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五牛图

目次：
之一：关于鲁迅（01-25）
之二: 关于蔡锷(25-38)
之三：关于张季鸾(39-86)
之四：关于陈寅恪(86-128)
之五：关于林彪(129-206)
百年五牛图之一：关于鲁迅
我并不自称为基督徒……但我可以揭露这个事实，即其他人比我更配不
上这个称号。 克尔凯郭尔（转引自汤姆特：《克尔凯郭尔的宗教哲学》）
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是那最孤立的人。 易卜生《国民公敌》
孤伟自死，社会依然……
鲁迅《摩罗诗力说》
一.灵台无计逃神矢
终于轮到鲁迅了。
梁某向来不是一个很谦虚的人，自诩亦不乏大将风度。但事到临头，却
居然还是有几分激动，几许惶恐。
以鲁迅为百年五牛之首，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他年齿居长。读鲁迅本人及
与其相关的著述，颇有年月，兴趣日增，却未曾专门写下过一个字。并不是
1
没有想法，也不完全是一向忙而又懒的缘故。主要还是度德量力，不敢率尔
操觚，唯恐佛头着粪。
现在，五牛已成其四。兵临城下，图穷匕见，撼大摧坚，无可闪避。为
了保持连续性，还是赶在 2005 年年尾开张再说。至于是刨个巨坑撂在那儿，
还是直接写成一本小书，实话实说：心中无数。好在前几篇开始时也是这样。
管它呢，干起来先。
我起先对鲁迅并不感冒。语文课本上选的文章，除了少数几篇（如《从
百草堂到三味书屋》、《社戏》），对一个少年来说，实在是既艰深，又乏味。
老师段落大意、中心思想之类的阐发和归纳更是令人昏昏欲睡。看连环画（如
《祝福》），又觉阴森可怕，一点都不好玩。不怕各位见笑，直到现在，我都
未通读过一遍《鲁迅全集》。甚至他为数不多的短篇小说，也有几篇是硬着
头皮才勉强浏览一过的。
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进入自由选择阶段后，意见却有了变化。慢慢
发现，鲁迅全然不是儿时心目中那副模样。这老头是独一无二的，着实了得！
真正对鲁迅有了酣畅而痛切的感觉，还是在 30 岁以后这几年。侯德健
有首歌《三十以后才明白》，梁某非常喜欢。歌好，歌名也好。
林贤治说：“在亿万奴隶中间加进一个鲁迅，中国整个主权文化的构成
格局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比重很大的异类。”此言极是。
无论生前身后，鲁迅享受到了世俗罕见的殊荣，也蒙受了常人难以想象
的攻击与诋毁。这个“横站的士兵”，被左右双方歪曲利用，以致不少人人
云亦云，似是而非，不识庐山真面目。倒是鲁迅本人，生前对此已有预感。
在下就要胡说鲁迅了。唐突西施、言不及义之处，在所难免。先生勿怪，
2
看官勿笑。
二.身后是非谁管得
1936 年 10 月 19 日晨 5.25 分，鲁迅（1881.9.25――1936.10.19）在上
海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大陆新村 9 号寓所逝世。相距不到一个月的 9 月 25
日，他刚刚度过自己的 55 岁生日。
18 年前的 1918 年 4 月，在友人的一再劝说下，国民政府教育部佥事
（也就相当于现在一司局级公务员吧）、浙江绍兴人氏周树人写了他的第一
部短篇小说、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开山之作《狂人日记》，发表在 5
月出版的《新青年》第 4 卷第 5 号，首次署名鲁迅。“从此以后，便一发而
不可收”，鲁迅就此进入中国文坛和思想界的中心位置，为我们留下了近 700
万字的皇皇著译。去世的前两天，兀自笔耕不辍，写下了名文《因太炎先生
而想起的二三事》。
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不是或不仅仅是由于他是所谓“文坛盟主”、“左
翼领袖”。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是一个“荷戟独彷徨”于“无物之阵”的战
士，是一个是个孤苦伶仃的“横站的士兵”。
鲁迅的一生，风波浩荡，斑斓多姿。仰慕追随者固然不计其数，从毛泽
东、孔祥熙、柔石、萧红、……直到引车卖浆之流，实在是不胜枚举。
而他的论敌也颇不乏重量级的名流学者、专家教授。如：章士钊、顾颉
刚、胡适、周作人、陈源、徐志摩、林语堂、梁实秋、郭沫若、成仿吾、沈
从文、李四光、杜衡、吴宓、杨村人、张资平、高长虹、周扬……，等等。
这个超豪华阵容亦足惊人。他们给鲁迅戴上种种帽子：学匪、双重反革命、
3
伪善者、堕落文人、刻毒者、封建余孽、杂感家、买办、收受卢布者、亲日
派、汉奸、变态者、堂吉诃德、法西斯蒂……要是换作他人，这些大佬一人
吐一口唾沫，就足以把对方淹死。但不幸的是：这次他们遭逢的是鲁迅。
鲁迅是一个独立而巨大的存在。1936 年 10 月 19 日后，“他休息了”。
“公已无言”。
身后是非谁管得？名满天下，谤亦随之。下面列举几家具有代表性的说
法：
毛泽东：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
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
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
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
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毛泽东还多次称鲁迅是中国现代第一等圣人，而他自己则不算；御封鲁
迅为“无产阶级文艺队伍的总司令”，让“鲁总司令”与朱总司令并称。
胡适的看法与毛泽东不同。
下面全文引录周策纵教授的一封信，以见一斑：
合肥（安徽）大学等举办胡适思想国际研讨会。予因双目白内障手术，
未克出席，小诗二首为祝：
风谊藏晖耀日星，相期同席浴遗馨；
4
即令白障重洋阻，故国遥看重典型。
“铮铮如铁自由身，鲁迅终为我辈人。”
四十三年前告我，一言万世定犹新。
五十年代中期胡先生曾告我：“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决不会为外力所
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今言犹在耳，恍如昨日也。
周策纵
一九九九年己卯七月三十一日于美国威斯康辛州之陌地生市之弃
园，时年八十又三。
周作人：
（鲁迅）工作的成就有大小，但无不有其独得之处，而其起因亦往往很
是久远，其治学与创作的态度与别人颇多不同，我以为这是最可注意的事。
《会稽郡故书杂集》……叙文署名“会稽周作人记”，向来算是我的撰
述，这是什么缘故呢？查书的时候我也曾帮过一点忙，不过这原是豫才的发
意，其一切编排考订，写小引叙文，都是他所做的，起草以至誊清大约有三
四遍，也全是自己抄写，到了付刊时却不愿出名，说写你的名字吧，这样便
照办了，一直拖了二十余年。现在觉得应该说明了，因为这一件小事我以为
很有点意义。这就是证明他做事全不为名誉，只是由于自己的爱好。这是求
学问弄艺术的最高的态度，认得鲁迅的人平常所不大能够知道的。
……他为什么这样做的呢？并不如别人所说，因为言论激烈所以匿名，
实在只如上文所说不求闻达，但求自由的想或写，不要学者文人的名，自然
也更不为利，《新青年》是无报酬的，晨报副刊多不过一字一二厘罢了。以
5
这种态度治学问或做创作，这才能够有独到之见，独创之才，有自己的成就，
不问工作大小都有价值，与制艺异也。鲁迅写小说散文又有一特点，为别人
所不能及者，即对于中国民族的深刻的观察。大约现代文人中对于中国民族
抱着那样一片黑暗的悲观的难得有第二个人吧。
梁实秋：
他的文字，简练而刻毒，作为零星的讽刺来看，是有其价值的。他的主
要作品是一本又一本的杂感集。但是要作为一个文学家，单有一腹牢骚，一
腔怨气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有一套积极的看法，纵然不必构成什么体系，至
少也要有一个正面的主张。
不能单是谩骂，谩骂腐败对象，谩骂别人的改良主张，谩骂一切，而自
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张。而鲁迅最严重的短处，即在于是。
五四以来，新文艺的作者很多，而真有成就的并不多，像鲁迅这样的也
还不多见。他可以有更可观的成就，可惜他一来死去太早，二来他没有健全
的思想基础，以至于被共产党的潮流卷去，失去了文艺的立场。一个文学家
自然不能整天的吟风弄月，自然要睁开眼睛看看他的周围，自然要发泄他的
胸中的积愤与块垒，但是，有一点颇为重要，他须要“沉静的观察人生，并
观察人生的整体。”
（Ｔｏｓｅｅｌｉｆｅｓｔｅａｄｉｌｙａｎｄｓｅｅｉ
ｔｗｈｏｌｅ）。这一句话是英国批评家阿诺得ＭａｔｔｈｅｗＡｒｎｏｌ
ｄ批评英国人巢塞Ｃｈａｕｃｅｒ时所说的话。他说巢塞没有能做到这一
点，他对人生的观察是零星的局部的肤浅的。
我如果要批评鲁迅，我也要借用这一句名言。鲁迅的态度不够冷静，他
6
感情用事的时候多，所以他立脚不稳，反对他的以及有计划的给他捧场的，
都对他发生了不必要的影响。他有文学家应有的一支笔，但他没有文学家所
应有的胸襟与心理准备。他写了不少的东西，态度只是一个偏激。
巴金：
一九二六年八月我第一次来北京考大学，住在北河沿一家同兴公寓。我
在北京患病，没有进考场，在公寓里住了半个月就走了。那时北海公园还没
有开放，我也没有去过别的地方。在北京我只有两三个偶尔来闲谈的朋友，
半个月中间始终陪伴我的就是一本《呐喊》。我早就读过了它，我在成都就
读过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狂人日记》和别的几篇小说。我并不是一
次就读懂了它们。我是慢慢地学会了爱好它们的。这一次我更有机会熟读它
们。在这苦闷寂寞的公寓生活中，正是他的小说安慰了我这个失望的孩子的
心。我第一次感到了、相信了艺术的力量。以后的几年中间，我一直没有离
开过《呐喊》，我带着它走过好些地方，后来我又得到了《彷徨》和散文诗
集《野草》，更热爱地读熟了它们。我至今还能够背出《伤逝》中的几段文
字。我有意识和无意识地学到了一点驾驭文字的方法。现在想到我曾经写过
好几本小说的事，我就不得不感激这第一个使明白应该怎样驾驭文字的人。
拿我这点微小不足道的成绩来说，我实在不能称为他的学生。但是墙边一棵
小草的生长，也靠着太阳的恩泽。鲁迅先生原是一个普照一切的太阳。
不，他不止是一个太阳，有时他还是一棵大树，就象眼前的树木一样，
这树木给我挡住了风沙，他也曾给无数的年青人挡住了风沙。
7
苏雪林：
鲁迅之劣迹，吾人诚不能不呼之为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
传所无之邪恶小人。方当宣其罪根，告诸天下后世，俾人人加以唾骂。
（顺便说一句：这个在鲁迅生前对他敬服有加的“苏奶奶”（刘心武语）
是反鲁派的急先锋。其鞭尸大作《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鲁迅传论》，
实属天下奇文。不可不读。）
胡兰成：
我以为，周作人与鲁迅乃是一个人的两面…… 人们可以看出，两人的
文字，对于人生的观点上，有许多地方是一致的，几乎不能分辨，但两人晚
年相差的如此之远，就在于周作人是寻味人间，而鲁迅是生活于人间，有着
更大的人生爱。
叶公超：
新月派是鲁迅的宿敌。新月派中坚分子叶公超在鲁迅死后说：“骂他的
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等同的。”
顾随：
<<译丛补>>自携来之后，每晚灯下读之，觉大师精神面貌仍然奕奕如
在目前。底页上那方印章，刀法之秀润，颜色之鲜明，也与十几年前读作者
所著他书时所看见的一样。然而大师的墓上是已有宿草了。自古皆有死，在
大师那样地努力过而死，大师虽未必(而且也决不)觉得满足，但是后一辈的
8
我们，还能再向他作更奢的要求吗？想到这里，再环顾四周，真有说不出的
悲哀与惭愧。
王朔：
鲁迅对自己到底怎么看，大概我们永远不知道了，但有一点也许可以肯
定，倘若鲁迅此刻从地下坐起来，第一个耳光自然扇给那些吃鲁迅饭的人脸
上，第二个耳光就要扇给那些“活鲁迅”、“二鲁迅”们。
陈村：
我不能不要脸到说自己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不喜欢看到的是，
鲁迅现在往往成了某种事情的由头，而不是事情本身。我看到的是，那么多
的人要在鲁迅的身上做出或正或反的学问以求实现社会价值。我看到的是，
话都没说顺又根本不读书的一些人也敢谩骂鲁迅。无畏的岂止无知者。
就说学术吧，我从来不觉得学术是一种彻底民主人人有份的东西。那种
理论上的有份是空虚的。我能和爱因斯坦讨论广义或狭义相对论吗？我不
配。我因为不配，于是找点Ｅ为什么要写成这样的三横一竖、等号为什么不
划三条平行横线、你就不能不叫相对论我看是绝对论那样的问题去和他搅和
吗当年想和莫扎特善意非善意地讨论音乐或以为比他高明的先生大概大
有人在，莫扎特应该停止作曲去搭理他们吗？从参与的可能来说，学术就是
专制的，科学就是专制的，只有进了门槛才有论说的权利，要有本钱。它从
不追求人人的参与，它在乎的是找到真理。尼采说过，世界上有伟大的人，
也有鸡毛蒜皮的人。如果他指学术，讲得一点不错。
9
是不是先就引到这里？好。那么打住。
朱正、钱理群等人的鲁迅研究比较深入、客观，对人们重新认识一个真
正的鲁迅多有助益。林贤治卓然有见，但不无极端。
而对鲁迅的各种非议也一直不绝于耳，其中几个山西作家较具代表性。
作为一只久已不能下蛋的老母鸡，一直在体制内混饭吃的老“山药蛋”
派“专业作家”韩石山穷则思变，改换面目干上了“酷评家”的新行当。别
说，这一招还真灵，五花八门的蛋又开始下得倍儿溜顺。
最新的一枚取了一个似乎不甚亨通的书名《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
封面的广告词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对鲁迅最不认同的声音”。
我在购书中心翻了翻，哑然失笑：就这老哥，也配评说胡适、鲁迅？
韩石山写道：“我们只能说，鲁迅是个会做文章的人，至于道理，怕难
以令人服气。”
梁某认为：韩石山连文章都做不通顺，至于道理，更是令人喷饭。
下面姑举其一条“心解”：
“鲁迅为什么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人呢？是徐
志摩的性格、作派，还有他那种虽说痛苦，却十分美好的婚恋生活，都让鲁
迅看着心里不舒服。”
这真是异常大胆的假设。
那我要问对女性美颇有研究的韩石山：鲁迅生前一直与郁达夫、王映霞
夫妇相处甚好，关系密切。“富春江上神仙侣”，郁、王男才女貌，当时被目
为神仙眷属，王映霞的美丽更是天下知闻。这又该作何解释呢？莫非是鲁迅
这个老不正经觊觎王的美貌，明修暗度？这是不是你下一只蛋的蛋黄？
10
严谨深刻的鲁迅对随意浪漫的郁达夫的“性格、作派”，恐怕也不会很
欣赏。但这两个脾气不小、自视甚高的浙江人为什么能求同存异、成为很好
的朋友？很简单：主要是两人均为性情中人，惺惺相惜。
韩石山的高见，不由令人想起方舟子的一篇著名网文《淫者见淫》。淫
者见淫，的确如此。鲁迅在论及红楼梦时也表达过近似的意思。
老韩还开门见山：“研究鲁迅，对我来说是一次学术训练。” 这又使我
忆及陈寅恪先生的雅谑：“乃以明清放浪之才人，而谈商周邃古之朴学。”不
觉莞尔。端的羞煞人也么哥。
韩石山是不值得多说的。如果他已经选定以批判鲁迅、意淫海霞为“暮
年上娱”，我们就等着看“老人的胡闹”好了。
至于谢泳，则是另一种情况。
谢泳编了一本书：《胡适还是鲁迅》（内收谢文 6 篇，内容则颇见重复）。
这个书名就有问题。中国本土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现在本来就非常有
限，何必还要人为地画地为牢，非此即彼？鲁迅、胡适就没有交叉点和互补
性？果真是那么针锋相对，势不两立？兼容并包可不可以？《胡适与鲁迅》
行不行？
不知为何不收雷池月《主义之不存，遑论乎传统》？建议对自由主义有
兴趣的朋友不妨仔细参读李庆西的《何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文。可
惜没见到谢泳的正面回应。
印象中谢泳应该是个比较客观、冷静的有心人。他的一些文章，我曾是
11
比较喜欢的，并多次向朋友推荐。令我不解的是，每当论及鲁迅，他就表现
出出格的偏执。谢泳对鲁迅不以为然，对胡适则敬服无已。周策纵曾亲聆胡
适晚年谈到鲁迅。适之先生说：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他不会屈服于任何专
制暴力，鲁迅是我们的人！（大意。具体见上文。）
这才见识力和气度。这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前辈风范，真不
可及。
排击鲁迅者多推崇胡适。但不知为何对“夫子晚年定论”就忽然不约而
同地选择性失明、失语了。
谢泳曾在《鲁迅研究之谜》中连珠发问：为什么鲁迅以反专制为基本追
求却总是被专制利用？**中鲁迅是他同时代知识分子中惟一一个得到肯定
的知识分子，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某党不选择补台的胡适而选择拆台的鲁迅
作为旗帜？在那个年代里鲁迅的书是可以完整地读到的，他有全集在，那么
多读鲁迅书的人怎么就不学好呢？鲁迅是反专制的，可专制偏偏又找着了鲁
迅，这是为什么？
恕我直言：这些实属低级的策问，虚伪的问题。
我也问谢泳兄几个问题：
《圣经》传世之长、流布之广，自然远非《鲁迅全集》可比。可为什么
直到现在，真正的圣徒还是寥若晨星？
毛泽东极度推崇《红楼梦》（而非《金瓶梅》），喜欢三李（而非老杜）
的诗，这是他的个人爱好，无可厚非，甚至很见高明。至于他认为“葫芦僧
乱番葫芦案”而非“警幻仙曲演红楼梦”是《红楼梦》的总纲，强调阶级斗
争，这就失之荒谬了。但这关曹雪芹什么事？雪芹有什么错？人家将他的传
12
世之作加以歪曲利用，你还要滥加指责，这岂不是推波助澜，让他比窦娥还
冤吗？难道《红楼梦》就不是好书了？当时流行影射史学，古为今用，甚至
凭空捏造出一部历时千年之久的“儒法斗争史”，对历史与历史人物进行完
全随心所欲的描绘和阐释。这恐怕很难去指责古人吧？无论他是被描黑批判
的儒家还是被描红歌颂的法家。可耻的、该指责的是不是另有其人？
鲁迅生前明确这样写道：“如果孔丘，释迦，耶稣基督还活着，那些教
徒难免要恐慌。对于他们的行为，真不知道教主先生要怎样慨叹。
所以，如果活着，只得迫害他。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
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
又说：“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
忘，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
成了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
其实这移用为适之先生的夫子自道，也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不知谢泳对这些预见性极强的话有何观感？
谢泳兄近年思想没有突破瓶颈，似乎以吃老本居多，新作亦多为旧作加
注水。这是我辈深以为憾的。
关于“假如鲁迅 1957 年活着，又当如何”的问题，罗稷南与毛泽东的
沪上问答见报后，谢泳曾作过大胆的假设，力辩其事子虚乌有。可惜求证不
够小心，当黄宗英以亲历者的身份在《南方周末》撰文坐实确定无疑后，他
就只能沉默了。
1949 年以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折腾了几十年，一事无成，作鸟兽
散，原因不一而足，其中，鲁迅的缺位乃至错位不容忽视。
13
时隔多年，眼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又沉渣泛起。如果连一个鲁迅
都容不下，我可以断言：他们仍将一事无成，作鸟兽散。
在一个“告别革命”的年代，“毛主席语录”似乎已成笑料。其实，我
们也不必以人废言。“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
的首要问题。<<毛泽东选集>>开宗明义，就一语中的。
确实，分清敌人与朋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即便只是“书斋里的革
命”！
三.老归大泽菰蒲尽
无庸讳言，在鲁迅生命的最后 6 年间，他的思想明显左倾，在某种意义
上成为中共的同路人。这是不争的事实。
在此期间，他阅读、翻译了大量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和苏联文学著作，
一度对苏联寄予厚望，写过不止一篇热情讴歌苏联的文字，以为它代表了人
类未来的发展方向。在鲁迅 18 年的创作生涯中，这是最没有意义和创造性
的工作，是其著述中注定要“速朽”的部分。他为此枉抛了心力，虚耗了年
华，损害了健康。
但鲁迅毕竟是鲁迅。作为一个独立的思考者、冷峻的观察者、彻底的悲
观者、深刻的怀疑者，他对一切过于美好的事物和期许几乎是本能地难以信
任。他怀疑对于“黄金世界”的种种许诺和向往，明确反对预设一个最高目
标，更对为虚幻的黄金世界而舍弃牺牲此生的幸福不以为然。
鲁迅曾为这一重要思想言之再四。他借阿尔志跋绥夫小说人物的口说：
“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 在
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 在
14
《野草.影的告别》中写道：“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我不愿去；有我所不
乐意的在地狱，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
愿去。”黄金世界在这里完全可以看成共产主义的另一种说法。
正因为如此，所以他才能同流而不合污，能入而又能出，在众人陶然沉
醉时保留了一份坚定的自我，不被喧嚣一时的时代大潮裹挟而去，而只是在
衣衫上溅上了些许浪花。
梁某认为：所谓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在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中，只有在
鲁迅（也许还可以算上陈独秀）身上，才得到了最为充分、淋漓尽致的展现。
1930 年 3 月 2 日，在中共的推动控制下，以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及
其影响下的作家这三方面的人为基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正式成立。鲁
迅成为形式上的文坛盟主。5 月 7 日，由冯雪峰陪同，他应约在上海爵禄饭
店会见了中共领袖李立三，但拒绝了李要他写文章公开斥骂蒋介石的要求。
1933 年 1 月 17 日，鲁迅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大会，并被推举
为执行委员。这个组织有共产国际背景。中共把鲁迅当成自家人，并不完全
是单相思。“鲁总司令”一说，倒也算是其来有自。
鲁迅与中共并无多少直接关系。主要是通过两个中共文化的地下领导
人：冯雪峰和周扬，来作为中间人得以体现。那么，他们与鲁迅的关系，又
如何呢？
周扬是“四条汉子”之首、“空头文学家”的代表性人物。鲁迅对他的
厌恶和轻蔑，在其所有论敌中，如果不排第一，起码也是相当突出的。
“奴隶总管”、“以鸣鞭为惟一的业绩”“工头”、“元帅”、“大人物”、“英
雄”、
“深居简出，只令别人外出奔跑”、
“轻易诬人”、
“左得可怕”、
“喊口号，
15
争正统”、“借革命以营私”、“拉大旗作虎皮”、“大纛荫下的群魔“、“以指
导者自居”、“哗啦啦啦大写口号理论”、“自有一伙，狼狈为奸，把持着文学
界，弄得乌烟瘴气”……
这就是鲁迅心目中的周扬其人。
有趣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周扬，从延安时期起，就成为毛泽东文艺思想
的代言人，并出任鲁迅文艺学院院长。这是不是颇具讽刺意味？1949 年之
后，周扬更是成为实际上的文坛霸主，忠实执行毛泽东的文艺路线，挥舞假
冒的鲁迅大棒残酷整肃鲁迅精神的真正传人，最后终于弄得百花凋残，万马
齐喑，自己也身败名裂。周扬还是那个周扬。但是，鲁迅还是本来的鲁迅吗？
晚年周扬似乎有一些变化，在此不予置评。
鲁迅对周扬的观感，毛泽东一清二楚。但自诩“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的伟大领袖，却为什么不是挑中别人、而是独具只眼地选择周扬周起应作为
自己的文艺总管呢？这太耐人寻味了。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非议鲁迅的当代
学人能对此作出合情合理的解释。
“被他们据为私有，眩惑群众，若偶像然。”从另一个角度解读徐懋庸
当年的这一说法，倒是很有几分近似。
冯雪峰与周扬关系不睦，而与鲁迅关系较好一些。但我注意到一个很有
意思的细节：
1936 年夏秋，鲁迅病重，体重仅为 38.7 公斤，亟需静养。但树欲宁而
风不止。“国防一派争曾烈，鲁迅先生病正危”（聂绀弩诗），周扬等人挑起
两个口号之争，徐懋庸“更是雄赳赳打上门来”，以鲁迅的战斗性，势必予
以有力的反击。但病体难支，有几封信只得口授，由冯雪峰执笔完成，鲁迅
16
再修改定稿。
有一天，胡风在鲁迅面前称赞冯雪峰代笔很象鲁迅的文风。鲁迅淡淡一
笑：象吗？我看是没一点相象。
而冯雪峰也有他的不满。他曾对人抱怨：
鲁迅还是不如高尔基。苏共要什么样的文章，高尔基就给什么，由党委
派的秘书拟好稿子，他签个名就是。鲁迅不行，非要自己动手，自己说话。
这说明了什么呢？
与鲁迅关系最好、“既懂政治，又懂文艺”（毛泽东语）的中共领袖是瞿
秋白。鲁迅甚至以平生知己许之。但据冯雪峰说，瞿秋白在上海领导左翼文
艺，是出于他的个人爱好，而非党的指派。瞿果然很快就被党“指派”去了
江西苏区。红军长征，秋白不获从军，在福建长汀被国军捕杀，留下千古奇
文《多余的话》。
1936 年 8 月 1 日，徐懋庸奉命向鲁迅下战书。其中说：“但我要告诉
先生，这是先生对于现在的基本政策没有了解之故。”
堂堂“鲁总司令”，居然对中共“现在的基本政策没有了解”，以至需要
一个乳臭未干的无名小子来予以教诲，耳提面命，这是哪门子“总司令”？
朱总司令虽然没多少实权，但远不至于这么被高挂空置吧？
鲁迅 1936 年 5 月 2 日曾致信徐懋庸：“集体（按：指左联）要解散，
我是听到了的，此后即无下文，亦无通知，似乎守着秘密。这也有必要。但
这是同人所决定，还是别人参加了意见呢，倘是前者，是解散，若是后者，
那是溃散。这并不很小的关系，我确是一无所闻。
……好在现在旧团体已不存在，新的呢，我没有加入，不再会因我而引
17
起一点纠纷。我希望这已是我最后的一封信，旧公事全都从此结束了。”
这个总司令原来是假的，比眼下的参政党可能还不如。鲁迅表示了
彻底分手的决绝态度。
1936 年 10 月 5 日致沈雁冰信中，鲁迅说：“‘顾问’之列，我不愿加
入，因为先前为了这一类职衔，吃苦不少，而且甚至于由此发生事端，所以
现在要回避了。”老子不玩了。
鲁迅留下一份著名的遗嘱。那完全是一个存在主义者的态度。
夏济安说：“鲁迅面临的问题远比他的同时代人复杂得多，剧烈得多。
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正是他那一时代的论冲突、渴望的最真实的代表，认为
他与某个运动完全一致，把他指派为一个角色或使他从属于一个方面，都是
夸大历史上的抽象观念而牺牲了个人的天才。”这是很具眼力的持平之论。
国民政府播迁到台湾以后，鲁迅著作还曾被禁多年。大陆用一顶纸糊的
高帽偷梁换柱，更是别有肝肠，谬托知己。
鲁迅是孤独的，独立的。他只属于他自己。
鲁迅晚年诗作中一再慨叹：深宵沉醉起，无处觅菰蒲。
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
年华已老，漫无依归，举首茫然，周身寒彻。
这才是真实的鲁迅。
四.怒向刀丛觅小诗
尼采说：在一切作品中，我独爱以血书写者。
毛泽东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鲁迅青年时代起，就立志“我以我血荐轩辕”。他的出色作品实在太多，
18
不胜枚举；即令如此，《记念刘和珍君》和《为了忘却的记念》仍是其中相
当惹眼和突出的：它们不是用笔，而是先生用自己的血泪为自己的青年朋友
凝写成的不朽篇章。
1926 年 3 月 18 日上午，北京各界群众向北洋军阀政府请愿，段祺瑞
执政府卫队居然开枪屠杀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者，死伤达三百多人，四十余
青年被害。其中有鲁迅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刘和珍、杨德群。
鲁迅称 3 月 18 日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据许羡苏回忆：
“过了三天，我去看鲁迅先生，他母亲对我说：
‘许小姐，
大先生这几天气得饭也不吃，话也不说。’几天以后，他才悲痛地说了一句：
‘刘和珍是我的学生！’就这样，鲁迅先生气病了。”
李霁野回忆说：“我从未见到先生那样悲痛，那样愤激过。他再三提到
刘和珍死难时的惨状，并且说非有彻底巨大的变革，中华民族是没有出路的。
他恨透了残酷反动的军阀统治，他知道那样的社会不是枝枝节节可以改好
的。”
3 月 25 日上午，鲁迅到女师大参加刘和珍、杨德群追悼会。会前，他
悲愤苦闷，独自长时间在礼堂外徘徊。学生程毅志看到后前来问道：“先生
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鲁迅回答：“没有。”程毅志说：“先生
还是写一点罢，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
5 天之后的 4 月 1 日，鲁迅写下了情文并茂，血泪交迸，意气昂愤，感
人至深的《记念刘和珍君》。鲁迅写道：
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
19
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
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
我将深味这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
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
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
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
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
头！
在四十余被害的青年之中，刘和珍君是我的学生。学生云者，我向来这
样想，这样说，现在却觉得有些踌躇了，我应该对她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
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
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
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况且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
府门前喋血呢？然而即日证明是事实了，作证的便是她自己的尸骸。 还有
一具，是杨德群君的。而且又证明着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
上还有棍棒的伤痕。 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 但接着就有流
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
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
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 亡！
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
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至如此之下
20
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
而前行。 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记念刘和珍君！
这是现代哀诔文章中少见的杰作。
1931 年 1 月 17 日，与鲁迅关系密切的青年作家柔石被捕。2 月 7 日
深夜，24 位革命者（绝大多数是青年，其中包括柔石、殷夫等 5 名青年左
翼作家）被国民党活埋或枪杀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当局严密封锁，严禁
报刊透露柔石等人被害的消息。鲁迅等人想尽一切办法，甚至贿赂了行刑的
刽子手，才打听到确切消息。
当时风声很紧。1 月 20 日至 2 月 28 日，鲁迅全家避居花园庄旅店前
后达 39 天。避难期间，在确凿得知柔石噩耗的一个深夜，鲁迅吸着烟，独
自在旅店的院子里走来走去，心情沉痛，悲愤交加，吟成了他最好的诗作之
一：《七律.无题》：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鲁迅对柔石一直不能忘怀。整整两年后的 1933 年 2 月 7 日午夜，终于
写成 7000 余字的长文《为了忘却的记念》。同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下
21
午雨。柔石于前年是夜遇害，作文以为记念。” 这才算松了一口气。
鲁迅写道：
我早已想写一点文字，来记念几个青年的作家。这并非为了别的，只因
为两年以来，悲愤总时时来袭击我的心，至今没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竦
身一摇，将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照直说，就是我倒要将他们忘却了
我的决不邀投稿者相见，其实也并不完全因为谦虚，其中含着省事的分
子也不少。由于历来的经验，我知道青年们，尤其是文学青年们，十之九是
感觉很敏，自尊心也很旺盛的，一不小心，极容易得到误解，所以倒是故意
回避的时候多。见面尚且怕，更不必说敢有托付了。但那时我在上海，也有
一个惟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于托他办点私事的人，那就是送书
去给白莽的柔石。……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
挑选上，自己背起来。
在一个深夜里，我站在客栈的院子中，周围是堆着的破烂的什物；人们
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
掉了很好的青年。
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栈里，他们却是走向刑场了；去年的今日，我在
炮声中逃在英租界，他们则早已埋在不知那里的地下了；今年的今日，我才
坐在旧寓里，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
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不料积习又
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写下了以上那些字。
22
要写下去，在中国的现在，还是没有写处的。年青时读向子期《思旧赋》，
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得了。
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
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
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
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
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这篇文章与《记念刘和珍君》遥相呼应，堪称双璧；而更加苍凉激楚，
余味无穷。杜少陵所谓“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差是。
顺便说一句：柔石身上中了十颗子弹。
写有《二月》、三姐妹》、《为奴隶的母亲》的柔石，鲁迅在上海“惟一
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于托他办点私事”的柔石，29 岁的柔石，
身上中了十颗子弹！
鲁迅后来在给颜黎民的信中说：“……看桃花的名所，是龙华，也有屠
场，我有好几个青年朋友就死在那里面，所以我是不去的。”
鲁迅为培养青年倾注了无数心血。他对青年的帮助和教育，从政治到生
活，从思想到艺术，只要力所能及，无不尽力而为。
单说文艺青年吧，许钦文、台静农、李霁野、韦素园、韦丛芜、曹靖华、
高长虹、向培良、艾芜、沙汀、叶永蓁、张天翼、巴金、黄源、徐懋庸、徐
诗荃、冯雪峰、丁玲、聂绀弩、胡风、柔石、叶紫、萧军、萧红……，未名、
莽原、沉钟社的成员，一大批青年木刻家，……多少有为青年直接吸吮过先
生的乳汁、承受过先生的恩惠啊！
23
鲁迅为他们审阅、修改文稿，介绍发表，推荐出版，撰写序言，甚至亲
自参与封面设计、装帧校对等具体事项。他为此花费了无数时间和心血。
1934 年 10 月 21 日致信叶紫，指出他的小说夜哨线“有好的地方，也
有不好的地方”，再具体说明好与不好各在哪里，最后提出修改意见：“我看
这很容易补救，只要反过来，以写事件为主，而不以赵公为主要角色，就行。
那办法，是将第一段中描写及解释赵得胜的文章，再缩短一些，就是减少竭
力在写他个人的痕迹，便好。不过所谓的‘减少’，是减少字数，也就是用
几句较简的话，来包括了几行的原文。”多么恳切具体。
1935 年 11 月 16 日致萧军、萧红信中说：“那序文上，有一句‘叙事
写景，胜于描写人物’，也并不是好话，也可以解着描写人物并不怎么好。
因为做序文，也要顾及销路，所以只得说的弯曲一点。”何等体贴入微。
1936 年 2 月 17 日致信孟十还：“从三郎太太口头，知道你颇喜欢精印
本《引玉集》，大有‘爱不释手’之概。尝闻‘红粉赠佳人，宝剑赠壮士’，
那么，好书当然该赠书呆子。寓里尚有一本，现在持以奉赠，作为‘孟氏藏
书’，待到五十世纪，定与拙译《死魂灵》，都成为希世之宝也。”这般亲切
风趣。
……
也有一些青年，因种种原因，与鲁迅反目，如高长虹、向培良、徐懋庸。
给双方都带来一些伤害。这不仅仅是鲁迅的不幸。
孙犁晚年深情地说：
鲁迅是真正的一代文宗。“人谁不爱先生？”是徐懋庸写给鲁迅的那封
著名信中的一句话，我一直记得。这是三十年代，青年人的一种心声。
24
书，一经鲁迅作序，便不胫而走；文章，一经他入选，便有了定评，能
进文学史；名字，一在他著作中出现，不管声誉好坏，便万古长存。鲁门，
是真正的龙门。上溯下延，几个时代，找不到能与他比肩的人。梁启超、章
太炎、胡适，都不行。
百年五牛图之二:关于蔡锷
一.开头的话
据曾副总理培炎同志某次讲话精神，当今正处在华夏历史上的第四大盛
世之中，而且还是超迈前古的，是盛中之盛。闻此特大喜讯，凡我炎黄子孙，
无不欢欣鼓舞，倍感自豪。梁某自然也不例外。藐予小子，恭逢其盛，真是
何幸如之。
但也不是没有一丝遗憾。俗话说：乱世出英雄。忝为男儿，从小倾心军
旅之事，对刀光剑影、逐鹿中原，无限神往。形势比人强。正当壮岁，忽焉
盛世已至。看来，只能满足于纸上谈兵啦。在下就姑妄言之，谈谈军人军事。
请大家教正。
纵观中国历史，倒颇有点象陈寅恪说的“退化论”。春秋战国时期，秦
汉之际，三国鼎立，隋唐更代：这些前古中古时代，华夏民族踔厉风发，人
才辈出，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历史正剧，让人目不暇接，心旷神怡。赵
宋一代，文化昌明空前，军威国力却一直萎靡不振。作为唯一不让前贤的杰
出军人，岳飞还被性无能的皇上和千古神奸的宰相合谋杀害。朱明开国，徐
25
达、常遇春们的对手太过一般。明末，能提起的军人只有李定国和郑成功，
他们都壮志未酬----不过国姓爷收复台湾，非同小可，功在千秋。我是不会
把多尔衮之流视为中国人的，他们自己也是如此。及至清末民初，那些纠纠
武夫，就更是等而下之，大多都是提不上桌面的垃圾。
民国军人，梁某独服蔡公松坡。
二.英雄身世
虽有“英雄莫问出身”一说，但我们中国人的习惯，还是喜欢从头说起。
这样其实也不错。
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宝庆(今邵阳）人，1882 年 12 月 18
日出生。父蔡正陵，农民，兼做裁缝。母王氏。家世寒微。
松坡从小颖悟，聪明过人。6 岁读书，13 岁即考中秀才，一方传为佳
话。15 岁在 2000 名青年材俊（仅招收 40 名）中脱颖而出，考入设立于省
会长沙的时务学堂。这对他的一生具有决定性影响：就在这里，他认识了梁
启超。
湖南虽处内陆，原本闭塞保守。却因出了个曾文正公，开了一代风气，
人才鼎盛，思想开明。戊戌变法时，湖南巡抚陈宝箴（曾氏门生故吏，寅恪
先生祖父）是方面大员中唯一公开支持维新者。时务学堂，由其子陈三立协
同谭嗣同、黄遵宪、熊希龄、唐才常、皮锡瑞等精英合力开办的，旨在培养
维新人材。学堂的中文总教习，就是年方 24 岁，风华正茂、才华横溢的一
代天骄梁启超。
时务学堂开办之后，两年间共招考三次，录学生 200 余名。蔡锷是同
26
学中年龄最小的，所谓“白帽轻衫最少年”。成绩却很出色，与李炳寰、林
圭并称为三大高材生。梁启超对他特别赏识，勤加扶掖点拨，师弟之间建立
了历久弥坚、终身不逾的深厚感情。
戊戌政变发生后，陈宝箴去职，时务学堂被停办。松坡先后到武汉、上
海、日本，辗转求学。1900 年回国参加唐才常在武汉组织的自立军反清起
义，事泄失败，师友多人遇难。松坡幸免，但受到强烈刺激，乃改艮寅为锷；
更不顾梁启超等人的反对，下决心投笔从戎。次年再去日本，改学陆军。
1904 年 10 月，以优异成绩在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毕业，与蒋方震、
张孝准并称“中国士官三杰”。冬天，回国服务，各方竞相争聘。那时的“海
龟”，好象比于今远为稀缺，也更加走俏。
回国后，蔡锷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云南担任军职，备受各方政要
器重。
1906 年，清廷在河南举行新军秋操演习，作为军界新锐，松坡奉令观
操，并充任中央评判官。就在这时，他第一次见到袁世凯。这两个大佬的恩
怨情仇，耐人寻味，活脱脱一对生死冤家。
1911 年夏天，在云南编撰出版重要军事著作《曾胡治兵语录》。7 月，
云贵总督李经羲奏准朝廷任命蔡锷为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这是一
个非常及时的任命：10 月 10 日，辛亥武昌首义爆发。
10 月 30 日夜，昆明重九起义爆发。次日，昆明光复。11 月 1 日，起
义官兵组成“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蔡锷众望所归，被推举为云南都督。
时年二十九岁。
1912 年元旦，中华民国建立。第二年 10 月，松坡奉调到北京，在中
27
央政府担任多项职务。当时，他对袁氏持理解、支持态度，试图帮助建立一
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厉行统一和建设，反对孙中山动辄兴兵。又主张军人
的“不党主义”。期间，与恩师梁启超过从甚密。
1915 年下半年，袁项城利令智昏，帝制自为的狼子野心渐露。对松坡，
则一方面密加防范，一方面多方羁縻。他对左右亲信说：“此人之精悍，远
在黄兴及诸民党之上，即宋教仁或亦非所能匹”。松坡已看穿此公的鬼蜮伎
俩，不为所动，另有盘算。但他是一个智深勇沉、劲气内敛的人，虚与委蛇，
不动声色。
12 月 12 日，袁世凯接受帝位。19 日，蔡锷摆脱监视，历尽艰辛，间
关万里，抵达旧治昆明，与云南督军唐继尧等决策反袁，先礼后兵。先通电
规劝。但袁氏泥足已深，不肯回头。25 日，蔡锷、唐继尧等宣布云南独立，
组织护国军，武装讨袁。护国战争爆发。
1916 年 1 月，蔡锷率军出征四川，与袁军进行坚苦卓绝的战斗。袁世
凯人心丧尽，内外交困，做了 83 天可怜巴巴过干瘾的关门皇帝后，于该年
6 月 6 日一命呜呼。次日，黎元洪就任大总统。中华民国国体得以保持，护
国战争胜利。中央政府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
但松坡因患当时还属不治之症的喉结核，又戎马倥偬，尽瘁国事，已经
病体难支。视事未久，就向中央政府请假治病。8 月 9 日，离开成都沿江东
下，两袖清风出夔门。月底到上海，随即东渡日本，入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
治疗。
1916 年 11 月 8 日，再造共和的一代伟男蔡公松坡在日本逝世。时年
三十四岁!
28
临终前，口授遗电，由好友蒋方震、石陶钧记录代呈中央政府：
1.愿我人民、政府协力一心，采有希望之积极政策；
2.意见多由于争权利。愿为民望者以道德爱国；
3.在川阵亡将士及出力人员，恳饰罗、戴两君（指在四川分别代理其职
务的罗佩金、戴戡二人）核实呈请恤奖，以昭激励；
4.锷以短命，未克尽力民国，应行薄葬。
数年前，有朋友出书，名之曰《常常感动》。我很不以为然，觉得太过
小资。起码如我辈，是很难被什么东东感动啦。但也不是没有例外：比如松
坡遗嘱。不怕各位见笑，追念前贤，对照现实，在下尝为之感慨以至于有泪
盈睫。
不由想起一个关于林总的典故。
叶群在延安生下豆豆后，奶水不够，小孩常常哭闹。她让林彪想办法去
弄点奶粉，林总老是不吭声。有一次小孩哭得厉害，叶群也哭了，再次要林
总想办法。林总说，没有办法。叶群说，怎么会呢？你是 115 师师长，又
是抗大校长兼政委，跟 关系又好，这点小事，会没有办法？我看见不少官
比你小的人都可以弄到的。林总又不吭声。叶群跟孩子一起哭闹。林总站起
来，淡淡地说了一句：人和人不一样。叶群受到触动，也就不吭声了。
是的，人和人不一样。有时比人与动物的差别还大。
但是，真正的国之精英，又是何其相似乃尔!
三.平生功业
奇才盖世又一辈子不合时宜的苏东坡曾自嘲：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
29
儋州!
毛泽东一生何等事功。可他说，自己一生也就做了两件事：驱蒋；发动
文革。倒刚好是一破一立。
蔡锷短暂的一生，建树非凡。举凡政治体制、宪政研究、军事教育、治
军思想、诗词对联......，可述者甚多。
但最为壮伟的功业，无疑是以下两端：其一，领导昆明辛亥重九起义，
光复云南；其二，拒绝一切利诱，克服无数险阻，冒死犯难，发动领导护国
运动，并亲冒矢石，以重病之身在第一线指挥作战，终于挫败了神奸巨蠹袁
世凯，粉碎了洪宪皇帝梦，让千年帝制从此成为历史，再造共和，为国民争
得了人格，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
这些，大家应是耳熟能详，无须在下细说。梁某只挑一个刚好与松坡平
生这两件大事存在某种因果关系，极见此公眼力手段，又不大为人所知、所
注意的轶事，作为注脚。以见事所必至，理有固然。
1913 年，时任云南都督的蔡锷将调到中央政府任职。云南带兵将领谢
汝翼、李鸿祥等，都对即将出现的遗缺很感兴趣，跃跃欲试。但蔡锷另有想
法。他保荐时任贵州都督的唐继尧回滇继任。贵州“改土归流”之后才设立
行省，地狭民穷，一切惟云南马首是瞻。当时又流行本省人治理本省的说法
和做法，唐、谢、李都是重九起义的中坚分子，又都是云南人。以小易大，
衣锦还乡，唐继尧当然喜出望外。可谢、李就不乐意了。李鸿祥更是向松坡
力争，说：唐已外任，就象已经出嫁的姑娘，应该向外谋求发展，不宜再回
娘家争权夺利。松坡知人甚深，不为所动，并作好相应安排。结果，唐继尧
顺利出任云南都督，贵州都督亦由与蔡、唐有深厚渊源的刘显世(黔人)继任。
30
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唐继尧对松坡不能不有极为深刻的感恩知己之感。
袁氏老奸巨猾，树大根深；试图改变国体、帝制自为时，气焰熏天，不可一
世，似乎已有必成之势。唐继尧其时已获封开武将军，授一等侯，唐父兴高
采烈，对袁氏感激涕零。唐尽可安富尊荣，南天独霸，为所欲为。但他弃之
不顾，毅然决然兴兵护国；松坡逃离北京后辗转进入云南，毫不迟疑犹豫，
足证蔡、唐二人是有着深厚的思想和感情的双重基础的。护国军兴，云南独
立。贵州第一个相应。
松坡当年的棋子与伏笔，逐一发挥了作用。
松坡公忠体国，志向高远，深谋远虑，英华内敛，厚积薄发，事发必成。
决非自我神圣欺世盗名眼高手低一事无成之徒可比。
四.特立独行
孙中山号称“国父”。国共两党或真或假都对他顶礼膜拜，固不待言。
精明自负如阿扁，也不得不对孙维持一种表面上的礼貌。国民党的乱臣贼子
如宋楚瑜，首访大陆，也跑去祭拜中山陵。真是盛矣隆矣，堂哉皇哉。
恕在下眼拙，我拿着放大镜翻了不少典籍，实在看不出孙氏何以能算是
中华民国“国父”。换一个字，庆父，倒是差之不远，庶己近之。
作为历史人物，孙文自有其贡献和地位。但对此公，梁某实在不敢恭维。
他是这样一种人：自以为真理在手，智珠在握，惟我独尊，予智予雄。任何
人都不行，就我行。成功必自我出。为了一个虚幻的目标，不惜一切代价：
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外交的......。不顾实际，不恤国力，我行我素，
乌烟瘴气。孙大炮的诨号，其来有自。
31
下面仅举一例，以见孙先生迂远而阔于事情到了何等地步。
1912 年 8、9 月间，孙文、黄兴北上，与大总统袁世凯共商国事。孙
非常认真地表示他愿在十年内修筑铁路 20 万里，请袁在同期训练精兵 100
万。令袁嗔目结舌。
如今，都快过去 100 年了，国家也走进新时代，欣逢盛世。现在我国
有铁路多少里？高明有以教我。
袁世凯在亲信面前对孙中山、黄兴的评价是：“孙氏志气高尚，见解亦
超卓，但非实行家，徒居发起人之列而已。黄氏性质直，果于行事，然不免
胆小识短，易受小人之欺”。奸雄就是奸雄。袁大头真是不简单。对比他对
孙黄宋蔡四人的评价，真是韵味悠长。别的且不说，即便就从这一点看，我
对日前据说是一个“美得惊动了中央”的胖子写的极为严苛地批评刘亚洲的
帖子就不能不持保留态度。鲁迅说过：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他轰
走了。书生毕竟就是书生。话扯远了，打住。
近半个世纪来，多了很多莫名其妙、荒唐可笑的教条。如哲学上的唯心
主义唯物主义。如历史上的孙中山、冯玉祥。
只要是读过一些近代史书籍，且肩膀上扛着的脑袋确属自己的朋友，对
基督将军其人，必然会有自己的认识。但读官方出版物，你只会知道他爱国
反蒋，都是予以正面肯定的。十多年前，李锐先生的力作《庐山会议实录》
问世。奇了怪了，原来另有奥妙。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我党最高层一致给
彭总的定性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喝喝，原来如此。大家
只是心照不宣罢了。心里所想与嘴巴所说、纸上所印居然大相径庭，真是咄
咄怪事。
32
评价蔡锷，原来也要定性、划线。“是灭清、抗袁、拥孙”的孙中山革
命派，还是“保清、附袁、反孙”的梁启超改良派，学者们争得不亦乐乎。
其实，这是一个伪问题。
蔡锷向来主张和笃行的是军人的“不党主义”。他当然不是革命派，对
孙中山从来都是敬鬼神而远之。梁启超是他的恩师，影响很大，关系极深。
但松坡也并不是惟老师马首是瞻。进退行止，他都有自己独立的判断。说他
是改良派也比较勉强。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如果硬要戴顶帽子，我只能
说：他是一个国家利益至上的真诚伟大的爱国者，一个现实感很强的政治家
和军事家，一个存在主义者。
蔡锷与孙文保持距离，是因为他认为后者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足成
事。
无庸讳言，松坡支持、拥戴过袁世凯，而且是坚定的、真诚的。事实俱
在，不必曲为之说。二次革命前后，松坡的言行就是例证。当时他认为，这
么大一个国家，又当政体变更之际，亟须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作为重心，
从事统一和建设大业。强干弱枝只会引发内乱，毁了国家的前途。一切只能
在法律范围内行事。所以他才不顾个人名利，欣然进京，想在中枢作出一份
自己的贡献。
他对袁氏的认识是有一个变化过程的。当他看穿了袁世凯的帝制野心
后，就对他不抱任何幻想，拒绝一切拉拢利诱，准备反袁。因为袁氏已不是
一个国民政府的首脑，而是一个即将黄袍加身的孤家寡人了。
这完全不足为松坡之病。恰恰相反，这倒正可反映出他克己奉公，一切
以国家根本利益为依归的高贵品质。这样的中国人实在是太少了!苏东坡说：
33
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古今贤之，贵
其真也。
我也是这样看待蔡锷对袁世凯由支持到反对的。作为军人，更是“贵其
真也”。
梁启超则是另一种情况。他对松坡影响之大，关系之深，路人皆知。不
少人认为他们的政治见解和做法完全一致。这实在是皮相之见。梁蔡师弟，
大同小异。大同，就不多说了。小异，试述一二。
1.蔡锷决定投笔从戎时，任公曾力加反对。认为他天资聪颖，身体瘦弱，
不如研究学问。松坡不为所动。并说：不做个出色的军人，就不再来见梁师。
此其一。
2.1915 年底，松坡离京入滇。梁氏一再要求他先从唐继尧手里夺回大
权，以便展布。后来蔡、唐商讨谁出征谁留守时，任公又一再去电，建议唐
出蔡留。这是一些非同小可的建议。弄不好或私心稍重，定力稍差，都会导
致前功尽弃，后果不堪想象。
松坡不为所动，一秉大公。终于协力同心，大功告成。此其二。
3.护国战争胜利，松坡由前线到成都就任四川督军兼省长。经过简阳时，
熊克武认为护国军兴，是由梁启超的进步党号召，蔡锷发动领导的，熊所属
的国民党对此役关系甚小。与其被排斥，不如自己识相，自解兵柄。不料蔡
锷不但没有批准熊辞职，反而认为他无个人名利思想，特予器重，任命熊为
第 5 师师长兼重庆镇守使。熊及国民党人极为感动。任公则颇致不满。此其
三。
似乎用不着多说了。
34
在梁某心中，蔡公松坡，大忠，大智，大勇，大廉，是极为稀缺的最优
秀的中国男人，中国军人。
忠，智，勇，上文都有涉及。下面谈谈蔡公的廉。
护国军兴，袁世凯恼羞成怒，责令湘督汤芗铭查抄松坡家产。不想不查
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将军为官多年，邵阳老家却仍然寒素贫微，“实无财
产可查封”。
松坡病逝后，人们发现他生前“尚欠债三四千金”。
历史学家李剑农写道：松坡“历岁治军南省。光复之初，开府滇中且二
年，未尝为身谋。盖棺后室家萧然无长物，尤是为当世军人楷模。”
作家陶菊隐说：“自民国以来，武人解兵柄，棠爱犹存者，蔡松坡一人
而已。”
五.儒将风流
吴佩孚是著名的秀才将军。能诗，“电报战”时更是妙句迭出，颇为出
采。
其实，蔡松坡 13 岁中秀才，手不释卷，学贯中西，文化素养颇深,决不
在吴子玉之下。只是文名为其武功所掩罢了。
蔡锷诗文函电等均颇有可观。这里只说说他的几副对联。
1.淡泊明志，
夙夜在公。
35
作于 1910 年。时任广西讲武堂监督。
上联浓缩诸葛武侯名言。下联直接采用<<诗经>>成句。工稳劲拔。可
视为松坡一生的座右铭。
2.才若晨星，国如累棋，希合而支持，乃聚而歼绝；
君等饮弹，我亦吞炭，与生也废弃，宁死也芬芳。
作于 1916 年 4 月。吴恭亨说：“吞炭自喻病喉失音。然三十六字，绝
为沉痛，亦绝为呜咽。人亡之感，千百世下，读者尤生累欷。”
3.是南来第一雄关，只有天在上头，许壮士生还，将军夜渡；
作西蜀千年屏障，会当秋登绝顶，看滇池月小，黔岭云低。
题雪山关联。作于 1916 年初，松坡时在川南前线指挥作战。多处化用
唐宋诗于无形，豪迈苍劲，厚实雄浑。我很喜欢。有人说，此联是朱德与蔡
锷合作而成的，那大概就是鲁迅所说的“借光自照”了。
4.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实行，是能创作一生者；
曾送我海上，忽哭君天涯，惊起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
挽黄兴联。作于 1916 年 11 月初。时在日本九州治病。此为松坡绝笔。
上联赞扬黄克强首创民国的功勋。又提及武侯名言，可见这位先贤对松
坡志业人格影响之深远。亦可视为松坡的夫子自道。
下联感念友谊，自伤身世，令人黯然神伤。
此外，蔡锷与小凤仙的一段高山流水风尘情缘已久为人知。这里就不多
36
说了。也转录几副对联，供大家欣赏。
蔡锷赠小凤仙联：
1.此地之凤毛麟角，
其人如仙露明珠。
作于 1915 年，北京。嵌字联。
2.不信美人终薄命，
从来侠女出风尘。
小凤仙挽蔡锷联：
1.不幸周郎竟短命
早知李靖是英雄。
2.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那堪忧患余生，萍水姻缘成一梦；
十年北地胭脂，自悲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
小凤仙的两副挽联工整贴切，爱厚悲深。又深自矜重，决非俗手所能为。
这两副出色的挽联，伴着小凤仙的名字，应与松坡同不朽。
六.余音
与几个朋友游泳后喝酒聊天。谈到清宫戏，报纸电视，反腐保*先，太
平盛世。你一言我一语，气氛热烈。
某甲忽然说：“还是岳少保说得是：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惜死，就不愁
天下不太平。”
某乙反驳了几句。还没说完，正找词呢，某甲又连珠炮似地说：“多年
37
不打仗了，武将怕不怕死，不好说。可你见过能有几个文官不爱钱的？国家
也还没统一。你用的东西，大到汽车、家庭影院，小到洗发精沐浴露牙膏刮
胡刀，有几样是真正的国货？飞机 航母什么的就不说啦。再说，盛世不盛
世的，都是后人评说的，没见过谁自己宣布吧？”
一时举座默然。
时近午夜，这篇文章总算可以结束了。有点儿累，但也感觉很痛快。今
天立秋，天气也真的转凉，比较舒爽了。写写蔡公松坡，是我多年夙愿。现
在，算是如愿以偿。快何如之。
凉风由阳台吹进书房。夜空阒寂，花香四溢。
忽然想起苏东坡的诗句：
江城地瘴蕃草木，
只有名花苦幽独。
嫣然一笑竹篱间，
桃李漫山总粗俗。
......
38
百年五牛图之三：关于张季鸾
一.从何说起
现在的报纸很多。但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委实没有多少看头。我已经
很少看报了。想起曾经象追星族一样追着读过多年的两份报纸，恍如隔世。
我指的是<<体坛周报>>和<<南方周末>>。
老读者应该都还记得<<体坛周报>>在上届世界杯前后卑劣下作进退
失据的丑陋表现。让人倒足了胃口。从那以后我就没再买过这份报纸。
至于<<南方周末>>，情形则更为复杂一些。自从空降一个新主编后，
每况愈下，一蹶不振，终至惨不忍睹。有心的读者仔细看看前期它煞费苦心
为顾雏军预作的无罪辩护和对长虹管理层曲线收购化公为私的回护，再看看
该报科龙和长虹的广告，就知道南周与资本早已沆瀣一气，甚至已然不顾起
码的体面。可叹的是，一些痴心的朋友还在盼望它能起死回生呢。
我曾买过南周十余年，一期不拉。后来是积习难除，偶尔买买。现在已
是意兴索然，割袍断义。偶然在图书馆翻翻，常常也只是一声叹息。它完了。
唐人诗云：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深知南周不容易。所以我对它保
留了足够的耐心和原宥。但这毕竟是有限度和底线的。眼下，我对它已无所
期许。
曾经满腔热情地向一些亲友推借过它。甚至外出旅行，在车站、餐馆、
酒店、商场......看到拿着或看着这份报纸的人，也没来由地多出一种亲切之
感，觉得吾道不孤，深感快慰。
原来南周很俏，一般上市当天即可售完，有时还要交代熟悉的报亭预留。
39
现在，它明显已成滞销品。有时看着报摊上脏兮兮的过期南周，心里真是五
味俱全。
对我而言，两份曾经那么优秀、伴随本人度过许多美好或是寂寞时光的
报纸都已经名存实亡。
现在，我们读什么呢，在表面嘈杂喧闹而堪读之物寥寥的中国？
将来的预期似乎比较模糊。那么，不妨回过头来看看过去。
不由想起一个人、一份报纸和一个时代。
梁某认为：百年中国，1949 年之前的<<大公报>>是最成功的报纸，
张季鸾先生是最杰出的报人。(待续)
二.榆林张季子
张炽章，字季鸾，后以字行。祖籍陕西榆林，1888 年 3 月 20 日生于
山东邹平。父张楚林，少年时期蒙受总兵刘原基、知府蔡北槐赏识，弃武从
文，考中进士，以知县分发山东。为报答知遇之恩，张楚林在家中设立刘、
蔡二人牌位，令子孙后代不绝祭祀。这种知恩图报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张季鸾。
他后来曾自述其基本人生观为“报恩主义：报亲恩，报国恩，报一切恩!”
我认为这是理解张与蒋介石关系的一把钥匙。
13 岁时，少年张季鸾不幸丧父。历尽千辛万苦，与母亲扶柩回到榆林。
先后在榆阳书院、宏道学堂就学，历受名师指导点拨，成绩优异，打下比较
扎实的古文和史地基础。1904 年到省会西安应试，深受学台(教育厅长)沈
卫器重，并与其侄沈钧儒及于右任等订交。若干年后，张、沈、于等都成为
民国名人。
1905 年，经沈卫保举，选中官费留学日本。因办理母丧及学习日语，
40
次年才得以成行，东渡扶桑。先入经纬学堂补习日语，不久升入东京第一高
等学校，学习经济学。业余主编陕籍留学生出版的<<夏声>>杂志，鼓吹革
命。同时经常为国内报纸寄稿。
虽然思想激进，朋友亦多为同盟会人，且不乏要员；但张季鸾已经决心
要走“新闻救国”、“言论报国”的道路。他又一直主张新闻工作者要超然于
党派之外，才能保持客观公正；所以，他始终没有加入同盟会，以后也从未
参加任何党派。可谓独具只眼，矫矫不群。
张在日本留学 5 年，好学深思，对日本的历史、政治、思想、文化，尤
其是明治维新以后的变化，以及社会思潮、风俗人情，都作了决非浮泛的调
查和研究。日文水平也相当之高。当时日本学者评价说：中国留学生中，日
文写得流畅清丽的，首推张季鸾的论文和戴天仇(季陶)的书信、小品。1911
年春，学成归国，出任辛亥革命前后很有影响的报纸上海<<民立报>>编辑。
正式开始报人生涯。
1912 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张季鸾及时向
<<民立报>>拍发新闻电，报道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和大总统就职情况。这是
中国报纸第一次拍发的新闻专电。
此后十余年，辗转京、沪办报，历任多家报社总编辑。直声、文名天下
皆知。但当时政治黑暗，经济落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新闻行业的外在
环境甚为恶劣。张季鸾槃槃大才，一腔热血，仍无充分施展身手的舞台。其
间还曾两度从政、两番入狱。
两番入狱就不去细说了。无非是坚持报人的情操和良知，揭露了反动政
府和无耻政客的疮疤。这分别是袁世凯和段祺瑞时期的事。
41
两度从政，一是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虱时，由于右任
推荐，出任总统府秘书，参与了<<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等重要文件的起
草工作。后随孙中山去职。为期很短。
另一次是在 1925 年，经由时任河南军务督办的同乡好友胡景翼推荐，
任命张为陇海铁路会办。这是当时数得上的肥缺。结果，他上任不到一个月，
就拂袖而去。扬言：“不干这劳什子，还是当我的穷记者去！”诚如于右任后
来作诗追念所云：“发愿终身作记者，春风吹动耐寒枝”。他随后去了天津。
一时无固定工作，凭稿费维持生活。做了一段时间的第一代“自由撰稿人”。
鱼到南阳方得水，龙飞天外便为霖。
条件逐渐成熟。机会终于来临。
1926 年春，天津<<大公报>>停刊。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这三位
都曾留学东瀛的老友风云际会，情投意合，决定接办下来，做一番轰轰烈烈
的事业。确定由吴出资 5 万元，改组为“新记”<<大公报>>，于 9 月 1
日复刊。吴鼎昌任社长，只负责采购白报纸，不过问具体社务。张季鸾任总
编辑兼副总经理，主持编辑、言论工作。胡政之任总经理兼副总编辑，总揽
经营及人事大权。报社大政方针，三人商而后行；有分歧时，少数服从多数；
各各不同时，以张先生意见为准。为保持独立性，拒绝接受外股投资，打算
情况最坏也不过将 5 万元钱陪光了事。为此明确提出了“不党、不卖、不私、
不盲”的四不方针。三位先生各擅胜场。他们合作的决心、诚意和效率令后
人惊叹和惭愧。
当时国内形势也正在发生变化。国民革命军已经出师北伐。
正是由于主客观各方面条件的契合，才成就了百年中国最成功的报纸：
42
“新记”<<大公报>>；以及它的灵魂----最杰出的报人张季鸾先生。
很快，<<大公报>>成为国内最有影响的报纸，成为新闻行业的一面旗
帜。一纸风行，朝野侧目。它在经营方面也十分出色，利润丰厚。而且人才
辈出，犹如雨后春笋，令同行羡慕不已。
巨大的荣誉和成功就这样不期而至。
关于张先生与<<大公报>>，后文将有专章论述。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全面抗战的局面形成......，张季鸾和他的<<大公
报>>都发挥了巨大的、人所不及的作用。
可惜张先生没能亲眼看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1941 年 9 月 6 日，张季
鸾因病在重庆逝世。病重期间，蒋介石曾亲往医院探望，蒋氏唁电有“握手
犹温”之句。
陪都新闻界和各界人士为张季鸾隆重举行了追悼会。国共两党领袖蒋、
毛诸公同声哀悼。蒋介石、周恩来都亲自参加公祭并致送挽联。
蒋的挽联是：
天下慕正声，千秋不朽；
崇朝嗟永诀，四海同悲。
周恩来、邓颖超联名赠送的挽联写道：
忠于所事，不屈不挠，三十年笔墨生涯，树立起报人模范；
病已及身，忽轻忽重，四五月杖鞋矢次，消磨了国士精神。
张季鸾逝世后，全国新闻界首倡公葬于陪都重庆。由于张的家属和陕西
省各界以归葬故乡为请，经过公议改在西安近郊长安县竹园村安葬。陕西各
界隆重举行公祭大会，西安全市下半旗致哀。蒋介石再次亲临致祭。我实在
43
想不起来这个独裁者还曾对何人如此念念不忘，一往情深。
1944 年 11 月，张季鸾惟一的一部著作<<季鸾文存>>(上、下册)由其
平生挚友胡政之主编出版。当时正值抗战最困难时期，书出得比较简陋。
1988 年张先生百年冥寿之际，台湾方面出了精美的新版。
文革期间，张先生陵墓被红卫兵捣毁。
就本人所知，在垃圾读物汗牛充栋的眼下，尚未见大陆哪家出版社出版
过一代报人哪怕一本薄薄的选本。
好在季鸾先生生性豁达，不象当代才子那般自恋，不会计较这些。他曾
对及门弟子徐铸成说：我们的文章上午见报，大家看了；下午就拿去包花生
米啦。言之坦然，毫无不快。
但我不知道：后人、历史将会如何评说？
三.报人模范
季鸾先生自 1911 年参加<<民立报>>工作，到 1941 年逝世，度过了
整整 30 年的记者、报人生涯。起初历经坎坷，备尝艰辛。1926 年主持新
记<<大公报>>笔政后，如鱼得水，龙飞九天，15 年间，意气风发，驰骋
报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朝野一致景仰，声名远播海外。其影响之大，
享誉之高，不惟国内罕有其匹，就是在欧美新闻人中，也不多见。
张季鸾是蒋介石心目中的首席“国士”、“宾师”，极蒙礼遇敬重。两人
之间的恩怨情仇饶有意味，颇值一说。这个且留到下章细说。
周恩来的才能之大、眼界之高，以及他与蒋的分离遇合，大家都很清楚，
无待烦言。但张季鸾却又是周推许仰慕的“报人模范”，并引起社会各界的
44
广泛共鸣。这就很不寻常了。
下面，尝试从三个方面入手，对季鸾先生何以能够在为数不少的民国优
秀报人中出类拔萃，成为众望所归的报人模范，一代论宗，作一点初步分析。
1.独立精神，自由思想
这是最关键、最根本的所在。是一个人、一份报纸乃至一个时代、一个
民族、一个国家的灵魂和命门。
1926 年 9 月 1 日，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架马车”合力而为的
新记<<大公报>>横空出世。张亲撰社评<<本社同仁之志趣>>，明确提出
“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
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辅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股资。是以吾
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智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其要义，即在
于开宗明义，强调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极端重要性，力图保持报纸的独立、
客观和公正。大致可以说，1949 年之前的<<大公报>>坚守了这一宗旨，
做得相当出色。它的成功,决非偶然。
张季鸾基于民主自由的思想理念，终身笃行，对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
政府压制言论自由的新闻制度，进行过坚持不懈的英勇斗争。他先后在<<
大公报>>发表过<<国府当局开放言论之表示>>、<<关于言论自由>>、
<<改善取缔新闻之建议>>......等多篇社评，大声疾呼统治当局新闻检查机
构对于各界言论和新闻舆论，应“力采宽大主义”，“充分尊重人们权利之精
神行之”，“凡批评政局政策及官吏行动者，除非其主张有阴谋反动之嫌，概
45
不禁止”，主张实行尽量允许自由发表言论的政策。
“若当局持吹毛求疵之态
度，则中国永无言论自由可言矣。”
1927 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 4.12 政变。国共分裂，大革命失败。4 月
29 日，张季鸾写出社评<<党祸>>，抨击蒋介石杀戮青年、残害进步。社
评说：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蒋介石曾表示过服从，现在却翻云覆雨，大开
杀戒，实属口是心非下流丑恶的两面行为。张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表示“极
端抗议”!
同年 12 月 2 日，也就是蒋介石宋美龄新婚次日，张季鸾写了社评<<
蒋介石之人生观>>，抓住蒋本人关于“婚姻与革命”的文章和言论方面的
矛盾与破绽，斥蒋“离妻再娶，弃妾新婚”、
“累累河边之骨，凄凄梦里之人，
兵士徇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极点”等等，还骂蒋“不学无术，为
人之祸”。文章纵横捭阖，冷嘲热讽，逻辑谨严，文采出众，可谓珠圆玉润
而又痛快淋，是一篇很出色的文字。蒋对张“久仰久仰”，但很可能正是此
文彻底征服了他，使蒋总司令下定决心，放下架子，主动与张缔交。建议感
兴趣的朋友不妨找来原文细读。端的是精彩极了也么哥。
1935 年丙子双 12 事变，对中国的前途命运、对国共两党的起落兴衰
都具有决定性影响。最终得以和平解决，张季鸾和<<大公报>>发挥了举足
轻重而一直为人所忽略的作用。这个问题将在下章作详细阐述。
1930 年，张季鸾派曹谷冰去苏联采访新俄，并作了一系列实事求是的
客观报道和评论。当时正值国内反苏反共高潮。
1934 年，<<大公报>>的子报<<国闻周报>>曾连载“赤区土地问题”
专栏，肯定苏区有一整套社会制度，值得认真思考、研究，决不是什么“土
46
匪”、“流寇”。
1935 年 11 月起，<<大公报>>开始连载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
>>，首次向全国公开报道了红军长征的事迹。
中日关系是当时的重大问题。张、胡、吴三位先生都是留日学生，通晓
日本政情，与日本朝野人士多有接触联系，对之研究有素。他们的观点和主
张迥异时流，但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
1928 年，北伐军到达山东时，日本一手制造了济南 5.3 惨案。<<大公
报>>对此有所预感，事前曾经发表警惕性言论。事件发生后，及时对日本
提出了强烈抗议。但在具体主张上却提倡隐忍持重的态度。对于 9.18 事变
也是如此。认为应先行致力于国家的统一和建设，凝聚国力，不能轻易“一
战”。报纸因而遭到社会上的一些唾骂，报馆还被人投了炸弹，张季鸾本人
也受到过一个炸弹邮包。但张先生和<<大公报>>坚持己见，不为所动。张、
胡相商，决定“宁牺牲报纸销路，也不向社会空气低头。”他们其实才是最
坚实冷静的民族主义者，与“爱国贼”恰成对照。
1937 年 7.7 事变爆发，北方大局急转直下。7 月 27 日，日军大举进攻
北平；次日晚，进攻天津。29 日，<<大公报>>发表了张季鸾撰写的社评：
<<艰苦牺牲的起点>>，认为事情的性质和时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力主坚
决抵抗，全面抗战。这种立场对全国的舆论和人心、对国民政府的决策都产
生了重大影响。由此直至抗战胜利，<<大公报>>都是我国新闻舆论界的一
面旗帜，执国内言论之牛耳，朝野关心，中外瞩目。
1941 年皖南事变(百年中国，“事变”何其之多!可惜很少有什么好事。)
发生后，张季鸾曾指责中共违背军令，“破坏抗战”。同年中条山战役后，张
47
季鸾、王芸生批评中共部队第 18 集团军养敌自重，游而不击，“坐视敌军
猖獗而不抗”，“坐视国军苦战而不援”。一时间在国内外造成很大反响。中
共深感不快。周恩来亲自致信给张、王二先生，进行反驳和解释。
张季鸾和<<大公报>>顶着来自左、右双方的巨大压力，特立独行，态
度很有点类似鲁迅所谓的“横站”，孤苦万状，危机四伏。结果，山重水复
之后，柳暗花明；狂风暴雨过去，彩虹出现。这也是那个兵荒马乱波诡云谲
岁月的一大奇迹吧。
2.腾龙跃虎，游刃有余
1938 年在汉口，周恩来就曾对<<大公报>>名记徐盈等人说：
“做总编
辑，要象张季鸾那样，有悠哉游哉的气慨，如腾龙跃虎(一作游龙飞虎)，游
刃有余。”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除开“党报党刊”不算，读得最多、最用心的报纸，
就是<<大公报>>。直到 1958 年，毛还这样教导中共新闻界头面人物、新
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张季鸾摇着鹅毛扇，到处作座
上客。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观察形势的方法，却是当总编辑的应该学习
至于蒋介石对张先生的敬服不暇，上面下章将有专述。
那么，张季鸾究竟是怎样当他的总编辑的呢？居然令曾经沧海的国共两
党最高领袖不约而同加以推重，甚至经久不忘？
张季鸾身材不高，夏天常穿一件丝绸长衫，潇洒从容。人较瘦弱，但双
48
目炯炯有神。说话急时略有口吃。待人接物，亲切和蔼，随随便便，无拘无
束，常常使人有如坐春风之感。
根据三巨头的分工，张先生负责处理版面、指挥采访、撰写评论。他做
这一切，得心应手，有条不紊。白天，他忙于接触各界人士，促膝谈心，了
解社会各方面最新动态。。每天午后到报馆主持编务，首先看当天送来的经
济行情，因为那时的公债涨落、外汇升降最能反应国内政局的变化。其次是
翻阅日文英文报纸。对京、津、沪出版的其它报纸也略加批阅。然后评判长
短，分配、布置工作。晚间亲自处理重要新闻。板式安排，主要标题，他都
要斟酌推敲，精益求精。重要社论，往往亲自动手，下笔千言，一气呵成，
如同“宿构”。他工作起来有两大特点：一是不管周围环境多么嘈杂，他都
能全神贯注写稿；二是知识丰富，对于时事了如指掌，并富有远见和预见性，
有关国内外的重要数据，不论今古，都能熟记无误。终日忙碌，工作认真细
致，却又能游刃有余，驾轻就熟，一切井井有条，毫无手忙脚乱之态。无怪
乎周公如此推崇佩服。
季鸾先生写文章态度十分严谨，执笔前深思熟虑，文章通篇情绪饱满，
遣词造句一丝不苟。谈论一些问题，往往能够抽丝剥茧，层层深入。文中常
有精美警策的对仗句，读起来琅琅上口。他认为，写文章立意固然要不落俗
套，而文字尤其需要推敲妥切，不能留有漏洞，而为他人所乘。他的文章无
隙可乘，无懈可击。他对处理新闻的态度，是力求准确、客观、忠实、全面，
并且很注意细节。
<<大公报>>的巨大成功，得力于三巨头的无间合作。他们都是人杰，
且各有所长。但最重要的，还是靠张季鸾的一枝生花妙笔。
49
梁某认为，百年中国新闻史，无论见识、人品、事功还是文笔，张季鸾
先生都是最杰出的报人，他在编辑、采访、评论及培养新闻人才等各个领域
都有创造性的、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3.名士风度，菩萨心肠
季鸾先生学识渊博，交游广泛，三教九流，无所不包。自蒋氏中正以下，
举凡政坛领袖、学界名流、商业巨头、金融大鳄......皆乐与之为友，并引以
为荣。自不待言。还有些比较特殊的角色。
西藏的达赖和班禅，都与他互相仰慕，书来信往。而张先生是无神论者。
戏剧名家梅兰芳、俞振飞都把他当作高端票友。先生病逝后，海上闻人杜月
笙赶赴重庆，扶棺痛哭，连声呼叫：“四哥!四哥!”悲痛万分。据杜老板的左
右说，从没见过他这样如丧考妣。
张人缘极佳。又特别喜欢并善于提拔扶掖年轻人。
1940 年前后，张由重庆到香港小住养病。当时，港版<<大公报>>由
其得意门生徐铸成主持。徐平时工作很忙。一天，徐午时方睡醒，张打来电
话，说：“叔平先生(即方振武)今午邀我吃便饭，请你作陪，你赶快来罢。”
当时，季鸾先生已经难得写文章。徐到方家时，张笑着对他说：“为了让你
安安心心散淡半天，我今天早晨已把社评写好了。”于是徐偷得浮生半日闲，
痛痛快快玩了一下午牌。他对张先生无微不至的关怀体贴，感到由衷的温暖
和感激，垂老不忘。
民国元老于右任曾这样形容他平生挚友张季鸾：
“恬淡文人，穷光记者，
呕出肝胆”。而张之轻财好友，待人忠厚，豪爽仗义，慷慨大方，又是天下
50
闻名的。
同为著名报人的好友邵飘萍 1926 年间被奉张杀害。季鸾先生刚由上海
流落到天津，经济上也捉襟见肘。但他克服困难，慨然相助，把邵的遗孀祝
文秀和她的母亲接到天津，一住就是三年，张每月馈赠 100 元。这在当时
相当于一个高级编辑的月薪。
1934 年，张先生回榆林探亲、扫墓并为父母立碑。他特别关心故乡的
教育。临行前，发动各界朋友募集资金 5000 余元作为贫寒学子的奖励基金，
并带头捐助 500 元。
1937 年 8.13 沪战期间，张老年得子，他的亲友和党国权贵们，赠送了
许多贵重的金银饰物，作为贺礼。张推辞不得，便予以集中封存，并说：
“抗
战期间，前方将士为国洒热血牺牲，后方民众死于炮火或家破人亡者不知几
万家，我张某不能为得一子而收此巨礼。”及至 1939 年香港各界举行国庆
大献金时，季鸾先生慷慨解囊，把这一大包金银首饰扫数捐出。妻子想留下
一、两件作为纪念，也被他劝阻说服。追念前贤，对比当今，真令人欲语还
休。张 50 大寿时，于右任献诗：榆林张季子，五十更风流。日日忙人事，
时时念国仇。
战时重庆，一度流行白喉症，特效针剂奇贵，一般病家无力承担。张先
生趁去香港机会，自费买了几箱针剂带回陪都，捐赠给医院。他平生不事积
蓄，临终身边只有 10 元钱。胡政之说：“季鸾为人，外和易而内刚正，与
人交辄出肺腑相示。新知旧好，对之皆能言无不尽，而其亦能出处为人打算，
所以很能得人信赖。”
张季鸾名士风度，为人简淡放达，不象胡政之那般精明练达，明察秋毫。
51
偶尔也受小人之欺。只要不是大事大非的原则问题，他也并不计较。
张季鸾信仰并奉行“报恩主义”。其实，他岂止是报恩!他同时也在施恩：
向亲友，向新闻界，向国家，向一切。而且行之坦然，浑若不觉。这点让我
尤为敬仰。前辈风范，真不可及。
凡此种种，足证周恩来挽张季鸾联中所云：“忠于所事，不屈不挠，三
十年笔墨生涯，树立起报人模范”，良非虚誉，实为恰如其分的知人之言。
四.国士精神
民国时期，有个很流行的说法：作为大独裁者，蒋介石把天下人都视为
自己的部下(小举一例：西安事变发生后，身被监禁、生死未卜的蒋见到阔
别十年的周恩来，开口就是：恩来，你是我的部下，应该听我的话!至于毛
泽东不信邪，“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则是后话。)；惟有一个人是例
外，可以与他平起平坐。这个人就是张季鸾。
梁某认为，作为政治家，蒋介石的才能、尤其是个人魅力，是不如毛泽
东的。诗人毛泽东雄才大略，予智予雄，通权达变，无法无天。武夫蒋介石
则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较深，招揽贤达，敬慕君子，注重个人修养，颇有容
人雅量。比照刘少奇、林彪、陈伯达、田家英等与阎锡山、陈诚、陈布雷、
陶希圣等的遭逢命运，是很可以看出问题的。
张季鸾与蒋介石都曾留学日本，都见过孙中山。张在日本主编<<夏声
>>杂志、声名初露时，蒋就有所知闻。辛亥革命前夜，一大批热血青年陆
续回国报效，蒋张也差不多同时回国，一个拿枪，一个操笔。辛亥革命后，
已经是著名记者的张季鸾因为披露袁世凯为寻求日本支持出卖国家主权和
52
段祺瑞与日本签署出卖民族利益的借款密约消息而两陷囹圄，令蒋深为钦
佩。1927 年，蒋事业初成，头角崭露，新婚燕尔，春风得意。不意张季鸾
先后发表<<党祸>>、<<蒋介石之人生观>>两篇文章，给了他当头一棒。
尤其是后文，砸到痛处，正中要害。这使蒋充分领略了张季鸾笔锋的犀利和
舆论的重要，下决心刻意交结。
机会很快就来了。张季鸾与蒋介石初次见面是 1928 年在河南郑州。6
月，北伐军已攻至京津。张季鸾于 22 日到河南辉县百泉采访冯玉祥，得知
蒋介石沿京汉路专车北上，张即陪冯于 7 月 1 日凌晨赶到郑州迎接。张又
意外遇见与蒋同行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邵力子、秘书陈布雷和总参
议张群。邵、陈是张在新闻界的至交，陈布雷为蒋所用前也是名记，并一度
与张季鸾齐名。畏垒一苇，一时瑜亮。张群则是他留日时就熟识的老朋友。
经他们介绍，张季鸾与蒋介石“悦然面悟”，进行了全面的交流沟通，初步
缔交，双方都感到开心和满意。
自郑州晤面后，蒋对张的好感，对<<大公报>>的嘱望日渐加深。蒋每
日必看<<大公报>>，在他的办公室、公馆、餐厅各置一份，以便随时查看。
中原大战前夕，蒋介石很想能得到张季鸾和在民间早已声名卓著的<<大公
报>>的舆论支持。1929 年 12 月 27 日，蒋以国民政府 的身份通电全国报
馆，发出求言诏书，电文的抬头为：“大公报并转全国各报馆钧鉴”。此电一
发，算是以官方态度明确肯定了<<大公报>>舆论权威的地位。
1931 年 5 月 2 日，在纪念<<大公报>>发行 10000 号时，蒋介石送
来亲笔题写的“收获与耕耘”贺词，称该报“改组以来，赖今社中诸君之不
断努力。声光蔚起，大改昔观，曾不五年，一跃而为中国第一流之新闻纸。”
53
1934 年夏，蒋介石在南京大宴百官，人们惊奇地发现，紧靠蒋左边席
位就坐的竟是一介布衣的报人张季鸾，而且还看见蒋给张频频斟酒布菜，二
人谈笑风生。与宴者莫不有“韩信拜将，全军皆惊”之感。1938 年抗战正
酣，可蒋介石却未忘记这年农历二月初八是张季鸾 50 寿辰，特向正在汉口
的张致电祝贺，并派人送礼慰问。 ......
从此，张季鸾参与国府的最高决策，内政外交，与闻密勿。蒋对他言听
计从。但蒋试图延请他正式从政时，张委婉坚决地予以拒绝。象胡适一样，
张季鸾更愿意保持平民身份和民间立场。他的好友吴鼎昌，则欣然出仕(请
注意：不是“致仕”!)，历任党国多项要职。出山前，根据成约，吴辞去了
<<大公报>>社长一职。
古人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又说：君子和而不同。作为“报
恩主义”和民主自由的信奉者，张季鸾在这两方面的作为和表现都是令人叹
服的。
1930 年代前期，虽然饱受内忧外患，战乱不断，中国经济的发展仍然
相当之迅速，国力猛增。各霸一方的地方军阀被逐渐消灭，国家趋向统一。
被蒋视为心腹之患的红军也被迫放弃根据地，进行长征。最后，全军只剩下
3 万人左右，被压到陕北一隅，地瘠民穷，士气低落。西路军全军覆没，国
际道路没有打通。东征山西又损兵折将，名将刘志丹阵亡，无功而返。国军
精锐胡宗南、关麟征等部步步进逼，形势逼人。毛泽东、周恩来一筹莫展，
成天忙于给党国权贵及各界名人写信，试图停战求和，争取获得喘息机会。
正在这关键时刻，张学良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就此改变了中国历史
的走向。
54
西安事变的发生，<<大公报>>不是没有预感的。以往蒋介石出巡，
<<大公报>>只是作一般性报道，不象时下的报刊电视一样，成了“党和国
家领导人”的起居注。而此次蒋到达西安后，<<大公报>>一反故常，报道
密度非常频繁。在其中一篇报道中，甚至已经点明：“时下的西安有一种乖
戾之气”。明眼人一看就可知个中况味。
尽管有所预见，1936 年 12 月 12 日西安事变终于爆发时，<<大公报
>>还是与当时举国上下一样，无比震惊。
12 月 13 日，正在天津的张季鸾“在报馆里坐卧不安，来回踱步，不断
催促驻外记者回报消息。这一天他连饭都未顾上吃”。后张对徐铸成说：“他
们要蒋先生答应与共产党联合一致抗日，我是准备庄严地说几句话，千万勿
破坏团结，遗人以口实，让敌人乘虚大举进攻，各个击破。”这番话表明了
他对事变的理智之见。张当日赶写一篇社评，题目竟是<<西安事变之善后
>>，表明张已对事变存有以和平方式妥善解决的基本构想。张在社评中还
说：“解决时局、避免分崩”，“国家必须统一、统一必须领袖”，“各方应迅
速努力于恢复蒋委员长之自由”。次日，张又写了<<再论西安事变>>的社
评，呼吁全国各方以大局为重，呼吁张学良、杨虎城“幡然回悟”，尊蒋之
中心地位。
张季鸾对事变的内幕了然于胸。12 月 18 日，他又写出<<给西安军界
的公开信>>。这是一篇举国传诵、直接深度影响了事变解决方式、必将流
传千古的不朽之作。全文如下：
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 张季鸾
55
陝變不是一個人的事，張學良也是主動，也是被動，西安市充塞了乖戾
幼稚不平的空氣，醞釀著，鼓動著，差不多一年多時間纔形成這種陰謀。現
在千鈞一髮之時，要釜底抽薪，必須向東北軍在西安的將士們，剴切勸說。
我們在這裡，謹以至誠，給他們說幾句話：
主動及附和此次事變的人們聽著！你們完全錯誤了。錯誤的要亡國家，
亡自己。現在所幸尚可挽回，全國同胞，這幾天都悲憤著焦燥著，祈禱你們
悔禍。
東北軍的境遇，大家特別同情，因為是東北失後在國內所餘惟一的軍團，
也就是九一八國難以來關於東北惟一的活紀念。你們在西北很辛苦，大概都
帶著家眷，從西安到蘭州之各城市都住著東北軍眷屬，而且眷屬之外，還有
許多東北流亡同胞來依附你們。全國悲痛國難，你們還要加上亡家的苦痛。
所以你們的焦燥煩悶，格外加甚，這些情形，是國民同情的。蔣委員長明知
你們空氣不穩，而一再到西安，對你們始終信賴，毫不防備，也就是因為特
別同情你們之故。
你們大概聽了許多惡意的幼稚的煽動，竟做下這種大錯，你們心裡或者
還以為自己是愛國，哪知道危害國家，再沒有這樣狠毒嚴重的了。你們把全
國政治外交的重心，全軍的統帥，羈禁了，還講什麼救國！你們不聽見綏遠
前線將士們，突聞陝變，都在內蒙荒原中痛哭嗎？你們不知道嗎？自十二日
之後，全國各大學，各學術團體，以及全國工商實業各界，誰不悲憤？誰不
可惜你們？你們一定妄信煽動，以為有人同情，請你們看看這幾天全國的表
示，誰不是痛罵！就使誠心反政府，想政權的人，在全國無黨無派的大多數
56
愛國同胞之前，斷沒有一個人能附和你們的。因為事實最雄辯，蔣先生正以
全副精神，領導救國，國家纔有轉機，你們下此辣手。你們再看看全世界震
動的情形！凡是同情中國的國家，沒有不嚴重關心的。全世界的輿論，認定
你們是禍國，是便利外患的侵略！因為這是必然的事實。蔣先生不是全智全
能，自然也會有招致不平反對的事，但是，他熱誠為國的精神，與其領導全
軍的能力，實際上成了中國領袖。全世界國家，都以他為對華外交的重心。
這樣人才與資望，再找不出來，也沒機會再培植。你們製造陰謀之日，一定
能預料到至少中央直屬的幾十萬軍隊，要同你們拚命，那麼你們怎樣還說要
求停止內戰？你們大概以為把蔣先生劫持著，中央不肯打你，現在討伐令下
了。多少軍隊，在全國悲憤焦慮的空氣中，正往陝西開。你們抗拒，是和全
國愛國同胞抗拒。你們當中，有不少真正愛國者，乃既拚了命而禍了國，值
與不值？
所幸者，現在尚有機會，有辦法，辦法且極容易，在西安城內，就立刻
可以解決。你們要從心坎裡悲悔認錯！要知道全國公論不容你們！要知道你
們的舉動，充其量，要斷送祖國的運命，而你們沒有一點出路。最要緊的，
你們要信仰蔣先生是你們的救星，只有他能救這個危機，只有他能了解能原
諒你們！你們趕緊去見蔣先生謝罪罷！你們大家應當互相擁抱，大家同哭一
場！這一哭，是中國民族的辛酸淚！是哭祖國的積弱，哭東北，哭冀察，哭
綏遠！哭多少年來在內憂外患中犧牲生命的同胞！你們要發誓，從此更精誠
團結，一致的擁護祖國。你們如果這樣悲悔了，蔣先生的淚一定更多，因為
他為國事受的辛酸，比你們更多幾十倍。我們看他這幾年在國難中常常有進
步，但進步還不彀。此次之後，他看見全國民這樣悲憂，全世界這樣繫念，
57
而眼前看見他所領導指揮的可愛的軍隊大眾，要這樣犧牲，而又受你們的感
動，他的心境，一定是自責自奮，絕不怪你們。從此之後，一定更要努力集
思廣益，負責執行民族復興的大業。那麼，這一場事變，就立刻逢凶化吉轉
禍為福了。你們記住幾點：（一）現在不是勸你們送蔣先生出來，是你們自
己應當快求蔣先生出來。（二）蔣先生若能自由執行職務，在西安就立刻可
以執行。你們一個通電，蔣先生一個命令就解決了。（三）切莫要索保證要
條件。蔣先生的人格，全國的輿論，就是保證。你們有什麼意見，待蔣先生
執行職務後，盡可以去貢獻，只要與國家民族有利，他一定能採納，一定比
從前更要認真去研究。（四）蔣先生是中央的一員，現在中央命令討伐，是
國家執行紀律。但我們相信蔣先生一定能向中央代你們懇求，一定能愛護你
們到底。
我們是靠賣報吃飯的，誰看報，也是一元法幣一月，所以我們無私心。
我們只是愛中國，愛中國人，只是悲憂目前的危機，馨香禱告逢凶化吉！求
大家成功，不要大家失敗。今天的事情，關係國家幾十年乃至一百年的命運，
現在尚盡有大家成功的機會，所以不得不以血淚之辭貢獻給張學良先生與各
將士。我想中國民族，只有徹底的同胞愛與至誠能挽救。我盼望飛機把我們
這一封公開的信快帶到西安，請西安大家看看，快快化乖戾之氣而為祥和。
同時請西安的耆老士紳學生青年，都快去求他們照這樣做。這是中國的生路，
各軍隊的生路，也就是西安二十萬市民的生路。全世界全中國，這幾天都以
殷憂的目光，望著西安陰鬱的天空。趕緊大放光明罷！萬萬不要使華清池西
安等地，在中國歷史上成了永久的最大的不祥紀念！我們期待三天以內就要
有喜訊，立等著給全國同胞報喜。
58
此文一出，国民政府当即让大公报馆加印了 400000 份，派专机飞往西
安上空散发。至于所起到的作用，据陈纪滢<<胡政之与大公报>>一书记述：
“所有东北军及杨虎城所属看了这张传单式的社评，马上改变了态度。张、
杨二氏的心理，也立刻起了急剧变化。后来笔者亲自遇见当时参加事变的几
位东北军高级军事将领，他们描述那张传单的功效时说：‘我们看了这篇社
评，又感动又泄气。那篇文章说得入情入理，特别把东北军的处境与其遭遇，
说得透彻极了，所以我们都受了莫大感动。但大家又说：大公报不支持我们，
还有什么话可说？我们便拿着传单去见副司令(指张学良。国军，蒋总司令，
张副总司令。)，进了房间，见副司令正在阅读那上面的文章，他看完之后，
神色也变了，立刻招集会议，讨论一切。后来的变化虽然多半受委座品德的
感召，但军心涣散，将士转向，不能不说与这篇文章有重要关系。’”陈当时
在台湾。为了坐实此事，他继续说：“如今参与其事的将领，还有在台湾的，
一问便知。”可见这封公开信在西安事变中影响之巨。
1988 年，是张季鸾先生百年寿诞。我们大陆当然是不会举行任何纪念
仪式的。台湾则举行了隆重纪念活动。季鸾先生的哲嗣张士基，由此去了台
湾。垂垂老矣的少帅亲予接见，亲和有加，并从头到尾，一字不差地背了一
遍这篇社论。
<<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对张学良的影响、刺激是如此深刻。有惊无
险平安获释后声誉反而上升、地位更加巩固的蒋介石作何感想，不问可知。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中外各方面合力所致。但张季鸾和<<大公报
>>的作用，不容忽视。
59
从此，蒋、张彼此之间深觉感恩知己，关系更进一层，终生不逾。吴鼎
昌曾得意地对别人说：只要对蒋先生客气一点，我们谁都可以骂!牛气十足。
张季鸾对蒋介石的回报，不仅仅是对蒋个人友情的知恩图报。综观张的
许多主张、观点、评论，应是基于国家兴亡、民族生存这一民族主义立场。
9.18 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已踏上中国东北三省，中国再也不能一盘
散沙了。没有政权中心，群龙无首，就要挨打，就要亡国。张季鸾认为，当
时只有国民党执政的国民政府，才能承担起领导全国抗战的重任，只有拥护
国民党为“政治中心”，国家事业才可达成。在当时，中国国内任何别的党
派组织都不可能把握全国局势，更谈不上有军事力量、物质力量、动员力量
来抵御外侮，保卫国家了。张季鸾的这个主张就是“国家中心论”。
其实，张季鸾对蒋介石是有所保留的。他曾叹息着对徐铸成说：“我的
中心思想，是要抗战救国，必须要有一个国家中心。蒋先生有很多地方也不
尽如人意。但强敌当前，而且已侵入内地了，没有时间容许我们再另外建立
一个中心。而没有中心，打仗是要失败的。所以，我近几年，千方百计，委
曲求全，总要全力维护国家这个中心。”他进而说：“当然，我仍希望蒋先生
从一党一派的小圈子里跳出来，真正成为全民的领袖。建国大业如果在他手
里一手完成，可以顺理成章，省事得多。但那时我们要坚持一个口号，即国
家至上，民主第一。以此号召全国合作。”他着重考虑的是国家利益。
而对张季鸾和<<大公报>>的一些独立作风，蒋介石亦感不快。
三十年代初，在国民党一片“剿共”声中，张季鸾就派记者到红区采访。
1930 年 4 月 11 日<<大公报>>刊登了“红军纪律严明，百姓拥护”和“吃
民间饭，每人还给五百钱”等消息。此后，还报道过红军英勇作战、士气旺
60
盛的事迹。1934 年 6 月，<<国闻周报>>连续发表苏区红军的政治、组织、
经济等方面的介绍文章，向世人宣示，红军不是国民党宣传的“土匪”、“流
寇”等。当时，记者范长江就是看了这些文章后，萌生到陕北、西北考察的
念头。经张季鸾首肯和安排，范长江只身进行西北之旅(那才算是而且不仅
仅是“文化苦旅”呢。一笑。)，先后写出<<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
<<从瑞金到陕北>>、<<陕北共魁刘子丹>>等 30 余篇通讯报道，<<大公
报>>予以连载。此举使全国人民开始客观了解共产党，了解红军长征，知
道陕北有个毛泽东。一时间，<<大公报》名声大振，范长江一举成名。1935
年<<大公报>>登出范长江写<<动荡中之西北大局>>的通讯，蒋介石看到
后，深感不快，把张季鸾叫到官邸加以指责，两人大吵一顿。这是张与蒋比
较明显的一次不和。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但这没有妨碍他们之间的同情、
理解和惺惺相惜。
何谓名士风度？何谓国士精神？请看张季鸾!
五.桃李满天下
重庆时期，《大公报》的发行量相当于其他所有报纸（包括国共两党党
报《中央日报》和《新华日报》在内）发行量的总和，是当之无愧的民国第
一大报。作为《大公报》的中*心和灵魂人物，张季鸾对此发挥了关键的、
决定性的作用。可以称述的地方实在太多。该报人才济济，层出不穷，是其
得以事业鼎盛、笑傲江湖的根本原因。而这与张先生对人才不拘一格的鉴识
赏拔、独具只眼的勤教严绳、无微不至的关心爱护、兼容并包的恢弘气度，
密不可分。
别的且不说，单是开列一份《大公报》群英榜，就会长得令人吃惊，羡
61
慕得令人叹息。下面，我根据自己的理解，简单介绍一下几个资深的大公报
人及其与张先生的渊源，俾使管中窥豹，略见一斑。
1.王芸生
王芸生，学徒出身，自学成材。1929 年，王写文章与《大公报》辩论，
引发张季鸾的注意。当年夏天，王芸生向张季鸾发出了一封求职信。张季鸾
亲自到王住的地方，接他进了大公报社。
1931 年 9.18 事变，东北沦亡。事变发生后的第三天，张季鸾、胡政之
召开了从未举行过的编辑会议，讨论报纸今后的编辑方针。张季鸾严肃指出：
国家已经面临紧要关头，我和胡、吴两先生商定，报纸今后更应负起郑重责
任。他宣布了两项决策：一为明耻，二为教战。明耻，就是说先要让人民从
近代史了解外侮的由来。当场指定记者汪松年负责编辑甲午战争以来中日关
系史，王芸生协助搜集整理相关资料。后因汪才力不足，改由王独立完成。
这就是后来陆续在报纸发表、全面抗战爆发前就已辑成 7 卷本近 200 万言
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的由来。该书颇受中日双方的重视，也使王
芸生一举成名。教战，就是阐明现代战争中武器设备、后勤保障……的发展
演变和具体措施，不打无准备之仗。为此，《大公报》专门开设军事周刊，
特邀曾与蔡锷齐名的著名军事家蒋方震（即蒋百里）主持编辑。
1935 年，张季鸾提拔王芸生为编辑主任，王一跃成为大公报核*心人物
之一。1936 年，日寇进逼华北，中日全面战争一触即发。《大公报》未雨绸
缪，创办了上海版，王芸生任编辑主任，开始参与社评写作。王干得很出色。
1937 年 12 月 12 日，日军要检查在上海租界出版的中文报纸，《大公报》
自动停刊。胡政之遣散了包括徐铸成、萧乾在内的全部职工，独留王芸生一
62
人调往汉口，参加汉口版的言论编辑工作。
在此前后，王芸生曾两度应邀为蒋介石上课，主讲“三国干涉还辽”等
中日历史问题。蒋待王如上宾。
1938 年 12 月 1 日，《大公报》重庆版创刊。张季鸾因肺病时轻时重，
逐渐将编辑业务交给王芸生处理。王先是代理总编辑；张先生逝世后，正式
继任总编辑，并任社评委员会主任。重庆时期是《大公报》的黄金时代，也
是王芸生个人事业的高峰。
萧规曹随。大体而言，1949 年之前，王芸生继承了张季鸾的衣钵和事
业，而且做得还算差强人意。王一秉张“横站”的精义，执中持平，左右开
弓。他发表了一大批很具影响力的社评，如《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拥
护修明政治案》、《看重庆，念中原》、《质中共》、《可耻的长春之战》等等。
国共两党一方面极为重视，另一方面又各有不满。但这恰恰就是大公报的风
格。
重庆谈判期间，王芸生曾劝毛泽东不要“另起炉灶”。毛、周均感不快。
1948 年，天地玄黄，，江山即将易手。国民党也加强了舆论*控制。《新
民报》、《文汇报》等民办报纸先后被封杀；《观察》、《民主》、《时与文》等
周刊风声鹤唳，一日数惊；胡政之病入膏肓，危在旦夕。《大公报》何去何
从？王芸生苦闷焦急，彷徨无计。
经过《大公报》名宿同时又是中共地下党员的杨刚、李纯青作耐心细致
的工作和穿针引线，特别是同年 10 月 30 日接到毛泽东的亲笔信后，王芸
生感觉有了依归，打消疑虑，急剧左转。
1948 年 11 月 10 日，《大公报》香港版发表题为<<和平无望>>的社
63
评，系王芸生亲撰。文章罗列国民党统治的种种罪恶，说明其覆灭必不可免，
指日可待；对其残余势力要穷追猛打，不让其苟延残喘，直至最后胜利。
《和平无望》的发表，标志着王芸生和大公报立场的根本性变化。人谓
是王芸生和大公报“香港起义”。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的分水岭。
我特别注意到：陈布雷自杀，恰在 1948 年 11 月 12 日。作为名记出
身的党国大员，陈布雷多年主管舆论文宣，位高权重；而又和蔼宽容，洁身
自好，有“一代完人”之称。张季鸾、王芸生与他互相敬慕，私交甚好。陈
自舍前夕，金陵王气黯然，江山风雨飘摇。书生本色的陈深感“瓶之倾兮，
惟垒之耻”；而王芸生和大公报的急遽转向，很可能让他感到深深的挫败感，
甚至幻灭，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王芸生走进新时代。春半如秋意转迷。事情并不象他想象的那么乐观和
美好。新生的共和国多灾多难，一路风雨。王也饱受坎坷。但比照他的同行
与同事，他实在已经是够幸运的了。
1953 年 9 月，王芸生出席最高国务会议，即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 27
次会议，参加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在讨论农民问题时，毛泽东与梁漱溟发
生激烈争辩，并对梁漱溟大加呵斥，讽刺梁“比王昭君还美，比西施还美！”
梁站起来发言，陈述农民生活困境，说农民的生活在九天之下。毛泽东立即
打断梁的话，予以反驳。梁随即又为他的意见辩护，要求毛泽东有“容人之
雅量”。这时与会者纷纷起立，高声打断、制止梁的发言。梁开始仍然大声
反诉，直至被口号声、呵斥声所压倒。其间，毛泽东*突然话锋一转，冒出
一句“当年有人不要我们另起炉灶”。毛泽东的话音刚落，王芸生立即从座
位上站了起来，毫不掩饰地承认：“这话是我说的。是错误的。”就再也没有
64
坐下来。王后来说：“这时毛 才是真正对我‘怒斥’！当时心情十分紧张，
还不知毛对我将如何‘发落’呢。”还好，结果有惊无险。
1957 年，王芸生已经被内定为右派之后，毛泽东*突然直接进行了干预。
他说，《光明日报》、《文汇报》、《大公报》三大报，都算是民间报纸。《光明
日报》的储*安平和《文汇报》的徐铸成都是右派了，《大公报》的王芸生就
放他一马吧。毛一言九鼎，王立马不是右派了。我猜想，这也许不无北大图
书管理员出身的毛对学徒出身的王惺惺相惜的一点矜怜之意。当然，毛还有
其他更为深远用意。
1960 年代前期，王芸生、曹谷冰发表了他们一起花两年时间完成的《英
敛之时期的旧大公报》、《新记公司大公报的经营（1926 年――1949 年）》等
几篇长文，以当时特定的意识形态为指导，对《大公报》的历史和各阶段的
言论作了一次系统的疏理，为后人研究《大公报》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线索，
有一定史料价值。但这些文章对《大公报》作了根本性的否定，全然没有洋
洋洒洒、视野开阔、气魄宏大的文字风格，有的只是上纲上线的政治批判和
夸张了的自我否定。尤其是丑诋张季鸾先生，言辞轻薄下流，简直令人不敢
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王芸生平生最大的污点，没有守住人格的底线，是可
耻的！这一点，无论如何，我实在无法原谅王芸生。虽然他与舒芜差别很大。
他临终前跟张季鸾的儿子说：“《大公报》的历史不能由我写，我写的那个不
算数。”
据王芸生之子王芝琛说：父亲临终前已大彻大悟，悔恨自己无论有多大
压力，有多么悲痛，都不该写这样一篇“自我讨伐”式的长文，与曹谷冰一
起写成的这篇文章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违心之作”。他说实在顶不住当时的
65
压力，当时根本不想写，周恩来三次找他，最后一次明确告诉我父亲这是毛
的意思。这就由不得父亲了。当他写完该文后长叹道：“想不到，《大公报》
还是出于我的手而盖棺论定的。”他表示太悔恨了，说：“真没想到，在那场
围剿《大公报》的战斗中，我居然成了一个可耻的一员。是我自己把《大公
报》埋葬了。《大公报》的阴魂该散了。”
他心里憋得很，这是他多年来积攒下来的爆发，是多年压抑的结果，讲
到愤怒的时候他会拍桌子，有时候泪流满面。比如他回忆，建国初期，有一
次他参加中央统战部召开的高级知识分子会议，是统战部领导作关于知识分
子思想改造的报告，是谁作报告他已经忘了，但当时讲的话他记得非常清楚。
这位领导说，毛 教导你们这些人每天起码要看三次自己的屁股，看尾巴是
不是翘起来了，如果翘起来就赶快打下去。说到这里，他狠狠地拍了一下桌
子……
他说：于师于友于兄的角度，他都愧对张季鸾，没有为张写成传记。他
说：
“我是欠债的，我欠，欠季鸾兄一篇他的传记。”父亲多次动了念头想写，
但多少次又不得不放弃了。他流着泪激动地说：“我自量没有这个文采，应
该恰当地还一个真实的张季鸾告之世人。别说这么一个历史人物、时代的俊
杰，还要再编排一些‘帽子’给他戴上，这支笔如何忍心下得？”说着说着
他拿着一张白纸，连说：“寄给他，寄给他，我的白卷。”王芸生于 1980 年
去世。
俞颂华在《富有热情的王芸生》一文中说：“王芸生的文章为世人传诵。
他立言的长处是在常以国家为前提，而站在人民的立场，说一般人民所要说
的话。虽则格于环境，他有时恐未必能畅所欲言，可是他富于热情，所说的
66
话，常能打入读者的心坎。所以他的文章，始终能动人心弦，不致与无党无
派的多数民意脱节。”
李纯青则认为：“王芸生先生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短处是骄蹇自满，
独断独行，很少听人意见，更不受人指挥。他只尊敬两个人，一是张季鸾，
二是陈布雷。其文章激情洋溢，江河直泻，能引人入胜，但对问题并未深入，
看不出事物的本质。”
这大致可以作为对王芸生的盖棺论定。
2.曹谷冰、金诚夫、李子宽
上列三人在大公报历任要职，贡献良多，是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的
得力助手。曹还是张的故人遗孤，一向多承栽培关照。王芸生加上曹、金、
李，被认为是张、胡吴的四个接班人。但四条汉子与三架马车的差别是全方
位的。无待烦言。（待续）
3.徐铸成
徐铸成（1907－－1991），江苏宜兴人。1927 年底在北京师范大学上
学时以半工半读方式进入胡政之主持的国闻通讯社（实际相当于大公报的北
京记者站），历任该社北京分社抄写员、练习记者、记者。1929 年调入天津
大公报本部。因先后采访华北运动会，阎锡山、冯玉祥合谋策动中原大战及
陈济棠反蒋活动等新闻，表现优异，受到张季鸾、胡政之的赏识和器重。后
任驻汉口特派记者。1936 年调上海任要闻编辑。抗战军兴，《大公报》上海
版停刊。1938 年，徐在沦陷后的上海创办《文汇报》，担任主笔。该报利用
租界条件，依托外商招牌，与敌伪邪恶势力进行了英勇坚决不屈不挠的斗争，
成为抗日舆论阵地，后被迫停刊。之后，回到《大公报》，任《大公报》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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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版编辑主任。日寇占领香港后，任《大公报》桂林版总编辑。其间，写了
许多宣扬抗战、鼓舞人心的好文章，与王芸生并驾齐驱，成为张季鸾、胡政
之最重要、最得力的助手。桂林失陷后，转往重庆，任《大公晚报》主编。
抗战胜利后，出任《大公报》上海版总编辑。后因与王芸生意见不合，
于是辞职，并谢绝胡政之的再三挽留，改去由他手创、刚刚复刊的《文汇报》
主持笔政。该报在徐铸成、严宝礼、宦乡、陈虞孙、柯灵、马季良（即唐纳）、
孟秋江、郭根、钦本立、黄裳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很快成为影响很大的进步
报纸。由是遭到当局的忌恨，1947 年 5 月再度被迫停刊。次年春，徐去香
港，又创办了香港《文汇报》，立场进步，版面活跃，很快又成为一份后来
居上的畅销报纸。
徐曾再三问自己：如果张先生还在的话，我会离开《大公报》、另起炉
灶吗？
共和国成立后，徐铸成回到上海，复刊并主持《文汇报》。他发挥全体
职工的聪明才智，将报纸办得生动活泼，丰富多采。
1957 年 3 月，毛泽东亲口对徐铸成夸《文汇报》办得好。并说：“我
下午起床，必先找你们报看，然后看《人民日报》。有工夫再翻翻其他报纸。”
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徐到北京参加人大 4 次会议，曾与老友叶圣陶、
郑振铎、宋云彬一起共酌。宋叹着气说：“我在杭州已被批过几次，恐怕此
次在劫难逃了！”徐劝慰说：“可能有人真正想反党。你是人所共知的党的老
朋友，如果我们也被打成右派，岂不令人寒心？万一有事，谁还敢挺身拥护
党？”宋云彬惨然一笑，说“天下已定。以后不会有什么万一了。”
天意从来高难问。没过三几个月，毛泽东又亲自为《人民日报》写社论：
68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徐铸成理所当然在所难免地成了右派。
就此搁笔达 20 余年。宋云彬亦然。
1980 年 10 月，冤案始得平反。徐铸成虽然年过古稀，却以常人难以
想象的毅力，克服困难，勤奋笔耕。十来年间，写作约 300 万字，结集近
20 种，有《报海旧闻》、《新闻丛谈》、《报人张季鸾先生传》、《新闻艺术》
等。后来又出版了《徐铸成回忆录》、
《报人六十年》等著述。其中不乏精品。
他常常对人转述张季鸾的一句名言：“老记者如果不‘记’，岂不就剩下纯粹
的‘老者’，生命也就完结了。”他还是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的兼
职新闻系教授，为培养新时期新闻人材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我很敬重和喜欢从业 60 年的老报人徐铸成。他对恩师张季鸾先生发自
内心的无限敬仰和没齿难忘的款款深情，尤其让我动容。我认为：徐才是张、
胡二先生和大公报精神的真正传人。
徐铸成之子徐复仑说：“父亲的一生，其实只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办文
汇报和大公报，另一件是当右派。”话似乎说得很轻巧。但这是两件如何重
大的事呢？
好友罗孚赠徐氏诗中云：
大文有力推时代，
另册无端记姓名。
诗虽平实，但所言极确。（待续）
4..萧乾
萧乾，著名记者、作家、翻译家。1935 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后，先后主
编天津、上海、香港等地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并兼旅行记者。1939 至
69
1942 年，任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师兼《大公报》驻英特派员。1942
至 1944 年为剑桥大学英国文学系研究生。1944 年后任《大公报》驻英特
派员兼战地记者。他是《大公报》文艺和国际报道方面的重要干将。1947
年 5 月 5 日他在上海《大公报》上发表社评《中国文艺往哪里走？》得罪
了郭沫若、田汉。
1948 年 3 月 1 日，香港《大众文艺丛刊》刊登了红色文坛领袖郭沫若
《斥反动文艺》一文，公开点了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人的名，宣布他们
是红色政权的对立面。一副小开派头的萧乾从此落魄。1957 年，精明谨慎
的萧乾依然无可幸免地成为右派，就此搁笔垂 20 年。所幸夫人文洁若贤惠
能干而又博学多才，此老晚景不错，为霞满天。1985 年 12 月，被聘任为
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89 年 4 月任馆长。晚年极为勤奋，译作甚多。
萧乾主要文学作品有自传体长篇小说《梦之谷》等。主要译作有《好兵
帅克》、《尤利西斯》（与文洁若合译）等。
张季鸾、胡政之的《大公报》是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编辑、记者中，
左、中、右派都不乏其人。
据王芝琛说：“在《大公报》所谓的‘右派记者'中首推萧乾。……萧乾
一再讲，他与杨刚具有深厚的友谊。……但萧乾可能并不会想到，将他划为
《大公报》内‘右派记者'的始作俑者竟是杨刚。我们并不应责怪杨刚，在
那样的思想时代，从另一个侧面说，不但证明杨刚的活学活用，也足以证明
杨刚‘不徇私情'，包公式的‘铁面无私'。将萧乾划定为‘右派记者'，或许
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郭沫若怒斥他为：钻进《大公报》反动堡垒里的鸦
片！第三个还是鸦片！……尽管如此，萧乾是《大公报》诸记者中最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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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是《大公报》诸记者中罕见的最少具有悲剧色彩的人物。”此言甚是。
巴金晚年大力提倡“说真话”，并得到不少人响应时，萧乾却另有说法：
“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这遭到一些人误解。我却以为大可玩味。
他们其实是很好的朋友。
萧乾的一生，波澜起伏，丰富多采，很有情味，没有白过。其情史亦是
一波三折，斑斓多姿，让人想起许美静《遗憾》一曲中的歌词：你总爱让往
事跟随，怕过去白费；你总以为要体会人生，就要多爱几回。有兴趣的朋友
可参读《浪迹天涯.萧乾传》（李辉著）一书。
5.范长江
范长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时，就关心时事，积极参加各种救亡活动，
并向各报投稿。小荷才露尖尖角，即被胡政之发现并网罗。1935 年夏天，
经张季鸾安排布置，他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名义，到川北、甘南等地采
访，历尽艰辛采写了大量旅行通讯，介绍红军，揭露地方弊政，描述民不聊
生的悲惨景象。这些通讯在《大公报》连载，反响很大。结集为《中国的西
北角》出版后，风行一时。短短数月间，再版达 7 次之多。范长江也一举跻
身于名记之列。
1936 年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只身进入西安采访。后转赴延安，受到毛
泽东、周恩来的接见和盛情款待。他与毛泽东长谈后，发表通讯《动荡的大
西北》、《陕北之行》，首次披露事变真相，介绍了陕北根据地和中国共产党
的领袖。他的西北通讯代表了当时中国旅行通讯、战地通讯的发展趋势。范
长江深为毛、周的风采所折服，思想发生深刻变化。
1938 年，范长江因思想急剧左倾、与王芸生不和、不愿值夜班等原因，
71
离开《大公报》。一说其实是被开革。张季鸾、胡政之为顾全其体面，没有
声张。
范长江走上了一条新路。1938 年，参与发起并领导了中国青年新闻记
者学会。同年与胡愈之等在长沙创办国际新闻社，向海内外宣传中国共产党
的抗日斗争和民主运动。以后在香港参加创办《华商报》的工作。后到新四
军，担任新华社华中分社社长和华中版《新华日报》社长、新四军华中新闻
专科学校校长等职务。抗战胜利后国共谈判期间，任中共南京代表团发言人。
解放战争时期跟随毛泽东、周恩来转战陕北，负责宣传工作。
1949 年后，历任上海《解放日报》社长、新华通讯社总编辑、新华社
副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政务院新闻总署副署长、国务院第二办公室
副主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全国科协党组书记兼副 等要职 。
范长江代表了大公报人的另一种选择和走向。他是我党新闻事业的重要
领导人，为创建、发展和壮大无产阶级新闻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立下了
不可磨灭的汗马功劳。
1970 年 10 月 23 日，饱受屈辱的范长江在河南确山跳井自杀。
1988 年，中国记协设立了范长江新闻奖。
八卦一下：
阎锡山 1937 年去南京共商国是路经无锡，忽然起兴吟出上联：阎锡山
过无锡，登锡山，锡山无锡；却怎么也想不起下联。登报征求，亦无人应征，
几乎成为绝对。
1945 年，范长江随新四军军长陈毅在安徽天长把酒临风，观赏大江东
去。范忽然来了灵感，脱口对出下联：范长江到天长，望长江，长江天长。
72
陈毅等人都拍案叫绝。
6.杨刚
杨刚，著名女记者，作家，诗人。出生于湖北沔阳（今名仙桃。也是作
家池莉的故乡）的一个名门望族，从小有“小才女”之称。1930 年在北平
燕京大学英文系学习时即追求进步，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因个人意气脱党。1938 年，重新入党。资格比范长江还要老得多。
杨刚天资聪颖，思想激进，性情刚烈，作风泼辣。个人感情生活颇不顺
利，几经挫折。后来长期独身，全身心投入革命工作。
1939 年，萧乾应聘去英国任教，由他担纲的香港《大公报》两个副刊
《文艺》和《学生界》主编出缺。萧推荐同窗好友杨刚继任，并得到张季鸾、
胡政之的同意。杨由此得以施展身手，崭露头角。
她走马上任，就发表文章，表示要让副刊“披上战袍，环上甲胄”，也
就是要将之由“绅士”改造成“战士”。胡、张对此予以包容。她成功了。
声誉鹊起。她的代表作、长诗《我站在地球中央》就是这时完成的。夏衍送
了她一个雅号“浩烈之徒”给她，杨刚笑纳，并广为传布。
香港沦陷后，杨刚先后到桂林、重庆，继续负责编辑《大公报》文艺副
刊。同时，她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利用《大公报》名记的身份从事党的
国际统战工作。其间，在 1942 年秋，作为大公报特派记者，与澳大利亚记
者贝却敌同行，冒着战场的炮火和硝烟，前往浙赣前线和福建战区调查采访。
两个月间采写了 10 余篇报道，后汇编为《东南行》一书出版。
1944 年，根据杨刚本人意愿，经党组织批准，经胡政之努力，杨刚得
以去美国留学。留美期间，她为《大公报》撰写了 40 余篇长篇通讯和评论，
73
广受读者欢迎。后结集为《美国札记》出版发行。
1948 年 9 月，杨刚离美回国。她此次归国负有重要使命：促成十字路
口的《大公报》转向。结果，在李纯青等人的协助下，杨刚直接住进王芸生
的公馆，发挥所长，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她的任务，成功促使《大公报》
“起
义”。她当时的许多承诺后来都没有兑现，令书生本色的王芸生非常不满，
认为自己受了欺骗。其实，这是不能怪或者不能只是怪杨刚的。她也只是一
枚棋子罢了。
周恩来对杨刚的成绩十分满意。同年 11 月 27 日，杨刚到达河北平山
西柏坡述职。周恩来将杨刚介绍给毛泽东时，称她是“党内少有的女干部”！
《大公报》奉命改组后，杨刚出任党委书记，并有“党代表”之称。
1949 年 9 月，杨刚作为新闻界 14 名代表中惟一的女性，参加了首届
新的全国政协会议。10 月 1 日，她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
此后，杨刚历任外交部政策研究委员会主任秘书、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
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等重要职务，并且是一届人
大代表和党的八大代表。一时间，可谓劲头十足，风光无限。
世事难料。祸福相倚。1955 年秋，杨刚在参加一次外事活动时遭遇车
祸，不幸造成严重脑震荡。后来又偶然遗失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日记本，让她
感到十分紧张。
1957 年夏天，杨刚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投入了反右运动。她义正辞严，
痛下辣手，对好友萧乾、同事子冈（当年与杨刚同为《大公报》著名女记者，
中共地下党员。后文将有专节写及）都毫无顾惜。充分展示了一个党员领导
干部鲜明的阶级立场和旺盛的斗争意志。
74
不料仅仅 3 个月后，杨刚突然自杀身亡。弃世前一天，她还参加了批判
丁玲等人的大会。丁玲是上个世纪中国惟一一个先后得到鲁迅赠诗、毛泽东
赠词的女性。名气、风头都在杨刚之上。当时已是落魄的凤凰不如鸡。有旧
友估计，杨刚也许在精神上蒙受了极大刺激，甚至感到幻灭，以至以死寻求
解脱。
杨刚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她的真正死因，至今还是一个谜。
7.徐盈、子冈
《大公报》记者群中有四对伉俪。他们是：徐盈、彭子冈；高集、高汾；
萧离、萧凤；赵明洁、张遵修。他们各有建树。其中，徐盈、子冈名气和成
就更大一些。这对夫妇间，子冈的影响又大过徐盈。
徐盈本是学农业的，但对文学和新闻更有兴趣。子冈在中学时代经常在
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杂志上发表散文，并多次获得该杂志发起的作文比
赛奖。徐盈刚好也是这份杂志的热心读者和文艺竞赛的优胜者。他们互相欣
赏、仰慕，由书信往还到相亲相爱。相恋四年后，于 1937 年结婚，并在此
前后先后进入《大公报》，颇受张季鸾赏识。1938 年 8 月，这对伉俪在湖
北汉口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与他们此前不久对江西老苏区的一次旅行采访，
不无关系。无可讳言，在那个烽火连天兵荒马乱的年代，我党对追求进步的
激进青年是有十分强大的感召力和吸引力的。胡政之、张季鸾、王芸生对他
们的政治背景并非一无所知。但并不在意。
徐盈因表现出色，后来还被胡、张提拔，任重庆《大公报》采访主任。
他对实业问题兴趣较浓、了解较多，这方面的旅行通讯及特写专访写得又多
又好，具有相当深度，很受读者欢迎。徐盈其人其文都比较平实。
75
子冈则另具一种风采。到重庆后，先后采访了宋氏三姐妹。她发挥自己
观察敏锐、文笔传神的特点，较为准确地勾勒出三人各自的风采，广受好评。
张季鸾称许道：“颂而不谀，恰到好处。”
重庆是战时陪都，国民党对报纸控制严格。她坚持进步立场，敢于揭露
阴暗面，早被加以监控。但得到张季鸾、胡政之的庇护，也不至于有太大麻
烦。难以在重庆发表的作品，她便利用桂林新闻检查较松的条件，往桂林《大
公报》发。仅 1943 年间，她就写了重庆通讯近 100 篇之多，被称为“重庆
百笺”，多角度多侧面描述了雾都重庆的真相，反响很大。
一天，在重庆嘉陵宾馆，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主持一次节约储
金运动的集合。进茶点时，孔起立致词：“今天讲节约储金，所有准备的茶
点也很节约，只有一块维他饼和一杯红茶。但必须向诸位说明，这种维他饼
是用最富于营养的大豆制成的，......诸位吃了维他饼，不但实行节约，而且
有益于养生之道。”话音未落，子冈立刻起立提问：“这几年，前方战士浴血
奋战，后方老百姓节衣缩食，都是为了争取抗战胜利。孔院长，你可以看一
下，在座的新闻界同业都面有菜色，唯有你心宽体胖，脸色红润，深得养生
之道；可否请你继续深谈一下养生之道？”孔祥熙遭此突然袭击，瞠目结舌，
不知所措。好在此公大腹便便，宰相肚里好撑船，“哼哈”几声作为掩饰，
草草宣布散会了事。这在当今是不可想象的。
抗战胜利后，子冈于 1946 年曾以“一不做二不休”的脾气，独闯张家
口，采访军调部（国方代表郑介民、蔡文治，共方代表叶剑英、罗瑞卿），
写出蜚声一时的特写《张家口漫步》。大胆活泼、伶俐多才的子冈给毕业于
美国西点军校的蔡文治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印象。当时，他曾叹息着对子冈说：
76
“你的文章真有煽动力啊！”
岁月如流。35 个春秋后的 1981 年，蔡文治将军从美国回到北京访问。
他没有忘记故人，居然提出想见一见阔别多年的子冈。
或许是因为子冈历经 22 年磨难后已经半身不遂，卧床不起。或许是因
为子冈家过于简陋，有损国家形象，未便观瞻。或许是其他什么原因。反正，
组织上并没能满足蔡将军这个简单的宿愿，安排他与子冈见面。但当把蔡文
治的衷心问候转达到子冈的病床前时，她手拿载有叶剑英元帅会见蔡文治将
军和夫人图文的《人民日报》时，埋藏多年的爱恨情仇奔涌而出，秉性刚强
的子冈再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她思潮起伏，感慨万千，热泪夺眶而出！
1957 年，心直口快的子冈坦言：“我最不喜欢解放后这一系列的运动，
太麻烦太耽误时间，有这时间不如多搞点业务。”于是，她首当其冲地成为
“大右派”。子冈不服。批判不断升级，直至被定为“极右分子”（右派中也
有三六九等，再细分为左、中、右），开除党籍，下放劳动。比较温和的徐
盈也未能幸免，一样成为右派，“另册无端记姓名”。直到 1979 年，冤案才
得以平反。但因备受折磨，重新提笔，已经有些力不从心，无复旧日风采了。
同是《大公报》旧人，同是著名女记者，同是资深的中国地下党员，子
冈与杨刚却展示出几乎全然不同的风貌。
最重要的一点，我认为是：在杨刚身上，党性大于人性；子冈则恰恰相
反，在她身上，人性大于党性。
8.陈纪滢
在大公报名宿中，陈纪滢是个异数。
从 1931 年起，他就以客卿身份在《大公报》担任职务，是大公报的编
77
外记者，直至 1946 年，时间长达 15 年之久。而他的本职工作，一直是在
各地的邮政管理部门。他发挥自己的独特优势，为《大公报》作出了不容忽
视的贡献。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张季鸾、胡政之使用人才的不拘一格。
9.18 事变后，东北沦亡。日伪控制森严，所有与关内有联系的新闻从
业人员都被逮捕，东北与关内新闻通讯全部中断。陈纪滢利用他在哈尔滨吉
里邮政局担任邮袋组组长兼邮件检查处邮局代表的身份，独开方便之门，秘
密为《大公报》提供消息和通讯，起到了人所不及的作用。调到上海后，因
上海当时是全国救援东北义勇军的中心，他仍利用业余时间为《大公报》投
寄东北和上海方面的有关新闻。1933 年 7 月，《大公报》打算出版 9.18 事
变两周年特刊，邀约陈去东北做一次秘密采访，以反映日寇铁蹄下的东北现
状。陈克服各种困难，历时两个月，按时、出色地完成了采访任务，写出特
稿《东北勘察记》，传诵一时。
1938 年，时任武汉邮政局局长的陈纪滢参与创办《大公报》汉口版，
并兼任文艺副刊《战线》的编辑。
新疆军阀盛世才一直在国、共、苏联三方之间走钢丝，摇摆不定。他十
分仰慕张季鸾，一再邀请张先生前往新疆视察，“指导工作”。张身体欠佳，
请陈代他去新疆采访。盛对陈亦是礼遇有加。陈共去过新疆三次，做了不少
有意义的工作。张季鸾、盛世才均感满意。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全疆
终于得以保全在中国版图之内，《大公报》与有功焉。
陈后来调到四川东川邮政局任职，仍兼任《大公报》的差事，往来密切。
1946 年 5 月，在天津邮政局工作的陈纪滢因业务太过繁忙，实在无力
兼顾，才辞去在《大公报》多年的兼差。1949 年去台湾。
78
去台后，陈纪滢曾任台湾笔会中心 、立法委员等职。写有影响很大的
长篇小说《荻村传》。
他对《大公报》仍然不能忘情。陆续写了《报人张季鸾》、《胡政之与大
公报》、《重庆时代的大公报》等著作，为世人铭记和认识《大公报》作出了
不懈的努力和可贵的贡献。
9.李纯青
如果说陈纪滢是大公报人中的异数，李纯青无疑就是一个另类。
李纯青，台湾台北人。出生于福建安溪。三代都做茶叶生意。因不愿做
日本臣民，拒绝申请台湾户籍，一直往来于海峡两岸。1933 年毕业于南京
中央政治学校。曾任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闽南分会组织部部长。1934 年在
厦门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 年赴东京日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1937 年回
国后，经范长江介绍，胡政之亲予考试，进入上海大公报任日文翻译。1938
年到香港《大公报》工作，研究日本问题并负责撰写社评和专栏文章。后任
重庆《大公报》、上海《大公报》主笔兼社评委员。建国后，是第一届全国
人大代表，多届政协委员、常委，并兼任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副 。著作有《日
本春秋》、《献曝》、《日本问题概论》、望台湾、《笔耕五十年》等。
1948 年秋冬之际，李纯青积极配合杨刚，不惜工本，做通了王芸生的
工作，成功促成大公报起义。
与杨刚不同的是，李纯青非常在乎自己是一个“大公报人”。
1957 年，李纯青虽然受到打击和处分，但幸免于被划为右派，成为大
79
公报名宿中少见的漏网之鱼。不知这是否得益于他的台胞身份？
1960 年代初期，，当年的总编辑王芸生和总经理曹谷冰迫于政治压力，
曾在回忆录中对《大公报》进行自我讨伐，承认一些人对大公报“小骂大帮
忙”、
“以小骂达到大帮忙的目的”之类的指控，并恶毒谩骂张季鸾、胡政之，
由此动摇了人们对《大公报》立场的确认和信仰。即使在这种风雨如磐、泰
山压顶的压力之下，即使被剥夺了自由言说的权利，李纯青也没有向《大公
报》泼过污水。
此后漫长痛苦的 20 年间，李纯青进行了认真深刻的反思。
1978 年，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他重新提笔，宝刀不老，写出不少跌
宕传神、慷慨激昂的好文章。狂奴故态，老而弥工，令人刮目相看，拍案叫
绝。
李纯青晚年最重要的工作，是为《大公报》的立场举证辩诬。代表作是
长文《为评价大公报提供史实》。
他列举了大量无可争辩事实，为这张“旧中国”最有资格称得上是“自
由主义温床”的报纸辩诬，并针对那些认为中国从来就没有什么“自由主义”
的人们大声地宣称，这种曾一度非常尴尬的“主义”确实在《大公报》那里
存在过。
李纯青从这样几个方面来捍卫大公报的自由主义尊严：他开篇即写道：
“大公报是一个私营企业，除吴鼎昌以金城银行等名义，收购英敛之的旧大
公报外，没有从任何地方拿过政府津贴，也没有得到其他资本家无偿的贷款。
而且吴投资时只是一个民族资本家，并未做官，他本人也亲自参加新闻工
作……”。对有批判者坚持“大公报是国民党政学系的机关报”一说，他申
80
辩道：把政学系和大公报联系起来看，就发生了下面几个根本性的问题：第
一，政学系只是几个人，没有组织，那么谁来管它的机关报呢？第二，既然
政学系没有纲领政策，那么大公报宣传什么呢？如何为政学系宣传呢？第
三，对机关报当然要给津贴，可哪个政学系的人给了大公报钱财？第四，机
关报要由领导机关来任命人事，大公报哪个人是由政学系派来的呢？随后，
他又以个人的切身经历补充说：“第一，不论新闻采访或评论……所有一切
宣传，几乎都是大公报工作人员主动创作，独立思考的。”又举例说，1926
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重办新记大公报，三人相约不得做官，做官则
必须脱离该报。因此，1935 年吴到南京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长，就再也没有
过问大公报的方针及人事经营了：“第二，大公报内没有一个国民党组织，
并且绝不允许国民党员在报社内活动……大公报是无党无派的报纸，并不是
伪装，不但言论独立，组织也名副其实。大公报内虽有地下共产党员，也没
有共产党组织”；第三，大公报的社评作为该报的灵魂，也是独立的，“不许
极左极右的新闻言论漏过政治筛子”，“编辑权力由中间思想的人执掌”。他
认为“大公报的中心思想”就是张、胡所说的“文人论政或文章报国”，“其
主要内涵是新闻自由、民族概念和感情”。而且认为“四不社训”在抗战时
期是“基本做到了的”；“社训包括政治立场、经营方针及新闻言论的文风作
法”均一脉相承。他还极动感情地特别提到 1941 年《大公报》得到美国密
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赠予荣誉奖章这件大事：“中国报纸获得国际荣誉奖章只
此一家，只此一次。大公报的国际地位为世界新闻界承认。这一点，有些中
国人却不太重视。”
他还特别提醒那些误解和试图构陷的人们，“不能把大公报的国家中心
81
论与拥戴蒋介石、拥护国民党混为一谈。”
李纯青在总结《大公报》之所以能够始终保持其品格和风范时发现，
“言
论自由建筑在经济自由上”。《大公报》经济独立，不接受政治津贴，不受任
何政治势力支配，是它能保持其立场的一个关键。
针对《大公报》的几桩“公案”，如对学生运动的态度，是否赞成国民
党召开国大和制定宪法等，他也一一作了澄清。他总括道：大公报想走中间
路线，这只是几个人，在一段时间里，发表过一些文章，并没有占大公报的
主流，思想概念也有点模糊——或者叫做自由主义，或者叫做改良主义，
在这个人身上是受美国宣传民主个人主义的影响；在另一个人身上又偏爱着
英国工党路线……总之，这条路线的中轴是既反对国民党，也反对共产党。
一言以蔽之：横站。
李纯青的努力对人们重新认识和评价大公报厥功甚伟。
李纯青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又是杰出的大公报人。龚自珍说：庄
子、屈原不可并；并之，自李白（又是一个姓李的。一笑。）始。李纯青极
为独特地同时兼具了忠诚党员和独立报人的双重身份。这是多么不容易！
值得写的大公报人还有很多，比如张琴南、孔昭皑、蒋荫恩、李侠文、
许君远、贺善徽、吴砚农、孟秋江、吕德润、张高峰、何心冷、黎秀石、周
雨（大公报史：1902－－1948 作者）、温功义（三案始末作者）......，以至
曾敏之、罗承勋、季崇威、梁厚甫、唐振常、戴文葆、陈文统（梁羽生）、
查良镛（金庸）......等等。百花争艳，群星璀灿。但限于篇幅，该打住了。
事非偶然，其来有自。这一切，均与张季鸾先生的道德文章、人格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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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分开。
六.莫教绝艳连根尽
不经意间，像《关于林彪》一样，本文早就超过了预定长度。该收尾了。
在此，很有必要补充介绍一下与张季鸾共创大公报辉煌的另两位巨头：
胡政之和吴鼎昌。
胡霖（1889－－1949），字政之，后以字行。出生于四川华阳（今成
都）。17 岁丧父。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毕业，执业律师。熟悉日、英、意、
德数种外语。但他对新闻更有兴趣，不久即确定以之为终生事业，从此矢志
不渝。辗转南北，惨淡经营，声誉渐起。1919 年，作为惟一的中国记者采
访了巴黎和会。这是我国记者第一次采访重大国际事件。
1926 年，胡政之与张季鸾、吴鼎昌合力创办新记大公报公司，出任总
经理兼副总编辑。
一般公认的说法是：大公报的兴旺发达，得力于张季鸾的一枝笔，胡政
之的经营管理，吴鼎昌的原始资本。
徐铸成认为：“邵飘萍、黄远生诸先生富有采访经验，文笔恣肆，而不
长于经营。史量才、张竹平、汪汉溪诸先生工于筹计，擘画精致，而不以著
述见长。在我所了解的新闻界前辈中，恐怕只有胡政之先生可称多面手，文、
武、昆、乱不挡。后期的如成舍我辈，虽然也精力充沛，编辑、经营都有一
套，但手面、魄力，似乎都不能与胡相比。”
陈纪滢写道：“文人办报往往鄙于求利。但是，不考虑从印刷到发行，
从广告到旅费，从经营到销路，往往就会断送报纸的前途。以经营为本，以
办好报纸为目的，在经营管理上如此用心，并且创造了一系列独具风格的办
83
报经验的，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恐怕就只有胡政之一人。”
胡政之不仅精于经营，还善于管理，任人唯贤。他的用人方针是：“兼
容并包，无党无派（不分党派的意思）、唯才是举”。《大公报》红火多年，
除了胡、张等人的不懈努力和精诚合作外，报社中层干部的健全强大，也是
一个重要原因。无论内勤还是外勤，编辑还是记者，都有一大批高素质、能
干活的中坚分子。职工待遇优厚，名利双收，刻苦敬业，勤奋团结。胡不愧
是《大公报》有才有量有胆有识的领导人。时隔多年，当年在他手下工作过
的一些业务骨干，仍对他追思怀念，赞不绝口。
胡政之是一位杰出的报业家，也是一位优秀的记者、编辑、时事评论家。
他的新闻观点和办报思想与张季鸾如出一辙。下面略作摘引，以见一斑。
1947 年 7 月，胡政之在《大公报》编辑会议上，作了一番重要讲话。
谈及“报人自处之道”时，他说：“我还要提醒诸位一声，就是我们的时代
还没有民主自由。假如中国是英国和美国，那我们还用得着‘争取’民主、
‘争取’自由吗？一张报纸是一个千秋万世的事业。我们的前途是漫长艰苦、
曲折多变的。在前进的时候，我们要有无比的自信，无穷的忍耐。我们要时
时牢记着‘操心危，虑患深’两句话，谨言慎行，敬业尽职。”
1941 年张季鸾病逝后，胡政之独掌《大公报》全局，在艰难时世中一
路前行。殚精竭虑，死而后已。
1949 年 4 月 14 日，胡政之因肝硬化在凄风苦雨、风声鹤唳的上海逝
世。谢泳说：“在一定意义上，胡政之的死，就是大公报的死。”此言近是。
作为一代“报业巨子”，胡政之先生是个不容忽视的巨大存在，应与季
子同不朽！
84
吴鼎昌（1884－－1950），字达诠，四川华阳人，祖籍浙江吴兴。秀
才出身。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商业学校。银行家。对新闻、政治亦颇有兴趣。
据说，袁世凯曾认为此人脑后见腮，不可重用。
1922 年，出任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家银行（即所谓“小四行”）
合组的“四行储蓄会”总经理，成为北方金融界首脑。1926 年，出资创办
新记大公报公司，担任社长。1936 年涉足政坛，先后出任过行政院实业部
长、贵州省政府 、国民政府文官长、总统府秘书长等要职，被认为是政学
系健将。1949 年 1 月，去职移居香港。1950 年 9 月在港病逝。
一代风流，风吹雨打。百年世局，时移景迁。
恩格斯说：妇女解放是社会解放的天然尺度。
而我看：新闻、出版自由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政府民主与现代化程度的最
佳标杆。
中国的报纸、出版社、电视台成千上万，数不胜数。但有人说：其实，
我们只有一份报纸、一个出版社、一家电视台。这是发人深思的。
其实，代不乏贤。我们也有象胡舒立、凌志军、卢跃刚、钱钢、凌华薇、
余刘文......这样的优秀新闻业者。但总是不成气候。这有其内在的深刻原因。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前不久，应几个朋友邀约，去赣南、闽西转了一趟，很有感触。站在毛
泽东 1934 年 10 月开始踏上长征旅程的于都河边，不由想起美国著名作家
索尔兹伯里在其大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的“中文版自序”中的名
句：“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85
振兴中华民族，是时候了。但这需要大眼光、大智慧、大胸怀，大魄力。
首关紧要的，就是我们唱了多年（而一些人却总是有口无心虚应故事从
不往心里去）的《国际歌》里面所提到的：
让思想冲破牢笼！（全文完。）
百年五牛图之四：关于陈寅恪
一生负气成今日，
四海无人对夕阳。
——陈寅恪
一.观堂而后信公贤
1927 年，岁次丁卯，是个不寻常的年头。
单说这年的 6 月 2 日，农历端午节前两天，一代文史大师王国维（字
静安，号观堂，1877－1927）百岁功名才及半，却突然出人意料地在北京
颐和园鱼藻轩投水自沉，当时约是上午 11 点。相隔十余米处，刚好有个清
道夫目击此事，当即跃入水中将人救起，前后不到两分钟时间。池水甚浅，
甚至连王先生背后的衣服都未曾浸湿，他并没有呛水。但湖底满是淤泥，王
国维入水时头朝下并用了相当力量，以致口鼻都为淤泥湮塞，清道夫托他出
86
水后又不知道如何及时抢救，观堂终于窒息而死。
这是王国维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光顾颐和园。出事之前，据说一切宛如
平常，“无丝毫异样”。他向人借了五元钱，叫了一辆人力车代步。当时颐和
园门票六角，死后他口袋中尚余四元四角。
王国维一路上究竟想了些什么呢？
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莫道昆明池水浅，一样呜咽送大贤。
观堂给儿子王贞明留下了一封一百余字的遗书。这份被昆明湖水浸染过
的遗墨绝笔，毛笔手书，字迹清晰。由于湖水的浸染，可看到染在另一边依
稀模糊的反字，还可见入封时的叠痕。据说，遗书发现于内衣口袋中，外有
封，上书“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王贞明为王国维第三子，当时随
父居京。遗书全文如下：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
行藳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犇葬，
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
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
饿死也。
五月初二日父字
观堂遗命：“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
陈指陈寅恪，吴指吴宓，两人都是王国维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最为相
知的同事。观堂委托他们帮助料理后事，引为身后可以信赖依靠的朋友。
亦师亦友的王国维正当创造力旺盛、成果迭出的壮盛之年，忽然含恨自
87
舍，一时间薄海同悲，众说纷纭。陈寅恪感到震惊、压抑和悲哀。他在挽诗
中沉痛至极地写道：
“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表达了自己的深
切哀悼，并对亡友作出了崇高评价。学生姚名达致送的挽联是：“绝学不传，
师胡早死？群嚣未息，吾欲无言！”
我从来不信王静安“殉文化”这种说法，更不要说是“殉清”了。要不，
中华文化在文革期间遭受了空前浩劫，平生心高气傲而终于饱受屈辱都远在
王国维之上陈寅恪为什么没有自杀？陈寅恪不是死于精神崩溃，而是死于生
理机能衰竭。自杀的人，尤其是中国人，大多都是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了无法
克服的困难，内心受到极大的折磨和委屈。具体到王国维，我相信是成也萧
和，败也萧和，家庭的麻烦和苦恼才是第一位的。直接的祸首，舍“上虞老
贼”（傅斯年语）而谁？陈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坦言：“若以君臣
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
叔”，说得已经相当刻露了。
岁月如流。
32 年后的 1959 年，西南师范学院教授吴宓（字雨僧，1894-1978）
非常想念阔别多年的生死之交、时任中山大学教授的陈寅恪，“受教追陪四
十秋，尚思粤海续前游”。 吴雨僧乃狂狷之士，学贯中西，傲岸自负，偏是
毕生对王国维、陈寅恪两位先生心服口服，无限仰慕。
88
吴宓怎样看待陈寅恪呢？有诗为证：
回思真有泪如泉， 戊戌重来六十年。
文化神州何所系？ 观堂而后信公贤。
确实，与王国维一样，陈寅恪是百年中国最杰出的文史大师。而其对政
局之明察、治家之严整、虑事之周密、风骨之崚嶒，尤非观堂可比。
二.旧时王谢早无家
陈寅恪（1890——1969），江西义宁（今修水）人，出生于湖南长沙，
世家子弟。
祖父陈宝箴，字右铭，咸丰举人。右铭思想通达，精明强干，为曾国藩
赏识提拔，累官至湖南巡抚。戊戌变法时，全国封疆大吏中惟有陈宝箴一人
公开表示支持维新。戊戌六君子中的杨锐、刘光第，即是由他荐用的。湖南
当时革新风气特别浓厚，百业兴旺，人才济济。名震一时的时务学堂，即由
其子陈三立协同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熊希龄、唐才常、皮锡瑞等精英
合力开办，旨在为国家培养新型人材；学生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白帽轻
衫最少年”的邵阳蔡松坡。中国近、现代史上，原来一向藉藉无名的三湘子
弟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独领风骚，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而外，陈氏父子亦功
89
不可没。
父亲陈三立，号散原，光绪进士，曾任吏部主事等职。陈三立既是维新
派中的风云人物，名列“清末四公子”（湖北巡抚湖南浏阳谭继洵之子谭嗣
同，湖南巡抚江西义宁陈宝箴之子陈三立，广东水师提督安徽庐江吴长庆之
子吴保初，福建巡抚广东丰顺丁日昌之子丁惠康），又是清末民初最著名的
旧体诗人。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认为，他的作品代表了鲁迅出现之前一段时
间内中国文学的最高成就。陈氏父子受曾国藩、张之洞影响很大，关系极深，
他们的变法主张比较持重稳健，与激进的康有为、梁启超一派有明显的不同。
这一点也直接影响到陈寅恪后来的思想和立场，应该引起充分注意。
戊戌变法失败后，陈氏父子被清廷同以“招引奸邪”的罪名革职，永不
叙用。不久，右铭郁郁而终。散原则从此绝口不谈世事，自号“神州袖手人”，
转而致力于文学创作。其诗清奇拗涩，避俗避熟，成就斐然，成为同光体的
首领，被近代宋诗派奉为宗祖，地位近乎北宋黄庭坚。其实，散原并未忘情
国事，诗集中有不少反映庚子国变至辛亥革命年间重大题材的作品，忧时伤
世，爱厚悲深。散原后来居于故都北平。卢沟桥事变后，坚拒绝日寇的威胁
利诱，绝食而死
1928 年，时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的陈寅恪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
体育教师唐筼相识、相知并结为百年之好。好友吴雨僧写了一首七律，祝贺
陈、唐新婚。诗曰：
90
廿载行踪遍五洲， 今朝萧史到琼楼。
斯文自有千秋业， 韵事能消万种愁。
横海雄图传裔女， 望门耆德媲前修。
蓬莱合住神仙眷， 胜绝人间第一流。
唐筼是前清署理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师范毕业，沉静贤淑，博学能
干。从此两人琴瑟和鸣，相依为命达 40 余年，直至生命的终点。这是历经
世难、目盲足膑的陈寅恪平生最大的幸运。
陈寅恪和唐筼有 3 个女儿：长流求，次小彭，幼美延。她们都是学的
自然科学，无人继承乃翁衣钵。
1969 年 10 月 7 日，79 岁的陈寅恪在广州逝世。11 月 21 日，唐夫人
去世，终年 71 岁。两老的骨灰在广州银河公墓寄存多年。
 2003 年 4 月 30 日，在陈氏后人和社会各方尤其是著名画家黄永玉
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尽管饱经波折，陈、唐夫妇终于得以埋骨名山，合葬匡
庐。
1999 年大约是春天，梁某特意去了一趟广州。主要目的有二：到银河
公墓凭吊萧红；到中山大学瞻仰陈寅恪旧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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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先生故居，绕室彷徨，心事浩茫。不由想起何士光的中篇小说《青
砖的楼房》里面的句子：
要是很早很早的时候，就有人预先地告诉你，说你后来能有的日子不过
只有这样的一条远远的楼廊，那你会怎样想？那时你还愿不愿意再望前走？
那是一个美丽的春日。春草芊芊，燕子呢喃，阳光暖洋洋的，微风中略
带一丝薄寒。
楼空人去，旧游飞燕能说。
三.吾侪所学关天意
1902 年春天，12 岁的少年陈寅恪随长兄师曾（即陈衡恪。著名画家，
亦精于金石篆刻，他是鲁迅的好友。其岳父范肯堂是当时颇有名气的文士，
尤擅对联）东渡扶桑，留学日本。后因病回国疗养并就读于复旦公学。这时，
其国学根柢已相当扎实。据他的表弟兼同学俞大维（曾任台湾国防部长）说：
寅恪对十三经大都能背诵，而且每字必求正解；但他的志趣不在通经，而在
研究历史。1909 年秋天，赴德国留学。
此后十余年间，陈寅恪游学欧美，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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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法国巴黎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有意思的是，他曾于 1915 年春天
回到北京，担任全国经界局局长蔡锷的秘书，不过为期甚短。在哈佛攻读 3
年后，又离美赴德，“进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梵文及东方古文字学等”。这
次在柏林历时 4 年，直至 1925 年应聘回国。
陈寅恪在欧美读书的重点是研究语言文字，目的在于打好做学问的基
础，亦即汉学家所谓“读书必先识字”的门径。德国的历史语文考证学派，
在当时影响很大。语文考证方法可以说是建立信史的最近途径。
陈寅恪曾这样概括王静安之治学方法：
1.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
《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吾猃狁考》等是也;
2.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
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
3.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
曲考》等是也。
其着眼点即在于使用材料与研究门径。
当时留学之风大盛，潜心问学者固然不乏其人，混混儿却也为数不少。
陈寅恪曾私下向吴宓说：“吾留学生中，十之七八，在此所学，盖惟欺世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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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纵欲攫财之本领而已。”据杨步伟（赵元任夫人）回忆说：当时大家公
论，只有傅斯年和陈寅恪两个人是宁国府大门前的一对石狮子。
1925 年秋天，清华学校（清华大学的前身）利用美国退还的庚款，大
事扩充。在胡适等名流的大力推动下，校长曹云祥决定设立国学研究院，吴
宓任主任，主持日常事务；延聘国内泰山北斗级学者，充任教授。于是“清
华学院多英杰”，四大导师先后到位，极一时之盛。
四大导师中，王国维、梁启超早就是学术界的领袖人物，名满天下，著
作等身。赵元任文理兼修，学贯中西，1918 年即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是留学生中的翘楚人物。只有陈寅恪寂寂无名，只写过很少几篇文章，而且
没有任何学位。这在刻下完全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清华国学院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梁某别有感焉，不由想起两段话来：
一是湘军统帅胡林翼说的：做事全在用人，用人全在破格。
一是鲁迅逝世后，对长兄犹存余愤的周作人说的：
“他做事全不为名誉，
只是由于自己的爱好。这是求学问弄艺术的最高的态度，认得鲁迅的人平常
所不大能够知道的。”
1925 年，陈寅恪自德返国。因父病及经营母、兄葬事，直到 192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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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5 日新学期临开学前才抵达清华园，从此开始长达 43 年的教学生涯。
不惟学术成果斐然，而且桃李满天下。
陈寅恪通晓英、法、俄、日、德等 11 国 14 种文字（一说 20 余种），
对史学、文学、语言学、人类学、宗教学、校勘学都有精深研究，史学造诣
尤为深厚。对梵文、突厥文、西夏文、蒙文、满文的古代经典，也都非常熟
悉。他的旧诗秉承家学渊源，功力深厚，广泛涉及政治文化社会生活诸层面，
堪称一代诗史。
陈先生 1942 年 在为学生朱延丰所著《突厥通考》写的“序 ”中说“寅
恪平生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年来自审所知，实限于禹域以内，
故仅守老氏损之又损之义，捐弃故技。转思身处局外，如楚得臣所谓冯轼而
观士戏者。”
抗战军兴以后，国仇家恨，聚于一身。此老治学兴趣或为之一变，
而专心一守禹域之学？
陈先生是中古史研究方面的权威，认为中国中古史最重要者即民族与文
化两因素。他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成果，不仅在许多方面都有开拓创建，
而且有许多方法、结论至今仍发人深思，给人启迪。他从文化、种族、家族、
门第（即社会阶级）四大突出特点进行分析，把政治史和文化史的研究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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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并推向深入。他在研究隋唐史时提出的“关陇集团”的概念，给学者提
示了一个宏观地把握西魏、夏周、隋代至初唐史发展基本线索的关键，是引
导后学研究隋唐史入门的蹊径。“关陇集团”的论述，在日本学术界早己常
识化。
陈寅恪从“古文运动”,“新乐府”、“行卷”三方面入手研究唐代文学。
他把“古文运动”与民族意识，文化交互关系结合起来研究，提出了研究唐
代文学新见解。在《论韩愈》一文中，指出古文运动的中心是恢复古代儒家
思想的地位，韩愈等是走在古文运动中最前列的人。他认为“新乐府”是我
国文学逐步由士大夫阶级趋向下层的一个重要标志，其价值与影响比陈子
昂、李白更为高远，这也是他特别推崇白居易的原因。这是一种超越前人的
全新见解，不过萧公权等著名学者对此持有不同看法。他又是第一个对“行
卷”进行全面研究的人，重要成就是发掘了“行卷”思潮。陈先生穷晚年精
力所著煌煌 80 余万言的《柳如是别传》，为明清文学研究提供了许多有价
值的成果，大大拓宽了人们的视野和思路。他详细考证了柳如是的生平事迹，
精辟诠释笺证了钱、柳诗文，别开生面地反映了明清之际的政治、社会状况，
是以诗证史的经典之作。当然，由于他对钱谦益尤其是柳如是过分偏爱，书
中不免也有些穿凿附会曲为之说的地方。
《蒙古源流》是明朝万历年间内蒙古萨囊彻辰所著，其中夹杂不少神话
传说，与元代蒙汉文史书多有不同，往往使学者们困惑不解。20 世纪 30
年代初，陈寅恪发表了 4 篇论文，探明了《蒙古源流》一书的本来面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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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原来困惑不解的难题，得以了解通释，对后来的蒙古史研究产生重大
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后，往往因语文能力限制，不能与原本或其语言译本对勘。
陈寅恪最重外语研习，他研究佛教，能着重考证，并在考证中探讨问题，对
政治与宗教的关系亦有新见。
陈寅恪从事敦煌文献研究并把它纳入到世界学术领域中，得到各国学术
界的认可，被认为是“敦煌学”的开山鼻祖之一。为了引导国内学者重视研
究北京图书馆收藏的敦煌残卷，他在阅读后，就有关摩民教经、唐代史文、
佛教主义等 9 个方面，著文列举其价值，为从事敦煌文献研究者开阔了视野，
为我国敦煌学研究的全面开展，奠定了基础，开创了先河。
他对藏学、突厥学研究精深，但从不轻下断语，总是以严谨的科学态度
进行判别，不违背事实，是史识与史德统一的典范。他严谨处理“赞美”与
“求真”的关系，评价历史实事求是，常与辩证法暗合。
陈先生在研究与著述上的几项突出的成就与贡献，有口皆碑。史学界称
其“才、学、识、德”兼备，特别是他不断开拓学术研究的新领域，并取得
不少重要成果，令世人惊叹敬佩。
陈寅恪平生最大的心愿是想写成一部《中国通史》。但他一生处于硝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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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漫、祸乱丛生的年代，晚年又目盲足膑，以致夙愿未克完成。这是极可惋
惜的。
陈寅恪的学术著作在国外也备受推崇。
日本刊行的《中国研究史人门》早已将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等著作列入必读课，《亚细亚历史研究大门》也有类似说明，可见其普及之
广与受重视程度之深。
苏联学者在蒙古发掘了三件突厥碑文，但都看不懂，更不能理解。后来，
陈寅恪以突厥文对译解释，各国学者都毫无异词，同声叹服。又如唐德宗与
吐蕃的《唐蕃会盟碑》，许多著名学者如德国的沙畹，伯希和等，都难以解
决，又是陈寅恪作了确切的翻译，才使得国际学者感到满意。
一位美国学者写《论韩愈》一书，特在扉页上注明；将此书献给陈寅恪
先生。
正如美国维吉尼亚大学汪荣祖教授所说：“陈寅恪在现代中国史学上占
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国外影响也很深远。”
陈寅恪先生的学问，“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
“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能开拓学术之区宇”，“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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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来者以轨则”，……藐予小子，搜罗胪列略事简介已感吃力，何敢赞一辞。
令人喟叹的是，其中不少已成绝学。
时下，国内学文史吃饱了混天黑的博导博士后博士们比肩接踵，多如牛
毛，但很多都是“行货 ”，他们中的不少人也许更适合去卖猪肉。因此，梁
某对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脊续’国学”的宏伟抱负深表理解，但很
不乐观。
四.残废流离更自羞
葛兆光说：如果说鲁迅是中国最痛苦的文人，那么，陈寅恪就是中国最
痛苦的学人。
就陈寅恪而言，除了遭逢世乱外，一个比较特别的原因，是他中年目盲、
晚年足膑，身心额外遭受一份深重的苦难，生活失去了很多便利和乐趣，更
给教学、研究和著述带来极大不便。
陈先生诗云：“道穷文武欲何求？残废流离更自羞。”实在是血泪真言。
在陈寅恪 79 年的生命史中，有两个阶段是最艰辛、最痛苦的，一个是
八年抗战，一个是文革时期。
99
1937 年七七事变，引发中日两国全面战争。9 月 15 日，散原老人在故
都北平逝世。寅恪料理父丧，哀伤过度，致伤双目。“满七”后，挈妇将雏，
仓皇逃离北平，途径天津、青岛、济南、徐州、郑州、汉口、武昌，几经展
转，历尽艰辛，才终于在 11 月 20 日夜间到达目的地长沙。
当年 8 月，平、津沦陷，国民政府命清华、北大、南开这几所国内最好
的大学南迁长沙，合组长沙临时大学。10 月 25 日开学，11 月 1 日开始上
课。没过多久，战火南延，长沙将成为前线。“临大”又奉命西迁云南，组
建为后来极富盛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陈寅恪又开始颠沛流离。沐雨栉风，披星戴月，乘坐长途汽车、江轮，
经衡阳、零陵、桂林、乐平、梧州、虎门，在 1938 年春节前夕才到达香港。
这时唐夫人出现心脏病症状，体力不支，幼女美延又患病发高烧，不能再走，
只得租房在香港暂住。幸得好友许地山（时任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
夫妇悉心照顾，妻女才转危为安。陈寅恪春节后只身一人，经滇越路赶往云
南蒙自西南联大授课。初到蒙自，又不幸染上疟疾。伶仃孤苦，情绪落寞。
1939 年春天，英国牛津大学聘请陈寅恪担任汉学教授，并授予他为英
国皇家学会研究员。夏天，拟去国赴英讲学。端午节，好友吴雨僧于昆明“海
棠春”设宴饯别并赋七律一首相赠：
100
国殇哀郢已千年， 内美修能等弃捐。
泽畔行吟犹楚地， 云中飞祸尽胡天。
朱颜明烛依依泪， 乱世衰身渺渺缘。
辽海传经非左计， 蛰居愁与俗周旋。
陈衡哲曾就此评论说：“欧美任何汉学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
等极少数人外，鲜有能听得懂寅恪先生之讲者。不过寅公接受牛津特别讲座
之荣誉聘请，至少可以使今日欧美认识汉学有多么个深度，亦大有益于世界
学术界也。”
暑假期间，陈寅恪离开昆明到达香港，拟全家搭坐轮船前往英伦。孰料
人算不如天算：他抵港的次日，恰逢英、法向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
面爆发，因此未能成行。秋天，回到昆明，重新担任西南联大教职。此后直
到抗战胜利，虽曾几度打算再往英国，但因为旅费难筹等原因，终未如愿。
战时的生活条件是极为艰苦的。尤其后几年，更是百物腾贵，物价飞涨。
薪水既不能按时发放，更是经常打折扣。作为最高级别的“教授中的教授”，
身病目残，家累亦复不轻，陈先生也不时感叹：“残剩河山行旅倦，乱离骨
肉病愁多”，“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银钞入手空”，“少陵久废看花眼，东郭
空留乞米身。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基本物质条件无法得
到保障，经济困难，营养很差（一个学生馈赠 3 罐奶粉，居然就让老教授很
开心），灯光昏暗，是造成陈寅恪目疾加重、终致失明的重要原因。我认为
101
这也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闻一多等人思想急剧左转的一个重要原因。
1945 年春天，陈寅恪惟一可用的左眼视网膜剥离趋重，不幸失明。住
进成都存仁医院，开刀手术，但效果不理想，反而造成战后到英国医治时更
难措手。
陈寅恪当时沉痛悲苦的心情，有诗为证：
天其废我是耶非？ 叹息苌弘强欲违。
著述自惭甘毁弃， 妻儿何托任寒饥。
西浮瀛海言空许， 北望幽燕骨待归。
弹指八年多少恨， 蔡威唯有血沾衣。
所谓“著述自惭甘毁弃”， 自嘲而已，并非由衷之言。学术著作几乎就
是学者的生命本身，何况是王、陈两先生这样神州文化系于一身的大儒呢。
其实，最令他伤怀痛心的，就是其辗转流离时大量书籍、笔记不幸遗失，多
年心血毁于一旦。
陈先生离开北平时曾将一批书籍托付友人寄到长沙，但当书陆续寄达时
他已离湘辗转赴滇。后来张治中在长沙“三大政策一把火“，这批书都化为
灰烬。而陈先生随身携带的两箱最珍贵的书籍（他曾用蝇头小楷在书眉详录
有关资料及心得，可以说是他研究工作的“半成品”），也在他由香港经越南
102
赴滇途中被窃，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唐夫人说陈先生“有一个时期几乎得
了精神病”。这不仅是陈寅恪个人的损失，更是中国学术界的损失，大而言
之，亦是我中华文化无可挽回的重大损失。
1949 年后，陈寅恪长居岭南。虽有种种困扰不满，但生活曾经安静而
较有保障，心情也一度不错，这应该是事实。
陈寅恪“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这个话题，当年余英时与刘斯奋（署名
“冯衣北”）反复辩难，煞是好看。一个是陈先生的“异代相知”，一个是不
得已而为之的“弦箭文章”，两者高下，不问可知。但是，客观地说，刘文
并非一无可采。我认为，目盲足膑对陈先生的心理影响，余英时就明显注意
不够。
1962 年，岁次壬寅，是陈寅恪的本命（虎）年。先生自谓：“生于光绪
庚寅，推命家最忌本命年。”但壬寅年适逢元旦日食，刚好日月合璧，五星
连珠，按传统说法，又是盛世祥瑞。故作诗曰：“虎岁傥能逃佛劫，羊城犹
自梦尧年”。
6 月 10 日，在家中沐浴时，老先生不慎摔了一跤，右腿骨跌折，住进
中山二医院留医半年。因年老未动手术，施行保守疗法。当时，陈氏及门弟
子、复旦大学教授蒋天枢曾建议请上海中医骨科专家治疗，陈先生不肯，终
未治愈。次年 1 月 21 日回家疗养，但从此不能下楼，更不能在中大校园散
103
步，从此困居一室。古稀之年，目盲之外，更添足膑。苍天待陈寅恪何其酷
也！
1966 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狂涛奔涌，洪流泛滥，陈寅
恪遭受灭顶之灾，终难幸免。
就是在这样的时势和身体条件下，陈先生教授学生之余，仍以极大的毅
力，出众的才识，对中华文化的深挚热爱，克服重重困难，著书立说，在文
史的诸多领域取得了惊人成就，作出了创造性贡献，成为享誉中外的一代宗
师。
寅恪先生是极为自负的，他也完全有这个资本。在《赠蒋秉南序》中，
他写道：“寅恪亦以求学之故，奔走东西洋数万里，终无所成。凡历数十年，
遭逢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其后失明膑足，栖身岭表，已奄奄垂死，
将就木矣。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踪
昔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
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
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
确实，如果不是生不逢辰遭遇战乱，又目盲足膑雪上加霜的话，我不知
道，此翁的成就，将伊于胡底？
104
五.浮海宣尼未易师
1948 年 12 月 15 日，几经周折后，一架来自南京的小飞机终于在解放
军重兵围困之下的北平南苑机场冒险降落，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匆忙登机，逃
离了风声鹤唳、一夕数惊的故都北平。国民政府“抢救学人”活动的序幕就
此拉开。
与胡适同机抵达南京的，还有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
这就是被鲁迅称作“奴隶总管”、“元帅”、“工头”的周扬后来津津乐道
的“国民党把他当国宝，派飞机去接他”的由来。
此后，胡适等去了美国，另外一些人去了台湾，更多人则留了下来。陈
寅恪虽经胡适、傅斯年等友人多次力劝，几经夷犹，唐夫人还曾一度滞留香
港，但最终却决定留居广州，从此豹隐岭南。先任岭南大学教授，岭南大学
为中山大学合并后，改任中山大学教授。北京方面曾以各种方式并几次派专
人来穗敦请陈寅恪回北京任职，都被先生委婉而坚决地予以拒绝。
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几乎没有人认为台湾当局能偏安一年以上。白宫已
通知其外交人员作好台湾落到毛泽东手里的准备，并声称美国不会向蒋介石
提供军事援助。唐宁街 10 号由大哥沦为小弟，本来早已习惯跟在美国人后
105
面跑，这次却更加激进：1950 年初就已经扭扭捏捏地宣布打算承认新中国。
历史的发展并不一定循规蹈矩，它往往是诡异的、出人意表的。“大梦
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读史早知天下事”……之类大话，是不宜太过当真
的。
国民政府并不象一些当代学人标榜鼓吹的那么好、那么美妙。确实，它
也曾一度靓丽并赢得人心。但在内忧外患交困之下，执政者未能开诚心，布
公道，采取符合民意而切实可行的内政外交措施，而是倒行逆施，贪腐公行，
结果友邦唾弃，人心丧尽，诚如周恩来所谓“独裁无胆，民主无量”。它终
于进退失据，众叛亲离，土崩瓦解，丧失政权，并不是偶然的。
当代学人的另一个误区，是过于强调“去”者与“留”者的高下得失。
简言之：去者高、得；留者下、失。这实在是极为皮相的见解。如果不是突
然爆发了朝鲜战争呢？台静农当年留在台湾未返回大陆的惟一原因是：家累
太重，买不起船票。如此而已，事情其实往往就这么简单。这种例子还很多。
学人们很多事后诸葛亮式的分析其实都是在自说自话大胆假设，经不起小心
求证的。
抗战期间，陈寅恪西迁昆明，另一位史学大师陈垣留在日伪统治下的北
平。在为陈垣著作《明季滇黔佛教考》所作的序言中，寅恪先生写道：“先
生讲学著书于东北风尘之际，寅恪入城乞食于西南天地之间，南北相望，幸
106
俱未树新义，以负如来。”事情很清楚：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孰去孰留，而
在于是否“树新义，负如来”。
梁某认为：1949 年后，去者如胡适、殷海光……，留者如陈寅恪、储
安平……，应该等量齐观，完全无须强分高下。
“去留肝胆两昆仑”！至于“树
新义，负如来”者如陈援庵辈，又当别论；但亦应设身处地略迹原心，不必
苛求。
就陈寅恪本人而论，他本来就对蒋家王朝多所不满。随着政局的不断恶
化，他对政府不仅失去信心，甚至感到愤恨。这从《重庆春暮夜宴归有作》、
《南朝》、《青鸟》、《哀金圆》……等诗中不难得到确证。我还注意到：陈寅
恪不惟是立场鲜明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而且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而且这两
者互为表里。
研究陈寅恪，余英时成就斐然不容忽视，自不待言。但他为了强调陈先
生对共产党的不满，自我发明了一套所谓“暗码系统”，刻意推求陈寅恪诗
文中的微言大义，得出的结论居然是陈先生对国民党一往情深，念念不忘，
甚至对自己的“晚节”感到愧耻。这就未免太过先入为主，走火入魔，过犹
不及了。陈先生对五星红旗的态度自不待言，但他又何尝喜欢过青天白日满
地红旗？汪荣祖说：“一般而言，自由主义者根据两恶相较取其轻的选择，
其右派选择了国民党，其左派选择了共产党。但无论左右二派，大都对国共
二党均无幻想，只是表现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一种无奈。1949 年以后的陈寅
107
恪，仍然保持独立自由的义谛，不卷入政治而关心政治，仍然以作诗为寄托，
除感伤身世外，时而讽喻时政。他在国民党时代，写下‘九鼎铭辞争颂德’
之句；他在共产党时代，写下‘文章唯是颂陶唐’之句，俱为讥刺一言堂的
写真。他在国民党时代，写下‘弦箭文章苦未休’之句；在共产党时代，写
下‘弦箭文章那日休’之句，俱为讥刺文人不自由的写真，真是前后一贯。”
这方是持平之论。
余先生的另一个重大失误是胶柱鼓瑟，对号入座，拿唐夫人坐实柳如是，
无视多处硬伤，显得书生气十足，非常不伦不类，闹出不少笑话。我有点奇
怪：余英时研究红学也颇有成就，他何以不是“索隐派”呢？
陈寅恪的最后 20 年，按汪荣祖的说法，约可分为 3 个时期：前 8 年生
活安静，教学与研究工作尚称顺利；中间 8 年遭到文字上的批判，不再教书，
但仍然撰文，生活也受到照顾；最后 4 年受到文革狂风暴雨式的袭击，身心
遭受严重摧残，以至含恨逝世。
这种说法表面看似乎不错。但对陈寅恪一以贯之的对专制政治与文化、
尤其是对摧残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的系统性的政府行为的切齿痛恨，对一代大
师由此所感受到的巨大痛苦，如果不是视而不见，起码也是轻描淡写。余、
汪两位先生都是高才博学的方家，均为陈氏功臣，在下敬服不暇。但他们各
有预定立场，或右或左，则皆为梁某所不取。
108
陈毅看望。陶铸照顾。胡乔木、郭沫若、周扬……过访。不说是姿态，
不算是统战，又当如何？又算什么？清高自负如陈寅恪者，会拿这些当回
事？
陈先生在为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所写的“序言”中说：
“呜呼！自剖判以来，生民之祸乱，至今日而极矣。物极必反，自然之理也。
一旦忽易阴森惨酷之世界，而为清朗和平之宙合，天而不欲自丧斯文也，则
国家必将尊礼先生，以为国老儒宗，使弘宣我华夏民族之文化于京师太学。
其时纵有入梦之青山，宁复容先生高隐耶？”这完全可以当作是陈寅恪的夫
子自道，也是他内心对当局的一种隐秘的期许。
然而，现实社会生活给陈寅恪的感受是什么呢？
是“领略新凉惊骨透”；
是“浮海宣尼未易师”；
是“垂老未闻兵甲洗，偷生争为稻粱谋。招魂楚泽心虽在，续命河汾梦
亦休”！
先生渡岭后，在广州度过了他 79 年生命中最后、最艰难然而也是最璀
灿的 20 年（1949 至 1969），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亦由此得到
了最为充分的展现。
109
六．晚岁为诗欠斫头
不少人认为陈寅恪是个不问政治的纯粹书斋型学者。这其实是个很大的
误会。陈先生不是一个普通的学者。他的抱负也曾并不局限于一个安坐书斋
皓首穷经的传统型儒生。他心目中的榜样不是别人，而是隋代讲学河汾，培
养出房玄龄、杜如晦、魏征、温大雅……等通权达变的大唐开国名臣及学士
的文中子王通。此即孟子所谓“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本意。目的之一，是
希望自己能像王通那样，培育出一批能够担当天下大任的精英人物，试图影
响现实政治。这实在耐人寻味。后来屡遭世变，残废流离，形格势禁，梦想
破灭。但陈先生的政治热情未曾稍减。
1919 年初，经俞大维介绍，吴宓在哈佛大学初交陈寅恪时，就感觉“寅
恪不但学问渊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俨然是一个卧龙式人物。
而据吴宓 1961 年 8 月 30 日日记，陈寅恪当时有七“不”：决计不离中山大
学而入京；以义命自持，坚卧不动；不见来访之宾客；尤坚决不见任何外国
人士；不谈政治；不评时事政策；不臧否人物。这折射出当时国内政治气氛
的紧张状态。但究其实，也就是一种防范型的自我保护；尤其是后三“不”，
不宜太过当真。
前文已经说过：一部《陈寅恪诗集》，可以视同诗史。而陈先生对政治
110
的热情和关注，是一以贯之的。1949 年以前，举凡袁世凯称帝、中日战争、
中苏条约、中美关系、国共和谈、蒋介石宴请、张群组阁、王云五推行“金
圆券”……等等，皆一一入诗，情见乎辞。1949 年之后，
“先生过岭诗为历”，
诗集中“谈政治；评时事政策；臧否人物”的，更是大约占到十之七八。积
习难除，此之谓也。下面就着重谈谈陈寅恪的晚年心境及其诗作。
陈寅恪晚年虽然失明膑足，深居简出，但仍然对时事很敏感，对社会现
实有着清醒的认识和透彻的了解。
无庸讳言，选择留居大陆以后，陈寅恪生活相对安静，物质生活较有保
障，国家也曾出现一些令人鼓舞的新气象，他的心情，也有比较明朗舒展的
时候。“晴雪映朝霞，相依守岁华。莫言天地闭，春色已交加”、“万竹竞鸣
除旧岁，百花齐放听新莺”（春联）、“沉郁轩昂各有情，好凭弦管唱升平”、
“余年若得长如此，何物人间更欲求”、“今宵春与人同暖，倍觉承平意味
长”……等等，即是明证。
但更多的，则是深重的痛苦感。这主要来源于新政权在政治、文化方面
的极度专制及其对中华传统文化毁灭式的摧残。作为精神独立、思想自由、
神州文化系于一身的一代文史大师，生活上的一点平和安适与精神上遭受的
巨大磨难相比，是次要、乃至微不足道的。陈先生“对于历史文化，爱护之
若生命”（蒋天枢语）。面对滔天浊浪，不避不惧，有为有守，义无反顾地担
当起中国历史上文化最为黑暗、黑暗到几近寂灭的时代的精神守护重任，其
111
展示出来的文化品质与道德勇气，直可“惊天地，泣鬼神”（黄萱语）。这集
中表现在他晚年的两部主要作品《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及其相关诗
作中。先说诗作。
“吃菜共归新教主，种花真负旧时人。鸿毛一例论生死，马角三年换笑
频。”这是讥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弄成了强制性的魔教。
“八股文章试帖诗，宗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宫女哈哈笑，眉样如今又入
时。”这是讽刺陈垣等人见风使舵，改奉马列，吹捧“毛韶山”，“树新义，
负如来”。陈先生的好友、著名学者邓之诚看到这首诗后私下对友人说：“这
是陈先生的谤诗啊！”
“而今举国皆沉醉，何处千秋翰墨林？”这是悲叹北京琉璃厂的旧书店
都改营新书，担心传统文化遭受灭顶之灾。
“买山巢许宁能隐？浮海宣尼未易师。”这是说惹不起也躲不掉，“道不
行”，走也走不了。
“不识董文因痛诋，时贤应笑步舒痴。”这是说伦常失序，学生无情侮
辱丑化老师。
“墨儒名法道阴阳，闭口休谈作哑羊。屯戌尚闻连灞水，文章唯是颂陶
112
唐。”这是说：只有一种声音了，没有学术自由，不能说话；战争频仍，影
响建设；铺天盖地都是吹捧性的主旋律文章，不能批评。
“孙盛阳秋海外传，所南心史井中全。”这是说没有发表、出版自由；
著述只能流布国外，或是藏之名山。
“多谢相知筑菟裘，可怜无蟹有监州。柳家既负元和脚，不采萍花即自
由。”这是说：多谢好友帮助作了不错的安排，可叹的是，其他条件一般般，
却到处逃不脱“党领导一切”的天罗地网；既然不能自由著书立说，我不做
声、不说违心话、不跟着瞎起哄总该可以吧？
“画符道士翻遭祟，说梦痴人总未休。”这是说连胡风这种左派文人也
遭到整肃，连俞平伯（是陈先生的老友）这种纯粹的书呆子说说《红楼梦》
也被攻击羞辱。
“照影湘波又换妆， 今年新样费裁量。声声梅雨鸣筝诉， 阵阵荷风整
鬓忙好扮艾人牵傀儡， 苦教蒲剑断锒铛。天涯节物鲥鱼美， 莫负榴花醉一
场。”
“万里重关莫问程， 今生无分待他生。 低垂粉颈言难尽， 右袒香肩
梦未成。原与汉皇聊戏约， 那堪唐殿便要盟。天长地久绵绵恨， 赢得临邛
说玉京。”
113
以上两首七律作于 1957 年，写的是反右运动，值得多说几句。它充分
展现出陈先生高人一等的先见之明。
1957 年，岁次丁酉，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劫之年。从此以后，一花独
艳，万马齐喑。1959 年庐山会议，彭黄张周被罗织罪名残酷整肃，党内于
是也一片死寂。如是直至“史无前例”的 1966 年。
阴谋还是阳谋，引蛇出洞还是事情起了变化，因原始档案尚未解密，仍
存在很大争论。李慎之与朱正的看法就颇有不同。成为右派分子，积极的消
极的，主动的被动的，也是五花八门千奇百怪无所不有。
但我发现，有两条巨大的吞舟之鱼，居然漏网。他们一南一北，不通音
问，却心有灵犀一点通，英雄所见略同，都躲过了“滔天沉赤县”的这一巨
劫：他们是陈寅恪与钱钟书。这里单说陈先生。
这两首诗分别写于农历丁酉年五月初五端午节和七月初七七夕节。换算
为公历，则为 1957 年 6 月 2 日和 8 月 2 日。而作为从大鸣大放大字报大
辩论的“四大”到反右转折点标志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
则发表于 1957 年 6 月 8 日。此后风声鹤唳，开始收网。
任当局如何指天誓日，天花乱坠；任别人如何心花怒放，争先恐后；
114
任各方如何穿梭游说，百般诱导，寅恪先生以历史大师的超人眼力和卓绝定
力，早早看穿了把戏，洞悉其奸。来了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终于在
惊涛骇浪扑面而来时安然无恙，并对飞蛾扑火者略有调侃。
“武陵虚说寻仙梦，子夜唯闻鬼哭歌。”这是说政府沉迷于空想，主观
蛮干，祭出“大跃进”的“三面红旗”，试图“3 年超英，10 年赶美”，结
果造成国民经济的严重损失，饿死不少老百姓。
“一自黄州争说鬼，更宜赤县遍崇神。”这是说个人崇拜、造神运动即
将登峰造极，山雨欲来风满楼，“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史无前例”的文
化浩劫快要来临了。
历年农历新正、元宵、七夕、中秋，陈先生多有诗作，而且多与重大时
政密切相关。有兴趣的朋友不妨自行搜读。真个是余味无穷也么哥。
陈寅恪知道自己的“谤诗”流传出去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他屡
次自戒：
“东坡文字身为累，莫更为诗累去非”
（两宋之际的著名诗人陈与义，
字去非，此为先生自比）；“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斫头”。但终于还
是技痒，欲罢不能，将对这一切观感吟哦入诗。“老岁为诗欠斫头”，就是这
条漏网巨鲸的夫子自道，大有一种“此身虽在堪惊”的韵味。所幸当时无事。
我们得以读到这些文意精美、独一无二的现代史诗，何幸如之。
115
雅斯贝斯说：克尔凯郭尔和尼采使我们睁开了眼睛。……（他们）是一
等星。此言甚获我心。多年以来，梁某一直深度喜爱存在主义的鼻祖，那位
只活了 42 岁的忧郁的丹麦人。他的作品，思想的深邃和文字的优美所同时
达到的高度，除了庄子，无人企及。
克尔凯郭尔说：“什么是诗人？诗人就是一个不幸的人，他的内心充满
很深的痛苦，然而他的嘴唇却具有奇异的构造，当呻吟和哭泣的声音通过他
的嘴唇时会变成令人销魂的音乐。”
七.著书唯剩颂红妆
1961 年 8 月，“问疾宁辞蜀道难”，年近古稀的吴宓不顾年高体弱、舟
车劳顿，不远千里，由重庆穿三峡经武汉到广州，探望老友陈寅恪。“暮年
一唔非容易”，这次难得的会面，给这两个中华文化的忠实守望者带来极大
的快慰，使他们饱受摧残的身心彼此都获得了一份厚实的安抚。吴宓在日记
里作了详细记载。陆键东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中对此进行了出色
的描述，有兴趣的朋友不妨自行参看。
陈、吴两位先生都写有好几首诗，纪念这次难忘的会见。其中陈寅恪的
116
一首七律，非常值得注意：
五羊重见九回肠， 虽住罗浮别有乡。
留命任教加白眼， 著书唯剩颂红妆。
钟君点鬼行将及， 汤子抛人转更忙。
为口东坡还自笑， 老来事业未荒唐。
其中“著书惟剩颂红妆”、“老来事业未荒唐”这两句，尤具深意。
红朝建立不久，就开始逐步全面、系统地在知识界进行思想改造，言必
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1953 年 11 月，陈寅恪的得意门生汪篯从北京
奉命专程到广州劝驾，请陈先生北上就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
寅恪提出两项条件：
1.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且不学习政治。
2.请毛公（泽东）或刘公（少奇）开一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这两项要求当然不可能得到满足，陈先生自己也心知肚明。他只不过是
以此为借口，谢绝北上而已。否则，天子门下，要不“树新义，负如来”，
困难就会大得多。广州毕竟僻处岭南，山高皇帝远，相对较易闪避：这正是
陈寅恪的高明之处。此后，全国学术界即暗暗流传“陈寅恪公然提出不学马
117
列”的故事。
唐夫人曾说：陈最讨厌看到别人写文章时提到马列主义，看到就头痛。
陈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明确说道：“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
学术。”这在当时几乎是仅见的,惊世骇俗。
北上是免了。但随着政治高压的加强，发表、出版自由逐渐都丧失了。
著述是一个学者的生命。在当时的环境下，如果要坚持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
如果不满足于吃饱了混天黑，那么，写什么、怎么写，都是大费周章的。陈
寅恪经过反复考量，作出了自己的选择：颂红妆。即为清代的两大才女柳如
是和陈端生的作品，进行笺证评议。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论再生缘》和
《柳如是别传》。这两本书，特别是描述柳如是其人，倾注了晚年陈寅恪几
乎全部的心血和情感，也是其学识水平和治学门径的充分展现。
陈先生得以完成《柳如是别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得益于冼玉清、
黄萱、新谷莺等人的同情、理解、支持与欣赏，不排除其中有某种“移情”
的心理动因。所谓“纵回杨爱千金笑,终剩归庄万古愁。 灰劫昆明红豆在,
相思廿载待今酬”，或有本事，亦未可知，抉隐发微，尚待来哲。只是“江
关谁省暮年哀”？对老先生的晚年心境，更应设身处地，取“理解之同情”
的态度。“
陈寅恪一再把《论再生缘》比作“所南心史”，这在眼下早已成为共识。
118
《柳如是别传》更是鸿篇巨制，书分 5 章，长达 85 万字。是什么精神力量
支撑陈先生克服种种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成此名山事业的呢？还是看陈寅
恪的夫子自道吧：
“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
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
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
之少女，未雨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
诬之人哉！”
话说得非常清楚：着眼点仍在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这正
是陈寅恪几十年来一以贯之的学术精神之核心。
必须注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说法，源出自陈先生的《清
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静安先生是在国民政府北伐即将胜利之际自
杀的，说是殉清固然不可信；说是“殉文化”，就梁某看来，也相当牵强。
王静安实在不能看作是争取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独立、人权自由的人。相反，
他对此的反应是抗拒的，他的政治意识是陈旧的。作为观堂的知音，陈先生
所说的独立、自由，不是就现代政治思想的层面而言，而是在中华文化中“士
之精神”的意义上说的。“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式的独立，“虽千万人吾往
矣”式的自由。这里所谓的独立自由，不是一种政治主张，而是一种精神取
向。
119
陈寅恪自谓：“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又
“余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这并非自谦，而是事实，
他甚至以此自傲。他无疑是一个坚定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有人直称其为“文
化遗民”，并不过分。
在生前出版的所有著作中，陈寅恪都坚持使用文言文、繁体字、竖排本。
回国任教后，坚持穿中式服装。他学贯中西却坚决反对“全盘西化”。他对
传统文化中腐朽、罪恶的一面缺少正视和警惕。林贤治直言他在《柳如是别
传》中流露出“没落的士大夫情调”，亦非诬枉。
1937 年 2 月，胡适就在日记中写道：“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
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但他的文章实在写的不高明，标点尤嫩，
不足为法。”这还是仅就陈先生坚持不肯使用白话文而言。
钱钟书则认为陈寅恪的文言文也比较差劲，治学方法亦不着四六。确如
今人慨叹：钱钟书瞧得起谁啊？
严耕望以陈寅恪为他及身所见的上一辈中国史学界四位大家之首，敬服
不暇。但他亦曾评论说：陈先生不讲究著书体裁，他那种过于烦琐的考证，
不适宜用来撰写专题研究的大书。
120
不学无术如梁某，对陈先生亦不乏腹诽之处。比如，他的见解与文字，
实在远不如王静安之警策精洁。其论断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一定在北方、断
言李白必为西域胡人之后......等等，皆甚为牵强，说服力明显不够。
骆玉明说：“胡适曾说陈寅恪有‘遗少’气。当然，他绝非那种孤陋寡
闻、抱残守阙的‘遗少’，就单纯的‘西学’知识而言，胡适大概还不如他。
但是，陈寅恪的文化主张，无疑不仅是出于理性认识，还与其显赫家世有关。
因而在陈氏著作中，不仅呈现学者的睿智，同时亦往往呈现历史的羁绊，乃
至某种陈腐的情感。后者想来并不是值得推崇的东西。我们尊敬陈寅恪，乃
是因为他是一位正直的学者，一位把新的历史研究方法带入中国、为中国学
术开辟道路的人，他的家世与我们无关。”
陈寅恪一向对生搬硬套地用西方模式来解读中国的文化、语言、政治和
历史不以为然。他的看法是：“必须一方面吸收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
来民族之地位”。这与鲁迅的根本意见“此所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
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
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可谓不谋而合
殊途同归。
值得警惕的是，一些所谓“当代新儒家”以“弘扬传统”、“光大国学”
相标榜，拉大旗作虎皮，以学贯中西的陈寅恪毕生服膺张之洞的“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之说为理由，对洋务运动、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乃至个人
121
权利、民主政治、科学精神、新闻自由等普世价值都提出了全面质疑，这无
疑是一股逆流，也是注定不会得逞的。谬托知己自作多情，不过“枉与他人
作笑谈”罢了。
陈先生是一个人，但是一个不太普通寻常的人。他身上有中华文化的深
厚积淀，同时又有对异质文明的深刻体认，在这种中西的比照中形成自己独
特的思想。他极度珍视自己精神的独立和超越，但是终究超越不了现实。自
反而缩，为了坚守这份独立人格，他以自己的方式与这个他所关怀的社会所
表现出的庸常、冷漠、狂热、迷信等思想浊流保持距离，殊死而战。
或许今天的我们依然处在一个平庸的时代，或许我们这个社会很多
人不愿意背负那种坚持独立人格而带来的巨大的现实压力。但是很多人也不
甘心，所以希冀浮现出类似英雄一类的神话，通过仰视英雄或者神像来寄托
自己的幻想。
错了。连上帝都死了的时代，没有人没有英雄可以为我们背负生活
意义的重担。我们只能在庸常中通过坚实的行动来重新接续和建构我们的生
活意义和文明。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陈寅恪也不例外。他的思想、学术、文字乃至作
风，也许都存在不无可议之处。但这一切，都无碍于他作为一代文史大师的
122
崇高地位。他的学术成就和精神风貌，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不可多得的一份宝
贵财富，将泽被千秋万世。
我喜欢看足球，其中耐人寻味的东西太多了。
开初最欣赏范.巴斯滕式前锋，锋利敏捷，一剑封喉。后来才觉得，对
于一支攻守平衡的强队，也许巴雷西这样的铁闸后卫，才更其难能可贵。
还是陈先生自己说得好：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
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是说的王静安。我们其实也完全可以对陈先生本人作如是观。
英国思想家密尔在《论自由》一书中开宗明义，就将“意志自由”与“公
民自由（社会自由）”区分，以明确讨论的范围，这是其论述严谨所在。但
是个人化的意志（思想）的自由，是社会自由的来源和立足点，只有在思想
上追求自由的人，才会感到有必要争取社会自由，也只有在思想上摆脱了“俗
谛之桎梏”（陈寅恪语）的人，才能在社会层面上突破桎梏而非设下新的桎
梏，由“人的自觉”进而上升到现代社会制度化建设的层面。“别求新声于
异邦”（鲁迅语）自属必要，对本土资源的梳理扬弃，也是不可或缺的。
123
俱往矣。
王小波说得好：“自我辈成人以来，所见到的一切都是颠倒着的。在一
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既然精神原子弹在一颗又一
颗地炸着，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但我辈现在开始说话，以前说过的一切和
我们都无关系――总而言之，是个一刀两断的意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
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
八.斯文自有千秋业
1964 年 6 月，及门弟子蒋天枢自上海南下广州问疾请安。陈寅恪写了
三首七绝《甲辰四月赠蒋秉南教授》相赠，其中有这样的句子：“音候殷勤
念及门，远来问疾感相存”、“俗学阿时似楚咻，可怜无力障东流。河汾洛社
同邱貉，此恨绵绵死未休”、“拟就罪言盈百万，藏山付托不须辞”。
诗中表达了对师弟情深的感叹，对思想钳制、梦想破灭、舆论一律、万
马齐喑的社会现实的无力感和愤怒情绪。
尤为重要的是：他深知自己的著述不合时流，“盖棺有日，出版无期”；
124
但他深信“老来事业未荒唐”，总有雨过天晴、云开日出的那一天，而他自
己是未必能看到了；所以，经过多年考察和慎重考虑，陈寅恪决定将著作“藏
之名山，传之其人”，他选中了蒋天枢。
蒋天枢（1903－1988），字秉南，江苏丰县人，文史学家，复旦大学
教授。
陈寅恪在病榻上将编定的著作整理出版全权授与蒋天枢，这被后辈学人
视为他一生学问事业的“性命之托”。受托之人蒋天枢，作为陈寅恪早年在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1949 年后，十余年间两人仅有过两次相聚。其间，
陈先生耳闻目睹以致亲身经历了太多昔日亲密无间的师友亲朋一夜之间反
目为仇的事情，但他信赖这个晚年只有数面之缘的弟子。
在陈寅恪托付毕生著作的那几天，有一次，蒋天枢如约上门，恰好陈夫
人不在，没有人招呼他，已目盲的陈寅恪也不在意，径直开始谈话。结果蒋
天枢就一直毕恭毕敬地站在老师床边听着，几个小时始终没有坐下。那年，
他已年过花甲。
蒋天枢没有辜负恩师的信任。1980 年 6 月，由他整理编辑的《陈寅恪
文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文集中的《柳如是别传》、《寒柳堂集》
等卷是陈先生生前亲自编定的。文集附录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及《寒
柳堂集》附录的《寅恪先生诗存》，则第一次向中外学术界披露了陈寅恪的
125
晚年状况及其诗作。300 余万字的《陈寅恪文集》的出版，为研究者提供了
完整的第一手资料，标志着对陈寅恪的研究将跃上新的台阶。陈先生泉下有
知，亦当为自己托付得人而深感快慰。
诚如骆玉明所说，作为“教授中的教授”（郑天挺语），陈寅恪的著作十
分专深，又极少参与社会活动，本来他是“最不该成为公众人物”的人。但
出于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以来，去世多年的
陈寅恪却实实在在成为一个文化热点人物，很多当年“人面不知何处去”的
文人学者先后跑出来自称是陈先生的弟子，呼天抢地歌功颂德，目的之一无
外是借大师自重罢了。蒋天枢却从来没有多说过一句话。
事所必至，理有固然。
早在 1958 年，蒋天枢就在复旦大学干部履历表中“主要社会关系”一
栏中填写道：“陈寅恪，六十九岁，师生关系，无党派，生平最敬重之师长，
常通信问业。此外，无重大社会关系，朋友很少，多久不通信。”
当时正值批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高潮。很多人正忙着划清界
限，落井下石者亦不乏其人。蒋天枢居然不避不惧，表里如一，反而引以为
荣。则其为人如何，可想而知。
陈寅恪在《论韩愈》文中就曾说过：“华夏学术最重传授渊源。”
126
蒋天枢在致友人的信中表示，他费尽心力编篡《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
中心意旨就是想写出陈先生是“中国历史文化所托命之人”。其实，吴宓早
就说过：“ 义宁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
与学术德教之所托命者也。”
1979 年，蒋天枢在为《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初版所写的“题识”中
说：“余欲纂‘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已数年，悠忽蹉跎，今乃得从事辑录，
距先生之逝世已将 十周年，余亦老矣。”
1997 年，该书增订再版。蒋氏及门弟子、复旦大学教授章培恒在“后
记”中引用了老师这段文字，而后淡淡写道：“现在，距离蒋先生的逝世也
已将近十周年，而我也已经老了。”
无独有偶、令人感慨的事情非止一端。文革风暴中的 1971 年 9 月 8 日，
自身处境已经极其不堪的吴宓致信中山大学校方，探询久无音信的陈寅恪夫
妇的“生死情况”，其中有“国立中山大学”、“宓 1894 年出生，在美国哈
佛大学与陈寅恪先生同学，又在国内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合大学与陈先生同任
教授多年”等极其不合时宜的语句。其实，当时陈氏夫妇去世都将近两年了。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后，中华文化受到致命摧残，道统中绝，后继无
人。现在，季羡林都国学大师了，蒋庆都现代大儒了，纪宝成都“脊续国学”
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127
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严复、邹容、陈天华、宋教仁、蔡锷、张元
济、王云五、蔡元培、张季鸾、鲁迅、胡适、傅斯年、赵元任、王国维、陈
寅恪……
那是怎样的一代人啊！
以后，中国还有这样的人吗？文化的传承在巨大的断裂以后的接续本来
就是一个大难题，更何况我们如今的制度恰恰是一个有效扼杀天才的摇篮。
1990 年 8 月，汪荣祖先生作有一首七律，“聊志胡（适）、陈（寅恪）
二氏的百岁纪念”。梁某移录在下面，借以结束本文，并借花献佛，稍表对
陈寅恪先生的敬意，兼示对胡适之先生等未及列入“百年五牛”系列的华夏
先贤的尊敬与怀念：
午未相随各百年， 纵横世局感惘然。
过河博士情难已， 渡岭先生意若禅。
粤海瀛台同有泪， 新文旧义两无边。
莫教绝艳连根尽， 瞻望千秋念昔贤。
(2005 年 12 月 19 日初稿，2007 年 8 月 30 日改定。）
128
百年五牛图之五：关于林彪(修订稿)
若夫明妃去时，仰天太息，紫台稍远，关山无极。摇风忽起，白日西匿，
陇雁少飞，代云寡色。望君王兮何期？终芜绝兮异域!
江淹<<恨赋>>
但凄凉顾影，频悲往事，殷勤对佛，欲问前因...... 辛弃疾：<<沁园春.老
子平生>> 。
人间多少闲狐兔？月黑沙黄，此际偏思汝。 陈维崧<<醉落魄.咏鹰>> 。
------题记
一.一个非神即鬼的人
开篇就抄书：
这是一个曾被尊为中国的第二号神，后来又被列为第一号鬼，非神即鬼，
好象从来都不是人，最终还是被一个“鬼”字覆盖了的人。
这是一个 24 岁就当军团长，从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当到野战军
司令员、国防部长，而且经常身兼数职(比如抗日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东
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东北野战军司令员)，除了“副统帅”
从未当过副职的人。
这是一个党史军史少了他，有的史实就会讲不明白，就会出现空白，就
会留下问号，进而愈发挑逗起人们好奇、探究心理的人。
这是一个不时要面对，又不敢面对，竭力要回避，又很难回避，轻不得，
重不得，深不得，浅不得，稍不谨慎就要引起麻烦，已经死去快 20 年了，
129
依然异常敏感的人。
这是一个人们私下里有不少议论，据说世界上也有不少传闻，而今逐渐
开始比较客观公正地放到历史天平上的人。
谁都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叫“林彪”。
。
上文摘自<<雪白血红>>。作者张正隆中校。解放军出版社 1989 年 8
月初版初印，印数 93000 本。
二.二种眼泪
古话说：英雄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1971 年 9.13 事件稍后的一天，在人民大会堂，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得到
了中国民航 256 号三叉戟专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机上 9 人包括林彪在
内全部身亡的确切消息。当时在场的还有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纪没想到
的是，一向沉稳潇洒、气度雍容的周总理，居然当即号啕大哭起来，足顿胸
捶，涕泗横飞，悲不自禁。足足过了二十多分钟，才逐渐平静下来，恢复常
态。这在周恩来的一生中，几乎是仅见的。纪登奎莫明其妙，不知所措，印
象也就特别深刻。
无独有偶。
李子弋教授说蒋介石最大的遗憾之一是未能利用林彪──蒋对此曾向陶
希圣多次提及。
130
1993 年 10 月在美国发行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
（the World Journal）
登载了一篇有趣的文章，做蒋介石的私人医生达四十年之久的熊丸（Hsiung
Wan）在文章中说：“我唯一一次见到蒋总统流泪是在他听到林彪死的消息
时。”曾在蒋身边长期扮演类似陈布雷一样角色的党国大员陶希圣证实了这
一说法的可靠性。
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一个中华民国总统，这对政坛上的生死冤家，
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避嫌疑，不约而同地为一位非正常死亡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元帅，抛洒下英雄之泪。这实在太不同寻常、太耐人寻味了。
我们知道，蒋介石是黄埔军校校长，周恩来曾任军校政治部主任，林彪
则是黄埔四期学生。蒋、周二人与林有师生之谊。
这当然不是蒋周二公异口同声为林哭泣的因由。起码不是主要原因。
那么，林彪是谁？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他遭遇了什么样的命运呢？
三.十大元帅之三
林彪，原名育容，湖北黄冈人。1907 年 12 月 5 日出生。父林明清，
曾在村里的杂货铺子当店员，又在往返于浠水、鄂城、大冶一带的小火轮上
做帐房先生。有些积蓄后回乡经营手工织布，当了一个小业主。母陈氏。
黄冈县城距林彪的老家林家大湾约 30 公里，是著名的东坡赤壁所在地。
苏东坡在这里写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最杰出的作品。现在有所黄冈中学，
也是名震江湖，桃李满天下。据说，毕业于黄冈中学的天涯网友，就为数不
少。
131
林彪早年在家乡读书。后来到武昌上中学。1925 年毕业。同年秋天，
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入伍生总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四期同学
中，胡琏、张灵甫、李弥、刘玉章、罗列，刘志丹、曾中生、袁国平、段德
昌......等人，后来都成为国共双方的名将。
他的两个堂兄：林育南和林育英(即张浩。1935 年，他以共产国际代表
的身份从苏联回国，与毛泽东配合默契，假传圣旨，对毛最终战胜张国焘、
确立中共领导核*心地位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抗战初期，担任八路军 129
师政委，不久因病去世，毛泽东亲为抬棺。他的后任，就是邓小平)，都是
早期知名的共产党人，对青年林彪走上革命道路无疑起了领路人作用。
1926 年 10 月，林彪从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被分配到著名的第四军
叶挺独立团任见习排长，参加北伐。不久升任连长。
1927 年 8 月，参加周恩来等领导的南昌起义。后随朱德、陈毅率领的
起义军余部转战至湘南，因功升任营长。
1928 年 4 月，朱、毛在井冈山会师，编组成红四军。毛、林风云际会，
惺惺相惜，互相借重。此后，林彪历任红二十八团(四军主力团)团长、红四
军军长、红一军团军团长。指挥得力，战功卓著，与彭德怀、黄公略一起成
为中央红军朱毛麾下最出色的将领。尤其是第四次反围剿的草台冈一役，一
举歼灭了国军王牌、陈诚的起家部队第十一师，更是声威大振。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林彪、聂荣臻率红一军团(总兵力
1.9 万余人)担任前卫。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冲破重重包围，杀开一条血路。
在付出沉重代价后，终于保存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1936 年 10 月，到
达陕北吴起镇。
132
抗战军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加入国民革命军序列。林彪出任主力师
115 师师长。1937 年 9 月，率部歼灭日军精锐部队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一
千余人，取得平型关大捷。这是七七事变后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仗，极大
地鼓舞了军心民气，也使林彪成为遐迩闻名的抗日名将。
可惜乐极生悲。1938 年 3 月，林彪被友军阎锡山部误伤。后去苏联医
治。直到 1942 年 3 月才回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这次意外事故，不惟使
林彪无从在抗战中再展身手，有更佳表现；更为他后来的身心与命运埋下了
悲剧性的种子。
毛认为林具备多方面的才干，而不仅仅是军事天才。他曾让林作为周的
助手去重庆参加与国民党的谈判，一呆就是几个月。军统巨头唐纵等对林印
象极为深刻。
林彪回延安，毛泽东非常兴奋，亲自前往迎接。毛拉着林的手，满面笑
容，边走边说。令跟在一旁的秘书师哲深感诧异：朱老总从前线、周副 从
重庆回延安，也从未得到 这般礼遇。青年林彪不就是一个师长吗？
那么，在现在颇为人所垢病的延安“整风运动”中，林彪表现如何呢？
南京大学高华教授写道：“林彪于 1943 年 7 月与周恩来等一行从重庆
返回延安，受到毛泽东的特别关照，毛嘱林彪休息，林彪只是挂名担任中央
党校副校长，并不具体过问党校的具体工作（此时延安除整风、审干外，没
有任何紧急工作）。林彪在延安对康生一直保持距离，对审干、抢救持沉默
态度，完全置身于运动之外。”
这其实是林的一贯作风。
八年抗战，终获苦胜。美国试图扶中制日。本来是千载难逢的“霖雨苍
133
生新建国”的绝佳时机。可惜国共两党各争雄长，互不相让，内战一触即发。
中共中央盯住了东北大地。不惜血本，在苏军的默许和支持下，从各个根据
地抽调精兵强将和大批干部，投进黑土地，志在必得。当时提出的口号是“独
霸东北”。中央原拟派林彪去山东，后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改派他去东北
负责军事指挥。统揽全局的，则是刘少奇最重要的亲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东北局书记、东北我军(曾几度易名，当时叫东北民主自治军)第一政委
彭真。
开始很不顺利。林、彭意见不一。蒋介石也不是吃素的，他派到东北负
责的军政大员熊式辉、杜聿明也算一时豪杰，并不容易对付。“独霸东北”
很快被证明只是一厢情愿。共军占据的城市不断失守。尤其是继四平之战失
利后，1946 年 5 月 23 日，廖耀湘率国军精锐新 6 军攻占长春。共军进退
失据，极为被动。
关键时刻，毛泽东显示出超人的胆识，采取了断然措施。
据<<东北解放战争大事记>>关于 1946 年 6 月 16 日的文字记载：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东北局干部分工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指出：目前
东北形势严重，为了统一领导，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
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四同志为东北局副书记兼副
政委，并以林、彭、罗、高、陈组织东北局常委。中央认为这种分工在目前
情况下，不但有必要而且有可能，中央相信诸同志必能和衷共济，在重新分
工下团结一致，为克服困难争取胜利而奋斗。”
当时，林只是中央委员；而彭、高、陈三人却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这
在十分强调“党指挥枪”原则的中共，实在是一个不同寻常的重大组织措施。
134
毛泽东孤注一掷，将中共在东北的前途和命运托付给了林彪。
范文澜先生说：一个领袖，得以成功最重要的两点品质，是纳谏和用人。
在当时，毛泽东这两点都比蒋介石要做得好。他的成功，实非幸致。
林彪没有辜负毛泽东的信任。短短不到两年半时间，就完全逆转了形势，
实现了原本接近破灭的“独霸东北”的梦想。历时 52 天的辽沈战役，更是
一举歼灭了东北国军 47 万余人，东北全境解放。东北野战军的百万雄师成
为一支最强大的战略机动力量，东北地区雄厚的工农业基础成为全国解放战
争的强大后方，毛泽东已经真正具备了最后打败蒋介石的军事资本和经济实
力。
甚至连中共领袖们，也未免觉得胜利来得太快了。毛泽东乐不可支地对
大家说：现在，林彪可是壮得很哟。随即大大加快了解放战争的进程表。
1948 年 11 月 23 日，东野主力 84 万人分三路入关。
接着是平津战役。(四野)渡江战役。衡宝战役(歼灭李宗仁白崇禧桂系主
力)。海南战役。......万里远征，所向披靡，把红旗从白山黑水一直插到了天
涯海角。星星之火，终于燎原。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1955 年 9 月 27 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
堂授予中共十位统帅级军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他们依次是：
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
叶剑英。
林彪位列十大元帅之三。朱、彭总副司令的地位在红军、八路军时代已
经奠定，无人能够撼动。林彪的资历，仅比罗帅稍老一点，远逊于其它九帅。
135
另外六帅，陈、徐、聂、叶也都出身黄埔军校，是林的师辈或学兄。贺、刘
二帅更是南昌起义的总指挥和参谋长。十大元帅的人选和排名，中央是反复
权衡、大费周章的。基本做到了公平、公正、公开。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大体
都是服气的。
令人瞩目的是：如此旷世盛典，军人荣誉的颠峰时刻，林彪元帅居然缺
席。他在青岛疗养。避开尘嚣，静听海浪天风。
林彪何以能够后来居上，脱颖而出？原因只有两个字：战功。这实在是
实至名归。
林彪的军政才能，在东北三年解放战争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下面
一节，在下将尝试对此作一些分析。
四.四野
作为战功最大、年龄最小的元帅，林彪被国内外公认为是中共最优秀的
军事指挥员。土地革命时期，他就已经崭露头角。抗战阶段，也曾名震一时。
抗美援朝，彭总大出风头。不过一直有不少人说，彭总的战术修养远不如林
总；若是林总入朝指挥志愿军，战果肯定会更大，损失则会小一些。听起来
似乎也有道理。但这毕竟只是一种假设。
网上也常见林粟之争。元帅之三与大将之首都有一帮坚定的支持者，各
持己见，经常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结果仍然是谁也不能说服谁。
其实这是大可不必的。
跟二徐一样，粟司令是标准的一流职业军人，素来为梁某所敬服。纯粹
136
论战功，他甚至更是为大多数元帅所不及。
不过，即便是粟裕，也尚非林总之匹。其它且不说，1946 年 6 月 16
日之后，林彪成为东北地区党、政、军一把手；一句话：“东北王”。而这正
是东北战场国共易势的转折点。斯大林说：干部决定一切。粟裕则只是在华
东地区负责军事指挥，头上压着饶漱石、陈毅、张云逸、黎玉等巨头，对下
面的指挥也并不是很得心应手(尤其是原属八路军的部队和将领)。平起平坐
的谭震林对他更是啧有烦言。直到毛泽东让陈毅去了中野，粟裕“双代”后，
他才算是基本放开了手脚----虽然依旧小心翼翼。
我注意到，深居简出、不喜交际、清高淡泊如林总，对待罗荣桓、彭德
怀、高岗、周恩来、黄克诚、粟裕、柯庆施、陶铸......等少数几位个性鲜明
的军政要员，是青眼有加的。建国后，粟遭到彭、陈、聂三位元帅的联手打
压，长期郁郁不得志。但从没听说他与林总有若何过节。扯远了，打住。
无论如何，三年东北解放战争，为林彪提供了可以充分施展军政才智的
舞台，并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国共两党的兴衰成败。
可说的很多。说来话长。为了控制篇幅，这里单挑两件事：两个“根本
意见”和一次撤退，稍加分说。管中窥豹，略见一斑。
先说两个“根本意见”：
1931 年 9.18 事变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后来，为了遮人耳目，
应付国际舆论，又扶植末代皇帝溥仪，成立伪“满州国”。陈寅恪先生诗中
所谓“欲夸朔漠作神京”，即指此事。
1945 年 8 月 6 日、9 日，美国先后在日本的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
弹。9 日，苏联对日宣战。随后，苏联红军以雷霆万钧、摧枯拉朽之势，进
137
入中国东北，强弩之末的日本关东军不堪一击。8 月 15 日，日本天皇裕仁
宣布无条件投降。
日本突然投降，国共双方都出乎意外，有点措手不及。随即加紧布置，
调兵遣将，力争使本方势力处于有利态势。其中，双方力量近乎真空状态的
东北地区成为热中之热，重中之重。
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及时作出了正确决策，全力向东北扩张。在苏军的
支持配合下，一度抢得先机。
国民党则束手束脚，摇摆不定。曾寄厚望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
签订，试图和平接受东北。结果被斯大林玩弄。党国要员、经济学家张公权
在日记中写道：“王(世杰)外长始终不明了苏方对于东北，有其局部之策略。
任何国际局势之变动，不能动摇其既定之局部策略”。但张的独到之见当时
不被重视。
毛泽东信心膨胀。1945 年 11 月 15 日，他致电林彭真、林彪，要求坚
守山海关、绥中线，节节抗击，消耗、疲惫敌人，同时让黄(克诚)、梁(兴初)
两部开至锦州、锦西、兴城三角地区，准备战场，等敌人进至绥中、兴城地
区时，举行反攻，分作几次战斗，一次消灭敌人两三个师，歼灭敌军三个军，
以从战略上解决问题。19 日，中央又来电提出：
“要竭尽全力，霸占全东北”。
军令如山。中央期望如此殷切。
其实呢，事情并不那么美妙。按黄克诚 11 月 26 日致毛泽东电报的说
法，就是“七无”：无党、无群众、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药、无衣
服鞋袜。其实，有些部队，尤其是主力部队，还缺少枪支弹药：原以为东北
什么都有，出发时按上级要求，枪弹尽量留在老根据地了。先来的冀东部队，
138
倒是弄到不少武器，拿去装备了一些并不巩固的新扩大的部队。但后到的老
八路，却所获甚少。
相反，蒋介石在确信和平接受无望后，已下决心武力解决问题。东北九
省保安司令杜聿明(黄埔一期学生)率国军精锐、百战沙场、全副美式装备、
曾远征印缅的石觉第 13 军（汤恩伯基本部队)和赵公武第 52 军(关麟征基本
部队)，浩荡出关，兵锋直指锦州、沈阳。其余几个军陆续跟进。我军初战
不利。
另一方面，在美国的压力下，11 月 19 日，苏军通知中共东北局，按照
中苏条约，苏军将把中长路沿线各大城市移交给国民政府。
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
经过深思熟虑，11 月 22 日，林彪致电中央军委和彭真、罗荣桓，强调
指出：“我有一个根本意见，即：目前我军应避免被敌各个击破，应避免仓
促应战，应准备放弃锦州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
林彪的“根本意见”完全否定了毛泽东 15 日电报中要求在锦州一线决
战歼敌的设想。但得到东北前线军政要员黄克诚、高岗、陈云、罗荣桓的坚
决支持。上升时期的毛泽东，恢弘大度，从谏如流，立即采纳了林彪这个随
机应变而得出的切合实际的重要建议。不再急切求胜，而是改变既定方针，
撤离中心城市，稳扎稳打，工作重点转向“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
主要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农村”。这才有了以后的翻
盘和反败为胜。
1945 年尾至 1946 年中，国内气氛微妙，战和不定。美国总统杜鲁门
特派马歇尔将军强力介入，进行调停，意欲在中国推行美国式的两党制。一
139
时间似乎和平建国大有希望，中共中央一度也作了进入“和平民主新阶段”
的思想准备。
这时，林彪致电毛泽东：
“敌人和谈是个阴谋。蒋介石企图利用和谈，在关内停战，调集精锐到
关外大打，先解决东北，再象磨盘那样南北夹击我们。恐怕还得立足于打，
立足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这是我对和战的根本性意见，请 头脑清醒考虑
之......”
被人公开指为头脑不清醒，这在毛泽东平生大概也是惟一的一次。但他
认了，听进去了。
后来情势的发展，尽人皆知。东野入关前，聂荣臻在华北始终被傅作义
压着打，很大程度上就是吃了真的相信会进入“和平民主新阶段”、裁军过
猛的亏。无怪乎毛后来说聂是“老实人”。
再说一次撤退：
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所以，军事目标，应该服从、服务于政治目标。
1946 年 4 月 18 日到 5 月 18 日，四平保卫战刚好打了整整一个月。结
果，我军伤亡 8000 余人后主动撤退，四平为国军精锐孙立人新 1 军、陈明
仁第 71 军等部占领。
这不是林彪想打的仗。
4 月 11 日深夜，林彪致电中央及东北局：
“......在蒋介石继续增兵东北的情况下，我固守四平和夺取长春的可能
性和东北和平迅速实现的可能性均不大，因此我军方针似应以消灭敌人为
140
主，而不以保卫城市，以免被迫作战。其结果既不能保卫城市又损失了力量，
而造成以后虽遇有利条件亦不能歼灭敌人。故我意目前方针似应脱离被迫作
战，采取主动进攻。对于难夺取与巩固之城市，则不必过分勉强去争取，以
免束缚军队行动。”
这次毛泽东没有听他的。为了配合周恩来在重庆的谈判，毛多次严令林
彪，务必死守，“化四平街为马德里。”
越打越被动。黄克诚是我党最有眼光和胆识、最敢说话的优秀高级将领
之一。他直接致电毛泽东，又致电林彪，建议及时撤退，保存实力。但毛、
林都没有回电。
毛不回电，是因为他不同意黄的意见。
林不回电，是因为他要维护毛的权威。
这事令黄老纳闷多年。林总这次是怎么了，打这样的呆仗，不是他的风
格呀？
解开这个谜是在十余年后的庐山会议。黄克诚大将时任中央军委秘书
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但因同情、支持写万言书直陈现实而触犯龙
麟的彭总，即将翻船。
一次小会，不知怎么又扯到当年的四平保卫战。黄老说不及时撤退是错
误的。毛说：这是我的决定!黄老真是了得，当即回应：“你决定的，错的也
还是错的!”他这才明白了林总维护领袖威信的苦心。
加之这次会议上，墙倒众人推，破鼓滥人捶，对彭总新帐旧帐一起算。
当年长征路上林彪写信要求毛泽东将前敌指挥权交给彭德怀自然是一大罪
名，毛牢记在心，非常在意，提起多次。奇怪的事是，他并不在意写信的是
141
林，而是一直认为是彭背后怂恿林写这封信的，帐该跟彭算。林总本来没有
参加这次会议。会议中途，作为“救兵”，与邓小平等临时被急招上山。当
作毛、彭等人的面，林总说明写那封信完全是他的个人行为，与彭总毫无关
系。毛不知作如何想。彭总则十分感激。黄老也对林总实事求是、宁可让毛
失望也不对彭落井下石非常敬仰。黄老晚年能顶住压力出面为林总说话，实
非偶然。
这其实也是林总的一贯风格。
四平保卫战期间的电报很有意思，极具林彪色彩。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读
读。
林彪一边指挥保卫战，一边留好退路。“战至最后一兵一卒”的傻事他
可不会干，添兵的乱命更不会听从。18 日，敌军即将攻克四平，守军有被
合围之虞。林一面致电中央及东北局请示撤退，一面边奏边斩，全师而退。
这两个“根本意见”和一次撤退可不容小觑。
1947 年 5 月，陈云致信高岗，曾把锦州避战和四平撤退，作为本党进
入东北前七个月当中的两件大事。陈云说：如果这两件事当时有错误的话，
就很难有东北以后的好形势。
老毛奇说：
“一个在展开的最初阶段中所犯的错误，是永远无法矫正的。”
历史是最深的冰山。即如东北解放战争，考究起来，问题多着呢，岂止
“战锦”而已!
红领巾时代，老师和家长就教导我们：“没有毛 就没有共产党，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现在，我突然想：假如没有林彪，或者林彪为蒋委员长所用，又将如何？
142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历史上，韩信弃楚投汉，结果是楚灭汉兴。
写林彪，常想起一句流行的广告词：给我一次机会，还你一个梦想!林
之于毛，不正是如此吗？
1949 年 3 月，林总一手带出的东北野战军百万雄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
军第四野战军。
四野既然横空出世，耀武幽燕；那么，河山姓共、金陵王气黯然收，就
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有朋友喜欢算命。我一直不以为然。
如果所谓命本没有，自然没必要去算。
如果有，你就将别无选择，又有什么算的必要呢？
我不知道，林总挥师南下、风卷残云时，是否曾经梦想得到：二十余年
后，居然有一个“五七一工程纪要”，会与他攀扯上关系。
五.“五七一工程”纪要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二─二十四）
（一）可能性
143
（二）必要性
（三）基本条件
（四）时机
（五）力量
（六）口号和纲领
（七）实施要点
（八）政策和策略
（九）保密和纪律
◇ ９．２（指中共九届二中全会，１９７０年８月在庐山召开，
会上毛、林分岐公开化---编者注）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
右派势力抬头
军队受压
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
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
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
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
众叛亲离。
（１）一场政治危机正在蕴（酝）酿，
144
（２）夺权正在进行。
（３）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
（４）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逐渐地和平演变式的政变。
（５）这种政变形式是他们惯用手法
（６）他们“故计（伎）重演”。
（７）政变正朝着有利於笔杆子，而不利於枪杆子方向发展。
（８）因此，我们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
渐变。反之，如果我们不用“五七一”工程阻止和平演变，一旦他们得逞，
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中国革命不知要推迟多少年。
（９）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
权将落在别人头上
◇ 我方力量
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
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
在全国，只有我们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气勃勃。
革命的领导权落在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取得
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
革命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舰队以及下文的联合
舰队等均为本文件起草者林立果等人的自称，这些名词以及后文中的“江田
岛精神”等出自《啊，海军》和《山本五十六》等日本电影。──编者注）
145
和国外“五七一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分得
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
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
地理回旋余地大
空军机动能力强。
比较起来，空军搞五七一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
割据。
◇ 两种可能性：
夺取全国政权，割据局面
（二）必要性、必然性
Ｂ─５２（指毛泽东──编者注）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
近几年内安排后事。
对我们不放心。
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
在政治上后发制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
意纂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
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
146
的思想
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们的
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
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
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
式的
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
当然，我们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
们革命者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
但是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
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
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
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 有利条件：
国内政治矛盾激化
危机四伏
147
──独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
──统治集团内部很不稳定，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几乎白热
化。
──军队受压军心不稳 高级中上层干部不服、不满，并且握
有兵权
──一小撮秀才仗势横行霸道，四面树敌 头脑发胀，对自己
估计过高。
──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
怒不敢言。
──农民生活缺吃少穿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於变相劳改。
──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现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
变成了替罪羔羊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於变相失业
──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於变相受剥削。
国外矛盾激化
中苏对立。整苏联。
我们行动会得到苏联支持。
最重要的条件：我们有首长（指林彪──编者注）威信名望、
权力和联合舰队的力量
148
从自然条件上讲，国土辽阔、回旋余地大，加之空军机动性强，
有利於突袭、串联、转移，甚至於撤退。
◇ 困难
△目前我们力量准备还不足
△群众对Ｂ－５２的个人迷信很深
△由於Ｂ－５２分而治之，军队内矛盾相当复杂，很难形成被
我们掌握的统一的力量。
△Ｂ－５２身（深）居简出，行动神秘鬼（诡）窄（诈），戒备
森严，给我们行动带来一定困难
敌我双方骑虎难下
目前表面上的暂时平衡维持不久，矛盾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
的，不平衡是绝对的。
是一场你死我活斗争！只要他们上台，我们就要下台，进监狱、
卫戍区。或者我们把他们吃掉，或者他们把我们吃掉。
◇ 战略上两种时机：
149
一种我们准备好了，能吃掉他们的时候；
一种是发现敌人张开嘴巴要把我们吃掉时候，我们受到严重危
险的时候；这时不管准备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
◇ 战术上时机和手段
△Ｂ－５２在我手中，敌主力舰（指毛的主要助手──编者注）
均在我手心之中。属於自投罗网式
△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
△先斩局部爪牙，先和Ｂ－５２既成事实，逼迫Ｂ－５２就范，
逼宫形式
△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５４３、车祸、暗
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
（五）基本力量和可借用力量
◇ 基本力量
△联合舰队和各分舰队（上海、北京、广州）
△王、陈、江四、五军骨干力量（指王维国、陈励耘、江腾蛟
以及他们控制的空四军，空五军──编者注）
150
△九师、十八师
△二十一坦克团
△民航（文革时民航由空军接管──编注）
△三十四师
◇ 借用力量：
国内
△二十军
△三十八军
△黄（指黄永胜──编者注）军委办事处
△国防科委
△广州、成都、武汉、江西、济南、新疆、西安
△社会力量、农民、红卫兵青年学生、机关干部、工人
国外：
苏联（秘密谈判）
美国（中美谈判）
借苏力量（箝）制国内外其他各种力量。
暂时核保护伞。
151
（六）动员群众口号、纲领
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
全党团结起来！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打倒当代的秦始皇──Ｂ－５２，
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
建立一个真正属於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
对外：
全世界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我们对外政策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承认现有的与各国的
外交关系，保护使馆人员的安全。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全党团结起来
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
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
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得到真正解放
152
用真正马列主义作为我们指导思想，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
Ｂ－５２的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封建主义。
全国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各行各业要坚守岗位，努力生产，
保护国家财富和档案，遵守和维护社会秩序。
因此，各地区、各单位、各部门之间，不准串联。
全国武装力量要服从统率部的集中统一指挥，坚决严厉镇压反
革命叛乱和一切反革命破坏活动！
三个阶段
◇ 第一、准备阶段
（１） 计划
（２） 力量
△指挥班子
江、王、陈
△两套警卫处
公开的李松亭
秘密的上海小组负责。
153
新华一村（林立果等在上海的秘密据点──编者注）
教导队
△四、五军部队训练（地面训练）
△南空（指南京军区空军──编者注）直属师工作
（十师）
周建平负责
争取二十军
（江、王、陈）
──扩大舰队
──加速根据地建设 京、沪、杭、蜀、穗、
（３）物质准备
武器 领 自造
通讯器材（包括０１工程）（指林立果主持设计的一种收发报
机──编者注）
车辆
掌握他们仓库地点、只要军械库
（４）情报保障
掌握三个环节 搜集 分析 上报
154
◇ 第二阶段
实施阶段
奇袭式
一个先联后斩，上面串联好，然后奇袭。
一个先斩后联。
一个上下同时进行。
一定要把张（指张春桥──编者注）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
切舆论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
总的两条：
一是奇袭
二是一旦进行开始、坚持到底。
◇ 第三阶段
巩固阵地，扩大战果 夺取全部政权
（１）军事上首先固守阵地
155
△尽力坚守上海
占领电台、电信局、交通
把上海与外地联系卡断
△力争南京方面中立，但做好防御
△固守浙江、江西
△掌握空降、空运
（２）政治上采取进攻
△上面摊牌
△掌握舆论工具 开展政治攻势
（３）组织上扩大
△迅速扩军
△四方串联
打着Ｂ－５２旗号打击Ｂ－５２力量
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
缓和群众的舆论
156
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解放大多数
集中打击Ｂ－５２及其一小撮独裁者
我们的政策
解放一大片（大多数）
保护（团结）一大片
打击一小撮独裁者及其身边的
他们所谓打击一小撮保护一大批不过是每次集中火力打击
一派，各个击破。
他们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
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
他利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 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
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
他们制造矛盾，制造分裂，以达到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
巩固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的目的。
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那就等於自取灭亡，所以他今天
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
今天甜言密（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
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
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
157
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
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
自杀、关压（押）的关压（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
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身儿子也被他逼疯。
他是一个怀疑狂、疟（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
二不休
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
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
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象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
是他的替罪羊。
过去，对Ｂ－５２宣传，有的是出於历史需要；有的顾全民
族统一、团结大局；有的出於抵御外来侵敌；有的出於他的法西斯的压力之
下；对广大群众来说，主要是有的是不了解他的内情。
对於这些同志，我们都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予以谅解
和保护。
对过去Ｂ－５２以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给于（予）
政治上的解放
（九）保密、纪律
此工程属特级绝密，不经批准不得准向任何人透露。
158
坚决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发扬“江田岛”精神（江田岛，
日本海军学校所在地──编者注）。不成功便成仁
泄密者、失责者、动摇者、背叛者严厉制裁。
以上是被认作“林彪反革命集团政变纲领”的“571 工程纪要”全文。
由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执笔）共同炮制。“571”是“武装起义”的
谐音简称。
暂不涉及对这份文件的分析和评判。对文件本身，国防大学王年一教授
的看法是：
“<<纪要>>是个草稿。定稿没有。送给林彪、叶群看过没有，都不得
而知。林立果对于新野等人说，这个计划是林彪叫搞的。林立果说的是不是
真话，也无从得知。靳大鹰在〈‘913’事件始末记〉里说：‘里面有些话只
有老谋深算的人才能说得出来，有的话则明显的幼稚肤浅。’这是确实的。
假设林彪看过<<纪要>>，他会不会同意，这是不难推断出来的。”
真难为了这位值得尊敬的将军教授。在当时的语境下，他好象什么都没
说。又好象什么都已说穿。
根据现有材料，我认为：这不过是林立果拉大旗作虎皮、假传圣旨罢了。
林总是什么人？中国历史上都数得上的名将之星!策划政变是何等关乎身家
性命的大事，他会弄出这等花里胡哨不三不四的东东？这是林彪的作风吗？
不由想起林总在东北战场总结出的“六个战术原则”。话头又回到当年。
159
六.六个战术原则
作为中共领袖兼首屈一指的战略家，毛泽东有广为人知的“十大军事原
则”。
作为我军最杰出的将领兼战术家，林彪则创立了影响深远的“六个战术
原则”。
六个战术原则是：
1.一点两面。
即集中兵力于主要攻击点突击敌人，同时以部分兵力从另一面或多面钳
制并协同歼灭敌人，对敌人形成包围，不让敌人跑掉，打成击溃战。在主攻
点上要“采取狭窄的战斗正面和纵深的战斗配备”，使主攻点的部队象尖刀
和钻头一样，突破敌人的防线并向纵深发展。这是强调要打歼灭战，并将战
术具体化。
2.三三制。
是指一种疏散形的进攻战术。我军每连 3 排，每排 3 班。林总指出：
战斗时每个步兵班还可以再分为 3 个战斗小组，每组 3、4 个战士，在村长
的指导下，以疏散机动、小群的战斗队形进行战斗，以减少伤亡，扩大战果。
3.四快一慢。
四快指向敌前进要快，抓住敌人后进行准备工作要快，突破后扩张战果
160
要快，敌人开始溃退后追击时要快。一慢指总攻发动时机要慢。慢的时间要
用以侦察地形敌情、布置兵力及火力，政治鼓动工作及休息。林总特别强调
一慢的重要性，认为这是中外兵家未曾注意过的一个盲点。
4.四组一队。
四组是火力组、突击组、爆破组、支援组；一队指突击队。同“三三制”
一样，这也是说的进攻时的队形问题。林彪提出“四队一组”是为了解决攻
城巷战中的战斗队形，并说明这种分组方法不受四个组的限制，不必拘束于
教条，可以灵活运用。
5.三猛战术。指猛打、猛冲、猛追。
对于所选定的主攻点上，应将各种机关枪各种炮秘密地尽量接近敌人，
适当的配备起来，以便统一向主攻目标射击，并于同时猛然开火。是谓猛打。
这种火力用法，是反对零敲碎打，把火力到处分散使用的。
在主攻点上，火力猛然开始射击后，我军突出部队应乘此际敌人一时发
呆发慌拿不出主意来不及调整时猛烈冲锋，跃然奋进，以刺刀、手榴弹向前
冲击，必须建立刺刀血战的威风和随手榴弹的飞出爆炸而猛进的勇气，迅速
打垮敌人的战斗意志。是谓猛冲。
对于已经被我军冲动、开始溃乱的敌人，应实行猛烈追击，要一直压下
去，尽量消灭敌人，求取最大战果。是谓猛追。
6.三种情况下三种不同的攻击法。
161
一种是敌人守，一种是敌人要退不退，一种是敌人退。为了有针对性地
最有效地打击敌人，提出三种相应的攻击战法。
如果敌人守，就要经过正式的准备，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后再攻击。如果
敌人要退不退，我们准备好了再打，敌人会跑掉；不准备就打，又会被碰下
来；这时应先将敌人围起来，围而不攻，或围而小攻，用一部分和他们打，
抓住他，使他走不脱，然后准备好再大打出手。如果敌人退，就要猛追，这
时不要等命令，不准备就是合乎战术，准备了反而不合乎战术，不要怕部队
少!也不要怕情况不清楚。抓着打就是。当然，战役指挥员应该组织有计划
的追击
多么精彩!
这是一个深思熟虑、沉默寡言、身带 5 处枪伤的方面大帅熔铸古今中外
兵家思想精华并结合战场实际提炼出的实用性非常强的六个非同一般的战
术原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有的更是出于他的独创，
比如一慢。
我不由再次想到：设若此人为党国所用，如何得了？我党我军，谁能是
他的对手？!
“571 工程纪要”呢？思想且不论。作为政变纲要，有一点可章法和可
行性吗？林立果只是在乃父那里揎拾了一点思想的皮毛，自己肆意发挥、狐
假虎威罢了。
我还注意到：这 6 个原则，全部着眼于进攻，无一例外。这使人想起沙
漠之狐隆美尔元帅的名言：攻击，攻击，再攻击!
162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英雄所见略同。
研究一下林总的六个战术原则，再比照一下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的态势、
打法、进展与战果，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豁然开朗。东野伤亡越来越小，
战果则越来越大。成功只属于作好了充分准备的人。一切都不是偶然的。
亲爱的朋友，读到这里，你对林总 1955 年国庆节前超迈群雄，后来居
上，位列十大元帅之三，还有什么疑问吗？
1958 年 5 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上，林总更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
中共中央副 ，成为当时中共七大领袖“毛刘周朱陈林邓”之一。
七.中共七大领袖简评
1956 年 9 月，中共召开八大。1958 年 5 月，举行了八届二中全会。
毛刘周朱陈林邓，实至名归，成为中共七大领袖。众望所归的新领导核心得
以形成。这个领导集体直到 1966 年文革爆发后才告瓦解，分崩离析。
下面，梁某不揣冒昧，对上列中共七大领袖略予点评：
1.毛泽东(1893--1976)，字润之，湖南湘潭人。中国革命无可争辩的最
高领袖，极大影响中国现代历史航向的巨人。大政治家、军事战略家兼浪漫
主义诗人。一句老话说：没有毛 就没有新中国。这是确切的。如果还是农
业社会，毛的造诣和历史地位，起码不在刘彻、朱元璋之下。
依我看，一方面，毛对中国社会和国民性认识的深刻程度，仅次于鲁迅。
163
他对我们这个国家、对广大劳苦大众，感情很深。另一方面，因为各种主客
观原因，对知识分子则存在严重偏见，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乃至史无前例
的罪恶，对国家、民族、国际共运和我党的事业都造成十分严重的危害。
张毕来认为毛：“挥手能教天地改，著书善诱议论归。”
不予平反的 5 名大右派当中的两位则有不同见解。章伯钧说：“毛泽东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流氓。”罗隆基说：“毛 这个人很厉害狡猾，比历代
统治人物都凶。”
我认为，他们都没有说错。雅努斯有两副面孔。合起来看，就比较完整
了。
毛对统治权术的研究之深、运用之妙，已臻炉火纯青的化境，沛莫能御。
在中国高层，他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和幽深难言的孤独感。罗荣桓、柯
庆施先后去世令他非常伤感，是有深刻的心理原因的。
晚年毛泽东最大的问题是将自己置于党和政府之上，予智予雄，为所欲
为，比任何一个封建君主都更为恣肆霸道，不受任何约束。对党的各级干部
也殊少爱心。
我对他的评价，是六*四开或倒三七开。
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大人物。值得千秋万世解剖研究，从中汲取经验与
教训。
千秋功罪，谁人能予评说？
2.刘少奇。一个教条主义者。长着一张作报告的脸。才识资历均不足与
其坐二望一的崇高地位相匹配而不自知。
164
袁寒云诗曰：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如果不是因缘时会，进入了领导核心，而只是干一些具体党务工作的话，
少奇同志会干得很出色。
3.周恩来(1898----1976)，字翔宇，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
聪明绝顶。英才盖世。
中国革命又一个决定性的人物。一个忠诚、智慧、光芒四射、顾全大局
的最杰出的中国共产党人。党的瑰宝和骄傲。如果他为蒋介石所用，老蒋就
不会去当“扶余海外王”，周在历史上就有望比诸葛武侯更为出彩。可惜他
遭逢的是毛泽东。晚年泥足深陷，苦不堪言。
我对周的看法、感情，十分复杂，几经变化。现在看来，我们还是应该
设身处地，对总理的苦衷应取“理解之同情”，无须深责。
4.朱德。中国革命和军队的教父级象征性人物。德高望重。基本没有实
权，备位而已。毛泽东一生有负于许多人(尤其是杨开慧、林彪)，但他完全
对得起朱总司令(还有陈毅等人)。
5.陈云。一个不显山不露水，带有几分神秘色彩的高层重要领导人。
这是一个类似 1994 年美国世界杯最终捧杯的巴西队队长邓加式的人
物：工兵型，干的都是卖力气的实活，不怎么出彩，但不可或缺。
“夕阳红”阶段且不论。在陈老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我仅对其在高饶事
件中所起的作用有些疑义。
165
顺便说一句：陈云姓廖。
6.林彪。此处从略。
7.邓小平。短小精悍，精明强干。政治思想强，作风泼辣，外圆内方，
人材难得，举重若轻，不专权。又一个少见的军政双全的出色领导人。
但学问、见识都有所欠缺，不是适宜的统揽全局的帅才。我注意到：小
平成为大王，是在山中无老虎之后。
姑妄言之。不值方家一嗤。
成为七大领袖之一，1949 年后一直休养恬退的林总的生活发生了一些
未必出于本愿的变化。但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八大前后，发生了不少事。
八.八大前后
1956 年 9 月召开的中共八大被学者们充分肯定，多所揄扬。我对此颇
有保留。八大其实什么问题都没解决。政治、思想、经济、组织......上，都
是如此。姑且不说它本身存在诸如对阶级关系变化的认识偏离实际，对社会
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的估计严重不足，对经济管理体制改革
的认识模糊不清甚至南辕北辙，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主要矛盾的
166
认识定位不当等不容忽视的错误，对反对个人崇拜也只是一般性提提而
已；......就算它基本正确甚至完美无缺，而压根儿没有从组织措施上确保对
八大各项路线方针的贯彻实施，流为一纸空文，说的是一套，做的完全是另
一套，也是毫无意义的。窃以为对八大不宜估计过高。
八大前后，发生了不少大事。有些与林彪基本无关或者关系不大。有些
则与他存在密切关系(尽管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并对他以后成为第二号神
又变为第一号鬼的吊诡命运发生了重要影响。
前者主要有：
整风整党与“三反”、“五反”。
胡风事件与潘杨事件。
反右运动。
军队反教条主义的斗争。
大跃进运动
中苏关系破裂。
这些就不去详细说了。
后者主要有：
高饶事件。
八大。
八届五中全会。
庐山会议。
七千人大会。
167
下面尝试对此作一点粗浅的分析。
1.高饶事件。
毛泽东十分倚重的高岗和刘少奇一手提拔起来的饶漱石，戏剧性地联起
手来，“批薄射刘”，矛头直指党内二号人物刘少奇，一时弄得刘灰头灰脸，
狼狈不堪，相当被动，地位几乎不保。
直接起因之一，是资深的中共中央组织部第一副部长安子文(被认为是
刘的骨干。部长刚由饶漱石兼任不久)，私拟了一份八大政治局委员名单。
这份名单，据说居然“有薄(一波，与刘少奇、彭真、安子文等同为作白区
地下工作出身的高干，被认为是刘系大将)无林(彪)”!一时激起轩然大波。
军队高干与白区高干的矛盾趋于白热化。
高岗过于生猛，矛锋又兼及周恩来。刘、周联手反击。斜刺里忽然杀出
陈云、邓小平两员大将，表示坚决拥刘。身在杭州休养的毛担心党内分裂，
想玩平衡，致信在北京主持准备召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的刘，一再强调指出：
“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
并要求高岗、刘少奇都作份自我批评。可谓煞费苦心。毛没有出席这次会议。
主持会议的刘、周并没按毛的指示办，而是抓住这个空隙，借机发力，将高
饶的问题无限上纲上线，批倒批臭，让毛面对一个本不愿看到的既成事实。
这决非毛的本愿。毛心里肯定相当恼火，但一时却也有苦难言。高饶于是只
得成为牺牲品。高岗愤而自杀。向来对刘有看法、又敢于说话的陶铸文革初
期一度暴升至四哥的地位，却不敢向刘开炮，相当程度上就是汲取了高岗的
教训：看到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势力树大根深，盘根错节，担心打虎不死，反
被虎伤。
168
高饶事件是中共历史上的一大不幸。它开了建国后党内斗争一个灾难性
的先河。也为后来发生的许多事件埋下了前因。
毛曾经意味深长地说：伸手岂止高饶!
高饶事件最大的赢家并非刘少奇，而是邓小平。刘只是保住了既有的地
位罢了。而本来不甚起眼的邓则几乎接任了高、饶二人在党内所有的重要职
务，脱颖而出；在八大，更成为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进入领导核心。
又与本来渊源甚浅的刘少奇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给高饶定性的报告，亦
为小平所作。
彭、林两位老总都与高岗有过愉快成功的合作经历，对高麻子的能力和
作风很是欣赏，关系很好。桀骜不驯、目中无人的高岗对林总更是敬服有加。
高岗曾对邓小平说：“我在林总直接领导下工作过，林总是个天才的统帅，
无论政治水平、军事水平，还是思想水平、领导水平，都是第一流的，绝对
非凡。三大战役，林总有两个，率领四野从中国的最北边打到最南边，了不
起啊!哦，当然，你小平同志也有个淮海战役嘛。”邓小平当时回答：“我哪
能跟林总比。淮海也不是我一个人，还有刘伯承、陈毅他们。”
以林总的为人和性格，他肯定同情高岗，而不会对高饶事件前后邓的做
法有好感。这一切，都是耐人寻味的。
斯坦福大学退休教授范斯莱克说：“对中国上层领导人的行为，我们好
象是站在一个舞台前，幕布只是升起来了一点点，我们只能看到一些脚在舞
台上移动，却看不到也听不到其它部分。”
2.八大。
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共中央委员会 。如日中天的毛泽东居然未得全
169
票：他将自己的一票投给了林彪。
这绝对是非同寻常的。我不知中共高层还有谁蒙受过最高领袖的如此荣
宠。
大家不难推想当时毛泽东的用意和林彪的感受。
3.八届五中全会。
1958 年 5 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
共中央副 ，成为“毛刘周朱陈林邓”七大领袖之一。这是林总在党内地位
第一次超迈实际上的军队领袖彭总。也是他被后起之秀邓小平一度超越后再
度反超领先。
在此前后，林总还是以休养为主，没做多少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枉驾屈尊，多次到苏州等林彪的休养地前往看望，
洽谈甚欢。 对林总惟一的批评是说他“有暮气”。并亲书曹操名诗<<龟虽
寿>>中的名句：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为条幅相赠。关怀备至，
期望殷切。毛还一再说，希望林能多活 20 年，因为他有马列主义。
4.庐山会议，彭总翻船。林总是作为救兵中途被急召上山的。他一定很
矛盾：一边是功勋卓著、刚直敢言、多年并肩作战、相处甚得、感情深厚的
老战友，一边是对自己有着深厚知遇之恩的共和国缔造者。最终，他选择了
支持毛，但决不对彭落井下石。大家说林总批彭调门儿怎么怎么高，是不切
合实际的。谓予不信，可去找找贺龙、罗瑞卿、肖华等将帅的发言，比较一
下即可。林总曾这样暗自发泄对毛整倒彭总的不满：“说绝了。做绝了。绝
则错”；“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林总从来
170
是个现实主义者，不会离谱。他是党内高层领导中头脑最清醒、最冷静的一
个，对人对事极有主见，从不盲信盲从，对待毛泽东也是如此。这正是他的
过人之处。但在当时的环境与氛围下，哪怕你众醉独醒，又能如何呢？邓小
平后来也说过：“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此言极是。
养兵千日，用在一时。
那么，养帅超过千日，又是为了什么？
会后，林彪取代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这后来也成为林总的一条罪状。
何其荒唐。在当时，这不是众望所归吗？到底是林总自己念念在兹还是 对
他亟需倚重，一步步将他推上前台的，谁能告诉我？
5.七千人大会。
1962 年 1 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
有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门、省、市、地、县、重要企业的负责干部，军队的
有关负责干部，共 7000 余人，因此又称为“七千人大会”。这是中国共产
党历史上一次空前的盛会。毛泽东号召发扬民主，“白天出气，晚上看戏，
两干一稀，大家满意”。
刘少奇作了书面主题报告。报告否定了毛泽东总把缺点错误与成绩说成
是“三七开”的框框，强调大跃进以来面临的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暗示毛泽东对此应负主要领导责任。毛泽东被迫向大会作了检讨。
毛的威信严重受损。此消彼长，刘则声威大振，直有与毛分庭抗礼之势。
关键时刻，林彪出场了。他的讲话与众不同，迥异于当时的大会主旋律。
171
他说：
“这些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 的指示去做
而造成的。如果按照毛 的指示去做，如都听毛 的话，那么，困难会小得多，
弯路会弯得小些。”
“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 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
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
“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 的思想能够顺
利贯彻的时候，毛 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 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
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
这么一个历史。”
林总何许人也。他的讲话，扭转了大会的方向。
毛泽东喜不自禁，带头鼓掌表示欢迎。会后，又让田家英等对这个讲话
作了一些文字上的整理，并且批示：“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
了令人大为高兴。”毛还当面质问当时与少奇同志走得较近的总参谋长罗瑞
卿大将：林总的报告，罗长子你写得出来吗？罗如实回答：写不出来。毛一
箭双雕、不无调侃地说：你当然写不出来了。
这可以视为毛林二人长达四十余年的深厚关系中的蜜月。
<<诗经>>上说：靡不有始，鲜克有终。
谁又能够预想得到，此后不到十年，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九一三事件”
九.九一三事件
文革初期，天下大乱。
172
乱到什么程度呢？下面举一个例子：
红小鬼出身，毛泽东、周恩来、林彪都很信任和欣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中将，在 1966 年 10 月，总后造反派批斗他这个“当
权派”、使用“车轮战”时，支撑不住，在总后礼堂当场昏厥过去。幸亏林
彪批示“没有我和中央军委叶剑英的命令，邱会作不许下西山”，才躲过这
场批斗。但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1967 年 1 月 19 日，邱会作接到中
央军委文革小组的命令，从西山回到总后机关，遭到包括罚跪、抽耳光、喷
气式等刑罚在内的更为残酷的武斗，被打断一根肋骨；肩胛骨骨膜、两片肌
肉断裂，造成终生残废。邱为人很机灵。他乘看管人员一时疏忽，在一张小
纸片上向毛、林写了呼救信，并设法捎出。也算是他运气好，这封信送到了
林总手里。林是非常爱护部下的，何况是他的得力干将的邱会作呢。但在当
时，林彪虽已贵为“副统帅”，造反派也不肯轻易从命，非要中央文革小组
说了才算数。林彪当即让叶群去找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讨了一纸手令，
才将邱会作开释，保住了这个“最好的一任后勤部长”(周恩来语)一条性命。
这就是被邱将军视为恩同再造的“午夜获救”。
这样下去当然不成名堂，不是个事。乱可以乱，但要乱而有序。
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于是有了一个秘而不宣的决策：借重
周恩来以维持各级政府的日常工作和运转；借重林彪稳定并运用军方力量；
借重林的老部下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稳定首都北京军内的局势。
其意图是：通过稳定北京军内的局势，进而稳定全军的局势；通过稳定
全军的局势，进而稳定全国的局势。所谓“稳定”，是指乱而不致失控，以
达到全面清除刘邓路线在各个阶层、部门的代理人，保证全面夺权的胜利。
173
军队大举介入地方事务，不少地方和部门甚至实行了军管。
在当时，不能不认为这个决策必不可少，十分必要。它果然也很有效：
到 1968 年 9 月 5 日，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至此，
全国(除台湾外)29 个省、市、自治区都已经先后砸烂旧机构，成立了革命委
员会。9 月 7 日，北京举行庆祝大会。<<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
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宣布“全国山河一片
红”。
1969 年 4 月召开的中共九大，是一次论功行赏的大会。最引人注目的，
是军方势力的崛起。在九届一中全会选举出的 21 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居
然有林彪、叶剑英、刘伯承、朱德、许世友、陈锡联、李作鹏、吴法宪、邱
会作、黄永胜、谢富治等多达 11 名职业军人(还没算上有军职的叶群和已无
军职的职业军人李先念)!这在中共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毛泽东当然还是 。林彪成为惟一的副 。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
程>>完全肯定文革，载入了所谓“基本路线”和“五十字方针”，取消了普
通党员应该享有的权利。它不仅高调肯定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而且明确
写道：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全然违背了党的民主
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与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水火不相容。尤有甚者：江
青、叶群，第一夫人与第二夫人，居然联袂进入政治局，堪称国际共运史上
独一无二的一大奇观。据说，仅出身于原东野八纵的中央委员，就达 10 人
之多!
九大的政治报告是林彪作的。起草人为文革新贵张春桥、姚文元。但林
作报告前，居然对这份几经周折来之不易的报告看都没看一眼。他心里有火。
174
本来，根据毛的意见，起草工作由林负责，由陈伯达及张、姚三大“秀
才”具体执笔。确定由陈先动笔拿出草稿。不料陈写出一部分初稿后，江、
张、姚等认为陈稿忽视革命和阶级斗争；强调生产，是鼓吹“惟生产力论”，
表示反对。陈坚持己见，不愿另起炉灶，迟迟不能定稿。九大召开在即，等
米下锅，毛泽东决定改由康生、张、姚负责执笔。张姚很快拿出初稿。向有
中共第一秀才之称的陈伯达心有不甘，同时拿出了草稿。陈反唇相讥，嘲笑
张、姚稿是一个“伯恩斯坦式的文件----主张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
陈将稿件封好送毛裁定。没想到毛看都不看，批字原样奉还。毛选中了张、
姚稿。据已在毛身边工作了三十余年的陈伯达说，他感到十分伤心。林彪则
同情和支持陈伯达的意见。并对江、张、姚非常反感。
自己的意见不被接受。自己中意的报告却被否决。在大会上念的东西根
本是自己不以为然的。这个”副统帅“当得实在是没滋没味，表面风光而已，
甚至有点窝囊。堂堂林总，何尝受过这种肮脏气？这为第二年的庐山会议(九
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反常态，带头向张春桥发难，埋下了伏笔。
军事家林彪，近乎无可挑剔。政治家林彪，则相形逊色。
庐山会议，以“设立国家 ”、“称天才”为肇因，张春桥成为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真所谓人心丧尽，极端孤立。眼看翻船在所不免。关键时刻，毛
泽东赤膊上阵，亲自出马，为张说话，稳林击陈，挽狂澜于既倒，扭转乾坤。
毛林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矛盾已经表面化。
毛泽东雄才大略，叱诧风云；而又一意孤行，唯我独尊。林彪巨大的威
望、超高的人气让他悄然心惊。作为一个自诩为“马克思加秦始皇”的现代
独裁者，他不容许出现任何有可能对自己权力与地位形成挑战的团体或是个
175
人。其实在这时，林总的命运就已经大致确定。可惜政治家林彪见不及此。
在毛泽东咄咄逼人的组合拳攻势下，林彪几乎无所作为。又好象在以不
变应万变，静候尘埃落定。他呆在北戴河休养。
其子林立果则不然。小伙子雄心勃勃，初生牛犊不怕虎。
庐山会议后，林立果得出结论：“这些老总们(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
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总后勤部长邱会作)
政治水平底，平时不学习，到时胸无成竹，没有一个通盘，指挥军事战役可
以，指挥政治战役不可以。说明了一点，今后的政治斗争不能靠他们的领导，
真正的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
林立果十分自负，目空一切。不知他看不起的这些老总包不包括林总
----他老爸----在内？
林立果开始拼凑力量，组织“联合舰队”。主要斗争目标是毛泽东、江
青、张春桥。
毛先扳倒陈伯达。罗织罪名，“批陈整风”。接着向军委办事组的黄吴叶
李邱五员大将步步进逼，逼他们不断检讨，使他们威信扫地，自顾不暇。并
新加进一些人，分其权势。进而改组了最为重要、处于腹心之地的北京军区。
被认为与林接近的司令员郑维山、政委李雪峰都被免职，换上毛信得过的李
德生、谢富治。外松内紧，环环相扣。
1971 年 8 月 14 日至 9 月 12 日，毛泽东外出视察，“周游列国”。其实
是向各地军政大员吹风，为打倒林彪作准备。他说：“对路线问题，原则问
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庐山会议以后，我采
取了三种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在一些文
176
件上加上批判陈伯达等人的批语，是味“甩石头”；军委办事组增加一些人，
是谓“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是谓“挖墙角”。一个领袖居然采取这种方
式算计自己的副手，会上不说，会后乱说，当面不说，背后乱说，不搞团结
搞分裂，不光明正大，而是搞阴谋诡计，直欲置人于死地而后快。就我所知，
实为仅见。
9 月 6 日，陪同外国军事代表团到武汉访问的李作鹏，从武汉军区政委
刘丰口中获知被毛泽东严令不得外传的谈话内容。毛严苛无情的态度令李震
惊。精明的李作鹏很快形成 3 点认识：
1.庐山的问题还没有完。
2.上纲比以前更高。
3.矛头指向林彪。
当天上午，李作鹏陪外宾回到北京。傍晚，他将这一消息告诉了黄永胜
和邱会作。晚上，黄电告叶群。差不多与此同时，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
舟也将类似消息密报周宇驰、林立果。
此后一周之内发生的事，离奇变幻，波诡云谲。在有关史料解密、核心
仅存人物(如汪东兴、李文普、李德生等)打消顾虑打开金口讲真话前，甚难
尽得其实。
可以确知的是：1971 年 9 月 13 日凌晨 3 时许，注定要载入史册的中
国民航 256 号三叉戟专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机上 9 人全部遇难。
这是现场勘定后对遇难后的林总的描述：
“五号尸体：衣服全部烧光，头皮有绽裂，鼻烧焦，眉烧光，眼睛成黑
洞，右门牙至犬齿摔掉，舌头烧黑，左眼内角至鼻梁间有一伤痕，胫骨炸断，
177
体形瘦小，秃顶，有皱纹。”
爆炸声惊天动地。火光如血，映红了沉沉黑幕。
十.十大关键性问题
我以为，有十个问题,对认识、分析、评价林彪其人甚为关键。下面按
时间顺序，依次作一些粗略的分析。
1.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如果稍微公道一点，就应该承认：起码，1959 年第一次庐山会议、置
身政坛第一线之前，林彪的革命资历是不容置疑的。诗人郭小川说：“几十
年来我从未听说他在历史上犯过什么错误，从未听过有人说他做过坏事。”
并认为林彪分析问题很厉害，一针见血，具有大军事家指挥若定的气派。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9.13 事件后，林总由第二号神摇身一变成为第
一号鬼。元老们也都做了一回事后诸葛亮，奉旨揭发批斗。
陈毅元帅爆料：“一九二九年彭德怀从井冈山突围出来在余都同 会师
后， 仍让彭德怀回井冈山恢复工作。随后四军部队到达瑞金， 观察全国形
势，认为江西的形势最为成熟，提出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林贼很羡慕彭德
怀到处打游击，反对 提出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认为不能说全国和江西革
命形势很快就会到来，说是江西福建的老百姓不愿当兵。林贼消极悲观，很
怕敌人尾追，主张分散打游击。 一直耐心对他进行教育。四军九次大会后，
178
给他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一封长信，批评了他的消极悲观，对革
命丧失信心的错误思想。”
那么，“一年争取江西”成功了吗？
众所周知的是，4、5 年后，中央红军放弃赣南、闽西根据地，被迫长
征。
其实，在此前后，曾大力反对毛泽东的，正是朱德、陈毅、刘安恭。毛
一度被免职，处境狼狈。而毛最坚定有力的支持者，不是别人，乃是林彪。
这给了困境中的毛极大的帮助和安慰。这也是毛长期对林特别信任、喜爱、
重用的原因之一。
毛、林在这里只是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不同，进行探讨而已。从信中看，
毛对林完全是关心、爱护、开导的语气，纯属良性互动。林的行为，公开、
正派、敢于亮出自己真实观点，无可挑剔。这其实是庐山会议前数十年间林
总的一贯作风。黄克诚大将晚年对这桩公案有过十分剀切的论述，大家不妨
参看。
说点题外话。胡适一直认为共产党人文章写得最好的，得数毛泽东。此
论甚是。谓予不信，请看毛致林信件的结尾：
......我所说的中共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
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
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2.论短促突击
179
一种战术讨论而已。没有什么不妥。将此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挂钩，不
是无知，就是偏见。蒋介石当时已平息内争，统一军政，可以腾出手来全力
对付红军。在敌强我弱力量过于悬殊的态势下，长征在所难免。林彪向来是
游击战与运动战并重的。另据李德回忆录称，<<论短促突击>>一文是他约
请林彪写的。
3.长征途中，写信要求毛泽东将前敌指挥权交给彭德怀
性质同 1。毛泽东自己都毫不在意。只是刮了刮林彪的鼻子，轻描淡写
地说了一句：“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完全是一副家人父子的模样。
4.1942 年 10 月至 1943 年 6 月，陪同周恩来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曾
多次与蒋介石单独策划于密室。
诛心之论。无稽之谈。不值一驳。
5.战锦方为大问题
辽沈战役，先攻下锦州，关门打狗，最为有利，不待智者可知。毛泽东
对此可谓三令五申，强调再四。
确实，酝酿南下攻锦前，林彪迟迟下不了决心。他的顾虑主要是：缺粮
缺油，汽车只带了南下单程的汽油；怕傅作义派重兵由关内北上援锦,与沈
阳的卫立煌分进合击；万一锦州攻不下，大量汽车、坦克、重炮就无法撤出，
进退失据。
这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分析：
180
一方面，这种担心是有根据的。傅作义部不久前就曾到东北出过一次风
头，打通了一度中断的北宁线，东野吃了点亏。所以林彪向毛泽东提出了一
个进行锦州战役的前提条件：须以华北方面的杨成武第三兵团佯攻傅的老巢
绥远，吸引傅派兵回援，俾使锦州开战时傅无法或无足够力量援锦。事实上，
中央军委采纳了这一建议。这点以往常常为人所忽视。
根据国民政府国防部的作战计划，锦州大战在即，华北剿总须以第 13
军、第 16 军、第 35 军(傅自己的主力部队)、第 94 军全部 4 个军 12 个师
约 13 万人会同在锦西、葫芦岛的第 54 军、新 5 军、第 39 军等部，组成东
进兵团，全力支援锦州；锦州范汉杰部坚守待援；廖耀湘率第九兵团(辖新 1
军、新 6 军、新 3 军、第 52 军、第 71 军、第 49 军)组成西进兵团，自沈
阳向锦州攻击前进，切断东野的后路，与华北部队包围歼灭东野主力。这正
是林彪最担心出现的情况。
由于杨成武部西攻绥远，傅作义果然派第 35 军等部回援；出援锦州，
则只从第 62 军、第 92 军等部各抽一个师计 4 个师敷衍了事，力量大为缩
水，严重不足。东北剿总方面，卫立煌根本反对出援，参谋总长顾祝同亲临
指挥也没用。蒋介石亲自出马，才使得廖耀湘部勉强出发。但早已贻误军机。
在淮海战役阵亡的国军第七兵团司令官黄百韬曾沉痛地对部下说：“国
民党是斗不过共产党的。人家对上级指示奉行彻底，我们则阳奉阴违。”这
实在是血泪真言。
高岗、李富春、钟赤兵等过细安排好了后勤运输。情报方面已确证敌华
北援军大为减少。林彪就定下决心，进攻锦州。
由于西进兵团离得很远，当时林彪主要就是抓两件事：一是攻下锦州；
181
二是在塔山一线顶住东进兵团，确保攻锦胜利。
结果，攻克锦州只用了 31 个小时。正是“四快一慢”战术原则的完美
体现。
毛泽东指示攻击锦西、葫芦岛的东进兵团。林彪根据敌情变化，临机应
变，命令东野回头歼击西进兵团。东北国军最精锐的廖耀湘部两天时间就被
东野收拾得干干净净，在解放军战史上创造了时间最短、损失最小、战果最
大的新纪录。
另一方面，因为四平攻坚战(与四平保卫战是两回事)失利的阴影，林彪
不无顾虑。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1948 年 9 月 24 日华野攻克济南，
对他肯定是一个强刺激。林总领兵打仗，沉着冷静，谋定而后动；但也非常
自负，好胜心极强。
韩信将兵。高祖将将。林彪的一切成就，与毛泽东也实在是密不可分。
战锦问题，不过如此。岂足为病？
6.反对抗美援朝，拒绝带兵出征
当初，同意出兵朝鲜的可是极少数。依我看，就算现在，也不好轻言对
错。林总身体不好，这可是公认的事实。实际上早在衡宝战役后期，他就病
体难支，不大过问具体战事了。这一条也是一些人后来在鸡蛋里找骨头。
7.吸毒
荒唐。
182
8.第一次庐山会议
评述已见前文。
9.<<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这是一份文革初期的重要文件。也被作为林彪、江青狼狈为奸的重大罪
证。其实，这是滑天下之大稽。
1965 年，毛泽东下决心搞掉刘、邓。导火索是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
>>。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点了第一把火，但在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那里
碰了硬钉子。毛觉得北京不听他那一套，“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决定另辟
蹊径。但他当时可以信用委任的人确实寥寥无几。于是他打算将江青推出前
台。但江青算老几？人微言轻，无人喝彩。
正如江青自己后来在 1967 年 4 月 12 日说的那样：“我们攻也攻不动
呀!......我的话更没有人听。于是想到在解放军中请尊神......来攻他们......。”
这当然是指的林彪。
文艺和军队，江青和林彪，一文一武，一女一男，风马牛不相及。能够
有硬把他们拽到一起的想象力与能力的，非毛泽东莫办。
1966 年春节，江青乘专车从上海去苏州，专程向林彪拜年。并转达了
毛的口谕：由江青出面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请林彪务必给予配合和支持。
江要求林亲自陪同，林推以身体不好，加上对文艺不内行，予以婉拒。因为
有毛的招呼，林就叫总政副主任刘志坚中将协同一下江青。刘问：江究竟想
找哪些人谈些什么？林总回答：可能是要研究三大战役的创作吧。可见林根
本不知道毛、江的真实企图。他一直没有过问。
183
后来几经周折，总算找几个人开了几次会，弄出一份初稿。毛泽东亲自
指派陈伯达、张春桥进行深加工、大改造，并赋予其理论高度和时代生命力。
题目仍然叫<<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由江送毛定稿。
毛毕竟是毛。他详细看了修改稿，又亲笔作了 15 处重要修改。尤关紧
要的是，他大笔一挥，将题目改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
艺工作座谈会>>。别小看这后加的 6 个字，那可是一石三鸟，画龙点睛！
这使“纪要”分量顿增，意义大不一样。林彪与毛、江的被动主动互相异位；
不但使江青师出有名，狐假虎威，掩人耳目，抬高江的身价；又可不露声色
地逼林走上前台。而林除了予以默认，别无选择。
梁某以为这可以作为 1966 年 7 月 8 日毛泽东在武汉致江青信中所谓
“为了打鬼，借助钟馗”的一个绝妙注脚。只是，到底是谁借助谁呢？
10.第二次庐山会议。
已见前述。后文仍有述及。
有朋友要问了：那么，莫非林彪就没有什么缺点和问题吗？
非也，非也。相反，林彪的身心都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作为军事家，
他让人敬服不暇；作为政治家，他的不足之处不容忽视。
这些，下文中将有所述及。
184
百.百年五牛图
梁某以为，华夏近百年来，内乱不断，国运不昌。三大曾令人欢欣鼓舞、
如大旱之望云霓的政治领袖：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都高开低走，虎头
蛇尾。有的甚至走向反面，给国家和民族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和无穷的后患，
理所当然地为时代与人民所唾弃，被牢牢钉入历史的耻辱柱。而中国社会若
干最重要的基本的制度性问题，迄今尚未完全理顺。一些结构性、深层次的
重大问题，仍在修修补补，得过且过，不被正视，更没得以解决。中华民族
这条内在生命力充沛的巨舰，正在内外交困危机四伏中艰难航行。
正如鲁迅所说：“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
于言的人了”。在天涯社区溜达已有些年头，惟一感兴趣的，是看帖、翻帖，
对其它的一切包括问题与主义、左右吵架、自由主义内讧、bz 上台与下野
及其争执......都未曾措意。
前不久有所触动，开始在天涯发帖。注注兄喝采兼起哄，替我起了<<
百年五牛图>>这么一个大题目，弄得我有点骑虎难下。不过也好。很多事
情不都是逼出来的吗？克尔凯郭尔说：如果非说不可，那么现在就说。好的，
在下不揣冒昧，开始说话。先是蔡锷，现在轮到林彪。这是两个武人。另三
牛：鲁迅、张季鸾、陈寅恪，则是三个文人。百年中国，惟有这 5 个真正的
大佬能让梁某感到凛然肃然。
既然以鲁迅、蔡锷、张季鸾、陈寅恪、林彪为所谓“百年五牛”，虽属
一家之言，也自然有我的标准、尺度和理由。但这并不等于他们没有缺点，
也不是我对他们所有的思想和作为都予以认同。
扯得有点远了。话题还是回到林彪。
185
上文说到林彪不少优点。下面说说他的缺陷。
1.叶群进入政治局和林立果出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
窃以为这是林总的最大败笔。
林彪性情恬淡，身体也不好，常常置身事外，政治局会议也很少参加。
老谋深算的毛泽东，亟需林彪支持、有意逐步将林推出前台时，主动提出让
叶群代替林彪出席各种会议。刚好，象江青一样，叶群也是个不甘寂寞、志
大才疏的好事之徒。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更与江青一起进入政治局。叶其实
是江的陪衬人。叶不入，江势难独进。在老干部被大片打倒、甚至流离失所
家破人亡、怨气冲天的情况下，这大大强化了毛、江的力量和地位，又使林、
叶成为替罪羊与众矢之的。毛一箭双雕。林里外不是人。政治上看似得分，
其实殊为失算。
林彪反对过好几次。但最后还是依了毛泽东的主意。应该承认，这件事，
周恩来起了穿针引线、推波助澜的作用。
无论如何，这事毕竟是毛主动，还不致犯忌。林立果就不同了。
林立果，1945 年生，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1967 年 3 月，任中国人
民解放军空军党委办公室秘书。当年 7 月 1 日入党。1969 年 10 月 17 日，
被任命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副师级)。10 月 18 日，
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将林立果、王飞(空军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周宇驰(空
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招集到一起，发出指示：“今后，空军的一切都要向
立果同志汇报，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指挥。”周、王先后在空军党委常
委办公会议和机关作了传达。一股吹捧林立果的旋风，在空军刮起，一时间，
186
甚嚣尘上。一个初出茅庐、也还精干，但缺乏资历与经验、不知天高地厚的
小伙子，居然被捧为“超天才”，自己也飘飘欲仙，自我感觉超好。终于轻
举妄动，毁了乃翁无可置疑灿烂辉煌的革命一生，为林家带来灭门之祸。
有一种辩解意见认为，这一切都是叶群伙同吴法宪私下搞的，林彪并不
知情。又说林立果也不过是一副师职干部，不过是参照肖力(即李讷）在<<
解放军报>>享受的级别罢了。这是缺乏说服力的。
田家英曾对好友说，他离开中南海时，打算向毛泽东进言三条意见。第
一条就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这是相当严厉的指控。
此言极是。我认为，林彪其实也存在同样问题。不过表现形式不同罢了。
9.13 事件弄得不可收拾，叶群、林立果、林立衡各自胡来，也不能说林彪
一点责任也没有。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岂止毛林而已!时至今日，此风好象愈刮愈烈。
而政府并无从制度上根本抑制的良策。
记得第一次庐山会议，老毛曾向彭总咆哮：“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
后乎？”
据毛身边工作人员吴旭君、张玉凤等人回忆称：毛晚年偏爱读一些低回
凄婉的古代诗词，时常老泪婆娑；并不止一次喃喃自语：我对不起开慧!我
对不起开慧!
9.13 事件前夕，毛南巡期间，多次对地方军政要员提及：一个毛头小
子，捧为超天才，没有好处。
在毛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将亲侄毛远新从沈阳调到北京，不离左右，助
理一切。
187
第二次庐山会议，毛一反常态，对林吹毛求疵，翻脸不认人。原因非止
一端。但其心理因素不容忽视。
以下是我虚拟的毛的心理活动：哪怕一个空头国家 ，哪怕废弃，老子
不做，你也没份!小兔崽子更是休想!捧老子吹老子，什么三个副词，什么天
才，老子是天才，你那兔崽子倒成了超天才，格老子莫非连你那龟儿子都不
如了？这不糟践人吗!毛家天下，你林家想坐？白日做梦!可惜啊可惜，俺岸
英儿英年早逝，要不......哼!咱们走着瞧!
这些是可以写进<<病夫治国>>的绝佳材料。分析政治斗争，不可不体
察人情。
比照这一切，我认为，毛的心路历程脉络分明。绝对不可低估小林的串
升和风光对老年毛泽东的心理刺激作用。
应该加以说明的是：林立果在空军并不能指挥一切、调动一切。我军有
严格的规章制度，谁都别想乱来。那两个一切，只不过是吴胖子为了讨好鼎
盛时期的林、叶，献媚取宠罢了。
2.林副 指示第一个号令。
1969 年 10 月 18 日为全军战备所发。历来被作为林彪的一大罪证。
根据业已披露的史料，此事与发布命令的林彪和传达命令的黄永胜都没
有多少关系。只是当时值班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阎仲川按常规办理
而已。千不该万不该的是：阎加了那么一个招摇的字头，令雄才大略、乾纲
独断的圣主触目惊心。
10 月 19 日，林彪得知后，有所不安，采用电话纪录方式，以急件传阅
188
报告毛泽东、周恩来。
毛泽东一脸的不高兴，居然亲自将它烧了。这让前来汇报的汪东兴非常
吃惊。汪当晚接到周的询问电话，周得知毛将林的报告烧了，也很是惊诧。
圣威莫测高深。伴君如伴虎。
我推测，这也许是毛对林真正产生戒心，进而认为他“迫不及待”、试
图“抢班夺权”的起点。
林低估了毛的雄猜，高估了倍儿铁的哥们关系。没有主动将这个疙瘩解
开，殊为失策。
我注意到：真正敢于当面对抗甚至斥责江青的大员，如林彪、谭震林、
黄永胜等，都是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老战士。这很有意思。
3.器量偏于狭窄。
林总生活简朴，沉默寡言。深思敢言，个性极强。但器量不够恢弘，偏
于狭窄。
罗瑞卿继黄克诚出任总参谋长，是他亲自点的将，后来两人弄得不可开
交。邓华、钟伟都曾是其爱将，皆因小故日渐疏远。军委办事组，黄永胜、
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是清一色的四野旧人，虽然皆为一时之选，但
毕竟不好，不平衡。邓小平在党内人望极高，打垮刘少奇的八届十一中全会，
虽然已经刘邓并称，但小平仍然是四个全票当选的政治局常委之一(另三人
为毛、林、周)，只有谢富治一人在小组会上攻击了邓，也不过说他全国解
放后变了而已。毛泽东始终将刘、邓分别对待，留有余地，这也才有了邓三
落三起的机会。而据一些资料称，后来，林对邓，则不是与人为善的态度。
189
这大约也是拨乱反正时期林冤沉海底谢被鞭尸的因由之一吧。
甚至就是跟林关系最为深厚的罗荣桓、刘亚楼，去世前，也与林有些磨
擦。林对罗帅不满，是罗对林在全军开展学习毛的著作只强调“老三篇”有
些保留，担心片面化、庸俗化，不料伤了林的自尊心。空军司令刘亚楼上将
本来一直是林最欣赏和喜欢的老部下，当时也因为与罗长子走得太近而被林
疑忌。总政主任、也是林老部下的谭政大将更被打倒。另外，军队批判教条
主义，整刘伯承元帅，虽是毛、彭主导，但林作讲话时，据邓说，是“声色
俱厉”的。杨余傅事件，倒跟林没多少关系。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这一切说明，林彪其人器量有欠恢弘。让人想起韩信不愿与樊、绛之流
为伍的故实。韩信与林彪，性格与命运，倒是确实不乏相似之处。
4.两面派。
当年给林彪定下的罪行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
叛徒，卖国贼。
这基本上都是扯淡。
只是两面派一说，倒也并非全然诬枉。
林总被迫出山后，两次庐山会议之间，他对把毛捧为中国至高无上的第
一号神，居功至伟，责无旁贷。一方面，是大事吹捧，不遗余力；另一方面，
却是私下里多所保留，甚至深恶痛绝。中共高层，对毛认识之透，厌恶之深，
莫过于林总。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想，他自己一定也很矛盾、痛苦。林
曾几次向毛提出辞职(包括副统帅)，毛都不允许。林想见毛面谈，毛又托辞
不见。两人矛盾、意气日渐加深。
190
说林的表现象个两面派，信然。但联想起少奇大搞对毛的个人崇拜，联
想起文革中周、邓诸公的表现，似乎也不好深责林总。
更多的，应该从制度、体制方面找出问题，加以解决。
5.心不够黑，皮不够厚。
李宗吾先生的厚黑学，看似戏言，其实是独具只眼，大有名堂的。
张玉凤见过不少高官的检讨书。都是糟蹋自己和同僚，讴歌圣上。很多
都是令人作呕、不堪入目的。
据说，林彪是惟一没向毛泽东作过检讨的中共大员。风雨如磐，泰山压
顶时，军人林彪仍然挺直了腰杆。
1971 年 5.1 国际劳动节，在天安门城楼，林彪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毛
不理他，他也不睬毛。坐了几分钟，居然拂袖而去，不辞而别。这可急坏了
一旁的摄影记者。同席的周恩来、董必武更是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起先，我当这是一条八卦，不大相信，以为林总不至于这样憨直，不给
领袖面子。
2003 年，适逢毛泽东 110 周年华诞，官方有关部门组织撰写的<<毛
泽东传>>(1949----1976)公开出版。赫然载有此事。
哎呀我的天，林总可真是了得!全党全军，除了林总，谁有这个头？!
这象个处心积虑的阴谋家的作为吗？
但从现实政治考虑，这无疑是失策的。这说明林彪无论如何，毕竟只是
一个职业军人。跟玩政治的一代宗师毛氏相比，实在还是太嫩。
一句话：心不够黑，皮不够厚。
而这一切，都跟林彪身体不好密切相关。林身体差的罪魁祸首，还得怪
191
当年误伤他的那位阎军神枪手。
以上说了林彪一些不是。那么，他身败名裂，是不是就罪有应得呢？
非也，非也。
相反，在下认为，这是一桩千古奇冤。
千.千古奇冤
辛弃疾词曰：将军百战身名裂。
确实，白起、韩信、岳飞、袁崇焕......莫不如此。
林彪也不例外。
君主用得着他们时，解衣推食，无所不至。翻脸不认人时，就痛下杀手，
必欲除之而后快。最便给的罪名，当然是十恶不赦的谋反。还嫌不够，就再
加上点诸如里通外国(对彭总亦是如此)这种猛料，让你身败名裂。
<<诗经>>说：非今斯今，振古如兹。确实，这种把戏一演再演，并不
新鲜。
历史已经证明：白起、韩信、岳飞、袁崇焕......诸案都是旷代冤狱。
历史亦将证明，林彪一案，实乃千古奇冤。
前面说过，第一次庐山会议前，林总几乎无可挑剔。两次庐山会议之间，
不无瑕疵，但都可以理解，大节无亏，有些地方甚至难能可贵。关键问题在
于 9.13 事件的真相与评价。
说到 9.13 事件，不得不先说说晚年毛泽东。
毛氏文韬武略，建党立国。说话海阔天空，文章行云流水。炉火纯青，
老谋深算。实乃不世出的枭雄。又极具个人魅力。真个是“心如涌泉，意如
飘风，强足以距敌，辩足以饰非。顺其心则喜，逆其心则怒，易辱人以言。”
192
上文亦涉及一些对他的评价，多为正面的，尤其是 1949 年之前。
但在晚年，毛走向了反面。借用邓小平一句比较费解的话说，就是：毛
的问题就在于他背离了他本来正确的东西。
毛最喜爱的秘书秘书田家英，曾私下对好友说，他离开中南海的时候,
准备向毛泽东提 3 条意见：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
有人议论；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
这实在是切中要害的金玉良言。但毛恣肆横暴到田连话都没机会说出就
死于非命。
据陈伯达回忆：“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后，一九六九年四月三十日， 请
了总理、林彪、康生、谢富治和我，讨论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久。总理讲
了经济停滞、社会无政府主义、大批干部被打倒等问题。 听著，有时用铅
笔记著。林彪讲：‘同意总理意见。要发展经济，发展国防，整肃社会派别、
山头。’我也讲了：‘毛 革命路线已经取得彻底胜利，要发展经济，团结大
多数。’ 怕（文革）结束，他讲：‘斗批改还刚起步，斗争还有反覆，彻底
胜利！还要不要革命？看来，今天我又是少数。’康生、谢富治当即表态，
站在 一边。当时气氛很沉闷。总理说：‘我对 的教导、对 思想的学习、领
会还是很差，要很认真总结、检讨，否则，在工作上会犯大错误，还迷惑著。’
讲：‘总理，检讨不要勉强。党内有不同观点、有不同立场，我不惊奇。’他
说著就朝屋外走，散步去了。原订和 的晚餐也取消了。
事后，总理见了林彪，也打了电话给我，希望能向 作检查，缓和政治
局常委内部的气氛。为此，林彪给我打了电话，表示理解总理善意，顾全大
局；但又表示： 听不得一点不同意见，比斯大林更专制，国家会有灾难降
193
临。”
可见党内高层关系扭曲到了何种地步。毛，不活脱脱一个无法无天为所
欲为的独夫吗？
管中窥豹，略见一斑。周、林诸公当时生存在一种什么样的政治环境下，
不难想见。能怎么说？该如何做？不容易啊!
纳谏如此。那么，用人呢？
晚年的毛，最信任的是他的老婆江青。其次是两个对他无限服从顶礼膜
拜的白面书生张春桥、姚文元。以下，就是工人王洪文，农民陈永贵。再就
是后起之秀的老干部纪登奎、吴德等。这都是他夹袋中的人物，可以玩弄于
掌股之上。倚以治国，可乎？
总理病危时，叶帅一再叮嘱身边工作人员：总理如有遗言，一定要一字
不漏地记下交给他。及至总理逝世，纸上还是一片空白。叶帅噙着泪说：
“他
一生都顾全大局......”
第一次天安门*事件，毛认定小平是后台老板。政治局开会，江、张等
意图开除邓的党籍，以绝后患。一向沉稳圆融的叶剑英忍无可忍，愤然拍桌：
“党籍都要开除？那好，连我的一起开除吧!”摔门而出。
在第二次庐山会议上，康生曾说：支持毛做国家 ，林做国家副 。如毛
一定不做，则请林做国家 。毛、林都不做，就不设国家 。并说这是中央委
员会的一致意见。毛打算打击林，私下向康老吹风时，康居然说：他想做，
就让他做吧。毛厉声喝道：你是不是老糊涂了？康没作声。
最后岁月，周恩来、康生几度关门密谈。颇为吊诡的是：康生去世前，
居然写信给毛，揭发江青、张春桥历史上都是叛徒!这太耐人寻味了。
194
第二次庐山会议上后，江西省委有位负责人说有好几个想不到。其中之
一是：想不到康老从此撂担子，不干工作了。
粉碎四人帮后，李先念说：张春桥这家伙整个一政治局里的恶霸! 病重
已久，不能理事，总是由他代传圣旨。我们实在无法分辨，哪些话是是 的，
哪些话是他自己的!
有人问叶帅为何不早点干掉四人帮。叶回答：投鼠忌器。事实上，毛尸
骨未寒，叶等就痛下辣手。这其实是一次中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军事政变。
但顺应了潮流民心。正如郭沫若所欢呼的：“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
毛、江极左路线得以废止。国家命运出现新生。
这一切说明了什么呢？
毛、江一伙的倒行逆施，肆无忌惮，不得党心，不得军心，不得民心。
已到了天怒人怨、令人近乎无法容忍的地步。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大家不妨设想一下：毛后死十年，该会如何？早死十年，又该当如何？
朱彝尊词云：当年博浪金椎，惜乎不中秦皇帝!
林总果然有除此独夫、与民更始之念之行的话，我会对他更为敬佩。可
惜他没有。话题再回到 9.13 事件本身。
9.13 事件，已有不少专文、专书。虽仍有些云遮雾罩，但真实面目的
轮廓已经逐渐展现出来。为了避免文章过于冗长，对事件过程本身不再赘述。
只是着重探讨以下问题：
195
1.事实上，256 号专机的驾驶员潘景寅(空军第 34 师亦即专机师副政委，
全军最优秀的飞行员)及三个机组人员，还有司机杨振刚，早已取消“叛徒”
的恶谥，恢复军籍，家属也享受一些津贴。只是不好把他们作为烈士宣扬(那
必然马上会引发人们的极大疑问)，而是代以一个莫名其妙糊里糊涂的“病
故”。这出自邓小平的最高指示。
而根据中外所有相关资料，机上并无任何发生过搏斗的痕迹。相反，坠
毁前，机上人员都已摘掉手表、鞋子等，作好迫降准备。
这就奇怪了：潘景寅飞行路线肯定执行了林彪的指示。如果说林彪叛党
叛国，罪该万死；那么，这个忠实执行叛徒命令、义无反顾的家伙，怎么就
居然不是叛徒了呢？世界上有这样的道理吗？能自圆其说吗？这给我的印
象是：当局早已明白究竟，但有某种难言之隐；小人物好说一点，糊涂了案；
大人物牵一发而动全身，只好若无其事。没上飞机而幸免于难的副驾驶康庭
梓不久前在凤凰卫视所作的大胆假设完全与事实相悖，毫无意义。
我认为，这才是林彪 9.13 事件真相的最佳切入点。
2.被作为定罪重大物证的，是所谓林彪给黄永胜的一封信，以及所谓“政
变手令”。
官方说法是：毛泽东将不利于林彪的“黑话”通过不同途径传到北戴河
后，9 月 7 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命令。9 月 8 日，林彪
下达了“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反革命政变手令。林立果带
着这个手令到北京，密谋杀害毛泽东；；策划攻打钓鱼台，活捉江青、张春
桥、姚文元。9 月 11 日，林立果又将林彪写给黄永胜的亲笔信交给王飞，
要王和黄取得联系。信的内容是：“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
196
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信上没有日期。但王飞并未
将信交给黄。
林彪有什么必要给在这一天内与叶群通过 5 次电话的黄永胜写这样一
封亲笔信？黄永胜当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而王飞不过是空军副参
谋长，为什么林居然要黄“有事时”与王“面洽”？
王飞、江腾蛟(南京军区空军前政委)分别被指派为联合舰队北线、南线
负责人，为林立果所倚重。但都疑虑重重。对此，小林想了一些办法。9 月
9 日，他要王飞送一个信封袋给黄永胜，一再强调其重要性，并特别嘱咐说：
“不要暴露我在北京，就说你刚从北戴河回来。”
9 月 10 日，王副参谋长求见黄总长。黄见了王。王送上信封袋，寒喧
了 20 来分钟，就告辞了。
那么这个大信封袋里，究竟是什么重要物件呢？
说来滑稽：里面装的是一盒菠萝糖，一件尼龙背心。如此而已。
这不是很奇怪吗？
林彪、叶群如果真要给黄永胜送什么重要的东西或讲什么重要的事情，
都可以采取其它很多更适合的途径，完全没有必要这么曲里拐弯，不伦不类。
值得注意的是：林立果并未将所谓亲笔信及时交给王飞送达黄，而是到 9
月 11 日王飞情绪低落时才拿出来亮给他看了看，以资鼓励。后来又要了回
去交于新野保存，并一再叮嘱王飞不得声张。
这是为什么？
我看，除了林立果假传圣旨，故弄玄虚，买空卖空，欺上瞒下，实在不
好作别的解释。
197
所谓“手令”，也只是一直由林立果、周宇驰持有，亮给几个人看了看。
9 月 13 日，周宇驰、于新野自杀前分别将“手令”和“亲笔信”撕得粉碎。
后来被专案组得到，重新拼接，作为“铁证”。
试问：这能取信于天下、取信于子孙后世吗？
3.1971 年 9 月 12 日晚 7 时许，周宇驰布置第二天南飞广州计划。其
中说到：“明天上午 8 点钟，首长(指林总)从北戴河直飞广州沙堤机场，......
王副参谋长、江政委、于新野，明天早晨 6 点钟以前到(北京)西郊机场工字
房，由王副参谋长通知黄、吴、李、邱到机场，就说林副 招集他们到广州
开会。要保证他们安全上飞机。如个别人不愿去，就强迫他们上飞机。”
这又说明了什么？林彪知情吗？黄吴李邱几位将军知情吗？他们之间，
真可能存在什么政变计划吗？林总和这几位将军是我军最出色的将帅，真有
谋反之心，会象我们看到的那样如同儿戏吗？相似的例子其实还有很多。指
控他们的罪行，没一个站得住的铁证。相反，可以证明他们无辜的例子则很
多，举不胜举。
可悲的是，无论毛堕落到何种地步，只要他一息尚存，这些元勋宿将，
恐怕至多也只敢腹诽，连做梦都不敢想到，采取断然措施，兴利除弊。
由此可见专制制度将人性扭曲到了什么程度!
4.一切都说明 9.13 原计划是上午飞往广州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使北戴河乱成一团，使 256 号专机午夜仓皇起飞终至折戟沉沙？周恩来最
后与叶群通的那个电话究竟说了些什么？为什么不直接下令机场禁止起
飞？为什么 8341 部队不予制止而只是象征性尾追？为什么飞机上得了天却
落不了地？
198
5.李文普的表现和孤证作用甚巨，而破绽百出。论及其人其事的文章已
很多，我就不在这里多费笔墨了。他辜负了林总的信任，死有余辜!只是，
如果有人代表组织交代过他，只能怎么怎么说；而他别无选择，只能背负心
狱以终残年的话，那就太可悲，也太残酷了。
综上所述，我有以下几点结论：
1.无论是什么情形，林总都无罪有功。应予彻底昭雪，还其相称的历史
地位和荣誉。并尽快索还遗骨，循礼安葬，以顺天心，以应民气，以慰亡魂。
2.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诸位将军无罪有功，应予彻底平反。
他们与林，只是正常的上下级关系，工作关系。他们都是经历长征、百战沙
场的老红军。这么些年，党和政府对他们是很不公平、很不应该的。如果惟
一依然健在的李作鹏中将能亲自看到这一天，将具有特别意义。
3.林立果等联合舰队成员按当时来看，犯有罪行。但现在看来，究竟如
何评价，可以从长计议。
4.1981 年的“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十足的“葫芦僧
判断葫芦案”，应予撤销。林彪等人才是江青一伙的拦路虎和死对头。邱会
作翻船前曾经叹息：没我们几个在前面挡着，他们以后会把矛头直接指向总
理，总理会更困难，国家的事情更不好办了。事实完全证明了邱中将的先见
之明。在政治上比林总更为成熟老练的周恩来，深明对毛“只可顺守，不可
逆取”的道理，忍辱负重，鞠躬尽瘁。但有人丧心病狂，不准身患癌症的周
及时动手术，终于未能顺守成功。总理当年为林总的惊天一恸，是多年委屈、
压抑的一次瞬时爆发，“既伤逝者，行自念也”。几十年来，他与林总一直关
199
系良好。对林总的结局，周有种“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的内疚感。
但那种认为毛、周联手置林于死的说法是缺少根据、不负责任的。毛本人也
未必就想整死林彪。邓谓毛：谁不听话他就整谁；整到何种地步，他还是有
所考虑的。
故意将林、江搅为一团反敌为友，完全是为了开脱毛泽东。于是，十年
前就死于非命的林总又被当成替罪羊和垃圾桶，什么坏事都往他身上推，什
么脏水都往他身上泼，罔顾起码的事实与道德。清高淡泊、私德几乎无可挑
剔的林总，被描绘成一个罪大恶极一无是处的小丑：不看书，不看报，不会
打仗，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这成为当年东野的旋风部队(3 纵)司令韩先楚
上将生平两大恨之一，一想起来就感到痛心疾首。这难道只是林总一个人的
耻辱？这难道只令韩上将一个人愤怒？
难怪孔门高足子贡要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
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5.高饶一案应予实事求是的平反。
所谓十次路线斗争的代表性人物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
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其实都是党的干才，
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坏人，没有一个人有罪。当然，错误是有的。人非圣
贤，孰能无过？夸大其辞，甚至罗织罪名，都是当年政治斗争的需要。在强
调民主与法制的现代社会，这种做法自然遭到唾弃。但旧帐应该清算，应还
历史以本来面目。唯一无须翻案的是四人帮。这几个家伙恶贯满盈，罪有应
得。几乎没有人同情他们。但客观说一句：某种意义上，他们也只不过是替
罪羊，可恨之余，也不无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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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记.淮阴侯列传>>的末尾，太史公曰：“......假令韩信学道谦让，
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
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李慈
铭说：“此史公微文，谓韩信至愚，必不至此也。”李笠批注：“天下已集，
岂可为逆于其必不可为叛之时？而夷其宗族，岂有心肝人所宜出哉!读此数
语，韩信心迹，刘季吕雉手段，昭然若揭矣!”
而朱轼在<<历代名臣传.岳飞传>>的结尾写道：“飞以韩、白之才，而
忠孝出于天性，谦恭不伐，忧国勤民，可谓大臣也已。恢复之志虽不遂，然
平生大功，亦莫之与敌。宋初南渡，溃裂分散，不可为国，飞始复建康以扃
北户，取襄阳以遏上流，平群盗以清根本，又设间废刘豫以除心腹之害。微
飞，则诸将不能独当，虽欲限江淮而守之，恐未能也。至于襄阳，飞所自营
置，终宋之世，以为强藩，宁、理之后，视襄阳为存亡。宋之有是人也，而
使之至此，可悲也夫!”
陈寅恪先生诗云：是非谁定千秋史？哀乐终伤百岁身。
敲这等文字，令人非常压抑。打住。
我想：日后的史学大师们，会为林总写下怎样的传记和赞语呢？可以与
一样蒙受千古奇冤的千古名将韩、岳二公相媲美吗？
万.虽万千人吾往矣
很喜欢孟夫子这句话。以为它与苏东坡的诗“万人如海一身藏”异曲同
工，非常人所能道。
原文作“虽千万人，吾往矣”。金庸借用为词句作为<<天龙八部>>回
目，出于平仄需要，将千、万移位。这样音节上更为铿锵。将错就错吧。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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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写乔峰的章回。荡气回肠，血脉喷张。我看金庸，亦如小马过河，不排斥，
也不痴迷。<<笑傲江湖>>、<<鹿鼎记>>和<<天龙八部>>是看完了并且
还认为比较不错的几部。最喜欢<<笑傲江湖>>(但是李亚鹏......还是不说这
个罢)。梁某以为任我行、东方不败、向问天分别是在影射毛泽东、林彪、
周恩来。
闲话少讲，书归正传。
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林能甘于寂寞,安心养病，坐享其成就好了。
我倒也是这样想的。你看陈云，1976 年后不就成了元老中的元老，牛
得很嘛。林总尚在的话，谁敢托大？!
可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把自己的一票投给你，破例一再登门拜
访，批评你“有暮气”，希望你“多活 20 年”，亲书条幅鼓励你“志在千里”、
“壮心不已”，碰到麻烦，眼巴巴指望你来救驾.....如果这一切你都不管不顾，
是不是又太不识抬举、不近人情了呢？
林总容易吗？他能怎样做？这是不是逼上梁山呢？高明有以教我。
又有一种看法是：九大前后，因为国内外形势特殊，军方地位凸出。这
是一种非常态。但林对此认识不足，反而开足马力，向前狂奔，在第二次庐
山会议上直取毛的心肝宝贝张春桥，这虽然令人钦佩，但政治上不很明智，
不大可取。9.13 事件前，跟毛作个深刻一点的检讨，没准就过去了，大家
都作，你也作那么一个，又有什么呢？邓不就是会作检讨和保证，才得以东
山再起？毛虽然明知邓“这个人是不老实的，一贯很不老实的，说什么‘永
不翻案’，靠不住啊”；但左右不过就那几棵葱，还不是得起复重用？搞政治，
是不能顾脸面、争意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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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作为政治家，林彪确实不够成熟。面皮太薄，个性
太强，能入而不能出，能伸而不能屈。另外，他身体不好，性格也太不活跃，
知识和思想都有其局限。
有比较才有鉴别。下面举两个例子，加以比照。
功名鼎盛时期的曾文正公，头脑并未发热。他致信曾老九：“处大位大
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退让几许，减
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他预料到攻克天京会成为他与清廷关系
的一个新的转折点，可能会出现某种政治上的危机。攻陷天京后，曾老大并
不兴奋，而是绕室彷徨，彻夜不眠。终于痛下决心，自剪羽翼，裁减湘军，
以释朝廷疑虑；同时不顾老九的强烈不满，让他开缺回乡调理，以避开舆论
锋芒，解除慈禧太后心病。文正公毕竟老谋深算。此招果然效果良好，一切
ok.
跟曾国藩比，林彪政治上就显得明显小儿科。
1930 年中原大战前夕，时任河北省 的晋系首席大将徐永昌，应阎锡山
之召，回太原密议联冯讨蒋。会前，炮兵司令周玳问徐的意见。徐明确表示
反对。他说：“对国家说来，刚刚打完仗，不应再打了。对总司令(指阎)说
来，也不利于打仗。第一，不打仗，人们都来捧他，他是爷爷；如果打起来，
一定都要向他要东西，他又很吝啬，哪能满足这些人的欲望，他就成了孙子
了。第二，冯玉祥这人，......不管亲疏，都会遭到他的暗算。以前，多少人
吃过他的亏。......现在和冯一同打蒋，哪能可靠？在作战的紧要关头，说不
定冯又出什么新花样，我们倒蒋不成，反而会吃大亏。至于李(宗仁)、白(崇
禧)，相隔很远，他们是不是能打到武汉，颇成问题。韩复榘、石友三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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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义，再过二三年，在社会上就没有这两人的声音了。唐生智毫无实力。刘
文辉的川军，从来就没有出来过。刘珍年、白宝山等，都是骗钱的，更是靠
不住。如果打起来，这个重担子就全要由咱们挑起来，你看这个仗怎么打？”
这是一位真正的高手。阎执意要打。但事实证明，徐的判断完全正确。
难怪他后来被老蒋网罗过去，先后出任军令部长(与军政部长何应钦、军训
部长白崇禧平起平坐)、国防部长等要职，极为倚重。
跟徐永昌比，黄吴李邱几员大将的见识就远为逊色。也难怪林立果瞧不
起这几个大老粗了。
我想，作为常胜将军和毛氏心腹，林总的经历一直比较顺，没经过多少
坎坷、挫折的磨练；心气又极高；一旦被无端指责，自尊心受损，产生严重
的对抗心理，不稍顾惜一切。可能也是一个原因。
林彪的老首长叶挺将军说：“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林总坚决不向毛
低头，坚决不作检讨，保持了人格尊严，让毛尝到了一丝挫败的滋味。最后，
用一家人的鲜血和生命，与专制体制决裂，惊醒了一代青年，宣告了文革乌
托邦的破产。迫使毛不得不调整政策，改善了一部分人的命运，使国家前途
出现转机。如果我们可以原谅周公、邓公甚至老毛一些未必出于本愿的表现；
我不知道，又有什么理由去奢求林总呢？
我有一位朋友，是当地名医。有一次聊天，他说：“毛泽东当然了得。
但太好斗，折腾来折腾去，对谁都没什么好处。他一生也就保住了他自己一
个人。”在下对此印象非常深刻。
张国焘说：政治充满罪恶，革命不是圣洁。
9.13 事件不久，毛就害了一次重病，几乎一命呜呼。从此身心俱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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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复往日豪情壮志。毛从肉体上消灭了林，林从精神上击溃了毛。两败俱伤，
同归于尽。毛的自信心丧失了，就此英雄迟暮，步入穷途末路。
吕后伙同肖相国杀了韩信。太史公说事后与闻的高祖是“且喜且怜之”。
一生好走极端的毛，晚年百无聊赖，信笔涂鸦，居然写出这样的句子：“群
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林彪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时，
他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是得意、调侃，还是悲凉，甚至后悔呢？我不知道。
悠悠人世，滚滚红尘。虽万千人，林总往矣。
林彪是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以及文革史上极为
重要的人物，林彪事件更是 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政坛上发生的巨大事件，
这一事件成为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政治事件，它标示了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理论与实践的破产。但是长期以来，官方垄断了林彪事件的解
释权，将林彪定性为“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
林彪的出走是“和平过渡未果，阴谋政变未遂，叛国投敌，自取灭亡”。在
1981 年的所谓“超级审判”更将林彪定为“反革命集团”主犯，并故意与
江青集团混为一谈，以免涉及到毛泽东。林彪一案株连甚广，中共军级以上
干部被立案审查者就达上千人之多；空军受害尤深，能言敢战之士凋伤殆尽；
其家属、亲友和部属亦广受牵连，被迫害者达几十万众。这一影响甚至延续
至今。此外，林彪一案是当局在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并宣称彻底否定
文革之后，唯一保留的文革之中定案的大案。所以，在林彪事件过去三十多
年后，仍然有必要重新予以探讨和评论，尽最大的可能拨开历史的迷雾，还
历史以本来面目。
为不为林总平反，何时平反，值得秉政诸公三思。依我看，事实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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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所向，势在必行，迟不如早。现在应是最少历史包袱，集人气而顺民心
的最佳时刻。一届任期，数年而已，转眼即过，时不我待。帐，赖是赖不掉
的，自有千秋青史在。拖长了，本息累计，成为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亦未可知。该断则断，当行须行。
梁某心目中，赤县神州，近代最优秀的军人，乃是蔡锷；现代最优秀的
军人，厥惟林彪
该结束这篇在下自己也始料未及的长文了。谢谢所有参考书目的作者，
谢谢所有耐心看完本文的朋友们。
最后，借用被顾随先生称作“眼界极高、心肠极热之山东老兵”的一代
天骄辛弃疾的一首词，作为本文结尾：
悠悠万世功，
矻矻当年苦。
鱼自入深渊，
人自居平土。
红日又西沉，
白浪长东去。
不是望金山，
我自思量禹。
（全文完。修订稿。完稿于 2005 年 9 月 13 日凌晨，时值中华人民共
和国最杰出的军人林彪元帅非正常死亡 34 周年忌日。遥望天北，泪不能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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