
娄子。
郑吉康不仅“好玩”，而且讲排场、重虚荣。为了把婚事办得体面些，
他四处借债，终于风光地把新娘子娶上门。但没几天，债主就纷纷登门索
债。
一个普通的收发员，每月区区三、四十元的薪水，又刚刚拖家带口，
一时之间哪里能清理得掉债务？郑吉康被逼得几乎要出走躲债。就在此时，
日本公使馆的一个特务找到了他。苍蝇不盯无缝的蛋，这个人对郑吉康的
一应情况显然了如指掌。他开出天字高价，要郑吉康为他提供华北情报，
并许诺“保密”。这笔钱不仅能让这个新婚家庭还清债务，还足够他几年的
开销。
财色动人心，略略犹豫之后，郑吉康一口答应了。按照日本人的要求，
他扣押、偷窃了大批密件，而后送到指定地点，钱货两讫。
第一批情报就使土肥原掌握了“胡、白暗杀案”的证据。但事情并没
完，尝到甜头后，郑吉康又准备了第二批情报。这批文件数量极多，密级
很高，不仅能让他好吃好喝上几年，还能让他成为一个小阔佬。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此时戴笠的情报网已经相当的细密。日本驻华
公使馆曾招募一批南京雇员，其中一个雇员是原“调查课”密探。郑吉康
和接头人接洽第二批情报的时候，密探悄悄禀报了戴笠。
正当郑吉康喜形于色地带着一大笔现金从使馆出来后，在一条小巷子
里，几名特工扣押住了他。经过简短审讯，郑吉康被秘密处决，尸体沉江。
但已经来不及了。
“郑吉康事件”首先导致了特务处与朝天宫此后的完
全隔绝。
如果说，在过去的 3 年多时间，特务处只是处在“半独立”状态的话，
那么，如此严重的泄密事件，足以使戴笠不敢再和纪律松懈的朝天宫有任
何瓜葛。处置郑吉康后，戴笠不再参加朝天宫的任何一次会议。他并严令
在各处的大小特务：不得和朝天宫、同志会、复兴社等，有任何“协同行
动”。
他特地举出了特务处华北站的例子：只是因为文件单独处理，此次特
务处密件才没有落到日本人手里，否则“后果堪虞”。
此外，富有意味的是，在对朝天宫知会“处决郑吉康”时，戴笠有意
宣称：郑吉康倒卖情报的对象，是 CC 团的人。
这个宣称，显示了戴笠的森严城府。自兼并调查课后，特务处急剧膨
胀，已拥有职业特工 2，000 余人，是可以与中统分庭抗礼的两大特务组织
之一。它与中统的倾轧苗头已渐渐显露。但戴笠认为，特务处根基未稳，
和蓝衣社还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几乎刚刚处决郑吉康，根据郑介民的情报，戴笠已经得知，土肥原在
天津“异动”。这个情报在戴笠精密的大脑里，迅速化作一幅可怕的图景：
土肥原根据郑吉康情报，要求驱逐华北蓝衣社；由于证据确凿，南京方面
将全盘接受；“华北自治”揭幕，华北逐渐被蚕食、沦陷……
后来的历史表明，这是一个惊人精确的判断。它也变成戴笠处理“郑
吉康事件”的依据。
他需要一个哪怕依然脆弱、异常涣散的朝天宫，去吸引 CC 团的视线，
去作为他迈向更大权力、更高地位的缓冲地带。他不能毁了蓝衣社。而处
决郑吉康的“真相”一旦对朝天宫公开，难保没有人会为一己的私利、私
怨，去密报蒋介石。
如果朝天宫“泄密”造成南京在华北势力一夜覆没的情报，传扬进蒋
介石耳朵的话，伤痛、震怒的蒋介石，会不会下令取缔蓝衣社呢？这是完
全有可能的。一个日渐没落的蓝衣社，哪里承担得起这样的责任，除却被
取缔，它又怎么承担这个责任？
又何止是需要朝天宫作缓冲地带？蓝衣社一夜覆没的话，那庞大的遗
产，特别是使他眼谗的汉口缉私处，各地的警察局、保安部队，现在就会
轮到他来继承吗？
于是，这个一生以“校长的看家狗”自居的人，决心对朝天宫隐瞒到
底。这个貌似不可理喻的知会，是政治上相当精明的一个动作。
戴笠此举使朝天宫得以苟延残存。一直到他权势熏天的时候，在一次
私人密谈里，为表白自己对“团体”的“维护”，他才隐略透露了口风。
龙步云在《中华复兴社内幕》里也写到，
“当时任书记长的丰悌竟不知
此事”。
但“郑吉康事件”导致的，又何止是戴笠的“阴干”，何止是特务处与
朝天宫的完全隔绝？郑吉康卖出的两批情报，包含了蓝衣社的基本面貌。
除力行社这个业已瘫痪的核心组织，因为相关文件的密级过高、郑吉康无
法获取外，蓝衣社对土肥原机关已无秘密可言。
依据郑吉康的情报，土肥原机关迅速形成了《蓝衣社调查》。《调查》
是土肥原华北阴谋最重要的“弹药”。它是一份《备忘录》的附件，是这个
附件，使《备忘录》显得言之有物，使土肥原驱逐蓝衣社出华北变得顺理
成章。
《备忘录》将通过酒井，以华北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的伪造名义，送
达中国方面的华北长官何应钦。而得到何应钦回复后，在以后的几十年里，
它极为频繁地出现在各种历史著作里，即使经历千年，也不会被湮没。
这就是著名的《何梅协定》。
“……一、于学忠及张廷锷一派之罢免；二、蒋孝先、丁昌、曾扩情、
何一飞之罢免；三、宪兵第三团之撤去；四、军分会政治训练处及北平军
事杂志社之解散；五、日本方面所谓蓝衣社、复兴社等有害于中日两国国
交之秘密机关之取缔，并不容许其存在；六、河北省内一切党部之撤除，
励志社北平支社之撤废；七、第五十一军撤退河北省外；八、第二师、第
二十五师撤出河北省外，第二十五师学生训练班之解散；九、中国内一般
排外排日之禁止……”
此外，九条要求“之实行”，中方应“承认下记附带事项”。即九条“完
全须在约定之期限内实行”；任命人员时，
“容纳日本方面之希望选用（之
人）”；“约定事项之实施，日本方面采取监视与纠察之手段”。
1935 年 6 月 9 日，酒井隆向何应钦提交该《备忘录》。
《备忘录》有一
附件，以大量、详实、确凿的文字，列举中方的违约事例。附件即《蓝衣
社调查》。
附件称，5 个月前发生在天津租界区的“胡、白刺杀案”，均“与中国
官厅有关”，日本掌握大量证据，可证实凶手系反日秘密团体“蓝衣社”。
此外，中国方面更有大量违反《塘沽协定》的行为，因此应全部接受日方
以上要求。
该《备忘录》及附件犹如晴天霹雳，震动了曾扩情，震动了中南海。
九项要求，几乎要把华北蓝衣社这棵大树，连同与蓝衣社关系最密切
的于学忠 51 军，这个蓝衣社的“河北枝桠”连根拨除。其中更有五条单独
针对蓝衣社。倘若照办的话，那么，南京在华北除了军分会和政分会这两
具空壳之外，还剩下什么？千里平原，亿万苍生，岂不是要任由日本人欺
凌？
曾扩情一改往日的平和与悠闲，开始借酒浇愁、浇怒。北平有无数高
大的白杨，与去年一样，在初夏时分，知了的鸣叫就一阵一阵地传扬进他
的寓所。那时，觉得这是多么温暖、多么平静的居家声息啊，此时，这声
息却一下子变得刺耳了。
刺耳的又何止是知了的鸣叫？几乎是《梅津备忘录》刚刚呈送过来，
一种日本式的迫不及待、掩耳盗铃，就压迫向中南海这苍茫的建筑群了。
三三两两的便衣、
“浪人”游荡在政训处的白底黑字的招牌下。携刀的
“武士”满脸醉意，跌跌撞撞地向门口的卫兵挑衅着。他们对着营门小便，
在卫兵的刺刀上擦洋火点烟，在府右街一带的弄巷追逐妇女，辱打小贩。
卫兵已接受严令，任凭百般凌辱，都犹如石柱那样一动不动，但眼睛里却
跳跃着愤怒的火花。
曾扩情发现，他已被人“日夜监视”！
北平的挑衅还仅限于市井无赖的手段，在河北张家口的，则是赤裸裸
的公然绑架。这一天，宣介溪和几个蓝衣社同僚刚刚走出 51 军的营门，就
被一小群“不明身份之便衣”以手枪、棍棒相逼，挟持上一部汽车，随后
失踪。
晚年宣介溪谈到：
“……被绑架至宪兵司令部，遭受百般折磨。
（日本）
意在逼供团体之活动。……一周后何（应钦）长官口头应许要求，并由宋
哲元担保，方被释放。”
但这个“应许”不仅仅是“口头”。7 月 6 日，何应钦简短回函给梅津
美治郎：“6 月 9 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
《何梅协定》就这样被炮制出来了。在这一年剩下的几个月里，当南
京、庐山的日头一天比一天大起来的时候，
“华北自治”的叫嚣也一天比一
天激烈。反过来，“华北之大，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是此后抵抗运
动的诠释。
《义勇军进行曲》的谱写，就是在这样的风潮里进行的，继满洲
事变后，它再次牵连着无数军人、学生、市民的心。“一二九”运动、“西
安事变”、抗日战争……它改写了中国现代史。
一直到日本战败后，南京方面才颜面扫地地得知：这不过是梅津默许、
由土肥原等少数战争贩子策动的又一个成功的“自发”讹诈。
被日本宪兵释放后，宣介溪不敢在河北久留，请示朝天宫后，他匆忙
坐上一列火车，沿平浦线直下南京。
宋哲元 51 军政训处在一夜之间瓦解了。接着是军分会政训处、曾扩情。
曾扩情的逃跑更加狼狈。把自己的妻儿委托给副官后，夜半时分，他
化装成普通商人的模样，从府右街潜到长安饭店，在饭店候车。但一直监
视他的日本特务也跟随到饭店，确信他将南下后，这些匪徒从暗处现身，
先是劫掠了他所有的财物，又下了他的佩枪。戏弄了他一番后，几个匪徒
监视他入站。
站台上是浓厚得化不开的夜色。夜色凄迷而破碎，曾扩情心如死灰，
面目枯槁。不远处的中南海，远处的宛平丰台，更远处的南京，似乎都在
他空洞的眼睛里漂浮着。
汽笛鸣起，这是华北的呜咽。黑烟滚滚，一直飘到深得看不见的天际。
他身无分文，一动不动，无数南来北往的旅客从他身边流过，似乎一点都
不能惊动他。
火车动了，火车缓慢地开了，火车远离了惨淡的灯光，进入了无边的
黑暗。而在时光的前头，等待这个蓝衣社“北方领袖”的，又会是什么呢？
20 多年后，一个已白发萧索的战犯又出现在中南海。这是他第三次、
也是生平最后一次进入中南海。这一天，在温暖的春天日照下，周恩来接
见了他。
在周恩来温和的笑容下，他局促不安地站了起来，说：
“周老师，我错
了……”
周恩来说，
“错了就改嘛。人非圣贤，孰能无错？改了就好嘛……都是
黄埔同窗嘛”（《曾扩情三进中南海》）。
从此，一个前国民党中将、蓝衣社“北方领袖”死去了，一个温和而
与世无争的普通老人，又出现在北京的街头。他深居简出，先是住在一个
大杂院里，后来又搬进了楼房。一直到 1984 年，曾扩情才无疾而终。
在华北，大撤退开始了。
2，000 余名宪兵从北平撤退。他们奉命撤往西安。钢盔、仪仗、皮靴、
冲锋枪，一张张默不作声的黝黑面容，一响响沉闷而整齐的脚步声，
“拓”
“拓”、“拓”的声响，响彻了北平的青石板大街。这里没有送行，也没有
当初从南京远征时少女的绢花。虽然无数行人让开了大道，许多呆滞的面
容也心情复杂地一直目送他们走进火车站，但盛夏的北平，却似乎是那样
的萧索苍凉。
宪兵之后，是华北政训处。几百名当年的“特训班”学员也被调到西
北，组成“西北剿总”政训处。与沉默的宪兵不同，他们有的穿着军装，
更多人却穿着学生装，带着围巾，恍若那种“五四”青年。在站台上，许
多双泪眼对望着，然而却也一言不发。
2 万余名精锐的正规军，则如同一条长龙一般，从河北各地纷纷向一
个个火车站汇合。而后，他们的灰色身影被军列集体吞噬。许多打过长城
大战的老兵，脸上、身上还有当年弹片的痕迹，胸前还有各式的勋章，是
长城抗战使他们成为一个个民众心中的英雄。但此时南京的命令，同样是
要他们开赴西北，去打内战。
关麟征的副官回忆到：“……关长官似乎一夜间老了十岁”。
大撤退在短短的几天里就完成了。与此同时，大搜捕开始了。
一队队日本宪兵、特务冲进北平的各所大学，开始逮捕“复兴社分子”。
搜捕断续进行了几个月，甚至北大校长蒋梦麟也被日本特务机关带走，拘
扣了几天。在那里，这个大学者遭受了斯文扫地的凌辱。
《纽约时报》驻北平的记者，一反平日的超脱与冷静，在电报稿里愤
怒地写到：“……
他们任意闯进每一个家庭和办公室，以破坏蓝衣社组织为名义。但实
际上搜捕远远超出这个范围。……他们的逮捕不需要任何证据，只要一个
人戴着眼镜、正接受着高等教育，就可以是他们的逮捕对象。……被他们
凌辱的人，都是这个国家的精华，都是西方的天然盟友”
（《纽约时报》，1935
年 11 月 5 日）。
这样的抗议声毕竟是微弱的。在大撤退还进行的时候，一封天津发往
东京的密电，就得意忘形地宣称：
“北平、河北……只剩下几个空城了！实
现华北自治，已经不再需要铁与血，只需要口舌、照会与《备忘录》了！”
果然如此。
大撤退还在进行的时候，随着长征队伍的进入大西南，重庆行营设立。
康泽率别动队“特别支队”约 7 千人挺进川黔，
“西南青年社”的叶维和已
被“磨掉野性子”的任觉五同路入川。任觉五出任四川复兴社书记。
6 月，奉蒋介石密令，别动队 5 大队 3，000 人连夜潜入贵阳。绑架贵
州省主席王家烈后，两个小时内，别动队全面接管贵阳城防、警备。
“黔变”
成功。随后，大批别动队人员被派到各地担任专署主任、县长、区长等职，
接管贵州。
与此同时，别动队另一部控制重庆浮图关，改浮图关为“复兴关”。他
们一面与成都刘湘对峙，另一面以分队甚至小组的形式分布各个县城，发
展四川复兴社，
“声势迅速播于全川”
（《康泽自述》）。易劳逸教授认为，别
动队使严重隔绝的川黔处在南京的控制下，从而缔造了一个战略大后方。
也与此同时，在四川，30 名勇士飞夺泸定桥，长征部队进入川西北。
8 月，2 万余人摇摇摆摆地进入了漫漫西草地。
“一连十多天不见人烟，
沼泽地里雨几乎总是下个不停……很多人失足陷入这片水和草的海洋，转
眼就没入了沼泽深处”（《红星照耀中国》）。
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曾转述了一个亲历者的原话：
“人们精疲力尽，渐
渐支持不住了，自自然然地蹲下来，那样软弱再起不来。几千人冻死了。
我们几个月只吃青稞，许多人消化不了它，拉出来的青稞，别人捡起来，
洗干净，又吃它。过一次肠道再排泄它一次。……”
大草地的前头，还有腊子口。但腊子口的前头，就是六盘山。只要走
过六盘山再拐一个弯，长征就结束了。
毛泽东坐在马背上。在这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艰苦征途中，他却象
一个伟大的游吟诗人，始终感到“天高云淡”。他并“望断南飞雁”。长征
是他一生中诗作最丰富的时期，它也使这个原本很实际很能干的富农之子，
变成了“摩西”，在这征途上他被重塑被升华被打造。
8 月 1 日，在遥远的莫斯科，王明代表中共中央发表了著名的《八一
宣言》。《宣言》谴责南京、蓝衣社的逃跑主义：
“……日寇要解散蓝衣社，蓝衣社的北方领袖曾扩情、蒋孝先等便闻
风潜逃了！……我们不仅对于日寇对我国的领土侵略和内政干涉，表示激
烈的反抗；就是对于日寇提出解散国民党党部和蓝衣社组织底要求，也表
示坚决的抗议。……一切中国人的事，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无论国民党
和蓝衣社卖国殃民的罪恶如何滔天，但其应否存废问题，日寇绝无置喙的
余地。”
随即，
《宣言》呼吁“国民党和蓝衣社中一切有民族意识的热血青年”，
一同为生存、独立、自由而战，建立一个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
几天后的一个深夜，南京，蒋介石紧急召见了“闲人”邓文仪。从黄
埔路官邸出来后，邓文仪的脸上说不清是喜还是愁。他又回到了南京的权
力序列。自然，新职务与过去权倾一时的“头号宠臣”是不能比较了。蒋
介石让他去苦寒的莫斯科，出任驻苏大使馆武官。
邓文仪还接受了蒋介石的一个密令：与在莫斯科的王明接触，寻求收
编红军、共同对日作战的可能。
第十七章 “大跃进”
1933 年，一个叫陈惘子的苏北青年因煽动学潮被追捕，流亡到了上海。
他隐姓埋名，居住在打浦桥新新南里 232 号楼上的一间小阁楼里。
此后一年多，陈惘子的生计极其艰难。他在老家被人认为是“浪子”，
得不到任何资助。他又极端厌倦体力劳动，经常拖欠房租，在上海也被人
视为闲汉、“小赤佬”
所幸，到上海后不久，陈惘子就在安徽会馆结识了“民国暗杀大王”
王亚樵。王亚樵经常资助陈惘子。而且每次资助前，他都自嘲地说“反正
我的钱也是骗来的”，以打消陈惘子的难堪。
日子无声、暗淡地过着。不久，陈惘子又邂逅了他的小学同学华克之。
是时，华克之刚刚抵达上海，没有住所，也搬进了打浦桥。
华克之之后，是张维、孙凤海。四人都是放荡不羁、穷困潦倒的子弟，
又都是“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的慷慨悲歌之士。于是一见如故，以
月租 15 元的价格，租下了阁楼的全部三个房间。
四人以兄弟相称，华克之为长兄，其次张维、陈惘子，孙凤海是“四
弟”。他们经常借酒以浇胸中块垒。一次，读到五言诗“至宝有本性，钢精
无与焘，可使寸寸断，不能绕指柔”时，古代侠客遗留在这四个人身上的
风气，使他们“感愤兴起，拔剑击柱”。
他们也渐渐地结交了一些朋友。每有客人到阁楼喝酒、过夜时，主人
就打开地铺，而后一醉方休。
这些朋友中，有一个叫陈光国的人。他是南京著名的“花牌楼”书店
老板，此外，他还有三个秘密身份：他是李济深、陈铭枢等人在宁沪组织
的一个反蒋秘密团体“神州国光社”的骨干；是蓝衣社总社的助理书记；
最后，他还是南京军委会国民军训处处长丰悌的私人秘书。
在蓝衣社的 7 任书记中，最让人觉得面目模糊、并且下场最悲惨的，
当数丰悌。丰悌字力余，1903 年生，湖南湘阴县人。他家境贫寒、早年丧
父，由母亲辛苦抚养。少年时曾因贫辍学，在家乡县城的一家丝绸店当学
徒。后几经辗转，才考上黄埔，挤身人才济济的一期行列，从而阅历、际
会时代风云。
这相似于蓝衣社大多数魁首的早年阅历。参与发起力行社后，1932 年
夏天，丰悌前往柏林，担任驻德使馆武官。正是蓝衣社派遣大批干部考察
德意的时期，在欧洲，丰悌以“地主”便利，渐渐笼络了一批骨干，成为
“留欧派”首领。
按常理，象丰悌这样的出身，他应该会成为一个爱惜机会、善于察言
观色、手段狡黠的官场老手。但并不是如此。家庭的溺爱、从小被称为“才
子”而导致的目中无人，使丰悌处处不受欢迎。史料勾勒出了一个野心勃
勃、才华过人，同时刚愎小气、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倒霉蛋形象。他的同学、
同事描述他时，说他是“留欧派首领，在黄埔学生中被认为是较有才能的
一个，但此人过于自负，与所有黄埔学生中的其他上层人物都不亲近，因
而实际上被孤立起来了”。
这是丰悌大致的形貌。有才能、自负、孤立，这似乎也是“湖南性格”。
但又不仅于此，林培琛曾经从细节上，描述了一个更琐碎、更惨淡的丰悌。
在八宝街和明瓦廊，丰悌的痕迹都很浅，因此林培琛对他相对陌生。
但自丰悌接任书记后，林培琛又“官升一级”，被任命为助理书记。短短几
个月的共事，使林培琛发现他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
林培琛先是态度复杂地评价一句，“他为人很老实”。但这多少因为丰
悌后来的遭遇而激发的恻隐之心。他随即谈到，丰悌“过分敢作敢为”，在
处理事务时“多不加思索”。也就是说，他不仅目中无人，而且缺少腾杰的
谨慎，贺衷寒的思辩。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与这份莽撞相搭配，“也许因为幼时贫穷”，丰悌
“对金钱看得很紧”。
他小气。这小气不仅对金钱，更对社务。于是一接任书记长，他就试
图取代贺衷寒，成为已支离破碎的“湖南派”首领。他排斥三个从前的同
乡、朋友，即肖赞育、潘佑强、刘咏尧，使之渐渐不敢过问社务。反过来，
他大量起用“私人”，特别是朝天宫视为“宵小之辈”的几个非黄埔人物，
陈光国、邵令江等。
这些“起用”，使他从上任的第一天起就遭受比后期贺衷寒更多的抵制，
更大的不满。不仅如此，《唐枞日记》记载了他和戴笠一样早的分裂活动：
“晚上力余约谈话，谈约二小时。他谈话的微意，似乎在窥探胡宗南和戴
笠对团体的态度……他的意思是想和胡、戴合作”。他是明瓦廊、朝天宫四
分五裂的始作俑者之一。
这些零散的回忆和记录，勾勒了一个锋芒尖锐、极端自我膨胀、动辄
上窜下跳，甚至有病态心理的人。哪个群体里都有这样的人。而哪个群体
里，这样的人都注定只能是过客。性格即命运，出头掾子先烂，古来官场
规律即如此，何况他身处纷纭的大时代，他面对的是无数老谋深算的政客。
这更注定了他只能是时代的、各个政治利益间的牺牲品。几年后丰悌
的身败名裂，其实在这里就留下了伏笔。偏偏，在蓝衣社最疲敝、最多事
的一年多时间里，担任书记长的，又是这么一个人。
丰悌任书记长期间，业已奄奄一息的朝天宫，在遭受“小团体”分裂、
“火并”、华北溃退等致命打击之后，又添上了一个根本的毒瘤。那就是早
期蓝衣社曾痛心疾首、大肆禁绝的腐败。
腐败席卷了几乎全部的基层组织，触目惊心。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
惊人的腐败，是以组织的“迅猛发展”、“极盛时期”为肌体迅速泛滥的。
这是蓝衣社的混沌、奇异的病变时期。它就是丰悌的“大跃进”。
1932 年，南京颁布《国民军训条例》，试图效仿日本，制造一种全社
会的尚武气息。军训分学生、壮丁、普通公民三部分，其中，被视为民国
希望的大中学生是军训的重点。1933 年夏天，军训已推行至 17 省，受训
学校 178 所，但被认为“成绩低劣”。几千名大学生更联名上书教育部，要
求免除军训。
1933 年 9 月，从德国回到南京的丰悌，出任军委会国民军训处处长。
他用了整整一年时间，在各省市强力推行“军训委员会”。到他出任书记长
之际，军训组织终于健全。各地主任如南京的何志浩、武汉的阮齐、浙江
的郑炳庚等，清一色是蓝衣社首脑。
出任书记长后，丰悌更不遗余力，他要从仪式、宣传、制度等着手，
制造尚武潮流。他并意欲通过军训，制造蓝衣社再一个“复兴狂飙”。
1935 年 2 月，他在南京召集宁沪特别区的大中学校长会议，提出对学
校实行军事化管理。具体措施从每日行升旗礼、分区会操开始。短短三两
个月时间，学校升旗、会操的景象，从宁沪蔓延出去，风行于全国。
随后，1935 年夏天，正是 3 万人马从华北撤退到西北的暗淡辰光，许
多学生都已收拾好了行李，准备动身回家。但此时，无数教师都苦着一张
脸，无可奈何地说：在校大学生以及当年的中学毕业生，暑期不能回家了。
按照修改过的《军训法》，倘若不参加为期 3 个月的军训，大学生将不能获
得毕业证书，中学毕业生将不能升学。
这个修改过的法令，四两拨千斤地把几万名学生滞留在了宁沪。此外，
各码头、车行、纺织工会的工头，也纷纷告知那些卑贱的挑夫、车夫、女
工，要参加历时半月的军训，否则他们所在的工厂与码头将被吊销营业执
照。
学生、工人之后，是邮电、铁路、海员等行业的职员。一个个的强硬
性举措，使宁沪特别区迅速地变成一个大兵营。
短短几天时间，宁沪地区 10 余万和平居民，被召集到各军营和学校的
操场接受军训。桂永清、马超俊等人瓜分了学生、挑夫、车夫、妇女四个
总队的职务。桂永清的教导总队迅速抽调几千名军人，担任各队班长，吉
简章的宪兵团更倾巢出动担任分队长。
学生队主要进行战术训练。壮丁队、妇女队则被划分成交通、救护、
运输、防空、消防、通讯等勤务队。数以十万计拿惯笔杆子、锄头或针线
的人，生平第一次地操持起枪杆和刀片。一时之间，
“立正”
“稍息”的吆
喝声，响彻了宁沪的天空；“拓”、“拓”的整齐步伐不仅扬起了漫天尘土，
也使战争的阴霾密布了大街小巷。
不仅宁沪。6、7 月间，军训沿长江流域蔓延开去，宁沪之后是江西、
湖南、湖北、河南等省。它同样波及了几乎全部的行业、居民，有的省份
声势比宁沪更为浩大。在这些贫瘠的省份，军训对象在学生、工人、职员
之外，更有保甲长和农民。以南昌为例，当时全市有 93 保、5 万 1 千余户，
当年就有 1/5 的户主，即近 20 保、1 万余人被强制组织军训。同时，每户
1 人、分 5 年对 5 万余居民完成军训的计划也编制出来了。
军训使中华民国升腾起了一种新气象。当时的主要报纸如《申报》，连
篇累牍地记录着这种气象，
“现南昌朝夕各处升降旗时，妇孺皆知致敬，几
无一人不识唱党歌”；
“宁沪学生见蒋委员长像者，以至闲谈至蒋委员长者，
皆知肃立”。
不仅是这些记录、声音。对这个军训，一些亲历者态度复杂、众说纷
纭。当时在浙江参与军训筹备的蒋坚忍，几十年后也先是褒扬到，
“学生因
受军训关系而从军者，全国各处皆有所闻”
，也就是说，军训使日后的抵抗
日本，增添了一大批有文化、有献身精神的生力军；但他随后又补充了一
句：
“……对普通民众，因方法不妥当、态度有欠缺，逃避军训、兵民对立
之事也有所闻。”
何止是“逃避”、“对立”？先是在地方上作威作福的保甲长。这一年
夏天，充斥在大小报刊边角的，是无数条保甲长花钱雇人代受军训的消息。
这极大地影响了普通居民的态度。集体逃避军训，甚至中途溜号的现象不
断出现了。湖北沙市的一个壮丁中队原受训人员为一百六十余人，到军训
结束时只剩下了七、八十人，据说教官对此“无可奈何”。
喧嚣的军训场面底下，不仅是暮气沉沉、萎靡不振的景象，更有鲜血、
暴力冲突。当年报刊报道，仅仅河南一省，就发生了至少 7 起壮丁袭击保
甲长、教官的流血事件。最严重的一起，十余名青壮因不堪教官的虐待，
趁两名教官独自出门的机会，打死教官后带走枪械，集体去当了草寇。
民众军训象潮水一般地涌来，也象潮水一般地退去。到 8 月，农田、
工厂的活又开始忙起来了，普通居民都纷纷回到了日常生计。此时还在接
受军训的，是二、三十万名大中学生。他们的军训也转眼就要结束了。
就是在这种乱纷纷的图景中，丰悌所试图制造的第二轮“复兴狂飙”，
悄悄地拉开了序幕。
在军训开始前几个月，蓝衣社就进行了诸多的组织准备。一个叫王宜
声的成员，曾谈到蓝衣社在这一年出现的大量行业性组织。
王宜声是一个“老邮电”，他早在 1930 年就是全国邮务总工会的常委。
1934 年，他经人介绍加入蓝衣社，成为“忠义救国会”邮务分会的负责人。
大军训中，他先是率领一批人员参加在京杭国道的军事演习，几次演习过
后，这批人员大多变成“军邮”人员，也集体加入了忠义救国会邮务分会。
大军训结束后，该会升级为复兴社邮务分会。它下设南京、武汉、成
都、长沙四个小组，成员大部分是行业精英、技术骨干。它完全控制了全
国邮务总局、邮务总工会。王宜声谈到，不久后“经分会指示”，出现了“局
会一体”的景象。
比起邮务分会，手笔更大的是潘佑强主持的“同志会交通分会”
。它不
仅是邮务分会的上级组织，更下属有铁路、海员、电讯、码头等复兴社分
会。大军训短短的几个月时间，潘佑强安插了大批教官，在一个个演习、
训练里大肆扩充人马。军训结束后，分会暴增人员 1、2 万人。
数以百计的忠义救国会组织，也在这期间升级为复兴社。行业性组织
外，是地域性组织。是时，仅南昌一市就有保甲长 2，166 人，全国范围内
的保甲长人数更以十万计。按“十中抽一”的原则，大军训中，大约有上
万名保甲长成为复兴社成员。军训结束后，他们并接受指令，在各自的街
区、集镇，吸收成员，发展组织。
第二轮“复兴狂飙”的最主要对象是学生。几十年后，康泽在战犯营
里写到，按照丰悌的指令，军训一开始，蓝衣社就“……下大力气在军训
学生里发展组织。”
密布在 17 个省、数以千计的军训教官，在整整 3 个月的军训时间里，
以各种各样的说辞，在操场、食堂、弄巷、密室向学生推销蓝衣社。遵照
朝天宫的指示，他们的做法极其一致，首先是鼓动。他们把蓝衣社已经烟
消云散的抗日、反腐败主张重炒了一遍，以吸引学生中的“热情分子”。
“热情分子”毕竟数量有限，大多数学生关心的还是衣食住行、工作
生活。于是，鼓动之后是利诱。他们抛出了一个早已经行不通的许诺，
“参
加之后，生活和工作都永远有保证”。
紧接着就是威吓。这些职业军人铁青着脸对那些可怜的学生宣布：参
加之后，终身不许叛社，“脱离团体者，一律处死”。
这些说辞是一道既诱人又让人毛骨悚然的大餐。那些或者热情、或者
担心失业、或者胆小怕事的学生，不敢有丝毫反抗。他们纷纷填写了履历
表，在蒋介石半身像下宣誓了事。
朝天宫的指令是发展 7%到 10%的军训学生，也就是说 2 万人左右入
社。但贪功求大的各地首脑、骨干哪里顾得上这个约束？许多地方出现了
整个中队，甚至整个大队集体入社的现象。
康泽回忆：那一段时间，“仅仅上海，每周都有几百人入社。”
到 8 月，仅仅上海支社就新增成员六、七千人。肖作霖更亲眼目睹了
朝天宫组织处每天都接受数以千计的入社表格，全处几十名工作人员天天
加班、但仍然疲于应付的景象。他估计，3 个月内，全国范围新增学生成
员当在四、五万人以上。
这股喧嚣甚上的复兴狂潮，一路延续到 1935 年的秋冬。但此时，两个
被称为“严重事件”的小插曲在朝天宫发生了。它是后来震惊民国的一次
暗杀的伏笔。
一直到台湾时期，林培琛仍困惑于发生在 1935 年深秋的两个蹊跷事
件。它都和《司令塔》杂志有关。
从筹备力行社开始，
《司令塔》，这个只有 7、8 页纸，64 开本的期刊，
就是力行社的绝密刊物。它维系着从二郎庙到明瓦廊、朝天宫指令的上行
下达，即便此时社员已多达 30 万，但能参阅到这个刊物的，仍只有寥寥
300 余人。
但到 8 月间，莫斯科的共产党领袖王明代表中共发表《八一宣言》时，
出现“蓝衣社的北方领袖曾扩情”等字样。它使朝天宫警觉到“泄密”的
危险。与此同时，戴笠警告朝天宫：在近期截获的几本共产党秘密刊物中，
均发现蓝衣社绝密文件。一些文件几乎一字不差直接转引自《司令塔》。
这个警告让涣散的朝天宫呆如木鸡、手足冰凉。毫无疑问，已有“异
党”分子进入了朝天宫。那么他是谁呢？
9 月份，新一期《司令塔》出版了。这一期《司令塔》，更令阅读到它
的 300 名力行社成员惊诧不已。每本杂志里都夹杂着两页传单，传单直指
汪精卫是“卖国贼”。在华北溃退后 6 月 15 日汪精卫仍主持了中日两国使
馆升级，这是卖国的明证。
这倒也罢了。另一页传单更是激烈。它开篇谈到，作为反日、锄奸组
织，蓝衣社有义务刺杀汪精卫。随后的寥寥几百字，即是一份石破天惊的
刺杀计划。
自汪精卫主张对日妥协、并推动中日建立大使级关系以来，蒋、汪关
系急剧恶化。6 月 30 日，汪精卫称病离开南京，前往上海；7 月 15 日移居
青岛；8 月 8 日，他电告南京，申请辞去行政院长、外交部长职务。在他
的带动下，留日出身的外交部次长唐有壬也要求辞职。
随着“华北自治”风潮的日渐卷起，千万民众都把汪、唐二人视为“卖
国贼”。市井道路充斥着“斩汪、唐以谢国人”的声音。这声音早已波及到
了朝天宫。但是，谁会在刊物里公然提出“刺汪”呢？
正当许多电话、电报涌到朝天宫时，更要命的事情发生了。一个神秘
的力行社员，把这份刊物送给了还逗留在青岛的汪精卫。
汪精卫勃然大怒。他气势汹汹地赶回南京，当着国民党元老蔡元培、
李石曾、张静江等人的面，出示物证，并质问蒋介石是否要“煮豆燃萁”？
蒋介石异常狼狈，却又有口难辩，只好将一股怒气发泄到了朝天宫的丰悌
身上，扬言要枪毙丰悌。
枪毙手令被人劝止了。但正值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行将召开之际，如
此事件，自然要追究责任人。于是，蒋介石一面勒令丰悌、戴笠限期侦破
此案；另一面，直接的责任人即总社助理干事、
《司令塔》主编傅胜蓝，判
入狱两年。
但一直到此时，还没有人怀疑到丰悌亲信的秘书、朝天宫“新进之人”
陈光国。
几十年后，已步入耄耋之年的华克之，在《1935 年刺汪案真相》一文
中写到，准备在戒备森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起事”的，是“血气方刚、
无权无势、经济困扼的三、四小子”。那就是陈惘子、华克之、张维和孙凤
海。
“庆父未死、鲁难不已”，是他们在 1934 年夏，对国难不已反复谈论
后得出的结论。他们反复商议，最终决定利用一切机会，刺杀蒋介石。
四人做了分工。不久，华克之前赴香港，意在找到李济深、陈铭枢；
张维前往南京，筹备一个名为“晨光”的小小通讯社，以作行刺活动的掩
护；孙凤海与张维同往南京，他的任务是观察蒋介石的行踪、出没规律，
以制定行刺计划。
四人中，孙凤海身材修伟、“外表风流”。他出生于一个雇农家庭，一
生赤贫，仅靠自学识得几百个汉字。他双臂孔武有力，十几岁出走家乡后，
曾在十九路军当过连长，练得一手百发百中的枪法，是四人中的“荆轲”。
因此，“刺客”人选选定了他。
当年 10 月，晨光通讯社设立，地址在南京陆家巷 23 号。但此时，因
华北事变的演进，他们的刺杀对象发生了转变。他们把目标对准了汪精卫。
9 月到来时，分布在十几个省的几千所学校纷纷复课了。市井、校园
出现了一片短暂的宁静。但此时，建立了“二次复兴狂飙”这样不世奇功
的丰悌，又从朝天宫发出一道新的指令：各地社员都有在当地发展童子军，
进而发展组织的义务。
童子军以各地高中生或初中毕业生为对象，一些地区甚至也招募小学
生入童子军。是时，丰悌担任中国童子军总会主任秘书已一年有余。在他
看来，这么长时间，童子军仅仅从五万余人发展到八万余人，主要根源在
于“缺乏底层组织”。现在，数以万计的新成员，不是现成地在那里了吗？
他一道接一道地下达指令。起初是每个新成员必须发展一名童子军，
进而是要求每人发展两到三名童子军，并介绍一人入复兴社。最要命的是，
丰悌明确到：发展童子军、复兴社高中生成员的数量多寡，将是原复兴社
成员升入“革命同志会”的主要标准。
这些指令到各区社、小组后，被层层加码。最后是多多益善。各级书
记、组长也效仿丰悌，天花乱缀地对下属成员进行各种各样的许诺。无数
学生被动员起来，他们频繁活动，以幼稚的口吻，故作神秘地向低年级学
生推销着一个秘密组织，总会地点远在南京堂府街三条巷、由丰悌兼任书
记的“童子军励进会”。
童子军狂潮被轻易地制造出来了，它席卷了无数个家庭。这年秋天，
学校附近的一些裁缝店小老板乐坏了，他们都接到大批童子军制服的订单。
在一些小县城，咔叽布料甚至出现了脱销。这些童子军制服都是一个个孩
子向家里要来，甚至是从零花钱、早点钱里节省出来的。
一夜之间，街道、校园处处都是穿制服的人，构成民国的一个奇特短
暂的景象。几乎所有的县城，都有了一个人数从一二百到三五百人不等的
“童子军团”。
这些年轻、不谙世事的童子军，开始参与“新生活运动”的管制，参
加疏通河道、纠察市容、捐机宣传等当时极为时髦的工作。许多人第一次
参加了体育锻炼，第一次进入了集体生活。家庭的藩篱，乃至阶级、出身、
贫富等区分，在这里都短暂地消失了。许多人有了挺拔的身材、黝黑的面
容、整齐的牙齿。一些外国观察家评价到：这是一个关于青年的、重大的
社会变革。
但更触目惊心的事实却是：随着“童子军励进会”网络的惊人延伸，
童子军组织迅速演变为蓝衣社、复兴社的外围组织了。从 1935 年秋天到当
年底，全国童子军从 8 万余人一举扩张至约 30 万人。大约 10 万人加入了
“励进会”，其中三四万人被发展为复兴社成员，并领导起了一个个励进会
分会。
蓝衣社的金字塔式组织形成了。处在塔顶的，是 300 多个黄埔军人，
其下是约 3 万名的中下级军官、大学教师、公务员、学生领袖，再下是 20
余万人的复兴社组织。最底下的，则是作为蓝衣社的塔基，复兴社成员补
充地的数以十万计的童子军。一直到 1936 年、丰悌早已下台后，童子军风
潮仍然席卷着绝大多数的学校，并且规模仍然很大。当年 10 月，当蒋介石
决定效仿纳粹德国的“希特勒少年队”，举行全国童子军大露营大检阅时，
全国童子军总数已达 50 万人，其中“已登记者”即已加入复兴社的人数，
达到了 20 万人（南京，《中央日报》，1936 年 9 月 30 日）。
约 15 万名新成员，加上原来的 10 万名成员，蒙昧民国近一半的知识
分子和“准知识分子”一举被纳入蓝衣社的轨道。而这一切不过耗费短短
5 个月的时间。在此之前的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青年组织，有过
这样的声势，控制了这么多青年。虽然政学系人物、CC 团人物，甚至蓝
衣社自己的“四大金刚”，都只是以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看待这个狂飙般
的风潮，但的确，朝天宫一度笑语晏晏、志满意得。
丰悌更是得意忘形。蓝衣社在一个个街道、社区，乃至乡村和集镇，
也都流露出一种民国“青年领袖”的、不可一世的姿态。
肖作霖不无羡慕地说：“丰悌担任书记长期间……是复兴社的极盛时
代”。
但，另有一些文字记载了所谓第二次“复兴狂飙”的真相。它证实了
这不是蓝衣社的什么“极盛时代”。相反，这一期间它的基层组织虽然急剧
膨胀，但其内部，却一发不可收拾地堕落到了腐败的谷底。它只是蓝衣社
的一个深度浮肿、“回光返照”的时期。
一个叫沈详甫的学生，在《记叶县复兴社的一些情况》一文里，谈到
了自己在大军训中参加“复兴社”的过程。
1935 年夏天，沈详甫在河南的叶县师范学校读书。临近毕业，天气闷
热而潮湿，而“毕业即失业”的阴霾厚重地在他的心上。就在此时，席卷
全国的学生军训开始了，自然也波及到了叶县。
军训是艰苦的。他见到了教官的辱骂、粗劣的饭食。作为一个小康家
庭出身的懂事孩子，他没有声息地把这些都忍受了下来。他只是和自己的
同学一起计算着日子，盼望军训的早日结束。
还好，三个月的军训，立即就要结束了。只要再过一天，他就要去寻
觅一份体面的教书先生职务，而后开始养家糊口、娶妻生子的庸常生活。
但就是这时，一个让他后半生不得安宁的事件发生了。
这一天晚上，一个打扮得不伦不类的大胖子，忽然通知全体学生集会。
胖子是该县教育局的头子，50 多岁，“戴着金丝眼镜、拿着手杖、穿着长
褂”。
胖子讲的话，就和他的装扮一样不伦不类。先是一通复兴社的“使命”、
“纪律”等等场面话，而后就宣布“叶县复兴社成立”。所有参加集会的学
生，不论是否自愿，一律算是第一批成员。
再后，胖子就开始了赤裸裸的威胁：
“如若谁要违犯组织决议，就会有
人跟在你后面把你打死。也就是说，这个组织是有进无出的。……”
沈详甫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加入了复兴社。但更可笑的事情还在后头。
宣布成立、进行威胁之后，胖子开始了一项明显从中牟利的推销。
“随后他
又说，谁要交 160 元钢洋，就可以买德国造 20 发手枪一支，购买手续由组
织来办。”
最后，沈详甫让人忍俊不禁地写到：
“因为第二天就毕业了。所以，这
个仅仅成立了一天的叶县复兴社，也就结束了。”
如果这只说明基层空洞的话，那么，高层的闹剧更加触目惊心。
当时的蓝衣社湖南书记仇硕夫，在《中华复兴社在湖南的活动》一文
里，勾勒出了一幅偷梁换柱，以蓝衣社名义来培植私人势力的百丑图。
1935 年初，何键出任湖南省主席。他开始接受来自南京的“中央大员”。
“大员”之一是新任财政厅长何浩若。
何浩若，湖南湘潭人，何键同乡。他在腾杰时代就极深介入了明瓦廊。
作为留美学者、大学教授，他先后在康泽、贺衷寒、刘健群等主持的各种
训练班上课。在明瓦廊的日子，何浩若与许多魁首都建立了密切的私交。
但他由学入仕、担任厅长后，朝天宫的分崩离析，使他意识到蓝衣社不是
什么靠得住的大树。于是，他疏远着人数业已非常庞大的湖南蓝衣社，并
倒向何键。
这一年军训波及到湖南之前，何浩若意味深长地对何键说，
“湖南的青
年是芸公的青年，都是拥护芸公的。这是芸公在湖南最可靠的社会基础，
不能让别人抓去。……”随后，他建议何键在蓝衣社派遣教官之前，自行
组织全省的学生、民众军训。何键心领神会，迅速派出自己的人，担任了
十几个大队、几千名学生的教官。
何浩若负责军训。集训开始当天，他在长沙小吴门外 49 标广场，宣布
成立湖南“铁血锄奸团”。几千名学生需集体入团。何浩若并且声称，锄奸
团就是 1932 年在武汉反腐中暗杀了许多汉奸的那个锄奸团，它“就是湖南
蓝衣社”。
两三千名学生当即入团。军训进行到一半时，何键亲自主持了一个场
面浩大的集会。他送出了一份礼物：学生人手一份得到一个戒指，一柄短
剑。戒指上刻有“铁血”二字，短剑则刻“慧剑、何键赠”字样。何键声
称：是不是“同志”
，要以有没有戒指、短剑做区别。湖南锄奸团的负责人
就是他和何浩若，除此之外，“任何命令都不得接受”！
这个说法类似于“圈地运动”，它把几千人都圈进了何键的私人地盘。
几天后，朝天宫方面的教官来了。但天高皇帝远，此时，任何补救措施似
乎都来不及了。丰悌只能按照民国的大杂烩方式，把“铁血锄奸团”默认
为蓝衣社的一个外围组织。它的成员也就这样进入了朝天宫的花名册。
此后两年，湖南蓝衣社、
“铁血锄奸团”都迅猛发展。仇硕夫回忆，到
1938 年移交三青团时，它已有 5 万成员。但谁都说不清楚，这 5 万人中有
多少是听命于朝天宫的？有多少是听命于何键的？
蓝衣社新近增添的 15 万学生成员，有多少类似于沈详甫那样，是莫名
其妙地成为朝天宫的属下的？又有多少成员，是象“锄奸团”那样进入自
己的花名册的？这个问题，可能是永远无法解答的历史之谜。这个漫长而
闷热的夏天过去后，蓝衣社，它已类似于中世纪的欧洲，小国林立、城堡
隔绝。
如果不是 1935 年 11 月初的一声枪响，
“大跃进”原本可以延续得更久
一些，规模也可以更大一些。但随着这一枪声，丰悌，这个人为制造了蓝
衣社虚假繁荣的第四任书记长，他的因性格而导致的悲惨命运，开始露出
一角。
11 月 1 日上午 9 时，天色阴霾，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从青岛回
到南京的汪精卫担任大会主席。简短的开幕典礼后，上百名委员到礼堂门
口照相。人群分成了五排，汪精卫、张学良、阎锡山等人站在第一排。
与此同时，几百名记者在宪兵、便衣的维持下，站成一个半圆形。无
数摄影机、照相机对准了党魁们，镁光灯连成一片。但此时，不少细心的
记者已注意到一个细节：缺了一个大人物。
当时任中宣部新闻事业处处长的彭革陈，后来也谈到这个细节：
蒋介石后走。我因照料记者关系，也是后走。蒋离开礼堂后，即于礼堂大
门前台阶上站了一会，观察一番后，又转向秘书长办公室。……”
也就是说，蒋始终没有出现在大门外，更没有参加照相。这个国民党
副主席、军委会委员长，南京事实上的头号人物，在这样重大的一次会议
上，为什么不参加合影呢？
这个疑点使接下去发生的事件，显得异常诡异、阴森。9 时 35 分拍照
完毕后，各委员转身上台阶，要回到礼堂去开预备会。说时迟、那时快，
混在人群里的孙凤海，忽然突出几步。他掏出大衣里的手枪，对汪精卫连
发三枪。三枪全部命中，一弹中脸颊，一弹中左臂，另一弹击中左肋骨。
汪精卫当场倒地。
人群被变故惊呆了，一下子寂然无声，随即又哄地一声，四处逃窜。
孙凤海要继续开枪。此时，站在他附近的张继一反文官常态，冲上前
拦腰死命抱住了他。孙凤海又开两枪，但在张继的扭打下，两枪朝天。趁
此机会，张学良大步向前，一脚踢翻了孙凤海。卫士这才反应过来，对孙
凤海开了两枪。孙倒在血泊里。旋即，卫士从孙的大衣口袋里翻出了名为
“孙凤鸣”的出入证。
蒋介石闻声而出，与他一同奔出的还有汪夫人陈璧君。他们立即组织
人手，并亲身护送汪精卫到医院抢救。
为获得口供，一队宪兵也送孙凤鸣到医院救治，另一队宪兵则封锁了
现场，对几百名记者进行盘查。最后，大批宪兵、警察、特工赶往陆家巷
23 号，意欲围捕华克之等人。
晨光通讯社已人去楼空。当日，南京全城戒严，水陆空交通全部断绝，
凡以匆忙表情赶路的人，一一被宪警拘扣，抓捕了上百人。
当夜，孙凤海在医院，因流血过多，在昏迷中死去。而此时，华克之
等人所乘坐的轮船，已经临近香港了。
蒋汪矛盾、
《司令塔》刺汪计划、蒋介石缺席合影……这重重背景，使
刺杀案出现了层层迷雾。当日，南京市井的窃窃私议，众口一声认定，该
案的杀手系蓝衣社所派，其“幕后人物”是蒋介石。
不仅市井。党内若干人士虽然相信该案与蒋介石无关。但“缺席”这
个疑窦重重的迹象，也使他们断定，蒋介石早已获知刺杀密谋，其缺席用
意是“移祸江东”，借杀手的枪来除掉他的头号政敌。
蒋介石狼狈不堪。该案麻烦之大，可能导致国民党的再次分裂。那么，
它是不是蓝衣社所为呢？
作为侍从秘书的肖赞育认为，这一天蒋介石确实怀疑“刺汪案”的指
令出自朝天宫。午后时分，他紧急召见了数十名蓝衣社中央干事。肖赞育
回忆，在等待他们赶赴官邸的间隙，蒋“来回踱步，面色铁青”。
果然，丰悌、贺衷寒等人刚刚悄无声息地步入大厅，蒋介石即大发雷
霆。他先是一语概括了对丰悌的评价，责骂他“愚而好自用”。
丰悌当即起立，为自己辩护。他已是中央委员，也在丁家桥目睹了刺
杀案的过程。他深知此案关连重大，于是对天发誓，说自己和“刺汪案”
绝无任何牵连，不仅他自己，朝天宫的绝大多数人物，他也是敢担保的。
说到这里，他可能记起了一直引为心病的《司令塔》事件。他又辩解
说，他已命人监视编辑、印刷工人，并调查所有嫌疑人员，
《司令塔》事件
不久必可水落石出。他认为自己担任书记长以来，尽心尽责，
“如校长果以
为涉案”，他们可以集体“到中山陵，于总理灵枢前发誓明志”。
这个自身难保的泥菩萨，在性命攸关之际，还口若悬河。这更加惹怒
了蒋介石。他嘴唇哆嗦，显得怒不可遏，而后掷地有声地斥骂：
“我把组织
交给你，是把性命交给你。你不要我的命，我也不要你的命……”。
随即他命令卫兵把丰悌拉出去，当场枪毙。贺衷寒赶忙制止卫兵。干
国勋当夜的日记写到：贺“在旁讲情，声泪俱下，方未执行”。
当日傍晚，渐渐平静的蒋介石，终于拿出了一个折中的惩处办法。他
下令先免除丰悌的书记长职务，留待调查；并声称将建议中委会，免除其
中央委员职务。书记长一职由刘健群再度接任。考虑到刘健群仍然“健康
欠佳”，决定已回到南京的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代理”该职。
11 月 1 日晚间，几十名朝天宫人物散去后，蒋介石又召见了戴笠。他
密密地叮嘱了这条忠实的“看家狗”一番，直到深夜才让他告退，让他着
手平息此案。
随着“刺汪案”调查的进行，蓝衣社最后的“戴笠时代”开幕了。
第十八章 落幕序曲
1935 年 10 月，长征部队拐过了六盘山。8 万多名从江西的柴门边出发
的子弟，最后只有不到 7，000 人摇摇摆摆走进西北的窑洞。但，毛泽东仍
然以“屈指行程二万，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诗句，表明了“缚住苍龙”的
大气豪情。
与此同时，南京却因“刺汪案”一片混乱。
孙凤海所用枪械，是杀伤力较小的四寸左轮，三弹皆“有入无出”。11
月 19 日，除一颗弹头夹在两根肋骨之间无法取出，汪精卫脱险。次日，他
由陈璧君陪同，悄无声息地前往上海租界疗养。
这个举动表达的是对蒋介石的深刻质疑和敌意。蒋介石试图用以证明
“国民党空前统一”的四届六中全会，在一片非议、怀疑、指责中落幕了。
它也使刺杀案的破获或者说是了结，显得更为迫在眉睫。
22 日，处在巨大压力下的戴笠，一不做二不休地对特务处香港站发出
密令：逮捕余立奎。
余立奎，原 19 路军补充团团长，闽变后退出现役，随李济深隐居香港，
并与王亚樵结成密友。几乎刺汪案刚刚发生，特务处香港站即接受戴笠指
令，监视余立奎。但监视的结果却是他与该案“毫无关联”。
显然，戴笠要找的是一只替罪羊。自己了差之外，蒋介石也可摆脱尴
尬局面。而余立奎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顶罪人选。
李济深反蒋态度之坚定，举世皆知。余立奎作为其部下、亲信，谋划
此案指使杀手是顺理成章之举，可欺世人。况且孙凤海在十九路军服役之
际，余系其长期上司。由此该案可全盘推卸至李济深集团。
其二，蒋、李是死敌，在蒋介石被举世质疑的情况下，推出余立奎可
使人认为蒋介石与该案绝无关联。并且可以获得一份异常重要的审判供词：
该案第一行刺对象是蒋介石，只是蒋“阴差阳错”地不在现场，刺客才转
而杀汪。
推出余立奎，使蒋介石也处在和汪精卫并无两样的“受害者”地位，
以博取党内同情、冰释社会舆论。最后，余立奎地位不高不低，最为适宜。
过高者，不必说制造冤案，即使在香港逮捕、引渡也不容易；过低者，无
法取信世人。……
在这样缜密的思谋下，这个惊天要案被纳入民国的司法逻辑。次月，
余立奎审判在香港开庭。
审判进行得极其艰难，不论是英国法官还是戴笠的密探，都无法拿出
确凿证据。但此时，象征公正、廉洁、“真相”，并以法袍、假发等中世纪
礼仪为点缀的英国皇家法庭，却已被戴笠的手段全盘笼罩了。
这个曾历经苦寒的人无法拿出余立奎“指使行刺”的证据，但他深信
天下乌鸦一般黑的道理。他通过自己聘请的英籍律师史杜沙剌，到处打点，
仅贿赂总督公署，一次即 20 万元，此外，他先后贿赂香港法庭上下 40 万
元，以至于“南京政府钱太多”变成香港司法界的一个笑话。
戴笠首开了蓝衣社的行贿先例，为的不过是引渡余立奎。他的活动太
过明目张胆，甚至导致了首都警察厅的不满。余立奎被引渡至南京后，一
个警官毫不掩饰地对余立奎说：
“这个案子，有人花了一百多万元，还没有
捕到一个真正主犯。……”
引渡至南京后，
“刺汪案”的真相被这个工于心计的大特务，层层湮没、
淤积进南京那无比厚黑的审判黑幕里了。南京的审判整整进行了大半年，
在此前后，先后无辜被捕的大约有一百多人，这上百人有的仅仅在十九路
军服役过，更有的仅仅因为在案发当日匆忙赶路，被认为“形迹可疑”而
遭受逮捕。他们很少有生还者。
孙凤海的兄长孙凤山、夫人崔正瑶，以及姨妹崔正琪等人，都被以中
世纪的株连方式捕杀。此外，上海傅耀东医生在淞沪抗战中曾为十九路军
做过护理社工，由此认识了王亚樵的学生许志远。仅仅因为这个理由，这
个医生也遭受了逮捕。被捕后，他经受严刑拷打，后来“不知下落”。
最后，连租借房子给晨光通讯社的房东，为他们处理杂务的老人，临
近的一些一生安分老实的和平居民，也整家人整家人地“不知下落”。……
是这些无辜的尸骨，平息了曾经引发轩然大波的刺杀案。对这些“乱
世重典”，蒋介石却频频赞叹，认定戴笠是蓝衣社罕见的“能吏”。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余立奎审判进行的同时，另一个更为诡异的刺
杀案又在上海惊发。1935 年 12 月 24 日，外交部次长、汪精卫之下的第二
号亲日派人物唐有壬，在甘寺东路甘村寓所的台阶上，被隐藏在隔壁停车
间的两名杀手袭击。唐有壬身中数弹，当场毙命。
奉命调查此案的，当然还是戴笠。
1936 年 2 月 25 日的大雪之夜，东京。
几天前，
“皇道派”的堡垒，日本陆军第一师团接到命令，他们将被调
往满洲。这是一个罕见的举措，因为按陆军惯例，第一师团和近卫师团负
责东京卫戍。该调动令被许多军人视为“北进派”打击南进势力的动作。
在“神道派”教父北一辉的策动下，这一夜，第一师团野中大尉率领
百余名军人，率先袭击首相官邸。第一师团及近卫师团的几股神道派军人，
也举着旗帜，分头出发。按照周详秘密的计划，他们打算先暗杀首相、内
阁元老和重臣，而后控制东京，胁迫天皇改组政府。
当夜，十余名大臣被屠戮一光。东京永田町、霞关及溜池一带被叛军
占据，警视厅、内务省、参谋本部及陆军省被占领。
这就是“二二六兵变”
。兵变延续的时间不过短短几天。北一辉拒绝命
令叛军投降后，天皇瓦解了叛军。北一辉被判处死刑。随后，石原莞尔被
天皇指令为两名执政官之一，负责推荐新内阁。满洲青年联盟的东京代言
人广田弘毅接任首相。
兵变对日本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时在东京的日本驻南京大使重
光葵，在《昭和的动乱》一书里记载到：
“……阿富汗和泰国公使曾来视望，
他们握着笔者的手说，
‘东洋先进国家日本，发生此次事件，使我们深感惋
惜’。……覆盖着大雪的帝都，因军队的叛乱，到处流淌着鲜血淋漓的斑点，
站在孤寂天地间的我无限感慨，日本将走向何方呢？”
在调查“汪、唐”两案的这个冬天，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兼任蓝衣社
代理书记。他在这个位置上不过短短几个月。但就是这几个月，特务处继
兼并调查课后，迎来了再一轮的发展狂潮。
1935 年冬天，在广漠的 26 省土地上，共有警察 26 万 3 千余名，地方
武装近百万人，这个庞大的准军事团队，此时鱼肉乡里，“废弛不振”。但
早在 1933 年，邓文仪执掌调查课时，他就在 20 余省保安处、上百个警察
局都设立了调查科，一是以民团、警局为活动掩护，再是监视各省军阀的
“异动”。
调查课原以“克格勃”为效仿。但戴笠接收调查课、并入特务处后，
他用了一年多时间，对这一模式进行大刀阔斧的改组。到 1935 年秋天，一
个混合了“盖世太保”、
“克格勃”、以及古代“锦衣卫”特点的，空前严密
的特务管制模式完全成形了。
这个冬天到来时，对于手上虽然精干、却只有区区二千余人的特务队
伍，戴笠似乎不再满足了。他决定接管警察与民团。
这个冬天是特务处的风水流年。戴笠“天时”、“地利”
、“人和”一应
俱全，天时是蓝衣社的惊人声势与惊人涣散，地利是原调查课在警察、民
团中的细密网络，人和是蒋介石的空前赏识，以及郑介民的职务便利。他
坚信自己有能力执行特务处的“大跃进”，而不会把组织拖进涣散腐败的沼
泽地。
职业特务、业余特务、耳目网的三层区分，是戴笠所构想的新的特务
处。这一年冬天，戴笠获准筹备“中国警察学会”。被推举为筹备理事的，
清一色是戴笠骨干，如赵龙文、李士珍等人。中国警察学会首先在各省设
立筹备分会。随着分会网络的舒展，特务处以近 2 千名军情特工为骨干，
短短几个月时间，扩张职业特务近 1 万人。它的声势一举超过了已苦心经
营 6 年有余的中统。
与此同时，一个个惟特务处马首是瞻，并按戴笠严令、与朝天宫老死
不相往来的复兴社小组、区社，也在各地的警察局出现了。到次年年初，
戴笠发展了 2、3 万名警察入社。驻各地的特务站先后搬出蓝衣社分、支社
办公处，入驻各警察局。
警察之后是民团。早在 1933 年，蓝衣社就掌握了长江中下游 8 省的地
方武装，直接掌握兵员四、五十万人。此时，10 余省保安部队的上万军官，
和几千名警官一同成为了业余特务。戴笠也在保安部队中大肆发展复兴社
组织，任一个县的保安团，大则区社，小则小组，成员总数也在 2、3 万人
之间。他们和数万警员一样，都是特务处的“耳目”。
1936 年到来时，戴笠理所当然地被推举为中国警察学会理事长。一个
被《中国剑桥史》认为是“国民党中国最可怕的机构”的“戴笠组织”，至
此已完全浮现在蒙昧的天空和苦难的土地之间。
随着 1936 年夏天的临近，特务处已成为蓝衣社的真正重心。5 年前酷
暑中腾杰的青年意气，几十位青年甘冒杀身之祸的组社热血，所有这些正
直的种子，在 5 年后终于收获了一颗邪恶的果实。
1936 年夏天，李济深、陈济棠等策动的“两广事变”爆发。这是民国
时代军阀分裂的尾声，它有惊无险。南京几乎兵不血刃地平息了这一事变。
其中，蓝衣社派出大批干部，进行政训、情报、策反等工作。刘健群负责
政训，郑介民负责情报，戴笠负责策反，这三个蓝衣社的大魁首，决定性
地使南京“不战而屈人之兵”。
就是在这一事变前后，蓝衣社再次进行了人事调整。在南昌机场大火
案中经历失意、但在担任驻莫斯科武官期间被认为工作“卓有成效”的邓
文仪，接替前赴广东的刘健群、郑介民，担任书记长。
邓文仪是蓝衣社的第六任书记。在他的任期内，风雨飘零的朝天宫、
蓝衣社，显得更加摇摇欲坠。
也是这个夏天，戴笠开始遭逢了他一生中唯一的对手。这个对手，他
的许多原“调查课”部属都很熟悉。那就是曾在武汉反腐期间组织“锄奸
团”的小头目杨又生。
他也是刺杀唐有壬案的策划者。
贵州西南部的大山深处，有一个叫“兴仁”的小小县份。80 年代初，
在这个县城的一所普通民居里，一个叫陈有光的老人开始撰写一篇回忆资
料。随着他迷蒙的老花眼渐渐抬起，浮现在他面前的，是自己充满传奇色
彩的一生。
陈有光，原名杨琪真，贵州人。青年初期为纪念自己的投身黄埔，他
特地改名为“又生”。
1932 年，杨又生进入调查课后，在武汉组织了“锄奸团”。但不久，
因是西南人的关系，他进入康泽的“西南青年社”，并转入别动队。
在星子县受训期间，
“攮外必先安内”是康泽挂在嘴边的口头禅。但杨
又生有感于内战连连，经常和同僚交谈“所谓内之不安，主要是由于外之
不攮；若能攮外则内自安”一类话语。但不久，这些话语就传入了康泽的
耳朵。
晚年杨又生写到：
“……康对我不满，并准备以内部纪律制裁我。黄埔
四期同学龙之章即使将这消息转告于我，并建议我立即出走。我于 1933
年深秋……化名逃往上海。”
到上海后，杨又生住进了法租界。但康泽的追捕网也渗透了租界，不
久，一个别动队成员找到他的住处，他声称“受康泽委托”，要求杨又生到
上海北站去见康泽。
毫无疑问，康泽是想把杨又生诱骗出租界，而后加以逮捕。杨又生没
有上当，并准备潜逃回贵州老家。但他还来不及出逃，预定日期的第二天，
法租界巡捕房突然以“秘密组织社团”的名义，逮捕了杨又生。
杨又生被整整扣押了三个月。后来他写到，
“……康泽曾要求法租界将
我引渡至第二特区法院，但未得到巡捕房的同意”。
就是这三个月改变了杨又生的人生。康泽的诬陷激发了他的逆反心理，
同时，他在狱中还认识了两个因煽动学潮而被捕的男女学生，刘镇南和裘
积玉。
被证明清白后，杨又生被释放。但他回贵州老家当一个安分平民的念
头却打消了，他又在法租界蛰居了一年多，这期间刘镇南、裘积玉“两人
被释放后还经常来找”，他们形成了一个小小的谈话圈。
谈话圈不久后又多了一个人，那就是杨又生的表弟，原十九路军补充
团连长肖佩韦。1935 年初，在法租界贝勒路的均益里，一个叫“抗日锄奸
团”的暗杀组织诞生了。
“锄奸团”在 1935 年秋已发展到十余人。其中三名女学生裘积玉、吴
冰和倪莉茄都出身豪门，她们出资为锄奸团购置了一批手枪和炸弹。当年
的“刺汪案”刺激了他们，在杨又生的策划下，刘镇南和裘积玉成功刺杀
了唐有壬。
枪杀唐有壬后，十余人集体逃亡到反蒋中心广州。风头渐渐平息后，
1936 年夏天，他们又潜回上海，制定了一个三地连串行刺的计划。
第一个暗杀地在上海，其目标是对华北溃退负有责任的“政学系”首
脑黄郛，仍以刘镇南和裘积玉充当杀手。第二个暗杀地为武汉，其目标则
更加惊人，是政学系的“灵魂”杨永泰，由肖佩韦负责实施。第三暗杀地
是南京，目标是政学系张群，由女学生吴冰负责准备工作。
上海行动最早进行。但这是一个失败的行刺，刘镇南和裘积玉早已被
戴笠密探注意，这一天黄郛的汽车从公馆开出后，刘、裘二人刚刚动手，
就被密探逮捕，黄郛仅受轻伤。杨又生写到：不久，他们“被法院判处死
刑。但这并没有影响锄奸团在京、汉的行动”。
刘、裘被捕后，上海风声鹤唳，锄奸团的活动中心转移到了武汉，杨
又生“很快调查清楚了杨永泰住在武昌三教街，以及他到省府的必定路线。
选中了离杨住所不远的一个医院为行动地点。……”
行动的时间定为 10 月 15 日晨。但这一天的行动功亏一篑，在杨又生
望远镜的监视下，
“上午八时，杨（永泰）的汽车被我们预先准备的一部黄
色车挡住了退路，汽车停下约半分钟，但因行动人员动作迟缓而误了时
机。……这一戏剧性的情况已经引起了杨的怀疑”。
次日上午，杀手又到计划地点时，发现已有一群警察在盘问路人，从
而再次放弃行动。随后，杨又生计划把实施刺杀的地点，从武昌转移到汉
口。
10 月 25 日下午四时，在森严的警卫下，杨永泰携妻从江汉关轮渡码
头的台阶上拾级而下，两名杀手箭步上前，连发数枪，杨永泰顷刻毙命。
杨永泰案震动全国。在 1936 年的整个秋天，社会舆论沸腾。许多人从
杀手作风上推断，刺杀杨永泰的，应是其政治夙敌，已并入蓝衣社特务处
的原“调查课”。
但戴笠一眼就判断出，该案主犯，是原应也归他指挥的杨又生。
对戴笠来说，杨又生是比王亚樵更大、更难对付的敌手。其一，杨又
生对调查课、特务处的风格了如指掌，反侦破、反追捕能力之强，民国无
出其右；其二，陈有光作为原调查课人物，倘若抓捕他，接收了调查课的
特务处，能完全摆脱干系吗？
1936 年的整个冬天，杨又生一个人地潜伏在与戴笠只有一步之遥的上
海租界。他“经济困难达到了顶点”，但还是顺利地获得资助，随后雇汽艇，
在江面搭乘上一艘外国轮船，一路逃亡回贵州兴仁。从此隐姓埋名，深居
简出，度过了自己平静的半生。一直到 80 年代初期，他的街坊才知道，这
个和善的单身老人，居然是个“暗杀大王”。
杨又生再也抓不到了。而这一年冬天，随着破案限期的日渐逼近，戴
笠再找替死鬼，再造“葫芦案”。
他又把主犯定为李济深、陈铭枢集团的大将------刘芦隐。
1936 年冬天，20 岁的王天容已经是乌石山师范学校二年级的学生了。
这个学堂当时有 300 多名学生，是旧福建的最高学府。
在那个小小的渔村，他先是读私塾，在“人之初、性本善”，以及《四
书》
《五经》中浸泡了几年。不久后，因为离渔村十多里地的集镇，出现了
乡公所、民团办公室和一所“国民小学”，作为一个乡下土财主的儿子，他
又在国民小学读了两年书。
乡间对这个幼嫩的孩童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尊重。一方面自然是因为他
父亲的百十亩田产、几家雇农；另一方面，也因为他的读书、识字、上进。
到他前往县城、进入一个也初初创办的“凤城书院”时，乡间更是一片哗
然。目不识丁的乡民纷纷议论说，
“有皇帝老子的时候，这就顶得过一个秀
才了”。
不仅那百十户人家的渔村，集镇一带的居民也都被他惊动了。几家略
有头面的小财主、富农、前清秀才，纷纷托人求亲，有的还许出了丰厚的
聘礼。他的父亲，那个把家业看得重于一切的人，对此不是没有动心过，
但王天容却一再拒绝了亲事。
他才十五六岁，心灵活泼泼地。在县城，他开始知道“三民主义”、
“英
吉利”、
“阿美利坚”，知道了外面的大世界。通过“格致”课程，也知道大
地是一个圆球，人是由猴子变来的。他循规蹈矩的心里，已经多少有些看
不上乡间的女子了。
然后，他考上了乌石山师范学校。
考到省城的当年夏天，他参加了那个席卷全国的军训。在军训中，按
照蓝衣社发展“7%---10%军训学生”的计划，他和他的二三十名同窗，一
同成为福州复兴社的基层成员。
加入复兴社后，乡间开始盛传“那秀才开销太大了”的议论。每季度
他总要回一次家，先是坐每三天一班的汽车到县城，然后再走上几十里路
到集镇，到集镇后，他还要雇一条小船，或者搭乡间熟人的船，回到渔村。
住了一两宿后，他就沉甸甸地带着百十元银洋，在乡间半是羡慕、半是摇
头的眼光中，往省城去了。
到 1936 年 5 月，第二次全国性军训开始时，他加入复兴社已经一年了。
此时，他被任命为复兴社一个小组的组长，负责在新生中发展成员。
他卖力地奔走在福州三坊七巷一带的一栋旧洋楼，和位于乌石山的学
堂之间。那个洋楼是福州复兴社的社址。在那里负责工作的，是一个姓陈
的中年人，身份据说是教师，但整天鬼鬼祟祟，语言里也多少有一些底层
市民的油腔滑调。他以廉价的勉励，故作的亲热，让王天容一次次在深夜
里敲开所属成员的宿舍门，索要“活动经费”。那些成员大多和他一样，是
乡间、集镇、县城不大不小的富户子弟，于是，也麻利地把两三块、三五
块银洋给了他。
然后王天容往往还要连夜赶路，走向旧洋楼那暧昧的灯光，将十几元、
几十元的“活动经费”给那个“负责人”。由于复兴社一再强调“单线联系”，
同时，从力行社到复兴社，各级组织的文件上都明确规定财务遵循“量出
为入、就地筹款”的原则，于是，王天容从来不知道这些经费最后派作了
什么用途，复兴社除一再发展成员外，又有什么“活动”。
他懵懵懂懂地在复兴社里又呆了一年。在他手上，他自己先后缴纳以
及代为收上的活动经费，大约有三五百元。这些钱够买六七头牛、几间不
错的房子，或购置两亩地了。而仅仅是乌石山学堂内，属于那个“负责人”
的小组就有三四个。
一直到自己娶妻生子、通晓人事，并且“复兴社”、“蓝衣社”都已成
为久远的往事后，在艰难的乡间生计里，王天容才恍然醒悟，一大部分的
钱都不是什么“活动经费”。它们都是打着幌子自行收取的“茶水费”，最
后落进了那个“负责人”的腰包。
2001 年年底，作者在写作本书时曾特地与父亲几次交谈王天容。在王
天容的后半生，几乎不与人往来的他，唯一的谈话伙伴就是比他小了近 30
岁，爱“读闲书”、爱“瞎谈国事”的父亲。父亲是他的忘年交。于是，这
个落魄、孤独的老人，他许多难以触及的心事，父亲却略略地知晓。
我问父亲：
“您说天容先生曾对您谈过，当年他加入的是复兴社。那么，
他谈起过福州复兴社的组织活动吗？谈得多吗？”
父亲一再回忆后，说：
“谈得很少。……只是谈他当时一年的学费，包
食宿不过一百元，但缴纳的复兴社会费也快有这个数目了。天容先生是那
种很保守、很传统的读书人，为尊者讳的道理，他看得很重。不管怎样，
他毕竟是过复兴社的人。……”
我又问：“他为复兴社后来受了那么多连累，就没有抱怨过吗？”
父亲感慨起来：
“是啊，受了多少连累。那一年，正月初一，你认识的
XX、XX，动花样想批斗他，象耍猴似的把他从家里牵出来，到晒谷场搞
批斗改。天气很冷，天容先生戴着一个羊毛帽子，XX 就动手，把那帽子
摘了下来，给他大的小孩戴上了。……”
他沉思起来，很久才又说：
“也不是一点抱怨都没有，不过谈的很少，顶多是说这个人有私心，
那个人有杂念。没有说复兴社组织的坏话。……日本人进来那一年，听说
他还去演讲、发传单，那时他已经在县城教书了。如果说福州复兴社有组
织活动，比较确凿的就是这个。天容先生谈起打日本时，人很激动。……
如果这样的活动多一些，他是什么抱怨也不会有的。”
父亲接着告诉我，日本人进福州是 1939 年，那年天容先生出去“躲了
一阵”，后来风声不厉害了，才重新回来教书。就是这期间他结婚了，还留
下了一张相片。相片上他穿着一件中山装，戴着一条花色的围巾，一副“五
四青年”的模样。
他生育了一男一女，都还在世。女儿一直是省立医院的大夫，近年才
退休。我小心翼翼地对父亲建议：
“什么时候我们一起去拜访王大夫，看看
天容先生有没有日记一类的文字留下，方便吗？”
父亲思考良久，说：“不会有什么日记，我和天容先生往来了十几年，
从来没见他写过什么日记。闷的时候，也就是写几幅毛笔，都是古人的诗
词。……算了吧，这么多年都过去了，不要去惊动他们了。”
和父亲进行过对话不久，我终于有机会和一个原福州复兴社的成员，
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谈话。
毓英书院是福建最古老、也最有名的书院之一，它的后身分裂成了两
所高中。其中之一是我的母校。前几年校庆时《校史》里曾经提到一笔，
“1935 年后，法西斯组织复兴社一度要渗透本校，但在全校师生的抵制下，
终于没有成功。……”
但一次，我在电话里对一个原先的老师，提起自己计划写“复兴社”、
“蓝衣社”时，老师沉默了好久，终于说：
“你知道彭 XX 老师吗？你在校
的时候他就退休了。……不过我听说，他原本就是复兴社的人。”
我急忙问：“他现在还在世吗？”
老师肯定地说：
“在世。就住在学校里呢，我隔两三天就能见到他下楼
来走动，见了过去的同事还打招呼。……”
在老师的安排下，一个春天的下午，我终于在彭老先生的住处，见到
了这位已经 82 岁的老人。他的头发已经非常稀疏了，脸上布满了老年斑，
但精神还好，记忆力也不错。
我问起他是否“真是复兴社成员”时，彭老先生略略迟疑了一下，但
他立即说，“是入过复兴社，前后在里面呆了一年多。”
他是在 1936 年的军训中秘密加入复兴社的，当时他就是毓英书院的学
生，
“咱们学校，当时有教会背景，主要的先生不是留洋回来的，就是在北
京、上海的教会大学读书毕业的，都很反感复兴社。那时学校还明示，军
训不能不进行，压力太大了，但是，谁加入复兴社就开除谁。……”
我问：“那您是出于什么动机，冒风险入社的呢？”
彭老先生居然笑了起来：“当时小么。小家伙一个。爱热闹，爱神秘，
听说有这样一个组织，学校越是禁止，就越好奇。……后来一个军训教官，
把我们几个人找到梅钨路那边的一个小饭馆，做了动员。我们第二天就加
入了。入社宣誓是在东街，林觉民故居后头的一条巷子，几个人走了十来
里地，晚上到，到了就办手续入社。一共有五六个人吧。……”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林觉民，其故居正是在王天容谈过的“三坊
七巷”一带。看来，彭老先生也是在福州支社的社址里入社的。我立即向
他询问起王天容说起过的“姓陈的负责人”，以及缴纳“活动经费”的事。
他却一点都记不起来当时的负责人。只是说，
“我们虽然小，也知道那
时的总社书记长是邓文仪，负责福建复兴社的是袁守谦。组长大会小会都
把这些大人物的名字挂在嘴巴边。……那年放暑假，邓文仪来福州视察，
临时抽调了几个人过去帮忙，我也去了。当时的心情很激动，想着多少人
一辈子见不到这样的大官。……”
对“活动经费”，彭老先生说，
“也交，不过没那么多。你说的那个人，
可能因为是大学生，所以交的多。……我们是中学，一个月一两块钱，差
不多就是不吃早点，把零花钱都省下来。……那时幼稚啊，上了别人的当。”
而邓文仪视察福州复兴社后，除了缴纳社费，彭老先生也再想不起来
这个组织还有什么活动。“单线联系，就是这个单线联系，搞得这个组织，
涣散得。……我在的这个组还好，听说还有的组，简直就是书记、组长的
私人势力。底下的成员根本分不清一个活动，是上头要求的，还是这些头
自己要求的。……青年会那一带的那个组，七八个人，甚至被头儿带去打
码头，就是争抢地盘”。
所谓“青年会”，位于福州苍霞洲一带，历史上它就是一个水陆码头。
听到“私人势力”、
“打码头”这样的字眼，我赶忙问彭老先生：
“是不是黑
社会也介入了复兴社的基层？”
彭老先生说：“谁说得清楚呢？……我们的组长，还只收一点零花钱，
青年会的那个组，组长是一个开米铺的，很有钱，那时那一带是做生意的
风水宝地，争抢也很厉害。……但带着人打了一次，对方又知道他是复兴
社的人后，觉得惹不起，从此就没有争抢了。复兴社吓人啊，做生意的一
说起，就知道是个特务组织。……不是黑社会，但比黑社会更吃得开。”
参与“打码头”那个组的一个成员，入社时是一个失业青年。60 年代
曾和彭老先生一起被关押过，连篇累牍地写《交代材料》。他对彭老先生说
过，
“原本是对复兴社好奇，加入后，虽然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但在‘市
面’上，复兴社成员很吃得开。”
我问彭老先生：“复兴社欺行霸市的事情多吗？”
彭老先生感情复杂地说：
“要说多，也不算多。主要是市民怕，怕复兴
社。……这叫怎么一回事啊，无端端地为这么一个混日子的组织，受了那
么多罪。……”
肖作霖在《复兴社述略》里谈到，随着这年秋天的到来，大批地方土
豪、基层官吏涌入组织，把持了一个个地方支社、分社。如同彭老先生所
称的，许多基层组织都已经沦落为这些人的“私人势力”。
贪污敲诈、组织涣散之外，更严重的，是复兴社的“卖官”现象。一
个原成员在回忆文字里，以不屑一顾的态度，谈到：
“由于河南复兴社的势
力极为庞大，乡镇长、保安队长、甚至县长等职务，在一些地区只从复兴
社分子里选拔。……一时之间，成为复兴社各级组织的书记，成为一本万
利的买卖。……花费几百元、千把元，成为支社书记后，就可以放手搜刮
地皮了。在河南，这几乎是半公开的秘密。……”
到 1936 年冬天到来时，随着第二次大军训的结束，蓝衣社的成员扩张
到 50 万人。但它藏污纳垢、暮气沉沉。连朝天宫的大部分人员都意识到，
他们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而这年冬天，在遥远的西北，正酝酿着一个重大
事变。它为蓝衣社的最终落幕敲响了丧钟。
19 世纪开始，大批西方记者对这个古老、沉闷、似乎随时会发生巨变
的国家，开始尝试作更深入的了解。他们试图在破碎的图景上，为世界拼
凑出一个完整的中国形象出来。这个国家难为了这些上帝的儿女，从马可-
波罗的游历见闻开始，几百年来，他们对中国的敬畏越来越少，但迷雾却
似乎越来越重。他们了解的越多，疑惑也越多。
造成迷雾一般疑惑的，是那种空气里都弥漫的特殊气息。西方人知道，
有一种东西，隐藏在他们看到的表象后面，那就是形而上的“文化”。
到 30 年代，一群群记者更象候鸟一样，飞出租界，他们乘坐火车、汽
车、牛车、骆驼，深入到黄河边上的中国腹地。4，000 年前，在这里，这
条令人悲欢交集的河流，第一次被一个叫“禹”的人成功治理。虽然后来
的中国人，用他们惯有的大气、质朴的风格，仅仅称谓他为“大禹”，但没
有言语能够描述出中国人对他的崇仰。在原始、古歌般的气息里，因为治
河，一个国家就产生了。他们确定了天地、四方、五行、64 种天人沟通方
式等，将自己的命运和自然联系。然后，确定了对土地、祖先、谷物的崇
拜，并把这些合称为“社稷”。这个文化如此苍老、博大，对西方人来说，
上帝定义的世界起源，不过在 5，000 年前呢，而他们，却把世界的历史，
占据、主导了一大半！
不见黄河、不到中原，他们就怎么都不会懂得这个国家。以冒险著称
的西方记者，走进西安、走进陕北，走进黄土边的那些已经不再是世界中
心、相反非常闭塞了的农家。哦，只有古长安处处可见的“瓦当”，才能提
醒他们，这里曾经是文明的“麦加”圣地。
这些西方记者中，包括埃德加-斯诺和史沫特莱。他们因为对富有人类
命运意味的长征的关注，而在后来伴随陕北的赢得中国，被一代代中国人
所熟悉。
对这些没有偏见的人来说，长征是未来中国的源头，后来的红色中国，
是必定的结果。但他们有没有意识到？历史由源头、标志性的转折、还有
结果这三轴构成线索，以便人类能够更加容易地理解它本身。同时，要西
方人、而不是中国人自己，更适合作这样的见证。
上帝之手安排他们在两个文明对话的夹缝里。在长征和红色中国之间
的那个转折性事件，也要他们做见证。
事变的背景，在史沫特莱这个奇异人物的亲身阅历，在她不断深入的
《回忆录》里展开。
1936 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在上海的史沫特莱，到鲁迅的家里做客。这
一天，鲁迅位于霞飞路的寓所，还有一个特殊客人。他是长征的一个亲历
者。喜好听传奇故事的史沫特莱，从这个晚上开始，嘴里不断地发出“my
god”的惊叹声，不断睁圆了她波斯猫一样的眼睛。因为她亲耳听到的，
是一个世纪最伟大的传奇。史沫特莱说：此后“……有好几个星期，每天
晚上我同他在一起，他讲长征，我作笔记。说到长征……人们难以相信。
尽管他镇定自若，说的是真人真事。”
史沫特莱的笔记本里，开始记录只有中国才可能有的人。这个记述越
来越长，并且让史沫特莱深深着迷。
是的，可能只有《圣经》里，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走埃及的故事，才
能够和这个路程相提并论。这是东方的、创世纪的史诗。在上海春天的那
些晚上，史沫特莱一定有一些朦胧的意识、深刻的感动，被自己挖掘出来
了。鲁迅的寓所有着一种深刻的诗意，史沫特莱因此很容易就进入氛围。
她一下子在这些命运的征服者面前表现得非常谦卑。虽然她还没有见到过
他们。
在几个星期的对话结束后不久，史沫特莱就有意识地接近着那个神奇
的队伍。而且，当暮春到来、夜来香弥漫在夜上海的时候，和长征一起出
现在她的视野里的，还有一个叫“蓝衣社”的恐怖组织。史沫特莱发现，
因为和左翼作家的频繁往来，她的居所已被监视，信件和笔记被偷偷翻阅，
本人也不时受到盘查……
她不久后移居西安。她解释的原因是：
“我的旧病复发，和朋友们商量，
唯有张学良少帅统治下的西北是蓝衣社横行霸道的打手们、鞭长莫及的地
方，决定我去西安养病。……”她故作轻描淡写地说：
“……我希望在西安
恢复我的健康，写作另一本书。”
但她并不知道，此时的西北，是蓝衣社的活动重心。
早在 1932 年秋冬，一个叫马志超的黄埔一期学生、力行社成员，就调
任西安警察局长。他还有一个秘密身份：蓝衣社特务处西北站站长。戴笠
担任中国警察学会理事长后，西安的三千名警察完全纳入了特务处的权力
版图。电台、特务、蓝衣社……开始出现在灰色古都阴森的警察局大院里。
随后，戴笠的密友、特务处骨干赵龙文也来到兰州，出任甘肃建设厅
长。邓文仪谈到，“甘肃组织由此得以发展”。
随着胡宗南的扩军十万，在混乱、苍茫、广漠的西北，渐渐抬头的，
是一个半公开、半地下的蓝衣社。1934 年，陕西、甘肃、宁夏三省，已有
数千人的力量潜伏在青天白日的社会改革，天山祁连的逼人日照下。它是
“胡---戴联盟”的西北一角。
1935 年，“浙江派”弥漫、渗透到了河南。这一年的大军训，河南地
头蛇萧洒制定了一个发展“十万民军”的计划。他利用河南民间散失枪支
极多的特点，发展千余民团头目加入复兴社。一夜之间，复兴社脆弱、涣
散而庞大的躯体，覆盖了河南的乡乡镇镇。
不久，担任湖北书记的肖作霖到开封主事。他和萧洒是与 CC 团“火
并”的两个最主要当事人。随着蓝衣社的日渐没落，他们产生了一种朝不
保夕的恐慌。如果说，当年他们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进犯 CC，是因为背后
有一个气焰逼人的朝天宫的话；那么现在，四分五裂的朝天宫抵挡得住崩
溃的势头吗？CC 团会放过他们这些出头掾子吗？
肖作霖与萧洒一拍即合，开始寻找新的“后台”。此时，胡宗南向他们
伸出了橄榄枝。河南复兴社迅速倒向了“浙江派”。
当年夏秋，随着“西北剿总”的成立，蓝衣社的人流更象蜂群一样地
涌进西北。
“蜂群”里夹杂着刚刚撤出华北的曾扩情、蒋孝先、关麟征。原
华北政训处几百人马，宪兵三团的几千人马进驻西安；关麟征 1 万余人的
部队进驻宁夏。冬天到来时，别动队公秉藩特别支队约 4 千人也开赴到西
北。
“西北剿总”组成后不过三月，蓝衣社以“浙江派”为主体，在西北、
河南汇聚了数万成员，控制上万警察、“十万民军”和 10 余万精锐部队。
作为一个微缩版本，“政训、特务、宪兵、警察、别动队”，蓝衣社的五大
势力，西北已应有尽有。在朝天宫组织涣散、暮气沉沉时，蓝衣社的活动
中心，已从长江中下游区域转移到了黄河的源头。
这个转移，就发生在史沫特莱认为蓝衣社对西北还“鞭长莫及”的时
候。
史沫特莱的西安生活，开始于 1936 年初秋。那个鲁迅的“特殊客人”，
委托人帮她“在西安十五英里以外的临潼华清寺，安排了一个工作休息的
地方”。
她看到了一个动荡、酝酿大事变的西北。不久她记录到，
“……10 月，
有 3 个刚到西安的学生被蓝衣社特务分子绑架到国民党省党部。少帅派部
队冲进省党部放了那 3 个学生。这类事件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风暴前奏。”
随后，12 月初，她被驱逐到西安城里去了。“一小批身穿国民党中央
军服的青年军官，出现在临潼华清池，并且命令一切人等马上搬走。……
对住在临潼到西安的公路两边的村民，命令他们一律搬家。”
史沫特莱嘴里嘟啷着一些莫名其妙的话。但她对中国社会已有了一些
了解，得知这是因为蒋介石 12 月 7 日将下榻于此后，她很不情愿地进城了。
一路上，她看到“背着行李卷、推着独轮车的人群挤塞道途，征调来的民
夫村民儿童正在修路填补坑坑洼洼。公路旁边的村子里住满了特工人
员。……”
泥泞不堪的道路边有大批武装军警。这些人满脸阴鸷、戒备。
西安城内的气息比天气更加肃杀。
“我在西安市唯一的一家现代化旅社
西京招待所租了一间小房子，打算以后仍回华清池去”。但随着蒋介石身影
的终于迫近西安，12 月 7 日，西京招待所又“住满了几百名蓝衣社分子。
（他们还）在市内许多地方建立了活动据点。据说他们有武装和电台。……
国民党陕西省特别党部也警卫森严。”
在沉闷、一定会有大事发生的预感里，12 月 10 日清晨，枪械预示着
征兆。史沫特莱自从来到中国，一直带着一管袖珍手枪和几发子弹，用以
防身。这时，一个“红军朋友”却把枪借走了。这个人忧虑重重地告诉她：
“……据可靠的消息说，蓝衣社特务在西安警察当局的支持下阴谋闹事，
可能发生大规模的流血事件。”
西安事变，就在这样绝望的情绪里，在悲怆的古都骤然突发了。
第十九章 西线惊变
几十年后，在台北，几十名原蓝衣社首脑总结西安事变时，认为它“之
发生，力行社负有根本的责任。这不仅是对领袖的保护失责，亦是政训工
作的失责……”
此时蒋介石的安全工作，由 3 个人负责。首先是蒋孝先。是时，蒋孝
先担任侍从室第三组组长，扮演的是“带刀侍卫”的角色。几十名精干的
特工，分作三班轮流负责蒋介石的居所安全。其次是戴笠。接管调查课后，
戴笠多了一项特别使命，即在各地潜伏特务，监视各地军阀的“异动”，预
防兵变。
但张学良替蒋介石延揽了满洲责任后，蒋介石有时谈到，
“……张副司
令，忠诚厚道之人，不可欺之以方”；他更告诫明瓦廊，“要表示真诚的合
作”。于是，“戴笠不曾在张学良身边设置伏线”（邓元忠，《腾杰访问》）。
再一个负警卫责任的，是书记长邓文仪。这是由蓝衣社的性质决定的。
作为“天子门生”的势力，蓝衣社如同帝国时代的御林军，它的书记长，
天然地有护卫蒋介石的职责。
所谓“政训工作的失责”，指的是“王曲军官训练团”事件。按贺衷寒
制定的《政工条例》，各军阀部队，其政训人员均应由朝天宫指派。但 1936
年夏，张学良却自行派人，去北平招募政工人员。结果在刘少奇、薄一波
的秘密活动下，
“招考录取的二百名人员，几乎全是共党分子或‘民族解放
先锋队’的队员”。他们在王曲镇训练军官，使奉军大批少壮军人，日渐左
倾。
总政训处长贺衷寒没有制止张学良的自行招募，因此有“严重责任”。
贺衷寒之后，是时任“西北剿总”政训处长的曾扩情。他早已发现王曲镇
的“异动”，曾整理密报。但密报到达蒋介石侍从室后，如石沉大海。曾扩
情也就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不再过问王曲事务。
到 1936 年秋天，西安已成为“反政府言论的大本营”。9、10 月间，
在南京，张学良幕僚黎天才甚至以开玩笑的形式，对与他私交很好的刘健
群说过，“刘先生，副司令快要‘红’了。……”
奉军的反蒋态度已极为明显。但深陷于腐败、倾轧、官僚主义泥潭的
蓝衣社，却断然想不到东京“皇道派”军人式的兵变，会在西安上演。
12 月 12 日子夜，西安、临潼两处的枪声一起发作。大批军人迅速占
据了华清池、西安省党部、西安警察局、政训处、铁路局、电报局等据点。
在警察局内，他们还查获了一个蓝衣社“特别行动中心”，没收了文件和电
台。
兵变在 3 个小时内就终结了。但失去控制的乱兵，使这一天的西安，
一片混乱。
第一个死于乱兵枪口下的，是接替蒋孝先担任宪兵三团团长的杨震亚。
在西北时期，杨震亚屡次奉命“整饬军纪”
，这些整饬工作徒劳无功，却得
罪了大批奉军、西北军官兵。半夜时分，一伙叛兵冲进他的房间，将他的
热身子从被窝里拉出来。一个兵用手电照了一下他惺忪、惊慌的脸，说了
一句“没错，就是他”，另一个兵二话不说，朝他的脑门就是一枪。
死得更惨的是蒋孝先。杨震亚与奉军的结怨是在西北，但早在北平时，
一贯以“天子近臣”自居、目中无人的蒋孝先，就因为禁绝贩毒、检查军
纪等工作，屡屡闯入奉军军营，得罪了许多人。这一天，也是半夜，他和
警卫从西安驱车到临潼，路上就发现叛兵的层层岗哨，他却以为是蒋介石
的警卫岗哨，丝毫没有疑心。
临近华清池，岗哨越来越森严。蒋孝先隐约发觉异常，但一群叛兵已
拥了过来，询问他的姓名。他仍旧大咧咧地回答，话未落音，密集的枪声
响起。蒋孝先和警卫都身中几十弹，几乎被打成一个梭子。
“天下第一侍卫”毛庆祥几十年后谈到，枪毙蒋孝先，
“似有报仇之迹
象”。这个迹象异常明显。另一黄埔生陈继承也得罪过奉军，名字的相近，
使陈诚这一夜险些身遭不测。叛兵冲进陈诚住所时，陈诚也如实交代了姓
名，但他浓重的浙江青田口音，使叛兵误听为“陈继承”。要举枪射击时，
陈诚夫人谭祥极为机灵，大声叫道：“他不是陈继承，是陈诚”，陈诚幸免
于难。
随即，陈诚被押解到陕西交通银行的地下室。在这里，他见到了衣裳
不整、头发蓬乱的肖赞育，和随后被遣送到这里的曾扩情。
特务处的王新衡 10 日才抵达西安，此时成了遭殃池鱼。他被关押在乱
糟糟一片的西安警察局。在这里，他看到特务处西北站几十人员、政训处
几百人员、别动队近千人员，象羊肉串一样地被麻绳连着，在大批看守森
冷的枪口下，密密麻麻地蹲了一院子。
覆巢之下无完卵。当夜，在兰州的于学忠同时动手。一队军人冲进甘
肃政训处大院，象抓鸡一样地揪出了躲在里头的葛武綮、赵龙文。随后，
兰州与西安一样，关闭城门，进行全城大搜捕。
随着西安、兰州两地的城门紧闭，西北蓝衣社的首脑中心被一举摧毁
了。天亮后，张学良押解着蒋介石，从临潼进入西安。此时飘零着雪花的
西安，街道仍然是湿漉漉的，但街上除了横冲直撞的叛兵外，空无一人。
店铺的门板不敢卸下，居民不敢出门。
枪声仍然零零星星。杨虎城部队纪律较为松懈，其所属的一伙士兵，
先后洗劫了几条街道。另一伙人冲进了西京招待所，逮捕了几百名蓝衣社
人员后，甚至顺手把史沫特莱的钱物劫掠一空。
这混乱的一夜，究竟有多少蓝衣社人物被枪毙、逮捕？没有人能够知
道。但也有侥幸者。
别动队的西安负责人公秉藩，几乎是枪声刚刚响起，就在城里的一处
民房潜伏了下来。他收买了户主，一直胆战心惊地躲藏，次日，搜捕结束
后，他化装成赶驴人混出城门。然后又变卖了驴用作盘缠，逃到洛阳。
别动队的另一负责人唐汝昌，在事变当夜趁乱逃出西安。他一路鼠窜，
到达陕西商县后才给康泽打电话汇报事变。
马志超则趁乱化装成一个女人，连夜逃出西安。
兵变当夜，叛兵立即控制了西安电报局，西安与外地的通讯被全面切
断了。但这一夜，仍然有一份绝密电报，飞越重重关山，把消息带到了朝
天宫、鸡鹅巷 53 号。
拍发密电到南京的，是奉军交通科长蒋斌。这个满洲土生土长的子弟，
早已被原调查课收买。是这封电报，使朝天宫比整个南京要早 7 个小时获
知兵变消息，它极大地影响了事变进程。
12 日下午四时，邓文仪、戴笠同时收到蒋斌密电。一接收电报，邓文
仪即以书记长身份，拍发两份半是命令、半是协商的电报。一是给驻扎在
陕西汉中的王耀武 51 师，要求其急速调动部队，开赴咸阳，围攻西安；另
一份要求驻扎潼关和洛阳之间的董钊 28 师，迅速占领潼关，扼守天险，以
“应付变乱”。
随即，邓文仪召集蓝衣社的紧急会议。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混乱不堪
的朝天宫整整耗费了几个小时，才通知到 30 余名魁首。当夜 8 时或 9 时，
会议在明瓦廊举行。
邓文仪简洁扼要地通报了事变。随后，已有一年半和朝天宫不相通气
的戴笠，也通报了西安消息。会议确定了三个主题，
“营救领袖”、
“稳定局
面”和“敉平叛乱”。
关于“营救领袖”的方略，邓文仪知会了给王耀武、董钊的两电后，
博得一片彩声，武力解决立即成为压倒性意见。桂永清、潘佑强更主张西
安周边的一切精锐部队，星夜进发，包围西安，以“实力和行动监视张杨
叛军”。
干国勋后来写到，谈及武力解决时，“贺衷寒态度表现最积极”。
接下来是“稳定局面”
。这是一个后来使南京哗然的讨论，在贺衷寒的
提议下，他们以南京、武汉、上海、开封、北平为五个中心，
“检讨了在全
国内能控制的区域范围”。
兵变仅限于西安、兰州。按贺衷寒的解释，这么做，是防止各地军阀
的连锁反应。但在座 30 余人都心知肚明，各地军阀“异动”的前提是蒋介
石死于西安。也就是说，“检讨区域”为的是控制“蒋后”的中国。
最先检讨的是南京。所谓的“南京区”，含长江下游江苏、安徽两省。
这个检讨极其简单，贺衷寒一锤定音：对其它派系，蓝衣社在南京区有着
绝对优势。上万名军校在校生，桂永清精锐的教导总队，吉简章的宪兵团，
以及数以十万计的内外围成员，足以使南京区一夜变色。
比起南京区，复杂得多、也要紧得多的，却是武汉区。贺衷寒谈到，
武汉区“为国家安危所系之地”。武汉以西，是军阀割据的四川、西康，以
南是反蒋最激的桂系。它是南京屏障。
更要命的是，当时担任湖北主席的，是桂系“三人组”中的大哥黄绍
宏。湖南主席何键也被认为“态度难定”。因此，武汉区的讨论整整进行了
一个多小时。
蓝衣社在武汉的主力，是俞济时 36 师、丁炳权保安处，以及人马已多
达 3 万余人的禁烟缉私处。此外，武汉绥靖主任何成睿的部队，在政训处、
调查课的多年经营下，已“皆属可靠”。三镇以外，蓝衣社在宜昌、沙市、
鄂东武穴、鄂北的襄阳和老河口等战略要地，也都被认为“有相当力量”。
略略检讨后，大多数人都赞成“拥护何成睿”以稳定武汉区。但是，
一个野心勃勃的决定，也在贺衷寒的提议下，被心照不宣地通过了。贺衷
寒用了春秋笔法，他谈到何成睿“一向有鸦片嗜好”，每天都到中午才能起
床，他担心何在“紧要关头时，不能负起瞬息万变的责任”。因此，“为策
安全”，在何成睿“不能负责”时，应“以俞济时为总指挥，丁炳权为参谋
长，干国勋为秘书长”。
三个人中，当时参加这个会议的，只有干国勋。贺衷寒语气严峻深冷
地对他说，要“担负起华中党政军大责”！
这个无视政学、CC 两系存在，后来被认为“包藏祸心”的说法，得
到的是一片赞叹。同时，干国勋也被命令，10 小时后即坐早班飞机到武汉，
向俞济时、丁炳权等通报会议决定，并向何成睿转交一封由邓文仪、贺衷
寒共同具名的信。
这封信把干国勋明确为朝天宫的“驻汉代表”。也就是说，被拟定为总
指挥的“皇亲国戚”俞济时，掌握的只是军事，不能调度蓝衣社的湖北人
马。
对上海、北平两区的讨论相对简洁。上海区含浙江、江西，复兴社与
别动队势力均极为庞大，“万无一失”。北平区只有特务处势力，不足应付
巨变，因此，要务是派出特使，以“安抚”宋哲元、万福麟两部。
至于开封区，开封区的势力，一是肖作霖、萧洒负责的河南分社，另
一是蓝衣社完全控制的洛阳空军学校和洛阳机场。由于当夜，河南分社无
人与会，而能够最迅速对西安形成威胁的，就是空军。于是，开封区的讨
论，围绕着在洛阳的那十几架飞机。
蒋坚忍受命于次日，亲自驾驶飞机前往洛阳，一是调动洛阳飞机“监
视”西安，再是随时待命，“轰炸西安”！
紧接着，会议讨论的是如何“敉平叛乱”。在武力解决的方针确定以后，
事实上，这只是一个军队调度的问题。会议先是决定派出几十人作为蓝衣
社特使，分赴各省，与各部队长官“联络”
，不能使他们支持的话，也要力
求“中立”；然后，决定桂永清的教导总队三天内出发，以教导总队、关麟
征师、胡宗南一部为主力，进击西安。
会议进行到深夜 11 点的时候，一阵急促的电话惊醒了烟雾腾腾的会议
室：张杨“八项主张”的电报已抵南京，引发恐慌。南京各首要人物将召
开联席会议，讨论对策。
贺衷寒当即指令：桂永清作为蓝衣社代表，前往列席，随时通报情况。
而其余人，“继续开会”。
与蓝衣社召集疲塌、却论调鲜明的会议相反，在丁家桥的联席会议，
进行得极为迅速，不过半个小时后，一百多人都匆忙赶到会场，但这个大
杂烩般的人群，出现了激烈的争吵。孔、宋家族等贵戚力主“设法安抚”，
并认为这是蒋介石的唯一生机；而更有影响的如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军政
部长何应钦等，主张“立即派兵”。
这一夜，丁家桥的混乱达到了顶点，各种声音此起彼伏，几乎没有“沉
默的人群”。争吵中，甚至所有派系、背景、政见和利益的异同，都完全被
打乱了。政学系内部、CC 团内部，都产生了明显对立的意见。
民国深层次的疲软、脆弱，衣冠顶戴底下的市侩本色，在会场的发言
里也充分暴露了出来。这一夜，无数军人政要都出言讽刺孔宋贵戚“只为
委员长一人计，不为国家计”。这种刺耳的轻蔑，把孔宋家族当作是大树已
倒的猢狲。戴季陶更当众说出了“不能过于瞻顾蒋公安全”的话。
争吵到次日凌晨二时许，会议仍然没有任何结果。此时，
“元老”戴传
贤再也忍不住了，他从自己的席位上站起，一下子压倒了全部嘈杂的声音。
戴传贤的话语既慷慨又有节制，他认为，大变已生，倘若会议进行如
此之久，却拿不出一个决定，国民党将被视为毫无应变能力的党，中华民
国将留下一个笑柄。因此，
“政府不能失去立场，明日报纸必须刊登中央处
置”。
这番言辞平息了会场的指桑骂槐、借题发挥、喋喋不休。但紧跟着出
笼的，不过是一个四平八稳、内容空洞的“剿抚兼施”的决议。决议先是
罢免张学良的“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奉军也由南京直接指挥。
在兵变已生、奉军的机枪和工事冷冰冰地对峙南京的时候，这个罢免
不过是空话一句。接着，是按照南京惯有的讨价还价、平衡妥协，进行人
事安排。主和最力的孔祥熙负责行政院，而主战最力的何应钦负责军委会。
这个安排，反映了主和派的天然劣势。主和派都是文官，他们虽然接
管了行政院，但在这个非常时期，行政院能够一丝半毫地影响事变进程吗？
反过来，临时产生的新的军委会，则反映了主战派的主动地位。
这一夜，经过颇费心思的“推选”，军委会的常委由 5 人改为 7 人。除
蒋介石依然挂名、何应钦是实力派外，其余 5 人都是民初遗老、过气将军，
如李烈钧、陈绍宽等。他们是上一个时代的遗产，不可能干涉任何决策。
更何况，决议的第六条明确写到，
“关于指挥调动军队……由何应钦负责”。
也就是说，按照这个决议，要战还是和，就是何应钦的一句话。列席
会议的桂永清捕捉到了这个关键，于是，决议几乎刚刚形成，他就匆忙赶
到明瓦廊，向贺衷寒、邓文仪汇报说，会议的结果是赞成“何应钦出来与
张学良硬干”。
贺衷寒精神为之一振。当夜，30 余人继续计议，一直到天色大亮。他
们把先前的讨论又细化为五项决定后，才匆忙散会。几十年后，贺衷寒夫
人许克黄在台湾回忆到，贺衷寒回家时“面容憔悴，显得疲惫不堪”。
明瓦廊后半夜的“五项决定”，在事变解决后被蒋介石视为蓝衣社试图
让他丧命西安、贺衷寒有“狼子野心”的铁证。在蒋介石看来，其第一项
的八字方针，“营救领袖、安定后方”，前四个字不过是欲盖弥彰。
方针之后是行动。第二项是在上报军政部之前、蓝衣社就决定自行动
手的，
“迅调（南京）附近陆军与教导总队、空军前往西安……”
。不久后，
蒋介石以一种深受欺辱的口吻质问：西安附近，密布近百万大军，真是要
“营救领袖”的话，何必舍近求远？这么做与其说是要敉平奉军，不如说
蓝衣社想一举控制西北。
第三项，是命令蓝衣社各级组织进行“全体动员”。动员起来做什么？
是“协调军政宪警切实维护各地方秩序”和“发动舆论”。但，掩盖在字面
下的真实用意是什么呢？这难道不能解释为蓝衣社要进行一连串的、遍地
开花式的地方政变吗？
如果说，前三项都可归咎于蓝衣社组织的话，那么，第四项就可以看
作是贺衷寒个人“狼子野心”的明证。它决定广泛发动黄埔军校毕业生，
联名通电讨伐张、杨。将在通电上第一个签名的，就是黄埔的原“政治领
袖”贺衷寒。
为什么通电不发动以前的教育长、教官，如张治中、程潜，甚至也一
力主战的何应钦呢？谁能说，贺衷寒不是想以此捞足政治资本呢？至于最
后一项，“团结国民党及三军”，既可以看作是空话一句，也可以理解为政
治野心的昭然纸上。
五项决定，最先执行的是第四项。几乎刚刚散会，贺衷寒就布置人手
草拟通电文稿。他极重视这个仅寥寥 200 余字的文稿，先是让宣传处的一
个组长、留法博士张隆延起草，继而由白瑜修改，最后是自己字斟句酌、
校稿修改，到 13 日中午才告定稿。
当日中午，贺衷寒惊人的活动能力再次显示。短短一个多小时，176
名青年将军即在电稿上签名。当日午后，通电发往西安。它虽然也勒令张
学良“释兵自缚、待罪国门”，但即使几十年后，蓝衣社首脑自己也都认为，
通电倾于“讨伐”，它的不留余地、措辞强硬，使内战几乎一触即发。
当夜，在无数报童“号外”的招摇叫卖声中，数以千万计的民众，即
使平日丝毫不关心国事的，也纷纷驻足，掏钱购买报纸。他们都在各大报
刊的显要位置，看到了这份通电文稿。
也是这一天，按邓文仪、贺衷寒的命令，桂永清率 1 万 2 千余人，沿
铁路急速渡过长江。在军列前头横冲直撞的，是一批装甲战车。与此同时，
洛阳飞机也第一次出动。虽然这一批飞机仅仅意在“侦察”、散发传单，但
它呼啸过西安上空、投下无数恫吓时，
“轰炸西安”的阴霾，就重重地压抑
在叛军的心头上。
内战似乎不可避免了。但此时，一个人出现了。这是一个既有贵族的
骄横、也有基督徒的宽容与真挚的人，是一个几乎与蒋介石一样复杂、一
样被众说纷纭的女人。她就是宋美龄。
此时的中华民国，要这个基督徒、弱女子，以罕见的勇气和决心，去
对抗丁家桥那无数叵测的居心、各自的如意算盘，并去融合西安的数万叛
军、陕北那数万已获得命运启示的长征子弟。
而她也终于改写了蒋的命运。
事变当夜，宋美龄逗留在上海。惊悉事变后，她匆忙搭乘夜车，于 13
日清晨七时赶到南京。一下车，她就到孔祥熙公馆询问联席会议情景。随
后，她也参加了依然通宵达旦、脑满肠肥的会议。
13 日晚的会议，因为这个女人的在场，比前一天更加不堪。贯穿始终
的是一百多名达官对这个女人进行的彻底羞辱。宋美龄后来在《西安事变
半月记》里写到，当夜会场，“闻左右偶语，竟窃窃私议委员长已不讳”。
许多人悄声责骂蒋介石无谋、专横，是“独夫”。而她刚刚开始发言，就有
人对她的与会进行攻击，质问她的资格。
她忍气吞声，回避了那不屑的口气，然而她随即声明，她是“以一普
通国民”的身份与会，虽然地位微不足道，但自信代表相当部分的人心民
意。
紧接着有人责难，蒋介石如果不去西安，则“可免躬蹈危机者”
。对此，
宋美龄态度平和，却机锋暗藏。她回答到，这是蒋介石“为国家大计”的
“冒险犯难”。况且考虑安全并非蒋介石的分内之事，这是蒋介石的部下、
左右，包括在座这一百余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这个回答把球踢回到那帮官僚的手上。而后，比较核心的观点拿出来
了，戴季陶谈到，“为维持国民政府威信计，应立即进兵讨伐”。宋美龄则
抛出了更实质、思谋更深远的观点，来提醒与会者：“……今日国难至此，
若无委员长，即不能有任何统一之政府。今舍委员长外，更有孰能领导全
国者乎？”
这个观点捅到了与会者的心病。于是，群情激昂，主张纷杂。一些人
确信蒋介石已经被杀，一些人说“国家存亡应重于个人之生命”，还有一些
人，更说到“一妇人耳，仅知营救丈夫而已”
。会场态度对宋美龄极其不利。
嘈杂的声音平息下去后，宋美龄进行了她的长篇讲话。这个讲话明确
了“兵临城下”、但要“不战促和”的解决主张：“……诸公今日，一面尽
可作阵地之配备，威慑张、杨，唯须力诫勿开枪、勿轰炸以启衅；另一面
当乘此时机，努力营救委员长出险。倘和平已至万分绝望之时，再开始战
争，亦未为晚……”（宋美龄，《西安事变半月记》）。
这个讲话，既是多种观点、多个选择的折中，又为和平解决争取了时
间。最后宋美龄以沉静、略略忧伤，然而斩钉截铁的口气宣布，她的朋友、
澳大利亚人端纳，以及她的兄长、张学良的儿女亲家宋子文，将先后以私
人身份，赴西安斡旋，而在适当时候，她也将亲飞西安，救丈夫脱险。
“欲纠正一切错误，唯有坚持我对上帝及全人类之信仰耳”。
此语一出，会场哗然。它先是征服了会场里“沉默的多数”，继而征服
了一群态度最强硬的军人。何应钦终于表示：愿意等待消息，在 20 日之前，
不进攻西安。
这样，宋美龄争取到了一周时间。然而短暂的一夜后，她就看到了一
个潜伏的，却更加强硬、更具社会基础的主战势力：朝天宫。
12 月 14 日，星期一。按惯例，这一天各地党部都要进行“总理纪念
周”仪式。在风雨飘摇的事变背景下，不仅中央党部的数百名工作人员，
而且大批军人、普通党员、从外地赶赴南京的各界人士，都聚集在丁家桥。
纪念周进行过后，许多党政要人纷纷上台，对事变发表看法。
“元老”居正
发言时，神态悲怆，会堂鸦雀无声。
“……必须以最迅速的方法，敉平事变。……尤其是黄埔与其它军事
学校的学生们，你们的校长，现在蒙此大难，该如何的振臂而起，听你们
最高长官的指示，援救你们的校长啊！……”
此时，坐在台下的贺衷寒，以和自己的地位与年龄不相称的激越，蓦
然挺身。他举手疾呼：“黄埔学生在这里！”
在台上的居正，声音嘎然而止。这个城府森严的老人似乎不知道发生
了什么事，整个人象失去牵引的木偶那样定格了一小会。而台下，整个会
堂都被这一句话搅动起来，一些蓝衣社军人也效仿贺衷寒，纷纷起身。更
多的人对这个举动窃窃私语。许多人以或不屑、或似笑非笑的表情，把目
光投向了贺衷寒。
对这个举动，后来有许多或理解、或同情、或市侩、或官僚的阐述。
作为贺衷寒的密友，当时被囚禁在西安的肖赞育，几十年后转述时，意味
深长地说到，这“充分表现了他那时情绪的激动”。
这种情绪的不能自治，何止是在会堂？当日午后，宋美龄来到朝天宫，
她先找到邓文仪，随后又让邓文仪召集在南京的所有蓝衣社干事，试图平
息蓝衣社的战争叫嚣。白瑜回忆到，宋美龄对这几十个军人，苦口婆心，
反复强调“不能以大军围攻”的理由，“时孔祥熙、贺衷寒在她左右”。
从武汉刚刚赶回南京的康泽，也聆听到宋美龄温和、沉勇的劝解。后
来他在《自述》里写到，这番讲话，“……颇得到听众的好感。”
但一直坐在宋美龄身侧的贺衷寒，却始终一言不发。他的冷眼压制了
邓文仪等人的附和。随即，宋美龄前脚刚刚走出朝天宫，他就旁若无人地
开始亲手起草再一份文稿，这就是比联名通电更极端、也更著名的《敬告
民众书》。
这个公开信，先是赤裸裸地把蒋介石当作一个死人、“烈士”，随后声
明要把张、杨二人粉身碎骨。
“……全党革命同志与全国革命同胞，誓死以
求贯彻其（蒋介石）主张，服膺其教训，遵循其意志，发挥其精神，而与
党国之叛徒绝不共戴一天于此世也。……”
接着，他开始羞辱张学良的人格乃至身世：
“就其一己平日观念之复杂，
行为之放荡，生活之浪漫，习惯之堕落，……不无土匪之遗传”。
随着大段大段完全失控文字的行进，贺衷寒还对蒋介石往死路上将了
一军：
“深知领袖只知爱护党国之自由与生命，从未尝顾及其一己之自由和
生命……”。也就是说，蒋介石如果活着回来的话，那他就是一个愧对“党
国”的懦夫。
他洋洋洒洒，一气写了千余字。随即，他又遍邀南京将领在这份《敬
告民众书》上签名，以恫吓西安。这一次签名的人更多，达 275 人。
公开信在次日，以比通电更大的规模，在海内外发表。印制着它的传
单，也再次通过飞机，洒向西安的各个角落。同时，这一天洛阳飞机已开
始轰炸奉军，战争的恐慌，前所未有地笼罩着西安。
没有多少人注意到，此次签名的 275 人中，悄悄地少了两个显赫的名
字。那就是康泽和戴笠。而两次签名中，都没有蓝衣社首任书记腾杰的名
字。
《敬告民众书》发表前后的一两天内，朝天宫“全体动员”、“发动舆
论”的指令开始显示力量。在他们的策动下，全国的“赴难讨逆”浪潮，
象狂风暴雨一般地席卷起来。
14 日，在干国勋的推动下，武汉警备司令部发表戒严令。与此同时，
干国勋掩耳盗铃地发动了无数“民众团体”
。这些傀儡团体，纷纷或以集会
请愿、或以拍发电报的方式，要求南京即刻讨伐西安。武汉的十余个复兴
社学生小组，立即煽动组织“救国赴难团”
，决定自费前往西安，一时从者
如云。规模之大，导致了当日火车站秩序极度混乱，快车晚点达三个多小
时。
当日，湖北 28 名将军，也联名电告南京，
“枕戈待命”。但哪里是什么
待命？驻鄂军队一部，已向襄阳方向进发。
同日，刘咏尧抵达福州，宣介溪抵达芜湖，刘健群在广州活动，任觉
五在成都活动，一个个集会、一封封电报，都在他们的策动下，变成了民
众呼吁“讨伐”的声音。……以芜湖为例，芜湖当时公私学校仅 8 所，师
生数千人，但 14 日几千人全部参加集会，据参与者回忆，“在朔风烈烈中
集合芜中操场，开联合会议达 3 小时之久”。次日，广州也有 5 千余人集会，
声称代表广东千万民众，一致要求南京出兵“夷平”西安。
16 日，就是《敬告民众书》发表的次日，民国历史上最大的请愿浪潮，
开始在南京卷起。这一天，500 余名下级军官通电“讨伐”，海军“全体官
兵”通电讨伐，南京体育联合会、妇女联合会、回教公会通电讨伐，南京
217 家报社、杂志社通电……
接着，南京数万童子军，组织了“讨逆服务团”；从这个被蓝衣社控制
得最深的组织开始，成千上万的机关、团体、学校，号称百万之众，一同
筹备南京“讨张靖难大会”，准备在下一次的总理纪念周仪式上召开这个大
会。
风潮在短短的一天时间里，就一波接一波地，冲击着聚集在丁家桥的
大人物。这些大人物或别有用心，或难得糊涂，他们在当晚的会议上，纷
纷以民意代表自居，认为和谈是逆流，南京应毫不手软，夷平西安连同蒋
介石也“在所不惜”！
于是，这一天，也就是 12 月 16 日的午后，丁家桥终于单方面地撕毁
了对宋美龄的许诺。他们推选何应钦为“讨逆总司令”，并命令已挺进至华
阴县的桂永清教导总队，担任陇海线的“正面攻击军”，胡宗南一部、关麟
征全师协同作战，三面夹击西安。
“讨伐”短暂地成为主流了。同时，贺衷寒利用他兼任的新闻检查总
局局长的身份，严令各检查单位，从 17 日起，不许任何报刊鼓吹和解。违
者，新闻单位从社长、总编到撰稿人，均可以“异党疑犯”的名义，逮捕
入狱。
除了孤独的宋美龄和她的内亲外戚，南京听不到任何“和谈”论调了。
几十年后，已被历史抛弃在台湾的那些讨伐浪潮的策动者，还不无得意地
谈到，
“力行社之主张武力讨乱，其组织能动员实际的武力、舆论，和群众，
是其主张之后盾”。
也是这一夜，贺衷寒炮制、导演的讨伐大戏，在南京炮标礼堂达到了
顶峰。
这一夜，按照贺衷寒的安排，在南京的近 2，000 名蓝衣社军官，都以
一种肃穆、沉痛的表情步入炮标大礼堂。与出席大多数正规场合一样，他
们都严严实实地穿着军装；但这又是黄埔建军以来开天辟地的荒唐一幕：
一些人的军帽底下，垂着白色布带；更多的人或在腰间、或在臂上扎着白
布。在一大片灰色、烟黄色的将校制服中，一小片一小片的白色，显得那
样醒目。
白色映衬着弧顶墙面上的硕大的蒋介石半身像。它把威严的礼堂，装
扮成一个灵堂，使军装成为了孝服。贺衷寒挺身而上讲台，两颗金星、一
条四等云麾勋章，对应着他满脸的疲惫、眼中的泪水。他双眼略显低沉地
环视过一排一排的军人后，开始了简短、有力的讨伐动员。
这个动员，在数以百计的回忆资料里都没有详细记录。一些与会者都
只简单地记载，动员只进行了短短的三五分钟。接着贺衷寒就领着与会者
喊起了誓师口号：
“武装起来、开赴泛关、直指西安、与张杨决一死战、救
出校长”！
2，000 个军人的喉咙，几乎使口号声冲破了屋顶。动员结束后，校尉
军官步出炮标礼堂，“随时待命”。300 余名将官则在贺衷寒、邓文仪的主
持下，使“白衣誓师”变成为一个军事部署会议。其第一个安排，就是命
令洛阳飞机于次日清晨出动，轰炸西安。
接着是第二个安排。这个安排命令桂永清等部，以民国无可匹敌的火
力，摧毁一切敌对防线，使装甲战车直抵西安的灰色城墙。
第三个安排，则是对何应钦进行“逼宫”。贺衷寒将携带 300 余人的联
名要求函，前往丁家桥，要求以其中的数十名军官为指挥，以刚刚从南京
各个角落冒出来的“失业同学”为骨干，组建编制为 3 个甲等师的讨逆军，
由贺衷寒亲任军长。
作出这三个安排后，贺衷寒迈步走出礼堂，一步步地走下台阶。他显
得既悲痛沉重、又踌躇满志。
所谓“白衣誓师”，是早已腐败不堪、异常涣散的蓝衣社在日暮途穷之
际，说不清是正剧、悲剧还是闹剧的一场大戏。这的确只是一出戏，与其
说这出戏是给西安看的，不如说它为的是向南京展示自己的气魄、实力，
以达到或“不战屈人之兵”、或火中取栗的目的。
当天深夜，从炮标礼堂匆匆赶到朝天宫的贺衷寒、邓文仪，紧急邀约
陈立夫。他们代表蓝衣社向陈立夫提议，为“安定社会、应付急变”，CC
团“应该”专管党务方面，军队与社会、青年，由蓝衣社负责。
晚年邓文仪曾谈到，“陈立夫未作任何回答”。
紧接着，在何应钦那里，这两个人也碰了一鼻子灰。在丁家桥的一个
小会议室里，当贺衷寒向何应钦要一个军的讨逆部队时，何应钦当面责备
他是“火中取栗”。
“白衣誓师”、要“坐地分赃”、要部队，这些举动的明目张胆，大大
超出了南京的意料。当夜，南京官场就开始窃窃私议，众口一声地认为贺
衷寒“胸怀异志”，有“当董卓、曹操的野心”。
不仅是这些冷眼旁观者。它也恍若一瓢冷水，浇在了此时南京最显赫
的人物------何应钦------的头上。蓝衣社是一群野狼崽子，他能妄想依靠这
些人，来取代蒋介石吗？
何应钦的主战决心，渐渐动摇了。主战气焰在它达到最旺盛的当天晚
上，事实上就开始缓慢地熄灭。……而认识到蓝衣社是一群“野狼崽子”
的，又何止是何应钦、南京官场？它也进入了外国人的视野。几个月后，
美国驻华大使詹姆生曾向国务院递交一份备忘录，记载了当时在南京的一
些外国人，对“白衣誓师”的观察：
“……发现了南京有人想籍轰炸西安而事实上要毁灭委员长的一个阴
谋。令人惊讶的是，这个阴谋，由新生活运动的领导人之一邓将军发起。
这位邓将军组织了一批在德国和意大利受训、并同情法西斯的青年军官。
邓将军和他最亲密的一个同事，在南京的一个大礼堂，组织这些军官穿着
白衣。在中国人的习惯里，白衣意味死亡。他们以此表达让委员长和西安
一同毁灭的决心。……”
贺衷寒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苦心制造的咄咄声势，却适得其反。
“白衣
誓师”不仅浇灭了何应钦的利令智昏，也浸濡了南京的主战火焰。虽然在
对 CC、何应钦两度无功后，他已孤注一掷，严令洛阳空军、教导总队立
即进军西安，以制造人力不可逆转的事实。但天违人意，紧接着浸濡它的，
是在大半个北中国都飘飘扬扬的漫天大雪。
16 日的丁家桥“讨伐令”、炮标礼堂誓师，在当天曾给西安带来巨大
恐慌。史沫特莱通过“红军朋友”获知这一消息后，和数万西安部队一样，
仿佛掉进了冰窖。她在当天的日记里写到：“内战看来已不可避免了……”
接着，负责戍卫西安的杨虎城部队，更爆发了小规模骚乱。一小群军
官醉醺醺地冲进张学良的寓所，指责张学良把他们拖进“死无葬身之地”
的境地。他们并扬言，只要第一颗炸弹在城内爆炸，就立即枪毙蒋介石。
张学良被逼无奈，他来到交通银行大楼的地下室，以“扩情兄”的称
谓，请求一向尊重他的曾扩情，发表广播讲话。当夜，许多南京、上海的
中产居民，在家里听到了曾扩情那沙哑、口音厚重的声音。讲话很简短，
先信誓旦旦地保证“委员长尚在世”，随后呼吁南京方面“慎重处事”。
但当夜，西安、南京都混乱一团，这篇讲话，象一粒掷进水面的小石
子，迅速被各种猜测乃至小道消息给吞没了。即使张学良在城内的区区 400
人的卫队，也相信大战立即就要爆发，南京的飞机、重炮、装甲车，将把
西安化为齑粉。一些人已悄悄准备便装，打算溜之大吉。……
战争的车轮，似乎没有人能够阻止了。只要 17 日的太阳一升起，来自
洛阳的飞机，就会以低空俯冲、不可一世的姿态，将一颗颗 500 镑重的炸
弹，投向这个古老的城市，特别是那些高大的建筑。刚满 50 岁的蒋介石，
也将在第一声爆炸响起时，化作一股黑烟。
但次日，是天气而不是任何人，终于阻止住了战争。17 日清晨，当一
架架飞机逼近陕西时，飞行员都看到了飘洒的大雪、寒洌的气流。他们只
能将炸弹投掷在华山、平汉铁路一线，然后无功而返。
18 日依然大雪。大雪也阻止了桂永清部队的步伐。他们炮衣已卸、子
弹上膛，但却被大雪强留在了渭河南岸。
这宝贵的两天，连同弥漫在南京官场、西安孤城的一种极端微妙、极
端隐秘的“患得患失”心态，终于被两个极其杰出的人物把握住了。第一
个当然是宋美龄。这个原本濒临绝望的女人，发觉丁家桥的会议里，已经
没有人再敢当众侮辱她、再非议蒋介石了。事变已经一周，那些善于象老
鼠一般窥测时机的官僚，心下已经都在嘀咕了：夜长梦多，他们正走在一
条伸手不见五指的官场黑胡同里，不明哲，必定不能保身。
也就是说，在漫长的一周后，由于形势的莫测，蒋介石的“威望”，又
令人啼笑皆非地重建起来。这一点，立即被宋美龄把握住了。
宋美龄由此把握住了蒋介石的性命。同时，
“患得患失”的神经，何止
贯穿于南京？它更贯穿着无比沉闷、无比压抑的孤城西安，贯穿着担心“死
无葬身之地”、几近歇斯底里的西安数万军人。这一点，也被一个于 17 日
冒雪从保安飞抵西安的传奇人物，把握住了。
这个人就是周恩来。在西安，他利用自己举世无双的对权力平衡、人
物心态的把握，迅速成为六神无主的张、杨的主心骨。他不仅帮助宋美龄
保住了蒋介石的性命，还帮助 2 万余名长征壮士，把握住了未来的历史。
19 日，大雪初停，西北、中原都风和日丽。在早晨清新的阳光下，准
备轰炸西安的各地空军，正整装待发。此时，一架从西安来的飞机，先到
洛阳，几个小时后又降落在南京机场。被俘的南京高官蒋鼎文，携带蒋介
石致洛阳机场、丁家桥的手书，回到南京。
这份手令，是张学良，以及宋美龄先后派遣往西安的两个私人特使，
宋子文和端纳，对蒋介石艰难游说的结果。它措辞温和，然而不容抗拒地
勒令何应钦、贺衷寒，“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手令在丁家桥
引起震动，大批“元老”、政学系官僚和 CC 团人物一改沉默、观望的姿态，
起而支持宋美龄、孔祥熙。
南京的主战力量，只剩下了孤单、且已心生悔意的何应钦，与更孤零
零的蓝衣社。
主战派大势已去。但此时的贺衷寒、邓文仪，却极为牵强地找到了一
根救命稻草。那就是蒋介石手令末尾的“顺颂戎祉”四字。
晚年邓文仪谈到，
“……落款为‘戎祉’二字。因干事们都很熟悉蒋氏
的习惯，在习惯上蒋氏不会用‘戎祉’。故此时用此二字，必具特殊意义，
也即是命令团体继续讨伐的决定……”
《邓文仪访问》
，1972 年 7
月 19 日）。
这个令人哭笑不得的解释，被贺衷寒、邓文仪煞有其事地用来四处动
员，乃至几十年后，还被用作他们无数居心叵测的举动的辩解。20 日，在
他们的密令下，战争终于在渭河流域打响。
这一天拂晓，桂永清部队向华县一带的小股奉军，发动首次攻击。战
斗迅速结束，教导总队在歼敌数百、缴械两营后，沿渭河南岸急速西进。
与此同时，洛阳空军对蒋介石、贺衷寒截然相反的命令，做了投机处理。
十几架飞机轰炸渭南、华阴、三原等县城，渭河车站当即变成一堆瓦砾。
20 日入夜，桂永清部抵达赤水一线，略事休整后，于次日拂晓作主力
攻击。是役，奉军刘多荃、缪徵流两师据险列阵，并以七寸五口径重炮轰
击教导总队。但教导总队以 18 辆轻装甲车为先锋，迅速撕开奉军阵地。两
军胶作一团。
随即，大批骑兵、步兵在大批三寸榴弹炮、迫击炮、平射炮的掩护下，
猛烈进攻。一万余人在东西赤水之间，往来冲突，迅速切割、包围了奉军
大部。
至下午四时，10 小时的激战后，奉军终于被击溃。该役光彩之极，教
导总队歼敌近 3 千，损失仅死 34 人、伤 28 人。
当日，教导总队占领东西赤水，并以每小时 30 公里的速度，猛扑渭南。
坐在一部道奇吉普里的桂永清，口气铿锵地下令：21 日驻扎渭南县城，23
日之内，攻陷西安！
渭南果然在 21 日被一举占领。36 小时之内，桂永清连下四城，西安
门户已经洞开，在他前头的，是百里沃野，奉军已无险可守。
此时，何应钦的“停战”手令终于来了。
也是这一天，在西安，一种奇异的感觉，占据了史沫特莱的心灵。那
是熟悉宗教的人才会有的一种预感，似乎，梦境一般地，历史在创造中，
人物在活动里。
这种感觉可能是来自混乱一团的西安，其脉搏、心灵，在短短四天内
就被那个身影不时出没、语言爽朗、态度灵活的“红色黄埔”领袖，周恩
来，给把握住了。也可能是因为即将抵达西安的另一架飞机。
这一天，宋子文、端纳飞回南京，接宋美龄同往西安。后来宋美龄说，
“譬之造屋，端纳既奠其基，子文已树柱壁，至上梁盖顶完成之工作，实
为余无可旁贷之责任矣……”。于是，她不顾劝阻，在第二天、充满希望的
星期二早晨，走上座机。
和她一样满是信心的女性，还有一个。那就是蒋鼎文夫人。宋美龄后
来说她“力请偕行，坚持不让其夫独冒此险……肯为国家利益牺牲其丈夫
之安全，即其一例”。
在宋美龄一行几人中，还包括一个特殊人物。那就是戴笠。一直到登
机以前，宋美龄还不愿让戴笠同行，但此时他出示了张学良的一封短信。
短信是张学良委托宋子文转交的，希望戴笠能“在此艰险的境况”下，
“代
表起黄埔的力量”，以“希望求得一个最后的保障”。
于是，戴笠也登上了飞机。飞机向北飞去，此时，教导总队还在陕南
的沃野上，沿着铁路向西安推进。一本英文的关于端纳的传记，写到这些
进攻的军人：
“……不过，他们受到他们自己的炸弹炸坏了的铁轨和山上滚
下来的雪堆的阻碍。”
飞机经过洛阳。宋美龄在上空俯视洛阳机场，看到轰炸机罗列待发，
她“心坎突增阴影，下机与该地中央驻军及空军将领面谈”。在洛阳，宋美
龄温和里带着不容违抗的强硬：不得委员长命令，不得有任何飞机逼近西
安。
再后，飞机飞过华山，飞到一个平原的上空。宋美龄说，离开洛阳后，
她就产生了前途渺茫的“悬悬”感。而在临近西安的此时，那本关于端纳
的传记写到：
“……蒋夫人很紧张，快到目的地时她更紧张了。就在飞机滑行停下
之前，她悄悄将一支左轮手枪塞到端纳手里。
“她恳求道：请你答应打死我，如果士兵碰我的话，请你开枪吧。
“他（端纳）耐心地望着她说：委员长夫人，士兵是不会碰你的。
“请答应我吧。她说道。……”
最后，他们见到了“甚憔悴，局促有愧色”的张学良。见到了她的丈
夫蒋介石。在见到蒋介石后，蒋介石告诉她，他正读书到“耶和华现在做
一件新鲜事，他将让一个女人保护一个男人。”
在被俘的 10 天里，蒋介石以毫无表情的面容，或读《圣经》，或卧床
休息。他紧抿的嘴唇，似乎透露着一种倔强、一些不屑。很少的话语，不
是“你们杀了我吧”，就是“我是你们的领袖”。他犹如一口古井，幽深、
孤傲。
但这些短暂的日子，他的心中，却有着惊涛巨浪。在随时可能死去的
这个房间里，可以感知到日出日落，雪飘雪止，然而一堵灰墙，却隔绝了
他与自己统治下的广漠土地。这使他开始以一种近乎宗教的情绪，回味他
曲折、漫长的一生。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复杂、最莫名其妙的大人物之一，从 1927 年开始，
外界、包括西方，对他就有着各种各样的评论。有人说他是一个“虔诚的
基督徒”，有人说这是一个“典型的儒教徒”
，还有的，则说他是军人、
“独
夫”、阴谋家。看法形形色色、莫衷一是。
但谁都不能说清楚他。仿佛，这个人就和那 50 年的历史一样，断裂而
复杂。从溪口小镇的“丰镐房”走出来后，那个单薄、年轻的躯体，介于
儒教徒和流民之间。他读四书五经长大，对母亲、亡父甚至祖父，都有着
深沉的、中国式的孺慕情绪；然而，
“我九岁丧父，当时家里的悲惨情况实
在难以形容。我家无依无靠，没有势力，很快成了大家污辱和虐待的对
象……”，这种惨淡的小镇生活、苛酷的生存竞争，使他又多少直面着伦理、
宗族的虚伪和脆弱。与那个沉闷年代的许多青年一样，他更多的，是流民
色彩。
在刺刀决定社会的日子，他被潮流裹卷，选择了从军的道路。随后，
在保定、在东京、在上海，他一面以流民本色，眠花宿柳，另一面又因宋
明理学的熏陶，暗自克制与忏悔。他仍然是一个在流民与儒教徒的夹缝里，
不断徘徊的人。
时势造英雄。他没有成为一个纯粹的儒教徒，身上的流民色彩，还始
终执拗地抬头着。但那个动荡的民初乱世，似乎就是这样的人的天下。又
何况，他有那么良好的军事背景，他的导师是孙中山。
从黄埔开始，他继承了孙中山遗产的一部分。他拥有了长江中下游五
省。不过是 40 岁出头的年龄，他就成了最大的军阀。
但南京政府是最大的军阀政府，又是最小的“中央政府”。孙中山的遗
产是如此沉重，他继承几千名年轻军人的同时，还继承了一个最涣散的、
“大染缸”一般的党，一种让他回天乏力的时局。是这些，使他在短短四
年内，两次下野。也最终迫使他，下定了赞助蓝衣社的决心。1932 年到 1933
年，是他一生最富有意味的时期。这短暂而纷繁的两年，他渐渐地眼热起
军国的日本，并关注着法西斯的意大利、纳粹的德国。在这里，他开始了
从一个军阀向一个独夫的过渡阶段。
从军阀到“独夫”的道路开始了。他以“第二期革命”为名义，追逐
着“三大成就”，版图的统一，文化的新生活运动，及作为未来社会雏形的
“新江西模式”。他要缔造的，事实上是一个“新中国”。但到 1936 年，统
一的车轮，在西安嘎然而止；新生活运动和“新江西模式”，也随着以“火
并”为象征的大大小小、层出不穷的内部倾轧，几乎在一开始就注定了虎
头蛇尾的命运。貌似波澜壮阔的“第二期革命”，成就的仅仅是他，这个刚
满 50 岁的人，在 1936 年 10 月的寿辰上，以“献机祝寿”仪式为高潮的所
谓“威望”。
威望也如此脆弱。被俘的 10 天里，经由端纳、宋子文等人的嘴，他已
经知道了这“威望”是怎么一回事了。这使他进入了震惊、惶恐、寂寞、
难以置信的复杂心态。对自己一生最重大的反思于是开始了，而一生最重
大的转折，也在这短短几天内，醍醐灌顶般地完成。
如果说，蒋介石的一生，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即早年的儒教徒和流民
时期，青年的军人时期，壮年的“独夫”时期，与晚年的腐朽“族长”时
期的话，那么，西安事变那惊涛骇浪般的 14 天，正是他从独夫到族长的过
渡日子。这个过渡是如此重大，又如此不易为人察觉。
蒋介石的妻侄毛庆祥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多次谈到，“（西安）事变后，
蒋氏的性格发生很大变化，不再苛求于人事，……以长者自命”。
这个未来的“族长”，惊喜地用《圣经》话语来迎接他的妻子。此时，
仅仅一步之遥，在张学良官邸的一间光线暗淡的地下室里，戴笠正艰难地
捱着他一生中最难熬的时光。
22 日午后，飞机刚刚在西安降落，杨虎城部的一队乱兵，就举枪对准
了戴笠的脑袋。与他私交不错的张学良见状，忙使个眼色，让自己的卫兵
“抢先逮捕”了戴笠。
接下去的一天多，这个人似乎被遗忘了。既没有人传讯，也没有人探
望、送饭。在黑暗里，比黑暗更阴森的、无边无际的死亡恐惧，一阵一阵
地向这个用短短四年时间、就取得惊人成就的特务头子挤压而来。此时，
他想到的，会是什么呢？
是他放荡、凄苦的少年吗？那整整十年，已经娶妻生子的他，仍然懵
懂于人心险恶、市井势利。他是一个顽童，既天真又恶劣，犹如怀揣亿万
赌本的赌徒，他毫不吝惜地挥霍着一切际遇、挥霍母亲在乡间用一生积累
的好声名。流窜、诈骗、斗殴、大言不惭，几乎所有人都把他当作一个毫
无前途的“破落户”、小瘪三。
这个“破落户”的隐蔽的心底，却一直把自己当成一个潜伏的大人物。
他对人吹嘘过、自诩过，也曾以一种不屑的口气，对待那些发了一笔小财、
谋求得一份乱世小功名的同乡士绅。这吹嘘、自诩、乃至不屑，得到的自
然都是不留情面的讥讽。
这个险恶的时世，没有人肯略略容忍、谅解他的挥霍。但令人不敢置
信的是，不管怎样的讥讽，他怎样走投无路，当韩信、刘伯温的“志向”，
从来没有被磨蚀过半点。流民的惯性，虽然一路贯延进黄埔，------他在当
黄埔学兵连的司务期间，还曾赌博输掉全连的菜金，随后潜逃------但他终
于有了醍醐灌顶、“大彻大悟”的一天。
这一天来得是这样的晚。他已经 30 岁出头了，他儿子的身高已经到他
的胸口了。许多年龄比他小几岁的人，都已经是将军了，他却还是一个草
芥一般的中尉。浙江籍贯，纯粹自学的特务技巧，以及不怕劳累的一个身
体，就是他全部的、可怜的资本。他是多么惨淡、多么艰难地经营这些资
本啊！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蓝衣社就是他的“好风”，湖南籍首脑
的一面是大积累、大手笔，另一面则是不谙官场深浅、张狂幼稚得近乎“五
谷不分”的纨绔表现，更是他的“好风”
。搭乘着蓝衣社的大船，以同样可
怜的区区 145 人，他刺杀杨铨、使自由主义思潮偃旗息鼓；他瓦解“闽变”、
使南京首次兵不血刃地度过危机；他上下其手，使“机场大火案”一举平
息……坚忍、不事张扬，然而果敢、招招致命，这就是彻悟后的戴笠。
他终于兼并了调查课，终于有了使人闻风丧胆的“戴笠组织”。但，事
变却迫使他不得不把生死置之度外，跟随宋美龄来到西安。
“事变发生后，力行社干事每晚都在开会，间有批评特务处在东北军
中未尽职者”（邓元忠，《白瑜访问》）。如果说，他不重视来自朝天宫的这
种批评的话，那么，他不能不重视这种官场“舆论”。不管以后是是谁的天
下，这样的失职都是要追究的。剽窃天下者只会以更理直气壮、更理所当
然的方式，剥夺他的权力。
他只能追随蒋介石。如果说蓝衣社曾经是他权力的基石的话，那么，
蒋介石是他更根本、更要命的背景……
23 日下午，饥肠辘辘、且心如死灰的戴笠，终于在勉强透进房间的一
丝光线下，用拙劣字迹，留下自己的一封遗书：
“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
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吾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
心。戴笠绝笔。”
23 日这一天，与戴笠一样，产生了近乎绝望感的，还有胡宗南。
当南京混乱一片时，三千里外的胡宗南，一面命令数万部队逼近西安，
另一面，则悄悄召集了河南书记萧洒。在密室里，他“一笔不着、尽得风
流”地在硕大地图上，用蓝铅笔为萧洒圈描出一个十字形地域。
这个地域，东至淮泗，西抵陇东，南至大别山，而北向西安，进可攻、
退可守、
“尽得天子之气”。如果“秦失其鹿、群雄共逐之”，那么，这个“铁
十字架”可以轻易地问鼎中原、直逼南京。10 年后朱毛的纵横万里，也正
是从经略该地开始。
这一天，胡宗南言语含蓄地命令萧洒：三月之内，利用河南蓝衣社的
惊人势力，把“十万民军”扩充为“百万民军”。他神色淡然地说，这是“张
子房、刘伯温之功”。
萧洒心领神会。他旋即回到开封，甚至不和河南主席刘恃商量，就大
量征集遗失在民间的枪支、招兵买马。他要求每一个乡镇，都组织一个民
团，一时之间，河南“团长”、
“司令”满天飞。到 23 日，河南民军已扩张
至三、四十万人。
但“旁观者清”，与戴笠不同，几乎是宋美龄一抵达西安，胡宗南就意
识到“释蒋在即”。对河南的如此“异动”，难道蒋介石不会有任何疑心吗？
调查萧洒的话，谁又能保证萧洒不会招供出他呢？
他只能祈盼戴笠能活着回来。祈盼释蒋后不可避免的调查、清洗，会
是由戴笠来进行。同党本是同林鸟，但大难来时各自飞，或者，他是第一
次意识到，戴笠已不再是那个仰仗着他、需要他来庇护和照拂的“小老弟”
这一天，一个阴毒的设想，掠过胡宗南的头脑。他打算着，一旦戴笠
与蒋介石一同活着回来，他就先下手为强，丢掉萧洒这个“卒”
，以保住自
己这个“车”。
与蒋介石、戴笠乃至胡宗南相比，这一天乃至接下去依然风雷激荡的
一两天，最闲适的莫过于康泽。
事变期间的康泽行踪，一直是一个历史之谜，各种说法相互矛盾。
《康
泽自述》谈到，在接到逃出西安的别动队唐汝昌电话后，他立即赶赴南京，
先造访戴季陶、顾祝同，对戴季陶的主战“深以为然”。随后，是 14 日午
后宋美龄的讲话，以及《敬告民众书》的火药味，才唤醒他近乎本能的一
丝不安，一种警觉。
他由此远离着朝天宫危机四伏的风头浪尖，到武汉开始“静默观察时
局”。但当时在武汉的邱开基、干国勋，都说“他不曾赴南京”，干国勋更
言语确凿地声称，13 日他“在九江水上机场”换乘飞机时，“康泽登机，
同往汉口”。
不管康泽是不是曾到南京，他对蒋介石生死的漠然，却痕迹处处。这
个 33 岁的务实而自负的青年，从这一年春天开始，已毫不掩饰自己对蒋介
石的疏远。如果说，这个被认为“做事负责、从不苟且、亦无嗜好”的人，
这个“生活严肃、并重然诺”的人，在两三年前，曾经头脑发热地以为自
己有望成为“蒋氏接班人”、而显得极其热衷的话，那么，现在的他，只是
以一种“当差”的市井态度，来“以不变应万变”地眺望西安。
这种极其复杂的心路，转折点是一张窄窄的、只有两指宽的电报纸。
他对别动队倾注了全部的心力，因此，这一年春天，当戴笠和邱开基为缉
私处这个肥缺争夺得不可开交时，蒋介石让他接替邱开基，以平衡人事。
他先是婉言拒绝，说“缉私处是和烟贩、流氓打交道，与我本性不符”，后
来又以“功臣”、门生的私人姿态，几次抗拒到任。蒋介石一怒之下，要他
三日到武汉，“违则军法处置”。
这纸电文犹如一瓢凉水，激醒了康泽。伴君如伴虎，千古不易。他有
才干，他自负，然而在蒋介石的心中，一个小小的康泽又算得了什么？“接
班人”，看似和他只有一步之遥，但这一步，哪里是他这个既非浙江出身、
又无兵权的人所能迈过去的？
他是朝天宫的“实力派”，但他却不是民国的实力派。他只有别动队，
就连别动队大权的予夺，还不就是蒋介石的一句话？
蒋介石是生是死，乃至“蒋后”是何应钦、贺衷寒还是陈立夫？都和
他没有干系。他不会再有朝天宫、
“湖南派”那书生气十足的张扬和野心了，
更不会象戴笠这个政治赌徒那样，以自己的肉体、身躯，去做孤注一掷的
赌注。
于是，他拒绝在《敬告民众书》上签名，更没有参加“白衣誓师”。炮
标礼堂喧哗一片时，邓文仪曾措辞客气地在电话里，要求他“派遣别动队
一部，到南京警卫”，他不假思索地就拒绝了。
康泽，是这个巨变时刻一个罕见的“独行侠”。
各怀心思的 23 日，在西安无数活跃的身影中，两个都有着绝代风华的
人，终于坐到一起了。男的，是“美髯公”周恩来；女的是宋美龄。对这
次两个多小时的会谈，宋美龄后来写到，她曾表示“……彼等果有为国为
民服务之诚意，必在政府领导下共同努力，方是正道”。
这个决定历史的口头协议，就这样达成了。这一天过去后，24 日，宋
美龄措辞强硬地对张学良表示，倘若 25 日他们不能回到南京的话，愿与西
安“同归于尽”。
然后，在大风暴中的一朵浪漫小花，悄悄绽放了。对这个女人来说，
这一天是西历的“平安夜”。当晚，四个人，包括冒牌的基督徒蒋介石，她
的兄长宋子文，以及在这一夜扮演圣诞老人的端纳，全然不顾大雪飘飞中
的四伏杀机，一起度过了平静的一夜。
在蒋介石的家庭生活中，长期有一个约定，圣诞钟声敲响之际，谁先
叫出“圣诞快乐”，这一天的家庭活动就由谁安排。1936 年的圣诞节，在
西安，是蒋介石赢了。
史沫特莱的文稿，记录了蒋、宋离开西安的情形：
“……西安当局显然害怕老百姓知道放蒋的消息。……开来了一辆遮
盖严密的汽车。张学良少帅下了车，受到人群的欢呼致敬，接着下车的是
蒋委员长及其随从，仅有二三个人认识他们，当时还以为眼花错认了人。
全体人员进入机舱后飞机起飞凌空而去。”
英文版的端纳传记，描写了飞机起飞后的情景：
“……过一会儿，他们起飞了。驾驶这架飞机回到南京的飞行员罗亚
尔·伦纳德观察了他的乘客的神情。少帅的脸绷得紧紧的。蒋介石面容憔
悴，正睡在飞机的单人舱里。蒋夫人望着窗外，唇边略带幸福的微笑。端
纳则独自在那儿发笑。宋子文偶尔看看报纸。”
当夜，蒋介石留宿洛阳。张学良的幕僚王化一，在这一天的深夜，听
到武汉街头鞭炮声、锣鼓声响成一片，几十万人走上街头庆祝。无数报童
免费赠送的“号外”，公布蒋介石已离开西安的消息。
南京，即使连漠然事变的民众，也受气氛的感染，不自觉地露出了舒
心的笑容。次日中午，座机降落在光华门外大校场机场时，
《申报》的号外
报道，“场内外拧立欢迎者，达四十万人”。
27 日，在黄埔路官邸，蒋介石散步在碎石小径上。他重新呼吸到自由
的空气了，又从囚徒回到元首了。他却依然面无表情，只有那深邃的眼睛，
透露着不可预测的决心。
这一天陪同他散步的，是刘健群。对刘健群“有所垂询”后，他下达
了第一个手谕：停办蓝衣社的机关报《中国日报》。
几十年来，许多魁首一直纷纷猜测停办《中国日报》的原因。一些魁
首认为，这纯粹是报纸本身的问题。自康泽离任宣传处后，这份报纸每况
愈下，以至于蓝衣社干事会曾专门草拟报告，要求蒋介石拨专款十万元，
以“改组报纸”。
报告被蒋介石粗鲁地否决了。一个叫王大中的魁首回忆，蒋介石认为
“该报办得不好、费用太高”，甚至要追究“是谁提出该建议”。这样，脱
险后，蒋介石是借题发挥地停办这份报纸来出气。
这个说法太过牵强。另一个说法是，当年蒋介石 50 岁寿辰时，《中国
日报》曾出一期特刊。此举让蒋介石极为不悦，曾说到他的学生“不应歌
颂他的寿日”。这是远因。近因则是 26 日这一天，该报以“脱险回京”的
标题，惹怒了蒋介石，认为“有失对领袖的崇敬之意”。
但果真是因为这样的鸡毛蒜皮的细节吗？拿这样的细节来解释，只是
朝天宫此时大厦将倾、惶惶不可终日的一个明证。事实上，它是一个象征、
一种姿态，表白的是蒋介石解散蓝衣社的决心。
还不仅于此。随后，蒋介石下令，逮捕四川复兴社书记任觉五、
《中国
日报》社社长顾希平。这两个不大不小的人物，看似无缘无故的入狱，使
朝天宫更加震恐。
任觉五和押解他来南京的几名特务还在路上，蒋介石带着 3 名外国基
督徒，澳大利亚的端纳、比利时的魏道明、美国的雪仆，回到奉化溪口小
镇，开始 8 天自己选择的宗教闭关。就在这 8 天里，随着戴笠、肖赞育、
曾扩情等人先后回到南京，对蓝衣社的不动声色的清洗开始了。
奉命调查、清洗的，正是戴笠。
对任觉五、顾希平的审讯，进行得极为简单。戴笠受命问话：任、顾
两人，在“火并”后是否意欲不受“团体”控制？是否经常交谈“打倒一
二三、联络四五六、依靠七八九”一类的话？
这番问话让两人目瞪口呆，又只能低头认罪。早在 1934 年秋天，这两
个人就曾设想依靠黄埔第七期以后的“新生代”力量，自成一系。这些商
议都极端隐蔽，谁能想到隔墙有耳？
问话结束后，这两人开始了无限期的被羁押。戴笠似乎遗忘了他们，
随后，他开始调查曾扩情、肖赞育。
事变当夜，几十名侍卫死伤，身为侍从秘书的肖赞育，却一枪未发，
束手就擒；事变中曾扩情更替张学良发表过广播讲话。这两人都令蒋介石
大为震怒，训斥为“肖赞育无勇、曾扩情无耻”。由于事实确凿，于是，处
置也极为便捷，肖赞育被勒令“停职候审”
，曾扩情被几名如狼似虎的特工
扔进了监狱。
第四个被扔进监狱的是河南书记萧洒。河南扩充民军的声势太大、动
静过于招摇，被蒋介石认为“必有异心”。富有意味的是，对萧洒，戴笠亲
自主审，萧洒也似乎深有默契，一口咬定组织民军是为“稳定地方、救出
校长”。几天的审问后，戴笠以“似有异心、查无实据”的结论，结束了这
个深不可测的审讯。萧洒与曾扩情等成了难兄难弟。
紧接着，轮到了蓝衣社书记长邓文仪。
邓文仪的立案名目，掩耳盗铃得令人哭笑不得。戴笠奉命调查的罪名
之一，是邓文仪担任书记长期间，有“贪污”嫌疑；之二是“乱用经费”。
“贪污”嫌疑有两条线索。1936 年，邓文仪在南京盖了一所极气派的
洋房，以他 9 年的每月区区 400 元薪水，即使不吃不喝，也积攒不下这样
的一大笔钱。同时，邓文仪的父亲这一年在湖南，曾被土匪绑票。蒋介石
曾在溪口召见过他，当着戴笠的面怒斥：
“你如果不是贪污，你哪得钱盖这
样大的洋房子？如果不是贪污，找了很多钱，为什么土匪会把你的父亲绑
票？”
“乱用经费”针对的则是事变期间蓝衣社的开销。当时，朝天宫共有
经费 20 多万元，事变中，蓝衣社派遣数十位“代表”分赴各地，并频繁组
织大型群众集会，这笔经费被花得荡然一空。蒋介石认为，这是“以国家
资财，佐济不可测之居心”。
不论是按照国法，还是蓝衣社的纪律，两项罪名坐实的话，邓文仪都
可以被判处死刑。但出于复杂动机，蒋介石决定“法外容情”。他先是剥夺
了邓文仪一切职务，随后，又勒令他进行检讨。
几十年后，邓文仪的儿子邓元忠写到，
“至于邓氏（还）遭何处分无从
得知”。以父子之亲、数十年光阴之漫长，仍然“无从得知”，可见邓文仪
当时煎熬之深，几十年里一直视为隐痛。
然后，是贺衷寒。
一直到 1937 年 2 月，蒋介石才公开露面。他或者在平静的溪口，或者
在杭州西湖的别墅，轮番召见大小官员。许多官员见到他后，都窃窃私议
到，
“委员长老了许多”。似乎那惊涛骇浪的 14 天对他的折磨，使他提前变
成了一个老人。
这期间，他先后接见了蓝衣社最早的 3 个常务干事。最先接见的，是
腾杰。在蓝衣社经受了 5 年多从创始到离职、再到疏远的历程，这个不过
32 岁的青年，似乎已经无复当年的热情、自信、意气风发了。他变得老练、
含蓄、深沉起来，经历了丧妻之痛，几丝鱼尾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爬上
了他的眼角、嘴角。
只有他依然明亮的眼睛，还显示着他身体里，依然潜伏着的、只要有
契机就能再被激发出来的热烈与能力。他在蒋介石面前，似乎也拘谨了，
只是礼节性地问候了蒋介石。但对他，两个月来始终不苟言笑的蒋介石的
面容上，难得地露出了一点笑意，他说：
“在通电内没有你的名字，很好。”
短暂的会见结束后，蒋介石让陈布雷草拟任命书。腾杰出任南京特别
市市长。
腾杰之后是康泽。对康泽，蒋介石淡了许多，当康泽喋喋不休地汇报
他此时的主要政敌、四川省主席刘湘在事变中的“异动”时，他用一句“知
道了”来打断康泽。随后，他给康泽一个重大的任务：由顾祝同代表军方，
陈立夫代表党部，张冲代表政府，而康泽代表蓝衣社、青年，与周恩来等
人谈判红军的改编问题。
会见即将结束时，蒋介石才表情平静地指示康泽，
“……必须彻底解决
刘湘，把四川经营成抗日圣战的大后方”，他要求康泽草拟出具体的行动计
划。
这个计划，就是著名的“四川整军会议”。整军的结果，是四川一省在
早期抗战中，一举出动兵员 30 万、民夫 500 万。
康泽闭门草拟计划的几天里，一个午后，蒋介石召见了贺衷寒。这次
召见的时间很长，对这个从前的得意门生、已被认为“脑后生有反骨”的
人，蒋介石毫不掩饰自己的怒火，以著名的“娘希皮”咒骂开场。
“娘希皮！我在前方挨枪子，你们在后方坐地打冲锋，叫讨伐。……
我还没有死，你们就穿白衣，骨头还没硬，是想改换门庭？！……”
对一阵接一阵的咆哮，贺衷寒拿出的，则是他同样著名的涕泪俱下。
他笔直地挺立，既不辩解，也不低头。据说，蒋介石整整怒叱了小半个钟
头，贺衷寒则涕泪满襟。
蒋介石的声音终于低了下来。他想到的是什么呢？是私人的念旧，还
是理智的政治呢？是顾念起近 10 年前、他还只是一个势力单薄的武夫时，
在黄埔的那个亲近他、推崇他的年轻才子呢？还是仅仅考虑关、杀贺衷寒
的话，会使许多仍然追随贺衷寒的人心灰？……
这一切都已经无可考证了。在将要把贺衷寒打发出去以前，他终于也
让贺衷寒与陈立夫、康泽等人一起，去参加与周恩来的谈判。但贺衷寒此
后 10 余年的郁郁不得志，还是从这个午后开始了。三个多月后，他被派出
国，赴欧洲考察。南京官场普遍认为，这是蒋介石对高级军政干部免职的
习惯手法，事实上是一种放逐。
也在西安被俘特务处人物王新衡，几十年后更信誓旦旦地说，贺衷寒
在出国以前，“曾受到更严重的处罚”。不过对此，与贺衷寒私交极好的肖
赞育、袁守谦，一直坚持“绝无此事”。
1937 年 3、4 月间，蒋介石的再一道手谕，终于到达了朝天宫。手谕
很简短，但充满着威严、不容更改的语气：
“……即日起，停止一切团体活
第二十章 安魂曲
1937 年 7 月 7 日，在午夜前不久的黑暗里，一队日本士兵，人数是区
区的 135 人，在宛平县城附近的卢沟桥向中国驻军开枪射击。此后三周，
夹杂在谈判、妥协里的，是零零星星的枪声。这枪声到 7 月 28 日，随着日
本首相近卫文磨亲王在东京发出“根本解决中日关系”的叫嚣，迅速扩大。
四天之内，几千名中国军人战死。
7 月 30 日，在庐山，蒋介石发表“和平业已绝望”的著名演讲。8 天
后，这个与会者包括周恩来、林伯渠，规模巨大的军事会议，形成了“全
面抗战”的决议。
随后，蒋介石作出了他一生中最大、也最有争议的赌博：把主战场从
华北转移到上海。8 月 11 日，在上海，一面是桂永清教导总队等 3 个最精
锐的师，进入了阵地，战争一触即发；另一面，史诗般的大迁移开始了。
8 月 13 日，8 万名中国士兵，向 1 万 2 千名日本海军陆战队员，发动
了一轮又一轮的进攻。次日，空战开始，高志航等人一举击落 6 架日机。
“淞沪会战”爆发了。
向内地迁移的大潮，在淞沪的枪林弹雨中，艰难地、然而执拗地进行
着。先是 146 家工厂的 2，500 名工人，他们负责把 1 万 5 千吨设备运送到
武汉。然后，是 639 家私人企业，约 4 万名工人，总共 12 万吨的设备。
无数轮船、木船，停泊在下关码头，继而一船一船地消失在长江深处。
装载、搬迁工作进行得如此混乱，乃至出现了工人与宪兵相互开枪射击的
场面。而身后，机关枪、重炮的轰鸣声越来越郁闷，从日本本土用航空母
舰运送来的援兵，渐渐逼近长江口了。
工业大迁移之后，是教育界大迁移。几乎是战争一开始，在华北的南
开大学、清华大学，在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复旦公学等，就遭受蜂群一样
密集的日机的轰炸。南开大学变成了一片瓦砾，清华大学被洗劫一空，上
海的几所大学，也天天都有人被炸弹炸成齑粉。就是在这样的浩劫中，迁
校运动悲歌般地进行着。
北大、南开、清华三所大学的数以千计的知识者，换上草鞋和粗布衣
裳，他们或乘火车，或坐轮船，但是大多数人都仅凭一双脚，向湖南、湖
北、云南，进行着几千里的长途转移。继而，中央大学、同济大学、暨南
大学、中央艺专……总共 77 所院校，数以万计的教师与学生，也加入了这
个行列。
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他们越走越远，越走越荒凉。其中从北方一路
步行而下的 11 名教授和 257 名学生，其路途的百折千回、困苦艰险，几乎
可以和长征相提并论。在大半年的时间里，他们先是跋涉几千公里，来到
长沙，但此时，刚刚在长沙落脚的西南联大，已经迁移到昆明。于是，他
们继续行进，在这个行进中无一人走散，无一人折回，一直到次年夏天才
到昆明。
迁移、逃亡潮从工业界和教育界蔓延开去了。数以百万计的普通居民，
也纷纷带着简单行李，加入了涌向西部的人流。此后几年，在武汉、在重
庆，他们都被当地人称为“下江人”，由战争带来的语言、习俗、婚姻等东
西部的大融合开始了。……而淞沪会战的形势，越来越悲观，越来越艰难。
在这个处处都是硝烟的夏天，桂永清部、关麟征部、黄杰部，南京近 40
万人马，以及从广西开来的部队，从湖南、四川开出的部队，都伤亡惨重。
阵地从浦西的街巷，转移到浦东的滩头；从一片片石头建筑转移到河
浜、港道。一个师一个师被打残了，两个师两个师地顶了上去。唯有的大
约 8 万名德式装备的士兵打光了，手握汉阳造、老套筒的地方部队顶上去。
惨淡经营而来的 300 架飞机打光了，用机枪组成的防空交叉火力形成
了……
就是在这样的用筷子挑翻战车、以躯体挑战钢铁的搏击中，1937 年 11
月的一个清晨，在中山陵脚下的那片官邸，蒋介石召见了康泽。此时，蓝
衣社已大约半年没有进行任何活动了，但这一天，蒋介石却任命康泽为蓝
衣社的第七任书记长。
一身戎装的蒋介石，在此前就向康泽透露过口风，打算把汪精卫的“改
组派的同志”、陈立夫的“党部的年轻同志”，和“同学的力量”就是蓝衣
社，合并成为一个新的党团。这个党团，将代表、领导全国的青年力量，
以服务抗战。而如果“毛泽东他们愿意的话，也可以参加”。
解散蓝衣社、转入新党团的重任，就这样落到了康泽的肩上。这一天，
按照康泽的提议，新的党团，定名为“三民主义青年团”。
已经是深秋的 11 月了，来自海洋的朔风越来越大。宁沪地区已经一片
焦土，在大约 3 个月的大会战中，中国损失了近 30 万人的精锐部队。日军
的进攻，已一波比一波凌厉，宁沪陷落在即了。
蓝衣社已死去，不过尚未被埋葬。埋葬它的工作，由康泽负责。11 月
下旬，在康泽的指挥下，一个大木箱一个大木箱的档案，从朝天宫搬了出
来，被装上卡车、马车，然后送上火车车厢。几组便衣负责押送，其头领
是已满 22 岁的林培琛。他们先延着津浦路向北到连云港，然后在连云港转
车，经陇海线向西到郑州。最后，他们再在郑州转车，从平汉线前往长沙、
武汉。运送档案的路程，几乎与难民的逃亡一样曲折、一样漫长，一直到
次年二、三月间，林培琛等人才抵达武汉。
数以吨计的档案，还在漫漫的铁路线上。此时在南京，朝天宫的大部
分人马，也加入了逃亡的行列。“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这一天，几
十部卡车、几节车厢、一艘轮船，运送着上千名工作人员，以及“家属队”
的几千名老人、妇女、儿童，踏上漫漫西迁路。他们也将转移到武汉。许
多孩童都还咿呀学语，队伍中还有一些孕妇。在 6 年多以后，当年血气方
刚的青年，已大多成为人夫、人父。
负责护送他们的，是一个宪兵连和一个中队的别动队员。车队静默无
声地离开南京，朝天宫一下子空荡了。留下来的上百个人，属于戴笠组织
的，受命潜伏在宁沪；属于朝天宫的，则走进街巷、一个个复兴社与童子
军的“战地服务团”，进行组织“办理结束”的手续。最后，1937 年 12 月
3 日的傍晚，康泽与几十名人员，在南京下关码头，踏上了缉私处的一艘
炮舰。他们也要逆流而上，延经九江到武汉。此时，蒋介石已告别南京，
并在溪口小镇拜祭过他母亲的坟墓，随后直飞武汉。
12 月 12 日，枪声仍在持续，不过在望远镜里，已经能看见日军土黄
色的军装了。这一天，留在南京的最后一支中国军队，桂永清的教导总队
残部，也奉命撤离南京。南京成为一个空城了。
部队开拔出几十里后，行进在教导总队队列里的肖赞育，忽然记起被
关押在监狱里的几名同僚。他不顾危险，带几名卫士又折回城内。当时，
监狱的看守已跑得精光，曾扩情、任觉五和许多囚徒，已绝望到打算集体
自杀的地步。见到这样的光景，肖赞育命令士兵，用手枪打开层层重锁，
随后一同消失在暮色苍茫的南京弄巷里。
他们与大部队已经失去联系了。于是集体换了便装，白天躲在山野里，
晚上急速行军，蜿蜒地向武汉前进。他们有几十个人，但只有几管冲锋枪
和手枪；他们一路上还要和小股日军，以及要命的寒冷、饥饿、绝望情绪
作战。此时，谷寿夫师团一队，已挺进南京，“南京大屠杀”的不尽血泪，
已笼罩在这个六朝古都的上空了。
漫漫长夜开始了。
1938 年初，国民党政府短暂的“武汉陪都”时代开始了。
这一年春节的武汉，满街都是军人。在 3，000 里外的苏北，台儿庄大
战正在进行，硝烟似乎穿透了广漠的田土，一路飘到武汉。无数集会、誓
师、募捐、动员与青年的从军，构成了这一个特殊的春节。
在此前后，武汉军委会组成了一个代表广泛抗战力量的政治部，负责
全国动员。陈诚、周恩来分任正副部长，下设三厅。第一厅厅长，是刚刚
从欧洲被召回、重新起用的贺衷寒。第一厅负责军队动员，不过贺衷寒的
这个任期，极为短暂。第二厅厅长是康泽，负责民间、社会动员；第三厅
厅长郭沫若，负责文化艺术界动员。
第二厅的办公地址，在武昌湖上园的一栋宅院的前院，其后院，就是
等待被埋葬的、残余的蓝衣社办公地。此时，蓝衣社还有最后的两个任务，
一是筹备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它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全代会，其使命
是把 25 岁以上的成员或转为国民党，或转入戴笠组织，25 岁以下的成员，
则转入三青团。另一个任务，是利用最后的时间，在 10 个省市，各招募两
千到五千名青年，并负责对这几万人进行训练，以充实军队基层和地方行
政。这就是后来“十万青年十万军”运动的雏形。
为准备全代会，蓝衣社又召开了一系列的干事会议。大多数的会议，
都是在武昌建国路的干国勋寓所进行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直到此时，
这个行将寿终正寝的干事会，还鸡飞狗跳，甚至不避外人。其最后一次会
议，在汉口蒋介石------新任国民党总裁------的官邸里召开，已被内定为三
青团书记长的陈诚，与党部的陈立夫列席会议。但这也是争吵最厉害的一
次。
康泽担任这次会议的主席，但他丝毫不能控制会议。几乎一坐下来，
丰悌就大发厥词。他把矛头对准了刘健群，当着陈立夫的面，厉声指责刘
健群吃里爬外，“打算把组织卖给党部”。此语一出，在火并中与陈立夫结
下深怨、刚刚从监狱里侥幸活命的任觉五，不改他的好事本性，带头鼓掌。
登时会场掌声一片。刘健群、陈立夫都极为尴尬。
随后，戴笠也落井下石。他指责刘健群在他们这些黄埔学生中，四处
挑拨离间。因此，组织涣散的责任，十有八九应由刘健群承担。最后，他
厉声叱骂刘健群：“……没人再信你的鬼把戏了。你完了，做和尚去罢！”
戴笠有没有想到，他的这句话，会是刘健群此后几年命运的极其准确
的预言？会议就在这样的乌烟瘴气里结束。
也是在这一片的乌烟瘴气中，1938 年 5 月 16 日，蓝衣社的全代会，
在原“两湖书院”旧址、当时的武昌大江中学开幕了。
全代会开了 3 天，500 多名代表出席会议。贺衷寒、康泽、刘健群分
别担任这 3 天的大会主席。蒋介石，这个成也他、败也他的蓝衣社萧何，
发来了一封贺电，为蓝衣社正式的入土为安，掘下了第一铲泥土。
这封贺电在大会中被宣读，称“不在党”的力行社、同志会成员可自
由入国民党，复兴社可自由入三青团。但在大约 50 万名的蓝衣社成员中，
转入国民党的很少很少。即使是戴笠，也懒得办理一个手续，加入国民党。
有大约 10 万人，要么留在了沦陷区，要么早已和蓝衣社失去了联络。
在转团问题上，邓文仪和康泽，又进行了蓝衣社历史上的最后一次争执。
邓文仪主张集体转团，而深谙组织三味的康泽，力主个别入团、严密审核。
但与会的绝大多数魁首，都把这个会议当作是走过场，他们无心细议。于
是，在他们的劝解下，争执难得地迅速平息了。
“转团问题”最后采用了折
中方式，即人员个别鉴定、但不拆散原蓝衣社的地方分支社建制。一个个
复兴社地方组织，一律直接转为三青团的当地组织。
这样，30 余万名复兴社成员，绝大多数都转入三青团。这股势力占据
了筹备中的三青团，大约 3/4 的比例，它也是胡宗南始终担任三青团最关
键的组织处长，康泽在此后 7 年、始终代理这个职位的权力基础。
不过，最大的赢家仍然是戴笠。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全代会前后，在
武汉，一个新的特务机构------军委会调查统计局设立了，蓝衣社特务处成
为该局的主体。这个机构的首任局长，是一个叫贺耀祖的老牌军人，戴笠
任副局长。但几乎从军统局成立的第一天起，所有听闻过它的人、都仍然
简称它为“戴笠组织”。
转为军统局后，这个权势熏天的上校，总算又晋衔一级，成为了少将。
一直到戴笠失事丧命的时候，他的军衔还只是少将。但那时，他已成为除
蒋介石之外、南京政权事实上的第二号人物。
在这次会议上，戴笠还实现了他自兼并调查课、特务处“大跃进”之
后，组织的第三次大膨胀。蓝衣社剩余的大约八、九万人，被他的组织一
股脑儿地全盘接收。其中三四万人变成了形形色色的各类特务，另外 5 万
名“忠义救国会”成员，则将在戴笠的主持下，组成编制为 5 个军的“忠
义救国军”。也就是说，只要会议一结束，戴笠组织的内外围成员，就将达
到十三四万人。
1938 年 5 月 18 日，由宪兵森严警备、紧闭了三天的武昌大江中学大
门，终于开启。500 余名代表步出会场，一些人边走边窃窃交谈，一些人
脸上有着怅然若失的表情，更多的人，则说不清楚是喜是悲、是轻松还是
沉重。
第一个步出大江中学大门的，是蓝衣社第七任、也就是最后一任书记
长康泽。迈出会场的一瞬间，傍晚的夕阳，直面照射在他的面容上，使他
眯起了眼睛。这一刻，这个 35 岁的魁首，忽然感到有些茫然失措。
事实上，随着这个会议的散会，蓝衣社就终结了。于是，这个一生功
利、务实的人，也终结了他原本还多少残余的青年气息。从此，他只是一
个纯粹的、彻头彻底的官僚，狗蝇地在民国这堆散发着腐烂味道的大餐上，
尽情地吸食着权力与失意、荣耀与沉沦。
这个终结，是康泽一生的标志性转折。是这个终结，使他在此后 7 年，
一直象护窝的母狼那样，龇牙咧嘴地守护着自己三青团代理组织处长的权
位。7 年里，他使三青团从 40 万人急剧扩张到 150 万人，成为纪律、行动、
能力都远逾国民党的一个组织。但也因为这个终结，渐渐认识到他的性情
的蒋介石，始终以一种“其才可用、其品不足信”的心态来面对他，始终
吝惜着一个组织处长的正式任命。这个正式职务，一直在一天都没过问过
三青团事务的胡宗南的手上。
康泽以别动队的模式来组织三青团。这种痕迹如此深刻，以至于许多
年后，海内外都还一致认为，三青团是一个“准特务组织”。也是这个终结、
这种性情，使康泽在 7 年后，以一种利令智昏、不知天高地厚的姿态，阻
止着蒋经国的渗透、操纵三青团。1945 年，抗战胜利前夕，康泽被蒋介石
以“派遣出国考察”的名义，轻易地剥夺了权力。他愤懑、失意，但是不
敢抗命。不可阻拦地，三青团变成了蒋经国的第一个权力基地。
1946 年，康泽回国后，内战已经爆发了。他被闲置了一年多，最后，
蒋介石终于答应让他带兵，去驻守战略要地襄樊。不久，就是他刚刚度过
自己的 45 岁生日的时候，他被一发炮弹震昏了，随后被俘、押解往当时的
中共中央临时驻地西柏坡。
康泽被俘后，几个南京中央社的记者猜测他一定会“杀身成仁”、“以
死报国”，于是匆匆忙忙地发布了“讣告”。蒋介石对这个心腹更是深信不
疑，立即在南京组织了规模浩大的追悼会。而后，康泽被俘的消息传来，
整个南京又都预料康泽会自杀。没有几天，康泽自杀的消息似乎被证实了，
于是，再一个追悼会又被组织了起来。但在沸沸扬扬的哀荣中，一个小道
消息再次不胫而走：康泽还活着。
这个小道消息传到蒋介石的耳朵里后，关于康泽的“追思”、悼念，迅
速地偃旗息鼓了。此后，康泽还活着么？各种各样的争议从南京到台湾。
直到 1956 年，康泽终于在北京公开露面，并与末代皇帝溥仪一起，作为“不
杀”的例子，出现在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文稿时，台湾小政权的许多
大人物还以为这个消息是讹传。
1948 年冬天，被俘仅仅几个月，康泽就在西柏坡留下了一张相片。相
片上，康泽穿着一身列宁装，缝制粗糙的手工使他矮胖的身材更显臃肿。
但他面色严肃、目光深远，似乎在审视着自己一生的道路。从这时起，他
在战犯营里所写的长篇《回忆录》，已经把自己的被俘，称为“被解放”、
获得“新生”了。
晚年的康泽，更似乎彻底否定了自己在国民党政权里、整整 25 年的生
活。1963 年春天，他被特赦时也留下了一张相片。毕竟 15 年过去了，他
比 1948 年显得要苍老一些，不过他的面容似乎很满足、很感动。四年以后，
他就在北京的一个小平房里平静地去世，从此无声无息地化作了一把土、
一股轻烟，永远地消失了。
康泽之后，步出大门的，是蓝衣社第六任书记长邓文仪、第五任和第
三任书记长刘健群，以及第四任书记长丰悌。
邓文仪步出大门。如果说，康泽的加入蓝衣社，因为“有得有失”，因
此在组织解体之际只是茫然失措的话，那么，回顾在蓝衣社 6 年多的风雨，
邓文仪所感到的，一定是一片的怅然空虚。
这个 33 岁的青年，在 20 多岁的年龄，曾经是令人侧目的“天子近臣”，
使无数人羡慕、妒忌。他也是蓝衣社在曾扩情之后、最主要的赞助者之一，
但这个一度风云、权势熏天的秘密组织，使许许多多地位远不如他的青年，
开始崛起、发迹，只有他，却在武汉反腐以后就每况愈下。先是一场“机
场大火案”使他丢掉了一个最大的特务组织，继而，在西安事变中的盲动，
更使他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闲人。
无可奈何花落去。对许许多多活在凡俗人间的人来说，太多的东西，
失去了就不能再回来。……那么，在这个给他招惹了这么多失意、是非的
组织，终于解体之际，他想到的会是什么呢？是咀嚼这官场的无常，从而
潜心等待、酝酿着东山再起呢？还是悲观落寞，以为随着这群体的消亡，
他已象一个把千万赌资输得精光、同时赌场已经打烊的赌棍，感到永不再
有翻本机会了呢？
同样是傍晚的武汉，但物是人非。如果康泽看到的是寂寞的残阳，那
么，邓文仪所能感受的，一定是和夕阳一同笼罩过来的、异常料峭的人世
寒风。他正走在一条见不到尽头的、灰色的官场胡同里，此后许多年，他
虽然也有升迁沉浮，但地位始终中不溜秋。他再也无缘参与那重大的、让
任何一个有野心的人都醉心的历史了。
晚年的他，在政工局长这个位置上退休。此时，他的许多蓝衣社同僚，
有的还在“立法院院长”的现职，有的担任过小政权所谓的“国防部长”、
“保密局长”。几家欢乐几家愁，他只能泡一杯已经很少湖南原味的台湾产
“君山毛尖”，对自己的儿子，在台北闹中取静的一处寓所，谈着当年的蓝
衣社组织。
那么，在他两鬓业已斑白之际，谈到导致他人生转折的“南昌机场大
火”、杨永泰时，他是会有一种哭笑不得的感觉，还是会以一个历经沧桑的
老人的眼光，去看待当年的人事呢？一条月老暗中牵连的红线，坚硬地穿
透了有“世仇”的两家人。早已在那不知名地下的杨永泰，此时，已是他
的儿女亲家。
那改变人间、冲淡隔膜与敌意的时光呵。
刘健群步出大门。这个蓝衣社的唯一非黄埔魁首，此时的心中，一定
充满着难以言表的愤怒和不平。他一生自居为一个横空出世的天才人物，
但参与这个组织后，他处处受辱、处处碰壁。即使是两度出任书记长的期
间，也如此。他是多么留恋“布衣团”的时光、和在华北的愉悦日子啊。
同样的夕阳、风和街市，衬托着不断步出大门的人流。所有人都三三
两两地，却只有他一个人，似乎被隔绝在一道看不见的高墙外。6 年多了，
他一直孤单地行进在蓝衣社的历史里。……但，此时的他，是否意识到一
个关乎性命的危机，已经向他迫来了？
与 5 年前的散发《抗争》小册子、使他在南京声名扫地一样，制造这
个危机的，仍然是他的妻子胡蕙兰。全代会召开的 3 天里，就在不远处的
寓所，胡蕙兰正潜入他的房间，将大批蓝衣社绝密文件一卷而光，从此不
知下落。一两个月后，许多人就隐隐约约地风闻，这批文件已落到土肥原
特务机关的手上。
一两个月后，这个“泄密案”就发案了。一心要置他于死地的戴笠，
打算借题发挥，要对他处以极刑。在得知行刑人员已在路上的消息后，刘
健群仓促出逃。然而天下茫茫，何以容身？他先是滞留在一个小县城的车
站，整整滞留了一个多月。这期间，不时有宪兵、警察、特务，盘问他的
身份。仗恃机警，他几次化险为夷。
接着，他一个一个县城、一个一个小镇、一个一个车站地流亡。越走
越远，越走越荒凉。最后，曾经权势熏天的刘健群，一不做二不休，干脆
逃亡到老家贵州的一个小山沟里，在一个小庙宇出家当了和尚。从此，寂
寂青灯，晨钟暮鼓，伴随了一个前陆军中将、30 多岁的青年才俊整整 4 年
有余。他身心都遭受了巨大的煎熬。
一直到 1942 年，蒋介石已步入重庆陪都时期后，才有一个普通的原蓝
衣社成员，在庙宇里发现了刘健群。于是，他立即上报。报告经层层传达，
最终到了蒋介石的眼前。蒋介石对这个从前的“有志青年”、党中央委员，
当时的和尚，总算动了恻隐之心。不仅宽宥了他的失职，没有要他的命，
还让他还俗，重新步入政界。
“尴尬人”遭逢“尴尬事”。许多人对刘健群这样的遭遇，抱以或幸灾
乐祸、或不屑一顾的态度。于是，他只能在官场的夹缝间，屈辱地忍耐。
一直到 40 年代末，经过无数动荡的局势，心灵的反复、对往日阴霾的拼命
忘却，以及各种各样拉帮结派、卖身投靠的活动，刘健群才一度官居国会
副议长。但这既是他宦途生涯的顶点，也是终点。淮海决战后，他伴杂在
大批军政要人、士兵、商人、土豪的逃亡队伍中，匆忙地逃离了南京。
到台湾后，刘健群曾一度出任立法院副院长。但随即下台，从此每况
愈下。最终，与二婚妻子一同，刘健群潦倒地蜗居在台北乡下的两间小屋
里，处境很是凄凉。
几十年里，他也很少与外界谈及蓝衣社、布衣团。一直到 1969 年，他
已是一个 67 岁的老人，并且身患癌症时，毕生研究蓝衣社的易劳逸教授来
拜访他，他才追溯、回顾起蓝衣社的历史。
令人感到悲凉的是，原本，“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但一直到此时，
他还有意隐瞒了一个重大的事实：腾杰，才是蓝衣社真正的“最早的倡导
人”。
1972 年，刘健群病逝于台北。
丰悌步出大门。和邓文仪一样，此时的他，也是一个闲人。但他的脸
上，依然充满着刚愎而乖张的表情。
“刺汪案”的阴霾，在两年多以后，早
已经被冲得极淡，几乎不见痕迹。更何况他始终认为，他对社务贡献之大，
无人可比。转入三青团的一大半成员，不就是他引领进蓝衣社的门槛的么？
他坚信自己的落魄、失意，只是一时的。“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他的
心中，鼓荡着王侯霸业的激情。似乎，在他面前的，夕阳斜照下的武昌，
那宽阔的大马路，正是他此后人生的写照。抗战烽烟已起，国家正值用人
之际，过去的那一点点失误，算得了什么？何况他已获知消息，他将被重
新起用，去出任长沙警备司令。
他能预料到么？如果说，刘健群正在走向落魄人生，那么，他正走向
的，却是人生的尽头。他一定不能预料到。在他隐蔽的心底，他始终以为
弱肉强食的官场，苛酷的人生角逐地，会象他的家庭那样，纵容溺爱他。
这种天之骄子的自我暗示，蒙蔽了他的心智。正因此，“《司令塔》事件”
和“刺汪案”，蒋介石两次扬言要枪毙他，并评价他“愚而好自用”，都犹
如重拳打进棉花堆一样，不能促发他进行自省。
“愚而好自用”的性格，加上民国深沉的官场黑幕，导致了他的惨死。
几十年后，他的许多位同僚谈及他的下场时，都以“丰悌的遭遇”为标题。
丰悌，就是在全代会闭幕半年后，因“长沙大火”一案，死于枪决。
中日武汉会战后，时任湖南省主席的张治中，因误判敌情，以为日军
立即要进攻长沙，就计划“彻底破坏长沙”
、实行焦土抗战。1938 年 11 月
12 日的深夜，他下达命令，在长沙放了一把大火。这把火烧得非常慌乱，
因为一处的执行官看到别处的偶然失火，以为别处已经动手，就在城内居
民还没有疏散的情况下，开始点火。大火一直延烧到次日凌晨，大小街道，
都成了一片灰烬瓦烁。在残砖破瓦间，到处都是被烧焦的尸体，情状极为
凄凉。长沙居民无辜地被烧死 2 万人以上。
这样一个大事件，自然要引起追查。更重要的是，日军当时只是迫近
长沙外围。当长沙惨状让许多人开始怀疑“焦土抗战”政策时，蒋介石亲
自下达手令，枪毙长沙警备司令丰悌等 3 人，以平息舆论。
几十年后，“长沙大火、丰悌顶罪”，几乎成为一个民间的口头禅。年
纪轻轻就屈死，不知丰悌被枪毙时，有没有对自己的悲剧根源作个总结？
他也险些被烧死，为布置城防、安排纵火，他极为劳累，大火烧起来时，
他还在沉睡，一点都没有意识到大祸临头。直到大火迫近住宅，他的佣人
一直拍门，最后把门打破，才拉起他从后街逃了出去。没有想到，他没死
在火里，却仅仅几天以后，就被枪决了。
负责“监斩”的，原定是康泽。但由于一片混乱，到处找不到康泽，
这个倒霉的差使，就落到了俞济时的头上。虽然此时蓝衣社已烟消云散，
俞济时也是借“设宴相邀”的名义，略显卑鄙地诱捕丰悌，但他可能也由
此感知着世事的无常，不免兔死狐悲。他说起枪毙的过程时，说道：
我准备了酒饭，把他从拘禁的地方提出来，给他吃。然后我把命令拿给他
看，再替他准备纸笔，问他有遗嘱没有。……给他在地上铺了一条红毯子，
叫他打盘脚坐下，把毯子从后面揭起来搭到他头上。……卫士从后脑开了
一枪，又补了一枪倒地。过了一会，他的家属收去装殓。……我感到很难
过！”
真是“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据说，丰悌看过俞济时递过来的枪
决令电文后，仍然神色自若。他制止了俞济时的宽慰说辞，说，
“……我们
同学归同学，你执行命令吧”。但在难得的气概之外，他有没有想到马上要
来收殓自己尸首的母亲妻儿？丰悌一生艰难的老母，此时又将面对有冤无
处诉的丧子之痛。
几十年后，张治中在《六十岁总结》的自述里，写到“只因执行官兵
的疏忽，未按计划行动，逐有长沙大火事件”。到此时，丰悌的面容、事迹、
乃至名字，已经没有几个人知道了。
最后，一前一后地走出大门的，是蓝衣社第二任书记贺衷寒，以及首
任书记、蓝衣社创始人腾杰。
贺衷寒一步一步地走了出来。此时，太阳已经快落山了，民国的天际，
开始显示出几分暗淡。从远处看去，这是一个身材矮小的人，不过 40 岁的
年龄，头发却略略歇顶了。他貌不惊人，然而在暮色里，一眼可以看到的，
是他锐利的眼睛。
这是一双饱含着泪水、哀伤地注视着自己参与缔造的中华民国，一步
步堕落下去的眼睛。这一双眼睛，和腐败、堕落连在了一起，令人如此难
忘。他曾痛心疾首过这些腐败、堕落，也誓言要以一己的心力、热情与生
命，来根绝这腐败这堕落。但，命运一般地，他自己的身躯，也沦落进了
这腐败堕落的深沉黑洞。
贺衷寒的身上，隐藏着一部黄埔、民国的“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
历史。他的身上集大成着各种民国的、青年的象征。事实上，他是那个时
代的活化石。
这样，许多历史之谜、天地与人道的规律，都潜伏在他的人生里。不
管他让人是爱是恨，是亲近还是敌视，无数后来者都可以在这样的人生里，
获得审视、借鉴和反思。
另有一些文字，记载了蓝衣社终结后，贺衷寒的人生轨迹。
从武昌大江中学走出来后的 10 年，贺衷寒一路落寞，一路醉酒。他的
政治部第一厅厅长的职务，不久就随着武汉的陷落，被剥夺掉了。他成了
原蓝衣社魁首中的再一个闲人。
几年的赋闲后，他终于一改“忠臣逆子”的表象，偶然地暴露出他的
本心。一次在重庆李子坝，与同样被闲置的肖作霖喝酒吃狗肉时，他借酒
评点蒋介石的权术手腕，借以一浇胸中块垒。
那一夜，无所事事的肖作霖，在酒后痛骂蒋介石“昏暴”。贺衷寒冷冷
一笑，随即发表了一个长篇大论：
“……你哪里知道，蒋先生暴则有之，昏则完全不然。你没有看到他
的统驭术的绝顶高明？他一向抓得很紧的是军队、特务、财政这三个命根
子。他这三个命根子各有一套他最亲信的人替他看守。……军队方面是陈
诚、汤恩伯和胡宗南；特务方面是戴笠、徐恩曾和毛庆祥，财政方面是孔
祥熙、宋子文和陈氏兄弟。……可以说，都是他极亲信的人了，可是他对
这些人都还有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难道这还能算是昏？！”
一席谈话，让肖作霖自叹弗如。随后，贺衷寒的幽怨情绪，转到了自
己的际遇、处境，以及他无时或忘的蓝衣社的瓦解和解体：
“他对我们湖南人尤其是懂得点政治的湖南人，是绝对不放心的。像
复兴社这样的组织，他也只是一时利用一下子。等到他已被捧成了绝对的
独裁领袖，当然就不再要这个组织了。因为他惟恐复兴社发展到一旦难以
驾驭的地步，尤其是这个组织的高级骨干又多数是湖南人。……你还骂他
昏，你自己才是有点昏！”
这番酒后真言，折射的是漫长年头里贺衷寒蹒跚的路途。次年，在重
庆已被蒙上灰尘的他，终于又有了一个新的官职。他被任命为社会部劳动
局局长，兼任自己在 10 年前创刊的《扫荡报》社社长。
这样的职位，比起总政训处处长、蓝衣社书记，可谓天差地别。但贺
衷寒却略略地振作了些，后来，一些报章评价到，
“在协调劳资关系、辅导
劳工就业、安排因抗战而西迁的技术人员和工人等方面，尽了很大努力”。
但他长于理论，短于事务特别是官场平衡，被认为“收效甚微”
。有人曾以
“劳动局”三字嵌头，写了一副对联调侃他。上联是“劳而无功”，下联是
“动辄得咎”，横批“局促不安”。贺衷寒听到后只能苦笑。
但任劳动局长期间，他接触大量社会问题，思考日渐深沉。这为他的
“第三起”打下了极好的基础。1950 年，立志革新国民党的蒋介石，重新
起用了他。他历任小政权的“交通部长”、国民党设计委员会委员长、国策
顾问等职。但好景不长，忧谗畏讥似乎是他的宿命。1966 年，他在台湾政
坛已经谈不上有什么影响时，“湖南人有小组织”、“贺衷寒想搞分裂运动”
等流言，又逐渐在台湾上层传播。他先是极度的忧郁伤感，从此深居简出。
1972 年，贺衷寒得骨癌，住进了荣民总医院。这一天，来探病的人里，
有他的一个晚辈，邓文仪的儿子邓元忠。
这是邓元忠第二次见到贺衷寒。当时，邓元忠已萌发了写一本《力行
社史》著作的想法，但他看到的，是一个走到生命尽头的贺衷寒：
“……只见他瘦弱的身子，与从前判若两人。颤动的双唇和一双注视
着我的闪闪的眼睛，似乎有很多话想对我说。但那时他已不能言语。……”
这一年 5 月，贺衷寒在医院里平静地去世。
最后，慢慢地走出来的，是当年在东京、在南京、在明瓦廊，都最具
青年气息，此时却显得一脸沧桑的腾杰。
路灯已经初上了，这战乱中惨淡的灯光，映照着腾杰长长的身影。这
身影显得异常孤单。它让人想起郭沫若的诗句，“远远的街灯明了/好象那
天上的繁星/天上的繁星亮了/好象那无数的街灯……”
又不止是繁星、街灯。站在腾杰身后、一路跟随着他的，是什么呢？
是一丛树阴，一阵风，或者，是陈启坤那纯洁的、处子一般的魂灵？……
是的，在这个终结的会议上，陈启坤地下有知，是一定会来的。她那双清
亮的眼睛，或许会无比诧异：她所熟悉的，那清新、热腾、活泼、有力的
明瓦廊，怎么会变成一个陌生的，藏污纳垢的朝天宫？所有这些，都是为
什么？
没有魂灵，只有树阴和风。他是一个人地走，一个人地在路上。……
然而，这一夜，在腾杰所感念的无数往事、人物里，一定包括陈启坤。这
是他永远的、不能出走也不会漠忘的爱人。他们原本只是最普通的一对恋
人，彼此都不是对方生命的主角。只是因为蓝衣社，在蓝衣社这个令人悲
欢交集的载体上，他们成就了爱情。他们融为了一体。
他们的爱情，他们的婚姻生活，都是那样的短暂。因为，极盛而衰、
泰极否来，在 1933 年那盛夏的喧哗中，分裂、倾轧、苟且、腐败……所有
这些，令这个蓝衣社的“贞德”无法直面、不敢正视的毒素，已悄悄地在
明瓦廊蔓延。陈启坤死得恰在时候，一死，她在自己的心中，就可以保留
下一个明净的、满是青年与友爱的团体，留下无憾的青春与努力。
但你死去了，你却把我一个人，抛在这个广漠的人间，抛在任何人都
无力回天、终将沉没的民国。……腾杰痛楚地、沉重地感念着。他开始比
任何人，都更复杂、更细微和宏大地反思着蓝衣社的沉沦，民国的沉沦。
腾杰是那样地向往共产党、朱毛那严密的组织，自律的献身。向往那
种简朴、寒酸中以天下为己任的气象。于是，早在他发起蓝衣社的《计划
书》里，他就明确地写到，蓝衣社以“共产党的组织”为效仿。
这种效仿却是如此无力，如此得其貌而不得其神。甚至连其貌都不具
备。腾杰已经认识到，比较共产党，他们一直缺少一个鲜明、有力的理论。
他们口声以“三民主义为指导”，但“三民主义”是那样的模糊、弱化，仿
佛一面旗帜那样，在孙中山时代，它就越升越高，直至没有人能看清它真
实的形象。
于是，在不知觉间，他们改弦易辙了，他们执导起了中国历史上唯一
一次的法西斯鼓吹运动。他们以刺刀、手枪和监狱为工具，试图严密组织
社会，残酷管制民众，逮捕、秘密审判、疯狂暗杀、大规模屠杀……但在
以五谷与土地、社稷与伦理为象征的这个国家里，执拗生长的，却是对他
们无声的愤慨，无言的抵制。是的，即使撇除任何道义成分，法西斯主义
也不适合中国。
理论的脆弱、涣散，是组织脆弱和涣散的土壤。但蓝衣社的沉沦，既
是天定，也是人为。人是被抛进历史的，他们被抛进一个外侮不断、农村
破产、腐败横行、鸦片泛滥、民众蒙昧的末世，被抛进一个破碎、惨淡的
年代。这激发了他们抵抗日本、复兴民族的青年意气。但对他们来说，最
悲哀、最不幸的，莫过于不久后，他们也被肢解、淡化进南京的蒙昧图景
里。这一切，发生得如此迅速，又如此不可抗拒。
这是为什么呢？……腾杰不能知道。
要 10 年以后，在兵败如山倒、在蒋经国同样回天无力的“币改风暴”
的背景中，腾杰才能略略地、萌芽地见到这个答案的一角。正是他步出武
昌大江中学的时候，在遥远西北的那一角，“革命延安、民主延安”，这个
毛泽东当时构想的未来中国的雏形，已伴随声势浩大、卓有成效的党内整
风运动，预言着历史的归属。
陕甘宁边区的“三三制”，是“民主延安”的缩影；为抗战为民主而大
规模地发动群众，则是“革命延安”的缩影。在这样清新景象的底下，则
是大规模的整改二流子、流民运动，是反浪费、反懒惰运动，是“自力更
生、丰衣足食”的生产运动，是毛泽东不时笑呵呵地出没在山岭与弄巷间
的身影……
这是水晶般透明黄金般璀璨的一幅图景。每一个经过那里、在那里生
活过的人，都难以忘怀。延安大街天天有义务劳动，有救贫扶弱。整洁的
道路边，处处悬挂着举报箱，任何人都可以检举政府、共产党干部的腐败
与霸道。这些举报可一直通往毛泽东主席。
一批一批经历过长征的干部，从各个根据地被召回，学理论、学军事、
学组织，重温纪律、强调“人民军队”的本色。亲自主持讲习的，往往就
是那个在西安事变前、在长征刚刚结束的暗淡岁月里，就以不世出的大手
笔，写下《沁园春-雪》和《念奴骄-昆仑》的大气诗篇的“长征摩西”，毛
泽东。
在长征刚刚结束的暗淡岁月，可能只有毛泽东，在他 2 万余名无比疲
惫、但有钢铁般意志的战士衬托下，从西北一角，看到了一个苍茫、深远
的前景。他不愿意把自己和古代那些最伟大的皇帝相比，但他仍然以命运
般的直觉，感知到并放纵地写出“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诗
句。
不仅如此。他比所有的中国人，都更自信未来中国的命运。这命运不
仅是什么抵抗外侮，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复兴民族”。在他斩断昆仑的气势
下，“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从而实现“太平世界、环球同
此凉热”的语句，表达的是一种文明输出欧美、中国领导世界的大气豪情。
是的，如果说驱逐外敌是百年来中国知识者的梦想的话，那么，这是一个
千年之梦。只有这个深谙天地妙化、万物滋长的真谛，在长征路上与高山
对话、与大地谈心，而不需要妻子、文友、秘书这样人间媒介的领袖，才
有这样的手笔，这样的胸怀。
在这个人面前，这一夜，走在武昌街头的腾杰，他的校长，只是一个
侏儒。当这个人把这样的胸怀、气魄，在一个个讲习班、一轮轮整风会议
上，强劲地灌输进无数子弟的大脑和灵魂时，蓝衣社，连同所有的民国组
织，也都是一群侏儒。
这一切，此时还在时光的后端，腾杰还无法瞥见。于是，注重“精英”、
视民众为群氓；权力本位、派系本色，暴力本位、刺刀本色，把芸芸众生、
潜伏着可载舟也可覆舟力量的亿兆人，都当作了可以俯视的草芥。所有这
些，都注定了蓝衣社的无声堕落、瓦解、消亡。
所有这些，也是此时的腾杰，无法总结到的。他只能一路地思索，一
路地走。……与长征、延安、共产党相比，蓝衣社只能算是一出历史短剧、
闹剧和悲剧。它虽然在民国历史的深处，却仍然只浮浅地、表象地存在着。
它虽然也有嘶哑的呐喊、隐蔽的行动，但这声音这动作，都无力挣脱民国
那陈朽的社会系统。它不能往民国这个木乃伊一般注定要死灭的躯体里，
输入任何新鲜的内容、血液和思想，这就注定了它要被这个躯体所同化、
吞噬。
这就是腾杰所亲历的、目睹的、并要用一生时间来思考的蓝衣社。70
年代，腾杰在台湾“中央信托局”董事长的位置上退休，据说，一直到临
终前，他还念叨着回到隔海的故土，并祈盼着国家的统一。
蓝衣社沉沦了。民国的车轮还在笨重地、拙劣地向前滚动着。在 30
年代中期的漫长时光里，几十万的青年，或无可奈何、或无所谓、或认真
乃至异常热诚地加入了蓝衣社，在这个过程里，他们把自己的身躯、当作
了蓝衣社的一个工具。但命运的转折，从蓝衣社解体后开始了。他们身不
由己地被各种变迁、运动、革命、战争所牵引，乃至吞没。
蓝衣社“办理结束”后，他们积极地在两个战线上工作。一是抗日，
另一，是“反共反人民”。在接下去的近十年间，他们却有的死去，有的残
废，有的升迁，有的沉沦。而后“十万青年十万军”的运动卷起了，近 11
万名青年报名从军。但新兵集训还没有结束，日本就投降了。这十余万经
过彻底党化教育的人，又被投入了内战。他们因此成了一群英勇的羔羊，
可歌可泣的打手。……
内战使近千万中国人丧生。这样，轮回就开始了。1949 年前后，蓝衣
社的几千名干部在战场上被俘虏、击毙，其中有一些甚至是原“十三太保”。
土黄色的大军节节挺进，每到一地，分田地、
打土豪、逮捕前政权的官吏……
千家万户的命运，就这样被改变了。而复兴社的人们，犹如山洪爆发时的
小鸟小兽，慌乱地逃命。
流亡、潜逃到台湾或东南亚去的，毕竟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1950
年镇反，人民中国以铁腕巩固着自己的政权，上万名、甚至几万名原“复
兴社、三青团特务”被枪决、判刑，其余的被划定了“地、富、反、坏”
等成分；60 年代初“四清”，通过“外调”、“内查”等手段，一些藏匿很
深的人被揪了出来，成为“历史反革命”。
再后，就是“文化大革命”。……
1976 年，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逮捕“四人帮”。但随后又是徘徊的
三年。……直到 1979 年，“摘帽子”工作开始进行，几百万政治“贱民”
重新成为普通公民，蓝衣社的几十万遗老也在其中。公开审判“四人帮”、
改革开放，一些原蓝衣社的高级干部还进入各级政协。历史类同独轮车，
终于吱吱哑哑地完成了这个轮回。原来的那些青年，却毕竟都已经老去，
一大群人甚至看不到这一天了。
公审“四人帮”期间，最高法院特别庭的一份《公告》指出，
“四人帮”
的师爷张春桥，是隐匿很深的“原法西斯组织复兴社分子”，他早在 1933
年就加入了蓝衣社，并在济南成为一个外围小组织“华蒂社”的头子；而
“四人帮”写手姚文元，其父姚篷子，也和蓝衣社有着密切的联系。最后，
另一份资料也记载，“四人帮”的女皇江青，在其讳莫如深的上海阅历里，
一度非常接近过蓝衣社……
在这样浩荡的历史和人群里，夹杂着一个渺小的青年。他就是王天容。
80 年代初期，经过甑别、“脱帽”，王天容开始享受退休教师的待遇，
每个月可以从县民政局领到几十元的退休金和一些津贴。此时，他妻子早
已去世，一对子女业已成人，在当时仍然凋敝的乡间，他的日子挺富足。
此时，村上的人对他，也恢复了一个遥远的称呼，“天容先生”
。但一
生的曲折，形成了他小心谨慎、走路怕踩死蚂蚁的性情。他从来不和别人
往来。除了村上的一个也教过小学、略识几个字的青年。
这个青年有一个弟弟，开着一个豆腐作坊。已经年近古稀的王天容，
一口牙齿都掉光了，他顿顿用豆腐下饭。于是，每天早晨，他一出门，手
上必定拿着一个装豆腐的碗，随后颤颤巍巍地来到这户有一个识字青年、
一个豆腐作坊的人家。
在买豆腐的几步路里，时光在仍然沉闷、但已略有清新的乡间，无声
地流淌着。1982 年前后，村上人对他更是尊敬。不仅因为他日子的宽裕、
他的人品与学问，也因为他的女儿在“落实政策”后，到省城的一家大医
院、当上了一个让人羡慕的医师。……但沉迷在黑白战争电影、“抓特务”
游戏中的孩童，有时还在他的屋子附近，窃窃私语着“这是老地主，是特
务”一类的话语，有时，他走在无人的乡间路上，摆脱了大人管制的孩子，
还远远地、哄笑地大叫：“老地主、老特务”，“老特务、老地主！
”
这些声音传扬进和他交往的那个青年的家庭。这个青年的家里，有一
个儿子，当时是八、九岁的年纪。他拖着鼻涕，有时也夹杂在大群孩子里
起哄。但只要有人告状，一回家，他必定要被自己的父亲暴揍一顿。
不久后，这个孩子就随着他父亲进城了。在城市的一处租来的民房里，
他渐渐长大，也渐渐开始喜欢起文学、建筑与历史。但当时的他，既厌恶
体力劳动，更很少回顾乡间生活。于是“老地主”的身影，就渐渐地在记
忆里淡去了。以至于几年后，当那个原名“王天容”的“老特务”，在那两
间低矮的乡间老屋里去世时，虽然乡间以对一个读书识字的老人、村上第
一个大学生的尊重，自发为他举行了盛大葬礼，他却也没有在意。
王天容的棺木被抬上后山，被埋葬进田土，与这个孩子的祖父、许多
叔公做了邻居。他渐渐地消失在许多人的记忆里了。……但，很久以后的
一个夜晚，他，连同他参与的，用大半生去负载的历史，牵连着“军统局”、
三青团，以及“蓝衣社”、复兴社的话题，出现在这个孩子与他未婚妻的对
话里。
这个孩子，就是作者我本人。
2001 年闷热的夏天，在未婚妻的支持下，我开始在计算机的键盘上，
敲打着“蓝衣社”、“复兴社”的旧事。许多个晚上，不仅是对我们老家乡
下、一个普通老人的命运，而且是对他曾经隶属过的整个蓝衣社运动，我
都发生了真实的兴趣。我感到自己是在和一群富有意味的民国青年对话。
他们为了实现国家的强大，在破碎、蒙昧的民国图景上，先是忧虑、号哭、
绝望，……然后，因为某些特殊的契机，他们组织了起来，并领导了中国
的青年。
他们的影响，甚至达到了 1950 年以前，和外部世界半隔绝的、我们老
家的那个小小的渔村。渔村第一个到省城读书的青年，在他十几岁时，就
把自己瘦弱的身躯，和他们的运动联系起来。并且在以后 30 年的时间里，
遭受了冲击，成为一个村庄的“贱民”。
黄埔创立、蓝衣社、蒋经国币改，都是民国生机勃勃的青年运动的展
示。而蓝衣社运动，是其中唯一的、从头到尾都有着血腥味道的复兴努力。
它没有黄埔创立的那种清新、初觉醒的气息，一开始也没有蒋经国币改的
那种绝望、无力回天的情绪。它相对从容、稳健地寻找着中华民国的出路。
而“五鬼闹华”、极为贫穷涣散的中国的现实，30 年代各种思潮的起伏，
对祖先成就的恢复梦想，还有“社会价值观和道德感的变幻不定”，这些因
素，使由一个极权团体来领导一个迷惘的国家，似乎成为“成本最小而效
果最著的社会组织形式”（黄仁宇语）。
这样，法西斯主义成了蓝衣社的选择。为解决“五鬼”，蓝衣社运动因
为特定的理念，堕落成中国最蒙昧、最罪恶、最昏暗、最令人发指的运动。
这可怕地表明：有时，个人的意志，是多么的弱小。
虽然这只是一个有着法西斯的勾当，却从来不能具备法西斯实质的运
动。但，我依旧一遍遍地愤怒于那些卑劣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勾当。这些
勾当，包括对舆论、对教育、对作为人类结晶的知识及其分子。
就在我进入一种近乎无法遏制的愤怒时，改变这个书稿、并且对我似
乎是一种世界观的安排的事情，也终于产生了。未婚妻是一个喜欢在笔记
本上、抄记一些句子，单纯得不了解很多复杂事物的女孩子。但她对于美
和自由，却有着直接的敏感。在写作期间，她的一个笔记让我看到后，我
被深深震撼、感动了：
“主，
我爱你，
并不是因为你答应过让我进天国，
我不违背你
并非为了怕下地狱
并非对你有所求
主，是因为你，
你本身吸引了我，
你那受辱被钉十字架上的形象打动了我，
你那伤痕累累的躯体，
你所受的侮辱和死亡震撼了我的灵魂。
是的，主啊！
就是你的爱感动了我。
因此，即使没有天国，
我还是爱你。
即使没有地狱，
我仍是敬畏你。
即使你不会给我甚么，我仍会爱你
即使你不成全我的任何愿望……”
这几乎就是人应该对历史、对苦难苍生的根本态度。它对我当时心境
的冲击，几乎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我是个彻头彻底的儒教徒，热爱土
地、祖先、血脉，深信自己在子孙繁衍的久远历程中，不过构成了其中的
一个环节。我经常追溯着自己的那些面目模糊的先祖，在我的家族里，也
几乎没有接受异教的人。……但这首赞美诗，写的却是一些人类共有的品
质和情感。在那一瞬间，我自己过去的那些世界观，几乎被深深动摇，我
几乎突破了一个原本儒教徒仅仅关注自己生活环境的狭隘界限。虽然后来
情绪又渐渐平稳，但，我却获得了写作这本书的根本情绪。
这样，我在和历史人物交流。在审视的同时，对于原罪式的那些蓝衣
社的狭隘观念和行为，我开始学会谅解、宽容着他们。蓝衣社那种对于“中
国的大脑和良心”的一次次践踏，已经使我不再愤怒、相反悲悯了。虽然
他们一直限制着“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刚刚滋长出来的现代思考。……
但是，我一遍一遍地抑制自己，希望自己的写作客观、深刻起来。
1995 年，我作为一个客居在北京的青年，住在北京巴沟村的一间租来
的小屋。那时我阅读着表面尖锐实则绝望到温厚的鲁迅。他也不断地在告
诉我：
……宽恕这些。
2001 年 8 月 9 日到 12 月 20 日，未成稿
2002 年 8 月 9 日到 12 月 16 日，第二稿
2003 年 2 月 17 日到 3 月 2 日，第三稿
关于《蓝衣社》后记
我是在通俗文学的熏陶里长大的。小时候读《故事会》、《今古传奇》、
《童话大王》，略大一点，是金庸先生的小说。以《笑傲江湖》为例，15
年里，我前后读了几十遍。它不仅一次次让我接触着汉语的优美，起承转
合的严谨，人物形象的鲜明单纯，而且深重影响了我的个性和情趣。
《蓝衣社》也是一个通俗文学。它从潜伏在我心里长达十几年的，我
老家渔村的一些旧事、传说开始。正如所有乡下孩子都喜欢“聚义”故事、
秘密组织一样，“口头文学”是这本书的酵池。
然而仅仅有传说是不够的。在我 27 岁的那个夏天，因为一些特殊的机
缘，我知道它不仅是“传说”，更是一段动人心魄的历史，是“真实”。特
别重要的是，浮动在这段历史里的一群青年，我有着恍若隔世的亲切。
传说、“真实”与人物，都使我开始《蓝衣社》的写作。而在长达 18
个月的时间里，不断出现在我脑海的，是一些亲切的名字。
我过去的十年是凄苦而暗淡的。所结交的第一个难忘的朋友，是一个
叫“小卓”的人，他比我还要小两岁。历史上的福建，是个没有多少田土、
收成的贫瘠之地，几乎每一个孩子都吃番薯长大，但奇怪的是，这里的汉
语气息，却是古典的、温和的、优美的。小卓就是我的第一个“文友”。
“文友”也者，是自己冠以的名词。当时我在福建省图书馆自学，贫
寒的状况没有言语可以形容，他在离福州大约 100 多里的一个小县城读书，
每周也只有 10 元钱的生活费。两个十几岁的孩子都无比困苦，但他还坚持
写诗。
我们大约每半个月见一次面，大多是我去那个县城。到达县城，往往
是傍晚时分，夕阳斜斜地照射进他与人合租的那间小屋，墙角都是啤酒瓶
子。都是好酒的人，我们有时赊帐，有时借钱，总能张罗出足够的啤酒。
印象里的小卓，总是紧紧地抿着嘴唇，倾听我谈一篇篇时兴的小说。
我们处在讲时髦的年龄，“先锋”、“新写实”乃至“寻根”都让我们心动。
然而这个日子没有持续多久，我上北京去了，小卓也从军。
我们从此很少联系了，我也不再谈文学了。当生意人、“发财”
，是我
此后许多年头的主要向往。文字是那么脆弱的东西，它不能影响生活的任
何一个局部。这时，在北京，我认识了再一个我难忘的朋友老苗。
老苗是我的兄长，至今都是我最敬重的朋友。然而，当时我们的交往
是很格格不入的，我身上有深重的流民气息，经常借钱不还，而且，即使
在那样的境况下，对许多发了小财、或有一些小功名的人，时常抱以一种
自欺欺人的蔑视。但他却是一个严谨务实、重信然诺的人，并且对许多事
物的看法都深入宏大。
就是在这样的对立里，我们的交往和友谊居然维系至今，维系了十几
年之久。这是一个令人奇怪的事实。自然，勿需讳言，他的亲切和宽容风
格，虽然大多数时候都潜伏着，却毕竟在一点一滴地影响和改变着我。
在北京当流民几年后，我回到福州，开始了商业生活。与我一起做事
的，先后有十几个青年，这时我开始尖锐、暴戾，但那些出身苦寒的人，
却无一例外地让着我。我的第一个伙伴文良兵，我一度的秘书大王，我最
主要的伙伴小迟更是如此。
我们一同在凄苦里做着发财梦，度过了几个最冷的冬天。我们几次险
些真要发财了，但最后总是抓不住。一个有深重流民风格的人领着一群诚
实刻苦的人做事，其大抵的下场就是这样。
做了四年多的生意后，我仍然一事无成。2001 年 3 月，我再一次到北
京时，我终于心灰意懒地承认，自己不是做生意的料。于是回去后我解散
了公司。而几个月后，当我打算开始写《蓝衣社》时，我的这些朋友，他
们的性情、风格、人品乃至形貌，也使我加深了对《蓝衣社》一个个主要
人物的理解。
我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腾杰、贺衷寒、康泽、刘健群，也看到了戴笠、
桂永清等人。如果说过往的时间、历史可以湮灭，那么，一个个青年共同
的、相似的形貌和命运，却是恒久的。从历史里我们能看到自己，反过来
也是这样。
因此，《蓝衣社》是写给向往过大时代、大成就的青年的。
在《蓝衣社》行将出版的前夕，感谢我的恩师王金石先生。15 年来，
他一直激发着我对汉语的热爱，并关心我的前途。感谢我的未婚妻程铭，
她一直陪伴我度过写作的 18 个月，并照料我的生活。最后，特别感谢我的
责任编辑周昌义先生，在我把未成稿投给他 9 天以后，他就打来了热情洋
溢的电话，使我决心把它写下去。此后一年的写作和修改，在很深的层次
上更可以说，这本书其实是我和他“共同创作”的结果。
丁三，2003 年 3 月 22 日下午于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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