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序言
第1章　张角，东汉的掘墓人
第2章　曹操，乱世出枭雄
第3章　刘备，一切从零开始
第4章　将腐败进行到底
第5章　东汉后宫也疯狂
第6章　决斗，最后的决斗
第7章　野心家董卓来了
第8章　酸枣，会盟还是作秀
第9章　曹操，自古英雄多寂寞
第10章　“猛虎”孙坚来了
第11章　枭雄董卓之死
第12章　犯长安，王允之死
第13章　李傕、郭汜，没事狗咬狗
第14章　汉献帝流浪记
第15章　袁绍空手夺冀州
第16章　幽州，志在必得
第17章　东郡，第一块根据地
第18章　陶谦临终让徐州
第19章　兖州，祸起萧墙
第20章　挟天子以令诸侯
三国大事年表（184—280）
2012.9.6　五样
看懂三国的第三本书
三国才子　著
广东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看懂三国的第三本书／三国才子著．—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12.10
ISBN 978-7-5454-1434-9
Ⅰ．①看…　Ⅱ．①三…　Ⅲ．①中国历史—三国时代—通俗读物　Ⅳ．①K236.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7258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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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经济出版社（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11～12楼）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市密云县十里堡镇庄禾屯）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17.25
字数　346000
版次　2012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10月第1次
书号　ISBN 978-7-5454-1434-9
定价　3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广东经济出版社常年法律顾问：何剑桥律师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许多人写书喜欢找知名专家作序，但我始终认为，如果书写不好，作序者名气再大也是枉然，再美妙的序言也是扯淡。但有朋友告诉我，在故事开始之前，总得向读者交代一下自己写书的初衷。我觉得有理，但想来想去，序言如果写成广告软文实在没意思，不如把自己与一位读者朋友的谈话拿出来与大家分享，姑且算作序言吧。
问：怎么想到写三国的，市面上三国的书籍那么多！
答：你说得不错，现在三国类书籍虽然很多，但读者期待出现的精品不多。许多读者迫切想了解整个三国历史，但遗憾的是，市面上从头至尾写三国的书似乎还没有，可阅读《三国志》是一件比较枯燥的事。所以，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填补这个空白，力争为大家贡献一部完整的、好看的三国历史。
三国最大的魅力在于它百看不厌，即使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但还是想了解更多细节，所以我希望以自己独特的视角为大家展现三国这百来年波澜壮阔的历史。
问：你写它一共花了多长时间？
答：前期准备工作大概有两年，正式动笔也有一年多了。
问：需要那么长时间？
答：写书码字看似是件很容易的事，但要写好、写出特色是很不容易的。我对历史向来有一种敬畏之心。我始终认为，历史书可以写得很好看、很幽默，很轻松，但创作时的态度应该非常严肃，否则就有哗众取宠之嫌。只有经过长时间的思考、积淀，才可能写出比较像样的文字。所以，我每天只写一点儿，不多，但我希望尽量做到最好。
问：这本书计划写多长？
答：三国的历史虽然很短，但内容很丰富，写得太短不能完全展现其精华，所以，我认为写几十万字比较合适。
问：你目前最困惑的是什么？
答：既要写得好看，又要有一定的深度，这是我感到最困难的一件事。
问：现在许多三国类书籍也是打着写实历史的旗号，但杜撰的成分居多，你的这本书有没有虚构的成分？
答：本书的主要资料来源于《三国志》、《资治通鉴》和《后汉书》，其余的来自一些野史。我认为，真实是历史的生命力所在，因此本书所有的故事、人物都来自于史书，我不会为了让故事好看而凭空杜撰。当然，在不影响整体真实性的前提下，一些细节处理会适当艺术化一点。
问：你怎样看待忠于历史和作者自由发挥的关系，二者似乎很矛盾啊。
答：如果作者过度发挥，就将影响历史的真实性；如果没有自己的观点，完全照搬史籍，那历史就如同白开水一样无味，读者还不如去读史籍的翻译本。二者之间的分寸，全靠自己把握。
问：现在市面上专家写的有关三国史的书不少，你怎么抓住读者的眼球？
答：历史的话语权在专家手里，那是不容置疑的；但专家并非神仙，他们的观点固然有精彩之处，但并非全部是真理。老百姓可以通过自己的眼睛观察历史，通过自己的心灵感受历史，通过自己的笔写出精彩的历史。
问：你怎样把握三国人物，尤其是那些著名人物，比方说曹操？
答：我始终认为客观、公正才是写史的灵魂。因此，最大程度忠于历史，最大程度探寻历史真相就是我希望做到的。受传统文化影响，在国人包括某些专家眼中，人物都是平面的，非黑即白；但在我的眼里，人物是立体的，我会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全面地写好这个人，既写他的优点，也会写他的缺点，不会根据个人的喜好刻意隐瞒什么，从而使读者真正立体地认识这个人物。比如曹操，受小说《三国演义》的影响，老百姓认为他是白脸的奸臣，对他口诛笔伐，认为他罪该万死；而现代的某些专家有替他翻案的趋势，认为他是英雄，还有人认为他很可爱。在我看来，这些都不是观察历史的方法。在我的笔下，曹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他既是政治家、军事家，也是权谋家、厚黑学高手；他既爱惜人才，也是个杀人屠夫，总之，他亦正亦邪。我认为这就是历史的真相，也是历史的本质。
问：那诸葛亮呢？
答：人们对诸葛亮的评价向来也是走极端。《三国演义》将他神话，但某些专家却刻意将他丑化，说他是个虚伪的人、野心家等。在我的笔下，诸葛亮是个政治家、军事家、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但他不是一个超一流的军事家，所以他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
问：除了写战争，你好像还写了其他一些东西？
答：我认为，一本书如果是虚构的，读者肯定希望故事精彩；如果是纪实的，读者就希望了解更多的信息和知识。因此，写三国，除了写权谋、战争，我尽量把我所知道的三国文化、制度、风俗、经济等知识介绍给大家。事实上，三国时代有着非常光辉灿烂的文化，比如建安七子、魏晋风骨，医学成就，等等。一句话，权谋和战争是三国的主旋律，但不是三国的全部。
问：听说你有个观点是三国没有英雄人物？
答：纠正一点，不是三国没有英雄人物，而是三国没有特别突出的、超一流的英雄人物。如果我们把人物分为超一流、一流、二流、三流的话，你可以发现，三国缺的就是超一流的人物。在我看来，超一流的人物是能改变历史走向的，因为三国中没有这样的人物，所以会出现三国鼎立的局面，谁也吃不掉谁。
问：那么，在你的笔下，没有超一流英雄人物的三国故事是不是不精彩了？
答：当然不是，恰恰相反，三国虽然没有超一流的人物，但也是人才辈出、灿若星辰。正因为大家都不是平庸之辈且旗鼓相当，斗起来才更加紧张、激烈、悬念不断，这也是三国的魅力所在。
问：对刘备、孙权等人你有什么不同的观点？
答：当然会有一些自己的看法，现在还是留一点儿悬念吧。
问：最后你想说什么？
答：历史本身是很精彩的，如果通过我的努力能让大家觉得这本书物有所值从而喜欢三国，喜欢历史，那就是我最高兴的事情了。
1
真实的历史往往比文字更精彩。
东汉的灭亡之路是从两个极品皇帝——汉桓帝和汉灵帝开始的。汉桓帝刘志在位期间，好事没干几件，工作基本都在梦游，但坏事却做了一火车——宠信宦官、搞政治运动打击士人（即著名的“党锢之祸”），穷奢极欲、五毒俱全，搞得民怨沸腾，真的很极品。
在他驾崩后（167年），又一位比他更混蛋、更极品的皇帝闪亮登场了，他就是汉灵帝刘宏。所有的极品皇帝都是相似的，汉桓帝干过的那些破事儿，比如娱乐、斗争、搞政治运动，他基本都干过，而且因为他干得更荒唐、更无耻、更流氓，所以他的名气也更大，可谓是极品中的极品，千年一遇。
东汉的政治势力一共分为三派：宦官、外戚和士人。严格地说，宦官属于皇帝一派，由于他们常常帮助皇帝夺权，因此，在皇帝大人眼里，他们是同志加兄弟。所以，斗争的结果通常是宦官、皇帝获胜，外戚完蛋，士人靠边站。比如汉桓帝联合“五侯”（五个极品宦官），先是斗垮了外戚梁冀，然后斗垮了士人，最终自己掌权。
有文化的人被晾在一边了，那就让没文化的人上，于是宦官上台了。
汉末除了皇帝带头乱搞外，还有宦官。汉桓帝宠信宦官，汉灵帝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这家伙打破中常侍一般只有四人的常规编制，一口气突击提拔了十二个宦官，号称“十常侍”。
所谓的常侍，就是中常侍，通俗地讲，就是皇帝的秘书。可别小看这些人，他们不仅管皇帝的生活，还管国家大事。由于皇帝不大理事，这个职位的实权大体相当于丞相，很牛气的，其中的两只领头羊张让和赵忠更是不得了，一个混成了皇帝他爹，一个混成了皇帝他娘。
严格地说，汉末掌权的宦官已经不是人，而是“人妖”。所谓“人妖”，似人似妖，在皇帝面前是人，在皇帝背后是妖，而是妖怪就要吃人的。这么说吧，这些直起了腰杆的“人妖”除了自己掌权，还安排亲友团成员到各地做官，一起祸害国家。
一个妖怪已经够受的了，十二个妖怪一起兴风作浪，还让不让人活？都乱套了，可更乱的还在后面。
汉末以后的年份是比较诡异的，除了宦官爱折腾外，老天爷也爱时不时出来凑热闹，什么地震、水灾、旱灾、蝗灾、瘟疫、冰雹……怕什么，来什么，品种齐全、花样繁多，数都数不过来。比如史书记载豫州灾后的情况是“饥民死者四五”，而冀州的情况只比豫州多两个字——尤甚。
尤甚，尤甚，真是要命。天灾加人祸，双重打击一块儿上，谁受得了？
老百姓活不下去，怎么办？
造反！
一切改变从184年开始。
2
184年，那个能让汉灵帝做噩梦的人出现了，叫张角。
对于许多人来说，张角是一个神秘人物。之所以神秘，是因为他以前没名气，而且从事的是特殊工作——传教。以前没名气，没关系；搞出动静来，自然就有名气了。
其实，张角出道已经有好多年了，早在汉灵帝建宁年间（168—172），张角就和两个弟弟张梁、张宝一起开始了传教活动。他获得道士于吉传授的《太平清领书》（《太平经》），自己琢磨了一番，终于开发出了拥有独家知识产权的宗教新品种——太平道。
张角具体的活动区域是冀州（今河北衡水）一带。之所以选择冀州，是因为那里是重灾区，拉人头容易。咱们中国人平时不信神，但遇到躲不过去的大灾大难，往往不问青红皂白，什么都信，包括像牛鬼蛇神一类的冒牌货，也能大行其道。也难怪，人解决不了的问题，交给神仙总是没错的。
张角是个多面手，不仅会理论研究、宣传策划（传道），还会一点儿医术。其实，道家本身也是把行医作为第二产业在搞，因为他们追求长生不老，期望最后能羽化成仙。
张角的医术怎么样不好说，但他的名号足够响亮——大贤良师。后来举事时，他的名号更加生猛，号称“天公将军”，而他的两个弟弟张宝、张梁则分别号称“地公将军”和“人公将军”，听上去实在很威风。当然，这些荣誉称号都是他们自己封的，不用花钱买。
我是天公将军，皇帝不过是天子，谁大？！由此看来，要办大事，面子很重要。
张角治病的方法的确别具一格。治病之前，他先对病人进行心理辅导，叫病人坦白一点儿个人隐私，比如自己以前都干过什么对不起政府、对不起人民之类的坏事，然后再施展法术，嘴里念出一大堆只有外星人听得懂的咒语为患者消灾除难。这就是传说中的心理疗法，玩的就是神秘。除此之外，还有药物疗法。不过，张角开出的药方既简单又神秘，就是符水（神水）。据说不少群众饮用过后，感觉还相当不错（应该是心理作用）。不开刀、不住院、不用送红包，喝一碗符水就能药到病除，真是太神奇了。
创造奇迹的就是神医，不，是活神仙，事实上，张角一直被当做活神仙崇拜的。这样好的组织，就是挤破头也得加入啊。
除了传播教义，张角还组织群众搞政治理论学习。其实，张角成立太平道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弘扬什么宗教文化，而是为了政治。行医也罢，传道也罢，都是假的，一个幌子而已，因为搞地下工作，披一件合法的外衣很重要。
很快太平道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由于加盟的人太多，许多人抛弃财产，也要追随“大贤良师”，由此也造成了两大严重后果：一是交通堵塞（流移奔赴，填塞道路）；二是安全事故频发。据史书记载，还没见到心目中的偶像，病死的人居然就有一万余人（未致病死者亦有万数）。都说现在的“粉丝”疯狂，可和古代的那些“追星族”相比，那热情可是小巫见大巫，“大贤良师”的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十余年间，张角苦心经营的太平道影响力一下子席卷大半个中国。这样说吧，东汉只有13个州，它就占据了8个州，信徒高达数十万之众，外围“粉丝”更是不计其数。
为了方便工作的开展，张角开始对组织实行规范化管理，他把信徒按地区分为36个方（片区），小方有六七千人，大方有一万余人，分别派出片区经理（渠帅）进行管理。
做得如此有板有眼，就是傻瓜也明白张角想干什么。但奇怪的是，张角出道那么多年，事业做得风风火火，却没人说它是邪教组织，也没见人来找他的麻烦，真是相当的怪异。
张角的确是一个狠角色，不光理论宣传做得好，统战工作也做得相当到位。太平道中除了一般的信教群众，不少政府公务员都被他挖了过去，成为秘密会员。更让人叫绝的是，他不光发展一般的地方官，连中央也有人，而且是重量级选手，他们是中常侍封谞、徐奉。呵呵，也就是说，皇帝的秘书被发展成卧底了，也不知道张角给人家灌了什么迷魂汤。不管怎样，这两位算是跳上“贼船”了。走上那条路，就不能回头了。不管红道、黑道，只能一直往前走了！
3
其实，造反这样的工作就和做生意差不多，开业之前，一般都要翻翻历书，挑一个黄道吉日，以求开张大吉、财源广进，张角也不例外。他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推算出一个吉利的日子：甲子年甲子日（184年农历三月初五）。我坚信，那一定是一个好日子。但有时候，迷信的东西也不那么靠谱。
选好了日子，还得有行动。为了让大家认准目标，他拿出今日小商小贩贴小广告的精神，特意让人在各地的官府衙门上用石灰写上“甲子”两个字作为标记。好在那时没有城管，即使你乱写乱画，污染环境，也没人管。
离预定举事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张角开始加紧准备。他派出一个叫马元义的大方渠帅，先是联络荆州、扬州的信徒，让他们到冀州的魏郡会合。紧接着，马元义又马不停蹄地赶到洛阳，联络京城的两位重量级人物——封谞和徐奉，让他们做好准备，来个里应外合，共同迎接美好的新生活。
一切看上去都很完美。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但出乎张角意料的是，东风没等到，迎面刮来一阵冷风——出叛徒了！一个叫唐周的信徒向朝廷告了密，检举张角的“不轨行为”。这时，离起义只有一个月时间了，时间紧迫，对于起义军而言是如此，对于朝廷而言更是如此。
原来真有人要造反啊，汉灵帝刘宏不由得惊出了一身冷汗，忙不迭地使出三招：首先，把马元义抓起来，车裂（五马分尸）；其次，派人去冀州捉拿张角；最后，拉网式清查公务员中信仰太平道的官员。他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好家伙，公务员队伍中竟然有一千多个意志不坚定分子。
皇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老子花钱养你们，还吃里爬外，怎么吃的怎么加倍给我吐出来——全部处死！看来搞政治投机就像是买彩票，风险极高，稍微选号不准，就会血本无归。
皇帝已经磨刀霍霍，张角被逼到了墙角，他意识到自己再也不能等了，于是派人连夜通知各地，不必等那个好日子了，立即行动！一时间，各地几十万人一起举事，加上跟风响应的，造反的人数多达百万人（算上随军家属）！
黄巾起义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了！而火山的岩浆足以吞噬一切！
危机！危机！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黄巾军，汉灵帝感到自己的背脊骨透出阵阵凉意。三月初三，汉灵帝任命大舅子何进为大将军，布置京师的防御，接着派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俊带兵四万迎战。
四万人去对阵一百万人，听上去和送死差不多，但事实恰恰相反。当时黄巾军的主力主要分为三支：张角三兄弟所领导的黄巾军在冀州活动，波才、彭脱领导的黄巾军在颍川（河南禹州一带），张曼成领导的南方黄巾军在宛城。这三部分起义军分别从东、南、北三方向洛阳进发，准备抄汉朝的老底。
一开始，趁朝廷手忙脚乱之际，黄巾军攻占了很多地盘，但开局很梦幻，结局很凄惨，这大概是多数农民起义军的宿命吧，有时你不得不信。而且黄巾军的战斗力是所有大规模农民起义军中最差劲儿的。
对朝廷而言，目前威胁最大的不是张角，而是颍川的波才，因为颍川离洛阳最近，波才的队伍能力最突出，而且表现最积极，任其发展，要是让皇帝大人睡不好觉，那大家都别想混了。所以，先解决波才，解除京师的直接威胁再说。
到了颍川，皇甫嵩和朱俊开始分兵，由朱俊和波才面对面会战。但朱俊并没有取得意料之中的开门红，而是失败。看来，波才也是个人物啊。
朱俊首战失利，连皇甫嵩也受到影响，在长社（河南长葛县）被波才包围。农民军人多势众、气势正盛，皇甫嵩闭门不出，他在等待战机。
由于条件限制，黄巾军只能野外宿营，睡觉也没有军用帐篷，只能用野草扎几个凑合着用。这是个小小的纰漏，却被最不应该发现的人发现了，这个人就是皇甫嵩。事实证明，皇甫嵩不愧是汉末名将，他在这方面有过人的眼光。
到晚上，战机就来了。到了深夜（应该是黄巾军睡得正香的时候），皇甫嵩派一部分士兵偷偷进入对方军营放火，然后自己趁机带着人马杀过去，大家里应外合。
火攻，应该是三国时期最经典、最实用的战术，三国时期的三大战役——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和夷陵之战，都是靠火攻一锤定音的。
黄巾军猝不及防，大败。真是祸不单行，这时朝廷又给皇甫嵩派来了一支生力军。带队的骑都尉当时不咋有名，但后来却威名赫赫，直到现在都是妇孺皆知的人物，他就是曹操。
现在仔细想来，黄巾军有点像蜡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皇甫嵩和黄巾军这么一交手，立即被照亮了，成为名将，曹操、刘备、孙坚原本没啥名气，也借黄巾军的光大踏步地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曹操可能是这个世界上争议最大的人物之一了，关于这位老兄的是是非非，大家争来争去一两千年，口水战也打了一两千年，直到现在都没结果。
踩他的人是多数派，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如此。他们对曹操的认识来自于那部伟大的小说《三国演义》。在那本书里，关于曹操的黑材料应有尽有，从杀人放火、玩阴谋诡计到玩弄女性，从生理问题（长得丑）到心理变态啥也不缺，这使得曹操俨然成为人渣中的人渣，反面中的反面，浑身上下没有一个闪光点。最终，曹操光荣地成为板上钉钉的反面一号。后来小说被搬到戏台上，他也一直是标准的白脸（奸臣）形象，“光辉”了这么多年，也让人唾骂了这么多年，怎么也洗不掉。
挺他的人，过去是少数派，现在被称为“精英派”。这些人虽然不是多数派，但素质很高（至少他们自己是这么认为的），名气也很大，动不动还挂着什么作家、教授、专家等耀眼的头衔。他们写书、开讲座，语不惊人死不休，影响很大，大有为曹操平反昭雪之势。我想，九泉之下的曹操若知千余年后还有这么多高素质的“粉丝”在为他个人的名誉问题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喊，想必也会感动得热泪盈眶吧。
曹操是一个让我纠结很久的人物。想了许久，我终于理出一些头绪来，认为一切纠纷产生的原因就只有四个字——思维方式。以国人的标准，凡事非红即黑，非黑即红，对错泾渭分明。比如，刘备一定是仁厚的长者，诸葛亮一定是智慧的化身。他们都是正面人物，形象极其高大光辉。其实，他们也有缺点，但如果你敢说他们半个不字，口水都得淹死你；相对而言，同一时代的曹操要想上红榜，估计是不可能的了——这位老兄在世时，正事干过，好事干过，但干的坏事也够一火车了。
但人是复杂的，复杂的人怎么能用简单的标准来评判呢？前些年，我看到一位专家的文章。这位专家应该是一位标准的挺曹派，但就是这位铁杆“曹粉”，竟然也对曹操的某些所作所为看不惯。他的理由竟然是曹操曾经镇压过黄巾起义，说“这是孟德人生的一大污点，本人深表遗憾”。
专家满篇阶级斗争的高论，本人实在是不敢苟同。假如你是曹操，朝廷派你去打仗，你能不去吗？指望古人有现代人的思想境界，那怎么可能？这是典型的以今人的眼光评判古人的做法，是比较滑稽的。
据说在某些精英眼里，诸葛亮鞠躬尽瘁治理蜀汉、北伐中原也不是英雄，因为他抗拒魏国的统治，人为制造国家分裂；岳飞抗击女真族（金朝）的入侵也不是民族英雄，因为女真族即后来的满族，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吴三桂也不是汉奸败类，因为他投奔的清朝最终统一了中国，这样看来，他不但不是汉奸，还是思想解放、意识超前的人，是晚生后辈们学习的榜样呢。好人被打倒，坏人都翻身了。无怪乎网友说，现在的专家不干正事，专门放屁。
曹操的做法，我不赞赏，但我理解；对于张角的做法，我赞赏，也理解——人都要饿死了，如果是我，也会想造反的。无论是曹操，还是皇甫嵩、张角，他们都做了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就这么简单。
关于曹操的是是非非，这么多年大家争来争去却没个结果，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现在就让我捅破它。许多年来，曹操之所以不断被人黑，那是因为他夺了汉王朝的江山，是逆臣贼子，历代的封建帝王当然不希望这样一个人被树立成学习的好榜样。所以，管他有影儿没影儿的事情尽管往他身上搁就是了，反正他是大坏蛋，多泼一点污水也无所谓，只要能够把他打造成反面典型。同样，刘备之所以是英雄形象，不断被人崇拜，即使他失败了，也总能赢得最多的同情。除了他为人的确比较仁厚外，更重要的是他有一面汉室后裔的金字招牌，这样的人当然得好好宣传宣传。
挺曹派主要出现在五四运动过后，精英们高举反封建的旗帜，凡是封建社会支持的他们都反对；凡是封建社会否定的他们都肯定。再加上曹操的本事的确很大，如果把他干的那些丑事蒙一块遮羞布，粉饰一番，那么他在大家心目中的形象就可以一下光彩照人起来。
其实，曹操是一个很复杂的人。首先，那种说他浑身一抹黑，坏得流油的说法肯定是不对的；其次，近代以来，那些一心一意为他平反、称呼他为英雄的做法更不靠谱。但是，说曹操是好人那也肯定是不对的，全天下没有一个好人能夺取江山，哪怕半壁江山也不可能。何况曹操的确心很黑、手很辣，干了大量为后人所不齿的事情。比如屠城这样的流血事件他就搞了8次：193年攻徐州，屠城十余座；195年破张绣，屠雍城；198年屠彭城；204年征讨袁尚，屠邺城；207年征讨乌丸，屠柳城；214年曹操的连襟、心腹大将夏侯渊血洗枹罕；215年攻河池，大开杀戒；219年曹仁血洗宛城。这还不包括204年2月曹操下令坑杀袁绍降军七八万人这件事。
几十万、上百万的人被他杀掉，他连眼睛都不眨一下，真是太残忍了、太黑了！如此一来，所谓的英雄从何而来？所谓可爱的奸雄，可爱从何而来？如果说这样的人也算是英雄好汉的话，估计他自己也不会相信。奇怪的是，许多文人却相信了，而且比曹操还着急上火，一心一意为他鸣冤。
真实的曹操亦正亦邪，是拥有多面人性的复杂人物：从政治角度看，他是政治家；从道德角度讲，他是一个奸臣；从军事角度讲，他是军事家，是英雄。这样的结论可能会令很多人失望，却是事实。是人就会很复杂，包括你、我、他。
曹操很复杂，我们却想当然地认为他很简单，想以简单的标准来衡量，怎么可能？还是东汉末年著名的人物评论家许劭先生用词最精炼，他只用了两个字“奸雄”就概括了曹操的一生。所谓的奸雄，就是又奸又雄，大奸大雄。人有时是很好的，有时也是很坏的，所谓可爱的奸雄，那纯属胡扯。
这两个字足以给他定论，从他以后的表现来看，他获得这样的荣誉称号也是实至名归，不冤枉。不用翻案了，这是事实，也是历史。
在我看来，如果一定细分的话，曹操有两副面孔：酸枣会盟前，他是治世之能臣；迎接汉献帝后他是乱世之奸雄。他的能臣之名也是自己挣来的；他的奸雄之名也是自己挣来的。如此复杂，如此矛盾统一，这就是曹操。
在成为奸雄之前，他是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后，他是奸雄。亦正亦邪，亦奸亦雄，这就是他的黑白人生，这就是历史告诉我们的真相。
如果有人问我，你是哪一派的？对曹操是厌恶还是喜欢？我的回答是，我既不是“曹粉”，也不是“曹黑”，我对曹操既不厌恶也不喜欢。如果你不满意，我换种方式表述也行，我既是挺曹派，又是倒曹派，我对曹操既厌恶又喜欢。如果以单纯的道德标准来衡量，那他更像一个坏人，如果以单纯的技术标准来评判，那他就是一个能人。我钦佩青年时代的曹操，我反感成年时代的曹操。我欣赏他的勇气和才能，讨厌他的奸诈与残忍。我欣赏作为诗人的曹操、作为军事家的曹操，却讨厌作为政治家的曹操，因为他虚伪。
这里我将依据史实，向大家展示一个全面、真实而又复杂的曹操——他的优点，他的缺点；他的功绩，他的过失。
曹操：字孟德
别名：吉利
小名：阿瞒
籍贯：沛国谯县
出生年月：桓帝永寿元年（155年）
民族：汉族
家庭成分：官宦
职业：军人、政治家
技术特长：作战、玩政治
性格特点：多疑
座右铭：宁我负人，毋人负我
业余爱好：写诗，且写得极好，三国第一
关于曹操的长相，正史上没说，有好事者根据史书上凡是品貌皆优人士（如刘备、诸葛亮、周瑜等）必然有所交代为由，倒推出曹操应该长得比较抱歉。而《三国演义》也说他长得比较对不起观众，如个子矮（身长七尺，约合现在的1.6米多一点）、眼睛小、胡子长等，总之，形象不佳。这样的人如果生在寻常百姓家，恐怕连工作都难找，媳妇都难讨。但那是小说为了丑化他而做的描写，没有得到官方确认，不好作数的。据2009年河南安阳发掘的曹操高陵墓显示，长眠于地下的魏武帝已经被盗墓者从墓葬后室拖到了前室，甚至连脸部都被残忍地砍去，即使用现代科技也无法复原他的庐山真面目了。曹操的容貌从此成为历史疑团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了。
正史虽然上没说曹操的长相，野史中对他的相貌倒是有一句评价，说他“姿貌短小，而神明英发”。也就是说，曹操虽然个子不高，形象不敢恭维，但气质绝对一流。事实上，曹操对自己的长相似乎也是不怎么自信的。比如革命成功后，匈奴使者前来拜谒，曹操为树立魏王在兄弟民族中的良好形象，特意派形象、气质俱佳的崔琰客串一下领导，自己则站在旁边充当侍卫。接见完毕，曹操派人询问使者对魏王的感觉。还是这个使者识货，他点评说：“那个冒牌货（崔琰）虽然气度不凡；然而，床（注：古时一种坐具）头上拿刀的那个警卫员才是真英雄啊”。（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
哎呀，原想耍点小聪明的，但曝光了就不好玩了。泱泱大国，诚信为本，没想到堂堂魏王居然有自卑心理，而且带头使用假冒伪劣来忽悠观众，真没意思。不光使者觉得没意思，连曹操也觉得没意思。所以，他在听取了使者的意见反馈后，立即作出自己的反应——派人去追杀使者。曹操这么做就不厚道了，人家使者说得在理，王者气质岂是凡夫俗子所能模仿得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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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的个人简历比较清楚，但还有些复杂的地方，比如他的家庭背景。
曹操的父亲叫曹嵩，被汉桓帝时期的大红人曹腾收为养子。曹腾是宦官，而且是个很能混的宦官。汉顺帝即位后，他升为中常侍，后因策划迎立汉桓帝有功，被封为费亭侯，升为皇后宫的主管（大长秋），朝会时位置仅在总理（三公）之下（加位特进）。
作为皇帝身边的大红人，难免要显摆显摆，但难能可贵的是，曹腾本人却极低调。但在我看来，他所谓的低调，也就是滑头。曹腾在宫中工作三十多年，处处小心，也没什么把柄落在别人手上。此外，他还很注意尊敬领导、团结同事（宦官），和朝廷其他门派（比如士人）的关系也不错。因此，尽管士人和宦官两派高手势不两立，斗得你死我活的，但大家都不把他当敌人，也没有谁为难他，他也乐得在桥上看风景，成为官场的“不倒翁”。
此外，作为宦官中的成功人士，他还爱时不时地做点好人好事，推荐许多名人出来做官。这么会来事的人，自然会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历经了宫廷的腥风血雨，能做到这个份儿上不容易啊。
魏明帝曹睿即位后，曹腾被尊为高皇帝。在中国历史上，宦官何止千千万，当权者得到的各种荣誉称号更是让人眼花缭乱，但不管宦官地位多高，最大的也不过九千岁（比如魏忠贤），而被正式授予正统王朝皇帝称号的宦官，仅曹腾一人。可见，作为宦官，曹腾算是做到登峰造极了。
由于有这么精明能干的干爹罩着，因此，曹嵩不必像一般的社会青年那样担心自己的就业问题和前途问题，因为有大把好工作等着他去挑呢。唯一有问题的就是他的出身比较复杂，就连权威的《三国志》也表示搞不懂（莫能审其生出本末）。从古至今，关于曹嵩姓氏的争论从没有间断过。争论的焦点是，曹嵩到底姓曹，还是姓夏侯，双方引经据典，各执一词，都有充足的理由，但都不能完全驳倒对方，结果是谁也说服不了谁。
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曹嵩原本姓夏侯。曹嵩的父亲原本叫夏侯睿，曾经干过南阳县令，因为官清廉，以致家境贫困，后因官场派系斗争被罢官。后来，妻子颜氏生下夏侯嵩，因抚养困难，只好留下长子夏侯巍，把夏侯嵩送给了朝中大宦官曹腾收养，于是夏侯嵩改名为曹嵩。后来，曹丕即位，据说还追赠夏侯睿为“魏始祖”。
这个看似有鼻子有眼的说法遭到了许多人的反驳。有人认为曹嵩本来就姓曹，因为他是曹腾的侄子。更有力的佐证是曹家和夏侯家世代通婚。之前的不说了，就拿曹操来说，他和夏侯惇就是儿女亲家——曹操的女儿清河公主嫁给了夏侯惇的儿子夏侯楙；曹操的侄女嫁给了夏侯渊的长子夏侯衡；曹真之妹嫁给夏侯渊的侄儿夏侯尚。曹操如果姓夏侯，和夏侯惇是堂兄弟关系的话，这种事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因为这违反了同姓、同族不婚的原则。曹操人品再差，也不至于搞近亲联姻，而且曹操在其《家传》中也自称是“曹叔振铎之后”。
许多“曹粉”认为，夏侯家和曹家是世代的姻亲这一点恰恰说明曹操不可能是夏侯家的后代。而曹腾家有四兄弟，由于要继承一大笔家产和爵位，按肥水不流外人田的传统，曹腾也可能挑自家兄弟的儿子做干儿子啊，所以，曹嵩极有可能是曹腾的侄儿。
许多“曹黑”认为，曹操之所以不乐意承认自己姓夏侯，是想借重曹家先祖——西汉的开国功臣、第二任相国曹参的名声；而“曹粉”则认为，夏侯家和曹家一样，都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夏侯家的祖先也很大牌，为汉朝的开国功臣夏侯婴，曹操没必要隐瞒什么。
“曹黑”还认为，如果曹操真的姓曹，那么曹操的曾祖父叫曹节，曹操有个女儿也叫曹节，还成了汉献帝的皇后。难道多才多艺的曹操会犯如此低级错误，连女儿的名字都不会取了？许多“曹粉”则反驳说，曹操的曾祖父应该叫曹萌，字元伟，而不叫曹节。因为“节”的繁体字写作“節”，与“萌”字形相近，史书写错也是有可能的。
争来争去，没个定论。虽然我不是“曹粉”，也不是“曹黑”，虽然野史言之凿凿，但我仍然坚定地认为：曹操本来就姓曹。曹操姓曹，而曹家、夏侯两家的关系的确好得没话说，不是一般化的亲，不是一般化的铁，而是亲上加亲，铁上加铁。比如，夏侯渊和曹操就是连襟关系。在后来的征战中，作为曹家的姻亲，夏侯家的人的确表现得相当卖力，夏侯渊甚至把头颅都抛在了革命征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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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曹腾、曹嵩在朝廷吃得开，曹氏家族也跟着沾光走上了幸福的康庄大道——曹嵩的弟弟曹褒官至颍川太守，曹褒的儿子曹炽官至侍中、长水校尉，曹腾另一个堂侄曹鼎（曹洪的伯父）官至尚书令（中央办公厅主任）。
亲人都如此风光，曹嵩就更不用说了，他很快当上了实力派的司隶校尉。汉灵帝时，他又当上了油水十足的大司农（农业财政部长）、大鸿胪，并最终位列九卿（内阁部长），成了响当当的中央干部。
能走到这一步，也算是事业有成了。但追求是无止境的，估计是部长当腻了，不久，曹嵩又将目光瞄准了三公。东汉名义上实行三公九卿制度，所谓的三公，指太尉、司徒和司空，相当于国家的正副总理，其中太尉主天，是老大。其实在东汉，真正掌握实权的却是尚书台。
这里要说一下东汉的政府构成：在东汉，皇帝是国家元首，中央政府机构实际上由两套人马组成，即在皇宫上班的内朝官和在宫外上班的外朝官。外朝官就是前面介绍过的三公九卿，而内朝官由中央办公厅（尚书台）的秘书（尚书）、各种名号的将军（如大将军、骠骑将军、前后左右将军等）以及皇帝身边的近臣如侍郎、常侍、侍中、议郎等构成，相当于内阁，管决策，而三公九卿只能管执行。一句话，内朝官有权，外朝官没权。这里还要特别说明一点，东汉末年，宦官控制朝政，国家权力又转移到了宦官手上。
三公虽无实权，但曹嵩对三公职位却无限向往。好在思想开放的一代昏君汉灵帝及时创设西园卖官（178年开始），解决了曹嵩的这一烦恼。
东汉官员的品级不是按一品、二品、三品、四品这样的顺序分类，更不是按现在公务员的一级、二级、三级这样分类，他们的品级是和年薪挂钩的，从最低的百石（石，古代容量单位，汉代的一石相当于现在的13.5千克）到最高的万石，大约分为17级，称为“若干石”。比方说，乡村干部的年薪是百石，太守是二千石，刺史是六百石，州牧是二千石，九卿（内阁部长）是中二千石，而大将军、三公级别最高，号称“万石公”。
汉灵帝的西园卖官实行明码标价，基本行情是一石一万钱，这样算下来，二千石的太守就是二千万钱，一千石的县令则为一千万钱。总之，一切按市场规律办事，不管你的家庭出身、文化程度、政治面貌、个人形象、业务技能如何，金钱面前人人平等。
东汉通行五铢钱，一枚就是一钱。我根据资料折算了一下，以购买力来看，东汉的一钱大约相当于现在的0.5元。因此，折算下来，当时的人如果想当太守就需要花1000万人民币，想当大县县令需要500万元，想当小县县长需要200万元。这真是一个好方法，让金钱说话，谁也没话说。
为了充分表达对领导西园卖官事业的衷心支持，也为了表达自己对太尉职务的一往情深，曹嵩充分发扬了大无畏的贪污犯及马屁精精神，抛出惊天大手笔——出一亿钱，而且是一口价！他的价码一出来，所有人都大吃一惊——曹嵩太舍得了。要知道，那时的市场行情是地方官比朝官吃香。由于地方官油水多，属于抢手货，最受广大消费者的欢迎，故实行溢价销售；而朝官由于不直接和百姓打交道，没什么油水，属于清水衙门，常常打折搞促销。比如九卿的价码理论上应该是二千万钱的，但推出的市场促销价也不过区区五百万钱（折合人民币250万元）；而三公的情形也好不到哪里去，其挂牌价也只有一千万钱（折合人民币500万元）。也就是说，如果你既有钱，又想进军政坛，那你只需要支付一千万钱就可以圆一次总理梦，实在是相当的实惠。
为什么三公只值这个价？因为没权。前面说过，汉末的朝政大权都集中宦官在手里，三公有名无实，是中看不中用的政治花瓶，因此，哪怕你投入再大，到手的也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而曹嵩的报价是一亿钱，大体相当于现在的5000万人民币，真是下了血本。
东汉公务员的待遇、级别都是以年薪来计的，称为年俸。实际情况是按月发放，而且政府为广大公务员考虑得还很周到，俸禄为一半现金，一半粮食，所谓“半钱半谷”，连物价因素也考虑进去了，即使遇到通货膨胀也不怕。
但东汉的皇帝是比较抠门的，那时也不兴高薪养廉，公务员的工资是很低的，以中二千石级别的九卿为例，他们每月的工资是九千钱，外加72斛大米，相当于现在每月八九千元人民币，放到现在，也就是企业中层管理干部的工资水平。堂堂中央部长日理万机，就拿这么点儿薪水，的确不高。万户人口以上的大县县令的年俸为一千石，实际每月到手的工资是四千钱，外加大米21斛。这样算来，县太爷的月收入相当于现在3000多元人民币，也就是现在一个普通员工的收入。县令尚且如此，其他小地方的公务员更不用说了，工作相当具体，薪水相当迷你，如此条件还要艰苦奋斗，实在难为他们了。
而且，相比朝官，东汉的地方官是比较可怜的，朝官逢年过节还有红包（皇帝赏赐）拿，而二千石以下的低级官员除了死工资，什么年终奖、全勤奖、绩效工资、福利待遇通通没有。如果平时不收受红包，搞点贪污受贿，就凭这点工资，别说买车买房，恐怕养家糊口都成问题。
当然，职务越高，收入越高，高薪阶层也是有的，比如三公号称“万石”，每月只有350斛谷米。按现在的物价水平，也就是月薪2万元，但在那个时候已经是很牛气的了。如果加上节假日皇帝的赏赐以及各种灰色收入（这就不明说了吧），应该相当凑合吧。凑合？那看怎么比，如果这官是花钱买的，那就相当不凑合了。
好了，现在让我们回头做一道简单的数学题：曹嵩投资5000万元，一年的收益回报（年薪）是20多万元，请问，正常情况下，曹嵩要收回投资需要多少年？正确答案是200年！还凑合吗？当然不。好在曹家老底子厚实，不用贷款不用按揭，否则他就是把棺材板卖了都不够啊。
花5000万元买一个空头总理，曹嵩真的是疯了。要知道，在那个时代是没有银行、支票和信用卡的，通行的货币为四出五铢、黄金和丝绸，曹嵩要支付的买官款是天文数字般的一亿钱。我估算了一下，如果用四出五铢（汉灵帝时期发行的五铢钱名为“四出五铢”，又名“四出文钱”）支付，保守估计也有36万千克（一枚四出五铢重量在3.6～4克之间），约合360吨！即使全部采用黄金支付，也要5000千克，东汉的一斤大约相当于现在的500克左右，所以，曹嵩需要孝敬皇帝大约2.5吨黄金，马都要累死几匹！曹嵩真是有钱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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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嵩出手就一掷千金，如此阔绰，连见多识广的皇帝也被这气派震惊了，在震惊之后却是感动。能不感动吗？原本卖价一元钱的土豆，如果有人问你“十元，卖不卖”，是你也得感动啊。
这年月，如此稀缺的大傻帽儿就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啊。但汉灵帝也面临一个小小的程序性问题——太尉的位置上已经有人了，叫崔烈，而且人家的官位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是拿真金白银买的，只不过出手寒碜了点，只有五百万钱。当然他也不是一步到位，而是先当了司徒，因为表现好，才当上的太尉。
皇帝左右为难：由于曹嵩对名位的感情实在太深，他如此舍得，自然是非太尉不要；而要把崔烈活生生地挤下去，多不好意思啊。但从经济效益角度讲，曹嵩显然更有诚意。
曹嵩是古今第一官迷，与之遥相呼应的汉灵帝是古今第一财迷，在这方面，两人是不缺共同语言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挣扎，汉灵帝最后决定本着“竞争上岗、能者多劳”的卖官宗旨，管他是崔烈还是崔狗，钱多者胜出！于是，中平四年十一月，曹嵩终于如愿以偿地当上了朝思暮想的太尉。皇帝发了大财，曹嵩也实实在在过了一把官瘾，双方实现了双赢。
但不幸的是，曹嵩的官瘾还没过多长时间，就不得不中断了。因为到第二年的四月，他就不幸下课了。满打满算，他在职时间不过半年，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一亿钱，高消费半年，就被皇帝给撸下来了，真是太倒霉了。不过，也不能怪皇帝不仗义，东汉的三公原本就最难当，尤其汉灵帝还是个典型的认钱不认人的主儿。在他眼中，各级官位，管他是县令还是三公，都是发家致富的摇钱树，放着这么一大笔资源不好好开发再利用，那是大傻帽儿。一个空头总理的印把子就可以在市场上卖出天价，换起来也不麻烦，如此一本万利的买卖，不干是傻蛋。再说，那时也没有消费者协会帮助打假维权，皇帝大人订立的霸王条款，你不服都不行。
当了一次冤大头，曹嵩似乎亏大了。也未必，一向精明得脑袋冒烟儿的曹嵩怎么会做亏本的买卖呢？失去的金钱他会施展“吸金大法”加倍捞回来的。至于他施展了何种法术又如何捞钱的，史书上没说，我们也不能妄加猜测，只知道后来他被陶谦派人干掉时，随身财宝就装满了百余车！这就是他这么多年辛勤劳动的最终成果，你说他是亏了还是赚了？
对于曹嵩来说，除了赚钱，还有一样东西比金钱还值钱，那就是他的儿子曹操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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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小时候非常机警聪明，但他却不把这种聪明才智用在学习上，而是成天吊儿郎当、东游西荡，而且不服管。按今天的标准来看，曹操是个典型的问题孩子。即使长大了一点，这些坏毛病也没多大的改观，他依然和一般的街头小混混没啥区别。但不同的是，街头的小混混除了偷鸡摸狗、调戏妇女外，是玩不出多大名堂的，但曹操就不一样了，他除了有一个了不起的爷爷，还有一个了不起的父亲，有这样深厚的家庭背景，想不嚣张都难啊。
但曹操的恶劣品行还是让有些人看不惯的，比如他的叔叔。为了挽救这个桀骜不驯的问题孩子，他常常自告奋勇地跑到曹嵩那儿去告状。告状起了多大作用不清楚（以曹操同学的一贯表现来看，估计接受点家庭暴力是免不了的），但副作用却极为明显——曹操很讨厌这个叔叔，两人关系一直很紧张。也难怪，自古以来，打小报告的人都被归为叛徒、间谍一类，都是不受欢迎的。于是，曹操决定给叔叔一点颜色瞧瞧。武力对抗是万万不敢的，但其他的歪脑筋还是可以试试的。他用的法子是装病——抽风而且配以痛苦不堪的特写镜头。
侄儿抽风，热心肠的叔叔当然会赶紧去告诉曹嵩。但曹嵩赶到时，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曹操同学活蹦乱跳，哪里像个病人的模样？待曹嵩问起，曹操先发制人，一脸无辜地说：“我没事啊，叔叔不喜欢我，他才巴不得我抽风呢。”俗话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曹嵩原本就对弟弟经常告状有些不以为然，这下他再也不相信弟弟的话了。曹操的反间计获得成功！这样看来，曹操还极有表演天赋呢。
其实，早在曹操十岁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胆子特大的人了。有一次，他在老家的涡河里游泳，不巧遇上一条蛟龙（有人说是鳄鱼，我认为应该是水蛇一类的东西）。此时，曹操显示出了过人的胆量，不但不逃跑，反而主动出击，与蛇共舞。水蛇眼见讨不到什么便宜，只好溜走了。
曹嵩拜曹腾为干爹后，曹操也和父亲一起搬到京师洛阳，开始过上了城里人的幸福生活。后来，曹操和袁绍认识了，两人逐渐成为要好的朋友。当然，要指望两个纨绔子弟在一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是不可能的，搞点恶作剧倒是蛮在行。有一次，曹操同袁绍一起去观看别人的婚礼，看着人家热闹，两人也想帮着添把火——将新娘子抢走！这么做不图别的，就为刺激，娱乐一把。
这可是高难度任务，要知道，抢人老婆、坏人好事历来都是被人切齿痛恨的，何况参加婚礼的亲友团人数众多，要是被人家抓住了，喜剧就变成悲剧了。但天大的困难也难不住这两个机灵鬼。他们先溜到主人的花园中藏起来，等天黑尽了，就猛然放声大喊：“有贼，快抓贼啊！”
这一招声东击西效果果然不错，参加婚礼的人们纷纷从房内跑出来。曹操乘乱钻进房内，拿了把刀子就将新娘劫持出来。袁绍一看玩大了，那就赶紧跑吧。也许是做贼心虚，袁绍慌忙中掉进了带刺的灌木丛中，怎么也爬不出来。还是曹操脑瓜活络，急中生智大喊道：“小偷在这里！”这时袁绍也顾不得疼痛，从灌木丛中一跃而起……由此可见，曹操的胆略实在让人刮目相看。
综合那天晚上两人的表现来看，曹操胆大、灵活善变，当仁不让是首犯，而袁绍的表现实在不怎么样，也就是个从犯。但千万不要因此以为袁绍胆子不如曹操，那要看在什么时候。有段时间，曹操和袁绍为一些事情关系处得很僵，袁绍决定给曹操一点颜色看看。考虑到自己说又说不过、打又打不赢的实际情况，袁绍决定玩点阴的——派出杀手去完成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和我过不去，就让你吃飞刀！袁绍不愧是出身于四世三公之家的高干子弟，连思维方式也异于常人。刺客领命出发，从窗户外向曹操的房间甩出一把飞刀，结果扔低了。没关系，低了那咱就再补一刀，可这次又高了。怎么回事？原来曹操早已根据情况及时调整身体状态，趴在床席上，这才化险为夷。曹操有如此精准的算计，袁绍只有吐血的份儿。
小时候玩不过曹操也就罢了，更可气的是，长大成人后的袁绍还是玩不过诡计多端的曹操，实在让人郁闷之极，最后还是官渡之战帮他解脱了——从此倾家荡产、血本无归。曹操真是他的克星啊！
爷爷曹腾圆滑，老子曹嵩腐败，根据遗传学推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狗熊儿混蛋，儿子曹操也应该不是什么好鸟，从曹操小时候的表现来看也的确如此。
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按照曹操小时候的表现，成年后的曹操也应该没有什么大出息。如果你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成年后的曹操已经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他既是能臣、实干家，也是英雄，作风比较正派，方式也比较激进，要说什么政治野心，那简直就是没影儿的事情。
但正派并不意味着老实，曹操打小就是一个无比狡猾的人。自古以来，官场上混的老实人都是走不了多远的。个别能力特别拔尖的、运气又特别好的，能混到相当于丞相的位置上也就阿弥陀佛了，比如诸葛亮、鲁肃和荀彧。要想成就一番伟业，必须小时候是小滑头，长大是大滑头，老了还是老滑头，不然早就被同道中人给玩死了。人不但要有真本事，还得像泥鳅一样滑来滑去，才能在江湖中立足，不容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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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归正传，现在就说说曹操是怎样走上仕途的吧。由于曹操从小不务正业、诡谲奸诈，是个问题孩子，大一点又是个问题少年，长大后更是个问题青年，不爱死读书，也不爱读死书，太不符合时代潮流。因此，从小看大，他这个官二代（应该是官三代）除了吃喝玩乐，把家败光外，今后不会有多大出息。但也有人看好曹操，觉得假以时日，他一定是个栋梁之才。其实，以曹操的家庭背景，入朝为官那是小菜一碟。
在东汉，想当官容易吗？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说它困难其实很容易；说它容易其实很困难。这里就涉及东汉的选官制度。我国古代的选官制度经历了四个时期的变化：秦朝以前实行贵族世袭制，秦汉时期实行察举制，魏晋以后实行九品中正制，隋唐以后实行科举制。贵族世袭制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两个字：接班。老子是什么官爵，儿子今后接班还是什么官爵，一个金饭碗，世世代代传下去，慢慢吃利息。
进入隋朝，隋文帝开创了伟大的科举制，科举制简单地说就是考试制度。形式上有点类似于当今的公务员录用考试。想当公务员，光靠老子的身份就想吃白食，蒙一个官做是不行的，肚里没墨水更是不行的，无论阿猫阿狗，一切在考场上见，让成绩说话。
夹在当中的汉朝既不是世袭制也不是科举制，而是有自己的选官制度——察举制。察举制说白了就是推荐制。太守、州牧、九卿等二千石以上的高级领导干部看谁有才，看谁顺眼就把他作为孝廉或者茂才（即秀才）推荐给朝廷，经过上级考察合格后，就可以出来做官。
光忙着推荐别人，自家的孩子咋办？放心，这点朝廷早就为他们考虑好了。凡是任期满三年的高级领导干部（二千石）的公子哥儿可以走“绿色通道”自动获得晋级资格，连一般待定、考察程序都免了，这种人性化的照顾措施叫任子。
因此，像曹操这样的高干子弟完全可以在体制内沐浴着阳光雨露健康快乐地成长，然后坐上官场直通车，当个幸福的官二代、富二代，别人只有眼睛冒火的份儿。
虽说有优惠政策，但令人奇怪的是，曹操似乎并不想走“绿色通道”实现快速就业，成年后的他不再斗鸡遛狗，而是开始结交天下名流，因为他是个有远见的人。曹操明白，靠走后门得来的乌纱帽是没什么含金量的，也是为士人所鄙弃的。即使依靠任子当上了官，那些士人照样敢骂你这个关系户没文化。在这些人眼里，真正受大家尊重是经过正规途径（被人察举）步入仕途的官，其他的都是歪门邪道，不值一提。
曹操想得到大家的承认和尊重，但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的家庭成分不太好。在东汉，最受欢迎的是读书人（士人），最牛气的是世世代代靠读书做官的士族，像在当今社会广受欢迎的商人、大款、暴发户等，在当时虽说衣着光鲜，日子过得十分滋润，却被广大士人鄙视为没文化、没素质的下层人，不受欢迎。其余的像农民、雇工等群体，历来都是弱势群体，是被压迫的对象，要想出头那就更不容易。
东汉的士人虽然不掌权，但掌握舆论，他们瞧不起你，就是社会舆论瞧不起你，而曹操的短板就是出身不大好，不是书香门第不说，他父亲曹嵩拜宦官为干爹，就常常被人嘲笑，人前人后矮三分。虽然汉末的政权为宦官所掌握，但舆论却为进步的知识分子（士人）所掌握，这些士人普遍都有那么一点点道德洁癖，鄙视权贵。
有钱有势又怎样，小时候可以嚣张一点，长大了要想士人买账好像也不现实。因此，曹操多少是有点自卑的，所以，他需要通过结交天下名流来抬高自己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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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用人取士实行的是察举制，一个普通学子要想被领导看上的可能性跟买一张彩票就中千万大奖差不多。比方说，举孝廉，一个郡一年就一两个名额；举秀才更难，一个州一年才一个。那时实行的是州、郡、县三级行政管理体制，大体对应现在的省、市、县。也就是说，要想被举为孝廉，理论上你应该是郡里的第一名，相当于现在的市高考状元；如果想被举为秀才，你应该是州里的第一名，相当于现在的省高考状元。关键是那时虽然有考试，却没有科举，名额又那么稀缺，如此低的中奖率，一般群众只有重在参与了。
当官之难，难于上青天，但出路终归是有的，只要你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任何一个：一个叫关系，另一个叫名气。所谓的考试，走走过场而已。关系我就不多说了，关系户从古至今都是受特别优待的。那没关系的咋办？就看名气了，如果你的名气如雷贯耳、威震四方，领导自然对你另眼相待；可如果你没名气，领导怎么认识你？领导不认识你是何方神圣，凭什么推荐你？因此，名气很重要，不管是美名还是虚名，只要有就行。
接下来有个问题，名气从何而来？答曰：炒作。怎么炒作？答曰：炒作也就是包装。那时候没有电视、报纸，没有网络、收音机，靠玩艳照门、诈捐门、炫富门等搏出位估计是没戏的，要解决问题只能去专家门诊，找权威专家给你包装一下。这样看来，经过那些忽悠大师之手包装出来的东西，其实就像今天的月饼，里面的材料都差不多，但换上精致的包装，立即身价倍增，可以卖个大价钱。
汉末的文人虽然是弱势群体，但可以通过清议控制了舆论。所谓的清议，就是一大堆文人聚在一起，一边喝茶聊天，一边议论朝政。有些清议界权威专家专门品评人物，吃起了职业饭。他们随随便便点评你一下，就能让你麻雀变凤凰或者凤凰变麻雀，其威力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在我看来，品评人物其实和算命没什么两样，清议专家和算命先生没多大区别，只不过算命先生服务对象比较广泛，从街头百姓到皇帝（汉末的皇帝信这个），只要你敢信他就敢忽悠；而清议大师专门忽悠那些想出名想疯了的文化人，且清议大师们的工作流程大致也和算命差不多，无非是先看看人的五官长相，然后问上人家几句姓名、年龄、籍贯、文化程度、工作经历、技术特长、兴趣爱好、人生理想之类的东西，最后根据忽悠原理得出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这样对一个人的包装工作就算完成了。
所以，在东汉，有大师出面帮你炒作、为你造势，想不红都难。曹操深深懂得出名要趁早的道理，所以，他也急迫地需要得到大师们的点评。在当时，何颙、桥玄、许劭都是清议界的大腕，要想扬名立万，至少要拿下其中的一个。当然，曹操的目标还要远大一点，三个大腕他都想去公关一番。
曹操先找到了何颙。何颙的专业特长就是观察、评论人物。何颙的算命水平究竟如何不好说，反正名气很大，群众反映良好，在朝野很有口碑。于是，无数有志青年不辞辛劳、千里迢迢找到心目中的偶像，就想对他说句“大师，求求你，表扬我吧”。
很有名气的算命先生何颙见到了很没名气的曹操，经过目视、提问、交谈等一系列环节了解下来，不由得对曹操刮目相看，评论道：“安天下者，必此人也（汉家就要灭亡，能够安定天下的，只有看这个人了）！”能得名家如此点评，曹操自然喜出望外。
其实，欣赏他的不止何颙一个，桥玄对他也是高看一眼。
桥玄，字公祖，梁国睢阳（今河南商丘）人。历任县功曹、国相、太守、司徒长史、将作大匠、度辽将军、河南尹、少府、大鸿胪、司空、司徒、尚书令、太尉、太中大夫等职。光看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职务，就知道他是一个官场上的成功人士。从地方官到中央大员，从文职到武职，从虚职到实职，他都干过，在宦官当道的年月，能做到如此程度实在很了不起。
俗话说“牛人常常有牛运”，事实也是如此。作为官场达人，桥玄是比较幸运的，不管他有什么错，哪怕被人踩倒，都能很快爬起来，拍拍尘土重新上岗。更绝的是，有次他犯罪，被派去城墙砌砖头。按说，等他服刑完毕，他的政治生命也就完结了——一个劳改犯能有什么好前途呢？可这个桥玄关系实在不一般，他前脚刚刚出狱，后脚就奔赴新的工作岗位去了——升任上谷太守。真是福星高照啊！
作为国家的高级领导干部，桥玄除了认真干好本职工作外，业余时间还兼职给人算命（品评人物）。事实上，他做得最成功的不是当官，而是算命。虽然算命属于封建迷信，是糊弄人的东西，但没办法，那年月人们买产品（包括政府聘请员工）都喜欢看包装，都吃这一套，所以一直很流行。
高级干部亲自给人算命，影响力自然不低。这样的名人，曹操当然不会放过结识的机会。他主动拜见桥玄，照例对他海阔天空地畅谈了一番人生理想、天下大势等高深莫测的问题，结果桥玄对这个小青年不由得刮目相看了。他像当今选秀评委点评自己坚决看好的选手一样，给出了宝贵的专家鉴定意见：“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如今天下将要战乱，能够安定天下的岂不是你吗）？”
能得如此评价，你就是我的天，我的地，我的知己。两人一见如故，遂成为忘年交（桥玄比曹操大46岁）。
可能实在是太看好曹操了，桥玄接着对这个年轻人说出了自己的心愿：“我见过的所谓名人多了去了，大多数都是过度包装的产物，有名无实，没有一个像你这样有见识。后生，你要把握好机会，好好努力哦。我已经老了，愿意把妻子、儿女托付给你。”
这里要说明一点，在《三国演义》里，作者把桥玄与乔国老混为一谈。尤其是在赤壁之战中，为突出曹操好色，借曹操之口说是桥玄临终遗言“愿以妻子为托”，因此，曹操打赤壁之战的目的就是图人家两个女儿的姿色。这就比较恶搞了。
其实，桥玄如此表白，无非是希望曹操得志以后，在动乱岁月里照顾一下自己的家室而已；何况史书上并没有说他有两个女儿，也没有说他的两个女儿是二乔。即使他有女儿，其年龄也比曹操大（因为桥玄比曹操大46岁），到建安十三年（208年）赤壁大战之时，至少已是奶奶级的人物。曹操再好色，也不至于见到太婆也如饥似渴啊。事实上，二乔那时才二十多岁，分别嫁给了年轻的孙策和周瑜，她们的父亲被人称作乔公。由此看来，此乔公非彼桥玄。
能得桥玄如此高的评价，应该可以了，但曹操认为还不够，还应该去找一个人，这人就是许劭。许劭这个人很怪，虽然名气大，却不喜欢做官，官府真心聘请他也不干，他一心一意就做一件事——搞社会调查，然后发布排行榜，谁是绩优股，谁是垃圾股，谁是成长股，都写在榜单上。通常在每月的初一，他会把本地的人物又拉出来重新点评一番，谁行情看涨，谁行情看跌，一目了然，这叫做“月旦评”。这可是权威发布，而且与现在流行的各种排行榜相比，人家那可是免费的，无需赞助。所以，当时的人们都有一个共识：要出名，找许劭！
曹操自然也想得到许劭的赞誉，即使不赞美，给句公道话也行啊。当曹操怀着急切的心情找到心目中的偶像，满心希望他赞美自己几句，然后自己光荣上榜，享受万人的敬仰时，结果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那个许劭实在太古怪，他表情很冷漠，惜字如金，对曹操不予评论。
“太不给面子了吧，我不辞辛劳大老远地赶来，恭恭敬敬又是请客又是送礼的，竟然让我吃闭门羹啊。何况，那么多评委都看好我，你为什么不发言？不管你当黑嘴也好，当毒舌也罢，好歹给句话啊？文的不行，就来武的，你不说，那就让拳头说话。”曹操心想。
好汉不吃眼前亏，深知暴力哲学厉害的许劭终于开口了。不愧是业内大腕儿，金口一开，字字珠玑，且千古流传：“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那意思是说，我看你这个人啊，在太平世道是一个贤臣；在混乱年月是一个奸雄。真正的酷评，可谓一针见血啊。
许劭先生一生为无数人看过面相，做过鉴定，准确率有多少实在不好说，但我认为，这次是他看人最准的一次。要知道，那时的曹操还是个小青年，许劭先生仅凭肉眼观察就能准确预测出此人的就业前景（能臣、奸雄），还能预测到遥远的将来此人可能是个野心家，真是不简单啊。相对而言，桥玄、何颙的眼光就差远了，只看到了曹操的优点，却不知道世间的一切都是运动的，而人是会不断变化的。
“不管是贤臣还是奸雄，都必须有本事才行啊，这样看来，许劭还是很看好我的啊！”得到权威专家这么一个宝贵的鉴定意见，虽然结果是五五开，曹操还是很满足的，大喜而去。
当时的曹操并不是野心家，只是一个热血青年，他想当一个真正的好人，一个真正的好官，他很快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
10
20岁的时候，曹操被保举为孝廉，这是他在官场迈出的第一步。正如许劭所说，如果在和平盛世，他绝对是个有料的人，成为一代名臣不是梦，但他不幸生在了乱世。许劭还说，乱世中的曹操是奸雄，乱世中的曹操也是治世之能臣。
在东汉，如果你被推举为孝廉，一般是先入朝当郎官，干上两三年，在皇帝身边混个脸熟，然后外放出去当地方官。如果在地方上表现好，再调回中央入朝为官。
曹操不是一般人，他的爷爷曹腾虽然挂掉了，但仍然活在人们心中；他的父亲曹嵩一直在朝廷里混，也是搞关系的高手。曹操要想上进，自然也得借点老一辈的光。不久，曹操入朝当上了郎官，之后经尚书右丞司马防推荐，担任洛阳北部尉。司马防这个人不太有名，大家可能不知道，但对他的儿子一定非常熟悉，此人就是在三国后期呼风唤雨的人物司马懿。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司马防是看好曹操的，他的儿子司马懿也是看好曹操的，不过，他更看好的是曹家的江山。
这是曹操第一次担任实权职务，但他起初并不想干，并不是他嫌官儿小，而是因为这个洛阳北部尉的确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在东汉，县尉是县官的副手之一，主要负责社会治安，大县设两名，小县设一名，而洛阳作为京师，当时是国际化的大都会，分为东西南北四个部，每部设一尉，负责抓小偷、逮强盗这类的治安管理工作，地位相当于警察分局长。警察局长主管抓人审案，在任何时代都是个实权人物，但曹操担任的这个洛阳北部尉就要另当别论了。洛阳是京畿重地，和现在一样，不到京城你不会知道自己官儿小，随便一竿子打下去就有可能打倒一大片厅局级高官，而且这些高官个个是大爷，背景深厚、脾气火爆，实在不好惹，如果一不留神得罪他们，自己的乌纱帽怎么丢的都不清楚。所以，这个洛阳北部尉实在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苦差事。
虽然曹操钟情的是洛阳县令，但命运往往就是这样，并不是事事皆如人意，朝廷如此安排，不好干也得干，而且还得好好地干。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曹操到任后，先将衙门重新装修了一番，然后做了十多根五色大棒挂在大门口，反复声明禁令：有犯禁者，皆棒杀之（谁胆敢违反，打死再说）！
曹操够狠，但也有不怕狠的。似乎是上天有意要考验一下曹操的决心，几个月后，一条大鱼自己撞上门来，那个人就是宫廷大红人蹇（音同检）硕的叔叔。他因违反宵禁令，深夜独行时被逮了个正着。
蹇硕是小黄门，东汉的小黄门属于高级宦官，能爬上这个位置，也算是宦官中的成功人士了。小黄门负责在皇帝和后宫之间跑腿，两头讨好，两头吃香，是皇帝的心腹。除此之外，小黄门还有一项让人眼馋的特权——受尚书事。照现在的话说，他们除了给皇帝跑腿，还在中央办公厅兼职国务秘书，帮着起草中央文件（皇帝诏书）、处理国家大事，你说，这个位置要紧不？这个蹇硕由于在小黄门的位置上表现突出，后来还被提拔为西园八校尉之首的上军校尉，连大将军何进也得听他使唤。
曹操虽然生长在宦官家庭，却对宦官很不感冒——管他是皇亲国戚，还是张三李四，打死再说！许多人以此为据，认为曹操具有依法办事的精神，并由此推出曹操的治国理念是依法治国。其实，这纯属误解。要知道，曹操这么做差不多算是蛮干了，蹇硕的叔叔违反了禁令是不假，但罪不至死啊；即使他罪该万死，也不应该被曹操处死。
在汉朝，有钱人的日子是比较好过的，即使犯了罪，只要向政府捐点款，连牢饭都不用吃，就可以拍拍屁股出来了；如果有官爵的人犯了法，地方官是不能擅自处置的，必须报由皇帝大人裁决，以便得到减免的优惠，而且他们的亲属犯了法也可以照此办理，这叫“上请”。所以，县尉顶多能抓捕嫌疑犯，要想判人家的刑是不可能的，要玩刑讯逼供把人打死更是没资格的。一句话，天朝子民也不是你一个小小的警察局长说杀就杀的。
当时的法律规定，对犯罪嫌疑人不准搞刑讯逼供。即使某人罪行严重，地方上判了死刑，也不能随随便便把他拉出去咔嚓掉，因为老祖宗深谋远虑，早就把死刑的复核权收归中央了。也就是说，死刑犯必须由廷尉或者皇帝大人做最终裁决才能执行。而且，如果是立春后核准的死刑犯，就必须让他在监狱里吃好喝好混到立秋后挑个好日子再动手，这就是所谓的秋后问斩。如果运气好一点的话，遇到喜欢经常大赦天下的皇帝（比如汉桓帝刘志），说不定只要坐几天牢房就可以出来了。
曹操擅杀蹇硕的叔叔虽然有蛮干之嫌，但那时朝廷的次序已经很乱，也没多少人认真依法办事，反正谁拳头硬谁就算赢。而且，曹操这一招确实很有效果，一时间“京师敛迹，无敢犯者”。
叔叔死于非命，侄儿蹇硕自然很生气。要知道，那时是宦官当政，得罪宦官的后果往往是非常严重的。考虑到蹇硕患上失忆症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对曹操来讲，获得一个悲剧性的结局看来是不可避免了。但奇怪的是，结果不但不是悲剧，反而成了喜剧——曹操异地升迁为县令了。更奇怪的是，保荐曹操的竟然是蹇硕！
难道蹇硕突然间良心发现、立地成佛了？不，蹇硕当然不会怕曹操这个愣头儿青，一个小小的警察局长有什么好怕的？以他的权势，就是搞定十个曹操也是小菜一碟啊，他怕的是曹操身后的那个高大背影——曹嵩。
曹操虽是小官，却也是高干子弟，他爷爷曹腾虽然早已驾鹤西去，但曹嵩还在朝廷中担任要职，而且这个老滑头在官场里摸爬滚打多年，能量巨大，不可小觑。还是暂时放他一马吧，把他调离京城，眼不见心不烦。
于是，奇怪的一幕出现了，蹇硕竟然不计前嫌地在皇帝大人面前为自己的仇人大唱赞歌：“曹操这个人能耐很大，让他当个小小的警察局长那简直是大材小用，以我看来，他至少能当县令。”
亲信宦官举荐贤臣，皇帝焉有不听之理？于是，熹平六年（177年），曹操离开了洛阳这个是非之地，光荣地就任顿丘（今河南清丰）县令。这一年，他只有23岁。
是金子，总会闪光的。曹操在顿丘的表现怎么样，史书上虽然没说，但曹操本人是很自豪的。建安十九年七月，曹操已经六十多岁了，在给其子曹植的书信《戒子植》里仍然对此念念不忘：“吾昔为顿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欤！”
曹操原本是带着长期扎根基层的思想准备去上任的，但他没想到，他担任顿丘县令的期限也太短了，只有一年。由于曹操在担任顿丘县令时政绩卓著，熹平七年，曹操又被征召入朝，当上了最适合愤青干的工作——议郎。
议郎也就是皇帝的顾问，是个闲职，平时的工作就是给皇帝参谋一下，吹点牛，发几句不咸不淡的议论，然后下班回家，第二天上班接着吹牛。当然，如果吹牛吹得好，领导一高兴，没准儿就给你一个新职位，岂不美哉？但以曹操的性格，过去只是个小小的警察局长的时候都要和权贵对着干，要他去阿谀奉承领导的可能性基本为零。
虽然曹操很想努力干出点成就，但因为这个职位实在太清闲，他常常感到自己有劲儿也使不上，而且还没等他放出光和热，他就光荣地下课了。他下课并不是因为工作原因，也不是心理原因，也不是健康原因，而是源于一件小事：宫里的宋皇后被废，全家受到牵连，该家族里有一个叫宋奇的恰恰又是曹操的堂妹夫。其实，这种事可大可小，关系好，睁一眼闭一眼也就过了，偏偏曹操平时得罪了宦官，这么好的报复机会不用白不用，人家也乘机给他下点猛药，深挖细查。这样，曹操不幸下课了。
11
一年跑两个单位上班，都是打短工，运气实在太差了，于是曹操决定回老家清静清静。但还没清静多久，光和三年（180年）六月，曹操因通晓古文经学再次被朝廷征召，职位依旧是议郎。这次他运气不错，也没人出来为难他，所以干的时间比较长。但曹操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即使身居闲职，他也想干出点名堂，于是再次上任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上书为党人鸣冤。
宦官曾于汉灵帝建宁元年（168年）发动宫廷政变，杀害了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夺取朝廷大权，但曹操上书说：“武等正直，而见陷害。奸邪盈朝，善人壅塞。”那意思是说，窦武、陈蕃他们都是好同志，却被陷害了。满朝文武没有一个好东西，把好人的道儿都挡完了。
好家伙，敢为窦武翻案，胆子还不小啊。在“人妖”们眼里，陈蕃、窦武的案子就是天字第一号政治大案，谁碰谁倒霉。但曹操偏偏不信那个邪，他天不怕地不怕，骂宦官的同时捎带着皇帝一块骂（其言甚切）。要知道那可是宦官最猖獗的时候，你要不要命啊。
好在皇帝大人大量，没和他计较。虽然这件事没办成，但丝毫不影响曹操的高昂斗志，他反而越挫越勇。两年后的光和五年，曹操的战斗精神再次爆发，这次他将矛头对准朝廷的两个大人物——太尉许戫和司空张济（不是董卓手下的那个同名人物）。
说来此事还和汉灵帝有关。都说汉灵帝是千年难遇的极品昏君，其实他在位时，也是干过一点好事的。比如这一年的正月，汉灵帝一时心血来潮，决定开展一次系统的反腐肃贪行动——他下令对那些既没什么政绩，口碑又差的地方领导干部进行末位淘汰，统统罢免。
皇帝贪一点可以，你们也跟着贪，成何体统！汉灵帝这次是决心要好好整顿吏治的。为显示其反腐败的坚强决心，他把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了许戫和张济这两位总理级别的大领导，由他们亲自主抓。
这次的任务其实很简单，只需要根据群众意见（风谣）调查落实，然后顺藤摸瓜、请君入瓮，整个反腐工作就算完成了。但让人气破肚子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两个大领导竟然连这么点小事也办砸了。
此时的东汉王朝早已污浊不堪，宦官把持了朝政，宦官的亲属也跟着鸡犬升天，霸占着地方要职，所以，皇帝派许戫和张济去反贪，必然会损害宦官的利益。别看许戫和张济是总理级的大领导，可胆子比老鼠还小，根本不敢动宦官一根汗毛。他们没有勇气完成任务倒也罢了，但更可恶的是，他们居然欣然接受了宦官的收买。
“你反贪可以，就是不能动我们的亲属！”这是宦官给出的底牌。俗话说“吃人嘴短，拿人手软”。宦官爷爷下指示，两位领导自然不敢违背，但皇帝大人布置的任务又不能不完成，否则，自己会死得很难看。怎么办？忽悠！反正皇帝经常被人忽悠，也不在乎这一次。
但再怎么忽悠，也得抓几个人来交差吧。这两个官场老滑头抓耳挠腮想了半天，总算想出一个解决之道——贪官是不能碰了，那就制造冤假错案，弄几个老实人来凑数——对于那些老少边穷地方的地方官，凡是廉洁、爱民、能干的，一律就地免职。
还是穷地方的人好欺负啊，这么一阵风刮过去，一下子砸掉了26个人的饭碗，成就巨大啊。办案领导很高兴，宦官很高兴，皇帝也很高兴。
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因为他们忽略了一个严肃的问题：砸人饭碗历来都是遭人切齿痛恨的，你今天能莫名其妙地砸了人家饭碗，人家明天就敢莫名其妙地扒你家祖坟。小地方的人固然老实，但绝不好欺负，要想一下子折断26根筷子都很费劲儿，何况是26个人。于是，26位下岗的难兄难弟团结起来向朝廷申辩，司徒陈耽则自告奋勇帮他们向皇帝叫屈。
皇帝好不容易做了点儿好事，这时兴奋劲儿都还没有过去，你现在居然说这是冤假错案，要推倒重来，这不是打领导耳光吗，谁理你？结果是该下岗的还是下岗，该逍遥法外的依然逍遥法外，一切都是外甥打灯笼——照旧（舅）。
只有陈耽的命运没能照旧，由于他狗拿耗子管闲事，让宦官很不高兴，结果耗子没拿住，自己成为落水狗——几个月后被调整下岗，两年后在狱中莫名其妙地死去。这就是宦官的能耐！
就在陈耽上书的那一年，全国自然灾害不断，于是迷信的汉灵帝下诏让大家帮忙找一下原因。那时，人们掌握的科学知识有限，面对极端天气造成的灾害，自然不会像现代人那样往全球气候变暖、环保不力等方面去想的，而主要是反思到底是哪些人做了对不起组织、对不起人民、对不起上天的事情，然后趁机利用自然灾害做政治文章，你攻击我，我攻击你，最后搞倒、搞臭一批人就算万事大吉。
国家被“人妖”们搞成这副模样，生气的人很多，但有勇气站出来的人很少。还是那句话，宦官实力太强，要向人家叫板是需要底气的，而底气是需要实力做后盾的。虽然有勇气的人很少，但从来都是不缺的，这次充当斗士的便是曹操。他勇敢地站了出来，严厉谴责攀附权贵的官员。尽管他只是一个小小的议郎，但和权贵做斗争的精神头比党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好在迷信的皇帝终于听进去了曹操的话，于是把过去的冤案又推倒重来，该平反的平反，该上岗的上岗，该批评教育的批评教育（比如张济），该下课的下课（比如许戫）。
一个议郎凭一己之力成功翻案，还扳倒了不可一世的三公，也算大获全胜了！就在人们以为曹操会愈战愈勇时，曹操却收敛了自己的锋芒，因为他发现经过这件事后，朝廷还是以前的朝廷，皇帝还是以前的皇帝，“人妖”还是以前的“人妖”，官员还是以前的官员，没有丝毫的改变，甚至更为混乱。曹操意识到，江湖险恶，斗争固然是需要的，但保全自己更是必须的。
许多人钦佩曹操的战斗精神，却忽略了他成功的最主要原因是他有父亲曹嵩这把保护伞。曹操明白好运不可能天天光顾自己，父亲本事固然很大，但他不是神仙，真把对手逼急了，后果也是很严重、很血腥的——不是搞死“人妖“，就是被”人妖“搞死。以前党人发动集团冲锋都攻陷不了“人妖”的铁桶阵，何况自己是一个人在战斗，成功的几率又有多大呢？
始终处在战斗第一线的曹操累了。既然自己累了，又无力改变丑陋的现实，那就歇歇吧。
但现实并没有让曹操休息得太久。中平元年，黄巾起义爆发，曹操展示自己才艺的机会来了。这次皇甫嵩被波才包围在长社，曹操终于得到展示自己才干的机会，被任命为骑都尉，奉命解救皇甫嵩。
实事求是地讲，曹操不光会治理地方、玩政治，还会武艺、有韬略、懂音律、会写诗，如此多才多艺，真可谓是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
既然有一身的好本领，总得给大家露两手。其实，很早以前，曹操就已经展示过自己的不凡身手了。他展示的对象不是街头流氓，不是车匪路霸，而是朝廷里的超级大鳄——张让。
张让的经历就不用我多说了，大家只要记住两点就行：第一，他是“人妖”中的老大；第二，他是当今皇帝他“爹”。他虽不是皇帝的亲爹，但皇帝对他比亲爹还亲。
如此超级牛人，谁敢惹？这时一个愤青冷不丁地冒出来说：“我敢！”这个人就是曹操。
年轻时的曹操不愧是愤青，招惹人家的方式也很激进——暗杀。也难怪，据史书介绍，曹操不光喜欢飞鹰遛狗，时不时也喜欢来点儿行侠仗义。
曹操之所以选择张让下手，原因是看不惯。看不惯，那就让他消失，成功了当英雄，不成功就当烈士，也值！
难度虽然很大，但干掉“人妖”的成就感更大，说干就干吧！但曹操发现了一个问题：张让不是一般的小鱼小虾，他是皇帝最信任的秘书，其派头与丞相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平时上班地点在皇宫，有车有房有警卫，要刺杀他老人家并不是那么容易的。那就来个黑虎掏心，在家里结果了他！
曹操还真有点儿蜘蛛侠飞檐走壁的本事，竟然钻进了张让的屋子里去了，而且运气还不错，居然找到了张让。但遗憾的是，张让也发现了他。张让也不是省油的灯，看见不速之客，知道来者不善，于是大声呼救。
暗杀这种活计从技术上讲和做贼差不多，基本上属于见光死，一旦曝光，暗杀很有可能顷刻变成自杀，于是曹操只好退出房间。在院子里，他遇到了麻烦，不少人围上来，喊打喊杀的，形势危急。但曹操临危不乱，硬是凭着自己的一身好武艺，手舞手戟，边打边撤，最后翻越围墙，全身而退。
《三国演义》突出他的奸诈和残忍，而对曹操的武艺及其他优点所提甚少，总是说他一上战场就被人追着打，狼狈不堪。但从以上事实来看，曹操的确是“才武绝人，莫之能害”。所以，我在这里为武林高手曹操正一下名。
12
战场上大败黄巾军后，曹操被任命为济南相。当时，州政府的长官叫刺史或州牧，郡的长官叫太守或郡守，万户以上县的长官叫县令，万户以下叫县长。值得一提的是，太守虽然管辖的地盘只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市，但其行政级别却和省级干部（州牧）是一样的。
当时，和郡平级的行政单位还有一个——王国。王国是皇帝封给皇子的地盘，以郡为国，受封的皇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藩王。汉朝藩王虽然头顶王冠，但实际地位是很低的，权力也是“袖珍”的，而且没有行动自由，只要你敢未经领导同意走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要被贬为平头百姓，一点儿商量余地都没有。
在王国里，真正说话算数的长官是相，其地位、权力和郡太守是一样的，而济南相就是济南国的行政长官。曹操到任的时候，济南国已经是乌烟瘴气，国将不国了。具体说来该国有两大流行病症：一是贪官多，二是祠庙多。
济南国下辖十个县，贪官县县有，普及率百分之百。而且这些贪官久经考验，脸皮比城墙还厚，心比煤炭还黑，气焰甚是嚣张，往往连上级领导也不放在眼里，谁也不敢管，谁也管不了。但不幸的是，这次他们的对手是曹操。
这位仁兄最痛恨的就是腐败分子，尤其是经历过黄巾战乱以后更是如此。曹操发现，黄巾军之所以要造反，那是因为生活没着落，被逼无奈。进一步想，是谁在逼他们呢？除了天灾，更多的是人祸。所谓的人祸，就是“人妖”当政，贪官污吏横行乡里，层层盘剥，老百姓身上能有几两油？贪官不除，国无宁日。见得越多，曹操就越是痛恨这些祸国殃民的腐败分子。
对于新领导的反腐决心，手下人却并不放在心上：这年月是官都在贪，全天下的同道中人多如牛毛，已经见怪不怪了。历任领导也知道这种情况，不也拿我们毫无办法吗？你曹操对付得过来吗？曹操以实际行动回答了他们——我来了，我行。
以前，在当小小的议郎时，他都敢向权贵开火，现在荣升为济南国的父母官，有职、有责、有权，我的地盘我做主，那还客气什么呢？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
决心有多大，成就就有多大！曹操一到任，也不和那些贪官污吏多废话，调查完毕后，直接向上面打报告，一口气免去八个县令、县长的职务！看他这阵势，完全是不给别人留后路，也不给自己留后路。
曹操一出手，贪官们就很受伤。落网的就不消说了，连那些漏网之鱼也是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哪一天厄运会降临。不过他们倒是很自觉，见风向不对，立马跑路。到哪里去都可以，反正济南国是没法混了。
曹操奋勇出击，济南国的气象顿时焕然一新，真正实现了“天下无贼”。
从此次事件不难看出，曹操已经掌握了高超的斗争技巧，他不再是以前那个蛮干的愤青了，而是一个有胆有识、有勇有谋的反腐斗士。
是这样吗？是的，他不是党人，但比党人更聪明。想当初，党人和宦官死磕的时候，一见贪官必激动，一激动必杀人，既不讲策略，也不讲技巧。结果，贪官没揪出几个，本帮群众反而被“人妖”揪出来给“咔嚓”掉了。
反贪成就斐然，曹操就开始了另一件同样值得大书特书的工作——捣毁祠庙。别误会，这个祠庙既不属于道教，也不属于佛教，而是专为祭奠死人修的庙宇。
在东汉，人们祭奠前人讲究修祠庙，好像不修点建筑物就不隆重似的，而济南国的这种情况尤为突出。当地最漂亮的建筑当属祠庙，而最多的建筑也是祠庙，竟然有六百多所。人们在祭祀的时候，往往吹吹打打好不热闹，不知道的人一定以为那是在举办文艺联欢会！其实，举办这样的活动，表达敬意是假，孝敬先人也是假，借机敛财才是真。这样搞的结果就是，逝去的人似乎越来越风光，活着的人都越来越受累，也越来越穷困。
许多人也知道不能这么折腾下去了，但风气一旦形成，要扭转谈何容易？这一习俗从先人手里传下来已经好多年了，大家都当它是古董宝贝，你说扔就扔啊？但曹操就是曹操，他有一样其他官员没有的利器——决心。
有决心就有办法。曹操果断下令拆除一切祠庙，一个不留！此外，为了巩固成果，他还下令对于胆敢顶风作案继续搞祭祀活动的钉子户严惩不贷！事实说明，欺软怕硬是人的本性，在曹操的重拳出击下，大家反倒规矩了。
总之，经过曹操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整顿，济南国的情况大为改观，辖区政治清明，社会一派和谐景象。作为一个地方官，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成就，足矣。
但曹操不是一般人，取得阶段性成功后，别人看到的是光环，而他却敏锐地觉察出了危险——修理贪官固然痛快，但长此以往，迎接他的或许将是痛苦，因为他得罪的人实在太多了。别的不说，那些被他搞下课的县官都有自己的关系网，有的还和朝廷的宦官沾亲带故，你打倒一个，就会得罪一片！
都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必然有一个伟大的女人，但对于曹操而言，把女人换成父亲曹嵩才对。曹嵩虽然不是什么贤臣，但对曹操而言，他绝对是世界上最好的父亲、最好的靠山。士人虽然也是自己的靠山，但他们的力量毕竟太弱小，和宦官根本就不是一个重量级的；曹嵩虽然无门无派，却有超级混功，多年屹立官场不倒。这也是曹操每次向贪污腐败开火时，放倒对手而自己却有惊无险、毫发未损的真正原因。
现在，摆在曹操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与宦官同流合污，以原则换取个人前途；要么继续疾恶如仇，与整个官场为敌。此时的曹操是真英雄、真汉子，让他放弃原则，他办不到；但如果继续斗争下去，结果实在难以预科，说不定哪天自己一家被人黑掉都没准儿。左思右想后，曹操决定急流勇退——中平元年，他辞去了济南相的职务。
辞官后，朝廷对他说：“不干济南相，那就还干老本行，当顾问（议郎）吧。”于是曹操又回到了中央。朝政如此腐败，还顾什么问！曹操第一次不安心本职工作了，他不再为国家积极献言献策，反而时常请病假，目的只有一个——不想干了。
虽然既不出工，也没出力，但朝廷实在很看好他，不但不怪罪他，还打算人尽其才。中平二年，朝廷下文件外放他去当东郡太守，可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他却不去。
在东汉，太守一职绝对是个肥差，早先实行郡、县两级管理的时候，它是最大的地方官，后来实行州、郡、县三级管理体系后，太守依然享受省级领导干部待遇。在平时，想当太守的人多得要挤破头，汉灵帝也深知这一职位的受捧程度，在挂牌卖官的时候是把它当做一个抢手商品来对待的，其紧俏程度甚至超过了三公。但在曹操眼里，肥差也好，苦差也罢，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当然，他不会想到，东郡注定和他有缘，几年后，当天下大乱之时，东郡会成为他发迹的第一块根据地。当然，这是后话了。
未来太遥远，而现实很残酷，曹操似乎把一切全都看透了。中平二年，曹操主动炒老板鱿鱼，回了家，并在家乡盖了一座房子，过起了与世隔绝的日子。曹操选择了退出，但在那个群雄称霸的年代，真正看破红尘的人能有几人？东汉的不少士人是喜欢搞搞隐居，耍耍大牌的，除了个别人是真的隐居，多数人只不过是在作秀、炒作而已。曹操虽然不是士人，但他决心向善于炒作的士人看齐。
隐居期间，曹操也没闲着，他依旧很忙，忙着为自己充电，比如练习骑射，比如读一些实用技术书籍——兵书。在读书之余，他还不忘写点读书笔记一类的东西，比如他对《孙子兵法》就做了注解。曹操是一个深谋远虑的人，他做这一切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休闲娱乐，而是为复出做充分的准备。
总有一天，我会回来的！他在渴望这样的机会，他在等待这样的机会，而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
在三国“三强”人物中，刘备不是出道最晚的，却是创业条件最差的：论出身，他最多算是贫下中农，一无钱，二无权，什么都要靠自己勤劳的双手，从零开始，但好在历史给了他这个机会。
刘备，字玄德，涿郡人，生于公元161年，祖上的身份比较模糊，有许多种说法，但都无法一一考证，连专家都没有一致的意见。比较通行的说法是，刘备的祖先是汉景帝的儿子中山靖王刘胜。
没有证据的故事还这么流行，只能说明为了事业，刘备的确很需要这么一个身份。自古想做大事者，找一个牛×的祖先为自己造势也是惯例了，扯眼球不说，办事也方便一些。人家一听说你是名门之后，就会忙不迭地说：“啊，久仰久仰，有什么事儿，说吧。”如果你说你父亲是个无名之辈，人家凉茶都不会给你一杯，冷板凳都不会给你一张，懒得理你。
在这方面，和他同时代的曹操、孙权更是高手。曹操的祖先传说是汉朝的开国功臣曹参；孙权的祖先更是生猛，居然和大名鼎鼎的孙武拉上了关系。
相对祖先而言，刘备的祖父和父亲的历史是比较清楚的。刘备的祖父叫刘雄，父亲叫刘弘，都曾是光荣的国家公务员。刘雄被推举为孝廉后，还当上了县团级干部（东郡范县的县令）。这样看来，祖先称王称霸，父亲是公务员，刘备小时候的家境还是不错的。如果生活按这样的轨迹发展下去，刘备就是一个幸福的官二代，没准儿在大街上打了人，还可以亮出父亲的招牌，吓吓小老百姓，嚣张一下。但不幸的是，刘备这个官二代的生活却没甜蜜多少时间，因为从小他父亲就去世了。于是，刘备的生活水平一落千丈，成了贫下中农。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失去了生活来源，刘备便和母亲一道编制草鞋、席子，然后到街上摆摊销售，成了一名自食其力的个体户。
虽说劳动人民最光荣，但东汉商人一般是没什么社会地位的，要想经商，必须取得许可证——市籍。在东汉，户籍人口的社会地位由高到低分为四等，他们分别是：皇室成员专用的宗室户籍，政府公务员专用的官宦户籍，平民百姓的编户齐民以及商人的市籍。和当今社会一样，户口是身份的象征，你有什么样的户口就代表你有什么样的社会地位以及社会福利。但和当代商人日益高涨的社会地位不同，汉朝商人除了有钱，什么也没有，既不能当官（汉灵帝末期除外）参政议政，也不能穿名牌到处显摆，还要按章纳税，像市籍租（相当于现在的门面租金）、市租（交易税）、訾算（财产税），一个都不能少。这样看来，在东汉，商人基本上属于弱势群体。
刘备作为个体户，那真是惨上加惨，没钱不说，父亲也不在了，因此，刘备不可能像曹操那么幸运，能找人包装炒作，20岁就被人推为孝廉进入官场。
要想改变命运，拥有名气和关系，除了有个好爹，还要有个好老师。以刘备这样的家庭背景，要他饱读诗书似乎勉为其难了，能接受启蒙教育扫扫盲就不错了。但刘备的母亲很有眼光，当刘备15岁时，就让他到外地读书（游学）。虽然生活艰辛，但再穷也不能穷教育，再苦也不能苦孩子，母亲一咬牙还是让他去了。
就像现在的读书要读名校一样，那时拜师也得拜名师，能学多少知识倒不重要，但镀一层金后就业前景要广阔一些倒是真的。在大腕手下当学生，花销是必不可少的。但刘备家里很穷，经济是个大问题。幸好有人伸出援手，这个人就是他的学友刘德然的父亲刘元。刘元这么无私地帮助刘备，他的家属有意见了：“大家各自有一家人，咱家又不是开慈善会的，哪能天天帮忙啊？”刘元答道：“我这么帮他，是因为他是我们这个大家族中唯一与众不同的孩子，这点花销小意思啦。”
刘元这么说是有依据的。在他们老家有一株桑树，枝叶十分繁茂，就像马车的华盖一样。刘备小的时候在这株桑树下说了一句豪言壮语，给刘元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说：“吾必当乘此羽葆盖车。”所谓的羽葆盖车，就是皇帝的盖车，意思就是我刘备今后一定会当皇帝的。
有了刘元的资助，刘备拜了当时的大儒卢植为师。但被寄予厚望的刘备似乎并不是一个读书的料，而且他的学习态度似乎也有点问题，对读书很不上心。相比读书，他更喜欢“狗马、音乐、美衣服”，和曹操的爱好基本一致，典型的纨绔子弟作风。
但玩物归玩物，却不一定丧志。
184年，天下大乱，刘备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由于黄巾军声势浩大，朝廷那点军队根本不够用，于是皇帝大人下令，叫各州郡招兵买马，就地组织抵抗。不管是正规军，还是游击队，只要用着顺手就行，建功立业了，老板自然不会亏待大家的。
在任何时代，战场立功都是广大有志青年步入官场的捷径。在这一政策指引下，刘备也想组织一支队伍，建功立业。不过，队伍不是那么容易拉起来的，别人也不傻，你要人家听你指挥，为你卖命，薪水不高谁干？所以，刘备当时最大的困难是缺钱。
他本人是贫下中农出身，读书都要靠人家友情赞助，哪里来的钱？刘备虽然没钱，但有一样比钱更重要的东西——人缘。一个偶然的机会，刘备认识了两位财神爷——中山国的贩马商人张世平和苏双。东汉末年，马匹是极其重要的战略物资，国家管控很严，因此贩马就相当于现在的贩卖军火，属于高风险、高成本、高利润的“三高”产业，而那两位仁兄相当于是做大生意的军火商了。
具体他们是怎么认识的以及刘备使用了何种技术手段得到他们的赞助我就不讲了，反正一番沟通下来，两位财神爷自愿赞助了刘备一笔巨款。当然，史书上说是两位款爷看见刘备长得奇特，就特别欣赏他，因此欢天喜地地给了他许多金银珠宝。虽然史书上的这段记载语焉不详，但仔细分析一下便知其不靠谱。古今中外的生意人一向是视金钱如生命的，两人怎么会无缘无故地给一个陌生人赞助呢？仅凭看你长得帅、耳朵大、嘴巴会说（何况刘备口才并不好，所谓先主少语言）就大把地往你身上砸钱？人是自私的动物，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智商正常的人是不会干赔本买卖的，何况是头脑精明得冒烟儿的军火商。他们如果决定要赞助某人，一定是考虑了投资回报的问题。比如曹操起兵时的赞助商卫兹就看好曹操这匹大黑马，虽然他没有来得及享受投资回报（战死了），但他的儿子卫臻作为烈士遗属成为优抚对象，被曹操封为关内侯，后来位迁总理级别的司空、司徒。
而反观刘备的这两位赞助商，投入那么大，最后连一个名誉性职务都没有捞到一个，基本上是零回报，实在不正常。其实，原因很简单，刘备当时已经结交了不少江湖朋友，他们要吃饭、要穿衣，花费不小，于是刘备带着他们见到了正在本地走私军火的两位财神爷，然后就收到了赞助（保护费）。
这么说似乎不符合小说中刘备一贯光辉高大的英雄形象，但我这么分析绝对没有诋毁刘备的意思。刘备是英雄不假，对下层老百姓仁厚也不假（善下人），但他不是道德的楷模，社会那么黑暗，对投机倒把的军火商来点黑吃黑也正常。人是复杂的动物，奸雄也不是一辈子都坏得流油，他们会做一点好事；英雄也不是一辈子都大公无私、光彩照人，必要时也需要来点歪门邪道。当然，如果你一定要说那两个人是古代的活雷锋，是助人为乐的模范，对无业青年刘备一见如故，甘愿奉献，不图回报，我也没办法。
有钱了，刘备的组织更加强大了。当然，那时的刘备还没有替天行道的觉悟，如果在和平时期，他的这个民间组织是混不长的，不但混不长，反而可能成为政府打击、处理的对象。但当时是混乱年代，黄巾军到处搞暴动，谁管？所以说，是历史给了刘备一个成才的机会。
随后，刘备将这一组织改造成为部曲。所谓的部曲，就是刘备的私人武装。在这些人眼里，只有老大刘备，没有政府。一句话，谁给钱，就给谁干活，就那么简单。
在刘备的组织里，有两位重量级的人物不得不提，他们是刘备的铁哥们，就像左膀右臂一样为刘备建立蜀汉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一个叫关羽，一个叫张飞。
先说关羽。关羽这个人有两种形象，一个是历史上的真实的关羽，一个是民间神话中的关羽。在民间神话中，关羽实在是古往今来的第一牛人，不，是神！
说来关羽也是三国名将，但他最出名的时候不是在生前，而是在死后。出于对其忠君精神的敬仰，后人掀起了一场又一场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关羽的形象逐渐被后人神化，成为民间祭祀的大神，被尊称为“关公”。从北宋宋徽宗开始，官方开始加封关羽为“义勇武安王”，后世的帝王也不甘落后，纷纷给关羽以特殊封号。到了清代，关羽的名气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被奉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从封侯封王封帝最后成为“武圣”，竟然与“文圣”孔子齐名。随着名气的增大，关羽被道教、佛教热情邀请加盟，成为二教的护法神。
人红了，连影子都发烫。除了军人、武师把关羽作为偶像崇拜外，描金业、烟业、香烛业、商业、算命先生等杂七杂八不相干的行业也供奉他为武财神。由于关羽出生于读书世家，是个文化人，因此他也被热情邀请加入教育界，成为“五文昌”之一，对口管理秀才读书考试那一摊子事情。由此可见，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要把你捧上天是很容易的，反正名人效应不用白不用。
我们所熟知的关羽的外形也是经过民间加工过的。对于关羽的外貌，除了身材魁梧、相貌堂堂，有一把好胡须与历史相符外，其余的基本是艺术夸张，比如红脸。
此外，对于关羽的独门兵器青龙偃月刀，在历史上的争议也很大。关羽具体使的是什么兵器，史书上没有记载。三国时代的通用武器是矛和戟，刀和剑也很普遍，但都是短兵器，更适合贴身肉搏。所以，有专家说三国时代还没有偃月刀，也没有长柄大刀，就此推论关羽使用的不是刀，而是戟。专家的这一说法主要依据是《三国志》里对关羽的描述“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剌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一个“刺”字让大家认为关羽使用的是戟或矛一类的武器。
但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比较武断的。三国时代虽然没有偃月刀，却有斩马剑。斩马剑是一种双刃剑上安长柄的武器，早在西汉时就有了。它能砍能刺，使用方便灵活，是专门用于对付匈奴骑兵的。也就是说，关羽可能使用环首刀，可能使用斩马剑，也可能使用戟、矛一类的武器，一直到现在，众说纷纭，还是没有结论。当然，即使关羽使的兵器是斩马剑，也不能叫做青龙偃月刀，因为龙是皇帝的象征，是皇家专利，所以，即使历史上真有青龙偃月刀，关羽也未必敢用。
真实的偃月刀实际应该叫掩月刀，最早出现在唐代。作为重型武器，偃月刀的杀伤力虽然很大，但也有其致命的弱点——笨重，不是大力士是玩不转它的，而且使用起来很不顺手，因此，并没有配发到一线作战部队。但人们很快给它找到了一个能显示其威风的地方——仪仗队。直到南宋，经过岳飞的改造，它才成为进攻性武器——砍马腿，专门对付金国骑兵。可见，历史往往与我们想象的不同。
关羽本来是河东解梁人，即现在的山西运城盐湖区解州镇，后来因犯了命案成为一个逃犯，来到了涿郡。关羽的运气也不错，犯了案子，不仅没被抓去坐牢，到了涿郡后还碰到了伯乐——刘备。找到了一份好工作不说，还遇到两个知己，一个是老板加大哥的刘备，一个是同志加兄弟的张飞。虽然不是正规军，但能当民间组织的二把手，没事替老大出出头、练练拳脚，教训一下那些不规矩的对手，日子也是相当滋润的。
下面介绍一下张飞。张飞（？—221），字益德（《在三国演义》、《华阳国志》中字翼德），汉族，涿郡人，是刘备的同乡。
张飞给大家的印象是个黑脸大汉，他手执丈八蛇矛，脾气火爆，说起话来像吃了炸药，打起仗来像吃了兴奋剂，和后来的李逵、程咬金等人的形象差不多，都属于头脑很简单、四肢很发达的类型。但实际上那是艺术家塑造的形象，历史上的张飞与我们想象中的大相径庭，几乎判若两人。
历史上的张飞除了主营打仗外，还兼职艺术创作。据说他不仅写得一手好草书，还画得一手好画，尤其善于画美人。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张飞的外貌。从四川简阳出土的张飞像来看，一向脾气火爆、胡子拉碴、黑如煤炭的猛张飞竟然是一个玉树临风、神采飞扬的帅哥。另外，史书也从侧面向我们透露了张飞的长相：章武元年，张飞长女被封为刘禅妃子，刘禅继位以后，她也顺利地成为一国之母。张皇后因故去世后，她的妹妹又被选进宫，先当贵人，然后升任皇后。两个女儿能当皇后，相貌必然不差，因此，张飞的长相想来也不会差到哪儿去。
至于张飞的出身，史书上一字不提，《三国演义》上倒是提了一句，说他是杀猪的小商小贩。但一手拿着占满血腥的杀猪刀，一手还要搞艺术创作，怎么想都有点儿不可思议，如果真是如此，张飞也算是天下最有才的杀猪匠了。
关羽、张飞、刘备，三个有缘人聚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创业团队，他们将干一场轰轰烈烈的事业。在做大事之前，他们还要做一件虽然很小但很重要的事——结义。注意，我说的是结义，而不是桃园结义。
关于结义这件事，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而《三国演义》上却说得有鼻子有眼，连结义的地方都写清楚了——桃园。但这种说法遭到众多专家的反驳，理由是史书上根本没写这事。
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呢？历史上虽然没有记载，但我们还是可以梳理一下历史资料，得出一个相对靠谱的结论。一开始，关羽、张飞为先主御辱，扮演着贴身保镖的角色，后来他们的关系更上一层楼——“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也就是说他们三人的关系像亲兄弟一样好得一塌糊涂，这段话来自于《三国志》，可信度应该是不用质疑的。
其实，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无论谁都需要安全感和归属感，而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喝个酒，吃个饭，发个誓，然后结成兄弟，从此以后，大家就是亲密团结的一家人了。比方说张飞就把关羽当亲兄长对待的（羽年长数岁，飞兄事之）。后来，关羽被迫暂降曹操时，对曹操派来的说客张辽说过这样的话：“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不是兄弟，发誓干什么？誓以共死干什么？因此，我认为说他们是兄弟是很靠谱的。
总之，刘备、关羽、张飞三人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不像马腾和韩遂名为结义兄弟，实际上却是仇家（韩遂曾经杀害马腾的妻子），经常玩窝里斗，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让人笑掉大牙。
有人、有钱、有枪，似乎啥也不缺了，刘备就这样组织起了一支像模像样的游击队。
队伍有了，能开上战场吗？不能，因为刘备还迫切地需要一样东西——名分。正所谓“名不正言不顺”，当散兵游勇既危险又没前途，闹不好，政府还会把你当土匪给收拾了，所以最好挂靠在国家单位的名下，有吃有喝有福利，不干了还有退休金，那才叫体面。所以，刘备目前的心愿只有一个，就是带着兄弟们上战场立功受奖，先当个吃皇粮的公务员。
于是，刘备带着队伍找到了父母官邹靖。邹靖当时是幽州牧郭勋（不是《三国演义》上说的刘焉）手下的校尉。别小看这个职位，它相当于现在的省军区司令。幽州处北部边陲，不仅是东汉与少数民族接触频繁的地方，也是黄巾军活动的重灾区，所以校尉一直是常设职务，平时主要负责招兵买马、搞点军事训练以及维护社会治安，战时就负责打仗。当时黄巾军人数众多，自己的地盘不太平，地方官们愁得眉毛胡子都快拧成一块儿了，有人肯带队来为自己排忧解难，当然求之不得。就这样，刘备在邹靖的带领下开始了征战。
不久，刘备由于在战场上立了功，喜获他有生以来的第一个公职——安喜县尉。安喜县尉相当于安喜县警察局局长，平时的工作就是维护社会治安，促进社会和谐。
汉朝设置的行政机构是极其精练的，这里以内阁尚书台为例。尚书台作为国家的行政中枢，只有两名主要领导，一名正职领导（尚书令）、一名副手（尚书仆射），加上其他国务秘书、勤杂人员，只有区区六十余人！其他的中央政府机构，如三公府，都是一名正职，另配一名秘书长（长史）及其他公务员。在三公府中，人数最多的司空府不过七十余人，人数最少的太尉府连五十人都不到。国家机关部委（九卿）中除了主管宦官的少府寺、主管皇帝安全保卫的光禄勋寺人数较多外，其余的部门都是一名部长（卿），一名分管领导（丞），外加其他科室办事员，总共只有几十人。基本上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要完成工作任务，偷懒那是绝对不行的。
中央机关如此，地方政府机关的配置更是精练。以县级政府机构为例，一个县就一个县长，县长手下只有两个分管领导：县丞和县尉。不像现在，一个县长要配备副县长若干，政协领导若干，人大领导若干。所以，县尉要像管家婆一样身兼数职，什么工商局长、税务局长、城建局长、农业局长、司法局长、监察局长、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等等，都要一肩挑。县丞相当于县政府的秘书长，而县尉主要分管最复杂、最热门的治安工作。当然，县尉的工作不仅局限于抓小偷，他还会接受领导的安排，干一点征兵、征税、摊派、城市管理、抢险救灾一类的杂活，也是身兼数职。工资低不说（前面介绍过），劳动强度可不低，如果没有一点孺子牛精神和强健的体魄，是干不了这份工作的。
虽然工作难做，但好歹是国家公务员，刘备也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工作，也想好好干出点成绩，在官场站稳脚跟。但好景不长，因为不久以后砸饭碗的人就来了。来者何人？督邮是也。
督邮，是督邮书掾、督邮曹掾的简称。汉代的郡按方位分若干部，每部设一个督邮。由于太守大人平时工作繁忙，日理万机，下基层监督、检查一类的事情就交给督邮代劳。别看督邮官儿不大，权力可不小，是个惹不起的角色。
说来也怪刘备运气不好，刚刚到任，屁股还没坐热，就遇到政治运动。这次督邮光临安喜县，就是要传达一项国家的重要方针政策：为遏制军阀割据局面的发展，皇帝下诏，凡是由于军功晋升为公务员的，一律作为富余人员淘汰回家！
某些人常常以此作为刘备蛮横无理，违反政策殴打上级纪检官员的证据，事实上，这都是没有仔细分析史料得出的草率结论。
首先，要了解这个政策出台的背景：黄巾起义时，宦官迫于压力召回了自己在地方上做官的家属，而一批在镇压黄巾军的过程中立下战功的军人（比如刘备）因此得以填补这些人留下的空白。看到自己的地盘被人占了，宦官着急了，他们还想让家属卷土重来，重温旧梦。解决这一难题的唯一办法就是把这些军人挤下去，让自己的人爬起来。怎么挤？以维稳为借口，趁机淘汰那些靠军功上位的军人。恰好皇帝也怕那些脾气火爆的军人偏霸一方，不好控制，这样做正对皇帝的胃口，双方一拍即合。
过河就拆桥，这招太狠了。
刘备听到督邮要来的消息后，考虑自己既没有孝廉、茂才（秀才）一类的上岗证，上边也没人罩着，便怀疑自己就是下岗分流的对象。实际上，刘备的直觉相当准，因为朝廷这一刀就是冲着他们来的。
刘备当然不乐意回家打草鞋，换谁都会骂娘的。但骂娘不能解决问题，先把饭碗保住要紧。问题是他不是曹操，有一个高官父亲做靠山，不管风吹雨打都不怕，现在唯一的办法是找到督邮，打探点内幕消息，摸摸他的底牌，看他是想玩潜规则还是明规则，以便对症下药。如果能通融通融，把自己从黑名单上抹去，此事就有转机了。毕竟大家都是出来混的，都不容易，有事好商量嘛！于是，刘备来到督邮下榻的驿馆，低三下四地请求求见，可没想到居然吃了闭门羹。督邮大人态度极其傲慢，连面也不愿意见，给出的理由是——有病。刘备的态度再友好也没用，反正督邮的态度就是公事公办，其余的事儿免谈。
其实，这事也不能全怪督邮。他要是见了刘备，应该怎么说？是说“刘备，上面不会裁员，你安心本职工作就是了，争取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还是说“刘备，上面决定裁员，由于你不幸上榜，活该你倒霉，我也没办法，请你多多理解”。前者是撒谎，后者是放屁，都不能说。再说，他只是奉令办公，权力虽大，但都是领导给的，即使他对刘备的不幸遭遇深感同情，但也无权改变现实。所以，他不能见刘备。
刘备满腔的热血在督邮冰冷的拒绝中顿时降到冰点，他愤怒了。合法权益受到侵害，饭碗被人砸得粉碎，换谁都不干。对刘备而言，他会更生气——老子的乌纱帽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地下捡来的，也不是花钱买来的，而是在枪林弹雨中一刀一枪拿命拼出来的。咱好歹是个功臣，一纸通知，就让老子回家，如此不识相，欠揍啊？真是太伤自尊了。而自尊就像一枚鸡蛋，表面坚硬、风光，却一触即溃，里面流出的是伤心的液体。
自尊受到严重伤害的刘备当然不会选择走申辩、上诉一类的复杂程序，而是带着人折回驿馆，直接冲进督邮的房间，对惊慌失措的督邮大人说：“上级首长（府君）叫我来请你过去问话。”督邮一头雾水，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刘备结结实实地捆绑起来，拖到一棵大树下。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三国演义》上说督邮是张飞鞭打的是不正确的。刘备虽然以仁厚著称，但作为一代枭雄，再仁厚也有怒发冲冠的时候。刘备那时候不过是个25岁左右的青年人，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你若惹他，后果会很严重。但坐惯了机关的督邮还想端一端特派员的官架子，吓唬一下面前这个年轻人：“别冲动啊，别乱来啊，我可是纪委的人。”刘备一听这话更来气，心想：打的就是你。估计边打边在爆粗口。
督邮人见人怕，哪有被人修理的道理？因此，督邮虽然被打了，可嘴上还是不服气地嚷嚷道：“上面要裁员，我有什么办法？你有本事找他们算账啊？”
刘备冷笑道：“找上面太麻烦，找你最方便！”于是，不服气的督邮得到了让他更加不服气的结果——接着挨打。刘备是越打越有劲，督邮这才发觉自己遇到硬汉了。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督邮不是好汉，也不愿意继续让自家的身体吃亏，于是开始不停地求饶。等打到一百下的时候，手瘾也过足了，气也消得差不多了，刘备住手了。因为人家毕竟是奉命行事，真闹出人命来，事情就大了。刘备本身有两下子（后来斩徐州牧车胄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外加满腔怒火，可谓鞭鞭带恨，鞭鞭带血，照这种架势搞下去，督邮大人可能就像散架的机器一样很快就要报废了。如果照正史所说的打了二百下，以刘备不凡的身手，别说是人，估计就是石头也得打开花。
出气之后，刘备清醒了，骂道：“你们不是要老子下岗吗？大爷还不侍候了！”说罢，把官印挂在督邮的脖子上，带着关羽、张飞一同绝尘而去……
新的一天开始了，虽然并不比昨天更快乐。
刘备还没法去做扫除尘埃的扫帚，只能做扫帚下的尘埃，而尘埃的命运就是被人扫地出门。这难道就是命运吗？不。刘备是一个执著的人，是一个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人——打草席没出路，当混混没前途！怎么回头？！
社会最本质的东西——人，确切地说是人际关系。一个人，你再有本事，没有人罩着，没人赏识你，没人给你机会，说什么也是白搭。曹操下课以后，如果他愿意的话随时都能再就业，而且尽是好工作。原因很简单，他有一棵大树罩着。说来真是一种黑色幽默，廉洁、能干的曹操必须由一个既不能干又不廉洁的爹当保护伞，才能施展自己的抱负，否则，他早就成为革命烈士了！
刘备和曹操相比，志向并不比他渺小，但同样努力工作却换不来同样美好的结果，甚至是冰火两重天——曹操在洛阳北部尉的位置上杀了人，得罪了权贵照样升职，而刘备努力工作仍被人罚下场，因为他既没有一个好爹，也没有曹操那么广的关系网，因此，在仕途上进步极慢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就是命啊。但刘备是不会认命的。公务员干不成了，正规军也不是了，他开始带着自己的兄弟四处打游击，好在不久幸运之神又向他伸出了援手——大将军何进派都尉毋丘毅到丹杨（现在的江苏丹阳市）招兵，刘备被荣幸选中，获得了表现自己的机会。他们在下邳（现在的江苏邳州）遇到一股土匪，经过一番激战，刘备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他的能力也因此得到了毋丘毅的认可。
毋丘毅是大将军何进身边的人，有他赏识，刘备的前途可谓是柳暗花明——朝廷安排他当了下密县的县丞。但上任后，刘备很快发现当这个二把手没啥意思，于是没干多久就弃官而去。不久之后，刘备又当上了高唐县尉。转来转去，刘备又当上了县尉，看来他和这个职位很有缘啊，不过武将转业搞治安，也算是专业对口吧。不同以往的是，这次刘备的运气没那么差了——既没有红头文件来打压他，也没有可恶的督邮来找他谈话，所以刘备很快就升职了，当上了县里的一把手——县令。
正当刘备打算扎根基层，大干特干的时候，他又遇到一件倒霉事——农民起义军又打过来了。估计这支队伍人数比较多，刘备等人抵挡不住，最后高唐县失守。
县城在自己手上丢掉了，怎么都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作为父母官的刘备当然得承担主要责任。县太爷肯定是当不成了，刘备又一次面临下岗，思来想去，他决定去投奔自己的同门师兄公孙瓒。
公孙瓒那时是幽州的降虏校尉，这个职务相当于幽州的省军区司令。但他这个司令非常牛气，比他的顶头上司（幽州牧刘虞）派头还大，常常不拿领导的话当回事。但由于他手握重兵，领导也奈何他不得。
老同学来访，公孙瓒很高兴，但他的目光还停留在以前的水平，认为这个老实的学弟还同此前一样，没啥突出特长，因此，随意给了刘备一个别部司马的官衔儿。所谓的别部，就是主力部队之外的那些杂牌部队。
东汉、三国时期有许多级别不等的司马，最大的是大司马，地位略高于大将军，其次各级将军手下也有负责军政后勤事务的司马。但就是这样一个不入流的官也不是白给的，不久以后，公孙瓒就让刘备和田楷一起去对付一个重量级的选手——袁绍，从他手上夺取青州。
公孙瓒和袁绍是邻居，但两人却没有一般邻居那种睦邻友好、互相串门的习惯，也没有争当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的打算，反而是互相看对方不顺眼，经常带兵切磋武艺。
取胜后，田楷当上了青州刺史，而刘备依然在田楷手下帮忙，到了初平二年，刘备终于当上了平原国平原县的县令。
在那个年代，你不想当贪官简直就不是人，但刘备不想当贪官。那时全国灾荒频繁，粮食稀缺，物价飞涨，货币贬值，许多老百姓吃不饱肚子，但这个情况在刘备管理的辖区是不存在的，因为刘备采取了一系列合理措施。他对外积极抵御民变队伍的冲击，对内扫除土匪的骚扰，还广撒钱粮，救济百姓，与大家共建和谐社会。
和以前一样，他一如既往地想当官，一如既往地想当好官，所以，他一如既往地遇到了麻烦，而找他麻烦的人叫刘平。这位老兄估计是平原县的一个富豪，就像现在的暴发户一样老喜欢狗眼看人低，除了有钱外，既没素质，也没品位。
品位低一点不是你的错，只要加强学习，提高自身修养，还是一位好同志，但那位刘平偏偏不是爱学习的主儿，他喜欢找个人发泄一下，把无知进行到底。这次他相中的对象是新任领导刘备，因为他觉得刘备出身既不显赫，也没啥文化（不是士人）和名气，在他的手下混简直就是一种耻辱。因此，他决定给刘备一个教训。刘平知道自己本事有限，所以他决定请一个帮手——刺客来帮助他完成这件工作。但不幸的是，这次他看走了眼。
刺客来到刘备的府邸后，刘备毫无防备，还把他当做来访嘉宾一样热情款待。宾主双方在热情友好的氛围中举行了坦诚的会谈，会谈在一系列问题上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取得建设性成果。刺客表示，通过此次会谈，让他认识到了刘备就是传说中的好领导、好公仆、好榜样。最后，刺客终于憋不住了，他不顾行规和职业道德，主动反水，向刘备亮明自己的真实身份，坦白交代自己此行的主要任务，并且揭发了幕后主使人刘平，表示心甘情愿接受领导的任何处罚。
刘备倒也大度，他豪爽地把手一挥，说道：“刺客同志，浪子回头金不换，以前的事情就让它随风而去吧，本领导既往不咎。你还是回到你工作岗位上去，安心生产、努力工作，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成为对国家和人民有贡献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与刺客都能化敌为友，看来刘备的人格魅力还真不小啊！
试用期满后，刘备更上一层楼，升任平原国的国相（平原相）。平原国是王国，平原相和太守平级，也就是说，刘备经过自己的多年打拼，终于跨入了高级领导干部的行列。
虽然升职了，但刘备还有一件烦心事，就是自己的名气还不够响亮。刘备出生寒微，虽然有一个光荣的祖先，但年代久远，要人家从棺材里出来为自己做形象宣传，估计很不现实。而且和曹操相比，自己以前也没有条件去找那些算命大师活动活动，让他们开开金口，写点“刘备是个好同志，刘备是匹大黑马”一类的评语来抬高身价。所以，他证明自己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政绩。
公道自在人心，久而久之，刘备凭借自己的努力，声名渐渐远播。有一次，北海国国相孔融遇到黄巾军来攻，抵挡不住，叫部下军官太史慈来平原，向刘备求救。刘备听了又惊又喜，对太史慈说：“孔文举（孔融字文举）竟然知道世界上的某个角落还有我刘备啊？！”
孔融是名人之后（孔子的后代），自身也很有学问，属于文化名流（“建安七子”之首），承蒙对方如此抬爱，刘备自然也很仗义，当即决定派出三千兵马前去救援。黄巾军看到援兵来了，立刻四散而逃，孔融因此得以解围。因为此事，刘备和孔融竟然成为了好朋友。和名人交上朋友，自然就是圈子里的人了。刘备，从此刻起，已经不是无名之辈了。
其实对刘备而言，他在公孙瓒那儿虽然是打工的，但收获还是不小的，除了升官，他还认识了一个日后对自己十分重要的人——赵云。
赵云，字子龙，常山国真定（今河北正定）人。他一身都是胆，被蜀汉士兵亲切地称为“虎威将军”。在《三国演义》中，他和关羽、张飞、黄忠、马超并称为“五虎上将”。当然小说毕竟是虚构的，实际上蜀汉并没有评选所谓的“五虎上将”，而是后世出于对蜀汉英雄的敬仰，在心底里为他们颁发的荣誉。不管怎样，这五个人都是武艺超群的。
赵云身高八尺（约1.84米），姿颜雄伟，早年在郡衙当差。初平二年，猛人袁绍诈取冀州牧后，身为冀州人的常山老百姓因不服新领导的管束，一致推举赵云为他们的头目，由他率领大伙去投奔袁绍的邻居——公孙瓒。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袁绍实力强、名气大，所以，对于赵云另类的举动，公孙瓒搞不懂。他忍不住好奇地问赵云：“我听说你们冀州的人都乐意听袁绍的，为啥你知道要来投奔我啊？”
赵云回答也很实诚：“天下大乱，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天下乌鸦一般黑，我们也搞不懂谁是真正的主人。我们经过商议讨论，决定追随仁政贤明的主人，谁好我们就跟谁，并不是因为我们疏远袁绍而偏向于将军您。”
赵云把公孙瓒比作心目中的太阳明主，公孙瓒心里就像喝了蜜一样甜。但高兴归高兴，他没有把关怀的阳光照耀在这个年轻人身上，也没有打算重用这个年轻人，因为赵云并不是他特别喜欢的类型——公孙瓒是个贪图享受的人，他喜欢的是油腔滑调的地痞流氓、古惑仔，而真正的实力派他却敬而远之。
所以，我说公孙瓒的眼光一直是有问题的，刘备他不用，赵云他也不用，反而和一帮地痞流氓称兄道弟，最后输得精光也就不足为奇。
也正是赵云投奔公孙瓒的这一年，刘备也来投奔公孙瓒，且两人同在田楷手下做事。刘备对赵云非常热情，就像老大哥一样十分关照他；赵云在为刘备主持骑兵业务的过程中，慢慢发现刘备是一位宽厚仁慈的领导，比鼠目寸光的公孙瓒强多了，便有心追随。但刘备此时也只是公孙瓒手下的打工仔，并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地盘，而且也实在不好意思对老同学下手。
跟不了刘备，又不甘心长期在公孙瓒手下打工，所以赵云开始寻找机会离开。不久，赵云的兄长病亡，赵云趁机请假回家。只有刘备知道他将“黄鹤一去不复返”，心里倍感惋惜。临走之前，赵云对刘备承诺：总有一天，我们会见面的。
是的，总有一天，他们会见面的！
中平元年对于黄巾军而言的确是倒霉的一年——“生意”还没开张就走漏了消息，结果潜伏多时的卧底也被拔掉了，起义也成了早产儿；连夜举事虽取得了梦幻般的开局，却碰到了皇甫嵩、朱俊两个猛人，于是，短短半年不到，颍川的波才没才了，南阳的张曼成也没成了。
在人数占优、形势大好的情况下被人翻盘，三路人马损失两路，怪不得有人说黄巾军是历史上大规模农民起义队伍中战斗力最差劲的。只剩下冀州的张角兄弟了，这也是最难啃的骨头。虽然他们三兄弟是整个黄巾起义军中规模最大的，但“带头大哥”的日子一点都不好过。
朝廷首先派出卢植和他们作战。卢植是刘备的老师，出道以前就很有名，但他的名气不是源于打仗，而是源于学问。
卢植，字子干，生于汉顺帝永和四年（139年），涿郡人，和刘备是老乡。
卢植年轻时曾拜当时的儒学大家马融为师。马融作为一代宗师，门徒很多，常常多达千人，所以他不可能一一耳提面命。为此，他采用一种特殊的教学方法考察自己的学生：上课时，他在前边教学，后面却安排美女翩翩起舞，他就从中明辨学生优劣，对那些禁得住美女考验的学生就重点培养。
卢植是众多学子中最特殊的一个，当其他同学被丰富多彩的娱乐节目所吸引，思想开了小差，根本不知道老师的教学内容为何物时，他却能做到上课认真听讲，认真做笔记，认真回答问题，对美女的婀娜舞姿硬是咬紧牙关连看都不看一眼，权当美女不存在，真正做到了心无旁骛、目不斜视，比现在的三好学生还三好学生。这一切马融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于是把卢植叫到一边开小灶，单独培养。
名师出高徒，有老师的悉心栽培，卢植想不进步都难，最终也成为一代大儒。卢植的故事告诉了我们：只有经得住考验，耐得住寂寞，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学问家。
从总体上看，卢植这个人学问好、品德好，没啥缺点，但就是这样一个人，总给自己惹麻烦。
当初大将军窦武拥戴汉灵帝刘宏继位时，顺便为自己谋了点私，给自己封了个闻喜侯的爵位。对此，朝中的文武百官都表示理解，可当时还是平头百姓的卢植听说后就偏不理解。为了表达自己的不理解，他还上书朝廷，连讽带刺地把大将军窦武挖苦了一番。
大将军掌握军权，是仅次于皇帝的二号人物，如果碰巧皇帝年幼，不能理政，大将军就是一号人物，有时比皇帝活得还风光。而窦武拥戴刘宏时，刘宏恰恰是个十二三岁的小毛孩儿，大将军的地位可想而知。他要给自己加封什么样的爵位还不是手到擒来、易如反掌？卢植却表示反对，他真是鸡蛋碰石头，太自不量力了！
读到这里，有人可能会产生一个疑问：平头百姓怎么有资格上书朝廷呢？在大家印象中，封建社会总是专制无比的，上书讨论国家大事是朝廷大臣的本职工作，百姓连发言权都没有，遑论上书献言献策了。但我要告诉你，这是误解。咱们的老祖宗虽然落后一点、封建一点、专制一点，但绝不是不让人发表言论的。只要你不辱骂皇帝、不呼喊推翻政府之类的反动口号，一般人上书参政议政，持一点不同政见，都没事儿。皇帝大人胸怀天下，难道还包容不下几个异己分子？
汉朝成立时，汉高祖为了更好地了解民情民意、广开言路，还特意规定凡是老百姓有心里话要说的，有合理化建议要提的，可以直接上书皇帝。如果一不小心奉献出一个金点子让皇帝龙颜大悦，说不定还有意外惊喜——拜官授爵，录取当公务员。
为鼓励大家踊跃地献言献策、参政议政，皇帝还制定了具体的服务标准及配套措施。比方说，凡是老百姓要上访的，全部坐专车（公家的车马）接到京师，连车票钱都不用花；到了京师也不用担心坐冷板凳，无人理睬，早就有专人（卫尉手下的公车令）负责接待，提供一站式服务；上访者也绝不用担心会遭遇推诿扯皮、十天半月无人理睬这一类情况的发生。虽然权力都捏在皇帝手里，自己的意见也不一定被采纳，但普通小老百姓能有机会近距离地向皇帝大人倾诉心声，也算是聊以慰藉。而卢植恰恰利用了老祖宗赋予的这一权力，于是就直接上书畅所欲言了。好在大将军窦武虽然不是皇帝，却也胸怀天下，大人大量，没和他一般见识，只当没听到。而卢植却因此大大出了回风头。
卢植凭借自己的真才实干很快就脱离平民百姓的队伍，成了吃官粮的。当张角发动黄巾起义后，朝廷便派他以北中郎将的名义带领几万人去啃这块最硬的骨头。
遇到卢植这个强硬对手，张角这个在平时无所不能的“天公将军”一下子现出原形，连战连败。由于卢植步步紧逼，张角只好退到广宗（今河北威县），但他并不悲观，因为他手下还有十多万人，弟弟张宝在下曲阳活动，手下也有十多万人，大家形成掎角之势，可以互相策应，打一场攻坚战。
卢植也没闲着，他忙着挖壕沟、制作云梯准备攻城。只要攻下广宗，他将建立不世之功，载入史册！可就在这个时候，皇帝派小黄门左丰到前线慰问、视察，这也预示着卢植的名将之梦要宣告结束了。
皇帝派宦官前往前线，名义上是慰问、视察工作，但实际上派他们来当监工的。而东汉的宦官个个都是极品，都不是省油的灯，左丰自然也不例外。按官场通行的潜规则，领导视察时自然是要一边嚼着大鱼大肉一边听汇报的，等领导吃饱喝足，还必须给点实惠的，比如金银珠宝、土特产什么的。总之，要让领导高兴而来，满意而归，一套完整的接待工作才算完成。
官场就是江湖，江湖的规矩是千万不可坏的，否则，你就等着吃不了兜着走吧。可卢植明显不上道，他脑子里只有公事公办，根本没有拉关系、走后门的概念，别说让领导吃大鱼大肉、生猛海鲜了，能给顿工作餐就不错了。至于送礼，更别提了，萝卜他也不想送一个。
不过，也不能全怪卢植吝啬，毕竟是非常时期，卢植的手头实在是紧：“老子的士兵连饭都吃不饱，拿什么东西送你？凭什么送礼！”
左丰此行是高兴而来，失望而归，心中实在悲愤。于是，他决心以牙还牙，给卢植小鞋穿。回到皇帝身边后，他对皇帝说：“广宗的反贼没几个，可卢植成天除了躲在营帐里好吃好喝，是出工不出力。他是不是要等待上天来收拾反贼啊？”
这句话虽短，可威力无穷。皇帝大人一听，也跟着悲愤了：“张角闹腾得这样厉害，老子连觉都睡不好，你还敢消极怠工，这还了得！你以为老子是好糊弄的啊？”
皇帝很悲愤，后果很严重。很快，卢植被解除职务，押解回京，差一点儿脑袋搬家。最后要不是皇甫嵩伸出援手，拉他一把，他可能要把牢底坐穿了。由此可见，搞好和钦差大人的关系是多么重要。
文人胆小怕事，放不开，那就派一个粗人上。灵帝很快就找到了满意的人选——东中郎将董卓。
很多人认为董卓是个集野心家、阴谋家、变态狂外加大色狼等多种名号于一身的大坏蛋，而且才能平庸（不会打仗）、为人狂妄。其实，董卓是一个猛人，不光会玩阴谋，也很会打仗，是个地地道道的猛将。
董卓，字仲颖，出生于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的一个豪强之家。岷县所在地凉州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地方，不仅地理位置十分偏远，又是汉、羌、胡等多民族杂居地区，所以这里的民风总体上是非常剽悍的。再加上土地贫瘠，耕种技术落后，农业生产也不发达，像其他地方那种男子耕田、女子织布的情形在这里是很难见到的。
不干农活干什么？答案是操练武艺，准备打仗。作为治安热点地区，学点武艺，不仅可以强身健体，还可以挣钱养家糊口。因为东汉是实行的募兵制，当兵是一种职业，打仗也是一种工作。
董卓自小就生活在这种地方，有人据此认为他是混血儿。董卓是不是混血儿不好说，但放纵任性、粗野凶狠的性格到和胡人有几分相似（尝游羌中，性粗猛有谋）。但和其他胡人相比，董卓还有一大优点，就是他能识文断字。所以，在凉州这样一个贫穷的边远地区，董卓也算是个文化人。此外，他身材魁梧，是个大力士，还通晓武艺，骑术了得，能左右开弓。
有本事，外加有脾气，因此，无论汉人还是胡人都怕他。慢慢地，董卓混出了名气，逐渐成了当地的风云人物。但董卓并不满足成为一个名人，他还要成为一个有实力的人。为此，他主动访问羌人部落首领，与他们交朋友。羌族部落首领也不傻，巴不得有这样一个有能力的朋友，所以，他们也积极回访董卓，当然每次都是带着厚礼去的。
董卓虽然为人凶悍，但也有自己的优点，那就是豪爽大方，凡是来客，必然宰牛杀羊，好酒好肉地款待。时间一久，大家都觉得董卓这个人不光够义气，而且很有点本事，因此对他既畏惧又敬仰，都乐意听他调遣。董卓不光网罗羌人，还对本地零散势力进行兼并重组，以此作为自己日后起家的本钱。
家庭出身好、有能力，再加上特别能混，董卓在当地的名气愈发大起来。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政府正为本地日益恶化的治安形势头痛，看到董卓在本地有如此号召力，心想能镇住那些流氓强盗的也只有董卓这号猛人了。于是，政府开始请他出来做一些剿匪捕盗之类的工作。董卓本人也不负领导期望，展现出了自己的才干，保质保量地完成了领导布置的各项任务。
大概是永康元年（167年），董卓因为家庭出身好而当上了特种兵——羽林郎，隶属于大名鼎鼎的羽林军。汉朝的羽林军，最初名为建章营骑，以警卫建章宫得名，后改为羽林军，取其“为国羽翼，如林之盛”之义，是皇帝的两大警卫主力部队（另一支是虎贲营）之一。
东汉的羽林军一般维持在两千人的规模，其中属羽林中郎将管辖的羽林郎有128人，为皇帝的宿卫侍从；羽林左、右监管辖的羽林左骑有800人，羽林右骑有900人，他们担任宿卫侍从和出充车骑。这样看来，羽林郎可以算是皇帝的贴身警卫了，比羽林骑更吃香。
羽林军作为皇帝的警卫部队，是职业兵、贵族兵，待遇优厚，因此，挑选标准也极其严格。具体说主要通过以下三个途径挑选人才。第一，选自从军死事之子孙，也就是从烈士的家属中挑选。这些人被称为羽林孤儿，选择他们是因为政治上靠得住。第二，选自征战有功者，即所谓军事过硬的人。第三，挑选来自六郡、三辅地区的良家子，主要从汉阳、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六郡中的武林高手中挑选。所谓的良家子，即良民子弟，也就是家庭出身好的人。像现在很吃香的生意人、医生啊什么的在那时都是下等人，想混进宫来当兵保卫皇帝那是没戏的。一句话，英雄也是要问出路的。
从以上三点来看，羽林郎的选择标准就是：政治背景特别过硬、军事素质特别过硬以及家庭出身特别过硬。看来想当羽林郎真不容易啊。不过，即使条件如此苛刻，董卓还是轻松入围，因为董卓的父亲担任过纶氏县的县尉，董卓本人也担任过凉州的公务员，属于又红又专的人物，他不当选谁当选？于是，董卓由边远之地的凉州来到京师洛阳。他时来运转了。
董卓这个人的交际能力是很强的，到了京师后，他很快碰到了伯乐——名将张奂。张奂是他的老乡，对他的才干十分欣赏，当即推荐他到自己的军中担任司马（参谋），去凉州效力。因为那时的凉州很不安宁，发生了羌乱。
羌族部落在光武帝解放陇西时被一分为二。西羌留在青海，东羌迁入关中，受护羌校尉领导。但东汉对这些少数民族兄弟不但没有什么优惠的民族政策，反而不断地压榨，导致羌人不断反叛。而面对羌人的反抗，东汉政府只有一个办法——镇压。
以前，董卓只是参与过剿匪捕盗一类的清剿行动，这次可是大规模的军事平叛行动，董卓，你行吗？董卓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做出了回答。永康元年，几支羌人队伍大举入侵关中地区，张奂派司马尹端、董卓前往作战。二人不负众望，“大破之，斩其酋豪，首虏万余人”。
董卓长期驻扎边疆，经历了大大小小一百余战，为边疆的稳定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样的人才朝廷当然得表示表示了。所以，作战胜利后，董卓被升为郎中，还获得了九千匹缣的奖励。这个奖励可算是重奖，因为缣是一种双丝的细绢，在汉朝还可以当钱用，在当时是很珍贵的。可对于这么贵重的奖励，董卓并没有据为己有，而是把它们全部分给了手下的士兵。因为他认为功劳虽然是记在自己的名下，但却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如此豪爽，自然为他赢得了极高的人气。所以，战事结束后，他先后担任戊己校尉、并州刺史、河东太守等官职。这些职位虽然都在地方，但很有实权，而且远离政治风暴的中心。董卓在这些地方随便怎么闹腾都没人管，可以活得像土皇帝一样，实在很潇洒。
其实，董卓除了外表粗犷一点儿外，他的内心一点儿都不粗，甚至可以说是个很有心计的人。在地方工作的那些年，朝廷里党人和宦官忙于斗争，他这个党外人士既没有加入战斗，也没有在一旁看风景，而是一心一意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
黄巾起义爆发的时候，董卓还是一名悍将加福将，在政治上也是过硬的，所以皇帝决定把不听话的卢植调走，派董卓上。
董卓是实干家，会打仗，动手能力强，张角是理论家，会传教，理论基础扎实。所以，皇帝大人因此认为实干家董卓胜算很大。但他忘了一点，临阵换帅乃兵家大忌。
董卓虽然很会打仗，但不知是水土不服还是运气太差，一到战场，还没怎么表现，就被张角打了个稀里哗啦，表现如此不给力，气得皇帝大人鼻子直冒烟。汉灵帝是个性急的人，他眼里容得下沙子，却容不下失败。董卓还没来得及戴罪立功，皇帝的处罚通知就下发了：免职抵罪！
汉灵帝想来想去，还是派皇甫嵩北上吧。于是，汉灵帝下诏让皇甫嵩负责剿灭张角。
十月，皇甫嵩终于等到了胜利的希望——张角不幸病逝了。不少专家说黄巾军是被官军的优势兵力打败的，这句话其实是很可笑的，实际上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黄巾军的兵力一直是占有绝对优势的。黄巾军之所以败，是败在战斗力上。
让我们来对比一下双方的战斗力。皇甫嵩的队伍主要由北军五校和三河骑士构成。北军五校为中央主要常备军，有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五校尉，一共3500余人；三河骑士即京师附近的河东郡、河内郡、河南郡三地的骑兵。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皇甫嵩的队伍应该大部分甚至全部是骑兵，他们手里拿的是刀、剑、矛、戟等先进武器，而农民军大部分是步兵，手里拿的是锄头、镰刀、棍子、棒子等武器，两相对照高下立判。所以，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唯武器论是不对的，但不谈武器而只搞精神胜利法也是不对的。
武器先进、机动性强，外加将领指挥有方，胜利最终属于皇甫嵩是不难判断的。但预测归预测，结果还是要以事实说话的。很快，战斗开始了。对广宗的黄巾军而言，这也是他们最后一个回合的战斗。在这场事关双方命运的决战中，战况十分惨烈，双方很快进入缠斗状态。所谓缠斗，就是死死缠在一起苦苦相斗，没有结果就不算完。
双方从拂晓打到黄昏，没有休息，没有吃饭。这种情况对官兵是比较有利的，因为他们以骑兵为主，不怕；而对黄巾军而言，是很不利的，因为他们是以步兵为主，这种打法能让人崩溃。别说是让你一整天跑来跑去、舞枪弄棒，就是让你连续不断地做一天广播体操你也会觉得累啊。所以，张梁的部队最终溃不成军，包括他本人在内，被杀被俘的竟然有三万人，还有五万人走投无路，淹死了。
皇甫嵩接了来的目标是下曲阳（今河北晋州）的地公将军张宝。虽然张宝也有十万大军，但双方的交战过程实在无料可写，那就直接说结果吧：十一月，张宝重蹈其兄长的覆辙，全军覆没。自此，由张角领衔主演的这场武斗大戏终于以悲剧性的结尾落幕了。
张角被解决了，皇帝大人的伤也好了。伤好了，也就忘了疼了。接下来是该干啥还干啥！以前我说过，汉灵帝刘宏是个千年难遇的极品昏君，除了享乐，几乎什么都不会。事实上我说错了，汉灵帝至少还有一门技术特长——理财。当然，是为自己理财。鉴于这次镇压黄巾军花销太大，国库的开销自不用说，汉灵帝连私房钱都掏出来了，实在叫他肉疼不已，于是汉灵帝决定堤内损失堤外补。怎么补？还是皇帝的“爹妈”点子多，他们抠破头皮终于为儿皇帝想到一个金点子：加田租。虽然一亩地只加十钱，但积少成多啊。据资料显示，西汉时期全国的土地有五亿七千多万亩，东汉虽没有具体统计数据，但应该高于此数，因此，汉灵帝此举就可轻松入账五十多亿钱。这显然是个馊主意，但皇帝才不管这些，只要他认可就必须执行。他真是想钱想疯了，但更疯狂的还在后头。
中平二年二月，洛阳南宫的云台门和乐成门发生了火灾。汉灵帝意识到敛财的机会来了，于是下诏征用天下的奇花异草、怪石古木搞灾后重建。当然皇帝大人也不是白拿，是要付费的。
既然是皇帝大人发出号召，那就执行吧。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经过层层分解，最终落实到广大州郡父母官的头上。但等他们千辛万苦地把东西运到京城时，才发现这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原来，负责验货的质检员是黄门常侍（宦官），这些人工作态度极其认真负责，对质量的要求也极其严格，凡是地方上送上门的东西，基本都会被判为不合格产品。既然是等外品，地方官就要以一折的价格出售给他们。如果不够，地方官要么自己跑回老家重新采购，要么花高价把这些等外品再重新买回去。你不卖还不行，这里是皇宫禁地，不兴公平交易，也没人维护市场经营次序。地方官明知道自己被宦官们当猴子耍了，也毫无办法，谁让这些人是皇帝的亲信呢。
对皇帝而言，低买高卖，实行循环经济，这笔买卖实在赚大发了，借此一项，汉灵帝就可跻身商界名家的行列，供后人敬仰膜拜。
汉灵帝对金钱的追求是无止境的。不久，他又积极开动脑筋，把触角伸向了各级公务员——卖官。前文讲过早在黄巾起义爆发前的178年他就搞过西园卖官。后来，黄巾起义爆发后，卖官事业被迫暂停。等张角挂掉了，汉灵帝的手头又紧了起来，第二次西园卖官也就正式启动了。
当然，这次他变了点花样，不再叫卖官，而是换了一个马甲叫募捐。当时的朝廷规定，不管是高档次的州刺史、太守，还是低档的孝廉、茂才（秀才），凡是还想当公务员的一律先赞助一笔诚意金，美其名曰修宫款和助军款。
顾名思义，修宫款和助军款是为了支持国家重点工程和国防建设，人人有责，这两项收费冠冕堂皇，叫你找不到不给的理由。当然，最后是不是专款专用，那只有鬼才知道了。
捐款的具体行情和到菜市买菜差不多——品相好的，贵点；品相差的，便宜点。一般说来，一个地方好一点的太守职位也就是二三千万钱的样子，当然，这只是参考价，至于最终的成交价，有意者可以和皇帝的经纪人（宦官）联系，价格是可以商量的，精明一点的还可以砍价。
到后来，皇帝的胃口越来越大，就规定所有的岗位都必须经过赞助才能赴任，上至三公九卿，下至太守、县令，概莫能外。
天王老子都不认，我刘宏只认孔方兄！当然，如果你说我拿不出这笔钱，不想干，怎么办？皇帝的回答很简单：“不行，老子赏给你的官帽，你想丢就丢啊？必须干，不干也得干！”
天下还有强迫人家当官的啊？有，不当是不行的，谁让人家是皇帝呢？
既然皇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接到任命的人只好上任，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不要紧，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到时候再从百姓那拿就是了。皇帝让你当官发财都不干，那是大傻蛋。
众所周知，东汉卖官最出名的非刘宏莫属，但在众多买主中最出名的是谁呢？我知道你想说谁，但我要告诉你，那人不是曹操的爹——尽管他是最大方的买主——而是崔烈。
说起崔烈，在历史上是大大地有名。此君的名气既不是因为学问做得好，也不是因为公务员当得好，更不是因为沙场立功。他的名气是和一个热词紧紧连在一起的，那就是铜臭。
崔烈本没啥恶名，但自从买官以后，一下子声名大噪，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呕像”——呕吐的对象。
崔烈，冀州名人，出生于晋州望族之家，本人先后当过太守、部长（九卿）。按说能混到部级高官也算是事业有成了，该知足了，但该同志不满足已经取得的成绩，他要向着更高的人生目标——司徒冲刺！
崔烈有理想、有追求，不过，他要实现自己的抱负还面临着一道坎——金钱。前面说过，在汉灵帝手里混，光有能力和关系是不行的，还得有钱。后来的事实证明，崔烈也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实干家，当然是为自己真抓实干。
按当时的价钱，当司徒的价码是一千万钱，由于买主踊跃，市场上竞争激烈，三公的职位一直呈现供不应求的状态。崔烈是士人，但他不傻也不痴，面对激烈的竞争，他不等不靠，自己积极想办法找门路。找来找去，他终于通过汉灵帝的奶妈程夫人让皇帝答应以五折的友情价将司徒的位子卖给他。在正式上任那天，汉灵帝还亲自为他主持了任命仪式。
汉朝聘用三公叫“拜”，光凭这个字，就表明这一职位十分受人尊重，事实也是如此。咱们中国是礼仪之邦，做什么事情都要讲排场，而贵为总理的三公就职典礼更不能马虎。比如皇帝拜张三为三公，不是随随便便发个通知、贴个通告就行了，而是由皇帝亲自主持，并且召集全国县处级（六百石）以上的官员参加。这些县处级干部统统要向张三下拜行礼，并做一番自我介绍，说一番多多关照之类的场面话，大家就算相互认识了（其实人太多，一一认识是不可能的了，过目即忘倒是很正常）。然后由侍御史（监察官）向张三颁发聘书、公章（印绶）。这时，张三还不能直接伸手去接，他必须玩谦虚，假意推辞（礼让）三次，然后才能装作极不情愿地接受。这样，一套冗长的三公就职大典才算完成。
就职典礼搞得隆重，三公平时也是极受礼遇的。文武百官见到他们，要向他们下拜行礼，即使是皇帝大人见到他们，也要给足面子：如果皇帝是坐着的需要起身，双方互致问候；如果碰见时皇帝大人坐在车里，他还要亲自下车，与他们拉拉家常、套套近乎。三公活得如此风光，实在是很拉风。
当然，三公也有不风光的时候，比如，带兵打仗前晋见皇帝时，就要由皇帝的特种警卫——虎贲卫士手拿兵器（戟）交叉架在脖子上才能朝见皇上。这一仪式相当于是给你一顿杀威棒：“小子，手头有兵了，规矩点，不然老子随时废了你。”如此搞法活像押犯人，相当凶悍，以至于后来牛气冲天的曹操在许县享受如此待遇晋见汉献帝后，也吓得虚汗淋漓，发誓再也不去那个鬼地方了。
就在崔烈上任不久，汉灵帝就有些懊悔地对左右亲信说：“可惜啊，这么紧俏的位子，真是后悔自己没有再稍微卡紧一点，至少可以卖出一千万的好价钱！”
也难怪，一千万钱的东西只卖了五百万钱，任谁都会觉这笔生意亏。可程夫人却有点生气了，她对皇帝说：“哎呀，人家崔烈是冀州的社会名流，还不是看在我的面子上才掏腰包，你还不满意啊？”
被汉灵帝这个大嘴巴一宣传，原本是暗箱操作的事情，如今弄得人尽皆知，崔烈的无形资产（名誉）立即应声下挫。崔烈是个好面子的人，对于外人对自己的评论还是很在意的。过了一段时间，他忍不住问儿子崔钧：“我终于做了总理（三公），外面的群众有什么看法啊？”
“父亲大人啊，你以前在群众中口碑不错（少有英称），现在你当上了总理，全天下的人都感到失望啊？”
“为啥？”
儿子快人快语，回答得十分经典，差点没把他肚子气破：“大家都说有股铜臭味！”于是，“铜臭”一词由此流传下来，至今仍然焕发着强大的生命力，大家可不要忘记崔烈先生的功劳啊。
连儿子都拿自己开涮，深感做人失败的崔烈恼羞成怒，再也不顾忌什么总理形象了，操起大棒子就要打儿子。但崔钧好歹也是副部级的武官——虎贲中郎将，主管虎贲郎，所以，父亲大人搞棍棒教育，他虽不敢还手，但跑还是会的。而崔先生长时间坐机关，身体素质本就不好，当然跑不过部队上的人。
打不到儿子的崔烈更加生气：“死鬼，老子打你几下都要跑，你还有孝心没有？”
崔钧的回答更绝：“父亲大人啊，你若用小棍子打我，好说；你搬出这么个大家伙来对付我，我只好跑了，那也是为了成全你的名声啊？”
崔烈是社会名士，会书法、会写诗，但办理政务却是一塌糊涂，属于典型的高分低能型选手。当时皇帝的一大心病就是凉州兵乱，这一问题反反复复，延续了八十来年，虽然西羌人并没有夺取刘家江山的打算，但老是被人家拿钝刀子戳来戳去的也是很烦的。
一日，皇帝大人将这一难题抛给众位大臣，要他们提出点建设性意见。作为总理级别高官的崔烈也发表了自己的高见：“既然凉州爱兵乱，放弃凉州就没事儿了，国家也和平了，社会也和谐了，百姓也幸福了，领导也放心了，士兵也不打败仗了。总之，大家都有好心情了！”一语惊四座！其他人在短暂的震惊之后，立刻将崔烈骂得体无完肤，崔烈也算狠狠地出了一回风头。
后来，崔烈改任太尉，但好景不长，被曹操他爹活生生地挤了下去。
后来，董卓进京时，这位崔先生倒是一心想为董卓大人奉献余热，但是董卓对他这位大名人似乎很不感冒，因为他发现崔先生的儿子崔钧在外地怂恿袁绍起兵讨伐他。于是，董卓当即决定请崔先生吃牢饭。
董卓倒台后，崔先生重获光明，迎来了生命的“第二春”，当上了首都城防司令（城门校尉）。但好景不长，还没等崔先生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大展宏图，董卓的徒子徒孙李傕等人又打进京师，开始反攻倒算，于是，崔先生这个手上没兵的光杆司令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生也罢，死也罢，好歹出名了；好也罢，歹也罢，总算是结束了。
崔烈是官迷，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和他一样，也有不好那一口的，比如洛阳人司马直。他接到就任巨鹿郡太守的通知后，还没等他和亲朋好友庆祝一番，马上就被告知必须友情赞助一笔修宫款和助军款。考虑到司马直的经济实力有限，皇帝的“经纪人”——宦官也特别体贴地开出了一个友情价——原价两千万钱的位子，只要他出三百万钱就可以走马上任了。这么实惠的价格，换一般人想都不要想。可三百万钱对于司马直来说也无异于一笔天文数字，上哪儿找去？就是当了裤子也拿不出啊！于是，宦官很诚恳地告诉他一个法子：不用自己掏腰包，可以先赊账，到时候只需要在老百姓身上打主意就行！
这不是盘剥百姓吗？一向清廉的司马直当然不肯接受。他想来想去，觉得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要这顶乌纱帽。于是，他开始装病：“我体弱多病，实在不堪重任，求求你们就饶了老夫吧！”
司马直的立场很坚定，但皇帝的立场比他还坚定：“司马直，皇帝是相信你的，不管你是真有病还是假有病，你都必须按时到岗，为人民服务是你义不容辞的义务，不准耍花样！”
领导下了死命令，这下司马直没辙了，病号是当不成了，就只好当父母官了。半路上，悲愤交加的司马直终于豁出去了，他向皇帝大人上书，痛斥朝廷乱收费、乱摊派的无耻行径，然后选择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自杀表达了自己的抗议。卖官逼出人命案，这事儿玩过火了，皇帝也受到震动，只好下令暂时停收修宫款。
不管咋样，汉灵帝的生意是做得风生水起，加税、卖官、修宫殿，一样不落。国家虽然穷困潦倒，濒临关门，但汉灵帝已经到了数钱数到手抽筋的境界，自个儿的钱根本多得没处放了。虽然汉灵帝已经是天下最大的财主了，但他还是不满足，除了打百姓和官员的主意，他还把手伸向了国库，打起了国家的主意——为了在御花园兴建一座万金堂，他把财政部（大司农）所管的国库统统搬空了。
但是，钱太多有时也是麻烦事，比方说没地方放了。不过，作为理财专家，汉灵帝很快就想到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存到中常侍、小黄门家里，每家放它几千万。虽然这样做不像现在存银行一样有利息，但无事去每家看看也是一种乐趣。
除了不停地搜钱、存钱，汉灵帝还涉足投资领域，而且还是传统暴利行业——房地产。在他母亲董太后的支持下，他利用搜刮来的钱财在老家买了地皮，修房造屋，准备大干一场。
金钱、豪宅是人都爱，但问题在于你是皇帝，坐拥世界上最豪华的别墅——皇宫，居然还要大兴土木，脑袋真是坏掉了。连皇帝的脑子都坏掉了，国家离垮台也就不远了。之所以没有立即垮掉，那是因为上天要让他死得更痛苦、更难看。
汉灵帝原以为张角兄弟死了，一切都结束了，接下来应该有几年的时间好好享受了，可令他没想到的是，一个张角倒下去了，又有数不清的张角站了起来，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愈演愈烈，没有一点消停的迹象。
别的不说，光说他们的旗号就够吓人的，都是什么黄龙、左校、于氐根、张白骑、刘石、左髭丈八、平汉、大洪、司隶、缘城、雷公、浮云、白爵、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眭固、苦蝤，等等，举不胜举，令人眼晕。之所以起的名号都有些稀奇古怪，是因为大家都是农民出身，文化水平有限，所以就把骑白马的叫白骑，把眼睛大的叫大目，把胡子多的叫左髭，把会一点轻功的叫飞燕。这些名号虽然不如天公将军、地公将军那样响亮，但贴近生活，贴近实际，深得人民群众喜爱。
大家以张角为光辉榜样，纷纷揭竿而起，起义很快便成遍地开花之势。而且好汉也特别会拉队伍，吼一嗓子，动辄就有几千人响应。几千人还算少的，稍微像样一点的队伍就有二三万人，势力最大的几支甚至达到百万人，比如张燕的黑山军、青州军。虽然这些起义军打仗的水平不咋地，但人数一多，玩人海战术，四面出击，让皇帝招呼都招呼不过来。
天下乱了，真是什么倒霉事都有，不久，汉灵帝“欣喜”地发现，除了张角这类的阶级敌人出来折腾外，自己手下的员工也不安分守己了。中平五年五月，官员队伍里冒出三个人来，险些要了他的命。这三个冒险家的名字分别是冀州刺史王芬、南阳人许攸和沛国的周旌。
三个人为共同的理想走到一起，准备开创造反工作新局面。下面我们就说说这个冀州刺史王芬，他的如意算盘是带兵杀掉宦官，绑架并废黜皇帝，自己当开国功臣。他甚至连皇帝的候选人名单都拟好了——合肥侯刘某。但造反这样的大工程，利润和风险总是成正比的，就像阿迪力走钢丝一样，一不小心掉下去，连骨头渣儿都不会剩下。实际上，王芬是没资格动手的，他枪没几条，将没几个，而且他找的帮手既不是少林派也不是武当派，而是空谈派，一点能耐都没有，怎么搞政变？最关键的是，他们还缺一样东西——兵。“枪杆子里出政权”，没有兵，说啥也是白扯。于是，他向中央打报告谎称：“黑山军又在造反了，为了保卫皇上您的安全，我打算招募一点军队，还望领导批准为谢。”
这明显是谎报军情，且漏洞百出：他所说的黑山军早在中平二年就已被朝廷招安，改邪归正了。当时黑山军的头目张燕捧着国家给他的铁饭碗（平难中郎将）吃得正香呢，反什么反？但好在王芬忽悠的对象是汉灵帝，这家伙的脑子时好时坏，经常短路。这次他没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仔细思考就批准同意了。更巧的是这位极品皇帝突然心血来潮地想回故乡河间国一游（河间国属于冀州）。
皇帝准备自投罗网，机会难得。眼看造反的时间越来越近了，王芬的心里却越来越紧张，原因很简单：自己手里虽然有兵了，但自己的斤两自己最清楚，如果这种水平也要勉强自己造反的话，无异于自杀。
自己不能干，就找能干人入伙。于是王芬决定广撒英雄帖，继续招聘造反急需的各类人才。不久，一个真正的实力派进入他的视线，这个人就是曹操。
原来，曹操从济南相岗位上隐退后，便在老家谯县搞起了隐居工程。他在低洼地带盖了一座幽雅的书房，过起了与世隔绝的生活。其实，他也不是真的隐居，而是在充电——一边专心读书，一边精练射猎——他充电的目的是为了学以致用。
中平三年，作为政府公务员的马腾响应韩遂叛乱后，曹操便被征召出山，当了都尉，重新开始带兵。带兵了，有实力了，就成为许多人的座上宾，比如王芬。王芬向曹操详细介绍了此次行动的宗旨及重要意义，最后饱含热情地邀请文武兼备的曹操加盟他们的队伍，并许诺大家有难同当、有福共享。
但曹操不干。不仅自己不干，曹操还不停地给这些头脑发热的冒险家泼冷水：“自古以来，更换领导都是最不吉利、最危险的事情，没有十足的把握，这种把脑袋别裤腰带上的买卖千万别做。做这种事要想成功一定要具备两个条件：一要人民拥护，二要有权，而且是很大很大的权。要知道，伊尹、霍光行废立帝王之举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伊尹是宰相，霍光是大将军，再加上有老百姓的拥护。能废黜皇帝的都是强势人物，而就凭你们几个无名之辈，想做这种惊天动地的大事，那不是要命吗？”
事实上，曹操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后来他“挟天子以令诸侯”，汉献帝刘协就是他案板上的肉，想咋地就咋地，自己就是当皇帝也不是不行，但他偏偏没有废掉皇帝，而是将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了他的儿子曹丕。
曹操的这番话有理有据，无可辩驳，但王芬还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他现在是头脑热得发烫，别说是泼冷水，就是送进冰窖也冷静不下来啊。
他不想踩刹车，心想：“你曹操胆小怕事，不给面子，没关系，咱们重新招人，只要待遇合适，还怕招不到人才？”不久，王芬又找到一个名人——华歆，但他没想到这个华歆的胆子竟然更小。
华歆（157—232），字子鱼，平原高唐（今山东禹城西南）人，汉末三国时期名士，后来曾担任过魏国的相国、太尉、司徒等职。虽然在三国时期他混得不错，但在汉灵帝时期，他的运气并不怎么好，先是被举孝廉，后任郎中，都是些芝麻大的小官。
华歆虽然品行上有污点，如曾参与捉拿伏皇后，但平心而论，他这个人身上还是有不少闪光点的。《世说新语》记载的有关他的几件事就是以说明这一点。
事例一：华歆和好朋友管宁在园子里锄菜，管宁一锄头挖下去，竟然挖到了一块金子。华歆一阵狂喜，心想这回发了，吃肉喝酒的钱都有了。但管宁属于清高派，视金钱为粪土（挥锄与瓦石不异）。在管宁强大的精神感召下，虽然华歆很舍不得，但他还是扔了金子。
后人在引用这个典故时，往往说管宁品行高洁，而华歆如此贪财，实在是龌龊。在我看来，管宁固然高洁，但似乎迂腐过头；而华歆只是上前摸了一把金子（还没有揣进兜里），却无端被人非议，实在不值。金钱是人都该爱，把宝贝当破烂，那是败家子。
事例二：有一次，华歆和管宁一起读书，正好有个大户人家的轿子从窗前招摇而过，而且吹吹打打十分热闹。管宁不为所动，继续学习，而华歆实在忍不住好奇，就跑去看热闹了。这下管宁生气了，后果很严重，他居然跟华歆割席断交，而且放出狠话：“子非吾友。”
虽然管宁从此不把华歆当朋友，但华歆却一直把管宁当朋友。后来，当华歆做到魏国的司徒，他首先推荐的就是自己同窗好友管宁，可书呆子管宁却并不买账。华歆知道后，只是一笑了之，并不生气。
魏明帝继位后，要华歆当太尉，华歆玩谦虚，说了一大堆“我年老多病（70岁），该退休养老了，还是把机会让给年轻人，皇帝您就另请高明”这类的话。魏明帝就饶有兴趣地问：“那你心目中的理想人选是谁呢？”华歆说出了管宁，并且滔滔不绝地为他说了一大堆好话。这下魏明帝不干了：“不行，哪有官帽随便转让的道理啊？那个管宁虽然有才，可他没有从政经验，给他个光禄大夫就差不多了。”可这个管宁不知是有道德洁癖还是爱记仇，反正认定断交的朋友就别想复交，还是不买账。
从以上几件事看，华歆虽不是管宁一类的道德模范，但也有情有义。
除了有情有义，华歆还是个做事有始有终的人。有一次，华歆和王朗一同乘船避难，中途有一个人想搭乘他们的船。华歆表示为难：“我们都自顾不暇了，多你一个是累赘！”王朗却大方地说：“没事儿，你上来吧，船还比较宽敞，多一个人不算挤。”
后来强盗来了，王朗很快把自己的话忘在了脑后，想丢下那个人不管，而华歆却不紧不慢地仗义执言道：“开始我之所以犹豫不决，正是担心这一点。不过，既然答应了人家，就应该讲诚信，怎么可以把他扔下呢？”于是，他仍像最初那样关照那个人。由此可见华歆也是条汉子。
仔细想来，这个故事是有瑕疵的，《三国志》上的记载显然更可信一些：李傕杀入长安后，为避西京之乱，华歆与郑泰等六七人步行离开，半路上遇到一个男子请求结伴而行。大家见他确实可怜，打算同意。华歆却说：“不行，我们现在处境都很危险，无缘无故帮助他，又不知道他品行怎样，万一遇到什么麻烦，我们怎么办？半路上把他当包袱甩掉吗！”大家不忍心抛下那个男子，还是与他一道前行。没想到这名男子运气不佳，半路上竟然掉进井里。这下，同行的人想扔下他不管。没想到一路上冷着脸的华歆却缓缓地说：“既然大家走到一起来了，就是缘分，此时把人家扔下，多不仗义啊。”于是救出那个人，一同赶路，最后才分手，大家这才认识到华歆这个人很仗义。
后来，华歆成为魏国的重臣，他的治国主张是比较另类的：他认为国家应该重农非战，搞好农业生产，提高全民的文化道德素质。等国家强盛了，有吸引力了，然后再搞一点和平演变，敌人也就自然瓦解了。成天打打杀杀的多晦气啊，还是和平好啊。
综上所述，华歆还算是个能人。因为在动乱年代，如果光靠拍马屁是混不开的，没点儿真本事也不会做到魏国的司徒。
王芬邀请华歆加盟造反大业时，华歆还是高唐县衙的一个小小的公务员。虽然他的官不大，但在县城里绝对属于有头有脸的人物。汉代的官吏们都喜欢游走于大街抛头露脸。在大街上遇到熟人更要拿自己的身份出来炫耀一番。
但华歆从不以此作为炫耀的资本，他是公务员中的另类：每天都是早上洗把脸就出门上班，下班后提着公文包准时回家，既不上街溜达，也不去娱乐场所消遣，而是规规矩矩当自己的上班族。回家后就紧闭大门，关好门窗，自己忙自己的事情，简直是一个标准的宅男。
华歆作为名士，也是当地清议界的头面人物，但华歆的可爱之处在于搞点评时能做到平和、客观，不会动不动就用毒舌贬低人。同郡人陶丘洪也是当时的名士，自认为比华歆更有水平，但华歆从不和他争长论短。
总之，华歆是一个不喜欢抛头露面的人。也就是说，他是一个老实人，王芬找这样的人做搭档，实在是搞错了对象。华歆和曹操一样，也瞧不起王芬。
除华歆外，陶丘洪也接到王芬的邀请。但陶丘洪被王芬描绘的美好明天深深吸引，他有些动心了，准备参与这个有“前途”的工作。而华歆仅用一句话就让他打消了念头：“更换老板这样的大事，古代的名人伊尹、霍光都没有把握，何况是眼高手低的王芬？此事必败无疑，你死不要紧，还将连累你的家族！你自己掂量掂量吧。”话说到这个份儿上，陶丘洪听懂了。
曹操不给面子，华歆也不给面子，连没啥本事的陶丘洪也不肯捧场，这年月要请一个名人出山怎么就这么难啊。做人难，做阴谋家更难，做一个成功的阴谋家更是难上加难啊。
王芬的特别行动计划还没来得及付诸实施，就这样胎死腹中，宣布流产了。阴谋家没干成，没关系，反正咱保密工作做得好，只要咱金盆洗手，浪子回头，还可以回到从前，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继续为人民服务。但他回不去了，因为还有更黑暗的事情等着他。
前面说过，搞阴谋有点类似于买彩票，稍微选号不准，就会血本无归。唯一不同的是，买彩票赌的是钱，而搞政治赌的是命。说来有点儿黑色幽默，王芬原本是听从法术师襄楷的忽悠才决定碰碰运气的，但这次他的运气很不好，因为汉灵帝也是同道中人，极其迷信，凑巧也找人算了算运道。东汉的天文台台长（太史令）告诉他：“陛下千万别去冀州，那里阴气上升，有人要犯上作乱。”
汉灵帝信了，他不禁想起王芬打报告招兵的事情，心想难道其中有鬼？于是，他立即取消衣锦还乡的念头，同时命令王芬就地解散队伍，来京城汇报工作，同时对过去的事情做一些合理的解释。
大事不好！王芬明白，皇帝召见，自然不可能向他颁发奖品、奖状，感谢他为国家的和平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估计到早晚都难逃一死，还不如来个痛快的——在去京城的路上，做贼心虚的王芬很自觉地选择了自行了断。
当皇帝无疑是最风光的职业，但未必是最快乐的职业。照现在的话说，你拥有金钱，却买不来快乐；你拥有权力，却买不来人心。
皇帝有皇帝的烦恼，汉灵帝执政多年，政治上有问题，经济上有问题，作风上有问题，思想上有问题，心理上有问题，总之是问题多多，烦恼多多。有些问题可以依靠权力来摆平，但有些问题是他无法回避，也无法摆平的，那就是皇位的继承人问题。
熹平五年，后宫的何美人生下了皇子刘辩，也就是后来的少帝。在此之前，其他的嫔妃也为汉灵帝生过一些儿子，但异常诡异的是，他们竟然全部莫名其妙地夭折了！长此以往，汉灵帝就有断子绝孙的危险。感谢上天，感谢菩萨，感谢何美人给他带来了新的希望。努力那么多年总算有所收获，汉灵帝怎能不欣喜若狂？
母以子贵，皇帝陛下一高兴，何美人的社会地位自然是突飞猛进——被封为贵人。这里说一下，东汉后宫的嫔妃分为五级：皇后、贵人、美人、宫人和采女。贵人是东汉后宫嫔妃的第二级，也就是说，何贵人再前进一步就是皇后了。
生了个儿子，就是最大的功劳，也是晋级的最大资本，但想当第一夫人还不行。东汉时的皇后主要选自南阳（今河南南阳）的阴氏、邓氏，扶风平陵（今陕西成阳）的窦氏，安定乌氏（今甘肃平凉）的梁氏以及其他豪门望族，而何贵人原本是屠夫的女儿，入选皇宫时就是靠“走后门”，现在居然想当后宫的“一把手”，如果不耍点儿特殊手腕儿，基本上只能靠做梦了。而且，更让人恼火的是，种种迹象表明，皇帝大人似乎更喜欢王美人。两人一下子形成了竞争关系。
自己喜欢的人是没有理由不立的，皇帝陛下在这个问题上久拖不决的原因正是如此。何贵人的前途因此岌岌可危。但何贵人也不是等闲之辈，她不光容貌姣好，搞公关的能力也丝毫不逊于她那杀猪的老爹。面对重重困难，何贵人毅然决定使出杀手锏——行贿宦官。
何贵人希望通过团结和紧紧依靠宦官，由他们帮着在皇帝面前活动活动。要知道，汉灵帝谁的话都可以不听，但对“人妖”的话却一贯是洗耳恭听、言听计从的。
事实证明，“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四年后在众人的努力下，何贵人如愿以偿正式荣登皇后宝座。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何贵人荣升后宫之主后，她同父异母的兄长何进也跟着一同进步被封为宫廷顾问（侍中），后来更是一举成为大将军；母亲作为优秀妇女代表也被封为舞阳君。连她已经死去的杀猪匠老爹也被拉出来狠狠表彰一番，被追封为车骑将军、舞阳宣德侯，也算为广大屠户争得了荣誉。
何贵人当上皇后，除了地位变了，啥也没变，思想没见进步，素质没见提高，也没见她参与什么慈善事业，向广大群众展现自己母仪天下的风范，反而露出自己小人得志的狐狸尾巴——她开始对后宫的嫔妃张牙舞爪，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她的种种恶行源于不自信。她都是妇女界的老大了，还心虚个啥？还是因为王美人。相对而言，王美人各方面都比她优秀。论家庭成分，何皇后是杀猪匠的后代，而王美人出身于高干家庭，她的祖父王苞是五官中郎将，那可是副部级高干。论个人素质，也相差太远，王美人除了先天条件过硬（美丽）外，还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才女，能诗擅画，全面发展且举止优雅；何皇后什么水平，除了人好看一点，主要爱好是吃醋，其余的什么也不会。
不久，王美人发现自己有了身孕。在普通百姓人家，谁的老婆要是有了孩子，那可是天大的喜事，老早就会挺着大肚子在大庭广众之下走来走去，婆婆和丈夫逢人便会大张旗鼓地宣传“我某某某终于后继有人”，生怕左邻右舍不知道似的。
普通百姓得子尚且如此，更何况帝王人家！王美人要是告诉汉灵帝又有龙种了，汉灵帝非乐癫不可。但王美人没有即将做母亲的喜悦，也没有把这一重大喜讯报告给皇帝陛下，因为她内心只有一个感受——恐惧。
何皇后不光心胸狭窄、小肚鸡肠，而且性格阴毒，完全没有一点后宫领导人的风范，俨然后宫中的灭绝师太，唯我独尊。
汉灵帝自从连续莫名其妙地死了几个儿子后，自己心里也发毛。在何皇后生下儿子刘辩后，刘宏再不敢把他留在宫内，只好将其隐姓埋名送到一个叫史子眇（音同秒）的道士家去抚养，希望借助道士的法力压住邪气。为了不让闲杂人等知晓刘辩的身份，便对外称其为“史侯”。连皇子都只能启用代号，够神秘的了，犹如搞地下工作。
皇宫虽戒备森严，皇子却都莫名其妙地死去。在涌现出名医张仲景和华佗的东汉，医学水平是绝对不会差到哪里去的，更何况是在皇宫。出现那么多非正常死亡事件，一定是幕后有一只看不见的黑手在作怪，这只黑手的名字叫宫廷斗争。
黑手是可怕的，因为人们虽能感受到它的存在，却看不见、摸不着它。这下好了，不管是皇帝、皇后、皇子，还是贵人、美人，大家都生活在无边的恐惧之中，都没有安全感。皇帝连自己的儿子都无法保全，真的很可怜。因此，对于一个普通的妃子来说，如果某一天她或者她的孩子在宫中突然消失得无隐无踪，也不是件令人惊讶的事。还是那句话，皇帝虽然本事很大，但也不是万能的。
王美人是何等聪明的人，她当然明白这一点。所谓的靠山，靠得住就是山，靠不住也是山，只不过是假山。所以，王美人感到无助，感到恐惧。后来的事实证明，她所有的感觉都是相当准确的。
刚开始，王美人还想采取一点技术手段隐瞒一下自己怀孕的事，比如勒紧裤腰带、穿宽松的衣服，等等，后来不行了，因为随着胎儿的成长，她的肚子也越来越大。纸是包不住火的，真相大白之日，就是危险来临之时。要知道，何皇后生儿子的目的一是要留住皇帝的心，二是希望儿子成为国家未来的主人——她只想做独家生意。
作为后宫的老大，她尤其关心宫内的计划生育工作，谁要未经她的许可再生个儿子出来打破垄断，和她搞同行竞争，她一定会毫不犹豫地举起屠刀的。
所以，王美人为了自身安全起见，决定做出重大牺牲——自行流产。对于一个即将做母亲的人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决定，但除此之外，她别无他法。
王美人找来堕胎药服下，自己客串起妇产科医生的角色想打掉胎儿。她吃了药，开始很有效，肚子痛了几天。但接下来肚子却不痛了，胎儿安然无恙。这难道就是冥冥之中的天意？孩子，既然你的生命力如此顽强，母亲有什么理由抛弃你呢？于是，王美人决定无论如何要生下这个孩子。
光和四年三月，王美人生下一位皇子，他就是后来的汉献帝刘协。王美人感到幸福的同时，心里也有一些隐忧，依照何皇后的脾性，“暴风雨”迟早是会来临的，要她良心发现，除非太阳从西边升起。但作为母亲，王美人已经准备好迎接一切痛苦，只要能保全自己的孩子。
果然，王美人生子的消息传到何皇后耳朵里后，她顿时怒火中烧：“未经老娘批准，你胆大包天，自由生育，目无法纪，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但由于皇帝大人也知道了这件事，杀孩子是不敢的，于是，怒火中烧的何皇后做了一个“痛苦”的决定——干掉王美人。
于是，怀着一半是嫉妒和一半是气愤的心情，何皇后开始清理门户。据说，王美人还在坐月子，她就迫不及待地派人送去了自己的“亲切关怀”，那是一份特殊的营养保健品——加有鸩毒的补药。王美人经过这一“补”，就再也没有起来。
自己最喜欢的女人莫名其妙就没了，这个问题严重了。汉灵帝了解案情后，十分震怒，亲自挂牌督办，很快就查出此事的幕后真凶是何皇后。他大发雷霆：“敢杀我最宠爱的女人，不想活了是不是？老子废了你！”
这时，何皇后也意识到自己玩过火了，急忙找到宦官张让等人，求他们帮忙通融通融，争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向精明无比的张让等人觉得平时大家关系还不错，现在皇后有难，如果伸出援助的手，拉她一把，必定换来丰厚的回报，于是决定投机一把。鉴于此事的性质十分严重，影响十分恶劣，估计在皇帝面前就是把口水说干了也等于零蛋，因此张让等人横下一条心，使出绝招——送钱。
说来还是钱的面子大，有它开路，什么事儿都好说，爱钱如命的汉灵帝一看到钱，气顿时消了一大半，批示对何皇后从宽处理，何皇后因此有惊无险地逃过一劫。但此事也有一个严重的后遗症，那就是汉灵帝对这个心狠手辣的女人从此心存忌惮，再也不宠幸她。何皇后虽然名义上还是皇后，但和打进冷宫没啥区别。
王美人虽然死了，可是她还活在汉灵帝心中。对于她的死，皇帝陛下伤感不已，特意为她写下了《追德赋》与《令仪颂》两篇辞赋。在这两篇辞赋里，汉灵帝一改官样文章的拿腔拿调，文笔异常缠绵悱恻、哀伤婉转，的确是帝王真情流露。可惜这两篇好文都没有流传于世，让今人无法一睹风采。据说这两篇辞赋在汉灵帝驾崩后，被嫉妒心强的何皇后给毁掉了。
出于安全考虑，他将王美人所生的儿子刘协送到永乐宫让他的母亲董太后抚养，以免遭到毒手。当然，刘协对外也启用代号——董侯。这下总算是安全了。有董太后这棵大树的庇护，刘协总算躲过了宫中的风风雨雨，健康、顺利地成长起来。
一步走错，满盘皆输。对何皇后而言，皇帝很博爱，但他的心却不属于自己，第一夫人的日子很“杯具”。既然留不住感情，就要实惠的，比如儿子的前程。如果儿子刘辩能当上太子，自己所受的罪也值啊。但更“杯具”的是，孩子的前程似乎也很不妙。
皇位的继承人问题历来都不止是皇帝的个人私事，而是一件上自文武百官，下至黎民百姓都关注的大事。后宫的佳丽更是翘首以待，要是自己的儿子能荣幸当选，那可得好好地感谢祖宗的在天之灵。
汉灵帝有两个儿子，长子刘辩和次子刘协，皇位给谁继承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可汉灵帝却毫不着急。皇帝不急，手下人却急了——您老贪酒好色，纵欲无度的，万一哪一天突然被阎王爷请去开会，大家也好另选老板，重新就业啊。
按照规矩，皇室传人立嫡长子，何皇后的儿子刘辩应该成为无可争议的储君（太子），可汉灵帝死活不点头。原因很简单，爱屋及乌，恨屋也及乌，既然对何皇后不感冒了，连带着对她生的儿子看着也觉得不对劲儿，老感觉他“轻佻无威仪”，这样的人怎么能当未来的国家形象代言人呢？换句话说，我不喜欢你，接班人怎么可能轮到你？
对于太子问题，汉灵帝内心早已有自己的打算——传给刘协。当然，翻遍历史书也没有这样的记载，直到他驾崩的时候，也没有说继承人是谁。所以，皇位的继承人似乎是一个谜团。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进行合理的推测：当时符合太子条件的只有刘辩、刘协，而刘辩是最有资格的当选人，如果汉灵帝有心立他的话，发个文件，宣布一下就行，既不费事，也不累人。但他偏偏没有那样做，理由很简单，自己根本不考虑刘辩，不管他条件多么过硬。而根据汉灵帝生前的种种安排来看，也正好印证了这一点。
虽然汉灵帝自己最中意的对象是刘协，但喜欢归喜欢，却不能把它摆到明面上来，因为种种迹象表明，朝臣是支持刘辩的。这个问题不用想也明白，废长立幼，古之大忌，刘辩也算是嫡长子，是理所当然的皇位接班人；更重要的是，刘辩身后站着的那些人——母亲是皇后，舅舅是大将军，这么有力的靠山，大臣们谁不想上去靠一靠啊。这样一看，刘辩的后援团队就强大了。反观刘协，母亲王美人既无门无派，又早早离世。都说“没妈的孩子像根草”，有几个朝廷的大臣会把宝压在一棵孤苦伶仃的小草身上？当然，支持的人还是有的，而且是重量级人物——董太后。董太后私下里也多次劝汉灵帝立刘协为太子。但立太子事关重大，方方面面的情况都要考虑，操之过急还容易导致政局动荡，因此想感情是用事万万不可以的。而且汉灵帝时代的宫廷派系很有特点，外戚分作两派，宦官分作两派，派系斗争非常复杂。史书上说外戚和宦官势不两立，互相斗殴，其实是不准确的，真正的情形是敌中有我，我中有敌。
先说外戚的两派，何皇后和她的哥哥大将军何进一派，董太后和他的侄儿骠骑将军董重一派。好斗的宦官也分作两派，蹇硕等人是一派，和董太后姑侄关系好，支持刘协；而赵忠、张让等人是一派，和何皇后兄妹关系好，且朝廷的多数大臣都支持刘辩。
宦官不是敌人，至少何进认为他们不是敌人。何进也不是敌人，至少张让他们是这样认为的。谁说外戚和宦官是天敌？！但汉灵帝驾崩后，局面完全失控：外戚杀外戚，外戚杀宦官，宦官杀外戚，大臣杀宦官，军阀杀大臣……一波接着一波，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总之，刘辩阵营这边有何太后、大将军何进，还有众多宦官、大臣，人才济济，是多数派；而刘协阵营虽然有董太后、骠骑将军董重，但知名宦官只有蹇硕，而且没有大臣加盟，是少数派。
对这一情况，汉灵帝应该是心里有数的。他明白，在没有为刘协培养出一班人马之前是绝对不可以轻举妄动的，于是他想到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拖。该立的不想立，想立的立不了，也只能如此了。
都说皇帝风光无限，但实际上刘宏这个皇帝当得实在窝囊，不但老婆保护不了，连儿子都保护不了，风什么光？！皇帝当不好，男人当不好，父亲当不好，什么角色都当不好，做人太失败了。人混到如此地步，真还不如死了好。但刘宏不想死，他想当神仙，想当万岁。对于立太子问题，他是不着急的，反正自己还年轻，潇洒几年再公布也来得及。当然，有些问题是他永远不会想到的，比如他的日子赛过活神仙，而他儿子汉献帝过的日子却猪狗不如；他想长命百岁，他想当万岁，他想当神仙，可上天很吝啬，只给了他33年的指标。这是命，他的命，国家的命，不得不认。
虽然汉灵帝觉得来日方长，且刘协还只是不到十岁的小孩，但考虑到世事难料，还是应该提前布局，给他找几个帮手。
自从黄巾军闹事后，汉灵帝开始意识到军事问题的重要性。考虑到大将军何进手握重兵，难于控制，汉灵帝决定自己另外组织一支新军。于是，在中平五年八月，汉灵帝的精锐部队——西园新军正式成立。在这支万余人的部队里，一批元老级的人物纷纷退休，八个年富力强的少壮派军官得以入选，分别担任八支部队的指挥官（校尉），所以大家也称他们为“西园八校尉”。其中就有大家熟知的蹇硕、曹操和袁绍。
蹇硕被任命为上军校尉。在大家的印象里，宦官由于出身卑微，再加上从小挨了一刀，所以和常人相比，身体素质会差一点，声音会细一点，文化水平会低一点，实在没法和正常人相比，但蹇硕可以说是宦官中的异类，史书上说他“勇武有谋略”，也就是说他能打、能写、能算，这在宦官队伍里算得上是高素质人才了。
别看皇帝给他安排的职务只是上军校尉，相当于现在的副部级，但他这个副部级是非常牛×的，比三公还顶用。实际上，蹇硕就是西园新军的总指挥（特亲任之，以为元帅），而且汉灵帝还特意规定，大将军何进都得受他指挥。大将军掌管全国军队，是仅次于皇帝的响当当的二号实力派人物，让他听一个宦官的指挥，这可是以前绝无仅有的事情。所以，很明显，这一规定就是冲着何进来的。
如果说组建军队是国家的实际需要，那分权就是皇帝个人需要。对于皇帝而言，也的确有这种需要。其实何进这个人既没啥能力，也没多少野心，加上又是皇帝的大舅子，按理说用这种人最放心不过了，皇帝为啥突然间会使出这么一手呢？只有一种可能：为刘协当太子铺路！
一边分大将军的军权，一边培养刘协的人马，一步一步慢慢来，等把你玩成光杆司令了，事情也就办得差不多了，然后顺势宣布刘协为太子，你何进没了兵权，有什么办法？
这是一个不错的人事安排，按照汉灵帝的想法，诸位年富力强的少壮派军官在蹇硕的领导下，大家同心同德、精诚合作，以报效朝廷。但西园新军的少壮派并不理会皇帝的苦心，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曹操一向看宦官不顺眼，而且棒杀过蹇硕的叔叔，两人差不多是仇人关系。合作，合什么作？！其他的比如袁绍，以前就是党人的铁杆粉丝，要他听蹇硕的话，那简直是做梦！至于其他几位，虽然名气小点，但都有一个共同点——痛恨宦官。虽然蹇硕是元帅，但要想指挥少壮派，的确太为难他了，还是慢慢来吧。
汉灵帝没看走眼，蹇硕的确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好同志。他对领导的意图更是心领神会，上任不久，就准备对何进动手了。
中平六年四月，蹇硕联合其他宦官向汉灵帝建议，让大将军何进去金城郡（今兰州）讨伐韩遂叛军。这是调虎离山之计，目的是将何进赶出京师，朝廷的政局将完全在蹇硕掌握之中。
何进虽然出生于屠户之家，天天和猪打交道，却不是猪脑子，这点小把戏还是看得穿的。他不想去，但皇帝的话又不能不听，于是他灵机一动，也想到一个办法——拖。他对汉灵帝说：“派我出征，可以，但是军队人数不够。我请求派袁绍去徐州、兖州调集军队，待大军集合完毕，我立马走人。”
这是明显的拖延战术，今日拖明日，明日何其多，最好是无限期推迟，反正咱就是赖着不想去。但何进说得冠冕堂皇、合情合理，汉灵帝一时没反应过来，竟然也同意了。
事情就这么拖着，但没拖多久就出事了，而且是国家大事——千年一遇的极品皇帝汉灵帝驾崩了。他其实不想死，他想当万岁，想当神仙，但有些事他是想不到的，也是他控制不了的。没办法，被阎王爷看上了，就得去。
从某种意义上说，汉灵帝是幸运的。他不是亡国之君，但他干的坏事比亡国之君还要多，而且他不用承担任何责任，轻轻地来，轻轻地去，没有带走一片云彩。但国家已经到了破产的边缘，责任总得有人负。他绝对想不到，自己所欠下的一切，都要由他的两个儿子来担负。
汉灵帝死前，国家很乱；他死后，国家更乱。
国不可一日无君。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的斗争也开始了。
由于皇帝大人走得匆忙（估计是暴病身亡），连最重要的后事——皇位继承问题都没有来得及交代，让大家一点儿心理准备都没有。其实，汉灵帝也有交代，只不过是在病重期间对蹇硕交代的：“蹇硕，以前我之所以提拔你，是要你照料好刘协，现在我是不行了，刘协就交给你了。我相信你一定会完成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刘协还小（9岁），给他找个监护人是应该的；至于刘辩，虽然也只有14岁，但他有母亲、舅舅罩着，就不管他了。当然，蹇硕比较有追求，他是不会满足于皇子监护人这个角色的，他要做的是小皇帝监护人，他要监护的是整个国家。但西园新军从成立到现在才半年多，好多计划都没有完成，比如八校尉内部的团结问题、统一领导问题，等等，总之，问题多多。因此，汉灵帝意识到，要想让刘协当继承人多半是幻想了，所以这件事也不能明说。至于谁当皇帝，你们看着办吧，反正我是管不了啦。
其实，他说清楚也没用，依照朝廷当时那个混乱劲儿，就是一五一十地交代清楚，比如，让刘协继位，何进他们干吗？文武百官干吗？当然不干，但这种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交代依然为后人留下了无穷的隐患。
国不可一日无君，朝廷的当务之急是立一位新皇帝。既然前老板没明说，蹇硕决定按自己的理解办——立刘协为帝，这样，自己也就成为了开国元勋、托孤重臣。当然，他也只能这么做，自己一向与何进不和，一旦刘辩继位，第一个被收拾的就是他。但立皇帝毕竟是大事，并不是蹇硕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这事儿估计先平等协商，再达成协议是不行的，只能先干掉何进，然后拥立刘协。
一场恶斗在所难免，但蹇硕这边的情况就比较寒碜了，基本上就是他一个人在战斗。不对，他还是有支持者的，说来还是领导的领导——汉灵帝的母亲董太后。但自从灵帝陛下归西了，她老人家的身份一下子由皇太后变成了太皇太后（习惯上大家仍然称作董太后）。她的辈分虽然上去了，权力却下来了，说话也没有人乐意听了。所以，对蹇硕，她老人家主要是在精神上支持，并不怎么给力，像抢班夺权一类的体力活儿还得靠自己啊。
既然实力不济，那就先下手为强！蹇硕决心动手了。对此，他是比较有把握的，因为他很了解自己的对手：何进虽然是大将军，但既不会打仗，也不会谋划，性格还优柔寡断，如果没人帮忙，充其量是个猪头将军。再加上自己也手握重兵，虽然实力差点儿，但擒贼擒王，只要把何进引诱进宫，就胜利在望。正好汉灵帝大丧，蹇硕就通知何进去宫中开会，想借商讨国家大事为名，将何进逮住杀掉。
眼看鱼儿就要上钩了，却又脱钩了，原来蹇硕手下一个叫潘隐的军政官（司马）在宫门外迎接何进时，故意给了他一个怪怪的眼神。何进心领神会，转身就走，因而躲过一劫。
蹇硕原本设计要玩人家一把，但计划不如变化快，阴谋诡计见光死，接下来，该人家玩他了。当然，他已经是落水狗，什么时候打都可以。在玩他之前，何进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拥立14岁的刘辩当皇帝。有了皇帝这块金字招牌，办事就方便多了。
按照惯例，儿子当皇帝了，何皇后随即晋级为何太后临朝主政，何进这个舅舅也更进一步，大将军照当不误，还把宫廷政务抓在手里（参录尚书事），军政一肩挑，实实在在地当起了帝国的一把手。
何进虽然是外戚，位高权重，但还是有自知之明的。他知道自己实力有限，能力也有限，要想坐稳现在的位子，除了和宦官搞好关系外，还得依靠士人。于是，他听从袁绍的建议，开始征召天下名士参政。
这样做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于公可以让他们帮助自己治理国家，于私可以培养自己的亲信班底，对付政敌。正可谓公私兼顾、一举两得，是步好棋。但他想不到的是，这一招让自己死在了宦官的手中。
大权在握的何进春风得意，另一个大反派蹇硕就很受伤，他虽然是西园新军的总指挥，实际上谁也指挥不动：袁绍是何进的人，而曹操曾经棒杀他的叔叔，不消说是他的仇人，其余的人似乎也不买账，种种迹象表明他们更乐意听何进的，他成了不折不扣的光杆司令。
面对步步紧逼的何进，蹇硕似乎已经嗅到了死亡的气息。万般无奈之下，他想到了自己的宦官同行，这也是他唯一的救命稻草。于是，蹇硕写信给中常侍赵忠、宋典，给他们分析形势、陈述利害：“何进兄妹控制朝政，现在又有党人帮忙，更是如虎添翼。党人和咱们宦官是老仇家，一向是势不两立的，以前咱们把他们害得够苦的，现在他们卷土重来，明显就是反攻倒算，和咱们玩命来了。只因为我现在是上军校尉，手里有兵权，他们才不敢轻举妄动。千万别因为他们现在给你一点儿糖吃，就迷惑了双眼。人家给的不是糖，而是糖衣炮弹啊。兄弟们啊，大家可千万要提高警惕啊，从现在起，大家应该团结一心，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如果我们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关闭宫门，逮捕罪魁祸首何进，天下还是咱们的，咱们还可以手拉手重新过上幸福生活。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咱们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现在兄弟有难，你们就伸出援手拉兄弟一把吧，否则咱们都会死得很难看的！”
苦口婆心，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就是猪脑子也应该开窍了。宦官们都不是猪脑子，一个个都猴精猴精的，但有时精明过头，就是愚蠢。他们像着了魔一样，不住地犹豫，不住地权衡：一边是同行，一边是关系户，怎么选择？
宦官们自己拿不定主意，便决定充分发扬民主，找来一个叫郭胜的中常侍征求意见，希望这位高参帮他们拿主意。郭胜自然是不同意站在蹇硕一边的，因为他和何进的关系更特殊——同乡。大家出门在外，乡里乡亲的，还指望互相关照呢，怎么可以背后打黑枪呢？
除了他不同意，还有一位宦官的“带头大哥”也不同意。谁？张让。何家大小姐进宫以来，就一直和大多数宦官维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和工作关系：她当皇后，是宦官出力美言；她杀掉王美人，险些被废掉，还是张让他们自掏腰包，为她消灾避难。此后，为巩固两家牢不可破的友谊，两家还结了亲（张让的媳妇是何太后的妹妹）。总之，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双方的互利合作都是愉快的。现在，何进兄妹飞黄腾达了，兄弟们正指望搭上顺风车风光一把呢，谁和你蹇硕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要死也是你自个儿死，凭什么要听你的？
都是实用主义者，权衡过后，宦官们很快做出决议：还是老客户何进重要些，至于蹇硕，不用理他，让他自己单飞，一切看他的造化。为了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与何家业已存在的友好合作关系，大家还一致决定，将坏事做到底，发扬大无畏的落井下石精神，拿出实际行动坚决与蹇硕划清界限，于是他们将这封要命的信交给了当事人——何进。他们当然想不到，这封信换来的不是他们梦想中的长治久安，而是大难临头。
而同行的背信弃义、邀功求赏让蹇硕很快就明白了，所谓的死党，就是置你于死地的同党。但蹇硕连骂人的机会都没有了，接到举报的何进闻风而动，很快将蹇硕绳之以法，顺带还收编了他的军队。
搬开了蹇硕这块大石头，何进却没有歇口气，他接下来的任务更加艰巨，因为他要对付的目标是董太皇太后！为什么要对付董太皇太后？大家关起门来都是一家人啊，有话不能好好说吗？不能，因为何太后和她的婆婆董太皇太后关系不和。婆媳关系一直是老大难问题，而皇宫里的婆媳关系还要特殊一点，它不是因为琐碎的家务事而起，而是因为权力。权力啊，真像毒品一样，让人着魔，让人发疯！
董太皇太后虽然身居深宫，却心系朝政，参政议政的热情不减当年，老想为国家出谋划策，贡献余热。问题是何太后临朝，她也是一个争强好胜、权力欲极强的女人，怎么会允许婆婆在旁边说三道四？
您老多大一把年纪了，还是吃好、喝好安享晚年得啦，莫问政治！谁知道，这个老太婆也不是省油的灯，性格比年轻人还要强，她老人家的性格用一句话说就是：你不要我说，我偏要说；你不要我做，我偏要做！儿子在位的时候，我都要插上一脚，现在孙子继位，我为什么说不上话？老太婆如此生气是有原因的，自己一手带大的刘协没当成皇帝，能不生气吗？
脾气的大小往往和实力成正比，也就是说，生气还必须有实力做后盾，董太皇太后如此强势，说话如此有底气，因为她有个侄儿叫董重，是军队的二把手——骠骑将军。你是太后，我是太皇太后；你是晚辈，我是长辈；你家有大将军，我家有骠骑将军；你有权，我也有权，凭什么怕你？
真是针尖对麦芒！婆媳俩开始只是开展辩论赛，随后升级为口水仗。估计是说不赢年轻人，董太皇太后情急之下，口无遮拦地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仰仗你哥哥何进吗？何进有什么了不起，我叫我侄儿骠骑将军董重砍下他的狗头当球踢，易如反掌！”
董太皇太后原本只想吹吹牛，过过嘴瘾，来点精神胜利法。没想到，激动过头，吹大发了！谁说吹牛不犯罪，谁说吹牛不上税？吹牛也是有代价的！董太皇太后很快就为自己的吹牛艺术付出了代价。中平六年五月，何进联合诸位在家的领导（三公），弹劾董太皇太后与宦官勾结，贪污腐化，应该被遣散回原籍（河间）。
其实，这样的理由是比较无聊的。难道你何进就那么清高，没有勾结宦官？难道你何进屁股就那么干净，没有经济问题？不过，最终解释权在何进手上，董太皇太后再怎么解释也是白搭，何况，何进也没给她这个机会。
当年，什么都得到了又什么都失去了的董太皇太后又忧又怕，竟然一病不起，死了。关于她的死因，说什么的都有，除了说她是生病去世外，还有说她是自杀的（《九州春秋》），也有说是何进下毒手的（《三国演义》）。不管怎样，民间老百姓都一致认定是何进干的。随后，董太皇太后的侄儿董重也被解除兵权，被逼自杀（《后汉书》说他是下狱死）。从此以后，何进一家虽然如愿以偿得到了权力，却失去了一样最重要的东西——民心。
汉灵帝下葬，按说皇帝逝世，大将军何进应该进宫陪丧的，但他既不进宫参加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也不送汉灵帝的灵柩到皇陵，一丁点儿表示都没有，连过场都不走走，实在不像话。其实何进也有自己的苦衷，他心里怕啊。
问：“您都是权倾天下的人了，还怕什么啊？”
答：“怕宦官。”
再问：“为什么啊？”
再答：“哎，诸位看官，你们有所不知啊。俺何进一家原本是没啥文化的粗人，是靠宦官帮忙才发的家。俺妹妹能入宫当上皇后全靠他们帮忙，能保住皇后之位也是全靠他们帮忙，包括俺何进能成功解决蹇硕也是全靠他们及时准确地给俺提供情报。没有宦官弟兄的帮助，就没有俺何进一家今天的幸福生活。总之，广大宦官朋友们是俺的好同志、好伙伴、好兄弟，他们的大恩大德，俺一家子是永远都不会忘记的。猛地要和恩人翻脸俺真的很难为情啊。
“但是，话说回来，俺何进不和他们翻脸会更难为情的，因为俺何进在心存感激之余，其实心里也虚啊。要知道，国家权力的蛋糕就那么大一块儿，你需要，俺也需要；你想要，俺也想要。江湖上的门派五花八门，都想吃独食；吃不到独食的也巴望多分一点股份。怎么分啊？要知道，宦官在以前是何等的猖獗啊，张让先生、赵忠先生还光荣地混成了先帝的爹和妈，权倾天下，让人一想就汗毛倒竖。俺就担心万一这块蛋糕切不好，惹他们不高兴了，变起脸来，俺怎么对付啊？所以，虽然俺何进喜欢权力，但一看那阴森森的皇宫心里就直发毛。所以，俺要找士人为伴，把他们一起拉上我的战车，给俺壮壮胆，也给他们壮壮胆。大家都是在江湖上混的，都明白这世上既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为了生活，大家各取所需。今天是手拉手的朋友，明天是老拳相向的敌人，也都是没办法的事情啊。一句话，不是俺的错，都是权力惹的祸啊！”
呵，这翻脸比翻书还快啊。何进刚掌握了大权，就想把以前的老功臣、老朋友踢下马，其中有一个人功不可没，这个人就是袁绍。
袁绍（？—202），字本初，汉族，汝南汝阳（今河南省周口市商水县袁老乡袁老村）人。他出身名门望族，自袁绍的高祖父袁安起，四代人中有三人位居政府总理（三公）之位：袁绍的父亲袁逢被拜为司空，袁逢的弟弟袁隗先后担任过司徒、太傅，加上后来袁绍被任命为太尉、大将军，所以袁氏家族博得了“四世三公”的美称。
这一大家子之所以能在官场屹立不倒那么多年，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拿手绝技——混。要知道，东汉的政治斗争是非常激烈的，外戚、宦官和士人三方势力斗得你死我活，一般人一旦站错队，稍不留神脑袋就搬家了。因此，光有学问是不行的，光有能力是不行的，光有关系也是不行的，袁家就是凭借着超级混功，才做到了三面讨好，处处吃香。
现在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袁绍这个人。袁逢有两个儿子，袁绍是老大，袁术是老二。仔细算来，袁绍应该属于幸福的“官四代”，但袁绍在家里的日子却过得很郁闷，因为有人常常骂他是贱种，而这个骂他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弟弟袁术。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袁绍是袁逢的庶子，也就是说，他是袁逢的小老婆生的，来路不正，不像兄弟袁术，是根红苗正的袁家传人（嫡子）。所以，从血缘上说，袁绍、袁术是同父异母的亲兄弟。
袁绍虽然出身偏房，但生得英俊威武，是个有名的美男子，深得袁逢、袁隗的喜爱。这下，嫉妒心强的弟弟袁术更是怒火中烧，看他不顺眼了。
后来，袁逢将袁绍过继给袁成，让兄弟俩分开过，以便袁术眼不见心不烦。但这样做也没起多大作用。人前人后、从头至尾，袁绍与袁术这一对难兄难弟从没有和谐过，甚至搞得连外人都不如，真让人笑掉大牙。
除了出身稍微差点，袁绍在其他方面都是非常拔尖的，比如他的长相。
对袁绍而言，家庭背景过硬、社会朋友多、群众口碑好，如果进步不快，太阳就该从西边出来了。于是，袁绍年纪轻轻就进宫当了郎官，不到二十岁就外放出任濮阳县长。正当他的事业渐入佳境的时候，他的母亲病故了，他不得不回去服丧，接着又补服父丧，前后共六年。服完丧，按常理，他需要报告中央，由政府重新安排工作。
这里要说一下的是，在东汉，如果你因私（比如长期病假、三年丧假）耽搁了工作，回来是不可能担任原来的职务了，那么以前的工龄、待遇也都没了。不管你以前是太尉还是司徒，是刺史还是太守，再牛气的人回来也得按规矩重新排队，等朝廷重新分配工作，朝廷安排什么就干什么，而且新工作往往都没有以前的好。比如，你以前是总理级别的太尉，现在安排你当二流的部长（九卿），你就是部长；安排你当太守，你就是太守，不许挑肥拣瘦。而那时咱们的老祖宗思想也特别开明，咱能上能下，大不了艰苦奋斗，从头来过。
但令人奇怪的是，耽误了六年宝贵光阴的袁绍并不急于参加工作，朝廷征召也不应，竟然在洛阳搞起了“隐居”。袁绍这么做当然不是因为看破了红尘，而是为了作秀，这是当时文人流行的一种抬高身价的把戏。具体做法如下：找一个地方躲起来，玩深沉，政府三番五次聘请也不挪窝。政府找不到，就觉得这个人像神仙一样神神秘秘的，肯定非凡，必须花大价钱才能请动；而当事人一旦出山，身价立即暴涨，名利双收。隐居，这可是出名的终南捷径，东汉的某些名士最好这一口了，经反复验证，的确有效。
通常情况下，名士隐居一般都选择在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或者是岩洞之中，过着山顶洞人般的原始生活，但袁绍这个公子哥从小到大荣华富贵惯了，怎么过得了原始人的生活？所以，他把隐居地点选在了大都市洛阳。如此隐居，作秀痕迹太明显。
当然，袁绍也是有一定品位的，作为一个热血青年，他是不屑于结交宦官的，而是和进步人士——党人打得火热。所谓的党人，就是落入宦官黑名单的士人，是宦官的重点打击对象。
当时，正值党锢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之时，士人和宦官势不两立，斗得正热火朝天。袁绍虽然赶上了斗争的大好时光，却无法上阵和宦官死磕，因为他级别不够。严格地说，他还不是士人圈子里的人。但袁绍强烈要求进步，他常常利用自己的关系想方设法地帮助党人逃脱宦官的迫害，而且非常高调，毫不避嫌。
一向和袁家关系暧昧的宦官不干了，这小子不是在隐居吗？什么时候复出了？还活蹦乱跳的！中常侍赵忠就曾脸色铁青地质问道：“这个袁绍啊，朝廷请他做官他还摆臭架子，却专门和亡命之徒（党人）称兄道弟，他到底想干什么！”袁绍的叔叔袁隗听到风声，怕惹火烧身，力劝袁绍和士人划清界限：“我们袁家之所以能屹立官场不倒，就是因为不去管闲事，不去得罪人。你把宦官得罪了，这是要让我们袁家破产啊！”但袁绍不听劝，依然我行我素。
虽然在宦官心目中袁绍这个失足青年的形象不佳，但由于其家庭背景深厚，“人妖”们最终还是高抬贵手，放了他一马；而在士人心目中，热血青年袁绍的形象却更加光彩照人。灵帝死后，大将军何进开始笼络知名人士，此时的袁绍也小有名气，再加上他的家庭背景，自然在大将军的邀请之列。
这次他不再玩深沉，而是从“隐居”的豪宅里走出来，和那些社会名流一起涌进朝廷，准备大显身手，但袁绍的精彩表演也就到此为止了。
汉灵帝死后，国家的命运又走到了十字路口，作为大将军的高参，袁绍对何进提了很多建议，但中心思想就一个：铲除所有的宦官！何进虽然是杀猪匠出身，却没有一颗勇敢的心，虽然自己实力雄厚，但他对铲除宦官一事还是没底。以前的蹇硕虽然狠一点，但也就是一个个体户，对付起来不费事；而现在的宦官队伍可是一个久经考验的组织啊，要想把这些成妖成精的人拿下，其难度系数可是五星级的啊。
在袁绍不断地鼓励声中，犹豫不决的何进终于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彻底铲除宦官！但在行动之前，还是必须办理合法手续——取得何太后的支持。他这个太后妹妹很爱权，而且和宦官的关系很好，因此，估计这事儿和妹妹明说，通过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于是，何进变换了策略，对何太后说：“宦官祸国殃民，影响实在太坏了，人民群众意见很大，就让他们全部回家闭门思过吧。”
这个建议听上去很仁义，只是让他们退休。但其真实想法是，先把宦官的政治权力剥夺了，然后再一步一步玩死他们。可惜何太后这次和哥哥不是一条心，她不同意。何太后也有自己的苦衷，毕竟宦官以前帮过她的大忙，没还礼不说，还要一下子把恩人赶尽杀绝，太不够朋友了；再说，现在皇帝还小，让宦官全部下岗回家种地，你让我一个妇道人家怎么和大臣们面对面谈工作？做人要厚道，要注意团结，注意影响！
妹妹的话似乎很有道理，她的态度又很坚决，何进觉得很为难，也不好意思和妹妹撕破脸，于是事情就这么拖了下来。但拖毕竟不是办法。性急的袁绍在不住地催促：“时间过去那么久了，怎么还没有一点儿动静呢？”
何进只好退而求其次，他抠破头皮终于捣鼓出一个折中方案：先杀几个罪大恶极的首恶分子，剩下的以后再说。其实，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宦官虽然有几千号人，但真正有资格将坏事进行到底的“成功人士”就那么一小撮。这么做既打击了首恶分子，又教育、挽救了大多数，方方面面都应该能接受（宦官除外）。
但何进小看了党人的胃口，不，具体说是袁绍的。他坚决不同意何进的想法，还杀气腾腾地亮出了自己的底牌：只杀几个哪儿够本，一不做二不休，要让他们全部从地球上消失才行！
就在袁绍与何进讨价还价之际，宫里的宦官也得到了消息，他们立即意识到，以前那个客客气气和他们和谐共处的何进已经不见了，如今何进已经变脸了，成为他们的死敌，靠不住了。既然翻脸了，那就亮剑吧。
但真正等到动手时，宦官才发现，自己根本不是何进的对手。因为何进拥有兵权，而且有士人的支持，实力强劲。再看本帮的力量，虽然宦官曾经权倾天下、不可一世，但自从汉灵帝挂掉以后，大将军何进掌权，本帮就风光不再了。
客观地讲，在当时，宦官可是地地道道的弱势群体。想依靠的人又变脸，想反抗又无力，想求助又无门，就等那一刀什么时候落下来。其实能帮助他们的人也有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就是何太后。何太后不错，对宦官也很友好，如果谁率先打通这个关节，谁就是赢家。于是宦官赶紧找到了何进的母亲舞阳君以及何进的弟弟车骑将军何苗，请他们帮忙通融通融。之所以找这两位，是因为宦官平常没少给两位孝敬礼物，因此大家相处得还算融洽。
说来何进一家四口人的兴趣可谓各有特点：何进想干一番事业，何太后爱权，只有何苗和他们的母亲舞阳君兴趣比较一致，都爱钱。“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在这方面，舞阳君和何苗还算是个好人，他们很讲诚信，立即跑到何太后面前反复述说不能杀宦官的道理，顺便还数落了背信弃义、涉嫌欺诈的何进一顿。何太后原本对此事就持保留意见，看见母亲和弟弟也跳出来反对，也就坚定了自己的立场。妹妹的态度十分坚定，何进再次没辙。
眼看胜利的希望被捏得粉碎，作为高参的袁绍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但无论如何他是不肯认输的。此路不通，他就绕道而行，向何进建议道：“既然太后迟疑不决，那就征召各地的军队进京铲除宦官。只要军队一到，何太后自然害怕，她一害怕，自然要惩办宦官。一句话，你不动手就让别人动手。”
办几个宦官也要如此兴师动众，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馊主意，而且是一个馊得不能再馊的主意——这个馊主意让宦官玩完了，让国家也彻底玩完了。可何进的猪脑子不知是麻木，还是迟钝，反正他是闻不出馊味的，因为他照单全收了。
当然，聪明人也有，虽然他们职务不高，却把事情看得透透的。何进的秘书（主簿）陈琳就明确表示反对：“对付宦官，你大将军一声令下就可以搞定，守着京城里那么多中央军不用，反而召用地方军阀。要知道‘请神容易送神难’，到时候，各路大军涌进京城，你怎么控制啊，而且兵多为患，只会带来一个后果——天下大乱。”真是一语中的。可何进考虑半天，还是维持原判，对陈琳的意见不予采纳。
除了陈琳，还有一个人对此事是洞若观火、嗤之以鼻，这个人就是曹操。他一语挑明：“在宫中当差的宦官自古都有，只要皇帝不给他们权力，他们想折腾也折腾不起来啊。现在要对付他们，只需要派几个执法人员就行了，做到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天下就太平了。你猛然间全国调兵，知道的以为你是抓人，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鼓动大家造反呢。何况那么大的动静必然打草惊蛇，引起宦官的警觉，行动也必然会失败。”
其实，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调不调兵，国家都是要乱的。袁绍的如意算盘是钓起来几条大鱼对付宫里的小鱼、小虾，但他没想到的是大鱼倒是钓起来了，只不过是鲨鱼。鲨鱼胃口是很大的，小鱼、小虾要吃，人也要吃，连国家都要吃！关键是他自己从中并没有得到任何好处。这就是传说中的损人不利己，傻蛋中的傻蛋，而袁绍就是傻蛋中的极品。但无论如何，袁绍是不会这么想的，何进也不会这么想的。
得到征召后，表现最积极的有两支部队：一支是屯驻河东的凉州兵，由董卓统率；另一支是屯驻河内的并州兵，由丁原带领。何进一招手，他们就屁颠屁颠地跑来了，很听话、很积极。
其实召点儿人来也没什么，如果他们都是厚道人的话，多少还可以帮点忙。丁原似乎人品不错，还勉强算个厚道人，但董卓的脸皮厚是一定有的，但厚道是一定没有的。对于这一点，无论是夸夸其谈的袁绍还是杀猪匠出身的何进都是绝对想不到的——这两位老兄连京城的情形都搞不清楚，遑论观察西北的董卓了。
严格说来，董卓不是一般人，他是一匹狼，一匹来自西北的狼，凶悍无比。虽然他一直都伪装得很好，但他的野心还是早有人察觉，而这个人竟然是以昏庸著名的汉灵帝刘宏。是这样吗？是的！汉灵帝虽然昏庸，但政治嗅觉却很敏锐，像他的狗爱卿一样（汉灵帝把狗称作爱卿）。
原来，随着董卓势力的逐渐发展壮大，朝廷也嗅到了危险的气息，开始对董卓加以抑制。但董卓身处西北边陲，山高皇帝远的，朝廷也是鞭长莫及。随着他的翅膀越来越硬，对领导的话是想听就听，不想听就不听。对这样的危险分子，朝廷更不可能放心使用了。
中平六年，朝廷提拔董卓到中央当宫廷内务部部长（少府卿）。这是官场上常用的明升暗降伎俩，目的就是为了剥夺他手里的兵权。董卓以前的职位是前将军，地位比中二千石的部长略低，而少府卿主管宫廷事务，算来也是一个肥缺。
这些小把戏在董卓这个老江湖面前当然无用，所以董卓上书道：“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皆诣臣曰：‘牢直不毕，廪赐断绝，妻子饥冻。’牵挽臣车，使不得行。羌胡敝肠狗态，臣不能禁止，辄将顺安慰。增异复上。”也就是说：皇帝您老不发工资，导致我手下的士兵饥寒交迫，他们拉着我不让我来，我也没办法啊。我的地盘我做主，所以，皇帝大人您的话我是不会听的。
口气如此不恭，那是在对领导说话吗？皇帝的账也不买，的确牛气，换作平时，脑袋早被皇帝砍下来当球踢了。问题是现在国家混乱不堪，人家手里有兵，摆摆谱，皇帝也拿他毫无办法（朝廷不能制）。
董卓经过多年苦心经营，早已今非昔比，他手里养着一支由羌人、胡人组成的人数众多、身经百战的部曲。所谓“部曲”，说白了就是自己的私人军队，包括宾客、佃户、亲戚、朋友、马仔等关系户。大家有事打仗，无事种地，平时只忠诚于自己的老板，对于其他领导根本就不买账。当时的许多强人都有自己的部曲，比如后来居上的孙坚、刘备、曹操等人，他们都靠部曲帮自己打江山。
汉灵帝在病重期间，对董卓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就更加牵挂了，考虑到董卓不愿意做京官，汉灵帝决定改变策略，特意照顾他当油水多的地方大员。为此，朝廷还专门进行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人事调整：先是调并州刺史丁原为骑兵总监（骑都尉），为董卓腾出位置，然后任命董卓为并州牧，同时令他将部队交给没有野心的皇甫嵩。
并州牧的官儿不小了，但董卓并没有动心，他的态度一如既往地坚决，看来他只想当“钉子户”。虽然“钉子户”要继续当，敷衍工作还得继续干。于是他向汉灵帝报告说：“士卒大小相狎弥久，恋臣畜养之恩，为臣奋一旦之命，乞将之北州，效力边陲。”也就是说：我的兄弟跟我时间那么久了，彼此都有感情了，谁也离不开谁，他们只听我的话。所以，你想让我放弃兵权，把他们交出去那是万万不可能的。你想打发我去并州那个鬼地方，也是万万不可能的，老子偏偏要去冀州。总之一句话：部长不想干，地方官我也不想当，还是带兵舒服些，想上哪儿就上哪儿（也可能包括京城），一有机会还可以干上一票狠的。
翘尾巴了，难道想造反不成？但天下大乱，地方军阀坐大，没法了。即使人家摆谱，汉灵帝唯一能做的也只有批评教育。批评教育的结果似乎很明显——董卓改道了。别高兴得太早，他既不去并州，也不去冀州，而是去了河东郡。河东郡属于司隶州，为京畿重地，董卓带着一帮人往首都的地盘里钻，他野心家的面目也就愈加明显了，他现在缺的只是机会，而他等待的也正是机会。
朝廷原本是希望董卓自动交出兵权，但董卓不听指挥，朝廷只有指望皇甫嵩出手了，好歹他也是一代名将，而且手里也有兵，会打仗，更关键的是他还是个忠臣。但问题是皇甫嵩不敢动。皇甫嵩虽然很能干，也很忠诚，但绝不老实，因为他发现朝廷给的命令模棱两可，只是叫董卓交出部队，却没有直接下令让他吃掉董卓。董卓现在的实力已经今非昔比，如果就此发动攻击，能不能干掉董卓都是未知数；即使能干掉，没有皇帝的命令擅自诛杀高级将领也是很危险的事情。因此，皇甫嵩只是给朝廷上表，检举董卓的种种不法行为，自己绝不上套，朝廷也只有一声叹息。
其实，说董卓是个不听话的将领也不对，那要看是什么情况了。比如这次，何进他们对区区几个“人妖”束手无策，叫董卓前来帮忙，他就二话不说，带领着出三千人的部队立即上路。效率之高，的确让人佩服。那是，有油水可捞了，能不跑快点儿吗？很快，他抵达了渑（mian，音同免）池。
何进听到这个消息后心里直打鼓，渑池离洛阳只有二百来里，而董卓带来的是几千人的队伍，是福还是祸呢？他考虑了半天，终于作出决定，派出使者阻止董卓前进。他派出的使者名叫种邵，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县处级谏议大夫（六百石），但人如其名，非常有种。种邵接到命令后，立即带着皇帝的红头文件找到董卓，向他宣布中央政策，命令他返回原地。
在董卓眼里，连前任皇帝的诏书都是一张废纸，你小皇帝摆弄出来的那玩意儿又价值几何？连废纸也不如。“返回？你们大将军热情地把老子邀请来，现在拿张诏书就想打发老子回去，老子的路费、辛苦费都还没报销呢，凭什么啊？”
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于是，董卓的队伍不听劝阻，继续前进。种邵不是孙悟空，当然没办法阻止。很快，董卓抵达京师地域，按这架势，用不了几天，他都可以到皇宫里散步了。
在历朝历代，军队擅自进京就算造反，难道董卓想造反不成？种邵一看这架势也急了，但话又不能明说，他赶快又发纪念品又发慰问金，那意思很明显：“哥们儿，你们近郊游也搞得差不多了，回家吧。”
“京师洛阳已经遥遥在望，我们还想进城参观城市的巨大变化呢，回什么家啊？”董卓坚决不肯，并派人控制了种邵，把刀架在他脖子上威胁道：“你再唧唧歪歪的，老子就废了你！”不就是一个死字吗？有什么了不起！种邵也横了，他声色俱厉地谴责：“你们这样不遵皇命，劫持使者，难道是想造反不成？！”
这句话厉害，谁摊上都是灭族的大罪；再说，老大（董卓）也没说要造反，手下人也不敢造次，只好放人。人是放了，但队伍依然不退。董卓远远地望着若隐若现的洛阳城，脸上不由得泛起一丝得意的笑容：“总有一天，你将成为我嘴里的一块肥肉。”
“狼”已经来了，可何进还在犹豫。由于以前宦官的确有恩于何家，所以他迟迟下不了动手的决心。相对而言，袁绍的表现就积极多了，他可没那么多心理负担，对宦官的感情只能用“憎恨”这两个字来形容。光憎恨不够，他还要积极行动把宦官干掉。但现在自己的力量太小，只有把何进彻底拉下水，才有取胜的把握。于是，袁绍决定趁热打铁，继续忽悠：“何进，你怎么糊涂了？现在宫里掌权的是那些宦官，传递奏章是他们，转达皇帝、太后的诏令也是他们。宦官一日不除，将后患无穷。权力握在人家手里，小命就握在人家手里，今后人家想怎么整你就怎么整你，而且你还拿他们没办法。何进，政治是残酷的，你可千万不能心软啊！”
何进原本是没主见的人，经过袁绍这么一忽悠，终于下定决心铲除宦官，为此，他任命袁绍为司隶校尉。
司隶校尉可是个了不起的职务。东汉分为13个州，其中京师所在地的州叫司州，也叫司隶部，它的行政长官叫司隶校尉。可别小看这个职位，朝会时，司隶校尉和尚书令、御史中丞一起有自己的专席，号称“三独坐”，地位极其特殊，所以被世人称为“虎踞”。
司隶校尉不光是京师的行政长官，还兼管司法、纪检和监察。由于平时持有皇帝授予的符节（所谓持节），外加上手里有一支1200人组成的秘密警察部队，权力非常大，只要看谁不顺眼，就可以直接“踩”谁。官小的，可以杀掉，连审判都免了；大一点的官，他也能管，直接向皇帝弹劾就是了，连高高在上的三公九卿都不在话下。换句话说，他对京师地界的政府官员可以大小通吃，一切尽在其掌握之中。这样的要害职位，如果不是领导的亲信，挤破头都坐不上。
袁绍是领导的亲信，对领导的意图自然是心领神会。他上任后立即派人对重点嫌疑人（宦官）进行一对一的盯梢。为了彻底收拾宦官，他还暗中勾结董卓。这次董卓很听话，他向太后上表：“太后，如果你没胆量收拾宦官，那就让我董卓来，我兵强马壮，很快就能到达城西了！”
似乎是嫌局面不够热闹，何进又派手下人去各地招兵。这下热闹了，除了董卓，其他诸侯也闻风而动，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走到了一块儿。一些不自觉的人（比如董卓）顺道还搞点儿兼职——烧杀抢掠，但他们的口号都很好听，我们是为了诛杀宦官！
这下热闹了，为对付区区几个宦官，却弄一大堆人马来京师游行示威，如此隆重，怎么收场？在这种局面下，何太后也慌了。万般无奈之下，她只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何进的亲信宦官留着，其余的宦官通通下课，回家种地。她已经没有更好的办法：“不是我不保你们，而是大将军不待见你们。现在董卓他们连队伍都拉来了，我也毫无办法啊。你们还是先回去避避风头再说吧。”
但宦官心里跟明镜似的：如果权力没了，依自己多年的表现，下场可能连狗都不如，别说是回家种地，可能还没走出京师，就被人家剁成肉酱了。所以，当务之急是保证自己能留在宫中，只要有权力，就不怕没未来。
“解铃还须系铃人”。既然这是何进的主张，那就找何进。找他当然不是算账，而是求情。但何进似乎是铁了心，不管宦官们如何低三下四地求情，他始终不松口。他把手一摆，无可奈何地说：“哎，不是我要为难你们，而是朝廷大臣对你们有意见。我呢，也没办法啊，你们还是自觉回避一下吧，安心回家养老，这样不是挺好的吗？至少比被人宰了强啊。”
路路断绝，求情无用，宦官很伤心。不久，这种伤心的情绪就演变成了仇恨的种子，在宦官心底生根发芽：“老子往你们家血本下注，就为投资回报。现在别说回报，连安全都没有了。真是江湖险恶，人情淡薄啊。何进，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咱们的账有得算！”
何进过河拆桥，宦官不满意，但他们不知道，还有人比他们更不满意，这个人就是袁绍。他见何进磨磨蹭蹭，着急道：“人家主动送货上门，你为什么不一网打尽呢？”何进听罢摇摇头。虽然他也看宦官不顺眼，但他还不想把他们赶尽杀绝，毕竟对方有恩于己，做人还是要厚道一点。
袁绍对此嗤之以鼻：“你总是心太软，那我就再添一把火！”袁绍自作主张以大将军何进的名义给各地发文件，让地方官立即逮捕宦官的亲属。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打草惊蛇，让火越烧越旺：“你何进早就上贼船了，还想做好人，没那么容易！让你身上也沾点血，看你还对宦官心慈手软不？”
对于宦官而言，局势很不妙，经袁绍这么插一杠子，老家被人抄了，家属被人抓了，回老家就是自投罗网，他们真是无路可退了，唯一安全的地方就是皇宫，而最后一线生机就在何太后手上。好在何太后的妹妹是张让的干儿媳妇，事到如今，张让只好拉下老脸来求儿媳妇了。都是一家人，这个忙肯定得帮。于是，何太后的妹妹立即去求母亲舞阳君，母亲舞阳君又入宫去求女儿何太后。
母亲的面子当然得给，何太后于是下令让宦官们各就各位。还是女人心软啊。
中平六年八月二十五日这一天，对于东汉而言没有特别的意义，但对何进就不同了，因为第二年的今天是他的祭日。
经过袁绍连续不断的思想动员，原先举棋不定的何进也终于意识到，必须立即着手解决宦官问题了，不能再拖了，但他还是决定先做通妹妹的工作再动手。考虑到现在形势紧张，为避免遭人暗算，何进让袁绍的弟弟虎贲中郎将袁术领着一帮人在宫门外候着，他自己进宫。他以为这样应该很保险了，却不知自己已经大难临头了。
何进向何太后汇报完毕，刚一出来，就被张让给叫住了：“大将军，请留步，太后还有事情要交代。”何进心想：既然这样，那就回去。可这一去，他就再也没出来——他中埋伏了。
杀掉何进后，张让等人立即动手起草诏书，重新进行人事安排：安排自己人樊陵当司隶校尉，许相当主管京师的河南尹，总之，京师要控制好。诏书写好了，还有一道程序要走，就是必须交给尚书台那些秘书（尚书）盖章才有效。
尚书接到文件后心里直犯嘀咕：“任命袁绍为司隶校尉、王允为河南尹才几天啊，怎么又变卦啦？”于是，他对宦官说：“请大将军来共同商议一下。”大将军是来了，不过，只有人头，尚书一见这阵势顿时目瞪口呆。宦官回答得也很干脆：“何进谋反，被我们杀了！”
宫外的袁术听说何进被杀，立即带人攻打宫门。可宫门很坚固，袁术先是用刀砍，可没什么效果，眼看天色已晚，袁术开始放火，很快，胜利之门打开了。
张让一看大事不好，立即跑到后宫，他明白当务之急是把皇帝、太后这两个优质筹码抓在手里，有他们在，自己不愁没好日子过。可惜他忘了，皇帝也好，太后也罢，都不是万能的护身符。
张让这个老家伙特别滑，见到何太后也没说何进被杀这件事，而是直接告诉太后：“何进谋反！放火烧毁宫殿。”随后，他带领一群宦官裹挟着何太后、少帝刘辩及陈留王刘协，经过复道往北宫跑，不巧半路上遇到了卢植。卢植原先在战场上因为没给宦官左丰贿赂，被诬陷罢官，差点被砍头，后来还是皇甫嵩帮他说了一大堆好话，才重新上岗，当上了国务秘书（尚书）。所以，他和宦官可谓仇深似海。他看到宦官们慌里慌张地挟持着太后、皇帝逃跑，当即大喝一声。宦官们受到惊吓，居然把何太后放了。也难怪，当时宦官们犹如丧家之犬，早已无心恋战。
弟弟袁术行动了，哥哥袁绍也没闲着。他是正牌的司隶校尉，宦官居然想假传诏书弄了个冒牌货来代替他，他的肺都快气炸了。你能假传诏书，难道我就不能？正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施彼身”。好在他叔叔袁隗是高级领导干部、内阁首辅之一（太傅，参录尚书事），这点儿事是不难办到的。他们召来宦官任命的新科司隶校尉与河南尹，二话不说，杀掉了事。可怜这二位还未走马上任，人就报销了，看来投靠宦官也没得到什么好下场。
最狡猾的要数何苗，以前还和宦官称兄道弟的，见宦官大势已去，立即见风使舵，和袁绍一起加入到剿灭宦官的队伍之中。在北宫的朱雀门，跑得慢的赵忠被他逮了个正着，一刀毙命。“反正你们都成落水狗了，不打白不打，还可以顺带灭口，自己也好改头换面，重新做人。”
何苗的表演很精彩、很到位，但他的画皮很快被何进手下的吴匡戳穿了：“要不是你出卖你哥哥，大将军（何进）能死得这么惨吗？你就是杀死大将军的刽子手。”在场的群众一听这话，怒火一下子被点燃了，他们手里的刀子可不是吃素的，顷刻间，何苗就成了刀下鬼。可怜的何苗，和宦官称兄道弟打得火热，原本只图发点儿小财，不料却因小失大，反误了卿卿性命。
杀了何苗后，袁绍随即带领大家攻入北宫，并关闭宫门，宣布对宦官的政策：赶尽杀绝，绝不留情。当时在北宫内大约有二千名宦官。实话实说，其中真正有资格祸国殃民的只是少数掌握实权的宦官头目，加上其追随者，人数也不会太多。其他无职无权的小宦官平时除了干活，都是扮演被人欺压的角色，想干坏事还没资格呢。但袁绍是不管这些的，因为他已经杀红眼了。
本着宁可错杀一千，绝不使一人漏网的精神，袁绍开始对北宫进行地毯式搜索。凡是宦官无一幸免，不是宦官的，只要没长男人的标志物胡须的，也按宦官处理。需要说明的是，《三国演义》上说他也参与了此次行动，其实这次屠杀行动没他什么事，而且他原本就不主张把宦官杀尽的。
宦官死得差不多了，但还有几十个人关闭了寝宫大门，躲在里直哆嗦。但这也阻挡不了袁绍前进的脚步，他立即派人翻越大门、围墙冲了进去。
大难临头，只有跑路了。由于没有马匹，张让、段圭等人带着少帝和刘协发扬马拉松运动员吃苦耐劳的精神，一口气摸黑逃到洛阳东北方向的黄河渡口小平津，由于走得匆忙，连皇帝的玉玺都没有带。
漆黑的夜晚，人一出城，就不大好找，不过，似乎也没人乐意前来救驾，混乱时代，刀剑无眼，其他文武百官此时也玩集体失踪，个个猫在家里等待消息。你们就尽情地打吧，尽情地斗吧，等你们玩得差不多了，我们再出来收摊子。至于“维护治安”的积极分子袁绍等人还在宫里干得热火朝天——他们正忙于杀人。以前你们宦官整我们的人，现在我们翻身了，不把你们赶尽杀绝不算完。
张让等人以为逃到小平津就安全了，殊不知，这里将是他们的葬身之地。因为在这世界上忠臣还是有的——老冤家卢植带着一个叫闵贡的小办事员（河南中部掾）带人追了上来。
别小看这个闵贡，他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节士。所谓“节士”，就是名士的升级版，这种人品格极其高洁，性格极其孤傲，说白了，他就是一个有强烈道德洁癖的人。
闵贡年轻时很穷，他有一个叫周党的同乡好友也是节士。周党见闵贡生活寒酸，餐桌上连绿色蔬菜都没有，长期下去，必然营养不良，于是产生了恻隐之心，就送给他一些生蒜。但闵贡很有个性，也很清高，不但不领情，反而幽默地说：“我想艰苦朴素，瘦身减肥，不想使自己烦恼。你送东西给我，我岂不更加烦恼了吗？”最后，东西是勉强收下了，但他为了显示自己所谓的骨气，竟然让它白白发霉烂掉。
还有一回，闵贡客居安邑县，因为生病外因家里穷，买不起肉，每天只能买一片猪肝。到最后，屠夫们一致怀疑：这个闵贡天天吃猪肝上瘾，生活如此单一，该不是有什么不良怪癖吧？为了纠正他挑食、偏食的不良饮食习惯，屠夫们竟然不肯再卖给他猪肝。一天，安邑县令关心起闵贡一家的生活来，就问他的儿子：“你们平时都吃什么饭菜啊？”闵贡的儿子也不隐瞒，回答说：“我们的主菜是猪肝，但屠夫有时候不肯卖给我们。”
天下居然还有如此歧视消费者的，真是岂有此理！于是县令决定亲自出面主持公道，吩咐手下人经常给闵贡买猪肝。这下，闵贡天天有猪肝吃了，他觉得很奇怪。等儿子说出事情的真相，闵贡不由得大发感慨：“我闵仲叔（闵贡字仲叔）怎能因为自己的一点儿生活爱好拖累全县的百姓呢？”于是连忙搬家。
这样一个对自己都那么刻薄的人，还怎么指望他慈悲为怀？闵贡很快就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这个节士的名号不是白得的。追上张让等人后，闵贡声色俱厉地对张让说：“识趣的，怎么还不快点自行了断？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但宦官们还存在生的幻想，迟迟不肯自行了断，于是闵贡开始杀人。他手起刀落，一个倒下去了；再手起刀落，又一个倒下去了……
尽管史书上说只有卢植和闵贡这两个孤胆英雄赶来救驾，但我认为他们两人应该带有随从。不然，宦官有几十人，都带有武器，凭什么怕两个糟老头？要知道，宦官虽然身处绝境，但还没有修炼到对方一吆喝、一动手，就羞愧难当地自绝的境界。唯一的可能就是他们面临着对方无比强大的威慑与压力，已经无路可逃了。
张让这个作恶多端的“人妖”，蛊惑皇帝、打击贤良、残害百姓，把国家带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而现在他已经穷途末路，没有任何人会来解救他，唯有一死以谢天下。于是，他向小皇帝行了人生的最后一个叩头礼，走向黄河。
外戚死了，宦官也死了，人世间最邪恶、最强大、最爱闹腾的两股势力霎时间灰飞烟灭了，天下就太平了吗？没有！因为新的野心家粉墨登场了。
张让等人自杀后，闵贡扶着少帝等人连夜赶路，由于没有灯光，只能凭着萤火虫微弱的光亮摸索着前行。后来，大家终于为少帝刘辩和陈留王刘协找来两匹马，一路颠簸着返回洛阳。而那些领着朝廷俸禄的大臣眼看大局已定，才陆续赶来保驾护航，董卓也在此列。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在邙山脚下，董卓和小皇帝相遇了。饱受惊吓的少帝突然看见这群天降神兵，更是惊恐万分，竟然连眼泪都流出来了。那个从前花钱买司徒位置的崔烈跑在队伍的最前头。看到董卓大军时，他还想摆摆老领导的威风，对董卓喝道：“皇帝有令，队伍后退。”
董卓也没给崔烈好脸色，怒喝道：“我们星夜兼程前来护驾，你们没保护好皇帝，还有脸在这儿指手画脚的！信不信我宰了你！”说完，他竟然直接走上去，像参观稀有动物一样仔细地瞅着少帝。这种大胆的举动在当时绝对属于大逆不道。董卓是西北汉子，据说长相比较凶残，面对如此有特点的人，少帝当然被看得心里直发毛了。
接下来，董卓和少帝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当然，谈论的内容无非是询问小皇帝这些天宫廷发生了什么事啦，有谁欺负你啦，自己感觉如何啦，等等。可少帝明显没有从恐慌中缓过劲儿来，说话语无伦次，给董卓的第一印象极差。董卓心想：笨嘴笨舌的，今后怎么当皇帝啊。
之后，董卓还不忘奚落这个14岁的小皇帝一番：“看你，看你，怎么搞的，信任宦官，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少帝一听，顿感委屈：“我当皇帝虽有些日子了，但还从未正儿八经地办过公，凡事不是母后做主，就是舅舅何进辅政。怎么国家一乱，什么都往我头上推啊。”
董卓奚落完少帝，又走到陈留王刘协面前，对他先是做了一番自我介绍，再与他攀谈起来。别看刘协比哥哥小5岁，可智力发育明显超前，面对彪形大汉董卓，他毫不怯场，回答问题也有条有理，给董卓的印象十分良好。董卓当时就在心里盘算：这个董太后带大的孩子表现不错，聪明可爱，我董卓和董太后说起来也是本家，有机会把他扶上去，我也好当个开国元勋。
都说董卓是野心家，但实话实说，董卓的胃口并不是一开始就那么大的。在接受何进密令进京的时候，他或许还没有“我要控制国家，我要架空皇帝，我要做窃国大盗”之类的宏大愿望，而是想先带人进京，捞一把就走，不然，他不会只带三千人就进京了。可他没想到，这一通折腾下来，朝廷里的实力派全部死光光了，天上掉下的大馅饼正好砸在他的头上。看来应该顺应天意，好好在首都干一番大事业啊。于是，少帝一行人在董卓的“保护”下浩浩荡荡地回到了皇宫。
少帝一行人回到皇宫后，董卓立即派人盘点这次内乱带来的损失，重点是查看皇帝的玉玺还在不在。这一盘点不要紧，他们发现皇帝的玉玺中最重要的那颗不见了！东汉皇帝有七颗印玺，它们分别是传国玉玺、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和天子信玺，其中，传国玉玺是最重要的，但它却不见了！传国玉玺丢了很重要吗？当然！什么都可以复制，唯独传国玉玺不能！
传国玉玺是秦始皇命人用蓝田玉（一说是和氏璧）打造而成的，上面刻有丞相李斯所书的“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后，刘邦从秦王子婴那里得到它，把它作为汉朝的国印。从他起，此印便一代一代传下去，成为传国玉玺。它就是皇帝的身份证，真正的镇国之宝。
西汉末年，外戚王莽篡权，派弟弟安阳侯王舜向老太后王政君索要传国玉玺。老太后一怒之下将玉玺掷到地上，玉玺被摔掉了一角。后来，为了使这块玉玺完整，王莽补了一块黄金在上面。虽然传国玉玺的外形不再那么美观，但它在人们心目中的价值却丝毫没有减退，不管野心家也好，政治家也罢，要想当皇帝，都必须拥有这件宝贝，否则你这个皇帝就是自封的。
220年，曹丕逼东汉末代皇帝刘协“禅位”给自己，建立了曹魏帝国，传国玉玺遂落入曹丕的口袋。为了掩盖自己篡夺汉室的行径，曹丕充分发扬当今小商小贩贴“牛皮癣”的顽强精神，派人在传国玉玺的肩部刻下“大魏受汉传国玺”七个隶书大字。真是狗尾续貂，欲盖弥彰啊。
总之，传国玺是用来代表正统、代表天意的，历代的所谓真命天子必须拥有这个玩意儿，得到它，你就是“受命于天”；没有它，你就是白版皇帝，是不合法的，即使你再刻一百枚公章也没用，别人依然会讥笑你这个皇帝是水货。如果失去它，后果也更严重，这象征着帝国的气数已尽。但现在传国玺居然不翼而飞，难道真是意味着大汉江山气数已尽了吗？有可能。
汉朝从建立到现在历经了四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如今病入膏肓，随时有破产的可能。即使挣扎，也是垂死挣扎；即使还有一段光阴，也是受难的光阴。
国家的情况很糟糕，皇帝还小，宦官死了，何进也死了，真是群龙无首。由谁来填补这个权力真空呢？袁绍虽然是名门望族，但志大才疏，手里没几个兵，成不了什么气候。至于其他的大臣，个个胆小如鼠，不值一提。这时，一个声音高叫着：“舍我其谁！”这个人就是董卓。但要实现自己的勃勃野心，董卓面临的难题还很多，但此时最重要、最紧迫的却是抓住兵权。他只带了三千人进京，这点人手是远远不够的，要知道，京师的驻兵是他的好多倍！所以，要控制整个国家，就必须控制京师的军队！这是一个野心家才能干的事情。幸好，混乱的政局为他提供了自由发挥的舞台。
进城后，董卓一开始伪装得很好，一时间竟然骗了好多人，但骑都尉鲍信却看透了他。不过，即使知道董卓的真实意图，他也没法干掉董卓，因为自己手上只有招收的千把人，还未经过训练，怎么可能是凉州部队的对手？人家可是久经沙场的职业军人啊。但他又想趁对方立足未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掉董卓，建立不朽的功业。于是，他想到了袁绍。
袁绍是个眼高手低的人，最拿手的是夸夸其谈，胆量也有一点，但要看遇到什么对手了。比如，对没练过《葵花宝典》的宦官他当然是奋勇争先、生猛无比，但对比自己更生猛无比的粗人董卓，袁绍却总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袁绍认为董卓很强大，但他不知道，董卓强大的只是外表，其实他内心也是很虚的。心虚是心虚，董卓还是很聪明的。他考虑到自己力量单薄，又是外来户，暂住两天还行，想强行落户京城估计是很难的，要是不慎露出“尾巴”，那就更惨了，那就来点有技术含量的。于是，董卓每隔四五天就派他的部队悄悄出城，第二天又大张旗鼓地高调进城。如此循环表演，目的只有一个：让人相信凉州军团的大部队已经源源不断地开来了，人多得很！
如此强悍的阵势，谁敢去惹？董卓就用自己手上的这三千人大演蛇吞象的把戏，顺势吞并了何进、何苗的部属，自己摇身一变，成为京师真正的一哥。但他还有一块心病，就是丁原。丁原以前是并州刺史，后来改任骑都尉。这次和董卓一起奉令进京，他也带来了自己的并州部队。由于工作积极，还被封为首都警备司令（执金吾）。董卓当然想吞并他。
丁原这个人，史书上说他“勇武有粗略”，也就是说此人很勇猛，但没啥谋略，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是个粗人。但即使是对付这样的粗人，董卓也感到很困难，因为他发现丁原固然不打紧，但他手下有个猛人吕布，不是轻易能够摆平的。
吕布，字奉先，汉族，并州五原郡九原（今内蒙古九原区）人。在小说里，他一直是以三国第一勇将的形象出现的，事实上他也十分勇猛，后来被人称为“飞将”。吕布出生于武将之家，祖父吕浩驻守边塞，担任越骑校尉。吕布的祖父去世后，其父吕良继任。吕布的母亲叫黄氏，为一富豪财主之女，不仅聪明贤惠，而且织得一手好布。据说吕布就是出生在布匹上的，因此他父亲特意给他取名为吕布。
吕布小时候聪明过人，又勤奋好学，所以进步很快，怎么看都是块读书的料，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个好学生最喜欢的不是读书，而是舞枪弄棒、打打杀杀，真是文武全面发展。更让人意外的是，这样一个全面发展的优秀少年却没什么玩伴，因为别人都不敢跟他玩。
吕布从小就是一个大力士，连比他重的小马驹他都能像举杠铃一样举过头顶。如此生猛，谁和他玩儿谁吃亏，搞得其他小朋友只好对他敬而远之。
但对于吕布而言，没玩伴没关系，只要有马就行，因为他最喜欢的朋友是马。马对他来说除了用来兜风，更多的是用来打猎，而且每次出门，必有所斩获，绝不会空手而回。后来，吕布得到了一匹名马——赤兔马，和他的不凡身手更是相得益彰，所谓的“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一时成为美谈。
吕布如此爱马，所以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驯马高手了，11岁时在家乡的白马庙会上开始崭露头角。
最初的庙会起源于远古时代的宗庙社郊。那时举办庙会的宗旨很简单，就是为了求得祖先及神灵的保佑。东汉时期，佛教开始传入中国（汉桓帝就是一个信教皇帝，佛教、道教都信）。同时，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也逐渐形成（张角的太平道就是早期的道教）。于是，它们之间开始了竞争，都争着拉人入会。为了吸引新的追随者，两种宗教除了把寺庙、道观修得豪华一点儿，还需要时不时地搞点儿促销活动。他们估计光靠一张嘴吆喝是没多大效果的，不如来点儿火爆的、有吸引力的娱乐节目，像舞蹈、戏剧、出巡……由此逐渐形成了现在人们所熟知的庙会。虽然和远古的庙会相比，这时的庙会已经有点儿变味了，不过没关系，只要能聚拢人气，那就是胜利。
吕布的家乡地处东汉边境地带，当地庙会活动也很具有地方特色，既有大众娱乐活动，也有竞技比赛项目。吕布参加的第一个比赛项目是赛马，这是他的强项。
当时的赛马属于表演性质的比赛，也没有少儿组和成人组之分，无论大人、小孩都同场竞技。于是小吕布带着轻松的心态参加赛马，轻松夺魁。接着，他又来到摔跤赛场。与赛马相比，这一比赛的难度要大得多，虽然没有年龄限制，但敢上台的全是人高马大的大力士。按说一个小孩子是不应该参加这样危险的运动的，当个观众看看热闹就可以了，但吕布不愿当观众，他打算和那些大块头一较高低。
他一亮相，人群就有点儿骚动，惊讶者有之，好奇者有之，劝解者有之，嘲弄者有之，起哄者有之，但却没有谁看好他。一个乳臭味干的小孩来参加比赛，哼哼，还是回去吧，被摔残了可别怨人家大欺小！自古英雄出少年，谁说我不敢？结果是奇迹发生了，吕布获得胜利。真是神童啊。从此，小吕布的名声不胫而走。
大约15岁时，吕布成为并州刺史丁原的部下。由于他天资聪颖、武艺超群，深得领导信任。领导信任，进步自然也快，等丁原改任骑都尉时，就让吕布当了自己的秘书（主簿）。
领导秘书历来都是肥差中的肥差，一般都只选亲信。在丁原心中，吕布就是自己的亲信，是一个可塑之才。当然，《三国演义》上说吕布是丁原的义子是不对的，吕布只是丁原的亲信部将，他并没有拜丁原为干爹，所以张飞口中的所谓“三姓家奴”也是不成立的。
丁原把吕布当亲信，但吕布却不把丁原当恩人，因为吕布是个没原则的人。所谓的原则，就是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完全心中有数，而吕布是没数。在他心中，凡是对自己有利的就做；对自己没利的就不做。所谓的原则，不过尔尔。这样的人，可以得意一时，却注定混不长久的。
对董卓而言，要兼并丁原，就必须拿下吕布。“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要拿下吕布就必须找到他的缺点。好在吕布身上的缺点那可是十个数指头也数不过来，比如贪财、好色、不安心本职工作……
有缺点就有突破口。也不知道董卓对吕布做了怎样一番统战工作（估计是送金银珠宝外加封官许愿），反正吕布是动心了，表示愿意弃暗投明。为显示自己不破不立的坚定决心和傍大款的诚意，吕布为董卓进献了一份特别的见面礼——丁原的人头。可怜的丁原，做梦都不会想到，自己精心栽培的部将竟然是只白眼狼，会对自己下手。
对于吕布送上的这份礼物，董卓是相当喜欢的。他立马给了吕布一个的名分——收他做干儿子（誓为父子）。至于职务，既然吕布杀了丁原，又干过骑都尉一职，就由吕布接着干吧。这一番安排不算亏待吕布吧？但董卓永远也想不到，在吕布眼里，从来只有利益，没有原则。他这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当叛徒也会上瘾的，杀领导也会上瘾的，最后还把刀子扎向了自己的干爹——董卓。
不管咋样，他们当时的关系还是很亲密的，吕布的“转会”让董卓实力大增。有实力，就有底气；有底气，就有勇气。现在，何进没了，丁原没了，宦官死光光了，吕布也挖过来了，丁原的部队甚至整个京师也被收入自己的囊中，他再也没有对手了，处于孤独求败的境界，形势真是喜人啊！
什么都有了，董卓就想升官了。董卓以前最高就做过前将军，也就一个省部级干部。现在，他护驾有功（至少他是这样认为的），自然强烈要求进步，一个正部级肯定是满足不了他的胃口了，他要享受一下总理级别待遇——当三公，具体说，他中意的职务是司空。
司空一职虽然是鸡肋，但作为跳板还是蛮合适的。但此时有个小小的技术性难题——那个位置上已经有人了。
位置上有人怕什么，把他拉下来不就解决了嘛。有实力，就有发言权。凡是我看中的，就要搞到手，谁敢不从？当然没人敢，但让人下课也得给个理由，董卓给的理由很可笑，竟然是天气不好，久旱无雨。
不是你的错，都是天气惹的祸。没办法，这就是本朝的官场特色，也是职场的传统美德。于是，董卓光荣上任。
东汉的三公是比较可怜的，没权不说，还是受气包，皇帝不待见，宦官也敢“踩”，还常常因为水灾、地震、日食等天气原因莫名其妙地被搞下课。明明是总理级别的大领导，见一个县团级的尚书令也得像老鼠遇到猫，要回避。活得如此窝囊，真的还不如找块豆腐一头撞死算了。
都说司空是鸡肋，但这话儿要看搁谁身上了。董卓就把司空很当一回事儿，也没谁敢惹他，因为他有实力。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而朝廷就是董卓的舞台。
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但令大家想不到的是，董卓上任后点燃的第一把火就非常旺——炒老板鱿鱼。一般人所说的炒老板鱿鱼就是辞职走人，但董卓不是一般人，做事儿的风格也与众不同，他要换老板。当然，要赶老板（少帝）下台毕竟是天大的事情，说什么也得召集全体员工开一次民主生活会，大家合议合议，表决一下啊。
其实，举不举手、表不表决都无所谓，最终的解释权属于他董卓所有，但过场还是要走走的。于是，他决定先开会。
参加会议的人不少，但主角就他一个。他一开始先纵论国际、国内形势，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堆，最后亮出主题：废黜刘辩，拥立刘协。
面对如此敏感话题，大多数官员沉默了，而一向眼高手低的袁绍听了，表现比较有种，他立即站出来表示坚决反对。也难怪，人家一家子在政府里的日子滋润着呢：叔叔袁隗是内阁首辅（太傅），自己是司隶校尉，掌管京师，弟弟袁术是虎贲中郎将，指挥虎贲营，全家官运亨通，凭什么听你的？更关键的是，董卓对他说过一句很有杀气的话：“刘辩不行，我们就换刘协，如果刘协也不行，那刘家根本就不应该留种。”这种杀气腾腾的话从董卓嘴里蹦出来，让人三伏天也会感到一股寒意。
袁绍虽然够傻够天真，本事不大，但和吕布不同，他多少是讲原则的——野心家的话他是不听的，野心家的账他也是不会买的。
袁绍如此不识相，董卓不由得勃然大怒，话里透着杀机：“你是什么东西，现在的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难道你认为我的刀子不够锋利吗？”
袁绍也毛了，针锋相对道：“天下的英雄好汉难道只有你一个人吗？”说完便昂首挺胸，愤然而去！
董卓口气硬，是因为有实力，具体说是手下有人，更具体说是有拿刀的人（兵）；袁绍口气硬也是因为有实力，家族“四世三公”的名号可不是白给的，门生故吏满天下，谁敢惹？
双方虽然表面上都很强势，但其实都有点儿心虚：董卓虽然很生猛，但初来乍到，地皮还没踩热，猛然间还不敢对高干子弟袁绍贸然动手；袁绍虽然硬气了一回，但他的支持者大都是文人，是一群刀子都拿不稳、杀鸡都没胆儿的读书人。在大刀、长矛面前，什么样的关系都是扯淡。更重要的是袁绍激动归激动，义愤归义愤，却没有与董卓死磕的决心。所以，回到家以后，等激动的劲儿一过，袁绍发憷了：与董卓合作，恐怕会死得很难看；不与他合作，恐怕会死得更难看。无论哪种，都是完蛋。看来京师绝非久留之地，袁绍可不敢与狼共舞，所以他想到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潜逃。
当晚，他把皇帝授予他的印信、符节挂在城门上，然后溜之大吉。不久，他的弟弟袁术也嗅到了危险的气味，也跟着脚底抹油，一走了之。惹不起，咱躲得起，董卓你自己慢慢玩儿吧，恕不奉陪。
董卓一听袁氏兄弟偷偷溜了，不由得勃然大怒：“他妈的，没经老子同意，你们胆敢旷工？”董卓生气归生气，但后果不仅不严重，甚至变成了喜剧——他封袁绍做了渤海太守，袁术做了后将军。
不要以为董卓脑子出毛病了，这么做当然不是他的本意。他原本想把袁绍作为A级通缉犯进行通缉的，但心腹周毖、伍琼在一旁劝道：“冲动是魔鬼，与其逼他造反，倒不如给他一块糖，先安抚他一下，免得他闹腾，这比什么都强。”董卓一想也是，这小子跑得比兔子还快，想干也干不掉了。万一逼急了，造起反来可不好收拾，还不如送个顺水人情。
董卓以为这样做就能获得反对者的认同，但他错了，袁绍只是浮出水面的反对派，而沉默的大多数是不能收买的，也是收买不完的。但董卓并不在意这些，他不会因为别人反对就放弃自己的想法的。
少了你们，老子就不开张了吗？少了你们，老子就没办法了吗？一切按既定的方针办！于是，中平六年八月三十日，董卓召集文武百官举行了第二次会议。
第一次会议因为有人反对，他很生气，差点儿杀人。这一次，他希望大家识相一点，配合一点，免得得他生气，在会场上杀人毕竟影响不好。会议一开始，董卓还是老调重弹，直奔主题：“先帝（刘宏）说过，刘辩呆头呆脑的，轻佻无威仪，不配当皇帝。而陈留王刘协聪明睿智，可以作为我们心目中的理想人选。”
惊愕万分的各位与会代表还没来得及踊跃发言讨论，举手表决，董卓就直截了当宣布会议的表决结果：废黜刘辩，刘协即位。就这么定了，谁敢反对，军法从事！
最有实力的袁绍缺席了，谁敢投反对票？毕竟枪杆子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换就换吧，只要能保住自己的饭碗就行。想到这一点，大多数人都沉默了。
大多数与会代表的表现是令董卓满意的，但也有极个别人自不量力，偏要鸡蛋碰石头，这个人就是卢植。
卢植只是一个小小的国务秘书（尚书），当时全国上下都知道董卓已经成为国家的后台大老板，他一个小小的秘书和老板作对能有什么好果子吃？但卢植并不这么看。在他眼里，只有皇帝才是老板，董卓再大，也和自己一样是皇帝的打工仔，他凭什么搞家长制、一言堂？
人民群众都不发言，就你敢和我抬杠，想出风头，想死是不是？卢植不想死，但一定要抬杠。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臭脾气——认死理。
董卓有权了，人也牛气了，脾气也上去了，于是董卓想杀人。现在他大权在握，已经可以杀掉任何敢于反对他的人，包括皇帝！
眼看新的流血事件即将发生，一个人出面及时阻止了，这个人就是蔡邕。
蔡邕，东汉著名的文学家，他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汉灵帝时，曾因得罪宦官被发配边疆巩固国防。遇到大赦后，又因为得罪宦官，再次浪迹江湖。就在他打算当一辈子黑户的时候，董卓进京了。
董卓进京，对大多数人而言是灾难，但对蔡邕而言却未必。蔡邕是社会知名人士，董卓很欣赏他，非要请他出来做官不可，而且是真心的。蔡邕也知道董卓的大名，知道他不是一个好伺候的主儿。既然惹不起，那只有躲了，所以，他声称有病，不去应招。董卓见状，托人带话给他：“敢不买我的账，我杀你全家。”董卓浑身上下几乎没有一个闪光点，但有一点除外，就是说话算数，当然也包括杀人。
蔡邕这才明白，这回是惹不起也躲不起了，那就勉为其难去吧。蔡邕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了洛阳，在去洛阳的路上，他心里为自己的未来设想了多种结果，但令他没想到的是，迎接他的居然是升官！
这世上能让董卓佩服的人很少，但蔡邕绝对算其中之一。蔡邕到达洛阳后，先是当上了太学的校长（祭酒），接着被任命为监察官（侍御史）。在当上监察官不久，他又被提升为诉讼监察官（治书侍御史），随后又被提拔为国务秘书（尚书）。升官如此迅速，简直就是做直升机嘛。
这还不算完，蔡邕最后又被升任为侍中。侍中是皇帝的高级顾问，享受副部级待遇（比二千石），平时紧跟在皇帝身边，有事儿帮着皇帝出谋划策，没事儿跑跑腿，传达一下中央文件（圣旨），工作实在很轻松。
那时的政府工作流程大体是这样的：尚书台决定国家大事，尚书起草政府文件，而侍中、中常侍就负责跑腿，上传下达。这些能够天天在皇帝身边转悠的自然是皇帝的亲信大臣。那时候，就算你位居三公九卿也不一定有他们威风。还要交代一下的是，到了晋朝以后，侍中成为皇帝对亲信大臣的一种加官，凡事拥有此头衔的人，职权都和宰相差不多。总之，侍中的工作很清闲，但地位很崇高。
自己很欣赏的蔡邕出面为卢植求情，董卓自然要买账，但怒气未消的他还是毫不客气地免了卢植的官。
相对于卢植的不识相，另一个高级领导干部袁隗却很乖，当董卓向他征求意见时，他当即识趣地表示没意见。没意见就是完全拥护（当然，反对也是无效的）。还是那句话，只要工资不变，职位不变，福利待遇不变，换个老板算什么呢？给谁打工还不一样！
既然大家都没意见，事情就这么定了！第二天，即中平六年九月初一，董卓主持召开了第三次会议。
第一次会议，袁绍反对，被挤出京城；第二次会议，卢植反对，卢植“下课”；第三次会议，没人反对，所以皇帝“下课”。
小皇帝刘辩被允许列席参加此次会议，参加旁听。一般的列席人员虽然没有表决权，但有发言权，而刘辩这个列席人员什么权利都没有，他只需要知道会议的最终结果：即日起，自己的皇帝身份已经被正式废黜。
刘辩被废后，被贬为弘农王，而他的弟弟刘协接替他成为东汉的最后一任皇帝，也就是后人常说的汉献帝。当然，这个名号是后来的魏明帝给刘协的谥号，“献”字的大体意思是聪明睿哲。在他眼里，汉献帝把祖宗基业贡献给自己，就是所谓的聪明睿智。
对于董卓废黜刘辩的原因，真是众说纷纭。有人说：“刘辩既然不如刘协聪明，干吗要废掉他，留一个智商低一点的皇帝不是更好吗？”
许多人不理解，其实是因为对历史没有做深入分析。这里有个问题需要首先搞明白：刘辩傻吗？许多人相信刘辩傻，主要根据来自于董卓之口，而且汉灵帝也说过类似的话。
其实，董卓的话是不作数的。董卓对刘辩和刘协的印象完全来自在邙山接驾时的初次接触：刘辩大概因宫廷里的流血冲突惊吓过度，表现失常，而刘协却镇定自若。其实，国家发生那么大的事情，一个14岁的未成年人被吓着属于正常反应，只和胆量有关，但与智商无关。刘协没被吓着，只能说明他胆子大一点，表达能力强一点，仅此而已。至于汉灵帝说刘辩轻佻无威仪，不够帝王资格，那是因为他讨厌何太后，不想让嫡长子刘辩继位才故意这么说的。正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仇人眼里出妖怪”。
自古以来，话语权一向是掌握在胜利者的手里的，我说你傻你就傻，你聪明也是傻；我说你聪明你就聪明，你傻也是聪明。所以，刘辩不傻，甚至也未必比弟弟弱，那么董卓为啥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废掉刘辩呢？
仔细分析一下，我认为关键因素有两个：第一个是年龄问题，刘辩毕竟比弟弟刘协大5岁，马上就要成年了，如果不把他拉下来，这大欺小的游戏就玩不长了。第二个原因，也是最关键的原因，朝廷里拥护刘辩的大臣是多数，他的群众基础太深厚，所以，等他长大以后要想再控制他就是个世界性难题了，闹不好，自己的脑袋就得搬家；而刘协才9岁，拥有年龄优势不说，在朝廷里也没有任何根基，如果立他当皇帝，那就意味着自己掌权的阻力会小很多，再不济自己在朝廷里至少还可以多混几年。另外，董卓还想通过这件事向大家证明：他可以在任何时候，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全天下都是我董卓说了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刘辩被废了，作为刘辩母亲的何太后日子也跟着不好过了，因为在董卓看来，如果何太后暗中联络大臣来对付自己，那就麻烦了。董卓想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真正的法子只有一个，就是让她消失。
九月初三，董卓开始动手了。他先是毒死何太后，接着杀死了何太后的母亲舞阳君。事实证明，董卓虽然粗犷，但在排查安全隐患方面是很仔细的，活人跑不脱不说，连死人也要秋后算账，绝不放过。比如何进的弟弟何苗因为勾结宦官，也被人从棺材里拉出来，重新剁了几刀。想盖棺定论，地下安息，没那么容易。早知道如此，争权夺利干什么？
皇帝也废了，太后也给杀了，接下来董卓要做的事就是解决人事问题。原来，董卓是个喜新厌旧的人，他先是做了司空，等玩厌了，又换成太尉。不久，他又觉得当三公实在没啥意思，索性给自己封了个东汉没有的官儿——相国。所谓相国，就是丞相了。可别以为他这么做是心血来潮，经过他这么一变，等于对政府来了一次彻底的机构改革。
在西汉，三公当于现在的内阁，包括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其中，丞相是政府总理，是有实权的。但到了东汉，三公的称呼有所改变，换成了太尉、司空和司徒，虽然他们也享受丞相待遇，但实际上却是徒有虚名，真正的实权落入了尚书台手里。到了汉桓帝、汉灵帝时期，实权又落入了宦官手里，尚书台也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这时董卓把消失多年的老古董——相国重新搬到前台，不是说他有多么浓厚的怀旧情结，而是他想借此宣布：从现在起，帝国重新恢复了丞相主政的传统，而我董卓已经是帝国的实际统治者了。
实际上，通过此次人事洗牌，整个东汉政府几乎完全受制于董卓：不仅皇帝的废立、朝臣的任免他说了算，连重大政策的制定也是他说了算。除此之外，他这个相国还享受了一些其他大臣没有的三种礼遇：赞拜不名、入朝不趋以及剑履上殿。
在古代，大臣拜见帝王是不能随随便便的，是有一套具体的礼仪的。比方说，要疾步行走，以示恭敬；要由侍臣报出名字；入室须脱鞋；不得佩剑。而董卓享受的赞拜不名、入朝不趋以及剑履上殿简单地说就是：拜见皇帝时，侍臣不必念他的名字，上朝可不用快步走，可以穿着鞋子、佩带宝剑大摇大摆登堂入室。
这三条是历代帝王对功臣的最高礼遇，能享受这种待遇的不是大智大勇之人（比如萧何），就是大奸大恶之徒（比如梁冀）。但不管是忠臣还是奸臣，有一点是相同的：无论谁享受了这种待遇，离倒霉的日子也就不远了。比如，西汉的开国功臣萧何享受了此待遇后，表面上风光无限，内心却战战兢兢。可即使他再小心翼翼，最后还是被多疑的刘邦拉到监狱里旅游了一圈，进行风险教育。董卓连功臣都不是，他也想享受功臣的最高待遇，其下场也绝不会例外。
人可以猖狂一时，却无法永远猖狂。但董卓是不会想到这些的，因为他目前一切都顺风顺水——他想当司空，当上了；他想当太尉，也当上了；他想当相国，也当上了。
为了显示自己的公正无私，董卓当了相国后也没废除三公。这样做虽然导致中央机构有些臃肿，但在他看来却很有必要——笼络人心的必要。当然，三公还是一如既往没权。
董卓虽然当上了相国，却有许多人心里不服。董卓来自西北边陲，为人粗鲁，虽然成为帝国的实际老板，但并不受欢迎。所以，开始掌权的董卓决定和士人搞好关系，把自己打扮得无私一点，温柔一点，有文化一点。比方说，为党人彻底平反，提拔杨彪、黄琬和荀爽担任三公。这三人的家庭背景都十分深厚，本人也很有名望，虽然董卓对他们并不怎么放心，但为了笼络人心也只好如此。
当然，董卓真正欣赏的人也有，比如周毖和伍琼。二人都是京师的名人，其中，周毖既是以前同事周慎的儿子，又是凉州老乡，让他们和士人打交道再合适不过了。董卓对他们二人是非常信任的，只要是他们提出的建议，董卓通常二话不说，一一照办。比如，提拔韩馥为冀州牧，刘岱为兖州牧，孔伷为豫州刺史，张咨为南阳太守……
总之，经过二位的努力，新政府中又增添了许多名士的身影。那时，董卓的庐山真面目还没彻底暴露，大家一听有官做，就屁颠屁颠地赶来了。人读书都是为啥？不就是为了学而优则仕吗？
在董卓看来，自己连自家人都没照顾，这样对士人够意思了吧？但后来的事实说明，他不仅蒙蔽了很多人，许多人也在蒙他。比如，他最信任的伍琼等人表面看似忠诚无比，却在暗中积极帮助袁绍。
政府的职位就那么多，既然提拔了一批人，就要淘汰一批人，比如汉灵帝组建的西园新军就在此列。这样，原先西园八校尉是下课的下课，转业的转业，曹操也不例外。其实，对于曹操这个人，董卓一直是比较欣赏的。他知道曹操善于使用骑兵，还特意在军队里给他留了一个骁骑校尉的位置，专门领导骑兵。对于董卓抛来的橄榄枝，骨头很硬的曹操却并不领情。因为曹操知道董卓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由这样的野心家主持朝政，国家大乱是迟早的事。
看清了董卓的真面目后，曹操决心向袁绍学习——逃跑，小说为他安插的献刀、杀董卓的那些英雄事迹其实他并没有干过。据野史记载，张让他倒是去杀过，不过没有成功。杀一个半残废的张让都那么困难，遑论对付人高马大、城府极深的董卓了。要知道董卓是特种兵（羽林郎）出身，武艺十分了得，论单兵格斗技巧，曹操还不一定是他的对手呢。而且经过多年的磨砺，曹操已经成熟、稳重多了，他不再是以前那个动辄就打打杀杀的愣头儿青了，因此，类似于自杀式袭击这样的傻事他是不会干的。
董卓被刺杀在历史上确实发生过，虽然《三国演义》将刺杀董卓的戏码安在了曹操头上，但这个主角的名字叫伍孚。
伍孚，字德瑜，东汉吴房（今河南遂平县）人，具体生平不详（也有部分史学家怀疑伍孚和伍琼是一个人，他们虽同字同姓同郡，但不同县，伍琼是汝南人），在董卓手下当越骑校尉。所谓的越骑校尉，就是内附越人的骑兵部队，即主管南越骑兵。越人分为内越和外越。内越生活在那时还很偏僻的南方，称为南越，后来融入华夏民族；外越为海外越人，生活在亚洲中南半岛，即现在的越南人。还要说明的是，那时的越南大部还是咱们天朝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归交州管理，直到五代十国时，才趁乱发动叛乱独立建国。当然，也有一些专家认为越骑校尉是才力超群的骑兵部队番号，所谓的“越骑”即超越一般骑兵，就像现在的猛虎师一样。
由于董卓劣迹斑斑，伍孚再也看不下去了，他决心为民除害。中平六年九月十七日是个好日子，伍孚身穿朝服，内怀利刃去晋见董卓。工作谈完后，伍孚向董卓告辞。由于大家平时关系不错，董卓起身送他到阁门口，一边亲切地说着话，一边用手拍着他的脊背。
机会来了！伍孚趁机抽出利刃向董卓刺去。董卓大吃一惊，下意识地一闪，没有击中。董卓不是等闲之辈，他一边反击，一边呼唤左右护驾。可惜伍孚手里拿的是匕首不是手枪，所以一击失手后，跑掉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伍孚被抓住了。董卓满脸通红，恼羞成怒地大骂道：“老子那么信任你，你想造反呀？”伍孚大声说：“我恨不得把你这个奸贼在大街闹市之中碎尸万段，以向天地神灵谢罪……”话还没说完就死于乱刀之下。
董卓虽然躲过了一劫，但也吓得不轻。他知道，以自己的“丰功伟绩”，天下想杀他的人多了去了，为避免再挨飞刀，他特意提高了警戒级别，加强了安保，还让飞将吕布做了自己的贴身侍卫长。
由于他已经成了一个彻底的怀疑主义者，因此想杀他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比如，后来有个叫扰龙宗的执法监察官（侍御史）前去汇报工作，只因忘了解下佩剑，董卓本着怀疑一切的精神，二话不说，操起铁锤就把人家给杀了。
曹操不会当刺客，但他也明白，与董卓这样的人合作，结果只会是两个字——受伤。国家受伤，老百姓受伤，自己也受伤。虽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强权是永恒的，最终的结果都是化作粪土，但曹操又不能在领导面前玩谦虚，说“我曹操能力有限，不想和你同流合污了，骁骑校尉我也不想干了，你还是另请高明吧”，除非他不想要命了。那就学习好友袁绍，玩失踪吧。远离这个是非之地，跑得越远越好！
但他没有袁绍那样的好命。他也清楚地明白这一点。袁绍是什么背景，有着“四世三公”之家的金字招牌，门生故吏满天下。董卓即使想下手也得权衡利弊，考虑后果；相比之下，他曹操的家庭背景就差远了，在董卓眼里杀死他也就像踩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没啥后遗症，也不用负法律责任。
曹操的原计划是跑回老家再做打算。他知道逃跑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为此他做了一些技术处理工作。比如，隐姓埋名，不敢光明正大走大路，而是沿小道出逃，这样安全系数应该高些。但他没想到，即使这样也不安全，因为他闯祸了——他杀了好友吕伯奢。
对于这件事，各种版本的野史记载不一。《魏书》上说是曹操和手下人出了虎牢关，路过成皋时，到故友吕伯奢家借宿。正巧吕伯奢不在，他的儿子和宾客想趁机发点小财，于是共谋抢劫曹操一行人。没想到碰到了高手，技不如人，反而被曹操以正当防卫的名义给干掉了。《世说新语》上则说，曹操投宿吕伯奢家，主人虽然不在，但他的儿子对他还算客气，好酒好肉伺候着，但曹操作为通缉要犯，自己疑神疑鬼，把恩人给结果了。《孙盛杂记》上说，曹操警惕性极高，听到响动，于是疑神疑鬼，当起了白眼狼，连夜杀人灭口。临走前，还惺惺作态地留下拥有独家知识产权的名言警句：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可见，曹操灭了吕伯奢一家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
杀了人，曹操又继续前行，但走到中牟县，他就落网了。原来，县里早已得到朝廷公文通知，对犯罪嫌疑人曹操要重点盘查，务必捉拿归案。估计这份类似于通缉令的公文还有曹操的生平简介及他的一些外貌特征等重要信息，比方说他的高矮瘦胖、眼睛大小及说话口音，等等。
天下虽大，但政府要抓一个逃犯还是很容易的，而让他落网的只是一个亭长。
东汉的乡村基层管理机制大概是这样的：县辖乡，乡辖亭（近代也有学者认为亭和乡是功能不同的平级单位，亭设在交通要道或是集镇，功能类似于现在的派出所，负责治安管理；乡设在农村，负责民事、税收等事务），亭辖里。十里一亭，十亭一乡。里之下为什，什有什长，主十家事。什之下有伍，伍有伍长，管五家人。
亭的长官叫亭长。亭长官儿虽然不大，权力却极大：他要负责领着手下的“联防队员”负责辖区的治安巡逻、清查暂住人口，还要时不时兼职干一点儿派租、收税一类的杂活。虽然工作不咋地，但干得好也是大有前途的，比如西汉的开国皇帝刘邦就是从这一职务起步的。
曹操行色匆匆，举止可疑，怎么看都不像一个正经人士（实际上他的确是一个逃犯），亭长火眼金睛，一出手就捞条大鱼。
曹操被抓以后，很快被押送到县里。更不幸的是，县里的功曹眼尖，一眼就认出了他：“别狡辩了，你不就是朝廷通缉的曹操吗？”
“天亡我也！”曹操大呼，差不多一只脚已经踏入了鬼门关。曹操都能听见自己骨头寸寸断裂的声音，如果自己被送到京师，以董卓的脾气，被水煮、油炸、抽筋、扒皮都是有可能的，准备做烈士吧。
如果结果真是那样，估计历史就要改写了，奸雄曹操肯定是不会有了，精彩的三国历史将重新改写。历史总是充满了偶然的，关键时刻，奇迹发生了——那个功曹忽然改变主意了。他向县长建议道：“国家已经乱了，这个曹操也是一个人才，我们不应该把他送到京师，还是把他放了吧。”县长同意了。我要强调一下，那个放曹操的人是个无名英雄，不叫陈宫，大家熟知的“陈宫捉放曹”的故事纯属虚构。
功曹和县长可能想不到，这一放，不仅放出了一个枭雄，而且还让曹操此后在中牟成就了一段奇缘。
中平六年十二月，曹操响应袁绍讨伐董卓的号召，前往酸枣会盟，并带着五千人故地（中牟）重游。就在大家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该县的秘书长（主薄）杨峻独自与同郡的张奋商议，一致认为曹操是个人物，于是决定把地盘献给曹操，任他去经营发展。两人还真够意思，给地盘不算，杨峻还带自己的亲戚朋友几百人入伙。看来，中牟真是和曹操有缘啊，前次路过中牟死里逃生，这次又白捡了那么大一块地盘，还白得许多人马。
对方如此慷慨，曹操也很够意思，当即给这个会来事儿的主薄派发了两个大“红包”：提升他为骑兵队长（骑大方都尉），并将自己的堂妹嫁给了他。由此可见，当好人也是不吃亏的。
实话实说，在三国里，就管理水平而言，曹操无疑是最高的。作为老板，他虽然奸猾一点，但对手下员工出手一向是很大方的，这样的老板不招人爱都没道理了。不像现在的有些老板，抠门又小气，导致员工不是怠工就是跳槽，这样的人怎么成得了大器？所以，曹操因他自己的大方得到的回报也是最丰厚的。
曹操虽然是一代奸雄，不过，当时的曹操还只是雄而不奸。是的，现在的曹操是英雄，真正的英雄。仔细想想，曹操之所以能叱咤风云，成为魏国的实际开创者，除了他本人出类拔萃的能力外，还有一样东西不可忽视，那就是运气。
一个人成功有两大必不可少的要素：一曰能力，二曰运气。光有能力没运气，什么都是白搭；光有运气没有能力，好运也不会长久。战争年代的人如果要想成就一番事业，能力固然重要，运气也必不可少。比如，你是一个很有理想的指挥官，你想当元帅、当大军事家，自己也很有水平，但不幸的是你一上战场就被一颗无名的子弹给报销了，霎时间，一切都灰飞烟灭，你的名字只能刻在无名烈士墓碑里和那颗子弹一样默默无名。
历史长河中以这样的方式悄无声息消失的人物很多很多，真正活下来的成功人士只是极少数，他们是命运的宠儿。如果搞个三国幸运儿排行榜，曹操一定当仁不让地名列榜首。除了这次死里逃生外，他的一生曾多次身处险境。比如，讨伐董卓遇徐荣，濮阳城里战吕布，宛城遇张绣，潼关遇马超……如果运气稍差那么一点点，曹操就得与死神亲密接触。但幸运的是，他每次都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一次该死而不死，那是运气；多次大难不死则是福气。如果没有这一等一的运气，曹操早就死于创业途中了，哪还有什么魏武帝啊。佛曰“一切皆有定数”，大概就是如此。
董卓率军刚入洛阳的时候，还比较老实；掌控洛阳后，面具就撕掉了。他原以为给士大夫官做，就能把他们的心拴住，就能让他们乖乖听话，得到他们的拥护，然后自己当国家领导，大家好好合作，你好我好大家好，各取所需，皆大欢喜。但他没想到的是，真正欢喜的只有他一个人，大家都采取拒不合作的态度。比如卫尉张温。以前讨伐边章、韩遂的时候，张温还是董卓的顶头上司。董卓进京后，也没忘了他，让他改当卫尉，其目的很明确，就是希望他跟自己好好合作。张温人虽笨点，但立场还是坚定的，不仅不合作，还积极和一帮人秘密从事地下工作，准备造反。
像什么只要你过得比我好一类的思想境界董卓是没有的，不合作，就来一招狠的——杀人。董卓不知从哪里嗅到了张温要造反的气味，便找了个他和袁术勾结的理由，就把人家活活打死了。
老领导杀，反对派杀，看不顺眼的都杀！但反对者就像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真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董卓也很干脆，发现一个，杀一个，发现两个，杀一双。
除了爱杀人，董卓还有一种不太健康的情结——仇富。如今自己掌权了，已经无需忍耐了，可以尽情释放这种情绪了。
洛阳城里的皇亲贵戚很多，家家的银子多得能堆满屋子，看着实在让人眼馋，于是董卓下令开展一次有针对性的严打行动，还给此次行动起了个代号，名叫“搜牢”。
都说有钱好，都说当官好，都说大城市好，具备这些条件的人在任何时代都是让人羡慕的。这下好了，如果你是有钱人，可遇到董卓你只有自认倒霉的份儿了，哭都哭不出来。因为整个京城都是董卓的地盘，而董卓给士兵们的命令简单易行，就一个字——抢！
大老远的到京师来一趟不容易，要发家致富全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有了领导的支持，士兵自然不会气短。他们在城里几乎是无恶不作，除了抢钱，业余时间还兼干一点儿调戏妇女的勾当。一时间，洛阳城里一片鬼哭狼嚎。
有钱人的日子尚且如此，普通百姓就更不用说了。想让董卓有杀富济贫、关怀弱势群体的觉悟，无异于做梦。不管是穷的，还是富的，他都一视同仁，只一个字——杀！
有一次，董卓派军队到阳城，看见当地群众正在举行祭社活动，士兵二话不说，冲入人群，砍杀男子，掠抢妇女和财物。抢劫完毕后，士兵们驾走老百姓的车牛，把砍下的头颅挂在车辕上，雄赳赳、气昂昂地回到洛阳城，居然还好意思谎报战功，说是攻贼大胜。
杀老百姓，算什么本事！谁说我没本事？我不会杀士兵吗？董卓会杀，而且是变着花样地杀，变态地杀。一次，朝中许多官员被董卓邀请去赴宴，当然是鸿门宴。等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董卓突然起身向大家宣布，他要为宴会增加一点娱乐元素。说完，就命令士兵将几百名被诱降的俘虏押到会场正中央。这些俘虏先是被剪掉舌头，然后有的人被斩断手脚，有的人被挖掉眼睛……没有喧哗，只看见钢刀犹如魔鬼的影子在挥舞，高高举起，又高高放下，鲜血洒满大厅，刺鼻的血腥无情地穿透心扉，整个宴会厅瞬间变成屠宰场。
参观如此阴森恐怖的死亡艺术，足以让人把吃进去的东西都吐出来，就连那些平日里见多识广的官员也被如此现场直播吓得瑟瑟发抖，连筷子也不听使唤地抖落在地。而董卓却若无其事，洋洋得意地狂饮自如。
能指挥如此娴熟的行为艺术，足以说明董卓是有备而来。他清楚，朝廷内外反对他的势力一直在暗潮涌动，既然怀柔政策不起效，那就用大刀伺候——你们给我老实点，否则，那俘虏就是榜样！
这还不算最惨无人道的，还有更变态的。有一次，董卓把俘虏来的数百名义军士兵先用布条缠绑全身，头朝下倒立，然后浇上猪油，点火活活将他们烧死，可谓残忍至极。如此搞法，就是拉登见了也会甘拜下风的。
废黜皇帝，弑杀太后，抢掠权贵，残害百姓，打击异己，董卓几乎是无恶不作了。当时的洛阳已经不是一座繁华的大都市，而是鸡犬不宁的人间地狱！这样的人领导政府，政府不垮台都难；这样的人领导国家，人们不反抗都难。当时的董卓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而是魔鬼，因为他要让世界毁灭。其实，世界是毁灭不了的，要毁灭的也只有他自己。不过，他是不会那么想的，他还是想拉些人为他干活，为他垫背，为他背黑锅呢。为此，他把自己最亲的人都安排在部队里，朝廷招聘公务员时会优先照顾那些社会名人。但没想到，那些人根本不买账，即使当官了，也一点不念他的好，也不与他合作，尤其是袁绍、曹操最为可恶，居然中途开小差逃跑。
不领情，不配合，你们到底想干什么？！董卓气得快吐血。灭你！冥冥之中，一个声音在回答。回答者，袁绍是也。
袁绍被董卓安置在了渤海郡当太守。董卓原指望给这个二杆子一块骨头啃着，没事儿吹点海风，让发热的头脑冷静冷静，人总归会老实一阵子。没想到这位仁兄从来都不是老实人，他发热的头脑经海风一吹，不仅没有凉下来，反而越来越热了，甚至于高烧不退——他准备组织力量讨伐董卓。
此时，曹操也在招兵买马，跃跃欲试。曹操出发点是很好的，动机是很单纯的，就是为国家除奸。相比之下，袁绍的动机是很不单纯的，他也招兵买马，但基本上都是为自己。在那场宫廷血腥斗争中，何进死了，宦官死了，他以为剩下的权力真空怎么算也应该由他们袁家来填补，但他没想到半路杀出来个董卓，把持了朝政，还改组了政府，炒掉了少东家（少帝），换了个更小的少东家（汉献帝），还胆大包天地杀掉了老板娘（何太后）。真是天理不容、罪不可赦！
尽管袁绍的怒气是很大的，但他想造反还面临着很多困难——他是只是个太守，而且上面还有人盯着，这个人就是冀州牧韩馥。“你还是安心当你的太守吧，莫问政治，大家脸上都好看，否则大家都不好看。”这是韩馥的真实想法。为此，他派人去袁绍的地盘，现场监督检查工作，实行贴身服务，防止他出轨。
一举一动都被人紧盯着，多余的“课外活动”不能搞了，袁绍感到像被人绑了手脚似的浑身都不自在，但他既不能明说，又不能反抗，气得直跺脚。但要他安分守己、老老实实做良民是不可能的，要他莫问政治也是不可能的。既然光明正大不行，那就转入地下，偷偷摸摸地搞。
相比之下，曹操就幸运多了。从中牟县逃出来以后，他没有选择回老家避风头，而是直接去了陈留（今河南开封陈留镇）。他这么做不是为了避祸，而是有大动作——起义兵。国家就要乱了，这是最佳的选择。
讨伐国贼，义不容辞！但曹操为什么会选择陈留呢？因为陈留太守张邈是他的铁哥们儿。
张邈，字孟卓，东平寿张（今山东阳谷）人。与袁绍、曹操都有交往，但成名比他们俩要早得多。当曹操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官、袁绍还是党人的圈外人士的时候，他已经被“人民群众”评为“八厨”之一，成为社会名流。在当时，所谓的“厨”不是指现在的厨师，而是指仗义疏财的人。
张邈家境富裕，自己不光学问做得好，人品也相当好，又很大方，喜欢扶危济困，没有一点儿架子，德才兼备。汉灵帝时，他开始任骑都尉，后升任东郡太守。作为标准的党人，张邈不光憎恨宦官，而且对倒行逆施的国贼董卓也十分厌恶。
张邈与曹操的关系是十分奇特的，他们开始是以性命相托的好朋友，但后来张邈却和陈宫联合起来反抗曹操，两人的关系因此迅速降到了冰点。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张邈还是以前的张邈，但曹操已经不是以前的曹操了。成为奸雄之前的曹操是英雄，成为英雄以后的曹操是奸雄。朋友变了，自己能不变吗？当然，目前两人的关系还是很铁的。曹操觉得在陈留有这么一棵大树罩着，风吹雨打都不怕。因此，他决定就在老朋友的地盘上开创自己的事业。在张邈这里，他根本不用像袁绍一样担心被人盯梢，也不用偷偷摸摸地行动，不管白天黑夜，只管甩开膀子干就是了，谁也奈何不了他。
但要成就一番事业，首要条件就是必须有自己的一班人马。在这方面，曹操有自己独特的资源优势：曹家帮有曹洪（曹操堂弟）、曹仁（曹操堂弟）、曹纯（曹仁弟弟）和曹休（曹操侄儿），夏侯家有夏侯渊、夏侯惇等人，这些都是不可多得的将才。
有了将，但还缺兵、缺粮、缺钱。就在曹操为此一筹莫展之时，一位宋江式的人物出现了，正是这个人的慷慨相助，让曹操顺利地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有了自己的私人军队！帮助他的这个人叫卫兹。
卫兹眼光很毒，曹操刚到陈留，别人还不知道曹操为何方神圣的时候，卫兹就坚定地看好曹操这匹大黑马。就在众人对曹操的举动议论纷纷之时，他却语出惊人：“不用瞎猜了，平定天下的，肯定是这个人。”
对曹操而言，有人欣赏是好事；如果再有人赞助，那就更好了，而卫兹就是陈留当地的大款。当时，卫兹住在陈留襄邑（今河南睢县）。于是，曹操决定不辞辛劳地前往襄邑对卫兹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经过会谈，双方加深了对彼此的印象和了解。卫兹说：“天下大乱，董卓是不肯退出历史舞台的，只好靠武力解决了。”他接着又说：“要起兵，现在就得开始！”曹操一边认真听，一边频频点头，对卫兹的观点表示完全认同和赞赏。最后，卫兹表示，曹操从事政治斗争多年，立场坚定、斗志高昂且经验丰富，是当今动乱年代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将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经济上始终不渝地支持曹操把讨伐事业进行到底，直到取得成功。曹操对此表示了由衷的感谢，并表示，从即日起，大家都是好同志、好伙伴、好兄弟。他一定努力工作，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争取以优异的成绩回报卫兹的支持和厚爱。从此以后，卫兹成了曹操的主赞助商，曹操依靠他组建了一支五千人的队伍。
五千人不算多，当时关东联军里随便一个诸侯手下都有数万人，比如鲍信。当初董卓进京时，鲍信劝袁绍做掉他，袁绍不敢，鲍信就回老家泰山轻轻松松拉起了一支两万多人的队伍，此外还有一支七百多人的骑兵，实在不简单。
曹操本来可以多招一些，但他已经不是朝廷命官，招来那么多人，要吃饭，要发工资，开销比较大。卫兹虽然有钱，但也并不是开印钞厂的，不可能随时开动机器，让金钱从流水线上哗哗地流过来，所以，还是节约一点为好。
当时，和曹操一样积极准备的人还有很多。但和曹操一样有胆量的人不多，大家都在等待机会。不久，转机出现了——全国的不少地方诸侯都接到了一封特殊的信函，严格地说，这是一封以三公的名义发出的求救信。信的大意是董卓残暴无道，把我们绑架了，求求你们行行好，快发兵救救我们吧，信的落款是太尉黄琬、司徒杨彪和司空荀爽。
政府的总理、副总理一起被绑架，这还了得。但这封信的最独特之处在于，信的落款虽然是三公，但实际上却是由东郡太守桥瑁所写。也就是说，这封信纯属虚构。不管这封信是真是假，反正那些诸侯的火一下子被点燃了——原本就想动手的，这会终于有人帮忙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了。为国为民倒是其次，重要的是自己能从中捞一把。
虽然诸侯们有一千个起兵的理由，但还差一个条件——缺少一个带头大哥。危险的事情还是让别人先上吧！这就是各位诸侯的思想境界。高，实在是高！
韩馥也接到了这封信，但他是一个保守派人士，平时又没什么主见，自己拿不定主意，于是就找人商量：“现在形势很不乐观啊，你看我该倒向哪一边？是帮董卓呢，还是帮袁绍？”韩馥抛出心头的疑惑。
“现在，天下大动乱，我们起兵是为了国家，分什么董卓、袁绍！”手下一个叫刘子惠的人如此回答。这个刘子惠虽然没啥名，却很有才。他接着建议正心神不定的韩馥不要蛮干，先当观察员看看情况再说。等别人先动手，即使情况不妙，董卓枪打出头鸟，受伤的也是别人；如果袁绍他们顺利，自己也可以跟着趁火打劫。
不管怎样都可以坐收渔利，这方法实在是高。韩馥恍然大悟，当即决定给袁绍松绑，放老虎出笼！他写信给袁绍说：“袁绍，你就大胆地往前走吧，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都没关系，对于你的正义行动本人表示极大的赞赏和坚决的支持！抓住机遇啊，袁绍！你原先诛杀宦官不是很有勇气的吗？”
但袁绍却一点儿都不着急。袁绍不是没勇气，而是和其他诸侯一样，想看看其他人的反应再说。原来，袁绍自己所谓的大胆，就是没胆；大干，就是不干。有如此人物，难怪后来轰轰烈烈的讨董行动会虎头蛇尾，草草收场。
真正有种的只有曹操！中平六年十二月，曹操率先在己吾（今河南宁陵县）扯起旗帜，打响了讨董的第一枪！
初平元年正月，见有人出头了，原先一直处于观望状态的关东诸侯也纷纷起兵。此次举事的阵势搞得很大，有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牧刘岱、河东太守王匡、渤海太守袁绍、东郡太守桥瑁、广陵太守张超（张邈之弟）、山阳太守袁遗、陈留太守张邈、济北相鲍信，加上曹操一共十二路大军（孙坚起兵时关东联军已经解散，可以不算）。
关东联军虽然不如《三国演义》中所说的十八镇诸侯那么多，但每个诸侯都带着数万人来了，因此队伍看上去很雄壮，也很吓人。连逍遥派的荆州刺史刘表得知消息，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派兵屯驻襄阳。虽然离战场远一点，但也表明刘表在精神上是支持关东联军的。
曹操在众人中的身份实在很特殊，起兵之初他是挂靠在张邈名下来到酸枣前线的，许多人都不把他算作大股东。虽然他只是配角，但事实证明，他这个配角的表现比主角还出彩。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关东联军并不是驻扎一地，而是分驻各地，其中袁绍、王匡驻河内，韩馥驻邺城，孔伷驻颍川，袁术驻南阳，曹操与刘岱、张邈、张超、桥瑁、袁遗、鲍信等人驻酸枣（今河南省延津县）。
队伍都到齐了，那总得搞点什么仪式，隆重地向大家宣布此举的行动方针及重大意义，然后领导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群众热烈鼓掌，最后大家一起吼几句口号，以鼓舞士气。就像现在，修房子有奠基仪式，房子修好了有剪彩仪式；开运动会有开幕仪式，开完了有闭幕仪式；连签个合同也有签字仪式。这种仪式无外乎拉出几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亮个相，讲几句话，深受鼓舞的人民群众鼓掌欢迎，最后领导与民同乐，吃吃喝喝，仪式结束。
其实，这个仪式的名字我们都很熟悉，就是开会。酸枣盟军要搞的仪式更加隆重，叫开会已经不能显示其气派，传统上有个更为出名的专有名词叫“歃血为盟”。于是，联军选出张超手下一个具有表演天赋的功曹臧洪登坛宣读誓词。
臧洪声音洪亮，是个不错的演说家，尤其是声讨董卓暴行时更是涕泪交加，极为煽情。誓词宣读完毕，在场的广大“人民群众”果然被感动得稀里哗啦、一塌糊涂。虽然从后来的表现来看，关东联军的确是动口不动手的君子，但在当时，会议的效果是不错的，既鼓舞了士气、凝聚了人心，又统一了思想。
随后，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一届领导班子。虽然袁绍因故缺席（他在河内郡），但却不妨碍会议的盛况，也不妨碍大家对他的好感，因为在人堆里数来数去，就数他背景最深厚，名气最大，号召力也最强，按官场排资论辈的优良传统，老大的位置非他莫属。因此，大家一致举手表决袁绍担任联军盟主。
袁绍得知自己光荣当选的消息，十分高兴。但办事要讲究名分，于是袁绍开动脑筋，自己给自己封了一个车骑将军兼管司隶校尉事务的头衔（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虽然车骑将军只是大将军和骠骑将军之下的军队第三把手，但皇帝还小，董卓是国贼，大将军何进早没了，骠骑将军空缺，他这个自封的车骑将军是可以当一把手使用的，实际上他也是这么认为的。
袁绍升官了，自然也不能亏待跟着自己混的弟兄们，于是，他以车骑将军的名义直接给其他诸侯板授官职。所谓“板授”，就是不通过帝王下诏而直接给官员颁发委任状。秦汉时期，官吏的任用被称为“拜”或“除”。比方说，拜某某为太尉，就是任命某某为太尉，意思虽然一样，但一个“拜”字听上去让人特舒服，不知情的还以为是皇帝求你去当官呢。拜除权，特别是六百石以上高级官吏的拜除权是被皇帝是紧紧抓在手里的。尚书台也好，三公府也罢，权力再大，也只有推荐权，所以，想当高官，就必须有皇帝的委任状（诏书），没皇帝大人颁发的权威认证，你的官职就是来路不正的冒牌货，不作数的。但袁绍是不管这些的，你董卓的相国职务虽然有皇帝的诏书，但和抢来的又有什么区别？！你可以自行其是，为所欲为，我怎么不行？我的地盘我做主，我说生效就生效。
各得其所，皆大欢喜，接下来该干活了。按一般规律，会议结束后，各诸侯应该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认真传达会议精神，坚决贯彻落实会议提出的工作目标。但在他们看来，所谓的干活，就是观察，而所谓的观察，就是什么也不干，因为谁也不敢轻易去摸董卓的老虎屁股。
虽然按兵不动，但那么多人集结在一起搞武装暴动，样子实在很吓人。虽然他们都是纸老虎，但问题是纸老虎也是老虎啊，在没有穿帮的时候也是很吓人的。董卓就被吓住了，因为他没摸清对方的虚实，不明白对方到底要耍什么把戏。朝廷虽然由董卓说了算，但地方上的事儿他却基本管不着，他的手还没有那么长。虽然他在地方上提拔了不少人，但恰恰是这些人把他当做没文化、没素质的蛮夷对待，不但不感恩戴德，还反过来要革他的命。
这是一场奇怪的战争，敌对双方都不知道彼此的虚实，都不知道该如何下手。
除了东南面的关东联军外，董卓还面临着一个重要的潜在威胁，那就是西北方向的黄巾军。张角的黄巾军主力虽然早几年就失败了，但黄巾军余部一直很活跃，其中河东农民领袖郭太在白波谷建立根据地，有十余万人的规模，人称“白波黄巾”。他们在太原郡、河东郡一线转战十余年，生猛无比。根据史料记载，太原郡、河东郡虽然分属并州与司州，但都在当今的山西省境内，也就是说，如果黄巾军南下，与袁绍的关东联军形成东西夹击之势，将截断董卓撤回凉州的归路，那身处洛阳的董卓将腹背受敌，沦为难民。
考虑到这一点，董卓动了迁都长安的念头，这样离自己的地盘近一点，安全系数总要高些。但在迁都之前，董卓还有一件更重要、更紧迫的事情要办——除掉弘农王刘辩。
刘辩就是以前的少帝，董卓立刘协为帝后，毒死刘辩的母亲何太后，还把他贬为弘农王。如今关东联军来了，董卓想到他们以前和刘辩一家的渊源很深，难保这些造反派不想入非非，重立刘辩为帝，那样两个皇帝上台打擂，麻烦就大了。为了避免这种最糟糕的局面出现，也为了不给刘辩复辟的机会，董卓毅然决定斩草除根，断了其他人的念想。
前面说过，东汉的藩王地位不高，只能守在自己的封地里，哪儿也不能去，也就是一个被软禁的高级囚犯而已。而刘辩的地位还要特殊一些，虽然他头上顶着弘农王的头衔，名义上是弘农郡的主人，但他的实际地盘也就一座小楼。可就是在这座小楼，他说话也不作数。董卓把他软禁在小楼上，还派了一个叫李儒的郎中令（王宫警卫司令，专门负责藩王安全）日夜“保护”他，所以，他只是一个被判缓刑的死囚犯。关东联军打过来了，他的缓刑期也结束了，但等待他的不是释放回家，而是死亡通知。董卓把这个重要的任务派给了郎中令李儒。
关于李儒，《三国演义》上失实的地方很多，比如说他是董卓的女婿、谋臣等，但有一点《三国演义》说得是真实的，那就是他的确是奉董卓之命弑杀了弘农王刘辩。
初平元年正月十二日，李儒奉命将一份特殊的保健酒——鸠酒进献给刘辩。为了保证刘辩能顺利配合他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李儒连哄带劝地对刘辩说了一番“喝了我的保健酒，上下通气不咳嗽，还可以保证你消灾避难、健康成长”一类的鬼话。但那时的刘辩虚岁已经15了，而且还结婚了，按皇室标准看，他已经是成年人了。李儒说的话蒙蒙学龄前儿童还行，要想忽悠一个成年人，未免太浅薄了。
刘辩明白，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他索性一语道破天机：“我不想喝，你只不过是想杀我罢了。”画皮被人戳穿了，李儒索性撕掉伪装，露出狰狞面目，威胁道：“不管怎样，今天你必须喝。”刘辩别无他路。从某种角度上说，被废黜的帝王连废旧钢材都不如。钢材再旧，也可以经过再加工找个地方重新上岗，再不济也可以送到收购站变成钱财，总之，还是有价值的；但被废的帝王搁在那儿，人家还嫌你碍眼，只有彻底报废的份儿了。
告别的时刻到了，告别的方式是聚餐。刘辩把手下人召集在一块儿喝酒。他一边喝酒一边悲凉地唱歌，他的妻子唐姬也和着节拍翩翩起舞，即兴演唱。他们唱的当然是带泪的悲歌，歌词内容也都是大骂国贼董卓的。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不敢说的也敢说了，不敢唱的也敢唱了，这是最后的抗议！
曲终人散，最后的时刻到了。在无限凄惶中，弘农王刘辩对爱妻唐姬交代了最后的临终遗言：“你是帝王家的妃子，必然不能再成为官吏、百姓的妻子。你自己保重，永别了！”说完，他对妻子唐姬投去深情而凄凉的最后一瞥，端起毒酒，一饮而尽。
刘辩死后，唐姬回到老家颍川，她的父亲会稽太守唐瑁考虑到女儿年纪尚小，就打算替她找个人家，可唐姬很有节操，她坚决不同意。后来，大军阀李傕等人攻破长安，抄没了关东地区。李傕垂涎唐姬的美色，想要娶她，但唐姬死活不从。由于唐姬的坚贞不屈，不可一世的李傕最终没敢强行逼婚。倒是汉献帝得知唐姬的处境艰难，把她接到皇宫花园，封她为弘农王妃，让她过上了安稳的日子。
而另一个当事人李儒的下场却不怎么好。刘辩死后，他这个弘农王王宫的郎中令编制也就自动取消了，幕后大老板董卓也没给他这个弑君功臣什么高官厚禄，他只好转战教育战线，当起了博士，真不知道如此品行不端的人怎么有脸对着台下的莘莘学子。董卓死后，李傕杀入长安，想扶李儒一把，向小皇帝推荐他为侍中。但年仅11岁的汉献帝虽然小，却很有分寸，死活不同意。原因很简单：他是杀掉我哥的刽子手，还想升官发财啊，被西北风吹昏头了吧！
小皇帝不仅不同意，还要下诏治他的罪，为哥哥报仇雪恨：“儒前为弘农王郎中令，迫杀我兄，诚宜加罪。”要不是李傕等人横加阻拦，李儒恐怕已经成为刀下之鬼了。虽然没死成，但李儒已经是臭名远扬，只好在众人的唾骂声中耻辱地过完自己的一生。
董卓俨然就是朝廷的东方不败，几乎就没有他办不成的事儿。但事实告诉他，杀掉手无寸铁的弘农王是很容易，而迁都就难办多了，因为反对的人太多。老百姓反对不说，估计大臣们也不能同意。
老百姓的意见可以不予考虑，但朝廷大臣的意见呢，也不考虑吗？当然。董卓属于狂人，狂人的特点就是说了就干，唯我独尊，谁反对都没有用。在董卓的字典里是不存在民主协商、互相监督、共同进步一类的词汇的。但迁都毕竟是国家大事，民主可以不要，过场还是要走一走的。于是，董卓在朝堂上抛出了这个议题。
董卓在谈到迁都的原因时，像那些怕袁绍、怕关东联军、怕白波黄巾军等等这一类阴暗面的东西是上不了台面的，所以，董卓拿出一本叫《石包谶》的预言书，说是依照书上的理论，洛阳的风水不好，不宜居，大家再在这里工作和生活下去，官儿也升不了，日子也不好过，国家就要完蛋，大家也要跟着一起完蛋。最后，董卓亮出自己的底牌——把首都迁回长安。
这个理由真不怎么样，长安风水好，西汉不也灭亡了吗？！
尽管朝廷中的大多数大臣不迷信，尽管这个莫名其妙的迁都提议和他们的利益息息相关，尽管他们内心有一万个不乐意，但他们还是难能可贵地保持了沉默。因为此书的最终解释权在董卓手里，他说洛阳不行，洛阳就不行；他说迁都就要迁都，即使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何况是人。
但讨论这么大的国家大事，冒出几个持不同政见者是不奇怪的，奇怪的是唱反调的人是董卓一手提拔上来的司徒杨彪和太尉黄琬。他们在朝堂之上和董卓搞辩论赛，完全不给领导一点儿面子，要不是司空荀爽出面打圆场，弄得几乎下不了台的董卓当场就想杀一儆百。
当天的迁都之议草草收场，没有结果，但黄琬回去后，想来想去，没想通，依然不识好歹地上书表示坚决反对。历来得罪领导都是没有好下场的。初平元年二月初五，董卓以天气不好为由，免去杨彪、黄琬的一切职务，干净利落地将二人赶回家。同时提拔赵谦出任太尉，王允出任司徒。他的这一系列动作是在向其他人宣告：没你们老子也垮不了台！天底下能干人多了去了，老子随便一抓就是一大把。他说的的确是大实话，这世界上可能什么人都缺，就是不缺想当官的人。
不过，在董卓手下，反对派也是从来都不缺的。杨彪、黄琬的反对只是让董卓感到难堪，而周毖和伍琼的反对则让董卓吐血，因为他们可是董卓最信任的人。也难怪，一般来说，迁都就是国家公务员搬家。但董卓这人实在太过生猛，照他的拆迁方案，不光皇帝、文武百官要搬，洛阳城里一百来万老百姓也要搬家。这哪里是搬家，这是要移民啊。
这还不是最狠的，更狠的还在后面。按理说，这么大的移民工程要想顺利实施，国家应该负责安置，可董卓只负责拆迁，不负责安置，像什么过渡费、生活费、安置费、补贴费、搬家费、车马费等等，都没有，而且不搬都不行。想当钉子户？结果只有拆！烧！杀！
更要命的是，到了新地方（长安），你会“惊喜”地发现，所谓的新家，就是没有家，你除了有个空头的户口外，将一无所有，成为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即使是九五之尊的皇帝过去，也没有大房子住，也没地方办公，因为长安早就毁于战火，破败不堪。即使长安后来有所恢复，但怎么能和洛阳相比！再说，董卓不是开发商，他没有义务也没有觉悟为百姓搞安居工程。在他看来，是死是活我不管，反正要住房子，自己去修。这哪里是迁都，这就是赤裸裸的抢劫！
这是典型的用屁股思考问题，当然会遭到其他人极大的愤慨和激烈的反对。所以连董卓的亲信也跟着唱反调就不足为奇了。但董卓是不会明白的。董卓不见周毖、伍琼还好，一见他们就气不打一处来，声音一下子提高了八度：“老子刚到京师时，对你们两个是言听计从，你们叫我为党人平反，我就为党人平反；你们叫我提拔士大夫，我就提拔士大夫；你们叫我饶恕袁绍，我就饶恕袁绍……什么都听你们的了，结果呢？他们全都跟着袁绍起来造我的反！这就是你们推荐的黑马，原来都是瘟马，你们现在又要反对我的方针政策，可恶！”
一般人不受领导待见时也就是被领导批评教育一番，坐坐冷板凳，情节严重一点的可能被打发回家陪老婆、孩子，而董卓是狂人，这回他真的快发疯了。疯狂之极的董卓决定一步到位解决这两人的问题——处斩！昨天还是座上宾，今日竟成刀下鬼。转眼之间，待遇就有天壤之别。
反对派被杀的杀，免的免，接下来似乎该办正事了。
初平元年二月二十七日，董卓决定正式迁都长安。为了彻底贯彻迁都政策，打碎人们最后一丝侥幸心理，同时，也为了抵御关东联军，董卓下令，实行空前绝后的移民搬迁计划。所谓的空前绝后，并不是派士兵来拆你的屋子，而是直接放一把火烧掉！在这方面，董卓很具有人人平等的精神：皇宫，烧掉！庙宇，烧掉！三公府，烧掉！民居，烧掉！不管你是朝廷官员，还是黎民百姓，甚至是九五之尊的皇帝，都一视同仁，不搞特殊待遇。结果，数百万人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了，一下都沦落为无家可归的人！
既然什么都没有了，大家只好移民。不过，从洛阳西到长安山高水长、路途险恶，就是死在半道上，也很正常。即使你历经艰难险阻到达长安，那也不是你心目中的圣地，你面对的极有可能是变成叫花子或者倒毙街头，因为那里可没有救助站。
如此移民，活像是发配，还不如不去。但你既不能不搬，也不能随意搬迁，因为董卓有规划的，只能去长安！不去？好说，刀枪随时伺候！
什么人都得搬，但有一类人却是例外，他们既不是有身份的朝廷官员，也不是穷得叮当响的黎民百姓，而是京师里的有钱人。董卓这人的仇富情结非常非常严重，甚至到了变态的地步。前一次搞搜牢运动，抄了人家的家，抢了人家的女人，这次迁都，董卓也不让人家搬迁移民，直接下令把这些有钱人集中在一起，随便安上一个罪名统统杀掉，他们的财产也一律没收。如此捞钱，真让后来的历代军阀相形见绌。洛阳，竟然成为有钱人的地狱，这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到了三月初五，朝廷几经辗转，终于搬到长安，朝廷大小事务就由司徒王允负责操办。而董卓自己留在洛阳，一心一意对付关东联军。
皇帝搬了，文武百官也搬了，连普通老百姓都搬了，董卓这才想起还有一个重量级人物没搬——老冤家袁隗。不是他想当钉子户，而是他根本搬不了，因为董卓不让。要知道，他可是当朝参录尚书事的太傅、内阁首辅，但自从董卓当上相国后，他这个内阁首辅就被彻底架空了。尤其是在袁绍起兵后，他更成了砧板上的肉，既不能搬，又不能走（受董卓严密监视），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
其实，袁隗是比较冤枉的，他一向都对董卓是恭恭敬敬、尊敬有加的。当初董卓说废少帝刘辩，他二话不说，立即表示坚决支持，而且在新旧两个皇帝的交接仪式上，还是他亲自动手把刘辩身上的公章取下来送给汉献帝刘协的呢。袁隗如此配合，只为在朝廷上混口饭吃，但袁绍的造反举动把袁家在董卓心目中的一切美好印象都破坏掉了，再怎么配合都无济于事了。
董卓和曹操的性格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极端的怀疑主义者。曹操因疑神疑鬼可以制造灭门惨案（杀吕伯奢一家），董卓疑神疑鬼也可以杀你袁隗全家！袁隗只好认命，就等董卓那一刀子什么时候砍下了。等待是一种煎熬，刻骨铭心的煎熬，但奇怪的是他的等待一直没有结果，直到三月十八日那一天。
那一天，董卓的心情很不好。按例，凡是他心情不好时就要杀人，这次也不例外。于是，董卓下令，把罪大恶极的反革命首恶分子袁绍的叔叔袁隗以及袁绍的堂兄弟、交通部长（太仆）袁基处死。同时，本着斩草除根、不留安全隐患的精神，对他们的家属，无论男女老幼，也一律处死。
你敢造我的反，我就杀你全家！董卓已经不需要再掩饰什么，一切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赤裸裸地上演的。
董卓的罪恶可谓罄竹难书，杀人、放火、强奸（宫女、公主）、抢劫……包罗万象，应有尽有。除此之外，他还十分富有开拓创新精神，为了聚敛钱财，他很快就从事了一项崭新的事业——盗窃。
可能你会问：“洛阳城经过董卓强制移民搬迁政策的洗礼，方圆两百里已经成为无人区，他上哪儿盗窃？”活人可以搬走，但死人是搬不走的。所以，董卓干的是情节最严重、性质最恶劣勾当——盗墓。他如此执著，只因为缺钱。
前面说过，以前董卓真正说话算数的地方也就凉州，而凉州是不发达地区，又有韩遂、马腾在闹腾，能有多少油水？且自从关东联军造反以来，其他州郡也似乎越来越不听话了，要么观望，要么干脆支持袁绍，而真正支持他的人少之又少。如果双方对峙旷日持久，难保那些人不会倒向袁绍那边，到那时谁会来给他的政府进贡？而且，以董卓贪婪的性格，再多钱也不会满足，他觉得自己永远都缺钱。所以，除了抢钱、淘金，他还不忘开发新的致富途径。
由于汉朝厚葬蔚然成风，因此给广大盗墓者指明了一条崭新的致富之路：要致富，去盗墓。当时又没有文物保护部门，荒郊野外的墓，只要你看上的，随便挖掘，是没人过问的。
说起盗墓，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曹操是盗墓者的祖师爷。但通过查阅史书，你就会发现，在那个时代，干这一行的人多了去了，而且都是大牌人物，比如董卓和袁绍。
许多人说，连民间的盗墓人士都拜曹操为祖师爷了，因此最他有冠军相，其实不然。若依成绩和影响力而言，这顶桂冠并不应该送给曹操，董卓在这一领域才更具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的精神，其骄人的成绩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当然曹操也牛，可遗憾的是，他盗的墓虽然多，但档次太低，多是些一般的古墓，最大牌的也不过是那些藩王墓。
董卓盗墓是很讲原则的，不上档次的墓他根本瞧不上眼，他专门光顾那些汉朝旧臣的墓，什么三公九卿、文武百官的墓，地位越高越好，名气越大越好，因为按一般规律，财富和地位总是成正比的，所以，只要是他能找得着的，统统搜刮一番——你们想在地下守着一大堆宝贝睡觉，没门！
当然，如果只是盗取高官的墓，董卓就不会在盗墓史上留下惊人的一笔了，他最钟情的还是皇帝墓。他虽然没有设立“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这样的权威“文物管理部门”，但他却是真正的盗墓狂人，东西两汉的皇帝陵墓，他都有浓厚的兴趣，且基本都动过。
汉献帝被迫迁居长安，前脚刚走，他后脚就迫不及待地布置工作挖人祖坟了。他这么干实在是太过缺德。不过，他董卓心目中根本就没有“德”这个字。基于对此次盗墓工作的高度重视，他还派出自己的干儿子吕布作为前线总指挥，主抓这项浩大的淘金工程，真正做到了“肥水不流外人田”。
问：“皇帝还在，就挖人祖坟，没人阻止吗？”
答：“皇帝还小，阻止不了，别人也不可能阻止得了。朝廷都是董卓的了，别说是盗皇帝的祖坟，就是董卓要当皇帝也没人阻止得了啊。”
东汉皇帝葬在洛阳、孟津一带，西汉皇帝葬在关中一带，而董卓盗墓是从洛阳一带的东汉皇帝陵墓开始，尝到甜头后，由东向西又把业务扩展至关中地区。
初平元年，董卓将罪恶之手伸向了汉武帝刘彻的陵墓——茂陵。和以前一样，像盗墓这样的体力活他是不会亲自动手的，交给手下人办理就行。和以往一样，这次他仍然把重任交给吕布负责。
茂陵，建于公元前139年，完工于公元前87年，前后共历时52年。它是汉代帝王陵墓中规模最大、修造时间最长、陪葬品最丰富的一座，其规模已经能与秦始皇陵媲美，被西方的史学家称为“中国的金字塔”。
当初汉武帝为自己死后能过得更加舒服，不惜血本从全国征集数万名能工巧匠。工程浩大不说，还使劲地往里砸钱，西汉每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都被投放在了这一工程上。他这么做的目的就一个：既然做了，就要做最好！
而事实的确如此。虽然茂陵的陪葬品有什么、有多少，咱不知道，但据史料记载，汉武帝他老人家下葬时，陪葬的宝贝多得塞不下。下葬后，光负责守卫皇陵的卫士以及清洁卫生的勤杂人员就有五千人！
其实，在董卓下手之前，已经有人捷足先登了——汉光武帝建武二年（公元26年），赤眉军退走长安。行军途中，因被西汉皇陵的气派所吸引，他们先是进入了汉高祖的长陵，接着又饶有兴趣地进入汉武帝的茂陵。
有人会问：“被赤眉军光顾后的茂陵还能有多少油水？”回答是有！而且油水还多得很！别的不说，看一下历史记载就清楚了，赤眉军扫荡茂陵后，陵中物仍不能减半。真让人不得不感叹：汉武帝，你怎么这么有钱啊！
吕布带大部队来光顾茂陵，里面的珠宝把他的眼睛都照亮了，他自然不会客气。据野史上说，董卓在斩获大批战利品的同时，还意外收获一卷黄绢，上书“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子，不得生”。如果大家有兴趣把董卓的名字做个拆字游戏，恰恰就是“千里草”、“十日子”。这句话合起来就是诅咒董卓不得好死！气得董卓竟然想把昔日风光无比的汉武大帝拉出来搞日光浴（暴尸）。幸亏大学问家蔡邕出面劝阻，方才作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董卓当初还是皇陵的保护神呢。中平二年，韩遂、边章入侵三辅地区，威胁西汉皇陵的安全，汉灵帝刘宏还专门派董卓和张温一起去保护皇陵。谁能想到，短短几年，当初那个勇敢、可爱的保护神已经变成了十恶不赦的窃国大盗，一边拿着老板的工资，一边开口向老板索取保护费了。
皇帝还在眼皮底下，就挖人祖坟，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家娘家无人吗？真是缺八辈子徳了。
汉献帝迁都长安后，董卓自己带兵留守洛阳，住在皇家花园的毕圭苑中。他派部将徐荣到洛阳东面的荥阳一带抵御关东联军。
自从袁绍的亲属被董卓诛灭以后，同情他的人越来越多，关东联军也越来强大了，加强对他们的防备总是应该的。但令董卓大感意外的是，关东联军方面人马也到齐了，会也开了，口号也喊了，领导班子也经选举产生了，却一直没有多大动静，他们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各诸侯都在玩深沉、玩谦虚。但不该谦虚的时候谦虚就是虚伪。这时，终于有英雄挺身而出了，这个人就是曹操。
面对浑浑噩噩、无所事事的衮衮诸公，曹操心急如焚，慷慨激昂地说：“我们发动大军的目的就是征讨董卓老贼，为国除奸、为民除害。如果说以前我们按兵不动是因为董卓劫持了皇帝，必须投鼠忌器的话，现在皇帝被迫迁往长安，董卓烧毁皇宫，屠杀人民，弄得人心惶惶，天怒人怨，这正是消灭他的最好机会，我们还犹豫什么呢？”
从国家大义到民族危亡，曹操口水都说干了，可诸侯们的脸皮是用砖头砌成的，饱经风雨，对于曹操的见解更是嗤之以鼻——要逞能你自己去，我们在精神上支持你，反正我们是不会去的。
看到诸侯们的这番反应，一股失望的情绪弥漫在曹操无比坚毅的脸上。所有的英雄都是孤独的。曹操决心做个英雄，所以他不怕孤独：“既然其他人已经无可救药了，还是自己干吧，哪怕前面是深不见底的万丈深渊，我也会毫不畏惧的。这就是英雄之路，英雄之气！”
令人欣慰的是，孤胆英雄曹操在酸枣还是遇到了一个知己，他就是济北相鲍信。酸枣会盟之时，袁绍的声望最高，曹操还是无名之辈，没有谁看好他这匹大黑马。而鲍信和卫兹一样，是曹操最真诚的支持者。为此，曹操与袁绍又上表推举鲍信担任破虏将军，他的弟弟鲍韬担任裨将军。
鲍信对曹操的支持不光体现在语言上，还落实在了具体行动上：曹操前去讨伐董卓时，鲍信也带着自己招募的两万多名步兵，七百多名骑兵，还有五千多辆车的后勤装备浩浩荡荡一同前往。
在汴水岸边的荥阳，曹操和董卓的手下徐荣相遇了。面对这个没什么知名度的敌手，曹操心里是不怯的。在《三国演义》中，徐荣给人的印象实在模糊，一出场在三五招之内就被夏侯惇斩于马下。这样的三流角色，在群星璀璨的三国想让人记住的确很难。但事实是，东汉末年，西凉兵团是战斗力最强的队伍。董卓能打，手下的将领也不是孬种，都是久经沙场的悍将。像李傕、郭汜、张济、樊稠、胡轸、吕布，等等，都不是等闲之辈。而徐荣更是先败曹操，后败孙坚，你说他能是软蛋吗？
既然相遇了，什么也不用说了，直接动手吧。由于曹操和鲍信的手下都是刚入伍的新兵，没有任何作战经验，和经常打仗的凉州军团相比，战斗力必然要差一截。正所谓实力决定一切，激战一天之后，结果出来了：曹操惨败。曹操手下的士兵死伤惨重，随同前往的几个铁杆追随者不是牺牲就是挂彩——鲍信光荣负伤，他的弟弟鲍韬不幸阵亡，连曹操的赞助商卫兹也战死了。
赞助商卫兹没了，他的大恩大德是没法涌泉相报了，但曹操这人很讲义气，功成名就后就提拔了卫兹的儿子卫臻当黄门侍郎。魏明帝时，卫臻还坐到了司空、司徒的位置。
鲍信负伤退出战斗，曹操的情况则更惊险，身上中了一箭不说，坐骑也受伤倒毙，跑不动了，可后面的追兵越来越近……
如果不出意外，迎接曹操的将是光荣被俘，然后舍生取义、为国捐躯。在董卓眼里，可没有优待俘虏一说，相反，董卓独创的死亡艺术是丰富多彩且极其残忍的，像什么挖膝盖、剜眼睛、削鼻子、红烧、油炸、水煮……应有尽有。看来曹操要与他的战马生死与共了。但曹操是那个时代最幸运的幸运儿，每到关键时刻，总有人在危难之时显身手，以致他总是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而这次出手相助的是曹洪。
曹洪，字子廉，汉族，沛国谯县人，曹操的堂弟，三国时曹魏名将。这次他扮演的是及时雨的角色——把自己的战马让给曹操。曹操过意不去，执意不要。情急之下，曹洪大喊一声：“天下可以没有我曹洪，但不能没有你。”于是，曹操不再推辞，立即上马，趁着夜色掩护，由曹洪步行保护着前行。
但警报并没有彻底解除。他们来到了汴水河，但由于水流湍急，根本过不去。幸亏曹洪沿河岸找到一条船，两人才一同渡过回到酸枣大本营。
从此以后，曹洪作为曹操的得力干将，鞍前马后地跟随曹操南征北战，屡立战功。公元220年，曹丕即位时，也没亏待父亲的这位救命恩人，特意封曹洪为卫将军，迁骠骑将军，进封野王侯。在当时，骠骑将军是除大将军之外的军队二把手，官职很高。这样看来，曹丕对他还是非常仁义的。但好景不长，不久，曹洪因为得罪曹丕，险些脑袋搬家。
说来也是因为一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曹洪的伯父曹鼎当过尚书令，曹洪也跟着沾光当过蕲春县的县长。大家都知道，东汉公务员的薪水不高，但他们有各种办法增加自己的灰色收入，因此曹洪一家很快成为先富起来的那一批人。后来，曹操当东汉的总监察长（司空）时，每年都要叫手下人对朝廷官员的财产摸摸底，搞一个财富排行榜。在曹操老家县令的调查档案里，曹洪一家的财产多得可与公侯之家相提并论，连见惯大场面的曹操也不由得感叹：“这小子，真会来事儿，竟然比我家的钱还多”
曹洪虽然有钱，但这个人有个缺点，比较抠门，一般人别想从他家里借钱。他不会想到，正是这个缺点，差点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曹丕做太子时，曾慕名向曹洪借绢百匹（顺便说一下，那时魏国已经不通行五铢钱了，民间是实物货币，绢、谷可以当钱使）。可能是因为曹丕的人品或信誉有点儿问题，曹洪就是不给面子，拒绝了。有钱人就该牛啊，如此不识相，等我……以后再收拾你！曹丕为此气得牙痒痒。
曹洪自恃是功臣，连太子的面子都不给，真是昏头了，对普通百姓吝啬一点儿没什么，大不了人家背后骂你几句吝啬鬼也就罢了，对太子能抠门吗？尤其是得罪曹丕这样心胸狭隘、记忆力惊人的官二代，那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有时候，吝啬也可以构成犯罪，而且是很严重很严重的罪行。曹操当魏王时，曹洪是宠臣；等曹丕当了皇帝以后，曹洪还是宠臣，而且升职了。为此，曹洪满心欢喜地以为曹丕已经不计前嫌了。毕竟他和曹丕之间只有经济纠纷，况且皇帝是天下首富，又日理万机，怎么有精力去处理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呢？但曹洪错了。俗话说“捧得越高，摔得越重”。连自己的弟弟（曹植）都想杀的人，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所以，曹洪虽然升职了，却离倒霉也不远了。
一天，记忆力惊人的曹丕突然想起这桩伤心往事，他决定将它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予以解决，以便报复曹洪这个吝啬的叔叔一下。曹丕是个极爱玩阴招的人，考虑到如果直接宣布曹某某是个吝啬鬼，不借我钱，所以我要治他，应该没人服气。所以，他决定换个花样，抓住曹洪宾客犯法的小辫子，趁机把曹洪也网进来。
本来宾客犯法，曹洪最多负有监管不严、交友不慎的连带责任，交点儿罚款，然后写份检查就可以出来了，但在曹丕的特别关照下，最后竟然从重从快审判，给曹洪判了一个死刑。
多大一点事儿啊，就要人家的命！所以，文武百官纷纷上表劝解：“曹洪是功臣，是先帝的救命恩人。做人要厚道一点，要知恩图报，可千万不能这样薄情寡义地对待他啊。”但曹丕早已横下一颗整人的心，大家越劝，他的意志反而越加坚定。
事情越闹越大，眼看曹洪就要为金钱英勇就义，成为曹丕的刀下鬼了，这时有个女人出面挽救了一切。别以为女人的名字就是弱者，这个女性的来头可不小，她就是魏文帝曹丕的母亲卞太后。
对曹洪以前的先进事迹，卞太后是一清二楚的。她也认为曹丕做得太过分了，但她并没有亲自出面给曹丕施压，而是找到当时最受宠的郭皇后，连哄带吓，软硬兼施：“如果你不帮这个忙，曹洪今天死了，我明日就叫皇帝废了你。”郭皇后明白，后宫竞争激烈，如果不和婆婆搞好关系那是绝对不行的。因此，郭皇后立即向曹丕求情：“曹洪是个好同志，当初你爹创业的时候，没有他，就没有魏国的江山；没有魏国的江山，就没咱俩今天的幸福生活。所以，关于曹洪的问题，我看还是大事化小（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小事化了吧。”
枕头上暖风频吹，效果明显，曹丕终于回心转意，下令释放曹洪。但曹丕对金钱的感情实在太深，而且仇富情结也实在太重，在恢复曹洪自由身之时，仍然要没收他的家产用来抵罪。原来这小子还惦记人家的家产啊？为了不让曹洪沦为赤贫一族，善良的卞太后只好再次出马。
曹洪原以为这次进去就是直通黄泉路了，万没想到七拐八拐还能站着走出监狱。出狱后，他悲喜交加，忙不迭地向领导写感谢信，大意是我有罪，我悔过，感谢领导大人不记小人过，给了我重新做人的机会。我一定吸取教训，牢记领导指示，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太后出面了，当事人也低头认错了，且认罪态度诚恳，检讨及时深刻，曹丕看整人的游戏玩得差不多了，达到了教育目的，这才大发慈悲网开一面，答应物归原主。
魏明帝继位后，想到这位劳苦功高的伯爷爷一直扮演冤大头角色，实在可怜，就下诏让曹洪官复原职（复拜骠骑将军），他才得以安度晚年。
说完了曹洪，让我们再回到酸枣前线。徐荣见曹操兵少，尚且能顽强地抵抗整整一天，加之自己的士兵也是人，不是机器，时间长了，已经疲惫不堪，也该歇歇气了。再说，一个曹操尚且如此难以对付，关东联军可是屯集有几路人马、共计10万人的武装团伙，要拿下就更难了，也就收兵回营。
看来纸老虎也是老虎，不动也会很吓人的。
曹操损兵折将，捡回半条命回到大本营后，发现酸枣大本营不知不觉间已经变成了疗养院。汇集酸枣的过路英雄倒是越来越多，但诸位将领成天就知道吃吃喝喝，吹牛谈天，其余什么事儿也不干，一派歌舞升平的繁荣景象。
国家很混乱，以前会盟的誓词还言犹在耳，怎么说忘就忘呢。一群饭桶，什么东西！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曹操忍不住了，他本想炮轰一番，但那些人的地位都比他高，他只能强压心头的怒火向这些人建议：“渤海太守袁绍率领河内的军队进逼孟津，在酸枣的将领分兵把守成皋、敖仓、辕和太谷，袁术率领南阳的军队驻守丹水和析县，并开进武关以震慑三辅地区。大家深沟高垒，不同敌兵交战，多虚设疑兵，以形成天下豪杰群起响应之势。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我们是以正义之师讨伐逆贼董卓，天下很快就可以平定。如今我们自称义军，却畏缩不前，会使天下的人感到失望。我实在为大家的行为感到羞耻（窃为诸君耻之）！”
这是一个极其优秀的战略规划，它充分体现了曹操卓越的战略眼光，但让他感到羞耻的是，张邈那些人对他的主张根本不予考虑。俗话说“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如果你曹操旗开得胜，大家还可以拿你当学习的好榜样，按你的方案执行。但问题是，你自己都在裸泳，凭什么在这里指手画脚的啊。
胜利者是不受别人指责的，而失败者是不能指责别人的。无论如何，曹操所说的都没人相信了，他们现在相信的就是自己。
没想到平时道貌岸然、口若悬河的正人君子竟然是这副丑陋的嘴脸！说什么国家利益，说什么为民除害，说什么讨伐逆贼全都是假的！曹操彻底明白，自己就是把口水说干也没用了。曹操彻底失望了，看来别人都靠不住了，酸枣待下去还有什么意思呢？不如另寻他路，东山再起。
当然，曹操的理想依然是讨伐国贼，为民除害，即使是历经这次重大挫折，他也未曾动摇。
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曹操还面临很多困难，尤其是需要兵。这年月，想干一番事业，必须有自己的直属部队，没兵说什么都是白扯。于是，曹操带着曹洪、夏侯惇等人到扬州募兵。
他们走后不久，关东联军就发生了变化：以前是大家吃饱饭没事干，就吹牛，搞和平集会；10来万人大吃大喝，公款消费，啥也不干，既不打仗、抢战利品，又不种庄稼，因此很快就坐吃山空了。这下大家连吹牛的劲儿也没了，那就闪人吧，从哪儿来还回哪儿去，好歹来酸枣潇洒走一回，也算是为讨贼出了一把力。如此算来，关东联军从挂牌成立到自动解散也就短短4个月时间。
就在各位诸侯收拾行装，准备打道回府的时候，出事了——不知什么原因，兖州牧刘岱和东郡太守桥瑁杠上了。双方吵着吵着，最后竟然演变成为流血冲突。打仗没精神，吹牛没兴趣，打架却精神焕发，而且是在快断炊的情况下，饿着肚子还能坚持战斗，其精力之旺盛实在让人佩服。
在这场内部擂台赛中，东郡太守桥瑁因为技不如人倒在了血泊中。可怜的桥瑁，第一个发矫诏讨贼的革命先行者，果真是先行一步了。
粮食也吃完了，人也杀了，那就散了吧。热热闹闹开张，潦潦草草收场，至此，有名无实的关东联军土崩瓦解，成为历史的笑柄。
曹操虽然失败了，但他的表现是对得起联军的。他该出手时就出手，和那些胆小如鼠、动口不动手的诸侯相比，他才是联军中唯一的亮点，是真正值得人们敬重的英雄。更可贵的是，失败后的曹操依然不轻言放弃，他还想为动乱的国家尽自己的一份力量。鉴于前次被徐荣打得太狠，家底基本输光，要想再战，就必须重起炉灶。因此，曹操决定重新招兵买马，讨伐国贼！好在曹操运气不错，在扬州刺史陈温和丹杨太守周昕的大力支持下，曹操很快又招到四千多人，曹家军又重新开张了，自己的讨贼理想又燃起了希望之光。
或许是上天有意要捉弄曹操一番，当他带兵走到一个叫龙亢的地方，不知是因为政审把关不严，还是福利待遇没跟上，那些新兵竟然乘着天黑哗变，放起火来，企图把曹操烧死在营帐里。
曹操是一个死过一回的人了，而经历过生死考验的人是无所畏惧的。所以，面对如此复杂、危险且混乱的局面，曹操处变不惊，亲自出营连杀数十人。哗变的士兵被曹操凶狠的气势所震慑，吓得四处逃窜，哗变得以镇压。
危险虽然解除，但曹操的损失也不小。事后清点人数，曹操身边的士兵只剩下区区五百多人。恰在这时，曹洪带着家兵千余人来到了龙亢和他会合。不久，曹操又在其他地方招募到新兵千余人，这才算重新组织了一支队伍。
队伍有了，下一个问题是，该去哪儿呢？酸枣是不能去了，那就赶到河内郡吧，因为盟主袁绍在那里。曹操觉得袁绍是自己的好朋友，又和董卓苦大仇深，讨伐国贼无需动员，想来他一定会支持自己的。但曹操的思想还是天真了一点儿，他没想到，袁绍其实和其他诸侯一样，都是动口能力特强、动手能力特差的主儿。
也不能说袁绍不思进取，其实他也在一心一意谋发展——发展自己的势力。具体说，袁绍对讨伐董卓已经没多大信心，也没有多大兴趣了。他认为，即使讨贼成功，对自己也没多大的好处，因为迎接回来的皇帝也是董卓立的刘协！
刘协不好吗？当然，至少袁绍是这么认为的。在他看来，凡是董卓坚持的，他都坚决反对，因为董卓是他的仇人，他不希望未来还受董卓扶持的皇帝领导，所以，他对讨伐董卓并不热心。不承认董卓，也不承认董卓立的皇帝，这就是他的态度。
当然，袁绍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因为国不可一日无君。他的如意算盘是，自己另外拥立一个皇帝，重新开张，方便省事儿。
想要另立皇帝，就必须废掉汉献帝。但要废掉现任老板，总得找个理由，大家才买账啊。大家都明白，当你决心办某件事时，理由总是不难找的。所以，袁绍的理由如下：现在刘协在长安受董卓的控制，不知是死是活，要攻下长安也不容易，还不如我们把他的身份、户口一块儿注销，然后找一个人另起炉灶，和董卓对着干。为此，他还找到了自己的支持者韩馥。两人开始紧锣密鼓地忙活选举新老板的具体事宜。现在曹操来了，他自然希望这个昔日的好朋友也能多多理解他、支持他、帮助他。等大业建成，大家一起做开国元勋，共同发展。
但谁都知道，那是一个圈套，曹操自然不会像韩馥那么傻，轻易上当。通过这件事，曹操总算看清了这位“昔日好友”的真实面目。如果说以前曹操对他还有幻想的话，现在已经消失殆尽了。于是，面对袁绍殷切的目光，曹操也毫不犹豫做出自己的选择——一口回绝：“董卓的罪行，举国皆知。我们兴起义兵，天下响应，是因为我们的行动是正义的。现在皇帝年纪幼小，被奸臣董卓控制着，就是想犯错也没机会啊，我们凭什么取消人家的皇帝资格？如果莫名其妙地把老板给废掉了，天下的人会怎么想？他们怎么会支持我们！一句话，要废皇帝，那是野心家董卓才干得出的事情，要干你们自己干，别拉我下水。”
尽管遭到了曹操的严词拒绝，但袁绍却不死心，既然朋友不可靠，那就向自己的兄弟袁术寻求援助。兄弟不是外人，再怎么说，胳膊肘总不会往外拐吧？但他想错了，他这个兄弟最擅长的就是打内战，对兄弟比外人还外人呢，手足之情纯属扯淡。
由于袁术驻军在南阳郡的鲁阳县，兄弟间是没法面对面地亲切交流了，因此，袁绍决定给他写信，所谓见字如面，信到人到，相信弟弟会理解支持自己的。不过，袁绍在这封信上列举出的废帝理由就比较雷人了——今西名有幼君，无血脉之属（刘协不是先皇的儿子，根本不是合法的皇位继承人）！呵，居然说刘协不是汉灵帝的儿子，袁绍的想象力真是丰富啊。
为了加强这封信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袁绍连国仇家恨也搬了出来：“兄弟，西边的皇帝是董卓立的冒牌货，想想我们一家是怎么惨死的吧，我们怎么能拥护这样的皇帝呢？西边不亮东边亮，不如咱们兄弟俩在东边再立一个，重新开始幸福的生活。”
哥俩好，鬼才信！袁术不是鬼，但比鬼还精，所以他也不信。他不仅不信，还跳起脚来反对。他之所以反对，并不是因为他对朝廷的感情有多么深厚，对皇帝多么忠心耿耿，而是他有自己的小算盘——自己当皇帝。而袁绍要立一个能干的人出来领导，坏他的好事，他的理想怎么能够实现？所以，他对这件事不仅要反对，而且要坚决地反对。
不过，此事不能明说，袁术玩起文字游戏的功夫也是相当地了得：“赤心，志在灭卓，不识其他！（哥，你别在那里大放厥词了，兄弟我现在只想讨伐董卓，别的什么都不想！）”
应该说，袁绍除了动机有点问题外，眼力还是不错的，他选的也不是什么庸庸碌碌的无名之辈，而是一个贤明能干的人，他就是汉末最后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刘虞。为了显示自己的诚意，袁绍连皇帝的玉印都帮忙刻好了，就等新老板走马上任了。为了能让刘虞出任，袁绍还派出使者前往幽州，积极游说刘虞。
但袁绍忘了，刘虞只是政治家，不是野心家。虽然二者都是玩政治的，但前者是守规矩的，而后者是不守规矩的。所以，守规矩的刘虞很明事理，野心家的帽子他是坚决不戴的。
在董卓专权时期，刘虞是少数几个受各方面都欢迎的人。关东联军的袁绍自不必说，连老奸巨猾、目中无人的董卓也是极力拉拢他，拜他为大司马，进封襄贲侯。初平元年，董卓杀掉太傅袁隗后，立即想到要让刘虞来补这个缺。遗憾的是当时没有电话，没有传真，又是乱世，加上千山阻隔，远在幽州的刘虞并没有接到这个委任状。
当得知袁绍要拥戴自己当皇帝的消息时，刘虞的确很激动。遇到这种事，谁都不会淡定。但刘虞的激动不是因为兴奋，而是气愤。他当即把脸一沉，表示坚决反对。不仅如此，他还义正词严地教训了使者一番：“今天下崩乱，主上蒙尘。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国耻。诸君各据州郡，宜共戮力，尽心王室，而反造逆谋，以相垢误邪！”意思是说，现在天下大乱，你们不思为国雪耻，反而想着耍阴谋诡计，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有时我会忍不住想，如果刘虞真当了皇帝，会怎么样呢？历史会改道吗？实际上是不会的。那时诸侯割据的局面已经形成，谁也无法制止动乱的发生，即使能干的刘虞当了皇帝也不行。动乱会引发战争，战争能制止动乱。所以，作为政治家的刘虞可以暂时改变幽州，却不能永远改变天下。后来的事实说明，即使是幽州，他也无法彻底改变，因为在幽州的地盘上，他还有一个老冤家公孙瓒。
虽然图谋宣告失败，但袁绍仍然痴心不改，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退而求其次，继续鼓动刘虞兼任内阁首辅（领尚书事）。
你不当皇帝，就当内阁首辅吧，咱们重新组织政府。国家大事也不要你操心，只需要给我们发一顶官帽子（承制封拜），其余的事儿交给我们办理就行！
袁绍也知道自己这个车骑将军是自封的，由于没通过官方权威认证，是不作数的。让他郁闷的是，刘虞反应还是一如既往地冷漠，他根本没兴趣去接这个唾手可得的馅饼。出于对袁绍这种可耻行径的鄙视，同时也为了让袁绍死了那份心，刘虞索性把他派来的使者给斩了，甚至还扬言宁肯跑到匈奴去喝西北风、啃黄沙，也不与袁绍合作。遇到这么一个脑袋不开窍的人，袁绍暂时也没辙了。
汉献帝不能干，能干的刘虞又在玩谦虚，但国不可一日无君，那该选谁呢？事实证明，袁绍虽然人在江湖，却心系朝廷，虽然遭受了一系列无情的打击，但参政议政的热情却有增无减，他还在积极开动脑筋，为国家大事日夜操劳。终于有一天，他的思想观念突然解放了——既然你们都在客气，那我就不客气了！
那不是野心家吗？可天下乱了，谁管那么多啊？但此事要慢慢来，先看看群众的反应再说。于是，他决定对曹操的态度来一次火力侦察。
一次，袁绍把捡来的一块玉印在曹操面前晃来晃去。由于汉朝只有皇帝才用玉印（即所谓的玉玺），其余的大臣依级别分别用金印、银印、铜印，因此，袁绍的意图再明显不过了：老朋友，看看，我有这款宝贝，总有一天要当皇帝的。尽管曹操对袁绍拙劣的表演恶心不已，但他却不说破，只是半开玩笑地说：“我怎么会听你的指挥啊。”
估计袁绍想当皇帝想得走火入魔了，被曹操当面婉拒后，他并不死心，又派出说客对曹操说：“现在袁绍兵强马壮，事业蒸蒸日上；孩子们也已经长大，后继有人。在天下英雄中，有谁能比得过他呢？”言外之意很明显：他很强，他的儿子也很强，汉朝的江山迟早是他袁家的囊中之物，你还是从了他吧。
曹操内心泛起的不再是恶心，而是痛恨。他真恨不得杀掉这个野心家，但目前自己的事业刚起步，还没有能力对付他，何况许多事还要仰仗他帮忙，所以不能和他彻底翻脸，那就把这事儿放一放，等有机会再说。
要说袁绍这个人还真执著，曹操不支持不要紧，那就不管他，只要手下人拥护自己就行。问题是他不是人家肚里的蛔虫，别人的想法他怎么清楚呢？所以，为慎重起见，他让手下一个叫耿包的人向外透漏口风，想看看群众的反应再决定。
群众很快就有反应了，而且还异常激烈，他们众口一词：“耿包擅自散布反革命舆论，妖言惑众，陷老板（袁绍）于不忠不孝的境地，实在是大逆不道，论罪当诛。”
原来自己人都不支持我当皇帝啊。尴尬至极的袁绍没有办法，为防止引火烧身，他赶紧杀掉倒霉鬼耿包，以绝后患。
天下乱了，该何去何从？这是曹操面临的问题。对曹操而言，他原本要想讨伐董卓，但诸侯们都如同行尸走肉，毫无作为，也不想作为。而死心塌地跟着袁绍混是绝不可能的了，分手是迟早的事情。虽然他目前有几千人的队伍，人数似乎不算少，但前次在荥阳徐荣已给他上了生动的一课：没有后勤保障，没有援军，凭一己之力孤军深入，即使有两三万人也无法取胜，何况自己现在那点儿人，塞董卓的牙缝都不够。
这时，鲍信为他出了一个金点子：“袁绍借盟主的身份扩充地盘，野心勃勃，看来又是一个董卓二代。以我们的实力，现在没法搞定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回到黄河以南，发展自己的势力，静观其变。”这是比较文明的说法，直白一点就是，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咱们另起炉灶埋头苦干，他们会抢地盘，咱们也会。是啊，都是有手有脚的人，谁不会来两下子。曹操点点头同意了。
实际上，曹操的目光要长远得多——现在依靠他，将来消灭他；现在当孙子，将来当大爷。他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在未来的混战中一定会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的。
关东联军自动熄火了，稍微有点儿脾气的曹操也被打败了，对于董卓而言，局面似乎一下改观了不少。但董卓是个很有忧患意识的人，在他眼里，关东联军这个非法组织虽然没有了，但那些人散伙后占山为王，各霸一方，对自己的威胁还是很大的。于是，董卓想到了一个解除威胁、化敌为友的好办法——招安。
由于袁绍是关东联军这个非法组织的“带头大哥”，所以董卓决定先摆平他，其余跟着他瞎起哄的小兄弟就好说了。
袁绍啊，想当初，咱们都是朝廷命官，你何必非要另搞一套班子出来，弄得大家两败俱伤啊，还是回到中央的怀抱吧。要名分，行，我董卓给你；要职务，行，我董卓也给你；要好处，还是行，我董卓依然给你。总之，糖衣炮弹我董卓库存多得是，不会吝啬的，大家应该摒弃前嫌，团结一致向“钱”看。
为了最大限度地显示自己的诚意，董卓特意派出高规格的访问阵容去袁绍兄弟俩那搞慰问，顺带宣传朝廷的方针政策，游说袁绍洗心革面，重新回到政府的怀抱。
访问团成员有民族事务部长（大鸿胪）韩融、宫廷内务部长（少府）阴修、首都警备区司令（执金吾）胡毋班、建设部长（将作大匠）吴修和越骑校尉王瑰。都是部长级别的，规格够高的吧？随后，五个人肩负神圣使命，分作两路人马，分别去袁绍、袁术那里开展公关。
事实上，董卓这个人的忘性是很大的，他也不好生想想，他残忍地杀害了袁绍叔叔全家，还想通过给人家发抚慰金的方式让袁绍归顺自己，这种黄鼠狼给鸡拜年的假慈悲行为，换谁都不干，除非袁绍得了失忆症。
董卓对此事高度重视，他也希望袁绍对此事跟他一样重视。其实董卓多虑了，袁绍岂止是重视，而且还非常激动。袁绍兄弟一激动，就爱杀人，比如为何进报仇的那阵子，兄弟俩一激动，宫里的两三千宦官全都报销了。所以，当胡毋班、吴修和王瑰刚走到河内郡，迎接他们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大刀。虽然这几个人随身还携带着一道护身符——皇帝的诏书，但世风日下，别说小皇帝的诏书，就是玉皇大帝的诏书也是废纸一张。
其实，这几个人挺冤的，他们只是奉令行事，跟袁绍一无怨二无仇，结果却弄得个身首异地的下场。要知道，在电影、电视里，钦差大臣这个角色历来都是呼风唤雨很牛气的，手里拿中央文件（圣旨），坐着豪车，到处参观视察，临走时还有一大包纪念品拿，一不高兴了，把地方上的那些父母官骂得像龟孙子似的。没想到这趟公差出得那么危险，早知如此，就是打死也不去啊。
袁术这边也没含糊，杀掉了阴修，只有那个韩融因德高望重，才从轻发落，免于一死。
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董卓是个狂人，但现实再一次提醒他，自己的群众基础太差，即使是狂人，也是有很多事情搞不定的。野心家向来都是没有朋友的。好在董卓也并没有指望谁能成为他的朋友。
对董卓而言，袁绍不与他合作，他是不意外的，但派出的人成了打狗的肉包子，他还是颇感意外的。说实话，董卓虽然爱杀人，但对于大臣，只要不是死硬的反对派，他一般还是以安抚为主，是不怎么动手的。没想到这个袁绍实在不像话，居然比自己做得还过火。
万幸的是，袁绍虽然没有浪子回头接受他的和平改编，但也没有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董卓终于看出，袁绍是个有野心没胆量、有想法没脾气、有个性没本事的人，以他的能耐斩几个手无寸铁的使者还行，要真正对付他董卓，还要潜心修炼几年。
既然危险警报暂时解除了，董卓决定让自己放松一下。他放松的方式是给自己升职，因为任何人升职都会心情愉快的。有人说：“他已经是相国了，已经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除了当皇帝，他还能升吗？”答案是能，而且不是当皇帝。
相国虽然位高权重，但仍属于三公级别，而“三公”之上还有人，那就是“上三公”——太师、太保和太傅。在东汉，“上三公”与“三公”一样，也只是荣誉性职务，而且取消了太师、太保，只保留了太傅。此外，就连太傅也不是常设职务，往往是在小皇帝（东汉14个帝王中就有11个是小皇帝即位）登基之初设立，加个录尚书事的头衔，帮忙料理政事。等皇帝成年了，任务也就完成了，编制自动取消。少帝继位时，袁隗曾经做过太傅，被董卓杀了后，这个职位就一直空着。
但董卓并不想当太傅，他想要的是太师。太傅，他一直给幽州牧刘虞留着呢。虽然朝廷没太师这个编制，但这难不倒董卓，不就是弄一个指标、刻个公章的事儿吗，不费力。虽说太师也是虚衔，但这要看搁谁手里了。董卓手握重兵，他走到哪里，权力就跟到哪里，就没有什么虚衔一说了。
初平二年二月十二日，也没经过什么民主程序，董卓就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太师，离帝王宝座仅仅一步之遥。而只要他愿意，这一步随时都可以踏上去。然而，他终究没能踏上去。在我看来，如果这一步踏不上去，就只有摔下来，而且摔得很惨。
升职了，谁都高兴，但这个世道就是那么不太平，不久就又有人带兵搅局了。带兵打上门的人，比曹操还难缠，比曹操还狠，他的名字叫孙坚。
孙坚（155—191），字文台，汉族，吴郡富春（今浙江杭州富阳）人，东吴建国后，被追谥为武烈皇帝。因为被授予过破虏将军，所以，世人又称他为孙破虏。
孙坚的祖先是鼎鼎有名的孙武。据说，孙坚的母亲怀着他时，做了一个噩梦，梦见肠子从腹中拖出老长。醒来后她很害怕，便对邻居老太太诉说，希望她解解梦，预测一下祸福。老太太虽不是周公，也不是算命先生，但也能掐会算。经过一番思考，老太太告诉她：“梦是反的，说不定还是吉兆呢！”事实上，老太太说得很靠谱，等孙坚一出生，众人一看，果然容貌不凡。
孙坚不光容貌非凡，而且人如其名，能文能武，意志坚定。他十七岁那年，随其父一起乘船去钱塘，途中恰巧碰上几个海盗抢掠商人财物。这些人得手之后，就在岸上清点战利品，毫不避嫌。路上的行人面对这可怕的一幕，都吓得止步不前，过往船只也不敢向前行驶，因为他们是强盗。
只有孙坚不怕。他笑笑说：“区区毛贼有什么好怕的，让我把他们干掉。”他父亲见状，训斥道：“开什么玩笑，人家是吃专业饭的抢劫团伙，你单枪匹马的还想见义勇为啊。”
他父亲说得对，如果蛮干，人家人多势众，孙坚只是人家的下饭菜。但孙坚虽小，却不是一个蛮干的人。只见他提着刀，大步奔向岸边，一面走，一面用手向海盗身后指指画画。这是哑语，但海盗们一看就明白了，这不是说背后还有人吗？难道官兵来围捕我们了？还是赶快逃吧，跑慢了，命都没了。海盗随即扔掉财货，落荒而逃。
虚张声势把人忽悠退，一般人到此也就差不多了，毕竟人家人多势众，没必要玩真的，玩过火了受伤的只是自己。可孙坚不愧是孙武的后人，他得寸进尺，不光想吓退他们，还想要人家的命，竟然孤身一人提着刀对人家紧追不舍，一个跑得慢的海盗还不幸被孙坚给报销了。
看到这一幕，他父亲张开的嘴硬是半天没合拢。此后，孙坚的名声不胫而走。郡政府听说后，召孙坚做代理校尉，让他发挥专长，专门负责剿匪、捕盗一类的工作。但对于孙坚而言，追几个海盗只是小儿科，真正出彩的还在后头。
熹平元年（172年），国家已经很乱了，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场面十分热闹。在会稽郡，有个叫许昌的人和他儿子许韶一起拉扯起几万人的队伍兴兵作乱，和朝廷搞对抗。这人的胆子大得吓人，江山都还没有打下就敢自称阳明皇帝。
当土皇帝虽然风光，但往往死得也难看，由于他们战斗力不强，郡政府派兵镇压，他们的皇帝梦很快就破灭了。孙坚也以郡司马的身份招募了千余人参与了此次讨伐行动，也算是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尽了力。事后，孙坚被任命为盐渎县丞。数年后，又相继改任盱眙县丞和下邳县丞。
县丞是县令的主要助手，相当于现在的分管具体事务的副县长。别看在当官的眼里，这个官儿比芝麻还小，毫不起眼，可在老百姓心中比天还大。你一个平头百姓要见一个县级干部，想和他交流感情那是很难的。因此，在这个位置上的人常拿自己当高干看待，他们摆点儿官架子，鱼肉一下百姓是很正常的。但孙坚是个另类。他不光会打仗，还会当官、会做人。孙坚先后担任过三个县的县丞，所到之处，不贪污、不腐败，能和老百姓打成一片。
中平元年，黄巾起义爆发，孙坚召集了一支一千多人的队伍随同朱俊一同出征。孙坚是一员虎将，他作战的最大特点就是爱玩命。攻打宛城时，他身先士卒，第一个爬上城楼。还有一次，他奋不顾身去追敌人，受伤从马背上摔到草丛中，差点回不来了。幸亏他的马机灵，跑回军营带路，将士们才在草丛中发现了他。孙坚捡回一条命后，只休息了十几天，又继续参加战斗。
中平四年，长沙贼区星聚众一万多人起义，自称将军。当时零陵、桂阳一带的周朝、郭石等人也在起义，与区星遥相呼应。朝廷遂任命孙坚为长沙太守，给他的任务是剿灭区星。经过几次战火的考验，孙坚对战场的掌控能力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仅一个月的工夫就打败了区星。
打败了区星，孙坚并不满足，他还要跨境作战，去消灭周朝、郭石。手下人劝他悠着点：“朝廷没分配任务给咱们，咱们还是自扫门前雪，管那么多闲事干吗？”手下人说得没错，孙坚只是长沙太守，管不了零陵、桂阳，人家的地盘人家做主，局外人还是少沾惹的好。但孙坚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是局外人，他认为自己就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打仗平乱，哪还分什么彼此？而且他很倔，认准的事情，十头牛都拉不回来。
孙坚火速赶到零陵、桂阳，却没有得到多少表演的机会——敌人听说孙坚大驾光临，动作比他还快，已经抢先一步，望风而逃了。
孙权和董卓相遇的时间不算晚，早在中平二年，他就和董卓认识了，但董卓给他的第一印象实在太差。那次他跟随张温讨伐西北的韩遂、边章叛乱，主帅张温有事召见董卓，董卓居然在领导面前摆起了臭架子。孙坚看出董卓并不是什么好人，于是劝张温断然采取措施，干掉董卓，以消除安全隐患。但领导总是心太软。事实证明，安全隐患不除，就没有安全可言，董卓进京后，张温果然被这位老部下杀掉。
中平六年，董卓进京，天下大乱。孙坚得知此事，更是捶胸顿足，懊悔不已：“张温啊张温，你当初要是听我的劝，干掉董卓，哪会有这样的事儿发生啊。”
这时，天下的诸侯纷纷起兵，准备讨伐董卓，孙坚也积极响应。一开始他就大开杀戒，不是杀董卓，而是自己人——荆州刺史王睿和南阳太守张咨。
荆州刺史是孙坚的上级（长沙郡属于荆州管辖），而南阳太守和孙坚是平级。一开始就拿上级和同僚开刀，下手太重了吧？为啥要干掉他们？因为孙坚很穷，他只是一个长沙太守，地盘有限，实力有限，而且他已经敏锐地觉察出天下即将大乱，要想生存和发展，就凭现在的实力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须吃大户，抢人家的地盘。
在这两个人中，他首先修理的是王睿。说来这个王睿除了是他上级外，还兼有两重身份：战友和冤家。他们曾经一起平定了零陵、桂阳的叛乱。可惜在并肩战斗中，两人并没有结下什么深厚的战斗友谊，而是闹起了矛盾。原来，王睿仗着自己是上级，又是文化人，并不把武将出身的孙坚放在眼里，认为他是大老粗，时不时还冷言冷语地讥笑他几句，搞得孙坚很冒火。所以，孙坚一直想给这个上级一点儿颜色瞧瞧，但一直没有机会。
但机会最终还是来临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机会竟然是由别人创造的，而且细说下来孙坚还是一个被人利用的无辜者。原来，王睿与武陵太守曹寅合不来，这次举兵讨伐董卓，王睿嘴不干净的老毛病又犯了，他宣称要先杀曹寅。曹寅害怕被杀，决定抢先下手，但苦于自己实力不够，于是他巧妙利用孙坚与王睿的矛盾做起了文章。他假冒中央巡视员（案行使者）光禄大夫温毅的名义下文给孙坚，在列举了王睿的一系列真真假假的罪过后，要求孙坚将这个不法之徒处死。
这就是传说中的借刀杀人。但机会来了，孙坚求之不得呢，哪管什么真假，何况他也乐意当那把刀。孙坚得到命令后，二话不说，立即起兵。办这种事情他一向是很积极的，“江东猛虎”并非浪得虚名。
真刀真枪地对付一个文官，他是很有把握的，就和杀只鸡差不多，但这次他决定做一只狡猾的老虎——他将自己隐藏在一群讨薪的普通士兵中间。为了诱使王睿出来见这些士兵，他还假传有贵客临门。
王睿听说有贵客临门，上城楼一看，哪有什么贵客，都是自己手下的士兵。王睿觉得很奇怪，心想：他们大老远地从长沙赶来，莫非是要发动兵变？这么一想，问题严重了。
“你们想要干什么？”王睿问道。
士兵的回答一下子让他的心情轻松了许多：“我们这些小兵天天打仗，工资还不够温饱，所以我们大老远地赶来，是请领导开恩，给我们多发点儿东西。”
“原来是为福利待遇问题啊，多大的事情啊，好说好说。你们表现好，我当领导的还会在乎这点儿东西吗？库房里的东西你们看上哪样随便拿，别客气啊。”王睿笑嘻嘻地回答。突然，他脸上的笑容僵住了，因为他发现了一个熟面孔竟然也混杂在士兵队伍里面，那个人就是孙坚。
王睿很惊讶：“士兵来请赏，你来干什么？”
孙坚接下来的回答让他几乎崩溃：“我奉令来杀你。”
“我有什么罪？”
“你犯了愚昧无知的罪！”
这就是标准的莫须有了，但王睿知道没法了，遇上孙坚这号冤家自己只有死路一条了。孙坚是个充满低级趣味的人，在死刑上也要玩点花样，他叫人用黄金做了一碗珍贵的金粉营养汤，让王睿服下。看来，得罪什么人都可以，但武将是绝对不能轻易得罪的啊。
王睿之死是因为他和孙坚有过节，而南阳太守张咨和孙坚倒是没什么芥蒂，但也荣幸地成为孙坚第二个要清除的对象，因为在孙坚眼里，张咨的某些缺点或许更让他无法忍受，那就是吝啬。
孙坚逼杀王睿之后，部下已有数万人，但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正事，杀完人后接着就挥师北上讨伐董卓。路过南阳时，他下公文给张咨，请他供应军粮。张咨当然不乐意，但看到孙坚带了那么多人来，他还是有点儿心虚，便问手下人应该如何应对。
手下人的一席话让他吃了一颗定心丸：“孙坚不过是邻郡的一个太守，他无权调发我们的粮饷。”张咨一想，倒也是。你是长沙太守，我是南阳太守，大家都是太守，级别一样，我凭什么听你指挥？再说你有好几万人呢，需要多少东西啊，叫谁拿出来也肉疼啊。所以，张咨很客气地拒绝了孙坚的要求。
我不理你，识相的，过几天就自觉走人吧。是啊，主人都不待见了，客人怎么好意思久坐冷板凳呢？可孙坚明显不是一个自觉性很强的人，他脸皮比城墙还厚，竟然赖着不走——粮食都没借到，走什么走，难道让士兵饿着肚子行军啊。
孙坚是一个很要强、很执著的人，他不达目的是不会罢休的。也不怪孙坚赖皮，要知道，东汉光武帝刘秀和其主要将领（二十八宿）大部分都出生在南阳一带，且发迹于南阳，故南阳又被称为“帝乡”也就是说，它是一座特殊的拥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而且东汉最大的郡就是南阳郡，它下辖37个县，人口有240多万。在现在看来，这个数字不算什么，但在当时却是了不得的。倒底有多不得了？让我们做一个对比就知道了：三国时期，蜀汉的总人口才94万（公元263年），东吴的人口也才230万（公元280年）。这样看来，南阳郡也算是富可敌国了，张咨这个太守比蜀汉的刘禅牛多了。
借你点儿东西还肉痛，太不地道吧。按照孙坚的脾气，客气过后，似乎就应该亮出凶器了。可奇怪的是，一向脾气火爆的孙坚并没有立即亮出凶器，而是做出了一个奇怪的举动——登门拜访。孙坚这个人似乎很懂礼数，去时也不打空手，带了好酒好肉等一大堆礼品。见了张咨他显得格外热情，兄弟长兄弟短地招呼，东南西北地吹牛，既不谈工作，也不提粮食的事情，好像过去的不愉快从未发生过一样。
张咨心里很是奇怪，他原先见孙坚一直赖着不走，也防着他狗急跳墙使诈，但没想到这人真是够傻够天真，昨天的事情今天忘了不说，反而倒贴一笔礼金，专做亏本的买卖。既然对方傻得如此可爱，那就再忽悠他几句，把他忽悠回家完事。
宾主双方在酒桌上进行了愉快而坦诚的会谈。当然，酒桌上说的都是连篇的酒话、鬼话加胡话，比注水猪肉还假。直到二人挥手告别，孙坚都是一脸笑意，一句正事也没有提。
原以为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没想到孙坚竟然如此大度，搞得小心眼的张咨非常不好意思。但他不知道，孙坚是个爱使诈的人，一切阴谋都隐藏在他那捉摸不定的笑容里，让人看不透。
孙坚可不是一个好惹的主儿。此次会面后，孙坚已经改主意了，不仅要张咨的粮食，还要他的一切，包括地盘、军队和他的人头！
俗话说“来而不往非礼也”。第二天，有些感动也有点得意的张咨决定登门回访孙坚，但他没想到，自己将是黄鹤一去不复返了。
好酒好肉早就摆好了。孙坚依旧是一脸的阳光灿烂，热情洋溢地邀请张咨入座。酒是好酒，菜是好菜，唯一不同的是，这是鸿门宴。看酒喝得差不多了，孙坚的秘书进来附在孙坚耳旁谈工作，开始声音很小，接着越来越激动，然后就抱怨：“我们到了南阳后，路没有修好，后勤物资也没有给我们备齐……总之，南阳的接待工作没有搞好，罪过很大，应该把玩忽职守的人抓起来问罪。”
听说要抓人问罪，张咨酒醒了，接下来他看到的是孙坚那张扭曲得快要拧出水的脸。大事不好，张咨想撒腿就跑，可一看周围都是孙坚的人，已经晚了。其实，从他进门的那一刻起，他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得罪老虎，能有什么好下场？
孙坚略施小计杀掉张咨，南阳郡轻轻松松成了他的囊中之物。从此以后，他看上什么，想要什么，就可以随便拿，不用客气，也没人敢拦他。
杀掉了刺史，又杀掉了南阳太守，荆州差不多全是孙坚的地盘了，但他却不是最大的受益者。不久之后，孙坚带兵来到鲁阳（属于南阳郡）和袁术汇合，接着他把南阳交给了野心家袁术。孙坚之所以把自己辛辛苦苦得来的地盘让给袁术，是因为他还有许多事得仰仗袁术。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有专家认为孙坚是袁术的部属，我认为是不对的。因为孙坚有自己的队伍，而且还是自己一手拉扯大的。而且袁术只是后将军，孙坚是长沙太守，他们没有隶属关系，只是盟友，只不过孙坚这个人的政治头脑比较简单，而袁术的脑袋比较复杂，他时常利用孙坚。
袁术这个人虽然不真诚，但表面工作还是要做一做的。比方说，为了感谢孙坚给了他偌大一块地盘，袁术立即向朝廷表奏孙坚为破虏将军，兼领豫州刺史。
不管怎样，孙坚总算是跨入了高级领导干部的行列，而破虏将军就此成为孙坚独家专用的代名词，伴随他威震四方。
孙坚和曹操一样，不是一个混日子的人。初平元年冬，尽管关东联军已经解体，讨伐董卓将是一场危险的独角戏，但孙坚在鲁阳稍事休整后，毅然决定孤军北上。出发前，他派长史公仇称（复姓“公仇”，名“称”），带兵去催促军粮，为此他还在鲁阳城东门外集合官属，设帐饮酒，给公仇称践行。
就在孙坚积极筹划讨伐董卓之际，危险已经悄悄降临。原来，董卓听说孙坚这个老熟人也要来对付自己，十分重视。他决定先发制人，派东郡太守胡轸引兵赴鲁阳迎战。当然，对孙坚的本事董卓还是知道一些的，所以，胡轸临走时，董卓免不了要好生叮嘱了一番：“别小看了这个孙坚啊，会打仗，也爱使诈，你们可千万别钻他的圈套啊。”
胡轸的先头部队抵达鲁阳城下，鲁阳之战正式开始。实际上，鲁阳之战严格来说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战役，因为双方根本没交火，战斗就结束了。在这场战役中，孙坚只做了一件事——喝酒。打仗？没空。
在战场的一端，孙坚让将士们只管喝酒。只见远处尘土飞扬，孙坚却很淡定。孙坚淡定，但手下人却无法淡定，大家面面相觑，本能的反应是想跑进城，但他们看到孙坚却一动不动，而且从他脸上看不出一丝一毫的惊慌。他除了喝酒，还特意叮嘱手下人别轻举妄动，全当敌人不存在。
主帅都不怕，我们怕什么。淡定，淡定！气质决定一切，有什么样的将军就有什么样的士兵——将军坚强，则士兵坚强；将军懦弱，则士兵懦弱；将军勇敢，则士兵勇敢；将军泰然，则士兵泰然。
先头部队一般都是骑兵领头，在那时相当于是机械化部队了，如果胡轸快速发动进攻，别说是孙坚一只老虎，就是喝酒的人全部变成老虎也不抵用啊。但等胡轸的骑兵来到孙坚近前，呈现在他们目前的却是一幅奇怪的画面——要打仗了，敌人却依然在喝酒娱乐，全当对手不存在。这已经超出了他们的经验范围了，哪有这时还在醉生梦死的？搞不懂了，真的搞不懂了，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孙坚在使诈。
既然搞不清楚状况，只好继续观察。骑兵远远地看着，孙坚他们还是自顾自地喝着。虽然自己的骑兵越来越多，但胡轸还是没有足够的勇气发动进攻，他总觉得孙坚故意示弱的背后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
“冲动是魔鬼。一定要慎重，慎重，再慎重。”胡轸不断告诫自己。骑兵们屏住呼吸等待着。不一会儿，他们终于观察到孙坚的新动向了——这家伙酒足饭饱后，拍着肚皮不慌不忙地进了城。这一幕让胡轸傻眼了。孙坚真不愧是心理战专家啊，不战而屈人之兵。高，实在是高。直到最后，那个没喝酒的胡轸都一直如坠五里云雾之中，比喝醉了还糊涂，实在可怜！
同样是公款吃喝，袁术吃饭过后，啥事没干，空长一身肥膘，纯属标准的饭桶级野心家；而孙坚也吃吃喝喝，却吃出了水平，吓退了几万雄兵。
鲁阳之战后，关东联军已经解散，除了个别好斗分子（桥瑁和刘岱），都各自回家陪老婆孩子去了，而孙坚决定逆流而上讨伐董卓。临走前，袁术对他说：“你放心去吧，一切问题都不用你操心，我做你最坚强的后盾。”这当然是一句鬼话，但头脑简单的孙坚却当真了。
初平二年二月，孙坚率兵万人向梁东（今河南省临汝县）进发，直逼洛阳。出发时的孙坚自信满满，意气风发，但他想不到，失败已经在向他招手了。终结他的人名字叫徐荣，一个曾经让曹操等人输光老本，差点儿死过一回的人。
孙坚和徐荣第一次相遇是在梁东城外，估计是家里缺粮了，董卓正派徐荣到处抢劫，想捞一把就走。没想到，“江东猛虎”驾到，拦住不给通行证。既然回不去了，那就打吧。二虎相争，必有一伤。这次倒霉的是孙坚手下的颍川太守李涛，被徐荣活捉后，最后竟然被残忍地煮了。
第一次遇徐荣就吃败仗，真是晦气。没关系，咱们下场休息片刻，接着再来。但孙坚没有料到，徐荣是关东联军真正的克星，不仅克曹操，还克自己。中场休息之后，迎接自己的还是失败。
第二次战役是怎么开始的史书上没说，但结果却非常明确：孙坚的几万人根本不是凉州军团的对手，他们被包围了，孙坚和十几个骑兵突围逃出。孙坚常戴一条红颜色头巾，十分抢眼，眼看追兵渐进，他急中生智，脱下头巾，让亲信部将祖茂戴上以吸引敌人。祖茂被拉去当了冤大头，但却有苦说不出。没办法，谁叫人家是领导呢？
红头巾就是孙坚，孙坚就是红头巾，认准他，没错的，敌军于是掉头纷纷追逐红头巾。这下祖茂这个顶包人成了大红人，那些追兵见他比现在的歌迷还疯狂，那架势不追上他不算完。祖茂被搞得狼狈不堪，没办法，人家就认红头巾啊。直接扔掉红头巾估计是不行，摆脱危险的唯一办法就是找人接手，于是，他把红头巾套在坟前的一根烧柱上，自己迅速开溜。董卓的骑兵以为是孙坚在此，兴奋得把这个地方层层包围起来，最后发现自己上当了，这才撤兵悻悻离去。
孙坚和曹操都栽在了徐荣手上，不同的是，曹操失败后选择暂时撤退，而孙选择了坚持。他是一个真正的钢铁硬汉，面对困难他是不会退缩的。这样执著的人，幸运之神总有一天会青睐他的。
被徐荣打败后，孙坚一路收集残兵败将，准备伺机再战。董卓听说已经不行的老熟人孙坚竟然死而复活，立即以胡轸为大都护、吕布为骑督，命他们带着五千人马前往“迎接”——既然还没有把你打死，那就往死里打。董卓认为，孙坚经过徐荣这么一棒槌，已经半残废了，自己有两员大将，外加五千精兵，够用了。
吕布是很厉害的，胡轸也是很厉害的，两人加起来应该是无坚不摧的，但事实证明，在军事学上，一加一并不一定等于二，搞不好，一加一也会等于零的。因为董卓派出的是一个失败的组合，这个组合最失败的地方在于他们不团结。
说来这也是凉州兵团的老问题了。凉州兵团其实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铁板一块，它的人员构成很复杂，也是派系林立，山头众多。总体上看，它至少分为三派：董卓起家的凉州军团、兼并而来的丁原并州军团以及京师其他队伍。论地位，凉州军团是嫡系，其余的队伍为庶出。庶出的怎么能和嫡系的地位相比呢？而吕布恰好是前并州刺史丁原的手下，虽然经过努力成了董卓跟前的大红人，但领导买账，并不等于领导手下的兄弟也买账。像胡轸、李傕之流就常常仗着自己是凉州军团元老的身份耀武扬威，而且老拿有色眼镜看那些从丁原那里“转会”过来的兄弟。
团结就是力量，不团结，再强的战斗力也等于零。偏偏这支队伍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团结，出兵之前胡轸就放出狠话：“这次去，当斩一青绶，部队才会整齐纪律。”
东汉官员的公章属于迷你型，一般只有2.5厘米见方，和现在的私章差不多大小。公章上面会系一绶带，便于随身携带。吕布在董卓手下担任中郎将，待遇是秩比二千石。按政策，秩比二千石的官员使用的银印青绶。因此，胡轸口口声声所说的“青绶”其实就是指吕布。
还没打仗呢，张口闭口就要拿自己的人开刀，如此赤裸裸的挑衅，谁服你？你凉州军团的人不是爱出风头吗，你们要逞能，我们偏偏扯你后腿。吕布他们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可谓言行一致，有始有终。
不团结这仗还怎么打？可悲的是，这个胡轸从未意识到这一点，部队一出发，就注定是去演一场悲剧，而他就是悲剧的男主角。胡轸带队行到广城，这里离阳人县城只有几十里了，但天色已晚。按说，大家跑了一天的路，都累了，应该好好休息休息，然后再乘夜进兵，天明时分攻城。但唱对台戏是不分时间的，吕布这边的人很忌恨胡轸，想败坏他的好事。于是，吕布等人便怂恿他说：“阳人县城中的敌兵已经逃跑，我们应该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精神，连夜追赶，寻求战机。不然，敌人跑光了，我们连人影儿都抓不到一个。”
胡轸联想到自己之前在鲁阳之战就是因为当断不断，错失良机，所以，这次无论如何也不能犯同样的错误了，于是就下令连夜出发。到了阳人县城下，胡轸却发现该城根本不是吕布等人所说的无人守备，而是防备森严。想到既然无从下手，那就休息一晚再说。这时，乌鸦嘴吕布及时赶到，他为大家带来了一个独家内幕消息：“不好了，孙坚带人打出来了，还不快跑。”
吕布提供的当然是个假情报，但黑暗中谁还管情报是真是假？羊群效应立即显现，逃跑成了大家保命的首选，胡轸的部队一下子不攻自乱。不过，吕布这个乌鸦嘴说得还真灵，孙坚还真的来了，不过是在看到胡轸的部队自乱阵脚之后。
如此天赐良机，浪费可惜啊，孙坚终于有机会展示自己锋利的虎牙了。胡轸手下一个叫华雄的都督立即被孙坚干掉了。当然，这个华雄不是《三国演义》中的那个击败孙坚，连败数将，生猛无比，最后由关羽出马才打破其不败金身的华雄。真正的华雄也就是一个庸常之辈，武艺很稀松平常。而那时刘备、关羽和张飞都在公孙瓒手下打工，没机会来酸枣会盟，哪来的什么温酒斩华雄呢？
孙坚取胜后，有些人不高兴了，比如董卓和袁术。董卓是敌人，他不高兴很正常；但袁术不是孙坚的敌人，他也很不高兴就说不过去了。按理说，两人是盟友，原先说好的由孙坚出面打头阵，他袁术提供后勤保障。孙坚好不容易取胜一回，军功章也有他袁术的一半，他应该感到由衷的高兴才是，但袁术却感到无比的失落。因为在他看来，孙坚现在像一只风筝，虽然很强，但线好歹是捏在他袁术的手里的；一旦孙坚攻下洛阳，翅膀长硬了，那时想遥控他就不容易了，这才是袁术最忧虑的。
其实，他们之间是有矛盾的。长久以来，孙坚一直把袁术当盟友，而袁术却不这么看，他要孙坚当听话的小弟弟，当服从命令的马仔。在他眼里，孙坚吃的喝的什么都要他管，不是自己的部属是什么？这还不是矛盾的焦点，关键在于袁术是一个心眼比针眼还小的人，他希望孙坚这匹马儿慢些走，别表现太积极，太抢眼，别把自己老大的光芒都盖住了。所以，为了长久控制孙坚，袁术决定给孙坚玩一点儿饥饿疗法，暂时断了他的口粮，让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去。
手中没粮心头慌，孙坚这下惨了。他心急如焚地奔了一百多里赶回鲁阳，忍不住当场对袁术发飙：“我孙坚和董卓无冤无仇，我在前面打仗，图的是什么？于公是为国除害；于私还不是为你们袁家保仇？！你怎么能听从小人的挑唆来猜忌我呢？”一席话说得袁术面红耳赤、无地自容，只能连连点头称是，表示这是一场误会，自己一定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后顾之忧解决了，孙坚很快就回到了自己的军营，因为他要去见一位特殊的客人——李傕，董卓手下的一员猛将。正值两军对阵之时，李傕却不是来打仗的，而是肩负一项特殊使命——为董卓和孙坚两家牵线搭桥来了。
董卓对袁术是比较忌惮的，相对而言，他对孙坚的态度就复杂多了，有点点喜欢，有点点害怕，有点点欣赏，也有一点点愤恨。作为曾经的战友，孙坚的本事他是知道的，“江东猛虎”的名号可不是花钱买来的，他敢打敢冲，完全是一个亡命之徒。再加上袁术做后盾，攻进洛阳是件很容易的事情。想了许久，董卓终于想到了一个不让孙坚进军的办法——收买。
说来董卓也不是第一次玩这招了，以前凡是遇到用“大棒”搞不定的人，这位仁兄都会挥舞着“胡萝卜”让对方屈服。事实证明，这一老掉牙的招数使用一次失败一次，而这次也不会例外。
但比这招更老的是董卓那颗固执的心。董卓很执著，也很怀旧，他决心硬着头皮把这一老掉牙的招数运用下去，因为他手中已经几乎无牌可打了。如果仅凭财富、权势就能吓退数万大军，那真是太划算了。为了保证这次多少有一点儿效果，董卓也是煞费苦心主打感情牌，具体说就是和孙坚结成儿女亲家。玩弄感情毕竟是虚的，也得来点实惠的，他向孙坚保证，只要孙家的人想当官的，不管是州牧还是太守，开个条子上来，他马上就批。总之，为了和平，咱们就合作一次吧！
条件很诱人，实质很扯谈。所谓的和亲，就是董卓现在的名声已经臭得不能再臭了，所以需要一个人（亲家）来帮他分担一些——我是反革命，你就是反革命的亲属，大家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至于封官，更是空头支票，天下已经四分五裂了，董卓自己的地盘也越来越小，怎么分给你？要当州郡长官还不容易，可以自己带兵去抢地盘嘛。人不能如此寡廉鲜耻吧？但董卓能。
孙坚当然知道其中的厉害。面对董卓的一片“诚心”，孙坚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对于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董卓，我没啥好说的，不杀光他全家，我是决不罢休的。想与我和亲？门都没有！”旗帜鲜明，掷地有声，这就是“江东猛虎”孙坚的回答。
随后，孙坚率军长驱直入，势不可挡，一直抵达离洛阳仅九十里的大谷。董卓只好亲自出击，与孙坚在皇家陵园之间摆开战场。或许是因为董卓挖了人家祖坟的缘故，连地下的帝王也不保佑他，一向很会打仗的董卓背运极了，大败而回，只好退守渑池，在陕县集结兵力。
孙坚得势不饶人，他一边分兵威胁董卓，一边剑指洛阳，而此时在洛阳城里驻守的是吕布。猛虎对飞将，真正的巅峰对决！
若说吕布的武艺，民间一直传说他是三国第一勇将。是不是第一不好说，但从他小时候的表现来看，应该是身手不凡，至少和孙坚是半斤八两。但一番较量下来，吕布还是败了。原来，吕布这个人有个不好的毛病——滑头，他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典型的欺软怕硬的主儿。而孙坚的性格恰恰相反，一打仗必玩命，就像吃了兴奋剂的敢死队员似的。如此天不怕地不怕的架势，阎王见了也发憷啊。正所谓“不要脸的怕不要命的”，因此，当滑头的吕布遇到不要命的孙坚，只象征性地抵抗了一阵子，就撒腿跑了，果然不负“飞将”之名。
这一战之后，孙坚气势如虹，大有见谁灭谁的架势。了解孙坚底细的董卓发现这仗不好打了，索性一走了之，自己先行退回长安，留手下人去对付孙坚。
洛阳城就在面前，但展现在孙坚眼前的只是一座空城，一座死城。皇帝哪里去了？大臣哪里去了？百姓哪里去了？孙坚不由得潸然泪下，这难道就是战争吗？
许多人认为孙坚攻下洛阳后，以他的生猛状态，必将乘勇追穷寇，这些人里也包括董卓，他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在西去路上严密布防，打算做节节抵抗。其实，情况没他想象的那么严重，因为孙坚已经作出决定：急流勇退，撤军！
一般情况下，撤军无非是以下三种原因：打败仗了，不得不撤；仗打不下去，只好撤退；达到作战目的了，趾高气扬地撤军。孙坚没有打败仗，也没有达到作战目的——董卓这条落水狗还生猛得很呢。他撤退是打不下去了，因为有人在他背后捅刀子。这个捅刀子的人不是袁术，而是袁绍。
原来，在孙坚进军洛阳的时候，袁绍和袁术兄弟俩就闹矛盾了。袁术本来推荐孙坚担任豫州刺史，但袁绍一怒之下不予承认，反而另外委派一个叫周昂的人为豫州刺史，并率兵袭取曾作为豫州首府的阳城。就这样，孙坚的豫州刺史还没当上就宣布作废了。
孙坚一听这消息，一下子就心凉了：“老子在前线流血流汗、累死累活的，你们竟然在我后院放火，太过分了。老子还那么使劲干吗？何况这仗也没法打了，此时的洛阳已经是一座空城，再往西走，就是董卓的势力范围，老贼派有重兵把守，光凭我一个人，无论如何也是啃不动的。除非手下人全部变成猛虎。再细想，身后那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诸侯）都不给力，这仗打下去也没多大劲儿了。现在，自己对国家、对自己都有了一个交代，够可以了，急流勇退，回去吧。”
没达到目的就撤军，实在让人惋惜，但孙坚此行也并非一无所获，他得到了一份意外的惊喜，而且是一份超级大礼——在洛阳城南的一口水井里，孙坚意外得到了那枚传说中的国宝——传国玉玺。发现这件价值连城的宝贝，任谁都会血脉贲张、想入非非的，即使孙坚再坚定，此时也有了自己的想法——把自己的豫州刺史之位夺回来。反正自己手上有个宝贝，留着保值增值是没问题的，运气好一点，说不定孙家还可以出一位皇帝。至此，关东联军的讨伐行动虎头蛇尾，草草收场。
等孙坚一到豫州，周昂就败退了。
严格地说，孙坚虽然勇猛，但他的人生却是一场悲剧，他甚至比曹操更孤单、更可怜。曹操虽然打了败仗，但还有许多观众，哪怕是嘲弄的眼神；而他为这个国家流了许多汗，出了许多力，却无人认可、无人喝彩。那些诸侯连当观众嘲弄他的兴趣也没有，因为人家忙于抢自己的地盘，哪里有空。只有那个口口声声支持他的袁术倒是一位忠实的观众，但他感兴趣的也只是孙坚为他打下的地盘而已。
长久以来，孙坚一直拿袁术当盟友，而袁术却从不拿他当盟友。他不是袁术的部属，可袁术只拿他当枪使，自始至终，他都在为他人做嫁衣。打下豫州没隔多久，袁术又派给孙坚一项新任务——去打荆州的刘表。袁术之所以要打刘表，是因为袁绍和刘表正打得火热，而袁术和袁绍因为立皇帝那件事，关系很僵。为了更好地打击对方，两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远交近攻的策略：袁绍联合曹操、刘表，还派人霸占了孙坚的豫州；受了委屈的袁术也毫不含糊，拉拢袁绍身边的公孙瓒，同时让孙坚攻打刘表。
我说过，在袁术心中，孙坚只是他的部属，只是一枚棋子，尽管孙坚自己并不这么认为。被人当棋子使的滋味并不好受，而且下场都很惨，孙坚也不例外。尽管孙坚是一只猛虎，但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啊。一开始孙坚打襄阳时，表现是一如既往的勇猛，刘表也是一如既往的不禁打。后来，刘表的大将黄祖带兵来支援，也被打得落花流水，一直往岘山里逃。
对于落水狗，不打白不打，孙坚当然要穷追不舍了。但孙坚忘了穷寇莫追、见好就收的道理，不给人家半点生路，人家只好给你玩命。黄祖见真打打不过，那就只好使阴招了，他祭出了自己的秘密武器——暗箭。在山林里，箭就是秘密武器，正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黄祖的部将从竹林间发射暗箭，孙坚中箭身亡。一代猛将竟然死于无名之辈手里，真让人唏嘘不已。
孙坚死后，各界反应不一，除了极少数人（比如他的家属）伤心，大多数人都很高兴，比如董卓、袁绍和刘表。但出人意料的是，最高兴却是他的亲密盟友袁术。孙坚死后，他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孙坚的地盘和士兵都一一笑纳了，他能不高兴吗？
当然，也不能说孙坚就真的两袖清风、大公无私，他也留了一手，比如那件最重要的古董——传国玉玺。目的是什么，不说大家也知道啊。当然，他绝对想不到最会算计的还是袁术。在“称帝”之前，当袁术得知传国玉玺在孙家手里时，竟然把孙坚的老婆当人质拘押起来，强行索取了宝物。从生算到死，这样的精算师天下难找啊。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董卓是热爱和平的，凡是势力比他大的，能耐比他强的，他都希望与之和平相处（真心实意的，因为搞不定），而且还有好礼相送。他想通过这样的举动向那些潜在的对手们表达这样的愿望：虽然我们关系不和谐，但我还是非常想和平相处，希望大家能化干戈为玉帛，和我一道共建和谐社会。
同样的招数，他分别施给了袁绍、袁术及孙坚等人，但都失败了。但他依然一次又一次地使用，因为他不得不这样做。他也有自己的苦衷：站在舞台的中央，风光固然是风光，但对手也是满天下，而他又不是东方不败，只好出此下策。
他想搞和谐社会，但人家都不想被和谐掉。不服从他的除了袁绍、袁术、曹操等地方军阀，朝廷官员中也有两个危险分子——皇甫嵩和朱俊，他们就像地雷一样埋在他身边，他实在想把他们除掉。
说来这两位都曾经是他的战友，当初三人一同讨伐黄巾军，董卓灰头土脸，被革职抵罪，而他们两位升官发财，风光无限，境遇可谓是冰火两重天。中平六年，在征讨韩遂、马腾的战斗中，皇甫嵩准确抓住战机，一举杀敌万余人，更是大出风头，而他只能跟在皇甫嵩的屁股后面做点儿扫尾工作，实在郁闷。所以，在董卓看来，对自己威胁最大的就是皇甫嵩，这个人打仗算无遗策，很是可怕。更让董卓耿耿于怀的是，当初朝廷为了解除自己的兵权，竟然让自己把军队移交给皇甫嵩，董卓当然不肯。而且皇甫嵩认为自己有不臣之心，没少向朝廷打小报告。如今，他手里还有一支三万余人的骁勇善战的军队，就驻扎在扶风郡。留这种人在自己身边，始终是一颗定时炸弹，如果他和东边的袁绍结盟，那就不是炸弹，而是威力无穷的原子弹。
既然是原子弹，那就除掉他！他要做的第一步就是解除皇甫嵩的兵权。为此，董卓征召时为左将军的皇甫嵩为城门校尉，打发他到长安（当时献帝已经迁都到长安，董卓还留在洛阳）守城门。明眼人一看，就明白皇甫嵩此去凶多吉少。
前面我说过，东汉各级武将大体是这么排序的：地位最高是大将军，其次是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前后左右将军，在前后左右将军的后面是杂号将军，排在杂号将军后面的是中郎将，排在中郎将后面的才是各级校尉。因此，皇甫嵩实际上是背了个处分，被降级使用了。
接到董卓的征召后，皇甫嵩手下一个叫人梁衍的参谋长（长史）就劝他趁机反抗，与关东联军互相呼应，形成东西夹击之势。如果皇甫嵩真是如此，那干掉董卓的就不是王允了。皇甫嵩不傻，他也看出来董卓的意图了，可他还是选择了服从。因为他没有野心，又因为他死心眼。东汉有好多知识分子都是这样（皇甫嵩是武将，也是知识分子），明知道刀已经架到脖子上了，还是勇敢地迎上去。董卓就是看准了这一点，只要是用皇帝的名义下的文件，像皇甫嵩这样的死心眼的人是不会也不敢拒绝的，还是老实人好欺负啊。
接下来，董卓要做的事就是要皇甫嵩的命。既然老实人那么好欺负，那就坏事做到底，索性再欺负一把。皇甫嵩一到长安，朝廷也没有真的委屈他看城门，而是早已给他安排好了去处——监狱。按照董卓的意思，这牢饭也不能让他吃得太久，最终是要判他死刑的。这样一个风头长期压过领导，长期让领导吃不好饭、睡不好觉的危险分子，不判死刑怎么行呢？
皇甫嵩的儿子皇甫坚寿跟董卓有些交情，看到父亲有难，立即从长安跑到洛阳，来找董卓理论。当时董卓正摆设酒宴，大会宾朋，但皇甫坚寿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他抢步向前，据理力争，与董卓搞辩论赛。皇甫嵩的威名是举国皆知的，在座的宾客深受感动，纷纷替他求情。董卓一想也是，把人家的军权夺了也够意思了，再说这人没啥野心，给他一个闲职养老得了，没必要赶尽杀绝。于是就拉皇甫坚寿和自己同坐，安慰道：“你父亲的事情纯属误会，你放心，我马上叫他们放人。”
皇甫嵩出狱后，被任命为议郎，后又升任监察部长（御史中丞）。御史中丞本是个实权职务，但董卓这家伙爱权如命，又不按牌理出牌，他说哪个职务有权，哪个职务就有权；他说哪个职务是空衔，哪个职务就是空衔。于是，皇甫嵩这个监察部长沦为了摆设。
初平二年四月，董卓回到长安时，公卿百官在道边迎接，两个人再次见面了。董卓为了显摆一下自己的威风，暗示御史中丞以下官员都必须迎拜车下。皇甫嵩无奈，只好迎拜自己从前的副手。
董卓假惺惺地问：“义真（皇甫嵩字义真），你服不服（义真服未乎）？”
皇甫嵩叹了一口气说：“哎，哪想到你会变成这样子（安知明公乃至于是）！”
董卓说：“你这种小人物怎么知道我的志向啊（鸿鹄固有远志，但燕雀自不知耳）？”
是啊，野心家的心思我怎么知道呢。面对如此厚颜无耻的前战友，皇甫嵩的嘴角泛起一丝苦笑，他不无讽刺地说：“想当初我们都是有志向的天鹅，没想到你脱胎换骨成了凤凰（昔与明公俱为鸿鹄，不意今日变为凤皇耳）。”
董卓干笑道：“你早点服我不就对了嘛！”接着，他拉起皇甫嵩的手，说：“你害怕了没有？”
原以为这个吃了两天牢饭的皇甫嵩会说几句软话，没想到他不软不硬地回答：“如果你以仁政治国，我没啥好怕的；如果你滥用刑罚，那么天下的人都会恐惧，不单我一个人！”
皇甫嵩是老实人。不过，还有一个人似乎比皇甫嵩更老实，那就是朱俊。由于朱俊和董卓并没有个人恩怨，因此，董卓对朱俊的态度温柔得多。董卓进京时，知道朱俊是实力派的元老，虽然也没怎么得罪他，但内心还是很防备的。但他不知道，朱俊远比皇甫嵩更难对付。
后来，关东联军成立，来势汹汹。董卓决定迁都长安的同时，决定放弃成见，搞好内部团结，就想拉朱俊做自己的副手。那时的朱俊是河南尹，董卓立即调他为交通部长（太仆），而且特别交代，别看现在只是一个交通部长，表现好可以当副总理使用的。
没想到这个朱俊不识抬举，他接到任命通知后，第一句话不是感谢领导，而是拿董卓的拆迁方案开炮。使节好心地提示他：“朱俊，领导派我来是要你当交通部长的，不是要你反对迁都的。”朱俊回答说：“相国的副手我是绝对干不了的，而且国家的当务之急不是迁都，这一点，我不吐不快。”
“迁都的事情我都不知道，你怎么知道的？”
“是董相国告诉我的。”
使节没法，只好回去复命。董卓当然也不乐意一个成天就知道唱反调的人来当自己的副手，这事也就不了了之。
董卓原先认为，这个朱俊虽然不会说话，但总体上还算是个老实人，可以放心使用。因此，当洛阳又奇迹般地回到董卓的手中时，他就把这座空城交给朱俊去打理。他的想法是：朱俊能守住，是他的福分；守不住，被敌人干掉，那就更省心了，大不了出一笔抚恤金。所谓打死敌人除外患，被敌人打死除内患，怎么算自己都不吃亏。但算来算去，董卓还是算漏了一点，朱俊还有第三条路可走——与关东联军结盟，里应外合反对他。但朱俊从未干过间谍，干这种事还是有点儿心虚。因此，他在给各地将领写信的同时，也怕董卓从背后打他的黑枪，便赶紧跑到荆州：一是去避祸，二是去借兵。荆州刺史刘表虽然是董卓任命的，但却不是董卓的亲信，一看朱俊来了，立即热情款待。
其实，董卓并不知道朱俊的这些小动作。朱俊离开时连招呼都不打，董卓只把他当自动脱岗处理，开除了事。这年月，想干活的人很少，但想当官人绝对不少，董卓立即另外派来一位叫杨懿的河南尹驻扎洛阳。
眼看自己的地盘没了，朱俊反应很快，立即带兵驱逐杨懿，这算是和董卓彻底闹崩了。考虑到洛阳已经是片瓦无存，连块办公的地方都没有，朱俊将自己的驻地迁到了中牟县。
在那里，他号召天下英雄响应自己，都来造董卓的反，由他来当先锋。接着他又说：“讨伐董卓，我没钱、没人、没兵、没枪，还望大家多多支持。总之，我虽然能打仗，但没物质基础，没有你们的支持，我也没辙。”
朱俊斗志昂扬，但他忘了一点，这世上已经没几个英雄好汉了，那些将领的斗志早已被扔到爪哇国去了；再说大家也很忙（忙于抢地盘），讨伐董卓实在没空。结果，直到朱俊把嗓子喊冒烟了，也没见人响应自己。
不过，有些人听说有人肯为他们出头，还是慷慨了一把的。最大方的要数徐州牧陶谦，他先是去信把朱俊大大地夸奖了一番，又给他带来一份厚礼——表他为车骑将军。除了精神鼓励，陶谦也相当实在，还给了朱俊三千兵马，作为物质支援。
在陶谦的带头作用下，其他州郡的领导也纷纷慷慨解囊，不过都非常小气，只是象征性地派了点儿人去，也算是为讨伐事业尽了微薄之力吧。就这样，朱俊总算是组织起了一支“多国部队”。
听到朱俊即将打来的消息，董卓也不含糊，考虑到朱俊也算是打仗的好手，董卓派他的女婿中郎将牛辅挂帅，组成强大阵容，讨伐朱俊。
相比朱俊，董卓的干部团队还是很豪华的。如果把董卓的凉州军团比作黑社会组织，老大就是董卓，而二当家就是他的弟弟左将军董旻（音同民）。接下来就是第二梯队的一大群中郎将，如牛辅、董越、段煨、胡轸、徐荣、吕布，等等。中郎将下面是第三梯队的校尉，如李傕、郭汜、樊稠、张济，等等。牛辅的能耐一般，但他的手下，如李傕、郭汜、张济等人个个生猛异常，连很有才的贾诩都是他手下跑腿的。
相对于朱俊，董卓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人多，且久经考验，十分强悍。朱俊的人马表面上看是支“多国部队”，但实际战斗力也就相当于一支杂牌军，而且怎么算人数也不会超过一万。
敌人既有质量，又有数量，战争还没开打，结果似乎已经提前揭晓。但打不打得赢是实力问题，打不打是态度问题，全国人民都看着你，总不可能一枪都不放吧。初平三年春，朱俊带着他的那支“多国部队”迎战凶悍的凉州军团，随即如同流星般消失了。
至此，董卓的对手中，有骨气一点的，如曹操、孙坚、朱俊，败的败，死的死，余下的像袁绍、袁术之流基本上都是得了软骨症的缩头乌龟，实在不足为虑。
以前，董卓很相信士人，但经过这些事后，他的想法已经变了：皇帝是不能相信的，大臣也是不能相信的，其他的人都是不能相信的，唯一能相信的只有自己！
人在江湖漂，哪能不挨刀呢？安全重于泰山，因此安全保卫工作不能不提前布置。董卓想到了一个最保险的办法——修城。董卓是郿侯，封地在郿县，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眉县，离长安有二百多里。于是，董卓花大力气在自己的封地里重新建了一座新城，老百姓叫它郿坞，董卓给它取了一个更加霸气、更加响亮的名字——万岁坞。
之所以将这座新城起名为万岁坞，是因为这座城市的落户居民成分单纯得很，除了保卫董卓的军队，就只有董卓一家人，其他人是无缘入内的。而且，一般官员经过郿坞的时候，就得像见了皇帝一样，下马行礼。
董卓对万岁坞下了大力气，这座新城完全按照首都长安城的标准进行施工，城墙有七丈高，宽也有七丈，它像一座坚固无比的超级堡垒，把董卓封闭了起来。虽说世界上再坚固的堡垒也有攻破的时候，但董卓是不会考虑这些的。
郿坞里的工作、生活、娱乐设施一应俱全，于是，董卓足不出户，就在里面遥控朝政。大臣需要汇报工作时，统统上他这儿听取指示。有人会问：“他没钱花了咋办？”放心，俗话说“穷庙子里有富方丈”。虽然董卓把持朝政才短短三年，但他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一个捞钱的好手。除了广泛开展搜牢、抢劫、盗墓等一系列暴力犯罪活动外，董卓还饶有兴趣地制造假币——推出新版的五铢钱。
说来董卓造假币也不是一时心血来潮，因为造假的原料都是现成的——12个金人（铜人），那可是秦始皇留下的宝贝古董。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宣扬自己的功绩以及防止别人造反，他下令收缴天下兵器，集中于首都咸阳加以销毁。为了便于保管，特意将其铸造成钟和12个金人，置于宫廷之中。刘邦建立汉朝后，把这12个金人运到了长乐宫。每个金人重一千一石等于120斤，由于秦朝的一斤相当于现在的258克，也就是半斤左右，这样算下来，一个金人相当于现在的6万多斤。董卓看他们天天立在那儿怪可惜的，还不如变废为宝，于是当机立断，决定把那些中看不中用的家伙砸掉10个，铸成铜钱，支持国家的经济建设。
一个金人6万多斤，变成钱也就是满满的一大卡车啊。如果10个铜人全部变成钱，就是10车啊，董卓这回真是发了。更绝的还在后面。汉末通行的五铢钱一枚大约重3.6克，但精于算计的董卓却偷工减料，造出的钱是迷你超薄型，重量只有0.6克左右，而且由于工艺把关不严，质量不过关，连上面的“五铢钱”这几个字都模糊不清，真比假钱还假。一般奸商造假，抓起来一刀砍了就是了，但国家一把手带头造假，你能怎么样？
钱是造出来了，后果却极其严重，一时间物价飞涨，一石粮食竟要几十万钱的天价（谷一斛至数十万钱）！挑一石铜钱竟然无法买回一石粮食！如此费事，要那些破铜钱干啥？所以，老百姓干脆不认钱了，包括正版的五铢钱也没人相信了。这件事的影响是极其恶劣而深远的，以至于后来的牛人曹操想恢复五铢钱也不行，他的儿子曹丕想恢复货币，也没有成功。老百姓要买东西怎么办？拿东西来换，以物易物，等价交换。
这次金融改革，除了董卓自己，谁都没有得好处。他趁机用这些破铜钱买了很多的粮食（也有些是抢来的），够吃三十年。
通过几年的巧取豪夺，董卓的财富如同滚雪球一般，越积越多，他俨然成为天下首富。董卓死后，皇甫嵩在抄他家时统计，他储存在郿坞的黄金有二三万斤，白银八九万斤，珠宝、绸缎更是不计其数。
董卓也知事到如今，夺取天下差不多是幻想。他的如意算盘是把自己夺取的这些东西作为起家的本钱。如果菩萨保佑，时来运转了，就夺取天下；如果事业不成，就守着贪污成果慢慢享受，安度晚年（事成，雄踞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
想得美！
他的确想得很美。董卓掌控朝廷，也不再顾忌什么了，他决定给自己的亲属搞点儿福利。以前为了笼络士人，董卓把好位置都给了他们，结果他们还是不买账，想来简直太亏了。有权不使，过期作废。趁着手里有权，董卓开始对自己的亲属进行突击提拔，无论男女老幼都有封赏，连家里的小孩子、婴儿，董卓也提早为他们铺好了路，给他们封侯拜爵，让他们端起了金饭碗。
而且此时的董卓心理越来越变态，他的业余爱好也越来越恐怖。他一直喜欢杀人，以前只是拿那些反对派取乐，如今连自己手下的将士也不放过，语言稍不入耳立即杀掉，一点改过自新的机会都不给。
董卓还命令司隶校尉刘嚣将所有官员与百姓中儿女不孝顺父母、弟弟不尊敬兄长、臣属不忠于长官以及不清廉的官吏进行登记造册。对于上了黑名单的这些人，他解决问题的方式不是进行心理辅导、进学习班，也不是罚款、拘留，而是一律处死。因为人死了就不会犯错了，而他们的财物也由官府代为保管了。这种搞法，既深刻地教育了群众，又创了收，何乐不为？
当然，要指望手下那些人老老实实地执行这种政策是肯定不可能的。平时有仇的正愁找不到方法报仇呢，现在好了，政府给自己报仇的机会，不用是傻蛋。于是你告我，我告你，你咬我，我咬你的事情层出不穷，含冤而死的人数不胜数。
在这种恐怖气氛下，百姓终日惶恐不安，在路上相遇时，莫说谈论时事，就是打声招呼、拉个家常都得小心，生怕被人以诽谤领导的罪名抓起来。
董卓进京的时候是一匹狼，现在，他已经不是狼，而是一个面目狰狞的恶魔。谁能干掉魔鬼？皇帝不能，诸侯不能，老百姓更不能。世界一片黑暗，终究还是有勇敢者现身的，这位勇士的名字叫王允。
王允（137—192），字子师，太原祁县（今山西祁县）人。他是汉献帝时期的司徒、尚书令。王允虽然一直担任着文职，但他是个文武全才，曾经亲自带兵上阵，是有点儿胆识的。虽然王允的实权不大，但能爬上如此高位，说明董卓对他还是极其信任的。但可惜的是，王允却把董卓当敌人。而历史一次次告诉我们，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自己人对自己人打黑枪，往往防不胜防，成功率极高。
王允出生在并州的名门望族之家，但他却没有染上纨绔子弟的种种恶习，相反，他本人学习十分认真、刻苦，是棵好苗子。另外，他的业余爱好也值得一提，就是练武。
虽然王允家境不错，学问又好，而且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但他还需要一样东西——名气。在东汉，要想当官，除了要有门第、学问，还要有名气。名气越大，前途越光明。所以，深谋远虑的长辈们并没有放松对他的管理，常常带着他混迹官场，积累人脉资源，为他日后的前途铺路搭桥。
但想要名气也是要靠运气的。这不，运气说来就来。一次，王允的家中来了一位神秘的客人，正是这位客人的到访，让王允声名鹊起。这位客人名叫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今山西介休）人。他不仅是东汉著名的学者、思想家及教育家，而且是著名的太学生领袖，人称“有道先生”，与春秋时晋国的介子推以及宋朝宰相文彦博合称“介休三贤”。在当时，如果这样的泰斗级人物肯为你说句好话，就相当于为你打了免费的求职广告，但郭泰是一个十分有原则的人，要得到他的称赞是很不容易的。
郭泰原本是来拜访王允的父亲的，王允父亲恰好不在，王允便以主人的身份招待郭泰。经过一番接触了解、详细考察，郭泰对这位少年老成的富家公子印象极佳，毫不吝惜自己的赞美之词：“王生一日千里，王佐之才也。”所谓的王佐之才，就是说王允是当宰相的材料。王允能得如此好评，想不出名都难。从此，并州士人便习惯称王允为“一日千里，王佐之才”。
事实证明，郭泰的这句话是很准的，王允的确爬到了类似于宰相的位置（司徒、录尚书事），但这句话的水分也是很重的，王允虽然当了宰相，却没有宰相的肚量，没有辅佐好君王。
前面说过，评议人物其实就是包装人物的过程，这和包装商品是一回事，过度包装的后果都是很严重的。比如说，王允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是个忠臣，是个舍身炸碉堡的勇士，但他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政治家必备的要素是圆滑，而他没有。
人只要一出名，什么好事都跟着来。十九岁那年，正是当今的多数青年还在为高考埋头苦读的时候，王允已经成功实现就业，成为一名光荣的国家公务员，端起了金饭碗。金饭碗虽然诱人，但也不是那么好端的，王允刚刚步入官场，就遇到一件棘手的事情。严格地说，这件事还是他自找的。
当时，党人和宦官两派战斗正酣，而在晋阳县的地盘，就有一个叫赵津的贪官。这个人很贪，也很坏，包括太守刘瓒在内的广大群众都很痛恨他，但对他似乎都没什么好办法，因为他是皇帝（汉桓帝）身边的人——小黄门。
虽然赵津只是皇帝身边的跑腿，但在老百姓面前却可以装大爷。这种人是不好惹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过去了，对他不用太认真。尽管王允初入官场，却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狠劲儿，在领导的支持下，硬是顶着压力把赵津给杀了。
身边的工作人员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给废掉了，皇帝极为生气，后果极为严重，他下令处死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太守刘瓒。王允为刘瓒送丧至平原并为其守丧。
三年后，王允返回工作岗位。刚到任不久，他就得罪了领导。原来，一个叫路佛的混混十分向往公务员的岗位，他通过拉关系、走后门向太守王球谋到了一份后备补缺的差事。还没等到转正，却杀出一个搅局的人要坏他的好事。这个坏人好事、爱管闲事的家伙就是王允。
王允跑到太守那里，一番传统美德、反腐倡廉的大道理讲下来，说得太守大人理屈词穷、哑口无言。理屈了，词穷了，但并不等于口服心服——老子好不容易才搞一次潜规则，得点儿外快，难道就让你一个手下人给搅黄了？太守不再和他废话，索性把他打发进监狱，准备择个黄道吉日放他的血——你让我死难受，我就让你难受死；你断我的财路，我就要你的命！在官场上，你可以得罪原则，得罪群众，得罪法律，甚至可以得罪天王老子，但千万不能得罪上司，否则，小命不保。就在这关键时刻，王允上司的上司——并州刺史邓盛出手了。
前面说过，汉末实际上实行的是州、郡（国）、县三级管理体系，州牧或刺史是地方上权力最大的官员，州里的事务，无论大小，统统归他管，而太守自然也是他的手下。邓盛早就知道王允的大名，听说这匹千里马就要被人废掉，便亲自来要人，而且还安排王允到州里做自己的副手（别驾从事）。因祸得福，王允这回发达了。而倒霉蛋路佛却被彻底打入冷宫，看来这辈子他是永远与公务员无缘了。
由于州领导亲自解救，王允自然成为舆论瞩目的焦点，身价顿时倍增。等到了黄巾起义爆发时，他更是直接跃升为豫州刺史。虽然王允当了地方大员，但当时去豫州当刺史却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因为豫州是黄巾军活动的重灾区，如果没两把刷子的话，被他们生擒活捉、抽筋剥皮也不是不可能，但他的运气是很好的，因为和他并肩战斗是当时的两位名将——皇甫嵩与朱俊。有这两位牛人帮忙，取胜那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所以，上任不久，他就上交了一份不错的成绩单：与名将皇甫嵩、朱俊一起受降敌军数十万。如此显赫战功，该走好运了。
事实上，王允的确开始走运了，但他这次走的是背运，还比较极端——进监狱，几进几出，荣幸地成为监狱的常客。之所以和监狱如此有缘，还是因为他喜欢得罪人。而这次他立功不受奖，反倒坐牢，只因为他这次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张让。
张让可是粪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他老人家的名声，全国人民如雷贯耳，没三头六臂，谁敢惹啊。但没有三头六臂的王允决心碰碰这块硬石头，他这么做也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源于一封书信。原来，在受降过程中，细心的王允从农民军中搜查到一封张让的门客给黄巾军的信。明眼人一看便知，那是张让授意干的，他想脚踏两只船。
敏感时期的敏感书信被敏感的人看到，那意味着什么？与黄巾军通信，就相当于谋逆，皇帝虽然糊涂，但对这类事关自己位置的问题是从不心慈手软的，莫说是皇帝的秘书、皇帝的干爹，就是他的亲爹，也统统不认的。
可能是欺负权贵上瘾了，王允决定狗拿耗子，管管闲事。汉灵帝听取了王允的汇报后，也十分震惊，没想到自己的“爹”居然和黄巾军眉来眼去。他立即召见张让进宫，准备问个明白。张让得知皇帝召见，知道大事不好。不过，这只老狐狸的脑子反应极快，嘴上的功夫也很了得，三言两语就撇清了此事与自己的关系。
张让有惊无险躲过一劫，自然得好好“感谢”王允一番。王允虽是刺史，论权力大体相当于现在的省长，按说官职也不小了，但在张让面前，也就是个芝麻大的官，张让想对付他只是举手之劳。于是，第二年，没经过任何组织程序，张让就直接把王允逮捕入狱。但人算不如天算，王允牢饭还没吃几天，就奇迹般地出狱了。倒不是张让良心发现了，而是王允的运气实在太好，遇到朝廷大赦天下。王允重新上岗，而且依然是当刺史。
对王允而言，幸福就像毛毛雨，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怎么也抓不住。短短十来天，估计王允还没有来得及去新单位正式报到上班，司法部（廷尉）就有几个人来热情地请他“喝茶”，而且人家的服务还异常周到，连“专车”都为他备好了。王允无奈，只得收拾行装再次入狱，来了个二进宫（其实是第三次）。不用说，这自然还是张让捣的鬼。王允能再次光荣入狱，说明张让对他印象很深刻。张让的如意算盘是等王允把事情交代完，就把他拉出去砍头。
事情变化得如此突然，王允被搞得一头雾水，还是朝廷里的人明白些，司徒杨赐就托人告诉这个愣头儿青：“这都是你得罪张让惹的祸啊，不如先认个错，让张先生高兴高兴，争取个宽大处理，为自己留条活路。”其实，生活就是演戏，政治更是如此，戏演得好，感动（迷惑）了对手，兴许也就躲过此劫了。这些年，张让俨然是朝廷的二把手，得罪张让的后果那是非常可怕的。
但王允是死脑筋，他梗着脖子说道：“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我没有错，认什么错！”真是一根筋，硬到底；一条路，走到黑。说好听了，王允这类人叫坚持原则，说不好听了，就是迂腐、傻瓜。对于这类人，大家也无可奈何，只能表示同情了。
想到王允以前遭受到的种种不公正待遇，由此推断出今后他奔赴刑场是迟早的事情，本着人道主义精神，他的手下人特意给他准备了一份贴心薄礼——一杯毒酒，并劝道：“明公啊，你反正早晚就一个死字，不如喝了它吧，喝了它，一路好走，权当是安乐死，总比被张让打个半死再补上一刀强。”王允不肯喝，他大发脾气，把酒杯扔到地上，大义凛然道：“我要是犯了罪，要杀要剐我也认了，可我不能这么窝窝囊囊地死。”
王允的大无畏精神感动了许多人，包括朝廷的许多元老。感动之余，大家决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王允的战斗精神大家已经见识过了，像他这样的热血青年，如果派他炸碉堡、堵枪眼他眉头都不会皱一下的，这样的人救活了当棋子使真是再好不过了。但王允被张让重点锁定，他又死扛着不肯服软，很明显，救他的难度系数很大。
由于张让事先已在皇帝面前活动过了，王允给皇帝留下的印象十分糟糕，就打算依他的意见送王允上路。好在救王允的人虽然不是神仙，却也很大牌——大将军何进、太尉袁隗和司徒杨赐三巨头一同发力，联名上书为王允求情。别看他们只有三个人，看似少数派，但都是举足轻重的实力派人物，是轻易得罪不起的，因为他们代表的是一群人——何进是国舅，又有兵权，而袁隗是世家大族，杨赐是文人的头目，所谓的门生故吏满天下，随便打声招呼，就有一大群人闹事。这些人谁敢惹？经过三位元老这么一闹，皇帝的口风终于有所松动：“死罪可免，活罪难饶，王允的牢饭还得继续吃。”
这年的冬天不太冷，皇帝再次大赦天下，难道王允的春天要提前来临了？不。因为皇帝特意点了王允的名——不赦。谁让他得罪的是皇帝他“爹”呢。
皇帝的脸皮够厚，但没想到那些元老的脸皮更厚。见皇帝不赦王允，便继续坚持上书，目的就两个字——救人。他们的理由也很充分：“全国的罪犯都释放了，就对王允一个人搞特殊化，影响多不好啊。皇帝您大人大量、胸怀天下，干脆把他也一块儿放了得了，反正多放一个不算多。”皇帝见元老们都在为王允求情，心想：国家动荡不安，犯不着为一个王允得罪一群大牌，不然谁给我干活？那就放了吧，权当是积德。就这样，王允再次跨出监狱的大门，重获新生。呼吸着自由空气的王允终于明白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鸡蛋永远不能和石头硬碰。他交的学费已经够多的了，他再也不想三进宫、四进宫，最后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向法场，光荣就义了，这绝不是他想要的结果。看来，洛阳是不能再待下去了，为了安全起见，他改名换姓，过起了浪迹天涯的生活。
汉灵帝刘宏死后，王允受大将军何进的邀请，再次复出，枯木焕发第二春。张让虽然还在，但与以前不同的是，这次张让没有再为难他，因为没空——正忙于斗争。这一次，不仅斗争的激烈程度提高了，对手的档次也上了好几个台阶，全是大哥级的人物，再差一点的也是袁绍一类的高干子弟，至于死过好几回的无业游民王允，张让实在看不上眼，也实在无暇对付他。
重新复出的王允成熟多了。都说商场如战场，其实官场更如战场，商场玩的是经济，输了还可以卷土重来；而官场处处布满雷区，玩的是权力，一着不慎，可能连命都没有了。王允终于意识到，在官场上摸爬滚打光有正义感是不够的，光有战斗精神是不够的，光有实力也是不够的。从某种说意义上说，做官就是为人处世，处得好，能做到八面玲珑，就能处处吃香，否则，只能四处碰壁。所以，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必须学会忍耐，学会伪装，学会与各色人等虚与委蛇。董卓进京时，他这么做了，所以他成功了；但后来他又忘了，所以他最终失败了。
这次复出，他还没怎么表现，官场上就接二连三发生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大事——何进完了，张让等人也玩完了，紧接着董卓进京了，开始重用士人，而王允也在董卓重点拉拢对象之列。历史，悄悄将他推到了前台。
与以前不同的是，这次，王允选择了合作。王允已经乖巧懂事了，他不再愤世嫉俗，而是学会了曲意奉承：董卓废少帝时，袁绍等人反对，王允没有；关东联军起兵造反，董卓要镇压，王允没反对；董卓要迁都，许多人反对，王允保持沉默，甚至董卓在洛阳烧杀抢掠，王允都没有发声明表示谴责。
在其他人看来，以前那个特别能战斗的王允变了，变成了两面派；而在董卓看来，王允也变了，变成了自己人。用这样的人，放心。其实，他们都错了。王允表面上变成了老滑头、两面派，但他依然保有一颗滚烫的爱国心。王允知道，一切反抗都是徒劳的、无效的。以董卓的实力和脾气，莫说一个王允，就是一百个王允反对也是没用的，该执行的还得执行，该杀的还得杀，该流血的还得流血。王允清醒地知道，董卓是国贼，除掉他是必须的，但要真正取得斗争的胜利，目前只有忍耐，只能虚与委蛇，只有找到合适的时机，才能让这个窃国大盗一招毙命。
以前的王允特别能战斗，现在的王允特别能忍耐，因为所有的忍耐都是为了最后的战斗！于是，王允规规矩矩地当起了“老实人”。
经过一番考察，董卓发现王允对自己的定位是很准确的，工作态度也十分端正。作为下属，他一心一意为领导打工，任劳任怨，领导说一，他绝不说二，领导说三，他绝不道四，领导指东，他绝不往西。这样乖巧懂事的人不提拔重用简直就没天理了。董卓也不含糊，对通过考察的王允立即委以重任，让他当上了总理（司徒），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尚书令），并将“朝政大小，悉委之于允”。
接着，董卓还赏给王允一个温侯的头衔，享受五千户的租税（食五千户），这相当于送给王允一个聚宝盆了。大家都知道，吕布被封为温侯，但却很少有人知道，温侯的头衔一开始是属于王允的。在铲除了董卓之后，为酬谢吕布“大义灭亲”的壮举，王允特意辞去温侯爵位，转让给吕布。
董卓真的很大方、很真诚，但王允却真的很谦虚、很客气，他居然不想要，怪哉。其实也不怪，对于王允而言，打工仔为老板工作是天经地义，所谓“无功不受禄”，还没干出什么成绩，要什么赏赐啊？
天上掉的金元宝居然不接，董卓有点儿纳闷了，心想：千里当官只为财，王允这小子是不是玩虚伪，嫌少啊？但王允表示只嫌多，不嫌少。董卓这下更搞不懂了：老子都是大贪官，你小子却不贪污、不腐败的，咱们一点儿共同语言都没有，你莫不是敌人派来的卧底吧？
阴谋家的朋友只能是阴谋家，贪污犯的朋友也只能是贪污犯，王允没有一点儿不良嗜好，董卓怎么敢放心使用呢？终于有聪明人看出了其中的端倪，赶紧出面劝王允：“你干吗呢？董太师他老人家给的东西，不要不行，你不要就是不给面子，你不给面子，他就会不高兴，他不高兴，就会整人，不划算的。”
王允一想也是，在董卓的眼里，只有服从他的才是好同志，如果过分谦虚，破坏自己在他心目中的良好形象，引起他的猜疑，反倒弄巧成拙了，那就先把董卓的一片深情厚谊收下。在说了一大通感谢领导厚爱的话后，王允话锋一转，向董卓谦虚地表示：“董太师啊，您的心意我领了，但您给的礼物实在太重，食租税（采邑）五千户太多，我胃口没那么大，您老人家随便给点儿意思意思就行啦。”董卓拗不过，打了个折，赏其采邑二千户。
董卓给的礼物照收，私下里的密谋工作也照做，而且是紧锣密鼓，一点儿也没放松，这就是王允的精明之处。其实，董卓的毁灭，就是从王允加盟反对派的那一刻开始的。王允首先找到司隶校尉黄琬、尚书郑公业等几位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商议诛杀董卓的事宜。他们商议的结果就是，对付像董卓这样手握重兵的狂人，手头没有一点儿兵，说什么都是白扯。
初平元年，趁着董卓还在洛阳对付关东联军，手忙脚乱之时，王允抓住时机做了两项部署：向皇帝推荐护羌校尉杨瓒当左将军、执金吾士孙瑞担任南阳太守，并且命令他们以讨伐袁术为名，带领兵马出道武关。武关在洛阳之西，从武关带兵东进，醉翁之意不在酒，明显就是抄董卓的后路嘛。
虽然士孙瑞打的是讨伐袁术（袁术也是南阳太守）的旗号，但生性多疑的董卓还是隐隐感到了一丝不安。董卓自身是野心家兼阴谋家，对军队调动一类的事情最为敏感，这点儿小把戏是忽悠不了他的。于是，他当即发文给王允，表示关东联军那边的事就不用王允操心了，有他呢。那个士孙瑞不必带兵来帮忙，就在长安，搞点行政工作就行。杨瓒也不要担任军职了，太劳累了，就坐机关吧，清闲一点。
不愧是老狐狸，轻飘飘的几句话就将王允他们的计策化于无形。此次行动虽然失败了，但好在董卓只是防范，并没有对王允产生怀疑。王允没办法，只好按董卓的意思，让士孙瑞当了办公厅副主任（尚书仆射），又擢升杨瓒为尚书。
计划不幸流产了，没关系，只要没暴露终极目标，王允还是有机会的。初平三年，机会终于来了。这年春天，长安附近出现了一次极端天气——老天爷连续下了六十多天的雨。于是，王允和士孙瑞、杨瓒等人借登台祭祀雨神之机，紧急商议谋杀董卓的行动方案。他们一致的看法是，必须尽早除掉董卓，否则后患无穷。但困难是明摆着的：董卓住在郿坞，办公也在郿坞，一直深居简出，且手握重兵，他本人又是特种兵（羽林郎）出身，武艺高强，一般人别说是刺杀他，接近他都没可能。都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在他身边安一颗“定时炸弹”，让他防不胜防。但“定时炸弹”上哪儿去找呢？这个人既要得董卓信任，还要是武林高手，否则，炸弹变鸭蛋就不好玩了。这时，王允想到了有一个符合标准的人，吕布。后来的事实证明，吕布的确是个想干大事的人，这样的人无疑是最佳人选。
吕布是董卓的干儿子，也是他的贴身卫队长。但他毕竟只是干儿子，不是亲儿子，所以吕布在董卓手下混得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如意。首先，凉州军团的那些元老根本没把他这个干儿子当个人物。想当初胡轸带着吕布征讨孙坚的时候，就扬言要拿他开刀来树立自己的形象。其次，在董卓身边工作也不像是外人想象的那么风光。董卓的火爆脾气是尽人皆知的，昨天还是春暖花开、暖风频吹，今日就可能是暴风骤雨、电闪雷鸣，而且他发脾气不分地点、时间、人物、缘由，也不看人物的性别、年龄、种族、职务，只看自己的心情。心情不好时，只要让他撞见，一个都别想溜。
董卓虽不是皇帝，架子却比皇帝还大，说在他身边工作是伴君如伴虎也不为过。吕布对此是深有体会的。有一次，因为鸡毛蒜皮的一点儿小事，董卓竟然不顾自己的领导形象，操起一把手戟就向吕布扔过去，要不是吕布闪得快，恐怕早就光荣负伤了。
汉末、三国时期，除了刀、剑、矛、戟等常规武器外，还流行一种叫手戟的近身防卫武器，它的功能相当于现在的匕首。三国时期的许多名人，如曹操、刘备、孙策、典韦都用过。
董卓事后虽然安慰了吕布两句，但那把手戟的阴影却永远留在了吕布并不单纯的心里。当然，吕布也不是什么逆来顺受、安分守己的好人，他也对自己这个干爹干了一件让人不齿的事——与董卓的女眷不清不楚。
当然，在古代，这类生活作风问题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缺点。那时候，也没有一夫一妻制，有权有钱的人包包二奶、养养小妾不仅很正常，还是成功男士身份的象征，是值得炫耀的资本。跟吕布传绯闻的是董卓的一地位不咋高的小妾（在《三国演义》中，这位小妾被安了一个貂蝉的名字）。
占便宜占到老头子头上了，简直是吃豹子胆了。要知道，董卓虽然野心勃勃、生活腐化，还爱乱搞女人（比如强奸公主），是个地地道道的人渣，但他是绝不允许和他臭味相投的人在身边乱搞的，尤其是搞他身边的女人。因此，色胆包天的吕布其实是很心虚的，虽然按那时的科技水平不用担心什么艳照门、不雅照之类的东西流出，但如果让老头子知道了，那送来的就不是一把手戟，而是屠刀了。吕布为此很烦恼，以致在和王允聊天时，他把自己的这个个人隐私说了出来。
董卓阵营里也有意志不坚定分子，机会很难得。于是，王允决定趁热打铁，策划吕布反水。经过王允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吕布总算有一点点动心了。但再怎么说董卓也是自己的干爹啊，自己多少也有一点点心理负担，哪有干儿子拿刀干掉自己干爹的？
不就是一个名分问题吗？简单！关键时刻，王允只用几句话就打消了吕布所有的顾虑：“你姓吕，奸贼姓董，父子只是名义上的，并非骨肉亲情，况且董卓现在已是众叛亲离，你难道还认贼作父吗？你当他是父亲，他待你是儿子吗（君自姓吕，本非骨肉。今忧死不暇，何谓父子）？”
王允的一席话再次勾起了吕布痛苦的回忆，短时间内他就迅速完成了一系列复杂的思想斗争，最终下定决心，再叛变一次。和自己的美好前途相比，领导算什么？干爹算什么？恩情算什么？都是浮云！
其实，综合吕布一生的表现来看，他可谓是一个标准的投降专业户：投靠丁原又背叛丁原，投降董卓又背叛董卓。后来，他又先后投靠袁术、袁绍和刘备，依然本性不改。如此频繁换老板，实在可怕，以致他在白门楼想投靠曹操时，人家都不敢要他了。
吕布把自己当成了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但搬家也是需要计算成本的，搬来搬去，最后连脑袋也搬没了，真是蚀本买卖。吕布之所以每次都能如此轻易地背叛东家，是因为在他眼里只有利益，没有原则，这样的人即使有天大的本事也等于零。好在这次叛变是他人生中最光彩的一次，也是最正确的一次。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对于王允而言，他已经在董卓身边埋下了一颗威力强大的“定时炸弹”，就等合适的时机拉响引信了，而董卓却浑然不觉。
初平三年四月，正逢汉献帝大病初愈，召集朝廷百官在未央宫集合，以示庆贺，董卓自然也在邀请之列。这是他最后一次上朝办公了，今日之后，一代奸雄董卓就只是一个符号了。
这一天终于来了！事前，王允做了精心的准备，他叫士孙瑞书写诏书交给吕布。吕布挑选自己的同乡骑都尉李肃与勇士秦谊、陈卫等十余人冒充卫士，埋伏在北掖门等待董卓，他自己则亲自前往郿坞迎接干爹上路。一切准备就绪，就等那个魔鬼的身影出现了！
董卓身穿朝服，从郿坞出发，乘车入朝。不知怎的，这次他的感觉相当不好，隐隐约约觉得自己要出事。因此，从军营到皇宫的道路两侧的安保工作都做得相当到位，左侧是步兵，右侧是骑兵，戒备森严，还有吕布等心腹在前后侍卫。
但一路上怪事还有很多，据说半道上一个神神道道的道士在一匹布上写了一个奇怪的“吕”字招摇过市。更诡异的是，连他的马也仿佛嗅到了危险的气息，不肯走了。这可是不祥之兆啊。既然畜生都不肯走了，我还过去干吗？
满面狐疑的董卓有些心虚了，他想回去。眼看到嘴的肥肉就要没了，一旁的吕布赶紧站出来拍着胸脯打包票：“太师，没事儿，尽管大胆地往前走，有我保驾护航，谁敢惹你？”
干儿子的态度很诚恳，董卓不再怀疑，于是继续赶路，他不知道，这一去，就走向了地狱。董卓一进宫门，迎接他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李肃和一支张牙舞爪的铁戟。还没等董卓反应过来，冰冷的铁戟已经旋风般地照他胸脯刺过来。由于董卓采取了防护措施——身披铠甲，李肃一时间竟然没有刺中！不过，董卓的手臂还是受了伤，他踉踉跄跄滚下车来，回头呼救：“吕布在哪里？”吕布闻声现身，但他不是董卓的救星，他说的每一个字都如同闪着寒光的匕首，足以让董卓跌入绝望的深渊：“奉皇帝诏令，讨伐贼臣！”董卓明白了，但已经太晚了。死之前他只能骂道：“狗崽子，你胆敢如此！”吕布没等董卓骂完，就手持铁矛将其刺死，并催促士兵砍下他的头颅，一代奸雄就此消逝。吕布随即从怀中取出诏书向大家宣布：“皇帝下诏，只讨董卓，其他人一概不问。”还是皇帝的话管用，官兵们听后都立正不动，高呼万岁。
落幕了？落幕了！
结束了？结束了！
胜利了？胜利了！
眼泪、悲伤、恐惧、忧郁、灾难、黑暗，变成了喜悦、欢歌、美酒。歌声从哪里来？从大街上来。欢乐从哪里来？从家家户户苏醒的门窗里来，从喧闹无比的大街上流出来，从人们的心底流出来，从撒满忧伤的伤口里流出来，从泪光盈动的眼睛里流出来。尽情地唱吧，尽情地跳吧，尽情地舞吧，尽情地醉吧，今夜无眠！
夜晚，董卓的肥膘从肚里流了出来。考虑到董卓生前有为国家建设作贡献的强烈愿望，看守尸体的官员当即决定物尽其用，让他的尸体也发挥余热。为此，他们制作一个灯芯，插到董卓的肚脐上点燃，没想到竟然燃烧了一整天。袁绍家族的门生得知此消息，从四面八方聚拢来，把董卓的碎尸攒积在一块点燃，烧成灰烬，也算为恩师报仇雪恨了。而董卓那颗最值钱的脑袋被吕布截留下来，以做纪念。
董卓毙命后，昔日风光无比的家人自然跟着倒霉。率先反水的是郿坞里的士兵们，他们平日里受苦受累，大气都不敢出（因为董卓脾气不好，爱杀人），听说董卓死了，大家自觉行动起来，拿起刀剑，直接把他的弟弟左将军董旻及侄儿中军校尉董璜干掉。
除这两位重量级人物受到大家的特别关照外，以前跟着董卓享福的亲友团也跟着倒霉，他们大多被愤怒的士兵砍死，或者用箭射死了。董卓的母亲已经90岁了，即使在老年协会里也是骨灰级会员了。她走到郿坞门口，希望大家发扬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放她一马，但激动不已的士兵哪管什么美德不美德，仍然把这位老寿星斩首。
董卓的亲属倒了霉，但他们好歹也跟着董卓享受过，多少干过一些的坏事，也算死得不冤。但还有一些人并没有做坏事，也跟着被反攻倒算，实在倒霉。其中，最倒霉的要数蔡邕。
董卓被杀时，左中郎将、高阳侯蔡邕正在王允家中作客，听到这一消息时，出于惊讶，不由得叹息一声。但他绝对想不到，这一声叹息会为他带来了灭顶之灾。一向和蔼可亲的王允听到这一声叹息，突然上演变脸绝技，质问道：“董卓老贼是窃国大盗，他的罪行罄竹难书，死有余辜，你居然为他叹息。什么意思？我看你和他就是一丘之貉！”还没等蔡邕辩解，王允当即下令把蔡邕逮捕交给司法部（廷尉）严办。这就比较过分了，被人信任也是罪啊？当然，而且罪行严重。
蔡邕比较冤，王允却是偏执狂。王允的观点相当另类：董卓为什么信任你？因为你是他的同党；你为什么要叹息？还是因为你是他的同党。既然是他的同党，那就杀掉。
蔡邕不想死，但话语权在人家手上，作为一个阶下囚，人家说你红你就红，人家说你黑你就黑，你只需要站在被告席上等待命运的裁决就是了。蔡邕没有别的想法，他最大的心愿就是以戴罪之身完成他的史学著作《汉史》来将功抵罪。前面说过，蔡邕多才多艺，是东汉著名的文学家、音乐家和书法家。但我还忘了说，他还是一位史学家。他原本不想涉足官场，是董卓以灭族相要挟，硬生生把他拉来的。虽然当了个中郎将（后世的人称他为蔡中郎），但只是挂个名，手下一个兵也没有。对此，他毫无怨言，只想倾注毕生心血写完《汉史》。这部被后人称为《东观汉记》的史书最终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成为描写东汉史的巨著。
蔡邕想写史，但王允偏偏不要他写，命人在监狱里把他处死，即使许多人求情也没用。
其实蔡邕死得比窦娥还冤。王允这么做也太不厚道了，蔡邕不就是叹息了一声吗？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呜呼哀哉了，作为他的手下人感到吃惊（注意，仅仅是吃惊，并不是同情）很正常啊，犯得着上纲上线吗？再说，你王允在董卓手下做事那阵子还不是曲意奉承，使劲捧人家臭脚，情节可比蔡邕严重得多。可王允是不管这么多的，因为除掉董卓后，他已经成为了帝国的掌舵人。既然我掌权了，我的地盘我做主，别说是朝廷官员，就是天上神仙求情都没有用！
许多史学家都说蔡邕之死是因为王允把他看做是董卓的同情者，所以大动肝火，非要置他于死地不可。真的是这样吗？不！虽然史书上的确有如此记载，但仔细分析一下，我认为其中的原因并不是那么简单。以王允的见识和经验，他不可能不知道蔡邕只是一个学问家，是个不爱问政治的人。这样的人存在也没啥社会危害性，杀了对国家无益，不杀也罢。
王允是名士，这类人除有道德洁癖以外，还有个共同的特点——爱面子。所谓的爱面子，实际上就是虚荣心强。杀了蔡邕虽对国家无益，但对王允却很有益处，因为蔡邕是史学家。想当初王允为取得董卓的信任，是何等的忍辱负重，阿谀奉承之事一定没少干，所以才成为董卓跟前的红人。如果蔡邕秉笔直书把这些事儿写上史书，有损王允在人们心目中一贯光辉、高大的形象。所以，死要面子的王允为了保住自己的声誉，决定杀掉无辜的蔡邕。
蔡邕之死震惊全国。死爱面子的王允靠杀人获得了一时快感，失去的却是天下士大夫的人心，他这回输大了。
不管怎样，王允和吕布联手做掉董卓后，功成名就，实现了双赢。此后，他们的日子是相当得滋润，自我感觉也是相当得好，只可惜有效期很短，只有两个月。
他们被胜利的光环笼罩着，而另一个参与策划的功臣士孙瑞却被选择性地遗忘。功劳全部被王允抢去了，自己待在被人遗忘的角落，该干啥还干啥，原地踏步，没有长进。不过，这个士孙瑞也很想得开，不争不抢（估计也争不赢），权当是加入了逍遥派。
难得糊涂，有时是一种精神境界，这种境界士孙瑞有，而王允没有。俗话说“境界决定命运”。由于境界不同，两人的命运也是大相径庭：一个生，一个死。
他们之中进步最快的要数吕布，朝廷没有亏待他这个反水的功臣，把他由中郎将一跃擢升为奋威（一说奋武）将军，假节，仪比三司，进封温侯，所以，后来也有人叫他“温侯”。虽然这只是个杂号将军，官衔不大，但加上“假节”、“仪比三司”就厉害了。
这里说说假节是怎么回事。所谓的节，是八尺长的一根竹竿，上面装饰有旌羽。可别小看这玩意儿，它可是皇帝的信物，凡持有节的使臣，就代表皇帝亲临，持有它的人杀个把不听话的地方官简直是小菜一碟。汉末、三国时代的假节没有区分层级，不管是“假节”、“持节”还是“使持节”、“假节钺（或假黄钺）”，都是同等地位，大体相当于后世的尚方宝剑。
吕布成为持节官，还享受着丞相待遇，一下子连升三级，权力有了、级别有了、派头也有了，实在很神气。
吕布很神气，而王允更神气，他不仅得到了高官厚禄，而且得到了实权，因为朝廷给他的职务是司徒、录尚书事。录尚书事就是领导中央办公厅（尚书台）的工作。在东汉，司徒原本是空架子，但加上录尚书事这一官职，就是货真价实的丞相，董卓死后，更是如此。
朝廷本来的意思是让王允和吕布这两位功臣共同执政，就像唱二人转一样，互相配合，争取出彩。吕布参政议政的热情倒是高涨，但他很快发现，自己得到的所谓权力都是虚的，因为王允非常强势，他不肯唱二人转，他要演独角戏，而且是戏霸！吕布再怎么使劲充其量也就是一个跑龙套的角色。
综合王允的一生，你会发现他的运气实在太好了。每次被人打倒，都有大腕儿救他，而且扶他的腕儿也是一次比一次大牌，从邓盛、杨彪、何进，一直到董卓。能被这么多人看好，证明王允还是有两下子的。
董卓死后，王允一下子站在了人生之巅，别人只能仰视。吕布自认为劳苦功高，和王允应该平起平坐；而王允老觉得他不过是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剑客而已，不懂政治，好糊弄，因此国家大事都不给吕布什么表演的机会。吕布即使有什么合理化建议，也常常被王允泼冷水，搞得一点颜面都没有，久而久之，吕布心里自然没劲儿。
但出来混迟早要还的。在政治斗争中称王称霸，还债的方式就是被人搞掉。
其实，王允是不懂政治的。比如，董卓死后，他们面对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处理董卓留在郿坞的巨额财产。要知道，董卓经过多年的辛勤劳动，总共积累了二三万斤黄金、八九万斤白银。这么多黄灿灿、白花花的宝贝，谁看见都得吞口水啊。
怎么分配这些赃款赃物，是个问题，搞不好，会影响安定团结。对此，吕布提了一个合理化建议：既然是非法所得，干脆我们把它分了，凡是朝廷的高级领导干部、各级武将，见者有份，不但能创收，还能融洽同事之间的感情，增强大家的凝聚力、战斗力以及主人翁的自豪感。
公开、公平、公正，你有我有大家有，利用经济手段搞好团结，而且自己还能创收，何乐不为呢？这真是个好主意，但王允不同意。在王允看来，这实在像打家劫舍后的分赃活动。
成为“掌舵人”后，王允开始有点飘飘然了。也难怪，连不可一世的董卓都被他拉下马了，还有什么事情是他不能摆平的呢？因此，自己无需像以前那样低三下四地刻意奉承谁，也无需像以前那样隐瞒自己的主张。他急于撕下伪装，恢复自己本来的面目：我就是我，我是王允，是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的王允。我决心扫荡一切，绝不留情！
他真是退步了。从人生之巅往下看，就是深渊，可王允是不肯往下看的。随着权力越来越大，王允对朝廷中的文武百官也不那么看重了，如果他们有点儿差错，他也不讲究方式、方法，直接端起领导派头板起面孔训斥人家，好像全世界就他一个人掌握了真理似的。
有话语权就掌握着真理，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但谁服你呀？刚出道的时候是愤青，如今成了内阁总理，人都老了，还是愤青，实在搞错了方向。以前严于律己，如今严于律人，如此一来，朋友没了，盟友也没了，反倒整出了一大帮敌人（李傕等人）来。
王允不同意吕布的建议，因为他认为自己是对的，是为了国家好，但事实是，某些事情从道理上看是对的，但在现实中却不一定行得通。王允这颗子一落下去，效果立即显现：大家都觉得王允是个不通情理的人。在大家的眼里，王允身为当权派当然是不愁吃、不愁穿的，却不让他们也跟着发财，大家还凭什么拥护他！
杀掉蔡邕，得罪了一批人；不分董卓的财产，又得罪了一批人。这一圈下来，原先志同道合的人差不多都得罪光了，王允就这样一步步把自己引入了死胡同。后来的事实也可以说明，王允是一个不错的官员，他的能耐如果受人指挥去冲锋陷阵那是够用的；但他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对于治理国家而言，他只有空洞而死板的理论，是一个赵括式的夸夸其谈的人物。一句话：如果他被人家领导，行；如果他领导人家，不行。但历史喜欢开玩笑，偏偏把只能被领导的人送上了领导的宝座，于是，悲剧也就不可避免了。
最终把王允逼上绝路的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人事问题，具体说是董卓原班人马的下岗安置问题。董卓手下猛将如云，随他去死的，只有他的兄弟、侄儿。若以地位而言，第二梯队的中郎将最高，但以能力而言，本事最高的却不是他们，而是排在第三梯队的几个校尉，像后来闻名全国的李傕、郭汜、樊稠、张济和贾诩等人都能力非凡。而且这些校尉手握重兵，若把他们惹急了，是要出大乱子的。因此，怎样处置这些人就成了一个比处理董卓财产还要棘手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内心有愧也有鬼的吕布提出自己的主张：干脆把他们全部杀了，斩草除根，一了百了。不愧是武将啊，提的建议也是杀气腾腾的。这是典型的用屁股思考问题的结果。董卓固然罪孽深重，但他的手下大多数是奉命行事，怎么能一竿子打死呢？再说，人家手上的精兵劲旅可不是吃素的，杀人家，可能吗？
一开始，王允在这个问题上倒是很宽容的。他和士孙瑞商议，用皇帝的名义下诏书，给予其他将领宽大处理，放人家一条活路。如果最后真是照此执行，倒好了，就没有四将犯长安的事了。文件还没下发，政策还没有落实，善变的王允很快又改主意了，他认为这些人原本受董卓差遣，干点儿杀人放火的事也是身不由己，属于胁从不问，原本无罪，那下诏书就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王允不但不想给他们说法，还想了个歪点子，他觉得董卓的那帮手下虽然没罪，但留着始终是安全隐患，还不如解散凉州军团，让他们复员转业，一切都安全了。
说得轻巧，那么多以打仗为生的职业军人，解散就意味着失业，谁肯啊？所以，有人建议：董卓死后，群龙无首，不如请德高望重的皇甫嵩出山，主持凉州军团大计（实际上是收编他们），然后再与关东联军联系，以防万一。这是一步好棋，但书生气十足的王允依然拒绝接受，他给出的理由很是古怪：派皇甫嵩安抚了凉州军团，关东联军起疑心怎么办？
所谓“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王允很快就将为自己的患得患失付出代价，而且是血的代价——这个国家很快就将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如果此时亡羊补牢，及时采取措施化解矛盾，那还是有救的，但王允似乎被之前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一直没有采取实际行动。
是战是和，是杀是抚，你老兄总得说句话啊。没有，什么都没有，因为王允认为没必要。他认为时间一久，那些人自然会想通的。但凉州军团人的想法就不一样了，你不给说法，明显是要秋后算账。问题就这么拖着，时间一久，就拖出问题了。
由于朝廷一直没有拿出解决凉州军团遗留问题的合理方案，甚至连一句安抚的话都没有，因此，凉州军团的人心里更加没底了。这时候，流言满天飞，一条消息如重磅炸弹般地在人群炸开了锅：朝廷的意思是要杀光所有凉州的人，而凉州军团的人更是重点清洗的对象。
这原本是子虚乌有的事情，但他们联想到蔡邕仅仅因为受到董卓的信任，就被无辜牵连进去一棍子打死。何况自己这些人算是董卓的铁杆粉丝，杀人放火这类的事情没少干，其下场是可想而知的了。这么一想，凉州军团的人再也坐不住了。
凉州军团的第二梯队中有五员大将：徐荣、段煨、胡轸、牛辅和董越。牛辅因为实力最强（李傕、郭汜、张济、贾诩都是他手下的校尉），成为凉州军团的最新掌门人。但牛辅除了是董卓的女婿这一招牌外，自己没有丝毫过人之处。考虑到跟着牛辅也混不出什么名堂，中郎将徐荣、段煨和胡轸纷纷选择投降政府。
五员大将只剩下董越、牛辅两位不降，但两位却很不团结——屯驻华阴的董越急匆匆赶往陕县找牛辅商议对策，由于话不投机，被牛辅杀死。这样，第二梯队只剩下牛辅一人了。这时，吕布和王允也突然惦记起董卓的这位宝贝女婿了，觉得留下他早晚是祸害。本着除恶务尽、斩草除根的原则，吕布派老乡李肃前去征讨牛辅。这次征讨的结果是，李肃失败了。
我一直怀疑吕布和他这个老乡是不是有什么个人恩怨。因为牛辅自己虽然能力不咋地，但他手下三个马仔（李傕、张济、郭汜）随便挑一个都够李肃喝一壶的。因此，李肃不敌牛辅也在情理之中。吃败仗是不奇怪的，奇怪的是，等李肃一回来，吕布就毫不犹豫地将他给宰了，一点儿老乡情分都不讲。
牛辅虽然战胜了李肃，不仅没有胜利的喜悦，反而更加惊慌，因为他看出了政府对他的态度——政府打死都不会饶恕他。这也难怪，老丈人董卓死于非命，想都不用想，下一个该轮到自己了。战胜一个李肃不打紧，后面还有若干个李肃接踵而至，这可如何是好？
不光他心慌，连带他手下的人也一起跟着惶恐不安，晚上接二连三出现夜惊现象。夜惊是一种心理疾病，得此病的人会睡着睡着突然惊醒并大喊大叫。这事要是发生在正常环境中也没什么，但发生在军营中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因为夜惊的士兵们常常会视战友为敌人，出现自相残杀的情况。这本是些偶发事件，但牛辅认为那是士兵即将哗变的不祥之兆。所以，他决定逃命。他很快收拾好金银珠宝，与亲信胡赤儿（有人认为应该是叫赤儿的胡人）等五六人抛下自己的将士跑路了。谁知在半道上胡赤儿等人见财起意，三下五除二就把这位不负责任的领导给结果了。
董卓死了，第二梯队的领导逃的逃，死的死，凉州兵团的其他人更没了主心骨，再加上流言甚嚣尘上，朝廷的刀子指不定什么时候就架到自己脖子上了。李傕虽然成为凉州军团的第三任掌门人，但和郭汜、樊稠、张济等人一样，也是六神无主，惶惶不可终日。未来不可怕，对未来的未知才是最可怕的。毕竟自己一帮人从前跟着董卓时坏事做了一火车，人家要打黑除恶咱也没辙啊。
李傕等人思前想后，也没想出什么好法子，最后决定主动出击，奔向长安，奔向光明。别误会，他们不是去打仗，而是派使者去悔过，请求王允放他们一马。因为王允说过，凉州部队的人原本是无罪的，但口说无凭，这次怎么也得讨回一个正式文件，即使将来打官司也好有个凭证啊。
这是李傕为自己争取的最后机会，也是他们给王允的最后机会。和平的曙光就在眼前，向前一步，国家、个人的前途将柳暗花明、豁然开朗。但善变的王允再次变卦，他选择了后退。他一改此前赦免对手的承诺，拒绝了李傕等人递过来的橄榄枝，冷冷地答道：“卓之跋扈，皆此四人助之；今虽大赦天下，独不赦此四人。”字字如针，针针见血，话都说绝了。
做人怎么能如此不讲信用呢？李傕等人满腔的希望顿时化作了肥皂泡。被如此对待，稍微有点儿血性的人都要动手了，何况李傕等人不光有血性，还有野性。但李傕等人依然没有动手，不但没动手，连一点儿动静都没有，因为他们感到了恐惧。面对政府的追杀令，他们的身份由吃皇粮的将军成为了逃犯，无边的恐惧如同黑夜一般向他们袭来。当奴隶还是将军，怎么选择？
李傕等人虽然在战场上生猛无比，但有时还是很老实的，思前想后，他们打算趁着通缉令还没下发，赶紧逃命，然后改名换姓，老老实实再找一份工作重新上岗。如果他们真的实施了这个计划，那么这个世上就多了几个逃犯，少了几分血雨腥风。
这世上的事情就是这样，牵涉到切身利益时，人总会反复权衡的：从奴隶到将军，人人都是笑呵呵的；而从将军到奴隶，落差实在太大，有几个人心底能平衡？所以，权衡再三，李傕等人最终还是决定反抗。这一决定，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也改变了国家的命运。
造成这一灾难性后果的要归咎于一个人。这个人足智多谋，甚至许多人称他为“三国第一谋士”。之所以如此推崇他，是因为他在乱世之中不但保全了家人，小日子还过得很滋润，最后还落了个善终。在我看来，他是个聪明人，但没用在对的地方。所以，他的聪明也只能被称为狡猾。
正如史书所言，他应该被称为“三国第一毒士”才对。他是真正的罪人，国家动乱的始作俑者。不管他的事业做得有多么成功（后来做到魏国的太尉），但都掩盖不了他对这个国家所犯下的罪行。尽管他从未动手杀人，但他依然是个刽子手，因为他杀人不是用刀，而是用嘴。用刀杀人有限，用嘴杀人则无数。他就是贾诩。
贾诩（147—223），字文和，武威姑臧（今甘肃武威）人。从贾诩的籍贯来看，他是凉州人，也是就说，他和李傕、董卓等人是老乡。事实上，董卓进京后，贾诩已经成为董卓的心腹将领。
贾诩年少时并不出名，只有当时的名士阎忠认为他与众不同，说他有张良、陈平那样的智慧，今后必成大器。贾诩有没有张良、陈平那样的水平不好说，但人很狡猾那是事实。
贾诩早年被举孝廉为郎官，后因病辞官，向西返回家乡。到达汧地时，遇见叛乱的氐人，贾诩和同行的数十人一起被氐人抓获。为了逃命，贾诩情急之下对劫匪说：“你们别杀我，我的外公是段颎，他一定会拿赎金来的。”
段颎是一代名将，那时候在朝廷当太尉，借用一下他老人家的名号为己所用，方便、实惠，还不用付专利费。虽然贾诩有虚报身份的嫌疑，但以当时的条件，劫匪是没法与段颎验证真伪的，所以，劫匪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精神，信了。
“你竟然是段将军的外孙，失敬，失敬。赎金我们就不要了，你今后可别忘了在他老人家面前为我们多多美言几句啊。”于是，劫匪和人质握手言欢，称兄道弟，奇迹就此发生了——劫匪不仅招待贾诩好吃好喝，最后，还客客气气把他礼送出境。
贾诩倒是虎口脱险了，可和他一起结伴而行的人就没那么幸运了，由于他们没有一个好“外公”罩着，结果被匪徒统统干掉。
董卓担任太尉后，贾诩就留在他身边工作（太尉掾）。在长久的考察中，董卓发现这个贾诩还有几分本事，就把他外放出去升任为讨虏校尉。因为贾诩表现积极，后来董卓索性把他安排到自己女婿牛辅的军中帮忙。一句话，董卓没把贾诩当外人。
牛辅被自己的亲信手疾眼快地干掉后，倍感孤独的贾诩没事可干，只好投靠李傕。等他赶到李傕营中，正遇到李傕等人请求朝廷宽大处理未遂，准备当逃犯。这时，贾诩的一番话改变了历史：“你们真是昏了头了，你们怎么能抛弃军队私自逃跑呢？现在王允他们视我们凉州人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打算杀尽我们，可能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通缉、捉拿你们，你们还能跑到哪儿去呢？不如带领大军，杀回长安，为董太师报仇！”
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李傕等人一想也是，董大掌门虽然不在了，但他老人家手下有那么多兄弟，大家拧成一股绳，也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还害怕那个王允做什么。既然不怕，不如杀回长安，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一股自信之气在李傕等人心中油然而生。说干就干，李傕等人带着几千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向长安杀来！
王允这回是真正的慌神了。原以为董卓死后，李傕等人不过是一群无头苍蝇，随便用个“拍子”都能打死一大片，但现在看来人家不是苍蝇，而是老鹰，别说苍蝇拍子，就是飞机、大炮都未必管用。但“客人”大老远地赶来了，又不得不招待，王允只好赶忙请凉州的部落首领（大人）胡文才、杨整修作为使者前去斡旋。
人家把大部队都开来了，按理说应该送几顶高帽子，多发一点儿纪念品，忽悠走了才算完事，但不知王允的哪根神经烧坏了，明明是请求人家退兵，但他老人家还要摆摆国家领导人的架子。他对派去的使者说：“你们去把他们叫来，不知道李傕这几个鼠辈磨磨蹭蹭的到底要干什么。”
所谓的架子，其实就是一个面子问题。从后来发生的事实可以说明，所谓的面子工程实在是害人不浅。
这两位使者一听王允的口气，心想：这哪里是和平谈判，简直是爷爷骂孙子！一点儿诚意都没有，还和平个屁！所以，胡文才、杨整修也看不下去了，他们到达李傕军营后，并没有如实传达上级指示精神，力促和平谈判，反而极力怂恿李傕等人加紧进军。
和平不成，那就亮剑吧！王允也不傻，他派董卓旧部将领胡轸﹑徐荣在新丰迎击李傕。
在王允看来，牛辅本事很稀松，想来他手下的马仔李傕等人也就是三脚猫功夫，不足为虑。而徐荣先胜曹操，再胜孙坚，是一员响当当的猛将，加上胡轸，两人搭档对付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李傕应该问题不大。更重要的是，让过去的战友在战场上拿武器对话，实在是很有教育意义。
可事与愿违，久经沙场的徐荣对阵李傕时不但败了还丢了性命；而那个胡轸原本是凉州人，并不是真心归顺政府，一看风向不对，也乘机倒向了李傕一边。
李傕取胜后，名声大噪，一路收集散兵游勇，等到达长安时，队伍已发展到十余万人。恰好这时樊稠、李蒙等人也率兵赶到了，那就攻城吧！
那时郭汜在城北，他的对手是吕布。老战友上门，吕布当然要亲自出城迎接。其实，古人打仗并不像小说或戏台上描写的那样规矩绅士，兵对兵、将对将，主将被打死了，部队也就垮了。它也讲人海战术，也讲阵法，也讲使诈。可见，自古以来，采用什么方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正所谓“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但吕布这次决定规矩一点，君子一点，要和郭汜单挑：“且却兵，但身决胜负。”郭汜同意了。
两人的武艺都不错，也都比较有自信，但相对而言，“飞将”吕布还要技高一筹，所以，单挑的结果是郭汜被吕布的长矛刺伤，自己捡了半条命回来。
郭汜被击败了，但李傕等人对长安的包围丝毫没有放松。不过长安城毕竟是国都，城墙非常坚固，连董老太爷修郿坞都参照它的标准，的确非一般的小城市可比。所以，一连几天，李傕等人竟然拿它毫无办法。到了第八天，即初平三年的六月初一，事情出现了转机——吕布手下的蜀郡士兵发动叛乱，打开城门迎接叛军入城。
城门洞开，天下大乱。眼看抵挡不住凉州军团的汹涌攻势，吕布只得把董卓的人头挂在马鞍上，带着自家的几百亲兵往城外突围。临走时，他也很够意思地招呼王允同行。
掐指算来，两人在领导岗位只干了一个月就要下岗了，这事搁谁身上都不痛快，但李傕带着十万人马来接班，不跑不行啊。可王允不走。国家被自己搞成这个样子，皇帝还小，没人保护，他走得了吗？不能！他认为自己必须，也应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
以前我一直认为王允是死脑筋，太直、太傻。但现在我明白了，很傻、很耿直的王允或许不是一个优秀政治家，但他一直是一个勇敢的人。承担责任也是需要勇气的，这种勇气王允有。
吕布走后，王允扶着汉献帝逃到宣平城楼。李傕、郭汜一眼看见王允，更是紧追不舍，一直追到宣平门下，王允没路可走了。
12岁的汉献帝看见下面闹嚷嚷的一团，壮起胆子询问道：“你们目无王法，带兵攻打京城，到底打算干什么？”李傕仰面回答说：“董太师被人杀害，我们只想为他报仇。”李傕接着上表，指定要求王允出面接受质询。
王允的最后时刻到了。他向汉献帝行了最后的君臣大礼，走下城楼，坦然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李傕满脸杀气地质问王允：“董太师犯了什么罪？”
这是一句废话，董卓的犯罪事迹地球人都知道，还用得着王允说吗？但这也是一个高难度的问题，很难回答的，因为人家是裁判，不管王允怎么回答都是错。所以，王允只能保持沉默。
王允被抓住了，皇帝也被控制在自己手里了，但李傕还是不敢立即下手杀人，因为王允留有后手——他早就安排了亲信宋翼为左冯翊郡太守，王宏为右扶风郡太守。汉末的太守别看只管一个市（郡）的地盘，但某些郡的实力是非常强的。比如，袁术的南阳郡下辖37个县，财大气粗，比好多州（如幽州、凉州）都牛气。在这样的地方当太守，俨然是土皇帝，敢和朝廷叫板。宋翼所在的左冯翊郡、王宏所在右扶风郡虽比不上南阳郡这样的经济热点地区，但地处西京（长安一直是东汉政府的西京），也是发达地区，十分富庶。这年月，有钱就是大爷，有钱了，就可以招兵买马，不可小觑。所以，李傕顾忌如果杀掉王允，这两人带兵打过来就不好玩了。思来想去，李傕决定玩一个花招，叫皇帝给两人下诏书，命令他们回长安汇报工作，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把两人合在一块儿收拾。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陷阱，除了3岁小孩，谁都看得出来。宋翼和王宏不是3岁小孩，但他们也像小朋友一样保持着一颗纯真的心，居然信以为真了。其实，只有宋翼天真一点，王宏原本是不信的。他不仅不信，还派人给宋翼递口信，不断给他进行风险提示，甚至还提议：“董卓已经死了，他手下的马仔好对付，咱们还不如和关东联军联手起兵讨伐他们。”可固执的王宏不听，宋翼自忖自己一个人单干也成不了气候，只得硬着头皮前往长安报到。
等的就是这一天，李傕已经恭候多时了！结果是不难想象的，李傕对他们二位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他们和王允全家一同被处死。血淋淋的事实再次证明，在官场上，如果你想死得快一点，那你就天真一点。
杀掉仇人王允，李傕并没有放下屠刀，而是展开了更加疯狂的报复行动：太仆鲁馗，杀！大鸿胪周奂，杀！城门校尉崔烈，杀！越骑校尉王颀，杀！老百姓，杀……长安重新笼罩在血色恐怖之中。
不过，也有人逃过此劫，他就是那个当初和王允一起策划刺杀董卓的士孙瑞。事实告诉我们，做事低调一点是很有好处的。李傕进京后，直扑首犯王允，王允的下场大家都看到了。而士孙瑞因为一直没啥进步，毫不起眼，李傕竟然没拿士孙瑞当仇人，连从犯都不算，他照常吃吃喝喝，照常上班下班，由此安然无恙地躲过血腥杀戮。
大家都知道，李傕四将进犯长安导致东汉内乱升级，许多人就把此事归咎于书呆子王允，说他如果处理得当，天下就会如何如何。这么说就冤枉了王允。照当时的情况，不管王允多么努力，也不管他有多大的能耐，东汉的命运都只有一个——解体。
几年间，东汉的中央政府一直蜷缩在长安那块巴掌大的地方，周围强敌环视：公孙度占据辽东，公孙瓒占据幽州，袁绍占据冀州，曹操占据兖州，董卓、李傕、郭汜等人占据司州，马腾、韩遂占据凉州，张鲁占据汉中，刘焉父子占据益州，刘表占据荆州，陶谦、刘备、吕布先后占据徐州，袁术先占据南阳，后占据扬州，孙策占据江东……东汉的地盘就这样被瓜分完毕，这些人的地盘比朝廷大，人员比朝廷多，实力比朝廷雄厚，要他们跟着朝廷的指挥棒转，那纯粹是痴人说梦。李傕等人起兵反叛，进犯长安，就没见哪位英雄挺身而出。如果他们能和长安的王允、吕布里应外合，结果还真难说。但他们都选择了作壁上观，坐收渔翁之利。诸侯如此冷血，东汉不亡都难。
老当权派死的死（比如王允），逃的逃（比如吕布），李傕等四人当仁不让地成为新的当权派。李傕原来不过是董卓手下的一个小小的校尉而已，现在一下子飙升到车骑将军的位置，同时还兼任了司隶校尉，军权、司法权全部抓在手里，成为了国家的实际领导人。而其他几个人也都有所斩获：郭汜当上了后将军，封为美阳侯，樊稠为右将军、万年侯，张济被封为镇东将军、平阳侯。实力最强的李傕、郭汜、樊稠坐镇长安，把持朝政，实力稍弱的张济被调出京城，驻扎弘农郡。几个强盗各得其所，都发达了。
强盗发达了，其他人却遭罪了。董卓迁都时，西京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还有几十万户居民，但在李傕等人打进长安后的几年间，这几十万户居民不是死于饥荒，就是死于战争，几乎消失殆尽。
要指望这些性格粗野的凉州军阀尊老爱幼、拥政爱民、秋毫无犯明显不现实。但奇怪的是，他们如此邪恶，其他诸侯对他们却不像从前对董卓那样义愤填膺、喊打喊杀（光喊也没有用），而是改弦易辙，纷纷送上贺礼表示自己的一点儿心意。比如刘表，他从初平三年十月开始向朝廷进贡，这相当于承认李傕政权了。李傕见刘表如此识相，心情大好，也慷慨地封他为镇南将军、荆州牧、成武侯。
投桃报李，大家都懂的。
在一些专家的眼里，汉献帝除了可怜，还很懦弱、白痴，但汉朝关门大吉，要说责任，汉桓帝、汉灵帝是罪魁祸首，刘协还是一个孩子，一件坏事都没干，亡国之君的恶名却要他来背负，太不公平了。而且汉献帝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不堪，他甚至是一个坚强且聪明的人。尽管他的一生命运坎坷，可他从来不想被命运摆弄：李傕进犯长安后，要提拔杀死少帝的李儒，年仅12岁的汉献帝顶住压力，死活不同意；李傕想霸占少帝的遗孀唐姬，但献帝把她接到少帝的园中，给了一个正式的封号（弘农王妃）予以重点保护，李傕的图谋硬是没得逞。
兴平元年二月，刘协已经14岁，举行了加冠礼（成年礼，一般于男人二十岁时举行，但天子诸侯为早日执掌国政，多提早行礼）。
汉献帝虽然只有14岁，可他真的很成熟（按皇室标准）。成熟了，就该考虑成年人的事情了，但有些事情皇帝是不用自己操心的，比如婚姻大事。有关部门已经积极行动起来，热心地张罗着给他介绍对象（选妃子）。
按理说，遇到这种好事谁都是笑呵呵的，心里不美死才怪。可汉献帝却对此事紧急叫停。他说：“我的母亲死后还没有正式名分，我怎么好意思成亲！”
汉献帝的母亲就是汉灵帝最宠爱的王美人，生下刘协后就被嫉妒成性的何皇后给毒死了，连个名分都没有。所以，他想为自己逝去的母亲争取权利，下诏追赠生母为灵怀皇后，并且和灵帝葬在一起。
汉献帝不光有孝心，还很有爱心。兴平元年，三辅地区发生旱灾，物价顿时疯涨：麦子要20万钱一斛，谷子更是涨到了50万钱一斛的天价！真是太疯狂了！要知道，在东汉，如果一个家庭有20万钱资产就算是小康家庭了。物价涨得如此之快，让无数人一下子沦为赤贫，长安城中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事件。
维稳很重要，那就赈灾吧，汉献帝权力不大，但这点儿主还是能做的。于是，他命令侍御史侯汶拿国家粮库的米豆煮粥救济百姓。可就是这样，城里饿死的人也没见减少（经日而死者无降）。为此，汉献帝很是纳闷，难道那些粮食被天狗叼去了不成？
都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汉献帝决定自己动手搞“科学实验”：他派人取米、豆各五升，在自己面前熬成粥，想看看投入与产出比到底是多少。最后证实，能煮粥两盆，侯汶营私舞弊无疑。
有关部门正要把那个想发国难财想疯了的侯汶抓起来绳之以法，但饱经忧患的汉献帝突发怜悯之情，从轻发落，改为打他屁股五十下，以示警戒。此后，在汉献帝的亲自过问下，救济粮得以如实发放，使得饥民切实得到赈济。
汉献帝的确是一个好人，一个厚道的人。比如，他见追随自己的大臣中有生活困难的，都尽可能地接济一下（赐百官尤贫者金、帛各有差）。这种献爱心、送温暖活动完全发自内心，不是作秀。皇帝能做到这一步，不容易了。
汉献帝即位后恢复了察举制，虽是察举，也是要考试的（不是科举考试，而是经学考试）。有一次，试考的学子有四十余人。考后，主管部门把考生分为三等，一等赐位郎中，也就是当郎官，可以参政议政；二等赐位太子舍人，服侍王子；三等回乡种田。
汉献帝听说落榜生中竟然有位六十多岁的白发老大爷，一想到他们从年少时就入学校学习，直到头发读白了，仍然两手空空，还要回家种田，不由得动了恻隐之心，当即下诏把这批落榜生也留在京师，当太子舍人用。这么做虽不合规范，但极富人情味儿，实在让人感慨。连落榜生都安排工作，这些人可以算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批落榜生了。
除此之外，汉献帝还做过一件力所能及的好事——为冤假错案平反。兴平二年，汉献帝派纪检官员（御史）裴茂到诏狱审核冤假错案。当时诏狱里关押有二百余人，其中有不少人是因为得罪了李傕而入狱的。汉献帝突然来这么一手，让李傕也有点儿发慌，连忙向汉献帝告状说，裴茂私自释放囚犯，应该抓起来。
尽管李傕是朝廷实际上的一号人物，但汉献帝这次却硬气了一回，他下诏说：“现在天气不好，阴雨连绵的，所以我派使者前去放几个人，显示皇恩浩荡，以应天时。御史是无罪的，你就不要再发杂音了。”
汉献帝作为一个连自身都难保的人却能顶住压力，毫不妥协，的确值得称道。这些细节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立体的汉献帝——除了软弱、可怜、平庸之外，他还是一个有爱心、同情心和慈悲心的人，是一个真正的好人。当然，也有一些好事之徒说汉献帝作为皇帝，应该关注芸芸众生，而不是这些细枝末节。但我认为，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做自己能做的事情就够了！
除了当好人，刘协也想当一个有作为的好皇帝，但无奈生不逢时，国家目前的混乱局面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而是几代老前辈不遗余力“努力”的结果。
汉献帝不仅生不逢时，也生不逢人，大权先是落在董卓手上，接着是王允、吕布，再接着是李傕、郭汜，最后是曹操。王允还好点，多少是维护他这个领导的，而其他人则完全不把他当领导，自己生存都成问题，谈什么治国理念。
汉献帝的命很苦，这是前辈们造的孽，是宿命，也是必然，再怎么努力也是枉然，谁让他生在末代帝王之家呢？
对李傕而言，虽然控制了皇帝，但并非万事大吉，因为想干掉他们的朝野人士实在太多。朝廷内想干掉他们的人是文官，比如谏议大夫种邵、侍中马宇、左中郎将刘范，等等；朝廷外想干掉他们的人是军阀，比如马腾、韩遂。反对派文武兼备，而且来头不小。
种邵这个人在前面已经出场过。当初董卓进京时，就是他手持皇帝圣旨前去阻止的，虽然没有成功，但董卓对这个级别低、骨头硬的刺头印象很是深刻。董卓专权后，先是贬他为议郎（遂左传议郎，议郎比谏议大夫级别低一级），后来觉得留这个人在身边还是不放心，就打发他分别到凉州、益州担任刺史，以便眼不见心不烦。
文官好解决，但军阀就不是一纸调令就能打发的了。如果是别的诸侯想干掉李傕，李傕是不奇怪的，但马腾、韩遂也要出手，李傕就不能不感到诧异了，因为严格地说，马腾、韩遂和他还是同一战壕的盟友呢。
马腾，字寿成，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人。相传是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的后代，也是后来蜀汉名将马超的父亲。虽然祖上曾经威风凛凛，但家底交到马腾父亲手上已经算败落了。马腾的父亲干过天水兰干尉，但没干多久就光荣下岗。由于家境贫穷，只好娶一个羌族女子为妻，生下马腾。
由于父亲没有官职，马腾的前途是暗淡的，年纪轻轻就成为待业青年，也没人管。好在马腾并不是游手好闲的混混，为了生活，他经常从山上砍柴背到城里去卖，换点儿粮食。
马腾不仅身材高大（约1.85米），力气也很惊人，这样的人长期砍柴实在是有些浪费。所以，汉灵帝末年，马腾终于找到一份真正适合自己干的工作——当兵。
东汉一开始实行的是征兵制，有点类似于现在的义务兵役制度。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实行不下去了，就改为募兵制。所谓的募兵制，就是花钱请人当兵。由于有工资可拿，会砍会杀还能升官，因此，当兵对于广大有志青年而言，虽然有风险，还算是一份很有前途的工作。
马腾在部队表现不错，很受上级领导赏识，很快就从普通士兵升任凉州刺史耿鄙的军事助理官（司马）。但好日子还没过几天，边章、韩遂就发动叛乱，干掉了马腾的上司耿鄙。好在马腾的脑袋够机灵，看打不过对方，索性投降，搞起了反政府武装。但跟政府对着干历来是没什么好下场的，中平五年，汉灵帝派皇甫嵩和董卓带领大军前去征讨，马腾被打得满地找牙。
这样看来，马腾和董卓还是仇人关系呢。可世界是很奇妙的，既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董卓掌权后，眼看关东联军声势浩大，十分吓人，就开始拉拢以前的敌人马腾、韩遂，要他们出山为国效力，许诺成功后，大家共享富贵。当然，所谓的为国效力就是为他效力，尽管如此，马腾、韩遂接到邀请后还是屁颠屁颠出动了。在他们眼里，只要有好处，帮谁都一样。
没想到他们的运气实在太差，刚到长安城，还没捞到什么甜头，董卓就挂掉了。李傕等人当家后，知道请神容易送神难，人家千里迢迢来一趟长安不容易，不打发人家一点儿东西是说不过去的，于是封韩遂为镇西将军，让他回金城郡待着；封马腾为征西将军，驻扎郿县。
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东汉末年，军队官制开始混乱，由于形势发展太快，人才辈出，原有的重号将军、杂号将军编制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军官们日益增长的需要，于是大家开动脑筋，大胆创新，又陆续创造出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将军头衔，如所谓的四征将军（征东将军、征西将军、征南将军、征北将军）、四镇将军（镇东将军、镇南将军、镇西将军、镇北将军）、四平将军（平东将军、平南将军、平西将军、平北四将军）、四安将军（安东将军、安南将军、安西将军、安北将军），等等，属内阁部长级别，很有分量。其中，除了征西将军是东汉早先有的名号，其余的都是后来陆续新创的。除了重号将军，大家还新创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杂号将军头衔，比如安狄将军、安降将军，领军将军、护军将军、讨寇将军、荡寇将军，等等。这些新创的头衔差不多有八九十个。当然，杂号将军干得好，也是能出彩的。比如，大家都知道诸葛亮是刘备的军师，但那时没有军师这一职务，诸葛亮起初干的是军师中郎将，后来升任军师将军，也是一步一个脚印，历尽万苦千辛，最终才修炼成丞相的。
之所以设那么多的将军也是没办法的事。天下大乱，能人太多，大家都想当将军，以前军队的中坚力量中郎将、校尉一类的职务又贬值，诸侯们只好随心所欲创造一大堆将军头衔来收买人心，反正刻个公章又不费事。
马腾、韩遂以前不过是跟着西羌人闹叛乱的反政府武装，一直是政府打击处理的对象，如今摇身一变，当起了高级将领，进步如此神速，李傕的确够意思。但有时候，大方也不一定能换来一个好结果。不久，马腾就和李傕闹僵了。起因是马腾有点儿私事求李傕帮忙，李傕摆了他一道，于是马腾火了，把自己的军队都了拉出来，准备来个私事公办，和李傕打一架，顺带把长安城也端掉。
李傕一看这架势，慌忙叫皇帝派使者前去劝和。但马腾很激动，皇帝的面子也不给，不但不退兵，反而大踏步前进，大有不拿下长安誓不罢休之势。这时，驻扎在金城郡的韩遂听说马腾和李傕要打架，也急急忙忙赶过来劝架，没想到劝来劝去，自己也掺和进去了，竟然和马腾合兵一处，屯兵长平观，威胁长安。
李傕急了，但他不知道朝廷还有人比他更着急，比如谏议大夫种邵、侍中马宇和左中郎将刘范。这些人平时看着李傕飞扬跋扈恨得咬牙切齿却没什么好办法，现在外面有人带头闹事，他们更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当即找到马腾，表示愿意当卧底，来个里应外合，诛杀李傕。当卧底的滋味不好受，需要守口如瓶，保守秘密，还需要口是心非，应对敌人，但这几位明显没有余则成那样的良好演技，不久消息就泄露了，他们在逃到外地时被李傕杀掉了。
随后，李傕派郭汜、樊稠以及他的侄儿李利出战，好在马腾他们阵势虽大，却不禁打，被人干掉一万多人后败退了。但李傕并没有乘胜追击，而是见好就收，还让皇帝赦免了他们的罪过（好像也没啥罪过），分别把他们封为安狄将军、安降将军，好歹是安慰了人家一把。这次，马腾领情了。
解决了马腾，干掉了种邵，长安的局势暂时稳定下来，但李傕等人的精力依然旺盛无比，他们接下来要做的工作更加重要，那就是内斗。
所谓“一山不容二虎”，三公六府共同执政，除开徒有虚名的三公府，李傕、郭汜、樊稠都开府治事，有自己的一套领导班子，直接把三公们踢到一边。但三个人一起执政也是有问题的，大家多少都是有点儿本事的人，都想大权独揽，谁听谁的？朝廷这座山头上一下蹿出了三只老虎，不打架都难。
一开始，他们只是打打嘴仗，因有贾诩从中斡旋，几人还勉强听得进去，但和平共处一段时间，又会旧病复发。后来，打嘴仗也嫌不过瘾，索性升级为武斗。
兴平二年，内部斗殴比赛正式开始。这次比赛的赛程很长，持续了整整一年。结果斗来斗去，自己人还没有斗出一个头绪，皇帝却飞出了他们的手掌心，投入了曹操的怀抱。
李傕是老大，也最好斗，一切斗争都少不了他忙碌的身影。他首先想拿樊稠开刀，因为他怀疑樊稠这个人政治上有问题。李傕的怀疑也是有根据的。当年樊稠、郭汜、李利联合攻打马腾、韩遂联军时，由于李利的表现很不给力，惹得樊稠很不高兴，就忍不住骂了几句：“瞧你这个熊样，你叔父李傕都是过街老鼠，你得意什么，小心我砍下你的狗头当球踢，信不信？”骂人捎带一把手，樊稠真是被西北风吹昏头了。
稍后，马腾、韩遂战败，樊稠乘胜追击到陈仓，本应该趁着大好时机将其斩草除根的，但作为败军之将的韩遂突然提了一个奇怪的要求：和老乡樊稠单独见上一面，叙叙旧。都是老乡，平时又没什么刻骨仇恨，叙叙旧有什么不可以的，所以樊稠不假思索地答应了。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两人骑马并肩单独交谈起来，具体谈话内容外人无从得知，但这一切都被李利看在眼里，记在心里，问题就严重了——关键时刻，你公然和敌人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让我如何相信你。事实上，这次谈话后，樊稠像是真的和韩遂达成了某种默契似的，他没有继续进攻，而是收队回家，如此表现，想不让人家怀疑都难。
班师回朝后，李利便迫不及待地把自己在战场上的所见所闻添油加醋地向李傕做了汇报。李傕原本就是个疑心病很重的人，一听这些，是又惊又怕。惊的是樊稠竟然如此大胆，光天化日之下就敢勾结叛贼韩遂，怕的是樊稠本事高强，又深得部下拥护，长此以往，必然成为自己的心腹大患。
人一旦被上司怀疑，就离完蛋不远了。樊稠脑袋的晕劲儿还没过去，回到长安之后，他又向李傕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他打算带兵东出函谷关去征讨各地诸侯，但自己的人马不够，需要得到李傕支援。
这本是一个好主意，换在以前任何时候李傕都会举双手赞成，但此刻除外！前些天你还和韩遂勾勾搭搭、纠缠不清，现在又管我要兵要粮，难道真的想造反？必须除掉你！
兴平二年二月，樊稠得到通知，让他去开会，研究出兵事宜。樊稠以为自己的要求有眉目了，便按时赴约，但一进会场就再也没能出来——他一进去就被李傕的外甥胡封杀掉了。
眼看这位前几天还和李傕称兄道弟的三把手就这么消失了，参加会议的将领也跟着接受了一堂活生生的风险教育课，大家吓得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对自家兄弟都这么绝情，我们还能相信谁？这世上还有谁可信？从此，这些将领和李傕离心离德。
朝廷“四大恶人”中，张济实力最弱，所以他很识趣地驻扎弘农郡，远离权力中心，乖乖地当起了小弟弟。余下的三巨头，樊稠没了，只剩下老大李傕和老二郭汜。
对郭汜，李傕目前并没有动杀机，毕竟他们两人以前的关系还是很好的。李傕虽然心狠手辣，但还不至于疯狂到见谁都灭的地步。对于这个实力派的铁哥们儿，李傕目前只想安抚他。樊稠死后，郭汜心里肯定多少有些兔死狐悲的感觉，因此，当务之急是稳住他。
李傕并非菩萨心肠，之所以采用安抚手段，那是实在没办法，自己目前的处境太险恶——外有各地诸侯虎视眈眈，内有朝中大臣蠢蠢欲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自己内部人也跟着起哄，先自乱阵脚，那他只好去上吊了。所以，搞好内部团结很重要。
李傕安抚的手段很老套，就是请客喝酒。他不是一次两次的请，而是经常请，基本上是大宴三六九，小宴天天有。他相信日久见真情，如此热情多少还是管用的。郭汜上李傕家，不光有吃有喝，还有娱乐节目助兴，喝醉了，就住李傕家，临走时还有精美小礼品可拿，服务如此贴心，是人都会感动的。总之，经过一段时间的酒肉公关，两人加深了对彼此的了解，深化了彼此的信任，天天上演哥俩好的剧情，要说他们会翻脸，鬼都不信。一句话，两人的友谊是用酒肉凝成的，是经得住“酒精”考验的。
但天下从来都没有不散的宴席，宴席结束了，剩下的必定是一片狼藉，事实也是如此。不久，两人就反目成仇了，而导致这一变故的是一个女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女人。一般说来，女人在险恶的政治斗争中是不会有多大作为的，但这个女人的身份很特殊，她是郭汜的妻子。她之所以要采取行动，动机非常单纯，仅仅是因为吃醋。
原来，郭汜这个人比较花心，由于常常去李傕家喝酒，有时喝醉了，就彻夜不归，在李傕家里过夜。而李傕家里美女如云，很难不发生一些浪漫的事。这么一联想，问题严重了。为了防止花心的郭汜被狐狸精勾走，同时也为了保住婚姻的果实，爱吃醋的郭妻毅然决定该出手时就出手，阻止丈夫的前进步伐。但如果直接对他说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应该没用。再说在那个年代男人好色也不是什么不良嗜好啊。既然摆事实讲道理没用，唯一的办法就是挑拨离间，使劲儿吹枕头风。
这天，李傕给郭汜送来食物，郭妻灵机一动，她以变魔术一样敏捷的手法从礼品堆里挑出一份神秘的礼物——毒药。其实，这份礼物不过是食用的豆豉而已，但具有强烈食品安全意识的郭妻硬说它是毒药。
“啧啧，你看看，这就是李傕精心给你挑选的礼物，一群鸡中容不下两只公鸡，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那么信任那个李傕！”老婆大人的温馨提示声声入耳，郭汜酒醒了。
不久，李傕又请郭汜去喝酒，酒是好酒，菜是好菜，而心有余悸的郭汜却没有好心情，但他依然被热情有加的李傕灌得酩酊大醉。回家后，他想到老婆大人的话，心里没底，于是就想办法（据说是喝粪水）把胃里的东西呕吐出来。郭汜心想：历来酒肉朋友都是靠不住的，历来酒话也是不可信的。你想要我的命，我索性反了！
当郭汜带着大队人马雄赳赳、气昂昂地赶到李傕家时，李傕真是一头雾水：“这小子是不是吃错药了？老子把你当哥们儿，天天好吃好喝地招待你，刚喝完酒你就翻脸不认账啊？没醉吧你？”
既然郭汜摆出了那么大的阵仗，想和好如初、畅谈友谊是不可能了，但老江湖李傕也不是那么好惹的，他立即列队欢迎老朋友的变脸——春风吹，战鼓擂，这个世界谁怕谁？打就打！
以实力和能力来看，李傕是凉州部队的老大，但老二郭汜的实力也不容小觑，如果死磕起来，两人是半斤八两，差距并不大。因此，一时间，谁也吃不掉谁，相反却有许多老百姓被吃掉了。
老百姓眼睁睁地看着好端端的长安城在他们手里由京城变成了小城，由小城变成空城，再这样下去，长安将变成死城。即使这样，两人也没有丝毫罢手的意思，不分出胜负不算好汉。两人不光打明仗，还打暗战。具体说，就是往对方军营里派间谍，把敌后斗争也搞得有声有色。
正当两人打得正酣，汉献帝坐不住了，他决定派人调解，以和为贵嘛。而且除此之外，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但李傕、郭汜正打到兴头上，根本不听劝。不仅不听，郭汜还忽然关心起这位皇帝的安危来，心想：如果把皇帝抢到手里，我就是帝国的一把手啊。
说干就干，但他没想到有人下手比他还要早——李傕派出的卧底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李傕得到消息，先行一步，派侄儿李暹带上几千人，带着三辆专车（马车）直扑皇宫——专车接送，服务的确很周到。
皇帝是国家的象征，皇帝的劫难也是国家的灾难。在枪林弹雨中，汉献帝历经的苦难足够一火车，却始终无人见义勇为、拔刀相助，也始终未能苦尽甘来。
“陛下，这里不舒服，咱们还是换一个地方吧。”李暹直奔主题。太尉杨彪出面制止：“自古以来，皇帝住在自己的专用别墅（皇宫）里天经地义，你们要让皇帝露宿街头啊，这么胡来是怎么回事？”杨彪是三公之首，还是录尚书事，按说官不小了，但军权在李傕手上，所以，在李暹看来，他什么也不是。李暹傲慢地答道：“怎么回事？此次搬迁行动的最终解释权归李将军（李傕），他决定了，不能更改！”
枪杆子面前人人平等，不管太尉也好，太仆也罢，基本上就不算领导，最多是一个芝麻官，甚至比芝麻还小。所以，杨彪说什么都是白搭。
一般人搬家总要收拾一下行李再上路，就是强横如董卓，迁都也多少给了时间表啊，但李暹明显没有这个耐心，他比董卓还性急，不要说一天，一个时辰他都等不及：“直接上路，什么都不用带。宫里的东西我来保管！”
没辙了，走吧。朝中的大臣只好跟着皇帝搬到新家。而他们前脚刚走，李暹就忠实履行了自己的“承诺”——他们涌进皇宫，抢宫女、珠宝、绸缎……见啥拿啥，一点儿都没客气。这次搬家行动进行得相当彻底，那些实在搬不动的家伙就一把火烧掉。他们不仅烧皇宫，还烧民宅，长安顿时陷入一片火海之中。
以前洛阳毁了，还有长安可去，现在长安也毁了，别说是办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汉献帝真的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皇帝沦落到如此地步，真是生不如死。但皇帝是不能去死的，因为李傕不让——你还有利用价值，死什么死？皇帝也不能当流浪汉，还是李傕不让——我让你住哪儿你就住哪儿，流什么浪？最后，李傕给汉献帝安排的新住所非常安全——军营。这里不仅管吃管住，连吃饭、睡觉都有人站岗放哨，的确很安全。
眼看国家又将陷入大乱，汉献帝再次派人去郭汜营中调解两人的矛盾。考虑到前次派侍中、尚书一类低层次的工作人员去效果不大，这次汉献帝派出十来个重量级的高级领导干部（三公九卿）组成了一个高规格的访问团，前去郭汜营中做思想政治工作，要双方以大局为重，及早醒悟，共谋发展。
郭汜对此果然非常重视，先是对大家的访问表示了热烈的欢迎，然后诚恳地邀请大家长期扎根他的军营——访问团成员被全部扣下，一不小心当了人质。
你李傕能扣皇帝，我郭汜就不能扣大臣？咱们比着来，看谁厉害！一个扣皇帝，一个扣大臣，玩大了。但玩火者，必自焚。
在这群大臣中，有一个人必须要提一下，他就是财政部长（大司农）朱俊。想当初他在战场上是何等的了得，杀得敌军闻风丧胆，没想到当了一辈子的汉朝忠臣，竟然会落到被几个跳梁小丑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地步。唉，国家有难，好汉也不复当年之勇，忍着吧。可朱俊这个人比较刚直，受不得窝囊气，不久，一代名将竟然活活给气死了。
气死了财政部长，郭汜也不恼，反正大臣多得是，少一个人就少一分后勤负担。随后，他把其他大臣召集在一起，要他们为自己进攻李傕献计献策。但以杨彪为首的大臣们拒绝合作。郭汜把脸一沉，怒道：“不合作好办，那你们就老老实实地待着，给我当人质。”
除了找大臣帮忙，郭汜还留有一手，他在李傕营中安插了卧底——中郎将张苞（此张苞并非张飞之子）。
李傕也没闲着，尽管自己有军队，但兵到用时方恨少，他四处拉人头，很快就拉到了外援——几千胡人组成的雇佣军。
为了让他们替自己打仗，李傕先给了他们一点儿小恩小惠。当然，要人家卖命，光是小恩小惠是不够的，还得给出更优惠的条件，所以，李傕又对他们许诺：“你们好好给我干，只要打赢了郭汜，我给你们每人发一个高档次、高素质的老婆——宫女，怎么样？如果宫女不够，就给你们发良家妇女，按劳分配，这总够意思了吧？”面对如此优厚的报酬，不答应那是大傻帽儿。外援们听了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但还没等到李傕动手，郭汜已经积极行动起来，四月二十五日夜，郭汜带人攻到了李傕的营门口。但问题是领导（皇帝）还在里面呢。不管了！打死了更好，大不了重新选一个就是了。
放箭！
由于事发突然，箭也没长眼睛，汉献帝的营帐被射中了，要不是他闪得快，险些葬身于此。而李傕的运气就差了点，一支箭居然射穿他的左耳朵，这让他痛苦不堪。真是祸不单行，这时内奸张苞也突然放火。万幸的是，由于这个张苞可能真是一个草包，没能熟练地掌握放火技术，忙活了一阵子居然没把火点燃。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李傕的部将杨奉带人杀过来，和郭汜接上火了。郭汜因不敌这支生力军，败退。
这里简单说说杨奉，他曾经是郭太领导的白波农民军的一个头领，据说还信仰过张鲁的五斗米教（道教的一种）。据说，当初董卓迁都就和白波农民军有莫大关系。初平元年，董卓见关东联军声势浩大，又怕白波农民军趁火打劫，南下截断他的退路，于是急急忙忙火烧洛阳，迁都长安。同时，他还派遣李傕等人继续清剿白波军。
后来，郭太战死，杨奉等人投降李傕，成为李傕的左膀右臂。再后来，他反叛李傕，李傕的声势由此盛极而衰。
击退郭汜后，李傕怕他再来骚扰，心想：如果郭汜把自己手里最重的砝码——皇帝给干掉了或劫去了，那自己就无牌可打了。为此，他决定把汉献帝转移到一个叫北坞的军营。李傕决定在这里对汉献帝进行封闭式管理、全方位的保护，闲杂人等一律不得入内。
汉献帝哪里还像皇帝，他简直就是笼中鸟，没有尊严，没有自由，没有安全。但相比其他人，汉献帝还算幸运的，他至少还拥有一项特权——吃闲饭，虽然他也只能吃个半饱。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就惨了，只能自己去找饭吃。不久，这些人一个个饿得面黄肌瘦，活像街上的叫花子，长此下去，恐怕就要饿出人命了。所以，汉献帝只好要求李傕提供五斗米、五碗牛肉以改善这些人的伙食。
皇帝提要求，李傕很不高兴，嘴里还骂骂咧咧的：“现在世道不太平，粮食金贵，你作为皇帝，我把你每天的两顿饭管够就可以了，你还管那么多杂七杂八的闲事干吗？”但抱怨归抱怨，李傕还是很大方地送来了一大堆“美食”——散发臭味的牛骨头。反正就这些东西了，吃坏了肚子自行负责。
连鸡肋都不如，这是人吃的吗？被人如此捉弄，汉献帝很愤怒。这些年他经常愤怒，但每次他都强迫自己冷静（没办法，斗不过人家），但这一次，他决定冲动一把，找李傕讨个说法。还没等他找上门，手下人就告诉了他一个坏消息：“陛下别冲动，听说李傕正打算把你异地关押，陛下还是忍忍吧。”汉献帝听罢，叹了一口气，只好放弃。是啊，除了忍，还有别的什么好办法吗？
李傕这个人很迷信，尤其相信巫术，所以经常在宫门外用猪、牛、羊三牲祭奠董卓。李傕每次见到汉献帝，要么称他为“明陛下”，要么称他为“明帝”，和神经病差不多。在向汉献帝控诉郭汜的罪行时，他更是义愤填膺、滔滔不绝。汉献帝也知道不能和这个军阀硬来，只好虚与委蛇，按照他的意思敷衍几句了事。这让李傕喜不自禁：原来皇帝还是很信任我的啊。
废话，皇帝的命捏在你手里，敢和你对抗吗？皇帝不但不敢和李傕对抗，他还希望郭汜也不要和李傕对抗，大家和平相处。为了少遭殃，献帝决定再次派人调解两人的纠纷。虽然实现和平停火的可能性很小，但汉献帝还是决定继续调解下去，因为他实在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如果两人以这种死磕的精神玩下去，整个朝廷不是被李傕灭掉就是被郭汜灭掉，自己连傀儡都当不成。只有李傕和郭汜和谐了，整个朝廷才有一线生机。
这次，他派皇甫嵩的侄儿皇甫郦先去见郭汜，如此这番地劝说了一通，好不容易让郭汜接受了谈判，但到了李傕这里，他却毫不客气地拒绝了。他摆出的理由有两点：郭汜不过是一个盗马贼，地位低贱，怎么能和我车骑将军平起平坐呢？再说，郭汜绑架公卿大臣，实在是罪大恶极，怎么能和这样的人谈判呢？
李傕如此口出狂言，实在是有点儿来头的，因为他一向吹嘘自己是“飞将军”李广的后人。有这么一个荣耀的祖先，那个靠小偷小摸起家的郭汜算个啥。更重要的是，自己兵强马壮，不惧任何人！
但皇甫郦掌握了一些有价值的新情报，他相信如果说出来足以让李傕改弦易辙：一是郭汜和张济有联合的迹象，二是李傕军队内部人心不稳，部将杨奉有背叛他的嫌疑。所以，皇甫郦一针见血地指出：“郭汜绑架公卿大臣是罪大恶极，但你李傕绑架的却是皇帝，罪过比他大一万倍！再者，连你的部下杨奉都知道你罪大恶极，准备背叛你，你得意什么？”一席话说得李傕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很不好看，但他仍不肯醒悟，痛骂着把皇甫郦赶走。调解行动遂告失败。
汉献帝见皇甫郦两手空空地回来，内心十分焦虑，但最让他担心的还不是这件事，而是皇甫郦的个人安危。他对皇甫郦说：“你冒犯了李傕，人家说不定会报复你的，你就快逃吧。”果然，皇甫郦走后，李傕思前想后硬是没想通，便决定杀掉这个铁嘴，以除后患。他派出一个叫王昌的特种兵（虎贲武士）前去执行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王昌很快追上皇甫郦，却没有下手，而是对他说：“我虽然是个刺客，却知道什么是大义。你是正直之士，快跑吧，我不难为你。”放走了皇甫郦，王昌回去汇报时推说皇甫郦太狡猾了，跑得比兔子还快，追不上了。对此，李傕也没做过多追究。
除了玩内讧，李傕的官瘾也越来越大，开始向他的偶像董卓看齐——车骑将军当腻了，他就改当大司马。反正皇帝在他手里，他想当什么官儿就可以当什么官儿，没有任何阻力。
当时，人们具有浓重的尚武精神，将军的名号稀少且地位崇高，远远超过文官。东汉将军分为重号将军和杂号将军，并不属于三公九卿序列。其中权力最大、地位最为尊贵的是大将军，相当于军队的总司令，一般由外戚担任，地位超过三公。大将军往下依次是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他们的地位比三公低一点，比九卿高一点，大体相当于现在的副总理。再其次是前、后、左、右将军，名义上比九卿略低。以上职务都是重号将军，都不是常设职务，常常因人而设，多半由皇亲国戚或功臣担任。重号将军都有自己的办事机构（开府），混得好的，还有自己的人马（部曲），因此，实际地位往往更高。
除重号将军外，还有所谓的杂号将军。杂号将军就是除上述重号将军以外拥有将军头衔的人，但他们也属于临时工（度辽将军例外），任务完成后编制便被取消。一句话，东汉的将军是很稀缺的资源，所谓“物以稀为贵”，拥有一个将军头衔是很值得炫耀的。
汉末至三国时期，官制开始混乱，除了多出一大堆的重号将军、杂号将军外，连大将军也是扎堆儿地出现：除了大将军，还有征西大将军、征东大将军、抚军大将军、骠骑大将军、镇军大将军，等等。将军多了，就不值钱了。所以，大将军不再是外戚的专利，地位也开始下降，而大司马的地位逐渐上升，超过了大将军。比如，魏国的大司马是“上公”，地位高于“三公”，也高于大将军。蜀汉的大司马地位也高于大将军。吴国的大将军地位更低，干得好还可以升任上大将军（陆逊、吕岱、施绩就先后担当此职位）。但上大将军也不是最高职务，如果干得好，还可以升为大司马。值得一提的是，吴国的大司马还分左右（以右为上），无论左大司马、右大司马，地位都在上大将军之上。由此看来，大司马才是汉末三国时期武将的最高官衔，李傕由此一下子站到了人生的顶峰。
升了官，接下来的中心工作仍然是打仗，对象还是老冤家郭汜。
就像前文所说，两人以前都是董卓手下的校尉，若论实力和能力，两人是半斤八两。进入长安后，两人一个是国家的一把手，一个是二把手，实力也是旗鼓相当，打来打去难以分出胜负。打到后来，连部将杨奉也对这种打打杀杀的生活厌倦了，暗地里竟然策划要做掉李傕。幸亏李傕及时发现，才没有身首异处。事后，杨奉带着相当部分兵力脱离了组织，离李傕而去。连心腹将领都背叛了自己，接下来就该李傕走下坡路了。
就在双方都累得筋疲力尽之时，“四大恶人”中的小弟弟张济登场了。这年六月，张济从弘农郡赶到长安，名义上是来劝架的，实际上是来坐收渔翁之利的——他知道自己的价值，双方都需要他这个盟友，双方都离不开他，正好待价而沽。
事实也的确如此。张济赶到后，不光两人看好他，连汉献帝也病急乱投医，把他当做救星，想跟着他尽快离开长安这块是非之地，重返洛阳。
然而，张济也不是什么好人，他是不会带皇帝去洛阳的，要去也只能去自己的地盘弘农郡。那里条件好，工作、生活都很方便，最主要的是，更方便自己控制皇帝。对汉献帝而言，即使去不了洛阳，也比留在长安半死不活强。所以，在这一点上，两人还是有共同语言的。就凭这一点，两人就应该好好合作。但毕竟是在人家的地盘，要出去定居也必须得到李傕和郭汜的批准才行。因此，汉献帝的工作重点依然是派人调解两人的矛盾。说是调解，其实是求情。虽然照以往的规律，汉献帝实现自己梦想的可能性大抵和买彩票中头奖一样渺茫。但彩票这玩意儿，你买不一定有希望，但如果不买，就永远不会中。所以，汉献帝虽然失败了一次又一次，但依旧不厌其烦地派了一批又一批的使者，前后达十多次，真让人佩服他的执著。
为这渺小的希望，坚持吧，坚持就是胜利。不久，奇迹终于出现了——经张济提议，李傕、郭汜终于同意放弃成见，让汉献帝东归。因为李傕和郭汜虽然粗鲁，但他们明白，张济只能争取，绝对不能得罪。
不过，两人虽然信任张济，但彼此却互不买账，为了考验对方的和平诚意，双方提出了一个停火条件：用彼此的儿子做抵押。等价交换，大家都吃点亏，等于大家都不吃亏，这笔账大家都会算。但李傕那精明无比的老婆却不肯吃亏，她感觉派儿子去敌人那里当人质太危险，舍不得。在要儿子还是要和平之间，李妻毫不犹豫地展示了她的伟大母爱，毅然选择了前者。和我儿子相比，和平算个狗屁！和平协定就此算是撕毁了。
协议撕毁了，李傕又遇到了其他麻烦事——他手下的胡人雇佣军发生兵变了。早先李傕招募他们的时候，就腊肉下锅——有言（盐）在先地和他们约定好：你们给我好好干，金钱会有的，面包会有的，老婆也会有的（分配宫女），一切都会有的。可现在一个月过去了，别说是老婆，连宫女的影子都没见着，还讲不讲信用啊？
被人当猴子耍了，胡人雇佣军很生气，他们便找到李傕要说法。李傕当然没能力履行合同，他除了忽悠，就是故作为难地两手一摊：“我手里没有宫女，我也不能变出来给你们，你们需要找皇帝去啊，他那里多得是。”一听这话，那些性急的“国际友人”立即赶到北坞（刘协就软禁在里面）门外，也顾不上君臣礼仪、政治影响，扯开嗓子就大喊大叫：“皇帝在里面吗？李将军答应送的宫女在什么地方？”
对于这些胡人的无理要求，汉献帝没有其他办法，只好派人请高人贾诩出来救场。汉献帝岁数虽小，领导水平还是不差的。面对贾诩，他不提不愉快的陈年旧账，而是把他狠狠地表扬了一番：“贾诩，你以前对国家忠心耿耿，表现很好，领导是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也是很满意的。”接着，话锋一转，又敲打起他来：“现在那些胡人就在门外，大喊大叫，影响环境不说，还破坏安定团结，影响很不好，你看着办吧。”皇帝亲自点将，贾诩再也不好意思玩深沉了，只好硬起头皮上。
要说贾诩这人还真有两下子，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但对付胡人还是有一套。他先找到那些胡人将领，好酒好肉款待一番，接下来就开始说一些只有在酒桌子上才管用的话，也就是俗称的酒话：“你们先回去吧，你们的福利待遇国家是会考虑的，不过国家目前有困难，宫女是不大可能的（这是实话），但国家可以给你们加官晋爵，给你们一点金银珠宝打包带走（不给人家肯定不走）。今后你们发家致富了，有车有房了，还愁没老婆吗？”
糖衣炮弹的威力是巨大的，那些头脑简单的胡人被贾诩描绘的美好前景深深吸引，仿佛看到美女就在前方向他们招手。于是，他们当即决定，带兵回老家过自己的小日子。
胡人雇佣军给忽悠走了，皇帝的危险警报解除，但对不可一世的李傕而言绝对是个不利的消息。杨奉走了，雇佣军也走了，他一下从大神堕落成为衰神。这时，有人重提和平协定一事，李傕心想自己手里也没什么向郭汜叫板的资本，只有务实地选择了接受。不过，为了照顾老婆的情绪，他对交换条件也做了人性化的修改：人质由儿子改成女儿。门槛降低了，双方都乐于接受。
协议正式生效，双方握手言欢，皇帝终于自由了，文武百官也自由了。接着，按照协商好的条件，皇帝及大臣们跟着张济搬到弘农郡，而李傕领兵出长安，驻扎池阳。这真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但精明的李傕忽略了如下问题：张济和皇帝都是来调解他和郭汜之间的纠纷的，调解的结果最多也就是两人各自释放自己手里的人质，不打仗就是了。皇帝应该还在长安城里办公，继续受自己控制，为啥皇帝和大臣要跟着张济跑？
还是郭汜脑子转得快一些，就在汉献帝起身前往弘农郡的路上，他突然醒悟过来：“我怎么这么蠢，居然把皇帝给放跑，便宜张济那小子？”于是，他对汉献帝说：“皇上，你们还是去我的地盘（高陵）做客吧。”但汉献帝被郭汜整怕了，不管他怎么热情邀请，就是不同意。汉献帝对郭汜说：我前往弘农郡，只是因为弘农郡离洛阳的祖宗祭庙要近些，没有别的意思，你别误会啊。”这样说谁信啊？郭汜不傻，所以他坚决不同意。
眼看好不容易要逃出虎口，又要重返狼窝忆苦思甜，万般无奈之下，汉献帝只好使用绝招——绝食。绝食是弱者的武器，在许多时候对许多人来说都是没用的，但此举显示了汉献帝宁愿饿死也绝不屈服的决心。
这次皇帝大人豁出去了，结果很有效果，即使生猛如郭汜，也害怕把皇帝饿死啊。真要如此，他的罪过可大了去了，青史留名不说，还将享受万人唾骂。郭汜还不想被口水淹死，所以他被迫选择让步，对汉献帝建议道：“那就继续往前走，大家研究研究再说。”研究研究，和谁研究？那不过是缓兵之计罢了，所以，汉献帝的危险警报并没有解除。
果然，到了八月，一向活跃无比的郭汜再次蠢蠢欲动，这位老兄撕掉伪装，打算霸王硬上弓，用武力把皇帝一行强行劫走，但这次他面临的竞争对手更多。由于皇帝这块金字招牌的吸引力与日俱增，所以，对皇帝感兴趣的军阀愈来愈多：除了以前的战友李傕、张济（新晋骠骑将军），还有杨奉（已被封为兴义将军）、杨定（后将军）、董承（安集将军）……
在这些竞争对手中，董承的情况要特殊一点，他是汉灵帝母亲董太后的侄儿，原本只是董卓的女婿牛辅手下一个不知名的将领。后来，因为女儿被选为贵人，他也因此成为皇亲国戚——国丈，但那时还没有国丈的称谓，因此习惯上大家叫他国舅。
这几位选手得知郭汜旧病复发，又要搞小动作，立即行动起来，各自带着队伍前来“护驾”。虽然这几个的实力都有限，但数量一多，质量也就跟着上去了。郭汜一看大事不好，干脆三十六计走为上——单人独马逃入终南山。当然，他去终南山绝不是为了修身养性，他的身体里可没有流淌道德的血液，风声过后，他还将卷土重来。
汉献帝的处境糟糕极了，除了董卓及董卓的马仔把他当香饽饽外，连董卓马仔的马仔也毫不客气地把他当做稀有资源，想从他这里捞到好处。郭汜进山以后，以前跟随他打江山的部将夏育、高硕就比他有追求——把皇帝抢到手，自己遥控指挥。他们也不讲究那么多礼数，直接放火，想浑水摸鱼。
光天化日的，还有没有王法？没有！只有拳头！这种未经许可的越权执法行为，杨奉等人当然不会同意，一番苦战后，总算是杀出一条血路。在杨奉等人的掩护下，汉献帝虎口脱险，逃过一劫，于兴平二年十月初五到达华阴县。对他而言，李傕在池阳县，郭汜在终南山“修炼”，两个恶魔都不在身边，可以暂时舒口气了。但他不知道的是，自己主演的灾难片不是小制作短剧，而是长篇连续剧。
华阴县有个军阀头目叫段煨，看到落难的汉献帝到达自己的地盘，大喜过望，立即准备了好酒好肉准备款待汉献帝。他来到汉献帝的落脚之地，对汉献帝说：“皇上，你上我的军营里待着吧，我那里什么都不缺，我一定好生照顾你。”
看到段煨对自己这么殷勤有礼，在李傕那连温饱问题都没解决的汉献帝很高兴，准备直接到段煨的军营享受美餐，但同行的其他将领不干了，好不容易到嘴的肥肉怎么能轻易拱手让给别人呢？杨定恰好和段煨有仇，他怂恿手下向皇帝告段愄的状：“皇上，段煨摆下的是鸿门宴，他可不是什么好人，您千万别去。”汉献帝一听，大惊，便用征询的眼光看着大臣们。但以杨彪为首的大臣都乐意站在段煨一边，而且杨彪还以人格和生命保证段煨是个好人，他的动机是纯正的。
眼看汉献帝又要动摇，董承、杨定等人便决定编个故事吓唬吓唬这个未成年的（在他们心目中是这样）小皇帝。他们对汉献帝说：“皇帝你去吧，郭汜早就在段煨的军营里恭候您大驾光临呢，您怕不怕？”
这句话正中汉献帝的痛处。这些年，汉献帝都被李傕、郭汜整出恐惧症了。听到董承、杨定等人说得有鼻子有眼，跟真的似的，汉献帝吓得心里直哆嗦，不得不信了。为了不让自己的心再哆嗦一次，他决定宁愿忍饥受饿也不自投罗网，大家就在野外宿营。但五天过去了，传说中的瘟神郭汜并没有如期出现，相反，段煨依然按时为他们提供伙食，这下汉献帝明白了，自己被忽悠了。
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段煨这个竞争对手，董承、杨定等人又打算消灭段煨。但动手之前，他们还需要一个名义，于是他们向皇帝提出，希望皇帝下诏声讨段煨的恶行，配合他们的讨伐工作。
原来他们想借刀杀人。明白过来的汉献帝不愿再被忽悠，他坚决不答应，不管来人怎么软磨硬泡，都快把口水说干了，他就是不松口。
没有皇帝的诏书，就是师出无名，但董承、杨定等人也顾不了这么多了，直接对段煨的军营发动了进攻。但现实无情地和他们开了一个玩笑，他们大干苦干加巧干，一连十天，不但没搞定段煨那个硬骨头，反而把自己搞得奄奄一息。
看到董承、杨定等人抢皇帝抢得欢，李傕突然发现自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我真是蠢到家了，怎么让皇帝给溜走了？要知道，皇帝在手上，他好歹还是国家的一把手（大司马），如果就让皇帝这么跑了，他这个大司马还有谁认？
与他有同感的还有郭汜，这位老兄在终南山“修炼”没几天也清醒了，打算趁着那两拨人打架的机会重出江湖大干一场。于是，李傕和郭汜各自带队杀向华阴，准备把汉献帝抢到手。在去往华阴的半道上，两人相遇了，为了共同的利益，他们决定摒弃前嫌，重归于好。
这时，一直毫无作为的张济也和董承、杨定等人闹掰了，转而加盟李傕的队伍。李傕、郭汜本就是狼一样的狠角色，再加上张济，三人团结在一起就是狼群。
原本实力就不咋地的杨奉、董承见风头不对，终于想出一招——撤退。说是撤退，其实就是逃跑。他们拼命往东（洛阳方向）跑；而杨定也在跑路，不过他不是往东而是往南（荆州方向）跑。
虽然叫跑路，但杨奉、董承不仅带着皇帝，还带着一大群的随行人员（宫女、大臣），无法提速。因此，他们刚抵达弘农郡，就被更会跑路的李傕等人从背后赶上了。
少了杨定的杨奉、董承势力更弱，抵挡不住李傕、郭汜的进攻，大败。不仅士兵、官员、宫女死伤无数，财产损失也比较严重，宫里的玉玺、档案、御用品全部“送给”了李傕。
损失惨重的董承、杨奉决定继续逃跑。十一月初五，几经颠簸，一行人到了曹阳。杨奉、董承决定不跑了，因为李傕咬得很紧，逃也是做无用功，所以他们决定向李傕求和。不过，他们不是真的求和，只是想借此寻找外援。所以，他们对李傕说：“我们投诚需要准备一下，过些日子，我们就出来。”
对于杨奉、董承的要求，李傕答应了。他认为目前的形式再明朗不过了，等几天就等几天吧。说得不好听一点，杨奉、董承只不过是一群落水狗，想打他们只是时间问题。量他们也不敢玩出花样来。即使他们想困兽犹斗，几根棍子就能搞定。
但落水狗不打是要咬人的。杨奉、董承固然不可怕，可他们的请来的帮手却很可怕——杨奉在他以前工作的老单位白波农民军中找到了几支援兵：李乐、韩暹和胡才，还邀请到了南匈奴右贤王栾提去卑。当这些人各自带着自己的几千骑兵突然出现时，毫无思想准备的李傕等人猝不及防，大败。
初战告捷，本应乘机扩大战果，但杨奉、董承的胆子却小了，决定继续跑路。他们认为，刚给李傕一闷棍，他一定还没反应过来，即使再战，也需要休整一段时间，因此，现在跑路是安全的，等他反应过来后，自己已经跑远了。但杨奉、董承实在低估了李傕的能力，李傕不是反应迟钝的乌龟，而是嗅觉灵敏的狼。作为一个长期在西北打仗的人，这点儿失败算得了什么，跌倒了爬起来就是了。看到杨奉、董承居然不讲信用，又开始逃跑，李傕脑袋里马上闪出一个字——追。
不久，李傕就追上了杨奉、董承的队伍。虽然杨奉、董承布置好了后卫，但士兵人心惶惶，没有丝毫战斗力可言，所以，这次杨奉、董承的损失可以说是惨不忍睹，一大批朝廷官员被俘、被杀，数不清的士兵战死。
白波农民军的将领李乐保护着汉献帝走在队伍的前面，眼看身后队伍大乱，李乐知道大事不好，立即对汉献帝说：“事情紧急，请陛下上马，先行离开。”李乐的这份心意令汉献帝大为感动，但作为帝王的他思想境界很高，他不想独自逃生，决心和他的下属共存亡。从这个意义上说，汉献帝是一个好人，也是一个好皇帝。
汉献帝一行人好不容易抵达陕县，但依然没有逃离险境。因为李傕虽然收获了无数战利品，却没有发现最有价值的筹码——皇帝。他判断皇帝就在前边，于是马不停蹄地朝陕县追过来了。
经过这番折腾，汉献帝身边的羽林军、虎贲营的卫士合起来已经不到一百人，李乐的队伍也损失不少。面对李傕咄咄逼人的气势，大家毫无斗志。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趁着夜色渡过黄河（陕县北临黄河）。
但有个难题，怎么渡过去？总不可能飞过去吧。坐船？问题是只有一条船，怎么办？让领导先走！但汉献帝一行人一出营门，立即被闻讯赶来的大批士兵紧紧簇拥起来没法脱身。没办法，大家都想逃命，跟着领导一块儿走安全系数总要高些。
眼看这样下去大家都得成为李傕的盘中餐，杨奉、董承下令，对不服从安排、纠缠领导不放的人杀无赦。这一招果然见效，士兵们终于放过了汉献帝。
大家好不容易突出重围来到黄河边，才发现河堤离河面有十丈高（大约2.37米），没有阶梯，一般人根本无法下去。幸好在离开军营的时候，细心的皇后伏寿考虑到战乱时期生活不易，特意带了十余匹绸缎（董卓之乱后，五铢钱已经不通行，而绸缎可以当钱使用），现在正好派上用场。大家把绸缎打成结，让人背着汉献帝滑下去。这可真是“救命钱”啊。
皇帝好办，好歹有人照顾，其他人就惨了，只能自己想办法。在强烈的求生欲支配下，大家也顾不得危险，纷纷顺着河堤滑下去，也有不少性急的人勇敢地直接往下跳，结果帽子也摔掉了，人也摔坏了。如此奋不顾身，只为赶上这最后一趟救命的客船。但船只有一只，有资格上船的只是少数幸运儿，不是实力派（如李乐、杨奉、董承），就是偶像派（如皇帝、皇后、杨彪），其他无名之辈只能望船兴叹了。
眼见自己的生存希望越来越渺茫，不少人急了，也顾不得什么君臣之礼、高低贵贱了。先上船的赖着不想下去，没有上船的更是死死地扭住船舷不松手。船上的董承急了，估计这么拖着不是被李傕抓去剁肉酱，就是掉进黄河喂王八，谁也走不了。所以，他直接指挥手下用刀砍那些抓住船舷上的手。顿时，船内堆满人的手指，哭喊声、哀求声、呵斥声、谩骂声响成一片，场面十分混乱。
船刚刚开动，李傕的人就赶到了。原来，李傕看见黄河岸边的火光，立即朝这边追来。他站在岸边大声质问道：“你们要把天子弄到哪里去？”董承并不回答，他怕李傕放箭，特意叫人支起被褥挡着。
李傕虽心有不甘，但终究不敢硬闯上去。眼睁睁地看着皇帝就这样从自己眼皮底下跑了，李傕很生气，他决定把气撒在那些没有跑掉的人身上，为此，他颁布了一道简单易行的政策：看着顺眼的就抢，看不顺眼的就杀！
虽然这次追杀行动缴获赃物无数，但李傕仍然是失败的，因为皇帝已经成功地逃出他的手掌心。他没长翅膀，飞不过去，何况对岸不是他的地盘，他飞过去也没用。
对李傕等人而言，此事的影响是很深远的，他们盛极而衰，由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中央领导干部再次沦为瞎混一方的小军阀，而且从此一直走下坡路，甚至连死都没得善终。其中，死得最早的是张济，建安元年（196年），张济带兵从关中进入荆州地界，在进攻穰城的战役中中流矢而死。后来，张济的侄子张绣接管了他的部队，与刘表联合，屯于宛城。继张济之后，建安二年，郭汜突然不明不白地被其部属伍习诛杀于郿县，也算是死于非命了。最后死的是李傕，和前两位难兄难弟比，他似乎要幸运一点儿，多活了一段时间，但这对他而言并不是什么好事。建安三年，曹操派谒者仆射裴茂、段煨干掉他的同时，还因为他以前对国家所作的突出“贡献”，特意让他带着亲属共赴黄泉路——灭其三族。
三个恶贯满盈的强盗，一年死一个，前仆后继，都没落个好下场，看来，上天也是有眼的。还是那句话，出来混，欠下的债迟早是要还的。
对汉献帝而言，渡过了黄河，好不容易摆脱了李傕、郭汜的控制，并不意味着虎口脱险。接下来，他将面临更多小军阀的纠缠。总之，我介绍过的，没介绍过的，你听说过的，没听说过的，汉献帝以前见过的，没见过的都粉墨登场了。
汉献帝想去故都洛阳，但那些军阀总是热情邀请他到自己的地盘做客，不答应还不行。那就去吧。这些小军阀名气虽然小一点，但人不傻，要这要那，胃口一点儿也不小。为了保命，汉献帝不得不满足他们的各种需求。或许你会问：“献帝都混到如此凄惨的地步了，他拿什么给这些军阀？”答案是封官。虽然他们也从中得不到什么实际好处，但可以精神胜利一把啊。
汉献帝不光要给各路知名、不知名的军阀头目封官许愿，还得满足他们手下马仔强烈要求进步的需求。他们往往会毫不客气地对皇帝说：“我是某某某，有什么技术特长，我想当什么官，皇上您就看着给吧。”
对于这些人的要求，汉献帝不能拒绝，也不敢拒绝，他怕万一把这些粗人惹急了，自己会吃不了兜着走。他们可不认汉献帝什么领导不领导的，惹急了，动起刀子来毫不含糊。再说，不打赏人家一点儿见面礼，人家肯定不放他走，那他只能当一辈子的人质。这样的生活，他已经受够了。
搞笑的是，由于各路人马中想当官的人实在太多，官印既不能批量生产，又没法找街头刻章的小商小贩来帮忙，但又不可能只口头任命，怎么办？汉献帝只好命人因陋就简地用铁锥子刻。要知道，东汉政府的高官以前都是用金印、银印的，现在好了，一下都变成了铁牌牌，看来官职实在贬值得厉害。
现在给汉献帝的流浪生涯进行一下总结：逃脱李傕等人的魔掌后，汉献帝是今天在张三家里过夜，明天在李四家借宿。军阀们的表现惊人地相似，一开始管吃管住，热情有加，达到目的后（升官），立即变脸，皇帝缺衣少食、缺医少药，再也没见人嘘寒问暖，献爱心了。例如，兴平二年十二月初三，献帝乘坐牛车抵达安邑，来到河东郡太守王邑的地盘。这个王邑相当精明、相当乖，一见面就大大方方地向汉献帝进献了几匹绸缎，弄得汉献帝十分感动，立即给了他一个侯爵称号。此后，得到荣誉的王邑便似乎得了健忘症，对皇帝的生活不管不顾了。献帝在他的地盘内住的是篱笆屋，通风良好，而且门窗不能关闭。每当他与手下的大臣开会时，士兵们就趴在篱笆上看稀奇，相互拥挤取乐，完全不注意自己的形象。
历经千辛万苦，汉献帝好不容易回到了洛阳，但洛阳也并不比其他地方条件更好。由于洛阳城之前已被董卓焚毁，要房子没房子，要吃的没吃的。对多数人而言，这个时候忆苦思甜是没有用的，一切都要靠自己勤劳的双手。许多官员饥渴难耐，只好放下官老爷的架子（其实也没有架子了）亲自到郊外采摘原生态的野果、野菜充饥，过起了传说中的低碳生活，直到救世主曹操驾临的那一天。事实上，曹操也不是什么救世主。帝国的黄昏很黑，没有太阳，只有刀光剑影。
关东联军成立的时候，要说他们没办事是不对的，他们只是不办正事，不办公事，不办大事，但对自己的私事还是很上心的。董卓还没死，大家就散伙了，当然不是回家种地当良民，而是抢地盘，其中，表现最突出的是袁绍。
袁绍作为盟主，虽然自称是车骑将军，但手里的地盘还是他任渤海郡太守时那巴掌大的一块地方，实在是太小了。袁绍是个有追求的人。汉献帝被各地军阀轮番挟持后，他就敏锐地察觉到汉朝的统治是难以为继了。他原本想扶植刘虞，自己顺便当个开国功臣，可不要说别人不答应，就连自家兄弟都不支持，这件事就算黄了。
精心策划的创意无人喝彩，丝毫不影响袁绍的信心，他决心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换条道儿继续自己的事业——既然讨伐董卓不行，扶植刘虞也不行，还不如自己另起炉灶单干！
要实现自己的宏伟蓝图，就必须有兵、有地盘，但现实的情况是：他有兵，但不多；有地盘，可太小。因此，他必须在这两方面实现跨越式发展。但他面临的困难很多，因为他的对手很多，冀州牧韩馥就是其中一位。这位老兄和袁绍之间的关系可以用欢喜冤家来形容：袁绍被董卓打发到渤海郡当太守后，韩馥奉董卓指令监视袁绍；后来，桥瑁矫诏号召大家起兵讨伐董卓时，韩馥又见风使舵变成了袁绍的支持者，最后成了盟友。
关东联军各诸侯表面是铁哥们儿，背后是纸哥们儿，一捅就破，韩馥跟袁绍的关系也绝不例外。韩馥明白，袁绍是个不好伺候的主儿，一个和自家兄弟都搞不好关系的人，你能指望和他和谐共处吗？
韩馥以前是盟军的后勤部长，眼看袁绍当了盟主一下子红得发紫，他也眼红得不行，就耍了点儿小聪明，故意减少对袁绍的军粮供应。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我不给你饭吃，拖都要拖垮你，饿都要饿死你！钝刀子杀人，不见血，却很痛。为此，袁绍恨的是咬牙切齿。不过，这都是过去的事了，不提也罢。
现在，韩馥是冀州之主，而冀州是当时的发达地区，要钱有钱，要粮有粮，要兵有兵，韩馥的日子过得相当潇洒，而袁绍这个昔日的盟主却在艰苦朴素奋斗中。袁绍不想一直过穷日子，他想吞下冀州这块大肥肉。但当手下的谋士逢纪劝他出手时，他却犹豫了。他不是不想，而是不敢。
“冀州兵强马壮，我们现在连吃饭都成问题，大家不在同一起跑线上，这个仗怎么打？打不下来，咱们可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袁绍说出了自己内心的忧虑。
逢纪回道：“硬攻不行，咱们可以智取。我有一计，保证让他乖乖让出冀州。”
天下竟然有如此好事！袁绍都有点儿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随后，逢纪不慌不忙说出自己的计策：“韩馥是一个庸才。我们可以暗中与公孙瓒相约，让他出兵袭击冀州。以韩馥胆小怕事的性格，估计吓都吓昏了，然后我们再向他说明利害关系，不怕他不乖乖让出冀州来。”
袁绍一听，心想：空手套白狼，低成本扩张，这个金点子值得一试。
果不出逢纪所料，初平二年，公孙瓒应袁绍之邀袭击冀州，韩馥仓促应战，大败。失败后的韩馥果然惊慌失措。就在这时，袁绍的使者高干、辛评、荀谌、郭图等人也赶到韩馥那里。
韩馥以为自己碰到了及时雨，但这几个人却不是来行善的，而是来“卖拐”的。一开始，几个人对韩馥的不幸遭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诚挚的慰问。随后，他们假意关心道：“明公啊，现在公孙瓒从北面打过来了，袁车骑（袁绍是车骑将军）也带兵东进，动机不明，你两面受敌，我们很为您的前途担心啊。”
韩馥一听这番友情提示，顿时感到自己的后背透着阵阵凉意。他觉得既然大家都是熟人，那就敞开心扉说话，便询问道：“是啊，我也急得焦头烂额呢，看这事情弄的，该如何是好啊？”
这几个人一听韩馥这番表白，明白鱼儿就要上钩了。于是，他们决定再接再厉。荀谌随即问道：“依将军估计，在对人宽厚仁爱方面，您比袁绍怎样？”
“我不如。”韩馥实话实说。
“在临危决策、智勇过人方面，您比袁某人怎么样？”荀谌循循善诱道。
“我不如。”
“那么，在世世代代广布恩泽，使天下人得实惠方面，您比袁氏又当如何呢？”荀谌继续下套。
“我不如。”韩馥急得直搓手。
能力不如、实力不如、智谋不如、人际关系不如、家庭背景不如……什么都不如，还混个屁！于是，荀谌热情地为他指出了一条光明的道路：主动让贤，安享晚年！
荀谌是荀彧的兄弟，能力虽然比不上兄弟，但口才是不差的。经他一番忽悠，原本没啥主见的韩馥也就同意了。但他永远不会想到，自己交出的不仅是冀州，还有自己的命根子。
韩馥很胆小，可他的部下却很有骨气，得知主公轻易将地盘拱手让人，纷纷给他打气加油。冀州的部队有好几万人，储存的粮食也够十年的开销，不说打仗，就是拖也能把袁绍给拖死啊，凭什么白让给他啊？天下哪有这样的败家子啊？
韩馥也是一脸的无奈，他对属下解释道：“群雄争霸的年代，谁的本事大，江山就是谁的，我才能不如人家，智谋不如人家，野心不如人家，家庭背景也不如人家，何况我以前还是袁家的门生，发扬一下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主动让贤有什么不好？”
主公有如此美德，手下人也只能报以无奈的苦笑了。倒是韩馥手下的都督从事赵浮、程涣很有血性，听说领导签署了不平等条约，实在咽不下心中那口气，带着万余水兵、步兵东下，坚决要求和袁绍干一仗。但韩馥已然决定好人好事做到底，坚决不同意手下人鲁莽行事，破坏和平大计。
为了最大限度地体现自己的和平诚意，韩馥主动从政府机关搬了出来，住到了前中常侍赵忠的旧宅邸，又派自己的儿子把冀州牧的印绶送交袁绍。至此，袁绍不费吹灰之力得到冀州，空手套白狼技法取得圆满成功。
功德圆满了，却未尘埃落定。比如，韩馥的手下就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他们知道自己的领导很窝囊，但没想到他会窝囊得如此积极，如此主动，如此彻底，真是没救了。所以，当看到韩馥拱手交出州牧印信时，手下人也毫不客气地做出了新的选择——跑到新老板袁绍那里重新就业。
对于这些人，袁绍都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尤其是魏郡人审配、巨鹿人田丰因为为人正直，历来不为韩馥欣赏，但在袁绍那里却立即受到重用——审配升为治中，田丰成为别驾，他们与南阳人许攸、逢纪、荀谌和沮授一起成为袁绍的主要谋士。
袁绍接手冀州后，用韩馥从前的谋士和自己原有的班底组建了新的智囊团。从表面上看，这个阵容堪称豪华，但从后来的历史事实可以看出，这个智囊团虽然人才济济、群英荟萃，但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不团结。大家都是英雄好汉，谁也不服谁，都把聪明才智用在了拉帮结派、互相扯皮上了，结果群英荟萃成了萝卜开会。这样的组合，对付一般的小鱼小虾，行；对付曹操这样的超级大鳄，不行。所以，袁绍最终败于官渡，输得很惨。
韩馥送礼很大方，但他没想到袁绍却很抠门，自己送出冀州那么大的礼包，对方给他的回礼却只是一个奋威将军的头衔，而且还是空的。
奋威将军是杂号将军，你看人家吕布头上那个奋威将军的头衔规格多高：由皇帝任命，享受丞相待遇还带节杖（持节），而且有自己的办公楼、有一套属于自己的领导班子（开府治事）。而自己这个奋威将军，真是杂号杂到了头，既没权，也没势，既没将，也没兵，连办公室都没有一间。说句不好听的，自己是编外人员，公章都得现刻，月底领工资都不知道该找谁要，即使找到老板（袁绍），人家给你打白条你都没辙，真是地地道道的“三无产品”。这哪里是投资回报啊，简直是随便给一块狗骨头打发叫花子嘛。
想当初，自己当冀州牧那阵子是多么风光啊，而现在，地盘、属下、军队……统统远去了。自己穷得如此干净彻底，比杂号将军还杂号将军，比光杆司令还光杆司令，看来好人有好报的说法有时也不那么靠谱。
而更可怕的还在后头。袁绍不是一个会感恩的人，荀谌所说的袁绍一定会有所表示也纯属虚构。别说感谢，就连这个没油水的杂号将军袁绍也不想让他当舒服。
袁绍任命朱汉当监察官（都官从事），专门检举其他人的违法乱纪问题。对于一般官员来说，这没什么，但对于韩馥来说，却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朱汉以前曾经受过韩馥的羞辱，大家有点私人恩怨。公报私仇是大多数官场人士的最爱，因为机会难得，还不会落人口实。因此，朱汉自然要利用职务之便，好好地恶心韩馥一把，何况袁绍也有这个意思。
为自己报仇，为领导分忧，公私兼顾，义不容辞。于是，朱汉调兵包围了韩馥的住宅。面对不速之客，韩馥情知不妙，赶紧往楼上跑。他的儿子动作慢了半拍，被朱汉抓住，被残忍地用铁锤敲断了双腿。这时，袁绍看戏演得差不多了，立即出面，把惹是生非的朱汉杀掉，同时赶往韩馥家里，对韩馥的不幸遭遇表示了诚挚的慰问，并对今天的事情做了深刻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韩馥啊，都怪我对部下管教不严，你不必有太多心理负担，你受惊了。都怪那个朱汉文化素质太低，对这个害群之马，我已经将他斩首示众。你放心，我们今后一定改进工作方式，加强对你的保护。我以人格担保以后再也不会发生此类不愉快的事情了。你还是在这儿好生当你的奋威将军，积极参政议政，争取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成就吧。”
韩馥再傻，也知道没有袁绍的授意，朱汉是不可能做出这种事的，所以，他哪还敢待在冀州这个地方？于是，他哀求道：“足下就放我一马吧，这个奋威将军我不干了，冀州我也不待了，我还是离开这个伤心之地到其他地方谋发展吧。”
袁绍问：“你想去哪里呢？”
韩馥说：“想去陈留郡，太守张邈是我的老朋友，我想去那儿散散心。”
终于听到韩馥的心里话了。陈留郡属于兖州，袁绍对韩馥的选择表示由衷的理解和支持并祝他一路走好。
韩馥郁郁寡欢地离开冀州这块伤心之地，来到兖州的陈留郡。但他没想到，陈留郡也不是安全岛。不久，袁绍派使者前往张邈处商讨机密要事，两人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这一切原本与韩馥无关，但恰好被韩馥看在眼里。
“我已经放弃了一切，已经一无所有了，难道袁绍还不放过我？”他这么一想，后果就严重了。此时的韩馥已然是惊弓之鸟，肝胆俱裂，他再也没有生活下去的勇气了，于是他跑到厕所，很勇敢地选择了用一把刻书的小刀子做了自行了断。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根据最新的考古成果显示，虽然西汉已经发明了纸张，东汉的蔡伦对造纸术进行了改进，但直到晋朝，纸张才开始得到广泛运用，所以，东汉末年，人们还普遍用刀子在竹简上刻字。
韩馥的悲剧生动地告诉我们，废柴是怎么炼成的，以及一个人是怎么被吓死的。人在江湖漂，没胆儿怎么行？
冀州到手很容易，但袁绍很快发现要保住到手的劳动成果却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因为他面临强敌的威胁，这个人就是公孙瓒。
公孙瓒是他的朋友，但只是曾经的。当初他为图谋韩馥的冀州，力邀公孙瓒带兵和他两路夹击，并约定事成后，共同分赃。冀州到手了，他又打算把盟友抛到一边单干，独吞胜利果实。公孙瓒当然不干，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有这么对待自己邻居的吗？公孙瓒发现自己一不留神就被人耍了，遂一心想要报复。
公孙瓒（？—199），字伯圭，汉族，辽西令支（今河北迁安）人，出身贵族。前面说过，汉末的察举制就是推荐制，讲究的是家庭背景、人际关系，正所谓“学得好，不如生得好”。家庭背景好的子弟很容易被人推荐为孝廉，自然前途光明；而穷人家鬼都不会上门，他们的子弟要想就业只能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了。因此，贵族子弟一般都是无须担忧就业问题的，但公孙瓒的情况要特殊一点。
在古代，既有母以子贵，也有子以母贵。比如，袁绍就是因为母亲地位卑贱（小老婆）受尽了兄弟袁术的白眼。而公孙瓒的情况也和袁绍差不多，由于母亲地位卑贱，估计家里也没怎么管他的学习问题及个人成长问题。因此，直到长大以后，公孙瓒只在郡里当了一个毫不起眼的文书（书佐）。
公孙瓒的出身虽然差了点，起点低了点，但他前进的步伐却一点不慢，因为他自身硬件非常过硬。史书上说他“有姿仪，大音声”，意思是说他人长得潇洒且声音非常有磁性。这样的酷哥，放在哪个时代都是讨人喜欢的。还是那句话，长得帅，不管找老婆也好，找好工作也好，都是很容易的。
公孙瓒除了这两点优势外，他的运气也一直非常好。有运气，什么好事都有可能发生。所以，当文书不久，他就鲤鱼跃龙门成为太守的乘龙快婿，这让平时那些看扁他的人大跌眼镜。
成了一家人后，太守为女婿的前途考虑，便安排他去学习深造。在当时，所谓的学习深造就是拜名师、读名校。对公孙瓒来说，书能不能读得进去、取得多少“真经”倒是小事，关键是要拿到一张文凭作为晋升的资本，给自己镀层金。
太守位高权重，为自己的女婿找的老师也是一位社会名流——卢植。就这样，公孙瓒和刘备成为了同窗。起初，刘备和他平起平坐，后来，他成为幽州的主人，刘备无所事事，成为他手下的打工仔；最后，他输得干干净净，身败名裂，而刘备却奋发图强成为蜀汉的开国皇帝。真是造化弄人啊。
公孙瓒学成回来后，重新在郡里任职，恰遇新任太守刘基因事犯法，要到司法部（廷尉）接受处理。这件事换在别人身上也就是漠然置之——领导犯法管我屁事，大不了换个新领导，我照常当我的上班族。但公孙瓒是个很讲义气的人。他不光对老太守感情深厚，对刘基这个新领导也很够义气，于是，他做了一个让常人匪夷所思的决定：放下手头的工作，为新领导送行。注意，他送行不是将其送到城外，喝两口告别酒，然后说声你多保重、祝你平安就拜拜，而是要将其送到目的地京师。为此，他化妆成仆人，亲自为领导充当司机（驾车）。
到了京师不久，朝廷的判决结果下来了，发配刘基去日南郡“搞开发”。陪领导到京师已经很够意思了，可公孙瓒接下来要做的事更够意思——陪领导到日南郡。
可能大家并不知道这个日南郡在哪里。它在今日越南的中部。东汉时期，今日越南的大部都属于东汉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央政府在越南设有九个郡，属于交州管辖，日南郡就是其中之一。
东汉的经济中心在北方的黄河流域，南方是欠发达地区，如果某人被“荣幸”地发配到那里“搞开发”，多半是有去无回了。
公孙瓒是公务员，到京师也就耽搁两天，可以请事假；但日南郡远在千里之外，不知猴年马月才能回来，谁给你批这么长的假期？所以，许多人劝公孙瓒别太实诚，在家门口送送，意思意思就行了。但公孙瓒远比人们想象的更实诚——既然没假，那我就辞官！我铁饭碗也不要了，陪自己的领导一同去支边，大家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但当时的法律是不允许部下随槛车同行的，所以公孙瓒就化装成侍卒，带上刘基的日用品，驾车护送。此去日南郡千里迢迢，他已经做好了长期扎根基层的心理准备。临行前，公孙瓒备好酒肉在北邙山祭辞了自己的祖先。
还是老天爷开眼，在去日南郡的半道上，刘基就被朝廷赦免了，重新回到故乡的公孙瓒立即成为新闻人物，而且以前的工作他也不用干了，因为有一份更有前途的新工作正等着他——他被举为孝廉，做了郎官。接着，他又被外放为辽东附属国的秘书长（长吏）。此后，公孙瓒开始了新的生活——打仗。公孙瓒十分热爱这份新工作，因为打仗既是他的爱好，也是他的特长。
和谁打仗？胡人。在当时，狭义上的胡人指匈奴人，而广义上的胡人则包括乌桓人、鲜卑人等北方各少数民族。在东汉，这些人常常纠结在一起，侵犯边境。公孙瓒是粗人，对于这些人，他的策略非常简单，就是打，而且是拼命地打，狠狠地打，即使打不过也要打。
有一次，公孙瓒带领数十名骑兵巡逻关塞，遭遇数百名鲜卑骑兵，公孙瓒二话不说，操起家伙就冲了过去。鲜卑人的脑袋一下子被搞懵了：你们才几个人，敢以少打多，莫非这小子脑袋发晕了？
公孙瓒脑袋没发晕，因为他明白，躲是躲不过，逃也是逃不掉的，既然横竖是个死，与其被对方打死，还不如主动出击，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即使死了还能得个烈士名声。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公孙瓒面对处于优势的敌人全然不要命，一出手就杀死了几十人。鲜卑人也被他这种玩命的架势给吓住了，一下子斗志全无，撤退了。从此以后，鲜卑人知道边境有个拼命三郎似的人物公孙瓒，再也不敢轻易上边境“观光旅游”了。
由于公孙瓒作战非常勇猛，打久了就打出名气来了。因为他爱骑白马，又是辽东附属国的秘书长，别人就都叫他白马长史（后来称他为“白马将军”）。
公孙瓒长期与胡人骑兵打交道，深知骑兵的重要性。因此，他以善射之士为核心，组建了一支三千人的轻骑部队。由于公孙瓒对白马实在过于偏爱，因此他给左右随从配备的坐骑也是清一色的白马，所以这支部队也被称为“白马义从”。
公孙瓒本人很讲义气，他要求入伍的兄弟也把义字摆在首位。每次出征作战，三千人一起行动，如西风漫卷、气势不凡。而且这支队伍在遇到敌人时就高呼整齐划一的战斗口号：“义之所至，生死相随！苍天可鉴，白马为证！”声音高亢，响彻云霄，实在是摄人心魄。据说，一身是胆的赵云也是白马义从之一。
一支如此彪悍的队伍横空出世，可让那些平日里耀武扬威的胡人吃尽了苦头。他们对公孙瓒这个克星是怕得要命，也恨得要命，但苦于惹又惹不起，打又打不过的残酷现实，乌桓部落的人只好互相提醒：“兄弟，看见公孙瓒，千万不要与他们过招，赶快逃命要紧！”
后来，公孙瓒的名气越来越大，乌桓人没办法，只好把他的光辉形象画下来，作为练箭的靶子解恨。这样做既能提高士气，又能提高箭法，实在是一举两得。乌桓人很具有浪漫主义精神，凡是射中靶标的，个个都跟吃了摇头丸一样兴奋不已，高喊：“我又射死公孙瓒啦！”虽然这只能糊弄自己，但精神胜利也是胜利啊！精神胜利之后，乌桓人也很讲究实际：公孙瓒，算你狠，我们惹不起还躲不起吗？于是，“虏自此之后，遂远窜塞外”。
中平元年，边章、韩遂叛乱，朝廷从幽州征发三千精锐骑兵跟随太尉张温讨伐叛军。中山相张纯毛遂自荐请求担任骑兵头领，但张温却把这个位置给了公孙瓒。竞选没成功的张纯很生气，后果非常严重。他勾结泰山郡太守张举、辽西乌桓部落首领丘力居等叛乱，攻占了右北平郡（今河北丰润东南）。在那里，他们还动手组建了政府：张举自称天子，张纯自号弥天将军、安定王。接着，他们发布公文通告各地，宣称张举才是真命天子，要求汉灵帝主动退位让贤，命文武百官迎接新老板，开始新生活（云举当代汉，告天子避位，敕公卿奉迎）。
公孙瓒因平定叛乱有功，不久就升为骑都尉，后来又很快升为中郎将，被封为都亭侯，进驻辽东属国。
这里要解释一下东汉的民族政策。为安置归附的乌桓部落，朝廷专门划出若干地盘，让乌桓那些大大小小的部落首领搞自治，如辽西郡、辽东属国、右北平郡就分属于不同的乌桓部落。所以，所谓辽东属国既不同于皇子的封地——王国，也不同于县侯封地——侯国，它的地位比县高，但比郡略低（郡太守是二千石，属国长官都尉是比二千石，恰好低一级）。
公孙瓒一走，张纯等人就更大胆了，一下子拉起了一支十万人的队伍，四处出击搞扩张。中平五年，乌桓丘力居部落竟然深入青州、幽州、冀州和徐州进行掠夺。
以前只是在边境小打小闹，现在居然深入腹地，这回玩大了，再不理会，大汉的江山都要改名儿了。估计一个公孙瓒势单力薄不顶用，朝廷又派了一个顶用的人来，由他全权负责平叛事宜，这个人就是幽州牧刘虞。
朝廷的眼光还是很准的，刘虞之前就担任过幽州牧，他虽不是武将，但由于采取了正确的安抚策略，以前一些爱闹事的鲜卑、乌桓、匈奴的部落也纷纷改邪归正，边境清净得很。由此可见，战争的力量是强大的，但和平的力量更强大！
刘虞（？—193），字伯安，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在东汉末年曾担任太傅、幽州牧等职，长期驻守幽州。有些专家把他看做是一方诸侯，但在我看来，刘虞其实是忠臣。虽然二者可能都拥有极大的权力，但他们的区别也是很明显的：一个为私，一个为公。诸侯就是割据一方，称王称霸，唯我独尊，而刘虞不是，他在幽州，是治理，并不是割据，他是为公，而不是为私，因此，他是真正的忠臣。
刘虞的出身是比较高贵的，他是地道的汉室宗亲，东海恭王刘强的后代。虽然有着显赫的家庭背景，但刘虞在步入仕途后却是从基层做起的，早年通过举孝廉曾担任过户曹吏（郡里办理户籍、民政事务）之类的小官。由于他认识到位、工作积极，严于律己，不久就被升为博平县令。
作为一县的父母官，他在任内表现了自己不凡的工作能力，“治正推平，高尚纯朴，境内无盗贼，灾害不生”，成功地创建了一个和谐社会。据说，博平县不光没有车匪路霸，连邻县的蝗虫飞到博平界，闻听刘虞的大名，也害怕被他“和谐”掉，居然不敢侵犯边境。
由于政绩突出，刘虞先后担任过幽州牧、甘陵相。不久，因病回家休养。由于他平时严洁自律、为人低调，名声早已不胫而走，家乡的老百姓更是像欢迎英雄一样迎接他的到来。
回到家里，乡亲们也不让他闲着，邻里之间如果发生点小摩擦、小纠纷，大家都不去找政府，而是直接找刘虞给他们主持公道。刘虞虽然不是县官，但说话比县官还管用，不管他说谁对谁错，双方当事人都能心悦诚服地接受。
值得一提的是，汉灵帝时期要想担任地方官都是要给赞助的，依官职高低价钱不等，而且国家要你干，你不干还不行。但刘虞当官多年，因为清廉，所以很穷，而且穷出了名气，连汉灵帝都知道自己有一位叫刘虞的穷亲戚官当得大，却花不起钱买官。考虑到国家正值用人之际，一向爱财如命的汉灵帝也特别批示：刘虞不必花钱买官，直接上任，只要你把活儿给我干好就行。
等刘虞再次当幽州牧时，幽州已经是一个烂摊子了，叛军有十万之众，气势汹汹，怎么办？他思前想后，最后决定对症下药，采用和平手段搞定叛乱。
所谓“虾有虾道，蟹有蟹路”，公孙瓒取胜靠打，而他取胜靠和。所谓和，说白了就是招安。造反也罢，叛乱也罢，风险很大，都不是正当职业。而被招安就不同了，国家给了一个铁饭碗，从此吃喝不愁，岂不妙哉？所以，刘虞深信，不管是汉人也好，胡人也罢，谁也不是天生都想当造反派的，只要开出的优惠条件合适，他们都是乐意被招安的。能不费一兵一卒，用经济手段摆平战乱，省时省力，实在是值。
但仍有许多人对此不以为然，其中就包括他的属下公孙瓒。公孙瓒的嘴很硬：“你花钱办事算什么本事，看我不花钱就能摆平他们。”刘虞来之前，他已经在自己的地盘（辽东属国）和张纯、丘力居等人干了一仗，张纯等人大败，抛下妻儿逃入了鲜卑境内。
丧家之犬，不欺白不欺。公孙瓒极其兴奋地带兵紧追不舍，结果可能是因为兴奋过度，公孙瓒不但没抓住他心目中的丧家之犬，反而在辽西管子城被丘力居围困了整整两百多天。
粮食吃完了，没人补充；士兵死的死，跑的跑，也没人管（也管不了）。眼看自己都要成为瓮中之鳖了，幸亏此时丘力居也和他们一样面临断炊之困，只好丢下即将到嘴的大肥肉，一走了之，公孙瓒这才捡了一条命跑回来。从此，仇恨的种子就在他心里深深扎下了根，他发誓一定要报仇雪恨。
中平六年二月，刘虞正式到任。面对复杂的局势，刘虞处乱不惊，在到达蓟城（今北京）后，他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精简军队。
有没有搞错，叛军大军压境，你不扩充军队，还减人，莫非他脑袋进水了不成？对于刘虞的做法，许多人都搞不懂，更有人公开站出来表示反对，这个人就是公孙瓒。由于在辽西差点儿被乌桓人活捉喂狼，因此公孙瓒是坚定的主战派。在他看来，主和与投降没什么区别。他相信凭他手里的一杆铁矛就能和他们血战到底。
矛盾不可避免，也不可调和。但刘虞毕竟是一把手，大政方针是可以直接拍板的。他派遣能说会道的使臣到丘力居处晓以利害，告诉他如果你放下武器会如何如何，如果你顽抗到底会如何如何。反正天朝的势力你是知道的，只要你放下武器，献上张纯的首级，朝廷将会对你宽大处理，过去的事情可以既往不咎，还会给你一笔赏赐，大家还可以做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这位丘力居一想也是，犯不着为几个逃犯得罪天朝，再说天天打仗多危险啊。再加上丘力居等人听说刘虞又回来管理幽州了，也觉得日子又有盼头了，便纷纷派遣使者前来洽谈合作事宜。和平的曙光即将出现。
但鼻子比狗还灵的公孙瓒知道这件事后，心里很不舒服，他居然派人在半道上把这些使者给杀掉了——谈什么谈，老子只想打仗，打服为止。可惜老对手丘力居知道是公孙瓒捣鬼，并不上当。这下公孙瓒没辙了。在刘虞的不懈努力下，问题很快解决了，刘虞紧接着悬赏通缉张举、张纯。
此时的张举、张纯已然是惊弓之鸟，二人逃到塞外，靠啃黄沙、喝西北风过日子。但不久，张纯连西北风也没得喝了，因为手下一个叫王政的人觉得他的脑袋还值几个钱，就把他杀了，送到刘虞处邀功求赏。一场大规模的叛乱就这么被轻松化解于无形。随后，刘虞上报朝廷撤掉驻防军队，只留下公孙瓒统率万余步兵、骑兵屯驻右北平郡。
搞定了乌桓，平定了张纯，汉灵帝升刘虞为太尉，封容丘侯。虽然荣升为中央高级领导干部，但刘虞并没有赴京享受荣华富贵，而是留在幽州，准备大展拳脚治理幽州，因为他是一个有理想的人。
汉朝的幽州管辖的地盘很宽，包括现在的北京、河北、辽宁以及朝鲜的部分地区。幽州地盘虽大，却是欠发达地区，经济实力还不如荆州的一个南阳郡，每年得都要靠朝廷从兄弟州（青、冀二州）所交的赋税中拨出两亿多钱来接济。
东汉末年，狼烟四起，再也没人肯伸出援助之手搞对口支援了。面对新问题，刘虞不等不靠，自己真抓实干，很快使幽州摘掉了贫困落后的帽子。他的办法简单又实用：重视农业（劝导百姓种田），开办新兴产业（发展渔阳的盐铁）。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了，州里的财政收入也就增加了。
值得一提的是，刘虞还积极发展市场经济，开通上谷的胡市，和胡人积极发展边境贸易，大家互惠互利。这样一来，平日里爱跟着瞎起哄的鲜卑、夫余、濊貊等部落也安定下来，定期朝贡。如此一来，什么民族问题、民族矛盾都跟着一起搞定了。
那时，全国不少州郡经过黄巾军起义和董卓之乱后，物价暴涨，民不聊生，情况非常糟糕，但幽州在刘虞的治理下竟然成为名副其实的世外桃源。幽州的百姓安居乐业，一切欣欣向荣。因为幽州的一石粮食只要三十钱，低于一石一百钱的国家牌价，更远远低于董卓暴政时期的一石粮食数十万钱的天价。
幽州在刘虞的治理下一下子成为全国最有吸引力地方，不要说邻州的百姓，就是远在青州、徐州那些饱受战乱之苦的的士族和百姓也竞相人到此，幽州成为人们心目中理想的避风港。
刘虞对这些外来人口从不歧视，既不要求他们办暂住证，又不限制他们的自由，而是敞开胸怀全部收留并安排工作。这一举动让那些远道而来的人就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样感到温暖，感动不已。
经过刘虞的努力，贫穷落后的幽州竟然创造了奇迹，不仅甩掉贫困的帽子，还成为汉末全国最安定、最富足的地区之一。由此可见，一个地方要脱贫致富，关键看领导，领导真抓实干，则百事可为；领导懒懒散散，那什么都等于零蛋。
刘虞虽然贵为总理级的高级干部，但廉洁自律的意识非常强，一直过着低碳生活。史书上说他出门不穿名牌服装（敝衣绳履），家里吃饭也没有两道带肉的菜（食无兼肉），而且天天如此，不是作秀。在他的带动下，连那些大手大脚、铺张浪费惯了的地方豪强也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感染，纷纷改弦更张，真心归附。刘虞人气指数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有支持的，就有反对的，尽管这样的人很少，公孙瓒就是这样的少数派之一。刘虞要和胡人共建和谐社会，公孙瓒偏要搞破坏；刘虞要勤政爱民，公孙瓒偏要纵容手下的士兵改行当强盗，抢劫百姓；刘虞要赏赐归附的胡人，公孙瓒偏要派人把这些礼物夺为己有；刘虞要裁军，只给他一万人，公孙瓒偏要扩军，搞出二十万人的庞大军队。
扩军，是野心的需要，也是扩张的需要。刘虞希望和平，但作为配角的公孙瓒却不甘寂寞，老想抢戏。如此猖狂地和领导唱对台戏，太过分了。
初平二年，被迫移民到长安当高级人质的汉献帝更加怀念在洛阳的日子。他想回去，可朝廷大权控制在董卓手里，要有人带兵过来拯救自己才行。看来看去，唯一忠心且可靠的也只有刘虞了。幸好刘虞的儿子刘和就在朝廷当侍中，于是汉献帝决定派他偷偷出去联系刘虞。
刘和首先来到南阳郡，这是野心家袁术的地盘。稀客来了，一向为人阴险的袁术一反常态，立即拿出全部的热忱表示欢迎，并说你来一趟南阳不容易，既然来了，就应该多玩几天，欣赏欣赏南阳的风景，感受感受南阳的巨大变化再走。
刘和心里有事，哪有心情游山玩水，但此时已经由不得他了。
什么，皇帝想回京师（洛阳）啊，哦，小事，好说好说，过几天我有空就派人接他回来就是；什么，你要到幽州找父亲啊，不要那么麻烦，写封信就可以了，我派人给你送过去，特快专递，免挂号费；什么，你要走啊，既然好不容易来一趟了，不多住几天怎么行呢？
袁术这样做，当然不是希望刘虞来解救皇上，而是想趁机吞并刘虞的部队。刘和自然明白，但自己已经入狼窝了，只好按照袁术的意思给父亲写了封信，让他带兵来南阳。
刘虞接到儿子的来信，信以为真，准备出兵。但已经改任降虏校尉的老江湖公孙瓒看出了其中的端倪。他劝刘虞要慎重行事，以免被袁术这个骗子给忽悠了。刘虞虽然是个政治家，但对官场的一些黑暗面知到甚少。他觉得既然是儿子的来信，相信它是没错的。
看到刘虞一意孤行，狡猾而世故的公孙瓒怕得罪袁术，立即转变策略，派他的堂弟公孙越率千余骑兵到袁术处请求结盟，并怂恿袁术扣留刘和并霸占刘虞派来的兵马。
刘和得知这一消息，立即手脚麻利跑到袁绍那里，但他没想到野心家的哥哥居然也是野心家，而且是升级版的——自己又被强制扣留了！对于袁绍而言，扣留刘和，就相当于控制刘虞，控制刘虞，就相当于控制了幽州。
得知儿子被扣留的消息，刘虞终于明白，事情搞成这个样子，公孙瓒“功不可没”。于是，刘虞与公孙瓒矛盾扩大了：以前，两人的矛盾只是因公，现在又加入了私人恩怨。是恩怨，总有了断的一天。刘虞想：于公于私都该收拾公孙瓒了，因为他是能人，而且是有野心的能人，所以，这样的人干起坏事来也是威力无穷，破坏力巨大。而公孙瓒想：无论怎样都该收拾刘虞了，因为他是能人，而且是挡我道的能人。不过，他们都没急于动手，因为目前还不是动手的时候。
刘虞不动手，是因为他实在没法，公孙瓒是武将，兵多，而他这个幽州牧是光杆司令，没兵。同时，他还比较天真地寄希望于朝廷能定公孙瓒的罪，然后通过司法途径将公孙瓒绳之以法。而公孙瓒不动手的主要原因是他目前面临更强大的对手——黄巾军和袁绍。相对而言，黄巾军容易对付一些，尽管他们人多。
前文说过，黄巾军的领袖张角虽然于184年就病死了，可他的影响力实在大得惊人，死后好几年，还有人打着他的旗号，反正死人的东西不用白不用，也不会有人找自己付专利费。初平二年，一支由三十万人组成的青州黄巾军攻打渤海（今河北南皮东北），欲与黑山军会合。而公孙瓒只有两万人，两万对三十万，看来够玄，但公孙瓒是长期和胡人打交道的硬汉，善于打硬仗、恶仗，白马将军的名号可不是浪得虚名。黄巾军要和他同场竞技，只能说找错了对象。
公孙瓒率步骑两万人在东光南与青州黄巾军短兵相接，大败对方，斩首三万余人。黄巾军无奈，只有渡河逃命。公孙瓒等他们过到一半时，再次出击，黄巾军更是溃不成军，败得惨不忍睹，“死者数万，俘虏七万余人，车甲财物无数”。这简直就是皇甫嵩指挥广宗之战的翻版，皇甫嵩因广宗之战出名了，公孙瓒则因此战出名了。
要说公孙瓒和袁绍的矛盾，必须再次谈谈袁绍和袁术兄弟俩的矛盾。当初，董卓进京后，关东联军成立，大家不是去讨伐董卓，而是各自忙于抢地盘，其中实力最强的要数袁绍和袁术兄弟俩。袁绍要立刘虞为帝，袁术因自己有当皇帝的野心不赞成，兄弟之间从此产生了裂痕，结下了仇怨。孙坚讨伐董卓时，把抢来的南阳郡让给了袁术。作为回报，袁术就推荐孙坚担任豫州刺史。可袁绍偏要横插一杠子，趁孙坚讨董卓未回的机会，手疾眼快地派遣部将周昂空降豫州，袁术为此十分生气，派孙坚击退了周昂。
袁绍和袁术虽然是兄弟俩，但二人彼此视对方为大敌，水火不容，完全是一副把对方往死里整的架势。为了打垮对方，他们都使用了远交近攻的外交手段拉拢盟友。袁绍拉的盟友是曹操和刘表；袁术拉人头的能力一点儿也不差，他拉的盟友是公孙瓒、陶谦和孙坚（后来死掉了），双方的实力在伯仲之间。
他们都想在对方身边安钉子，都想在对方身边埋地雷，但他们绝对想不到，这样算来算去，兄弟是没了，可自己也没了，盟友反倒强大了起来，比如后来的曹操、刘备。这也正应了那句歌词“时时刻刻忙算计，谁知算来算去算自己”，真是蠢到家了。
公孙瓒和袁绍的矛盾起于一件小事。之前，袁术派公孙越帮助孙坚攻周昂，但公孙越运气不好，被一支无名箭射中，竟然死掉了。按说这是一起意外事件，但公孙瓒可不这么认为，他把这笔账算在了袁绍身上。
兄弟死了，冀州又被袁绍独吞，公孙瓒感到自己被人耍了。他恼羞成怒决定报复，便出兵驻扎在磐河（今河北境内），摆出一副打架的架势。
看到公孙瓒要玩真格的，袁绍反而有点儿心虚了。毕竟自己刚刚以欺诈手段拿下冀州，根基还不稳，而且，现在的他很忙——为了营救自己的铁杆战友河内太守张杨，袁绍和并州的匈奴王翻脸交战；活动在并州的张燕黑山军对他这个外来户也看不顺眼；还有自己的死对头陶谦也蠢蠢欲动，随时准备出兵抢他的地盘，这些他都不得不防。
袁绍真可谓是四面受敌，一旦解决不好，就会四面楚歌，他可不想做西楚霸王。因此，他现在还不想和公孙瓒结仇，也不能和公孙瓒结仇。要知道，现在的公孙瓒已今非昔比，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已经拥有了一支近二十万人的抢劫团队，实在得罪不起。所以，他决定放下身段，主动对公孙瓒示好。
为把公孙瓒拉拢过来，一向不喜欢吃亏的袁绍破例决定自己吃点儿亏，咬牙把自己的老根据地渤海郡交给了公孙瓒的堂弟公孙范管理。实际上袁绍也没吃什么亏，当时青州、徐州的黄巾军活动非常猖獗，指不定什么时候就打到渤海郡来了，让公孙范吃点甜头，然后去挡子弹也是不错的选择。袁绍这算盘打得真是比生意人还精啊。
不料，公孙范厚礼照收，却不领情，连感谢的话都没用说一声，就立即变脸，站在了堂兄公孙瓒一边，反踹了袁绍一脚。
袁绍这回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亏大了。袁绍很愤怒，但让他更愤怒的还在后头。青州、兖州经过黄巾军的轮番攻击，已处于无政府状态，按说谁打下，地盘就是谁的。可就在袁绍想打它们的主意时，公孙瓒抢先一步，接连攻破青州、徐州的黄巾军，将青州、徐州这两块肥肉收入囊中。更可恶的是，公孙瓒还不满足已取得的战绩，竟然开始挖袁绍墙脚，和袁绍的部下（也是韩馥以前的部下）眉来眼去的。一来二去，袁绍的部下经不住诱惑，开始反水，投靠了公孙瓒。
北方几州尽在自己掌握之中，公孙瓒心情大好，他开始设置政府机构，任命严纲为冀州牧，田楷为青州刺史，单经为兖州牧，并为各州配置了郡守、县令。同时，为防备袁绍，他派刘备驻守高唐，单经驻守平原，陶谦驻守发干，对袁绍形成了一个战略包围圈。
公孙瓒起家是靠打胡人，发家是靠打黄巾军，而败家则是因为打袁绍。袁绍虽然动手能力差，但他也不是鱼腩，随别人怎么整。随着公孙瓒的步步紧逼，他也只有拼命。
初平二年，公孙瓒得寸进尺，带着几万人马进驻界桥。界桥属于冀州的地界，这样看来，公孙瓒算是侵略了。为了让自己师出有名，表面文章还是要做一做的，于是，公孙瓒装模作样地上表声讨袁绍十罪，这篇讨袁檄文气宇轩昂，特择其精要与大家共享：
第一罪：你袁绍有眼无珠，引狼入室，董卓能大摇大摆地进京都是你惹的祸；
第二罪：董卓当政，你袁绍这个始作俑者应该在京师和老贼拼刺刀同归于尽才是，即使干不掉老贼，也应该剖腹自杀以谢天下，但自私自利的你却置领导（汉献帝）的安危于不顾，偷偷溜号，当起了逃兵，这是不忠；
第三罪：你袁绍要反抗董卓，却不通知自己的长辈（叔叔袁隗）、亲属（堂兄袁基）逃生，导致他们成了董卓的刀下鬼，你袁绍这个不孝的罪名是背定了；
第四罪：大家推荐你袁绍当关东联军首领，起兵讨伐董卓，但你却占着茅坑不拉屎，只知道吃喝玩乐，还自立山头，误国误民，罪莫大焉；
第五罪：你袁绍和韩馥狼狈为奸，在皇帝陛下健在的情况下居然阴谋另立刘虞为帝，甚至连开业用的公章（金印玉玺）都准备好了，如此图谋不轨，实在罪大恶极；
第六罪：你袁绍与部将崔巨业互相勾结，到处抢地盘，完全没有大臣的风度；
第七罪：你袁绍对和自己一同起义的刘勋不但不关心爱护，反而残害忠良；
第八罪：袁绍向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贡敲诈勒索，嫌人家进贡不够就杀人灭口，这哪像是正人君子所为，简直就是黑社会；
第九罪：你袁绍原本是小老婆生的野种，这样的贱骨头怎样能和根红苗正的袁术相提并论；
第十罪：讨伐董卓之所以有始无终，是因为你袁绍派周昂夺取孙坚的根据地豫州，背后捅人刀子所致，你的罪过大了去了。
这篇奇文一下子就点中了袁绍的死穴，骂得狠、骂得准，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就是：你袁绍是个不忠、不义、不仁、不孝、一无是处的人渣！这样的人渣的确该杀。因为该杀，所以我公孙瓒要来主持正义灭掉你！
骂完了，就该开工了。
从国家大义到个人出身，被人从头到脚骂得狗血喷头不算，还直接派人来抢地盘，这下袁绍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想当初自己大方地送出渤海郡，本就是肉包子打狗的蚀本生意，现在这条狗居然得寸进尺，打起冀州的主意来了，找死啊！忍无可忍，袁绍决定迎击！
当时，公孙瓒的队伍战斗力很差，除了他自己能干，其余人基本都不能干，但他很有自信，因为他有白马义从——白马义从随我南征北战，所向披靡，我相信对付袁绍也一样！
公孙瓒已经患上了白马义从依赖症，但袁绍对此却不以为然，因为他也有自己的特种部队——大戟士。大戟士属于步兵，装备精良，据说每个士兵都配备着大戟和重甲，实力强劲，是袁绍的精英部队，其统帅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张郃，当然，张郃那时并不出名。
当袁绍得知公孙瓒派白马义从前来挑战时，袁绍就笑着对张郃说：“隽乂（张颌字隽乂），你去帮我摆平他！”事实上，这次战斗并不是张郃表演的舞台，而是另有其人，他的名字叫麹义。
初平三年春，在离界桥二十余里的地方，战斗正式打响！让我们先看公孙瓒是如何排兵布阵的：两万步兵在当中，两翼各五千骑兵，中间则是公孙瓒最得意的白马义从，军士衣着光鲜、气势汹汹。如此阵势的确豪华。
相对而言，袁绍一方就比较寒酸了：先锋部队只有二千余人，其中前队八百余人手执盾牌，后边千余人连盾牌都没有，和公孙瓒相比，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差远啦。且慢，前面的军队虽然只有二千余人，但大部队在后面，有好几万人呢。而且，后边千余人虽然没有盾牌，但都带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弩。
弩不是弓箭，而是弓箭的升级版。古代的士兵如果平时不注意体育锻炼，身体素质差，不一定能把弓拉满，这样射出去的箭就是轻飘飘的，杀伤力会大打折扣；而弩就不同了，它是全机械化武器，人只负责瞄准，按程序操作，而且弩的射程很远（是弓箭的两倍），力量很大，穿透一般的铠甲不成问题，是骑兵的克星。后来，诸葛亮也正是用弩成功克制不可一世的魏国骑兵的。骑兵也算是古代的机械化部队了，用机械化手段对付机械化部队，真是绝配。
袁绍的前军指挥官是麹义，以前是韩馥的手下，曾经长期待在战乱的凉州，见多识广、经验丰富，可谓是反骑兵作战专家。但公孙瓒是不了解这一点的。当然，即使他知道，以他刚愎自用的性格，也不会把这个名不见经传的麹义放在眼里。
两军对决时，公孙瓒首先派出骑兵向前冲，但麹义的步兵趴伏在盾牌下，一动不动。
风萧萧，马鸣鸣，尘土漫天，大地颤抖！你们不动，我们就用铁蹄踩死你！
冲！冲！冲！
近了，近了！山崩地裂，地动山摇！可麹义的步兵还是一动不动，但后面的弩兵动了，刹那间万箭齐发。神气的弩兵取得了神气的战果：公孙瓒的骑兵纷纷中弹，次序大乱。就在这时，袁绍的步兵也一跃而起，紧追不舍。紧接着，袁绍军后续部队也投入战场。
麹义一鼓作气追杀了二十里，在界桥上又杀退了公孙瓒的预备队，还径直杀到北军大营，夺下了公孙瓒的帅旗——牙门旗。在这场战役中，公孙瓒损失惨重，他委派的冀州牧严纲也死于乱军之中。公孙瓒的骑兵部队，包括他的得意之作——白马义从就是这样被废掉的。
袁绍虽然是胜利者，但由于大意也遇到险情，差点儿回不来。原来，公孙瓒手下一支大约二千余人的败兵在逃窜途中恰恰碰到袁绍。那时袁绍身边不到二百人，双方实力为十比一。看到自己占有绝对优势，败兵也不逃了，他们把袁绍的这支部队团团围住打算打打秋风，捞一把再走（他们并不知道围住的就是袁绍本人）。但袁绍的手下恰恰是大戟士，装备精良，单兵作战能力极强，可以以一当十。双方战斗正酣，属下田丰拉着袁绍要他去断墙后面躲避，但袁绍把头盔一摔，摆出英雄气概喊道：“大丈夫当斗死！”
主帅有血性，属下不偷生！受袁绍的鼓舞，他手下的卫士更是斗志昂扬，拼死抵抗，一直坚持到麹义带兵救援，界桥之战由此结束。
界桥一战，公孙瓒虽然损失惨重，但还没有伤及筋骨。以他的性格，他是不甘心承认失败的。在他看来，胜败乃兵家常事，一次失手没关系，咱们总结总结经验教训，接着打。
不服输的公孙瓒第二年再次派兵到龙凑攻打袁绍，但老天偏偏喜欢作弄他，再次让他吞下了失败的苦果。吃尽苦头的公孙瓒只好老老实实退回自己的地盘（幽州），再也不敢轻举妄动。
公孙瓒老实了，但袁绍却不规矩起来，他开始没事找事地进攻青州。青州也是公孙瓒的地盘，刺史是田楷，袁绍突然间任命自己的儿子袁谭为刺史，田楷当然不服，既然不服，那就比试比试吧，谁能干谁干。于是整整两年时间，双方在青州就干了一件事情——打仗。
你打我我打你的结果是老百姓无心生产，以前青州是沃野千里的富庶之地，如今别说是人烟，就是一株青草也难见到。
双方打了两年，到最后大家都筋疲力尽，谁也吃不掉谁，只好讲和。为了彰显和平的诚意，公孙瓒和袁绍还结成了儿女亲家。但在他们眼里，所谓的儿女亲家是不作数的，有利可图时咱们是亲家，无利可图时咱们是仇家。感情是假的，亲戚也是假的，只有利益才是真的。休息几年后，咱们接着玩！
撕下亲情温柔的面纱，里面是不忍细看的悲凉。
对于公孙瓒而言，和袁绍之间的矛盾暂告一段落了，接着他又把矛头对准他的上级刘虞。
仔细说来，他和刘虞之间的矛盾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以前，对付胡人时两人就分歧巨大，一个主战一个主和。在公孙瓒眼里，刘虞这个主和派和投降派差不多，更关键的是，他的主张会坏自己的好事；而在刘虞眼里，公孙瓒这个主战派穷兵黩武，就是要把幽州搞烂、搞穷。后来，公孙瓒投靠袁术，成了野心家，两人更是摩擦不断。
刘虞是个政治家，他是不希望自己眼皮底下有野心家活动的；而公孙瓒是个野心家，他也不希望自己头上有个爱管闲事的上司。尤其是这些年，刘虞实行休养生息政策，让公孙瓒只带一万人。而公孙瓒为和袁绍争地盘，打得不可开交，这个政策简直是卡他脖子、要他命。于是，他不顾刘虞的军令，天天招聘，拼命扩军，很快手下有了一支二十万人的队伍，而且吃的用的全管刘虞这个领导要。谁让刘虞是领导呢？
眼看公孙瓒的野心渐渐暴露，刘虞唯一的办法就是减少粮食供应，希望以饥饿疗法让公孙瓒的头脑冷静一些，自觉精简部队。但列车一旦启动，就不能轻易刹车；野心一旦显现，就不会停止。至少，对于公孙瓒而言是如此。刘虞这样做不但不能抑制他的野心，反而让公孙瓒的愤怒之火越燃越旺——你扣我军饷，想饿死我，找死啊。
其实，刘虞这样做也难不住公孙瓒，他有自己的办法——抢！既然政府不拨款，我就去抢，多劳多得，你奈何不了我！刘虞怎么会容忍公孙瓒这种可耻的行为？于是，他向朝廷控告公孙瓒的种种不法行为。公孙瓒也不傻，他也向朝廷控告刘虞克扣员工工资（军饷），请求朝廷主持公道。
朝廷也是非难辨，只好敷衍了事：你们的苦衷朝廷都知道，你们都是好同志，大家一定要注意搞好团结，有事商量着办。
废话，能商量好还找你们吗？这些话说了等于没说，事情就这么拖了下来。但事情总要有一个解决的办法。为此，公孙瓒在幽州的首府蓟县另外新建了一座小城，自己住进去，和刘虞做起了邻居。
对于刘虞而言，公孙瓒是一个不听话、不友好的部属。他邀请公孙瓒到首府开会，公孙瓒请病假不去，一点儿面子都不给。这相当于是闹独立了，如此下去，他迟早有一天会反的，那就摊牌吧，收拾他！
初平四年，刘虞调集了十万人突袭小城，想抢得先机。但不幸的是，刘虞手下有个叫公孙纪的办事员一向和公孙瓒关系不错，趁夜跑到公孙瓒处泄露了刘虞的计划。但此时，公孙瓒的部曲分驻各地，留在小城的人并不多。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十万之众，见多识广、久经沙场的公孙瓒也是六神无主、惊恐万状。情急之下，他想到了一个对策——逃跑。但他很快发现，刘虞虽然有十万人，却都是临时拼凑起来的闲散人员，战斗力并不强。再加上刘虞爱护百姓，不许手下破坏城池，导致一座小城久攻不下。更要命的是，刘虞还发了一道奇怪的指示：不要多杀，只杀公孙瓒一人！
真是鸽派人物啊，打仗也那么温柔。但在战场上对敌人温柔，往往就是对自己的残忍。我认为，正是这道糊涂的命令导致刘虞全局崩盘的。
公孙瓒凭丰富的作战经验感觉到对手不过是一群一触即溃的乌合之众，自己人虽少，但他们都是久经考验的“兵油子”，对于十万“弱兵”完全不必害怕。于是，公孙瓒毫不客气，组织了一支几百人的突击队，一边放火，一边反攻。
面对奋力反扑的公孙瓒，刘虞的部队瞬间崩溃了。刘虞没法，只好连夜逃亡到居庸县。三天后，刘虞被公孙瓒抓获。对于这个仇人，公孙瓒并未急于杀掉，还让刘虞继续在公文上签字画押，就像他依然在当幽州牧一样。公孙瓒这样做不是因为他良心发现，而是在杀掉刘虞之前想多玩玩。就像猫捉老鼠一样，我现在不杀死你，但要慢慢地玩死你！
真是变态！
其实，公孙瓒一直是个比较奇怪的人：他虽出身贵族，人却不高贵。由于母亲并不是正室，他在家中也跟着不受待见，因此，他慢慢滋生出仇官仇富的心理。后来，他的这种心理愈演愈烈，最后竟然发展到变态的地步。比如，对士大夫中地位比他高的，他一定想方设法搞臭对方；能力比他强的，他一定要狠狠打击，叫对方无路可走。这么做不为别的，只为心理平衡。像刘虞这样出身比他好（皇族）、能力比他强、威望比他高的人，公孙瓒怎么会放过？所以，刘虞的命运从和公孙瓒共事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
公孙瓒恨文人，恨能人，恨这个恨那个的，那幽州地界上还有他爱的人吗？答案是肯定的。公孙瓒最喜欢两种人：一个是女人，一个是兄弟。
对于兄弟，公孙瓒很讲义气。但公孙瓒选择结义兄弟的标准是比较特别的，他既不看出身，也不看本事，只跟着感觉走，不管是摆地摊的、算卦的、卖绸缎的、开杂活店的……看着顺眼就行。所以，相对于老同学刘备，公孙瓒的眼光就差远了，刘备的结义兄弟是什么档次？关羽、张飞那都是超级猛人，而公孙瓒精心选择的结义兄弟就是街头混混，这些人除了帮他喝酒吃肉、骚扰百姓外，什么忙也帮不上。这样的人能成功，鬼都不信。
就在刘虞和公孙瓒打得不可开交之际，天下已经乱得不成样子：窃国大盗董卓已经挂掉了，王允也死了，朝廷被董卓的旧部李傕等人把持着。
李傕虽然远在洛阳，却没有忘记幽州还有一对冤家——刘虞和公孙瓒，似乎到了给他们“化解矛盾”的时候了。这次，朝廷“化解矛盾”的手法有点儿创新了：给两人都加官晋爵。对刘虞，朝廷不仅增加了他的采邑，还让他这个大司马全权负责北方六州的军政事宜（督六州事）。对公孙瓒，朝廷也进行了安抚，加封他为前将军、易侯，假节，督幽、并、青、冀四州。
朝廷的这个任命是荒唐的：一个人管六州，一个人管四州，你管我的地盘，我也管你的地盘，到底谁管谁？世风日下，难道朝廷连和稀泥的水平都不行了？当然不是。仔细分析，这个任命包含着李傕等人的险恶用心：“你们不是有仇吗？我偏偏要添把火，让你们互相牵制，狗咬狗，能打起来才更开心！”
其实，不用李傕等人操心，两人早已经打起来了，等朝廷使节到达幽州时，刘虞已是阶下囚，别说让他督六州事，就是让他管家务事也是不可能的啊。对公孙瓒而言，他目前的权力是空前的，也是货真价实的，因为他有枪杆子。
公孙瓒决定除掉刘虞，但他却不想自己手上沾血，而是想借刀杀人。于是，公孙瓒趁机翻出陈年旧账，向朝廷使臣段训指控刘虞是个野心家，以前和袁绍勾勾搭搭，想当皇帝，论罪当斩，全家都该斩。
这纯属胡扯，刘虞的品行全国人民都是知道的，说他谋逆，莫说是钦差，估计就是种地的老太太也不会相信的。所以，段训当然不信，再说，让他处死国家最大的地方官兼国军队统帅（大司马），他也没有这个权力啊。
没权好办，我给你，你照办就是了。可段训还是不敢。你不干，我就干掉你，你信不信！公孙瓒眼里露出狰狞的凶光。在公孙瓒的淫威下，段训不得不从。于是，刘虞全家被押赴闹市问斩。
公孙瓒在杀刘虞之前，还假惺惺地玩了一段文字游戏：“如果你应当为天子，天应当降雨来救你。”换句话说就是，如果老天爷不下雨，我就要杀你。尽说废话！当时正值旱季，只有汗水，哪来的雨水？当然，即使有，公孙瓒也是不会履行承诺的。
看到老对头栽在自己手上，公孙瓒很得意。但他很快就笑不起来了，因为他发现杀掉刘虞的后果不是严重，而是非常非常严重。这些年，刘虞在幽州实行仁政，深得民心，大家听说刘虞被害了，都非常激动，决心为他报仇。首先起兵的是刘虞的旧部鲜于辅，他组织了一支几万人的反抗队伍。紧接着乌桓部落、鲜卑部落也不甘落后，自发组织了一支七千人的骑兵队伍追随鲜于辅。他们还从袁绍那里接回了刘虞的儿子刘和，准备找公孙瓒算账。
值得一提的是，公孙瓒的亲家袁绍一看此事有利可图，立即派出部将麹义（就是那个指挥界桥之战的麹义）助阵，专打公孙瓒。
这样，讨伐联军一下发展到十万人，而且都是满怀刻骨仇恨的人，这下有公孙瓒好受的了。他屡战屡败，原先抢来的地盘统统没了，在幽州的地盘也不断缩小，他真的开始走霉运了。
考虑到自己人心已失，外加对外作战也手气不顺，公孙瓒被迫停止了扩张策略，改为收缩防御。所有的野心家保命的方法都是相似的，董卓为了自保，修建了郿坞；而公孙瓒从中得到启发，也在易县附近修筑了一座新城，叫易京。易京是由一座座城堡组成的建筑群，每座楼堡都修建在五六丈高的土丘之上，非常坚固，而在最高土丘上的那座最高城堡，就是公孙瓒自己的独立公寓。城池建得如此坚固，只因为心虚。
在自己的独立公寓，公孙瓒把自己和美女们关在一起鬼混，实行封闭式管理，轻易不下楼。当然，外人也上不了楼，连警卫人员也被阻挡在铁门之外。也许你会问：“如此与世隔绝，怎么办公啊？”放心，公孙瓒有办法，他的解决办法是，凡是要签发的文件全部由绳子吊上来，要发布的命令也由那些美女口头传达。为此，公孙瓒还对那些美女进行了专门的岗前培训，要她们改变柔声细气的说话习惯，改学河东狮子吼。如此一来，效果和对讲机差不多。
为了长久地待在自己的领地，公孙瓒还在城堡里面囤积了300万斛粮食。他老兄的想法是只要龟缩在里面，坚守不出，等把粮食吃完，天下也就太平了，自己也就可以出来过幸福生活了。
有如此幻想，只能说他脑神经烧坏了。学鸡变鸡，学狗变狗，克隆什么样的榜样，就有什么样的下场。要知道，董卓有郿坞，但他还是被干掉了；董卓有粮食，他还是腐朽了。所以，公孙瓒有易京，他也会死，也会腐朽，不会有例外的。
最终解决公孙瓒的是他的老冤家袁绍。
汉献帝建安三年冬季，袁绍开始对这位倒霉的亲家下手了。他不断派兵攻打公孙瓒的地盘，两人算是正式闹僵了。但袁绍的武装挑衅进行得并不顺利，于是他决定采用一种更省力的方式解决问题——写信给公孙瓒，建议大家还是像从前一样和平共处。
所谓的和平共处不过是体面的说法，其真实的含义是公孙瓒你主动投降，我可以不杀你。虽说袁绍已经兵强马壮、今非昔比，而公孙瓒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但袁绍仍旧希望不费吹灰之力干掉公孙瓒。但公孙瓒并不吃他这一套——你打不过我，我为什么要服你？
见亲家的态度如此强硬，袁绍也毛了，那战场上见！袁绍开始大举增兵。之前，每当袁绍进攻公孙瓒的城池，守将坚持不住的时候，都会向公孙瓒求援。但面对不同的将领，公孙瓒给出的答复却是相同的：顶住，顶住，坚持就是胜利！其真实含义就是：要援兵没有，你守得住是运气，死了算你倒霉！如此冷血，还为他卖命干啥？因此，这次袁绍的大军一到，公孙瓒手下的人便逃的逃，降的降，袁绍很快便逼近易京。
易京是公孙瓒手里的最后一块地盘，也是他的墓地，但公孙瓒是不会这么认为的，他对未来还抱有很大希望，因为他还有一张牌可打。他相信，如果打出这张牌，骄横的袁绍就会灰飞烟灭的。
被公孙瓒寄予希望的就是率领黑山军的张燕，之前他被汉灵帝招安，成为平难中郎将，但由于一直在并州、冀州一带活动，且手下人员多达百万，又不服从袁绍管教，被袁绍视为心腹大患。公孙瓒虽然打过很多农民军，但他和黑山军的感情却很好，所以，黑山军一直是公孙瓒的盟友。虽然现在的兄弟、盟友都比较水，关键时刻向兄弟打黑枪、捅刀子的不在少数，但公孙瓒坚信这支队伍绝对不会见死不救的，原因很简单：都是受恶人袁绍压迫的难兄难弟，我完蛋了，下一个就轮到你！
这是公孙瓒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的如意算盘是放弃易京孤城，亲自接收这支队伍，然后大举反攻，端掉袁绍的老巢冀州，截断袁绍的归路。虽然这一招比较狠，但手下人劝他：“主公啊，你千万别出去，你一走，易京人民便没了主心骨，就全乱了，谁还会为你卖命？”
公孙瓒一想：是啊，领导都跑了，手下人不投降才怪呢。于是，公孙瓒决定自己坐镇易京，改派儿子公孙续前去黑山军张燕处搬救兵。
建安四年春，好消息终于来了：公孙续和张燕带着十万人的队伍，兵分三路，正朝易京方向赶来。公孙瓒赶忙派人给公孙续捎信，让他带五千精锐骑兵，先行埋伏在北方低洼地带，然后举火为号，自己带兵出城，里应外合，一举围歼袁绍。
这是一个堪称完美的作战计划，但它却有一个并不完美的结局，因为袁绍一不留神就截获了这封事关公孙瓒命运的情报。袁绍看完信后，很“听话”地按信上所说安排了五千人等候着。城外的火光如期亮起，公孙瓒如期赴约，但迎接他们的却不是援军。公孙瓒狼狈地退回易京城内，等待命运的最终裁决。
袁绍是不肯再给公孙瓒喘息的机会了，考虑到易京城池高大坚固，强攻不易，于是他改变战术，改用地道战。没错，就是地道战，一千七百多年后的冀中平原，广大抗日军民就是用此战术多次击败入侵的日本鬼子的。不同的是，后人挖地道是为了防御，而袁绍挖地道纯粹是为了进攻。他命令士兵边挖地道边用木头撑着，等挖到城内，点燃木柱，使地道塌陷，随后公孙瓒的堡垒也开始一点点倾斜，一点点塌陷，袁绍趁机发动全线进攻。
大势已去！所有的荣华富贵都是浮云！极度绝望的公孙瓒把妻儿老小统统绞死，然后点火自焚。看见公孙瓒想自裁，袁绍连忙派士兵爬上楼台，抢在公孙瓒断气之前给了他一刀，以泄心中之恨。至此，公孙瓒的势力被彻底铲除，袁绍乘机接手了公孙瓒的全部遗产，成了幽州的主人，随后又逐步控制了并州和青州，成为北方霸主。
说完了公孙瓒和袁绍，再回过头来说说曹操的奋斗史吧。关东联军解散后，曹操还想讨伐董卓，于是他北上投靠老朋友袁绍。然而，现实无情地告诉他，袁绍已经开始积极谋划立刘虞为帝，要他多多理解支持。
作为盟主，人怎么能无耻到如此地步呢？曹操当然对此表示了强烈不满和极大的愤慨。但除了不满和愤慨，曹操没有更好的办法阻止袁绍。他既不能和袁绍吵架，也不能和他打架，因为他除了一个奋武将军的空头衔，一块地盘也没有，还没有资本和袁绍叫板，所以他只能虚与委蛇，与袁绍周旋。可见，要翻脸，不光看心情，也要看实力。没实力，连翻脸的资格都没有。
袁绍和曹操的关系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小时候是朋友，最后是敌人，这是没有争议的。有争议的是，两人中间的关系比较奇特，有人说曹操是袁绍的部下，也有人说曹操是袁绍的盟友。我的观点是，两者都是，又都不是。从袁绍的角度说，他一直以来都希望曹操做他的部下，做一个听话的马仔，但曹操不干；从曹操的角度说，他一直希望做袁绍的盟友，但袁绍不乐意——你曹操讨伐董卓失败后，要地盘没有，要人手也没几个（相对袁绍大军而言），凭什么和我平起平坐？
曹操发现，江湖早已经物是人非，袁绍、袁术拉帮结派，结成两大对立阵营，企图瓜分天下，许多风流人物，诸如陶谦、孙坚、公孙瓒、刘表一类的猛人为了从中分一杯羹，都未能免俗，纷纷排队找组织、傍大款，他曹操也不能例外。自己若要单飞，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不是被袁术阵营干掉，就是被袁绍阵营扫荡，最后可能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还是委曲求全，暂时挂靠在袁绍门下，等自己发财了再说。
今天当部下，就是为了明天当领导；今天当孙子，就是为了明天当大爷。所谓的奸雄之路，不过如此。就在曹操苦思发展大计之时，曹操的铁哥们鲍信向他提了一个建议：“曹操啊，找准机会，打到南方（黄河以南）去，那里是个广阔的舞台，你在那里一定会大有作为的。”曹操深以为然，但苦于没有借口。这时，东郡发生的一件事成全了他。
初平二年秋，张燕的黑山军趁袁绍与公孙瓒在冀东、青州激战之际，抓住空挡，在袁绍后院放火，抢了他的地盘。接着，他们又南渡黄河，进攻与魏郡毗邻的东郡。东郡太守王肱没什么本事，一看这么多人气势汹汹来砸场子，吓得腿发软，抵挡不住，丢了东郡。
被人在背后捅刀子的滋味是不好受的，但此时的袁绍刚刚发家，精力有限，分身乏术，便把镇压黑山军的光荣任务交给了没事儿干的曹操，而曹操也有打到东郡去的想法，双方一拍即合。以前，朝廷曾经任命他为东郡太守，但他装病，没去；现在，东郡是别人的地盘，他却打算积极争取。是啊，以前是为朝廷打工，现在是为自己打工，能不积极吗？
曹操的队伍人数虽然少，打诸侯不一定够用（一般的诸侯都有几万人），但打有组织、无纪律的农民军还是很有心得的。在东郡的治所（首府）濮阳，曹操一举打败了黑山军的白绕部，取得开门红。
曹操取胜后，袁绍很高兴，他立即任命曹操为东郡太守。当然，袁绍任命的意思很明确：你就做我的小弟弟吧，跟着我混，听我的话，前程一定是远大的，未来一定是光明的。
最高兴还是曹操，辛辛苦苦打拼这么多年，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块地盘了。曹操遂将东郡的治所从濮阳迁到东武阳。对于铁哥们鲍信，曹操也没亏待，趁机推荐他做了济北相，相互有个照应。
曹操虽然当上了东郡太守，但境内的黑山军仍然活动猖獗。初平三年春，黑山军于毒部趁曹军主力驻扎在顿丘之际，偷袭了东武阳。
哎呀，再不回击，连老巢都快被人端掉了。所以，得到这个消息后，曹操手下大多数将领都劝曹操火速增援。曹操想了想，没有去东武阳，而是去攻打于毒的大本营——你端我的老巢，我就去端你的老巢，看谁最后无家可归！
事实证明，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曹操隐居那些年的课外书也不是白读的，他用的是围魏救赵之计：如果于毒不回援，他的老巢将被端，于毒将变成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如果他回援，曹操准备半路截击他。这是曹操在战场上第一次使用计谋，而且活学活用，曹操将扮演孙膑，而那个于毒，就让他扮演可怜的庞涓吧。
好在于毒比庞涓要聪明一点，得知这一情况后，他撤掉对东武阳的包围，就开溜了。曹操虽然没能干掉于毒，却趁机把东郡境内的黑山军全部肃清了。这一战是曹操人生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他的最大收获是得到了一个奇才——荀彧。
荀彧（163—212），字文若，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东汉末年曹操帐下首席谋臣，杰出的战略家。这么说吧，他服务曹魏20年，地位相当于蜀汉的诸葛亮、东吴的鲁肃。曹操起家之初，人才库里武将是不缺的，而参谋队伍就单薄多了。原因很简单，实力有限。
由于曹操还处于创业的初级阶段，名气不够大，实力也不够强，地盘就一个东郡，许多人都处于观望期，真正敢舍本往他那里下注的并不多，而荀彧差不多算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荀彧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投机，而是真心实意想做点儿事情，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荀彧不光是一匹千里马，还是一个伯乐。荀彧是颍川人，三国时期的颍川郡是个很奇特的地方，人才辈出，所以，荀彧为曹操举荐了大量重量级的颍川籍人才，如戏志才、钟繇，荀攸、郭嘉、陈群、杜袭，等等。
在这些人当中，戏志才这个人史书上介绍的并不多，但不等于这个人不重要。荀彧投靠曹操后，就把戏志才推荐给了曹操，让他当了曹操帐下的主力谋士，曹操对他也是十分器重。但不幸的是，不久，戏志才生病早逝，于是，曹操写信叫荀彧重新推荐一个。荀彧随后推荐了更厉害的郭嘉。
荀彧出生于世家大族，他的祖父荀淑是东汉名士，还是当世闻名天下的贤士李固、李膺的老师。荀淑有八个儿子，个个满腹经纶，被世人称为“八龙”。荀彧还是高干子弟，父亲荀绲曾任济南相，叔父荀爽曾任司空。
东汉的士人很有特点，他们和擅权的宦官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十分有气节。但也有个别人除外，如袁绍的叔叔袁隗、父亲袁逢就和宦官勾勾搭搭、纠结不清。如此下作，只因为宦官太厉害。
荀彧的父亲和叔叔虽是高官，也怕宦官，为了保全自己，荀绲特意让荀彧娶了中常侍唐衡的干女儿为妻，终于和宦官拉上了关系。那时，谁要和宦官勾勾搭搭是会被人瞧不起的，但奇怪的是，这次那些好事之徒没有出来唧唧歪歪、说三道四，原因有两点：一是荀彧的家族势力太强，去惹他们，简直是欠揍；二是荀彧从小的名声就不错，是棵好苗子，连南阳那个曾经给曹操相面的名士何颙见到荀彧后，也大为惊异，情不自禁地称赞荀彧为“王佐才也”。
王佐之才，就是辅佐君王的人才。在汉末，被称为“王佐之才”的人有两个，一个是王允，一个就是荀彧。但从后来的实际表现来看，王允获此殊荣是言过其实了，而荀彧则是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中平六年，荀彧步入仕途。一开始，他被举为孝廉，相当于是官场的预备队员了。荀彧的运气是不错的（和家庭背景有关），他并没有像一般人那样被外放到基层去锻炼，而是直接分配在宫里当了一名守宫令（掌管国家文件耗材如笔、墨、纸张等东西）。不久，汉灵帝去世，董卓进京。眼见董卓的胡作非为，在宫里当守宫令的荀彧嗅到了危险的气息，他意识到自己的前途很不乐观，于是弃官回家。
他回家，不是为了过田园生活，而是为了让老乡们逃难避祸。他告诫老乡：“天下就要大乱了，咱们颍川是兵祸之地，唯一的办法就是背井离乡。”但老乡们并不相信荀彧的预言。常言道“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天下不是还没有乱吗？慌什么。
不久，冀州牧韩馥派人来接荀彧，由于老乡们依然不肯与他前往，荀彧只得带着自己的族人前往冀州。不久，果然不出荀彧所料，董卓派李傕等人出关东，虏略各地，一直打到颍川郡、陈留郡，而荀彧的多数老乡都没能逃过那场劫难。
荀彧到达冀州后，韩馥已经把冀州拱手让给了袁绍，荀彧也就成了袁绍的谋士。恰好那时荀彧的兄弟荀谌和老乡辛评、郭图都在袁绍帐下当谋士，三人为袁绍夺取冀州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对于荀彧的到来，袁绍表示了热烈的欢迎，态度相当友好。
其实，袁绍这个人和曹操一样很爱才，也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但他却没像曹操一样取得成功，最后反而被老朋友打得一败涂地。原因就一点：曹操爱才，也会用才；袁绍虽然爱才，却不会用才。
荀彧在袁绍那里虽然好吃好喝，但待了一段时间后，他发现袁绍这个人虽然有野心，却没什么本事，是个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人，这样的人终究是不能成大事的。事实证明，荀彧的感觉相当准。
既然这个老板不行，那就索性找一个能干的老板，于是，在初平二年，他选择了曹操。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英明的选择。
曹操见到荀彧后，也十分高兴，当即断定这个小他八岁的年轻人就是自己迫切需要引进的人才，并任命荀彧为自己的参谋长（奋武司马），而曹操此时的头衔也才是奋武将军，对荀彧如此高规格的任命，曹操对荀彧的信任之情自不待言。而那时的荀彧只有二十九岁。
曹操夺得东郡后，又把目光瞄准了兖州。他之所以要去兖州，是受人邀请的。邀请他的人是兖州本地的名人，名叫陈宫。而陈宫之所以要邀请一个外人入驻，是因为此时的兖州已经很乱了。混乱的根源是黄巾军，确切地说是青州黄巾军。
黄巾军自从张角三兄弟失败后，并没有销声匿迹，而是一直在战斗。到了后期，青州、徐州的黄巾军成为战斗的主角，不久，徐州黄巾军因为受到陶谦的打击而并入青州黄巾军。他们虽然名为青州黄巾军，可活动范围却很广阔，青州、兖州、冀州，没事就四处转悠，官府很是害怕。
青州刺史人很善良，心肠也软，看到自己地盘上猛地冒出来那么多“强盗”，估计自己的接待能力有限，干脆一跑了之。而北海（今山东寿光，东汉属于青州）相孔融，虽为名门之后，可他最主要的特长只有一个：空谈。他谈起大道理来是口若悬河，可一实际操作，两眼一抹黑。就执政、军事才能而言，他就是赵括二代，废物一个。
所以，孔融的实际表现实在对不起他的名人祖宗。当黄巾军张绕率二十万人赶到北海，怀揣着一肚子治国理想的孔融便被打得满地找牙，好不容易逃至都昌（今山东昌邑），又被不讲道理的黄巾军管亥部队包围，要不是刘备替他解围，后果真不堪设想。由此可见，空谈实在误国。
在青州，黄巾军尝到了不少的甜头。但甜头之后，就是苦头。初平二年十一月，青州黄巾军三十万人进攻泰山郡，和泰山太守应劭的军队多次交战，损失惨重。随后，他们欲通过渤海地区和从太行山东进的黑山黄巾军会合。由于他们在急行军中缺乏戒备，在东光（今河北东光）附近遇到公孙瓒的突袭，又损失三万余人。当他们再次打算北渡黄河时，哪知公孙瓒早有防备，再次被打败，又损失数万人。
如此消耗，老本都得拼光，这样的仗自然没法打了。公孙瓒是个猛人，自然是不敢碰了，那就找个没猛人的地方。于是，初平三年四月，青州军改道向兖州推进。
如他们所料，兖州没有猛人。所以，他们一鼓作气攻下任城，接着向东平挺进。这时，青州黄巾军已经发展到百万之众（连随军家属在内）。兖州牧刘岱慌神了。的确，面对这么多客人，自己的准备又不足，怎么招待人家？
这个刘岱不是别人，就是在酸枣和桥瑁大打出手的那个人。事实证明，此人内部打架斗殴的功夫是一流的，他干掉了桥瑁；至于外战，他就很外行了。
据说人在紧急状态下的反应有两种：表现最好的是急中生智，最差的是六神无主、头脑发热。刘岱属于后者。黄巾军蜂拥而至、来势汹汹，他还想打。鲍信劝他莫冲动，人家有上百万人呢，你才几斤几两啊。他不听。他原打算出城彻底解决黄巾军的，结果一冲动就受到了惩罚——被黄巾军彻底解决。
兖州牧完蛋了，马上选举已经来不及了，自己又没这个能力，手下人便寻思着另外找领导，来保一方平安，而陈宫很看好曹操。
陈宫，字公台，东郡名士，虽然没什么官衔，但却是实力派人物。他看到曹操赶走了黑山军，赶走了南匈奴单于，知道这个人很有些本事。再加上曹操的奸雄面目还没有暴露出来，作为本地人的陈宫当然对他另眼相看，寄予厚望了。
陈宫对曹操说：“打到兖州去吧，得到那个地方，你就是兖州牧，还可以成就自己的霸业。至于兖州人可能有点儿想法很正常，他们的思想工作我去帮你做。”曹操半推半就地同意了，其实他内心正巴不得呢。
陈宫这个人史书上介绍得不多，但他应该是一个在兖州上层社会很有关系、很能混，也很能说的人，而且很有点儿本事。他唯一的不足就是眼力差点儿，先看错曹操，接着看错吕布，导致自己一生的悲剧。
陈宫去兖州没多久，事情就办成了——鲍信和兖州治中万潜等人立即赶到东郡，把曹操迎到兖州，让他做了兖州牧。
虽然当大官了，但曹操面对的最主要问题仍然是眼前的百万黄巾军，他们一个没减少，且斗志昂扬。而他自己只有区区数千人，且老兵少，新兵多，更要命的是自己手下这些人也没受过什么训练，许多人都没上过战场，猛地听说敌人有百万之众，“举军皆惧”。但既然当官了，就得干活，即使不为老百姓，也得为自己拼命啊。于是，初平三年，曹操率兵开赴寿张与青州黄巾军交战。
曹操的原计划是趁着敌人无防备之时，设计迎战。曹操和农民军打过多次交道了，基本上是怎么打怎么赢，他相信这次也不例外。但当曹操和他的铁哥们鲍信率领骑兵先期抵达战场时，却发现对方早有防备。
事实证明，时代在变，对于敌人也必须用发展眼光去看待，轻视敌人是要吃大亏的。一番较量下来，曹操手下死伤数百人，而曹操自己更悬，被敌人紧紧包围，要不是鲍信够义气，在后面掩护他突围，曹操恐怕已经是刀下之鬼了。算来这是曹操第二次死里逃生了（上次是荥阳之战对徐荣）。不同的是，上次救他的是亲戚曹洪，这次是亲信鲍信。曹操真是天下少有的幸运儿。
曹操是安全了，可鲍信就惨了。他随曹操两次出征，前次输得干净，这次输得彻底，把自己都搭进去，曹操连他的尸骨都没有找到。
曹操这一生性格多疑，真心朋友很少，但鲍信可能是唯一的例外，自始至终，鲍信都是他最坚定的支持者，真的很铁，很哥们。所以鲍信死了，曹操很伤心，他明白，今后再也不可能遇到这样的真心朋友了。于是，他叫人刻了一个鲍信模样的木头人下葬。
黄巾军获胜后，乘势向曹军压过来。曹军原本就军心不稳，这下随时都有土崩瓦解的可能。为了稳定军心，曹操只好强打精神，穿上铠甲，戴上头盔，到军营中鼓舞士气：“同志们，你们看我不是好好的吗？没事儿，只要大家好好干，你们的未来是光明的，奖金是丰厚的，前程是远大的。”在他的激励下，士兵们的斗志一下昂扬了不少。
失败之后的曹操改变策略，不再贸然出击。不久之后，他开始迎来胜利的曙光，而青州黄巾军则盛极而衰，因为他们面临一个大问题——后勤保障不足。
黄巾军的一大特点就是行军基本不带粮食（那时灾荒年月，似乎也没多少粮食可带），实行流动作战，打到哪儿，抢到哪儿。打下了一座城，就大吃大喝一番；打不下，就只能忍饥挨饿。总之，对他们来说饥一顿，饱一顿很正常。可上百万人口一天要消耗多少粮食啊，所以他们总是饿的时候多，饱的时候少，可人长期饿肚子是要出问题的。
黄巾军的根据地青州已经被袁绍的部下臧洪占领，靠那儿补充给养是不可能了。曹操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于是他开始固守。当然，他也不是一味固守，一有机会就对敌人进行袭击。曹操虽然人少，但像牛皮糖一样，打又打不着，甩又甩不掉，黄巾军不堪骚扰。万般无奈之下，他们想到了一个应对的绝招——收买。
说是收买也不对，他们主要是写信，给曹操摆事实，讲道理。信的大意是：你当济南相的时候，捣毁寺庙，毁坏神坛，差不多算一个无神论者了，而我们道家（黄巾军是道教的一支）只崇拜黄帝和老子，其余的大神统统不认。这样看来，咱们的主张是多么雷同啊。既然大家是同道中人，你就不要管闲事了，赶快撤军吧，从哪儿来，还回哪儿去，大家脸上都好看。这些理由听上去很美，但这也是他们唯一的共同点了。
他们希望这种套近乎的方式能感化曹操，但如果他们知道曹操的成长史，他们就会明白，自己的想法有多么天真。要知道，曹操虽然痛恨宦官，痛恨贪官污吏，却是靠打黄巾军起家的。你找这样的人合作，只能说是搞错了对象。
从这封信里，曹操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你们人多势众，凭什么主动求和？啃不动我呗，既然啃不动，我为什么接受你们的建议？所以，曹操不但不听黄巾军的忠告，反而要把闲事管到底。
由于曹操善于使用骑兵，且士兵个个酒足饭饱、斗志昂扬，因此，饿着肚子的黄巾军就该受苦了。曹操对他们穷追猛打，但追到济北，就不追了，因为黄巾军投降了。
人多势众的黄巾军居然向只有几千人的曹操投降，听起来是那么不可思议，但不可思议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黄巾军的战斗力之差由此可见一斑。
初平三年冬，百万黄巾军向曹操投降。都说曹操疑心重，下手狠，但对这些投诚过来青州黄巾军，曹操是相当宽容的。曹操从中选出了三十万精锐，重新编队，号称“青州兵”。这支部队虽号称精锐，但由于纪律涣散，除了攻击陶谦时杀人放火在行外，在历史上似乎也没留下什么亮点。
除开这一部分人，其余的人曹操也没发遣散费让他们回家，而是给他们安排了一份新工作——屯田，也就是从事农副业生产。
得到青州兵后，曹操的实力大增，他的心气也随之水涨船高。初出道时，他只想当个好官、清官；董卓专权时，他想的是讨贼立功；现在，他开始着眼天下，为自己规划未来。
当上兖州牧后，曹操的名气更大了，一大批人才纷纷投奔到他帐下：谋士如满宠、毛玠、程昱；武将如乐进、典韦、李典、于禁，加上曹家帮自己的人才，曹操阵营可谓人才济济。
真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曹操一出名，眼红的人就打上门来。来找茬儿的不是别人，正是袁术。袁术之所以要找曹操的麻烦，不是不服气，而是被人逼得实在没法儿了。而逼他的是刘表。前面说过，汉末军阀主要分为两大门派，两派的盟主分别是北方的袁绍和南方的袁术。而曹操和刘表都是袁绍的盟友，一句话，他们都是袁术的敌人。
袁术虽然贵为南派盟主，但却属于没皮没臊、眼高手低的人物。这样的人要实现自己无比远大的志向，真是比登天还难。但就是这样一个眼高手低的人物，偏偏没有自知之明，偏偏要为自己所谓的理想努力奋斗一番。
一开始袁术和刘表的关系还是比较好的，孙坚杀掉南阳太守，把南阳交给袁术后，还是刘表帮着推荐袁术兼任南阳太守（他之前的职务是后将军）。但袁术很有追求，他不光要南阳郡，还想打整个荆州的主意。因为在他眼里，刘表这个人比较老实，比较好欺负。所以，他决定玩一把以大欺小的游戏，派孙坚攻打荆州。
但战争游戏有时也不是那么好玩的，刘表打仗固然不行，可他手下有一员名叫黄祖的大将，既不软，也不好欺负。虽然孙坚打仗敢打敢冲，但脑袋一直比较单纯，也比较听话，袁术叫他去，他就真去了。结果大家都知道了：荆州没打下来，他自己也挂了（被黄祖射杀）。
孙坚死后，袁术虽然没得到荆州，却依然是大赢家，他接收了孙坚的全部遗产——豫州（孙坚是破虏将军兼豫州刺史）。但孙坚和他的关系实在过于特殊，孙坚既是他的盟友，也是他的打工仔——至少袁术是这么认为的。南阳是孙坚帮他打下的，豫州也是孙坚帮他打下的，可以说，有孙坚，他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没有孙坚，就没有他袁术今天的幸福生活。
孙坚死后，随孙坚一同出征的侄儿孙贲带领残兵败将赶回去，袁术为安抚他，依然封他当有名无实的豫州刺史，实际权力仍然在他袁术手上。
此时的袁术，除开南阳郡、豫州外，自己还打下了一些地盘，比如扬州的九江郡、司州的若干地盘，杂七杂八算下来，他的地盘竟然横跨司州、扬州、荆州、豫州，俨然是南方的霸主，的确霸道。
如果好好治理，成为全国霸主也不是梦啊。但袁术这个人理政的本事是很差劲儿的，打仗的本事也是很差劲儿的，如果一定要说他有什么过人之处的话，那就是享受，而且是高档享受、超前消费，完全不顾百姓的死活。
前文说过，南阳郡是东汉第一大郡，辖区37个县，人口二百四十多万，经济繁荣。袁术到任后为了满足自己的穷奢极欲，基本上只办了一件实事——搜刮民脂民膏（奢淫肆欲，征敛无度），结果，好端端一个南阳郡被袁术弄得一片狼藉。
孙坚死后，袁术元气大伤，连一向比较软弱的刘表也硬气起来，他开始从襄阳带兵北上，断了袁术的粮道，直接威胁南阳。刘表是有名的老实人，但被这样的老实人欺负，袁术却没有一点儿脾气，因为他手上无粮。因此，心头发慌的袁术决定，自己挪挪窝，换换手气，撤离南阳郡，重新找一个软柿子下手。去哪里呢？他相中了兖州。在他眼里，曹操在酸枣会盟那会儿还是个挂靠在张邈门下的跟屁虫，这个被徐荣打得血本无归的人，就是传说中的软柿子啊。他不挨打谁挨打？认准他了，没错的。他当然不会想到，曹操并不是他想象中的软柿子，而是硬骨头，没有好牙口是啃不动的。
初平四年，袁术屯驻兖州陈留郡的封丘县，准备拿曹操开刀。这次袁术是有备而来。为了彻底打败曹操，他网罗了一批盟友，比如被曹操打得灰头土脸的黑山军、南匈奴单于于扶罗等人，与他们结成反曹统一战线。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东汉时期，匈奴分裂成南北两部，北匈奴逃往漠北，南匈奴归顺朝廷，成为东汉的雇佣军。董卓进京后，天下大乱，南匈奴成了没娘的孩子，在单于于扶罗的带领下，跟着白波农民军四处打零工，先后攻破太原郡、河内郡，还威胁到了曹操的东郡。曹操当然不是一个好欺负的主儿，立即毫不客气地把他们打了出去。
除了上述一干人外，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他的名字叫金尚（也作金敞）。金尚是谁？新任兖州牧是也。金尚字元休，京兆（长安附近）人。金尚并不是无名之辈，他和同郡另外两个名字带休字的人（韦休甫、第五文休），一同被称作“三休”。
原来，自从兖州牧刘岱同被青州黄巾军做掉后，朝廷考虑到兖州人民群龙无首，又重新为他们委任了一位新领导。那人不是出力最多的曹操，而是金尚。那时的朝廷处于李傕等人的控制之下，曹操曾经是国家的通缉犯，让一个逃犯来领导兖州人民，成何体统？
这下难办了，一个是经过正常组织程序任命的，一个经过基层“民主”推荐产生的，兖州一下子有两个领导，谁是正牌货？只能让拳头说话了。
毕竟是天天打仗的人拳头硬些。曹操听说抢生意的人来了，立即派兵到兖州边界提前“恭迎”金尚。面对一大群穷凶极恶的士兵，金尚自然没胆量去上任，索性跑到袁术那儿去诉苦。
袁术这个人似乎很仗义，听金尚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说自己的不幸，当即慷慨地表示：“金尚，你放心，你的事情就是我袁术的事情，看我亲自带人为你报仇雪恨。”
这样看来，袁术盟友够多，且个个苦大仇深、志在必得，但他们面对的是曹操，袁术就是有一打朋友也等于零。按理说，以曹操的实力，打谁都是小菜一碟。但纵观他的一生，他打袁绍和吕布是很吃力的，但打袁术、刘备等人却很轻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曹操注定是袁术命里的克星。
袁术进入兖州后，驻扎在陈留郡（史书记载有误，应该是陈留国，因为刘协称帝前就曾经被封为陈留王，陈留郡已经改为陈留国）的封丘，而曹操驻扎在东北角的鄄（音同倦）城。虽然袁术看不上曹操，但他也没有轻举妄动，而是派出部将刘详作为先头部队驻守封丘东北的匡亭，互相策应。
面对打上门来的袁术，曹操也不含糊，他迅速带兵南下，打算先打弱一点的刘详，然后专心致意啃袁术这块硬骨头。明白了曹操的意图后，袁术当即决定带兵救援刘详，因为匡亭若丢了，袁术就相当于失去一只臂膀。但袁术很快发现自己和刘详的组合加起来也不是曹操的对手，结果，二人大败。
匡亭没保住，袁术只得退回封丘，准备歇口气再说。但曹操实毫不给他喘息之机，马不停蹄地追了上来，准备包抄他。
袁术千里迢迢从南阳赶来，后勤补给一直是个老大难，如果被包围，不用曹操攻打，自己不被困死，也得饿死。怎么办？袁术充分发挥自己的技术特长——逃跑。他放弃了封丘，逃往襄邑。但他没想到曹操擅长使用骑兵，体能比他还充沛，跑步的功夫比他还强，一直咬着他不放，袁术惶惶如丧家之犬。整个逃跑过程中，袁术没有组织一次像样的反抗，一直发扬马拉松运动员吃苦耐劳的精神，不住地往东南跑。他以为逃离兖州这块伤心之地，那就安全了。
袁术逃到太寿时，曹操直接放水灌城，袁术不幸成为落水狗，差点儿淹死，只得再次搬家。袁术的下一站是宁陵。但更凄惨的是，宁陵也不是安全岛。
袁术一路丢盔弃甲最后逃到九江郡，这下是真的安全了，因为九江郡属于扬州，曹操的手还没那么长。何况扬州牧陈瑀是自己任命的，是自己人，因此跑到扬州就相当于是到家了。但袁术的霉运远没有结束，他还没来得及享受家的温暖，势利的陈瑀突然翻脸表示：“衣冠不整者，谢绝入内。”无家可归的袁术鼻子都气歪了。
大家都是势利眼，能怪谁？好在九江郡的守将是孙坚的侄儿孙贲，在孙贲的大力支持下，袁术总算驱逐了扬州牧陈瑀，并且创造性地为自己封了一个“徐州伯”的头衔。
徐州是一个州，长官不是徐州牧就是徐州刺史，就是没有“徐州伯”这个编制，而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徐州牧是陶谦。你袁术在人扬州，心却念叨着徐州，典型的吃着碗里瞧着锅里，该不是吃错什么药吧？要知道，陶谦和你可是同一条战壕的战友啊。
哎，没办法，老子穷得叮当响，被人逼得快要上吊了，打敌人（比如曹操）又打不过，只好打战友的主意了。虽然占不了徐州，自我安慰一下也是好的。委屈你陶谦了，多多理解，多多包涵啊。袁术真是想当官都快想疯了。
但就是这样一个失魂落魄、精神近乎失常的人还是有人欣赏的。比如，初平四年，朝廷的当权派李傕等人就大大方方地送给袁术一个左将军的头衔，还封他为阳翟侯，赏他节杖（假节）。当然，职务、权力都是虚的，反正是空头支票，上面的金额随便开多大都行。
换在以前，袁术对此会理都不理，以前，董卓给他官职（后将军），他表现得很有种，没要；但世道不同了，讲实际讲不下去的袁术也贪图虚荣了。董卓的旧部给的官帽，他表现得很没种，要了。用一句话来形容他：以前很清高，很有骨气，此时也有气，但是是俗气。
驱逐了名气很大、野心也很大的袁术，曹操来不及休息，便将目光瞄准了徐州的陶谦。这一次和打袁术一样，属于自卫反击战，因为陶谦带人来抢他的地盘了。
陶谦（132—194），字恭祖，丹阳（今安徽当涂东北）人。
陶谦的运气实在不好，当时捧他的人实在不多，踩他的人却委实不少，如写《三国志》的陈寿、写《后汉书》的范晔、著名的人物评论家许劭，等等。大家众口一词把他贬得一无是处，似乎他这个人不文不武，宠信小人，浑身就没有一个闪光点。这样的人活该被曹操气死。
但实际上，陶谦是被冤枉的，他其实是一个很厚道的人。他和曹操一样，都是治世之能臣，但不同的是，曹操治来治去把自己治成为乱世之奸雄，而陶谦终究只是个好人、好官。所以，我要在这里给陶谦平个反。
陶谦和刘备的身世有许多相同之处，父亲都当过县太老爷，但都早早去世了，据说陶谦还是一位孤儿，童年实在没有幸福可言。
刘备的父亲去世后，他脚踏实地地当起了劳动人民，打草鞋、卖席子，一切从零开始。但陶谦就没有那么高的觉悟，他一天到晚就知道贪玩，是个淘气鬼。陶谦虽混，但也混出了名气，不光全县城的小朋友都知道他，连许多大人也知道他的大名。
淘气的孩子往往是最聪明的孩子，只要聪明才智用对地方，只要醒悟了，许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但陶谦醒悟得实在有点儿晚，直到14岁时，个别发育快的孩子都长成大人了（一些帝14岁就开始行加成人冠礼仪，如汉献帝），发育差点儿的，也步入青春期了，除了叛逆一点，也该懂事儿了，可陶谦还是小顽童，依然懵懵懂懂地拿绸缎当红旗（犹缀帛为幡），招摇过市，在一群屁大孩子中称王称霸。
不过，等他醒悟了，就开始交好运了，而且是人人做梦都想的桃花运。之所以能交桃花运，那是因为他有许多男人没有的优势——长得帅。一天，在大街上，陶谦恰好被以前的苍梧太守甘公看见，便被他叫到身边闲聊了几句。甘公对陶谦是越看越顺眼，最后毅然决定把女儿许配给他。
得知这一消息后，甘夫人生气了。要知道陶谦在当地可是坏出了名堂的，怎么能把女儿嫁给这种二杆子呢？甘公呵呵一笑，像算命先生一样胸有成竹地说：“怕啥，我看那孩子长相那么有特点，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我们的女儿跟着他不吃亏。”甘公的眼力不错，懂事后的陶谦与以前判若两人，进步很快，很快就步入官场。
但是，在社会上混的陶谦是个二杆子，在官场上混的陶谦还是个二杆子。一般说来，有二杆子精神的人都是很能混的，但陶谦这个人却很不会混，具体表现就是我行我素，毫不给人面子，当然也包括长官在内。比如说，他当舒县县令的时候，太守张磐既是他的上级，也是他父亲的朋友，人家有意要栽培他，可他却毫不买账。有一次聚会，张磐让陶谦跳个舞助助兴，陶谦却坐在那里玩深沉，竟然不为所动。但领导的兴致很高，再次要求他进行才艺表演。没法子，陶谦只得极不情愿地站起来，只象征性地比划了两下应付了事，而且他脸上的表情很生硬，比人家欠他钱不还还难看。
“怎么回事啊你，身体转起来啊？”太守脸上有点儿挂不住了，提醒他说。是啊，你不对艺术高度负责，也得对领导高度负责啊。可陶谦就是不转。这下算是把老领导得罪到家了。好在陶谦官运亨通，领导也没给他小鞋穿。
这次得罪的是太守，下一次，他得罪的却是总理级别的三公，为此还差点儿去坐牢。中平二年三月，北宫伯玉、边章等率领羌胡进犯三辅，陶谦以扬武都尉的身份与名将皇甫嵩一同出征。后来，皇甫嵩被人弹劾，领导换成了没有带兵经验的张温。虽然这个新领导也很看重陶谦，可陶谦却很不看起他，死活不买人家的账（轻其行事，心怀不服）。
被手下人小觑是件很没面子的事情，张温却毫无办法，因为他指挥得的确糟糕，部队老打败仗，自己自然硬气不起来。所以，对于手下人的闲言碎语，他也只好虚怀若谷，一一笑纳了。
问题是领导都让步了，陶谦却还不识趣。班师回朝后，张温让他行酒，这个二杆子便在大庭广众之下借酒撒酒疯，故意揭领导的伤疤来恶心大家。
“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啊”，毕竟是军队的领导，要收拾不知天高地厚的刺头易如反掌，脸色胀得像猪肝一样的张温随后在皇帝面前“美言”了陶谦几句，皇帝便打发他去边疆手拿大刀、长矛为祖国站岗放哨了。
见两个人的关系如此紧张，就有和事佬赶紧出来说话了：“陶谦平时还是有点儿本事的，您老和他计较个啥，把他当酒疯子看待得了。”张温一想也是，便派人追回了陶谦。
陶谦回来后，别人告诉他：“你随随便便出口伤人，侮辱国家领导人（三公），情节是严重的，性质是恶劣的，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现在领导大人大量，网开一面，你还不赶快给领导道个歉。要不是领导大发慈悲，你只有啃黄沙、喝西北风的份儿。”
陶谦当时很乖，满口说我听你的。那人见陶谦认罪态度良好，就又去对张温说：“经过我们耐心地说服教育，陶谦已经提高了认识，深刻反省了自己。他正准备上门负荆请罪，您可一定要接见他。”
后来，张温果然在宫门外见到了陶谦。正当他准备洗耳恭听陶谦发自肺腑的忏悔时，陶谦却大大咧咧地向他走来，不但脸上毫无悔意，反而把脖子一扬，说道：“我自己知道去感谢政府，怎么会感谢你呢（谦自谢朝廷，岂为公邪）。”换句话说，就是我能有今天，关你屁事！
呵呵，真是二杆子啊，翻脸就不认人，但张温这次被弄得一点脾气都没有，只是自我解嘲地说：“恭祖（陶谦字恭祖）痴病尚未除邪？”并主动把他拉到一边喝酒，进行感情联络。
中平五年十月，徐州、青州的黄巾军死灰复燃，而且规模更大，闹腾得更厉害，其他人没辙，朝廷只好委任陶谦为徐州牧去收拾残局。
陶谦这个人还是有点儿水平的，他一到徐州就任用亡命东海的泰山人藏霸及其同乡孙观等人为将，很快就把黄巾军赶出了徐州。但陶谦绝对想不到，被他赶跑的这些人还会打回来的，而且是以还乡团的名义。
陶谦接下来的中心工作就是如何治理好这块饱经战火的土地。徐州经过战乱，土地荒芜，百姓流离失所，已经凋敝不堪。怎么办？这可是最考能力的事情，闹不好，手下的老百姓再次揭竿起义也不是不可能。
要说陶谦这人真是治世能臣，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屯田。
在许多有关三国的书籍中，人们对曹操屯田的事迹往往津津乐道，殊不知，在三国时代，第一个想到通过屯田解决粮荒的人是陶谦，他比曹操早整整6年！只不过，成王败寇，随着他淡出历史舞台，他的功绩也随之被人忽略了。
中平六年，陶谦表下邳人陈登为典农校尉（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在徐州境内实行屯田。因为陶谦知道自己虽然贵为徐州牧，但初来乍到，人地两生，要想立足，必须先和当地人搞好关系，尤其是当地的实力派以及社会名流。否则，自己就是光杆司令，别想成事。事实证明，陶谦的眼光是很准的，陈登这个人是用对了。
陈登，字元龙，下邳（治今江苏邳州）人，性格桀骜不驯。25岁时，陈登就开始任东阳（治今江苏省金湖县西）县令。陈登虽然年轻，但干劲十足，作为典农校尉，他竟然能亲自到田间地头考察土壤状况。有如此有敬业精神的农垦司令，屯田的结果自然是“秔稻丰积”，百姓安居乐业。
老百姓饿肚子的问题解决了，按说也可以歇歇了，但陶谦是一个有更高追求的人，他还想解决老百姓的意识形态问题。在和黄巾军打交道的这几年中，陶谦发现人们之所以跟着黄巾军混，除了为了吃饱肚子，还是因为张角太能忽悠，所以，解决老百姓的意识形态问题很重要。
很少有人知道徐州是道教的发源地。经过多年发展，道教在徐州当地的影响是很大的，为此，陶谦决定狠抓精神文明建设。但道教的影响力实在太大，要想一下子肃清它对人们的影响很不现实，想通过放一两部宣传片、贴几张标语、开几场群众大会就消除它的影响是不可能的。所以，陶谦认为，对付这个庞然大物的最好手段就是启用另一个庞然大物——佛教。
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教正式传入中国大概是在东汉。由于东汉的许多皇帝都信奉佛教，比如汉桓帝、汉灵帝，因此，佛教在当时绝对是很受官方欢迎的。
当时，陶谦手下有个叫笮融的下邳相督管广陵、下邳、彭城的运粮工作，是个财神爷。他在陶谦的默许甚至是授意之下，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款，修了一座规模很大的浮屠（佛塔）寺，可容三千余人。他还经常叫老百姓没事就去诵读佛经。这还不算，政府还出台了一项惠民政策：凡是信佛者皆可免役。当老百姓一听信佛竟然有那么大的好处，不用政府动员，便纷纷奔走相告，把信奉佛教变成了自觉行动。
为什么老百姓一听免役，就如此积极？因为他们的负担实在太重了。为此，我在这里需要说一说东汉老百姓的税负情况。而要说清楚老百姓的税负，就必须先说说当时的户口管理制度——编户齐民制度。
编户齐民制既是一种户口管理制度，也是一种税赋制度，在历史上很有名。简单地说，凡是被正式编入国家户籍的平民百姓（商人、官员、皇亲贵戚除外）对国家都负有相应的义务，这些义务具体说来主要包括田赋和人头税两种。
田赋表面上看很轻，为十五税一，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由于东汉的许多田地都掌控在豪强地主手中，农民往往要从他们手上租种土地，所以，国家的优惠政策往往只让地主受了惠，而地主对农民收多少田租国家是不管的。所以，农民被剥削的程度往往是很高的，被收三成田租很正常，个别地方竟然可达五成。东汉末年，由于灾害频繁，农民为生活所迫，只好把仅有的土地低价卖给地主，导致这种情况更为突出。因此，国家明文规定的田赋只是看上去很美而已，对广大无地农民而言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
除了田赋，还有人头税，这个连看上去都不美了。在东汉，人头税包括口赋和算赋两种。口赋是对7岁～14岁的儿童征收的，每人每年20钱，此外，还有三钱的战争附加税（马口钱）。算赋是面向广大15岁～56岁的成年人征收的，名义上也属于军费性质（当然，不打仗也得交），每人每年120钱。这样算来，正常年景下，一个家庭包括老人（56岁以上老人免税）和孩子一年的税收大约是300钱，大体相当于现在的150多元。而对于那些不入籍的商人、奴婢等人，人头税还要加倍。
为了增加人口，多收取人头税，东汉统治者提倡早婚早育。如果不响应国家的号召，就要受到严厉的经济处罚。比如，东汉法律规定，对于年龄在15岁～30岁之间还未出嫁的老姑娘（按现在的标准其实也不老），要多收五倍的人头税，什么时候嫁出去，什么时候降下来。所以，那时有姑娘的父母最着急的事就是给自己的女儿快速找个老公，否则，可能是要破产的。
和广大适龄女青年相比，当时的男同胞日子更不好过。因为23岁～56岁成年男子除了要交人头税，还要服徭役，包括劳役和兵役两项。劳役就是更卒，意思是每个成年男子每年要到县上无偿为政府打一个月工，干些修路、架桥一类的活计。如果不愿去，也可以，交钱就行，一次交纳三百钱（一说是二千钱），政府找人帮你打工，叫过更。此外，成年男子一生中要服兵役两年，每年还必须戍守边境三天，如果本人不愿意去，可以交纳若干钱雇人代服，这就是所谓的“更赋”。
这样算下来，压在东汉老百姓头上的既有田租、人头税，还有徭役，加起来就比较吓人了。一句话，东汉老百姓的负担是很重的，到了东汉末年更是如此。
除了信佛能免役，到了佛教的浴佛节，政府还在寺院外大摆酒宴，招待群众，排场搞得分外隆重（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凡是到场的群众都管伙食，尽管敞开肚皮随便吃就是了。这下好了，看热闹的、准备遁入佛门的，甚至还有冲着那顿伙食而去的人是络绎不绝，竟然达到万人！
这样一来，没过多长时间，在徐州的地界，佛教竟然成功地取代道教成为流行时尚，不光是老百姓信奉，就是政府官员也身体力行，自觉信仰佛教。许多地方上自太守、王国的国相，下至黎民百姓，个个吃斋念佛，俨然是虔诚的佛家弟子。
信佛了，自然不闹事了，老百姓不闹事了，自然天下无贼了，这可是了不起的大进步。要知道，那时正值东汉末年最混乱的时期，除了农民军时不时搞武装游行外，全国的军阀每天都在上演全武行，全国早已乱成一锅粥，徐州的秩序能如此井然，实属不易。
除了屯田、推广佛教，陶谦还任用了一批重量级人物，比如徐州的首富糜竺。此人养有僮仆、食客近万，并且是个地地道道的有钱人。这样的实力派陶谦当然不会放过，于是他想方设法拉糜竺出山当别驾。所谓别驾，就是别驾从事的简称，是刺史的主要副手，因为和刺史外出时，配有自己的专车，所以称为别驾。
和刘备一样，陶谦是很爱才的，不同的是，只要是刘备看上的，他都诚心诚意地聘请，跑多少冤枉路都无怨无悔（比如请诸葛亮）；而陶谦就比较性急，凡是他看上的，恨不能马上挖过来为我所用，如果实在请不动，来点儿暴力也无妨。其中，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张昭。
陶谦看好张昭，把他作为茂才（秀才）推荐给朝廷。前面说过，举茂才一个州一年就一个名额，十分稀有，所以，被推荐为茂才的人差不多就是现在的省状元了，一旦上榜就有官做。但张昭却并不感冒，他可是有名的牛脾气。
陶谦一听张昭不买他的账，顿时火冒三丈：“瞧不起我啊，抓起来！”幸亏有人积极营救，张昭才免去牢狱之灾。按说被陶谦收拾了一回，两人应该是仇人关系了，可陶谦病死后，最哀痛的却是张昭，他还写了一篇悼文，对陶谦的政绩做了高度评价。
对于陶谦的为人，《三国志》是颇有微词的，基本上都是说陶谦有眼无珠，能人不能用，尽用奸邪小人，把徐州搞得乌烟瘴气云云。这么说的潜台词就是，你这号角色被曹操灭了也是活该啊。
历史是人写的，是人都是有倾向的，而《三国志》明显是向着曹魏的。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揭开层层迷雾，寻找历史的真相。
《三国志》上说，“谦背道任情：广陵太守琊邪赵昱，徐方名士也，以忠直见疏；曹宏等，谗慝小人也，谦亲任之。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由是渐乱。”事实上，陶谦对这个赵昱是很器重的，先让他当别驾，后又将他推举为茂才，当了广陵太守。由此可见，陶谦对他也是非常信任的。
董卓进京后，国家形势一天比一天凶险。当以袁绍为首的一拨人组成关东联军准备讨伐董卓时，陶谦选择了观望。但他也并非毫无作为，关东联军解散后，他曾经大方资助朱俊三千人马让他去打董卓，也算是曲线救国吧。董卓死后，李傕等人成为实际掌权者，国家变得更乱。陶谦不敢讨伐董卓，但讨伐董卓的徒子徒孙还是敢的。于是，陶谦决心组织力量讨伐李傕等人，把汉献帝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
陶谦知道自己打仗不怎么在行，于是联合了一些社会贤达，如前扬州刺史周干、琅琊相阴德、东海相刘馗、彭城相汲廉、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泰山太守应劭、汝南太守徐璆、前九江太守服虔以及博士郑玄等人推荐朱俊为太师，同讨李傕等人，奉迎天子。
但得知此消息的李傕等人抢先一步，他们用皇帝的名义征召朱俊入朝为官。大家看出事情不妙，准备提前揭竿而起。但朱俊实在过于乐观，觉得不就是消灭李傕、郭汜吗？不需要兴师动众的，他单枪匹马就能做到。
盲目自信的结果是很严重的。自信满满的朱俊到了长安后才发现，斗争形势很不乐观，李傕等人比董卓还不讲理，根本惹不起，自己最后也被郭汜绑架，被活活气死了。好友朱俊的死亡也正式宣告陶谦此前的种种努力都付之东流。
既然不能为国分忧，那就现实一点，为自己分忧吧。散伙后的关东联军一分为二，一拨以袁绍为首，另一拨以袁术为首。对于其他诸侯来说，目前最明智的选择就是找一棵大树靠着，像曹操、刘表就是袁绍这边的人，而公孙瓒、孙坚就是袁术那边的人。而陶谦也面临这样的选择。
陶谦最终选择了袁术。之所以选择袁术，那是有很多原因的：首先，袁术一方看起来人才要多一些。公孙瓒号称“白马将军”，是打胡人骑兵的专家；孙坚是“江东猛虎”，是董卓的克星，两人都是打仗的一把好手。而袁绍那边基本没有拿得出手的人才。刘表不消说了，只能算是文官的模范；曹操倒是文武双全，但被董卓手下的徐荣打得差点儿裸泳回来，能力实在了了。
其次，袁术一方占的地盘要多些。在当时，地盘可是实力的最重要的象征。公孙瓒实力最强的时候地盘横跨四州，袁术也差不多，全面发展，先后把触角伸向了扬州、豫州、司州、荆州（最后还有徐州），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而袁绍当时只有一个冀州，而且还是靠坑蒙拐骗忽悠来的。因此，陶谦找合作伙伴就要选袁术那样的。
此外，从私人交情上讲，陶谦和孙坚、公孙瓒的关系比较要好，尤其与孙坚更是亲密的战友关系。两人曾一同跟随张温讨伐过边章、韩遂叛乱；陶谦打击徐州黄巾军的时候，孙坚还曾派手下的朱治帮助过陶谦。至于公孙瓒，他曾经带着乌桓骑兵到张温手下帮忙，和陶谦应该认识；陶谦曾任幽州牧，当时公孙瓒为幽州辽东属国长史，说来他们还是上下级关系。
基于以上原因，陶谦最终选择了袁术阵营，可他没想到的是，他的这一选择把自己推上了绝路，他将与那个时代最强的实力派——曹操成为仇敌。
随着袁绍、袁术两派频繁过招，胜利的天平开始向袁绍阵营倾斜：初平二年四月，生猛无比的孙坚被刘表以柔克刚给灭了；初平三年正月爆发的界桥之战及冬天爆发的龙凑之战，使一向扬威耀武的公孙瓒歇了菜，只好提前冬眠；初平四年，袁术先败于刘表，接着去兖州找曹操补损失却被人家海扁一顿……
作为盟友，在两派掐架时，他是不可能淡定下去的，也不可能袖手旁观、置身事外，他也为本阵营的发展（当然也是他个人的发展）出人出力、献计献策了。具体说来，初平三年冬，公孙瓒南攻袁绍时，同时叫刘备屯高唐，单经屯平原，陶谦屯发干（今山东旧堂邑县西南），对袁绍构成包围之势。曹操、袁绍对这些帮凶当然不会客气，结果是“太祖与袁绍会击，皆破之”。
陶谦最近有点儿烦，因为他惊奇地发现自己没干多少坏事，可仇敌却越来越多，这太不正常了。袁绍、曹操恨自己很正常，可问题是自己的盟友也越来越靠不住了，其中，最靠不住的是盟主袁术。
前面说过这个死皮赖脸的家伙打不过曹操，就打自己盟友的主意，竟然自封“徐州伯”。陶谦一听到这消息，心中郁闷至极：“老子是徐州牧，你就当徐州伯，想抢我饭碗啊！”
可更让人郁闷的还在后头。陶谦发现，这世界上的人越来越不厚道了，连小字辈也开始不安分起来。比如老朋友孙坚的儿子孙策就很不尊重他这个老前辈，时不时带人到徐州地界和当地社会名流联络感情，小动作不断。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很可爱，但跑到我地盘上挖墙脚就一点儿也不可爱了。陶谦为此心里相当不爽。
这年月，世风日下，什么都靠不住了，只有靠自己了。为了增强自己的竞争实力，陶谦决定改变策略，化敌为友。据《后汉书》记载，当时的朝廷仍被李傕等人把持着，陶谦于是派人到长安，名义上是看望皇帝，实际上是想和李傕等人修复破损的关系。
陶谦主动讨好自己，四面楚歌的李傕没理由不答应，于是他封陶谦为徐州牧（也有人认为陶谦的徐州牧是董卓给的）、安东将军、溧阳侯。但陶谦明白，李傕给的官衔再多也是空的，要想得实惠，还得自己动手。
初平四年五月，徐州下邳人阙宣带着几千人造反。这年月不太平，想吃造反饭的人很多，地盘还没打下几个，就敢自称皇帝的人也不在少数（如被孙坚镇压的会稽人许昌就自称阳明皇帝、被刘虞瓦解的张举也曾经称帝），殊不知，造反当皇帝虽然风光，但风险也极大，不砍死人家，就是被人家砍死。
阙宣决心以张角等猛人为光辉榜样，把造反事业做强做大，但他比较倒霉，因为他的对手是陶谦。根据史书记载，陶谦先是客客气气地和阙宣讲和，然后邀请他一起去打兖州，并许诺平分战利品。
陶谦之所以要打兖州，是因为曹操是他的敌人，自己曾经挨过他的打，而那时曹操刚和袁术打完仗，还没缓过劲来，这样大好的机会，陶谦当然不能错过。
这个阙宣虽然有当皇帝的勇气，却没什么城府，经陶谦这么一忽悠，脑袋就开始犯晕，随即带着人马和陶谦一起发兵攻击兖州，攻占了华县和费（音同密）县，掠夺了任城。取胜后，陶谦却突然变脸，杀掉了阙宣，并趁机兼并了他的队伍。
够狠吧，这还不算，还有更狠的，陶谦竟然杀掉了曹操的父亲曹嵩。原来，曹嵩运气实在不够好，187年花大价钱买个太尉，第二年的四月就下岗了。之后董卓来了，曹操要忙于起兵，京师是没法待下去了，但他又不愿随军，只好辗转回到老家谯县。后来兵乱来袭，待在老家也没有安全感了，他便来到徐州的琅玡郡（今山东临沂）避难。曹操考虑到自己与陶谦的敌对关系，就打算将曹嵩接到兖州，并派遣泰山郡的太守应劭前去接应。没想到就在这个当口，父亲出事了。
关于曹嵩的死，历史上有很多种版本，包括死的时间、凶手是谁、怎么死的都无定论。《吴书》上说曹嵩看到世道不太平，前去投靠曹操，仁慈无比的陶谦立即派兵护送。由于曹嵩太会捞金，自己积攒多年的腐败成果加起来居然装了一百多辆车。来到华县、费县之间时，陶谦的手下张闿见财起意，将曹嵩杀死，抢夺了财物，然后逃到淮南去了。曹操因此归罪于陶谦，兴兵讨伐。《后汉书·陶谦传》上说，曹嵩来到琅玡郡避难，陶谦有一个部将驻守在阴平，其手下的士兵眼馋曹嵩的财物，就把曹嵩杀害了。
以上两种说法的共同之处都在说明大贪污犯曹嵩之死与陶谦无关，但我认为这两种说法是很不靠谱的。相对而言，还是《三国志·武帝纪》、《后汉书·应劭传》、《后汉书·曹嵩传》及《魏晋世语》的记录更可靠一些。
让我们借着史料还原一下历史吧：曹嵩来到琅玡郡避难，但让父亲大人待在这种危险的地方曹操当然放心不下了，于是他派泰山郡太守应劭接父亲大人到自己的地盘兖州，享几天清福。但不知怎么的，这一消息却被死对头陶谦得知了。曹嵩来到泰山郡的华县时，应劭还没有到达，而陶谦却秘密派遣数千骑兵突然赶到。曹嵩以为这是接应自己的部队，自然满心欢喜，毫无防备（当然，即使有准备也没用）。陶谦的人倒也不客气，先杀死了曹操的弟弟曹德。曹嵩一看大事不好，立即从后院逃跑。后院有条墙缝，曹嵩让自己的小妾先钻出去，但小妾身体非常丰满，堵在缝里怎么也钻不出去。曹嵩情急之下，只好转身跑到厕所里躲起来，结果被搜出来杀掉了。这是一次血腥的杀戮，曹嵩一家老小全部死于非命，无一幸免。后来，应劭赶到了，看到满地的血污，知道无法回去交差，便索性弃官逃到袁绍那里去了。
关于曹嵩是怎么死的问题解决了，但还有一个问题无法定论，那就是曹嵩是哪一年遇害的。关于这个问题，《三国志·武帝纪》上说是兴平元年（194年），《资治通鉴》上说是初平四年（193年）六月，其余的史书则语焉不详。
曹嵩之死，我相信《三国志》所说的是陶谦所为，因为陶谦有作案的动机，但陈寿认为作案时间发生在兴平元年，我却不信，我更倾向于《资治通鉴》所说的初平四年。《三国志》持的是亲曹魏立场。曹嵩死后，曹操发动复仇之战，大肆屠城，如果把曹嵩的死期挪后一年，就可以为曹操开脱屠城的罪名。
还有一个理由也能有力地证明我的观点。初平四年五月以前，陶谦和曹操已经是敌人，五月以后，陶谦联合阙宣攻击兖州，占领华县和费县，掠夺了任城，二人更是仇上加仇。而那时曹嵩还在陶谦的地盘上，陶谦怎么会放过如此天赐良机？
反过来说，初平四年六月，陶谦攻占华县后不去杀曹嵩，这年秋天曹操发动第一次彭城大战之前陶谦也不去杀曹嵩，而非要等到第二年曹操已经收复华县陶谦才想起去人家地盘杀人，实在是不可思议，除非他脑袋进水了。但陶谦是聪明人，他的脑袋很好使，所以，这种蠢事他干不出来，换任何人都干不出来。因此，曹嵩是193年由陶谦派人杀掉的，我认为事情的真相就是如此。
陶谦杀掉曹嵩后麻烦大了，不久，曹操就带人来复仇了。初平四年秋，曹操第一次大规模进攻陶谦，彭城大战正式打响。
这次战役曹操的底气很足，因为他得到了不少外援。他的盟友袁绍雪中送炭，派手下的将领朱灵“督三营助之”，而曹操军中还有陶谦的老熟人青州军，以前他们被陶谦打得丢盔弃甲，现在摇身一变成为曹操的青州军。作为名副其实的还乡团，不干点儿杀人放火的工作简直就对不起现任领导的殷切希望。
有冤申冤，有仇报仇。曹操大军一鼓作气攻下了十多座城池，直逼彭城。曹军大将于禁攻克广威（沛县东），沿泗水直至彭城。前锋曹仁打败陶谦部将吕由后与曹操合兵一处，也抵达彭城。
抢人家地盘不说，还把人家父亲给灭了，陶谦知道这一关是无论如何都躲不过去了，只得硬着头皮带人迎战。陶谦以前跟着皇甫嵩打过仗，自己也镇压过黄巾军，是有点儿水平的，但和曹操相比，还远远不够。所以，彭城一战，陶谦大败，只得逃离彭城，退到郯城固守，曹操趁机又占据了彭城、傅阳。
可是你跑了，你的老百姓跑不掉啊。曹操没抓住陶谦，就拿他手下的老百姓撒气，那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就惨了，全部被曹操当做杀父仇人，基本上是见一个杀一个，见一群杀一群。曹操疯狂杀戮的结果是，彭城一战，有男女数万人（《资治通鉴》上说有数十万人）被无辜杀害，众多的尸体倒伏在流经彭城的泗水之中，河水为之不流。当初洛阳、长安一带遭遇董卓之乱，徐州曾经是平安的乐园，有不少人跑来徐州避难，结果在这场战乱中大多惨遭杀害。
陶谦的噩梦还远远没有结束。陶谦退回郯县后，又在郯县西南的武原派兵驻守，因为这里是曹操进攻郯县的门户（曹操正是从西南方向进军），不容有失。
陶谦知道自己已经退无可退，只能死磕。而死磕的力量是巨大的，曹操的进攻一度受阻，好不容易才攻到郯县城下。郯县作为徐州的治所，相当于现在的省会城市，其城墙自然是异常牢固的，而陶谦也深知此理，故闭门不出，曹操无计可施。
曹操打不着陶谦，于是转变进攻方向，往泗水以南推进。与此同时，曹操派遣曹仁进攻费县、华县、开阳等地，陶谦派出部将援救各县，均都被曹仁击败。复仇的力量是强大的，曹军所到之处仍然实行“三光”政策，结果，这些地方别说是行人，连鸡犬的影子都看不到。
所以，世人说曹操是奸雄，并非指他们父子取代汉室，而是说他在取代汉室的过程中手段过于卑鄙、血腥。历史真相不容掩盖，世人也并没有冤枉他，他的功劳、荣耀、罪过和耻辱世人都心里有数。因此，那些说曹操是可爱的英雄的人真应该好好反省一下。
来者不善，形势危急！陶谦急忙向盟友公孙瓒委派的青州刺史田楷求救，田楷同刘备一起带兵前来支援。
刘备手下有兵数千人，到徐州后，陶谦又给他增拨四千丹阳兵，刘备便离开田楷，转会到了陶谦阵营。陶谦实在很仁义，他随后又推荐刘备为豫州刺史，让他屯兵小沛。刘备之前担任过平原相，相当于市长，现在一下子升为刺史，虽然是虚职，但名誉上管辖一个州（省），已经是大大进步了，要知道全国才13个州啊（194年，李傕等人专政时增加了雍州，全国变为14个州）。得了好处自然得为人家办事，小沛地处徐州西部边境，与兖州邻近，如果曹操从西边进攻，刘备自然得尽心尽力。
若以部队的战斗力及指挥官的个人素质而言，刘备、陶谦与曹操根本不在同一档次。若事情按常规发展，徐州完蛋是迟早的事情，但事情偏偏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原来，曹操正打得来劲，突然发现自己的粮草接济不上了。饿着肚皮怎么打仗？所以，兴平元年（194年）二月，曹操不得不撤军。
不过，陶谦、刘备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几个月后，曹操又打回来了。这次曹操打得还是非常顺手，接连攻下五座城池，一直进逼到琅玡、东海两郡。这一次，曹操在徐州要做的工作依然是那么几样：攻城、屠城，再攻城，再屠城。曹操完全成为杀人狂了。
曹操的最终目标是郯县，不仅因为它是徐州的治所，攻下它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而且因为陶谦在那里。听到风声的陶谦急忙派“救火队员”刘备上场，让他和曹豹一起在郯县东郊阻击曹操。
虽然已经有不少人吹捧刘备，但实话实说，他的本事是比较稀松的，无论是战略眼光还是战术水平都很差劲，创业前期基本上战无不败，直到后期有诸葛亮帮他制定战略规划，法正为他出谋划策，他才真正走上了良性发展的道路。
虽然刘备有那么多缺点，但他也有一个突出的优点，就是非常执著，无论失败过多少次，他都坚持自己的信念。这次郯县之战是刘备第一次遭遇曹操，结果毫无悬念，他失败了。当然，刘备今后还有许多次机会和曹操相遇，还有许多次机会被打败，直到赤壁之战一雪前耻。
对于陶谦而言，刘备失败了，最后的救命稻草就没了，而以曹操目前的劲头，破城是早晚的事，陶谦彻底绝望了。于是，他决定放弃徐州，逃回自己的老家丹阳郡（隶属于扬州）。但陶谦的运气实在不错，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曹操不得不放弃进攻，班师回朝。这件事比断粮还可怕，曹操的后院起火了。
曹操走了，陶谦却忧郁成疾。在撒手人寰之前，他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要完成，那就是徐州该交给谁呢？他有两个儿子，但都不是玩政治的料，看来看去，只有刘备了。于是陶谦决定把徐州让给刘备。
当然，《三国演义》上说陶谦三让徐州，那是艺术夸张，真实情况是陶谦只让了一次，而且是在临死之前才作出的重要决定。当时，刘备并不在场，病危的陶谦对副手（别驾）糜竺交代说：“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这相当于是政治遗嘱了。领导既然这样安排了，就照办吧。于是糜竺带人到刘备驻扎的小沛，迎接新领导上任。
猛地接到这么个大礼包，换一般人早就激动得热泪盈眶了，但刘备却诚惶诚恐，因为他明白徐州目前的险恶处境：作为敌人的曹操志在必得，作为盟友的袁术虎视眈眈。
敌人、朋友都垂涎三尺，这是一个烫手山芋。刘备一边摆手一边推辞道：“唉，我不行，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比如袁术，家底厚、名气大、能力强，请他干还不错。”
刘备说这话一半真一半假，他既害怕自己做不好，也害怕自己初来乍到，陶谦的那些旧下属不服自己的管理。这时陈登站出来，不屑地说；“袁术他那两下子呀，吃喝玩乐还差不多，前不久不是被曹操打得满地找牙吗，要他管理徐州，洗洗睡吧。”
陈登好像看出来了刘备的心思，他及时地给刘备送上一颗定心丸：“主公你放宽心吧，徐州底子厚，有的是钱，部队也有十多万，全部都听你的指挥。朝廷的话想听就听，不想听还可以自己创业。前提是你必须做我们的领导，否则徐州人民绝不答应。”一句话说到刘备的心坎里去了。自己东奔西跑图个啥？不就是想有一块立足之地吗？
这时，刘备的朋友孔融也趁热打铁：“袁术是个什么东西，他只不过是坟墓里的一副枯骨而已！徐州人民怎么会选择他，刘备，你就不要再推辞了。”
既然大家都支持他接管徐州，那还说什么呢。于是，刘备半推半就地当上了徐州牧，这一年他34岁。
刘备上任后，立即对外交政策实行改革。以前陶谦是袁术阵营的人，但事实证明，跟着袁术不仅没混出什么名堂不说，还处处吃亏，最后连自己人都要欺负一把（袁术当徐州伯）。而且，刘备曾经跟过公孙瓒，知道这个同窗和袁术一样不是什么好人，除了有野心外，就知道自己享受，因此，袁术阵营衰落是迟早的事情。因为刘备白捡了个徐州牧，气得袁术吹胡子瞪眼睛，曾放话说：“我袁术这一辈子就没听说过什么刘备！”一句话，你刘备算老几，无名之辈而已！
你看不上我，我还看不上你呢。天下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因此，刘备毅然决定抛弃心高气傲的袁术，向财大气粗的袁绍示好。
这件事就不必刘备亲自出马了，陈登只简简单单地写了封书信就搞定了。陈登在信上对袁绍说：“我们的老领导陶谦挂掉了，群龙无首，我们知道老大您（酸枣会盟时的盟主）担心徐州的安危，因此已经推举刘备为我们的新一届领导人，特别通知您一声，免得您担心。”语气很委婉，但意志很坚定。那意思就是，能通知你那是给你面子，你不同意也拿我们没法。
袁绍是聪明人，对刘备抛出的橄榄枝，他愉快地接受了。而且他也不得不接受，因为当时他最大的对手是公孙瓒和弟弟袁术。袁术隔得远，一时半会儿拿他没法子，而公孙瓒就在自己家门口。刘备能投奔过来，自己这方的实力大大增强，他求之不得呢。于是，袁绍顺水推舟地回道：“刘备弘雅有信义，今徐州乐戴之，诚副所望也。”于是，刘备华丽转身，成为袁绍阵营的一分子。
当然，刘备这样做有人是不高兴的。不用说，这个人是袁术。未经批准私自转会，又不通知一声，无组织、无纪律，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反了不成？
对于曹操而言，194年绝对是最凶险的一年。他刚刚在徐州杀得性起，后院却起火了，而且这次的火燃得挺旺，差点让他彻底完蛋。而且，让他做梦都想不到的是，扯他后腿的竟然是陈宫、张邈和吕布。
先说张邈，前面说过，张邈做陈留太守时是很够义气的，董卓满世界通缉曹操那会儿，曹操去他的地盘避难，在张邈的关照下，曹操不但有酒有肉，还在陈留招兵买马，实力不断发展壮大。
酸枣会盟后，袁绍作为盟主，更加骄横，包括曹操在内的许多人虽然看不惯，但无一例外地保持了沉默，只有张邈敢站出来批评他。职场里有一句名言：什么人都可以得罪，但千万不要得罪领导，否则，你会死得很难看。而在官场中，这句名言就是真理。
张邈除了言语上得罪领导外，他还和吕布的关系很好（吕布和袁绍的关系很差），这下袁绍更加不高兴了。他决定报复张邈，就指使曹操去把张邈给办了。
当时的情况是，曹操进步很快，已经成为兖州牧，而张邈还是原地踏步当他的陈留太守。由于陈留郡属于兖州管辖，因此，张邈名义上已经是曹操的下属。更关键的是，曹操的队伍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要想吃掉张邈是很容易的。
曹操是何等聪明之人，他一眼就看穿了袁绍想借刀杀人，他可不愿背这个黑锅，何况他和张邈的关系实在非常铁。曹操不但没有答应袁绍的要求，还语重心长地对袁绍说：“张邈是我的铁哥们儿，也是我的亲人。对这样的好同志，即使他有点儿小错误，也应该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包容一下嘛，为什么非要一棍子打死呢？何况现在天下大乱，我们应该同心同德携手奋进才是，实在不应该玩窝里斗，伤了和气。”
曹操说的并不是客套话，他是实实在在把张邈当亲人。初平四年秋，曹操第一次征讨陶谦时，考虑到种种不测，他特意对家人说：“如果我曹操回不来了，你们就去投靠张邈，他这个人靠得住。”结果，曹操完好无损地回来了，两人一见面更是“垂泣相对”。这样的铁哥们断无反叛的道理，可就是这样的铁哥们，偏偏要反他，曹操能不吃惊吗？
接下来说陈宫。陈宫虽然不是曹操的哥们儿，却是曹操的恩人，是他把曹操接到兖州，让曹操做了兖州牧。
曹魏集团有两个人很奇特，一个是荀彧，一个是陈宫。从他们的一生经历来看，二人都带有悲剧性色彩：荀彧是个理想主义者，面对曹魏代汉的残酷现实，他的梦想破灭了；陈宫不是理想主义者，但在曹操两次征讨陶谦之后，他的梦想也破灭了，因为他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他的原则并不是忠于皇室、忠于朝廷，而是自保兖州。
那时候，汉献帝被董卓控制着，朝廷的话是不管用的（王命断绝），兖州是很混乱的，黄巾军在境内到处搞武装游行，连兖州牧刘岱都被干掉了，所以，作为兖州本土名士的陈宫急切地希望为兖州找到一位好领导，而以大黑马形象出现的曹操无疑是最佳人选（曹操当时的形象还不差）。陈宫之所以要迎接曹操进入兖州，是因为他相信曹操不但能治理好兖州，也能保护好兖州。但曹操做了一件让陈宫彻底寒心的事，那就是杀名士边让。
边让是名人，这个人文章写得好，以前还当过九江太守。董卓之乱后，边让辞官回到了老家陈留郡。曹操知道他有才，于是想请他为自己效力，但这个边让估计对曹操的所作所为很是痛恨，竟然摆起了文人的臭架子，不但不肯，反而对曹操百般讥讽。曹操作为一代枭雄，岂能被一个文人如此侮辱？估计边让骂得实在够狠，曹操气不过，于194年第二次征讨徐州的时候，下令把边让全家老小三百多口抓起来全部杀掉了。
杀边让、屠徐州，曹操的屠刀举得高高的，闪着冰冷的寒光，这一刀砍下去，伤了许多原本对他寄予厚望的人的心：“今天你能随心所欲地杀边让全家，明天灾难就有可能降临到我们头上。”陈宫彻底心碎了，他扪心自问，这样的人还值得追随吗？不！
陈宫是一个有原则的人，面对曹操的倒行逆施，他毅然决定反了，他要把曹操驱逐出境。于是，陈宫赶到张邈处商讨对策。陈宫对张邈说：“曹操是什么人你也看到了，我们跟着他会有什么好结果呢？兖州地势险要，你手里有兵，为什么不自己单独干一番事业呢？如果你觉得力量单薄，我们可以请吕布啊，吕布杀掉了董卓，他可是一位英雄啊。”
这个陈宫真像是张邈肚子里的蛔虫，把他的心思揣摩得透透的。张邈的心情很复杂。想当初曹操到陈留郡招兵的时候，对他是何等的恭恭敬敬；现在一切调了个儿，曹操一下子成了他的领导，他干什么都得看对方的脸色行事，内心实在很不舒服。更主要的是，袁绍曾经叫曹操动手除掉他，虽说曹操现在手下留情，万一哪天他心情不好呢，自己岂不玩完了？前途堪忧啊！
听到陈宫这么一说，张邈也觉得有理：自己有兵、有地盘（陈留郡），还有吕布这个外援可用，完全可以放手一搏，创立一番事业。曹操不也是从东郡太守起家的吗？自己为什么要听曹操的指挥呢？放着自己那么好的条件不开发利用，真是犯傻啊。
经陈宫这么一怂恿，张邈下定决心反了！
现在该说吕布了。说来吕布的运气真是不好。初平三年干掉董卓以后，却招惹来了更难缠的四条狼——李傕等人杀进长安。吕布、王允抵挡不住，王允留下来被李傕所杀，吕布带上自己的几百亲兵以及董卓的人头匆忙出逃。去哪里呢？吕布准备投奔袁术。说来自己还是袁家的恩人（董卓曾经杀了袁绍叔叔袁隗全家），去投奔他准没错。
贵客到来，还带着这么重的一份见面礼，袁术自然很高兴，热情款待了吕布。但没过多久，袁术就翻脸了，因为他发现吕布带来的人实在很不自觉，闲得无聊就在他的地盘里搞起了兼职——抢劫。于是，吕布成了最不受欢迎的人，袁术看他像看阶级敌人，脸色也由晴转阴，很不好看。吕布也知道长此以往人家就要下逐客令了，于是只好灰溜溜地带人离开。
离开袁术的吕布日子越来越难过，像他这样的朝廷通缉犯（时李傕等购募求布急），一般人是不敢收留的，想来想去，吕布只好去投奔河内太守张杨，因为张杨是他的老乡。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张杨于是冒险收留了吕布。事实证明吕布的眼光是很准的，张杨很仁义，在李傕通缉他的日子里，张杨也一直护着他。
吕布虽然有了落脚之处，但他心里依然很不踏实。实际上吕布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张杨仁义，可他手下那些见利忘义的家伙就没那么高的觉悟了。在他们眼里，吕布的脑袋还是值几个钱的。吕布听说他们已经积极行动起来，准备找个机会把自己绑了，送到李傕那里领赏。
张杨虽然很讲义气，但也是个比较仁慈的领导。对于手下人的种种不轨行动，他也没有严厉制止。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仁慈就是软弱。据《英雄记》记载，张杨发现手下人要谋反，最初的反应不是出兵镇压，而是对着人家抹眼泪，希望手下人改恶从善。但俗话说“慈不带兵”，这样心软的领导怎么管手下啊。
这么一想，吕布更没有安全感了。他曾试探着对张杨说：“兄弟，我们是老乡，即使你杀了我，也值不了多少钱，还不如把我绑起来，交给李傕，可是头功一件啊。”张杨当然不会出卖朋友，但他也幽默了一把，打趣道：“你说得对啊。”张杨虽然是开玩笑，但吕布却有些当真了，联想到张杨的手下看他像看金元宝一样贪婪的眼神，吕布心里直打鼓。为安全起见，吕布在张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后，又不得不郁闷地离开了。
这次吕布准备投靠袁绍。他认为袁绍比袁术大方，这样的人总不能为难自己吧？事实确如他所想的那样，一开始袁绍的确很热情，因为他急需人手。此时的袁绍虽然通过欺诈手段骗得了冀州，但初来乍到，根基还不稳，尤其是境内的黑山军活动频繁。这些人虽然早就接受了朝廷的招安，但自从汉灵帝挂掉以后，就一直没人管，福利、待遇都没人过问，日子过得很是清苦。怎么办？以黄巾军为榜样，重操旧业，吃大户！
这下袁绍可就惨了，他一方面要防备公孙瓒，一方面还要对付黑山军，工作压力相当大。正好吕布赶来投靠他，于是袁绍分配给吕布一份新工作——专门对付狡猾的黑山军。说来吕布还真有水平，他带着自己的人马，在黑山军的地盘上左冲右突，黑山军哪里是他的对手，纷纷败退。
吕布胜利了，袁绍却高兴不起来，因为他发现吕布手下的人旧病复发，重新干起了偷盗、抢劫的勾当，弄得整个冀州鸡犬不宁。吕布虽然没有参与，但他纵容手下人胡来，领导责任是免不了的。面对这群有组织、无纪律的兵油子，袁绍是气不打一处来，他毅然决定送走这群瘟神。但怎么送是要讲究艺术的，弄不好是很麻烦的。所以，为了让吕布高兴而来，满意而去，袁绍特意给吕布送了一顶漂亮的官帽子——司隶校尉。
本来，袁绍只是冀州牧，作为地方官是没资格给人封官的，但他的另外一个身份是车骑将军，虽然是酸枣会盟时自封的，但在东汉末年群雄混战时代，皇帝已经不管用了，只要你有权、有地盘，就可以随意封赏。不过，袁绍玩这套把戏时，不是表某某某为司隶校尉，而是换了个说法，叫承制，也就是说我按皇帝的意思在办。
做好这一切准备工作后，袁绍把吕布叫到一边，亲切地对他说：“奉先啊，你来我这这么长时间了，你对工作是努力的，成绩是突出的，长期把你窝在我这里，那是屈才啊，我心里也过意不去。因此呢，我向朝廷推荐给你一个新工作，让你做司隶校尉，主管京师，那可是肥缺啊。我相信你在那里一定会大有作为的，你可千万不要辜负组织上对你的信任哦。”
吕布立马明白袁绍这是想赶自己走。司隶校尉的确是个实权职务，但司州都在李傕的控制之下，去那儿上任，那是找死。但主人家把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自己哪还好意思留下。再说，自己一路上打打杀杀，手下的人马不断减少，到现在除开自己的亲信，手上已经没几个兵了。没有兵，腰杆就硬不起来，即使心里明白袁绍是想把自己往火坑里推，也只好接受。
吕布极不情愿地离开了邺城（冀州的治所，袁绍的驻扎地）。临行前，袁绍还分配给他30个士兵，说是保护他的人身安全，真是猫哭耗子——假慈悲，鬼才信你。实际上，吕布没打算去京师做司隶校尉，当然袁绍也没打算把这个职务给他（也没法给他）。袁绍给手下人下的密令是，等吕布一离开邺城，就找个机会把他做掉，而且叮嘱他们，要做得干净利落一点。
对于袁绍的意图，吕布是有所察觉的。于是，在某天的夜晚，吕布坐在帐篷里弹古筝，弹了一阵，便把古筝交给了一位亲信继续弹，他自己却溜之大吉。袁绍的人一直在不远处偷听，当乐曲声结束时，他们以为吕布已经酣然入睡，便决定动手。可当他们一齐扑向吕布的营帐时，才发现里面空无一人。
吕布金蝉脱壳、虎口脱险，胆小的袁绍却吓得不轻，急忙下令关闭城门，以防吕布狗急跳墙前来报复。其实袁绍的担心是多余的，经过此次变故，吕布哪还有心思找他算账？当务之急是找好自己的安身之处。虽说好马不吃回头草，但吕布原本就不是什么好马，只要有草吃就行，所以他又厚着脸皮去投靠张杨。张杨这个人实在很仁义，这次他依然冒着风险接纳了吕布。值得一提的是，吕布在去河内郡的途中路过陈留郡时，结识了张邈，两人喝酒发誓结成好朋友。
就在陈宫、张邈决定将曹操赶出兖州时，陈宫想到了吕布。他十分看好吕布，毕竟他是员猛将，干掉了国贼董卓，利用他对付曹操是没错的。
机会很快就来了。兴平元年曹操开始第二次讨伐徐州。出发前，曹操叫陈宫驻扎东郡，于是陈宫带着自己的人马把吕布从河内郡秘密接回来，给他一个兖州牧的头衔，加上张邈的弟弟张超，四人一起组成联合阵线，准备大干一场。
此时，曹操的主力正在徐州对付陶谦和刘备，他只留下荀彧和寿县令程昱守鄄城（今山东鄄城北），夏侯惇守濮阳，留在兖州的兵力非常单薄。更要命的是，州内的将领大多数都追随陈宫、张邈，形势对陈宫等人十分有利。
吕布到达兖州后，张邈派人对荀彧说：“吕布是来帮助曹操攻打徐州的，麻烦你多准备一点儿粮食。”这样的伎俩忽悠其他人还行，想骗荀彧水平还低了点。荀彧当即看出其中有诈，立即命令军队加强戒备，同时找来夏侯惇商议对策。
夏侯惇（？—220），字元让，沛国谯县人，夏侯渊的同族兄长。大家都知道夏侯惇作战很勇猛，脾气很火爆，但鲜为人知的是，他还很爱学习，在行军打仗之余还把老师请进军营，当面请教。
在他14岁时，有人污辱他的老师，被他杀死，他的火爆脾气因此很快就在乡里出了名。后来，曹操带兵回来和吕布作战时，夏侯惇的左眼不幸被一支流矢射中，光荣报废。《三国演义》为突显他的胆略，说他把眼睛拔出来吃掉了，那是艺术虚构。当时曹操军中有两个夏侯将军（另一个是夏侯渊），为了区别，士兵们根据其生理特征称他为“盲夏侯”。夏侯惇当然不高兴。夏侯惇是个爱面子的人，每每照镜看到自己的盲眼便会十分愤恨地将镜子推到地上。
夏侯惇走后，濮阳空虚，吕布趁机占领了濮阳。当大家知道张邈、陈宫、吕布起兵叛乱的消息时，鄄城里人心惶惶、骚动不安。直到夏侯惇赶到，迅速杀掉一些与张邈通谋的危险分子，人心才算安定下来。可是不久，新的危情又出现了——豫州刺史郭贡听说兖州这边起了内讧，便率兵数万来到鄄城城下，形势一下又紧张起来。
大家知道，刘备也是豫州刺史，不过刘备是陶谦任命的，只有小沛那一块地盘，而郭贡可是朝廷任命的，货真价实。郭贡提出要见荀彧，包括夏侯惇在内所有人都劝荀彧不要去，说那人和我们没什么交情，说不定是吕布的同伙，你去了可能有危险。
荀彧笑笑，胸有成竹地答道：“我还是出去见见他的好。那人和我们没交情，但和张邈他们也没什么交情啊。我估计他是来打探虚实的，如果我们弱，他会倒向张邈他们一边；如果我们强，他自然会倒向我们一边，即使不指望他和我们同一条心，哪怕保持中立也好啊。”
荀彧泰然自若地走出去和郭贡摆事实、讲道理，比如曹操是如何的威武神勇，你和我们作对的后果会如何如何，你和我们交朋友会有哪些好处，等等。经荀彧这么一忽悠，头脑发热的郭贡果然识趣，心想凭自己的两把刷子怎么能和曹操对抗呢，还是带兵回家聪明一点。
郭贡走后，夏侯惇却遇到了麻烦，这位老兄由于粗心大意，竟然被吕布派来诈降的几个将领给绑架了，这可把夏侯惇手下的将领急坏了。不依从绑架者吧，人质有生命危险；依从吧，人质也不一定会得救。按理说，老板被绑架了，应该首先考虑人质的生命安全，再考虑如何制服绑匪，否则人质家属的板砖都得拍死你。何况夏侯惇和曹操的关系众所周知，如果把曹操的心腹爱将给弄没了，这个责任谁负？如果他老兄真的被撕票，兖州的命运到底会变成什么样的还真难说。
这时，夏侯惇手下一个叫韩浩的将领站出来，对那些绑架者说：“你以为你们劫持一个将军我们就会手下留情吗？我奉令行事，怎么还会在乎这些？”说完，立即发起攻击。绑架者一见对方并不害怕自己伤害人质，一时没了主意，四下逃散。最终夏侯惇得救了，绑架者也全部伏法。
后来，曹操得知事情的经过，对韩浩的做法非常满意。他下令说，以后再有类似事情发生，不必因为顾虑人质安全而畏首畏尾，一律首先攻击绑架者，不让敌人心存侥幸。一句话，就是利益第一。曹操的命令虽说缺乏人情味儿，但效果却很好。据说，该命令颁发后，效果还不错，绑架事件真的少了不少。
对于荀彧而言，兖州的局势岌岌可危。本来控制在自己手里的地盘有四块，但濮阳被吕布占据后，就只剩下鄄城、范县和东阿三块了。而曹操远在徐州，远水不解近渴，当务之急是稳住这三块地盘。如果连这三块地盘都丢了，曹操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鄄城有自己和夏侯惇，守住应该不成问题，但其他两个县力量单薄，随时有丢失的危险。
这时，又有传言说陈宫带兵自取东阿，又派手下一个叫氾嶷的人攻打范县，派谁去范县好呢？作为曹操的首席谋士，荀彧在关键时刻展示了自己杰出的指挥才能，他派出了程昱。之所以选程昱，不仅因为程昱是本地人，在当地很吃得开，更重要的是，在曹操的阵营里，程昱可算是一位传奇人物，不仅智勇双全，而且有胆有识。
程昱，兖州东郡东阿（今山东聊城东阿）人，早在黄巾军起义初期就表现出了过人的才能。中平元年，他们县里的秘书长（县丞）王度起兵响应张角。自己人来这么一手，吓得县令也弃城逃跑。但王度这个家伙似乎脑袋有点儿问题，居然烧掉了县里的粮仓，弄得自己吃饭都成问题，只好跑到城外搞野炊。
这时候的程昱虽然没什么官方身份，却是当地的名人，县里的许多人都要买他的账。当他打探到王度的这一重要情报后，便对县里另外一个实力派薛房说：“王度跑出城了，我们何不找回失踪的县令，然后组织人马打回去，重新夺取县城？”
程昱的想法极有可行性，薛房也支持，可县里的官吏、老百姓却不肯听从。程昱无奈叹道：“愚民不可共计大事。”叹息完毕，他还是决心按自己的意志行事。为了让大家配合，他故意派几个人上山举旗，而山下的薛房则大喊：“强盗来了，强盗来了。”六神无主的群众只好让程昱找回县令，大家共同守城。饥寒交迫的王度这时才反应过来，带人来攻打县城，却被程昱瞅钻了空子，遭到迎头痛击。
初平年间，程昱的才干得到了领导层的赏识，连兖州牧刘岱也知其有才，准备请他出山。可程昱死活不给领导面子，硬是没答应。虽然没答应给领导打工，可他还是为刘岱出了不少好主意。
前文说过，公孙瓒和袁绍一开始的关系是比较好的，刘岱是他们共同的朋友。袁绍刚刚夺取的冀州，位置坐得还不安稳时，把妻儿留在了刘岱的领地，而公孙瓒也派遣手下的从事范方带兵帮助刘岱镇守兖州。可没过多久，公孙瓒和袁绍便闹僵了，两人打了起来。一开始公孙瓒的运气很不错，打得很顺手，他便派人找到刘岱，让他交出袁绍的家属，并让他和袁绍划清界限。同时他又对范方说：“如果刘岱不和袁绍划清界限，那你们就和刘岱划清界限——撤军，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皆由刘岱自己负责。”他的意思很明白：你不识相，我连你一块儿收拾。
这让刘岱很为难，他两边都不想得罪，因为两边都是大爷，都惹不起啊。刘岱原本想做多项选择的，可公孙瓒只让他做单项选择。如果选错了合作伙伴，站错了队，后果会很严重的。
见刘岱拿不定主意，手下人就劝刘岱请程昱过来咨询一下，他虽然没什么官衔，但肚里有的是墨水，而且鬼点子多。于是，刘岱恭恭敬敬地请程昱来当顾问。程昱听了刘岱的叙述后，不慌不忙地说：“虽然将军和袁绍、公孙瓒的关系都不错，但袁绍在冀州，离我们更近，是我们的邻居；而公孙瓒在幽州，只相当于远房亲戚。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所以将军无论如何都不能得罪袁绍这位大爷。虽然公孙瓒现在得意一时，但依我看他最终并不是袁绍的对手，如果将军眼光不放长远一点，屈从了他，将来必然是要失败的。”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刘岱点头称是。
后来的事实说明，程昱是很有点远见的，刘岱虽然因此得罪了公孙瓒，但公孙瓒也没有打击报复他，只是把范方撤走了，因为公孙瓒很快就被袁绍打败了，手没那么长了。从此以后，刘岱对程昱更是刮目相看，他推荐程昱做骑兵队长，可程昱似乎很清高，借口身体不好，坚决不接受。再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刘岱被黄巾军所杀，兖州最终迎来了它的新主人——曹操。曹操也听说过程昱的大名，他一到兖州，就聘请程昱出山。
要说程昱清高也不对，曹操一来，他身体又好了，立即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他的同乡搞不懂了，问他：“都是兖州牧，都是真心实意请你出山，你为何选择曹操啊？”程昱笑而不答。
说来程昱的名字还是曹操给他起的。程昱原名程立，小时候常梦到自己登上泰山，两手捧日，他认为这或许是一种富贵的预兆。不久，程昱便把这个梦告诉了自己的好友荀彧。在程昱帮助荀彧守住兖州后，荀彧又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曹操。曹操此时早已把程昱当做心腹看待，就大笔一挥，帮他改名为“昱”（即程昱）。
此后，程昱在曹操阵营中混得是顺风顺水。建安二十一年，曹操晋爵为魏王，程昱任警卫部长（卫尉）。但性格好强的程昱因为与中尉邢贞发生了点小摩擦，随即便被罢官免职。这件事比较奇怪，若以程昱的资历和功劳，别说是和一个同事发生了点小摩擦，就是想当三公也不是痴心妄想啊，但他偏偏因为一点儿小事下课了。
是曹操不信任他了吗？当然不是。要知道程昱可一直都是曹操的心腹重臣。程昱非常会揣摩领导意图，还很会来事，这样深得领导欢心的人没理由不晋升啊。一本野史向我们透漏了其中的秘密。据《魏晋世语》记载，曹操早年创业时，一次因缺粮而十分苦恼。善解人意的程昱急领导之所急，想领导之所想，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排除种种困难为曹操解决了三天的口粮。按说这种雪中送炭的行为应该受到广大士兵、将领的交口称赞才是，但程昱得到的不是赞美，而是批评。因为这些口粮全部是从老百姓那搜刮而来的，更恶劣的是，粮食里面居然混杂有人肉，全军上下对此议论纷纷，程昱的声望因此受到了很大的损伤。所以，尽管程昱深受曹操厚爱，但碍于群众意见很大，所以一直没有得到晋升。
建安二十五年，曹丕篡汉即位。虽说一朝天子一朝臣，但程昱却很受宠（因为他帮过曹丕），于是很念旧情的曹丕重新任命他为卫尉（复为卫尉），并赐予他爵位（封乡侯，增邑三百户，连旧封共八百户），程昱的生命焕发了第二春。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正当曹丕打算将这位老臣晋升为三公，好安度晚年时，80岁的程昱却不幸辞世。曹丕大为伤感，追赠其为“车骑将军”。要知道曹操父子在实权职务的任命上一贯是任人唯亲的，车骑将军可是曹操阵营中除曹家、夏侯家外，其他将领所能得到的最高军职，可见曹丕对程昱的重视。
我们先来说说程昱是怎么帮荀彧保住兖州的吧。程昱到达范县时，虽然汜嶷还没有抵达，但范县的情况已经很不稳定了，因为县令靳允的母亲、妻子、兄弟等亲属都已经被吕布扣为人质，在这种情况下要县令安心本职工作是非常难的。
好在程昱的嘴巴非常能说会道，他对靳允分析道：“陈宫、吕布虽然霸占了一百多个县，看来势不可挡，但吕布是什么人，他只有匹夫之勇，哪像成大事的人？他和陈宫之间也只是互相利用的关系，他们的结盟早晚是要垮台的。而曹将军智勇双全，早晚必成大事，我们失去的一切，早晚都能全部夺回的。怎么选择，你自己掂量掂量吧。”
经过程昱这么一番点拨，靳允打定主意跟着曹操。所以，等汜嶷抵到范县时，靳允亲自前往迎接，只不过是用刀来迎接。为防止陈宫偷渡黄河支援汜嶷，程昱及时派出骑兵防守在黄河岸边的渡口仓亭津，这下子陈宫没辙了。
稳定了范县，程昱又马不停蹄地抵达东阿。东阿的情况要好得多，县令枣祗已经带领广大官民据城坚守。他们坚信，自己虽然兵少，只要坚守，等老板（曹操）回来，就有办法了。
正是因为程昱的冷静应对，为曹操回师兖州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所以，当曹操从徐州撤兵回到兖州后，对程昱十分感激，他拉着程昱的手说：“要不是你，我都无家可归了。”曹操当即任命程昱为东平相，让他驻守范县。
曹操回来了，双方开始决斗，先出手的是吕布。其实他早该出手的，但由于刚刚占领濮阳，巩固胜利果实需要一定的时间。等曹操回来了，他才如梦初醒，开始组织力量攻打鄄城。但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吕布折腾来折腾去，使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就是没啃动这块硬骨头。没办法，还是退回大本营濮阳吧。
曹操想到自己从徐州回到兖州，一路居然畅通无阻，没人阻拦，不由得大发感慨：“吕布一下子得到一个县，却不去占据东平，切断通往亢父、泰山的通道，利用险要地形来阻击我，反而驻守濮阳，从这我就看出他是不会有多大作为的。”
东平、泰山在兖州的东部，和徐州相邻，而亢父是道险关，也是曹操回军的必经之路，也就是说，如果吕布派出大军守在那里，曹操只能当送上门的兔子了。即使荀彧他们能够固守鄄城、东阿和范县也没用的。
曹操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迅速带兵来到濮阳城下，但他并不打算先攻城，因为在离濮阳城西四五十里的地方还有吕布的一支驻军，他们和城里的驻军成掎角之势，对曹操造成了一定的威胁。所以，在攻城之前，曹操必须先干掉他们，以解除自己侧翼的隐患。
曹操是这样想的，也是这么办的。虽然对方人数不多，但曹操还是不敢掉以轻心，特意选择在夜间突袭，结果当然是成功了。但正当曹操准备撤退时，意外发生了——城里的吕布得知消息后，亲自带兵出来增援。走不了，就只有死磕了。双方你来我往，夜以继日地纠缠在一起，谁也没有退让的意思，因为都杀红了眼。
眼看吕布愈战愈勇，曹操没法脱身，情急之下只得组织敢死队进行突击。队员好找，但头目却难找。大家知道，所谓的敢死队就是把危险留给自己，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老板）。这样的人要一不怕死，二不怕苦，更重要的是还要有能耐。曹操看来看去终于挑出了一个勇士人担任敢死队的头目，这个勇士的名字叫典韦。
民间一直有“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的说法，这个榜单准确不准确不好说，但以典韦的狠劲儿一定是可以进前三的。
典韦（？—197），陈留己吾（今河南商丘市宁陵）人。他身材魁梧，长相凶悍，打仗十分勇猛，被曹操亲切地称为“古之恶来”（恶来是商纣王手下的一员猛将）。后来的事实证明，曹操的眼光很敏锐，典韦的确是曹魏版的恶来。但不幸的是，典韦的命运也和恶来一样悲惨，恶来最终被周武王给劈了，而典韦在革命尚未成功之时就被张绣给杀了。
典韦这个人非常讲义气。早年间，当他听说老乡刘氏与睢阳人李永有仇，便很够义气地要为老乡出口气。可李永不是一般的普通百姓，他曾经当过富春县的县长，自家的防备很森严，典韦想为朋友两肋插刀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于是，典韦怀揣匕首、带着酒肉，坐着马车来到李永家门口，装出一副等人的样子。等李永家的大门一开，典韦趁机冲了进去，干净利落地杀掉了李永和他的老婆。
杀人后，一般犯罪嫌疑人都是慌里慌张地跑出来，生怕被人抓了现行，但典韦实在很牛气，他像没事人一样泰然自若地走出人家的院子，然后从车上不慌不忙地取出刀、戟带在身上，连车子也不要了，又自顾自地往前走。
李永也算是当地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这么一个大人物遇害，影响自然很不一般（一巿尽骇）。于是，李永的手下一起涌上街头要捉拿典韦。虽然喊杀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但大家知道典韦不是个好惹的主儿，只敢远远地跟着、看着，没有一个人敢过去与典韦单挑。
后来的事实说明，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典韦的确是不好惹的，因为他走出四五里地后，遇到了受害者的同伴，对方叫嚷着要为朋友报仇。虽然对方人数很多，但都不是典韦的对手，典韦居然从容脱身。
初平年间，典韦光荣参军了，在张邈的司马赵宠手下当差。俗话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典韦很快就得到了表现的机会。当时军中的牙门旗又长又大，没人能举起，但典韦一只手就把它立起来了，实在生猛，典韦的名声一下就在军中传开了。后来，典韦转到曹操阵营，因为能打，很快就升任夏侯惇手下的司马。夏侯惇可是曹操的嫡系，典韦也由此进入了曹操的视野。这次曹操身处险境，眼见不能脱身，于是派出了典韦作为敢死队的队长。
敢死队一共几十个人，每人穿两层铠甲，不带盾牌，人手一支长矛迎战。
吕布攻势如潮，箭如飞蝗。好个典韦，他对此视若不见，对手下人说：“敌人距我十步时再告诉我！”
不一会儿士兵就报告：“已经十步了！”
“那就五步再告诉我！”
“已经到了！”
典韦经常使用的兵器的是一对大双戟，很重，有80斤（帐下壮士有典君，提一双戟八十斤）。需要指出的是，汉代的一斤大约只相当于现在的250克（一说220克），因此，大双戟的实际重量只相当于现在的40斤左右。
但这次典韦决定放弃不利索的大双戟，而改用小戟。戟是三国时期的主要武器，分为大小两种，其中小戟的功能最多，平时可以剁肉，打仗是近战武器，功能类似于匕首。据记载，三国的刘备、太史慈用的都是小戟。
只见典韦大喊一声，一跃而起。他手持十余支小戟，一边带头冲锋，一边以戟掷敌，凡是被他击中的，全部应声倒下。正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吕布的士兵招架不住，终于败退了。恰好当时天色已晚，曹操才得以顺利脱身。
经过此次血与火的考验，曹操立即提升立下首功的典韦为都尉，接着升他为校尉，把他留在自己身边。典韦的主要任务就是统领几百名亲兵卫队，巡视军营大帐，保卫曹操的人身安全。曹操的这些亲兵都是经过特别挑选的，不仅思想政治过硬，军事素质也必须高，一遇恶仗、大仗，别人啃不动时，曹操常让典韦带领他们冲锋在前。根据史料分析，典韦带领的亲兵卫队很可能就是大名鼎鼎的虎卫军，这支神秘部队在典韦死后，迎来了另一位非常有名的首领——许褚。
典韦虽然脾气火爆，但在领导身边工作后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不仅谨慎持重，而且爱岗敬业、任劳任怨。每天一大早，他就开始忙活了，要么站在领导身边做警卫，要么带队巡逻军营，基本没什么下班的概念。由于一直忙于工作，他连家都很少会，睡觉也就在曹操的营帐外随便找个地方就地解决。如果一定要在他身上找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他爱喝点酒，且酒量、饭量都极大。这样的好同志到哪儿去找啊。
典韦这次的表演异常精彩，但谁也想不到他下一次的表演不仅精彩，而且悲壮。
曹操此次偷袭行动功败垂成，只能说和吕布打了个平手，但平手绝不是他想要的结果，他只想胜利，所以，他决定直接攻取濮阳。这次的难度更大，但胜算也更大，因为曹操在城里有内应。原来，濮阳城里有一个姓田的富豪被曹操发展成了卧底，而且这位卧底办事还真靠谱，半夜偷偷把城门打开了。
还等什么呢，进城。曹操这次是志在必得，有进无退，为显示自己的决心，他还把东城门都给烧掉了。这次他依然派出青州兵打头阵，他们前两次在徐州杀人放火，表现很给力，成绩很优异，这次曹操对他们依然看好。但曹操绝对想不这次差点儿让他当俘虏的也正是这帮令他寄予厚望的青州兵。
曹操进城没多久吕布就打过来了，他先以骑兵冲击青州兵。青州兵虽然号称黄巾军的精锐部队，可让这帮家伙杀人放火还行，一旦碰上行家，就既不精也不锐，一冲就垮，一垮就退，曹军阵势顿时被打乱。更倒霉的是，曹操被吕布手下一个军官给抓住了。
“曹操在哪里？”那个军官问他。曹操本以为自己要完蛋了，听了这话，心中一喜，原来你不认识我啊。这就好办了，曹操随手一指：“前边那个骑黄马的便是。”那人立功心切，立即丢掉曹操，跑到前面逮大鱼去了。
此非久留之地！虽然东门燃着熊熊大火，但曹操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他把心一横，就想逃出城去。但由于逃跑心切，自己不慎从马背上摔下来，手掌受了伤。幸亏手下一个叫司马楼异的士兵及时赶到，将受伤的曹操扶上马背，曹操方能大难不死回到军营。
军营里的不少将士原以为领导已经挂掉了，正沉浸在无限的悲痛之中，一看领导安然无恙，只是受了点轻伤，大家的心情才平静下来。
曹操是一个不服输的人，经过一番准备后，曹操下令继续进攻。但吕布在城里以逸待劳，也不是那么好打的，何况人家刚刚取胜，还有心理优势，因此，大家你来我往地相持一百多天，也没有分出胜负。
此后，老天爷也不帮忙，又是旱灾又是蝗灾的，大饥荒随之而来。饥饿面前人人平等，老百姓没有粮食，双方的军队也好不到哪儿去，大家一起断粮。这下大家饿着肚子，打着打着越发没劲儿。濮阳已经成为一座空城，对交战双方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如果再耗下去，别说是打仗，就是走路都成问题，停止斗争成了双方的最佳选择。所以，兴平元年九月，曹操和吕布就达成默契，大家拖着疲惫的身体各自撤军。
曹操回到了鄄城大本营休整。吕布要惨点，虽然兖州的大部分地盘都是他的，但许多人却不买他的账。在乘氏（山东巨野县），吕布竟然还被一个叫李进的无名之辈带领的地方武装给欺负了一把。
曹操回到鄄城后，袁绍立即派人前来慰问。袁绍的使者先是代表袁绍对曹操不幸失去父亲及兖州大部分领土表示深切的同情。然后直奔主题，表明了此行的真正目的：“盟主考虑到您的实际处境，乐意帮您解决实际困难，希望您把随军家属送到冀州，由我们精心照料。”袁绍照顾曹操的家属是假，将其扣为人质才是真。曹操当然明白袁绍的真实意图，本不想答应，但想到到目前为止，自己一块地盘都没有收复，能不能打赢吕布、陈宫还是未知数，再加上兖州灾害不断，粮食也快吃完了，生存环境实在恶劣，因此，只能顺从袁绍了。
这时，有一个人站出来，他的一席话让曹操改变了主意，这个人就是程昱。他提醒道：“将军好糊涂啊，袁绍是什么人，您不会不知道吧？他野心勃勃，是个一心想图霸天下的枭雄。如果您乐意长期做他的下属，这种做法当然可以；可您也是胸怀天下的人，有我和荀彧这样的谋士，手下还有数万将士，怎么也可以打拼一下啊，怎么可以如此轻易地把家属交给人家当人质呢？”
听了这番话，曹操最终拒绝了袁绍的无理要求，此后，他开始走运了。兴平二年春，曹操在定陶击败吕布的部队；这年五月，曹操再次出手，在巨野干掉吕布的部下薛兰、李封。曹操原本打算和吕布血战到底的，恰好此时，他得知了两个惊人的消息，正是这两个消息差点儿让他改变了原定的战略部署。
这两个消息一个好，一个坏。好消息是老对头陶谦已经挂掉了，坏消息是刘备捡了个大便宜当上了徐州牧，成为徐州的主人，而且这两个消息加一块儿让曹操更加恼怒。要知道他第二次讨伐徐州时，已经打得陶谦、刘备丢盔卸甲，毫无招架之力，要不是出了陈宫、张邈这两个内鬼，说不定已经把徐州拿下来了。真没想到陶谦这么快就去了，让刘备捡了个大便宜。曹操无论如何都咽不下这口气，便决定再次攻打徐州。于是他决定暂时抛开吕布，带兵全力以赴对付刘备。
这是一个大胆的计划，也是一个冒险的计划，因为如果不能快速拿下刘备，曹操将陷入腹背受敌的悲惨境地。但曹操对战胜刘备很有信心，因为从前次的较量来看，刘备是比较软的，而且他刚刚接手徐州，根基不稳，此时发兵，正好打他个措手不及。所以，曹操决定赌一把，先搞定徐州的刘备，回头再收拾在自己地盘上闹腾的陈宫、吕布。
这时，他的首席高参荀彧站出来说话了，他谈古论今、旁征博引说了一大通，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他的中心思想就一点：将军不要冲动，徐州人民对我们是恨之入骨，如果我们匆忙攻打刘备，肯定非常艰难。而且我们留守兖州的兵力会因此减少，兖州就可能被吕布吞并，我们将无家可归。因此，我们应该解决当前最主要的危险人物吕布，然后再攻击徐州的刘备。荀彧的分析鞭辟入里、有理有据，曹操这才放弃了攻打徐州的计划，又开始一心一意对付吕布。
对吕布而言，濮阳一战是他消灭曹操的最好时机，但造化弄人，偏偏手下人有眼不识泰山，让曹操溜走了。但吕布这人还挺执著，虽然屡战屡败，但依然百折不挠，这次，他和陈宫又带领一万人前来突袭鄄城。
此时正是夏收时节，曹操的部队大部分都派出去收割小麦去了，留守人员只有一千人，而且大家没想吕布能这么快反扑，部队的营寨都没有扎牢，怎么办？情况万分危急。没办法了，曹操让妇女们也拿起了武器。虽然女人不能上阵冲锋，但上城楼参与防守也能顶半边天啊。由此可见，战争让女人走开也不是那么绝对。
但仅仅防守是不够的，还需要主动出击。曹操不愧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他敏锐地观察到营寨的西边有一条长堤，南边是一片茂密的树林，正可以在这里做文章。他让五百人站在堤外，故意示弱，留五百人埋伏在堤内，打算给吕布来个措手不及。
吕布是个不善于动脑的人，他看见堤外只有区区五百人，便立即带人冲了上来。双方正在激战，堤内的伏兵一起杀出，吕布猝不及防，大败而归。但曹操得势不饶人，他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带队穷追不舍，吕布只好没命地逃。
对吕布而言，昨天还那么美妙，兖州的一切都是自己的，今天自己就丢盔弃甲，把一切拱手相让。看来兖州是混不下去了，去哪儿好呢？吕布想到了徐州的刘备，听说这个人不错，很够义气，肯帮忙，那就去投奔他吧。于是，吕布、陈宫、张邈三个难兄难弟打算一起去徐州。临行前，张邈把家属交给弟弟张超，让他驻守雍丘（现在河南杞县）。但曹操是不肯放过任何报仇的机会的，兴平二年八月，他带兵包围了雍丘，破城后，曹操对老朋友也不再客气了，斩张超，灭其三族。
张邈听到曹操围攻雍丘的消息后，急忙到袁术那里搬救兵，可半道上就被部下杀掉了（但据野史《献帝春秋》记载，张邈曾经谏止袁术称帝，这与《三国志·张邈传》中张邈“未至而死”相矛盾，这里我采信正史）。
至此，张邈死了，陈宫、吕布跑了，兖州参与反叛的“铁三角”解体了，剩下的尽是些无足轻重的虾兵蟹将，兖州的形势豁然开朗，如此天赐良机怎能轻易放过，曹操趁机扩大战果，顺利收复兖州。
曹操拿下兖州后不久，朝廷就发来“贺电”，正式任命他为兖州牧。虽然他已经当了相当长的兖州牧，但那是经过基层民主选举的，严格说是不作数的，现在终于获得了朝廷的认可，曹操的腰杆子一下子硬起来了。当然，此时的汉献帝还在李傕等人的控制之下，曹操的兖州牧与其说是汉献帝给的，不如说是李傕等人给的。但不管谁给的，只要有皇帝的公章就行。这就像婚姻一样，有没有那张结婚证，效果是大不一样的。
夺回兖州后，曹操并不急于进攻刘备，尽管他的三大仇敌（吕布、刘备、陈宫）都在徐州。现在，对他来说，最要紧的事是把汉献帝抓在手中。曹操有这种想法已经好多年了。有人不解：“皇帝已经是人质了，差不多就是废柴了，这么做有意思吗？”
有。因为曹操已经看到了皇帝身上的潜在价值。皇帝本人虽然没用，但皇帝这块金字招牌还是很有价值的，至少可以迷惑不少人。因此，和皇帝搞好关系很重要，谁迎接了皇帝，谁就在道义上站稳了脚跟；谁迎接了皇帝，谁就可以控制皇帝，而谁控制了皇帝，谁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对其他诸侯发号施令，所谓“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这个道理。因此，控制皇帝很重要。
但皇帝目前在李傕等人手里，要想把皇帝接到自己身边，就必须先和李傕等人搞好关系。所以，董卓专权时，曹操带头起兵反抗，但到李傕等人专权时，他却没有任何不满地表示，反而主动派人去长安和李傕等人套近乎，争取给对方留个好印象。当然，他对李傕这些西凉土匪是相当痛恨的，但当时还不能和他们翻脸。既然不能翻脸，那就只有给笑脸了。
当时，除了曹操，还有许多人也想将汉献帝弄到自己的地盘上，比如之前的陶谦、孔融。但他们要么光说不练，要么能力有限，最终，头脑简单的孔融、陶谦失败了，只有头脑复杂的曹操成功了。
其实，曹操之所以能有如此举动，还得感谢一个人——毛玠。换句话说，毛玠是曹操迎接汉献帝的始作俑者。
毛玠（？—216），字孝先，陈留平丘（今河南封丘）人。在《三国演义》中，毛玠被设定为一名武将，而且比较窝囊。赤壁之战时，在蔡瑁、张允死后，曹操选拔毛玠、于禁担任水军都督。曹操在赤壁之战中大败，毛玠也光荣地成为败军之将。然而，真正的毛玠可不是赳赳武夫，而是一名文官，专管人事，从不曾领兵。
毛玠年轻时曾在县里当过小官，后来打算到荆州躲避战乱，但听说荆州牧刘表比较昏聩，于是中途改道鲁阳。曹操到兖州后，便把毛玠收入帐下。
初平三年，毛玠向曹操提了两条合理化建议，这两条建议归纳起来就是：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毛玠虽然长期从事人事工作，成绩斐然，但让他名流千史的却是这两句话。前面一句也就是：通过尊奉天子来号令那些不服从朝廷的臣子。当然，这是比较文明的说法，还是诸葛亮比较实在，他一语道破天机：什么奉天子以令不臣，不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嘛。虽然如此，这句响亮的口号吼出来还是能抢占道德高地，也很能麻痹一些人的。毛玠的第二句话很好理解，就是多开荒、多种地，努力生产，储备军用物资（粮食），搞好后勤工作。许多人说这差不多就是曹魏版的隆中对了。事实证明，正是因为曹操采纳了这两条建议，才让他走上了稳步发展的道路，并最终获得成功的。
曹操一直坚持唯才是举的用人策略，看到毛玠有如此见识，不仅欣然接纳了他的建议，还立即提拔他当了幕府功曹，也就是类似于现在的领导秘书。后来，曹操当司空、丞相后，毛玠也跟着更上一层楼，当上了东曹掾，与崔琰一起主抓选举。所谓的选举，也就是察举，为国家挑选人才。可别小看东曹掾这个职位，相当于组织部部长，官员干得好坏、是上是下，全部由他说了算，你说牛不牛。
历朝历代，管人事升迁的工作都是美差中的美差，肥缺中的肥缺，是最吃香的。在这里工作，想发家致富那简直是不费吹灰之力。但毛玠本人极其廉洁，且不讲情面。他选人的标准大体和他自己差不多，必须要清廉、正直，哪怕你名气再大、本事再高，如果品行不端、声名狼藉，想混进公务员队伍，那也是不可能的，说白了，他的选官标准就是用人唯贤。
比如有一次，五官中郎将曹丕亲自拜访毛玠，想推荐自己的一个亲属进入政府部门工作。按说，像曹丕这位极有可能成为自己未来主子的重要人物，平时是请都请不来的，人家要安排一个人根本不需自己出面，只需要打个招呼就行，现在人家能不辞辛劳地赶来亲自说情，是给你毛玠面子，你得领情啊。再说，也可趁此机会跟他拉拉关系、套套近乎，为自己的前程铺路啊。但这个毛玠却像不食人间烟火似的，硬是把曹丕顶了回去。
毛玠连曹丕都敢得罪，更不要说其他人了，所以，行贿、请客送礼之类的旁门左道更是想都不要想，人家根本不吃那一套。
由于组织部有毛玠这样的人把关，社会风气大为好转，即使是曹操宠信的功臣、皇亲国戚也收敛了很多，奢侈品也不敢用了，贵重衣服也不敢穿了，超标豪华车也不敢坐了（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
虽然毛玠为国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也因此得罪了很多人。那些因为他不得升职的人恨得他是咬牙切齿的，都巴望着他哪天暴病身亡，大家好喝庆功酒。但等人死亡是件很不靠谱的事情，要整倒他只有找机会。不久，机会来了。朝廷要进行机构改革，计划撤并一些多余的部门，分流富余人员。许多人因此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一起发力向曹操建议说：“西曹为上，东曹为次，丞相，您应该分清主次，还是撤销东曹吧。”
曹操是何等机灵，他当然知道其中的隐情，何况他本身就是厚黑学的高手，还看不出那这帮人心中的小九九？于是曹操发话了：“日出于东，月盛于东，凡人言方，亦复先东，何以省东曹？”一句话，要撤也只能撤西曹，什么时候轮到东曹了？
为了表达自己对毛玠的欣赏，曹操平定柳城，分赏战利品时，特意把古人用过的素屏风和素凭几赏给毛玠，以资鼓励。等曹操被封为魏王的时候，毛玠也跟着当了尚书仆射，还是干老本行，负责人事考察、选拔。
前面我说过，东汉官员的薪水是比较袖珍的，县处级干部的月薪折合人民币也不过三四千元，曹魏时代虽然不通行五铢钱，改为发放实物，薪水估计也没什么大的变化。所以，中层以下领导干部如果不搞点儿灰色收入，是难以养家糊口的。而毛玠虽然是组织部里说话算数的干部，实际权力也很大，但行政级别却比较低（他先是东曹掾，秩比四百石，相当于现在的科级干部；后来干到尚书仆射，秩比六百石，相当于现在的县处级干部），薪水自然也很低。所以，对毛玠这样的廉洁自律分子而言，要想衣着光鲜、生活体面是很不容易的，好在毛玠并不贪图这些。
毛玠不但清正廉洁，还是个道德模范。虽然家境不富裕，但他还是收养了哥哥的两个儿子，还时常给穷人捐款捐物，所以，家里真是穷得叮当响。家人穿不起绫罗绸缎，就穿粗布衣裳；大鱼大肉肯定是吃不起了，餐桌上基本是主打绿色蔬菜，生活很环保、很低碳。
但如果你以为毛玠凡事都是一是一，二是二，那你就错了，他也有很圆滑的时候，比如在曹操的继承人问题上。当时曹操虽然还没有确定太子，但他很喜欢曹植，有心立曹植为自己的继承人。毛玠察觉后，一边机敏地说这是曹操的家事，自己不应该过问，但又很委婉地劝诫曹操应该吸取袁绍不分嫡庶，导致内部不和、家破人亡的教训，他相信以曹操的聪明才智能够明白自己的意思。后来，当许多大臣在一起讨论此事时，聪明的毛玠就借口上厕所避免发表言论。这种事他不想介入太深，万一不小心站错队，后果是很严重的。
这样一个该坚持原则时坚持原则，该糊涂时糊涂的聪明人，按理说应该在官场上一路凯歌高奏才对，但官场就是那样复杂，你没有缺点就是最大的缺点，这样的人往往是走不远的，因为别人不能容忍你出淤泥而不染。最终，一个小小的失误让毛玠吃尽苦头。
毛玠的失误来自于他的亲密战友崔琰。崔琰是个有个性、有缺点的人，因为不受曹操待见被赐死。作为同事，毛玠真的很伤心。毛玠的反应让那些对他恨之入骨的人很高兴，因为崔琰是曹操赐死的，在他们看来，领导作出的决定，做下属的应该完全拥护和支持才对，毛玠那么伤心，这不是成心和领导过不去吗？前次没有整倒你，这次咱们接着玩儿。于是，有人趁机向曹操打小报告：“毛玠外出看到崔琰的家属被官府收为奴婢，心里不痛快，居然说老天长期不下雨，原因大概就在这里。”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古时候人们的科技知识有限，往往把一些极端的天气现象归咎于统治者，认为一定是统治者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惹老天爷发怒所致。因此，曹操听了这些谗言后很生气，心想：毛玠啊毛玠，我一向看重你，没想到你竟然和我唱对台戏。身为国家的高级领导干部，居然说出如此没原则的话，你的立场哪里去了！
其实，曹操如果冷静下来仔细查证的话，一定能发现这是有人在造谣，但曹操这次火气实在很旺，想也没想，直接下令把毛玠逮捕下狱。尽管毛玠拼命为自己辩护，但曹操还是打算治他的罪，幸亏桓阶、和洽出面营救，毛玠才重获自由。
我一直认为这件事疑点重重，且不要说毛玠说没说过这样不合时宜的话，即使说过，以他以前的功劳和贡献，不至于获罪啊，何况曹操是非常信任他的。想了半天，我终于明白了，他之所以下狱，是因为曹操已经不大信任他了。为什么不信任？因为工作理念不同了。要知道，曹操的用人标准是唯才是举，也就是说只要你有才，平时犯点儿小错不要紧，名声不好也不要紧，只要能干，能出工作业绩就行。但毛玠和崔琰主持人事考核工作时，采用的标准却是任人唯贤，这就违背领导意图了。诚然，这样可以选出一批道德水准很高的官员，但道德水准很高的人不一定能干，而且一些有真材实料但名声差点儿的人就没有用武之地了。所以，毛玠得罪了一大批人后，曹操也开始对他的工作方式有意见了，正好出了这档子事情，就把他抓进去让他深刻反省一下吧。
毛玠虽然最终免除了牢狱之灾，但他也从此失去了曹操的信任，他被免去了一切官职，最后在孤寂中死去。由于毛玠一向廉洁，连死后的棺材都是曹操赏赐的。
不管毛玠最终的结局如何凄惨，他在曹操创业初期提出的“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建议还是深得曹操赏识的。但汉献帝远在长安被李傕等人挟持，也不知道自己是何许人也，什么来头，曹操还不能把他立即接到身边。虽然目前还没办法亲自迎接皇帝，但主动拜访他，混个脸熟还是可以的。于是，初平三年年底，曹操派从事王必到长安去看望和慰问汉献帝，但半道上却被河内太守张杨给拦住了。眼看自己的一片苦心将化为泡影，危急关头，“活雷锋”出现了，这个人就是董昭。
董昭（156—236），字公仁，济阴定陶（今山东定陶）人。在《三国演义》里，他出场的机会不多，也就是一个跑龙套的人物。估计是罗贯中老先生看到这个董昭特别高寿，就特意为他安排了一个养生专家的角色。说是有一年洛阳闹灾荒，其他人都饿得面黄肌瘦的，只有这个董先生红光满面、精神焕发，于是，曹操向他虚心请教养生问题。董昭的回答是：粗茶淡饭30年。当然，演义之词仅供参考，但历史上的董昭也的确高寿，活到了81岁。虽然现代人能活到80岁不是件太难的事，但董昭在那个时代真可谓是地地道道的老寿星。要知道，根据资料显示，东汉汉末，由于战乱、灾害、瘟疫的频繁发生，人们的平均寿命只有22岁，董昭能活那么大一把年纪，实在是个奇迹。
汉末三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最黑暗的时期之一，要想躲过七灾八难，并活那么大的年纪，只靠养生和运气是远远不够的，还得会混。有人说混是一种生活，要我说混是一门技术。混得好的，三年两年就能出头；混不好的，十年八载可能还在原地踏步。所谓会混，具体说就是选择一个好老板。选好了，享受荣华富贵；选不好，跟着一起倒霉。
选老板最需要眼力，而董昭的眼力绝对是一流的。在跟曹操之前，他曾经跟过两个老板：袁绍和张杨，但没干多久，他就发现这两人都不是可跟之人，就跳槽了。
当然，董昭除了会混，还是有些真本事的。他早年追随袁绍时，就表现出过人的才干。当初袁绍和公孙瓒在界桥开战的时候，袁绍处于下风，许多人都不看好袁绍，连袁绍的很多手下都是如此。更有甚者，巨鹿太守李邵竟然打算带领辖区群众投靠公孙瓒。袁绍当然不能容忍这种事情的发生，所以得到消息后，立即派遣董昭征讨巨鹿。
临行前，袁绍开门见山地问董昭：“情况那么糟，你怎么搞定这些人？”董昭说：“先讲道理拉拢，不服就打。至于具体计谋嘛，现在还不好说，随机应变吧。”
董昭率兵到达巨鹿后，了解到孙伉等八十多人是这起事件的主谋，便用袁绍的名义发布一则通告，将孙伉等人擒杀。带头的死了，其他人自然也就不闹了，局面很快就被控制住了。袁绍得知此事后，不但没怪罪董昭矫诏，反而狠狠地表扬了他一番。
不久，魏郡太守栗攀被士兵杀害，袁绍又让董昭去任魏郡太守。当时魏郡也是乱成一锅粥了，叛乱的士兵有上万名，看到新领导来了，他们也不害怕，居然派使者前去讨价还价。一群唯利是图的家伙能有什么前途？董昭表面上答应和平共处、互惠互利，暗中却使用离间计让其内部生乱。等他们自己人打得差不多了，再抓住时机用武力解决，这样做成效十分显著，两天内三传捷报。
董昭的表现实在很给力，但袁绍的回报却很不给力，董昭不但没有顺理成章地得到升迁，反而差点儿蹲了大牢。原来，董昭有个弟弟叫董访，在张邈手下做事。前面我说过，酸枣会盟后，张邈因为指责盟主袁绍骄傲自大，就和袁绍一直不对劲儿。袁绍是个疑神疑鬼、小肚鸡肠的人，他听信谗言，打算把董昭抓进监狱做深刻反省。
董昭提前得知这一消息，知道袁绍这里是不能待了。他灵机一动，借口去晋见汉献帝，脱离了袁绍控制。董昭路过河内郡时，太守张杨看出董昭是个人才，立即盛情挽留，推荐他当了骑都尉。
这次，张杨截了曹操的使者。董昭知道后，就劝张杨：“你别干傻事，虽说曹操现在实力不咋地，但这个人能文能武，的确有两下子，咱们不但不能得罪他，还应该想方设法和他拉关系、套近乎，眼前就有一个现成的机会。现在曹操不是想和朝廷加强联络吗，我们就帮他一把，从中穿针引线，那可是功德无量的一件好事啊。”张杨觉得他言之有理，就对曹操的使者立即放行。张杨会来事，曹操也不傻，立即赠送了一大堆礼品作为回报。
董昭虽然不是三国时期最著名的人物，却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如果说毛玠为曹操做出了战略规划，那么董昭则创造条件帮助曹操实现了这一规划。
许多人说董昭是个谋士，但在我看来他更像是一个演员，而且是一个够义气的演员。放走曹操的使者后，董昭担心此人处不好与李傕等人的关系，虽然他还不是曹操的人，但因为看好曹操，所以他决定好人做到底，帮曹操演一出好戏。他的拿手好戏就是造假，前次在巨鹿他曾经就用此招数，这次他决定故技重施。在他看来，只要把事情做得天衣无缝，这一手段应该依然有效。
他的具体做法是这样的：董昭以曹操的名义给朝廷的主要官员送了礼，除了送礼，他还给当权派李傕等人写信，说了一大堆“小小礼物，不成敬意，请多关照”一类的恭维话。信也写了，礼也送了，使者也来了，按理说公关也到位了，但效果却不如想象中的那样好，李傕对曹操的怀疑并没有减轻多少。也不能怪李傕多疑，遥想当初酸枣会盟的时候，曹操可是闹得最欢的，以致李傕对他的的印象实在太过深刻，加上曹操是袁绍阵营的人，而袁绍也口口声声说过要立新皇帝。这样一个敌对阵营的人猛地跑过来说要和平共处、增强互信，李傕怎么可能轻易相信？
李傕正准备把曹操的使者扣押下来，黄门侍郎钟繇急忙劝阻道：“李将军啊，现在你跟皇帝在一块儿，眼红的人很多，许多人都不认皇帝和你这个领导了，就曹操聪明一点，懂事一点，还把你当个人物，不管他是虚情还是假意，来了就是好同志，如果一棍子打死，谁还敢认你这个领导啊。”总之，他的意思就是让李傕做事不要做得太绝。李傕一想也是，如果自己像董卓一样把全天下的人都得罪光了，自己离玩完也不远了。于是，李傕转变了态度，厚待曹操的使者，那意思很明确：曹操你的确是够意思，我也够意思，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曹操此次派遣使者虽然没有得到什么实惠，但和朝廷的人混了个脸熟，还给汉献帝留下了良好的第一印象，为他以后迎接汉献帝打下了基础，确实不虚此行。
兴平二年年底，曹操收复了兖州的全部失地。建安元年初，数万黄巾军余部在何义、刘辟、黄邵及何曼等人的带领下，在兖州附近的汝南、颍川两郡活动。由于他们以前先后依附过袁术、孙坚，说来还是曹操的敌人，因此，这年二月，曹操对他们展开攻击，杀死了黄邵，收降了刘辟、何义，并顺利攻占了许县，实力得到了进一步壮大。
建安元年七月，韩暹、杨奉“护送”汉献帝来到洛阳，曹操觉得迎接汉献帝的时机到了，就决定实施酝酿已久的计划——迎接汉献帝到许县。当时，对于这一决议，许多人提出了反对的意见。他们认为目前关东内乱不已，洛阳有韩暹、杨奉、董承，河内郡有张杨，他们关系密切，想要把皇帝弄到手，恐怕很不靠谱。
是啊，那么多支队伍候着，那么多双眼睛盯着，都指望在皇帝这块大肥肉身上捞足油水，赚个盆满钵满，你说接走就让接走啊。
但这些人中没有荀彧。荀彧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他对大家说：“皇帝是国家的象征，我们绝对应该通过尊敬他、拥护他来建立一个太平世道。如果我们把皇帝接过来，我们就是正统，我们就代表正义。如果我们犹豫不决，行动迟缓，让别的军阀想入非非，抢了先机，那我们就会处于被动地位，到那时就后悔莫及了。”
事实上，荀彧说得相当对，当时有许多条件比他们好、实力比他们强的军阀也已经想到这步棋，比如袁绍，而帮袁绍想到这个点子的是一个叫沮授的人。
沮授（？—200），广平（今河北鸡泽东）人，曾是冀州牧韩馥的手下，很受信任，并当过两次县令，后来又当上了州牧的副手——别驾，不久又当上了骑都尉。
说来沮授这个人还是有一点战略眼光的，袁绍接手冀州后，他做了袁绍的谋士，不久就向袁绍提出了称霸天下的战略规划：“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拥百万之众，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以讨未复。”意思就是让袁绍扩充地盘，迎接皇帝，征讨四方。这个战略规划基本上与毛玠给曹操制订的战略规划如出一辙。袁绍觉得言之有理，非常赏识他，立即提拔他为奋威将军。
沮授以为自己大展拳脚的时候到了，事实上他错了，袁绍只是欣赏他的规划而已，何况汉献帝当时还在长安，在冀州的袁绍并没有条件去实施。
兴平二年，汉献帝东归抵达河东郡安邑县（山西夏县），离冀州越来越近了。沮授看到迎接汉献帝的条件终于成熟了，于是他再次向袁绍建议派兵迎接皇帝接到冀州来，并定都邺城，以便袁绍获取政治优势。
袁绍自己没有主见，于是打算听听手下人的意见。当时，他手下有两个人反对，一个是郭图，一个是淳于琼。这两个人虽然一个是谋士，一个是武将，但两人的观点却惊人地相似。他们认为，汉朝已经要玩完了，皇帝已经不值钱了，把他接过来，反而是个包袱。有这么一尊神在那儿供着，什么事都要向他请示，他的话，听吧，自己就没权力了；不听吧，反而落个抗旨不遵的坏名声，实在得不偿失。
沮授眼看此事要黄，据理力争道：“现在迎接皇帝正当其时，如果不早做打算，错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了。”其实，沮授不明白袁绍的心思。袁绍一直有自己的打算，以前他就一直不肯承认刘协这个小皇帝，还导演过另立刘虞为帝的闹剧，为的就是自己掌权，在197年，他甚至还流露出当自己皇帝的野心。这样的野心家，叫他去迎接汉献帝，为自己掌权增加阻力，怎么可能？所以，袁绍是不可能听沮授的。
沮授是不幸的，没遇到一个明主，一生都怀才不遇、抑郁寡欢；相对而言，荀彧要好点，他遇到了明主，说话领导肯听，也算是千里马遇到伯乐。
有了荀彧的支持，曹操更加坚定了迎接汉献帝的决心。干，无论有多大的困难也要干，为此，他派曹洪前去洛阳迎接汉献帝。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荀彧和曹操在迎接汉献帝这件事上的看法基本一致，但出发点却是大相径庭的：荀彧的动机纯正，目的是匡扶汉室；而曹操的动机是很不单纯的，他的目的是要利用皇帝这张金字招牌为自己夺取天下而服务。但这些想法他是不能摆在台面上的，面子工程还是要做的，所以“我是尊敬皇帝的，我是要辅佐皇帝的”这一类冠冕堂皇的词汇是不能丢的。
曹操的表演很具有迷惑性，就连精明如荀彧者也被骗了，他一直没有看穿曹操的真面目。直到曹操最后展露了自己的真实意图，理想的荀彧只能以悲剧来结束自己的生命。相对而言，董昭就精明多了，没那么死心眼。他知道紧跟领导、紧跟潮流，汉朝变魏国，不就是换个老板吗？只要工作不变，福利待遇不变，换就换呗，跟谁还不是一样。所以董昭的日子越过越潇洒，最后位居三公，风光无限。甚至连第一个提出迎接汉献帝的毛玠都想得开，什么奉天子，不就是帮助曹操打工吗，可以。当然，这是后话了。当时（196年）的荀彧是不必忧虑的这一问题的，因为曹操和他的理想基本一致，至少荀彧是这么想的。
虽然荀彧看不透曹操的真实意图，但其他诸侯是看得透的——都是在江湖上混的老油条了，谁不明白他心里的小九九？当时，在汉献帝周围的将领主要有韩暹、杨奉、董承和张杨等人。韩暹和董承驻京师，杨奉驻守梁县，张杨驻守野王。其中，最紧张的要数卫戍洛阳的卫将军董承了，眼看曹操的实力一天比一天强大，他要接皇帝过去，那可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于是，董承在通往洛阳的险要地段布置好防卫，那意思是曹操你要想从此处过，看看我的士兵答不答应。
董承堵在去洛阳的必经之道上，曹洪前进受阻，必须打通通往洛阳的通道才行。曹操在打探一番后得知，汉献帝周围的这几个人虽然表面上很团结，但实际上彼此钩心斗角，矛盾重重。于是，曹操决定采取分而化之，各个击破的策略。四个人中以杨奉的兵力最强，又驻守在洛阳以南，与许县临近，既然绕不过去，曹操便决定先拉拢杨奉。出面办这件事的依旧是“活雷锋”董昭。
我一直怀疑董昭和曹操早就有什么瓜葛，或者说董昭是曹操安插在朝廷的卧底。至少从兴平二年以后，董昭的表现就是如此。
兴平二年汉献帝东归，到达安邑。董昭随张杨前往迎接，被拜为议郎。议郎的权力虽然不大，但毕竟身处首都，消息灵通，如果要为谁提供什么情报，那是相当的方便。得到曹操的指示后，董昭再次施展自己擅长作假的天赋。他以曹操的名义给杨奉写信，大体意思是说，虽然以前我们不认识，但您的名声我已经如雷贯耳。想当初您保护皇帝是多么英明伟大，我曹操对您的敬仰之情真是如同滔滔江水绵绵不绝啊。现在天下大乱，保护皇帝的重任就落在我们这些大臣身上了。将军您有兵，曹操我有粮食；您在中央，我在地方，我一定全力支持您的工作，咱们好好合作，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这封肉麻的吹捧信很有效果，因为杨奉信了。曹操如此吹捧自己，杨奉也很大方，立即动员其他朝廷官员联名推荐曹操当了镇东将军，还让他继承了曹嵩的费亭侯的爵位。
京师实力最强的军阀被拉拢了，曹操的阻力一下子减少了很多，但他并没有因此轻松起来，因为还有好几拨人要解决呢。实际上，事情也没有曹操想象得那么复杂。不久，洛阳城里发生的内讧让曹操捡了个大便宜。
原来，大将军韩暹与董承起矛盾了。韩暹跟着其他三个人迎接汉献帝回到故都洛阳后，被封为大将军。要知道，连汉献帝都成了空架子，何况是大将军？韩暹除了能指挥自己人，没人会听他的。但韩暹这个人偏偏不识好歹，拿着鸡毛当令箭，看谁都不顺眼，作为国舅的董承怎么受得了。
受不了，但又打不过，怎么办？董承想到了曹操，他认为只有实力强大的曹操能干过韩暹。虽然曹操曾经是自己的潜在对手，但为了解除目前的威胁，董承决定摒弃前嫌，和曹操化敌为友。他秘密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联络信给曹操，希望消除以前的误会，同时邀请曹操进京商讨国家大事。当然，如果他能预测后来发生的事情，打死他也不会这么做的。
曹操接到这封信后大喜，这次没人能阻拦自己了，那就向着洛阳前进吧。
曹操进京后，立即得到了实惠——汉献帝加封他做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司隶校尉前面已经介绍过，是京师最高的司法长官，掌管着京师王公大臣的生杀予夺大权，是个实权职位；而录尚书事就是总领尚书台的工作，是朝廷的一把手。就这样，东汉朝廷终于控制在曹操手中了。
曹操掌权后，为了树立自己在朝廷的权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上书弹劾张杨和韩暹。韩暹不必说，他狂妄自大、唯我独尊，早已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了。而张杨就比较冤枉了，曹操之所以想拿他开刀，多半是为了报复，因为他曾经两次收留吕布。
其实张杨除了这个“过错”外，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罪过，在那个军阀混战的年月，他甚至可以算得上是个好人。他除了对吕布好外，对皇帝也很好。兴平二年（195年）十一月，汉献帝渡过黄河到达大阳时是又饥又渴，是张杨雪中送炭派几千人背着粮食前来嘘寒问暖。兴平三年二月，又是张杨叫董承提早修缮洛阳宫殿，这才让汉献帝有房子住；这年六月初六，汉献帝东归洛阳，再次伸出援手奉献粮食的人还是张杨。要知道，那时候皇帝挨冻受饿，许多军阀都在冷眼旁观，真正主动献爱心的只有张杨，汉献帝自然对他感激不已。和其他人一起护送汉献帝抵达洛阳后不久，考虑到朝廷派系林立，斗争复杂，张杨主动退出了洛阳，回到河内郡，安心当自己的地方官。汉献帝念及旧情，封他为大司马作为褒奖。
在汉献帝眼里，张杨这样的好人可比残暴的李傕等人强了不知多少倍，因此，当曹操提出弹劾案后，汉献帝以张杨有功为由，特别下诏予以赦免。
除了弹劾张杨、韩暹外，曹操还特意抓了几个后进典型，予以严惩。这下子，大家都知道曹操有多厉害了。
要想彻底控制朝廷，光整人是不够的，还得拉拢人，曹操当然明白这一点。为此，他也树立了几个先进典型，予以表彰奖励。比如国丈董承、伏完等十三人就被拉出来狠狠地表彰了一番，通通封为侯爵。
经过曹操这么一整治，洛阳总算是安定下来了。但是曹操还不放心，洛阳毕竟不是自己的地盘，自己在这里总是不那么踏实，所以，他需要为皇帝找一块“安全”的地方。为此，他找到卧底多时的董昭，向他问计。
董昭说：“迁都许县，方便控制。”曹操担心道：“我也是这么想的，就怕杨奉从中作梗。”
董昭这才说出自己假冒曹操的名义给杨奉写信的事。还说杨奉这个人有时还是不错的，比如你的镇东将军一职就是他推荐的。你可以先送他一些东西，迷惑他，然后趁机向他提出洛阳缺粮，迁都鲁阳，实际来个暗度陈仓，迁都许县。杨奉这个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有勇无谋，他等他明白过来，木已成舟，已经晚了。曹操一听，不得不竖起大拇指夸赞道：“高，实在是高，就这么办。”
兴平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在曹操的一手安排下，汉献帝离开洛阳，迁都许县。随后，汉献帝亲自来到曹操军营，封曹操为大将军、武平侯。九月，杨奉才反应过来，明白自己被人当猴子耍了，他决定把皇帝抢过来。
杨奉估计自己一个人也不是曹操的对手，立即同韩暹一起带兵追击，哪知皇帝没追上，却遇到了曹操预先设下的伏兵，两人被打得大败。等到十月，曹操与杨奉彻底撕破脸皮，主动宣战。杨奉、韩暹自知敌他不过，索性直接投奔寿春的袁术去了。
人跑了，地盘还在，曹操也不客气，直接带兵接收了杨奉的大本营梁县。
曹操把汉献帝抓到手里后，好处不断，不仅升官了，地盘也扩大了。以前他只有兖州，现在许多地方官听说皇帝还活着，纷纷表示归附，这些地方自然都纳入了曹操的实际管辖之下。
曹操因汉献帝得了这么多好处，让其他诸侯嫉妒得两眼发红，后悔不迭，尤其是袁绍心里更是不爽。要知道，沮授也曾要他把皇帝抓在自己手中，自己一时犹豫，让曹操抢了先机，没想到将汉献帝这个名义上的皇帝抓在手里还能有这么多的好处，真是失算啊。现在袁绍肠子都悔青了，直恨自己没有听沮授言。
后悔有什么用呢？关键是拿出行动啊。但皇帝在曹操手里，要让皇帝挪窝到冀州估计把口水说干也不行。抢也是不可能的，曹操的实力摆在那呢，难啊。于是，袁绍改变策略，上书汉献帝，说许县是个小地方，条件不好，皇帝生活、工作多有不便，请皇帝移驾到大城市鄄城。
表面上看，许县属于豫州，鄄城属于兖州，都是曹操的地盘，但许县离袁绍很远，而鄄城离袁绍很近。袁绍内心的用意已经很明显，他想利益均沾。可惜，他的对手是曹操，论谋略水平，他还差一大截呢。
曹操一眼就看穿了袁绍的小算盘。于是，他以皇帝的名义给袁绍下了一道诏书，大意是你袁绍作为朝廷重臣，兵多将广，眼见皇帝危难，却结党营私、袖手旁观，居心何在！
皇帝无权无势，怎么敢指责袁绍？袁绍一看就知道是曹操捣的鬼，但诏书上印着皇帝的玉玺，曹操的话通过皇帝说出来，分量当然不一样了。所以，袁绍虽然很生气，也只能委婉地为自己找客观原因辩护一下了事。
被曹操如此戏弄，太窝囊了。但这还不算完，让袁绍觉得更窝囊的还在后头。这年（196年）十月，袁绍接到一张委任状，任命他为太尉。东汉的太尉是三公之首，是名义上的政府首脑，这要换一般人，得此任命会高兴得疯过去，想当年曹嵩为得到太尉一职，可是花了一亿钱才如愿以偿的啊。但袁绍却没有一点儿升职的喜悦，因为他发现曹操居然当了大将军，前文说过，大将军虽然和三公平级，但实际地位要比后者高得多。也就是说，曹操的职务要比袁绍牛气得多。这么看来，问题就严重了。要知道，在袁绍心目中，自己是盟主，是老大，一直都是压着曹操的上级，而曹操不过是自己手下混饭吃的小兄弟，这样的投机分子怎么能翻身爬到自己头上去呢？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一个毛病就是只能上不能下，要他当领导好说，要他当下级，比打他耳光还难受。
这一定是曹操捣的鬼！袁绍再也顾不得自身形象了，他气急败坏地破口大骂：“这个曹操，算什么东西，要不是我袁绍挺身而出，他都不知道死过几回了，现在居然挟持天子，跑到我头上拉屎撒尿！”袁绍是个爱面子的人，为了维护自己的自尊心，他毅然决定上表辞官，不接受任何嗟来之食！
看到袁绍的态度如此强硬，曹操也感到有点儿害怕，毕竟自己的事业刚刚起步，袁绍还不能得罪，只能安抚。他思索片刻，决定自己做出一点儿牺牲，忍痛割爱，把大将军一职让给袁绍，自己改任司空、车骑将军。
你不是爱虚荣吗，给你！你不是爱面子吗，给你！总有一天，我会让你加倍还回来的！
184年2月　张角、张宝、张梁发动黄巾起义，朝廷派皇甫嵩、朱俊进行镇压，曹操、刘备、孙坚在乱世中登上历史舞台
184年10月　张角病死，黄巾起义失败
185年　汉灵帝第二次西园卖官
187年8月　张纯、张举反叛
188年　汉灵帝成立西园新军，设立“西园八校尉”，曹操、袁绍名列其中；同年，冀州刺史王芬、南阳郡人许攸发动兵变，欲废掉汉灵帝
189年　汉灵帝驾崩，大将军何进扶持少帝刘辩即位，后密谋诛杀宦官失败反被杀；同年9月，董卓废少帝刘辩为弘农王，立9岁的陈留王刘协为帝（汉献帝）；同年12月，曹操组织义兵号召群雄讨伐董卓
190年1月　关东各路诸侯起兵讨伐董卓，组成关东联军，董卓令李儒毒死年仅15岁的弘农王刘辩；同年2月，董卓焚烧洛阳，挟持汉献帝迁都长安
191年　孙坚破董卓，斩华雄；袁绍从韩馥手中夺得冀州，自领冀州刺史；孙坚攻击刘表，被黄祖所杀；刘备任平原相，刘焉割据益州
192年4月　王允设反间计，利用吕布杀死董卓，两人共同执政；曹操入主兖州；6月，李傕、郭汜等人围长安，杀王允，吕布带着董卓的人头逃走；同年冬，曹操击败百万青州黄巾军，收编30万精锐为青州兵，实力得以进一步壮大；同年，袁绍与公孙瓒爆发界桥之战、巨马水之战及龙凑之战
193年　公孙瓒杀害刘虞，成为幽州霸主；袁术占据淮南；同年，曹操为父报仇东征徐州，大败陶谦
194年　陈宫、张邈迎接吕布为兖州牧；陶谦病亡，刘备接任徐州牧
195年10月　曹操领兖州牧；孙策击败刘繇；李傕、郭汜争夺汉献帝
196年7月　汉献帝在杨奉等人护送下，回到洛阳；同年，曹操始兴屯田，将献帝迎接到许都，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